幻觉

[美] 奥利弗·萨克斯 著

高环宇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觉 / （美）萨克斯著；高环宇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

ISBN 978-7-5086-3602-3

Ⅰ.①幻… Ⅱ.①萨…②高… Ⅲ.①幻觉－研究 Ⅳ.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8752号

Hallucinations

Copyright©2012, Oliver Sacks

Simplif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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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觉

著 者：［美］奥利弗·萨克斯

译 者：高环宇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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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萨克斯作品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错把妻子当帽子》

《钨舅舅》

《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

《睡人》

目录

引言

1 无声的人群：邦纳综合征

2 囚犯的电影院：感觉剥夺

3 一丝红酒：嗅幻觉

4 听幻觉

5 帕金森病的错觉

6 改变的状态

7 图案：偏头痛患者的幻视

8 “神圣的”疾病

9 一分为二：偏盲症的幻觉

10 谵妄

11 睡与醒之间

12 嗜睡与噩梦

13 心乱神迷

14 分身有术：幻觉出另一个自己

15 幻肢、重影和虚影人

致谢

引言

16世纪早期，“幻觉”（hallucination）一词作为精神恍惚的代名词被首次提及。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精神病专家简-艾提纳·多米尼克·埃斯基罗尔（Jean-Étienne Dominique Esquirol）赋予它现在的含义之前，我们把它当成“灵异现象”（apparitions）。很难在幻觉、错觉和幻想间做出清晰的界定，因此对幻觉的定义也多种多样。简·德克·布洛姆（Jan Dirk Blom）就在他的百科全书《幻觉字典》（A Dictionary of Hallucinations）中收集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不同学者给出的数十种定义。

幻觉通常被定义为在没有外界客观刺激时所出现的知觉体验，即看见或听见不存在的东西。[1]

知觉是可以延伸和分享的：例如，可能你和我一致认为那儿有一棵树；但如果我说“我看见那儿有一棵树”，你却没看见，你就会把我所谓的“树”当成幻觉。幻觉就是在我的大脑或心理编造出来而你和其他人都感觉不到的东西。

然而，对于有幻觉的人来说，幻觉似乎是确凿无疑的，它们从被投射到外部世界开始在各个方面模仿知觉。幻觉就在那儿，它在你的外部世界，而你内心的意象则只是停留在大脑的“想象空间”里。

幻觉往往会让人心惊胆战。有时候是因为它的内容，比如屋子中间趴着一只巨型蜘蛛或者站着一个6英寸（大约15厘米）高的小矮人；但更根本的在于它没有旁证，没有其他人如你所见，你惊讶地意识到大蜘蛛或小矮人一定只存在于你的大脑里。

当一张朋友的脸或者埃菲尔铁塔在你的脑海中浮现的时候，这些普通的表象停留在你的大脑里。它们不像幻觉那样投射于外部空间，并且缺乏知觉对象的细节特征。你积极地创造这种自发的表象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它们。相反，面对幻觉你是被动和无助的，它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碰巧遇到你，自得其乐地出现和消失，根本不在乎你。

还有另外一种幻觉，有时被称作“伪幻觉”（pseudo-hallucination），这种幻觉并不展现在外部空间而是保留在人的大脑里。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闭上眼睛的临睡前状态。但这种内在的幻觉具有幻觉的全部特征——不由自主地出现、不受控制地存在；可能还有不同于正常视觉成像的颜色和细节或稀奇古怪的形状和变化，让人不可思议。这种虽然存在于体内但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幻觉表明，可能存在不同的机制分别负责幻觉的形成和把它们投射到外部的感性世界。

幻觉和错觉、幻想有共同的地方。如果，我盯着某张脸只看到一半，这是错觉。这种情境在复杂的幻觉中就显得不那么容易理解。比如，我看着站在我面前的人，不是一个身影，而是五个，这种“视物显多症”（polyopia）是错觉还是幻觉？如果，我看到有人在房间里从左走到右，然后他们一直这样走来走去，这种重复（“视象存留”，palinopsia）是知觉偏差还是幻觉，或者两种兼而有之？鉴于幻觉是无中生有，在我们谈及此类由人的出现引发的现象时，倾向于把它当作“错觉”或“幻象”。

我的很多病人既有真正的幻觉又有复杂的错觉，有时候真的很难进行甄别。

虽然，幻觉可能和人类的大脑一样老（我们不知道是否其他动物也有这种经历），但我们对它的认知也是在最近几十年才有了飞速提升。这些新知识主要来源于我们在幻觉过程中进行的人脑成像、脑电波监测和新陈代谢的测定。这些技术加上对需要手术治疗的顽固性癫痫患者进行的植入式电极研究，使我们得以界定大脑区域和不同幻觉相关联的部分。例如，右侧颞叶皮层通常参与面孔识别，它的异常兴奋可能产生脸部幻觉。相对应的左脑梭状回视觉字形区负责阅读，非正常的刺激，可能产生对读物或乐谱的幻觉。

肯定有人想知道是否幻觉一直在我们的精神系统和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难道在偏头痛发作和其他健康状况下出现的几何图形奠定了土著艺术的基调？难道常见的视物显小幻觉症创作了民间传说中的神灵妖怪？难道由恶魔缠绕的梦魇组成的可怕幻觉使我们对魔鬼、巫师和邪恶的外星人有了概念？难道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2]那样的“狂喜”给了我们灵性？难道游离的状态证实了人是可以灵魂出窍的？难道空灵的幻觉一直在支持人们对鬼神的信仰？为什么我们熟悉的每一个文明在追求生命的辉煌时，无不首先想到寻求和利用迷幻药？

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1845年，亚历山大·布赖尔·德·伯斯倪昂特（Alexandre Brierre de Boisniont）在第一部系统阐述这个主题的医学著作里，以“幻觉与心理、历史、道德和宗教的关系”为题的一章中探究了这些想法。虽然它最初被当作神经科的特殊病例，但时间拓展和加深了我们对其饱含文化重要性的理解。

我不会过多地提及广袤迷人的梦境，因为有人会认为它是幻觉的一种。相反，我要讨论的是幻觉如梦的特征和在某些突然发作中感受的似梦的状态。

精神分裂患者常见的幻觉需要单独考虑，独立成书，因为不能把他们从经常剧烈变动的内心生活和所处的精神分裂症环境中分离出来。我真正涉及的幻觉是发生在器质性精神病患者身上，这种暂时的精神病有时和谵妄、癫痫、吸食毒品以及某些病症有关。

幻觉通常被当作发疯的预兆或者大脑可怕病变的预警。但大多数幻觉没有这么负面的含义。虽然如此，患者还是不愿意承认他们有幻觉，害怕外人，包括他们的医生以为他们会神志失常。幻觉总是和耻辱连在一起。这本书中涉及的很多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希望他们的故事能消除有关幻觉这个话题种种、有时甚至是残忍的误解。

幻觉现象学不但指出大脑体系和机制参与了幻觉的产生，而且对大脑的运转提供了无法替代的认识。但我论述幻觉中机制和神经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联时，更关注的是尽心体会病人和笔友的感受，以及幻觉对他们自身的影响，因为幻觉的力量只能以第一人称加以感受。所以我希望这本书成为一部幻觉的自然史或者文献集。

我一直很幸运地在行医和与读者的交流中遇到了无数愿意与我分享亲身经历的人（我把这种交流当作我职业的某种延伸）。不管他们的故事是否被直接引用，他们都是这本书的功臣。

本书中一些章节按照医学分类编排：如失明、感觉剥夺、嗜睡等等；其他章节按照症状分类：如听见的事、闻到的物等等；但这里有很多重叠和互相关联的内容，任何一种特定模式的幻觉都有可能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在这里，我希望选取的病例能让读者感受到幻觉经历的无限空间和变幻莫测。

[1]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威廉·杰姆1890年《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中所述：“幻觉完全是意识的绝妙体现，感觉好像有个东西历历在目，但是恰巧那东西没在。就这么简单。”

[2]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所走过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即如有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国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国文学的深度”。1846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小说一出版，即轰动文坛，受到读者的普遍赞扬。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之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和《脆弱的心》等几个中篇小说，以及其代表作《罪与罚》。——译者注

1
无声的人群：邦纳综合征

2006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接到疗养院的急诊电话。90多岁的住院病人罗萨莉（Rosalie）突然出现了奇怪的幻觉，她的所见真实得不容置疑。护士请来的精神病专家怀疑她的病症是神经上的问题，或许是老年痴呆症，也可能是中风。

我到了以后向她问好，却惊讶地发现她竟然完全是个盲人，但护士从没提到过。她已经失明多年了，现在竟“看见”有东西就在眼前。

“什么样的东西？”我问。

“穿着东方服饰的人！”她大声叫嚷着，“披着斗篷，在楼梯上上下下……总是有个人转头冲我笑，但他嘴边长着一排巨齿。我还看到了动物。我看见这一幕和一所白房子，天上正下着雪，柔软的雪花，漫天飘舞。我看见一匹马（不是什么漂亮的马，是那种干活的马）戴着马具，把雪慢慢拖走……但是它不停变换……我还看见很多孩子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他们穿着鲜艳的衣服，玫瑰色的，蓝色的，好像东方式的装扮。”很多天以来，她一直看见这样的情景。

当罗萨莉沉浸在幻觉中时，我观察着她（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病人），她的眼睛睁着，即便什么也看不见，却依然转来转去，仿佛正在观看现场表演。就是这一点首先引起了护士的注意。这种注意力或者眼神是不会出现在幻想的时候的。大多数人专注于内心想象的时候，倾向于闭着眼或者心不在焉地发呆，并不盯着什么具体的实物。科林·麦金（Colin McGinn）在《心灵视线》（Mindsight）中提到，人们不愿意在自己的想象中发现惊喜或新奇的东西，但是幻觉会充满惊奇。它们比想象更细致入微，迫使人去探究。

罗萨莉说，她的幻觉不像梦更像电影，像电影那样时而让她陶醉，时而让她厌烦（那些不停地蹿上蹿下，那些东方特色的服装）。他们来来去去，与她毫不相干。无声的画面，没有人注意到她。除了那诡异的寂静之外，那些轮廓看上去实实在在、真实可信，虽然有时候它们只是平面的影子而已。她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情不自禁地怀疑是不是把魂丢了。

在仔细地询问罗萨莉后，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明她精神混乱或出现错觉的迹象。在检眼镜下观察，我只看到她的视网膜有损坏，除此之外再无缺陷。从神经学的角度上看，她是完全正常的：一个意志坚强的老妇人，在她这个岁数算得上精力充沛。我让她对自己的大脑和精神放心，实际上，她看起来神智相当正常。我向她解释，虽然很不可思议，但幻觉在盲人和视力有缺陷的人群中并不罕见，这些幻影不是精神病的征兆而是大脑对视觉丢失的反应。她患了邦纳综合征（Charles Bonnet Syndrome，CBS）[3]。

罗萨莉对邦纳综合征有了充分的了解，但仍困惑于为什么失明多年直到现在才有幻觉。不过，她非常高兴和欣慰自己的病情是明确的，而且还有公认的名字。她挺了挺腰板说：“要去告诉护士，我有邦纳综合征。”随即又问道：“谁是邦纳？”

查尔斯·邦纳（Charles Bonnet）是18世纪的瑞士自然博物学家，他的研究范围广泛地涉及昆虫学、珊瑚虫和其他极微动物的繁殖和再生；后因眼疾中断了他所热爱的显微镜观察，继而转向植物学，成为光合作用试验的先驱者；然后进人心理学领域，最后跨入哲学殿堂。当他听说祖父查尔斯·卢林在视觉衰退的同时开始产生幻觉，就让祖父做了详尽的记录。

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1690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提出，头脑只有接收到感官的信息才不是一块白板的理论。这种“感觉主义”就像它的另一个含义“哗众取宠”一样，在18世纪的哲学家和唯理主义者中很流行，这其中就包括邦纳。邦纳也把大脑想象成“一个结构错综复杂的器官，而不是不同器官的组合”。这些不同的“器官”各有各的专项职能。（这种对大脑模块化的认知在那时相当激进，因为当时普遍认为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是未经分化的。）邦纳把祖父的幻觉归为在他假设的大脑视觉部分的持续活跃，一种利用记忆而不再凭借知觉的活动。

邦纳本人在视力下降以后也经历了类似的幻觉，他在1760年所著专门讨论不同感觉和精神状态的生理学基础的《对灵魂（精神）能力的分析》（Essai analytique sur les facultés de l’ame）一书中简单记录了卢林的经历。但关于卢林最初的18页笔记却遗失了将近150年，直到20世纪初才重现。杜威·德拉埃斯马（Douwe Draaisma）把最近翻译的卢林日志也加入到了其著作《精神骚乱》（Disturbances of Mind）一书中详尽描述邦纳综合征发展史的篇章里。[4]

与罗萨莉不同，卢林还留有一些视力，他的幻觉与现实看到的相重叠。德拉埃斯马总结了卢林的描述：

1758年2月，一些奇怪的东西开始飘进他的视野。一开始是像蓝手帕一样的东西，每个角带着一个小黄圈……手帕跟随着他的眼睛移动：无论是他看着墙、床还是地毯，手帕都遮住了房间里所有的日常物品。卢林非常清醒，而且坚信周围根本没有蓝手帕在旋转……

8月的一天，卢林正对着壁炉坐着，两个孙女来探望他。她们从右边走进来，左边来了两个年轻小伙子，披着红灰相间的华丽斗篷，戴着挂着银饰的帽子。“多帅的小伙子！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他们要来？”但是姑娘们发誓没看见其他人。就像手帕一样，小伙子们也很快消失了。接下来的几周，更多想象中的拜访者出现了，她们都是女人，戴着漂亮的头巾，有几个头上还顶着小盒子……

稍后一段时间，卢林站在窗边看见一辆马车走过来，停在了邻居家。他惊愕地看着马车等比例地变大，直达30英尺[5]高的屋檐……

卢林对自己所见景象的丰富多彩大为吃惊：有一次密密麻麻的小斑点突然成为一群翱翔的白鸽；还有一次是一组舞动的蝴蝶；他曾把码头起重机看作空中飘荡的飞轮；他在小镇散步的途中停下来赞叹的那堆巨大的脚手架材料，居然在他回家的时候又出现在客厅里，只不过是微缩版的，还不足1英尺高。

同时卢林发觉邦纳综合征来去自如，他的幻觉持续数月后永远地消失了。

罗萨莉的幻觉神秘地出现，几天后又诡异地消失了。大概一年后，护士又打电话告诉我她的情况“非常糟糕”。罗萨莉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切都很突然，邦纳穿透湛蓝的天空，回来复仇了。”她形容几天前，“那些影子开始四处游荡，屋子里拥挤不堪；墙都变成了大门；无数人蜂拥而进；女人们都精心打扮，戴着绿色的帽子，穿着镶金的皮衣；但男人们都很恐怖，一个个高大阴险、邋遢龌龊的样子，动着嘴唇好像在谈论什么。”

在那一刻，这些幻想中的景象对于罗萨莉而言是确凿无疑的。她唯一忘记的就是自己有邦纳综合征。她告诉我：“我太害怕了，不停地尖叫‘让他们滚出我的房间！打开所有的门，让他们滚出去！然后把所有的门堵死！’”她听见有个护士议论说：“她的精神不正常了。”

三天以后，罗萨莉对我说：“我想我知道是什么再一次引发了它。”她继续讲述几天前到长岛去看肠胃专家的经历，那个燥热的长途跋涉和艰辛的返程让她身心疲惫。她晚到家好几个小时，休克、脱水、几近崩溃。她被抬上床，陷入昏睡。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幻觉中那些可怕的人穿墙而入闯进了她的房间，一直停留了36个小时。后来，她感觉慢慢恢复了精神并且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因此，她要求一位年轻的志愿者在网络上查询邦纳综合征的资料并转交给疗养院的工作人员，以便他们了解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当她和别人聊天或者听音乐的时候，幻影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全部消退。她说她的幻觉已经“羞于见人”，只在夜深人静她一个人坐着的时候才出现。我想起了《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里的章节，普鲁斯特（Proust）提到贡布雷教堂的钟声在白天悄然无声，只有在喧嚣嘈杂散尽之后才能听到。

1990年以前，邦纳综合征鲜为人知，仅有少量病例出现在医学文献中。我在老年之家和疗养院工作的30多年时间里，一直在思索这种奇怪的现象。我诊断出无数全盲或半盲的病者患有复杂的邦纳综合征类型的幻视；同样也见过许多失聪或半聋的患者伴有幻听中更常见的音乐幻觉。我怀疑邦纳综合征远比文献提到的更普遍。虽然医生对它知之甚少，而且还有很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的病例都被忽视或误诊，但最近的研究证实了我的猜测。罗伯特·特尼希（Robert Teunisse）和他的同事调查了大约600名有视觉障碍的荷兰老人，发现其中接近15%的人遇到过复杂的幻觉：关于人类、动物或者风景；80%的人有简单的幻觉：包括形状、颜色，偶尔会是图形，但不会形成影像或者场景。

大部分邦纳综合征停留在具有简单图案或颜色的初级阶段。有这种简单（或者短暂、偶发）幻觉的病人很少引起警觉或特意向医生咨询。但有些患者出现过持久的几何图案幻觉。一位患有黄斑变性（macular degeneration）[6]的老妇得知我对此类病情的兴趣后，向我描述了她出现视觉缺陷最初两年的情形。她看见了：

一大团发光体转着转着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清晰的彩旗……看起来极像英国国旗。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直看见很多六边形，它们总是粉色的，一开始里面是杂乱的线条、五颜六色的小球，黄色的、粉色的、淡紫色的，还有蓝色的。现在只剩下像浴室的瓷砖[7]一样的黑色六边形了。

大多数邦纳综合征患者通过与他们的幻觉极不协调的东西意识到幻觉的存在，而相当一部分幻觉是以假乱真、情节饱满的，就像陪着卢林孙女的“帅小伙们”，至少在开始是被当作事实的。[8]

而更复杂的幻觉，其典型的特点就是患者能够看到幻象的面孔，虽然他们几乎都是陌生的。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ewart）在未曾发表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道：

我产生了新的幻觉……这次是一些面孔，最突出的是一个男人，身材魁梧，好像是一名船长，不是大力水手的模样，但脸部轮廓很像。他戴着一顶帽檐磨得发黑的蓝帽子，灰白的脸色托着丰满的双颊、一双明亮的眼睛衬着突出的圆鼻子。我从没见过他。这不是漫画，他看起来活灵活现，是一个我希望认识的样子。他温和地注视着我，目不转睛却一脸冷漠。

斯图尔特记录的身材魁梧的船长出现在他听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传记时，书里讲到了一些水手。他也提到曾经有一次的幻影“完全再现了勃鲁盖尔[9]的油画，虽然我只在布鲁塞尔观赏过仅有的一次”。他认为在读完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传记之后出现的马车理应属于佩皮斯。

虽然有些幻影中的面孔，比如斯图尔特的船长，看起来五官端正，貌似真实，但也有一些是扭曲变形，胡乱拼凑，甚至是支离破碎的：一个鼻子、半张嘴、一只眼睛、大脑袋、一头浓发，看起来杂乱无章。

偶尔有邦纳综合征患者出现字母、读物、音符、数字、数学符号或其他标志的幻影。“文本幻觉”囊括了这类幻影，虽然大部分所见无法解读和演奏或者根本就毫无意义。与我保持信件联系的桃乐茜·S（Dorothy S.）在她众多的邦纳综合征幻觉调查中提到了这一点：

接下来有了词汇，来自无人知晓的语言，有的没有元音，有的又太多：“skeeeekkseegsky”[10]。它们从一边飞到另一边，往前挤又向后退，迅速地移动，我很难捕获它们……偶尔，我能瞥见自己名字的一部分，或者是被拼写成“Doro”和“Dorthoy”。

有时幻觉的内容和经历有明显的关联，就像一个人写信告诉我每年犹太人的赎罪日之后大约6周的时间里，他总是看到满墙的希伯来文。另一个由于青光眼几乎失明的人说他总看到气球上有印刷线，“好像气球在连环画里一样”，但是他无法辨认那些内容。文本幻觉很普遍，多米尼克·费彻（Dominic Ffytche）已经看过数百位邦纳综合征的患者，他估计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有不同特征的文本幻觉。

1995年，马乔里·J（Marjorie J.）写信给我讲述了她自己命名的“音乐之眼”：

我是一个77岁的老太太，青光眼毁掉了我大部分的视力。大概两个月前，我开始看见乐谱、乐句、空拍、音符和谱号。乐谱出现在我看着的每一个地方，事实上那儿除了一个瞎子什么也没有。最初，我并不在意。直到有一天，我参观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时把解说词看成了乐谱的时候，我知道一定产生了某种幻觉。

……在产生音乐幻觉之前，我一直弹钢琴并且非常专注于乐谱……那时正是我准备移除白内障之前，我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音符。偶尔我会看见填字游戏的字格……但乐谱并没有消失。有人告诉我大脑拒绝接受视觉缺失这个事实，所以通过乐谱弥补我的损失。

外科医生兼优秀的业余钢琴家亚瑟·S（Arthur S.）正在遭受黄斑变性导致的视力下降。2007年，他第一次“看见”乐谱。五线谱清楚地印在白纸上，“如同一页真正的乐谱”栩栩如生。亚瑟瞬间有所迟疑，是否大脑的某些部分正在编排它独创的乐章。他仔细地看才发现乐谱难以理解且无法演奏：异常混乱地标有4个或6个五线谱；无法想象的复杂和弦由6个或更多的音符组成1小节；降调和升调频繁交替出现。他说：“这就是音符的串烧，毫无意义。”这张假乐谱在眼前停留几秒钟就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页虚幻。这些幻觉有时令人反感，它会覆盖在他正全神贯注的一页纸上或正准备写的一封信上。

亚瑟已经多年不能阅读真正的乐谱了，和马乔里一样，他也好奇是否自己长期沉浸在音乐和乐谱之中的生活注定了幻觉的内容。[11]

亚瑟同时也担心自己的幻觉是否会进一步发展。在乐谱幻影出现前一年左右，他看见过简单的棋盘形图案。随着视力的消退，他会不会经历有人物、面孔或者风景等更为复杂的幻觉？

很明显，当视觉丢失或损害的时候将引起一系列全方位的视觉混乱。“邦纳综合征”最初只包括那些由于眼疾或其他视觉问题导致幻觉的病人。本质上相似的混乱不仅由眼部自身疾病引发，也能通过更高一级的视觉系统，尤其是视觉感知的皮层受损导致，即枕叶和它们向大脑的颞叶和顶叶的投射受损，类似于塞尔达（Zelda）的病情：

2008年，历史学家塞尔达来看我，讲述了她始于电影院持续了六年的奇异视觉体验：鲜红的玫瑰花突然绽放，像是从舞台前米黄色的幕布中挤出来的，遮盖了整个幕布，楚楚动人，萦绕在眼前，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但持续几分钟后又突然不见了。她又困惑又害怕，于是去咨询眼科医生，但是医生并没有发现她的视力减弱，双眼也没有病理改变。她又看了内科医生和心脏病专家，他们也没能对这段小插曲和随之而来的无数片段给出合理的解释。最后，她进行了脑部PET扫描，显示枕叶和顶叶血流减少，这可能至少是可接受的致幻病因。

塞尔达既有简单幻觉也有复杂幻觉。那些简单的出现在她读写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她的内科医生要求她至少记录下三周的视觉日记，从中我们可以读到：“此时此刻，这页纸被印上越来越多的浅绿色和淡粉色的小格子……车库的墙被砌上了白煤砖，而且不停地堆积变化：时而像砖，时而是隔板，时而是锦缎和五颜六色的鲜花……门厅墙上方变形成无数蓝色小点组成的动物的样子。”

更错综的幻觉常会出现在她开车的路上：城墙、桥梁、栈道或者公寓。（5年前她第一次遭遇这些幻影以后，就再也没自己开过车。）又一次在和丈夫开车行驶在积雪覆盖的公路上时，她惊讶地看见道路两旁全是茂密的灌木丛，碧绿的叶子映着冰雪闪闪发光。还有一次，她看见了更触目惊心的景象：

我们驾车离开美容院时，我看见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枕着胳膊、翘着双脚，在车前盖上躺了大约5分钟。甚至在车转弯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当我们开进餐馆的停车场时，他飞到了大楼旁，直到我下车一直待在那儿。

她还“看见”过她的重孙女飘了起来，直到天花板上消失。她还见过三个丑陋不堪的女巫，长着巨大的鹰钩鼻子和突出的下巴，眼睛泛着幽光，像雕塑一样停留了几秒钟。塞尔达说她在开始记日记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丰富的幻觉，而且肯定还有很多已经遗忘了。

她另外提及了许多光怪陆离的视觉体验，从其完全虚构的内容和产生的角度来说并不能算真正的幻觉，但它们似乎是对视觉感知的延伸、再现、扭曲或者细化。（卢林有大量类似的知觉失真，它们是邦纳综合征患者的通病。）有些相对简单，比如有一次她看着我的胡子疯长直到盖住我的整张脸和整个头才恢复原样。她照镜子时，无意间会看见自己的头发悬在头上1英尺的地方，必须伸手确认一下才能恢复常态。

但有时她对自己的知觉变化烦恼不已：她在公寓大厅遇到了邮递员，“我看着她的鼻子在脸上变得奇形怪状。几分钟后，我们停下来说话的时候她的脸才恢复正常。”

塞尔达时常看到物体被复制或倍增，这给她制造了很多麻烦。她说：“做饭和吃饭都是个难题，就餐的大部分时间我总是看见好多盘同样的食物。”[12]像这种视物成倍增多的症状就是视物显多症，它甚至能呈现出更戏剧性的表现形式：有一次在餐馆，塞尔达观察一名在款台结账身穿条纹衬衫的男子，看着看着，他就化身出六七个和自己完全一样衣着、同样动作的人，然后再重合成一个人。有时，她的视物显多症让人相当担惊受怕：比如，她坐在副座上看见眼前的路分出4条同样的车道。对于她来说，车同时驶过了4条马路。[13]

即便在电视上看到移动的图像也会引发不可控的幻影复制。塞尔达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乘客下飞机，她于是开始情不自禁地复制这些人，直到他们的队列从电视屏幕上延伸到下面木质的电视柜为止。

在过去的6年中，塞尔达每天有很多这样的幻觉或者错觉，无休无止。但她仍然成功地经营着家庭事业双赢的充实生活：持家、会友、家庭旅游、甚至完成了一本新书。

2009年，一名医生建议她服用喹硫平（quetiapine），一种可以在某种程度降低幻觉严重程度的药物。让我们，尤其是塞尔达，喜出望外的是有两年多的时间她完全摆脱了幻觉。

2011年，她做了心脏手术，雪上加霜的是，她又摔坏了膝盖。归咎于对健康的担忧，或是邦纳综合征某种未知的特征，又或是产生了抗药性，总之她的幻觉又回来了。但这次它们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出现。当在车里的时候，她说：“我看见的是物体而不再是人。我看见开垦的田地、满园的鲜花，还有很多中世纪的建筑。我屡次把现代建筑看成历史遗迹。每次经历都千差万别。”

她这样描述道：“难以形容。简直是一场演出！幕布升起，演员们舞到台前，但是没有人。我看见黑色的希伯来文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它们随着动听的音乐翩翩起舞，但我却不知道音乐从哪儿传出来。字母的上半部分像胳膊一样轻摆，下半部分活泼跳跃，配合得优雅和谐，从右到左依次上台。”

邦纳综合征的幻觉一面是让人喜悦，备感友善、情趣盎然，甚至是灵感迸发，但偶尔展现的另一面却截然相反。罗萨莉在疗养院的邻居斯派克（Spike）去世以后对这点深有感触。斯派克是一个异想天开、满腹笑话的爱尔兰人，他和罗萨莉都90多岁了，是多年的密友。“他知道所有的老歌。”罗萨莉回忆，他们有规律地在一起唱歌、说笑、聊天，他的突然离去对罗萨莉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她厌食、避世、大部分时间独自躲在房间里。她的幻觉重新出现，五六个趾高气扬的男人代替曾经那些喜气洋洋精心打扮的人物一动不动地围在她床边，沉默不语。他们始终穿着深褐色的外衣，戴着遮住脸的黑帽子。她“看”不见他们的眼睛，但能感到他们神秘莫测，咄咄逼人地盯着她。她觉得自己的床榻就是升天的灶台，这些不祥之人就是死神的传唤者。她似乎无法抗拒它们的真实性，虽然她知道伸出手就可以穿透他们的身体，却又不能唤醒自己这么做。

这种幻影持续了3周，罗萨莉开始慢慢摆脱悲伤。那些阴郁沉静、穿着褐色衣服的男人消失了，她的幻觉突然在充满音乐和交谈的娱乐室登场。起初是一些铺在地板上的粉色和蓝色的四边形，然后开始延伸到墙壁，最后盖住整个天花板。她说那些“瓷砖”的颜色让她想起幼儿园。与此和谐的是她也看见只有几英寸高的小人，像小侏儒也许是小精灵那样戴着绿色的帽子，从各个方向爬上她的轮椅。当然也有孩子“正在地上捡一片片的碎纸”，或者走在屋角幻想出的楼梯上。虽然孩子们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毫无意义，就像罗萨莉说的“没头没脑的”，但她还是觉得那些孩子们“讨人喜欢”。

那些孩子和小矮人停留了几周之后，以幻觉特有的神秘方式突然消失不见了。不知道是否在那时，她的幻觉也暂时消失了。罗萨莉虽然想念斯派克，但在疗养院也有了新朋友。她重归正常生活，与人闲谈，听有声读物和意大利歌剧，不再顾影自怜。

如果像卢林和塞尔达那样保留了部分或全部视力，不仅会导致幻视而且有可能出现各种视觉混乱：人或物超大或过小、距离太远或太近；颜色晦涩或浓艳；深度过深或过浅；图像偏斜、扭曲或者转换，以及运动知觉问题。

当然，像罗萨莉一样全盲的人只能单纯产生幻觉，但也会在色彩、广度、透明性、运动性、比例和细节上表现出异常。邦纳综合征的幻觉呈现的颜色和细节远比直接用眼睛看到的任何东西更光彩夺目和精致充实。它们有强大的复制和显多的癖好，所以有人才会看见一队或成群的人都穿着相似、动作一致（有些早期研究者称之为“多数”）；它们也有很强的造作倾向：幻影的形象看起来总是身着“奇装异服”——昂贵的长袍和怪异的帽子。总有离奇的不协调出现，因此一枝花可以从脸上而不是从帽子里突然弹出来。幻影的形象很卡通：尤其是脸部、牙齿或眼睛荒诞的变形。有些人产生文本或音乐的幻觉，但最常见的幻觉是有关几何图形的：正方形、跳棋盘形、菱形、四边形、六边形、砖块、墙壁、瓷砖、嵌石装饰、蜂窝和马赛克。最简单，也许最普通的是光幻视（phosphenes）：团状或块状的光亮或色彩聚集或分散成更复杂的物体。没有一个人经历过全部这些知觉和幻觉现象，有些人比如塞尔达的幻觉有多样的延伸，有些人则固守着某个特定的幻觉形式，类似马乔里的“音乐之眼”。

在最近的10或20年，多米尼克·费彻和他的同事在伦敦开创性地针对幻视做了神经基础的研究。以大量详实的病例为基础，他们开拓出了幻觉的分类系统，目录包括：戴帽子的人、儿童或者矮小的人、风景、交通工具、怪异的面孔、文本和卡通脸［这一分类法在由桑特豪斯（Santhouse）等人发表于2000年的一篇论文中得以阐述］。

参考这个分类，费彻继续对大脑成像进行深入研究，他挑选出不同幻视类型的病人，要求他们在扫描过程中示意幻觉的开始和结束。

费彻等人在1998年的论文中写道，每一个病人特定的幻觉体验和视觉皮质层腹侧视觉通道的特定活跃区域有“精准的对应”。例如，包含面孔、颜色、结构或物体的幻觉，分别激活一个已知的具有特殊视觉功能的特定区域。视觉皮层中和色彩相关区域的活化导致彩色的幻觉；梭状回（fusiform gyrus）的活化引发素描或卡通模样的面部幻觉；专门负责眼睛、牙齿和其他面部成像区域的颞上沟的异常活跃对应畸形的幻影、残缺和长着夸张的大眼睛或龅牙的怪异面孔。左脑高度专化区（highly specialized areas）的视词形成区域的病态活化产生文本幻觉。

此外，费彻等人观察到了一个在正常视觉想象和真正幻觉间的明显区别。例如，对彩色物体的想象不会激活大脑的V4区域，而彩色的幻觉则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发现证明幻觉在主观和生理上都与想象相异，而更像知觉。邦纳早在1760年就针对幻觉写道：“大脑不能区分幻影和现实。”费彻和他同事的工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此之前，从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大脑皮层的特定区域与幻觉的内容相关。很久以前，我们通过对有明确的损伤和中风患者的观察得知，不同的视知觉，如颜色知觉、面部识别、运动知觉等都依赖于大脑的高度专化区域。例如，称为V4的视觉皮层受到微弱的损伤仅仅造成颜色知觉丧失。费彻的研究首次证明幻觉利用了与知觉同样的视觉区域和通道。（最近，他在文章幻觉的“神经通路学”（hodology）中更是强调把幻觉或大脑的功能归于特定的大脑区域有它的局限性，必须给予这些区域间的通路同样的重视。）[14]

虽然神经学确定了幻视的分类，但个人和文化的决定作用也不可低估。例如，如果一个人从没在生活中见过乐谱、数字或字母，那么他不可能产生与此相关的幻觉，因此阅历和记忆既影响意象又影响幻觉，但对于邦纳综合征而言，幻觉不会完整或平实地再现记忆。患有邦纳综合征的人几乎永远不能识别幻觉中出现的人和场所，除非它们看似合理或是完全虚构的。他们的幻觉给人一种印象，即在初级视觉系统里有一本关于影像或局部影像的分类字典，定义了诸如鼻状物、头饰、飞禽等的通称而没有加以特指。因此可以说，视觉的形成基于对复合场景的识别和表述，但那些场景是纯视力的，没有前后关联和与其他感觉的触类旁通，不带情感和特殊的时空意义（有些学者称它们为“原型客体”或“原型影像”）。由此可知，邦纳综合征的影像似乎更原始、更具有神经学的特征而没有想象或回忆那样的个体特征。

与此同时，邦纳综合征的幻觉又时常异想天开、荒唐滑稽得令人费解。为什么罗萨莉这样一个失明的老妇在美国的布朗克斯能看见穿着“东方服饰”的人？我们尚未知晓产生这种明显异域风情的原因，但它却是邦纳综合征的特征，验证它是否在多元文化中有多重变化也是极具吸引力的。盒子或小鸟停留在人的头顶或者脸颊里长出鲜花这些古怪离奇的画面不禁让人怀疑，是否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造成大脑不同区域的同时活化，产生了一种无意识、步调不一的冲突或整合？

邦纳综合征的影像比梦境更循规蹈矩、空洞和难以理解。卢林的笔记在丢失了一个半世纪以后重现，并发表在1901年的心理学期刊上（恰好晚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一年）。有人提出，是否对邦纳综合征幻觉的解析也能像弗洛伊德解梦一样，提供一条康庄大道直通无意识现象，但是类似的尝试却徒劳无功。邦纳综合征患者和所有人一样有他们自己的精神动力学，通过分析他们的幻觉从中获益逐渐为人所知。宗教人士可能在幻觉中看到祈祷的双手，音乐家会产生五线谱的幻觉，但这种影像几乎不能让一个人对无意识的期盼、需求或抵触顿悟。

梦是神经和精神所共有的现象，与邦纳综合征的幻觉截然不同。做梦的人完全沉浸其中，经常是梦境的积极参与者。与此相反，邦纳综合征坚守正常的、批判性的清醒意识。邦纳综合征幻觉即使被投射到外部空间，也明显缺乏互动；它们一贯的沉默和中立，极少传递或引起任何情绪。它们受困于画面，没有声音、没有味道、没有质感。它们是陌生而遥远的，就像一个人无意中走进了电影院，在屏幕上看到的画面一样。电影院在各自的头脑里，因此幻觉对那些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无计可施。

邦纳综合征幻觉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对自知力（insight）的保留，并且意识到幻觉不是真的。如果幻觉逼真可信或者情节入情合理，那么邦纳综合征患者偶尔也会误入歧途。但很快这种错误就会真相大白，自知力得以恢复。邦纳综合征幻觉几乎从不产生持续假想或错觉。

如果大脑有其他潜在问题，例如，中风或头部受伤、发烧或昏迷、接受过多种药物治疗、中毒、新陈代谢失调，乃至脱水。尤其是行使判断和自我评价的额叶的损伤，可能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知觉或者幻觉的评估能力，但这也许转瞬即逝。在这种情况下，自知力随着大脑功能恢复正常立即重建。但是，对进展性的老年痴呆症或路易体痴呆症（Lewy body disease）的患者而言，其认知幻觉的能力则少之又少，相反可能还会引起可怕的妄想和神智失常。

马龙·S（Marlon S.）在70多岁的时候患上了渐进式青光眼和轻度痴呆。他最近的20年几乎无法阅读，5前年彻底失明。即便如此，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30多年来一贯坚持为监狱的犯人传道。虽然他在公寓独居，但过着积极的社会生活。每天，他都和子女或保姆外出参加家庭聚会或者前往老年中心，在那里玩游戏、跳舞、聚餐并参与其他的活动。

马龙是个盲人，但他似乎生活在一个有声有色的、间或有些奇怪的世界里。他告诉我总是“看见”他生活了大半生的布朗克斯，不过是一幅丑陋和没落的景象（用他的话说说，“破败不堪、暮气沉沉，比我还老”），让他感到迷惑。他“看见”自己的公寓，却总是迷路。他说，有时候“它像灰狗公共汽车站那么大”[15]，但有时候又缩到“只有长条公寓那么小”。总之，幻觉中的公寓破落混乱：“我的整幢房子摇摇欲坠，像到了第三世界……然后，一切恢复正常。”（他女儿告诉我，唯一一次他的寓所真的一片狼藉是因为马龙觉得自己被屋里的家具“锁住了”，于是不停地挪来移去，重新布置。）

马龙的幻觉大约始于5年前，症状温和，他告诉我：“最初，我看见很多动物。”有很多的孩子跟在它们后面，成群的孩子和成群的动物。他记忆犹新，“刹那间，孩子们全涌进来了，到处走。我觉得他们是再正常不过的孩子。”孩子们默不出声，但他们一边“用手交谈”，一边无视马龙的存在嬉戏转圈，“做着自己的事”。当马龙发现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惊呆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意识到“是眼睛在耍鬼把戏”。

马龙喜欢听广播中的脱口秀、福音音乐和爵士乐。每次听的时候，他都感觉客厅挤满了听众。有时他们的嘴会动，好像正在说话或者随着音乐一起唱。这些画面不但不会让他感到不安，而且似乎还带来了某种幻觉般的惬意。这是他乐在其中的一种社交生活。[16]

最近两年，马龙开始看见一个神秘的男人，总是穿着棕色的皮大衣和绿裤子，戴一顶阔边高顶的毡帽。马龙不认识他，但感觉他身负重要的信息或有特别的意图，但他无从下手。他看见那个男人一直保持距离，从没靠近过。他不是走，而是飘在空中，体形可以变得很大很大“像房子一样高”。马龙还注意到一个危险的三人组，“像FBI[17]，遥不可及……他们看起来穷凶极恶”。马龙相信天使和魔鬼的存在，他总是对我讲他能感觉出来那些人是邪恶之徒。他一直怀疑自己在恶魔的监控之下。

很多有轻微认知障碍的人在白天有条不紊、思路清晰。马龙亦是如此：无论在老年中心还是教会的社区活动，他都活跃于人群之中。但到了晚上，可能是“日落综合征”的原因，恐惧和混乱开始扩散。

通常，在白天，马龙只被幻影短暂地误导，他只需要一两分钟就能识破它们是虚构的。但晚些时候，伴随自知力的下降，恐怖的造访者越发貌似真实。到了晚上，马龙发现“闯入者”就在公寓里，虽然这些家伙对他熟视无睹，但他还是被吓坏了。他们大多看起来像穿着囚服的“犯人”；有时他们“抽着长红牌（Pall Malls）的香烟”。一天夜里，一名闯入者随身带了一把血迹斑斑的刀，马龙喊着：“我以耶稣之血的圣名警告你，滚出去！”另一次，一个幽灵像一摊液体或者说是水蒸气一样从门缝中溜走。马龙终于确定他们“是幽灵，不可信”，他的手臂可以穿透他们，不过，他们看起来有血有肉。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也觉得这很好笑，可当夜深人静他独自面对闯入者的时候还是惊恐万状，不辨虚实。

邦纳综合征患者至少部分地失去了最初的视觉世界，一个知觉的世界。但如果仅仅是从这种早期的、间歇式的幻觉来看，他们还是获得了一个间接的视觉天地。邦纳综合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迥然不同，它取决于幻觉的种类、周期、情节的合理性、恐怖性、安抚性或鼓励性。有些人一生只经历一次幻觉，与之相对，另一些人的幻觉时隐时现很多年。有时候，幻觉让人心烦意乱：到处看见图形或者网状物；分不清盘子里的食物是真是假。有时候，幻觉明显让人心生厌恶，尤其是出现畸形的或残缺的面孔时。少数幻觉颇具危险性，比如塞尔达自从看见道路突然分叉和有人跳上车前盖以后，就再也不敢开车了。

然而，大部分邦纳综合征的幻觉不但没有威胁性而且相当令人愉悦。大卫·斯图尔特谈起他的幻觉时说，“绝对地友好”。他用眼睛想象着说道：“抱歉让你失望了。我们意识到失明不是件开心的事，所以营造出这个小症状作为对视觉生活的告别。这很微不足道，但已经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极致了。”

查尔斯·卢林也很享受他的幻觉，有时候会特意走进安静的房间感受片刻幻觉的调养。邦纳关于祖父的记录中写道：“这些影像带给他精神的快乐。他的大脑就是一家剧院，演出总是让人惊喜，因为它们总是出人意料。”

有时，邦纳综合征的幻觉会启发灵感。维吉尼亚·汉密尔顿·阿黛尔（Virginia Hamilton Adair）年轻的时候写诗发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和《新共和》上（New Republic）。在加利福尼亚学习和教授英语期间，她一直坚持写诗，但大部分都未获出版。直到83岁青光眼导致失明的那一年，她才出版了第一本备受赞誉的诗集《甜瓜上的蚂蚁》（Ants on the Melon）。在随后出版的另外两本诗集中，她也频繁提到邦纳综合征幻觉会定期来访，如她所说，“幻觉天使”给了她绝妙的视觉。

后来，阿黛尔和她的编辑送给我她保留的晚年作品精编，里面有大量关于她幻觉的描述，其中包括：

我被娴熟地放进舒服的软椅里，陷下去，像往常一样沉入夜色之中……脚旁的云海渐渐散开，揭开了谷地的面纱，上面散落着一小群长着暗淡羽毛的家禽，各不相同：柔弱的小孔雀顶着小头冠打开羽屏，临风招展；一些胖乎乎的标本；一只岸上的鸟站在高高的草茎上等等。突然，出现了几个正在穿鞋的人，他们中间有一只四脚鸟。即使盲人的幻觉，也有人期望鸟群色彩缤纷……鸟群变成了身着中世纪服装的小男人和小女人，他们都离我而去。我只看到他们的背影，短上衣、紧身裤或是绑腿、披肩或是方巾……睁开双眼，我被蓝宝石的光泽刺痛，隔着烟幕我看见自己的房间；许多红宝石点缀在夜色里；一个无腿的牧童穿着方格的衬衫，紧紧地贴在小牛背上，小牛腾空摔下被黄石饭店垃圾看守员割下的橙色毛茸茸的熊头，这个可怜的小家伙。熟悉的送奶工在他天蓝色的小货车里和一匹金色的马闯进画面，他几天前从一本被遗忘的儿歌或者真空麦片盒的背面走出来加入到我们中来……但那盏漫射出奇幻异彩的魔灯已经熄灭，光影散尽的时候，我坠回到空洞无物的黑暗世界……

[3] 邦纳综合征是指在心智正常的人身上发生的一种鲜明而复杂的幻觉。——译者注

[4] 德拉埃斯马的书不仅详细记录了邦纳的生活和工作，而且极具吸引力地重现了12位精神病学的关键人物，现在大部分综合征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妥瑞综合征，亦即抽动秽语综合征（Georges Gilles de la Tourette），帕金森病（James Parkinson）亦称震颤麻痹；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Alois Alzheimer）；卡普格拉综合征（Joseph Capgras），即替身综合征等。

[5] 英尺：英制单位，约合0.3米。——编者注

[6] 黄斑变性指视网膜黄斑部变性；导致中心视觉的丧失，是常见的老年失明的起因。医学研究表明，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生与维生素A缺乏有一定的关系。——译者注

[7] 关于邦纳综合征幻觉最具特色的形象描述出现在里拉斯·莫格克（Lylas Mogk）和玛利亚·莫格克（Marja Mogk）的杰作《黄斑变性》（Macular Degeneration）一书中“我看见满眼的紫色花朵”。

[8] 也有相反的情况发生。罗伯特就给我讲过他的一个病人。当这个病人看见一个男人在19层公寓外悬挂着的时候，以为又是幻觉，所以当那个男人向他挥手致意的时候未予理采。“幻影”其实是擦玻璃的工人，对他的置之不理耿耿于怀。

[9] 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1525~1569），荷兰人，16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画家，擅画风景画。——译者注

[10] 英语中这个单词的正确拼写应该是sky，其中e为元音。——译者注

[11] 我至少听说过12例有音符幻觉的病人：其中包括有眼疾的；有帕金森病的；有在发烧或昏迷时看见乐谱的，也有在半醒时看见的。除一人之外，其他人都是每天花几个小时，坚持多年研究乐谱的业余音乐家。这种极具专业性和重复性的视觉研究是音乐家所特有的。一个人一天可以阅读几个小时，但没人会想以这种强度把书打印出来，除非他是打样师或校对者。

一张乐谱并非只有音符，它包含了音调符号、谱号、反复音、装饰音、强音、休止、延长、颤音等非常繁杂和密集的信息。在视觉上，一页乐谱远比一页文稿复杂得多。似乎长期专注的研究加深了五线谱在大脑中的印记，无论幻觉随后的发展趋势如何，神经记忆都会激活有关它的幻觉。

我向多米尼克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对几百名邦纳综合征患者神经影像的调研，他回答说：“我认同你描述的音乐家对五线谱产生幻觉的情节，但也许遇到相反的场景更引人注目。”——没有经过音乐方面特殊训练或者对音乐根本没有兴趣的人也会有同样的幻觉。因此，他认为“长久接触音乐提高了类似音乐之眼的可能性，但并不是必要条件”。

[12] 她讲的时候唤起了我听过的一个病例：有个病人从碗里捡樱桃吃，由于幻觉的作用，樱桃一直取之不尽盈盈满满一碗，直到突然间碗全空了为止。还有一个关于邦纳综合征患者摘蓝莓的实例：他把触目可及的每一颗蓝莓都采摘下来，当看到只剩4颗的时候，他非常欣喜，但随后发现那不过是幻觉。

[13] 视觉运动或者“光流”似乎更能刺激邦纳综合征患者或有其他缺陷的人产生视幻觉。我接触过一位患有黄斑变性的老精神病医生，他有一个邦纳综合征的小插曲，那是他的唯一一次经历：他坐在一路飞驰的车里，看见林荫大道两旁出现18世纪的花园，精致之极，使他想起了凡尔赛。他享受着这种体验，觉得这比路边普通的景色更令人心驰神往。

同样患有黄斑变性的艾维·L（Ivy L.）写道：作为一名乘客，过去我会闭着眼睛坐在车里。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总能“看见”一副微型动感的旅行画面。我会看见“宽阔的道路、无垠的天空、林立的房舍，还有花园，但却没有车海人流。随着车子的行进景色不断变化，那些精雕细琢的神秘房舍一闪而过。只有当我在行驶的车里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幻觉。

（艾维也介绍了她在邦纳综合征里的文本幻觉：“持续数年，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在瞬间看见巨大的一面白墙上布满硕大的字母，要么就是所得税的数字出现在挂帘上。）

[14] 这种相关性调动了大脑相当多的区域参与；它们是宏观层面上的活动。神经病学专家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由于双眼患有黄斑裂洞就亲身感受了这种幻觉。他提出，就微观层面而言，至少在初级几何图形的幻觉中存在相关性。他完成了分析特定的幻觉对应的视觉角度，并且推算出它们到皮质层的距离，最后得出结论：他自己的不同幻觉对应视觉皮层V2部分不同的生理活跃“地带”，同时幻觉中点状物的分离也对应它们在初级视皮层上的“团簇”。伯克推测随着病情的发展，越来越少的输入会导致黄斑皮质减少活跃，纹状皮层和团簇的自发性释放将会引发幻觉。

[15] 灰狗长途公共汽车是美国跨城市的长途商营公共汽车。——译者注

[16] 我还听过其他既有邦纳综合征又有痴呆症的人类似的描述。珍妮特·B（Janet B.）喜欢听有声读物，有时感觉自己和一群同样的听众在一起。这些幻觉中的人全神贯注地听，从不出声，也不回答她的提问，好像没有她的存在。起初，珍妮特清醒地知道他们是幻觉，但后来随着痴呆症的加重，她坚信他们是真实的。曾经她女儿来拜访的时候说：“妈妈，这儿没人。”她勃然大怒，把女儿赶出了家门。

更难以理解的妄想出现在她听电视放映自己喜欢的节目时。珍妮特感觉电视台征用了她的公寓，他们铺设了电线，架好了摄影机，正在她面前录制节目。恰在此时，女儿打来电话，她悄声说：“他们正在录像，我必须保持安静。”一小时后，女儿赶来时她仍然坚信地上布满了电线，而且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吗？”

珍妮特对幻觉的内容深信不疑，他们呼之欲出。幻影用手指、做示范、喃喃自语但寂静无声；她感觉自己置身度外，正处于一场陌生的事件之中，他们和自己毫无关系。这就是邦纳综合征幻觉的典型特征，但在珍妮特看来却是不容置疑的。

[17]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编者注

2
囚犯的电影院：感觉剥夺

大脑不但需要知觉输入，并且需要知觉转换，没有转换就没有应激反应和注意力，也会导致知觉偏差。无论黑暗与孤独是是否为圣徒在洞穴中主动寻找的，还是强加给身处暗无天日的地牢里的囚犯的，这种对正常视觉输入的剥夺反而会刺激内部视觉，产生梦境、生动的想象抑或幻觉。对于那些离群索居又或身处黑暗的人来说，我们将那一系列斑斓的色彩或者各类的幻觉称之为“囚犯的电影院”，这些幻觉带给他们某种安慰抑或苦恼。

视觉完全丧失并不足以产生幻觉，单一视觉更易导致幻觉。这就是海员持续盯着风平浪静的海面几天后常说看见或者听见什么的原因。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旅行者驾车穿越枯燥的沙漠时，或者是极地探险人员面对广袤无垠亘古不变的冰川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这种视觉被公认为是高空飞行员数小时净空飞翔的特殊风险，而对于持续几小时都全神贯注在漫漫公路上的长途卡车司机也是危险重重。飞行员、卡车司机、连续几个小时监视雷达显示屏的人，乃至任何一个从事死板的视觉工作的人都是幻觉易感人群。（同样，单调的听觉会导致听觉幻觉）。

20世纪50年代早期，麦吉尔大学的学者设计了第一个有关持续知觉隔离的实验性研究，他们称之为“感觉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后来逐渐流行。威廉·贝克斯顿（William Bexton）和他的同事调研了14名幽禁在隔音室的大学生，要求他们戴着手套和硬纸板做的护腕以降低触感，并戴上半透明的护目镜使他们只能察觉光亮与黑暗，一连几天除了短暂的就餐和如厕外，不能离开小屋。

起初，受试者昏昏欲睡，但后来，在清醒的时候，他们开始无聊地寻求刺激，但其所处的空洞、宁静的环境没有什么刺激来源。由此，各式各样的自我应激应运而出：智力游戏、计算、空想，以及迟早会产生的幻视。通常幻觉的进程是由简及繁的，正如贝克斯顿等人所描述的：

最简单的形式是闭上双眼时所见视野的颜色从深变浅。接下来，稍复杂的是光斑、线条或简单的几何图形。所有14名受试者都有这样的反馈并表示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更复杂的构成包括11人提到的壁纸图案和7人报告的没有背景的孤立的人或物。比如，一排戴着黑帽子、张着嘴的黄色小矮人；一顶德国的头盔。最终，有了完整的画面，例如，一队扛着麻袋在雪地里果断前行的松鼠走到了想象中的雪地之外；史前动物在丛林里散步。14人中有3人看见了这样的场景，频繁地带有梦一般的失真，其中的人物总是“像卡通”一样。

对有些受试者而言，这些幻影第一次出现时好像被投射到平面屏幕上一样，过不了多久它们就发展成“逼真的立体”形象，而且部分影像会反向旋转或绕着轴心转动。

经受最初的惊吓之后，受试者都倾向于产生幻觉，它们或让人惊喜、充满乐趣，或者有时让人烦恼（“其逼真程度冲淡了睡意”），但没有任何“含义”。幻觉似乎是外部自发推进的，很少涉及个体或环境并与之产生相关性。幻觉通常在受试者被要求完成类似3位数字的乘法运算一类复杂任务时消失，但如果仅是练习或者和研究员对话则不会消失。根据麦吉尔大学学者的总结，许多其他人的听幻觉和肌肉运动性幻觉与视幻觉同出一辙。

这次试验和随后的研究激起了科学团体的巨大兴趣，调动科学和大众的力量去复制这个结果。1961年，约翰·佐拜克（John Zubek）和他的同事论述道，参与他们试验的人除了产生幻觉以外还有视觉表象的变化：

在不同的间隔……受试者被要求去想象或者图像化某些熟悉的场景，例如：湖泊、郊野、自家的布局等等。大多数反馈是他们召唤出的影像异乎寻常的生动，总带有明快的色彩和详实的细节，所有人毫无疑义地表示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活灵活现的景象。即使那些平时有成像困难的人也立刻看见了鲜艳的图像……其中一个人……想象出几年前那些合伙人的脸像照片一样清晰，而在以前，这是他无法做到的。这类现象通常发生在第二或第三天，普遍随着时间推移日渐突出。

这种源于疾病、知觉剥夺抑或药物影响的视觉增强，可以呈现出视觉表象增强或幻觉提升，也可以兼而有之。

60年代初，研究员为了加强孤独感的效果而设计了感觉剥夺箱：人置身在这个漆黑的箱子里漂浮在温水中，摒除一切身体和外界的接触以及关于身体位置和存在的本体感觉。这个浸入水中的箱式房间能够创造“变化的状态”，因此比前期试验更加意义深远。与此同时，这种感觉剥夺箱被热切地应用为“意识延伸”的药物，在众多领域派上了用场。[18]

在50至60年代有大量关于感觉剥夺的研究（1969年，佐拜克编辑的《感觉剥夺：十五年的研究》（Sensory Deprivation : Fifteen Years of Research）罗列了1 300条相关文献）。但科学和大众的兴趣逐渐减退，研究也相对减少，直到最近阿尔瓦罗·帕斯夸尔·莱昂内（Alvaro Pascual-Leone）和他的同事梅拉贝特（Merabet）等人规划了单纯制造视觉丧失的隔离课题，这一研究才有了新的突破。他们的观察对象虽然被蒙着眼，但可以自由走动，而且可以“看”电视、听音乐、外出和交流。他们没有嗜睡、厌倦和心神不宁等早期参与者的感受。日间他们生龙活虎，随身携带的录音机可以及时记录随时发生的幻觉。夜晚他们安然入睡。每天清晨，他们讲述记忆中的梦境，但这些梦并没有比眼睛被蒙前有明显改变。

他们的眼睛被蒙了96个小时，其间他们可以闭眼或随意活动双眼。13名受试者中的10人有幻觉，有的出现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大部分出现在第二天，且与眼睛的睁或闭无关。

通常，幻觉不请自到地意外出现，然后在几秒或几分钟之后突然消失。但在一个例外中，幻觉几乎持续到了第三天。受试者描述了幻觉的范围，从简单闪烁的光源、光幻视、几何图形到复杂的人物、面孔、双手、动物、建筑和风景。简而言之，幻觉是没有征兆地有备而来，它们从来不像想象或回忆那样被缓慢地拼凑而成。最重要的是幻觉只被当作一件“趣事”，几乎不触动情绪。其中两人的幻觉和他们的行为动作有关，一人说：“我活动手臂的时候，感觉自己看见它们带着一道光影移动。”另一个说：“我倒水的时候好像看见一个大水罐。”

不同的受试者谈到他们的幻觉光彩夺目。一个人形容为“华丽灿烂的孔雀羽毛和建筑”。另一个看到炫目的日落和日光下惊艳的田园风光，“我想，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完美的。我真希望自己能把它们画下来。”

还有几个提及幻影的改变。一人经历了蝴蝶变晚霞、晚霞变水獭、水獭变鲜花的幻觉。没有受试者有意地控制住他们的幻觉，幻觉似乎有自己的“思想”或“意愿”。

幻觉不会出现在受试者全神贯注于其他感官活动时，比如听电视节目或音乐、交谈或者上盲文课。（这个课题不仅设计幻觉，还包括蒙眼对提高触觉技能的影响和无视觉参照物下对空间和外围世界想象的能力。）

梅拉贝特等人深感他们试验得出的关于幻觉的结论完全可以和邦纳综合征患者的经历相提并论，并且推测单纯视觉丧失足以导致邦纳综合征。[19]

这些受试者的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万里无云的碧空中坠落的飞行员，在空旷的道路上看见幻影的卡车司机，在黑暗中被迫“看电影”的囚犯，他们的大脑里都在经历什么？

90年代出现的功能性大脑成像技术至少从整体上使通过图像解释大脑对感觉剥夺的反应成为可能，而且幸运的时候可以捕获瞬间幻觉与神经的相关性（众所周知，幻觉是转瞬即逝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内部并不是体验微妙感觉的理想场所）。巴巴克·伯卢热第（Babak Boroojerdi）和他的同事通过研究发现视觉缺乏的时候视皮层兴奋度提高，这种变化可在几分钟之内完成。另外一组由沃夫·辛格（Wolf Singer）领导的学者在神经学实验室研究了一个有超强视觉描述能力的视觉艺术家［2008年，希罗提诺（Sireteanu）等人发表了相关文章］。艺术家蒙着眼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内分阶段度过了22天，在那里她可以标示幻觉出现和消失的准确时间。机器显示出她在枕叶皮质和下颞叶皮层视觉系统的活化与幻觉的出现精准吻合。（与此相反，当她用自己的视觉表象能力对幻觉进行回忆或想象的时候，前额皮质上未曾被幻觉激活的大脑功能区出现了相当大的活化。）这清楚地表明在生理学角度基础上幻视和视觉表象有本质区别。有别于自上而下的主观视觉表象，幻觉是直接的腹侧视通道区域逆向激活的结果，那些区域由于缺乏正常的感觉输入而过分活跃。

比尔·B（Bill B.）写信给我讲述了他独自远足野营的经历：

我把帐篷搭在距离小路起点大约6英里（约10公里）远离路边的一侧。最近的公路直线距离至少10英里（约16公里）。除了山涧溪水卷动石头翻腾的声音，这里出奇的静谧祥和。当我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播放”音乐，居然是Kiss乐队的《摇滚到天亮》（I Want to Rock and Roll All Night）。我很喜欢这首歌，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翻来覆去地放同一首歌。我一度钻出帐篷大喊着要求他们把声音关小。但当我站在帐篷外离地11 000英尺（约为3 400米）高的山谷里聆听的时候，周围鸦雀无声。直到第二天日出之后，我意识到它在我的脑子里。

当感觉剥夺或感觉单一伴随精疲力竭、睡眠剥夺或极度身体压力时，会更强烈地导致幻觉。三项全能运动员雷·P（Ray P.）描述了一个例子：

我在夏威夷铁人三项全能赛中没有取得好成绩，被热晕了，还不幸脱水。在马拉松赛3英里的路段时，我看见妻子和母亲站在路旁。我想跑过去告诉她们我落后了，但当我靠近她们准备倾诉哀怨时，两个和她们相差甚远、完全陌生的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参加夏威夷铁人三项全能赛的运动员长时间处于极端温度和一成不变的紧张状态极易产生幻觉，这与美国土著的求神仪式异曲同工。我看见了夏威夷火山女神贝利，这之前至少有一次，我曾经在熔岩地见过她。

迈克尔·舍默（Micheal Shermer）是科学史学家和怀疑论者协会的负责人，穷尽一生探秘超自然现象。他在著作《有信仰的大脑》（The Believing Brain）中提供了其他马拉松赛运动员的幻觉案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州爱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

选手在9到14天的行进过程中很少睡觉，除了爱犬相随，他们几乎看不见其他的竞争对手，幻觉中的马群、火车、不明飞行物、隐匿的飞机、管弦乐队、稀奇古怪的动物、没有人影的声响、间或有幽灵尾随其后，或者想象中的朋友……选手乔·加尼尔（Joe Garnie）深信有一个人坐在他的雪橇上，于是他礼貌地请人离开，但他一动不动。加尼尔又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要求他下去，再一次被拒绝之后，加尼尔狠狠地打了他。

舍默，作为一名极限运动员，在一次激烈的自行车马拉松赛中亲身经历了一次神秘之旅，后来他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专栏里讲述道：

1983年8月8日凌晨，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前往内布拉斯加州黑格勒的乡村公路上，一架大船亮着刺眼的灯追上来强迫我让路。外星人离开飞船劫持了我90分钟，之后我发现自己重回大路，但对飞船内发生的一切已经全无记忆……缺乏睡眠和体能透支引发了我被绑架的经历。那时是横穿美国自行车赛最初的几天，我已经连续骑了83个小时1 259英里（约2 026公里）。我迷迷糊糊地在公路上迂回的时候，我的给养车闪着远光灯开过来停在路边，工作人员恳求我睡一会儿。那一刻，6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入侵者》（The Invaders）的模糊记忆反复出现在我白日梦里。剧中，外星人通过复制真人接管了地球，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保留了一只僵硬的小指。忽然之间，给养队的队员全都变成外星人的模样。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的手指，盘问他们有关技术和私人方面的事。

从小睡中醒来，舍默意识到那是幻觉，但在当时它让人深信不疑。

[18] 自60年代开始，利用感觉剥夺研制致幻药的荒诞做法日益减少，但它作为处置囚犯的政治手段仍然广为使用，令人恐怖。1984年，罗纳德·K·西格尔（Ronald K. Siegel）在一篇关于“人质幻觉”的文章中指出这种致幻手段有可能让人疯狂，尤其是同时施以隔绝外界、剥夺睡眠、断食断饮、摧残身心或死亡威胁等手段。

[19] 严重视觉缺陷或全盲者也可能没有邦纳综合征的迹象，这似乎暗示单纯的视觉丧失并不是它的充足诱因。但我们仍然对为什么不是所有视觉障碍患者都有邦纳综合征知之甚少。

3
一丝红酒：嗅幻觉

一般来说，想象气味的能力不是众人皆有，大多数人即使擅长想象所见所听，也无法把气味想象得生动形象。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礼物，正如戈登·C（Gordon C.）2011年写信给我说：

闻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似乎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久远的我已经记不清……比如，在对过世很久的祖母短短几分钟的回忆里，首先触动我的是她常用的脂粉味道。如果我给人写信谈论丁香花或其他特殊的开花植物，我就能闻到它们的香气。这并不是说写下“玫瑰”这个词就闻到味道，我必须把它和明确的事件联系起来，或者赋予它什么意义。我一直认为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直到青春期的时候我才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它习以为常。现在，我视它为我特殊大脑的绝妙天赋。

相反，大多数人即使有很强的暗示也难把气味传给头脑，而分辨一种气味的真假更是难上加难。我的家族居住了60年的老屋，也是我生活的故居，在1990年卖给了英国精神治疗医师协会。1995年，我来此拜访，走进由我家餐厅改装成的办公室时，我立刻闻到了强烈的在安息日祈福时饮用的红酒气味，而它们过去一直被保存在餐桌旁的木柜里。难道是曾经极度熟悉、热爱的环境和近60年的记忆与联想引起了我对气味的想象？还是在重建和粉刷之后仍有一丝红酒的气味残存，可以持久不散？我不能确定是否应该把自己的这种感受算作敏锐的知觉、幻觉、记忆，还是它们的混合。

我父亲年轻时有敏感的嗅觉，和所有同时代的其他医生一样，他依靠嗅觉诊断病人，一走进患者的家就能洞察到糖尿病人的小便或肺脓肿的气味。人到中年时，一连串的鼻窦感染削弱了他的嗅觉，他再也不能依靠鼻子作为诊断工具了。幸运的是他并没有丢失全部嗅觉。全世界大约有5％的人患有嗅觉缺失症（anosmia），而失嗅会引发很多问题。患有嗅觉缺失症的人闻不出气体、烟雾或变质的食物，由此让他们产生社交焦虑，不知道他们自己身上是否带着某种难闻的气味；无法欣赏世界的诱人气味，当然也享受不到食物微妙的香味（对大多数的美食来说，香味与口感同样重要）。[20]

我在《错把妻子当帽子》一书中描述过一名嗅觉缺失的病人。他的头部受伤导致他突然间丢失全部嗅觉。（长长的嗅束贯穿颅底，所以很容易折断，因此即便是头部轻度受伤也会造成嗅觉损失。）这个人从没特别关注过嗅觉，但当失去的时候，他发现生活完全索然无味：他思念人的气味、书的气味、城市的气味和春天的气味。他一遍遍期望丢失的感觉能回来。事实上，让他惊喜和兴奋的是，几个月后他的嗅觉似乎真的恢复了，他闻到了早上的煮咖啡。他试探着重拾放弃了好几个月的烟斗，点燃他喜欢的加了香烟丝的小雪茄。他激动地回去复诊，经过认真地检查，神经病科医生告诉他没有康复的迹象。很明显，尽管他有了某种嗅觉的感受，但我宁愿相信是嗅觉丧失增强了他想象气味的动力，至少在那些装满了回忆和联想的情景下他有如此感觉。也许，就像丧失视力的人提高了视觉想象力一样。

对缺少正常的视觉、嗅觉或声音录入的人而言，感觉系统灵敏性的提高并不单纯是件幸事，它同时也会诱发视觉、嗅觉或声音的幻觉。让我们沿用古老而恰当的术语定义它们：幻视（phantopsia）、幻嗅（phantosmia）或幻听（phantacusis）。10%到20％视觉缺失的人患有邦纳综合征，与此相似，嗅觉缺失的人群也有类似比例的幻嗅病人。有些幻嗅病例是鼻窦感染或头部受伤所致，但大部分病因和偏头痛、癫痫、帕金森病、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或其他病因相关。[21]

如果邦纳综合征患者还遗存部分视觉，那他可能会有各种形式的知觉扭曲。同样，那些丢失了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嗅觉的人也有嗅觉失真的倾向，患者感受到的经常是令人厌恶的气味。这种情况被称为嗅觉倒错（parosmia）或嗅觉障碍（dysosmia）。

加拿大妇女玛丽·B（Mary B.）接受全麻手术两个月后出现嗅觉障碍。8年后，她寄给我一份详尽记录了她经历的题为“我大脑里的幻影”的资料，从中可以读到：

它突如其来。1999年9月，我感觉好极了。夏天的时候我做了子宫切除，但很快就恢复了体力，充满活力地重返普拉提和芭蕾舞的日常课程。4个月后，虽然，我依然精力充沛，却被一种无形的失调纠缠，这种感觉无人知晓，我自己也毫无头绪。

起初，改变是逐渐发生的。9月，西红柿和橙子尝起来有金属和一点腐烂的味道，而奶酪吃起来像酸奶。我试着换了不同的品牌，但都不新鲜。10月，莴苣开始带有松油的气味和味道；菠菜、苹果、胡萝卜和菜花也都带有轻微的腐烂味。鱼和肉，尤其是鸡肉闻起来好像已经坏了一周。我的同伴对这些臭味根本无从察觉。难道是我对食物过敏了？……

不久，饭馆的排风扇闻起来令人作呕；面包吃起来带有霉味；巧克力感觉像机油。烟熏三文鱼是我唯一能下咽的荤菜，我每周吃3次。到12月初我和朋友外出就餐时，我已经开始谨慎地点菜了。那一次，我吃得很尽兴，唯一的不足是矿泉水闻起来像漂白粉的味道，但其他人都在放心地饮用，我觉得一定是我的杯子没有完全冲洗干净。

在接下来的一周，我的嗅觉和味觉显著地恶化。公路上交通的气味极差，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外出，绕很远的路走步行街去练普拉提和芭蕾。红酒的味道让人反胃；每个人都带有异味。伊恩的早餐咖啡气味越来越差，在两天之内它变本加厉，无法忍受的恶臭一连数小时弥漫在整个房子里。他只好改在办公室喝咖啡。玛丽认真地做着记录，希望找到能够解释或至少和这种扭曲相关的词条，但她一无所获。她写道：“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为什么柠檬不变味但橙子会变味？为什么大蒜不变味而洋葱变味？”

全部的嗅觉丧失不会导致对嗅觉的夸大或扭曲，只能是各种各样的幻嗅。它们有时难以定义和描述。希瑟·A（Heather A.）就曾指出了这一点：

幻觉一般不能用一个表示嗅觉的词描述出来。（只有一次是个例外，我几乎整晚闻到小茴香泡菜的味道。）我可以把它们作为其他气味的混合体加以形容：比如金属Y的滚珠除臭剂、浓重的甜辣蛋糕、在垃圾堆里放了3天的被熔化的塑料。我以这种方式自娱自乐，充满创意地给它们命名或艺术化地描述它们。开始，我分阶段进行，每次找到一个，这样持续几周，每天重复多次。这样几个月之后，我就有了多种气味的集合。现在，我可以在一天之内引用多种气味。有时候，新气味突然蹿出来，我都没机会再闻一次。我对它们的感受千差万别，时而它们带着强烈的气味而来，好像有东西直接扑到鼻子下，然后快速消散；时而又清淡微妙，不被察觉地缓慢消失。

有些人受环境或暗示的影响幻觉出特殊的气味。劳拉·H（Laura H.）在接受开颅手术后丧失了大部分嗅觉，她曾写信告诉我说，她偶尔受到短暂逼真的味觉冲击，虽然和她记忆里健康时的感觉不能完全吻合。有时候它们根本不在：

那一晚我家的厨房正在装修，突然断电了。我丈夫确信一切安全，但我还是很担心会引发电路火灾……半夜醒来，我感觉到了电线燃烧的气味，不得不起身到厨房查看……我检查了厨房的每个角落，包括走廊和橱柜，却没有任何着火的迹象……于是我开始认为那个气味来自墙后面或者我看不到的地方。

她叫醒丈夫，可他什么也闻不到，但她仍然强烈地感受到烟的味道。她说：“我被自己固执地闻到不存在的东西惊呆了。”

另有些人可能自始至终地饱受一种仿佛集合了全世界所有作呕味道的混合气味的折磨。在邦妮·布洛杰特（Bonnie Blodgett）《记忆中的气味》（Remembering Smell）一书中，叙述了鼻窦感染和使用强效鼻喷雾剂使她陷入嗅幻觉世界的过程。她第一次发觉一种“怪异”的味道时正驾车行驶在州际公路上。在加油站，她检查了自己的鞋，然而干净无味；接着她想可能是车内空调风扇出了问题；也许有只死鸟？那种气味一直纠缠着她，或浓或淡，却从不消散。她冥思苦想了十多个外部原因之后，终于被迫承认气味在她的大脑里——它是神经的感觉而非精神的。她形容那个气味像“粪便、呕吐物、烤焦的肉和臭鸡蛋，还有烟、化合物、小便和霉味。我的大脑完全超越了它本身。”［医学上将令人作呕的气味的幻觉称作“恶臭”（cacosmia）］

人类可以觉察和确定大约10 000种不同的气味，而可能有的气味数目远不止于此。鼻黏膜上有500多个不同的气味受体，激活这些受体（或者它们的脑表现）的方式可以有上万亿之多。有些在嗅觉倒错或幻嗅中感受到的气味很难被形容出来，因为它们有别于真实世界中所有被感知的气味，没有记忆和联想可循。前所未有的、新鲜的体验可以作为幻觉的特征，因为有时从现实的约束中解脱出来的大脑能够唤醒全部收罗在脑海中的声音、图像或气味，并让它们以复杂和不可思议的组合亮相。

[20] 莫利·伯恩鲍姆（Molly Birnbaum）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厨师，在意外的车祸中失去了嗅觉。他在回忆录《适应品尝》（Season to Taste）中形象地描述了嗅觉缺失的窘况。

[21] 在其他病因中，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可以通过削弱或刺激的方式侵袭神经（包括偶发的嗅神经损害）。病毒可以长时间保持静止状态并隐藏在神经中枢，间隔数月或数年后再度突然出现。一名微生物学家写信给我：“2006年夏，我开始‘闻到’一种我无法识别的细微的弥漫性气味（我猜最有可能的是……纸箱子湿了）。”他说：“在此之前，我有一个超灵敏的鼻子，完全可以单凭嗅觉分辨实验室里的培养物、有机溶剂间的微妙差别，或者若有若无的香水味。”

不久，他开始经常在幻觉中闻到臭鱼的味道。一年之后，这种味道随着他最大的“嗅觉敏锐度和大部分食物的细微差别”一起荡然无存。他写道：固有的气味完全不见了。粪便、烤面包、饼干、烤火鸡、垃圾、玫瑰、培养链霉菌的新鲜泥土气味……尽散无遗。我怀念感恩节的味道，但不要卫生间的气味。

嗅觉障碍和幻嗅源于他几年前遗留的单纯疱疹2型的重现。他很好奇，因为这通常都是幻嗅的前奏。他写道：“我闻到了疱疹复活并准备出击的气息。神经炎爆发前一两天，我在幻觉中闻到了我最后留心过的最强烈的气味。这种气味一直伴随神经炎存在，与炎症同时消退……幻觉的力度与广义神经炎的轻重相关。”

4
听幻觉

1973年，《科学》周刊（Science）刊登的题为“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它记录了8个没有精神病病史的人如何冒充病人混迹于全美不同医院进行试验的过程。他们唯一提到的病征就是“听到声音”，并告诉医护人员，虽然他们听不清声音的内容，但能听见话里带有“空”、“洞”和“砰”。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再编造其他事实，而是详细地叙述了过去（正常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尽管如此，他们全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一个被诊断为躁狂忧郁症），继而住院接受精神抑制药物治疗。在入住精神病房长达两个月期间，他们没有服用医生开出的处方药，仍坚持正常的言谈举止；他们向医护人员汇报幻听消失了，感觉良好；他们甚至公开记录下每天的经历（护理档案上曾记录他们中的一人有书写强迫症）；但是没有人判断出哪些病人是冒充的。[22]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大卫·罗森汉（David Rosenhan）设计了这个试验。作为假冒病人中的一员，他特意强调单纯幻听即便不伴有其他征兆或反常行为，也足以被快速武断地误诊为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学和整个社会普遍被“幻听就意味着疯狂，除非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否则永远不会幻听”的论调所干扰。

其实这一观点是近代才出现的，早期研究人员对精神分裂症的解释更加保守和人道。但是到了70年代，精神抑制药和镇静剂开始代替其他治疗；使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标准”（DSM criteria）的快速诊断也广泛代替了审视患者全部生活的详尽病史的手段。

1898~1927年间，欧根·布鲁勒（Eugen Bleuler）负责管理靠近苏黎世的大型精神病院伯格尔兹尼，他对辖区内的上百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密切关注并满怀同情。他意识到病人听到的声音虽然稀奇古怪，但却和精神状况及错觉紧密相关。他写道，幻听象征着将他们包围的一切——“他们全部的努力和恐惧……他们与外部世界完全转换的关系……尤其是……病态的爆发力或敌对的力量”。他在1911年的著作《早发性痴呆或精神分裂症群》（Dementia Praecox; or, The Group of Schizophrenias）中对此给出了细致入微的生动描述：

幻听不仅仅冲击着病人的听觉系统，还把紧张传遍他的全身，控制他、麻痹他、把他的思想带走。它们常假扮人声或者以其他离奇的方式出现：例如，一名患者声称有一个叫“声音”的东西分别停留在他的两只耳朵上，其中一个略微大一点，但两个都只有胡桃般大小，还长着一张丑陋的大嘴。

通常，幻听的主要内容是恐吓或诅咒。它们不分昼夜地从四面八方而来：来自高墙壁垒；来自头上脚下；来自地窖、屋顶；来自天堂和地狱；自身旁而至或远道而来……病人吃饭时听到一个声音说：“每一口都是偷来的。”他掉东西时听见：“但愿你的脚已经被斩断。”

幻听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它们可能此时对患者不利，彼时又内讧起来……通常由不同人的声音分管正反双方的辩论……一名患者女儿的声音告诉他“他要被活烧了”，同时他妈妈的声音响起“他不会被烧死的”。患者不但经常听到迫害的声音，也常听到保护者的声音。

幻听总是局限在身体里……息肉可能成为把声音留在鼻子里的理由。肠紊乱把声音和腹腔联系起来……生殖系统的病例中，男性的生殖器、膀胱中的尿液，或是鼻子都可能说出污言秽语……准妈妈或假孕患者可能听到她的一个或多个婴儿在子宫里说话……

无生命的物体也会讲话。柠檬水喋喋不休；一杯牛奶叫出了患者的名字；家具也对他打开了话匣子。

布鲁勒写道：“几乎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过幻听。”但是他强调反推是不成立的，即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常伴有幻听，但幻听并不一定是精神分裂症。在大众的想象中，幻听基本是精神分裂症的同义词，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很多人确实有幻听但并没有精神分裂。

很多人反映幻听并没有特别针对听者本人，正如南希·C（Nancy C）所写到的：

我幻觉中的对话固定地出现在夜里睡觉的时候。对我来说这是真人之间的对话，言之凿凿。我恰巧听到了，但是不在他们交谈的地方。我听到的是夫妻间日常的争吵，但我无法识别那些声音，他们不是我熟悉的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台调到了别人世界的收音机。（虽然都是讲美式英语的地方。）除了把这些经历当幻觉，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作为一个旁观者，从未有人与我说话，我只是在收听广播节目。

19世纪，“神智正常的人也会出现幻觉”这一观点被欣然接受，随着神经病学的发展，人们试图对幻觉的病因做更深入的了解。19世纪90年代，在英格兰成立了收集和调查特异现象或幻觉的心灵研究学会，很多人加入其中，尤其是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和杰出的科学工作者——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是美国分会的积极分子］。心灵感应、洞察力、通灵和精神世界的本性成为系统研究的主题。

这些早期的学者发现幻觉普遍存在于人群之中。他们在1894年的“国际正常人幻觉普查”中调查了普通人（他们严谨地筛除了有明显疾病和精神问题的人）在正常情况下遇到的幻觉和幻觉的类型。有17 000人收到了只有一个问题的调查问卷：

当你确信自己完全清醒的时候，是否曾经真切地看见或感到一个生命体或者无生命物体碰到了你；是否曾经感觉听到某种声音传来，而就你所能了解到的，它又并非在外部客观存在？

超过10％的人给予了肯定回答，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有幻听。正如约翰·沃特金斯（John Watkins）在《幻听》（Hearing Voices）中阐明的一样，幻听中“有关宗教或超自然的内容只占这些报告的极小份额”。大部分幻听仍然与日常琐事相关。

或许最常见的幻听是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中就此发表意见：

我独自在国外生活的那段岁月里，年轻的我总听到一个不容置疑、充满爱意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于是我把幻觉的具体时间记下来，在家里冥思苦想那个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什么也没发生过。[23]

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Smith）在《缪斯、疯子和先知：幻听和正常的界线》（Muses, Madmen, and Prophets: Hearing Voices and the Borders of Sanity）中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时听到的声音是谴责、威胁、嘲弄或者迫害。相反，“正常人”的幻听一般不易察觉。史密斯的父亲和祖父都有幻听，但他们对此的反应迥然不同。他父亲在13岁开始出现幻听，史密斯写道：

这些声音清楚明了，内容也并非让人感到恐慌。它们发布简单的命令指导他，比如把杯子从桌子的一边挪到另一边；从指定的地铁口进站。但所有迹象表明他的内心生活开始无法忍受这种倾听和顺从。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史密斯的祖父对幻听置之不理，甚至在幻听中怡然自得。他描述了自己怎样试图利用幻听赌马（“无济于事，我的脑子里挤满了声音告诉我这匹马能赢或者那一匹胜利在望了”）。不过和朋友打牌的时候倒是很奏效。无论他父亲还是祖父都没有强烈的超自然倾向和明显的精神疾病。他们和数百万的其他人一样，只是听到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寻常声音。

史密斯的父亲和祖父很少谈及他们的幻听。他们沉默地保守着幻听的秘密，也许是认为一旦公开，就会被当作疯癫的前兆或至少是严重的精神焦虑对待。许多近期的研究证明幻听并不罕见，而且大多数有幻听的人和他们一样没有患上精神分裂症。[24]

对待幻听的态度至关重要，这点不容置疑。有的人会如同丹尼尔·史密斯的父亲那样被幻听折磨，有的则如他的祖父坦然接受、顺其自然。在个人态度之外的是社会对幻听的态度，它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截然不同。

幻听在不同的文化中都一致展示出了其重要性。希腊神话中的诸神经常与凡人对话，而主要的单神论中的那些唯一之神也有同样的传统。鉴于此，幻听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也许比幻影更丰富。就幻听而言，语言可以清楚地传达一条消息或一个指令，但影像不能。

直到18世纪，幻听和幻视都被纳入超自然力量的范畴，如神或魔，天使或神灵。毫无疑问，有时幻听和精神病或癔病有相同之处，但大部分幻听不被当作病态；如果它们并不引人注目，且只出现于个人生活中，一般会被接受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与某些人相伴相随。

18世纪中期左右，一个新的不朽的哲学体系开始随着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启蒙运动发展完善。人们逐渐认为，幻视和幻听是大脑某一区域过度活跃的生理学反应。

但是关于灵感的浪漫想法仍占有一席之地。艺术家，尤其是作家被看作或自视为是“神灵之音”的记录者，而且有时候必须像里尔克（Rilke）[25]那样等待很多年，才得到那声音的眷顾。[26]

我们是有语言的物种，所以与自己交谈是必不可少的。伟大的前苏联心理学家利维·维谷斯基（Lev Vygotsky）认为“内部言语”是一切自发行为的先决条件。和多数人一样，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我自言自语：也许训诫自己“傻瓜！你把眼镜放在哪儿了？”；也许鼓励自己“你行！”；也许抱怨“为什么那辆车停在我的车道上？”；当然，极少的时候为自己庆祝“完工！”。那些声音不能具体化，可是我从不会误认为那是上帝的声音或来自其他人的声音。

但是有一次，我冒险拖着一条伤重的腿设法下山时，听见内心一个与平时喃喃自语时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奋力挣扎着蹚过溪水，膝盖骨关节肿胀而几乎错位使我精疲力竭而快要晕倒。那时，一种美妙的倦怠蔓延而来，我想为什么不在这里休息呢？也许打个盹？接着马上一个严厉清楚的命令反驳道：“你不能在这里休息。你不能在任何地方休息。你必须继续坚持。调整步伐，保持稳步前行。”这是一个善意的声音，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声音，支撑了我、鼓励了我。我的颤抖停止了，而且再没有蹒跚摇晃。

乔·辛普森（Joe Simpson）攀登安第斯山脉遇到灾难般的意外——从冰崖跌落到深深的雪山裂缝摔断了一条腿。他抗争着得以幸存，在《触及巅峰》（Touching the Void）里详细描述了一个给予他勇气和指导的至关重要的声音：

万物寂静无声，只有白雪和晴空，了无生机。我从容不迫地坐在那儿，下定决心必须一搏成功。那里没有黑暗的力量与我对抗。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用它理智的声音穿透我混乱的思绪。

好像有两个意见在我身体里争论。那个声音清晰尖锐而且威严凛凛。它总是对的，说的时候我听着，然后按照它的指示做。在我准备服从声音的命令时，另外一个头脑拼凑出一系列在我的白日梦里出现过的不连贯的影像、往事和希望。我必须到达冰河……声音明确地告诉我该怎样做，我照做的时候另一个头脑抽象地跳出一个又一个主意……那个声音，那个看守，每当冰河反射的热度让我昏昏欲睡恍惚难行的时候就催促我马上行动。3点钟，离天黑只有3个半小时了。我坚持不懈地走，但很快就意识到我的行动有多笨拙、多缓慢，像一只蜗牛在爬。但我并不在意，我想，只要我遵从声音的指示就一定能平安无事。

任何人在极端惊慌和危险的情况下都会听到这种声音。弗洛伊德在《论失语症》（On Aphasia）中提到他在类似的场合中的两次幻听：

在记忆里一生中我曾经两次身陷险境，每一次我都相当迅速地觉察到危险的到来。两次我都觉得“完了”，然而那时我内心的言语仍在继续含糊地嘟嘟囔囔，嘴唇轻微地噏动着，在那种危险的境遇里我似乎听到有人冲着我的耳朵喊出那些话，同时我看见它们好像被印在一张纸上飘在空气中。

对生命的威胁也可能来自内部，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一个声音阻止了多少自杀的企图，但我猜一定很多。我的朋友莉兹（Liz）在失恋中濒于崩溃，心碎肠断、意志消沉。正欲就着一杯威士忌吞下一把安眠药的时候，她惊恐地听到一个声音说：“不，你并不想这样做，记住你现在的感受，你将永远不会再有这种感受。”那个陌生的声音仿佛来自外面的一个男人。她虚弱地问：“谁在说话？”没有人答复，但是一个“颗粒状”的影子（她这样形容）突然出现在她对面的椅子里：那是一个身着18世纪服装的年轻男子，隐约出现了几秒后就消失了。巨大的解脱感和喜悦袭来包围了她。莉兹知道那个声音肯定来自她的内心深处，但每次谈起，她都开玩笑地说那是她的“守护天使。”

幻听的诱因由于环境不同而千变万化。比如，精神病人典型的带有敌意或迫害性的幻听，与在空房子里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它和出现在紧急关头或是走投无路时的声音根源也不同。

幻听可能和初级听觉皮层的异常活化有关，这一课题需要精神病学和大量人群参与的广泛调研加以论证，因为迄今为止的研究多数只是基于对精神病患者幻听的分析。

部分学者提出幻听是对自己内心的言语识别不足造成的（或许源于听觉区域的交错活化，所以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综合征感觉“听来”的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也许某种生理屏障或生理性抑制通常阻止了绝大多数人把听到的这种内部声音当作外界的。也许屏障受损或发育不全导致有些人听到持续不断的声音。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人没有幻听？1976年，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在他影响深远的著作《双重心理崩溃时的意识起源》（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中推测，在不太久远的从前，所有人都能听到来自右脑内部产生的声音，但左脑把它感知为直接来自神灵的外部信息。大约公元前1 000年的某个时间，随着现代意识的增强，这个声音逐渐内部化且被当作我们自己的心声而接受。[27]

另外有人推测在言语思维时过度关注默读的流畅也将引起幻听。很明显“听见声音”和“幻听”包含了变化繁多的不同现象。

当声音传递有效的内容，无论是日常琐事还是预言征兆，有些幻听不过是一些奇怪的噪音，其中最常见的也许是被定义为耳鸣的类型，常与听力损失相伴，发出几乎无休无止的“嘶嘶”声或“叮铃叮铃”的声响，有时大到无法忍受。

听到各种噪音，包括嗡嗡声、喃喃低语声、叽叽喳喳的叫声、噼噼啪啪的爆响声、沙沙声、叮铃叮铃声和低沉的嗓音总是与听觉障碍相关联，而且可能被诸如昏迷、痴呆、毒素或压力等众多因素加重。以住院医师为例，长时间的候诊，彻夜无眠会导致涉及各个感官模式的多样幻觉。一名年轻的神经病医师写信给我讲述了他值班30多小时后能听到医院监视器和呼吸机的警报声，而且有时到家以后也继续产生电话铃声的幻觉。[28]

有些幻听里的乐句或歌曲可能和说话声或其他噪音混为一体，但相当多人的幻听只有音乐或乐句。音乐的幻觉可以源自中风、肿瘤、动脉瘤、传染病、发展性神经组织退化、中毒或新陈代谢紊乱。通常这种情境下，只要排除刺激因素或使之减弱，幻觉就会消失。[29]

有时候要明确定义音乐幻觉的特殊病因仍是一件棘手的事。不过，到目前为止，我的大部分老年患者普遍是由听力下降或耳聋引起的音乐幻觉——这种幻觉可能异常顽固，即便通过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提高了听力也难以消除。黛安娜·G给我写道：

耳鸣随着我的记忆由来已久。它几乎无时不在而且高亢尖锐，听起来像极了夏天成群结队地回到长岛的蝉鸣声。去年的某个时间，（我也意识到）脑子里有音乐播放，那时我接连不断地反复听到平·克劳斯贝与朋友们合唱的《白色圣诞节》（White Christmas）。直到排除了所有可能的外界声源我才知道，它不是其他房间的广播。如此持续了很多天以后我突然发现，我既不能把它关上也不能调节音量，但通过练习我可以改写歌词、节奏以及和声。自那时起，我每天与音乐为伴直到夜晚，有时吵得我听不清幻听里的对话。音乐总是我熟悉的旋律，比如赞美诗、倾心多年的钢琴曲和记忆中的老歌。它们都有歌词……

与此同时，在这个刺耳的声音之外，我现在开始听见好像来自另一个房间什么人正在播放的数字广播或电视讨论节目的第三种声音。我听见男人女人的说话声，源源不断，综合征带着该有的停顿和抑扬顿挫，只不过我不能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黛安娜在童年就患上渐进性听力损失症，她的情况十分罕见，音乐和对话在她的幻觉中并存。[30]

虽然独特的音乐幻觉异彩纷呈：时而柔美抒情，时而高亢激烈，时而简单明了，时而杂乱复杂，但其中也有某种共性存在。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它们本质上是外源信息的知觉，这点有别于意象［甚至是“上口曲调”（earworms），那种时常在脑中重复而恼人的音乐意象］。有音乐幻觉的人总是希望找到外因：广播、隔壁的电视或者是路边的乐队，只有当他们一无所获时才意识到源头在他们自己。于是，他们可能更乐意接受在大脑里的是一个录音机或者iPod，能够机械化、自动化地运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需要调节的自我的一部分。

在大脑里出现这类幻觉不仅让人困惑，还常常让人心生恐惧，担心自己精神失常或认为音乐幻觉是肿瘤、中风或痴呆的前兆。这种焦虑使人们不愿承认幻觉的存在。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长久以来人们认为音乐幻觉少之又少，直到最近才发现它远不止于此。[31]

音乐幻觉可以偷袭甚至淹没知觉，就像耳鸣可以大到压过人说话的声音，但意象不会以同样的方式与知觉一争高下。

音乐幻觉经常毫无缘由地突然出现。它们频繁地随耳鸣、外部噪音（如同飞机引擎或除草机的轰鸣声）、真实的音乐、任何能产生对某首音乐或某类音乐联想的声音而至，但偶尔也会被外部事物的联想触发。比如我的一个病人，无论何时，只要路过法式面包店，她就会听见“云雀，可爱的云雀”[32]。

有些人的音乐幻觉无休无止，有些人的则只是断断续续。幻听到的音乐总是熟悉的，但不一定是让人喜欢的，比如我的一个病人从年少时就开始幻听到令他心惊的纳粹进行曲。它们可能是歌曲也可能是乐曲，古典的或流行的，但大部分是患者早先听过的。一位与我通信的天赋非凡的音乐家提到：病人偶尔会听到没有意义的乐句和片段。

幻听的音乐可以细腻至极，以至一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一个乐队的每一件乐器都能被清晰地辨别出来。那些大脑里对音乐几乎一片空白、更不懂复杂的合唱或作曲的幻听者，对这种逼真和准确惊讶不已。（也许和导致异常惟妙惟肖的视幻觉类似。）通常反复听到的可能是只有几个小节的单一旋律，就像磁带被卡过一样。我一位病人的丈夫曾给她计时在10分钟中内听到“来吧，所有的信徒”片段达19.5次，由于不能听全整首赞美诗，她深感痛苦。幻听音乐的强度会慢条斯理地加大，也会不慌不忙地减弱，但也可能在曲中突然爆发，然后同样突然停止。（病人总说就像有个开关。）有些病人随着幻听一起唱；有的对它置之不理，但两者殊途同归。音乐幻觉以它们自己的方式继续着，不在意是否有人关注，即使有人在听或演奏其他的音乐，它们也一如既往。例如，小提琴家戈登·B（Gordon B.）有时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会对一首完全不同的曲子产生幻觉。

音乐幻觉擅长延展。一个熟悉的曲调、一首老歌都可能开始这个进程；这就像插队一样，几天或数周后有其他的加入进来，然后再来一个直到构建起全部的幻听音乐。但这个节目单总是在自我调整，一支曲子离场了，另一支将取而代之。没有人能主动地开始或停止幻觉，虽然有时有些人能够替换幻觉音乐的片段。有一个曾说自己有“颅内点唱机”的人发现，他虽然不能控制开关，但可以随意转换风格或节奏相似的“唱片”。

持续的寂静或枯燥的听觉可能导致幻听，我有一些病人在冥想或远海航行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年轻的杰西卡·K（Jessica K.）没有听力缺陷，她写信给我描述其在单调的听觉环境下遇到的幻觉：

处在流水或中央空调的白噪音（white noise）[33]中，我经常听见音乐或说话声。我能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些声音，虽然我从没听清过内容。最初几天，我还去其他房间寻找估计是落在了那儿的收音机，但是那些抒情的音乐或者话语听起来像电台节目，而非真实的对话声。可以说在它们和白噪音形影不离前我从没听到过此类声音，它们也只是在没有其他可比的声音时才出现。

儿童鲜有音乐幻觉，但我见过一个从五六岁开始患此病的小男孩迈克尔（Michael），他的音乐幻听无休无止，势不可挡，这使他无法专注于其他事情。通常较大年龄的儿童才会患上音乐幻觉，这和听见人声的幻听不同，后者在儿童早期开始其病程，几乎一生都将与其相伴。

某些有持久音乐幻觉的人饱受折磨，但大部分人适应了与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音乐共处，有些人甚至以此为乐，感觉他们内在的音乐丰富了现实生活。85岁的艾维·L（Ivy L.）依然充满活力、善于言辞，她患有黄斑变性导致的视幻觉和听力损伤引发的音乐幻觉和幻听。她告诉我：

2008年，医生开处方药帕罗西汀给我治疗被她称为的“抑郁症”，而我则称之为“悲伤”。在那之前，由于丈夫去世，我从圣路易斯搬到了曼彻斯特。服用帕罗西汀一周后，正在看奥运会男子游泳比赛的时候，我惊奇地听见慢悠悠的音乐响起。我关上电视，但音乐仍然未停。从那以后只要我醒着，它就一直响着。

音乐出现以后，医生又开了再普乐（Zyprexa）[34]作为辅助治疗，但引发了我晚上看见深色的天花板冒水泡的视幻觉。第二个处方药带给了我一棵长在浴室里的透明可爱的热带植物幻觉。我停药后幻觉随之消失，但音乐仍旧继续。

我并不是简单地“回想起”这些歌曲。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又响亮又清晰，像是听CD或音乐会一样。音量也会随着空间的扩大而增大，比如超市。音乐中没有歌手也没有歌词，我从没听见过人声，但有一次当我打盹儿的时候，我听见有一个急切的声音呼唤我名字。

曾经有很短一段时间，我在没人时听见门铃声、电话响、闹钟报时。后来再没有经历过。除了音乐之外，我有时听见蝈蝈叫、麻雀叫或停在我右边准备出发的大货车的声音。

在经历这些的过程中，我彻底地意识到它们是不真实的。我一直可以扮演好生活中的角色，打理自己的个人财务，还能搬家和照顾家务。虽然有听觉和视觉的干扰，但我讲起话来条理分明，而且记忆力精准无误，只是偶尔把纸放错地方。

我能够“走进”我想要的旋律或通过一个乐句触发它，但我没有能力终止幻听。我也不能叫停衣柜里的钢琴演奏、客厅顶上的单簧管和没完没了的《上帝保佑美国》，也不能唤醒《晚安，艾琳》[35]，但我一直在努力。

脑部PET扫描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音乐幻觉就像真实的音乐知觉一样激活了大脑内的广泛区域间互动，比如听觉区域、运动皮层、视觉区域、基底核、小脑、海马体和扁桃体。（音乐比其他行为能调动更多的大脑区域参与，这也是音乐疗法在多变的条件下仍然行之有效的原因之一。）这种音乐的“网络”有时可以直接由局限型癫痫、发烧或谵妄激活，但大多数音乐幻觉病例发生在正常的有效抑制或约束减弱时，大脑的音乐“网络”活化后的释放作用中。最常见的释放原因是听觉剥夺或耳聋。由此可见，耳聋老人的音乐幻觉类似于邦纳综合征的视幻觉。

虽然它们有相似的生理学基础，但在表现模式上大相径庭，这反映了我们的视觉世界和音乐世界完全不同的本质：这种不同明显表现在对它们不同的察觉、追忆或想象的途径。我们无法获得一个准备好的预知的视觉世界，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构建自己的视觉世界。这个过程势必引起大脑在许多功能层面的分析和综合，自枕叶皮质对线条、角度和方向的感知开始。稍高的级别在下颞叶皮层，视知觉“要素”更具复杂性，可以满足对自然景观、物体、动植物的组成、文字和面孔的分析和识别的需要。而复杂的视幻觉导致这些因素的整合和不停地排列、分解、再组合的聚集。

音乐幻觉则截然不同。虽然不同的功能系统负责理解音乐的音调、音色、节奏等，但大脑的音乐“网络”是协同工作的，零散的信息若不能丢弃自身的特质，便不能被完整准确地转换成美妙的旋律、速度或节拍。我们把音乐的片段作为整体理解，无论对音乐最初的感知和记忆如何，都会以偏概全地保留对片段的体会，而不是对集合单独要素的整体理解；不论何时音乐被唤起或是油然而生，无关形式是恼人的“上口曲调”或者幻觉，音乐都需要经过心智和大脑的表演。

[22] 然而真正的病人有更敏锐的观察力。其中一个病人说：“你没疯。你要么是记者要么是教授。”

[23] 弗洛伊德并不排斥心灵感应的观点，《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Psychoanalysis and Telepathy）完成于1921年，但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

[24] 最近，一些幻听经历者在不同的国家组织网络宣传维护他们幻听的“权利”，要求得到尊重，不被当作无能或有病而遭到解雇。伊凡·拉乌达尔（Ivan Leudar）和菲利普·托马斯（Philip Thomas）在他们合著的书《理智的声音，疯狂的声音》（Voices of Reason, Voices of Madness）对这次运动和它的重要影响进行了评论。桑德拉·埃舍尔（Sandra Escher）和马里厄斯·鲁默（Marius Romme）在他们的2012年回顾里重提此事。

[25]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著名诗人，在德语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编者注

[26] 朱迪思·韦斯曼（Judith Weissman）通过《两种思想：听到声音的诗人》（Of Two Minds: Poets Who Hear Voice）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根据诗人们自己所述，从荷马到耶茨，他们中很多人不仅从隐喻的声音，而且从真正的声音产生的幻觉中得到启发。

[27] 杰恩斯认为在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状况下可能复原“双重心理”。有些精神病专家如纳斯鲁拉（Nasrallah，1985）支持这个观点或至少认同：精神病人的幻听源于右脑而不被当作自己的声音，因而被当作是“外部的声音”。

[28] 莎拉·李普曼（Sarah Lipman）在她的博客（http://www.reallysarahsyndication.com）里记下对手机铃声的猜想或产生幻觉“虚幻的铃声”的现象，并把它和失眠症、期待或焦虑联系起来，就像每当她思考时都听到敲门声或宝宝的哭声一样。她写信告诉我：“我意识的一部分紧绷着去监听这个声音。对我来说正是这种超级警戒状态诱发了虚幻的声音。”

[29] 颞叶癫痫发作期可能有突发性的音乐幻觉。但是这种病例的幻觉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他们只随视幻觉、嗅幻觉、错构症或其他症状同时出现。如果突然发作，通过药物或手术得以控制，那么由癫痫引发的音乐也会停止。

[30] 大部分有音乐幻觉的人都是老年人和轻微失聪的人。他们习以为常被当作痴呆、精神病或低能对待。珍·G（Jean G.）因心脏病突发被送进医院，几天后，她开始“听见飘渺的男子唱诗班的声音好像从森林里传来”。（几年后，当她给我写信时仍能听见这个声音，尤其是她不堪重负或精疲力竭的时候。）但是，她说：“当护士问我‘你知道自己的名字吗？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吗？’的时候，我马上停下对这类音乐的讨论而回答，‘是的，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我回家的日子。’”

[31] 我在《脑袋里装了2 000出歌剧的人》一书中更详细的论述了音乐幻觉（以及恼人的音乐意象或不断在脑中重复的“上口曲调”）

[32] Alouette，云雀（或者百灵鸟），是一首很出名的加拿大法语儿歌，源于早期移居到加拿大的法国人，流行甚广，大概跟“Frère Jacques”（法语版《两只老虎》）差不多。一战的时候很多驻军法国的美国步兵学到了这首歌，于是流传到美国。——译者注

[33] 白噪声或白噪音，是一种功率频谱密度为常数的随机信号或随机过程。换句话说，此信号在各个频段上的功率是一样的，由于白光是由各种频率（颜色）的单色光混合而成，因而此信号的这种具有平坦功率谱的性质被称作是“白色的”，此信号也因此被称作白噪声。很多接受过白噪音治疗的人形容它们听上去像下雨的声音，或者像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再或者像是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这种声音对各个年龄层的人来说，都可以起到一定的声音治疗作用，是一种“和谐”的治疗声音。也有人感觉“白噪音”听上去有些许刺耳，而一定音量下的白噪音可以治愈一些多动患儿的精神集中能力障碍。——译者注

[34] 再普乐属片剂，为抗精神病辅助用药。——译者注

[35] “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和“晚安，艾琳”（Good Night，Irene）都是歌曲名称。——译者注

5
帕金森病的错觉

1817年，詹姆斯·帕金森（James Parkinson）在其著名的《震颤麻痹论文》（Essay on the Shaking Palsy）里描述了一种在感觉和智力未受损害的情况下，对行动和姿势造成影响的疾病。今天这种病被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帕金森症”。然而在那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人们再没有提及过帕金森病人的知觉障碍和幻觉。正如吉乐斯·费内伦（Gilles Fénelon）和其他人所述，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医生才开始意识到（经过细致的询问才得到的结果，因为病人总是不愿承认这个事实）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帕金森患者有过幻觉。那时，几乎每一位帕金森症患者都服用左旋多巴（L-dopa）或其他加强大脑神经递质的多巴胺类药物。

我对帕金森症的经验主要来自于当我还是一名年轻医生时所经历的那些病人。在《睡人》（Awakenings）一书中，我对他们曾有过描述。这些病人患上的不是常见的帕金森病，而是更复杂的并发症。他们是一战后流行性嗜眠性脑炎的幸存者，数十年后的某一时间，症状随着帕金森病卷土重来，不仅有非常严重的帕金森症状，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失调，尤其是睡眠和觉醒障碍。这些脑炎后帕金森病（postencephalitic）的病人远比普通的帕金森患者对左旋多巴敏感，他们中的许多人刚一开始服用就出现极度逼真的幻想或噩梦；通常这是药物治疗最明显的效果。还有几个出现视错觉或幻觉。

雷纳德·L（Lenard L.）服用左旋多巴后开始在电视的黑屏上看见很多张脸；他盯着房间里一幅西部古镇的照片时仿佛身临其境，看见人们从镇上的酒馆里蜂拥而来，牛仔们在大街上骑马飞驰。

另一位脑炎后患者玛莎·N（Martha N.）在幻觉中穿针引线。在不同的场合她会说：“看，我今天给你缝的床罩多漂亮！”“快看那些可爱的龙，就是他牧场里的独角兽”。她的手在空中追随着它们无形的身影。“这儿，接住”，她边说边把那个鬼影放进我的手心。

格蒂·C（Gertie C.）同时服用三环癸胺[36]（amantadine）和左旋多巴后突然出现的幻觉就不那么温和了。第一次服药后3小时，她开始出现异常的兴奋和疯狂的幻觉——她尖叫道：“所有的车都朝我冲过来了，它们挤死我了！”她也看见面具一样的脸闪进闪出。“看，多挺拔的树啊，太漂亮了！”，眼里满是兴奋的泪花。

相反，普通帕金森患者和脑炎后帕金森病患者不同，前者只有在服药数月或数年后才会产生视幻觉。20世纪70年代，我只有几个病人开始出现幻觉，绝大多数是视幻觉。它们有时从网状和编织物或其他几何图案开始；有些患者经历了复杂的幻觉，一开始就看见动物和人。这种幻影看起来栩栩如生（有个病人在幻觉里追老鼠的时候严重摔伤），但患者很快就学会了区分虚构和真实，并能够淡然处之。那时我在任何医学文献中都找不到相关的信息，只是间或读到左旋多巴可能导致病人患上精神病。但到了1975年，我有超过四分之一对左旋多巴和多巴胺兴奋剂反应良好的普通帕金森患者反映他们的生活和幻觉相伴。

设计师埃德·W（Ed W.）在服用左旋多巴和多巴胺兴奋剂数年后开始出现视幻觉。他知道那是幻觉，并且对它们充满了好奇和兴味；然而，一名医生却令人失望地将他误诊为精神病。

他常感觉自己与幻觉只有“一步之遥”，在夜晚或疲倦无聊的时候，他就可能被推进幻觉的门槛。一天，当我们正在吃午饭，被他称为“错觉”的东西一股脑儿地跑出来。我挂在椅子上的蓝套衫化身为凶狠怪异的猛兽，长着大象似的头，长长的蓝牙和似有似无的翅膀。桌子上的一碗面变成了“一个人的大脑”（不过没有影响他的食欲）。他看见我的嘴唇上“出现了字母，就像电传打字机一样”，组成了他读不懂的“词”。它们与我正在说的话并不吻合。他说这种错觉是现场“编造”的，突如其来且不带任何主观意愿。他不能控制和终止它们，只能闭上眼睛。它们时而友好时而吓人。大部分都被他忽视掉了。

有时他的错觉转化为明显的幻觉。其中一个和他的猫有关：几天前，他把猫留在了兽医诊所。但他一直能在家里“看见”它，一天好几次地从房间尽头的藏身处钻出来，穿过屋子再消失在阴影里，无视他的存在。埃德马上意识到这是幻觉，虽然引起了他的好奇和兴趣，但他没有和它互动的愿望。当真猫回来的时候，这一幻影消失了。[37]

除了这种孤立的或是特殊情景下的幻觉之外，帕金森患者还可能发展出复杂且恐怖的幻觉，通常是神经质的。这种精神病伴随埃德一直到2011年底。他开始对进入他公寓的人产生幻觉，从厨房后面一个“神秘的卧室”露面。埃德说：“他们侵占了我的私人空间，他们挤满了我的地方……他们对我很感兴趣，又做笔记又拍照，还匆匆翻阅了我的文件。”有时候能看出他们的性别，闯入者中有一个令人惊艳的女人；有时候他们中的三四个会占据埃德的空床。当有真正的访客到来，或者他在听音乐、看喜欢的电视节目时，这种怪异现象就不会发生；当他外出时，他们也不跟随。埃德总是把这些人误以为真，而且对妻子说：“给我办公室的人端一杯咖啡。”每次他目不转睛地盯住一个地方或眼睛追随着虚无的影子进入幻觉时，他妻子都知道。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和他们“对话”，因为他们从不应答，他就对着他们说话。

埃德的神经病学医生听说这些以后，建议他停止服用所有治疗帕金森症的药物2到3周，但这个尝试让埃德几乎不能动弹也不能言语，无所适从。于是他按部就班地逐渐减少药量，两个月后当服用的左旋多巴降到先前剂量的一半时，他的幻觉、忧虑和精神病征全部消失无踪。

埃德总是形容不断感觉到有陌生的人或事“出现”在他的右边。

R教授接受左旋多巴和其他抗帕金森症的药物治疗进展顺利，但也有一位他称为“同伴”的出现在右侧视野之外。有个人在那儿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有时候他会转动轮椅出去一看究竟。而他最主要的错觉是把铅字、词语和句子转换成乐谱。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大约是两年前，当时他正在看书，眼睛移开几秒钟后再回到书上的时候，他发现上面的内容都被乐谱代替了。自此以后这种经历出现过很多次，而且诱因都是专注于阅读。偶尔浴室防滑垫的黑色镶边变成了五线谱和乐句。总有一些诸如信或台词的东西被译成乐谱，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是“错觉”而不是幻觉。

R教授是个很出色的音乐家，他从5岁开始弹钢琴一直坚持每天练习好几个小时。他对自己的错觉充满好奇，曾费尽心机地改编或演奏那些乐谱。（他发现捕获这些幽灵似的音乐最好的时机是放一张报纸在乐谱架上，随着它的转换及时演奏。）但乐谱总是被过度装饰以至几乎不能弹奏：不计其数的强弱标记；3条旋律线或比中央C还要高八度；高音谱上带有至少6个以上的加线。[38]

霍华德·H（Howard H.）是一名采用精神治疗法的医生，在确诊患有帕金森症不久之后，他开始注意到触幻觉的出现：

我感觉不同东西的表面好像都有一层薄薄的绒毛，就像桃毛或枕头里的羽绒一样，也可以形容成棉花糖或蜘蛛网。有时那些网和绒非常厚实，当我弯腰去捡掉到桌下的东西时，感觉我的手好像陷进了一大堆蓬松的填充物里。但当我设法抓起一把的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可是觉得双手捧满了这些东西。

2008年，艺术家汤姆·C（Tom C.）来我办公室咨询时，他接受帕金森症的药物治疗已经超过15年了。两年后，他开始出现“错觉”（和其他人一样，他拒绝“幻觉”一词）。他痴迷跳舞，因为舞蹈可以暂时让他从帕金森病里解脱和释放。他在夜总会的时候第一次出现错觉，舞者的皮肤和脸看上去布满了刺青。最初他以为眼前所见都是真的，但当它们慢慢开始发光、扭动和旋转时，才让他确信这些都是幻觉。作为一名艺术家和心理学家，他对这种经历充满好奇，但同时也担忧它会发展成不可控的幻觉。

有一天，他坐在办公桌旁惊讶地看见电脑屏幕上出现泰姬陵的图片。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直到颜色变得艳丽，图片有了空间感，泰姬陵历历在目，他仿佛还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类似印度寺庙中的诵经声。

另一天犯病的时候，他僵躺在地上，顶灯的强光逐渐变成了很多老照片，多半都是早期的黑白照，照片中的人像大部分是家人，但也有陌生人。他说在那种动弹不得的状态下“我没有其他事可做”，所以很高兴地沉醉在幻觉所带来的温暖幸福之中。

幻觉对于埃德、汤姆和R教授来说就是“错觉”，但75岁的艾格尼丝·R（Agnes R.）坦承她已经患帕金森症20年，视幻觉10年。正如她自己所说，幻觉是她的常客。

“我所有看见的都是我喜欢的，它们令我着迷而感觉不到威胁。”在医院的候诊室，她见过“很多女人，其中5个正在试穿皮大衣”。尺寸、颜色、质地和她们的动作都真实自然；一切都活灵活现。只是所处的环境让她意识到这是幻觉：在夏天，没人会在医生办公室试穿皮大衣。她基本可以辨别幻觉和真实，但也有例外：一次她被扑上餐桌的黑色猛兽吓得跳了起来；还有一次，走着走着她突然停下来以避免撞倒眼前的幻影。

艾格尼丝总是透过公寓22层的窗户看见奇妙的幻影。凭窗远眺，她在真实的教堂顶上看到一个溜冰场，而在隔壁楼顶她看到有人在打网球，同时还有工人们正在她的窗外工作。她不认识看到的人，那些人也没有注意到她，继续忙着自己的事。她平静地观察着这些幻景，偶尔还有一些陶醉。（事实上，我感觉幻觉在帮助她消磨时光，瘫痪导致的阅读困难使她的时间流逝得更慢了。）她说她的幻觉既不像梦境也不像幻想。她酷爱旅游，尤其醉心于埃及之行，但她从没有和埃及相关的幻觉。

她看不出自己幻觉的规律。它们可能随时出现，无论她忙着社交还是独自一人；它们完全不顾及当下的事，不在乎她的感受、想法或是心情，也不理会她是否在接受治疗；对于它们，她请不来也送不走；它们把自己附在她专注的东西上，又与真实的视觉一起消失在她合上眼时。

难道左旋多巴对此负有全责？它能被看作是迷幻药吗？从它治疗其他疾病［如肌张力失常（dystonias）］时没有导致幻觉的事实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是否在帕金森患者的大脑里，或至少在部分帕金森患者的大脑里有什么东西使人易于产生视幻觉？[39]

帕金森病一贯表现为行为失调，但也会涉及许多其他方面，包括各种形式的睡眠障碍。帕金森病患者可能夜间睡眠很差，而且常伴有慢性睡眠剥夺症。他们睡眠的特点是会做很多生动离奇的梦，有时是噩梦，在梦里他们醒着却瘫痪在床，无力与叠加在他们清醒意识上的梦境抗衡。所有这些都是诱发幻觉的额外因素。

1922年，法国神经病学家吉恩·莱尔米特（Jean Lhermitte）描述了一位老年病人突然遭遇视幻觉的情形：她看到人人穿着戏装，孩子们在嬉戏，动物围在她身边（她有时会试着伸手拍拍它们）。这个病人晚上失眠、白天困乏，她的幻觉大多在黄昏出现。

虽然这位老人有严重的视幻觉，但她并没有视觉障碍和视皮层的损伤。不过她的神经系统体征提示脑干、中脑和脑桥的某部分有异常病变。众所周知，视觉通道受损引发幻觉，但中脑非视觉区域的损伤如何导致幻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莱尔米特推测这种幻觉与睡眠-清醒周期的混乱相伴，它们的本质是在白天涌入意识的梦或梦的碎片。

两年后，比利时神经病学家鲁多·范·伯格特（Ludo van Bogaert）公布了一个类似的病例：每当黄昏时分，他的病人就看见房间四周的墙上突然出现动物的头影。这个病人有与莱尔米特病人相似的神经系统体征。鲁多·范·伯格特也推断他的病人是中脑受损。病人去世一年后，尸检证明其大面积的中脑梗塞蔓延到其他系统，并牵连大脑脚（cerebral peduncles），由此他将其称为“大脑脚幻觉”（peduncular hallucinations）。

在脑炎后帕金森综合征和路易体痴呆的例子中，都能发现脑干及相关系统受损。如同在大脑脚幻觉的病例里，受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不像中风那样突然发作。在所有这些退行性疾病中，都有可能出现幻觉，以及睡眠、行动和认知障碍。但这种幻觉和邦纳综合征的幻觉明显不同：它们几乎全是复合体，调动多种感觉参与，也更具欺骗性；而邦纳综合征则很少如此。起源自脑干的幻觉似乎与乙酰胆碱递质系统[40]的异常相关，左旋多巴或类似药物可能使这种异常恶化，从而加重多巴胺对脆弱的、不堪重负的胆碱能系统的影响。

普通帕金森病患者可以积极地生活并保持原有的智力数十年。例如，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50岁左右完成《利维坦》（Leviathan）的创作之后患上了震颤性麻痹造成的肌肉运动障碍，但直到90多岁他仍然有着完好无损的智力和创造力。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缺乏左旋多巴还会引发一种更恶性的帕金森症，一旦患病迟早会出现痴呆和视幻觉。对这类病人的大脑尸检显示了神经细胞内部蛋白质的异常沉积（也就是路易体），它们大部分在脑干和基底核，部分在视觉联合皮层。据推测，路易体可以在患者服用左旋多巴前引发视幻觉。

埃德娜·B（Edna B.）似乎患有这种疾病，但尚不能确诊，除非对大脑进行尸检，否则无法对路易体疾病做出准确诊断。埃德娜生活一直健康，直到2009年她大约65岁的时候，出现了帕金森症的第一个症状——双手颤抖。2010年夏，她的症状包括行动迟缓、由于记忆或注意力的问题导致的言语不清——她总是忘词和走神，话讲到一半就忘了下一半要讲什么，需要停下来想一下。而所有症状中最令她痛苦的就是幻觉。

2011年见面的时候我问起她的幻觉，她说：“太可怕了！就像看恐怖电影，而自己还身处其中。”她看见小矮人（“小鸡”）在夜间围着她的床边跑边聊；她能看见它们的手势和蠕动的嘴，但听不见它们的对话。有一次，她还曾试过跟它们说话。虽然它们长相狰狞而且（她认为它们）图谋不轨，但它们从没骚扰或靠近过她，只有一个曾坐在她的床上。更糟糕的是某种特定的场景总出现在她眼前。她告诉我：“我看见自己的儿子就在我眼前被杀。”（她丈夫插话说“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有一次，她丈夫来探视的时候，她说：“你来这儿干吗？他们刚在圣心教堂举行了你的葬礼。”她经常看见成群的老鼠，有时觉得它们就在床上。她也常感觉鱼在啃她的脚。有时她还会在幻觉里随部队开赴战场。

我问她有没有什么愉快的幻觉，她说时而看见“穿着夏威夷裙子”的人在走廊里或窗户外，做好了为她演奏的准备，但事实上她从没听到任何音乐。相反，她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噪音，尤其是流水的声音，但没有说话声。（她说：“多亏我听不见，不然他们会认为我是真的疯了。”）她还有嗅幻觉：“我周围的人带有各种不同的气味。”

可以理解幻觉刚出现的时候，埃德娜有多么恐慌，她对它们信以为真。她说：“我从没听过‘幻觉’这个词。”但后来，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有能力区分幻觉和现实，不过幻觉出现的时候她还是会受到惊吓。她总是依靠丈夫进行检测：她会问他是否和她一样看见了、听见了、感觉到或闻到了。有时她会出现视觉失真，比如丈夫的脸扭曲向下、冷笑或嘴巴上翘“像一个笑脸的表情符号”。最近她经历了一次特别怪异和鬼魅的幻觉。她的床头挂着一张印度酋长的海报，它几天前走进了她的生活：酋长从画框里走出来站在卧室。为了唤醒她的意识，她丈夫在画前摆手帮助她驱散幻觉。酋长化成了碎片，但她感觉自己也随之融化了。另一幕是卧室里的衣服开始到处走，她必须让丈夫在眼前晃动着一条牛仔裤才知道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其他类型的痴呆病症也会产生幻觉，包括中度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尽管它不像路易体疾病那么频繁。这些病例中，幻觉会诱发错觉，或者从错觉中产生幻觉。老年痴呆症或其他痴呆也会导致多影错觉或错认。我的一个病人与丈夫并排坐在飞机上，突然觉得身边的人是冒名顶替她丈夫的人，她坚信就是他杀害了自己的丈夫，现在千方百计要坐在这儿。另一个病人在白天意识到自己住进了疗养院以后，每到晚上就感觉自己被骗到了另一个被复制的疗养院里。有时精神病会被受虐的错觉控制，引发暴力行为：一个此类病人袭击了她假想中窥视她的无辜邻居。阿尔茨海默病和路易体疾病患者的幻觉经常被植入复杂的感官错觉、混乱、方向障碍和妄想，这些在“单纯的”邦纳综合征中很少见。

在《睡人》一书中我描述了多年来所经手治疗的80个深度脑炎后帕金森综合征患者。疾病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活动能力，数十年来一直处于“冰冻”状态。在左旋多巴导致他们丧失行动和语言能力之后，通过了解我发现他们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服用左旋多巴前很多年就出现了视幻觉，其中绝大多数温和而友好。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幻觉，只能猜测这可能和他们离群索居有关，他们试图创造一个虚拟的现实以满足他们对世界的渴望，这样幻觉恰好代替了与他们渐行渐远的真实世界。

格蒂·C在开始服用左旋多巴前数十年一直有“半自控式”的幻觉。她感觉自己躺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或者在一条小溪上漂流，置身于童年的田园风光。接受左旋多巴治疗后，一切都改变了，她的幻觉变成了社交聚会，有时还和性有关。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焦急地补充道：“你一定不会阻止一个对我这样失意的老女人有帮助的幻觉的！”我答复她说如果幻境愉悦而且可控，那么对她的境遇来说确实不错。随后，她不再疑神疑鬼，幻影也彻底变得热情而友善。她老练地迎合和控制着幻觉以使它们只在每晚8点后出现，逗留时间不超过30到40分钟。如果亲戚拜访停留得太晚，她会和蔼但郑重地解释说她在等“一位外地的尊贵客人”，他几分钟就到，她觉得如果让他在外面等太久会引起误会。现在，她每晚都收到来自幻觉中的那位忠实的绅士带来的爱意、关怀和隐形的礼物。

[36] 又名“金刚铵”，为一种治疗帕金森症的药物。——译者注

[37] 我的同事史蒂芬·弗鲁赫特（Stephen Frucht）给我描述过他的一个病人的幻觉。一个接受帕金森药物治疗超过15年、智力完好的女人，一年前开始有幻觉。她总是看见一只灰猫，长着迷人的眼睛，带着安宁美好的表情，看上去性情极其友好温顺。让自己吃惊的是（她从来不喜欢猫）她很享受灰猫的来访，而且担心“它可能会遭遇不幸”。虽然知道是幻觉，但猫看起来真实可人：她能听见它的到来；感觉到它身体的温度；如果愿意，还能摸到它。猫第一次出现想要蹭她的腿时，她说：“别碰我，别离我这么近。”自那以后，猫便和她一直保持一个得体的距离。偶尔，一只大黑狗尾随它在下午出现。当弗鲁赫特问她当猫看见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她回答那只猫“把脸转过去，很平静”。后来又补充道：“它完成了要来看我的愿望，心满意足。”

[38] 其他人也向我形容过看见的乐谱。埃丝特·B（Esther B.）是一名作曲家兼音乐教师，她写信告诉我，被诊断出帕金森症12年后，她开始有“相当特殊的视觉现象。”详细描述如下：

当我看着一个物体的外观——墙、地板或什么人穿在身上的衣服，也许是浴缸或水池的曲面等等，总之不胜枚举——尤其当我利用周边视觉的时候，我就会看见类似乐谱的大杂烩层层叠叠地覆盖在上面。当我试着聚焦于某一个的时候，它就变弱或者狡猾地消失了。这些乐谱的意象不请自来，在我工作时看过乐谱之后它们尤显生动。它们差不多总是出现在水平位置，如果我把头歪向一边，它们也会随之倒向同侧。

[39] 帕金森症初期可能先出现嗅觉障碍，因此也倾向产生嗅幻觉。正如兰第斯（Landis）和伯克哈特（Burkhard）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所暗示，即使没有明显的嗅觉障碍，帕金森症初期患者可能在显现出运动神经的症状前就出现嗅幻觉。

[40] 乙酰胆碱是一种神经递质，能特异性地作用于各类胆碱受体，在组织内迅速被胆碱酯酶破坏。帕金森病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主要是因位于中脑部位“黑质”中的细胞发生病理性改变后，多巴胺的合成减少，抑制乙酰胆碱的功能降低，则乙酰胆碱的兴奋作用相对增强。两者失衡的结果便出现了帕金森病。——译者注

6
改变的状态

人和其他动物有很多共性，比如对食物、水和睡眠的基本需求，但心理和情感的需求与欲望也许为人类所独有。日常生活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我们必须超越、变换和逃避；我们要求深意、理解和解释；我们要看见色彩纷呈的生活。我们需要希望，一种对未来的感觉。我们需要自由（至少有自由的幻想）去放纵自己，无论是通过望远镜、显微镜还是人类日益发展的科技或者精神穿越到其他世界，超脱出现有的环境。我们需要生活承诺的有多少，我们需要超脱的就有多少。

我们也可能寻找对压抑的释放，这样可以使相互间更容易结合；或者找寻让我们的意识对时间和死亡更易承受的强烈情感。我们追求对身心约束的放松，对时间和空间、对这个世界的美丽和涵义更热切的感知。

威廉·詹姆斯毕生痴迷于酒精和其他致醉物质的神秘力量，并在1902年就此著书《宗教经验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他同时描述了自己在氧化亚氮（nitrous oxide）[41]作用下的超脱感受：

我们正常、清醒、理性的意识就如同我们定义的那样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意识。抛开相关的一切，在一层薄薄的的屏障之下潜藏的意识形式与之截然不同……回到我自己的感受，它们都汇聚成一种被我情不自禁地归为有神秘意义的直觉，它的主旨就是始终不变的和谐。我们的困难和烦恼全部来自于对尘世的愤世嫉俗和矛盾心理，而它却背道而驰地将一切融为一体……对我而言（这种感觉）只有在人为的神秘心境里才会出现。

很多人发现詹姆斯所述和华兹华斯的《不朽颂》（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在自然、艺术、创意思维或宗教上的一致；有些人通过冥想或类似的致幻技术、祈祷和精神的练习可以进入超脱的状态。但是药物提供了一个捷径，它们随时满足人对超脱的需求，因为某些化学药品可以直接激发很多复杂的大脑功能。

每一种文化都发明了化学的致幻方法。在某一时期，致醉物在巫术和宗教层面的使用被制度化；宗教仪式上使用植物影响心智由来已久，而且直至今日仍流行在个别萨满教和世界各地的宗教典礼上。

在世俗的层面上，药物并没有过多地应用于对精神的启迪、扩展或凝聚，也没有滥用在“净化感知的大门”上，而是为人们提供了愉悦感和幸福感。

所有这些渴求，或高或低，都能从植物王国得到其恰如其分的满足。各种各样能对精神产生影响的植物好像是为神经递质系统和人类大脑内的受体量身打造的。（但事实绝非如此。植物的进化是为了抵御它们的捕食者，或者诱惑其他动物吃掉自己的果实以传播种子。虽然如此，我们仍无法抗拒地猜想一定有很多植物能够催生幻觉或改变大脑状态。）[42]

民族植物学家理查德·埃文斯·舒尔茨（Richard Evans Schultes）几乎投入了全部生命去发现植物和描述它们的作用。瑞士化学家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1938年在山道士实验室第一次合成了LSD-25。[43]在他们共同撰写的《众神的植物》（Plants of the Gods）中共记录了大约100种包含致幻物质的植物，并且一直有新的发现。（更不用说实验室里新的化合物的合成了。）

很多人在他们青少年时期或大学时代尝试过致幻药或其他药物，而我直到30岁成为神经科医生后才亲自试过。不过我长久的洁身自好并不是因为对药物不感兴趣。

我在学校读过大量名著，包括德·昆西（De Quincey）的《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人造天堂》（Artificial Paradises）。我通过阅读了解了法国小说家特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他在1844年参观了位于圣路易岛一个安静角落新近落成的大麻吸食者俱乐部。绿色面糊状的大麻从阿尔及利亚传入了巴黎的各个角落。在俱乐部里，戈蒂埃尝试了不过拇指大小的少量纯大麻。起初，他没有什么反常的感觉，但很快，他写道：“所有的东西都变大、变深，变得更壮观。”接着，发生了更奇特的变化：

一个高深莫测的人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他鼻子弯弯的像鸟嘴；绿色的眼睛被三个棕色的圆环围着，不时要用一块大手帕擦着；浆洗过的白色衣领上系着领结，上面别着一张名片，写着：胡萝卜、黄金盆……慢慢地，俱乐部里挤满了只有在卡洛[44]的蚀刻版画或戈雅[45]的凹铜版腐蚀版画上才能看到的离奇人物；他们披着褴褛不堪的破衣碎布，展示着半人半兽的身形……这一切一下子挑动了我的好奇心，我直奔镜子而去，意识到它的警告不是虚张声势。有人已经当我是爪哇人或印度教的神了：我的前额突出，鼻子如同象鼻一样在胸前卷起，双耳垂肩，为了渲染令人敬畏的气氛，我变成了靛蓝色，像湿婆一样蓝色的神。[46]

19世纪90年代，西方人开始取样检验以前只有美国土著在传统圣礼上才使用的威廉斯仙人球。[47]

作为牛津大学的新生，我可以自由地享用拉德克利夫科学图书馆中浩瀚如海的资源。我读了一系列首次出版的有关“威廉斯仙人球”的报告，其中包括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和塞拉斯·威尔·米切尔（Silas Weir Mitchell）的文章。他们首先是医生，然后才是作家，这使得他们的描述更具权威性和准确性。威尔·米切尔平淡的叙述，以及放弃不明效果的未知药物的冷静和果断让我折服。

米切尔在1896年写给《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文章中提到，他曾经服用了一份安全剂量的威廉斯仙人球花的提取物，随后又服用了四份。他注意到自己的脸涨得通红，瞳孔放大，并且有“强烈的交谈欲望，不时地……胡言乱语”。尽管如此，他还是应了急诊电话出门去看了几个病人。过后，他在一间暗室里安静地坐下，闭起眼睛，由此进入了“心醉神迷的两个小时”，脑海中充满鲜艳的色彩：

令人身心愉悦的淡紫色和淡粉色交织成一幅流光溢彩的影像，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刹那间，数不清的白色光点横扫整个画面，好像看不见的百万银河闪闪发光，飞流而下直落眼前。然后我开始看见色彩明快的曲线，就像眩晕症或偏头痛症状看见的那样……速度很快，我想说犹如电光石火一般……灰石做成的白矛向上蹿成一座高耸富丽的哥特式尖塔，巧夺天工……我凝视着每一个突出的尖角、檐口，接缝处的石面都严丝合缝，或密密麻麻地覆着硕大的宝石，有些更像是层层堆砌的水果，晶莹剔透，绿色、紫色、红色和橘色……好像各自都带有一盏灯，光线柔弱但恰到好处，这些五彩斑斓的水果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我所有见过的颜色与之相比都暗淡无华。

他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掌控他的幻觉，它们误打误撞，我行我素。

就像19世纪40年代大麻制剂的出现引领了潮流一样，到了19世纪90年代，米切尔和其他人对威廉斯仙人球效果的描述，以及成功研制的合成麦司卡林（mescaline）[48]又掀起了一波新的时尚。威廉斯仙人球不但能营造出比大麻制剂更丰富、更长久、更实在的感受，而且还能将人带入一个绝美而又回味无穷的神秘王国。

米切尔专注于彩色几何图案为主的幻觉，并与偏头痛导致的幻觉进行比较。与其不同的是，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则在20世纪50年代集中研究了麦司卡林所带来的具有炫目、神圣的美感或寓意的视觉变形，并与那些极爱幻想的艺术家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经历进行对比。赫胥黎提出，不论是天才还是疯子，在这种极端心境下的精神状态与德·昆西、柯勒律治、波德莱尔还有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体验麻醉剂和大麻时的混沌感大同小异。［雅克·约瑟夫·莫罗（Jacques Joseph Moreau）在1845年出版的《大麻和精神疾病》（Hashish and Mental Illness）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探讨。］20世纪50年代，赫胥黎相继出版了《众妙之门》（Doors of Perception）和《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我兴奋地在书中读到他关于想象力的“布局”与极限的论述——“心灵的对跖”[49]。

我几乎在同一时间机缘巧合地发现了两本生理学家兼心理学家海因里希·克吕弗（Heinrich Klüver）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书。他在第一本《威廉斯仙人球》里纵览了有关威廉斯仙人球作用的世界文献，并记录了自己对它的亲身体验。他效仿米切尔闭上双眼，同样看见了繁复的几何图案：

透明的东方式毛皮地毯，但是太小了……柔软的丝线球就像一只只小虫子……壁纸的图案……蜘蛛网样的图形、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圆、一层套一层的方格……建筑学的结构、扶壁、圆花窗、叶饰细雕或者蜂巢构造。

对于克吕弗而言，这种幻觉代表了视觉系统的异常活化，而且他观察到类似的幻觉也出现在其他不同的身体状况下，例如偏头痛、感觉剥夺、低血糖、发烧、昏迷或被催眠，以及马上入睡或刚刚睡着的半醒状态。克吕弗在《幻觉的机制》（Mechanisms of Hallucination）中提到大脑视觉系统的“几何化倾向”，他认为所有几何幻象都是他定义的格子框架、螺旋线条、蜘蛛网状和洞穴状四个基本“形状常量”的排列组合。他表示这些常量客观地反映了视皮层组织和功能架构的某些内容，但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很少被提及。

可以说无论是赫胥黎“高级”的神秘手段还是克吕弗“低级”的神经生理学方法都非常局限，而且对于麦司卡林诱发幻象的种类及复杂性缺乏有效的判断。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了新迷幻药的时代，LSD、含有裸头草碱[50]的蘑菇和牵牛花的种子（二者都含有类似LSD的复合物）随处可见，“迷幻剂”一词也随之诞生，前述两种方法的缺陷也日益明朗。

70年代，年轻的丹尼尔·布雷斯洛（Daniel Breslaw）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就成为哥伦比亚大学LSD科研项目的受试者。他在监控下试用了裸头草碱，并生动地描述了服用后的反应。他的这一体验也成为其他研究者的参考资料。[51]和韦尔·米切尔一样，他首先看到的是星星和颜色：

我闭上眼睛的一瞬间脱口而出：“我看见了星星！”感觉天空就在眼前舒展蔓延。我被四面包裹着挤进一条被遗忘的隧道，消失在另一个世界。那种感觉难以言表……抬头望天，夜空中闪烁的火红色渐渐融入令人窒息的绚烂组合，我从没见过，也无法想象。很多颜色都是光谱上没有的，那些色彩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肆意流淌。我的视线里全是一块块令人难以相信的迷乱的拼图，复制任何一块转瞬即逝的碎片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前提是有人真的能复制出同样光彩夺目的颜色来。

布雷斯洛睁开眼，写下：“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在这儿，而是在一个遥远抽象的世界里；睁开眼睛的时候，带着好奇环视周边真实的世界。”他看见的世界离奇变幻，不停的变化让他既好奇又诧异。戈蒂埃（Gautier）对大麻也有同感，他写道：

这间房高50英尺（约15米），但现在只有2英尺（约0.6米），这个悬殊的比例太奇怪了。所有进入我视线的都被分解成漩涡、图案或变形的东西。我的医生在那儿，他的脸上爬满了虱子；他的眼镜有高压锅那么大，而他的眼睛是两条巨大的鱼。毫无疑问，这是我见过最滑稽的样子，我对此哈哈大笑……脚凳在角落里抖抖停停收缩成了一颗蘑菇，站稳以后一跃跳上了天花板。太神奇了！……在电梯间，电梯操作员的脸上长起了毛，变成了一只殷勤的大猩猩。

时间被无限地膨胀。“电梯以百年一层的速度下降；回到房间，我沉浸在这一天中剩下的几百年时光里。每5个世纪左右，护士（一会儿像只美洲狮，一会儿像一个微分方程式或一台收音机闹钟）量一次我的血压。”

随处可见的生机和刻意安排的登场都具有某种关联和意图：

玻璃盒子里有一个灭火器，很明显是个陈列品。眼光一闪表明那个讨厌的东西是活的：它卷起它的橡胶管围上猎物，用喷嘴吮吸着；我们彼此怒目而视，护士把我拉走了。我挥手和它告别。

墙上模糊的字迹充满无限魅力，大小、内容和颜色成倍地增长，不仅如此，它和天地万物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包藏着无穷无尽的含义；对它的任何一种诠释都是一种乐趣。

当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丰富的联觉[52]也加入其中：所有的感官都被调动起来，所有的感觉、知觉和思想都混杂在一起。布雷斯洛写道：“各种感觉的交替频繁且不可思议：降B调的乐曲突然有了青草的味道，强硬的命令似乎有了嚼头（有点像小牛肉）。”

没有两个人对这种药物有相同的反应；事实上，同一人对同一种药物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埃里克·S（Eric S.）写信给我讲述了他在20世纪70年代服用LSD的感受：

我在快30岁的时候和朋友一起服用了LSD。在那之前我有过很多次其他的体验，但它的酸味很特别……我们发现彼此正在通过心灵感应进行交流，而不是口头或远程的通讯。我在脑子里想“来杯啤酒”，他感应到了就给我送来；他想“把音乐声调大”，我就照做……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然后，我在小便的时候透过尿液看见了旧电影或录像回放。刚才在房间里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由近及远像电影一样在尿柱中播放，历历在目，完全搅乱了我的心智。

接着，我的眼睛成了显微镜，我盯着自己的手腕，能看见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吸，就像有一个小工厂在里面不停地喷气一样，而且有些还吐出了美丽的烟圈。我的眼睛可以透视皮肤细胞，从里面看见自己被每天的五盒香烟塞满了，细胞也被残渣堵塞。那一瞬间我戒烟了。

后来，我灵魂出窍似地在房间里盘旋，俯视屋内的一切，发现自己正满心欢喜地穿越一条光芒万丈的隧道进入太空。那光芒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美好、温暖而诱人。我听到一个声音问我是否愿意重回地球了此余生，或者继续在空中享受美妙的爱意和光明，获得永生。那时，我的脑海里闪现了我从出生到现在的整个人生，包括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感情和思想，瞬间所有情景和感受都触手可得。那个声音告诉我人类是“爱和光明”……

我将永远与那一天为伴；我感觉自己观赏了别人永远无法想象的、对生命的另外一种诠释；我感觉和每一天都有了某种特殊的联系，即便是简单、平凡，也充满力量和意义。

大麻、麦司卡林、LSD和其他致幻类药品在众多的领域显示出多样性效果，但是某些知觉失真或幻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大脑对这种药物的典型反应。

在这些幻觉中，对色彩的感觉总是增强，有时达到离谱的程度，就像米切尔和布雷斯洛观察到的一样。它们可能突然改变排列方向或在外观尺寸上发生显著变化：也许出现视物显小症，比如看到这些幻觉中常见的小妖怪、侏儒、小精灵、小魔鬼；也许出现视物显大症。

幻觉中也可能产生夸大或缩小的进深和角度，立体视觉会被放大甚至产生立体幻觉，在平面中看出立体的效果，赫胥黎对此描写道：

我得到了一幅大型画作，那是著名的塞尚自画像的彩色复制品：他的头和肩膀上是一顶巨大的草帽，通红的双颊、鲜红的嘴唇、黑色的络腮胡子和一只深色冷漠的眼睛。这是一幅杰作，但现在我看到的却不一样：他的头突然变成立体的，他化身为一个小精灵来到我面前，通过纸上的窗口正向外张望。

麦司卡林、LSD和其他致幻剂主要诱发知觉转换和幻觉，但并不仅限于视觉，亦可能导致味觉、嗅觉、触觉和听觉的增强、畸变或幻觉，甚至是多种感觉的混合，即暂时的联觉，如布雷斯洛提过的“降B调的青草味道”。这种瞬间产生的混合或关联感觉（以及它们被人推测的神经基础）和真正的联觉有很大区别。联觉是与生俱来的固定的均衡感觉，通常具有家族性和终身性。而使用迷幻剂，时间可以被扩展或延缓。一个人可以停止感知连贯动作，取而代之是看见一系列静止的单个影像，就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这种频闪或影片似的视觉是麦司卡林的常见反应，突然的提速、减速或者动作停滞也和更初级的幻觉模式[53]相同。

我阅读了大量有关致幻剂的资料，但直到1953年，我儿时的同伴埃里克·科恩（Eric Korn）来到牛津时才有了亲身体验。我们兴奋地读到关于艾伯特·霍夫曼发现LSD的报道，然后我们从瑞士的制造商那里订了50微克。（在20世纪50年代这样做是合法的。）我们严肃得近乎神圣地把它平分，然后各自服下25微克，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炫丽还是恐怖。但是非常遗憾，我们两个一无所获。（我们真应该订上500微克而不是50微克。）

1958年底，我拿到了行医执照，致力于成为一名神经病学家，研究大脑如何表达意识和自我，了解它神奇的觉察力、想象力、记忆力和产生幻觉的能力。那时医学进入了神经化学的时代，为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对一系列化学药剂和神经递质的初步研究，使得神经元和神经系统各部分之间的互通成为可能。在20世纪50到60年代间，各种发现层出不穷，但对它们如何协同发挥作用还知之甚少。例如，已经发现帕金森症的大脑缺乏多巴胺，给予多巴胺的前体左旋多巴能够缓解帕金森症；而在50年代早期引进的镇静剂却抑制多巴胺，成为导致帕金森症的化学原因。大约有一个世纪之久，治疗帕金森症主要依靠抗胆碱药。多巴胺和乙酰胆碱系统以何种方式相互作用？为什么鸦片和大麻如此强效？难道大脑有专门的鸦片受体并且可以自己制造类似鸦片的物质？难道大脑也有类似的适用于大麻的机能和受体？为什么LSD这么强烈？是否所有的反应都可以用大脑中5-羟色胺的改变解释？什么神经递质系统支配睡眠和清醒的周期？梦或幻觉的神经化学背景又是什么？

1962年开始在神经科实习做住院医生时，我发现这些问题在学界争论正酣。解决这些问题很明显需要借助于神经化学，它与那些药物本身一样让我感觉危机四伏又欲罢不能，尤其是在我开展研究的加利福尼亚。

20世纪20年代，克吕弗书中提出了有关幻觉的神经学基础的模糊概念。60年代早期，大卫·休伯尔（David Hubel）和托斯登·威塞尔（Torsten Wiesel）转录了动物视皮层的神经元，描述了专门负责识别线路、方向、边缘、角落等的神经细胞；根据这个开创性的视知觉试验，我重读克吕弗的书时兴奋不已。对我而言，如果一种药物、一次偏头痛或者发烧起到了刺激作用，也同样会产生克吕弗所形容的几何图案幻觉。

但是威廉斯仙人球幻觉没有停留在几何图案上。当幻觉带有物体、场所、人物、面孔，甚至赫胥黎描绘的天堂和地狱这类更复杂的东西时，大脑里发生了什么？难道他们在大脑里有萌芽的基础？[54]

类似的思索让我心神不定，促使我亲自体验以便真正了解致幻剂的本来面目。

我从试用大麻开始。当时我住在托潘加大峡谷（Topanga Canyon），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只大麻烟，我吸了两口就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吓得目瞪口呆。我盯着自己的手，它充满了我的整个视野，变得越来越大，同时离我越来越远。最终，我看见自己的手穿过浩瀚宇宙到达无数光年那么远。它看上去仍然是活生生的人手，但它广阔无边，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像上帝之手。我的第一次经历明显是神经学和神学的混合产物。

60年代初在美国西海岸，LSD和牵牛花的种子随处可得，所以我也尝试了一下。在圣莫尼卡（Muscle Beach）的朋友告诉我：“你如果想体会真正飘飘欲仙的感觉，试试安坦（Artane）吧。”我觉得很匪夷所思，因为据我所知安坦是一种类似颠茄的合成药，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它的剂量被严格控制在每天2到3片，因为大量用药将导致谵妄（delirium）[55]。谵妄会不会是妙趣横生的呢？也许是一种阅历？人是否可以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既观察自己功能异常的大脑又享受它的奇迹？我的朋友鼓励我：“试试吧，只吃20片，你还能保留一半的自控力。”

于是，一个周日的清晨，我数出20片药，用水一口气吞下它们，坐下，期待着它产生效果。世界会像赫胥黎《众妙之门》所写的那样改观、新生还是像我服用麦司卡林和LSD一样没有变化？会有一波又一波美味和性感的体验吗？我做好了迎接这一切的准备，但它们都没有如期而至。我只是口干、瞳孔放大、阅读困难，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影响，实在让我失望至极。我不确定自己期待的是什么，但我一直在期待着。

在厨房准备沏茶时，我听到敲门声。一定是吉姆（Jim）和凯西（Kathy），他们每周日上午都过来。我应道：“门开着，进来吧。”他们进到客厅，我问：“要吃怎样的煎蛋？”吉姆说喜欢单面煎的，凯西说喜欢半熟的。厨房和客厅之间只隔着一道低矮的回转门，所以交谈很方便，我边煎蛋边和他们闲聊。5分钟后，我大声说：“都做好了。”然后我把火腿蛋盛进盘子，端进客厅，却发现屋内空空如也，吉姆不见了，凯西也不在，没有一点他们逗留过的迹象。我一个踉跄差点摔掉了盘子。

有一瞬间我想不起来吉姆和凯西的声音，他们没有真的出现，出现的是我的幻觉。我们之间的对话和往常一样友好、随意，他们的嗓音也一如既往，直到我推开回转门才发现，客厅是空的，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征兆。整个对话，至少他们说的那部分完全是我的大脑凭空捏造的。

试用LSD和其他药物的时候我知道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但这一次，我不但震惊而且相当害怕。世界看起来不同了，感觉不一样了；这里有所有特殊的极致体验。但是我和吉姆、凯西的对话并没有特别之处，完全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幻觉的印象。我想起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他们的“声音”对话，然而那种声音通常是讽刺或责难，绝不会谈论火腿蛋和天气。

我对自己说：“奥利弗，小心点。把握好你自己。不要再让这种事情发生。”我陷入沉思，慢慢地吃完自己的火腿蛋，也吃掉了吉姆和凯西的那份，然后我决定到海滨去，在那儿可以看见真的吉姆和凯西，所有的朋友，畅快地游个泳打发无聊的午后时光。

我正规划着这一切，忽然感觉头顶有呼呼的噪音。片刻间，我有些茫然，很快意识到那是正在降落的直升机，我父母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从伦敦飞到洛杉矶，租了这架直升机到托潘加大峡谷来看我。我冲进浴室，飞快地洗了澡，穿上干净的衬衫和裤子，这是在他们到达之前3到4分钟以内我能做的全部。发动机的声音震耳欲聋，我知道一定是直升机已经降落在我房子旁的平岩上。我激动地跑出去迎接他们，但是平岩是空的，视线中也没有直升机的影子，它巨大的脉冲噪音也戛然而止。寂静、空虚和失望让我伤心落泪，之前的欣喜若狂顿时化作现在的一无所有。

我回到房间烧水准备沏第二杯茶时，看见厨房墙上有一只蜘蛛。我靠近去看，蜘蛛叫着：“你好！”对此我一点儿也没觉得奇怪（就像爱丽丝听见白兔讲话也不惊奇一样）。我回应道：“嘿，你好吗？”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对话，话题主要是相当专业的哲学分析的学术问题。也许这个话茬是蜘蛛在开始问我是否认为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已经驳倒了弗雷格（Frege）的悖论而引起的；或许是因为它的声音和罗素的声音一样严厉、尖锐。（我在广播里听过罗素的声音，还带点滑稽，就像舞台剧《边缘之外》（Beyond the Fringe）[56]中令人捧腹的模仿一样。）

我没有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实习的工作日继续服药。我在伦敦学习的时候就惊讶于病人神经系统的症状，并为之触动，而且意识到除非尝试着去描述或者转录它们，否则我没有能力充分领会它们，也不可能马上做出正确的诊断。也就是那时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写下一本没有出版的书，因为我把手稿丢了。

但是到了周末，我常常以身试药。我回想起看到魔幻色彩时那鲜活的一幕。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光谱上有7种颜色，包括靛蓝色（牛顿有些武断地认为它们和音阶上的7个音符相对应）。但有些理论只认同5种或6种光谱色，而且对靛蓝色的定义也莫衷一是。

我一直渴望见到靛蓝色的真面目，想象着也许通过药物可以实现。于是在1964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我做了一个药理学的大胆尝试：以安非他明为激发基础，混合增强幻觉的LSD和少量引起昏迷的大麻的合成物服用。大约20分钟后，我面对一堵白墙高声大叫：“我要立刻看见靛蓝色，现在就要！”

于是，好像一只特大的画笔挥舞出一个至纯的靛蓝色梨的形状，庞大且摇摆不定。这个令人敬畏、闪闪发光的颜色让我欣喜若狂：我认为它是天堂的颜色，它是乔托（Giotto）[57]穷其一生也没有捕捉到的颜色——无法获得，也许因为天堂的颜色是不能被尘世看见的。但我想它一定存在过，它是古生代大海的颜色，属于远古海洋的颜色。我忘形地向它靠过去，它却突然消失了，留给我巨大的失落和悲伤。但是我安慰自己：真的，一定有靛蓝色，而且可以在大脑里用魔法把它召唤出来。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到处搜索靛蓝色。我把房子边的小石头和岩石翻弄个遍，寻找它；我仔细观察了自然博物馆的蓝铜矿样品，探寻它；但它们都和我见过的相差甚远。1965年，搬到纽约后，我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埃及古生物画廊听音乐会。上半场演奏的是蒙特威尔第的《晚祷》（Vespers），我彻底沉醉其中。我没用药，但我感到一条壮阔的音乐之河奔腾了400年，从蒙特威尔第的心灵流进我的内心。我心潮澎湃，于是中场休息的时候溜出去看古埃及文物展，忽而看见天青石色的鼻烟盒、珠宝等都泛着迷人的靛蓝色光芒。我在内心默念：感谢上帝，它真的存在！

音乐会的下半场，因为想到过后可以再享受靛蓝色，我便有些心不在焉和烦躁。我又宽慰自己，它就在那儿等着我。但是散场后我走到画廊，映入眼帘的只有蓝色、紫色、淡紫色和深褐色，却没有靛蓝色。从那时到现在，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靛蓝色。

精神分析学家奥古斯塔·勃纳尔（Augusta Bonnard）是我父母的同事和朋友，1964年她到洛杉矶开始为期1年的学术假期，我们理所当然要见面。她应邀来到托潘加大峡谷我的陋室，与我一起吃了一顿温馨的晚餐。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抽着烟（奥古斯特是个烟不离手的人，我怀疑她在学术会议上也吸烟），接着语调一变，用生硬的、被烟熏得粗哑的嗓音对我说：“奥利弗，你需要帮助，你有麻烦了。”

我反驳道：“怎么可能，我过得很好。我没有不满，工作和感情事事如意。”奥古斯特怀疑地哼了一声，但没有继续深究。

从那时起我开始服用LSD，如果断货了，我就用牵牛花的种子代替（那时它还没像现在这样被涂上农药以防止药物滥用）。周日清晨通常是我的用药时间，在我与奥古斯塔见面两三个月后，我开始大量服用牵牛花的种子。它们乌黑的种子像玛瑙一样坚硬，所以我把它们捣碎研磨和香草冰淇淋混在一起。吃下大约20分钟后，我感到强烈的反胃，随着这种感觉慢慢地平息，我发现自己进入了宁静、完美的天国，时间静止了。但这一切被贸然闯进我家附近陡峭小路上的出租车的声音打碎了。一位老妇人匆匆从车里走下来，我跑过去对她大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是奥古斯塔·勃纳尔的替身。你和她长得很像，你的行为举止有她的风格，但你绝不会是她，我不会上当。”奥古斯塔抬起双手放在太阳穴上说：“天哪！比我想象的还糟。”她没再说一句话，坐回出租车扬长而去。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谈了很多。她认为我把她认作她的“替身”是一种复杂的心理防御形式，这种精神分裂只能被称为精神病。我不赞同她的论调，并坚持我把她认作替身或仿冒者的根源在于神经学，是一种知觉和感觉的分离。我完好无损的判断力与本应随之产生的友好与亲近感脱节，正是这种不协调导致了合乎常理但又有些荒谬的“她是复制品”的结论。（这一症状会在精神分裂症、痴呆症、谵妄中出现，称为替身综合征。）奥古斯塔说无论哪种观点正确，每周末独自并大剂量服用改变心智的药物无疑证明了强烈的内心需求或矛盾，所以我有必要和治疗专家探讨一下。（回想一下，她确实是正确的，一年后我开始看精神病医生。）

1965年夏是一段游离的日子：我结束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习并且离开了加利福尼亚，但距离到纽约开始研究员的工作还有3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本应该是随心所欲享受美好假期的日子，特别是在实习期每周工作60小时甚至84小时之后。但是我没有感到自由，我的解脱带来的是空虚感。在加利福尼亚，没有工作的周末对我来说是危险的用药时间——回到伦敦的家里，整个夏天就像被拉长为3个月的周末。

在这段无聊的危险时期，我更深地陷进了对药物的依赖，不再局限于周末，于是我第一次尝试了静脉注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外出了，留下我独守这座房子，我决定去一层他们诊所的药品柜里发掘一些新鲜的东西来庆祝自己32岁的生日，在此之前，我从没用过吗啡和鸦片制剂。我选了一个大的注射器——何必纠缠于小剂量呢？我舒服地躺在床上，抽取了几小瓶吗啡，然后把针扎进静脉慢慢地推注。

差不多一分钟，我的注意力被挂在门上的睡衣袖子里的一阵骚乱吸引了。我目不转睛地盯住它，于是它果断地把自己缩成一个精致的微型战场。我能看见各种颜色光鲜的帐篷，最大的一顶帐篷上飘扬着王室的旗号；披着艳丽马衣的战马；骑在马背上的士兵，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男人们个个手挽长弓。我看见吹笛人把笛子举到嘴边，然后我隐约听见了笛声。我看见来自两个军团、两个国家的几百人乃至数千人严阵以待。我完全忘记了那是1965年，我在伦敦，躺在床上，我丧失了所有理性一头闯进了睡衣袖子上的场景。在注射吗啡前，我一直在读傅华萨（Froissart）的《编年史》与《亨利五世》，现在书中的内容融入我的幻觉。我意识到我看到的是凭空想象出来发生在1415年末的阿金库尔战役；我俯视看见的密集队列是英法两国的作战部队；我知道亨利五世本人就在那个耀眼的挂着王室旗号的帐篷里。我搞不懂自己是在想象中还是幻觉中，我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的栩栩如生。

过了一段时间这一幕逐渐褪去，我恢复了模糊的意识：再一次意识到我身在伦敦，伴着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幻觉里，我在睡衣袖子上看见了阿金库尔战役。这是一次真正的迷幻式穿越体验，可这一切现在都结束了。药效消失得很快，阿金库尔战役已经离我远去。我看了一眼表，我注射吗啡时9点半，而现在是10点。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注射时已经是黄昏，现在应该天色更暗了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外面越来越亮而不是越来越暗。现在是10点，我才明白过来，是早上10点钟。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阿金库尔战役12个小时多。这使我震惊，让我清醒，让我了解一个人可能在鸦片的恍惚中消耗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晚、每一周甚至一辈子。我确信我的第一次鸦片之旅也是最后一次。

1965年夏末，我搬到纽约开始神经病理学和神经化学的研究生课题。12月对我来说诸事不顺：首先我发现自己在加利福尼亚生活多年后很难适应纽约的生活；接着我的爱情变味了，研究也无法推进；最终我发觉自己没有当试验科学家的天分。沮丧加上失眠使我逐渐加大水合氯醛（chloral hydrate）[58]的药量，直至每晚服用的剂量超过正常剂量的15倍之多。尽管我设法利用工作之便搜刮了实验室里的药物，做了大量的储备，但在圣诞节前那个寒冷的周二还是山穷水尽了。那是数月以来第一次我没有吃药就去睡觉。我的睡眠很差，不断被荒诞恐怖的噩梦惊醒，而醒着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对声音格外敏感。不时有卡车开过纽约西村区鹅卵石铺的街道，那隆隆响的声音听起来像要把鹅卵石碾轧成粉。

第二天我感觉有点虚弱，所以没像平时那样骑摩托车，而是改乘地铁和公共汽车去上班。周三是神经病理学系的开颅日，那天轮到我制作大脑横截面切片，然后像往常一样识别主要结构，观察是否异常。对此我驾轻就熟，但那天我的手令人尴尬地抖个不停，解剖学名称也迟迟想不起来。

课程结束后，我照常到马路对面喝咖啡、吃三明治。当我搅动咖啡的时候，它忽然变成绿色，又变成紫色。我惊讶地抬起头，看见前台付款的顾客如同海象一样长着一颗巨大的头。我惊慌失措，扔在桌子上5美元，跑上对面的公共汽车，车上所有乘客的头都像特大号鸡蛋一样光滑白净，忽闪着像昆虫的复眼一样超大的眼睛，注视着我，让我备感恐惧并想逃跑。我意识到自己身处幻觉中，或者陷入了某种离奇的知觉错乱。我不能阻止大脑的活动，但至少可以保持自控能力，面对周围的凸眼怪兽，我必须控制自己不惊慌、不尖叫、不昏厥。我发现最有效的自控方法就是用清晰、客观的细节描述幻觉，这使我从一个无助的、内心发狂的受害者变成一个旁观者，甚至是一名探险家。我一直随身携带纸笔，现在我要抵抗一波又一波袭来的幻觉，并不顾一切地记下所有的细节。

描述和写作一直是我排解慌乱和恐怖的最好方式，但我从未在这么糟糕的处境中验证过。虽然幻觉继续不停地变化，我通过在试验手册上记录正在经历的一切而设法保持常态，这个方法果然行之有效。

纵使所有的东西都在令人头晕地旋转、倾斜和倒转，我还是强撑着在正确的地方下车换乘了地铁，并且准确地到达临近的格林威治村站。当我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周围的建筑摇晃着从一边摆到另一边，像旗子在狂风中飘荡。我很庆幸自己完好无损地回到公寓，既没有被袭击或者拘捕，也没有在飞驰的车流中丧生。我回到家马上就联系了一个了解我的医生朋友卡罗尔·伯内特（Carol Burnett），她是5年前与我一起在旧金山实习、现在同在纽约城的密友，她可以理解也知道该做什么。我的手剧烈颤抖着拨出她的号码，电话一接通我马上说：“卡罗尔，我要说再见了。我疯了，是精神病，我神志不清了。从今天早上开始我就感觉越来越糟。”

卡罗尔喊道：“奥利弗！你吃了什么？”

我答道：“什么也没吃，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

卡罗尔沉思了一会儿问道：“那么你停止服用什么了？”

我说：“是它！我一直服用大量的水合氯醛，但是昨晚没药了。”

卡罗尔说：“奥利弗，你这个傻瓜！你总做出格的事。你现在是典型的震颤性精神错乱的症状，也就是震颤性谵妄。”

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震颤性精神错乱比精神分裂性精神病好得多。但我很快意识到它的危险：混乱、迷失、幻觉、妄想、脱水、发烧、心率过速、衰竭、突然发作和死亡。我会建议任何一个处于我这样状态的人马上进急救室，但我自己想熬过去，感受它完整的过程。卡罗尔同意陪我坐着度过第一天，而后她在确认我可以一个人安全地待着时会离开，不时地打个电话给我，在她认为必要时会叫外援。有了她安全的保护网，我放下了内心的焦虑，并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享受震颤性谵妄的幻觉带来的愉悦（除去无数无法让人愉悦的小动物和昆虫）。幻觉持续了大约96个小时，当它们终于彻底停止的时候，我精疲力竭地昏了过去。[59]

在孩提时代我就从学习化学和建立自己的化学实验室中体会到了极大的乐趣，然而这种喜悦在我15岁左右弃我而去。我在中学、大学、医学院和后来的实习期间，通过了各种学科考试，但所学的科目自始至终没能激起我儿时对化学的那种强烈的感情。直到1966年夏，我开始在纽约偏头痛诊所接诊时才唤醒了儿时求知若渴的激情和心潮澎湃的兴奋。带着进一步挑战理智与情感的愿望，我把目光转向安非他明。

每周五晚上下班后，我都用药物把自己填满，然后整个周末都沉浸在亢奋之中。想象力和思考力都像可以控制的幻觉一样被狂喜的情绪浸染。我总是在浪漫的白日梦里度过这些“药物假期”。但是1967年2月的一个周五，我在医学图书馆经典书籍区浏览的时候，发现了一篇写于1873年关于偏头痛的巨作《头晕、伴有呕吐的头疼和一些相关的失调：献给病理学的神经风暴》（On Megrim, Sick-Headache, and Some Allied Disorders: A Contribution to the Pathology of Nerve-Storms），作者是我在偏头痛诊所共事过几个月的医学博士爱德华·利文（Edward Liveing）。我痴迷于偏头痛袭来时的一系列症状和现象，这些通常预示着一个征兆——一个有知觉偏差和幻觉的前驱症状。它们完全是良性的，可能只持续几分钟，但就是那几分钟提供了一个了解大脑功能以及它是如何崩溃又复苏的窗口。因此我认为每一次偏头痛的进攻都展现了一部神经病学的百科全书。

我读过大量关于偏头痛和它潜在病因的文章，但是似乎没有一篇详实地介绍了它的现象学表达和病人经受痛苦的类型与程度。带着找到更全面、更深刻、更人性地解读偏头痛症状的期望，那个周末我借走了利文的书。回到家，我在安非他明里加了足够多的糖以便让它的味道更适口，然后吞下仍带着苦味的药开始看书。安非他明的药效激发了我的情绪和想象力，利文的书读起来更有力度、深度和美感。我心无杂念地进入利文的思想，融入他工作时的氛围。

病态的过度紧张和专注使我在10个小时内几乎不能动弹，哪怕是绷起一块肌肉或舔舔嘴唇也不行。我专心致志地读了500页，仿佛我慢慢地变成了利文本人，正在接诊他描述的病人。有时，我分不清是在看还是在写，感觉自己置身于19世纪60到70年代狄更斯时代的伦敦。我欣赏利文对人性和社会的敏感，他大声疾呼偏头痛不仅是游手好闲的富人的无病呻吟，也是很多营养不良且长时间在密闭式工厂工作的人的切肤之痛。这种说法使我想起了梅休（Mayhew）关于伦敦工人阶层的杰出研究，但是同样杰出的利文明显接受过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良好教育，而且是一位临床观察的大师。我自认为这本书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科学和医学的巅峰，是名副其实的杰作！我在治疗偏头痛病人时苦苦寻觅数月的就是它，欣喜若狂的同时，我仿佛看见偏头痛像璀璨的星星一般闪烁在神经学圣殿里。而其他现代研究报告普遍缺乏证据和说服力，我对此深感失望。

话虽如此，利文的研究著作距今已经有百年之久，我从自己是利文或者他的同代人的幻想中醒过来并自问道，现在是20世纪60年代而不是19世纪60年代，谁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利文？我的大脑言不由衷地闪现出一些杂乱的名字，医生甲、医生乙、医生丙和医生丁，虽然他们都是优秀的人才，却都不能将科学知识和人道主义融会贯通，而这正是利文所擅长的。这时一个声音在内心非常响亮地说道：“蠢货！你就是那个人！”

以往每一次我从安非他明催生的延续两天的狂躁中平静以后，总会产生其他严重的反应：像得了发作性睡眠病一样昏昏欲睡、萎靡不振；强烈地感觉自己愚蠢，拿生命为无关紧要的事冒险——我服用的大剂量安非他明可能导致长期的心率过速，接近每分钟200次；以及莫名其妙的血压变化。我知道有些人死于过量食用安非他明，而我还认识他们。我原本觉得自己疯狂地在艰深的科学领域攀爬，却一无所获，无以示人，使得这样的尝试和它制造的狂热一样，既空虚又无聊。但是这一次，在平静之余我保留了洞察力和思考力，对偏头痛有了某种意外发现。我有一种坚定的感觉，即我完全有能力写一部利文式的书，而且，也许我就是这个时代的利文。

第二天，我复印了整本利文的书之后才把它还回图书馆。然后，我开始夜以继日地创作自己的书。写作带来的快乐是真实的，比安非他明肤浅的狂热更充实、更持久，而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碰过安非他明。

[41] 又称笑气，无色有甜味气体，是一种氧化剂，在一定条件下能支持燃烧（同氧气，因为笑气在高温下能分解成氮气和氧气），但在室温下稳定，有轻微麻醉作用，并能致人发笑。——译者注

[42] 很奇怪的是，类似苏铁、针叶树、蕨类植物、苔藓和海藻这类低等植物缺失致幻物质，这让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有花植物进化形成了有效的化学药品。

但是，摩门教徒以及其他人发现有些无花植物含有兴奋剂。摩门教徒不允许饮用茶和咖啡，但在他们长途跋涉前往犹他州的路上，一个本来计划找到新天国盐湖城的开路人注意到，路边的一种草泡制后（摩门教的茶）能使疲倦困乏的朝圣者们重新振作。这种草是含有麻黄素的麻黄属植物，其化学和药理学性质与安非他明相似。［安非他明（amphetamine）是刺激剂的一种，能够增加人的机敏性，暂时减轻疲劳感并增加攻击性。——译者注］

[43] 1943年，霍夫曼在合成一批新的化学物时意外地发现了LSD的致幻效果。那天，他肯定是在指尖上舔到了什么，当天晚些时候他感觉怪怪的，以为是感冒了，于是就回到家里。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一种匪夷所思的舒畅，虚无的意识带着万花筒般丰富变化的活泼色彩”。杰伊·史蒂文斯（Jay Stevens）在《躁动的天堂：LSD和美国梦》（Storming Heaven: LSD and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中对霍夫曼的后续进行了详尽叙述：

霍夫曼猜测是LSD-25引起了那些瞬间的绚丽景象，他决定证实一下这个假设……几天后，他谨慎地喝下了一杯溶有二百五十万分之一克微量药物的水。40分钟后，他记录了逐渐出现的头晕眼花、视力障碍和强烈的想笑的感觉。写了42个字以后，他让助手叫了医生并陪他回家。他艰难地跨上自行车（因为战时使用汽车是不切实际的），然后一脚蹬进了混乱的世界。

[44] 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1592~1635），著名的法国铜版画家。他发明了新蚀刻技术，并创作了大量版画，细致地刻画了宫廷生活，军事战役和都市生活场景。——译者注

[45]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他将西班牙宫廷收藏的委拉士开兹的作品翻刻成蚀版画，形成自己的风格。——译者注

[46] 此处摘自大卫·艾宾的著作《药物体验：瘾君子、作家、科学家和其他人的自述》（The Drug Experience: First-Person Accounts of Addicts, Writers, Scientists, and Others）里的翻译。

[47] 1886年，德国药理学家路易斯·卢因（Louis Lewin）发表了第一篇有关仙人掌的科学研究报告，由此命名“威廉斯仙人球”（学名Anhalonium Lewinii，带有卢因之名），以示对他的敬意。随后，他摸索着以药理学作用为基础把不同的致幻物质分为五组：安乐药或止痛药（例如麻醉剂）、致醉剂（例如酒精）、安眠药（例如三氯乙醛和卡瓦药）、刺激药（例如安非他明和咖啡），还有被他称作致幻觉药的迷幻剂。

[48] 别名：三甲氧苯乙胺、美色卡、北美仙人球毒碱，一种是强致幻剂。麦司卡林会引起情绪的抑郁及瞳孔扩大、心动过速、肢体反射亢进、震颤、恶心、呕吐等，长期服用可致器官损害。——译者注

[49] 班尼·香农（Benny Shanon）以此为题写了著作《心灵的对跖》（The Antipodes of the Mind）。基于个人阅历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他讲述了对南美一种叫作死藤水的致幻剂的人类学体验。死藤水实际上是绿色的九节木和南美卡皮树的混合体，这两种植物自身不具有致幻能力。九节木的叶子含有强效迷幻剂二甲基色胺（DMT），但是口服可以被体内分泌的单胺氧化酶（MAO）化解。然而，南美卡皮树含有抑制MAO的物质，所以同时服用，人体可以吸收DMT。香农写道：“想想这些就会觉得死藤水的发现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雨林里的植物数不胜数，可能的搭配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常规的试错法似乎不适用于此。”

[50] 采自墨西哥蘑菇的一种迷幻药。——译者注

[51] 大卫·艾宾（David Ebin）撰写《药物体验》（The Drug Experience）时引用了布雷斯洛的叙述。

[52] 联觉（synesthesia）：对一种感官的刺激触发另一种感觉的现象。——编者注

[53] 我在“速度”与“在意识的河流”中详尽地从神经学的角度论述了时间、运动知觉和影片式的视觉。

[54] 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对致幻药的原理知之甚少，蒂莫西·里瑞（Timothy Leary）及其同行在哈佛开始了早期研究。他们和7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纳德·K·西格尔（Ronald K. Siegel）及其同事都专注于幻觉的体验而不是幻觉的机制。现在很明确，可卡因、安非他明、鸦片制剂和酒精类的兴奋剂刺激大脑主要依靠多巴胺神经传递素协调的“激励系统”。麦司卡林、裸头草碱、LSD和DMT等传统的致幻剂通过增加大脑中的5-羟色胺产生效果。

[55] 谵妄是一种以兴奋性增高为主的高级神经中枢急性活动失调状态，是在意识清晰度降低的同时，表现有定向力障碍，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定向力及自身认识障碍，并产生大量的幻觉、错觉。幻觉以幻视多见，内容多为生动、逼真而鲜明的形象，如看到昆虫、猛兽、鬼神、战争场面等。长期观察显示误食颠茄、曼陀罗和莨菪会引发谵妄。——译者注

[56] 几十年过后，我给我的朋友昆虫学者汤姆·艾斯纳（Tom Eisner）讲述了这个故事，我提到了蜘蛛的哲学癖好和罗素的声音。他洞察一切似的点点头说：“是的，我知道这个种类。”

[57] 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约1267~1337），意大利画家与建筑师，公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者，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译者注

[58] 水合氯醛为一种作用迅速的催眠药。——译者注

[59] 多年以后，卡瓦酒给了我更温和的感受。卡瓦酒是由一种种植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胡椒经蒸馏提纯所得（卡瓦胡椒在波利尼西亚也称为“醉椒”）。饮用卡瓦酒与密克罗尼西亚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就像安第斯人咀嚼古柯叶一样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繁缛的卡瓦酒仪式规范了它的用途。我在《色盲岛》（The Island of the Colorblind）里详细介绍了卡瓦酒的效果，它可以唤起轻盈和松弛的美妙感觉，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视错觉或幻觉。

7
图案：偏头痛患者的幻视

我记忆中第一次偏头痛是三四岁的时候，从此与它为伴。那时我正在花园里玩耍，我的左边出现了一道亮光，非常耀眼。它膨胀成一条连接天与地、闪烁着清晰“之”字形的长弧，散发出鲜亮的蓝色和橘色。接着，在光亮的后面出现一片不断放大的盲区，视野里空空旷旷，很快我的左边什么也看不到了。我被吓到了——发生什么事了？几分钟后，我的视力恢复正常，但这是我度过的最漫长的几分钟。

我给母亲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她告诉我那是偏头痛的预兆，一种偏头痛发作前的感觉或知觉。她是医生，同时也是偏头痛患者。她后来告诉我这是偏头痛的视觉先兆，“之”字形就是特征：它与中世纪的堡垒类似，常被称为“闪烁幻象图案”（fortification pattern）。她说很多人看见先兆以后会出现严重的头痛。

我很幸运自己是那些只有先兆而没有头痛中的一员，也很幸运有一位母亲，她能让我相信一切都会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恢复正常，也是她在我长大的时候与我一起体会偏头痛的感受。她解释说我这样的征兆是某种电波干扰所致，像一道冲击波穿过大脑视觉区。类似的冲击波也会通过大脑的其他区域，所以有人会对身体的一侧有陌生的感觉，或闻到奇怪的气味，或发现自己暂时无法言语。偏头痛可能影响人对色彩、深度或行动的觉察力，在几分钟内扰乱整个视觉世界。运气不佳的话，还会出现偏头痛的其余症状，如头痛欲裂、呕吐、对光和噪音极度敏感、腹部不适和大量其他症状。[60]我母亲说，偏头痛很常见，至少有10%的人遭遇过它。它典型的视觉成像就是闪烁的、带有“之”字形边缘的、肾脏形状的图案，如同我所见，缓慢地展开、移动，在15到20分钟内穿过一半视野。这个形状除了明亮的边缘外，内部都是阴影区、一个盲点，因此整个形状被称为一个亮盲点。

对绝大多数典型偏头痛患者而言，亮盲点是主要的视觉反应，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偶尔也有其他图案出现。在我的偏头痛先兆里，有时候我闭着眼睛清晰地看见极小的带有分支的线，像树的枝丫或几何结构图——格子框、跳棋盘、网格和蜂巢。如果我一直睁着眼睛，它们就变得模糊但更明亮。和亮盲点不同，这些图形有固定的外形和缓慢稳定的变化，它们排列、再排列做着重复的运动，有时自己组合出更加繁琐的形状，好像土耳其地毯、复杂的马赛克或立体的小松果和海胆一样。它们一般停留在我视野盲点的一侧，有时也挣脱束缚散落到各处。

人们认为这些是幻觉，因为外界没有与之相符的“之”字形和跳棋盘，它们都是大脑生成的，即便它们只是图案而不是真切的影像。偏头痛也引发惊人的知觉改变，有时使我丧失对颜色和深度的感觉（对其他人来说也可能是增强）。丧失运动知觉尤其可怕，我看见的不是连贯的动作而是断断续续的一系列“定格”。视野里的物体也许会改变大小、形状、距离或出现在错误的位置上，结果有那么一两分钟，整个视觉世界让人莫名其妙。

偏头痛带来各种各样的视觉体验。杰西·R（Jesse R.）在遭受偏头痛时给我的信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正确识别形状的能力……我把衣帽架看成一个人……或者时常感觉看到物体穿过桌子或地板。奇怪的是，大脑总是错误地给那些死气沉沉的东西赋予生命。”

托妮·P（Toni P.）写到其偏头痛前在她的周边视觉中能看到有黑白交替的“之”字线，“发光的几何图形，忽明忽暗。有时我感觉看见的所有东西都蒙着一层能被风吹起的薄纱”。但有时她的盲点就是一片空白，营造出神秘的虚无感：

我正在准备一项重要的实验考试，猛地意识到有东西不见了：书就在我面前；我能看见书的边框但却没有文字、没有图表、没有示意图。理智告诉我它们一定还在那儿。我对这种经历很陌生……它持续了大约20分钟。

另一名女性黛博拉·D（Deborah D.）也如下所述记录了自己的一次偏头痛：

我对着电脑屏幕却什么也看不清楚；眼前一片模糊……重叠的影像……我看不见电话键盘上的数字，就像透过蝇眼透镜看东西一样，我所见之物不是两三倍的增多，而是数不胜数的重影。

偏头痛前兆干扰的并不只是图像的世界，也许还有对体象的错觉，例如感觉一个人长高或变矮；四肢突然缩短或长成巨人；身体歪曲倾斜等等。

众所周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有明显的偏头痛，据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大小和形状奇异变化的灵感正是来自卡罗尔的偏头痛。西丽·霍斯特韦特（Siri Hustvedt）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博客里描绘了她的爱丽丝奇境综合征：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向上提升的感觉”。我经常感觉被一股强大的外力往上拉，恍若我的头正随着这股力上升，而我知道双脚还站在地上。这种提升伴随着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让人心生敬畏。我对它们有不同的诠释：或者是天赐的恩典（上帝的召唤），或者是一种与世界的奇妙感应。每一件事物都出乎预料、叹为观止。

偏头痛也可能导致听觉错觉和幻听：声音被放大、产生回响或者失真，有时还能听见人声或音乐。时间似乎也是扭曲的。

嗅幻觉也很普遍，通常是浓重的、刺鼻的、特别熟悉却又不可认知的气味。我在偏头痛前有过两次嗅幻觉，其中有一次让我愉快地闻到了奶油吐司的味道。那是第一次，我在医院里到处找吐司，直到几分钟之后开始出现偏头痛的闪烁幻象，我才意识到自己正在幻觉之中。那两次都让我回想起小时候在下午茶时坐在高脚椅上等着吃奶油吐司的情景，不过也许这段记忆根本不曾存在。一位偏头痛患者写信给我：“我在偏头痛发作之前半小时左右，总闻到烤牛肉的气味。”[61]G·N·富勒（G. N. Fuller）和R·J·吉尔洛夫（R. J. Guiloff）描述过一个病人有“形象的嗅幻觉，她连续5分钟闻到祖父的雪茄或花生酱的味道”。也有人反映偏头痛发作前闻到刺鼻或无法识别的气味。

作为偏头痛诊所年轻的神经科医生，我很注重询问每一位患者的这种经历。我问过之后他们往往会如释重负，因为人们总是畏惧提及幻觉，害怕被当作精神病人。我的多数病人通常在偏头痛先兆里看见图案，少数病人有大量其他怪异的视觉现象，包括面孔变形、物体间的融合或闪变、视物显多症、视觉暂留或视觉重现。

偏头痛的先兆几乎都停留在幻觉的初级阶段：如光幻视、闪烁幻象和其他类型的几何图形。复杂的幻觉虽然罕见，但也时有发生。我的同行马克·格林（Mark Green）向我描述了他的一位偏头痛患者总是出现相同情景的幻觉——一个工人从街上的检修孔钻出来，戴着一顶白色画有美国国旗的安全帽。

S·A·金尼尔·威尔逊（S. A. Kinnier Wilson）在百科全书《神经病学》（Neurology）中描述了一个朋友偏头痛的先兆之一就是模板式的幻觉：

（他）起初经常看见一间大屋子，有三扇高高的拱形窗，一个穿白衣服的人背对着他或坐或站在长长的空桌子上。这一个恒久不变的征兆持续了很多年，后来逐渐地被简陋的圆和漩涡取而代之，再后来虽然又出现过一次征兆，却没有头痛随之而来。

克劳斯·波多尔（Klaus Podoll）和德里克·罗宾森（Derek Robinson）配有美丽插图的专著《偏头痛艺术》（Migraine Art）汇集了大量世界各地有关偏头痛引发复杂幻觉的文献资料。从中可以获悉，病人会经常看见多影的人物、动物、面孔、物体或风景。曾有人说在偏头痛发作时看见“无数淡蓝色的米老鼠构成的一只苍蝇的眼睛”，不过这个幻觉只出现在他暂时失明的那一半视野里。还有人看见“一百多人挤在一起，有些人身着白衣”。

有些人的幻觉就像一本词典。波多尔和罗宾森引用19世纪文献中的一个病例：

赫夫莱梅尔（Hoeflmayr）的一个病人看见词语出现在空气里；肖贝（Schob）的病人出现了字母、词组和数字的幻觉；富勒等人反映有病人“看见墙上写有东西却不知道是什么，因为距离太远。他走到墙边，竟然能清楚地念出声”。

偏头痛和其他病症一样，也会出现视物显小症的幻觉，如西丽·霍斯特韦特在纽约时报博客中描述的：

我躺在床上读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书时，莫名其妙地向下看了一眼，竟然发现了一个粉色的小矮人和它粉色的小牛，它们只有6到7英寸高。除了颜色，它们被做得完美无瑕，看起来活灵活现。我温情脉脉地注视着它们，但它们一直走来走去，对我不理不睬，几分钟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总是期盼着它们再度光临，但它们却永远地消失了。

尽管大脑构建了一个视觉世界，在那里色彩、运动、大小、形状和稳定性都无懈可击地契合成一个整体。但所有这些幻觉都间接表明了正常的视觉是多么复杂而伟大。我把自己的偏头痛经历当作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实验（而且幸运的是，这种实验具有可逆性），一扇通往神经系统的大门，我想这也正是我立志成为神经病学家的原因之一。

在偏头痛发作时，是什么刺激了视觉系统导致幻觉？100多年前，当视觉皮层的细胞还鲜为人知的时候，威廉·高尔斯（William Gowers）就在《癫痫的边缘之地》（The Border-land of Epilepsy）提出了这个质疑：

引发感觉症状的进程……在偏头痛时非常玄妙……一种特殊形式的活动似乎不断扩散，就像一块小石头在池塘里激起一圈圈的涟漪。这种活动缓慢而谨慎，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完成对感觉的集中影响，它辐射区域内的分子结构一片混乱。

数十年后，生理学研究发现电波的刺激会波及大脑皮层，和偏头痛时出现的闪烁幻象的频率类似，以此证实了高尔斯的直觉准确无误。1971年，惠特曼·理查兹（Whitman Richards）指出，偏头痛时带有典型边角的“之”字形闪烁幻象图案可能恰巧反映了视皮层的某种基本结构，也许就是休布尔和威塞尔在60年代论证过的对方位敏感的神经细胞。当电波刺激缓慢地穿过皮质层时，这些细胞被直接激活，导致患者看见带有不同边角的光柱。但这些都要借助于20年以后的脑磁图描记术才得以确认，偏头痛先兆里闪烁幻象图案的通路的确和电波刺激同步。

150年前的天文学家乔治·艾里（George Airy）也是一名偏头痛患者。他认为偏头痛的先兆展示了一种大脑活动的“照片”。像高尔斯一样，他比自己想象的更接近事实。

海因里希·克吕弗在写到威廉斯仙人球的时候评论过，无论是通过致幻药物、偏头痛还是其他情况下出现的简单的几何图案幻觉都完全一样。他认为这种几何图形不是来自记忆、阅历、欲望或想象力，而是建立在大脑视觉系统的特有结构上。

初级视觉皮层下方位选择性细胞可以解释“之”字形闪烁幻觉图案的高度模式化，却不能说明几何图形的快速变换和序列改变。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动力学解释数百万活化的神经细胞以何种方式引起错综且持续改变的图案。透过这些幻觉，我们确实看到了大量活跃的神经细胞的动力学特征，尤其是它们为实现复杂的活动形态而进行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62]。此类活化停留在基础细胞水平，远在个人体验之外。由此说来，幻觉的形式就是人类经历的生理共性。

也许这样的幻觉体验源于我们对图案的沉迷和装饰艺术中对几何图形的运用。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对家里的图案着迷——走廊前彩色的方地砖、厨房里的小六边形瓷砖、我室内窗帘上的人字形图案，还有父亲外衣上的格子图。当我在犹太教堂的时候，我迷恋地上的小马赛克瓷砖远胜于虔诚的礼拜仪式。我珍爱客厅里那组古老的中国橱柜，它们的漆面上精致地绘制着不同比例的图案，一个套一个，层出不穷，外围又都绘有枝横蔓绕的植物，让人眼花缭乱。我感觉这些几何装饰和有卷须的图案似曾相识，但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它们确实曾经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因为我内心不能释怀的瓷砖情结和偏头痛的漩涡与这些图案产生了共鸣。

偏头痛类的图案甚至出现在伊斯兰教的艺术、传统的中世纪图案、萨巴特克人的建筑、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家们的树皮画、阿科马人的陶器、斯威士人的篮筐编织物中。事实上，如果回到千百万年前，几乎每一种文化中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似乎都有把这些内心的体验具体化、进行艺术创作的需求，因此我们看到了从史前洞穴画的交叉线条到20世纪60年代光怪陆离的艺术。难道我们内心中的阿拉伯图案和六边形嵌入了大脑组织，给我们提供了最初关于形态美的暗示？

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意识到大量视觉神经细胞的自组织是形成视知觉的前提，这也是“看见”的起点。无意识的自组织不仅仅限于生命体系：可以在雪花的冰晶中看到它，在湍急的流水和涡流中看到它，也可以在某些化学的振荡反应中看到它。同样，自组织能够在时空中创造出和偏头痛先兆类似的几何图案。由此说来，偏头痛的几何图案幻觉使我们亲自感受了神经功能与自然的共性。

[60] 偏头痛通常发生在一侧（这个术语源于希腊语“一半”和“头盖骨”）。但也可能出现在两侧，从钝痛变为悸痛再发展成剧痛，恰如J·C·彼得斯（J. C. Peters）在1853年《头痛专著》（A Treatise on Headache）所形容：

疼痛的特征千奇百怪：大多数像被敲击、鞭打或被挤压的感觉……（在其他的病例里）急促但缓和……单一的胀爆感……刺痛……揪扯……拉伸……穿透……发散……也有罕见的楔子钉进头里的感觉，或者像一块溃疡，也许是感觉来自外部的撕扯或挤压。

[61] 英格里德·K（Ingrid K.）还说她有时“在偏头痛前有另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看见的每一个人都似曾相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所有人都很眼熟”。其他的致信者也描述过偏头痛发作初期这种类似的“超级熟悉”感，它有时是癫痫发作征兆的一部分，正如奥林·迪温斯基（Orrin Devinsky）和他的同事曾经形容的一样。

[62]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这就是自组织。——译者注

8
“神圣的”疾病

自从有了对历史的记录，就有了对癫痫的记载。癫痫无处不在，但它真正侵袭的只是少数人群。希波克拉底称它为神圣的疾病，是天赐的灵感混乱。[63]它的主要症状是痉挛（到19世纪为止唯一可以认识的症状），然而却招致了恐慌、敌意和无情的歧视，时至今日它也背负着恶名。

癫痫发病通常被称作痉挛或惊厥，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但相同之处都是猝发（有时不带任何警告，有时有明显的前驱症状或预兆），都是由于大脑电波突然、异常地释放所促发。全身性发作是由大脑双侧半球同时释放电波引起的。癫痫大发作是可怕的一幕，常伴随暴力、肌肉痉挛、咬舌，偶见口吐白沫和鬼哭狼嚎般的“癫痫性嚎叫”，患者在几秒钟内失去知觉、摔倒在地（癫痫也被叫作“倒地病”）。

癫痫小发作只有短暂的无意识状态，患者在几秒钟的“断片”以后可以继续聊天或者下棋，本人和局外人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特殊现象。

癫痫的全身性发作往往都是受大脑先天的遗传敏感性的影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局部性发作，它源于大脑一侧特殊区域的敏感或损伤。病灶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受伤所致。症状取决于病灶的位置：可能是运动性痉挛（如肌肉抽搐）、自动症性痉挛（如反胃引起的恶心等）、感觉性痉挛（如反常的感觉或幻视、幻听、幻嗅等知觉幻觉）、或者精神性痉挛（如无缘由地突然感觉喜悦或惊恐、出现似曾相识感、识旧如新感或突然的异常思绪）。局部性发作也许只局限在病灶位置，也许会扩散到大脑的其他区域，偶尔引发全身抽搐。

直到19世纪后半叶，局部性癫痫（或称局限性癫痫）才被世人所认知，它以多种形式显现出来，例如：丧失语言能力的失语症，不能识别物体的失认症。人们把它的病因归为大脑特定区域的损害。大脑病理学与具体性损害（亦可称为“负面”症状）的相互关系证明大脑中有多种的中枢控制着不同的机能。

曾被称作“英国神经病学之父”的休林斯·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对那些过分活跃的神经性疾病的“正向”症状（如突然发作、幻觉和妄想）也给予了关注。他是一个耐心细致的观察者，是从复杂的突然发作中识别出“回忆”和“恍惚状态”的第一人。我们现在谈到由手部开始向上扩展到胳膊的局部运动痉挛时，仍使用以他名字命名的“杰克逊癫痫”（Jacksonian epilepsy）。

杰克逊也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他推测人类的神经系统是层层递进、分等级构建的，高级中枢控制低级中枢。因此，他认为高级中枢的受损导致了下一层级的活力释放。杰克逊通过癫痫这一窗口，看到了神经系统的组织和运作（正如偏头痛是我的窗口一样）。他写道：“如实地分析不同的癫痫病例要比单纯地研究癫痫本身重要得多。”

年轻的威廉·高尔斯是杰克逊对癫痫进行描述和分类时的搭档，杰克逊的措词晦涩难懂，专业性强；高尔斯的表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因此杰克逊从没有写过书，但高尔斯一直笔耕不辍，著作包括1881年的《癫痫症和其他慢性惊厥性疾病》（Epilepsy and Other Chronic Convulsive Diseases）。

高尔斯尤其关注癫痫病的视觉症状（他曾经著有一本关于眼科学的书），也很喜欢追踪记述每位患者单一的视觉性癫痫。对此，他有如下描述：

征兆通常是一颗蓝色的星星，从左眼前出现、慢慢靠近，直到意识模糊。另一个病人总是看见左眼前有一个发光体，飞速地旋转画圈、越画越近，越近越大，直到病人失去知觉。

几年前，我接诊了朝气蓬勃、口齿伶俐的珍·W（Jen W.）。她说自己4岁时“清楚地看见一个亮着彩灯的球在右边转圈”。几秒钟后一片灰色的云遮住了它，她右边的视线开始模糊不清，持续了两三分钟。

她每年看见旋转的球在同一个地方出现四五次，但她觉得这无非是每个人都会看见的平常事。但是到她六七岁的时候，新的症状出现了：彩球带来了一侧的头痛，总是伴随着无法忍受的强光和噪音。她看了神经科医生，但是脑电图（EEG）和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CAT scan）没有发现异常，最终被诊断为偏头痛。

在她差不多13岁的时候，类似的发作变得更频繁、持久和复杂。有时候严重到她在几分钟内完全失明，也听不懂别人的话。她尝试着交谈，却只能挤出只言片语。鉴于这种症状，她被诊断为“复杂性偏头痛”。

到她15岁的时候，癫痫大发作，表现为抽搐，继而倒地，全无意识。她多次的脑电图扫描和核磁共振成像都显示正常，但是最终一位癫痫专家细心地在她的左脑枕叶发现了明确的癫痫病灶，和同一区域的异常皮层结构。她开始服用抗癫痫的药物。虽然这阻止了进一步的抽搐，但并没有改善她的纯粹的视觉性癫痫，反而增加了它的频率，有时一天就发作多次。她说它们可能随着“耀眼的阳光、摇曳的影子或运动的艳丽场景和荧光灯”骤然而至。对光的极端敏感束缚了她的生活，黄昏和夜间成了她真正存在的舞台。

由于药物治疗对视觉性癫痫无计可施，珍在20岁的时候接受了手术治疗，切除了左脑枕叶的病变区域。手术前，电刺激枕颞皮层时，她看见了“叮当小仙女”和“卡通人物”，这是她唯一的一次复杂幻视。她的视觉性发作一般都很简单，比如右边有一个球在转动，或者在这片区域偶然有“烟花雨”落下。

手术效果立竿见影，她终于重返体操教室，为再也不用被困在家里而欢呼雀跃。她发现微量的抗癫痫药已经可以控制大部分视觉性发作，但她仍然对压力、不规律的饮食起居、忽明忽暗或强烈的光线敏感。手术在她视野右下方四分之一处留下了一个盲点，虽然这并不影响她自如地驾驭生活，却让她放弃了开车。几年后她的症状复发，但这回没有来势汹汹。她说：“癫痫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大挑战，但我已经能够应对有方。”神经障碍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影响着她的生活，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是，她正在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致力于神经系统科学的研究。

当癫痫病灶位于皮层感觉区的顶叶和颞叶时，产生的幻觉比较复杂。28岁的瓦莱丽·L（Valerie L.）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医生，但从很小的时候就患有以闪烁的蓝点开始的偏头痛。在她15岁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她说：“我参加了10英里长跑比赛……第二天感觉怪怪的……饱睡一晚醒来之后，我又反常地小睡了6个小时，之后我们全家去教堂。仪式很长，站得太久了。”她开始看见所有东西都套着光环，于是对姐姐说：“好像有点不对劲。”接下来，她眼前的一杯水变成了无数杯水，她环顾四周而后望向穹顶，发现它们无处不在。也许只有5秒钟，但她表示，那是她生命中最长的5秒钟。

然后，她失去了知觉，被抬上救护车。她听见司机说“我车上有一名癫痫发作的15岁女孩”，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就是那个女孩。

她16岁的时候又发作了一次，于是开始服用抗癫痫的药物。

1年后，瓦莱丽进入大学，癫痫第三次大发作。在她抽搐并丧失意识前约30秒的时间，她在空中看见一团团像罗夏克测试那样的墨渍图（Rorschach ink blots）[64]，接着它们变成了她母亲和其他亲人的脸。这些扁平的脸面无表情，像一张张的底片一样暗淡无光，在火光笼罩之中，它们的边角翻卷起来。鉴于此，医生更换了处方药，此后她虽再没有大发作，但视觉先兆和视觉性癫痫仍挥之不去。如果没有压力或睡眠障碍雪上加霜，平均每月发病两次。

有一次，瓦莱丽在学校里感觉不舒服，于是在晚上回到父母家。她和母亲坐着聊天，不知不觉睡着了。突然，她看见童年的卧室里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先前收到的电子邮件，某一封信被复制了，其中一页盖在了她妈妈的脸上，但是透过信能看见那张脸，信的内容也清晰可读。她所望之处都是宿舍里的物件。无论是感觉到的还是回忆起的，都是特定物品被复制叠加，而不会是整个场景。现在这些“物品”几乎都是她熟悉的面孔，它们叠影重重地或反反复复地被投射到墙上、天花板或任何周围的物体表面。麦克唐纳·克里奇利（Macdonald Critchley）将这种视知觉的空间衍射生动地描述为视物显多症，而时间上的衍射描述为视象存留。他是第一个使用术语“视象存留”的人，最初他命名的是“复视痕迹残留”（paliopsia）。

瓦莱丽在癫痫发作的时候也有知觉的改变。有时她对自己的镜中影像，尤其是眼睛的陌生感，正是发作的第一步。她会感觉“这不是我”，或“这是一个近亲”。如果她能入睡，就能避免发作；但是如果睡眠不好，第二天早上她会发现，所有人都长着似曾相识但看起来却生疏和扭曲的脸，尤其是他们的眼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发作间歇，她感觉每一个人都亲如一家。有时这种感觉来袭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地向陌生人问候，虽然她清醒地告诉自己：“这只是错觉。我绝没见过这个人。”

虽然有癫痫的阴影，但瓦莱丽有三颗定心丸：最近10年没有全身发作；导致癫痫的病因没有再发展（她12岁时头部受过轻伤，可能在颞叶留下了一个小伤疤）；药物控制行之有效。所以她仍可以在忙碌的工作中孜孜以求，过着积极而充实的生活。

珍和瓦莱丽最初都被误诊为偏头痛，其实把癫痫与偏头痛混淆并不稀奇。高尔斯在1907年出版的《癫痫的边缘之地》里竭尽所能明确地描述了它们的区别和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爆发性疾病，突然发作、极尽表现后全身而退；它们都是缓慢地展开病症，而且有潜在的电波干扰，这两种现象对偏头痛的影响大概持续15到20分钟，而对癫痫只有几秒钟。偏头痛患者产生复杂的幻觉并不常见，但是癫痫通常侵袭大脑的高级区域，极易生成扑朔迷离、多重感觉的“回忆录”式或梦境般的空想，就像高尔斯的病人看见“伦敦已经破败不堪，而她是这片废墟的唯一见证者”。

在大学主修心理学的劳拉·M（Laura M.）开始并没有在意自己身上的“怪病发作”，后来咨询了一位癫痫专家才发现她“在过去的10年，一直患有典型的记忆障碍性癫痫，它是视觉和情感对某个梦或一连串梦的闪现，通常以五组一个呈现”。它每天可能发作数次，劳累和大麻会加重病情。虽然抗癫痫的药物降低了劳拉的发病强度和频率，却产生了无法承受的副作用，导致她每天晚上都有兴奋过度后的“崩溃感”。于是，她停药的同时减少了大麻的用量，现在每月6次左右的发作是劳拉可以容忍的限度。它们发作只有几秒时间，尽管劳拉感觉体内翻江倒海、几乎晕倒，但其他人很难察觉。在发作期间，她唯一感觉到的具体症状是一种滚动眼球的冲动，如果周围有人，她会克制这种冲动。

劳拉和我见面的时候告诉我，她的梦总是栩栩如生、色彩缤纷，特别容易被记住。它们大部分关乎复杂的地形，具有“地理学”的特点，她认为在自己发病时的视幻觉或幻觉重现中出现的也是这些梦境中的场景。

梦境中的地点之一是她十几岁时生活过的芝加哥。大部分时候癫痫发作都把她遣送回这个梦想的地方：她绘制了很多幅带有实际地标的地图，但是地图上的地形却奇怪地改变了。还有的是以小山为中心的另一个城市，因为她的大学坐落在那里。她告诉我：“只有几秒钟，我就闪回到梦中，进入梦的世界，到达另一个时空。那些地方看似‘故地重游’，但都不过是幻境。”

另一个常出现的地方是她曾经居住过一段时间的意大利小山城。有一个场景非常恐怖：“我和妹妹在一个类似海滩的地方遇到轰炸。我们失散了……尸横遍野。”她说有时候，梦中幻景会混为一体，比如一座小山变成沙滩。它们也常伴有强烈的感情因素，比如忧虑或兴奋，而且她一直沉浸在这种情绪中直到发作结束后大约15分钟。

劳拉对这些奇怪的情节深感忧虑。在她的一张地图上写着：“我真的很害怕。请无论如何帮帮我。求你了！”她表示宁愿出100万美元，只要能让自己从这些疾病侵扰中解脱出来。但她也感觉到这是通往另一种意识形式、另一个时空、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虽然她对此无力掌控。

高尔斯在1881年出版的《癫痫》（Epilepsy）一书中罗列了大量单纯感官性发作的病例，并且指出疾病发作时常有与视觉征兆一样普遍的听觉征兆。他的一些病人听见“隆隆的鼓声”、“嘶嘶的响声”、“叮铃铃的声音”和“沙沙声”，甚至更混杂的幻听，比如音乐声。［癫痫发作时可能有音乐幻觉，而真正的音乐也能够导致癫痫发作。我在《嗜乐症》（Musicophilia）里对此提供了几个例证。］

复杂部分性发作中可见咀嚼和咂嘴的动作，偶尔伴有味幻觉。[65]1958年，大卫·戴利（David Daly）在评论中指出：嗅幻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可能单独作为先兆出现，也可能是全面性发作的一部分。虽然有病人希望每次发作都闻到同样的味道，但大多数味道是无法识别或难以描述的（病人只能简单描述为“好闻”或“难闻”）。戴利有位病人说他的幻觉“有点像煎肉的味儿”；另一个说：“像是路过香料店时的味道”。一个女患者闻到了桃子味儿，香气萦鼻，她一口咬定房间里一定有很多桃子。[66]还有一位患者的嗅幻觉总是“让他想起儿时妈妈厨房里的味道”。

1956年，海军内科医生罗伯特·埃弗龙（Robert Efron）入木三分地描述了中年女专业歌唱家希尔玛·B（Thelma B.）的癫痫病，认为她在发作时伴有嗅幻觉和明显的休林斯·杰克逊所称的“双重意识”：

感觉良好的我突然有一种被拉走的感觉，好像一下子身处两地，但又好像无着无落，仿佛被放逐了一般。但是我一切正常，能读能写、能说能唱。我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接下来我将开始抽搐，但我似乎已经形神分离了……我想方设法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但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在发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处于亢奋状态。如果在家，我会整理床铺、擦桌子扫地、刷锅洗碗。妹妹说我是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到处乱闯，像只没头的苍蝇。但对我而言，这些全部都是慢动作。我对时间特别在意，不停地看表，隔几分钟就问问人。这是我确切地知道发作时长的原因所在，短则10分钟，长则大半天。接着我就跌进万丈深渊，这种状态通常持续20到30分钟。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远离尘世，好像在屋外透过钥匙孔往里看，也好像我是居高临下的上帝，俯瞰着不属于我的世界。

希尔玛说她在发作的半途脑子里会冒出一个“古怪的想法”，期待着某种味道的出现：

我随时随刻地想要闻点什么，但是我没能闻到……第一次发作时，我在乡下并且感觉到自己不太对劲。我记得自己正在田园里采摘勿忘我，摘下后我把它们放在鼻子底下使劲地闻了大约半小时，即便那时我非常清醒地知道这种花没有香味，但我相信下一分钟它们就会芳香四射…………在同一时间，我既清醒又迷惑。

在癫痫先兆的第二阶段，希尔玛有越来越强的被“流放”的感觉，直到最后她意识到抽搐即将来临。然后，她会躺在远离家具的地板上，以免抽搐时受伤，她说：

就在我被放逐到忍无可忍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气味如同爆发一般直贯入鼻。只在一瞬间，没有汇聚的过程，它沁入我的心脾，把我拉回现实，摆脱了被抛弃的感觉。那种气味甜得发腻，像廉价的香水一样刺鼻……这一切都悄然无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听见，我只是与气味同在。

气味只停留了几秒钟，之后就散去，周围一片宁静，就这样持续了5到10秒钟，直到右边传来一个叫她的声音打破平静。她回忆道：

这个声音和梦里听到的不一样。这是真人的声音。每次听到这个声音，我都信以为真。它既非男声亦非女声，我无从识别。但我确切地知道，只要我转头去追寻那个声音，一定会抽搐不已。

希尔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不转向那个声音，但最终她还是在它无法抗拒的魅力里失去意识，开始抽搐。

高尔斯在他的作品里反复提到一个让他“爱不释手”的发作病例。像希尔玛一样，有一位病人在癫痫先兆时出现变幻莫测的幻觉，并且这种幻觉随病情发展而演变，甚至成为固定的节目。高尔斯通过这个过程看到了癫痫在大脑中爆发的活动路径，它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引发应激反应，唤起相对应的幻觉。1881年，他在《癫痫》中首次描述了这个病人的症状：

他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只有26岁。他所有的发作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首先，感觉左肋骨下一阵“像痉挛似的疼痛”，一波波地袭来。接着，有一团东西“砰砰”地在左胸横冲直撞，在它抵达胸口的时候还能听见“咔哒咔哒”的跳动声。这种感觉像“呼啸而过的火车”一样直冲左耳，“猛烈地敲打着他的头”。然后，有个老妇人突然站在他眼前，一如既往地穿着褐色的衣服，递给他一些带有香豆味儿的东西，之后就不见了。这时两盏圆形的大灯并排出现，冲冲撞撞地越来越近。当灯光出现的时候，耳鸣的噪音消失了，但他的喉咙感觉到瞬间的窒息，与此同时失去了意识。根据描述判断，毫无疑问是一场癫痫发作。

局限性癫痫发作的病人大多数是反复出现同样的或有少许变化的视觉症状，少数人的先兆则包罗万象。小说家艾米·T（Amy T.）患有莱姆病（Lyme disease）导致的癫痫，她对我形容了她的幻觉。

她说：“我发现癫痫发作时的幻觉像脑筋急转弯一样让人着迷。我试着记下了那些反复出现的细节。”身为一名作家，她给每一个重复的幻觉命名。最常见的是她口中的“发光的车载里程表”：

夜间你在车里的仪表盘上能看到的……只有越来越快地跑动的数字，就像你在加油站加油时看见的计数器一样转个不停。大约20秒后，数字慢慢暗淡下去，仪表盘也破碎了，逐渐消失。我对此习以为常……所以我会和数字比赛，看它们消失之前能不能被我认出。我也想知道能否控制里程表的转速，或者让幻觉的持续时间长一点儿。事实证明，我力不从心。

她的其他幻觉也一成不变。有一段时间，她总是看见：

一个穿着维多利亚长裙的女人站在众人之前。这场景看起来像一张模糊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老照片，或者是雷诺阿画作的黑白版本，他诸多有关公园里游人的一幅……那个女人一动不动，但也没有看着我……这些并未让我信以为真。它们对我的生活毫无意义，也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情绪波动。

她偶尔也有恶臭的嗅幻觉或身体的感觉，她补充道：“比如，我脚下的大地颤动不止，以至于我必须向别人求证是不是地震了。”

她也时常经历“似曾相识”的记忆幻觉，但偶尔发生的“识旧如新”感却更让她烦恼：

我记得这种感觉第一次发生是在我望向一栋大楼的时候，我很诧异为什么千百次地路过它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颜色、外形和其他的特征。于是我环顾四周，一切都是陌生的。那时我完全不知所措，呆若木鸡。有时候我看着自己的家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认不出它，但我知道我在家里。我学着接受这个事实，耐心等待20到30秒后恢复正常。

艾米说她的发作通常在睡眼惺忪、刚刚睡醒或昏昏欲睡的时候。她有时看见“好莱坞的外星人”倒悬在天花板上。它们看上去像“一个拙劣的电影道具……就像一直顶着达斯·维达（Darth Vader）[67]的头盔的大脑袋蜘蛛一样。”

她强调那些影像没有个人关联，和日常事件没有瓜葛，不会引起联想，也没有情感上的意义。她说：“它们不是那种在我脑子里可以被琢磨的东西。它们更像是一些空洞的梦的碎片，如同随意的想象一般肆无忌惮地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2007年夏，和蔼乐观、为人爽直的史蒂芬·L（Stephen L.）第一次来找我咨询。他带来了17页打印得密密麻麻的纸，他自嘲那是他的“神经病史”，并且补充说自己有“一点书写强迫症”。他自述病情源于30年前的一场车祸，在那次事故中他的头重重撞在挡风玻璃上。他经历了严重的脑震荡，不过几天后似乎完全康复了。两个月后，史蒂芬开始出现短暂的记忆幻觉：他觉得无论自己在做什么、想什么、感受什么，都好像是在重温旧梦。起初，他还陶醉在这些似曾相识的场景里，认为它们惬意怡人（“像微风轻轻拂过面颊”），但是没过几周，他就每天三四十次地频繁地遇见它们。有一次，为了证明是那种似曾相识感不过是一种错觉，他在浴室的镜子前使劲儿跺脚，然后像跳苏格兰高地舞那样高高地抬起一条腿，伸在空中。最后他终于确认那并不是旧事重现，但还是摆脱不掉对以前行为重复的感觉。

史蒂芬的症状变得越来越频繁、错综，然而事实上记忆幻觉只是“冰山一角”（据他自己形容）：其他症状的侵袭一旦随之来临，就一发不可收拾。首先是胸部不适，要么感觉寒彻心扉，要么感觉心烧灼痛；接着是听觉失真，所有的声响都变得洪亮如钟，回声笼罩在四周，久久不散。他清晰地听到有人在唱歌，仿佛就在隔壁。而歌声总是专场演出上的曲目，比如尼尔·杨（Neil Young）那首《淘金热之后》（After the Gold Rush），和他多年前在大学音乐会上听到的一模一样。接下来他可能闻到“一种淡淡的令人生厌的气味”，并且品尝到一种“和气味对应”的味道。

有一次，史蒂芬梦到自己正在某一个先兆症状里，而当他醒过来发现果然如此。不过这次比以往更别具一格：他体验到灵魂出窍，那时他似乎正透过一扇高高的窗户俯视自己躺在床上的身体。这种感觉酷似事实，让人恐惧。他恐惧的部分原因是，他知道这意味着癫痫发作牵连了大脑更多的区域，而病情在不受控制地发展。

虽然如此，史蒂芬独自承受着一切，直到1976年圣诞节他在一次抽搐之后癫痫大发作。那时他躺在床上，陪伴在一旁的女孩给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咨询了神经病学家，被确诊为颞叶癫痫，病因可能是车祸中右颞叶受损。他开始服用抗癫痫的药物，但是接二连三地换药，都不能有效控制他几乎每天发作的颞叶癫痫和每月至少两次的全身性发作。在接受了13年失败的药物治疗之后，史蒂芬求诊于另一个专家，为他评估和规划可行的手术方案。

1990年，他接受了移除右脑颞叶病灶的手术，术后感觉良好的史蒂芬决定停药。不幸的是，他再一次遇到车祸，导致癫痫复发。这回他对药物已经没有反应，不得不在1997年接受更大范围的脑部手术。但术后他仍需继续服药，仍要继续忍受各种发作的症状，他向我形容说：

最让我神魂颠倒的一次是2000年初的发病，它让我感觉分身有术，一时身处两地。第一个感觉让我充分地意识到，尽管我活在当下，呼吸着2000年2月中旬的空气，但是精神和身体上又仿佛回到了1975年，这种感觉持续了一整天。

最新的症状开始于2008年的夏天。我开始“听见我的眼睛出声”。当我的眼睛随着头部转动向左或向右看的时候，我会听见一种“沙沙”声，像是装了豆子的纱包或者敲击一个密闭的高帽铜钹时发出的。这种情况接连不断，尤其是当我疲惫的时候，还能同时感觉到一记重锤打在我的颅底。

史蒂芬一直认为从癫痫发作开始，他的个性就随之发生了“改变”，他现在“更感性、更有创意、更风雅”，特别是他怀疑是否大脑的“右边”（据他自己所称）正在被激活，赶过来支配他。这种改变的突出表现是音乐对他越来越重要。他在大学时代喜欢上了口琴，现在50多岁的他能“着魔地”一连吹好几个小时；他也常写写画画数小时而不停歇。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全部接受或全盘否定”的个性——要么过分专注，要么彻底心烦意乱，精神涣散。他的性情变得易于动怒。一次，一辆车挡住了他的路，他对这个不速之客大打出手，不仅拿一听饮料砸向那辆车，还给了司机一拳。（回想起来，他猜当时可能是某种癫痫发作部分地刺激到了他。）尽管病症带给史蒂芬重重阻力，但他一直坚持医学研究，他仍然优雅、体贴并且充满想象力。

高尔斯和他的同代人除了给全面性癫痫发作或局限性发作的病人服用安眠药[68]一类的镇静剂之外，几乎无计可施。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种针对癫痫的药物问世之前，癫痫、尤其是颞叶癫痫一直被认为是医学难题，即便有了抗癫痫的药物，大多数病情严重的病人还是孤立无援。与此同时，才华横溢的年轻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和同事赫伯特·贾斯珀（Herbert Jasper）在蒙特利尔开创了更加激进的外科手术疗法。他们首先在病人保持绝对神志清醒（大脑本身对触碰和疼痛不敏感，所以开颅手术只需局部麻醉）的情况下通过对颞叶成像找出病灶，然后再将其手术切除。历经20年，这个“蒙特利尔手术”（Montreal procedure）共实施了500多例。患者有形形色色的发作症状，其中40人左右有彭菲尔德称作的“经验性发作”（experiential seizures）的症状——发病时看似有一个对过去固定的生动记忆会突然在意识里和幻觉一起迸发，引起“加倍”的意识：病人感觉自己在蒙特利尔手术室的同时也可以感觉像在森林里骑马。彭菲尔德有条不紊地用他的电极仔细探试每位病人暴露的颞叶皮层表面，寻找有应激反应的皮层位置，因为正是它们导致了突然、非自愿的回忆，即经验性发作。[69]切除这些损伤部分既能阻止癫痫发展又不会对记忆本身造成影响。

彭菲尔德用充分的例证描述了经验性发作：

在手术过程中很明显地看到被唤起的回忆都和患者生活中的某个片段息息相关……或许是聆听音乐的时光；或许是在舞厅门口探头探脑的时候；或许是想象连环画里打家劫舍的情景……也许是躺在产房的时候；也许是受到坏人威胁的时候；也许是观察冒雪赶路鱼贯而入的人群的时候……当然也可能是身处雅各布角、华盛顿或者印第安纳的南本德的日子。

彭菲尔德有关真实的记忆和体验可以被反复激活的理论备受争议。我们现在知道，记忆并不能存进储藏室里的保鲜罐被封存冻结，而是随着追忆的行为不断进行分解、变化、重组和归纳。

对于20世纪早期高尔斯一代的科学家而言，记忆是在大脑中留下的印记（这点和苏格拉底认为印象是可塑的观点相似），并且这个印记是可以被回忆触动的。无人质疑这一传统的理论，直到20世纪30到40年代，剑桥的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Frederic Bartlett）关键性的研究对此提出挑战。鉴于埃宾豪斯（Ebbinghaus）等早期的学者已经着手研究机械记忆，比如，通过统计多少数字可以被记住进行评估，巴特利特让他的研究对象看图片或阅读故事，然后在几个月的期限中对他们反复提问。每一次重新回忆时他们的所见所闻都略有不同（有时出入还相当大）。巴特利特通过这个实验确信，所谓“记忆”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记住”的过程，他写道：

记住不是对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无数零碎痕迹的再激活，而是一个运用想象力实现重现的过程或者叫作“创作过程”，它源于我们对大量往事的回应或感受进行有效组织时所采取的态度……因此它永远不可能准确无误。

但的确有些终身记忆似乎随时呼之欲出，具有相对固定的内容和精准的细节，尤其是创伤性记忆或者具有特殊感情意义的记忆。然而，彭菲尔德苦口婆心地强调，癫痫病人的闪回症状似乎缺乏这些重要的特征。[70]他写道：“很难想象，在刺激下或癫痫发作时唤回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歌曲对病人有什么情感上的重要意义，即使真有人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也太匪夷所思了。”他认为闪回是由经历的片段随机组成的，只是偶尔与癫痫发作产生交集。

虽然彭菲尔德描述了这样多变的经验性幻觉，但是他没有提及我们现在称作“失神的”癫痫发作——在发作时神魂颠倒的感觉或者超然的喜悦，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形容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患上癫痫，不过直到他30多岁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之后才频繁发作。据他妻子写道，他偶尔大发作的时候会发出“吓人的哭声，绝非人类的哭声”，继而倒地，失去意识。明显的神秘光环或走神的预兆出现在很多次发作之前，但抽搐或意识丧失并非总是相继而来。他的朋友索菲亚·科瓦莱夫斯基（Sophia Kowalewski）在《童年回忆录》（Childhood Recollections）中提到，他的第一次发病是在复活节前夜。［阿拉茹瓦尼纳（Alajouanine）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论文中引用了此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和两个朋友谈论宗教问题的时候，子夜的钟声敲响了，他突然大声说：“上帝存在，他一直存在！”他后来叙述了这段经历的细节：

空气中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噪音，我四处躲藏。我感觉上帝铺天盖地地压下来吞噬了我。我真的触摸到了上帝。他进入了我的身体，是的，我喊出来，上帝一直存在，其他的我忘得一干二净。他说，你们这些人，你们所有健康的人都无法想象我们癫痫病人在发作前那几秒钟里所感受到的幸福。穆罕默德（Mahomet）在《古兰经》（Koran）里说他曾经看见并且进入了天堂。所有那些愚蠢的聪明人都确信他在说谎，他是一个骗子。但是不对，他真的没撒谎，他在癫痫来袭的时候确实身处天堂；他和我都是这种疾病的见证者。我不知道这种满足感会持续几秒、几个小时还是数月，但是请相信我，生活中所有的惬意也不能换走我对它的渴望。

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给出了类似描述，同时赋予他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和自己类似甚至相同的发作，其中包括《白痴》（The Idiot）中的梅什金公爵：

在闪电般转瞬即逝的那些瞬间，他对生活的感受和自我意识陡然增加了10倍。他的灵魂和心灵被浩瀚无边的光明照亮了；全部的情感、所有的疑惑和渴望都平静下来归于一种无与伦比的安详，充满明朗的喜悦、和谐与希望。继而，他的理性得以升华，悟出了终极的因果关系。

在《群魔》（The Devils）、《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The Insulted and the Injured）中也有对这种狂喜性癫痫发作的描述，而在《双重人格》（The Double）里对失神性发作中“强制性思维”和“梦样状态”的描写，与休林斯·杰克逊同期神经病学的著作所述如出一辙。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失神先兆看作是来自上帝最真实、最直接、最可信的神圣启示。法国神经病学家阿拉茹瓦尼纳的研究表明，通过他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和后期伟大的神秘小说的对比不难看出，在他后半生的创作高峰期，他的个性不断发生着明显的变化。阿拉茹瓦尼纳推测“癫痫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双面人’……既是理性主义者又是神秘主义者；两个身份交替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秘占据了优势”。

这种身份交替的变化，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状发作之间（神经病学称为“癫痫发作间”）似乎也在不断出现。美国神经病学家诺曼·格施温德（Norman Geschwind）尤其痴迷于此，20世纪70到80年代，他写了大量主题论文，详细地记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日益增长的道德标准和对行为准则的过度专注；他对“小事喋喋不休”的发展趋势；他高谈阔论、一本正经，缺乏幽默感和对性生活的渴求；“一点就着的坏脾气”。格施温德称这些为“发作间的个性症状”［现代医学称为“格施温德综合征”（Geschwind syndrome）］。此类患者通常是超级虔诚的信徒（格施温德将此归于“过度宗教倾向”）。他们可能发展成史蒂芬·L一样的强迫书写症或非同寻常的艺术和音乐激情。

颞叶癫痫患者并非普遍患有“发作间的个性综合征”，即便这种症状有所发展，也是可以避免的。那些狂喜性发作的病人往往沉醉其中不能自拔，甚至会主动激发这种发作。2003年，汉森·阿什海姆（Hansen Asheim）和艾勒特·布罗特科布（Eylert Brodtkorb）在挪威发表了对11名狂喜性发作病患者的研究报告，其中8人希望重新体验发作时的感受，而有5人找到了诱因。狂喜性发作远比其他发作更容易被当作灵光乍现或神示天启。

格施温德的校友奥林·德温斯基（Orrin Devinsky）是颞叶癫痫研究的先驱，他有丰富的神经精神病学经验，涉足于自窥症、出体体验的感觉、似曾经历的幻觉、识旧如新症、过分亲近感、狂喜，还有发作间的个性转变。他和同事们通过对宗教狂喜或发作的癫痫病人进行临床和脑电图监视录像的观察，并结合“神的显灵”和颞叶激活的精确吻合找出了癫痫病灶（几乎都在右脑）。[71]

神示的方式多种多样。德温斯基给我讲述了一个妇女的故事：头部受伤引发了她暂时的记忆幻觉和奇怪的、无法形容的气味幻觉。在接二连三的复杂部分性发作以后，她进入了一个超脱的境界，在那里上帝和天使告诉她去参加国会竞选。虽然她既不是信徒也不是政客，但她决定立即行动。[72]

有时，狂喜的幻觉具有危险性。德温斯基和他的同事乔治·赖（George Lai）描述过他们的一个病人患有癫痫视幻觉，发作时“他看见了基督，并且听见一个声音命令他杀掉妻子和自己”。他立刻照做了，刺杀妻子后试图自杀。这个病人在手术切除右颞叶病灶后再没有复发。

这种癫痫的幻觉与精神病的指令性幻觉貌似相同，虽然癫痫患者可能并没有精神病史。只有坚强的怀疑论者才能抗拒类似的幻觉，抵制它们的命令，尤其是当它们具有天启特性，并且表明一种特殊——也许是高贵的——神意的时候。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述，一个内心有强烈宗教激情的人可以统率千军万马，圣女贞德（Joan of Arc）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诠释。近600年来，人们一直在思索为什么一个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农家女孩能够统率千万军队赶走入侵法国的英军。最早的猜测是神力（也许是魔力）所助，后来被医学上的说法所代替，至于是精神病还是神经病人们一直争执不下。更多的证据来自她的审讯记录（和25年后对她的“恢复名誉”），以及她同代人的回忆。虽然无一令人信服，但都暗示了至少贞德有颞叶癫痫和狂喜性的先兆。

她从13岁开始有幻视和幻听，这些症状零零散散地出现，持续数秒或最多几分钟的时间。第一次发作时她惊恐万分，不过后来她从幻觉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感和一种明确的使命感。它们有时乘着教堂的钟声从天而降，贞德这样形容她第一次得到“神的启示”：

我13岁的时候得到了上帝之声带来的帮助和指引。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上帝的声音，我害怕极了；那时是夏天的正午，我在爸爸的院子里……我听见自己的右边响起那个声音，正对着教堂，它出现的时候总是伴随着一道光，那是来自同一个方向的神圣之光……当我第三次听见它的时候，我认出来这是天使的声音。它很好地守护着我，我心照不宣；它指导我做个好人，要常去教堂礼拜；它说我很有必要加入法军……它每周都会对我讲两三次“你必须参加法军”……它告诉我：“去吧，阻止对奥尔良城的围攻。出发！”……我申辩说我不过是个小女孩，我对骑术打仗一无所知……我天天听到这个声音；我也想要时时听到这个声音。

1991年，神经病学家伊丽莎白·富特-史密斯（Elizabeth Foote- Smith）和莉迪亚·贝恩（Lydia Bayne）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了贞德的清白圣洁、理智果断和端庄朴实，同时探究了贞德可能患有癫痫的其他佐证。她们提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事例，但其他神经病学家不以为然，认为它并未能给出清晰的解释。因为与所有历史案例相比，证据显然还不够充分。

只有少数颞叶癫痫患者有过狂喜性、宗教性或神秘性的经历。难道是因为这些特殊人群以前就埋藏着对宗教或超自然的信仰？或者是因为癫痫的发作激活了大脑里某个调动宗教感情的特殊部位？[73]当然，两个都理由充分。然而，固执的怀疑论者、对宗教漠不关心的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在发作时存在同样的经历，就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

1970年，肯尼思·杜赫斯特（Kenneth Dewhurst）和A·W·比尔德（A. W. Beard）的论文提供了几个这样的实例。其中一个是公交售票员，他在验票的时候出现了狂喜性发作：

他被突如其来的狂喜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感觉真的进了天堂。他照常检票，同时不停地告诉乘客他在天堂是多么的幸福……他得意洋洋地听着来自天国的声音，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天。后来他还能回顾这种体验并且对此坚信不疑……接下来的两年，他的性情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什么奇怪的念头，继续虔诚地信教……3年后，在连续3天的3次发作之后，他又一次体会到了那种兴高采烈的感受。他说他的精神被“涤清了”……这场发作使他放弃了宗教信仰。

他现在不再相信天堂和地狱、来世或万能的救世主之说。他对无神论的回归和最开始的信教一样带有同样的兴奋与天启的特点。（1974年，格施温德演讲时提到颞叶癫痫患者可能有多次改信，他的一位女病人“在她20多岁的时候已经经历了5次改信了”。这份演讲稿在2009年出版。）

即使一个人一贯对至高无上的神权和超自然现象漠不关心，狂喜性发作也会动摇他的世界观与信仰的根基。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揭示，在强烈的神秘感和虔诚的宗教感里共同包含的神圣感一定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它们像审美观一样是我们人类遗传的一部分。谈论宗教情感的生物学基础和生物学前体，乃至提到狂喜性发作，就如同让人联想起在颞叶及其周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神经基础那样，其实只涉及了自然的原因，却并没有考虑到这种情绪、故事、信仰背后的价值、意义和“功能”，而我们恰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构建了对它们的认识。

[63] 希波克拉底写“论神圣的疾病”的时候，顺从了当时流行的癫痫是通往神圣起源的观点，但在开篇他却驳斥道：“被称为神圣的疾病……在我看来并不比其他疾病更神圣，和其他病情一样，它也有一个客观的病因。”

[64] 罗夏克测验是由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克（Hermann Rorschach）创立，因利用墨渍图版而又被称为墨渍图测验，是最著名的投射法人格测验。——译者注

[65] 1875年，休林斯·杰克逊记录了这种发作并且推断它们源于大脑嗅觉皮层下的沟回。1898年，他和W·S·科尔曼（W. S. Colman）通过对水合氯醛（chloral hydrate）过量致死的病人Z博士进行尸检，确认了之前的推测。［不久前，大卫·C·泰勒（David C. Taylor）和苏珊·M·马什（Susan M. Marsh）重新研究了Z博士的历史，揭示了他的神秘身份，他是一位杰出的内科医生，本名亚瑟·托马斯·迈尔斯（Arthur Thomas Myers），他的兄弟F·W·H·迈尔斯（F. W. H. Myers）创立了心灵研究学会。］

[66] 1964年上映的电影《平步青云》（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在美国被宣传为《天堂的阶梯》（Stairway to Heaven），其中大卫·尼文（David Niven）扮演一名患有复杂部分性癫痫的飞行员，发作前总是有嗅幻觉（闻到烤洋葱的味道）和音乐幻觉（6个音符的循环）。黛安·弗里德曼（Diane Friedman）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书，讲述了导演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如何谨慎地就癫痫病的幻觉咨询神经病专家并进行创作的故事。

[67] 旧译“黑武士”，是电影《星球大战》里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译者注

[68] 与高尔斯同时代的大卫·费里尔（David Ferrier）1870年搬到伦敦师从休林斯·杰克逊（费里尔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为了出色的实验神经学专家，他是第一个通过电刺激为猴子大脑画图的人）。他的一个女病人有明显的联觉先兆，发作时能闻到“春雷的味道”。（麦克唐纳·克里奇利1939年在其讨论视幻觉和听幻觉的文章中引用了此案例。）

[69] 彭菲尔德既是杰出的神经外科医生，也是优秀的生理学者，在寻找癫痫病灶的过程中，他几乎绘制了活人大脑的全部基本功能图。例如，他展示了特定身体部位的感觉和运动准确对应的大脑皮层——他的感官和运动神经模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还是一位和威尔·米切尔一样勤奋的作家，在1958年与赫伯特·贾斯珀共同完成了代表作《癫痫和人类大脑的功能解剖》（Epilepsy and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the Human Brain）以后，他继续有关大脑的写作，既有新奇的小说也有科学的记述，笔耕不辍直到86岁辞世。

[70] 彭菲尔德有时用“闪回”代替经验性幻觉。这个名词应用广泛，比如创伤后闪回就是对受伤事件重放的周期性幻觉。

“闪回”也用来形容药效产生的一波波突如其来、转瞬即逝的感觉，比如服用LSD，即使没有连服数月也会有的效果。

[71] 有一位几乎对宗教毫无兴趣的成年病人在野餐时突发宗教性癫痫，德温斯基对我描述道：“刚发作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看到他的脸色开始发白，反应迟钝。然后，他突然开始绕着圈地跑了2到3分钟，边跑边欢呼：‘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是耶稣！我是耶稣！’”

他后来的症状和录像里的类似，德温斯基注意到，病人反应迟缓且时间和空间感觉错位：

当我问他感觉如何的时候，他回答：“没事，我很好……我非常高兴。”我再问他是否知道自己在哪儿，他带着微笑和惊讶的表情说：“当然知道。我此时此刻在天堂里……我挺好的。”

他沉浸在这种状态里10分钟后，癫痫全身性发作。事后，他回忆起了那个失神的先兆“仿佛一个生动的、飘飘然的梦”，但忘记了我的问题。

[72] 她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在一个长期由民主党执政的地区竞选中惜败。竞选期间，无论何时出现在公众面前，她都会声称是上帝告诉她这么做的，这也成功说服了数千选民不顾她空白的政治经验和欠缺的政治技巧而为她投票。

[73] 这个例子在很多书籍里被讨论过，包括凯文·纳尔逊（Kevin Nelson）的《大脑中的精神乐园之门：一个神经病学家寻找上帝的亲身经历》（The Spiritual Doorway in the Brain: A Neurologist’s Search for the God Experience）。本例也同样是马克·萨尔兹曼（Mark Salzman）的小说《醒着躺在床上》（Lying Awake）的主题：主人公是一位修女，她在狂喜性癫痫发作时与上帝进行心灵的沟通。最后查明颞叶上的肿瘤是罪魁祸首，必须在它扩散产生致命危险之前切除。但这是否也将切断她通往天堂之路，阻碍她和上帝的交流？

9
一分为二：偏盲症的幻觉

我们不是通过眼睛在看，而是利用大脑在看，大脑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分析眼睛输入的信息。在大脑后部、位于枕叶的初级视皮层对视网膜形成点对点的映像，视野里的亮度、形状、方向和位置也是在这里得以表达。视觉传导在大脑皮层通过一个迂回的通道将有些信息传送到相反一侧的大脑，即每只眼睛的左视野传导到右侧枕叶，反之亦然。如果一侧枕叶受损（比如因为中风），将会导致对侧视野失明或视力缺陷，即偏盲（hemianopia）。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明显症状，比如在全盲或半盲区产生幻觉。大约10%突然偏盲的患者有过幻觉，但他们能立即意识到幻觉的存在。

相比较而言，偏头痛或癫痫的幻觉相对短暂和模式化，偏盲症的幻觉却可以持续几天或数周，而且内容也毫无规律可循，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时，患者要面对的不是一小簇细胞对应激反应的爆发性释放，而是大面积的整个神经元惯性过活的表现，它们失控和混乱的特征与邦纳综合征相似，都是由于缺少正常控制和组织它们的机能造成的。

这种观点在休林斯·杰克逊的神经系统里表现为等级系统（高层级操纵低层级，一旦高层级的控制力受损，那么孤立无援的低层级就会独自释放，甚至胡作非为）。1973年，眼科专家大卫·G·科根（David G. Cogan）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15名病人简短清晰的病史。其中包括有眼伤的、视神经或神经束受损的、枕叶或颞叶损伤的、丘脑或中脑损害的。不同区域的损伤似乎都能中断正常传输，导致复杂视幻觉的释放。科根强调他治疗的大多数视幻觉都是释放现象。

2006年，年轻的埃伦·O（Ellen O.）在接受脉管畸形手术一年后求诊于我。手术过程很简单，只需要封闭膨胀的畸形血管即可。她也如医生所预见的一样出现了术后视觉问题：左边视野模糊不清，同时伴有失认症和失读症——在识人和阅读方面存在困难（她说英语单词看起来都像“荷兰语”）。为此她有6周不敢开车，也无法享受电视和阅读带来的乐趣，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第一周，她曾出现视觉性发作，产生了简单的视幻觉，每天数次看见左边有闪烁的光亮和色彩，不过它们只逗留几秒钟，并且随着她投入工作而马上消失。鉴于之前医生的提醒，她自然而然地把这一切当作手术的副作用。

但是医生没有提醒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症状会发展成复杂性幻觉。大约手术后6周的一天，她的左视野几乎被一朵硕大的花儿充满了，她认为那是受到绽放在耀眼阳光里的鲜花的刺激才导致的幻觉。这朵花深深印在她的大脑里，牢牢占据着她的左视野，“犹如一个残留影像”，不是一个几秒钟就灰飞烟灭的残影，而是持续了整整一周。周末，她见过弟弟以后，持续数日看见弟弟的脸，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侧面”，只有一只眼睛和半边脸颊。[74]

接着，她的症状从知觉异常（看见真实事物持续存在或变形）转化成了幻觉，开始看见虚幻的东西。面孔（有时包括她自己的脸）是幻觉的主题。她看见的脸“畸形、荒诞、夸张”，通常是一个侧影，只有牙齿或一只眼被无限放大，和其他部位完全不成比例。她有时看见的轮廓带有“简化的”面孔、表情或姿势，“像是速写草图或者卡通”。随后出现的是真正的卡通形象，她每天都会在幻觉中多次遇见“青蛙柯密特”[75]。她问：“为什么是柯密特？我对它毫无兴趣。”

艾伦的幻觉大部分是平面和静止的，就像照片或漫画一样，但偶然某个表情会发生变化。青蛙柯密特的脸有时愁云密布，有时喜形于色，有时面红耳赤，但这些都和艾伦自己的情绪无关。她醒着的时候，这些幻觉无论是寂静无声还是面无表情，总是变来变去地陪伴着她（她说它们分分秒秒与自己同在）。它们没有阻断她的视觉，而是像幻灯片那样叠加在左视野上。她告诉我：“最近它们越来越小了，青蛙柯密特现在变小了，以前它霸占了左边视野的一大部分，现在只缩居一角。”艾伦想知道是否今生都要与幻觉为伴，而我告诉她，我认为幻觉的减少是个好兆头，也许有一天青蛙柯密特就小得看不见了。

她问我，她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她的幻觉中会有这种荒诞的、有时甚至是梦魇似的面孔？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当然，正常人是不会想象这种事情的，难道她患上了精神病，疯了？

我给她解释，手术后出现的单侧视觉受损很可能增加了大脑高层视觉通道的活跃性，在进行人物和面孔识别的颞叶区或者在顶叶区，这种过活是不受控制的，导致了她错综的幻觉和异常的视觉持续，也就是她正在经历的视觉重复。她对有些幻觉里扭曲和残缺的脸或长着巨兽似的眼睛和牙齿的面孔胆战心惊。这类特殊幻觉的典型诱因是颞叶中被称作颞上沟区域的非正常活跃，而这属于神经学范畴而非精神病学。

艾伦定期给我写信汇报最新进展，在我们初见六年后，她写道：“我不能说我的视觉问题完全康复了，但我和它们相处得更融洽了。幻影还在，不过它们越来越小。基本上我看到的都是彩球，然而它们已经对我没什么影响了。”

她还是有阅读障碍，尤其是疲惫的时候。她讲到了最近读书的经历：

我漏读了一两个在彩色盲区里的字。（手术后我有了黑色盲区，但几周后变成了彩色盲区，并且一直如此。我的幻觉都出现在盲点周围。）……一天漫长的工作之后，现在我打出这封信给你，此时在中间偏左的位置隐约出现一只30年代的米老鼠。它是透明的，所以我还能看见电脑屏幕。不过我的确打错了很多字，因为我有时看不到我要按的键。

但是艾伦的盲点并没有阻止她攻读研究生课程，也没有妨碍她参加马拉松赛，她带着惯有的幽默写道：

我参加了11月的纽约马拉松赛。在维拉扎诺大桥快跑完1英里的时候，我被一个别人丢弃的金属环绊倒了。它在我的左边，我只注意了自己的右边，所以没看见它。我的手摔断了一块小骨头，但我还是爬起来坚持跑完了全程。我觉得这是一个轻伤不下火线的精彩故事。到了矫形外科候诊室，我发现凡是跑完马拉松的人都有膝盖或腿筋的伤痛。

艾伦手术后数周才开始出现复杂性幻觉，然而类似的“释放性”幻觉也可以在枕叶的突然受损后立即发生。我1989年接诊的病人马琳·H（Marlene H.）就是这样的病情。50多岁的她告诉我，1988年12月一个周五的清晨，她在头痛中带着视觉征兆醒来。她有多年的偏头痛，因此起初她认为这只不过是另一个偏头痛的视觉先兆。不过，这回有点不一样：她看见“到处都是飘忽不定的灯……忽明忽暗的光线……闪电的弧线……像个弗兰肯斯坦般的怪物”。这一视觉先兆像她的偏头痛之字形图案一样并没有在几分钟内消退，而是陪她度过了整个周末。直到周日晚上，视觉混乱更加扑朔迷离，她在右视野的上半部看见“一个蠕动的黑脉金斑蝶的幼虫，黑黄相间，纤纤绒毛闪着亮光”，跟着出现的是“刺眼的黄灯，像百老汇表演一样，起起落落、开开关关，毫不停歇”。虽然医生保证这只是“非典型的偏头痛”，但情况越来越糟。周三，“浴缸上好像爬满了蚂蚁……墙和天花板上挂满了蜘蛛网……人们的脸上打着格子框”。两天后，她开始感受明显的知觉混乱：“我丈夫的腿短短的，扭曲着，好像站在哈哈镜里，看起来很好笑。”但事实上一点儿都不好笑，还相当可怕。当天下午在市场里，“路人个个丑陋不堪，脸的一部分消失不见了，眼睛里似乎满是邪恶，所有人都奇形怪状”。车流仿佛都突然冲向右边。马琳把手指举在眼前移来移去检查自己的视野，结果发现它们在右边的时候只有过了身体的中间位置才能被看见，这意味着她失去了右边的全部视觉。

鉴于此，在最初的症状出现后几天，她终于接受了医学检查。电脑断层扫描显示她的左枕叶大量出血，病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医学已经回天乏术，只能期盼她的症状有所缓解，被时间治愈或者花时间适应。

数周后，主要集中在右侧的幻觉和知觉混乱变得越来越弱直到最终消失，但是留给马琳各种视觉缺陷。现在她至少有一边能够看见，然而她所看见的却让她更加困惑，她对我说：“我宁愿是个瞎子，总比搞不清楚看见的是什么要好得多……我必须慢慢地、谨慎地把东西拼凑起来。我可以看见沙发、椅子，但是我很难从一开始就把它们拼成一处‘场景’……以前，我是一个阅读高手，现在阅读对我来说很难，连字母看上去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她丈夫插话道：“她看表的时候，也不能马上读出时间。”

马琳不仅仅有失认症和失读症，还有失控的视觉意象，她曾经在街上看见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她说：“我闭上眼睛，这个女人总是像个木偶一样走来走去，她有自己的生命……我意识到我已经被影像‘控制’了”。

我和马琳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的最近一次见面在2008年，那是她中风后的第20个年头。她不再出现幻觉、知觉扭曲和失控的视觉意象。她还是半盲，但她余下的视力足够她单独旅行和出去工作（工作牵扯到阅读和书写，因此她只能缓慢地进行）。

马琳在枕叶大出血后经历了漫长的知觉转换和幻觉，即使是“轻微的”枕叶中风也能导致短暂的、明显的视幻觉。一个乐观的、笃信宗教的老妇验证了这点。她的幻觉由出现到“进化”，最后消失，都出现在2008年7月短短的几天之内。这得从我工作的疗养院说起，那里有一个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看护，她知道我对视觉的疑难杂症很感兴趣，就打电话问我能否见见她的大姨妈多特（Dot）。同样，她也征求了她姨妈的意见。多特姨妈告诉我，她的视力在7月21日那天好像“模糊”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似乎一直在看万花筒……所有的变化我都一览无遗”，突然向左“闪过很多发光的条纹”。她去看了医生，诊断是左侧视力偏盲，于是她被送进了急诊室，进而发现她有心房颤动，电脑断层扫描和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右枕叶有一块损伤，推断是由肌纤维震颤移动的血栓造成的。

第二天，多特姨妈看见“红心的八角形……像幻灯片一样从我面前经过，移动的八角形变成了六角的雪花”。7月24日，她看见“一面美国国旗迎风招展，好像在飞一样”。

7月26日，她看见很多绿色的圆点，像无数小球飘到她的左边变成“拉长的银叶子”。当她的外甥女提醒她加拿大已经进入夏末秋初，树叶开始变色的时候，她幻觉中的银叶子立刻变成了红褐色。这一天充满了杂乱的视幻觉，她看见“一束束的水仙花”和“成片成片的金菊花”；接着出现的是一幅非常特别的重影。当外甥女来看她的时候，多特姨妈说：“我看见年轻的水手……一个摞一个，就像一卷胶片”。彩色的人物是平面和静止的，看上去小小的，“像一张张的小贴画”。她不知道对它们的灵感来自何处，最后还是她的外甥女给了她答案，原来外甥女给她的信上总是带有年轻水手的贴画，所以这些画面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对她所见的再现，多倍的重复再现。

年轻水手的图像先是被“大片大片的蘑菇”取而代之，而后是金色的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76]。她在医院看到神经科医生穿着这样图案的衣服，因此她一连几个小时“看见”那颗夺目的星星，但没有像水手那样出现重影。接下来是“交通信号灯，红灯绿灯明灭交替”，还有一串串的圣诞小铃铛，随后是无数只正在祈祷的手。她看见“海鸥、沙滩和浪花，一派海滨景象”，海鸥拍打着它们的翅膀（显而易见，这是她第一次看见动感的画面，以前从她面前经过的都是静止的影像）。替代飞翔的海鸥的是“一个身穿宽外袍的希腊赛跑者……他像一名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他的双腿像海鸥翅膀一样摆动。第二天，在看见一堆摆放得杂乱无章的衣架之后，她庞杂的幻觉终于画上了句号。第三天，她只看见左边有很多和六天前一样的闪光条纹，这也是她所说的“神经大冒险”的终点。

虽然多特姨妈和她的外甥女一样都不是护士，但她在疗养院做过多年的志愿者。她清楚自己单侧视觉神经有轻度中风，也知道这是致幻的原因，这种幻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她并不担心会因此丧失理智。虽然她发现幻影和正常的视觉图像相差甚远——它们毫发毕现、光鲜艳丽，超然于她的想法和感觉之外，但她丝毫没有把它们当作“真实的”。好奇心促使她不但详细记录了每次发作，而且还尝试把它们画出来。她和外甥女都想知道为什么她的幻觉中有特定的影像，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她的生活经历，以及它们是怎样被她当前的环境激发出来的。

她对自己幻觉的登场顺序着迷——它们从简入繁，再化繁为简，最后化整为零。她说：“好像它们上升到大脑，然后再沉下去。”她对已经看见的东西怎样变成相似物着迷：八边形变成六边形的雪花；斑点变成树叶；也许还有海鸥变成的奥林匹克健将。她从两方面进行了评述，首先她的幻觉包含一些她曾经短暂接触过的内容，比如神经科医生衣服上的大卫之星，还有那些海员贴画。其次她发现了一个“倍增”的趋势——成捆的水仙、满园的鲜花、大量的八角形、雪花、树叶、海鸥、丰富的圣诞铃铛和无数张水手的贴画。她怀疑是自己作为狂热的天主教徒每天很多次虔诚的祈祷诱发了幻觉中那些祷告的手。当外甥女对她说“树叶开始变色了”的时候，她看见银叶子马上转变成红褐色，而这也让她印象深刻。她想，一定是电视上不断播放的有关2008年奥运会的节目招来了幻觉中那个希腊的跑步者。我对这个老妇人印象深刻，而且被她深深打动，她勤思敏学、聪明睿智，虽然没有高深的学问，但她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自己的幻觉，主动地收集了所有神经学医生可能关注的问题。

在中风或其他伤害中丢失一半视野不一定会被察觉。神经病学家门罗·科尔（Monroe Cole）在冠状动脉搭桥术后做神经学科检查时发现自己的视野减小了。他对自己对缺陷的迟钝反应大为吃惊，为此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写道：“即使是理解力强的病人，当被证实患有偏盲症的时候也会感到惊讶，不管这个事实是经过多少次检查得来的。”

手术后第二天，科尔的盲区出现幻觉，幻觉中有人（大部分是熟人）、狗和马。他没感到害怕，它们“移动、跳舞、旋转，但毫无规律”。科尔总在幻觉里看见“一匹小马把头轻轻地靠在我的右臂弯”，他认出这是孙女的马，但是如同很多幻觉那样“颜色对不上”。他一直能识别这些虚幻的视觉。

神经病学家詹姆斯·兰斯（James Lance）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中详细描述了13名偏盲患者，并且强调他们的幻觉始终可以通过荒谬的情节或细节被识破：一群长颈鹿与河马并排坐在枕头的一边，宇航员和罗马战士们在另一边，等等。也有内科医生做了类似的报告，没有病人把幻觉误以为真。

因此，当我收到下面那封英国内科医生寄来的信时才又惊讶又好奇。他86岁的父亲戈登·H（Gordon H.）长期患有青光眼和黄斑变性。这位老先生以前从未出现过幻觉，但是最近的一次轻度中风影响了他的右枕叶。他的儿子写道：“他神智清楚，智力没有明显衰退。”但是，他继续写道：

他的左侧视觉没有恢复，还是偏盲。不过，他对自己的视觉丢失有所察觉，他的大脑似乎有意要去弥补缺失的部分。有趣的是，他的视幻觉（他弥补的方式）似乎对环境很敏感，或者是与环境保持一致。换而言之，如果他在乡村散步，左视野里出现的是灌木丛生和树木林立，或者是远处的房舍建筑，他转身的时候它们就应该出现在他的右边，然而这时他发现那儿没有那些东西。另一方面，正常的视觉仿佛可以天衣无缝地融入幻觉。如果他在厨房做饭，他在视线左边“看见”的是整个操作台，甚至延伸到看见具体的一个碗或一个盘子，但在拐弯处就消失了，因为它们不是真的在那儿。他确实看到的是完整的操作台，在真正的知觉和部分合成的幻觉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

有人可能会想，戈登老先生通过右侧正常与清晰的视知觉，应该能立即识破左边视野中的不过是相对匮乏的心理构念。但是，他的儿子坚信他没有能力区分左和右，他的视觉没有分界线，大脑两侧映出的图景看起来是连贯的。据我所知，他的症状是独一无二的。[77]他没有偏盲患者中常见的荒诞奇异和明显胡编乱造的幻觉。他的幻觉与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仿佛完整地填补了他缺失的知觉。

1899年，盖布里埃尔·安东（Gabriel Anton）描述过一个奇特的综合征，在这个综合征里皮层损伤（通常是中风侵袭了双侧枕叶）导致的全盲病人对失明毫无察觉。此类病人也许心智健全，其他方面也完好无损，但他们坚持认为自己能够完全看见。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像是有视力一样，会鲁莽地闯进未知的场所。如果因此撞在家具上，他们会强调家具被人挪动了，而且房间里光线太暗等诸多因素。假设要求安东综合征患者描述屋子里的一个陌生人，他们会充满自信，滔滔不绝，虽然完全不着边际。对他们来说，辩论、证据、理性推断和常识一文不值。

至今尚不明确，为什么安东综合征患者犯下了这么多错误，却无法动摇他们的信念。失去左半边知觉的患者有类似无可辩驳的信念，即使我们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生活在半个世界中，他们也仍然坚信左边的空间什么都不缺。因此这种综合征被称为病感失认症（anosognosias），只发生在大脑右侧受损的情况下，因为右侧似乎主要与身体识别有关。

1984年，芭芭拉·E·斯沃特（Barbara E. Swartz）和约翰·C· M·布鲁斯特（John C. M. Brust）发表的论文中讲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病例。他们有一个男性病人，很聪明，由于视网膜损伤双目失明，正常情况下他接受自己是个盲人的事实，而且行为举止和其他盲人一样。但他是个超级酒鬼，在痛饮的时候，他便相信自己的视力恢复了。斯沃特和布鲁斯特写道：

在这些情形下，他相信自己能看见，比如，他会不寻求帮助就随便走动；他去看电视，不但声称自己能看见而且还和朋友讨论节目……（他）在视力表上读不出20/800那行[78]，也不能感知他左眼前的强光和手的移动。虽然如此，他仍辩解说自己能看见，而且用貌似真实的闲谈回应质疑：例如，描述检查室或者和他交谈过的两名医生的长相。他形容的很多细节都是错的，但他并没有意识到。然而，他承认在无物之处看见了东西，例如他描绘了检查室里挤满小孩儿的样子，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衣服，有些还穿越墙壁进进出出；角落里有只狗在啃骨头；还补充说墙壁和地板都是橘黄色。最后，他接受了孩子、狗和墙的颜色是幻觉的结论，但（他）坚定地认为其他的都是事实。

回到戈登老先生的病症上来，我大胆推断他的单侧安东综合征源于右枕叶损伤（虽然我不清楚是否已经有对这种综合征的描述）。他幻觉（有别于兰斯其他的病人）的来源和成形取决于他对视野内完好部分的感知，并与右侧的正常感知完美匹配。

戈登只要稍稍转头就能识破真相，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确信自己两侧视力均等的信念。迫于压力，他可以接受“幻觉”的说法，不过即使接受了这一点，他也认为对他而言幻觉是对现实的如实反应。

[74] 接诊艾伦·O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视觉持续时间可以这么持久。顶叶和颞叶部分的脑瘤或颞叶癫痫可能引发几分钟的视觉持续。医学文献中有大量相关记录，其中一篇来自迈克尔·斯沃什（Michael Swash），描述了两名颞叶癫痫患者。一个人的“视觉似乎有了定式，任何一个意象均被保留几分钟。在那段时间里，真实的世界透过意象呈现，它开始清晰，然后逐渐消逝。”

单眼受伤或手术也会引发类似的持续症状。我的通信人H. S. 15岁时在一次化学品爆炸中不幸失明，20年后的角膜手术帮助他恢复了部分视力。手术后，他的主刀医生问他能否看见医生的手时，他回答“能”，然后他惊讶地发现好几分钟过去了，那只手或者手的影像仍原封不动地待在那儿。

[75] 美国著名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当中的角色。——译者注

[76] 即六芒星，又名大卫之盾、所罗门封印、犹太星，是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标志。以色列建国后将大卫星放在以色列国旗上，因此大卫星也成为了以色列的象征。——译者注

[77] 詹姆斯·兰斯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还没有遇见过像戈登老先生这种从周围环境中提取信息生成幻觉的。”

[78] 指正常视力的人在距离800英尺处可以看到的东西，测试者需要在20英尺处才能看到。在美国，视力低于20/200即可认定为失明。——译者注

10
谵妄

20世纪50年代，我是伦敦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一名医科学生，见识了很多意识波动的谵妄患者。感染导致的高烧、肝肾功能衰竭、肺炎、不受控制的糖尿病，以及所有可能引起血液急剧化学反应的因素都可能是这种疾病的诱因。有些病人由于服用药物导致精神错乱，尤其是接受吗啡或其他镇痛药物治疗的人。此类患者几乎永远住在内科或外科病房而不是神经或精神科，因为谵妄通常被认为属于内科病症，是全身包括大脑在内都受到侵袭的结果，而一旦内科问题得以解决，病人马上恢复正常。

也许是那个时代的内科疾病和药物治疗增加了幻觉或谵妄的危险，但如今这个充斥着智能、特别是复方用药过度应用的时代，恐怕更有过之。我在几所不同的养老院工作的时候，目睹了病人们同时接受十多种通过复杂方式相互影响继而发生作用的药物治疗后，其中不少人都产生了谵妄。[79]

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内科住院病人杰拉尔德·P（Gerald P.）死于肾衰竭。他的肾脏无法再过滤尿液中的毒素，于是毒素在血液里堆积，使他变得精神错乱。我从病历中获悉，杰拉尔德大半生都生活在锡兰管理茶园，但其实我本也可以从他神志昏迷时喋喋不休、广泛而跳跃的话题中搜集到这些信息。我的导师说他“胡言乱语”，起初我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听得越多，理解得就越多。我尽可能多地和他在一起，有时一天陪他两三个小时。我开始看清事实和幻想是怎么混合在他谵妄时令人费解的表现里的，也逐渐明白他是怎样在想象和偶尔的幻觉中重新经历漫长多变的一生中那些往事和激情的。我好像进入了他的隐秘梦境。开始时他自言自语，没有特意想和谁聊，但只要我提问他就回答。我想他很高兴有人在倾听，后来再发作时他少了些躁动，多了些条理。几天后他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1966年，我作为年轻的神经病医生开始在布朗克斯的贝丝亚伯拉罕医院行医，那座医院是很多慢性病人的收容所。有位病人名叫迈克尔·F（Michael F.），这个聪明人浑身是病，严重的肝炎病毒感染使他患上了重度肝硬化。他仅余的一点肝脏不能应对正常的饮食，所以他的蛋白质摄入量受到严格控制。迈克尔忍无可忍的时候经常“偷偷摸摸”吃些他酷爱的奶酪。但是有一天，他好像过于得意忘形结果吃多了，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我马上被叫来，而当我赶到后发现，他正处于昏迷和谵妄躁动之间的离奇状态。他很快“回过神儿”并且觉察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开口说道：“我仿佛脱离了尘世，蛋白质让我飘飘欲仙。”

当我问他这种状态感觉怎样的时候，他说：“像一场梦，迷乱中带几分疯狂，飘飘然。可我知道自己是嗨了。”他的注意力飘忽不定，一会儿落在这儿，一会儿落在那儿，漫无目的。他非常躁动，有各种各样无意识的动作。我把自己的脑电图机推进他的病房，发现他的脑电波出奇地缓慢，脑电图显示典型的慢“肝波”（liver waves）和其他异常情况。于是迈克尔重新开始了低蛋白的日常饮食，24小时内他就恢复了正常，脑电图显示一切无恙。

很多人，尤其是儿童高烧时会出现谵妄。埃丽卡·S（Erika S.）在给我的信中回忆道：

我11岁那时出水痘连带高烧，从学校回到家……在烧得晕晕乎乎的时候，我经历了可怕的幻觉，似乎很久很久。在幻觉里我的身体皱缩或增长……我每呼吸一次就感觉身体在随之膨胀，直到把我的皮肤像气球一样撑爆为止。那种感觉像要冲破极限，我突然从一个正常身高的儿童长成奇怪的大胖子……就像一个人体气球……我低头看看自己，感觉内脏将从胀破的皮肤里喷涌而出，血液从洞口大开的全身各处一泻千里……但是，我“看见”正常身形的自己……这种察看扭转了进程……我感觉身体收缩了。我的四肢越来越瘦……皮包骨头、骨瘦如柴，然后像卡通《汽船威利号》（Steamboat Willie）里米老鼠的双腿一样细，最后细得像笔尖一般，我担心自己的身体将不复存在。

若瑟·B（Josée B.）也写信给我讲过她童年高烧时的“爱丽丝漫游综合征”。她对此记忆犹新，感觉“难以置信的小或异乎寻常的大，而且有时它们同时发生”。她也经历过扭曲的本体感受，或者说是她对自己身体姿势的感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因为每次躺下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正趾高气扬地站着。”她同样也有视幻觉：“突然我看见牛仔们冲我扔苹果。我跳到妈妈的梳妆台上，躲在一支口红的后面。”

埃伦·R（Ellen R.）的视幻觉则韵律十足，节奏感很强：

我“看见”光滑的平面，如同一块玻璃或一池静水……一个套一个的同心圆从中间向外扩散，好像恰好有块小石头掉在了正中。这个节奏缓慢地开始……（但是）终于开始加速了，表面开始不停地抖动，我也被调动得兴奋起来。后来，节奏又慢了下来，趋于平静，我舒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

谵妄有时引起强烈的嗡嗡声，它同样有渐强渐弱的变化规律。

很多人反映谵妄让人感觉身体膨胀，德文·B（Devon B.）发烧时却经历了心智的增强：

正因为它们是抽象思想的幻觉而不是感性上的，所以显得更加奇怪……比如突然对一个巨大并且不断增长的数字的恐惧（或者是一件我无法限定的事）……我记得自己在门厅徘徊……恐慌和厌恶成倍地扩大，难以忍受的数字……我担心的是这个数目远远超出了这个世界所能接受的极限……一个我们认为绝对不该突破的设限。

这封信让我想到发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算术谵妄，像他在自传《说吧，记忆》（Speak, Memory）里描述的与无法想象的庞大数目纠缠不清的经历：

在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显示出异常的数学才能，但当我长大却把它彻底荒废。这项天资在我和扁桃腺炎或猩红热抗争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可怕的角色。我头疼的时候感到巨大的球体和庞大的数目无情地在大脑里膨胀……我读到过……关于印度的一位计算者能在两秒钟内确切地找到17次方根，比如3529471145760275132301897342055866171392（我不能保证这个数字完全正确，至少得数是212）。这个庞然大物坚守在我的谵妄里，只有直取要害才能阻止它把我从自己的身体里挤出去。但是我远非它们的对手，所以只能坐起来艰难地组织出一些晦涩难懂的句子，然后把这些告诉我妈妈。她一直知道我谵妄时的感受，她的理解把我从无限延伸的宇宙重新拉回牛顿的万有引力。

有很多人像汤姆·W（Tom W.）一样，认为幻觉和谵妄中的陌生想法可以提供或看似提供了像梦境或迷幻药产生的“充满丰富感情的真实时刻”，也会促发顿悟或对深奥真理的重大突破。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环游世界的10年间，一边收集动植物标本一边思考进化论的问题。1858年，他在感染疟疾时突然有了自然选择的想法，他写给达尔文的信中包含了这个理论，促使达尔文在次年出版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讲述戈雅的书中开篇记录了他从车祸中死里逃生后在恢复期的长期谵妄。他昏迷了5周，住院接近7个月。在重病特别护理下，他写道：

一个人的意识……难以想象地被药物、插管、强烈而持续的光亮和自己的卧床不动所影响。这些诱发了长篇叙事体的梦境、幻觉或梦魇。它们远比正常的睡梦更厚重、更封闭，且带有无可逃脱的恐怖一面。它们掌控一切，时间被遗忘在它们的迷宫里。很多时候我梦到戈雅，当然，出现在我梦中的并不是真的戈雅本人，那只不过是形象化了的我内心的恐惧。我为他写书的计划搁浅了，因为车祸之前我没有一丝灵感。

休斯写道，在奇怪的谵妄里，好像有一个变了模样的戈雅在模仿我、戏弄我、诱导我进入了可憎的地狱边缘。终于，休斯明白了它是“离奇且缠人的幻影”：

我希望在作品里“俘获”戈雅，但他反而囚禁了我。我天真的热情把自己拖进了有去无回的陷阱。我非但不能工作，而且主观地发现我的无能是多么的可笑。只有一个办法挣脱这耻辱的束缚，那就是粉身碎骨……无论我是否在写作的时候公正地对待他，戈雅对我的个人生活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不能放弃他。这就像战胜写作障碍一样，找到一个突破口就会峰回路转。

阿勒西娅·海特（Alethea Hayter）在《鸦片和浪漫的想象》（Opium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里写到意大利艺术家皮拉内西（Piranesi），“据说他创作版画《虚幻的囚笼》（Imaginary Prisons）的灵感来自疟疾发作时的谵妄”，那是他自己招致的疾病：

他探索古罗马建筑废墟……在夜间氤氲的沼泽上，他注定会感染疟疾；那时使用鸦片是治疗寒战或疟疾的标准疗法，加上高烧使他出现谵妄视幻觉……幻觉中诞生的影像达到了他多年努力、刻意追求的臻美境界。

凯特·E（Kate E.）写到谵妄可能引发音乐幻觉：

大概在我11岁高烧卧床不起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天国的音乐。我认为它至纯至美，尽管我发现这声音与众不同。因为我不相信上帝和天使之说，所以我坚信一定是在我家前门台阶下唱圣诞颂歌的那些人传来的。大约过了一分钟，我才意识到当时是春天，我可能出现了幻觉。

众多的人写信给我讲述他们的音乐视幻觉里那些布满墙壁和天花板的五线谱。一直给我写信的克里斯蒂·C（Christy C.）回忆道：

小时候我一生病就发高烧。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出现包括音符和小节在内的视幻觉，但是听不见音乐。当体温升高的时候，我看见音符和谱号线你争我抢、杂乱无章。音符怒气冲冲，我也狂躁不安。它们都不受控制，有时乱作一团。一连数小时我努力集中精神去调解它们，然后把它们排列得和谐有序。当我成年以后，发烧的时候仍要忍受着同样的幻觉折磨。

发烧或谵妄也可能伴随发生触幻觉，约翰尼·M（Johnny M.）就曾描述：“小时候发高烧的时候我有过非常不寻常的触幻觉……护士温润如瓷的手指变成了粗糙冰冷的枝条，我丝滑的床单也被换成了潮湿沉重的毛毯。”

也许，谵妄最常见的诱因是发烧，但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病因是新陈代谢或毒素，最近发生在我一位朋友身上的现象证明了这一点。这位朋友是内科医生伊莎贝拉·R（Isabelle R.），她最近两个月越来越虚弱，偶尔还会感觉六神无主，接着她变得反应迟钝，直到被送进医院。住院期间，她出现了绚烂的谵妄症状，同时伴有幻觉和错觉。她深信病房墙上的照片后面藏着一个秘密的实验室，我在那里操纵着一系列和她有关的实验。检查发现她体内的钙和维生素D的水平极高（她一直大量服用这些以治疗骨质疏松症），而在毒素水平降低的同时谵妄消失，她恢复了正常。

谵妄与酒精中毒或戒酒密切相关。埃米尔·克里佩林（Emil Kraepelin）在他1904年著名的《临床精神病学演讲》（Lectures on Clinical Psychiatry）中提到一个每天喝6到7升酒的旅店老板患上震颤性谵妄的病例。克里佩林写道，他坐立不安，沉浸在似梦非梦的状态里：

格外真实的一些知觉……和众多逼真的假象混为一体，尤其是视觉和听觉。仿佛在梦中，最高深莫测和不同凡响的整个事件掺杂着突然的场景变换……鉴于他丰富的视幻觉、他的心神不定、他的剧烈震颤，闻到酒精的气息，我们可以判断这些都是被称为“（因酒精中毒引起的）震颤性谵妄”的基本临床特征。

这位酒店老板也有幻觉引起的错觉：

通过对他提问我们获知，他将被处以电刑，接着被枪杀。他说：“画面不是很清晰，总是有人移来挪去，拿着一把左轮手枪等着我。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突然不见了。”他说有人给他的脑子和脚趾注射了使人烂醉如泥的液体，这才导致了那些让他信以为真的画面……他热切地注视着窗口，在那儿能看见房屋树木时隐时现。对他的双眼稍稍施压，他首先看见火花，然后是野兔、图片、盥洗盆、半月和人头，开始时缓慢单一，随后便铺天盖地、五彩缤纷。

诸如这位旅店老板的妄想是支离破碎、没有主题或线索的，然而其他类型的妄想可能向幻觉传递一种类似旅行、游戏或电影的感觉，内容连贯，富有意义。安妮·M（Anne M.）连续高烧数天后就有过这种经历。起初她只要闭上眼睛准备睡觉就会看见一些图案，她形容它们的精密和匀称就像埃舍尔图[80]：

首先出现的只是几何图形，它们逐渐变成怪物和其他招人反感的形象……这些图案都是黑白色调。我根本无心欣赏它们，因为我只想睡觉。一个图案一旦形成就开始复制，我的视野里满是这些一模一样的图像。

随后这些图片被赋予了丰富的颜色，这又让她想起勃鲁盖尔的绘画。越来越多的庞然大物开始四分五裂，从各个角度看上去都是完全相同的勃鲁盖尔作品的微缩版。

接着是更加彻底的改变。安妮发现自己在“一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公交车后座上，参加中国基督教会的宣传之旅”。她回忆起在后窗玻璃上看了一部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的电影。但是视角不停地变化，电影和公交车突然倾斜到一个奇怪的角度，她看见了教堂的塔尖，可是无法分辨真伪，也不知道它在车外还是在电影里。她的异国之旅几乎消磨掉她高烧失眠的一整夜。

安妮只有在闭眼的时候才出现幻觉，只要睁开双眼幻觉马上消失。[81]但谵妄引发的其他幻觉则可能在真实的环境中被亲眼见证。

理查德·H（Richard H.）在背部手术后一连数天陷入谵妄。手术后第二天，他躺在病床上，抬头看见很多小动物趴在天花板的边缘。它们身材似老鼠，头似鹿；生动、立体，像有生命一样爬来爬去，活灵活现。他说：“我知道它们是真的。”他很惊讶临床的新病友看不到它们，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看法。他只是茫然不解，为什么身为艺术家的病友竟然这样熟视无睹（毕竟，艺术家通常有敏锐的眼光）。他从没怀疑自己有幻觉。他觉察到这个现象的异常之处（“我对鼠身鹿头这种事也不是习以为常的”），可是仍对此信以为真。

第二天，理查德这个在大学教文学的诗人开始看见另一个奇特的景象——一场“文学盛会”。医生、护士乃至所有医院员工都装扮成19世纪的文艺形象为演出排练。他对他们的表现深表佩服，当然他知道观众中有些人总是很爱指手画脚的。“演员们”互相随意地交谈，他们也和理查德交流。他能看见盛典在医院的不同楼层同时开幕，也能透过楼层观赏所有的节目。当排练的演员们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回答说他们的表演非常引人入胜，既智慧又富有灵性，很讨人喜欢。时隔6年，他讲起这个故事时仍然面带微笑，告诉我即便是再回想一遍也是美好的。他说：“那是一段绝对私密的独享时间。”

当真正的客人到来的时候，盛会就结束了，理查德也警觉地回到他惯有的方式和他们闲聊。只要客人一离开，演出将重新开始。理查德是一个思维敏捷、见解独到的人，但他批判性的思考特质在谵妄期中止了3天，也许是鸦片制剂的作用或是其他药物的功效所致。

理查德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疯狂崇拜者——无巧不成书，詹姆斯也患有谵妄，那是1915年由肺炎和高烧引起的终末期谵妄（terminal delirium）。佛瑞德·卡普兰（Fred Kaplan）在詹姆斯的传记中写道：

他已经沉溺于另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他与生俱来的作家的世界，在自己的创作王国里他就是拿破仑，毕生拥有着对文学的掌控力。他开始口述一篇新小说，“他想象自己正在酝酿书中的情节片段”。似乎他正在构思的小说主题是他飘忽不定的意识状态，他说过看见自己成为了拿破仑，他的家人则是庄严的波拿巴皇族……他执着威廉（William）和艾丽斯（Alice）的双手，并致以“亲爱的，最受人尊敬的兄弟和姐妹”问候。对那些他授予了土地的人，他还要赋予监督之责，让他们去具体实施他的计划：“装修卢浮宫和巴黎旧王宫的某些房间，详细地给接管的艺术家和工人们解释……”。他自己就是“帝国之鹰”。

他的秘书西奥多拉（Theodora）记录下这些口述以后感觉快要崩溃了。“尽管他的心智出人意料地保留了独特的造句才能，但听他讲述实在是心烦意乱”。

其他人也证实了这点，据说这位大师即使在胡言乱语的时候，他的风格也是“绝对詹姆斯的”，真正的“晚期詹姆斯式”。

有时停药或戒酒也会导致幻听和错觉主导的谵妄。这种谵妄患者既没有精神分裂，也没有既往精神病史，但实际上属于中毒性精神病。在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自传体小说《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折磨》（The Ordeal of Gilbert Pinfold）[82]中可以读到精彩的描述。沃曾经有几年酗酒，在20世纪50年代，出于某些原因他还在酒中加入了强效安眠剂（水合氯醛和安眠药的混合物）。安眠剂浓度越来越强，正如他在书中描述密友吉尔伯特·平福尔德时所写的：“从来不严谨地测量剂量，随心所欲地在玻璃瓶里乱点几滴，如果太少，短短的几个小时他就会醒过来，然后他跳下床，使劲摇晃瓶子，再痛饮一口。”

平福尔德感觉很虚弱而且摇来晃去，他的记忆时常和自己开玩笑，于是他决定去印度旅行疗养。他对酒的需求还是非常强烈，但是两三天后他的安眠剂就用光了。船刚启航他就开始出现幻听；大部分是说话声，偶尔听到音乐、狗叫、船长和他的情妇厮打的声音、船外被抛入水中的大块金属的响动。视觉上看似一切正常，一条普通的船载着不起眼的船员和乘客通过直布罗陀平稳地向地中海行驶。但是他的听幻觉总是引发杂乱甚至荒谬的错觉：比如，他以为西班牙声称对直布罗陀享有主权并且将接管这艘船，也推测迫害他的人掌握着读心术和洗脑术的技巧。

有些声音直接针对他，带着嘲笑、憎恨和指责，它们总是唆使他自裁。然而也有一个甜蜜的声音（他认为是一个折磨他的人的姐妹）说对他一见钟情，问他是否也倾心爱慕。平福尔德说耳闻不如一见，但她以“违反守则”为由拒绝了。平福尔德只有听幻觉，而且说话人也不和他见面，因为这样会使错觉化为泡影。

这种复杂的发狂和精神病像梦一样，遵守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顺序。它们如同火山喷发一般从大脑“相对低级”的层面开始，包括感觉皮质和联合皮质、海马回路和边缘系统，但它们的形成也受个体的智力、情感、想象力、信仰和所处的文化氛围所影响。

大量的内科疾病和神经病学病症以及所有的药物（无论是用于治疗还是消遣）都会导致这种暂时的“器质性”精神病。一位文质彬彬的脑炎后遗症患者西摩·L（Seymour L.）让我记忆深刻（我在《睡人》中简要提及了他和他的幻觉）。为了治疗帕金森症，他服用了相对保守剂量的左旋多巴，随后出现病态的兴奋和幻听。一天他找到我，说我是一个友善的人，因此当听到我告诉他“西摩，戴上帽子，穿上衣服，到医院的顶层去，然后跳下来”时很震惊。

我解释道，就算自己做梦都不会对他讲这样的话，他一定是出现了幻觉。我继续问：“你看见我了吗？”

他回答道：“没有，我只是听见了你的声音。”

我告诉他：“如果你再听见那个声音，回顾四周看看我在不在，如果你看不见我，你就会明白那是幻觉。”西摩沉思片刻，然后摇了摇头道：“没用的。”

第二天，他又听到我的声音告诉他拿着衣帽到楼顶往下跳，这回声音还补充道：“你不用找来找去，因为我就在这儿。”幸运的是，西摩克制住了跳楼的冲动。我们给他停用左旋多巴以后，声音便消失了。（3年后，西摩再次试用左旋多巴，药效极佳，没有丝毫的谵妄或精神病的迹象。）

[79] 除了与致命的内科疾病相关联的明显谵妄之外，轻度谵妄并不少见，由于发病温和，人们往往不去咨询医生，对它满不在乎或抛诸脑后。1907年，高尔斯写到偏头痛“通常引发轻微的谵妄，但谵妄过后什么都没有”。

正如德米特瑞奥斯·亚当密斯（Dmitrios Adamis）和他的同事在评论中所指，谵妄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经常与痴呆或其他病症混淆。他们写到希波克拉底“用了大约16个字形容和命名了这个我们现在称之为谵妄的临床综合征”。就像德国的贝里奥斯（Berrios）记录的，19世纪它又与精神病的医学化相混淆，以致精神病被归于慢性谵妄（délire chronique）。时至今天，它的术语也是含糊其词的，所以谵妄有时候也被叫作“中毒性精神病”。

[80] 摩里茨·科奈里斯·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1898~1972），荷兰图形艺术家。他以其源自数学灵感的木刻、版画等作品而闻名，让人联想到“迷惑的图画”。明明是向二楼上去的楼梯不知为什么却返回到了一楼，鸟儿在不断的变化中不知什么时候却突然变成了鱼儿，这些图画就是埃舍尔所描绘的幻想的异次元空间，它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征服着人们的心灵。他特别稀有的画风在很长时间里被美术界视为异端，后来数学家们开始关注埃舍尔的画面的高难度构成，接下来他的画又在年轻人中间大受欢迎，并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其不可动摇的地位。——译者注

[8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回忆录《梅尔基奥博士》（Dr. Melchior）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闭眼出现、睁眼消失的谵妄影像：

在我们回到巴黎的时候，我感觉极其不舒服，两天后我就卧床不起，接着高烧……我躺在莫扎迪斯车的包厢里，几乎失去神智。新艺术派墙纸上的浮雕花纹在黑暗中灵敏地挑动着我的神经，我不得不打开灯，把自己照回到现实，暂时摆脱它虚构的轮廓带来的越发难以忍受的压力。

[82] 沃在后续版本的前言里写道：“3年前沃先生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幻觉，在此呈现……沃先生坦承自己就是‘平福尔德先生’的原型。”因此，我们可以把《吉尔伯特监禁的折磨》视作一个器质性精神病人的自传体“病历”，即使没有一个真正的医疗病历是用这样透彻的观察力加上精彩的描写，同时顾及情节和焦虑的情绪写就的。

W·H·奥登（W. H. Auden）曾经说过，沃从他所受的折磨中“一无所获”，不过至少还写了一部喜感十足的回忆录，和他以前的写作风格大相径庭。

11
睡与醒之间

1992年，澳大利亚人罗伯特·阿特（Robert Utter）在电视上看到我讲述偏头痛先兆后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描述了偏头痛患者眼前精巧的图形……而且推测它们是大脑中某种深层图形生成功能的表现。”这使他想起自己每天睡觉前的固定节目：

它总是发生在晚上我的头刚躺在枕头上的那一刻，我闭上眼睛……然后看见了影像。我看到的不是图画，而通常是一些图形或者纹理，比如重复的形状或者它们的阴影；也可能是意象中的某个物体，像来自田野里的青草、木纹、微波或雨滴……它们以各种离奇的方式快速地变换。图形被复制、倍增或倒转，色彩加深、着色或淡化。纹理变化是最出神入化的：青草先变成毛皮再成为毛囊，接着是起伏的波浪、跳跃的光线和其他数以百计的变化，我贫乏的词汇实在无法形容它们之间灵巧的转化。

这些影像和它们随后的变形来去自由，不受我的控制。它们只作短暂的停留，有时几秒钟，有时几分钟。我也不能预见它们的到来。它们并不出现在我的眼睛里，而是在和我有一段距离的空间里。它们像梦中的影像一样从模糊到清晰，但又不完全一样，不夹杂任何情感。虽然它们妩媚多姿，但我不为所动……整个过程看起来徒有其表。

他怀疑这种影像是大脑视觉部分缺乏感知造成“闲置”的体现。

阿特先生生动描述的不是梦境，而是不由自主的意象或仅在睡前出现的准幻觉。1848年，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莫里（Alfred Maury）把它命名为“睡前幻觉”（hypnagogic hallucination）。就理论而言，多数人经历过此类幻觉，至少偶尔出现过，但是它们确实微妙得难以察觉。

莫里最初完全是以自己的意象体验为观察对象的，而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则为有关睡前幻觉的第一次系统研究收集了大量的客体实验信息。他在1883年《对人类能力的探求》（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一书中指出，很少有人从一开始就承认有过这种意象。只有当他发放调查问卷并强调这种幻觉的普遍性和良性特征的时候，他的调查对象才放心地谈论此事。

高尔顿被自己的睡前幻觉惊得目瞪口呆，他的确花了点儿时间和耐心让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他写道：“如果我被问及此事，在深思熟虑之前，我应该会特别强调在黑暗中我的视野根本就是一片漆黑，不过偶尔有淡紫色的云状物或其他小的东西。”当他开始更加用心观察的时候，他看见：

图形和形态时刻都在千变万化，但是它们的转瞬即逝和难以捉摸实在让我对真相望尘莫及。我惊叹于它们的变化……我只要一开始思考，它们马上就从视线和记忆中消失。它们确定无疑地登场，同时又习以为常地被忽视，这对我来说实在奇妙无比。

乔治·亨斯洛牧师（George Henslow）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位。（高尔顿写道：“他远比我更富有想象力。”）[83]亨斯洛的幻觉从看见一把石弓开始，然后由一支箭演变成万箭齐发，像流星滑落，瞬间变成飞舞的雪花。接下来出现的是一幢鲜活的教区长住宅和一张铺着红色郁金香的床。他这些快速变化的影像之间只有视觉联想（比如，箭变成群星再到雪花的过程），却没有连贯的情节，尽管非常生动，但不具备梦或故事的特征。

亨斯洛着重强调了这些幻觉和主动想象之间的天壤之别：后者一点一点、慢慢地聚集，像是一幅有关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画，而前者是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铺天盖地。他的睡前幻觉“总是精美绝伦和光芒四射。精雕细琢的刻花玻璃附着金丝装饰（远比我在现实中所见过的更玄妙），花架金银相间、目不暇接，地毯上细腻的彩绘闪耀着灿烂的光彩”。

很多人形容他们在安静漆黑的房间里准备睡觉时看见了与此如出一辙的幻影，亨斯洛只是其中之一，高尔顿百里挑一选中他的描述是因为它清晰、详尽。这些幻影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生动性，有类似高尔顿的模糊的意象，也有真正的幻觉，但是这种幻觉永远不会和现实混为一谈。

高尔顿并未有把惯有的睡前幻觉当作疾病，他认为虽然有少数人无论何时只要准备睡觉，都会有这种鲜活的感受，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会偶尔碰到一两次。这是正常现象，只不过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出现：处于漆黑的环境或者眼睛闭着、思维迟钝并且昏昏欲睡。

几乎没有科学家关注睡前幻影，直到彼得·麦凯勒（Peter McKellar）和他的同事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一项调查对象众多（阿伯丁大学的学生）且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研究。该研究不但详细记录了睡前幻觉的内容和受众范围，而且还和其他幻觉进行了比较，尤其是那些由麦司卡林引发的幻觉。到60年代，他们又在现象学的观察基础上加入了对脑电图的研究，实现了对参与者从完全清醒到进入睡前状态的全面监控。

麦凯勒的观察对象中超过一半的人有睡前意象，而且听幻觉（话语声、铃铛声、动物或其他噪音）和视幻觉一样普遍。我的很多通信人也描述过单纯的听幻觉，如狗叫声、电话声、点名声。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纽约北部回忆录》（Upstate）中描述了很多人共有的睡前幻觉：

在我清晨半睡半醒之间，好像听到了电话铃响。起初我会去应答，但是发现它根本没有响过。现在我只会躺在床上，如果铃声不重复响起，我就知道那是想象出来的，于是不会起床去接了。

每次安东内拉·B（Antonella B.） 刚睡着，音乐就会响起。她写道：“这种事第一次发生时，我听见一个大管弦乐队正在演奏动听的古典乐章，不知道是谁的曲子，但能感觉非常复杂。”通常没有影像和音乐一起出现，“我满脑子只有美妙的声音。”

图书管理员苏珊·F（Susan F.）在信中讲述了她细致入微的听幻觉：

几十年来，每当我迷迷糊糊地要入睡时，就听见有人在诵读。经常是一个男人用英语念出来，语法准确无误。（另些时候是一个女人讲我听不懂的语言。我能区分罗曼诸语、汉语、韩语、日语、俄语和波兰语，但这种语言不在其内。）有时候是一些命令，例如“去给我端一杯水来”，但其他几次就是陈述或提问。我在1993年夏天记录了自己听到的内容，比如这些不同的句子：“他曾经从我面前走过”“也许，这是你的”“你知道照片拍得怎么样吗？”“妈妈想要一些饼干”“我闻出了独角兽的味道”“去买一瓶洗发水”。

我听到的内容和我所读、所见、所感、所想都没有联系，无论它们是当天的、前一天的、上周的还是去年的。在长途旅行的路上，只要丈夫开车我就会打盹，那些句子也会立即出现。我刚打瞌睡就听见一句话，我冲丈夫重复了一遍而后接着睡；在朦胧之中又听见另一句，如此反复，直到我放弃睡觉并保持清醒为止。

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里描述了他睡前引人入胜的听幻觉和视幻觉：

从记忆的源头开始……我一直受制于幻觉……在入睡的那一刻，我总能觉察到一个“独角对话”萦绕在我意识的边缘，完全独立于我真实的思绪之外。那是一个中立、超然、没有特色的声音，总之我听到的那些话对我没什么意义——一句英语或俄语，甚至不是对我说的，只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不值一提……这种莫名其妙的现象似乎是对先前我所熟悉的某种幻影的配音……他们独来独往，没有昏昏欲睡的观察者的参与，但是和梦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在梦里他仍是自己意识的主宰者。他们总是荒诞不经，我被那些顽皮的形象、粗俗的面孔和红润的脸上长着朝天鼻或招风耳的小矮人纠缠着。有时，视幻觉的流动性带给我抚慰，那时我看见——好像被反射在内眼睑上——灰色的身影在蜂箱间走动；或是黑色的小鹦鹉逐渐消失在群山的积雪中；再或是遥远的天际一片淡紫色晕染下移动的桅杆。

安德烈亚斯·马夫罗马蒂斯（Andreas Mavromatis）在他包罗万象的著作《睡前阶段：清醒和睡眠之间的特殊意识状态》（Hypnagogia: The Unique State of Consciousness Between Wakefulness and Sleep）里强调，睡前幻觉中最常出现的是面孔。他引用了1886年一个人对此的描述：

看起来像一团迷雾在黑暗中升腾，很快展现出清晰的轮廓，五官齐全、活灵活现。它们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和数量前仆后继地涌现出来。开始时面孔丑陋不堪，它们是人的脸，但像极了野兽，面目狰狞，再也找不到它们的同类……后来出现的面孔却貌似天仙，完美无瑕的容颜层出不穷。

很多其他的叙述也证明了看到面孔的普遍性，有时是一群人的脸，每张脸都极富个性，但都难以识别。1925年，F·E·利宁（F. E. Leaning）在她一篇探讨睡前状态的文章中推测，这种特殊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大脑有‘看见面孔’的特殊倾向”。现在我们知道利宁所说的“倾向”在解剖学上就是视皮层的纺锤状脸部区域。多米尼克·费彻和他的同事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已经证实，在大脑右半球的确有这样一个区域被幻觉中的面孔所激活。

相应的活跃区在大脑左半球引发词汇幻觉，包括字母、数字、五线谱、偶尔有人造单词，甚至出现句子。马夫罗马蒂斯的研究对象这样说：“当我打盹儿的时候或在入睡前……我感觉自己正在读一本书，字迹清晰可辨，但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虽然不曾接触过那些书，但书中的内容总是和我白天读过的有关。”

（入睡前出现的脸孔和地点的影像通常是无法识别的，但是有一种由麦凯勒和辛普森以“持续症”（perseverative）命名的截然不同的影像，即对一天中早些时候发生过的事情产生的幻觉或循环的影像。例如，整天开车的人在闭上眼睛之后可能“看见”望不到尽头的灌木篱墙或一排树。）

睡前的意象有时是模糊或苍白的，但它常常是色彩饱满、光鲜亮丽的。J·埃莫·阿迪斯（J. Amor Ardis）和麦凯勒在1956年的文章中引用了一个实例，一名实验参与者写道：“所有的颜色都像映照着最强烈的阳光一样。”同样的，他们也和麦司卡林导致的夸张颜色做了对比。睡前幻觉的亮度和轮廓看起来超乎寻常地突出，带有扩散的阴影或加深的皱纹，这种夸张的效果偶尔伴有卡通人物或场景。很多人提到他们的睡前幻影“不可思议”地清晰或具有“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细节。影像比知觉本身还要精细，似乎内心之眼的视力是20/5而不是20/20（这种超锐度是很多类型的视幻觉的共性）。

可能有人在睡前“看见”一系列相关的影像——中间是一派田园风光，左上角探出一张脸，四周围绕着复杂的几何图样——它们同时出现并且以各自的方式演化或变形，这是一种多病灶的幻觉。相当多的人描述过多视症、物体或人物倍增的幻觉（一位麦凯勒的研究对象看见一只粉色的美冠鹦鹉，接着出现了成百上千只同样的鹦鹉互相聊天的情景）。

幻觉中的人物或物体可能会突然整合为一，变得更大、更细化，然后从眼前退场。睡前的影像宛若快照或幻灯片，闪进人的意识，停留一两秒后消失，继而被毫不相干的影像代替。

睡前的幻影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这个词被无数人反复使用。埃德加·爱伦·坡强调他的睡前影像不仅是陌生的，更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它们是“绝对新奇的事物”。[84]

大部分入睡前影像与真正的幻觉不同，对它们的感觉是不真实的，它们也不会被投射到外部空间。但它们仍有很多幻觉的特征：它们随心所欲、难以驾驭、璀璨细腻、敏捷善变、离奇古怪，有别于正常的想象。睡前幻觉在每个人独有的虚幻空间里被看见或听见，但和最荒诞的妄想产物不同。

我的通信人阿特先生启发我们，睡前意象特有的快速和自发的变化意味着大脑的“闲置”。神经病学家现在通常认为，大脑通过“默认体系”形成自己的影像，与依靠外部引导和目标导向的感知体系截然不同。也许可以“放脑”一试，让视皮层尝试每一种可能的排列，这种排列没有目标、没有焦点、没有含义，这是一场完全随机的活动，它带有如此之多的决定簇，乃至没有重复的花样。但几乎没有现象证明，大脑的创造力和计算力可以让我们看到睡前状态下那种无休无止，变幻莫测的图形与形态。

马夫罗马蒂斯认为睡前阶段是“清醒和睡眠之间的特殊意识状态”，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它和其他意识状态的相似之处，比如梦境、冥想和创作力，此外还有精神分裂症、癔病和药物导致的意识转换。睡前幻觉是感官的（也是皮层的，通过视觉皮层、听觉皮层等引发），他认为幻觉进程的起点在大脑皮层下更低水平的区域，那里也是它和梦境共享的地方。

然而睡前状态和梦境是截然不同的。梦是一节片断而不是闪现，而且它是连贯的，有情节、有主题。人是自己梦境的参与者，或是加入其中的旁观者。但在睡前幻觉中，人只是观众。梦因愿望和担忧而生，它们总是带着整合的记忆回放一两天前的经历，有时还尝试着给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它们有着强烈的个性特质，而且主要接受上层皮层的决定——它们是自上而下的创造［然而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提供了充实的证据，坚称它们也执行自下而上的进程］。相反，入睡前意象或幻觉大部分带有自己的感觉性质——增强或夸张的颜色、细节和轮廓，发光、变形、倍增和缩放——它们远离个人经历，是无法抗拒的从下而上的过程。（但是这么说过于笼统，因为每一级神经系统都有两条通路，大部分进程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尽管睡前幻觉和梦境都是特殊的意识状态，两者又有明显的区别，区别之大毫不逊于它们与清醒状态的差别。

醒前幻觉和睡前幻觉有天壤之别。[85]睡前幻觉在闭着眼时或在黑暗中出现，在它们自己的虚幻空间里悄无声息地进行而且稍纵即逝，通常不会被人感觉在房间里出现。而醒前幻觉（hypnopompic hallucination）一般在明亮的光线里，在睁着眼时出现。它们总是投射在外部空间，而且看上去绝对真实可信。它们偶尔也表现得有趣讨巧，但通常给人带来的是悲伤甚至恐怖之感，因为它们抱着蓄势待发的目的性，准备袭击刚睡醒的幻觉者。睡前幻觉则不带有这种预谋，经历睡前幻觉就像是感受和幻觉者无关的壮观景象。

对大多数人而言，醒前幻觉只是偶然现象，但有些人经常遇到它们，亦如澳大利亚的唐纳德·菲什（Donald Fish），我在悉尼约见了他。在此之前，他写信讲述了自己丰富的幻觉：

我从安详的睡眠和算得上完全正常的梦境中醒来，赫然被眼前那个即使是好莱坞也创作不出来的怪物形象震惊了。幻觉大概10秒钟后淡出，在那期间我能够移动身体，然而事实上我总是被吓得又跳又叫……它们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现在每晚大约有4次，我已经开始害怕上床了。下面是我看见的一些景象：

高大的天使站在一身黑衣的死神身旁俯视着我。

一具腐烂的尸体躺在我旁边。

一只庞大的鳄鱼停在我的喉咙边。

地板上的死尸鲜血淋漓。

许多巨型蜘蛛——我经常看见它们。

一只大手盖在我的脸上，另一只手在地上有5英尺宽。

飘来荡去的蜘蛛网。

成群的鸟和昆虫飞进我的脸。

一块岩石下探出两张脸审视着我。

自己的影像穿着西装站在床边，更显苍老。

两只吃土豆的硕鼠。

无数各式各样的彩旗铺天盖地地朝我压下来。

丑陋的原始人横卧在地板上，地上堆满了橘黄色的毛线。

尖利的碎玻璃落向我。

两只金属的捕虾笼子。

红色的小圆点，无限地增多，如同血光四溅。

无数原木砸向我。

人们常说童年的睡前幻觉和醒前幻觉更生动而且最容易记忆，但是80多岁的菲什先生从8岁就开始出现幻觉，一直到现在持续不断。为什么他这么容易产生醒前幻觉仍是个谜团。虽然他被幻觉纠缠羁绊，但他生活充实，而且保持着高水平的创作力。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平面设计师和视觉艺术家，他不时从离奇的幻觉中获取灵感。菲什先生相信梦的预言和超自然现象，所以我曾想，也许是与他终身相伴的幻觉促使他产生了这样的信念。

菲什先生的醒前意象出现的频次极高（他深受其扰），然而并非是反常的图景。埃琳·S（Elyn S.）写信给我讲了她自己的醒前影像：

最有代表性的是我起身坐在床上看见一个人——通常是一个老妇人——在床尾稍远处盯着我。（我料想有人会把这种幻觉想成鬼魂，但我不这样认为。）另外我会看见一只大脚蜘蛛在墙上爬，以及绽放的烟火，还有一个小家伙在我的床脚边骑自行车。

很多人声称在醒前幻觉中看见了蜘蛛、蛇、恶魔或食人妖。但幻觉并不是在感官上给人强烈的感受，而是一种周边有人或有物“存在”的气息，或邪恶、或善良，在那一时刻那种坚信有人出现的感觉是无法抗拒的。

对我来说，醒前的幻觉通常是听幻觉而非视幻觉，它们五花八门，有时则是美梦或梦魇的延续。我曾经听见屋子的角落里有磨爪子的声音，起初我不以为然，以为就是一只墙里的小老鼠。可是那声音越来越大，我开始觉得害怕了，于是惊慌失措地把枕头扔过去以示警告。这个动作（也许，只是想象中的动作）完全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发现我自己在卧室而不是在梦里的病房。但即使在我醒后，抓墙的声音也一直绝对“真实”刺耳地响了几秒钟。

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也有过音乐幻觉（此前一晚，我服用了安眠药三氯乙醛），它延续了梦里的音乐——有一次是莫扎特五重奏。我没有能力在五重奏中识别出所有的乐器，更不用说管弦乐队了——所以听见莫扎特并且辨认出每一件乐器简直不可思议（而且心旷神怡）。我已经习惯在半醒的时候（略带盲目地）提升自己的乐感，在那种状态下无论听到什么乐曲我都会欣喜若狂。几乎每天早上我被收音机闹钟的古典音乐叫醒的时候都会产生这样的幻觉。（一位艺术家朋友有类似于此的愉悦体验：每天早上躺在床上睁开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强烈的色彩和纹理。）

最近我又出现了惊人甚至感人的视幻觉。即使我真的在做梦，我也回忆不起来它的内容，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看见自己的脸——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己40岁时的脸，挂着黑色的胡子和腼腆的笑容。那张脸在两英尺开外，比例适中但肤色晦暗，模模糊糊地悬在半空。它好奇而慈祥地看着我，然后大约5秒钟后渐渐消失。它带给我一些不同寻常的对自己年轻时的怀旧之感。我躺在床上想，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就曾在幻觉中见过现在的自己，我这张80岁的脸穿越时空，在半醒时给40年前的自己带来一声问候——“你好”。

我们可能在梦境里有过最匪夷所思、最荒诞离奇的经历，但是我们坦然接受，因为我们被梦的意识包裹住，而且没有外界批判意识的存在（极少数清醒的梦除外）。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只能记住梦的零星片段，它只占梦境很少的一部分，我们也只是把它们当作一场梦而已。

与之相反，幻觉则是出其不意的，而且易于被记住细节——这是梦境和与睡眠相关的幻觉之间最核心的差别之一。我的同事D医生30年前有过唯一的一次醒前幻觉，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那是一个惬意的夏季夜晚。我在凌晨两点醒来，有时候我的确是会这样的。我此时发觉，边上站着一个6英尺半高的威武的土著人。这个巨人黑头发、黑眼睛，长着一身健壮的肌肉。我知道，如果他想杀我，我只能坐以待毙。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他一定不是真实的。然而，他虽像个雕塑似地站在那儿，却栩栩如生。我的脑子里闪过疑问——他怎么进来的？……他为什么一动不动？……这不可能是真的。但是他的出现让我心惊胆战。过了5到10秒钟，他开始变得半透明，轻轻地化作蒸汽缓缓地消失在了虚空。[86]

有些在半醒时出现的影像被赋予了奇异的特质，它们经常产生可怕的情感共鸣，也许还具有高度的暗示性。由此可以理解，醒前幻影中的天使和魔鬼不仅会引发赞叹或恐惧，也提高了它们神形俱备的可信度。事实上，人们肯定感到好奇，对恶魔、鬼魂或幽灵的观念要多么根深蒂固才会导致这种幻觉。如果加上相信灵魂出窍和精神境界的个人和文化的影响，就不难想象这些幻觉虽然有真正的生理学基础，但也会加强对超自然现象的迷信。

英国诗人兼古典学者F·W·H·迈尔斯痴迷于当时新兴的心理学研究，1901年他首次使用了术语“醒前的”一词。迈尔斯是威廉·詹姆斯的朋友，还是心灵研究学会的创办成员，他希望在那里找到异常的超自然现象和正常的心理机能之间的联系。他的这一工作影响深远。

19世纪晚期是一个灵媒与降神会风靡一时的时代，迈尔斯写了大量涉及幽灵鬼怪的灵异现象。和许多同代人一样，他也相信灵魂，但他致力于用科学的理论来解释。虽然他认为，这种可以解释为来自神力的体验明显倾向于在醒前的状态发生，但他仍然笃信灵异现象的客观存在。不同的生理状况，例如做梦、醒前的时分、神志昏迷和某些类型的癫痫，是它们得以显现的便捷通道。不过，他同时认为睡醒前的幻觉也可能是梦或噩梦的片段在清醒时的延续——实际上是醒着的梦。

然而，读过迈尔斯1903年的两卷版《心灵及其不死》（Human Personality and Its Survival After Bodily Death）以及1886年出版的他和同事们［埃德蒙·格尼（Edmund Gurney）等人］收集的实例汇编《生命之灵》（Phantasms of the Living）的人认为，大多数“灵异现象”或“超出科学可知范围的”经历都是幻觉，如在丧亲之痛、社会隔绝或感觉剥夺，尤其是昏昏欲睡或类似昏迷状态时产生的幻觉。

B医生是一位精神治疗专家，也是我的同事，他给我讲了一个相关的故事。一名10岁左右的男孩早上醒来“发现一个笼罩着炫目光环的蓝衣女人盘旋在他的床尾”：

她用温柔亲切的语调自我介绍说是他的“保护天使”。孩子被吓坏了，打开床头灯，希望它能消失。可那个女人悬浮在空中不肯离去，于是他跑出房间叫醒了父母。

父母安慰他这只是个梦。但他不信，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他的家庭没有宗教背景，所以他觉得那个女人与天使的影像格格不入。他的恐惧开始蔓延，逐渐发展成失眠，他担心醒来的时候再看到那个女人。他在父母和老师的眼里变得焦虑不安、精神涣散，日益疏远了与小伙伴的关系，躲避集体活动。父母咨询了儿科医生，医生建议他们对孩子进行精神病评估并实施心理疗法。

这个孩子没有功能性障碍和失眠或其他身体疾病的病史，而且他显示出很好的调节能力。他很好地领悟了会诊的内容，再发生同样情况的时候……开始明白发生过的那一幕只是一种幻觉，而它经常出现在刚刚从睡眠中醒来的时候。

B医生补充道：“虽然在健康、自我调节能力强的人群中醒前幻觉高度流行，但它们依然可能导致潜在的伤害，所以探究这类现象的含义以及它们可能引发的后果对于个体来说至关重要”。

迄今为止，超乎寻常的感受构成了对个人世界图像[87]和信仰体系的严峻考验——怎么解释它们？它们意味着什么？通过这个年轻的病人，我们能够深刻领悟到理性是怎样被夜间那些强调它们自身真实性的幻影所动摇的。

[83] 亨斯洛牧师的父亲是植物学家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他是达尔文在剑桥的老师，而且帮助他登上了贝格尔号舰作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

[84] 由于体会到睡前幻觉可以延伸和丰富想象力，爱伦·坡想方设法把自己从幻觉中拉出来，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快速记录他看见的奇观，然后把这些写进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里。他的译者，杰出的波德莱尔也沉醉于这种独特的视觉体验，尤其是鸦片或大麻引发的幻影。这种幻觉影响了整个19世纪初的一代人［包括柯勒律治（Coleridge）、华兹华斯（Wordsworth）、骚塞（Southey）和德·昆西（De Quincey）］。阿勒西娅·海特在《鸦片和浪漫的想象》中以及伊娃·布兰（Eva Brann）在权威著作《想象的世界：概述和实质》（The World of the Imagination: Sum and Substance）中都对此有所涉猎。

[85] 醒前幻觉远不及睡前幻觉普遍，有些人在醒之前有“睡前”幻觉，或在入睡时却出现“醒前”幻觉。

[86] 17世纪60年代，斯宾诺莎在给朋友彼得·巴林（Peter Balling）的信中描述过类似的幻觉：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从噩梦里醒来，梦中出现的影像仍然在我眼前活灵活现，尤其是那个我从没见过的患有麻疯病的黑脸巴西人。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扫了一眼书或其他东西，影像的大部分就不复存在了。但只要我抬起眼睛不再专注于某一件东西，这个黑脸人就会一成不变地重现，直到它的头终于消失为止。

[87] 所谓“世界图像”并不是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世界以图像的方式被感知接受，这是现代所特有的现象，也是现代不同于古典时代最基本的特征。——译者注

12
嗜睡与噩梦

19世纪70年代后期，来自一个酿酒家庭的法国神经病学家让-巴普蒂斯特·爱德华·热力诺（Jean-Baptiste-Édouard Gélineau）碰巧收治了一个38岁的葡萄酒商人，他两年来一直突发短暂但无法抗拒的睡意。这位酒商去见热力诺的时候，病情已经发展到每天发作200次之多。他有时吃着饭就陷入昏睡，刀叉从指间滑落，也可能话说到一半或者刚在电影院落座就不知不觉入睡。悲伤或喜悦等强烈情感总是促发睡眠发作和“失起立症”，即身体因肌张力丧失而无助地倒地，但还保持着清醒的意识。热力诺把“发作性睡病”（narcolepsy，他创造的术语）和失起立症（我们现在称之为“猝倒”）的结合当作一种源于神经系统的新型综合征。[88]

1928年，纽约医生塞缪尔·布洛克（Samuel Brock）为发作性睡病提供了更广阔的观察视角。他描述了一个22岁的男孩，不但有突发的发作性睡病和猝倒，而且伴有麻痹、丧失语言和移动的能力。他在“睡眠性麻痹”（较晚时期才被命名）期间有在其他状态下没有经历过的鲜活的幻觉。

布洛克的病例在当时（1929年）的详检中算是“独一无二的”，但很快睡眠性麻痹和相关的幻觉就明显表现出了它们的流行性，并被视为发作性睡眠综合征不可或缺的特征之一。

现在众所周知下丘脑分泌“觉醒”激素和食欲素，患有先天性嗜睡症的人正是缺乏这两种荷尔蒙。头部受伤、肿瘤或疾病造成的下丘脑损伤有可能在未来引发发作性睡病。

完全发展的发作性睡病如果不经治疗是无法忍受的，不过好在它的发病概率大概是两千分之一（温和发作的比例稍高）。有嗜睡症的人总是感觉窘迫、孤独或被误解（热力诺的病人被当作醉酒者），但是人们对它的认知正在通过诸如“嗜睡者同盟”一类的组织传播。然而误诊屡见不鲜，珍妮特·B（Jeanette B.）就曾写信告知我她的病症直到成年才被确诊。她说，在小学的时候“我有睡前幻觉，所以我觉得自己得了精神病。我在6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文章（但没有提及我感觉这是自己的毛病）”。很久以后，她加入了一个嗜睡互助组织，她写道：“我惊讶地发现小组中的很多人不但有幻觉，而且居然和我的幻觉一模一样！”

当我听说最近“嗜睡者同盟”纽约分会将要开会的时候，我申请去旁听会员们讨论他们的经历，并和他们直接交流。在会议期间，因为情绪激动或大笑时肌张力突然完全丧失导致的猝倒时有发生，而且被大家轻松谈论。［事实上，猝倒是无法掩饰的。我有幸和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的朋友交谈，他说只要和罗宾见面，他总是会有先见之明地躺在地上，因为他确信自己会因为发笑引发猝倒。］但幻觉是另外一回事：即使一屋子全是同病相怜的嗜睡症患者，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幻觉的存在，而且很少公开讨论。尽管如此，事后很多人写信和我沟通他们的幻觉，包括莎伦·S（Sharon S.）对自己感受的描述：

我趴在床上感觉床垫在喘气，我醒了，但不能动弹。当我“看见”稀疏长着几根黑发、如大理石般灰白的皮肤压在自己身下的时候，恐惧感油然而生。我仰躺在一只行进的大象背上……荒谬的幻觉让我崩溃昏倒……（还有一次）我从小睡中醒来，“看见”自己在卧室的一角……我靠近天花板，带着降落伞慢慢飘向地面。在似乎一切正常的幻觉之中，我充分感受到了平和安宁。

莎伦在开车时也出现过幻觉：

（我开车）去上班，渐渐睡意袭来。突然前方的路立起，扑面而来。那样子非常逼真，我猛地把头缩回来，一下子就醒了。与以往的幻觉不同，这次我睁着眼睛看见了周围真实的环境，但它们都扭曲变形了。

大多数人有规律的睡眠-清醒循环，并且睡眠在夜间占据主导地位。嗜睡症患者每天都会有无数的“微睡眠”（有时仅持续几秒钟）和“中间状态”——部分或全部充满了超清晰的梦、幻觉或几乎难以分辨的两者的融合。药物中毒（尤其是镇静剂）也会导致出现突然的、类似嗜睡症的睡眠，但没有猝倒现象，而老人在打盹儿或瞌睡的时候常会伴有短暂的做梦的倾向。

我自己的感受也日益明显。有一次我在床上看吉本（Gibbon）的自传——那应该是1988年，当时我正在大量思考和阅读有关聋人以及他们使用手语的资料——书中精彩地描述了他在1770年的伦敦看到一群聋人沉浸在愉快的手语交谈中的情景。我马上想到，这为我正在撰写的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注脚，但当我重新回顾吉本这段描写的时候，它却踪迹全无。是幻觉，也或许是做梦，在文中两句话之间一闪而过。

斯蒂芬妮·W（Stephanie W.）5岁从幼儿园走回家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嗜睡幻觉。她写信告诉我她的幻觉往往在白天出现，而且她推断是在短暂的微睡眠之前或之后发生：

然而……除非我周围有东西“跳”起来或明显改变，否则我没有办法察觉自己的微睡眠。比如发生在我开车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的车莫名其妙地猛然提速……治疗嗜睡症之前，我在频繁的微睡眠里经历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幻觉……有些相当亲切：看到一个“天使”定期地出现在特定的公路出口上方……听到有人轻声重复我的名字；听见别人听不到的敲门声；看见也能感觉到蚂蚁在双腿上爬行……有些则可怕之极，（类似于）看见眼前的人一幅死人的面孔……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身边找不到有相同经历的伙伴是异常痛苦的。我记得曾经尝试着和大人或同伴讲起我的感受，然而屡次引来的不是气愤就是怀疑，他们认为我“疯了”或在撒谎……但对成年人相对轻松些。（虽然我在接受心理健康治疗的时候被告知患有“充分证据验证的精神病。”）

正当在“嗜睡者同盟”和有同类幻觉的人交流时，斯蒂芬妮·W接到了修正后的正确诊断——发作性睡病——她如释重负。[89]这个结论和有效的药物治疗使她感觉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琳恩·O（Lynn O.）觉得，要是医生早一点告诉她幻觉是发作性睡病综合征的一部分就好了。她在确诊前写道：

对这些一直出现在生活里的插曲，我已经司空见惯，我根本不认为这是睡眠障碍，反倒怀疑它是我生命里的某种超自然现象。有多少人是带着这种经历生活的？如果我对这种失调有更好的知识储备，也许我就不会被影响，不会痛苦地胡乱猜疑，不会觉得自己有精神或心理的缺陷，而是早一点寻求更有益的帮助。我现在已经43岁了，在认识到自己的很多经历与它相关后，我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平衡。

在随后的信中，她说：“我发现自己要重新认知那些‘超自然’的经历，并在新的诊断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观。这就像让童年溜走，或者放弃对世界神秘近乎魔幻的看法。我必须说，也许我有点淡淡的失落。”

很多患有嗜睡症的人除了视幻觉之外还有听幻觉、触幻觉和复杂的身体感受。克里斯蒂娜·K（Christina K.）常有睡眠性麻痹并伴随幻觉：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找到一个脸朝下的姿势。几乎与此同时我感觉身体越来越麻木。我努力“拉动”自己，但是我已经陷入深度麻痹之中。好像有人坐在了我的后背上，把我使劲压进床垫里……后背的分量越来越重，可是我还是不能动。（接下来）我背上的东西爬下来和我并排躺在一起……我能感觉到它在旁边的气息。我惊慌失措地想，这不会是假的……因为我一直醒着。好像过了1万年之久，我终于鼓起勇气把头转向了它。然后我定睛看见一个穿着黑西装的高大男人。他一脸菜色，满面病容，眼里充满了震惊。我想尖叫，但嘴唇不能动也不能出声。他一直用他突出的双眼盯着我，突如其来地大声喊出一串随意的数字，比如5、11、8、1、3、2、4、1、9、20，接着歇斯底里地狂笑……我开始感觉能动了，随着我恢复到常态，那个男人的影像也逐渐模糊，而直到他退场我才能够坐起来。

另一个通信人J.D.同样记录了与睡眠性麻痹相关的幻觉，包括她胸部的压迫感：

有时我看见像庞大的蜈蚣或毛虫一类的东西在天花板上到处爬。有一次我看见我的猫在房间的隔板上翻来滚去，竟然变成了一只老鼠。最糟糕的是，我在一次幻觉中感到一只蜘蛛趴在我的胸上。我不能动弹，我想拼命地喊，我怕死蜘蛛了。

还有一次，曾经幻觉带给她类似灵魂出窍的感受：

我的身体在幻觉中朝着床尾飘向天花板，然后猛然地穿过地板急速坠落到房子的一层，再掉进地下室。我能看见每个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在我穿越的时候地板一点儿也没断裂，我只是透过了它而已。

1953年，芝加哥大学的尤金·阿瑟瑞斯基（Eugene Aserinsky）和纳撒尼尔·克莱特曼（Nathaniel Kleitman）发现了“快速眼动睡眠”（REM sleep）——一个独特的睡眠阶段，具有显著的眼球快速运动的特征和明显的脑电波改变。在此之前，对睡眠、做梦或睡眠障碍的生理学解释寥寥无几。他们发现，如果观测对象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中被叫醒，总是会汇报说他们刚才正在做梦。如此看来，梦似乎和快速眼动睡眠有关。[90]身体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除了浅呼吸或和眼球的运动以外都是麻痹的。大部分人在入睡后90分钟左右的时间进入快速眼动睡眠阶段，但有嗜睡症的人（或者有睡眠剥夺症的人）可能在睡眠刚开始就跌进快速眼动的梦境和睡眠麻痹中。他们也可能在“错误”的时间醒来，所以梦一般的幻影和快速眼动睡眠中丧失肌控力的特征在清醒时继续存在。纵使他们完全醒着，也可能受到梦或噩梦一般的幻觉的袭击，使他们不能行动或说话，而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

但并不是只有发作性睡病才会经历伴有幻觉的睡眠性麻痹——实际上，J·艾伦·切恩（J. Allan Cheyne）和他滑铁卢大学的同事们证明，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普通人至少曾有过类似经历，而且或许有某个片段永不消褪。

通过仔细研究300名学生上交的报告，以及广泛多样的人群对互联网调查问卷的回复，切恩等人把和睡眠性麻痹相关的众多现象分门别类。他们得出结论，单独的睡眠性麻痹（没有发作性睡病的睡眠性麻痹）相对普遍，“为研究幻觉搭建了独特的自然实验室”。他们写道，与单独的睡眠性麻痹相随的幻觉是“更加生动逼真、细致入微、变化多端和恐怖吓人的”，但他们强调这种幻觉不能和普通的入睡前或睡醒前的幻觉相提并论，因此可能是对经历者的一次更加强烈的冲击。这些幻觉也许来自内心、听觉、触觉和视觉，总是伴随着一种窒息感或胸口的压迫感、对厄运的预感和痛彻心扉的绝望与恐怖。当然，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是噩梦的最重要的特征。

英语“噩梦”（nightmare）一词中的mare最初是指一个压在睡着的人胸口使人窒息而死的恶毒女人（纽芬兰人称其为“老巫婆”）。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他的专著《论噩梦》（On the Nightmare）里强调噩梦完全不同于平常的梦，它们总是带来惊悚（有时压迫胸口）、呼吸困难和对自己彻底瘫痪的意识。“噩梦”（nightmare）现在常被用来形容不好的梦或让人焦虑的梦，和真正夜晚的梦魇（night-mare）所引发的畏惧大相径庭。切恩就形容它是“不祥的超凡”。他建议最好在夜晚（night）和梦魇（mare）之间加上连字符，现在这已经成为该领域内约定俗成的惯例。

谢莉·阿德勒（Shelley Adler）在《睡眠性麻痹：夜晚的梦魇、反安慰剂与身心相连》（Sleep Paralysis: Night-mares, Nocebos, and the Mind-body Connection）一书里同样指出，具有恐怖与毁灭感的极端特质使得睡眠性麻痹的体验与众不同。她强调夜晚的梦魇与梦不同，它出现在醒着的时候——一种半醒或游离的状态。如此说来，“睡眠”麻痹就是一种误导。极度兴奋引起的快速眼动睡眠时的浅呼吸和快速或无规律的心跳会加剧它的恐怖感。尤其是当一种文化习惯性地把睡眠性麻痹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来势汹汹的恐惧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生理反应可能是致命的。阿德勒研究了一群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移民到加州中部的老挝赫蒙族难民，他们的文化坚信夜晚的梦魇是性命攸关的，但在种族灭绝和举族迁徙的风口浪尖，他们无法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或许是这种“不祥之兆”致使70到80年代有近200名同族（几乎都是年轻健康的移民）在夜间莫名猝死。不过，随着赫蒙人逐渐被同化，传统的信仰失去了原有的魔力，就再没有出现突然死亡的现象。

众所周知，所有的民间传说里都有类似挑逗睡觉者性欲的梦淫男妖和梦淫女妖一类的魔怪，或者是先麻痹受害者再吸干他们最后一口气的老巫婆。事实上，虽然各种文化有不同的版本，但这些人物都大同小异。无论致幻的原因是什么，引起幻觉的体验创造出了大量虚构的生物和场景：天堂、地狱和仙境。人们用这些神话和信仰来净化和宽慰心灵，同时也予以恐吓和警示。我们把那些看似普通、真实并且具有生理影响的夜间经历编成了故事。

当传统的魔鬼、巫婆或魔女不再为人所迷信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外星人与“前世”生命的造访。幻觉，超越了一切现实的经历，带来兴奋、迷惑、恐怖或灵感，为我们创造了或神圣、或恐怖、创意十足又或是充满戏谑的传说与神话，而这些是任何一个人或一种文化都不能彻底摆脱的。

[88] 比尔·海斯（Bill Hayes）在《睡魔》（Sleep Demons）中提到了一个更早的有关不可控的、压倒一切的睡意和可能发生的猝倒的描述——“它在欢声笑语中袭击了他们”——选自鲜为人知的苏格兰人罗伯特·麦克尼什（Robert Macnish）1834年出版的著作《睡眠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leep）。

[89] 内科医生迈克尔·索普（Michael Thorpy）是发作性睡病领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许多关于发作性睡病和其他睡眠紊乱的著作都来自于自己毕生在布朗克斯的蒙蒂菲奥里医疗中心管理睡眠障碍诊所的工作经验。

[90] 这个简单的对应关系在晚些时候得以修正。因为后来发现梦——虽然各式各样——在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也会出现。

13
心乱神迷

似乎是大脑的某种机能形成或刺激了邦纳综合征、感觉剥夺、帕金森病、偏头痛、癫痫、药物致幻和睡前幻觉。这种初级的生理机能与局部刺激、“释放”、神经递质紊乱或其他类似的因素有关——而与个人生活环境、性格、情感、信仰和精神状态几乎无关。产生这类幻觉的人可能（也可能不）把它们当作感官的体验来享受，但他们几乎一致强调幻觉是无意义的，无关生活的大事小情。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另外一种幻觉，它最大的特点是会牵动时光倒流，让人心乱神迷。虽然颞叶癫痫发作偶尔也会出现时间漂移，但那些微不足道的闪回不能与这些举足轻重的往事相提并论。那些在大脑里留下永久印记的生活经历，情真意切，或温情、或惨痛，时隐时现，挥之不去。

这里饱含着丰富的情愫：对爱人的思念；对一个让人亲历死亡、背井离乡或感受孤独之地的怀念和感伤；恐怖、愤恨、悲痛，或切肤之痛、威胁自我意识乃至生命的事件引发的强烈畏惧；当然也包括无法摆脱的对罪行或过失的自责，虽然可能姗姗来迟，但对良心发现虽迟未晚。尤其是出现逝者鬼魂的幻觉，更与暴力死亡和罪恶相关。

与此有关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和神话中都长盛不衰。哈姆雷特[91]目睹了被谋杀的父亲出现在他面前（“我用心眼看见他，霍拉旭”）讲述自己被杀害的经过和要求复仇的决心。当麦克白[92]密谋暗害国王邓肯（King Duncan）的时候，他看见半空中有一把暴露他意图的匕首，这匕首激励了他动手。接下来在下令杀死班柯（Banquo）后，他看见了班柯的鬼魂。麦克白夫人把邓肯的血涂抹在被杀的侍从身上之后，总是“看见”自己的双手沾满国王的鲜血，并且闻到挥之不去的血腥味道。[93]

任何一种激情或恐吓均有可能导致幻觉，其中总是有一种念头和强烈的情感铭记于心。最常见的诱因来自于失去某种事物带来的痛苦和悲伤，尤其是多年相濡以沫的配偶辞世。父母、伴侣或孩子的过世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丧亲之痛使一个人的生活猛然间跌入无底的黑洞，无论如何，这个洞必须被填平。由此丧亲者就要面对一个兼顾认知和感知，同时也涉及情感的问题，因此会极力渴望现实变成另一种样子。[94]

但我即使在父母和三个兄弟去世之后，也从没有产生过幻觉。不过，1972年母亲的突然离去仍然是我最深的痛苦经历，我第一次感受到痛彻心扉。连续数月，我不断地把路上看到的人误认为是她。我想在这些错觉背后的是她们相似的外貌和姿态，同时我怀疑部分缘由在于，我那过度紧绷的神经在不知不觉中寻找着我逝去的亲人。

有时丧亲之痛的幻觉以声音的形式出现。心理分析学家马里恩·C（Marion C.）写信给我讲她听见了亡夫保罗的声音（随后是笑声）：

一天晚上下班，我像往常一样回到我们空空旷旷的大房子里。通常那个时间保罗总守在《纽约时报》的电子棋盘上下象棋。在门厅我没有看见他以前的游戏台，但我“听见”他以很家常的方式问候我：“嗨，你回来了！”……他的声音清晰、沉稳而且真挚，和他健康的时候一模一样。这就好像他真真切切地坐在棋桌旁实实在在地又和我打了一次招呼。另外，我刚才说我不能在门厅看见他，但其实我能。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脸上的表情，我“看见”他挪动棋子，我“看见”他迎接我。很像人们经常在梦里看到的：好像我正在看某个事件的图片或电影，但台词是现场直播的真实对话。

塞拉斯·威尔·米切尔（Silas Weir Mitchell）的工作是照料那些在内战中失去肢体的士兵，他是第一个了解肢体幻觉的神经学性质的人——此前它们一直被归类为某种丧亲幻觉的范畴。非常讽刺的是，米切尔在挚友猝死之后也亲身体会了这种幻觉，正如杰罗姆·思科耐克特（Jerome Schnect）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述：

一天早上，记者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米切尔震惊了，上楼去告诉妻子。在下楼的时候经历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看见了布鲁克斯（Brooks）的脸：它比实际的大些，带着笑容，清晰可见，然而看上去又像是用带着露水的蛛丝织成的。他再往下继续看的时候，幻影消失了。一连10天，他都在头上的左前方看见了它。

丧亲幻觉与情感需求和感受紧密相连，所以总是难以忘怀。雕刻家和版画复制家埃莉诺·S（Elinor S.）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14岁那年的夏天，父母带弟弟和我如往常一样去祖母家避暑。祖父在冬天刚刚辞世。

我们聚在厨房里，祖母在水池旁，妈妈帮工，我面朝后门坐在餐桌上继续吃晚饭。这时，祖父走进来了，我高兴地起身迎接，我叫出来：“爷爷。”但是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忽然不见了。祖母面露反感，我从她的脸色看出来她一定很生气。我告诉妈妈真的清清楚楚地看见祖父了，她说是我思亲心切的缘故。我从来没有刻意回想过他，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他看起来那么真切。

我现在76岁了，一直记着这个小插曲，不过类似的经历仅此一次。

伊丽莎白·J（Elizabeth J.）写信诉说了他儿子经历的悲伤幻觉：

我丈夫长期患病，但他和儿子有规律地跑步锻炼。30年前他去世时我儿子只有9岁。他离开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儿子对我说有时候看见他父亲穿着一身黄色运动服（他一贯的运动装束）从我家门前跑过。那段时间，我们正在接受家庭痛苦安慰咨询，于是我把儿子的经历讲给专家听，他诊断为神经对悲痛的反应引发了幻觉。这对我们是个安慰，我一直珍藏着那套黄色运动衣。

威尔士全科医生W·D·里斯（W. D. Rees）接待了近300名刚刚失去亲人的患者，发现他们之中几乎半数以上出现过错觉，或对逝者产生过多感官的幻觉，包括视幻觉、听幻觉或两个同时出现，其中有些人很享受在幻觉中和伴侣的对话。婚姻生活越长，产生幻觉的可能性越高，幻觉可能持续数月甚至几年。里斯不但把这种幻觉当作平常事，而且认为它在悲伤期对人是有益的。

苏珊·M（Susan M.）在母亲去世后的几个小时里，经历了悲伤激发的多种感觉杂糅的丰富感受：“我听见她的轮椅在走廊里吱吱的转动，没多久她走进来坐在我身边的床上，我能感觉到她坐在床垫子上。我和她说话并告诉她，我以为她死了。我记不清她对我说了什么，好像嘱咐我照看什么。我只知道我能感觉到她的存在，虽然有些吓人但也令人欣慰。”

雷·P（Ray P.）通过信件告诉我他85岁的父亲在心脏手术后去世。当雷冲到医院时，他父亲已经陷入昏迷。老人辞世前1小时，雷在他耳旁轻声说道：“爸爸，我是雷。我会照顾好妈妈。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雷回忆道，几天后他被一个幽灵惊醒：

我在半夜醒来。没有昏昏沉沉的感觉，也没有丧失判断力，我头脑清醒，视力清晰。我看见一个人坐在我的床角里。那是我父亲，穿着卡其裤和黄褐色的马球衫。最初我头脑清楚地想，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但我当时确实是清醒的。他的身影阴暗，毫不透光，我看不见他身后巴尔的摩夜灯在窗户上的投影。他坐了一会儿然后说——是他说的还是心灵感应？——“一切都好。”

我转过身伸脚下地。当我（回头）看他时，他已经走了。我站起来走到浴室喝了一杯水再回到床上。父亲再没回来。我不知道这只是幻觉还是其他什么，但鉴于我暂时还不相信灵异现象，一定就是幻觉的作用了。

悲伤的幻觉并不总是这么温情的。精神病医生克里斯托弗·贝茨格（Christopher Baethge）写到过两名以痛苦的方式失去幼子的母亲。她们对死去的女儿都有多感官的幻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似感其味，感受到她们的触摸。两个母亲绝望地出现妄想，用非现实的想法来解释她们的幻觉：一个人坚信“这是女儿在另一个世界试图和她建立联系，她的女儿继续在那里生活”；另一位听到女儿大声说：“妈妈别害怕，我会回来的。”[95]

不久前，我被办公室的一个书箱绊倒，整个人趔趔趄趄地拍在地上，髋关节脱臼。这似乎是个慢动作，我想我有足够的时间伸出双手撑住自己，但我还是意外地摔到了地上，在落地的瞬间我感到髋关节“嘎吱”一响。接下来的几周，我在近似幻觉的状态下身临其境地重温了摔倒的过程，它一遍遍地唤起我心理和身体上对它的回忆。我两个月没去办公室，那个我摔跤的地方总是激起我似幻非幻的想象。这是一件小事，但也是对痛苦经历的反应，一种温和的创伤压力综合征的实例。现在我已经彻底摆脱了这种感觉，但是我怀疑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潜伏在我受伤记忆深处的它还会起死回生。

暴力冲突、自然灾害、战争、抢劫、虐待、拷问或遗弃——任何导致个人对自身或其他人安全担忧的经历都可能更进一步地造成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也许这些情况激发的是瞬时反应，但也可能是多年后才显露的创伤后综合征。这类并发症的特征包括恶意性、持久性、焦虑、易受惊、沮丧、植物神经失调，以及强烈的对痛苦的强迫性沉思，即经常突然调动全部的感官和情绪再次全程回放当时的不幸。[96]虽然这种闪回总是无意识的，但特别容易受到与事发时相关的物体、声音或味道的刺激。

“闪回”不能理智地识别伴随创伤后幻觉出现的严重甚至危险的妄想。处于这种状态下，人会丢失全部当下的感觉，或产生对眼前事物的误解。饱受精神创伤的退伍军人，在闪回时可能误信超市里的顾客是敌军，如果他随身带有武器，那么他会立即行动。这种极端的意识状态虽然罕见但性命攸关。

一位3岁时受到骚扰，19岁被强暴的女人写信告诉我“对于那两次事件，味道总是带来强烈的闪回。”她写道：

在汽车上，一个男人坐到我旁边的时候，小时候第一次被非礼的情形立刻在我脑子里闪回。一闻到（他的）汗味儿和体臭，我马上被拉进了记忆的深渊。我清晰地回想起在邻居车库里被侵犯的每一个细节。我恍然失神，完全失去了对时间和地点的感觉。车到终点的时候司机不得不强迫我下车。

被强奸或在幼年受到性侵犯尤其会导致更严重和持续的精神紧张。特里·海因斯（Terry Heins）及其同事曾报导过一个案例：一位55岁的妇女在童年被迫目睹了父母的性生活，8岁时被父亲强暴。在她成年后总是闪回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同时她还听到“说话声”——她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并接受住院治疗。

患有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的人倾向于在循环的梦境和噩梦里忠实地或稍加掩饰地重放辛酸的经历。1963年，精神病学家保罗·绍多夫（Paul Chodoff）就此对集中营幸存者进行了专题论述，提到这种梦就是该症状的显著特征，并且有多得出乎预料的人在战后15年还有同样的梦。[97]在闪回的情况中，这样的梦境也同样久聚不散。

绍多夫观察发现，有些人对集中营的强迫性沉思随时间淡化，但有些人则不：

他们中弥漫着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自从被释放以后，生活就再没有发生过什么刻骨铭心的事。他们直观琐碎的讲述几乎将我从办公室拉出，回到奥斯威辛或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绝望的往事中。

1968年，鲁思·贾菲（Ruth Jaffe）在一篇文章中描写了另一名集中营幸存者。同一个画面频繁地冲击着她：她在奥斯威辛的门口看见自己的姐姐被拉进死囚队列而无能为力，她甚至愿意以身相替。她看见人们鱼贯进入集中营的大门，并且听见姐姐的呼喊：“凯蒂，你在哪儿？你为什么弃我而去？”还有些幸存者被嗅觉的闪回纠缠，他们会猛然闻到煤气味儿，那是一种盖过一切的气味，带来集中营的恐怖。同样的，9·11过后，世贸中心久久萦绕着瓦砾燃烧的气味，即使那股气味已经散尽，很多亲历者还是被持续的幻觉困扰。

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类似海啸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的急性应激反应或滞后反应的报导。（婴幼儿也会有此遭遇，他们更偏向于重现这种经历，而不是产生幻觉或再次体验灾难。）但是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似乎和人为的暴力或灾难有更直接的关系，而自然灾害、“不可抗力”反而更容易被病人接受。有一个急性应激反应的例子：我在医院经常遇到一些病人面对最致命的疾病时可以表现得从容镇静、坚强无比，但对护士送来便盆或药物的迟缓却暴跳如雷。季风、狂怒的大象，还有疾病，这些无关道德的因素是可以容忍和接纳的，但是无助地服从他人的意愿却让人难以心平气和，因为人类的行为总是承载（或让人感觉承载）着道德的约束。

“一战”后，很多心理学家认定是器质性大脑紊乱导致了战争神经症，它和“标准的”神经症有很大区别。[98]“炮弹休克”专指那些在近距离受到炮弹爆炸冲击的士兵出现的神经错乱。一战中，许多士兵在遍布战友腐尸的泥泞战壕里连日忍受炮弹和芥子气。然而，对这种生理和心理极限所产生的后续影响，当时并没有正式的评估[99]。

即使动物也有受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1924年9月，大暴雨淹没了巴甫洛夫（Pavlov）位于彼得格勒的实验室，他实验用的小狗眼睁睁地看着洪水冲进它们自己的窝，不得不拼命游向安全的地方。事后，有些小狗在行为上发生了长期甚至是永久性性的改变，巴甫洛夫觉得它们比其他狗“更脆弱”或“更易受伤”。经历过这场灾难的狗没有一条毫发无损。对实验动物进行的“不可逃避电击”实验（比如，电击无处躲藏的小动物）证明，无论是快速反应还是慢性反应，复杂的神经递质都发生了改变。（有证据表明，处于危险和紧张环境下的狗，例如让它们嗅出爆炸装置的人物，会发展成创伤后精神紧张障碍。）弗洛伊德认为，创伤后精神紧张障碍或许存在生物学和心理学因素，因此对症治疗必须通过药物和精神疗法相结合。然而，最严重的创伤后精神紧张障碍几乎无法治愈。

分裂的概念对于理解癔病和多重人格障碍至关重要，对于创伤后综合征也意义深远。在性命攸关的紧要关头可能出现瞬间距离扩大或分裂，比如一名快要撞车的司机会隔着一段距离看见自己的车，就好像在电影院看表演一样，感觉自己是观众而不是演员。但是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的分裂是更彻底的、不能忍受的景象、声响和味道，把对可怕经历的感受幽禁在心底一个被隔离的阴暗角落里。

想象和幻觉有着天壤之别。不管是艺术家、科学家还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想象力都被局限在自己脑海中的想象空间，即我们的私人电影院里。它们不会像知觉的对象那样随便出现在外部空间。在精神或大脑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促使想象力越过边界而成为幻觉。毫无疑问，必定有某种分裂、某种通路的分解帮助我们正常地识别自己的想法和想象之物并为此承担责任，不是把它们摒弃在外，而是实事求是地视为己出。

因为牵扯到多种记忆，所以这种分裂能否解释一切尚不清楚。克里斯·布鲁因（Chris Brewin）和他的同事们坚决主张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的特殊闪回式记忆（flashback memories）和自传体式记忆（autobiographic memories）有本质区别，并用大量心理学上的证据进行了论证。他们发现言语能够引发自传体式记忆，而闪回式记忆不能靠言语启发或有意识地产生，它们在受到和创伤相关的影响（如画面、气味、响动）时突然自主爆发。自传体式记忆不是孤立的，完整的生活环境嵌入其中，给记忆提供了广泛的背景和深入的洞察力，进而对记忆进行修正。创伤性记忆（traumatic memories）则与此背道而驰。有过痛苦经历的人可能没有能力摆脱回忆，因为对他们而言，在那场受伤事件中他们全部的感官鲜活切实地体验到了惊恐和担心，那段往事以一种的特殊形式在与世隔绝的记忆孤岛上留存。

鉴于创伤性记忆的独立性，心理疗法的关键是把它带回到完整意识的本土，融入自传体式记忆进行重塑。这是一项艰巨而近乎无法完成的工作。

有些人虽经历过创伤事件，却没有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他们正常的生活有力地支持了存在多种记忆形式的观点。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本·赫尔夫戈特（Ben Helfgott），他在集中营度过了12岁到16岁的阶段。这些年来，他一直能够对他的恐怖经历包括父母家人的被害畅所欲言。他能通过自传体式记忆有意识地回想，证明自己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并把它重新整合成了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而不是像创伤性记忆那样被封闭起来。他见证了成百上千的人，所以他清楚地知道事情的另一面，他说：“那些会‘忘记’的人，早晚会痛苦。”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孩子们》（The Boys）是一本讲述几百个像赫尔夫戈特一样从集中营死里逃生又避开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和幻觉的孩子们的著作，而赫尔夫戈特就是投稿人之一。

过度迷信和妄想同样可以在极端情绪下促成幻觉，并且会影响整个团体。詹姆斯1896年的讲座集［收编于《威廉·詹姆斯对超常心理状态的论述》（William James on Exceptional Mental States）一书］包括“灵魂附体”和“巫术”等章节。对于这两种幻觉的特征我们有详尽的描述——有时，幻觉的出现过于频繁而被归罪于恶魔和它们的代理人，但现在我们将它解释为宗教狂热的社会暗示，甚至是精神折磨导致的产物。阿道司·赫胥黎在《卢丹魔鬼》（The Devils of Loudun）里描写了1634年乌尔苏拉女修道院院长和所有修女发起的席卷法国村庄卢丹的灵魂附体的传言。事情的起因是虔诚的修女珍妮（Jeanne）对宗教的痴迷被放大成幻觉和癔病，其中一部分是由驱魔员[100]自己造成的。事实上，驱魔员们加剧了整个团体对魔鬼的恐惧，包括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和珍妮在密室共处了几百个小时的神父苏林（Surin）也受到了恐吓性的宗教幻觉的困扰。这个奇怪的现象很快遍布全村，就像后来臭名昭著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一样。[101]

卢丹和塞勒姆事件可以说是环境和压力作用的极致表现。然而，狩猎女巫和逼供行为并未就此消失，而是换作其它形式继续存在于世间。

巨大的压力加上内心冲突可以轻而易举地导致某些人意识分裂，从而引起各种各样的感觉和运动症状，包括幻觉。（这种状况曾被叫作“癔病”，现在被称作“转换性障碍”。）在弗洛伊德和布鲁尔合著的《癔病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里那个著名的病人安娜·O（Anna O.）似乎得的就是这种病。她的生理和心理能量缺少释放的出口，因此有强烈的白日梦倾向——她自己称为“私人影院”。在他父亲病危和去世之前，她就出现了人格分裂，徘徊在两种意识状态之间。她在“出神”（布鲁尔和弗洛伊德称之为“自我催眠”状态）时总是有鲜活恐怖的幻觉。大多数情况下，她看见的是蛇。她把自己的头发看成蛇，将父亲的脸当作死神的头。在重新回到催眠的出神状态之前，她对幻觉没有任何记忆和感觉。但这一次，布鲁尔诱导她进入了自我催眠状态：

她总是在交谈的时候出现幻觉，跑出去爬树或者干点其他的事儿。如果有人制止，她会马上回到刚刚中断的句子继续聊下去，全然不知刚才的插曲。然而，所有这些幻觉只出现在她的催眠状态。

随着安娜的健康每况愈下，她“出神”的人格日渐突出，她长时间的忘记或忽视当前，沉浸在对过去的幻觉之中。那时，她几乎完全生活在被幻觉欺骗的世界里，就像卢丹的修女和塞勒姆的“女巫”一样。

但是与女巫、修女还有那些从创伤、集中营和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不同，安娜·O幸运地痊愈了，并且过上了充实美满的生活。

“正常”的安娜不能记住幻觉，被催眠的她却可以记住全部。这证明被催眠的状态和自发的出神有相似之处。

事实上，可以利用催眠暗示制造幻觉。[102]当然，在我们称为“癔病”的长期病态和可以借助催眠师（或自己）营造的短暂出神状态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威廉·詹姆斯在他有关超常心理状态的演讲中提到，通灵女巫可以传递死者的声音和影像，而巫师也可以透过水晶球占卜未来。詹姆斯更关注的是诱发这些声音和幻影的精神状况，而不是它们的真实性。通过仔细观察（他参加了很多降神会），他确信通灵者和占卜人通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神志清醒的骗子，也不是闲谈者或幻想家，而是沉浸在易于产生幻觉的变异的意识状态里，幻觉的内容取决于对他们的提问。他认为这些超常的心理状态是通过自我催眠获得的（毫无疑问，昏暗的光线、暧昧的气氛和问卜者急切的期盼起到了促进作用）。

冥想、灵修、疯狂的鼓乐和舞蹈之类的习俗都有助于进入和催眠相似的出神状态，使人出现生动的幻觉和丰富的生理变化（例如：只靠头和双脚支撑，全身保持僵硬，如同铁板一块）。

毫不夸张地讲，我们所有人都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虽然我们的理智嘲笑“屋子里有鬼”的想法，但它还是会引起心理上的警觉甚至幻觉。莱斯利·D（Leslie D.）在来信中写道：

大约4年前，我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州汉诺威市最古老的宅子里办公。第一天上班就有人告诉我，这里游荡着戈布雷希特（Gobrecht）先生的鬼魂，他是一个很多年前在此居住的音乐教师……我猜他死在了这幢房子里。我对那些超自然的现象非但不屑一顾，简直就是嗤之以鼻。然而，一连几天，我坐在办公桌旁的时候总感觉好像有一只手在拉我的裤腿，还有一次那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就在一周前我们讨论鬼魂之说的时候，我（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有手指划过我的后背，就在肩膀下边，我吓得跳了起来。难道这就是暗示的力量？

对儿童来说，有着一个幻想中的小伙伴并不罕见。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和孤独的孩子都有可能创造出这种正在进行的、自成体系的幻想或是故事情节，而它有时带有幻觉的成分。黑莉·W（Hailey W.）给我解释说，这种幻觉是温和愉悦的：

没有兄弟姐妹陪伴的我经常假想出几个3到6岁的朋友一起玩耍。最难忘的是双胞胎姐妹凯茜和凯莱茜，她们年龄一样，个头相仿，我们总在一起嬉戏，比如在后院荡秋千或者“过家家”，她们还有一个妹妹叫米迪。她们在我的心里印象深刻，那时我觉得她们活灵活现，根本不像幻觉。我父母虽然拿不准我惟妙惟肖的想象力是否正常，但他们也乐于接受。我和“虚拟人”坐在桌旁聊天时，父母会问我在和谁说话，我总回答说是凯茜和凯莱茜。玩（玩具或游戏）的时候我也会说在和她们两个或米迪一起。我时常把她们挂在嘴边，记得有段时间我迷恋上了导盲犬，软磨硬泡要妈妈买一只。妈妈吃惊地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时，我回答说是因为凯茜和凯莱茜的盲人妈妈都有一只导盲犬，所以我想要一只和她们一样的。成年以后，如果有人告诉我没有想象中的朋友陪伴着长大，我仍然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她们是我童年生活中如此重要和令我快乐的一部分。

黑莉没有把她想象中的伙伴当成幻觉，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因为她能够控制她们的来去以及衣着和行为，要知道自发的幻觉很少受到幻觉产生者的影响。但是，用“想象”一词来描述是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的，她想象中的朋友极具真实感，这是其他幻想和想象望尘莫及的。

然而要把成人对“真实”和“想象”的分类灌输给孩子，其难度可想而知。如果皮亚杰（Piaget）是正确的，那么儿童只有到7岁左右的时候才能稳定且准确地从现实中区分出幻想，从客观世界中区分出内心世界。通常在这个年龄或稍晚的时候，幻想中的伙伴也就消失了。

儿童更容易接受他们的幻觉，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在我们的文化里）幻觉是“反常的”。汤姆·W（Tom W.）来信讲述了他“有意的”童年幻觉，从4岁到7岁，他一直把入睡前的幻影当作消遣：

我习惯在睡觉的时候用幻觉为自己找乐子。我躺在床上，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注视着天花板……我会死死盯住一点，把视线拴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时天花板就慢慢变成了密集的像素块，并组成各种花样：波浪形、格子状或涡纹图案。然后各种图形在中间出现，而且它们还相互交融。我能记住的很少——除了那些特别清晰的。

我还有另一种娱乐方式。在我的床尾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我的祖父母、堂兄妹、叔婶、父母还有我和哥哥按照传统的阶梯式排列，我们身旁是长长的女贞树篱。同样，晚上我会凝视着照片，接着瞬间就会发生又奇怪又好笑的事：女贞树上结出苹果；表兄妹们叽叽喳喳互相追逐；祖母的头“不翼而飞”，贴在她的两只腿肚子上，然后开始蹦蹦跳跳。

有一种特殊的幻觉陪伴人在生命的终点体验死亡或是预感死亡。我在老人之家和疗养院工作期间，被那些神志清楚、精神正常却生命垂危的患者在觉察到死神走来的时候经常出现的幻觉所震撼和感动。

我在第一章“邦纳综合征”里提到过的盲人寿星罗萨莉在生病的时候感到死亡临近，于是她看见了自己的母亲，并听到母亲召唤她去天堂的声音。这些幻觉和她惯有的邦纳综合征幻觉截然不同——它们弥漫在各种感觉里，饱含温情，供她独享。而邦纳综合征幻觉和她没有明显的关联，也不能引起她情感上的共鸣。我知道有些病人（他们没有邦纳综合征或任何健康状况诱发的幻觉）在临终时也有类似的濒死幻觉——也许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幻觉，但也是最后一次。

[91] 《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全称为《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是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剧本，同《麦克白》、《李尔王》和《奥赛罗》一起组成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译者注

[92] 麦克白（Macbeth）：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主人公。——译者注

[93] H·G·威尔斯（H. G. Wells）的很多短篇都提及了罪恶幻觉。在《飞蛾》（The Moth）中，一名动物学家认为自己对一生的竞争对手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后被他一直追捕的大飞蛾逼疯。没有人见过那只飞蛾，它在科学界也是未知的种类。所以在他清醒的时候，他会开玩笑说那是他已故的对手的鬼魂。

饱受这种幻觉折磨的狄更斯（Dickens）以此为题写了5本书，最著名的是《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

[94] 毫无疑问，丧偶之痛是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一，但这种悲痛在丢掉工作或失去宠物等诸多情形下也会出现。我朋友在她17岁的猫咪死掉以后变得郁郁寡欢，一连数月，她总是在窗帘的皱褶里“看见”她家猫习惯性的动作。

另一个朋友马洛尼·K（Malonnie K.）描述了自己在17岁的宠物猫死亡之后的另一种幻觉：

第二天早上我准备上班的时候，惊讶地在浴室的门口看见了她，她笑着像往常那样喵喵叫着“早上好”。我赶紧去告诉我丈夫，当然，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这让我心烦意乱，因为我从没有过幻觉，而且我一直认为自己和这种事绝缘。但是无论如何，我接受了她曾出现这个事实，也许是因为我们朝夕相处了近20年，习惯成自然的结果。我必须说我很感激她来向我道别。

[95] 失去、渴望、乡愁都是强效致幻因素。我在《火星上的人类学家》（An Anthropologist on Mars）里描述过一个“记忆高手”弗朗哥·马格纳尼（Franco Magnani），被迫离开他的家乡庞蒂图，虽然他在几十年间都没有亲身回去过，但他在梦和幻觉里总是回到那个心中永远不变的、和1943年被纳粹占领之前一模一样的小村庄。他一生致力于用画笔把幻觉转换成几百幅充满神秘怀旧气息的精美作品。

[96] 尽管“闪回”一词是视觉和电影艺术的术语，但听幻觉也同样可以借用，引人注目。患有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的退伍老兵常常会在幻觉中听见死去的战友、敌军或者平民的声音。道格拉斯·S·福尔摩斯（Douglas S. Holmes）和路易斯·W·廷宁（Louis W. Tinnin）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超过65％的患有战争创伤后紧张性综合征的老兵听到过具有明显指责味道或含沙射影的咒骂声。

[97] 有时药物会加重这种影响。1970年，我收治了一名患有脑炎后帕金森症的集中营幸存者。左旋多巴的药物治疗急剧增加了她的创伤后噩梦和闪回的频率，我们只能终止这种治疗。

[98] 心理疗法医生诊治的通常是“标准”神经症，潜在的致病因素一般源自生命的早期。这些病人深受其扰，但正如伦纳德·申戈尔德（Leonard Shengold）书的题目所指他们是“天生被困”（Haunted by Parents）。

[99] 弗洛伊德对“一战“后顽固的创伤后精神紧张综合征一筹莫展。事实上，这种情况迫使他开始质疑自己的快乐原则，而转而去研究强迫性重复的严苛原理，虽然这有点强人所难，而且完全有悖于康复的进程。

[100] 驱魔员：天主教小品神职中的三品。——编者注

[101] 塞勒姆女巫审判案（1692年，塞勒姆镇一个牧师的女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随后同一家庭的7个女孩相继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巫术”是致病的原因，先后有20多人死于这起冤案中。1992年，所有受害者恢复名誉。——译者注）中很多证词和指控都表示被女巫、恶魔或猫（猫被看作是巫婆的魔宠）袭击过。猫在人睡着了无力动弹和反抗的时候，骑在睡眠者的胸口让他们窒息而死。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睡眠麻痹和噩梦，但在那时却被认为是神力。欧文·戴维斯（Owen Davies）在2003年的题为《噩梦、睡眠麻痹和对巫术的控告》（The Nightmare Experience, Sleep Paralysis, and Witchcraft Accusations）的文章中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完整的分析。

也有人指出，其他一些因素也可能是17世纪新英格兰幻觉和癔病的诱因。劳里·温·卡尔森（Laurie Winn Carlson）在《塞勒姆的热病》（A fever in Salem）一书中认为，塞勒姆的疯狂是脑炎后的失调症发作。还有人猜测是真菌类毒素麦角菌的中毒症。寄生在黑麦和其他谷物上的麦角菌含有和LSD类似的生物碱，如果粘在面包或面粉里被食用就会成为病因。这是中世纪的流行病，严重的会导致苦不堪言的坏疽［它最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圣安东尼之火”。（麦角中毒者的救命恩人是圣安东尼，因此麦角碱中毒又被称为“圣安东尼之火”——译者注。）］麦角中毒也有引发和LSD类似的抽搐和幻觉的可能。

约翰·格兰特·富勒（John Grant Fuller）在《圣·安东尼之火燃烧的日子》（The Day of St. Anthony’s Fire）中记录了1951年一个法国村庄集体中毒的事件。最可怕的后果是中毒者整日整夜地喋喋不休，不停地产生幻觉导致他们无法睡眠，直至精疲力竭地死去。

[102] 1966年，约翰·保罗·布雷迪（John Paul Brady）和尤金·E·莱维特（Eugene E. Levitt）通过实验证明了此观点。在实验中，他们启发被观察对象“看见”（比如，使之产生幻觉）一个移动的视觉刺激物（有垂直花纹的转鼓）。结果，被观察者的眼睛出现了和真实所见时同样的自动跟踪运动（“视动性眼球震颤”）。反之，如果仅凭想象（并且没有诱导）是不会产生这种眼球运动的。

14
分身有术：幻觉出另一个自己

我的很多通信者曾不约而同地指出，睡眠性麻痹可能伴有漂浮或上升的感觉，甚至有脱离自己的躯体遨游太空的幻觉。这种感觉不像惊悚的噩梦那样，它们带来的是平和喜悦的心情（切恩的观察对象曾用过“天赐之福”一词）。珍妮特·B终身患有嗜睡症和睡眠性麻痹（她认为那是“魔力”），她曾对我说：

大学毕业后这个魔力既成了负担也成了福分。一天晚上，实在摆脱不了麻痹的我决定放任自流，之后我竟然感觉在慢慢地飞离自己的身体！我在漂浮的过程中穿越了恐怖，感受到一种绝妙安逸的天赐之福。现在，当我再有此番经历的时候很难相信它是幻觉。我所有的感官似乎都非同一般的敏感：隔壁有人在听广播，窗外蟋蟀在鸣叫。无需逐一细说，这是比我任何感受都更愉快的幻觉……

我猜自己对这种感受上瘾了。我宁愿拒绝神经病学家提供的治疗夜间麻痹和幻觉的药剂，也不愿放弃离体的感受。我知道这是不理智的行为。

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尝试着把自己送进那可爱的幻觉。我发现在承受巨大压力或睡眠不足的时候总是容易遇见它们，于是我就强迫自己入睡，然后我在一颗颗的星星间飘浮，太高了，我能看见远处地球的弧线……

我的朋友彼得·S通过一段自己的睡眠性麻痹幻觉发作，得出欣喜若狂和担惊受怕会相伴而生的结论。他好像意识到自己离开了身体，于是回头扫了一眼，就在那时突然直冲云霄。无边的自由和喜悦感迎面而来，他感觉自己挣脱了人类身体的束缚，可以在宇宙间随心所欲、闲庭信步了。但同时一种担心又油然而生，逐渐发展成恐惧，他可能永远地迷失了，再不能回到地球上自己的躯体里。

癫痫、偏头痛还有对皮质层的电流刺激引起的大脑特殊区域兴奋，会导致出体体验。[103]它们也可能出现在服药、自我催眠、大脑缺血、心脏停搏、心律不齐、失血过多和休克的时候。

我的朋友莎拉·B（Sarah B.）在产房分娩后经历了出体体验。她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然而由于失血过多，产科医生不得不压缩子宫为她止血。她写道：

我感觉有人在挤压我的子宫，我告诉自己不要动也不要喊……然后突然间我飘了起来，后脑勺贴到了天花板。我向下看到一个身体，但那不是我的，它和我隔着一段距离……我看见医生使劲拍打那个女人，还听见他用力的喘气声。我想：“这个女人太不懂事。她给J医生添了很多麻烦。”……我完全沉浸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之中，全然不知自己是这出戏的主角。

过了一会儿，J医生从那个身体上收回双手宣布出血止住了。听到他这么说，我感觉自己像胳膊伸进袖子里一样滑回到我的身体里。我不再从远处俯视医生，因为他模糊地出现在我的上面，而且近在眼前。他的绿色手术袍上血迹斑斑。

也许是莎拉严重的低血压导致大脑缺氧，进而促发了她的出体体验。但最后医生的话语给了她宽慰，所以即使血压仍然很低，她还是回到了现实，这说明焦虑可能是额外的诱因。虽然莎拉的意识低头打量自己的肉体时总感觉那是一具“被抽空了的”或是“空虚的”躯壳，但她没有辨认出自己的身体这一点还是令人费解。

另一个朋友黑兹尔·R（Hazel R.）是名药剂师，她告诉我很多年前在临产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经历。她服用海洛因止痛（那时在英国很普遍），药效发作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向上浮了起来，正好飘到产房一角的天花板上。她看着下面的自己，感到不再疼了——她觉得疼痛留在了下面的身体里。她仍然视力敏锐，头脑清醒，认为自己可以轻松地解决所有问题。（她自嘲地说，不幸的是问题总比看到的要复杂。）药效过去以后，她回到自己的身体，接踵而来的是剧烈的宫缩和疼痛。鉴于此，产科医生告诉她需要再服用一片止痛剂，她得知孩子不会受到影响之后接受了建议。她再一次离开身体，离开痛苦，享受到超然的空灵。[104]虽然已经过去了50多年，黑兹尔对此还是记忆犹新。

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想象意识和身体分开的感觉。我没有亲身感受过，但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里见证了一个人的自我感觉是如何轻易地从肉体中分离，然后被“植入”机器人的。机器人是为训练航天员在太空操作同类仪器而设计的，它是一个结实的金属人，“眼睛”是摄影机，“手”像蟹爪。我戴上连接摄像机的护目镜，这样我就可以通过机器人的眼睛观察世界；然后我把手插进手套，里面的感应器能够记录我的动作并传送到机器人的手上。一切就绪，我刚从机器人的眼睛向外张望，就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感觉：在我左边几英尺开外有一个奇怪的小人（难道因为我在机器人里变得高大了，所以它显得小？）坐在椅子上，戴着护目镜和手套。我这才意识到，那个躯壳必定是我。

外科医生托尼·奇科里亚（Tony Cicoria）几年前遭遇雷击，患有心脏停搏。［我在《脑袋里装了2 000出歌剧的人》（Musicophilia）里完整讲述了他曲折的故事］他对我诉说这段回忆：

我记得一道闪电……击中我的脸部。我记忆中的下一幕是我向后腾空而起……（接下来）我又飞着冲向前面。我看见自己的身体在地上。我对自己说：“倒霉，我死了。”我看见人们聚拢在尸体旁。我看见一个女人……趴在我身上做心脏复苏术。

他的出体体验越来越丰富。“泛着蓝色的白光……极大的安宁和被呵护的感觉”；他感觉自己被拖进了天堂（现在已经演变成“濒死体验”，大多数出体体验没有这种感受），大概被击中30~40秒之后，“砰！我回来了。”

1975年，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在《死后的生命》（Life After Life）一书里介绍了“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NDE）。穆迪从众多接受面谈的人中梳理信息，总结出濒死体验的普遍共性。绝大多数人感觉被拉进黑色的隧道，然后被驱赶着走向一片亮光（有些面谈者称之为“生存之光”）；最后，他们感觉到前方就是尽头或者有障碍阻断——这个界线更多地被解释为生死之隔。有些人快速重放生活中的大事件，而有些人看见亲朋好友。在典型的濒死体验中弥漫着的宁静和愉悦，甚至让被“遣返”后（回到肉体中，重回生命）的人都伴随着无限的遗憾。这种经历被认为是真实的——就像经常被评论的那样“比事实还真实”。很多受访者倾向于用神力诠释这种体验，但其他人也日益接受幻觉的说法，尽管是一种离奇复杂的幻觉。因为濒死体验明显和心脏停搏有关，当然也可能出现在血压突降、面色如土、脑部缺血导致的昏厥中，所以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自然而然地用大脑的活跃程度和血流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

肯塔基大学的凯文·纳尔逊和同事有证据证明，在大脑血流锐减的状况下，会产生一种意识解体，所以即便醒着也会出现麻痹和快速眼动睡眠独特的梦样幻觉（“快速眼动干扰”）——一种和睡眠性麻痹相似的兴奋状态（有睡眠性麻痹的人也是濒死体验的易感人群）。除此之外就是五花八门的各类表现：纳尔逊认为“黑暗的隧道”与视网膜血流减少有关（众所周知，视网膜血流减少会引起视野的收缩或隧道视觉，这种情况在飞行员遭受超重的压力时也会发生）。纳尔逊将那束“亮光”与神经元的兴奋流对应，神经元将兴奋流从脑干（脑桥）的一部分传递到皮下层视觉中继站再到枕叶皮质。当一个人了解到自己身处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时油然而生的恐怖和敬畏——有参与者当真听到了自己被宣布死亡——以及感到死亡迫近无处遁逃时希望得到安息或者死后重生的意识，加剧了这些神经生理上的变化。

奥拉夫·布兰克（Olaf Blanke）和彼得·布鲁格（Peter Brugger）通过几个患有严重癫痫的病人仔细研究了此类现象。像50年代怀尔德·彭菲尔德的患者一样，对药物治疗没有反应的顽固性癫痫需要手术移除病灶。手术要求全面的检查和准确成像，找到病灶而又不伤及重要区域。手术中，患者必须保持清醒并随时汇报感受。布兰克证实，激活一位病人右脑角回的某一区域总是引起她的出体体验，同时伴有轻松和升空的感觉，以及体象的改变：她看见自己的腿“正在缩短”并且向自己的脸移动。布兰克等人推测角回是通路上的关键节点，负责体象和前庭感觉，因此“自我从身体分离的体验是由于对身体和前庭信息整合的失败所致”。

有时一个人没有出体体验，却以正常的视角看见两个自己，其中一个自己模仿（或分享）主体的姿势和动作。这就是自窥症，它纯粹是视幻觉，并且总是稍纵即逝。例如，它们可能在偏头痛或癫痫先兆中出现几分钟。麦克唐纳·克里奇利在其有趣的偏头痛病史文章“偏头痛：从卡帕多奇亚到女王广场”一节里描述了伟大的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的经历：

林奈在花园散步的时候经常看见“另一个自己”陪在身边，还模仿他的动作，比如停下来研究一株植物或捡起一朵花。有时它会坐在林奈书房里的椅子上。有一次，在给学生做实物示教的时候，他需要回房间取回一个样品。但走到门口，快速地推开房门准备进去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脱口而出：“哦，我已经在这儿了。”

杜威·德拉埃斯马记录了查尔斯·邦纳的祖父查尔斯·卢林3个月内有规律的自窥症：

一天早上，他坐在窗边静静地抽着烟斗，看见左边有个男人懒懒地靠在窗框上。除了比他高出一头以外，那个人简直和他一模一样：也在抽烟斗，而且戴着同样的帽子，穿着同样的晨衣。第二天早上他又出现了，而且逐渐地成了常客。

自窥症是自我影像的镜面反映——左右互换，但如实反映一个人的位置和行动。它是纯粹的视觉现象，没有自己的特征或意图。它既没有欲望也不主动出击，而是被动和中立的。[105]

1951年，吉恩·莱尔米特这样评论自窥症：“包括癫痫在内的很多脑部疾病都可能导致双重自身现象。例如：神经梅毒导致的全身瘫痪、脑炎、器质性脑病的精神分裂症、大脑的局限性病变、创伤后失调等等。应该警惕自窥症的出现，它可能预示着某种患病的可能。”

现在我们推测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自窥症和精神分裂症相关，甚至那些明显的身体或器质性病例也可能提示内窥症。T·R·丹宁（T. R. Dening）和日耳曼·贝里奥斯（German Berrios）描述了一个35岁的自窥症患者，他在头部受伤后引发颞叶癫痫。他说自己曾经误认为挂在一起的领带是盘踞的蛇群，但被问及是否有完整的幻觉或自窥症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一周后，他兴奋地带着自窥症的经历回来复诊：

他坐在咖啡馆里的时候突然看见自己的影像在15到20码开外的地方，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往里看。影像是黑色的，看起来和他19岁时一样（他发生意外时正是19岁），一言不发地待了不到1分钟。他大吃一惊，浑身不自在，仿佛身体被击中一般，他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赶紧起身离开。这不由地使他猜测这段机缘巧合的发作是受到了一周前精神病医生提问的影响。

大部分自窥症都是短暂的，但有关其长时间的发作也有记载。2005年，乔凡娜·赞博尼（Giovanna Zamboni）等人对此有过详细描述。年轻的B. F. 是他们的病人，在怀孕时因惊厥（子痫）昏迷了两天。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她出现了典型的皮质盲和双侧部分麻痹，同时对左侧身体和左侧空间失去知觉，即半侧空间忽视。随着进一步康复，她有了完整的视野却出现了严重失认的症状，可以分辨颜色但不能识别物体或形状。赞博尼等人对此写道，他们的病人最先看见自己的影像好像反射进距面前1米远的镜子里。影像是透明的，恰似“置于一块玻璃之中”，不过有点模糊。它有和真人比例一样的头和肩膀，如果B. F. 低头看，也能看见它的双腿。她们两个的装束别无二样。闭上眼睛它就隐退，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它就显身（随着新奇感逐渐消失，她每次可以长时间“忽视”那个影像）。她对那个影像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也从没把它归于某种想法、情绪或意图。

B. F. 的失认症痊愈以后，镜面影像也渐渐弱化，在她最初头部受伤6个月后完全消失。赞博尼等人提出，这个不同寻常的持续镜像与她严重的视觉缺失有关，而高层系统（也许是颞顶联合区）对多种感觉整合（视觉、触觉、本体感受等）的混乱更是加重了这种症状。

“离体自窥症”是自窥症极端罕见的形式，真人和它的重影互动，这种相互影响偶尔亲切但多数充满敌意，引发更复杂离奇的幻觉。此外，对谁是“原始的”谁是“复制的”也让人深感无所适从，知觉和自我意识在两者间穿梭。一个人最初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然后透过重影的眼睛看，这样就会诱发一种想法，认为它就是真实的自我。它不会像自窥症影像那样被理解为一个人行为举止被动的镜面反映，而是在限度之内为所欲为（然而它也可能一动不动，什么也不做）。

林奈和卢林经历的“普通的”自窥症看起来相对温和；单纯的视幻觉，间或出现重影，没有肆意妄为，没有蓄意企图，也没有彼此影响。但是离体自窥症的重影模仿或偷窃一个人的身份，引起恐慌、憎恶的感觉并导致鲁莽过激的危险行为。布鲁格及其同事在1994年公布了一个患有颞叶癫痫的年轻男子的病例：

患者自行停止苯妥英的药物治疗（抗癫痫药）后不久亲历了离体自窥症。停药后的第二天，他喝了几杯啤酒就一直躺在床上。晚上，他在3层卧室窗下的灌木丛里被人发现，他迷迷糊糊地嘟哝着，灌木丛被毁得一片狼藉……他自己回忆了接下来的一幕：另一天的某个清晨，他起床的时候头晕眼花。转过头，他看见自己还躺在床上。他很气愤：“我知道那家伙是我自己，他宁愿上班迟到也不起床。”他先是想喊醒床上的人，然后又试着摇醒它，接着他反复跳到它身上，但它没有一点反应。直到那时他才开始对自己的双重存在感到困惑，而且他越来越分不清哪个是真正的自己，心中的恐惧也随之加深。有几次他的本体感觉从直立的那个转换到躺着的那个上，那时他非常清醒但完全无法动弹。他被那个弯下腰来打他的人吓得心惊胆战。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恢复成一个人的样子，于是向窗外探去（从那儿他仍能看见床上的身体），接着毅然决然地跳了出去以“结束这种无法忍受的被一分为二的感受”。同时他希望“这个孤注一掷的举动能吓走床上的那个家伙，并强迫它与自己合二为一”。后来他疼醒了，这才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1935年“离体自窥症”（heautoscopy，有时也被拼写成héautoscopy）得到正式命名，但并没有受到广泛认可。比如，T· R·丹宁和贝里奥斯写道：“我们认为这个表达一无是处。它故弄玄虚，几乎不能被正确地念出来，依照通常习惯也不会被普遍应用。”他们认为这是自窥现象的延续或者与其同属一个范畴，别无二致。在这种状态中，病人对自窥影像的距离感可以不停地变化，从微乎其微到不可抗拒，从漠不关心到热切洋溢；对它“真实性”的感知也会充满变数、反复无常。1955年，肯尼斯·杜赫斯特（Kenneth Dewhurst）和约翰·皮尔逊（John Pearson）描述了一名蛛网膜下出血后持续4天看见自窥“重影”的教师：

它和他穿得一模一样，仿佛镜子里的影像一般，形神兼备。重影和他如影随形：用餐时间，它一直站在他的椅子后面，直到他吃完才出现。晚上，它在隔壁房间脱下衣服，在桌子或沙发上休息。除了重复他的动作，它没对他说过一句话，也没作过任何暗示，而只是始终挂着一脸的忧伤。患者很清楚这全是幻觉，但是已经把它全盘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当第一次见医生的时候，他替它拉过来一把椅子。

分身、一半这个一半那个，是重影的主旋律，也是文学塑造长盛不衰的主题，它们经常被刻画成死亡或灾难的不祥之兆。在埃德加·爱伦·坡的《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里，重影就是负罪感的有形化身，当它让主人公无法再忍受下去时，主人公狂怒地拔剑刺向了它，却发现被刺死的正是自己。有时重影是不可见、不可摸的，就像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短篇小说《奥尔拉》（Le Horla）里重影奥尔拉的存在一样，但它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比如，他喝了主人公留给自己在晚上用的水）。

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莫泊桑经常看见自己的重影——自窥影像。他曾经对一个朋友说：“几乎每次我回家的时候都能看见我的重影。我推开门，看见自己坐在扶手椅里。我一看到它就知道是幻觉。但这不是很厉害吗？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难道你会不害怕吗？”

那时莫泊桑患有神经梅毒，随着病情发展他开始认不出镜子里的自己，据说他对着镜像打招呼、鞠躬，而且试图和它握手。

也许是受到自己自窥症体验的启发，莫泊桑创造出了纠缠不清、无形的奥尔拉，但两者完全不同。奥尔拉与威廉·威尔逊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中的戈利亚德金（Golyadkin）[106]同属于文学创作，都是运用了在18世纪末期至20世纪之交风靡一时的哥特式的幽灵创作手法。

尽管布鲁格等人在报告中描述过离体自窥症的极端表现，但在现实生活中重影并没有那么邪恶，它们甚至可以是心地善良的精神导师。奥林·德温斯基那位病人的离体自窥症和颞叶癫痫有关，他描述过一个片段：“像做梦一样，但是我醒着。我突然在5英尺的前方看见自己。我的重影在割草，那本是我应该做的事。”后来，这个病人有10多次在癫痫发作之前看到类似的“插曲”，然而大部分明显和癫痫无关。德温斯基等人于1989年写道：

他的重影总是透明的全身像，不过略矮一点。它总是穿着和患者不同的衣服，不分享患者的思想和情绪。它通常从事的是患者感觉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说：“这家伙让我于心有愧。”

被具体化的事物是这个世界上最确定无疑的事，它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认为自己存在肉体之中，这个身体归我们所有，而且仅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用自己的双眼看世界，自己的双腿走路，自己的双手与别人握手。我们也知道意识在自己的大脑里。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是个人意识固定不变的一部分，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改变的，它们主要依靠来自关节和肌肉受体对于方位和肢体运动的连续本体感受来维持和巩固。

因此，当马修·波特维尼克（Matthew Botvinick）和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在1998年提出，在特定环境下，一只橡胶手会被误认为是自己的手时，引起一片哗然。实验要求参与者把一只真手藏在桌子下方，并在他眼前放置一只橡胶手，这时若同步敲打两只手，参与者会出现确凿无疑的错觉，尽管他知道那不过是一只橡胶手——被敲打的感觉会出现在这个逼真的无生命的东西上。和我通过机器人“眼睛”的观察异曲同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无力消除错觉。大脑竭尽全力地联合所有的感觉，但此时视觉的输入胜过了触觉感知。

瑞典的亨里克·埃尔逊（Henrik Ehrsson）利用最简单的道具，例如录像机护目镜、人体模型、橡胶胳膊，极大地扩展了这种错觉。他让一些人经历了出体体验；让某些人相信他们有了第三只手臂；让另一些人认识到，可以缩小成布娃娃也可以长成巨人，而且可以和别人互换身体。所有这些努力证明，扰乱正常的触觉、视觉和本体感觉的统一性能够轻而易举地欺骗大脑对身体的表述。如果视觉和触觉一致，即使多么荒谬，本体感受和稳定的身体意象永远也不会提出异议。（运动员和舞蹈家是例外，他们对身体位置和身体运动有超常的敏锐意识。）

埃尔逊扩展的身体错觉远是戏法表演所不能及。这种错觉直指触觉、视觉和本体感受，也许还有前庭感受，正是这些感觉的协调形成了我们的身体自我和自我意识。埃尔逊和一些人认为，在大脑的很多区域或许存在“多种感觉并用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负责协调复杂的（通常也是连贯的）感觉信息进入大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自然或人为的干预，我们貌似牢不可破的对身体和自我的确信感就会在瞬间瓦解。

[103] 20世纪60年代，牛津心理学家西莉亚·格林（Celia Green）首次提出“出体经验”（Out-of-Body Experiences，OBE）一词。有关灵魂出窍的故事流传了几百年，但格林是第一个通过系统调研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的人。她利用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号召力，招募了400多人参与实验。详细信息可以从她1968年的《出体经验》（Out-of-Body Experiences）一书中获悉。

[104] 西莉亚·格林的研究对象中有些人描述过相同的感受。一人写道：“我的思绪比以前更清晰更活跃。”另一人自称“可以洞察一切、通晓万物”。格林记录下了这些人的感受：“任何构想出的问题，他们都觉得可以自己找出答案。”

[105]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在自传体小说《仆人的儿子》（The Son of a Servant）里提到一个奇怪的重影，“另一个”自己像镜子一样照出他的一举一动。

这个陌生人从未开口讲话；我们中间隔着一块板壁，他似乎在那后面全神贯注地写着什么。我每次挪动自己的椅子时他也莫名其妙地动动他的，如出一辙。他重复我的每个动作，像是有意要激怒我……我准备去睡觉的时候，书桌旁的他也朝床走过去……我能听出来他躺在我身边。我听到他翻书、关灯、沉重的呼吸、翻身，最后终于睡着了。

斯特林堡的“陌生人”在某种意义上和他完全一样：他的投射，至少是他的动作和体象。然而，同时他又是另外一个人，一个经常“打扰”斯特林堡的人，也许还有示好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另一个”斯特林堡，是他的“密友”。

[106] 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的主人公。——译者注

15
幻肢、重影和虚影人

对景象的幻觉，对声音的幻觉——“幻影”和“说话声”——被写进了《圣经》、写进《伊利亚特》（The Iliad）和《奥德赛》（The Odyssey），写进了全世界的伟大史诗，但没有一部提到过肢体幻影，即感觉已经失去的肢体仍然存在的肢体幻觉。事实上，在19世纪70年代塞拉斯·威尔·米切尔（Silas Weir Mitchell）为它们命名之前，这种幻觉并没有正式的名称。但是它们很普遍——在美国每年有超过10万的人截肢，其中多数人术后经历了幻肢。肢体幻影一定和截肢的历史一样古老，因为截肢术并不是新技术——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实施过：《梨俱吠陀》（Rig Veda）[107]讲述了维斯弗拉女王（Queen Vishpla）像个勇士一样失去一条腿后带着铁铸的假肢重返战场的故事。

16世纪，法国军队外科医生昂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应召为很多受伤的人实施了截肢术。有记载写道：“手术后很久，病人说他们感觉到被截去的部分仍有痛感……对没有此等经历的人来说这似乎难以置信。”

总体来说，正如神经病学家乔治·里多克（George Riddoch）在1941年揭示的，有一种缄默隐秘的奇特氛围萦绕着这个话题。他写道：“很少听到对幻影的主动描述，隐藏在沉默寡言之后的是对被当作异类、被怀疑、甚至被指责为精神病的忧虑。”

威尔·米切尔在正式动笔论述这个话题前犹豫了很多年；他最初以小说《乔治·德德罗案件》（The Case of George Dedlow）引入主题（因为他既是医生又是作家），并于1866年匿名发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美国内战时，他作为一名神经病学家在费城的部队医院工作。米切尔见识了很多截肢的人，受好奇心和同情心的驱使，他鼓励他们讲述自己的感受。他大概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去充分领悟所见所闻，但到1872年他就在著名的《神经损伤》（Injuries of Nerves）一书里入木三分地描述和探讨了肢体幻觉——这开创了医疗文学的先河。[108]

米切尔以幻肢作为此书的收篇之作，他写道：

没有亲身经历，就绝对不会对截肢的人和他们失去的肢体之间的联系感同身受。这类幻觉是那么活灵活现，却又如此疏远陌生，连作家都很少涉及。但是它们非常值得研究，正是这些幻觉让人们了解了肌肉感知能力这个长期未有定论的话题。

几乎每个失去肢体的人都会持续性或暂时性地感到，失去部位的幻影与他如影相随，像一个从属于他的感觉上的幽灵。

米切尔引起了其他神经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这个课题的专注，他们开始研究幻肢。威廉·詹姆斯（通过义肢制造商的帮助）发放了800份调查问卷给截肢者，其中大约200人回复了问卷，少数几个接受了他面对面的访谈。[109]

米切尔的观察对象是美国内战时的截肢者，他前所未有地推动了对幻肢的研究，但詹姆斯研究了更庞杂多样的人群（一个70多岁的老人，60多年前接受了大腿截肢术），所以他更好地描述了幻肢症状在几年或者数十年间的演变过程，这在1887年的《失去肢体的意识》里有详细记录。

詹姆斯尤其对开始感觉强烈并且可以移动，但随时间推移淡化或消失的幻肢进程感兴趣。这比幻肢的出现更让他惊讶，因为他觉得幻肢的出现无非就是表述失去肢体的知觉和行动在大脑相关区域的持续活跃造成的。他写道：“大众想知道为什么感觉失去的双脚还在，而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失去的双脚感觉不到了。”他观察到手的幻肢和腿或手臂的幻肢不一样，它极少消失。（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大脑对手指和手有大量的特殊表述。）然而，他发现介于手和身体之间的手臂幻肢则会消失，所以截肢者尚能感到的手幻肢似乎是从肩膀上长出的。[110]

他也同样被开始能活动但随后出现僵硬或者麻痹的幻肢变化所吸引。“靠意愿的努力是无法实现这种转变的（状态的改变）”。（他说：“在少数病例中，曾有过试图用意愿来改变状态的，但也未能奏效。”）詹姆斯领悟到这涉及神经生理学“意志”和“努力”的基础问题，但是他尚不能回答。过了一个世纪，在20世纪90年代，V·S·拉玛钱德朗（V. S. Ramachandran）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解释了幻肢“习得性”麻痹现象的本质。

幻肢仍然属于对外界不存在的事物产生知觉的幻觉范畴，但是与视幻觉和听幻觉却不甚相同。10%到20％视力或听力损失的人会产生相应的幻觉，但接受截肢术的人几乎百分之百都有幻肢。幻觉有可能在失明或失聪数月或多年之后出现，但幻肢则在截肢后或在术后几天之内必然出现——它们被视作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幻觉则被身体排除在外。另一个区别是，邦纳综合征一类的视幻觉千变万化、充满创意，但幻肢在大小和形状上与原来的身体部位完全吻合。如果患者有拇囊炎，他的脚幻肢也同样有；如果患者戴手表，手臂幻肢上也会出现。如此看来，幻肢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更像是一种记忆。

幻肢在截肢术后的普遍性、它们的迅速出现以及它们和原来肢体的同一性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它们早已就绪到位——可以说是手术暴露了它们。庞杂的视幻觉取材于日常生活的视觉感受——诱发幻觉的人、面孔、动物和风景一定已经先入为主；导致幻觉的那些音乐肯定也已经耳熟能详。但是肢体作为个人感官和运动的一部分，对它的感觉似乎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天生肢体残缺的人不会出现生动的幻肢这一点似乎支持了这种推测。[111]

幻肢和其他幻觉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可以接受控制进行移动的，但是幻视和幻听则不听从命令，自行其道。威尔·米切尔也对此阐述过：

（多数截肢者）能够用意志力驱使一个动作，而且很明显他们的努力或多或少地有些效果……这些患者确定无疑地形容他们（幻影的运动），确信被移走的部分完好无损……结果很容易引起手术残留部位的颤搐……有些病例中控制手部的肌肉全部失去，然而，病人对手指的运动和它们位置的变化仍然有完全明确和清楚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次于在另一些病例中，手部肌肉得到部分保留时的感觉）。

尽管各有特点，其他的幻觉仅仅是感觉或知觉，然而幻肢却可以让肢体幻影活动。不过前提是人有效地利用义肢，让它融入自己的身体，成为体象的一部分，就像盲人手中的手杖是他们的延伸一样。如果有一个合体的义肢，肢体幻影不但会溜进去（如同很多患者所说“像一只手伸进手套里”），而且还赋予它生命，以便它能像真的肢体一样运用自如。比如，有人可能会说假腿是给幻肢“套上了一层衣服”，协助它发挥作用，为它树立一个感觉的目标和运动神经的实体，这样它可以一直有“感觉”并对坑坑洼洼的路面做出反应，几乎和原来的腿一样灵活。[112]［著名的登山家杰佛里·温思罗普·扬（Geoffrey Winthrop Young）在一战中失去一条腿，然而他凭借自己设计的假腿攀上了马特洪峰（Matterhorn）。］[113]

有人可能进一步地说幻肢是体象的一部分，是和天生的具体化的家（身体）失去联系或走失的一部分——按照这种说法，它以外来物的身份，会具有侵入性或者欺骗性（因此用腿部幻肢走路边是危险的）。迷失的幻肢（打个比方说）总在寻找新的家，然后它会中意于一个合适的义肢。很多病人告诉我他们在夜间如何受到幻肢的骚扰，但到了早上就得到解脱，因为幻肢在他们戴上义肢的那一刻无影无踪——那是它躲进了义肢里，两者合二为一、天衣无缝。

即使没有义肢，人和幻肢的共处也可以近乎完美地优雅。年轻的学生厄纳·奥腾（Erna Otten）是一名出色的钢琴演奏者，师从保罗·维特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那个在一战中失去右臂而坚持不懈地用左手演奏的著名钢琴家（他邀请了很多作曲家为他的左手进行创作）。但他继续使用双臂进行教学。厄纳给《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投稿回应我的文章时写道：

只要我们练习新曲目的指法，我就能看见他的右臂是如何参与的，我有很多次这样的机会。他反复重申可以感觉到右手的每根手指，因此我应该相信他的指法。有时，他会闭起双眼，然后断臂充满激情地不停晃动，那时我必须悄无声息。其实他已经失去右臂很多年了。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幻肢都这样文质彬彬，没有痛苦，或者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可以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出现变短或“压缩”的趋势——手臂的幻肢可能简化成一只从肩膀上长出来的手。把幻肢植入义肢并尽可能多地使用它可以减少这种变化。同样，幻肢在它的“肌肉”痉挛时也会麻痹或痛苦地扭曲。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Nelson）在战争中失去右臂，他幻肢上的手永远紧握，手指死死地攒进手掌里。[114]

长久以来，我们无法解释、也不能医治这种体象障碍。但最近几十年，我们清楚地看到体象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顽固，事实上，幻肢赋予了它显著的可塑性、广泛的整合性或重新成像的特征。[115]

纳尔逊攥拳的手是幻肢在发泄不满——幻影开始是松散、移动、服从意志的，但随后变得麻痹、扭曲，而且总是疼得痛彻心扉。20世纪90年代前，对这种肢体幻影的僵冻没有合理的解释，也没有解冻的方法。1993年，拉玛钱德朗提出了一个学说：用生理学的方法也许可以解释幻肢常见的随意运动逐渐丧失的原因。他认为，幻肢自由移动的鲜活感觉与大脑传递给幻肢的运动指令相匹配。但是视觉或对运动的本体感受连续的缺乏会最终导致大脑“放弃”肢体。因此，拉玛钱德朗推断麻痹是“习得的”，他想知道是否它也可以相应地被剥夺。

能否通过模仿视觉和本体感受的反馈，让大脑误以为幻肢重新可动而且是自主运动？为此，拉玛钱德朗制作了一个充满智慧的简单装置——一个长方形木盒子，用镜子把左右隔开，这样从任何一边看过去，都会有看见两只手的错觉，然而实际上不过是一只真手和它的镜面影像。他让一个左臂残疾的年轻人试用这个装置。拉玛钱德朗写道，他当下僵硬的手幻肢“如同人体模型的树脂手臂一样从残臂上突出来。更糟糕的是，医生对他长期忍受的痛苦痉挛束手无策”。

拉玛钱德朗给年轻人介绍了自己的规划后，让他把幻肢“植入”左边的镜子。他在《脑中的幽灵》（Phantoms in the Brain）里这样描述：

他收回左边镜子里麻痹的手臂幻肢，从盒子的右边往里看，并且仔细地调整右手的位置，使它的影像和感觉中幻影的位置一致（重叠）。他立刻感受到一个令他震惊的视觉冲击——幻肢复活了。然后我要求他一直注视着镜子做双臂和双手的镜像－对称运动。他惊呼：“它好像被连回去了！”现在他不但对幻肢听从他的指令有了鲜明的印象，而且惊喜地发现多年以来困扰他的幻肢痉挛第一次得到了缓解。如此看了，似乎镜像视觉反馈（MVF）允许他的大脑“剥夺”了他获得的麻痹。

这个极为简单的步骤（它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是一个完整、全新的理论，提出幻肢的产生和演变是很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轻易地移花接木，对付腿幻肢和其他各种体象障碍。

手动幻觉的出现足够引起手在移动的感觉。我在《看不见风景的人》里叙述了与它相反的一种现象，当时在我视野出现了一大块盲点，它允许我在视觉上“切断”一只手。但如果我照做了，那么当我松开和握紧拳头、或活动一下已经看不见的手指时，一种肉色的原生物质开始在我视觉的“断肢”处生长蔓延直到发展成（视觉的）手幻肢。

1864年，威尔·米切尔和他的两名同事通过美国公共卫生局发布了题目为《反射性麻痹》（reflex paralysis）的小册子。出现反射性麻痹的受损肢体是完整无缺的，但不能活动。它似乎是缺席了的分子，或者成了“异己分子”，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幻肢的对立面——在外部确实存在的肢体缺乏内在体象赋予它以存在感和生命。

我在1974年登山时发生意外，左腿四头肌腱断裂，当时也有过这种经历。虽然肌腱接受了手术修补，但神经肌肉接头还是受到损伤。不仅如此，那条腿被固定在一个长长的不透明的铸具里，看不见也摸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腿从我的体象中消失了，（对我来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异类，不可能给受伤的肌肉传达指令，也没有感官和视觉的反馈。就这样，这种状态持续了13天。（回想这段经历时我猜测，拉玛钱德朗镜箱大概可以帮助我恢复运动功能，并找回对这条腿的真实感觉。如果固定我腿的东西是透明的，让我至少可以看见自己的腿，也许能够相得益彰。）

此番不同寻常的经历促使我完成了《单脚站立》加以留念。我半开玩笑地建议读者可以在脊髓麻醉的状态下阅读，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想象我这种感受，因为麻醉阻断了脊髓的活动力，人的下半部分因此麻痹和失去感觉，而且主观地认为它们消失了。有人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拦腰截断，下边的臀部和双腿都不属于自己，他们就像解剖博物馆里的一尊尊蜡像模型。物主感的丢失和疏远感的产生是一次奇幻的经历。我几乎无法忍受左腿成为异类的那13天——我悲观地猜测自己能否痊愈，如果不能，我也许会竭力把这条没用的腿舍弃。

虽然异常罕见，但先天的对正常肢体的体象缺失确实存在，至少被彼得·布鲁格称为“肢体的完整性认同障碍”的大量病例报告可以证明这点。这些人从童年开始就感觉，某一处肢体或肢体的一部分不是自己的，而是外来的负担，这种感觉会引发一种强烈的想截去“多余”肢体的渴望。

1990年前，整个幻肢领域和其他体象障碍只能通过亲历者的描述和行为进行现象学的研究。这种情况通常被归入癔病或超级妄想，但日臻精确复杂的大脑成像技术改变了这一切，它揭示了构成这些奇特感受的基础是大脑里的生理变化（尤其是顶叶部分）。除此之外，连同像拉玛钱德朗镜箱一样别出心裁的实验，医学技术使我们得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具身化及其途径和自我存在的神经基础，并将单纯临床的观点和纯粹的哲学观念共同带进神经系统科学的领域。

“影子”和“重影”——引起幻觉的身体变形和体象失真——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鲜为人知的王国。如果肢体或部分身体由于神经或脊髓损伤导致“失去活力”，那么失去活力的部分自己会感觉死气沉沉、没有生机、被排除在外。但是，如果损伤在大脑右顶叶，则会出现更严重的认知失调。失去活力的那部分身体——如果大脑认可它的存在的话——会被当作是别人的，一个神秘的“其他人”的。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时，遇到一个准备接受神经外科手术移除顶叶瘤的病人。等待手术的某天晚上，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摔下了床——护士说，他好像是把自己扔下了床的样子。当我向他问及此事时，他说他睡得好好的，但是一觉醒来却发现有一条腿——一只死去的、冰冷的、毛茸茸的腿——在他的床上。他想不明白别人的腿怎么会跑到他的床上，除非——他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是护士在开玩笑，从解剖室里拿来塞进他的床里的。由于震惊加上厌恶，他试图用健康的右腿把这个异类踢下床，当然，结果是他自己掉了下来。当时他吓呆了，因为“它”和他黏在了一起。我解释道：“但它是你的腿啊。”然后我给他指出两腿无论是长短、外形、轮廓还是颜色都丝毫不差，但他完全不能接受。他斩钉截铁地认定是别人的。[116]

多年来我见过很多右脑卒中导致身体左侧完全丧失感觉和功能的患者。他们往往察觉不到任何事情，但有一部分人坚信他们的左侧属于别人（“我的孪生兄弟”、“我旁边那个人”，甚至“医生，这是你的。你在和谁开玩笑？”）。也许“我的孪生兄弟”形象地表明，虽然半边身体看似异类，但它和自己的还是非常相似，几乎一模一样……这是自我身处一条陌生歧途的状态。有必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患者可能才思敏捷、通情达理并且能言善辩，所以只要涉及他们离奇的体象障碍，他们的讲述就开始不容辩驳地天马行空。

怀疑身边有人，在左或在右，也许就在身后，这种感觉对我们来说非常熟悉。这不仅仅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也是一种确切的知觉。我们可能转着圈地要抓住一个躲在暗处的家伙，可是它连个影子也没有。即使我们早就从前车之鉴中获知这是幻觉或者错觉，但仍然不能对这种感觉释怀。

这对一个在黑暗中独处或在陌生的环境里处于亢奋的人而言更是司空见惯。登山运动员和极地探险家对此习以为常，面对广阔无垠的空间和危机四伏的地势，孤独和疲惫（在群山峻岭间，还包括氧气的缺乏）更是增强了这种感觉。身边的某种存在感、无形的同伴、“第三者”和虚影人，这些名称都指向同一个角色，它对我们了解备至，而且无论它们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性。正是对跟踪我们的影子的目的和手段的猜测，让我们或是毛骨悚然，或是产生一种甜蜜宁静、被呵护和陪伴的感觉。

相对而言，“有人在”的感觉更容易出现在过度亢奋的情绪下，受焦虑、药物、精神分裂或神经系统的催化作用而产生。R教授和埃德·W都是进行性帕金森症患者，他们一直有存在感症状——感觉到从没见过的人或物，它们总是在同一侧出场。偏头痛或癫痫发作时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有人在”的感觉——但持续的存在感一般都在同侧出现，且是脑损伤的提示。（似曾相识症也与此类似，我们都会偶尔经历，但是如果经常出现，则提示着癫痫或脑损伤。）

2006年，奥拉夫·布兰克和同事沙哈尔·阿兹（Shahar Arzy）等人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电流刺激，在一个需要接受癫痫手术的年轻女人的左颞交界处诱发“虚影人”的。他们在患者躺下以后施以轻微刺激，病人便感到身后有人。稍微加强力度时，她便能看清和她一个姿势躺着的那个“人”是个年轻人，但不能分辨其性别。当她坐起来，双手抱膝的时候，重复刺激让她感觉到身后有个男人，以同样的姿势坐着而且用无形的双臂拥抱着她。当她被要求读一张卡片进行语言学习能力测试时，那个“男人”移到她的右边，她知道他有意冒犯（“他想抢走卡片……他不想让我读它。”）。这里含有“自我”的元素在内——虚影人模仿或共享她的姿势——同时也包括“他人”的因素。[117]

布兰克和他的同事们在2006年写到恩格尔特（Engerth）和霍夫（Hoff）在1930年首次提出，体象障碍和“存在感”幻觉有些许联系。恩格尔特和霍夫描述了一位中风后偏盲的老人，他在视野的盲区看见一些“银色的东西”，然后汽车从左边朝他而来，还有人——“数不清”的人，带着一样的外貌、一致的姿势，右臂笔直地伸出去，拖着笨拙的步伐蹒跚而行——和他吃力地避开左边行人的走路姿势如出一辙。

但是他与自己的左边身体格格不入，并且感觉它“充满了奇怪的东西”。

恩格尔特和霍夫写道：“最后，滚滚而来的幻觉不见了，紧随其后的是患者自称的‘永远的同伴’。不管患者走到哪儿，总能看见左边有人陪同……对身体左半部的疏远感随着同伴的出现而消失。”他们总结道：“如果能够从这个‘同伴’上认出它就是独立了的左边身体，那就证明我们的推论有理。”

至今尚不明确是否这个“永远的同伴”可以和“身边的某种存在感”或自窥症的“重影”归为一类——它兼具两者的特征。也许它们之中有些分属不同类别的幻觉还会交织在一起。布兰克和他的同事们在2003年就体象及“躯体认知”（somatognosic）失调发表文章，观察到它们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缺失身体部分的错觉、身体部分的改变（扩大或缩小）、身体部分的脱位或断开、幻肢、编外肢体、对自己身体的自窥影像或身边莫名的“存在感”。布兰克强调，所有这些混乱以及视幻觉、触幻觉和本体幻觉都和顶叶或颞叶受损息息相关。

J·阿伦·切恩也针对“身边的存在感”做过研究，包括一个人完全清醒时相对友善的类型和睡眠性麻痹发作时可怕的类型。他推测“存在感”是普遍的人类知觉（也许动物亦如此），这种感觉可能有生物学的起源，即“一个独特的、进化的能‘感觉他人’的功能被激活……它在颞叶的深处专门识别外界表述的蛛丝马迹，尤其是那些与潜在危险和安全相关的线索。”

这种身边的存在感不但在神经学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构成了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的一个独立篇章。他在文中详细叙述了大量有此经历的人开始担惊受怕，后来被侵犯的感觉逐渐变成轻松开心甚至喜不自禁的病例，比如一个朋友的讲述：

1884年9月左右我第一次经历……突然间我感觉有东西进入房间，在我的床边停了下来，只待了1到2分钟的样子。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某个东西，而是散发着一种瘆人的恐怖“感觉”。它激起了我心灵深处的某些东西，比普通的知觉更强烈……它和我共处一室，我对它的出现比对任何活生生的真人到场更确定无疑。我神智清醒地知道它的到来和离开：它在一瞬间穿门而去，“恐怖感”也随之烟消云散……

（随后而来的）不仅仅是有东西存在的感觉，而且让人感到置身于快乐的中心，是一种让人吃惊的妙不可言的意识。它清清楚楚，不像诗歌、风景、盛开的鲜花或音乐带来的那种暧昧的情绪，而是真切地感到一个有强大气场的人出现在身旁。

詹姆斯补充道：“当然，这和宗教氛围无关……（而且）我的朋友……并没有用有神论来解释后来的感受，说它意味着上帝的降临。”

然而不难理解，为何禀性不同的人都会用神秘的乃至宗教性的措辞来解释“真切地感到一个有强大气场的人出现在身旁”和“一种让人吃惊的妙不可言的意识”。詹姆斯在书中用其他病例对此进行了证明：“很多人（虽然我们不能确知是多少）并不是把他们的信任寄托在被智力接受为概念的形式上，相反的，而是可被直接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可被感知的实体形式上。”

因此，原始的、动物性的对“其他人”的感知在对危险的察觉中不断地进化，它赋予了人类感受玄妙之物、乃至超越常识的能力，成为宗教热情和信念的生物学基础。哪里有“其他人”和“存在”，哪里就有上帝的化身。

[107] 《梨俱吠陀》，印度古代《吠陀》文献中的一部，是印度现存最重要、最古老的诗集，全名《梨俱吠陀本集》。它在世界文学中放射着光辉，它的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描绘与解释，以及与祭祀有关的内容。——译者注

[108] 在医学对这类现象作出描述之前，民间大众对它的谈论由来已久。

在米切尔命名肢体幻影前20年，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白鲸》（Moby-Dick）里有一段引人入胜的场景描述，船长亚哈（Ahab）要求木匠为他用鲸骨做一条假腿，他说：

你看，木匠，我敢说你自认为是一个能工巧匠，对吧?那好，我们就敞开来说一说你的作品。假设，我装上你做的这只腿，我必须感觉不出是另一条腿在原来那个地方，也就是说，木匠，我失去的那条腿。我的意思是，那是有血有肉的一条腿。难道你不能赶走这原始的罪恶吗？

（木匠答道：）是的，先生，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我曾经听过一个差不多的新鲜事儿，先生，一个人折断了桅杆，无论如何也不能彻底丢掉对旧桅杆的感情，它总会出来刺痛他的。请允许我谦卑地问您，真是这样吗，先生？

（亚哈说：）是这样的。看，把你的真腿放在我原来腿的位置上。这样，现在，眼睛只能看见一条明显的腿，但是灵魂看到的是两条。你能深切地感觉到生活的刺痛，就在那儿，丝毫不差，我也同样感到了刺痛。

[109] 1887年，威廉·詹姆斯在《失去肢体的意识》（The Consciousness of Lost Limbs）一书中强调了亲身感受的重要性：

通过发放传单这种谨小慎微的调查收获甚微。准确找对一个真正的患者，以他的知性和理性完成的反馈比1 000份普通病人回答的问卷对加深我们的理解更有意义，况且研究者并不会彻底核实所有答复。

[110] 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大脑的身体构图在截肢术后有明显变化，这才找到了导致此现象的原因。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迈克尔·梅策尼希（Michael Merzenich）和他同事们通过对猴子和人类的共同研究证明了这种变化的神速和彻底。

[111] 尽管很多人信誓旦旦地主张不会出现“先天性”幻肢，但还是有报道［正如保罗·斯卡泰纳（Paul Scatena）曾经评论过的一样］表明一些发育不全的人——先天有缺陷或肢体不全的人——也有幻肢。1964年，克劳斯·珀克（Klaus Poeck）记录了一个11岁天生没有前臂和手的女孩，她可以“移动”她的手幻肢。珀克写道：“她在学校的第一年学会了用手指解决简单的数学问题……那时，她会把双手的幻影放在桌子上，伸开手指一个一个地数。”

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生来就没有肢体的人有的有幻肢而有些却没有。但马里恩·芬克（Marion Funk）、玛吉·希夫雷尔（Maggie Shiffrar）和布鲁格通过观察弄懂了一件事：那些有幻肢的人似乎有和肢体健全的人类似的大脑“行动观察系统”，可以通过留心别人的动作领会行动方式，再在内心把它们转化成可以活动的幻肢。芬克等人推测，那些先天肢体不全却没有幻肢的人可能有运动知觉障碍，尤其在判断其他人的肢体行动方面存有缺陷。

[112] 亨利·海德（Henry Head）提出术语“体象”的时候（在威尔·米切尔介绍术语“幻肢”后大约50年），本意没有包括纯粹的感觉表象或大脑成像——他心里有一个需要通过义肢得以体现的图像，或者是借助义肢的行为和表现途径的模式。

哲学家喜欢讲“具身化”和“具身化的途径”，围绕着这一点的研究再没有比研究幻肢的本质和它在义肢中的具身化更便捷的方式了——义肢和幻肢如同身体和灵魂一样相偎相依。我一直在想是否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某些哲学观点受到了他哥哥手臂幻肢的启发——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论确实性》（On Certainty）以作为具身化途径的身体的确实性开篇。

[113] 韦德·戴维斯（Wade Davis）在《归于沉寂：大战、马洛里和埃弗勒斯峰（珠穆朗玛峰）的征服》（Into the Silence: The Great War, Mallory, and the Conquest of Everest）中有此描述。

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为人所知的山峰之一。——译者注

[114] 尽管如此，纳尔逊把他的幻肢当作“灵魂存在的直接证明”。他认为，在肉体被消灭之后幸存的精神上的手臂是肉体死后灵魂仍在的缩影。

但对船长亚哈而言，这是灾难而非奇迹：“那么，我的腿已经被溶化掉很久了，如果我还是感觉到被碾碎般的刺痛，木匠，那为什么不让你失去身体，永远地感受地狱燃烧般的剧痛呐？哈哈！”

[115] 这一点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我的同事珍妮特·W身上。她在车祸时颈部骨折，从此四肢瘫痪，脖子以下完全没有知觉，可以说都被“截肢”了。但她保留了身体幻影，虽然它总是扭动变形。她通过镜子观察自己的身体，调整扭曲的姿势，保持协调的正常状态。她在办公室和医院的走廊里装上镜子，以便在轮椅上经过的时候可以轻松看见自己，或按她自己的话“补上一眼”。

[116] 《错把妻子当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一书完整地讲述了“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的故事。

[117] 有些人写信给我讲述他们睡前或醒时“现场感“的故事。琳达·P（Linda P.）在一次昏昏欲睡的时候，她觉得“好像有人从右边抱住我，那个人的手臂环绕着我，抚摸着我的头发。那是一种情意绵绵的感觉，可当我忽然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时，那种感觉便消失了。”

致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要衷心感谢数十年来和我分享幻觉经历的几百位患者和通信者，尤其是那些允许我引用他们文字和讲述他们故事的人。

我对德文斯基无以回报，他即是我的同事又是我的朋友，他用很多自己发表和即将出版的文章启发了我的灵感，向我介绍了许多他的病例，而且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分享，共进日本料理，一起探讨神经学问题。简·德克·布洛姆让我受益匪浅，我尽兴地和他讨论问题，拜读他的著作《幻觉字典》（Dictionary of Hallucinations）和《幻觉：研究与实践》（Hallucinations: Research and Practice）——这些都是我在创作此书时不可或缺的指南。我要由衷地感激同事们给予我的友谊和建议，他们是：苏·巴里、比尔·博登、威廉·伯克、乔纳森·科尔、杜威·德拉埃斯马、多米尼克·费彻、史蒂文·弗鲁赫特、马克·格林、詹姆斯·兰斯、阿尔瓦罗·帕斯夸尔-莱昂内、V·S·拉玛钱德朗和伦纳德·申戈尔德。我还要感谢盖尔·德莱尼、安德烈亚斯·马夫罗马蒂斯、莱拉斯·莫克、杰夫·欧帝和罗伯特·特尼希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有时介绍病人）给我。

我要向很多人致谢，他们教授给我许多关于幻觉多样性的知识，他们是莫利·伯恩鲍姆、丹尼尔·布雷斯洛、莱斯利·伯克哈特、伊丽莎白·切斯、艾伦·弗尔贝克、本·赫尔夫戈特、理查德·霍华德、黑泽尔·罗索蒂、彼得·塞尔金、艾米·谭、卡帕·沃和爱德华·温伯格。伊芙琳·霍尼格、奥德丽·克德里德、莎伦·史密斯和嗜睡者同盟的其他人，他们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很多被嗜睡症和睡眠性麻痹困扰的人。卡伊·弗尔贝克用她敏锐的眼光校对和批注我的手稿，以及邦尼·汤普森大师般的编辑技巧。

我要感谢大卫和苏茜·塞恩斯伯里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丹·弗兰克耐心地复查这本书每次的修改稿；比尔·海斯以他作家独特的眼光仔细审阅这本书的每一章节；艾利·沃伊齐克是极为得力的助理研究员、打字员，还是我的游泳伙伴；还有凯特·埃德加，我的朋友、我的编辑，我三十年来的合作者。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奥利弗·萨克斯1933年生于伦敦一个医生和科学家组成的家庭。他在牛津完成医学学业，在旧金山的锡安山医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实习。从1965年起，他融会贯通地实践了神经病学，成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神经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同时也是该校的第一名艺术家。现在纽约大学医学院任教。

萨克斯医生踊跃投稿给《纽约书评》、《纽约客》和不同医学杂志。他是11本书的作者，包括《脑袋里装了2 000出歌剧的人》、《错把妻子当帽子》和《睡人》（被改编成奥斯卡提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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