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该如何审讯恐怖分子？

《洗脑术》对这个历史和现实的话题

——CIA官方网站

1953年12月2日，两名中情局特工来到瑞士，要买下世界上所有的LSD。

——第三章

如果这个办法真的管用了，那么休想追踪到谋杀行动的始作俑者。没有记忆的杀手才是完美杀手。

——第五章

《纽约日报》把他的手段称为“原子弹诞生以来最值得警惕的发明”，《纽约客》评论称，有了这项技术，“被破门而入的不仅是房子，还有思想”。

——第六章

“洗脑”——一个在中情局授意下诞生的词语就这样被兜售给了美闺政府、联合国、媒体和全球公众。

——第九章

建议上架：历史·畅销

定价：32元

(京)新登字 083 号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美)斯垂特菲尔德著；

张孝铎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12

ISBN978-7-5153-0370-3

Ⅰ.①洗…Ⅱ.①斯…②张... Ⅲ.①心理学-通俗读物Ⅳ.0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8787号

BRAINWASH: Tha Secret History of Mind Control

BY DOMINIC STREATFEILD

Copyright: © 2007 by Dominic Streatfeil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CHINA YOUTH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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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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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脑战揭幕

　　伊拉克人被下药、洗脑，为了本·拉登去送死

　　(詹姆斯•欣德发自坎大哈)伊拉克警方认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正在招募更多年轻人充当人弹，用本•拉登的布道对他们进行洗脑。在派遣他们进行报复性袭击前，恐怖组织曾给这些人服药。

——《纽约时报》2004年3月22日

　　“我不相信！我儿子胆小如鼠，怎么会是自杀式袭击的凶手?不可能。除非他被人洗脑了。有人找过他。我不想这么说，但是，他叫人洗脑了。”

　　——罗宾·里德，“鞋子炸弹客”理查德•里德[1]的父亲

1

　　1948年11月19日，星期天。安德拉斯•扎卡尔博士在维日瓦罗修道院做完晨祷回家。一辆没有牌照的轿车在他身边停下，三个黑衣人跳出车子,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扭进了后座。三人随即关上车门，扬长而去。

　　过往的路人已对此司空见惯。匈牙利人早就知道，国家处于威胁之中，阴谋遍布各个考落，秘密警察一直在搜捕异见者。但这起事件却因为受害者的身份而显得不同寻常：扎卡尔博士是匈牙利天主教会领袖、东欧最高枢机主教(红衣主教)约瑟•敏泽迪的私人秘书。敏泽迪是个有权势的人物，有望成为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继任者。他的私人秘书“失踪”，可不是个好兆头。

　　5个星期后，秘密警察将扎卡尔博士送回了主教位于埃斯特贡的寓所。可是，1948年圣诞夜返回的扎卡尔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他眼神诡异，迷迷糊糊晕头转向，似乎处在意识混沌未开的状态。这个35岁平时少言寡语的神学博士像个孩子一样咿咿呀呀，格格傻笑，还尖叫着在走廊里疯跑。跟扎卡尔同来的警察们不断地提醒他，他们可是一星期奖励他两顿肉吃呢。扎卡尔对着他们嘻嘻地笑起来。“他看起来……”主教的秘书长久洛•马特盖回忆说，“和他们相处甚欢。”

　　扎卡尔飞跑着领秘密警察们到地下室寻找“罪证”。顺着扎卡尔指出的方向，警察们挖出了满满一箱敏泽迪的机密信件。警察们夸奖了一脸傻笑的扎卡尔，把他带回了安德拉希大街60号的秘密警察总部,那儿还有更多“奖励”在等着他。

　　节礼日晚上6点45分，敏泽迪和他年迈的母亲刚做过晚祷，就听见楼下响起猛烈的敲门声。一队秘密警察持枪站在门外。久洛•德齐中校上前对主教说:“我们是来逮捕你的。”敏泽迪要求对方拿出逮捕证，德齐摇摇头说，我们不需要这玩意儿。

　　敏泽迪跪下吻了母亲的手，祝祷，拿起衣帽便跟着警察离开了。敏泽迪被捕，为苏联统治下的匈牙利天主教画上了句号。他隐没进黑夜，耳边最后响起的是同事们自发唱起的国歌。

　　敏泽迪的被捕震惊了他的同事，但最令他们感到困惑的还是扎卡尔的举动。忠心耿耿的扎卡尔怎么会背叛主教？他的举止又为何如此怪异？显然，他遭遇了一些怪事。

　　五周后，主教站上法庭，同样的怪事也降临到他的头上。敏泽迪站在被告席上摇摇晃晃，身体极不协调，梦游似的眯着眼睛。他的语气机械单调，词句间常有长达10秒钟的停顿，似乎在重复死记硬背下来的内容。面对审讯，这位受过高等教育、才智过人的主教眼神呆滞，手足无措。

　　敏泽迪坦白的内容比他的举止还要糟糕。他呆呆地注视前方，供认自己策划了匈牙利皇冠珠宝盗窃案。失窃物品中包括这个国家最珍贵的圣物——圣斯提芬的皇冠。他的作案动机也非常明确：加冕奥托•冯•哈布斯堡[2]为东欧帝国皇帝。敏泽迪还供认，他计划推翻共产主义政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美国赢得战争，他就能在匈牙利执掌政权。

　　敏泽迪的供词显然是无稽之谈。敏泽迪确实反对战后共产党对匈牙利的控制，但他不是革命者，更不是叛国者。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曾于1947年6月21日在芝加哥同奥托•冯•哈布斯堡见面。但事实上，哈布斯堡从未去过芝加哥，6月21日主教本人也不在美国。西方国家的观察家不久就发现，敏泽迪此前曾特别向教堂的工作人员交待，自己有可能被共产党逮捕。他担心被屈打成招，因此在被捕前几周就致信5位匈牙利最高神职人员，而这些信件只有在他被捕后才能打开。敏泽迪在信中坚称没有参与过任何阴谋，并且绝对不会放弃主教职位。

　　在法庭上被问起这些信件时，敏泽迪却改了口。“很多事当时我并没有看清楚，”他含糊不清地说，“我的声明是无效的。”接着便提出了辞职。

　　在熟悉敏泽迪的人看来，他仿佛脱胎换骨。罗马教皇身边的人说“法庭上的敏泽迪根本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人”。一位英国外交部的分析人士也认为法庭上那个“疲惫、顺从的人和我们所了解的主教完全不同”。敏泽迪的母亲对此毫无异议。她告诉媒体，监狱里的敏泽迪“像变了个人似的，没有自己的思维和意识”。有一次她去探视时，敏泽迪甚至完全没有认出自己的母亲。

　　主教的笔迹也改变了。他被捕前后的笔迹存在明显不同。一位意大利的笔迹学专家认为，“敏泽迪已经写不出他常用的签名笔迹了”。在审理期间，两名匈牙利笔迹专家拉斯洛•舒尔内和汉纳•费肖夫叛逃到奥地利，供认曾参与这起案件。他们起初被请来伪造主教在供词上的签字，但不久就发现，完全不必多此一举——敏泽迪自愿在口供上签字。二人称，审问初期的文件显示，敏泽迪否认被控罪行，而两周之内，档案中就充满了认罪的内容。舒尔内说:“审讯前后期的笔迹看来像出自两个人之手。”主教身上确实发生了怪事。

2

　　刚毅、强势的敏泽迪公开承认他根本不可能犯下的罪行，立即唤醒了西方国家的记忆——同样的情节也曾在10年前的莫斯科上演。当时，斯大林逮捕了其核心集团的几名成员，判决他们犯下了可怕却难以令人信服的罪行。

　　在“莫斯科审判秀”[3](1936—1938)中，苏联检察官安德烈•维辛斯基的恐怖面目暴露无遗。他不断咆哮说被告都是“疯狗”，应该“拉出去枪毙”，被告们竟然争先恐后地附和他。很多人一上庭就说自己十恶不赦，根本不配做辩护。不折不扣的革命者谢尔盖•穆拉霍夫斯基，讲述了企图谋杀斯大林的离奇故事;列夫•卡梅涅夫称自己为苏联“嗜血成性的敌人”，在一次“卑劣的叛变”中，试图暗杀基洛夫;理查德•匹克承认曾协助策划这起暗杀，痛骂自己是“国家的渣滓”。当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们的供词。接下来，被告们开始自我揭发和相互揭发。爱德华•霍尔茨曼宣称他和同伴们M不光是杀人犯，还是法西斯分子”。而对尤里•皮亚塔科夫来说，他的同伙们罪孽深重。他请求亲手枪毙他们，他的前妻也在其中。

　　在这场卡夫卡式的荒诞噩梦中，被告们不仅请求被判刑，而且还要求接受最严厉的刑罚。阿卡迪•罗森格尔茨说:“经历了这种耻辱，我不想再活下去了。”舍斯托夫坚持认为：“无产阶级法庭不能，也不应该饶恕我的性命。”他仅有的愿望就是“平静地走上刑场,用我的鲜血洗刷背叛祖国的污点”。求死的远不止舍斯托夫一人。“我是党的叛徒，”穆拉霍夫斯基说，“我应该被枪毙。”他确实也被枪决了。在感谢检察官维辛斯基对他们处以极刑后，被告们全部被枪决。

　　久经考验的革命者排队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的场面震惊了世界。这些人真的犯罪了吗？为回应公众对案件的关注，美国成立杜威委员会展开调查，并最终认定苏联人的供词子虚乌有。委员会得出结论:“我们认为莫斯科公审是在做戏。”

　　然而，就算审判是捏造的，又是如何做到的？究竟怎样才会使被告在公开场合如此诋毁和丑化自己？从外表上判断，没有一位被告曾遭到严刑拷打。如果他们真的受过虐待，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在法庭上说出来？不难想见，他们早已知道，无论如何都难逃被枪决的命运。人们猜测苏联可能对这些遇难者使用了药物或进行过催眠。真相无人知晓。英国《每日邮报》评论道：“历史上，没有一粧未解之谜能与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相提并论。”

　　疑点重重的莫斯科审判结束10年后，历史在敏泽迪一案上重演。《伦敦晚报》报道称:“茫然惶惑的主教，像苏联的受害者们一样，已准备好承担加在他身上的所有罪名。”《每日电讯报》也称他的“心智已不再健全”。部分评论家甚至怀疑站在被告席上的根本不是敏泽迪本人，只是个冒牌货。这一说法显然并不可靠，然而面对如此诡异的局面，哪种解释不牵强呢？

　　如同对莫斯科审判秀的判断，媒体热衷于将敏泽迪的离奇认罪归结于药物作用。在名为《敏泽迪:药物？严刑逼供？催眠？》的文章中，《每日邮报》报道主教被下了“苯丙胺、安非他明、东莨菪碱等用于逼供的麻醉、镇静剂”。兰德公司也认为，苏联会在庭审前对犯人使用药物、进行催眠以促其招供。教廷方面颇有同感: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发言人评论说，如果敏泽迪真的认罪了，他一定是被人下了药才招供的。无论用了什么手段让敏泽迪开口，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1948年12月31日，教皇将卷入此案的人全部逐出教会。

　　英国外交部对于这一案件进行了讨论。显而易见，主教在审讯中表现得“不正常”，更何况还有证据显示苏联审讯者对敏泽迪使用药物，“摧毁了他的精神和意志力”。然而，总的来说，这种解释还是存在疑点。维也纳的一篇报道称，风传的下药说法是“媒体的渲染”。1949年2月10日的机密文件显示，很有可能并不高明的手段就让敏泽迪认罪了：让他亲眼看着扎卡尔博士被打得半死，主教马上就屈服了。

　　然而，外交官们对上述猜测并无十足的把握:如果扎卡尔遭到毒打，为什么在法庭上却一点儿都看不出来？英国外交部文件盖棺论定：“总而言之，主教认罪仍然是个谜。”

　　美国政府也认为审讯是难解之谜。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敏泽迪遭遇了极其险恶的设计。“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美国陆军情报顾问保罗•莱恩巴格写道，“他们偷走了他的灵魂。”

　　敏泽迪因为他的“罪行”被判处无期徒刑。3年后，又一颗炸弹引爆了。这一次，是在朝鲜。

　　1952年1月13日晚上，美国空军第三轰炸队飞行员肯尼思•伊诺克和约翰•奎因驾驶的战机在北朝鲜被击落。4个月后,他们对审讯人员供认了惊人的罪行。两人声称，他们一直在朝鲜部署包括炭疽、伤寒、霍乱和鼠疫病菌在内的生物武器。奎因说,武器运输系统“还处在试验阶段”，但已经具备相当大的杀伤力。他说“我被迫成为美国好战分子的工具……我对朝鲜人民和中国志愿军犯下了可怕的罪行”。第二天，北京播发了伊诺克和奎因的口供录音。莫斯科电台很快接过话筒，不久，整个东方阵营就开始指责西方国家的战争罪行。

　　9个月后，也就是1953年2月，美国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的参谋长弗兰克•施瓦布上校证实了伊诺克和奎因的说法。施瓦布的战机于1952年7月8日被击落，他详细说明了部署行动。据施瓦布陈述，美国生物武器项目编号为VMF-513,代号SUB-PROP,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51年10月批准了这一项目。

　　1951年11月，美军B-29轰炸机从日本冲绳起飞，(在朝鲜半岛)进行了第一次行动试验。经过调试，细菌运载设备很快就装载到虎猫、天袭者、海盗和黑豹等多种机型上。行动试验属于高度机密，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并不知道他们运送的是什么，美国的盟友们自然也被蒙在鼓里。

　　施瓦布说，美军将细菌罐从不同高度投掷到地形各异的地区和规模不一的城市，以确定散播病毒的方式，并进一步规划出最有效的生物武器部署。这些武器是为袭击平民而特别设计的。

　　细菌武器大量投入使用。施瓦布还供出了执行任务的飞行中队编号以及牵扯其中的高级军官。他证明伊诺克和奎因所说句句属实：美国曾经——并且仍然在北朝鲜投掷细菌武器。施瓦布承认，“这太可耻了”。

　　从武器、时间到技术细节，信息都完整无缺，足以证明生物战争的真实性。然而,仿佛嫌这些供词的说服力还不够强，在施瓦布招供后不久，又有35名飞行员讲述了他们执行任务的经历。

　　问题出现了：所有的供词都是假的。朝鲜半岛上根本没有细菌武器。

3

　　敏泽迪案件、莫斯科审判秀以及朝鲜战争中美军战俘的供词，似乎已构成充足的证据，表明苏联有能力软化敌人，并诱导他们招供。苏联所做的还不止这些：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不断有战俘宣称反对资本主义、拥护共产主义。一个受了政治灌输的英国士兵在广播中说：“中国人民是友好和爱好和平的，对我们没有恶意……朝鲜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我们背叛了二战中自己为之奋战的东西。”另一名英国二等兵讲述的故事更加离谱:在他被俘的那场战斗中，中国军队是如此关心敌人们的安危，他们只朝着敌军头顶上空射击，生怕射伤他们。1953年战争结束时，共有21名美国士兵、3名比利时士兵和1名英国士兵拒绝回国，留在了共产主义中国。

　　不出所料，这引起了西方国家情报部门的注意。苏联人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居然一无所知？军队和情报部门的鹰派人物们立即釆取行动:他们要搞清楚铁幕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953年，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成立了逃兵和战俘情报委员会以调查朝鲜战争战俘认罪事件的真相。小组委员会由空军部主持，除了从陆海空三军招募的人员，还有一名来自秘密情报局(即军情六处)的代表。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下令要求所有部门协助搜集“有关敌方审讯手段的信息”。

　　具有相关工作背景和经验的人才当然必不可少。小组委员会求贤若渴，四处搜寻专家就灌输意识和审讯方法提供建议。他们选中了战时在军情十九处主管犯人审讯的部分人员，其中包括该处著名的审讯员西里尔•海伊上校。二战时期负责处理逃跑战俘的军情九处也出了力。成立于二战期间的军情九处已运行了一段时间，上世纪50年代早期，它再度活跃，向奔赴朝鲜战场的士兵们教授反审讯方法。此次，它受空军部管理，并更名为空军情报九处。

　　1952年11月，年轻的职业心理学家西里尔•卡宁汉接到了空军情报九处打来的面试通知电话。卡宁汉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更不知道要面试些什么内容。当时，他在空军部第四科学部从事评估士兵筛选程序的乏味文书工作。闲暇时间，他写了一篇关于二战期间德国在审讯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时使用微型麦克风的报告。显然，这篇报告打动了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

　　面试中，卡宁汉被问及是如何获得报告中的相关资料的，这些资料本应属于高度机密。卡宁汉说他在康沃尔一座机场的档案柜后面发现了部分资料，又在霍尔本公共图书馆找到了剩下的部分。主面试官空军中校吉姆•马歇尔得意地笑起来：“我想，你还是来为我工作吧。”

　　面试结束一个月后，卡宁汉接到任务:搞清朝鲜战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宣誓保密，着手复原朝鲜战场上的神秘事件时，他连空军部的同事们都没有告诉。

　　一开始，卡宁汉在前军情九处和军情十九处成员的指导下，学习了英国在二战期间使用的审讯手段及抓捕外国间谍的方法。之后，他找到前战俘了解战俘营的情况。为避免引起媒体注意，他伪装成陆军牙医部队的中尉。卡宁汉跑遍了全国，找到被释放的战俘，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回忆。他完成走访后，惊讶地发现自己已成为战争部唯一有资质审讯外国间谍的人。很快,卡宁汉就成为了英国政府内研究共产主义政治灌输的专家，来自内阁办公室、外交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咨询让他应接不暇。

4

　　与此同时，成立仅2年时间的中央情报局也在研究审讯和灌输，起点同样是莫斯科审判秀。很显然，在莫斯科审判秀和敏泽迪案件中，认罪者们的精神遭受了强制性的转型，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变化并不是通过刑讯逼供实现的。中情局认为，敏泽迪是在“某种未知力量的影响下”认罪的。

　　早期的中情局特工们同样也不能小觑。他们当中不少人曾于二战期间在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任职，审讯经验丰富。可就算是这些老手，也从来没遇见过此等怪事。德国人残忍的严刑拷打的确能撬开犯人的嘴，但绝对不会让他们倒戈。一般来说，受的毒打越多，敌人越恨你，而不会突然转变想跟你做朋友。1949年6月，一位专家写道，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表明，思维功能组织的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由单纯的精神压迫或肉体折磨催生的。”基于这一认识，中情局认为，他们正在见证某种可怕现象的诞生。

　　为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集合了大量专家对回国的美军战俘进行心理状态评估。领导这些专家的是康奈尔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劳伦斯•欣克尔和神经学家哈罗德•沃尔夫。他们提交给中情局的报告并没有过多考虑催眠和药物，而是将焦点放在战俘所受的精神和肉体虐待上。

　　专家们写道，在苏联，审讯初期充斥着长时间的单独监禁，以使囚犯感到被国家所拋弃，孤单无助。克格勃发现，没有一件事比让囚犯独自面对恐惧更能软化他们的意志。在单独囚禁的4—6周内，犯人们要面对一系列麻痹思维的程序，心理压力随之产生。他们被迫长时间罚站、用规定姿势睡觉，对这些程序表现出丝毫的犹疑，就会遭到唾骂和毒打。犯人不能与外界有任何接触，被关在隔绝自然光的单间牢房内，丧失了时间概念。吃饭和其他活动的时间也经常变动，以进一步扰乱囚犯的时间感。让犯人挨饿受冻是为了使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更加虚弱，而打乱睡眠规律(通常是根本不允许睡觉，或者面对强光睡觉)则是为了进一步加剧痛苦和不真实感。

　　经过漫长的软化时期，犯人被折磨成孤独、惊恐、思维混乱、精神崩溃的废人。他会坐在牢房里哭泣，喃喃自语地祈祷，并产生幻觉。到了这一阶段，真正的审讯才刚刚开始。

　　与软化阶段一样,审讯是为让犯人精神错乱而特别设计的。审讯初期，克格勃并不对囚犯提出任何指控，而是让他们自己列举犯罪行为。犯人一遍遍地写下罪行报告,又一次次眼睁睁看着审讯人员嘲弄地把报告撕成碎片。拒不撰写报告或所写内容前后矛盾都将招致毒打，直到他们彻底分不清应供认哪些行为，已交待过哪些罪行。与此同时，犯人不时遭到羞辱，筋疲力尽。他们被罚站直至虚脱倒地，上厕所的请求也常被否决，迫不得已要在审讯者面前便溺。

　　直率的行为有时会受到鼓励，奖品可能是一根烟、一杯咖啡或是使用厕所。而审讯者对其他行为的反应则往往超出犯人的预料。为表明他们的某些观点，审讯者可能并不奖励积极认罪的犯人，反而会掏出手枪，告诉他们即将被枪毙。这些难以捉摸的举动又一次加深了犯人的困惑感。最终，情况越来越难以忍受。就算了断意味着死亡，囚犯们也不惜说出一切来结束这场折磨。

　　意识到不彻底屈服审讯就不会结束，犯人们会开始编造罪行，向审讯人员摇尾乞怜。通过这种方式，犯人实际上有力地说服了自己的确犯下了这些罪行，再难区分出真实与虚构。“受害者们并非有意识地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体系；无论他如何努力反抗，都无法抵挡这种变化。就像精神崩溃的精神病人一样，他们自己对这种变化无能为力。”欣克尔和沃尔夫评论道。

　　欣克尔和沃尔夫也注意到中国和苏联审讯方式的差异。犯人只要承认虚构出来的罪行就能让苏联人满意；而中国则更乐于“改造”犯人，让其重新融入社会，并加以利用。中国审讯人员将犯人分成小组，不断施压直到他们屈服为止。犯人们一天要接受大约12个小时的审讯，剩下的时间则待在集体牢房里，继续由小组成员对其进行说服。来自审讯人员和同组成员的强大压力很快就将变得难以承受，犯人的屈服指日可待。

　　欣克尔和沃尔夫(以及英国的卡宁汉)的结论是，共产党能让犯人招供和转变并不是用了神奇药物，而是残酷的心理操纵的结果。当时的科学，特别是新兴的心理学的发展，似乎证实了这一结论。上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心理学家不断突破，揭示了人类的思维过程并展示出塑造思想的多种因素。他们认为，扰乱了这些要素，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5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的研究似乎印证了这个观点。华生被称为“行为主义心理学之父”，这是一门预计和控制人类行为的科学。1920年，他决定在11个月大的婴儿艾尔伯特身上进行一项奇特的实验，以证明外部条件对个性的影响。

　　实验中，艾尔伯特得到了一只温顺的小白鼠，他们很快就成为亲密的朋友。华生试图人为地改变艾尔伯特对老鼠的认知，从朋友变成威胁。从此，每次把小白鼠拿进艾尔伯特的婴儿床围栏时，华生就在他背后用锤子猛敲一块金属片，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艾尔伯特吓坏了，很快就把噪声和小白鼠联系起来。没过多久，只要小白鼠一出现艾尔伯特就会大哭。后来,其他的小动物或者任何有皮毛的东西，都能把他吓哭，甚至连圣诞老人的大胡子和白发的人，也会令他恼羞成怒。

　　华生认为自己踏上了塑造人类个性的探索之路。如果方法正确，婴儿一出生，他就能为其编写思维程序。他的论调众所周知:“给我一个婴儿，我能让他爬，让他盖房子……让他成为窃贼、强盗、瘾君子……我能把他变成聋哑人，也能造出一个海伦•凯勒……人是塑造出来的，不是浑然天成的。”

　　华生在研究中使用的术语极大地影响了乔治•奥威尔。28年后，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中发明了诸如“灌输”、“植入”和“遗忘”等恐怖的“新话”[4]。中情局推测，如果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构造(construct)人类的性格，那么使用同一方法能否解构(deconstruct)人的性格呢？

　　匈牙利异见者拉尤斯•鲁夫的叛逃让解构性格的可能性浮出了水面。鲁夫于1953年因散发政治传单在布达佩斯被捕，与敏泽迪主教在同一个秘密警察中心接受审讯(他说曾在监狱中多次遇到敏泽迪)。这段经历让他成为唯一洞悉匈牙利国家审判中心内部情况的人。

　　鲁夫向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坦承了他在秘密警察手里受到的恐怖虐待，这段经历后来也收人了他的《洗脑机器》一书。一轮常规的严刑逼供之后(审讯者一开始要求鲁夫认罪，遭到拒绝后，把铸铁烟灰缸砸到他的脸上，敲掉了他两颗门牙)，鲁夫被带到敏泽迪“崩溃”的房间。医生提醒他说，在“魔法屋”里，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坦白，要么精神分裂。

　　“魔法屋”和屋内物体的形状都是不规则的，以使犯人丧失正常的方位感和空间感。房间里的灯不停地转动，在墙上投射出旋转的图像。家具、摆设都是半透明的，床倾斜的角度则让人难以入眠。房间内还装有隐藏的扬声器,播放各种奇怪的声音。因此，当鲁夫听着音乐上床睡觉,就可能被惨叫声惊醒。用餐时间也经常变动，有时候两次送餐只间隔5分钟，扰乱鲁夫的时间感。他也常被下药，赤身裸体地睡觉，醒来却发现.自己穿戴整齐。又或者穿着衣服人睡，一丝不挂地醒过来。还有一次，医生摇醒他，质问他为什么企图自杀。当然了，鲁夫的脖子又酸又痛还有淤青，就像他真的上过吊一样。

　　鲁夫写道，魔法屋“是苏联最恐怖的精神毁灭工厂，是一座心理核反应堆。如同钻头顶端的钻石，魔法屋象征着共产党组织登峰造极的设计”。鲁夫摔碎了屋里所有的东西，绝食抗争，最终重获自由。

　　虽然鲁夫的说法有点儿夸张，但足以证明东欧集团在心理试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兴趣也引发了中情局对上述事件的进一步推测。华生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伊凡•巴甫洛夫——他20年前就用摇铃和闪光让狗分泌唾液了。巴甫洛夫提出了“条件反射”理论，并将相关试验发展到极致，而他是个俄国人。如果典型的条件反射适用于人类,那应用它的秘密也许就藏在苏联。

　　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最早提出了苏联应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灌输政治犯的说法。这些东方阵营的受害者是否曾遭受“洗脑”？他认为，极有可能。在随后出版的两本书里，亨特详细剖析了这些事件：“他们的目的，是在不施加外表可见的暴行的条件下，根本地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使之成为傀儡、机器人。”洗脑把受害人变成无法自控的机器，只要“按下按钮”，供词就会源源不断地倾泄而出。

　　亨特认为，布尔什维克很快就注意到了巴甫洛夫研究的重大意义。俄国革命后不久，巴甫洛夫就受到共产党的赏识，被公开奉为苏联在世最伟大的科学家。他获得了大笔研究经费，在克尔图什还专门为他新建了实验室。与其他俄国学者不同，巴甫洛夫可以不受限制地去往世界各地进行研究。“毫无疑问，(巴甫洛夫)是克里姆林宫外最受保护、特权最大的人。”亨特说。

　　这种特殊待遇背后大有奥妙。1928年，巴甫洛夫以皇家医学院荣誉院士的身份到访伦敦。他告诉老同事迈克•柯洛斯特维茨，十月革命后不久，他收到列宁的私人邀请，请他访问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受宠若惊。

　　会面时列宁询问了巴甫洛夫的工作，后者详细介绍了对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非常有意思”，列宁不耐烦地打断了巴甫洛夫，他感兴趣的是人，不是狗。关于人类，巴甫洛夫有什么新发现呢？列宁给了巴甫洛夫一项特殊任务。

　　列宁要巴甫洛夫提交一份关于其毕生研究的综述——但这次不是将其用于动物，而是运用于人类。从开始撰写报告的一刻起，巴甫洛夫就待在莫斯科，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座上宾。

　　列宁似乎已经意识到只凭说服教育是无法造就出“苏维埃新人”的。革命要延续下去，就必须把俄国人全都变成社会主义者。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要首先用在俄国，接着是中国、中欧的共和国，最终传遍世界。

　　会见结束3个月后，巴甫洛夫向列宁提交了一份长达400页的手稿。列宁读罢报告，在一天之后做出了反馈。他满脸笑容,紧紧握住巴甫洛夫的手说，有了他，苏联革命的未来才有了保障。“巴甫洛夫的手稿，”亨特说，“奠定了共产主义扩张其控制体系的基础，手稿再也没有出过克里姆林宫。”

　　从那时起，巴甫洛夫的学说就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运用，最近的一次是用在朝鲜战争的美军战俘身上。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弗兰克•施瓦布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战后施瓦布回了国，他告诉军事调查法庭，从审讯的一开始他就知道第一飞行联队根本没有在朝鲜部署生物武器。“我知道我们没有，”他说，“但是它看起来太真实了——那些会议、飞机还有如何执行任务……口供的确是我说的，但这些想法、主意都是他们的。”看来，条件反射真的起作用了。

6

　　种迹象表明，把巴甫洛夫学说运用在人类身上的观点受IT到了苏联的重视。1953年3月，《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曾对巴甫洛夫的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中情局马上抓住了这点。“大部分苏联心理学者关注的，”一位专家于1958年写道，“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概念的应用。”中情局也注意到，这些技术手段正用于人类。1955年，一个刚刚去过莫斯科大脑研究所的线人告诉情报官员：

　　苏联政府要求所有的生理学实验室研究条件反射……(线人)观看了两个试验。其中一个试验的受试者是一名男孩，试验结果是这名男孩出现了流口水的症状。男孩受条件反射影响，当他想到或说出数字4的时候就会分泌唾液。他们向(线人)展示这个案例，要求男孩算出8除以2,男孩还没来得及说出结果——4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然而，直到1956年，威廉•萨金特《思维战》一书的出版才揭开了巴甫洛夫式洗脑手段的本质。萨金特是伦敦圣托马斯医院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本书将多次提到他。他提出了一种通过技术手段根本改变人们信仰的理论。

　　萨金特认为，巴甫洛夫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并非得自钻研，而是意外成果。1924年，列宁格勒洪水泛滥。巴甫洛夫的试验用狗被困在实验室里，随时有淹死的危险。它们围着笼子游泳，拼命把鼻子伸出水面。幸好一个研究助理及时赶到，救了它们。

　　洪水一退，巴甫洛夫的团队就返回实验室继续工作。他们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所有试验用狗的条件反射反应——分泌唾液等——全都消失了。濒死的经历如此恐怖，以致小狗们后天习得的行为都丧失了。巴甫洛夫的狗被自己的恐惧洗了脑。

　　几个月后，巴甫洛夫决定在重新训练过的狗身上进行一项新的试验。他在试验室的门下面放了一根水管，拧开水龙头，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当水冲进了动物的房间，这些狗马上像发洪水时一样惊慌失措。不出所料，在试验过后的测试中这些试验狗再次忘记了条件反射的信号。

　　巴甫洛夫已经发现，狗身上存在两个层次的条件反射。反复在喂食前摇铃，它们就会对铃声做出反应，分泌唾液。巴甫洛夫将这一层次称为“对应阶段”。如果已经训练出了狗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之后再摇铃但并不喂食，它们就糊涂了，其行为会变得难以预料——时而分泌唾液时而不分泌，时而对较弱的刺激反应强烈，时而对较强的刺激反应冷淡。巴甫洛夫称这一层次为“反常阶段”。

　　在这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巴甫洛夫又添上了第三个：“超反常阶段”。他认为，在这个案例中，极度的恐惧或精神创伤将积极条件反射转化成了消极条件反射。像发洪水时一样，这些狗身心受创，才做出了与训练时截然相反的举动。一条平日里凶恶的狗可能变得温驯；而一向友好的狗则可能袭击试验人员。在超反常阶段,狗的性格特征发生了逆转。

　　萨金特从巴甫洛夫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严重的暴力和情感创伤有可能导致行为特征发生根本改变。严重的心理创伤超出临界点以后，人的思维难以维持正常运转，精神扭曲、极性反转之后，就是性格的剧变。

　　早在二战期间，萨金特就开始治疗弹震症[5]病人。他多次接手类似病例：勇敢的战士转瞬成为懦夫，矜持温驯者却直人险境。在闪电战中，这些身体瘦弱的病人目光疏离，脸上都挂着喜气洋洋的兴奋表情。从外表看，他们与莫斯科审判秀的犯人们别无二致。萨金特说，在足够的压力和恐惧之下，无论是谁，最终都会崩溃。

　　这些身心受创的病人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极其容易接受暗示。

　　萨金特推测，除了弹震症和严刑拷打，其他原因也能引起性格剧变，比如宗教。祭司在宗教仪式上进入冥想状态，言语不清的时候，鼓声、叫喊声就会响成一片，人们跳起舞来，情绪激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或恐惧感——这在美国南部基督教的驯蛇仪式上时有发生。强烈剌激使精神到达不自然的兴奋状态，最终引发精神能量的释放和非理性行为，比如欣喜若狂的宗教体验或就此皈依。

　　上世纪50年代，敏泽迪案件和朝鲜战俘的口供萦绕在人们的脑海。在这种氛围下，其实不难发现萨金特的弹震症病人、新的宗教信众和东方阵营犯人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被推向了自己的自然极限，都经历了令人费解的转变，最终都改变了信仰。对萨金特来说，苏联从注意到这一现象、分析出变化的原因到大举运用，只有“核战争引起的生理毁灭”的威胁能与之相提并论。[6]

　　预见危险的不止萨金特一人。朝鲜战争后加入洗脑混战的奥尔德斯•赫胥黎不厌其烦地宣扬萨金特的“非凡”理论。他曾在1958年写道:“巴甫洛夫的发现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如果狗的中枢神经系统能被攻陷，那么只要在适当的时间、施加了足量的压力，政治犯的中枢神经系统也可以被征服。”赫胥黎认为，整件事令人沮丧绝望。“我(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成真比估计的还要快。”

　　然而，巴甫洛夫理论并非对朝鲜战场和苏联发生事件的唯一解释。各种猜测不绝于耳。

7

　　1      951年7月，中情局在德国逮捕了两名俄国间谍。搜身时，发现两人身上都藏有几只4.5英寸长的塑料筒。筒里装着盛有灰白色黏稠液体的软管，尺寸刚好与皮下注射的针头相匹配。两名间谍在审讯中供认，这些液体是一种能把人变成行尸走肉的药物，没人能抵挡其强劲的药效。他们声称，被下药的人会不惜代价不计后果地执行交给他的任务。在药物作用时间内，受害人完全具有行动能力，且不会表现出被麻醉的迹象。中情局立即将药物送往多个实验室进行分析，但没有一间美国实验室能够辨别其成分。

　　尽管中情局专家欣克尔和沃尔夫早已认定能洗脑的“神奇”药物并不存在，却始终未能打消人们的怀疑。中情局与媒体都曾怀疑药物或催眠才是朝鲜和匈牙利事件的谜底。中情局在1949年的一份评估报告中认为，“有明显的迹象显示”，东方阵营在使用安非他明、苯丙胺、巴比妥酸盐等药物，从犯人身上榨取信息的技术“已经先进得超乎我们的想象”。此外，东莨菪碱(能引起慢性精神兴奋)等被称为SHE的“新”药，也在铁幕之后悄悄使用。有猜测认为匈牙利人和纳粹在二战期间就曾研究过洗脑药物和催眠术。

　　根据中情局掌握的信息，苏联在同一时期也开始研究这些技术。1954年，苏联叛徒尼古拉·霍赫洛夫告诉中情局，苏联开展这些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当时负责克格勃第十三局的“任务执行”(比如暗杀)，因此得以了解这些情况。霍赫洛夫称，克格勃设立了两个特别实验室研究各种药物，用来对付西方间谍。

　　霍赫洛夫提供的情报似乎与其他早期报告吻合。有消息称，早在30年代，克格勃前身国家政治管理局(OGPU)的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亚就在莫斯科设立了绝密实验室，供科学家和医生在此研制消灭国家敌人的新型药物。这个名为“卡梅拉(Kamera)”(意为“大厅”)的超级秘密实验室下属于第一特别办公室(Spets Byuro #1)，其位置和功能是高度机密，甚至连克格勃高级官员也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在“大厅”里，研究人员勾兑“粉末、饮料、烈酒和各种注射剂”，制作招供药物。

　　催眠术也是猜测之一。中情局1949年的评估报告认为，敏泽迪主教的表现说明他已经衰退到如婴儿般依赖“典型催眠术”,的可怜境地。3年后的后续报告认为,有“充足证据”表明敏泽迪案件中使用了药物和催眠术。

　　整个上世纪50年代，认为苏联利用药物从受害人身上提取情报的报告层出不穷。“他们注意到敏泽迪身上发生了可怕的事”，西里尔·卡宁汉回忆说，“他被注射了某种物质，但没人知道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

　　中情局的一个线人这样总结敏泽迪案件：

　　主教被下药了。认罪是磷酸苯丙胺和东莨菪碱交替作用的结果。前者能加快心理反应，而后者则能延缓该过程。据估计，持续4天执行这一程序，主教的心理控制力就会完全消失。

　　后续报告详细探究了苏联神秘药物的起源。刚从莫斯科归来的中情局线人报告说，尼基塔植物园有几个特殊的亚热带植物棚，正在培育具有“造话”效果的奇特植物。苏联的顶尖植物学家将致幻植物与有毒植物进行杂交，研制对人类身心具有未知效果的新型药物。这些药物秘密地用在了美国间谍身上，引起了从意识不清到死亡的各种结果。除了这两种植物,许多杂交品种都能引起“多话、对追问的抵抗能力下降”等症状。克里米亚的某地也有一个类似的种植园。所有证据都指向了苏联已经准备“大规模生产”吐实药的事实。中情局一份文件指出，这类药物绝对是战争中决胜的关键。

　　将莫斯科审判秀、朝鲜战俘的口供、爱德华•亨特和威廉•萨金特的研究情报结合起来，结论令人震惊。美国情报机关的每个人都开始关心苏联和中国的一举一动。不管他们要做什么，肯定都用心险恶。精神病学和军事研究的共同产物——控制思维的“非正义科学”，哪怕只是想一想，也令人不寒而栗。1953年，中情局心理学战略委员会举行会议，警告说苏联极有可能对美国的政治家们下药，要严密监控他们“性格变化的迹象”。任何可疑的官员都要控制起来，至少隔离观察24小时。中情局专家推测，如果事情果真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么就到了向全世界发出警报的时候了。

　　同年4月，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说，详细介绍了苏联在思维控制领域取得的进展。杜勒斯说：

　　(苏联人)挑选特定的人，摧毁他们，把他们变成卑微的忏悔者，迫使他们承认从未犯下的罪行，或者把他们变成苏联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苏联人用新技术清除犯人的思想和以往的精神过程，并且有可能通过“谎言血清”让受害者产生全新的脑部活动和思想，并机械地重复它们。

　　杜勒斯警告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如此“邪恶”变态的大脑实验，不管是大规模还是个别的，针对的目标都是自由思想。他赞同爱德华•亨特的说法，认为洗脑有效地实现了对人类思想的恣意控制，直到把它们变成留声机——“任凭主人摆布，把它们的唱针放在唱片上”。这项手段使冷战就此进入心理战时代。杜勒斯将其特征归纳为，为人类思想而战。“我们也许能根据它的新形式为之命名——大脑战。”

　　6个月后，在联合国政治与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美国代表查尔斯•梅奥博士发表长篇演说，激烈抨击共产党发展“洗脑和精神扼杀”手段。他详细介绍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和审讯药物的使用，解释了洗脑与拷问台、拇指夹等旧式刑具的区别。与单纯地造成生理痛苦不同，洗脑让受害者自愿成为了摧毁自己个性的帮凶。

　　有了来自军方、情报机关和民间权威人士的各种报告，媒体的恐慌似乎也情有可原了。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洗脑的后果究竟是什么，但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亚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和奥威尔的《1984》(《1984》中温斯顿的审讯者说：“到这儿来的人，没有一个能抵抗得了我们”，“我们要把你榨干，然后再亲手把你填满”)中，洗脑显然被描述成了一种恐怖的魔力。它鬼鬼祟祟地攻击人们的意志：它肮脏、阴险、恐怖，违背了一切道德标准。《社会问题期刊》评论道：“除了巴甫洛夫博士的理论和傅满洲博士[7]的诡计，没有一件事能制造出这样的效果。”这是对灵魂的强暴。

　　1955年，《洗脑:共产党心理政治教科书汇编》(下称《洗脑汇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进一步引发公众恐慌。据传，这本小册子由克格勃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在莫斯科的秘密演说翻译而来,详细阐述了苏联部署这种新式武器的计划。它鼓吹使用包括药物、拷打、疼痛药催眠在内的严酷手段，可造成从招供到性别错位的各种效果。贝利亚称，只要心理手段使用得当，每个人都难逃家破人亡的命运，受审者皆会神经错乱，其政治前途也将毁于一旦。敌人的忠诚会遭到腐蚀，思想崩溃，最终像无足轻重的虫子一样被碾得粉碎。他预言就是核战争也不能这样彻底地让俄国所有的敌人都臣服于脚下。”

　　《洗脑汇编》被送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评估。二者都无法判断这份文件的真伪，一名官员评论说:“就算这本小册子是假的，它的作者或作者们对洗脑手段的了解也超过了我所知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堪称洗脑专家。”

8

　　然而，真正让洗脑术恶名远播的还是爱德华•亨特——“洗脑”一词的发明者。亨特将战胜共产党颠倒黑白的邪恶武器视为所有自由人民的使命。1958年，他在美国反美行动委员会作证：

　　亨特：共产党战争的目的是完全掌控人们的思想和财产，并 

　　加以利用。这是现代的奴隶制，把每个人都当幼儿园学生对待。提问：美国是这场战争的一员吗？

　　亨特：美国是这次赤色战争的主要战场。

　　对美国公众而言，洗脑不仅威胁着在海外战场或法庭上身处困境的士兵，而且已经威胁到全世界的自由。既然他们能毁掉朝鲜的战俘和匈牙利主教，那要不了多久，每一个自由的思想都有可能陷入险境，洗脑不日便将成为自由对抗奴役、独立对抗压迫的战争。“这场心理战争的规模之广阔，已经超出了过往所有军事家的想象。”亨特对委员会说，“如果苏联的其他成员国也在做同样的事，而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纵容其发展，那我们的子孙将为此付出令人心痛的代价。”

　　精神病学家约斯特•米尔路同意亨特的说法。“众所周知，现代战争的挑战已经蔓延到每个公民的家门口，冷战阵线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在每个人的头脑当中。”

　　毫无疑问，面对这种威胁，需要对该现象进行研究。1954年8月，美国国防部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如何教授盟国的犯人们抵制共产党的灌输和洗脑，美国和英国“有义务”投入时间和资金研究苏联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应对。

　　中情局走得更远。

　　自1947年成立以来，中情局一直对药物和审讯手段兴趣盎然。两年后，也就是敏泽迪一案结束不久，中情局科学情报负责人就前往欧洲，实地调查苏联在这一领域的进展情况。他审问了大量从东方阵营逃出的难民——有时也给他们下药——以了解他们在苏联监狱中的经历。当年夏天他返回美国，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审讯小组”处理相关事件，并在东欧寻找技术手段。

　　为了消除中情局其他分支机构对催眠和药物审讯的信息盲区，在安全办公室之下，中情局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研究部门为所有机构提供服务。陆军上校谢菲尔德•爱德华兹受命负责此事，他将该计划定为高度机密，命名为“蓝鸟”。

　　1950年4月20日，中情局局长希伦科特批准了“蓝鸟计划”。从那时起，中情局的文件就乱糟糟的，不标注日期，也没有具体的行动目标。之后的一份概要称项目的目标大致包括：

　　(a)    研发训练方法，避免员工通过已知手段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提取信息。

　　(b)   使用特殊的审讯手段，对一个人进行持续的控制。

　　(c)    增强记忆。

　　(d)   建立防御手段，以防中情局员工被敌方控制。

　　1950年的文件指出，“中情局将考虑……在审问、颠覆和利诱中采用特殊或非常规手段，比如大脑损害、感官刺激、催眠、所谓的‘邪恶精神病治疗法’、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洗脑’，或其他有关方法”。

　　不难理解，意识到审讯手段和药物催眠可用于思想控制之后，中情局简直着了迷，对洗脑术的热情让事态滑向了危险境地。起初着眼于防御——为训练美军应对被俘而研究审讯手段的项目很快就演变成了先发制人。此后的39年里，在中情局的支持下，思维控制研究从未间断。1951年8月，“蓝鸟计划”更名为“朝鲜蓟(ARTICHOKE)”；1953年4月，项目有了它最臭名昭著的代号：“心灵控制计划(MKULTRA)”。

　　这个计划早在诞生之日就埋下了向进攻性转变的种子。上面提到的目标(b)——“对一个人进行持续的控制”——显然表明有人很早就想到了对外国间谍使用这些手段。就算因情报有误没有立即施行，这么做也只是早晚的问题。就算苏联没有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动手？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任内的一项安全研究报告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面对的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公然将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主导世界当做目标。这场游戏没有规则可言。现在是重新考虑“公平竞赛”观念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学会暗中破坏、耍阴谋，用比敌人对付我们更聪明、更狡猾也更有效的手段去消灭他们。

　　上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各类供词与坦白造成的恐慌，驱使着中情局对洗脑手段展开秘密搜寻。在此期间，中情局一再深陷道德泥沼，一次次地超越道德底线而逃脱惩罚，以正义之名义违犯法律，打着自由的旗号践踏人权。一切的起点都是对审讯的点金石——吐实药的贪婪追逐。真的存在吐实药吗？真的能强迫别人说出实话吗？当这些中情局的追求真的发生，已是多年以后的故事了。 

第二章 吐实药

　　前中情局局长再掀招供药争论

　　前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周四表示，美国应考虑对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和其他地方的基地组织及塔利班俘虏使用“吐实药”，以掌握更多有关恐怖行动的信息。

　　韦伯斯特说，使用硫喷妥钠等药物或其他非武力的“侵犯”手段，将使美国在对付无孔不入的基地组织全球网络时更有效率。“我们应该试试非常规的新办法。”他说。

——《今日美国》,2002年4月26日

1

　　苏珊•沃尔醒过来后，被眼前的一切弄糊涂了。爸爸怎么坐在床边？他这会儿应该正在英格兰的家里啊。左半边身体怎么没有知觉了？随后，她陷人了昏迷。

　　当苏珊再度醒来，房间里已多了两名西班牙警察。他们问她还记不记得那场事故，苏珊一头雾水。警察拿出的几件破烂衣服和一双金色鞋子，看起来有些眼熟。这可能是我的鞋子，苏珊想。不过，也有可能是克莱尔的。她想不起来了。

　　克莱尔！克莱尔在哪儿？

　　苏珊对克莱尔最后的记忆还是6月份在诺丁山公寓的那次聚会。她们第二天就要动身去马洛卡岛度假，这是她们的饯行会。

　　聚会棒极了。那是1965年的夏天，甲壳虫乐队正当红。苏珊、克莱尔和朋友们起劲地跳着舞，屋里热气腾腾。苏珊打开天窗，大家爬上了屋顶。克莱尔大笑着在邻居们的屋顶上奔跑。真是个美妙的夜晚。

　　不幸的是，这是苏珊唯一记得的事。而那已经是6个星期以前了。

　　苏珊告诉父亲，她想给克莱尔写信。不管怎么说，克莱尔都是她最好的朋友，她肯定想听到苏珊安然无恙的消息。苏珊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提出帮她寄信。克莱尔只字未回。苏珊又写了一封，依旧没有回音。这有些蹊跷，但那时的每件事看起来都有那么一点儿奇怪。医院、护士还有警察，人人都告诉她不用担心，这些事要花上点时间，她很快就能回家了。

　　两周后，苏珊回到英格兰。她向母亲抱怨，住院期间克莱尔没给她写过一封信。这一点儿都不像克莱尔。“来，喝杯茶，我想,咱们应该聊聊了。”苏珊的母亲说。母女俩坐在客厅，她告诉苏珊，克莱尔已经离世。她在马洛卡的一起交通事故中丧生了。

　　克莱尔去世的消息使苏珊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她的左半边身体仍然不听使唤，记忆也没有恢复。关于那个假期，苏珊唯一记得的是她曾和克莱尔发生过争吵。苏珊心情沮丧，坚信对克莱尔的死难辞其咎。医生说苏珊没有大碍，但她却始终没有起色。健忘症让她饱受折磨：她记得自己的名字、住在哪儿、在哪儿上过学，差不多只记得这些了。每件事都不连贯、不真实，令人困惑不解。如同迷失在记忆真空里，在电视上观看着自己的生活。

　　1965年底，苏珊因抑郁症进入贝尔蒙特医院治疗。药物并不奏效，亟需新的治疗手段。就在此时，苏珊见到了威廉•萨金特。

　　苏珊以前曾耳闻，萨金特是精神病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关于洗脑的著作让他声名鹊起。病人和医护人员在他面前的表现进一步映衬出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他走进病房，人人都下意识地吸了一口气：“是伟大的威廉•萨金特！”大的可不只是他的名声——萨金特是个身材高大的人，曾参加剑桥大学的橄榄球队。他强势而威严，喜欢对人大喊大叫，但举手投足间又的确能激起别人的敬意。他从不请求，而是一贯发号施令。“他进来时，你真的能感受到一种气场，令人心生敬畏。”苏珊回忆说。萨金特对她的病情有兴趣，让苏珊倍感荣幸。

　　萨金特告诉苏珊，她的瘫痪和失忆症并不是物理性损伤造成的，而是心理创伤的结果。他说问题的本质在于，整个事件实在太恐怖了，因此思维完全关闭，使她处于意识边缘(Limbo)。恢复记忆和健康的唯一办法是回顾这段经历，接受它，最后放下它。萨金特能够帮助苏珊实现。他说，有一种药物，能让昨日重现。

　　一周后，苏珊被领进一间治疗室，按照指示躺到床上。一位年轻医生和几名护士站在一旁静候萨金特的到来。几分钟后，萨金特走了进来，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一言不发。他不是轻松随意的人。他给苏珊打了一针，屋里的每个人都静静地等着。针剂开始发挥效果，他轻声地和苏珊讲话，引导她进入回忆。

　　过了一会儿，苏珊开始说话了。她记起了天竺葵。红色的天竺葵。一个聚会。还有一辆跑车。

　　萨金特让苏珊使用现在时讲述这个故事。他告诉苏珊，重要的不是记起这个事故，而是再经历一遍。现在，她正在马洛卡度假。她都看见了什么？

　　不等苏珊反应，她已回到了假期的最后一个夜晚。她和克莱尔吵了一架。第二天就要回家了，所以尽管吵了架，她们还是决定和当地的男孩儿们一起去酒吧。她们喝了朗姆酒和可乐，早已将不快抛到脑后，玩得很是尽兴。凌晨三四点，酒吧打烊了。男孩儿们提议送她们回住处。中途他们去了其中一个男孩儿的家。他父亲的红色敞篷跑车停在路边。“嘿，咱们开这辆吧！”苏珊提议。4个人爬到车里，男孩们坐在前排，苏珊和克莱尔坐在后座。

　　药效充分发挥出来了，苏珊急不可耐地说起话来。记忆像电影镜头一样快速闪回。越是接近发生事故的一刻，苏珊越是焦虑不安，在床上痛苦地扭动着。“平静下来！不要动！”萨金特命令道，这让苏珊感觉自己像个小女孩。萨金特更加用力地把她推向马洛卡的那个夜晚，回忆汹涌而来。

　　西班牙男孩打着车，克莱尔在后座坐下。苏珊可不想这么老老实实的。“到这儿来！”苏珊挪到了后备厢上坐下，把脚放在座位上，这会儿她的位置可比司机高出不少。她招呼克莱尔一起坐过来，这样她俩就能尽情享受风从发丝间呼啸而过的感觉了。克莱尔笑着爬了过去，车从路边开了出来。

　　接下来的就是那些鲜花。

　　苏珊躺在地上，头边是一盆天竺葵。路面湿滑，显然有人冲洗过。跑车驶过，在积水的路面上打了滑。坐在后备厢而不是座位上的两个女孩飞了出去。克莱尔卡在跑车和一棵树中间。苏珊被甩到了另一个方向，躺在路上，身边是那盆天竺葵。

　　一阵昏迷过后，苏珊记起她在一间摆着天竺葵的房子里醒了过来。有人告诉她，克莱尔已经先由出租车拉走了，急救车正在路上。接着，是长时间的昏迷。之后的画面，就是医院里，父亲正坐在她的床边。

2

　　威廉•萨金特用来帮助苏珊恢复记忆的手段并无新意可言。事实上，它能追溯到19世纪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是在那时发现了心理原因可能会导致生理疾病。弗洛伊德认为，回忆过去不愉快的经历会引发情感上的痛苦。由于人并不乐于享受痛苦，因而更倾向于在昏迷状态中通过“遗忘”来埋葬伤痕累累的记忆。不幸的是，痛苦的回忆并不安于消逝的命运。有时，抑制痛苦所产生的压力会使记忆以看似毫无关联的生理症状重新显露出来。弗洛伊德说，只有压抑的记忆被完全揭开并妥善处理，生理症状才会消失。要做到这一点，办法不胜枚举。强化心理治疗是一种，催眠也算一个。弗洛伊德的同事布罗伊尔，将诱导出此类情绪称为“精神疏泄(Abreaction)”，弗洛伊德把随之产生的心理压力的突然缓解称作“精神宣泄(Catharsis)”。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精神疏泄”在英国获得了承认，并已用于治疗弹震症士兵的心理创伤。战后这一治疗手段大半都被人们淡忘了。10年后，它出人意料地重获新生。1931年，伦敦医院的内科医生斯蒂芬•霍斯利注意到，接受了戊巴比妥钠麻醉的产妇似乎丧失自我约束力，经常向医生吐露隐私。麻醉剂药劲过去之后，她们根本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霍斯利知道，病人通常要经过几个月的精神分析才能进入如此放松的状态，而这种药物只消几秒钟就能让人卸下防备。或许，戊巴比妥钠能在精神病治疗中觅到用武之地。他开始使用阿米妥钠、硫喷妥钠等巴比妥酸盐进行试验，看看它们是否也能让人丧失抑制力。

　　霍斯利的做法(不久全世界的情报机构就开始大肆模仿)是缓慢地从静脉注射巴比妥酸盐，目的在于使病人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既能解除戒备，袓露自己的秘密，又不妨碍连贯清晰地讲话。诀窍在于不要拔出针头，持续注射：如果病人停止讲述或是不太合作，轻推针筒就能让其缴械投降；如果病人失去了知觉，就叫醒他,重新开始整个过程。

　　霍斯利的病人注射巴比妥酸盐后，无一例外地放松下来，并乐于跟医生分享任何秘密。遥远的童年记忆再度浮现萦绕脑海。霍斯利认为，巴比妥酸盐治疗提供了与潜意识建立联系的新渠道。他将这个方法命名为“麻醉分析”。

　　为了测试利用麻醉剂获取信息的有效性，霍斯利对20名护士进行了试验。内容是给每个护士注射2毫升的硫喷妥钠，观察她们是否会泄露个人信息。试验开始前，护士们还笑着说:就算受了药物的影响，她们也绝不会吐露任何秘密。不过注射之后，她们什么都说了，其中18人发现自己无法不回应霍斯利的问题。

　　这是否说明霍斯利发现了吐实药？他自己当然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他猜测，在莫斯科审判秀离奇的供词背后，隐藏着与注射麻醉剂相似的阴谋。到了1936年，大众媒体已经就这一手段在医学、心理治疗和司法调查上的应用可能展开辩论了。

3

　　霍斯利的技术并未得到广泛应用，实际上，还一度几乎绝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精神病医生威廉•萨金特，极其偶然地再次发现了它。

　　1940年6月，在贝尔蒙特医院工作的萨金特收治了一批才从敦刻尔克撤回来的弹震症患者。所有的病人都需要立即接受治疗，其中有一个人尤为可怜：不能说话、浑身颤抖、极度惊慌，显然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有人知道他遭遇过什么，而他本人由于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已经3天无法排尿，膀胱胀得“就像个南瓜”，病人苦不堪言。萨金特束手无策，但又不忍看他受折磨，于是便给他注射了一剂阿米妥钠。

　　效果立竿见影。病人开始讲述他的遭遇，甚至躺在诊察台上就排了尿。药效开始减弱时，他已经不再发抖，说话也有了条理。

　　几天后，萨金特又接诊了一个健忘症军人。他由于恐惧而不停地哆嗦，右手也不听使唤。萨金特再次给病人使用了阿米妥钠。注射剂发挥了作用，病人马上就不再发抖。他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如何死里逃生，却发现同在战场上的弟弟奄奄一息。在弟弟的恳求下，这位病人把他拖到了空地，用步枪结束了他的痛苦。“突然瘫痪的，就是他扣动扳机的那只手。”萨金特说。

　　送来的伤兵不断增加，萨金特开始更加频繁地使用阿米妥钠。当病人昏昏欲睡时，萨金特就告诉他们正置身战场，坦克开过来，他们即将丧命。病人们脸色通红，呼吸急促，隐藏的记忆在这一刻喷薄而出。士兵们不只是记起事情这么简单，他们重温了这些经历。一群士兵尖叫着在萨金特的办公室里奔跑，把他们的噩梦完完整整地演了出来。有时候精神宣泄太过剧烈，萨金特不得不釆取措施制服病人。他后来开玩笑说:“我记得，有四分之三的病人几乎要满屋子追杀我了。”

　　很快，其他药物诱人招供的潜质也逐一显露。许多巴比妥酸盐类药物都有类似的功效。一位美国同事建议萨金特使用乙醚，它引发的情绪发泄甚至更加激烈。除了镇静剂，安非他明的效果也不错。弹震症病人被注射上述药物后，感到一种能量涌动而出，倾诉的欲望几乎无法阻挡。其结果是情感的突然流露和回忆的瞬间再现，心理治疗师则能对此进行充分疏导。借助药物，萨金特重新发现了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在19世纪90年代开创的心理宣泄手段。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40年7月12日——萨金特的发现在《柳叶刀》杂志上刊出仅仅6天之后——他收到了塔维斯托克诊所主任里斯准将的来信，后者后来成为了军队精神病学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里斯在信中祝贺萨金特开创了“一流研究的开端，希望这一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也正是这封信，开启了威廉•萨金特和英国政府之间长达30年的亲密关系，并把他引向了英国安全情报机构的梭心——军情五处。

　　尽管萨金特的个人档案不太完整，但已足以显示，他接到里斯的“紧急”电话时，正在写作一篇有关戊巴比妥钠应用的文章。里斯告诉萨金特，“不希望看到这项成果落到敌人手里”，并指示他不要公开发表。萨金特在2月1日(未标注年份)写给英国陆军部的信也明确地显示出，他的研究属于机密。“今天早上，”萨金特写道，“我和哈格里夫斯上校(里斯准将的搭档)通了电话。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这篇文章公开发表。”

　　军方要求萨金特保密并不难理解。有关战场压力新型治疗手段的学术论文很有可能会助敌人一臂之力，因此这类信息的传播通常会受到限制。然而，萨金特的研究需要保密或许还另有原因：他的论文无意之中启发了一项绝密的工作——英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对吐实药的可行性研究。

　　与此同时，有理由相信德国也在试图获取此类药物。按照情报历史学家福特的说法，德国利用药物对告密者进行逼供从来都是英国情报人员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谈资。特别行动处[8]1943年9月的一份培训手册则就士兵如何在被注射乙醚的情况下应对审讯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1942年7月24日，德国研发吐实药的确凿证据浮出水面。当天，位于白金汉郡布莱切利园[9]的政府密码学校截获了一条恩格玛密电。密电由驻扎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纳粹党卫军首领发出，要求从柏林的纳粹医疗总部获得改变思维(mind-altering)的药物。

绝密

　　今日对伞兵注射东篦菪碱的试验成功。由于麻醉状态下药效更强，因此混合致幻剂的注射试验即将进行。

　　密电称，试验内容是每隔半小时对空降兵注射0.4—0.6克东莨菪碱(一种生物碱，当时常用作镇痛剂)[10]。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认为这些试验是在同盟国战俘身上进行的，但根据受试者的数量——在50—100人之间——来看，事实上是德国士兵充当了“小白鼠”。密电要求总部提供50克致幻剂。发报者说，“效果能持续5个小时”。

　　这些试验的详细记录早已荡然无存。然而60年过去了，纳粹寻找吐实药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除了乌克兰，德军在波兰及德国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不过，受试者不是伞兵，而是平民。

　　德国吐实药测试的幕后人物是党卫军上校沃尔夫兰•西弗斯。此人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手下，也是考古研究与教育学会(Ahnennerbe，下称学会)的秘书长。成立于1935年的学会是一个学术机构，其目的主要是研究和证明雅利安血统的高贵与优越。成立初期，这个机构显得荒唐可笑：它资助了诸如分析条顿仪式、挖掘北欧海盗战船和研究提洛尔地区民间音乐等愚蠢轻率的项目。

　　随着战争的推进，学会逐渐卷入了军事研究。1942年，它与希姆莱组建的军事科学研究所合并。自此，学会开始向一系列针对东欧集中营在押平民的残暴“医学”试验提供财物支援。昔日的书呆子西弗斯直接听命于希姆莱，从后者手中接过研究项目。

　　集中营里的医学试验留有详细的记载。为了观察血液如何凝固，人又是如何在刺骨的冷水中被冻死,犯人们被强迫喝下未经处理的海水，置身密闭加压舱内，并遭到枪击。而这一切的目的竟是计算出飞行员坠海后能坚持多久。这些试验一开始是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但出于保密目的很快就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名医生说：“在这么大的集中营里，试验不会引起过多的关注。冷冻试验对象的哀号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学会资助的医学试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这个机构的另一面却从未有人探究过，那就是它找寻吐实药的过程。

　　一位知情人透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吐实药的研发，全因盖世太保的刑讯逼供不能打垮盟军战俘。特别是波兰起义军，简直令他们无计可施。严刑拷打似乎不起作用。“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学学苏联人的办法？他们可是让莫斯科审判秀上的犯人都认罪了。”一位研究人员回忆道。苏联使用药物逼供已经众所周知，因此药物看起来是个不错的研究起点。

　　试验在第10区进行。有人曾将其称为“奥斯维辛的精华”。医生在犯人们身上测试传染病疫苗，修正药物和X光杀菌手段。他们还在犯人之间相互输血，并故意配错血型，看看有什么后果。

　　甚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部，第10区都神秘阴森：传言说送进第10区做实验的妇女都“怀上了怪物”，它的百叶窗从不打开，隔壁第11区行刑队的枪声充当着安排试验的闹钟。

　　一名证人称，“用化学药物洗脑”的吐实药测试，在卫生研究所负责人布鲁诺•韦伯博士的监管下进行。韦伯曾与该机构首席药剂师维克托•卡佩修斯，党卫军武装师中央卫生研究所首席医师姆鲁格夫斯基教授和党卫军中尉沃纳•罗德等党卫军医生进行合作。其中姆鲁格夫斯基负责集中营试验的后勤补给，乌克兰传出的密电很可能就是发给他的。

　　卡佩修斯和韦伯对巴比妥酸盐和吗啡衍生物进行了数次试验，让受试者服用了各种混合药物并监控测试结果。曾见证过这些试验的沃尔曼博士详细讲述了犯人在审讯前被灌下不明药物的情景。另一位见证人奥布里希特教授则回忆说，卡佩修斯强迫犯人喝下“外观和气味都很像咖啡”的液体，结果犯人们激动得近乎发狂。

　　第二天，卡佩修斯重复了这个试验。这次使用的剂量更高:4名受试者中，有2人完全崩溃，在12小时内相继死亡。集中营的一名医生日后曾十分矛盾地对研究人员说：“关在奥斯维辛，在盖世太保手里苟延残喘和死人又有何分别？”沃纳•罗德才懶得纠结这种问题，爆发出一阵“冷笑”。在他眼里，能够试用这些药物简直是犯人们的福气。“至少他们死得很痛快啊”，他对另一名医生如此说道。

　　与此同时，另一个吐实药项目也在位于达豪的第五区紧锣密鼓地进行。1945年，美国人在对前监狱医生沃尔特•内夫的审讯中捕捉到这些项目的蛛丝马迹。内夫称，试验由莱比锡大学讲师库尔特•普勒特纳博士主持，目的是“消除受试者的意志力。”

　　普勒特纳直接听命于党卫军。西弗斯的工作日志也显示，他与普勒特纳多次开过会。由此推测，西弗斯很可能为普勒特纳提供了药物。测试使用过多种药物，但让内夫记忆犹新的还是酶斯卡灵(Mescaline)。这是“一种据称能让人摆脱束缚、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墨西哥药物”，在大约30个不同测试地点分发给犯人。试验程序极其简单:让毫不知情的犯人服药后接受审讯,看看他们会透露什么信息。

　　混合服用酶斯卡灵和咖啡，效果最佳。后来不得不让(犯人们)保持安静。有的(犯人)变得怒不可遏，有的乐不可支，也有的郁郁寡欢并表现出醉酒的症状……试验人员巧妙设问，从每个受试者那里都获得了他们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虽然通过试验获取了秘密——所有受试者都公开表达了对审讯者的痛恨——普勒特纳却认为将酶斯卡灵作为吐实药并不可靠。有时候它们很管用，有时候却毫无效果。另外，它还会引起副作用:栩栩如生的幻觉。增加使用剂量时，还会引发呕吐、恶心和头痛。

4

　　英、美两国是否掌握了上述试验的证据还不甚明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确对德国心存疑虑。有了怀疑却不去调查就太傻了，更何况英、美两国在化学实验方面可都不是新手。

　　1942年，位于英国波顿村[11]的特别行动处心理部开始执行“糖精计划(Project SACCHARINE)”，为情报机构采购药物。该计划的目的是为特工们提供小部分化学药剂，这些药物或许能在必要时挽救他们的生命。用于试验的化学品来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及剑桥大学。

　　糖精计划最终催生的却是催泪弹、触杀剂和烟雾发生器等便利装置。其他“特殊需求”还包括：防止晕车晕船的“A型药片”，紧急情况下提供能量的“B型药片”苯丙胺，同样用于补充体力的另一种安非他明梅柯德灵(Mecodrin)，含有速效麻醉剂的“E型胶囊”，基于吗啡研发、用于排出误服的敌方药物的“K型药片”以及自杀用的“L型药片”。

　　英国无疑进行过吐实药研究，我们有理由推测，即使当时麻醉分析和精神宣泄应用方面的领军人物威廉•萨金特没有直接协助，至少也提供了相关信息。然而，这些药物很快就遭弃用。“在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后，军方就停止了所谓的‘吐实药’的使用。”英国政府一名重要的卫生官员在1950年的报告中写道。很显然，这些药物“靠不住”。

　　英国情报机关放弃吐实药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军情五处2005年9月解密的一份档案记录了美国特工鼓励军情五处官员对德国俘虏使用苯丙胺硫酸盐以获取情报的事。这名官员——他承认曾亲自试用过这一药物——对此不以为然：“我试用了这种混合药品，”他写道，“但是它对思想的损害远不及对身体产生的毒害。”1999年1月解密的一份档案则显示，陆军部曾建议军情五处使用巴比妥酸盐把投诚的纳粹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的想法“挖出来”。军情五处对此反应冷淡。他们回复说，他们对赫斯已经没有什么情报上的兴趣了。

　　如同涉及安全情报部门的所有事一样，关于吐实药的信息也相当稀少。中情局1948年6月22日的一份档案曾提到“美国—英国联合行动”利用吐实药，这表明英国情报机关至少偶尔使用过这类药物。档案记录说，“级别最高的案件才能考虑使用阿米妥钠，其使用完全不经过授权，并且不保留任何文字记录”。

　　英国使用吐实药的行动细节从未曝光，但对巴比妥酸盐和安非他明毫无计划性的研究显然一直持续到了冷战期间。战后曾为军情六处效力的一名精神病学家说，研究的确对这些药物的效力进行了探究，但他同时也认为，这些试验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试验做得毫无头绪，在皇家滑铁卢医院，我们曾进行试验，怀疑这怀疑那，并且要看看到底能不能从怀疑对象嘴里得到点儿什么。但我们的试验方法并不是很科学……我们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受试者都进行了测试，这个选择范围实在是太宽泛了。”

　　没有迹象显示，军情五处或军情六处明确地鼓励或资助了这些试验。不过，既然关键人物是他们的人，那假设这两个部门知晓研究结果也算合情合理。显然，这位精神病学家也认为英国情报机构对这些研究的成果有些兴味索然。“你往某人的睾丸上钉个大头针，能让他招供。当然你也可以给他吃吐实药，然后等他招供。告诉你吧，这就是我们的发现，而且是所有人的共识。”他说。

　　另一名前情报官员还记得其部门得出过相同观点。他说:“一开始我很积极，我想，如果当时有人提议我们去波顿村找点儿人来做试验吧，真是再有趣不过了。但是最后大家总是说，‘亲爱的，咱们还是按老办法来吧’！”

5

　　英国人犹豫审慎，美国人则热情高涨。收到美国军方情报关于苏、德可能使用吐实药的警告，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于1942年10月31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战略情报局(OSS)领导，调查使用吐实药审讯战俘的可行性。

　　在战略情报局开始寻找吐实药之前，他们先要物色到能胜任这项工作的行家。如其所愿，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这就是来自波士顿的化学研究员，身材矮小、戴眼镜的斯坦利•洛弗尔。1942年夏天，他接到了战略情报局传奇领袖威廉•多诺万上校(“野蛮比尔”)[12]的召唤，后者开门见山：“我需要各种巧妙的小玩意儿，还有狡猾的招数来对付德国人和日本人……而你，洛弗尔，你要把它们全都发明出来，你以后就跟着我干了。”

　　经历了最初“利用科学夺取他人生命可不是玩板球”的挣扎之后，洛弗尔还是挥板击球了，他甚至发现这项研究十分有趣。他告诉多诺万：“我要做的就是唤醒住在每一个美国科学家心里的小捣蛋鬼，告诉他们，‘把平时遵纪守法的观念抛到一边吧。眼前可有个找乐子的机会。来吧，跟我一块儿’。”多诺万拍拍洛弗尔的后背：“斯坦利，快动手吧！加油干！”

　　洛弗尔兴致勃勃地行动起来，千方百计地鼓捣出了能杀死、残害、折磨或者只是让敌人难堪的各种东西。他的发明包括蝙蝠炸弹、猫咪炸弹、臭气弹、用于暗杀的消音手枪、让火车脱轨的脱轨器、能引发爆炸的骆驼粪、蜡烛和面团，以及其他会在德国人面前引爆的家居用品。洛弗尔还多次专门为希特勒调制了化学药剂，其中就包括一种鼎鼎大名的鸡尾酒。酒里混合了雌激素，让他保不住那撮小胡子，还会长出乳房。

　　美国人每次找到能接近希特勒的人，就要洛弗尔拿出一种给元首品尝的新药。很多致命的毒药都被带走，但没一样有机会大展拳脚。有一次，洛弗尔针对日本军官研制出一种快速暗杀工具。它装有针头大小的胶丸，里面含有致命的肉毒毒素。这一工具将通过海路运到亚洲，被分发给妓女，由她们下到客人的酒里。但是毒药根本没用上，因为运输工具的官员决定在船上测试一下。他们给一头驴子喂了一粒胶丸。驴子安然无恙，于是他们又喂了一粒。几分钟后，官员们觉得药丸根本没起作用，就把剩下的拋人了大海。洛弗尔简直气疯了：世上唯一对肉毒毒素具有免疫力的哺乳动物就是驴！

　　在这种背景下，当1942年秋天战略情报局请洛弗尔着手研究吐实药时，他巨大的热情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他说:“这个任务刻不容缓……人人都对它梦寐以求。”这种神秘莫测的药物被赋予了极易识破的代号“TD”[13]，搜索从此开始。

　　“吐实药委员会”由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医院主任维尼弗雷德•奥弗霍尔泽主持。委员会中还有联邦麻醉品管理局局长哈里•安斯林格和他的亲信乔治•亨特•怀特。

　　尽管并不缺少试验药物，但委员会一开始还是把选择范围限制在6种药品之内。排在首位的是酶斯卡灵，也就是纳粹在达豪集中营使用的那种致幻剂。1943年1月30日(星期六)和31日(星期天)，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入住圣伊丽莎白医院，服用了“试验剂量”的药物并接受审讯，结果不甚理想。摘要记录在让人放松方面，试验效果消极。”除此以外，无话可说。更糟糕的是，两位受试者服药不久就抱怨感觉不适，试验不得不终止。很快，东莨菪碱也展示出类似效果，导致了幻觉、头痛、视力模糊以及“异常痛苦的‘如同沙漠一般’的口干”。这是进行任何交谈的障碍，更别提说实话了。

　　试验人员认为酶斯卡灵和东莨菪碱并不适合用作吐实药，于是重新设计方案。他们又制作了3种可能奏效的大麻：来自于印度卡里斯的大麻醇，四氢大麻醇(THC)醋酸盐与合成大麻醇。三者当中，无色、无味、无嗅的THC醋酸盐最被看好。口服试验提上日程。

　　与此同时，委员会也在招募药物试验的受试人。根据约翰•马克斯在《寻找满洲候选人》中的记载，出于安全考虑，首批志愿者是“曼哈顿计划”的项目人员。该秘密计划的内容是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制造原子弹。一名团队成员告诉马克斯:“我们的秘密实在是太重大了，我想我们比谁都嘴严。”受试者得知了“秘密”并被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泄露。之后，他们服下了浓缩THC醋酸盐。

　　第一个大麻试验在1943年5月进行，其结果和酶斯卡灵试验的大同小异。最早的4名受试者呕吐起来。研究人员猜测可能是剂量太大，减少剂量后在另外8名志愿者身上又进行了试验。这次的大麻制剂药劲还是太大。服用者感到不适,其中一人还被送人医院治疗。6周后，此人仍然无法返回工作。

　　研究人员推测，受试者之所以病倒是由于口服这样大剂量的药物令身体难以承受，便动手研究更有效的吸收方法。很快,他们决定让志愿者吸人大麻气体。在一个试验中，大麻被倾倒在火烫的无烟木炭上蒸发出来;另一个试验中，则以喷雾剂的形式被喷洒到受试者的房间内。两个试验的结果都不太令人满意:受试者被熏得喉咙难受、眼睛刺痛。不久，每个人都发现，将大麻摄入人体最好的办法，是抽大麻烟。这个办法能确保大麻快速被吸人体内发挥作用，用量也容易控制。

　　战略情报局新型吐实药的第一个受试者(实际上，也是战略情报局大部分药物的第一个受试者)是自己人:联邦麻醉品管理局的乔治•亨特•怀特。

　　早在吐实药研究以前，怀特就被公认是个人物。斯坦利•洛弗尔不无赞赏地写道：“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怀特上校一样把军装穿成这样模样。他胖得像个布丁，衬衫和裤子都被勒出一层层褶子，每一颗扣子都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可就在他圆脸蛋上那看似天真无邪、打消别人敌意的微笑背后，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死忠精神的公仆。”

　　“死忠”丝毫没有夸张。自从1934年进入联邦麻醉品管理局以来，8年来怀特遭遇过胁迫、刺伤、毒打与枪击。传说他枪杀过一个“日本间谍”;在马赛一间酒吧的枪战里死里逃生；打入并捣毁了西雅图贩卖鸦片的中国帮会“协胜堂(Hip Sing Tong)”。1949年，他逮捕了私藏鸦片的比莉•霍利戴[14]。身高5尺7寸、体重200磅、胡子总刮得干干净净的怀特在战争初期被招进战略情报局，几乎马上就成了威廉•多诺万的得力助手。他交游广泛，还参加过设在加拿大的英国间谍学校“终极训练营”[15]。就是在那儿，他和创造出詹姆斯·邦德的作家伊恩•弗莱明建立了友谊。

　　怀特的日记记录了新技术的首次尝试。“1943年5月24日：试验了吐实药6自愿做受试者。”往香烟里塞进一个大麻之后，他坐下抽起烟来，效果立刻显现，“我昏了过去。”

6

　　怀特用滴定法测量了剂量，认为大麻具备成为吐实药使用的潜力。他开始在香烟里掺进大麻，这样把它们递给毫不知情的受试者时就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了。他记录说，掺大麻的诀窍是使用钝针头的注射器：

　　将针头竖直插入香烟约1英寸。然后缓缓地抽出，在此过程中慢慢地压下活塞，让药物均匀地散在香烟里。必须当心，以防药物渗出来把烟纸染上颜色。

　　烘干香烟，重新放回烟盒密封，根本看不出来被动过手脚。点燃之后，香烟也没有特殊气味，不会让人有所觉察。

　　在亲自上阵晕倒后3天，怀特又安排了测试。不知情的受试者是纽约一个臭名远扬的帮派成员，40多岁的奥古斯特•德·格拉西奥。打着讨论黑手党在未来意大利解放中角色的幌子，怀特邀请格拉西奥到家里来喝一杯。下午2点，格拉西奥到了，但马上就得走，有个朋友还在车里等着他呢。2点10分，他接过一根香烟。20分钟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怀特又递给他一根烟。这一次，效果很明显：抽了这根烟，格拉西奥“明显变得很兴奋，侃侃而谈”。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滔滔不绝，为怀特献上了一份自己犯罪行为的全面记录。他似乎感觉到自己有些草率，可是却停不下来。他恳求怀特(怀特毕竟是个联邦探员)不要把这些事告诉任何人。“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出卖我告诉你的信息。”他对怀特说。

　　最妙的是，格拉西奥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被下了药，还丧失了时间概念。他完全想不起来还有个朋友正在车里等着他。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打算说上一个下午。终于，到了4点30分，怀特坚持要赶他走：还有客人要见呢。怀特认为，第一次试验成功了。

　　两天后，怀特邀请格拉西奥下棋。但是这次，怀特做得有点儿过火。两支烟之后，格拉西奥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抱怨房间在打转。他同时感到手脚有针刺感。怀特递给他一杯白兰地，建议他打个盹。躺下之前，格拉西奥提议，如果这位战略情报局特工“觉得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去干掉他们的一位熟人，怀特随后报告说，“必须小心，不要过量使用药物，因为……这可能会让人失去意识……进一步的审问就无法进行了”。

　　虽然出了点小差错，怀特仍然相信他搞出了一些名堂。“毫无疑问是药物让受试者们张开了嘴……香烟试验说明，我们的办法具备软化犯人的潜力。”

　　在下一个试验中，怀特给30名疑似共产党人的受试者吸了特别香烟，试图让他们招供(除了1名不吸烟的受试者，其他人都吐露了个人信息,5人承认同情共产主义者)。这个方法奏效了。文件记载，效果在15分钟内就显现出来,可持续30—90分钟，但要在受试者吸烟之前让他们先喝酒。如此一来，就能将晕眩归咎于饮酒了。

　　把药物掺在食物(“土豆、黄油……蛋黄酱、香肠或巧克力奶油”)里，虽然见效慢，但药效更持久。无论吸入还是服用，结果是一样的：草率、快活地聊起天，大曝隐私。正如60年后的瘾君子们感受到的一样，战略情报局也发现大麻会导致幽默感的强化,以致“任何说法、任何情况在受试者眼中都变得极其滑稽”。大麻让随后的交流变得单向化。一些受试者吸大麻之后“对交谈中的某个话题变得过分感兴趣，非要就这个话题发表看法不可……受试者也很有可能只想自己说个痛快。到了这种状态，他们已经准备好吐露秘密了”。

　　战略情报局的官员们在自己和同事身上开展了进一步的实验。怀特曾经的同事告诉约翰•马克斯，香烟让他感觉双脚已经离开了地面，飘飘欲仙。他说，“办公室里的同事在战争结束前都不肯再抽我递的烟了”。

　　怀特提交了报告，上级认为是时候认真考查这个方法的效果了。第一个受讯者是关押在弗吉尼亚隔离营的一名德国潜艇舰长。洛弗尔通过麦克风连线进行了审问。试验结果正如他记述的，出乎意料地滑稽。出于安全原因，洛弗尔在记录中写的是，药物是掺到啤酒里给德国人的。中情局的档案揭露了实情：大麻实际上是混进香烟给受试者的。不论到底用的是什么办法，都引起了一场出人意料的混乱。

　　舰长受邀来到隔离营长官的办公室喝啤酒。战略情报局年轻的审讯人员递给他一根掺了大麻的香烟——审讯员小心翼翼，想确保自己的香烟是从另一盒里抽出来的——和他攀谈起来。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两人吞云吐雾，喝着啤酒，洛弗尔则在隔壁的房间监听着。审讯员之前已经接到指示，要从舰长这里打探到有关德国潜艇最大下潜深度的情报。受试的舰长十分机警，坚称他一无所知。舰长一次次否认，让审讯员越来越抓狂。终于，他发作了。“我告诉你，德国佬”他大喊，“我的上司，奎因少校调戏了我老婆。他要是再敢这么做，我绝对会一枪崩了他！”

　　隔壁，战俘营的司令官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狂笑不止。审讯员把掺药的香烟和普通香烟搞混了。“我们的人把药吃了！”他对洛弗尔说，“这下可有意思了！”

　　最终，这一状况得到了解决，但试验结果不尽如人意。虽然德国舰长抽了3根大麻烟——这可比让纽约强盗格拉西奥彻底坦白的剂量还要大——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秘密。最后，他自愿供出了德国海军士气和状态的一些情况，关于潜水艇则一句没提。没有记录显示，美国在战争期间再次使用过吐实药。

　　然而，没有使用并不意味着停止研究。事实也远非如此，战争结束后，怀特在1946年重操旧业。记录显示，他当时正忙于检测代号为“糖果(SUGAR)”的神秘药物的效果，它既能掺到酒和食物里，也能以晶体的形式混入香烟里。同年，这份记录的备忘录提到，或许值得为审讯人员配备一个特别的工具箱，以便他们利用大麻进行审问。工具箱应装有包括可将大麻注入香烟的注射器等各种必备装置。这样当特工们经过边防检查站时，他们就能声称是需要注射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另一份备忘录则称，应该让情报人员知晓，“真话血清的成功率在50%—75%之间”。

　　美国进行的小范围吐实药项目就要半路夭折的时候，是敏泽迪主教诡异的供词让它死灰复燃。1950年4月，也就是敏泽迪案件审判一年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批准了调查洗脑及其他思想控制手段的秘密项目“蓝鸟”。该项目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吐实药。不过，这次扯进来的就不只是中情局了。

7

　　在战略情报局解散到中情局成立的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其他机构也对吐实药产生了兴趣。中情局注意到其他机构(不消说，它们的水平较差)对吐实药的普遍兴趣，希望对它们的研究加以管控。为此，中情局于1951年7月23日同来自陆军、空军、海军和联邦调查局的代表举行了会议。联邦调查局很早就明智地选择了退出，海陆空三军则同意与中情局合作寻找新的吐实药。由于海军已经有了名为“蓝鸟”的行动，便要求将吐实药项目改名为“朝鲜蓟”。8月20日，项目正式更名。

　　一份能追溯到项目初期的纲要将“朝鲜蓟”四个主要目标描述为：

　　(a)    从不愿提供情报的被试者身上获得信息。

　　(b)   防止我方人员泄露情报。

　　(c)    控制个体的行动，无论他们是否愿意。

　　(d)   防止他人控制我方人员。

　　建议的研究领域有催眠、药物以及“气体、声音、灯光、电、严寒……酷热、疲劳和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等其他手段。之后的备忘录中又补充了“超声振动”和“促进睡眠的装置”。寻找吐实药可不是敷衍了事的，1953年的一份备忘录记述道：“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都应在‘朝鲜蓟’相关项目中得到探索。”

　　“朝鲜蓟”获批不久，中情局就组建了两三个“压力”审讯小组。每组有3名成员，他们随时准备，“一经通知”就前往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审问潜在的知情人。审讯小组的目标之一是获取有效情报，其余目的则显得十分可疑。中情局1951年的一份文件显示，审讯小组将在“海外基地以外国人为对象进行试验”。看起来，中情局更感兴趣的并非搜集情报，而是探索药物、催眠和审讯的各种可能性。他们的行动目标是“疑似特工、叛逃者、难民、战俘及其他”。

　　“朝鲜蓟”的审讯小组一开始就备受困扰。首先，找到适合的人选来进行试验就是个问题。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资质才算合适？正如艾伦•舍夫林在《思维操纵者》一书中指出的，首批审讯小组实在难以胜任复杂的审讯和招供研究：在最初的三人小组中，没有一个人会说外语、拥有大学学位或者具有任何医疗资质。为了消除他们对任务的无知，小组成员每周有两个晚上要学习催眠课程(有关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发现，详见第五章)。与此同时，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拼凑冠冕堂皇的报告，以说服上司他们确实在进步。

　　在“朝鲜蓟”项目成员们看来，吐实药大战中取得的成果似乎都是些老掉牙的玩意儿。相比那时，科技又先进了。或者说，如果科技没有发展,那就是中情局进步了。工作小组对单独使用阿米妥钠、东莨菪碱和大麻进行了研究，不过他们最拿手的还是使用混合药物。

　　他们情有独钟的——也是日后间谍故事的主题——仍然是霍斯利和萨金特(霍斯利的《麻醉精神分析》在1948年成为了中情局的必读书目)研发的巴比妥酸盐技术。与过去不同，他们将巴比妥酸盐与安非他明药物混合。这个方法显著提升了两类药物的诱导效果：巴比妥酸盐可降低受试者自我审查的意愿，但容易导致嗜睡；而安非他明则能快速地让受试者产生难以克制的表达冲动，并有效抵挡镇静剂的作用。中情局认为，这就像同时踩着油门和刹车，能让任何受试人都进入一种“朦朦胧胧的状态”，其效果远强于单独使用任一种药物。中情局的档案详细记录了这一方法：

　　向受试者静脉注射2.5%的硫喷妥钠直到其入睡。此时，依据受试者具体反应，为其注射5—20毫克盐酸脱氧麻黄碱。希望实现受试者的放松表达。注射前者的针管并不拔出，以防后者导致受试者过于兴奋。如果受试者在注射后几分钟内并未进入兴奋状态，则应将两个针管都拔出，效果预计将持续约45分钟。之后如果要继续试验，则应重新注射两种药物。

　　中情局混合药物的手段并不新鲜。为防止注射硫喷妥钠的病人睡着，英国早在心理治疗中采取了这个办法，威廉•萨金特就曾经使用过。医学杂志对此也有过广泛的报道，根本算不上是秘密。不过没关系，对“朝鲜蓟”项目人员来说，巴比妥酸盐-安非他明的混合使用提供了单独使用不能比拟的东西：强迫他人吐露真相的可靠途径。如果它没有立刻见效，他们也总有法子再混入一两种其他药物，然后静观其变。他们还计划着用刚刚掌握的催眠技巧来配合药物的使用。混合药物加上催眠术的手法，不失为促成激烈宣泄反应的一种尝试：不断地让受试者人睡又唤醒他们，直到他们迷迷糊糊茫然无措地被迫回忆过去。

　　中情局涉及“朝鲜蓟”项目的早期记录较为散乱。1950年7月及10月，审讯小组——当时他们还处于“蓝鸟”的名义之下——到远东审讯朝鲜战俘。他们使用了巴比妥钠、苯丙胺、可拉明和苦味毒等药物。共有29人接受审讯，效果理想。一名受审者反应十分强烈，他坚信自己回到了一个聚会上，甚至因喝了幻想中美国人递给他的“酒”而酩酊大醉。一名女性受试者则与审讯人员促膝长谈,认定对方是自己的男朋友。

　　在1952年6月的另一项“朝鲜蓟”任务中，审讯人员们混合使用盐酸脱氧麻黄碱和硫喷妥钠让受审者开口。说服了受审者此刻正待在家里，再让他相信审讯员是他15年没见的老朋友就是小菜一碟了。审讯员询问了他15年来的经历，受审者将隐藏的秘密和盘托出。之后几年间，“朝鲜蓟”小组在多国展开了行动。他们的活动只有粗略的记录，记述中通常都包含了美国驻外使馆之间的电报，询问项目组是如何进行工作的。尽管记录混乱，仍然有一个行动得以详细记载下来。这项代号为“鞭笞(CASTIGATE)”的行动始于1952年8月，由美国海军在其吐实药项目“闲聊(CHATTER)”下进行，以失败而终。

　　一段时间以来，海军一直拨款给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的教授理查德•温特，研究可用于审讯的麻醉药物。1952年初，花费约30万美元对大学生进行了历时2年的实验后，温特告诉赞助人，他找到了有效的吐实药。

　　在中情局的协助下，美国海军设法在法兰克福找到了几个可疑的双料间谍，并搞到了一个合适的场所对他们进行审讯：一所偏僻的农舍，屋内装配了双向反射镜和电子窃听装置。然而,当温特带着他迷人的女秘书来到农舍，却拒绝向充满期待的特工透露他究竟要使用什么药物，而只是简单用“L”、“C”和“Q”来指代它们。

　　最后，真相大白。三种药物不过是巴比妥酸盐、安非他明和一种大麻的萃取物：这些都是中情局早就开始使用的药物，战略情报局10年前就用它们进行过试验了。温特坚持用小刀拨弄药物估算剂量的行为让特工尤为震惊D而他不断询问下一步骤应该怎么做的样子更是让特工简直无可奈何。“在整个过程中，温特都未表现出丝毫的自信或对局势的掌控力。”行动概要如实记录道。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硬着头皮继续测试:此刻终止行动为时已晚。几天时间内，5名被怀疑是双料间谍的特工被带到了温特的面前。他让这些受试者喝下了混有不同剂量药物的咖啡或啤酒。虽然温特向行动人员保证药物都是无味的，但有不少受试者抱怨他们的饮料散发出令人不快的苦味。

　　动身来法兰克福之前，温特曾告诉中情局这些药物将让受审者变得“友好……并乐于交谈”。事实恰好相反。部分受审者变得咄咄逼人，充满攻击性。中情局特工的威吓以及整个经历带来的恐惧，让百思不得其解的温特只好告诉同事，这些受审者和学生们的反应大相径庭。不过，他倒也拿出了一种解释:这种特别的混合药物，只对天性诚实的人才起作用。如果受试者生来就是个爱撒谎的人，药物只会“让他更加坚定地编造更多谎言”。至于中情局听说温特新研制的吐实药只对说真话的人才奏效后有何反应，人们也只能去想象了。

　　情况急转直下。试验失败后，温特酩酊大醉，弹钢琴，还和女秘书调情——直到他的老婆突然出现把他们逮个正着，他又威胁说要自杀。中情局在关于此次行动的报告中记录道，温特“茫然、困惑、迟疑不决”。他的确提出了几个与行动相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我们怎么隐瞒这次行动？”时任“朝鲜蓟”项目负责人的莫斯•艾伦勃然大怒:他甚至询问是否应以诈骗罪起诉温特——毕竟，他挥霍了“数十万美元”——不过如果温特最终“陷入麻烦，比如离婚……或者自杀”的话，艾伦显然更加关注i斥讼可能会对中情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为了最大限度地挽回失败，“朝鲜蓟”项目人员打定主意，不能白白浪费掉“小白鼠”，他们要试试自己的办法。大体而言，这些尝试包括给受审者注射巴比妥酸盐和安非他明，直至他们完全迷糊。这时，再对受审者进行催眠，说服他们相信审讯人员是他们的朋友。在一个案例中，他们还试图让一名受试者相信，他的妻子已经回到苏联。

　　考虑到没有一个催眠师会说俄语每句话都需通过一名翻译传递给受试者(在上面提及的案例中，扮作受试者妻子的翻译，其实是个男人)的情况，他们可以算得上大获成功了。“朝鲜蓟”的报告显示，他们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不过，由于审讯小组竭力通过这些行动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口中的“成功”难免有些主观。

　　尽管中情局给出了行动“不令人满意”的结论，但每个人都努力往好的方面看。莫斯•艾伦说:“除了成功地失败了，我们没有做成任何事。”最终，中情局终止了这项行动。温特被解雇，对美国海军“闲聊”项目的赞助也马上终止。

　　这并不是说中情局的吐实药项目也受到打击。“朝鲜蓟”小组展开魅力攻势，说服上级这些手段正在带来丰硕的成果，他们似乎得逞了。1952年11月的一份备忘录记述道，“现在,我们能够控制受试者处于特定状态的时间比此前预想的都要长”。他们说，通过利用新方法获取情报，中情局能“有很高的成功率”。当局认为“朝鲜蓟”运行出色，以至对其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此后，也是在温特惨败之前发布的另一份评估报告认为，“朝鲜蓟”的手段“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可能会经历多次失败，但是……这一方法取得的每次成功都将是绝对的惊喜”。

　　不幸的是，对“朝鲜蓟”小组来说，“惊喜”实在是难以捉摸。它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却无人能够作答。药物审讯的一个优势——同时也是人们尝试各种办法把药品混入食物的原因——是受试者在整个过程中对被下药都毫不知情。比如说，阿米妥钠混在巧克力糖浆里最难以察觉。可问题是:受试者得喝掉多少巧克力糖浆呢？安米妥钠需要不断及时补充才能持续发挥作用。要是受试者糖浆喝得不够怎么办？“要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确实需要如此频繁地喝巧克力糖浆，确实有点难办。”一个中情局特工略显为难地说。

　　其他摄取方式也引起了复杂的问题：受试者要吸多少根经过特殊处理的香烟？他们吸气应该吸多深？剂量不够，就是在浪费时间；药劲太大，受试者又可能直接昏倒在地。使用这些方法需要大量的练习，但这安排起来很有难度。

　　“朝鲜蓟”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怎样为迅速膨胀的审讯药物名单找到合适的试验对象。虽然温特彻底搞砸了，但他确实指出了一点：即他在法兰克福测试的人和他早前测试过的大学生是不一样的。这些人也不同于中情局的志愿者和弹震症患者。他们是心怀敌意、训练有素的职业老手。“朝鲜蓟”小组怎么测试对付这些人的手段呢？显然，他们需要在真正的外国间谍身上进行练习。

　　然而，当“朝鲜蓟”小组要求中情局境外工作站提供测试人选，得到的只有惊人的沉默。没人愿意拿自己的线人——尤其不会为了一个作风轻率、看似注定要失败的行动小组——来冒险。“朝鲜蓟”组员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僵局。

　　好不容易进入了这个领域,组员们又面临着更大的难题。审讯小组能够用以衡量成绩的唯一方法，就是应用他们的特殊审讯手段，但这些手段本身还处于评估阶段。药物或许能迷惑人，让他们变得健谈，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所说的就是真话？就算他们说了真话，又有多少呢？全都是真的？还是只有部分属实？应该逼迫他们到何种程度？审讯人员多次致使受试者由于服药晕厥入院。这能让试验结果更加真实可信吗？应加大剂量还是减少剂量？这又如何来判断呢？

8

　　甄别麻醉分析中的病人是否在讲述事实，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精神疏泄法的发明者们(这些方法开启了日后的吐实药研究)。萨金特和霍斯利很早就注意到，巴比妥钠和硫喷妥钠能重现隐藏的记忆，但同时也会引发幻觉。即便是十分了解病人的心理治疗师，分辨二者也不是一件易事。[16]

　　对遭受心理创伤的患者使用巴比妥酸盐的根本目的在于瓦解其自我审查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开诚布公地谈论所思所想和过往经历。然而，一旦进入半睡半醒的“懵懂状态”，他们就无法分别出哪些是自己的幻想了。患者一开始诉说，各种心理创伤的点点滴滴就倾泄而出，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才是真实的经历。

　　大部分精神病学家承认，依靠药物揭露的秘密其实已经受到了干扰。美国陆军医生埃德温•温斯坦回忆了一个弹震症案例。患者是601卫生连的一员，因心理创伤而失明。注射巴比妥酸盐后，患者重温了一场可怕的战斗。战斗结束后，他发疯似的要找同在战场上的弟弟，他相信当时弟弟已经牺牲。患者记起他跌跌撞撞地走过战场，在遍布的尸体中寻找。回忆起这一幕的时候，他的眼睛复明了。温斯坦医生后来才得知，患者的弟弟当时正在美国家中探亲，根本没有参加那场战斗。

　　类似的案例在民间医院也曾出现过：1948年的《临床和实验精神病理学期刊》曾详细记载了多个误将麻醉引发的幻觉当做现实情况的案例。一名男性患者说曾参与持械抢劫，但案发时他其实并不在现场；一位女病人则称有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孩子。甚至当药效减退，患者醒过来的时候，仍然有些糊涂，对事实也不太确定。

　　最终，由于巴比妥酸盐所引发的“回忆”很值得怀疑，欧洲和美国在刑事诉讼案件中都不承认这一手段。1945年，法国法医学会认定，使用硫喷妥钠得到的口供极不可靠，在法庭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一结论被世界各国的司法体系广泛接受。

　　理应如此。当代唯一的对50年代吐实药进行研究的作家，让•罗林认为，在药物的影响下，清白无辜的人认罪与心狠手辣的罪犯否认罪行，其可能性是相同的。“任何口供都不一定是真的，”他写道，“而不招供也不一定表示没有犯罪。”《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和《柳叶刀》杂志都认同这一说法。

　　此外，被麻醉的受试者也很有可能保持缄默。亨利•毕彻(我们在第三章还会再见到他的)在195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首先告诉受试者一些秘密，并叫他们严守这些秘密，然后让受试者单独或混合地摄入一些中情局的“吐实药”，包括阿托品、硫酚妥钠、安非他明、酒精、东莨菪碱、吗啡、咖啡因、酶斯卡灵等，他们也可能完全拒绝交谈。

　　上述几位权威人士都认为，精神疏泄唤起的“回忆”注定包含了矛盾和毫无意义的臆想。病人在麻醉分析中吐露的秘密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也有可能半真半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疏泄疗法的两个主要拥护者——罗伊•格林克和约翰•斯比格都同意，药物治疗为达到常规治疗目的——挖掘有趣的精神分析材料——提供捷径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他们说，“由药物引发的事实与幻想的混淆，将对(精神病医生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过，对威廉•萨金特来说，这不是问题。讲述故事时伴随的情感宣泄而非故事的真实性，才是关键。他后来也曾辩称，当引导病人宣泄时，一些能触及患者情感的、激烈的信息，特别是不真实的信息——能让整个过程更具戏剧性的任何事情，对治疗更有帮助。对萨金特来说，他的病人并不需要记起真正发生的事，而是应该忘记：让发生的一切成为过去，让病人能继续自己的生活。重要的是让病人好起来，谁在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中情局可不这么想。他们才不在乎什么精神疏泄:他们要找的是能挖出真话的魔物。可能带来真话、幻想、谎言或者——更糟的——三者混合物的化学品对他们来说一点儿用都没有。中情局发现，面对疏泄药物，他们就像步入了一个墙壁不断移动的迷宫。之前他们需要快速调好药物鸡尾酒的人，而这次需要的是会甄别真实与幻想的精神分析师。这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和背景知识，可以说，这是“压力”小组绝对无法胜任的工作。

　　情报活动有赖于情报评估:线人告诉你的是真的吗？你得知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传统特工是依据经验、调查和直觉综合作出决策的。而在搜寻吐实药的过程里，中情局试图排除这个惯用公式中所有的不确定性。然而，就像情报历史学家托马斯•鲍尔斯所说，情报工作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这恰恰是“朝鲜巧”团队最不愿接受的现实。

　　在中情局的各种吐实药中，没有一种被证实比最古老的“吐实药”——酒精更加有效。1946年，在比较了东莨菪碱、咖啡因、苯丙胺、酒精和大麻诱人说话的效果之后，战略情报局也得出了这一结论。在对44名受试者实施了132项试验之后，他们发现大麻的药效最强，而酒精和咖啡因混合起来的效果紧追其后——这其实就是啤酒加咖啡而已。

　　和大麻烟相比，咖啡因和酒精的好处在于，大部分人都饮用酒和咖啡，而有人是不抽烟的。另外，由于持有大麻是违法行为，啤酒、咖啡的组合就特别“适合在普通审讯中使用”。前一年的试验也显示，如果满分是10分，大麻的评分只有1—2分。换句话说，用不用吐实药，结果相差不大。另一摘要记录道，“目前情况说明，通过这种方法无法获得彻底的真实性”。

　　中情局似乎意识到，巴比妥酸盐在实践操作中也不可靠。“即使是在对审讯人员更加有利的条件下，”一名特工曾于1961年报告说，“试验结果也会受到幻觉、歪曲和谎言的干扰。”

　　同年，另一名中情局官员认为，整个搜索任务完全是浪费时间。获得中情局资助的路易斯•哥查克写道：“没有真话血清能迫使受审者说出他所知的全部情报。”中情局人员乔治•比莫勒也附和：“像大众观念中真话血清这样的魔法药水根本就不存在。”然而，“朝鲜蓟”并没有放弃寻找，继续向前迈进，处心积虑地为掌握有效的控制机制和任意摆布他人的“灵丹妙药”，开发着更加复杂精巧的手段。

第三章 神仙肉的滋味

　　艾伦冷极了，用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几分钟后他朝我挤过来，轻声道：“戈登，我看见了一些东西！”我告诉他没事的，因为我也看见了。幻象就此开演。

——《发现致幻蘑菇》，《生活》，1957年6月10日

　　审视内心，关注社会，退出世俗!

——蒂莫西•利里

1

　　玛利亚•萨比娜早就知道陌生人要来：在梦里她看到他们来到村里。困惑之余，她找到村长夫人瓜达卢佩•加西亚诉说：“我看到了一些陌生人，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她在梦中看到了一些人穿过瓦乌特拉[17]南部的群山，他们的轮廓模糊不清，浅色的皮肤和头发却清晰耀眼。

　　愚蠢的人或许会把他们当成鬼怪。玛利亚却很清楚,梦中的人不是什么鬼怪，只是外国人而已。

　　1955年6月29日，当两名白人抵达村子的时候，玛利亚知道自己的预言应验了。来人之一是个灰发的中年绅士；另一个是年轻的摄影师。二人显然是远道而来——身后立着一队驮着大小麻袋的骡子。他们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但一句马萨特克语都不会，连村里的孩子也能轻松地用土语取笑他们而不被发觉。

　　安顿停当，年长的绅士就要求会见村长卡耶塔诺•加西亚。村务大厅里两人在办公桌两头坐下。白人绅士问村长能否对接下来的谈话保密，村长请他直言。绅士整个人向村长靠过来，轻声耳语却令加西亚大惊失色。加西亚问道：“你知道你要找的是什么东西吗？”绅士点头。

　　几小时后，加西亚找到了玛利亚。“几个白人来村里了，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要找智慧女。”他说。

　　玛利亚点点头。瓦乌特拉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偏僻地界，从来没有老外到这里找过什么智慧女。这绝不是他们的全部目的。“那个看上去很严肃的白人，凑着耳朵边告诉我‘我正在找春极草(Little Ones that Spring Forth)。’”加西亚摇摇头，“我当时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怀疑了好一阵子，不过他似乎知道很多东西。”

　　白人知道得是不少,但不可能比玛利亚知道得多。没人比玛利亚知道得多。大约50年前，她还是个少女，就已成为村里的智慧女。从那时起，春极草就是她圣药中的首选。多少年来，村里发生什么事她都会用圣药问卜，解决办法也就随之而来。

　　玛利亚服下春极草就投入了众神的怀抱。众神会告诉她如何消灾免祸，有时会把她带到高耸的山尖与神共步;有时她会看到襁褓中的耶稣，但只能看不能摸。“我进到了另一个世界，”醒来后她便会解释道，“一个和我们的日光之下完全不同的世界。”她愿意和两个老外分享这个独享了几十年的世界吗？

　　加西亚问玛利亚愿不愿意见这两个外国人，她有些犹豫。“年长的那个看上去很诚恳，应该是好人，”加西亚动员玛利亚，“我都答应他们俩了。”

　　“要是你都答应了，”玛利亚说我怎么能说不呢？你是村长啊，又是我的朋友。”

　　傍晚时分，加西亚把消息告诉给两个外国人，他们欢欣雀跃。6年来，戈登•沃森和他的摄影师艾伦•理查森，终于第一次离他们寻找的东西如此之近。

2

　　1949年1月，妻子瓦伦蒂娜寄给英国战争诗人、剧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信开启了沃森的旅程。格雷夫斯的回信和随之发生的故事对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流行文化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格雷夫斯和沃森并不知道，他们的交往还改变了大西洋两岸的情报工作。

　　当时，业余真菌学家沃森和他的妻子(沃森是摩根大通的副总裁，瓦伦蒂娜是一名儿科医生)正在写作一本关于蘑菇的教科书。他们刚刚看过格雷夫斯创作的话剧《我，克劳狄乌斯》。剧中，不可一世的英雄克劳狄乌斯被妻子阿格里皮娜下毒。格雷夫斯说，致命的毒药是从一种蘑菇中提取的。瓦伦蒂娜因此向诗人提问，他是不是正巧知道阿格里皮娜用了哪一种蘑菇？

　　罗伯特•格雷夫斯的确知道。年幼时，他曾误舔过毒蝇伞菌的顶盖。他的口腔因此灼伤，舌头也肿了起来。他告诉沃森夫妇，几乎可以肯定，导致克劳狄乌斯死亡的，就是毒鹅膏[18]。

　　得知沃森夫妇对有特殊药理作用的菌类感兴趣，1952年9月，格雷夫斯给他们寄去了墨西哥人在古代宗教仪式上服用的几种蘑菇。关于这些蘑菇，最近的记录还是在西班牙征服者的年鉴上。此后近500年的时间里，植物学家和探险家们再未觅得芳踪。正因如此，这些蘑菇常被视做神话的产物。不过，在学术圈里，却有证据表明它们可能真的存在。那些宗教仪式或许还在进行，但蘑菇却成了一个谜。人们知道的唯一一点是，格雷夫斯写道，西班牙16世纪的编年史作者将它们命名为“神仙肉(The Flesh of God)”。

　　沃森和瓦伦蒂娜决定进行调查。他们知道，如果蘑菇确实存在，最有可能出现在距离墨西哥城150英里远的瓦哈卡山区。1953年和1954年的夏天，他们在这一地区展开搜索，并前往格雷夫斯位于马洛卡的住所与之交流，寻求建议。1955年，他们的搜索终于有了眉目。

　　让我们回到瓦乌特拉。卡耶塔诺•加西亚和他的两个兄弟领着沃森走进一条峡谷。他们在那儿找到了一堆甘蔗的腐叶，上面的一团蘑菇长势凶猛。加西亚伸出脏手指向它：“这就是春极草。”“神仙肉”找到了。

　　理查森将这个画面拍了下来。沃森采摘了一些蘑菇，小心翼翼地装进了特制纸箱。

　　当晚8点，他们来到加西亚家中，玛利亚•萨比娜已在此等候。沃森取出蘑菇，智慧女把它们一个个拿起来，抚摸着，用马萨特克语轻柔地对它们诉说。

　　很快，仪式开始了。萨比娜在装饰着鲜花和基督像的圣坛前盘腿而坐。热巧克力也端了上来。她低声吟唱着，拭去蘑菇的尘土，在树脂熏香的烟雾中穿行，递给每个人两个蘑菇。

　　沃森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参加仪式的第一个白人，而这个仪式甚至神秘得连大部分专家都否认它的存在。他欣喜若狂。理查森却没这么激动：他动身来墨西哥之前曾答应过太太，绝不会做什么傻事——比如在宗教仪式上吃毒蘑菇，更何况最近的医院距此还有150英里。“天啊！”理查森咕哝着，接过了第一对蘑菇。“要是玛丽知道了，她会怎么想？”他把蘑菇扔进嘴里。

　　“神仙肉”吃起来又苦又辣，还有股腐臭味儿。每个人都默默地吃下了蘑菇，加西亚的父亲埃米利奥动静很大，他咂吧着嘴，剧烈地摇头。沃森和理查森每人吃了12只蘑菇以后，安静地坐到了角落。萨比娜和她的女儿也吃了蘑菇——每人26只。所有人开始了等待。

　　午夜时分，萨比娜熄灭了唯一的一根蜡烛，房间一片漆黑。传入耳中的只有她的轻吟和屋外蟋蟀的欢唱。

　　半小时后，沃森和理查森感到极度不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理查森离开房间呕吐了三次，沃森两次。黑暗不时被大家的进出和呕吐声打断。每隔一段时间，萨比娜就会摸索着找到沃森，抓住他的手。大约凌晨12点半，理查森开始剧烈地发抖。他钻进毯子，几分钟后，他向沃森靠过去。“戈登，”他悄声说道，“我看见了一些东西。”

　　黑暗中，沃森转过身。“别担心，”他安抚着朋友，“我也看见了。”幻象显现。

　　吃蘑菇之前，沃森和理查森都认为，为了科学研究，他们会尽力抵抗可能出现的症状，以探究出药效强度。但当药效真的出现，他们却发现这是不可能的。

　　无论紧闭双目还是睁大双眼，幻象都会出现在视域的中心。画面有时快速袭来，有时缓缓浮现，令他们束手无策。从色彩明艳的几何图形开始，幻象很快变成栩栩如生的三维画面：沃森看到了回廊和花园环绕的华美宫殿，墙壁上镶嵌着玛瑙等珍稀宝石。他向圣坛的花束瞥去，却见一头神话中的怪兽拉着帝王的战车迎面驶来。

　　幻象只是开始。很快，理查森和沃森就不仅能看到东西，而且还伸手碰触了它们。他们跃升到新的层次，他们听得见颜色，看得到声音。萨比娜的吟唱有了形状，在房间里飘荡。沃森和理查森感到仿佛能把它握在手里。画面如此绚丽，让两人见识过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他们陷人了幻觉，一次次伸手去抓，眼前的一切立刻飘散在黑暗里。他们收回双手，幻象再度重现。

　　沃森看到，房间墙壁突然坍塌。人们的灵魂跃出身体，掠过南墨西哥的丛林，攀上群山，层层上升，直至天堂。

　　沃森很健谈，回家后却无法描述出这段经历。“进入全然不同的精神状态，我们的语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这就好比，你怎么才能向一个先天失明的女人描述出看到的东西呢？”他写道，这是一种“摧毁灵魂”的体验。

　　沃森和理查森所经历的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在此之前，白人已经感受过致幻药物的威力。早在12年前,科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就曾在瑞士因误服麦角菌，而在巴塞尔郊外体验了最奇特的骑行之旅，并发现了其化学衍生物的药理作用。霍夫曼后来在实验日志中记述到：“我十分害怕，以为自己要精神失常了。我仿佛被带进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身体失去知觉，我如同行尸走肉。难道大限将至？”他将麦角酸酰二乙胺命名为:LSD。

　　奇怪的是，关于这一发现的消息并未传播开来。当时，霍夫曼受雇于巴塞尔的山德士制药公司，正在寻找一种可在分娩中使用的兴奋剂。在令他惊异的极限之旅过后，霍夫曼认为LSD并不适合使用，把它抛在脑后。直到1948年，他才回过头再度审视这种药物。

　　这位瑞士药剂师很快就意识到新药具有强大效力。酶斯卡灵是已知的唯一一种含有类似成分的药物，但其效果甚至不及LSD的千分之一。依靠微小的剂量就能产生巨大效果的药物都具备开发价值，山德士公司开始研究LSD。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大量科研人员对LSD的主要兴趣集中于它的致幻特性。在很多人看来,LSD能导致暂时性的精神失常，引发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才会产生的错觉。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LSD就为研究者探索精神疾病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机会。比方说，或许世世代代以来，精神分裂症患者因遗传变异，体内存在微量的LSD，才导致其产生幻觉和其他症状，最终被关进精神病院。这时，药剂师可以合成中和LSD效果的解毒剂，精神分裂症也将就此退出历史。或许这只是奢望，但是在精神病学历史上，这是我们第一次距离治愈这种疾病如此之近。

　　对LSD心驰神往的不只是精神病学家，藏身于黑暗的研究者也注视着这一切。

3

　　利用“蓝鸟”和“朝鲜蓟”计划，中情局已经开拓性地将制造U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引人了审讯手段。因此，发现致人发疯的神奇药物的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中情局的兴趣简直再自然不过了。和LSD比起来，酶斯卡灵、安米妥钠、喷妥撒钠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情局大部分精神控制实验的幕后推手是技术部首脑西德尼•戈特利布。33岁的化学博士戈特利布才华横溢，但在间谍小说里，可绝对不会出现像他这么古怪的人物。戈特利布住在华盛顿郊外的农场，在那儿饲养家畜，自己做奶酪，而且只喝羊奶;他饱受口吃之苦，还有一只脚先天畸形。他痴迷民族舞，在中情局资助的国外任务中，花费了大量时间为自己搜罗新的保留节目。这些毛病和癖好——还有德国姓氏——使他成为此后的洗脑阴谋论中不可或缺的焦点人物。

　　上述说法不无道理。戈特利布的辉煌业绩包括为中情局在全球各地的暗杀行动研制致命的病原体，其中一种是为1960年夺取刚果领袖帕特里克•卢蒙巴的性命而专门开发的(戈特利布挑选了一种致命的非洲病毒，并亲自带到了刚果，不过最后暗杀行动取消了)。他还给伊拉克军队中可疑的俄罗斯间谍寄过浸了瘫痪毒剂的手帕。1973年，当中情局洗脑试验面临暴露的危险，又是他巧妙地销毁了全部试验目录。1975年在弗朗克•切奇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荒唐地说25年来的研究都忘得一干二净的也是他。因此，如果说是西德尼•戈特利布把中情局的目光引向了LSD，也绝非偶然。

　　1951年11月，关于LSD的消息传到了中情局。一名顾问告诉中情局官员，他正在进行的UD研究，“对国家安全有重大作用”。事不宜迟，中情局立即派“朝鲜蓟”在瑞士的联络人，火速用秘密账户资金购得了一小瓶药和一份备忘录。备忘录里不无炫耀地提醒买主，药物无嗅无味，“很容易混入各种饮料，冷饮热饮均可”；“需要大剂量时”，用大头针挑一点儿就足够了。

　　首先要做的是测试药性。中情局创建了一批以“慈善”为名的前方机构，将药理研究外包给大学和民间医院。人类生态学研究会、盖希特医学研究基金会和小乔赛亚·梅西基金会为各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机构提供资金与支持，作为回报，这些机构需将研究成果上报给中情局。

　　1953年4月，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批准了新的(也是最声名狼藉的)洗脑项目：“心灵控制计划”。[19]前方机构为中情局开发新的精神控制手段赋予了可靠性和安全性。中情局官员大卫-罗兹曾负责上面提到的一个学会，他是这样解释其一贯做法的：“比如，早上翻开《新闻周刊》，看到某人在什么领域有了新发现，我就会拿起电话……说，‘我是人类生态学研究会的代表，我们对您的研究很感兴趣。我能否拜访您，请您共进午餐呢？’——这可比说‘这里是中情局’好办多了。”

　　虽然部分研究人员对于资金的来源心知肚明，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是中情局在为他们埋单，也不知道自己的研究肩负着更宏大的目标。早期的一份备忘录上记载：“很多项目只能由对中情局利益一无所知的人执行。”资助不知情的研究者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保护了中情局的利益，也保护了研究人员：如果他们并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是在为中情局服务呢？在洗脑项目结束时，中情局已和80个不同的机构打过交道，其中大学44所，研究机构和私人公司15家，医院及诊所12个，还有3个刑事机构。在LSD研究领域最有名的要算肯塔基州莱克星顿的成瘾研究中心。这个大型戒毒所被麻醉药品局局长哈里•安斯林格称作“救助站”。这里的病人必须经过强制戒毒才能重返社会。但是,在中情局资助的医生哈里斯•伊斯贝尔那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交易很简单。中情局要找个地方测试可能使人上瘾的危险药品，而伊斯贝尔手里有一大把“闲置无用”的瘾君50年代早期开始，中情局就陆续往肯塔基运送用于人体测试的LSD和其他危险麻醉剂。为鼓励病人“自愿”参加药物试验，伊斯贝尔为他们提供想要的毒品，被囚禁在此的戒毒人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毒品。

　　已被解密的“心灵控制计划”档案，事无巨细地记载了伊斯贝尔的各种混合药物试验。不管是什么药，他似乎都想在病人身上试一试。他在1963年2月写给中情局的著名备忘录里说，我一找到让病人试验的机会就给你写信。”

　　伊斯贝尔显然对LSD情有独钟。他让病人服用不同剂量的LSD，在一些试验中，也搭配其他或许具有解毒效果的药物一起使用。1954年7月14日的报告记载了伊斯贝尔恶名远播的试验之一:看看人体承受LSD的极限是多少。

　　虽然结果让我有点意外，但LSD-25耐受量的实验进展顺利。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耐受量。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连续42天给7名病人使用LSD了……7个人对药物引发的生理和身体反应都适应得很好。

　　我们已尝试突破这个剂量，使用2倍、3倍、4倍的剂量……

　　最终，7名病人连续使用LSD长达77天之久，恐怕算得上是当时最恐怖、最诡异的药物试验了。不过，这项“殊荣”1962年就被中情局赞助的研究员路易斯•乔利恩•维斯特抢走了。他成功地利用药物在雄性大象身上复制出每年只在交配季节爆发的“发情期狂躁症”。维斯特在俄克拉荷马州动物园给体重7吨的雄象“图斯克”注射了30毫克LSD。据他记录，5分钟之后，图斯克“号叫着，重重地向右侧倒了下去，大便失禁，持续癫痫”。维斯特马上进行急救，于事无补。一个半小时后，“图斯克”死亡。

　　除了大象试验，中情局在20世纪50年代四处资助药物研究的主要后果是，LSD等药物试验很快就蔓延到全美各地。中情局已和世界顶尖的药理学家们都建立了联系，他们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中情局位于华盛顿的各个办公室。1949年，中情局总部搬到了目前的所在地，弗吉尼亚州的兰利。这座新大楼从此成为幻觉研究的中心。

　　估计到LSD不会致死，“心灵控制计划”的成员们决定亲自进行测试。有时，拿自己人做试验是迫不得已，因为在评估药物的医院找不到志愿者。不过，很多时候，保持一点儿神秘也不错。结果并不难预料：中情局特工们被LSD折腾得够呛，认为它绝对能在十八般兵器里占据一席之地。

　　下一步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测试。约翰•马克斯说，一部分工作人员同意在事先不说定的时间往彼此的饮料里混入LSD，但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些人发现饮料掺了药，把它们全倒了，有些人则中了招。有一次，一名特工出现了幻觉，惊慌失措地冲进了华盛顿的车流。“心灵控制计划”的工作人员焦急地在全城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在波托马克河对岸的一处喷泉下面找到了他。这个倒霉的特工躲在那儿，觉得路上的每辆车都是可怕的怪物，怒目圆睁朝他冲过来。同事们费尽口舌，才哄他出来。一名工作人员回忆道：“让他相信我们是朋友真是太难了……他简直像个妄想狂。”

　　不时发生的种种意外并没有浇灭中情局对LSD的热情。在其他地方，试验进行得很顺利。1954年7月，一名特工得知了几个“秘密”，并被施用了LSD。他很快就“什么都说了”。中情局认为，“审讯期间通过使用LSD可以得到真实准确的信息”。在1954年12月的一份备忘录中，中情局特别提醒道：“不鼓励圣诞节时利用办公室的圣诞潘趣大酒杯进行测试。”除了不在圣诞节期间恶作剧，中情局继续在机构内外对不知情的人进行LSD测试，一些试验曾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与此同时，美国也成功地勾起了英国人对LSD的兴趣。

4

　　1952年年初，英国情报界首次从哈佛麻醉学教授亨利•毕彻口中得知了LSD的存在。毕彻从二战后期就开始为美国陆军提供医学建议，也是他最早将纳粹在达豪集中营进行吐实药试验的事告诉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他的私人档案中，发现了迷幻药试验的详细记录。

　　1952年春天，毕彻动身去欧洲出差。途经柏林时，他作为顾问“就国家安全事务”为美军提供了咨询。下一站，他去了瑞士巴塞尔——LSD和山德士制药公司的大本营。之后，他又前往伦敦，因对“科学的贡献”成为皇家医学会的荣誉会员。他在伦敦也和英国联合情报局的代表达成了共识，并把LSD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如何利用LSD，英国情报部门还拿不定主意，他们找到伯明翰大学实验精神病学系主任乔尔•艾克斯教授寻求帮助。艾克斯是立陶宛难民，1951年他建立了实验精神病学系，研究各种药物对大脑的影响。1954年，他进行了首例安定药——氯丙嗪(即氯普马嗪)的盲测，因此被载入史册。时至今日，他已被视为精神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这项研究将他们引向了对胆碱酯酶——肌肉收缩后使之放松的生物酶——的探索。不久，他的工作承载的就不只是学术志趣了：纳粹新型神经剂的发现让艾克斯的工作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他接到了白厅的电话。

　　已过鲐背之年的艾克斯现居佛罗里达，他为我讲述了研究的重大意义。“军方的情报人员向我们介绍了德国秘密的化学战，要求我们研究抗胆碱酯酶——脱氟磷酸酯，特普(焦磷酸四乙酯)[20]等等。”位于威尔特郡波顿村的英国防化实验中心为艾克斯寄来了各种药物，由他监测这些药物在大脑中的活动，并定期提交反馈报告。他说，工作“很无聊”，不过中心通过军需部给了他一笔“微薄的资金”。

　　1952年冬天，艾克斯患上了流感。卧床休息期间，他读了一些医学文献，看到了最早研究LSD的论文之一。文章的内容深深震撼了他：“读到剂量水平的时候，我大吃一惊！”研究上说，使用LSD比使用马钱子碱[21]和氰化物所需剂量更小，效果更强。艾克斯看了，第一反应是印刷错误:没有一种已知药物能靠这么小的剂量发挥出如此强烈的效果。他给文章的审稿人打电话,告诉对方剂量印错了。审稿人斩钉截铁地告诉他，LSD就是这么有效。“我说：‘你是说，只要1微克，这种药就能这么强有力地影响心智功能？’他说，‘是的。’我就这样被迷住了。”艾克斯随即向山德士公司订购了LSD。

　　LSD终于运抵伯明翰，艾克斯和同事们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见识它的威力了。圣诞夜，艾克斯自己充当试验对象，按照每公斤体重半微克的用量，做了第一次测试。药劲很快就上来了。“你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像透过玻璃一样，图像颤抖，颜色却异常艳丽……整个世界看起来非常奇异……不难理解这种东西可以引发宗教活动的开端。”他说。

　　艾克斯部门的15名同事在不同情况下服用了LSD。他们很快就发现，在闪烁的灯光下使用，LSD的效果会大大提升。艾克斯认为，LSD的效果不同于“大规模感官剥夺”引起的反应，这一观点即将遭遇有趣的反响(详见第四章)。

　　试验后不久，军情六处就联系了艾克斯在波顿村的赞助方防化实验中心，要求他们进行LSD试验，特别要考查将其作为审讯辅助手段的可能性。19岁的英国空军下士唐•韦布就是一名受试者。1953年春天，韦布遇到一位在波顿村参与过试验的同事,试验人员使他失去知觉，在床上躺了一周。试验完成后，他拿着额外的一周工资回了家。他说整件事就是磨洋工，鼓动韦布也去当志愿者。

　　韦布答应了，得到一张从南安普敦到索尔兹伯里的火车票。在索尔兹伯里，他遇到另外11名志愿者。那是一个星期天，气氛轻松，“就像在度假营地，非常快乐”。一到波顿村，队伍就解散了。10个人被告知，他们要去试穿各式军装。韦布和罗根•马尔则将接到特别的任务。

　　星期一，其他10个人穿上了测试军装，韦布和马尔则被带到了一个彬彬有礼的心理学家面前。心理学家测试了他们的空间感、语言和数字推理能力。他们还被问及了一些私人问题，用意是揭示他们的目标和野心。韦布说，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性能力？”

　　韦布和马尔按要求脱光了衣服，他们还要拍照。摄影师——很奇怪是个女人——他们站着旋转的圆盘上，这样从任何角度都可以拍照。当天晚上，韦布和马尔去了餐厅，“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酒吧的女孩儿和女招待看了他们的“靓照”。晚饭后，他们转了一圈，每个人都传看了他们的照片。整件事成了一个大笑话，“大家都忘情地笑着叫着，气氛棒极了”。

　　星期二，韦布和马尔被带进了另一个装有煤气灯和工作台的试验室。两名身着便服和白大褂的男人正端着两杯水等他们。“他们说，‘水里放了点儿东西’，还说，‘我们要看看你们喝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韦布说。马尔和韦布拿起称子一饮而尽。

　　喝了水不久，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发问：“感觉怎么样？觉出什么来了？”韦布说他什么感觉都没有，接着突然开始大笑，马尔也笑起来，无法停止，也不知自己在笑什么。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另一个房间，但是询问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笑声。试验人员只好让他们回了营房。

　　当晚，韦布和马尔注意到彼此的眼睛布满血丝，他们歇斯底里地觉得这简直好玩极了。和他们一起来的另外10个人整天在跑步机上跑个不停，询问韦布和马尔过得如何。他们俩哈哈大笑，惹恼了这些同事。10个人转身去了餐厅，看到这一幕，韦布和马尔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由此看来，韦布和马尔在星期二服下LSD后并没有产生幻觉。工作人员很可能只是为了先看看情况，使用了非常小的剂量。第三天，韦布被单独带去喝了一杯水，结果令人震惊。

　　“墙上和地上有很奇怪的东西，”他说，“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包在大约6英寸厚的清澈液体里面……人们的脸裂开了。太诡异了！皮肉都剥离了，只有一个头骨盯着你。你能听到有人跟你说话，但却摸不到他。真是太可怕了。”

　　监测医生让韦布朗读一本书。但是当他拿起书，上面的文字就变成了鱼鳞和鱼眼。韦布拼命想振作精神，但是根本无法镇静下来。“我真是想尽了办法，就是念不出来。”

　　韦布抓狂的样子让医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安慰韦布说，一切都很好，并感谢他参加这个试验。每次韦布平静下来，医生就对他进行心理测试：罗夏克墨溃测验。“你看出这是什么了吗？”医生问他，“画面上发生了什么？”韦布还在一架希斯-罗宾逊式的机器[22]上测试了反应。

　　此后的三天，韦布一人静养，还去晒了日光浴。动身离开波顿之前，他得到了一个棕色信封，被告知不得向任何人提及在此的经历。回到南安普敦后他打开信封，他得到了两周的工资[23]。

　　军情六处的LSD试验从1953年延续到1954年，模式和韦布所经历过的很类似，结果也大同小异。1953年6月，另一名受试者，23岁的皇家海军士兵德里克•夏诺吃了一块混有LSD的糖，然后面向一堵安装了彩灯的墙坐下来，惊恐万状地以为从墙上跳出来的老虎要把他吞下肚。医生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德里克让他们釆血样。

　　1965年，参与试验的比尔•拉德尔在向波顿村应用生物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称，这些试验是“初级尝试，控制得也不理想”。或许是他们的工作实在做得漫不经心，第一批试验刚刚完成，就开始进行第二批了。不过这次，下达指示的不是军情六处，而是联合情报委员会(JIC)。

　　1955年7月7日，联合情报委员会精神病学顾问团举行会议，认为LSD有深入研究的价值。4个月后，顾问团再度开会，军情六处波顿村试验的负责人哈里卡伦拜医生和伯明翰大学的艾克斯教授也来了。会议记录表明，顾问团和中情局一样，对审讯中给不知情的对象施用LSD抱有兴趣。证据显示，相关的试验已经展开。卡伦拜告诉顾问团：

　　训练有素的审讯者对不知情的受试者使用LSD后，后者在审讯中做出的反应已经不受自身的控制。

　　艾克斯也对测试“完全不知情的”受拭者表达了看法。然而，在2004年被问及当时所作的评论时，他却坚决地说：“噢，不！根本不是这样！所有的受试者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全是志愿者！”如果艾克斯的试验对象都是志愿者，那么卡伦拜要怎么解释他那些“不知情的”LSD受试者呢？这次会议认定，“应对LSD-25和类似药物的应用做进一步的研究”，同时，“要研究LSD-25能否作为有效药物在审讯中使用”。

　　这些“进一步的研究”与军情六处当初进行的LSD测试已差之千里。2005年，空军士兵罗纳德•马迪逊在波顿村的试验中因接触沙林神经毒剂意外死亡。掩盖了半个世纪的“进一步研究”终于不再是一个谜。前皇家炮兵队上尉罗纳德•威克逊在递交给法庭的书面陈述中称，他曾经参加过一个测试“吐实药”的试验。当时主管波顿村士兵的威克逊接到了试验中心科研人员席尔瓦医生的请求，在1953年5月至1955年8月的某段时间里充当试验的志愿者。

　　第二天，威克逊、席尔瓦医生和一个试验人员来到一间试验室，他们的面前摆着三杯水。席尔瓦说，三杯水中有一杯混有吐实药。他并没有解释什么是吐实药，也没有说明喝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只是让其余两个人任选一杯水喝不去。威克逊有点担心，但还是喝了。席尔瓦和另外那名试验人员随后也各自喝了一杯。

　　一个半小时后，威克逊被带进另一个房间。两名身着便装的人告诉他，他即将接受审讯。之后的一个多小时里，审讯人员咄咄逼人地审问了威克逊，让他说明在波顿村的职责。“我认为，”威克逊说，“问讯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高强度的审讯。”他并没有向压力低头，这让审讯人员对他刮目相看，告诉他问讯到此结束。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刁难了他一下，“对了，”其中一人问道，“你在这儿到底是干什么的？”

　　威克逊知道这是审讯人员耍的花招，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审讯人员终于放弃了，反而主动亮明身份，告诉威克逊他们是“军情处的”。

　　尽管威克逊显然并没有喝到混有LSD的那杯水，他还是被送到了驻军医院进行检查。他在那儿遇到了席尔瓦医生，后者看起来也一切正常。不过，第三个受试者却没有出现[24]。

　　试验的规模似乎在1956年夏天扩大了。那年3月，在联合情报委员会的要求下，国防研究政策委员会就是否应该“出于军事目的”使用精神药物进行了评估，认为“应批准波顿村的防化试验中心投入一定精力研究此项目，请首席科学家、军需部和防化实验中心负责人酌情考虑”。[25]

　　空军部洗脑及审讯专家西里尔•卡宁汉曾经参与这些工作。当然，他此时已经开始偷偷摸摸地为空军情报九处调查苏联人在朝鲜的一举一动了。卡宁汉对美国的LSD研究取得的进展了若指掌。他说，美国当时很希望英国能就LSD和所谓的吐实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他说，“我总是不停地告诉他们，美国又搞出什么药了……我有一长串药物名单——我可不会告诉你我们拿这些药做了什么！”

　　我问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卡宁汉有点不大情愿地解释道：“我所处的位置很为难，我可害怕(因为公务保密条例)惹祸上身。”尽管如此，他还是透露曾多次到访波顿村，也有机会得到LSD(他拒绝了)。他还知道，是巴希尔•克拉克——军情六处也已承认——在1953年负责给德里克•夏诺下的药。

　　我告诉卡宁汉，军情六处在波顿村实施了进一步的试验，这次的受试者不是士兵，而是军官。在服用药物之后，他们立即受到了审讯。年近80岁的卡宁汉态度稍和，“我怕惹麻烦，”他重复着，“(但是)这些事总会浮出水面的。”

5

　　英国人之所以迫不及待进行LSD试验，部分原因是中情局得到的消息令他们如坐针毡。中情局曾于1951年和1953年两度获得情报，称苏联已经搞到了LSD。设想苏联对LSD感兴趣是很自然的事，不过他们出现得是不是有点儿太快了：虽然中情局和军情六处一直都尽力掩饰LSD的存在，虽然这种药物只在一个地方——瑞士的山德士制药公司——生产，中情局还是接到报告：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可供5000万人使用的剂量。必须要行动了。

　　西里尔•卡宁汉回忆起英国的反应：“我想，在瑞士人制造并贩给俄国人之前，根本没有人注意(BD)……90%的药物都运往了俄罗斯，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情报部门要查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军情六处阻止LSD流向俄罗斯的各种努力(如果他们真的努力过)看来是没有解密的那天了，但中情局的行动有案可查。1953年9月4日，中情局代表到山德士公司调查关于苏联拥有LSD的传闻是否属实。此人随后向中情局报告，山德士公司储备了10公斤LSD，足以让纽约所有居民都来一趟三天半的迷幻之旅。这名特工惊叹道：“这个存量太惊人了。”为了阻止山德士公司将LSD卖给苏联，10月22日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决定将估价24万美元的所有LSD库存全数收人囊中。12月2日，两名中情局特工来到瑞士，要买下世界上所有的LSD。

　　可是，他们到了巴塞尔才发现，之前不熟悉公制度量的特工把微克和千克弄混了。山德士公司从来就没有生产过10公斤LSD，事实上，他们制造的LSD还不到40克。这40克中，10克是库存，还有10克已经卖到了美国。

　　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再次发生，两名特工和山德士公司谈了笔交易。山德士公司同意不向苏联出售LSD。奇怪的是，它也同意为了打消其他制药公司合成LSD发财的念头，从此以后LSD都可免费索取。山德士并不觉得这笔生意做得不划算，因为LSD从来就没有带来过什么收益，反而让公司头痛不已。就这样，两名特工捂紧钱袋，火速回国。

　　而在美国，中情局却正设法把山德士挤出LSD产业。苏联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等地大量生产麦角菌的消息不断传来——毫无疑问是为了洗脑计划而合成LSD——中情局占有LSD的需求更迫切了。特工们被派往印第安纳波利斯，与爱丽•莉莉制药厂探讨在美国本土合成LSD的可能性。1954年10月，制药厂终于发明出了一种能“充分地利用现有原材料”的方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能获得数以吨计的LSD”。

　　LSD不是唯一引起中情局注意的致幻剂。早在1952年，中情局就读遍植物学期刊，搜寻能加以利用的天然药物。中情局最早对这些东西表现出兴趣还是在1952年10月“朝鲜蓟”的一次会议上。莫斯•艾伦会上从一名学者那儿得知，印第安土著将一种墨西哥楦物当做“真话血清”来使用。艾伦认为，这种神秘的植物“显然应充分研究”。

　　一个月后，他得出结论:“这些植物药性极强，有极大价值。”一名特工立即前往墨西哥收集种子和其他天然致幻植物。这名熟知当地情况、西班牙语流利的特工，掩盖了真正的动机，隐瞒了真实的身份，踏上了墨西哥的土地。如果有人打听这趟旅行，他就解释说正在为医疗目的研究具有麻醉功能的天然植物。

　　仅在1953年初的两个月里，这名特工就收集了10公斤植物种子，急急忙忙地运回了美国。与此同时，中情局也在比对其他可能含有致幻物质的植物。中情局吹嘘说，截至1956年，已向波多黎各、多巴哥、牙买加、海地和古巴等12个国家派出了植物学家，挖掘“植物资源中蕴藏的宝藏”。他们找到的可用动植物资源包括刺桐花，危地马拉大黄，牵牛花种子，匹斯普拉树皮，新墨西哥“催眠草”,从毒蟾蜍背部提取的蟾蜍色胺，从秘鲁死藤水中萃取的骆驼篷碱和从伊博格树中萃取的伊博格碱。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原材料，以致中情局在1954年8月抱怨运来的东西让他们应接不暇，他们得喘口气，现有的材料科学家已经分析不过来了。

　　接下来的10年里，中情局编撰出了一部蔚为壮观的动植物毒药药典。1962年，中情局找寻异国药物的热忱以可笑而古怪的方式达到了顶点。中情局当时认为，很有必要研究一款从坦噶尼喀湖鳄鱼胆里得到的毒药。中情局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如何才能获取这种物质：“我们想到了取得坦噶尼喀湖鳄鱼胆的两种办法。第一种是让我们的人去坦噶尼喀湖抓一只鳄鱼，就地把它的胆囊取出来……第二个办法是去坦噶尼喀湖活捉一条鳄鱼，运回美国。”

　　最终，第二种方案受到了青睐，因为“(此处删除姓名〉医生觉得，只有这个法子能把胆囊完好无损地弄到美国”。中情局估计，抓捕、运输一个“体型中等”的鳄鱼大约需要200美元。这个特别项目和不幸的鳄鱼都没有留下后续的故事。

　　中情局感兴趣的所有动植物里，最能和致幻剂扯上关系的就是蘑菇了。莫斯•艾伦在“朝鲜蓟”1953年6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坦言，某些蘑菇能对人类思维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是吐实药的理想备选，这当中最有前途的蘑菇都产自墨西哥。一星期后，他阅尽了已有的所有文献，认定墨西哥的巫医会在特别的仪式上使用蘑菇来找寻丢失的物品或预知未来。他强调，现在中情局“很有必要”为这些蘑菇走一趟。

　　至此，或许我们已可以看出，中情局对异国植物的热情即将与罗伯特•格雷夫斯、戈登•沃森和瓦乌特拉的智慧女萨比娜对蘑菇的同样兴趣狭路相逢。

6

　　自打1955年6月25日经历过蘑菇仪式，沃森和理查森都发誓，以后再也不吃春极草了。可刚过了三天，沃森就抵不住诱惑了。第二次尝试让沃森再次体验了极度兴奋的幻觉。幻象是“如此清晰、锐利，比我亲眼所见的一切还要真实。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东西也很清楚，但这些平淡无奇的图像看起来这么不完美；我见过了最完美的原型、最理想的典范，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画面再也不完整了”。

　　沃森一回到纽约，就迫不及待地把“神仙肉”的事告诉了所有人，其中就有让他踏上这次奇幻之旅的人:罗伯特•格雷夫斯。“他得意极了，”格雷夫斯在1956年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叫他去墨西哥找蘑菇神谕，结果真让他找到了，还吃了那种圣菇……咱们就留心等着下一种神药出现吧。”

　　沃森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格雷夫斯的一个朋友威廉•萨金特。看似格格不入的战争诗人和精神病学家出人意料地建立了友谊，打算合写一本洗脑的书。两年后，《思维战》成了畅销书，也巩固了萨金特的声望。萨金特为这本书贡献了观点，格雷夫斯则负责全书的结构和布局，用他的话说，就是“让情节流动”。

　　当沃森把他的发现告诉萨金特时，后者不免将蘑菇和LSD做了一番比较。萨金特也认为，二者所含的化学物质可能极为相似。一段时间里，他对沃森的研究都保持着兴趣，时不时写信询问最新的发现。尽管态度开放，这位精神病学家却对英国的致幻药研究保守着一定程度的秘密。他的沉默或许与他和军情五处的交情不无关系[26](见第七章)。

　　沃森四处宣扬他发现了神奇蘑菇，消息很快传到了中情局的耳朵里。没过多久，中情局也开始寻找“神仙肉”。1955年12月，也就是沃森探访墨西哥的5个月后，中情局驻墨西哥城人员发回电报，告知“朝鲜蓟”团队，一个“业余的真菌学者”已经三次前往墨西哥探险。在此期间，他找到并食用了中情局要找的那种蘑菇。线人报告说，“此人将于1956年夏天为研究这些蘑菇再次来到墨西哥”。

　　莫斯•艾伦别无选择。如果沃森夏天要重返墨西哥搜罗蘑菇，艾伦绝不会让他只身前往。这次，中情局也要在场。打入沃森的团队就此成为“心灵控制计划”下的58号子项目。被选中执行这项任务的特工是特拉华大学一名29岁的化学家。1953年，詹姆斯•摩尔博士受中情局招募，为其分析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植物。沃森重返墨西哥的消息传出后，中情局委派摩尔找到沃森,建立联系。

　　找到沃森不是什么难事:他毕竟是摩根大通的副总裁。摩尔“突然”给沃森打了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接受自己代表的“慈善机构”——盖希特医学研究基金会对这次出行进行赞助，唯一条件是允许摩尔随队前往。2000美元就这样转手了。中情局的档案明白无误地显示，沃森的团队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新朋友是中情局卧底，沃森“浑然不觉美国政府对他的项目感兴趣”。

　　这次渗透本可以成为一次经典的行动。可惜，它不是。1956年6月，小分队到达墨西哥，摩尔简直恨透了这个地方。他为人保守，并不适应充满冒险的旅行。出发第一天，搭载他前往瓦乌特拉的单人飞机在起飞时差点坠毁，吓得他魂飞魄散。到了目的地，摩尔悲惨地发现自己只能在茅屋里打地铺。很快，他又食物中毒，不省人事。沃森和他的哥们儿酷爱返璞归真的历险，摩尔却贪恋物质享受。“我得了重感冒，我们他妈的差点就饿死了，我全身还痒得受不了。”他回忆说。

　　中情局密探自然而然地成了团队里的牢骚专家，因此受到排挤。就连吃蘑菇的仪式也好像成心和他过不去。玛利亚•萨比娜给他的剂量太小了。“我的确感受到了蘑菇的致幻效果”，他说，“虽然用‘晕头转向’来形容我的反应更贴切。”整件事令人颇为扫兴，不过他倒是给中情局带回了一大袋蘑菇。

　　回到美国，更大的失望向摩尔袭来。中情局要他从“神仙肉”中提取分离活性成分，以便在审讯中使用。不幸的是，这项工作比他预想的复杂得多。在实验室里，摩尔把蘑菇喂给了猫、狗还有猴子。除了看起来似乎“无毒”，他几乎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更糟的是,就在摩尔被机密的化学项目搞得焦头烂额之时，沃森的一位研究真菌的朋友，已经在巴黎成功地培育出“神仙肉”，采摘并烘干了100克。他急不可耐地把其寄给了山德士制药公司的阿尔伯特•霍夫曼。

　　霍夫曼把蘑菇样本喂给了狗和老鼠，但是却无法判断样本是否起了作用。最终，他还是采取了传统的方法：亲自服用。

　　效果让这个发现LSD的人也大为惊叹。霍夫曼吞下了32颗蘑菇，半小时后，他的世界开始变幻。所有东西都变成了墨西哥式的。他闭上眼睛，看到了马萨特克族的图案。给他量血压的同事也变成了阿兹特克祭司。奔腾变化的图像终于让霍夫曼不堪重负：“我害怕自己被卷进图形和色彩的漩涡，撕得粉碎。”

　　对霍夫曼而言，这种蘑菇显然值得深入研究。他立即动手，并于1958年发表了研究成果。他从蘑菇中发现了两种新成分，分别命名为二甲-4-羟色胺和二甲-4-羟色胺磷酸。掌控着中情局头号洗脑药物LSD的山德士公司，自此建起了一条新的生产线，用“裸头草碱”的名字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号秘方药物——二甲-4-羟色胺磷酸。

　　被山德士公司抢先，摩尔肯定沮丧透顶。但是除了从山德士订购药品，他无计可施。这个消息当然也让中情局很不好过，依然有可能保守住药物真正来源的秘密让他们多少有点安慰。然而，就连这一点也很快失去了控制。

　　1957年7月，《生活》杂志刊登了沃森一篇17页的文章，毫不吝惜版面配上了理查森拍摄的照片。文章详述了1955年6月29日晚上，他如何在墨西哥吃下了神奇蘑菇而非面包的圣餐。“这些蘑菇拥有致幻的力量”，他写道，“它们能让食用者看到幻象。”

　　秘密袒露无遗，麻烦接踵而至。

7

　　与此同时，中情局在LSD试验上遇到了困难。截至1952年，中情局已经在多家医院和大学进行了致幻药的测试，获得的论文也不胜枚举。这很有意思，但并无实效，对病人或者志愿者使用LSD并不能教会中情局如何在实战中使用这一药物。戈特利布要的是在实际生活里，在不知情的人身上进行真正的测试。

　　中情局不想把LSD的事告诉任何人，这本应是一项秘密行动。如果苏联人听说了怎么办？在国外进行试验的风险越来越高。中情局1963年的一份备忘录警告说，不加选择地在外国人身上进行药物试验已经“使得太多人知道了我们在这项如此敏感的行动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戈特利布决定，只能在美国境内对本国公民进行试验。

　　戈特利布需要一批不能、至少是不可能泄密的受试者——如果不能达到这两点，至少要让所有人都不相信他们。在他眼里，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犯罪分子。毕竟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到警察面前抱怨自己被非法地下了药。

　　想对黑社会人士进行试验，有一个人举足轻重。从一份中情局的备忘录中“轻而易举就能找到纽约的各种罪犯”。备忘录提到一个老朋友的名字：“乔治•怀特”。1952年6月，戈特利布向这位前战略情报局官员寻求帮助。

　　中情局很多人认为招募怀特是一个错误，让这么一个没教养的“原始人”人伙在特工中间引起了抵触情绪D怀特本人对于中情局中的敌意也心知肚明。在他看来，他受到了中情局那群“梳着小平头，抽着烟斗的废物”的打压。

　　中情局的“废物们”警惕怀特是明智的。他不仅办起事来漫不经心，而且泄密能力惊人。戈特利布联系他的当天，怀特就违反了安全规定。他在日记里写道：“戈特利布请我做中情局的顾问。我答应了。”

　　归入“心灵控制计划”3号、14号、16号、42号和149号子项目，怀特的任务是“对不知情的受试者实施改变其心理”的试验。换句话说，就是使用不同的药物重复他在1943年对纽约黑帮人物奥古斯特•德•格拉西奥做过的试验。

　　他化名摩根•霍尔，在美国各地弄了几处安全的房子，引诱不知情的赌徒们前来，混合中情局的各种药物让他们服下，观察他们的反应。一名参与行动的中情局特工说，试验对象都是些“蝼蚁伧夫”，“就算发现被人下了药，妓女、瘾君子和底层的边缘人也完全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报复。”

　　第一套居所是1953年6月租下的，位于纽约格林尼治村贝德福德街81号，包括两间相邻的公寓。一间用来安置受试者，另一间是为进行监测的特工准备的。怀特让工人在卧室凿出了一扇“窗户”，安上单向玻璃镜，以便特工们观察隔壁的动静。他花了数千美元，故意把房子装饰得花哨俗气，还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监视镜头来记录发生的一切。房子一完工，他就带来了行为不端的老熟人们，往他们的饮料里投了药。

　　1955年，麻醉品管理局将怀特调往旧金山。他在能俯视金门大桥的栗子街225号建起了隐蔽房。怀特雇了一群妓女，鼓动她们把客人带来公寓。一进屋，妓女们还是做她们的老本行，只不过有时他们会给嫖客递上饮料，里面早就混进了中情局要测试的药物。她们要么每次获得50美元的酬劳(最高的单价达到了300美元)，要么得到能从监狱获释的条子，下次被捕的时候就能派上用场。在怀特的中情局档案里，他付给妓女的报酬在账目单上的记录为“现金——付给行动的秘密人员”。戈特利布对这些试验的记录也写得相当委婉。他将妓女描述为沉溺于“不正统行为”的“某些人”。

　　当然，试验过程需要有人检测。通常，怀特会给自己倒上一杯酒，坐在卧室单向玻璃镜前观看。

　　马桶已经成为怀特传奇生涯里的重要道具。当时曾拜访过他的一位线人说，在工作的晚上，怀特坐在马桶上喝着马爹利，享受地注视着玻璃镜后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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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特的隐蔽房用途多样。众所周知，克格勃利用妓女引诱西方人，偷偷地拍下艳照，用照片勒索他们泄密。他们也会下药迷晕西方人，让他们在赤身裸体的“床伴”身旁醒来。

　　干这些勾当，中情局心安理得。但如果要使用这些手段，他们先要研究成功编织“甜蜜陷阱”的办法。怀特的隐蔽房为此类尝试提供了完美的试验场所，也让中情局的监视设备有了用武之地。

　　用性换取情报也是中情局的兴趣所在。在隐蔽房观察了一段时间后，中情局的心理学家发现男性在性行为之后身心放松，更乐于交谈。妓女挑起话头，男人往往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他能说什么？”特工解释说，“肯定不会谈性，所以他就会说自己的生意。这个时候，女人就可以循循善诱让他开口了。不过,你必须得培训她们……”

　　怀特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当下时兴药物的特性。但是，怀特，这个躲在玻璃镜后面、坐在马桶上的肥胖缉毒特工，并不能胜任评估工作。他所能报告的只有受试者的身体反应。服用了一定剂量的LSD后，他们自然举止怪异——但这一点，必须是能够预测的。更多的药物被送到加州进行测试。“蓝鸟”负责人谢菲尔德•爱德华兹此前早就规定，致幻药物“极其危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中情局人员身上使用”。因此，“如果我们对某一种药物拿不准，不敢拿自己人做试验，”一名特工告诉约翰•马克斯，“我们就把它递到旧金山。”

　　截至1957年年底，中情局夸口发现了6种可以实际应用的新型化学物质。其中三种，P1、C1和C9是LSD的变种，可以使服用者被恐惧失措，当众出丑(档案显示，这三种化学品已在6项海外行动中用在了33个人身上)。另外三种是迷药K2,强化酒精效果的K3和一种类似苯丙胺，但“没有苯丙胺类似副作用”的兴奋剂A2。

　　取得这些成绩后，中情局又在马林县、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建了一些安全处所。臭气弹、制痒粉等药物在马林县进行了测试，将药物混入饮料的高科技手段也在此得到了检测。1959年的一项试验打算检测迷昏一屋子人的办法——在他们的头顶喷洒LSD喷雾剂。大卫•罗兹一“心灵控制计划”的幕后官员之一，后来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承认，这个实验彻底失败了。他和同事邀请了一群陌生人到隐蔽房聚会，准备喷洒药物。不幸的是，当天天气炎热，饮酒狂欢的人们一直开着门窗通风。沮丧之中，同事把喷雾罐拿进洗手间，绕着自己头部喷得精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试验和聚会都随之停止。

　　虽然在隐蔽房进行试验十分有效，但中情局心知肚明，他们已经跨过了道德和伦理的底线。1957年的《影响人类行为》备忘录坦承:“一些行动违背了职业道德，有一些则近乎违法。”参与行动的特工们也意识到自己做得过火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对参与了这种事感到懊悔。”一名参与者回忆，“我知道我们越界了。就像每个好孩子都知道，他不应该偸东西，但时不时还是会这么做。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不想任何人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

　　尽管如此，直到6年后，也就是1963年，中倩局监察长约翰•伊尔曼在对“心灵控制计划”的审计中偶然发现了隐蔽房行动，这些试验的道德伦理问题才真正引起重视。他在24页的报告中，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心灵控制计划”的试验机制“有违职业道德”，也引起了“合法性的问题”。但是在所有的项目中，他强调说，在隐蔽房执行的任务显然是“最敏感的”，因为这些试验将“美国公民的权益置于险境”。

　　和道德问题相比，试验面临的各种风险更让伊尔曼寝食难安。他问道，如果乔治•怀特把试验的事说出去，或者有人向媒体报料，会产生什么后果？他说，一些受试者在服用了中情局的药物后身体不适，至少一人需要住院治疗。“受试者可能会找到病因，寻求独立的医疗救助，找出是什么人对他们使用了致病的东西”。换言之，中情局是会被发现的。

　　伊尔曼十分同情中情局的处境。听了药物试验的目的，他同意进行试验是必需的，但他同时认为，以后这些试验应远离美国本土，“在外国人身上”进行。他建议，停止对美国公民进行药物拭验。

　　事与愿违。对不知情者进行LSD和其他药物试验在旧金山一直持续到1965年，纽约的实验到1966年才告一段落。

　　在利用隐蔽房的10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下过药？可能是怕被卷入诉讼，中情局从未承认对任何公民施用过LSD。而现在，主要的参与者都早已不在人世，药物试验的真正规模永远不得而知了。

　　怀特可是一点儿都不怕吃官司，他显然把行动看做是一场恶作剧。他后来写信给戈特利布说:“我在葡萄园里全情投入地辛勤劳作，因为它好玩、逗乐、有意思！”“还有什么地方，”他问道能让精力充沛的美国小伙得到最高权力的许可，恣意撒谎、欺骗、胡作非为呢？”

9

　　或许，和另一个选择——在真正的审讯中测试LSD——相比，在不知情的平民身上试验更受青睐，因为中情局对前者鲜有记述。然而，1961年春天的一个案例却被记录了下来，行动由美国陆军情报中心执行。受审的11人中有10名外国人，只有1人是美国公民。

　　这名美国公民是黑人士兵詹姆斯•索维尔，被疑窃取了机密文件。试验前，索维尔已经被周期性地审讯了6周。抓捕他的人不许他睡觉，不许他吃喝，让他不时忍受酷热或严寒，用言语“贬低”他，负重站立。他们说要给索维尔注射硫喷妥钠，因为“以前还没在黑人身上”试过呢。在没有告知索维尔药物威力的情况下，看守们给他注射了“EA1729”,这是陆军给LSD编的代号。他们这么做，似乎并不是想看LSD能激发什么特殊的精神状态，而只是想狠狠地吓唬索维尔。从这点来看，试验可谓大获成功。索维尔吓得魂不附体——特别是审讯员告诉他，药物能把他变成疯子，并且“无限期地延续这种状态”的时候。尽管他看起来愿意交待任何事，但并没有说出新的信息。最后，他被释放了。

　　对美国大兵来说，不幸远未终结。索维尔的医疗报告显示，在注射LSD接受审讯的一个月前，他的身体状况良好。2个月后，一名军医对其进行诊断，认为他“有严重的慢性分裂性人格障碍”，他因“不适合从军”被勒令退伍。索维尔的辩护律师在军事法庭上要求审讯者出庭，陈述他们对索维尔做出的行为，致使法庭一度休庭。之后索维尔郁郁寡欢地离开了部队，至今仍然没有他窃取文件的任何证据。

　　在认识到LSD并非有效吐实药方面，军方似乎比中情局慢了一拍。起初，这种物质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它可以让服用者说实话。还有传闻称，LSD能导致健忘症，让服用者忘记他们产生幻觉的经历——这可算得上意外之喜了，因为这样受审者就无法确定他们到底供认了什么。事实上，审讯者们既乐于从受害者嘴里听到任何有意义的信息，也不介意只听到他们胡言乱语。LSD的效果难以估计:有人享受，有人害怕。无论引起了怎样的反应，对这段经历他们始终记忆犹新。

　　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那个破玩意，”西里尔•卡宁汉回忆说，“老让人发癔症。犯了病，只有上帝才能让他停下来。”

　　50年代中期，中情局对LSD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认为，与其说LSD是吐实药，倒不如说它是“反吐实药”:服用它的人思维矛盾，语无伦次，完全失去控制。给特工们备一点儿LSD以便他们被抓后应对审判，岂不是一条妙计?苏联人肯定傻眼!要是被抓的人一直东拉西扯，苏联人没准儿就不再审问他们了。

　　然而，60年代早期，比LSD究竟是不是吐实药更紧要的事出现了。公众发现了中情局的洗脑药物奇事，美国对于迷幻药的态度开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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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罗伯特•格雷夫斯告诉戈登•沃森存在“神仙肉”之后发生的连锁反应，在1957年《生活》杂志刊登《发现致幻蘑菇》一文时达到了顶峰。同年，格雷夫斯前往纽约拜访沃森。两人花了一整晚聆听萨比娜的蘑菇仪式录音。格雷夫斯写到，这简直是他美国之行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件事”。

　　1960年1月31日，沃森和格雷夫斯再次听了录音。这之前，他们吃了致幻蘑菇。格雷夫斯认为这是一次充满启示的经历。一星期后，他写信给沃森说，“这不是一般的好日子，是绚烂夺目的一天”。

　　格雷夫斯说，蘑菇为他打破意识的障碍，让他“更加清晰地看见脑海里的画面”。他认为，神圣蘑菇理应在欧洲和美国得到传播。“为什么要把它们给精神病人？它们应该送到心智健全的人手里。特别是诗人和艺术家的手里。”他写道。

　　4个月后，格雷夫斯又一次放纵了自己。这次，他吃的是阿尔伯特•霍夫曼在山德士制药公司合成的裸头草碱。1960年7月8日，他告诉朋友威廉•萨金特，合成制剂远比不上真正的蘑菇。“可别上当，”他对精神病学家说，“它没把你送去伊甸园，只是科尼岛[27]而已。”

　　格雷夫斯只是浅尝，沃森则已沉溺其中。给格雷夫斯吃裸头草碱的两个月后，他带着妻子和阿尔伯特•霍夫曼前往墨西哥。他们见到了萨比娜，又参加了蘑菇仪式。霍夫曼给了萨比娜一点裸头草碱，后者倒是认为它可以和致幻蘑菇媲美了。

　　沃森和朋友们研究裸头草碱的时候并不知道，中情局也指派了伊斯贝尔在肯塔基州莱克星顿成瘾研究中心对这种药物展开试验。1958年11月，伊斯贝尔收到了第一批500毫克的裸头草碱。他立即为28名“黑人男性”建了一个特殊病房，并把药物混入木梅子糖浆让他们喝了下去。很快，所有的受试者都声称感到不适，半小时后他们预感“即将大难临头”。有人说自己要疯了，有人说自己要死了，也有人两种感觉都有。之后，他们出现了幻觉，看见各种颜色和万花筒，画面很快就变成了至美的图案。“部分病人感觉他们变大了，或者缩小到孩子的体型。他们的手脚好似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有时看起来像动物的爪子。”其他病人则描述了细腻的幻象，比如飞上月球。

　　中情局掩盖裸头草碱和LSD消息的企图失败了。伊斯贝尔在瘾君子身上做试验，沃森向朋友炫耀自己的发现，很快就吸引了更多人关注这些神奇的药物。他们恨不得破门而入以身试药。

　　1959年夏天，哈佛一位年轻的心理学教授读了沃森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决定进行调查。第二年，他前往墨西哥，在库埃纳瓦卡郊外租下一个带泳池的别墅。8月，他接待了一名访客：一个名叫格哈特•布劳恩的墨西哥人类学教授，此人也拜读过沃森的文章。他们在泳池边坐下，布劳恩告诉美国人，“神仙肉”确实有点名堂。他刚刚去过托卢卡村，找到一个叫胡安娜的女人，从她那儿买了一袋“神奇蘑菇”。想不想尝尝？年轻的教授同意了，8月7日，他吃了7颗蘑菇，虽然味道有些苦，不过效果强劲。他在写给朋友亚瑟•凯斯特勒的信中说:“我这6个小时里学到的东西比过去17年学到的都要多！”

　　对哈佛其他的教授而言，这段经历或许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逸事一件。然而，对这位教授来说，绝非如此。因为他是蒂莫西•利里。

　　“那是一场精彩的视觉之旅，让我焕然一新。在无尽的时空隧道中，经过这转瞬即逝的一刻，你就不是过去的自己了。神秘的面纱揭开，你就此改变。”利里在报告中说

　　回到美国后，利里从山德士公司订购了100片裸头草碱。到货当天，他广邀朋友，办了一场大聚会，把药瓶都打碎了。第二天，100粒药片都不翼而飞，他只好再次订购。这次到货后，他建立了哈佛裸头草碱研究项目。利里给马萨诸塞州的34名囚犯服用了药物，试图改造他们。“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把罪犯变成菩萨。”他对研究生说道。

　　利里把药片分发给朋友和同事们，再由他们发给别人。他把药给了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和罗伯特•洛威尔，还有诗人艾伦•金斯堡和大卫•奥罗夫斯基(金斯堡服药半小时后，突然全身赤裸闯进房间：“我是救世主！我降临到此将爱传递给世界！”他还要给肯尼迪总统和苏联首脑赫鲁晓夫打电话，“一劳永逸地解决核弹问题”)。金斯堡又把药推荐给了钢琴家瑟隆尼斯•蒙克和小号演奏家迪兹•吉莱斯皮。据说，吉莱斯皮一下就爱上了这个感觉，拿走了很多药片要让他的乐队成员都试试。

　　利里和沃森散播裸头草碱助长了人们对神秘体验的好奇，这种兴趣是早前由奥尔德斯•赫胥黎点燃的。1953年春天，他从英国医生汉弗莱•奥斯蒙德那儿得到了一点致幻剂酶斯卡灵。奥斯蒙德带着他在满城转悠，但令他印象最深的竟是坐下时自己裤子上的褶皱。赫胥黎盯着褶皱重复道：“这才是人们应该看到的，这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1954年，赫胥黎发表了记录他服药经历的《感官之门》——他借用了威廉•布莱克的诗句作为标题，很快就成为新兴反主流文化思潮的里程碑。

　　读过《生活》杂志刊登的《致幻蘑菇》，赫胥黎和奥斯蒙德去拜访了沃森。很快，赫胥黎就和蒂莫西•利里成了“密友”，两人还曾一起服食迷幻药。

　　沃森发现神奇蘑菇的消息在英国也传开了。1961年，罗伯特•格雷夫斯在牛津大学人文学院讲述了服食蘑菇的经历。他说，吃了蘑菇，他仿佛穿越了海洋最深处的蓝绿色洞穴，从一条光芒万丈的宝石之路走进了天堂。他感染听众的热情在记录这次讲座的图书《宇宙天堂》中也可见一斑：“在山巅的伊甸园，智者歌声的旋律依稀可见，它们慢慢地流淌，化作树叶、花朵和金色的锁链……全然的平静和深沉的智慧环绕着我。”格雷夫斯传记的作者米兰达•西摩说，对在场很多年轻学生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权威人物描述‘嗑药体验’”。

　　英国军方当然不会对这些药物一无所知：波顿村1959年12月的档案显示，他们对中情局关注的植物提取药物进行了研究，也检测了沃森4年前发现的蘑菇所含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就是裸头草碱。

　　民间研究者们对致幻药的热情也被点燃。1951年，精神病学家罗纳德•山迪逊去山德士公司找霍夫曼，免费带走了100克LSD。山迪逊在乌斯特郡的医院对LSD引发情感疏泄的效果进行了测试，就其治疗精神疾病的效用发表了论文。“文章刚一发表，”山迪逊说，“《新闻纪事》的人就找来了，他们想知道怎么回事……我的文章引起了轰动。我完全没有料到。”山迪逊成了英国致幻药物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在霍夫曼的建议下，他又开始了进行裸头草碱试验。

　　山迪逊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小范围里，直到一位友人介人。这位朋友就是伯明翰大学实验精神病学主任乔尔•艾克斯教授。艾克斯当时正建议波顿村(当然也就是向军情六处)在审讯时使用LSD，他支持山迪逊的研究，并保证能从当地医院董事会为其筹得5万英镑，成立专门的LSD治疗部门。这一疗法传遍英国。

　　之后，艾克斯选派山迪逊作为英国医学界的代表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LSD研究会议。山迪逊一去，就跟赫胥黎及美国LSD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哈罗德•阿布拉森勾肩搭背了。艾克斯并不知道，山迪逊、赫胥黎和阿布拉森都在为中情局工作，他们参加的许多会议都是由中情局前方组织小乔赛亚•梅西基金会赞助的。通过这种渠道，艾克斯和山迪逊的研究成果直接输送至“心灵控制计划”。

　　艾克斯和山迪逊在迷幻药历史上的角色还需要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进行审视。1951年，山迪逊结识了美国百万富翁阿尔弗雷德•哈伯德，后者曾是战略情报局官员。哈伯德对LSD着了迷，他吃过几回，显然也从幻想中得到了感悟。“那是我见过最深刻的东西，”他后来回忆说，“我就像一只深陷泥潭的小老鼠，忽然看到了智慧的火花。我看见父母在做爰。一切都是如此清晰。”惊喜之下，哈伯德从山德士公司购买了43箱LSD——“花了我20万”     运回美国。

　　哈伯德财大气粗，又拥有大量LSD，赫胥黎很快就和这位前特工成为盟友。他们的目标似乎是要让美国知识分子们发现致幻剂的迷人之处，越快越好。哈伯德穿梭于全美各地，分文不取地向感兴趣的制药公司和实验室提供LSD，培养起一个不断扩大的迷幻药爱好者圈子。

　　洛杉矶精神病学家奥斯卡•贾尼基就是经哈伯德介绍见识了LSD的人。他回想等待哈伯德到来时的情景，“就像住在草原的老太太盼着商品目录似的”。他和朋友们开始在社交场合服食LSD和裸头草碱,还把药物发给了他们的病人。贾尼基把LSD给了作家、演员和音乐家们，比如阿娜斯•宁、安德烈•普利文、杰克•尼克尔森、詹姆斯•柯本和加里·格兰特，格兰特还在1959年的一次访问中曾公开表达了对LSD的喜爱。名人们纷纷尝试，LSD的流行势不可当。

　　1960年，斯坦福大学创意写作研究生肯•克西参加了一系列由中情局赞助、在门罗帕克医院进行的LSD试验。他被LSD的力量征服，辍学当了一名精神科护士，并开始构思一部“关于病房和药物”的小说。这本小说就是《飞越疯人院》。《飞越疯人院》大获成功，克西立刻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驾着喷有“神奇巴士”字样的大巴周游美国。他们在各地举行聚会，成百上千的参加者从聚会上得到了LSD。

　　克西向西海岸进发，利里在东海岸驻守，神奇药物的传播日渐失去控制。现在，利里要寻求“LSD教父”地位了，他喊出了最有名的口号：“审视内心，关注社会，退出世俗。”此后10年里，这句话在这个国家久久回荡，为他贏得了流传最广的绰号(拜理查德•尼克松所赐)：“美国最危险的人。”

　　LSD和裸头草碱就这样意外地跃入了民众的眼帘，让中情局措手不及。特工们从不曾想到，会有人为了刺激好玩吃洗脑药物。1963年，中情局意识到事情失控了：“情报显示，有一些非中情局的团体，在一种宗教试验中使用这些药物。这一情况在西海岸尤为突出•基于试验或私人理由使用这些药物的行为，一经发现立即上报……”

　　中情局备忘录警告说，利里的LSD研究小组已在墨西哥城、剑桥、马萨诸塞、洛杉矶和纽约建立了“据点”。他们使用的药物——包括酶斯卡灵、裸头草碱、LSD和“一些影响精神状态的蘑菇”——都“极其危险”，而这些正是中情局10年来欲盖弥彰、笨拙试验的药物。

　　中情局或许并没有想到，自己不经意间发起的行动会导致如此后果。随着致幻药的发现而产生的辛酸与痛苦，没有人比墨西哥城东南郊外的村民更能体会。

11

　　玛利亚•萨比娜，瓦乌特拉的智慧女，本应一开始就注意到溪踐之处。平时，她吃了春极草后，就会被带到瓦哈卡周围的山里去。可是1955年，她把蘑菇递给沃森和理查森的时候，这个惯例被打破了。“我看到和平时不太一样的东西。我看到的那些地方，甚至以前都想象不到它们的存在。我到达了那些外国人的地方。我看见了城市，很大的城市。很多房子，大房子。”她说。

　　起初，成为沃森、利里和霍夫曼等人的焦点，萨比娜心满意足，尤其喜欢他们谈论她的文章。虽然她看不懂文字，但只看图片也觉得很开心。她和沃森早已成为好朋友。沃森曾送给萨比娜一张黑胶唱片，内容就是她的吟唱，还给了她一台留声机来播放唱片。最令她激动的是，省长听说了她对宣传瓦哈卡所起的作用后，亲自登门看望并送给她两张床垫。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在床上睡觉。

　　为保护玛利亚•萨比娜，沃森不遗余力。他在《发现致幻蘑菇》中，为她编了化名，改了故事地点，甚至连萨比娜所说的语言也换了。但没过多久，她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西方朝圣者蜂拥而至。越来越多的人想尝试春极草，萨比娜开始心生不满：“沃森来这儿之前，蘑菇是治病用的。这批人来过之后，越来越多外国人跑来，让我给他们守夜。我问他们,是不是生病了。他们说没有——他们只是想来‘认识上帝’。”

　　致幻蘑菇本是一个秘密。萨比娜后来曾告诉一名研究者，“沃森出现之前，确实没有人公开谈论这些‘孩子’。我们马萨特克人守夜，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的。”美国人可不是这样。留着长发，穿着花哨的年轻人根本不懂得尊重这个流传至今的仪式。>“我费了好大劲向他们解释，守夜不是为了找到上帝，而是为了治愈被病痛折磨的人，仅此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村里的外国人越来越年轻，也愈发粗野邋遢。如果玛利亚拒绝为他们表演仪式，他们就找村里的其他人买蘑菇，然后大过其瘾。他们行为不端，没有人指导，往往因服食了过量的蘑菇而生病或四处滋事。有人吃了蘑菇飙飘欲仙，“像狮子似的号叫”。还有人深更半夜在村里乱跑，嘴里叼着扑腾的火鸡。“这些金色头发、深色皮肤的年轻人不尊重我们的习俗。在我的印象里，从来没有人对‘圣子’这么缺乏敬意，从来没有。”萨比娜说。

　　寻找蘑菇的年轻人络绎不绝，很快把墨西哥当局招到了瓦乌特拉。最后，不可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萨比娜遭到逮捕拘留。虽然很快就被放出来，但这毕竟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她发现官员洗劫了她的家，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沃森送给她的那个留声机。1967年，一支墨西哥部队开始永久性地在村里驻扎，驱赶欠揍的旅行者。

　　与警察的介人相比，更令人难过的是族人对待萨比娜的态度。嬉皮士的涌入很快就让她从族人眼中的智慧女变成了妓女，用秘密、神话、魔法换取金钱的妓女。一天晚上，几个当地人烧了她的房子,毁掉了她所有的财物。她和家人被迫躲进山林，像动物一样四处觅食，悲惨过活。

　　最不幸的莫过于萨比娜失去了春极草。“沃森没来的时候，”我能感到‘圣子’让我得到升华。外国人来了，我再没有这种感觉了……‘圣子’不再纯粹，它们失去了力量。外国佬毁了它们。它们再也不能复原了。这是无法弥补的。”萨比娜说。

　　萨比娜晚年时曾向法国杂志讲述，1955年6月那天，卡耶塔诺•加西亚来找她，问她愿不愿意见见戈登•沃森和艾伦•理查森的时候，“我不应该答应的”。

　　沃森也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这些话让我畏缩。”他在1976年写道，“我，戈登•沃森，对中美洲延续了上千年的宗教仪式的终结负有责任……我害怕她说的是事实……一个流传了几个世纪的秘密仪式如今暴露在众人面前，而曝光结束了它的生命。”瓦乌特拉的智慧女，玛利亚•萨比娜，于1985年去世，终年91岁。在瓦哈拉的车站，还可以买到关于她的海报和明信片，也可以买到让她成名的蘑菇。

　　然而，春极草的仪式从此无人得见。

第四章 黑暗中的故事

　　给战俘罩头套 部队触犯禁令

　　(乔治•琼斯和迈克·史密斯报道)驻伊拉克英军打破了在审讯中给囚犯套头套的禁令，该禁令已实施33年。国防大臣杰夫·胡恩昨天向下议院通报了这一消息，并对遭受虐待的伊拉克人士表达了“毫无保留的”歉意。

　　……胡恩对议员们表示，驻伊英军已于去年9月制止了这一举动，禁止给犯人罩头套的命令依然有效。因虐待爱尔兰天主教徒遭到指责，希思政府禁止军方在审讯犯人时使用头套。

——《每日电讯报》，2004年5月11日

　　“我一天要站8—10个小时。为什么只许罚站4个小时？”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1

　　1971年8月9日凌晨4点半，士兵们到达贝拉大街，装甲车停在了76号门前。一支搜索小分队悄无声息地爬到车外，接近房子，砸响了大门。

　　屋里，38岁的补习教师帕迪•乔•麦克林刚刚睡着。这位8个孩子的父亲不久前才同家人从北爱尔兰圣约翰度假归来，“那真是最开心的一段时光”。然而，安妮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他们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假期。士兵们到来的那一夜他在医院陪护到凌晨两点，刚刚回到家，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

　　被砸门声惊醒的麦克林奔下楼开了门，发现自己被一队持枪伞兵团团围住。他们带来了坏消息。“他们说‘跟我们走’，”2004年11月，麦克林坐在自家厨房里回忆道，“大致是这个意思。‘你被捕了。这就跟我们走。’我说，‘我得去穿件衣服’。”

　　士兵们跟着麦克林上了楼。不日就要临产的安妮站在楼梯口询问出了什么事，一名军官说她的丈夫被逮捕了。士兵把换完衣服的麦克林推出房间，安妮拼了命要把他拽回楼上，士兵们也绝不松手。她尖叫起来，要求知道他们要把她丈夫抓到哪儿去。安妮的叫声吵醒了孩子们，他们也号哭起来，声震屋宇。麦克林被推进了门外等候的撒拉森装甲车，消失在夜色里。

　　是夜，距此65英里的贝尔法斯特市艾里斯特来福88号正在上演相似的一幕。这里的目标是19岁的修理工乔•克拉克。他参加过方程式赛车的维修工作，在当地的修理厂维护两辆莲花赛车，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车手。1971年那个酷热的夏天，他到国外参赛，之后便回到爱尔兰和未婚妻在多尼戈尔共度假期。回贝尔法斯特工作前，两人一直住在一家小型家庭旅馆。

　　当天晚上,福尔斯路上爆发了一起骚乱。克拉克跑去，就像他说的，“去看看热闹”。那天他还去探望了未婚妻，夜里12点多回到了父母家中。和麦克林一样，凌晨4点半部队抵达的时候，他睡得正香。他被嘈杂声吵醒，穿好衣服下楼，看到父亲已经应声开了门。4名士兵鱼贯而入。

　　搜查完毕，士兵们和克拉克一家来到走廊上，点名要见乔。“我就是。”他答道。“好，根据《特别权力法案》，你被逮捕了。”士兵们告诉克拉克，如果他试图逃跑，他们就会开枪射击。父亲忍不住打断他们：“他不会逃跑的，不要伤害他。”克拉克叫父亲不要担心。他被带上一辆军用卡车。在车上，他被戴上手铐，鞋子也被人扒掉了。4名士兵把克拉克摁在后排，和另一个刚被逮捕的男人坐在一起。一名士兵拿出一根长金属螺栓，夸张地在摊开的手上拍了拍，“可别逼我用这个。”

　　克拉克起初并不惊慌。卡车驶出天主教区，他才开始感到不安。沿路的居民纷纷走出家门察看情况。格德伍德位于一个主要的新教聚居区，居民们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开始砰砰地摔东西，女人们敲着垃圾桶盖子。他们看见一辆辆卡车从天主教区开过来，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克拉克说。

　　街上拥挤的人群为英国士兵们欢呼呐喊。这让克拉克相信，他的境况可比预想的糟糕得多：“妈的！我遇到大麻烦了！”

2

　　麦克林和克拉克是在“迪米特里厄斯”行动中被捕的。这是英军对爱尔兰共和军嫌疑人实施的“无审批拘留”行动的组成部分，1971年8月5日由北爱尔兰首相布莱恩•福克纳提交给英国政府。两周前的7月23日，1800名士兵在全省突击搜查，没收了大量档案和地址簿。根据从这些材料中获得的情报以及北爱尔兰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队提供的信息，英国军队拟出了一份列有500名天主教嫌疑人的黑名单。福克纳希望逮捕其中的450人;部队则建议说，只抓150人看似更加合理。最终，在8月9日的清晨，共有342人被捕。现在该考虑如何处置他们了。

　　回到装甲车的后座。麦克林正被带往位于奥马的集合点。在集合点，他被转移到一辆军用卡车上。他在车上见到了其他嫌犯，抓捕行动的规模此时才露出端倪。随着从弗马纳郡和蒂龙郡驶出的卡车不断涌来，麦克林认识的人们也坐到了他的旁边。“好笑的是，我还认出了以前教过的学生们，他们看见我就‘老师这个’、‘老师那个’地聊起天来！”

　　卡车开动了，被押的人们开始讨论都是在哪儿被捕的D麦克林从前的学生知道他曾被拘留，都向他询问出了什么事。麦克林说，行进的方向并没有监狱，因此他们很可能要被运到英国大陆上关押起来。他错了。

　　事实上，军方的打算是把首批被捕的犯人关到当地附近的三个羁押点：位于伦敦德里郡的马吉利根训练中心，位于唐德郡的巴里金勒周末训练中心和位于贝尔法斯特的格德伍德军营。无论最终是被释放还是投进监狱，犯人们都要在上述地点接受审查。

　　麦克林乘坐的卡车10点15分就到达马吉利根了，但他直到1点钟才下车。68名男子被赶进培训中心，开始漫长的等待。他们得到了充足的饭食,还有过夜用的帆布床。不过他们几乎没怎么睡觉。囚犯们说，那天夜里，士兵们故意不让他们睡着，在住所的铁栅栏外挥舞警棍，呼喊着朝他们投掷石块。

　　第二天，麦克林被喊去分组。令他意外的是，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队来的负责人竟然是一位老相识。对方看见麦克林，十分震惊。“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说，‘不如你来告诉我，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做的是这个’。”

　　朋友说着递给他一张彩色卡片，让他去指定的房间报到。然而，途中一个士兵截住了他，在点名册上核对他的名字。“不对，”士兵摇摇头，“搞错了。你不应该去那儿。你要去的是另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麦克林的朋友分配他去的小屋里，所有的在押人员当天就被释放了，而他后来去的那间情况却截然不同。麦克林在那儿遇见了3个人。他认出了帕特里克•西弗斯，另外两个——米奇•蒙哥马利和米奇•唐纳利——则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4人当天并没有接受审问，其他人则挨个地被叫去受审。夜里，士兵们又一次破坏了他们的睡眠，凌晨4点冲进了房间。“对，就是你！混蛋！”一个苏格兰士兵嚷嚷着。“快给我起来！”4个人迷迷糊糊地被带到了食堂，吃了香肠、豆子和面包。之后将近一周时间里，他们再没有吃到像样的饭菜。

　　早饭过后，4人被戴上手铐，在走廊里排成一队。其中一人询问是否将被转移到拉斯林岛[28]，得到了否定的回答。看守说：“你们要去的地方，可比拉斯林岛恐怖多了。”随后，没有任何预兆，政治保安处的人员突然出现，往他们头上罩了厚重的粗麻布头套，把他们赶进正在等候的直升机。严酷考验宣告开始。

　　50英里外的格德伍德兵营，乔•克拉克也在经历着相似的过程。他和另外184名嫌疑人一同被关在一座大型体育馆内，默默地坐在地上。慢慢地，人们被叫去接受审问。尽管被要求保持安静，他们还是忍不住窃窃私语。交头接耳的人被发现后，就要接受惩罚，做俯卧撑。士兵们有时也故意找茬。一个士兵朝克拉克走过来：“你刚才傻笑来着。不许笑，要不我就叫你笑不出来。”这名爱尔兰共和军嫌疑人想打个哈哈给自己解围：“可是我的脸就长得这么好笑啊！”“真的没有比这更逗的玩笑了，只不过这次是在你极度恐惧的时刻。一个19岁的小伙子，哪里经历过世道险恶D”克拉克说。

　　这件事过去两天之后，除了克拉克和弗朗西斯•麦奎根，其他人都被提审过并筛选出去了。星期三夜里2点钟，克拉克和麦奎根坐在空荡荡的体育馆里。当贝尔法斯特恶名昭彰的政治保安处官员哈里•泰勒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两人都大吃一惊。泰勒走过来和他们打招呼。“嘿，伙计们！这儿没有你们俩待的地方了，回家去吧。”克拉克的心一阵狂跳。泰勒大笑起来：“不，我对你们另有安排。”

　　3个小时过去了。早上5点，克拉克和麦奎根在一条走廊里与凯文•汉纳维和吉姆•沃德会合，后两人都住在附近的街上。汉纳维曾遭到殴打，眼角的伤口还在淌血;麦奎根则紧张得有些发抖。一名士兵说，他们即将被转移，因此要戴上头套。

　　麦奎根患有幽闭恐惧症，号叫着说自己不能戴头套。士兵并不理会他的叫嚷，给4个人都罩上了头套，铐在一起推进了卡车。车子载着他们来到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威塞克斯直升机跟前。

3

　　马吉利根上空，麦克林试图隔着头套辨认出飞行的方向。他确信自己正飞往苏格兰，因为他一度闻到了海风的气息。但是，蒙着头坐在倾斜摇摆的直升机里，他很快就失去了方向感。没有人告诉他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麦克林沉默不语的时候，士兵正冷酷地拿克拉克取乐：“你看过越战犯人们从直升机上被扔下来的照片吗？”克拉克在罩子里点了点头。“你也要被扔下去了。”

　　克拉克根本不相信英军真的会把犯人从直升机中推下去。但是，在飞行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告诉他，“现在你可以走了……”克拉克被推了出去——发现直升机不过悬在离地面几英寸的高度而已。

　　“我根本就来不及想，”他回想着当时的情景，“落地前只有几毫秒。你摔在地上想，他妈的！真是谢天谢地！”

　　麦克林和克拉克的故事交汇了。他们与从北爱尔兰各地绑来的另外10名男子被带往相同的地点接受审讯。审讯中心的位置在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属于国家机密。同样，官方也从未披露过英国和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队审讯人员的身份。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没人愿意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帮助。因此对下面事件的记述主要根据受审人员于1974年在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委员会官方调查会上所述证词整理而来。在调查中，被英国政府委婉地称为“深度审讯”的行为最终没有被认定为酷刑，而只是“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非人道的、有辱人格的待遇”。

　　12名嫌犯遭到殴打，被拖进审讯中心。他们被迫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只留下头套。他们被拍了照，手背上还写着编号(麦克林是1号，克拉克是4号)。体检过后，他们穿上了深蓝色的连衫裤囚服。发放衣服的时候，并没有人告诉他们，直到审讯过程结束，都不许换衣服。实际上甚至如厕时也不许脱下这身衣服。“无论大事小事，有一点是相同的，你都得穿着这件衣服。”麦克林说。

　　审讯程序开始了。麦克林回想:“命令是‘靠墙站着！把手抬起来，手指能伸多高伸多高。脚分开得越远越好。’要是你不照做，他们就会在你的大腿内侧踢上一脚，让你把腿分开。”做到这个姿势，犯人就不许再动了。

　　“只要你一动”，克拉克至今还记得，“他们就会拿警棍抽你，强迫你重新靠墙站好。”

　　30年后，麦克林提起这些，摇了摇头。“你可以试试。只靠手指的力量撑住墙，尽力伸展身体。双腿尽量分开。就这样站着，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这不是全部。还有白色噪音：环绕着整个审讯中心，笼罩着其中每个人的刺耳、急促的嘶嘶声。

　　“我只能这么形容，就像是喷气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就像一直站在发动机下面听到的那种尖锐的声音。”麦克林说。

　　克拉克也有同感：“声音非常大。就像蒸气从管道泄露出来的声响。那种噪音……响个不停，从来没变过。”

　　此刻，蒙着头套，没有一个人注意房间里其他11个犯人。他们不知道身处何处，又为何身在此处。他们不知道煎熬还会持续多久，自己能否挺过这场劫难。饥饿、疲劳、压力、恐惧，头套遮蔽下的黑暗和刺耳的噪音，让每个人都感到了彻骨的孤独。

　　这12名犯人并不知道，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搜寻行动已经展开。8月11日，星期三，也就是突击拘留事件发生两天之后，一名教区居民拜访了天主教牧师兼教师，丹尼斯•福尔神父，诉说了在巴里金勒遭到逮捕和殴打的经历。福尔给贝尔法斯特的神父同事打了电话，发现释放回家的教民普遍曾遭受殴打。于是，两名牧师设立了一间办公室，记录人们在拘留营中的遭遇，逐渐积累了一些文件材料。这些资料揭露了在被逮捕的342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消息很快就流传开来，大批天主教徒开始到此打听亲友的音讯。

　　令人忧心的消息很快传来。在342名被拘留人员中，两位牧师只找到330个，失踪12人。其中一个恰好福尔神父也认识:帕迪•乔•麦克林。

　　麦克林的下落尤其让人担心，因为他的妻子安妮很快就要临盆了。此外，她的母亲也在麦克林被逮捕的当天去世了，真是一个悲剧性的巧合。安妮在家里守着电话，生怕错过任何消息，连葬礼也没能出席。她给朋友和律师都打了电话，没人知道她的丈夫被带到哪儿去了。

　　有了12个失踪人员的姓名，牧师们开始着手寻人。福尔不厌其烦地给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办公室打电话，却发现工作人员似乎并不清楚出了什么事。每次打电话，他得到的回答都是相同的：“我们会看看能帮您查到什么。”“我不得不说，他们都彬彬有礼。”福尔说。

　　其他人可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为了找到自己的丈夫，失踪人员帕特里克·西弗斯的妻子奔走在各个监狱，最终她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那是伊恩•佩斯利[29]“电话祈祷”热线的号码。另一则(很可能是杜撰的)故事则显示，福尔神父也曾受到不恭敬的对待：1971年10月，他在寻找另一位“深度审讯”受害者时给位于霍利伍德的军营打电话。电话那头，接听的士兵对同事喊到，“又是那个混蛋福尔。他想知道咱们都抓了哪些人。”“叫他滚蛋。”

　　福尔神父和受害者们——甚至士兵们——都不知道的是，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早在20年前加拿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就埋下了伏笔。

4

　　会议是为英国国防研究与政策委员会主席亨利•蒂泽德爵士举行的。蒂泽德爵士是一位“才华横溢、反复无常的科学家”，二战期间活跃于空军部，在皇家空军的圈子里被亲切地称作“魔法师”。他坚信德国对雷达的运用远不及英国，没有预见到德国人能从欧洲大陆上发射雷达信号，引导轰炸机击中位于伦敦的目标。当德国炸弹一次次以惊人的准确度击中目标时，他选择了辞职。敦刻尔克撤退后不久，在蒂泽德的安排之下，英国得以与开始备战的美国共享机密的军事科技研究成果，他本人也借此机会东山再起。蒂泽德加入了英国联合情报局，始终密切关注着情报领域的革新进展。

　　1951年5月，他收到加拿大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奥蒙德•索兰特邀他访问加拿大的邀请。此行的目的表面是探讨军事技术，包括广播的发展、神经毒气、水翼艇运输和火焰战；实则还有另一项议程——它与朝鲜战场上发生的故事遥相呼应。

　　“你应该还记得，你曾经提议在加拿大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药物、催眠等方法在战争中的使用及误用。我们突然想到，你在蒙特利尔期间，我们或许可以召开这个会议。”索兰特在信中说。

　　惦记着加拿大肥美的三文鱼，垂钓高手蒂泽德一刻没有耽搁，回复说他“很高兴能参加研究药物使用及误用的会议”。毕竟，“我们才召开过一次专家会，所以我至少能把他们的想法也带来”。

　　会议于1951年6月1日在蒙特利尔的丽兹卡尔顿酒店召开。包括蒂泽德在内的8名专家出席，其中两人是中情局派来的代表。根据索兰特后来寄给蒂泽德的纪要，以及加方与中情局的会议记录，会议的场景得以复原。

　　被索兰特形容为“完全非正式、非官方”的会议在他尚未到场时就开始了。“对由‘招供’、‘精神摧毁’等进行的研究”在会上引起了关注。与会者讨论了洗脑和莫斯科审判秀，认为对曾在苏联方面受过审的流亡者进行访谈，是了解情况的一个途径。敏泽迪主教的姐妹就住在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是很有益的研究出发点。

　　会议进行至此，蒂泽德爵士和索兰特方才现身。根据中情局的记录，讨论并没有打动蒂泽德：“(蒂泽德)一开始就说”，从莫斯科审判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新发现，在这项研究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希望比较渺茫。

　　蒂泽德对讨论审判秀提不起兴趣，其他人则兴致勃勃。文件表示，美国人对此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希望掌握“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在这个领域的进展。会议召开前，中情局就决定，不会透露他们正在进行的洗脑项目(该项目就是后来的“蓝鸟”)，更不会透露正在世界范围内对可疑的双重间谍进行吐实药的测试，他们只想刺探盟友手里有什么牌。

　　加方被这个话题吸引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其重要科学智囊、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唐纳德•赫布博士的影响。他希望扩展这一话题的讨论，提出“感官隔离”或许值得一谈根据加方的记录，赫布“提出一种情况，让个体处于一种切断所有感觉刺激的环境之中……然后通过使用‘白色噪音’，让个体进入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可以对其进行思想植入等。”

　　赫布所说的在“感官隔离”下植入思想显然与洗脑关系密切，但一开始与情报工作并没有关系。多年来，他致力于提出一套解释大脑发展的理论。在麦吉尔大学，他对苏格兰幼年猎犬进行了不同时长的隔离。当这些幼犬被放回到现实世界时都吓坏了，行为退化，用鼻子去嗅火焰或者点着的雪茄。赫布认为，感官隔离或许为研究哺乳动物大脑的结构和发育提供了思路。他的理论吸引了蒂泽德。

　　“(蒂泽德)明显对这个想法印象深刻，”中情局的会议记录上写着，“认可其作为研究起点的重要性。其他与会者在会议之前就已确信并达成共识，这是捍卫西方国家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他对赫布的隔离试验“充满热情，同意让他手下的科学家……与(加拿大人)建立联系，并相信合作的……项目将取得成果”。

　　来自中情局的文件显示：

　　由(中情局)的韦伯斯特博士主持的美方项目将不会与英国及加拿大项目合作……我们同意，将秉持着这一观念继续(删除人名)发起的对话：即三国各自进行的研究是必需的，与研究有关的信息交流和持续联系也是必需的。

　　苏联的政治犯究竟遭遇了什么？感官隔离能否实现“洗脑”功能并让人招供？从情报的角度来看，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远不止蒂泽德一人。多年来，有人因隔离而丧失机能的故事层出不穷：独自航行的海员产生幻觉；救生艇上的水手、隐居的神秘主义者、被困漆黑洞穴的探险者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据说爱斯基摩人从来都不会只身一人去狩猎：身处冰原，缺少人际交流和明显的视觉参照，会使他们迷失方向，将独木舟划向大海深处，从此再无音讯。

　　这些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兴趣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随着能够在高空长时间飞行的飞机的出现，隔离问题开始抬头。50年代早期，飞行员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突然在高空对飞机失去控制并酿成空难的现象引起了军事界的关注。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医学研究所的哈斯廷•贝内特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许多皇家空军見彳了员在海拔2万英尺的高空会迷失方向，并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改变航向。原因何在？隔离。

　　“当飞机保持水平直线飞行状态时，飞行员并没有多少可做的事，飞行员绑在座椅上不能走动；他看不到身后的机翼，也看不到飞机前部倾斜的情况。发动机和氧气装置发出单调的噪音,窗外的景象也一成不变。”其结果就是飞行员迷失方向，有时则是完全失控，贝内特写道。

　　此类事故被命名为“脱离现象”，而赫布的感官试验或许对理解这一现象带来了启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三国与会者对他的提议表现出兴趣的原因——他为洗脑实验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

　　赫布的感官隔离试验代号为“X-38”，自1951年起由加拿大国防研究委员会提供为期两年、共计21250美元的资金支持。有关人员都不得泄露此项研究的真正目的——洗脑。如果相关信息被公开，可称研究的是单调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最终将用于挽救飞行员、长途车司机和其他长时间操作重型机械人员的性命。

　　然而，赫布的研究生罗恩•梅尔扎克却回忆说，保密工作很随意：“赫布说，‘这是国防研究委员会赞助的项目，他们要研究这个问题(洗脑)。他们是跟美国的同行一起做的。这些属于机密信息，所以不要到处乱说，告诉你的父母或者什么好朋友。你们要保密，自己知道就行了’。”……所以这个项目并不是完全的秘密，充其量只是准秘密。所有的研究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赫布在麦吉尔大学造了几间4英尺x6英尺x8英尺大小、装配空调的隔音隔离房，作为X-38项目的开端。参加试验的研究生一天能得到20美元的报酬，他们要戴着手套和遮光眼罩躺在里面，手上套着硬纸筒，以屏蔽触觉。他们头戴耳机，里面播放着白色噪音。赫布要求学生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隔离房内。项目部分解密后，赫布曾这样写道：

　　试验对象拿了钱，一天24个小时什么都不用做。舒舒服服地在小隔间里躺着，可以随意地吃东西或者去厕所。除此之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实验对象戴着磨砂玻璃的眼镜，能看见光亮，但看不见具体的图像。耳朵包着橡胶海绵，里面装有微型扬声器手上戴着手套，从前臂到手指都套着纸筒。这样既能保证他能自由地活动，又可以避免产生触觉。

　　这些试验并没有听起来的那么邪恶。赫布的试验对象都是志愿者；他们完全了解将经历怎样的试验过程，也拿到了不错的报酬。隔间装配了对讲机，所以他们能够和试验人员交流，试验人员也能通过观察窗查看他们的情况。学生随时可以要求停止试验。当时还有个笑话，待在隔离房间最糟的不是它可能引起的心理反应，而是不得不忍受难以下咽的饭菜。赫布也看了有趣的一面：“在动物身上做这个试验太残忍了，”他开玩笑说，“可是对大学生来说一点儿都不狠。”

　　试验进行得轻松随意，数据出来时，赫布却惊呆了。试验之前，他并不知道隔离对受试者来说有多么困难。试验第一天，最初的志愿者小组中有6人拒绝钻进小屋。22人中有11人在屋里待够了试验要求的24个钟头。几乎没有人熬过两天，最厉害的一个也只坚持了139个小时。很多志愿者都说待在隔间里让人心烦意乱。至少一人表示，感官剥夺是“一种折磨”。一名受试者试验结束后驾车回家，险些酿成事故。试验人员由此认为，感官隔离会降低测量距离和辨识视觉对象的能力。有些受试学生严重丧失方向感，甚至从隔间出来上洗手间时会在洗手间里迷路，不得不求助于研究人员。

　　接下来就是“洗脑”了。为了增加试验的趣味性，赫布准备了几种重复乏味的听力材料，包括滚动播放的《牧场是我家》合唱，一长串股票行情单和为6岁儿童量身定制的宗教格言。受试学生可以选择听磁带，也可以不听。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听磁带，录音再单调，也比白色噪音强。

　　赫布不断尝试:如果受试学生选择听滚动播放、毫无意义的磁带，而不愿意忍受静寂，那么他们会选择接受宣传的内容吗？赫布用讲座录音取代了《牧场是我家》，这些讲座旨在说服听众世界上存在超自然现象。在进入隔间之前，学生们都否认相信超自然事物。然而，他们走出隔间时，就改变了观点。一些受试学生承认，在试验结束后曾跑到图书馆阅读关于超感知觉的资料；一些人称发现开始害怕鬼魂。1951年6月面对国防研究委员会的时候，赫布曾说试验的目的在于确定隔离和白色噪音能否促进新信仰的“植入”。答案看来是肯定的。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现象出现了。在隔离房间待了几个小时后，部分受试学生说看到了屋里根本没有的东西。幻觉产生的时间涵盖了从进屋20分钟开始到70个小时之内的各种时间点。通常最初的幻觉都是一些简单的视觉异常：彩色斑点和几何图案。很快这些图像发展成转瞬即逝的画面，从不同的方向滑过一幅又一幅。最后，幻觉变成具体而完整的场景，受试者把它们比作“醒着做梦”。

　　有些幻觉相当有趣。一名学生看到一个浴缸滑过田野，里面还坐着一个头戴旧头盔的老头。另一个学者则称看见松鼠穿着雪地鞋、背着背包排队走过雪地。还有人享受到了一群裸女在林中池塘嬉戏的香艳画面。学生们起初将幻觉当做好玩的消遣，但新鲜劲很快就过去了。一些受试学生变得偏执，比如，一个男生坚信赫布和同事在外面往他的磨砂眼镜上投射图像。也有人出现了妄想的症状。“一名男生看见一些悬空的眼镜死死地盯着他;有时候眼镜后面会出现人脸。眼镜有时还会列队飞舞。”赫布写道。

　　学生们害怕看到的图像，难以入睡，对自己的神智也产生了怀疑。有些人声称做了漫长生动的梦，甚至醒了之后梦境还在延续;还有人无法分辨清醒和睡眠状态。一名学生相信他的隔间里还有别人，两个“他”开始交错，直到这名学生不能确定哪一个才是他本人。

　　试验结果让赫布大感意外。他坦言不习惯独处的人进入隔离间可能会“精神崩溃”，也承认试验结果“令人感到十分不安”：听说世界另一端的国家给他们的战俘洗脑是一回事；在自己的试验室里，从身心健康的大学生身上移去视觉、听觉和肢体接触，就在几天的时间里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破坏他们的自我认知，这是另一回事。

　　偏执、混乱、恐惧、幻觉：赫奄在1951年向国防研究委员会提出建议的时候，无法想象他的提案会带来这么多有趣的成果。20年后,他的发现会在北爱尔兰展现出残酷的现实意义。

5

　　罩着头套、四肢展开靠墙站着，麦克林丝毫不享受这样的审讯经历。站了9个小时后，折磨结束了。他被赶进直升机，押送至克拉姆林路监狱。有人向他出示了拘留令，但是他戴着头套，根本无法阅读。一名皇家警察官员大声为他朗读出来。“我签了字。我想，都结束了，我就要回家了，”麦克林回想着，“可是我们马上又被带上直升机飞了回来……想象一下，当你发现自己再次置身那种噪音之中的失落、沮丧和绝望吧。”

　　同样感到灰心丧心的还有克拉克。他再度回到了如今被称为“音乐室”的地方。度过了3个不眠之夜，麦克林和克拉克都筋疲力尽，倒在墙边。另一名嫌疑人米奇•唐纳利后来回忆说，每隔20—30分钟，他就会支撑不住，倒在墙下。刚一倒下，士兵就会强迫他们站起来。如果他们拒绝，就要得到“特殊待遇”了。4个战士分别抓住麦克林的四肢，把他拋起来，在空中旋转，然后摔到地上。克拉克终于火了，在审讯室横冲直撞,直至撞到一名警卫身上，开始揍他。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几个士兵制止了他们，把克拉克拉开。克拉克遭到毒打，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在一段楼梯上被推着滚来滚去”。“还有呢，他们会把你的大腿向后扳,小腿向后折叠起来，然后两个人抬着你把你扔在地上——让你的膝盖重重地着地。”克拉克说。

　　士兵们会不时抓出一名嫌犯，赶进另一个房间，让他坐下并为其摘掉头套。连珠炮似的问题向他袭来。克拉克回忆起一个操着英国口音的人审问他的情景：“‘你是不是爱尔兰共和军？你认不认识爱尔兰共和军’之类的问题。‘你居住的街区曾发生过爆炸事件——你有没有参与？’他们提到了当时发生的各种事情。他们很强硬，但是不会对着你大喊大叫……‘你最好赶快说，要不就把你带回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们就把你扔出来了。”

　　有时，审讯人员会故意误导犯人。米奇•蒙哥马利问被关在什么地方，得到的答案是他正身处海峡群岛[30]。审讯人员也说谎恐吓犯人。他们询问麦奎根的家庭住址。他把地址告沂了审讯人员，对方竟告诉他当天早上他家门口发生了一起爆炸，有70名平民丧失。他的家人很可能也在其中。

　　审讯的问题一般都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的军火库、恐怖分子的姓名和颠覆活动等。然而，麦克林说，他没有被问到和爱尔兰共和军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一般的交谈。他们还曾经问过我对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些看法，跟北爱尔兰发生的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犯人们拒绝回答问题，或者没有给出审讯人员想要的答案时，他们得到的反应是一样的：“把他带回音乐室。”

　　在“音乐室”里，麦克林有了一些发现：每隔一段时间，白色噪音在重播之前都会有一个停顿。他由此推测，声音很可能来自录音带，是打垮他、让他开口的伎俩。“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他对士兵们说。“这是一种折磨。系统的折磨。”他身后的战士喊道:“这家伙想破坏我们的系统！”之后他遭到了毒打。这使他确信:如果这些确实是逼供的一部分，那么他绝对不会合作。他坐在地上，拒绝站起来。士兵们把他拎起来摁在墙上，双手被禊进身后的散热器。麦克林又一次倒下了。他的双手被铐起来，吊在墙上。

　　头套、噪音、疲劳和时间感的丧失很快就让克拉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赫布曾预见过的事情：“我觉得我正在给詹姆斯•卡拉汉[31]做保镖，有人想朝他射击。我真的喊出了一个名字。他们说，‘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谁！’然后，我意识到我出现幻觉了。”

　　另一次，克拉克在幻觉中和他未婚妻的哥哥合伙买了一个废料场。在一次审问中，他把审讯人员当成了自己的兄弟。麦克林也变得神志不清。有一次，他确信白色噪音中隐藏着讯息和旋律:他听到了葬礼进行曲和行刑队准备向他射击的声音。后来他还看到了自己的葬礼。“我现在还能看见它，我还能看见我家门前的灵车。葬礼之后，我还看见了孩子们，就是他们那时的样子。”他说。

　　对赫布这样的科学家来说，这些现象不难理解。区别在于,他把感官剥夺视做解答大脑机能问题的一种方法，其他人则对这一手段的实际应用更感兴趣，最积极的就是美国军方和中情局。

6

　　对中情局而言，感官剥夺从一定程度上解答了苏联人如何进行审讯的疑问。接受中情局赞助的科学家欣克尔在由中情局前方组织人类生态学研究会资助的论文中指出，苏联在审讯中引入了他所说的“大脑综合症”。其做法是剥夺人类思维在均衡状态下工作必需的物质，过度流汗、禁水、快速呼气、长时间站立和减少氧气的吸入都会对脑部健康运转产生影响，导致异常现象。“大脑机能很容易因体内平衡的紊乱而受到损伤。”他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受试者经历了疼痛、疲劳、口渴、饥饿和嗜睡。随着过程的推进，他会丧失了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烦躁、沮丧、神经紧张。最终，他对自己以前知道的东西也不再确定，甚至对自己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制造这种状态的方法之一是剥夺大脑对信息的获取：没有信息，大脑就不能“正常”运转……大脑有其独特的缺陷，除非它接受到一定量指导行动的信息，否则无法“正常”工作，也不能一直执行单一模式的行动。“毋庸置疑，”欣克尔给出了结论，“隔离、疲劳、剥夺睡眠会引发大脑功能紊乱……或许可以说，上述任意一种情况只要持续时间足够长,它们就能瓦解任何人的大脑功能。”

　　三年半之后，赫布放弃了试验。讽刺的是，X-38项目终止的部分原因竟然是试验管理人员感觉守着隔离房这项工作太过单调和乏味了。不过，试验还是引起了其他科学家的兴趣。1955年，杰克•弗农从美国陆军军医处取得资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地下室建造了一间隔离室。他招募了一些研究生，像赫布一样每天付给学生20美元。虽然，在他的试验中受试者出现幻觉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但普遍觉得试验让他们感到心烦意乱。一半学生抱怨难以集中注意力。按下紧急按钮，要求离开房间的学生占到了受试总人数的20%。

　　弗农的一位同事重复这一试验，并在试验中播放宣传磁带，以改变受试者对随机抽取的某一国家的看法。和对照组相比，受试者听完磁带后对土耳其——一个试验前令他们爱恨交加的国家——所持的积极态度要高出8倍。弗农认为，理论上，对一个基督徒进行感官剥夺，并让其在30秒长而乏味的基督教录音和伊斯兰教的有趣录音中进行选择，有可能使之皈依伊斯兰教。身处隔离环境，为了逃避单调，受试者更易受到宣传的影响。“我们或许能得出结论，感官剥夺的效果与洗脑类似。这就是说，禁闭状态会让人更容易接受宣传，从而让其观念发生重大改变……虽然美国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类手段，大概永远也不会用，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有效的洗脑方法。”弗农写道。

　　赫布和弗农的研究在全美各地引起了兴趣。很快，美国许多大学都展开了感官隔离试验，军方和中情局资助了其中的大部分。他们思索着，“我们如何利用它们？”“我们怎么达到更强烈的效果？”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全国健康研究所的教授约翰•利利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1954年，利利把感官剥夺试验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完全排除外界干扰。和赫布讨论过几次之后，利利设计了一种水箱，注满和人体体温相同的热水，让受试者戴着面罩和氧气装置潜在水中。现在，除了受试者的呼吸声，听不到任何声音，也没有其他的感觉。水箱用于短时间隔离，利利自己在里面待了两个半小时，以他开始出现幻觉而告终。不久中情局联系到他，希望了解水箱实际应有的情况。利利拒绝合作，被情报组织穷追不舍，最终完全退出了感官隔离研究。

　　坐在利利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可丝毫不感到忧虑和内疚。1955年,赫布的研究生、前美国海军上尉梅特兰•鲍德温博士被中情局长官莫斯•艾伦招致麾下。鲍德温为中情局进行了各种奇异的试验——扫描猴子的大脑，往人体内植入电极，整体移植动物的脑袋。1955年，他请赫布查看他设计的隔离试验方案。其计划是建造一个8英尺x3英尺x3英尺的房间，四壁用软垫包裹。声音和流质食物都通过一根管子输入到屋内。

　　鲍德温发现，一旦受试者完全丧失了时间感，很快就无法忍受待在隔离室。受试者进入隔离环境，不知道要待多久——也没有紧急按钮——其崩溃的速度和程度会远远超乎想象。

　　为了证明他的理论，他把一个美国陆军志愿者在黑箱子里关了40个小时。鲍德温记录:在“一个小时的嚎叫和令人心碎的哭泣声”过后，这名士兵终于冲了出来。鲍德温由此得出结论，高强度的感官剥夺能致使“精神完全崩溃”，并可能引起永久性的大脑损伤。不过，感官剥夺到底应该持续多长时间？最终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7

　　感官剥夺研究当然不会局限于美国和加拿大。虽然难以找到英国秘密项目具体情况的资料，但英国曾进行过这些研究是毋庸置疑的。卷入英国感官剥夺研究的医生之一是上世纪50年代任职于兰开斯特穆尔医院的斯坦利•史密斯。他对治疗正在丧失听力、特别是同时受到妄想症折磨的病人尤为感兴趣。听闻赫布的研究之后，史密斯推测是某种形式的感官隔离导致病人失聪，并遭受精神错乱之苦。1958年，他获得允许使用隔离病房楼顶层的3个房间，并指导医院的工程师建造了一间隔离室。他从3个房间中选出一间，在其中建了另一个隔离室，用尼龙绳将之悬挂起来，使摆动幅度和声音的穿透都降到最低。实际上，隔离室是完全隔音的，配备了床垫和一扇单面透光玻璃观察窗。屋内的受试者戴着限制其视力的半透明眼罩和棉质手套，还穿着厚厚的羊毛袜。受试者是从医院的护理人员中选出来的，在隔离室里每待一天，他们就能获得一天休假。有些人非常享受这次试验。一个在里面待了四五天的护士，精神焕发地走出来说，这是她度过最棒的假期了。其他人的感觉可没这么好。

　　史密斯亲自在隔离室待了38个小时，恨透了那个地方。“确实极其难受。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进去了。我进去对自己、对研究发现都没有帮助。我想方设法地要出来。我真不是试验的合适人选。”他说。

　　状况层出不穷。许多受试者都梦到自己的死亡。所有受试者都反映记忆力出了问题，心绪不宁，濒临癫狂。最初的20名受试者中，12人很快因上述情况而心生恐惧，惊慌失措。一名护士后来说，“我以为自己要疯了”。另一名受试者失声痛哭，歇斯底里地表现出抑郁症状。他们退出试验的原因是“产生了难以忍受的焦虑、紧张或惊惧”。受试者经常出现大量流汗、颤抖、口干的情况。有趣的是，唯一一组状态良好的受试者是4个长期精神分裂的病人，他们似乎乐于无拘无束地在隔离室里打发时间。“他们爱死隔离室了！”史密斯回忆道。

　　1959年，史密斯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试验成果。很快，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就像平时一样说——请问是哪位？——我想是战争部的人打来的。”他叹了口气，“他们想知道这个研究有没有军事应用的可能……他们并没有向我求助，只是说/你还做过哪些研究？’这才是他们想知道的。我给他们讲了耳聋和其他感觉丧失，他们吓了一大跳。”

　　1960年，爱丁堡大学心理医学教授亚历山大•肯尼迪在英国科学研究所陈述了名为《审讯的科学教训》的论文。他在文中提到了二战期间开发的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审讯手段。身为前英国情报中校，肯尼迪战争期间曾被派驻军情五处设在开罗的联合审讯中心。他讲述了和同事在“等待感官剥夺室建好”过程中的讨论。在隔离室中，他说，受试者看不见、听不到，也没有触觉。18个小时后，这“引发了严重的心理混乱”。受试的年轻医生，回忆了被锁进不锈钢圆筒，被要求待到忍受不了才能出来的经历(在第七章里，我们还会和他相遇的)。

　　“我当然知道”，军情六处一名曾进行吐实药试验的精神病学家说，“有很多(感官剥夺研究)……我想在(伦敦南部)的圣乔治就有，肯定有人听说过。到处都有实验室。我本人并没有参与，因为我对此了解有限。”

　　帕克委员会针对审讯12名北爱尔兰共和军嫌疑人所作的报告，进一步为英国军方曾研究感官剥夺一事提供了佐证。1972年3月，加德纳勋爵承认，“英国在军人和平民志愿者身上进行了一些(感官剥夺)试验”。除此以外，科学的记录一片空白。不过，许多不同的资料显示了感官剥夺如何传人了英国的军界和情报圈，一切都源于朝鲜战争战俘那些奇怪的口供。

8

　　朝鲜战争后期，英国人认识到，特种部队和其他身处险境的特工被俘后，有可能向敌军吐露敏感信息。既然早就怀疑苏联、中国和朝鲜使用了极端的、包括洗脑在内的审讯手段，英国决定采取措施，提高士兵对这些措施的抵抗力。联合情报委员会下属的逃兵和战俘情报委员会负责这个项目。战争部的心理学家和“洗脑”专家、空军情报九处的西里尔•卡宁汉访问了前朝鲜战争战俘，试图发现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他准备了一系列简报，发给了苏塞克斯郡梅尔斯菲尔德的联合情报审讯团。作为情报基地，梅尔斯菲尔德现在承担了训练英国空军特种部队的艰巨任务。

　　马来危机[32](1948—1960)让英国空军特种部队再度活跃，梅尔斯菲尔德的作用日益重要。经过1958—1959年一年时间的改革，空军特种部队开始壮大。“英国空军特种部队当时是为马来危机特别组建的一支部队，”一名老兵回忆，“我们所受的训练也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但是危机一结束，也就是中东局势开始混乱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潜在的风险。于是我们开始密集接受各种培训，包括冷战局势、反审讯……1959年2、3月间我们一回到英国就投入了疯狂的训练。”     

　　训练多种多样，新兵被吸收进部队，学习如何应对最糟糕的情况。情报团前上校约翰•休斯一威尔逊解释说，“反审讯训练是为少数潜艇兵、大部分空军机组人员、尤其是空军特种部队准备的……你不得不让这些人体验，面对不遵守《日内瓦公约》或甚至根本没听说《日内瓦公约》的人时可能遇到怎样的压力。”空军特种部队在欧洲各地进行逃脱和藏匿训练。一旦被抓住，就要面对情报团揣测中苏联可能会使用的各种招数，比如长时罚站、体力劳动、欺诈、一定程度的酷刑、睡眠与感官剥夺。可想而知，抗审讯训练绝对不受欢迎。

　　空军特种部队的退役老兵摇了摇头：“我总是赶上感官剥夺训练。1960、1961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这种训练。场地是一个黑暗的房间，在里面你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偶尔这种黑暗会被巨大的音乐声和闪光打破。令我感到惊异的是，这种东西居然流传下来了。看看现在的迪斯科舞厅！简直跟它一模一样！”

　　训练令人反感，士兵们都在想方设法地逃避。练习前，长官们会询问还有哪些人没有受过培训。没有参训的人是最早被抓住的。据说，练习期间，曾有一次空军特种部队把转移回总部的消息透露给了“敌人”，结果被后者抓去审问。

　　不过，空军特种部队的士兵们很快就掌握了游戏规则。“我从来没被逮住过！”另一个老兵大笑着说，“我才不会报告自己的位置呢。最后，整个部队都发出些干扰消息，没人抓得着我们，这引起麻烦。他们花了很多年才消除这件事的负面影响……经过这些练习，很长时间里，空军特种部队的人从来没在他们报告的位置出现过。这样连自己人也找不到你了，这确实有点儿讨厌。”

　　与此同时，联合情报审讯团编撰出了更多关于苏联“洗脑”手段的信息。格洛斯特郡团上校罗伊•吉尔斯曾于1963年被派往联合情报审讯团参加一项审讯课程，当时并未涉及感官剥夺的内容。1966年，他又在亚丁参加了联合情报审讯团的一项反审讯课程。他认为课程上播放的教学影片就是英国空军特种部队的抵抗审讯训练。影片中的士兵们被套上头罩，排队站好，遭受殴打[33]。

　　吉尔斯也听了感官剥夺的课程，特别是约翰•利利于1954年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研发的手段。早在8年前，英国皇家空军的哈斯廷•贝内特就曾提起过它。“在亚丁，这招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吉尔斯说，“据说它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做法是把犯人关在注满华氏94.8度液体胶的水箱之中。犯人赤身裸体，四肢被绑。头部则在包在类似潜水员头盔的东西里来维持呼吸。犯人吊在水箱里，因此他们能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呼吸声。理论上说，你会被逼疯的。”

　　吉尔斯和同事们观看了操作影片，片中一名男子缓缓地沉入水箱。虽然整个程序十分骇人，但并非没有后门可走。“对抗水下感官剥夺的法子是试验人员完全没想到的，他们或许可以剥夺你所有的外部能力，但是男人两腿之间可还有一个敏感的器官。这种环境下，你仍然能够指挥它。”吉尔斯说着大笑起来。

　　在探索各种感官剥夺方法的同时，英国特种部队——以及它的北约盟友们也在研究审讯过程里可以应用的噪音。一名情报部队退伍老兵讲述了参观美国空军生存学校的过程。在这所位于华盛顿州斯波坎费尔查尔德的学校里，美方正在就各种白色噪音进行试验。“他们向我们展示美国人的做法，找来了几名女性接受审讯，同时让她们听到婴儿的哭声，这么做的目的是利用女性的母性本能。我们几个在场的英国人听完面面相觑，这也太傻了吧！他们允许我听取一名受试女性的汇报，我问这种做法有没有效果。她说，‘没有。完全没有’。”他说。

　　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同意这个判断。直到80年代，梅尔斯菲尔德都在进行包括感官异常和白色噪音在内的研究。曾参与抗审讯训练项目的约翰•休斯一威尔逊回忆：“他们教导我们，感官剥夺是控制审讯对象的捷径……基于情报人员和特种兵的工作性质，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可控的实验——姑且这么叫它吧。你只能使用白色噪音——嗞嗞嗞——非常难受。我们还用过中国京剧。”

　　“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休斯一威尔逊说，“你看过晕船药广告呜？就是一个圆盘，圆盘上的黑白条构成漩涡的样子。圆盘一转起来，你就会觉得头晕想吐。我们把圆盘挂在墙上，让犯人双手举过头，坐在地上盯着圆盘看。当然，白色噪音或者京剧也没有停。然后，犯人们就会头晕倒地。”

　　情报人员的说法是，情报显示苏联和中国采用了这些手段，因此英国人只是对中苏的行为做出反应。另一方面，特种部队人员如果被俘，也应对此有所准备，他们需要了解被俘后可能面对的局面。然而，联合情报审讯团情报的可靠性是一个争议更大的问题。他们对东方阵营的揣测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上世纪60年代，西里尔•卡宁汉曾多次到访梅尔斯菲尔德，情报部队的所作所为令他大为震惊。“我去过梅尔斯菲尔德很多次，我也参加过战略空军指挥部的演习。当我看见身为皇家空军和陆军军官的审讯人员，竟然借着‘苏联人就是这么做’的理由虐待他人的时候，我完全震惊了。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苏联人做了什么？’他们说，‘噢，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卡宁汉说。

　　卡宁汉认为情报部队的做法不负责任：“他们是私自行动的，我问他们‘那你们这么做想达到什么效果呢？’他们根本一点儿头绪都没有……他们的做法真的让我非常吃惊。‘谁批准你们这么做的？为什么这么做？’‘喔，我们看过这个，我们看过那个。我们觉得这个点子不错。’他们没有得到上级的授权。审讯和审讯训练没有人批准，就这么发生了。”

　　公众对英国特种部队的抗审讯训练项目或许至今仍一无所知，但1971年在北爱尔兰派上用场的那些则早已不是秘密。随着参加抗审讯训练课程的人不断增加，这些内容实际就是审讯手段的消息不胫而走。就像休斯一威尔逊上校所承认的，审讯与反审讯训练之间的界限渐渐模糊。北爱尔兰拘留事件发生前，“他们接受反审讯培训已经太久了——而期间根本没有进行过真实的审讯——以致他们到了(北爱尔兰)，以为这就是一次审讯演习而已。”

　　实际上，这一早有预谋的行动并非审讯演习这么轻巧。1971年3月，军情五处处长迪克•怀特造访贝尔法斯特之后，审讯就进入了策划阶段。4月，来自“英国审讯中心”——可能就是梅尔，斯菲尔德——的官员为北爱尔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成员们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研讨会，向他们传授拘捕行动火速开始后的审讯方法。在研讨会上，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人员专门学习了军方所谓的“五项手段”(罩头套、靠墙罚站、白噪音、睡眠剥夺、只有面包和水的饮食)。1971年在北爱尔兰找到用武之地的这些手段造成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对被拘捕的12名爱尔兰共和军嫌疑人而言，它们导致了严重的健康后果。

9

　　麦克林、克拉克以及其余10人，经历了6天的审问。期间，他们只喝过几口水，吃过几片面包。他们不能洗漱也不能使用洗手间。后来的调查显示，12人靠墙站立时间达43个小时之久。然而，和他们所处的严酷环境相比，罚站时间也显得不那么触目惊心了。正如赫布和弗农指出的(中情局的梅特兰•鲍德温证明了这一点)那样，没有时间上限的感官剥夺尤其令人难以忍受。在押人员并不知道这样的折磨何时才到尽头，加之受到恐惧、睡眠剥夺、毒打、白色噪音和恶劣饮食的影响，这段恐怖经历是如此刻骨铭心。

　　因此，这期间多名受害人萌发轻生的念头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一名受害者说他曾一头撞到墙上，试图自杀。认定这一切都是刑罚试验的麦克林相信，英国军方绝不会让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一旦审讯结束，他们就会将12个人全数杀死毁灭证据。麦克林确信自己必死无疑，已准备好迎接生命的终结。

　　8月17日，一切戛然而止。犯人们被带进牢房，面墙而站。现在，他们可以摘掉头套了。他们即将被送回克拉姆林路监狱。克拉克回忆说，关押他们的士兵此时也恢复了人性。“我希望，你今后生活幸福。”一个警队官员对他说。

　　克拉克几乎已经站不起来了，一名长官帮了他一把。“我去了洗手间，胳膊痛得要命，甚至够不到自己的后背。然后，一个(政治保安处的)人，或者是警察，也可能是军情五处的人——不管他是哪儿的，帮我擦洗了后背。”克拉克说。

　　12名受害者钻进了直升机。克拉克再度回想起闪耀人性光芒的一刻。登机前，政治保安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飞行期间须戴头套。克拉克恳求对方让他摘下头套，但这是命令，工作人员向他表示了歉意。“不过,我会一直坐在你旁边。直升机一着陆，我就给你摘下来，但你可不要回头看啊。”之后警队的人又提出了一个诡异的请求：“如果我们在街上遇见了，你会请我喝一杯吗？”被送回监狱，让克拉克终于能松口气了。此刻，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善意打动，说当然会的。“他是个好人。”克拉克今天回忆说。犯人们着陆在贝尔法斯特的圣马拉奇大学。大学外墙的一个小洞通向克拉姆林路监狱。一钻进去，他们就摘掉了头套。

　　麦克林早已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回想起监狱看守见到12人时的反应：“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惊恐的表情。所以就算我之前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有多糟糕——体重减轻、满身伤痕——我也能从他们的表情里读出来。”

　　审讯期间完全丧失了时间感的克拉克和麦克林不禁询问起那天是什么日子。星期三。两人异口同声地说这不可能:他们是在星期一被逮捕的，直到星期三都关在临时收容点。怎么可能还是星期三呢。不，看守说，你说的是一周前的事了。看守跟克拉克搭话。“之前你们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克拉克回答。“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克拉克告诉他，自己一星期来一直戴着头套。看守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他说，‘别担心，孩子。现在你又回到正直善良的人中间了。没有什么事能伤害你了。’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们也是。”

　　克拉克、麦克林和其余10人被送到了监狱疗养院。他们在那儿可以洗漱，吃到了6天来第一顿像样的饭菜。称过体重，每个人都瘦了将近16磅。不久，转机出现了。负责麦克林所在牢房区域的狱警碰巧是他的一个老熟人。麦克林向他要来了纸笔。虽然由于戴了一周头套几乎看不清东西，麦克林还是用潦草的笔迹写下了他的遭遇。他请狱警将之转交给阿马区的大主教康韦。

　　是夜，这名身为新教徒的狱警乘车从贝尔法斯特抵达阿马，将麦克林的便条交给了康韦主教，告诉他事关重大。

　　主教飞到伦敦，在唐宁街10号见到了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虽然会面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是希思立即下令，禁止使用“五项手段”。克拉姆林路监狱的另外7名遭隔离、拍照和编号的嫌犯，本已从阿尔斯特警队人员口中得知即将受到“恐怖对待”，也获得赦免。

　　显然，要不了多久，这起事件就会被公之于众。当局意识到，一旦媒体介入，麻烦就难以收场，于悬找到了福尔神父。“我公布这件事，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给我打电话说，‘你要把这件事透露给报纸？’我说，‘当然,我这就会告诉他们！这些人得不到任何保护，没有人为他们说话。该有人为他们站出来了’。”神父说。

　　事件未能引起重视。北爱尔兰总理布莱恩•福克纳声称：“如果确有其事，那么公众早在事情发生的24小时之内就知道了。”然而，8月31日，英国内政大臣雷吉纳德•莫德林宣布组建委员会，由埃德蒙•康普顿爵士负责调查此事。

10

　　《康普顿报告》堪称“杰作”。调查期间，康普顿和他的团队从95名士兵、26名北爱尔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人员、11名狱警、2名军医、2名民用医师和2名医学专家那里取得了证词。而在被拘留并可能遭受虐待的342人中，他们仅仅访问了1人(其他人拒绝同英国人的爪牙说话)。1名控方证人和138名被告方证人，悬殊的数量差距在康普顿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平衡的地方:他欣然接受了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和军方的说辞，对法律正义和大赦协会提供的证据置之不理。

　　虽然搜集的材料令人印象深刻，康普顿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将接受审讯的人数记为11人，而不是12人。他忘了米奇•蒙哥马利。与此同时，1971年10月，距离康普顿撰写报告的地点仅5公里之遥，又有两名爱尔兰共和军嫌疑人正遭受着“深度审问”一-尽管爱德华•希思已颁布特别命令，指明不会再次出现此类事件——这真是令人难堪的讽刺。警队人员曾手持注射器接近其中一人——威廉•香农，威胁为其注射吐实药。香农的编号是21号。

　　1971年11月3日，康普顿的报告出炉，结论充满矛盾。康普顿说，靠墙站立并不是一个“有压力的姿势”,其目的不是耗垮犯人，而是“加强纪律”并提供“安全感”。如果在押人员没有按要求站立，士兵也只是轻轻地把他们的手脚打开，并没有踢打他们。

　　没有人的单次站立时间超过4一6小时。每隔6小时就会供应食品——但绝大部分人都拒绝食用。同样，卫生间也可以用，只是士兵们很难知道在押人员什么时候想去而已。报告还说，帕迪•乔•麦克林反复因便溺而满身污秽是“他自己的选择”。报告断然否认存在殴打行为，麦克林的外伤被解释为“运送途中”发生的事故。

　　罩头套是为保护在押人员而采取的安全措施。实际上，有时候“一些原告在能摘掉头套的时候，都宁愿继续戴着它们”。与之类似，播放白色噪音也是出于保护他们的目的。报告虽然承认了头套和白色噪音有可能引发神智混乱的事实，但只是轻描淡写。

　　显而易见，当时有(现在也有)充分的实际理由在审讯中使用头套和白色噪音。遮蔽受审者的视线，操控起来更加容易，审讯者也不会被认出来；隔绝了声音，他们就不知道共处一室的其他受审者接到了哪些指令。但是，将12名犯人经历的神智混乱指为不幸的副作用是狡猾的诡辩。任何熟悉上世纪50年代早期加拿大感官剥夺研究的人都明白，北爱尔兰发生的一切就是这些研究导致的结果。在麦吉尔大学，罗恩•梅尔扎克回忆说，唐纳德•赫布在加拿大看到“深度审讯”的消息之后“真的非常不悦”。“他觉得一开始完全合理的试验却引起了这么可怕的影响……研究牵涉的每个人他几乎都认识，他们肯定知道这之间的联系。这根本就是他们原来的设想啊！他们真的很震惊。”

　　最后，甚至连康普顿都被迫承认“五项手段”构成了“虐待”。不过他的任务到此为止:这不是“身体上的残害”，当然也就不是“酷刑”。

　　《观察家报》对《康普顿报告》的评价十分经典：“这是一桶漂白液加6格令的真话。”[34]。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罗伊•哈特斯利——如今已是勋爵——认同这个说法：“报告掩盖了真相，难道不是吗？我不想表现得愤世嫉俗。在那种情况下，针对事件的调查肯定是偏向军方的……为英雄辩护并不困难——但捍卫罪犯和嫌疑犯的权利却非易事。《康普顿报告》站在了军方一边。”

　　6个月后，1971年12月3日，帕克勋爵主持的另一个委员会着手确定今后应如何对待爱尔兰共和军嫌犯。帕克勋爵在报告中强调，感官剥夺手段在英国空军特种部队中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并没造成任何伤害，但他也承认，“现实情况和实验是完全不同的”。之后，他的观点彻底转变，认为要空军特种部队经受48小时的抗审讯训练，甚至比爱尔兰共和军挺过1周的考验还要困难，因为后者的“集体精神”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英国空军特种部队——据称是世界上最强的部队——当然也以士气低迷闻名。

　　为证明审问手段的有效性，帕克引用了一组数据:超过700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遭到逮捕，供出了关于组织、行动、武器和人员藏匿点、联络线路和供应线的重要信息，破获案件超过85起。他写道：“毫无疑问，这些手段带来了显著的成果”。帕克建议,在适当的指导方针下，这些手段日后可以用于审讯潜在的恐怖分子。

　　然而，他也发现，审讯是一项黑箱工作：根本没有官方手册提供详细指导。审讯的手法显然也只是联合情报审讯团口授的。因此，“五项手段”从未接受过政府部门的审查，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专门授权。

　　罗伊•哈特斯利觉得，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就我对军方和政府的了解而言，军方——我不知道具体是谁——会说，‘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部长们就会说，‘最好别打听他们是怎么做这些事的’。我猜，军方和政府有意就此保持距离。”

　　尽管缺少关于“五项手段”的文件记录，帕克认为它们危害并不大:虽然可能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精神错乱，但这些症状两个月内就会消失——既然没有相关的文字材料，帕克必定是从某些人的推测中获得这一信息的。为14名受审嫌犯检查身体的医生得出的结论和帕克的说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皮尔斯•欧莫利医生在克拉姆林路监狱为其中3人检查了身体。据他评估，3名嫌犯在进入审讯中心的24小时之内全部出现了精神错乱的症状，有严重的幻视和幻听。其中一人不停地发抖，难以说出完整的句子，并且拒绝独处，1分钟都受不了；另一人“间歇性地发抖，抱怨自己头痛、失眠，做噩梦”。欧莫利认为，两人或许最终能够康复，另一人则遭受了“永久的精神损伤”。

　　科克大学的教授罗伯特•戴利也为嫌犯们做过检查，并曾为他们作证。戴利注意到被押者焦虑、恐惧、失眠，噩梦挥之不去。有些人极度沮丧，已经“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了。他于1973年写道：“叫深度审问还是洗脑，只是称谓问题，其目的是引起暂时性的心理病态，这种严重的心理伤害有可能引起持续性的后果。”

　　报告的作者们可不同意这些说法。在帕克勋爵的《多数派报告》之外，加德纳勋爵又撰写了《少数派报告》。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首先，埃德蒙•康普顿说没有一名疑犯罚站超过了4一6个小时，他要么是说错了，要么就在说谎。事实上，现有留存资料表明，犯人们连续罚站长达16小时之久。头套和白色噪音也不是安全措施，一名证人告诉加德纳：“感官隔离是引起人为心理错乱或暂时性的精神失常的一种方法。”加德纳在报告中也引用了赫布和史密斯的实验结果，他认为“《康普顿报告》中所说的深度审讯是感官剥夺的一种形式，它引起了精神错乱”。

　　加德纳也驳斥了帕克声称审讯获取了重要情报的说法。被捕人数曾有明显的增加：拘留行动的第一个晚上，有342人被抓。如此兴师动众却没有得到情报，才令人惊讶。整起事件在加德纳看来是一个“悲哀的故事违背一个人的意志，强行给他罩头套，还在其试图摘下头套时戴手铐，这既是对人的侮辱，也是侵权和犯罪行为。所谓的靠墙罚站也是这样……军方和政府指示使用这些手段的授权都是非法和无效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做法都是违法的。”

　　1972年3月2日，英国政府弃用帕克的《多数派报告》，而采纳了加德纳的《少数派报告》。是日，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告知国会下议院，“(五项手段)今后将不会作为审讯的辅助手段使用”。希思对下院议员表示，深度审讯还会继续，“但不会使用这些手段”。

　　两年后，英国人被送上了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庭。听证会举行前，英国政府已经换届。外交部内部对于怎样才能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看法不一。罗伊•哈特斯利已是外交部的第二号人物，主张政府应对法庭坦白，向公众致歉，把所有过错推给上届政府。哈特斯利很快就不做声了：“我记得总理哈罗德•威尔逊严厉地斥责了我。认罪，然后逃之夭夭，这对一个年轻的部长来说,真是太让人难堪了。他认为，我们不得不以给自己辩护的方式来捍卫英国的声誉。这就是我们1974—1975年间所做的事情。”也许，哈特斯利是对的。法庭的审议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终，毫无悬念，英国因其“非人道的、可耻的虐待行为”被认定有罪，受害人获得了经济赔偿。

11

　　在斯特拉斯堡判决之外，这起事件引起了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同爱德华•希思会面一个月后，1971年8月，康韦主教前往罗马开会，将“深度审讯”的事告诉了纽约大主教库克。库克肩负使命，返回了纽约。

　　库克的教民主要是爱尔兰后裔。回到纽约后，他向天主教神父们发表了声明。声明包含了自二战期间纽约大主教斯佩尔曼抨击希特勒虐待犹太人暴行的言辞以来，美国天主教团体对外交政策最严厉的谴责。库克呼吁为北爱尔兰天主教徒成立救助基金，还特别提到“审问营——天主教异见者们未经审判就被关押在此。审讯期间，他们身心倶疲,濒临崩溃”。

　　关于北爱尔兰事件的消息迅速在美国蔓延。阿里斯泰尔·库克，一个平日里稳重温和的通讯记者对英国广播公司这样说道:“作为一名记者，如果我不告诉你，关于这起事件的报道，以及 ‘深度审讯’在20世纪已经成为酷刑新说法的传闻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广泛不安，那么我非但不尽责，简直就是麻木不仁。”

　　1972年1月，美国对英国在北爱尔兰所作所为的怒火终于被“血腥星期天”[35]点燃。新芬党立刻抓住机会，邀请包括帕迪•乔•麦克林在内的审讯受害人飞往美国，讲述英国人犯下的恶劣行径。“深度审讯”和“血腥星期天”促使爰尔兰裔美国人行动起来，为北爱尔兰共和党提供资助的美国组织北方援助(NORAID)也挺身而出。一时间，大量资金从爱尔兰裔美国人手中流向了爱尔兰共和军。

　　事件在北爱尔兰也引起了轰动。2005年仍然活跃在公民维权圈子的麦克林忆起了北爱尔兰天主教社区的反应‘你们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我们不是！他们才是恐怖分子！这些人是恐怖分子！他们还戴着法治的面具！’这引发了动乱，更多人因此丧命。”

　　麦克林对事件的后果从未抱有幻想:“之后就迎来了爱尔兰共和军史上规模最大的征兵，拘留，审讯，‘血腥星期天’……8月，9月，10月，11月，12月，1月——6个月里——就这样成就了临时爱尔兰共和军。”

12

　　2004年11月，笔者在丹尼斯•福尔位于蒂龙郡的家里见到他。起初我有点害怕：他之前在电话里曾经对我说英国是“店主们的国家”,我猜他对英国人没什么好感。不过，在早餐享用了苹果和橘子果酱(“我知道你们英国人就喜欢果酱！”)之后，他也认为“噢，是的。征兵和捐助，这(对爱尔兰共和军来说)真是棒极了”。乔•克拉克也对我说，深度审讯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那么做犯了大错。大错特错。”

　　部分错误在于，军队审错人了。最初的12名嫌疑人中，至少有7人跟爱尔兰共和军扯不上任何关系。这其实应该归咎于北爱尔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嫌疑人名单是他们交给军方的，但情报并不准确。

　　“问题在于，审讯人员根本不知道嫌疑犯都是什么人。他们只是从皇家阿尔斯特警队那里接手……可警队给的是错误的名单。我们在1971年釆用的方法不错，但讽刺的是我们抓错人了，榨干了他们……1971年的拘留和审讯是严重错误。”约翰•休斯-威尔逊说。

　　阿尔斯特大学社会政策管理教授很少认同情报部队人员的观点，这次连他也认为“他们大概抓到2或3个——我不知道具体数字——爱尔兰共和军的人，但大部分人不是。其象征意义足以促使天主教社区团结起来说，‘我们要反抗’。”

　　“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他继续说道，“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就会去参军……当你观察拘留，#别是审讯导致的更广泛的影响时，你就会知道，这种做法为30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看看有多少人因此丧命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件也引起了另一种影响。在我和福尔神父道别前，他温和地笑了笑说，“有趣的是，70和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也建起了刑房，审问可疑的告密者。刑房在敦刻尔克，安德森镇也有一个……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手法他们都用了。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罩上头套。他们竟然用头套！这正是我们1971年上报给希思政府的行径啊！他们居然效仿了这种做法！爰尔兰共和军的做法太卑劣了。”

　　福尔送我到门口。“酷刑用之不竭，从没停止过。”我们握了手，“他们简直已经爱上了罩头套。” 

第五章 制造满洲候选人

　　电话响了，他抓起来。

　　“我找雷蒙德•肖。”一个欢快的、难以分辨口音的男声响起。“我就是。”

　　“你为什么不打打扑克消磨时间呢？”

——《满洲候选人》,理查•康顿，1959年

1

　　1951年3月29日，星期四。早上7点，帕里•哈卓普骑车去上班。根据合同，29岁的机械师哈卓普那天应该开始为丹麦燃油公司做一个项目。他找到上司，说家里出了事，上午想请个假，稍后会把工时补回来。上司没有理由怀疑，也就答应了。

　　哈卓普走到更衣柜前，看看周围没有动静。他打开柜子，依次取出一大一小两个包在桌布里沉甸甸的金属物品。他把两样东西装进公文包，锁好更衣柜，和老板道过别,蹬上车走了。

　　那一年，哥本哈根异乎寻常地冷。人人都盼望着春天，可就快4月了，空气里还隐约透着寒意。哈卓普从公司冲出来，想的可不是这些。3个月前，上帝诏令他拯救世界。子弹和一把手枪静静地躺在车筐的公文包里。他要去抢银行了。

　　他先骑车去了朋友的姑妈家，他需要这位嗜酒成性的姑妈做不在现场证人。为了保证编造的证明万无一失，他在路上了几瓶啤酒。之后，他和酒鬼姑妈小酌了几杯。10点半，哈卓普看老太太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便提议再去买点儿啤酒，马上回来。老太太点头答应了。

　　哈卓普再也没有买酒回来。他又一次把公文包扔进车筐，来到了诺伦宝路街58号的农业银行。他把车停在路边，犹豫再三，有点儿害怕，身体也不听使唤。10点45分，领悟到抢劫是上帝的旨意，他深吸一口气，戴上太阳镜进了门。

　　一进银行大厅，哈卓普就朝天花板猛开了几枪。“把钱装到包里！”他冲身边最近的柜员喊道。惊恐的柜员呆若木鸡，稍一迟疑就被哈卓普开枪射中。他向另一个柜员转过身，“轮到你了，把钱装进去！”

　　抢劫花了太长时间，顾客们都被枪声吓坏了。门外，行人纷纷向银行跑来，阻断了哈卓普逃跑的去路。突然，警铃声大作。哈卓普觉得自己跑不掉了，又一次举起了手枪。第二个柜员试图逃跑，但一切都太迟了。哈卓普开枪打死了他。哈卓普两手空空跑出银行，跳上自行车，猛踩踏板蹿了出去。就在他蹬离路边的时候，一个骑车人试图截住他。两人几乎撞上，哈卓普伸脚挡住了攻击者。骑车人再次尝试阻断他的去路，他掏出枪顶在了对方脸上。骑车人退缩了。哈卓普骑着车，暗暗得意自己的沉着。一个行人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耸耸肩，向对方建议到，“你干吗不过去看看？”然后就溜之大吉了。

　　回到酒鬼姑妈的房子，哈卓普告诉老太太自己刚刚去抢了银行。老太太对这事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啤酒哪儿去了？哈卓普想到最好还是把不在场证人安排妥当，便换了衣服，确信没人能认出他来，下楼去买酒。一到楼下，他就知道事情不妙。街上空空荡荡，寂静无声，警察来了。哈卓普孤身持枪面对警察，一言不发，举手投降。

　　哈卓普起初并没有告诉警察抢银行是上帝的旨意。因此，逮捕他的警探不免洋洋自得:不但没损伤一兵一卒，而且哈卓普也对罪行供认不讳。但是，警探们很快就变得忧心忡忡。他们询问哈卓普抢劫银行的动机，后者说这是为了给他建立的丹麦国家共产党筹措资金，该党的目标是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宣战，他就要用赃款租一支船队，把丹麦的知识精英转移到瑞典的安全位置，保护丹麦的精神血脉。他解释道，丹麦国家共产党将为世界带来和平，但同时他也在储备枪支。警察突击搜查了哈卓普的住所，发现了制服、宣传品、奖章和“丹共”的相关文件。

　　警方注意到，哈卓普表现得并不像一个刚刚抢了银行、杀了人的罪犯，询问他是否为犯下两起谋杀案而感到内疚。他一点儿都没有负罪感。这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要自责呢？警察们目瞪口呆，互相交换了眼色。“什么？你再说一遍？”所有事都是上帝教他做的，哈卓普说。上帝让他成立丹麦国家共产党，上帝选中了作案方式和银行，上帝甚至还为他指明了事后的藏匿之所，上帝始终伴随着他。不过别担心，哈卓普向警方保证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上帝会实现这一点的。

　　1951年6月21日，哈卓普被带到哥本哈根警方首席精神病医生马克斯•施米特面前。他把故事原封不动地又向施米特讲了一遍:他是遵照上帝的指令去抢银行的，对两名银行柜员的死亡丝毫不感到内疚。他相信“命运和死亡过后的重生”，他就像圣女贞德。

　　哈卓普的表现引起了施米特的兴趣。哥本哈根鲜有谋杀案,类似案件更是屈指可数。第二天，为破解哈卓普关于宗教一政治的胡言乱语，施米特给他注射了一剂镇静剂。哈卓普立刻就开始滔滔不绝地阐述对反犹太人、反纳粹的复杂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丹麦必须得到拯救，“北方王国”就要成立。药效发挥出来，哈卓普完全进入放松状态，施米特终于问出了一个他想回答的问题:“抢银行的主意是从哪儿来的？”

　　“从‘它’那儿。”哈卓普回答。

　　“‘它’是谁？”

　　“我的守护天使。”

　　施米特心生疑惑。案件背后，另有隐情。哈卓普很有可能与7个月前发生的一起类似抢劫案有关。还有迹象表明，他并非单独作案。抢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比约•尼尔森现身，承认哈卓普在抢劫时使用的自行车归他所有。尼尔森有案底，案发当天和哈卓普一起喝酒的就是尼尔森的姑妈，哈卓普在她的住所被捕。粗略的调查显示，哈卓普曾在霍森思国家监狱服刑3年——尼尔森是他的狱友。有囚犯称尼尔森对哈卓普施加了超乎寻常的影响，他们说，哈卓普做的每件事，都是尼尔森的主意。

　　3月30日，尼尔森被拘捕接受讯问。警方一无所获。他承认曾和哈卓普一起服刑，也曾同住一间牢房。他知道哈卓普建立了一个新政党，甚至在成立初期也牵涉其中——主要是在城里张贴海报——但他很早以前就退出了。除了把自行车借给哈卓普，他和抢劫案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然而，哈卓普和尼尔森的口供中矛盾百出。哈卓普说自行车是他偷来的，而尼尔森则说是自己借给他的；哈卓普说尼尔森和丹麦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尼尔森则承认曾经参与。尼尔森说,关于这起案件，他知道还不止这些：哈卓普的妻子本特才是主谋。他说，这对夫妻过去曾计划过抢劫的事，但每次都被他劝阻了。不过，尼尔森将哈卓普拖进了更深的泥潭。尼尔森是个惯犯，他从1933年就开始在监狱进进出出了。而心怀弥赛亚式救世情节，拥有“守护天使”的哈卓普，看起来就像尼尔森的小跟班。

　　施米特不断给他注射巴比妥酸盐，想迫使他承认抢劫是尼尔森在幕后指使，尼尔森就是“守护天使”。哈卓普断然否认，这根本就不可能:他在1947年1月就“受到上帝的召唤”，6个月后才第一次见到尼尔森。哈卓普言之凿凿：守护天使不是尼尔森。证据不足无法继续关押，尼尔森被无罪释放。

　　1951年12月，施米特完成了此案的报告。他认为哈卓普是个精神分裂的妄想狂，有精神变态的可能，但是“他相信的事情受到了尼尔森的影响”。在施米特看来，无疑是尼尔森说服哈卓普认罪的，他依然操纵着哈卓普，使其不能或不愿意承认尼尔森才是主谋。就尼尔森对哈卓普的控制来看，施米特猜测：尼尔森和哈卓普双双否认，案子只能不了了之。

　　那一年的圣诞节，哈卓普听说了被判决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的报告结果，改变了主意。他提笔给案件负责人罗兰•奧尔森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终于无法再忍受奥尔森的“疲劳轰炸”，是时候坦白一切了。这封长达18页的信写在儿童记事本上，这就是所谓的“练习本自白”。随着供词的深入，它逐渐成了一份诡异的告白。

　　哈卓普在信中描述了德国占领丹麦期间，自己如何与纳粹分子勾结。二战结束后，他被判处14年徒刑。走进霍森思国家监狱的时候，他几乎万念俱灰，极度沮丧的心情直到被分往金工车间劳动后才有所改善。尼尔森是他在狱中最早结识的人之一，曾因抢劫而数次入狱的他因通敌罪被判以12年徒刑。对尼尔森来说，这不过是在监狱里熬过的又一段时光而已。然而，对从未遭遇过牢狱之灾的哈卓普来说，服刑令他万分痛苦。他是一个家世好、有理想的年轻人，只不过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现在为此付出了代价。哈卓普已脆弱不堪。

　　尼尔森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很快就打动了哈卓普，前者用英雄的传奇故事为自己招徕了一个随从。随着两人日渐亲密，尼尔森抛出了一个深刻的话题:宗教。哈卓普素有宗教情结，尼尔森抓住这点，把自己描绘成东方神秘主义专家。他向哈卓普介绍了冥想和瑜伽，二人晚上常在各自的牢房里练习。终于，尼尔森鼓动哈卓普申请调到同一牢房，哈卓普也确实这么做了。尼尔森继续训练着自己的门徒，在其指导下，哈卓普开始进行呼吸练习。尼尔森告诉他，呼吸是冥想的一部分，应练习到“天人合一”为止。每练习一次，呼吸引发的力量感都会更加强烈，把他推向宗教的狂喜，指引他走向上帝。

　　哈卓普接下来吐露了扭转案情的故事。在“练习本自白”里，他提到催眠曾是两人练习的项目之一。练习是尼尔森提出的，他叫哈卓普试着催眠他，但效果甚微。两人发现，哈卓普更容易受他人影响，因此更适合做催眠的对象。很快，他每晚都被尼尔森催眠，很多时候，练习是以哈卓普从催眠状态直接进入梦乡告终的。“从一开始，(尼尔森)就操纵着我的思想。他一直控制着我。”哈卓普写道。

　　案情发展至此已令丹麦媒体为之疯狂。《政治家》问道：“银行杀手被催眠？”“守护天使教唆谋杀？”《贝林时报》也在追问；而随着哈卓普“尼尔森用瑜伽把我逼疯”的控诉公之于众，《见闻报》也采用了精神病学家的说法:“好人被催眠，也会起杀心。”

　　对熟知新闻行业的人来说，媒体的反应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拙劣的银行劫案造成两人身亡是一类新闻，而凶手遭催眠才犯下恶行可就是另一种故事了。媒体对案件的耸动报道很快就变本加厉地骇人听闻起来。尼尔森给狱中的哈卓普写了张圣诞卡片，报纸就猜测这是催眠大师在叫他停止指控。《哈卓普的告白险被圣诞卡片毁于一旦》成了1952年1月9日的《政治家》头条“〈见闻报》的《香肠到手，口供撤销！》一文则报道说，尼尔森送给哈卓普一根香肠，哈卓普看了几乎精神崩溃。

2

　　时至今日，公众对于能让人们做出反常举动的招数仍然兴趣盎然。在对于催眠的想象之中，一个让我们困惑不解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催眠真的能让人做出违背意愿的事情吗?即便是在抢劫案发生的时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也可以回溯至几乎200年以前。

　　催眠起初被视作一种迷信。18世纪晚期，催眠疗法在德国医生汉斯•安东•梅斯墨手中诞生。梅斯墨相信，绕着病人挥手会使其进入催眠状态，他将之命名为“动物磁性”P1784年，神奇的催眠力量引起了法国政府的关注，后者成立了专门的学会研究这一现象。学会认为，磁性催眠的效果“相当惊人”，它在“磁学家手里，将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显然能够对人进行控制。

　　在催眠状态下服从命令是一码事，可是普通人有可能在接受催眠后实施犯罪吗？1787年，法国动物磁性学会提出，催眠确、有如此威力。一个世纪之后，激烈的争论还在持续。1884年，朱尔斯•勒乔伊斯医生已经操纵催眠对象们犯下了“蔚为壮观的罪行”。在一群见证者面前，被勒乔伊斯催眠的人们用木匕首和纸手枪实施了“谋杀”。勒乔伊斯让他们自杀、作伪证、骗人、签署巨额支票、大肆给慈善事业捐款——一切只需他一声令下。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能够利用催眠让人触犯法律。伊莱斯•德拉图雷曾在萨帕垂尔医院进行过一项里程碑式的实验，19世纪末期，催眠术将在此复苏。他对名叫维特的妇女进行了催眠，然后让她在一众医学教授和地方官员面前实施了一系列犯罪行为。在德拉图雷的指示下，维特不断地“射杀”、“刺伤”、“毒杀”在场的观众们，直到有人发现，“遍地都是尸体”。疏散了观众，德拉图雷的学生们想尝试他们的试验。他们让维特保持催眠状态，告诉她房间里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洗澡的时间到了，继而命她脱掉衣服。刚刚杀了一屋子人的维特此刻忽然被羞耻感搜住，“情绪失控，突然爆发”，从催眠中醒了过来。

　　学者们尚在萨帕垂尔为催眠的细节争论不休之时，它已为自己觅得了更大的观众群。19世纪60年代，催眠已经成为马戏团和露天剧场的保留节目。和今天的观众一样，当时的人们也对这神奇的现象赞叹不已。通过这些表演，催眠很快就进入了流行的哥特小说，从此开始对公众的认知施加深刻的影响。或许，这就注定了催眠师(几乎一成不变总是男人)被描绘成邪恶、阴险的控制狂，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操纵着无辜的受害者(几乎永远是女人)。

　　勃拉姆•斯托克在1897年的小说《德古拉》中将吸血鬼塑造成用邪恶、闪烁的眼神迷惑受害者的怪物;大仲马在多部作品中也涉足了催眠题材。不过，真正把催眠刻进大众脑的是乔治•杜•穆里埃的《特里尔比》(1894)。在书中，恶毒的奥地利音乐家斯文加利用催眠控制了美丽但五音不全的英国女孩儿特里尔比•奥菲拉。他把特里尔比培养成了欧洲声名鹊起的歌剧名伶。特里尔比的朋友们试图阻止斯文加利，却遭特里尔比拋弃:她已被催眠忘记他们了。小说要传递的信息不难辨别：“他们(用催眠)控制了你，”书中的英雄人物桑迪警告道，“让你听任他们摆布——说谎、杀人、偷东西，他们想做的任何事！一旦你失去利用价值，他们就会杀了你！”

　　特里尔比被催眠，如果离开斯文加利，就会郁郁而亡。斯文加利心脏病突发，此事居然成真。特里尔比的悲惨结局和小说或多或少的反犹倾向，推动催眠进入了普通人的视线。《特里尔比》成为世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出版当年就在美国售出20万册，形成抢购风潮。小说的风靡让作者不堪其扰，一度隐居。一时间，美国的肥皂、歌曲、牙膏甚至小镇都用特里尔比为自己命名3小说女主人公所戴的帽子至今还被叫做“特里尔比(软毡帽)”。这部小说也给加斯东•勒鲁带来了灵感，他于1910年创作了《歌剧魅影》。“斯文加利”的名字成为大众词汇。在某种程度上，《特里尔比》仍是公众将催眠理解为思维控制形式的原因。

　　1951年，哈卓普的“催眠谋杀案”吸引丹麦媒体目光的时候，催眠的再度流行却有着不同的原因。1949年，主教约瑟•敏泽迪的认罪让各种怀疑甚嚣尘上，关于催眠手段和苏联人利用催眠实现斯文加利式阴谋的猜测暗中流传。

　　中情局对此最为关注。苏联使用了催眠术？有可能。中情局在关于敏泽迪一案的早期报告中说，“有理由认为……在俄罗斯控制地区，在高层政治审判中认罪的或具有重要宣传意义的告白者们曾被催眠”。

　　报告进一步指出，使敏泽迪认罪的催眠师是德国教授奥索斯和医生弗伦茨•沃克耶赛(“匈牙利最好的催眠师”)，两人诱使敏泽迪迫不及待地承认了根本不曾犯过的罪行。一个月后，另一份文件给出结论，“可以肯定地说，俄罗斯和俄罗斯控制的国家在部分特殊和重要的案件中……使用了催眠术”。

　　在情报界，能迫使他人违背自己利益行事的手段一直极具吸引力，催眠带来了无尽可能。实际上，早在二战期间——中情局成立以前，美国就开始研究在间谍工作中使用催眠术了。根据斯坦利•洛弗尔的说法，战略情报局曾一度认真考虑训练一名德国人“在催眠状态下产生难以压抑的冲动，暗杀希特勒”。制订计划期间，洛弗尔咨询了3名国内最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他们认为，这一行动丝毫没有成功的希望：如果被催眠的人没有杀人的动机，是不可能说服他这么做的。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个对纳粹心怀憎恨的人，计划似乎还能进行下去——可是如果真的找到了这样的人，直接叫他这么做不是简单得多吗？

　　洛弗尔也认为计划有缺陷，直到一位南卡罗莱纳的催眠师声称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展示能力，他催眠了两名士兵，告诉他们1小时后返回他的办公室，那时他们会觉得脚痒得受不了。与此同时，洛弗尔安排了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副局长约翰•马格鲁德准将在办公室拭目以待，其设想是士兵们肯定不敢在准将面前脱鞋挠痒痒。1个小时后，两名士兵回到了办公室。他们看起来不太舒服，接着就脱掉靴子开始抓痒。问及这么做的原因时，两个人被难倒了。马格鲁德大开眼界，洛弗尔则一如既往地直率：“简直是母猪上树！”“在将军面前脱鞋脱袜子，而且事先知道不会因此被开除，你问问全军谁不愿意这么做？”他喊道。“他们没脱裤子，就是个奇迹了。”洛弗尔最后说。

　　在探索催眠军事应用的路上，洛弗尔并非踽踽独行。陆军医生沃特金斯也深深为之吸引，设计了一系列试验来证明催眠术的可行性。在一个试验中，他催眠了一名士兵，并试着让他相信正身处前线。“再过1分钟，”沃特金斯告诉他，“你慢慢睁开眼。你面前有一个下流的小日本。他拿着刺刀，要是你不下手，他就会宰了你，你得赤手空拳勒死他。”

　　在士兵前面10英尺的地方站着的，是沃特金斯所在医院的神经科主任、陆军中校。沃特金斯见士兵已经吸收了幻想的场景，就唤醒了他。“受试者睁开眼，沃特金斯写道，“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突然，他一跃而起，向中校冲过去，把他抵在墙上，用双手(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勒住了他。”3个人才把士兵从中校身上拽下来。

　　在一次重复试验中，另一名被催眠的士兵得到了相同的指令，差点儿要了同事的命。这名士兵碰巧带着一把折叠小刀，掏出刀子就向目标刺了过去。沃特金斯现在相信，催眠能在战争中得以充分利用，于是又设计了更多的试验。稍后，这些试验会让读到相关报告的中情局分析家们大吃一惊的。试验涉及审讯手段，坦率地说，成果可谓辉煌。

　　第一个试验中，士兵得到的催眠指令是，只要有人递给他黄色铅笔,他就要进入催眠状态。之后，他被命令保守S上尉告诉他的秘密，绝不能泄露给沃特金斯。沃特金斯提醒他，如果他泄密，就是直接违背了上级的命令。这名士兵显然没把试验放在眼里，保证会严守秘密。之后，他和S上尉出去交头接耳了一番，带着挑衅的神情坐回了沃特金斯面前。沃特金斯递给他一根黄色铅笔，他就进入了深度催眠状态。沃特金斯给了士兵一个指令：

　　沃特金斯：我是S上尉。我刚刚告诉你一个情报，你不能说出去。我想看看你还记不记得。下士，情报的内容是什么？

　　受试者：B连今晚12点动身。

　　沃特金斯:(结束受试者的催眠状态)你泄露情报了吗？

　　受试者：没有，我才不会告诉你呢。

　　沃特金斯重复了这个试验，这次他给了受试者一些物质刺激：

　　沃特金斯:我放在你面前的是什么？

　　受试者：10块钱的钞票！怎么了？

　　沃特金斯:我希望你再试一次。我会让S上尉再给你一个情报。如果你没有把情报泄露给我，10块钱就是你的了。明白吗？

　　受试者：这10块钱我赢定了。

　　S上尉又告诉士兵一个情报。他回到座位上，专心致志地盯着那10块钱。沃特金斯又把黄色铅笔给了他。士兵再度进入催眠状态，说出了情报。当他清醒过来，显得兴高采烈：“10块钱归我了，对不对？”

　　沃特金斯：咱们再试一次。这回你只要能保持清醒，就能得到10块钱。不要睡着。你可要忍住，别被催眠。

　　受试者：(挑衅地说)这太容易了。有本事你就试试。

　　沃特金斯给了受试者黄色铅笔，受试者眨了眨眼，扛了一会儿，就沉入了深度催眠状态。

　　沃特金斯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完美地展示出催眠在审讯中的强大作用。这次，他又在部队剧场中，为200名军人演示了试验。对象是陆军妇女队(WAC)的一名女兵。

　　沃特金斯：如果你被德军俘虏，你会如何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受试者：告诉他们我的军衔和编号，别的什么也不会说。

　　沃特金斯：你确定吗？

　　受试者：确定。

　　沃特金斯：现在假设我是一名德国情报人员，你是一名战俘。记住，你只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和编号。

　　女兵进入了催眠状态，沃特金斯开始审讯：

　　沃特金斯：我是你的军士长。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你。你所在军事设施的名字是什么？

　　受试者：阿伯丁试验场……

　　沃特金斯：你隶属哪个部队？

　　受试者：陆军妇女特遣队。

　　沃特金斯：特遣队有多少人？

　　受试者：哦，大约1500名女兵。

　　沃特金斯：你的工作是什么？

　　受试者：我为一个研究项目提供协助。

　　沃特金斯：什么研究项目？

　　受试者：我们正在研制一种推动火箭的新型秘密燃料。沃特金斯：你知道怎么制造这种燃料吗？

　　受试者：当然了，我看着他们做的。

　　此时，一名高级军官冲上台，抓住了麦克风。“我想，关于军事机密咱们已经打听得够多了，”他说，“现在应该适可而止了。”

　　沃特金斯的观点是，在审讯中催眠受审者从而获得敏感情报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实际上，一旦受审者开始说话，就很难让他们停下来。

3

　　哈卓普一案在丹麦引起了恐慌。媒体推断尼尔森送的香肠催眠了哈卓普，令他沉默不语。抛开这种猜测不谈，哈卓普确实曾在“练习本自白”里明确表示，他是受了前狱友的控制才抢劫杀人的。

　　比约•尼尔森再度被捕。警方拷问了他，想证明他就是劫案的幕后主谋。然而，案情是否果真如此却引起了一些争论。尼尔森拒不承认，哈卓普又像个疯子似的语无伦次。两人被带进一间屋子单独相处时，引发的疑问就像他们给出的答案一样多。哈卓普在表白中承认曾于1950年8月抢劫了哈维德夫的人民银行，声称赃款都归了尼尔森。对此，尼尔森做出了如下反应：

　　哈卓普:我把钱给你了。

　　尼尔森：你要是还继续跟我扯谎，咱们就不用谈下去了。你必须得说，那根本就不是你干的——我没拿钱，你也没去抢银行。

　　哈卓普:好吧，我收回我的话。我没有抢银行。

　　这能否构成尼尔森仍在控制哈卓普的证据？抑或是哈卓普想嫁祸于人？其他的交谈表明，哈卓普绝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清白。从录音判断，尼尔森是两人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那个，他有读写困难症,也不善争论;哈卓普则能侃侃而谈。尼尔森一度曾被对话搞得糊里糊涂，以为自己性格分裂，没准儿真的教唆哈卓普去抢银行，可自己却不记得了。他根本不像媒体所说,是斯文加利式的阴谋家。

　　丹麦警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矛盾之处。

　　尼尔森被带到马克斯•施米特那里接受了一系列心理测试。施米特认为尼尔森是会“吓唬和哄骗他人”的人，但并不具备获得他人无限信任的能力。尼尔森否认了所有事情，他告诉施米特，哈卓普的“练习本自白”就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

　　与此同时，哈卓普被送到了哥本哈根纪念医院精神科。精神病专家波尔·雷特医生将潜入哈卓普的精神世界，查出尼尔森究竟是如何指使其犯罪的。这一尝试远比他预想的困难。

　　雷特对哈卓普进行的最初几次催眠均以失败告终。1952年5月至6月期间，他一无所获。测试显示，哈卓普极易受到暗示，按理说是催眠术的理想对象,可却并没有乖乖屈服。如果他以前曾进入过催眠状态，应该更容易被催眠才对。实际情况却是，雷特尝试的次数越多，催眠程度就越浅。一旦雷特逼问得紧了，哈卓普就会醒过来。哈卓普说，随着催眠的深入,他越来越放松，觉得自己就快要睡着了。但忽然之间，一阵突如其来的强烈痛苦惊醒了他。

　　根据哈卓普的描述，雷特提出了两种可能性：其一，病人不受催眠的影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所有的测试都得到了积极的反馈，而且哈卓普本人也承认，在狱中曾被多次催眠。其二，哈卓普确实很容易被催眠——但是有人抢在了雷特前头。相比前者，这种推测更令人不安。

4

　　催眠师能阻断其他催眠师对其催眠对象的影响，并不是一种全新的观念。理论上，对催眠对象发出指令，让其不再接受之后的催眠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这也是催眠术引起中情局注意的原因之一。

　　中情局对催眠术的最初了解应当归功于纽约科盖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乔治•伊斯特布鲁克斯。在开创性的《催眠》(1943)—书中，他提到催眠术曾在情报界得到过广泛应用。尽管大部分案例都是保密的，但他很乐意详述一二。

　　第一例是“催眠信使”。在这个案例中，一名特工被催眠，接到了一条机密信息。从催眠中醒来，他就被安排执行任务；他既对催眠毫无印象，也不记得曾得到过情报。到达行动目的地后，他将被二次催眠，再把情报完整无损地吐露出来。这种方式的优势就在于，即便情报人员被俘，也不可能泄露情报，因为他对此根本没有自觉的记忆。也可以在特工的头脑中设置“锁闭”机制，这样一来，如果被俘而敌方对其进行催眠，他也不会受到影响。这正是雷特试图催眠哈卓普时遇到的情况。

　　1971年，伊斯特布鲁克斯在《科学文摘》发表文章阐述催眠信使的理论，声言他在战争期间已经使用过这种方法。催眠对象是乔治•史密斯上尉，他在华盛顿接受催眠，将要得到的情报传递给东京的布朗上校。伊斯特布鲁克斯向史密斯指示，让他忘记曾接受催眠的事实，同时又告诉他，如果伊斯特布鲁克斯或者布朗上校说出了暗语，那么他就要进入催眠状态说出情报：

　　我让他进入深度催眠状态，他一个——口头上——重大情报……除了我本人，只有布朗上校能催眠史密斯，这就是“锁闭”。我是这么告诉他的：“除了得到我的新指令，否则只有我和布朗上校能催眠你。‘月光清澈’是我们的暗号。只要你听到我或者布朗上校说出这个暗语，你就要立刻进入深度催眠状态。”“这一机制，”伊斯特布鲁克斯说，“简直无懈可击。”情报锁在史密斯的潜意识里，只有知道暗语的人才能唤醒这段记忆。“催眠对象对发生的事在意识厚面没有记忆”，他写道，“所以不会泄露秘密。就算其他人知道暗号，也无法催眠他。”

　　不过，除了伊斯特布鲁克斯的自说自话，没有其他任何证据显示他所说的催眠案例确有其事。实际上，伊斯特布鲁克斯一直被情报界视为笑柄。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他就用以催眠当武器的计划对政治家、军方和情报人员进行轮番轰炸。战略情报局长威廉•多诺万、联邦调查局长埃德加•胡佛、海军陆战队、海军情报局、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以及温斯顿•丘吉尔都曾见识过他的推销本领。丘吉尔显然没把伊斯特布鲁克斯的提议放在眼里，伊斯特布鲁克斯在《催眠》中哀叹道，“英国人会为拒绝面对这一现实付出惨痛的代价”。

　　离世30年后，似乎已无从考证伊斯特布鲁克斯是不是幻想家，不过中情局倒是在备忘录里开诚布公地轻视了他不厌其烦要提供协助的盛情。他在公开场合夸耀自己的催眠术(“我可以给人催眠——在对方反对或是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他们背叛政府！”)，大肆吹嘘催眠者在敌方阵营中的英勇表现，似乎都表明催眠术并未使他扬名立万。

　　这并不是说，他的催眠术没有引起中情局的注意。解密文件显示，几乎从1947年成立之时起，中情局就对催眠术饶有兴趣。这条情报的来源可一点儿都不神秘：

　　1947年9月的《读者文摘》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言听计从》的文章。文章描述了在审讯中对一名潜艇舰长实施催眠的过程……这一手段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只要使用得当，被催眠的人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根本没有记忆，只会昏睡过去而已……因此，我认为，在国内使用这一手段安全可靠。

　　到了1950年，中情局的“蓝鸟”小组已经将催眠术作为吐实药的辅助手段，在审讯中加以利用：实际上就是威廉•霍斯利在1936年提出的“麻醉分析”的激烈版而已。虽然药物加催眠确实效果显著，但是无法判断受审者滔滔不绝是服药的结果、被催眠的反应，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在进行吐实药试验的同时，中情局研究的焦点也转向了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法——催眠术。

　　中情局催眠试验的领头者是“蓝鸟”项目的负责人、几乎对催眠术一见钟情的莫斯•艾伦。他心痒难耐，想亲自尝试，四处寻找合适的“导师”，终于选择了纽约一个“著名的舞台催眠师”。这位专家绘声绘色讲述的故事马上就让他着了迷：

　　(催眠师)说他一直用催眠术引诱年轻姑娘跟他上床。一名管弦乐队的乐手在催眠的影响下，被迫与(催眠师)发生了性关系。(催眠师)说他首先使这个女孩进入催眠状态，然后告诉她，自己就是她的丈夫，她渴望与他做爱……(催眠师)经常在回家的路上，利用催眠手段吸引女孩儿的注意……使用这些手段的结果就是……他一周有5个晚上不在家过夜，而是在外面寻欢作乐。

　　好啊！这听起来可太过瘾了！艾伦花了4天时间，向这位行家讨教。他随后所做的试验详细展示了中情局对催眠的兴趣如何从单纯的审讯手段逐渐发展到其他更神秘的目的。

　　艾伦把中情局的秘书们作为试验对象。起初他表现得相当谨慎，仅仅记录了如何令X.或Y小姐感到胳膊发麻，或是让她们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动作”。他不断练习，让她们进入催眠状态，再指示她们醒来时要忘记自己曾受到催眠。他还能让秘书们在醒来之后立即向他讨水喝。1951年7月，他成功地让一名秘书重温了一个月前在墨西哥湾度假的情景。再现的情景栩栩如生，女秘书又一次从“冲浪板”上摔下来，被一口想象中的海水呛醒。艾伦实施催眠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终于在5秒钟之内就能让秘书们进入催眠状态。后来，只要他打个响指，有些容易受影响的受试者就会进入深度催眠状态。

　　之后几年间，中情局探索了利用伊斯特布鲁克斯“催眠信使”的可行性。1955年的一份备忘录提出了另一种自认为极具潜力的构想。被催眠的特工毫不知情，“不会走漏消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况且，我们一直主张，使用酒精、药物或肉体胁迫是没办法让人开口的”。

　　这份备忘录提到，要申请1万美元培养20名“催眠信使”。艾伦说，被催眠的特工就像“一块黑板，除非随着时间推移模糊消逝，写下的文字会一直留在上面”。一名中情局顾问建议说，为了进一步保护情报，可以将之埋藏于特工的潜意识中，与特工经历中的某个具体日期相联系。通过这种方式，控制者想提取情报的时候，只要提起那个特别的日期就可以了。就算敌方的审讯人员是个老练的催眠师，也不可能知道通过哪个日期才能启动特工的意识。不过，特工们真的能用这种方法保住情报吗？1955年，中情局一名男特工被催眠，接到了一系列的指令：

　　在对一名完美受试者  同时也是中情局雇员     的催眠甲，实验人员告诉他“不论什么时间、什么人问你违反安全政策的问题，你都会立即陷入深度昏迷”。受试者酲来之后，我开始向他发问。我打探了他的背景、教育程度、工作、具体职责。最后我问道，“你办公室保险柜的密码是什么？”受试者一翻白眼，头立刻垂了下来，他进入了熟睡状态。

　　在稍后的一个试验中，一名女特工接受催眠,得到了一个假代号,并受命保护这一情报。接着，她被叫醒接受审讯。她直接拒绝了审讯者命其吐露代号的要求。当审讯者旁敲侧击更委婉地询问时，她一口否认自己有假身份，声称“这简直是我听过最大的谎言了！”催眠貌似奏效了。

　　关于催眠的早期设想还有将其作为学习的辅助手段的计划。被催眠的人似乎毫不费力就能记住大量复杂的详细技术资料。正如当时被广泛认为的那样，让特工在催眠状态记忆大量信息或许也是有可能的，这些信息将储存在潜意识记忆中，除非敌人知道催眠密码，否则他们休想得到情报。这个手法干净利索，如何才能实现？

　　1951年7月，一组特工被催眠后，按指示分别记下了一个秘密文本。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只有听到暗号，才能说出文本的具体内容。接着，特工们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并被问及文件的事情。试验证明，除非提到暗号，没有一名特工能回忆起文本的具体内容。而一旦听到暗语，他们就把文件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出来。

　　催眠可用于提高学习效率，从而使在审讯中保护秘密情报的构想很快就让位于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开始试验不久，莫斯•艾伦就注意到，一些独特的受试者可以在催眠中与房间内的其他人正常交流，除了艾伦本人，没有人知道受试者正处于催眠状态。倘若真是如此，便有可能把特工训练成不知不觉的“人体机”。比如，催眠一名中情局的秘书，让她前往大使馆，她就能够在使馆人员(甚至她自己都)难以察觉的情况下，记住看见听到的一切;她还可以秘密地潜入阅读并记住保密文件。自始至终，都不会有人看出她处于催眠状态。“这个试验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优秀的特工在完全催眠的状态下，可以前往鸡尾酒会和各种会议，并且举止得体，只不过从头到尾都处在催眠当中。”艾伦写道。

　　即便催眠术大可在情报工作中派上用场，艾伦却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能阻碍中情局对其加以利用：中情局没有合格的催眠师。不过，这个问题也可以简捷而优雅地得以解决，就像他在1951年8月所做的那样。当时，他催眠了一名秘书，指示她一旦从另一名中情局特工那儿听到口令，就要进入催眠状态，然后按那名特工的指令行动。秘书走进隔壁房间和一众同事谈笑。这时，第二名特工走近她，在她耳边说出了口令。秘书立刻被催眠，对那名特工言听计从。这一试验的意义在于，艾伦写道，“它证明了没有催眠知识和技巧的人……也可以通过口令操控别人。”

　　艾伦用另一种形式重复了这个试验。这次陌生人给秘书打来电话说出口令，催眠同样也奏效了，艾伦激动不已。在此基础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能对身处敏感位置的人进行灌输，用口令使其陷人催眠状态，并依指令行事。如果被催眠的人表现出色，那么就连同事也不会看出他有什么异样。

　　让局里秘书们记忆情报并保密看似容易，但问题是这些女性本来就是中情局的雇员，不被催眠，也可以执行这些任务。真正的挑战在于对外国间谍——不情愿的间谋——使用催眠术，使其做出违背其本意的行为。或者，就像中情局备忘录的发问：“我们能利用催眠控制一个人，让其做出违背基本道德信条的行为吗？”

　　1951年底，艾伦决定看看鼓励催眠对象做出他们平时绝对不会同意的事会是什么样。他没花多长时间就做到了:9月底，他已能让秘书们在中情局鸡尾酒会上和陌生人调情，或邀请指定的人共舞一曲了。有个秘书甚至径直走向一个陌生人，坐在了他的大腿上。结论显而易见：“要在秘密行动中对任何人进行催眠控制，执行者要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对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具有控制力。”

　　对于一个催眠经验不足6个月的人来说,艾伦进步神速。不过，他在中情局的秘书中间提升催眠能力的时候或许并不知道，在丹麦，一名不起眼的罪犯已经超越了他。比约•尼尔森看似催眠了帕里•哈卓普，指使其抢劫银行。他是怎么做到的？无人知晓。这才是症结所在。

5

　　在哥本哈根纪念医院，负责评估哈卓普的波尔•雷特医生陷人了困境。只有哈卓普告诉他之前发生的事，才能证明尼尔森是银行劫案的幕后黑手。两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哈卓普仍然“神经紧张”，拒绝进入催眠状态。雷特相信，他可以催眠哈卓普，但尼尔森很可能给了他“闭锁”指令，除非解除监禁，否则警方的法医催眠师就无法了解他们的催眠历史。雷特使出了杀手锏。

　　1952年7月4日，雷特让哈卓普注视着检眼镜灯，为其注射了3毫升针剂，引导他进入催眠。结果，哈卓普出现了“严重的情绪危机”:他的呼吸短促，脉搏达到了每分钟120下。他咬紧牙关，表情因恐惧而扭曲。“不！不！不！”他喊道，“我不能这么做！”雷特让哈卓普继续盯着检眼镜。突然，哈卓普瘫软无力，进入了催眠状态。

　　雷特闯进了哈卓普的思维，他定要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雷特多次对哈卓普进行催眠，同时不断减少镇静剂的注射量。后来，只是注射蒸馏水就能让哈卓普进入深度催眠状态，而蒸馏水注射也渐渐停用了。很快，哈卓普只要看着雷特的检眼镜灯就能进入催眠状态。最后，只需要3秒钟就能完成催眠过程。

　　为了让哈卓普在催眠中感到更加舒适，雷特让他想象房间里有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它们向哈卓普靠过来，蜷缩在他身边取暖。哈卓普似乎很享受抚摸这些幻想中的宠物。随后，雷特让他想象密友和亲戚们走进来和他聊天。催眠过程开始令哈卓普感到愉快，雷特便提出了建议，他们可以一同回到过去，看看尼尔森是怎么操纵他的。哈卓普同意了。

　　在回忆之前，雷特指示哈卓普，一旦他在催眠中说谎或感到恐惧，就会脉搏加速，大汗淋漓。雷特故意引诱哈卓普说了假话。哈卓普的脉搏立刻飙升至每分钟132下，呼吸困难。看来，指令奏效了。两人都做好了准备，雷特让哈卓普进入状态，带领他回到过去。

　　哈卓普告诉雷特，尼尔森从来没提过催眠的事，而是将其称为“磁性按抚法(Magnetic Stroking)”。尼尔森使哈卓普相信，学习一切技艺，比如穿越锁孔、穿墙、移行换位甚至分身术，都是从“磁性按抚”开始的。催眠之初，尼尔森让哈卓普想象他的一只胳膊无法弯曲。很快，哈卓普就用那只胳膊做出了奇怪的姿势，而这显然不受他控制。他的胳膊会毫无预兆地抬起来、变冷、变烫或者丧失痛觉。尼尔森解释说，这些感觉是由一种古老的生命力引起的，印度神秘主义者称之为“普拉纳”。哈卓普深信不疑。

　　1947年6月初乍现转折。一天晚上，哈卓普进入催眠状态,尼尔森则与“更高一级的世界”展开了对话。他像触了电一样颤动不已，声音也完全变了。“我是你的守护天使”他说道，“你认为这一切遭遇都是你的不幸，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你的试炼，它们赋予你力量，你就要去实现早已注定的使命了。”

　　尼尔森是为了迷惑警方而将哈卓普引入“更高一级的对话”的。他告诉哈卓普，他不是“守护天使”而是“X”,他只是守护天使的传声筒(毫无疑问尼尔森就是X:法庭上，检方曾出具多张X所写的便条，均为尼尔森的笔迹)。

　　通过X，守护天使指示哈卓普完成他真正的救世使命。他要通过更多的冥想、瑜伽和“磁性按抚”净化自己的行为。他也受到了警告，如果对监狱里其他的任何人提起了X和守护天使，这一切就会戛然而止。他还被告知，过去的朋友们是他灵修之路的障碍。“从现在开始，”x告诉他，“不要再和以前的朋友们联系。他们对你来说就是空气……你不许也不会再和他们有任何联系。你自己清楚，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才是最重要的事。”

　　X也让哈卓普进行其他的灵修练习。他成了素食主义者，每周最多要斋戒3天——把不想吃的东西都给尼尔森。X还告诉他，要舍弃一切身外之物，包括他的腕表(“你本能地感到，它将你束缚于这个世界。这是你身体的呼唤”)。腕表哈卓普不要了，随后，一台昂贵的手风琴也被他处理了：他把这些都给了同屋狱友。金钱很危险，当然不能保留。

　　X告诉哈卓普，谋划犯罪行动是证明他和世俗世界决裂的有效方式。起初，犯罪行为都是很轻微的，比如抢劫教堂的捐款箱，但情节很快就升级了。X引导他勾画在哥本哈根四处盗窃并随机射杀市民的场面。最终，X命令他想象弑母的情节，将这一罪行说成是对母亲的善举。“你的身体什么也感觉不到，一片空灵，”x对哈卓普说，“你得到了绝对的自由。你一次又一次地开枪……你将完成使命。我相信你定会成功你知道自己属于另一个更高层的世界。你绝不会辜负我的期望。”

　　随着释放日期临近，尼尔森告诉哈卓普，就算彼此分离，哈卓普也要和X保持联系;X会写信给他。

　　1949年10月，两人刑满释放。哈卓普果然联系了尼尔森。导师检验教学成果的时刻终于到了。在监狱外的第一次见面，X就告诉哈卓普，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党拯救世界，而这需要大量资金。他被告知应该给打理这件事的尼尔森700克朗，这恰恰是哈卓普出狱时从监狱那儿得到的数目。哈卓普掏了钱。1950年初，哈卓普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周能赚200克朗;X告诉他，这些钱也应当上交。哈卓普的家人试图干涉此事，X让他不予理睬。在天界，家庭一文不值。

　　X命哈卓普结婚，为他选择了一个名叫本特的本地姑娘。婚后不久，X就告诉他，为了证明他对上帝的忠诚，他应当允许尼尔森和本特同床共枕。哈卓普起初不愿意，但经过几天的“磁性按抚”也就默许了。婚后本特对哈卓普好言相劝，认为尼尔森对他造成了不良影响。X告诉他，不要理会妻子的说法。如果她问起，就说他见的都是因政治相识的新朋友——不是尼尔森。在频繁的会面中，X—露面就让哈卓普买酒，两人常喝得酩酊大醉。

　　那年夏天，尼尔森计划让哈卓普抢劫哈维德夫银行。哈卓普很不情愿，于是瑜伽、冥想和“磁性按抚”又接踵而至。哈卓普仍然焦虑害怕，尼尔森就不断地麻醉他。是上帝希望他抢劫银行，是守护天使希望他抢银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哈卓普服从了。尼尔森把哈卓普带进树林，为他指点藏匿赃款的地方。行动日期定在8月21日。

　　这一天终于来了。哈卓普请了假，惊慌失措地骑着车在哥本哈根转悠——他做不到。当天晚上,他和尼尔森见了面。X显身，叫他再试一次。两天之后，他去了。抢劫的当天早上，为了万无一失，尼尔森和哈卓普一起做了冥想。尼尔森给了哈卓普一杯烈酒，祝他一切顺利。两小时后，哈卓普前往哈维德夫的人民银行洗劫了2万克朗(约1900英镑)。按照指示，他乘出租车来到树林,送上了赃款。

　　6个月后，首次抢劫的赃款挥霍殆尽。X让哈卓普和妻子搬进小公寓，控制生活成本——这样尼尔森就能拿到更多的钱了。本特对此强烈反对。哈卓普接到指令，向她提出了离婚。这还不够,X之后又让尼尔森和本特发生性关系，以此考验哈卓普。本特拒绝了，遭到尼尔森的殴打。哈卓普冷眼旁观，无动于衷。

　　1951年新年过后不久，X命令哈卓普抢劫农业银行，说服本特画下街道地图，制定了预案：如果哈卓普被抓，这看起来就像本特一手策划的。如果最终被捕，他就要把建立丹麦国家共产党和统一斯堪的纳维亚的计划对警察和盘托出。要是他愿意，也可以讲讲守护天使的故事。但是“X”和“尼尔森”的名字绝对不会出现。事与愿违。1951年3月29日，哈卓普试图抢劫银行，枪杀了两名柜员，后遭到逮捕。

　　雷特瞠目结舌，他相信这就是事实。然而，真的能通过催眠对人实施如此彻底的控制吗？不幸的是，唯一有能力为他解惑的人守口如瓶——他们正为中情局卖命。

6

　　中情局深入研究催眠术的细枝末节之时，这一手段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迅速增加。1953年5月，催眠术作为5号子项目纳人“心灵控制计划”(25、29和49号子项目还将延续这项研究)，由奥登•希尔斯负责，在明尼苏达和丹佛大学进行研究。据项目秘密文件记录，当时中情局的兴趣集中在5个领域：

　　试验1:N-18用催眠引发焦虑，9月1日前完成。

　　试验2:N-24用催眠提高学习和记忆复杂书面材料的能力，9月1日前完成。

　　试验3:N-30催眠状态下的测谎反应，6月15日前完成。

　　试验4:N-24用催眠提高观察和记忆复杂物体摆设的能力。

　　试验5:N-100个性与感受力与催眠的关系。

　　巧妙地在审讯中制造窘境引发焦虑被视为一种有效手段，让特工们接受催眠训练或许能帮助他们在被俘后混过测谎仪的考验。后来的试验7体现了中情局的新想法：“利用特殊信号，提取催眠状态下取得的情报。”换句话说，一旦“人体相机”存储了情报，就可以使用特殊的声音或暗号从他们的记忆数据库将其提取出来。

　　中情局所有的催眠术研究中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让催眠对象违反法律的设想。如果研究成功，这种奇思妙想就将“为特工们提供无限的机会”。但是，这项被中情局称为“6.4万美元的问题”能够解决吗？

　　莫斯•艾伦最初试探性的试验更像聚会上活跃气氛的小把戏，但当他开始探索强迫催眠者违背意愿行事的可能性时，小把戏就成了具有实用性的手段。1951年9月，他指示两名被催眠的中情局女雇员，在电话中接到口令后就要进入催眠状态，听从陌生人的命令。

　　(受试者)被告知，她要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此处删除姓名)保险柜。她就坐在(此处删除姓名)桌旁。她已得到保险柜的密码。她将接到一个人的电话通话期间，此人会告诉她一个口令。她之前已经得到指示，听到这个口令，就要打开保险箱，找到一份绝密文件把它藏在身上，去女洗手间等着另一个女孩儿来接头。

　　女秘书接到电话，听到口令后就进入了催眠状态。她打开了保险柜，偷出文件带到了洗手间，按指示将其交给了另一名催眠中的女秘书。两个人返回各自的办公室，睡着了。醒来之后，她们一件事都想不起来。中情局认为，这种方式不仅可以用于获取敏感材料，而且也能用在“或许会妥协或受到勒索的”外国人身上。

　　现在，在催眠中窃取秘密文件简直成了中情局特工们的生计。莫斯•艾伦花费了1953年的大部分预算拍摄了《魔法》一片，中情局的雇员们就是该片的观众。在影片中，一个东方的外交官遭美国特工下药催眠。他潜入本国的使馆，打开保险柜，盗取秘密情报交给了美国人。“没有片子里那个美国特工的本事，能不能到达刚刚你们看到的效果？”画外音提出了问题。

　　“可以！”

　　“甚至能违背一个人自己的意志？”

　　“没错！”

　　“怎么做呢？”

　　“靠暗示和催眠的强大力量！”

　　盗窃试验一周之后，艾伦加大赌注，又催眠了一个得意门生，看看命令之下，她能走多远：

　　(受试者)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电子计时器。她被告知电子计时器是一枚定时炸弹，并学会了安装设置……她需要把计时器装进皮包，拿到(此处删除姓名)房间，把它放置在最近的电灯开关旁边，设定82秒后引爆，然后启动……她要立刻返回行动房间，坐在沙发上，然后沉沉睡去。试验进行得相当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或犹疑从最初的指示到最终完成，时长共计27分钟。

　　同一天，艾伦又催眠了两名秘书，让她们进入房间接近一名失去意识的男子。她们悄悄地靠过去，摸了他的口袋，偷走了钱包。行动无懈可击。

　　如果中情局的秘书们被催眠后能安装炸弹或是行窃，她们还能干点儿什么呢？“我们能否，”中情局备忘录记录着，“把不愿为我们办事的人催眠到能为我们效劳的程度？我们能够抓住一个人，在一个多小时内，通过催眠让他引爆飞机、炸毁火车吗？”尽管内心感到整个想法“令人不安——简直令奥威尔笔下的世界都望尘莫及，”中情局的专家们还是对催眠特工实施谋杀的构想产生了兴趣。

　　催眠刺客的想法令人兴奋并不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雇不到杀手：中情局在冷战前半段的所作所为说明，他们可不愁找不到职业杀手。催眠刺客的真正好处在于，被抓到之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更不知道是受了谁的指使。如果这个办法真的奏效了，那么休想追踪到谋杀行动的始作俑者。没有记忆的杀手才是完美杀手。

　　催眠刺客并非没有可能。一名顾问，可能是奥登•希尔斯，在1952年告诉中情局：

　　可以教导人们做任何事，谋杀、自杀等等。这并不容易，但我相信在催眠状态下，小心地控制一个人的精神，为其营造行动的舞台，就能做到。我真的相信，心理控制得当的情况下，能够让人做出违背道德感的事情来。

　　事实上，利用催眠让人们做出反社会的行为比大众媒体描画的困难得多。正如德拉图雷的试验所证明的，当指示催眠对象去做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比如维特被命令，在一屋子男性观察者面前宽衣解带)时，是难以让他们顺从的。不过，分析人员也辩称这个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早在13年前，塔尔萨大学的洛依德•罗兰就找到了答案。1939年，他做了一个木箱，正面安一块曲面玻璃，照亮玻璃面，使人难以察觉玻璃的存在。他将一条大响尾蛇放进木箱，调试玻璃，猛烈地摇晃箱子激怒它。然后，他催眠了几名受试者，告诉他们箱子里装了一截橡皮管子，叫他们摸到管子把它拿起来。所有的受试者都试图伸手去摸那条蛇，有个人甚至要打碎玻璃把蛇抓出来。在另一项试验中，罗兰谎称瓶子里装的是纯净水，而让受试者把瓶子里的硫酸泼到实验室技术员脸上——当然技术员带着玻璃防护面罩。

　　罗兰发现，被催眠的人往往拒绝做危险或违法的事情，但如果为他们设置一个想象的情境，在这一情境中催眠师指派的任务完全可以接受，他们通常就会照做。这种解释有其精妙之处。如果要求被催眠的受试者从10楼一跃而下，他肯定不会答应。然而，如果使其相信，建筑物着了火，而他身处一楼，受试者就会跳下去。类似的情景设置后来也曾出现在中情局的文件里：“假设一下，如果告诉催眠对象，所爰之人在疯子的手里命悬一线，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射杀这个疯子，会出现什么情况？三名专家……说在这种状况下，毫无疑问他们会实施谋杀。”莫斯•艾伦在他的下一个试验中将这种“人造事实”发挥到了极致。

　　1952年2月10日，艾伦催眠了两名秘书。一名被指示躺下睡觉，只有听到口令才能起来；另一名被要求叫醒前者。第二名女秘书叫不醒昏睡的女秘书，勃然大怒，从旁边的桌上抓起一把手枪，向睡梦中的女秘书开了枪。这个此前甚至拒绝触摸手枪、害怕一切枪炮的“凶手”此刻竟实施了谋杀——那把枪并没有上子弹。

7

　　尽管早期的催眠试验简单、愚蠢，却丝毫不妨碍中情局的专横傲慢。1955年，中情局考察了丹麦的帕里•哈卓普银行劫案，希望从中汲取灵感。不过，他们看似并未如愿。负责的特工对催眠师比约•尼尔森不屑一顾:他一开始就被抓住了，“充其量也就是个催眠术爱好者”。尤其是他没有把犯罪细节深埋在哈卓普的记忆里，任何“有经验的行家”都不会这么做的。

　　对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尼尔森可谓技艺精湛。哈卓普早已任其摆布，献出了所有的财物，还奉命结婚，抢劫两家银行，杀了两个人。如果这还不够，那么尼尔森让哈卓普相信犯罪是上帝的旨意，是守护天使传来的指令，而他自己只是个送信的——X,已足见其掩盖踪迹的功力了。

　　最起码，这让波尔•雷特印象深刻。为了考查哈卓普是否真的能接受深层催眠，雷特试着向其输入新的指令。他告诉哈卓普，字母P有特殊含义，只要听到他说出这个字母，哈卓普就要进入深度催眠状态。雷特成功了。为了检验指令的强度，雷特致电哈卓普的监狱，让警卫叫哈卓普来听电话。在电话里，雷特只说了一个字，“P”。他的助手在监狱中监测试验，声称“哈卓普立刻眼神缥渺”，松开紧握听筒的双手，倒在地上，怎么也叫不醒。最终，试验助手把电话举到哈卓普的耳边，雷特在电话中唤醒了他。接下来的试验中，哈卓普接到一封信。是雷特的笔迹，只写了一句话:“来自P的问候——雷特。”哈卓普看了信就进入了催眠状态。

　　1952年10月，雷特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已准备好在法庭上向警方和律师们演示催眠。他指示哈卓普醒来后向遇到的第一个人提问题，问题包括对方的名字，年龄，毕业时间，为什么选择了现在的职业。在包括尼尔森和其辩护团队在内的所有出庭律师面前，哈卓普向警长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他又进入了催眠状态，接到丧失痛觉的指令。雷特把削尖的火柴棍插进了哈卓普的指甲，后者丝毫没有畏惧之色。

　　为了证明“锁闭”的力量，雷特请被告方证人催眠师基尔特·约根森医生催眠哈卓普，但他无法突破雷特设置的障碍。雷特甚至还请尼尔森也试了试，同样一无所获。

　　4个月之后，雷特的催眠大功告成。哈卓普在催眠中得到雷特的指令，过了整整一个星期，哈卓普完成了他的任务。至此，雷特的技艺得到了充分证明。他曾要求哈卓普向监狱看守大声抱怨伙食不好，把饭食摔到看守的脚面上，然后倒头呼呼大睡。哈卓普，像“机器人”一样执行了命令。或许，中情局多多少少能从丹麦这个案子里学到点儿什么。

8

　　与此同时，中情局遇到了难题。想利用催眠术让外国间谍叛国或是做出更恶劣的行为的特工们很快就意识到，让人在试验室中“违反法律”与使其在现实生活中打破界限有着天壤之别。中情局以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1954年1月的备忘录曾要求考虑如何对诱导他人违法的手段进行测试：“简言之，这些办法能坚持多长时间？我说的可不是‘学院派’的那种试验。”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中情局决定把这件事弄清楚。

　　作为一个更大型项目的“触发机制”，我们设想引诱一名35岁、家世好、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并且和“某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人，让其在无意中为“朝鲜蓟”执行任务，暗杀重要政治人物，甚至在必要情况下，暗杀美国官员。

　　上文所说的人是一名近来不太合作的中情局线人。这项“假设”的计划是，在酒会中下药迷昏并绑架这名线人，然后一次性地将其催眠，指示其执行暗杀行动。任务完成后，“试验对象很可能就此被‘某政府’拘捕，将其‘处理掉’”。

　　这名线人并不愿意合作，一次性的催眠可能不足以让他完成任务，一旦出岔子，难保他不会泄密。即便如此，“朝鲜蓟”小组还是想试一试。“尽管限制重重，‘朝鲜蓟’小组仍将采取行动”。

　　然而，正如当月隨后举行的一次委员会会议指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一年过去了，委员会争执不下，声称“缺少实践测试，无法得出任何结论”。

　　中情局跃跃欲试想在“实际行动”中试验新手段，但复杂的局面让这种尝试更须谨慎。催眠刺客的人选，十有八九对此心怀敌意，不可能踏踏实实地坐下来接受完整的催眠过程。怎么才能催眠他们？两个办法在特工们的脑海中渐渐成型。

　　第一个办法是利用“魔法屋”进行强制催眠。俄克拉荷马大学路易斯•乔利恩•维斯特(就是几年后杀死大象图斯克的凶手)主持的“心灵控制计划”43号子项目建议，建造一个特别的实验室，在其中设置一间“特殊房间”，随时对实验室的各种环境进行控制。

　　中情局文件解释了实验室的工作原理。在房间中，不知情的受试者被迫相信，不论他们如何挣扎，也无法抵御催眠的力量。“为使实验对象相信自己接受了催眠暗示”，维斯特写道，“需要使用大量的试验工具”。当受试者被暗示感觉炎热时，就会用隐藏的暖气烘烤他们的双手。如果受试者被告知香烟又苦又涩，他们得到的就是做过手脚的香烟。“只要设计巧妙，通过不为受试者知晓的手段，各种暗示都能实现”。

　　一旦受试者相信无论如何都无法抵抗催眠的影响，就会放弃抵抗，跌入催眠状态。这个主意不错，但对中情局来说还是不大实用。“魔法屋”是个复杂的玩意，把它运到需要的地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成功几率更高的强制催眠手段是“快速诱导”法，使人迅速进入催眠状态甚至来不及调动自己的抵抗意志。为了使用这个“独特且有些危险”的办法，催眠师要一手抓住催眠对象的脖子，同时另一只手尽可能地把对方的脖子向后扳。好戏开始了。

　　催眠师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按住迷走神经核和喉结两侧的颈动脉，两指同时发力与此同时，用左手大梅指和食指从耳朵的乳突骨后面用力按住脖子。这样做也是为了制造轻微的超脱感。当双手逐步施加压力时，催眠师的暗示就“源源不断地涌出”。

　　结果是受试者因脑部供血不足而立刻昏厥，倒是很有希望进入催眠状态，但稍有闪失都会酿成大祸，猝死就是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推荐这种办法的医生声称已经成功使用该疗法治愈了口吃、酗酒、烟瘾和自慰成瘾的病人。

　　1961年底，中情局确信“快速诱导”就是他们要找的妙方。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一种不会导致头部缺血的法子了——捧住催眠对象的脑袋大喊大叫，命令对方昏睡过去。这个方法有赖于其产生的震撼力，有时管用，有时则毫无效果。

　　1963年，实践机会终于来了。6月，反情报组人员向墨西哥城发出电报，询问能否在当地的特工中找到可用之材。7月，驻墨西哥站提供了一名低级情报人员的信息，此人被怀疑正为克格勃工作。两名中情局特工将他引诱到当地的一家旅馆，刚刚从加州飞来的催眠师正在此等候。接到指令，两名特工抓起试验对象的椅子——他还坐在上面——重重地摔在地上，为催眠师的隆重出场做了铺垫。大出风头的登场永未上演——催眠师打了退堂鼓，胆怯地缩在隔壁的房间。随后的备忘录难掩不满,认为快速诱导法还要在试验室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人员和特工们的巨大努力已付之东流,精力和热情已白白浪费”。

　　这也是对中情局整个满洲候选人项目的精辟概括。从现有材料中，我们无法得知中情局何时停止了催眠诱导的尝试。不过，1975年的一份文件显示，虽然上世纪50—60年代催眠研究盛极一时，“却并没有实际应用的记录”。上述各种研究过后，中情局声言，在催眠手段能够应用于间谍行动前就已放弃了开发。

　　这是真的吗？

　　我们无从知晓。正如一位评论家在1970年所说，中情局是“吃扯谎这口饭的”。就算它真的训练出了满洲候选人，也不可能大肆宣扬。不过，仍有理由相信中情局说的是实话。一开始，现代的专家们就认为，利用催眠让人违犯法律，特别是犯下诸如谋杀的严重刑事案件，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试验室进行的试验的确曾成功地让催眠对象做出怪异的社会行为；他们确实曾经“行窃”、“说谎”、“产生暴力倾向”甚至“杀人”。但这又能证明什么？大量学术研究表明，被催眠的人通常都会很容易接受暗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手段看似有效的原因。

　　操作催眠试验的大部分催眠师是医生和教师；而在中情局或出于军事研究目的的试验中，催眠师则由官员们担任——都是权威人士。看看斯坦利•米尔格兰著名的“权力服从试验”[36]就不难发现，只要下达命令的人看起来富有权威、思路清晰，大部分人都会俯首帖耳。

　　此外，挑选出来的对象们在试验前都经历过多次催眠。通过前几次催眠，他们已经知道试验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因此，当罗兰要求试验对象抓起眼镜蛇的时候，他们在内心深处早已经料到，这不会有任何危险。他们信赖试验者。

　　为测试催眠是否真的能操控人触犯法律，试验对象并不认识的催眠师要让他们做出违法的事情，并直面后果。声誉良好的催眠师同意参与这种试验的可能性，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就算试验设计得万无一失，并取得成功，也无法保证下一次还会成功，无法保证同样的办法在另一个试验对象身上也行得通。

　　这对中情局而言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搞暗杀，有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行动必须成功;第二，幕后人不可暴露。如果二者都无法确定，那么一项暗杀任务就会异常凶险了。可以训练满洲候选人执行暗杀行动，可一旦出了情况，如何应对？催眠失效了怎么办？催眠刺客被生擒又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

　　满洲候选人项目从未得到应用还有更乏味的原因。催眠刺客的一大重要优势就是他对催眠经历没有记忆，因此不会说出是受了谁的指使。但就像“心灵控制计划”的工作人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说的那样，中情局当时最想干掉的人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中情局盼他身亡的迫切愿望世人皆知，卡斯特罗本人对此也一清二楚。中情局当时已经搞砸了很多暗杀行动，有一些还被公开了。整件事已经一面糟，动用催眠刺客还有意义吗？

　　催眠项目开始至今50年过去了，除了本章引用的案例，中情局内外都不曾再出现催眠试验的资料。曾长期为“心灵控制计划”效力的大卫•罗兹后来对一名调查人员称：“制造满洲候选人是不可能实现的心理控制。但是，它令人心驰神往，趣味无穷。”

9

　　帕里•哈卓普和比约•尼尔森不会用“趣味无穷”来描述自己的经历。1954年开庭时，丹麦全国的媒体都驻扎在法院门外。大门之内，哈卓普的律师们正竭尽全力要证明他是在尼尔森的催眠控制下才犯罪的，尼尔森的律师们反唇相讥，警方和精神病学家们也分成了两派。明显站在哈卓普一边的雷特医生做了7个小时的陈述，认为哈卓普确实是杀人凶手，但应为此负责的并不是哈卓普:他是在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意识时犯罪的。哈卓普的律师把尼尔森描画成了“极端的愤世嫉俗者和危险的罪犯”。“尼尔森用他的双眼，”律师最后说道，“把他的‘朋友’变成了傀儡娃娃。”

　　一个月过去了。法官请陪审团考虑了三个重要问题:尼尔森是否策划并鼓动了抢劫；是否策划并鼓动了谋杀；是否利用催眠或其他手段对哈卓普施加了过度的影响。在总结陈词中，法官同意，尼尔森确实对他的“门徒”施加了类似催眠的“系统影响”，但他并没有说这种控制到底是不是催眠，也没有说它是否直接导致了哈卓普的抢劫和杀人行为。

　　陪审团可没这么模棱两可。1954年7月，尼尔森的三项指控被判成立。两个人都被处以终身监禁——哈卓普将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戒备森严的监狱是尼尔森的归宿。这起案件在此后的10年中依然饱受关注，期间也曾被呈报欧洲人权委员会。1965年，哈卓普和尼尔森提出赦免申请，请求均被驳回。1966年12月24日，哈卓普被释放。6个月后，尼尔森也重获自由。

　　9年后，一个悠然的夏日夜晚，尼尔森给前妻打电话诉说自己的苦闷。铁窗生涯、恶名和失业让他倍感绝望，他支撑不住了。一个曾说服别人抢劫银行并谋杀两人的男人，居然无法让自己的前妻相信他确有轻生的念头，多多少少有些讽刺。前妻鼓励他挺过去。当晚，尼尔森服用了氰化钾，第二天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公寓。

　　1972年8月5日，哈卓普接受丹麦报纸《BT》的采访。他承认并非是受了催眠才抢劫杀人。事实上，当警察提出或许是催眠导致他犯罪的时候，哈卓普突然意识到如果他同意这个判断，“也许可以脱罪”。在另一个采访中，哈卓普被问起为什么要陷害尼尔森。尼尔森到底做了什么要被命运如此捉弄？

　　“没什么，”哈卓普说，“他就是在牢里对我不好而已。” 

第六章 詹姆斯、雷和广告心理师

　　今天，你被诱惑了几次？

　　所谓机会，就是对答案一无所知。至少在广告商看来，你不需要知道，出其不意地唤起你的兴趣就是他们的工作。

　　今天，你观看电视或阅读平面广告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受到性骚扰，而伎俩是你的意识无法侦测到的。

　　读罢《潜意识诱惑》，你会从每支广告中看到从未察觉过的东西。

——《潜意识诱惑》，威尔逊•布莱恩•凯博士，1973年

1

　　对詹姆斯•万斯来说，1985年的圣诞节很早就到来了。12月23日，他和朋友、18岁的雷•贝克纳普在后者的房间里听着音乐，雷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他。雷悄悄地把手伸到音响背后，摸出一张唱片，笑着递给了詹姆斯。詹姆斯把唱片翻过来看看封面，又抬头瞧了瞧满脸笑意的朋友，皱了皱眉：玻璃纸包装已被撕掉——有人放过这张唱片了。“得了，”雷说，“你知道送给你之前我肯定会听的！”说着大笑起来。“圣诞快乐，哥们！”

　　詹姆斯迫不及待地放上唱机的这张唱片，是犹大圣徒[37]1978年的经典专辑《没落阶级》。这张专辑詹姆斯再熟悉不过了。几年前，他就拥有了犹大圣徒的所有专辑，但一时被爱情冲昏了头(他当时正和一个厌恶重金属音乐的基督教女孩约会)，将收藏全部转卖。两人分手后，詹姆斯为此后悔不迭，这一切都被朋友雷看在了眼里。雷开始搜集犹大圣徒的唱片，而有了这张《没落阶级》，收藏就大功告成了。得到这件礼物，詹姆斯十分高兴。毕竟，犹大圣徒是“金属教父”。

　　第一支单曲响起，詹姆斯调高音量，音乐溢满房间。

　　雷这天也过得不错。早上他和母亲阿妮塔带着同母异父的4岁妹妹克里斯蒂•林恩去买火鸡，随后又到“幸福美人”美容院给她剪头发。坐在剪发椅上的克里斯蒂实在是太可爱了，被快乐的气氛感染，雷回家取了相机来给妹妹照相。剪过头发,3个人一起去接詹姆斯。上车前，詹姆斯给母亲留了纸条。雷的母亲后来又出门了，留下男孩们在家。

　　他们到家时，雷怀孕的姐姐丽塔正坐在沙发上照看孩子。詹姆斯和她打了招呼，从车库里拎了几罐啤酒，就进了雷的房间。很快，丽塔就听见雷的房间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两个男孩儿把音量调到最大，尽情地跟唱。听完《没落阶级》，他们又开始放犹大圣徒的其他专辑。詹姆斯或雷不时从屋里钻出来，带着一身大麻味儿，去车库拿啤酒。

　　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出去了一趟。45分钟后，他们回来了。丽塔感觉他们似乎遇到了什么事，因为詹姆斯问她“如果出了什么事”，她会不会给孩子取名叫詹姆斯。丽塔对此一笑置之：“除非生下来也是个红头发！”雷给了她一个拥抱，说了句“我爱你”，还补充道，要是她告诉别人他说过这么肉麻的话，打死他也不会承认。

　　之后詹姆斯转身对雷说，“咱们把它做完吧”。丽塔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指的是抽大麻。

　　詹姆斯和雷在房间里起了争执。詹姆斯想再听一遍《没落阶级》，雷想听林纳德.斯金纳德[38]所以他们跳过了几首歌。《没落阶级》中詹姆斯最喜欢的一首单曲是《超越死境》:青少年逆反、异化的刺耳颂歌。歌曲中叛逆的男孩脱离了琐碎的日常生活，沉溺在自己的思想圣地。朋友们苦口婆心，却无法将他从麻木中唤醒。时光流转，男孩也消逝在现实世界。他进入了涅槃状态，俗世的烦恼和肉身的痛苦都化作虚空。就在这一刻，男孩微笑着逝去，超越了死亡。

　　这首歌的内容和甲壳虫乐队的《山丘上的傻瓜》颇为接近。在《山丘上的傻瓜》中，一个年轻人退隐到山巅，远离普通人的纷扰，追求新的启迪。从字面上看超越死境”可以解读为向佛教的致敬。然而，此后发生的事情，赋予了这首歌全新而令人不安的意义。

2

　　詹姆斯•万斯和雷•贝克纳普6年前在内华达州的迪沃斯中学相识。20岁的詹姆斯比雷年长两岁，曾两次留级。1979年，两人升人同一个班，从此形影不离。他们厌倦学校，读完高二就辍学了，靠打零工谋生，生活并不如意。雷当时给一个建筑承包商打工。头天晚上，老板打台球贏走他50美元，雷很不痛快。他和詹姆斯打算找那家伙算账，揍他一顿把钱要回来。

　　詹姆斯也有烦恼。他在当地一家出版社工作，薪水微薄，工作乏味。黑乎乎的印刷油墨蹭得到处都是，员工们看起来跟“麻风病人”没两样。詹姆斯和雷都没有车，一贫如洗，也交不到女朋友。

　　詹姆斯在出事的那天下午3点本应该去上班的。3点钟，詹姆斯的母亲菲丽思准备开车送他去上班，发现他留下的字条。她打电话向雷询问，雷撒谎说詹姆斯走路去上班，走了有一会儿了。菲丽思怀疑詹姆斯又翘班了，就和丈夫开车沿詹姆斯上班的路线去找他。他们在路上没碰到詹姆斯，就去出版社找他。不出所料，詹姆斯没有来。他们开车去了雷家，丽塔领他们来到雷锁着门的卧室前。

　　双方爆发了激烈争吵。母亲和继父警告詹姆斯，不去上班,工作就保不住。詹姆斯回嘴说，他才不在乎，他本来也不想干了，他要和雷一块儿去工地干活。他对父母嚷嚷着，退回了房间，用力摔上门，还拿了一块木头卡住门。

　　詹姆斯和雷就谋划起未来。4点半，他们打定了主意。两人放着音乐，要毁掉这间屋子。雷收藏了不少玻璃制品和棒球帽，都摆在床头的架子上。这些东西一样没剩，都被扫到了地上。他们吼叫着，在墙上、门上踹出了洞。电视、镜子和其他东西也摔得粉碎。只有他们正在听的音响逃过了劫难。

　　丽塔听到动静，打电话叫母亲赶快回家，男孩们快把房子拆了。5点钟，阿妮塔一到家，就气势汹汹地径直向雷的房间走去。

　　雷从音响旁抄起一把猎枪，这本是他14岁的生日礼物，他们锯掉枪管，把它改装成了现在的样子。雷一手拿着枪，打开床头的抽屉，取出两发子弹。

　　阿妮塔叫他们开门。两人拥抱了彼此，一言不发地从窗户跳出去，消失在黄昏的街道。

　　他们以为阿妮塔一定会报警，也担心拿着枪在街上狂奔时被人撞见，就闪进了最近的小巷——这条路通向社区第一教堂后面幼儿园的操场。雷拎着枪，率先跨进了操场，喘着粗气走向场地西南角的旋转木马。詹姆斯在栅栏外观望，确定没有人跟踪他们。

　　雷站在旋转木马上：“我现在真是他妈的一塌糊涂。”这个满脸雀斑、早晨还冲回家取相机为妹妹剪头发留影的18岁男孩用枪抵住自己的下巴，扣动了扳机。

　　詹姆斯被枪声吓了一跳。他转身看见朋友栽倒在地，惊骇莫名。有人报警了怎么办？别人认为是他把雷杀死了怎么办？怎么办？不管做什么，时间都所剩无几。他走到雷的尸体旁，捡起枪，重新上了膛。他本来打算把枪筒伸进嘴里，可是上面已经血迹斑斑。他把枪抵在了下颌，瑟瑟发抖。詹姆斯•万斯抬起头，望向空中的云彩，开了枪。

　　下午5点13分，住在操场对面的苏珊•贝拉听见了第一声枪响，立刻拨打了911。有人遭到枪击，她说。接线员让她平静下来，慢慢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在她试着叙述经过的时候，第二枪响了。

　　苏珊报警1分钟后，巡警收到指挥中心的消息——教堂附近发生枪击案。3分钟后，巡警和搭档驱车到达现场。看到尸体,两人掏出了武器，在操场上搜寻凶手。确认现场安全，他们才把注意力转回到尸体上。他们向旋转木马走过来，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呻吟。其中一个男孩还活着。

　　警方到达现场一个小时后，菲丽思•万斯接到了瓦肖县医疗中心的电话。你是1965年12月10日出生的詹姆斯•万斯的母亲吗？是的。那么，电话那头说，请您立刻赶过来。他中枪了。

　　菲丽思赶到医院，情况危急。詹姆斯在重症监护病房，凶多吉少3在等候室，探员戴夫•扎鲁比告诉她，警方对案件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是谁开枪打了詹姆斯，也不知道另一名男孩是谁。菲丽思告诉他另一个是雷•贝克纳普，詹姆斯最好的朋友，他妈妈住在理查兹道330号。

　　晚上7点30分，警员和律师敲响了雷的家门，告诉阿妮塔儿子身亡的消息。阿妮塔的第一反应是，雷是被警察打死的。“你们确定吗？你们确定是雷吗？”她问道。他们告诉阿妮塔，目前看来雷和詹姆斯是开枪自杀的，并询问她知不知道男孩们这么做的原因。震惊的阿妮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告诉警方他们是怎么离开家的：“他们从窗户爬出去了。”

　　当晚，警方搜查了雷的房间，希望找到破解谜题的蛛丝马迹。他们找到唯一完好无损的东西就是雷的音响，上面还放着詹姆斯的圣诞礼物:《没落阶级》。

3

　　礼日那天，探员戴夫•扎鲁比和罗伯特•考曼终于获准探望詹姆斯。詹姆斯脸上缠满绷带，同意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警方的提问。遇到“是”或“否”不足以解释的问题，詹姆斯就写下来。当被问到是否枪杀了雷的时候，他使劲地摇头。他说他们之前在听音乐、喝酒，雷还吸了大麻。他们是自杀的。原因呢?詹姆斯一下子激动起来，疯狂地挥着胳膊。终于，探员们看出他这是用手在空中划拉着写字，便让他从头说起：为什么要自杀?他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辨认出詹姆斯的回答:“生活糟透了。”

　　病房外，医生给探员们介绍了情况。两个男孩都是用枪抵住下巴扣动扳机的。雷当场死亡，但詹姆斯似乎在最后一刻把头歪到了一边。因此，子弹没有射中他的大脑，而是击碎了他的下颌骨、嘴唇、鼻子和舌头。

　　几天后，律师肯•麦肯纳接到阿妮塔打来的电话，她询问能否和他见上一面。麦肯纳原以为她是希望就儿子死亡一事的法律事务寻求咨询，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会尽其所能帮助她的。阿妮塔一来，他才知道她想要的绝不是法律建议而已。阿妮塔说，搜查雷房间的警察注意到音响上的《没落阶级》，告诉她这种音乐——重金属——此前就曾引发青少年自杀事件。雷的母亲拿着唱片：“你了解这个东西吗？”

　　麦肯纳对此一无所知，他可不喜欢重金属这类玩意儿。他只知道，承受着丧子之痛的阿妮塔需要支持。他留下了那张专辑，“我会研究一下的。”

　　麦肯纳把唱片立在桌上。他没有食言，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打了几个电话。他本打算草草地调查一下，告诉阿妮塔唱片跟她儿子的死没有关系。然而,他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州正在审理中的一起案件，重金属歌手奥兹•奥斯彭[39]。被一对父母告上法庭，他们19岁的儿子自杀时听的是奥斯彭的专辑《奥兹风暴》。死者身亡前显然一直在听这张专辑:验尸官到达现场时，男孩身上还挂着耳机。专辑中有一支单曲，名字就叫做《自杀方案》。

　　这起案件引起了麦肯纳的兴趣。他给代理此案的律师打了电话，对方为他提供了有关重金属、青少年歌迷和自杀的大量资料。麦肯纳又到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更多的资料。“我并不知道青少年自杀潮流是怎么回事，”他回忆说，“一旦你开始关注青少年自杀问题，你就会发现资料简直浩如烟海。青少年整天思忖自杀，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太批专家学者都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麦肯纳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这位律师开始审视重金属音乐可能存在危险的说法。那些噪音、旋律和意象:组合起来难道不会触发聆听者反复无常的情绪吗？开枪自杀的18个月前，詹姆斯和雷去看了犹大圣徒的演唱会。演唱会后，按詹姆斯的说法，他们“跑出去，扰得附近人心惶惶”。沿路遇到的公共设施被他们破坏殆尽。这难道不是听音乐的后果吗？

　　麦肯纳研究了各种能引起怪异举动的音乐——从非洲的打击乐仪式到巫毒典礼——从中寻找共性。青少年将音乐当做躲避现实的一种途径，经常独自长时间听音乐。太长时间被重金属音乐包围，或许会导致心理状态的不稳定。在研究过程中，麦肯纳发现20世纪40年代一首关于自杀的捷克歌曲曾激发一系列死亡事件。这首歌被禁，但恶例绝非仅此一件。大约200年前，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曾导致自杀事件激增。事实上，青少年中反常的自杀率就被称做“维特效应”。

　　麦肯纳反反复复地听《没落阶级》，想搞清楚专辑的歌词都说了些什么。他根本分辨不出来。像所有的重金属音乐一样，《没落阶级》嘈杂喧闹，包含大量的电吉他演奏，大部分单曲中都充斥着号叫声。听着甲壳虫和滚石长大，居然听不清一张摇滚专辑的歌词，这太让麦肯纳郁闷了：他自以为不是老古董，现在却开始认命了。

4

　　与此同时，5公里之外的另一名律师蒂姆•波斯特接到了詹·姆斯母亲菲丽思的电话，她希望波斯特能接手詹姆斯的案子。误读了媒体报道的波斯特拒绝了——两个男孩都死了，找律师还有什么意义？菲丽思纠正了他:詹姆斯活得好好的，已经出院了，满腔愤怒。波斯特让菲丽思带詹姆斯来找他。

　　1986年4月，蒂姆•波斯特见到他的客户。詹姆斯当时已接受了4个月的整形修复手术，但状况并没有明显改观。他失去了下半张脸，不得不把毛巾缠在脖子上，以免不断分泌的唾液滴得到处都是。

　　詹姆斯的样子让人一时通以接受。“他到我的办公室，那天来过的客户后来都跟我说，他们当晚做了噩梦。詹姆斯去超市买东西或者出门办事，孩子们就会吓得大叫，哭着从他身边逃开……要是我的女儿看见他，肯定会吓坏的。她会喊着‘那个人！那个人！’把头埋进肩膀……他就像‘象人’[40]，亲眼看到他真的有点恐怖。”波斯特回忆说。

　　詹姆斯和菲丽思来访那天，波斯特甚至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儿看，不过他还是问了菲丽思怎么才能帮得上忙。菲丽思说两个男孩自杀前喝了酒吸了大麻，但并不是烟酒的刺激让他们做了傻事。音乐，她说，才是把他们推向绝境的罪魁祸首。

　　律师将信将疑。“詹姆斯，”他问道，“到底是什么音乐值得你献出自己的生命呢？”讲话相当费劲的詹姆斯情绪激动，挥动着手臂。“不！不！歌里有东西！歌里有东西！我根本就不想自杀！”他开始引用自己奉为圣经的犹大圣徒的歌词。自杀前他听的两首歌，一首是《超越死境》，另一首是《英雄末路》。犹大圣徒在后一首歌里不断追问，为什么青少年偶像都英年早逝。这首歌传递的信息看似并没有害处：吉米•亨德里克斯和吉姆•莫里森[41]等明星自我毁灭，以悲剧终结了刚起航的远大前程。然而，在自杀枪击案中，两首歌的歌词显然得到了全新的危险解读。它们难道不会被郁郁寡欢的歌迷视为经由死亡之路走向不朽的号召吗？

　　波斯特被说服了，接下了这个案子。现在，我们有了两位认为重金属乐导致不良后果的信徒:代表万斯一家的蒂姆•波斯特和代表贝克纳普一家的肯•麦肯纳。麦肯纳很快又拉了一个人入伙——美国最出色的律师之一薇薇安•林奇。案件很快就进入了程序。

　　事发当年，犹大圣徒一案的律师们就申请了诉讼，编号为86-393^被告是经营犹大圣徒乐队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CBS)和乐队全体成员。指控认为，暗示性的歌词和吵闹、重复的旋律节拍，对容易受影响的人、特别是大量易受音乐指引的青少年具有催眠效果。犹大圣徒有大批狂热的崇拜者，他们的听众特别容易接受反社会的暗示。这些因素融合起来，意味着专辑《没落阶级》——特别是其中的《英雄末路》和《超越死境》两首歌——导致了“难以抑制的、通过自杀追随偶像的冲动。”

　　唱片公司对此显然无法接受。一家唱片界的领头公司可能推出了鼓励美国青少年自杀的唱片，指控让他们不寒而栗。哥伦比亚唱片一刻没有耽误，在当地最老、最有口碑的律师事务所中选择了伍德本和维基律师事务所，律师比尔•彼得森和苏爱玲•福斯通受雇担任辩护律师。

　　彼得森当然清楚，一旦败诉，哥伦比亚唱片将面临惨痛后果。“这类受伤案件的赔偿金额是天文数字。特别是万斯的案子，毫无疑问，原告长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认为，如果法庭宣判(哥伦比亚唱片对此负有责任)，赔偿金额甚至不止上千万美元。”他评价道。

　　哥伦比亚唱片的律师们发起了双管齐下的反攻。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犹大圣徒的音乐鼓励人们自杀。其次，就算歌词直截了当地宣扬自杀，他们也受到保障艺术自由的《第一修正案》保护。另外，犹大圣徒是一支英国乐队。他们不在内华达州居住、工作或纳税。根本就没有打官司的必要，法庭不应受理此案。

　　针对原告控诉中可能引起争议的每一点，福斯通和彼得森都逐一驳斥。“他们居然反咬一口！”麦肯纳回忆说，“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游戏规则。对方律师代表着大公司，他们就是仗势欺人。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口水战。他们是有备而来。”

5

　　一年后，诉讼还在进行，麦肯纳依然在钻研歌词。1987年9月，奇特的转机出现了。

　　和老同事的一次偶遇让麦肯纳找到了能出手相助的贵人。威尔逊•布莱恩•凯博士，曾经的市场营销教授，在70年代出过3本畅销书，都是关于广告行业和他们如何操纵消费者购买他们本没有计划购买的商品的。同事告诉麦肯纳，如果有人了解媒体的运作、知道它们如何影响公众，那个人就是凯。凯接到麦肯纳的电话，当即决定助其一臂之力。

　　凯的第一项任务是召集一组学生听《没落阶级》，然后把歌词写下来。结果出来，麦肯纳可以为自己不是老古板而松口气了：学生们也不知道歌里唱的是什么。他发起请愿，要求哥伦比亚唱片提供歌词。

　　凯做的两件事，让案子峰回路转。第一件事，他仔细检查了《没落阶级》封面，很快就发现了诡异之处——唱片封套是一个金属色的人头，一颗子弹或一束激光射人左眼，从右边的太阳穴射出来。一道深红色的东西从右眼中流出来。凯心生疑窦:这张专辑导致两名少年枪击头部自杀，而它的封面就是一个被武器穿透的人头。接着,他又发现了一样东西，难掩兴奋，给麦肯纳打了电话。在这颗人头的鼻梁上，有一个更小的、脸朝下的人形轮廓。激光束(或者子弹)直接从小人像的头部穿过。后脑破散，被看似火焰或血液的东西覆盖。如果这也算巧合，可真是天大的巧合了。麦肯纳把这幅隐藏的图像指给波斯特，后者将其与男孩们的行为联系起来。

　　1987年11月19日，詹姆斯接受催眠，重现了自杀场景。以下是催眠时的对话：

　　催眠师：(雷)说，“我现在真是他妈的一塌糊涂”？

　　詹姆斯：对，然后他就开枪自杀了。

　　催眠师：发生了什么事？

　　詹姆斯：火焰从他脑袋后面喷出来。

　　催眠师：他的脑浆从头后喷出来了？

　　詹姆斯：是火焰。

　　事实上，詹姆斯在此前的两次采访中声称他看见雷的脑浆——或者“火焰”——从脑后喷射出来。波斯特翻出了尸检报告，核对詹姆斯的说法，二者并不吻合。验尸官的结论是，雷的头部受到的是闭合性损伤，没有火焰、血液或是脑浆会喷出来。詹姆斯为什么会那么说呢？

　　凯认为，詹姆斯回忆起来的并不是那天他枪击现场看见的情景，而是专辑封面印在他脑子里的画面，但詹姆斯却说之前从来没有注意那幅图像。如果这是真的，凯说，那么它就是一个潜意识图像，进入了詹姆斯的潜意识。凯或许不是重金属乐或者青少年自杀问题的专家，但是，他绝对自信是潜意识图像方面的世界级专家。他们所面对的，就是潜意识图像。

　　麦肯纳和波斯特对此很感兴趣，但直到凯提出了第二条关联之前，他们并没有想太多。他们知不知道，凯问道，潜意识刺激并不只是视觉的，也有可能是听觉的？他说，专辑中可能也隐含着讯息。什么讯息？律师们问。隐藏的讯息，凯说，秘密的讯息。隐藏讯息能解释男孩们的自杀行为吗？当然可以。

　　凯提起的一个人或许能提供帮助。威廉•尼克罗夫是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神秘声线公司的总裁，这家公司致力于制作潜意识自助录音带。凯猜测，如果尼克罗夫能把隐藏讯息灌人磁带，应该也可以把它们提取出来。波斯特和麦肯纳给尼克罗夫打了电话，请他从摇滚唱片中侦测潜意识讯息，询问需要做何准备。尼克罗夫说，最理想的是拿到专辑的24音轨标准带，这样就可以剥离出每条音轨进行分析。律师们马上向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索要标准带，聘请尼克罗夫，并给他寄去了《没落阶级》。

　　1988年10月，案子陷入僵局。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提出简易审判的动议，因为原告的指控没有法律依据，并且专辑的内容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如果动议获准通过，案件将就此终止。法官杰瑞•卡尔•怀特海德看过诉状，通知双方律师到办公室来见他。所有人都认为，怀特海德会批准动议，案件即将尘埃落定。

　　怀抱渺茫的希望，麦肯纳给尼克罗夫打了电话。“好像是星期三或者星期四，”他回忆道，“我说，‘我们星期五就要去见法官了。有什么发现吗？’他说，‘噢，我确实找到了一些隐藏信息。’然后我就说，‘真的吗？你都找到什么了？’他告诉了我。我说，‘把它写下来！马上发给我！’”

　　星期五，双方律师出现在怀特海德法官的办公室。怀特海德开始宣读准备好的材料，终止诉讼，麦肯纳突然站起来。“法官大人，”他说，“请原谅。情况有变。”他把尼克罗夫信件的复印件拿出来，“我们不再纠缠那些歌词了。我们也不说旋律或者《第一修正案》。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潜意识讯息。”

　　尼克罗夫在信件中说，他在《没落阶级》的第六首单曲《自己动手吧》中发现了“低于极限”的声音信息。其声响“类似于人们在讲话，在中心频率为50赫兹时最为明显，范围正负2赫兹”。声音在歌曲的1分30秒、1分35秒、1分40秒、2分29秒、2分34秒、2分39和2分44秒时出现。将其剥离出来，就很容易辨认了。在上述时间点出现的是同一个讯息。它看似是一个命令:“去做吧(Doit.)。”

6

　　潜意识讯息对人产生影响并不是什么新概念。美国广告期刊《印刷墨》30年前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这个革命性的发现:

隐形广吿测试：

电视和电影的新历程

广告促销

试用满意，即可购买

　　这篇文章源于“动机研究顾问”詹姆斯•麦克唐纳•维克利8天前召开的一场记者招待会。维克利邀请了50名记者来到纽约一家电影院，许诺他们能拿到大新闻。他为记者们放了一部短片，然后打开灯，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说。他声称，短片中含有秘密讯息。现场有人注意到吗？记者们面面相觑，他们什么都没注意到。

　　维克利说，他改装了一种叫做视速仪的设备——它实际上是一种与照相机快门十分类似的机械虹膜，当时在心理学实验室得到广泛应用——以极快的速度向电影屏幕投射图像。图像闪动的时间只有千分之一秒，肉眼几乎察觉不到，但依然可被潜意识捕捉到。也就是说，记者们的大脑吸收了图片讯息，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维克利宣称，这项实验对现代媒体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

　　他在随后发给记者们的新闻稿中，详细叙述了前不久完成的一项类似实验。实验在新泽西的一家电影院进行，共持续了16周时间。在此期间，45699名不知情的观众在观看影片《野餐》时反复地暴露在闪烁的“吃爆米花”和“喝可乐”的指令之下，而画面闪烁仅仅持续了千分之三秒。维克利称，试验期间，电影院的爆米花销量激增57.7%，可乐销量也增长了18.1%。

　　显然，维克利设计了一条绕过意识和理性思维的路径，人为制造出对爆米花和可乐的消费欲望，并将其直接植入了观众的潜意识。他将之称为“阈下知觉”，它在大脑雷达监视下依然能溜进入们的潜意识。“阈下知觉，”他说，“就如同调频，是人类感觉的新‘波段’”——当时调频广播十分流行。此外，他已经开始为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时代集团和福特汽车公司等在内的大公司进行阈下广告应用研究。“这是个小手腕，”他最后说，“但它能卖掉的东西可不是个小数目。”

　　记者们当然要刨根问底。研究结果如何？视速仪在哪儿？能不能让他们见识一下？维克利管住了自己的嘴巴。他恳请媒体谅解，因为他正在为这一方法和设备申请专利，详细情况不便透露。不过，他向记者们保证，“大量的数据统计”已在进行之中。

　　维克利的记者会可谓生逢其时。当时，美国广告业所使用的推销手段正受到广泛的质疑。就在同一年，调查记者万斯•潘卡揭露广告业黑幕的《隐藏的推销者》曾令公众大为震惊。潘卡在书中详述了最新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成果如何被广告业窃取并加以利用。被称为“隐藏人物”的广告心理师应用社会科学理念，并不是为了治疗精神疾病或探索思维奥秘，而是为了向消费者卖出更多的产品。潘卡说，广告心理师花时间辨别、分离出人类的各种心理弱点，然后再研究如何利用它们兜售商品。耍手腕的后果，他写道，就是“美国人变成了铁幕世界之外最易受摆布的人”——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一点。

　　潘卡认为，美国三分之二的广告机构都在积极使用心理师，侵人消费者的思维、撬开他们的意识，以卖掉更多产品。他写道，广告心理师(维克利是其中最会讨好逢迎的一个)利用性、死亡和建立自信等话题，制造出公众从来没有过的需求，然后出售商品满足他们。“其目的，”他写道，“是绕过购买群体的抵抗……人们的判断力遭到持续不断的偷袭。”

　　在洗脑触发众怒的时代，这是一个极具爆炸性的话题。在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潘卡的书盘踞畅销书榜首。因此，记者们对詹姆斯•维克利放出的消息趋之若鹜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维克利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发明并没有得到期待已久的正面'报道。他曾向《印刷墨》宣称：“我们可以把一个频道的全天广告推广浓缩成5分钟的精彩展示。”他以为观众肯定会对此感到满意，因为5分钟的展示过后，一天的其余时间他们都不会在电视里看到广告了。

　　事情并未像维克利设想的那样发展。《纽约日报》把他的手段称为“原子弹诞生以来最值得警惕的发明”，《纽约客》评论称,有了这项技术，“被破门而入的不只是房子，还有思想”。《周六晚评论》上诺曼•库辛斯撰写的特别报道指出了维克利发明的广阔的用武之地：“如果装置能售出更多的爆米花，是不是也能推销政客或是其他任何东西？”视速仪看似能“闯进入们思想中最深、最私密的部分，留下各种痕迹。”维克利装置最好的下场，库辛斯说，就是被运走，绑在原子弹上炸个粉碎。

　　关注视速仪的不光是大众媒体。《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说，这种新的“恐怖”让他噩梦成真。他预言，如果维克利的技术得以广泛使用，那么要不了多久，不论是买可口可乐或骆驼牌香烟，还是给共和党人投票，都将成为无法抵挡的事情。“要不了几年，”他说，就可以“几乎完全废除自由意志了”。“(《美丽新世界》)没有提到潜意识投射，”两年后他写道，“遗漏这一点是一个错误，如果今天能重写这本书，我一定会弥补这个错误。”

　　如果赫胥黎听说了这项技术，他的整个圈子自然就知道了，其中当然包括他的新朋友、致幻剂、LSD的制造者、催眠大师路易斯•乔利恩•维斯特博士(“我想，他是个相当能干的年轻人”)。如果维斯特知道了，那么消息也一定传进了资助他的中情局。这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能不能利用这个机器促进强制催眠诱导呢？

　　为了削弱人们对催眠诱导过程的抵抗，或许可以考虑使用潜意识投射。这项技术在商业广告中已得到成功应用，比如在某些电影院中，以1/3000秒的速度向屏幕投射“吃爆米花”或“喝可乐”字样。潜意识投射或许还可用于视觉暗示，比如投射“服从(删除)，”或者“服从(删除)”——应该能取得类似的效果。

　　中情局进行了小规模试验以考查潜意识投射的可行性。此事很快传到了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耳朵里。他认为这项技术或许在“政治上具有利用价值”，要求中情局提供一份简报。根据前中情局官员威廉•柯森的说法，中情局人员向尼克松介绍了潜意识投射，随后返回了试验室，“深信他们的努力得到了赞赏”。

　　中情局进行秘密试验的同时，美国的广告公司则在用潜意识广告大肆榨取钱财。10月，《新闻周刊》报道说，“大约250名广告人有兴趣在剧院或电视上进行试运行实验”。此外，各种广播公司也在进行尝试。芝加哥WAAF电台播放潜意识广播，鼓励听众“喝七喜”、“购买俄克拉荷马石油”；明尼阿波利斯的WCCO电台用潜意识讯息提醒听众当心路面结冰、寄圣诞贺卡，并预告即将播出的节目——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发表全国讲话，电台插入的潜意识信息是“艾克今晚登台！”很快，其他公司也进入潜意识广告市场，在各地出售这一技术。普利康程序设备公司告诉一名华尔街记者，他们正在设计一项新技术，在学生们看电视的时候教他们乘法表。

　　也有人把潜意识投射当成讽刺的对象。1959年•，美国喜剧演员斯坦•弗利伯格为灰胡桃咖啡做了一个电视广告，一开始就警告观众广告里有潜意识信息。然后，当一群大象围着焰火映照的舞台跳跃时，大大的“潜意识”字样在屏幕上闪烁。这支恶搞广告获奖无数，此后以各种形式被不断重复。

　　一系列报道的最终结果是，詹姆斯·维克利的试验闯入了公众视野。1958年——他的记者会召开仅仅9个月之后——民意测验显示，41%的受访者都对潜意识广告略知一二。对维克利试验的认识从此如影随形：问问身边的人关于潜意识广告和闪动广告，看看他们告诉你“吃爆米花，喝可乐”的几率。上世纪80年代，潜意识广告的传播率已经如此之广——重复1958年的民意测验时，知晓潜意识广告的受访者已占到81%。

　　因此，麦肯纳宣称能够证明犹大圣徒的单曲《自己动手吧》中含有“去做吧”的潜意识讯息从而引起公众恐慌也就不足为怪了。怀特海德法官熟知“吃爆米花”试验，他仔细查看了律师提供的材料，改了主意。“我需要简报，”他对律师们说，“我需要你们的论证和研究材料。我们要举行听证会，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法庭和原告取得犹大圣徒专辑的多声道标准带至关重要,只要这样才能确定专辑中是否确实含有潜意识讯息。但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找不到标准带了。麦肯纳和他的团队在1987年11月就向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索要磁带，对方提供了专辑的双声道复本。但原告和法官都认为，这远远不够。标准带在什么地方？麦肯纳宣布惊人消息后，怀特海德律师命令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30天内将标准带提交法庭。

　　对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而言，这是一个严峻考验。公司试图找到标准带,还雇了一名英国私家侦探追踪带子的下落，最终一无所获。没人记得标准带放在哪儿了。“这对我们来说，”比尔•彼得森回忆说，“简直是灭顶之灾。”

　　受害者两家的代理律师可不这么认为。多轨标准带对乐队来说具有重要价值，一旦录制完成，就会存入保险库，以备日后重新设计或制作精选集之用，绝不会不翼而飞。律师们对此深信不疑: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不想交出标准带，以防其中出现对其不利的东西。他们把带子藏起来了。

　　“我知道他们藏了带子！”麦肯纳大笑着说，“我们没拿到带子！它们能在哪儿呢？你把千万级销量乐队的标准带弄丢了？得了吧！事事都有可能，一个小精灵从窗户飞进来，留给我5000万美元也是一种可能性。我是说，这太荒谬了。他们把自己经营乐队的标准带弄丢了，太荒唐了。没人相信他们。”

　　一家跨国公司被两个自杀男孩的家庭告上法庭，却阴差阳错弄丢了关键证据？就算是20年后，也依然令人难以置信。我和怀特海德共进早餐时对他说，如果我是雷或者詹姆斯的律师，我也会怀疑带子失踪的真实性。“是的，”他同意说，“如果你是当事人，你当然会有所怀疑。”

　　正当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为在30天内找到多声道标准带而焦头烂额的时候，波斯特和麦肯纳正忙着检查他们已经找到的潜意识内容。看来，《自己动手吧》并不是唯一有问题的单曲。为了找出更多的隐藏讯息，他们倒着播放了专辑，希望没有落空。

　　这其实也有传统可循:从甲壳虫时期开始，乐队们就不时在专辑中隐藏一些讯息，让歌迷们寻找，其中一部分就是反录的。平克•弗洛依德的专辑《迷墙》中的单曲《真空》中就有倒录的人声，倒转播放时，就能听到“恭喜你找到隐藏讯息！快把答案寄到查尔方特的滑稽农场吧”[42]。奥兹•奥斯彭的《血浴天堂》里反录了对电影《驱魔人》中一句脏话的戏仿:“你妈妈在赫尔港卖海螺。”[43]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幽默感。很快，多家机构认为唱片中含有不良讯息。20世纪70年代，歌迷们将唱片倒转播放想从中找点儿搞笑的东西。80年代，宗教团体也开始这么做以检查唱片中是否有非法或攻击性的内容。他们认为，歌曲中隐藏的煽动暴力甚至魔鬼崇拜的内容才是真正的威胁。重金属音乐似乎就是其中一种。1982年,罗伯特•多南向众议院提交了一项议案，要求给所有含反录内容的唱片贴上警告标识。次年，牧师雅各布•阿兰扎发表了名为《揭下倒放的面具》的文章，指责齐柏林飞艇的《天堂的楼梯》是最邪恶的歌曲，歌曲中的反录讯息包括，“无路可逃，是我甜蜜的撒旦。撒旦是我悲伤的道路”。和“就让我放声歌唱，撒旦与我同在”[44]。

　　犹大圣徒的作品早有前科。将单曲《没落阶级》中的歌词“背信弃义滑人深渊”倒过来播放，就是“歌唱我邪恶的灵魂”[45]。而《白热红热》中“让我们远离烦恼”翻转过来就是“去他妈的上帝！”[46]。

　　隐藏信息被发现一个月后，詹姆斯•万斯沮丧万分。枪击事件3周年迫近，他住进了医院并接受自杀观察。1988年11月24日，他因药物过量昏迷，5天后，于午夜时分去世，终年23岁。[47]

　　如果詹姆斯还活着，就能亲眼看到9个月后怀特海德对案子作出裁决了。1989年8月23日，怀特海德宣读了长达54页的判决书。他在其中探讨了言论自由的性质、艺术表达和《第一修正案》。美国保护言论自由不假，但并非没有例外。《第一修正案》并不保护煽动暴力或构成徘镑的言论。他要做的，就是判断潜意识是否属于此列。

　　怀特海德裁定，潜意识讯息，在接受者并不知情或并不同意的情况下传递出来，侵犯了隐私权。公民拒绝不想听到的言论的权利也受到侵害。最重要的是，潜意识传播对思想、讨论或理念的自由沟通并未起到鼓励作用，而这些恰恰是言论的要素。据此，潜意识讯息不是真正的“言论”。如果它们不是言论，就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怀特海德驳回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简易审判动议。

　　案子就要进入审理了。詹姆斯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8

　　英国重金属乐队因唱片中收录潜意识讯息遭到起诉，对媒体来说可是重磅新闻。瓦肖县法院大楼被围得水泄不通，门外站满了要求撤销指控的犹大圣徒支持者。大门之内，记者们各显神通，都想和案件有关人士搭上话。波斯特一度被《泰晤士报》一个嗓音圆滑的通讯员逼到了洗手间的小便池旁边。“这家伙一直缠着我打听消息，我正要去方便呢！”他笑着说。

　　庭审开始前不久，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律师提出由法官而不是陪审团来审理或许会容易一些。严重毁容的詹姆斯•万斯出庭作证将得到广泛同情，因此波斯特和麦肯纳起初坚持要陪审团。但詹姆斯已经去世,要求陪审团的意义就不大了。此外，既然法官否决了审前动议,看来也站在他们一边，两人便同意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一方的提议。

　　陪审团的缺席开拓了其他可能。陪审团休息室里架满了转播设备，整个审讯过程将进行电视直播。犹大圣徒一案是首次直播庭审现场，以便媒体能够更便捷地了解到审判进展。1990年夏天，审判开始，全世界屏息凝视。

　　接手案子不久，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律师就认定，利用关于潜意识知觉的科研证据是为公司辩护的最佳途径，但他们同时也在为证明詹姆斯和雷神经错乱而做准备，欲指出其无论如何终究会自杀。彼得森和福斯通雇了几个私家侦探调查两个男孩儿的底细。尽管雷的母亲在法庭上坚称“儿子身心健康”，但很快就有证据显示，两个男孩儿短暂的人生里都有污点。

　　雷在校时曾因“不当的性侵犯行为”受到处分，还曾由于在商店顺手牵羊被交到监督缓刑官的手里。他从一任雇主那儿偷走了450美元，逃到别州，被处30天缓刑。警方对他的指控还包括逃学、未到法定年龄饮酒和虐待动物——1985年，他用标枪射杀了邻居的猫。

　　詹姆斯•万斯对他朋友的评价也不太积极。他告诉警方，两人曾讨论过怎么弄到自动武器和“进行大屠杀”。有一次，他告诉母亲，“我和雷要开枪打死几个人”。显然，詹姆斯认为雷并没有把这当成戏言:枪击发生3天后，詹姆斯躺在病床上写道，“感谢上帝，他在伤害其他人之前就自我了断了。”

　　詹姆斯自己也不是品德十全十美的典范。他打碎了一名同学的下巴被学校开除，•母亲也承认，有时会遭他拳脚相见暴力相向。詹姆斯曾经抓住她的脖子试图掐死她。还有一次，她走进詹姆斯的房间，看见他正躺在床上听音乐。詹姆斯跳起来,用手枪指着她的脸说，“我要打死你”。他曾对母亲拳脚相加，打破了她的嘴唇，她不得不入院治疗。多年前，他还打断过她的鼻子。“他真的是一个怪人，”詹姆斯的前女友说，“他总是说要杀人。”詹姆斯死前承认曾大量嗑药，他3岁的时候就接触到大麻了。他曾一度每天吸食1.5克可卡因，也很喜欢LSD、巴比妥酸盐、天使尘、安非他明和海洛因。在他试图自杀的5个月之前，曾出现昏厥和幻觉,被送往戒毒所。一名辅导员询问他有什么爱好时，他竟以“吸毒”作答。

　　在戒毒所期间，詹姆斯给人的印象是，他已心灰意冷。被问到心目中的理想职业时，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看大门”。这不是真话。他决心成为一名雇佣兵，但两次申请都遭到拒绝。另一名辅导员让他讲一讲生活中的美好之处，他一件事都没有想出来。

　　这些不光彩的历史正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律师们想听到的。为了证明两个男孩儿的生命本来就毫无意义，他们抓住“精神病”大做文章，但有时，他们未免太过用力了。私家侦探发现雷的姐姐丽塔以前曾数次试图自杀。彼得森认为，这或许能够证明雷的家族有抑郁症病史，就此对她发起攻势。丽塔失声痛哭的一刻，他马上就后悔了：丽塔的眼泪赚来了同情分。彼得森的孩子们也旁听了审理，事后都责怪他太咄咄逼人。

　　不幸的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既然要抹黑原告，就不是气势汹汹地盘问过证人便会善罢甘休的。他们雇人调查了原告两名辩护律师的背景，挖到了宝藏。麦肯纳有个哥哥因谋杀罪正待在监狱的死囚区；而他的搭档薇薇安·林奇则曾被吊销律师执照。开庭之初，这些消息就透给了媒体。

　　报料的那天,薇薇安•林奇流着泪抵达法院。怀特海德法官召集她和麦肯纳来了解事情的原委。怀特海德大发雷霆，要查清诽谤的始作俑者。

　　授意这么做的似乎并不是内华达的律师，而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纽约总部的人。既然纽约的代表也在法庭上，怀特海德法官决定也给他们一点儿厉害以示公正。纽约来的女律师并不是在内华达州取得律师资格的，那在怀特海德的辖区内代理案件就是非法的。那天的审理一开始，怀特海德就准备纠正这一点。他让双方律师起立向法庭说明自己的身份。这名律师很幸运——彼得森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要站起来，”他悄声说，“如果他问你为什么不站起来，你就说你是委托人，不是代理律师。”

　　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律师很聪明地照做了。“她没有站起来！”麦肯纳如今大笑着说，“如果她起来了，就会受到制裁。怀特海德早就准备惩罚她了，可惜被她溜过去了。我十分钦佩他为了我们这么做。这个点子太妙了！”

　　余怒未消的怀特海德法官把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制裁那名律师。当被提醒因技术原因而不可能实现时，他退了一步，但明确地告诉彼得森，谎言是不会被容忍的。“他说，‘好吧，但是这个案子一结束，我就会处理这件事的’。”彼得森回忆说。怀特海德确实这么做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为抹黑行为付出了沉痛代价。

9

　　法庭的焦点终于转到了潜意识讯息。它们存在吗？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被要求提供专辑的多轨标准带，他们设法找到了一首歌的，这首歌恰恰就是《自己动手吧》。带子被送往多个录音室，双方都想从中发现隐藏的讯息。但是，标准带中并没能分离出唱片中那个声音的单轨录音，这意味着唱片中听起来像是“去做吧”的声音只是一片噪音混合后所产生的效果，并非有意设计。

　　没关系。从唱片中能够清楚地听到像“去做吧”的声音。就算不是有意为之，唱片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它就要为此负责。意外产生的潜意识讯息或许导致了两名男孩开枪自杀这个事实，他们必须面对。真正的较量开始了。

　　如同案件开始时猜测的那样，官司的结果取决于哪一方能够就潜意识刺激的效力提出最具说服力的科学证据。因此，有必要回顾潜意识现象的历史，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只是传说。人们很快就发现，潜意识刺激的起源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确凿无疑。

　　1957年，詹姆斯•维克利告诉美国媒体，他成功地利用潜意识闪动图像增加了纽约一家电影院的可乐和爆米花销量。在媒体为之疯狂的时候，研究复制委员会召维克利在美国心理学社团的监督下演示他的方法。演示失败了。

　　1958年1月，维克利被华盛顿联邦通讯委员会召去做演示，观众包括国会议员、监察当局的代表和记者。“吃爆米花”的潜意识讯息在广播中闪现，但直到演示结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没人知道他们当时应该吃什么。唯一认为自己感觉到某些讯息的是参议员查尔斯•波特，他的点评可帮了大忙，“我觉得，我好像想吃热狗”。

　　对维克利来说，形势每况愈下。一家名为《动画日刊》的杂志釆访了他，询问他最早是在哪家电影院做爆米花试验的。维克利给出了位于新泽西福特里电影院的地址。《动画日刊》给影院经理打了电话，经理说过去一年来，爆米花和可乐销量都没有增加，一切如常。

　　1958年春天，长岛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本科生斯图尔特•罗杰斯决定进行调查。他在《动画日刊》上看到了“吃爆米花”试验的电影院地址，就沿哈德森河驱车30英里去了福特里。罗杰斯很快就找到了那家电影院，日后成为丹佛大学市场营销教授的他立刻就发现不对劲：维克利说他在6个星期中向45669人传递了讯息，但这家电影院在6周内根本无法容纳4万多人观影。罗杰斯拉住影院经理。试验是怎么做的？经理耸耸肩，他什么都不知道。[48]

　　“吃爆米花”似乎是一场骗局。

　　对潜意识广告的进一步测试表明，这项技术效果不佳。在一个著名的试验中，加拿大广播公司在星期日晚间节目《聚焦》中播放了352次“现在就打电话”的潜意识讯息。将近500名观众之后写信来说，只觉得口渴或者肚子饿。没有人打电话。

　　1958年年中，一些论文已公幵声言，没有证据显示潜意识广告能起到任何作用[49]。一切都神秘地归于平静。当年6月，詹姆斯•维克利离开了纽约。

　　4年后，《广告时代》找到维克利，说服他讲述“吃爆米花”试验的来龙去脉。他在采访中称，1957年刚一透露试验的消息，媒体就操之过急先发制人地给出了一边倒的结论。之后的一番告白更令人大吃一惊：“比时机更糟的是，除了为申请专利而做的一点儿工作，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没进行研究。我只有……少量的数据——少得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我们所掌握的东西不应该用来促销。”

　　“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没进行研究”的坦白本应让事情告一段落，事实却并非如此。维克利的试验触动了人们的神经。人们喜欢它。虽然专业期刊围绕试验的争论已经停止，这个故事仍然是人们的谈资，占据着周日报纸的彩色增刊和大众科学杂志的版面。至此，潜意识广告行将就木，毫不令人惋惜。然而，10年后，一个标新立异的研究者重拾起这个话题，为它带来了令人着迷的蜕变。

10

　　2005年7月，我在威尔逊•布莱恩•凯博士的家里见到了他。找他可花了我不少工夫：他关于潜意识广告的4本书中，3本已经停印，第四本书的出版方也不知道哪儿能找到作者。一个公司的代表认定凯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情况并不属实，我给凯打了电话，相约见面。

　　凯仪表堂堂，走路有点外八字。他说，这是一辈子都在玩跳伞的结果。他的皮带上，门萨倶乐部的搭扣熠熠闪光。他有一双大手，剃了个光头，差不多有6尺1寸高。虽然已经80岁了，他也绝不是那种你敢轻易招惹的人。不幸的是，我担心不得不和他争个高下。

　　我们去了他推荐的一家当地餐馆——肯德基餐厅。他开着有两架三角钢琴焊起来那么大的车子载我去肯德基，路上就讲起了犹大圣徒的案子。他说，听到《没落阶级》的一刻，他就觉得必有蹊跷。专辑的主题是自杀。所有的重金属音乐，他说,都是关于自杀的。“乐队围绕它创作，”他告诉我，“孩子们都知道，可家长们完全不知道！”

　　1985年，为了解重金属乐，凯去萨克拉门托的得克萨斯大学听了犹大圣徒的演唱会，后者的邪恶形象让他大感震惊。他注意到，整场音乐会就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仪式主唱穿着一条拖着尾巴的紧身皮裤，向信徒们布道——“当然了，每个人都知道魔鬼有尾巴。”观众席上的孩子们回应着音乐，举起拳头，伸出食指和小指比作角的样子：这是魔鬼的标志。乐队成员们聚拢到一起，捣毁了一辆摩托车，骷髅图案随处可见。

　　凯见识了这壮观的场面，计算着演出的成本。他做了点儿功课，估计金额在50万美元左右。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他说，拥有12支同等规模的乐队。“历史上，”他坚定地说，“从来没有人像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这样，用重金属音乐赚到这么多钱。”

　　把夸张的成分放在一边，凯确实提到了重要的一点。哥伦比亚唱片签下犹大圣徒只有一个目的：赚钱，很多很多钱。这是上千万美元的生意，公司想尽办法攫取最大的回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往专辑里掺点儿潜意识讯息能提高销量——何乐而不为？30年前,凯就在他的书里提到过这点。他通常将之作为下面论断的起点。

　　凯相信，詹姆斯•维克利的“吃爆米花”试验只是潜意识现象研究的皮毛。在他看来，维克利显然揭开了这个时代最大的阴谋之一:全世界的国际营销公司利用潜意识广告大发横财。凯在他的4本书中阐述了这个理论，其中有3本书都是国际畅销书。就是他让我们知道了潜意识广告——也是因为他，不少人还在相信潜意识广告。

　　20世纪70年代早期，凯在担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大众传播学教授时，第一次接触到潜意识广告。他在此讲授新闻、艺术甚至心理学等各类课程。一天在上课时，他有了新发现。“第一例，我想是《时尚先生》杂志上的一幅插画，”他说，“我正在给学生讲解一篇文章，是关于披头士诗人时。然后我看到了那幅画，我想画的是他的倒像。在他身后的书柜上是一个生殖器模样的书立。我绕着桌子转了一圈。‘天呐！它不应该在那儿出现的啊！’”

　　凯开始检查报纸和杂志上的广告，斜着看、倒着看或者对着灯光瞧一瞧。他并不注意画面的焦点，而是全方面地仔细查看:他知道上面有别的东西。它们在哪儿？他找到的潜意识图像越来越多。9个月里，他办公室里的杂志摞了2英尺高。他找来学生帮忙：“我让他们对这事产生了兴趣，这就像参加一场革命！”他有个惊人的发现这就是性息生意”。

　　性息生意非常简单。通过加入隐藏的色情图片，广告商使潜在的顾客们注意到他们推销的产品。这儿一个勃起的阴茎，那儿一对高耸的乳房，只要巧妙伪装，读者们挑不出半点儿毛病。可是他们的潜意识会捕捉到这些阈下图像。潜意识色情图片像街上穿迷你裙的女孩儿吸引男人目光一样抓住了潜意识。读者们的生理条件决定了他们会对此做出反应。

　　不光使用性器官的图片，广告商还在广告里藏入“性”的字样以激起读者同样的反应。虽然读者们不会意识到这些，但潜意识会接受到这些讯息，并提醒他们其中有些下流的玩意儿，赶快购买产品。

　　凯认为，詹姆斯•维克利和万斯•潘卡或许也能获得相同的发现,但他们并不具备必要的背景。凯本人曾在军中受训，在“情报部门待过一阵子”。二战期间，他干过分析空中侦察摄影的工作。他所受的指导是，如果一样东西看起来太正常、太完美了，那很可能是“迷惑你的假象”，要怀疑一切。

　　广告界根本没想到凯受过军事情报训练，因此，1973他的第一本书《潜意识诱惑》出版时，他们大惊失色。凯在书中说，美国每年光花在广告上的钱有2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了潜意识广告上。每个人都是潜意识操纵的受害者。

　　凯的报告很有说服力。他在声誉良好的大学任教，知道如何写作能让人信服。他说，他曾经在试验条件下，对学生进行过数百个广告测试，证明潜意识广告是起作甩的。例如，最早在《时代》杂志上刊登的吉比斯金酒广告让受试学生们产生了从“不舒服”到“厌恶”再到“像怪物一样，让人害怕”的各种感觉。试验结束后，凯让他们观察广告中酒杯里的冰块，他们才发现，上面巧妙地画着两男三女的纵情场景。每块冰块都特别刻上了“性”的字样。

　　但凯真正的妙举是将这些照片收人书中。读者买一本《潜意识诱惑》，就能欣赏沁扎诺、花花公子、雪碧、芝华士、巴卡第和骆驼香烟的广告，亲自找出隐藏的性器官和性的字眼。找不到也没关系，凯会告诉他们该往哪儿看的。

　　《潜意识诱惑》面市后很快就成了畅销书，招致凯执教大学同事们的强烈妒忌。学者们是不会成为畅销书作者的。他们写的应该是没人看的大部头。《潜意识诱惑》出版不久，校方就告诉凯，希望他快点儿走人。可是问题来了，凯不久前才被授予了终身职位，没有理由解雇他。

　　西安大略大学究竟发生过什么已不得而知。也许，像凯所说的，同事们嫉妒他。但实情很有可能是，一所颇有声望的学术机构不希望自己的清誉因为一个到处搜索色情图片的教授而受到玷污。凯说他的教学内容里有一项是让学生们走出教室，躺在草坪上观察云彩，从中寻找淫秽图像。“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他笑着说，“天空中到处都是淫秽的画面！”最终，凯得到了6.4万美元，无需缴税，离开了学校。

　　《潜意识诱惑》之后，凯又先后创作了《媒体色情开发》《操控的时代》和《销魂烤蛤时》——这个绝妙的书名来自霍华德•强生餐厅的一幅广告，炸蚌是这间餐厅的特色,可凯却坚持认为餐厅的广告中含有9个人与1头驴子淫乐的画面。大部分案例都大同小异，也有一些更胜一筹。比如，肯特香烟，你只需要把E换成U就能得到另一个词了[50]。又如，《花花公子》杂志让青春期的男孩儿们激情澎湃，不是因为其中充斥着曲线诱人的胴体，而是因为它加入了潜意识图像。

　　正如凯在研究过程中敏锐察觉到的，潜意识图像不是一种新事物，也不是广告业独享的秘密。米开朗基罗用过，毕加索用过，伦勃朗和提香也用过。5美元纸币上，“性”字就藏在林肯的胡子里。凯最为著名的发现是，纳贝斯克公司的乐芝饼干每一面都有12个“性”字。当然了，这些都是科学的发现。

11

　　在犹大圣徒一案中，凯是第一个走上法庭的专家证人。是他注意到了唱片封套上的潜意识图像，也是他建议在专辑中查找潜意识声音讯息。他向法庭展示了犹大圣徒演出会的录像，乐手们抚弄吉他，神魂颠倒的观众们做出撒旦的手势等等。他还在胳驼烟的包装盒上指出了隐藏的死神头像、口交图像、耶稣像、尖叫的人、睾丸和阴茎。他没能说服法官。

　　事实上，凯和怀特海德简直势同水火。“法官几乎从第一天开始就对我们存有偏见，”凯在午餐时回忆说，“特别是对我！我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过证，我才不吃他们这一套。他们……一直想让我回答是或不是，然后我说，‘你瞧，我是一个心理学家，这不是我做事的风格。我不知道有什么人类行为的问题，能用简单的是与非回答。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有一次或者几次，他威胁我，说我藐视法庭。”

　　两人针锋相对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有一次，凯被问及宗教信仰，他拒绝回答。被问到拒绝作答的原因，他说这事法庭管不着,还用《第五修正案》为自己辩护。这当然不会给怀特海德留下好印象。坐在肯德基餐厅里，凯言辞激烈，说怀特海德就是“狗娘养的混蛋”(怀特海德不愿提及他对凯的印象。追问之下，他想了一会儿才说，“我记得凯博士。”然后挑了挑眉，一言不发)。

　　面对这样的专家证人，万斯和贝克纳普两家显然需要寻求进一步的科学支持。他们的另一位专家和凯截然不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霍华德•舍夫林博士，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潜意识知觉专家。舍夫林在法庭上解释道，尽管大众传媒对潜意识传播现象有长篇累牍的空洞报道，但潜意识信号的确会对人产生影响，长期以来，大量权威科学文献都证实了这一点。

　　舍夫林认为，潜意识栺令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接收者无法判断这些命令出自何处。如果公开、直接地对我们下达命令，我们能够辨别出它是否合理,进而决定是否遵从这一命令。但如果不知道命令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它就会溜进潜意识，绕过我们的逻辑思维机制。对接收者而言,潜意识暗示就像是他(她)自己作出的决定。

　　尽管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律师们也承认舍夫林的证词无懈可击，但他们还是顺利找到了3位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推翻了他的大部分论断。多伦多大学的蒂姆•摩尔作证说，许多号称证明了潜意识暗示效力的试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都有缺陷，而那些没有展示的试验则证明了暗示不足以为任何人做出任何具体的事情提供动力。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安东尼•普拉特卡尼斯也作证说，潜意识暗示不足为信。普拉特卡尼斯引用自己所做的试验证明这一观点。他给了受试者潜意识自助磁带，就磁带的内容误导了受试者。最终，认为自己听到增强自信心内容的受试者称，他们觉得更加自信了，实际上他们听到的磁带是用来增强记忆力的。其后的测试显示，受试者的自信和记忆力都没有增强。

　　兰斯桥大学的唐•里德阐述了反录人声的问题。他描述了向大学生受试者播放反向讯息的试验，学生们并不能辨别出讯息的内容。他们甚至无法辨认出听到的是陈述句还是疑问句，是有意义的句子还是胡说八道。在另一项试验中，里德设计了多项选择的形式来提高受试者猜对的几率，但他们仍然说不出听到的是基督教信息、邪恶的信息、色情的信息还是童谣。

　　所有专家证人中，法官最看重的还是舍夫林，而他似乎也指出了问题所在。诚然,潜意识暗示效果不足，可能不稳定，也可能极其微弱，不可能迫使人做出自杀行为。但是，这两个男孩已经有自杀倾向了。“去做吧”这微小的动力是不是就足以把他们推向绝路呢？舍夫林说，从技术上说，完全有这种可能性。[51]

　　回顾男孩们的过去，波斯特进一步解释了舍夫林的理论:两个孩子显然已经严重焦虑。这不应归咎于犹大圣徒——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该算在他们头上。“詹姆斯和雷已经走到桥上，考虑要不要跳下去，他们已经进‘圈’了。这时候，如果牧师、母亲、警察或者任何人走过来说，‘不，不要做傻事。生活充满了意义。冷静下来，不要跳5，或许他们还有希望。可要他们迈出最后一步，需要的只是背后有人说一声，‘去做吧’。”

　　这种解释有说服力吗？尽管詹姆斯•维克利的爆米花试验弄虚作假，尽管里德、摩尔和普拉特卡尼斯都作出了有力的支持，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问题是，从表面上判断，这案子以原告的逻辑讲出来怎么就那么言之凿凿呢。

12

　　进一步的证据浮出水面。1986年，詹姆斯出院后不久，曾和学校辅导员苏珊•腊斯克谈过话。腊斯克在法庭上说，男孩们自杀前一直在听《没落阶级》，还反复呼喊着“快去做吧”。

　　“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件事，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她回忆说，“这个主题在我们的对话中重复了很多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当时是怎么想的？都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就向我描述了那天的事：“‘我们收到了一条讯息，是它叫我们这么做。’”

　　腊斯克和詹姆斯的谈话发生在潜意识讯息问题出现的两年之前。詹姆斯当时不可能知道唱片中含有潜意识讯息，这显然成为了一个有力证据。

　　对万斯和贝克纳普两家人以及他们的律师来说，这证明了唱片里存在潜意识讯息，并且男孩们听到了这一讯息。不幸的是，虽然听起来令人信服，这一推理却有致命的缺陷。他们的专家证人霍华德•舍夫林已经证实，潜意识暗示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它们作用于潜意识:人们是听不到这些讯息的。但是，如果像詹姆斯对腊斯克所说的那样，他听到了，那么这就不是潜意识讯息。詹姆斯的大脑理应像处理他作出自觉决定时一样，能够评判并拒绝这条讯息。听得见的潜意识讯息不是潜意识讯息。

　　詹姆斯和雷真的听到“去做吧”，或是按腊斯克的说法，“快去做吧”了吗？想要对此加以证明，相当困难。如果他们说听到了，那这不是潜意识讯息，他们就不会去自杀；而如果他们没听见,就永远不可能知道是什么把他们逼上绝路，也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潜意识讯息导致他们的自杀行为。不论哪种解释,两个男孩之前确实喝了酒也吸了毒，又都已不在人世，谁又能知道他们那天究竟听到了什么？

　　法庭之上，似乎并没有人真正理解围绕腊斯克的证词所展开争论的重要意义，但她的陈述听起来颇为可信，进一步加深了人们认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公关失利的印象，看到了他们完败的曙光。不过，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也有秘密武器，这就是原告方的专家证人:威尔逊•布莱恩•凯。

　　随着审理的推进，麦肯纳和波斯特越来越不愿意让凯上庭。法官对他的嫌恶显而易见。波斯特不想因为凯坏了大事:凯显然“搞不清状况”。对手绝对会从他身上突破。麦肯纳同意波斯特的想法，但他知道他们欠着凯的人情，毕竟是凯让他们找对了路。他决定，还是让凯上庭。

　　怀特海德法官不为所动，传召麦肯纳和波斯特，声言绝不会让法庭堕落成马戏团，不论凯作为专家证人说了什么，都不会被采纳。他还约见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律师，通知他们凯会出庭，但是不用盘问他:他所说的一切都将被置之不理。但是，彼得森可不打算白白浪费这个机会。“指责政府在美元上印‘性’字？”他大笑起来，“乐芝饼干也有‘性’字？他说得这么离谱，我们偏要仔细问问他，好在公众面前扳回一分，也让全世界知道，这个案子有多疯狂！我们是在和一群疯子打交道！”

　　凯早就准备好大打一仗，他觉得法庭和法官总是针对他(他的新书当时刚刚出版)。当他得知怀特海德法官绝不打算采纳他的证词，“我说，‘去你的！这是压制证据！’”不过，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凯一辈子都在面对思想狭隘的糊涂蛋。

　　1990年3月29日出庭时，凯想掉头就走。对案子他没有什么想说的，他根本没有机会。他被彼得森反复诘问。以下是几乎全部讯问记录：

　　彼得森：你在西斯廷教堂米开朗基罗的绘画中找到了潜意识讯息，凯博士，是这样吗？

　　凯：是的。

　　彼得森：你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收藏的伦勃朗画作中看到了潜意识讯息，特别是“性”字？

　　凯：是的。

　　彼得森:在提香的画里也看到了？

　　凯：是的。

　　彼得森：你在5美元钞票上林肯的胡子里看见了“性”字？

　　凯：是的。

　　彼得森：你相信美国政府，铸币厂是故意这么做的？

　　凯：是的。

　　彼得森:加拿大的加元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凯：喊，是的。

　　彼得森：你知道生产商在乐芝饼干的两面都烘焙了“性”字？

　　凯:是的。

　　彼得森：你相信《时代》杂志的封面，出版商，使用了潜意识讯息？

　　凯：对，是的。

　　彼得森：希尔顿饭店的菜单也用了？

　　凯：对。

　　彼得森：霍华德•强生的菜单也用了？

　　凯：是的。

　　彼得森：小学课本也用了？

　　凯：对，是的。

　　彼得森：西尔斯商品目录也用了？

　　凯：确实如此。

　　彼得森：……NBC晚间新闻……？

　　凯：是的，很早以前用过。

　　彼得森：……在你自己的书《潜意识诱惑》的封面上，也有你所谓的潜意识讯息？

　　凯:噢，对，确实。

　　林奇(原告辩护律师)：法官大人，我认为我们有点离题了法官：我认为这是恰当盘问，林奇小姐。彼得森：法官大人，我问完了。

13

　　1990年8月24日，怀特海德作出了判决。虽然他承认，起初在歌曲《自己动手吧》中听到了类似“去做吧”指令的声音，但他认为由于这一指令并不能在录音室分离出来，很有可能是一种偶然。此外，他认同潜意识刺激在某些案例中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他认为科学尚未证明，它们能够发挥出促使人自杀的强大效果。因此，他不认为在本案中，“讯息”是导致两名男孩轻生的重要原因。“这一步，”共进早餐时他对我说，“我迈不出去。”

　　他能够也确实迈出的一步，是惩罚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案件审理期间的胡作非为。法庭命其交出专辑的多轨标准带，却被拖延了几年。他们最终只拿出了一首单曲的标准带，这是法庭无法接受的。还有他们雇私家侦探和中伤原告方律师的事。怀特海德判处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4万美元的罚款——对隐瞒证据、不坦白的罚款。

　　在肯德基吃午饭的时候，凯直言不讳。他说怀特海德法官“又聋又哑又瞎”，还“收了哥伦比亚的钱”(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说法)。凯对法官颇有微词，不过法庭上的每个人都难逃他的贬损：蒂姆•波斯特“不专业”；当地法庭腐败;麦肯纳“懒惰……不怎么聪明，也没什么见地”；蒂姆•摩尔就是个“笑话……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疯子！”至于乐队成员们，好么！凯在法庭上坐在他们后排，看着他们装疯卖傻。他强烈怀疑主唱罗勃•哈尔福德当时嗑药了。“他们让整件事形同儿戏”[52]。实际上，想找出一个免遭凯苛责的人还真不容易。

　　20年后，波斯特和麦肯纳变得更加冷静了。麦肯纳觉得，他们打赢了这场仗:确实存在一条讯息，这条讯息也确实能产生影响。好吧，科学是无法证明詹姆斯和雷是因为听了犹大圣徒的歌才自杀的，但“你怎么才能测试，收到潜意识讯息的人会不会自杀呢？”“把人们聚到屋里，向他们传送潜意识讯息，然后看看他们会不会自杀？你不可能做这种试验！所以我们永远也没办法从科学上证明，潜意识讯息会导致人自杀。你没法做出科学证明。我们败就败在这儿了。”

　　麦肯纳说得对，不能昧着良心向一组早有轻生念头的青少年播放潜意识讯息，看他们到底会不会自杀。但是，他的推理有一个错误。你无法证明一件事不是某种情况，就认为它确实是这种情况，在逻辑上说不通。大量科学证明显示，潜意识不具备这种程度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又何以只因为没有试验就认为它就能驳倒关于这一现象的所有已知证据？

　　缺乏科学证据并没有阻碍潜意识产品的发展。犹大圣徒案之后的10年里，美国潜意识自助磁带市场的年均份额约有5000万美元。自助磁带“就像狗听见哨声一样，直接进入你的大脑”，效果显著。聆听磁带有助于人们增强自信心，改善记忆力，战胜青春痘，找到女朋友。一家公司甚至推出了专给胎儿听的潜意识自助磁带，通过妈妈的肚子传给孩子。一名“专家”说，婴儿出生后“更聪明，更快学会走路”。

　　1992年，为了澄清大众媒体对此类产品的不实报道，英国心理学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它们没有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商用潜意识磁带对改善人们的表现有实际作用……我们不建议购买。”

　　又过了10年，自助磁带市场已经衰退，被另一种更时髦的形式代替:潜意识电脑软件。“专家们”说，潜意识程序在电脑屏幕上闪烁讯息，赋予人们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无与伦比的自信，成功的事业，甜蜜的爱情，或是“007那样的自信、机敏和记忆力”。每天闪烁800万次的记忆力，甚至能与你的脑电波同步。广告称，软件的效果“比自助磁带强28倍”。

　　一切是如此诱人。但28个零相乘，结果依然是零。50年前，一个子虚乌有的试验让容易上当的美国大众相信了潜意识广告有神奇的效果。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似乎仍在相信。

　　偶尔也有人将这些技术付诸实施。华纳兄弟公司承认，电影《驱魔人》中曾多次出现一幅死神面具的潜意识图像，《疯狂的麦克斯》里也用了类似手段。加入潜意识画面都是为了增强电影的紧张感。2000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布了一支潜意识拉票广告。在民主党人的图像之间闪烁着“卑鄙小人”字样。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潜意识广告促使人们在投票时改变了主意，但是它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使共和党助选活动频繁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

　　就真正的潜意识图像而言，人们找到并不存在的潜意识图像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中，兔女郎有3次看起来好像没穿内衣；在《狮子王》里，云朵拼成了“性”字；迪斯尼的《阿拉丁》中有一句台词，倒过来播放时秘密讯息就暴露出来——“好孩子们快把衣服脱了。”

　　这是真的吗？还是神经紧张，疑神疑鬼的想象？就像蒂姆•摩尔在关于犹大圣徒一案的重要文章中说的，1991年，佐治亚州一个妇女还在必胜客广告的意大利面里看见基督了呢。很多人都说他们看到了。这是神迹吗？还是有人故意把基督头像摆在那儿？又或者，其实它只是一碗意大利面？

　　回过头审视犹大圣徒的案子，不难找到人们恐惧的根源。1985年，重金属音乐的形象是下流、喧闹和危险的。这种印象同时伴随着一种孩子们都不相信上帝的宗教恐慌，而恐慌很快就演变成毫无根据的臆断:孩子们崇拜撒旦。父母们都担惊受怕。这时，两名少年不幸自杀。潜意识知觉的伪科学趁虚而入，提供了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它听起来是那么有道理，但事实绝非如此。

　　当然，我不奢望凯会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开车返回他住所的时候，我开始对他的话产生了怀疑。他说，他曾于1990年受雇于美国特种部队，设计攻击巴拿马城的潜意识磁带，迫使独裁者曼努尔•诺列加出走。同样的手段在瓦科骚乱中也用上了——他知道这些，是因为他看见伪装成美国禁毒署人员的三角洲部队联络人在瓦科院落周围转悠。瓦科的潜意识讯息显然是投降命令，由演员查尔顿•赫斯顿朗读，因为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上帝。我向凯询问特种部队联系人的名字，这样我就能核实他讲的故事了。凯拒绝透露他们的名字。

　　和凯交流很愉快，他人真的很不错，但我感到，他的潜意识妄想症正在失去控制。另外，他说的也不全是实话。他说他曾在陆军受训，实际上是在空军;他说他的工作是“处理情报”,他的履历则写着他是“公共关系”领域的专家。履历上显示，他有飞机工程师资格证，是“电子和电厂专家”，对空中照相侦察只字未提。他还两次告诉我他有心理学博士学位，实际却是新闻和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

　　回到他家，我问凯人们会不会说他疯了。他承认有人这么说，但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恐惧面对真相。我告诉他,他在书中多次作为事实引用的“吃爆米花”试验是虚构的。“胡扯！”他答道，接着便引我看客厅挂着的毕加索的《梦》(The Dreams)，指出画中人有6个手指(这显然表示她正在自慰)，在她头部上半部分实际是巨大的男性生殖器。我还是不信，问他如何回应像我一样怀疑他的人。“她脑袋上的就是个阴茎，她就是在手淫！”他嚷道，“这点你没法否认！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告诉你之前，你根本看不出来那儿有东西!30年之后你再看这幅画，你的眼睛一下就会盯在她的脑袋上。”

　　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是这样。 

第七章 梦中治疗

　　“他睡着了就感觉不到牙痛了。”

——《辛柏林》，莎士比亚

　　关于雷文斯克拉格，有个毛骨悚然的故事。这是2005年我去拜访保罗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他是这幢建筑的保安头头，见我时梳着马尾辫，在宿醉未醒的情况下以一副夸张的笑脸迎接我的到来：“我们小声说，好吧？”然后逡巡四顾-—腰间的一大串钥匙随脚步铿锵作响——向每个见到的人说“嗨，伙计，这人是从英国来的，他要写关于那里的书”。

　　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你听过那个闹鬼的故事了吗？你可得听听，保罗讲得精彩极了！”

　　保罗终于对我说起了那个故事。这幢大楼的一侧^^前是玛格丽特•艾伦女士的卧房——闹了鬼：走廊尽头门上那个沉重的插销总是在无人看守的时候悄悄地打开。保安都不愿深夜独自一人去那里执勤。一次，借着手电的灯光，两个保安去那里例行巡视。他们锁上门后忙不迭地逃离走廊，但没等两人离开，身后就响起了骇人的扭动插销的声音。他们壮着胆子回头察看，插销毫无悬念地已经被打开，门被风吹得一开一合。保罗靠近我，压低了嗓子说:就像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东西急着要逃出去一样。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保罗另外两个同事也在大楼那一侧巡逻，他们惊恐地撞见了玛格丽特女士，穿着睡衣站在卧室外面，对他们说：“滚出去，这是我的房子。”玛格丽特，已经离世50多年了。

　　第二天两个保安就辞职了。

　　坐在雷文斯克拉格的地下室，和保罗一起嘲笑着那两个吓破了胆的保安，我突然把思绪投向了之前听说的另一件事，这两件事的关系让我浮想联翩。

2

　　我在蒙特利尔与婕妮•华尔德女士见了面。转过街角有一家利兹卡尔顿酒店，1951年6月，亨利•蒂泽德正是在这里与加拿大、美国的情报同行大谈着洗脑术。两处地点如此之近，仿佛暗示了婕妮的故事与那次会议之间无形的联系。一杯茶过后，她对我讲述了在雷文斯克拉格的遭遇。我承认，这比鬼故事更加骇人听闻。

　　事情得从头说起。那是1947年，婕妮去参加维多利亚礼堂举行的一个舞会。她那时才17岁，深爱着爵士音乐，当晚只是作为普通宾客出席。对婕妮来说，那一晚因为两个男人确值怀念。

　　第一个是爵士乐的传奇人物奥斯卡•彼得奪     “我和他握手了！你能想象吗？活的奧斯卡•彼得森啊！”但第二个男人，说起来更为重要，因为他日后成了婕妮的丈夫。

　　他叫鲍勃,是婕妮的朋友带来的，住在渥太华，开着一家清洁用品厂。朋友蓄心撮合，但婕妮无疑对爵士明星更感兴趣，直到她见到鲍勃本人。“他非常的英俊，”她说，“举止优雅，是个非常好的人。”她向前探着身子，悄悄地对我说：“我立马就被他电得七荤八素。”

　　5年后的1952年，婕妮和鲍勃在蒙特利尔北部的一座小教堂里终成眷属。两人去了静和湖度蜜月。“那儿很冷，但如果你沉浸在爱情中，寒冷是不存在的。”毫无疑问，这对新人找到了御寒之法，因为蜜月结束后不久婕妮就怀孕了。时光荏苒，婕妮很快就成了3个孩子的母亲:米歇尔、皮埃尔和弗兰西斯。这时，宛如童话一般的故事结束了。

　　皮埃尔出世后，婕妮的一只耳朵失聪了。医生诊断她患上了耳硬化症——一种导致内耳骨固化的病症，让她戴上了烦人的助听器。婕妮担心晚上听不见婴儿的哭声，就在睡觉时也戴着。很快，她就因为缺乏睡眠、助听器佩戴不适以及夜间不能及时照顾皮埃尔的担心而焦虑不已。她开始失眠、厌食、抑郁。

　　1958年，鲍勃鼓励她积极治疗。在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她找到了精神科的主治医师尤恩•卡梅隆。

　　在加拿大的精神病学圈子里，卡梅隆是个知名人物。他出生在苏格兰，1929年移民加拿大，1943年应怀尔德•彭菲尔德之邀来到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他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精神病科，主要办公地点就在雷文斯克拉格——显赫的艾伦家族的玛格丽特•艾伦女士1940年捐助给维多利亚皇家医院的房产。

　　捐助后的3年内，大厦里铺上了拼花地砖，敲掉了老式柱头，加饰吊顶，整栋楼整饬一新，成为一家精神病医院，1944年7月正式开始营业。原来全国最大最豪华的私人别墅就此消失，摇身变成了艾伦纪念研究所。

　　婕妮很快就治好了抑郁症，1958年5月回了家。然而，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不幸再次将她摧垮。1960年她有过一次流产，之后顺利产下家中第四个孩子马丁。婕妮在这次生产中筋疲力尽，被告知需静养一周，此间马丁暂时送往护儿中心照看。偏偏就在护儿中心，马丁感染了病毒。婕妮悔恨交加，归过于自己。

　　这回抑郁症病情来得更为凶猛。她再次来到维多利亚皇家医院的艾伦纪念研究所治疗。马丁出生后6周，婕妮开始了她的第二次住院治疗。而这一次在卡梅隆医生手里，婕妮的病情就没有上一次那么好对付了。

3

　　卡梅隆医生志向远大，幻想着自己研究出一种包治精神百~病的疗法，斩获诺贝尔奖。在此种信念的感召下，他1944年初到艾伦研究所就频繁使用极具争议的物理疗法。他带着广播福音的热忱大胆地为病人开方抓药，为了治好病症，很少有他不敢使用的方法。久而久之，他的治疗方式比他要治疗的病症更让人畏之如虎。

　　卡梅隆对电击疗法尤其偏爰，这种疗法当时被广泛地应用于治疗抑郁症。电击人脑经常会导致患者晕厥或者像犯了癫痫那样抽搐。虽然原理不明，但患者苏醒后病情往往会有显著好转——就像电脑出毛病时，你关掉电源再重启后毛病就消失了一样。

　　但是，每次重启后都有一个副作用：失忆。所以电击疗法在原则上要尽量少用。病人在每次晕厥后需要时间来恢复，医生也需要时间来观察到底有多少记忆在治疗中被抹去了。

　　没人愿意抹掉过去，除了卡梅隆。

　　他在艾伦研究所工作时就认定，大多数人避之不及的这种副作用是治疗的重要一环。其理论是，如果电击能清除记忆，那么它就能清除那些反复出现的、不健康的精神活动。他写道，他的目标就是“根除记忆系统中病态的行为模式”。

　　为了尽可能多地删除记忆，卡梅隆采用了一种无人敢用的电击方式。他抛弃了普通的一次电击造成一次痉挛的办法，而改用佩吉一拉塞尔技术——连续6次电击，一次紧接着一次。卡梅隆也加大电击频率，一般医生3—4个月最多12次，而卡梅隆在首个30天的疗程中每天就要操作两次佩吉一拉塞尔，有时还会更多。

　　效果极为显著。卡梅隆经常把人电得完全丧失了记忆，不知姓甚名谁、所在何处、所来何事。他告诉学生，在电击后失忆的第三阶段，病人甚至会完全丧失时空感。

　　他写道，用这种方法每天进行2—4次电击，病人会出现严重的迷糊、不辨方向，进食、膀胱和肠道的控制力也会受到严重干扰。只有旧有病态的记忆被清除殆尽，才能对大脑进行“新的编码”。这些病人在“治疗”后回到了学龄前,吃手指、哭闹、要人喂饭。卡梅隆在意识到这种强电击确能清除记忆和个性之后为之起名为“毁灭术”。

　　让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婕妮•华尔德——那个患上抑郁症的母亲，她于1961年10月入院治疗。

　　没人告诉婕妮电击疗法的事，他们只说“去治疗”。她所知的是，那天早晨被要求不要吃早饭，然后躺在担架上被推进一间陌生的房间。牙关之间被塞进了东西——避免痉挛时咬到舌头。床的四周都是人，摁住她。她当时的念头是这些人要杀了她，“我以为他们是要把我弄上电椅”。

　　婕妮并没有感觉到电击。你也不会。不过几个小时后苏醒时，她发誓再也不受这个罪了。但第二天她依然被送去“治疗”。她向人诉苦，没人愿意听。“我那时是个斗士，”她攥紧了拳头对我说，“我反抗他们，激烈地反抗！”对卡梅隆而言,婕妮的反抗毫无意义，她就是精神不正常而已，这种病态的精神活动模式理应被清除。婕妮看了看空空的茶杯，沉默良久，说:“这之后他们开始强迫我。”

　　这在今天听起来简直灭绝人性，“毁灭术”也还不是这个过程的最终目标。卡梅隆也知道，自己决不能把病人搞成植物人送回家去。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用健康的思维替代病态的思维，这才是他治疗方法的革命性之所在。

　　卡梅隆本是个急躁的人，认为常规的心理治疗太耗时间，却并不一定有什么结果。精神病学家为什么要花大把时间听病人絮絮叨叨？肯定会有更好的办法。他有个点子:为什么不让录音机来代替自己呢？提高了治疗的效率就能有更多精力去研究更多的东西，于是他购买了一台卷带式录音机，在心理治疗时录下病人的话。录音机给精神病学带来了革命，他写道。如果此举成功，精神病学家完全不用出现在心理治疗的现场，他完全可以把标准的指导录进磁带放给病人，全自动精神治疗法呼之欲出。

　　一个40岁的法加混血女士是这种新治疗法的第一个试用者。1953年，卡梅隆录下了这位女士在治疗时的陈述——其中一部分是幼年时母亲曾威胁要遗弃她的内容。他截取了相关段落，在录音机上重复播放，然后让患者聆听录音机中传来自己的陈述。

　　放到第19遍时，病人烦躁起来。“这就这么一直放下去？”她质问道，“我讨厌听这个，它让我难受，你没看到我浑身发抖吗？！”20遍以后，她强烈要求关掉录音机，卡梅隆拒绝了。放到第45遍时，她终于崩溃了，开始倾吐她所有的问题。更多的案例都显示出，当病人遭到一遍又一遍的录音轰炸时，他们的情绪都是“不适、抵触和愤恨”。

　　另一个病人告诉卡梅隆，当他被迫反复听自己讲故事时，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一次次地回放这些经历。卡梅隆突然兴奋地意识到，自己终于“真的快搞出点儿名堂了”。这到底是什么，卡梅隆没有注意，但他还是决定进一步发掘下去。

　　他以为事情已经很明了，一切都与播放次数有关。对于那些无动于衷的病人，应该增加回放次数以观测到显著的反应。“如果在播放了30遍录音之后病人有了反应，”卡梅隆写道，“那么自然想看看播放了300遍、3000遍是个什么效果。”

　　卡梅隆得出结论，当重复的录音不断地被输入进潜意识时，病人对一遍遍地听到自己的声音非常抵触。见证了这个平庸的结论以后，命运开始助卡梅隆一臂之力。1948年3月，他偶然发现了一本杂志上“教你如何睡眠”的广告，上面说在人们睡着时播放一些声音，潜意识就会吸收这些新的信息。

4

　　这种说法脱胎于在科幻小说。在雨果•根斯巴克1911年所写的短篇小说《拉尔夫124-C41+》中，被统治者就戴着能给大脑通电的头带，负责灌输的机器被称为生物催眠机。“人脑以一种被动的方式，随时准备机械地吸收传输过来的信息。”根斯巴克写道。

　　这种新奇的技术很快便为其他作者加以利用，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奥尔德斯•赫胥黎。他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用这种技术给婴儿灌输思想。他写道，所有医院的枕头都装备了小喇叭，好在病人睡觉的时候给他们传输信息。这种技术叫“梦中教学法”，是道德教化和社会规训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美丽新世界》在1932年出版后不久，一个叫马克斯•休文的美国商人联系了英国的灵格风公司，让幻想成了真。灵格风公司是卖外语教学唱片的，休文给他们开创了一个新业务。他想，如果在学生们睡觉的时候播放灵格风唱片会怎样呢？会不会加深他们的记忆？他给公司买来专利，开始生产一种加带了计时器的“梦中教学留声机”，它们无需手控，可自动在夜间播放和停止。

　　1942年，休文的留声机在儿童夏令营中进行测试。他们给20个有咬指甲习惯的男孩在梦中播放“我的指甲是苦的”这句话，在一个月的时间内，8个孩子改掉了坏习惯。

　　休文立即宣布这是一场人类的学习革命，他将自己的发明命名为“脑播放机”，迅速在美国市场投放，并辅以一波又一波的公众对该产品神奇功效的现身说法。据称，一位西班牙歌剧演唱家用该产品学习意大利语后，全球巡演时没有一个观众听出他的西班牙口音。一位德国妇女在睡梦中反复播放《多佛的白色悬崖》，从而练成了一口纯正的英语。再没有比这更轻松的学习方法了。“课程自动循环，”休文说，“慢慢地、慢慢地，就进入了听者深层的潜意识里。”

　　卡梅隆是个科幻迷，这种“睡觉学知识”的构想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新鲜，但他确实是在看了休文的广告之后才让助手去研究此事的。助手联系上休文，后者坚称梦里什么都能学，从音乐到语言甚至莫尔斯电码，一台机器120美元。

　　卡梅隆听后茅塞顿开，就是该给睡着的病人循环播音！这真是一举两得：病人在睡眠中接受治疗，医生也被解放出来。

　　卡梅隆并没有豪掷120美元，而是让他的助手，一位叫莱纳德•鲁宾斯坦的英国工程师在雷文斯克拉格的工作室做了一个“脑播放机”。整个过程相当简单：卡梅隆标出他希望循环的段落，鲁宾斯坦把它们从磁带中剪出。“鲁宾斯坦把新磁带首尾对接，”卡梅隆当时的同事彼得•罗珀说，“就做成了一盘永远放不完的磁带。”

　　莫里斯•道吉尔博士上世纪50年代初在艾伦研究所工作，他回忆起当时的“自动物理治疗”说：“他把耳机放到病人的枕头里，他们睡觉时就能听到忠告，比如他会让病人自己说‘我婆婆不会毒死我，她是个好人’。录音后整夜播放。”

　　为了检验效果，卡梅隆和同事们做过一个试验。彼得•罗珀说，他们给病人循环听“你的手越来越烫，越来越烫”这句话，同时将探针绑在受试者的手上以监测生理反应，以表明温度实际并未上升。就在这时发生了情况，“我记得那个病人正听着，突然，他坐起来扯掉了耳机，猛冲了出去！”洛浦笑着说，“正当我们面面相覷的时候，病人喊道：‘医院着火啦！’所以，这个办法还是有某种效果的。”

　　确信了自己正朝着伟大的发现进发，卡梅隆为了让治疗作用更明显，开始自创一些新方法。首先，他认为，病人在接受正确信息之前必须要先清空之前的错误、病态的认识。而且，录音应不分昼夜的播放。他把此项技术命名为“精神操纵术”。

　　播放的信息多种多样。一开始卡梅隆觉得最好只放病人自己的声音(自我精神操纵〉，发现效果不佳后便改放他和助手们编辑过的信息(他人精神操纵)。技术不断改进，洛浦回忆：“他有两种磁带，一种叫消极磁带，比如录着‘你有病，没人喜欢你，你病得很严重’。还有一种积极磁带，像‘人们都喜欢你，你也喜欢大家’这样的。”何时放积极磁带，何时放消极磁带，卡梅隆自有计划。

　　不过，具体案例很是莫名其妙。比如对一个1956年人院的后天抑郁病人使用消极信息治疗：“你知道自己非常不友好吗？你意识到自己很敌视护士初病友吗？你认为这是为什么？你恨自己的父母吗？”

　　蒙特利尔商人卢•温斯坦因无端攻击他人和呼吸困难人院治疗，对他就使用了积极信息：“你感到人们都很友好。你喜欢和人们亲密接触。你可以自如地和人交往。你干净、整洁。如果地上有废纸，你会捡起来。”

　　对卡梅隆来说，信息重复次数越多，效果越好。很快治疗发展到一天20个小时不间断播放信息的地步，还有记录显示有人需要忍受一条相同的信息来回反复50万次，其结果是大脑对信息的饱和，直接导致了精神宣泄。“如果感观超载，”卡梅隆写道，“病人的崩溃就是迟早的事，这和犯人在无休止的审讯中崩溃是—个道理。”

　　温斯坦证明了这点。1954年，他连听录音54天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幻觉。他掀开床上的毯子，驱赶他想象中的动物“走出来”。护士问他在跟谁说话，他说是住在屋里的小狗和鸟。接着他再也不理睬护士，转向他的小动物，疑惑地问“你们在看她吗？”

　　这项技术的显著效果得到了验证，进一步的发明创造接踵而至。鲁宾斯坦设计了一种能同时向分别身处8个房间的病人播放录音的系统。1955年卡梅隆携新技术大施拳脚，夸口“在过去两年，一百多个病人都被洗了脑——用的就是加拿大技术。”

　　他并不否认在实际操作中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哄病人安坐于室，在醒着的状态下乖乖听无聊的录音。而且每人都在病房同时听录音，走廊就会变得很嘈杂，互相干扰。

　　耳机是个好东西，不仅可以使病人们互不干扰，还能制造出声音是从病人自己的脑子里萌发而出的效果。为了避免病人自行摘除耳机，鲁宾斯坦把耳机埋藏在美式橄榄球头盔里，牢牢地绑在病人的头上。怪异的景观在艾伦研究院出现了：大楼各处都聚集着由于电击而失忆的病人，他们头戴头盔，耳边充斥着各类声音，无处可逃。

　　由于某些原因，病人对治疗心存顾虑。他们摘掉头盔之时，卡梅隆便悟出，让他们乖乖听从于“操纵信息”的唯一方法是使其丧失行动力，最佳方式就是施用药物。

　　其后的15年间，他使用各种化学品来达到这个目的，包括吐实药、阿米妥钠、LSD、酶斯卡灵、五氯酚、氯普马嗪、裸盖菇碱[53]等等——只要他能想到。瓦尔•奥利科夫是个后天抑郁症患者，她在为期两个月的疗程中，分14次喝下了混有安非他命和LSD的鸡尾酒。她从不知道这些药物作用几何，摄入药物后也无人看护，感觉骨头都要溶解了。她后来对调查员约翰•马克斯说:“太可怕了，感觉要被点燃发射出去一样。”卡梅隆还用了非洲的箭毒木来配合“精神操纵”，适量的毒液能麻醉人体，让病人在清醒状态下暂时瘫痪，这样病人就摆脱不掉那些录音带了。

　　婕妮·华尔德就是在房间里接受“精神操纵”的。“他们把那个机器放在床头，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护士说你得听这个，我说不，我才不听，我又不是在俄国，我什么也不听！”

　　她最终还是听了。50年过去，她仍旧忘不了那段消极信息：“婕妮，你是在逃避责任！为什么？你不想照顾丈夫！不想照顾孩子！为什么呢？”数周过去，她又被迫听一段完全相反的积极信息，只是还加上了句“如果桌上有纸，就捡起来”。

　　为逼她就范，医生动用了药物，并且至少用过一次箭毒木。数次用药只有编号，没有药名，比如RO-41038，G-2235,冬眠灵和阿米妥钠，还有最常用的一氧化二氮[54]，药物隔着绑在脸上的面具喂入口中。

　　“我不愿意听，可这太难了，”婕妮回忆道，“耳朵里的声音太吵了，我不知道服药后还能不能睡着，但除了听着这些循环往复的东西你什么都想不了。我不想听，可谁又有坚不可摧的意志呢？”

　　婕妮的治疗还配合了LSD。她确信自己马上就要疯了，在屋里爬来爬去，躲在墙角。护士来检查，她挤在角落，像受了惊的孩子一样瑟瑟发抖。一次，护士给她留了一个三明治，这成了她偏执发作的源头：她不想吃，又不能忍受看到它，她甚至抬起床垫想把它藏起来。这一切活动都伴随着那个声音：“你很乐意照顾孩子和丈夫！如果地上有纸，你会捡起来！”“我认定他们是想把我逼疯，我忍不住要在地上找废纸，但不知道为什么！”婕妮说。

　　独处一室时，婕妮想溜出去，但房门往往被锁。有一次她逃了出去，到一楼的咖啡厅点了杯咖啡，结果被卡梅隆撞个正着。“婕妮！”他叫着她的名字，“回去！回去听耳机！”当她全力反抗时，卡梅隆像慈父一样环抱着她的肩膀，叹息道：“婕妮，难道你不想早日康复吗？”

　　对拒不合作的病人，卡梅隆的整治方法就是用药物让他们进入深度睡眠，然后再播放操纵信息。睡眠有两个用途:第一，有效地让病人丧失行动力；第二，加强电击的效果，让病人更加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以便进行重新“编码”。卡梅隆写道,病人之后就清空了脑子，虚席以待新鲜的健康思维人驻。这一过程被他称为“动态移植”。为脑残的病人灌入新的思维，简直就是超强版的“梦中教学法”。

　　基于此，卡梅隆建起了好几个睡眠室供病人数周、数月地昏睡——以便他们不受干扰地接受信息。在15—30天内，病人服用混有强效催眠药的鸡尾酒，枕头下的小喇叭不间断地播放操纵信息。他们一天只起床几个小时，接受电击、上厕所和吃饭。

　　有些人睡得更长。查尔斯•佩吉在睡眠室睡了36天，其中31天播放了信息。还有人睡了65天。如果药物剂量出错，病人中途醒来，他们就可能逃跑，像婕妮那样。有的出逃病人在寻路过程中失足摔倒在走廊，大小便失禁，给艾伦研究院带来了短暂的恐慌。不过他很快就被带回病房，捆绑，注射镇静剂。

　　一些可怜人还被用作其他的试验：至少有一人腿上被缠上铜丝并通了电。微弱的电击是为了确保即使在注射了镇静剂的情况下病人仍然能保持部分清醒以便接受信息。

　　卡梅隆的手稿显示，他坚持操纵信息每天要播放15分钟，这个数字很快在实践中延长到每天15个小时。播放消极信息的最高纪录是连续60天，积极信息则超过了3个月D—个52岁的抑郁症患者接受了长达101天的治疗，卡梅隆最后写道，“没有什么正面效果”。

　　这不能阻止治疗的继续。卡梅隆1959年7月总结道，总之，这项技术清楚地表明“心结方需解开，抑郁无需发泄，经历无需再现，性格的重构就能实现。”这是个大发现。

　　然而，整个事件最为邪恶的部分并不在于卡梅隆的治疗方式，而在于资助他这么做的人。

5

　　卡梅隆是利用大众媒体的行家。身为发表过上百篇论文的学者，他不放过每一次在杂志和报纸面前推销自己的医院和理论的机会。他甚至还聘请了一个名叫弗雷德•伯兰德的专职公关人员，以确保艾伦研究所在媒体上的曝光率。1955年，在加拿大《周末杂志》的采访中，他承认自己对病人的所作所为本质上和苏联的“洗脑”新技术别无二致。他告诉记者，医生们遇到的问题和职业洗脑人员遇到的大体相当。比如，战俘会抗拒审讯，就像绝大多数病人会有意识地抗拒耳朵里烦躁的录音一样。

　　“洗脑”之于“精神治疗”是个有意思的对比，卡梅隆一生中常将二者拿出来比较。但“洗脑”的概念实际上伤及了所有传统意义上没有精神病的人。可以预见，这次冲锋在前的又是中情局。

　　中情局已经在类似于卡梅隆的研究项目中获益，比如“遗忘术”。中情局一直幻想得到一种让人忘掉秘密的方法，因为长期困扰着中情局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离职的探员。不能轻易地让前特工们行走于街头闹市，他们知道得太多了。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把他们看管起来，但是在哪儿看管、看管多久、花费多少，都是问题。

　　1951年3月，中情局发出要求，决意铲除痼疾。名为“处理意见”的备忘录发出了警告：“被敌方查获的探员、弃而不用的探员和摇摆不定的变节者等等人员”对中情局造成了巨大威胁，显然有必要对此类人员“施以某种方法，让其暂时性失忆大约一年”。这个要求被纳人了“朝鲜蓟”计划。

　　一开始，中情局内部有意采取脑叶切除术使探员失忆，结果局内舆论大哗。不久，该想法由于太复杂——需要繁琐的仪器、专家、神经学知识、麻醉师和护士——而不具有可操作性胎死腹中。“战争固然残酷，”一个官员说不过，也能另寻他法。”

　　1953年7月，一名前中情局官员在脑手术过程中的表现让这项议题又加倍紧迫了起来。因为害怕他在麻醉状态下泄露敏感信息，另一位探员被要求在场陪同。正如中情局所担忧的，手术过程中他甚是健谈，泄露了许多内部信息。中情局索性未雨绸缪，提前审查了医生和护士，但此事件让问题浮出水面：如果探员——即使是那些可靠之人——在麻醉状态下谈性大发怎么办？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随时都配上监督。

　　一名中情局官员在“朝鲜蓟”的一次会议中说：“局里有些人知道得太多……如果能发明出让他们离职之后忘掉所有秘密的方法，那真是功德无量。”

　　让人失忆的可靠办法之一是猛击头部。1956年1月，在一次解决以上问题的尝试中，中情局建立了“心灵控制计划”第54号子项目——制造脑震荡，并为此开发了不少设备，比如“可造成巨大打击力的薄饼状裹皮铅棍”和“弹簧触发式的打击装置”。测试装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没人愿意首当其冲，最后用了装满液体的头骨、尸体之类的代替物，才勉强完成试验。

　　问题又来了，击打头部导致遗忘和导致死亡之问的界线在哪里。即便是那些残酷的乐观分子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方法有可能铸成大错。更有技术含量的方法随之被提上桌面——比如用超声波和雷达波制造失忆——但也并非完美无瑕。1977年，查尔斯•盖希特向某参议院委员会阐述了思路：

　　盖希特：另外的技术是……用雷达波让猴子进入睡眠，呃……就是说，撇开药物的办法，让雷达波直射猴子的大脑，让它被麻醉。

　　参议员施魏克：成功了吗？

　　盖希特：是的。但是……参议员先生，如果你进入深度睡眠的话，你的大脑将受到严重损伤，就像烤肉那样。

　　既然杀死前中情局官员和烤焦他们的脑子都不被允许，针对此事的顾问团不久就得出结论，最好放弃该计划。1956年的文件记载着：“专家组对‘朝鲜蓟’计划组的观点大为赞同，只要对象一天没有气绝身亡，记忆就一天没有真正消失。”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之前未被考虑：电击。1951年12月，电击术在审讯中被建议使用。一位情报局专家告诉助手，少量的电击不至于造成痉挛，却能带来极大痛苦，接受者会感到“头部如火一般地焚烧”。此过程显然“有让人招供的效果”，用市面上的便携式电击治疗仪就能实现。

　　谈话的最后，这位专家警告助手，电击人脑千万要小心，少量可以辅助审讯，一旦过量对象就可能变成植物人。

　　以上信息，连同1956年强调制造失忆“极为重要”的要求，刺激着中情局官员，他们用电疗不是让人记起，而是忘记。

　　官员们很快就发现加拿大有个家伙在钻研电疗失忆。卡梅隆接受《周末杂志》关于“好处多多的洗脑”的采访之后，1956年初，中情局官员约翰•基廷格在《美国精神病学期刊》上读到了一篇写精神操纵的文章。他灵光一闪，马上吩咐詹姆斯•门罗上校与卡梅隆联系。

　　门罗致电艾伦研究所，自称是人类生态学研究会的代表，希望能与对方见上一面。这年春天的会晤之后，门罗上校返回情报局报告，这人我们找对了。他鼓动卡梅隆向协会提交研究计划。

　　获悉外界对他研究项目的兴趣,卡梅隆如闻天籁之音。自从他开始精神操纵的研究，外界的资助渐渐断流。他最初受到加拿大精神健康项目的支持，但项目官员发现他研究的细节后就停止了资助。他也申请过奥蒙德·索兰特(他后来资助了麦吉尔大学的唐纳德•赫布的感官剥夺计划)任主席的加拿大防务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但并未通过，原因很简单：索兰特朋友的妻子就在卡梅隆那里被“重新编程”，但从未康复。他和同事越深入地审查精神操纵，就越觉得那里缺少科学价值，却满是道德争议。

　　1957年1月，卡梅隆给人类生态学研究会递去了资金申请，希望能资助他观测人类收到“重复声音信号”后的行为。他说，研究的目的是探索病人在听到循环播放声音后，基于其精神承受度、感官疲劳度和播放次数的反应。研究还将“寻找能摧毁个体目前行为模式、能限制病人行动能力以便听凭精神操纵的化学制剂”。

　　精神承受度、感官疲劳度、重构行为模式的药物……这些不正是中情局的路子吗！在卡梅隆身上，中情局看到了他们苦苦寻找的技术以及其他科学家不愿涉足的研究领域。显然他现在已经彻底地擦去了他病人的记忆，正等着重新编码呢。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谁知道他能干出什么来！通过调查会的幌子，中情局开始给卡梅隆投资，这个项目也变成了“心灵控制计划”的68号子计划。1957年4月到1960年6月，3年中卡梅隆共收到近7.5万美元。

　　我们毫不怀疑，就算卡梅隆没有收到中情局的资助，也照样会继续他的计划。不过，这笔资金让卡梅隆的试验，超越了睡眠和精神控制领域，完全上了一个新台阶。

6

　　卡梅隆一直在寻找彻底清除记忆的方法。一天，婕妮•华尔卜德被叫到马厩，鲁宾斯坦早已等候多时。他用导线把婕妮缠起来，接到了一台测谎仪上。卡梅隆现身，开始审问婕妮。她茫然不知何事，没有谁告诉她将有如此遭遇。

　　.还有一次她被带到马厩，一针注射剂之后戴上了一副大号的不透明的眼镜，在黑暗中茫然摸索。这时来了一个医生，摘下她一边的镜片，用状如枪支的东西指着她的眼睛。高压气体从“枪管”喷出，直击她的眼球表面。婕妮惨叫一声，想要逃跑。“你还能忍多久？”医生问她，“受不了的时候告诉我。”接着又喷了第二枪，婕妮求他停下来。他安上了那边的镜片，婕妮重回黑暗之后听见他说:“好了，另一只眼睛。”

　　“疼死了。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只是说这是个测试。这就是活体试验。”婕妮说。

　　卡梅隆对感官剥夺也充满热情。艾伦研究院本就属于麦吉尔大学，唐纳德•赫布50年代就在这里做过隔离试验。卡梅隆一边寻觅重构行为的技术，一边尝试感官剥夺。很快他就把病人关进黑屋数天之久。在麦吉尔大学的试验里，赫布发现，健康的研究生学生都不能忍受较长时间的隔离。半数在隔离一天之后就要求停止，但有的人却可以在黑暗中待上139小时。卡梅隆不理会这么多，他把病人关进黑屋的最高纪录是35天。

　　这项试验早期的受害者有中年妇女玛丽。她患有抑郁症和狂躁攻击症。她被返去休息一会儿，结果被套上了遮光镜和手铐，牢牢地锁在一间感观剥夺室里。每日记录显示，第一天结束她就产生了幻觉，她告诉护士听见了姐妹们的呼唤。幻听很快在第三天就变为幻视，她似乎回到了童年，朝空气要糖吃，像蹒跚学步的婴儿一样跌跌撞撞。最后她扯掉了遮光镜扔进厕所，意图逃跑。

　　被抓回后，“治疗”继续。第二天她忘记了怎么说话，只能吃少量切碎的食物，最后只吃爆米花，夜里还尿床。医生这样报告治疗的结果:她现在“安静了不少”。

　　唐纳德•赫布得知卡梅隆的技术后大为震惊。他对发生在艾伦研究所的一切非常不满，拒绝与这些精神病医生在任何会议上同席。后来他告诉一位调查者：“卡梅隆丝毫没有责任感，但凡对人脑复杂性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想要抹掉一个成年人的记忆，然后用什么愚蠢的精神操纵再把思想装回去。”他说，这样的勾当是“愚昧的犯罪”。

　　赫布还担心，这个爱对媒体夸口的卡梅隆会把麦吉尔大学正在进行的感官剥夺试验泄露给公众，这无异于吹响了洗脑研究的终场哨。1952年12月，他给防务研究委员会的赞助人写信，预警消息可能走漏。赫布对防委会第四部门的负责人维特•莫顿说，卡梅隆正在用感官剥夺的手段做试验，他可是个口无遮拦的家伙。

　　1953年底，争议已经甚嚣尘上。赫布再次给莫顿的信中，正式请求在卡梅隆泄密之前把试验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并且对随之爆发的舆论风暴做出公关应对。他对莫顿陈情“我为您工作兢兢业业”，信末还附了一张他跪求许可的照片。不过莫顿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这次交换意见后不到两周，卡梅隆感官剥夺试验的新闻果然见诸报端，舆论大哗。虽然尽力压制，公众还是很快就把这项技术的始作俑者锁定于麦吉尔大学的赫布。抗议者大军齐聚校园，赫布的不少同事由于为酷刑逼供提供研究成果而被学生攻击。有人为此自杀身亡。

7

　　婕妮•华尔德从未屈服于感官剥夺，她要的是回家。她说，“他们就像是想要拿走我所有的东西，让我成为聋子、哑巴。”她向卡梅隆抱怨，可他不以为意，只是鼓励她：“加油婕妮，你也希望自己好起来不是吗？”当她对此话表示礼节性赞同时,就又被注射镇静剂并强送回病房听录音了。

　　婕妮的丈夫鲍勃每隔一天就去看她。她回忆道，“他很伤心,每次待的时间不长。我要是醒着，我们会聊几分钟。他看到我那个输糕的样子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不过更多的情况是鲍勃来的时候婕妮正昏睡不醒。那时他就会留一张纸条:我来看你了，但你还在睡觉……

　　有时婕妮获准回来度周末，看看孩子们和母亲。一次，她告诉鲍勃研究所里发生的事，求他别把自己送回去了。

　　鲍勃对婕妮的遭遇一无所知，但就此决定给医院电话，通知他们婕妮由他照顾，周日晚上不回去了。但卡梅隆接过电话，告诉鲍勃如果他不把婕妮送回来的话，研究所只能叫警察来接她了。那一晚,鲍勃含泪送别妻子。

　　1962年3月，婕妮终于结束治疗回到家中，但情况比治疗前更糟。她害怕自己的亲生孩子，不懂如何抱他们、对他们说话，她认为自己会伤害他们。这很容易理解：治疗把她自己就变成了孩子。

　　“我十分恍惚。我开始害怕很多事，怕过街、怕母亲不在身边，我也不再做饭。我得和母亲一起睡，让丈夫睡另一张床。母亲不在，我就会惊慌失措。”婕妮提醒我，这是她接受治疗后才出现的情况。

　　她回家后既不能做饭、打扫，也不能送孩子上学，所做的仅仅是呆坐终日，虚度光阴。一天她带伞出门，有人说没下雨打什么伞呢？她陡然惊醒，不知身在何处。婕妮的母亲陪在她身边长达10年。

　　“我还记得女儿问我：妈咪，你为什么不笑呢？是的，我回家后从不微笑、大笑，也不和孩子们玩儿，我很清楚我做了什么。”多年以后大女儿米歇尔告诉她：“我们觉得你并不关心我们。”

　　鲍勃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妻子，常外出喝酒到深夜。火上浇油的是，艾伦研究院提供的是私人化服务，所以费用高得惊人，让鲍勃一家倾家荡产，工厂也惨淡关门。

　　婚姻的失败至今仍使婕妮深感优伤。“就算感情再深，一个男人也不可能孤苦伶仃地挨这么多年。我能理解。我丈夫太可怜了！我一直都爱着他，但是他丟了生意失去了一切，孤单寥落。”

　　尽管有些难以想象，但婕妮其实还是幸运的。她从未在电击中被彻底“洗脑'大部分记忆得以保存。对其他人而言，过往已成为一个谜，而现在则是一个梦。

　　琳达•麦克唐纳接受了100次电击和86天的睡眠治疗，已无法回忆起来艾伦研究所之前的任何事情，也认不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罗伯特•洛基因腿部感染进入艾伦研究所，一出院就走失了。最后，人们在温哥华的一座桥下找到了熟睡的他——他的家在多伦多——警察迫不得已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认识他的人，因为洛基已经想不起自己是谁了。蒙特利尔商人卢•温斯坦出院时已对两种药物依赖成瘾，完全丧失了个人卫生意识和感知他人的能力，想不起在研究所10年间发生的事情，也无法停止哼唱呻吟。他在自己家中走失，哭喊着要找去世多年的妈妈，就这样度过了余生。

8

　　剧“心灵控制计划”档案记载，卡梅隆和他的工作人员从来都不知道其研究受到了中情局的资助。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份档案。卡梅隆本人似乎心知肚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与朝鲜战场和铁幕背后发生的奇事脱不了干系。莱纳德•鲁宾斯坦后来曾告诉《纽约时报》:“肯定和洗脑有关系。他们在朝鲜归来的士兵们中间做过洗脑调查。我们则在蒙特利尔开始采用某些方法而不是使用药物，对病人进行洗脑。”劳夫林•泰勒是艾伦研究所的住院心理医师，对采用这些手段的原因毫不怀疑：“我们被告知，这是为战事做准备。(卡梅隆)毫无顾忌地承认参与了洗脑。”

　　自以为研究的政治意义不为人知的想法天真可笑。军方代表多次造访艾伦研究所讲述洗脑的来龙去脉。在蒙特利尔一家时尚的中餐馆，彼得•罗珀提起了一位神秘的美国陆军上校。此人于1959年来到艾伦研究所，向全体医生讲述了朝鲜战场上盟军战俘的诡异告白。“你怎么才能改变一个人的态度举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很有意思。”之后罗珀一语惊人：“哦，对了，威廉•萨金特也来了。你知道他吧？”

　　我惊得差点拿不住筷子。威廉•萨金特？这个英国洗脑专家跑到艾伦研究所来干什么？讲课。对萨金特颇有了解的罗珀说，1964年，萨金特到艾伦研究所，以洗脑与现代精神病疗法发表了演讲。然而，此行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这次访问“实际上是向萨金特全面展示艾伦研究所，也是让他接受研究所的检验，他们正在物色取代卡梅隆的人。”

　　威廉•萨金特摇身变作艾伦研究所首席精神病专家的故事虽然引人人胜，但也令人疑窦丛生。萨金特或堪称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精神病学家，他为什么会和卡梅隆这等人物牵扯到一块?更何况，后者的理论当时已经失去了控制。

　　答案就是:两人何其相似。他们都是精神病领域举足轻重的杰出人物:卡梅隆曾任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萨金特则供职首屈一指的圣托马斯医院、担当心理医学科负责人。两人都咄咄逼人，固执己见，对精神分析疗法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精神疾病不是倾谈就能治好的，而是需要进行强有力的医疗干预。虽然干预的过程有时会令人不快，但要治病就得吃得了苦。

　　萨金特和卡梅隆惺惺相惜。一位受访者形容二人60年代初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见面，“如同失散多年的兄弟，相见恨晚”。1961年，他们携手创建了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卡梅隆担任主席，萨金特任副秘书长。

　　两人志同道合：共同的认识为他们打开了通向洗脑与思维重置的治疗之路。对他们来说，对付精神病的撒手锏是电击、药物以及化学诱导下的睡眠。

　　威廉•萨金特是个让人着迷的人物。1907年生人的他，曾就读于剑桥利思中学和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还在大学橄榄球队崭露头角。才华横溢、自信十足的萨金特在社交圈也如鱼得水。他交游广泛，四处结识名医前辈。在他留下的纪念品中，既有脑叶切断术发明人沃尔特•弗里曼送给这位年轻医生的脑白质切断器，也有首创电击疗法的乌戈•瑟雷提签名的菜单。1938年2月，31岁的萨金特还受邀参加白宫晚宴。

　　有人将萨金特的充沛精力归因于他的卫斯理公会教派教养:这是践行信教道德的典型例证。他气势汹汹的恫吓或许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活力、不容小觑的自信和冲病人咆哮的习惯让萨金特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魁梧，更令人心生敬畏。如今已是普利茅斯市勋爵的大卫•欧文医生上世纪60年代曾与萨金特共事。他眼中的萨金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发电机，身材高大，如同巨人”。同一年代在萨金特手下担任住院医生的亨利•奥克雷也说，萨金特“是个大块头——顶着一颗硕大的脑袋！男人中的男人。如果他是一头大猩猩，绝对是充当严厉长官的银背大猩猩” 。

　　如果没当医生，萨金特可能早已成为传奇的探险家或杰出的军人，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在大英帝国的领土上或纵横驰骋，或冲锋陷阵。就是此人，在20世纪30年代入行时为英国精神病学界带来了活力。

　　萨金特非凡的能量或许在他对待病人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萨里郡埃普瑟姆镇霍顿医院的名誉顾问亨利•罗林想起了萨金特的典型做派。“他可是个爱作秀的人，看他表演妙不可言。他会说——”罗林“砰”地一掌拍在桌上，“‘你好多了！我绝对不允许你说自己毫无起色！你就是好起来了，是不是？’他会不停地开火，直到病人无可奈何地让步说‘好吧，我是好点儿了’。”

　　欧文认为，对治疗手段的高度信心让萨金特甚至在给病人检查之前就敢对其精神状态作出判断。“我跟他坐在诊疗室里,门把手转动了。萨金特说：‘他好多了！’我就会说，4他还没进屋呢！’然后他说，‘啊哈，但是你看到他拧门把手的样子没有？一两周之前，可没有这么麻利。他就是好多了！’”欧文大笑着说。

　　虽然精力、动力和自信让萨金特功成名就，但在这位领军人物开辟的道路上却鲜见追随者。1977年，萨金特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说：“有些人觉得我医术超群，也有人觉得我是魔鬼的代言人。”我釆访了萨金特的40多位老同事，可以证明这句评语的准确。因此，就在欧文将萨金特奉为“承载传奇的人”时，一位名医却对我说：“我认为他罪孽深重，难逃炼狱之火的焚烧。”

　　萨金特激起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厌恶，源于他对传统心理疗法的否定。萨金特认为，和病人深入交谈未尝不可，但事实上却不可能治愈任何人。考虑到病症的复杂性，治疗精神分裂和抑郁症等令人体质衰弱的疾病，生理治疗干预至关重要。

　　在与精神疾病作战的征途上，萨金特迫不及待地釆用了各种其他医师视为畏途的新型治疗，位列榜首的就是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萨金特频繁订购脑白质切断器让其他精神病专家们大为惊骇。亨利•罗林回顾了他为年轻医生为准备心理学学位考试的事。他点拨学生，如果萨金特问道如何治疗心理疾病，一定要回答“前脑叶白质切段术”。这个花招帮不少学生过了关。“慢性抑郁症、慢性精神分裂症，不管是什么慢性精神疾病，只要他问‘你打算怎么治？’他们就说‘做脑叶手术。’‘不错！’萨金特会说‘不错！要是他们旧病复发了呢？’学生们就回答‘再来一次脑叶手术！’‘棒极了！’”

　　萨金特对生理治疗如此热衷或源于他长期患抑郁症的不幸经历。他不遗佘力地与精神疾病斗争，实际上，很多同事相信萨金特之所以将精神病学选作专业，和他的抑郁症不无关系。

　　大卫•欧文还记得，萨金特曾说过作为神经科医生，他从未见过哪种痛苦能与慢性抑郁症相提并论。有一天，萨金特在病房里向欧文发问：“你什么时候听到有人忍受不了疼痛而自杀的？”不待欧文回答，萨金特就自顾自地说，实际上从来没有。也许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极其罕见。但又有多少次，你看见不堪抑郁症折磨的人结朿了自己的生命？恐怕已经司空见惯了。”欧文评价道：“这就是为什么抑郁症是如此可怕的疾病。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一点，忘记了这一点。这是很糟糕的。”

　　为了抚平精神病人的伤痛，萨金特愿意采用足以令其他专家望而却步的强力手段。小剂量的抗抑郁剂不起作用，那就加倍。还不起作用，再加倍。如果始终没有见效，就混合其他药物再来。生理治疗、不断累加的用药剂量和电击次数成了他满腔热忱的标志。

　　萨金特独树一帜的治疗风格让英国各地束手无策的精神病医生们纷纷把棘手的病例推给了他。对付这些病人，他也只好使用更高的剂量了。这一治疗方式和对精神分析治疗的全盘否定，引起了同行们的注意，认为开大剂量药方是不负责任甚至是极其危险的。

　　20世纪70年代圣托马斯医院的年轻麻醉师说，有一次他要给一位使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治疗抑郁症的患者实施外科手术麻醉。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和当时的麻醉剂混合后可能会致死，麻醉师便给萨金特打电话，请他安排在术前将抑制剂的药效清除。萨金特才不买账。“她必须用药。”萨金特在电话里大吼，“我是不会让步的。”好吧，那病人死在手术台上怎么办。“告诉他们，就说是萨金特医生说的，不会有事的。”“不愿卷进杀人官司”的麻醉师挂了电话，为病人清除了抑制剂药效，手术方才进行。

　　萨金特去世后不久，安妮•戴丽就开始为他撰写传记。她听到这个故事，并不惊讶。“他常常给病人大剂量用药，以此闻名……他的运气真是好得不得了，他做了不少冒险的治疗，但从来没有人因此丧命。要是出了事故，他的麻烦就大了。可病人们就是没出过事！”

　　英国精神病学研究院的临床精神药理学教授马尔科姆•雷德的点评最为精辟：“他身上带着一点儿火药味。”我向多位受访者提起了他的评语，他们都觉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我猜萨金特本人听了也要会心一笑。

9

　　几年来，媒体报道和网络评论直接将萨金特与卡梅隆受中情局资助在艾伦研究所进行的试验联系起来。尽管这有失公允，但二者之间的相似显而易见。萨金特对一名病人的治疗便是证明。

　　1969年冬，饱受抑郁症困扰的安妮•怀特情绪跌倒了谷底。3年来，她接连生下来3名子女，每次生产都让她痛苦失落，但每一次孕育新生命又缓解了她的抑郁。最小的孩子出生后，她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了。

　　怀特一家住在赞比亚，当地的医生对她爱莫能助。她被送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接受电击治疗，但于事无补。“没完没了，我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坐着，什么都不想干。就算你告诉我孩子们坐车来看我了……或者我中了巨额彩票……我都毫无感觉，就像进入了冬眠。”

　　安妮想结束这日益难以忍受的生活，割腕自杀。情况危急，安妮丈夫的医疗保险公司接手了此事。1969年新年，安妮和孩子们飞往英国。1969年3月9日，她把孩子们留给父母照看，住进了圣托马斯医院。安妮之前得知自己会住在圣托马斯医院本部的斯库特瑞病区，赶到医院却被告知要住在皇家滑铁卢妇女儿童医院。安妮接受了体检，领了病号服，被带到了顶楼的5病区。

　　5病区是萨金特的领地。病区大部分是单人或双人病房，共有22张床。萨金特在此治疗最严重的精神病患者。病区实际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端各有一扇紧闭的大门。靠门的地方是公共区域、餐厅和护士站。安妮就在这里接受了日后饱受争议的治疗。

　　据萨金特本人记录，他开始采用新型治疗手段是在1964年。萨金特注意到接受了前脑叶白质切断术的病人还是会陷人长期的焦虑状态，他思索着是否从一开始他们的问题就不是抑郁症。为了避免日后出现同样的错误，在手术前，病人首先要经过“长时间的抗抑郁剂与电击治疗”。

　　药物与电击让病人们不寒而栗，萨金特于是想到，让他们在整个过程昏睡而不必清醒地忍受数周的治疗或许更加仁慈。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病人醒来后明显好转，许多人无需再接受脑叶手术。“我们误打误撞找到了通过长效麻醉帮助病人度过痛苦漫长的治疗的方法”。“调节麻醉术”就此诞生。治疗程序十分简捷，病人服用各种巴比妥酸盐进入睡眠状态。在睡眠中给他们使用抗抑郁剂。每周他们会醒来一两次，接受电击。

　　麻醉，就是让病人睡觉以放松精神，其过程通常持续几天，也可能长达一两个星期。然而，萨金特在1968年第五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上发表报告的时候，已将麻醉时间延长至3个月之久。“毋庸置疑，我们所做的是打破固定的行为模式。可以说，这并不是一种快速疗法。”

　　萨金特用尽全力救治病人，他只想给予病人最好的治疗。然而，他关于使用电击、药物和睡眠“打破”行为模式的宏论不免使人联想到大洋彼岸发生的一切。在加拿大，卡梅隆已为这种方法命名，这就是“重构思维”。

　　安妮•怀特对这些一无所知。她住进5病区，接受了检查，并被告知大脑需要休息，她一睡着抑郁的感觉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安妮接受了药物注射，和3名女病人一同躺在麻醉室里。如同卡梅隆的睡眠室，这间麻醉室也挂着厚厚的帘子遮蔽日光，暗淡无光。她的床边放着一张小桌子,桌旁永远站着圣托马斯医院的“南丁格尔”。

　　负责麻醉室内沉睡病人的南丁格尔们不少还是在不同病区轮岗的学生。她们的工作就是每隔15分钟记录一次病人的睡眠模式，睡得多深，是噩梦连连还是安详甜美。护士们用不同的颜色填充记录表，白色代表醒着，灰色意味着半睡半醒，黑色则是深度睡眠。

　　每隔6个小时，护士们会叫醒病人，给他们喂饭、擦洗、量血压，带他们去上厕所。病人们处于重度药物治疗当中，很难叫得醒，不愿进食饮水也是常事。

　　30年过去了，5病区的工作让护士们感慨万千。有些人觉得这是一段有趣的经历，能与萨金特共事可谓三生有幸。其他人则对此深恶痛绝。

　　珍妮也厌恶回忆：“我差点因为(5病区)放弃了护理职业。”她的工作是坐在黑暗的房间里照顾熟睡的病人，聆听他们的呼吸。病床边的小桌上放着一盏万向台灯，防止灯光影响病人，同时又使房间保持着一定的能见度。珍妮就在这样的病房里坐了3个月。“太难熬了。一言不发地在病人身边坐上几个小时，看着他们像植物人一样躺在那儿……不用想也知道这不正常。”

　　早上，换班的年轻护士到达病区，分领当天的任务。“我们都很讨厌这样。你早晨来上班，他们告诉你‘今天在麻醉室’，然后你就会想‘哦，不！怎么又是我去！’”珍妮说。她不喜欢叫醒病人，强迫他们交流，尤其不愿意再给他们服用睡眠药物。她说，病人们不愿再睡，经常反抗。

　　莫•哈维在5病区工作了4年，她知道年轻护士们不喜欢麻醉室。“有些人不太开心，但我认为她们可能本来就心存不满——我记得最不高兴的几个都没有完成专业培训——所以并不是5病区和麻醉室让她们不痛快的。”

　　哈维觉得能在5病区工作机遇难逢，因为这里正是精神病治疗的最前沿。和珍妮提到的昏昏欲睡、郁郁寡欢的病人不同,哈维眼里的他们可以接受护理，对服药也毫无抵触情绪。“你工作的时候又不是一声不吭，而是一直在与病人交流。有时在午饭时间都能听到麻醉室传来笑声。他们又不是僵尸！”

　　但我采访的19名护士里，大多数都用“僵尸”一词形容了病人。他们醒来后，要靠别人的协助才能坐起身，认不出前一天见过的护士，也常常忘记了自己是谁。

　　前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长詹姆斯•波利谈到这一理论时，出人意料地说起了卡梅隆的“精神操纵术”：“这种理论认为，造成精神失常或神经衰弱症等病症的大脑回路是可以被打破的。这些回路可以由其他物质取代。他所有的治疗都围绕着‘切断回路’展开——他喜欢这样表述——然后用更健康的取而代之。”

　　其他人的比喻可就没这么平和了。珍妮说，她在5病区受到的创伤至今未愈，“他们就是要控制这些人，侵人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个性，颠覆他们的自我。像上帝一样塑造别人一-这有什么意义？真有希特勒时代的遗风啊。”

　　对安妮•怀特来说，情况更加糟糕。由于她对睡眠药物天生就有抗药性，医生只好加大药量，这又导致她的血压骤降。醒来后，她仍然状态不佳。“他们把你叫醒，给你灌下一瓶水。我的血压太低了，坐起来就头晕眼花，站起来还会晕倒。”

　　怀特已适应了药物，无法在麻醉室人睡。打了镇静剂，她只得清醒地躺在床上。“日复一日，没有感官刺激输入大脑，也无法人睡。”正如你所预料的，禁锢于黑暗无声的房间，怀特开始经受感官剥夺。“你筋疲力尽，想好好睡一觉。可是由于某些原因，你就是睡不着；只能眼睁睁地看时间流逝，无能为力。你不能幵灯，什么都不能做。只有直挺挺地躺在那儿。天天如此，简直就是在受刑。”

　　睡眠和药物当然不是全部，病人们每周要在麻醉室接受3次电击，这才是很多人最为担忧的环节。

　　执行电击的一位见习麻醉师认为麻醉室“恐怖骇人”。电击工作就是麻醉科的“惩罚值班表”。“你可不能得罪秘书，总得有人去啊。你要是跟她过不去，这个苦差事可就躲不掉了。”他还把5病区叫“加尔各答黑洞”[55]。

　　“你得叫醒他们。‘嗨，我是某某医生，我来帮你’，和颜悦色地和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像在疯人院那样遭受虐待——把针剂推进血管，给他们麻醉。然后，实施电击。你还要把他们叫醒，你不可能在病人还处在麻醉状态时就一走了之……屋里躺满睡着的人，你进去叫醒他们，让他们再度昏睡，震击他们的大脑。然后再把他们唤醒，再让他们睡着。这是苦不堪言的工作。”

　　最后，待病人们回到床上沉沉睡去，医生们“就关上灯——出去做点不那么恐怖的事。”

　　他这么说，是因为没有一个麻醉师愿意干这个活，绞尽脑汁要逃掉这个任务。“没人愿意掺和这事。平心而论，操作很容易，也没什么风险，但我们就是不喜欢。感觉太诡异了。”

　　安妮•怀特的状况就不是能用“诡异”轻描淡写的了。她很快就要求停止治疗。起初，医生鼓励她坚持治疗，但安妮去意已决。医生恼羞成怒，把她从麻醉室转到了单人病房，并停止了用药。

　　病人从深度麻醉中苏醒后，能得到体贴的照顾。他们可以读报，看看日期，了解自己昏睡了多久。最重要的是，药不会停。他们的身体已经适应每隔两三个月的大剂量巴比妥酸盐入侵了，猝然停药十分危险。

　　然而怀特说，这恰恰就发生在她的身上。医生突然完全停止给她用药。“躺在床上，没有人真正关心你的状况。肌肉疼痛，床也摇晃不停。就像疟疾患者那样不停地打颤——整张床都在抖。药效减退，思维也随之模糊起来。”怀特觉得，她是因为拒绝接受进一步的麻醉治疗才遭到如此的惩罚。她还说，为了缓解颤抖，一个叫波利特的医生给她用了安坦——这本是用于帕金森症治疗的药物。

　　5病区的医疗记录早已不复存在，这段故事的真实性也无从证实。抑郁与长达数周的镇静剂注射导致怀特无法准确回忆出5病区的经历。因此，她的记忆可能并不可靠。不过，1970年3月9日入院，5月2日出院的日期她记得清清楚楚。

　　她同样明白，出院后她的记忆再也无法恢复。她曾为此找过波利特医生，对方如实相告:她曾接受26次电击治疗。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个数字在2—5次之间。安妮说，多次电击抹去了她的珍贵记忆。“我的部分记忆功能完好无损，但我就是想不起十几岁时的事情了。我也记不得孩子们小时候的样子，记不得别人为之感到幸福喜悦的一切：孩子迈出的第一步，说的第一句话。所有画面，都消失了。”

　　怀特并不反对电击疗法(“这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手段”)，但在5病区的遭遇令她愤慨。然而，波利特后来拒绝就治疗方法与她沟通(他已经去世)，我们也没有资料，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看来是无从了解了[56]。

10

　　30年过去了，精神科医生们已不再将萨金特的“调节麻醉术”模式挂在嘴边。拋开其他不论,仅仅是让病人长时间昏睡的危险性就不低。萨金特承认，曾有4名病人因此殒命。此外，电击也是个问题。

　　众所周知，电击会导致失忆。因此为了掌控病情，只能采用较低的强度。但在5病区，病人们长睡不醒，使医生难以判断、调节治疗强度。莫•哈维说，她会在病人醒来进食洗浴时与他们交谈，因此要了解病人的状态并非难事。她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中止治疗，因为“病人会开始胡言乱语”。

　　其他人不以为然。萨金特的同事德斯蒙•凯利医生认为，治疗过程“有点粗野”。“病人接受电击后，如果记忆力衰退严重，可以要求停止治疗。但在麻醉状态下，他们无法言说。因此，部分病人实际的记忆衰退程度比预计的严重得多。”

　　萨金特不达效果决不罢休的行事风格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有一回他做了60次电击。”安妮•戴利说。

　　“常规量是多少？”

　　“3次或4次。”

　　尽管萨金特的深层麻醉和卡梅隆的“重构思维”之间并不缺乏相似点，尽管萨金特被不少同时代的人视做庸医，但应当指出，深层麻醉绝不像“精神操控术”那般激烈，萨金特和卡梅隆的关系也更加富有争议。

　　70年代，卡梅隆在艾伦研究所的所作所为被公之于众，病人们也开始追求其法律责任。顷刻间，卡梅隆声名狼藉。此时，萨金特似乎竭力要撇清与这位加拿大朋友的关系。他的私人档案中与卡梅隆的往来信件全数被毁。

　　坐在餐厅，彼得•罗珀回忆起当时在英国与萨金特的一次重逢。他发现自己在昔日的老朋友那儿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萨金特变了。他以前很和善，给过我很多建议。那次却表现得很疏远，好像跟我没什么话说。”

　　在一次电话交谈中，罗珀终于看透了萨金特对卡梅隆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萨金特断然否认曾就卡梅隆的疗法与后者通过信，可是罗珀面前就摆着一封，信上萨金特的亲笔签名赫然在目。“萨金特为什么否认他的治疗方法与卡梅隆的方法之间存在相似性？为什么不承认和他有来往？我推测，萨金特的机构或者他本人担心受到起诉，甚至到了现在还有顾虑。”罗珀自问自答。

　　不过，在阴谋论者那里，萨金特的缄默另有隐情:他是间谍。

　　如果我们相信线人的情报，那么萨金特在皇家滑铁卢医院.的工作就是英国暗中参与中情局“心灵控制计划”的佐证。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发生在5病区的一切就不是为战胜精神疾病用心良苦却误人歧途的努力，而是罪大恶极的人体试验。

　　萨金特与英国情报部门走得有多近？

　　作家戈登•托马斯说，萨金特死前承认曾为军情六处工作。这简直不可思议。一位曾为军情六处效力但不愿透露姓名的精神科医生说，萨金特“热衷为政府办事”，但从来就不是“了解间谍内幕的官方精神病学专家圈子的一员，他根本就不在官方的名单上”。

　　然而，萨金特又似乎确曾为军情五处服务。情报历史学家奈吉尔•维斯特称，萨金特曾长期担任军情五处内部的精神病科医生。莫•哈维还记得她那大部分时间都言行谨慎的老板最喜欢待在5病区，给大家讲他的间谍活动。“星期五下午，他会坐下来，大谈特谈他最近的秘密行动。”哈维说。

　　在有关他的秘闻逸话里，萨金特确实曾吐露过受雇于英国某情报机关的事：“他们那儿有一间盘问情况、听取汇报的房子。”专家对雇主似乎印象不佳。“他觉得那儿的人都‘该治治病了’！他会说，‘我给他们干了点儿活。天啊，那些人真是太可笑了！’”哈维说。我问她知不知道萨金特是军情五处的专家。“当然啦！”她痛快地答道。

　　萨金特在自传中婉转地提及了他的秘密工作。“我承认，有那么一两次，我被接到的信息吓得手足无措，宁可毫不迟疑地将其付之一炬。”但是，这句话和他去世后才逐渐得以披露的其他信息，都不足以证明军情五处或中情局曾介人他在5病区的治疗与研究。“不会的！”军情五处的精神病学专家说得斩钉截铁，“他不是那种人，我认为他并没有这么做。”

　　另一方面，所有迹象都显示，在与吐实药的最初邂逅之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轻视了它。要他们对未征得精神病人同意的实验进行制裁，实在难以想象。

　　洗脑专家西里尔•卡宁汉说得明明白白：“我也有压力。美国陆军和空军的高层早已为之神魂颠倒了，可我们却格外谨慎。”别的不论，高昂的研究成本就够英国一呛了：“我在空军情报九处，简直要被美国发来的各种建议淹没了，但没有一项是我们能釆纳改进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既无财力也无物力。”

　　萨金特暗中为英国政府洗脑研究提供的协助深入到何种程度，也许永远都不得而知了。这个事实看似也为他带来了不少烦恼。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背负着这样的期望，即要求所有资料随着我们的离去一并消失。”萨金特为此感到伤感，因为未来的研究者再也不会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了：“有时我也会后悔。也许，使这些记录不至于随人们离世而消亡，是那些掌握着绝密信息的人才能承担的职责吧。”

　　这或许是萨金特的真情实感，但另一方面，他又销毁了与卡梅隆的通信，拒绝向彼得•罗珀透露两人的关系。看起来，与重建他那富有争议的职业追求相比，保全声誉对他而言更有意义。

　　上世纪70年代末，澳大利亚切姆斯福德一家小医院使用深度麻醉治疗病人的消息被曝光，萨金特对此的反应足以说明他对身后名节何等看重。这一次，行凶的是视萨金特为导师的独行其是的精神科医生、自我炒作行家哈里•贝利。没有圣托马斯医院护士们的专业护理，治疗安全进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悲剧在所难免。

　　从60年代中期起——也就是萨金特发现深度麻醉疗效的时候——贝利就开始尝试让抑郁症患者长期保持睡眠状态。有时未经病人同意，就为他们注射药物并实施电击术。在最初的6个月里，贝利夺取了5名病人的生命。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内，又有5名病人因此身亡。1974年底，被他称为深度睡眠的疗法已致使至少24人死亡。

　　为给自己的行为辩护，贝利使尽浑身解数想和圣托马斯鼎鼎大名的精神病学专家攀上关系。他一口咬定萨金特和自己有30年的交情，而事实不只如此。贝利手下的一名护士说他经常提起和萨金特的残酷竞赛，比一比“谁能让病人保持最深层的昏迷又不会要了他们的命”。同样，萨金特和贝利的书信也只落得悉数被毁的下场，唯一残存的记录是萨金特被请为贝利一案出庭作证时的态度。他说可以出庭作证，但是如果去了，“可能会支持控方而不是被告”。1985年，贝利听闻良师益友的此番告白，自杀身亡。

11

　　很难说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这样的威廉•萨金特。我采访的医生几乎无不认为他在治疗方法上走得太远，甚至毁掉了病人。这种印象难以消除。60年代初与萨金特共事的一位护士说起他在5病区的工作时模棱两可，心情矛盾。两个小时后，她给我打回电话：“我刚刚和我丈夫聊了几句，他提醒了我。对于萨金特和他的疗法，我无话可说。”这就是你问起萨金特时会遇到的反应。这就是入选“精神病学百年人物”，却在开篇就获得“他是20世纪最受人爱戴也最令人痛恨的精神病专家”评语的人物。

　　然而，指摘萨金特出格作风的医生几乎又全都认可他在精神病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他为治愈精神疾病而进行的大胆追求改变了人们的生命，也改变了精神病学本身。“那个年代，精神病院里痛苦的病人得不到治疗，是萨金特提出这些饱受折磨的病人也需要在医院中接受恰当的治疗和悉心的照顾，”亨利•奥克雷医生说，“是他把生理治疗划进了精神病学的版图，没有他，我们或许现在还在把精神分裂症病人推给精神疗法。”

　　今天，你把威廉•萨金特奉为“有着雄狮般勇气的强势人物”(大卫•欧文语)，还是将其视为“独断专行的祸害”(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医生之语)，已完全取决于你对精神疗法、精神病学和现代医学所持的理念了。

　　最近互联网上关于萨金特的评论激增，将他称为“军情五处卑鄙无赖的右翼精神病医生”，这既不规范也不公平。萨金特不是“心灵控制计划”的执行者，他没有给病人洗脑。大卫•欧文等不及要澄清了：“他不是恶魔医生。真的不是。”虽然深度麻醉被视做危险的疗法，但它并非一无是处。德斯蒙•凯利也开口了：“的确有人因此丧生，但它也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场争谂无疑还将持续。

　　卡梅隆这边的情况稍微清楚一些。在艾伦研究所接任他职务的罗伯特•克莱豪恩简要地谈到了前任：“在卡梅隆的书《客观与临床心理学》里，关键词‘同情’、‘耐心’和‘洞察力’耀眼夺目。不幸在于，他对待病人时，并未将这些充满魔力的词语铭记在心。”结果就是，“丧失标准的治疗走向了疯狂”。

　　唐纳德•赫布对老同事的看法也很有意思。热情高涨地证明自己身为科学家的伟大时，他曾提到以激进危险的治疗方法傍身的卡梅隆一味横冲直撞，忽视了遍布周遭的警示信号。“卡梅隆被自己给洗了脑，他太想成功了，对眼前的证据视而不见”。

　　甚至连中情局也不为所动。中情局曾派出官员前往艾伦研究所，卡梅隆主动提出展示“精神操纵术”的效果。他找来一名病人，后者反复聆听同一条讯息已不下50万次了，但当卡梅隆提问时,思维混乱的病人却什么都记不起来。戈特利布事后承认,“我们从卡梅隆的研究中一无所获”。1960年，中情局叫停研究，卡梅隆的资金脱节。约翰•基廷格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直言，资助卡梅隆是“愚蠢的错误，我们实在不应该这么做。非常抱歉”。

12

　　让我们回到2005年6月的艾伦纪念研究所。保安保罗饶有兴趣、绘声绘色地复原了中情局肮脏不堪的内幕故事。他带我来到地下室  条迷宫般的走廊，过去的治疗室。

　　我们走走停停，保罗为我介绍了卡梅隆时代的遗产。“这就是病人的房间，我把它们叫做‘刑室’”，他沉默了一会儿，“在地下室，就能掩盖病人的号叫声了。这些可怜的人啊！睁开眼就像在集中营里醒来一样。”

　　PO-051和PO-052号房间里，卡梅隆用于观察病人服药反应的单向透明玻璃镜还挂在墙上。婕妮•华尔德和瓦尔•奥利科夫等人就是在这儿被注射了LSD和箭毒碱。她们不过是心地单纯、一时在生活中迷失的中产阶级妇女，来此寻求帮助，但伸向她们的却不是援手。“有时她们会被捆起来”。

　　地下室的走廊闪闪发光，顶部悬着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的暖气管道。身处其间，恍若穿行在古老的军舰之中。停尸房已改成职员吸烟室，隔壁装着观察镜的电击室如今已成了洗衣房。

　　地下室的佣人通道已经被存放着卡梅隆11位密码保险箱的办公室堵起来了。“这就是他放LSD的地方。”保罗为我讲解。逛遍医院，昔日的时代印记俯拾皆是。我随手推开一扇门，门板被屋里巨大的书架挡住，架上20世纪40—50年代的精神病学期刊已发霉腐烂。在研究所的阁楼上，我们找到了更多遗迹：老旧医学论文和手册藏身在庞大的管道和空调系统之间。保罗说，他以前还在这儿找到过卡梅隆的高尔夫球杆。如今，只剩下七零八落的琐碎物品。

　　会议室里挂着艾伦研究所历任掌门的照片，尤恩•卡梅隆的照片也在其中。画面上身着花呢西装、别着领带饰针的他神情庄重。我好奇如果他还在世，会是什么样子。他会道歉吗？还是会桿卫自己的研究？彼得•罗珀与我共进晚餐时说:“我想他并没有将病人当成试验品。他是一个聪明、细心、体贴的人……他的医学思想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是为了救治病人。”

　　一楼的图书馆里，造型奇异的红木书架还保持着玛格丽特•艾伦女士1940年将房子捐赠给维多利亚皇家医院时的原状。屋外就是咖啡吧——1962年那天，婕妮•华尔德不堪忍受“精神操纵术”逃去的那个咖啡吧。卡梅隆当然拦下了她，他总是如此。“婕妮，你难道不想快点好起来吗？”

　　45年了，盘桓在艾伦研究所的鬼魂，又何止玛格丽特女士一个。我们在莱纳德•鲁宾斯坦为卡梅隆制造仪器的马厩前结束了旅程。这里曾摆满用于精神操控的循环播放器、打爆眼球的气枪、测谎仪和感官剥夺箱。今天，这里已成为研究所的人力资源中心。衣着得体、彬彬有礼的员工们坐在转椅上，注视着电脑屏幕，轻点鼠标。

　　记事板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伟大的头脑钻研理念，平庸的头脑关注事件，狭隘的头脑议论他人。”

　　这是艾伦研究所的信条。就是在这里，尤恩•卡梅隆忘却了人与事，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理念的世界，仿佛以此证明着自己的非凡与伟大。

第八章 吾主爱人

　　克拉克希望恐怖分子受到和宗教洗脑受害者同样的对待

　　内政大臣向同僚们表示，用于“消除毒化信仰”的手段可以用来对付7月7日爆炸背后的狂热迷信。

——《每日电讯报》,2005年10月2日

1

　　福特•格林感到紧张是很自然的事，这是他第一次实施绑架。不是他计划不周，实际上，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一个多月了：14人小组的领袖格林已安排妥当，组员们各就其位。两个大块头是被雇来抢人的，他们准备了头罩、手铐和绳子，能让受害人动弹不得。逃跑用的车也借来了，由格林亲自驾驶。

　　行动计划很明确。格林知道受害人将在1977年4月13日上午10点钟前往加州的父母家。格林只需在她到达的时候抓住她扔进车里，再把车开到30分钟车程外的藏身之所就行了。格林上星期就选好了监禁受害人的地下室，详细检查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把可能用来逃跑或自残的东西都收了起来，所有能用作武器的玻璃制品也移出去了。房间收拾停当，他又用木板把窗户都封死，被绑者既逃不出去，外面的人也看不到屋里的情况。

　　成员们整装待发，格林看了看表。也许，绑匪都神经兮兮的。不过要是他们像格林一样，绑架自己的妹妹，可能也会加倍紧张。

2

　　三年前，凯瑟琳•格林无所事事地踱进旧金山斯普劳尔广场时，就已为绑架埋下了伏笔。18岁的凯瑟琳高挑活泼，生活优越。她的父亲克劳福德是旧金山的知名律师，家族也有些能量。家族成员都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父亲在耶鲁念书时，和詹姆斯•巴克利建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巴克利后来成了纽约议员，也是克劳福德长子福特的教父。孩子们小时候，家里总是宾客如云。

　　刚刚高中毕业的凯瑟琳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她才华横溢，充满魅力，却又茫然若失。18年来，她一直感到自己在追寻着什么，但始终难以名状。像很多20世纪60年代末长大的孩子一样，凯瑟琳相信，一切应该变得更好。

　　凯瑟琳并不想指摘父母的价值观,但她也不想照此生活。她在别处找寻激励，比如赫曼•黑塞的《悉达多》和弗朗克•泽菲雷利的电影《太阳神父月亮修女》;她也被阿西尼的圣弗朗西斯的生平深深打动，马上就对这位和她一样有着显赫背景，却为实现使命不断抗争的英雄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情，还把圣弗朗西斯的画像挂在了床头。

　　没人知道凯瑟琳是怎么了，大部分人甚至根本没注意她有什么不对劲。仅有的几次她试着向大人们倾吐精神困扰，只得到了相同的答复：“等你长大就好了”，“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凯瑟琳想理清自己的生活，推迟了人学时间并休学一年。1974年11月，她和母亲达芙妮进城，然后独自一人去了斯普劳尔广场。

　　那时的斯普劳尔广场就是各式生活形态的大杂烩。素食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狂热的基督徒、嬉皮士聚集于此，推销各自的生活方式。这对在旧金山长大的凯瑟琳来说，没什么新鲜的。但就在此时，广场角落里的一样东西抓住了她的目光。

　　这个货摊有一张桌子和一块板子，上面挂着一间农场的一次性快照。照片上的年轻人有的在照管庄稼，有的拉着手，有的弹着吉他，还有的在听课。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无忧无虑。一个打扮精致的女郎坐在桌子后面，她头上的标识写着:“创造力社区项目”。

　　凯瑟琳听说过这个项目，但并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她走到摊位前，向女郎询问。她表现出的兴趣让对方很是高兴，介绍说创意社区项目是一个通过哲学、社区生活和精神引导创建更美好生活的非营利组织。那些照片，女郎说，是在加州北部机构所在地拍摄的，离伯克利不远。凯瑟琳被深深地吸引了：眼前就有一群人，和她一样感到生活并不完整，努力地想填补难以名状的空白。真正让她动心的，不是女郎的话语，而是她聆听时的专注。凯瑟琳诉说着内心的困惑，她直觉地感到，对方与她惺惺相惜。

　　星期二，合唱团的排练结束后，凯瑟琳造访了创意社区项目总部——位于伯克利小区东北角赫斯特街2717号的一栋壮观的建筑。她惊讶地发现，和西海岸其他生活方式的宣扬者们不同，这里的人们穿着得体，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微尘不染。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这时一位成员起身讲话。

　　他讲了“盲人摸象”的埏事。每个盲人都只摸到了大象的一个部位——尾巴，长牙，腿等等。依靠极其有限的经验，每个人得出了迥异的结论：一根绳子，一条蛇，一棵树。大象究竟长什么样，他们争论不休。绳子、树木都不像大象。大象就是大象。生活，这位成员说，也是如此。你要睁大双眼！感受才是一切，真正的力量来自于理解力。这正是创意社区项目所关注的。

　　课程结束前，授课者放映了旧金山北部门多西诺小镇布恩维尔静修地的幻灯片。所有到场的人都受邀周末去静修地参观,了解项目，做做运动，一起唱歌，尽情玩耍。

　　凯瑟琳有点犹豫。这些人真的很奇怪，而且她在斯普劳尔广场遇见的女孩儿也不在。不过，当一个文雅的年轻人走过来问她有何顾虑的时候，凯瑟琳还是同意去参观了。星期五她登上创意社区项目开往布恩维尔的巴士，消失不见。

　　两天后，她给母亲打来电话，说她和“家人”(成员们对组织的称呼)在一起，还要再待上一周。达芙妮•格林从来没听说过创意社区项目，以为女儿在朋友家，就同意了。

　　整整一周后，凯瑟琳才打来电话。一家人正在给她的祖父庆祝生日。“妈妈，你快猜猜发生了什么事？”

　　达芙妮问了，凯瑟琳在电话那头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她说她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她加入了“家庭”，不打算再回来了。达芙妮一头雾水，忙问出了什么事:什么是“家庭”？“喔，”凯瑟琳激动地说，“有一位韩国来的女士……”

　　达芙妮眯起了眼睛：“这是不是跟文鲜明牧师[57]有关？”

　　凯瑟琳心跳加速:妈妈知道文鲜明！真是太棒了！“对呀！”她说，“他——”

　　母亲忍不住说:“真见鬼。”

　　凯瑟琳和母亲一开始都没意识到，创意社区项目是统一教众多前方组织中的一个，媒体给它们起了个绰号“莫尼”[58]。凯瑟琳想参加的是提供精神和生活方式建议的小组，结果却不是这么回事。她倒并未感到烦恼：她以前就在寻找精神团体，而且就像她在电话里说的，她很开心。但这显然给她的母亲带来了困扰。在当晚的生日宴会上，她向基督会牧师打听，知不知道“莫尼”的事。牧师告诉达芙妮，统一教“滥用了年轻人的灵性”。达芙妮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她开始研究这个组织。至少她要搞清楚，统一教到底是什么？

　　达芙妮很快就发现，统一教只是美国当时盛行的新宗教运动中的一种。

　　统一教——就像不久后的洗脑传言一样——来自冷战时的朝鲜半岛。1959年传人美国时，它的日子并不好过。60年代中期，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渴望在美国迅速增长，传播开来。接下来的10年间，自由的60年代造成的后果，深陷泥潭的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助长了人们对“传统”权威机构的不满，年轻人渴•望找到“真正的”、“值得信赖的”组织。统一教从中获益。

　　在公众眼中，这是一个坏消息。嬉皮士抽大麻是一码事，但离家出走，和诡异的宗教纠缠到一块儿就是另一码事了。统一教、上帝之子教、爱以色列教、哈拉克利须那教、爱家庭教、圣光团……繁殖得像兔子一样快，一个比一个怪，你可以把突然风靡起来的迷信都附加到它们身上。各地新兴团体的爆炸式增长让家长们不寒而栗。正如弗洛•康韦和吉姆•西格曼在有关现象的研究中所说：

　　美国被个性剧变攫住了。大学生擅自离校，后被家长发现在街角卖花；富有的高层人士闪念间就辞了工作，坐下吹起长笛；年轻的母亲“与圣灵邂逅”，抛弃自己的孩子……这些转变是喜是忧？这是永久性的改变吗？它们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哪些人容易被影响？自己？孩子？还是所有人？

　　最可怕的是，离家的孩子们被父母找到时，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他们眼神古怪，凝望远方，笑容虚伪，语气单调，幽默感和自发性荡然无存。从外表上看他们很健康，但就像去了核的苹果，内心里有些东西已不复存在。“他们出了问题”康韦和西格曼写道，“你却说不出来到底是哪儿不对劲”。

3

　　因此，当凯瑟琳告诉母亲自己成为“莫尼”不打算回家时，家人的惊慌失措是很自然的。达芙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把电话递给了长子福特。30年后，福特说，当时他感到凯瑟琳正在相互矛盾的忠诚感之间挣扎——一种是对养育她的家庭，一种是对她新的家庭，莫尼。

　　当晚，福特叫上朋友吉姆，钻进宝马1600，.走128号高速路前往布恩维尔寻找凯瑟琳。他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对静修地印象平平。

　　统一教院子里的两栋楼破旧不堪，空地上停着几辆拖车。格林对那儿的人印象更差。“大概有15个人，行为诡异。我说他们诡异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多疑而心存戒备，不让我和凯瑟琳单独见面。他们的诡异还在于，当我出于好奇地问他们在学什么、读什么书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他妈的！就是一群怪人！”他说。

　　福特和凯瑟琳见面时，她表现得很疏远。福特认为，她说着同伴们叫她说的话，而不是她想说的。福特和吉姆劝了半个多小时，见凯瑟琳不为所动，只好驾车离开。大约9点钟，他们到了门多西诺海边，开了几瓶啤酒，一言不发地坐着，思索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看着海藻随潮汐漂荡，福特突然想到，凯瑟琳卷入这个团体，是因为她无法相信他人。格林家的孩子们有着不一般的成长经历，孩子们一直将之视为痛苦的创伤。或许，加入“莫尼”是凯瑟琳与自己的童年和解的方式。怀着这样的想法，福特又跳上车，飞驰回布恩维尔。这一次，他截住了凯瑟琳，问她和这些人在一块儿，是不是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福特说，凯瑟琳流着泪承认了这一点。

　　福特觉得找到了宍破点。但还没和凯瑟琳说上几句话，统一教的一些负责人就来了。这一次，他们并没有吞吞吐吐，而是问福特和吉姆愿不愿意深入了解这个运动。如果愿意，周末就可以过来参加下次课程。他们同意了。

　　星期六凌晨3点，吉姆、福特和表兄奥利弗再次动身。3个人睡眼朦胧，在布恩维尔的院子捡了些木头燃起篝火，坐下喝起了啤酒。格林笑说:“那可不是莫尼起床的方式！”3个男孩儿按约定日期来了，但显而易见，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组织的宗教当回事。

　　这丝毫没有打击统一教的辅导员们。他们见到男孩们的第一件事，就是热情地表示欢迎，款待早餐——然后把他们分开。他们被带到不同的班里，和其他新人坐到一块儿,每班有10个人。

　　很快，3个男孩就发现，这儿的每个人都友善得不可思议，一直拉着手不愿放开。不管他们去哪儿，都有精神指导跟随，以防他们不开心或需要任何东西。人人都互敬互爱，忙得不可开交！3个男孩所在的小组时不时会相遇，他们只能匆匆地交换一个眼神，就又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去。他们没有时间凑在一起，谈谈发生的一切。福特和凯瑟琳相遇时也是一样，除了“嗨”，他们甚至来不及说一句整话。

　　男孩们也听了盲人摸象的故事，福特觉得有点儿道理。后来，小组成员围成圈坐下，每个人讲了自己的故事:从哪儿来，怎么来到这儿，有什么目标。轮到福特了，他决定开诚布公。“我到这儿来，”他也，“是要救出我妹妹。”小组的主导者一刻没有耽搁，马上就喊起来，“我们爱你，福特！我们爱你！我们爱你，福特！”全组人都跟着喊起来。过去18个月一直受到抑郁症折磨的福特，惊奇地睁大了双眼。他们有没有可能真的爱他？拉手、唱歌、无条件的爱。他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但感觉好极了。

　　接下来的哲学课也引人人胜。福特和朋友们在课上听到，每个人都有瑕疵，只能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变得纯净。上帝与人类有一个契约，上帝完成95%,剩下的5%由人类完成，而仅仅5%就需要人类付出100%的力量。爱不止是一个目标，更意味着承担真正的责任。科学和宗教一直以来争论不休，是时候统一它们了。福特如今也承认“这意义非凡”。

　　一整天忙忙碌碌地结识陌生人、参加课程、玩闪避球之后，新成员们终于钻进了睡袋。次日早晨8点，一个年轻人拿着吉他闯进来，放声高歌。宿舍里的人都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喊道：“早上好，天父丨早上好，兄弟姐妹们1”福特觉得这实在是“有点儿过了”——进来的人根本就不会弹吉他。

　　第二天快结束的时候，福特已经快被说服了。奥利弗和吉姆可没有:他们一整天都在朝他打手势，试图让他注意到他们想离开这儿。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星期天晚上，福特说他要留下来。别的不提，单是随处都能听到音乐就让他觉得很妙。奥利弗和吉姆骂他是个混蛋，离开了静修地。

　　就这样，要从统一教救出妹妹的21岁青年福特•格林，成了一名莫尼。

　　两个孩子的母亲达芙妮焦急而愤怒。她给所有可能帮助她了解统一教的人打了电话。调查过程中，她遇到了其他父母，这些孩子也都从布恩维尔打过神秘电话。达芙妮意识到，怪事已经发生，必须采取行动。

4

　　全美家长的关注终于促成了公民自由基金会的成立，该组织致力于协助家长了解邪教及如何解救孩子。公民自由基金会认为，莫尼和其他诡异的宗教团体为了赚钱而压榨美国孩子。加入这些宗教团体的孩子们要捐出财产，包括音响、乐器、汽车等等，这些物品被重新分配或出售，以换取现金。

　　一些案例中，成员们的饮食和居住条件很差——至少有一个上世纪70年代的团体鼓励其成员从快餐店的垃圾桶中翻找食物。一旦他们接受了最初的培训，就要开始每天将近20小时的工作，为组织筹措资金。70年代流行的募款方式是卖花、卖花生糖、卖国旗、幸运饼、手工蜡烛或吸尘器。成员们沿街叫卖或挨户推销，向买主们保证，全部收入都将捐给慈善机构。只不过，所谓的“慈善机构”往往就是他们的宗教团体罢了。实际上，可疑之处就在这儿：许多邪教领导人主持的跨国组织是踏在青少年的脊梁上建起来的，他们自己则过着奢靡的生活。公民自由基金会得出结论,这些团体就像寄生虫，啃噬着美国孩子的理想。

　　不用上街卖东西的孩子另有任务：招募新成员。正如达芙妮和其他家长们很快就发现的那样，新兴宗教运动为了聚拢人气不择手段，最常用的就是说谎。统一教多次用“新教育发展系统公司”、“教义研究学院联合会”、“家庭”、“创意社区项目”、“3L协会”和“国际家庭协会”等等名号引诱新人加入。如此一来，就算年轻人小心翼翼地躲开日加恶名昭彰的宗教团体，也会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落入圈套。待他们反应过来，为时已晚。这着实令人愤慨。

　　当然，凯瑟琳可不会这么想，她乐在其中。接受了基础培训后，凯瑟琳被分到卖花小组。她成了统一教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卖花高手。她的小组开着一辆破旧的货车在西海岸游荡，在街边、酒吧、餐馆和俱乐部里兜售鲜花，最长的一次巡游了一个月。无论何时，有买主的地方就能看见凯瑟琳和她的小组。“真是太刺激了！”她大笑着说，“我们那会儿挤上车，跑到俄勒冈和华盛顿去卖花！太好玩了！就像圣弗朗西斯的旅行癖似的，到过各种地方，结识形形色色的人，真是一场大冒险。”

　　有时，他们也会碰到麻烦。统一教将不同地区划给不同的下设组织筹资。满怀传道的热忱，凯瑟琳的小组无视划分界限，为了尽可能多卖花而到处跑。他们把自己叫做“奥克兰舰队”，决心打破销售纪录。“我们就是最棒的，毋庸置疑！”在街上转悠时他们经常这么喊，“天父，我们要把花都卖出去！”当时，小组里的明星是个名叫芭芭拉•昂德伍德的妩媚女孩，她卖花的技术简直炉火纯青，一天就能挣到500美元。凯瑟琳以她一贯的坚定作风，成为了第一个打败芭芭拉的人。

　　福特的日子就不那么顺心了，他讨厌卖花。他从一开始就提防着文鲜明，特别是他的教义和政治倾向(文鼓励追随者们站在亲尼克松的阵营里，而且积极支持越南战争)。没有私人的思考时间也让他十分不满。在统一教，你一刻都不能闲着。“只要稍微有点儿空闲时间，”他回忆说，“人们可以真正说说话的时候，负责人就会说，‘娱乐时间到！’小组表演节目或者单人表演节目！总之就是这些玩意儿！所有可以单独交流的机会都他妈的被唱歌占了！”

　　实际上，福特和这个组织颇多龃龉，多得简直不知从何说了。牙刷是公用的、伙食极差、没完没了的唱歌、工作无聊、睡眠不足——新成员一晚上能睡6个小时，工作人员只能睡3个小时，而劳累则被归咎为邪恶思想作祟。很快，福特就开始怀疑，“兄弟姐妹”所表现的只是虚情假意。当他提出尴尬的问题，所谓的关爱就荡然无存了。

　　这些莫尼本身，福特今天回忆说，都是些“逆来顺受的人”。终于，整件事变得一点儿都不好玩了，“做莫尼很没劲。又傻又无聊，没有性爱，没有大麻,太没意思了！……没劲！”他熬了7个月，1975年夏天离开了那里。

　　不难想象，统一教巴不得福特•格林赶快走人。对他们而言，不幸在于，福特后来的举动没能传到他们耳朵里。

　　福特花了一年时间才接受自己不再是莫尼的现实。之后，他与母亲联手，向统一教宣战。此时，达芙妮已经开始协助全球各地的父母了解这个组织以及如何救出孩子。她建议家长们采取的行动，多年前已具雏形。

5

　　办法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独立日，特德•帕特里克——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的社区特别代表——的儿子麦克•帕特里克在圣地亚哥迷声海滩失踪。当夜，麦克现身家庭旅馆，告诉父亲有几个背着吉他的年轻传教士跟他搭话，说加入他们就再也不用去上学了，什么活儿都不用干。他们告诉麦克，他不应该回家，他的父母都是邪恶的人。传教士们巧舌如簧，麦克说，他差点儿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走了。传教士们称呼自己是上帝之子。

　　帕特里克当时并没在意，直到一周后，他接到一个母亲的电话，她正值青春期的儿子也在同一天消失在海滩:那个孩子被上帝之子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帕特里克开始搜集上帝之子的消息，更多的报告浮出水面。

　　所有的故事都如出一辙: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消失了，一个多星期之后，给父母打电话指责他们是魔鬼，上帝之子才是自己的家，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有时候，父母在电话里能听见邪教成员在一边教孩子说话。两天时间内，帕特里克就接到了26个家庭几乎一模一样的报告。

　　7月底，帕特里克秘密前往迷声海滩，故意被上帝之子招募，想进去一探究竟。他被带进一座炎热、拥挤的房子，还被鼓动交出汽车和其他的财产。然后他听了布道、做了祈祷，唱了宗教歌曲还遭到了恐吓。他们引用《路加福音》14章26节(“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告诉新人，应该为了组织的利益与自己的父母决裂。进入组织的第三个晚上，凌晨4点钟，筋疲力尽的帕特里克终于获准睡觉了。3个小时后，他就被叫醒了，布道程序又开始了。第二天，帕特里克实在无法忍受，谎称要把所有财产捐给组织，打着回家取财物的幌子，跳上了出租车。这段经历让他大为惊骇，再待24小时，他很有可能就被转化了。

　　帕特里克和其他遭遇相似的家长们坚信，一些极度邪恶的事情正在蔓延。他们开始研读洗脑资料，特别是精神病医师罗伯特•杰•利夫顿的作品。利夫顿在上世纪50年代为美国空军效力期间，曾接触过从朝鲜战场回国的战俘。1961年，他写了一本研究洗脑现象的专注《思想革命与极权心理学》。在第22章中，他介绍了意识形态集团可能用来转变他人思想的8种手段。从“导入语言”(引人限制而非增强批判能力的术语，从而遏制异见的产生)到“环境控制”(限制交流，使疑虑和异见无法传播)，这8种“意识形态极权”手段似乎为潜在的洗脑者们提供了控制任何人的途径。

　　帕特里克和家长们认为，邪教在有意地使用利夫顿总结的8种手段，食物和睡眠剥夺，以及超负荷的感官信息对新成员们进行洗脑。帕特里克写道，他们的方法和“战俘们在北朝鲜遭遇的伎俩如出一辙”。如果50年代坚毅的美国士兵都没能抵抗住洗脑的力量,70年代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战胜洗脑的胜算又有多少？帕特里克对上帝之子发起了进攻。他开发了一种名叫“思想解毒”的办法，让皈依邪教的新成员们了解这些宗教的残酷现实。他会和新人们展幵辩论，直到他们溃不成军，意识到自己被引人歧途。

　　不过，这只是他的设想，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不出所料，说服已皈依的新人参加思想解毒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任务，只能用一些借口引诱他们参加，然后再强行阻拦他们离场。这个办法行不通，就出其不意地在街上绑架他们。帕特里克劝说家长们，这种行动是必要的，因为孩子们已经“不可理喻”，变成“僵尸”了。

　　就算把孩子绑回来了，帕特里克还面临着一个问题：让孩子们听进规劝。许多宗教组织都告诉新成员把注意力集中在重复和毫无意义的活动上，以此作为分散精力抵抗质疑的方法。其结果就是，帕特里克发现，他面对的是一群跷着二郎腿，前后摇晃，嘴里念念有词，目光呆滞的机器人。怎么才能说动这样的人？帕特里克的办法是,用重复、监禁和偶尔为之的武力逼迫孩子们听话。尽管帕特里克竭力否认，但思想解毒似乎是用给狂热的宗教分子“洗脑”的办法“解除洗脑”。除了目的不同，实在难以分辨二者有何不同。

　　帕特里克开始从宗教团体中绑架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家长们也开始求助于他。他和7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思想解毒者乔•亚历山大一年间就处理了上百起案件。与此同时,其他思想解毒者也纷纷效仿。随着劫持和思想解毒的激增，宗教团体们也学机灵了。统一教感觉受到了局外人的攻击，为布恩维尔的驻地竖起了围墙，还在大门口设了保安室。对统一教来说，如果不是人们不断来滋扰他们，劫持成员，有时还带着武器，他们是不会建围墙、对外人保持戒备状态或者对组织讳莫如深的。难道就不许他们自卫吗？

　　对思想解毒者来说，这些团体筑墙防御让他们显得更加可疑了：如果加入组织的孩子们真像他们标榜的那样自由，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为什么不许父母去探望？他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宗教团体组织反绑架的措施越多,绑架行动就越精心越富有创意。事态很快升级了。

6

　　在统一教内部，思想解毒的消息不绝于耳。有传言说，思想解毒的过程涉及殴打、侮辱、折磨和性虐待。很多人都说，自由思想基金会的两名成员对旧公教会的牧师思想解毒，就因为圣公会的独裁父母反对他选择这个教派。而特德•帕特里克思想解毒了两名希腊正教的女孩，因为她们对希腊传统——在父母为她们物色到如意郎君之前，必须住在家里——的抗争引起了父母的不满。

　　思想解毒越来越荒唐。纽约的思想解毒者伽林•凯利——1993年，他设计劫持一名信徒，却在街上错绑了另一个女孩，因此被判入狱7年——讲了一个思想解毒者是如何把一个女孩从“狂热思想”中“解救”出来送回家的。得胜而归的思想解毒者叫嚷着：“你们会为此感到欣慰的，你们的女儿变回基督徒了。”“可是，”女孩的父母倒吸了一口气，“她以前是犹太教徒啊。”信众一去不回，统一教自然立刻派出人马寻找他们的下落。人是在哪儿被劫走的？关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被送回家接受思想解毒？纠察们四处打探，试图在孩子们醒悟之前把他们抢回来。一旦发现藏匿教徒的地方，莫尼就会包围这栋建筑，朝着窗口大声唱歌，向被监禁的兄弟姐妹传递爰与支持。对思想解毒者来说，所在地被神神叨叨的莫尼团团围住，让人汗毛直竖。

　　与此同时，媒体也知道了年轻人从宗教狂热组织中被绑架出来并接受“反洗脑”，思想解毒顿成热门话题。宗教团体和思想解毒者都把媒体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帕特里克在自传中写道，“我坚信，主会拯救自救的人——空手道、狼牙棒和手铐这些东西迟早会派上用场的。”他还自夸道，“就是让我从阿尔卡特拉斯岛[59]把孩子绑出来，我也能办到。”

　　成功的思想解毒过后，抢回来的孩子就会在媒体上拋头露面，力证自己乐意被劫，更为重获自由倍感幸福。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述武力劫持、真理如何战胜邪恶，让孩子们重回家庭。如果思想解毒失败了，回归组织的信徒就会讲述遭到虐待的恐怖经历，寘理如何指引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庭。

　　一开始，思想解毒者在这场新兴运动中打赢媒体战是众望所归的事。毕竟，如果你的孩子被宗教狂人拐走，交出自己的财产，一天里20个小时都在街上卖东西，没吃没喝，无处安身，难道你不会竭尽全力救他们出来？在帕特里克对各类“邪教”举旗讨伐之初，思想解毒者们大获成功，以致警察们听到受害者的尖叫声，明知发生了绑架案却视而不见。信徒从绑架者手里逃脱向警方求救，却被押上警车，交还到帕特里克那里接受思想解毒。

　　好景不长。用绑架和囚禁让年轻人放弃其宗教信仰的做法让很多人感到了不安。1973年，《时代》杂志在一篇深度报道中将思想解毒与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中的英雄亚历克斯遭受的恐怖“大脑电击”相提并论。从伦理上讲，这种做法有很多问题。人们很快也意识到，仅仅因为不认同他人的宗教信仰就实施绑架显然有悖于法律。尽管帕特里克反复强调，在行动中至少会有一名被绑孩子的家长在场,但他很快还是因绑架获刑。

　　抓住了帕特里克的失误，统一教和其他宗教团体便与律师联手，紧咬住这个问题不放。父母实施的绑架——就算出于好意——也不能被容忍。既然帕特里克和亚历山大这样的思想解毒者已经为所做的傻事进了监狱，那么把他们描绘成罪犯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新兴宗教团体和公民自由基金会各种化身之间的法律战一直打到今天，剑拔弩张，难解难分。

7

　　刚一摆脱统一教的经历，福特•格林就投入了思想解毒运动。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哀伤的父母：他喜欢思想解毒战。想要让一个人放弃他的信仰，你就要在最贴近他心灵的问题上与之展开辩论,驳倒他。对统一教一无所知的人是无法说服莫尼离开组织的。但像福特这样，自己就曾做过莫尼，胜算可就大多了。他了解莫尼的所思所想，他知道该在哪儿发力，才能击碎他们的信仰。

　　福特并不关心教徒们是怎么交到他手上的——绑架就让别人去做——只要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就行。到达解毒地点，他只问一个问题，“我能把门锁上吗？”如果家长同意了，福特便有取胜的机会。他会一刻不停地向对方发动猛烈攻势，直到他们不得不听进去。如果家长允许孩子随时离开，那福特就得小心应对了。“不锁门就难办多了”，他说，“因为孩子们很可能就跑了，还跟你说，‘去你的！我不会跟你说话的’。”不采用监禁手段，思想解毒就“像钓鱼，甩出鱼钩，绷紧鱼线。不过不要太紧”。

　　不涉及监禁的思想解毒或许能比作钓鱼，采取监禁手段的思想解毒则更像一场战争。像帕特里克一样，福特也发现，统一教的信徒们拒绝聆听、拒绝思考，不论是昏昏沉沉地坐在那儿还是唱歌唱个不停，他们就是要回避问题。福特意识到，他需要能将谈话对象拉进现实的办法，只有这样对话才能进行下去，他们做出反应的一刻就是他们回家的转机。“我会吓唬他们，要么就激怒他们。我竭尽所能表现得粗鲁、冷酷、咄咄逼人、麻木不仁。高水平、高强度：我会不断羞辱他们，直到他们反击，要冲过来给我一拳。这会儿我们就有的可聊了！”[60]

　　一旦对方开口——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格林就会告诉对方，彼此的信仰格格不入。他们要辩论出谁对谁错，不争出个结果休想离开房间一步。格林——这样的人，就算我的立场无比坚定也不愿意和他一争高下——接下来会向对方发起猛攻，直到他们做出微小的让步。然后他会改变方向，打开另一个突破口，如此往复。高墙逐渐倒塌，信徒们的精神城堡崩溃。

　　约什•弗里德的《文之网》一书绝妙地对格林的思想解毒进行了第一手记述，此书在1981年也被改编成电影《天堂之旅》，讲述了一群加拿大学生从统一教拯救朋友的滑稽故事。一次成功的绑架过后，格林戴着一只眼罩露面了，身上还有因车祸造成的伤痕。在书里，他的目光“能催眠”，他“电力十足，令人震惊，说起来话仿佛噼啪作响”。弗里德写道，格林身上有一种“权力感”。别的不说，六尺三寸的身高和缝针的伤口，就让他看起来很吓人。格林要求和受害者独处。弗里德从门缝里窥见，格林顶住对方额头，注视着他。格林摘掉眼罩，露出大片丑陋的淤青，直直地盯着男孩的双眼，轻声说，“爱上我吧！爱上魔鬼！”

　　从这段描述里，我可认不出2005年见过的那个福特•格林。实际上，他是一个头发蓬松、高大有趣，充满魅力的家伙,拖着缓慢轻松的加州腔调。但格林却发誓说，书里的描述精准无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很典型。

　　格林先把男孩吓个半死，迫使他张嘴说话，接着就拉他对统一教的意识形态展开辩论。他咄咄逼人，男孩时不时就被吓得掉眼泪。男孩的朋友们不时探头进来看看情况。格林赶他们出去:解毒成功自然会告诉他们。再后来，男孩的朋友们被“新生儿第一声哭喊”那样尖利的号哭声吓了一跳。福特•格林从房间中大步走出来:“进去，他需要你们。”

　　30年后，福特津津有味地回忆起成功的时刻。他说:“棒极了。就在一瞬间，他的眼神不再像鲨鱼的眼神一样空空荡茫、了无生气——他的眼睛就像圣诞树一样被点亮了！思想也点亮了！突然之间，一连串的问题迸发出来……这显而易见。真是太棒了。”

　　《天堂之旅》中的思想解毒发生在1977年末，离福特•格林为妹妹凯瑟琳思想解毒只有几个月时间。由于各种原因，这次行动的结果与设想相去甚远。

8

　　1977年春天，凯瑟琳成为萬尼已经两年半，她到海边和母亲共度周末。凯瑟琳的行为举止让母亲达芙妮大感震惊，达芙妮相信必须出手干预了。格林家举行了家庭集会来决定应该怎么办。几个月来，福特一直建议进行绑架;对他来说，凯瑟琳是被统一教“拉皮条的妓女”。格林一家终于同意把凯瑟琳绑架回来。他们编造了一个骗局，诱饵就是达芙妮。

　　4月初，达芙妮给凯瑟琳打电话诉说自己的忧虑，说她不断梦见文鲜明牧师，这让她想到自己之前对统一教的看法是错误的。她应该怎么办？凯瑟琳信以为真，答应4月13日星期天来看她。与此同时，福特召集了14个人。其中2名私家侦探负责实施绑架，几个家人和朋友在凯瑟琳监禁期间照管她，还有1名医生和1名护士，以防出现韋外。这一天终于来了，行动小队安排达芙妮的秘书茱蒂上午9点去市中心接凯瑟琳，然后开车回格林家，绑架队正在那儿严阵以待。

　　那年春天，加州北部遭遇旱情，凯瑟琳决定给母亲帮帮忙她在途中买了一个2加仑的水箱和两打玫瑰，与茱蒂会合。回家的路上，她们在邮局停了车。茱蒂说,她还有事要办，问凯瑟琳能不能进来帮她取一下邮件。凯瑟琳走进邮局拿了信，并给姑妈写了封短信。与此同时，茱蒂走到邮局后面，给候命家中的福特和达芙妮打了电话:“我们在路上了，5分钟就到。”

　　格林家中，母亲和儿子已经来到客厅：福特藏了起来，达芙妮则要引女儿上钩。私家侦探藏在门的两侧。眼看就10点钟了，凯瑟琳从前门走进来，看见母亲正在客厅里等她。她向前迈了一步，举起玫瑰和水箱，微笑着招呼道，嗨，妈妈。”

　　第一个人冲出来的时候，凯瑟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绑架！她之前曾收到过这样的警告。两名私家侦探捉住她，将她摁倒在地。凯瑟琳此时已意识到，要想保存自己的信仰，就得聪明行事。她认为绑架者预计她会尖叫和反击，便决定让他们失望。她有气无力地躺在地板上。一名侦探扭住她的胳膊，另一个蒙上了她的眼睛。眼前漆黑一片，凯瑟琳开始祷告。“我记得当时时钟敲了10点。我对上帝说，好，从现在起，我绝食7天。10点开始。只喝水。就这样。我没有说，‘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什么都没有说。我积攒着所有的力量。战斗开始了！”

　　两个侦探捆住了凯瑟琳的手脚，把她扶起来。她被塞进正在等候的车子，扔在泡沫垫子上。有人检查了她的脉搏，摸了摸她的额头，把毯子盖在了她身上。车门关上了，福特跳进驾驶座，绑架小组全速离开现场。虽然戴着眼罩，凯瑟琳还是立刻就猜到他们正往她叔叔和姨妈的大农场驶去。她躺在垫子上，默默地积蓄着力量。哥哥是这次绑架的主谋，她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漫长的磨难。

　　到了欢场，绑架者们打开车门，把凯瑟琳抬进事先准备好的地下卧室。她被扔到床上，手脚依然被捆着，眼睛也蒙着。出入口都被守住了，侦探在她身边坐下，给她松了綁取下眼罩。他告诉凯瑟琳：“抱歉给你带来不便，我们只是想和你分享关于文鲜明的一些事情。”

　　凯瑟琳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好吧！她想，你们的分享之道可是够特别的！

　　凯瑟琳像婴儿般蜷缩着身子，努力回忆关于思想解毒的信息。根据所学的课程，思想解毒就是一群人联合起来动摇一个人的信仰。睡眠剥夺，食物剥夺，也许还有性骚扰。她在课上学到，唯一的斗争方法就是拒绝和任何人交战。姓名，年级和学号，他们能从她身上得到的就这么多。

　　福特试图吸引她参与谈话的时候，她就死死盯着墙。她拒绝进食，只有要求喝水的时候才会打破沉默。如果他们来硬的，她就以牙还牙。福特已经对思想解毒的过程很熟悉了，他拒绝上楼或是留下凯瑟琳一人：他明白攻击要残酷无情，一刻也不能停止。有一次，福特试图陪伴凯瑟琳去洗手间，她终于受不了了。“天哪！”她在福特面前狠狠地甩上门说，“你累不累呀，福特！”

　　几个家庭成员也努力尝试。凯瑟琳的姐姐祈求她想想过去的感情：“凯瑟琳，想想我们以前说过的话。想想我们分享过的一切。”她的父亲心情沮丧：“你到哪儿去了？孩子，醒醒吧！你这是怎么了？你难道看不出我是多么爰你吗？”她看来确实体会不出来。为了点醒凯瑟琳，他甚至给了她一耳光。

　　家人离开休息时，凯瑟琳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她跳下床，在屋里搜索脱身之法。她在书架上找到了一盒火柴，有那么一瞬间，她认真地琢磨把书点着，烧了房子。不过，她自己被锁在密闭的地下室里，恐怕也凶多吉少。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9

　　对莫尼解毒的时候，格林通常会全面进攻，他知道突破统一教洗脑的唯一途径就是粗野的挑衅。可这回他面对的是自己的亲妹妹，格林不想伤害她，所以他竭力克制。没关系，他们有的是时间。也许要花上点儿工夫，但凯瑟琳的心理防线会被突破的。莫尼总会崩溃的。

　　两天半的思想工作看似进展顺利。凯瑟琳开始谈论她的信仰，也给了福特机会，讲述统一教不为她所知的一面：比如数额庞大的投资帝国及其与韩国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凯瑟琳好像听进去了，有几次也同意了哥哥的说法。她让步了：“你说的对，我被他们骗了。”

　　格林认为自己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就歇了口气上楼告诉母亲，成功近在咫尺了。达芙妮却告诉他，凯瑟琳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被说动的，她是在演戏。福特跑回地下室和凯瑟琳对质。他试过和颜悦色地讲道理了，现在是动真格的时候了。凯瑟琳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到形势的变化，讥讽地看着他:“你还以为自己挺厉害的吧？”

　　福特怒不可遏：“没错，你现在就得对付我！”

　　凯瑟琳意识到自己陷人了困境，一时间也产生了信仰危机。哥哥对自己太了解了。她根本受不了这个。她不能纵火烧了房子，也逃不出去。当福特开始发表激烈的长篇大论时，她尖叫起来。这声尖叫让绑架行动功亏一篑。

　　听到凯瑟琳的叫喊声，父亲和格林家的一位朋友罗恩跑进来安慰她。他们的软弱令福特大为反感，他冲出了房间。他知道，与魔鬼战斗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不然他们总会卷土重来。

　　凯瑟琳看到了机会。就在她假装就范的几分钟前，绑架小组的一名成员给福特拿来了一个纸杯和一瓶葡萄汁。此刻，玻璃瓶就放在床边。她扑过去，抓起瓶子朝桌沿猛砸了下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的讲述并不一致。房间里的两个人发誓说，凯瑟琳试图把碎玻璃扎进自己的胸膛。凯瑟琳则称她想割腕，从而迫使他们把自己送到医院。不管哪一种情况是真，凯瑟琳的父亲和罗恩都及时抓住了她的胳膊，并大声呼救。凯瑟琳知道大队人马到来之前她还有点儿时间，就用左手抓住破损的瓶颈，全力攥紧。福特在楼上也听到了喊声。“那是我这辈子听到过最恐怖、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他回忆道，“那是融合了痛苦、愉悦、狂喜和横扫一切的胜利的喊声。我跑进房间，看见凯瑟琳被德在床上，双手被别在背后，到处都是血。”

　　凯瑟琳此时已经割断了左手大拇指最重要的肌腱和神经，还在全力地挤压着玻璃碎片。绑架小组掰开她的手，抠出玻璃。达芙妮用了整整一包卫生纸清理血液，她知道天平已倾向了凯瑟琳。思想解毒者都被吓坏了，凯瑟琳则感受着内心不可思议的平静:成功已近在咫尺。福特站在床边，捕捉到她的眼神。他摇了摇头：“她的笑容！那才是整件事中最可怕的部分。那就是你在魔鬼脸上才能看到的表情——冷酷无情的微笑。‘哦，天啊！’我就想抄起机关枪把世界上所有的莫尼都毙了……我看着这一切，啐了一口，‘游戏结束了’。”

　　一家人抵达医院，静静地领着凯瑟琳进急诊室。她突然发狂般地大叫起来：“我被绑架了！”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护士问道。

　　“因为我是莫尼！”凯瑟琳嚷道。在诊疗室里，除非允许她打电话，否则她就拒绝接受诊治。医生答应了，她这才松开拳头，让医生在手上缝了19针。之后她就被带到了付费电话前，得到了一枚10美分的硬币。凯瑟琳立刻给统一教中心打了电话，把地址告诉了朋友们。

　　楼下的格林一家意识到已经输掉了这场战役，打电话向警方自首。

　　当天的晚间新闻上，著名思想解毒者福特•格林的妹妹、“反莫尼运动参与者”达芙妮•格林的女儿凯瑟琳•格林告诉记者，她是如何被自己的家人设计、背叛、绑架，又是如何最终以智取胜的。后来，她改了名字搬往另一州，以摆脱家人的寻找。

10

　　统一教给凯瑟琳洗脑了吗？如果他们确实这么做了，又是如何成功的？

　　相信统一教在上世纪70年代不正当地使用强迫手段的人里就有加里•沙夫。1972—1976年在统一教的4年中，他的部分职责是领导新成员讲习班。回顾过去，沙夫认为，虽然该组织并没有明确的“洗脑”或招募指南，但吸引新人的过程都经过特别设计，使新成员们与世隔绝，倍感压力，造成心理和情感上的失衡从而使他们卸下防备。新成员们不断遭到“爱的轰炸”——被一群手拉着手、假笑着对这一举动表示满意的人所包围   ——之后被一点点儿地说动加入组织，以至于他们察觉不到自己正一步步落人陷阱。

　　在第一个周末结束时，新成员们受到皇室成员般的礼遇，并被鼓励再待7天。7天之后，他们又会被怂恿再待一周。这会儿，他们几乎已经转化了。沙夫说，在最开始的21天内，新成员们“都上钩了。爪子把他们紧紧地抓起来……那真是不同凡响！”

　　待满最初的10天灌输期对招募新成员至关重要，因此辅导员们会全力以赴。如果男性新成员们觉得不自在，漂亮姑娘们就会被派去说服他们留下来;无论谁有退出的苗头，他们都被会逼到打消顾虑。爱的轰炸从不间断。如果有必要，多疑的新成员们就被狂热的成员带离研习班散散步。这样，就能把积极的信息传递给他们，也可以防止疑虑扩散到其他成员。沙夫说，实际上在整个招募过程中，所有的辅导员都“一刻不停地扫描着新人们的表情，捕捉他们心不在焉的蛛丝马迹”。任何不满的迹象都会立刻受到干预，遭到新一轮轰炸。新人们的时间被周而复始的活动、会议和体育运动填满。就像福特•格林回忆起的那样,任何停下休整的举动都会招致喊叫或放声歌唱的劝诫，进一步让新人们筋疲力尽。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新成员们之间分享“消极心态”，相互交谈也受到阻拦。

　　新人们被鼓动疏远他们的父母——家长们都是动机善良却误入歧途的人。他们还被告知，外面不了解组织的朋友会劝说他们离开。布恩维尔营地和外界的联系渠道主要是电话和邮件。在《天堂的人质》一书中，卖花能手芭芭拉•昂德伍德说，并不铁杆儿的新人的邮件会被审查。付费电话也有一把总钥匙，这样就没人能往外拨电话了。一旦上了锁，电话就显示“故障”。昂德伍德早已不再是统一教教徒，她回忆起新成员在监视下给父母打电话的情景，讲话内容也是组织教给他们的。

　　尽管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但对宗教团体来说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各种团体都用类似的手段争取信众，比如英国的阿尔法课程教对潜在的新成员就格外友好，鼓励他们唱歌，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也警告他们局外人对新兴信仰或许并不认可。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们绝食，捐献财物，经受各种磨难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虔诚。同样的，新兵们剃头，统一着装，被剥夺睡眠，受到言语虐待,被各种考验折腾得筋疲力尽。显然，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但是，其中有一个明显的不同。英国国教吸收信徒或是军队招募新兵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份、所做的事情和行事计划都开诚布公。正如前天主教牧师、统一教观察者肯特•伯特纳所说:“当耶稣出现在詹姆斯和约翰面前，他总是坦率地说明自己是谁，说出自己的主张。他不会说，‘嘿，詹姆斯和约翰，我有做生意的新点子！干吗不来学学织新渔网？’然后才谈到他是救世主这件事。”

　　而这恰恰是统一教在上世纪70年代的行事风格，他们在美国西海岸招募成员时惯用欺骗的伎俩。精心布置在火车站和公车站的“眼线”留意着新鲜的面孔，把背着帆布包的年轻人当做特定目标。青年们被告知，他们是各类组织的客人——教义研究学院联合会、新教育发展系统公司、创造力社区项目等等。年轻人很有可能在招募营待上10天依然不会发现这是统一教。沙夫回忆说，在灌输信仰的早期，组织的真实身份及其与文鲜明的关系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了”。

　　只有新成员们知道了，用沙夫的话说，“堕人壳中”，宗教组织的真实面目才显露出来。掩盖事实的做法有一个名字:天国骗局。30年过去了，凯瑟琳•格林承认确有此事，也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即便是当时,这种做法也饱受争议，并没有在东海岸投入使用，而用在了西海岸，那里的招募活动更加狡猾。凯瑟琳说，很多成员都对此“大为光火”。用骗局招徕新人是过度热情的年轻莫尼想出来的，他们认为目的正当就能不择手段。她说，“这样做错了吗？也许是错了。这样做阴险吗？邪恶吗？我不这么想。我们的动机是善良的。现在，他们说通往地狱的道路也是善良的动机铺就的，所以——这真的是事与愿违。我想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天国骗局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不仅导致新闻界和公众对统一教的极端反感，也为针对统一教的大量诉讼案件打开了大门。这些案件背后的重要辩护律师之一就是福特•格林。

11

　　妹妹第二次失踪后，福特进了法学院。思想解毒太冒险了,他可不想进监狱。更何况，真正的战斗早都改在法庭上演了。从此，他就与邪教开始了漫长的斗争，一次次地把他们送上法庭，也一次次地被对方告上法庭。基督教科学派是他最讨厌的，他也是这个教派的眼中钉。

　　在莫尼的案子中，他论辩的出发点是，新成员们被招募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将进入怎样的组织。这和已经知晓环境被操纵，但仍自愿进入完全是两回事。可如果你被欺骗了，当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莫尼一员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操纵了你两周，利夫顿的8种手法已经见效了。1988年，格林代表客户大卫·默尔克从统一教获得了损害赔偿金，理由是统一教将默尔克骗进团体之后，对其使用了胁迫手段。

　　统一教承认在70年代犯了错误，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思想解毒真的就无可指责吗？信徒们在思想解毒过程中遭遇的灌输手段和他们在宗教团体里遇到的往往别无二致。另外，行动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被绑架回来并违背自己意愿遭到控制。宗教狂热团体或许越过了可接受的正常行为界限，但思想解毒者打破的则是法律。现在的思想解毒者自称“退出顾问”,刻意与含有犯罪意味的名词“思想解毒”保持着距离。他们说，思想解毒使用这些手段的严重程度从来不及宗教团体。此外，思想解毒者从事的是拯救灵魂的事业:结果为手段赋予了合理性。滑稽的是，这正是统一教为天国骗局辩护时所用的理由。[61]

　　思想解毒者做坏事的证据也不时出现。1976年，名为人民代用宗教工坊的神秘组织在英国发布了一本名为《思想解毒:信仰的建设性毁灭》的小册子。如果将其视为思想解毒者的行动手册，它顷刻间就为任何熟悉美国审讯者在阿布扎比和关塔那摩所作所为的人敲响了警钟。建议的方法有“食物中断”、“去除睡眠”、“肢体纠正”、“通过裸露身体刺激起耻辱感”、“语言压力” (“最大的音量”、“最小的距离”)以及“破坏圣物”，“破坏圣物”包括“促使对象自愿地对宗教领袖的照片、教义和其他生物便溺”。

　　英国精神病学家威廉•萨金特相信俄国的行为是对宗教转化的高度复制。他接受《卫报》釆访时称，这本小册子“是对一种毁灭性手段的精准描述，这一手段首先被俄罗斯人精心利用，极其有可能产生了效果。我的理论研究最终被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让我不寒而栗”。

　　有意思的是，这本厉害的小册子是一个新兴宗教团体为了诋毁思想解毒者伪造的，这让我们瞥见了宗教狂热组织和反邪教人士之间争夺民意的战争的一个侧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他们互相控告对方洗脑和胁迫。有时，宗教团体取胜，有时反邪教团体是贏家。双方的互相攻击从未停止过。

　　法庭上的争论开始具有学术性。宗教狂人是洗脑者吗？思想解毒者是吗？到底什么是洗脑？真的存在洗脑吗？双方都征召学者支持自己的论据。反邪教团体组织聘请了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玛格丽特•辛格领导的一批心理学家，辛格曾为从朝鲜战场回国的美军战俘作过评估，后来还曾为佩蒂•赫斯特被共生解放军[62]绑架一案出庭作证。宗教团体则赞助大量学者，为社会学者举办论坛，讨论宗教皈依的性质、新兴宗教组织和信仰。

　　社会学者们抨击反邪教学者是在向任何不符合其狭隘、保守世界观的团体发动非理性的战争。在不遗余力地诋毁宗教狂热的同时，反邪教人士变成了如同其敌人一样的福音主义者，成了狂热分子。心理学家们则回应说，任何像社会学者们一样接受这些团体好处的人都会替他们说好话。争论一度激烈到一派学者由于不认可对方的理论而闹上法庭，要求取消对方未来担任专家证人的资格。

　　与此同时，琼斯镇自杀(人民圣殿教的912名成员于1978年在圭亚那集体自杀)、瓦科骚乱(80人死于这场1993年的骚乱)和天堂之门教(1997年39人集体自杀)的暴行鼓舞了反邪教运动。这些事件无疑是宗教狂热导致自杀的证据。美国重要反邪教人士里克•罗斯说，“怎么解释琼斯镇的大规模自杀、父母杀害亲生孩子的举动呢？有280个孩子遇难。你怎么解释？你或许会说，他们是虔诚的信徒。但是我认为这个解释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他们放弃了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他们完全停止了思考，让吉姆•琼斯[63]替他们思考。”

　　1995年，日本奧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神经毒气，导致12人死亡、5000人受伤的事件进一步刺激了反邪教运动：这正是反邪教人士长期以来试图引起世界警惕的事情。现在，反邪教运动可以融入21世纪初的另一种狂热——反恐热潮了。穆斯林人弹的出现推动了这一潮流。在邪教观察者看来，说服人弹们进行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方法不过是1974年使凯瑟琳•格林重返统一教的那些手段的改良版。玛格丽特•辛格写道：“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犯下的自杀式暴行，巴勒斯坦的人弹和其他令人胆寒的恐怖主义行动……看起来确实是经过邪教组织多年来不断完善的方法的结果。”

　　仍然活跃于美国的最具影响力的“退出顾问”之一斯蒂芬·哈桑同意这个说法：“狂热的恐怖主义分子使用了很多与邪教组织相同的思想控制手段，其中包括隔离、催眠、睡眠剥夺、饮食操纵和灌输恐惧。”回忆起自己70年代在统一教的经历，哈桑承认，“我被训练得对上级绝对服从，愿意为他们去死甚至去杀人。”

　　这真是耸人听闻。但正如任何新兴宗教组织所说，夸张是反对者惯用的办法。无论什么时候和反邪教行动者交谈，他们都会告诉你形势严峻:如果你正与新兴宗教运动斗争，你就会看到情况每况愈下。“我从1982年就开始观察邪教”，里克•罗斯告诉我，“我想不起来有哪段时间他们比这个星期更活跃，数量比这个星期更多。我不断收到咨询、电子邮件、电话等等，打听这些组织。每天，全球都会爆出关于他们的新闻。卡巴拉中心、基督教科学派、先验冥想、统一教。我想，不同之处是他们比过去更富有了，更老练了，能量更大，势力更加稳固。”

12

　　面对狭隘的反宗教人士的持续攻击，新兴宗教运动也展开了复仇反击。他们声称，诸如瓦科的悲剧并不是宗教狂热引发的，而是由于反邪教行动人士从中干预，强烈主张联邦当局介入才发生的，他们的建议显然起到了反效果。

　　两名反邪教专家玛格丽特•辛格和路易斯•乔利恩•维斯特首当其冲。在基督教科学派教的一份记录中，维斯特是一个“偏执的人”，而辛格则“脱离现实”。接下来，两人又被诬蔑与中情局冷战期间的洗脑项目“心灵控制计划”有关系。

　　1996年，美国反邪教运动先锋觉醒联盟屡次被基督教科学派告上法庭，最终破产。觉醒联盟是1974年在特德•帕特里克帮助下建立的公民自由基金会的后继。在基督教科学派的文件中，觉醒联盟被描绘成一个参与绑架活动的“仇恨组织”，其建立者和行动人员都有犯罪记录。基督教科学派称，思想解毒者就是些冷酷的投机者。1996年10月，觉醒联盟被迫拍卖了包括商标、邮政信箱、求助热线号码等资产。出价最高的是基督教科学派的代表。觉醒联盟的网站本应为忧心忡忡的父母们提供咨询，如今却被最有权势的新兴宗教团体之一运营着。

　　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一谈及宗教和洗脑，虽然双方都声称中立，但实际都有倾向。反邪教人士坚称洗脑是现实存在的，全球范围内都在发生。宗教团体否认洗脑的存在，但是认为如果洗脑确实存在，应为此被投入监狱的是思想解毒者。在宗教的世界里，情况甚至比在情报圈还要阴暗。

13

　　30年过去了，凯瑟琳•格林仍然是统一教的一员。8年前，她飞往韩国，在弥散仪式上与一个陌生人结了婚。她的丈夫由文鲜明选定，是个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日本人。凯瑟琳不会说日语。我认为这太奇怪了。我不赞同统一教的信仰，我也不会在别人的建议下跟陌生人结婚——就算他们号称获得了基督的降福。在我看来，这是非常诡异的行为。

　　凯瑟琳花了很长时间考虑要不要见我。我会攻击统一教吗?我会让她澄清事实吗？很显然，我在信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可能会引起尴尬。因此，我并不确定能从她那儿获得什么。我想搞清楚她是不是被洗脑了。但机会来临，我却说不好如何判断了。

　　2005年6月，我们终于在哈佛的一间咖啡厅见了面。评价凯瑟琳说她看起来不像被洗过脑似乎有点无礼。她走起路来并不像僵尸，目光也不呆滞，她并没有试图转化我，我们也没敲小手鼓。相反，她看起来机敏、聪明、愉快，还骄傲地向我展示了两个漂亮女儿的照片。当我问她有没有被洗脑时，她大笑起来。她并不这么想。

　　“但是,70年代，布恩维尔确实发生了一些怪事……”

　　凯瑟琳解释说，在参加最初的招募晚餐的人当中，留下来上课和最终加入的人数相比，少得可怜。大部分新成员在加入统一教之前就离开了。即便在宣誓加入的人中，不久就退出的也是大多数。凯瑟琳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是在给人们洗脑，那干得可真不怎么样”。

　　她说的无疑是真话。统一教的胁迫、天堂骗局还有爱的轰炸，都不是那么有效。这些做法或许能一时诱骗人们加入，但当新鲜感(和洗脑，如果有的话)褪去的时候,人们几乎都会离开。如果这个组织实施了洗脑，那么洗脑的手段在大多数人身上都没发生作用，即使有，持续的时间也很有限。前招募人员加里•沙夫问道，“如果洗脑那么有效，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加入呢？”

　　有理由推测，尽管凯瑟琳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进了统一教，也被施加了各种操纵手段，她仍然有大把机会可以离开。然而，她选择了留下来。或许她已经被严重洗脑而恐惧离开了。见到她后，我很怀疑这样的推测。凯瑟琳不是怯懦的人，我认为只要她想做的,她就能做到。

　　当然，福特•格林持相反的观点。对他而言，凯瑟琳意味着他的失败，没能从统一教解救自己的妹妹让他痛苦不已。我向他提出，无论他如何看待凯瑟琳选择的信仰，她看来过得很幸福，其他事还那么重要吗？他强烈反对:那不是幸福的生活，那只是幸福生活的表象。

　　他告诉我：“我不能和凯瑟琳坐下来聊天，因为她所说的都是莫尼的意识形态——可是她把那当做她自己的个性……她坐下来，莫尼的废话从她嘴里冒出来，而她还期待说这些能得到尊重，就像那是她自己的思想似的。我不能，不会也不想这么做。太痛苦了，太可怕了，这让我心碎。”

　　去年冬天他给凯瑟琳发了一封邮件。他写道,30年来，他的圣诞节愿望只是希望自己的妹妹回家。凯瑟琳叹息道，“哦，福特！唯一的障碍就在你自己的头脑里。”

　　任何宗教在发端时对局外人而g都是无法理解的，特别是对追随者的家人们来说。基督跑回家告诉约瑟夫和玛丽亚他决定毕生追寻的事业时，他们恐怕也不是特别高兴。但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有些不同，基督可没有建造跨国企业帝国，每年坐收几百万美元进账。

　　毫无疑问，自我救助和新宗教产业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在很多人眼中，这些组织筹集的资金使其成为肮脏的操纵者，不是拯救灵魂，而是削弱灵魂从中牟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的洗脑恐慌。如果新兴宗教就像家长们相信的那样是在行骗，那么对他们任何形式的皈依都是操纵的结果。

　　孩子皈依神秘难解的奇怪宗教引起了大部分父母的关注。70年代皈依新兴宗教的人数暴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为招募新成员采取操纵手段，相关宗教显然在大肆敛财——这与传统的宗教观念毫不相符，让新兴宗教运动成为爆炸性话题。面对这些信息，家长们只会认为是孩子们被骗了。不然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过去是多么聪明踏实啊。

　　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被洗脑了呢？抑或只是他们太天真了?

　　关于邪教洗脑和思想解毒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双方都相信结果为手段赋予正当性,也都使用了胁迫手段。统一教向新成员施加压力并不是因为它邪恶，而是因为年轻的招募者们真心相信他们是在把新成员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试图夺回孩子的家长们也不是邪恶的异教徒，而是因为他们爱孩子。福特•格林说:“我向上帝发誓，这是一场向邪恶开火的精神之战。”他为思想解毒辩护，而我则怀疑，凯瑟琳为加入统一教辩护时也会说出同样的话来。站在争论的哪一边完全取决于你认可谁的信仰。

　　在哈佛的咖啡厅里，我问凯瑟琳，要是她的两个小女儿长大以后反对统一教，加入某些在她看来很危险的奇怪教派怎么办。凯瑟琳坚持说，无论孩子们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她都会接受。她说:“有些时候，孩子们将不得不自己做出选择。”

　　我想,凯瑟琳的母亲达芙妮也会作出同样的回答，如果她在1974年被问起过相同的问题。

第九章 魔鬼计划

　　“你急急忙忙要去哪儿呀？”狐狸罗斯问。

　　“你不知道？”小鸡丽琴说，“天要塌下来啦！我们要去告诉国王!”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一条近道。跟我来吧！”

　　狐狸罗斯笑了。

——《小鸡丽琴的故事》，阿农

　　1962年6月8日，美国驻瑞士首都伯尔尼使馆的二等秘书特南•皮特•巴格利接到同事从日内瓦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在刚刚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一名苏联官员悄悄递给外交官一张纸条，要求与“美国政府的代表”私下会面。

　　巴格利和同事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苏联官员是不会在裁军会议上给西方外交官递纸条的:此人图谋叛逃。巴格利是中情局苏联集团部的副部长，他命外交官给苏联人回了张便条，说明会面时间和地点，便登上了前往日内瓦的航班。

　　在俄语流利的乔治•基瑟瓦尔特陪同下，巴格利漫步走进一片不知名的住宅区，在一间小公寓里静候佳音。一个半小时后，一个方下颌、高大自信的俄国人走进来。他为迟到抱歉，解释说为了不被跟踪而采取了极端手段，耽搁了时间。随后他自报家门：尤里•伊万诺维奇•诺申科中校。

　　诺申科告诉两名特工，他为克格勃第二总局工作，职责是揪出苏联国内的间谍。巴格利和基瑟瓦尔特交换了眼色。如果他所言属实，这可是条大鱼。中情局直到几年前才知道第二总局的存在，在其中安插间谍的企图始终未能实现。

　　诺申科想做笔交易。他的妻儿都在莫斯科，他不想叛逃，更不想给美国人当间谍。可倒霉的是，一次纵酒狂欢时他弄丢了900瑞士法郎，这个窟窿填不上，他的麻烦就大了。作为交换，他会提供一份克格勃秘密监视手册。美国人决定赌一把，把钱给了诺申科，让他把手册带来。他们想栽培这名线人，于是向他保证，如果下次能带来更多敏感情报，就能获得丰厚回报。供出一名潜伏在美国的秘密间谍,奖金是25000美元。

　　诺申科不置可否，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个好兆头：在这种事上，大多数间谍都需要时间考虑考虑。不过，他显然是一个情报宝库：仅在见面的两个多小时里，他就透露了安装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多个窃听器的位置。

　　3夭后，巴格利再次见到诺申科，俄国人如约带来了监视手册。手册详述了美国人闻所未闻的手段，比如向跟踪对象的鞋子上喷洒吸引犬类的化学品，免除冒险尾随的必要。巴格利被打动了，他给诺申科起了代号叫“狐步”,还给了他一架仪器，以便后者返回莫斯科后与中情局取得联系，传递情报。巴格利随即飞往华盛顿表功：如果诺申科真如自己所说是中校——看起来他肯定是——他就是“有史以来最肥的大鱼”。

　　后来，事情就不对了。

　　巴格利抵达兰利后立即受到中情局反情报部负责人詹姆斯•杰西•安格尔顿的召见。安格尔顿交给巴格利一份秘密挡案，里面是另一名苏联叛逃者安托利•戈里钦带来的情报。戈里钦6个月前才从赫尔辛基叛逃，已为中情局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包括供出潜伏在法国政府高层中代号为“蓝宝石”的苏联间谍圈。此外，他还向中情局讲授了苏联情报机构的运作方式。戈里钦说，克格勃知道这些情报的杀伤力，很可能立即展开一场亡羊补牢的行动，以迷惑美方减少损失。第一步就是派出伪装的叛逃者，表面上为美方提供情报，实则是为了混淆视线。中情局可不能上当：如果冒牌叛逃者的情报与戈里钦所说的矛盾，恰恰能证实而非否定后者情报的真实性。

　　巴格利看了戈里钦的材料，清楚地意识到出了问题。诺申科在日内瓦泄露的大部分情报确实与戈里钦所说的恰好截然相反。巴格利和安格尔顿相信，诺申科在“放烟雾弹”，他十有八九还在为克格勃工作，只是想借此挑衅。或者更糟的是，他想玩一把刺激游戏，以自己为饵，等待饥肠辘辘的中情局咬钩上当大快朵颐。不管怎样，中情局都被耍了。现在，巴格利和安格尔顿要作出一个棘手的决定:他们该拿新朋友怎么办呢？

　　诺申科的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1963年11月，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意外身亡改变了一切。行刺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过去是一名海军，曾叛逃苏联，几年后再度叛逃回到美国。在俄罗斯期间，他都做了什么？克格勃找过他吗？是苏联人暗中指挥了暗杀吗？

　　中情局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他们知道谁可以。诺申科告诉巴格利，他为克格勃第二总局的旅游部工作，职责之一就是监管在苏外籍人员的行动。

　　肯尼迪去世两个月后，巴格利和诺申科在日内瓦重逢。揣测线人可能在给自己下套，巴格利将信将疑，但诺申科却痛快地说，现在他想叛逃了。之后，他拋出了一条让巴格利无法抗拒的情报:他对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了如指掌。他不仅在奥斯瓦尔德抵达苏联对其进行过评估，也主持了苏联对肯尼迪暗杀事件的调查。苏联人担心被扯进谋杀案，是以还专门为诺申科提供了一架军用飞机以便调查。诺申科说，克格勃里只有他一个人清楚奥斯瓦尔德的底细。

　　巴格利上钩了。诺申科坐上了美国的军用飞机，经法兰克福飞往华盛顿。对苏联的上司们而言，诺申科人间蒸发了。

　　这是一次经典的突然叛逃。但是，2月12日诺申科抵达美国后，中情局却不知道如何处置他了：他是真心投靠还是刺探军情？他是否值得信任？戈里钦可是特别警告过要提防冒牌叛逃者。现在，自称了解奥斯瓦尔德的家伙意外现身，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

　　中情局的大佬们起了疑心，争论下一步棋究竟该怎么走。传奇人物、老狐狸安格尔顿认为，应该让诺申科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双面间谍，把假情报透给他，诱骗克格勃相信美国人上当了，其实他们自己才被耍得团团转。其他人并不支持这个建议。万一苏联人确实和暗杀行动有关系，这可不是玩障眼法的时候。中情局需要情报:诺申科是什么人？他都知道些什么？

　　日后成为中情局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终结了辩论，他的决策是优先处理肯尼迪遇刺案。4月初，他批准进行严酷审讯:无论如何，苏联人终究要开口的。

　　4月4日，诺申科收到体检通知，被带到了由尼克•斯托亚肯操作的测谎仪跟前。此前，斯托亚肯和同事们已经预料到这将是一次冷酷的审问。倘若诺申科真是双面间谍，那么他或许早就接受过训练，知道如何挨过接下来的审讯。这一次，就让中情局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审讯行家。

　　戏剧性是行动的精髓。测谎结束后，测试人员向诺申科咆哮说他没有通过。过去几周受到的种种奇怪待遇早已让俄国人心生疑窦，但依然对此始料未及。诺申科要求与“朋友”巴格利见面。巴格利走进来，看了测谎结果暴跳如雷，要求立刻逮捕诺申科。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卫冲进来抓住了诺申科。他被剥了衣裳，戴上手铐，蒙住双眼,塞进了汽车。

　　诺申科随即被带到了中情局在华盛顿郊区布置的安全屋。他被剃了头，安置在一间10英尺×15英尺的卧室里。房间空空如也，窗户都钉上了木板，唯一的家具是一架固定在地板上的铁床。房门锯成两半，下半部分紧闭，上半部分是铁丝网，以便随时进行监视。

　　诺申科每天的伙食标准不足1美元，每周只能洗一次澡刮一次胡子，不得使用牙刷。既无法与人接触，也没有广播、电视和文字，甚至警卫都不能和他交谈。诺申科是个老烟枪，这会儿却连一根烟也得不到。洗手间的门被卸下来了，他只能在看守面前如厕，难堪不安。更糟的是，房子没有任何温度调节装置。夏天，屋顶吸收大量热量，房间里闷热难熬;冬天又寒冷彻骨。“没有空调，热得透不过气；窗户——没有窗户，关着……真不是人住的地方。”诺申科后来回忆说。

　　诺申科定期接受审讯。两名审讯人员一个就是招募他的巴格利，另一个是中情局特工汤姆•瑞恩，他们为了迷惑诺申科常常同时发问，为了吓唬他又时常大叫着虐待他。一次审讯中，瑞恩甚至一个问题都没问，只是对着诺申科大吼“同性恋！”他们告诉诺申科，他讲的故事站不住脚，他是个间谍。审讯不分昼夜，最长的一次持续了24小时。诺申科被告知，只要他不认罪，这些程序就会周而复始，哪怕会持续25个年头。

　　17个月后，诺申科被转到华盛顿以南2小时车程的佩里营[64]中情局特别在此为他建造了新的审讯地。代号“火炬松”的监狱是一间10英尺×lO英尺大的无窗水泥牢房，配有一张床和一个光秃秃的灯泡，灯泡由玻璃屏隔开，以防诺申科拿到。床铺对诺申科来说太窄了，没有枕头，床垫也不舒服。和之前的安全屋一样，这里也没有暖气和空调。食物难以下咽，看守们处心积虑地确保警卫厨房精致饭菜的味道会飘过诺申科的牢房，让他闻得见却永远吃不到。灯泡后面的闭路摄影机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

　　诺申科每天有半小时放风时间，局促狭小的活动场地也被围得密不透风，四面高墙就是唯一的风景。被带出牢房的时候，诺申科两年来第一次望到了蓝天。

　　火炬松的条件比华盛顿安全房的更加恶劣。诺申科依然被禁止使用牙刷，牙齿开始腐烂。他受到了无情的审讯。特工们不知道如何叫他开口，于是又一次诉诸威胁与虐待，反复告诉诺申科，他就是间谍，早晚要认罪。1966年，诺申科再度接受测谎和体检，但这些程序也是用来侮辱他的。医生坚持要进行直肠检查，手指插进诺申科的肛门，搅动了10分钟之久。“我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后来我意识到，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激怒我。”诺申科说。

　　测谎时，他再次被确认为同性恋，因扭曲的性行为遭到严厉拷问。测试中途，审讯人员离场去吃午饭，诺申科被捆在仪器上90分钟。测试总共进行了5个小时。不管他说什么，都被当成谎话。测试结束时，审讯人员命令他在一份认罪书上签字。他拒绝了。

　　回到牢房，看守们继续向他施压，摧毁他的现实感。钟表时间调整,照明也改变了，如此一来，诺申科便无法辨别昼夜。睡眠时间被打乱了，伙食供应时间也变得异常。为了扰乱他的生物钟，有时一餐刚刚吃完，一餐又端来了。

　　苏联人不惜一切要保持头脑清醒，他发明了一些活动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曾用一些旧火柴和餐巾纸做了一副纸牌，不过刚刚完成就被没收了。还有一次，他把衣服上的线头攒起来，想把它们做成棋子摆在地上。看守们识破了他的计划，清扫了牢房，还给他带来了新衣服。新的尼龙衣服可没有线头。

　　诺申科开始与现实脱离。他不断绝食，瘦了将近20公斤，并终于得到了牙膏牙刷挽救腐烂的牙齿。他发现了牙膏包装盒上的一小片纸，上面标注着牙膏的成分。他把这片纸像宝贝一样藏起来，反反复复地读，直到它也被没收。苏联人一次次地“崩溃”，只要是他认为审讯者想听的，都毫无保留说出来了。他在说谎吗？他疯了？还是他说了真话？他们怎么知道呢？

　　中情局面对的情况十分微妙。他们把所有已知的、测试过的审讯手段都用上了，却不知道是否有效，哪一种有效。理查德•豪尔读过案件材料后写道，审讯“搅成了一滩浑水”。巴格利也有同感。他告诉记者:“我们并没有打算长时间关押他。但是,我们一无所获。真相就是，我们骑虎难下。”

　　对中情局而言，这种局面可比一个不肯就犯的克格勃间谍要复杂得多。1963年英国军情六处金•菲尔比的叛逃让安格尔顿相信，克格勃已经渗透到中情局的高层，而诺申科拒不开口也是“魔鬼计划”的一部分:这是苏联潜入并破坏整个西方情报网络的惊天阴谋。那些相信诺申科身份真实而“魔鬼计划”并不存在的人都丢了饭碗，中情局开始四分五裂。诺申科非张嘴不可。

　　在中情局内部，关于要不要给诺申科下药、哪种药物最理想的争论持续了近一年时间。似乎没有人能决定使用哪些药物，又该如何使用。参与此案的中情局高级官员大卫•墨菲曾告诉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关于采取各种手段——所有已知的手段——让他招供的讨论从来就没断过”，但使用药物并未获得批准，“因为没有一种药看起来有效，而它们可能全部都有害。”

　　有些迹象可使上述证词的真实性遭到怀疑。“心灵控制计划”的心理学家约翰•基廷格曾对诺申科进行过为期5周的审讯。基廷格已经在加州马林县的安全房等地多次为中情局进行LSD实验，他声称曾接到命令给诺申科下药，但是他拒绝了。

　　诺申科却说这都是无稽之谈，他曾被多次下药。有一次，一个陌生医生进来为他抽血。紧接着他就失去了知觉，无法呼吸。警卫们冲进来抢救他。“他们给我下药，睡觉药、致幻药，还有我不知道的各种药。我不想知道了……我已经去鬼门关转过一圈了。”即便真的下过药，看来也没起作用。直到诺申科在“火炬松”的关押行将结束，安格尔顿和手下们也未能证明“魔鬼计划”的存在。他们掉进了充满矛盾的世界，比以往更加迷惑。1967年，巴格利撰写了一份报告，力陈诺申科是个骗子，他本人则因在此案中的表现羸得了一枚奖章。不久之后，他的继任者布鲁斯•索利凭借相反的结论也得到了奖章。

　　单独囚禁1277天后，诺申科终于1967年10月获释。中情局给他发了薪水，体贴地追溯到他被关押的3年半之前。他接受了初步的忠诚调查，直到最近，还在兰利给新人们讲课。不过，这并非皆大欢喜的结果:诺申科叛逃20年后，中情局依然有不少特工试图重启审讯，做个了断，看看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话。

　　诺申科的案子为解读洗脑故事提供了有趣的视角。它表明药物和“心灵控制计划”的其他手段，比如电击和催眠，并没有立刻获准在此案中使用，美国人反而把宝押在了更传统的方法上。就算曾使用过药物，效果也不明显。到最后，中情局也无法判断出冷战期间最重要的特工之一是否在说谎。中情局研究吐实药和洗脑机制十佘年，显然一无所获。

2

　　诺申科一事发生时，每个相关人士都对“蓝鸟”、“朝鲜蓟”和“心灵控制计划”耗费大量财力却未能获取有效信息的事实了然于胸。诺申科叛逃的第二年，中情局检察长偶然发现了这些项目，评价不佳。他说，如果中情局继续参与此类活动，就要面临被发现的危险，而这是一场并不正当的冒险。项目黯然失色,眼看就要偃旗息鼓。

　　紧随1962年检察长毁灭性报告而来的，是中情局洗脑项目的大规模重组。西德尼•戈特利布放弃了绝大部分研究合同，只留下最钟爱的——在安全房进行的药物试验、制造生化毒药的多种渠道以及一定数量的迷幻剂研究，其余项目都移交给了中情局研发办公室[65]。1964年6月，“心灵控制计划”的正式停止成为中情局政策调整的标志。戈特利布的新项目——职权范围几乎完全一样——代号为“心灵搜寻计划”，但资金日渐萎缩。1964年，“心灵搜寻计划”得到的拨款不足25万美元，此后不断减少。最终，中情局还是向它挥起了利斧。

　　1972年6月，意识到洗脑研究在“秘密行动中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中情局停止了项目。测试材料的有效性太难以预测了，无论如何，行动人员就是不愿意用。

　　1973年，戈特利布和他的良师益友理查德•赫尔姆斯双双退休。离职前，他们见了一面，担心“蓝鸟”、“朝鲜蓟”和“心灵控制计划”的资料重见天日之时，很可能“遭到曲解”。他们决定，让行动证据从此消失才是最好的结局。戈特利布下令，将所有与洗脑试验有关的文字资料焚为灰烬。在他退休离开兰利时，20年的研究已灰飞烟灭。

　　这应该就是洗脑故事的结局了。然而，它没有终止。就在戈特利布退休不久，事情起了变化。

3

　　1975年6月的一天，前国务院雇员约翰•马克斯读到一篇关于洛克菲勒委员会的报道。洛克菲勒委员会于水门事件后成立，当时正在调查美国情报机构的各种可疑行动。副总统尼尔森•洛克菲勒偶然间发现了中情局的斑斑劣迹，中情局则已经认错并得到谅解。

　　报道中提到的事件之一是中情局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一次拙劣的药物试验。报道称，一位不知名的美军雇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中情局特工灌下了LSD。事情一塌糊涂，很快就证实被下药的是生物武器专家弗兰克•奥尔森。在1955年11月18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戈特利布在一瓶君度酒里掺入了J5D，给每人都倒了一杯。半小时后，他询问饮用者有没有异常感觉。

　　每个人都有反应，但没有一个人像奥尔森那样出现精神错乱。第二天一早，其他人都带着宿醉回了家，奥尔森的情况却没有好转。之后他长期抑郁，告诉上司自己做了错事不得不辞职,告诉妻子自己人生失败。天知道他对自己说过些什么。

　　现在该怎么做？带他去看医生，将他服用绝密洗脑药物一事直言相告？中情局可不喜欢这个点子。中情局带着奥尔森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奔波，见了不少关系不错的专家，其中却没有一位是精神病专家。

　　最终，还是奥尔森自己解决了问题。1953年11月28日，他从纽约斯塔特勒酒店20楼一跃而下[66]。

　　这篇报道引起了约翰•马克斯的兴趣。根据《洛克菲勒报告》，奥尔森的LSD试验只是“中情局庞大的人类行为控制手段研究的一部分”。马克斯并没有像其他一拥而上的记者那样追逐奥尔森的家人，而是巧妙地走了条捷径:他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向中情局提出要求，索要被洛克菲勒委员会视为调查组成部分的所有材料。一年后，他收到了55份关于洗脑项目的材料，显然是在赫尔姆斯和戈特利布的毁灭行动中得以幸存的全部内容。马克斯从来就不相信中情局只留下这些蛛丝马迹。为获得更多信息，他展开了游说。

　　一年后，马克斯的律师接到中情局的来信。信中说出了个差错：赫尔姆斯和戈特利布确实下令销毁“心灵控制计划”的所有资料，但是负责执行的文员显然忘记了这类材料保存在两个存放点。7箱项目文件得以留存，马克斯受邀前往查阅。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翻看着老旧的文档，马克斯被深深地吸引了。“文档被蜡笔涂改过，”他回忆说，“我承认，我用手刮掉了一些蜡笔印想看看下面写了什么。”中情局最终为他提供了全部16000页材料的复印件。

　　马克斯雇了几名研究人员，开始研读资料。大部分都是财务记录——收据、合同等等——倘若不是档案中所有的姓名早已被中情局的审查员删去，破解起来本应得心应手。马克斯和他的团队开始了组合一幅20年拼图的艰难过程，不知道这幅拼图有多大，会是什么形状;也不知道他的努力会换来怎样的画面。“档案被严重篡改过。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姓名填回去，找到那些人……把一切拼回去是个真正的难题。”

　　有时，团队也会挖到宝。一发现中情局的大部分洗脑研究是应人类生态学研究会进行的，马克斯就要来了该机构的财务记录，与中情局的转账记录进行比对，结果匹配。有时候，将文件举到光下,被删改的名字就得以辨认。在关于墨西哥致幻蘑菇探险的资料中，研究人员瑞奇•索克劳成功地辨认出打字机在纸页背面留下的印记。“那是用某一种打字机打出来的，我看了文件，看出了地点，但是没看出名字……我猜想那个名字是‘沃森’。”他说。

　　一旦有名字浮出水面，马克斯、索克劳和团队其他成员就开始打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填补删改的空白。有些姓名查证起来很简单，有些却比较困难。索克劳说,就拿墨西哥致幻蘑菇之旅来说，“我就是查了所有真菌学家和专家的名字而已。”通过排除，他很快就锁定了与沃森一同前往墨西哥的中情局人员的姓名：詹姆斯•摩尔。

　　索克劳给特拉华大学的摩尔打电话安排见面，并没有告诉对方他要谈些什么。“摩尔是个古板的家伙，短头发。我给了他档案，他承认确实参加了那次旅行。他并不是很高兴见到我。”

　　中情局的其他人就没这么容易就范了。西德尼•戈特利布恐怕是唯一能讲出整件事来龙去脉的人，他多次拒绝了谈论其工作的请求。中情局精神病专家约翰•基廷格则只肯讲述催眠试验的故事以及他在中情局资助下研究的人格评估系统。

　　然而，成功的光芒也在闪耀:他们找到了几乎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洗脑项目的中情局特工。马克斯拒绝透露此人的姓名，代之以“深度催眠”的名号，他与此人在一间意大利餐馆的会面就是众所周知的“必胜客面谈”。遗憾的是，虽然“深度催眠”愿意证实马克斯已经获知的信息，却不愿提起其他人。“(深度催眠)是唯一对我开诚布公的人，尽管他说的都是我已经知道的。”马克斯说。从消息传递的方式来看，中情局显然或多或少地为马克斯的调查提供了帮助。“他们认为既然我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什么都不能阻挡我，那么最好不要断章取义……我想他们这次是决定硬着头皮顶住了。”

　　“深度催眠”多次伸出援手。将近一年时间，马克斯和他的团队都在为一个提出实施“终极”感官剥夺试验的中情局特工的名字而冥思苦想。他们仅有的线索是此人的姓氏以字母“B”开头，以字母“N”结尾。经过艰苦的研究和侦查，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名字，并获得了中情局知情者的证实。“你听说过梅特兰•鲍德温吗？”马克斯问道。

　　“深度催眠”叹了口气：“我以为你永远都查不到他呢！”

　　马克斯的调查成果就是《寻找满洲候选人k1979年出版后，此书受到评论家和调查记者的广泛赞誉，并获得了调查记者编辑年度最佳图书奖。

　　评论家对此书赞不绝口，公众的态度却出人意料地大相径庭。“既有评价甚高的书评也有骂声，但是它没有蹿红……我挺失望的。”马克斯说。然而，这本书并没有自此消失。它转入地下，在圈内人关于间谍技术和阴谋论的著述里找到了一席之地，持续发酵。

　　《寻找满洲候选人》出版时，正值美国陷入洗脑恐慌的时期。统一教和上帝之子等新兴宗教团体在全美招募成员。1978年，也就是此书出版的前一年，912人在圭亚那琼斯镇集体自杀；1969年，查尔斯•曼森[67]指使其“家族”成员杀害7人，其中包括罗曼.波兰斯基的妻子莎朗•塔特；1974年，报业大亨之女帕蒂•赫斯特被共生解放军绑架，她本有机会离开却选择留在其中，成为一名战士，手持卡宾枪抢劫银行。

　　孩子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会有人做出此等行为？对公众来说，答案一目了然:他们被洗脑了，不然还有什么原因？

　　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个人可能控制他人思想的想法早已让一代又一代人着迷。从1894年乔治•杜•穆里埃的《特里尔比》开始，已有不计其数的小说家把催眠写作外部控制的手段，迎合这种兴趣。读者的热情被点燃，故事也开始走向成熟。随着流行小说在20世纪初期的演化发展，催眠攻击的对象也从注定悲剧的女英雄变成了更富有男子气概的形象。

　　在约翰•巴肯的《三名人质》一书中，《三十九级台阶》里的英雄理查德•汉内遇到了可怕的对手多米尼克•梅迪纳，“一位非凡的诗人……继国王殿下之后最出色的枪手”。梅迪纳用他摄入心魄的蓝眼睛催眠受害者，绑架继承人，清除他们的思想。他的手段如此强大，以致汉内发现连自己都对他言听计从。1945年，个性张扬的催眠大师乔治•伊斯特布鲁克斯推出《心灵死亡》一书，疾呼用催眠手段对付纳粹。“破坏他们的思想！”书中的英雄约翰尼•埃文斯总结道，“把他们变成叛徒。让他们为我们效力！”

　　关于苏联压迫的严肃文学，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亚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以及威廉•萨金特、罗伯特•杰•利夫顿和约斯特•米尔路等人对胁迫手段的研究，为汤姆·克兰西[68]提供了20世纪40、50年代的研究素材。很快，心理学领域就出现了新方法，其在控制思想上的用处远胜于写进故事带来的效果。随着越来越多的恐怖秘密故事出版面市，洗脑——而不仅仅是催眠——逐渐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敏泽迪审判和朝鲜战俘告白等时事与流行小说发生了碰撞,二者的界限日趋模糊。敏泽迪主教的被捕和审讯最终变成了由亚历克•吉尼斯和杰克•霍金斯担纲的电影。莱恩•戴顿笔下的英雄哈利•帕尔默在影片《伊普克雷斯档案》中被洗了脑。甚至连英国最有名的间谍詹姆斯•邦德也屈服了。在《金枪人》中，邦德被俄国上校鲍里斯俘虏，在列宁格勒涅夫斯基大道上的一间研究所内被洗了脑。007回到伦敦，决意对上司M痛下杀手。

　　冷战文学中被洗脑的人们眼神恍惚，动作机械，说起话来像录音带一般单调。也正是“呆滞恍惚的眼神”和“冷漠的微笑”让人们意识到邦德被洗了脑。理查德•汉内也重复着相同的话，“声音仿佛是外星留声机传出来的”。人们早已将此视做被洗脑的表现，因为这正是他们在莫斯科审判秀、敏泽迪审判和朝鲜战争俘虏身上看到的。成就洗脑故事热销的也正是其令人恐惧的原因：它们都源于现实。

　　真正为洗脑故事带来共鸣的是1959年的《满洲候选人》。在这本小说中，美国人雷蒙德•肖在朝鲜被共产党俘虏，送到“研究展馆”，经受了高强度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并成为“深度控制的对象”。经过反复催眠和用药，肖终于受到了操控，返回美国暗杀了一名总统候选人。将情节从朝鲜转移至美国，作者理查•康顿为故事赋予了果报——受害者不再是误人歧途的共产党人或国外战俘集中营的军人，而是身处祖国的美国人。既然人人都受到威胁，自然有充足的理由’惊恐不安。

　　《满洲候选人》的情节令弗兰克•辛纳屈感到十分担忧，他甚至向肯尼迪总统询问是否应担任影片的主演。肯尼迪对这部小说欣赏有加，鼓励辛纳屈参演。1963年肯尼迪遇剌，辛纳屈让本片推迟了15年上映：故事与现实是如此接近，让人无法坦然地仅仅把它当做故事。

　　回过头看，冷战初期的小说与电影中出现洗脑情节，显然是公众对时代之恐惧的升华。同样,《世界大战》和《天外魔花》等科幻电影也利用了共产党入侵的恐怖，洗脑本身强化了对共产党的恐惧:与自由思想格格不入的危险精神状态。洗脑是冷战的完美隐喻:我们是自由的，苏联人都是机器人。不然还有什么理由能解释他们非人道的行为？

　　在一场被政治家描绘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和导弹力量差距的战争中，洗脑是有可能波及每个人的事件。如果苏联人能让美国大兵和主教相信自己是叛徒，普通百姓还有何希望可言？其手段残忍野蛮——是对思想和灵魂的强暴。随着洗脑的出现，对红色颠覆的恐惧蔓延到美国家家户户。人人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俄国人得遂所愿：我们不但会沦为奴隶，而且经过洗脑甚至会颇为享受。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这完全是虚构故事,一开始就是。

4

　　中情局分析朝鲜战争战俘告白和审判秀的文件明白无误地显示，中情局从一开始就怀疑，苏联根本没有控制思想的绝密技术。1953年2月24日的备忘录记载着，“没有迹象表明，(俄国人)掌握了不为我国所知的方法，能够辨识囚犯供出情报的真伪”。4个月后，中情局行动负责人被告知，“共产党人没有采用药物、针剂等阴险手段”。两年后，“报告使我们相信，共产党人并未经常在审讯中使用刺激药物或麻醉剂”。两个月后，同一办公室得出结论：“洗脑造成的个性改变并无神秘之处”，“其手法……在极权国家已延续了几个世纪”。事实上，中情局关于苏联审讯手段的每份恐怖报告，都确信其只有酷刑和反复威胁两个组成部分。

　　很快，英国情报部门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灌输与洗脑专家西里尔•卡宁汉观察了审判秀和在朝鲜被俘的盟军展示后发现，认罪是暴力、威胁、饥饿和恶劣生存条件作用的结果。“这些告白都是他们被迫做出的，否则他们就要遭受痛苦肮脏的事情。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相信那些话的人。全是无中生有的胡扯！”

　　卡宁汉注意到，很多案例中，认罪告白只可能出自苏联审讯者之手：“告白所使用的语言足以让你判断出，这些根本不是当事者本人所写。我们对此深感怀疑。”在另外一些案例中，认罪书是俘虏亲手写的，但故意使用了极其亲共的荒谬口吻，试图向同僚传递出正在惨遭折磨的信息。然而，尽管荒谬的坦白使空军情报九处看透了它的虚假性，却在其他观者面前引起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可惜，新闻界和当权者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卡宁汉惋惜道。

　　卡宁汉接触了关于苏联审讯的所有可用情报，发现苏联和中国并未开展心理研究项目。屡试不爽的审讯方法在一代代审讯者和拷问者之间传递着，“洗脑，只是用来吓唬人的妖怪。”他最后说[69]。

　　与众多身在朝鲜的战俘一样，主教敏泽迪也曾试图蒈告西方国家，他是假认罪。解密的匈牙利秘密情报局档案显示，他的许多文字声明都使用了“敏泽迪，CF”的签名。他对审讯者解释说，“CF”代表“红衣主教”，是他在天主教堂中的职位。然而，在历史研究者眼中，“CF”却是不祥预兆。这个拉丁词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宗教迫害：“coactus feci”——严刑逼供得来。

　　但是，战俘在朝鲜的认罪令西方国家难堪。如果共产党并未掌握新的审讯手段，为何如此多的盟军战士会与俘虏他们的人合作？英国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变节的无一例外都是没有军衔的战士，但许多美国俘虏都是军官，本应对此有所防范。囚禁期间，美国部队的士气一鳜不振，导致军官为了生存只得与敌方合作。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认为，70%的被俘士兵都在压力下屈服了，为敌方宣传做出了至少一项贡献。这让为“投降症”烦恼的五角大楼坐立不安。必须采取行动保全面子。弗兰克•施瓦布做出著名的认罪告白2个月后，一项计划开始付诸实施。

　　1953年4月初，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与中情局人员见了面。洛奇当时正忙于反驳苏联针对美国在朝鲜使用生物武器提出的指控，然而他所面对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现实：如果美国并没有投放生物武器，为什么军官们争先恐后地排着队承认。洛奇痛苦地诉说着他“对此深恶痛绝……主要是因为简直无法对那些影像和美国飞行员的声明作出解释”。中情局拋出了救命稻草，声称曾听闻苏联有制造虚假口供的手段：“洗脑”。一个月后，在“朝鲜蓟”项目的一次会议后，中情局人员谈起洛奇采用了他们的解释：

　　(删除)称……洛奇参议员对将苏联和中国使用“洗脑”手段作为美国在联合国宣传武器表示出强烈兴趣。洛奇参议员表示，他要找到一个戏剧化的词语，它既要能够引起恐惧，又要(通过发音)能够谴责苏联的行径。

　　下一步，就是“舆论攻势……直面与战俘有关的公众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慌和疑问”。

　　中情局似乎并没有告诉洛奇，他们建议用以解释被俘美军认罪的说辞并不是刚刚从苏联获得的绝密情报，而是记者爱德华•亨特在《迈阿密新闻报》上创造出来的。他们当然也向他隐瞒了另一个重要事实：爱德华•亨特是领着中情局薪水的宣传人员。“洗脑”，一个在中情局授意下诞生的词语，就这样被兜售给了美国政府、联合国、媒体和全球公众。

　　对双方而言，这个策略都堪称高明。洛奇的“舆论攻势”波及全世界，把爱德华•亨特发明的术语牢牢地嵌入了公众的意识，使苏联人成为世人眼中十恶不赦的魔鬼。人人都把洗脑挂在嘴边的现实也为中情局展开“防御性”项目提供了完美的借口。“蓝鸟”、“朝鲜蓟”和“心灵控制计划”就此诞生。

　　然而，负面效应也随之蔓延。洛奇和中情局官员那决定命运的会面结束半个世纪之后，故事仍在继续。

5

　　“被洗脑”是个万灵的说法，可以安在任何做出反常举动的人身上。如果你的孩子成了莫尼或者穆斯林，安放炸弹或射杀平民(或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准是被洗脑了。不管怎么说，正常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不是吗？尽管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洗脑”究竟包含了哪些含义，它如何作用，又为何人所利用，它却已被用在了各种场合。它言之有理,更何况我们早就在报纸上与它相识了。

　　有人绑了炸药要去炸毁公共汽车和火车，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如果是外国人，那么他们就是邪恶的人。如果不是，那他们就是被洗脑了。为什么约翰•沃克•林德会加入塔利班？为什么理查德•里德沦为“鞋子炸弹客”？为什么约翰•穆罕默德和李•马尔沃从车后座开枪枪杀10人，又致3人受伤？为什么会有人劫机撞向世贸中心？他们当然是被洗脑了。答案真是简洁优美。洗脑省去了一切涉及研究、分析和思考的复杂解释，它把原本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感觉良好。

　　虽然洗脑的解释能为我们带来极大安慰，但遗憾的是套用这个词并非明智之举。首先，它会削弱我们对破坏性或反常行为的真正原因的关注，导致我们无法彻底消除这些行为，反而在日后继续受到困扰。其次，虽然洗脑让“正常的”我们得以与“不正常”的他人区别开，但它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恐怖故事了。回顾洗脑现象的历史，洗脑恐惧症已多次发展到流行病的地步:它让我们的敌人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阴险狡诈。倘若他们邪恶而聪明得足以做出这种事，还有什么是他们不会做的？因此，我们就像小鸡丽琴一样惊慌失措地到处跑，逢人便说“天要塌啦！天要塌啦！”洗脑妄想症拥有可怕的传染性。

　　还有最后一个原因，提醒我们洗脑一词是何等危险；“洗脑”标签会将我们引向本不愿涉足的所有方向。悲哀的是，《寻找满洲候选人》的出版也带来了这样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初，马克斯的调查成果已经为丰富的阴谋论体系输送了大量营养。暗杀约翰•肯尼迪的凶手、杀害罗伯特•肯尼迪的元凶、查尔斯·曼森家族、琼斯镇自杀的信徒和帕蒂•赫斯特，都“被洗脑”了。在聪明人看来，洗脑可是把中情局扯进任何阴谋论的巧妙途径。所需的只是讲一个包含扭曲逻辑的精彩故事：

　　(1)   中情局研究洗脑。

　　(2)   邪教，暗杀者和恐怖分子要么利用洗脑，要么自己被洗脑。

　　由此可知：

　　(3)   中情局是邪教、暗杀和恐怖主义的幕后主使。

　　打开电脑，在网络搜索框中输入“心灵控制(Mind Control)”，阴谋论便在你眼前倾泻而出，与日倶增(2006年2月，通过谷歌浏览器可搜索出112,000,000个网页)，一个比一个离谱，每个引用马克斯的《寻找满洲候选人》作为证据。想知道外星人绑架是怎么回事？纳粹的精神控制？罗马天主教洗脑？还是大狗史酷比怎么控制你的头脑？往这儿看吧。

　　洗脑故事的魅力太难抵挡，英国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心灵控制”已超过约翰•肯尼迪暗杀案、玛丽莲•梦露之死和虚构登月，而成为最受欢迎的阴谋论。没有证据，没有人记得发生的事，第一手证词又矛盾，这都是因为主人公们被洗脑了。在心灵控制的世界，证据越少，阴谋越残酷(毕竟，真正的思维操纵的受害者都不知道自己已被控制)。马克斯的真实报料反而编织出了绝望偏执狂的网络。

　　以下便是个例子。马克斯的书出版3年前，另一本关于洗脑的非虚构作品就已问世。唐纳德•贝恩的《控制坎蒂•琼斯》讲述了一个美国模特不知不觉被中情局招募的故事。在丈夫、电台主持人“高个子约翰”内伯尔的催眠下，琼斯回忆了在中情局饱受煎熬的经历。中情局的科学家利用催眠分裂了她的人格，创造出一个名叫“艾琳•格兰特”的分身。中情局一有肮脏的勾当，就会召唤琼斯，将她催眠，把艾琳引出来。榨干了利用价值，中情局引导了艾琳自杀，消灭了所有证据。

　　《控制坎蒂•琼斯》是个好故事——包括《连锁阴谋》《特工狂花》和《谍影重重》在内的多部影片都有着与之相同的开篇，也与马克斯记录的大量内容相一致。1950年，中情局确实涉足催眠领域，也曾经一念之间产生过分裂人格以创造另一个自我传送秘密消息并免于惩罚的想法。

　　马克斯听到这个故事，自然十分激动。坎蒂•琼斯真是中情局“心灵控制计划”的试验品吗？《控制坎蒂•琼斯》在中情局相关文件解密之前就出版了，有没有可能确有其事？应作者贝恩的要求，马克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追踪书中的每一条线索，听了琼斯被催眠的录音，努力将这些材料与他取得的16000多页中情局文件进行比对。

　　没有一件事对得上。“一个吻合的对照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马克斯说。对故事研究得越深入，他越觉得可疑。真相是，琼斯的丈夫在广播节目里也耍过类似的把戏，他当时还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讲授以挖掘压抑记忆为目的的催眠应用。“内伯尔是个骗子，他编造了一个故事灌输给坎蒂•琼斯，然后再从她的头脑中挖出来……整件事纯属子虚乌有。”

　　尽管这个故事纯属虚构，却依然无法阻止拙劣模仿者的前赴后继。他们宣称也像坎蒂•琼斯一样被中情局催了眠。讲述时间越近，故事就越骇人听闻。田纳西的凯沙林•苏利文在《无拘无束》中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她童年时被卖到中情局的境遇；布莱斯•泰勒的《感谢回忆:真相让我自由》控诉鲍勃•霍普和亨利•基辛格把她当做催眠性奴折磨蹂躏；卡罗尔•鲁兹则在《被背叛的国家》中称自己4岁就被父亲卖给了中情局;怀尔德•彭菲尔德、尤恩•卡梅隆和西德尼•戈特利布都用她做过试验，戈特利布还要她叫自己“西德爸爸”，并训练她制造动脉瘤暗杀外国敌人。

　　不过，故事最夸张、幻想最离谱的还要数凯茜•奥布莱恩和马克•菲利普斯，他们的两本书记录了凯茜在中情局的经历。凯茜和她的小女儿凯莉被中情局控制，成为“总统级别”的性奴隶。照他们的说法，母女俩服务过国家的多位现任或前任的总统、议员、天主教神父、警局官员等人。

　　对于写出这些东西的人，我说不清是愤怒还是同情。有一点倒是很清楚，我们再次不知不觉走进了压抑记忆和恶魔崇拜虐待的世界：一个逻辑法则遭到漠视，“没有证据”就意味着“很多证据”的镜中世界。

　　合用时便搬出约翰•马克斯的解释，不合用就把它拋在脑后。阴谋论的支持者们声言恶魔崇拜虐待发源于纳粹德国，思想控制手段早在作为别针行动(同盟国在战争后期召集科学家的项目)的一部分传到美国之前，就已在此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从那时起，这些手段就被邪恶的洗脑集团利用，其中既有警察、医生、政客、法官，也包括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和美国宇航局。施虐者们希望依靠色情文学、违禁药品、卖淫和军火交易获得资金，盼望着主宰世界的一天早日到来。他们利用流行歌曲、电影、书籍、报纸和贺卡中的隐藏信息暗中交流，控制受害者的思想以隐匿其无耻行径。

　　你以为这是我胡编乱造的?我可没有。洗脑/施虐理论的拥护者、精神科医生柯林•罗斯治疗过大量在他看来患有“医源性”分离认同障碍(由医生有意制造出的人格分裂)的病人，他们相信自己小时候曾被卖给军方或中情局，并接受过意在将他们转变成杀手或努力的洗脑。“有一两种主要的套路。要么父亲在军队供职，有许多军人朋友，住在军事基地附近；要么父亲是军事承包商。然后他们都参加过某些特殊课程或前往基地的特别旅行……当中还牵扯到资金交易、贿赂、压力或是父亲和军方之间其他不可告人的事。”罗斯归纳道。

　　从恶魔虐待和中情局洗脑理论鼎盛的上世纪80年代起，罗斯不断缓和他的论调——他曾经将不承认邪教存在的人与否认大屠杀的人相提并论。但是，他依然相信阴谋的存在。“如果我有10亿美元，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侦探情报所，那么我认为不难找到证据，揭露有组织的性贩卖、色情交易及其与某些邪教活动和政府心灵控制之间的联系。”罗斯说。

　　阴谋论的问题如此之多,简直不知该从何说起。让看客惊掉下巴的离奇情节或是缺乏真凭实据都是不错的切入点。不过，有一件事值得关注。柯林•罗斯和其他阴谋论者认为，幸免于难的“心灵控制计划”文件指出了中情局洗脑项目成功的事实。然而，实际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洗脑没有奏效。所谓“幸存者”的记忆之外，没有丝毫证据能够显示中情局成功地制造出了满洲候选人。

　　“心灵控制计划”的领导人物之一约翰•基廷格1977年8月就已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承认了这一点。他是这样告诉参议院理查德•施韦克的：“到1961年、1962年的时候，至少已令我满意地证明了利用药物或转变思想所进行的所谓深奧手段洗脑，并不存在。”电影《满洲候选人》“确实妨碍了我们很长时间，因为它让不可能的事情看起来真实可信”。

　　基廷格当然可能说谎，但事实是，包括他在内的多名中情局审讯者在尤里•诺申科被关押审问了三年半之后，仍然无法判断他是否说了真话。这有力地证明了他们苦苦追寻的侦讯技术要么从未存在过，要么依然难以捉摸。“心灵控制计划”的小伙子们走错路了。

6

　　上世纪50—60年代，中情局的专家无可救药地乐观相信，大脑是轻易就能胡乱摆弄的器官，只要对其施用化学或物理方法就能达到目的。然而，实际情况比他们想的复杂得多。戈特利布和他的团队发现使人情绪失控、失忆或吓得魂飞魄散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却没有一种能保障效果的灵丹妙药。“吐实药”勾起的幻想和套出的真话一样多;LSD每次引发的结果都不同；催眠不可靠；潜意识信息以“无效”画上句号；用电击休克法制造健忘症就好比用木槌关闭笔记本电脑。正如情报历史学家托马斯•鲍尔斯所言：“强力药物的确能够擦除记忆，但那是千净彻底地擦除。如果待在柏林那年的记忆消失，关于妻儿的记忆也随之飘散。”

　　相信中情局的广泛涉猎几乎没有带来有效成果，还有更实际的理由。“这个领域压根儿就没有神奇方法。因为——你不得不接受这一点——如果科学界果真发现了如其所说的妙方，这个秘密最多也就保持一两年。那种东西，没有人会守口如瓶的。”马克斯说。

　　马克斯作出这一推论的结果，就是他从此在阴谋论者眼中成为了中情局的走狗。对他们来说，中情局肯定找到了制造满洲候选人的完美方法，只是不想让人知道而已。《寻找满洲候选人》不过是用来掩饰真相的幌子。一个受访人自信地对我说:“你肯定知道马克斯一直在为中情局工作的，对吧？”

　　就像上世纪60年代的中情局一样，恶魔仪式虐待/洗脑理论的拥护者们也创造了他们的山寨版“魔鬼计划”，每层表象之下都掩藏着更深的秘密。最近，甚至连满洲候选人运动教父、'最先“证明”了中情局成功制造出满洲候选人的柯林•罗斯都受冷落了。一家“‘心灵控制计划’与精神电子试验者友好专业人士”的注册机构还特别建议，不要再找罗斯医生咨询了。他显然曾告诉一位病人，“心理电子和心灵控制”这些东西“都是幻想”。

　　人们不禁好奇，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最终走进真正的洗脑世界:真正的心理不适的领域。很多心理问题会制造出妄想狂，在精神分裂症病人当中，坚信有人满怀恶意地干扰他们的思想是很常见的想法。在心灵控制论坛(Mindcontrolforums.com)上的幸存者小组中，“受害者”的帖子比比皆是，他们讨论着耳鸣、头痛、失眠或其他的异样，制造着读之心碎的感觉。

　　受害者“大卫”说，他的症状是由“在大量脑神经中植入电脑控制的精密系统”引起的。他不是一个人，很多网友都提到大脑中或牙齿上的移植物。“约翰”接收到美军的讯息：“我感觉脑袋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冲到卡车面前或者自杀。”“JD”也听到了。他答应家人接受治疗，为了说话算数，他假装接受了心理医生的判断。他在论坛上说:“现在他们说我有精神分裂，但是我知道我没有，我全身都是移植物，脑袋里也是……但就是没人相信我。”

　　“洗脑”脱胎于冷战虚构文学的现实并不意味着它了无一物。罗伯特•杰•利夫顿、埃德加•沙因和玛格丽特•辛格等人的努力已经证明，干扰大脑的手段确实存在，也的确可以强迫他人改变信仰。许多手段在朝鲜发挥过作用，某种程度上也为今天的宗教团体所利用。比如，使人们远离他们的社会环境能减少遭到严厉指责的几率;剥夺人们的睡眠和食物就能摧毁他们的抵抗；让人们感到恐惧、屈从，忙个不停，向他们强行灌输“封闭”或独立的语言或传授战胜怀疑的方法，利用负罪感也能让他们俯首听命。

　　然而说到底，就算把这些手段全用上，依然无法稳操胜券。无可否认，我们最好对此保持警觉，这个建议在我们面对广告、电视、政治宣传以及你阅读的所有内容时同样适用，这本书也算在内。神奇而科学的“洗脑”是不存在的。

　　仍然会就宗教灌输和思想控制手段出庭作证的理查德•奥夫什说，“人是理性的，有选择的能力。但这并不是说你无法操纵他们，唤醒他们心中的恶……洗脑是流行的说法……我认为它并不存在。没有永久性的改变,人的能力是不会变的……他们不会丧失意志力。人们作出不明智的决策是因为，故意营造出的环境将他们引向那样的决策。”

　　洗脑是一个让我们感觉良好的睡前故事，早该在多年前就失势了。但它没有，这就是神话的能量。每当我们感到恐惧或迷茫，就把它呼唤出来解释那些令我们紧张的事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是苏联人;70年代，是新兴宗教运动和广告公司；80年代，是重金属。洗脑就像蝙蝠侠，冲破黑夜拯救我们。它对我们说:“这不是你们的错。你们无能为力，也无需为此负责，你们是受害者。”当然啦，这正是我们想听的——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召唤它。“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体现，我们无法克服——无论用什么办法。”

　　今天，“洗脑”披着崭新的外衣，再度卷土重来。这次威胁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组合——恐怖主义与宗教。为什么有人要炸毁世贸中心？他们怎么能对我们做出这种事？难道是为了天堂里美艳的处女和蜿蜒的葡萄酒之河？一切都有原因。

　　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洗脑”并非其中一条。

　　不过，如果我这么说呢？我是中情局的，我的出版商也是。我们都是。

尾声 如何审讯恐怖分子?

　　在我为写作这本书进行研究时，每个人都向我提出了审讯的问题:关塔那摩监狱是怎么回事？阿布格莱布监狱里又发生了什么？这些审讯如何进行？谁来执行？

　　以下便是答案。

1

　　这个游戏你在家就可以玩。

　　想象你是军情五处的长官，躺在床上睡得正香。突然，对讲机响了。3名恐怖分子遭到逮捕,证据显示他们在伦敦放置了炸弹。你不知道是哪种炸弹，放在哪儿，也不知道它何时引爆。你知道的是，伦敦是欧洲金融中心，30万人在此工作，再过7个小时上班高峰就到了。你还知道，被逮捕的人不会对警方吐露半个字。

　　你要怎么让他们说出布置炸弹的地点？和颜悦色地问他们?还是像杰克•鲍尔[70]那样单刀直入，开枪打穿疑犯的膝盖骨，把他踩在脚下？可别忘了，这些人也享有权利。但是，在书桌下藏了炸弹的人呢？他也有权利？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你该怎么办？

2

　　审讯者是稀有动物。军情五处间谍审讯部020营负责人、陆军上校罗宾•史蒂芬斯或许是二战期间英国经验最丰富的审讯员，他深知物色人才多么困难。他在部门行动的机密记录中写道，“审讯者是天生的，不是训练出来的”。

　　史蒂芬斯眼中的出色审讯人员需要具备许多特殊才能。性格和语言能力至关重要，要有经验，有常识,有广泛的兴趣，有能力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但最主要的资质却十分简单：“对敌人的彻骨仇恨。”仇恨刺激审讯者发起攻势，赋予他打败一个间谍必需的“百折不挠的决心”,无论这需要多长时间。“锡眼”——史蒂芬斯戴单片眼镜——知道，这类人不是每天都会冒出来的。他们在军情五处是如此稀少，“战争期间的人数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高级律师一被寄予成为最佳审讯者的厚望——毫无用处。他们太爱分析了。史蒂芬斯如此评价律师们搜集情报的能力：“一方面这(分析)能帮他们做成事，可是另一方面，相反的情况才更合理。更何况，战争期间这有什么用呢？”一点儿用都没有。行动目标终归不是一场贏得有趣的法庭辩论，而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真相”。逻辑分析能力固然值得称道，但具备横向思维能力的敏捷头脑更加重要。“审讯者在悖论中成长，他们期待着突如其来的意外。”

　　尽管在今天看来，史蒂芬斯的判断有些狭隘，但似乎依然正确。审讯者是稀有品种，找到他们很难，让他们开诚布公地谈论审讯手段更难。可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不过是普通人，没有青面獠牙，对军情五处老牌人物口中所谓精通套话秘技的“天生好手”更是不屑一顾。

　　“全是胡扯！”美国陆军驻阿富汗坎大哈和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高级审讯员克里斯•麦基说:“那是公众的印象。我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神秘技艺。我们接受了长时间的训练，做过各种各样的准备……从不觉得自己是诡秘事物的一部分。”

　　陆军情报团前审讯员约翰•休斯一威尔逊点头称是：“关于审讯的传说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认识:黑手套，黑色橡胶管，抽打脚掌。”然而，这是错误印象。“就我的经验——在北爱尔兰与军情五处、军情六处、空军特种部队人员合训——来说，只要和你志趣相投，大部分审讯人员都愿意聊上几句。”

　　“情投意合”是罗伊•吉尔斯钟爰的审讯手段中必不可少的要素。1963年接受英国陆军培训成为审讯员的吉尔斯，动用的武器不是拷打、老虎钳、电夹，而是礼遇、玻璃杯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觉得不错，这是我的风格。”

　　3名不同部队的审讯员，三个迥异的年代，相同的结论。大部分审问是在公共场所完成的:酒吧、公园和餐馆里，几杯咖啡、几瓶啤酒和几包薯片。理想的审讯对象甚至不会注意到自己正遭到审问。他不知道审讯者的职业，甚至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工作。他只是想聊聊天而已。采取这类行动的审讯者，如同为永不出版的报纸工作的记者。挖故事的记者和套情报的特工，二者的相像致使后者常常伪装出前者的姿态。这么做实属不该，可又屡试不爽。

3

　　让我们回到游戏里。

　　不幸的是，你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每日邮报》的人，3名嫌犯还是不买账，威士忌和薯片更不起作用。如果他们放了炸弹，就不可能做出过多的回应。问题来了：怎么才能让他们开口？“在一个人人心中都充满深切的自由信念的完美世界里，我们坐下来说‘你能把雷达的脉波重复频率告诉我们吗？’对方说，‘滚蛋！’然后你说，‘哦，亲爱的！告诉我们吧。我们真的太想知道了！’可惜，现实世界不是这样的，从前不是，以后也不是。”休斯一威尔逊戏谵道。

　　从某种角度来说，当场把嫌犯逮个正着的情况更加难办。嫌犯对抓住他们的人可没什么好感。他们可能会请个律师，对你恶言相向或是泰然自若。最糟的是，一旦意识到自己免不了要受到拷问，他们就会立刻盘算该如何抵抗。战斗拉开帷幕。太多原因使他们不想输掉这场较量，但没人愿意失败这一理由根本不在此列。从被捕的那一刻起，监禁就极有可能使他拒不开口的决心坚定不移。k时此刻，你手里的3名疑犯正是如此。

　　你很走运，短时间内，情况仍然对你有利。绝大多数犯罪的人都不想被抓住，被逮捕时往往会经历一波惊慌和恐惧，军方审讯人员将这种心理状态称为“俘获冲击”。军事情报团的一名老兵这样解释它：“一个人被抓获时，他会经历一个受到冲击的心理过程——就好像上学的时候有人跟你说‘校长叫你星期一早上9点去见他’时受到的刺激一样。整个周末你都在想校长为什么要见你。你心跳加快，手心又湿又冷。”

　　战俘或许是一场战斗中防御心最强的人了。他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不知道何时能与家人团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到下一顿饭。老兵继续说道：“他所知道的，就是自己在敌人的手里。他只知道这些。坦率地说，这是非常令人绝望的体验。确实如此。”

　　犯人处于这种状态时，面对劝说不堪一击。这就是审讯员必须全力出击的时刻。审讯者要使尽浑身解数延长冲击状态，在犯人恢复冷静、振作精神抵抗之前套出情报。“整体思想就是保持‘俘获冲击’状态，减少未来审讯中遭遇抵抗的机会。”

　　利用“俘获冲击”在军界和司法圈早已司空见惯。这就是为什么警察倾向于在凌晨突袭的原因——这是嫌犯最疲劳、对逮捕行动最为震惊的时候。震惊程度越高，困惑和恐惧感就越强烈,有效抵抗的几率也就越低。

　　在阿富汗，基地组织嫌疑人罩着头套被运往巴格拉姆和坎大哈的空军基地。嫌犯间禁止相互交谈，为防止他们相互鼓励并衬托他们的无能，嫌犯们受到了粗暴对待。下了运输机，他们被命令双手抱头，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地板上圈出的正方形处理区。随后，军警一条条剪碎嫌犯们的衣服，直至他们一丝不挂。

　　这么做有实际的理由。许多塔利班成员长期生活在沙漠地区，身上爬满寄生虫，因此在转移进牢房之前，必须接受清洗并涂抹防虱粉。但是，这一过程背后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在抓捕自己的人面前被强行脱去衣物令人感到深深的恐惧和屈辱。这是在提醒嫌犯，他们陷入了困境，同时也是为审讯做铺垫。执行这一程序的克里斯•麦基解释说：“你得用各种手段强化并延长‘俘获冲击’，尽可能简单粗暴。比如，两名大块头军警处置一个犯人，从腋下架着他，拖到下一个地点再让他站好。我鼓励这么做，它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保持“俘获冲击”并非只有通过随意摆布犯人冲他们大喊大叫才能实现，沉默同样能使人丧失斗志。“我们秘而不宣的妙计之一就是，在审讯的大部分时间里默不作声。如果你在高级安全部门接受专业人员的审问，你会发现那就是彻底的沉默”。休斯一威尔逊如是说。囚犯或许会将沉默视为无人注意自己的标志，事实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全神贯注。“比方说，你是一个核潜艇艇员，知道点儿猛料，那么你走进来接受医生检查的时候，我肯定会观察你。医生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完成他的任务。而我就会盯着你。你被打点好戴上头套后，我就是站在你身后的那个看守。”

　　夺去能让囚犯感知到身份和地位的物品会进一步延长“俘获冲击”。“锡眼”史蒂芬斯说，这个步骤进行得越早，“越能引起深刻的沮丧感”。除去手表和婚戒等个人物品常令犯人极度悲痛——他们不知道这些物品能否失而复得，甚至对自己能否活下来也一无所知。同样，犯人们换上囚服，脱下的衣物要受到检查(020营曾发现一名囚犯在牙齿里藏着秘密资料)。英国陆军偏爱松垮肥大的连体衫裤；中情局则对“大一两个号又不能系腰带、不得不提拉着的裤子”青睐有加。剃光头也值得一试。中情局的《库巴克审讯手册》(KUBARK Interrogation Manual,1963)上写着：“关键在于，自我认同感的延续取决于一个人的爱好、体貌特征、所处环境等等。审讯者利用拘禁斩断了自我认同与上述条件的联系，把受审者拋向了孤立无援的内心。”

　　让审讯对象开口，需要一个不错的理由。在刑事案件中，免于起诉的许诺或是利用嫌疑人的道德感都有可能奏效。然而，在战争和情报的世界里，和敌人讲话的就是叛徒。除却叛国罪的惩罚，嫌犯们也不愿背叛战友。你的3名爆炸嫌疑人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清楚自己即将在监狱里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的目标就是坐穿牢底也不把炸弹的位置告诉你，绝不给你未来折磨他们的理由。老实说，他们宁可一死了之也不会帮你。

　　遇到这种情况，你就不得不说服他们开口说话才是最符合其利益的事，最佳方法就是施压。

　　向审问对象施压有各种办法，基本上能够惹恼或干扰他们的手段都可以。克格勃官员尤里•诺申科接受的冗长“体检”中，检查人员侵犯了他的敏感部位。不过，不是次次都需要医生出马。克里斯•麦基就学会了不少惹怒囚犯加大其心理压力的方法。“当你处理某个人的时候，把他的所有物品放在桌上，让他赤身裸体地站在旁边。他就站在那儿，准备好钻进牢房了。然后你说，‘好，你能从桌上任意挑3样东西拿走。开始选吧’。他就把想要的挑出来了。然后你把东西拿走说，‘这些不行。再选3个’。我们经常这么干，真的能把人气死！非常管用。”

　　为了增加囚犯的不适感，也用上了其他手段。牢房阴冷或闷热都会让他们不舒服。让牢房一天极度寒冷而第二天又酷热难耐，效果更加出色。把牢房搞得肮脏不堪也可以带来压力，牢里的耗子和昆虫可是刺激很多人逃出去的动机。与此同时，要让他毫无指望，足以维持生命却又淡而无味的食物就值得一试。

　　最佳的压力源还是恐惧。这就是从不允许审讯对象与战友们交谈、放松或是了解情况的原因，也是给他们戴头罩的原因：眼前漆黑一片，随时可能滚落楼梯、迎头撞墙或有拳头扑面而来，足以令人心惊胆战。总而言之，要时时刻刻都让疑犯紧张不安。如果你不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就把他们放回牢房，任他们去猜测你下一步的计划，饱受恐惧的煎熬，为你节省时间和精力。有时，最棒的法子就是粗暴地对待囚犯，完全不告诉他出了什么事，然后把他晾在那儿——最好是让他们不舒服的地方——考虑自己的处境。

　　使审讯对象精神疲倦也能提高压力水平。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不让他睡觉，只要整夜制造噪音，或者在牢房里安个亮晃晃的灯泡就可以办到。一旦发现犯人有睡着的迹象，立刻冲进牢房摇晃他，问问他是不是醒了。如果房间里没有自然光(也不应该有)，要不了多久囚犯的现实感就会连同时间概念一并消失，出现时差反应。睡了几个小时还是几分钟？关在牢房多长时间了？他一概不知——而缺少确定感会使人极度沮丧。效果是逐渐累积的：犯人越疲劳，就越难集中精神保持冷静，而他越想这么做就越会感到筋疲力尽。

　　使犯人丧失体力也很有必要。让他站在角落里，或是做出容易疲劳的动作，比如双手抱头弯着腰。中情局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表明，让受审对象自己感受到身体的疼痛(比如，长时间站立)比审讯人员直接殴打造成的痛苦更易诱使他们招供。如果审讯对象一直站到愿意开口，那他受罪就是因为自己的顽固不化，你大可以告诉他，这就是不妥协的后果。

　　在所有的情境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你向审讯对象说明他并非别无选择。“只要他们愿意开口，一切就都结束了。多容易的事！你只需要举起手说，‘我想和审讯员谈谈。’‘当然可以！跟我们来。喝杯好茶！你交代完马上就会转到条件好的关押点，哪儿都行，不成问题。’”情报团老兵说。

　　他接着说:“你可以用各种法子击垮他，让他张嘴，说服他抵抗就是在浪费时间。‘你越是抵抗，吃的苦头越多。还是跟我谈谈吧，大家都好办。’”你向审讯对象摆明投降不可避免的同时，向他提供选择:要么让目前的状态再持续几个月，要么此时此地就可以结束它。如果劝说得当，你甚至无需向嫌犯解释能得到的好处，就能令其心领神会。

　　克里斯•麦基深有同感。要始终让审讯对象处于高度紧张或意志消沉的状态，“高度的紧张感可以帮助你迅速获得战术情报，屈服和无助感能带来的可是战略情报。所以我们要精心安排，尽快地让犯人的紧张情绪给无助感让路”。

　　休斯一威尔逊说，“目标是到达审问对象想要告诉你实情的时刻，除此之外，不让他看到任何出路。就我的经验而言，人们彻底崩溃痛哭流涕地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的情形并不多见。这更像是在一场马拉松中遇到一堵高墙，他们跑得没有力气了，筋疲力尽，不剩什么谎话可以糊弄我们了”。

4

　　如果你读过近两年的报纸，很可能会对上述手法有似曾相识之感。它们在所谓的反恐战争前线找到了用武之地。不过，别被骗了：他们可不是21世纪的新发明。关塔那摩监狱和美国其他审讯中心所使用的大部分加压手段可以追溯到13世纪。14世纪的阿拉贡大审判官、艾梅里克的尼古拉斯在他的酷刑手册《宗教裁判录》中也记录了不少方法。1486年，斯普林格和克雷默所著的《巫师的铁锤》接过了这一话题，此后200年间被奉为教科书。恐惧、长时间站立、营养不良、不确定感，书中应有尽有。

　　将剥夺睡眠用于审讯的开创性做法归功于16世纪的律师希波呂托斯•德•马希里斯。他主张翻来覆去地折腾犯人直到把他们累垮为止，犯人一睡着就用力将其摇醒或是用针把他们扎醒。16世纪到17世纪，英国也采用了“失眠酷刑”，发现其不仅卓有成效，而且不留痕迹。法国律师让•德•格列维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进，把穿着结实柏油线的针穿进犯人的一个鼻孔。如此一来，只消在牢房外轻轻一拽，就足以让犯人无法入睡。按格列维的说法，100个犯人中顶多有2个能忍受这种折磨，拒不认罪。

　　除了剥夺审讯对象的睡眠，猎巫人和审判官也没有小觑疲劳的作用。他们和美英联军的审讯人员一样命犯人摆出疲劳姿势。一位编年史学家记录了如何让女巫盘腿坐在地板中央，“这样她身体的全部重量都在支撑她坐姿的点上”。其结果就是血液循环受阻并产生疼痛感。24小时之内，女巫就会“感到生不如死”，乖乖认罪。

　　睡眠剥夺、隔离和长时间站立也是苏联审讯法的基石。革命刚刚结束，俄国人就在大审判官的发现之上，发展出一套名为“传送带”的系统，审讯者循环不断轮流上阵拷问犯人，直到他们崩溃为止。受害者亚历山大•威斯伯格写道：“长期缺乏睡眠引起了严重的不良反应。睡觉的欲望最终战胜了.其他感觉，甚至饥饿和口渴也算不上什么。对睡眠的渴求压倒了一切抵抗，摧毁了集中精神的力量。”最终，失眠会引起幻觉:“(受害者)会看到嗡嗡飞舞的苍蝇，他被甲虫或老鼠包围着，眼前腾起一片烟雾。”

　　在苏联，睡眠剥夺与疲劳姿势导致的肢体疲劳结合了起来。48小时的站立或坐在不舒服的凳子上使犯人肢体浮肿。腹股沟的肌肉痉挛，以致最细微的动作也会引起剧痛。

　　“‘传送带’机械而沉默地运转着。审讯者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时间是他们的盟友。对‘传送带’上的犯人们来说，折磨永无止境。”威斯伯格说。5天这样的煎熬和失眠过后,他感到胯部仿佛被钳住了一般。他开始出现幻觉，眼睛局部失明，一次又一次从矮凳上摔倒。140个小时的睡眠剥夺过后，他屈服了。

　　很多人经受住了苏联秘密警察的严刑拷打，但记载中只有一个人打败了“传送带”。55岁的犹太裁缝艾森伯格在31天的连续审问中一言未发。震惊的苏联审讯人员招来医生为其检查，很快就发现艾森伯格没有感知疼痛的能力，将其送到了收容所。

　　这些刑罚和美英联军今天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有两个区别：第一，这些手段是——但愿如此——主要是作为一种调节形式使用的，而不是作为酷刑长时间使用；第二，我们对其如何运行更加了解。

　　1961年，在奉中情局之命就审讯手段进行的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中，精神病学家劳伦斯•欣克尔研究了受审者的心理状态。据他所说，靠墙站立、戴头罩和营养不良等加压手段并不是简单地挫伤囚犯的意志力，它们实际上作用于犯人大脑的化学平衡:从身体上降低其抵抗的意愿。欣克尔称，加压手段破坏大脑的化学平衡:脱水、营养不良、出汗、疲劳、换气过度和压力导致失衡，造成他所说的“大脑综合症”。使用过度，加压会使审问对象“失去现实感和知觉”;但在应用初期，加压法给审讯者带来了极大帮助。欣克尔得出结论：“在任何人身上制造大脑功能失调，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欣克尔认为，故意制造“大脑综合症”产生的效果与弹震症患者的症状相似。隔离尤其能导致“与毒打、饥饿或睡眠剥夺所引发的十分相近的”状态这样的结果，审讯者可是求之不得。大脑功能不断减损，对忠诚和正直的顾虑随之消散。“‘态度’是会改变的，犯人会越来越‘乐意’做任何事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和舒适的。”欣克尔写道。

　　曾为1971年受到英国军方“深度审讯”的12名爱尔兰籍嫌疑人奔走的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学研究所教授蒂姆•沙利斯支持欣克尔的说法。沙利斯说，尽管单独使用每一种加压手段可能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但是当他们组合起来，效果就十分可观了。疲劳站姿导致呼吸加快和换气过度，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疲劳感，而犯人又被剥夺了睡眠，从而无法消除这些感觉。戴头罩让压力进一步升级,使犯人产生更大的恐惧感，流汗更多，休息的愿望也愈加强烈。数箭齐发，犯人就落入了恶性循环:他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增加自己的恐惧感。他的思维开始侵蚀自己，而唯一的解脱之道正是审讯者所希望的:彻底屈服。

　　听起来有点难受，是不是？它本该如此。休斯一威尔逊阐释道，动用了加压手段的审讯者，就要时刻保持警戒状态，密切观察任何显示加压法奏效的迹象。“他是不是哭了？尿裤子了？……你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触及他性格的内核。自始至终你打的都是心理战，它的破坏力与你用橡皮管子抽打嫌犯不相上下，”休斯一威尔逊耸耸肩，“或早或晚人人都会遇上心理问题。你当然会碰上，每个人都经历过审问。”

　　奇怪的是，心理问题的威胁为审讯人员助了一臂之力。军事情报团的另一名老兵说道:“人们害怕审问。一直都怕。我没想否认我们一直在装腔作势，说真的这确实很卑鄙。可现实是，你参加空军特种部队选拔的时候,如果经受不住审讯就进不去。这种恐惧因素是实实在在的。”

　　北爱尔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前负责人比尔·罗瑞说起1971年的“深虎审讯”事件时，依然清楚地记着爱尔兰共和军嫌疑人到达主审讯地时处于怎样悲惨的恐惧状态。“卡斯尔雷把他们吓得六神无主。刚到这儿的时候，有些人害怕得浑身哆嗦。恐惧和威吓就是有这么大的力量。要让恐惧感侵袭新来的家伙们。你要让他们想，‘就要来了！拷打！白色噪音！’……割下手指头，电击睾丸——只要你不说，他们就会以为躲不过的酷刑就在眼前。就是要让他们无法摆脱恐惧。”

　　“我跟间谍们使用的高级手段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要是骗你就不得好死。可是我确实参与协助了特种部队的培训。我发现审讯人员的心理非常有意思，他们全是怪人！但是，”这位军医顿了顿继续说到，“我希望他们就在我身边。我希望他们找到炸弹在哪儿，把剩下的炸弹全找出来。”

5

　　怎么想？也喜欢这些人相伴左右？还是觉得靠墙站立和加压法糟糕透顶，离成体系的酷刑只差一步之遥？你愿意使用这些手段吗？什么情况下会这么做？记着:一枚炸弹正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时间所剩无几。为了让嫌犯开口，你愿意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没有勇气吃定他们的“俘获冲击”状态，就难以套出情报，而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一定不会让你开心的。

　　多亏了朝鲜战场战俘认罪后进行的学术研究，今天用以迷惑恐怖袭击嫌疑犯并向其施压的手法无疑已经很“科学”了。

　　中情局的《库巴克审讯手册》将感官剥夺列为提高压力水平的高效手段，认为感官剥夺是制造幻觉、妄想和“其他病理效应”的一条捷径。“拘禁将感官刺激消除得越彻底，审讯对象受影响越快越深。”关在普通牢房几个星期甚至数月才会产生的心理混乱在隔音的不透光牢房里只需几天或几个小时就能成功复制^手册上还建议，“环境中可控因素越多，比如在水箱中或戴上铁肺，效果就越出色。”

　　约翰•利利式的水箱看似依然是美国陆军审讯培训课程的重要部分。上世纪90年代接受训练时,克里斯·麦基曾经观看过一部演示水箱法的影片。“看着像有个人坐在带盖的按摩浴缸里。有一个方形的东西，比浴缸大得多，人们俯视着它。他们都站在高处，在这个东西周围的通道上。”麦基回忆着影片。

　　除了感官剥夺，闪光灯和噪音造成的感官超负荷也不妨一试。要加强犯人的恐惧和非现实感，这些办法就得用在他们最猝不及防的时候。比如，开恩准许犯人睡一会儿，再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把他吓醒。白色噪音就能担当此任，不过其他的音效也不错。过去20年来，英国军事情报团就把婴儿的哭叫声、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恐怖的尖叫声和京剧录音带试了个遍。在关塔那摩监狱，绰号“饼干”的行为科学顾问团队专家们最近还尝试了宠物食品广告中的猫叫声和激流金属乐——“毙命水池”的单曲《尸体》一度成为专家的最爱。在伊拉克军事基地使用的白色噪音则有幽灵般的阴森笑声、“金属乐队”的《睡魔入侵》和儿童节目《巴尼和朋友们》中紫色恐龙巴尼的《我爱你》。

　　选择哪一种声音似乎无关紧要:关键是要音量高，不断重复让人烦躁不安。好几天没睡安稳觉的审讯对象听到突如其来的刺耳声音，总会吓一跳。小伙子们就是这样延续“俘获冲击”状态的。

　　《库巴克手册》更进一步，建议将上述手法与诸如操纵审讯对象的“饮食、睡眠模式和其他基本条件”等手段结合起来。打乱日常作息迷惑囚犯，创造出“恐惧与无助感”。犯人能看到的钟表也要不断调整时间，扰乱审讯对象的时间感，“颠倒日夜，审讯同样也不要讲求规律”。如若准备得当，便能斩断嫌犯的现实感，使其孤立无援迷惑不解，最终无力抵抗。

　　需要指出的是，自1971年起，英国军方就已禁止使用包括“深度审问”(戴头罩、靠墙站立、白色噪音、睡眠剥夺和面包一清水饮食)在内所谓的“五项手段”。犯人在转移过程中会戴头罩，但不会长时间戴着，审讯期间也不能戴。显而易见，这些手法仅在训练特种部队人员抵御审讯时才会派上用场。即便军方确在爱尔兰用过这些方法，似乎也并未对它们背后的心理学原理产生过多大的兴趣。他们的目的是让嫌犯们感到无助和不适，这样后者才会愿意主动开口以求得解脱。

　　可想而知的是，美国人的科技眼光要广阔得多。依中情局的分析，向审讯对象施压并非单纯地为了使其痛苦，而是要在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最理想的形式便是移情：一种发生在精神分析学家及其病人之间的常见现象。最终，在重压之下，受审者会将俘虏他的人视做父亲的形象，只有后者才能结束他的痛苦。一旦如此，受审者就会千方百计拼命取悦审讯者。《库巴克手册》将这一现象称为“衰退(regression)”。

　　肆无忌惮盗用了朝鲜战俘学术分析的《库巴克手册》号称，审讯的目标是使审讯对象陷入“衰弱、依赖和恐惧”的状态，最终引发他的衰退。“一切强制手段，皆旨在造成衰退。”到达这一状态，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产生深情厚谊便也不足为奇了。

　　曾供职于英国联合审讯中心的爱丁堡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肯尼迪后来道出英国在二战期间动用了一项相似但却更加险恶的手段。将睡眠剥夺——有时为加强效果也使用甲状腺素和安非他命等兴奋剂——与部分感官剥夺结合，审讯对象就会在“模糊不清的声音与视觉剌激”下产生幻觉。如果在浅层睡眠阶段施加上述刺激，它们便能左右受审者的梦境,而此时审讯者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料并控制审讯对象的梦境了。对犯人的梦境了若指掌，审讯者仿佛成了全知全能的化身，也由此削弱了审讯对象第二天的抵抗。“这样做的目的不止在于抹杀梦境与清醒的思绪之间的分别，还在于消除受审者意识中自己与审讯者的区别，加快自我认同感的毁灭过程。”肯尼迪教授写道。

　　肯尼迪教授还鼓动通过诸如声音或彩色转盘造成的灯光模式等特殊刺激，将审讯对象的心理压力推向高峰。一旦情绪反应与特定的刺激密切相连，只消一只转盘或一种噪音，便能随心所欲地向犯人施压了。

　　亚历山大•肯尼迪在1960年2月的“审讯科学”讲座上透露的发现震惊世人，也揭示了英国或最令人不安的洗脑研究。

　　讲座两周后，《每日邮报》捡起了话头，开始调查军事情报团的反审讯手段。3月9日，《每日邮报》爆出特种部队人员如何被命令裸立8小时之久，如何被塞进狭小的储物柜而后在操场上被推着到处滚，如何被浸人水中，又是如何长时间坐在独腿矮凳上。第二天，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出手了。“这个心理战部队是怎么回事？”他向陆军大臣发问，“它为什么会设在梅尔斯菲尔德？我想你的同僚们肯定有兴趣看看这个。”

　　议会对英国卷入“通常被称为洗脑的过程”提出了质询，麦克米伦用“英国政府的任何机构都从未使用过问题中所指的手段”予以应对。然而，公共档案馆的文件则显示，就在质询的第二天，来自战争部收到的简报却写着“目前仅有战争部知情”。

　　此刻，《每日邮报》已经决定一查到底。3月18日，《每日邮报》就发生在联合审讯中心的酷刑向战争部提出了一系列指控。据两名前警卫所说，纳粹高级军官曾在此经受睡眠剥夺，最长的一次达到4天之久。他们被套上头罩，接受模拟死刑——党卫军中尉弗里茨•克诺希莱被带到绞架前，得知自己将被绞死——挨打，长时间躺在冰冷的浴缸里。4名军官不堪忍受，自杀身亡。“这些指控或有真凭实据”一句记入了内阁文件。很快，《每日邮报》的编辑被召唤与战争部代表见面，报道胎死腹中。

　　麦克米伦向众议院否认英国使用洗脑手段两年后，收到了前情报人员弗朗西斯•诺埃尔一贝克的一封来信。诺埃尔一贝克告诉首相大人，与他对议会的答复截然相反，英国的的确确曾在战争期间试验过洗脑技术。

　　据我个人——以及战争期间与我并肩服役的人——所知，可以肯定，陆军少校肯尼迪(他当时还是少校)和其他几个审讯人员曾于战争期间在开罗的联合审讯中心及其他地点，使用过洗脑手段。遗憾的是，类似的手法在塞浦路斯紧急事件中也采用了。

　　我知道肯尼迪使用的方法包括在药物催眠下进行审讯和睡眠剥夺  ……

　　肯尼迪教授在联合审讯中心对战俘进行的催眠与药物试验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从未公布。

6

　　除了这些，我们还有重量级的压力源:羞辱。如果审讯对象是个男人，那么性就是再好不过的切人点了。休斯—威尔逊讲了一个特种部队反审讯训练的老把戏：“叫个女医生过来，让男人一丝不挂地站好等她检查。女医生一边转着铅笔，一边摆弄他的阴茎。然后，她直视男人，面带微笑——对桌子后面的职员说：‘太小了。’”曾在上世纪80年代协助这项训练的军医也回想起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在你筋疲力尽或者全身赤裸的尴尬时刻，一个性感火辣的女人走进来了，看着你的下身说，‘瞧你的小玩意！肯定特别难受吧——太小了！’”

　　在阿富汗坎大哈和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克里斯•麦基稍稍换了个手法。2002年，他故意让一名年轻女兵在全身赤裸正在接受除虱的犯人面前翻查他们的衣袋。“我让她面对墙壁，穿得很淑女。还让她扎了个马尾辫，没梳发髻，这样看起来更女性化。她就站在那儿搜查衣物，犯人们快发疯了！”麦基说。尽管女兵按照命令整个搜查期间都没有转身看犯人们的裸体，他们仍然痛恨这段经历。

　　这些手段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日内瓦公约》中难道没有禁止侮辱战俘的内容？麦基争辩说，他的方法没有不妥之处，因为那名女兵并没有注视过嫌犯。有一次，她在口袋里掏出了某样东西，转身向麦基展示。“我不允许她这么做。我说‘不管找到什么，都不能转过来。只要叫我过去就行了。’”在美国审讯员的眼里，利用女性的出现制造焦虑情绪和利用她们侮辱被拘留者可是有天壤之别。前者无伤大雅，后者无法接受。

　　这也不是新把戏了。二战期间，可疑的德国人被关进“伦敦牢笼”接受审问。陆军上校斯克兰德说，“我们从来没有实施过性虐待，但我们确实做了几乎同样残忍的事……我们碰到过一个顽固的厚颜无耻之徒。我们命令他脱衣服，最后他一丝不挂地站在我们面前，马上就泄气了。然后我们又让他做操。他最后的一点儿抵抗被击溃了，很快就开口说话了。”

　　身体机能也能成为侮辱的道具。斯克兰德写道；“有时候我们让他们不眠不休地站着。如果犯人想小便，他只能就地解决，尿湿裤子。效果惊人。”

　　一个军事情报团队的家伙还提了个建议：“责备长官辜负了他的兵，这可是对付军官的妙招。‘你让你的弟兄们失望了！’屡试不爽。”

　　这招对付你的3名嫌犯够不够？还是你要得寸进尺，碰碰运气？你会不会打破规则？这么做，你可就是在践踏他们的权利了。

7

　　假设你批准对3名嫌犯采用各种加压手段，他们孤立无援、浑身颤抖，心惊胆战。这个状态对下一步的审讯来说可是太完美了。但是,你想好对他们说什么了吗？也许你可以利用他们的困惑状态套出点有用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调整好策略，什么也得不到。

　　开始任何审讯之前，都需要做大量准备。准备不足，审讯就是在浪费时间。“只有生手，才会赤手空拳仓促上阵。”“锡眼”史蒂芬斯教导后人，“如果没有关于嫌犯的情报，你就无从知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他们会立刻抓住这点，跟你兜圈子”。“计划”，他用大写字母强调着，“必须要有计划”。

　　这位军情五处审讯高手的计划总是取决于有关犯人的现有情报。如果对犯人一无所知，了解些情况更是至关重要，耍点儿奸计就能办到。有些简单得不配称为诡计，用到任何人身上都不会奏效。有些，则堪称杰作。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如此机密，直至二战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才披露出来。这就是窃听器，甚至在军情五处的记录中，都是神秘兮兮地用“M Cover”指代的。起初，它是用来记录审讯各阶段进展的，但在闪电战期间，牢房里也安上了窃听器，以便审讯人员监听犯人们之间自以为无人知道的密谈。西里尔·卡宁汉还记着这套系统是如何运转的：“联合审讯中心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部门。窃听器遍布各处，窃听者——犯人们看不见的皇家信号部队官兵——和房间内的一切响动都要留意。那儿一共有101个窃听装置。为了录音，审讯中心需要进行专项施工。”

　　德国高级情报人员当然会怀疑受到了监听，这便导致了一个问题:他们什么都不说。由于担心遭到窃听，即便在牢房里，相互间也不交谈。“想想看，如果你没办法让他们张嘴……那么窃听委实是被动之举。你以为审讯就是提问题？快别这么想了，那简直微不足道。尤其是当你使用窃听器的时候。”卡宁汉说。正如军情19处某人所述，窃听器安装到位，“主要目标……就转变为营造出能使其发挥作用的心理氛围。”可是，究竟怎样才能让德国佬忘记窃听器，畅所欲言？轮到奸细出场了。

　　在审讯中投入诱饵的做法可以回溯到女巫审判案。1486年，《巫师的铁锤》就曾建议在女巫牢房中安插“值得信赖的人”，加入她们的谈话，让间谍“藏在隐蔽位置偷听”。1939年，这已是德军情报圈众皆知的伎俩，以致史蒂芬斯说与他交手的每个德国特工在人门培训的时候就知道被俘之后可能与卧底奸细共处一室。

　　理想的奸细不好找。当然可以让英军士兵乔装成战俘，将其安排在可疑对象的牢房，但能堪此重任的人才比优秀审讯员更加旷世难逢。还有别的办法，比如派已投靠英国的双料德国间谍出场。这依然无法让史蒂芬斯满意:“本质上，奸细是个可鄙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奸诈叵测，在两边都得不到信任……被称作奸细简直比血统受到质疑更令人蒙羞。”

　　虽然深谙此道的间谍或已料到将遇到奸细，但更妙的计划很快便应运而生。《库巴克手册》建议，应在一个间谍的牢房内安插两名而不是一名奸细。其中一个要警告犯人，另一个是引他开口的诱饵，以此洗清自己的嫌疑，取得犯人的信任。接下来，他把一个窃听器的位置指给犯人，提醒他切匆在窃听器附近坦陈心声。狱友的友善博得了犯人的信任，此时后者或许已坐在自以为距窃听器最远的位置和对方低声细语了。他当然不知道自己所坐的地方才是监听最严密的位置。

　　二战期间，这个方法也没有躲过近乎命定的败局，令日后的审讯愈发艰难。如何处理服刑的奸细同样是个问题，“之后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他们都是间谍监狱里的头号麻烦。”战争结束，如何处置他又是个难题。史蒂芬斯认为，奸细们往往不愿意回国，而是向之前效劳的情报机关勒索封口费。“只有走投无路了才能动用这些人，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他写道。

　　60年过去了，情报部门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奸细在“反恐战争”中轮番上阵，加拿大人阿卜杜拉汗•哈德尔是走到台前的一个。2002年7月，于阿富汗被俘的哈德尔与中情局以5000美元现金及以后每月3000美元的酬劳达成交易。他被套着枷锁转移到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然后飞往关塔那摩。他的任务是与顽抗的囚犯交谈，看看他们会向狱友泄露什么秘密。

　　行动看来是失败了。尽管哈德尔帮中情局认出了几名疑犯,却未能说服任何人对他或审讯员开口。2003年10月，在其要求下，哈德尔被释放，他把中情局甩了。自此，他便成了史蒂芬斯深恶痛绝的那一类“头号麻烦”。哈德尔四处接受釆访，大谈他在关塔那摩的经历——显然是想大发横财。以他为原型的电影也在策划当中，小道消息说约翰尼•德普将扮演他。九泉之下的“锡眼”虽死难安。

8

　　搜集到背景情报、制定出计划后，让你的团队充分理解计划至关重要。忘了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情节吧，审讯绝对是团队协作的成果。审讯员本人如同钻头顶端的钻石，是团队的焦点。他施加压力，在矛盾的故事中寻找蛛丝马迹;他嗅到敌人的弱点，锁定漏洞穷追不舍。“那是在决定性时刻发起的致命一击，”史蒂芬斯写道，“赌局的魅力降临，随之而来的是奇异而紧迫的战斗欲望。有句套话只有用在这儿才算得上贴切——这是一场心理的较量。”

　　准备停当，就该考虑进攻路线了。如同下棋开局，你绝不缺少久经考验的开场套路。这些方法同样可以追溯到宗教审判所与女巫审判案。不过，就亮相而言,你可能远不及军情五处的这位做得出色。

　　激烈的开局始终令史蒂芬斯引以为傲。一上来他就要让犯人无可置疑地相信，犯下间谍罪，结局只有一死，这就是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命运。如果他们开口说话，还有一线生机——也只剩一线生机。犯人被带进审讯室，立正站好，不许动也不许说话。只有被问话的时候，才能应答。“形象地说，刺刀就抵在间谍的下颌。”

　　发问要强硬而迅速，不容犯人思索。史蒂芬斯传授要点：“要求是，发起冲击波一般的推进攻击，吓得犯人魂飞魄散。”对女人也一样。“怎么对待男人，就怎么对待女人——不要心慈手软……没有承诺，没有讨价还价。你已扼住他(她)的咽喉。不要忘记这点，更不要让他(她)忘记。”

　　美国警方的审讯手册倒不苛求刻板的形式，但同样建议操作环境以取得心理优势。疑犯可以坐下，但只能坐牢牢钉在地板上的直背椅。座椅前方有同样焊在地上的一张桌子，距离远得让嫌疑人无法舒舒服服地将肘部撑在桌上。审讯员则坐着带轮的转椅，可以任意活动，随便把胳膊肘靠在桌上。

　　巧妙利用利用个人空间感也是可取之道。理想状态下，开始审讯时，审讯员与犯人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但随着认罪的深入，审讯员会坐着转椅滑到疑犯身边，侵犯后者的“亲密区”。当彻底告白的时刻来临，审讯者的一个膝盖已经伸到疑犯两腿之间了。两人几乎要贴到对方的脸上，这会令疑犯极为不适。

9

　　审讯或许会令你大伤脑筋，不过不必惊慌：只要背景调查准确，审讯员足智多谋，你依然占据着上风。“再狡猾的间谍也抵挡不住永无休止的残酷审讯。一个预想不到的局面、一丝琐细的差池，都会被审讯员抓住猛烈攻击。”能让犯人出错，除了史蒂芬斯敏捷的思维和伶牙俐齿，还有他精心准备的几条锦囊妙计——所有计策都沿用至今。

　　英国陆军向未来的审讯人才传授了四种方式。他可以态度粗暴，口无遮拦，大喊大叫，他也可以和蔼可亲，给人温暖与慰藉;他可以沉闷乏味，折磨对手，他也可以装傻充愣，引诱敌人轻率试验。根据犯人的精神状态，这些手段还可以混搭使用。

　　如你所料，美军的分类比英军的多。实际上多了8种，涵盖从挑衅犯人让其证明自己的身份、吓得他胆战心惊到友好地让其放松警惕的各种内容，不过其中并没有新鲜的元素。《库巴克手册》中的许多方法都源自女巫审判案时期，它们无一例外也曾经过军情五处020营的千锤百炼。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该营在二战期间就为美国审讯人员提供培训了。

　　如果同时逮捕了两名疑犯，就有机会使用军情五处的“王牌”了。分开审讯两名犯人，二者口供中的矛盾之处总会浮出水面。双方对质，审讯者得利。无须让其中一人认罪便可打开局面，只要旁敲侧击，暗示另一个家伙供出了他，破绽自然会出现。

　　《库巴克手册》并未于此止步,建议伪造一份“口供”,落款处是更易动摇的疑犯的签名。这份口供一定要显示出“认罪者”竭尽全力要将罪责转嫁给朋友。“口供”录音也可照此伪造，以使更强硬的嫌犯相信自己惨遭出卖，或是让他“见证”朋友向审讯员供认罪行的场面——“进出办公室的例行公事而已”。此时，嫌犯会真正感到大势已去，审讯人员便可发问，既然已无法逃脱惩罚，是否愿意做出陈述说明真相。

　　在犯人之间挑拨离间如同军情五处接下来的“双鬼拍门”——或者用库巴克的话说叫“墨特和杰夫”[71]——一样，不过是故伎重演。侦探片的影迷们马上就会把这个花招和“红脸白脸”的套路联系到一起。这个过程如同“吓唬”和“安抚”的混合体，审讯员一个卑劣，一个善良，二人交替出手，以图让犯人躲避“白脸”而向“红脸”求援。为加强效果，白脸警察可以动刑相威胁，红脸则要做出制止前者的举动，并对犯人好言相劝：他的同事可是个疯狂的家伙，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红脸当然愿意让犯人好过一点儿，可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犯人配合提供信息。

　　“红脸白脸”的变体之一是“同情者”策略，即监狱其他管理人员主动向犯人伸出援手。在敏泽迪主教的案件中，这个策略发挥到了极致。当时，匈牙利秘密警察在他的牢房外安插了一名乔装成监狱看守的卧底。审讯者一离开，这名秘密警察就悄悄来到主教跟前，表明自己虽然身为看守，但也是天主教徒。他怂恿主教与他一起逃出国境，并提出如果敏泽迪愿意负担雇佣飞行员的4000美元费用并带他一起出逃，他就去美国使馆通风报信。敏泽迪随即给美国大使写了信，请求其帮助自己和朋友越狱。教友背弃了他，这封信成为庭审时呈上的第一件证物。

　　1971年，英国陆军在北爱尔兰重施故伎。乔·克拉克，“戴头罩的十二人”之一，对英国士兵强迫他做仰卧起坐的事记忆犹新。又一名士兵出现了。他命令克拉克停下来，把先前的那名士兵打发走，又独自返回对这名爱尔兰共和军嫌犯说：“没事的，别担心。我会照顾你，我挺喜欢你的。”

　　审讯人员装疯卖儍、佯装酩酊大醉或是故意搞错审讯对象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上钩的犯人回到牢房就会迫不及待地向室友讲述审讯人员的愚蠢行为，两人开怀大笑，有价值的情报极有可能就在笑声中显现。同样，故意泄露给犯人的假新闻会促使他们对子虚乌有的事情信以为真，审讯人员便可趁机观察他们的反应。

　　审讯手段随使用者的判断与审讯对象的个性而变化着。他容易受到鼓励，还是对恐吓更敏感？他害怕什么？呼喊还是沉默?在此手段之下，一旦他所做的表面文章出现裂痕，哪怕只是浅浅的一道，也须命令他将之写入告白书，未来他就再也无法翻案了。猎巫人手册《巫师的铁锤》同样将此法收录在案。看似微不足道的让步都可能成为决定因素。“锡眼”评论道：“一次又一次的坦白，就是投降之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一定要保持压力。”

　　与“装傻的审讯员”截然相反的一招是用根本无从回答的问题对犯人进行无休止的轰炸。朝鲜战场上的一个美国犯人还记得这招是怎么在自己身上奏效的。被一连串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提问打击之后，他终于得到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知道现在看来这很不可思议，但当时我真的很感激他们将话题转移到我了解的东西上。”库巴克将这招改进为“爱丽丝梦游仙境”。一系列不着边际又毫无意义的问题将使审讯对象不堪重负，就此达到迷惑他并打乱其心理预期的目的。库巴克宣称：“混淆法不仅要将熟悉的一切湮没，更要用诡异的一切取而代之。”无须理会犯人起初的放声大笑，要不了几天，胡言乱语就会使他不堪其扰，“难以忍受的”精神摧残终将会促使他开口停止这折磨。手册还特别写明，“这种方法对付顽固的老家伙尤其有效”。

　　让一语不发的人——比如受过训练在审讯中保持沉默的战俘——松口，关键在于说服他们透露无关紧要、完全不可能是机密的信息，而后利用这些细枝末节展开对话。引诱他们失言的方法之一便是说谎。检查身体的“医生们”或许不是医生，“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们”往往不值得信任，提出为犯人亲属寄送明信片也是虚情假意。一旦犯人表示愿将情况告知妻子,就要将他的住址、电话和所有亲属的姓名一并奉上。所有信息都将在日后发挥影响。

　　“这次审讯结束了”的诡计也常无懈可击，克里斯•麦基在英国陆军受训时就用过这招。他开门见山，没有一个英国疑犯买他的账。他扮作英国军官的样子，告诉疑犯们问询结束，将私人物品交还给他们，只不过他早已把重要的东西扣下了。钱包里的钞票没了，身份证和手表也不见了。疑犯们不满投诉，便被带到军警跟前。“好的！把这份报告填了！”军警煞有介事道。麦基今天依然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姓名？’‘柯林•休伊特。’‘部队？’‘第34汉普顿团。’‘你在那儿做什么？’‘埋地雷。’‘哪种地雷？’‘你问这个干什么？’4我要填报告！’我们把一切都写下来了！虽然13人中只有2个上当，但已经足够令人满意了。”

　　有时，让人张嘴的秘密在于使其相信打破沉默并不可耻:屈服于审判没有辜负其自我期望。要做到这点，使用“吐实药”是个好办法。当然，不是真的吐实药，这种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但你大可以拿来一管药剂，使疑犯相信那就是吐实药。正如中情局分析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总结的，威胁使用或使用吐实药可以使嫌疑人就范——因为他感到自己在这样的手段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失败是必然的。

　　戊巴比妥钠和硫喷妥钠是不错的选择，二者均可导致意识丧失，为之后将要展开的异事创造出一片沃土。疑犯醒来是不会记得自己的言行的，如果你能使其相信曾在药物影响下高谈阔论，认为一切都完了的犯人很可能就彻底投降了。

　　能使犯人相信自己失言的还有催眠术。库巴克论称，这两种手段均为“想被无助感带走却始终无法违背价值观或忠诚感的犯人找到了完美借口”。不堪忍受的处境里，催眠与药物成为犯人逃离窘境的通路‘我被人下药了’是最佳理由之一”。

　　同样，尽管测谎用在未经训练的人身上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其之所以有用，并非由于测谎仪能侦测出人们的谎言，而是因为你可以使容易受骗的测谎对象相信，永远准确可靠的测谎仪会科学地揭露他的谎言。在“吐实药”的作用下，行动的很大一部分与测试氛围密切相关。一个中情局特工就曾对约翰•马克斯说过，“真正的高手无须摁下开关，就能把测谎仪用得出神入化。”

　　落在纸上，这些花招也许透着一股傻气，你才不会上当。但对一个饥寒交迫，心神倶疲，惊慌恐惧的人，一切都可能成为现实。或单独或结合或连续使用，这些手段已在审讯对象身上演绎了几百年，威力依旧。受审者的意志遭到一连串的攻击后，故事的矛盾之处会自动出现，一发不可收。微小的突破口便能打开局面，困惑不解的犯人终将发现他泄露了所有自以为永远不会吐露的秘密。“要变幻莫如，不留下喘息的机会，不留下谋划的时间，”“锡眼”向后人传授要诀,等待审讯对象的最终结局就是“精神地狱。精疲力竭，意志消沉。投降的一刻即将到来。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这是对人格的进击，”休斯一威尔逊说，“作为审讯员，从始至终，你都在努力剥去社会人格的外衣，直抵其人格内核。从头到尾，你都在寻找弱点。他劳累，饥饿，迟钝,没有时间感；而你犀利敏锐，占尽优势。你能发动全面攻击。”

　　审讯特工的过程更加曲折艰难。受过训练的职业特工都是杜撰传说愚弄敌方审讯人员的好手，他们供出的不是事实是故事。休斯一杰克逊详述了这个过程：“你抓到一个军情五处的家伙，知道他会编故事糊弄你，你抛出问题：‘你在福克斯顿干什么？’然后让他等上12小时，他会说，‘好吧，我说。’你掏出记事本，结果这家伙说，‘其实，我是来看女朋友的。千万不要告诉我老婆！那好，女朋友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

　　审讯人员和调查员立刻着手查证这个故事，这就能花上些时间。终于，他们发现所谓的女朋友并不住在受审者所说的地方，审讯重新开始。“你回到原点，他说，‘哦，她肯定是搬家了。’”这样的对话需要审讯者付出极大的耐心。“你仔细审视这些故事,想要抽丝剥茧，直戳要害。但是，最终——你可以加快这个过程——在各种招数的折磨下，故事大王也将无计可施。”

　　有时，他们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冷战期间军情五处的审讯主力威廉•“吉姆”•斯卡登的想法却不尽相同。他没有制胜的经典五招。他的对手都机智过人。在真正的大鱼面前，“你必定对他充满全然的同情、理解与赞同。只有这么做，你才能真正走进他的心灵，揭开他行事的动机”。为此，斯卡登给对手们奉上烟酒，尽可能地让他们舒服一点。“不管怎么说，和他们搞好关系才是我唯一的目的”。

　　军情五处的某位同僚对此毫无异议，1971年他曾告诉调查员彼得•迪利：“对付职业特工，你要温和灵巧。让他舒舒服服地坐在没有机关的房间里，真诚坦率地以礼相待。”不管你怎么做,成功让这类角色开口的几率都微乎其微。他们早就把审讯场面估计得一清二楚，又机敏地绝不会上当。“他们生来就精明狡猾，能高谈阔论又不吐露一个秘密。这令人头疼不已。他们用假线索引你上钩，可你真正想知道的关键内容——名字、见面地点——却永远都不会出现。”

　　斯卡登的办法不时也能奏效。1949年，他轻柔和缓的手段就打动了原子能间谍克劳斯•福克斯。1963年变节投靠苏联的金•菲尔比后来提起军情六处的审讯人员时，说他们“粗暴狂野，效率低下”，从未让他担忧，而斯卡登则“危险得多”。面对《每日快报》顽强的记者咄咄逼人的问题,菲尔比说“早知如此，真该跟着斯卡登上两周审讯课。”

　　休斯一威尔逊声称对付专业人士得慢条斯理、隐忍沉着，真是无比正确。即便是足智多谋的特工，审讯员也有办法把他们耍得团团转——有时强迫他们把故事倒叙出来就足以使其露出马脚。然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便间谍终于就范了，他的情报恐怕也已经过时了。空军特种部队的官兵们早已接到指示,被俘后24小时缄默不语，能挨到48小时最好不过。那时，同志们就会意识到他已落在敌军手里，他可能交待的任何情报即刻失效。

10

　　令盟军审讯员沮丧的是，懂得这些抵抗手段的可不只是间谍和特种兵。2002年2月，在阿富汗阿法鲁克(A1 Farook)基地组织训练营发现的一份文件，说明了这些手段传播得有多远。

　　克里斯•麦基协助翻译了这份文件。“那摞纸差不多有60页，封面上有一张手写便条：‘兄弟们——这就是关于犯人的那本书。’”美军起初以为它讲的是如何处置盟军俘虏，但是很快就发现，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美军可能用以审讯基地组织犯人的手段，并介绍了各种抵抗方法。首先，被俘的战士只许编个假名字——库亚斯——并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沉默。再过几天，他们可以编个故事，正序倒序颠来倒去，混合事实与虚构，和审讯者“兜圈子”。

　　文件不容置疑地宣称最有杀伤力的一招是，无论美国人如何威胁恐吓或装腔作势，基地组织的成员都不要表现出恐惧，因为“他们不会伤害你”。文件言之凿凿，美国人永远都不会折磨俘虏，因为他们既脆弱又缺乏勇气。麦基还记得这份文件在官兵身上激起的反应。“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手册的判断一针见血。”

　　美国人没有实施酷刑的勇气。

　　这个判断自然有其正确的地方。但是美国人不拷打嫌犯可不只是因为懦弱，而是由于施刑得到的情报不可靠。军情五处早在二战时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禁止使用暴力，不只因为得到的只是取悦于人的敷衍答案，还因其降低了情报的标准。”“锡眼”史蒂芬斯说得头头是道。中情局也有同感。欣克尔教授曾在1961年写道，在疼痛的影响之下，“审讯对象的确更愿意开口，但提供的情报不准确的可能性也更大，他还可能拋出虚假、错误、不精确的误导性内容，而那些内容恰恰是审讯员梦寐以求的”。

　　更糟糕的是刑罚时常带来反效果。《库巴克手册》中写着:“外界造成的痛苦反而有可能使一个人集中精神或增添抵抗意志。”联合情报团的退伍老兵<也同意：“疼痛不起作用。毋庸置疑，人能忍受的痛苦有一个限度,但它真的能激起反抗。我们把它和橄榄球赛或足球赛的情况联系起来。如果你暗箭伤人，对手就会被激怒——然后向你开火。”

　　即便得出上述结论，酷刑折磨却一次次卷土重来：看起来就像它会起作用一样。2004年,空军特种部队一名优秀的退伍审讯员告诉我，虽然早在课堂上就学过刑罚只会起到反效果，但他还是会用刑：“如果你和弟兄们的生死都取决于某人是讲话还是沉默，他会说的。毫无疑问，没有退路。我会从他的脚开始，用血淋淋的刀子，慢慢地把他切成碎片。他会愿意开口的。”他耸耸肩，继续说道：“文明人的丑行随你怎么说可以。但如果人们因为一个犯人而命悬一线，我恐怕这么对他不算什么暴行。他的命根本就不能和我弟兄们的相提并论。”

　　也许，他是对的：每个人的忍耐都有极限。不过，他可能没有。中情局1969年一份建言如何抵挡审讯的文件称，面对酷刑，要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信念。中情局特工乔治•斯坦顿说:“宗教信仰强烈的人，比信仰薄弱或没有信仰的人，具有更强的抵抗能力。”这个结论或许是真的。然而，如果中情局的特工如此，基地组织的成员很可能也是如此。他们的信念可坚定多了。

　　麦基不赞成对犯人用刑，但是并不确定这是否出于实用的原因。“就在阿富汗的经验来看，我们的手法越残酷，得到的情报越有价值，时间也越短……美国不动刑并不是因为酷刑不起作用，而是因为严刑拷打是错误行为。”

　　用刑在政治上也会起到反效果。2004年，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曝光。麦基惊恐地发现他的一位同事就在现场。“如果我今天碰上他，我就要把他拖出去狠狠地揍一顿，打到他说不出话为止。你知道五角大褛叫他们什么吗？‘让我们输掉战争的6个人’。”麦基说。

　　2005年，中情局对待“高价值”基地组织嫌疑人的手段随着报道的深入也浮出水面。如果还有什么比阿布格莱布虐囚指控更引人注目，那就是中情局的行动了。从各国绑架而来的嫌疑人，被下了药运往分布世界各地的秘密关押点。这个被冷血而官僚的中情局以“非常引渡”一笔带过的举动最终致使大量无辜平民被送往第三世界国家，遭受折磨残害。有些人沉冤得雪，站出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其他人的生命之光则在监狱里黯淡熄灭。美国人曾经对他们使用的手段之一是“水刑”，把犯人捆在一块木板上，将其头部浸人水中直到他出现溺水症状。实施水刑的人一口咬定这构不成“酷刑”，因为犯人绝不能死。恐怕没有一家法院会支持这个观念。

　　酷刑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于此。1973年，欧洲法院裁定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对12名“戴头罩的人”实施了非人道与侮辱人格的折磨。英国政府承诺，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虐待事件。英国人也许没有再犯，但美国人显然下手了。这构成酷刑了吗？还是它们用于迫使恐怖主义分子开口时正当无误？在何种程度上，美国审讯员口中的“只不过是打了几巴掌”，就成了酷刑？有没有“精简版酷刑”？

　　其他手段同样游走于可接受与不可接受之间。《日内瓦公约》规定侮辱囚犯是非法行为。扒光犯人的衣服嘲笑他们难道不是侮辱？麦基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行为。联合情报团的同行却有不同的看法。休斯一威尔逊认为强迫犯人裸露和戏弄犯人是审讯的标准环节：“是不是侮辱性的手段？当然！是不是合理的手段？在我看来，是的。以战时的标准来看，它也是合理的。要按梅崔克斯•钱伯斯[72]标准来看，当然就不是如此了。”他不禁叹气：“现在我们不能在西方国家这么做了，我们得让人人郡满意……”

　　根据《日内瓦公约》，杀害或折磨犯人是违法行为，威胁杀害或折磨也不合法。然而，威胁显然存在。北爱尔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前负责人比尔•罗瑞想起了70年代一起爆炸案发生后，一名爱尔兰共和军嫌疑人被抓来的情景。“一个探员出去拿了副手套，然后几个探员开始铺黑色的蛇皮电缆。戴手套的探员抓起一条长长的软电线，一边举着看似通了电的电线靠近嫌疑人，一边说：‘你就要完了！’那个男孩儿吓得失禁了，真的大便失禁了。他以为自己就要被电死了。”

　　电线没有通电，这种做法就能接受吗？男孩最终承认实施爆炸了吗？麦基认为并没有。“再没有比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人更厉害的了，他们让犯人站在箱子上，手指就缠着电线。”对麦基来说，用可能发生的情况威胁犯人尚可接受，而企图用不会实现的场景威吓绝不可取。他的手段就是让审讯对象端详美国监狱电椅的照片，声言这就是恐怖分子在美国的下场。同时，他也会告诉嫌疑人，既然还没有穿上囚服，这一步可以等到了美国再完成。“我的规矩就是，你可以跟我耍心眼，反正我们确实会处死恐怖分子”。

　　这是一个巧妙的语义花招。根据战争规则，举枪对着犯人，威胁如果不合作就开枪的行为是不允许的。但是，审讯时把枪放在审讯对象的桌前，只要你不说出来下一步的动作，而只是让他产生即将被枪杀的印象，的确是可以接受的。是恐惧让他产生幻想，你没有责任。

　　类似的招数英国军方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马来半岛战役期间，女性嫌疑人比男性更有抵抗精神，而英军常用的一招就是，逮捕她们的丈夫或男友，在女人的视线之内把他们押进隔壁的审讯室。几分钟以巵，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传来。实际上，喊声是为了让女人们相信伴侣正在被人阉割而播放的录音。曾参与办案的一位审讯员称，“不过是个圈套而已，但足以把她们拿下。”

　　休斯—威尔逊在亚丁的表演更加夸张。在前往审讯室的途中，犯人经过了一间粉刷一新的牢房。审问期间，录音带中惊天动地的哭号声从牢房传来。审讯结束，犯人再次经过了刷白的牢房,发现四壁已溅满血迹，如同有人在此被开膛破肚。休斯一威尔逊模仿着审讯员的腔调说:“‘好了，拉希德，咱们有两条路。你已经看见之前那家伙的下场了……’想想惨叫声和血迹！这是我们在亚丁常用的办法。极其有效！犯人怎么会知道那是羊血。”

　　这种办法不但没触犯法律，还借鉴了中情局的发现。中情局认为，威胁动刑或处决胜于真正这么做。《库巴克手册》里就曾写道：“疼痛的威胁比立即感到疼痛更能引发恐惧感……事实上，对未知情况的长时间强烈恐惧会消磨人的意志，使之让步。而恐惧成真，比如遭受某种刑罚，反而可能成为一种解脱。”他建议“冷静沉着”而非愤怒急迫地间接威胁犯人(如果直截了当的威胁没有起作用，恐吓效果就大打折扣，审讯员也丧失了威信)。

　　宗教审判所早已教过这一课。嫌疑犯拒绝供认罪行的时候，“审讯之父”艾梅里克的尼古拉斯就会把他们交给“问题”——酷刑。这一过程要经过5个层次，首先是威胁用刑，如果疑犯不为所动，就会被带到刑室参观。下一阶段就是做戏般地脱去疑犯的衣服,然后慢慢地把他们捆上刑具。只有完成这4个步骤才能施刑，但大多数犯人经过这4步就已屈服了。看起来威胁用刑才是最为有效的折磨。

　　“锡眼”史蒂芬斯也认为利用生理痛苦的做法并不明智。别的不论，一旦失手，别无选择:游戏结束，失败的是审讯者。而威胁却可以无时不在。对于绝不会妥协的犯人，“锡眼”设计了一套围绕神秘恐怖的“14号牢房”展开的威胁手段，让他们生不如死。

　　史蒂芬斯对击败各式审讯招数疑犯说:“现在你将被转移到14号牢房。和平时期，它曾是一间病房，四壁都有软垫，防止精神失常的疯子们撞碎他们的脑子。有些人痊愈了，有些人自杀了。还有一些是自然死亡，寿终正寝。停尸房就在对面，非常方便。”为疑犯讲完了大量特工在这间牢房中自我了断的故事之后，史蒂芬斯郑重道别。“我们不会再见了。我不知道你会在里面待多久……你可能会对守卫的行动感兴趣，他们每隔15分钟会看你一次。也许是例行检查，也许是给你送饭。也许……他来把你带走。最后一次带走。”

　　史蒂芬斯后来承认，整个过程是“彻头彻尾的做戏”，其成败都赖于恰到好处地传递戏剧感。结果时常令人惊喜。一名意大利特工听过“锡眼”的一番话“立刻急迫地打手势要求纸笔”写下了认罪书。虽然这招不时能帮上大忙，但也只可作为破釜沉舟的最后一击。“如果这招也失败了，那成功的几率就微乎其微了”。

　　在专门威胁杀掉某人与仅仅强烈暗示他们即将受死之间有何差别？你会动用这样的诡计吗？不然试试“精简版酷刑”？用在你的3名嫌疑犯怎么样？如果不这么做，你还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开口？

　　你愿意走多远？

　　休斯一威尔逊问道：“如果你手里的是在伦敦布下钚弹的恐怖分子，你认为他的人权应凌驾于(可能因此伤亡的)几十万人的权利之上吗？我也是人，可我的同情心底线从未动摇过。因此，我认为向审讯对象施加压力以得到你需要的情报正当合理。”

　　你很难反驳这一论断，但是你也很难判断何种水平的“压力”是合理的。靠墙罚站？白色噪音？还是“水刑”？就在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人正在以保卫安全的名义使用着这些手段。你的底线又在哪儿呢？

　　另一个联合情报团的退伍兵可没有闲情逸致听心地善良的自由主义者们无力地捍卫恐怖主义分子的人权。此人在北爰尔兰服役，曾亲眼看着同伴们丧命。“这不是爱尔兰共和党的茶话会，”他挑了挑眉毛，“这是爰尔兰共和军。你加入了，就得按规矩来……我不会为难他们。但是如果你是个恐怖分子，我不会跟你说‘按规矩来’我会说‘你就等着安全部队的全力攻击吧’。”

　　一名曾遭受深度审讯，35年后仍因此噩梦连连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也同意这样的看法，未免令人惊讶。“我的态度是，这是一场战争。发生这些事情很自然。我是一名战士……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最后我们知道:如果你积极活跃，卷入其中——一顿好打是逃不掉的。”

　　然而，他对发生在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的丑闻颇有微词:“太可怕了，太恐怖了。据说，囚犯中有很多都是无辜蒙冤的。他们所做的我们都曾经历过，只不过他们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广。这是不道德的。一目了然。虐待折磨任何人都不道德。对于战争期间的情况，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无法理解发生在古巴的这一切。”休斯一威尔逊的看法截然不同。“作为一名职业审讯人员，我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想他们是被当做高危犯人处理的。我并不是赞同他们侮辱阿布格莱布监狱犯人的作为，我所坚持的是在不造成生理损伤的条件下得到情报。法律和社会容忍我们做的，也就是精神损害了。”

　　联合情报团的另一名退役人员也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我能够理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但我依然认为这是野蛮残忍的行为。被这样折磨两年，一些人就是出来也会精神失常的。”那么，压力手段能使用多久呢？我问。“如果3个月内一无所获，那就别再妄想了。”

　　“我们必须把道德义愤的主观感受抽离，客观地看待它的实用性。你可以说它是对的或错的，你也可能无动于衷。对于审讯，我关心的就是，它为决策者作出正确决策提供有效情报了吗？”休斯一威尔逊说。

　　“我们应当审慎行事，”他总结道，“不是出于深层的道德原因，而是基于实际的考虑。我是一名情报人员，我感兴趣的就是:情报准不准确？及时吗？是真的吗？就是这些。让律师去雕琢细节吧。如果律师要进行限制,那我们就照做。我们只得在法律约束的范围内行事。”

11

　　在蛮横粗野的精神和肉体侮辱之外，也许还有另一种选择。

　　或许我们应该着手研究新的审讯技术，或是改进原有的老旧手段。在反恐战争的衬托之下，中情局在“蓝鸟”、“朝鲜蓟”和“心灵控制计划”中的种种越轨行为都显得规矩起来。

　　毫无疑问，在羁押和“引渡”基地组织疑犯的过程中使用了药物。既然药物研究的所有档案此前显然已被中情局付之一炬，有关这些药物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作家马克•鲍登手里有不少出色的线人，他在《审讯的魔法》一文称，他的线人确认，在“关键的”案子中，使用了安非他命、巴比妥酸盐及大麻等药物:

　　这与中情局20世纪40—50年代混合试验的药物一模一样。

　　中情局显然并没有保留药物研究的数据，那么是谁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洗脑研究——嘘，小点儿声——卷土重来了。我釆访的一名军方精神病专家，在话题转到药物和审讯时犹豫不决。“尽管我参与了我真的不能告诉你的一些活动，但我不能代表安全部门说他们的指导手册里有什么内容。”

　　2004年夏天，我和在军情五处担任顾问的一位心理学家见面喝了一杯。我们聊起了洗脑，还有我对50年代感官剥夺的研究。我问他知不知道唐纳德•赫布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有1971年在北爱尔兰的深度审讯。“我可不知道什么感官剥夺，除了现在正在研究的东西。”他告诉我。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发现。“正在研究什么东西？”我问道。“哦，没什么。再来一杯？”

[1] 理查德•里德(Richani Reid)，鞋子炸弹客，2001年12月在巴黎飞往迈阿密的航班上试图引爆藏在鞋里的炸弹。(本书数字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奥匈帝国最后一位皇帝查理一世的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匈帝国瓦解，哈布斯堡一家被流放。

[3] 莫斯科审判秀(Moscow Show Trials),指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定罪后走过场的审判。当时苏联出现了大董这样的特殊审判，以至于英语出现了一个新词：“Show Trial”，这个词在字典上的解释是：极权国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举行的摆样子的公开审判。

[4] 乔治•奥威尔在《1984》这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名为“新话(Newspeak)”的官方词汇体系。该体系极其粗糙、呆板，删去了大量复杂词汇，是书中的极权政府用来愚民的重要手段。

[5] 弹震症(Shell Shock),由战争引起的群体性精神病症，表现为参战者厌战，作战效率低下。

[6] 萨金特的革命性理论(以及这个例子中他使用的对比)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他研究人员的大董工作。1953年，《美国精神病学杂志》3月刊就指出了苏联对巴甫洛夫的“试验性神经病”——即有意地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引起心理崩溃——很感兴趣。一年后，前荷兰军方首席精神病学家约斯特•米尔路参加了施瓦布的审判，提出了“精神扼杀”一词。米尔路认为，使用巴甫洛夫的“试验性精神病”非常可怕：“扭曲的条件反射或许比核爆还要糟糕。人类的思想将被长久地禁锢起来。”(作者注)

[7] 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虚构的一个博学、邪恶的中国人。这一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成了“黄祸"的形象代言人。

[8] 特别行动处(SOE)，二战时英国机构，负责以破坏、间谍等非直接战争手段对轴心国进行打击。

[9] 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又称X电台(Station X),是一座位于英格兰布莱切利镇内的宅第。二战期间，布莱切利园曾经是英国政府进行密码解读的主要地点，轴心国的密电，如著名的恩格玛密码等，一般都会送到那里进行解码。

[10] 自从1921年得克萨斯州妇产科医师罗伯特•豪斯在达拉斯发现东莨菪碱，将其用作吐实药的争论就未曾停止过u和霍斯利一样，豪斯也是在为一名妇女接生的过程中发现东莨菪碱的。当时，产妇躺在床上不省人事，豪斯叫她的丈夫把磅秤拿来以便给婴儿称体重。男人不知道磅秤放在哪儿，卧室里的产妇却搭茬了：“秤在厨房里，挂在照片后面的钉子上。”这件事首先引起了媒体对吐实药的设想。1922年<洛杉矶记录报>提出了“真话血清”的说法。

[11] 波顿村(Portcm)，位于英国威尔特郡，那里有英国政府的军事科学园区。

[12] 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美国第一个中央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的首任局长，被称为“美国情报之父”，绰号“野蛮比尔”。

[13] 吐实药的英文为“Truth Drugs”TD即为这两个词首字母的缩写

[14] 比莉•霍利戴(Billie Holiday),上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爵士女歌手和作曲家。

[15] 终极训练营(Camp X)，是英国设在加拿大的“二战预备军和突击训练营”的非正式称谓。

[16] 19世纪末，弗洛伊德也曾发现过这个问题。他的许多病人，都曾在催眠状态下回

忆起曾遭到性骚扰。起初，弗洛伊德认为自己追踪到了恋童癖正在蔓延的线索，但他最终注意到病人讲述的经历其实只是他们幻想出来的。20世纪70和肋年代，美国女性及儿童对性虐待“被压抑的回忆”，让弗洛伊德犯过的这个错误再度浮出水面。和以前一样，许多回忆被证实只不过是幻想。

[17] 瓦乌特拉(Huautla de Jiminez)，墨西哥地名，此名来源于阿兹特克语。该地是马萨特克人的居住地，现在以瀑布、洞穴景观和致幻蘑菇著名。

[18] 毒鹅膏(Amanita phalloides)，已知毒蘑辟中最毒的种类之一。通常认为，毒鹅膏可能导致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六世的死亡。

[19] 在寻觅实现“行为控制(和)导致行为异常”药物的过程里，“心灵控制计划”赞助了149个“子项目”，研究了致幻药，感官剥夺(见第四章)，催眠(见第五章)和潜意识(见第六章)。此外，该计划还资助了笔迹分析，近景魔术技巧(用来给外国间谍的饮品下药)，唇语术.制造压力的化学制剂，无线电波刺激猴脑，脑震荡(在尸体上在特定的脑部范围进行震荡试验，见第七章)和很多所谓的“黑色精神病疗法”。

[20] 特普(TEPP)，结晶状有机磷化合物，可抑制乙酰胆碱酯酶的活动，用做杀虫剂和副交感神经的兴奋剂。

[21] 马钱子碱(Stiychnine)，一种极毒的白色晶体碱，来自于马钱子和相关植物，医学上主要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使用。

[22] 希斯一罗宾逊(Heath-Robinson),英国插画家，擅长在漫画中创造一些不必要的繁琐的机械。

[23] 这段经历后来不时困扰着他。试验结束两周后，他和女朋友一起参加了一场冰球赛。他低下头，看见冰面上张开了一张血盆大口，要把他一口吞下去。几星期后，他又受到记忆闪回和失眠的困扰。韦布觉得他是从波顿回来以后才出现这些状况的，他找到了试验医生。 “这可跟我没关系，小子，”医生说，“我可提醒过你的。” 他用一瓶安眠药打发了韦布。

[24] 这名试验对象可能是杰弗里•见克(Geoffrey Baker),也就是后来的陆军元帅。他在1964年一份打击叛乱行动的秘密备忘录中曾说：“很多年以前，我参加过•吐实药’试验；我想知道，它现在发展成什么样了。”旁边手写的批注写道：“没计么价值的项目。军情五处掌握相关数据。”

[25] 在波顿村受试者的代理律师艾伦•克尔要求下，部分试验的详细情况依据《信息披露法》得以解密。然而，相关文件仍然归属法庭。尽管我递交了书面申请，国防部仍然认为我不应当接触到这些文件。而关于精神病学专家顾问评审团的其他材料，显然已被销毁。

[26] 格雷夫斯也出现在一次奇怪的引荐中：1964年6月17日，他向萨金特引见了西里尔•卡宁汉的同事，英国国防部心理学家玛丽•艾伦。“亲爱的罗伯特，”萨金特写道，“我当然愿意同玛丽·艾伦见面……”当天，他也给艾伦写了信，愿和她见面。“没有保留地讨论你提到的话题”。这次会面或许与英军有意在审讯中使用疏泄药物有些关系。两天后，杰弗里•贝克正式同国防部展开辩论。虽然萨金特再三表明，自己并不受保密法案的限制，但在他的私人信件和资料中找不到和国防部交流的任何记载。

[27] 科尼岛(Coney Island),美国纽约市布魯克林区的一个旅游地。

[28] 拉斯林岛(Rathlin Island)，位于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海岸的最北端，距离大陆仅有6英里，是爱尔兰自治区内唯一一个有人居住的离岸小岛。

[29] 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北爱尔兰地方议会议员、英国下议院议员、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党魁。他极力反对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合并，是英国政坛知名人物。

[30] 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英囯的属地，位于英吉利海峡中，英国对其拥有宗主权。

[31] 詹姆斯•卡拉汉(JamesCallaghan)，英国政治家，1976—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

[32] 马来危机(Malayan Emergency),1948—1960年马来亚与英国殖民政府发生的游击战。

[33] 这部影片可能是《我不能回答那个问题》，是于1966年在军情六处位于南海附近的“堡垒”拍摄的。在影片里，在押人员戴着头套，精疲力竭，遭到殴打和哄骗，忍受着寒冷和辱骂。白色噪音也派上了用场。在蒙住眼睛的犯人被拴在墙上的片段中，画外音说：“剥夺一个人同现实世界的所有联系将使其进入接受力最强的思维状态。只有那些对记忆中的真实世界持有坚定理性判断的人才能抵挡住这种隔绝。”

[34] 1格令为0.0648克，意为极微董的真相。此处原文为：“Six grains of truth and a bucket of whitewash。”

[35] 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 1972年1月31曰，英国伞兵部队在北爱尔兰射杀了13名参与示威活动的平民。事件中还有1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身亡。此后，北爱尔兰民众一直在纪念这个日子，要求英国当局公布事件的真相并道歉。2010年6月15日，萨维尔报告声明当年死去的14个人都是无辜的，随后，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声明代表国家向受害者道歉。

[36] 权力服从试验，由斯坦利•米尔格兰1961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志愿者被告知他们将抽签扮演老师和学生，但实际上受试者都扮演老师，由工作人员扮演学生。试验规则是老师需要对答错题的学生处以“电击惩罚”——实际上并没有电，电压随错题数递增，而工作人员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答错。试验结果是有超过六成的受试者能因为规则的权威而狠下心对学生进行高伏电击。

[37] 犹大圣徒(Judas Priest),英国传奇重金属乐队，曾被誉为“重金属历史上最伟大的乐队”，引领了英国新浪潮重金属运动。

[38] 林纳德•斯金纳德(Lynyrd Skynyid)，美国南方摇滚乐队，20世纪70年代曾风靡一时。

[39] 奥兹•奥斯彭(Ozzy Osbourne)，著名乐队“黑色安息日”的灵魂人物，对重金属音乐产生巨大影响。

[40] 影片《象人》是1980年导演大卫•林奇成名作，主人公约翰•梅力因脑袋硕大，身体畸形酷似大象而被称为“象人”。

[41] 吉米•亨德里克斯和吉姆•莫里森，均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音乐人。

[42] 此处原文信息为：“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discovered the secret message! Please send your answer to Old Pink, care of the Funny Farm, Chalfont.”

[43] 音带中的信息原文为：“Your mother sells whelks in Hull.”此句是对《驱魔人》台词 “Your mother sucks codks in hell.”的模仿。

[44] 以上信息原文为：“There’s no escaping it. It’s my sweet Satan. The one will be the path who makes me sad, whose power is Satan. nu0h, I will sing because I live with Satan.”

[45] 歌词原文为 “Faithless continuum，into the abyss”，倒过来是“Sing my evil spirit.”

[46] 歌词原文为 “Deliver us from all the fuss”，倒过来是 “Fuck the Lord! Fuck all of you.”

[47] 詹姆斯的律师波斯特相信这绝不仅仅是运气不佳。2005年6月29曰波斯特对笔者说：“他是被谋杀的……我坚信他们做了手脚……他们很狡猾，在开庭之前除掉了他。只要詹姆斯出现在陪审团面前，陪审团就会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会让他们难过得在走廊里放声大哭。”害怕詹姆斯成为重要证人而将其杀害的说法，对阴谋论者或许很有吸引力，但并没有证据。

[48] 很多学者去美国专利局查找维克利的视速仪申请，既未找到专利，也未发现申请。

[49] 中情局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一家电影院进行一系列试验后，也同意了这个观点。根据官员威廉•柯森的说法，多次向普通观众闪烁了“买爆米花”的讯息。然而，观众们并没有购买爆米花，而是在自动饮水机前排起了长队。1958年春,中情局得出结论称“(维克利的)逻辑中有多处重大漏洞”，同时承认，这项技术有时的确奏效，而有时则会使人们做出与指令完全相反的事。最终，由于变数太多，潜意识讯息的“可行性极其有限”。

[50] 替换字母之后即是女性生殖器的猥亵说法。

[51] 在此案中，舍夫林作证称，有“数百个”试验证明了潜意识命令能够引发实际行动，并在陈述中引用了大量研究文献。这没能说服其他几位专家。“(这些论文中)没有一篇证明了任何接近于潜意识命令的东西影响了人们的动机。”蒂姆•摩尔今天说道。他说，事实上舍夫林的证词引起了学术圈“侧目”，因为它“与我们对潜意识刺激潜在影响力的认识并不一致”。摩尔拒绝了本书作者的采访。

[52] 法官对犹大圣徒的看法与凯的印象截然相反，前者认为他们“很有魅力”。虽然对重金属音乐并不感冒，但怀特海德法官很欣赏他们全程出庭的举动，对他们所表现出的风度印象深刻。罗勃•哈尔福德在新闻发布会上郑重其事地说，乐队全体成员都感到“不安和忧虑”。“你要明白，”他说，“我们都有家人。”

[53] 以上都是各类镇静剂、致幻剂。

[54] —氧化二氮，俗称笑气，能使人发笑，有麻醉作用。

[55] 加尔各答黑洞(Black Hole of Calcutta)，1756年孟加拉爆发驱赶英国殖民者的战争，加尔各答关押英军俘虏的小土牢因为环境恶劣，造成100多名英军战俘窒息毙命，此事成为著名历史事件，“加尔各答黑洞”一词遂为监牢的代名词。

[56] 虽然失去早年的回忆令人心痛，但必须承认接受治疗后，安妮学会了多种乐器,取得了医师资格，还当上了医学教授。就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缋来看，恐怕很难断定她的思维能力受到了损害。我想，这个病例会让萨金特和波利特引以为豪。

[57] 文鲜明(Moon Sun Myung),韩国邪教统一教创始人和教主。

[58] 原文为“Moonie”，因文鲜明姓氏的英文音译为“Moon”。“Moonie”或可解为“文的信徒”。

[59] 阿尔卡特拉斯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的一个岩石岛屿。1963年以前为联邦监狱。现为旅游胜地。

[60] 格林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贬损统一教及其领袖。2005年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值古巴关塔那摩监狱审讯手段被曝光之时，审讯者在羁押人员面前公然侮辱可兰经。格林说：“那就是思想解毒的招数！”我问他，如果回到20世纪70年代他会不会这么做。“把《圣经》冲进马桶？ ”他说，“当然了！毫不犹豫！”

[61] 思想解毒者会对此提出异议。他们是强迫新信徒们自己思考，而宗教组织则是在让他们接受别人的想法。二者之间显然有重要区别。

[62] 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美国1973—1975年存在的一个左翼激进团体。因为对佩蒂•赫斯特的綁架、性骚扰、洗脑而臭名昭著。

[63] 吉姆•琼斯(Jim Jones)，人民圣殿教教主。

[64] 佩里营(Camp Peary),缚号“农场”，是中情局的训练基地。

[65] 对其他控制方式的研究也在别处进行着。中情局研发办公室似乎对将徽型芯片植入哺乳动物大脑的想法尤为感兴趣。1961年11月，“对多种动物实施远程控制的可行性”已得到确认。6年后，中情局果真造出了一只能够遥控的猫，其设想是藏有微型芯片的小猫可在控制下接近监视对象。结果不太好。一份备忘录详细记载了定于1967年2月20日进行的首次试验计划，提到控制者要注意交通状况，行动小组应“留心在交通拥挤时间到来之前把动物移走”他们没有这么做。第一次实地试验中，猫咪就被一辆计程车碾过去了。

[66] 奥尔森的自杀或许还算不上美国政府机构滥用致幻药导致的最令人震惊的案例。奥尔森自杀11个月前，饱受精神分裂症之苦的职业网球运动员哈罗德·布劳尔被强行送入纽约州立精神病学中心，并注射了代号为EA1298的合成致幻剂。

[67] 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美国邪教组织“曼森家族”领导人。

[68] 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s),美国的畅销小说作家，揎长写作以美苏冷战时期为背景的政治、军事和间谍故事。

[69] 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了卡宁汉的判断。在返回英国的“被转化成”共产党的40名俘虏中，没有一个人坚持这一信仰。皇家海军安德魯•康德伦显然被彻底洗脑——留在了中国。1960年，他回到了英国。留在朝鲜的美国人中，只有3人没有重归西方世界。

[70] 杰克•鲍尔(Jack Bauer)，美国电视连续剧《反恐24小时》中的角色。

[71] 墨特和杰夫(Mutt and Jeff)，美国漫画中的一对搭档。

[72] 梅崔克斯•钱伯斯(Matrix Chambers)，伦敦知名律师，以代理人权案件著称。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大脑战揭幕

第二章 吐实药

第三章 神仙肉的滋味

第四章 黑暗中的故事

第五章 制造满洲候选人

第六章 詹姆斯、雷和广告心理师

第七章 梦中治疗

第八章 吾主爱人

第九章 魔鬼计划

尾声 如何审讯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