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生活　诠释社会

社会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心理学：解读社会　诠释生活/崔丽娟、才源源　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617—5782—6

Ⅰ.社…　Ⅱ.崔…　Ⅲ.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　Ⅳ. 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4899号

解读生活　诠释社会

社会心理学

作　　者　崔丽娟　才源源

项目编辑　彭呈军

文字编辑　朱妙津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赵小凡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23.25

字　　数　418千字

版　　次　2008年2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2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782-6/B·377

定　　价　36.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　62865537 联系）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导论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心理学的定义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及偏向问题

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

社会心理学的孕育时期

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时期

社会心理学的确立时期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简况

第二章　成为社会的一员——社会化

第一节　社会化概述

什么是社会化

社会化的理论

社会化的历程

第二节　社会化的主要内容

道德社会化

性别角色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

第三节　社会化的途径

遗传物质基础

社会环境与教育

第三章　认识自己——自我意识

第一节　自我意识概述

什么是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的结构

自我意识的作用

第二节　自我意识的几个重要内容

自我觉察：把目光投向自己

自尊：你怎样评价自己

自我效能：你有多大信心完成这件事

自我控制：你能把握住自己吗

第三节　自我意识的发生和发展

自我意识的诞生：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性别认同：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性别边缘：关注同性恋

第四节　自我过程

自我评价

自我美化

自我表现

第四章　对社会的认识与推理——社会认知

第一节　社会认知概述

什么是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的途径

第二节　影响社会认知的因素

认知者因素

认知对象因素

认知情境因素

第三节　印象形成

社会印象及其特点

印象形成的主要法则

印象形成中的认知偏差

印象管理

第四节　社会认知的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

归因原则

归因偏差

第五章　对事对物的内在体验——社会态度

第一节　社会态度概述

社会态度的要素结构

内隐与外显的双重态度

第二节　社会态度与行为

结论相互矛盾的研究

态度如何影响行为

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模型

第三节　态度的形成与改变

社会态度形成和转变的理论

态度转变的途径——说服

第四节　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态度

总加量表法

社会距离尺度法

语义分析法

投射法

内隐态度测量法

生理反应法

第六章　以侵犯他人为目的——人类的攻击性

第一节　攻击性行为概述

第二节　攻击性行为的理论解释

攻击性是本能吗

社会学习论

挫折—侵犯论

侵犯的现代理论

第三节　减少攻击性行为的途径

宣泄

报复与惩罚

提供非攻击性的榜样

培养对他人的感情移入

感情净化

第七章　帮助他人是我的快乐——利他行为

第一节　利他行为概述

第二节　利他行为的理论解释

进化理论

决策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规范理论

第三节　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谁最可能提供帮助——利他者因素

谁最可能获得帮助——被帮助者特征

环境因素

袖手旁观的人——旁观者效应

第八章　心与心的交流与碰撞——人际交往

第一节　人际交往概述

人类的社会性——亲和

人际交往的心理功能

人际交往的形式

人际交往的过程

人际交往的理论解释

第二节　人际沟通

信息沟通的要素及模式

信息转换过程

人际沟通的载体

信息交流障碍

第三节　人际吸引

人际吸引的原则

人际吸引的最高形式——爱情

亲密关系的最终形式——婚姻

亲密关系的结束——分离

第四节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的定义

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

人际关系的测定

第九章　作为群体的成员——群体心理

第一节　群体概述

认识群体

群体的类别

群体的形成

第二节　群体规范

群体规范的形成

群体规范的压力

群体规范的作用

第三节　群体对个体的影响

社会促进

社会抑制

社会惰化

第四节　群体决策与问题的解决

什么因素会促成群体决策

群体决策的类型

群体决策的局限性

极端性转变——群体极化

第五节　群体互动：合作、竞争与冲突

关于合作与竞争的实验研究

影响竞争与合作的因素

冲突

第六节　凝聚力——群体的力量

群体凝聚力产生的条件

凝聚力的作用

第七节　领导者——团队中的重要角色

领导者是如何产生的

你会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吗

领导者在团队中应该发挥哪些功能

以何种方式领导团队

领导者的综合品质

第十章　和大家一样——相符行为

第一节　从　众

有关从众现象的实验研究

我们为什么会从众？

在什么样的群体中我们会更容易从众呢？——来自群体因素

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从众呢？——来自个人的因素

其他人对你的从众行为有哪些影响呢？——来自他人的因素

第二节　众　从

众从概述

众从行为产生的条件

研究众从行为的意义

第三节　服　从

对服从的理解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

有关不服从的情况

研究服从行为的意义

第四节　顺　从

顺从的策略

影响顺从的因素

研究顺从行为的意义

第十一章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众心理的连锁反应

第一节　流　行

流行的定义

流行的特点

流行的意义

流行的社会因素

流行的心理因素

流行的个别差异

第二节　暗　示

暗示的定义

暗示方式

暗示的作用

影响暗示效果的因素

暗示的意义

第三节　模　仿

什么是模仿

模仿的类型

影响模仿的因素

第四节　舆　论

舆论的定义

舆论的特征

舆论的形成

舆论的作用

舆论的研究

第五节　流　言

流言概述

流言产生与传播的主客观因素

流言传播的影响

第十二章　回归生活诠释社会——应用社会心理学概述

第一节　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动因

外因——社会科技文化背景

内因——社会心理学内部的直接动力

第二节　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原型启发——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环形模式

应用社会心理学必须研究改善生活质量的问题

知识构成的目的在于预测

知识运用和干预需主动思考和精心策划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三个基本元素须通过中介环节融为一个有序系统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三个基本元素同负反馈回路相联系

第三节　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过程

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双循环机制

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途径

第四节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特点

系统性

独特性

应用性

时空性

第五节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结构与分类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三维结构

显态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分类

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显性化

第十三章　回归生活诠释社会——社会心理学的应用学科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在组织管理领域中的应用

管理心理学概述

管理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

目击者的证词可信吗？

陪审团能做到客观公正吗？

他们为什么会犯罪？

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在环境领域中的应用

噪音

拥挤

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

温度

城市环境

第四节　社会心理学在健康领域中的应用

健康心理学概述

压力、抑郁与健康

在行为健康中的应用

在行为医学中的应用

第五节　社会心理学在咨询领域中的应用

咨询心理学概述

心理咨询的内容、形式及范围

第六节　社会心理学在社区心理卫生领域的应用

社区心理学概述

社区心理卫生服务

参考文献

前　言

作为“社会心理学”课程的主讲教师，多年来，我一直盼望着能静下心，写一本《社会心理学》，把自己教授这门课程的体会与感想、认识与感悟，融入字里行间，帮助读者在阅读社会心理学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用社会心理学原理与理论，解读生活，诠释社会。我也希望以此感谢命运对我的垂爱，感谢那些帮助我、影响我走向自己所盼望的教师职业，而且是成为自己一生所爱的社会心理学学科教师的师长们。

中学时受所敬仰的一位老师的影响，我立志要成为一名教师。20世纪80年代我备战高考时，心理学刚刚在全国四所高校开始招生，社会对心理学一无所知，因为不知，也更有诱惑。所以，填写高考志愿时，没有犹豫，我就把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填为第一志愿。每当念及此，心中都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激，感激生活的特别眷顾，使“无知”的选择成为一生的所爱。本科毕业留校后，我幸运地师从当时在心理学界享有盛誉的社会心理学家时蓉华教授。追随时教授的几年，感悟于她的言传身教和手把手的指导，我丰富了社会心理学的专业知识，也坚实了讲授社会心理学课程的能力与信心。正是时教授的苦心培养，使我在众多的心理学学科中，执著于社会心理学的学习与讲授，执著于无数次走上讲坛，把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传递开去。对一个人短短的一生来说，我觉得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终身从事的职业成为自己一生的所爱，因为这会使你有无穷的动力和热情投身于其中，在享受工作的乐趣中乐此不疲。

社会心理学是现代心理学的支柱之一，它与人格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一起构成了心理学的基本框架。其研究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兼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主要特点，其学科生命力寓于全社会不同个人和由这些个人组成的不同群体的需要和应用中。因此，如何划分写作的板块，如何编排章节内容，在社会心理学界也一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本书中，在章节内容的选取上，我遵循了这样的原则：通过对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相互作用过程及其变化发展的条件性与规律性的探讨与研究，向读者展示社会环境对人的心理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作用。具体编排上主要按照以下顺序展开：第一部分，通过阐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以及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使读者认识和了解社会心理学的基本脉络，建立起对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知识体系。此部分为第一章。第二部分，为读者阐述在个体研究层次的社会心理与行为，包括个体的社会化、自我意识、社会认知、社会态度、攻击与利他等。此部分为第二章到第七章。第三部分，向读者阐释在群体水平、人际互动中的社会心理与行为，包括人际交往和诸如社会抑制、社会促进、社会遵从、服从等群体心理，以及暗示、模仿等大众心理连锁反应等内容。此部分为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第四部分，为读者阐释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及在诸如组织管理、司法、咨询、社区、健康与环境等一些热点应用领域的拓展。此部分为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我从20世纪90年代讲授社会心理学以来，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这十多年，我国心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心理学更是因为社会的日新月异、国家的迅猛发展，不断得以拓展和丰富。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彭呈军编辑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国家自然科学教学和科研人才培养基地的领导，正是他们的支持与智慧，才使该书有了这样一个与同行交流、切磋的机会。

在此，我特别要感谢跟我一起完成该书写作的我的研究生才源源同学，正是她年轻人的视角和年轻人的激情，丰富了该书的内容，并使其更有活力。还要感谢我的另一位研究生李思霓同学，在我完成全部书稿的修改、定稿后，她帮助收集的很多插图，使该书变得更生动、更有趣味。

交流与指正，可以使学识长进，人生获益。我们热切地盼望着同仁和读者的批评与指教。

崔丽娟

2007.11 于丽娃河畔

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导论

什么是社会心理学，这是翻开这本书时很多人会首先想到的问题，当你开始思索它的答案时，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个答案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融于你与他人的朝夕交往之间。我们可以从一些生活实例出发，共同探究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为什么没有人提供帮助？

有一位妇女在繁忙的州际高速公路上受了伤，她倒在车边，满脸痛苦，无法移动。许多车呼啸而过，很多司机探出头张望，就是没有人停下来提供任何帮助，或是向警方报告。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冷漠？

——为什么我会“随大流”？

一位大学生的自述：那天，我和几位朋友一起观看一位领导人在电视上发表的政治演说。起初，我被这位领导人的个人风采所感染，他表现出的真诚宽厚、执著敬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时，我的朋友们开始抱怨：“哦，真难以想象他怎么会有资格担当这个职务！”“是啊，他看上去是那么没魄力！”“没错，我们有倒霉的日子了！”于是，渐渐地，我也开始变得动摇起来，最后我说：“是的，也许他并不那么值得人们信任！”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看法会这么容易改变。

——为什么她会如此吸引我？

他正品味爱情的甜蜜，常常自问为什么对方会令自己如此着迷。是她美丽的容颜还是善良的心灵？是共同的志趣还是互补的性格？总之，不知从何时开始，他被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所深深吸引，不断地感叹着爱情怎么会如此美妙！

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诸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思考又这样行动，为什么事情总会这样发生又这样结束……诸如此类。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科学，将会为大家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

其实，对于这些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我们每个人从日常生活的观察和经验中已经有了很多了解，只是我们的一些印象往往不够准确，或者不够深入。与此相比，我们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们，则更加善于观察、勇于质疑，他们从人间万象、生活百态中提炼出了共性的社会问题，敲开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大门，得出了一系列经典的理论和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研究成果。走入社会心理学的殿堂，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这些社会心理学大师们的风采，学习到他们赋有代表性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这些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应用于现实生活，来解释和预测林林总总的社会行为时，就更能体会到社会心理学的魅力所在。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在心理学的大千世界里，社会心理学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呢？吴江霖教授认为，社会心理学可以与生理心理学并驾齐驱，构成心理学的两大基础与支柱。生理心理学是从生物自然属性与社会制约性来阐明人的心理所依据的基础与基本原理。而社会心理学则是心理学中偏向社会性质的分支领域，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亚里士多德把人称为“社会性动物”，人类的社会性属性决定了社会心理学与生理心理学是紧密相连的。

社会心理学的定义

从生活的实例中，我们很容易理解社会心理学，但要真的从学科定义上回答社会心理学是什么时，却常常令人却步。有人说社会心理学的定义跟社会心理学家的人数一样多，虽然这有些夸张，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要给社会心理学下一个完整明确的定义并非易事。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心理学是介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属于边缘学科，它与社会学和心理学彼此重叠，同时又触及了其他诸多的社会科学。因此，自社会心理学诞生以来，有关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就没有统一，一直是众说纷纭，而这也正反映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水平及各个理论派别的不同观点和独特兴趣，在这里，我们将把一些有代表性的定义介绍给大家。

西方社会心理学界定义

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历史上，尽管大家对定义的问题各持己见，但仍可划分为“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这两大门派。前者是从心理学出发，主要是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认为社会心理学应该研究人的社会行为；后者是从社会学出发，强调社会心理学应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研究对象。

心理学倾向的社会心理学定义

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界受到广泛采用的心理学倾向的社会心理学定义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伯特（G.W.Allport）的定义，他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对个体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意识的研究，社会心理学试图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怎样受到他人的实际的、想象的或隐含的存在的影响。

心理学家比较一致地认为，个性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他们一方面以很大的注意力去研究个性的心理特征、个性在集体中的地位、个性的类型；另一方面，他们突出了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人际关系和整个交往体系。他们维护着这种观点，强调这种观点更加富有“心理性”，也只有这样，社会心理学才是心理学的组成部分，才是心理学知识的一种。这种社会心理学要用心理学方法进行研究。有的心理学者写的社会心理学专著都冠以“心理学的”的字样，称“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倾向的心理学定义

美国社会学家斯特克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由社会和个体的相互关系来界定的”，任务是“解释社会互动”。倾向社会学的定义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艾尔乌德（C.A.Ellwood，1925），他指出“社会心理学是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以群体生活的心理为基础”。

“社会互动”的社会学倾向的社会心理学定义包含了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思想，把个体放在人际关系和集体中，乃至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中去考察。而“社会与个体相互作用”是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大前提思想。

许多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社会心理学应该从社会组织、社会规范、文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等方面来研究人的心理。他们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关于“群众的心理现象”的科学，他们更多地注意各阶级和其他大型社会团体的心理，特别注意研究社会团体心理的一些因素和方面，如传统、风俗、习惯等；也很注意研究社会舆论的形成以及像流行这类的特殊群众现象；他们主张研究各种群体。他们认为，社会心理学要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其实，上述两种倾向的社会心理学的区别主要是着重点的不同。同样都是研究人们的行为，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偏重于阐明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等如何影响人的行为，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则首先要分析心理的变化与过程，找出影响个人行为的社会条件，还要揭示制约个人行为的动机、自我意识等心理机制是如何对个人行为发生作用的。也有一些学者把两种倾向的社会心理学综合起来，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群众心理和个性在团体中地位的科学”。

我国学者的阐述

随着社会心理学在我国的发展，国内的很多社会心理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被誉为我国社会心理学第一人的孙本文认为（《社会心理学》1946年）：社会心理学应以个人行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为研究对象，“从个人的立场说，社会心理学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从社会的立场说，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中个人的行为”。

在1982年4月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报告中，吴江霖在分析了国外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现状和建立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课题等时，指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或若干个体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心理活动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的科学”。为什么是研究个体或若干个体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的心理活动呢？吴江霖解释说，这是因为社会心理学固然要研究个体在特定生活条件下的心理活动，但人生活在社会中，并不是孤立的个人，个人的社会行为总是与其他若干个体相联系的，这若干个体，既包括比较松散的、不是很有组织的若干个体，也包括严密组织的若干个体。所谓特定社会生活条件，包括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政治法律制度、社会规范、社会价值体系（对事物或现象的社会意义的评价、判断、观点的体系）、信仰体系、风俗和民俗、种族和民族、职业、宗教、农村或城市、家庭和学校、友伴、社会团体等。以上列举的这些社会生活条件，都可以调节并影响人的心理。

而胡寄南（1991）对社会心理学的定义是：社会心理学是从社会与个体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研究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个体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规律的一门学科。

其实，大家对学科定义问题的争议并没有阻碍这门学科的蓬勃发展，广大社会心理学家们更加热衷于自己的事业，并将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大和深入下去。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表达了大部分心理学家对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的看法：

我相信，社会心理学是极其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家可以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可以让这个世界成为更美好的地方……我总在暗想，社会心理学家正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可以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更深刻有益的影响，可为理解诸如从众、说服、偏见、爱和进攻性之类重要的现象提供更多的解释。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个体并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而单独地行动，往往是作为社会团体的成员，或者是作为大众的一员而行动。由于人们的遗传素质的先天特点及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差异，个体因此有着自己独特的心理与行为方式，但各种群体的成员又彼此保持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发生着相互影响，从而产生出形形色色的社会心理现象。社会心理学家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把这些社会心理现象的规模与水平采用分析的观点，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划分为个体社会心理学、群体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三个层面。

个体社会心理学

个体社会心理学研究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的个体，主要考察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特征形成的社会因素有哪些，它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发生作用的，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怎样发生作用的，包括：

个体的社会化和自我意识

社会化研究个体一生的全部心理的发展变化及其一般的表现，以及与所受社会环境影响的关系，揭示个体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的发展过程。

自我意识研究个体如何把自己从混浊的世界中区分出来，最终形成关于“我”、“我的”概念，并使自身得以更充分地发展。

社会动机

研究人在本质上是什么？人的行为是怎样产生的？人们为什么要做他们所做的事？人们为什么需要他们所欲求的东西？等等。亲和动机、成就动机、攻击与利他动机等，都是社会心理学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社会认知

社会心理是从社会认知开始的，社会认知一般指社会主体对社会客体的外在特征和内在属性进行感知和认识的过程。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他人的认知，即人际认知；二是对自己的认知，即自我认知；三是研究人是怎样寻找自己或他人的行为的原因，即归因研究。

社会态度和态度改变

社会态度研究的兴起，使人们找到了透视社会心理现象的重要途径，因此，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法利斯（R.E.L.Faris）认为，社会态度研究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次“小革命”。

社会交往心理和行为

这一内容研究的是在社会情境中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或多个个体的关系，探讨人与人之间如何产生吸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素，人际关系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些研究对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与他人发展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群体社会心理学

群体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成员、群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每一个个体只不过是作为群体成员的角色而被研究，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社会分析，揭示群体的静态结构与群体动力学原理，是社会心理学最有价值的研究领域。研究的主要课题有：探讨人际互动、群体凝聚力、群体行为问题，尤其是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的模式与结构；探讨合作群体的结构要素、合作机制以及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在群体心理气氛方面，研究群体内各个成员之间在认识、情感、行为和道德规范方面如何相互影响而发生社会促进与社会抑制、从众、服从等社会影响和相符行为。

此外，以人数众多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反应特征及其形成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大众社会心理现象，也是该范围的重要研究内容。在一个信息化的社会，通过大众传播工具，信息能在短时间内被传递给很多人，缩小了个人之间的差别、团体之间的差别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别。在某些问题上，由于人们的匿名或互相影响而容易发生所谓的大众社会心理现象，如流行、流言、舆论、经济恐慌、大众骚扰等。于是，大众交流机构、社会宣传机构在现代社会中承担了解决新问题的任务。社会心理学要研究产生上述社会现象的客观原因、人们的心理机制以及应采取什么措施进行社会控制与引导。

应用社会心理学

应用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的分支，是把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理论与原则运用于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与解答的应用学科。它既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践三个领域，又可以分为知识建构、利用和干预、改善“生活质量”三个领域。自从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提倡应用社会心理学研究以来，这门学科的地位在西方心理学界便逐步得以确立。但是作为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同样拥有着漫长的过去和短暂的历史。

兴起阶段

自社会心理学诞生起，社会心理学的主趋势就是关注实验研究，这在20世纪20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此时，霍桑实验揭开了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序幕，也标志着工业心理学的诞生。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极度萧条和社会局势的动荡，使人们关注于研究社会环境、社会舆论、流言与谣言、种族关系等。在社会心理学的技术研究上有了重大突破，表现在利克特（R.Likert）1932对瑟斯顿的态度量表的修订和1933年莫雷诺（J.L.Moreno）在社会测量学上取得的进步上。20世纪40年代，在二战的刺激下，社会心理学应用研究又有所进展，围绕信仰、偏见、说服、宣传和态度形成与转变等问题的应用研究卓有成效。尤其是勒温（Kurt Lewin）提出的“行动研究”规划，就是倡导社会心理学家应面向社会实际问题，致力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演进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集中于实验室中构建复杂的理论模式，对实际问题轻视，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应用研究完全停滞，如工业心理学有了进一步发展，教育社会心理学诞生。

扩展阶段

70年代以来，对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热情再度高涨。这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重大危机相关。这个时期，西方社会经历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动荡，黑人运动、妇女解放、青年运动等此起彼伏，对此，社会心理学家们的束手无策，引起了社会民众广泛的不满，同时也引起了自身深刻的反思。奥斯坎普的《应用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上第一本关于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专著。

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应用社会心理学一直在理论和应用之间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到了80年代之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终于达成了共识，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目的在于“理解和解答社会问题”，这就强调了它的一个关键特征：应用社会心理学所瞄准的是社会的某些问题。这与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研究是有区别的。

二是明确的价值定位。传统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为着自身的理由而寻求“知识”。这种说法常受到诘难。但是应用科学的身份则没有争议，它明确地被认为不是价值中立的。这里的建议是，价值标准应是能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

三是注重社会效用。上述两种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特征，是假定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于达到社会目标有积极作用。这是勒温（Kurt Lewin）于1948年提出的基本原则，同时现代美国应用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萨克斯（Michael Saks，1978）则进一步强调，要建设有“高度影响力的应用社会心理学”。

四是全方位的视角。由于应用社会心理学触及了各方面的社会问题，所以不仅要求研究者要尽可能全面地考虑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各种变量，而且还要对社会问题所涉及的不同领域都有广泛的了解。

五是强调现场情景研究。现代美国应用社会心理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多元的，例如问卷、实验、相关研究等，但是侧重在现场情境中开展有关问题研究，则是其在方法上的一大特点。

六是实践方面的考虑。比起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应用社会心理学更注重考虑实践方面。在开始的时候，许多应用研究是“反应性的”，即对社会上的一些机构或个人的需要作出反应。因此，研究常在严格的时间限定下进行。研究结果报告出来后，人们马上就会问：它解决问题的作用如何？它对于其他情境的概括性有多大？另外，代价和收益比效，以及由科学家、研究者提出的方案在政治方面的可行性等都是应用社会心理学要关注的。

七是触及不同层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问题。现代应用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十分广泛，其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个体水平的研究、群体水平的研究、政府水平的研究和工种水平的研究。

总之，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也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人们对心理学的日益重视，也随着心理学学科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推动作用，更为贴近社会生活的社会心理学更是发展迅速，在短时间里就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分支学科，比如管理心理学、人事心理学、企业心理学、军事心理学、环境与都市心理学、广告与消费者心理学、爱情与婚姻心理学、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心身健康、成功的决定因素——情商，以及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等等。

霍桑实验：社会心理学与工业管理的完美结台

这项著名的实验开始于1926年，是由梅约等人在霍桑工厂进行的。起初的研究涉及工人在不同的照明强度下完成工作量的多少，但是发现尽管照明强度在逐渐降低，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却始终在提高。之后，研究者们把5位女工作为实验对象。设计在12周内每隔一周改变一项工作条件：如休息时间的次数和长度，较短的工作日，午间供应食品、汤或咖啡。在12周后，恢复原来的工作条件——没有休息时间、不提供午间食品、工作日也不缩短。在进行这一系列变动时，实验者事先都与女工协商，她们可以对工厂的管理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感情。结果是令人惊讶的，无论生产条件发生怎样的变化，工人的生产率都在稳步上升，整整12周都没有下降的趋势。

对于该结果，研究者们作出的解释是：实验者对女工的尊重及女工之间关系的融洽，使她们产生了积极的工作态度并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就这样，研究者们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了工业管理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结论，即良好的人际关系、群体的和谐氛围、正性的情绪情感在工人生产行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工人们感觉到自己自由地和不假思索地参与这项工作，并且愉快地知道他们并不是在从上而来的强制或从下而来的限制中工作的。他们自己也对这个结果感到惊异，因为他们感觉到他们同过去比较工作上的压力小得多了……（梅约：《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84页）

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乌列多夫在其《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一书中，认为有三个层次，即一般方法论、专门方法论以及具体方法和技术。

一般方法论是研究的总原则，主要包括客观性原则、验证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等（张春兴，1993）。任何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从研究假设、研究设计、研究过程、研究数据收集与分析、研究结论等，每一步都要遵守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原则。

专门方法论是一般方法论原则在具体学科研究领域中的体现。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主要体现为三种不同倾向的社会心理学方法论原则，即心理学方法论原则、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比较文化方法论原则。

研究工作将在上述两种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开展，而且，还应采用多种多样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主要是指三种倾向的社会心理学方法论原则。

心理学方法论原则

心理学方法论原则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把社会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情绪、意向、态度看作为群体中各个个体的心理状态。因此研究者要把注意力放在个体的心理状态，要根据个体的心理状态来判断群体的心理状态，并根据个体的心理特征和性质来确定群体的特点与性质。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于直接相互影响着的小群体内部活动范围时人们的关系。

总之，心理学方法论原则重视把研究个人和群体相互关系的社会心理方面看成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任务。

另外，在研究个体水平的社会心理现象如动机、认知、态度等问题时，心理学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学方法论原则

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把社会结构作为根本的着眼点，而把社会心理现象看作为超个体的构成体，这些社会心理现象不能归结为各个个体的心理状态。当然，如果在使用社会学方法时，不把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辩证地统一起来，那么判断社会群体心理，特别是判断大群体（如阶级的、国家的、民族的）心理时，就无法深刻地解释和揭示出构成群体心理现象的机制。

乌列多夫认为，社会学方法是十分重要的。使用这种方法，首先应该研究社会的阶级、阶层的心理素质，一定历史时期的民族心理素质，社会情感和情绪在各种社会共同体心理中对社会环境的反映，以及各种社会变动（革命、战争、危机等等）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成分，并且要研究这些成分的机制。

总之，社会学方法研究的对象是群众性的心理现象，它的任务是揭示社会心理现象的起源，确定它们对社会主体的从属关系，为分析作为社会的一种特殊规律——社会心理规律提供可能性。

心理学方法要求分析心理过程，但是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层次上；而社会学方法是研究人们的大群体的心理，着眼点是在心理的社会决定性方面，而不是去揭示人们行为和活动的心理机制。将社会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用以揭示人们大群体特有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可以克服两者的局限性。运用这种特殊的研究方法有三方面的优越性：（1）可以更为严格地确定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的对象；（2）可以把社会心理学看作是处于心理学与社会学接合点上的一门独立的社会学—心理学学科；（3）可以使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加强协作，共同研究社会心理学。

比较文化方法论原则

比较文化方法论原则强调对社会心理现象进行比较文化的研究，以揭示各种文化因素对社会心理的制约关系和社会心理差异的文化根源。

由于比较文化研究是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或群体心理的共同点与差异，因此它的结果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

比较文化研究可以采用许多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它不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某一个具体方法，而是一种研究途径，或专门的原则。目前，比较文化研究成为国内外社会心理学者十分热衷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比较文化的研究，无疑能为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好地为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服务。但在进行比较文化研究时应注意研究要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少数民族由于长期所处的历史地位，他们的文化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生活在那样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其心理发展水平不可能与汉族完全相等，这是不言自明的。如果研究者的视野开阔些，不要专门盯在水平的高低上，而是悉心研究比较各民族的性格类型（如开朗、含蓄）或思维特点（如抽象、形象）等方面，则将促进对各族人民心理特征的理解，以便相互取长补短，相互学习。

学者们对比较文化研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与评价。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化研究将有可能成为社会心理学未来的思想宝库，从中繁衍出优秀的心理学理论。而另有学者则认为比较文化研究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中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因为理论的建构是极其复杂的，很难在真实世界的背景中作出特别的预测。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

观察法

观察法是一种为大家所熟知的社会研究方法。当我们还是婴儿时，母亲便会从我们细微的表情变化中观察出我们是饿了、渴了还是仅需要大人的抚慰。长大后，在与人交往中我们总要去“察言观色”，与人谈话时，我们总会从对方的反应中觉察出他是否对谈论的话题感兴趣，这些都是最自然的观察。观察法也是很多研究和工作领域中最常用的方法，比如天文、地质、生物研究，还有影视、文化创作领域也需要去观察和体验真实的生活。

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借助人的感官和各种仪器观察和记录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分析判断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即称为观察法。观察法一般分为两种：

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就是研究者进入被观察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或社会关系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自然的状态下观察被研究者的活动和表现。对研究者来说，这种观察难度是比较大的。认知失调理论的心理学者们就进行过一次艰苦的参与观察，用来证明他们在《当预言落空时》的报告中提出的假说：即使信仰被证明是错误的，个人还是会坚守它，并更加努力地去验证。

观察是这样开始的：1954年9月，费斯汀格和他的两位助手在一份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说一名叫玛丽安·基切的家庭主妇宣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来自超级生物的信息，据她诉说，这些超级生物是克拉利昂星上的守护者。她对媒体说，12月21号，按照守护者的说法，一场大洪水将要到来，并会将整个北半球淹没，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将归于死亡。费斯汀格觉得这是他研究认知失调理论的大好时机，于是三人起草了一份详细的研究计划，开始了7个星期的“密探”生涯。

他们先打电话给基切夫人，其中一个自称是商人，另外两人是朋友，说明对基切夫人的故事很感兴趣，想参与他们的活动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于是，在接下来的7个星期里，他们一起充当了“不公开的参与观察者”，访问这个小团体中的成员，参与他们的活动，出席了60多次会议，俨然是三名忠实的信仰者。

12月21日终于来临，洪水并没有“如期而至”，此时，基切夫人收到了外星人的旨意，由于信徒的善良和信徒创造的光亮，上帝已经决定收回这场灾难，让世界重归于安宁。

7个星期的密探工作结束后，三个人都疲惫不堪，因为他们一方面必须在这一特殊的群体中掩盖住自己对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的真实反应，又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以客观的立场去观察和记录，而要想尽量全面、具体地记录下所有的信息又是相当费力的。这也是参与观察法的特点所在，通过参与观察确实可以得到最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了解隐私，触及事情本质，但是对观察者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研究者必须要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完成繁重的记录和整理工作。费斯汀格后来就回忆说：

我们几个人轮流去厕所记笔记，进出的频率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否则将引起他人的怀疑。厕所也是这个房子里唯一谈得上隐私的地方。我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会不时地宣称自己要出去走动一下，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然后，我们会飞快地直奔旅馆房间，将记下来的笔记整理下来……到研究结束时，我们差不多已经被累垮了。（《心理学的故事》，墨顿·亨特，海南出版社，第405页）

非参与观察

非参与观察法也称为一般观察法，就是研究者在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观察并记录被观察者的活动和表现。例如，假设你想要研究人们在不同环境下相互接触的频率是怎样的，研究者就可以选择在商场、机场、校园或其他许多不同的地点，然后观察谁接触谁，怎样接触，接触的频率如何。和孩子们在一起时，还可以观察他们打架的次数，分食物、谈话和玩玩具等很多行为，这就要依据你观察研究的目的来定了。但当你进行这种非参与观察时，必须要注意的是要尽量观察结果的真实性，所以研究者应该以不引人注意的姿态出现，不露声色，不对观察对象表露出过分的兴趣。

随着科技的发展，观察也不再限于纸笔记录，摄像、录音设备，单向玻璃等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方便。

比如，Debra Pepler等（1995）想研究加拿大儿童在学校里的欺负行为，可是欺负行为并不是随时都会发生的，特别是当外人在场的情况下。于是他们在教室和运动场安放了微型摄像机，在完全自然的条件下真实地记录了儿童的欺负行为，发现了儿童的欺负行为要远比人们预料的多。

运用观察法进行研究前，必须明确“观察什么”、“怎样观察”、“怎样记录”等问题。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进行连续性观察。对同一对象的同一问题要作多次观察，如果只作个别一两次的观察，则观察所得免不了有很大的偶然性。多次观察可以发现研究对象的心理活动的稳定性，只有观察到稳定的心理活动，才能获得具有重要价值的材料。

二是要进行轮换性观察。对同一课题变换几次对象进行重复观察，以验证同一类研究对象的心理活动是否有同样的变化，如果变换了的研究对象对同一课题有基本相同的心理变化，这样获得的资料也是很有价值的。

三是要进行隐蔽性观察。研究者的观察活动力求不使被研究者觉察到，这样才能使被研究者的心理活动自然流露出真实的变化。否则，容易出现种种“迎合”研究者心理，即被研究者出于“好心”而主动配合研究者的意图，故意表现出符合研究者主观愿望的心理变化；或对研究产生“逆反”心理，即被研究者出于“好奇”或反暗示，而故意反常地表现出自己的心理活动，从而使研究结果失真，不可信。

隐蔽性观察如果在室内进行，可装置里明外暗的观察室，研究者通过“观察窗”可以任意地对研究对象的一言一行作详细观察而不被其本人觉察，也可以通过安装单向玻璃进行观察。如果研究对象在室外活动，研究者可扮演该团体中的一个普通成员，以掩盖真实身份，从而获得可靠资料。

观察法有许多优点，比如它具有现实性，可以在自然的情况下获得真实的材料，研究结果比较切合实际。但是它也暴露出很多不足，首先，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可以观察的，我们无法去操作任何条件来确保我们期待的情况发生；其次，如果观察时被观察者意识到正在受到观察，那么行为就有可能不同，使观察结果不真实；还有，研究者的主观愿望易于影响观察过程及观察结果。

实验法

实验法指在控制的情境之下，实验者有系统地操纵自变量，使之发生改变，然后观察因变量随自变量的改变而受到的影响，即探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要研究“某种香水对女性内分泌周期的影响”，香水是自变量，女性内分泌变化就是因变量。实验法信度和效度是通过实验中的三个设计而实现的，即实验组与控制组、事前测验与事后测验、随机化。

实验组与控制组

实验的结果如何，需要通过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比较进行判断。实验过程中，对控制组不进行特殊干涉，只对实验组进行特殊干涉。比如上面的例子，给实验组的女性施用了香水，对控制组的女性则采用另外一种对女性内分泌周期肯定不会有影响的物质安慰剂，如纯净水，然后通过比较两组女性内分泌变化的情况，来判断这种香水是否起作用。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唯一差别就是用不用香水，在其他因素上两组都要相等，这样控制组可提供反应基线来与实验组进行比较。为了使两组达到相等，在抽样（选择被试）和分组（将被试分到不同组）上都要按照统计学上认定合理的方式进行。

让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实验。这是班杜拉在研究儿童侵犯行为时设计的。他让实验组的儿童与一个成人呆在一间屋子里，成人先装配了一会儿其他玩具，然后开始对房间里一个1.5米高的充气娃娃实施9分钟的暴力行为，不仅拳打脚踢，而且还骑在娃娃上，并用木棍抽打，与此同时，嘴里还不停地喊“揍他的脸，打倒他！”等。与其在一起的孩子则在一旁观看他如何对娃娃进行侵犯。而与控制组在一起的成人，则静静地装配其他玩具，不去注意充气娃娃。过一会儿后，每个孩子都被单独留在游戏室内20分钟，室内除其他玩具外还有三个充气娃娃。

奇特的现象发生了，实验组儿童模仿了成人的许多侵犯行为，对充气娃娃的侵犯远多于控制组，差异十分显著（见表1—1）。由此，实验证明了通过观察榜样的类同行为，儿童可以学习到侵犯。

在这个实验中，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唯一差别就是成人对充气娃娃采取的不同行为，实验组里的孩子看到了成人对娃娃施加了暴力的行为，而控制组则没有。

除此之外，在其他因素上两组孩子都要保持一致才可以，这样控制组与实验组孩子们的表现情况才有比较的价值。如果研究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把那些平时就经常打架的小朋友，特别是男孩子都分到了一个组，无疑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那么也许我们得到的就不是今天这个结论了。

怎样才能让两组达到最大程度上的一致呢？这就要在抽样（选择被试）和分组（将被试分到不同组）上都按照统计学上认定合理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样，即随机化。

随机化

就是在实验被试的抽取过程中，实验者不能主观地任意挑选被试，而应该使被试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不同自变量的实验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实验取样的随机化，以减少实验结果的特殊性和偶然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决定他们在行为上的差异是来自于自变量，还是他们本身的差异被带入了实验之中，或者两者都发挥了作用。

事前测验与事后测验

在实验前后，要尽可能精确地测量被试的某种心理与行为特点，即对因变量进行精确的实验前后测量，如果因变量在实验前后发生了变化，则可认为是由于自变量的控制引起。比如，研究尖锐的噪音引发的环境压力对工人工作效率的影响，噪音是自变量，工人的工作效率是因变量，首先要精确测量工人们在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效率，即事前测量，然后再测量被试在尖锐的噪音环境下的工作效率，即事后测量，对工人的两次工作效率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工人工作效率是否因为噪音而发生变化。如果对工人的工作效率不进行事前测量与事后测量，就不能说明工人的工作效率有无变化。

实验法与观察法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研究者再不用处于被动的观察者的位置，他可以系统地去操纵一个或多个变量，并观察这种操纵对其他变量的影响，从而发现因果关系。

下面，我们可以看看卢钦斯（A.S.Luchins，1957）是怎样通过一个简单易行却又极具说服力的实验来证明首因效应的。

他先编写了两段描写一个叫吉姆的男孩一天活动的文字：

第一段：吉姆与朋友们一起上学、在阳光下取暖、在商店与人聊天，与前几天刚认识的女孩打招呼。

第二段：吉姆放学独自一个人回家、走在街道荫凉的一边，在商店里静静地

等候买东西，不与身旁的人交谈也不和前些天认识的女孩打招呼。

第一段将吉姆描写成一个活泼外向（extroversion）的人，可以简称（E）；第二段则将其描写成一个沉默内向（introversion）的男孩（简称I）。

接着，研究者将两段文字分别以E—I、I—E、E—E、I—I四种顺序呈现给被试，让被试看完文字描述后在人格特质表上评价男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四种不同的排列顺序即为研究者操纵的自变量，而被试对吉姆性格评定的结果即为要观测的因变量。实验的结果是：四种情况下被试认为吉姆外向友好的百分比分别为：78%、18%、95%、3%。这些数字反映的就是两段文字呈现的顺序与被试评定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很显然，这说明了如果先把E段给被试看，绝大多数被试都会认为吉姆就是个开朗、外向的孩子，于是，这一简单、精巧的实验就得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结论——首因效应，即先出现的信息对被试印象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实验法一般可以分为如下三种：

实验室实验法　一般实验室实验是指研究者在严格地控制较多的外部变量的情况下，通过操纵自变量以观察因变量从而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比如上述我们提到的班杜拉关于儿童侵犯行为的研究就是典型的实验室实验法。实验室实验法的优点在于实验者能够控制实验变量；可以随机安排被试。其缺点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得到的结果缺乏概括力；实验室条件与现实生活条件相去甚远；难以消除被试者的反应倾向性和实验者对被试的影响。

自然实验法　这是一种介于观察法和实验室实验法之间的方法。它是在日常情境中观察两个以上对立情况对人心理及行为的影响。Baron（1976）曾用自然实验法进行过一个简单而有趣的研究：关于温度对汽车响喇叭的作用。他安排了一个助手开着汽车在红灯处停下，等绿灯亮时依然不动。另一个助手躲在灌木丛后记录汽车响喇叭之前的时间。结果不出所料，司机在热天比冷天会更快地按喇叭。自然实验法的优点是：大大减少了人为性；结论有较高的效度。缺点是：实验控制不严；比较费时。

现场实验法　这种方法与自然实验法的不同在于它要对环境加以一定的控制。如我们上述提到的霍桑实验。实验者把现场当作实验室从事实验研究，由实验者操纵自变量，尽可能地控制额外变量，观察因变量的情况。现场实验法的优点是：被试反应客观真实；可以控制自变量。缺点是：很难控制额外变量的影响；难以保护被试者的权利与安全。

调查法

调查法是研究者以所要研究的问题为范围，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性质，预先拟就问题，让受调查者自由表达其态度或意见，然后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最后作出结论。这种调查研究的问题早已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并不是研究者事先安排好的，只是研究者认为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调查法可采用两种方式进行：问卷法和访问法。

问卷法是调查者结合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针对人们的情绪、动机、需要等心理状态，运用问卷方式，进行广泛的调查，以收集材料并加以分析归纳。如通过大量问卷进行民意测验，以测定人们对于房价的看法、对于城市改造的意见等。问卷法可以经由邮寄的方式进行，同一时间可以调查很多人。

访问法则是调查者结合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针对人们的情绪、动机、需要等心理状态，通过面对面的访谈方式进行调查的方法，常由访问员按接受访问者对问题的反应随时代答或记录或录音。

问卷调查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研究方法之一，也是最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的研究方法。其调查对象可以十分广泛，方式也可以十分简便，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当然，问卷调查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被调查者的填写可能会发生某种偏差，而且，人们在回答问题时，常常会发生“社会期许偏差”，即个体有获得赞赏和接受的需要，并且相信采取文化上可接受和赞许的行为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从而，使研究的结果和可靠性都大打折扣。另外，由于问卷调查涉及面广、人多，常常使问题分析不够深入，所以，如果能与访谈法相结合的话，可以加强问卷调查的深度。

调查问卷一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个人资料，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宗教信仰等，一般不要求填写姓名，以消除接受调查者的顾虑，保护其隐私；另一部分要填的是对各题目的反应，答题方式可采用选择法或是非法，也可用简答。

使用调查法首先要注意的是提问的方法，防止暗示和引起被试的防御。比如，下面是调查女性对今日妇女地位看法的两道题目：

（1）问：你可能听说了目前有一些努力要改变妇女在家庭、工作，以及在政府部门里的处境，你

很赞成12%，赞成61%，不赞成24%，很不赞成3%。

（2）问：你对妇女解放运动怎么看？

很赞成6%，赞成46%，不赞成36%，很赞成3%。

可见，两个性质相同的问题，只是提问的方式不同而已，却产生了较大的差别，“妇女解放运动”一词，也许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吧。

调查法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样。调查所选取的样本一定要具有代表性，否则不能贸然下结论。例如，研究“大学生对职业选择的意见”，如果以某大学一年级或军事院校四年级的学生为调查对象，所得结果就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对职业选择还缺乏认识，而军事院校则因为其特殊性影响了学生对职业的选择，这样可能就会使调查结果不能反映全面的、真实的情况。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形，心理学家通常会采用特定的抽样方法，如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等。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以个人或团体（如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为研究对象的一种方法。个案研究最早是医生用来了解病人病情和生活史的一种方法。后来个案研究法在心理学上得到普遍应用。临床心理学家用得最多。此外，教育心理学上对学生进行个案辅导，法律心理学上的个案调查，工业心理学上的个案分析，原则上都采用个案法。因为个案研究时，多半要追溯个案的背景资料，了解其生活经历，所以又称个案历史法。

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个案研究法除了强调“个案”外，还有两个特征：一是广集个案资料。以法律心理学为例，要想研究个案的整个犯罪行为及犯罪的心理历程，在资料收集上必须包括：个人基本资料、家庭背景、学校生活、社会生活、身体特征、心理特征、过往创伤性经历、犯罪史等等；二是兼采多种方法，如问卷法、测验法、身体检查等。

跨文化研究法

所谓跨文化研究，就是通过对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获得研究结论的方法。文化人类学家利用这一方法，建立了文化与人格理论，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特别是一位杰出的女士——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她在青春期、性与文化问题的研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为了研究与欧美文化迥异的原始民族的青春期问题，她与还处于原始状态的萨摩亚人整整生活了9个月，通过参与观察，记录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两年后，玛格丽特·米德完成了她的扛鼎之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从而发现了有关青春期危机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解决途径，揭开了原始民族社会生活的神秘面纱。

她研究了在萨摩亚三个相邻村庄中的50名姑娘，发现那些穿着草裙的萨摩亚姑娘在青春期并不存在紧张、抗争和过失，在心理上也不会出现危机和突变。米德认为，造成她们能够舒缓、平和地度过青春期的原因在于：首先，萨摩亚社会具有一种宁静淡泊的本质，他们对周围的事物缺乏深刻的感受，也不会将整个感情全部投入进去；其次萨摩亚人只有一种简单的生活模式，因此，他们不会为前途的选择所困扰；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因此也不会对人生发出痛苦的质疑；甚至在性的方面他们也有着较大的自由，因此同样不会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年轻人都有的那种骚动和压力。

由此，米德指出社会文化对青春期发育有着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也体现了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正如L·A·怀特所说，世界上不同民族中的人类行为，只能根据他们自己的文化来解释。社会心理学不应该只是“一种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的心理学”，而应该是属于全世界，应用于全人类的一门科学。

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其中的文明施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的某种反应。

——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

除此之外，社会心理学研究还有许多方法，如相关研究法，即先对两个变量进行测量，然后估计一下它们相关与否，如果相关，那么相关的程度及方向如何。再如非强迫性测量法，就是在不以任何方式妨碍自然情境的条件下收集资料、获得数据，等等。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及偏向问题

偏向问题

研究者的偏向

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研究者常常会带有对研究结果的期望，这种期望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在与被试的相互作用中，研究者的表情、动作、姿势、语气等都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影响被试者的表现，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很有代表性的研究就是罗森塔尔的期望效应研究（这在以后我们会详细讲述），它表明了在学校环境中，老师认为聪明的学生比不聪明的学生要干得好——尽管学生们在智力上是并无差异的。

解决研究者偏向的问题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采取实验中的“双盲法”。即实验者和被试都不知道实验设计的目的，实验者只是按照实验规定的程序发出指令。这样实验者就没法影响实验条件了。第二种方法是使实验条件同一化和标准化，就如使用统一的字体写字，就无法从字体上发现个人性格上的差异了。比如每次实验都播放指导语的录音，或呈现统一的书面指导材料，这样就保证了实验不会因主试指令的音调、语速等的不同而受到影响。

被试者的偏向

被试的偏向有两种：一是被试因为知道自己在充当被试的角色，而使他的行为表现得不自然、不客观；二是被试害怕自己在实验中表现不好，会尽量做出“正确”的反应，从而使其行为表现不客观。例如研究者想知道挫折对白人和黑人的侵犯行为的影响，就要使一个被试有挫折感，然后制造一个机会，看他对白人还是对黑人有侵犯行为。如果实验就这样直接进行，大部分白人可能都会想到，歧视是不对的，社会接受和要求的反应应该是人人平等的，甚至有人会矫枉过正，对白人比对黑人有更多的侵犯行为，显然，这种反应不是受到了自然倾向的影响，而是被试的偏向在作怪。

解决被试偏向的问题可以采用不暴露被试的身份，尽量保持实验情境的自然，或者在不要求被试合作的前提下测量被试的反应等方法。依然是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做的是改在商店这种自然环境观察白人售货员，在比较紧张的时候是如何对待黑人和白人顾客的。如果挫折导致侵犯行为，那么售货员在紧张忙碌的时候对待黑人就比对待白人的态度更为恶劣。

伦理问题

社会心理学是以人类为对象的研究活动，所以无可避免地涉及伦理问题。在各种伦理问题中，有三个方面的伦理问题最为明显：一是侵犯被试的隐私；二是对被试的实验性欺骗，即为了在实验中创造出更加真实的实验条件而对被试掩饰真正的研究目的；三是给被试造成实验性痛苦，包括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

个人隐私的侵犯

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特别是一些个案研究中，对有关私人事实的了解会直接关系到对问题的准确把握，然而这种做法却极易被人指责为对个人权利的干涉。例如，在费斯汀格的一项关于匿名信的研究中，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诱导被试说出了对自己父母的不满和对自己父母的攻击性言辞，这些看法并不是在随便任何地方都能说的，因此这已构成了对他人隐私的干涉。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会涉及个人的经济情况、性行为、种族偏见、宗教信仰等属于私人的事等等，如果在被试不同意公开时而强行了解，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保护个人隐私的伦理道德。因此，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建议：社会心理学家必须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保证个人的秘密。

我们应不应该欺骗

有时，研究者为了得到被试者真实、自然的行为反应，必须要掩饰起研究的真正目的，或者隐瞒实验的真实过程等，有时还需要让自己的助手充当假被试混入其中。这时，社会心理学家更像是置于一个导演的位置上，这种“导演”要为演戏布置舞台，但又不能告诉“演员”演什么剧。

于是，社会心理学家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实验性的欺骗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使用欺骗的方法确实带来了一些使人不愉快的后果。比如，在几个与紧急时刻的助人行为有关的研究中，被试进入一个似乎真实的很紧急的情境。痛苦的呻吟或急切的呼救声显然表明另一个人已经处于危险之中。许多被试在这种场合都觉得非常难受，其他被试也因为自己明知现场需要帮助可自己没有及时救助而感到不舒服。如果研究者没有设置这些近乎真实的紧急场景，而是坦诚地告诉被试一切只是虚拟的，的确会让被试感到舒服，然而那样，研究者也就无法观察到在紧急情况下人们的真实反应及是否采取助人行为。

这确实成为了一个摆在社会心理学家面前的棘手问题：到底我们应不应该欺骗？

实验性的痛苦

关于这方面，引起反响最大的案例发生在1971年，社会心理学家菲律普·G·金巴多及他的三名助手把一些志愿应试的大学生随机分成“犯人组”和“看守组”。“犯人”被“逮捕”后，“看守”给“犯人”带上手铐，并把他们带到了“警察局”。签字画押、验明身份后，“犯人”被蒙住眼睛，带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的“监狱”里。这些被试经历了真正的犯人才会碰到的事情，如戴脚镣、手铐，全身喷消毒剂，脱去平常的衣服，换上监狱里统一制作的“布袋衣”，而且，“犯人”不再有姓名而只有一个号码。监狱内有三名“看守”负责监视“犯人”的行动。研究者用闭路电视与录音装置观察“犯人”与“看守”的反应，并定时与他们个别谈话。

这个实验原定要做两个星期，然而只进行了6天就不得不停止。因为“犯人”和“看守”都有了异常的行为表现。如扮演“犯人”的被试逐渐变得依赖、软弱、无助、抑郁、易怒，而扮演“看守”的被试则越来越有虐待“犯人”的倾向。

监狱实验引发了社会心理学史上关于道德问题的最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认为它触犯了1914年最高法院强调的一项原则，即“任何有正常头脑的成人均有权决定在自己的身上从事什么”。这项实验因在志愿者身上施加了生理和情绪上的有害压力而再也没被重复过，每当我们翻开“看守者”的日记，看到那令人震惊的记录时，都会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道德问题作深深的反思。

看守者日记：

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让他们彼此对骂，并清洗便池。实际上，我是把他们当牲口看的……

我在成为“看守”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从不喜欢进攻别人，更无法想象自己会虐待他人，然而我因“囚犯416”不吃一种香肠而特别不喜欢他，于是我强行让他吃，但他不肯，我让香肠从他脸上滑下去……我为逼迫他吃东西而感到内疚，但更为他不吃感到窝火。

如何解决这些伦理问题呢？现在一般认为，每一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都要遵循三条原则：一是必须让被试自愿地参加实验研究，被试应当知道他们在实验中要做些什么；二是研究必须是“风险最小”，即研究的设计尽量减少被试所冒风险；三是研究者要进行“风险—获益分析”，即在研究中让被试承担的风险要与通过研究获得的利益平衡。这里的利益可以是对社会而言。这三个规定对于每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都是具有指导价值的。

另外，对于欺骗问题，社会心理学家还特别强调，他们同意，可以暂时对被试进行实验性的欺骗，但需要提供两个方面的保护措施。一方面是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在他们决定参与研究前，尽可能多地给予参与者关于实验程序及他们将要做什么的信息。第二是详细的事后解释（debriefing）——研究完成以后，详细地告诉参与者研究的意图，包括为什么隐瞒一些信息。

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

社会心理学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两门学科分化出来的一门新的学科，虽然历史很短，但人类社会心理现象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在原始社会早期，没有宗教，没有法律等观念，但原始人还是组成了一定的部落，那么这种部落赖以维持的力量是什么呢？研究认为，当时有一种传统的习惯和禁律，历史上一般把它称为“答布”（Taboo）。

弗洛伊德（S.Freud）认为，答布不是宗教上的戒律，不是道德上的训规，也不是法律上的禁律，但是原始人在生活中已经能混合这三者统一使用了，这种没有分化的传统的信条，就是答布。答布是原始社会最初期的一种规范，它是原始部族成员必须服从的一些法则和行为规范，正是依靠答布，原始部落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才得以维持和发展。可以说，这就是最早的社会心理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答布呢？答布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力量呢？由于原始社会没有科学，生产力又低下，对所谓的神秘或污秽的事物有一种禁忌心理，认为如果触犯禁忌，就会蒙受灾害，所以必须远远地躲避它们，敬畏它们，而由这种信念就形成了习俗，即答布。

虽然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心理现象，但这种好像不能算是一种研究。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有了富裕和闲暇时间，才有可能从事“反省思维”和学术研究，对包括社会心理现象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最早的哲学、自然、社会研究为什么都诞生于较为发达的文明古国，如希腊、中国以及印度等。所以，任何学科的发展历史都是从在哲学中进行思辨开始的。

当代社会心理学家霍兰德（E.Hollander，1976）在其出版的《社会心理学原理与方法》一书中提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社会哲学、社会经验论和社会分析论三大阶段。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心理学界相应于这三大阶段提出了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孕育时期、形成时期和确立时期。

社会心理学的孕育时期

从古代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是社会心理学形成前的准备阶段。这阶段主要依据主观思辨和猜测去阐明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很难把“纯”社会心理学观点划分出来，但这一时期理论的系统化和条理化直接为后来社会心理学的各理论流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关于“人性”所展开的争论对今天社会心理学各理论流派的形成影响巨大。对“人性”的思想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人性虽然不能摆脱生物遗传的纠缠，但受到环境和教育的深刻影响。该思想成为新行为主义学家斯金纳（B.F.Skinner）的《超越自由与尊严》、《沃尔登第二》等一系列著作的母体。另一条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源于人的本性，人的社会等级是由人内在的心理气质决定的。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论述为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开辟了诸多领域，其“宣泄说”孕育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说”，现代交换论也受到他对人类行为观点的影响，当代对人类侵犯行为的研究也可追溯于此。所以，美国早期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在哲学知识内部建立社会心理学主题思想的创始人。

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时期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历史变化的时期，许多学科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其中包括那些同社会生活的各个过程有直接关系的学科，比如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既来自社会的需要，也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本身的发展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心理学家发现要研究个体行为必须注意到他人存在的影响，而社会学家在研究个体与群体间的互动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其中的心理现象，这些所谓的“边缘问题”都不是单纯心理学或社会学所能解答的，于是心理学开始与社会学出现彼此接近的运动，最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社会心理学。

1859年，德国人M·拉扎勒斯和H·施坦达尔联合主编了《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有人将此视为描述性社会心理学的诞生之年。1875年，德国学者A·舍夫勒首先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社会心理学”一词。但真正可以说是社会心理学形成标志的应该是在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不约而同出版了同名教科书《社会心理学》。

在这一时期，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有三大理论来源，即德国的民族心理学、法国的群众心理学和英国的本能心理学。

德国的民族心理学

这种理论是19世纪中叶在德国形成的。认为有一种“超个体的灵魂”的实体存在，它从属于叫作民族的“超个体的整体”。这种思想源于黑格尔，拉扎勒斯和施坦达尔对此加以发展，从而成为民族心理学的直接创造者。他们认为，历史的主要力量是民族或“整体精神”，这种精神通过艺术、家教、语言、风俗习惯和神话表现出来。个体意识仅是它的产物，是某些心理联系的环节。社会心理学的任务是从心理方面认识民族心理的本质，揭示民族精神活动的规律。民族心理学的思想在冯特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认为，心理学由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两部分组成，研究高级心理过程应由民族心理学来完成。民族心理学必须对民族文化——语言、神话、风俗习惯、艺术等进行分析。他也认为，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是民族精神，社会与文化的心理学应该称为民族心理学。

法国的群众心理学

这一理论19世纪后期产生于法国，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和黎朋（Le Bon）。他们以群众的心理作为研究对象，对群众和公众的时尚、风俗、舆论、传说等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共同行为进行研究。塔尔德用模仿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一个人发明创造，99个人跟着模仿，这样就有了风俗”。黎朋则认为，人的任何聚集都是“群众”。群众的主要特点是丧失了观察能力。人在群众中的行为特点是失掉个性，感情的作用大大超过理智的作用，失掉了个体责任感。由此黎朋得出结论：群众按其本性来说是没有秩序的、混乱的，因此需要有“领袖”，而“优秀分子”可以履行这种职责。群众心理学中的“暗示和模仿”理论对以后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影响巨大，对解释特定情境下的大众心理现象如骚乱、恐慌、感染等极有参考价值。

英国的本能心理学

代表人物是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McDougall）。他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出发，探讨了个体行为的动力问题，并将这种动力归结为人的本能，在其著作《社会心理学导论》中，麦独孤写道：“先天或遗传的倾向，是一切思想和行动（不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的基本源泉或动力。”他在书中列举了诸如求食、合群、性及生殖、母爱等12种本能，并认为正是从这类潜伏在行为背后的本能中衍生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个体生下来具有许多本能，后来这些本能在社会影响下得以发展，因此他认为要了解人的个性发展与变化，必先了解其本能。

社会心理学的确立时期

20世纪20年代以前，社会心理学虽然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从哲学母体中带来的思辨和抽象的性质。从20年代起，随着各种实证手段的运用，社会心理学开始走向科学，进入确立时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从描述转变为实证，从定性研究转变为定量研究，从理论转变为应用，从大群体分析转变为小群体研究。从此之后，社会心理学在七十多年中获得了稳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心理现象，并为其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奥尔波特与实验社会心理学

奥尔波特（F.H.Allport）有极端的个体心理学倾向，研究指向实际社会需要。1916—1919年间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并将实验成果汇集写进了1924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一书，该书的出版被公认为实验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这本著作的问世，对促进社会心理学开展实验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关对象、方法、研究范围的观点与体系几乎统治了美国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甚至迄今还有着深远的影响。

乔治·米德与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的确立虽然以奥尔波特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为主要标志，但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自身行为的学科，用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转而研究社会行为，显然有较大的局限性。以米德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家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米德将原先社会学家对社会的宏观研究缩小到微观研究，即将社会行为看成是两个个体或两个个体以上的社会互动，这一思想为后来的“符号互动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并直接孕育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后形成的诸多社会心理学理论。

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心理学

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心理学家坐进实验室，社会学家借助计算尺的同时，文化人类学家则走向世界各地原始民族的栖息地，开始了他们的文化与人格理论的现场研究工作，这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文化人类学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心理特征，来揭示一定文化因素与某种社会心理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特征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相当于实验研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社会心理学家克服了在早期阶段将西方人的行为视为人类一般行为模式的倾向。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戈夫曼与社会大舞台

戈夫曼（E.Goffman）是角色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59年，他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出了“戏剧论”，又称为印象管理理论。他认为社会交往就像戏剧舞台，我们作为人生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都十分关心如何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塑造他人能够接受的形象，所以我们也应该像在舞台上一样，把能为他人和社会接受的形象呈现于前台，而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台后。

戈夫曼用一系列戏剧演出的术语来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为，其分析的独到精辟不得不令人折服。另外，戈夫曼的研究方法也是卓尔不群的，他摒弃了测量、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仅通过敏锐的观察、详实的报告、深刻的分析来阐明问题，却使人不得不承认“在戈夫曼的著作中关于人类事件的报告比许多具有大量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认知不协调理论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费斯汀格（L.Feistinger，1957）首先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他从人们日常生活的知与行的矛盾人手来寻找社会行为的动因是颇具新意的，这也是认知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相融合的完美结果。他所进行的“被动服从”的著名实验也成为之后这一领域研究的实验范式。

到了70年代，阿伦森等人通过不断的努力完善和发展了费斯汀格的理论。他认为不协调是人的认知与其自我概念之间的不一致造成的。只有在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自我概念的情境下才会产生认知不协调的体验，而这些恰恰是费斯汀格的理论中没有清晰指明的。阿伦森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提出了喜爱理论，也实现了认知不协调理论的精确化，推进了认知不协调理论的应用。

归因理论的大师们

追溯归因理论的发展里程，美国心理学家海德（F.Heider，1944，1958）是最先提出者。他对行为原因所作的个人—环境的划分一直是归因的基础，其影响十分深远。琼斯和戴维斯（E.E.Jones ＆ K.E.Dabis，1965）的相应推断理论扩充和发展了海德的归因理论，开始了个人行为与其人格一致性的探讨。1967年，凯利（H.H.Kelley，1967）的三度归因理论将归因研究推向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在他的理论中，客观刺激物、行动者和所处关系构成了一个协变的立体框架，因此被称为三度理论。继凯利之后，1971年，韦纳（B.Weiner）开始触及成败和动机的归因问题。1977年，L·罗斯对归因错误及归因偏差现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1980年，泰勒和克洛科（S.E.Taylor ＆ J.Crocker）提出了社会图式的概念，认为关于社会事件、社会人物及有关角色的图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归因。

虽然进入80年代以后，归因研究的热潮似乎已归于平静，但是仍有很多认知社会心理学家没有放弃对归因研究的兴趣，他们把触角开始伸向归因原因、归因过程、归因的个体差异、动机因素、人际后果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归因理论的大师们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也相信归因研究会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

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简况

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之前的初步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1980年左右的停滞和空白阶段；第三阶段是1980年后到现在的新的起步和发展阶段。

在第一阶段，由于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状况很落后，所以主要是翻译介绍西方的有关著作，最有影响的是1931年由赵演翻译的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此外，也出版过几本社会心理学专著，如陆志韦1924年著的《社会心理学新论》，孙本文1948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等。

第二阶段正值解放以后，由于盲目学习苏联及左的思想的干扰，我国取消了社会心理学学科，导致了持续30年之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上的空白和停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左的思想和路线受到了批判，从1981年起，中国内地的社会心理学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新的起步和发展阶段。1981年夏天，北京心理学会首次举办了社会心理学学术座谈会，这是我国社会心理学重建的重要标志，1982年4月，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同年9月改名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成立，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在我国大陆的正式确立。此后，我国社会心理学界不断地进行各种活动，开展学术研讨，培养心理学人才，出版社会心理学著作，从而使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些研究成果也会在本书中有所介绍。但总的说来我们的基础仍很薄弱，尚需不断努力。

第二章　成为社会的一员——社会化

儿时的你，是否曾因穿着裙子跟男孩子一起疯跑、翻墙而被母亲斥责；是否会在跌倒了疼得爬不起来时，听到父亲有力的声音：儿子，你知道男子汉应该怎样做！

少年时的你，是否已结交了三两挚友，与他（她）们相伴而行、如影相随；是否会和大家一起为某位明星而心动，为某部漫画而痴迷？

走进了青春期的你，是否不再欢迎父母走近自己的世界，也不想再做儿时的那个乖孩子；是否会为朋友间的磕磕绊绊而几日愁眉不展；是否开始了“爱”的萌动，在与他（她）擦肩的一刻有了触电的奇妙感觉？

成长中的你，是否有了更远的理想与追求，体验到了更多的欢乐与痛苦……为人父母子女、为人朋友爱人、为人学生师长、为人上级下属……

当我们回忆这些成长的经历时，不禁会思索：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啼哭着、流着口水的婴儿变成了学生、朋友和爱人，成为了医生、教师和军人……在社会中成长的我们走过了怎样的一段人生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我们受到了哪些影响，又是怎样影响和改变着身边的人呢？

——这就是本章要为您回答的关于社会化的问题。

第一节　社会化概述

什么是社会化

人从母体中分离出来，还不能算作社会意义上的人。霍布斯（T.Hobbes）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将是孤独的、贫困的、野蛮的和浅薄的。皮亚杰（Piaget）也曾说过“社会每分钟使成千上万的野蛮人来到世间”。从生物人、野蛮人成为懂得这些规矩的社会人，即获得社会角色，这就是社会化的结果。

其实，从出生的那天起，社会就一直干预着个体成长的历程，在个体尚未成熟的漫长岁月里，社会想方设法把个体广泛而不确定的冲动和能力引导到较为狭窄的行为、动机、信念和态度的社会模式里。这种干预或引导，如果从个体来看，就是个体的社会化。

对社会化的概念，西方广泛采用的是霍兰德（E.Hollander）在其《社会心理学：原理与方法》一书的解释：一个婴儿是带着繁多的行为潜能来到人世间的，这些行为的发展有赖于各种复杂的相互联系，包括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儿童在人类社会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了抑制某些冲动，并被鼓励获得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人所具有的特征和价值。这个过程，叫社会化。

霍兰德认为，我们的社会化是作为获得特有的人类特征的手段而开始的，而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我们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所谓适应社会生活，就是使我们的行为表现符合我们所属的社会文化的规范。甚至像饥饿这样的最为基本的需要，我们也是从社会文化模式里学会了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怎么吃等，即学会了以社会赞许的方式去满足。正是由于社会化，才使一个社会或一种制度得到生存和发展。

霍兰德的观点强调了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而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则认为社会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它一方面包括个体通过进入社会环境、社会体系，掌握社会经验，另一方面包括个体的积极活动，积极介入社会环境，而对社会关系体系积极再现的过程。可见，人的社会化是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实现的，这两者相辅相成。

社会教化是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机构（如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大众传媒等）及其执行者实施社会化的过程。社会教化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系统的、正规的教育，如各级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以及监狱、劳动教养所对违法犯罪者的改造和教育；另一类是非系统的、非正规的教育，如社会风俗、群体亚文化、大众传媒等对人的影响和教育，这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的。

个体内化则是社会化的主体——人经过一定方式的社会学习，接受社会教化，将社会目标、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方式等转化为其自身稳定的人格特质和行为反应模式的过程。它往往始于简单机械的模仿或依从，然后逐渐被个体认同乃至内化。在此过程中，有几种重要的机制在发挥作用：（1）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个体社会化不只来源于自身社会实践及其结果受到的直接强化，很多时候，人们通过观察外部世界作用于与自己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其他人的过程及结果，来获得大量社会化经验，这就是班杜拉提出的观察学习和替代强化。随着个体自我意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自我评价的标准与系统逐步形成，人们的自我强化也开始成为社会化经验中具有自我引导性质的重要机制，使社会化过程带有个性化色彩。（2）认知加工和主观认同。个体通过感知、记忆、想象、表象、思维等认知活动，将外部世界的信念内部化，所以个体社会化的程度会受制于其认知发展的水平；另外，作为人与人之间较早的一种情感联系，精神分析理论提出的“认同”或称“自居作用”也起着重要作用，个体在发展中与谁认同，或以何人自居，就决定了自己仿效的榜样，从而也决定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弗洛伊德（Freud）曾以此说明道德的内化和性别角色的发展。（3）社会比较。大量研究表明，任何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都需要在明确评价和确认了自己的实际状况之后，才能明确自己作为主体同别人及周围世界的关系，才能明确自己对所处环境中的他人及其他客体应当怎样行为（L.Festinger，1957；G.H.Mead，1934）。而现实中很多时候不存在进行社会性评价的绝对标准，所以，当人们不能确定自身状况的社会评价意义时，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社会特征相同的人进行比较（L.Festinger，1957）。社会比较不仅有即时的行为效应，而且会导致稳定的观念改变，经过社会比较过程所获得的规范概念即便在人们独处的时候也会继续发挥影响（S.Milgram，1965；M.Sherif，1935，1969）。人们通过社会比较获得的自我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我体验，如自我否定或是自我肯定，又会影响个体后继社会比较的倾向，进而影响到个体社会化的发展方向。

社会化的重大作用是使人类个体完成了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

所谓自然人，又称生物人，一般指刚刚出生的新生儿，他们对社会一无所知，不具备人的社会属性，只有自然的生理性动机和需要。这一阶段的婴儿，只能对身体内部的变化产生反应，如饿了就哭，吃饱了就感到愉快。从心理上看，他们尚未形成个性心理品质，但先天成分占很大比重的气质特点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有的新生儿安静，不太哭闹，有的新生儿则表现得非常急躁，动辄哭闹。可以说，此时，任何社会的法律、道德、规范等，对他们都没有任何的约束力量。

所谓的社会人，是指通过社会化，个体掌握了该社会的道德和文化，学会了该社会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形成了独立的人格，产生自我意识，最终成长为社会化的人。社会人的形成，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产生社会互动，在社会情境中学会社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狼孩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920年的一天，在印度加尔格达西南的一个小城附近，一位牧师救下了两个由狼抚养长大的女孩儿。这两个女孩，大的约七八岁，起名为卡玛娜，活到了17岁；小的不到两岁，不到一年后就死在了孤儿院里。卡玛娜不喜欢穿衣服，给她穿上衣服她就撕下来；用四肢爬行，喜欢白天缩在黑暗的角落里睡觉，夜里则像狼一样嚎叫，四处游荡，想逃回丛林。她有许多特征都和狼一样，嗅觉特别灵敏，用鼻子四处嗅闻寻找食物；喜欢吃生肉，而且吃的时候要把肉扔在地上才吃，不用手拿，也不吃素食；牙齿特别尖利，耳朵还能抖动。她15岁时的智力水平大致相当于三岁半的儿童。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在长期与社会文明隔离的情况下，尽管其生理构造是正常的，但是其心理与行为却完全被环境所同化了，尤其是儿童，脱离了人类社会，不经历社会化的过程，就永远无法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

社会化的理论

社会化作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从人类开始对自身进行认识的时候，就已经纳入了理性思考的范围，心理学的大师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化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弗洛伊德与“三个我”

弗洛伊德经典的“无意识”人格理论，把人格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是生物的我，它是个人在出生时以及一生中表现出来的自然驱动力的来源，包含无意识记忆和生理的、心理的冲动，尤其是性冲动。对本我的强调，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幼儿的“我”几乎完全是由本我组成的，但在社会化过程中，儿童通过与他人的社会相互作用，逐渐知道了本我并不总是能得到满足，而且必须加以限制，于是“自我”出现了。自我是“我”中自觉的成分，也可称为意识我，它理智地试图在社会环境的需要与本我的自然驱动力之间求得平衡。“超我”即对社会中习得的“应该如何”和“必须如何”的内化，是对人格的审查和社会监控。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在超我和本我之间扮演着一个中间角色，大多数情况下，它都处于无意识之中。在他看来，只有人格的这三个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和谐的，一个人才能获得心理健康。

一个简单的个体社会化的例子有助于说明本我、自我和超我各自的功能：

想象一下，逛了一天街的你，非常劳累，幸好上公交车后抢先占到了唯一的空位，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可这时，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蹒跚着来到了你的座位旁边。你心里念叨着：“真倒霉，怎么偏巧她站在了我的旁边。”于是，你想给这个孕妇让座，可你又确实非常疲倦。这时，你的本我也许就会要你再坐一会儿，先让自己休息好再说。而自我则可能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他们会不会说你太没有公德心了？超我则可能会提出关于你的行为的道义与正当性的问题，我难道没有责任向一个孕妇让座吗？最后的结果是，你可能会极不情愿地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旁边的孕妇。

华生与环境决定论

华生（Watson）作为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基本立场就是人类无异于动物，行为决定于环境。依此理解，社会化过程就是应用于孩子身上的外在力量的作用，不需要任何内部结构的改变。如果孩子做出某些令人讨厌的行为，责任完全在于不断强化那种行为的环境。那么，男女孩子之所以表现出适合各自性别特征的举止，是因为父母们、老师们以及伙伴们往往是阻止女孩子，而不是男孩子有侵犯和成就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消除男孩子而不是女孩子的被动性、依赖性和恐惧性的表现。如此，性别角色得到了表现并能永久存在下去。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他的经典论述：

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和我可用以培育他们的特殊世界，我就可以保证随机选出任何一个，不问他的才能、倾向和他的父母的职业和种族如何，我都可以把他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任何类型的特殊人物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或甚至于乞丐、小偷。（Watson，1930，p.82）

皮亚杰与“儿童认知发展”

认知学派认为，人的社会化是与人的认识活动及其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皮亚杰是儿童如何学会思考和推理研究方面的先驱者，他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知道些什么？他们用什么工具来获得新知识？在某个具体的年龄，哪些知识是他们所必需的？皮亚杰对我们认识社会化过程的主要贡献是，他描述了儿童在不同发展阶段是如何思考的。皮亚杰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为了学习，儿童必须吸收知识并加以消化，他坚信儿童智力发展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感觉运动阶段（1岁半到2岁）、有操作阶段（2岁左右到7岁）、具体操作阶段（7岁到11岁）和形式操作阶段（12岁到15岁）。在每个发展阶段，儿童所有的活动都标记着确定的智力操作类型。他相信，尽管有些儿童比另外一些儿童走过这些阶段要迟些，但所有的儿童都必须按同样的顺序走过所有的阶段。他认为，像“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孩子教以任何东西”的说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荒谬的。皮亚杰受到的一种主要的批评是认为他的工作并不系统或科学，人们很难重复他的研究过程并达到相同的结论。

社会化的历程

社会化是一个连续的、一生的过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我们获得不同的角色，也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各种角色的冲突。关于社会化的阶段问题，一位戏剧大师为我们作出了精彩的比喻：

整个世界是一座舞台，男男女女只不过是些演员。

他们有台上台下之分，每个人同时扮演好几个角色。

他的演出分七个时期：

第一个是孩提时期，在养育者的怀里啼哭和流口水。

然后是背着书包的学童，不情愿地呜咽着上学堂。

然后是情人，写了一首悲哀的诗歌咏着他恋人的眉毛。

然后是一个军人，满口发着古怪的誓，动手打架，胡须长得像豹子一样，爱惜着名誉……

然后是法官，胖胖圆圆的肚子，凛然的眼光，整洁的胡须，满嘴都是格言和老生常谈；

然后他变成了精瘦的趿着拖鞋的龙钟老叟，鼻子上架着眼镜……

最后一幕来到，它结束了这段奇妙的多事历史。

这是第二个童年期而只是健忘、无牙、无视力、无趣味，万事皆无。

——威廉·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莎士比亚将世界比作舞台，将社会中的我们比作舞台上的演员，演员在舞台上上演多幕的戏剧正如我们在生活中历经各种人生的阶段和社会化的历程。

在心理学领域，埃里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论从学术的、科学的角度阐述了个体社会化发展的八个阶段。

婴儿期　从出生到1岁左右，其具体内容是获得基本信任与克服不信任。埃里克森认为，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是必须的，这可以防范和应付人生的挫折与危险。

童年期　时间是从1岁到3岁左右，这是儿童获得自主性，避免产生怀疑和羞耻感的阶段。而自主性是意志这一美德形成的前提。

学前期　时间是在4—6岁，这是儿童获得主动性并克服内疚感的阶段，这一时期语言的出现开始使儿童进行有目的的活动，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这种努力。

学龄期　时间是6—12岁，该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克服自卑感而获得勤奋感。埃里克森认为，适度的失败是有益的，它可以提高人们对挫折的忍耐性；但过度的失败却会导致自卑和缺乏信心。

青春期　时间是12—20岁，该阶段的核心任务是获得自我同一性，避免同一性的危机和混乱。“同一性”是指“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的自信”（埃里克森：《同一性与生命周期》，1959年，第118页）。当处于青春期的个体无法正确认识自己、自己的职责、自己承担的角色时就会发生同一性的危机或混乱，当今美国青少年中所盛行的骚乱和侵犯行为就是很好的例证。

成年早期　时间约为20—24岁之间，该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处在该阶段的人会有寻找情感归属的需求，包括友谊、恋爱关系的建立。

成年期　该阶段从25—65岁左右，历时较长。其核心问题是获得繁殖感而避免停滞感。

老年期　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获得完满感，避免失望感。若前七个阶段中的积极成分多于消极成分，就会使人感到自己的一生是充实完满的，反之则会产生失望愧疚感，随便打发余生。

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在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社会化任务，但社会心理学家们对婴儿依恋问题和青少年人际交往的问题一直投注了较多的目光。

婴儿期的依恋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人类主要是依赖复杂的信号来强化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联系。婴儿引发亲近的信号（比如哭、笑和叫）是告诉他人来关注他们的行为（Campos et al.，1983）。比如，10个月大的婴儿能选择性地用微笑影响观看他的人（Jones et al.，1991）。当然，成功依恋不仅依赖于婴儿发出信号的能力，而且依赖于成人对信号反应的倾向。颇有影响的儿童依恋专家John Bowlby（1973）认为，婴儿会与那些对他的信号进行持续和适当反应的人形成依恋。

Mary Ainsworth（1978）与同事发明的陌生情境实验是被最广泛使用的测评依恋的方法之一。首先，儿童被带进一个有很多玩具的陌生房间里。在母亲在场的情况下，儿童被鼓励去探索房间和使用玩具。几分钟后，一个陌生人走进房间与母亲交谈，并接近这个儿童。接着，母亲离开房间。经过短暂分离后，母亲返回，与儿童重新在一起，陌生人离开。研究人员记录儿童与母亲分离和重聚时的行为。研究人员发现儿童在这个实验中的反应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类型：

安全依恋型　儿童在母亲离开房间时显得忧伤；在母亲回来后要寻求亲近、安慰和接触；然后慢慢地又去玩游戏。

不安全依恋—回避型　儿童显得冷淡，可能在母亲返回后主动躲开或忽视她。

不安全依恋—矛盾型　儿童在母亲离开后变得极为不安和焦虑；在母亲返回后也不能安静下来，对母亲表现出生气和抵制，但同时又表现出接触的需要。

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样本里，70%的婴儿被归为安全依恋型；在不安全依恋型的儿童中，大约20%被归为回避反应型，10%为矛盾型。对依恋关系的跨文化研究（研究的国家包括瑞典、以色列、日本和中国）显示，主要依恋类型一致性很高。在每个国家，大多数的儿童都属于安全依恋型；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安全依恋的不同类型上。

建立在陌生情境实验基础上的分类，能有效地预测儿童以后在许多情境中的行为。例如，追踪研究表明，15个月时在陌生情境试验中表现出安全或不安全行为的儿童，到8—9岁时在学校的行为有很大差异（Bohlin et al.，2000）。那些在15个月时是安全依恋型的儿童比那些不安全依恋型的儿童在学校里更受欢迎，更少经历社会性焦虑。这说明了在陌生情境里表现的依恋性质的确有长期的影响作用。与成人建立的安全依恋可以使儿童学到很多亲社会行为，使他们能承担风险，冒险去探索新环境，去寻找和接受人际关系的亲密感。

青少年的社会交往研究

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关注多集中在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变化上。我们知道儿童对成人的依恋在刚出生时就形成了，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朋友。但是，只有从青春期开始，同伴在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上才能与父母竞争。在与同伴的交往中，青少年逐步确定与他们发展中的身份相关的社会因素，选择他们要与谁为伍，要成为哪类人，以及要发展何种社会关系。他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自己的朋友和小团体，当青春期的孩子开始否定家长的权威，仅与朋友分享心事时，家长也开始为无法走进孩子的心灵而感到无所适从。生活中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在一项关于香港青少年与父母冲突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7、9和12年级的学生列出他们与父母在生活中的实际冲突，以及冲突的频率和严重性。还要求他们为自己在冲突中的立场提供理由：“你为什么认为你可以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结果显示香港的青少年主要和母亲在日常生活问题上有中等频率和程度的冲突。而且这些青少年的主要理由是他们要有自主性和独立的身份（Yan ＆ Smetana，1996）。要求自主和独立是青春期孩子与父母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青少年在社会化和人际交往中出现了障碍，正如埃里克森提出的出现了无法正确认识自我和担任社会角色的“认同危机”，就会产生孤独感和自卑感，这种社会化的失败可能会诱发一些惨痛的后果。

社会化的危机

2004年2月，在我国云南大学的校园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马加爵杀人事件，涉世未深的大学生竟用凶残至极的手段连续杀害四名室友，杀人的动机就是觉得大家说他打牌时作弊，感到大家都看不起他。

这就是青年人社会化失败的例证，自我认同的危机和人际交往问题直接导致了马加爵泯灭人性的犯罪行为。同时，也说明了青年期是个体社会化的关键阶段，社会化问题更应该得到关注。

第二节　社会化的主要内容

社会化的内容是极其广泛和丰富的，可以说，人们的社会生活所涉及的一切方面和领域，都存在着社会化的内容。其中道德社会化、性别角色社会化及政治社会化的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道德社会化

道德社会化就是将特定社会所肯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加以内化，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的过程。美国学者R·赫什提出，人的道德性并不是由一些抽象的道德原则所体现的，它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1）关心他人，愿意帮助并保护他人。这种关心和保护是出于自觉和自愿的，同时，又要求行为者本人能够了解他人的心理，具备一定的社会知识，否则就无法正确判断他人所遇到的困难和所需要的帮助，以及如何帮助他人。（2）能够正确地进行道德判断。在社会生活中，道德准则经常会发生相互冲突，而对某一事件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行为。（3）行动。这是在个人关心他人、作出合理判断的基础上采取的行动，也是个人道德性的最为充分的体现。

关于道德社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个方面。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道德情感影响道德认知的形成和倾向，而道德行为又是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的体现，通过道德行为可进一步促进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的巩固和发展。

道德认知

道德认知是指个体对是非、善恶、美丑等行为准则以及执行它的意义的认识。关于这方面的著名研究要首推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儿童的社会化（包括道德发展）是与其认知水平的发展并行不悖的过程。儿童的道德判断会随儿童智力结构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改变和提高。他们设计了经典的道德故事对儿童的道德判断水平进行研究。

皮亚杰使用了对偶故事来了解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一般趋势。

故事甲：有意犯错——造成较小的财物损失

例：一儿童当妈妈不在家时，拿柜子上的糖浆吃，而将糖浆瓶旁边的一个杯子打破。

故事乙：无意犯错——却造成较大的财物损失。

例：一儿童听到妈妈叫他吃早餐，跑进厨房时，无意打破在门后凳子上的15个杯子。

问题：两个故事中哪个孩子更顽皮？

皮亚杰的研究发现，儿童具有两种明显的道德判断形式：年龄较小的儿童往往以行为后果作出判断，依据的是成人标准和外界法则；年龄较大的儿童往往是根据行为的动机、意向作出道德判断，主要依据的是个人的观念。皮亚杰还发现这两种判断形式不是同步的，而是交替重叠的，其间有一个逐步过渡的阶段，他称之为中间时相，中间时相被认为是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关键。

柯尔伯格（L.Kohlberg）的研究从道德两难故事入手，根据儿童对故事相关问题的具体回答，提炼出了道德发展的三大水平六大阶段（后发展为七大阶段）。

欧洲有一妇人患了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只有一种药才能救她，就是本城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的镭。该药要价昂贵，药剂师索价要高于成本十倍。病妇的丈夫海因茨向他的每位熟人借钱才凑够要价的一半。他对药剂师说，他的妻子要死了，请求把药廉价卖给他，或者允许赊欠。但药剂师说：不行，我发明此药就是为了赚钱。海因茨走投无路竟撬开商店的门，为妻子偷取药物。

讲完这个故事后，主试提出一系列问题，如“这个丈夫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这类问题不能简单地回答“应该”或“不应该”，而要讲清理由，他们提出的理由可以反映他们道德社会化水平。

一、前习俗水平：根据行为的直接后果和自身的利害关系作出判断好坏是非。

第一阶段：服从与惩罚定向。评定行为的好坏着重于行为的结果。

儿童对偷药故事的可能反应：

赞成：他可以偷药，因为他先提出请求，又不偷大东西，不该受惩罚。

反对：偷药会受到惩罚。

第二阶段：朴素的利己主义定向，评定行为的好坏主要看是否符合自身的要求和利益。

儿童对偷药故事的可能反应：

赞成：他的妻子需要这种药，他需要同他的妻子共同生活。

反对：他的妻子在他出狱前可能会死，因而他没有好处。

二、习俗水平：依据行为是否有利于维持习俗秩序，是否符合他人愿望进行判断。

第三阶段：好孩子定向。认为凡取悦于别人，帮助别人以满足他人愿望的行为即为好的，否则就是坏的。

儿童对偷药故事的可能反应：

赞成：他只不过做了好丈夫应该做的事。

反对：他这样做会给家庭带来苦恼和丧失名誉。

第四阶段：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定向。儿童认为，正确的行为就是尽到个人职责，尊重权威，维护社会秩序，否则就是错误的。

赞成：不这么做，他要为妻子的死负责。

反对：他要救妻子的命是自然的，但偷东西是犯法的。

三、后习俗水平：能够摆脱外因，着重根据个人自愿选择标准进行道德判断。

第五阶段：社会契约定向。道德法则是可以改变的，不能以不变的契约去制约人。

儿童对偷药故事的可能反应：

赞成：法律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

反对：不论情况怎样危险，总不能采用偷的手段。

第六阶段：普遍的伦理原则定向。儿童已具有抽象的以尊重个人和个人良心为起初的道德概念。认为个人一贯地依据自己选定的道德原则去做就是正确的。

儿童对偷药故事的可能反应：

赞成：尊重生命、保存生命的原则高于一切。

反对：别人是否也像他妻子那样急需这种药，要考虑所有人生命的价值。

第七阶段：人已经超出了前六个阶段的“人生主义”道德观，他们从宗教或超自然的观念的角度来看待道德和道德行为。儿童还不会在这一层面对故事作出反应。

我国心理学家林崇德（1989）的研究表明，中国小学生道德判断一般处于前三个阶段，达到第四个阶段的为数极少，几乎无人达到第五六个阶段。

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个体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去评价他人或自己的思想言行时所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例如对符合道德行为准则的言行，我们会产生肯定的态度，并产生满足、愉快、心安理得等情绪体验；否则会产生否定态度，并有愤怒、厌恶、愧疚等情绪体验。

童年期学生的道德情感内容已经比较丰富。他们已经有了集体感、友谊感、荣誉感、耻辱感、责任感等体验；已能区别一些真假、美丑、善恶的现象，作出一些道德评价。但这种区分还十分粗浅，相当绝对，不是好便是坏，不是正确便是错误。他们的道德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带有直接的、经验的性质。一些研究表明，光辉的道德形象最能引起小学生的情绪共鸣，激发起他们向榜样学习的热情。小学生常把自己的行为与榜样作比较，当自己的行为与他们所热爱的榜样一致时，就会感到十分高兴；当与榜样行为不一致时，就会感到万分难过。

我国关于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怀美等（1989）。他们的研究涉及爱国主义、良心、荣誉感、义务感和幸福感五个道德情感范畴，在五种水平上考察了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趋势。这五种水平分别为：（1）自然的、直接的情感（直接感受到的痛苦和快乐）；（2）由对直接个人得失的预测引起的情感（对直接赏罚的预测）；（3）不是个人意愿，而是按照社会反应而行动的情感（社会奖赏的作用，借助于行为理想）；（4）不管自愿与否，由必须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外部作用引力引起的情感（不论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服从的外部作用）；（5）以已被内化并结合成为自我的抽象道德观念为依据，不仅是自觉的，而且已成为一种激励的力量（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型的道德情感）。研究还发现了小学三年级是道德情感的转折时期。这些结论对培养少年儿童的道德情感教育是十分有意义的。

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是个体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所采取的各种行为。人的品德最终是以道德行为来表现和说明的。道德行为也是一个人道德意识的外化表现。在儿童的道德行为研究方面，社会学习论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班杜拉（Bandura）作为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突破了传统行为主义的理论框架，以认知和行为联合起作用的观点来解释人的学习行为，被称之为社会学习理论。该理论认为，儿童的道德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都是社会学习的产物，可以通过模仿榜样和观察模式而习得，道德习得的过程会受到认知发展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受到强化、惩罚和观察学习等环境机制的作用。

班杜拉认为儿童可以通过看、读或听说别人怎样行动来形成自己的道德行为模式。为证明自己的理论，他设计了儿童玩娃娃的实验。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到，实验结果验证了他的设想，从道德社会化的角度说，实验结果也揭示了儿童道德行为社会化的具体方式。它说明儿童平时对电视、电影和杂志中的打斗、谋杀等情境的观察，虽未直接地加以模仿，但是已经对这类行为进行了无意识的学习。此后，只要遇到与影片和小说中类似的情境，就会再现出同类的不良行为。这些都提示我们要注重在生活细节中对儿童道德行为的培养，重视成人的榜样示范对儿童道德行为的影响。

“紫格尼克效应”与品德形成的“张力论”

你不妨试一下：一笔画个圆圈，在交接处有意留出一小段空白。回头再瞧一下这个圆吧，此刻你脑子里必定会闪现出要填补这段空白弧形的意念。因为你总有一种出于未完成感的心态，竭力寻求终结途径，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有一位叫布鲁玛·紫格尼克的心理学家，她给128个孩子布置了一系列作业，她让孩子们完成一部分作业，另一部分则令其中途停顿。一小时后测试结果。110个孩子对中途停顿的作业记忆犹新。紫格尼克的结论是：人们对业已完成的工作较为健忘，因为“完成欲”已经得到满足，而对未完成的工作则在脑海里萦绕不已。这就是所谓的“紫格尼克效应”。

英国心理学家斯温森提出了品德形成“张力论”理论。她认为，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是在自我与社会之间一种不可避免的张力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可以粗略地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我—你”间的张力阶段（婴幼儿期）。在这一社会化发展阶段，儿童处于一种个人需要与成人接受这种需要的关系中，儿童必须迎合成人的意见，才能使这种关系得到协调的发展。因此这一阶段心理发展的特点（或社会化的结果）是：小心谨慎、听话、服从权威。（2）“自我—社会”间的张力阶段（童年期）。从这一阶段起就比较明显地看到社会化对个人品德形成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儿童个人的需要必须与同辈伙伴的道德要求相一致。这是社会约束并影响儿童品德发展的新力量。这种力量使个体道德控制发生了质的变化。（3）“自我—社会张力内化”阶段（青年期）。在这一阶段，个体社会化过程的特点明显地表现出它已经不再是一种迎合外界要求的过程，而主要是一种个人适应的过程。个体已经从原来消极地接受外部压力转换成由内部控制自己行为的过程。到了这个阶段，个体社会化过程就已经基本完成。

进入青年期的青少年，作为已经基本完成个体社会化的社会角色扮演者，在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依然不可缺乏“完成欲”，即由“心理张力”产生的“紫格尼克效应”。那些屋里老是凌乱不堪，做事情有头无尾，永远不想完成任务的人，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完成欲”，没有那种由“心理张力”产生的“紫格尼克效应”。因此，要改掉马虎、懒惰，就得有意识地提高意志力，培养“完成欲”，重视“紫格尼克效应”的作用。这可从小事着手，例如除草浇花、整理抽屉、读完一本书等等，强迫自己完成规定的角色任务，达到既定目标，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完成欲”，得来“紫格尼克效应”。

但这决不是说“紫格尼克效应”越强越好。如果一个人的“心理张力”、“完成欲”过分强烈，则对身心健康、精神状态的平衡协调起不利作用。

性别角色社会化

性别角色社会化是个体学习自己所属文化规定的性别角色的过程。任何一个社会，对男性和女性都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性别角色社会化使男性认同男性的角色规定，表现出符合男性身份的行为；也使女性认同女性的角色规定，表现出符合女性身份的行为。

性别角色是怎样获得的？

弗洛伊德认为，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决定了两性具有不同的心理成熟过程。社会学习论者从父母和社会给予儿童的差别对待中，揭示性别角色社会化，认为儿童是按照父母的要求和社会所约定的性别行为方式规范自己，逐渐形成与自己的性别相适应的行为习惯。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儿童本身对符合自己的性别角色模式的认同，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关键。在这里，我们认为性别角色的形成是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

生物学的作用

心理学家发现，有些性别差异是源于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是子代从父代那儿获得父代性状的过程。遗传是一种生物学现象，其对男女两性心理差异的作用是通过遗传素质和气质实现的。

染色体特征　遗传的物质是染色体，人类染色体的数目是恒定的，都是46条，即23对，其中22对是常染色体，男女都一样，另一对，是性染色体，男是XY，女是XX，而正是这一区别，导致了男女两性的某些心理差异。

大脑两半球单侧侧化功能的发展和优势　人的大脑由左右两半球组成，这两半球的心理功能是有差异的，左半球具有支配言语和信息加工的功能，右半球则更多的与空间信息和形象功能有关。

男女在大脑两半球上的发育速度和成熟水平上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大脑的左半球很早就开始发育，而且发育的速度和水平都要高于男性，这种生理上的早熟就使女性在由左半球控制的语言上强于男性。而男性则在大脑的右半球上发育早于女性，并且发育的水平和速度也高于女性，从而导致男性在由右半球控制的空间想象等能力上高于女性。

性腺激素　性腺激素不但能引起个体生理上的变化，而且还能通过对大脑的反馈性影响引起个体心理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男女两性心理差异的发展上是很明显也很重要的，会影响男女两性的气质和性格。

总之，遗传素质对男女两性心理差异发展上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是男女心理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物质基础和自然前提。

社会文化定型

遗传因素为男女心理发展中形成各自的性别角色提供了自然前提和潜在可能，但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的熏染，加之自幼受到的教育影响才可以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H·鲍利在比较了100多个未开化的原始社会部落男女角色要求后发现，在这些部落中，有82%要求女孩操持家务，照顾弟妹，而没有一个部落对男孩有这种要求；有87%的部落要求男孩要追求成就，而只有3%的部落对女孩提出这种要求；有85%的部落鼓励男孩要自立，依靠自己，却没有一个原始部落单单鼓励女孩自力更生。人类文化学家米德在对新几内亚的三个部落的观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性别角色行为不是天生的，而是受文化影响，是对文化中性别行为模式和学习认同的结果。另外，父母对儿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也成为了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动因。一个研究发现，父母在描述新生女儿时，使用诸如“小的”、“精致”、“美丽”和“娇弱”这样的词，描述新生儿子的时候则用“坚实”、“警觉”、“健壮”和“协调”这样的词。而此婴儿在身高、体重和健康程度上实际并没有差别（Rubin et al，1974）。例如，一个实验发现，如果男孩玩通常是女孩的玩具，父亲就不太倾向于给出积极的反应（Fagot ＆ Hagan，1991）。一般说来，如果儿童从事与他们性别一致的活动，他们就更会受到父母的鼓励（Lytton ＆ Romney，1991；Witt，1997）。

柯劳利（Crowley）等人（2001）录制了几百对在儿童博物馆观看科学展览的父母及其孩子们（1—8岁）的行为。人们发现父母很可能更多地向男孩解释科学知识，多于女孩的三倍。父亲和母亲对待孩子都有这种差别，而无论孩子有多大年龄。也许，人们认为男孩比女孩更适宜科学。这样的发现至少成为了后来出现科学兴趣性别差异研究的一个原因。

认知发展

著名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应用认知发展理论深入探讨了性别差异形成的问题，认为“性别角色发展中的重要原因并不是母亲和孩子的关系，而是由于儿童自身认知的发展”。

柯尔伯格对性别认同的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性别认同即儿童将男性和女性进行性别分类是认知发展的结果，这一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性别认同、性别分化、亲长认同。如果以男孩为例，其过程可以如图所示：

性别认同　在这一阶段，男女儿童的发展情况大致相同，比如男孩子，约在2岁时，开始认知他的性别标记，别人说他是“男孩”，于是他把男孩这个标记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就像把他的名字跟自己联系在一起一样。到了3岁，儿童开始根据发型、服饰这些笼统的外观特征，把性别标记类化到别人身上，这时儿童就已经知道每一个人是男还是女。

四五岁时，儿童知道了不同的性别是基于身体的构造不同，但这时儿童认为性别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解剖结构的其他方面也是可以改变的。

到了六七岁，儿童才知道性别与解剖结构组织是不可改变的，由此，发展出了“性别常性”和“物体常性”的概念。这个学习过程并不因提供给儿童性别解剖结构的知识而加速，必须等待儿童的心智发展到足以了解这个事实才能进行。

一旦儿童认识了自己的性别标记，就会将之类推到他人，把他人分为男的女的，由此发展了性别认同。这种性别认同的形成是不可回溯的，因为它包含了这样一个关于自己的认知判断。男孩逐步认知自己是男的，并以男性眼光来看他自己和整个世界。

性别分化　儿童一旦了解了自己的性别，就会自然地想做与其性别一致的事情。儿童会想到“我是男的，要做男人的事情”或“我是女的，要做女人的事情”。那么，什么是男人和女人的事情呢？

柯尔伯格认为，这决定于身体意象的意义。男性意象普遍含着行动、侵略、权威和尊严等意义，女性意象似乎象征着相反的特质，这反映出普遍的性别刻板印象。

儿童性别刻板印象中的属性可分为三种：最主要的一种是尊严和权利；其次是侵略性和挑战性；最后是抚养与照顾孩子。

儿童观察到社会权利之差异现象与自身的年龄、性别有关，并从中导出男性身体的象征特征是权利、尊严和侵略性；女性身体意象则象征着抚养、照顾。

当一个男孩根据刻板印象的权威和尊严来审视自己时，他就开始模仿切合这个刻板印象的成人，这种模仿更增强了他原有已存在的男性化性格。

但女孩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与男孩有所差异，女孩在发展了“我是女的”意识的同时，也产生了权利与尊严的意识，而这些是男性性别刻板印象的一部分，所以，对男孩来说，自我一致性与权利、尊严是不矛盾的，而对女孩来说，则二者相互抵触，因而5到8岁的女孩子的性别偏好比较微弱，同时期的男孩子不但表现出更性别化的偏好，而且这种偏好相当稳定。

亲长认同　在这一阶段男孩子形成了“我是男的”的意识，一方面使得男孩子珍视并模仿男性化事物，另一方面使他产生与父亲相同的意愿。因此，对父亲的依附来自他自发性的认知发展，并且发生于性别认同及产生性别化兴趣之后。

柯尔伯格并没有忽视亲子之间情感关系的影响力，只是认为较之“我们都是男人”的认识因素而言是次要的，亲子之间温暖与和谐的关系可以加强孩子对父亲或母亲的认同，但并非是早期认同的原因。

女孩子则由于形成了“我是女的”的意识而使她想要有母亲的认同，但是“我是女的”意味着抚养及缺乏权利、尊严或能力，而所有儿童都倾向于模仿与自己相同以及具有权利和尊严的人，这对女孩子来说就出现了矛盾，那么她是模仿母亲还是应该模仿父亲呢？5到8岁的女孩子，似乎表现出“模仿父亲”。

对女孩子来说，就有一个“互补模仿”进程。女孩子在将自我与男性化刻板印象进行对比的同时，学习以适当的女性化方式与男孩子发生相互作用。

柯尔伯格认为，男孩子根据能力成就以及自我被男性群体接受的程度来界定他的男性化，女孩子则根据自我是否被男性接受和赞许来界定她的女性化。

除了“互补模仿”外，女孩子也有着认同过程。母亲虽然在权利和尊严上比父亲少，但比起家庭其他成员，仍有相当的权利与尊严，因此，也引起女孩子的认同。

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哪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和实验揭示了某些性别差异的现象，比如1894年美国心理学家埃里斯撰写的《男人与女人》、古多拉夫撰写的《心理学指南》都曾经揭示过性别差异的现象。

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性别差异心理学在心理学界自立门户，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大量的研究事实告诉我们，两性除在生理解剖方面存在差异外，在智力、行为和个性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能力的差异

著名心理学家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在20世纪20年代以实验研究发现，男女在能力上各有一些优势领域，女性在语言表达、短时记忆上优于男性，而男性在空间知觉—分析能力、实验观察、推理和历史知识方面优于女性。

观察力　从总体上看，男性的观察力主要属于综合型，即对事物的整体认识比较清晰和准确，而对事物的细节认识较粗糙和模糊；而女性的观察力主要属于分析型，即对事物细节的认识较清晰和准确，而对事物的整体则较粗糙和模糊。但也不乏有人的观察力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

记忆力　两性在记忆能力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类型方面。女性的机械记忆能力和形象记忆能力较好，如对无意义联系的人名、数字、地点等记得非常清楚，她们在复述课文时，喜欢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背诵，但不很注意逻辑加工。男性的意义记忆和逻辑记忆一般好于女性。

思维力　大多数研究表明，男女性存在着思维方式和类型方面的差异，但却没有水平上的差异。国内研究表明，男性的形式逻辑推理能力要高于女性，而在逻辑法则运用能力方面，如运用等值律、同一律等，则女性要好于男性。在归纳推理方面不存在差异。另外，男性的发散思维能力要高于女性，但聚合思维能力双方没有差异。国外的研究表明，男性在判断问题时有较高的逻辑性，能够客观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女性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太强，往往具有比喻性和故事性，判断问题时常带有主观色彩，易受外界暗示。

语言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麦克比和杰克林等人对18岁以前男女性的语言能力进行了研究，表明女性是占绝对优势的。在语言发展早期，儿童二三岁时，女孩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词运用能力就较同龄的男孩强了。到十一二岁时，语言能力的性别差异突增，女性不仅擅长于拼写等相对简单的语言任务，而且对遣词造句、撰文创作等较为复杂的语言运用也驾轻就熟。可以说，在18岁以前，无论是口头语言能力还是书面语言能力，都是女胜于男。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生活中患口吃疾病的人几乎都是男性。

行为差异

侵犯与利他　侵犯行为，也称攻击行为，是指某个体向另一个体施放有害刺激的过程。男性的侵犯行为强于女性，这是在很多研究中都得到证实。在婴儿期，男婴的活动频率就高于女婴。在两岁左右的儿童中，男孩子在游戏中也表现出较强的攻击性。在学龄前儿童中，男生的相互斗殴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另外，女性的攻击反应也比男性低，有研究表明，一般能引起男性拳脚相向的事情，只能引起女性相互叫骂；而引起男性愤怒的事情，则往往只能引起女性的焦虑。利他行为，也称助人行为，是指某个体向其他个体施加有益刺激的过程。一般，女性的利他行为会较男性多一些，但没有显著差异。但进入成年期后，就表现出在方向上的差异，男性的利他行为多表现在社会方面，而女性的利他行为则多表现在家庭方面。

支配行为　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都支持人们传统的看法即男性的支配行为多于女性。1978年，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和兰德斯设计了一项实验，用以证明在支配方面存在的男女性别差异。实验的被试分别由男女大学生来担任，每两个人为一个实验小组，实际上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实验者的助手。他们在被试提出自己对多张油画的评价时，通过提出自己与被试相反的意见对被试施加影响。被试对假被试伙伴的意见的否决，实际上体现了真被试的自我支配程度。结果发现，在20次评价中，男性被试拒绝接受他人意见的次数达9次之多，而女性被试只有6次。在青少年学生中，支配表现得比较有趣，男性支配男性的比率高于女性支配女性的比率，而男性支配女性的比率和女性支配男性的比率相差无几。

个性差异

美国心理学家托尔曼（Edward C.Tolman）和他的同事历经十多年的研究，揭示了男女间个性的差异，男性更易于进取，更好斗，喜欢自夸，敢于冒险，对社会活动感兴趣；而女性则比较柔和，更富于同情心，更具审美观念，更注重家庭生活。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自信心　一般的看法是，女性的自信心要低于男性，她们的自我评价也低于男生。心理学家布劳克等人对学生考试后，未知考分前的估计分数发现，女生的自我估计往往低于男生，而且男生对自己的成绩倾向于作过高的估计，而女生则倾向于作过低的估计。这种性别差异甚至在学龄早期就十分明显了。一次以4岁半的儿童为被试所做的实验发现，小女孩对自己的成绩期望明显低于男孩子。

成就动机　成就动机就是按照自己确定的目标完成某项有价值的或至关重要的事业的一种内在驱力。一般来说，男性的成就动机往往高于女性。有的研究还指出，男性的成就动机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如对成就本身的渴望，对学习本身的兴趣和爱好等。而女性的成就动机往往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如获得社会的赞许或是提高自身的地位等。

早在1969年，心理学家马蒂尔纳·霍纳（Matina Horner）等发现，在那些功成名就的女性心里，普遍存在着由成功而产生的焦虑现象，称之为“回避成功动机”。他们认为，女性获得成功后，可能会感到焦虑不安，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成功的现实，而男性成功之后，却会体验到兴奋和满足的心理。

移情作用　移情又叫“移感”、“输感”，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和美学家立普斯所创用。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用移情来形容一个人置身于他人的情绪空间之汇总，感受他人正感受的情绪。移情作用最普遍表现在同情心方面。女生比男生更具有同情心，更具有情绪表达性。心理学家霍夫曼（M.Hoffman）考察了人的同情心，他把录有婴儿啼哭的磁带放在实验室的隔壁让被试去听，结果发现女性被试比男性被试反应更强烈，她们表情痛苦，要求安抚婴儿的啼哭。

社会交际　传统看法认为，女性比男性更爱交际。但麦克比和杰克林（E.Mauoby，Jacklin）认为，在交际方面男女两性是不存在差异的，甚至在某些年龄段，男性与朋友交往的时间要多于女性。男女性都在寻求友谊，但男性更喜欢结交“帮友”，而女性更喜欢结交为数不多的“密友”。男女性都愿意向亲密的同性而不是异性披露自己，但女儿在妈妈面前比儿子在爸爸面前更愿意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是个人逐渐学习和接受现有政治制度采用和确定的政治信念、思想体系、社会制度和政治态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逐渐适应现有政治结构采用的规范，认识自己所处社会的政治制度，并决定服从、巩固或变革它。任何社会，都十分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对其成员进行政治社会化，即对社会成员进行包括思想体系、社会制度、人生观等各个方面的教化，从而使社会成员能够自觉地接受社会的价值标准，承担起对它的责任和义务。

关于政治社会化的观点，早在公元前320多年，古希腊政治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就曾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何为“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在各种动物中，只有人具有语言功能和理智，能够区分善意和恶意、正义与非正义。更为重要的是，他相信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都不足以自给生活，必然要从属于某一城邦，也就必然要生存在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政治动物”的命题表明了政治与人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现代人类已经越来越具有政治化的倾向，美国罗伯特·A·达尔（Robert Dahl）曾经指出：“无论他们的价值观和所关注的是什么，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政治体系的网中，不管他们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这一事实。”政治构成了现代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政治社会化也成为了个体社会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任何人都并非具有天生的政治本能，无论政治知识的掌握、政治情感的培养，还是政治能力的锻炼，都离不开后天的习得过程，也就是政治社会化。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在公民身上培养出某种品质，并使他们有良好的而且能够有高尚的行为。”当个人能对国家及其事务性活动表明自己的态度，并能按照这种政治意识参与政治生活，扮演相应的政治角色，履行相应的政治权利和义务，我们就将其视为达到了政治社会化的标准。

幼儿园的政治社会化

柳申一是一位在中国居住的日本朋友，他告诉记者：“有一天早上，我送孩子去幼儿园，我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幼儿园每周都要升国旗奏国歌，儿子为了能亲自升旗，周一连懒觉都不睡了。录音机里音乐一响，从托班到大班，孩子们个个挺得笔直，没人乱说乱动。

“还有一天，一名中国朋友带孩子来家玩，两个小男孩玩赛车，然后像体育比赛一样站在高低不同的小板凳上领奖，还要升国旗奏国歌，玩得不亦乐乎。没想到幼儿园不同国籍的两个孩子都不约而同地哼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2004年06月01日《青年参考》。

第三节　社会化的途径

个体心理的发生与形成，是个体所具有的遗传物质基础与后天环境与教育影响的共同结果。个体社会化的实现途径中，也是人的遗传物质基础提供了社会化的潜在可能性，环境与教育则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遗传物质基础

遗传是子代从父代那儿获得父代性状的过程。遗传是一种生物学现象，它为个体社会化奠定了生物学上的基础。一个个体只有具备人的遗传素质、生理结构、神经系统，特别是人脑，才能称之为人，这也是个体社会化的物质基础。

每个人都具有遗传素质。但是，除去同卵双生子外，人与人之间在遗传素质方面是各不相同的，而这对人的社会化是有影响的。单就同卵双生子来说，由于两人遗传基因的完全相同，两人不仅肤色、相貌、身高、体重相像，血压、排汗、脉搏速度相近，开始衰老和死亡的年龄差不多（同卵双生姐妹的开始行经时间也相差不多），而且他们的社会性行为也有很多一致。弗里德曼（D.G.Freed-man，1963）曾研究过11对同卵双生子和9对异卵双生子，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观察记录每个儿童的行为动作。结果发现，婴儿第一个月经哺乳后入睡时都常带有微笑，随后能对任何人发出微笑。年龄再长，到9个月左右对陌生人就不仅不微笑，而且会害怕。研究表明，在产生微笑和害怕的起点时间上，同卵双生儿之间比异卵双生儿之间更为相近。斯卡尔（S.Scar，1969）对比研究202对女性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者发现，同卵双生儿之间在性格特征的内倾或外倾方面比异卵双生者之间更为相似。

总之，遗传素质是个体习得社会角色，进行社会化的前提条件。

社会环境与教育

社会文化

文化是凝聚在一个民族世世代代和全部财富中的生活方式的总和，它包括衣食住行等用物的制作方式，待人接物、举止言谈等交际方式和风度，以及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文学艺术、风俗传统、科学中的思想方法等等。

文化是无所不在的，由于传统的作用，也由于人类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即使是一些简单的事物，哪怕如同动物一样的需要，也都会蒙上一层文化模式的外衣。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不同地点，都会使文化带上时代特点、民族特点、阶级特点和地区特点，因此，不同的文化因素，对个体的社会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该领域进行过经典的研究。

人类文化学家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文化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这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了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和信息文化。继而她讨论了这三种文化下的社会权威、社会学习、家庭形式、男女关系及社会制约方面的特征。（见表2—1）

美国耶鲁大学的约翰·W·M·怀廷领导的“六文化研究规划”小组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及相应的育儿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研究的六种文化分属于印度、英格兰、墨西哥、肯尼亚、日本和菲律宾六国或地区，其中多为原始民族。研究者们在每个区域选取24个孩子在3—10岁之间的母亲，观察她们与孩子的互动行为。研究者们使用行为观察、访谈和投射测验等方式，调查了六种文化中儿童的九种行为：援助、抚养、自立、成就、责任感、服从、支配、合群性和侵犯性。B·怀特发现，不同文化的儿童的社会化及行为模型上有所不同，基本可以划分为两类（A型文化和B型文化）：

A型文化：强调群体的重要性，儿童从小受到责任感方面的训练，乐于助人。他们对家务劳动涉及较早，因而对家庭利益较为关注。那些不服从成人指挥的孩子往往会受到严厉惩罚。

B型文化：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学校教育在孩子成长期间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它始终强调个人成就。标榜自我中心，很少关心他人。儿童经常会为某些专门化的角色而倍加训练自己。他们期待“他人注意”和寻求“支配他人”。

家庭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有研究表明，学前期是个体接受社会化的最佳时期，这足以证明父母对子女社会化影响的重要性。这是因为：

（1）童年期是人一生社会化的关键期。儿童时期的智力水平、个性特征、社会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对后来的社会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2）儿童期在生理和心理上对家庭的依赖是一生中最强烈的时期。父母对儿童有足够的权威和支配作用，这一时期儿童的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

（3）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家庭这个中介反射到儿童身上。

尽管家庭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则是对人的养育和造就，教化家庭成员如何做人，使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社会需要的人。很多学者认为，儿童发展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环境，而优化家庭环境的着眼点是提高父母的素质。这一研究发现，文化程度高的父母所生的孩子不一定优于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孩子。因此，不管文化程度高低，父母都应该学习科学教养子女的方式。

美国心理学家鲍伦德（Baumrind）经过实践研究分析后发现，现代家庭教育中，积极正确的教养方式可用八个字来表示：管束、冀望、教导、关爱。

管束指父母为孩子立下的规矩，要求孩子遵守规矩，以及孩子违反规矩时的处理方式。有的父母管教有明确规矩，而且要求孩子遵守规矩；有的父母只订规矩，但并不在乎孩子是否遵守；也有的父母二者全无。

冀望亦即成熟要求。因为父母对孩子正确行为之冀望，是以孩子的年龄为参照架构的，故而称为成熟要求。父母对孩子行为所表达的冀望，有的高于孩子的年龄（提早赋予孩子责任），有的低于孩子年龄（过分保护孩子），也有的正适合于孩子年龄。

教导亦即亲子沟通。因为父母管教孩子时，如何说明行为规范之意义，如何纠正孩子的过失，如何解释是非善恶的道理，如何让孩子表达自己的意义，必须经由教与导的沟通方式。在这方面，经亲子间双向沟通而又充分澄清观念者，是最高境界。

关爱也即养育。在养育的过程中，无论是饮食起居，还是娱乐活动，最重要的是父母借之传达了关爱子女的亲情。在家人团聚时，与孩子共享欢乐；家中有困难时让孩子知道关心；孩子成功时给予奖励；孩子失败时给予安慰。父母能做到这些，就是做到了关爱的最高层次。

按照父母实际管教子女时在上述四个方面所表现的高低程度，鲍伦德将大多数父母区分为专制型、威信型和宽容型三大类型。

专制型父母（authoritarian parent）管教方式的特征是，子女在家庭中的一切活动，悉由父母安排决定，子女只能无条件地服从。有关行为标准的是非对错，也全由父母独裁判决，子女只能无条件遵守。子女行为如有偏差，父母给予惩罚，不必向子女解释理由。与前述四方面相比较，专制型父母在管束与冀望两个方面，居于高层，而在教导与关爱两个方面，则居低层。换言之，管而不教，严而苛刻，是专制型父母管教方式的主要特征。

威信型父母（authoritative parent）管教方式的特征是，父母为子女所订的规矩，非但合情合理，而且以身作则，能够说到做到。对行为规范之要求，对价值标准之解释，前后一致，能使子女易知易行。亲子间遇有争执，父母不以独裁专断方式处理，而以说理方式，让子女表达意见，最后的决定让子女心悦诚服。与前述四个方面相比较，威信型父母在管束、冀望、教导、关爱四个方面，均居高层。换言之，管之、望之、教之、爱之四者兼具，是威信型父母管教方式的特征。

宽容型父母（permissive parent）管教方式的特征是，对孩子行为表现，父母不刻意订立规范，对孩子们的欲望与要求，父母也不刻意予以限制，在孩子们的能力培养上，父母也不刻意要求，而改以接纳的态度，让孩子随其兴趣与个性自由发展。此种管教方式，在30年前为一般心理学家所称许，也是一般开明的家长们乐于接受的。然而，对生长在既需要知识又需要能力的现代社会的人来说，此种只顾眼前而不考虑未来的管教方式，已不合时宜。与前述四个方面相比较，宽容型父母的特征是，关爱有余，教导宽松，而管束与冀望则显然不足。

根据鲍伦德的研究与建议，在现今的社会里，威信型父母的管教方式，是最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只有威信型的父母，才能够教养出具有工具性能力（instrumental competence）的儿童。所谓工具性能力，是指儿童在对人对事的行为上，较多表现出肯独立、负责任、尚勤奋、重成就等性格特征。除工具性能力之外，威信型父母教养出来的学童，也较多表现出友善、助人、合群、自信等特征。

学校

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向社会成员传授知识、技能、价值标准、社会规范的专门机构。学校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作为重要的社会机构之一，学校的首要作用是进行系统教育。学校除了传播知识、技能外，还在培养学生的政治意识，在社会文化传承上起着重要作用。

（2）学校还是一个独特的机构，使儿童由家庭开始进入社会。进入学校后，儿童才真正开始接触社会，在学校扮演着学生、朋友、同窗等各种社会角色，从而习得了比家庭更为广泛的社会角色。

（3）儿童在学校首次接受与他人比较的系统评价。在社会比较中，儿童学会了服从非个人化的规则，这些对儿童的自我发展以及社会行为模式的塑造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对学生的社会化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教师具有权威性，起着榜样的作用。教师常因丰富的知识和人格上的魅力，而成为学生们崇拜的对象，特别是在低年级学生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他们的社会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体验、模仿教师的内在和外在的形象逐步发展起来的。教师的精神面貌、一言一行，学生都可能将它转化为自己的日常行为，这种转化也就是一个社会化过程，而且这种转化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另外，教师的鼓励和期待对学生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它产生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的一次有名的实验：1968年，他和助手来到一所小学，声称要进行一个“发展测验”，并煞有介事地以赞赏的口吻，将一份“最有发展前途者”的名单交给了教师，其实他撒了一个“权威性谎言”，因为名单上的学生根本就是随机挑选出来的。8个月后，奇迹出现了，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个个成绩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且各方面都很优秀。

显然，罗森塔尔的“权威性谎言”发生了作用，因为这个谎言对教师产生了暗示，左右了教师对名单上学生的能力的评价；而教师又将自己的这一心理活动通过情绪、语言和行为传染给了学生，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来自教师鼓励的话语和期盼的目光，变得更加自尊、自信和自强，从而使各方面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进步。

在现代教育心理学中经常用“罗森塔尔效应”来说明教师的期待、激励对学生发展，特别是社会化过程所起的作用。在亚米契斯（Amicis）的小说《爱的教育》里，可以看出一个顽皮的学生在充满爱心的教师教导下，成为一个明白事理和成熟的人。

同辈群体

同辈群体是一个由地位、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人组成的关系亲密的非正式群体。同辈群体是一个独特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化因素，尤其是个体进入青春期后，同辈群体的影响日趋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拉尔森在研究中就发现，除了睡眠，青少年有74%的时间与他人相处，这个比例甚至高于成年人。在我国的研究也表明，70%以上的情少年遇到困难和烦恼，不是首先与父母商量，而是与同伴商量，或是闷在自己心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大学生们在北京13—15岁的青少年中进行的一项调查也证明了被调查者将心里话告诉他人的首选对象是同性的同辈伙伴，而母亲则排在其后。

为什么同龄群体会对个体产生较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呢？

心理学家罗伯特·魏斯在研究各种人际关系后，认为这是因为同辈群体满足了个体的某些心理需求，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依恋。在童年时代，我们对父母充满依恋之情，长大以后，我们也只有通过合群从伴侣、朋友那里得到一种亲密的体验。孤独、寂寞、不愿与人合群的人是无法有快乐的感受的。（2）社会整合。青年人希望成为社会成员，渴望尽快获得群体、团体、社会的承认、接纳，这样才能真正与社会融为一体。（3）价值的保证。青年人渴望发挥自己的才智，急于成功的欲望相当强烈。当我们在与人合群，谋求别人支持时，便会产生这种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有价值的感觉。（4）可靠的同盟感。与人合群可以让自己意识到自己有忠实伙伴，在需要帮助时，必定有人会伸出手来援助，发生紧急情况时，也有可求助者。（5）获得指导。青年人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规范，这是无法脱离他人而获得的。与人合群就可以使我们从长辈那里受到教育，得到指导。（6）助人的机会。与人合群为我们热爱他人、帮助他人所需要、所重视、所欢迎。由此看来，青少年发展中的合群倾向实质上就是人们常说的归属的需要。

但同辈群体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并不都是积极的，它还存在着消极的一面，这些消极的因素不但阻碍了青少年正常的社会化发展，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反社会行为。

触目惊心的事实

2003年，青少年团伙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量的50%以上，以一起12名青少年轮奸15岁少女案件为例，其中9人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有的少年团伙找准弱小同学通过威胁恐吓对其长期敲诈。

2002年9月，广州市某中学初二级的七八名学生受到“大姐大”王茵的“通牒”：必须交出10元至50元不等的“保护费”，否则就会“有麻烦”。这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如何更好地发挥同辈群体对个体社会化的积极作用，尽量避免消极影响，成为家长和教师共同的责任。首先应及时地了解青少年中各种同辈群体的类型和性质，对青少年同辈群体的交往给予必要的关心、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交友意识。其次，要尽量满足青少年的各种合理的心理需要，经调查，有50%以上的独生子女反映最大的烦恼是孤独、无聊，因而转向同龄人寻求情感支持。有一些青少年因在学校中无法满足发挥自身特长的需要，而自行结成各种团体，因此，需要建立各种积极向上的群体来满足青少年的需求，使青少年的结伴活动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另外，还要加强对群体核心人物的重点教育，以此带动整个群体向积极的一面发展。

大众传播媒介

报纸、杂志、图书、电影、广播、电视和网络等都是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新闻报道、舆论宣传、知识教育、生活娱乐方式，为广大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奋斗目标、社会规范和行为方式等，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环境。尤其在信息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影响了青少年自身的发展，也由此改变了青少年与成年人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媒介扩大了青少年认识世界的途径，给青少年提供了更丰富的认识手段，情少年有可能通过媒介占有大量的信息。

媒介缩小了青少年世界之间的差异。在今天的计算机网络上，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因享有同样的信息，他们之间由于经济和文化所造成的差异愈来愈小。从这一点来讲，青少年世界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优势明显优于成人世界。有些孩子在13岁左右每天就能通过国际互联网获得几万字的非报刊、非广播信息。

媒介给青少年提供了许多全能型的儿童形象，青少年非常喜爱这些形象，并以此为楷模，迅速向这种理想的形象靠拢。

媒介使青少年与成人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手段更为平等。

媒介也造成了青少年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冲突，特别是青少年对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的掌握，使成人在孩子世界中的权威性影响不断地减弱，争夺控制权和摆脱控制权是两代人矛盾的一个焦点。青少年在利用媒介上所占的优势以及所享有的信息使成人不得不对今天的孩子刮目相看。

当今，网络已经成为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组成部分，网络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视的。首先从它的积极意义上来讲，网络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认知窗口，开放多元、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促进了青少年认知方式和学习方法的变革，据华中科技大学1999年对武汉地区高校学生上网情况调查，63.9%的上网学生认为上网增加了学习资料的来源，36.5%的上网学生认为网络改变了自己的学习方式。

另外，网络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虚拟中体验社会角色。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指出，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是学习扮演社会角色。网络的“虚拟环境”为人们提供了角色实践的绝好场所，人们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角色换位”、“角色演习”，领会不同角色的社会需求和情感表露，有利于把握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各种角色的尺度，以减少角色失调现象的发生。

还有，就是它对青少年个性形成和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青少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难题和困惑，又往往难以启齿，长时间压抑于心中就可能引发人格障碍，网络文化的隐匿性使青年免去了现实社会中可能暴露身份的顾虑和尴尬，将自己的真实思想在网上流露出来，一方面可以寻求到专业的援助，另一方面也可利用网络空间宣泄情感，促进个性发展和心理健康。

有多少孩子在使用网络？

根据2001年4月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五城市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的调查报告，青少年上网的用户中，近80%的青少年用户从1999年开始使用互联网。青少年用户平均每周上网时间为212分钟。约50.96%的青少年用户有保持电子邮件联系的朋友；25.296%的青少年在聊天室或BBS上经常发言；37.6%的青少年用户使用ICQ与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联系。

调查显示，青少年对互联网的需求主要是“获得新闻”，“满足个人爱好”，“提高学习效率”，“研究有兴趣的问题”，以及“结交新朋友”。

然而网络在促进个体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危机，因而很多人把它比作一把高科技的双刃剑，这主要体现在青少年的道德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

道德社会化的危机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一项调查“你认为在网上最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道德素质”时，66.1%的学生没有选择“诚实守信”，有55.1%的学生认为网上聊天可以欺骗对方，甚至13.2%的学生认为网上聊天谁也看不见，互相欺骗是正常的。由于缺少“他人在场”的压力，“快乐原则”支配着个人欲望，直接影响到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行为。

现实社会的认同危机

沉溺于网络，造成了青年同他人交往频率的减少，虚拟的环境很容易使青少年耽于幻想之中，沉醉于一种虚假的满足，从而把与他人的交往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事情。在虚拟环境中，人人都是完美的，可以发号施令，张扬自己的个性；然而到了现实社会中，持这样的观念同他人交往，必然会四处碰壁，产生紧张、孤僻、情感缺乏等人格障碍和人际交往障碍，引发网络依赖、恋网成瘾、网络幽闭症和人际信任危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网络在缩小了人与人的空间距离的同时，却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因此，现在很多专家都在呼吁要引导青少年健康地使用网络，引导他们以积极的心态、合理的应对方式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重视学校心理辅导的作用，加强亲子沟通，帮助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满足人际交往、自我实现及情绪缓解等心理需求，使网络成为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健康添加剂，而不是心灵的“海洛因”。

“芙蓉姐姐”——个性的张扬？还是社会化的失败？

一个相貌、才能平平的某理工院校女生采用了视频、上传妩媚图片、发帖等一系列网络宣传手段使自己成为了北大、清华的BBS上的最热门人物，众多传统媒体也蜂拥跟进，“芙蓉姐姐”，这么一个名字，这么一个人，仿佛突然之间就“火”得不可收拾。

“芙蓉姐姐”的“火”让很多人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这样一个人也能火？有人说这是年轻人个性的张扬和解放，体现的是充满超现代气质与激情的女性思想；有人说这是她社会化的失败，压抑的自卑使她无法正视现实的世界，只能去网上寻求发泄；有人说这是一种心理的变态，她是个十足自恋狂；有人说她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地自我炒作。

而奇妙之处恰恰在于，很多时候个体之间在价值判断上的分歧竟如此深刻：有人非常崇拜她，认为她勇敢、自信，她代表了一种生存方式，她让很多普普通通的人找了到了自信——凭什么长得好看才能成为明星？于是掀起了一股“芙蓉热潮”。

第三章　认识自己——自我意识

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都始于一个意念，即自我意识。

——拿破仑·希尔

在开始阅读本章之前，请你先来介绍一下自己，你会用哪些词语和句子来描述你自己呢？你可能会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有什么样的个性？有什么样的优缺点？我有什么潜质？我期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当你大体想出了答案的时候就已经勾勒出了一幅“自我肖像”，这幅肖像提示了很多关于“自我”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我们本章要涉及的内容——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期望，也就是对自己的心理体验，即“我属于哪种人”的自我观念。一般而言，一个人的自我观念都是根据自己过去的成功或失败、他人对自己的反应，根据自己与环境中他人的比较意识，特别是童年经历等方面不自觉地形成的。就我们自身而言，一旦某种与自身有关的思想或信念进入这幅“自我肖像”，它就会变成“真实的”。在此之后，我们很少去怀疑其可靠性，只会根据它去活动，就像它的确是真实的一样。心理学家马尔慈说，人的潜意识就是一部“服务机制”——一个有目标的电脑系统。而人的自我意识，就有如电脑程序，直接影响这一机制运作的结果。如果你的自我意识是“我是一个失败的人”，你就会不断地在自己内心的“荧光屏”上看到一个垂头丧气、难当大任的自我；听到“我是没出息、没有长进”之类负性的信息；然后感受到沮丧、自卑、无奈与无能——而你在现实生活中便会注定失败。

另一方面，如果你的自我意识是“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你会不断地在你内心的“荧光屏”上见到一个踌躇满志、不断进取、敢于经受挫折和承受强大压力的自我；听到“我做得很好，而我以后还会做得更好”之类的鼓舞信息；然后感受到喜悦、自尊、快慰与卓越——而你在现实生活中便会注定成功。

“在你心灵的眼睛前面长期而稳定地放置一幅自我肖像，你就会越来越与它相近。”哈利·爱默生·依斯迪克博士说，“生动地把自己想象成失败者，这就使你不能取胜；生动地把自己想象成胜利者，将带来无法估量的成功。伟大的人生以你想象中的图画——你希望带来什么成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开端。”

第一节　自我意识概述

什么是自我意识

在人类的意识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是自我意识，也即有“我”这个概念，对于所有与自己有关的事物，我们都能够认识，而且冠予它关于“我的”头衔，同时还对“我的”这个东西加以评价，比如我的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我的皮肤很干燥，我身边的同学不错等等，这都是自我意识的表现。要确切地下一个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说：

自我意识是人对自己内在的身心状态及对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意识，包括认识自己的生理状况，比如身高、体重、形态等；认识自己的心理特征，比如对自己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认识；以及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认识，比如自己与周围人相处的关系，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和作用等。

根据自我意识定义中所涉及的内容，自我意识可划分为三部分：生理（物质）自我、心理（精神）自我和社会自我。

生理（物质）自我　指个体对自我躯体、性别、体形、容貌、年龄、健康状况等生理特质的意识。

心理（精神）自我　个体对自己智能、兴趣、爱好、气质、性格等方面心理特点的意识。

社会自我　宏观方面是个体对自我隶属于某一时代、国家、民族、阶级、阶层的意识。微观方面是个体对自我在群体中的地位、名望，受人尊敬、接纳的程度，拥有的家庭、亲友，及其经济、政治地位的意识。

另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自我意识的客观现实状态把它区别为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

现实自我　个体对自己受环境熏陶铸炼，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的综合的现实状况和实际行为的意识。

理想自我　指个体经由理想或为满足内心需要而在意念中建立起来的有关自己的理想化形象。

自我意识的结构

对应于心理过程的知、情、意，自我意识也可以划分为三个结构，即自我认识、自我体验、自我意志。

自我认识

自我认识是自我意识的认知成分，是自我意识的首要成分，也是自我调节控制的心理基础。自我认识又包括自我感觉、自我观察、自我分析和自我评价。自我分析是在自我观察的基础上对自身状况的反思。自我评价是对自己能力、品德、行为等方面社会价值的评估，它最能代表一个人自我认识的水平。

自我体验

自我体验是自我意识在情感方面的表现。自尊心、自信心是自我体验的具体内容。自尊心是指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所获得的有关自我价值的积极的评价与体验。自信心是对自己的能力是否适合所承担的任务而产生的自我体验。自信心与自尊心都是与自我评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自我意志

自我意志是自我意识的意志成分。自我意志主要表现为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活动和态度的调控。它包括自我检查、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等。自我检查是主体在头脑中将自己的活动结果与活动目的加以比较、对照的过程。自我监督是一个人以其良心或内在的行为准则对自己的言行实行监督的过程。自我控制是主体对自身心理与行为的主动的掌握。自我调节是自我意识中直接作用于个体行为的环节，它是一个人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重要机制，自我调节的实现是自我意识的能动性表现。自我意识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启动或制止行为；心理活动的转移；心理过程的加速或减速；积极性的加强或减弱；动机的协调；根据所拟订的计划监督检查行动；动作的协调一致等。

通过对自我意识内容的分类和各个结构的了解，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表格。

自我意识的作用

自我意识在个体发展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自我意识是认识外界客观事物的条件。一个人如果还不知道自己，也无法把自己与周围相区别时，他就不可能认识外界客观事物。

其次，自我意识是人的自觉性、自控力的前提，对自我教育有推动作用。人只有意识到自己是谁、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才会自觉自律地去行动。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就有助于他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取得自我教育积极的效果。

再次，自我意识是改造自身主观因素的途径，它使人能不断地自我监督、自我调节、自我完善。

可见，个人如何接受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以及接受哪些影响，首先与个人的自我意识发展水平有关。比如，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个性与他小时候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关键就是儿童的自我意识比较低，在他的个性中自我的影响就很小，他人的影响则很大，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说过：“给我一打婴儿，我可以把他（她）任意培养成科学家、乞丐、小偷……”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可如果给他一打成人的话，他肯定是无能为力的了。

第二节　自我意识的几个重要内容

自我觉察：把目光投向自己

在生活中的很多场景里，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自己，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是否合适，行为举止是否得体；在强烈的情感冲击下，我们也会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体验，夸大一种情绪的感受度。当人们开始不把自己当作环境中行动的主体，而是作为被自己或他人所注意的客体时，就进入了一种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的状态。

让我们一起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来参加一个十分重要的面试，女秘书把你引进一间装修别致的会议室，让你稍作等待。你坐的位置对面刚好有一面落地镜，你下意识地不住地抬头从镜中打量自己。你发现领带在挤车的时候被弄歪了，头发也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连笑容也很僵硬……你变得不安起来。趁着女秘书送茶过来的时候，你终于借口要去卫生间而离开会议室。在卫生间里你开始打理自己，以修整镜中那个令你不满意的自我觉察的形象。

自我觉察使人们依照标准来审视、评估自己，同时引导个体不断进行调整。在这过程中人们的注意从外部世界转向了内部自我，我们称之为自我关注。研究表明，儿童往往关注于外部世界，但随着由幼儿期向青年期的过渡，自我关注的程度也随之增长（Ullman，1987）。在成年期，个体在自我关注的程度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别（Dana，Lalwani ＆ Duvall，1997）。

让我们回到那个面试的场景：面试开始了，面试官会提出一系列关于你的问题：“你的教育背景如何？”“你的工作经历是怎样的？”“你的能力水平又怎样呢？”……于是你开始组织一系列以“我”开头的句子，这时你就是在全身心地自我关注，发掘那些关于“我”的信息。

能够适当地进行自我关注是很重要的。Darwin（1871）就认为，当我们意识到应当控制自己的思想时就已经达到了道德文化的最高的可能阶段。自我觉察也有利于环境适应和人际发展，它会使人更集中精力想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但是频繁和牢固的自我关注可能也会带来麻烦。比如，在拥挤的地铁里，你大汗淋漓，甚至没有落脚的地方，如果这时你一味地关注自己烦躁的心情和额头上有多少滴汗珠滚下来，那么无疑你的心情会变得更糟糕，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想点别的！”自我专注型的个体对令人不快的经历会体验到更多的负向情感，女性的这种反应要比男性来得强烈（Flory et al.，2000）。心理学家认为焦虑或抑郁的情绪能够使注意力长期集中在自我上，从而影响个体在具体任务和社会情境中有效的自我监控行为（Baumeister，1990；Salovey，1992）。在面临失败时，抑郁的人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自己。个体长期关注于自我，将焦点放在真实行为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上，最终加强了消极的自我印象。这种抑郁的自我关注风格持续下去，只能加强原来的抑郁程度（Pyszczynski，Hamilton， et al.，1989）。

自尊：你怎样评价自己

自尊就是我们对于自己所作出的评价，对自身价值的认可程度。最早为自尊下定义的是心理学家詹姆斯，他认为个人对自我价值的感觉取决于其实际成就与其潜在能力的比例。由此提出了自尊公式：自尊＝成功（success）/抱负水平（pretension）。

自尊通常是沿着从高级到低级、从正向到负向的等级来测量评定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很多好品质，具备一些别人没有的长处，对自己的总体感觉是满意的，那么无疑你是个具有高自尊的人。反之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总体来说是个失败者，那么你正在被低自尊感所困扰。这些都体现在M.Rosenberg（1965）的自尊量表中。另一种探察自尊的思路就是找到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Pope和McHale（1988）认为，自尊应该划分为知觉自我和理想自我两个维度。当知觉自我（即客观上认为自己是怎么样的）与理想自我（即希望自己是怎么样的）相一致时就会产生正向、积极的高自尊；而二者之间的差距越大就说明自尊越低、越消极。

以上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些关于外显自尊的认识，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内隐自尊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一些外显研究所不能揭示的内容。例如，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亚洲人较欧洲人不大可能在外显自尊量表中给自己太高的分数，而总是报告出比较温和的平均值。但是，在内省自尊量表（Kitayama ＆ Karasawa，1997）的测查中，研究者发现日本学生在比较有自己名字的字母表和没自己名字的字母表时更喜欢前者，而且他们还更喜欢与他们生日日期有关的数字。个体并未意识到这是为了满足其正向自尊的需要，因而均属于内隐自尊效应。由于内隐自尊是在大量经验累积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潜意识的自动化的整体性自我评价，因而它也是难以改变的。Hetts、Sakuma和Pelham（1999）的一项跨文化实证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个体移居到个人主义的文化区域时，外显自尊随着其接受当地文化规范就已发生改变，并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偏高现象。而内隐自尊在短期内却难以改变。这表明，内隐自尊就长期来说具有比外显自尊更为稳定的建构。原因可能是外显自尊的形成来自于个体对环境的认知，人们会按照外在的文化规范建构新的自我评价，因而外显自尊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改变。而内隐自尊似乎是较为长期稳定的个人特质（石伟、黄希庭，2003）。

另外，自尊的稳定性可能也是一个与攻击行为有关的重要因素。具有不稳定自尊的人比较敏感并具有防卫性，这种敏感防卫性的自尊容易导致很多负性情绪，比如焦虑、失望、愤怒等。Kernis、Orannemann和Barclay（1959）认为自尊高且不稳定的人有最高的攻击和愤怒倾向，而稳定且高自尊者攻击性最低。高且稳定的自尊可能对自我受到威胁具有很大的免疫力，相反，高但不稳定的自尊可能会加重自我受到威胁的敏感性。2003年Jordan、Spence和Zanna等在文章中也赞同此观点。

自尊与心理健康的重要关系已经被很多研究所证明：低自尊的人在社会性技巧、抑郁、孤独及毒品滥用等行为过失方面存有更大的倾向性。高自尊则有利于培养主动、乐观和愉快的感觉（Baumeister ＆ Others，2003）。一些研究者指出，自尊是个体适应社会文化情景的重要的心理机制，它可以调节人与环境的关系，在功能正常发挥的时候，起到”缓冲焦虑”（anxiety—buffering effect）的作用（Greenberg，Solomon，Pyszczyrski，1992）。Rogers（1951）就是以提高自尊和减少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矛盾为目标发展起了一套心理治疗技术，主要就是给予来访者无条件的尊重。我国的一些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的较高水平的自尊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与心境，减少挫折后的躯体化倾向、神经症性、精神病性等反应（钱铭怡等，1999）。因此教育者也应对青少年的学业成就、人际交往、自我潜力等方面多给予正向反馈，提升他们的自我评价和心理健康水平。

自我效能：你有多大信心完成这件事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这一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1977年首次提出的。它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一个人以往的成败经验、他人的示范效应、社会劝说、情绪状况和生理唤起四种途径对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会综合发挥作用（Bandura，1989）。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效能感是针对某些特定任务领域而言的，并不是一个一般的个性特质。班杜拉认为，由于不同活动领域之间的差异性，所需要的能力、技能也千差万别。就像是你想知道一个教练能不能统领好一个足球队，你就要看他在指挥足球队作战方面的自我效能感。

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会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情感体验。当面对挫折和困难时，那些拥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人，一般都会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成功的画面，他们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为方式积极应对问题；而低自我效能感的人头脑中往往会出现失败者的形象，往往采用退避式的行为方式。在面临可能的危险、不幸、灾难等厌恶性情境条件时，自我效能感决定了个体的应激状态、焦虑反应和抑郁的程度等情感过程。高自我效能感的人，不会在应对环境事件之前忧虑不安；而低自我效能感的人则更容易被应激状态和焦虑反应所唤起。

目前，自我效能的应用研究已经伸向了三个主要领域。

教育领域中的自我效能感研究

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与教学质量和学生成绩有着显著的相关。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是对完成学业、调节自己的学习活动以及达到学术期望的信心。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学习动机，而且这种效能感很容易受到教师和家长的影响。

自我效能感在职业选择中的应用

在女性职业发展研究中最早引入了自我效能感的概念，这是因为女性的天赋和才能在择业中往往受到压制，她们通常很难上升到较高的职业地位，这一现象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心理学家汉克特（Hackett）和贝茨（Bett）提出了职业效能感对于女性的职业选择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它会影响女性的行为选择、行为表现、行为坚持性。在职业选择中，个人的自我效能感越强，其职业选择的范围越大，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测量自我效能感比测量实际的能力能够更好地预测一个人对职业的选择（Betz ＆ Hackeet 1981）。之后，自我效能理论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形成了职业自我效能理论。这为职业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自我效能感在管理领域中的应用

管理者的自我效能是指管理者对自己能否利用所拥有的能力或技能去完成管理任务的自信程度的评价。班杜拉以及他的同事们利用计算机模拟程序对自我效能感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研究。发现管理者的管理自我效能感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有显著的影响。具有较高管理自我效能感的管理者比那些低自我效能感的管理者有更高的工作绩效。库曼（1994）以荷兰女性管理者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管理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女性管理者职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变量之一。温妮（1999）以普通员工为研究对象发现，管理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员工期望获得管理职位的主要变量。

自我控制：你能把握住自己吗

自我控制能力是自我意识的重要成分，它是个人对自身的心理和行为的主动掌握，是个体自觉地选择目标，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适当地控制、调节自己的行为，抑制冲动，抵制诱惑，延迟满足，坚持不懈地保证目标实现的一种综合能力，表现在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

儿童自控能力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因为自我控制力是儿童意志发展的基础，儿童期也是自我控制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自我控制力特别差的儿童过于任性、冲动，会影响人际关系和智能发展，造成性格偏异。美国学者对一些3岁半至4岁半幼儿进行过为期30年的自我延迟满足追踪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在幼儿期能够等待的青年人都较为成功，而那些在幼儿期等不得、控制不住自己的人长大后事业都无起色。麦考比、米歇尔等人设计了“延迟满足”的实验来考察儿童的自我控制力，即为了得到以后更有价值的东西，愿意延缓立即得到的奖励。研究者认为，选择立即要得到东西的儿童是缺乏自我控制力的儿童。

自我控制依然发生在成人身上，有研究者把自我控制的行为分为了三类：成长型、改良型和矫正型。（1）生活中很多人不仅要费力地应付生活中的艰辛，而且要时刻提醒自己从那些不寻常的经历中发展个性品质和能力，Rosenbaum（1980）把个体发展自己的个性、观念和能力，促使自己心理和谐健康成长和发展的自我控制活动叫作成长型自控行为。我们看到成长型自控行为的动机在于追求个体成长和发展的需要，而不仅仅是消极被动地应付应激，适应社会生活。就像是你必须要做关于数据分析方面的枯燥工作，你就要学着控制厌烦的情绪，寻找工作中的乐趣，渐渐会发现这也是一份有挑战、有价值的工作。（2）Kanfer（1981）认为改良型自控行为通常是指个体有意识拒绝诱惑或是延迟满足的情景。这时，人们的努力方向指向了改变他们意识到的不利甚至有害的习惯性行为模式。例如在减肥的人就必须要控制食量，或者至少能够延迟满足自己的食欲，戒烟、戒酒，要少吃高胆固醇食物的人也是如此。（3）矫正型自控行为。这是针对那些努力恢复已被分裂的心理和行为功能的个体来说的。我们发现自我管理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和应激管理技术等心理治疗方法都强调训练患者的矫正型自控行为。心理治疗者通过培养患者自我控制行为以取代反常的强迫性行为，训练其自控能力以降低情绪上的恐惧和消除生理上的痛苦。

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实则是一种可控的自由，掌握一定的控制系统确实可以增强个体的健康和幸福（Deci ＆ Ryan，1987）。如果你是一名教师，那么当你不再用命令的口吻指挥学生的行为时，你会发现学生在学习和值日工作中变得更加主动，并且更加尊重你。如果你是一个工厂的领导，那么当你给工人一些完成任务的回旋余地、听取一些他们关于生产的建议时，你会发现工人们士气大振，工作效率明显地提高了。如果你是一位母亲，那么如果你不再按照自己的审美观点来要求儿子穿浅色的T恤或是那件深色的夹克衫，你就会渐渐发现孩子的自理能力增强了，而且更愿意亲近你。这就是营造适度的自控空间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第三节　自我意识的发生和发展

刚出生的小宝宝知道自己是谁吗？他能感觉到自己与家人和周围的玩具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吗？为什么几乎每个宝宝都会咬自己的手指头直到咬疼了、咬哭了呢？——原因就是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有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要有健全发育的大脑；二是人必须生活在人类社会环境中，感受到他人与自己的语言、表情等交流。

自我意识的诞生：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自我意识的诞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自我”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向育儿者传递着你的宝宝是不是在健康成长的信号。儿童心理学家们也对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一个小宝宝自我意识的诞生历程。

小然然刚生下5个月，经常把自己的手伸在眼前凝视，似乎是在观察研究皮肤表面的纹络，又好像在观看奇异的手指。啼哭时她会把手指伸到自己的嘴里，自己玩耍时她也会把手指伸在嘴里，不断地吸吮，似乎是要得到与吸吮奶头一样的满足。这时的然然并没有把手指当作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是当作一种玩具，说明自我意识尚未形成。

随着然然月龄的增加，终于有一天她不再把手指往嘴里放了，这是一件令然然的父母高兴的事——说明“自我意识”开始出现了。这多半是由于她把手指放在自己的嘴里用力咬了一口，感到了疼痛，才开始觉察到这是自己的身体并非与自己无关的玩具或其他东西。此后，然然逐渐不再把手指往嘴里放，即使偶尔又放入嘴里，也不会再去用力咬指头了。由此可见，“自我”的诞生也是一段“痛苦的过程”。

8个月的然然十分容易啼哭，妈妈为此感到着急，因为不知道她是哪里不舒服。可能她是肚子饿了，需要吃东西，口渴了希望吃奶喝水，也可能是尿床了，皮肤有了潮湿的感觉……婴儿最初的啼哭自己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并且也只有啼哭才是和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但是通过啼哭，然然得到了妈妈或其他人的帮助，解决了自己需要或盼望的问题，逐渐认识到妈妈或其他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媒介，然然便开始出现了自己的需要，并且用啼哭作为向妈妈求助的信号，这时出现了自我认识的萌芽，开始认识自身和别人的关系，这就是最原始的自我，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基础。

在然然的小床上方挂了一些气球和充气玩具，如果由于她自己的活动使气球活动起来，然然就会“咯咯”的笑得特别开心，在空中挥动着小胳膊，更加反复地去动，使其越动越大，这种反复重复同一动作的行为，心理学上称作“循环反应”，这种循环反应会激发孩子的兴趣，经常不断去重复某种反复的循环，这种循环反应有利于孩子自我意识的形成，促使其尽快意识到自我，认识他自身与周围的物体产生不同的变化。

然然的妈妈是女儿“自我意识”的启蒙老师。在与孩子活动时，她经常要不断告诉孩子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过程十分有利于孩子自我意识的发育，因为重复就是增进记忆的重要方法。虽然出生8个月的然然还不会讲话，无法表达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只能用哭来表示，但妈妈总会在喂奶、喝水、换尿布时告诉她“妈妈来了”，这使然然逐步认识到妈妈和自己是两个人，而并不是一体的。由此可见，孩子自我意识的培养，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靠以上说的反复循环式的活动；二是靠温柔体贴的语言交流，分清你、我、他。

从然然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幼儿自我意识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

物—我知觉分化

●物—我感觉分化。新生儿最初不知道自己身体的存在，在吸手指等感觉活动中，出现了物—我知觉分化，可以说，此时婴儿出现了主体（自我）感觉。

●1岁末时，幼儿开始能将自己的动作和动作的对象区别开来，在感觉上，对自己的动作与动作对象或结果产生了分化。比如，推球，球滚；拉床单，床单挪位，床单上的小猫吓跑了。这是在物—我感觉分化基础上形成的对自己动作和与动作相联系的外物的分化知觉。

●幼儿开始能将自己和自己的动作区分开来，出现最初的随意动作。幼儿开始知觉到他所做的动作是自己发动的，自己是活动的主体。这标志着儿童出现了最初的（相对于客体，尤其是物理性客体）主体意识。

人—我知觉分化

●对人微笑。3个月的婴儿开始出现对他人的微笑，表明婴儿对他人刺激发生了反应，这是一种最初的人际相互作用反应。

●从形象上区分他人和自己。婴儿认识他人的形象比认识自己的形象出现得更早。6个月以前的婴儿已能对不同的他人作出不同的反应，从镜中认识父母的形象。七八月的婴儿开始关注镜中的自我像，10个月时出现与镜中自我像玩耍的倾向，1岁零8个月开始能区分同伴，包括从照片上区分。2岁零2个月的幼儿能准确认识镜中或照片上的自我形象，这标志着儿童出现了最初的（相对于他人的）自我意识——自我知觉。

有关自我词的掌握

●1岁开始，幼儿开始能将自己同表示自己的词语（名字）联系起来。比如，叫他“小然”时，他知道是在叫他，接着也学会了使用自己的名字代表自己，称自己“小然”，同时发展起对自己躯体的认识和对自己身体感觉的意识，比如“小然要吃苹果”，“小然的鼻子”等。这些是对自己的表象性认识。

●2岁末幼儿开始能使用物主代词“我的”，直到最后能使用人称代词“我”。在这过程中，需要抽象和概括能力，没有这种能力，自我意识就不可能出现。

因此，“我”的掌握在儿童自我意识的形成上是一个质的变化。儿童能把自己当作客体的人转变为把自己当作主体的人来认识，最终形成了自我意识，并由此出发，儿童进一步发展起自我评价，产生自我情感，到3岁时出现明显的自尊心和羞耻感。

可见，在最初的意识发生和发展中，主体意识是自我意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儿童必须先在自己和客体之间作出区分，才有可能在客体中区分出物理客体和他人，进而在自我和他人之间作出区分，形成自我意识。当儿童能逐步意识到活动本身的进程和结果，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主观力量时，主体意识就同自我意识完全融为一体了。

性别认同：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当一小宝贝睁开眼睛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时，她看到自己身上淡粉色或是嫩黄色的小衣服，看到小床边各种可爱的洋娃娃，听到有人喊一个温婉、柔美的名字……她决不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更不会知道自己是个女孩子！当小家伙还什么都搞不清的时候，她已经被大人带入了一个女孩子的世界，大概要到2岁的时候她才会知道自己与幼儿园或邻居家的男孩子是有不同的，到了4—7岁的年龄段，她会开始理解性别是每一个人的基本属性，包括孩子们喜欢的宠物和卡通动物在内。在这之后她会在某种文化、教育背景下自然而然地学习怎样做一个女孩儿、女生和女人。

性别认同是自我意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个体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性别，并且采取与性别相符的行为。对于性别的认识过程，心理学家们作出了不同的解释。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对于自己性别的认同主要是通过对自己同性父母的自居作用来完成的，即儿童通过想象或模仿，将自己置身在其同性父母的地位上，以他们自居，模仿他们的行为，包括衣着、举止等。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自居作用在儿童社会化发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它也很好地解释了“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社会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班杜拉认为儿童性别认同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影响而实现的。他和弗洛伊德所见略同的是，都认为儿童要通过观察、学习、模仿同性父母的行为来完成自己的性别相符行为；所不同的是，班杜拉所强调的是当儿童做出性别相符行为时，父母的鼓励、支持和称赞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它促动、维持了行为的继续产生，也就是行为强化在儿童自我认同获得中是至关重要的。

与精神分析学派和社会学习理论完全不同的是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学派，他们认为性别的认同主要来自儿童认知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当属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他应用认知发展理论深入探讨了性别差异形成的问题，认为性别认同即儿童将男性和女性进行性别分类是认知发展的结果，这一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性别认同、性别分化、亲长认同（参见第二章）。

性别边缘：关注同性恋

同性恋（homosexuality）一词是由德国医生Benkert于1869年创造的。这个词描述的是，对异性人士不能作出性反应，却被自己同性别的人所吸引。今天，同性恋、异性恋和双性恋，被认为是不同类型的“性倾向”，其定义是：“持久的对某一特定性别成员在性爱、感情或幻觉上的吸引。”

同性恋问题一直广受争议，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随着日积月累的经验性研究、跨文化研究，以及来自数个精神卫生组织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在修改后的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中将同性恋从成人人格与行为障碍的分类中删除（世界卫生组织，1992）。这一分类方案的前言中指出：“一种分类也是一个时代看待世界的方式。无疑，科学的进步和运用这些指导手册的经验，最终将会要求修改这些指导手册，跟上时代”。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心理学系Douglas C.Kimmel博士认为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的决定可以被理解为出于三个理由：首先，那些公开其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出现在生活的所有方面和所有的社会中，而且他们和异性恋者一样，融入这些社会，过着建设性的有意义的生活。其次，经验性科学研究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同性恋不是一个病理学整体。再次，西方心理学界已经开始认为，性倾向是正常人类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并且其他文化中有着一系列不同的社会态度，提示这种行为可以被认为是正常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除非存在着强烈的反对这种行为的宗教偏见。

第四节　自我过程

自我过程是指影响自我意识形成、自我意识方向和目标的心理加工过程。个体作为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有着不同的目的，也为此追求着不同的目标。比如，了解自己是男性，就会在社会生活中寻求支持男性自我观念的信息，并有意识地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男性行为。就像一对恋人晚上在路上遇到恐怖的声音时，男性就会挺身在前，让恋人躲在自己身后。自我过程可以分为自我评价、自我美化和自我表现三个内容。

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指个体对自身状况所作的肯定与否定的判断。通常依赖自我估价和社会比较实现。

自我估价

通过完成能提供有关自我能力或品质的准确信息的任务来检验自我观念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会更乐于相信自己、相信事实。当我们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有某方面才能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做它来检验自己的实力。比如在选择大学所修专业的时候，你可能有两个比较喜欢的领域：心理学和生物学。你选择了前者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但无法确定自己的选择是否合适，于是又选修了生物学的一些课程进行比较，从而为自己的专业兴趣进行全面评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你无法确定自己是适合做心理咨询工作还是做与心理测量有关的工作，于是你决定努力寻找两种不同性质的实习工作来分别尝试一下，以便为自己的职业倾向和事业发展方向作出正确的评价和规划。

社会比较

通过将自己与他人比较以获取有关自我的重要信息的过程。费斯廷格（L.Festinger）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当个体需要认知自己但又缺乏判断的客观标准时，往往就会通过与自己地位、职业、年龄等相类似的人进行比较来认知自己。你怎样知道自己是出色的还是平庸的，你怎样知道自己是美丽脱俗的还是相貌丑陋的，你又是怎么确定自己是聪明的还是愚钝的，这些自我认知的信息往往都是从与周围人的比较中得出的。让你体会最为深刻的可能是：中学时代你总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有着强烈的学业成就感；然而当你考入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你突然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强烈的自卑感让你对学业和周围的一切人、事感到厌烦，这就是我们常遇到的大学新生的心理适应问题。不同的环境背景下所作的比较显然也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那么，你是愿意做一条小池塘里的大鱼还是更愿意做一条大池塘里的小鱼呢？

当我们与他人进行比较的时候，总会遵循两条路线：一是下行社会比较；二是与之相反的上行社会比较。下行的社会比较即和本来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效果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比如与陌生人或组内其他成员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不如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好，提升自尊；但是如果比较的对象是你至亲的人，那就会是一件降低自尊的消极事件，这说明了你与“低下”联系到一起了，产生了同化效应。上行的社会比较发生在你注意到比你好的某个人时，参照群体的不同同样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你比较的对象是一个你遥不可及的陌生人的时候，对自尊是不会有影响的。就像是不会有人因为打篮球没有姚明好而感到闷闷不乐。但是，如果你比较的对象是群体内成员，那么你的自尊心可能会大大受挫，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寻找到你适合的比较群体。如果你比较的对象是你很亲密的人，那么也会产生同化效应，因为你与“高上”联系到了一起。

自我美化

自我美化指个体用以避免自尊心受损或增加自尊感的过程和结果。自我美化的过程往往采用下面几种方式。

选择性遗忘

该词源于弗洛伊德的记忆抑制学说，他认为人通常会遗忘自己不愿保留的记忆。当回忆的事件有损个体的自尊时，个体常常出现对回忆事件的选择性遗忘。美国俄勒冈州的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让自愿参加实验的人做一种词汇搭配练习。练习时，研究人员向参加实验的人出示写着一对字词的卡片，如“折磨”和“蟑螂”。实验对象被要求忘记第二个令人不悦的词。过一段时间后，研究人员向实验对象再出示所有卡片上的第一个词，这应该能帮助后者回忆起第二个词。但是，实验结果显示，被试无论如何都记不得第二个词了。就算研究人员“悬赏”，愿意给那些记住第二个词的人钱，还是没有人能得到“赏金”。负责这项研究的安德森博士说，实验结果可以帮助科学家们更进一步了解大脑如何抑制对不愉快的事件或关系的记忆。

这方面的研究能够帮助理解那些曾经受到人身侵犯或性侵犯的人为什么在经常与施暴者见面的情况下也记不得被侵犯的经历。

经典的心理分析片《爱德华大夫》中新走马上任的爱德华大夫实则是个冒名顶替者，由于选择性遗忘他无法回忆出真正爱德华大夫的死因，年轻聪明的女大夫康斯坦丝通过分析他的梦境，唤起了他关于凶杀案的记忆……

自我照顾归因

归因指行为与事件原因的推论。这种方法是通过强调个体对积极的合乎期望的好结果的作用，缩小对消极的不合乎期望的坏结果的责任来保护自尊。例如：考试结束时，成绩好的学生会把考试看作是对自己能力的有效检验，而考得差的学生则会把失败归因于试题难度和考场上的运气，而极少考虑是自己在复习功课时不够努力。司机们总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事故：“不知从哪里钻出一辆车，撞了我一下就跑了”，“我刚到十字路口，一个路障忽然弹起来挡住了我的视线，以至于我没看见别的车”，“一个路人撞了我一下，就钻到我车轮下面去了”（Toronto News，1977）。

自我设障

人们有时会积极主动地预先设置障碍，为以后的失败找到理由，从而达到保护自尊的目的。

伯格拉斯和琼斯（Berglas ＆ Jone，1978）曾做过一个自我阻碍的实验，他们邀请了一些杜克大学的学生来参加一个“药丸和智力的测验”。被试通过猜测答出了几道智力难题，然后研究者告诉他们：“你得到了目前为止最高的分数！”当被试还在为自己的好运感到难以置信时，主试递给他两颗药丸并解释说：“必须服用其中的一种才能继续回答题目，一种是有利于智力活动的，一种是会干扰智力活动的，你可以任意选择一颗。”学生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多数学生选择了干扰智力活动的那颗药丸——以便为不久可能出现的糟糕表现提供借口。

向下的自我比较

当个体为了弄清自己在群体中的价值位置，而既定的自我价值目标落空时，向上的和与自己类似的人比较就可能大大挫伤个体的自尊心，这时人们常常会进行向下的社会比较，想象有些人的价值还不如自己呢。向下的社会比较可以避免自信心的降低和妒忌心的上升。

有选择地接受反馈

当行为结果的评价性反馈有损于自尊时，个体便可能有选择地接受反馈信息。例如：当比赛失败时，可以这样归因：“这是一次不公平的竞争。”裁判的黑哨和不合理叫停直接导致了败局。这尤其适用于知名人士，当媒体、小报对其私生活进行大肆炒作时，大可一笑置之而有选择地接受那些有意义的评价信息。

缺陷补偿

人们在充当社会角色时，不可能事事成功，当自我角色目标失败时，便可对相关的社会角色的重要性重新评价，以此进行自我定义，补偿自己的角色缺陷。例如：一个恋爱不成功者可以这样认为：“工作对我来说比恋爱更重要。”缺陷补偿有助于个体度过困境，在困境中强调自我的“优势”有助于增强自信心。

自我表现

自我表现是指个体通过自己社会行为的显示以形成、维持、加强或澄清他人对自己印象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个体的公开形象和自我的实际情况是相当一致的，个体一般都希望别人了解一个“真实的自己”，力图通过自我表现给人留下一个与自己真实情况相一致的公开形象，我们称之为真实性的自我表现。

另一种自我表现的形式称为策略性自我表现：在某些情况下，自我表现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努力去形成或控制他人对自己的知觉印象，称之为自我监控。自我监控是一种能根据周围的情境线索对自己进行的自我观察、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能力。施耐德（Snyder，1974、1976、1987）对高、低水平的自我监控者作了进一步的解释：高自我监控者对其行为的情境和人际适应线索特别关注和敏感，而且可以使用这些线索监控其言语、非言语的表达性行为和自我表现；而低自我监控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很少注意那些适合于情境的自我表现方面的信息，行为表现更多地受情绪、情感、态度、脾气禀性的制约，表现出的往往是真实的自我。

高自我监控者往往是社交中的高手，比如在公开竞赛中，他们会在公开场合大肆夸奖对手实力，而对自己实力只是轻描淡写，这不仅可以减轻自己竞赛的压力，而且又增加了自己的声誉。高自我监控者更容易适应新工作、角色和人际关系。但Snyder强调自我监控性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特质，是中性的，并无好坏之分。

高自我监控者可以根据交往情境、交往对象和交往目的的不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形象。但这只不过是人际交往的辅助手段，我们更应该关注的还是交往的真诚性。

你是一个自我监控的高手吗？（请对下面的题目作出是非判断）

1.我发现自己很难模仿其他人的行为。

2.我的行为通常表达我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态度以及信念。

3.在各种社交场合，我不会特意去说别人爱听的话，做讨好别人的行为。

4.我只会赞成那些我已经相信的观点。

5.即使对一无所知的话题，我也可以做即兴演讲。

6.我推测我会通过假装来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取悦于他们。

7.当在一种社会场合中我不确定该如何行动时，我会参照其他人的行为。

8.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好演员。

9.我在选择书、电影或者音乐的时候很少征求朋友的意见。

10.有时候我在别人面前表现出的情绪比实际上体验到的更为强烈。

11.我和别人一起看喜剧的时候会比自己单独看的时候笑得更多。

12.在一群人中间我很少成为注意的焦点。

13.在不同的情景下，与不同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常表现得迥然不同。

14.我不是特别擅长让其他人喜欢我。

15.即使我不高兴，我也常常装作过得很快乐。

16.我并不总是像我看上去的那样。

17.我不会为了取悦某个人或者获得他们的好感而改变我的观点或者行为方式。

18.我曾经考虑过成为一名演艺人员。

19.为了与其他人相处，或者讨其他人喜欢，我往往成为人们期望的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

20.我从来不擅长诸如看手势猜字谜或者即兴表演之类的游戏。

21.我难以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不同的人和场合。

22.在宴会上我让其他人把笑话和故事讲完而不去打断。

23.在社交场合我觉得有些不安，没有我应该表现的那样好。

24.如果是为了一个有利的结果或者目的，我可以看着任何人的眼睛，当面说假话。

25.尽管实在不喜欢某些人，我也可以对他们表现得很友好。

评分标准：第1，2，3，4，9，12，14，17，20，21，22，23题，回答“是”得“—1”分，回答“非”得1分；第5，6，7，8，10，11，13，15，16，18，19，24，25题，回答“是”得1分，回答“非”得“—1”分。得分越高，说明你自我监控能力越高。

（Snyder自我监控量表，Snyder，Mark（1974）；耿晓伟（2005））

动物有意识吗？

人类是自我意识的唯一拥有者吗？——目前科学家已确认，除人类之外，大猩猩等灵长类高等动物也具有“自我意识”。

那么对动物自我意识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心理学家利用一些巧妙的方法找到了关于动物自我意识的答案。

镜中的“自我”

美国心理学家戈登·盖勒普设计了镜子实验来测试动物的自我意识：让动物照镜子，看看它们是否知道镜子中的影像属于自己。他用一个镜子搁在一群黑猩猩里头，让它们熟悉了10天。之后在麻醉的状态下在动物的眉上涂上一道无味的红颜料，如果不照镜子是看不到这道红色的。结果，黑猩猩会从镜子中发现自己头上有这道红色，并用手指去碰它，再把手指拿到鼻子下好奇地闻一闻。有的黑猩猩还能借助镜子剔牙，甚至好奇地探寻它平时看不到的身体部位。因为猩猩是看不见自己的，它抠自己表明它是知道镜子里那个个体是它自己。戈登·盖勒普的这个实验成为了一种探察动物自我意识存在与否的标准，也为我们打开了了解黑猩猩心智的窗口。

后来，人们又发现这种“自我意识”并不是人和类人猿的专利。几年前海豚也通过了这个镜子测试。虽然它们没有手可以触摸，但是会对着镜子游动、摆姿势，探究身上被涂上的红色符号。其他的聪明动物，例如猴子、象和鹦鹉，则没有这个本事。

于是，一面镜子就这样照出了意识的真相。

猩猩的欺骗行为

心理学家古道尔在半自然散养的黑猩猩中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带着一个黑猩猩去藏食物，藏完食物再把它领回群里。这只猩猩开始时会直接往藏东西的地方跑，结果跟着它比它跑得快的猩猩先跑到那边去拿到了食物。几次以后它学聪明了，先往相反的地方跑，当别的个体也跟着往相反的地方跑时，它自己再绕回藏食物的地方。它的撒谎行为表明它已经知道自己的状态能够引起什么样的行为，这正是自我意识的表现。

第四章　对社会的认识与推理——社会认知

回想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约好与人一起吃饭，但他一直都没有露面；你几次给朋友电话留言、手机短信，但一直都没有回音；你正觉得与女朋友发展顺利、感情升温，她突然冷冷地抛来一句“分手！”……面对这种种情况，你最先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你想知道行为背后的原因，这源于人们交往安全感的需要，于是你开始广泛地搜集关于他人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整理、判断和解释：

他没有露面是因为忘记了还是刻意而为？朋友没有回信息是生你的气了还是手机出了问题？女朋友要分手是对你的某些行为感到心灰意冷还是受到了家庭的阻碍？你对事件和他人整个的认识和推理过程就是我们下面要讲到的社会认知的问题。

第一节　社会认知概述

什么是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是指个体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向作出推测与判断的过程。它是依据认知者的过去经验及对有关线索的分析而进行的，是认知者、被认知者和情境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然而由于人们对他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推测与判断时，往往根据自身的经验与体会来认识他人当时潜在的心理状态，因此这种推测与判断往往会发生偏差，造成错误与偏见。在一些社会心理学书中，你可能会看到社会认知也被称为社会知觉，但在这里，我们认为，认知既包括了对人、群体的外部特征的知觉，而也涉及了推理、判断等思维的深度加工，因而称为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的过程可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首先是社会知觉。社会知觉的概念是心理学家布鲁纳（J.S.Braner）于1947年提出的，当时用以强调知觉不仅决定于客体本身，也决定于知觉者的目的、需要、态度与价值观，即指明知觉的社会决定性。经过发展，这个概念现在特指个体对社会对象即个体和群体的感性认识，也可以称为人际知觉，它是社会认知活动的第一步。人是何时开始迈开了社会知觉的第一步？R·H·沃尔夫（R.H.Wolff）的研究发现，出生后三周的婴儿对人的说话声会作出微笑反应。第四周前后见到人脸时也会作出微笑反应。3—6个月时，就可观察到他对周围刺激物作出分化反应。此时当给他们看各种各样的戏剧表演用的脸谱时，婴儿即会作出微笑反应；而当给婴儿看其他非人的刺激物如奶瓶等时，婴儿则无微笑反应。婴儿的这种对人的刺激物才有的微笑反应被称作“社会微笑”。

当社会知觉即初步的或者是感性的认识形成后，人们就会根据这些认识来对他人作出判断和评价，并在社会知觉的基础上在头脑中形成认知对象的形象，也就是社会印象，由此完成了对他人进行社会认知的第二步。与此同时，人们还会对他人的行为表现作出推论和解释，即对他人的行为表现进行归因，这是社会认识的第三步，一些归因大师提出了一些经典理论，我们将在第四节中介绍给大家。社会认知活动的这三个步骤，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对他人的感知和形成关于他人的印象，是我们认识和了解他人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对他人行为和特质进行判断、评价、推测和解释。

社会认知的途径

社会认知往往通过对他人的言谈举止、仪表神情以及行为习惯等的观察和了解进行，这些也就构成了社会认知的基本途径。

面部表情

人是一种富有面部表情的社会动物，人的面部表情反映了个体的身心状态，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就是根据他人的面部表情来判断其情绪、情感、意图、动机等内在心理活动的。

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中指出，现代人类的表情和姿势是人类祖先表情动作的遗迹，这些表情动作最初具有适应意义。因此，以后就成为遗传的东西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愤怒时咬牙切齿、鼻孔张大的表情都是人类祖先在行将到来的搏斗中的适应动作（见图4—1）。

正因为表情有其生物学根源，所以许多最基本的情绪，如喜、怒、哀、乐等原始表情是具有全人类性的。艾克曼和弗里森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人的面部表情的确是一种“世界语”。他们把代表愉快、愤怒、厌恶、惊奇等情绪的面部表情的照片给美国、巴西、智利、阿根廷和日本人看，让他们说出面部表情所表达的情绪，结果发现他们判断的一致性很高（如表4—1）。

在情绪表达中，眼部肌肉、口部肌肉和颜面肌肉是面部最富有表情的部位，另外，眼睛作为“心灵的窗口”也时时在传达着内心世界的情感信号。这些部位在表达不同的情绪时也是各有千秋的，例如，艾克曼的另一项研究表明，眼睛对表示哀伤最重要，口部对表达快乐和厌恶最重要，而前额是提供惊奇的信号，当然，要表达比较清楚的情绪往往需要这些部位的协调努力。

身体语言

身体语言是指人的身体姿态、动作变化等，以一种非言语的形式反映着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如高兴时手舞足蹈，悲痛时捶胸顿足，成功时昂首挺胸，失败时垂头丧气，紧张时坐立不安，献媚时卑躬屈膝等。不同的身体倾向和姿势表达着不同的情感状态。Aronof、Woike和Hyman（1992）的研究就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从传统的芭蕾舞中区分出两种角色：一组扮演危险的或具有威胁性的角色；一组扮演热心同情者的角色。然后，他们考察实际的芭蕾舞中演员跳舞的情况，看他们是否采用了不同的姿势。Aronof和他的合作者们预测扮演危险的具有威胁性的角色将展示更多的对角线状的姿势，而热心同情者将展示更多的圆滑的姿势；结果充分证实了这个假设。这也证明了很多身体的动作和姿势能够提供关于他人情绪和性格特质的重要信息。

除了姿态动作，人的手势也在传达着各种认知信息。研究表明，手势表情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在不同的文化中，同一手势所代表的含义可能截然不同。如竖起大拇指在许多文化中是表示夸奖的意思，但在希腊却有侮辱他人的意思。手势表情的确具有丰富的内涵，但隐蔽性也最小。弗洛伊德曾描述过手势表情：“凡人皆无法隐瞒私情，尽管他的嘴可以保持缄默，但他的手指却会多嘴多舌。”

言语表情

言语表情是指人们说话时的语音、声调、节奏变化等，也是一种副语言现象，如言语中语音的高低、强弱、抑扬顿挫等。言语表情也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及其他心理特征，例如，人们惊恐时尖叫，悲哀时声调低沉、节奏缓慢，气愤时声高、节奏变快；爱慕时语调柔软且有节奏。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甚至可以单凭声调判断说话者的性别、年龄，甚至是情绪和性格特征等。有关专家曾做过如下实验：他们邀请九位不同年龄、职业和个性的人在广播电台做一次播音，要求听众仔细倾听九个人的说话，然后根据他们的说话声调判断其年龄和职业。研究者统计了2700份完全填满的调查表，结果令人惊讶：判断的准确性是80%。

悲剧影星的“台词”

一次，意大利著名悲剧影星罗西应邀参加一个欢迎外宾的宴会，席间，许多客人要求他表演一段悲剧，于是他用意大利语念了一段“台词”，尽管客人都听不懂他的“台词”，然而，他的声调是那样悲惨凄凉，不由让人潸然泪下。可这时，另一位意大利人却忍俊不禁，不得不急忙跑到大厅大笑不止，原来罗西念的根本不是什么剧本，而是宴席的菜单。

悲剧影星的这则轶事正体现了声音语调的社会认知功能。

第二节　影响社会认知的因素

影响社会认知的因素可分为认知者因素、认知对象因素和认知情境因素三个方面。

认知者因素

价值观念

个人如何评判社会事物在自己心目中的意义或重要性，直接受其价值观念影响。个体的人性观、宗教信仰不同，对他人的认知角度也就不同。奥尔波特（Allport）等人做过一个实验，目的是检测各个背景不同的被试对理论、经济、艺术、宗教、社会和政治的兴趣。实验者将与这些领域有关的词汇呈现于被试面前，让他们识别。测验结果发现，不同的被试对这些词汇作出反应的敏感程度也不同；背景不同的被试由于对词汇价值的看法不同，识别能力显出很大差异。

原有经验

我们原有的经验对认知过程产生着特殊的影响。原有经验是指个体在过去一定的基础上，已经形成某些概括对象特征的标准、原型，从而使认知判断更加简洁、明了。个体原有的经验能够制约我们的认知角度。对于同一座著名的建筑，建筑设计师可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构造、轮廓，而土木工程师可能更注重于它的木料的质地及工程的优劣，历史学家可能更关注建筑的文化历史遗韵。

不少学者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认知对象的意义，是因为对关于该对象的经验已形成了观念，这种观念参与了认知过程。巴克（K.Back）称之为“概念应用”。比如，一个学生的生物成绩好，人们可能判断他是当医生的料。在这里原先所形成的概念帮助他作出了判断。这种概念或原型也就是心理学家通常所说的“图式”。图式是过去经验中形成的关于个人、群体、角色或事件等的一套有组织的认知系统和框架。当我们接触外界事物时，就会在记忆中搜索那些与输入信息最符合的模板与之对照，再加以预测和解释，这个过程就是图式加工。图式的运用能够把信息快速、简化地组织起来，帮助人们记忆或组织起一些细节，填补印象的缺失。例如，对“内倾”人的图式就是不好交际，喜欢安静独处；对图书管理员的图式是带着厚重的眼镜，不苟言笑，做事仔细但为人刻板。

情感状态

个人的情感体验直接影响其认知活动的积极性。试想你刚刚收到一份成绩单——在一个重要考试中，你取得了比预期要好得多的成绩。你正满心欢喜，这时你的一个朋友介绍了另一个人与你认识，这个人貌不出众，你们也只交流了几句，那么你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会是怎样的呢？会受你当时的好心情的影响吗？以往很多不同的研究都证明了这种影响是非常强烈的。

巴特利特（F.Bartlett）证明，应征入伍的人比未应征的人把军官的照片看得更可怕，并且还能指出哪位军官有较强的指挥能力。莫瑞（H.A.Murray）证实，处于恐惧状态下的人，对恐惧更为敏感。在一次实验中，他先让一些女孩做一种很吓人的游戏，再让她们和其他女孩一起判断一些面部照片。结果是做过游戏的女孩比没做过游戏的人把面部照片判定得更为可怕。情绪对认知的影响也体现在了很多招聘过程中，巴伦（Baron）的研究让被试去会见一些求职者。结果发现：当他们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如受到表扬或得到一个小小的奖励）时，他们会给求职者打较高的分数；而当他们处于消极情绪状态（如受了批评，建议没有被采纳）时，他们就会给求职者一个相对较低的分数。

认知对象因素

显著性

人们的注意会转移向那些在知觉域中突出的方面——主题而非背景，这叫作主题背景原则。在认知过程中也是如此，当一名教师走进拥挤的教室准备上课，她环视教室，首先就会注意到一个穿鲜亮的橙色运动衫的男生正在大口啃着面包，鲜亮颜色的衣服使他成了显著的信息；同样的，在图书馆大声讲话的同学也会被大家所注意到。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线索比另一个线索更显著呢？根据格式塔的客体知觉规律，亮度、声音强度、运动或新异程度是重要的客观条件（McSrthur ＆ Post，1977）。显著性不仅会招来个体知觉的注意，而且还容易使突出的个体被认为在他所处的背景中具有更大影响力。比如坐在前排偶尔提问的同学比坐在后排与他提问频率相同的学生更容易被认为领导着谈话的进程。这些显著性的影响被T aylor和Fiske（1978）形容为“头顶效应”，因为它们是发生在相对较浅的层面，简单地指引着我们的注意。

知名度

一个人知名度的大小也影响着别人对他的认知。在一个人有一定知名度的情况下，人们通过某种社会传播媒介或周围其他人传递的有关他的信息，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个人的认知。这时，人们所依据的是间接材料，受他人暗示的成分较大。并且无论是否相信这些材料，判断已经形成，所以一旦真正接触到知名人士，认知者必须首先检验原有的看法。一般说来，知名度高、社会评价积极的人，对认知者的心理有特殊的影响力。人们常常把这样的人先入为主地看成是有吸引力的人。

自我表演

在多数情况下，认知对象并不是认知活动中完全被动的一方，而是“让”别人认知的一方。因此，认知对象的主观意图势必要影响他人对自己的判断。

按照戈夫曼（Goffman）的理论，每个人都在通过“表演”，即强调自己许多属性中的某些属性而隐瞒其他的属性，试图控制别人对自己的印象。这种办法有时很成功，使得不同的认知者对同一个人形成完全不同的印象，或者使同一个认知者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下对同一个人得出不一致的看法。比如，对同一个人，有人觉得他心胸开阔、热情大方，有人则认为他固执、沉静；有时使人感到深不可测，有时又使人觉得他诚挚、坦率。在这里，认知对象的自我表演对于认知者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认知情境因素

空间距离

空间距离显示交往双方的接近程度。在认知活动中，它构成一种情境因素。霍尔（E.Hull）认为人际空间距离可分为四种：亲昵区（3—12英寸），表现在夫妇、恋人之间；个人区（12—36英寸），表现在朋友之间；社会区（4.5—8英尺），表现在熟人之间；公众区（8—100英尺），表现在陌生人之间或一般公开的正式交往场合。这些距离是人们在无意之中确定的，却能影响认知判断。比如，我们希望陌生人不要过于接近自己，但是如果他莫名其妙地一步一步地向自己靠近，就会感到窘迫、紧张甚至恐惧，同时我们会断定这个人缺乏教养、不懂礼貌或者有侵犯性。特别是在认知他人之间的关系时，空间尺度往往成为一种判断依据。看到两个人紧挨在一起低声交谈，我们就知道他们所说的事不愿意让别人听见，并推断他们可能有较深的关系。

另外，空间距离也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1）民族文化的因素。一般认为欧洲人喜欢保持远距离交往，而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则喜欢保持近距离交往。所以我们设想当美国人和阿拉伯人在谈话时，一方是“节节败退”，一方是“步步进逼”，半小时后，两人谈话的位置照先前必定发生了很大的一段位移。（2）气质个性因素。多血质和胆汁质的人喜欢与人保持近距离交往，而黏液质和抑郁质的人则喜欢与人保持远距离交往；外向性格人喜欢与人保持远距离交往，而内向性格人可能更喜欢与人保持近距离交往。（3）性别因素。大多数男性喜欢与人保持远距离交往，而女性则会表现得更加亲密无间。由此可见，空间距离也为社会认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背景参考

在认知活动中，对象所处的场合背景也常常成为判断的参考系统。巴克（K.Back）指出，对象周围的“环境”常常会引起我们对其一定行为的联想，从而影响我们的认知。人们往往以为，出现于特定环境背景下的人必然是从事某种行为的，他的个性特征也可以通过环境加以认定。比如，你经常在舞会上遇见某位同学，你便可能知道她是个喜欢交际、娱乐的活跃分子；如果你经常在图书馆遇到他，那可能会推知他是个埋头肯学、喜欢安静读书的人。

环境背景对于认知的影响可以在判断个体感情的文献中得到证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许多实验研究一致表明，画中所描绘的刺激人所处的背景对于决定被试作出什么样的判断非常重要。被试作出何种判断以及判断的准确程度，受到判断对象周围景物和色调的强烈影响。科尔曼（H.C.Kelman）等人甚至认为，单是人的面孔和身体所传达的信息是不多的。背景可以提供最强的线索，把感情归属于人物。例如，假定一个人在笑，那么只有情景的线索才能显示出这一动作究竟是表示高兴还是难堪。

第三节　印象形成

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柳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比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

这是《红楼梦》中，宝玉初见黛玉时，眼中的、心中的黛玉形象。只这一见，宝玉就觉得似曾相识，一见如故，心中顿生怜爱。如此美好的第一印象是怎样形成的？与此相反，为什么有些人初次见面就相看两厌？在这印象形成的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又遵循了哪些认知的规律呢，这是本节中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社会印象及其特点

社会印象是指在社会知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主要指人们利用各种可能的信息资料形成对他人的印象。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印象并不像社会知觉那样主要集中在对认知对象外表的一些直觉和零散的记忆，它更主要地包括了对人的行为、人格及情绪特征的深层次的认识。因此与社会知觉相比，它又具有自己的基本特点。

间接性　社会知觉是以感官为基础，是主体的感官与社会刺激直接接触而产生的直观反应。而社会印象则是在社会知觉的基础上，对知觉到的社会刺激材料进行加工和制作，是发生过的客体在大脑中的成像。因而，社会印象是对客体间接成像的过程，即具有间接性。

综合性　由于人的社会性表现很复杂，而我们感知出的社会品质又是很有限的，有些社会品质，比如勇敢、诚实等常常难以感觉得到，但我们在对他人形成社会印象时却会把种种社会品质综合在一起，而形成喜欢或厌恶的情感，这中间得靠估量。通过估量，我们会推论出其他未感知到的品质，由此形成对他人的综合的、复杂的整体印象。所以，社会印象不是社会知觉到的信息的相加之和，而是远远超出其相加之和。

固执性　社会印象形成后，就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也不易被人说服而改变，实际上就形成了社会刻板印象，即指社会上对某一类事物产生的一种比较固定的看法，一种概括而笼统的看法。人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在社会刻板印象中我们还会详细地说明。

印象形成的主要法则

信息加工的主要模式

人们在与人交往时，从某人的言谈举止、行事为人，和他人对他的评价中，可以得到许多关于他的信息资料，而人们是怎样利用这些资料对这个人形成印象的呢？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面对他们所知道的各种信息，人们是如何进行认知加工的呢？在这一对信息的利用过程中，心理学研究发现有两种加工方式：平均模式和累加模式。

累加模式　指我们在对他人形成印象时，把认知到的有关他人的各种品质相加，求其和，以此形成对他人的总体看法。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梅子和小王第一次约会时，就发现小王是一个真诚、聪明的人；于是他们有了第二次的约见，梅子又发现他还是一个朴素、大方的人，可是就是少了点幽默感。那梅子对他的两次印象会有什么不同吗？心理学研究指出，人的心理品质在社会交往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异的，因而可以对不同的品质赋不同的分值。真诚、聪明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心理品质，我们赋3分；而朴素、安静是比较优秀的品质，我们赋2分，缺乏了些幽默感是负性品质，我们赋一1分。梅子对小王的总体印象分别应该是

（3＋3）＝6分；

（3＋3＋2＋2－1）＝9分。

平均模式　指我们把认知到的有关他人的特征信息相加，然后再求其平均值，以此平均值为基础，形成对他人的印象。根据印象形成的平均模式，我们对他人的印象是以感受到的他人的所有心理品质的均值为依据形成的。仍以上面的例子来说明，梅子对小王的总体印象的得分分别是：

（3＋3）÷2＝3分；

（3＋3＋2＋2－1）÷5＝1.8分。

两种模式所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累加模式侧重的是整体，整体得分越高，形成的印象也就越好；而平均模式更注重于印象形成时的细节。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到底会选择哪一种模式呢？心理学家诺丁曼·安德森（N.Anderson）通过他设计的一系列精细而准确的实验验证了在生活中大多数人确实是使用平均模式形成对他人的印象。他发现，当一些比较积极肯定的品质或中等品质的信息（如固执），与先前建立的非常积极肯定的品质联系在一起时，大多数被试对他人的综合评价不但不会增加，甚至还可能降低。

为了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印象的形成，安德森修改了定律，提出了加权平均化模型，这样人们对印象形成的预测就变得更加准确了。根据这个模型，人们在平均化所有特质的同时，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特质以更高的权重。譬如，我们在对一名科学家形成印象时可能会把智商看得比吸引力重要得多，但如果我们是在为一部电影筛选男演员恐怕就要把外在的吸引力放在首位了。

伊索寓言中的《狐狸与狮子》的故事就是印象形成的典型例证。

狐狸以前从没见过狮子，当第一次遇见狮子时，马上被狮子的威武所吓退。第二次遇见狮子时，它仍很害怕，但似乎没有第一次那么害怕了。当第三次遇到狮子时，它开始有了些胆量和狮子交谈，结果发现狮子并不可怕，最后他们还成为了好朋友。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狐狸，也不时地在经历狐狸的尝试。

好坏评价的重要性

人们在初次相遇时，彼此最先作的判断就是相互喜欢或不喜欢。对他人所作的好坏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这个人的整体印象。

奥斯古德（C.E.Osgood）等人在一项实验研究中发现，被试一般用于描述他人印象的形容词，主要涉及三个基本的维度，即评价（好—坏）、力量（强—弱）、活动（积极—消极）。也就是说，人们基本上是从评价、力量和活动这三个角度来描述对一个人的印象的。其中，好坏评价在印象形成中最为重要，一旦人们对他人或事物的判断在这个维度上确定下来了，其他两个维度的作用就不太大了。这一研究结果得到了后人的支持，罗森伯格（S.Rosenberg）等人的研究中，进一步对评价范围作了区分，发现人们一般是根据社会特性和智慧特性来评价他人的。研究者们把最常被评价的特性总结出来，如表所示。

在罗森伯格之后，也有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两种特性及其影响做过研究。例如，汉密尔顿（D.L.Hamilton）等人就有了新的发现：提供较多的社会特性的评价，会影响人们“喜欢与否”的判断；而提供较多的智慧特性，则会影响“是否尊敬”的评价。

热情的中心性品质作用

构成印象的各种信息资料，在实际的印象形成过程中所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有的信息资料的重要性要显著大于其他资料，会对整个印象的形成有较多的影响，我们称这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因素为核心特性。

美国心理学家索罗门·阿希（Solomon Asch）热情的中心性品质实验成为了这一方面实验研究的范式。阿希在1946年做过这样的经典实验，他给被试有关某个人的描述，其中包括七种品质：聪明、熟练、勤奋、热情、坚决、实干和谨慎。同时，也给了另外一些被试一张描述某人的品质罗列表，这张罗列表中只是把上述的七个品质中的热情换成冷酷，而其他六个品质词则同上面一模一样。然后，阿希请两组被试对表格所描述的人给出一个较详细的人格评定，并要详细地说明最希望这个人具备哪些品质。结果阿希从两组被试那里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第一张表格的人，仅仅因为他有热情的品质，就受到了被试们的喜爱，被试们毫不吝啬地把一些表格中根本没有，也根本与表格中所列品质无关的好品质，统统地“送给”了他，对他的品质期待就更是锦上添花了；而第二张表格的人，就仅仅因为用冷酷代替了热情，结果就受到了被试们的厌恶，这一实验结果表明，热情还是冷酷，可使一个人对他人的吸引力，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为了再次验证“热情—冷酷”这一对品质对人际吸引的决定性影响效果，阿希接着又设计了实验继续进行检验，在这次实验中，阿希用“礼貌—生硬”这对词，代替了上述的“热情—冷酷”这一对，而其他六个词仍然保持不变。同上述实验方法一样，阿希也仍然是请两组被试根据所拿到的关于某个人的七种品质的描述表格，对所描述的人尽可能详细地评价一些他的人格，并详细地说明最希望这个人具备哪些品质。结果，阿希发现，这次实验中的两组被试对两个表格中所描述的人的评价，没有显著性差别，描述得几近相同，对其的品质期待也几乎是相似的。这一实验的结果再次验证了，一个人热情还是冷酷，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在社会交往中别人对他的印象形成。

心理学家们认为热情之所以可以左右着我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印象形成，是因为“热情—冷酷”这一对品质包含了更多的有关个人的内容，它们和许多人类的其他人格特性紧密相关；而“礼貌—生硬”这一对品质则相对独立，它们和人类的其他人格特性联系较少。因此，一旦我们认识到一个人是热情的，我们就会把联系在其周围的其他人类优良的品质也“配送”给他。可见，在人类的品质描述中，“热情—冷酷”这对词就好像是居于人类品质词的中心，它们左右着人类的一些其他品质发生作用的有无，因此，在心理学上通常就把“热情—冷酷”这对品质叫作中心性品质。

印象形成中的认知偏差

第一印象与首因效应

第一印象，又称为初次印象，指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时所获得的印象，主要是获得对方的表情、姿态、身材、仪表、年龄、服装等方面的印象。这种初次印象在对他人的认知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它往往是交往双方今后是否继续交往的重要根据。相信大家还会记得在本节开始时，我们提到的宝玉见黛玉时的第一印象，它在两人的交往中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这就叫作首因效应。

心理学家卢钦斯（A.S.Lochins）是第一个对首因效应进行研究的学者。1957年时他杜撰了两段文字作为实验材料，内容主要是写一个名叫吉姆的学生的生活片段，这两段文字的情况是相反的。一段内容把吉姆描写成一个热情而外向的人，另一段内容则把吉姆描写成一个冷淡而内向的人，两段文字的描写分别如下：

吉姆走出家门去买文具，路上碰到了两个朋友，就一起顺路走在铺

满阳光的马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天。到了文具店时，吉姆一个人走了进去。店里挤满了人，他一面排队等待，一面和一个熟人聊天。这时他看到前天晚上刚认识的一个女孩也走进了文具店，吉姆就主动地和那个女孩打了招呼。

放学后，吉姆独自离开教室出了校门。他走在回家的马路上，阳光明媚，他走在马路有树荫的一边。路过一家文具店时，吉姆就走了进去。店里挤满了学生，他注意到那儿有几张熟悉的面孔，但吉姆没有打搅他们，一个人安静地排队等待。这时他看到前天晚上刚认识的一个女孩也走进了文具店，吉姆好像没有看到一样，没和那个女孩打招呼。

卢钦斯把这两段描写相反的材料给以不同的四种组合，又把被试分为四组，让他们分别阅读其中一种组合，然后要求各组被试回答“吉姆是怎样一个人？”结果如下：

从这一结果可看出，第一印象确实对我们认识他人并形成对他人的印象有着强烈的影响。但第一印象，由于时间短暂，只能认识他人的一个方面，双方第一印象所获得的材料通常是与外表有关，而外表有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使你觉得他（她）的其他方面也很好（或很坏）。中国有句俗话：“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近因效应

与第一印象的首因效应相对应的是近因效应，指的是人们对新得到的信息比以往所得到的信息感知更加强烈，新信息会给我们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从而使我们“忘记”以往的信息，而凭新获得的信息对他人作出判断。由卢钦斯（A.S.Lochins）的实验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第一组被试中有22%的人是以新获得的资料来形成对吉姆的印象，认为吉姆是一个冷漠内向的人；在第二组被试中有18%的人以新获得的资料形成对吉姆的印象，认为吉姆是一个热情外向的人。

如此看来，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似乎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现象，那么究竟两者哪个会起到主要作用呢？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多方解释。卢钦斯认为，当两种信息连续出现时，首因效应明显；而当两种信息断续出现时，则近因效应较为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在与陌生人交往时，首因效应会起较大的作用；而近因效应在个体感知熟人时，如果对方在行为上出现了某些新异的举动时，其作用会更明显。

光环效应

在学校里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某学生数学课考试不及格，他的数学老师就容易推断出这个学生一定是贪玩的学生，平时学习不努力，天资不聪慧，将来也不会有大作为，等等，与此同时老师也忽视了这个学生的点滴进步，失去了对这个学生激励的大好时机。而对一个数学学习好的学生，老师往往会认为这个学生学习努力、认真，天资聪慧，将来必有出息……为此在与该学生的互动中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关注这个学生的进步，并及时给予鼓励。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心理学认为这是由于知觉者的情感而引起的对人的一种主观倾向，并把此现象称为光环作用或晕轮效应。由于我们对人知觉时有一种情感效应，因而常使人对他人的评价出现偏差，这一偏差表现为当某人被我们赋予了一个肯定的被我们喜欢的特征之后，那么这个人就可能被我们赋予许多其他好的特征。比方说，外观迷人者会被认为有高超的技艺、聪明、有创造性，因而就得到更多的奖赏和赞扬，这就像一圈光环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一样，让人不知他还有什么黑暗消极的一面。反之，如果某人存在某些不良的特征，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坏的，这一现象又被称为“坏光环作用”，还被形象地叫作“扫帚星”作用。

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苏联学者博达列夫在一次实验中，曾向两组大学生出示同一个人的照片。在这之前，实验者对第一组被试说，照片上的人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而对第二组被试说，此人是一个大科学家。然后让两组被试对照片上的人进行描述。第一组的评价是：深陷的眼窝，证明了他内心的仇恨；突出的下巴，意味着他沿罪恶道路走到底的决心。第二组的评价则是：深陷的双眼，表示了他思想的深度；突出的下巴，体现了他在求知道路上克服万难的坚强意志。博达列夫的研究展示了背景信息使学生们在对照片人物进行判断时的光环效应和“扫帚星”作用。社会心理学家戴恩（K.Dion）等人在研究中，分别向人们出示长相漂亮、一般和较丑的人的照片，要求被试就几项实际上与长相无关的特性，来对照片上的人进行评价，结果可见长得漂亮的人，几乎在所有特性上都被评价得很高。如表所示：

社会刻板印象

社会刻板印象也称为类化原则，一般指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一种概括和固定的看法。生活在同一地区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常表现出许多相似性，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就把这种相似性的特点加以归纳、概括，并固定下来，形成了刻板印象。

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人们的刻板印象一般是经过两条途径形成的：其一是直接与某些人或某个群体的接触，然后将一些特点加以固定化；其二是根据间接资料如他人介绍、传媒的描述等形成对某个群体的概括性印象。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刻板印象来自第二条途径。

社会刻板印象的主要形式包括了民族刻板印象和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卡茨和布雷利（D.Katz ＆ K.W.Braly，1933）调查了美国100名白人大学生对某种群体的刻板印象，发现他们认为黑人有迷信、懒散、无忧无虑等共同品质，德国人有科学头脑、勤奋、呆板等共同品质。台湾学者杨国枢、李本华（1970）研究了台湾大学生对各国人的刻板印象，如认为美国人民主、天真、乐观、坦率等，日本人善模仿、爱国、尚武、进取等。性别刻板印象是社会生活中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对男性和女性的固定看法，比如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是有抱负的、有独立精神的、富有竞争性的，而女性则是依赖性强的、温柔的、软弱的。

社会刻板印象对人们的社会认知会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从积极方面看，刻板印象本身包含了一定的合理的、真实的成分，可以简化认知过程，你不可能快速、全面地掌握认知对象的所有特质，当知道某人属于某个群体时，根据已形成的刻板印象能够对其有个大致了解；从消极的方面看，类别化也常常会导致淹没了个体身上一些独特的东西，例如并非所有的男性都是坚强、果敢的，也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娴雅温柔的。另外由于刻板印象具有稳定性，不易改变，也容易产生成见，比如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问题就是受到了刻板印象的影响。

印象管理

印象形成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我们在对别人形成印象的同时也给别人留下了某种印象。由于社会交往的需要，人们总是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恰当的印象。这种试图控制别人对自己形成某种印象的过程，就是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也有很多学者称其为印象控制或印象整饰。

印象管理的理论

为什么人们要在人际交往中对自己的印象进行管理和控制，我们又是如何去做的？社会心理学家特别是角色理论家们对此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角色理论是符号相互作用论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它关注的重点是人的态度和行为怎样为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及社会角色期望所影响。角色理论的精彩比拟就是：人生是一个大舞台，社会中的人如同舞台上的演员扮演着特定的角色，遵守着一定的表演规范，展示着各异的表演技能。而这种自我表演实际上就是印象管理的过程。

角色理论的创始人米德（G.H.Mead）认为，我们每个社会交往的参与者，都会试图“站在别人的角度”，模仿别人的方式观察自己，米德称之为“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这就使我们不仅能够预知别人对自己的感觉和反应，而且还能据此调整自己的言论与行为，使之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例如，通过角色的换位思考，政治家可以选择恰当的衣着举止和演说风格以取得当地选民的认可；教师也要依据学生们的喜好、他们的接受能力来决定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才能被学生们有效地接受；作为应聘者，你更要考虑到考官的风格特质，尽量投其所好。

继米德之后，又一位角色理论的大师——戈夫曼把角色理论推向了顶峰，也正式地提出了印象管理的思想。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戈夫曼的“戏剧论”即“印象管理理论”，在此不多赘述。

印象管理的理论始终都在强调，在社会互动中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力维持一种与当前的社会情境相吻合的形象以确保他人对其作出愉快的评价，从而促进交往的顺利进行。那么每个人都有一套印象管理的方法，也会起到不同的效果，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印象管理的策略。

印象管理的策略

印象管理是能让自己表现得很棒的一门美妙艺术。很多心理学家的研究都表明进行印象管理的努力大多是有价值的：成功地进行印象管理的人确实经常在许多情况下取得重要的优势。人们用什么策略来争取给人留下好印象呢？有哪些策略是比较有用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自我表现也就是努力扩大自己的优势，增加对他人的吸引。得体的穿着、整洁的修饰都是自我表现中的外表美化；其他的自我表现策略还包括了努力以肯定的评语来描述自己，比如，述说自己如何克服令人气馁的障碍，或如何振作起来面对挑战的经历。研究（Stevens ＆ Kristof，1995）表明，许多人用这一策略来增加自己对可能的约会对象的吸引力。

交往对象是影响自我表现的主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你在不同的人面前的表现往往是不一样的，格根和威什诺夫（K.J.Gergen ＆ B.Wishnov，1995）的实验先是让被试单独描述自己的有关特征。一个月后，再安排这些被试在他人面前描述自己的特征，被试被分为两组，其中一组被试的交谈伙伴很自负，而另一组被试面对的谈话者很谦虚。比较被试两次关于自我的描述发现，与夸张自大的对象交谈的被试，其第二次自我描述比一个月前的描述更为积极，叙述的优点更多；而在谦虚的对象面前作自我描述的被试与一个月前相比，不但减少了优点的叙述而且强调自己的短处。很多人在生活中也像这个实验中的被试一样，为了与交往对象达成默契，自己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就尽可能与交往对象接近。我们常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是个体根据交往对象的不同调整自我表现的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自我表现的目的并非总是尽力强调个体与交往对象的相似性，当个体很讨厌与其交往，对这种相似性很反感的时候，个体宁可运用自我表现与他人保持距离。

美化他人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往往会使用一些策略来引发他人的积极情绪反应，博得他人的好感。大量的研究表明，对方积极的反应会使他们更喜欢自己（Byrne，1992）。最常使用的美化他人的策略就是讨好，你可以发表言论，赞扬他人，赞扬他们的特质或业绩，或是所属群体（Kilduf ＆ Day，1994）。还可以对他人的观点表示赞同和感兴趣，询问他人的意见并给予反馈等等。如果这些策略施用得当，往往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卡耐基（D.Carnegie，1973）在其《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人们》一书中提出了6条让别人喜欢的方法：①真诚地对别人感兴趣；②微笑；③要记住名字是一个人所有语言中最美、最重要的声音；④做一个好的聆听者，鼓励别人谈论他们自己；⑤谈论别人感兴趣的事情；⑥真诚地使别人觉得他是重要的。这就是一套印象管理的有效策略。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了解讨好的策略并不是鼓励人们为达到不良的目的去采取虚情假意的手法，你采取策略的前提应该是建立在真诚、正当的交往目的之上的。另外，了解了这些交往策略也有利于你去识别那些另有所图的、非善意的讨好方式，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怎样识别欺骗的行为和非真实的印象管理策略呢？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印象管理可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比较容易控制的表现，比如语言和仪表等；另外则是个体不大留意或难以控制的身体姿态和眼神等。这两部分的表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后者，人们往往越是刻意控制姿态、眼神等外显表现，越容易泄露真实的信息。所以，在认知他人时，不仅要看其外表的言谈举止，更要注意诸如面部表情、声调及身体动作等非言语信息，这才是比较真实的认知信号。

识别谎言——非语言背叛了“他”

揭穿别人谎言的一个有效线索是微表情——瞬间闪现的面部表情。这种反应在一个情绪唤醒事件之后快速出现而且很难抑制（Ekman，1985）。因此，它们恰能解释人的真实感受和情绪。比如，你问一个人是否喜欢一样东西，在他反应时密切地关注他的脸。如果你看到他皱眉之后紧跟了一个微笑，这就是他撒谎的信号——他正在表达一种观点或一种反应，而实际上他的真实观点是另外一个。

揭穿谎言的第二种线索是各通道间表达的不一致，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说谎者很难同时控制所有的通道。比如他在说谎时可能控制好了面部表情，但是不能同时注视你的眼睛。

第三种线索就是说谎的人音调经常升高，并且他们更加犹豫，还会有很多错误发生。如果你注意到了对方的这些变化，那么说明他没有告诉你真相。

第四，谎言经常被目光接触的某些特征所解释，撒谎的人比说实话的人更经常眨眼睛、瞳孔扩大。他们与人目光接触水平较低或令人吃惊地非常高，因为他们企图通过直视别人的眼睛获得诚实的假象（Kleinke，1986）。

最后，撒谎的人有时会表现出夸张的面部表情。他们可能比平时笑得更多、更开，或是表现出超常的过分悲伤。一个基本的例子就是，某些人对你提的要求说“不”后，表现得过分歉意。这正预示着他们说“不”的理由可能是假的。

注意了这些非言语的线索，可能再熟练的说谎者、再精湛的印象管理技术都抵不过你细心、专业的观察。

第四节　社会认知的归因理论

当我们对他人形成了一些直观、外在的印象后，就会想知道他人一些内在的特质以及行为背后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想知道别人是如何行动的，还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行动，这就是归因，总结起来就是人们对他人或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指出其性质或推论其原因的过程。

关于归因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8年，海德（F.Heider）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中，首次提到了归因现象，但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60年代，琼斯（E.E.Jones）和戴维斯（K.Davis）以及凯莉的研究论文发表之后，归因研究的必要性才引起广大社会心理学家的重视，从此，归因理论及相关研究成为了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受人关注的一大焦点。我们就逐一领略一下这些归因理论大师们的思想。

归因理论

海德的常识心理学

所谓常识心理学，就是人们理解和推断周围事件意义的方法。海德认为，人们需要预见他人行为，控制周围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生活，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不光是心理学家，都会致力于寻找人们行为的因果性解释，即每个人都具有的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

海德认为，行为归因的关键在于此种行为是源于人本身还是源于环境，即内因和外因。任务的难度、运气是外因，个人能力和努力程度是内因。以后大量的研究事实也表明，在寻找行为的原因时，很多人都是倾向于作内外因的归属。比如，当学期结束，某名学生拿到的成绩是D，人们便想了解：这样差的结果是他个人天赋不够，还是努力不足（内部归因）；是教师的评判有失公平还是课程太难了（外部归因）。“内因—外因”可以说成为了行为归因中的一个基本向度。

研究还表明，当人们把某人的行为作内在归因时，就会增加人们预测某行为在类似情况下再次出现的可能性；反之，若作外在归因，人们就很难断定在类似情况下其行为是否会再度出现。海德的理论虽看似简明通俗，却是归因理论的一个开创性工作，他对行为原因所作的个人一环境的划分一直是归因理论研究的基础，其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维纳的成败归因理论

维纳（B.Weiner）在肯定海德把行为归因为“内—外”向度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人们对成功与失败的归因，并提出了成败归因的又一个向度即“稳定—非稳定”因素。他认为，我们在对成败作出归因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是由于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原因造成的，还要决定成败是经常发生的（即稳定的）还是偶然发生的（不稳定的）。通过这两个维度才能作出总结性的归因。这里的稳定因素包括了能力、人格、工作难度、职业要求、法律法规等；而非稳定因素包括了情绪、努力程度、机遇、环境、运气等。

维纳认为，稳定的内在的因素是指个人的能力，稳定的外在因素是指任务的难度；不稳定的内在因素是指个人的努力，不稳定的外在因素是指个人的运气。研究表明，当一个人目前的成败与自己过去的成败不一致，且与别人的成败也有所不同时，一般的归因大都是不稳定内在因素；当一个人目前成败与自己过去的成败相一致，且与别人的成败一样时，任务的难度往往是归因所在；当一个人目前的成败与自己过去的成败相类似，但与别人的成败不同时，能力便成为了归因所在。我们以一个学生的考试成绩为例来说明。如果某学生以前考试都得高分，这次考试又得高分，但其他学生这次都没有考好，那么，我们大都会认为这个学生聪明、能力很强；如果其他学生也都考得很好，那么我们会认为一定是考试题目比较简单。反之，如果这个学生以前考试不行，这次却考出了高分，而其他学生都没考好，我们肯定会觉得他只是运气好罢了。如果这个学生以前考试都考得很好，这次却没考好，而其他人都考得不错，这时，我们就会觉得是他努力不够了。

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论说

所谓“对应推论”即由外显行为推论其人格特质，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论说详细解释了我们如何判断他人的行为是由于个人特点还是由于暂时性的情景影响而产生的。人们很容易由他人表现出来的行为联想到他的人格特质，但这种联系是否正确呢？假如，你走在教学楼的大厅里，看到一个同学急速地穿梭在大厅中，粗鲁地扒开人群，你躲闪不及，他重重地撞在了你的身上，甚至没正式地说声“对不起”，就继续向前冲去。看到这，你肯定觉得他是个急躁和粗暴无礼的人。可是，真实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也许他正赶着去上课或是受到了某位重要导师的约见才有了这样的反应，而在大多数场合，他都是彬彬有礼的。无疑，把他人行为看作他们持久特质或动机的做法产生了错误，那么怎样避免错误的发生呢？琼斯和戴维斯认为我们应该关注那些更有说服力的行为，并依据这些行为作出判断，由此，他们提出了需要考虑的三个基本因素：

社会赞许性

社会赞许性的行为是社会一般人所希望、期待和接受的。譬如，你去申请一个夏令营辅导员的工作，你知道外向、热情、了解小孩子是这个职位所期待的特质，所以你在面试的时候就特意表现得如此，但是面试官就很难判断你是真的符合该工作的要求还是为了增强正面的印象而故意表现得如此。但相反如果你表现得内向、退缩、不喜欢小孩子，面试者就一定有信心推断你确有这些不适合该职位的品质，否则，你是不会在有情境要求的情况下表现如此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行为的社会赞许性越小，本质归因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应推断的可靠性就越高。

非共同效应

非共同效应是由某种特殊因素而非其他共同因素产生的效果，我们也可以把非共同性理解为独特性。非共同因素往往会让我们瞄准他人行为的真正原因。比如，你需要在两个同样有名的研究项目中作出选择，它们都由著名大学提供，奖学金数目相同，所不同的是一个项目有两星期的假期，而另一个项目则没有，这成为两个项目的非共同因素。而你选择了有假期的项目，从你的行为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推论假期对你来说很重要，你是个很会把休息和工作结合起来的人。

选择自由性

自由选择的行为才能够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个人的内在特点。比如，你为一份学生报纸作报道，你被要求写一篇文章支持携带武器，那么读者就不太会推断你真的支持私自使用枪支。但是，如果你有选择观点的自由，并且选择支持在家中持有武器，你的读者就更有信心地认为这篇文章体现出了你的真实态度（Jones ＆ Harris，1967）。

凯利的三维归因理论

凯利认为人们思索行为原因的过程是复杂的，其中你必须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客观刺激物、行动者、环境。这三方面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框架，遵循共变性的原则在协同作用。针对这三个因素，你必须清楚地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区别性　针对刺激物，行动者对同类其他刺激也会作出这样的反应吗？

一贯性　针对情境，行动者在任何情境和任何时候，对同一刺激所作的反应都相同吗？

一致性　针对人，其他人也会和行动者一样对同一刺激作出同样的反应吗？

三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组合起来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事件的归因结果。这三种组合所产生的结果是：（1）一致性低，一贯性高，区别性低。即与众不同，总是如此，不因人而异，此时行为的原因在行为者本身。（2）一致性高，一贯性高，区别性高。即与众相同，总是如此，因人而异，此时行为的原因在行为者所指的对象上。（3）一致性低，一贯性低，区别性高。即与众不同，偶尔如此，因人而异，此时行为的原因在行为发生时的环境上。

社会心理学家麦克阿瑟（L.A.McArthur）首先对凯利的预测作了系统的研究。他给被试一个简单的假设事件——即玛莉昨晚为什么会对夜总会的小丑发笑，并改变所给的区别性、一致性和一贯性的信息，然后测定它们的归因。三种主要的预测和结果可见下表：

麦克阿瑟的实验较好地证明了凯利的假设，我们可以看到凯利的多线索归因是在通过一个严密的逻辑分析模式，寻找行为的结果，使整个归因过程都十分细致和合理。这突破了以往的单线索的归因理论，但是也受到了质疑，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是不会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作类似烦琐而程式化的归因的，往往我们都是结合自己的需要、期望等作出迅速、直观的判断。任何理论都存在着争议，也正是因为有争议存在，归因理论才能被不断地丰富、完善，一直发展到今天。

归因原则

打折扣原则

在有一种以上原因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将行为归于某一特殊原因时就不那么肯定了。凯利曾认为：“某一特定原因在产生特定结果中的作用，假如有其他似是而非的原因也存在的话，就该打折扣。”（1972）社会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让各一半的被试分别说服两个人献血给十字会，这两个人实际是由一个人扮演的，他在两组被试面前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学生，最后，“两人”都答应了献血。但被试者都认为那个学生所以答应献血是被他们说服的缘故（外归因），而那位教授却是主动献血（内归因）。这表明，低地位使内在归因的判断打了折扣，高地位使外在归因打了折扣。

我们来设想生活中的一个情境：一天，老板站在你的办公桌前赞扬你的工作业绩，认为你很有才能，他这样做的时候，其他职员都在场，你当时感到很棒。但是午休过后，老板把你叫到办公室问你是否愿意负责一份额外的有难度的工作。于是你就开始怀疑：为什么他要赞扬你的工作呢？他是真心的吗？还是只想促使你来接受这个额外的工作呢？这时，打折扣原则发生了作用，先前你认为老板真心表扬、肯定你的归因被后来出现的情况打了折扣，你开始考虑他“抬高你”的真正动机了。

扩大原则

让我们继续上面老板表扬你的例子。现在设想稍有差别的情况，你的老板有个众所周知的原则，就是不在其他人面前公开表扬员工。可他却对你这么做了，你又会怎么看呢？也许他确实是想真诚地告诉你，他对你的工作很满意。毕竟，尽管存在阻止他公开表扬你的因素（他自己的不当众评论员工的原则），他还是破例地做了。你在这样思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扩大原则在发挥作用。这个原则就是指，尽管存在着阻碍某行为出现的因素，但该行为还是发生了，因此增加了该行为发生潜在原因的重要性，使你更倾向于作内部归因。

Baron、Markman和Hirsa（2001）关于扩大原则做了这样一个研究，他们向被试展示真实的男、女企业家的照片，让他们根据一些特质（比如专断、果断、认真等）对照片上的人进行评价。评价者分为两组，一组告知照片上的人是企业家，另一组告知是一般管理者。结果表明：被描述为企业家的女性比被描述为一般管理者的女性显著地受到被试更好的评价，而男性没有产生类似的效果。这些结果就归于扩大效应：因为女人成为企业家比男人面对更大的障碍，所以实际上成为企业家的女人更受人瞩目——受到的评价被归因的扩大效应提高了。

利害关系原则

当行为者的行为影响了观察者本身，这行为也就与观察者产生了利害关系，会使观察者更倾向于作内在归因。回想我们的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走路时踩了另一个人的脚，两人因此发生争吵，你可能过去劝阻说：“天黑，路窄，在所难免啊！”（外归因）若那人踩的是你的脚，你情急之下可能就会说一声“怎么搞的，这么不小心！”（内归因）想想就是因为被踩疼的是你自己，牵扯到了自身利益。

琼斯做过这样的实验也证明了利害关系原则在发挥作用：在真被试中安排一个假被试，这个假被试是小组中唯一的失败者。在一种情况下，假被试的失败导致全小组的人都得不到奖金；在另一种情况下，其失败只使自己得不到奖金而不影响其他人所得。尽管假被试在两种情况下的工作业绩是完全相同的，但在第一种情况下，被试者们给予假被试者以更多不好的评价，如认为他们不可靠、能力差等。

共变原则

共变原则即在多次观察下的归因，也称多线索归因。海德认为，任何特定的行为都是由很多原因共同决定的，应该在许多不同的条件下寻找特殊结果和特殊原因的联系。关于共变性原则凯利已经在她的三维归因理论中有了详细的阐述，她将归因线索分为区别性、一致性和一贯性三个方面，再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推断行为的原因，这种多线索的共变模式我们就不再赘述。

归因偏差

基本归因偏差——都是性格惹的祸吗？

我们更倾向于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的性格倾向、人格特质或态度。当我们向大学入学处的职员寻求帮助时，他看起来那么没有人情味，态度冷漠，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冷酷的、不友好的人，而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不得不整天接待陌生而满腹牢骚的学生。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往往就会忽略这些潜在的外部因素，而把行为的原因直接归于他的性格因素，这种偏见如此普遍，以致很多社会心理学家把它称为基本归因偏差。

关于基本归因偏差还受到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很多研究都表明这种偏差在强调个人自由主义的文化中如西欧或美国、加拿大比强调集体成员合作、服从和依赖的集体主义文化中表现得更加普遍。例如Joan Miller（1984）的研究发现美国人更倾向于使用内部归因，而印度人则更会关注外部背景。比如一位美国人在形容一位剽窃学生观点的教授时说：“他是个自我中心的人，只关心自己。”而一位印度人对此的解释却是：“既然她是他的学生，那对这种情况也无能为力。”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行动者与观察者效应——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

我们倾向于把他人的行为归于其内在特质，而把自己的行为用情境因素来解释。我们可以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会不小心摔跟头，大人们可能边帮忙扶起你边责怪：怎么这么不小心！然而你总会觉得很委屈，因为路面实在是太滑了，书包又那么重，根本走不稳，你在心里抱怨：大人们总是这样！其实大人对于你摔倒的归因体现出的就是行动者与观察者的偏差。因为当事人总会意识到影响自己行为的许多外部因素，但当我们把注意转向他人的时候，就很少意识到。

在一项较早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要求学生写一段话，内容是他们最喜欢与其约会的女性特点，然后从自己最好的朋友的角度对这些问题重新回答。根据在回答中行为被归因为内在特质的程度（如“我需要与能使我放松的人在一起”）、行为被归因于外部因素如女朋友的特点（“她很聪明有趣”），对被试的反应进行评分。结果对自己的行为，被试提供了更多的情境因素；如果从朋友的角度作答，更多提供的是特质原因。

自我服务偏见——“我很优秀，你只是运气好！”

当你所在的球队彻底击败对手后，你可曾听到过对手说“嗯，你们的球确实踢得比我们好”？通常你听到的都是运气太差、场地不好、明年会反败为胜等等的话。另一方面，当你被踢得很惨时，对手自鸣得意的样子和故作谦虚的“运气好罢了”会令你十分气恼，因为你知道他们才不会真正认为自己是运气好，他们认为自己比你们棒。这种接受成功的荣耀，拒绝失败的责任，或者说成功归于内因，而将失败归于外因的倾向被称为自我服务偏见。

对于这种偏见的发生，心理学家们从认知和动机的角度作出了两种解释。认知模型认为，自我服务的偏见起源于我们加工社会信息模式的某些倾向，我们总是渴望成功的，所以将肯定的结果归于内部原因，而将否定的结果归于外部原因。相反，动机模型认为自我服务的偏见来自于我们保护和提高自尊的需要，或在他人面前表现良好形象的需要。

虚假一致——“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有夸大自我行为和观点，假设他人会作出与我们一样的反应的倾向，就是虚假一致性的偏差。在一个较早的研究中，研究者问学生是否愿意带着一个硕大的广告牌“在Joe’s吃饭”在校园里走30分钟吗？有些人同意这样做，一些人拒绝了。无论拒绝还是同意的学生都认为校园里有2/3的学生会作出与他们一样的选择。很显然这种估计是不现实的。这就是在很多情况下都存在的虚假一致。譬如，吸烟者就会高估人群中吸烟者的比例。

对这种效应的解释，心理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种可能是因为人们喜欢与和他们相似、行为一致的人为伴；另一种是我们总会愿意突出自己的观点，在乎自己的意见，因此就增强了对一致性的信念。另外，人们总是有一种期望，就是希望自己的信念和行为是好的、合适的和有代表性的，以此来保持自己的自尊水平。

最后，我们来共同思考一下，归因偏见到底从何而来？目前，心理学上给出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为了寻求认知的捷径，迅速找出行为的原因，所以我们会忽略背景信息，而只关注于明显的信息并把行为归于内因，比如基本归因偏差就是这样产生的。另一种归因误差是因为人们努力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动机，比如自我服务偏差和虚假一致偏差便源于此，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表明了归因偏差来源是认知需要和动机需要的综合体。

第五章　对事对物的内在体验——社会态度

天空有飞鸟经过，有人会说，看，终生忙忙碌碌只为一口食；有人说，看，多么自由的精灵啊。当你遇到生活的不如意，遇到人生的困惑，你是觉得世界都抛弃你了，还是新的生活画卷正悄悄地展开？

生活中，我们有时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诧异：为什么当朋友让我评价他的新车时，我没有直接表达自己不喜欢的态度，反却啧啧赞叹？为什么在考试前的反作弊倡议书上签了字，可还是在监考老师不注意时溜了一眼别人的答案？自问：难道自己是个伪君子？

——这些问题就涉及“社会态度”。社会态度是社会心理学最早的关注点之一，早期社会心理学家W·I·托马斯把社会心理学定义为“研究社会态度的学科”。下面我们对社会态度作更深入的了解。

第一节　社会态度概述

社会态度的要素结构

传统的态度研究认为：态度是由认知、情感、意向三个因素构成的，比较持久的个人的内在结构，它是外界刺激与个体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态度的认知因素规定了态度的对象；情感因素是个人对态度对象的一种内心体验；意向因素是对态度对象的反应倾向，即行为的准备状态。比如，如果某个人认为某个种族是懒惰而不友好的，那么他可能就会不喜欢这个种族的人，并因而产生歧视，而远离他们。

态度的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因素对个体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态度的认知功能

态度为个体的行为反应提供具体的信息。某一特定态度一旦形成，成为一定的心理结构，就会影响对后继刺激的接受，对于后继刺激所具有的价值能够发挥判断作用与理解作用。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A.H.Cantril），把普林斯顿和达得毛斯校足球赛录像分别放给两校学生看，结果每校学生都会指责另外一个学校犯规多。显然这是两校学生为了维护各自学校荣誉的立场和期待本校队获胜的积极态度造成认知判断上的偏差。人有按照自己的框架来含纳知识的爱好，当然它也有积极意义，可以让我们节省心理能量。

态度的情绪功能

人们的某种态度决定了他的某种期望、某种目标，与其态度相一致的事物将会给他带来满足；与其态度相反的事物则能唤起失望感或不满足的情绪。如喜欢—厌恶，尊敬—轻视，热爱—仇恨，同情—冷漠等。

态度的动机功能

态度具有动机作用，态度将驱使人们趋向或逃离某些事物。它规定了什么是偏爱的，什么是期望的，什么是渴求的，什么是想要避免的。态度的动机功能主要有三方面：

适应功能

指人的态度都是在适应环境中形成的，形成后起着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作用。人是社会性的，生活中的一些人和群体对我们很重要，适当的态度将使我们从他人那里到认同、赞赏、接受，从而学会对待不同的群体，使用不同的态度，更好地适应社会、应对社会。

表现功能

态度可使主体摆脱内部矛盾或紧张，成为表现自己个性的工具。兰伯特（W.E.Lambert，1960）对被试说“据一报告认为，基督教的耐痛力不如犹太教”，结果由于对信仰的态度使被试增加了抗疼痛的能力。

防御功能

态度可促使个体解决内部矛盾，超脱群体情境以保护自己。态度作为一种防御机制，能让人在受到贬抑时保护自己。比如，单位里要大家出主意，自己想不出来，人家的意见一出来就批驳，说都是些小儿科的想法。

内隐与外显的双重态度

社会态度的研究者并没有停留在认知、情感、意向的三因素结构中。内隐记忆研究的异军突起给社会态度的研究者们带来了启示，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了社会行为以内隐或无意识方式操作的观点。内隐社会认知领域的开拓者格林沃尔德和巴纳杰（Greewald，Banaji）在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关于态度的新概念——内隐态度，即过去经验和已有态度积淀下来的一种无意识痕迹潜在地影响个体对社会客体对象的情感倾向、认识和行为反应。在此基础上，威尔逊和琳赛等人提出了双重态度模型理论。

威尔逊、琳赛与斯库勒（Wilson，Lindsey，Schooler）（2000）对双重态度模型提出了以下五条假设，这也构成了双重态度模型的基本观点：

●相同态度客体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能共存于人的记忆中。

●出现双重态度时，内隐态度是被自动激活的，而外显态度则需要较多的心理能量和动机从记忆中去检索。当人们检索到外显态度，且它的强度能超越和压制内隐态度，人们才会报告外显态度；当人们没有能力和动机去检索外显态度时，他们将只报告内隐态度。

●即使外显态度被人们从记忆中检索出来，内隐态度也还会影响人们那些无法有意识控制的行为反应（如一些非言语行为）和那些人们不试图去努力控制的行为反应。

●外显态度相对易于改变，内隐态度的改变则较难，那些态度改变技术通常改变的只是人的外显态度，而非内隐态度。

●双重态度与人们的矛盾心理是有明显区别的，在面临一种有冲突的主观情境时，有双重态度的人通常报告的是一种更易获取的态度。

根据人们对内隐态度的意识程度和是否具备超越内隐态度的动机与能量，双重态度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压抑，当某种态度的产生会唤醒焦虑，这种态度就可能会被人们排除在意识之外，如果人们对于同样的态度客体另有一种有意识的态度，这就产生了双重态度。

第二种类型为独立系统，格林沃尔德和巴纳杰（1995）将这样的一种状态称之为“分离”。具体是指人们既有不能觉知的内隐态度，又有能够觉知的外显态度，此两种评价相互独立，一个以内隐的方式影响人的行为反应，另一个则影响人的外显反应。

第三种类型是动机性压制，指个体能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内隐态度，然而这种内隐态度通常是不符合社会逻辑规范的或个人所不想要的，这就驱使他们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去压倒和战胜它。

第四种类型为自动压制，是指个体以外显态度压制或超越内隐态度的过程本身是自动化的。只要人们有能力从记忆中检索到外显态度，它就会自动地超越和压制内隐的态度。即外显与内隐态度有自动化的连接，以至于人们并不能意识或感受到内隐态度的存在。

内隐态度的存在已经得到了广大的研究者的认同，但是有关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关系，学者间还存在着分歧。内隐—外显态度间关系同一论认为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所测量的是同一个心理结构，内隐态度所测量的是“真实的”态度，而外显态度则是内隐态度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后的歪曲表达。而内隐—外显态度间关系分离论认为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是两种不同的内在心理结构，具有不同的心理加工机制。这一论点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Devine，1989；Dovidio等人，1997；Greenwald & Banaji，1995；Wilson，Linsey，& Schooler，2000；Dovidio，2001）。外显态度是我们的思维的意识性产物和自我反映的结果，而内隐态度可能是无意识的产物，是通过内省无法接近的。因此内隐和外显态度彼此并不相关。尽管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但是内隐态度的发现毫无疑问给社会态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开启了一扇大门。

第二节　社会态度与行为

最初，我们简单地假设态度是决定行为的，但是在社会心理学家关于态度和行为的广泛研究中却发现：社会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十分复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

结论相互矛盾的研究

R·T·拉皮尔（R.T.Lapiere，1934）做了一项著名的研究。他与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周游了整个美国，行程一万多英里，曾于66个旅店和184个饭店落脚。虽然当时美国特别歧视东方人，但他们在几乎所有的旅馆和饭店都没遭到拒绝。只有一家旅馆的老板对他们说：“我不接待日本人。”6个月后，拉皮尔给他们停留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寄去了一份问卷，基本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在你们商店中把中国人作为顾客接待？”为了避免对方因接待过华人而生疑，又给其中一半餐、旅馆寄了第二种掩护性问卷，即在问卷中插入了是否愿意接待英国人、法国人等题目。同时给许多没有光顾过的餐、旅馆也寄了问卷，作为控制组。结果如下：

光顾过的，回收128份，回答不愿意接待中国人的占93.4%；回答愿意接待的只有一家。两种问卷差别很小；光顾过的和没有光顾过的，两组也没有显著性差异。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人们的态度与其行为并不一致。

随后，又有学者也进行了有关研究。谢里夫的研究发现，参加某个特别组织的人，比如参加禁酒组织的人，他们不赞成喝酒，他们自己也不喝酒；他的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是否参加学生选举与是否赞成学生的政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可见，谢里夫的研究表明，人的态度与人的行为是一致的。

R·敏纳特对煤矿工人做了系统的观察研究，发现白人工人对待黑人的反应在工作中与工作后具有有趣的差别。大约20%的白人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工作后，都摆脱了政治偏见，他们不管在哪里都能与黑人平等交往；另外20%的白人则无论在哪里都对黑人有偏见，保持距离；还有60%的白人在行为表现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不一致，他们在工作中能与黑人平等地交往，但在生活中就与黑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态度与行为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怎么解释相反的研究结果？又怎么看待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呢？

态度如何影响行为

来自态度自身的因素

态度的稳定性

稳定的态度容易记忆，也更能预测行为。然而时间间隔会淡化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态度随时间发生变化，就会失去稳定性。在拉皮尔经典的实验中，6个月后他向各个旅店发放问卷时，也许回答者的真实态度确实较6个月前接待中国夫妇时发生了改变。所以测量态度和测量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它们之间的联系越少，这也是在进行社会态度研究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

态度的重要性

当人们对某个问题的态度涉及了你的个人利益时，态度对你而言就格外重要，这时态度与行为往往是有高度一致性的。Sivacek和Crano（1982）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1978年密歇根州的一项投票议案，主张将法定的饮酒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研究者电话访谈了一所大学的学生，问他们会不会参加一个反对此议案的活动，可以推断21岁以下的学生在这个问题上有既得利益；而对于那些已满21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不会受到此法规影响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高既得利益组有47%的人都同意参加该活动，低既得利益组只有12%的人愿意参加。想到几年前，笔者所在居住区的居民曾举行了游行示威的活动，原因是小区附近要建一家工厂，噪音和污染确实与居民利益息息相关，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之后的强烈反对行为，在连续几日的反对活动后，这项计划终于被取消了。

态度的来源

直接经验形成的态度常常比通过间接形式获得的“二手”态度更能决定行为。所以不要抱怨为什么孩子不听你的劝告，一定要犯了错误后才知道下次该如何去做，因为实际体验过而形成的态度才是最坚定的。Regan和Fazio（1977）以住房短缺期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为被试，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新生亲身经历了住房短缺——他们不得不在宿舍休息室搭起简易的床。研究人员测量了学生对住房危机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兴趣，比如说签名并散发请愿书，或是加入研究该问题的委员会。亲身经历了危机的学生其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而对于只听朋友讲述或从校报上读到这一消息的学生，其行为和态度就不总是相关。

来自态度对象的因素

有时你不能从态度本身的角度来探讨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态度对象的具体特点也决定了你是否能保持言行一致。想想拉皮尔的实验：在当时的年代，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整体印象是很糟糕的，所以在态度调查中他们拒绝接收中国人；然而当一对衣着讲究、行为大方体面的中国夫妇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却欣然接收了。Lord的研究也关注到了这一点，他考察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男生对同性恋的态度。之后向学生具体描绘了一个叫“约翰”的人，此人正考虑转入该学校。在介绍约翰的时候，研究者要么把他描绘成一个典型的同性恋形象，要么描绘成一个不那么像同性恋的人。如果约翰很像一个同性恋的话，被试帮助他的倾向与他们对同性恋的一般倾向更一致；如果约翰不像一个同性恋的话，被试表达的助人倾向与他们对同性恋的一般态度之间的关系就没那么密切了（Blessum，Lord，＆ Sia，1998）。这里存在着一个刻板效应的问题，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的态度更能预测他们对群体典型成员表现出的行为，而对该群体的非典型成员，人们表现的行为不一定一致。

来自情境的因素

情境的压力是我们在探讨态度与行为问题时不能忽略的外部因素。比如，人们往往不愿意与不喜欢的人坐在一起。但某个人若作长途旅行时，发现只有一个座位空着，旁边坐了个他不喜欢的人，他还是会在空位上坐下来的。在一个浪漫的西餐厅，你与心仪的人初次约会，当你发现呈上来的食物并非你所点的或者已不新鲜时，你并没去与服务人员理论，因为你担心会破坏了这美好的气氛，或被约会的对象认为你过于挑剔。所以在服务生问你：“先生，对食物满意吗？”你回答：“谢谢，一切都好。”面对情境的压力你背叛了自己的真实态度。情境对态度的影响之大，甚至决定了你在不同的场合对同一对象的态度都是不同的。在上面提到的敏纳特对煤矿工人的研究中，白人矿工在井下时会平等地对待黑人矿工，而在外面的世界相遇时，却会把他们看成是下等人，这种差异正反映了由情境决定的多重态度（McConnel，Leibold，＆ Sherman，1997）。

来自自我的因素

有时候我们会自发地、机械性地做一些事情，而没有事先去考虑自己的真实态度是如何的。比如朋友见面打招呼问“喂，最近怎么样？”“噢，还可以吧”——这是我们的一贯回答。自我意识在没有被激活的状态下，态度和行为是很难保持一致的，这就是在120名大学中进行的关于雇用态度的研究（Mark An Snyder ＆ William Swanm）。在了解了学生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的两周后，研究者请他们在一个性别歧视案件中担任陪审员。仅仅那些被提醒要求记住自己态度的人其态度能预测判断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我们注意到自己的态度时，态度才会影响行为。

有自我意识的人通常会受自己态度的影响（Miller ＆ Grush，1986）。也许当你呆在一个有一面大镜子的房间里时，会更明确自己的意识，并保证言行一致。Diener和Wallbom（1976）的研究是让大学生来猜一个字谜，但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智力测验，并且测验以铃响为结束。在单独做题的情境下，有71%的学生在铃响后仍继续做题，而那些可以自我觉知的学生——让他们在一面镜子前做题并听录有自己声音的磁带——只有7%的学生作弊。所以在超市中多设置一些大镜子也许不失为一种防止盗窃行为的好办法。

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模型

Fishbein和Ajzen（1975；1980）提出了态度—行为关系的理性行为模式，该理论的核心是个体的行为意向能预测他的行为。行为意向又有两个主要的预测变量：对行为的态度和主观社会规范。比如表示愿意母乳喂养婴儿的孕妇，与没有这种想法的人相比，更可能会这样做。Manstead和他的同事（1983）就进行了这样的实验。在分娩之前研究者测量了孕妇的行为意向（是否想用母乳喂养）、对该行为的态度（例如，她是否认为母乳喂养能加强母子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有多重要）和主观社会规范（孕妇的丈夫、母亲、密友和医生更偏好哪种方式，她有多强的动机遵从他们的愿望）。个人对自身行为的态度可以用期望—效价框架来预测：对每个可能的结果的渴望，乘以其权重，即该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对主观社会规范的预测：对其他重要人物期望自己如何行事的知觉，乘以其权重，即遵从这些期望的动机。研究者发现，这些态度与分娩后的实际的母乳喂养行为达到0.77的相关，证明了理性行为模式能更好地预测后来的行为。

然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完美无缺的，简洁、独特的理性模型同样受到了后来者的质疑。意图总能决定行为吗？——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常感到的是身不由己，有时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仅凭良好的意图是不够的。Ajzen和Madden（1986，1992）提出了应该在理性模型中加入一个新的变量——知觉到的对结果的控制能力，从而就得到了“计划行为”模型。研究者发现，在有减肥意向的女生中，只有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控制体重而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减肥的女生，才会真正实现减肥的目标。

态度的易得性（accessibility）与自主行动模型（self automatic model）。态度的易得性是指当对象出现时态度更可能被最先激活以更快速度从记忆中被提取和表达，并对行为有很强的决定作用。Fazio（1982，1986，1995）认为基于直接体验的态度最易获得和发生作用。Fazio（1983，1986）还提出了态度的自主加工模型，认为态度能够自发地和自动地被激活，而不需要积极的注意和有意识的思考，理性加工就能实现。在这一模式中，态度的选择性和调整态度与行为关系有关，而选择性的过程先于行为而完成。因此，激活的态度会自动引起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随着态度和行为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影响态度与行为关系的因素被发掘出来，比如外界的限制条件和机会、知觉到的易感性和恐惧等等，态度—行为模型还在不断地完善之中。

第三节　态度的形成与改变

社会态度形成和转变的理论

态度形成的三阶段理论

H·C·凯尔曼（H.C.Kelman，1958）提出了态度形成过程要经历三个阶段，即服从、同化和内化。

服从

人们为了获得物质与精神的报酬或避免惩罚而采取的表面上的行为称为服从。服从行为不是自己真心愿意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一时性的，仅仅限于在可能获得物资、金钱、被他人承认、赞扬等社会报酬下，也限于在避免批评、罚款、处分等精神与金钱的惩罚下，才服从于某一行为。如果上述的可能性消失的话，则其行为马上终止。就像小学生在老师视线的监督下表现得规规矩矩，而教师一旦离开教室，就马上就活跃起来了。

同化

人们不是被迫而是自愿地接受他人的观点、信念，使自己的态度与他人的要求相一致。同化这一阶段已不同于服从阶段，它不是在外界压力下才形成或转变态度，而是出于自愿。同化能否顺利实现，他人或群体的吸引力是很重要的。一个青年要想成为先进群体中的一员而自愿采取与之一致的态度，这个先进群体必须保持有一定的吸引力，否则同化过程不可能维持下去。

这是人们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并接受他人的观点而彻底地转变自己的态度。这意味着人们把这些新观点与新思想纳入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之内，成为自己态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人的态度只有到了内化阶段才是稳固的。内化在态度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中是最持久，也是最难转化的。

态度的形成从服从到同化到内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所有事物的态度都会完成这个过程。有人对一些事物的态度可能完成了整个过程，但对另一些事物可能只停留在服从或同化阶段。有人即使到了同化阶段，还要经过多次反复，才有可能进入内化阶段，也可能一直停止在同化阶段徘徊不前。所以，要形成人们的牢固的态度是十分艰巨的。

海德的平衡理论

海德认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包括世上的各种人、事物和概念，这些对象有的各自分离，有的则联成一体被我们认知，海德将联成一体的两对象间的关系称为单元关系，个体对单元两个对象的态度通常是一个方向的。如，你喜欢张三，则对他的朋友也有好感。这时，个体对单元内两对象的认知和评价一致，其认知体系也就呈平衡状态。反之，当评价不一致时就会产生不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将引起不快和紧张，个体会设法解除。比如，你喜欢张三，但却不喜欢其衣着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你相应地会在心理上产生不快与紧张，解除方法有二：一是喜欢张三的衣着方式；二是不喜欢张三。显然这个解除紧张的过程也就是人们态度转变的过程。

下面我们用图来表示一下平衡与不平衡。其中P代表个体，O、X代表态度对象，＋、-分别代表肯定关系（喜欢）与否定关系（不喜欢）。平衡与不平衡是有规律的，当三角形三边符号相乘为正，则是平衡结构；为负，则为不平衡结构，如图5—1。海德虽然也是从认知角度探讨态度变化，但他更强调个体的某种态度需要他人有关态度的影响，即重视人际关系对态度变化的影响，故平衡理论又称为人际关系理论。

在海德P—O—X的结构基础上，新的态度研究发展出了联接网络模型（associative network mold）。这一理论把态度视为相互联系的结点，这些结点是和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相一致的。根据平衡理论的原则，假如对相互联接的“态度对”（即两个不同结点）的评价信号都是积极的，那么这些“态度对”就是平衡的。结点间的平衡关系使态度变得稳定，而不平衡关系可能引起态度的改变。网络的结点不但反映态度对之间的关系，而且与态度强度也有关系，强度体现的是态度在过去被激活的频率。频率越高，结点的强度越高，两个结点的联系越强，这两个态度越是经常被放在一起考虑，它们就有了预期相似性。

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

费斯汀格认为（1959），认知因素之间有些是独立的，有些是相互关系的。有相互关系的认知因素之间有的呈协调关系，有的呈不协调关系。当人们认知体系呈协调关系时，就会设法保持这种关系，避免接触与已有认知因素矛盾的信息。当人们认知体系不协调时，就会设法减轻或解除这种不协调的关系。

当个体发觉自己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矛盾的认知因素时，便出现了不协调状态，不协调状态有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认知因素对个人的重要性；二是不协调的认知数目与协调认知数目的相对比例。产生认知不协调后，人们在心理上就会产生不愉快及紧张的感觉，由此而产生解除不协调的动机，态度也就随之而改变。

改变认知因素中任何一种认知因素，都可能使双方协调。以抽烟已经成瘾同时又认识到抽烟会产生肺癌，严重危害健康的人为例。解除失调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改变某一认知元素，使之与其他认知元素趋于协调。例如，认知元素A——我喜欢抽烟，与认知元素B——抽烟容易患癌症，是不协调的。一个人可以改变A为我不喜欢抽烟，或改变B为抽烟容易患癌症是不足信的，从而可以达到协调的状态。

第二，增加新的认知元素，改变认知不协调的状况。例如上例中的认知元素A与B不协调，可以增加新的认知元素C——世界上抽烟而长寿者很多，认知元素D——抽烟可减轻精神紧张，有利于心理健康等，可使不协调程度大大降低。

第三，强调某一认知元素的重要性，如上例中，可强调A，认为抽烟使我快乐，这是最重要的，不必管以后会不会患癌症；也可强调B，认为自己的健康最重要，为此可以少抽烟甚至戒掉。

引起失调的原因有许多，概括来说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是威慑不足。Aronson和Carlsmith做了关于威慑力不足效应的早期实验。他们让小孩进入实验室玩五个对他们有吸引力的玩具，玩过之后让他们按照喜欢的程度给这五个玩具排一个顺序。然后除了把一个被排在第二位的玩具放在桌子上面，其余的几个玩具放到地板上。

接下来实验分三种情况：在没有威慑的情况下，主试说在他出去这段时间，孩子可以玩任何一个他喜欢的玩具；在高度威慑的情况下，主试说在他出去这段时间内，孩子除了桌上这个玩具外，可以玩任何玩具，并特别强调说“我不想让你玩这一个——如果你玩的话，我会把所有的玩具都带回家”；在中等威慑的情况下，主试仅仅说“我不想让你玩这一个——如果你玩的话，我就会生气”。结果实验中，在主试离开实验室期间，没有一个被试玩这个玩具。并且，在中等威慑情况下的孩子体验到了大量的失调。

二是诱因不足。费斯汀格（Festinger）和查尔斯密斯（Carlsmith）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让被试做如下无聊的事：进入房间去挪动一块板上的方木梢。首先把四分之一的木梢移到左边，把另外四分之一的木梢移到右边；再把排成线的木梢拿到木板之外；最后再把它们重新放到木板上去。然后重复先前顺序接着做，直到几乎站不起来。等到你做完后，主试可能像你猜的一样欺骗你，他承认他没有把整个实验情况告诉你。他说你是控制组的被试，而如果你在实验组，当你在外面等待实验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他的同伴加入你们并尽力说服你相信实验令人兴奋、富于刺激、妙趣横生。然后实验接着进行，实验组的结果将和控制组的结果相比较。

这时你感觉你完全了解了该实验，虽然你可能还是搔着头皮想，为什么会有人对这样的结果感兴趣。你不知道你是实验的主要对象，实验还在进行。他对你说，他的同事通常不能进入实验室，如果给你1美元的话，你是否愿意进入等待室告诉那个学生说实验很有趣。如果你愿意做的话，你就做了主试想让你做的事。你已经形成了这一看法——实验单调乏味，然而你必须公开说实验是有趣的。这样心理失调就形成了。你怎样对等待的被试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才是主试的真正同事，主试已经告诉他听你的消息并接受它。在这之后，如果你真的认为实验有趣，那么，你的心理不协调就减少了。如果主试给你的不是1美元而是20美元，情况会怎样呢？真正的控制组情况又怎样呢？

结果表明，控制组的被试真的认为实验枯燥，得到20美元的被试也认为实验枯燥，只有做了反态度的行为仅得到1美元的被试才认为实验有趣。

三是公开观点。查尔斯密斯（Carlsmith）和考斯等人做了一个“变化公开发表的可能性”的实验。同费斯汀格（Festinger）和查尔斯密斯（Carlsmith）的实验一样，被试做的是移动木梢和工具分类这样单调的工作。然后要求一些被试写一篇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的文章，并告诉被试只有写得好的文章才让后面的被试看，即所写文章公开的可能性不大。要求另一些被试像费斯汀格（Festinger）实验所要求的一样：面对另一被试（主试的助手）并告诉他实验很有趣，在实验结尾让被试回答实验有多有趣的时候，正像失调理论预测的那样，只有那些公开自己观点的被试改变他们的观点。

四是引起与态度相反的结果。库勃和沃契尔（Worchel）让被试做单调的移动木梢的工作，如同费斯汀格的实验里所做的一样。而当做完这些工作去劝说主试的助手时，助手有两种反应：一半被试听助手说：“你在说你的观点，但是我参加的每一个实验都是单调的，所以我认为这次实验也是单调的。”另一半被试看到主试的助手因能参加这样的实验而热情和兴奋。也就是说后面一半被试得到了不想得到的结果：他们使后面的学生相信实验是令人兴奋的，而这位学生不久就会发现实验是单调的。前一半被试没有得到相反的结果，因为主试的助手并没有相信他们。结果表明，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产生了不想得到的结果可以引起认知失调。

五是自由选择。林得（Linder）、库勃和琼斯（钟斯）做了这样的实验：他们让学生站在非常不喜欢的立场上：学校应取消辩论，并以此为中心写一篇文章。他们要求一半学生写一篇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文章，并说他们若这样做会得到或多或少的钱；并问另一半学生是否愿意写一篇与自己的态度不一样的文章，如果愿意的话，会得到或多或少的钱，并强调说写与不写这篇文章完全由他自己决定。结果富有戏剧性，自由的选择导致失调的产生，并进而引起态度的改变。

态度转变的途径——说服

说服可以通过面对面交谈、参观访问、看电视、电影等方式来改变人们的偏见及某些信念，从而改变其态度。每个人都有无数次的被人说服和说服别人的经历，回想一下那些以态度转变为目的的说服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会取得成功，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它的失败。

沟通者

沟通者的权威性：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或是在某一领域中的专家向我们提供的信息总是更让人相信。

对沟通者的喜欢程度：某些方面（如外表）有吸引力的说服者比吸引力低的说服者更能说服别人（Hovland ＆ Wreiss，1951）。这就是为什么广告中常出现漂亮的明星面孔的原因了。

沟通过程

沟通过程是将信息内容以最易被他人接收的方式传递出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明智的说服者应该注意的方面是：

尽量真实地反映事实

过分夸大会使人产生怀疑与不信任，过分缩小则引起人们充分重视。有人将同一型号的汽车做了两则广告，一则广告说：“这种四门的内把手太偏右了一点，用起来不顺手，但除此之外，其他方面都很好。”另一则广告中没有这一条全都讲优点。结果顾客都相信前一则广告，这也说明了实事求是地介绍优缺点能获得人们的信任，从而容易接受宣传的内容而转变其态度。

唤起听众强烈的情感体验

研究者发现人们态度的改变和心情是有密切关系的。在态度的改变过程中心理学家发现存在一种“好心情效应”，即当信息与好心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会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贾尼斯及其同事们（1965）发现，如果在阅读信息时让耶鲁大学的学生享用花生和可乐，那么他们会更容易被说服。

另一方面，宣传也可以通过唤起人们内心的恐惧感或焦虑感等来达到目的，实验者以安全行车为主题，设置两个组加以比较，结果引起被试恐惧程度越强，其态度转变也越大。

但是，在引起人们情绪体验的同时还要注意情绪唤起的程度以免使说服对象产生抵触行为。琼斯等人曾探讨了引起什么程度的恐惧心理最能转变人们对抽烟的态度。他设置了两个实验组，一是引起高度恐惧组，另一是引起中等程度恐惧组。给高度恐惧组被试看一部彩色科教片，电影介绍一个抽烟厉害的人生了肺癌而接受手术的过程，让被试看到患者被打开了的胸腔中糜烂的肺；中等程度恐惧组被试看这一电影时，上述镜头已被剪去，被试只看到患者肺部X光片及医生的口头介绍。然后比较两组被试对抽烟态度改变的情况，结果是前者态度改变的人数少于后者，比例是36.4%与68.8%。

以上几个实验结果告诉我们，在转变人们态度时必须注意下列两个问题：

第一，如果需要人们立即采取行动转变态度的话，则宣传应该能引起较强烈的恐惧心理，使这种恐惧心理转化为一种动机力量，以激发人们迅速改变；第二，如果要求过一段时间改变态度，则不要过分强调危险，因为恐惧心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但人们理智上却是清楚的，而且会逐渐占上风，认识到应该重视它，转变原来的态度。

恐怖的宣传由低等到中等程度时，其态度的变化也逐渐增大；但恐怖宣传一旦过强之后，情况将会适得其反，或是回避信息的摄取，或是持抗拒态度。

有区别性地进行说服

当人们和说服者所提倡的方向保持一致时，并且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经验不足时，单方面宣传比较合适。但是当听众与说服者的观点不一致，而且人们早已具备比较充分的知识经验并习惯于思考和比较时，双方面宣传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信息，以权衡利弊得失。

目前许多商业广告几乎都是一边倒的单方面宣传，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对一些知识经验丰富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来说，并不能发生多大作用。但它确实也会使一些人相信，甚至有些商品广告靠言过其实、夸大而蒙骗了一些人。为此，我国的广告管理条例（1982）规定：广告必须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原岗（1967）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选择四个课题进行单方面和双方面两种内容的宣传，然后测定其态度转变。结果是，单方面宣传能引起被试态度转变的平均尺度为0.83，而双方面宣传的结果平均尺度为0.41，从而显示了单方面宣传的优越性。

这也说明了宣传说服必须有的放矢，不能干篇一律。

有步骤地进行说服

要求人们转变态度时，应该分阶段逐步提出要求，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要求过高，不但难以改变原先的态度，反而会使人更加坚持原来的立场，持对立情绪。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要转变一个人的态度就必须了解他原来的态度，然后再估计一下两者的差距是否过于悬殊。若差距过大，则不宜操之过急，以免会发生反作用；而逐步提出要求，不断缩小差距，才能使人们接受。

“登门槛效应”是指先提出一个较小的要求，当被接受后再提出更大的请求，从而达到改变人们初始态度的目的。M·弗里德曼做过对比实验。以家庭主妇为被试，向一组被试先提出一项要求，要求在她家门口挂一块牌子，待家庭主妇同意了这一要求之后又提出另一项要求，即要求在她家院子里竖一个架子。向另一组被试同时提出上述两项要求。结果表明，最初提出较小要求，后来再提出进一步要求这种方法比一开始就提出两项要求，更容易使别人接受而转变态度。

“门面效应”是指先提出一个难度较大的任务再实现一个中等难度的任务，以达到改变态度的目的。西奥迪尼等（R.B.Cialdini，J.E.Vincent，S.K.Lewis et al.，1975）进行了有关“门面效应”的研究。研究者要求大学生花两年时间担任一个少年管教所的义务辅导员，这是一件费神的工作，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谢绝了。他们接着提出了一个小的要求，让大学生带领少年们去动物园玩一次，结果50%的人接受了此要求，而当实验者直接向大学生提出这个要求时，只有16.7%的人同意。那些拒绝了第一个大要求的学生认为这样做可能会损害自己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的形象。为恢复他们的利他形象，便欣然接受第二个要求。

既然从大处着手的“门面效应”和从小处着手的“登门槛效应”都可以让人接受，那在生活中应该采取哪种方式呢？堪（Cann）、瑟曼（Sherman）和艾克斯在同一个实验中试验了“拒绝”和“接受”哪一个更好。被试被随机分组，他们或者先拒绝一个大的问题，或者先接受一个小的要求。堪（Cann）等变化了原来的要求和后来中等要求的间隔时间。在一些实验中，在第一要求提出后马上提出中等的要求，而在另一些实验中，隔了7天才提出中等的要求。结果表明，如果立即提出中等的要求，两种方法都能够让被试更好地服从（拒绝的方式稍好）；在隔7天以后，讨价还价的拒绝方式效果就不好了。

通过行为改变态度

前面我们探讨了态度对行为的影响，但态度自身同样也会受到行为的影响。比如对待一个懒惰、不爱运动的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他拉到操场上转几圈。

琼斯等人以大学生为被试，首先测定了他们在三个具体问题上都持有否定的态度，然后把他们分为几个三人小组，要求每个三人小组中有一人向该组其他两人作宣传说服。结果是三人都改变了态度，而且说服者态度的改变最大。

行为对态度的作用也给心理治疗学家以启示。摩罗诺发现了一种对精神分析有很大作用的方法，即角色扮演法。它是让病人在控制得很好的环境下扮演重要的人。比如，让一个反对父母的青少年扮演父母的角色，他可能会更好地理解父母的态度，也可能被自己扮演父母时表达的态度所说服，这样，反对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其他许多治疗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凯利要求病人在一段时间内，扮演其他人的性格而不是自己的性格。比如他可能让一个失望的人扮演一个极其高兴的人，令人吃惊的是，病人这样做竟然没有困难，并显著地改变了态度。

利用群体规范进行说服

群体的公约、规则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的态度。20世纪40年代，勒温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二战时期，由于食品短缺，美国政府希望能说服家庭主妇们购买一向不大受欢迎的动物内脏做菜。勒温把主妇分为六组，每组13到17人。其中三组接受讲解与劝说，即让口齿伶俐的人对这三组主妇进行劝说，演讲者告知主妇们这些食品如何美味，营养如何丰富，吃这种食品对国家贡献如何大等，每位主妇还得到一本烹调内脏的食谱。另三个组采取群体规定，即这部分主妇被简单告知，在特殊时期规定大家要用动物内脏做菜。一周后进行检查，结果发现，讲解组仅有3%的主妇改变了态度，用动物内脏给家人烹调饭菜，而采取群体规定的三组家庭主妇，有32%的人改变了态度，用动物内脏给家人烹调饭菜。群体规定之所以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的态度，是因为个人对所属群体具有认同感，希望同团体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乐意接纳团体规范。

勒温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告诉了我们，对于起码的、基本的准则，群体规定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第四节　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态度

测量个人的态度主要是指其方向和强度两个方面。方向反映的是个人对客体的反应，内容包括喜欢或不喜欢、肯定或否定。态度的强度是个人对客体的感觉强度，也就是其力量与深度。

总加量表法

总加量表法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克特（R.A.Likert）所创用，测量每一种态度就用一个态度量表，态度量表是针对某个态度对象而设计的，它是由若干个问题组成，根据被测者对各个问题所作的反应而给予分数，以代表该人对某个问题所持态度的强弱。最后研究者将各人的调查量表所得的分数加在一起，可以代表该人对某个对象的态度，分数越高表示态度越肯定。

社会距离尺度法

社会距离尺度法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E·S·布加达斯（1925）创立，以衡量人们对某个事物的态度。测量方法是由研究者设计出一套能反映不同社会距离的意见，请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实际看法在相应的意见内打记号，然后把一个群体所有成员的态度距离加以统计，制成曲线图。曲线图反映的是一个群体对某个对象所持的态度的距离分布。

不同的群体对同一事物的态度的距离可以相比较，同一群体对不同对象的距离也可作比较。

例：对某人的社会距离调查表

愿意和他作为知己

愿意请他参加自己所属团体的社团活动

愿意和他做邻居

愿意和他做同事

愿意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愿意和他少来往

愿意和他绝交

要求被调查者在以上七个项目上选符合自己的一项并打上记号。

语义分析法

语义分析法目的在于分析人们对于特定的对象所给予的意义，分析该对象所具有的形象，以测定和判断其态度的一种方法。语义分析又称“双极形容词分析”。C·E·奥斯古德（Osgoud）等人（1957）收集了许多对形容词作为指标，采用以＋3—0—3共7级的尺度评定形式，通过因素分析把形容词区分为几个因素。他们发现有三个因素，即评价因素（如好—坏）、活动因素（如主动—被动）、力量因素（如强—弱）。

具体方法是，根据主题设计一套相对的、两个极端的形容词（约10对），平行列在7个等级的量表两端。测试时，要求被测试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在量表的某一点上打对号，表示自己对该对象的态度。将被测者在每一对双向形容词量表上的得分加起来，就可以反映被测者对于该对象的总态度。

投射法

投射法的特点是通过间接方法来了解人们对某个事物的态度，这是通过分析人们对某个刺激所产生的联想来推测其态度，这种联想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想象、愿望、要求以及思想方法等无意识的反映。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被测者不知道测度者的意图，难以作假。缺点是对反应进行分析时，测定者的主观性很大。

主题统觉测验

主题统觉测验是一种著名的投射法（简称TAT），由H·A·默瑞（Henry A.Murray）所创（1935）。测验时向被测者出示一图片，让他根据图片的内容编一个故事，被测者会在编故事时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对某一事物的态度投射进去，泄露出自己真实的态度。一般认为，TAT比其他方法更容易从动态方面来了解被测者对某一对象的态度，有助于了解被测者的人际关系以及对自身的态度。

造句测验

造句测验（简称SCT）是事先准备几个有关某一事物的没完成的句子，让被试把句子写完，从中也可以反映被测者的态度。这种方法由于是一套没完成的句子，研究者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了解人们对某个对象的态度，而且这种方法在实施过程中不需要仪器设备，又可集体进行。

内隐态度测量法

内隐态度被认为是“真实的”态度，而与之相对的外显态度则是内隐态度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后的歪曲表达。

关于内隐态度的测验运用最多的就是“内隐联想测验”，用反应时来测量人们概念联想的速度。例如让被试把积极的词汇（如：友好、善良）与白人联系起来，再将这些积极词与黑人联系起来，看看在词语联接过程中哪种情况用去的时间比较多，以测量内隐的种族态度问题。

生理反应法

生理反应法是通过检查被测者的生理状况来测定其态度的一种方法，生理反应法主要测定人们态度的情感因素。情感在人们的态度中起着重要作用，当人们对某种对象产生某种态度时，态度的情感因素能够唤起机体的植物神经系统的变化，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血压升高、瞳孔扩大等生理变化。因此，可以通过生理指标来测定人的态度。

除此之外，还有问答法、行为观察法等。

态度免疫——关注受广告“袭击”的孩子们

威廉·麦圭尔是率先开始对态度免疫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家之一，也即是如何抵制说服，保持立场。经过众多的研究，社会心理学家们发现孩子是受广告袭击最为严重的群体：一个普通的美国儿童每年要看1万多条商业广告。尤其是8岁以下的儿童最易受广告影响，其原因在于：（1）儿童不能区分电视节目和商业广告，并且难以知晓其说服目的；（2）儿童倾向于不加区分地相信广告内容；（3）儿童在观看广告后倾向于恳求或逼迫父母购买做广告的产品。孩子们成了广告商们的最爱：轻信、易受影响，使促销变得简单易行。

研究者们由此想知道儿童是不是能够被教会抵制欺骗性的广告。由费什巴赫领导的研究小组（1980）对小学生们上了持续半小时的广告分析课。孩子们通过观看广告并加以讨论来增强对其的免疫力。例如，在看完一段玩具广告后会让他们立刻得到那样的玩具，这样让他们加深对广告和现实的理解。

对此，广告商们的托辞是：广告可以帮助家长教会孩子学会消费技巧，而且还可以为儿童电视节目提供资金。

美国的《母亲计划》杂志发表了《母亲对广告商的宣言》（2001）：

对我们而言，孩子是无价之宝。对你们来说，孩子仅仅是顾客，而童年是一块极富开采价值的市场份额……那些训练有素并且富有创造力的专家对孩子进行研究、分析、说服以及操纵后发现的……那些令人心动的信息“跟着感觉走”、“大胆去做吧”、“尝试你自己的方式”等等都把我们的孩子带入了一个自私自利和只重即时享乐的世界中。

第六章　以侵犯他人为目的——人类的攻击性

回顾我们的历史，从狩猎原始部族到现代工业化社会，战争——“人类自相残杀的怪物”——成了人类的显著标志。除了战争这一大规模的侵犯行为之外，人类的侵犯性还有各种不同等级的表现形式，例如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绿林强梁；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土匪强盗；杀人越货的不法之徒；恐怖主义的袭击事件……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阶段，无论是远古还是现代，攻击从未停止。与我们后面谈到的“利他”这一温暖的词汇相比，攻击抑或侵犯总让人感到恐惧和邪恶。

——为什么人类始终无法摆脱相互的攻击？侵犯是人类固有的本性吗？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关于攻击性的问题。

第一节　攻击性行为概述

攻击也称为侵犯，什么是攻击性行为似乎每个人都能理解，但却很难找到一个科学化的表述。在形象化的定义中，罪犯杀人显然是具有攻击性的，而一个足球运动员在球场上冲撞绊倒对方球员也具有攻击性。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多拉德（J.Dollard）和米勒（N.E.Millor）等人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对攻击性作了如下定义：“攻击是一种行为的结果，是以伤害另一生命机体为目的的一种反应。”心理学家巴斯在《攻击与越轨的控制》一文中纯粹以行为主义的口吻说：“攻击是向另一有机体释放有害刺激的一种反应。”这种解释意味着行为本身就决定了一个特殊的举动是否就是攻击性的。也就是说把大众化定义中肯定性方面与否定性方面作了区分，把伤害他人的行为与无害他人的行为作了区分。然而，这个定义并非令人满意，因为它只重视行为的结果，忽视了动作者的意图，而意图恰恰是攻击行为定义最关键的方面，因此我们对攻击行为概括出三个特点：

侵犯行为是有意图的行为

侵犯行为是有动机指使的。如果忽视意图，就会把本来不属于侵犯性的举动也看作为侵犯性的行为。例如，足球运动员把球踢出场外，并意外地打伤一观众，这个运动员确实做了伤害他人的事情，也引起该观众的痛苦，但该运动员的行为不是故意的，因此，不能认作是侵犯行为。只有有动机参与的行为，才是侵犯行为，例如，双方为了各自的私利吵架行凶等。

侵犯行为是外显的行为

侵犯不是感情、动机、态度等内在心理状态，而是外部表现出来的行为。发怒是一种侵犯的愿望，偏见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它们对侵犯行为发生动机作用，但尚未构成侵犯的事实。一个人内心有了意图，蓄意谋害他人，如果没有在行为上显示出来，那么这个人的行为不能算是侵犯性的。例如，某人心里恶狠狠地想狠狠教训另一个人，甚至在想象中已经把他推到山崖下，但实际上没有动嘴动手，那么，其行为不能算是侵犯行为。

侵犯行为是伤害他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侵犯行为总是敌意性的，不仅指伤害他人的身体健康，直接施以暴力，也指伤害他人的心理，造成心理上的痛苦。例如，造谣诽谤、恶言恶语辱骂他人等。有一些行为虽然使对方受到某些痛苦，但不应被认为是侵犯行为，其行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例如，医生给病人动手术，去除腹腔内的异物，虽然手术会使病人流血，有痛苦，但却获得病人的感谢，因为手术之后能使身体康复。

对攻击行为作进一步分类，以侵犯行为的最终目的为依据可分为手段性侵犯行为和目的性侵犯行为。手段性侵犯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对方身心健康受损害，而是把侵犯行为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例如，强盗拦路抢劫，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抢钱财。目的性侵犯行为就是为了复仇，教训对方，故意伤害他人，给他人造成痛苦和不快。

在这里还需作另一种区分，那就是对侵犯行为好坏的区分。通常，我们都认为侵犯是坏事。确实如此，一般情况下，一个侵犯性的行动是由一种伤害他人的意图引起的。但也有一些侵犯性行动是好的例子。如我们赞同警察开枪打死了一个杀害了许多无辜受害者并把别人当人质的恐怖分子。这里，区分的标准是该行为是反社会的侵犯，还是亲社会的侵犯；是违反公认的社会准则的侵犯，还是维护社会准则的侵犯。执行法令的行动、父母对孩子的适当惩罚或者战争期间执行指挥官命令的行动，都被看作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最后，还有另一类侵犯性行动，即介乎亲社会侵犯行为和反社会侵犯行为之间的行动，可以称它为被认可的侵犯性行为。这种行为包括不为社会准则所需，但又很可能包括在其范围之内的侵犯性行为。它们不违反公认的道德标准，例如，一个为自卫打了某个正在无端殴打他的人，或一个女人回击一个企图强奸她的男人，通常都被认为是合理的。

巴斯（A.H.Buss）的分类并不是只设一个标准，而是试图提出几个观点。他按身体的和语言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三对单元的排列组合，把攻击分为八种类型。这在表6—1中可以看出来。

第二节　攻击性行为的理论解释

攻击性是本能吗

根据社会生物学的原理，侵犯行为在人类的早期进化中无疑是适应性的，对于人类个体的生存和生殖效应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心理学独立之初，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心理学家们把人类的动机都归因于先天的本能，认为人类的侵犯性行为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威廉·詹姆斯（W.James）认为，人类都有好斗的劣根性，侵犯是我们从祖先那儿遗传而来的本能，所以，人类是无法摆脱侵犯的，只能通过替代性活动，比如体育竞赛等，消耗侵犯的动力，才能使侵犯的倾向得到控制。

弗洛伊德也是这一观点的典型倡导者，他认为有两种基本驱动力：一种是建设性的性能量，即“力比多”；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攻击性能量，即“死本能”。在《超越未来原则》一书中，他写道：“死本能，这种自我破坏性冲动有时是内向的，有时是外向的，死本能转入人体内部时，就以自我惩罚的形式表现出来，自我惩罚到了极端的程度就变成自杀，当它转向外部时，就以敌对、好战的形式表现出来。”弗洛伊德把人类的破坏行为和攻击行为归咎于人的死本能，因此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显而易见是完全自然的事，并且无疑具有生物性和根源，实际上它未必可以避免”。

20世纪60年代，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Z.Lorenz）通过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再次论证侵犯的本能观。他在其《论侵犯性》一书中强调攻击本能的自发性。他认为，动物的侵犯行为有两种：一是掠食行为，其目的是果腹，这种行为是不带情绪的、近乎天性的反应。二是争斗行为。群居的动物会因为食物的分配、性配偶与空间的争夺，发生侵犯行为。他认为，动物的这种争斗而发生的侵犯，使动物不仅求得自身的生存，而且还使物种得以不断地进化与发展。洛伦兹在研究一种攻击性很强的热带鱼后发现，在自然环境里，雄鱼并不攻击雌鱼，也不攻击其他种类雄鱼，而只是攻击同类雄鱼。在鱼缸饲养条件下，缸内营养成分不够，这时当其同类的雄鱼不在时，这条雄鱼先是攻击不同种类的雄鱼，而这些雄鱼以前是不被它理睬的；当最后只剩雌鱼时，它就进攻并杀死雌鱼。据此，洛伦兹认为，动物存在着内在的攻击需要，侵犯行为是动物天生的本能行为。洛伦兹还用本能论解释人类的侵犯行为，从而认为侵犯行为乃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

有研究发现，侵犯行为与雄性激素的分泌有关，雄性动物比雌性动物有更强的攻击性。当受到干扰时，雄性激素水平高的个体更多地感到不安与紧张，他们显得较为冲动、易怒，挫折忍受能力也相对较低。尽管激素的影响对动物比对人类要大得多，但降低雄性激素水平的药物的确可能削弱有暴力倾向男性的攻击性。

芬兰心理学家Kirsti Lagerspetz在一组正常白鼠中挑选出攻击性最强和最弱的个体分别饲养，并在攻击性最强的个体间和攻击性最弱的个体间配种繁殖。在此后它们繁殖的26代中始终重复这一选择过程，最终他得到了一组凶猛的老鼠和温顺的老鼠，攻击性的强弱出现极端化的趋势。这证明了侵犯行为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1986年Rushton等人对同卵双生子和27对异卵双生子与侵犯行为的相关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社会学习论

在研究人类攻击性方面，伦纳德·贝科威兹（Leonard Berkowitz）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专家，他认为人类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动物之处在于，学习在人的攻击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就人类而言，攻击性倾向和后天习得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函数。

社会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班杜拉及其追随者认为，侵犯性行为是社会习得的结果。

这种学习出现的第一种作用机制是强化。当某个行为得到报答，一个人就更有可能在今后去重复这一行为；当遭到处罚，他就不太可能去重复了。就像一个小孩因为打了兄弟一拳，或因为向隔壁的女孩扔石子而遭到惩罚后，他就学着不做这些事了。当他受到挫折但因控制了自己而得到报答时，他同样也习得了这一经验。比如在一项研究中[杰恩和皮戈（R.Pigg），1970年]，当一些被试电击一个实验同谋者时可得到口头的加强，如“很好”、“你做得对”等；另一些被试电击同谋者，并未得到报答。被强化的被试此后给予的电击就比未被强化的被试要强许多。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说明这个观点，侵犯性活动在很大程度是习得的反应，强化是侵犯行为一个主要促进者。

模仿在儿童行为的形成中是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所有的人，特别是儿童都有一种模仿他人的强烈倾向。在关于观看大人殴打充气娃娃的实验里，班杜拉及其助手证明，看到一个人攻击别人，可增加孩子们的攻击倾向，而且儿童不但会模仿，还会发明新的创造性的攻击行为。实验证明，如果攻击性的榜样因攻击行为受到奖励，看到榜样受奖的孩子比看到榜样受罚的孩子更具有攻击性。

大众传播媒介与网络的普及与深入，为人们提供了大量观察学习的机会。斯利克（Sleek，1994）的调查表明，小学毕业的儿童，仅从电视上就看到了8000次谋杀与超过10万次其他暴力行为。心理学家们在关于看电视与暴力行为的相关研究中，都得出了显著的相关值。研究者对芝加哥地区的青少年进行的追踪研究显示：8岁时看暴力电视最多的前20%的男孩，15年后，承认自己有过推、抢或是殴打妻子行为的人是其他人的两倍。相应地，8岁时观看暴力电视最多的前20%的女孩，报告自己曾对丈夫扔东西的是其他人的两倍。

挫折—侵犯论

多拉德（Dollard）和米勒（Miller）等人在《挫折与攻击性》一书中提出了挫折—攻击性假说：“挫折可以产生引起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攻击的刺激。”通常情况下，当一个人的目的就要达到时，进程却突然被打断，这时的挫折感会增加；奋斗目标已具体可见，并已到达可及的范围之内，对成功已抱有很高的希望时却受到了不公正的阻碍时，挫折感最为显著。

早期的挫折一侵犯理论过于绝对，认为挫折一定会引起侵犯或者退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一些人遇到挫折后往往并不表现出侵犯行为。例如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人被别人踩了一脚，如果他认为那个人是故意的，就很可能引起攻击行为，但如果他把原因解释为人多，就不大可能攻击踩他的人。可见，认知因素在挫折与侵犯之间起很大作用，而早期的挫折—侵犯夸大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基于此，贝科威兹对早期的挫折—侵犯理论作了修正，认为挫折并不总是引起侵犯行为，而是由于人们对造成挫折的原因解释不同而有所不同。

剥夺也是一种引起侵犯行为的挫折。由于对剥夺的解释不同而引起不同的结果，并非所有的剥夺都是挫折，而只有“相对剥夺”才被知觉为一种挫折从而引起侵犯。“相对剥夺”这一术语是学者在研究美国二战士兵满意度时首先使用的。美国空军士兵对于自己获得晋升的机会比军警有着更强烈的挫折感，而事实上军警的晋升要比空军士兵缓慢而不可预期得多。实际原因正是由于空军的晋升很快，而大多数的空军人员可能都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出色（自我服务偏见），所以认为应该得到比实际更快的晋升。过高的期望与实际获得之间的落差导致了空军士兵的挫折感。相对剥夺是指个体或群体将自身状况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比参照物得到的少，就会有不公平感产生，认为自己本应该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这种剥夺只是相对的，并非是绝对的，因此称为“相对剥夺”。相对剥夺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上的进步却可能导致暴力犯罪逐步上升，而暴乱频繁的地区却不一定是最贫困的地区。

尽管侵犯行为对于人类个体的早期进化是适应的，并造成了有组织的侵犯——战争本身的进化，但这种进化的最终成果是由日益受理性控制的文化过程来决定的。原始人把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不是敌人便是朋友。朋友来了热情接待，见到敌人刀剑相向。他们对于来自武断的边界之外的任何威胁都会作出迅速而深刻的情绪反应。随着王国与国家的建立，这种倾向组织化了。战争也就成了某些新社会的政策手段。不幸的是，运用战争手段最佳的社会，恰恰是最成功的社会。战争已进化为一种自催化的反应，任何人无力阻止它，因为单方面试图改变这一过程无异于自取灭亡。自然选择的这种模式已在整个社会水平上起作用。暴力行为的学习规则在人类千百万年的进化历史中似乎成了一种稳定的策略，因而能够为那些忠实地执行这种策略的人带来生物学上的好处。但是，暴力侵犯的规则已经过时了。我们已不再是以矛箭和石斧就能解决争端的原始人类。我们承认这些规则的过时并不等于是消除它们，我们只能围绕着它们走出自己的新路来。

侵犯的现代理论

Anderson（1997）、Berkowitz（1993）和Zillmann（1994）等现代侵犯理论的代表人物认为，侵犯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方面，而是多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研究者分析了各派心理学家的观点，并对侵犯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一般情感性攻击模型（GAAM）（见图6—1）。

这个模型有四个要点：输入变量、当前内部状态、评估过程和行为结果（Anderson ＆ Dill，2000）。侵犯行为的引发因素是输入变量，包括了人格变量和情境变量。人格变量包括个体在当前情境中的那些人格特征如怯懦、神经质、蛮不讲理的态度；情境变量是情境中的各种重要特征，如惹人恼火的事、拥挤、高温、有攻击线索等。假如你在拥挤的场合下遇见一个蛮不讲理的人就很有可能发生争吵，这时如果情境中有攻击线索如刀、枪就有可能构成严重的侵犯行为。

当前的内部状态包括了三种途径：认知——促使个体进行敌对思维，并把敌对记忆保存在脑海中；情绪——激发敌对的情感和外在的情绪表现；唤醒——增加生理的唤醒和兴奋性（如心率）。

评估过程包括自动评估和控制的再评估。自动评估指当前的某种情境一出现，个体就立刻意识到（甚至没有意识到）对外部环境的内部状态进行评价。如挨了一耳光，人们就会自动地判断当前状态危险立即产生愤怒或恐惧的状态，引发攻击或逃离的行为。而控制的再评估过程比较慢而且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不少攻击行为发生时个体很少有时间进行控制的再评估，因而造成很多恶性的侵犯事件，如青少年的群殴行为，往往都是没有仔细考虑后便作出的反应（王蕾、唐利平，2005）。

第三节　减少攻击性行为的途径

宣泄

宣泄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意思是用文学作品中悲剧的手法，使人们的恐惧与忧虑等情感得以释放，以达到净化的目的。后来这一概念被弗洛伊德引用。他认为，侵犯是一种本能，是人与生俱来的驱动力。每个人都是一个侵犯性能量的储存器，需要不断地以各种方式使自己的侵犯性能量发泄出来，比如体育运动，或在被社会认可的情况下表现出一些侵犯性的行为和举动。临床医学家和群体的领导者也鼓励人们通过攻击行为疏导压抑的攻击能量，如击打塑料充气人。

使用暴力的发泄确实可以使我们感到舒服一些，但真的可以减少敌意吗？心理学家又进行了后期的验证研究。布什曼（Bushman，2002）进行了让被激怒的被试击打沙袋的实验，控制其中一组被试回想惹自己生气的人，另一组则想象通过击打使自己身体得到锻炼，并设置控制组不击打沙袋。接下来，实验者告诉被试可以对惹自己生气的人大声吼叫。结果显示：击打沙袋并进行回想的那组被试吼声最大，最具攻击性。看来击打沙袋并没有宣泄出心中的怒火。可能的解释是：就人类而言，攻击性不仅依赖一个人所感到的紧张状态，而且还依赖于一个人的思维。认知和行为的改变是很难通过宣泄来解决的。

报复与惩罚

人类可能由于害怕受到惩罚或报复而抑制他们的攻击性行为。可是，虽然惩罚使人顺从，却很少使人内化，所以往往会增加人们对他人进行含蓄的、非直接的和替代性的攻击。邦德、杜登（M.H.Bond ＆ D.G.Dutton，1975）、威尔逊（D.Wilson）和罗杰斯（1975年）用电击一学习示例发现，当告诉被试实验的后一部分要颠倒一下角色时，被试就减小了电击，因为他（或她）也会处在被电击的位置上。

研究的一个有趣方面是，当白人知道日后黑人有机会进行报复时，他们对黑人的侵犯程度有多大？唐纳斯坦兄弟（E.Donnerstein ＆ M.Donnerstein，1975年）的实验，检验了被试是否会因为扮演角色会颠倒互换而改变对黑人助手的刺激。实验事先假定角色要互换，且黑人助手对白人被试会进行报复。在一些类似的研究中，唐纳斯坦兄弟发现，潜在的报复会显著地减轻白人对黑人助手进行直接侵犯的强度。在这种“教师—学习者”的情境中，直接侵犯的强度是按照被试在助手出了“错误”时对他进行电击的严重程度来标明的。当白人被试预料到互换角色时，就会对黑人助手作出“正确反应”，给予好评。

但是，潜在的报复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增加对黑人助手进行含蓄的、非直接的和替代性的侵犯形式。非直接的侵犯行为的测定法是被试控制着电击的持续时间，他可以给一个很短的电击，也可以给一个很长的电击。长时间的电击是侵犯行为一种比较隐蔽的形式，而且潜在报复实际上增加了侵犯行为这种间接的、比较隐蔽的形式。所以报复白人侵犯者的黑人似乎真的减少了白人针对他的直接侵犯行为（并且也增加了对他的报答）——但事实上反而增加了侵犯行为的含蓄和非直接的形式。

提供非攻击性的榜样

米尔格拉姆（S.Milgram）在实验中发现，当被试者看到在他之前有人拒绝服从实验者的要求，不肯去电击无辜的他人时，也往往予以仿效。这说明正如攻击性的榜样会增加人们的攻击倾向一样，非攻击性榜样也会降低人们的攻击性倾向。不仅如此，对攻击性榜样予以抨击，也会成功地减少随后而来的攻击行为。1972年罗伯特·巴伦的实验发现，当被试者见自己的同伴因该行为受人抨击之后，立即降低了对他人电击的程度。特别指出的是，当这种抨击出自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时更为有效。

培养对他人的感情移入

感情移入也就是移情。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对他人的感情移入愈多，他就愈是能把自己作为受害者，从而体验他人痛苦的情绪，这样，就会同情他人，从而抑制自己的侵犯行为。

移情能力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来培养。角色扮演就是让个体暂时充当别人的角色，体验别人在一定情境下的心理状态。许多人为了进行一项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在认识过程中会蓄意贬低对方，使自己相信受害者是可憎恶的、失去人性的。这样就能在心理上找到对自己行为的认同，伤害起他人就更容易。所以，培养人们对他人的感情移入，同情爱护自己的同类，就可使攻击行为难以进行。

感情净化

从需求不满的攻击假设来说，直接的赏罚等等因素虽然对表现在外部的攻击起抑制作用，但对内在的攻击动机的降低却不起作用。那么，有关攻击动机降低的因素是什么呢？

多拉德等人认为，攻击一经表现出来，需求不满引起的心理紧张就会降低，从而攻击动机减少（也就是经历感情净化）。还有实验证实了这类攻击表现确有感情净化效果，但考虑到实际的攻击抑制时，对这种效果的程度仍存在着疑问。攻击表现出来，也许的确当场能感情净化，但同时由于社会的非难等，会陷入新的需求不满，马上唤起新的攻击动机，并且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而且，根据这种想法，为了抑制攻击，自己就不得不首先对他人展开攻击了。与此相反，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便不产生实际上的攻击，哪怕只有头脑中的空想，也会产生感情净化。

网络游戏中的攻击行为

网络游戏爱好者自述：“我喜欢在那里（游戏中）杀戮敌人，觉得特别过瘾，特别是‘血光四溅’的时候……”

研究者们认为玩暴力游戏有可能比观看暴力电视更容易诱导人们做出攻击性行为。因为在玩网络游戏时，游戏者认同暴力人物的身份并进行着角色扮演；积极地演练暴力行为而不是被动地观看；参与扮演暴力活动的全过程，如选择杀伤对象，购买枪支，建设阵地等；参与持续武装暴力活动并进行威胁恐吓；不断重复暴力行为；从有效攻击中获得奖赏。

科学的研究结果发现（Anderson，2003，2004），玩暴力电子游戏更容易：

●提高唤醒水平——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

●引发攻击性思维——Bushman和Anderson（2002）的研究让—组大学生玩—组暴力游戏后，请其对汽车尾部受到撞击的司机的行为进行预测时，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司机会做出攻击性反应如辱骂、打架、踢窗子等。

●唤醒攻击性情绪——挫折体验增强，表现出更多的敌意。

●诱发攻击性行为——玩过暴力游戏的儿童，在与同伴相处时，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倾向，如与老师争执，喜欢打群架等。

●减少亲社会行为——人们在玩暴力游戏之后，在帮助在走廊哭泣的人或自己的同伴方面变得冷漠。

心理学家们忧心忡忡地向老师和家长呼吁：要更加关注包括网络在内的孩子们经常接触的媒体，遏制攻击性行为的频繁出现。

第七章　帮助他人是我的快乐——利他行为

在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中，我们知道了很多英雄的事迹：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在危难的时刻去营救、保护他人。虽然我们自己没有这些光辉的事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在公交车上为老人和孕妇让座位，也会为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捐赠衣物和钱财……

这些或大或小的助人行为就涉及我们在这章中要讲述的内容——利他行为。

第一节　利他行为概述

在我们开始讲述利他行为的时候，总要先来区分一下利他（Altruism）和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

在社会心理学界，最早使用“亲社会行为”一词的是美国学者威斯伯（L.G.Wispe），他在《社会行为的积极形式考察》一文中，用“亲社会行为”这一概念来代表所有与攻击、欺骗、戕害等人类的否定性行为相对立的行为，如同情、分享、协助、慈善、捐款、自我牺牲等。这些行为的表现各异，具体情境也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使他人、群体乃至社会获得益处。1976年，社会心理学家巴塔尔将亲社会行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利他主义行为，即不期待外来酬赏，帮助别人是唯一目的；二是助人行为，虽然也以利他为目的，但其动机不同于利他行为，而是出于一定的功利目的。

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利他行为是一种不期望日后报答而出于自愿的行为（Leeds，1963；Krebs，1970；Berkowitz，1972；Bar-Tal，1976）。不期望报答的利他行为也有两种不同含义：一是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助人为行为的目的，即“我为人人”；二是报答性行为，因曾受人帮助而认为自己应该帮助人，即因为“人人为我”，所以我要帮助他人。

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利他行为是一种自发形成的、把帮助他人当作唯一的目的，且不期望任何外在酬赏的社会行为。由此可见，利他行为应该包括下面四种特征：

●以帮助他人为目的；

●不期望物质或精神的回报；

●完全自愿的行为；

●利他者可能会有所损失。

由此看来，只要是客观上有利于他人或整个社会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包括了利他行为，但只有符合一定标准的亲社会行为才可以称为利他行为。利他指的是自愿采取的帮助他人的行为，而且并不预期任何形式的回报。也就是说助人者的意图是判断利他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利他行为，而你积极地去做义工，为了能在你的社会实践表格上获得好的评价就不是利他行为了。

为什么一个利他的人即使在无利可图或不期待任何回报的情况下，也会关心和帮助他人呢？会真正存在纯粹的利他主义吗？社会心理学家们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对利他行为作出了解释。

第二节　利他行为的理论解释

进化理论

由于人和动物在表现“利他主义”行为时，往往会冒着伤害自身利益的风险，难以符合进化论规律，因而早已成为进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Edward O.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人的利他行为是由先天的基因遗传决定的，它是人类本性中的天生部分，是毋须学习就会的一种行为，他的观点是基于对动物的考察与实验的结果。他发现，在一个蚁穴前，当危险来临时，工蚁走到其他蚂蚁前边来保卫巢穴，抵御入侵者。当工蚁受到攻击时，受伤的工蚁比后边没受伤的工蚁更有可能离开巢穴，但是它们不逃走，甘愿冒生命危险与进犯者搏斗，许多工蚁为了其他蚂蚁的生存和巢穴的存在而死去。因此，威尔逊认为，动物的利他行为是由先天决定、通过遗传获得的，并且在动物的生存中起着重要作用，由此他推知人的利他行为也是由人的本能、遗传因素决定的。

2005年1月的《科技日报》刊登了“心理学家首次发现人类利他行为基因”的消息。由以色列西伯莱大学心理学家爱伯斯坦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长期研究，从遗传学角度，首次发现了促使人类表现“利他主义”行为的基因，其基因变异发生在11号染色体上。爱伯斯坦研究小组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发现过一种被称为“冒险”的基因。这次他们从354个有多个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选取血液标本，向受测试者提问，并按照所获取的信息，划分其无私行为（一种测量利他主义的方法）的等级。研究人员还通过具有奖罚性质的经济游戏，来观测人们是否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然后再检测他们的基因变异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确实有“利他主义”基因存在。调查发现，大约有2/3的人携带有“利他主义”基因。有趣的是，“冒险”基因的变异情况与是否吃药、吸烟以及其他刺激行为有关。研究人员指出，“利他主义”基因可能是通过促进受体对神经传递多巴胺的接受，给予大脑一种良好的感觉，促使人们表现利他行为的。这意味着多巴胺在忠实于社会道德准则的利他行为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Sciencedaily网站2006年3月5日报道，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对婴儿和黑猩猩身上的利他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员发现，18个月大的人类婴幼儿会自发地帮助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华纳肯设计了不同的任务来进行观察，例如将衣服挂在绳子上，然后不小心把衣服夹掉到了够不到的地方。在刚开始10秒钟里，他伸手试着去够到衣服夹，在接下来的10秒钟里，他看了一下旁边的婴幼儿。在这20秒时间过后，他说了声“我的夹子”。但并没有直接向婴幼儿提出帮助的请求，而且一旦夹子拿回来也不会对这些小孩表示感谢和给予奖励。结果是，所有的小孩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至少一次伸出了帮手，并且有84%的情况是在华纳肯作出眼神接触前的10秒内他们就自发提供了帮助。在另外的一些测试场景中，华纳肯故意把夹子扔到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婴幼儿没有把夹子捡起来，他们的帮助并不是自动的。只有当婴幼儿们通过自己的推断，认为华纳肯需要夹子来夹衣服时，他们才会提供帮助。

因为捡衣服夹的场景幼儿们可能在家都经历过，所以华纳肯设计出了新的而且更为复杂的场景。其中有个测试就是从开口的盒子中找回丢失的物品。华纳肯装作不小心把一个调羹掉进了盒子里并且装作没有发现盒子的开口。同样的，婴幼儿们只在认为华纳肯需要找回丢失的调羹时才给予帮助，如果华纳肯故意把调羹扔进盒子则他们不会帮忙。

华纳肯设计了相同的帮助任务来测试人类饲养的黑猩猩。测试结果显示：虽然黑猩猩在比较复杂的测试中不会提供帮助，例如上面所提到的盒子测试，但他们还是很乐于在别人够不到东西的时候帮一把。华纳肯说：“这是我们首次进行相关课题的试验，结果显示在除了人类之外的灵长类动物身上也存在着利他的行为。黑猩猩通常会在有报酬诱惑的情况下完成一些动作，但在我们的测试中，没有任何报酬的引诱，他们还是提供了帮助。”

决策理论

拉坦内和达利（Latane，Darler）认为，在任何情境中，给予帮助的决定都包含了复杂的社会认知和理性决策过程，他们根据研究结果，建立了一个助人行为的模型，提出个人介入一个突发事件前要经历五个步骤，如下图所示：

第一步：对紧急事态的注意。潜在的帮助者必须首先意识到正在发生一件非常危急的事，在这个前提下，他才有可能提供帮助。寂静的深夜里急切的呼救声，整座办公大楼的突然断电，都很容易被知觉为有紧急的事件突然发生了。

第二步：对紧急事态的判断。大部分潜在的突发事件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需要对所面临的事件作出判断，判断其是否为紧急事件。也许你也遇见过这样的场景，大街上一对男女在厮打，尽管女人已经受了伤还在喊着“救命”，依然没有人出手帮助，很可能的原因是，人们无法判断这是一对夫妻在激烈地争执，还是真的有恶人在行凶。

第三步：个人责任程度的决定。把事件判断为紧急事件后，就要判断和决定自己是否有责任采取行为。假设有这样的情景：你和一些学生正坐在校园的草坪上看书，这时，离你不远的一个同学起身离开了，把两本书留在了原处，过了一会，又有一个陌生人经过，他把遗留在草坪上的书拿走了……在这种情景下你会阻止拿走书的人吗？如果是之前的同学请你帮忙照看他的书，那你又会怎样做呢？Moraity（1975）在一个类似情景的研究中发现，在第一种情况下，仅可能有20%的人会阻止拿走书的人，而在第二种有明确个人责任的情况下，有95%的人会阻止拿走书的人。

第四步：介入方式的决定。个体一经决定介入时，如果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觉得自己没有采取适当行为的能力，也不会提供帮助。看到有孩子落水了，你却没有纵身跳入水中相救，这可能是你自己根本不会游泳的缘故。

第五步：利他行为的实施。知道采取什么行动，却不一定去做，因为还要权衡帮助别人的利与弊，如果介入突发事件可能给自己带来某种麻烦，得不偿失，那么也不会选择介入。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强调学习对于帮助的重要性，认为人们通过强化来学习帮助他人，人们还通过观察来进行学习。我们都会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帮助了别人而受到家长的表扬，或者因为可以提供帮助却袖手旁观时受到的批评。在崇尚社会学习理论的心理学家眼中，利他行为就是这样在赞扬与批评中产生的。

有研究发现，4岁的儿童，如果他们由于慷慨行为而得到泡泡糖奖励时，他们就会更愿意和其他小朋友分享弹珠玩具。研究表明，某些形式的赞扬比其他形式更有效，比如人格倾向的赞扬如“你真是那种愿意帮助人的好孩子！”比一般性赞扬如“你愿意把玩具分给没有玩具的小朋友玩，这是一种很好的帮助别人的行为！”更有效，其原因可能在于人格倾向赞扬鼓励儿童将自己看作应该持续给予他人帮助的那类人。

榜样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例如，一个研究揭示了一年级儿童中，观看亲社会条件电视节目的儿童显著地比看中立条件电视的儿童更爱帮助他人。成长中，人们学到了一些关于谁应该得到帮助，以及什么时候应该给予帮助的规则，并逐渐内化为价值观和人生准则。

社会交换理论

霍曼斯（George Homans）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人类的全部社会行为。人们不仅交换物质性的商品和金钱，而且还交换非物质性的知识、友情、信息、爱、满足等等。在助人行为上，社会交换理论认为施与者和接受者同样受益。对于接受者而言，得到了帮助，而施与者得到的报偿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如帮助行为能获得赞誉或友谊，也能提升自我价值感，这些都是外部回报。无偿献血后你通常会有这种“自我感觉不错的体验”。帮助行为也可以获得减轻内疚感、缓解消极心境等内在酬赏。坐视不管、见死不救的内疚感会长久地折磨着你的心，你只能通过以后多做些助人的事情来缓解这种糟糕的情绪。有研究即表明当唤起了被试的内疚感后（如撒谎、毁坏了东西等），他们会有更强烈的利他愿望。

人们的行为是以收益最大化，而损失最小化为原则的，但是对于花费和收益，人们在无意识中就完成了这种监控。社会交换理论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思考是成本—收益的分析，似乎使我们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利他行为了。

斯金纳（1971）认为“只有当我们不能解释别人做好事的原因时，我们才会因此而信任他们……”

社会规范理论

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帮助别人并不是如社会交换理论所说的那样，是计算了收益和损失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基因进化的结果。坎贝尔（Donald Campbell）以及其他一些心理学家通过研究提出了助人行为的社会规范理论。根据Campbell的观点，人类社会有选择地逐步演进某些能够增加群体幸福的技巧和信念。由于亲社会行为通常对社会有益，它就成了社会习俗或规范的一部分。一旦这种规范内化，即使没有外来的奖赏，人们也会自觉地遵从这种规范，并从中得到满足。相反，如果违反这种规范就会产生罪恶感和内疚感。有三种社会规范与助人行为特别相关，分别是社会责任、互惠和社会公平。

社会责任规范（norm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指我们有责任帮助那些依赖自己的人。比如父母抚养孩子，教练照顾队员，同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等。

互惠规范（norms of reciprocity）指我们应当帮助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一些研究表明，人们的确愿意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Regan，1978）。

社会公平规范（norms of social justice）指同等的贡献获得同等的报酬。大量研究已经证明，由于不公平分配而得到较多利益者会试图重新分配报酬以达到公平的结果（Walster ＆ Berscheid，1978）。

社会责任、互惠和社会公平这三个规范为亲社会行为提供了文化基础。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个体学习到这些规范，并且表现出符合这些规范的亲社会行为。

第三节　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谁最可能提供帮助——利他者因素

性别

一般说来，需要较大的体力或不适合女性性别角色的助人行为，以及当助人时的情境较为尴尬时，女性前去协助的倾向较低。这受到身体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文化影响。在尴尬的场合女性更易受社会抑制效果的作用，而在善解人意、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情绪空间之中体察关怀他人方面，女性的利他倾向较男性更强。伊格利和克劳利（Eagly ＆ Crowley，1986）在172项近5万名男女被试的助人行为比较研究中，发现当面对求助者是陌生人并且情景有潜在危险时（如有人不慎掉下地铁轨道），男性更会伸出援手。而在安全的情境中，如愿意花时间陪伴残疾儿童时，则是女性乐意帮忙者多于男性。

年龄

研究证明，6至12岁的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利他行为也有所增加。可能是因为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也有所提高，开始明白助人为乐是一件为社会所赞许的行为，而且，其行为也逐渐由“自我中心化”行为向“互惠化”行为发展，开始懂得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了。

人格特征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利他行为是存在个体差异的，有没有一些人格因素对利他行为有着预测力呢？研究证实，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利他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社会责任感是一个人利他行为的出发点，是激发一个人行动起来以实现一定道德目的的内在动机。心理学者狄德拉斯基等人在1972年发表的《情感的表达与儿童的模拟利他主义》一文中证实，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社会责任感和他们的捐赠行为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还有研究发现，帮助行为与社会赞许需要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具有较高的积极情绪性、共情能力和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更关心人，也容易表现出利他行为（Bierhof ＆ others，1991；Eisenberg ＆ others，1991；Wilson ＆ others，1991）。

助人者的心境

心境是指一种弥漫性的持久而微弱的情绪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有求于人时，都知道选择对方愉快的时候，因为好心情总会带来好行为。阿尔森等人通过评价被试者是成功还是失败，形成实验者的积极和消极的情绪状态，然后再观察在这两种情境状态下利他行为的具体情景。具体的实验方法是，给予一些人高的评价使被试感到自己成功了，而给另一些人较低评价使之感到自己失败了。紧接着，有人以支持中学改善生活设施为名向他们募捐。实验结果，“成功组”的被试者平均每人捐了四元钱，而“失败组”的被试者平均则只捐了七角钱。阿尔森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成功的体验给人带来的满足感可以有扩散作用，并由此提高成功者对一般人与事的好感。

坏心情会阻碍利他行为的产生吗？目前社会心理学家们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当一个抑郁的年轻人完全沉浸在对自身的关注之中时，他是无法关心周围的人，更别说提供任何帮助了。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帮助了别人会使你消极的心境转好一些。恰尔迪尼（Robert Cialdini，1981）推测，利他主义对于成人是一种自我满足，可以带来自己内心的回报。因此当人处于内疚、悲伤等消极情绪时，帮助行为是有利于减轻不良感受的。

谁最可能获得帮助——被帮助者特征

性别

许多研究表明，女性被助的机会多于男性。波梅扎尔等人1973年的一项十分有趣的实验证实了这点。一辆车坏了停在路边，驾驶者向路上驶过的车打招呼请求援助。结果表明，当求助者为男性时，只有2%的过路车停下来；而当求助者为女性时，却有25%的过路车停下来相助。这也许是因为，在社会传统上女性属于弱者，更有理由获得帮助；另外，有学者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帮助有时带有不自觉的性的意象，因为有研究发现，有魅力的女性与相貌平常的女性相比，从男性那获得帮助的机会更多。

力和人品

有魅力和人品好的人，更容易得到帮助。人们倾向于帮助那些看上去正派、质朴的人，而不愿帮助那些让人厌恶、感到不正经的人。比如，我们往往拒绝帮助那些由于自己的过错或不当的行为（酗酒者、粗心酿错者）而遇到麻烦的人。漂亮的面庞也是一个主要的魅力因素，有研究者（1976）将一份研究生院的申请信放在机场电话亭里，看上去像是被忘在那了。申请书的照片有些是非常好看的人，有些则是外貌没什么吸引力的人。助人行为的测量根据的是申请信有没有寄回，结果，贴有漂亮照片的申请信有47%都被寄回了，而贴有不漂亮照片的申请信有35%被寄回。

值得帮助的人

一般说来，老人和孩子获得帮助的机会较多。因为我们更容易帮助那些我们认为他们自己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必须求得帮助才能摆脱困境的人。再有你可能更会帮助因为家里有要紧的事而缺课的同学补习功课，而不会是那些出去度假而不能按时上课的同学。

相似性

人们更愿意帮助那些和他们相似的人，因为我们会更多地对那些跟我们相似的人产生共情（Miller ＆ others，2001）。例如同性恋的人更乐意在同性恋的组织中做义工的工作。德布鲁因（2002）的研究也表明被试对那些照片上看来具有某些自己特征的同伴更信任，也更慷慨。

环境因素

在某种情境下人们可能愿意提供帮助，但是换了另一种情境，同样的人却不太可能提供帮助。

物理环境

Cunningham 1979年对天气的影响进行的研究表明，人们更愿意在阳光灿烂和气温舒适的情况下提供帮助。Amato和Levine等分别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城市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帮助陌生人方面，城市越小，提供帮助的人越多；人口密度越大，利他行为越多。

时间压力

时间效应的证据来自Darley和Batson（1973）的实验。此研究的一部分是，要求男学生走到另一所建筑去听一个讲座。其中一些人被告知：时间随意，讲座不会立刻开始的；另一些人则被通知：尽快，他们已经迟到了，研究者正在等他们。当被试离开，前往另一个建筑的途中时，他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跌倒在门口，不停地呻吟。研究后的访谈中，所有的学生都记得看到过受伤者。但是时间匆忙的学生仅仅有10%给予了帮助；而没有时间压力的学生则有63%给予了帮助，时间压力使得这些学生忽视了受伤者的需要。

社会文化因素

人们的利他行为受当地社会文化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所影响。属于同一社会文化的成员一般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并遵循着同样的行为规范。所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其利他行为也有区别。斯帝文森（Stevenson，1991）指出，东方文化中强调群体和谐，因而赞扬利他行为，这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袖手旁观的人——旁观者效应

四川省武侯区的熊伟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出门上班，谁知途中竟被人追杀。当熊伟身中数刀，趴在地上呼救时，围观的数百人竟然都作壁上观。无人出面制止，也无人拨打电话报警。

（《南京晨报》，2005年5月12日）

为什么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社会心理学家们努力寻找着答案。

吉娣·格罗维斯是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1964年3月，她于早上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再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但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人给警察打电话。

这种在紧急情况下，由于其他人在场，不仅不会使个体的利他行为增强，反而会抑制个体的利他行为，从而产生了集体坐视不救的冷漠行为，被称为“旁观者效应”。

当时，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两位年轻社会心理学家达利（Darley）和拉坦（Latane）对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甚为不满。他们觉得，人们的无动于衷，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定有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旁观者行为的研究

你会帮助突然发病的人吗？

心理学家达利（Darley）和拉坦（Latane）对旁观者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他们以男女大学生为被试，每次将一位大学生带进实验室，分配在单独的房间里，并让他们认为自己是2人、3人或6人讨论组的成员之一，准备参加一个讨论会，讨论与学校生活有关的个人问题。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每个被试都是通过麦克风向小组其他成员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每个房间的麦克风只开2分钟，每次只准一个人讲话。

谈话过了一轮后，进行第二轮。在第二轮中，要求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谈话发表评论。这时，实验者告诉大家，他将离开讨论现场，因为他在场，可能会影响大家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每个小组第一个发言的是假被试，其发言内容都是事先录了音的，这个助手将在实验过程中扮演“假装癫痫病发作，说话语无伦次的求助者”。在讨论中，正在发言的假被试突然发病了，断断续续说道：“我想我……需要……如果谁……能……帮助我……因为……我……我现在……真的……不……不行了，如果谁……能帮助我……帮我出去……那……那太好了……因为我……我犯……病了，我的……的确……需要……帮……帮助，谁……来……快……帮我……一下”接着是哽咽声。一会又是求助声：“我要死……了我……要死……帮……”接着又是哽咽声，然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实验发现，当被试认为只有求助者一个人与他讨论时，有85%的被试在求助者讲话结束前就打开了门，准备提供帮助。当被试认为除求助者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也一起参加讨论时，有62%的被试冲出房间，准备提供帮助。而当被试认为除求助者外，还有另外4个人也一起参加讨论时，则只有31%的被试打开门准备给予帮助。

你会去报告危险的情况吗？

达利（Darley）和拉坦（Latane）（1968）招募了一些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来做实验，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填写问卷，有些被试单独填写，有些被试则和两个陌生人一起填写。就在他们埋头填写问卷时，一个紧急情况出现了：浓烟从墙上的通风口开始冒出，那些单独填写问卷的人会时不时地瞄几眼周围的环境，几乎在5秒内就发现了浓烟。而那些与他人一起填写问卷的学生，则专注于他们的问卷，多数到了20秒以后才发现浓烟。那些单独填写问卷的人会在检查一下后出去报告，而3人一组的却没有任何行动，在8个组的24人中，只有一人在头4分钟内报告看见了烟雾。在持续了6分钟的实验结束时，烟雾浓到人们要揉眼睛并且咳嗽。但尽管如此，8个小组中只有3个小组里有人去报告。

旁观者的心理分析

实验证明，被试认为旁观者越多，越不会轻易给予帮助。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研究者提出了以下解释：

社会抑制作用

社会上每个人对所发生的事件都有一定的看法，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每当有其他人在场时，个人在行动之前会比没有他人在场时更加小心地评估自己的行为，把自己准备要作出的反应与他人的反应加以比较，以防做出尴尬难堪的事情，给人以笑柄。比较的结果是，当他人都不采取利他行为时就产生了对利他行为的“社会抑制”的作用。

社会影响的结果

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每个人都有一种模仿他人行为而行事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紧急情况下更加突出。也就是说，当在场的其他人无行动时，个人往往会遵从大家一致的表现，采取一种“不介入”的态度，这是由于周围环境或团体的压力产生的一种符合团体压力而改变自己态度与行为的从众社会心理现象。

多数的忽略

他人的在场和出现影响了个人对整个情境的知觉和解释、判断。紧急情况出现后，没有前去相助是因为对情境的解释不清楚。因为当有其他人在场，且他人都镇静自若，平静专注干着各自的事情时，就会造成没有什么危险事件发生的知觉，也就是说别人的反应影响了个体对事件的判断、解释、认知，个体也会镇静下来不予理睬。达利和拉坦纳称这种漠不关心的情形为“多数的忽略”。这种忽略对个人欲采取的行动有一种抑制的作用。

责任扩散

这是指在紧急情况下，当有其他人在场时，个人救助他人的责任会减少。这是因为见危不救所产生的罪恶感、羞耻感、内疚感往往会扩散到其他人身上，而由于责任扩散，个人的责任相对减少，个人不去帮助受难者的代价也会减少，因此他人在场会减少个人的助人行为。

应当指出，达利等人的研究并不是为那些袖手旁观的人推卸责任，事实表明，形势本身的错综复杂是造成人们袖手旁观的原因之一。人们没有去相救，不一定都是怀有罪恶感或冷漠无情，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不明事实真相的缘故。

虚拟游戏世界中的利他行为

来自网络游戏青少年的自述：

“我特别喜欢一个以二战为背景的网络游戏……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场面让我非常感动，就是部队受攻击，无法突围的时候，为了保护大家，其中一个人就主动站出来炸敌方的武器，最后死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最深刻的人性教育。”

“有一次我们团队被一支级别高得多的队伍围击，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小兵都是很低级别的，没有杀伤力，于是我们就为队里的少数几个高级别的人‘加血’，宁可自己被一次次地打倒，最后胜利的时候（大家）感到非常欢欣，在这个集体里很以诚相待……”

这种虚拟世界中的利他行为，让助人者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为集体“牺牲性命”。而让受助者感到的是“真让我感动”，“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你会感到很温暖”。网络中的利他行为因不需要助人者付出现实的代价，而频繁地发生在虚拟世界之中，让青少年体会到了来自团队的支持。也因此许多教育者和心理学家开始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用电子游戏的方式来进行德育教育，鼓励利他行为呢？这样会造成更严重的网络成瘾现象吗？

第八章　心与心的交流与碰撞——人际交往

对我们的祖先而言，他们相互依存使族群得以生存延续，众人共同狩猎，建筑家园。

对男性和女性而言，他们彼此吸引，因爱而结合成家庭。

对异国他乡的人而言，他们失去了亲密的社会联系，由此而感到痛苦、孤单和脆弱。

对每个人而言，都需要有这样的伙伴——即便是在深夜，你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向他（她）倾诉心中的苦闷。

亚里士多德将人称为“社会性动物”，人离开了社会是不能独立存在的。社会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的个体，总会与社会广泛接触，与他人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发生相互作用。这也引发了社会心理学关于人际交往的研究。

第一节　人际交往概述

我们每个人每天几乎都在进行人际互动，与亲人、与朋友、与同事，甚至是与偶遇的路人。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解释人际交往就是：在社会活动中，人们运用语言符号系统或非语言符号系统相互之间交流信息、沟通情感的过程就是人际交往。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人际交往的过程，就是信息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彼此交流各种思想、观点、情感、态度和意见，这对于个人的社会化以及再社会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如此，个人在社会群体和他人的影响下，心理活动发生变化的规律、彼此产生的相互影响和心理效应，都是以人际交往、信息沟通为前提条件的，没有人际交往和沟通，便不会产生社会心理现象。

那么，为什么人类个体非要和其他人类个体生活在一起并进行相互交往呢？大多数的人类个体为什么无法忍受远离尘世的孤独生活呢？这些都源自人类的一种本性——社会性。

人类的社会性——亲和

人类的社会性也是一种群集性，是指人类个体都愿意与其他个体进行交往，并结成团体的倾向，我们把这种倾向称为亲和。心理学家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群集性是人类社会一个极其普遍和重要的现象，而亲和是人类交往的最基本动机。

亲和的解释

居住在拥挤而嘈杂的人群中的人们，常常会希望自己能拥有一方安静的、属于个人的独有空间，不受任何人的打搅。为此，人们设计了可以随时开关的门窗、可以上锁的抽屉或箱子。甚至有许多人还幻想着有一天能退隐到深山幽谷中，过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问题是，这样的生活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吗？

18世纪末欧洲探险家史金克（Alexander Selkirk）在一个荒岛上独居了4年，在这4年中，他可以自如地应付自然界的残酷，满足自己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但却无法忍受孤独的感觉。为此，史金克学着《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鲁滨孙养了一条狗、一只鹦鹉，以及几头野兽为伴，每天和这些动物们进行长谈。但是，他仍然常常会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不能自拔。4年后，他虽然重新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但却很难完全恢复以前与人交往的能力了。

对人类的亲和行为，心理学家进行了不同的解释。最早对人类的群集性加以研究的是社会心理学家麦独孤（William Mc Dougall）。

本能——先天决定

麦独孤认为，人类天生带有许多先天固有的特性，其中一种就是要寻求伙伴、与他人结合在一起的倾向。这就好像蚂蚁由于本能集合在蚁群中，狒狒由于本能建立起复杂的群体结构，人也生活在自己的人类群体中。

本能的观点是无法进行检验的，因为从事这种检验的唯一方法是要在孤立的状态下抚养起一个人类的孩子，再研究他以后的行为，而这显然是违背了人类的伦理道德。但心理学家们还是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给予本能观以可能的解释。我们知道，原始的祖先们要从残酷的自然界中直接掠取食物，要把猛虎烈豹等一切自然界的生物尽可能变成果腹的大餐。他们没有武器，全凭一双赤手空拳。正是这残酷的现实，使祖先们认识到，只有和大家在一起，人多力量大，集体狩猎才更有可能战胜猛兽，得到食物，从而增加每一个个体生存的机会。那些单独行动的原始祖先们，在单独面对强大的野兽时，很有可能就因为寡不敌强而成为了猛兽的大餐。此外，群体可以为个体，尤其为那些弱小的个体提供很好的保护，这种保护在原始社会的恶劣环境下，常常是单个妇女或家庭难以做到的，那些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体不仅自己活了下来，也使表达自己基因的后代在群体的保护下，一代代存活了下来。我们还知道，一个种群要繁衍，要一代一代地把遗传信息传递下去，种群就需要有一定的个体数，使异性个体有机会相遇，否则，个体即使存活，其基因也无法传递。所以在自然选择中，群集的人比单独生存的人，有更好的、更多的机会生存并繁衍后代。

进化论的自然选择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可以增加生物体生存机会的特性历经数代就变成为生物体的显性基因。也就是说，具有这些特性的生物个体在自然界中生存了下来，并得以大量繁殖，在漫长的进化中，他们的后代就具有了这些特性，并被先天确定了下来。和其他个体生活在一起的人类祖先，不仅使自己活了下来，还使自己比单独生存的祖先有了更多的后代。虽然，人类经过了漫长的进化，但这种要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社会性倾向，因为和人类个体以及人类群体的生存息息相关，因而有可能早已经沉淀在我们人的原始本能中了，使我们生来就有了要融入社会、要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本能及其行为。

人类的内在因素——儿童期的无助性

持这一观点的心理学家认为，是人类的内在决定因素，特别是人类在其生命早期孤弱不能自助的特性，引起了人类个体要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社会性。我们知道，和其他的大多数动物不同，人类的婴幼儿在其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能自助的，他们必须依靠父母或其他的成年人得到生存所必需的食物，以及安全、温暖等的保护，才能活下来，并得以成长。这就使得人类的婴幼儿在其生命的最初几年是群聚的，是要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

当然，当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就不再绝对地依靠他人才能生存了，我们可以根据内在的需要变成独立自主的人。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可以悠闲地生活在一间小屋里，过着孤独的生活，饿了打个电话就会有人送上食物，闷了就一个人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杂志，不和任何人打交道，这样，他也可以过上好几年安全、舒适、悠闲的独居生活。现实社会中也的确有人这样地生活着或生活过，而且他们还生活得很好。这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隐士”式的生活。这些“隐士”们所要反抗的也许正是人类的最一般的特性——人类的社会性。相反，“单独禁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很严酷的刑法，之所以严酷、使人害怕，也同样是因为这一刑法违背了人类最一般的需要和他人在一起的社会特性，使人体验到孤独的煎熬，并由此而带来阵阵恐怖的感觉。

学习——形成亲和的习惯

人们学习和其他人在一起生活就像人们学习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在人类生命的早期，为了食物，为了安全和温暖这些基本的生存需要，孩子们必须要依靠其他成年人。在这样和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人类的孩子们学到了，只要和他人在一起，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次次的满足使孩子们要和他人生活在一起的联系被强化，其结果，使要和他人生活在一起的社会性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一种特性。而且，这种学习影响了一个人一生的行为，当个体成长为一个成年人了，可以不再为了维持生存而必然地有求于他人、依靠他人，但个体还是与其他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中，所有人类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学习和其他人在一起互动的社会性行为。由此，社会性成为了人类的一种特性。

需要的满足——保持亲和

生存可以说仅仅是人类的第一需要，随着成长，人类个体将有越来越多的需要强烈地想得到满足，比如对于爱情的需要、对于成就的需要、对于尊重的需要、对于权利的需要，等等，而这些需要中的每一项都必须依靠其他人的提供才能得到满足，比如爱情的需要，如果没有与其他某个个体的相互爱恋，个体何谈爱情需要的满足呢？虽然，这样一些需要不一定是人类内在的需要，但是，它们仍为我们人类的大多数所追求，并且，个体在孤立的状态下的确是很难使这样的一些需要得到满足的。因此，为了生命中不断涌现的需要的满足，长大的我们还是保持着与其他人在一起生活的习惯，并使之成为我们人类的一种特性。

亲和的研究

我们知道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要和其他人在一起生活的社会性特征，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生活中，人的这种社会性欲望有时特别强烈，而有时又特别微弱，甚至有时人们更希望能单独一个人静静地呆着。那么，是什么因素在加强或减少着人们要和其他人在一起的社会性欲望呢？

恐惧与亲和

对人类的社会性实验研究最有发言权的要算心理学家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了，他在1959年时发表了被认为是心理学历史上经典性实验研究的报告。为了研究人类社会性欲求的影响因素，沙赫特观察和走访了那些因某种意外的原因而不幸被孤独地抛在荒岛上一个人孤零零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们，以及那些曾经孤独地一个人修行过的异教徒们，他发现这些曾经孤独地一个人生活过的人们，都报告说在孤独的时候，他们时时体验到阵阵袭上心头的恐惧感。针对这样的观察，沙赫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孤独会使人体验到恐惧，那么人在恐惧的状况下是不是就会产生要和他人生活在一起的社会性倾向呢？而且，是否恐惧感越大，要和其他人呆在一起的欲望就越强烈呢？为了检验自己的假设，沙赫特请了一些女大学生做实验的被试进行了其经典性的研究。女大学生们被引进实验室时看到沙赫特穿着一身白色的实验服装，周围布满了各种电器设备，沙赫特对女大学生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博士，本次实验是有关电击作用问题的。为了引起一些女大学生比另一些女大学生更多的恐惧感，沙赫特把女大学生分为两组，两组被试被一一带进实验室时接受了不同的实验指导语。

对第一组女大学生，沙赫特想唤起她们很大的恐惧感，因此，每个女大学生如约来到实验现场时，沙赫特便用可怕的词语描述电击后果，通过使用指导语，使这组女大学生感到自己将要接受的是一次很吓人的和痛苦的体验，他告诉女大学生说：“这种电击会使你遭受伤害，使你感受到痛苦，但我向你保证不会是永久的伤害。在这种研究中，如果我们要了解所有内容真能有助于人生，电击强烈些是必要的。”

而对第二组女大学生，沙赫特只想唤起她们较小的恐惧，因此在女大学生一个个来到实验室时，沙赫特就把电击的严重性说得很小，尽可能地使女大学生感觉轻松和安逸。沙赫特是这样告诉这组女大学生的：“我向您保证，您将受到的电击无论如何也不会使您觉得不舒服。它不过是有些像发痒或震颤那样有一点点不舒服感。”这样，尽管两组女大学生都被告诉在实验中自己将要遭受电击，但第一组女大学生等待的是一种痛苦而恐惧的体验，第二组女大学生则期待着一种温和、无威胁的体验。沙赫特通过测量发现，不同的指导语的确引发了女大学生不同程度的恐惧感：第一组被唤起了高恐惧感，第二组被唤起了低恐惧感。

在测量了恐惧唤起的程度后，沙赫特假装着调制设备，并告诉女大学生说，由于仪器还没有调好，实验要推迟十分钟，请参加实验的女大学生在实验室外面等一会儿。同时，沙赫特很自然地问女大学生，她是要一个人在外面等一会儿，还是想到隔壁的房间和先到的其他女大学生一起等待，或者无所谓。女大学生选择后，沙赫特又问她们的选择是否强烈。实验的结果见表8—1。

结果，被唤起了高度恐惧感的女大学生比有低度恐惧感的女大学生有更多的人、也更强烈地希望和其他人在一起等待实验的开始。由此证明，恐惧是引起并影响人们的社会性欲望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想一下在哪些现实情形之下，我们更渴望交往和归属于团队中呢？在面临环境和公众的危机事件时（如洪水、地震、流行性疾病的蔓延等），在面临失业、离异、病痛、丧失亲人时我们更倾向于寻求伙伴，特别是与我们有着相同处境的人。对此，心理学家从社会比较理论的观点作出解释。当我们在一个新奇的、恐惧的，或是任何不平常的环境中时，常常会不知所措，这时他人成为我们信息的来源，我们参考他人的反应再决定自己该如何去做。

排行与亲和

沙赫特在研究中还发现，排行是影响一个人社会性欲求强烈与否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长子、长女和独生子女在害怕时比非长子长女有着更强烈的要和其他人呆在一起的愿望。

长子长女或独生子女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年轻的爸爸妈妈初为人父母，由于缺乏养育儿女的经验，因而对第一个孩子倾注的关注和爱心就特别多，时时围在他们的身边。孩子们也从这种特别关切的养育中知道了，害怕时可以找爸爸妈妈，伤心时可以找爸爸妈妈。渐渐地，他了解到，当他不舒服时，他人是自己舒服的不可思议的源泉。而当第二个孩子出生时，父母没有了初为人父母的那份新鲜感，在养育第一个孩子的过程中，发现孩子的痛苦是十分短暂的，孩子有着惊人的恢复能力，况且，父母有两个孩子要照顾，没有更多的时间专门关注第二个孩子的痛苦和需要了，因此，第二个孩子从父母那儿学到的要和其他人在一起的倾向就比第一个孩子少得多，这就使第二个孩子需要他人关怀的动机没有第一个孩子强烈，社会信号欲望也就较低。等第三个孩子出生时，父母更没有专门的时间照顾他了，父母对养育儿女也更为镇定和有经验了，因此，第三个孩子学到的社会性欲望和行为就更少了。

亲和的个体差异性

个体与个体之间对亲和的需要程度是不同的，这反应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上的各异。需求动机理论的研究者们描述了交往需要相对高的个体的特征：

●写更多的信，打更多的市内电话（Lansing ＆ Heyns，1959）。

●经常开怀大笑并且与他人保持较近的身体接触（McAdams，1979）。

●尽量避免对下属员工作出消极的评价（Exline，1962）。

●渴望每周有更多的约会并且更喜欢在关系中投入情感（Morrison，1954）。

●更愿意表达渴望毕业后就结婚（Bickman，1975）。

●较少对下属员工表现出反社会和消极的行为。

●较少独处（Constantian，1981）。

●更乐意被其他人评价为受欢迎的、淳朴的和热心的（McAdams，1979）。

与亲和相对——排斥、拒绝、孤独

与亲和相对的就是被排斥和拒绝，想想那是怎样的滋味呢？研究发现，所有文化中的人们，无论在学校、工作场所还是家庭中，当被故意回避（避开、转移视线或默然以对）时的反应常常是抑郁、焦虑、感到情感被伤害并努力修复关系，以致最后陷入孤僻，而且女性对此的感受更为强烈。从家庭成员或同事那里遭受这种沉默对待的人，都会认为这种对待是一种“情感上的虐待”，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武器”。研究者还发现，即使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拒绝，也会引起挫折感。

孤独是当我们的社会关系欠缺时所体验到的主观不适。孤独感可能由于我们没有朋友或者朋友的数量比我们希望的要少；孤独也更可能是一种朋友交往质量上的情感体验，即我们感到交往的关系肤浅，无法达到我们期望的深入程度。孤独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体验，有时我们自己独处，但并不感到孤独；而有时我们在人群之中，却感到无比的孤独。很多研究结果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是相同的：在周末和节日的时候，我们常会因为自己独处而感到孤独，这是由于在文化习俗和社会习惯上，我们都认同了节假日是朋友和亲人欢聚一起的时候。除此之外，通常能够引起孤独的生活事件还有很多：与爱人的分离、一段亲密关系的结束、毕业离校、来到新的城市生活、接受一份新的工作……在美国的一个调查显示，几乎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声称在过去的两周中感到非常孤独（Perlman ＆ Peplau，1998）。而有10%的美国人在遭受严重、持久的孤独感的困扰。严重的孤独感与抑郁、酒精毒品的滥用、学习成绩不良、身体疾病直接相关，甚至会导致死亡。

伯尔海军上将（Admiral Richarde.Byrd）在《孤独》（Alone，1938）一书中讲述了他在北极探险期间一个人独居6个月时的生活感受，这6个月，他是在被冰雪掩埋下的小木屋中孤独地度过的。伯尔是主动地要过与世隔绝的生活的，他想真切地体验一下孤独生活的和平与宁静，但不曾料到，他仅仅在冰雪下的小木屋里孤独地生活了3个月，就陷入了极度忧郁的状态，不得不在6个月后，悻悻地返回人间社会。

谁会更容易体验到孤独呢？特定的童年经历对孤独感的产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很多离异家庭的儿童，以及父母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最容易感受到孤独，甚至会患上儿童孤独症、自闭症。

关注留守儿童

中国1.2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近2千万留守儿童。88.2%的留守儿童只能通过打电话与父母联系，其中53.5%的人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并且64.8%的留守儿童是一周以上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与外出的父母联系一次，有8.7%的儿童甚至与父母根本没有联系。49.7%的孩子表示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但也有44.1%的被调查对象明确表示不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有24.2%的留守儿童与照顾他们的成人交流很少或从不聊天。

资料来源：新浪网新闻中心

已婚者相对而言不容易感受孤独（Stack，1998），但前提是婚姻是让他们满意的，而且他们不缺少除伴侣以外的其他朋友。

孤独和年龄的关系也很大，很多人认为老年人是最孤单的人群，但是Parlee（1979）所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显示，青少年是感到最孤独的人群，有79%的18岁以下的青少年报告说他们经常感到孤独，在45—54岁的人群中，有53%的人认为自己孤独，而55岁以上的人群中有37%的人感到自己是孤独的。青少年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经历着很多生活事件，如恋爱、离家读书、求职、独立生活等等，在这些过程中要学习独立解决问题、承担责任，往往会感到无助、孤单。

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们也更容易体验到孤独，他们的孤独源自繁忙和功利的生活所冲淡的人情味，也源自瞬息万变的生活给人带来的安全感的缺失。

人际交往的心理功能

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强调，人际交往最基本的作用是传递信息。但是，信息传递是交往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是由交往性质本身所决定的，重要的是，交往、传递信息，会对人们的心理发生影响，这就是交往的心理功能。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协调作用

人们通过交往相互之间进行联系，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了协调共同活动的需要，使社会成员有秩序地生活，避免各种矛盾和冲突，人们在交往团体中制定了一系列团体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这些规范和准则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人际交往，把信息传达给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促使人们行为保持一致。所以说，人际交往有利于提供信息、调节情绪、增进团结。

心理保健作用

人际交往对个人的心理健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交往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需要之一，同时也是人们赖以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通过交往，保证了个人的安全感，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人都有归属的需要，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交往，可以诉说各人的喜怒哀乐，这样就增进了成员之间思想、情感的交流，产生依恋之情。事实表明，“交往的剥夺”同“感觉的剥夺”一样，对人的心理损害是极其严重的。例如，长期关押在单人牢房的囚犯，由于交往被剥夺从而导致精神失常的事例并不鲜见。

促进个体的社会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不断交往，为个体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性刺激，从而保证了个体社会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婴儿一出生通过与父母的交往获得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满足。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交往的范围日益广阔，接受各种社会思想，形成一定的道德体系，逐渐完成了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生发展课题，社会意识由低级向高级迈进，形成健全的人格特征以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心理气氛

人际交往能够传播健康的社会思想，促进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化，形成良好的社会心理气氛，并使之处于主导地位，还可以净化不良的社会风气，消除不健康的社会意识形态，使社会处于和谐、稳定、有秩序的状态之中。

人际交往的形式

人际交往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信息沟通、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中，人际交往的形式多种多样，具有各自的功能。社会心理学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将人际交往划分为不同的形式。

正式交往和非正式交往

按人际交往的组织系统，可将交往划分为正式交往和非正式交往。正式交往是通过组织机构明文规定的渠道而进行的交往，如组织之间人员的往来、请示汇报制度、会议制度等，均属正式交往之列。正式交往一旦失当，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交往次数过多，陷入“文山”、“会海”；二是交往次数过少，则闭关自守、各自为政。非正式交往是指正式交往渠道以外的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例如私人聚会、传播小道消息或举行非正式群体的娱乐活动（如家庭舞会）等。如果说正式交往是官方的、规范化的，那么非正式交往则是民间的、非规范化的。有些思想、动机、需要、愿望在正式交往中不便表达，往往可以在非正式交往中陈述出来。有时候，非正式交往比正式交往获得的信息更真实，而且比正式交往获得的信息迅速。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交往渠道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的。

单向交往与双向交往

从信息传递有无反馈，可将交往划分为单向交往和双向交往。单向交往是指交往的一方只发出信息，另一方只接受信息，无反馈系统。如作报告、发通知、演讲等大都属于单向交往形式。单向交往的优点是信息传递速度快，信息接受者秩序好，易保持信息传出的权威性。在工作任务紧迫、例行公事或领导部门发布命令时，多采用这种单向交往形式。单向交往的缺点是：往往难以了解和把握交往的实际效果，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以调整交往的内容。双向交往是指交往双方既发送信息，又接受信息，在交往过程中可以随时掌握反馈的沟通形式。例如小组讨论、协商、会谈等就属于双向交往。双向交往的优点在于信息有反馈，双方易保持和谐的气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强信息接受者的自信心。在工作任务不紧迫、需要准确地传递信息时，多采用这种双向交往形式。但双向交往的信息传递速度较慢，交往一方可以随时阻断另一方的信息发送，给信息发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并且双向交往由于时常受到干扰会使交往欠条理化。总的说来，双向交往的效果优于单向交往，只有通过双向交往形式，才能做到意见沟通，达到良好的交往的效果。

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

按交往是否经过一定的中间环节，可将交往分为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直接交往是不通过任何中间环节，面对面的交往。如几个好友在一起聚会交谈，就是直接交往。间接交往是需经过某些中间环节才能实现的交往，如信件往来、通过电话告诉对方某件事情等。

直接交往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是情绪影响最自然和最简单的手段，它大大增进了交往双方的相互影响，对个体的社会化起了重要作用。但直接交往也有缺点，在于接触和影响范围是有限的。虽然间接交往缺少强烈的情绪传导性，但无时空信息传递的限制，扩大了信息传递的范围。

口头交往和书面交往

按信息传递方式，交往还可分为口头交往和书面交往。口头交往迅速、灵活，能随机应变，有反馈，适用性强，常用于调查访问、演讲宣传、咨询、审讯等方面。但口头交往局限性也很大，不仅受时空条件的限制，而且受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自身条件的限制。如果信息发送者表达能力差，不能准确地传递信息，会使信息接受者不解其意；如果信息接受者反应不灵活，不善于分析，反馈能力差，也可能会导致信息传递失误，降低交往效果。

书面交往自人类产生文字后就被广泛采用了。书籍、报刊、布告、通知、广告、信件等，都是书面沟通的方式。书面交往不受时空的限制，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便于保存、查对。信息接受者可以对此反复推敲、加深理解，按自己的需要将信息加以输入、编码、储存和提取。

此外，按照交往主体的性质，可将人际交往划分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按信息传递的方向，可分为上行交往、平行交往和下行交往；按人际交往所使用的符号系统，又可分为语言交往和非语言交往等类型。

人际交往的过程

人类的交往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只有从各方面对交往过程进行剖析，才能全面地、深入地认识其性质和规律性，掌握人际交往的实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R·F·贝尔斯（R.F.Baies）从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对人际交往过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只有对团体内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全过程的了解，才能掌握团体内人际关系的实质。他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对一个由5人组成的团体进行观察，研究这个团体在讨论问题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情形，发现团体内各成员间的交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满足对方的交往需要和情感需要为目的的，称之为社会情感领域；另一类是以提供信息、问题或指示为目的的，称课题领域。前者有助于人们增进友好气氛、融洽感情；后者有助于人们协调一致以实现团体目标。

据此，贝尔斯把人们相互交往的情形归为两大类12项。这两大类即社会情感领域和课题领域。社会情感领域分为肯定反应和否定反应，包括决定、处理、结合三个部分；课题领域分为提问和回答，包括方向、评价、控制三个部分。12项的具体内容见下表：

分析上表可知，A和D具有相同的情感交流因素，但方向不同，A起协调作用，D起分离作用，越是靠近两极其强度越大。B和C都是发挥不同程度协调作用的活动，B表示给予回答什么，C表示提问什么。

贝尔斯还记录了团体内各个成员在谈话、讨论或答辩过程中的活动次数，发现团体内每一次交往过程大都包含有上述12种活动，不同性质的团体中12种活动的分布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在企业组织内协调性活动较多，而在家庭生活中则沟通情感的活动较多。

根据相互作用系统分析，可以探求各种交往活动出现的频率，通过描绘人际交往相互作用的剖面图，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团体及其成员的特性，即通过以各种不同团体为对象的剖面图，或者同一团体各个成员的剖面图之间的比较，了解这个团体和成员的特性。图8—1是贝尔斯研究的一例，它是一张人际交往需要得到满足的团体和不满足团体相比较的剖面图。需要得到满足即课题得到解决、情感得到交流。交往的相互作用，随着团体大小（团体人数）、竞争气氛强弱或者团体凝聚力高低，剖面图有所不同。随着课题解决的进程、团体内角色分化的情形，剖面图也有所变化。

贝尔斯对人际交往相互作用的分析，指出了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会产生种种心理活动，这是客观存在的，其分析说明也很细致。但由于团体的性质不同，讨论问题的内容不同，12项活动的分布并不均匀。此外，贝尔斯的研究是在实验室内进行的，带有很大的人为性，得出的结论比较机械。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某项或某几项活动可能不出现，并且这12项活动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未阐明划分这些交往活动的统一标准，也是其不足之处。

人际交往的理论解释

在社会生活中，人类的交往动机极为复杂。人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和需要，同各种各样的人物进行交往，保持一定的联系，交往促进了感情的交流和心理上的满足。为此，许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人们的交往动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交往行为，主要包括自我呈现论、社会交换论和社会实在论。

自我呈现论

社会学家E·戈夫曼提出了自我呈现论。他认为，交往是一种社会互动的过程，任何社会互动的关键都在于参与者借助于自己的言行向他人呈现自我，这种呈现往往是强调自身众多属性中的某些有利于自我形象的属性，而隐瞒其他属性。任何人都可能采用许多方式——其中有些是无意识的，试图加深别人对自己的印象。自我呈现论强调通过呈现自我，对他人施加影响，控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控制他人对待自身的方式。这实际上是对他人施加压力，为自身树立某种形象，从而达到控制他人行为的目的，以此作为交往的动机。戈夫曼主张，研究社会交往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人们在制造和控制自己给他人留下印象时所使用的种种技术上，仔细分析每种技术产生效果的原因。

自我呈现论特别强调自我呈现是社会影响的一种手段。戈夫曼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论点，他认为，个人在交往情境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目的。例如，个人为了希望他人敬重他，而设法使他人认为他尊敬他们。他还假定说，个人企图与别人保持充分的和谐一致，以便让交往维持下去，或者采用欺骗手法以迷惑他们。不管个人心里抱有什么具体目的，他的兴趣总是想控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他人在反应中对待他的方式。因此当个人在他人面前出现时，他总是怀着某种目的来积极开展活动向他人传递有利于自我形象的信息。

社会交换论

美国社会学家G·霍曼斯受经济交易理论的启发，强调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社会行为是一种商品交换，这里不仅仅是物质商品的交换，而且是诸如赞许、荣誉或声望等非物质商品的交换。据此，他提出了参加者的报偿与代价问题，认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得到的是报酬，付出的是代价，精神利润就是报酬减去代价，除非双方得利，否则交往无法进行下去。人际交往就是在这种动机驱使下产生的。换句话来解释这个公式：某个人提供给我们的社会收益越高（如对自己态度的认可、能力的赞赏或是提供机会扩大人际交往圈等），我们喜欢这个人的程度也就越高；反过来说，如果一段关系的成本（如情绪上的困扰）远远超过了它所能给予的（如奖励和承认），很可能就不会长久。

在霍曼斯看来，一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既想付出最少的代价，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希望尽可能获取更多的报偿。

霍曼斯交换理论的一项最富有成效的结果，就是他发展了“分配上的公平原则”，也称公平理论。霍曼斯论证说，存在着一种制约社会交换的普遍规范，人们指望通过交往，得到的报酬与他们付出的代价成比例。而相比较而言，不公平的关系导致一方感到过度受益，而另一方感到过度受损。过度受损对个体而言是一个更为严重糟糕的状态，只用公平的关系才被视为最快乐最稳定的人际关系。

社会实在论

费斯汀格用社会实在性观点解释人际交往现象。社会实在性是指当人们对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正确与否的判断无确定标准时，往往将周围其他人的态度、意见或行动作为暂时性判断标准，以使自己的认识与周围人保持一致。费斯汀格认为，当社会团体内的态度和意见出现不一致时，除了容易导致团体活动产生盲目性外，由于社会实在性受到威胁，团体内会产生要求保持一致性的压力。因此，为了维护和发展有效的团体活动，必须在团体中开展人际交往，使团体活动协调而有秩序。

费斯汀格指出，由于人们一时难以寻求判断事物的客观依据，于是倾向于采用现实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评判事物，把自己的意见与团体的舆论相认同，此时人际交往有助于促使人们的认知协调和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以取得团体中其他成员的支持和帮助，消除判断事物或行为表现的偏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类的交往动机确实是错综复杂的，上述三种理论是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交往动机中的一部分问题。某些交往的确是出于试图改变他人的行为和为了转变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的目的，或是为了维护团体的规范和准则，使个体的认知处于平衡状态。但无论如何，感情上得到满足，心理上得到安慰，影响别人的行为以获取某种利益等，都仅仅是在一部分交往中，或者交往的某一阶段中产生的动机。人类的一切交往动机并不能用单一的因素加以完满的解释，而必须进行综合分析，在具体的交往情境中考察交往的动机。然而，这几种交往动机理论对于分析人们的交往过程毕竟有所启迪。尽管自我呈现论过于强调在交往中树立自我形象，以达到对他人行为的控制，而没有看到许多人在交往中并不关心自身的形象，也不企图对他人进行控制，但它阐明了个人在交往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以及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尽管社会交换论过于强调在交往中获取利益，得到报偿，忽视了个人在交往中时常表现出的无私和付出远大于报酬的代价，但这一理论毕竟注意到了人们在交往中有时会产生某些功利性，希望得到一些利益。尽管社会实在论过于强调由于个体的认知平衡受到威胁，担心团体活动将处于无秩序状态而产生了交往，但它也说明了人们在交往中是积极地保持个体与团体认知的和谐，使团体活动能够协调一致。

第二节　人际沟通

人际交往过程实质上是信息传递和接收的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个人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是积极主动地活动着的，并且在传递过程中，信息还在不断地被充实和发展。信息接受者按自己的知识经验、需要和兴趣对信息进行处理，有选择地接受信息并作出及时的反馈。

信息沟通的要素及模式

任何信息传递过程都不外乎是：信息发送者运用符号系统所表示的意义发出信息，信息通过载体或媒介被接受者所接收。信息沟通过程的要素有：（1）信息发送者——信源，它是使传递的信息符号化，然后将符号化的信息发送出去的个体、群体或大众传播工具；（2）信息——传递的具体内容；（3）信道——信息的载体或媒介，如发音器官、电波、报纸等；（4）信息接受者——接受信息、理解符号、作出反应的个体或群体。

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受者双方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沟通过程存在反馈联系，则信息接受者发出反馈信息，由接受者变为发送者，而原来的信息发送者变为信息接受者，产生两者的位置互换。

人际交往的信息沟通过程，可以用如下模式图表示：

信息转换过程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信息由发送者发出，通过信道传送给接受者，其间还需要发送者将意义信息转化为符号信息，接受者将符号信息还原为意义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整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因此，信息的转换在信息传递中是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信息的转换有两种基本操作：编码和译码。编码即发信者把要传送的意义信息符号化，编制成一定的语言文字或表情、动作。在编码之前，发信者首先要将自己的想法进行解释，充分理解自己的想法，然后才能使之成为可以表达的形式。接信者在接收信息后，首先要进行译码，即将符号化的信息还原为意义信息。在译码后仍然要进行解释，理解其意义，才能成为可接受的信息。在解释过程中，信息传递双方必须具备共同的知识经验，才能理解一致，避免发生歧义或成为无意义的信息。

如果信息接受者只接受发信者的信息，而不发出反馈信息，这种形式的沟通称之为单向沟通，其信息转换过程如图8—3所示：

如果接信者接受信息后，又将自己的意见编码，通过信道向发信者传送出去，这种形式的沟通称之为双向沟通，其信息转换过程如图8—4所示：

人际沟通的载体

人际沟通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符号系统作为信息的载体才能实现，符号系统是人际交往的工具。一般可以把符号系统归为两类，即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

信息传递的语言符号系统

俗话说：一句话逗人笑，一句话也能使人跳。可见，语言作为人类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具有其独特的力量。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而言语则是人们运用语言符号进行交往的过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往工具，是信息传递最强有力的手段，大多数信息的编码和译码是在语言的参与下进行的。实验证明，借助于语言表达的交往信息，在意义上的损失最小。利用语言实行的言语交往是任何其他交往工具所无法替代的。

语言可以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即语音符号系统和文字符号系统。

口头语言

在直接交往中，人们大都采用口头语言，它作为使用有声的自然语言而构成的语音符号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最广、收效最快。例如，会谈、讨论、演讲及见面对话都可以直接地、及时地交流信息、沟通意见。信息发出者在说的过程中积极思维，进行信息编码，筛选出对方最易理解的词汇和句法，输出信息。而信息接受者在听的过程中同样要集中注意力积极思考，进行信息译码，筛选出最有用的信息加以储存。由“说”和“听”构成的言语交往情境，直接促使双方在心理上产生交互作用。

书面语言

在间接交往中，一般采用书面语言。书面语言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能更为详尽地、丰富地表达叙述者的意见和情感，并可广泛地流传。通知书、信函、公文一般都采用书面语言形式。书面语言不仅能使个人获得他人的知识经验，同时也扩大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范围。在交往活动中，书面语言虽不及口头语言直截了当、简便易行，但它保存时间长，书写时可以充分考虑语词选择的恰当性，字斟句酌，达到更为完美的心理效果，实现口头语言无法完成的沟通。由“写”和“读”构成的言语交往，使交际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丰富了人们交往的内容。

非语言符号系统

语言符号系统是人际交往最主要的工具，但并非唯一工具，非语言符号系统在人际交往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非语言符号系统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视—动符号系统

手势、面部表情、体态变化等都属于这个系统。动态无声的皱眉、微笑、抚摸或静态无声的站立、倚靠、坐态等，以及眼镜、口红、发型等附加物在交往中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国外一些学者对视—动符号系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建立了所谓“身势学”。身势学研究者把人体分成8个部分：整个头部，脸部，颈部，躯干肩、臂和腕，手和手指，臀部、腿和躁部，脚部动作和走动姿势。他们称这些组成部分为“身势语最小单位描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组成“身势语词素”——身势语言。

时—空组织系统

准时到达预定的地方会面能表示对对方的尊重、礼貌，使对方感到言而有信，为双方交流创设良好的情境，同时面对面谈话，又有助于产生亲密感。C·霍尔根据对时—空组织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人类空间统计学，即“空间心理学”。病房中的病友、火车上的旅伴，由于双方处在一种特殊的时空关系之中，往往会讲述某些关于自身的情况。不少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开始对产生某些社会心理现象的空间距离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华东师大心理学系杨治良等通过实验研究指出：不同文化水平者对空间距离的要求是不同的。在女对男的一组实验中，大中专生所需的空间距离平均为98厘米，高初中生所需空间距离平均为81厘米；而在男对男的一组实验中，大中专生为110厘米，高初中生为99厘米。

不同社会地位者对空间距离的需求亦不同。这从异性组的实验中可以看出，在女对男的实验中，干部所需空间距离平均为97厘米，而工人平均为82厘米，两者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当一个人升迁后，往往产生一种自豪心理，久而久之其自尊需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人接触的距离就会大一些，而工人原本就在一个较小的空间中与他人接触，对空间距离的要求相对小一些，因而两者产生差异。

陌生人不论同性间还是异性间的接触，总会有一定的空间距离的需要。经实验测定男对女的空间距离平均为134厘米，女对女的空间距离平均为84厘米，女对男的空间距离平均为88厘米，男对男的空间距离平均为106厘米。因而在公园里如果一条长凳的两端已经坐着人，第三个人一般不会再去坐在两人的中间。这种现象就可以在此找到解释。

异性之间对空间距离的要求存在明显的差异。女性与男性接触时，空间距离小，而男性与女性接触时，所需空间距离大。这与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是有关的。另外，个别差异很大，这在异性之间的接触中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从这个差异中，可以看到在相同条件的各组实验中，个体与个体间对空间距离的需求是有差异的。这与家庭住房大小、所在地区人数多少有关。

人对正前方的空间距离需求比对后方所需空间距离大，尽管存在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等因素差异，但个体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这是因为人在知觉客观对象时，一方面依靠许多客观条件判断空间位置，同时也通过有机体内部条件判断空间位置。人的两眼，一般相距65毫米，所以在观察立体对象时，两眼是从不同角度来判断空间位置的，左眼看到的对象左边多一点，右眼看到的对象右边多一点，而转动头部朝后看时，视差就会大一些，产生距离错觉。再则人对正面的对象，从心理上说更容易产生一种压迫感，导致对前方所需空间距离要大一些。这一现象要求在考虑设计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以及一些公共设施时，要注意正前方空间距离的大小，避免产生心理上的压迫感。

目光接触系统

在交往中视线接触的作用是巨大而强烈的，往往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传统上说，眼睛被认为是最明确的感情表达方式。相爱者深切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而仇恨者则怒目而视。长时间的冷眼凝视肯定与侵犯相联系（摩尔和吉里兰德）。有一种意见认为，你越是喜欢一个人，你就越容易用眼睛和他接触；而对不喜欢的人用眼睛接触比对一般关系的人还要少。

说谎者的眼睛能让人看出他说谎了吗？P·艾克曼（P.Fkman）和W·弗里森摄制了一组电影镜头，这组电影镜头描写了一个病人如何隐匿他的内在心理活动：这个病人实际上内心非常焦虑、慌乱并存在幻想，但却竭力表现出镇静、满意的样子。实验者向三组观察人员放映了这部电影。第一组只能看到病人的头部和脸；第二组仅看到病人齐颈部以下和躯干部分；第三组可以看到病人的整个身体。根据第一组观察者的描述，病人是高兴的、善良的、敏感的和诚实的；第二组感到病人内心恐慌、忧虑、小心谨慎、存有戒心；第三组认为病人具有警觉、过敏和脾气易变的性格（1969年）。这项研究说明要正确判断一个人的内在心理活动，只靠观察面部表情和目光是不够的，必须结合人的躯干部分甚至整个体态。

辅助语言系统

音质、音幅、声调及言语中的停顿、速度快慢、附加的干咳、哭或笑等，都能强化信息的语义分量，具有强调、迷惑、引诱的功能。辅助语言可以表达言语本身所不能表达的意思，在许多场合下需要利用辅助语言表达同一语词的不同意义。例如“谢谢”一词，可以感动地、喃喃地说出，表示真诚的谢意；也可以冷冷地、缓慢地吐出每一个字，表示轻蔑或不耐烦。K·戴维斯通过研究指出：表示气愤的声音特征是声大、音高、节奏不规则、发音清晰而短促；表示爱慕的声音是柔和、低音、共鸣音色、慢速、均衡而微向上升的声调、有规则的节奏和含混的发音。通过注意一些人的说话音调，还可以辨别他是否在说谎，这是辅助语言研究的一个诱人的发现。P·艾克曼和D·克劳斯等人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说谎时，他的语言平均音调（基音）比说真话时要高一些。

上述四种非语言符号系统的形式，在人际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可以加强或减弱口头语言的力量。但非语言符号系统的使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与交往情境、交往者的身份和地位及年龄、性别、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在使用中必须与交往的内容、条件、气氛与场合相联系。在现实生活中，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的交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两方面配合得越好，交往越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信息交流障碍

在信息交流过程中，信息发出者一方通过一定的途径将信息传达到信息接受者一方，接受者在可能的条件下发出反馈信息。这样，从表面上看，一个传递过程似乎已经完成，但不理解、不完全理解甚至误解信息意义的情况时有发生。究其原因，除了发信者一方可能没有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外，还存在着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障碍、接信者自身的过滤作用以及交往双方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差异等问题。因此揭示信息沟通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因素，对于了解、预测和控制团体活动的效果、团体内的人际关系以及人际纠纷等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干扰

信息传递很容易受到“噪音”的干扰，在中间媒介过多的情况下，极易导致信息的失真。G·阿尔波特对流言的研究发现，口头传播流言，其内容经过中间人变异后，发生了明显的歪曲。这一研究提示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信息所经过的环节越少，越能保持其意义的完整性和正确性。一般说来，信息传递中的障碍主要有：

空间距离问题　如果个人之间空间距离较远，中间媒介环节增多，在传递信息过程中的信息量损耗和信息失真度也必然随之增大，降低了信息的准确性。

沟通网络问题　在社会团体中，人际交往的发生形态称之为沟通网络。沟通网络过于复杂，则必然导致信息传递不灵，同样会造成信息意义的失真。例如，一个团体组织机构过于庞大，信息通过层层传达，传到最后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接受者的过滤作用

苏联心理学家波尔什坦夫认为，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是通过独特的“信任”和“不信任”的过滤器进行的。这个“过滤器”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即使完全真实的信息到达接受者时，也可能被“过滤”掉，变成不可接受的信息，而不真实的信息倒可能被接受。约瑟夫·克拉柏提出了“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的理论。选择性注意是指人们总是注意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一致的，或自己需要的、关心的信息；选择性理解是指对于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与个人的知识经验有关，受自身原有的态度所制约；选择性记忆是指人们容易记住自己感兴趣的事物，遗忘索然无味的内容。

费斯汀格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一个人遇到新的事物或得知新信息时，可能与其原有的知识、经验和行为发生不和谐，而引起心理上的压迫感。为了避免给自己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个体会选取那些可以加强自己信念的信息，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接信者对信息的不接受、不完全接受或产生歪曲，这是由于诸如个人动机、需要、态度等主观因素所造成的。

交往双方文化、社会、心理上的差异

交往双方文化、社会、心理上的差异，都是导致沟通不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这些差异构成了交往中的某些障碍因素。

文化因素方面的差异

文化方面的差异主要有语意障碍、态度障碍和文化程度的障碍。

交往双方语言文字不统一，或对同一词汇有不同理解，其意义就可能被歪曲或误解，断章取义，造成语意的障碍。双方存在种族偏见、地域偏见或歧视对方，各存异心，则造成态度的障碍。交往双方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和文明水平差距过大，接受信息者对信息的内在涵义不理解或不接受，从而造成交往的障碍。

社会因素方面的差异

社会因素方面的差异，主要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身份以及年龄、性别等。

社会地位不同会造成交往的障碍。居高位、掌实权的人物如果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下属成员就会敬而远之，这也阻塞了上下沟通的渠道。

社会角色的不同也会造成交往的障碍。如果在家庭中父母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子女，而总是喜欢用教训人的口吻与子女说话，那么子女与父母之间就会产生隔阂，导致家庭中人际交往的障碍。

年龄的差异会导致长辈与晚辈之间沟通的困难，产生“代沟”。近几年来，我国的研究结果表明，只要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开展广泛的交流活动，经常沟通思想，通过老年人的再社会化，“代沟”问题是可以消除的。

心理因素的差异

心理因素的差异，主要包括认知、情绪和个性方面的差异。

认知上的差异主要由双方认知失调而引起的。交往双方在信息交流中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各有自身的思维定势，对同一问题就可能产生不同的解释。

交往一方如果处在激情状态下或心境不佳的时刻，就难以与对方沟通意见，甚至产生对立情绪，歪曲对方信息的意义。在愤怒、苦闷、焦虑、怨恨、悲伤等不良情绪下都可能导致对信息的曲解。

个性方面的差异是交往中最主要的障碍。交往双方气质类同、性格相近、趣味相投，会产生较多共同语言，很容易开展双向的沟通；而脾气各异、兴趣爱好迥然不同的双方，交往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交往过程中的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因素产生的障碍，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社会因素的沟通障碍，能加剧心理系统的沟通障碍，而心理系统的沟通障碍，也会反作用于文化社会因素的障碍。因此，解除心理系统的障碍，不是单靠心理疏导就能办到的，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提高人际沟通的技术。

第三节　人际吸引

人际关系的心理因素是复杂的，这其中既有认知成分，也有情绪和行为的成分，其中情绪的成分即对人的喜爱或不喜爱，表现为人际吸引。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反映了人和人之间相互吸引的程度，心理上的距离越近，反映人们相互之间越吸引，反之亦然。那么，我们是怎样被他（她）人吸引的？又如何提升自己的人际吸引力呢？心理学家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总结出了人际吸引的原则。

人际吸引的原则

接近性——你的朋友就在你身边

想想你要好的朋友，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开始经常在一起交谈，并成为知己的。他（她）们可能是你的邻里、你的同学或是单位的同事……总之他（她）们是离你很近的一些人。

空间上的距离越小双方越接近，则往往容易引为知己，尤其在交往的早期阶段更是如此。因为地理上的接近使相互接触的机会更多，相互之间更容易熟悉对方。这也涉及到了交往利益和交往成本的问题，毕竟相隔很远的人际关系需要时间、计划和金钱来维持。

研究表明，在陌生人交往的早期阶段，接近性是增进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Moreland和Beach（1992）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大学的教师里安排了一些女助手，她们在上课前会走进教室并安静地坐在第一排，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她们，她们不会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任何交流。每个女助手出现在课堂上的频率是不同的，从0次到15次。到学期结束的时候，研究者播放这些女助手的幻灯片请班级同学观看，要求学生对这些女性的吸引力作出评价。结果是尽管在课堂上实验助手没有与其他学生发生过互动，学生们更喜欢他们在课堂上看到次数多的女性。结果如图8—5。研究者把这种暴露在某一刺激下越多，越可能对其产生好感的现象称为曝光效应（more exposure effect）。

Latane等研究者（1995）进行了一个要求人们形容“值得纪念的人际交往”的研究，即近期和他人讨论重要个人问题的次数。同时研究者要求被试回答在每次人际交往中两人的物理距离。研究结果是，除了有10%的人回忆起的“值得纪念的人际交往”中两人居住距离在50英里以上，其余人都表示两人是近邻，或者在同一住宅区或者相距不到1英里。这项研究在美国、中国的不同人群中得到了一致的答案。

研究表明，邻近性因素并不是持之以恒地发生着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少，尤其是当双方关系紧张时，空间距离越接近，人际反应更消极。就像是在开学的第一天你就对班级那个粗鲁无礼的男生十分厌恶，不幸的是你又被安排坐在他的前面，你会经常听到他说脏话，这加剧了你对他的厌恶感。邻近效应无法促使你们成为朋友，反倒使他成为了你厌烦的对象。

网络恋情—对接近原则的挑战

网络的存在似乎打破了接近性的原则，你可能跟身边的人无话可说，但是你却可以跟远在天涯的人相知，甚至相恋。显然，当社会心理学家提出吸引的接近效应的观点时，计算机、网络还没有广泛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但毕竟虚拟的网络交往、网上恋爱与现实中的人际吸引是不同的。根据Match.com的一个为期6年的报告，它一共有500万个会员，其中1100对结成伉俪。尽管我们无法预期在逐渐升高的离婚率，但至少表明了由网恋走进结婚殿堂的人仅占0.5%。

网恋者的自述：

“我呆呆地望着网络里的那些人，心里空洞洞的！于是，网络里，从此多了一份牵挂和依恋！但是，我知道，不是为了你！究竟是为了谁，我也不知道了！”

相似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想象在一次校园聚会中，你跟几个初次见面的人在一起聊天，你跟A关于教育、音乐、时尚的看法格外的一致，越聊越投机；而你跟B的观点就差异很大，你们甚至找不到共同的话题。聚会之后，你会更愿意与谁继续见面并做朋友呢？一定是A。

在相似性因素中，态度是最主要的。例如政治主张、宗教信仰、对社会上发生重大事件的看法都比较一致的人，在感情上更为融洽，即所谓志同道合。纽加姆（1961）曾做过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公开征求住宿志愿者，共17人，都是大学生。实验者提供他们免费住宿4个月，交换条件是定期接受谈话和测验。实验步骤是这样的：进入宿舍以前测定他们关于经济、政治、审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他们的人格特征。然后根据他们的回答将政治态度、价值观和人格特征相似和不相似的大学生混合安排在几个寝室里，一起生活4个月。4个月内定期测定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让这些大学生相互评定室内人员，喜欢谁，不喜欢谁。实验结果表明，在相处的初期，空间距离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吸引，到了后期其相互吸引发生了变化，彼此间的态度和价值观越是相似的人，相互之间的吸引力越大。

日常生活中，各种情况的相似都可能引起程度不同的人际吸引效应。共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兴趣，共同的语言、国籍、出生地，共同的民族、文化、宗教、背景，共同的教育水平、年龄、职业、社会阶层，及至共同的身体特征，如身高、体重及居住地等，都能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增加人们的相互吸引。人们倾向于喜欢在某方面或多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它言简意赅地表明了人际吸引中的相似性的作用。相似因素包括民族、年龄、学历、社会地位、职业、兴趣、观点、修养等方面。

在交际中，如果表明自己与对方的态度和价值观相同，就会使对方感觉到你与他有更多的相似性。

一位求职青年，应聘几家单位都被拒之门外，感到十分沮丧。最后，他又抱着一线希望到一家公司应聘，在此之前，他先打听了该公司老总的历史，通过了解，他发现这个公司老总以前也有与自己相似的经历，于是他如获珍宝，在应聘时，他就与老总畅谈自己的求职经历，以及自己对未来的发展展望。果然，这一席话博得了老总的赏识和同情，最终他被录用为业务经理。

这位求职者所使用的，就是“名片效应”。

名片效应指的是要让对方接受你的观点、态度，你就要把对方与自己视为一体，首先向交际对方传播一些他们所能接受的、熟悉并喜欢的观点或思想，然后再悄悄地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渗透、组织进去，使对方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我们的思想观点与他们已认可的思想观点是相近的。表明自己与对方的态度和价值观相同，就会使对方感觉到你与他有更多的相似性，从而很快地缩小与你的心理距离，更愿与你接近，结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实验结果表明，经过“名片”递送程序的被试要比未经过“名片”递送程序的被试，更快也更容易地接受我们所主张的思想观点，而本人在对方面前也容易成为一个他们所能接受的、感到亲切的、与他们有许多共同点的人。因此，只要我们摸准对方的预存立场和基本态度，而后恰当地运用“名片”，就能比较有效地对别人施加影响，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应该如何解释相似性呢？一种解释是相似性通常是有回报的。与我们相似的人会同意我们的观点，增强我们自己的自信；而与之相反的，如果有人不赞同、批评我们的观点，会让我们感到不愉快，毕竟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誉。另一种解释是来自认知失调理论。喜欢一个人和对这个人观点不认同在我们的认知体系中形成了一种失衡。为了避免心理上的不适，我们会喜欢那些同意我们观点的人，而不喜欢那些观点与我们不同的人。

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与我们关于善恶的观点一致，他们与我们关于敌友的观点也一致……我们喜欢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以及那些与我们有共同追求的人。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

互补性——他（她）具有你不具备的品质

当双方的需要以及对对方的期望正好成为互补关系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例如，独立性较强的人，往往喜欢和依赖性较强的人在一起；脾气急躁的人，往往喜欢和脾气耐心的人相处，从而使双方的关系更为协调，各人的特点正好适合对方的需要，各得其所。我们用“反向吸引”来描述具有不同知识和技能的人们共同贡献于一件事情的互补角色关系。但是大多数的互补需要双方有近似的价值观和目标。

研究表明，互补因素增进人际吸引，往往发生在感情深厚的朋友，特别是在异性朋友或夫妻之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A·克克霍夫（1962）等人研究了已建立恋爱关系的大学生。结果发现，对短期的伴侣来说，推动吸引的动力主要是相似的价值观念，而驱使长期伴侣发展更密切关系的动力主要是需要的互补。由此，克克霍夫等提出择偶的过滤假说，两个不相识的男女要结成终身相托的婚姻伴侣，必须经过几道过滤关卡：（1）时空距离的接近；（2）人身的因素，主要指当事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信仰等；（3）态度与观念的相似；（4）需要的互补。当然，并非所有婚姻的缔结都必须经过这样一系列过滤。

熟悉性——形成喜欢的习惯

熟悉感是增进人际关系的又一因素。扎琼克（Zajonc，1968）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结果发现，熟悉本身就可以增加一个人对某种对象的喜欢。他以无意义音节和汉字（对不懂汉字的西方人来讲也是无意义的）为研究素材，以词汇出现的次数为自变量，有些词只出现一两次，让被试对这些词感到生疏；而对另一些词则呈现若干次，最多可近25次。然后，实验者要求被试猜这些无意章节的含义。结果表明，被试对呈现次数多而变得熟悉的词有好感，倾向于赋予这些词以褒义。扎琼克以人的照片为研究素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一个人的照片被呈现的次数越多，被试对它越熟悉，就越喜欢照片上的人。

另一个关于熟悉的研究考虑到了脸孔的对称性。人的面孔并不是完全对称的，两眼的大小不会完全相同，一只是双眼皮、一只是单眼皮的脸庞是很常见的；微笑的时候嘴角两边翘起的幅度也不完全相同。朋友们看到的我们的脸和我们自己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的脸是不同的。按照熟悉性原则，我们的朋友会更喜欢他们习惯看到的我们的脸，我们自己则比较喜欢镜像的脸。Mita，Dermer和Knight（1997）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熟悉性为什么会带来人际吸引呢？首先，多次接触会提高再认知，这对开始喜欢上某人是大有帮助的。其次，当人们变得越来越熟悉彼此时，也会更能预测对方的行为，知道他（她）们习惯于怎么做，这样当然我们也会很舒服地与他们相处。

能力——完美的人会被喜欢吗？

我们似乎总会钦佩、喜欢那些能力高的，甚至是近乎完美的人，这类人在群体中是出类拔萃、引人注目的。但是研究表明，实际上在一个群体中最有能力、最能出好主意的成员往往不是最受喜爱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每个人对于他人有着两种不同的需要。一方面人希望自己周围的人有很好的能力，有一个令人愉快的人际交往背景。但同时，如果他人超凡的才能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即，人们就会感到一种压力。因此，当一个人的能力和人格都达到了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时，人们就只好敬而远之了。

显然，能力与被喜欢的程度在一定限度内成比例关系，超出了这个范围，其能力所造成的压力这一变量就成了主要的作用因素，使人倾向于逃避或拒绝。

Aronson、Willerman和Floyd（1966）让被试听录音带。在第一种情况下，里面的人被描述为能力极强，问了他一系列的问题，他回答对了92%，在面谈中，他说他在大学期间是一个出色的学生，是学报的编辑，是一个移动摄影队的队员。在第二种情况下，里面的人被描述的与第一个不同，他仅仅答对了30%的问题，他在大学中的成绩一般，他尽力加入摄影队但是没有成功。在一半情况下，将近结束时录音机里传出脚步声，并听到里面的人说：“我把咖啡打翻了，洒满了我的新套装。”在另一半情境中，没有发生这样笨拙的行为。结果显示能力高的人发生笨拙行为后，他们的吸引力增加，而能力低的人发生笨拙的行为后，吸引力显著减少。

E·阿伦森等人（1966）研究表明，一个看起来很有才华的人，如果表现出一点小小的过错，或暴露出一些个人的弱点，反而会使一般人喜欢接近他。有能力的人犯错误反而会增加其人际吸引力。这种现象叫犯错误效应。

外貌——我们会以貌取人吗？

“我想要巩俐的鼻子，林青霞的下巴”，“我想要刘德华的鼻子，古天乐的下颌”。为十月份开始的求职之路做准备，大学生的医学整容火了！

就在这个夏天，哈尔滨大三学生为找工作“突击整容”蔚然成风，许多男生更是成了主力军，按他们的话说，“单位用人，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和学识很重要，但外在形象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归根究底，外貌影响人们的吸引与交往。

虽然我们都知道不应该以貌取人，但是在求职、交友等很多社会情境下还是避免不了在相貌的基础上对他人形成印象，特别是在形成第一印象时。

许多研究的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学业成绩相同的情况下，教师评价漂亮的孩子比不漂亮的孩子更聪明、更受欢迎（Clifford ＆ Walster，1973）。学生在给一位女教师打分时，化妆美丽的女老师较不加粉饰的女老师得到了更高的分数，她们被认为讲课有趣，是好老师（Chailkin，Glifford ＆ Walser，1978）。学生对政治候选人的评价也会受到候选人外貌的影响（Budesheim ＆ Depaola，1994）。

人们对外貌好的人会作出更积极参与的评价，这种现象叫外貌的辐射效应。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有魅力的人所作的判断并不总是朝有利的一面倾斜。西格尔等人还做了一个有兴趣的实验。研究者给被试详细的材料，让他们设想自己是法官，对罪犯进行判刑。罪犯都是女性，有三种情况：一是有魅力组，二是无魅力组，这两组都以附有漂亮或不漂亮的照片来操作。第三组没有照片，为对照组。案件有两种，一种是诈骗案，一种是夜盗。结果是，在夜盗案中，漂亮的女子平均判刑年数远低于其他两组；而诈骗案中漂亮女子平均判刑年数长于其他两组。

对外貌的偏好也很明显地体现在择偶的过程中，男性和女性都喜欢伴侣具有外貌的吸引力，但是男性对伴侣外貌吸引力的重视程度要超过女性（Feingold，1990；Jackson，1992）。而事业发展、教育背景和经济状况等是女性在选择伴侣时更注重的因素。

我们对于美的标准是什么呢？Michael Cunningham（1986）设计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实验来确定这些美的标准。他先要求男大学生评估50张照片中女性的吸引力程度，这些照片来源于大学的一本年鉴以及一个国际选美项目。之后，研究者测量了每张图片中女性脸部特征的相对尺寸。他发现，吸引力项目上的高评分与大眼睛、小巧的鼻子、狭小的下颚、大大的瞳仁和明显的笑容有关。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在男性群体中进行实验，发现与高评分有关的特征是：大眼睛、宽大的下颚、高耸的额骨和宽大的脸颊，以及一个明显的笑容。

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的审美标准一致吗？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几乎所有的跨文化研究都得出了这个结论。Lanlois和Roggman（1990）的研究结果证实，不同国家、民族的人对“什么样的脸是吸引人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有0.66—0.93的一致性。

个人的性格特质——热情的力

约翰是个优秀的中年男子，他工作勤奋。早年求学时，他就有着坚强的性格，做事果断、坚决，又不失谨慎。这种风格一直陪伴他走向事业的巅峰。人们常说他是个聪明的人。在生活上，他同样积极、乐观，待人热情、真诚。

汉森与约翰是少年时代的朋友，他们两个在许多方面实在是太像了，汉森事业有成，工作勤奋认真，同样有着约翰的坚强、果断、坚决和谨慎。人们也常说他是个聪明的人，但是，正如天下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汉森也不可能与约翰处处相同。汉森天生长就了一张希腊石雕般的脸，冷峻而清瘦，这张脸倒是与他的性格相符。有时他甚至冷酷得让人不知该怎样接近。

如果，突然有一天，他们两人站在你的面前，你更喜欢那一位呢？是约翰，还是汉森？你希望与他们中的哪一位交朋友呢？

上面的假设，正是美国心理学家索罗门·阿希（Solomon Asch）热情的中心性品质实验的翻版。阿希的这个研究我们在社会认知这章已经进行过详细的介绍，“热情”被证明是影响印象形成的核心品质。

开朗的性格也是人际吸引的一个因素，一个待人热情的人比冷淡的人更有吸引力。个人如果能对别人表示出的热情作出同样反应的话，也会具有吸引力。

至此，我们讨论了人际吸引的环境因素，包括了空间的接近性、熟悉度；也讨论了个人的特质因素，如能力、性格、外貌等。那么，在几种因素同时存在时，哪些会发挥主要作用呢？G·奥尔波特（1961）综合考察了影响人际吸引的几个因素的重要程度。他研究了一群陌生人首次集会时的人际吸引力。发现个人的内在属性如幽默、涵养、礼貌等因素是主要的吸引力因素；其次是外表的特点如体形、服装等也是吸引力的依据；第三是个人所表现出的特殊行为，如新奇的令人喜爱的动作等，亦能增加吸引力；最后是地位和角色也能引起他人的爱慕与尊敬，从而产生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研究人际吸引的角度，那就是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喜欢别人的人也会赢得别人的喜欢。

对此研究者认为，我们喜欢的人，他不一定很漂亮，或很聪明，抑或很有社会地位，仅仅只是因为他很喜欢我们，我们也就很喜欢他了，这就是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

心理学家阿让森（E.Aronson）和林德（R.Linton）曾经以实验证明人际吸引中的相互性原则。在实验中他们让被试分别体验与两个实验助手的相互交往，而被试不知道与自己交往的是实验助手，而是把他们当成和自己一样来参加实验的被试。被试和实验助手的交往是通过一起合作完成某项实验者安排的工作而实现的。在第一次合作后，实验者给他们一段休息的时间，在休息时，实验者设法使被试很“偶然”地听到了两个实验助手和实验者的谈话，在谈话中，两个实验助手都谈到了对被试的印象，其中第一个实验助手用相当奉承的语气，一开始就说他喜欢被试，而第二个实验助手则对被试持批评的态度，对被试作出了否定的描述。休息时间过后，两个实验助手又回到实验室和被试一起继续合作。等第二次的合作结束后，实验者请被试对与自己合作的两个实验助手进行评价，并回答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喜欢与自己合作的两个伙伴，即两个实验助手。其结果正如实验者所预料的那样，被试的评价与两个实验助手对他的评价是相互的：第一个实验助手喜欢被试，因而被试也喜欢第一个实验的助手；第二个实验助手表示不喜欢被试，因而被试也不喜欢第二个实验的助手。由此证实了人际交往中的相互性原则，即如果关于某人的全部信息资料说明他喜欢我们，我们就可以预先确定我们也喜欢他；而如果关于某人的全部信息资料都说明他不喜欢我们，那我们也可以预先确定我们也不会喜欢他。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你期望别人怎么待你，你也要怎么待人。

——《圣经》

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也有着适用的范围。一个人如果自我尊重程度较强，较为自信，那么别人对他表示出的喜欢和赞扬，他可能并不在乎，因而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对这种人作用也就不太大。而那些具有较低自我尊重的人则不然，他们不喜欢那些给他们否定评价的人，因为他极不自信，所以特别需要别人的肯定，特别看重别人对自己表达出的喜欢情感。曾经就有心理学家以实验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种区别。实验者先对参加实验的被试进行了一系列测验，测定了他们的自我尊重程度后，让他们在一个小组里通过讨论问题进行相互接触。在小组讨论结束后，每个组员都要评价一下其他成员，并把它写在一张纸上，由实验者来综合大家对组员的评价。然后，再把属于某个组员的评价发给这个组员，但实验者所发的评价是假的，他并没有用真实的评价，这些假的评价，有些是相当肯定的，而有些则非常否定。然后再询问每个人喜欢小组的程度。对于只有低自我尊重的被试来说，对全组的喜欢很大程度依赖于全组对他的喜欢程度；而那些有较高自我尊重的被试则不太依靠团体对他的评价来决定自己是否喜欢团体。可见，自我尊重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可影响着人际吸引的相互性作用的发生。

当然，我们说我们通常会喜欢那些也喜欢我们的人。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只能说在其他一切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有一种很强的倾向，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甚至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与我们不同。

不论何种情况，人际交往中的相互性原则都在提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想获得别人的喜欢和认可的话，就应该先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悦纳他人，悦纳周围的一切。

人际吸引的最高形式——爱情

我们总会用很多动情的句子来表达爱着的感觉：

“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的感悟；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煎熬；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的困惑；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的忠贞；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日和月”的无畏。

实际上，爱情不仅是文学家和艺术家所青睐的创作主题，也是我们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所研究的一个课题。

什么是爱情

对于爱情的定义，相信每个人的表述都会是不同的。当我问身边的朋友这个问题时，有位男士思考了许久，最后抱歉地向我摇头，说：“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有趣的研究

Hughes（2000）向一群4—8岁的孩子提问——爱的含义，他得到的回答是：

“爱是当你很累时，还能使你笑出来的东西。”

“爱是当你出去吃饭时，把所有薯条都留给了另一个人，而没给自己留下一丁点。”

“爱是一个女孩喷上香水，男孩抹上剃须膏，然后一起出去互相嗅来嗅去。”

“爱是第一感觉，当你还没发现有什么麻烦时。”

“爱是你一整天都没理你的小狗了，它还会来舔你的脸。”

……

资料来源：Hughes（2000）

作为人际吸引的最高形式——爱情是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的经典研究课题。各时期的著名学者曾给爱情下过各种不同的定义。

通常，西方心理学者在定义爱情时所使用的变量都建立在希腊文渴望（eros）和敞开（agape）的概念之上。第一个变量eros涉及通过另一个人而获得自我完善；第二个变量agape则涉及为了另一个人而自我放弃。大部分临床心理学家就往往持有agape的概念，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953）指出：“当另一个人的满足和安全变得像自己的满足和安全一样重要时，爱情就存在了。”而弗洛姆（Erich Fromm）则结合了eros和agape两个概念，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成熟的爱乃是保全个体的个性、整体性的结合。爱是人积极能动的力量，它打破了把他人隔绝的围墙，使人与人和谐相融；爱使人克服孤独感和分离感，然而又让他仍为他自己，依然伫立于其整体性中。故而在爱中萌生出这样的二律背反：相爱双方融合为一，但仍为二体。”

爱情的现代定义包括下述这些要素：第一，是在男女之间产生的；第二，是在个体心理达到相对成熟之时产生的，幼儿没有这种狭义的爱情；第三，个体在生理上被唤醒，爱情包括性欲和性感；第四，爱情是一种对异性产生的具有浪漫色彩的高级情感，其中包括认知成分，不是一种低级的情绪。

简言之，爱情，是在传宗接代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使人能获得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这种综合的——既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互相爱慕之情，是一种复杂的、多方向的、内容丰富的社会现象。

爱情发展的阶段

按照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人们在人际关系中所付出的成本及获得的酬赏是决定人际关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人们在发展与他人的关系时，选择能给自己最大酬赏的人，为了获得酬赏还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所谓“酬赏”，可以是：爱、金钱、地位、知识、物质及服务；所谓“成本”，可以是：时间、精力、冲突、责难和得到其他酬赏的机会等。实验证明，在多数情况下，社会交换是支配人们关系的重要原则。即便是酬赏与成本在外人看来不对等的友情或爱情，当事人主观上在某方面得到的满足肯定也是维系这种关系的原因。在爱情上，社会交换论者把求爱者视为理性主义者，他们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幸福的人做伴侣；而所有导致爱情的因素均可归结为利益和价值。两者既有物质的、经济的因素，也包括社会的、心理的因素。

据此理论，爱情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

取样与评估　互不相识的双方在某一群体中选择愿意交往的对象，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交往的利益与成本及其相互抵消后的盈余。如果收益与盈余超过自己的期待值，对方成为追求的目标。

互惠　在此阶段，双方尽可能交换收益，即为对方提供收益，也从对方获得收益，同时力求降低成本。如一起聊天，互赠礼品，共同讨论有兴趣的问题等，但避免进入对方的私密性领域。在交换中，双方互惠，两个人亲密感加强。

承诺　双方认为从对方得到的收益大于从其他异性得到的，因此停止与其他异性的交往，双方关系相对固定，开始一对一频繁交往。

制度化　亲密感的加强，双方都觉得离不开对方，又担心对方离开自己，希望能通过契约形式将双方关系制度化，如订婚，办理结婚手续。契约使双方关系具有排他性，彼此忠实。

爱情风格

激情之爱与同伴之爱

激情之爱和同伴之爱是两种最典型的爱情模式。哈特菲尔德（Hatfield，1988）将激情之爱界定为“强烈渴望与对方在一起的一种状态”。激情燃烧的感觉伴随着紧张、兴奋的生理唤醒。当激情是相互的，双方所感到的是极大的满足和狂喜，当爱是单方面的，则会令人感到莫大的痛苦和绝望。激情之爱也包含着情绪的急转突变，为了对方的一颦一笑而变得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愁容满面，时而心花怒放，时而悲痛欲绝。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张生。同伴之爱也被理解为友谊之爱，是一种深厚的情谊，它可以不包含生理的唤醒。当激情之爱过后，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趋于平静、祥和和稳固的爱情形式，这就是同伴之爱，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之间的爱情就是一种具有革命情谊的同伴之爱。

一位来自非洲南部沙漠的妇女对爱是这样表述的：

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时，他们的心好像在燃烧，他们的激情非常高涨。而后，爱情的火焰会冷却，并且会持续维持这个状态。他们继续彼此相爱，但这种相爱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温馨而相互依赖的方式来实现的。

其他的爱情方式

游戏式　“有时我不得不回避我的情人们，以免他们互相发现。”对爱情持不谨慎态度的人往往可能游戏爱情，周旋于几个人之间。

占有式　“如果我怀疑我爱的人跟别人在一起，我的神经就紧张。”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男主人公安嘉和就是这样的例证。当妻子梅湘南与别的男人讲讲话，甚至只是使个眼神，安嘉和便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恐惧。

逻辑式　最好与一位和自己背景相似的人相爱。根据一项调查，在美国，选择终身伴侣时，有93%的人选择同一种族的；有78%的人选择年龄相差在5岁之内的；有82%的人选择文化程度相当的；有72%的人选择宗教信仰一致的。

忘我式　“我宁愿自己吃苦，也不让我爱的人受苦。”中国古代的妇女也许最具有这种忘我的精神。

爱情三角理论

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Sternberg，1998）认为，爱情是个三角形，三边分别代表着亲密（重视彼此的喜欢、理解与期待）、激情（魅力与性吸引）以及承诺（决策、承诺）三因素，如图8—6所示：

亲密是指在两人的关系中感到亲近、彼此相互关联。Sternberg认为无论是对爱人的爱、对孩子或者是最好朋友的爱，都包括了亲密的成分。亲密也是爱情的基本要素。高度亲密的情侣彼此关心，关注对方的感受，重视对方的幸福。

激情是爱情关系中强烈的情绪体验，它包含着浪漫、身体的吸引和性的驱动力。对激情之爱的感受男性要比女性更为需要（Fehr ＆ Broughton，2001）。

承诺是爱情关系中对保持彼此关系的一个决定，是对对方作出的爱的承诺，如果说激情是恋爱中感性的成分，那么承诺就是爱情关系维护中的理性因素。

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及三条边和三角形内共组合成7种类型的爱情。

喜欢　确切地说这不是爱情，就像友谊一样，双方只有喜欢的情感，不存在激情和责任。

迷恋　这是一见钟情的爱情形式，因此注定看不到对方的内心，只是被其外貌所吸引，迷恋于美貌与性。迷恋一个人的时候，迷恋者可以做出种种令人发昏的事，包括那些海誓山盟、甜言蜜语。

空洞的爱情　这里面没有爱与情，只有冷冰冰的承诺。就像我们看到很多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也在继续。

浪漫的爱情　激情和亲密是许多青年男女追求的爱情，也是“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的爱情。

愚昧的爱情　有激情和责任，却没有亲密感的培养，这有点像封建社会中才子多情、红颜薄命的爱情模式——“我们一块去死”。

同伴的爱情　有亲密和责任却没有激情，体现在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中。

完美的爱情　这是最理想的爱情模式，结合了激情、亲密和承诺三种因素。

根据三因素的平衡程度，三角形可以是正三角形（三因素完全平衡），也可以是非正三角形（以一因素为重点的不平衡三角形），按强度又可分为高强度爱情三角形和低强度三角形。

爱情其实是两个人的上半截的相爱：激情、气质、能力以及两个有意展示出的一切美好部分，是形而上的相爱；婚姻则是两人的下半截的婚姻：家务、上下班、日常琐屑、人生烦恼以及两人暴露出的一切丑陋部位，是形而下的婚姻。幸福婚姻不在于它形而上的部分有多“高妙”，反而在于那形而下的部分有多结实。

亲密关系的最终形式——婚姻

婚姻的意义

婚姻是男女个人结成夫妻关系的行为，是家庭成立的标准和基础。婚姻关系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即按照一定的法律、伦理和习俗规定建立的。夫妻关系是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婚姻动机不仅是以社会认可的方式满足夫妻双方的性需要，继而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而且包括经济方面的考虑。婚姻的动机有三种，即经济、繁衍和爱情。有的学者认为，上古时代，经济第一，繁衍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代，繁衍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现代社会，爱情第一，繁衍其次，经济第三。现代社会，由于妇女地位发生了变化，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爱情成为婚姻的主导动机，其次是繁衍和经济。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主导意识。据一项社会抽样调查显示，在30岁的青年中，有73.7%的人认为“婚姻是爱情的自然延续”；有58%的人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婚姻是爱情的保障”。

婚姻的模式

爱情型

它有两种亚型，一是由美貌与性吸引而结合，但潜伏一种危险，美貌及性魅力会逐渐减退，假如婚姻缺乏其他基础，或不能过渡到以双方人格相似性为基础的爱情，那么可推断这种婚姻往往迟早出现危机。《泰坦尼克号》中的杰克死了，但假使他活了下来，作为一个穷画家，能和一直生活在奢侈里的罗丝幸福到晚年吗？

二是人格型夫妻，以人格的相似性或互补性为基础的结合。由于人格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像体形、性魅力那样易变，这种结合一般能使婚姻平稳而幸福。

功利型

此型是以爱情之外的出身、学历、财产、社会关系等条件为基础而结合的。当双方收益与成本基本平衡时，婚姻能持续，双方感到满足。其风险是，如双方收益与成本不平衡，往往出现不满，导致危机；其次，由于夫妻关系的理性色彩浓重，难以获得爱情享受，因而往往双方关系紧张时，一方会寻求婚外情最终导致关系破裂。在无爱婚姻的模式中，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实际利益而结合的婚姻是最脆弱的婚姻模式之一。

平等合作与分工型

前者夫妻双方平等分担家务；后者是双方根据各自特点分工，料理家政。这两种类型的特点是，双方均进入自己的角色，又对对方有相应期待，彼此都认识双方在家庭中的价值，有较强责任感，家庭生活较为和谐、稳定。“你织布来我种田……”应该是平等合作与分工的典范。

建设型

此型是双方在共同目标下勤勤恳恳生活、工作的夫妻。他们有创家主业、教育子女等共同目标，并围绕这些密切合作。在达到一个目标后又追求新的目标。生活中勤奋肯干，能抑制家庭消费；在共同努力中感受生活的意义，使婚姻维持与发展。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是，精神生活不够丰富；在达到目标后，一方可能变得满足继而懒散，以致出现裂痕。一般的工人家庭应该属于建设型的。

惰性型

此型是迅速对婚姻失去热情的夫妻。他们不能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愿进行新的尝试，只希望按老样子生活。没有紧张、冲突，也没有乐趣，后者则对婚姻有涣散作用。婚姻关系是一种特殊友谊，两个不同的人格构成一个共同的命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婚不是静态的结束，而是动态的开端，婚后夫妻人格在各方面连续互动，交相反应无穷无尽的刺激。婚后夫妻如果不进行动态的调适，不进则退，便会酿成婚姻失调，可能继续恶化而导致婚姻解体。

失望型

失望型夫妻在新婚时百般努力建立美满的婚姻生活，有很高的期待值。但不久发现，婚姻生活中有种种不满意，“现实不理想，理想不现实”，对方表现也非当初所料，因此感到失望。能够正常运转的婚姻不仅意味着丈夫与妻子的互相迁就，而且意味着理想与现实的互相妥协。因此，不要把婚姻生活想得很美，期望太高。期望太高了就会失望。夫妻是要共同携手走过人生的漫漫长途的，不要认为这条道路上铺满了玫瑰花，也要估计到还有坎坷，有荆棘。

一体型

这种类型夫妻在较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相互体贴、合作，在性格、爱好、习惯上彼此适应，融为一体。双方均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相敬如宾，心心相印。此型关系稳定、美满。其不足之处是较为封闭，如一方离去，另一方寂寞难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这样的爱情一般被称为天鹅般的爱情。因为天鹅是终身为伴的，一旦其中的一只死去，另一只也会很快死去。琼瑶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这样的。

亲密关系的结束——分离

婚姻如同一本书，封面是圣经，内容却是账本，生活很快就从卿卿我我的高潮降到柴米油盐的琐碎。有些婚姻经不起考验，就成为了爱情的坟墓。

如今，世界各地的离婚率都在不断地上升，在美国虽然有90%的人会选择结婚，却有59%的人离婚，北京中广网2006年5月公布了联合国的一项统计：美国、英国、韩国分别列世界离婚率最高的前三名。

结束亲密的关系，通常是一段痛苦难熬的经历。分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最初是对失去的伴侣无法释怀，然后陷入深深的悲哀，最后开始了情感上的分离并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Hazan ＆ Shaver，1994）。在分离的过程中，由于人们扮演的角色不同，所感受到的负向情感的程度也不同。罗宾·埃克特（1998）要求344个男女大学生进行了分手过程的体验问卷。按照他（她）们在分手中的责任程度进行了群体划分。表示自己在决策关系中承担更多责任的参与者被称为“终结者”，承担责任较少的被试称为“承担者”，承担责任相当的双方被称为“共谋者”。研究者发现，跟假设的结果一致：“承担者”感觉非常糟糕——他们报告高度的孤独感、抑郁感、不快和愤怒，并且几乎所有的“承担者”都报告在分手后的几周内体验到各种躯体症状。对“终结者”而言，分手的沮丧程度、痛苦程度和能够引发焦虑的程度都是三者中最低的。尽管“终结者”表示出内疚和不快乐，但他们体验到的如头痛、胃痛以及进食和入睡困难的躯体症状最少。而对于“共谋者”来说，由于承担的责任是相当的，他们报告的负性情绪的程度和躯体症状处于“终结者”和“承担者”之间。无论扮演何种角色，女性比男性报告体验到了更多负性的体验。

“分手之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吗？”——你在分离的过程中问过对方这样的话吗？得到了什么答案呢？由于我们无法立即从情感上结束深入的依恋关系，总是期望有一种折中的状态存在。对这个问题，埃克特也进行了研究，结果是：无论是处在“终结者”还是“承担者”的角色，男性较女性都更肯定地表示不会与前任女友成为朋友，只有在双方都在扮演“共谋者”时，两者在该问题上的答案才趋于一致。

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分离？心理冲突往往是分离的原因和前奏，而离婚往往是心理冲突激化的结果。夫妻心理冲突多由下列因素引发。

欲求的不满

某些需要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学称之为欲求不满）则会感到心情不舒畅，产生不良情绪，导致争吵和持续的冲突。欲求不满包括：

●自我价值得不到对方承认，自尊心受损，而成熟的爱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个性条件下的结合。

●一方或双方性要求得不到满足。

●一方或双方正当的感情需要，如温存和体贴得不到满足。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要建立在相依相属的安全感上。这种亲密关系的发展、延续乃至保持，要依赖经常的温柔体贴，给对方快慰和满足，使夫妻双方时时有被爱的感觉。

●家庭经济需求得不到正当满足，如因种种原因支出过多，人不敷出；或过于奢侈，正当生活没有保障；或一方或双方无经济来源等。

●在休闲、爱好等方面，双方需要与兴趣差别太大。

价值观念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常常表现在言语沟通中。如丈夫把社会看成一个竞技场，把人与人的关系说成是“弱肉强食”；而妻子信奉天主教，认为应该与人为善，双方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必然表现为经常的激烈争吵。

表现在行为方面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更具有实质性，其后果也更为严重。只要一方不放弃自己的某些价值观及相应行为，冲突就会存在。

在人生目的，对幸福、成就看法的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和冲突往往是持续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在生活中碰到相关的问题，往往双方相互指责，行动背道而驰。

远离的“自我”

自我包括自我意识、自我期待、自我取向等。婚姻不仅是双方在法律、经济、生理等方面的合而为一，也是两个“自我”的结合。同理，夫妻心理冲突是两个“自我”远离而引起的。“自我”的远离表现为：

●两个“自我”基本利益相异，各趋己利。

●由于利己的婚姻动机，认为爱是满足自己需要，而不是为对方作贡献。

●遇到分歧，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彼此的个性比较强，结果彼此看不惯，相处得很别扭。

●对方处于痛苦时，不安慰，不帮助，使婚姻具有的促使双方心理健康的功能丧失。

●双方心理调适过程缓慢，难以进入心理和谐状态。结婚后，夫妻双方会进入婚后矛盾期。所谓婚后矛盾期，是指夫妻双方结婚后出现的一段矛盾过程，或者称为调适期。这段过程有的出现早，有的出现晚；有的持续时间较短，只有几个月，有的持续时间较长，甚至长达几年。矛盾期的长短，一方面取决于夫妻婚前相互了解的程度及相爱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婚后双方调适的艺术和个人性格。

夫妻的性需求差异

夫妻在性欲及其满足方式上差异较大，这可能是夫妻冲突的深层次的原因。夫妻性差异，如果调适较好不会引起夫妻冲突。这需要求助于专业的性医学专家。

有研究者对离婚的危险性进行了预测（Fergusson ＆ others，1984；Tzeng，1992）。符合下列条件的夫妇通常不会离婚：

●20岁以后结婚。

●都在稳定的双亲家庭长大。

●结婚前谈了很长时间的恋爱。

●接受过较好且相似的教育。

●有稳定的收入。

●居住在小城镇或农场里。

●结婚前没有同居或怀孕过。

●彼此之间有虔诚的承诺。

●年龄、信仰和教育水平相似。

这些预测可能不够准确，但是如果你的婚姻符合上述所有的情况，则非常有可能牵手一生。

第四节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课题，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关系网。

人际关系的定义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心理上的距离。人际关系反映了个人或团体寻求满足其社会需要的心理状态，因此，人际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决定于双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如果双方在相互交往中都获得了各自的社会需要的满足，相互之间才能发生并保持接近的心理关系，表示为友好的情感。相反，如果其中一方对另一方表示不友好、不真诚或发生不利于另一方的行为，就会引起另一方不安，这时，双方的友好关系就中止，或发生疏远关系，甚至发生敌对关系。不论是亲密关系、疏远关系，还是敌对关系，都是心理上的距离，统称为人际关系。

不同的人际关系会引起不同的情绪体验。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距离越近，则双方都会感到心情舒畅，无所不谈。若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与冲突，心理上的距离很大，彼此都会产生不愉快的情绪体验，继而引发抑郁、孤立、忧伤等，从而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严重的还会导致心理失常。

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

一定的人际关系表现出一定的人际行为模式，即一方的行为会引起另一方相应的行为。一般说，一方表示的积极行为会引起另一方相应的积极行为；一方表示的消极行为会引起另一方相应的消极行为，这是人际关系行为模式的规律之一。

T·F·李瑞的研究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F·李瑞从几千份人际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归纳出以下8类模式：

●由一方发出的管理、指挥、指导、劝告、教育等行为，导致另一方的尊敬、服从等反应。

●由一方发出的帮助、支持、同情等行为，导致另一方的信任、接受等反应。

●由一方发出的同意、合作、友好等行为，导致另一方的协助、温和等反应。

●由一方发出的尊敬、信任、赞扬、求援等行为，导致另一方的劝导、帮助等反应。

●由一方发出的害羞、礼貌、服从等行为，导致另一方的骄傲、控制等反应。

●由一方发出的反抗、怀疑等行为，导致另一方的惩罚或拒绝等反应。

●由一方发出的攻击、惩罚、不友好等行为，导致另一方的敌对、反抗等反应。

●由一方发出的激烈、拒绝、夸大、炫耀等行为，导致另一方不信任或自卑等反应。

人际关系受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单纯的人际关系行为模式很少发生，它总是渗透了许多其他因素。如行为发动者和行为反应者的个人心理特点、角色与地位、价值与权力，尤其是当时的情境都对人际行为发生重要影响。人际关系的各种行为也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只能理解为形式上的共同，透过各种行为形式上的共同性，可以看到意义及性质上截然不同的内容。

W·C·舒兹的研究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舒兹（W.C.Schutz）认为，每个个体都有人际交往以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的需要。他把需要分为三类：人与人之间的“包容”需要，即希望从交往中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控制”需要，即在“权力”的基础上希望对他人作出某种良好的调节作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需要，即在“友爱”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并维持某种良好关系。

舒兹指出，上述每一类需要都可以转化为动机，产生一定的行为倾向，表现为主动或被动性，于是，就组合成6种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请见表8—3：

霍尼的研究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尼（L.Horney）依据个体对他人的态度将人际关系行为模式分为三类：

谦让型　其特征是“朝向他人”，无论遇到何人，总是想到“他喜欢我吗？”

进取型　其特征是“对抗他人”，无论遇到何人，总是想知道该人力量的大小，或该人对自己有无用处。

分离型　其特征是“疏离他人”，无论遇到何人，总是想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他人对自己的干扰或影响。

人际关系的测定

任何一个团体里总有许多小的组合形态以及特殊的活动网，团体中每一个成员都会有选择地与其他成员交往，达到思想感情交流的目的，而不是平均地和每个成员交往。由于各个成员的兴趣与爱好各不相同，交往选择的对象也不同。例如，人们在学习文化知识时所选择的交往对象，和旅游时所选择的交往对象是不同的。人们选择交往对象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其中如年龄、性别、当时的需要等都是不能不考虑的，但本人对对方的“喜欢”则是一个重要前提。

社会心理学家经过研究发现，一个团体的力量大小并非取决于该团体成员数量之多少或财物之多寡，而是取决于团体内人与人心理上的关系如何。团体内部的人际关系以及下属团体的组织与活动对于其总体本身有很大作用，要么是增强作用，要么是破坏作用。如果团体内人与人之间心理上十分融洽、亲密，各个下属团体组织严密，活动开展得好，这样就能支持与帮助它的总体发挥其力量，增强威信，否则就会使它的总体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

由此可见，了解团体内部的心理结构并揭示其内部存在的问题，搞好人际关系的测量，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团体的力量。

社会测量法

莫雷诺（J.L.Moreno，1941）是第一个采用社会测量法以查明团体内部心理结构与心理距离之间关系的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社会测量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了解团体内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上的关系。

社会测量法的具体做法，主要是向团体成员提出问题，让其回答。例如，“这个组织里请你提出三个最喜欢的人，按喜欢的程序依次排列”，“你愿意和谁排在一起，首先是谁？其次是谁？第三是谁？”提出的人数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或三个人，最好能限制在三个人以内，无限制的话，整理结果的工作量太大。也可以提出最不喜欢的人，方法同上，但这样做有副作用，在团体内可能由此引起隔阂与矛盾，不宜提倡，只能谨慎采用。

通过社会测量获得具体资料后，要加以整理，并进行统计分析。资料整理有以下两种方式。

人际关系矩阵

这是根据团体总人数（n）而制成的n×n的行列表，表内记入各成员的选择关系，也可以记入排斥关系。最喜欢的给3分，其次的给2分，第三的给1分；同样，最不喜欢的依次给以－3分、－2分、－1分。一一填入表内之后，就可以从表上数字一目了然地知道该团体内的人际结构与人际关系：谁选谁？谁被他人选上的最多？选择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团体的心理气氛如何。也就是说，统计各人的得分，若某人正的分数越多，则反映他在团体内最受人欢迎，若某人负的分数越多，则说明他最不受人欢迎，请见表8—4：

上述行列表内数字表明，A最受他人喜爱，F最不受人欢迎。这种矩阵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一一列表，最后还可以把各表加以综合，以反映每个人的总的好恶关系。

人际关系图

把彼此之间喜欢和不喜欢的关系用图来表示，称为人际关系图。图中小圆圈内的字母是团体内每一成员的代号；实线与虚线表示相互关系，实线表示友好关系，虚线则相反，箭头表示方向，参看图8—7。

人际关系图把团体内的人际关系反映得一清二楚，每个成员在团体内占有何等地位也十分明显。即被实线的箭头指向最多的人，就是处于团体中心位置的人。从图8—7中可以看出，A是最受欢迎的人，F则最不被人喜欢。

如果团体的人数很多，可以画靶形图。绘制靶形图的方法是：为团体内各个成员编上号码，男女性别作好标记，绘制靶形图一张；根据矩阵表，将被其他成员选中人数最多的人置于靶的中心，并依次把其他成员置于靶中心的外围部分，最少被人选中的人置于靶的最外层，请见图8—8：

靶形图直观地表示，女子12号与男子6号都是团体中的中心人物，女子15号、男子1号都是孤立人物，而女子19号是被排斥的人物。；

运用社会测量法，可以了解团体内三个方面的问题：团体中最受欢迎的人团体中有无下属的无形的小团体，借此可以找出小团体中有影响的人物；了解团体内的人际关系，谁的人缘最好？谁最孤立？谁最受排斥？

社会测量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普遍性，可以用于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等团体，以查明团体内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距离。团体领导人在组织与调整人事关系、推荐与选拔人才时，可以参照社会测量结果。当然，测量结果不必公布于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人际纠纷。

社会测量法的优点是：可以把团体成员心理上的结合加以数量化，而且通过测量所揭示出的团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好感或厌恶感其实未被本人所意识到。此外，运用社会测量法了解人际关系在时间上十分经济，如果根据平时的观察，虽然也可以弄清楚人们之间的关系，但会花费许多时间。社会测量法对于松散的团体最为有效，因为松散团体除了情绪联系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内部结构，或者它的内部结构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种方法施之于组织严密的团体，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然，社会测量法所揭示的人际关系只是在人们的情绪倾向方面，尚不能揭示其选择动机。而社会心理学最重要的任务恰恰要查明人与人之间关系选择的动机，即个人选谁或不选谁是出之于何目的，因为选择的动机才是个人对他人好恶的基础。这对社会测量法来讲，是无法弄清楚的。

参照测量法

苏联心理学家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了解个人选择的动机，动机才是人际关系中进行选择的心理机制。但如果直接询问人们，则难以获得真实可靠的答案。他还认为，团体中最被人们喜欢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在团体中最能发挥作用的人，于是提出了参照测量法，认为通过参照测量可以了解团体中的一些有一定影响的权威人物，这些权威在团体结构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参照测量法步骤如下：（1）研究者要求团体成员进行相互评价。（2）为每一成员准备一个大信封，将其他成员对该人所作的全部评价集中放入大信封内。（3）让各成员知道别人是如何对自己作评价的，但又不允许本人看到信封内的全部评价，只让看其中一小部分人对他的评价。如果是一个30至40人的团体，就允许看三至四人对他的评价，可由每个成员自由选择看哪几个人的材料，于是各个成员将会提出他心目中最有威望的人或认为是最有见解的人。（4）研究者通过各成员的提名，可以从中发现团体中哪些人最博得大家的信赖与尊重，这些被集中提名的人可能是团体中实际上起作用并处于团体中心位置的人。

研究表明，社会测量法和参照测量法所揭示出来的被人们集中选择的对象是不一致的。有些材料发现，用社会测量法所反映出来的被排斥的人，有时恰是用参照测量法揭示出的人们心目中的权威人物，这些人虽然不被人喜爱，但有独立性、有见解，许多人都想听听他们对自己的意见和评价，认为他们比较客观。

参照测量法的巧妙之处在于隐去了真实目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反映了自己的真正动机，从而获得可靠的结果。但是如果人数很多，要求个人对每个成员作评价，则费时太多，改进的方法是可以采用多重选择法进行评价。

社会距离尺度法

社会距离尺度法在社会态度一章中已作了介绍，这种方法也可以用来测量人际关系，对每一社会距离尺度可以数量化。具体做法是，请各个成员给团体中每个人评分。例如，对自己最喜欢的人给5分，较喜欢的人为4分，既不喜欢又不讨厌的人为3分，不太喜欢的人为2分，最不喜欢的人为1分。最后统计每个人所得分数，这分数表示了社会距离，得分越多表示与别人的距离越近，否则就越远。

表8—5是成员F作出的对他人的社会距离总分。

F的社会距离平均分数＝（10＋20＋3＋2）÷10＝3.5。

根据上述方式可以算出每一成员对其他成员的社会距离，若加以平均则可以看出该成员对人关系的基本倾向，每个成员的社会距离分数都求出来后，可进行相互比较。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由群体内其他成员对某一成员加以打分，得出的平均分数能够反映客观上该成员的社会距离总倾向，也可以比较各个成员的客观的社会距离倾向。

若要比较两个群体的内聚力，不妨把群体各成员的社会距离的平均数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各个群体内聚力的大小。

但是，这种方法用在人数很多的团体里，由于统计方面的工作量很大，实施起来会较为困难。

问卷调查

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可设计一套问卷，让被调查者回答，问卷可采用选择法、等级法等方式。笔者曾用问卷法调查了两代人关系、婆媳关系、老年夫妻关系等问题，获得了关于人际关系的不少有效信息。

第四类感情

感情的分类是个很通俗的说法，亲情、友情、爱情是我们最认同的三种感情。亲情来自天生，爱情来自吸引，友情来自肝胆相照。现代人又提出了一个时髦的说法——“第四类感情”。解释就是，比爱情少一点，比友情多一点，比亲情却又朦胧一点的情感。

中国的古话：人生难得一知己。而当知己却为一异性的时候，为她曰“红颜”，为他曰“蓝颜”。他与她、她与他之间，就有了一种游离于亲情、爱情、友情之外的第四类情感。

有人说：“它比爱情少了一种人为的羁绊和功利，比友情多了一点内心的释然和挂牵。”

有人不同意有第四类感情的存在，两性之间的吸引发展成为爱情，第四类感情，是人们在爱着却又不知道，想结合却又不能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称呼。它争不过明媒正娶的爱情；抵不过血浓于水的亲情；比不过肝胆相照的友情。所以，无论是它自己的特性还是生存环境的压迫，它注定是悬浮在感情涵盖以外的地方。

而有的人却赞美着这种情感，认为它无须约束，无须定势，超脱了世俗，体现了一种天性。你可以与他（她）分享的不仅是一般的心事，还有很多无法向最亲爱的另一半表达的话。

还有人将第四类感情的产生解释为异性之间相互吸引、更容易沟通和理解的特性。

第四类感情——你相信吗？

第九章　作为群体的成员——群体心理

假设你制定了一个健身或减肥的计划，并预计独自一人完成，你可能会在经过了几天枯燥、无聊的长跑后，觉得难以坚持，不得不放弃。然而，如果你加入的是某个健身或减肥的组织，每天和群体其他成员共同去完成长跑任务，那么你可能会表现得更有坚持性，长跑似乎也不是那么无聊的事了。

为什么你在群体中会有更好的表现？群体对个人绩效的影响会有哪些规律可循呢？这也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家对群体心理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认为群体是表露个人才能、表现个人特征的领域，是在社会价值、观念和规范影响下形成积极的社会成员的领域。总之，群体在社会关系体系和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

第一节　群体概述

认识群体

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一些社会的单元中，这些社会的单元可以统称为群体吗？一起跑步锻炼的同伴，挤在公交车上的一群乘客，同在一间写字楼里办公的陌生人，这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习惯性地认为是“群体”；然而，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群体”是一个更为狭义和专业性的术语。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当个体按某个特征结合在一起，并进行共同活动、相互交往时，才形成了群体，比如家庭、社团、班级、同室的好友等等。依据这个标准，公共汽车上的人即使挤得“亲密无间”也不能称为群体，同一个写字楼里的人，即便每天乘同一部电梯上上下下，也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群体。因为他们之间缺少了群体的一个核心特征即成员之间的互动性。

群体的类别

群体是多种多样的，群体提出的目的、相互联系的机制、影响群体成员的方式、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特点、相互作用的性质、亲密和团结的程度等都可以作为对群体进行分类的标准。下面是我们通常采用的四种分类方式。

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这种划分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梅约（Elton Mayo）在霍桑试验中提出的。所谓正式群体是指那些被人们规定好成员的地位和角色、明确提出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并有固定编制的群体。如企业中的部门、学校中的班级等。它又可以分为永久性正式群体（如车间班组）和暂时性正式群体（如抢险办公室）。所谓非正式群体是指那些无正式规定的、自发产生的，成员的地位和角色、权利和义务都不明确，也无固定编制的群体，它主要用于满足人们某种生活需要。形成非正式群体的原因有以下三种：一是由于某种利益或观点的一致性而形成的；二是由于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三是由于有相似的经历或背景而形成的。

非正式群体有这样一些特征：以某种共同利益、观点和爱好为基础；以感情为纽带；有较强的凝聚力及较高的行为的一致性；其领导较有威信；有不成文的奖惩手段；成员间消息渠道畅通；有较强的自卫性和排外性等。非正式群体存在于正式群体之中的现象比较普遍。事实证明，当非正式群体的组织结构与正式群体保持一致时就会促进正式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反之，两种群体就会发生冲突，冲突的程度取决于非正式群体的力量。非正式组织的极端情况是派别主义，它是与正式群体或其他目标冲突的。在小群体目标基础上产生的非正式的联合，在社会中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

成员群体和参照群体

所谓成员群体是指个体为其正式成员的群体，如个人所在的班级、球队等等。所谓参照群体是指个人自觉接受其规范准则并以此来指导自己行为的群体。如先进班级、优秀球队等等。在一个人的心目中，常会出现两个或更多的参照群体。若这些参照群体的规范、准则及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对个体会起到增强行为动机的作用；反之则会引起个体内心的冲突动机和斗争。

松散群体和联合群体、集体

苏联著名心理学家A·彼德罗夫斯基指出，可以根据群体发展的水平和群体成员之间关系密切的程度来划分群体。所谓松散群体是指人们仅在空间与时间上结成的群体，其成员之间并没有共同活动的内容、目的和意义，如病房中的病人、刚搬进新房里的邻里。松散群体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形成联合群体。联合群体的特征在于参加这种群体的成员有共同的活动目的，但这种共同活动都只有个人意义，群体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直接与个人利益有密切关系。集体是群体发展的高级阶段。此群体成员结合在一起的共同活动，不仅对成员个人有意义，而且对社会也有意义。真正的群体应兼顾个人、集体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假设群体和实在群体

所谓假设群体是指虚拟的、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群体。假设群体是根据统计的需要而把具有某一特征的人在头脑里组织在一起，比如心脏病患者、具有高级职称者等等。实在群体是指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群体，是社会心理学主要的研究对象。

除此之外，有研究者按照成员的尽职程度把群体分为四种类型：亲密群体（如家庭、情侣）；共同任务群体（如委员会、工作团队）；社会群体（如妇女、儿童、美国人）；弱联系群体（如邻居、古典音乐爱好者）。

2000年，Lickel与其同事对不同类型的群体进行了研究，他们列出了40种不同类型的群体，针对每个群体调查了6个方面的问题：相互关联（一体化）的程度、群体对成员的重要性、成员间相互交流的频率、成员共享目标的程度、相互间的相似程度、群体存在的时间长短。在此基础上请被调查人员对这40种群体进行分类。

被调查者按照一体化程度把群体分成了完全不同的类别：有非常紧密联系的群体，如家庭、亲密朋友；也有非常松散的群体，如水管工和候车人等。

群体的形成

群体是怎样形成的

1961年，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M.Sherif et al.）进行了一项群体形成过程的经典研究，这项工作，揭示了个体到群体的形成过程。

被试：互不认识的12个男孩，分别来自不同的学校和社区，都属于中产阶级家庭

活动：请他们一起参加夏令营

研究步骤：

第一个阶段：参加夏令营的青少年被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团队，互相不知道对方团队的存在。在第一个阶段的夏令营活动中，带领两组青少年被试分别开展了一系列的夏令营活动，比如大家一起烧饭、一起修游泳池、一起玩垒球、一起做绳梯等。通过第一阶段的这一系列活动，使原来仅仅是碰巧聚合在一起的青少年人群，变成了一个群体。在活动中，每个小组都发展起自己的不成文的规则和非正式领导，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化群体所具有的特点。甚至大家还给自己的团队起了名字，一个团队给自己起名叫“响尾蛇”，一个团队则起名为“雄鹰”。第一个阶段结束时，两个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有了明确的角色分化，并且稳定了下来。

第二个阶段：安排两个团队相遇，并安排两个团队开展一系列比赛，有橄榄球比赛、垒球比赛等，都是团队之间的竞赛项目。在比赛中，两个小组明显地出现了“我们的情感”，“我们”和“他们”的意识非常明显，小组成员都把自己看作是自己所属团队的一员，认为自己的团队更优秀，并对对方团队产生了敌意。

第二阶段结束时，请大家在两个团队中选择自己的朋友，结果，选自己所属团队成员的，分别达到了92.5%和93.6%。

第三个阶段：目的是探索减轻或消除群体间冲突的方法。

先是安排两个小组一起参加一些无竞争活动，比如一起玩撒豆子游戏（先把豆子撒下，然后捡起来，猜豆子的数目），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等。结果，并没有减轻两个群体成员之间的敌意。

接下来则安排一些需要两个群体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活动。比如，两组成员需要一起修贮水池，否则大家都要缺水用；卡车掉进了泥潭，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才能把卡车从泥潭中拖出来等一系列两组成员同心同力才能完成的工作。结果，在合作的过程中，两队成员的敌对情绪开始化解。等这一阶段结束时，再请每个人进行择友，结果，两个团队成员选择对方成员作为朋友的比例都达到了三分之一左右，与第二阶段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实验证明，交往、共同活动和目标一致，是群体形成的基本条件。

影响群体形成的因素

共同目的

心理学家米德尔布鲁克（R.N.Middlebrook，1980）提出，在人们意识到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任务时，或者通过多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顺利完成任务时，个体就倾向于组成群体。为了共同的目的，发生的群动，是群体形成的直接原因。谢里夫的实验也论证了这一点。

归属需要

指个人认同于他人或群体的行为方式，并与群体的行为相一致，从而获得安全感的需要。个体的自我认知常常是在社会比较下进行的，也就是个体常常需要有一个对自己进行评价与认知的参照标准，既满足社会性的欲求，又满足安全感的需要。沙赫特的恐惧与亲和动机的实验研究很好地论证了这一点。因此，人需要归属于自己所认同的群体，这就是归属的需要。

共同兴趣

共同的兴趣，常常会把不同的个体联系在一起，因此，是群体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生活中常可见到，群体成员由于兴趣的不同，最终导致了群体的分化。比如，学校里经常组织不同的兴趣小组，同学们因为兴趣而分化成一个又一个小群体。

压力情境

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都显示，高压力的情景会直接促进人们形成群体或加入群体。心理学家夸伦泰利等人（E.Quarantelli，R.Dynrs 1972）对现实生活进行了观察研究，发现，灾祸的受害者会主动与邻居和朋友组成群体去寻找庇护或救援其他受害者。沙赫特的实验也说明，高恐惧的压力明显增加了个体参与群体的倾向。因为高压力使人们的安全感受到了威胁，组成或假设群体，是人们获得安全感支持的最佳途径。

群体的工具作用

人们加入某一群体，有时是为了达到某种功利性目的，或实现与群体无关的期待，是为实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心理学家罗斯（I.Rose，1952）调查研究了工会成员加入工会的目的，结果工会会员们报告说，自己之所以要加入工会，是因为拥有工会成员身份更有可能得到高薪和更大的工作保障。正如有些人本身不喜欢跳舞，可能是为了扩大社交，而进舞场的吧。

第二节　群体规范

群体规范是我们在研究群体影响时必须要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公共汽车上年轻人给老人让座就是一种群体规范，它是直接制约个人行为的某个群体所持有的共同观念。

群体是众多个体以一定方式维系而组成的，群体一旦形成，就需要有一定的行为准则来统一其成员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以保障群体目标的实现和群体活动的一致性。这种约束群体成员的行为准则，就是群体规范。群体规范从广义讲包括制度、法律、道德、文化、语言、风俗等；从狭义讲包括厂规、公约、守则、纪律等。群体规范作为联结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媒介因素之一，像棱镜一样折射着社会对个人的一切影响，直接引导和限制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

群体规范在群体成员的共同活动中一经形成，便具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力量，它通过不断内化成为人们的心理尺度，而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群体规范赋予个体行为和外界事物以一定的意义，使之明白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当它真正为个体所采纳和接受，内化为自觉行动的内部观念时，个体社会化进程便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从而完成了由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群体规范的形成

群体规范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心理机制。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中，对于外界事物的经验，具有一种将经验格式化、规范化的自然倾向，这种规范化的经验被称为定型，它有助于人们在重新遇到此类事物时尽快作出反应。群体规范就其形成过程来说即是一种定型。另外，群体规范的形成还受模仿、暗示、从众、服从等因素的影响，是群体成员为着目标的实现而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果。

美国心理学家M·谢里夫认为，由于群体中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结果逐渐形成了成员共同的判断标准或依据原则，从而使各成员的判断趋于稳定，这个过程就是群体规范形成的基本过程。

群体规范的压力

群体规范会对群体成员产生一种压力，迫使他按照群体目标和准则调节自己的行为。这种压力与权威命令不一样，后者是由上级发出的，具有强制性，而前者作为多数人的一致意见，虽不具有强制性，但个体在心理上感到难以违抗。如果个体一旦偏离群体规范，就会受到群体的惩罚，这种惩罚不仅有明文规定的措施，更令人在心理上难以忍受的是群体大多数成员对个人的疏远和孤立。这种无所归属、无所依附的失落感，是群体压力对偏离群体规范个体施加的最直接、最强悍的威胁。因此，群体规范形成的压力，对改变个体行为的作用，有时比权威命令还要大。

不过，群体规范的压力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具有约制作用，如果超出群体多数成员所能承受的程度，这种作用就会消失殆尽。那么如何来把握这个限度呢？J·杰克逊通过对规范特质的研究，曾试图用规范潜在收效模式来表示群体规范的压力及其作用范围。

J·杰克逊的这个模式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行为和评价。他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采取的所有行为都反映着某种规范，因此，可以通过群体成员的行为表现来测定群体规范的妥当性；此外，几乎在所有的场合，群体规范都体现在其成员对事物表示赞成与否的态度的评价中，因此，又可以通过评价活动来考察某种群体规范被其成员接受的程度。于是，他把行为和评价作为两个维度，构成了测定群体压力的平面图（见图9—1）。

图中表示的是一次小组讨论会的发言情况。横轴是行为维度，表示一个成员的发言次数，共8次；纵轴是评价维度，表示群体成员对某种行为（如发言）的态度，依图中的评价尺度，小组成员对8次发言的评价可能落在从-4到＋4的范围内。负值表示小组成员对某人的发言不赞成，意味着他的发言是负的收效；正值表示赞成，其发言是正的收效；零表示不关心，其发言是中性收效。J·杰克逊把成员评价程度和行为表现对应起来描绘成一条曲线，叫“潜在收效曲线”。通过这条曲线，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某种群体规范能在多大范围内被其成员所允许。从图9—1中看，在行为维度上，由4到7的这个范围内的行为方式是被公认为妥当的，也即在这一范围里，某种群体规范所具有的压力是为其成员所能接受的。（2）某种群体规范所具有的压力的强度。在图的纵轴上显示出来的曲线最高点，代表这个群体的理想行为模式，表示群体成员对规范的服从程度最大。曲线在横轴与纵轴相交处的绝对值越大，表明群体规范的压力越大。

群体规范的作用

群体规范对群体成员所产生的压力，在一定限度内能促使整个群体为实现群体目标而明确责任分工和统一行动步调。因而群体规范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其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维系群体的支柱

群体规范是一切社会群体得以维持生存、巩固和发展的支柱。这是因为，群体规范在群体成员的交往中发挥着“法典”或“媒介”的作用。如果缺乏这一交往时可供以编码、解释、译码的“法典”，群体成员就无法相互理解和共享所传递的信息、经验和情感，群体活动也就无法进行。

统一认识的标尺

原来对某一事物看法不一的个体，一旦结成一个群体，他们就会在判断和认识上逐渐产生一致的意见。此时，群体规范就像是一把标尺，迫使其每个成员都要用它来对照自己的行为。这样，也就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认知和评价的标准，从而最终形成共同的认识意向。即使有个别人持不同意见，但由于群体规范的压力和个人的服从性，也势必使他与规范保持一致。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规范，因而不同群体的成员对同一行为就会作出不同的评价和理解，从而导致不同的对待态度。群体规范作为统一认识的标尺，只对本群体的成员起作用。

引导行为的指南

人与动物不同。人具有社会性，其行为要受社会的制约，受一定群体规范的引导。个体在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和目标。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来满足这些需要和达到这些目标，必须考虑群体规范为各个体所划定的活动范围和规定的日常行为方式，否则，就会被视为离经叛道。群体规范作为引导个体行为的指南，就是使个人了解，为实现某种目的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第三节　群体对个体的影响

群体具有动力的功能，每一成员的心理状况都与其他成员息息相关，也与群体本身的特点密切联系。社会心理学家对个人在群体中所受到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社会促进

个人的活动由于有其他人同时参加或者有其他人在场旁观而使其活动效率提高，这种现象称为社会促进或叫社会助长。最早揭示社会促进现象的是心理学家特利普里特（M.Triplett，1988）。他让被试在三种情景下，骑自行车25英里，记录其用的时间。一是单独骑；二是骑时有一个人跑步陪同；三是与其他人一起骑。结果，单独骑时，平均速度每小时24英里；有跑步者陪同，平均速度31英里；大家一起骑时，32.5英里。他又在实验室条件下，让被试完成计数和跳跃等工作，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实验说明，人们结伴活动时，会感受到一种刺激作用，从而提高活动效率，这在社会心理学上，被叫作结伴效应，即由于结伴活动而使活动效率提高。就像是小孩子在家里不爱吃饭，到了幼儿园就会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小饭碗里的饭菜都吃光。

在特利普里特研究后不久，人们发现，他人在场，即使不参加同样的活动，只是作为观众，也会促进个体活动的效率。比如，演唱的演员，没有观众，唱得就不带劲；老师上课，下面没有几个人在听，上得也没有劲；小朋友唱歌跳舞，有人看，就会表演得更起劲。这在社会心理学上，又被称为观众效应，即有人在场观看而使活动效率提高。

这种社会助长效应同样也会发生在动物身上，在有同类在场时，小鸡会吃更多的谷物，交配中的老鼠会表现出更多的性活动，蚂蚁还会挖出更多的沙子。

蚂蚁实验

心理学家对他人在场可使个体在不知觉中感受到竞争压力，并由此增强了与之争强、争胜的动机现象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为此设计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工作加以论证，其中最为有趣的是我国心理学家在清华大学所做的一次动物实验。

清华大学的学者陈（S.C.Chen，1937）曾用36只蚂蚁作被试，进行了有趣的实验研究。心理学家们观察了36只蚂蚁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挖土、筑巢的工作效率：第一种情况是36只蚂蚁分别在36只瓶子中单独工作；第二种情况是36只蚂蚁两两一组，分别在18只瓶子里工作；第三种情况是36只蚂蚁三个一组分别在12只瓶子里工作。对蚂蚁们的工作效率的考察是以以下两个变量为指标的：第一个指标是考察每只蚂蚁在进入瓶子到开始挖土、筑巢所需要的时间，这是对蚂蚁工作积极性的考察；第二个指标是考察蚂蚁开始挖土、筑巢后的6个小时内，所挖出的沙土量，这是对蚂蚁工作成绩的考察。每三天进行一次实验，为了防止蚂蚁第一次单独进入瓶子中工作，由于对工作环境的第一次适应会影响蚂蚁在瓶子中的第一次工作，为此，在实验的最后一次又考察了一次蚂蚁单独工作的情况。整个实验的结果如下面的表格所示：

由这一结果可看出，两只蚂蚁或三只蚂蚁在一起工作时，不但开始工作所需要花的时间短，而且，每只蚂蚁的工作量即挖土量也远比一只蚂蚁单独工作时的工作量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几只蚂蚁在一起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时，确实能增强蚂蚁的工作动机，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社会抑制

他人的在场并不总会提高个人的绩效，也会出现相反的效果，称为社会抑制或社会干扰。这是当个人的活动由于有其他人同时参加或者有其他人在场旁观而使其活动效率降低的现象。心理学家皮森（J.Pessin，1933）研究发现，有一个旁观者在场，将会减低个体有关记忆性工作的效率。比如你在完成老师布置的背诵作业，自己练习时会背诵得十分流利，然而当在课堂上老师请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去背诵时，你很可能就会背得结结巴巴。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解释社会助长和社会抑制同时存在的现象呢？

优势反应强化说

扎伊翁瓷（Robert Zajonc）首先对这对相反的群体效应作出解释，认为：他人在场时会增加个体的驱力和动机。唤醒程度的增加能否提高绩效，依赖于任务的性质。对于那些简单的或个体已经熟练到可以不假思索表现出来的行为，这种增强的动机将产生助长影响，称为优势反应。但是，对于过于复杂的、个体还很生疏的行为，这种增强的动机只会起到妨碍作用。背课文和记忆英语单词等，对我们来说是较为枯燥和需要花脑力的，所以当有人在场时，就增强了我们没有把握的感觉，由此引发了我们的紧张和焦虑，更使我们记不住。

有研究者通过一个观察大学生玩台球行为的研究来证明这种效应的存在（Michaels，1982）。研究者根据球员的水平将这些玩台球的人分为高于平均水平和低于平均水平两种。然后指派4个实验协助者来近距离观看他们的比赛。根据Zajonc的理论，技术好的选手在有观众的情况下会表现得更好，而技术差的却相反。结果支持这一假设。当有4个观众时，技术好的选手准确率提高了71%到80%，而技术差的选手准确率下降了36%到25%。

干扰—冲突模型

该模型认为他人的存在会产生两种相冲突的注意趋向：关注观众和关注任务。这种冲突能增加唤醒水平，而唤醒是增加绩效还是降低绩效取决于该任务所要求的反应是否是优势反应。他人的在场是一种干扰，必定会分散个人的注意力。简单的任务不需要全部的注意，为了补偿干扰，人们会更加努力，使任务效果更好；而对于困难的任务，因他人的存在而分散了注意力，使绩效降低。另外，如果同时对困难任务和他人加以注意，而这又超过了认知能力，产生认知过载，这显然是不利于工作完成的。

之后，有研究者又进一步研究了观众的评价和关注对任务的干扰情况。在实验中，研究者请学生们来实验室学习一些无意义音节的词，请学生们尽可能记住，然后在屏幕上打一些迅速闪动的词，学生要在词闪动的刹那间把刚学习的无意义音节的词辨别出来，这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学生们被分成三组，分别在三种不同的条件下完成学习任务。在第一种条件下，学生一个人在实验室单独进行；在第二种条件下，有学习者的两个同学在场，而且这两个同学对该实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第三种条件下，虽然也有两个观众在场，但是这两个观众的双眼被蒙了起来，因而无法知道学习者完成任务的情况。结果发现，在第一种和第三种条件下，学生们的成绩是一样的，只有在第二种条件下，学生们的成绩才有提高，即发生了社会促进的影响。

相反地，对于生疏或复杂的工作，必须高度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而他人在场，又表现出对工作者工作状况的关注与评价，势必造成工作者注意力的分散和转移，发生自我注意，担心工作的结果，这样就影响了其工作的正常进行。比如考试中监考官总是站在你旁边观看你答题的情况，还会不时地叹气、摇头，那么你考试的状态肯定会大受影响。

社会惰化

10个人一队的拔河比赛中队员们所出的力气与他们独自一人参加拔河比赛时所出的力气相同吗？早在1930年，心理学家达谢尔（J.F.Dashiell）就测量了人们在拔河比赛中的用力状况。结果发现，如果一个人独自参加拔河比赛，平均用力63公斤；如果是2个人，平均59公斤；3个人为53.3公斤；8个人为31公斤。即，参加的人越多，每个人贡献的平均拉力越小。当个体参加群体活动，其绩效不能被单独评估时，往往比单独一个人完成任务时努力程度小一些，这种效应就是社会携带，也称为社会惰化。

在集体性质的工作中，很普遍地存在着这种“搭集体便车”的现象。心理学家作出的解释是当个体认为自己的工作会“淹没在群体之中”时，就会在群体中松懈下来。

然而，情况又不会完全相同，如果在一次以小组为单位的竞赛中，你有着很强的成就动机，取得胜利对你来说意味着考试加分或者工作的晋升，可是你了解组内其他成员的实力都比较弱，这时你会选择更加努力工作，还是选择偷懒懈怠呢？Kipling Williams和Steven Karau（1991）的研究表明，个体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为了弥补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懈怠和不足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可称为社会补偿。这一效应的产生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个体认为合作者不会努力工作或没有能力进行出色的工作；二是个体必须认为群体最后的成果是十分重要的。

怎样对社会懈怠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呢？Karau和Williams（1993，1995）提出了集体动力模型，在群体任务中个体的努力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个体认为自身努力对成功完成群体任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大小；二是个体认为群体成功的价值大小。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证明，Karau和Williams发现了社会懈怠效应会在以下情况中变弱：（1）群体规模较小；（2）任务很有价值或很重要；（3）与喜欢的成员（朋友或队友）合作；（4）认为自身的贡献在组中是重要和不可取代的；（5）预计同伴的表现不会太好。除此之外，还有跨文化一致性的问题，他们二人的研究表明，以个人为导向的美国社会中的社会懈怠现象要比以群体为导向的亚洲文化中更为鲜明。

在现实工作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降低社会惰化。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每个人的绩效进行单独评估，另外提高成员的责任心，提高群体的凝聚力，让每位成员都认识到自己在团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

第四节　群体决策与问题的解决

群体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单位，要不断地应付社会的各种事变，时常调整与其他群体的关系。因此，群体决策实际上就是群体的成员对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人人出主意，个个想办法，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的过程。

什么因素会促成群体决策

首先，群体凝聚力是促成群体决策的重要因素，群体凝聚力越高，整合力越强，成员就越是愿意群体决策。因为，在一个高度团结的群体中，每个成员都比较容易获得他人的支持，也比较容易顺从别人的意见，这种和睦关系使得群体的决策容易制定并付诸实践。另外，凝聚力高的群体还会产生一种一致的气氛，即使个人意见被否决的时候，也不会造成成员之间的关系的恶化，更不会导致群体的解体，大家愿意畅所欲言，使群体决策的民主性和准确性得以增强。

其次，当某一问题将对这一群体产生重大影响时往往就会导致群体决策。比方说，当群体的某个决定涉及全体成员利益的时候，群体就应当采取群体决策方式，在讨论中使每个成员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意见在群体中的地位，从而更自觉地执行群体决策。由于这个决定是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就比较容易受到群体成员的赞同。

群体决策的类型

群体决策有许多类型，社会心理学家们对决策的讨论形式进行了理论概括，并划分了讨论的具体步骤，以求达到最优等决策。一般来讲，群体决策有以下两种方法：

集体讨论法

又称“头脑风暴法”，社会心理学家奥斯鲍尔将群体分为“出主意者”和“批评者”两部分。第一阶段是“出主意者”首先讨论，提出尽可能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阶段，对出主意者不加任何限制，即使是毫无根据的幻想也可以，其优点是可以鼓励群体成员的积极性，不使他们有任何负担，一心只想多出主意，避免了“一人出主意，十人来批评”的局面。第二阶段，“批评者”对提出来的各种建议进行分类，把不能用的去掉，把有争议的放在一边，采纳合理的建议，然后再讨论那些有争议的建议，在这个阶段要尽可能多地保留其中可能有用的建议，目的是为下一步的决策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第三阶段，对剩下来的不同方案优选，这就是群体的最后决策。总之，建议的提出和筛选是决策的准备，决策则是建议和筛选建议的目的和结果。

综合法

这个方法是U·高尔顿提出的，它的实质是将各种观点尤其是对立的观点结合起来。在第一阶段也是让成员提出尽可能多的建议而无论对错或是否相抵触。第二阶段，在群体中划分出“综合者”，即那些在群体中积极表达自己观点的人，理想的人数是5—7个。他们与群体一起参加讨论，任务是找出明确对立的意见，使全体成员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中的两个“极端”。然后，对他们全面评价，弥合极端，采取大家都满意的决定。这是对群体决策过程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的解决，实际上是一种利益、意见的平衡。

群体决策作用很多，简单地说有以下四种：（1）减少偏见。群体决策的过程是一个讨论的过程，各种意见都已“登台亮相“，最终优选出的决策就不会是一种偏见。（2）获得决策者们的支持。决策是群体每个成员共同协商后决定的，所以必将得到决策者们的支持。（3）满足成员自尊心，增强成员责任感。群体成员都参与了群体的决策，自尊心得到了满足，而决策是共同制定的，这就会增强他们执行决策的责任感。（4）提高成员执行决策的效率。由于决策是每个成员共同参与而制定的，无论决策是否与自己的意见一致，仅仅因为是决策的参与者也会增强执行决策的自觉性。

群体决策的局限性

群体决策，其对立面就是个人决策。在多数情况下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有效，但群体决策也必然有它的局限性，其表现也就是有时会不如个人决策有效。我们必须对这种局限性有所认识，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达到最佳决策。

群体决策与个人决策相比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差异。

解决问题方法的数量和创造性方面的差异

心理学家泰勒·伯利和勃洛克曾做了一个典型的实验。他们让5个人一组解决5个问题，然后再让5个人单独解决这5个问题。被试可以自由地发挥想象力。实验的结果令人惊讶，个人单独想出的办法几乎是小组的两倍。他们想出的主意平均达68个，相比之下，小组平均只有37.5个。个人想出的独创的主意，平均每人是20个，而小组平均不足11个（请见表9—2）：

所以，在人的创造性的方面，个人决策不低于群体决策。

解决问题方法的精确性和决策速度的差异

一般来说，群体决策因为是众人的智慧，所以更加精确，个人决策因为无法听取别人的意见而易于失误。但是个人决策的速度要高于群体，紧急情况下不应或不能采取群体决策时，只有靠个人决策来决定工作的方向。

解决步骤和方法上两种决策的差异

当一个问题步骤很少，答案（解决问题的方法）唯一，群体决策易于达成时，群体决策有优势；但当一个问题解决步骤很多，答案（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确定时，依靠群体决策就会降低效率并且有可能使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这时个人决策就能显示出“当机立断”的优越性。

解决问题逻辑上的差异

群体决策过程中的讨论和刺激会影响提出建议者的逻辑性，分散他的注意力，容易使一个建议中途而废。而个人决策由于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和连贵性，有时会比群体决策更为有效。

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的差异

对一个问题，如果解决它是需要通过不同的步骤、阶段来完成的，那么，想要通过群体决策无休无止地对每一个环节作出准确的指导是不现实的，有效的方法是用不同的人来完成不同阶段的工作，各尽所能，最后解决全部问题。这种非连续性的工作，个人决策优于群体决策，工作的成就也将取决于个人的成就。

极端性转变——群体极化

许多研究表明，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具有更大冒险性，即群体往往容易铤而走险，或极端保守。这时，容易出现所谓“极端性转移”（又称“冒险性转移”）。请看下面这个选择两难的情境。

某人是位电机工程师，现在一家大型电气公司工作。收入虽然不高，但也足够开销，而且退休后可以拿到一笔充足的退休金。一天，一个机关报建的小公司邀请他去那里工作，条件是给他较高的工资，并且说，如果该公司能在竞争中取胜，他还可以拥有该公司的一份所有权，问题是这家公司目前前途未卜，也有可能在竞争中垮掉。

试验者告诉被试验者，如果你要劝告他，那么请你在下面列出的能证明新公司在金融上可靠的几种可能性或机会中，选择你认为他值得承担这一工作的最低可能性。

——证明该公司在金融上可靠的可能性为0.1；

——证明该公司在金融上可靠的可能性为0.3；

——证明该公司在金融上可靠的可能性为0.5；

——证明该公司在金融上可靠的可能性为0.7；

——证明该公司在金融上可靠的可能性为0.9；

——无论什么可能性，此人都不应该承担这份新工作。

在实验过程中，实验者让被试个人选择，并记录下他们的选择结果；然后再让被试一起讨论，作出选择。结果发现，群体往往比个体更容易作出冒险选择，但有时也会发生极端保守现象，总之，群体讨论使冒险者更加冒险，使顽固者更加顽固，不同立场之间的差距被不断地拉大。

毕晓普（George Bishop）和迈尔斯（Myers，1970）研究了相对而言有种族偏见和无种族歧视的两组高中生。要求他们在讨论之前和之后对某些有关种族态度的问题作出反应，如财产权和居住条件等。结果发现经过讨论，两组学生之间在观点上的分歧更大了。McCauley等人也通过群体极化（McCauley ＆ Segal，1987；McCauley，2002）对恐怖主义行为作出了解释，认为恐怖主义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拥有相同不满情绪的人们走到一起而产生的。他们脱离了能令自己的不满情绪缓和下来的影响，彼此之间相互交流，逐渐变得更加极端。社会放大器将不满的信号变得更为强烈，从而表现出了在远离恐怖组织时不会做出的暴力行为。“9·11”恐怖事件就是由一群有共同目的的人在长期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极化效应造成的。

群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极端性转移呢？目前尚无定论，一般来讲有以下几种意见：

责任分散　群体决策若出现了问题，应当由群体来承担，而不会把责任归于个人。即使责任落到个人身上，也会由于大家的共同分担而变小。因此，这就减少了个人的责任感，降低了个人对不利后果的惧怕，从而导致了人们冒险的或保守的策略。

群体偏向　有人认为，到底是冒险还是保守，这取决于全体讨论开始时多数人的偏向。如果多数人一开始就偏向于冒险的决定，那么整个群体就会冒险转移，反之则向保守转移。由于大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产生了压力，为获得群体的认同，少数人遵从了多数人，这样就助长了多数人的意见，使群体产生了极端性转移。

强调社会比较和自我展示的过程（self-presentation process）（Goethals ＆ Darley，1987）这是指个体关注自己的观点，并与群体其他人员进行比较。在讨论中，个体希望被赞赏、被看作自信或者勇敢的愿望使得个体趋向于比组织其他成员更加极端。个体期望比别人更出类拔萃。

文化价值　即一个社会的文化如果赞扬冒险，就会造成人们羡慕并珍惜冒险倾向，因此，在群体决策时，人们就会把冒险作为一种规范来应用，积极向冒险转移；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高度评价小心谨慎，那么群体决策就会出现保守倾向。这种观点认为，极端性转移不是真正的群体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受社会文化的影响。

是不是群体极化的现象在任何讨论中都会出现呢？其实不然，当持对立观点的两方在人数和其他实力等方面均等的情况下，讨论通常会使两方相反的观点折中（Burnstein ＆ Vinokur，1977），这种现象称为去极化。

第五节　群体互动：合作、竞争与冲突

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的互动过程中，合作与竞争是常见的，几个学生分工打扫教室，几个纤夫共同拖拽船只，这些行为都是合作行为。合作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形成的群体共同活动。合作之外，还有与之对立的概念：竞争。霍曼斯说：“竞争是人们为实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通常，这种活动趋向于否定其他人的利益。”他还强调指出，竞争的特点就是在于个人竭力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力图阻止而不是支持其他人接近目标。

关于合作与竞争的实验研究

道奇的实验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道奇（M.Deutsch）在1960年设计的实验中，要求被试两人一组，分别充当甲乙两家运输公司的经理。两人的任务都是使自己的车辆以最快速度从起点通向终点，速度越快赚钱越多，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赚钱。每人都有两条路线可选，一条个人专用的但是较远的通道；一条近道，是两人共用的，但路很窄，每次只能通行一辆车。请见图9—3。

十分明显，轮流走近路比走远路少费时间，为了多赚钱双方应该合作，轮流走近路，也即合作才是上策。然而实验的结果表明，双方都力图抢先通过，结果狭路相逢，谁也不肯让步。

道奇根据实验指出，合作的特点不仅在于各方对于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的需要有所认识，而且还在于每个人都对他人采取积极态度，具有喜欢的感情。竞争的特点则在于一方面各方都清楚地知道自己需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竞争对手采取消极冷淡的态度，具有不喜欢的感情。

鲁斯的实验

鲁斯的实验是许多被称为“囚犯困境”实验中最早的一个。这种实验通过不准相互交谈以沟通信息，从而造成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鲁斯探讨的也是相互作用的双方既有利害冲突，又有共同利益的混合动机情况中，人们究竟是采取合作还是竞争行为的策略问题。

在“囚犯困境”实验时，A、B两人被控犯有共同罪行，两人被分别监禁，并面临招与不招两种选择。如果两人都不招就都被释放；一人招而另一个不招的话，招供的人不仅能获得自由，而且可以得到1000元奖金，不招供的则将被严惩；如果两人都招，就都被定罪，但是可从轻判处（见表9—3）。

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应该怎样，是合作抑或竞争？倘若两人都不招供，则对两人都有好处，这就是合作，也可以说是最好的结局。然而这种合作是不稳定、不可靠的。如果选择了有损他人而有利自己，这就是竞争。倘若两人都招供，结果就会都被判刑。

真正的囚犯将会怎样抉择我们不得而知，这也并不重要。“囚犯困境”的研究如同“卡车运输”实验一样，其意义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我们得以系统地研究和深入地理解，日常生活中既有竞争因素又有合作因素的所谓混合动机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群体中，这种关系就更经常地出现。

弗里德曼把“囚犯困境”实验改成赌博游戏，也由两人进行，互不讲话，只把结果由释放或判刑变成得分或金钱。游戏双方A与B都面临着合作或竞争两种行为选择（见表9—4）。

如果规定A、B都选X则每人得10分，而一人选X而另一人选Y。则选Y者得15分，选X者输15分。如果两人都想多赢分而让对方多输分，同时选Y则两人都输5分。

实验结果表明，双方都有强烈的竞争倾向，在全部被试的人中只有1/3的人选择合作。另外2/3即使他们知道合作稳得高分，对双方都有利，还是选择带有冒险性的竞争。

明南斯的实验

明南斯提供的是没有合理的理由作为支持竞争策略的实验模式（见表9—5）。在明南斯的实验中，选择X即选择合作的策略总是较好的，是能得高分的。如果A选X，B选X则A得4分，即使B选Y，A得1分也比选Y好。若A选Y则不是0分就是3分。对于B来说，选X不是得4分就是得1分，选Y则或3分或0分。然而即使合作可以稳得最高分，大多数被试者还是宁取竞争而不合作。因为多数人的原因并不在多得分，而是战胜他人。

影响竞争与合作的因素

合作或竞争行为的选择，制约于许多因素。其中主要的有个人动机特点、威胁、交流信息和个人特征。

奖励结构

当一个人的获得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损失时，就形成了一个竞争性的奖励结构。在奥运会的比赛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获得金牌，在很多游戏规则中获胜的只有一方，这种情境就是竞争性共存，在这种情境中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选择竞争。与之相对的，是合作性共存，这是一种合作奖励结构的情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正性的，如一支足球队的11名队员之间即为合作性共存的模式。第三种模式为个体化的奖励结构，即各人的结果彼此独立互不影响，某个个体的结果不会对其他个体造成影响。

通常情况下，个体面对的奖励模式都是混合的，可以选择竞争或者合作。在“卡车运输”游戏和“囚徒困境”游戏中大部分被试都遇到了竞争的奖励结构，但这并非是一个最大化的收益。

互惠

互惠性是人类社会，乃至动物世界中的一种普遍规则，在选择合作还是竞争时也是如此。别人与我们合作，放弃一些他们的利益，我们也会给予相应的回报。这就是最初的竞争会引发更多的竞争，而最初的合作有时会带来更多的合作。研究表明，最有效的策略就是作出比对方多一点的让步，这样可以强化对方的合作意愿。但前提是对方的本质意愿是合作性的，而非竞争性的，否则试图合作的一方就会被利用。

交流信息

“囚犯困境”的实验表明，假如双方不是相互隔离，而是拥有沟通信息的机会；再假如彼此说的话都是可以相信的，那么，这种混合动机把情境改变成利害一致的关系，就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并不困难。由此可见，交往双方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信息交流提供了相互了解对方行为意图的可能性。相反作用的双方，各自说明打算做什么，怎么做，解释自己的行为动机，就使对方减少了判断错误。其次，相互谈话，沟通信息也有助于增进友好感情，增加相互信任，这对于促进双方的合作是极其有益的。

然而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之间出现分歧、发生冲突时，人们不是增加沟通，而是减少甚至取消信息交流。互不沟通的结果，增加了双方的不信任，增加了相互知觉和错误理解产生的偏差，从而导致分歧的进一步加剧，关系更加恶化。

个性特征

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对于他对别人倾向于采取合作行为抑或竞争行为的影响很大。在个性特征中，性格和能力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好胜的人倾向于在各种活动中与别人竞争；富有自制力的人较易于与别人合作；而多疑的人则难于与别人合作。A型性格的人总是具有更强的竞争性、脾气更急躁、更容易激惹，也就自然比B型性格的人更容易卷入竞争和冲突。成就需要强、成就动机高的人，时时处处需要与别人比，有更强烈的超出别人的愿望，这种人与他人相处，倾向于选择竞争。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异，是导致人们相互竞争的原因之一。但是，研究表明，人们只倾向于与自己能力大致相仿的人竞争。这类情况正是促成在异质群体里，在由能力高低不同的成员组成的群体里，产生更多、更好的合作行为的原因。

冲突

当不同的群体为各自的利益进行竞争时，敌意产生了，激烈的竞争演化成为了冲突。尽管全世界都在倡导和平，可是军事战争、民族矛盾一直存在。在我们身边同事之间、团队之间甚至家庭之间也时有冲突发生。冲突的产生有这样几个过程：（1）个体和群体间存在对立的利益关系；（2）双方都意识到了对立关系；（3）各方都相信对方会损害自己的利益；（4）单方或双方采取行动触发冲突。

冲突如何产生

个人和群体中总会存在利益相关，但并不是所有与利益相关的事件都会引发冲突，冲突的产生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比如长期的怨恨和不公正感、报复的欲望、误解的加深都可能引发冲突；人格特征也是在冲突产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多血质的人较粘液质和抑郁质的人，A型性格的人较B型性格的人更容易激动、脾气更加急躁。有研究者认为冲突产生主要源于个体对群体、群体对群体的认知偏差。认识偏差这个概念我们在社会认知这一章已经有所介绍，刻板印象、自我服务的认知倾向就是常见的认知偏差。在矛盾面前当事人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客观实际、符合逻辑的，而对方的观点却是带有偏见的，这加深了双方的分歧，也给相互沟通造成障碍。Keltner和Robinson（1997）的研究发现，这种倾向在强势群体和个体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称为“地位偏见”，即强势群体比弱势群体在感知群体关系时更缺乏准确性，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公正、客观的。

在研究中，心理学家发现冲突双方对对方的认知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可以用“镜像知觉（mirror imageperceptions）”一词来概括。1960年美国心理学家尤·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er）在苏联和美国分别对两国的公民进行了访谈，发现苏联人对美国人的描述，与美国人对苏联人的印象惊人地一致。在苏联人眼中，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它蛊惑并剥削美国的民众，而且在外交上美国从来不可信赖；而这也恰恰是美国人对苏联政府的看法。美苏之间的镜像知觉一直在延续着，冲突成为了“好人”与“坏人”的对战，在每一方的眼中对方都是“坏人”，而且这种“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差距会在冲突斗争中被不断地夸大。

怎样缓解冲突

接触

我们能不能为冲突的双方创造一些共同活动的机会，拉近彼此的距离，通过接触来化解冲突？费斯订格（L.Festinger，1951）对此进行了研究，他让白人被试以三种不同的方式与黑人邻居发生联系。第一种方式是让被试与黑人一起玩扑克牌；第二种方式是让被试与黑人一起观看别人玩牌；第三种方式是安排被试与黑人同呆在一间屋子里，但不组织任何共同的活动。研究结果是：在三种方式下白人对黑人表示出友好的比例分别为66.7%、42.9%和11.1%。说明了双方相互作用的水平越高，心理上的融合程度也就越高。比如二战后，美国军方对部分地区解除了种族冲突隔离制度，通过一段时间的混住，一位白人妇女说：“我真的变得喜欢现在的居住模式，我发现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冲突的缓解、解除一定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黑人还是以擦鞋匠、白人家里的仆人等较低的身份出现在白人群体中，那么种族歧视的程度仍然是无法改变的。

共同目标

促使冲突双方形成一个共同的努力目标，是缓解冲突的一个有效方式。在本章第一节中所介绍的谢里夫（M.Sherif et al.，1961）夏令营实验即证明了这一点。并且这一结果不仅适用于孩子的群体，而且在成人中也同样适用，罗伯特·布莱克和简·穆顿（Blake ＆ Mouton，1979）在成人中重复了谢里夫的实验，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沟通

沟通是更为直接的缓解冲突的方式，冲突的双方可以直接谈判，可以请第三方调节，或者请第三方进行仲裁。

谈判

一种正式、直接、公开的解决冲突的方式。在谈判中常采取三种积极的策略：（1）作出妥协，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要求。（2）斗争，努力说服对方承认某一事实，比如有说服力的争论、威胁以及地位的承诺等。但是，如果斗争策略使用不当，如过多地强调各自的利益，就难以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从而会减少各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另外，傲慢的斗争常会激化冲突，不利于问题解决。（3）正确的问题解决策略。研究表明，谈判者在谈判过程中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相关各方的利益，并在最后达成协议时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例如在缓解冲突时要掌握让步的时机，有研究表明，在谈判接近尾声时作出让步是最为有效的，而在一开始就作出让步则不会有理想的效果（Rubin，Pruitt，＆ Kim，1994）。

有研究者对影响谈判策略的选择变量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以下两方面的成果：

双重关心模型

研究者Pruitt、Carnevale和Rubin（1994）认为在谈判策略选择中存在着自我关心（Self-concern）和他人关心（other-concern）两个变量，每个变量都有高低两极。“自我关心”指参与双方只关注自身利益或自身所在群体的利益，它与该群体的坚持性和对抗妥协程度有关。通常，自我关心水平高的个体具有不易改变的抱负，反之亦然。“他人关心”指群体中的一方关心另一方的利益。如双重关心模型所示：（1）自我关心程度低和他人关心程度高有助于谈判各方作出让步；（2）自我关心和他人关心程度均高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3）自我关心程度高而他人关心程度低易导致斗争；（4）自我关心和他人关心程度均低导致谈判失败或延缓各方达成一致协议的进程。

感知的可行性

对谈判的策略和战术的感知水平会影响策略和战术被采纳的可能性。有研究表明，当参与者只得到一个未经协商的利益安排而不经过对利益安排的合理争论过程时，会削弱其对斗争策略的运用。另外，在两个谈判者只听到对方声音却看不见对方，并在缺乏非言语的如动作、表情等其他形式的刺激情况下，即使双方在观点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也不会发生大的争吵，这也更容易在谈判中获得双赢的结果（Carneval ＆ Lsen，1986；Lewis ＆ Fry，1977）。问题解决常依赖于谈判各方的感知整合能力（perceived integrative potential，PIP），对这一潜能起妨碍作用的不利因素被概括为固执馅饼假设（the fixed-pie assumption），即参与谈判的各方都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利益，认为一方利益的获得就意味着包括自己在内的其他方利益的丧失。如果产生了这种假设，那么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法的可能性就会很小（Huber，Pruitt，＆ Welton，1986；Thompson，1990a）。

调节

第三方调节不仅可以提出一些缓解冲突的建议，而且可以在使双方都作出让步的同时，仍然可以挽回面子（Pruitt 1998）。让步的双方都会觉得是看在调节人的面子上作出了退让，而并不是对对方要求的满足。社区、街道的工作人员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充当第三方调节街坊邻里间大大小小的冲突，而在家中孩子也会有效调节父母间的紧张关系。

一个有经验的调节者会采取许多策略来推动和谈，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冲突各方形成融洽关系的策略；二是促成双方达成交往目的和消除各方误会的策略。调节者可以在家庭、组织、国际关系中发挥影响作用，在谈判期间保持大公无私是一个调节者应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另外，调节者应该避免强行设置谈判的最终期限等问题，这很容易导致双方不能遵守已达成的协议。最后，调节者对谈判中争论点的准确把握将增加有价值的谈判的可能性，并赢得谈判双方的信任。

仲裁

对于很难解决的冲突，只有通过权威的第三方对冲突双方施加强制性影响来达成协议，仲裁者大多是父母、上司及法官等，他们具有权力和威信解决冲突如对战犯的审判，对孩子监护权的离婚争论，商务贸易中违背合同的情况等等。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它会保证达成协议以解决争端，还能将社会标准引入解决争议的过程中。但是通过仲裁来解决的问题往往不会令双方都满意，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化解双方的冲突，只是暂时的缓和。

第六节　凝聚力——群体的力量

任何一种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促使群体成员结合在一起以区别于其他群体成员的一种凝聚力。凝聚力可以作为群体发展水平的指标。凝聚力表现在成员的心理感受方面，即为认同感、归属感与力量感。

认同感

凝聚力强烈的群体内，各个成员对一些重大的事件与原则问题，都保持共同的认识与评价。这种认同感往往会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尤其是当个人对外界情况不明时，个人情绪焦虑不安时，群体其他成员对其影响更大。

归属感

表现群体凝聚力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每个成员在情绪上加入群体，作为群体的一员，具有“我们”和“我们的”这种情感。当群体取得成功或遭到失败时群体成员有共同感受，一部分成员也会为其他成员的成功感到高兴与自豪，从感情上爱护自己所属的群体。

力量感

在群体凝聚力强烈的条件下，当一个人表现出符合群体规范、符合群体期待的行为时，群体就会给予他赞许与鼓励，以支持其行为，从而使他的行为得到进一步强化，使个人信心更足、决心更大。

社会生活实践表明，并不是任何群体都能对其成员的行为发生支持作用。一个团体若能对其成员的行为发生支持作用，必须具有高度凝聚力。一方面，成员本人对自己所属团体的态度是肯定的，即热爱自己的团体，团体对成员有一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个人认为自己所属团体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影响、地位与威信，因此，个人希望群体来支持自己与表扬自己。缺乏这两个先决条件，即使群体要去支持成员的行为，也起不了多大的强化作用。

总体说来，群体凝聚力表现为知、情、意三方面。归属感是给个人情感上的依据；认同感对个人的认知给以知识与信息；力量感则给个人以力量，使个人的活动能坚持不懈。

群体凝聚力产生的条件

一个群体是否具有凝聚力，凝聚力有多大，取决于群体本身以及它所处的情境。

目标整合

群体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一个整体，整体有整体的目标，个体也有个体的目标，两者的目标如能够统一起来，保持一致，称为目标整合。在生活中，个人目标和整体目标的关系往往有四种类型：（1）各成员的个人目标完全一致，与整体目标也完全重合；（2）各成员的个人目标与整体目标基本一致，但不完全重合；（3）各成员之间有基本一致的目标，但与整体目标相违反，或很不一致；（4）各成员之间无统一目标。显然，上述第一种类型的群体凝聚力最强，第二种类型的群体次之，第三、第四种类型的群体凝聚力最差。

志趣相投

志趣相投是指成员在动机、理想、志向、信念、兴趣、爱好等方面基本一致。而上述心理品质是个性心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活跃的因素，是个人行为的内在动力和个人积极性的源泉。志趣相投乃是价值观念的一致，使群体成员对于那些对整个群体有意义的事物保持着意见、评价、目标和观点的一致，从而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

心理相容

心理相容是指团体中成员与成员、成员和团体、领导和群众、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吸引，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若是不相容，则表现为相互排斥，相互猜疑，相互攻击，相互歧视。群体成员之间在心理上是否相容，直接影响群体的凝聚力。

互补

一个团体内，每一个成员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完成的工作任务不同，因而，既需要具有不同智力水平的人们，也需要具有不同智力结构的人们共同协作，取长补短，才能增强群体的凝聚力。群体成员在智力、性格、气质、性别和年龄等方面若能互补，则往往会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外界的压力与威胁

当群体处于外界的压力下，或遇到外来的威胁时，群体的凝聚力会提高。A·迈厄斯（A.Myers）（1962）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迈厄斯组织了几个三人一组的步枪射击组，设置了不同的情境，即让有些组进行彼此竞争，有些组不搞竞争。结果表明，开展组间竞争的组比不竞争的组团结得更紧密，成员之间彼此吸引，相互合作，亲密宽容。

不管是一个小型群体还是一个大型群体，只要外界存在着压力或威胁，都会使成员团结起来相互支援，提高战斗力。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群体，当它受到敌人的威胁与侵略时，国内各个阶级就会联合起来一致对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激化而使阶级矛盾缓和，就是这个道理。

凝聚力的作用

群体的凝聚力对群体及其成员发生的作用，表现为群体对成员的控制力增强，群体成员的自信心与安全感的增强，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协调一致等。

群体的控制力增强

在凝聚力强的群体中，成员都愿意留在自己所属的群体，怕被排斥于群体之外，因此容易接受群体的监督与控制，愿意遵守群体的规范，积极参加群体组织的活动，承担群体规定的任务，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成员为了保持与群体的一致性，在遇到群体舆论压力时，容易产生从众行为和服从行为。沙赫特（1951）曾研究了凝聚力强度显著不同的两个群体，让两个群体的成员各自讨论解决一个问题。讨论过程中有3个实验助手也作为群体成员，他们扮演了不同角色。其中一名故意表示赞同群体意见；一名故意先发表不同意见，而后同意群体意见（从众者）；另一名则自始至终坚持不同于其他成员的意见（异议者）。结果发现，上述两种群体的许多成员都试图改变异议者的初衷，他们好言相劝，一旦发觉异议者坚持自己观点，就对他不理不睬，甚至将他排斥于群体之外。凝聚力强烈的群体，排斥现象更为严重。

沙赫特对群体凝聚力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将被试分为5个组，控制了不同的实验情境，一是强凝聚力＋积极诱导；二是强凝聚力＋消极诱导；三是弱凝聚力＋积极诱导；四是弱凝聚力＋消极诱导；五是对照组。凝聚力的强弱是由指导语的控制而产生的，积极或消极诱导的产生是通过以群体其他成员的名义写纸条递给被试，积极诱导要求增加生产，消极诱导则要求减少生产。各组的生产任务是制作棋盘。对照组是在没有上述两种控制的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实验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共16分钟，对4个实验组都不进行诱导，只给以中性纸条；第二个阶段共16分钟，每个实验组被试都收到6次诱导。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的第一阶段，各组成绩并无差异，而在实验的第二个阶段，凝聚力的强弱与不同的诱导产生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效应，从而使群体生产率产生明显的差异。积极诱导能提高生产力，尤其是对强凝聚力的组的作用更大，该组成绩最好；而消极诱导则会降低生产率，其反作用也很大，尤其是对弱凝聚力的组，该组成绩最差。这一研究结果显示出强凝聚力更受诱导影响的倾向。请见图9—4：

上述结果说明，要提高任何一个群体的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要引导群体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若方向不正确，群体凝聚力越强，小团体主义倾向越严重，反而会阻碍群体的工作效率。

群体成员的自信心与安全感增强

在强凝聚力的群体中，各个成员之间观点一致，关系融洽，相互支持，因而在心理上增强了自信心与安全感。成员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以及对自己的评价也会随之而提高，从而更加热爱自己所属的群体，将群体作为自己的后盾与“靠山”。

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协调一致

群体给予其成员以归属感，凝聚力则将成员的归属感转化为人际间的相互依赖。在人际关系一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相似性和一致性是促进入际关系的有利因素之一，显然，在一个高凝聚力的群体中，信念、态度的相似性，成员行为的一致性都为人际关系紧密、和谐提供了有力保证。

第七节　领导者——团队中的重要角色

在任何的群体中都存在一个重要的角色——领导（leader），其核心作用就是影响他人，在制定目标、引领团队、执行控制、激励他人的过程中担当领导者的责任，这一动态的过程统称为领导（leadership）。

领导者是如何产生的

你可能会通过老师的任命或学生会的选举成为某个学生组织的主席或是部长，这是被指定的领导者；你也可能会在小组讨论中积极地发表观点，并有力地说服大家，而自然地成为群体的领导者。

你会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吗

有人习惯于在群体中扮演跟从者的角色，而有人则会在群体活动中自然而然地担当领军者。伟人领导理论（the great person theory）指出，有些人因其人格或其独特的特点而注定可以成为领导者。

我国学者杨慧芳（2004）采用了M BT I-M量表对255名管理者的典型人格类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ESTJ和ISTJ是企业管理者典型的人格类型。ESTJ型即为外倾（Extraversion）—感觉（Sensing）—思维（Thinking）—判断（Judging）型，ISTJ为内倾（Introversion）—感觉—思维—判断型，STJ结构即感觉—思维—判断结构是这两个人格类型的共同特征，说明企业管理者注意力多定向于现实，关注事实和细节，对实际经验有兴趣；在判断和决策过程中，以逻辑、分析的方式看待事物，受客观价值驱动，寻求普遍性的标准和原则；在生活、工作风格上，强调计划、秩序、结构化，重视规划和调整。

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是Myers-Briggs母女（1962）以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1875—1961）的心理类型论为理论基础编制的人格测量工具。经过修订后MBTIM（1998）包括4个维度8个极（每一个维度有对立的两极），代表个体适应外界时所运用的心理功能或态度，分别是：感觉一直觉维度（Sensing Intuition，简称S-N），思维—情感维度（Thinking-Feeling，简称T-F），外倾—内倾维度（Extraversion-Introversion，简称E-I），判断—感知维度（Judging Perceiving，简称J-P）。

领导者在团队中应该发挥哪些功能

美国学者克来奇对领导者在群体中发挥的功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具体的领导功能的系统，共有14项：（1）负责协调团体内的各项活动，并监督各项决定的实现；（2）根据上级团体的要求与希望、团体内成员的要求与条件，制订出具体政策；（3）决定为实现团体目标所采用的手段与方法；（4）提供为实现团体目标所必需的专门情报与技术；（5）代表团体和外界联系；（6）协调团体内部各部门工作的平衡；（7）对团体成员给予奖励与惩罚；（8）解决团体内成员之间的纠纷；（9）以身作则，成为团体的楷模；（10）成为统一团体的精神支柱；（11）团体内若有人失职、病缺、事假等，领导人有责任去补缺；（12）向团体成员进行宣传，提供价值、信念等思想；（13）成为团体成员心目中的知心人；（14）团体遇到困难与失败时，领导人应该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一切责任。

对以上14项功能进行分析后，可把领导的基本功能概括为两类：组织功能与激励功能。组织功能包括1至7项所列出的，主要是领导人根据团体内部与外部的条件、需要与可能制订团体的目标与决策；为实现这一目标与决策，合理地组织、使用人、财、物；建立科学的管理系统。激励功能包括8至14项所列出的，主要是充分调动所属成员的积极性，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团体目标。

美国俄亥俄领导研究中心的J·K·海姆菲尔（Hemplill）及其同事们提出了领导行为的9个基本向度：主动、会员身份、代表、统整、组织、支配、讯息沟通、认可和生产。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得到了两个主要的行为组群，分别称为建构和体恤。

建构着重于划分确定所属成员的工作职责，理清领导人与所属成员的关系，建立明确的组织形态、信息沟通网络及工作程序，重事不重人。体恤着重于与所属成员之间的友谊、相互信任、尊重和温暖的关系，了解每一个成员的个别需求，分享他们的感受，鼓励他们与自己交谈，给人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感觉。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贝尔斯Bales（1953）独自分析了领导的功能，得出了两个主要的向度，称为工作取向和人情取向。工作取向的领导行为，偏重于团体目标的达成；人情取向的领导行为，偏重于团体成员士气和内聚力的维持。贝尔斯把这两个取向比喻为家庭中的严父和慈母。

克来奇的组织功能和激励功能、海姆菲尔的建构和体恤、贝尔斯的工作取向和人情取向等领导功能的理论，尽管名称不同，但实质一致，互相对应。所以我们可把领导功能归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组织、建构和工作等；另一方面是激励、体恤和人情等。

以何种方式领导团队

领导方式又称领导作风，它是指领导人从事领导活动时所采纳的行为方式和所表现的行为特征。国外学者K·勒温、里开特、R.R·布雷克和J·S·莫顿、F·费德勒等人对此做了长期的富有成效的研究。

勒温的团体动力学研究

勒温是最早研究领导方式的社会心理学家，同时又是团体动力学的创始人。团体动力，是指团体内在力量和外界环境作用的相互关系，在这相互关系中，内在力量是团体有效活动的决定因素。团体内在力量由团体领导人、团体规范、价值观、团结、思想沟通等因素构成。勒温用一个专门名词——团体心理气氛来表达这些因素。它包括团体内各成员的相互关系、领导人与所属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团结的程度和领导人的作风等。

勒温以权力定位为基本变量，把领导人在领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极端的领导方式分为三种类型：

专制的领导方式——权力定位于领导人个人手中；

民主的领导方式——权力定位于团体；

放任的领导方式——权力定位于团体的每个成员手中。

勒温认为在实际工作情境中，三种极端的领导方式并不常见，大量的领导人采纳的领导方式往往是处于两种极端类型之间的混合型。

勒温和利比特、怀特等人开展了对比不同领导方式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实验对象为30名10岁男孩。实验将这些孩子分为6组，每组5人，每天用二三十分钟时间制作石膏工艺品。小组领导人由受过训练的实验合作者担任，分别扮演专制的、民主的和放任的领导人，进行轮组实验。每个小组都要经受三种不同的领导方式的领导人的领导。

专制组领导人：由自己一个人决定设计工作的一切方针，讲解技术，指定课题，指定小组成员作业时间，亲自进行表扬和批评，领导人和小组成员保持一定的距离，缺乏人情味。

民主组领导人：鼓励组员们讨论并决定有关小组活动的方针，制定达到目标的步骤。领导人提出的各种方式方法仅供参考选择，从不下命令，小组成员可以自由选择课题，能自由组合。领导人的批评与表扬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力求把自己作为小组中的普通一员。

放任组领导人：基本上是放弃领导，对组员的活动不管理、不评价、不参与，只是到了组员主动提出要求时才提供情报、信息，否则就放任自流。

研究者设置了几个指标，对各组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小组成员的行为显著地受到领导作风的影响。

放任组的工作做得很少，质量很差，但人际关系较好。

民主组的成员能很好地团结起来，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并对工作发生兴趣，表现出很好的自觉性。当领导人借故离开现场时，他们仍然能继续认真工作，在工作中表现出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

专制组虽然也完成了指标，但工作质量不如民主组。当领导人借故离开现场时，成员们马上停止工作不干了，而且还表现出攻击行为和冷漠行为。他们对领导人有很大的依赖性，缺乏独创性。

布莱克和蒙顿的研究

布莱克和蒙顿（Blake ＆ Monton，1984）根据领导人是工作取向还是人情取向而区分出五种领导方式，以管理方格图来表示，参见图9—6。

如图所示，领导方格图尽管可区分出五种领导方式，但它无法告诉领导人使用哪种方式最为有效，因此必须分析领导人的人格特点、环境特点、任务特点、群体特点之后，才能作出选择。每一种领导方式都有它成功使用的领域（Costley，1987）。

三隅二不二的研究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三隅二不二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领导人的两种取向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三隅将领导行为分为关心生产的工作取向（P）和关心人的人情取向（M）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又各分成高低两种水平：

三隅把上述四项领导行为组合为四种领导类型：

PM（工作取向与人情取向均高）。Pm（工作取向高而人情取向低）。

pM（工作取向低而人情取向高）。pm（工作取向与人情取向均低）。

关于上述四种领导行为类型的现实性，三隅等人对日本的一些工矿企业进行了多次的现场调查，发现领导行为处于PM类型时，下属成员的生产效率和劳动积极性最高。处于pm类型时，下属成员的生产效率和劳动积极性最低。

费德勒的研究

F·费德勒（F.Fiedler）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种“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从而第一次把人格测量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领导方式与领导效率。

费德勒认为影响领导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以下三个决定性因素（或称为决定性条件）：（1）领导人与所属成员的关系：这是指领导人被所属成员接受和欢迎的程度；（2）任务的结构：这是指领导人所安排的工作任务，其结构完善、规范和明确的程度；（3）职位的权力：这是指领导人所处地位的固有权力以及取得各方面支持的程度。费德勒用来进行人格测量的工具是LPC问卷（最不受欢迎的共事者问卷）。

费德勒将三个决定性因素组合起来，区分出8种状况，即从领导人与所属成员关系好、任务结构化、职位权力强的状况直到领导人与所属成员关系差、任务非结构化、职位权力弱的状况，总共8种。

费德勒用15年时间进行了50次以上的现场研究和实验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图9—8所示的“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1978）。

对一个领导人来说，三个决定性因素都具备是领导最有利的条件；而三个条件都不具备，是最不利的条件。从模式图上看到：左侧三种状况对领导是有利条件（领导控制力高的条件），领导人在这样的状况下容易控制群体，容易对下属成员造成影响。中间三种状况对领导是或多或少有利的条件（领导的控制力是中等程度的条件），在这种状况下，领导人对群体的控制不那么容易，但也不那么困难。最后右侧两种状况对领导是不利条件（领导控制力低的条件），在这种状况下，领导人对群体的控制是困难的。一般地说，领导人对群体及其成员能进行十分有效的控制时，或者控制很困难时，工作动机型（LPC低）的领导人其领导行为比较有效，而领导人对群体及其成员只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时，关系动机型（LPC高）的领导人其领导行为比较有效。

费德勒的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有一个重要而实际的贡献，那就是它提醒了领导人或未来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目标时，需要敏感地觉察情境性因素的重要性。这一模式还告诉我们两点：（1）有时领导人必须不顾属员的期望、偏好，断然实行工作动机型及专权式领导。这时，领导人必须刚强、独断地决策和下命令，并强制属员服从。（2）有时领导人必须不顾自己是否愿意，而实施参与式和关系动机型领导，敦请属员参与决策，同时，领导人也参与属员的讨论，给予他们决策的权力。领导人面临的任务是了解自己所处的情境，这需要技巧和经验才可解决。

领导者的综合品质

领导人的心理品质（或素质）是决定领导有效性的重要方面。但关于领导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心理品质，并无一致看法。这里对一些学者的有关研究作一个介绍。

美国心理学家E·吉色利（Edwen E.Ghiselli）通过系统研究，把领导人的心理品质分为三类：（1）能力类：包括管理能力、智力和创造性。（2）个性品质类：包括自我保证、决策、成熟性、工作班子亲和力、男女性别差异。（3）激励类：包括职业成就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行使权力需要、高金钱奖励需要、工作安全需要。

吉色利进一步指出，以上品质对于领导人来说，其重要性不是等价的。管理能力是预言领导有效性的最强有力的品质因素。职业成就需要、智力、自我实现需要、自我保证与决策也是重要的品质因素，可以看作为有效领导人的标准。余下的品质属于不起作用或不怎么起作用的因素，其中最不起作用的是男女性别差异。

美国学者S·R·戴金（1985）对下属成员人数不少于50人的一般专业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共征询调查了275人。结论是有效掌握一般领导的技能、个人心理素质和以往的工作经历等都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能够在复杂和紧张的情况下很好地进行工作，力求取得最终的成果，善于和各种人共事，有成熟的本领判断需优先解决的任务。另外，若在35岁以前在各个领域中取得工作经验，或在情年时期就担任重要职务，甚至在工作的各个阶段都担任领导职务等，都有助于他们成为合格的领导人。

总之，对一般专业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技术能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管理技能（即预测、计划、组织和监督方面的技能）。

美国学者B·肯宁通（B.Cunnington，1985）列举了现代领导人应具备的18种管理能力。这是研究了2000多家美国公司经理的活动后制定的，假设分为四组：

第一组：目标明确，决策果断，实行经济核算，责任心强，有威信，能够利用已知的理论模式，有办法解决实际问题，善于分析信息，掌握生产方向。

第二组：能够发出指示和听取下属人员的意见，能随时发表个人看法，推动下层单位工作。

第三组：善于团结人，有推动小组活动的能力，有自我监督能力，能切实评价公司的业务质量，客观地评价不同意见，能对公司的活动公开给予正确的评价，热爱劳动，善于从一个问题转向另一个问题。

第四组：善于识别新的合理构想，有逻辑思维能力，善于做报告，有自信心。

加拿大学者J·霍华德在分析大量实际材料及一系列有关卓有成效的管理人员所具有的心理条件的著作的基础上，探讨了领导规模较大的劳动集体的领导人必须具备的素质。这些素质包括：责任心强，灵活机动，力求对传统进行改革，善于在家庭和工作集体中寻求经常的支持。最重要的素质是：热爱本职工作，善于在压力很大的环境中保持镇定自若。天才的领导人应该是不惧怕压力的，力图对发生的事情施加积极的影响是其应具备的典型素质。

时蓉华教授于1985年做了“班级集体主要干部的个性品质”的研究，结果发现许多学生对于班长“以身作则”的品质极端重视。“组织能力”被列为第二个重要的心理品质（大学生把它列为第一位），“公正”被列为第三四位（女生对它的要求尤为重视），“镇定”被列为最末。

俞文钊教授等对国内中层领导人的品质进行了研究。将领导人的心理品质分为四个维度，即能力维度、知识维度、智力维度和修养维度，共计20个要素。通过实际测评，得出四个维度的20个要素的先后排列顺序如下：组织纪律性、民主性、用人授权能力、决策能力、事业心、社会活动能力、专业知识、计划实施能力、政策水平、组织能力、交涉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学历、群众威信、文字表达能力、基本理论知识、记忆、创造性、思维、观察与注意。研究表明，构成中层领导人品质因素的诸维度中，修养占第一位，其次为能力、知识和智力。以上结果反映的是现阶段我国企业中层领导人品质因素构成的实际情况。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史美毅研究了我国企业领导人的品质、行为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结果表明，目前企业领导人的主要性格类型是D型性格，具有下列品质：情绪稳定、主导性、社会外向性、社会适应性好、无神经质。大多数企业领导人具有放任型的领导行为，近半数领导人具有以生产任务为中心的领导行为，领导人在激励员工方面有待改进。领导人的某些人格特质与领导行为特征（民主行为、奖励行为、以人为中心——以事为中心行为）有显著的相关。

从以上种种关于领导人心理品质的研究中可见，由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的不同，对领导人究竟必须具备哪些心理品质提法不尽一致。但可以归结为两种评价角度：一种是评价领导人本质的心理品质；另一种是根据他所领导的群体或组织的绩效进行评价。

拓展训练——体验群体协作、提升团队凝聚力

拓展训练英文为Outward Development，意为一艘小船驶离平静的港湾，义无反顾地投向未知的旅程，去迎接一次次挑战，战胜一个个困难。这种训练起源于二战期间的英国。当时大西洋商务船队屡遭德国人袭击，许多年轻海员葬身海底。人们从生还者身上发现，他们并不一定都是体能最好的人，但却都是求生意志最顽强的人。战后逐渐演变成一种面向现代社会的户外训练方式。近年来，拓展训练逐步走入外企和其他现代化企业的培训日程，成为这些企业团队建设、增强企业凝聚力、提高员工合作技巧等企业培训的主要途径。

随着企业和组织的发展需要，现在的拓展训练通常与团体培训相结合，通过一个个团队合作和竞争的小游戏，让参与者体验到团体沟通、群体思维的过程；发现领导者在引领团队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激发团队精神。

向你介绍一个小游戏：

概述

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著名的户外游戏，它是幻想和挑战的完美融合。它可以被用来创建团队，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学习冲突处理技巧，培养领导才能，锻炼沟通能力。虽然这个游戏需要培训专员进行一定的准备工作，但是这些准备工作一定会带来超值回报。

目的：

1.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2.增进沟通；

3.体现协同工作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

4.把队员团结在一起；

5.学会克服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

道具：

（每个小组）

●选取两棵结实的大树（用来支撑蜘蛛网）。

●尼龙绳或其他类似的绳子（用来编织蜘蛛网）。

●8个螺栓，或者几节电线，甚至几小节绳子亦可（用来把蜘蛛网固定在树上）。

●蒙眼布，如果有人被蜘蛛咬着了，他的眼睛就会被蒙起来。

●选项：用来作警报器的小铃铛、用来制造气氛的大橡胶蜘蛛。

步骤：

1.将游戏者分成若干个由8—12人组成的小组。

2.致游戏开场白。开场白如下：

你们小组陷入在一片原始森林之中。走出森林的唯一出路被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封锁了，你们必须从蜘蛛网中钻过去（不能绕过去，也不能从网的上面或下面过去）。值得庆幸的是，蜘蛛目前正在睡觉。但也让人不幸的是，蜘蛛很容易被惊醒。在穿越蜘蛛网的过程中，任何人一旦碰到蜘蛛网，不论轻重，蜘蛛都会立刻被惊醒，并扑过来咬人，其结果是造成正在穿越的人和已经过去的人立刻双目失明。另外，每个网洞只能用一次。即不同的人必须从不同的网洞穿越过去。

3.在多个小组参加游戏的情况下，让先做完游戏的小组做监护员，观察其他小组的游戏情况。

4.等所有小组都做完游戏之后，引导队员们就团队合作、沟通、冲突和领导等问题展开讨论。

可以分享的话题：

1.你们在游戏过程中碰到了什么问题？

2.怎样分析问题的？每个人的任务是什么？

3.你们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4.哪些因素有助于成功地完成游戏？

5.游戏过程中有无冲突产生？你们是如何处理冲突的？

6.游戏过程中有无领导者产生？其他人是否属于被迫接受领导？他们对此感受如何？

7.这个游戏揭示了什么道理？

8.如何将这个游戏和我们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

第十章　和大家一样——相符行为

在大学的时代，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某次去听一位知名教授的讲座，却发现讲座是如此枯燥、难懂，终于等到讲座结束，先是有零星几处的掌声，紧接着大家就热烈地鼓起掌来，你也这样做了，甚至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对教授的“感谢”和“尊重”。

在这种情境下，你跟从了大多数人的行为，尽管你的掌声可能只是一种礼节性的表示。为什么你会无意识地与群体保持一致？

在所有的情境中你都会这样做吗？

与群体一致，或是参照他人的行为是一种有益的做法吗？

这涉及了我们在群体心理中要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相符行为。相符行为就是指个人行为与群体行为相一致，或群体中一部分人的行为与另一部分人的行为一致的现象，它主要包括从众、众从、服从和顺从。

第一节　从　众

走在大街上，前面有一群人都停下来朝高处看，你大概也会停下脚步，抬头观察一番，尽管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现。又如在班级中讨论评选某同学为班干部时，你可能想不出这位同学具有何种胜任能力，但其他大部分同学都表示赞成，于是自己最终也投了赞成票。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个人在群体中时常表现出的一种心态——从众。

从众是个人在社会群体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转变原有的态度，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所谓“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就是从众的最好例证，它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有关从众现象的实验研究

谢里夫的研究

社会心理学家M·谢里夫最早利用“游动错觉”研究个人反应如何受其他多数人反应的影响（1935年）。所谓“游动错觉”，是指在黑暗的环境中，当人们观察一个固定不动的光点片刻后，感觉到光点在来回移动的视错觉。

他要求被试者在暗室里各自独立估计一个实际上是静止的光点的移动范围。实验反复了几次之后，被试就都形成了各自所估计出的光点移动范围。在第一天的实验里，被试要单独在黑屋子里对光点“移动”的距离进行判断，比如某甲第一次说移动15厘米，第二次12厘米，第三次说14厘米，那么他所估计移动范围就是12—15厘米。被试单独估计的移动范围各不相同。在后几天的实验中黑屋子里的被试增加到三人，需要他们同时对光点移动的距离进行判断，结果发现他们个人之间互有影响，判断的结果相互趋近了。谢里夫的实验表明，一个人对于外界的认识或见解，是会受到别人的、众人的见识和见解所影响的。

M·谢里夫通过实验也揭示了群体规范形成的过程，当一个群体面临模糊不清的事态时，会出现可供了解和把握事态、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处理的共同判断标准——群体规范，并且各个成员会依据这一规范采取相应的行动。M·谢里夫认为，他所揭示的群体规范的形成过程的研究结果不仅适用于小群体，而且适用于大群体，如组织、城市，乃至整个国家或民族。

阿希的研究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S·阿希在20世纪50年代做过多次关于知觉方面的从众实验，获得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结果。

实验材料是18套卡片，每套两张（如左图所示），分标准线段与比较线段。例如在阿希的一次实验中，共有7名被试，其中6人是实验者的助手（即假被试），只有1人是真正的被试，而且总是安排在倒数第二个回答。几个被试围桌而坐，面对两张卡片，依次比较判断a、b、c三条线段中的哪条线段与标准线段等长。

18套卡片共呈现18次，前几次判断，大家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从第7次开始，假被试故意作出错误的选择，实验者观察被试的选择是独立的还是从众的。面对这一实验情境，被试在作出反应前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1）是自己的眼睛有问题，还是别人的眼睛有问题？

（2）是相信多数人的判断，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3）在确信多数人作了错误判断时，能否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实验者记录被试的每一次选择，然后加以统计分析。阿希在1951年开始实施这一实验，在1956年、1958年又重复了这项实验，发现：（1）大约有1/4到1/3的被试保持了独立性，每次选择反应无一次发生从众行为；（2）约有15%的被试平均做了总数的3/4的从众行为，即从众反应平均每12次中就有9次；（3）所有被试平均做了总数的1/3次的从众反应，即每12次中就有4次发生从众行为。

实验结束后，实验者个别访问被试，询问其发生错误选择的原因，从被试的回答中，可以将错误归纳为三种类型：（1）知觉的歪曲。被试确实发生了错误的观察，把他人（假被试）的反应作为自己判断的参照点，根据别人的选择辨认“正确”的答案。但是当错误十分明显时，很少有人发生知觉歪曲。（2）判断的歪曲。被试虽然意识到自己看到的与他人不同，但却认为多数人总比个人要正确些，发生错误的肯定是自己。这种情况下的从众类型最为普遍。（3）行为的歪曲。被试确认自己是对的，错的是其他多数人，但在行为上却仍然跟着多数人作同样的错误选择，这实际上是顺从行为的一个例子。

阿希实验的延续

为了比较从众行为有无文化因素的差异，验证阿希实验的可靠性以及在我国的适用情况，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学生于1982年重复了阿希的实验。

被试是30名大学生，实验情境仿照阿希实验。研究结果与阿希实验的结果相类似，表明中国人同样表现出感知方面的从众反应，获得以下几个结果：（1）有44%人次发生了从众行为，56%人次未发生从众行为。（2）有两个被试从头至尾都表现出从众反应，另两个被试自始至终未发生从众行为，表现出独立性。26个被试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从众行为。（3）实验观察表明，开始时表现从众行为的人次较少，随着实验的进行，从众行为亦随之增加，反映出从众行为的人次数与实验次数有一定的函数关系。

实验过程中研究者还观察了被试的表情：（1）表现出独立性行为的被试回答果断，毫不犹豫。（2）每次都表现出从众行为的被试，表现为不假思索地人云亦云。（3）其余被试表现为犹豫不决。实验开始时，有的认真地用手比划卡片上的线段，有的还揉揉眼睛，也有的先表示怀疑，越往后发生从众行为的人越多。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坚持自己意见、表现出独立行为的两个被试，是家庭中的长子长女；而缺乏独立性、每次都表现从众行为的两个被试，家庭中都有兄姐。这可能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不同，长子长女在家庭中独立自主地处理事务及问题的机会较多；而家庭中有兄姐的人，经常处于随从地位，容易随波逐流。

我们为什么会从众？

在一定的群体中，有的人容易从众，有的人不容易从众。同一个人，也许在一个情境中从众，而在另一个情境中坚持己见。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从众行为呢？我们又应该怎样对这种普遍的行为进行解释呢？

从众的行为的产生源于个体的某些心理需求，C·A·基斯勒（1969）提出从众行为产生的四种需求或愿望：（1）与大家保持一致以实现团体目标；（2）为取得团体中其他成员的好感；（3）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现状；（4）不愿意感受到与众不同的压力。社会心理学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从众的行为基本动因有三种：一是渴望获得正确的信息；二是为了被喜欢和接受；三是减缓群体压力。

获得正确的信息

人们对于自己的知觉、感受、判断与行为表现都有自我评价的能力，当个体从事某项活动时，没有客观的权威性标准可供比较，往往以他人的意见或行为作为自身行动的参考依据，因为社会现实是由多数人的共同信念和思想所构成的，人们总是倾向于把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事物作为判断的准则。当个人的想法或做法跟所处的社会中的其他人相同时，就会产生“没有错”的安全感。另外，当个人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发现原有的判断标准和行为规范与新的环境不相适宜时，自然也容易从其他人身上寻找出可供参照的信息。在谢里夫“游动错觉”的实验中，漆黑的屋子使被试找不到任何参照物来作出光点移动距离的判断，只能参考或是听从其他在场者的意见，于是群体内很快达成了“共识”。再比如一个语文教师在医生的群体里，对健康问题容易放弃自己的立场，而一个医生即使在教师的群体中对健康问题也不容易从众。因为医生掌握了关于健康问题更充分和准确的信息。

获得他人的接纳和喜爱

个体通常会希望获得他人的喜爱和友好的对待，害怕被别人拒绝。符合群体规范行为的成员很可能得到群体的接纳和喜欢，而违反规范的个体将感受到群体一致性的压力，遭到群体的拒绝和排斥，在心理上产生对偏离的恐惧。所以，个人为了免受群体其他成员的非议和孤立，往往做出从众行为，从而获得同伴的好评。

假如有人来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他感到那里的规矩与自己的习惯有点格格不入，但为了很快融入集体，也会采取“随大流”的态度。在中午定餐的时候，尽管他不太喜欢吃辛辣的川菜，可是为了和其他人保持一致，他还是勉强吃了些；周末的群体娱乐活动是去KTV，尽管唱歌不是他的强项，但他还是积极主动地参加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还表明增加被人拒绝的恐惧感受可能会增加从众行为（Janes＆Olson，2000）。

减缓群体压力

从众行为是由于在群体一致性的压力下，个体寻求的一种试图解除自身与群体之间冲突、增强安全感的手段。实际存在的或头脑中想象到的压力会促使个人产生符合社会或团体要求的行为与态度，个体不仅在行动上表现出来，而且在信念上也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放弃了原有的意见，从而产生了从众行为。个体在解决某个问题时，一方面可能按自己的意图、愿望而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也可能根据群体规范、领导意见或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向制定行动策略，而随大流、人云亦云总是安全的、不担风险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喜欢采取从众行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减少内心的冲突。

在什么样的群体中我们会更容易从众呢？——来自群体因素

群体规模

从众行为与群体规模密切相关。群体规模越大，赞成某一观点或采取某一行为的人数越多，则群体对个人的压力就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很容易发生从众行为。反之，群体规模小，个人感受到的心理压力较小，则容易产生抵制行为。

在阿希的实验中，他将群体人数由2到12进行改变。发现2个人的群体创造出的从众压力要大于1个人的，3个人的要大于2个人的，但是4个人和3个人所制造的群体压力大致相同。并且，当群体的人数在4个人以上时再增加群体的规模，并不会显著地增加从众的人数。

群体凝聚力

群体凝聚力是指群体成员相互之间吸引的程度，它取决于群体中的人际关系。群体凝聚力与群体成员认同于群体规范、标准及期望的程度成正相关。实验研究证实了这样的心理原则：群体的凝聚力越强，群体成员之间的依恋性、意见的一致性以及对群体规范的从众倾向就越强烈，个体越有可能为了群体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意见，与群体的意见保持一致。相反，如果群体是一个松散群体，群体成员之间的意见存在分歧，则群体中个人的从众行为就会大大下降。

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

个人地位的高低可在群体结构中得到反映。居于较低地位的群体成员常常感到来自高地位者施加给他们的从众压力，人们往往愿意听从权威者的意见，而忽视一般成员的观点。高地位者之所以能影响低地位者，使之屈服于群体规范，是因为他被认为有权力和能力酬赏从众者而处罚歧异者。此外高地位者比低地位者显得较自信能干、经验丰富，能得到较多的信息，这样，就赢得了低地位者的信赖。因此，一般来说，群体中那些地位越高的人，越不容易屈服于群体的压力，反之，个体的地位越低，就越容易发生从众行为。

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从众呢？——来自个人的因素

个性特征

个人的智力、自信心、自尊心以及社会赞誉需要等个性心理特征与从众行为密切相关。智力低下者，接受信息能力较差，思维灵活性不够，自信心较低，易产生从众行为；有较高社会赞誉需要的人，比较重视社会对他的评价，希望得到他人的赞许，因此也容易表现出从众倾向。H·史密斯和B·里查兹（1967）比较了在焦虑量表测验上得分高低的情况，发现高焦虑者从众性较强。

性别差异

人们通常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易从众。J·W·朱利安（J.W.Julian）等人（1967）发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实验条件下，女性的从众行为是28%，男性为15%，这种发现被一些学者当作一种证据来说明女性随和与服从的文化传统压倒了其他个别差异。男女之间从众倾向的差别，多年来或多或少地被人们作为一种生活中的事实而普遍接受，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研究者指出，过去的实验研究之所以得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从众的结论，是因为实验的材料大多为男性所熟悉而为女性所生疏，比如汽车、体育或是电子科技等。后来选择了一些对男女均适用的材料，重新实验。结果表明：女性和男性在各自不熟悉的材料上，都表现出较高的从众倾向；而在那些熟悉程度相仿的实验材料上，从众比例差别很小。

个体的文化背景

关于从众行为，社会心理学家们做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心理学家惠泰克尔等人（J.O.Whittaker et al.1967）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重复了阿希的从众实验，各地的比率是：黎巴嫩31%，香港32%，巴西34%，但在对不从众者施加处罚的津巴布韦的班图部落，从众比率高达51%。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国家（如日本、中国）比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具有更高的从众比率。随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从众的比率在这两种文化倾向的国家中都有渐小的趋势。

其他人对你的从众行为有哪些影响呢？——来自他人的因素

“反从众者”的作用

当群体中出现一个“反从众者”时，则其他人的从众行为大大减少。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在对一个计划方案进行群体讨论的时候，最初大家都表示了一些赞同性的意见，而突然有一个人提出该方案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会场可能因为这一反对的声音沉寂片刻，之后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提出反对的观点。仅仅一个反从者就可以“动摇军心”。

在阿希的数次实验中，曾安排过这样一种实验情境：故意让一个假被试作出不同于其他多数人的反应，结果被试的从众行为减少了3/4。这是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反对群体的错误意见，就会大大减轻被试的心理负担，缓解被试们所面临的从众压力，此人的行为对其他人起了支持与鼓励的作用，使他人坚信自己的判断，敢于与群体对立，从而削弱从众心理。

群体行为与个人认知的差距

从众的情形包含有个人认知与群体行为的冲突，个人认知与群体行为之间的差距大小与从众反应有关。当差距太小时，被试不大会感受到群体压力的威胁；差距很大，则易使人怀疑群体反应的正确性；中等程度的差距给个人造成的从众压力最大。

另外，群体成员态度的突然转变也会影响个体的从众行为，如果群体中其他多数成员一开始赞同个体的反应，而后来改变态度反对个体的意见时，比一开始就作出不同于个体的反应更能引起个体的从众倾向。

研究从众行为的意义

法国自然科学家约·亨利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将一些毛毛虫排成一个圆圈，中间放一堆食物，奇怪的是，这些毛毛虫只是一个一个地跟着前面的爬行，而没有一个爬向食物，直到饿死为止。科学家认为，这就是毛毛虫的从众行为。

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让我们看到了毛毛虫从众的悲剧结果——集体死亡。虽然死的只是一些毛毛虫，无足轻重，但却让我们看到了从众的危害性，从毛毛虫的从众行为反观人类自身，你会发现人类自己的从众行为更可笑、更可悲！

资料来源：中国摄影在线2006年12月20日

从众可能使人们在人群中失去自己明确的观点和正确的立场。青少年中会因此产生不良群体，社会上也会因此存在攀比、浪费的风气。

从众行为有消极作用的一面的同时，也有起积极作用的另一面。例如处于有着良好社会规范环境中的个人，也会出于从众的心理而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与他人的行为一致。比如有序排队的人群中较少有插队的现象；在人人爱护环境的场合中，很少有人会随地扔垃圾，类似这种符合社会道德、促成积极有益的从众行为的情况是我们需要坚持的。

人们表现出的反从众行为或独立行为，也不能一概都认为是消极的东西，这主要看反从众行为或独立的行为本身的性质。不过，反从众行为者如果对立情绪太浓厚，常常会意气用事，缺乏理智，即使其反从众的方向对头，也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如果方向错误的话，消极因素就更多。

在任何一个群体内总有一小部分成员对群体的准则或决议持有不同观点，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有些群体的领导人对群体中的少数派往往采取不欢迎的态度，其实少数派在群体中也有一定的作用。在团体中若能听到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能够激起大家的思考，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好事情，便于督促群体防止不良的倾向。有时候，缺少少数派意见的群体作出的决策甚至出现了“群体极化”的现象，即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得到加强，从而使群体的决策趋于极端保守或极端冒险。显然，“群体极化”影响下产生的决策并不是最优的方案。

第二节　众　从

在社会生活中，比较多见的是从众行为。有些人虽然感到群体决定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但为了明哲保身，与群体冲突，仍然违心地听从了群体的意见。然而，在社会群体中百折不挠、坚持己见的也确有人在，他们可能受到种种非议，甚至在群体中遭到排斥或拒绝，但还是坚持到底，这样的人也会给群体带来不小的影响（郑龙等，1989）。在某些情形下，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还可能会反过来听从少数人的意见，因此，这种与从众相逆的行为——众从也必须加以研究和探索。

众从概述

众从定义以及研究的开端

众从是群体中由于多数人受到少数人意见的影响而改变原来的态度、立场和信念，转而采取与少数人一致的行为。在少数人意见保持一致，并坚持自己观点的情况下，多数人可能会怀疑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在思想上动摇不定，甚至一部分人首先会转变态度，倾向于少数人所持有的意见，从而使多数派群体内部思想瓦解，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变立场，开始听从少数派的意见。这样少数派在整个群体中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少数人的立场和态度也不可低估。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S·莫斯科维西（S.Moswvici）另辟蹊径，最早（1966年）注意到了群体中还存在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影响。他观察到，社会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少数人听从多数人意见这一方面，而且还存在着多数人听从少数人意见的另一方面。以此为起点，莫斯科维西及其同事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对众从行为的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从而将“众从”这一概念纳入到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中。

有关众从现象的实验研究

莫斯科维西等人为了证实众从行为的存在，着手实施了一项实验。实验采取了阿希实验的范式，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每组由6个人组成，两组的任务是一个简单的颜色知觉作业，即判断幻灯片的颜色（所有幻灯片都是蓝色的，只是亮度不同）。控制组中6名均为真被试，他们对幻灯片的判断都是蓝色。实验组有两名假被试代表少数派，由4名第一次参加实验的真被试代表多数派。两个假被试首先回答，每次故意出错，都说幻灯片是“绿色的”。被试事先就被告知小组内成员的视力都是正常的，可实验结果表明在实验组：有8.4%的人回答幻灯片都是“绿色的”，32%的被试报告说至少有一次看到了“绿色的”幻灯片。这一实验证明了在群体中众从行为确实存在。

众从行为产生的条件

在一个少数派和多数派同时并存而且相互抗衡的群体中，少数派能够顶住多数人的压力，非但自身不表现出从众行为，而且还设法使多数人转变态度，依从于少数人的意见或行为。这个问题显然与少数派（有时可能只有一个人）的坚定信念和多数派的动摇不定相关联。因此有关众从行为产生的条件，可以从少数派成员内部的特征与多数派成员内部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少数派成员内部的特征

在近10年的研究中，大量的实验结果提示产生众从行为的少数派成员内部的特征是：一致性、独立性和权威性。这些特征是影响多数派成员，使其发生众从行为的必要条件。

一致性

有关实验（多姆斯，1970）表明：少数派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只有保持一致性才具有影响力，如果左右摇摆不定的话，就不会对多数派产生任何影响。这里的一致性，不但指少数派成员意见的一致，而且还包含少数派成员的行为在时间上的前后一致性，即“坚持到底”。群体的一致性能够体现出成员内部的坚定性和自信心，具有足够的力量促使多数派转变态度采取与少数派相同的行为。

莫斯科维西等人发现，一个人的少数派没有两个人组成的少数派影响力大，这是因为当少数派只有一个人时，他的不同意见可能被认为是偏离者的特殊原因，如对工作不熟悉、视觉有问题、观点的狭隘性等，当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人员组成的少数派就不能认为是个人的特殊性，而是一种普遍的原因，形成了一致性的力量，对多数派产生了压力。

独立性

少数派对多数派成员产生影响力，还必须具备行为上的独立性，表现出与众不同，使多数派成员感到压力，促使多数派依从少数派。但这种独立性必须符合时代精神的发展。莫斯科维西等人（1969）在一项实验研究中讨论了男女平等问题。研究者让被试充当多数派，让他们了解少数派的立场是赞同时代精神（主张男女平等）还是反对时代精神（反对男女平等），观察被试反应如何。结果表明，如果少数派的观点是赞同时代精神的，他们的影响力显著，使多数派也表示赞同男女平等；而在少数派是反对时代精神的条件下，少数派的影响力随着多数派内部的意见分歧而变小了。如果少数派的观点被知觉为是为个人利益的，就会被人忽视。比如同性恋群体是社会上的少数派，他们在争取同性恋权利上所形成的社会影响要比异性恋群体中为他们争取权利的少数派形成的影响小。同样的，如果要说服保守的男性群体改变对于流产的态度时，男性说服者要较女性说服者更容易获得成功（Maass，Clark，＆ Haberkorn，1982）。

权威性

当少数派由权威人物组成，或少数派成员中有权威人物参与时，其影响力大大增强。因为权威人物地位高、威望大，是整个群体中的核心人物。人们一般都乐意接受权威人物的指导，听从权威人物的命令。群体中的权威人物比其他人更具有力量，由于权威占据很大的地位优势，可以左右其他人的行为。因此，当权威人物站在少数派立场上时，由于“名片效应”的作用，增加了少数派意见的可信度，对多数派产生了更大的心理压力，迫使多数派放弃原有的观点，表现出众从行为。

另外，少数派要有灵活的表达观点的方式，可以通过逻辑的辩论来说服和驳倒多数派（Clark，1990）。

多数派成员内部的关系

发生众从行为的多数派成员内部的关系，包括多数派成员内部意见分歧、缺乏群体凝聚力以及多数派成员对遭遇问题的真实情况不明确。

内部的意见分歧

多数派成员内部矛盾重重、意见分歧很大，缺乏统一的指挥，则极易受少数派的影响，导致众从行为的产生。在少数派行为的压力下，多数派成员对事物的信念容易发生动摇，对自己所站立场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由于失去了行为的参照准则，多数派成员对于自己应该如何行动举棋不定，于是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转而倾向于少数派的立场。

缺乏群体凝聚力

多数派内部缺乏群体凝聚力，容易产生众从行为。因为缺乏凝聚力或凝聚力不强的群体，其人际关系不佳，群体成员各行其是。这意味着群体本身处于一种动荡的危机状态，一旦有外界压力的存在，其成员受压力影响，就会立即转向少数派一边。社会心理学家多姆斯等人观察到，松散型群体受外界压力影响而发生态度转变、接受他人意见的可能性，比凝聚型群体要大得多。

不明确所遇问题的真实情况

在多数派成员对遭遇问题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把握不大的场合下，他们的态度常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众从行为亦时有发生。人们的思维都具有认同作用，在需要对一件不明确的事物表明态度的时候，常常以其他人的意见作为自己观点的参照系统，如果群体中少数派的立场坚定，那么多数派成员就会认为少数派的观点肯定是正确的，在少数派的影响下，发生众从行为。例如，班级组织春游活动，班中有少数几位同学建议到长兴岛，说岛上很好玩，而大多数同学没有去过长兴岛，不知道究竟是否好玩。当征求全班同学意见时，多数同学回答“随便”，在少数同学的一再坚持下，于是大家听从了这少数几位同学的意见，决定全体开赴长兴岛。

研究众从行为的意义

少数派的影响与多数派的影响有何不同呢？有研究认为多数派的影响使得群体成员对问题能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加工，少数派的影响能引发团队成员在观点上发生实质的转变，而多数派更可能带来团队成员在行为上的暂时转变。这种观点强调少数派的影响价值，尽管持异议的少数派可能会影响团队的和谐气氛，但是少数派的意见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群体的效能，引发创新性的观点或是及时发现问题。

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有其自身的一般发展规律。在历史的进程中社会要产生强大的变化和发展，就需要改革者（按定义，改革者属少数派）对多数人施加压力，即少数派提出一种新异的思想或观点，供多数派选择，用于评价自己原先的立场。渐渐地，多数派中有些成员转到了少数派这一边。如果这个过程加速进行，最后将使原来的少数派实际上变成一个新的多数派。新的多数派中的陈腐观点再次被新的少数派颠覆，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使人类的知识逐步接近绝对真理，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当然，少数派在改革的过程中常常要经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很可能导致失败，甚至遭致自由和生命的丧失。如伽利略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遭到了当时教会势力的迫害，最后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尽管这样，但他的行为却在当时起到了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科学进步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一般的发展规律，就不存在社会系统，而没有少数派，就不会出现社会的变革。

自莫斯科维西以后，社会影响的众从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社会心理学家们以此为专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尤以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为盛。目前，社会影响的众从理论不仅在一些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或论著中有所涉及（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穆格尼所著《少数人的力量》是第一本论述众从行为的专著），而且还成功地将其理论应用于当前各种社会实际问题中，如外籍工人或客籍工人的待遇问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公民遵守团体规范的自觉性等具体领域中。可以预计，对众从行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加速社会的发展进程，并妥善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第三节　服　从

在社会群体中，人们对群体的规范是否一概表示无条件地服从？当有一个权威人物命令你去干一件你不愿意干的事情时，你是否会放弃个人的原则去执行权威的命令？这些问题是本章所要讨论的另一种相符行为——服从。

对服从的理解

服从是指个人按照社会要求、群体规范或别人的愿望而做出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在外界压力的影响下而被迫发生的。这里的外界压力影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一定的有组织的群体规范影响下的服从，如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秩序等；另一种是对权威人物命令的服从，如一切行动听指挥、下级服从上级等。

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是社会群体所强调的组织原则。遵守组织原则，服从组织纪律，是维护和增强群体生命力、战斗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所以，个人对社会群体的各项政策、法律以及各种规章制度，不管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必须服从的。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F·阿尔波特对群体规范的服从进行了研究，她在一个时期内观察了十字路口2114车次的汽车驾驶情况，发现绝大部分的汽车司机是服从交通规则的，但仍有极少数司机违反了交通规则。具体结果如下：（1）见红灯立即停车的有1594车次，约占总车次的75.5%；（2）见红灯减速慢行的有462车次，约占总车次的22%；（3）见红灯稍缓停车的有47车次，约占总车次的2%；（4）见红灯仍然冲过去的有11车次，约占总车次的0.5%。将观察记录的数据加以处理后，可以描绘成一条曲线（如图10—1所示）。

人类除了表现出对规范、命令的服从行为，还在群体活动中表现出对个别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的服从，这种服从往往也是无条件的。权威包括领导、师长、各类知名人士等。对权威人士的服从可能是出自对权威的敬仰，发自内心的信服，也可能是对权威的惧怕，违心地屈服。但当权威的要求与个人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发生很大矛盾时，个人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而服从权威的命令，精神上就会感到惶惑不安。例如，在一个流氓团伙中，每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团伙首领的命令。其中有些人是误上贼船而不能自拔的，他们在团伙首领的威逼下只得服从命令，被迫昧着良心去干坏事，其内心深处却常感到深深的痛苦与不安。

将服从行为与我们前面讲述过的从众和众从行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服从是被迫的，即对行政命令、群体规范或权威意志的服从，是无条件的，不管是理解还是不理解，都得服从。从众或众从不是对群体规范的服从，而是对社会舆论或群体压力的随从。从众或众从也可能是一种违反心愿的服从，但它不是执行群体的明文规定或权威人物的命令，而是为了消除群体压力，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动物的服从行为

猴子是如何学会服从的：有6只猴子被放入同一个笼子，并用链条将香蕉悬挂在笼子顶部。链条另一端与淋浴器喷头相连，当1只猴子伸手拉香蕉时，所有猴子都会被淋浴器喷出的冷水浇湿（猴子和猫一样，不喜欢水）。用不了多久，6只猴子就都知道香蕉是不能碰的。

接着从6只猴子里取出1只，并放入1只新的猴子。毫无疑问，新来的猴子看见香蕉心想一定是到了天堂。但当它往上爬时，其他5只猴子会制止它接触香蕉。不久，这只新来的猴子也知道香蕉是个禁忌，必须服从另外5只猴子的命令。然后新猴子不断被放入，每放入1只新猴子的同时，都取出1只原来的猴子。每次替换猴子的时候，这样的教训都会重新上演一次。很快，最初在笼子里的6只猴子全都被替换出去，而香蕉仍完好无损——虽然后来的猴子从未被冷水淋湿，但它们从不询问不能碰香蕉的原因，它们只管服从。

“猴子实验”是西点军校实验室中进行的一项经典试验，确切地说明了士兵们如何学会服从——不假思索地把一些自己已有体会的传统教给他人，并且让他人绝对不能违反，这就是服从。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

研究背景

“那些犹太人的死并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是执行命令！”——这是Adolf Eichmann，一个因残酷迫害犹太人而被捕的希特勒纳粹政党的官僚主义者在法庭上为自己作的辩护。1939年，在他的监管下，全欧洲的犹太人被拘役起来运送到集中营。在营里他们被饿死、毒气毒死或者枪杀。二战结束后，Eichmann被以色列的调查员俘获，他在法庭上拒绝认罪，被法庭驳回辩护，宣判死刑。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充满了战争、掳掠、欺压、暴行……为什么人们会服从于非人道、非正义的命令，采取残暴的服从行为？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成为了社会心理学家对服从行为研究的出发点，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成为了这一领域的经典研究。

实验的基本过程

1963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S·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着手实施一项服从实验，以探讨个人对权威人物的服从情况。这一实验被视为有关服从研究的经典实验，并在社会心理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米尔格拉姆首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招聘受试者，每次实验，付给4.5美元的酬金。结果有40位市民应聘参加实验，他们当中有教师、工程师、邮局职员、工人和商人，年龄在25—50岁之间。实验时主试告诉这些应聘者，他们将参加一项学习和记忆的研究考察惩罚对学习的影响。实验时，两人为一组，一人当学生，一人当教师。谁当学生谁当教师，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教师的任务是朗读配对的关联词，学生则必须记住这些词，然后教师呈现某个词，学生在给定的4个词中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选错，教师就按电钮给学生施以电击，作为惩罚。

由于事先的安排，实际上每组只有一个真被试，另一个是实验者的助手，即假被试。抽签结果，真被试总是当教师，假被试总是充当学生。

实验开始，充当学生的假被试与当教师的真被试被分别安排在两个房间里，中间用一堵墙隔开。在“学生”的胳膊上绑上电极，这是为了在“学生”发生错误选择时，可由“教师”施以电击惩罚。而且，实验者把“学生”用带子拴在椅子上，向“教师”解释说是为了防止他逃走。“教师”与“学生”之间不能直接看到，用电讯传声的方式保持联系。

给“学生”施以电击惩罚的按钮共有30个，每个电钮上都标有它所控制的电压强度，从15伏特开始累计，依次增加到450伏特，每4个电钮为一组，共7组零2个，各组下面分别写着“弱电击”、“中等强度”、“强电击”、“特强电击”、“剧烈电击”、“极剧烈电击”、“危险电击”，最后两个用“××”标记。

事实上这些电击都是假的，但为了使作为“教师”的被试深信不疑，首先让其接受一次强度为45伏特的真电击，作为惩罚学生的体验。虽然实验者说这种电击是很轻微的，但已使“教师”感到难以忍受。

在实验过程中，“学生”故意多次出错，“教师”在指出他的错误后，随即给予电击，“学生”发出阵阵呻吟。随着电压值的升高，“学生”叫喊怒骂，尔后哀求讨饶，踢打墙壁，最后停止叫喊，似乎已经昏过去。“教师”不忍心再继续下去，问实验者怎么办。实验者严厉地督促“教师”继续进行实验，一切后果由实验者承担。

在这种情况下，有26名被试（占总人数的65%）服从了实验者的命令，坚持到实验最后，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另外14人（占总人数的35%）作了种种反抗，拒绝执行命令，他们认为这样做太伤天害理了。

米尔格拉姆在实验结束之后，把真相告诉了所有参加实验的受试者，以消除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日常生活中承担责任，为人正直的人也会被权威的陷阱所诱使……不加批判地接受实验者对情境的定义，采取粗暴的行为。（Milgram，1965，p.74）

米尔格拉姆的进一步研究

米尔格拉姆在第一次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服从行为的产生与哪些因素有关。他从服从的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操纵实验条件进行了探索。

米尔格拉姆操作的客观条件包括：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师生双方的距离分为四等，各等级的距离均有40名被试参加，分析“教师”与“学生”距离的远近与被试服从的相关，结果发现“学生”越是靠近“教师”，被试越是拒绝服从，而距离越远，越容易服从。

主试与被试的关系　双方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况：主试与被试面对面地在一起；主试向被试交待任务后离开现场，通过电话与被试保持联系；主试不在现场，实验要求的指导语全部由录音机播放。实验结果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即主试与被试面对面地在一起时，被试的服从次数多于其他情况下的三倍。

主试的地位因素　在主试的年龄、职务、权威性等不同情况下进行实验，结果发现主试的地位越高，被试用最强电压电击“学生”的人数也越多。

米尔格拉姆研究服从的主观因素包括：

被试的道德水平　米尔格拉姆采用柯尔拍格的道德判断问卷测试了被试。发现：处于道德发展高水平的第五、第六阶段上的被试有75%的人拒绝权威的命令，停止用电击惩罚“学生”；处于道德发展第三、第四阶段的被试中，只有12.5%的人对权威的指示表示出不服从。可见，道德水平与服从权威两者呈现负相关，即道德判断水平越高，服从权威的可能性越小。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命令一个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去干不道德的事，往往是行不通的。

被试的人格特征　米尔格拉姆于1966年对参加实验的被试进行人格测验，发现执行主试的命令，对“学生”施加电击的被试，其人格特征有权威主义倾向。权威主义人格特征有一系列的特征：世俗主义，十分重视社会压力以及个人行为的社会价值；权威式的服从，表现为毫不怀疑地接受权威人物的命令；权威式的攻击，对于那些违反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的人十分蔑视，主张坚决制裁，严厉惩罚；反对内省，强制压抑个人内在的情绪体验，不敢流露出真实的情绪感受；具有迷信意识和刻板印象，倾向于把责任从自身推卸给非个人所能控制的外在力量，经常采用简单化的二分法思想方法，表现为个人迷信和盲目崇拜；追求权力和使用强硬手段，从对权威人物的认同中，满足个人企图掌握权力及服从于权力的心理需要，否认个人的弱点。

简评米尔格拉姆实验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权威实验，对社会心理学关于服从问题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首先应该肯定，米尔格拉姆实验的设计十分巧妙，实验采取假目的、假被试和假电击，使被试的自我防御心理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增加了实验的可靠性。其次，米尔格拉姆使用的指标很客观，根据被试施行电击的强度等级来观察其服从行为的程度，比较自然、合理。而且，实验结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说明了当人们在得到保证、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容易表现出毫无原则的服从行为。

然而人们对此实验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的争议很大。有人认为这项实验缺乏科学道德。由“教师”对“学生”实施电击惩罚，使“教师”（被试）内心遭受巨大冲击，引起紧张和焦虑，有损于被试者的身心健康。此外，在实验过程中，采用假目的、假被试、假电击，用欺骗的手法进行实验，不符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于实验中涉及的伦理道德争论，是科学研究所普遍遇到的问题。在医学、生物学及其他多种学科的研究中都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至于实验中的“欺骗”行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实验技术或实验手段而已，实验本身并无恶意，况且事后也已向被试说明清楚，不会给被试造成重大的身心损伤。但是，这一实验毕竟是实验室中的实验，对于推广到现实生活中有一定的局限性。米尔格拉姆实验研究中的被试是由公开招聘而来的，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酬，并且在实验中得到明确的保证，对实验后果不需负任何责任，这就容易使被试产生迎合实验者要求的心理，可以毫无顾虑地表现出服从。这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行为不一样，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要对行为后果负完全的责任，甚至承担法律责任，这就限制了盲目的服从行为。而历史事件的发生，存在着时空条件，有一定的民族基础，这些情况实验本身无法复制和超越。因此，倘若将实验结果用来解释历史事件或普遍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未免失之偏颇。有人将这一实验结果来解释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时只是服从了上司的命令而已，其责任主要在于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作为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平的社会人，放弃原则而做那些灭绝人性的事情，任何解释都无法开脱其罪责。

有关不服从的情况

在生活中虽然有许多人都按照群体的规范或权威的意志行事，但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无条件地表示服从的。如果群体的规范或权威的要求不合理，或者群体的规范或权威的要求虽然合理，但不符合个人的实际需要时，个人就会表现出不服从的情况。不服从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一般有以下几种类型：

抗拒

表现为在行动上拒不执行任务，并提出口头或书面的抗议，主观上情绪偏激，怀有对立情绪，这在生活中可以经常看到。群体中领导与被领导者发生矛盾，往往是由于领导提出的任务或要求不为下级所接受。

消极抵制

有些群体成员对群体规定不愿意执行，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示不同意，只好表面上表示服从，而暗地里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例如，工厂里有些班组长对厂里过分严格的规章制度有意见，但不敢公开与之对抗，于是当暗地里即使有工人违反制度时，也不愿意去深究。

自由主义的态度

有些人服从命令或遵守规定是被迫的、不自觉的，他们在一般情况下能够维护群体的规范，服从权威的意志，但是在无人督促的情况下会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例如，有些汽车司机在马路上驾驶汽车时，看到有交通警察在维持交通秩序，能够服从指挥按规定的速度行车，一旦处于无人管辖地段或警察不在现场，则容易超速行驶。又如，一些学生在班主任面前能遵守课堂纪律，当班主任走开时，便“蠢蠢欲动”起来。

研究服从行为的意义

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总是隶属于某个群体，每个群体中都会有一定的规范和纪律，要求大家共同遵守。如果群体成员遵守群体的规章制度，群体就会对他加以肯定、赞赏；违反群体规范，则受到群体的批评，倘若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可见，群体的规范对每一个人来说，不管是否愿意，都必须服从，否则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社会生活，于人于己都不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服从群体规范都是自觉自愿的，但在有些方面也可能是被迫的，被迫的服从形成了习惯以后就会变成自觉的服从。例如，行人要走人行道、过马路要走横道线，就是从被动服从到自觉服从的过程。

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群体成员对领导人物的服从也是必要的，因为群体领导是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对领导人物的服从，可以使群体在统一指挥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大家齐心协力，为达到群体目标而共同努力，从而提高群体的活动效率。

但是，服从并不等于盲从，也不是无条件的听从。盲目服从可以表现为对领导或权威的盲目崇拜，毫无原则地听从权威的命令，这是失去个性化的体现。通常这种类型的群体由于缺少反对意见，易形成专制型群体，貌似团结，实际上很容易走向错误的极端。

第四节　顺　从

顺从是指对他人的请求作出肯定的答复。顺从行为每天都在发生，它使人们改变起初的意见，向别人妥协。人们在相互交往之中，总是力求适时地向别人提出一些要求并希望他们接受，同时也根据自己的需求而接受或拒绝别人的要求。这些要求不同于命令，并非一定遵照不可，但是人们有时候确实更乐意选择接受，这便是顺从的力量。

将顺从行为与我们前面讲述过的从众、众从和服从行为进行比较：从发生者与接受者来看，从众、众从和服从行为是群体与个体或群体与群体的关系，而顺从行为是个体对个体的影响，是单一行为针对单一要求的改变。

从有无强制性来看，服从是在强大外界压力的作用下产生的，而顺从行为则是应人的要求或请求而产生的，要求或请求的发出者既不是权威者也不是权威机构，而是平等的或者低于接受者的位置。

顺从的策略

营销人员使得顾客掏腰包购买其产品，慈善机构募集捐款，义务献血点征集到献血志愿者，候选人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选票……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顺从行为总是受到有意或无意的策略影响。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顺从，又是什么策略促成了顺从行为呢？社会心理学对此进行了研究，主要提出了以下一些观点：

不假思索的顺从

有时候，人们遵从内化了的社会规范而不对行为本身进一步推敲。当基于既定事实的情况发生时，人们会自动化、不经思考就顺从。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比如说与初次见面的人握手，学生应当听从老师的教导，在停车场付给穿制服的人停车费。这些自动化了的社会规范节约了心理资源，人们不必在特定的情境下仔细思考每一个环节，符合经济原则。然而这有时导致了不正确的顺从。正如一则笑话，罗伯特一边吃早餐一边读报纸，吃完后顺手把小费留在了桌子上——他完全忘了他是在自己家里用的早餐。

“得寸进尺”的策略

始于一个几乎任何人都会接受的小请求，接下来的相对较大的要求也容易被接受。其原理前章已有叙述。

为什么得寸进尺的策略会奏效，有心理学家用自我知觉理论来进行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开始的遵从行为通过某种方式改变了个体的自我心理表征。例如在宣传安全驾驶的试验中，一旦被试接受了一个小的请求，就可能会轻微改变对自己的知觉，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关心安全的人，为了保持对自己前后知觉的一致，在第二个较大的要求提出后，他们要比没有参加前面实验的人更容易顺从。关于这一策略的另一种解释是让人同意或接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得寸进尺的手法之所以有效是它逐步地帮助目标人物以一种专门的方式来看待大的要求。

“以退为进”的策略

在拒绝了第一个不合理要求后，人们倾向于接受继之提出的一个相对合理的要求。人们似乎觉得当提要求的人作出一些让步的时候，自己也应该相应地作出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只能持续较短时间的作用，当人们答应了大请求之后的小请求，再向他们提出要求就不容易被接受了，因为他们觉得接受了第二个请求已经完成了“义务”。因此若想使请求的效用持久，最好是换用“得寸进尺”的策略。另外，以退为进策略发生作用的另一个前提是，大要求和小要求间要有明显的关联。

“意外惊喜”的策略

一位推销员向一位顾客介绍了一款微波炉的性能及其价格，顾客正在犹豫是否购买，推销员此时对顾客说，现在购买这款微波炉还会附赠一套微波炉专用器皿，或优惠10%的价格，从而期望顾客更加愿意购买。实际上一直在搞促销活动，但以这些附加产品给顾客以意外的惊喜，是商家常用的手段。还有一种同样百试不爽的销售手段，就是“低球”策略。

“低球”策略

“低球”策略首先以非常具有诱惑力的条件作诱饵，一旦消费者上钩，再坦白条件并非像当初承诺的那么好，而这时消费者已经骑虎难下。尽管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但很明显具有欺骗的性质，因此，在有的国家，法律规定“低球”策略在一些商业活动如汽车销售中是违法的。

研究者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和他的同事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来验证“低球”策略：一种情境是他们打电话要求被试第二天一早7点钟要来参加实验；另一种情境是首先打电话告诉对方要参加一个实验，在对方同意后再告知实验的时间是第二天早晨7点。结果是第一种情境中，答应并准时参加实验的占25%；在第二种情境下有55%的人答应并准时参加了实验。证明“低球”策略发挥了作用。

引起注意的技术

这种技术的基本观点是人们通常会不假思索地拒绝某种要求。比如对路边的乞丐，大部分人都会感到反感，很快地走过；对那些发放传单的人，你通常也不会很耐心地站下来伸手去接，赶紧快走几步绕过发传单的人。一种解释是乞讨的人和发传单的人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迈克尔（Michael）和他的同事就进行过这样的一次实验，让志愿者化装成乞丐，第一种是用常见的行为乞讨：“给我一个硬币吧。”另一种是稍变换了一下方式：“给我37美分吧。”结果与研究者的预期是一致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有23%的人对“乞丐”进行了施舍，在第二种情况下有37%的人进行了施舍。

影响顺从的因素

要求提出的方式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正如俗语所讲：“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话，而是怎么说。”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不同的策略影响了人们的决定呢？

积极情感

有研究表明，在一个能够引起积极情感的情境中所提出的要求更容易被接受。因此，个体的情绪状态可能被整合到了对请求的精细加工过程中，这个加工过程还包括当前可获得的信息刺激，激活和使用先前的知识结构，以及已有知识和新刺激的碰撞中所产生的新的知识经验（Forgas，1995）。因此，在对方心情愉快的时候提出请求容易被接纳，而对方心情不佳时，同样的请求却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

互惠原则

人们都愿意发展并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一条基本的准则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当别人对我们有“恩”时，我们习惯以某种方式进行“回报”。然而有时候“回报”与“施恩”不成比例，一些商家即利用了这种不平等的互惠原则，以一些微小的“施恩”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例如，销售商会利用“以退为进”的策略，在商场中提供免费试用品，消费者试用之后，为了“回报”，于是购买产品。“意外惊喜”的策略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互惠原则被证明是顺从行为的重要因素（Whatley et al.，1999）。

一致性原则

人们一经作出了某种判断，就有意维持这种判断，并尽可能表现出言行一致。如“得寸进尺”策略和“低球”策略都是基于这一原则。一旦人们答应了一个要求后，就很可能答应随后的较大的要求。甚至即使当初促使他们答应的前提条件现在已经不成立，他们原来的承诺也很难令他们说“不”。

易得性

越是被限制的、不容易得到的选择，越容易促使人们去争取，这就是“激将法”策略的原理。如果商店贴出“仅此一件”或“最后一天”的促销标语，消费者会觉得机不可失。心理激将法（reactance）的理论认为当选择的自由受到威胁时，人们经历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使得他们力图重新把握自由的选择权（Brehm，1966）。

研究顺从行为的意义

对顺从行为进行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如何使别人答应你”已经成为了销售人员的必修课，推销员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顺从策略来获得利润，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学习运用这些策略满足意愿；另一方面，作为被要求者，也需要有本领来识破策略，经过仔细的权衡，作出决定。

闯红灯　你也“从众”吗？

现在来假设一个情境：在车流稀少的十字路口，遇到了红灯，你看到周围许多行人左顾右盼，见车不多，从容地闯了红灯，你还会留在原处等待绿灯通行吗？

这是来自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调查。

调查显示：有近8成的人，都曾经有过闯红灯的行为。那么人们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闯红灯呢？除了认为路口没有车、安全，这种情况占到了8成，排在第二位的是，“别人都闯了，我不闯就会觉得自己傻”也占到了将近两成。

网友帖子：有一次我在国贸附近过马路，看见红灯本能地停了下来，但是让我特别别扭的是，从我后面经过的人都冲出了人行道，过了马路，人少还好点，这人一多，别人都走了，就留我一个人在那里傻站着，还真觉得有点别扭。

调查人员在北京北太平桥下繁华的路口进行了现场实验：

第一组实验有两名志愿者在红灯前停住，有位先生也要过马路，可他绕过我们的两位志愿者，小跑着过了马路。接下来的一位是停住了，张望了一下，看了看有没有车，见没有过往的车辆，大摇大摆地穿过了马路。下一位先生也有些犹豫，左顾右盼了一下，很自信地过了马路，最后一位等红灯的女士，看见有人穿过了马路，也随着前面的先生过了马路。

两人一组的第二次实验：有两个女孩一边聊天，一边绕过了志愿者，谈笑风生地过了马路。随后跟上来的5位行人留了下来，一位女士明显等不及了，蹦蹦跳跳地冲到了马路中央，来往的车辆从她身边经过，她很镇定，瞅准了，奔过去。一看有人过了马路，一对老人家也站不住了，红灯还没变绿，就颤颤巍巍地过了马路，实验结果：有两名行人和志愿者等到了绿灯。

第二组实验，4名志愿者，在红灯还没有亮的时候，站在了一大群准备过马路的人前面。身后的这些行人，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吗？只见人们绕过了4名志愿者，赶在汽车启动前穿过马路。结果，除了我们的4名志愿者，只有位先生和志愿者一起等来了绿灯。

4人一组的第二次实验。一位美女一点都没有犹豫，首先目不斜视地穿过了马路，原本站在红灯下有一点点犹豫的其他3位行人，最终还是决定不跟随我们的志愿者留下，跟着这位美女穿过了马路。

第三组8名志愿者，一字散开。这次他们会成功吗？走在他们身后的行人，纷纷绕过了我们的志愿者。留下的只有一位男士和一个穿蓝衣服的女孩。可这位男士的手里怎么还拿着一张纸条？原来是留下来问路的。再看这个女孩，一直在犹豫地张望着，一会看看有没有车，一会看看我们的志愿者，他们是走还是留？结果：这两位行人跟我们的志愿者一起等到了绿灯。

8人组的第二次实验换了个路口。几名志愿者有意识地站成了一道人墙，一位行人拐了个弯，找到了人墙中比较疏漏的地方，拨开了志愿者冲到了马路上，他身后的这几位女士，看到他这样过了马路，也顺着这位先生开辟的道路过了马路。最后只剩下志愿者孤单地站在红灯下。

资料来源：www.XINHUANET.com　2006年5月18日CCTV

第十一章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众心理的连锁反应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传递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交互作用，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一定的连锁反应。选服装时，我们追赶时尚潮流；购物时，我们受无处不在的商品广告的诱导；工作和人际交往中，我们可能听信流言，或成为流言攻击的对象……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关于流行、流言、暗示、模仿、舆论这一系列的大众心理连锁反应。

第一节　流　行

流行亦称时尚、风尚，平时人们所说的“热”、“时髦”、“时狂”等都是流行的不同表现形式。

流行的定义

流行是指社会中多数人都去追求某种生活方式，使这种生活方式在较短时期内到处可见，从而导致彼此之间连锁感染的现象。流行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心理现象，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窝蜂”现象。流行既体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如衣、食、住、行等）方面，也体现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如文化、娱乐活动等）方面。许多社会生活内容都存在着流行，如服装、建筑、汽车、发型、饰品、居室设计、休闲方式等等。人们的追求中可以体现当时的社会风气，或社会风尚，所以流行总是带有时代的特点、时代的风貌。20世纪50年代，男女老少都喜欢穿着素色服装，列宁装最受欢迎；70年代，年轻人很喜欢穿着草绿色军装，并佩带领袖像章；到了90年代，身材娇好的女性更喜欢穿着紧身服装，梳妆打扮迎合国际潮流。

流行因表现程度和持续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时髦和时狂两种。

时髦是流行的基本表现。它在一定时间内受人赞许，而且经常发生变化。它也包含了对某些被认为有待于改进的行为规范的叛逆。因此，人们对时髦的追求乃是偏离传统行为而倾向于当前新颖入时的生活方式。

时狂是流行的狂热表现，是一种热情追求某些生活方式而缺乏理智的倾向。17世纪在荷兰曾发生过郁金香时狂，许多荷兰人，不论穷人或富人都不事生产，而以高价买卖郁金香为荣。当人们认识到郁金香并无特殊价值时，便出现了竞相抛售。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发达的今天，许多人热衷于网络游戏，也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又如，时下许多青少年对歌星、影星、球星等的迷恋同样也是时狂的表现。

流行的特点

人们追求的服装、发式、音乐、动作等，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新奇性　这是所有流行项目的最显著的特征。但新奇性不在于流行项目本身是否新奇，而主要取决于当时人们的认识。如烫发，在20世纪80年代被人们视为新奇，流行起来，其实它早已存在，并不新，只是与当时的发式相比具有新奇性。

爆发性　流行一般表现为突然迅速地扩展与蔓延。例如，社会上曾一度流行开发儿童智力的玩具——魔方，一时间在全国各大城市十分流行，发展得特别快。

短时性　流行着的东西可以在短时间内消失。在现代社会，电影、电视、杂志，尤其是互联网等传播工具日渐普及，通过大量的宣传媒介，人们可以了解国内外最时兴的东西，这也加速了流行的兴衰。但是，服装的流行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持续性，而流行歌曲、玩具之类，其兴衰速度最快。

周期性　流行的变化具有周期性。今天作为时髦的事物，几个月之后也许变成陈旧的东西；而今天是陈旧的事物若干时间以后往往又被看作是新式的。美国学者A·L·克鲁伯曾研究过妇女时装的变迁，发现1844年至1919年这段时间里，时装的变化大约每5年到25年出现一个循环。

两极性　流行项目的变化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服装而言，长到极端必回到短，短到极端必回到长；大到极端必回到小，小到极端必回到大；宽到极端必回到紧，紧到极端必回到宽。从“喇叭裤”到“健美裤”，就是一个实例。

常态性　人们追求某种生活方式呈“常态曲线”。追求新奇、时髦事物的，开始总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随从者（也有一部分人从不追求新奇、时髦）。当大多数人加入流行行列时，少数人又去创导新的流行项目了。社会上某些有地位的人往往处于流行的领导地位。如果一种风尚发生在权威身上，则流传速度更快。《韩非子》上曾有一则记载：齐桓公喜欢穿紫颜色的衣服，故而使得全国的老百姓也都仿效穿紫色衣服。桓公对此十分担心，对管仲讲：“我们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很贵，老百姓都这样做，怎么办？”管仲向桓公献策道：“你若要阻止这种风气，首先是自己不穿，还要告诉左右大臣说，自己不喜欢紫色衣服，你以后凡是看到穿紫色衣服的，必须讲‘吾嫌紫色臭’。”齐桓公愿意试试看，于是一天之内左右大臣都不穿紫色衣服，一个月之内国内的老百姓也都不穿紫色衣服，一年之内他所统治的地区内也无人穿紫色衣服。

一般说来，流行只要不违反社会规范，可以允许人们自由地去选择，如女情年穿吊带衫、超短裙等，完全由人们任意选择，社会并不禁止。但不良的流行必须予以禁止。

流行的意义

在人们的周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模式。但流行一旦发生，便只对多种模式中的一种盖上切合时宜的印记，促使人们采用它，追随它。可见，流行起到了给人们的行动以统一性，给社会以某种秩序的作用。流行既有革新的一面，引导人们摆脱现状；又有保守的一面，引导许多人发生共同反应，从而使社会的统一性重新得到加强。从长远的眼光看，流行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人们追求流行，可以满足于一时性的欲望，消除不满，散发能量。流行过程一般不涉及社会本质的问题，它对社会可以起到稳定、巩固的作用。

流行对社会生活发生着一定的影响。它虽然只是一种社会风尚，“风行一时”，不如社会风俗传统那样历史悠久、那样稳固，但广为流行的东西往往会被固定下来转化为社会传统。当年孙中山倡导革命的同时，自己穿上新颖的服装——中山装，从此就流行全国。至今，中山装已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服饰的代表之一。流行也没有伦理道德那样的威力，但它盛行时，对伦理道德可以起着巩固或破坏的作用。美观、大方、文明的服装可以反映出人们高尚的情操和健康的心理状态；反之，则有悖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流行虽然不如法律手段那样具有强制性，但一些有益的流行，可以起到法律所不能的作用。健康的文娱活动、文明的生活方式，其社会意义是不能靠法律手段或行政命令来推行而获得的。当它们流行起来时，会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而导致人们更加热爱现实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当然，不健康的流行必然会冲击法律，对社会起破坏作用。目前，一些青少年学生热衷于网络游戏，不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若不加引导，势必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秩序。

流行的社会因素

流行受社会文化所制约

现代社会对于新的技术、新的设想持宽容态度，予以奖励与尊重，流行较容易形成；而在世袭的、固定的传统社会中，旧的秩序与思维模式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思想保守，致使人们大都不去追求新奇的事物。

流行最容易形成于两种社会形态交错的场合。当社会存在着阶层，而且阶层间流动的可能性很大时，流行容易形成。人们总是希望借助于某种流行项目，使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在阶层流动成为可能的条件下，人们更会设法使自己接受上层社会流行的生活方式，产生认同感。

流行依靠大众传播工具的宣传

在现代社会中，若没有宣传工具对流行的推动，这种流行只能活跃在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流行借助于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宣传工具的力量，可以很快地扩展到广阔的范围。流行还和商业网络相呼应，这对于提高流行的周转率起很大作用。许多现代的流行项目，往往是由生产者预先有计划地创造、人为进行普及的。因此，宣传机构、展览会、销售网等生产者所能够利用的信息和流通网络愈发达，则愈能加速流行的普及。

流行要有经济基础

流行的实现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如服装、乐器、手机、照相机的更新，须有具体的物质去替代。可见，一定的物质条件为人们追求流行提供了基础。

另外，流行必须对社会带来有益的作用，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如果流行的东西给社会带来不利，则会受到人们的抵制，有的即使一时流行起来，也会在很短时间内消失。

综上所述，从地域上看，都市的流行必然先于农村，中心城市的流行必然先于边远城市。繁华都市的范围愈大，人口愈多，工商业愈发达，宣传工具功能愈强，人们的思想也愈趋开放，流行的变换也就愈迅速。反之，在农村，在边远城市中，生活较保守，风俗传统的力量较大，外界输入信息较少，流行的变换也较少，于是那些早被大城市淘汰的过时货，往往在小城镇里还要流行一阵子。

流行的心理因素

流行并不具有社会的强制力，它与风俗不同，违反风俗往往会遭到社会的反对，而不追随流行并不会遭到人们的指责。因此，人们追求流行大多基于心理上的种种需要。

从众与模仿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被人视为乖僻、孤独是不能忍受的。于是，人们就要努力去适应周围环境，以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可供选择的最简便而又可靠的方法，便是模仿社会上流行的东西，如周围人们的服装、发式、行为、言语等，以适应环境。人们在追求与模仿流行事物时，心理上会产生一种安全感：既然这么多人这样做，一定是合乎时宜的、正确的，自己与他们一样，也不会错。所以，流行项目便成了引导人们如何行动的模特儿。

社会上许多人竞相模仿某种新奇事物时，就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尚——流行。模仿乃是再现他人的一定外部特征和行为方式、姿态、动作和行动，这些特征、行为方式、姿态的特点还同时具有一定的合理的情绪倾向性。

人们对流行项目的模仿不是通过社会或团体的命令而发生的，被人们模仿的对象具有一种榜样的作用。模仿有时因社会的一般号召，使模仿者自觉地发生与榜样相似的行为，也是出自模仿者对榜样的无意识的仿效。不过，人们模仿流行项目时，往往会改变其原形。《后汉书》中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就是这个道理。

人们为什么会发生模仿行为呢？在20世纪初，以塔尔德和麦独孤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把模仿看作为一种先天倾向。塔尔德用模仿来说明流行这一社会心理现象。他说，一个人创始，九十九个人学样。风俗是对过去事物的模仿，时尚就是对现在事物的模仿。麦独孤认为，人类有一种天然的冲动去照样做其他人的行为。而行为派则强调模仿是由于社会榜样的影响，可以通过学习榜样的行为而发生。

求新欲望

社会生活的内容若缺乏变化则会变得陈旧，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就会缺乏生气。人们企图打破这种趋向的动机与流行的追求有着密切关系。人有一种基本欲望，即想要从自己周围环境中寻求新刺激的欲望，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流行之所以能够存在，正是本身具有新奇性的缘故。

人们即使生活上自由自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十分满足，但若长期处于没有任何变化的社会情境中，总会逐渐感到厌倦，甚至不堪忍受，于是会产生摆脱陈旧生活模式的欲望，流行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用不断变化的新的面目满足人们的求新欲望。

自我防御与自我显示

有些人感到自己社会地位不高，承受着种种束缚，希望改变现状，避免受到心理上的伤害与压抑。他们往往认为追求某种流行可以实现自我防御与自我显示。于是，他们或者是为了发泄自己被压抑的感情而追求流行，或者是为了克服自己的劣等感而采用华丽的流行项目。例如，社会地位低下的美国黑人特别喜欢穿着最新流行的奇特华丽的服装；经济条件不宽裕的青年，结婚时特别讲排场、摆阔气；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总想用些流行的新奇词汇，以求消除自己的劣等感。这些都是出于自我防御。

有些人往往喜欢“标新立异”。他们有意无意地向他人表现和主张自己与众不同，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与个性，表明自己的嗜好与欲望。这些人追求流行则是为了显示自我。

流行的个别差异

人们是否追求流行，在流行的哪个阶段追求得最积极？表现出很大的个体差异，一般有五种类型。

先驱者　他们一般都是属于财力雄厚、富有冒险精神、有勇气、经常希望尝试新的构想的人。在生活中他们有时会被认为是“怪人”。

早期采用者　他们是有见解的、有眼力的人，也往往是为周围人所信赖而起着舆论指导作用的人。这种人能够成功地预见新事物的发展趋势，果断地采用新的构想。

前期追随者　这些人很少自己带头前进，对于新的构想比较慎重，但却能相当积极地追随流行。

后期追随者　他们对于新的构想抱十分慎重的态度，直至占压倒多数的人都采用时，才决心加以采用。

落伍者　这些人对于新的构想经常保持戒备，倾向于旧传统，对于人们追随流行的倾向十分不满，甚至看不惯。他们和先驱者一样，在很多场合下都比较孤立。

社会心理学家还发现，流行有年龄与性别的差异。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追求流行，青年比老年更追求流行。在性格上，脾气容易变化的人、喜欢华丽的人，对流行特别敏感。此外，虚荣心、好奇心、好胜心强的人都比较追求流行。

第二节　暗　示

暗示这一社会心理现象在生活中十分普遍。一个人在社会上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别人的暗示，也无时无刻不在暗示他人，从而使得人与人也间接发生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

暗示的定义

暗示，乃是在无对抗条件下，用某种间接的方法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从而使人们按照一定的方式去行动或接受一定的意见、思想。

暗示是一种被主观意愿肯定了的假说，不一定有根据，但由于主观上已经肯定了它的存在，就会促使其心理尽量趋向于主观假说。一个人生了病，一时查不出病因，自己怀疑是患上了癌症。这时，如果有位医生说他可能患有癌症，这个病人会更加确信。

暗示可以通过语言的形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市场上做买卖的人，常常向顾客介绍他的商品如何价廉物美，这就是语言的暗示。有些做买卖的商贩，为了推销他的商品，故意让其同伙们拥挤在他的摊头，造成“生意兴隆”的假象。过路人不知有诈，误以为他的商品价廉物美，于是挤进去抢购，这就是行为的暗示。还有，一些商店出售廉价物品时，往往冠以“出口转内销”之名招徕顾客，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出口的东西质量好，出口转内销又会减价，于是竞相抢买，这就是信誉的暗示。

暗示方式

从暗示的性质看，可以分为他人暗示、自我暗示两类。

他人暗示

暗示信息来自他人，称为他人暗示。权威的暗示是他人暗示的特殊情况。我国谚语讲：“人微言轻，人贵言重。”意思是人的地位不高、名声不响，则说话没有威望，不能引起别人的重视；如果声望高的、有地位的权威说话，就容易取得人们的相信。前者不易发生暗示作用，后者的暗示作用就大。

他人暗示又可以分直接暗示与间接暗示两种。

直接暗示

凡是将事物的意义直接提供给对方，使人们迅速而无怀疑地加以接受的，称为直接暗示，亦称提示。曾有一位化学教师向学生出示一只玻璃瓶，并告诉学生说该瓶内装有一种恶臭的气体，会很快散发开来，我将把瓶塞打开，谁闻到恶臭气味请立即举手。接着就打开瓶塞。15秒钟之后，前排多数学生已举手，一分钟后，全班四分之三学生举手。实际上瓶内并无恶臭气体，只是一个空水瓶而已。这就是直接暗示的作用。由于化学教师把“瓶内装有恶臭”的信息直接提供给学生，使学生信以为真。

间接暗示

凡是将事物的意义间接地提供给人们，使其迅速而无怀疑地予以接受的，称为间接暗示。间接暗示往往不把事物的意义讲清楚，或不表示自己的动机，使人们在言语之外，从事物本身了解其意义。间接暗示的效果大于直接暗示。据说，美国某市立图书馆工作人员，发现一些青年喜欢阅读低级趣味的小说，十分担忧，于是设法在这些小说封面和背面加一标签，介绍说，此类书籍尚有某书某书等。而他所介绍的书籍都是健康的小说。不久，工作人员发现这些青年都开始阅读此类健康小说了。后来他又设法再去介绍内容更优的小说。两年后，青年的阅读兴趣果然变得更加健康起来。

自我暗示

暗示信息来自本人，称为自我暗示。自我暗示对自身可以产生积极作用，也可以产生消极作用。一个人的自信心其实就是自我暗示。当一个人面临一项挑战性的新任务时，如果能看到自己的力量，并且有足够的勇气来承担这一任务，那么他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果缺乏自信心，则工作往往做不好。

自我暗示对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严重的消极的自我暗示下，一个人可以变得突然耳聋眼瞎，但其视力与听力的丧失并不是因为视神经与听神经受损，而仅仅是大脑中分管视觉与听觉的有关区域的功能受到扰乱，使相应的功能失调。

据说古时有位妇女曾误食一虫，于是自感身体不适而生病，多次求医都毫无效果。后来有个医生让她服药以吐泻，并告诉病人虫已泻出，当病人听说体内的虫已排出，病马上就痊愈了。这位妇女前后两个阶段的身体状况其实都是自我暗示的结果。

生活中往往有一种“疑神疑鬼”的自我暗示。俄国作家契诃夫曾写过一篇有名的作品《一个小公务员之死》。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公务员坐在将军后面看戏，不慎打了一个喷嚏，他自以为闯下了大祸，得罪了将军，很想向将军道歉，但又怕将军讨厌。最后，这个小公务员终于自认不能获得将军的原谅而闷闷死去。姑且不论这个作品的社会意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这正是自我暗示的表现。

暗示的作用

暗示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发生着很大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谢里夫曾对暗示的作用做过一个实验。他要求大学生对两段作品作出评价，告诉学生说，第一段作品是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写的，第二段作品是一个普通作家写的。其实这两段作品都是狄更斯所写。受了暗示的大学生却对两段作品作了十分悬殊的评价：第一段作品获得了宽厚而又崇敬的赞扬，第二段作品却得到了苛刻而严厉的挑剔。两段作品出自同一作者，只不过受到的暗示不同，就得到了大为不同的评价，充分证明了暗示的作用之大。

南京大学陈秀萍的暗示实验（1986），同样证明暗示有很大的心理作用。实验对象是干部进修班学员，实验材料是一张青年人的照片，实验者把干部进修班的学员分为两组，然后将两组人分别安置在两个地方。主试拿着这张青年人的照片，对一组学员说：“这是一个‘三进宫’的罪犯，请大家根据照片上的形象描写这个人的性格。”拿着同一张照片，主试对另一组学员说：“这是一个年轻的、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副教授，请大家根据照片上的形象描写这个人的性格。”结果发现，虽然是同一张照片，但由于主试的暗示不同，大家对照片中人的性格描写也不同。当然，在受暗示的程度上，每个学员有所差别，不过这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并没有人将“副教授”说成“罪犯”，把“罪犯”说成“副教授”。有趣的是，大家从同一双眼睛、同一个前额、同一个嘴巴中看到了不同的性格，参阅表11—1。

暗示不仅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发生影响，还会引起人们的生理变化。在实验室内，反复给被试喝大量糖水，经过检验，可以发现其血糖增高，出现糖尿并尿量增多等生理变化。此后，不给糖水，实验者用语言来暗示，结果同样会发生上述生理变化。这一实验表明，语言暗示可以代替实物，给人脑以兴奋的刺激，虽然被试未喝糖水，但人脑仍然参与了体内糖的代谢活动。人们常讲的“望梅止渴”，正是由于语言的参与而发生暗示作用，产生一定的生理变化——分泌唾液。

暗示得愈含蓄，其效果愈好。要使人们的心理活动受到影响，能按照一定的方向去行动，最好尽量少用命令的形式提出要求。用巧妙的方式引导，能获得更好的效果。例如，有些孩子有偏食的习惯，不肯吃青菜，父母不宜用命令的方式，让他非吃不可，应该自己先大口大口地吃青菜，并说：“这青菜烧得真好吃。”同时还可以对孩子介绍青菜的营养价值。在这种情境下，孩子多半也会随着吃青菜了。从效果看，含蓄的语言或设置具体情境要优于命令式要求，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都愿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愿意受到别人的干涉与控制。

影响暗示效果的因素

暗示效果的好坏既受主观因素影响，又受客观因素影响。

受暗示者的年龄与性别

年幼的儿童容易受暗示，因为他们知识少，经验少，缺乏思考力，容易轻信他人。比利时学者M·J·范伦同曾做过一个实验，他请助手向27位儿童作五分钟演说，然后离去。实验者问儿童，这位先生哪一只手拿帽子？其实他的助手演说时一直戴着帽子，但其中有24个儿童回答说，他用右手（或左手）拿帽子。可见，越是富有暗示性的问题，儿童越容易接受暗示。

但从另一方面看，年龄越小的儿童又越不会被暗示。由于年龄小，知识经验少，切身感受亦少，因而无法接受暗示，暗示效果无从产生。我们曾做过一个暗示实验，发现年龄越大，暗示镇痛效果越好，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在生活中对于酸、胀、麻、重等本体感觉有体会，故当作佯针刺时，暗示镇痛效果就大些；年轻人（包括少年）由于无此体会，故不能发生暗示作用。由此可见，暗示的效果在与年龄有关的同时，和暗示内容与该年龄段本身的相关性还有联系。

暗示的效果表现出性别差异。美国学者W·勃朗曾研究过暗示性的性别差异，发现女子比男子更易接受暗示。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指出，由于女子富有感情，当情绪高涨时最容易受外界影响，较易受暗示。另外，女子受教育不同于男子，往往对男子表示顺从，较易受暗示。罗斯指出，若女子在社会上受同样的待遇，参加同样的社会活动，具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则暗示效果的性别差异就会小得多。

受暗示者的心理状态

受暗示者的心理状态不同，暗示效果亦不同。人们在疲倦时易受暗示，精神振作时则不然；人们对于毫无经验的事物易受暗示，对于具有充分知识的事物则不然。人们对于嗜好的事物或习惯的行为易受暗示，反之则不然。一般而言，意志坚强者或感情冷漠者均不易受暗示。

人格的倾向性也与受暗示的效果有关。从独立自主的倾向来看，一种人缺乏主见，随波逐流，他们容易接受暗示者的影响；另一种人独立性很强，他们往往具有反暗示性，反对顺从，反对压服，特别是当知道（意识到或猜到）他人企图施以暗示影响的时候，更不会接受暗示，所以暗示者施加的影响就不起作用。

当时的情境

人们是否接受暗示，往往与当时的情境有关。F·奥尔波特指出，人们往往屈服于多数人的意志。“当群众站起时，我们亦自然站起；当群众拍手时，我们亦随之拍手；群众表示反对时，我们亦常不持异议。”

社会心理学家H·T·穆尔（H.T Muir）曾做过一项暗示实验，内容是关于学生的语言及道德行为的判断。第一轮实验，主试对学生不作任何暗示。第二轮实验的内容与第一轮实验相同，只是告诉学生说，多数人都已作出某种判断。然后对照两个实验的结果，发现：学生中改变自己原来的意见而符合多数人意见的人数与坚持自己原来意见的人数比例为5∶1。

暗示者的影响力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发生影响，但有人影响力很大，有人则很小。罗斯指出，凡是最有影响力的人，就是最有力量的人。罗斯指出9种影响力与所属的9种阶层和阶级，后有学者又补充1种，共10种影响力，参看表11—2。

上述10种情况都具有影响力，暗示作用就大。生活中确有这样的情况，同样一句话，出于有社会地位的人，比普通人更有效果。

暗示刺激的特点

暗示效果大小与暗示者出示的刺激特点有关。

一种刺激经过多次反复，更易发生效果。有些商业广告往往连续刊登，甚至终年不停，其他如标语、座右铭等，若能经常出示，总会发生暗示作用。刺激的反复持久若能从多方面发出，则其暗示效果更大。有些商业广告不仅反复刊登，而且同时刊登几种报刊，甚至同时登载几个城市的报刊，暗示效果尤佳。总之，任何暗示刺激，其表现的范围愈广，区域愈大，分量愈多，而又不断反复，其暗示效果必然愈大。

暗示刺激的特殊性或具有新奇性都较易产生暗示作用。人们对于环境中的事物，总是注意其特殊的或新奇的方面，容易接受其暗示。早期社会心理学家B·薛第士曾做一实验，向学生出示6个正方形，让他们任意选择其中一个。照理，6个正方形都有被选中的机会，结果发现，由于第三个正方形位置特殊而被选中的机会就特别多，这表明正方形的特殊位置具有暗示作用。

暗示的意义

暗示这一社会心理现象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重要意义。

暗示在医学领域中的意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前线的士兵们流行着一种因炸弹的爆炸震惊而得的心理恐惧症——“弹震病”，患者四肢严重瘫痪。当时英国的心理学家麦独孤参加了战时诊疗，他凭借自己的威望，成功地进行了多次暗示治疗，使战士得以康复，这就是医学上的暗示疗法。

医生对病人最易发生暗示作用。病人即使患了不治之症，如果医生安慰病人，关心病人，再加上悉心治疗，就会增添病人的自信心，病人与医生密切配合，就能取得圆满效果。日本电视剧《血疑》中幸子的父亲大岛茂是个医生，看到女儿生了白血病，一边千方百计地为她治病，一边鼓励她要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有所追求，有所希望。父亲的积极暗示，使幸子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在她活着的时候，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暗示在体育运动领域中的意义

体育竞赛中，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运动员最重要的是树立必胜的信念，克服一切不利因素，实现积极的自我暗示，稳定自己的情绪，才能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技术水平。比赛时，运动员总是怀有程度不等的紧张情绪，这时，周围人们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对他发生暗示作用。若领队、教练以和蔼可亲并充满信心的态度对运动员加以支持、激励、赞扬，就能对运动员起积极的暗示作用；若运动员与领队、教练的关系素来十分融洽，相互信赖，也能促使运动员产生积极的自我暗示，使他的技术得以充分发挥。双方组织的拉拉队对各自运动员的鼓励，实质上也起着暗示作用。

暗示在教育领域中的意义

近年来，国外许多学者都纷纷研究“暗示教学法”。暗示教学法的三条原则是：（1）保持愉快、轻松、集中的心理松弛状态的原则；（2）有意识与无意识统一的原则；（3）暗示手段相互作用的原则。上述原则的生理学理论基础在于，人的大脑两半球是其心理的主要器官，左半球优势脑掌管逻辑、理性和分析思维的，右半球优势脑负责直觉、创造力和想象的。它们并非彼此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和神经系统其他部分共同协同活动的。暗示教学法就是并用大脑左右两半球的优势作用，共同实现反映现实的功能和调节各种复杂活动的作用。

教师的语言富有暗示作用。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的整个教育过程中都有暗示，所谓“循循善诱”，就包含了暗示作用。

此外，暗示在商业领域内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有些商人为了推销商品，不惜重金聘请名演员、名运动员为他们做广告。这些广告宣传对人们发生了暗示作用，人们就会自愿去购买他们的商品，产生了所谓“名牌效应”。

综上所述，暗示在社会生活中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它可以应用于医疗、商业、体育、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接受暗示毕竟不是一种根据事实作出判断的品质，接受暗示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盲从的表现，它往往是与缺乏知识、缺少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也与性格上缺少独立性、不善于独立思考有关。因此，不断丰富知识，提高水平，磨炼意志，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可以降低接受他人暗示的程度。

第三节　模　仿

什么是模仿

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到他人行为的刺激，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相仿。

模仿有几个特征：（1）非控制性。模仿不是由他人或社会所控制的行为。模仿有时因社会的号召自觉地发生与榜样相似的行为，有时是对榜样无意地仿效。（2）表面性。模仿是对他人行为的模仿，而不是对榜样内心世界的模仿。实际上，内心世界是无法模仿的，个人体验是无法互通的。所以，模仿仅仅是他人行为的再现。（3）相似性。模仿是对榜样外部行为的仿效，所以，模仿者的行为就要与榜样的行为相同或类似。尽管这种相似不可能做到完全一样，但总会存在某种程度或行为某一部分的相似。

关于对模仿的认识，心理学上分为两种观点：本能论和社会学习理论。以塔德和麦独孤为代表的“本能论”认为模仿是一种先天的倾向。塔德认为模仿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存在的基本原则，由于模仿的结果而产生了群体的规范和价值。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创造，即发明；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通话即模仿。社会发展中，先是有发明的出现，大家纷纷模仿，才使得这些发明进入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以米勒和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模仿是后天通过强化学习习得的。班杜拉认为“本能论”忽略了重要的社会因素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他尤其在对儿童侵犯行为的研究中证明了模仿的后天习得性。

模仿的类型

模仿有很多种类型，根据模仿是否自觉可分为：

有意模仿　有意模仿者自觉地学习他人行为，在理性指导下进行仿效。有些有意模仿是盲目模仿。即模仿者并不理解他人的行为意义，也不知道他人为什么这样做。“东施效颦”就是例子。当然也有些模仿者懂得他人行为的意义而有选择地进行模仿。

无意模仿　无意模仿是模仿者在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意义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仿照别人的行为。这种模仿大部分是由于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长期受影响，不自觉地模仿别人。比如工作时常常会在语言上模仿同事等。

而根据被模仿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

对个人的模仿　对个人的模仿是模仿者将某个人的行为作为自己的榜样，把被模仿的对象当作自己的榜样。这种模仿大都是有意的，是希望自己的行为类似于榜样的行为。因此，对个人的模仿常常会变成对榜样的崇拜。

对群体的模仿　对群体的模仿是模仿者将群体的某种共同行为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对群体的模仿也可分为对群体规范和群体特定行为的模仿。如一个新的队员会模仿球队其他球员上场时划十字的动作，办公室的一位新成员会改吸办公室其他成员都吸的那个牌子的香烟等等。

影响模仿的因素

影响模仿行为的因素也很多，有年龄、威信、类似等因素。下面分别作简单介绍。

年龄

一般来说，儿童的模仿性大于成年人，这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儿童的模仿行为是个人社会化不可缺少的环节。儿童关心、喜欢、接触多的人和事物，往往首先成为他的模仿对象。所以，一般来说，父母总是儿童模仿的榜样，而年龄越大，模仿的行为就越少。

威信

构成威信的因素很多。比如年龄、权利、地位、名望、才能、知识等等。只要在某方面占有优势，就会获得相应的威信，从而有可能成为他人模仿的对象。

类似

模仿的对象往往是类似自己又高于自己的人。有70名女大学生参加了某个实验。首先，她们被带到一个个单间欣赏唱片，然后和隔壁的实验者的助手（假被试）交换意见，第一次假被试听完真被试的意见后附和了她，再次重复这个过程后，假被试先发表意见，结果，真被试作了同样的选择。可见，特质相似者之间容易产生模仿。

第四节　舆　论

舆论也是大众社会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对个人或团体发生着一定的影响。

舆论的定义

舆论是公众的意见与看法，是社会全体成员或大多数人的共同信念，也可以说是信息沟通后的一种共鸣。

个人在社会中遇到一些社会现象，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主观反应。这些反应并未取得统一，但经过彼此间相互作用之后，逐渐加以汇集，使个人原先的主观反应经过群众无形的压力而改变，最后形成一种相同看法，这也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心理现象。社会舆论形成之后，就成为一种群众性的意见，对社会发生更大的影响，从而产生连锁性反应。

社会心理学家F·奥尔波特在其所著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指出：“舆论一词常指全体或大多数人的共同信念或情操。”“舆论仅是个人意见的集合。”舆论乃是“社会上普遍的见解”。这就是说，他把舆论理解为社会上普遍的、一致的看法与意见。

政治学家J·普莱士指出，“舆论一词是指有关影响于社会事项的意见的集合。这是一切不同见解、信仰、想象、成见与渴望等的综合体。这是将混杂、松懈、无定形而日日变动的错综复杂的现象，经过了综合与澄清的过程，最后产生出某种见解。”“这类见解为多数民众所支持而产生力量。”“这种被赞成或反对的某项主张，因此成为领导的力量。”这就是说，他把舆论理解为比其他意见更为强有力的、足以压倒其他意见的一种力量。

社会学家R·E·派克等人指出：“舆论不是公众全体或大多数人的意见，也不是特殊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公众全体一般倾向的综合意见。”“舆论必须包含公开讨论。任何事情一旦到达公开讨论时期，就有舆论表现。”

我国社会学家孙本文概括上述学者的观点，指出他们在舆论定义上的共同点：（1）舆论若是社会上许多人共同的意见，则具有社会力量，可以制约个人行为。（2）舆论既是共同的意见，则必有一致的看法，但此种一致的看法是由不同意见最后演变而来，它是各种意见的综合体。社会上发生某一事故时，人们总会纷纷发表各自意见，最后形成一种比较共同一致的意见。（3）舆论有时是一种合理的判断，有时则纯粹为感情的表现。这须视具体情境而定。有的情境可以引起人们冷静的思考、充分的讨论，以形成一致意见；有的情境可以引起人们感情的冲动，因而形成共同看法。（4）舆论是属于全体的意见、多数人意见或少数人意见，主要根据这种意见本身的力量。有力量的意见即使是少数人所主张的，也可以成为舆论，人们既有从众的心理倾向，亦有众从的心理倾向。一般舆论的形成，开始往往来自少数人的意见，经互相讨论，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所以某种意见只要经过社会上有力量、有影响的少数人的号召，无形中就会成为社会上的主要意见。

舆论的特征

从以上定义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舆论的几个特征：

为多数人赞成与支持　舆论作为一种公众的意见，当然是为多数人赞成与支持的。若社会上某种意见，即使有人大力宣传与提倡，但未能取得人们的赞成与支持，那么这种意见并不能称之为舆论。例如，社会对于当前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等看法，是为许多人所赞成的，即使不是人人表态，也是内心默契的，故可以说是代表社会的舆论。

总是有关社会的安宁与幸福的问题　舆论总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特殊现象，这些特殊现象违反社会固有的风俗传统和伦理道德，有悖于社会已有规范，不利于社会的安宁与幸福，于是人们会作出种种议论。例如，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个别小辈虐待老人的情况，引起人们的关注，而纷纷提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由此形成一种关心老年人的舆论。

本身含有合理性　舆论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与讨论，逐渐使人们看到其合理的部分，从而采纳它、赞同它、支持它。

有效性　能否使某种意见成为舆论，最主要的是在于它的有效性，即这种意见能否发生社会影响。某种意见能推动或阻碍社会上的某种行为，这种意见就是舆论。

一般不是政府的意见　政府的意见往往以政府的公告、宣言、政策等形式出现，舆论则是广大民众的呼声。开明的政府所提出的公告、宣言、政策等往往是充分研究社会上流行的舆论之后提出的，提出之后也密切关注社会对它们的舆论。作为反馈信息，以便必要时及时修改。

舆论的多元化　舆论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是多元化的，因为舆论总是代表着社会群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由于社会群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们对于所发生的某种事态不可能有一致的舆论，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形成不同的舆论。例如，关于两代人之间的差距，老一代有老一代的舆论，年轻一代则有年轻一代的舆论。

在阶级社会里，舆论的一致与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同阶级所持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不同，根本利益不同，他们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事态明显地会形成不同的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

舆论的形成

舆论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它由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所制约。

舆论形成的过程

形成舆论的整个过程可以相对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问题的起因　舆论总是起因于社会发生的特殊事故或超越社会规范的特殊行为，这些特殊事故或特殊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来。这是舆论形成的最初阶段。例如，近年来报纸连续报道了高级官员腐败落马的消息，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关心，于是舆论将我国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

引起社会议论　可以说越是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与人们切身利害关系越密切。如房价问题，由于牵动社会干家万户的居住生活，几乎人人都会发议论。这是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

意见的归纳　在议论纷纷之中，凡是能适合人们心愿的意见，会逐渐成为一种主流，为社会上层少数人所采纳，并加以宣传、扩散，使之家喻户晓，最终成为舆论。

舆论形成的主客观因素

舆论为什么容易被人们接受与传播呢？首先是舆论代表了群众的倾向性意见和综合观点，它本身具有许多客观的合理因素，除此外，还有其心理上的原因。

群众在主观上早先有了心理感受与心理准备，只是不很清楚、明确。这种心理倾向遇到了舆论信息，个人原先的心理状态就会被唤醒而转变为个人意见。

群众的激烈情绪是无法压抑的。他们一旦接受了舆论，就很快会把它加以扩散，以致使舆论的形式与传播带有浓厚的情绪色彩。

当个人生活受到挫折与困难不能解决时，最容易接受某种舆论。例如，关于下岗人员待遇低的舆论，最易接受的当然是广大的下岗人员。可见，个人对舆论的接受、扩散与传播，同个人的需要与愿望有关。

舆论的作用

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平时讲的“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等就是一种无形的动力，而“众怒难犯”等则是一种精神压力。古人讲，“得民心者存，失民心者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里讲的“民心”、“道”，实质就是公众的意见，即舆论。

舆论起着一种评论的作用

舆论对个人、社会团体乃至政府，都能发生一定的制约与监督作用。

舆论可以制约个人的行为。有时候，团体内成员之间为了某个问题发生矛盾与冲突，其他人对此会作出评论，于是，理屈的一方会停止争吵，作出让步。同样，一个行为失检的人在集体舆论下会有所收敛。公共场合下的矛盾与冲突，在人们一致舆论下也会较快解决。个人在社会中总是会发生从众行为。舆论既然代表着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量，使它对每个人具有一种压力作用，约束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所以，正确的、健康的舆论能够团结群众、鼓舞群众，阻止不道德的言论和行为的发生。

舆论对群体有相当大的影响。舆论多半是反映着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群体领导人如果忽视了舆论，会使群众产生反感及冷漠的心理。正确舆论可以战胜不健康的舆论，打击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使正气抬头。在某些群体中，如果在正气未抬头、邪气上升的气氛下，也可能有一些不健康的舆论，如“当先进为了出风头”，“结婚不请酒是小气”等。作为一个群体，必须针锋相对地制造正确舆论，以抵消那些不健康的舆论。

舆论起着一种指导作用

一些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后指出，在购买物品和欣赏电影、音乐时，舆论起着重要的作用。介绍某一商品或某一电影的人，称为舆论指导者，通过舆论指导者的宣传，就更具有说服力。因为舆论指导者总是某方面的专家，熟悉他所介绍的对象，并且和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

舆论起着一种鼓动作用

进步舆论往往可以成为革命运动的先导，只有舆论先行，才能发生伟大的革命运动。没有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作为舆论准备，就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样，要进行反动活动，也要制造反革命舆论，“十年动乱”时期，最早流行的“怀疑、打倒一切”、“老子英雄儿好汉”等口号，就是为坑害革命干部而作的舆论准备。

正因为舆论具有上述作用，舆论阵地必须由我们国家的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利用电台、报刊等宣传机构作舆论宣传，使宣传内容反映群众的呼声，传达党和政府的希望和要求。

舆论的研究

舆论反映了社会上多数人的意见与要求，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作为群体的领导者，政府部门应该经常关心舆论，知道人们正在想些什么，并进行舆论指导。

开讨论会、做好来信来访工作等，都是研究舆论的重要途径。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宣传工具，可以了解当前的社会舆论动向。民意测验更是直接了解舆论的一种途径，它比上述途径更具优越性。民意测验可以在较广范围之内就某个方面的问题对社会大众进行抽样调查。例如，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过去只有在国外的某些范围内进行讨论，那么到底“安乐死”在中国是否适用？通过民意测验就可以了解其倾向性，以便作合理指导。

涉及政治性问题的舆论调查，我国有学者认为，问卷调查的题目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被调查者对正面或反面的题目可以表示同意，也可以表示不同意，因为“这些题目从根本上说都是中性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测量出人民群众的意向。社会上不要因为问卷中有一些反面题目就大惊小怪”。可以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第五节　流　言

流言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所发生的连锁反应极为迅速。

流言概述

流言的定义

流言是提不出任何信得过的确切的依据，而在人们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种特定的消息。“流言”一词，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中，“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后经蔡沈作了注解：“流言，无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可见，流言是一种无根据的假消息。

谣言和流言有些不同，谣言是恶意的攻击，是谣言制造者故意捏造、散布的假消息。两者的区别在于动机不同，其共同点是，它们都缺乏明确而可靠的事实根据，但都能广为传播。

流言内容的变化

G·奥尔波特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实验，他发现口头传播流言后，其内容会发生明显的歪曲。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某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走样，最后弄得面目全非。在传播过程中流言内容发生变化的特点如下：

一般性　流言内容越传越变得简略与扼要，遗漏掉许多具体的细节，流失了许多信息，越到后来越使人感到内容很一般化。

强调性　听到流言的人，由于对其中有些内容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和兴趣，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经他再次传播时，就会强调其印象深刻的部分。

同化性　流言的接受者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需要态度等主观因素来理解流言的内容，凡是他认为合乎逻辑的部分就接受下来，同时凭自己的想象对它进一步加工（添油加醋）之后再广为传播。

选择性　流言的传播并不是平均地、广泛地传给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它只流传给那些和传播者有密切关系的人，并要求保密，“不要告诉别人”。流言也多半在一个群体之内传播，因为群体成员对当前的某些问题是共同关心与注意的。

变速性　流言传播的速度往往是开始缓慢，然后不断地加快，当达到了高潮，将近饱和状态——人人皆知时，又变得缓慢起来，整个传播过程呈S型。

失真性　流言经由口头传播后，其内容会发生明显的歪曲，越传越失真，最后面目全非。口头传播的信息，即使原先不是流言，而是真实的内容，也会发生歪曲、失真现象，特别是几经口头传播。

故事性　传播流言的人，为了便于向他人转述，会把传给他的信息的某些情节重新安排，从而增加了故事性。

流言产生与传播的主客观因素

流言的产生与传播总有其特殊背景，与社会个人、群体的某些特点有关。

社会情境

流言总是发生在和人们生活有重大关系的问题上，G·奥尔波特指出流言的发生与流传有三个条件：（1）在缺乏可靠信息的情况下，最易产生与传播流言。人们越是弄不清真实的情况，流言就越是容易传播。（2）在不安和忧虑的情况下，会促使流言产生和传播。例如，某种货物价格上升之后，人们就会产生不安与忧虑，担心其他物品也要涨价，于是关于物价上涨的各种流言，就开始产生和传播了。（3）在社会处于危机状态下，如战争年代、地震、灾荒时，人们容易产生恐怖感与紧张感，流言也容易传播。

此外，身处一定社会情境中的个人，若突然被置于显要地位时，也容易发生关于他的流言。一般说来，关于个人的流言，往往是针对处在比较重要的社会地位上的人。当然，社会地位的高低是相对的，某人在农村中很有地位，一旦到了大城市可能默默无闻；在本城市很有名气，但在全国则无足轻重。当某人在一定范围内突然有了地位，就有可能成为这范围内的众矢之的，流言四起。

流言形成的心理原因

流言的形成，主要是人们在认识上的偏差所致。

人们平时观察事物、记忆事物，往往不够细致，总会有所遗漏、颠倒，甚至张冠李戴；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也可能对于对方的某些含糊之言词，凭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自圆其说，致使外界信息失真、失实、遗漏。再加上受自己愿望、恐惧、忧虑、怨愤等情绪作用，所以当把自己耳闻目睹的事件转告他人时，就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对信息进行了歪曲。于是无根据的流言也就随之而起。

值得强调的是，人们输送出虚假的信息，并非蓄意混淆视听，主要是认识上的或思想方法上的偏差。

流言传播的动机分析

传播的流言往往是言过其实、耸人听闻的，以致以讹传讹，误人不浅。传播流言时，人们往往会依照社会上流传已久的传说、神话等加以附会，使本来极为普通的事情，变为耸人听闻的故事。

有的流言往往是人们根据民间的愿望、恐惧、怨恨而加以附会的结果。由于人们的一些愿望未被满足，恐惧未能消除，怨恨未能发泄，在传播流言时人们往往会加以附会，企图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有的流言是人们根据事实的因果关系作主观猜测的结果。人们总是认为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往往自以为是，简单地把并非属因果关系的事物硬加联系，并加以“合理化”，以致混淆了事实的真相。

流言传播的影响

流言一经发生，传播极为迅猛、一传十，十传百，转辗相传，面目全非，越来越离奇、荒诞，成为一种精神上的传染，故流言对个人对社会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流言对个人心理、行为的影响，是作为一种社会情境对个人发生直接的刺激作用。流言形成并广为传播之后，就会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环境。人们处于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影响。每当听到流言，特别是被许多人相互传递的流言，往往会信以为真。《战国策》曾记载一则故事，有一个和曾参同姓名者杀了人，乡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第一次曾母不信；过会儿，又有人对曾母说曾参杀人，第二次曾母还是不信；当第三次来人讲曾参杀人，曾母终于相信了。这则故事说明，由于周围屡次发出相同的消息，在这一情境中的人们往往会听信流言。

流言对社会、群体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在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相互接触，使流言不断变化，进一步增强了它的力量。若有关于社会安宁幸福的流言被散播时，往往会引起人们的恐慌，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例如，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听说有多少种物品涨价的流言后，纷纷抢购，造成一时人为的紧张，于是市场上小至火柴，大至金银首饰，统统被抢购一空，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其实，流言是完全可以制止的，因为它缺乏事实的根据。社会有关部门通过调查访问，向人们提供确切的消息，就可以彻底制止流言的流传。此外，每个社会成员只要有冷静的头脑、明智的态度，就可以正确判断出流言，并劝说他人不要参与流言的传播。

面对职场流言——流言止于智者

对于成绩优秀的办公室职员来说，难免会惹流言上身，这是因为优秀与平庸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优秀者总难免受大部分平庸者的打击和排挤，而流言正是平庸者的惯用招式之一，那么如何从容应付办公室流言呢？

1.保持镇定。切忌在流言面前暴跳如雷、大吵大闹，那样只会于事无补，反倒留给上司一个遇事急躁、缺乏沉稳的坏印象。流言决非空穴来风，静下心来寻找一下源头，寻求解决之道。谨记，在流言面前保持微笑，冷静对待，要比捶胸顿足、泪雨滂沱好得多。

2.寻求支持。单枪匹马笑对流言，虽说显示了为人坦荡的一面，但毕竟会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主动出击，寻求支持，争取绝大多数的同盟，才是彻底战胜流言之道。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积极主动寻求上级支持外，向下寻求支援也极为重要。上司在流言面前总会以下属意见为参考，下属意见有时会起到一言九鼎之功效。

3.反省自身。流言的出笼是否真的与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妥有关？如真的是自己哪方面处事不公，为人不仁，乃至做了有悖良心的事，不妨当面认错并改正，求得公众的谅解与支持，让流言降温或熄火。

4.攻其破绽。扎紧了自己的篱笆后，接下来就可以主动出击，驱赶流言。流言最怕真理和阳光，摆出事实和真相，敞开大门说话，就会给流言以致命一击。

5.舍却不利。不可否认，所有流言或多或少与“利”字挂钩，难以分开，如果你舍弃小“利”或置身“利”外，则可有效回避流言。当然，这里的舍弃是有效舍弃，是以退为进，否则就中了造谣者的圈套，自己也得不偿失。

资料来源：http://www.xsh365.com/btml/life/bealth/xljk/zcxl/2006/0606/6589.html.

第十二章　回归生活诠释社会——应用社会心理学概述

回顾我们在这本书中曾经探讨过的问题：社会化、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人际交往、群体影响……你会发现社会心理学的内容都是那么地贴近生活，而广泛的应用性也成为了社会心理学较其他心理学科相比的一个优势性特点，甚至有人称她为心理学的一门应用学。虽然社会心理学是年轻的，但她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我们已经可以把“应用社会心理学”作为一个单独的理论问题来进行探讨了。

在接下来的两章中，你还会感叹：社会心理学为司法领域中的公正性问题，为健康领域中的身心健康养成的问题，为环境心理学中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都在作出积极重大的贡献。

社会心理学在为我们营造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温馨与和谐！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是比较短暂的。但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不仅社会心理学的专业队伍在壮大，而且新理论频频出现，体系结构愈臻完善。如果说1924年F·奥尔波特所著的《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第一次发展高潮的起点，宣告了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诞生，那么20世纪60年代，社会心理学则经历了第二次发展高峰，其显著标志就是社会心理学各应用学科的不断涌现和成熟。现今，社会心理学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具体领域。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心理学应用学科被引进和介绍到我国，并逐渐显现“本土”特色的形势下，把“应用社会心理学”作为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节　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动因

外因——社会科技文化背景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产物，社会心理学也不例外。当社会发展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发生变革时，学科也必然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自己新的嬗变。20世纪60年代，以计算机科学为主流的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成了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冲击波。这次科技革命的浪潮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学科边缘交叉、互相渗透，新兴学科层出不穷的景象。社会心理学演化出自己的应用学科群，也正是这一形势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许多问题单靠社会心理学一门学科已无法解决，需要各种学科协同起来开展交叉研究，这种结合成果的不断增多，最终势必衍生出探讨特定领域的社会心理学应用学科。可以说，上述两个方面就是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两条途径。

内因——社会心理学内部的直接动力

社会科技文化背景只是为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外部条件，最直接的动因还应深入到社会心理学内部去寻找。

应用研究的自然分化

社会心理学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从其产生之日起，应用研究就贯穿始终。在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中，有不少传统课题是从现实问题中产生的。比如“态度及态度改变”的研究始于二战时，就是为了应付战时敌军的心理宣传战术，以维系军队士兵的士气。社会心理学中关于这一专题的不少理论建构都由实际需要引发而来。像M·罗森伯格（M.Rosenberg）提出的态度结构理论就可以解决学校中很实际的问题，而且经常被无意识地用来进行态度改变的工作。理论应用到实践，实践又上升到理论，如此不断地积累，就会在特定领域逐渐形成体系化的专门知识和理论。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心理学应用研究的有序性发展，其结果自然是分化出专门领域的应用学科。

工业社会心理学萌芽于20世纪初，其起因是由于现代社会组织系统日益庞大，致使如何有效使用新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此，管理学迫切需求社会心理学的帮助。1910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德国心理学家H·闵斯特伯格（Hugo.Münsterberg）提出了最早的工业心理学体系，并对若干职位上的工人进行了性格测验。这是将社会心理学知识应用于管理工作的最初尝试。以E·梅耶为首的一批心理学家完成的霍桑实验可以说是工业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他的一系列研究及据此提出的“人群关系”理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人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的问题，而且也为社会心理学增加了新的理论财富。60年代以后，工业社会心理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美国心理学会设立的第十四分会即“工业和组织社会心理学分会”，不仅出版了大量专著和教科书，而且研究范围由工业组织扩大到了政治团体、工会、公共机构、政府机关、军队、医院乃至监狱、精神病院等，可见社会心理学各应用学科的产生无不源于社会心理学对社会重要实际问题的参与和解决。

应用人才的直接推动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产生，更有赖于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对社会实际部门的积极参与和艰苦工作。有些社会心理学家既是理论研究的高手，又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巧匠，K·勒温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他具有把社会心理学理论与社会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的天才。在从德国移居美国后，他不断探索研究社会的各种形式，或是分析群体参与决定对生产力的影响，或是评析华盛顿战略服务处的心理战活动。像勒温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还有很多，他们是推动社会心理学应用研究的带头人物。

大量受过社会心理学专业训练的工作者到社会实际部门去工作，亲身参与并积极推动所在领域的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可以说是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基本动因。二战前后，心理学家大都在大学、精神病院工作或个人开业，而现在，他们几乎涉足社会的所有角落，在政治、商业、宣传、军事、司法、学校、人事、卫生、交通等社会实际部门都能找到提供服务的具体职位。社会心理学应用研究在如此广泛的领域内开展，成功地解决其所提出的实际问题，逐渐形成系统化的专门知识和理论，最后终于产生出各门应用学科。

第二节　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原型启发——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环形模式

应用社会心理学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过程内部所遵循的共同规律是什么？迄今，虽然尚无专门探讨这种问题的研究文献，但类似问题的研究早已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内争执不休的一大传统课题。美国社会心理学家C·梅约和M·拉弗朗斯（1980）综合各家观点，提出了一种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环形模式。

以往提出的应用科学的模式一般都是直线式结构，而C·梅约等则用环形模式来描述应用社会心理学（见图12—1）。他们的中心思想是，社会心理学是由通过各种中介环节联系起来的三个基本元素所组成的一个环路，它的应用性就体现在这一环路的有机运行中。三个基本元素分别是改善生活质量、知识构成和运用/干预。中介环节共有三组，每组两个，它们分别是问题确定和方法选择、特定系统分析和角色规定、评价和解释。为了详细说明这些元素的性质和中介环节联系这些元素的机制，C·梅约等提出了五个操作命题。下面对这五个命题分别加以概述。

应用社会心理学必须研究改善生活质量的问题

生活质量的定义是“对于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它不但能表达个人对生活总体的满意程度及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而且为研究个人生活各个方面（如婚姻、家庭、工作等）的相对重要性提供了比较的基础和评价的依据。改善生活质量不仅仅是解决社会问题，更要使人类生活从消极转向积极，从缺陷和异常走向健康和幸福。因此，强调应用社会心理学应研究改善生活质量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它应该而且能够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尽管环形模式图中有好几处可作为环路的起点，但从改善生活质量开始，有助于社会心理学瞄准一个持久稳定的应用入口。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性表现在它基本上能对社会现实问题作出反应。如轰动一时的纽约昆士兰惨案发生后，产生了关于旁观者的冷漠行为的概念。但这种反应性特点也有很大的缺陷，即容易使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研究时尚和挂满杂乱无章的资料袋”的学科。积极解决改善生活质量的问题更有可能产生逻辑上的一贯性，并使研究的成果逐渐丰富，从而导致更大的理论融合。这些成果可能使应用社会心理学具有预防性的干预功能，而不仅仅是在事发后才进行研究。

知识构成的目的在于预测

如果说，改善生活质量是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目标，那么知识构成就是针对具体问题从有关学科中提取相应的知识结构和制定对策，并通过研究总结出可用于解决问题的知识。关于社会心理学知识的预测和解释功能，C·梅约等认为，如果无法解释并不妨碍预测，而不能预测也不妨碍解释，那么预测则应是应用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目的，至少，社会心理学应被看作既是预测又是解释的科学。应用社会心理学注重预测，就会使学者们毫不掩饰地对那些实际工作者凭经验积累起来的知识表现出兴趣，这些实际工作者都致力于改善生活质量和促进人类的幸福。

有效的知识构成在科学的社会心理学中的作用，就是寻找和发展中级水平的理论模式，以检验特定的前提条件是否能产生假定的结果。应用社会心理学则通常从真实、具体的结果出发，逆向推断，以揭示出对这些结果产生影响的前提与条件。应用社会心理学注重结果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学者们对自勒温以后变得更专业化、更讲究学术基础和更远离生活的社会心理学越来越不满意，因而对现实世界的问题重新发生了兴趣。

在应用社会心理学中，知识构成须吸收和包容比传统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还要广泛的知识，因为应用社会心理学需要了解个体是如何受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和时间更持久的社会刺激的影响的，如果在方法选择这一中介环节中，仅采用实验室实验，那么由此得出的知识一般只能是关于对一群陌生人施加特定影响而获得的暂时的结论。研究种族歧视问题，若也把如此狭窄范围内得出的结论作为决定这一行为的重要条件，那就必然要出现谬误。对这些问题，或许应该从社会系统更宏观的水平来考察。

知识运用和干预需主动思考和精心策划

传统社会心理学在实践中把知识构成看作是重要的学科活动，而认为知识的运用和干预则是无关紧要的。与此相反，C·梅约等则认为，精心策划知识运用和干预这类活动应该是应用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这点，并非表明他们都要成为社会活动家和改革家。不管谁更适合于当活动家，至少，每个学者都应重视自己研究的潜在应用性。

精心策划知识运用和干预活动的一个方面是对研究方法予以改革（比如，要求有更复杂的研究设计、更广泛的数据收集和更综合化的统计手段等等）。此外，还需对它们进行概念分析。J·韦斯（1976）曾描述了知识运用的三种类型，即内部的、智力的和政治的。如果研究强调的有关问题清晰、连贯，如果它能得出重要的结果，并且能清楚地把结果报告出来，那它就对学科内部建设有用；如果研究能改变社会对其自身功能的理解，那么研究就有智力功用；如果研究结果能提出如何制定政策，以及付诸实施的行动方案，并且对这些结果进行明晰的交流，那么就具有政治功用。可见知识的运用既包括对学科体系内已有理论知识的择取，也蕴含着对相应研究成果的利用。

干预活动离不开知识的运用，它们实际上是同一功能的两种表现。干预活动更带有直接性，也就是把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直接用于问题情境，以促成或阻止某种目标的实现。对社会干预有强制性和操作性两种。前者作用很有限，后者如市政规划之类的环境控制、态度改变之类的心理控制等，所受的限制比较少，效力更大些。总之，对研究成果的应用可以不考虑研究者的意图。有效的社会心理学应认真思考如何运用研究结果及运用到何处，同时还须注意伴随而生的伦理和权力等新问题。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三个基本元素须通过中介环节融为一个有序系统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三个基本元素虽然相互间有依赖关系，但若单独予以考察的话，它们则是从不同的角度得出各自的结构和假设的，因此也就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互为因果的关系。正如电源插座需与相应的插头相配一样，应用社会心理学也需要中介环节来联系这三个基本元素。

在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环形模式图中，连接改善生活质量和知识构成的两者，是问题确定和方法选择这组中介环节。问题确定是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因为它是解决问题的起点。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是根据个人兴趣和理论的重要性来选择所研究的问题的，但实际上，由于受文化背景、社会准则和使用研究基金等等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研究课题往往无法自己决定。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社会心理学家就应该独立自主地确定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改善生活质量的左边有一个中介环节是解释，它实际上是问题确定的另一种形式。在评价后，总要进行解释，以阐明在干预社会生活的工作中出现意料中和意料外的结果的原因和机制。评价主要是针对特定的计划，而解释则更带综合性和比较性，它要概括地指出在一种特定的情境中，运用知识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并把这些结果与改善生活质量联系起来。最有价值的解释是对改善生活质量的含义作重新评价，对运用知识的一切有效手段作翔实的解释。

方法选择和评价这两个中介环节涉及的是研究手段。方法选择的目的就是要选择能产生与问题有关的知识的研究方法；评价则是要确定知识的运用或干预生活的功效，也就是要明确应采用哪些干预手段，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一个设计精巧、有一定信度和效度的方法可以产生有价值的资料，但即使是在最满意的情况下，用每个研究方法所获得的资料都必定存在着人为造成的误差，必须加以评价，指出症结所在。

连接知识构成和运用/干预两者的一个中介环节是特定系统分析和角色规定。运用知识总是而且必定要对特定目标作整体的充分的了解，必须知道所研究的具体对象与所获得的知识系统间的相似度。要提供这种知识，就需要对特定的知识系统和社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多种系统的一般知识不能满足需要，这里所说的系统分析是指对干预社会生活所指向的特定情境进行分析，它不是分析所涉及的任何学校或任何医院的一般特征，而是指分析这个学校或这所医院的活动情况。系统分析这一中介环节必须采用这种方式使一般知识对所研究的情境有独特的效用。系统分析受应用社会心理学家所担当的角色的影响，他们可能以活动家、中间人、规划者、组织者、研究者、评价者或创始人等身份出现。这些不同的角色意味着对“问题”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干预所依赖的不同的组织基础，显示了个人怀着所希望的结果参与不同水平的干预，说明了对不同训练、技能和手段的要求。

总之，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三个基本元素是通过三组中介环节融为一个有序系统的。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三个基本元素同负反馈回路相联系

本命题的视点落在环形模式的整个系统上。以往，关于科学和应用的大多数模式都是直线式结构，它们的起、终点各式各样。最传统的观点是从理论开始，通过检验理论的研究，最后进入应用阶段。有的模式则从作为应用研究的主题的社会问题开始。

C·梅约等认为，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模式应是个“环路”，它按照负反馈的原理操作。也就是说，此模式需要相关学科的参与，要求在每一个基本元素方面取得的进展能够激活下一个元素的活动。这样，就既能促进每一基本元素的发展，又能保证整个环路的顺利运行。把环路的运行轨迹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看作一个整体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的观点就是，应用社会心理学由改善生活质量、知识构成和运用/干预这三个基本元素组成，由于这一环路联系能应用于实际，因而体现了社会心理学的应用功能。

通过以上对五个操作命题的详细介绍，此模式的操作机制应该比较明了。不过须补充一点的是，此模式除了按顺时针方向运行外，还有条逆时针方向的运行线，它的目的是传递模式系统中持续不断地、主动地提供的反馈，即根据知识运用或干预的结果，对作为目标的能否改善生活质量的问题再次进行评价，从而修正原有知识结构中不适当的内容。我们可以举个实际的例子对C·梅约等提出的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环形模式作一全面、连贯的回顾。美国青少年酗酒、吸毒等反社会行为是美国社会一个比较普遍而严重的问题。这个社会问题既造成他们的自我毁灭，又带来了社会动乱。社会心理学家从道德社会化的角度出发，利用问卷调查、现场实验等研究方法，发现大众传播工具特别是电视对青少年这类行为的影响超过了家庭、学校对他们的影响。于是社会工作者在这一知识结构的基础上，以观察者的身份通过对美国家庭、学校、大众传播系统直至整个社会的具体特点的分析，采用了相应的干预手段，如呼吁学校加强道德教育，敦促政府有关机构对大众传播的内容和范围作必要的调整与限制。然后社会工作者评价这些干预手段的效果如何，并解释消除（或未能解决）青少年酗酒、吸毒问题的原因，以及它们在改善生活质量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最后，社会工作者根据干预结果对这类反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方方面面进行分析，以验证道德社会化的有关内容（如学校道德教育的传统方式“反复灌输”）是否无条件适用，抑或受某些条件的限制，等等。

应该说，此模式的环路设想是比较合理的，特别是这个模式操作化地限定了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三个基本元素和连接它们的三组六个中介环节，并通过五个操作命题对其运行机制作了详细说明，比较信服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社会心理学应用于实际的广阔图景。虽说这不是C·梅约和M·拉弗朗斯的一家之言，但是此模式的提出却是富有创造性的。此模式把改善生活质量定为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目标和起点固然不错，但因它涉及面极广，很多问题恐怕并非社会心理学所能解决，而需要各种学科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也许把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目标定在比改善生活质量更低一个层次上（如促进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的健康发展）更为适宜。另外，知识构成这一基本元素具有多种含义，是几个相对独立过程的总括，此模式未清晰地区分这些过程意义，也没有对它们的关系详加说明，这无疑是一个缺陷。不过瑕不掩瑜，虽说此模式描绘的是社会心理学体现其应用性的过程，但由于应用社会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社会心理学与相关学科协同的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受此模式原型的启发，我们构想出了下一节将详加介绍的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过程的双循环模式。

第三节　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过程

各门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出现尽管有先后、快慢之别，其经历的方式和产生的标志也不能一概而论，但若综合地加以分析，我们还是能发现它们在产生过程中所共同遵循的规律。这正是我们根据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环形模式，构想出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过程的双循环模式（见图12—2）的思想基础。

我们直接套用了应用社会心理学环形模式的双环路结构，而且把这一双循环过程贯通为环环相扣的连续流程并与必要的元素相联系，目的是尽量避免应用社会心理学环形模式中存在的一些缺陷，突出分支社会心理学产生的过程走向的程序特点。我们希望借助双循环模式能对分支社会心理学产生过程的一般规律作一清楚而直观的说明。

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双循环机制

我们认为，不论应用社会心理学形成的途径如何，就其产生机制来说，每一途径都必须经过双循环过程，即由顺时针方向运动的内循环与逆时针方向运动的外循环有机组成的完整系统。

在内循环阶段，首先针对社会需求提出相应的问题；然后选择适合问题情境的理论知识与方法技术；接着决定以何种角色身份解决较为妥当（个人担当的角色不同，择取的观察角度和希望获得的结果也不一样）；最后以特定的角色身份运用一定的知识和方法去干预问题情境，通过科学研究对结果作出解释。这里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问题未获解决，于是再从问题确定开始，根据干预结果的反馈，看看在哪一环节的运用中有不妥当的地方，及时进行修正，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目的；二是，问题已得到解决，再针对社会提出的新问题，进行新的一轮循环，如此反复不已。当内循环阶段对某一特定问题获得满意的解释后，就进入外循环阶段。外循环的运动方向与内循环正好相反。它首先以现实中已解决的问题为起点，对这一特定的问题情境进行分析、评价，试图找出某些因素间的关系及规律；然后归纳、概括，把特殊情境下发现的东西推广到与之相同或相近的其他情境中去，检验是否普遍适用；最后总结、提高，综合成理论架构。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和是否成熟，可以用两种方法检验。一种方法是回到其赖以产生的问题情境中去，看是否解释得通；另一种方法就是转入内循环，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看其效果。整个双循环系统就是这样一种操作程序。

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途径

我们认为，应用社会心理学在产生的过程中，以双循环机制为核心，围绕它演化出两条途径。当社会生活中遇到单门学科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在内循环阶段的知识选择步骤中，必须借助社会心理学和其他一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指导。例如，遇到环境心理学中的诸多问题，就必须由社会心理学、建筑学、生态学、人类学、工效学和建筑环境控制学等学科共同来解决。在双循环阶段之后，将新产生的理论架构与研究成果再归人提出问题的社会特定领域或部门，当这方面的知识日趋丰富，便产生了边缘性质的应用社会心理学。这就是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第一条途径。当社会中某专门领域、或生活方式诸方面、或某一特定人群存在需解决的问题时，则在知识选择这一步骤中可直接摄取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加以应用，并在双循环过程中，使某领域或某方面的知识不断积累、综合。当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达到相应的成熟程度时，便出现了主要由社会心理学衍生出的专科性应用社会心理学。这就是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的第二条途径。

第四节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特点

社会心理学各应用学科基本上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我们之所以用“应用社会心理学”来总括它们，就是因为今天它们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心理学应用学科群。在这里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应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关系。

可以打个比方来说明，如果把社会心理学比作一棵大树的主干，那么应用社会心理学就是主干上分出的枝枝丫丫，而作为社会心理学产生和发展之基础的社会实践活动则是它的土壤。社会心理学联系社会问题越紧密，从社会实践中汲取的营养就越多，其本身的发展也越快，自然应用学科的成长也愈快。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成熟又可进一步促进社会心理学的加速发展，并把社会心理学这棵大树装点得更加枝繁叶茂、生机勃勃。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说明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原本就是社会心理学庞大知识体系发展壮大必不可缺的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也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社会心理学是从社会与个体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研究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个体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这里的特定社会生活条件包括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政治法律制度、社会规范、信仰体系、风俗、民俗、职业、家庭、学校等等，是总括性的泛指。应用社会心理学无疑也是揭示上述规律的，但它研究的特定生活条件却是一个个具体化了的领域。比如商业心理学研究商业经济活动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民族心理学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定民族的整体心理特征及变化规律等。这一个个应用学科研究对象的总和，实际上就构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总体对象。而且，在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专门理论和研究方法与社会心理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之间也存在着与之类似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心理学将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心理学应用学科群是否进一步向纵深和广延发展。

社会心理学各应用学科一般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系统性

社会心理学各应用学科不仅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相互间还融为一个有序的整体。社会心理学是一个大系统，而应用社会心理学是一个个子系统，它们是多水平、多层次、多角度地解决涉及人类社会心理活动规律的实际问题的子系统。虽然它们的功能各异，但相互间的联系甚为紧密，而且它们的功能的总和就是社会心理学的功能在社会生活中的总体反映。应用社会心理学是在社会心理学部分或几乎完全参与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知识结构中包含有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精髓，但这种包含又不是简单、机械的吸收，而是一种科学知识的丰富化过程，体现出社会心理学这一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有机性。

以社会心理学体系中的人际关系为例，它是社会心理学着重研究的重要方面，但它涉及的只是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应用社会心理学则把它落实到了一个个具体的领域或部门。例如，临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使医疗人员与病员之间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合作的关系，并且指导病人组成一个融洽的群体，让他们有相互交流情感的机会，以便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等等。对这些具体领域或部门的人际关系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专门理论，这些成果不仅本身是对社会心理学人际关系理论的丰富，而且还是对社会心理学理论发展的直接推动。因此，系统性也是判别某一学科是否是社会心理学应用学科的一个很重要的尺度。

独特性

就其学科性质或研究范围而论，应用社会心理学是在科学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不断加强的条件下，顺应社会某一领域或某类问题的特殊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着重解决的是那些现有学科虽可能涉及但却未能作全面系统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便构成了它们独特的研究对象。

以教育社会心理学为例，传统的教育心理学在研究教育和教学过程中个体心理活动的规律方面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对学校实际的教学工作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它单纯强调个体心理，忽视或较少顾及影响个体的学校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因此常被教师们视为难以兑现的或有欠缺的知识。其实，学生的学校生活和课堂生活是他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或继续，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对这一过程不加以认真研究，显然，教师就难以正确而有效地开展教学工作。因此，教育实践中的不少问题便要依赖社会心理学知识来解决，相应的应用社会心理学学科——教育社会心理学，也就应运而生。

应用性

前面已谈到，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是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因此，各应用学科在解决其独特研究范围内的各种现实社会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预测和控制能力，将决定其发展方向、规模和潜力。换句话说，应用社会心理学在其波动起伏的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与其社会应用价值紧密相连的。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它们都源于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参与和解决。

第二，在方法论上，应用社会心理学多采用观察法和现场研究法，以使其研究结果尽量贴近社会实际情况，避免人为的偏差，真正而有效地发挥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第三，应用社会心理学的适用范围很广，不仅概括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部门，而且深入到社会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等各个领域。就是每一门应用学科，其应用范围也不仅限于专门指向的方面，而且进一步扩展到其研究核心的外延，有相当广泛的适用性。

第四，见效快，可以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时空性

应用社会心理学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决然不可分的，所以它不可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这可以从时间性和空间性两方面得到体现。

从时间性来说，任何一门社会心理学的应用学科都是在社会历史条件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心理学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得以产生的，其对人类贡献的大小和受社会欢迎的程度随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如军事心理学，在战争时期是颇受重视的，但到了和平时期，有关研究及应用就明显减少了。这种现象说明，应用社会心理学发展进入高峰还是低谷，将直接反映历史进程中某一时期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及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虽然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但在其应用研究中必须具有超前意识，通过对社会潜在问题的及早干预体现其独到的预测功能。

从空间性来看。首先，同一应用学科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可能会出现两种理论基础和知识结构大同小异，而指导原则和学科体系南辕北辙，注重解决各自文化背景下性质不同的问题的学科。如苏联的宣传心理学与美国的传播心理学。其次，出现适应某一文化背景而在另一文化背景下难以适用的应用社会心理学，如集体心理学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苏联发展很快，应用价值很大，但西方则没有这门学科，因为在西方社会中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集体这一最高级的群体形式。可见时空性也是应用社会心理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五节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结构与分类

从整体上把握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性质及所具有的影响，必须确立社会心理学各应用学科自身的独特地位，明了其结构特性，掌握各应用学科之间的相互异同，以及相互关系。对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分类便是以这一结构认识为基础的。现在，就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结构，探索性地提出一些设想，并具体、详细地将各门应用学科进行归类。

应用社会心理学的三维结构

社会心理学的应用学科群呈立体三维结构形态，可以用“双态两型多层次”一句话来概括。

第一维是显态和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显态应用社会心理学是指已经成熟并为社会所公认的社会心理学的应用学科。判别的标准有三：首先，看它是否具备作为一门学科所必备的三个条件，即特定的研究对象、专门的理论和研究；其次看它是否符合前述的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四个特点；特别是系统性特有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标准，即任何一门显态分支社会心理学均应以国内的著作为据，当然，这一标准是与前述两点结合起来使用的。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是指尚处于孕育阶段还未得到社会承认但正趋于成型的学科思想和研究成果，具有顺应历史发展即将破土而出转为显态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现实可能性。

第二维为边缘型和专科型应用社会心理学，无论显态还是潜态，都可归入这两型。详细的解释和分类将在下面论及。

第三维为多层次。已被归为边缘型或专科型的各门应用社会心理学，大都由一些新的应用学科所组成，这种分支的不断繁衍表现出层级式的结构特点。例如，专科型的法制心理学，又包括以下一些分支：显态的有司法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和被害者心理学；潜态的有立法心理学、守法心理学和法律宣传教育心理学。再往下一层次分，司法心理学又包括以下分支：显态的有侦查心理学、预审心理学、证人心理学和罪犯改造心理学；潜态的有刑事审判心理学、民事诉讼心理学、刑罚心理学和罪犯心理学。

显态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分类

根据前述标准，现已介绍到国内或正在恢复创建的显态应用社会心理学，目前尚无法精确统计其确切的数目，只能依照所收集的材料作概要的介绍。根据应用社会心理学产生过程的双循环模式，可以把显态应用社会心理学分作两大类型。

边缘型应用社会心理学

指社会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学科在解决某些情境的实际问题时，互相渗透，协同发展，最终交叉融合成新的系统学科。这类应用社会心理学主要有工业社会心理学、教育社会心理学、临床社会心理学、公共关系心理学、老年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

专科型应用社会心理学

指基本上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在解决社会某特定领域、或生活方式诸方面、或某一特定人群的问题时，不断发展衍生而成的新学科。这类应用社会心理学又可以分为三种：（1）以社会生活中的宏观领域或部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社会心理学。主要有政治心理学、经济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军事社会心理学、法制心理学和宣传心理学。（2）以狭义的生活方式包容的各方面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社会心理学。主要有商业心理学、婚姻心理学、咨询心理学、职业心理学、服饰心理学、交通安全心理学、社区心理学、旅游心理学和审美心理学。（3）以社会某一特定人群如民族、集体、领导人和教徒等方面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社会心理学。主要有民族心理学、集体心理学、领导心理学、妇女心理学、发展社会心理学和宗教心理学。

以上的分类是相对的，只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参考已有资料所作的一种尝试。

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显性化

应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是相互依存、互相推动的，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则更是预示着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远景。应用社会心理学萌芽状的学科思想越丰富，日后可能成型而变为显态的学科就越群集化，社会心理学也因而越有活力，更具综合性的功能。这是一幅尚待描绘的诱人图景，作为起步，我们来探讨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显性化的发展规律。

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显性化遵循“动因——准备——孕育——顿悟——验证——传播——发展”的时间递进序列，它通常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鼓动，发端于单个的科学发现和新异成果，而后形成某特定知识领域的纵横发展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消化，突然生发出一个公认有创始意义的理论或观点或事件，它标志着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显性化的实现。随后，不断显示出理论和实践功能的这一显态应用社会心理学表明了不可逆的生命取向，并极力将其触角延伸至各种邻近学科探索的热点和全球各个相应地域，在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活动中一再地成熟和壮大自己。

“城市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尚不成熟，可算是门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但随着人类生存环境越来越迅速，明显地打上了以人口、建筑、时间三大密集为特点的城市化烙印，城市生活中冒出的各种各样新问题都亟须包括人口社会心理学、时间心理学、住宅心理学、建筑心理学、公共服务心理学、环境管理心理学和调解心理学等多门分支的城市社会心理学来参与解决。当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快城市社会心理学这类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显性化进程。

为使适应社会需要的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尽快问世，一般应抓住以下三点：首先，要有意识地去创建，不仅要善于把握学科产生和发展的时代契机，还应敢于创新，勇于做学科带头人；其次，必须加强邻近学科间的横向联系，既要兼收并蓄一切有价值的营养，又要联合各路同道协同探索；第三，应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理论发展要以应用研究为实现途径，应用研究又应在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两者同步进行，不可偏废。潜态应用社会心理学显性化工作的有效开展，必将推动社会心理学应用学科群的不断繁衍和更新，进而促发社会心理学整个系统的演化、变革和突破。

第十三章　回归生活诠释社会——社会心理学的应用学科

上一章我们探讨了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整体发展过程和特点；那么在下面的内容中，你会发现社会心理学的应用范围已经十分地广泛，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在组织管理领域、健康领域、司法领域、环境领域，以及社区卫生方面发挥出了巨大的现实价值。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在组织管理领域中的应用

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很多关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人际交往和互动问题，当实际的管理工作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时，就会迫切地需要社会心理学家的帮助。在社会心理学家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组织管理的过程中，一个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就诞生了——管理心理学。

管理心理学概述

什么是管理心理学

管理心理学是研究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中的领导和群众、群体和个体、个体和个体等各种人际交往中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的学科，是现代管理科学和心理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是社会心理学分支学科之一。

传统的管理方式是家长制的管理，凭借管理者的地位、经验、能力来推动生产活动的进行，在这种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有关社会心理问题显得并不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组织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种先进技术、先进工具被广泛采用，家长制的管理似乎越来越力不从心。为了推动庞大的组织机器有效地运行，就需要研究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存在着的心理特点和心理规律，尤其是在当今社会，知识化的劳动和劳动者的知识化范围不断扩大，就特别需要研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而社会心理学给这种研究提供了理论帮助，现代管理也从社会心理学中吸取了“养料”。

管理心理学有两个主要分支：人事心理学，研究不同人的个性差异，以选拔和培训适当的人员从事某项工作；工程心理学，研究生产工具的设计，以适合劳动者的心理和生理特点，使他们便于操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管理科学的发展

管理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早期管理

早期是指从手工业生产向机器生产转变的初期，这一时期的管理是老板和工头对工人严加管制与残酷剥削。管理只是凭个人经验，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没有科学地计算劳动定额，也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一切凭老板的意志，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上谈不上真正的科学管理。

科学管理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称之为科学管理时期，这一时期管理才真正成为了一门科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F·泰勒。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应用于企业管理，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一书，是科学管理的代表作。这本书表明，以泰勒为代表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制度诞生了，企业管理从此由传统的经验管理进入了科学管理阶段。

现代管理

现代管理是在二战后形成的。它有两大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行为科学学派。

管理科学学派实际上是泰勒制的继续和发展，与泰勒制的不同之处在于：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成就，注重数学和统计方法，注重运用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重点在于用科学的方法来达到组织的最佳决策。

行为科学学派则强调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管理问题，它重视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影响。该学派认为，生产不仅受物理、生理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人们不能只重视物质、技术因素，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总之，行为科学学派重视人的因素，重视企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主张用各种方法来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

最新管理

最新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管理理论，又称为系统理论。系统理论就是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的一种理论。将该理论用于管理，就是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社会技术系统是指由一个企业各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了目标价值系统、组织结构系统、心理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等。在一个企业中，各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了一个整合的系统。例如，当企业目标价值系统发生变化，就会引起组织机构、工程技术的相应改变，于是在人的心理上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引起一系列的变化。

系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他管理理论的片面性。管理科学学派只强调技术因素，重视数量化方法和企业的决策问题，忽视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作用；行为科学学派则重视人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而忽视了技术因素；传统的组织理论则只侧重于组织结构的因素。而系统理论要求把各种因素，即各子系统结合起来，从总体上进行考察，因此是一种较全面的新理论。

管理心理学的发展

管理心理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早在20年代，以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E·梅耶为首的一批研究人员，在美国西方电气公司所属的霍桑工厂进行了关于工作条件、社会因素与生产效率关系的实验研究。在心理学研究史上，霍桑实验第一次把工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并且提醒人们在处理管理问题时要注意人际关系的因素。这一研究结果对管理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德国心理学家勒温提出的群体动力学理论对管理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勒温的理论认为，人的心理、行为决定于内在的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当人的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会产生内部力场的张力（“场”借用了物理学中的“磁场”概念），而周围环境因素起着导火线的作用。决定人的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是内部力场的张力。勒温的理论对于说明影响群体行为的诸因素，例如群体规范、沟通、领导等有很大贡献，他的这些研究也是构成现代管理心理学中有关群体行为问题的基本内容。

需要层次理论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40年代提出的。马斯洛认为，人的行为动机的基础是需要，而人的需要有不同的层次，这些需要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需要层次论为管理者提供了管理理论基础，目前这一理论几乎在所有管理心理学教科书中都被引用。

管理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管理心理学家对企业管理过程中的各种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进行了诸多研究和探讨。他们认为，在管理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人的因素、人们对物质的要求以及一定限度的心理需求，这样才能取得高的生产效率。目前，管理心理学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管理过程中的激励问题

激励是指激发人的动机的心理过程。在某种内部或外部刺激的影响下，通过激励使人始终维持在一定程度的兴奋状态中，作为个体行为的动力，激励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调动人的积极性问题。

社会心理学认为，动机是引起和维持个体活动，并使之达到一定目标的心理要素。一般来说，需要引起动机，动机支配行为。当人有了某种需要时，对大脑就产生了一种刺激，造成心理上的不安和紧张，成为一种内在驱力，即动机。动机要选择和确定目标，以导向行动。管理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就是研究如何了解职工的需要，激发动机，设立目标，引导行为，把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调动人的积极性。

管理过程中的群体心理问题

群体是企业或单位的基本组成部分，群体对于所属的各个成员，对于其他的群体和整个社会，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关于群体的理论，对于在群体中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有效的信息沟通，形成具有积极意义的群体规范以及创造良好的群体心理气氛，提高群体活动效率，顺利实现组织目标都有着重要意义。

管理过程中的领导问题

在企业中，领导者处于独特的地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并且是影响企业成败的重要因素。如何培养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才，如何提高领导工作的效率，是管理心理学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课题。

领导是指引导和影响个人或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目标的行动过程。致力于实现这个过程的人则为领导者。在企业中，领导者的使命就是要促使集体和个人做好本职工作，为企业目标的实现作出积极的贡献，促使集体和个人共同努力，实现企业目标。在企业中，不同的领导心理与行为，会造成企业的不同社会心理气氛，从而影响人的积极性。

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

司法领域中的心理学研究对象包括了三个群体：证人、陪审团和罪犯。研究者的工作是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对证人、陪审团和罪犯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进行研究。

目击者的证词可信吗？

在司法体系中，目击者的证词被视为是十分重要的定罪证据。但也正是因为目击者的错误证词，导致了很多无辜的人在监狱里煎熬岁月。美国的研究人员于1998年在对205起被告人被错判有罪的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的52%是因为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造成的，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成为了造成错判的最常见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错误？

排除恶意制造假证词的情况，为什么证人指认的错误率会如此之高。分析目击者记忆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获得、存贮与提取。获得是人们注意到环境中信息的过程；存贮是人们将从周围环境获取的信息存贮的过程；提取是人们回忆起储存在头脑中的信息的过程。在这三个阶段中目击者都可能会出现记忆错误。

记忆的获取过程

很多研究表明，在证人回忆案发现场的状况时，他们经常是正确回忆了案发现场的很多细节，但唯独对犯罪人特点的回忆会产生偏差。因为在突然而紧张的状态下，人们不可能知觉到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所有情况，目击者仅仅能获得一部分的信息。

尽管，受害者在案发过程中努力地让自己记住罪犯者的特征，他们在回忆时会说：“天啊！那张脸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但事实上，高度的刺激或压力会造成信息处理能力以及将信息储存于记忆中的能力急速下降。所以目击者十分有把握的指认很可能是错误的。

詹妮弗·汤普逊，一个成绩优秀的22岁大学生，在1984年的一个漆黑的夜晚，被一个破门而入的人强奸了。她虽然无力反抗，但坚信这个强奸犯一定会被绳之以法。于是她开始牢记犯人的每个特征：头发、额头、嗓音、话语。寻找他身上的伤疤、刺青……6个月后，詹妮弗在法庭上坚决地指认罗纳德·科顿为强奸犯，罗纳德被叛终身监禁。

罗纳德不服判决，多次向法庭提出上诉，但最终均告无效。在其入狱后的第11个年头，经过DNA检验，他终于被无罪释放。詹妮弗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和悔恨……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F.Loftus）通过研究发现了一种记忆获取过程中存在的效应：武器焦点。在刑事案件中如果出现武器的时候，目击证人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个武器，这也减少了目击证人观察考虑其他方面的时间，进而减弱目击证人回忆其他细节的能力，例如拿武器的人的长相。她曾以实验说明：如果对象手里带的不是武器，有49%的受试者能够正确将人指认出来，但如果是武器，只有33%的人能正确指认。研究者采用了眼球追踪仪来研究武器焦点效应，她让受试者看两段不同的抢劫影片，一段是抢匪拿着枪指着出纳员，另一段则是抢匪拿着一张支票交给出纳员，眼球追踪仪可以在受试者看着这些复杂画面的同时，精准地追踪他们眼球所注视的焦点，在人的眼睛看着复杂画面时是会不断移动的，只在某些定点稍作停留。结果发现有很多定点是在武器上，武器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记忆的贮存过程

在极度的压力状态下，人们记忆的获取过程出现了没有被意识到的错误。但可怕的经历总是会不断被唤醒出来，错误的细节也被不断地强化，印在人们的记忆里，事件重演的次数越多，人们便越自信地认为自己所记得的是完全正确的真相。在记忆的这本相册里，一旦被存贮了，内容就很难再发生改变。在上面关于詹妮弗遭受强奸的案件中，在罗纳德服刑的第三年，他听到同狱犯人博比·普尔说曾强奸了詹妮弗，于是提起上诉。但是在庭上，博比又矢口否认，詹妮弗上堂指证，但她断然表示从来不曾见过博比，认为强奸犯就是罗纳德。罗纳德又无辜地被打回监狱。很显然罗纳德的脸在詹妮弗的记忆中已经根深蒂固，无法再换成博比，或是任何人的脸。

在存贮的过程中，新近的信息还可能与头脑中原来的图式和相似的形象发生混淆，形成存贮错误，这就是“重构记忆”，即由于事情发生后接受了其他的信息，导致对事情的记忆扭曲。人的容貌、体形有很大的相似性。同一民族的人肤色、发型、年龄、身高、体形相似者也极多，加上对时尚的模仿或刻意的伪装等因素，要想对人清晰区分绝非易事，在存贮的过程中，很难把他们区分开来。对与自己不同民族的人进行辨认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对非洲人的印象都是黑皮肤、白牙齿、厚嘴唇，对个体显著的差异特点很难辨认。中国的电视剧《水浒》在国外并不叫座也是因为人物太多，以至于外国人根本没办法从外貌上区分武松和林冲。

记忆的提取过程

在提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影响效应是误导信息效应（misinformationeffect），指的是提问方在语言上的暗示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来自于洛夫特斯（1919，2001），她做了一连串的实验来说明这一效应。

洛夫特斯在让参加者看完一个车祸影片之后，回答下面的两个问题：

A.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破掉的车灯？

B.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破掉的车灯？

结果A问句比较容易使受试者说有看到车灯破碎，这就是引导式问句的功用。

在语言对记忆的影响中，洛夫特斯也指出证人证言受提问者措辞的影响很大，而且发生的指认错误十分常见。洛夫特斯给学生们放映了一部记录一次交通事故的短片。随后，目击这一短片的一部分学生被问道：“当轿车彼此相碰撞（hit）的时候，其车速有多高？”对另一些目击者的提问，碰撞一词则被换成了撞毁（smashed）、互撞（collided）、冲撞（bumpde）、顶（contacted）等词。结果显示，目击者的估算受提问者措辞的影响很大。以碰撞这个词被提问的一组估算的车速为平均每小时31.8公里，而以撞毁这个词被提问的一组估算的车速为平均每小时40.8公里。在一周后的进一步的研究中，洛夫特斯将这些学生重新带回实验室，向他们提出更多的问题。其中一个苛刻的问题是“是否看到了破碎的玻璃？”尽管实际上在影片中并没有这样的镜头，洛夫特斯估计记得车祸的情况比实际更严重的学生，可能也会“记得”与高速驾车形成的事故相匹配的细节。果然不出所料，30%以上的早先以撞毁这个词被提问的学生声称自己看到了并不存在的碎玻璃，与之相比较，以碰撞这个词被提问的学生只有16%声称自己看到了。

如何避免不可信的证词？

减少错误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改进警察的询问方式。以开放式的问题询问目击者，允许目击者进行未经提示的回忆，“你能对他的特点进行回忆吗？”其效果要较“你能估计他的年龄吗？”“他有多高？”这类特定问题更能够帮助目击者慢慢地回忆并重构当时的情景，保持回忆的完整性，还要避免误导信息效应的发生。

另外，要减少列队指认错误。让目击者对着一列嫌疑犯的照片进行辨认，并指出嫌疑犯的方式，经常容易造成错误。目击者很可能简单地把这堆照片中看上去比较特别的人指认为“罪犯”。加里·韦尔斯（1984，1993）在他的《目击者证词》一书中提出，能够减少错误辨认的一个方法，就是提醒目击者：他们看到的那个人可能在，也可能不在这个队列里。也就是说给目击者一组没有包括嫌疑犯的“空的”列队，然后筛选出那些作出错误判断的人。让那些没有作出错误判断的目击者，对真实的嫌疑犯照片进行辨认，这时得出的结果会更为准确。其他研究表明，让目击者一次只对一个嫌疑犯的照片进行辨认，要比同时对一列照片进行辨认的准确性更高。

陪审团能做到客观公正吗？

陪审团制度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现已被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沿用。国外的社会心理学家之所以关注陪审团，是因为陪审团提出决议的过程正是一个团体决策的过程，其中展现了我们在群体影响这章中讨论的冒险转移、从众等内容。

12人的团体会优于6个人吗？假设在一个6人的团体中，只有一个人站在嫌疑犯一边，那么按照群体思维的规律，如果这个少数派言辞有力、态度坚决、证据充分，依然可能说服其他人，但这会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假设在一个12人的群体中，有两个人站在嫌疑犯一边，同样是6∶1的比率对群体思维的影响效果会相同吗？我们学习过的从众实验的结果是，只要群体中的少数派是两个人，那么就会大大地减少一个人的群体压力感，更可能说服多数派。

陪审员对“罪犯”的知觉和判断过程，又体现了在社会认知这章中我们讨论过的印象形成的一些原则：如第一印象、相似性、外表的吸引力等。一般而言，外表漂亮、种族与多数陪审员一致的嫌疑犯更容易获得陪审员的同情。

除此之外能预测陪审员判决的还有陪审员的个人特征。在R·A·和D·伯恩所著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概括了陪审员的个人特征对审判结果的影响：

●具有慈悲倾向的陪审员（认为被告也是受害者）不太可能赞成有罪（Mac-Coun ＆ Kerr，1988）。

●独裁主义（倾向特有权威的信念和态度）倾向的陪审员更可能赞成有罪（Narby，Cutler ＆ Moran，1993），并认为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严重并应受到惩罚的（Feather，1996）。

●具有复杂型归因风格（喜欢作出复杂的解释）的陪审员不太可能赞成有罪，并考虑被告行为的外部原因（Kuhn，2001）。

●反对死刑的陪审员不太可能接受疯狂的辩护词，并更可能赞成无罪（Ber-sof，1987；Poulson，1997）。

他们为什么会犯罪？

对犯罪者的犯罪动机、犯罪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犯罪行为的产生过程进行研究的心理学领域称为犯罪心理学。

犯罪心理学也是社会心理学应用学科之一。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的文化、道德、信仰、风俗传统、舆论等社会意识对个体心理的影响，特别是探讨在社会进步、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变革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犯罪心理学研究人们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的作用下，怎样接受外界不良影响形成犯罪心理的过程，因此，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有助于阐述犯罪者犯罪心理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以及应当采取的矫正措施等。

自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犯罪现象。由于犯罪是一种侵犯社会利益的行为，因此历代有关思想家都在探讨犯罪产生的原因和防止犯罪的办法。

早期的一些学者曾提出“骨相学”和“面相学”，试图来解释犯罪行为的性质和起因，即通过以骨相和面相来推定一个人的“心智”。例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就根据人的脸色、头型的不同，来推断一个人将“为善或为恶”。

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的发展，特别是精神病学的发展，对犯罪者的研究深入到了精神（心理）领域。19世纪下半叶，犯罪行为大量增加。因此，具体揭示犯罪行为的原因、心理机制，寻找预防和控制犯罪行为的途径，成为当时十分突出的问题。由于这时自然科学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心理科学的形成并被应用于研究社会行为问题，为人们对犯罪者进行系统的研究提供了社会的和科学的基础。著名德国精神病学家、“犯罪心理学的始祖”K·埃宾在1872年出版了第一本《犯罪心理学纲要》。从此，各种研究犯罪原因和犯罪行为的理论和观点应运而生。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中的犯罪现象猛增，促使了欧美及日本的犯罪心理学的迅速发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研究。有的研究犯罪者的心理活动，有的研究犯罪者的精神、身体、社会因素，有的从社会角度进行研究，有的则以不同类型的犯罪者为研究中心。但是，这一时期虽然重视了研究犯罪的原因，却忽视了对犯罪者的心理结构、心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来，各种学科，例如社会学、法学、病理学、心理学等都投入了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学者们都从本学科的理论出发来寻找犯罪的原因，特别是在心理学各派理论的影响下，涌现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的犯罪原因，是指那些对个体的心理产生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犯罪心理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一般有以下几方面。

犯罪者的社会化过程

世界上没有一个生来就是罪犯的人，任何一个犯罪者都是作为一个正常人出生的，个体的犯罪行为与其社会化过程有关。在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等对一个人个性形成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犯罪心理学就是要研究个体在社会化过程的诸环节中发生哪些错误。

犯罪者的不良人际交往及其反社会态度的形成

不良的交往是导致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不良的人际交往会使个体产生反社会的态度。犯罪心理学也因此需要探讨哪些情况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哪些是不良的人际交往；研究在不良交往中，一个人是怎样经过“顺从——同化——内化”的过程，形成他的反社会态度的。

犯罪者的需要结构和犯罪动机

犯罪者的犯罪行为动机来自他的非法需要，犯罪行为是犯罪动机的实施或外部表现。

犯罪心理学就是要着重研究犯罪者的需要结构，研究由主观原因引起的犯罪动机，以及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实施犯罪行为的。这对于预防和打击犯罪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犯罪团伙的顺从行为以及团伙内部的人际关系

群体犯罪的危害比个人犯罪更厉害。犯罪心理学研究在什么情境下群体会对个体行为发生作用；研究犯罪者是如何对不良团伙产生归属感、认同感的；研究群体的心理效应，为什么结伙作案比单独作案更加凶狠、残忍；研究他人的示范、责任的推诿在犯罪者身上会有什么体现；研究犯罪团伙的头目是怎样形成及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团伙内部成员怎么会抱成一团的；研究犯罪团伙内部特有的行为规范等等。

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心理特征

正确把握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并且正确揭示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心理实质，也是犯罪心理学的重要课题。

青少年正处在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重要期，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狂飙期”或“危险期”。研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心理特征对于保护和引导青少年，为社会造就有用人才，防范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罪犯的改造工作

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用社会心理学观点来看，就是运用强制手段，按照社会的要求使犯罪者实现重新社会化。犯罪心理学要研究对犯罪者的惩罚和行为矫正的关系；研究惩治的威慑力量对罪犯的教育效果；探讨对初犯采取的有效处罚方式；寻找针对犯人的心理特点可采取的恰当的教育感化手段；促使罪犯思想转化的条件以及管教干部必须具有的心理品质。

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在环境领域中的应用

当人类历史发展的车轮进入到20世纪中叶的时候，全球开始共同面临一些严重的环境问题：全球气温变暖、城市拥挤不堪、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我们感到了生存环境的压力在日益加剧。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门新兴的心理学科应运而生——环境心理学。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这里所说的环境虽然也包括社会环境，但主要是指物理环境，包括噪音、拥挤、空气质量、温度、建筑设计、个人空间等等。

环境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而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二者都对行为发生重要影响。心理学家普罗夏斯基（H.M.Proshanskg）（1987）在回溯环境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时，提到环境心理学的产生首先是由于社会心理学家关注到了人权、环境及妇女运动等社会问题，并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之后，一些研究者发现要解决此类实际的社会问题，必须要放宽严格的传统实验方法，考虑真实的环境压力。于是，大部分环境心理学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诞生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将社会心理学所关注的环境问题用更贴近实际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在环境心理学的诞生发展过程中，格式塔学派的代表人物勒温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不仅把格式塔的观点引入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之中，研究了有关社会知觉的问题；又用场理论来解释克分子物质环境的问题，认为来自外界的力量会达到意识领域中并影响整个心理过程，并建议该领域可称为心理生态学，这几乎成为了环境心理学的雏形。在阐述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勒温提出了心理事件的概念，认为人的情感和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是其知觉到的环境中各种事物之间的紧张性引起的，这些事物都可以称为心理事件。依据勒温的观点，实际的物理环境即是生活空间中许多强大的心理事件之一，人类行为与物理环境之间也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的倾向性和规律进行研究可以直接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这些观点为环境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噪音

噪音是许多学科所研究的课题，也是环境心理学的主要课题。环境心理学中主要研究的是噪音与心理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从心理学观点看，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对噪音的体验往往因人而异，有些声音被某些人体验为音乐，却被另外一些人体验为噪音。研究表明，与强噪音有关的生理唤起会干扰工作，但是人们也能很快适应不致引起身体损害的噪音，一旦适应了，噪音就不再干扰工作。

人们习惯于噪音工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噪音对他们不起作用了。适应噪音的儿童可能会丧失某些辨别声音的能力，从而导致阅读能力受损。适应噪音环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狭窄，对他人需要不敏感。有研究者在德国慕尼黑一个旧机场关闭前后和一个新机场开放前后，研究了机场附近住宅区的儿童受到噪音影响的情况。研究者让被试做阅读实验，结果是：住在旧机场附近的人在机场关闭前阅读能力差，而住在新机场附近的人是在飞机场建起后阅读能力更差。一个比较乐观的研究结论是住在旧机场附近的孩子，在机场关闭一年后的阅读能力已经可以恢复到离机场更远地区的孩子的平均水平。但有些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却相反，即噪音的有害影响可能会延续下去，很难消失。

噪音是否可控，是噪音影响的一个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噪音是他们所能控制的，是可以自行停止噪音的，那么噪音对其工作的破坏性影响就较小；然而，如果噪音是无法控制的，噪音对其工作的破坏性就会很大。这种影响性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噪音停止的状态下，研究发现，之前受到无控制噪音干扰的人在噪音停止后依然无法恢复到良好的工作状态中。

拥挤

从心理学角度看，拥挤与密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挤是主观体验，是因为有他人在身边而感到的一种不舒服的体验；密度则是指一定空间内的客观人数。密度大并非总会引起不愉快的体验，而拥挤却总是令人不快的。

社会心理学家对拥挤提出各种解释。感觉超负荷理论认为，人们处于过多刺激下会体验到感觉超负荷，所谓的感觉超负荷就是指接收到的环境中的刺激超出了个人的注意力或处理能力范围之外。感觉负荷是存在个体差异的，有人在面试时对三个面试官的提问已经应接不暇，而有人却可以接受来自10个面试官的信息；密度一强化理论认为，高密度可强化社会行为，不管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观众观看幽默电影，在高密度下比在低密度下鼓掌的人数多；失控理论认为，高密度使人感到对其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拥挤感。

处于同样密度条件下的人，如果使他感到能对环境加以控制，则他的拥挤感会下降。拥挤的知觉控制问题的研究结论与对噪音知觉控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拥挤知觉的不可控制性对工作效果的影响是最大的。

有研究表明，每个人的平均活动空间不宜低于5平方米，如此空间才具有缓冲之作用。从小生活在拥挤空间的小孩，对于生活压力常习惯用“放弃”来解决问题，从而发展成为习得性无助。拥挤还容易造成疾病、高犯罪率、贫困、战争、暴动、药瘾、生活品质下降等现象。

人口增长的趋势永远快于生产的增长。如果不加控制，人口总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照算数级数增长，人口扩张到生活资料仅能够维持生存的极限时，就会出现饥饿、战争和疾病。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

建筑设计风格的不同会给人际交往带来直接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老北京的四合院和现代的高层公寓。四合院里的交往状态是“远亲不如近邻”，但确实缺乏保持个人隐私的安全感；高层公寓虽然实现了各家各户的独立性，但却使人际关系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在人际吸引的部分中我们曾探讨过，空间距离是促进人际关系的最直接因素，空间距离扩大了，人际关系自然不容易建立。

室内环境会影响人们的知觉和行为。室内颜色可使人产生冷暖的感觉，家具安排可使人产生开阔或挤压的感觉。

在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的艺术中应用了环境心理学的很多原则。

私密性与尽端趋向

私密性涉及的是在相应空间范围内包括视线、声音等方面的隔绝要求。日常生活中人们还会非常明显地观察到，如就餐人对餐厅中餐桌座位的挑选，相对地人们最不愿意选择近门处及人流频繁通过处的座位，而餐厅中靠墙卡座的设置，由于在室内空间中形成更多的“尽端”，也就更符合散客就餐时“尽端趋向”的心理要求。

依托的安全感

生活活动在室内空间的人们，从心理感受来说，并不是越开阔、越宽广越好，人们通常在大型室内空间中更愿意有所“依托”。

在火车站和地铁车站的候车厅或站台上，人们并不较多地停留在最容易上车的地方，而是愿意待在柱子边，人群相对散落地汇集在厅内、站台上的柱子附近，适当地与人流通道保持距离。在柱边人们感到有了“依托”，更具安全感。

从众与趋光心理

从一些公共场所内发生的非常事故中可以观察发现，紧急情况时人们往往会盲目跟从人群中领头几个急速跑动的人的去向，不管其去向是否是安全疏散口。当火警或烟雾开始弥漫时，人们无心注视标志及文字的内容，甚至对此缺乏信赖，往往是更为直觉地跟着领头的几个人跑动，以致成为整个人群的流向。上述情况即属从众心理。同时，人们在室内空间中流动时，具有从暗处往较明亮处流动的趋向，并且紧急情况时语言的引导会优于文字的引导。

空间形状的心理感受

由各个界面围合而成的室内空间，其形状特征常会使活动于其中的人们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先生曾对他的作品——具有三角形斜向空间的华盛顿艺术馆新馆——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三角形、多面点的斜向空间常给人以动态和富有变化的心理感受。

家居小贴士

保证床位足够隐秘。床可以避开进门人的第一视线。床与门的相对位置，要确保人在进门的瞬间，只能看到床上人的脚而不是上半身。否则在床上休息的人会有一种潜意识的暴露感和惊扰感，容易感到自己在被窥视，造成睡眠质量不高。

弱对比色的柜子有助缓解情绪。以衣柜和书柜为主的家具一定要保持与室内总体颜色的协调，至少也要是同一个色阶，如果一定要用对比色，就要降低色彩纯度，弱化视觉中的对比感。因为这些家具往往是室内的主体物品，过于强烈的对比会造成人的烦躁感。

饰品与装饰画，创意摆放用来丰富感觉。饰品的摆放要根据格局的不同，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总的原则是使它们能在人的第一视觉平行线上。如果是对着门口，饰品架要保证能让人一进门就可以平视；如果是对着沙发，则要降低饰品架，保证人一抬头可以正视。因为饰品往往会有很多种，如果高于人的视线，就会有强烈的压迫感，而过低则会被人忽视。

合理安放灯具可保心情舒畅。餐桌上方的灯可以稍降些高度，让食物在灯光下变得更有光泽，让人有食欲；而其他地方的灯不能过低，否则会减弱房间的空间感，形成人的压抑感。宽敞的空间感可以让人身心舒畅，在心旷神怡中恢复一天的疲劳。

资料来源：家居摆放中的心理学，http://www.xyws.cn/032007/06/16627.html。

温度

一些研究表明，温度与暴力行为有关，夏日的高温可引起暴力行为增加。但是当温度达到一定点时再升高则不导致暴力行为而导致嗜睡。温度也与人际吸引有关，在高温室内的被试比在常温室内的被试更易于对他人作出不友好的评价。

秋高气爽的气候被认为最适合创作的，长年居住在15—18摄氏度环境中的人，头脑较为发达，文学艺术的成就较为突出。

如果把温度控制在20—30摄氏度之间，温度愈高，孩子的学习效果愈差，而且温度高又缺乏空调时，孩子的学习情绪相当不稳定。一般，15—20摄氏度的环境，能带给人最大的舒适感。

城市环境

户外环境的好恶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都市化设施的建设和现代模式的运作，让城市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最典型的莫过于城市环境对人们的视觉冲击。环境心理专家研究指出，如果人们长期生活在色彩不和谐、光线暗淡或强光的环境中，其心情就会变得焦虑不安、易于疲乏、注意力不易集中、自控力差，从而导致健康水平下降。

身处繁华都市，包围在林立高楼，我们也时刻被暴露在“光污染”中。现今许多商务大楼为求外形美观均采用了玻璃幕墙，然而，殊不知，这种美丽正污染着城市环境。玻璃幕墙对光的反射能力一般超过60%，不仅会影响周围居民的室内光线，也干扰了车辆和行人的视线，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同样，不和谐的色彩也会引起情绪的烦躁。清华大学彭培根教授曾提出，北京的出租车是城市中流动的“环境”，能不能把现在的红色改一改。“中国的很多主要大城市甚至许多夏日非常炎热的城市，出租车都被漆成了红色。”彭教授说。他就曾听到许多外国朋友说：“你们的大街上怎么有那么多救火车！”从环境心理学上说，红色是最刺激人的颜色，这种反应是从人类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如果每次上街人们都看到一串串的红色出租车，就很容易产生心里烦躁的环境心理反应。（《新闻晨报》，2002年9月11日）

第四节　社会心理学在健康领域中的应用

一个非洲男子曾和朋友共进早餐，他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直到一年后，他得知那顿早餐是朋友用野生母鸡做的，而这正是他们的文化严格禁忌的食物。于是，那个人立即感到全身发抖，并在24小时内死亡。

那是一次规模庞大的音乐会，有2000多名观众来欣赏600多名中学生的音乐表演，演出开始后不久，有200多名学生说头疼、眩晕、肚子疼和恶心。演出不得不终止，而全面的身体检查表明，这些孩子没有任何疾病，这场短暂的流行病在演出结束后不久就消失了。

……

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健康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还有很多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健康心理学的研究便开始了。当越来越多的现代人陷入了压力、抑郁、孤独、焦虑的状态中时，健康心理学的研究就越发重要起来。

健康心理学概述

健康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它集心理学专业知识、教育训练及科学研究为一体，以促进健康、防治疾病、探求病因、确定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诊断和先前症状为目标，同时也要分析有关的卫生策略，提出建议并促进其实现。在过去的20多年间，健康心理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有关的研究、实践、训练和就业机会迅速增加。这一方面得益于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认可，即健康和疾病都应从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三方面因素来考虑。目前，不仅心理学家，其他相关领域中的专业人员（如医生、护士、传染病学家、大众健康专家、营养学家、健康教育者等）都在健康心理学的相关领域中进行研究、训练和实践。

在19世纪70年代，心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专业人员逐渐认识到，应当相互协作以共同探索生物一行为这一难题。于是，行为医学（Behavioral Medicine）作为一门新学科出现了。它将有助于对身体健康和疾病的进一步理解，并运用这些知识和技术进行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其发展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因素，即生物心理社会范式的出现，以及对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发生和致死之间关系的认识。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认为所有疾病中都已包含着心理社会因素，因为个体所处的生活空间既有生物成分，也有心理成分和社会成分。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的生理、心理两大系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各种刺激引起的情绪变化以及不良个性品质是造成原发性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等躯体疾病的原因之一，只有解决各种心理上的问题，才有利于治愈躯体疾病；另一方面，生理疾病对心理也会产生不良影响。生物心理社会观点得到了大量支持。例如，关于应激、社会隔离、控制感（或无助感）、敌意、A型行为、社会支持、适应或适应不良的反应，以及各种个性特征等心理因素对躯体反应的影响都已得到了实证的支持。

对健康心理学的出现起重要作用的第二个因素是疾病模式的变化。在过去100年中，传染病学、免疫学、流行病学等领域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疾病模式观念。以前高发病率的流行性感冒、麻疹和肺结核等得到了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大降低，也节省了大量的用于应付这些疾病的人力和财力。

导致人类死亡的原因也发生了变化。今天，以行为方式为基础解释死亡原因的已占相当高的比例。例如，与心脏病有关的行为包括摄入过量的动物脂肪、吸烟、身体活动过少、过分的热量摄入，以及A型行为特点（包括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和对他人的敌意等特点）；而意外事故则与过量饮酒有关。因此，美国心理学会健康心理学分会首任主席马托拉佐（J·Matarazzo）创造了“行为病原学”（Behavioral Pathogens）来强调引起疾病的那些行为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行为医学和行为健康领域内科学、专业活动的增加促进了健康心理学的成长。由于最近把行为医学正式看作是一个基本领域，健康心理学出现了一些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行为医学杂志的出现，行为医学学会的建立，等等。另外，在病原学、治疗和预防中的基础性的、应用性的研究也增加。健康心理学的任务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与健康的性质和疾病病原有关的行为卫生的研究；其次，为积极开展预防措施所开展的研究，包括探讨有益的生活方式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开展有关禁烟、戒酒的活动以及限制盐和高脂肪食品、饮料的宣传，提供各种咨询，建立合理的生活节奏和良好的习惯，提供科学的体质锻炼方法。另外，健康心理学还要与邻近学科共同合作，探讨一些交叉性问题。

压力、抑郁与健康

什么是压力？

压力是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它伴随着生理变化、生物化学变化和行为的变化。压力性的事件包括了交通事故、考试失败、离婚丧偶、工作变动、退休、个人习惯的修正等等。压力的大小取决于环境要求我们作出的转变的大小。为了对这些生活转变进行评估，霍姆斯和拉西（Holmes ＆ Rahe，1967）编制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在这个量表中，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越大的事件，“生活转变值”越高。研究者也据此开展了研究，假设生活转变值是与患疾病的频率和时间成正相关的。很多研究报告显示：人们的生活转变值越高，其身心健康也就越槽糕（Seta，Seta， ＆ Wang，1990；Tesser ＆ Beach，1998）。随着生活压力问题研究的开展，针对不同群体的更详尽的测验也陆续发展起来，如Sarason、Johnson和Siegel（1978）开发的生活经历调查表（Life Experiences Survey）。该量表是针对大学生编制的，而且要评价每个生活事件所带来的情绪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对影响程度进行等级评定，之后还要写明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

压力也存在主观体验的问题，每个个体对压力的感受值是不同的，在有些人看来心急如焚的事情在另一些人眼中可能是小事一桩。比如求职者在面试过程中所感受的压力值就不尽相同，有些人忐忑不安，难以入睡；而有些人仅将其看作一次锻炼的机会，态度从容。

所以在我们讨论压力的定义的时候，既应该研究人们生活中普遍会遇到的压力事件，又应该考虑到在压力感受中的个体差异性。

无论个体面临的压力是大是小，压力的产生都会直接影响到免疫系统的功能，使疾病趁虚而人。Cohen等人（1991，1993）在英格兰南部组织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他们首先要求被试填写一份清单，回忆出在过去一年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有负性影响的事件。接着，研究者对参与者进行感冒病毒或食盐水的注射，再将他们隔离数天。结果是，在写出较少负性事件的人群中，有27%的人发病；在负性事件较多的人群中，有近一半的人发病。发病的比率与发生负性事件的多少是成正相关的。研究者在分析这一结果时，也考虑到了时间、年龄、性别、体重等与发病相关的因素，压力与疾病发生的关系仍可以表现出来。也有很多研究选择了能够带来轻微压力的实验任务，如连续的心算或即兴演讲，并在实验前后分别测量被试的免疫反应。结果都证明了一个人在承受压力时，无论压力是大是小，都会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

如何应对压力？

人们在面对压力事件时会如何表现呢？——这就是应对方式的问题。总体来说人们的应对方式有两类：一是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即面对压力迎头直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积极争取可获得的信息资源，直接解决问题。另一种是回避式的应对方式，即通过做其他事情（如饮酒、沉迷网络、看电视等）让自己不去想眼下遇到的问题，暂时缓解压力。相比而言，直接、积极的应对方式是比较有利于问题解决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不如逃避式的应对方式那样奏效，比如病人在做手术之前，最好的缓解疼痛的办法就是分散注意力，不去想病痛和手术可能的后果。成功的应对方式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应对的努力减轻了个体生理紧张的程度，比如心律、脉搏和皮肤电性等指标的变化；二是看人们是否能够以及用多长时间回到他们以前的生活状态中。成功的应对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时间、物质支持、社会支持、人格特点等等。社会支持和人格特点是被研究者探讨最多的内容。

人格特点

一些天生乐观的人，他们习惯以积极的方式来解释挫折，并总能看到事件好的一面，生活在他们眼中总是充满希望的。这样的乐观态度可以帮助人们在评估压力事件时更为积极（Chang，1998）。在经历癌症、艾滋病这些严重疾病的人中，总有些乐观、积极的人在创造着医学的奇迹。与此相反，天性悲观的人总是会关注事情不利的一面，他们的思维特点是理性而现实的，对生活总是充满了抱怨。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1）情感性关注，指通过表达喜爱、关心和同情来使对方感受到支持。比如，当一些创伤性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人倾向于向人倾诉，这就是寻找情感支持的方式。James Pennebaker（1990）的研究表明，写作或与他人讨论自己的伤痛是有助健康的。（2）物质帮助，这是在你面对压力的时候，提供物质或者服务性的帮助，例如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又如大一入学的时候，会有好心的学长过来帮你提沉重的行李。（3）提供信息。当压力的事件是一些无法确定但又对自己十分重要的事情，比如择业、择偶、填报高考志愿等。此时，我们最希望得到的是一些有经验的人所提供的真实信息，以便我们作出判断，或验证自己的判断。

社会支持有效地减少了人们承受压力时的心理不适感，降低了患病的可能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在经受压力的时候还是在没什么压力的时候，社会支持总是有效的，这被称为“直接效应假设”；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是发生在人们处于高压的期间，而在压力较低的时候作用不大。但很多研究结果说明，社会支持既有直接效应，也有缓冲效应（Cohen ＆ Hoberman，1983）。

抑郁

抑郁——在十几年前，对于非心理学专业的人士来说还是个陌生词，而今天在繁忙的都市中，在沉重的压力下，抑郁几乎成为了尽人皆知的词汇，有越来越多的人被长期抑郁的状态所困扰。当抑郁心境发展到一定程度，并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时就发展成为了抑郁症。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抑郁症在全世界发病率约11%，目前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患，而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抑郁症是严重危及生命安全的疾病，2/3的患者有自杀念头，15%的患者因自杀结束宝贵的生命。2003年愚人节，香港演艺明星张国荣自杀，其原因正是患了抑郁症。

抑郁者的特点

负性思维是抑郁群体的共同特点。在抑郁者的眼中，世界就是黑色的，没有希望，也不存在任何美好的事物。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抑郁者总会作出消极的内在归因，他们把父母婚姻不幸的原因归结为是自己不如别人的表现，把考试的失败归为自己头脑的愚笨，把恋爱关系的终结归结为自己的魅力不足，把朋友的背叛归因为是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缺乏能力……长期自我否定式的归因使他们形成了不良的自我概念。在一个研究中，研究者提供了两份由不同大学生写的关于被试的人格评价的报告，其中一份是赞许的，一份是批评的，被试可以从中选择一份出来看，有82%的抑郁者选择了那份批评性的报告（Giesler等人，1996）。

抑郁群体的性别差异

女性在抑郁症群体中占有大多数。据美国哈佛大学最新统计：在世界范围内，女性遭受抑郁症困扰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全世界的女性中，大约每8个人中就有1个女性在一生的某个阶段会遭受抑郁症困扰。日前，哈佛心理健康研究报告对女性易患抑郁症的原因进行了如下分析：

基因因素　遗传因素提高了女性患抑郁症几率的50%。科学家们发现了很多和抑郁症有关的，只有在女性中才会出现的各种基因突变，包括一个与女性激素调节密切相关的基因。

女性更容易紧张　根据对30个国家超过30000的人群的调查显示，女性更容易抱怨说她们正处在紧张的情绪之中。和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遭受某些极度紧张的特殊状况，比如性虐待、家庭暴力，等等。

经前期紊乱　大约2%—10%的女性患有月经前焦虑精神障碍，这是因为这些人对体内激素水平改变的高度敏感性造成的。

妊娠、产后的特殊生理时期　大约10%—15%的母亲在生育后最初6个月患有抑郁症，在妊娠期间患抑郁的女性比率甚至更高。

引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可以分析产生抑郁的社会压力源，研究抑郁群体的归因方式，并进行积极的归因训练，在人际交往中加以积极的引导，这也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方面。

在行为健康中的应用

烟

大众健康统计表明，每天有大约4000个儿童开始吸烟，在美国有大约600万儿童吸烟者。针对这种趋势，人们制定了许多计划防止10岁以下儿童吸烟率的上升。根据对美国5200个学龄儿童进行调查后的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开始吸烟是由于同伴压力和对权威人士的对抗情绪（B·Green，1977）。根据有关的类似研究，研究者们制定了一个粗略的吸烟预防计划，使用放录像、树立榜样、团体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抵制社会上的吸烟压力，并对吸烟和关于吸烟知识的宣传、态度的测量进行监控。

此外，人们评定了大量的戒烟方法的有效性。戒烟方法包括：临床的方法、团体的方法、药物的方法、尼古丁替换法、催眠法、危险因素预防试验、大众传播运动、医疗咨询、针灸法、社区预防计划、行为方法和工作场所的政策和计划。最近的研究表明，行为疗法比控制条件更为有效，但并不比其他方法更好。另外也有研究表明，行为技能训练法和尼古丁口香糖替代法结合起来的效果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法的效果都好。比较强烈的戒烟方式，尤其是使用了厌恶疗法的戒烟方式，在开始时产生了较好的戒烟效果，但重新吸烟的比率相当高。因此，目前的计划对预防复发率更为关注。

酒精和其他药物的滥用

目前在国际上使用的物质滥用干预方式有三种：饮酒教育课、公众信息运动和修改政府的政策。教育计划包括大众传播运动、社区计划、父母的教育、学校计划和大学校园干预等。例如，在学龄青少年的健康计划中，包括防止儿童滥用药物。传统的饮酒教育计划在增加关于酒精的知识方面非常有效，但在改变态度和行为方面却没什么作用。因此需要引入行为技术，比如自我约束、有节制的饮酒、应付技巧训练等。70%以上的这种行为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关于戒酒治疗结果的调查表明，一年的治疗结束后，戒酒率可达50%。许多研究者分别调查了影响治疗效果的因素，包括治疗计划的特点、工作环境和治疗的构成成分，还有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等。人们发现，住院治疗计划并不比门诊治疗更为有效。相反，病人的某些特征却显得至关重要。比如，年龄、性别、酗酒动机的时间长短、严重程度，以及其他个人的、人际的、教育的和职业的原因。某些患有心理障碍的人可以戒酒，但那些有认知缺陷，并且家庭中有酗酒习惯的人却不能治愈。这些认知缺陷也影响着治疗效果。

肥胖症

尽管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治疗办法，但人们在过去30年里对肥胖症的原因、治疗和预防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肥胖症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并且和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有关。肥胖者比正常体重的人死亡率高50%，更容易发生医疗问题，如呼吸道感染、胆囊疾病、骨骼—关节疾病等。

人们认为肥胖症的原因既包括新陈代谢方面的，也包括行为方面的。在过去的30年中，关于饿和饱的生物学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过去一度颇为流行的下丘脑中枢说现在受到冷落。人们发现肥胖有着更重要的家庭渊源，包括环境变量和遗传变量。研究表明，人体内脂肪的变化有20%—60%可归因于遗传因素，肥胖症需要有多种成分的治疗方法。

由于儿童时期的生活习惯和家庭教育模式，成年时肥胖多与儿童期肥胖有关，所以专家们开始关注对过食生活模式的早期预防和对超重儿童和青少年的干预计划。对肥胖症的行为治疗，最重要的仍然是发展易于维持减肥的方法。改变饮食习惯的行为方法要与体育锻炼、低热量饮食、药物护理和预防反复策略结合。

在行为医学中的应用

慢性疼痛

相关学科的相互合作使慢性疼痛的治疗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最近出版的关于行为医学和健康心理学的著作中，大量描述了在慢性疼痛的治疗中相关学科的评估和干预计划的发展。健康心理学家对这些交叉学科的应付疼痛计划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治疗方法包括生物反馈、放松、催眠、操作条件反射和认知行为疗法。这些方法的要点在于增加对生物因素的控制，减少习得的疼痛行为。这些方法各有优点，而认知行为疗法在保持治疗效果方面更有优势。

目前，最普遍的慢性疼痛已不再是后背疼，而是头疼。各种形式的生物反馈、放松训练、紧张调节和心理治疗技术纷纷被用于治疗这种慢性病，效果也比较好。肌电图生物反馈技术（EMG）和程序性肌肉放松训练能大幅度地减轻疼痛。另外，认知方向的疗法认为头疼是由于对紧张情境的认知反应造成的，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治疗偏头疼和脉管性疼痛中，体温和肌电图生物反馈技术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而且多成分性方法在治疗紧张性、脉管性、综合性疼痛中具有一定的优势。研究表明，把生理、心理因素结合起来的治疗方式效果更好。

心血管疾病

行为干预计划也被用于各种心血管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治疗高血压的行为治疗包括放松技术和生物反馈，一般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使用。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研究者发现，在加上生物反馈技术之后的治疗效果并没有发现明显的优势，而家庭中的放松技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另外，在治疗心率不齐方面，一些生物反馈技术的应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例如，采用生物反馈技术治疗心动过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目前，仍需要严格的实验研究来检验这种行为疗法的有效性。

对于心肌梗塞病人，心脏康复计划提出了正式的对生理的和心理社会方面的心脏病后遗症的治疗方法。最初，这些计划主要围绕生理训练条件反射，而对心理治疗注意得很少。迄今为止，关于锻炼方面的心脏康复计划的资料并没有表明它比传统的医疗方法更能延续生命或减少死亡率。但是，心脏康复计划已被医疗团体所普遍接受，并为心脏专家、心理学家、护士和医疗服务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可能性。

神经失常

越来越多的健康心理学家开始涉足神经心理学，并在许多神经失常（包括创伤性头部损伤、退行性神经失常和癫痫）的治疗和管理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的趋势就是对于那些有各种神经肌肉方面的失常症状（包括认知缺陷、视知觉缺陷和其他脑损伤造成的缺陷等）进行综合性的治疗。行为心理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与神经学家、生理治疗师、神经科大夫和其他医疗康复工作者共同努力来发展这一领域。关于这方面发展趋势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关于视知觉缺陷的康复治疗问题。有证据表明，获得性视知觉缺陷可以治愈，而且这种治疗对于病人的独立生活能力有重要的影响。

研究者们也倡导在慢性脑损伤病人的治疗中使用行为治疗技术，用这些方法综合对认知缺陷进行神经心理学分析。例如，在脑血管疾病（CVA）中，中风是伴有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后遗症的，CVA后社会行为、性行为及自由活动的减少，部分是由于患者的依赖性增加、变得退缩、身体形象改变、家人过分保护，以及对上述活动的过分恐惧，部分也是由于患者的抑郁状态。另外，脑损伤本身往往就对心理功能有直接影响。因此，在这方面受过特殊训练的健康心理学家会对这些患者的治疗作出重要贡献。

行为（心理社会）肿瘤学

早在30年前，心理学的作用就扩展到了对肿瘤的治疗和预防中。心理学家们不仅积极参与对与吸烟有关的肺癌的预防，也阐述与癌症治疗有关的心理社会观点。包括增强对癌症的初级诊断中的适应性反应以减轻疼痛，减少对化学治疗的条件性厌恶反应（恶心和呕吐），以及适应性残疾和死亡。

许多病人在接受化学疗法之后，产生了条件性厌恶反应，治疗者使用去敏感化、反向条件作用、放松、认知性分散注意力及自我放松的意象技术等都可以成功地治疗这些条件性厌恶反应。伴随癌症和癌症治疗的剧痛和慢性疼痛是癌症治疗者们的另一个关注焦点。他们使用心理控制的方法，包括催眠、有引导的意象法、放松法、生物反馈、认知行为方法及操作条件反射法等，也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疗效。

非典（SARS）——非常时期

2003年4月，一种严重的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SARS）在整个中国迅速蔓延开来，直接危及广大民众的生命。引起非典的新型冠状病毒极易传染：除了飞沫、接触传染方式外，被患者排泄物污染的水、食物和物品等也是重要的传染途径。在5月上旬的非典发病高峰期内，全中国“非典”新患者一天就将近增加180名。新闻媒体滚动报道着疑似病例的每天增长数和死亡人数……

中国政府为了有效控制“非典”传播，要求“非典”高发区的学校停课，铁路交通停运，网吧、电影院和展览馆等人群密集活动的场所关闭……

然而，比“非典”更可怕的是人心的恐慌。很多老百姓感到自己就站在死亡的边界线上，过度怀疑和担忧自己被感染“非典”的可能程度。他们过度地抢购和储备“非典”的消毒用品和预防药品；过分消毒和服用预防药品；过分渲染和传播个人的“非典”恐怖情绪；甚至把一般的感冒或其他的身体不适也当成“非典”，并为此忧心忡忡，严重的还导致失眠。心理学家称之为“非典恐惧综合征”，在当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性心理问题，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北京市卫生局灾后精神干预网络中心与北京安定医院联合开设的非典咨询热线，4月26日开通，其后10天内，就接听了1500多个咨询电话；北京心理卫生协会的热线电话，也曾创下了10天接听4000多个电话的纪录，其中，女性占53.8%，20—50岁之间的咨询者占86%。

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心理干预成了在非常时期人们关心的字眼。

第五节　社会心理学在咨询领域中的应用

咨询心理学概述

咨询心理学的定义及其分析

在应用心理学中，咨询心理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包容了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内容。一般的解释是：心理咨询是一种磋商行为，其目的在于通过咨询双方意见的交换，透过表象，挖掘心理障碍的真正动因，为来访者提供建设性意见，帮助来访者建立健全的人格，从而达到心理健康的目的。因此，咨询心理学家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人们解决心理上的困扰和精神上的苦恼，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积极有效地发展和取得成就。美国《哲学百科全书》认为，咨询心理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1）心理咨询服务的对象着重于正常人；（2）对人的一生提供有效的帮助；（3）强调个人的内在力量与人的价值；（4）强调认知因素，尤其是理念在选择和决定中的作用；（5）研究个人在制定总目标、计划以及扮演社会角色方面的个性差异；（6）充分考虑情景和环境因素，强调人对于社会环境的利用以及必要时改变自身的环境。

咨询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认为，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一个人生理上有病固然要请医生诊治，心理上的障碍同样需要治疗。在西方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看心病”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大至精神病、神经症，小至一般的情绪困扰和行为障碍，都可找临床心理学家治疗，进行必要的心理指导。除了精神病医生、临床心理学家从事心理治疗工作以外，还有部分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也参与心理咨询工作，因此，心理咨询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心理咨询之所以会蓬勃发展，与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不无相关。面临竞争、失业、孤独、精神空虚、家庭纠纷、社会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现象，人们在心理上产生巨大压力，诱发了各种生理疾病和心理障碍，而心理咨询是解除心理疾患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心理咨询技术获得了广泛的运用。

心理咨询工作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谈心”，因为心理咨询有它自身的学科理论和科学方法。咨询工作者必须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掌握心理危机仲裁的方法和技巧，必要时需使用各种心理测验来探察压抑于当事人潜意识中的不愉快情绪体验。心理咨询常与行为疗法、松弛疗法、暗示、生物反馈技术等治疗手段相结合。而“谈心”是指一般的思想政治工作，心理障碍不能与“思想问题”混为一谈。

咨询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咨询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初，它是伴随着职业指导、测量技术和心理治疗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1909年，F·帕森出版了《选择职业》一书，为咨询心理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帕森认为，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必须考虑到个人的兴趣、能力和性格等心理因素；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不仅要对工作环境进行正确的评估，而且要对自我进行正确的认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事部门为了对应征的士兵进行筛选和分类，委托有关心理学家设计智力测验，以识别和淘汰智力低下的应征者。由此导致了两套智力测验，即军队甲种团体智力测验和军队乙种团体智力测验的问世，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军事上的尝试成功推动了其他方面的测验研究，各种新测验如测量兴趣、态度和能力的诊断技术逐渐发展起来，为指导职业提供了科学手段。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职业指导浪潮。如明尼苏达大学成立了以心理学知识为基础的职业咨询机构，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此后，以整个人格为中心，包括社会、经济、职业、家庭、情绪、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心理咨询广泛发展起来，许多学校设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在此期间，以J·卡特尔为代表的关于个别差异和个性心理测验的研究，促进了心理咨询的科学化。

30年代末40年代初，个性心理学理论、学习理论以及心理治疗理论又进一步促进了咨询心理学的发展，以心理测量为基础的指导性谈话的临床咨询模式开始为心理治疗的模式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30年代经济萧条局面的缓和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是造成这种模式转变的重要原因。社会变化对人们的影响远远超出教育或职业问题的范围。人们开始在个人适应的问题上，尤其是情绪和人际关系问题方面寻找帮助，于是出现了“心理治疗年代”。C·罗杰斯（1942）的《咨询与心理治疗》成为这一时代的代表作。罗杰斯不赞成传统的以直接提问方式为基础的“指导性咨询”，提出了“非指导性咨询”的概念，强调人的内在价值，主张探究人的潜在思想、情感、行为等心理因素，要求咨询人员同来访者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为来访者主动、自由地倾吐内心的秘密创造热情、宽松的气氛。他认为个人具有成长、健康与适应的内在动机，应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避免由于指导式咨询方式所造成的来访者过分依赖咨询人员的消极后果。

近几十年来，咨询心理学这门学科迅猛发展，咨询的方法不仅从心理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如学习、动机、情绪、测量、人格、社会等心理学中吸收养料，也从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卫生学、语言学等领域吸取了有益的成果。

咨询心理学已成为一门兴旺发达的社会心理学应用学科，在人类的生活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独特的作用。1946年美国心理学会建立咨询心理学分会，到1986年该分会已拥有会员3600余人，成为美国心理学会最庞大的分支机构之一。咨询心理学家的影响涉及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仅许多大、中、小学成立了心理咨询所，而且一些企事业、商业和社会福利等部门也设立了心理咨询机构或心理顾问。心理咨询与人们的生活已经是息息相关了，咨询的方法也日趋现代化。

心理咨询的内容、形式及范围

心理咨询的内容

心理咨询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宣泄疏导来访者的情感以缓解情绪压力，鼓励来访者自行说出内心的困苦，帮助解除心理上的压力；（2）协助来访者改善认知结构，以正常的经验取代旧的、不正常的经验，树立对人、对己、对事物的正确观念和态度；（3）为来访者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建立与人相处的和谐关系，培养其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行为习惯；（4）指导来访者实行心理卫生的自我监护和自我调节，包括解除紧张、焦虑、挫折等一系列问题。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心理咨询有两大类别，一为障碍性咨询，即个体产生心理障碍后要求咨询以缓解心理上的压力；二为发展性咨询，即个体并无心理障碍，但为了保持心理上的健康，培养健全的人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要求提供咨询服务。

心理咨询的形式

从咨询对象的数量分，有个别咨询和团体咨询。

个别咨询　由来访者单独向咨询人员提出咨询要求，一般也由单个咨询员出面解答问题的一种咨询形式。其优点是保密性好，来访者顾虑少，可以毫无保留地阐述自己心理上的障碍或提出问题，倾吐内心的秘密，同时也有利于咨询人员耐心、深入地帮助来访者解决问题。

团体咨询　由咨询人员根据来访者提出的问题，将许多来访者分成若干小组进行商讨、相互启发，解决他们共同的心理障碍的一种形式，也可以由咨询人员组，根据来访者共同的心理问题进行咨询。团体咨询的感染力较强，可以进行交流，在共同商讨中得到启发和领悟，特别是对性格内向、孤僻、害羞和具有社交障碍的人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从咨询途径分，有门诊咨询、信函咨询、电话咨询。

门诊咨询　通过医院或咨询所的心理咨询门诊部进行咨询的一种形式。咨询门诊可以是综合性的，包括为各种心理障碍提供咨询；也可以是专门性的，如儿童心理咨询、青年心理咨询、老年心理咨询、职业心理咨询、家庭心理咨询等。门诊咨询一般要根据来访者自诉，选择相应的心理检查或心理测验，以帮助咨询人员分析和诊断，提出指导意见。门诊咨询是最基本的心理咨询形式，由于咨询人员与来访者面对面接触，因而对咨询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

信函咨询　是针对咨询对象来信描述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由咨询人员通过回信的方式解答疑难问题、疏导教育的一种咨询形式。其优点是简便易行，涉及面广，不受时空的限制，咨询对象可以大胆叙述。其缺点是咨询双方不能直接见面、询问详由、随时发问，不能深入而全面地了解情况，因而只能根据情况一般性地提供指导意见，而且书信往来，费时较多，反馈较慢，亦难以充分敞开心怀，清晰表达。

电话咨询　利用电话的通信方式给予咨询对象以劝告和安慰的一种咨询形式。电话咨询要求咨询人员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帮助咨询对象度过心理危机，必要时还需赶到咨询者所在地进行疏导和帮助，防止由于心理危机而酿成悲剧，如自杀和犯罪。因此有人称这种电话咨询为“生命线”。电话咨询迅速及时，不论昼夜、远近，只要电话铃声一响，就会有沟通心灵的桥梁，送来关怀和温暖。目前电话咨询已不限于解决心理危机问题，各种心理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咨询得到解决。

心理咨询的范围

心理咨询的范围相当广泛，在教育、职业指导、婚姻、个人情绪、人际关系和医学等方面都有它的应用领域。

教育领域的心理咨询

美国从小学到大学都设有心理学家小组（称顾问小组），新生入校对环境适应不良、学生在学习中遇到方法上的困难、升学时选择学校和专业、儿童智力落后鉴定、情绪异常以及行为不良、家长或教师在教育子女或学生问题上遇到困难，均可找咨询心理学家帮助。

职业咨询

咨询心理学家通过使用各种测验，如能力测验、性格测验和教育测验，对学生的知识、技能、能力倾向、性格类型以及兴趣爱好等个性品质作出全面评估，帮助学生选择职业，并对以后的职业训练提供建议。

恋爱婚姻及家庭问题指导

从配偶选择到子女优生，从早期教育到智力发展，以及失恋、离婚带来的情绪问题，夫妻不和，性机能障碍等，都可通过心理咨询得到必要的指导。

社会心理问题

这一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由人际关系不协调而导致的情绪和行为障碍，如抑郁、焦虑、紧张。包括由于家庭纠纷，与同事、邻居、领导之间的摩擦，青年人的社会适应困难，老年人的孤独，长期患病等带来的过重的心理负荷。

心理咨询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咨询人员既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知识，又要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必须指出的是，心理咨询往往不是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它需要一个过程，有时可能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见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访者本身的原因，也有咨询工作人员方面的原因，如有些来访者开始时常常对咨询人员产生一种“防御心理”，不愿直接讲出实情。因此，咨询人员必须具备耐心、细致的心理品质，善于分析，透过现象抓住问题的实质。

第六节　社会心理学在社区心理卫生领域的应用

社区心理学概述

社区心理学的定义及其分析

社区心理学目前基本上已获得独立。它所关注的是社会群体和社区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社区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如何为社区心理健康运动作出贡献，其观点包括：心理健康服务是广义的，预防精神障碍的工作要走出医院，到社会中去；社区心理学家的活动主要是预防社区内精神疾病的发病和蔓延，并尽可能在精神病院之外为患者的恢复提供服务；社区心理学研究职业、住房、营养、生活习惯、少数民族地位及其他社会因素在心理顺应中的重要作用，寻求解决和改变这些社会因素的办法，并设计有关的特殊治疗方案。

社区心理学与公共卫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共卫生包括健康管理、职业保健、卫生教育和公共卫生政策等。它的两大核心部分是流行病学和疾病的预防，这也是社区心理学的主要内容。流行病学探讨的是引起疾病发生、传播和引起患者生理和行为变化的因素，主要关心的是环境特征与特殊疾病的行为特征之间的关联，以及不同环境中的公害效应等。预防则是指在有碍健康的行为出现之前进行的干预。目前，人们对预防重要性的认识已达成了共识，一般把它分为三种类型，即初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治疗）。

社区心理卫生运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流行病学家就开始探讨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心理健康问题。1961年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精神疾病和卫生联合委员会发表报告，提议每5万人设立一个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卫生服务的对象扩展到儿童；减少并限制精神病住院病人的数量；更多地利用乡间旅馆、养育院和日托机构来照顾精神病患者。6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颁布法令，决定创立心理卫生中心。此后15年中，心理卫生事业在美国迅速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精神病住院人数迅速下降。后来，世界卫生组织（WHO）认识到了社区卫生运动的价值，推荐它作为全世界立法者优先考虑的问题。1978年，WHO发表《阿拉木图宣言》，声称到2000年世界上所有人都将获得卫生保健，并明确表明对初级预防等社区心理卫生工作的支持。

目前，社区心理卫生运动已经到了务实阶段，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心理学工作者所提供的社区心理卫生服务充分考虑到了接受这种服务者的文化和社会阶层特征。他们根据文化和社会阶层特征提供与之相适应的社区服务，而文化和社会阶层变量也会帮助维持和支持社区服务的效果。第二，心理卫生专业人员作为支持者和宣传者向来访者和公众提供人际交往和生活方面的技巧，以此改善他们在社区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活动质量，从而减少心理疾病，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获得职业和社会信任等）。

社区心理卫生服务

对老年人的社区心理卫生服务

现代社会，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趋势。但是，老龄人群中对心理卫生服务机构的使用率却较低。据统计，老年人只占社会心理卫生来访者的4%—6%。其原因是很复杂的。首先，心理或情绪问题可能被老年人或其周围的人忽视；第二，老年人往往存在一些社会和躯体的问题需要与心理卫生问题一起处理；第三，老年人倾向于住在与心理卫生服务地点相隔甚远的地方或很少活动，导致交通问题、虚弱或健康问题等；第四，老年人可能更不愿意寻求心理卫生服务。老年人问题中以认知障碍最为常见，抑郁也比较多。生活在护理家庭中的许多老人，其实是不“住院”的病人，他们可能有不同类型的慢性心理疾病和“住院神经症”。除了大量的有显著心理卫生需要的住院病人以外，在护理家庭中可获得的治疗普遍不足，甚至不存在（P.J.Carling，1981）。

为老年人提供心理卫生服务时，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易获得性。例如，可以利用“守门员”查找法来查找潜在病人。“守门员”是指那些在他们的工作或社区活动中有机会去观察那些实际上已有或可能会有问题的老年人的人，包括邮递员、水电公司雇员等。他们的任务不是直接干预，而仅仅是辨别出老年人可能需要帮助的迹象，并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一个专门的机构。这种做法就像是撒了一张大网。一旦找到“守门员”，心理卫生或社会服务人员就与找出的这些人联系，安排家庭访问，并在正式服务前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被找到的老人不仅接受心理卫生服务，也接受其他任何可能的必要帮助，包括经济资助、家庭卫生、义务服务、送餐、推荐合适的护理和医疗方法等。这种服务强调跨学科性，涉及社会、健康、心理卫生等各方面。通过协调，大多数服务都可以在当事人家中进行。

对老年人中的高危人群而言，虽然他们不愿或不能主动寻求心理卫生服务，但仍能通过各种方法和系统干预、案例查寻、家庭访问、多学科间的协同治疗计划，以及如咨询和教育这样的间接服务帮助他们。

对妇女的社区心理卫生服务

与老年人不同，妇女经常光顾社区心理卫生服务机构。根据美国心理卫生研究所在1986年所做的统计，心理卫生服务中心的来访者中有52.4%是妇女。相对而言，妇女比男性更多地报告各种心理卫生症状。同时，在6项心理障碍指标中，妇女在5项上更容易被诊断为心理疾病。心理障碍类别的性别差异特别表现在情绪障碍上。在美国，每4个女性中就有1个在其一生的某个时期有过抑郁，这一数量是男性的两倍（S.Landers，1988）。

研究者指出，这些性别差异并不是由于反应风格上的差异，而是由于女性所面对的生活压力和情境使得她们比男性更容易受到不良倾向的影响。角色位置的差异才是形成男女在心理障碍上差异的真正原因。尽管妇女在心理卫生问题上具有较高的易感性，而且也会较多地光顾心理卫生服务中心，但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对她们却不一定适宜。为此，我们需要简要回顾性别差异理论。

50年前，以生物和基因为基础的理论盛行，但现在我们知道，女性心境状态的改变与其激素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微小的、不持久的，仅仅是生物学基础不足以说明性别差异。与之相反，社会文化理论强调妇女环境中的应激因素对其心理健康有着不利的影响，这些应激因素包括贫穷、低社会层次、妇女的非独立的社会化模式、较高的受伤害比率、性别歧视、刻板偏见、多重竞争的角色压力等。这些因素造成了妇女普遍偏低的自信心，在决策方面有更多的依赖性，更难建立个性，低权力感等。因此，从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妇女往往暴露出更高的应激水平，她们又没有足够的应付机制或支持资源来缓冲这些应激，因此就增加了她们受到心理冲击的危险。

尽管妇女接受服务的次数很多，但她们受到的服务并不能反映她们所承受的压力，她们在应付资源方面的困难，以及她们独特的治疗需要。实际治疗中往往存在着性别偏差，并且关于某些与妇女角色无关的问题（如药物依赖、酗酒）的治疗则常常是不充分或不恰当的。有些心理学工作者常常对女性来访者套以刻板印象，并促使她们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态度，以此作为积极的治疗效果。这一问题在心理咨询广泛开展的国家里已很严重。

妇女经常不被认为是需要特殊的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人群。但是，她们的环境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范围，结合她们在治疗中受到的带有偏见的和不适当的反应，都表明应对她们提供适当的服务，以解决她们的心理卫生需要和适应问题。以下是一些成功的妇女服务项目的共同特征：（1）由传统的临床或心理卫生机构以外的机构提供服务；（2）不是一对一的与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互动，而是采取多种服务形式；（3）涉及的方面是综合性的，包括个体生活、环境和社会或家庭情境各个方面；（4）主要目标是提高个体对她自己的能力和潜力的信心；（5）提供给她们进行问题解决和制定决策的机会和榜样；（6）提供各种改变生活情境和处理个体缺陷的特殊技能。

社会支持网络

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是指那些持久的社会联系，它把个体和建设性的资源联系起来，以达到有效的个人适应。一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成分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工作联系以及个体与社会、宗教或组织机构成员的联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的质量是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支持在缓冲个人危机和生活变动的潜在威胁中尤其有价值。尽管社会支持运作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揭晓，但若干理论家已描述了非正式的个人联系所提供的广泛而多样的支持潜力。包括情感支持、工具性帮助、关于期望和反馈的交流、获得多种新信息和社交机会、陪伴和娱乐以及归属感等。

尽管相对来说，我们对社会支持过程尚不能完全理解，但利用社会支持的社区心理卫生干预近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支持干预得以流行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发挥自然的支持系统作为非正式的关怀资源的作用远比依靠专业人员的服务省钱，并且这种帮助肯定能被接受，因为它与社区的日常生活模式是协调一致的，社会支持性帮助也不会使受帮助者被贴上病人的标签。

经典的社会支持干预模型是相互支持团体，其中曾经历过相同生活危机的个体有规律地以非正式小组的形式相互碰面，交流他们的感受和担忧。社区心理卫生工作者的另一个重要的，但又常被忽视的作用就是在环境水平上通过干预手段促使个体与其所在的社会支持网络保持更有效的相互关系。以社会支持应付艾滋病（AIDS）为例。旧金山曾启动一项“积极的阳性者”项目，把AIDS检查为阳性的同性恋者组合成8—12组。项目指导者首先帮助他们把小组建立起来，并向他们介绍有关HIV阳性的信息，然后让组员在组内发挥重要作用。小组在成员家每周聚会。对相互帮助小组运作的调查表明，这些小组的效果主要在于成员之间交流关于问题和有效应付策略的信息、社会支持和对有效应付努力的强化，并且通过与一个支持性的参考组的认同而提高自信。

AIDS病人有许多要求，所以他们除了接受正式的专业帮助之外，也很容易自发地依靠几个社区服务项目。有效的社区服务项目和专业人员之间的协调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由于每个提供服务的志愿者都有其特殊的技能及其局限。社区志愿者必须经过培训以认识到他们的专门知识的局限。同样，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必须了解社区中的不正规的支持，并帮助来访者利用丰富的可获得的社会支持资源。

上述与AIDS有关的干预可以运用到对付任何潜在应激生活事件的社会支持干预中。一个社区的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能提供丰富的支持资源，它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来提高人们的心理适应。

应用社会心理学在我国发展较晚，尤其是社区心理卫生工作，在我国还刚刚起步。但它的前景是十分美好的。为了增进人们的心理健康，加强个人的自我完善，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这本书的开篇，我们这样说：“走入社会心理学的殿堂，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这些社会心理学大师们的风采，学习到他们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这些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应用于现实生活，来解释和预测林林总总的社会行为时就更能体会到社会心理学的魅力所在！”在本书即将以应用社会心理学这一章作为结束的时候，希望每位走进社会心理学殿堂的人，都会体验到她的这份魅力，甚至还会有更多的感受可以与身处这个殿堂中的每一个人分享！

让我们行动起来！

数年前，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遭受了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加州大学的行政主管发现学生在洗澡时浪费了大量的水，于是他们在淋浴室里贴上了标签，提醒学生缩短洗澡时间，在抹肥皂时关闭水龙头。但只有不到15%的学生注意了节约用水。埃里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和他的学生们开始设计一些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来让更多的学生节约用水。其中有一种方法很奏效：他们请学生作出一个公开的承诺，比如先让他们在写有“请节约用水！如果我做得到，那你也一定能做得到”的纸条上签名，之后再请学生填写一份调查他们用水量的问卷，让他们知道自己在浪费水。虽然大多数学生都是“伪善”地作出承诺，但是这很快使学生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水，而同时自己又是一个公开推行节约用水的人。这些“伪善”的人逐渐地自觉缩短了洗澡的时间，因为这样才会让自己心里好过一些。伪善的技巧同样可以用在宣传环保、防治疾病、爱护公物等活动中。

在迎奥运倒计时500天来临之际，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志愿者协会、海淀区人民政府在北京开展“迎奥运爱护市容环境大型宣传暨‘做文明首都市民，从不随地吐痰开始’——首都市民签名承诺活动”，动员市民参与首都城市环境建设。

想想你的身边还存在着哪些类似的问题呢？你能运用我们学过的理论和方法，让身边的人行动起来，做到将垃圾分类、不闯红灯、在图书馆里保持安静、上课不迟到……你能召集到更多的志愿者为那些社区青少年做一些事情，或到敬老院献一份爱心吗？……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社会现象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社会的发展也总会带来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个体自身都会存在各种矛盾、冲突。为了营造和谐，社会心理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门学科还有很多应用价值等待你我去共同开发。

参考文献

埃利奥特·阿伦森著，郑日昌等译：《社会性动物》，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埃里克森：《同一性与生命周期》，1959年版。

安德列耶娃：《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Elliot Aronson，Timothy D.Wilson，Robin M.Akert著，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戴维·L·德克尔著，沈健译：《老年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戴维·迈尔斯著，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

J·L·弗里德曼等：《社会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耿晓伟：《自尊、自我概念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浙江大学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

郭晓飞：《自我控制行为研究概述》，《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2年4月。

黄承之、周振明：《城市社会心理学》，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霍兰德、冯文侣译：《社会心理学：原理与方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科恩著，史民德等译：《青年心理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垒、王鉎等译：《社会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

刘晔：《后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

罗伯特·A·达尔著：《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版。

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李姚军译：《萨摩亚人的成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梅约：《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

墨顿·亨特著，李斯译：《心理学的故事》，海南出版社。

契诃夫著，汝龙译：《小公务员之死》，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版。

R·A·巴仑、D·伯恩著，杨中芳等译：《社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S.E.Taylor，L.A.Peplau，D.O.Sears著，谢晓非、谢冬梅、张怡玲、郭铁元等译：《社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申荷永主编：《社会心理学原理与应用》，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石伟、黄希庭：内隐自尊研究，《心理科学》，2003年，第26卷第4期。

王蕾、唐利平：《一般情绪攻击性模型述评》，《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6期。

吴江霖：《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展望——庆祝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成立》，《广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4期。

乌列多夫著，常文译：《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杨丽珠、宋辉：《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研究》，《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年第1期。

荫山庄司等：《现代青年心理学》，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俞国良、王青兰、杨治良：《环境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俞志慧：《韩非子直解》，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张春兴：《青年的认同迷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

周文霞、郭桂萍：《自我效能感：概念、理论和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周运清：《新编社会学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朱少华：《人的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Anderson，C.A.，＆ Dill，K.E.（2000）.Video games and aggressive thoughts，feelings and behavior in the laboratory and in lif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8，772—790.

Anderson，C.A.（2003）.Video game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In D. Ravitch and J.P.Viteritti（Eds.），Kids Stuff：Marking Violence and Vulgarity inthe Popular Culture.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C.A.（2004）.An update on the effects of violent video games.Journal of Adolescence，27，113—122.

Asch，D.E.（1951）.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Scientific American，19，31—35.

Bales，R.F.，Shils，E.A.（1953）.The equilibrium problem in small groups.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New York：Free Press.

Baron，R.A.（1972）.Reducing the influence of an aggressive model：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peer censur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8，266—275.

Bickman，L.D.（1975）.Personality constructs of senior women planning to marry or to live independently after college.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ierhoff，H.W.，Klein，R.，＆ Kramp，P.（1991）.Evidence for the altruisitic personality from data on accident research.Journal of Personality，59，263—280.

Bishop，D.G.（1970）.Discussion effects on racial attitudes.Science，Vol.169（3947），PP.778—779.

Blake，R.，Mouton，J.（1979）.Intergroup problem solving in organizations：From theory to practice.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Blake，R.，Mouton，J.（1984）.Solving costly organizational conflicts. Jossey-Bass Publishers San Francisco.

Blessum，K.A.，Lord，C.G.，＆ Sia，（1998）.Cognitive load and positive mood reduce typicality effects in attitude-behavior consistency.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4，496—504.

Bond，M.H.，Dutton，D.G.（1975）.The effect of interaction an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 as a victim on aggressive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Vol.43 Issue 3，PP.515—527.

Brehm，J.W.（1966，1981）.A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New York：Academic Press.

Budesheim，T.L.，＆ Depaola，S.J.（1994）.Beauty or the beast？The effects of appearance，personality，and issue information on evaluations of political candidate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339—348.

Burnstein，E.，＆ Vinokur，A.（1977）.Persuasive argumentation and social comparison as determinants of attitude polariz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3，315—332.

Bushman，B.J.（2002）.Does venting anger feed or extinguish the flame？Catharsis，rumination，distraction，anger，and aggressive responding.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8，724—731.

Bushman，B.J.，＆ Anderson，C.A.（2002）.Violent video games and hostile expectations：A test of 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lin，28，1679—1686.

Buss A.H.（1961）.The Psychology of Aggression.New York：Wiley.

Chailkin，A.L.，Gillen，H，B.，Derlega，V.，Heinen，J.，＆ Wilson，M.（1978）.Students’reactions to teachers’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nonverbal behavior：Two exploratory studies.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15，588—595.

Chang，E.C.（1998）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secondary appraisal of a stressor：Controlling for confounding influences and relations to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dj ustmen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4，1109—1120.

Cialdini，R.B.，Vincent，J.E.，Lewis，S.K.Catalan，J.，Wheeler，D.，＆ Darby，B.L.（1975）.Reciprocal concessions procedure for inducing compliance：The door-in-the-face techniqu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31，206—215.

Cifford，M.M.，＆ Walster，E.（1973）.Research note：The effects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n teacher expectation.Sociology of Education，46，248—258.

Cohen，S.，Tyrrell，D.A.J.，＆ Smith，A.P.（1993）.Negative life events，perceived stress，negative affect，and susceptibility to the common cold.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64，131—140.

Constantian，.C.（1981）.Solitude，attitudes，beliefs，and behavior in regard to spending time alone.Un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Cunnington，B.（1985）.The process of educating and developing managers for the year 2000.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Vol4（5），PP.66—79.

Cunningham，M.R.（1986）.Measuring the physical in physical attractiveness：Quasi-experiments on the sociobiology of female facial beau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 50（5），PP.925—935.

Darley，J.M.，＆ Latané，B.（1968）.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377—383.

Darley，J.M.，＆ Batson，C.D.（1973）”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A study of situa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variables in helping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27，100—108.

Dashiell，J.F.（1930）.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some group effect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25（2），PP.190—199.

Debra，P.，Gillian，K.，Wendy，C.（1995）.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multisystem social skills group training program for aggressive children. Child ＆ Youth Care Forum，Vol 24（5），PP.297—313.

Devine，P.G.（1989）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Their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56，680— 690.

Diener.E.，＆ Wallbom，M.（1976）.Effects of self-awareness on antinormative behavior.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10，107—111.

Dollard，J.，Doob，L.，Miller，N.，Mowrer，O.H.，＆ Sears，R.R.（1939）.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Donneprstein，E.＆ Donnerstein M.（1976）.Research in the control of interracial aggression.In R.G.Green ＆ E.C.O’Neal（Eds.），Perspectives on Aggression.New York：Academic Press.

Dovidio，J.F.，＆ Gaertner，S.L.（1996）.Affirmative action，unintentional racial biases，and intergroup relations.Journal of SocialIssues，52，51—75.

Exline，R.（1962）.Need affiliation and initi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in problem-solving groups characterized by low interpersonal visibility.Psychological Report，10，79—89.

Feather，N.T.（1996）.Reactions to penalties for an offense in relation to authoritarianism，values，perceived responsibility，perceived seriousness，and deservingnes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1，571—587.

Fehr，B.（1994）.Prototype-based assessment of laypeople’s views of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1，309—331.

Feingold，A.（1990）.Gender differences in effort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n romantic attraction：A comparison across five research paradigm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59，981—993.

Fergusson，D.M.，Horwood，L.J.（1984）.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in women：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Psychological Medicine，Vol.14（4），PP.881—889.

Festinger，L.，Schachter，S.，＆ Back，K.（1950）.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A study of Human Factors in Housing.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stinger，L.＆ Carlsmith，J.M.（1959）.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58，203—210.

Forgas，J.P.，（1995）.Mood and judgment：The Affect Infusion Model（AIM）.Psychological Bulletin，117，39—66.

Geen，R.G.，Pigg，R.（1970）.Acquisition of an Aggressive Response and its Generalization to Verbal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 15（2），pp.165—170.

Ghiselli，E.E.，Lodahl，T.M.（1958）.Patterns of managerial traits and group effectiveness.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7（1），PP.61—66.

Goethals，G.R.，＆ Darley，J.M.（1987）.Social comparison theory：Selfevaluation and group life.In B.Mullen ＆ G.R.Goethals（Eds.），Theories of Group（PP.21—48）.New York：Springer-Verlag.

Hatfield，.E.＆ Sprecher，S.（1986）.Mearing passionate love in intimate relations.Journal of Adolescence，9，383—410.

Hazan，C.，＆ Shaver，P.（1994）.Attachment as an organizing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close relationships.Psychological Inquiry，5，1—22.

Hovland，C.I.，＆ Weiss，W.（1951）.The influence of source credibility o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5，635—650.

Huber，E.L.，Pruitt，D.G.，Welton，G.L.（1986）.The Effect of Prior Negotiation Experience on the Process and Outcome of Later Negotiatio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Eastern.

Hughes，J.（2000）.What does love mean？From the Internet.

Jackson，L.A.（1992）.Physical Appearance and Gender：Sociobi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James，W.（1890）.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New York：Henry Holt.

Janes，L.M.，Olson，J.M.（2000）.Jeer pressures：The behavioral effeets of observing ridicule of other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Vol 26（4），PP.474—485.

Julian，J.W.，Perry，F.A.（1967）.Cooperation contrasted with intragroup and inter-group competition.Sociometry，30（1），pp.79—90.

Kaeober，A.L.Clyde Kluckhohn.（1952）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eepts and Definitions，Havard University Press.

Karau，S.J.，＆ Williams，K.D.（1993）.Social loafing：A meta-analytic review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65，681—706.

Karau，S.J.，＆ Williams，K.D.（1995）.Social loafing：Research findings，implication，and future direction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4，134—140.

Kelman，H.C.，＆ Hovland，C.I.（1953）.“Reinstatement”of the communicator in delayed measurement of opinion change.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48，327—335.

Keltner，D.，＆ Robinson，R.J.（1997）.Defending the status quo：power and bias in social conflict.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67，1—11.

Kiesler，C.A.，Nisbett，Ri.E.，Zanna，M.P.（1969）.On inferring one’s beliefs from one’s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1（4），PP.321—327.

Kirsti Lagerspetz Rushton，J.P.，Fulker，D.W.，Neale，M.C.，Nias，D.K.B.，＆ Eysenck，H.J.（1986）.Altruism and aggression：The heritability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50，1192—1198.（p.384）

Kuhn，D.（2001）How do people know？Psychological Science，12，1—8.

Lambert，W.E.，Libman，E.，Poser，E.G.（1960）.The effect of increasedsalience of a membership group on pain tolerance.Journal of Personality，Vol.28 Issue3，p.350.

Lamberth，J.，Byrne，D.（1971）.Similarity attraction or demand characteristics？Personali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2（2），pp.77—91.

Lanlois，J.H.，＆ Roggman，L.A.（1990）.Attractivefaces are only average.Psychological Science，1，115—121.

Lansing，J.B.，＆ Henyns，R.W.（1959）.Need affiliation and frequency of four types of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58， 365—372.

Lapiere，R.T.（1934）.Attitdes vs.Action.Social Forces，13，230—237.

Latané，B.，Liu，J.H.，Nowak，A.，Bonevento，M.，＆ Zheng，L.（1995）. Distance matters：Physical space and social impact.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1，795—805.

Lewis，S.A.，Fry，W.R.（1977）.Effects of visual access and orientation on the discovery of integrative bargaining alternative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Performance，Vol 20（1），PP.75—92.

Lorenz，K.（1966）.On Aggression（M.Wilson，Trans.）.New York： Harcourt Brace.

Maass，A.，Clark，R.K.，＆ Haberkorn，G.（1982）.The effeets of differential ascribed category membership and norms on minority influenc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2，89—104.

MacCoun，R.J.，＆ Kerr，N.L.（1988）.Asymmetric influence in mock jury deliberation：Jurors’bias for lenienc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54，21—23.

McAdams，D.P.（1979）.Validation of a thematic coding system for the intimacy motive.Unpublishen doctoral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McCauley，C.R.，Segal，M.E.（1987）.Social psychology of terrorist groups.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Hendrick，Clyde；Thousand Oaks，CA，US：Sage Publications，Inc，PP.231—256.

McCauley，C.（2002）.Psychological issues in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and the response to terrorism.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s and perspectives，Vol.Myers.

McConnell，A.R.，Leibold，J.M.，＆ Sherman，S.J.（1997）.Within-targetillusory correla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text dependent attitud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3，675—686.

Michaels，J.W.，Bloommel，J.M.，Brocato，R.M.，Linkous，R.A.，＆ Rowe，J.S.（1982）.Social Facilitation and inhibition in a natural setting.Replic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2，21—24.

Milgram，S.（1965）.Some conditions of obedience and disobedience to authority.Human Relation，18，57—75.

Miller，L.E.，Grush，J.E.（1986）.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ttitudinal versus normative 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 22（3），pp.190—202.

Mita，T.D.，Dermer，M.，＆ Knight，J.（1977）.Reversed facial images and the mere-exposure hypothesi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35，597—601.

Moreland，R.L.，＆ Beach，S.R.（1992）.Exposure effects in the classroom：The development of affinity among student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8，255—276.

Moriatty，T.（1975）.Crime，commitment，and the responsive bystander. Two field experiment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31， 370—376.

Morrison，H.W.（1954）.The validity and behavioral manifestations of female need for affiliation.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Wesleyan University.

Narby，D.J.，Cutler，B.L.，＆ Moran，G.（1993）.A meta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thoritarianism and jurors’perceptions of defendant culpabilit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78，34—42.

Parlee，M.B.（1979）.Women in Latin America.Signs，Vol.5，No.1，pp.121—133.

Perlman，D.，＆ Peplau，（1998）.Loneliness.Encyclopedia of Mental Health（Vol.2，pp.571—581）.NewYork：Academic Press.

Pessin，J.（1933）The comparative effects of social and mechanical stimulation on memeriz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45，263—270.

Poulson，R.L.，Braithwaite，R.L.，Brondino，M.J.，＆ Wuehsch，K. L.（1997）.Mock jourors’insanity defense verdict selections：The role of evidence，attitudes，and verdict options.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12，743—758.

Pruitt，D.G.，＆ Carnevale，P.J.（1993）.Negotiation in social conflict. Pacific Grove，CA：Brooks/Cole.

Pruitt，D.G.（1998）.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Theory and Methodology.PsycCRITIQUES，Vol 43（1），pp.54—55.

Quarantelli，E.L.，Dynes，R.R.（1972）.When Disaster Strikes（It Isn’t Much Like What You’ve Heard and Read About）.Psychology Today.

Regan，D.T.，＆ Fazio（1977）.On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attitudes and behavior：Look to the method of attitude form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3，28—45.

Seta，J.J.，Seta，C.E.＆ Wang，M.A.（1990）；Feeling of negativity and stress：An averaging-summation analysis of prior success on performance and task interest.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6，95—108.

Sherif，M.（1936）.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Norms.New York：Harper.

Sherif，M.，Harvey，O.J.，White，B.J.，Hood，W.R.，＆ Sherif，C.W.（1961）.Ini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The Robbers’Cave Experiment.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Sivacek，J.，Crano，W.D.（1982）.Vested interest as a moderator of attitude-behavior consistenc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 43（2），pp.210—221.

Sleek，S（1994）APA works to reduce violence in media. APA Monitor，PP.6—7.Smith，K.H.，Richards，B.（1967）.Effects of a rational appeal and of anxiety on conformity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Vol 5（1），PP.122—126.

Stack，S.（1998）.Marriage，family and loneliness：A cross-national study.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41，415—432.

Sternberg，R.J.（1986）.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Psychological Review，93，119—135.

Ⅲ.Stout，Chris E.Westport，CT，US：Praeger Publishers/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PP.3—29.

Sullivan，H.S.（1953）.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New York，NY，US：W W Norton ＆ Co，xviii，393 PP

Snyder，Mark.Self-monitoring of expressive behavior（1974）.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 30（4）.PP.526—537.

Thompson，L.（1990）.Negotiation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Issues.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PP.515—532.

Tzeng，O.C.S.，Yoo，S.，Chataignier，C，（1992）.Theories of love dissolution and divorce.Theories of Love Development，Maintenance，and Dissolution：Octagonal Cycle and Differential Perspectives.Westport，CT，US：Praeger Publishers/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PP.210—242.

Whittaker，J.O.，＆ Meade，R.D.（1967）.Social pressure i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ment：A cross-cultural 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109—113.

Wilson，L.，Rogers，R.W.（1975）.The fire this time：Effects of race of target，insult，and potential retaliation on Black aggress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 32（5），PP.857—864.

Zajomc，R.B.（1965）.Social facilitation.Science，149，269—274.

Zajonc，R.B.（1968）.Attitdinal effeets of mere exposur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Monograph Suppl.，Pt.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