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6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自由意志：用科学为善恶做了断

著者：（美）萨姆·哈里斯

字数：79000

电子版定价：19.99美元

Free Will by Sam Harris

Copyright © 2012 by Sam Harris

目录

赞誉

导读 科学能否回答道德问题

前言 “自由意志”不过是场甜蜜的错觉

第1章 做决定的是你，还是你的大脑：意志的无意识起源

有人比你先知道你要做什么

我们并非自身思想的主宰

第2章 只要木偶热爱他的绳索，他就是自由之身：被偷换的概念

决定论VS自由论VS相容论

你能左右你的欲望吗

你的许多器官正在为你做无意识的“决定”

第3章 如果我的大脑是一台量子计算机：因与果

“自我生成”≠“自由意志”

第4章 不起作用的意志力：选择、努力与意愿

谨慎思考背后是无法感知的生理活动

如果一切都已注定

你的想法并非由你一手创造

第5章 放弃“自由意志”，让我们更“自由”：不愿面对的真相

同情和宽容不是一种罪

第6章 先给惩罚一个理由：道德责任

化解仇恨的理由

治疗罪恶的药剂

复仇的欲望是一种错觉

第7章 改善社会要与自然之力并肩作战：政治意义

成功并非是个人奋斗的结果

结语 你以为你拥有自由就拥有自由吗

附录1 “生”不由己：认识自己的局限，才会更加仁慈，更加公正

附录2 自由意志与“自由意志”：与丹尼尔·丹尼特之争

附录3 自我的错觉：与哈佛大学布鲁斯·胡德教授访谈录

致谢

注释

译者后记

赞誉

作为哲学中最艰深、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自由意志之所以得到持久而热烈的关注，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关系到人的自我理解，尤其是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解。对于康德来说，意志自由不仅是人类道德的一个基本预设，也是人类社会最终要努力实现的一个理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自由意志的信仰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诸多重要方面。

然而，在一些哲学家对自由意志的存在提出了最精致的哲学论证的同时，对自由意志的怀疑也从未停息，例如，当前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也在滋生一种关于自由意志的怀疑论。如果我们不再相信自己有自由意志，我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本思想上极富穿透力与挑战性的著作中，萨姆·哈里斯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回答。他的论点和论证并非无懈可击，但我相信这本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小书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享受和崭新的认识。

徐向东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理解自由意志》作者

这是一本短小精练，但却挑战人心的书，萨姆·哈里斯通过无可辩驳的理性论证、举重若轻的叙述手法，向我们揭示了自由意志观念的先天缺陷和自相矛盾，而且即使在精神领域，这一点也不会改变。如果他所言非虚，那么这本书将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人类自身的视角。

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脑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泄密的大脑》（The Tell-Tale Brain）作者

如果你或者你的亲朋好友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这本书将是一剂完美的解药。它充满睿智，妙趣横生，非常值得一读。哈里斯认为，自由意志其实并不存在，而且，对这一真相的了解，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如果我们能正确思考，就能从自身经验中认识到自由意志的虚幻。书中的讨论让人拍案叫绝，作者不愧为当今思维最为敏锐的学者之一。

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快感》（How Pleasure Works）作者

自由意志的错觉已经根深蒂固，人们就是愿意相信它的存在。在《自由意志》中，萨姆·哈里斯以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为理论武器，一劳永逸地戳穿了这个谎言。和哈里斯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不但会打破你的常识，而且能让你陷入深深的思考。读它吧，因为你别无选择。

杰里·科因|Jerry A. Coyne|

芝加哥大学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教授、《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Why Evolution Is True）作者

许多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抛弃自由意志的信仰，如果这样做，我们将会陷入虚无与绝望的境地。然而，在这本充满挑战意味和个人色彩的小书中，哈里斯以自己为例，证明了在自由意志这个“邪恶的女巫”死亡之后，人会跳出自我中心的樊笼，以一颗更加敏锐，也更具创造力的心灵面对道德问题。

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

杜克大学哲学教授、《真正的难题》（The Really Hard Problem）作者

《自由意志》一书精彩动人，轻松诙谐，但这丝毫没有削弱它思想上的深刻性。可见，萨姆·哈里斯的这区区数万字，足以胜过其他人几十万字的长篇大论。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

美国著名神经学家、《错把妻子当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作者

导读 科学能否回答道德问题

李淼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

一、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吗？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和做出如何行动的决定是听命于我们自己，还是事先被设定好的？

这是在西方宗教和哲学中存在了两千年并被不断争论了两千年的终极问题之一，到了20世纪末，这个问题也进入了科学领域。也许，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将对这个问题做出终极裁判。

但是眼下，不论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以及普通人，不得不做出“主观”的选择，相信自由意志或认为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论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相信存在的人必然做出“你相信与否都与你自己无关，你不过是冥冥之中那个决定的承载者”的结论。我这么说，自然会引起专家的反驳，因为否定自由意志存在的人的个人观点因人而异，他们并不一定是所谓的决定论者。

我们下面再认真定义一下何谓意志，何谓自由意志。在做出这个定义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在物理学中，所谓决定论，是凡事都有因，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即充足理由律。用在物理事件上，每一个物理事件都是由上一个物理事件或上一串物理事件决定的；用在判断上，就是凡是正确的判断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当然，我们知道，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在微观物理世界不成立，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件的出现只是偶然的，只遵守量子力学的某种概率规律。例如，此刻打在我眼睛中的一个锥状细胞上的一个光子完全是偶然的，首先，这个光子来自某个物体的辐射，这个物体是否辐射它由概率决定；其次，我的锥状细胞是否记录它也是由概率决定。

那么，现代人为何还相信决定论？因为多数人认为，在宏观层次上，决定论还是成立的。的确，物理学家虽然发现了一些宏观量子现象，但肯定多数宏观现象是决定论的。只是，物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在大脑的运作机制上发生了分歧，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肯定大脑的“运行”过程都是经典物理过程。

这样，哲学家兼文学批评家史卓森将观点（或人群）分成九类，视其在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两个问题上的立场而定：

我们看到，前四类对两个问题都有立场，后五类不是对决定论是否为真存疑就是对自由意志存疑，第九类最犹豫不定，对两个问题都存疑。

第一类是强决定论者，我想中国大陆的很多理工科生是强决定论者。

第二类叫自由意志主义者，或自由意志论者，我本人目前的立场就是，这些人的观点和第一类完全相反。

第三类人常常叫作相容论者，因为他们既相信决定论又相信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外部世界是决定论的，我们的决定也会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当然外部世界不是全部，我们有所谓的“主观能动性”。而史卓森本人属于第七类，他完全排除自由意志的存在。

不相容论者的范围比较大，覆盖了除了3、5、8之外的所有各类。

二、自由意志与哲学及伦理

那么，什么是意志？英文对应的词是will，这个词，中文解释是，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我们现在谈的是个人的意志，不涉及群体。will这个词的英文解释是，某个故意行动的原因，这是哲学上的定义，与中文类似。在心理学中，与will相似的一个词是volition，定义是决定做一件事的认知过程。在认知科学中，随着我们对大脑过程认识的加深，will的定义也将会发生变化。

自由在英文里是free，这里free与“随机”不同，只是没有约束的意思。free和will放在一起，构成自由意志，却不是随机决定的意思。随机其实也是不自由的。举例来说，在物理过程中，典型的随机过程是布朗运动，液体中悬浮的花粉在无数看不见的分子撞击下做无规行走，这明显不是花粉的自由意志。其实，仔细分析，布朗运动的无规行走看上去无规，假如你知道了所有分子的行为，原则上你还是能够解释的。所以，随机有时也是不自由的。

自由意志，在我的理解，是大脑中自发的那一部分，但这自发的理由并不随机，看上去有道理。比如我现在决定去读书，如果是由我的自由意志决定的，那么它一点儿也不违背常理，但如果我现在决定去撞墙，就有点不理性了，除非我有去撞墙的理由——例如对某事表示愤慨。

希腊哲学没有大张旗鼓地讨论自由意志，甚至没有自由意志这个概念，但苏格拉底的道德论已经涉及人类行为的善，以及人类对行善的支配权。到了晚期希腊哲学，斯多亚派认为人在宇宙面前没有自由，只有服从。伊壁鸠鲁派则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偶然性导致人的自由意志，人有选择权。这是自由意志问题最早涉及人类如何面对自己的善恶问题。

到了基督教，自由意志问题就成了根本问题之一。从《圣经》看，上帝虽然创造了人，但他也给予人自由，后来夏娃和亚当就是出于自由，受到恶魔的引诱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弥尔顿写的《失乐园》中详细描写了天使的背叛，也就是说，上帝虽然全知全能，但他也赋予了天使做出自己决定的自由，这就导致了神学哲学中的魔鬼难题：既然上帝创造了魔鬼，魔鬼是恶的，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为什么最后还要惩罚魔鬼？这是自由意志问题的另一个表述：如果上帝给予魔鬼和人以自由意志，为什么不让自由意志的使用为好目的服务？这和上帝的全能是否矛盾？

在基督教中，奥古斯丁主张人有自由意志，他认为如果将恶归结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则为犯罪找到开脱的借口。他用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来为基督教的教义背书，上帝是至善的，但作为上帝创造物的人类不是至善的，所以就有了恶，既然恶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那么惩恶扬善，就是值得弘扬的了，从而也是正义的。到了托马斯·阿奎那（13世纪），他认为自由意志是存在的。15世纪到16世纪的马丁·路德是决定论者，也就是说他不相信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这和圣经有矛盾，《圣经》中，上帝虽然创造了人，同时全知全能，但赋予了人自由意志，所以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哈里斯在本书中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犯下至恶罪行的人在小时候可能遭遇到虐待，或者，在大脑或基因中早已种下了种子，所以我们不能将犯罪本身完全归咎于罪犯本人。他的雄辩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能将这些例子当作人类没有自由意志的理由。冲动有时固然不可克制，冲动有时可能因为早就种下恶因，但不能说我们就失去了控制冲动的理由，更不能由此推论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外因导致的，甚至极端地说我们的行为在宇宙大爆炸之初就被决定了。

三、自由意志与物理学

这就将我们引导到自由意志与物理学的关系问题上。

前面已经谈到，在微观物理世界中，由非决定论主导。早在20世纪，海森堡通过对原子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无法预测电子在下一时刻的位置，同样，我们也无法预测任何基本粒子在下一时刻的行为，这种不可能预测性是根本的。表面上看，这是自然界对人类非常不友好的举动，但是，正是由于基本粒子的不可预测性，我们的世界才是稳定的，否则原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消失。

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部分物理学家不愿意放弃经典决定论，他们认为，表面上的不可预测性只说明量子论是不完备的理论。可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物理学家们通过实验揭示，量子论是完备的，不存在遵从决定论的更加完备的理论。也就是说，从根本上看，我们的世界是非决定论的。

多数认知科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并不认为大脑的认知过程涉及非决定论的量子过程，例如，神经元之间传递信号以及保存信号看上去是电过程。有少数神经科学家例外，他们会像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那样相信大脑神经元运行机制在根本上利用了量子效应。彭罗斯走得最远，他认为大脑的关键过程甚至与时空的量子力学有关。

我们也许不会像彭罗斯那样走得太远，但至少要考虑研究认知过程是否涉及量子效应，这就要求我们设计完全不同于过往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测量大脑的电信号。

有趣的是，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做了一些认知实验，发现人在感知决定和行动之前，已经有了潜在的大脑活动，也就是说，决定的做出应该没有被直接感知。这导致心理学界对自由意志问题的讨论。一方认为，未被感知的决定其实就是决定论的，不是人的自由选择；另一方认为，未被感知的大脑过程和被感知的过程不应该被划分为完全不同的性质，未被感知的过程，例如发生在右半脑的过程，未必不是人的自由选择。这里，我将“人的自由选择”定义为大脑的自主决定，这个决定不能由更早的大脑和周边状态推断出来。

2006年，两位懂得量子论的数学家，西蒙·柯晨（Simon Kochen）和约翰·康威（John Conway）证明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定理。定理的陈述涉及自由意志，所以这两位数学家将这个定理称为自由意志定理，这个定理原则上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定理。这里，我不打算用严格的数学语言来陈述这条定理，只稍微解释一下定理的含义。

我们知道，人是通过实验来了解这个世界的，即使你不是科学家，你也是通过观察来了解世界的。我们说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是因为我们过去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了。太阳每天升起是一个规律，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个规律是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的推论。在宏观世界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决定论的规律。

在微观世界中，我们说过，我们无法预测电子在下一时刻的行为。比如我们用荧光屏来测量电子的位置，量子力学只能告诉我们电子在荧光屏上位置的可能分布。那么，在测量的那一刻，电子是否自己决定要在哪个位置出现？柯晨和康威告诉我们，如果测量电子位置这个决定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决定的，那么，电子在哪个位置出现也不是电子过去的历史甚至整个宇宙过去的历史决定的，而是电子“随意决定”的，电子在“做决定”之前，由于并不知道你要测量它的位置还是速度，还是别的什么，它只能“临时做出决定”。

自由意志定理是一个十分反直觉的定理，从根本上否定了笛卡尔的二元论。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外部世界是决定论的，而人可以自主，是非决定论的。柯晨和康威证明了，人和外部世界要么都是非决定论的，要么都是决定论的。这条定理当然不能证明人有自由意志。

四、无自由意志导致的悖论

如果人从一出生就失去了自由，完全听从别人的指令，我们当然会认为他很可怜，简直比奴隶还可怜。

同理，如果我们深思一下，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一切如同强决定论者或行为心理学派认为的那样，只是事先被设定的，无论他犯罪或做好事，我们都觉得与他本身无关，是不是也很可怜？

本书作者哈里斯的主要观点是，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自由的，但我们有自由的幻觉，于是就将幻觉当作真自由，同时，对那些不由自主犯下罪行的人，我们要考虑到他们不由自主的处境。哈里斯的信念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当然，目前我还是自由意志论者，所以我不会觉得自己可怜，更不会觉得下面的一些悖论会困扰我。（但这不妨碍我认为人的行为有部分受先天和环境影响的成分。）

一个最简单的悖论是懒惰者悖论。

假设小明是一个强决定论者，认为与他有关的一切都已决定不可更改了，他就会遇到如下的两难处境。小明第二天要考数学了，他知道，他的考分已经是板上钉钉，不可更改了。他又觉得，如果晚上复习一下，他会考得更好，也许能及格，如果不复习，他肯定不及格。那么，他到底是复习还是不复习？如果考分是事先决定了的，岂不是复习不复习都一样？但是，从直觉上看，复习和不复习的结果当然会不一样，那么，复习或不复习是不是也是事先设定好的？这是懒惰者悖论，很绕人。

一个更加绕人的悖论是纽科姆提出来的，1969年由另一个人在一篇哲学文章中分析并发表。为了帮助我们记住这个悖论，我们将它改名为“两个盒子的悖论”。

假设有一个全知者，给你两个盒子，A和B。A是透明的盒子，里面装有1000美元，B不透明，可能是空的，也可能装有100万美元。现在，你来参加这个游戏。游戏要求你选择只拿那个不透明的B盒子，或两个盒子都拿。

全知者根据你的行动决定是否在B盒子里放100万美元。如果你只拿B盒子，那么就在里面放100万美元，如果你两个盒子都拿，就不在B盒子里放任何钱。

如果你是决定论者，认为全知者已经知道了，你一定拿B盒子，因为他会在里面放100万美元。如果你两个都拿，你只能得到A盒子里那看得到的1000美元。

如果你是自由意志论者，你会这么推理：“全知者以为他自己知道了，如果他推测我只拿B盒子，就在里面放了100万美元，如果他推测我两个都拿，就不在B盒子里放钱。反正他已经决定了，并且不能改变自己的决定，我只拿B盒子要么什么也没有要么是100万美元，但如果我两个都拿，要么是A盒子里的1000美元，要么是1000加100万美元，反正比只拿B盒子多了100万美元。”

大家就这两种不同的选择争论得没完没了，因为确实每一种选择都有道理。相信宿命论的总有100万美元好拿，不相信的觉得自己总会多拿了1000美元。

奇怪的是，不相信宿命论的人却相信因果律，既然决定已经做了，哪怕是全知者做的，他也不能改变了。相信宿命论的，认为全知者连你的行为也预测了，你只好选择最好的结果。

发表纽科姆悖论的诺齐克说，奇怪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确定的选择，奇怪的是做出不同选择的人居然是一样多的。

站在宿命论即一切都被事先设定好的立场上看，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悖论？如果我只拿B盒子，我当然应该得到100万美元，因为全知者设计了我只拿B盒子。这个有趣的悖论告诉我们，全知者自己并没有选择，他不能让B盒子空着，因为他知道参加游戏的人不傻。

五、事情并没有完

我们不可能仅仅靠哲学思考和设计悖论来解决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能仅仅靠几个简单的对大脑电信号的测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仅仅靠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我们也推不出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问题与人类大脑如何工作的密切相关，这个问题会驱动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认知科学以及意识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在稍稍思考了自由意志问题之后都会被带入天人交战的处境，自然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条件，包括整个宇宙的历史，宇宙大爆炸，我们的父母将我们生下来，这个社会在我们发育和受教育的过程中给我们提供的帮助以及没有给我们提供的便利，而人是我们自己。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涉及伦理和法律，涉及我们的心理状态甚至我们对自己的期许，还会将我们带入过去没有思考过的一些哲学问题。

前言 “自由意志”不过是场甜蜜的错觉

自由意志问题几乎牵涉我们所关心的一切，例如道德、法律、政治、宗教、公共政策、亲密关系、罪恶感，以及个人成就。可以说，在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各种现象中，大部分现象的形成与确立都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在我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因此，一旦科学界宣布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错觉，那么它必将引发一场文化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将比当年的“进化论”之战更为激烈。

如果没有自由意志，那么坏人和罪犯就只不过是块没有校对好精度的手表，任何主张对他们实施惩罚（而非劝阻、改造，或者包容他们）的司法理念都会变得师出无名。而那些努力工作、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所取得的成功，也根本不值得称赞和鼓励。很显然，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它的风险实在太大。

犯了罪要惩罚吗

2007年7月23日清晨，在位于康涅狄格州中部的一个名叫柴郡的宁静小镇，两位职业惯犯，史蒂文·海耶斯（Steven Hayes）与约书亚·科米萨耶夫斯基（Joshua Komisarjevsky）潜入了威廉·佩蒂特医生（Dr. William Petit）和他的妻子珍尼弗·佩蒂特（Jennifer Petit）的家中。进门后，他们发现佩蒂特医生睡在日光浴室的沙发上。根据科米萨耶夫斯基的认罪录音，他在熟睡的佩蒂特医生旁边站了有几分钟之久，一直不忍下手，最后才决定用棒球球棒猛击佩蒂特医生的头部。科米萨耶夫斯基声称，当时，受害者的尖叫激起了他内心的冲动，于是他用尽全力击打佩蒂特医生，直到他晕厥过去。

接着，这两名罪犯将佩蒂特医生的手脚绑定，然后上楼搜索其他房间。他们发现珍尼弗·佩蒂特与她的两个女儿，17岁的海莉和11岁的米凯拉，还在熟睡之中。于是他们将母女三人弄醒，并把她们全部绑在床上。

上午7点钟，海耶斯去加油站买了四加仑汽油。9点30分，他开车载着珍尼弗·佩蒂特去银行取钱，一共取走15000美元。根据珍尼弗与银行柜员的对话记录，她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受伤，她天真地以为这两个绑架者会平安地释放她的家人。

当海耶斯押着女孩的母亲外出取款的时候，留在房子里的科米萨耶夫斯基为了消磨时间，强行用手机拍下了米凯拉的裸照，并对她进行了猥亵。等海耶斯和珍尼弗返回之后，这两名罪犯分掉了银行取来的15000美元，然后他们简短地商量了一下接下来该做点什么。商量的结果是，由海耶斯把珍尼弗拖到客厅实施强奸。结果，海耶斯不但强奸了珍尼弗，而且随后将她勒死。这让他的搭档颇感意外。

就在此时，这两个人突然发现，佩蒂特医生已经挣脱绳索，不见踪影。他们因此慌了手脚，于是迅速地给房子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事后，警察询问科米萨耶夫斯基，为什么在纵火之前没有给床上的两个女孩松绑。科米萨耶夫斯基回答说：“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两个女孩都因为吸入过量浓烟而窒息死亡。佩蒂特医生是这场灾难的唯一幸存者。

相信在听过这样的罪行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很自然地认为，像海耶斯和科米萨耶夫斯基这样的罪犯应该为自己犯下的罪恶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如果我们是佩蒂特一家的亲朋好友，那么想必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觉得，即使自己亲手杀了这两个恶魔，那也是完全正当的行为。

然而，我们是否会去关心这样一个事实：海耶斯已经对自己的罪行充满悔意，并且企图自杀？显然我们不会。那我们是否又会关心另外一个事实：幼年时期的科米萨耶夫斯基曾屡次遭受性侵？根据科米萨耶夫斯基的记述，从他记事开始，他就发现自己“与众不同”，他的心灵受到过极大的摧残，因此内心变得异常冷漠。科米萨耶夫斯基还表示，他对自己在佩蒂特医生家中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他只是一名职业窃贼，而并非杀人凶手，他并没有打算杀死任何人。这些细节或许能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

也许有人会问，像海耶斯和科米萨耶夫斯基这样穷凶极恶的罪犯，他们所供述的感受和意图是否真实可信？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无论这些罪犯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他们都想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成为”自己。

其实我们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和这些人不同。虽然他们的罪行让我感到厌恶，但我必须承认，如果我和这些人互换一下位置，而且是从头到脚完全互换，那么我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并没有额外的能力，我无法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无法抗拒伤害别人的冲动。即使你相信每个人都有不朽的灵魂，但有关责任的问题仍然存在。譬如说，假设我之所以会成为好人，只不过是因为恰巧我拥有一个健康的灵魂，其实并不值得别人称赞。

如果在2007年7月23日那天，我踏上了科米萨耶夫斯基的行程——假设我与他有着相同的基因、相同的生活经历，以及相同状态的大脑（或灵魂）——我就会做出和他完全一样的举动。显然，我们无法从理性的角度去体面地否认这一点。运气似乎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当然，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两名罪犯都患有脑瘤，而脑瘤正是导致他们暴力行为的诱因,那么，我们道德直觉的天平显然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是，在引发人们各种思想、行动的神经活动中，神经功能障碍只是其中一种较为特殊的现象而已。因此，对于这两名罪犯而言，他们大脑神经中的一切生理活动，就像他们大脑中的肿瘤一样，都可以用来为他们的罪行进行辩护。如果意识思维都是起源于无意识的生理现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现实的生活，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那些看似出于自己意愿的行为

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我们的意志并非由我们自己决定。人们内心的想法、意愿都源自外在的背景因素，而这些因素是我们意识不到，而且也无法主观控制的。我们认为自己拥有自由，但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说，自由意志的观念甚至连错觉都算不上，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无法自圆其说。我们的意志要么是由先决条件所决定，要么是由偶然因素所触发，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我们都无法对此负责。

举例而言，如果某个人决定刺杀总统，并且这种决定是源于一种特定状态的神经活动，而这种神经活动又是一系列先决条件的产物，比如说天生不幸的基因缺陷、悲惨的童年经历、失眠的困扰、宇宙射线的辐射，那么，我们能够说他拥有“自由”吗？任何一种心理或生理活动的产生方式，都无法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从来没有人可以举出这方面的例子。因此，相对于大多数错觉而言，自由意志这个错觉显得更加虚幻。

有关自由意志的流行观点似乎是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1）如果回到过去，我们可以做出与当初不同的选择；（2）我们当下的思想、行动都源于自己的主观意识。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两个假设其实都站不住脚。

然而，更深一层的真相是，我们自身的任何心理活动，都无法用自由意志来说明。事实将会证明，和客观世界的物理定律一样，我们内心的自省也与自由意志的观念格格不入。那些看似出于自己意愿的行为，不过只是自然而然地发生，无论它是由外因造成，还是自我生成，又或者是随机的存在，这些都没有任何区别，我们无法在意识思维中找到它们的源头。只要偶尔对自身行为进行认真的反思，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无权决定你下一步会想些什么，就像你无权决定我下一步要写些什么一样。

第1章 做决定的是你，还是你的大脑：意志的无意识起源

在你打算做出某个动作的300毫秒之前，我们就可以通过脑电图的扫描，探测到大脑运动所产生的相应活动。比如在实验的第10分零10秒，你决定拿起桌子上的一份杂志，但扫描记录将显示，这种心理状态出现在第10分零6秒，而且实验人员甚至知道你将选择哪一本杂志。

你可以认为自己每时每刻都处于自由之中，但是，别人却可以提前报告出你的想法和行为，这时，你还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吗？

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处理各种信息，而我们只能意识到其中的一小部分。¹尽管我们经常会感受到各种主观经验的变化，包括思想、情绪、知觉以及行为等，但我们完全无法察觉这些变化背后的神经生理活动。事实上，对于自己的主观经验，我们也常常会陷入“当局者迷”的状态。有时，别人只需稍微看下你的脸色，或者听听你说话的语气，就能比你更加了解你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实际动机。

通常，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我都要喝一到两杯咖啡或者茶。今天早上，我喝的是咖啡，而且喝了两杯。那么，我为什么不喝茶呢？对于这一点，我自己也无从知晓。今天，相对于茶来说，我更想喝咖啡，而且，我可以在二者之间自由选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的选择结果是出于明确的意识？答案是否定的。我的选择源于我的大脑活动，虽然我能够明确感知自己的所思所行，但却无法察觉或者影响这些大脑活动。在喝咖啡的决定产生之前，我是否可以“改变”我的想法？当然可以，但这种改变的念头，也是产生于无意识之中。为什么这种念头没有在今天早上出现？为什么它说不定哪天又会突然冒出？我对此无法解释。可见，无论是我们打算去做某件事情的决定，还是与之相反的想法或冲动，都只是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而非我们意识的产物。

根据生理学家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所做的著名实验，在一个人打算做出某个动作的300毫秒之前，我们就可以通过脑电图的扫描，探测到大脑运动皮质区所产生的相应活动。²另一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扩展了利贝特的研究。根据实验要求，当被试看到屏幕上随机出现的字母时，他必须按动按钮，但他可以自愿选择两个按钮中的任意一个。研究人员发现，早在被试决定按下按钮的7~10秒之前，他的大脑中有两个区域就已经产生出相应的信号，这些信号显示出被试最终会按下哪个按钮。³有关大脑皮层的最新活动记录显示，在一个人打算做出某个动作的700毫秒之前，仅仅通过探测256个神经元的活动情况，就足以对他的动作进行预测，而且准确率达到80%。⁴

我们总是感觉自己明确地主宰着自己的行为。但是，以上这些实验结果与我们的感觉格格不入。目前看来，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你想好自己下一步将要做些什么之前（此时，你似乎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下一步的行动），你的大脑就已经帮你做出了决定，然后你意识到这个“决定”，并且相信它是出于你的选择。

虽然大脑功能活动可以分为“高级系统”与“低级系统”两部分，但它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我只是自我经验的有意识的见证者，我无法激活前额叶皮层的神经活动，就像我无法决定心脏的跳动一样。一边是最先引发意识思维的大脑神经活动，一边是意识思维本身，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延时。退一步说，即使不存在这种延时，即使所有的心理状态都与潜在的大脑活动同步发生，我依然无法决定自己应该如何去想、如何去做，除非某个想法或意图出现在我的意识之中。我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心理状态？我无从知晓，它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那么，我们的自由存在于何处？

有人比你先知道你要做什么

假设存在一台设计完美无缺的神经影像扫描仪，通过这台仪器，我们能够探测并解析大脑功能活动中最为细微的变化。如果你愿意在一个实验室里待上一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自由地思考和行动，但同时接受科学家用这台仪器扫描你的大脑，那么你将发现，实验人员能够完整无误地提前记录下你每一个想法或者行动。

比如说，在实验的第10分零10秒，你决定拿起附近桌子上的一份杂志，并开始阅读。但扫描记录将显示，这种心理状态出现在第10分零6秒，而且实验人员甚至知道你将选择哪一本杂志。接下来，你读了一会儿杂志，然后感到厌倦，于是停止了阅读。然而，在你选择停下的前一秒钟，实验人员就知道你会这样做，而且他们能够说出你最后读到的会是哪一句。

在实验室里，无论你想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结果都是一样。例如，你试图想起主要实验人员的名字，但却把它给忘了，一分钟后，你想起他叫“布伦特”，但其实他叫“布雷特”。接下来，你决定在实验结束之后去买双新鞋，但转念一想，自己的小孩今天会很早放学，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逛街购物。

想象一下，一边是记录着你的心理活动的时间日志，一边是你所做的相关行为的视频录像，二者对比的结果是：实验人员比你更早地知道你会想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当然，你可以继续认为自己每时每刻都处于自由之中，但是，别人却可以提前报告出你的想法和行为，这个事实足以证明，自由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或许在大多数人看来，自然规律与自由意志之间并非水火不容，但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从未设想过：一旦世界上所有的因果链条都被破解，我们将如何看待人类的行为。

我们并非自身思想的主宰

需要强调的是，我为了证伪自由意志而提出的各种理由，并非取自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毫无疑问，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的精神现象都是生理活动的产物。大脑就是一个生理系统，完全得益于自然规律的运作，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大脑的功能状态、物质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支配着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但是，即使人类心理是由纯精神的灵魂所主宰，也丝毫不能改变我所提出的观点。可以说，来自于灵魂的无意识的操控，和来自于大脑的无意识的生理反应一样，都无法赋予我们自由的意志。

如果你无从知晓自己的灵魂下一步会做出怎样的选择，那么你显然无法主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当一个人的内心期望与他的实际感觉、行为之间存在矛盾的时候，这一点就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在这个世界上有数百万人，他们一方面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偏偏拥有一个同性恋、容易发胖，或者厌于祷告的灵魂。当然，也许有人在回首过去时能够无愧于心，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自己内心的期望，但这也不能说明他就拥有自由意志。一个帮助你节制饮食的灵魂，和一个引诱你在早餐大吃樱桃饼干的灵魂一样，都是无法解释的。

当然，在我们的自愿行为与非自愿行为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个界线。但是，这种区分并不能支撑自由意志的观点，而且这种区分也不是以自由意志为依据。自愿行为的出现，总是伴随着行为者的主观意图，而非自愿行为则缺少这种意图。很显然，这两者的差异最终体现在大脑层面。一个人的明确意图，可以透露出很多与他有关的信息。面对一个以杀害小孩为乐的凶手，和一个在无意中撞死一名儿童的交通肇事者，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区别对待，因为前者有着明确的意图，而这种意图足以让我们了解他将来会有怎样的表现。但是，意图本身从何而来？在各种情形之下，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意图的好坏、有无？这些问题，从主观层面上讲，依然是无法解释的。可以说，我们之所以会对自由意志产生错觉，是因为没能认识到一个事实：只有在意图自发生成之后，我们才知道自己打算做些什么。懂得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左的是，我们其实并非自身思想、行为的主宰。

当然，这种认识并不会削弱社会自由或政治自由的重要性。我们拥有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自由，这种自由依然具有其固有的价值。如果有人用枪指着你的脑袋，无论他是出于何种原因，这都是一件不容接受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我们作为意识主体，应该完全为自己的心理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负责，这却是一种无稽之谈。

设想一下，如果要拥有真正的自由意志，一个人须具备哪些条件？首先，你必须了解到底有哪些因素决定着你的思想与行动；其次，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这些因素。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它足以颠覆这种自由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影响了那些“影响了我们的影响”？是不是更多的影响？其实，所有这些偶发的心理活动都不能代表真正的你。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你不是风暴的控制者，也不是风暴中的迷失者，“你就是这场风暴”。

第2章 只要木偶热爱他的绳索，他就是自由之身：被偷换的概念

大多数人都被诸多不可调和的意愿左右：希望把手头的工作做完，但同时也想放下工作，陪孩子一起玩耍；渴望戒烟，但同时又想抽上一口；准备节省开支，但又忍不住想购买一台新款电脑。

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欲望中，如果一个欲望莫名其妙地战胜了它的对手，并最终影响到我们的决定，那么所谓的自由意志，又从何谈起？

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人之所以会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并非是因为这个抽象的概念具有太多的深意。其实，自由意志观念的长期流行，只不过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觉得自己主宰着自己的所思所行。（事实上，我们很难用逻辑、科学的方法证实这一点。）因此，自由意志的观念乃是产生于我们的感官经验。不过，当我们进入哲学领域时，这种心理感觉上的真实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决定论VS自由论VS相容论

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哲学文献中存在三种主要观点：决定论、自由论以及相容论。

决定论与自由论认为，如果我们的行为完全是由外在因素决定，那么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一种子虚乌有的幻觉。也正因如此，这两种观点都被称为“不相容论”。决定论者相信我们正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之中，而在自由论者（它与政治哲学中的“自由论者”没有任何关系）看来，人类之力可以奇迹般地超脱于客观世界的因果限制之外。自由论者有时会引入诸如灵魂之类的超自然实体，以此作为自由的行动意愿的载体。然而，在相容论者看来，决定论与自由论都存在漏洞，人类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所强调的现实真相之间并非水火不容。

在当今的哲学讨论中，如果你既想承认自由意志的存在，又不想贻人笑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一个相容论者，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人类行为，决定论的观点都是无可争辩的。无意识的神经活动决定了我们的所思所行，而这些神经活动本身也是由一些无法察觉的先决因素所决定。不过，相容论者所捍卫的“自由意志”，并非大多数人自身所感受的自由意志。

相容论者一般认为，只要一个人不受内外压力的影响，完全按照自己的实际愿望和意图行事，那么他就拥有自由。如果你在吃完一口冰激凌之后还想吃第二口，而又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那么这第二口冰激凌足以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我们的道德直觉，以及对主观能动性的良好感觉，都建立于一个日常经验之上，即我们的思想、行为都源于自己有意识的决定。

例如在挑选自己的结婚对象，或者挑选一本案头之书时，我们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无法掌控的先决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自己拥有自由，而且理所当然地断定他人也拥有同样的自由。这种自由被认为可以摆脱客观的外在因素的影响。然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些外在因素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正如神经生理学对人类思想、行为所做的细致描述，那么传统观念中的个人责任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⁵

假如有人宣称，一个强奸犯或者杀人犯的犯罪行为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这句话应该如何解释？如果理解正确的话，这意味着该名罪犯本来完全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由无法控制的偶然因素所决定。作为意识清醒的行为主体，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他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去犯罪。也就是说，当处于与案发当时相同的外部环境和心理状态时，他本来可以抗拒自己的犯罪冲动，或者完全避免这种冲动的产生。

正因为我们假定暴力罪犯拥有这种自由，所以才本能地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恶行负责，而如果这种自由并不存在，那么我们的指责就变得缺乏依据，因为即便是令人发指的反社会型罪犯，也是身不由己的受害者，因为在他们的犯罪决定背后，存在着一条无法摆脱的因果链，这一链条可以上溯到罪犯的童年时代或者更早。一旦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些凶犯身上的罪责就可以一笔勾销。

为了弥缝这个漏洞，相容论者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留下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⁶相较于纯理论哲学中的其他领域，相容论者的解决之道更接近于神学。不过我认为这并非偶然，因为二者的主要目的都是不让自然规律毁掉我们心中的美好幻象。根据相容论者的观点，如果一个人想杀人，并且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付诸行动，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源于他的自由意志。

然而，无论从道德或者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证明都显得过于粗糙。人们常常拥有各种互相矛盾的欲望，其中一些欲望会给深陷其中的人带来伤害，因此并不可取。大多数人都被诸多不可调和的意愿左右：希望把手头的工作做完，但同时也想放下工作，陪孩子一起玩耍；渴望戒烟，但同时又想抽上一口；准备节省开支，但又忍不住想购买一台新款电脑。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欲望中，如果一个欲望莫名其妙地战胜了它的对手，并最终影响到我们的决定，那么所谓的自由意志，又从何谈起？

你能左右你的欲望吗

然而，相容论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比这个更为复杂。假设在实现自己欲求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没有感到一丝的矛盾或冲突，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明自由意识的存在？或许你对自己的想法、意图以及随后的行为深感满意，然而，这些想法、意图或者行为都是由一系列你无法左右的既定事实决定的。如此说来，所谓的自由意志又在哪里？

举例而言，我喝了一杯水，并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觉得口渴，而一个人口渴就要喝水，这完全符合我内心的想法。如果我这么早就喝啤酒，我或许会感到有些不妥。但无论在什么时候，喝一杯白开水总不会有什么过错，因此我觉得心安理得。那么在这个情景中，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我们或许认为，如果我想要其他的选择，我完全可以这样去做，但事实上我只能做实际要做的事情。我无法决定自己的欲望，也无法决定哪一个欲望应该先行得到满足。我的精神生活完全是外部世界的投射。为什么我不选择喝一杯果汁？可是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一点。我可以自由地去做那些我根本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而且，我无法左右自己的欲望。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呢？难道用其他欲望？如果某人声称，只要我当时愿意，我完全可以做出其他选择，这其实就等于说，如果我当时身处一个不同的环境，那么我现在身处的环境也会不同。相容论的观点充其量不过是证明了以下信条：只要一个木偶热爱他的绳索，那他就是自由之身。

你的许多器官正在为你做无意识的“决定”

像我的朋友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⁷这样的相容论者坚持认为，即使我们的思想、行为是出自无法预料的原因，但它们仍然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大脑所做出的任何行为或决定，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是由我们自己完成的。的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无法认清自己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但这个事实不足以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因为无意识的神经反应与有意识的思想观念一样，都可以代表我们自己。正如自然主义中心（Center for Naturalism）的汤姆·克拉克（Tom Clark）在下文所表述的那样：

我们的意识无法捕捉潜伏于每个选择背后的神经作用，哈里斯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正确的，但正如丹尼特反复指出的那样，神经作用和意识知觉一样，都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特个体所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不应该将神经的生理作用与我们自身分离开来，并假定我们的自我意识（哈里斯认为正是这种自我意识构成了真实的自我，相信不少人也是这样认为）完全被神经单元所操控。恰恰相反，神经作用与其他部分一起，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自我，其中一些神经作用可以为意识知觉提供支持，另一些则不具有这项功能。因此，我们不是只会站在一旁，欣赏因果链条尽情表演的看客，而是自身思想、行为的主宰。这个结论并非像哈里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幻觉。虽然意识知觉并不能完全掌控一切，但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个体，我们的确是在真实地进行思考、选择，并且采取行动。这种自我主宰与掌控的感觉并非出于虚幻。

此外，对于人们的决定而言，神经作用对意识知觉所提供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属于意识知觉的“硬件”问题）显得必不可少，因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实施行为控制时，这些神经作用与灵活的操作、信息的整合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在控制行为的过程中，意识知觉（即现象经验）本身是否会对这些神经作用产生影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确证。

必须承认的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能违背因果定律，我们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神仙。但我们是真实的存在，和那些将我们创造出来的遗传机制、外界因素一样真实，也和我们做出决定时所身处的环境一样真实。人类的决策机制严密谨慎，能够为有效的行为提供支持，它与自然界中的其他运行机制一样，真实可靠，具有因果效力。哈里斯曾经写过一篇讨论自由意志的文章，在文章的结尾，他似乎在向我们提出建议，为了制造出一个具有实用功能的自由主体假象，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体。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如此。在决定论的世界中，自由意志依然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⁸

以上这段引文，清晰无误地阐明了我和丹尼特之间的观点差异，丹尼特本人也是这样认为。⁹正如我曾经指出的，丹尼特这样的相容论者其实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他用我们对人类个体的概念性理解，来替代人类个体的心理事实——即意识清晰的行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经验。这显然是在偷梁换柱。心理学所揭示的事实是：人类的主观经验，完全等同于意识头脑中的某种信息传导。然而丹尼特不假思索地断言，人类的主观经验并没有那么简单，身体内部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紧密联系，无论有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这种说法就如同宣称人是由宇宙尘埃所构成，人只不过是一团宇宙尘埃。但是，我们显然与宇宙尘埃有所区别。这种将人类视为宇宙尘埃的理论，无法为我们的道德直觉以及刑事审判体系提供任何指导。¹⁰

此时此刻，除了大脑之外，你的其他器官正在做出不计其数的无意识“决定”，但你却无法对这些事情负责。举例而言，此时的你是不是正在制造红细胞和消化酶？毫无疑问，你的身体正在这样做，但如果它“决定”停止工作，那你将成为这种变化的牺牲品，而非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人或许会说，既然身体内部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属于“你”，那么你就必须对这一切负责。但这种说法实际上与我们的主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没有丝毫关系，而自由意志之所以会成为经久不衰的哲学问题，正是因为它涉及主体意识和道德责任这两个重要概念。

在你的身体中，细菌的数量远远多于细胞。事实上，在身体内部的细胞中，大肠杆菌之类的微生物占到90％，而身体中99％的功能基因都属于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中的绝大部分都在执行身体所需的重要功能，因此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它们就是“你”。但你是否就等同于它们？如果它们胡作非为，你是否应该为此承担道德上的责任？

人们总是感觉（或者推测）自己是自身思想、行动的主宰，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如果在人们做出选择的前一刻，我们可以通过大脑扫描仪检测出他们有意识的选择结果，他们肯定会因此大跌眼镜。人们自认为操控着自己的内心世界，然而此类实验将彻底挑战这种意识主体的身份。我们知道这种实验具有可行性，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只要设备操作足够精确，受试者将会发现我们可以阅读、控制他们的想法。¹¹

现实中，我们有时会对一些与自己毫无因果关系的事情负责。在实验的精心引导下，受试者会相信自己做出了一些具有明确意图的行为，然而事实上这些行为并非出自他们自己的选择，也不受他们的控制。

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通过电脑光标随意选择屏幕上的图片。结果证明，只要光标停留在他们之前刚刚听到名字的图片上，他们就很容易认为这张图片是自己有意选择的结果，即使电脑光标事实上是由他人操控。¹²

在精心设计的暗示下，受到催眠的人可以执行一些不可理喻的任务，而当被问及这样做的原因时，许多人会东拉西扯，说出的理由与实际原因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都清楚，将现实结果归因于行为主体的做法有时可能并不正确。而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做法其实从来就没有正确过。

设想一下，一个人宣称自己不需要任何食物，可以依靠阳光为生。时不时会有一些印度的瑜伽修习者出此大言，而多数时候他们只会招致怀疑论者的讪笑。显而易见，无论这位瑜伽修习者瘦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没有理由把他的言论太当回事。然而，像丹尼特这样的相容论者会站出来为这种江湖骗子进行辩护：这个人的确是依靠阳光为生，而且大家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因为当我们探究任何一种食物的源头时，总会追溯到一些依赖于光合作用的东西。我们吃牛，牛吃草，草“吃”阳光，因此瑜伽修习者毕竟没有骗人。话虽如此，但是这种解释与瑜伽修习者大肆宣传的神奇能力并不相关，瑜伽修习者的声明仍然属于欺骗，或者是一种妄想。这是相容论所面临的窘境：它通过忽略自由意志，来解决自由意志的问题。

如果我们所有的自觉意图都是由大脑中的现象引起，而这些现象又并非出于我们的考虑，也从未被我们察觉，那么我们是否能说自己是一个自由的意识主体？这显然不能。或许有人认为，大脑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决定我们的行为，无论这种决定是否存在于意识之中，而这正是自由意志的基础。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人们信仰自由意志的根源所在，即自主自觉的主体意识。人们切身感受到自己对自身思想、行为的主宰，这是自由意志问题之所以具有讨论价值的唯一原因。

第3章 如果我的大脑是一台量子计算机：因与果

如果我的大脑是一台量子计算机，那么苍蝇的大脑也是一台量子计算机。你会认为苍蝇也拥有自由意志吗？

如果所有事情的发生都不依赖于事先原因，那么对于自己的任何思想与行为，我们是不是都能用一句话来为自己开脱：“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众所周知，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人类的每一个行为都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的生理活动：基因的转录→神经递质与受体的结合→肌肉纤维的收缩→扳机的扣动。但是，根据人们对主观能动性的普遍看法，以及自身所秉持的道德观念，我们的行为绝不能仅仅归因于生理活动、客观条件，或者其他一切可以事先预料结果的因素。不少科学家、哲学家希望在生理的偶然性或者量子的不确定性中寻找自由意志存在的理由。

“自我生成”≠“自由意志”

例如，生物学家马丁·海森堡（Martin Heisenberg）发现，大脑的某些活动是随机发生的，它们并不依赖于外部刺激，比如说离子通道的开闭和突触小泡的释放。由此而言，我们的许多行为的确是“自我生成”的。海森堡认为这就是人类自由的基础。但是，这类现象如何能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此处的“自我生成”只不过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某些行为是起源于自己的大脑。

譬如说，今天早上我之所以决定喝第二杯咖啡，是源于神经递质的某次随机释放。那么，这种先决因素的不确定性，怎么能等同于意志的自由行使？显而易见，对于那些所谓的随机事件，我完全可以不负责任。而且，如果我的一些行为真的是出于偶然，恐怕连我自己都会因此大吃一惊。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神经活动，我的自由从何而来？

设想一下，如果你所有的行动、意图、信仰或者欲望都是这样随机地“自我生成”，你的人生将变成怎样一幅景象？你几乎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想法。你的人生完全受制于体内的生理活动，如同四处漂泊的不系之舟。然而，人类的行动、意图、信仰以及欲望之所以会存在，完全依赖于一个特定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以及“刺激-反应”规律发挥着明确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能够与他人进行理性的交流，或者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言行举止，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他人的思想与行动必须以彼此认同的“共享现实”为轨道。而且，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自己的行为，也同样离不开这个前提。因此从根本上说，海森堡所谓的“自我生成”的心理活动，完全否定了自我想法的存在。

此外，量子力学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也无法为自由意志提供理论支撑：如果我的大脑是一台量子计算机，那么苍蝇的大脑也是一台量子计算机。你会认为苍蝇也拥有自由意志吗？量子效应基本上不会对生物体产生显性的影响，它们在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宇宙射线和其他高能量粒子引起的基因点突变（这些粒子穿透细胞核的运动方式受到量子力学的支配）。因此从理论上说，进化本身似乎不可预知。¹³但是，很少有神经科学家将大脑看成一台量子计算机。而且，即便大脑真是一台量子计算机，量子的不确定性也无法证明自由意志是一个合乎科学的概念。如果所有事情的发生都不依赖于事先原因，那么对于自己的任何思想与行为，我们都能一句话来为自己开脱：“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决定论的观点所述为实，那么未来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其中包括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以及随后产生的各种行为。如果按照非决定论的观点，量子力学或者其他一些随机因素支配着世间的因果定律，那么我们就无须为发生的任何事情负责。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找不到可以与普遍流行的自由意志观念互相兼容的理论交集。

第4章 不起作用的意志力：选择、努力与意愿

你曾经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而且还拥有良好的身材。但是，现在的你却总是无精打采，体重也严重超标。你希望摆脱这种不求上进的生活方式，努力改变自己。六个月的努力过后，你依然是过去的你，并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在某天早上，你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我已经受够这种生活了！”你的意志一下变得坚如磐石。在随后的岁月里你找到了绝妙的办法创办了企业，身材也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在你发愤图强的过程中，毅力、选择以及行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你现在能做出这样的努力，而之前却无法做到？

在我们对人类行为的各种看法中，预谋行为、自愿行为以及纯粹的偶发事件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区别。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即使我们完全抛弃自由意志的观念，人类行为的这种区分及其所涉及的重要的道德与法律问题，也同样有其存在的理由。

谨慎思考背后是无法感知的生理活动

我们的某些意识似乎是自动显现，而并非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愿。还有一些意识则是自我生成的结果，它们经过大脑的慎重考虑，并服从于我们的意志。举例而言，我听到窗外传来吹叶机的轰鸣声，很显然，这种声音是强行进入我的头脑的：我并非这种声音的制造者，我也无法让它消失。不过，我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驱赶这种声音，比如说埋头写作。从感觉上说，这种调整注意力的行为不同于我们对声音的听觉反应，因为我是这种行为的实施者。就一定范围而言，是我自己选择了自己的关注对象。吹叶机的声音突如其来，但我能立刻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让它投向别处。一个是非自主的心理活动，一个是自主的心理活动，两者之间的区别体现在大脑的不同层面，它们分别受控于不同的神经系统。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差别让我们觉得，人类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意识主体。

然而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自由的感觉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我们总是忽视自身思想与行动的生成原因。其实，“自由意志”一词所描绘的不过是这样一种感觉：某些心理活动出现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并且得到我们自身的认同。例如有人想道：“我将给我的女儿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哦，我知道了，我要带她去宠物店，让她挑选一些热带鱼。”这样的想法体现了自由选择的现实表现。但从更深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这类想法只不过是独立生成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并且操纵着我们的行为。

不过，这并不是说意识知觉与审慎思考毫无用处。事实上，我们大部分行为的实施都依赖于这两个方面。如果我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子，这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举动，但如果我感受到背部的疼痛，并打算去找一位物理治疗师来治疗一下，这就不能依靠无意识来做出决定了。要做出这个决定，我必须感知到疼痛的存在，并且由此产生明确的想法，希望做一些有针对性的事情。或许一个无生命的机器人也能做出这样的反应，但对我们人类而言，某些行为的实施的确离不开有意识的思考。

我们知道，能够对自身经验进行思考的大脑系统，与仅仅对外界刺激做出自动反应的大脑系统显然不同。就此而论，人类的意识并非无足轻重的摆设。¹⁴然而，从感知疼痛的存在，到对它进行思考，再到寻求治疗方案，整个过程都源自一系列我完全无法感知的生理活动。虽然我具有明确的意识，但我背上的疼痛是我制造出来的吗？显然不是，它只不过就这样出现而已。同样，促使我考虑物理治疗的想法是我制造出来的吗？显然不是，它也只不过就这样出现而已。这种深思熟虑的思维过程，虽然与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有所不同，但却依然无法为自由意志提供明证。

如果一切都已注定

正如丹尼特和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常常将决定论与宿命论混为一谈，由此便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一切事情都已注定，那么我为何还要多此一举？我为什么不干脆袖手旁观，看看到底会发生些什么？”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逻辑。袖手旁观本身也是一种选择，它同样会产生相应的后果。而且，要真正做到袖手旁观也并不容易：你可以试着整天躺在床上，等待事情的发生。然而你会发现，你总有一种想要起来干点什么的冲动。要抑制住这种冲动，你必须具备更加坚韧的毅力。

虽然我们的选择都依赖于事先原因，但这并不是说选择本身并不重要。如果我没有打算写这本书，这本书不会自动成形。毫无疑问，我的选择是本书形成的主要原因。决定、意愿、努力、目标以及意志力等，都是大脑产生的因果链条中的一环，它们会引发人们的特定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会在世界上产生相应的后果。因此，正如自由意志的支持者们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的选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你所做的每个选择，都源自无法捉摸的事先原因，而你只是自身经验的有意识的见证者，却并非这些事先原因的制造者。

面对过去的选择，人们经常会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句话虽然没错，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拥有在多数人看来珍贵无比的自由意志，因为所谓的“选择”，不过是浮现于头脑中的一个念头而已，它的产生就如同空穴来风。从意识知觉的角度来看，你根本无法为自己的所思所行负责，这就像你无法决定自己是否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

打个比方，假设你现在的生活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你曾经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活中的各种机遇让你信心满满，而且你还拥有良好的身材。但是，现在的你却总是无精打采，心灰意冷，体重也严重超标。是什么让你判若两人？你可能会讲述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是如何土崩瓦解的，但你并不能真正解释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如今，你希望摆脱这种不求上进的生活方式，并决定努力改变自己。

你开始翻阅一些励志类的书籍。你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并加入了健身俱乐部。你还决定重回学校充电。但是，六个月的努力过后，你依然是过去的你，并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些书籍没有对你产生任何影响；你的饮食方案和健身计划都没能坚持下来；你厌倦了学校的学习，最终选择了退学。为什么你会成为自己的绊脚石？你无法解释。你试图改变自己的习惯，但它们似乎比你更加强大。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面对这样的境况，我们丝毫看不出意志的自由到底存在于何处。

但是在今天早上，当你醒来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我已经受够这种生活了！你的意志一下子变得坚如磐石。而且，在你从床上爬起来之前，你突然有了一个关于创办网站的绝妙主意，而且你发现，只要10美元就可以注册一个网络域名，这让你感到信心十足。你现在是一个创业者了！你把创办网站的想法告诉了一些精明人士，他们都一致认为，这可以给你带来财富。

这一刻，你的人生充满了动力，你借着这股东风，准备扬帆起航。无独有偶，你发现自己的一位朋友同时也是蒂姆·菲利斯的密友。这位著名的生活教练和健身教练针对你的饮食与锻炼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这让你获益匪浅。而且，你在自己身上发现一股从未有过的恒心与毅力。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你甩掉了20磅的肥肉，取而代之的是20磅的肌肉。你的体重和以前一样，但整个人已经焕然一新。你的成功让你的朋友大跌眼镜，甚至连你的对手也开始向你讨教经验。

你感到自己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否认，在发愤图强的过程中，你的毅力、选择以及行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你现在能做出这样的努力，而一年之前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该如何解释？另外，有关网站的主意从何而来？它只不过是闪现在你的头脑中而已。或许你认为是自己创造了这个想法，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具有明确意识的行为主体，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能立刻再想出一个主意？还有，为什么蒂姆·菲利斯的建议会对你起到效果？为什么你能对这些建议做出各种反应？

如果留意一下自己的内心活动，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选择、努力以及意愿的形成过程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当然，你可以做出节食减肥的决定，而且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因素可以让你坚持下去，但你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以前的尝试都归于失败，而偏偏这一次你能够坚持到底。你可能会侃侃而谈，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次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这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你所描述的各种事实其实都超出你的掌控之外。的确，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但你无法回答的是，为什么你的意愿有时可以生效，有时却难以实现（而且你显然无法预先选择自己的意愿）。也许你会回答说，虽然多年以来自己一直希望减肥，但这一次是真的下了决心。可是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即使存在区别，这种区别也并非由你造成。

你的头脑并非由你自己控制。作为具有明确意识的行为主体，你只是自己头脑中的一枚棋子，完全受制于头脑的其他部分。¹⁵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行事，但却不能决定自己要做出怎样的决定。当然，你可以创造出一些条件，使得某个决定更加容易执行。例如，你可以把房间里的糖果全部扔掉，这样到了晚上你就不会再吃甜食。但你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你偏偏选择在今天做出这样的举动，而不是昨天。

因此，我们并不是说意志力无足轻重，或者说它注定会成为生理活动的牺牲品。事实上，意志力本身就是一种生理现象。通过努力与坚持，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也可以改变你自己。但是，你到底能付出多少努力与坚持，这却是注定的事情，一毫也不会多，一厘也不会少。如果运气好，你就可以登堂入室，如果运气不好，你就只能等在门外，但是，你无法决定自己的运气。

你的想法并非由你一手创造

许多人相信，人类的自由表现为一种能力：我们能根据自己的思考，去做那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这通常是指，我们可以克制暂时的欲望，从而追求自己的长期目标，或者做出更好的选择。的确，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拥有这项能力，而动物却做不到这一点。然而，人类大脑所具有的这项能力仍然是根源于无意识之中。

你的想法并非由你一手创造。也许你正在积极努力地改变自己、追求新知或者提高某项技能，这些想法看上去都是出自于你的决定。但是，你用来“创造”这些想法的所有工具都是过去的产物。

我们的选择、努力、意愿以及思考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但它们自身也是因果链条的一部分，这个链条先于意识知觉而存在，我们根本无法对它加以控制。我的选择显然非常重要，而且我可以想方设法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但我无法选择自己的选择。从表面上看，我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我的选择是两权相较、反复思考的结果，但是，我无法选择自己选择的选择。这是一个可以无限逆推的过程，它的终点永远存在于某个神秘的角落。无论是我的第一步棋，还是我的最后决断，终归都出自无法预料的原因。¹⁶

许多人认为这个逆推的过程并不成立。一些相容论者强调，所谓自由意志，是指一个人原本可以产生不同的想法，做出不同的举动。经常有人会说：“要是我当初这样做就好了。”然而，这只不过是木已成舟之后的一种懊悔心理，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¹⁷它将我们所期望的未来与不可撤销的过去混为一谈。我接下来会做些什么，以及我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个谜，它完全取决于宇宙的现有状态以及各种自然规律（包括偶然性所起到的作用）。因此，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拥有“自由”，那其实就等同于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件事，但它很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并不介意这样做。”

存在主义提出了一个（也许是唯一一个）颇具新意的观点：我们可以自由地对生活的意义做出各种解释。如果你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告终，你既可以把它当作一次“失败”的经历，也可以将它看成是“塞翁失马”，它让你学会如何成长，从而能够收获最终的幸福。这种解释的自由是否依赖于自由的意志？显然不是。它只表明，不同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有些想法让人感到悲观无助，有些想法却能给我们精神上的力量。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天马行空地驰骋思绪，但我们的实际选择却是先决因素的产物，而且这些因素的形成都与我们无关。

当你准备做出某个决定时，你不妨想一想它的现实背景：你无权决定自己出生于怎样的家庭，也无权挑选自己出生的时间与地点。你的性别，以及你大部分的人生经历，都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你根本无法插手自己的基因结构和大脑发育。你的大脑所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建立在各种偏好与信念之上。这些偏好与信念根源于你的遗传基因和先天的身体发育状况，以及你与各类人物、事件和观点的交互作用。在你的整个人生中，这些偏好和信念被不断地灌入你的大脑，因此哪里还有自由可言？当然，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但你的意愿又是从何而来？

哲学家艾迪·纳米亚斯（Eddy Nahmias）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对我提出的这种观点进行了批驳：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哲学家认为，自由意志其实是一组能力，它包括：预先设想行动的方案；在面临选择时进行充分的思考；根据思考的结果制订行动计划；当各种欲望发生冲突时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恰好可以运用这些能力，而不用面对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巨大压力，那么我们的行为就可以认为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些能力，并且有机会运用它们。¹⁸

毫无疑问，人类可以设想未来、规划明天，也可以权衡各种冲突的欲望，人类还可以做许多其他的事情，如果失去这些能力，我们将与动物无异。在我们看来，一个人的想法、计划和行动有没有受到内外各种压力的影响，决定了他是否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道义上的责任。但是，这些都与自由意志毫不相干。

举例而言，我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曾经痴迷于武术。我坚持不懈地进行训练，并且还在大学里教授过相关的课程。在中断了二十多年之后，我最近又重新恢复了训练。无论是当年的中断训练，还是现在的重拾兴趣，似乎都完全出于我的自由，就像纳米亚斯所认为的那样。我并没有面临“内部或外部的巨大压力”，我绝对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当年我想要停止训练，于是我选择了停止。现在我打算重操旧业，于是我开始了每周数次的训练。在整个过程中，我的想法非常明确，我的行为看上去也是由我自己操控。

然而，当我寻求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时，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二十年前的我为什么要停止训练？想必是有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等我去做。但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变得如此重要，而且偏偏出现在那个时候，以至于我不得不放弃武术训练？为什么我对武术的兴趣会在几十年的蛰伏之后突然苏醒？当然，我可以明确指出自己是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最近读了罗里·米勒（Rory Miller）的经典之作《冥想暴力》（Meditations on Violence）。但是我为什么会读这本书？对此我无法解释。而且，为什么我会对这本书如此着迷？为什么它足以激发我行动的欲望（如果这本书的确是我行动的直接原因）？为什么我的行动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我现在不但练习两门武术，而且还与包括米勒在内的一批自卫专家一同训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我可以向你讲述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这充其量不过是解释为什么我觉得武术训练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为什么我喜欢这项运动，等等，对于埋藏于这些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我无法给出答案。显而易见，我只是自身经验的有意识的见证者，而并非整个过程的幕后主使。

在看过上面一段文字后，一些读者也许会想：“米勒的那本书听起来还蛮有意思。”因此会买来一读。有些人则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而在购买这本书的读者中，有些人会觉得它十分有用，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它不过如此，还有一些人可能在买来之后就把它束之高阁，根本忘了它的存在。在以上任何一种结果背后，是否存在着所谓的自由？虽然你是具有明确意识的行为主体，但你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最终会面临哪一种结果。或许你会有意改变自己的选择，比如你心中暗想：“我本来并不想买这本书，但现在准备买一本回来，我就是为了和你作对！”但是，你同样无法解释你的这个决定。无论你现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这都是你必然会做的事情，或许你坚持认为自己本来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但这只不过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第5章 放弃“自由意志”，让我们更“自由”：不愿面对的真相

当你情绪不佳的时候，你也许会埋怨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和举动之所以会如此糟糕，完全是因为低血糖的缘故，那也许一块糖就能够改善你的脾气。

如果我们了解到潜藏于自身思想情感背后的客观原因，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加明智地度过一生，虽然我们知道自己最终无法摆脱身上的绳索。

许多人不免认为，自由意志虽然是一个错觉，但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它的存在，我们的人生将变得死气沉沉，毫无意义。这种看法并非杞人忧天。一项研究发现，当受试者看过一篇否定自由意志的论证文章后，他们在随后的考试中更有可能出现舞弊的行为。¹⁹而另一项研究也显示，这类受试者会变得更加冷漠，也更具攻击性。²⁰

完全可以想象，我们对人类头脑相关真相的了解（或强调），有可能在心理或文化层面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那么，本书的问世是否会降低读者的道德水平？对此我倒并不担心。

同情和宽容不是一种罪

就个人经验而言，抛弃自由意志的观念只会提升我的道德意识，它可以增加我的同情心，让我变得更加宽容，它也可以让我看淡那些依靠运气而收获的各种成就，从而减少自己的占有意识。当然，这种心态是否总是合乎情理？这倒未必。如果我是教授女子防身术的老师，那么我肯定会认为这种心态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因为它强调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由此前的外界环境所决定，包括一位女子在面对身体侵犯时所做的反应，而且，所有的强奸犯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幸的倒霉鬼，他们是一系列先决因素的牺牲品，这些先决因素的产生与出现完全与他们无关。

的确，对于每一个具体事例而言，总是存在着科学、伦理以及实践等不同层面的真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之说肯定有它合理的一面，这与我的观点并不矛盾。在日常生活中，将一切人和事物视为原子集合的观点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但这无法否定其物理意义上的事实或效用。

放弃自由意志的信念并没有让我沦为宿命论者，事实上，它反而让我感到更加自由。在我看来，我的各种希望、恐惧以及神经症状并非完全出于自己的本性，它们也并非一成不变。谁也无法预料将来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人不会因为某次短暂的消化不良而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做出最终的判断，同样，一个人也不必根据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来推测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生活中每一个出人意料的改变——例如掌握一门新的技术、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或者养成某种关注的习惯——都有可能重塑你的人生。

如果一个人了解到潜藏于自身思想情感背后的客观原因，他反而可以更加自如地操控自己的人生。例如，当你情绪不佳的时候，你也许会埋怨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和举动之所以会如此糟糕，完全是因为低血糖的缘故，那就另当别论了。当然，按照这种理解，你只不过是自身生化反应操纵下的一个木偶，但这也意味着你有机会抓住缠在身上的绳索：只要吃点东西，就能够改善你的脾气。识破思想情感的种种表象，可以让我们更加明智地度过一生，虽然我们知道自己最终无法摆脱身上的绳索。

第6章 先给惩罚一个理由：道德责任

• 某男孩，12岁，经常遭受肉体与精神上的虐待。一天，他用父亲的枪故意杀死了一位嘲弄自己的年轻女子。

• 某青年，25岁，小时候饱受虐待。他故意枪杀了自己的女友，因为这个女人移情别恋，离他而去。

• 某青年，25岁，幼年时家庭环境非常良好，从来没有受过虐待。他故意枪杀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

他们当中谁有罪，谁又可以原谅，为什么都是一位年轻女子死亡，我们却对凶手抱有不同的态度。

正是因为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我们才会接受宗教上的“罪恶”观念，并坚决支持“报复性”的司法正义。联邦最高法院宣称，自由意志是美国司法体系“普遍持久”的理论基础，它区别于那种“关于人类行为的决定论观点，决定论的观点与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根本准则并不相容”（1978年合众国诉格雷森案）。任何危及自由意志存在理由的研究进展，似乎都会让人怀疑惩恶罚罪的道德合理性。

当然，最让人们担心的是，如果实事求是地强调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可能会全面消解人类的道德责任。如果人类的行为完全受制于像天气般变化无常的神经活动，我们如何能准确地讨论善恶对错的问题？善恶对错观念的理论基点是：我们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想法与行为。如果我们希望保留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念中找到与我们发现的客观事实相符的一面。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人们平时所说的“对某个行为负责”究竟是什么意思？举例而言，昨天我去逛了一趟超市，当时我穿戴整齐，举止检点，没有做小偷小摸的事情，也没有买凤尾鱼罐头。这些行为与我自身的想法、意愿、信仰或者欲望完全一致，二者之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关系。

正是从这一点上说，我完全可以对这些行为负责。但如果我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超市里，而且企图一罐又一罐地偷走超市里的凤尾鱼，那么我的行为举止就完全是一种反常的表现。我会认为自己肯定是中了邪，并觉得自己不该为这些行为负责。因此，责任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我们头脑的整体状态，而非超脱于物质之上的精神层面的因果关系。

化解仇恨的理由

我们不妨看一看下面五个有关枪击事件的案例：

1. 某男孩，4岁，他在玩弄父亲的枪时杀死了一位年轻女子。这把枪原本放在梳妆台的抽屉中，枪里面装满了子弹，并且保险栓是打开的。

2. 某男孩，12岁，经常遭受肉体与精神上的虐待。某天，他用父亲的枪故意杀死了一位嘲弄自己的年轻女子。

3. 某青年，25岁，小时候饱受虐待。他故意枪杀了自己的女友，因为这个女人移情别恋，离他而去。

4. 某青年，25岁，幼年时家庭环境非常良好，从来没有受过虐待。他故意枪杀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5. 某青年，25岁，幼年时家庭环境非常良好，从来没有受过虐待。他故意枪杀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只是觉得好玩而已。”然而核磁共振显示，在他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控制情绪和冲动行为的区域）长有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

在以上任何一个案例中，都有一位年轻女子死于非命，而且她的死亡都源自另一个人的大脑活动，但我们对此会产生多大的义愤，却取决于每个案例所涉及的背景条件。我们认为，一个4岁大的孩子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杀人意图，而一个12岁的孩子在思虑的周密性上还无法达到成人的深度。

因此在案例1和案例2中，我们知道杀人者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因此他们都属于不完全刑事责任人。

在案例3中，长期的受虐经历以及突如其来的感情纠葛似乎可以减轻这个男人的罪行：这是一次激情犯罪，杀人者本身也受到过别人的伤害。

在案例4中并不存在虐待的问题，根据其中的杀人动机，我们可以将这位杀人者认定为心理变态。

案例5所涉及的变态心理和杀人动机与案例4完全一样，但杀人者脑部的肿瘤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改变了我们的道德判定：鉴于肿瘤生长的特殊部位，这位杀人犯几乎完全不用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尽管他的主观意图与案例4中的变态杀手如出一辙，但他却能出人意料地规避道义上的责任，因为一旦我们了解到他的主观情绪源自某种生理原因，即脑部肿瘤，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自身生理缺陷的牺牲品。

可见，在以上所有案例中，造成这位年轻女子死亡的真正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另一个人的大脑状态及其相关的背景因素，但其中涉及的道德责任却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别。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

为了证明某些人具有社会危害性，我们往往会接受这样一个假象：每个人都是自身想法的施因者。然而，我们完全不必如此。当一个人对他人造成伤害时，他的行为是否出于明确的意图，是我们谴责他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依然可以根据具体案例中的相关事实来进行量刑：例如被告的品性特征、犯罪记录、人际关系、酗酒经历，及其所供认的犯罪动机等。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已经完全失去理智，我们就应该充分考虑他的存在将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如果被告冥顽不化，嗜血成性，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他对社会存在危害，而无需借助自由意志的观念。

为什么蓄意伤害他人的决定最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依据明确计划而实施的行为最能反映出我们大脑的整体特征，诸如我们的信仰、欲望、目标以及偏见等。打个比方，你产生了刺杀国王的意图，你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这件事，并且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还和自己的朋友发生了争论，最后你依然决定刺杀国王，那么你的刺杀行为充分说明了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这并不是说你的行为根源于你自己的决定，完全受你自己支配。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原因如何，你偏偏长了一个弑君者的大脑。

为了防止他人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将某些罪犯投入监狱。这样做的道德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其他人会因此受益。抛弃自由意志的假象可以让我们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例如评估风险、保障无辜以及制止犯罪等。然而，当我们将更为广泛的因果关系纳入考量范围的时候，我们的道德直觉就会变得更加宽容。从确切的意义上说，即使最凶残的暴徒也是因为人生的不幸而沦为罪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仇恨（而非恐惧）的理由就会土崩瓦解。即使你相信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不朽的灵魂，这一点也不会改变：如果某人生来就拥有一个心理变态者的灵魂，那么他显然是一个极度不幸的人。

为什么案例5中的脑部肿瘤会完全改变我们对事实责任的认定？原因之一是，如果没有遭受脑部肿瘤的侵害，当事人（根据我们的假设）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肿瘤的生长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算作一种偶然因素，由此而言，杀人者完全是自身生理缺陷的牺牲品。当然，如果他的病情无法好转，我们仍有必要将他囚禁起来，以防他再次实施犯罪，但我们不会仇视他，或者将他视为邪恶的化身。我相信，我们的道德直觉必然会朝着这个方向改变：我们对人类大脑背后的因果关系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难在案例4与案例5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治疗罪恶的药剂

那些被关在死牢里的男女囚犯只不过是一系列不幸的集合体：不良的基因、糟糕的父母、恶劣的环境、愚蠢的想法。他们显然都是些倒霉透顶的无辜者。在人生的这些变量中，有哪一个是他们可以真正负责的对象？已经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一个人的生理基因和成长环境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但是，没有人能够对自己的基因或成长环境负责。我们的司法体系应该体现这样一种认识：在人生的牌局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抓到一手烂牌。事实上，道德本身就掺杂着运气的成分，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有违我们的道德原则。

我们的道德直觉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现在发明了一种可以治愈人类罪恶的方法，结果将会怎样？假如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成本低廉、安全无痛的手段让大脑活动产生相应的改变，譬如说，我们可以将某种药物直接添加到食品当中，就如同添加维生素D一样，那么所谓的“罪恶”就只不过是一种类似营养不良的疾病。

假如这种治疗罪恶的方法真的存在，我们就能明白，人们的复仇心理存在着道德上的缺陷。也许到了那一天，我们可以拒绝给一个杀人凶手提供相应的治疗，作为对他所犯罪行的一种惩罚。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这意味着有些人理所应当地被排除在治疗范围之外？如果在一个人实施犯罪之前，我们原本有机会将他治好，那他是否仍然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似乎那些对他的病情早有了解的人更应该因为疏忽大意而受到起诉。对于案例5中的凶手，我们已经知道脑部肿瘤是他犯罪的真实原因，我们也可以为了惩罚他而拒绝对他实施手术，但这是否说得过去？显然说不过去。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惩罚的念头，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

尽管人们钟情于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大多数人都已明白，即使是最美好的想法意图，也敌不过大脑疾病的负面影响。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说明我们对普遍人性的看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更深刻，更合理，也更具怜悯之心。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认识的发展显然与形而上学的宗教教义背道而驰。根据宗教教义，每个人生来就拥有一个永恒的灵魂，这个灵魂完全不受物质世界的任何影响，包括这个人的生理基因或者他所身处的经济体系。然而，这种观念其实最容易为人类的暴行提供生存空间。

将人类行为视作一种自然现象并不会破坏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如果能将地震或飓风关押起来，以阻止它们施虐，我们同样应该为它们建造监狱。我们不遗余力地抗击传染病毒，甚或杀死一些偶然出现的野兽，但我们从不认为它们也具有自由意志。很显然，即使将有关人类行为根源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依然可以明智地应对社会危险分子所造成的威胁。我们仍旧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刑事司法系统，根据犯罪分子对社会构成的潜在威胁，它可以准确地进行定罪量刑。但是，惩罚的理由则会自行消失——除非我们发现惩罚是达到威慑或恢复目的的必要手段。

复仇的欲望是一种错觉

必须承认，有关复仇的问题总是让我们感到左右为难。美国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²¹文章讲述的是如果一个人复仇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他有可能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戴蒙德对比了两个人的真实经历。

一个是他的朋友丹尼尔，这位新几内亚高地人成功地报了杀叔之仇；另一个是戴蒙德已经过世的岳父，他曾有机会杀死一个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残杀了他所有亲人的凶手，但他最终把这个人交给了警方。可是，凶手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年，然后就重获自由。

在这两个故事中，一个人复仇成功，另一个人则放弃了复仇，这两种行为最终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虽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新几内亚高地的仇杀文化，但丹尼尔的复仇之举毕竟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了极大的宽慰，而戴蒙德的岳父在此后的60年里却一直生活在“悔恨、内疚的折磨之中”。显然，对于许多人来说，复仇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

我们总是倾向于将他人视作自身行为的主宰，如果有人对我们造成了伤害，我们会要求他承担责任，并认为这种罪行必须受到惩罚。而且通常来说，唯一合理的惩罚手段似乎就是让行凶者承受痛苦，或者剥夺他的生命。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一个以科学事实为审判依据的司法体制是否能够抑制这种复仇冲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够将人类行为背后的各种原因充分纳入考虑范围，这至少在一种程度上可以缓解我们对不义行为的自然反应。

例如，如果戴蒙德岳父的家人是被一头大象践踏而死，或者死于霍乱感染，那么我相信戴蒙德岳父所承受的痛苦会有所不同。我们也同样相信，如果戴蒙德的岳父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杀害他家人的凶手原本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而这个人之所以会犯下罪行，是因为大脑前额叶皮层受到某种病毒的侵害，那么他心中的悔恨也会缓解不少。

然而，复仇的“假象”仍然符合道德的原则，甚至是必不可少——如果它的确可以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对某些罪犯进行严惩（而非遏制或恢复）的做法是否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复仇的欲望，是因为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是自身思想、行为的绝对主宰，因此，复仇的欲望其实是建立在一种认知与情感的错觉之上，并由此产生出一种道德的错觉。

在探讨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有可能因为慑于事后的惩罚而中止实施时，我们才会将相应的原则运用到他的身上。²²我们无权让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行为负责。比如说，如果我们将打喷嚏定为一种罪行，那么无论面临的惩罚有多么严重，总会有人违反这条法律。然而，对于绑架一类的行为，实施者需要一步步地精心谋划，付之行动，因此威慑就有了用武之地。如果惩罚的威胁可以让你中止自己的行为，那么你的行为就恰好印证了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传统观念。

为了防止某些罪行的发生，严厉的惩罚也许真的是一种必要手段，而不能仅仅依靠遏制性或者恢复性的措施。但是，这种纯粹基于实用目的而采取的惩罚举措，与我们目前所实施的惩罚手段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然，如果对细菌与病毒的惩罚可以防止大规模传染疾病的发生，我们同样应该将它们绳之于法。

赏善罚恶的措施可以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要求当事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它甚至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社会惯例。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威格纳（Daniel Wegner）所指出的，自由意志观念可以成为理解人类行为的一把钥匙。如果一个人自愿选择在牌桌上挥霍掉一生的积蓄，我们会说他自作自受，这句话的含义是，他本来完全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他的一切行为都源于自己的想法。他之所以沉湎赌博，并非由于偶然的因素，也并非是受到某种幻觉的控制，而是出于他自己一步步的意愿、想法和决定。

在很多场合下，我们可以忽略那些潜藏在各种欲望、意愿背后的深层原因，比如说基因结构、突触电位，等等，而将关注重点放在有关人类行为的传统认识之上。当我们思考自身的选择与行动时，我们往往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一种合理建构自我思想、行为的最简单的方法。为什么我要的是啤酒而不是红酒？因为我喜欢啤酒。那为什么我喜欢啤酒呢？我无法解释，但我通常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在餐厅用餐的时候，我只要知道自己喜欢啤酒而非红酒就已经完全足够。无论原因是什么，反正相对于红酒来说，我更喜欢啤酒的口味。这其中是否存在所谓的自由？显然没有。如果我决定违背自己的偏好去选择红酒，这是否意味着我神奇地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反常的决定其实与你自身的偏好一样，都根源于无法解释的因素。

第7章 改善社会要与自然之力并肩作战：政治意义

电视上、广播里到处都在宣传那些所谓“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一些政客们宣扬你的成功取决于你的奋斗，英雄靠一己之力就能够改变现实。但是通读成功人士的传记，你会发现他们的成功其实完全取决于各种背景条件。

奋斗的背后有生活环境、先天因素在作祟，并不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我们只不过拥有了一个可以改变的自我。

无论是好是坏，打破自由意志的错觉显然会产生政治上的影响，因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对自由意志的接受度并不相同。自由派倾向于认为，一个人成功背后的所有因素都与运气有关。然而，保守派则通常盲目信奉个人主义，很多人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人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运气的成分，无论他自身付出多大的努力。例如，他必须碰巧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智力正常、身体健康，另外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他也无须为了治疗妻子的突发疾病而耗尽家财。

成功并非是个人奋斗的结果

想一想那些所谓“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通读他们的传记，你会发现他们的成功其实完全取决于各种背景条件，这些背景条件的形成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只不过是从中获益而已。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基因组与出生国，也无法选择自己在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环境。然而在美国，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一点：如果你问一些保守派人士为什么他没有患上先天型畸足，或者为什么他在5岁之前没有沦为孤儿，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

即使你生命中的大部分收获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你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奋斗背后的能力与意愿依然源自与生俱来的先天因素。假如一个人克服了懒惰的习惯，其中有多少功劳可以记在他自己身上？答案为零。懒惰其实和勤奋一样，都是一种神经症状。当然，保守派人士并没有说错，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最佳潜能，防止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现象发生。有时，让一个人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它可以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并给社会带来益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自由意志的错觉。

我们所须承认的是：个人努力具有一定的作用，而人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我们只不过拥有了一个可以改变的自我，但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和我们自身的内部世界，同时也受到它们的影响。让人们为那些恰巧发生在自己人生领地的事件负责，这种做法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谬，然而，一旦解除自由意志的魔咒，我们反而可以恰到好处地发挥这种做法的效力。在人们有可能做出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他做出改变，而当他无法做出改变，或者对改变的要求置若罔闻时，我们就可以寻求其他的解决之道。

在提升自我、改善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在和自然之力并肩作战，因为除了自然之外，我们别无所依。

结语 你以为你拥有自由就拥有自由吗

人们通常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体验就像一个真实存在的神话：一方面，我们无法从科学的角度阐明这种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真切地感觉到自己主宰着自己的思想与行动。然而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神话，只不过反映出我们思想上的混乱与困惑。可以说，自由意志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错觉，在整个过程中，不仅我们的体验误解了现实，而且我们也误解了自己的体验。我们并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自由，而且，我们对自由的感觉也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之所以会感觉自己拥有自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一旦我们洞悉其中原委，就能发现自由意志其实并不存在，而我们自身的体验其实与这个真相并不矛盾。所有的想法和意图只不过是“出现”于我们的头脑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有关自由意志的真相显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自由意志的错觉本身就是一种错觉。

然而问题在于，自由意志不仅从客观上说毫无意义（即从旁观者的角度考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在主观上也是如此。通过对内心活动的自省，我们能一目了然地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我现在就可以给各位读者做一个关于自由意志的实验：在本书余下的部分，我准备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当然，无论我写下些什么，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也没有人给我定下主题，或是要求我使用某些特定的词汇。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不顾语法规则乱写一气。即使我想在这句话中提到“兔子”一词，我也完全可以这样做。

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这段意识活动，就会发现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自由。这个“兔子”从何而来？我为什么不在句子中提到“大象”一词？我并不知道个中缘由。当然，我可以自由地将“兔子”替换为“大象”，但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是否又能对此做出解释？无论我做出何种选择，我都无法洞悉其背后的原因。我的选择要么是受制于自然规律的作用，要么是出于偶然因素的驱动，但无论如何，它都与自由无缘。是“兔子”还是“大象”？如果我真心喜欢的是“兔子”一词，那么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喜欢“大象”吗？我可以随意改变我的想法吗？显然不能。实际上，是我的想法在改变我自己。

我的这些思考最终又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停止？我的这本书肯定有写完的一天，而我此刻正好想去吃点东西。我可以自由地抗拒我的食欲吗？是的，当然可以，因为毕竟没有人拿枪逼我进餐，但是我确实饿了。面对这种饥饿，我可以努力使自己忍得更久一点吗？是的，当然可以，而且我还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继续忍耐下去。但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偏偏选择现在这样做，而非其他的时候。而且，为什么我的这种努力又会在某个时间突然停止？现在我真的要离开一会儿了。是的，我是真的饿了，而且我似乎也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然而事实上，关于这个话题我已经想不出别的话可说了。我的自由又在哪里？

附录1 “生”不由己
认识自己的局限，才会更加仁慈，更加公正

对于我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立场，最常见的一种反对声音是：如果接受我的观点，将会给人类心理或社会现实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类驳斥显然不值一哂，这就像不少宗教人士对无神论的批评：如果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人们将不再施义行善。这两种辩解之词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事实真相毫不关心，而仅仅是转换话题，顾左右而言他。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一具体观点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

完全可以想象，某些人会以自由意志并不存在为借口，恣意任性，为所欲为，他们会宣称抗拒诱惑其实是无益之举，善恶之间并不存在界线。这种想法当然是一种误解，但是，我必须承认，这种想法有其滋生的可能。另一个问题是，面对现代科学对人类心灵本质的种种揭示，我们应该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是否应该在小学的课程表里增加一堂关于自由意志错觉的讲座？这一做法恐怕还有待商榷。

在我看来，善与恶的现实表现并不取决于自由意志的存在，因为无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我们都能分清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快乐。例如，一个是以虐杀儿童为乐的心理变态，一个是热衷于治病救人的儿童外科医生，不管他们的行为是否出于自由意志，我们都不能抹杀二者的明显区别。无论自由意志的真相如何，这些区别始终确定无疑，并值得我们充分关注。

善行的表现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自由意志的参与？举例而言，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一名儿童外科医生的呢？当然，首先你必须在这个世界上诞生，并且有着天生完好无损的神经系统，然后，你必须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这里面恐怕没有什么自由可言。此外，你还必须拥有适合这项工作的身体条件，你的双手不会因为某次橄榄球赛而受伤致残，你当然也不能是一个晕血症者。这些条件的实现同样出于好运。在人生的某一时刻，你必须做出决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而这很可能是最符合你意愿的选择。

但是，这种意愿是源于你自己的明确想法吗？你对医务工作的兴趣，超过了所有与医学无关的其他爱好，对于这一现象，你是否可以负责？显然不能。如果你最终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你将发现自己之所以会拿起手术刀，只不过是各种遗传特征和环境因素一步一步合力推动的结果。以上所有事实都表明，你的志向、能力以及采取的行动并非根源于你自身的主观意识。更不用说，你还要保证自己生来心智健全，而这显然也不是你自己的功劳。

当然，这并不是说你可以在无意之中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你必须精心、出色地完成大量工作，按部就班，年复一年。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肯定要付出许多努力，但是，这些努力背后的意愿是拜你自己所赐吗？反过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难道对此负有责任？我从未有过这种念头，但这可以怪谁呢？如果我明天突然渴望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而且这个愿望非常迫切，以至于我放弃了其他职业理想，转而攻读医科学院，那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作为自我生命体验的主体，我难道是这一思想变化的真正根源？意识活动的每个片段，包括每一个想法、意图和决定，都源于意识之外的世界。所谓的自由又在哪里？

既然我们无法责备宇宙万物的运行之道，那么邪恶之徒又如何能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从根源上说，他们似乎无能为力，但从实践上说，他们必须承担负责。我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其实在我看来，把握住人类行为的深层原因，必将改善我们对罪恶的现实反应。人们对自身行为负有深层责任的想法，只会导致道德错觉和精神痛苦。

设想一下，此刻你正懒懒地躺在室外的吊床上，享受着夏日的午睡。突然，你被一种陌生的声音惊醒，你睁开眼睛，看见一只硕大的狗熊穿过草坪，向你奔来。很显然，你遇到了麻烦。如果我们把这只狗熊换成一个手持屠刀的彪形大汉，你的处境显然发生了一些颇有意味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与袭击者大脑中的自由意志并不相关。

如果你平安地逃过此劫，事后的你会有怎样的心理感受？在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袭击者到底是人还是熊。设想一下不同的场景：一、你站在证人席上，眼前是那个几乎将你杀死的凶手；二、你站在动物园里，那只肇事的狗熊正在嬉戏玩耍。

在第一个场景中，你很可能像许多受害者一样，被愤怒与仇恨所包围，这些负面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对你的心理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你都可能盼望着这个人能够早点死去。但是，你在动物园的感受很可能大不相同，你说不定还会把它当作一件趣事，告诉你的亲朋好友：“看，就是这家伙差点要了我的命！”你更愿意接受哪一种心理状态？是日夜煎熬的仇恨之火，还是因为自己的大难不死与惊险经历而产生的得意之情？这种不同结果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坚信暴力罪犯本来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而狗熊却没有选择的自由。

在一个人明确的想法、意图和努力背后，时时刻刻都潜藏着一系列自己无法察觉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它们的背后，还存在诸多更为深层的原因，例如基因特征、童年经验等，没有谁能够对这些原因负责，即便他是邪恶之徒。正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两组事实，才导致道德错觉的产生。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自由意志的信仰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在我看来，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们的认知领域中，这类问题可谓比比皆是。面对未成年的孩子，或者一些天真烂漫的大人，我们是否应该将一些事实真相告诉他们？比如，就在不久前，我3岁的女儿在我和我妻子的陪同下第一次乘坐飞机，她对此兴奋无比。不可否认的是，她之所以会如此开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告诉她一个事实：飞机偶尔会发生故障，然后从天上坠落，机上所有人员都会因此送命。显然，在年幼的孩子面前，某些事实还是不说为妙。相信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和我有着同样的想法。我的女儿现在3岁，在这个年龄段，我不会告诉她如何开车，或者如何给手枪装填子弹，同样，我也不会告诉她自由意志其实是一种错觉。

这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事实真相，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应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和孩子一样，某些特定的道理在别的场合完全行之有效、不可或缺，但具体到我们自己的人生境况中，却只能带来混乱、绝望或者恐怖。因此，回避某些事实真相未必不是明智之举。举例而言，假如你没有其他办法，必须接受手术治疗，那么我建议你不要上网查询可能由此产生的并发症。同样，如果有关人性之恶的思考让你心神不宁，噩梦连连，那么我建议你不要翻看《大砍刀的季节》（Machete Season）。有些知识并非老少皆宜。

不过大体而言，我并不认为自由意志的虚幻本质是一个丑陋的真相，而且，这个真相也不必限定在哲学的抽象世界之内。实际上，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非常清楚自己并没有自由意志。然而，这一认识并没有妨碍我去做该做的事情。我承认，在我的想法、意图和行为背后，潜藏着无法察觉的深层原因，我的意识思维只不过是这些深层原因的余波流脉。但是，它并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实现幸福人生的过程中，我们的各种想法、意图和行为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同样，不幸的人生也是如此。

我看不出自己受到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我很清楚的是，我的脑海中接下来会闪现什么样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否切实可行，这完全取决于我无从知晓也无法创造的各种条件。对我而言，这种认识是有益无害的。人们所担心的种种消极影响，诸如失去动力、遁入虚空之类，并没有应验在我的人生之中，而积极的作用反倒显而易见。看穿自由意志的错觉，缓解了我对作恶之人的仇恨心理。当然，我仍然免不了会心怀愤恨，可是，一旦我想到一个人行为背后的实际原因，心中的怒火就会逐渐熄灭。

放下这些负担，人生才会得到解脱，而且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把这些负担完全放下，我们将不会有任何的损失，相反会获益良多。我们可以将复仇观念弃之脑后，用全部的精力来降低伤害。（如果事实证明，惩罚之举是达到威慑或恢复目的的重要手段，我们也可以根据需要，让监狱发挥其应有的惩戒作用。）

在人类行为的真实起因面前，自由意志的传统观念不再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但是，这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悲观绝望，也不会让我们无所顾忌，纵情享乐。与懒惰、愚钝相比，勤劳和智慧仍然会换来更好的回报。对于心理健康的成年人而言，如果他洞悉了自由意志的虚幻本质，那么他将更容易摆脱傲慢、仇恨等负面情绪的影响。当然，可以想象的是，在抛弃自由意志的错觉之后，某些人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但总体而言，它将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仁慈、更加公正，也更加理智。

附录2 自由意志与“自由意志”
与丹尼尔·丹尼特之争

◆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是当今著名的哲学家、认知学家、进化心理学家。塔夫斯大学的哲学系教授。丹尼特写过多本关于进化论的书，主要是探讨进化论对于我们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及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

◆ 他曾多次获得古根海姆奖，并被美国人道主义协会（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选为年度人道主义者。

我注意到，对于我提出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种错觉”的观点，仍然有不少读者觉得难以接受。他们认为，自由意志的存在完全不证自明，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生将变得毫无意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言辞激烈的批评，来自我的朋友丹尼特的支持者。在《自由之所》（Elbow Room）、《自由的进化》（Freedom Evolves）等著作中，以及在各种公开演讲的场合下，丹尼特对“自由意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被他的支持者们奉为圭臬。不过，我在《自由意志》中曾经表示，对于丹尼特的观点，我不敢苟同，但由于篇幅所限，我并没有针对丹尼特的观点展开深入的辨析，而只是单纯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我和丹尼特能就此问题进行一次公开的对话。

在某些基本观点上，我和丹尼特之间并没有分歧：传统的自由意志观念（即自由论）毫无根据可言，它与现代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图景龃龉不合，难以相融。此外，我和丹尼特也一致认为，决定论并不一定代表宿命论，而非决定论所赋予我们的自由，与我们在一个充满定数的宇宙中所能拥有的自由其实并无区别。

这些观点解释起来并不困难。比如说，我想学习汉语，我开始报名参加培训课程，并且聘请了一位中国人做我的家教，此外，我还选择去中国度假。如果我能持之以恒的话，那么通过这些努力，我总有一天能够用汉语对话（当然，肯定说得不怎么样）。如果我说，即使没有这一系列的想法和行动，我也注定会懂得汉语，这显然并不正确。选择、思考以及毅力等因素，在我们的人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只不过，这些因素都是由先决条件所决定的，而且，虽然这些因素可以给“宇宙大发条”增添一定的偶然成分，因而显得颇为神秘，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真的拥有自由的力量。

生理的进化与文化的发展，让人类的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更大限度地予取予求，趋利避害。如果一个人不但思维缜密、规划长远、措辞严谨，而且能够克制隐忍，公平待人，并具备各种文化素养，那么他显然与那些缺乏这一系列能力的人有着很大区别。在这方面，我和丹尼特的看法完全一致。不过在我看来，有一点是必须着重强调的：这些能力的存在并不能佐证传统的自由意志观念。此外，与丹尼特不同的是，我认为，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普遍的混淆性认识是值得反思的，因为某些道德冲动的产生，诸如复仇之类，正是源于主观能动性的观念，而这个观念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也无法用经验来证明。同时，我还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将自由意志这种“常规”错觉彻底打破，而不能仅仅视而不见、偷梁换柱，或者为它寻求新的理论基础。对于这最后一点，我不知道丹尼特是否也有同感。

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丹尼特拥有许多支持者，不过，他们似乎都没有弄清我撰写《自由意志》的主要目的。我的目的其实非常明确：揭示自由意志传统观念的漏洞所在，并指出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我们将会陷入怎样的境地。然而，丹尼特在讨论自由意志的问题时，却总是绕过传统观念的缺陷，推出一种所谓的修订版本，并且认为，这个修订版本是“值得拥有”的，而且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丹尼特坚信，对自由意志观念的改良，是其自身学说的一个突出优点，例如在科学或哲学领域中，也存在一些类似的做法，让我们可以透过事物的表面去认清它们的本质。但是，我却并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丹尼特仅仅是在偷换概念，这样做只会混淆人们的认识，或者让人们轻易地倒向传统的观念。

的确，事物的表面特征常常具有迷惑性。就生理或心理现象而言，流行的观念与实际的真相并不总是契合无间。我们可以以“颜色”为例：从意识感知的角度来看，世间万物可谓色彩斑斓。但目前我们已经知道，颜色其实并非一种“外在”的存在，虽然它看上去如此。从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上看，颜色只不过是源于一系列“无色”的物理事实和神经活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人类的色觉体验，想必会改变我们对颜色的一些认识。但是，这并不代表颜色只是我们的一种“错觉”。相反，只有了解到“物体自身并无颜色”这个深层事实，我们才能真正懂得颜色的真正含义。

在明白了颜色的真相之后，我们的视觉感受并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可以照常谈论“蓝色的天空”、“红色的苹果”，而不会有任何矛盾之处。当然，有些情况较为特殊，需要进一步做出解释，比如说，由于背景不同，两个波长相同的光线反射体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但是，当我们看到红色的苹果或者蓝色的天空时，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感受世界，而视觉科学的任务就是解释其中的原因。

丹尼特大概认为，自由意志和颜色一样，人们对它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但是在科学的帮助下，人们对自由的体验，以及连带产生的道德责任，都可以得到同样简单明了的解释。然而我的看法是，自由意志纯粹是一种错觉，将它与“色觉体验”进行类比显然并不恰当。如果要在视觉科学中找出一个合适的类比对象，我认为是“视觉的连续性”，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的一种体验。

你不妨抬头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你的视觉体验看上去是一种整体感受：在你的视界之内，所有物体都在同一时刻连续无碍地呈现于你的面前。但是，视觉活动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在每一个瞬间里，你所看到的大多数物体都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我们视界中心的聚焦区非常狭窄。这个被称为“视网膜中央凹”的区域也是色彩感觉最为敏锐的部位，而当物体的投射点落在两眼中央凹的外围时，你根本无法分辨出它的颜色。为了弥补这种视觉上的局限，你的目光必须在注视点之间快速移动，这一现象被称为“跳跃式眼动”（saccades）。但是，你往往感觉不到这种眼动，而且，当你的目光快速移动的时候（你必须如此，否则只能看到一个持续的模糊景象），你也意识不到自己的视觉感知出现了中断。人们曾经认为，是这种跳跃式眼动导致了视觉的主动抑制，但最新的实验表明，跳跃式眼动后所捕捉的画面（无论你的下一个注视点是什么）很可能只是掩盖了之前的模糊景象。

在我们的视界中，存在着一个无法接收视觉信号的区域，这是因为视神经在穿过视网膜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盲点。对于这一构造缺陷所造成的视觉后果，许多人都有所体会，在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一张白纸上做一个标记，然后闭上一只眼睛，再移动白纸，当白纸移到某个位置的时候，纸上的标记会莫名地消失。现在，你不妨闭上一只眼睛来观察周遭的世界，你也许发现不了自己的盲点，但是，如果你恰好是在一个挤满了人的房间里，那么其中某个人的脑袋很可能就会消失在你的视野之中。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视觉盲点的存在，即便对此有所了解的人也可能长年都不会注意到它。

我们的色觉体验能够经受科学的推敲与审视，但是，我们对视觉连续性的传统认知却没有那么幸运。我们之所以会产生错误的印象，认为所有物体都是在同一时刻清晰无碍地呈现于自己的眼中，是因为我们没有洞悉视觉的真相。我认为，由此角度出发，我们同样可以认清自由意志的虚幻本质。与视觉连续性的错觉一样，能够说明自由意志真相的事实并非遥不可及，或者深不可测。相反，这些证据就显露于我们的日常经验之中，但是正因为近在眉睫，我们反倒对它们视而不见。

当然，我们可以采用丹尼特的方法，适当修订“连续性”一词的概念，使之更加准确地反映人类的视觉特点，我们可以对连续无碍的视觉体验做出新的解释，让它同样成为一个“值得拥有”的观念。但是，如果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让某些驾驶人员沦为马路杀手，或者导致警方的狙击手误杀人质，那么仅仅更改“连续性”的含义显然于事无补。在我看来，这与自由意志的错觉是同一个道理：对人类自由的错误信仰会扭曲我们的道德直觉，并将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与原始的复仇陋习绑在一起。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对人类的精神世界必将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而当今社会的许多成规惯例则会越发显得愚昧落后。

人们往往会痛恨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并认为这些人完全是咎由自取。一般人都希望为这种想法找到哲学依据。但是，如果我们对人类行为背后的种种原因有更多了解，这种道德态度就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当一个人的行为根源被和盘托出之后，我们对他的责任能力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个人的遗传基因和人生际遇让他无可避免地沦为变态的罪犯，我们显然应该为他感到不幸。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将他关入监狱，或者出于自卫将他杀死，但是，倘若我们彻底弄清了他为何会走到今天的地步，我们就没有理由去仇恨他。仇恨之火虽然出于常情，但却违背理性。真正合理的做法是保持一颗同情之心——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即使抛开自由意志的错觉，我们依然可以对各种不同情况做出区分：自愿行为与非自愿行为；成人的责任能力与儿童的行为后果；神志正常与精神错乱；良心不安与问心无愧。我们也同样可以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惩罚也许是一剂良药，它可以驱使人们检点自律，奉公守法。惩罚手段到底具有多大的效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实证性问题，这和我对自由意志的看法并无冲突。

如果一个人并非自身行为的终极原因，我们怎么能要求别人检点自己的行为，乃至因为他们的过失而实施惩罚？我的看法是，只要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即增进全体成员的福祉，我们就可以（也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决定人类行为的总体原因中，我们所制定的各项准则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例如，我们必须向孩子提出相应的要求，这样他们才能学会克制自私的冲动，承担起社会责任。面对一个善解人意的小孩和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孩，我们无须假设自由意志的存在，就可以区分出这二者之间的好坏。

我在《自由意志》中指出，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拥有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我看来，对这一真相的了解，自有其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都是积极、正面的。因此，我们不应该迫不及待地修改“自由意志”的定义，以便掩盖这个真相。

丹尼特认为，通过概念上的重新界定，他可以对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责任做出很好的解释，这个解释既可以兼容我们自身的直觉感知，又不违背客观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自由意志这一常规错误所波及的范围及其产生的后果紧抓不放的原因所在。丹尼特对这一常规错误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也许他不同意我所强调的波及范围，也许他没有看到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我再次声明，希望有朝一日，我和丹尼特能够走出分歧，达成一致。

附录3 自我的错觉
与哈佛大学布鲁斯·胡德教授访谈录

◆ 布鲁斯·胡德（Bruce Hood），现任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布里斯托尔认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先后担任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并执教于哈佛大学。

◆ 他曾荣获阿尔弗雷德·斯隆神经科学研究奖（Alfred Sloan Fellowship in Neuroscience）、国际婴幼儿研究者协会颁发的青年科学家奖（the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以及罗伯特·范兹纪念奖（Robert Fantz Memorial Award），并获选心理科学协会会士。

◆ 他曾撰写过《超感：我们为何相信不可相信之事》（SuperSense: Why We Believe in the Unbelievable）等多部著作。

◆ 2011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圣诞讲座主讲，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三场演讲，这一讲席被视为英国科普领域的最高荣誉。

问：从何种意义上说，自我只是一种错觉？

答：在我看来，错觉是一种与事实本身并不相符的主观体验。错觉是我们头脑中的各种体验，但它们本质上并非客观地存在，相反，这些体验都是由大脑建构出来的。大多数人都有关于自我的体验，我也并不例外，而且毋庸置疑，其他人也是如此，即一个身份一致、意志自由的自主个体。但是，这个自我只是一种错觉，它无法脱离体验者本身而独立存在，而且它也显然与事实不符。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错觉完全一无是处。这种虚假的自我体验可以让我们的思考、行为变得切实有效，但这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存在的实体。

问：如果自我并非客观真实的存在，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自我？

答：对大多数人而言，所谓的自我，是指栖居于我们体内的完整统一的个体。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对有关自我的两种考察角度做了区分，我认为这一点很有帮助。他将一个人当下的主观意识称之为“主我”（I），不过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自我，它负责对我们的具体身份做出认定，而这一认定是建立在我们的过去经历、当前行为以及未来规划之上，詹姆斯将这一自我称为“宾我”（me）。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将这个“宾我”视为自己的人格身份，即我们认为自己是谁。不过在我看来，无论是“主我”还是“宾我”，它们实际上都是大脑所生成的不断变化的叙述情节。大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形成一个统一连贯的思维框架，将那些有助于我们思考和行动的种种因素整合起来。

我们不妨将自我体验与主观轮廓的错觉进行比较，例如在“卡尼莎图案”（Kanizsa pattern）中，仅仅依靠一些背景边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图形。人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假象，但可能并不了解的是，我们的大脑神经事实上被同步激活，就如同这个虚幻的图形真实存在一样。换句话说，是大脑幻想出了这种体验。目前许多研究显示，错觉可以激发大脑活动，就如同它们实际存在一样。虽然这些体验并不真实，但大脑将它们视为真实。

这一推理思路适用于我们的各种感知，当然，并非所有感知都是错觉。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真实客观的图形，也存在着诸多物理规则，它们都可以在他人头脑中形成真实可靠的印象。但是，为什么自我体验并不具备这种真实的属性？这其中的原因是，它不能脱离产生此种体验的大脑而独立存在。这个自我也许看上去统一完整、和谐稳定，因而显得真实确切，但是，单凭这些特点，并不能说明它就真的存在。

在佛教的思想里，或者休谟（Hume）、斯宾诺莎（Spinoza）的相关论著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自我”的类似观点。不同的是，如今我们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上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证据来支撑这些观点，我在书中对此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以方便普通读者的理解与接受。

问：可能有许多读者想知道这些叙述情节从何而来，如果不是“自我”，那么又是谁在解读它们？

答：我想大多数认知科学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主我”的体验是由众多的无意识机制和流程构建而成。“宾我”的构造方式也是一样，尽管我们对于塑造“宾我”的种种人生际遇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但是，“主我”与“宾我”并非一成不变，二者都具有以各种方式进行重新解读的可能。艺术家、魔术师、电影制作人的出色表现，以及近年来实验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都一再表明意识经验极易受人摆布，完全依赖于外界环境。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的记忆也是在不经意间对具体事件所做的重新解读，我们都拥有对过往经历的扭曲记忆。

从婴儿期开始，我们的大脑就在不断地创建自我身份，在《自我的错觉》中，我重点讨论了大脑的这一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系统性偏差，这是大脑为了生成某个连贯统一的叙述情节，而对身份内涵所进行的歪曲。我相信，大多数的扭曲和偏差都是与社会相关联的，即我们希望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我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和表现有章可循，但事实上我们常常犯错。

那么到底是谁在体验这些错觉，或者解读这些“剧情”？这是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既是一个概念性问题，同时又牵涉到二元论。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指代，我们几乎无法谈论自我，这就如同我们无法想象一场没有球员的球赛一样。其次，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曾指出，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一个人不可能既是猎人又是猎物。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客观独立地审视自己的思维，这将面临一个二元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思维和自我都产生于大脑之中。因此，尽管“自我错觉”的说法带有同义反复的意味，但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表象问题。

问：你认为在自我的塑造过程中，童年时代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答：我们在生活中所看重的一切事物几乎都与他人有关。这种趋势大部分形成于我们成长的初期，这就是为什么相较于其他的物种，人类的童年如此漫长的原因之一。我们总是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教导孩子，争取向他们传授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花费较长时间抚养后代的动物也往往具有更高的社会性特征，也更加聪明，它们的行为灵活多变，适应性强。婴儿从诞生之初就具有社会性的一面，但自我意识的发展成形，却贯穿于整个童年时代，直到他们最终长大成人、繁衍后代。不过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自我都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尤其是当我们为了适应他人而做出改变的时候。

问：你在书中谈到社交网络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你认为这项技术的出现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吗？

答：老实说，我并不清楚。我用了整整一章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花在社交网站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我相信，这将继续成为人们互动方式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这一技术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还不清楚它最终将对整个社会形态产生怎样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能够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与他人进行互动，并接受他人的影响。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有证据显示，社交网络表现出同质性的倾向，即拥有相同观点的人互相吸引，合成群体。这一特点也许不会让人感到特别惊讶，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网络还表现出分极化的趋势。社交网络并没有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开放，易于接纳不同观点，相反，由于我们总是在网络上寻找志同道合者，社交网络反而助长了我们的极端心理。越多的人认可我们的想法，我们就变得越发极端。对此，我们倒不必感到害怕，在我看来，这和关于人类文明的末日预言一样，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我相信，自我内容的创建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问：如果自我是一种错觉，那么你对自由意志的看法如何？

答：自由意志当然是自我错觉中一个主要内容，但二者并不能画上等号。虽然它们都是错觉，但自我错觉不仅仅局限于选择和责任的问题，它还延伸到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就我的理解而言，我和你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自由意志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同时，我也认为相容论（即认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可以并行不悖）是说不通的。当然，我们今天拥有更多的选择，在不少事情上可以突破自己的生理限制，而且，也许的确如丹尼特所言，我们应该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来谈论自由意志，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触及自由意志的核心问题，即认为存在着一个能够不依赖于各种决定因素，完全独立地做出选择的实体。对我来说，自由意志问题是一个逻辑僵局，因为我们无法选择那些对我们的想法、行为产生最终影响的因素。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抛弃社会、道德以及法律的规则约束，但应该注意的是，随着我们逐渐洞悉控制人类行为的各种因素（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在认定功劳或追究责任的问题上，我们对个人行为的传统态度将受到挑战。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你我有着同样的看法。

问：可能会有许多人觉得你在“自我”问题上的结论过于消极，那么对于一个读者而言，他到底能从你的书中收获些什么呢？

答：当我们递交出版申请以供审议的时候，大多数出版商都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我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点，从自我错觉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对人类行为的诸多方面做出解释，包括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在对他人作出裁判时，我们会认定他们对自身的行为负有责任。例如考文垂市的银行职员玛丽·贝尔，她将一只小猫丢进垃圾桶的行为被监视器全程拍下，但是，这一虐猫行为是出自她的真实“自我”吗？又比如影星梅尔·吉布森在醉酒之后所高喊的反犹言论，它们是出自吉布森的“自我”，还是源自别人的影响？此外，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参议员维纳将自己的裸照传给素不相识的女性？

我在书中探讨了人类的一些极端行为，包括在脑部肿瘤的诱发下嗜血成性的杀人凶手，以及本来前途无量但却自毁前程的政治人物。我认为，只有摈弃核心自我的概念，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众多相互矛盾的欲望与冲动的集合体，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为何会在突然之间冲出正常的轨道。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无意之中，做出与自我形象（或者我们自认为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相符的举动。

尽管如此，自我错觉可能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体验，我们需要它的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与他人和世界的互动，而且，我们也很难轻易地摆脱或忽略它的影响。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像自己所想那样，都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实体，对此，我们则应该保持怀疑的态度。

致谢

感谢我的妻子、编辑安娜卡·哈里斯（Annaka Harris）为本书所作的贡献。和过去一样，她的深刻见解和宝贵建议使本书臻于完善。她不但要养育我们的女儿，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要抽出时间编辑我的书稿，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她却能应付自如。有她在我身边，我感到无比幸运，内心也充满感激。

此外，杰里·科因（Jerry Coyne）、盖伦·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以及我的母亲也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注释

1．近年来，随着实验心理学和神经影像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更为精准地探究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心理边界。目前学界已经知道，大脑中至少有两个系统支配着人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人们通常称之为“双重机制”。其中一个系统较为原始，它不受意识控制，特点是习得缓慢但反应迅速；另一个系统从进化上看则更加年轻，它具有明确的意识，特点是习得快速但反应迟缓。所谓的心理启动效应，即下意识的刺激对人的思想和情绪所产生的影响，反映的就是第一个系统的作用，它揭示了在人们的意识知觉之下，复杂的心理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各种方式的刺激都可以引发这种启动效应，而这些无意识的影响能够充分改变人们的目标以及随后的行为。参见艾亚茨（H. Aarts）、卡斯特（R. Custers）、马里安（H. Marien）：《意识之外的准备与激励行为》（Preparing and motivating behavior outside of awareness.），《科学》2008年卷319（第5780期），第1639页；卡斯特、艾亚茨：《无意识的意志：如何在意识知觉之外追求目标》（The unconscious will: How the pursuit of goals operates outside of conscious awareness），《科学》，2010年卷329（第5987期），第47~50页）。

在此类研究中，“反向掩蔽”的实验技术成为最主要的一种手段：如果研究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向受试者展示某个视觉刺激物（大约30毫秒），受试者往往可以感知它的存在，但是，如果相同的刺激物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即所谓的“掩蔽”）再次出现，受试者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这种技术能够让文字或图片信息在潜意识之中进入人类大脑。有趣的是，就意识识别的阈值而言，情感词汇的识别阈值往往低于中性词语，这表明语义的加工活动发生于意识之前。参见盖拉德（R. Gaillard）、德尔库（A. Del Cul）、纳卡什（L. Naccache）、温克（F. Vinckier）、科恩（L. Cohen）、迪昂（S. Dehaene）：《情感词汇的无意识语义加工对意识感知的影响》（Nonconscious semantic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words modulates conscious access）,《美国科学院院刊》，2006年卷103（第19期），第7524~7529页。

近年来的神经成像实验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例如被掩蔽的词汇会引起语义加工脑区的反应，参见迪亚兹（M. T. Diaz）、麦卡锡（G. McCarthy）：《无意识的词汇加工牵涉大脑区域的分布式网络》（Unconscious word processing engages a distributed network of brain regions），《认知神经科学杂志》，2007年卷19（第11期），第1768~1775页；迪昂、纳卡什、科恩、勒比昂（D. Le Bihan）、曼京（J. F. Mangin）、波兰（J. B. Poline）等：《词汇遮掩与无意识重复启动效应的大脑机制》（Cerebral mechanisms of word masking and unconscious repetition priming），《自然-神经科学》2001年卷4（第7期），第752~758页；迪昂、纳卡什、勒·克莱克（H. G. Le Clec）、柯伊切林（E. Koechlin）、穆勒（M. Mueller）、迪昂-兰贝思（G. Dehaene-Lambertz）等：《无意识语义启动效应的成像研究》（Imaging unconscious semantic priming），《自然》，1998年卷395（第6702期），第597~600页。

又如，潜意识中的奖励承诺会改变大脑奖赏区域的活动，并对随后的行为产生影响，参见帕西格里奥尼（M. Pessiglione）、施密特（L. Schmidt）、德拉甘斯基（B. Draganski）、卡利什（R. Kalisch）、H·刘（H. Lau）、多兰（R. J. Dolan）等：《大脑如何将金钱转化为动力：潜意识动机的神经成像研究》（How the brain translates money into force: A neuroimaging study of subliminal motivation），《科学》，2007年卷316（第5826期），第904~906页。

再如，遮掩状态下出现的恐怖表情和情感词汇会激发大脑杏仁体的活动，而杏仁体是大脑边缘系统的情绪处理中心，参见惠伦（P. J. Whalen）、劳赫（S. L. Rauch）、艾科夫（N. L. Etcoff）、麦金纳内（S. C. McInerney）、M·B·李（M.B. Lee）、杰尼克（M. A. Jenike）：《遮掩状态下的情绪化面部表情对杏仁体活动的潜在作用》（Masked presentations of emotional facial expressions modulate amygdale activity without explicit knowledge），《神经科学杂志》，1998年卷18（第1期），第411~第418页；纳卡什、盖拉德、亚当（C. Adam）、哈斯堡（D. Hasboun）、克里蒙梭（S. Clemenceau）、鲍拉克（M. Baulac）等：《关于潜意识词汇所引发的情绪反应的颅内记录》（A direct intracranial record of emotions evoked by subliminal words），《美国科学院院刊》，2005年卷102（第21期），第7713~7717页。

然而，这种潜意识的刺激会带来一些概念上的问题。正如丹尼尔·丹尼特指出，到底是我们把某件经历过的事情彻底遗忘了，还是我们原本就没有经历过这件事，这其实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做出区分。关于此点，我们可以参阅他对“奥威尔式”与“斯大林式”这两种认知过程的对比分析，详见丹尼尔·丹尼特：《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6~125页。这种不确定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大脑需要100~200毫秒的时间对意识的内容进行整合。参见克里克（F. Crick）、科赫（C. Koch）：《意识的框架》（A framework for consciousness），《自然-神经科学》，2003年卷6（第2期），第119~126页。

当触摸到某个物体时，我们的触觉感受与我们相应的视觉感知抵达大脑皮质层的时间并不相同，但因为有了这段整合的时间，我们会觉得它们像是同步发生。因此，意识的产生其实依赖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作记忆。”许多神经科学家对此发表了相同的观点。如富思特：《皮质与心灵：统一的认知》，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萨伽德（P. Thagard）、奥比（B. Aubie）：《情感意识：关于认知评价与躯体感觉如何相互作用，并产生质性体验的神经模型》（Emotional consciousness: A neural model of how cognitive appraisal and somatic perception interact to produce qualitative experience），《意识与认知》，2008年卷17（第3期），第811~834页；巴尔斯（B.J. Baars）、富兰克林（S. Franklin）：《意识经验与工作记忆的相互作用》（How conscious experience and working memory interact），《认知科学趋势》，2003年卷7（第4期）：第166~172页。不过，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曾经用更加通俗的语言概况了这种理论：意识是“记忆中的现在”。参见埃德尔曼：《记忆中的现在：意识的生物学理论》（The remembered present:A biologic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89年版。

2．利贝特（B. Libet）、格里森（C. A. Gleason）莱特（E. W. Wright）、珀尔（D. K. Pearl）：《有意识的行为意图与大脑活动（准备电位）的时间关系：自由选择行为的无意识动机》（Time of conscious intention to act in relation to onset of cerebral activity （readiness-potential）：The unconscious initiation of a freely voluntary act），《脑》，1983年卷106，第623~642页；利贝特：《自愿行动中的无意识大脑动机与有意识意志》（Unconscious cerebral initiative and the role of conscious will in voluntary action），《行为与脑科学》，1985年卷8，第529~566页。另一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发现，如果我们延迟一个人对自身行动的感觉反馈时间，那么他对行动意愿的时间判断也会发生变化。

这表明，这种判断只是一种事后推测，它依据的是感觉中的行动时间，而并非实际感知到引发这一行动的神经活动。参见班克斯（W. P. Banks）、伊萨姆（E. A. Isham）：《我们是推测而非感知自己决定行动的时间》（We infer rather than perceive the moment we decided to act），《心理科学》2009年卷20，第17~21页。

但是，利贝特和其他研究者认为自由意志的概念仍然可以得到补救：虽然意识思维无法自由地发起某个复杂行为，但它却可以自由地“否决”这个行为。显而易见，这种看法的荒谬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阻止某个行动计划最终实施的神经活动同样产生于无意识之中。

3．海恩斯（J.D.Haynes）：《意愿的解码与预测》（Decoding and predicting intentions），《纽约科学研究院年报》2011年卷1224（第1期），第9~21页。

4．弗里德（I. Fried）、穆卡梅尔（R. Mukamel）、克雷曼（G. Kreiman）：《大脑内侧额叶皮质单个神经元内部产生的预激活对人类决定的预测》，《神经元》2011年卷69，第548~562页；哈格阿德（P. Haggard）：《自由意志的决策时间》（Decision time for free will），《神经元》2011年卷69，第404~406页。

5.神经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和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对人类心灵的看法上，大多数人内心信奉的都是二元论和自由主义，而非唯物主义或者相容主义……换句话说，人们必须否定决定论的观点，间接承认在精神领域存在着某种神奇的因果关系……决定论与法律和哲学的正统观念是相违背的，它的确威胁到我们对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的直观理解。”引自乔舒亚·格林、乔纳森·科恩：《在法律面前，神经科学的无所作为与无所不为》（For the law, neuroscience changes nothing and everything），《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 B辑·生物科学》，2004年卷359（第145期），第1775~1785页。

6．有关相容论的详细介绍，参见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mpatibilism/，以及沃森（G. Watson）主编：《自由意志简介（第二版）》Free will （second edition），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丹尼尔·丹尼特：《自由的进化》（Freedom evolves），纽约：企鹅出版社，2003年版。

8．汤姆·克拉克（Tom Clark）：私人通信。

9．丹尼尔·丹尼特：私人通信。

10．盖伦·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指出，即使我们在这一点上认同丹尼特的观点，根据上面已经提到的原因，有关道德责任的一般概念依然存在问题。（私人通信）

11．在《意识的解释》一书中，丹尼尔·丹尼特描述了一个未经发表的实验：神经外科医生格雷·沃特（W. Grey Walter）将患者的大脑运动皮层与一个幻灯机直接相连，这些患者可随意地播放幻灯，据说受试者感觉幻灯机可以读出他们的想法。很可惜，目前还无法完全确定这项实验是否真的存在。

12．韦格纳（D. Wegner）：《意志的错觉》（The illusion of conscious will），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布拉德福德出版社/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13．西尔弗（L. Silver）：《挑战自然：生命科学新前沿中的科学与灵性之争》（Challenging nature: The clash of 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at the new frontiers of life.），纽约：ECCO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14．有关意识对人类心理所起作用的最新研究进展，参见鲍迈斯特（R. F. Baumeister）、马西凯博（E. J. Masicampo）、沃斯（K. D. Vohs）：《有意识的想法是否引发人类的行为？》（Do conscious thoughts cause behavior?），《心理学年鉴》2011年卷62，第331~361页。

15. 盖伦·斯特劳森再次指出，即使假定你能够代表自己所有的大脑活动（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两部分），你最终还是无法对自身大脑活动的各种特性负责。（私人通信）

16．继叔本华之后，爱因斯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老实说，我无法理解人们所谈论的自由意志。例如，我的一些行为确实是出于我的意愿，但我无法明白这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我想要点燃自己的烟斗，然后就这样做了，但我如何能将这个行动与自由的观念联系起来？点燃烟斗的行动意愿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原因？是另一个行动意愿吗？叔本华曾经说过：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引自普朗克（M. Planck）：《科学往何处去》

（Where is science going?），纽约：美国诺顿及其合伙人联合公司，1932年版，第201页。

17．正如杰里·科因所指出的，这种反事实的自由观同样无法用科学来验证。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够证明一个人本来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呢？（私人通信）

18．参见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 2011/ 11/13/is-neuroscience-the-death-of-free-will/

19．沃斯（K.D. Vohs）、斯库勒（J.W. Schooler）：《自由意志信仰的价值：鼓吹决定论的观点将导致考试舞弊现象的增加》（The value of believing in free will: Encouraging a belief in determinism increases cheating），《心理科学》2008年卷19（第1期），第49~54页。

20．鲍姆西斯特（R.F. Baumcister）、马西凯博（E.J.Masicampo）、德沃C.N.DeWall）：《自由感的亲社会价值：自由意志信仰的破灭将增加人们的攻击性和冷漠感》（Prosocial benefits of feeling free: Disbelief in free will increases aggression and reduces helpfulness），《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通报》2009年卷35，第260~268页。

21．贾雷德·戴蒙德：《我们的复仇》（Vengeance is ours），《纽约客》，2008年4月21日，第74~87页。

22．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私人通信。

译者后记

任何一门科学的疆界最终都要和哲学产生交集，因为当它的研究深入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必然会触及形而上的问题：世界的本源、物我的关系，以及存在的意义等。如今，神经科学已经可以探测出毫秒之内的神经变化和大脑活动，大量科学实验显示，早在我们意识到自己要做出某个决定之前，大脑就已经自己做出了决定。如此一来，我们是否还能用自由意志的传统眼光来看待自身？对此，美国神经学博士、畅销书作家萨姆·哈里斯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当然，萨姆·哈里斯并不是第一个否定自由意志的学者，在他的观点背后，站立着许多伟大的人物：斯宾诺莎、叔本华、爱因斯坦等等，而身为东方人的我们，更容易想到的是佛教中的“缘起性空”之说。不过与先贤相比，作者对自由意志问题的阐述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之上，而非仅仅是玄远的推理和晦涩的论辩，因此显得更为真切实在。同时，在《自由意志》中，作者不时提到他与当前其他学者之间的观点异同，这也为我们展现了有关“自由意志”问题的最新研究前沿。

在翻译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感受到作者宽阔的视野、睿智的思辨以及真诚的用意。全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分量十足，掷地有声。（萨姆·哈里斯曾在一篇名为《书的未来》的文章中以读者的口吻说道：“如果我通过阅读你60页的论证能够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为什么你要出版一本600页的书呢？”）书中涉及与自由意志相关的诸多方面，例如哲学与科学、道德与法律、物理与心灵、理性与情感，同时还包括作者的人生体验和内心自省。尤其是书中对道德责任的辨析，可谓鞭辟入里，足以引人深思。此外，本书的行文也极具特色，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议题，作者善于以近指远，以小见大，而且往往设思巧妙，笔带机锋，让人无可回避。

当然，就像任何一本观点鲜明、不做两可之论的著作一样，《自由意志》的出现，在赢得掌声和赞誉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一定的争议甚至批评。而且，也许只要有人类存在，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争论就永远不会停止。不过，只要这种争论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人类能活得更加幸福，那么就不妨让它一直争论下去好了。

感谢湛庐文化对我的信任，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交给我做。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吴辉先生、尹娟女士、吴兰英女士分别承担了部分章节的翻译任务，并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也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同时感谢我的父母亲人所给予的各种支持，让我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译者的学识水平，本书译稿想必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各位读者不吝批评赐教。

欧阳明亮

2013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