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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Master's Voice by Stanislaw Lem

Copyright © 1968 by Tomasz Le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1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7-420号

书  名　其主之声

作  者　【波兰】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译  者　由美

责任编辑　赵奕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8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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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致华语读者

编辑的话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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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致华语读者

2021年波兰“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年”

暨莱姆诞辰100周年

为什么会有莱姆这样的人呢？他是20世纪波兰最杰出的作家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最杰出的科幻小说家。他的文学才华和智慧，以及他戏剧般的人生，共同铸就了这位奇才。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残酷地摧折了他的青春。有着犹太家庭背景的他，被迫隐姓埋名，改变身份，做起了焊工。1945年后，当发现家里已无以为继的时候，他正式踏上了写作的道路。在战后的1946年至1949年间，莱姆发表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曾在雅盖隆大学学习医学。尽管没有完成学业，但在与教授和同学的对话中，莱姆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在他今后的作品当中：人与机器的边界在哪里？人可以“从原子中”构建出来吗？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德标准究竟在哪里？

莱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各种预测和直觉判断已成为当代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他的作品最发人深省的并非物质与技术层面的想象，而是道德层面上的深刻思考：人的创造力能够达到何种地步？机器权限的边界在哪里？在一个机器和人类共同存在的世界里，道德的标杆将会是怎样？这些都是我们在当今文明技术发展的同时要去寻找的答案。

莱姆怀着好奇和从容之心看待未来。作为一名卓越的未来学家，他能够猜想到在不久的将来，等待人类的是什么。这也是他的作品值得一再回味的原因。许多作品尽管写作于几十年前，但在今时今日依然能凸显出它们的时代前瞻性。

赛熙军

（Wojciech Zajączkowski）

波兰共和国驻华大使

2021年3月9日于北京

编辑的话

这份手稿发现于已故教授彼得·E.霍格思的遗物中。唉，这伟大的灵魂再也无法使之最终成形，尽管他已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心力。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使这本书永不可能完稿。这不是逝者的寻常作品，而且他创作本书更多是出于责任感而非主动选择。由于他不愿与人谈及这部作品，甚至包括亲近他的人——我忝列其中——所以，在为手稿出版做初步准备时，出现了一些费解之处和一些争论。我必须实话实说，在接触到文本的这些人中，有反对手稿出版的声音：他们称逝者并不愿意将之付梓。但是，目前并未发现逝者留下反对本书出版的书面声明。我们唯有认为这些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手稿显然没有写完，因为它没有标题，而且还有一段文字尚在草稿状态。这段文字正是主要问题之一——我们无法确定它是本书的前言还是后记。

作为逝者的朋友兼同事，并被其遗嘱提及，我最终决定将这段文字作为前言，因为它是理解整份手稿所必需的。在出版人约翰·凯勒的建议下，本书最终定名为《其主之声》。约翰·凯勒还为霍格思教授遗作的出版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想借此机会致以谢意。这里我还要向罗莎蒙德·谢林太太致谢，感谢她在本书编辑和校对的过程中不辞辛劳地给予了帮助。

托马斯·V. 沃伦教授

华盛顿大学数学系

华盛顿特区

1966年6月

前言

尽管下面这番话会让许多读者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我有责任把它们说出来。我从没写过这样的书；而且照惯例，数学家介绍自己的作品时不用附带一篇个性宣言，我本可以省却这麻烦。

由于情势超出控制，我被卷入了一系列事件中，我想在此谈论的正是此事。为什么我要用一种忏悔式的话语开始讲述，稍后便不言自明。谈到我自己时，必须选一个参照系，不妨就选择哈罗德·约维特教授最近为我写的传记吧。约维特称我有“最高水准的头脑”，因为我选择的课题永远是现有全部课题中难度最大的。他在书中写道，我的名字总是出现在旧的科学大厦崩塌、新的概念升起之处——比如数学革命、物理伦理学，以及“其主之声”计划。

阅读那本传记时，我看到某一处的主题是“毁灭”，在提及我有悖传统的偏向之后，我期待他做出更深入、更大胆的论断，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传记作者——这并不令我特别喜悦，因为剖析自我是一回事，被别人剖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约维特像是被他自己的敏锐吓到了，他又生硬地绕回去，将我描述为已被广泛接受的那副样子——一位执着而谦虚的天才，他甚至还抛出了几则关于我的老生常谈的趣闻逸事。

所以，我可以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了，和别人为我写的其他传记放在一起。这么做时我十分平静，还稍稍想象了一下，我很快就会被那些擅长奉承的肖像画家列入待画人物的名单。同时，我还注意到那个书架上已经没有多少剩余空间了。回想起我曾对伊沃尔·巴洛因说过，等这个书架填满，我就该死了。他以为这只是个笑话，我也并未反驳，但是我说这句话时是有些认真的，并非完全随口胡扯。所以，咱们回到约维特的书上，我又一次成功了，或者也可以说我失败了——六十二岁时，已有二十八本图书专门研究我这个人，但依旧无人能理解我一星半点儿。这么说公平吗？

约维特教授在描述我时所依据的规则不是他自创的。并不是所有公众人物都享有同样的待遇。伟大的艺术家们，没错，可能会被冠以偏狭小气之名，有些传记作家甚至似乎认为艺术家的灵魂必然是卑下的。但是，对于伟大的科学家，陈旧的刻板印象依然无可动摇。我们把艺术家看作被肉体拴住的灵魂；文学评论家可以自由地讨论奥斯卡·王尔德等人的同性恋取向，但是你很难想象，有哪个科学史研究者会用类似的方式谈论物理学的那几位奠基人。我们必须认为他们是刚正不阿的，是完美无缺的，而历史中的诸多事件不过是他们人生中的过眼云烟。政客可以是邪恶之徒，这不影响其出色政治家的身份，然而邪恶的天才——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邪恶与天才相互抵消了。今天的规则就是这样。

的确，有一群来自密歇根的精神分析学家试图挑战这种情况，但他们落入了过于简单化的谬误。物理学家们确实热衷于提出各种理论，而那些专家将之归咎于性压抑。精神分析学说旨在揭露每个人心中的那头猪，一头驮着道德心的猪；灾难性的后果是，猪在那位虔诚骑手的压迫下过得很不舒服，而骑手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他的使命不仅是驯服那头猪，还要让它彻底消失不见。这种观念认为我们心中有一头背负着现代理性的古老野兽——这是对各种原始神话的杂烩似的反映。

精神分析学家提供的是一种幼稚的、小学童式的真相，我们浮光掠影地从中学到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被吸引了注意力。有时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比如这里，对真相进行廉价的简化，其价值并不高于一句谎言。又一次地，我们眼前呈现出魔鬼与天使，或是摩尼教里的野兽与神；又一次地，人类宣称自己并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每个人都不过是一块战场，注入其体内、使之膨胀的两股力量在这战场上角逐，在皮肤之下此消彼长。因此，精神分析的主要问题是见识肤浅却自命不凡。它用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向我们解释人类的本质，这一整出关于“存在”的戏剧，其张力只存在于两者之间：兽性，文明之力对兽性的净化。

所以，我真的应该感谢约维特教授，感谢他用经典的方式描绘我，而不是借鉴密歇根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研究方法。不是说我对自己的评价要高于他们对我的评价，而是漫画像与肖像真的有所不同。

也不是说我认为传记的描述对象要比传记作家更了解自己。传记作家们所处的位置更便利一些，因为他们对有些内容拿不准是由于缺乏信息，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只要描述对象还活着并且愿意配合，他就可以为作家提供所需的信息。而描述对象本人，他对自己的了解也无非是一些假设罢了，这些假设作为其思维活动的产物或许具有重要性，却不一定能填补那些信息缺失之处。

只要有充足的想象力，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人生书写成一系列各不相同的版本。这就像是许多集合组成的一个并集，而交集中的唯一元素是那些板上钉钉的事实。年轻人，甚至聪明的年轻人，由于不谙世事缺乏经验，会认为我的这一想法是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他们错了，因为这个问题无关道德，而是关乎认知。世上有多少种不同的哲学观念，一个人就会对自己有多少种不同的认识——这些看法可能是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形成的，有时候甚至在同一时期，人都会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

所以，我能提供的只有我对自己的一些认识，它们是在大概四十年的时间跨度里形成的。这些看法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我并不自吹自擂。我的不自夸并不限于“揭开自己的真面目”——这是精神分析学家们唯一的把戏。举个例子，说某位天才在品德方面是个浑蛋，这未必能击中他的羞耻心。说某人的头脑“已经触碰到了年龄的天花板”——这是约维特的说法，此人也未必在乎这种评价。一位天才或许会因绞尽脑汁仍一无所获而感到羞耻，或许会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有多么不确定而烦恼。最重要的是，天才总是在怀疑自己。但是，在那些屈服于社会压力的伟大天才中，没有任何一人推倒了别人为自己树立的丰碑，从而导致自己陷入怀疑。

作为一个已被数十位见多识广的传记作家正式认证过的天才，我想我有资格就智力巅峰这个话题说一两句。很简单，清澈的思维是无穷无尽黑暗中的一个发光点。与其说天才的头脑是一盏灯，不如说它始终都能意识到周围的阴暗。而其典型的懦弱之处就是，它只沉浸于自己的光华中，并尽可能地避免向界限之外张望。无论它蕴含着多少真实的力量，都有相当一部分仅是那种力量的假象，这是无可避免的。

我认为我的三大基本人格特点是懦弱、恶毒和傲慢。事实证明，这种“三头统治”确实掌控着某种天赋，它们利用这种天赋隐藏自己，表面上改造了自己，而智力在此过程中帮了大忙。一旦智力认为这种改变是值得的，它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掩盖天性的手段。四十多年来，我一直谦逊有礼、乐于助人，在专业方面也从不傲慢，因为长久以来我坚持不懈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回溯童年，打我记事起，我就是个追求邪恶的孩子，尽管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我的邪恶是各向同性的、无偏见的，并且是完全不受私人动机影响的。在一些庄严肃穆的场所，比如教堂里，或是陪伴在令人敬仰的大人物身边时，我总喜欢思考一些禁忌的话题。那些想法既荒唐且幼稚，但这毫不重要。我只是在可操作的规模上开展一些实验罢了。我不记得自己是何时开始做这些实验的，我只记得若干年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伤害、愤怒和失望。因为后来我发现，一个脑袋里充满邪恶思想的人，无论如何都是不会遭到雷劈的，不论他身在何种场所，与何人为伴。即便离经叛道也不会招致任何惩罚，绝对不会。

如果可以这样谈论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我希望那道闪电能劈下来，或是有其他形式的可怕报应。我曾召唤它，向它发起挑战，随着逐渐长大，我开始鄙视这个世界，鄙视我的存在之所，因为它已向我展示，包括邪恶在内的一切行动和思想，都是徒然。因此，我从不折磨动物，连脚下的小草都不愿伤害；另一方面，我冲着岩石、沙土发泄，我毁坏家具，虐待流水，我精神上把群星撕成碎片，作为它们对我无动于衷的惩罚。越是这么干，我的狂怒就越是无助，因为我的见识逐渐增长，我已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么荒唐可笑。

后来我意识到，我这种严重的不快乐状态对自己毫无用处，因为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之前说了，我的怨恨是无偏见的，我首先将之发泄在自己身上。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胳膊、双腿的形状，看见自己的五官特征，镜中的影像令我恼怒，正如通常他人的模样会引得我们生气或厌烦一样。等我又稍长大了一些，我明白自己无法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于是我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并拿定主意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从那时起，我便不断照着既定计划努力——真的，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

在自传的开头就把懦弱、恶毒和傲慢列为自己的基本心理品质，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这有逻辑错误。如果说关于某人的一切都是注定的，那么我对自己卑劣内心的反抗也是注定的，于是，我与其他更好之人的区别就仅在于局部行为源的差异。那些更好之人自发做出善举，几乎不用付出什么意志努力，因为他们不过是遵循自己的天性行事，而我却得与自己的天性对着干，因此我的善行是不自然的。但是，对我的行为发号施令的正是我自己，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也可以说我注定拥有金子般的心灵。就像德摩斯梯尼含着石子克服口吃一样，我在自己的灵魂中深深埋入钢铁，使其正直。

不过，将我与更好之人等量齐观，正是这一点揭示出了决定论的荒谬。有的人愿意向善并能够行善，有的人愿意向善但做不到，有的人压根不愿意向善，按照决定论的观点，这三种情况都一样是事先注定的。就像一张刻有天使般歌声的唱片，在道德上丝毫不比刻有谋杀惨叫的唱片更优越。但这是一种虚像，因为唱片上刻着的战斗声效并不等同于一场真正的战斗。我知道自己付出多少努力才克服了恶念，所以我敢说我挣扎着一心向善并不是做做样子的。决定论只是简单地把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物质与符合物理学推演的作用力，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把一桩犯罪行为用物理学语言描述为原子跃迁概率的振幅，但这并不能将罪行洗白。

有一件事约维特绝对没说错：我总是追求难题。那些可以让我自由放纵天性之恶的机会，我往往会拒绝，因为它们没难度。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完全没道理，但我压抑天性中的恶并不是因为我把“善”视为更高的价值标准，相反，我压抑恶正是因为恶的存在使我充满活力。对我而言有价值的是对恶的不断抵抗和忍耐，而这与对道德品行的算计毫无共同之处。倘若我的本质天性是向善的，那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我真的说不好。试图抛弃已有的特性来设想另一种自我，此类推演一向是不符合逻辑规则的，必然很快受挫。

只有一次，我没能避开邪恶，那段记忆与我母亲漫长而可怕的死亡有关。我爱她，但同时，我以一种反常的热情急切地关注着她被疾病摧毁的过程。当时我九岁。母亲极其镇定，堪称力量与宁静的化身，她躺在挥之不去的苦痛中，是医生们延长了这苦痛。昏暗的卧房里充满了刺鼻的药味，我陪在母亲身旁时，尚能控制住自己；可一旦我离开她，从身后把门关严，一旦我身边没有其他人，我就会朝向她病榻的方向欢快地吐舌头，这还不够，我还要跑进自己房间，气喘吁吁地在镜子前面上蹦下跳，攥紧拳头扮鬼脸，满怀喜悦地咯咯傻笑。满怀喜悦？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母亲正在死去；从那个早晨开始，我就陷入了绝望，那种绝望之情与被压抑的咯咯傻笑一样真实。我记得那笑声吓到了我自己，但同时它也带我超越了已知的一切，在这有悖常情的行为中，我受到了一种炫目的启示。

那天晚上我独自躺着，试图理解已发生的事情，但我做不到。我努力激起对自己、对母亲的合乎道德的悲悯之情，眼泪流淌，直到我入睡。我认为这泪水是一种赎罪。但是后来，我无意中听到大夫们把越来越坏的消息告诉父亲，于是之前那一套罪孽又重演了。我不敢回自己房间，而是刻意与他人待在一起。因此，人生中第一个令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就是我自己。

母亲死后，我沉湎于儿童应有的绝望之中，未受良心不安的困扰。那种痴迷随着她的最后一次呼吸消散了。我的焦虑也随着母亲一道死去。这件事情令我疑惑不堪，我只能提出一种假设：我已经见证了“绝对”的崩溃——那只是一种错觉；我也见证了一场可耻可憎的挣扎，在那过程中，“完美”像块烂糟糟的破布一般七零八碎。这就是生命的秩序在践踏蹂躏我们。尽管前人已经向我传授了他们所知的生命秩序的全部伎俩，即便是再凄惨压抑的状况都有回避的手段，但这些经验全部加起来还是不足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一个人无法以体面优雅的仪态在苦痛中号叫，正如他也不能这样在狂喜中忘形。在一团乱麻般的失落中我感觉到一丝真相：也许，我在混乱之中看到了更强大的那一方，于是我就站到了那一边，因为那一边占据了上风。

我的窃笑与母亲遭受的实际痛苦没有关联。对于那种痛苦，我只感到恐惧；我能理解的是那种无法逃避的、随时相伴的生命终了。如果我有能力，我会将她从那种痛苦中解救出来。我既不渴求她的死亡，也不想要她受折磨。在一个真实存在的杀人犯面前，我会像任何孩子一样，痛哭流涕，恳求对方放过自己的母亲，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么个人，所以我只能吞下这沉重打击中蕴含的残忍背叛。在病中，母亲的身体肿胀起来，变成了一幅怪物般的对自己的讽刺漫画像，那身躯还蠕动着讥笑她。我只有一个选择：要么随着母亲被一同摧毁，要么嘲笑她。当时的我是一个懦夫，我选择了背叛的窃笑。

我不知道当年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我所诉。在看到毁灭过程的那一刻，第一次发作的窃笑就攫住了我。如果母亲以一种更美的方式迎接生命尽头——比如安静地陷入永眠，这是人们非常想要的死法——也许我就不会有这番窃笑的经历了。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我被迫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之事，毫无防备。如果是在从前，家里很快就会雇一支哀歌合唱队，以歌声淹没母亲的呻吟。但随着这一传统的衰落，种种魔法般的手段减少到了仅剩修饰遗容这一项。丧事承办人向父亲建议——这是我偷听到的——可以把母亲僵硬的痛苦面庞重做成种种表情。接着父亲离开了病房，有那么片刻，我感到一股孤独的战栗，因为我能理解他。后来我又多次想起那种终有一死的痛苦。

把我的窃笑视为背叛，这种想法似乎是不完整的。背叛是一种清醒的、意志的决定，但又是什么令我们滑向了毁灭的深渊？这毁灭中藏有什么样的黑色希望，在召唤众人？它的全然无用摈弃了一切理性解释。曾有数不胜数的文明想压制住这种渴望，但都是徒劳。自我们用二足行走以来，这已不可逆转地成了人性的一部分。有些人追问个中缘由，却无法忍受任何一种设计论假说，无论这种设计来自上帝还是恶魔。对这些不信鬼神的理性主义者而言，替代选项就只有统计学了。因此，这条小径始于一间充满腐败气息的昏暗病房，最终将我带入了数学的人类起源学的殿堂。我试图用随机变量的种种公式来解开那个邪恶的诅咒，但这也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只是心灵的自卫反应。

我知道我写下的这些内容，只需稍微调整一下重点，就有可能变成褒扬我的材料——未来的某个传记作家准会这么干。他将这样展示给读者：靠着智力，我克服了人格缺陷，取得了伟大成就，并因为渴望赎罪忏悔而刻意诽谤自己。这番苦功夫追随的是弗洛伊德的脚步，弗洛伊德现在已经成了心理学界的托勒密，借他之名，人人都能解释人类现象，只要提出一重又一重的本轮[1]就行：这种构建对人类颇具吸引力，因为它符合审美需求。他把原本田园牧歌般的模式转化成怪诞十足的模样，没有意识到自己仍是美学的囚徒。好像目标就是要把人类学中的歌剧替换成一出悲喜剧。

在我死后要为我写传记的作者，不劳您费心了。我不需要他人替我辩解。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出于好奇心，完全不受愧疚影响的好奇心。我想要理解这个世界——仅仅是理解，别无其他。因为邪恶是公正无私的，这是对人类的神学争论的唯一支持；神学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种品质，其根源既不在自然中，也不在文化中，那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完全沉浸在人类经验中因而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头脑，最终可能认为创世只是一出恶心的恶作剧。

造物主只管自己开心，不顾世间的苦难——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想法。但这会使我们陷入一个恶意满满的循环：我们把祂想象成一个虐待狂，并不是因为祂把我们造成这样子，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同时，科学告诉我们，人类在宇宙面前是那么渺小而微不足道，这使得摩尼教神话中光明与黑暗二元对立的概念显得如此原始粗陋，微不足道。让我换一种说法：如果确实发生过一场创世（我个人并不相信），那么试想创世需要什么级别的知识，其中必然是容不下恶作剧之类的东西的。因为——这是我个人信仰的全部信条——像“邪恶的智慧”这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我的理智告诉我，造物主不可能是个区区小恶棍，不可能是一个讥诮地玩弄所造之物的幻术师。我们坚信惨剧是鬼神之力恶意干预的结果，其实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那是一次普通的计算错误，一个失误。可我们已深陷于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神学——认为诸神都会犯错。但是，这些神学对世间种种做出的具体解释跟我毕生研究的领域——统计学——并无二致。

每个孩子都在不经意间有一些发现，吉布斯[2]和玻尔兹曼[3]的世界就从这些发现中诞出。因为在一个孩子看来，现实就是大量可能性的叠加，每一种都可以单独取出并且非常容易地发展起来，容易得好像自然生长一样。一个孩子被许许多多虚拟世界包围着；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是帕斯卡[4]的宇宙——一具僵硬的躯壳，做出均匀的、时钟般精准的运动。人成熟后的僵化条理将摧毁最初的丰富性。如果你要说这幅童年图景是片面的——比如，儿童内心的自由其实源于无知和不做选择——好吧，我要说每幅图景都是片面的。随着想象力的死亡，我继承了其残渣——对现实的永远的异议。不过与其说这是一种否认，不如说更像一种愤怒。我童年的窃笑就已经是一种否认了，甚至可能是一种比自杀更有力的否认。我以六十二岁的年纪承认这一点。而选择数学只是这种态度的后续。数学是我的第二次弃世。

我的话里有很多隐喻，但是请仔细听取。我背叛了垂死的母亲，背叛了所有人。通过发出那几声窃笑，我选择了一个力量比他们更强大的东西。尽管它丑恶可怖，可我当时看不到其他出路。后来我了解到，对于我们的敌人——世间一切都是敌人，它还将巢穴筑在我们身上——我也一样可以背叛，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背叛，因为数学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

随着时间流逝，我看到自己犯了双重错误。要真正地选择死亡从而与生命作对，或选择数学从而与世界作对，都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选择是一个人的自我寂灭。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是在自己的生命中进行的；而根据我的经验，数学也不是完美的退隐之所，因为数学栖于语言之中。语言这棵信息之树已经将根扎在了这世界之中，扎在了我们心中。这番比喻一直都陪伴着我，甚至在我有能力用形式化证明的语言将之写下来之前，它就已经在我脑海里了。

我在数学中寻找童年时代珍视的东西——世界的多重性，它切断了与强加给我们的那个世界的联系。但这种割裂是如此温柔，仿佛后者已经被剥夺了力量。这股力量也潜伏在我们内心，却隐藏得很深，足以使我们忘记它的存在。后来，像所有数学家一样，我惊讶地了解到，这种活动一开始很像游戏，但其实它是多么不可预测，并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性。一个人骄傲地走入数学王国，他不带任何歉意，毫不含糊地将世界拒之门外；用无可争论的、堪比创世的任意命题，他最终又合上了那扇门。这是为了把我们从被迫生活其中的旋涡中分离出来。

瞧，这种否认，这种最激进的断绝，将我们精确地引向万物的核心。最后发现这趟逃离之旅反倒使我们有所得，遗弃其实是一种欣赏，断绝则是一种和解。我们发现自己的逃离只是表面上的，因为我们又回到了我们要逃离的地方。敌人变成了盟友；我们得到了净化；世界默默地让我们理解，只有以它为手段，我们才能征服它。在这个特殊的避难所里——它最深的内部与唯一世界的表面是相交的——我们的恐惧就这样被驯服，变成了喜悦。

数学从来不在任何程度上揭示人性，也从来不用人类其他领域的方式来表达人性：数学对人类肉体自我的否定程度是无法与任何学科相比的。谁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看看我的文章。在这里我只说这一点：世界在人类语言诞生之初就将其模式注入了语言；数学沉睡在每一句话语中，它只能被发现，无法被发明。

构成数学冠冕的东西，亦不能与数学的根本割裂。因为数学不是从三百年或八百年的文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通过数千年的语言演化产生的：在人类与外界环境的相遇之处，从逐水而居的部落时代开始。语言比我们任何人的头脑都聪明，正如运动中的躯体比任何构成它的器官、部位更具有洞察力。在生命进程的潮流中，躯体有了自我意识，也更多面化。生物演化和信息语言演化的遗产尚未被我们开发耗尽，但人类已经梦想着跨越这两者的界限。我的这些话可能在哲理性上表达得很差，但这并不影响我的论证——数学概念起源于语言。换句话说，数学概念既不产生于事物的可穷举性，也不产生于理性。

毫无疑问，促使我成为数学家的因素很复杂。但是，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天赋，如果没有天赋，我在职业生涯中所能取得的成就，顶多就像一个驼背参加田径锦标赛取得的成绩。抛开天赋不谈，我不知道那些与我性格相关的因素，在我打算讲述的故事中是否起到了作用。但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件事本身太重要了，天然的谦逊或骄傲不用考虑。

通常，当记录者觉得必须讲述关于自身的重大事件时，他们会变得极其诚实。而我却相反，在诚实的前提下，我谈及自己时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也就是说，我被迫陷入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唠叨。这仅仅是因为我不知道统计学上无据可循的人格构成在哪里结束，而人类行为学的管辖范围又从哪里开始。

在不同的领域，一个人可以获得真实的知识或者仅提供精神安慰的知识，而且这两种知识不需要达成一致。想在人类学中区分这两种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最了解自己，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断地更新自己对不存在的知识的需求，比如说，人类是由什么创造的。与此同时，我们又预先排除了纯粹偶然与最深刻的必然性相结合的可能性，并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曾经给一位朋友的实验写过一段程序。实验的想法是在计算机中模拟一些中立的生物群体；它们能够认知周围“环境”并实现同态调节，但在初始时，它们没有任何“情绪”和“道德”品质。这些生物开始繁殖（当然了，是在计算机环境里繁殖，门外汉会将之形容为“算术上的繁殖”），经过几十个“世代”之后，每一个“样本”都不断地、反复地表现出一种相当于“攻击性”的属性。这令我们完全无法理解。我那位朋友对计算过程进行了许多次核查，均痛苦而毫无结果。最后，他无计可施，只好随手乱抓救命稻草。他开始检查实验环境中最琐碎的参数，竟然发现是某个继电器对空气中的湿度变化产生了反应，这一系列变化暗暗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偏差。

写本书时，我总会想起那个实验。社会演化把我们从动物王国里拎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走的是指数曲线——我们在根本上就没有准备好迎接如此迅速的提升？当人类的原子还没有表现出最初的凝聚力时，社会化反应就开始了。这些原子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生物材料，一种生来就为了满足典型生物学标准的材料，但是这种突然的运动，这种向上的推动力，抓住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了文明的世界。这样的开端怎么会不与生物材料的偶然聚合捆绑在一起呢？就像一个下降到海底的探测器在海床上挖掘，除了想要的东西，碎片和偶然的垃圾残渣也一样会被捞上来。我又想起了那台尖端的计算机里有个受潮的继电器。而产生了我们人类的过程——请问，为什么它就一定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呢？然而，我们和我们的哲学家都不敢考虑这样一个想法：虽然我们这一物种的存在异常稀有且已成为最终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起源受到了一种完美性的庇护——正如这样的完美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类个体的摇篮中。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信仰承认，我们不完美的标记（也就是人类的标志）是由某些不甚稳定可靠的过程导致的；相反，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人的不完美是两种对立的完美之间的创世冲突的结果，两者都损害了对方的完美性。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产生了人类，计划就是这样进行的。我的构想听起来很糟——如果它是错的，那自然很糟糕——但我们不知道它正确与否。我提到的那位朋友讽刺了我的想法；他说，根据霍格思的理论，人类就像一个驼背的人，无知地认为不驼背是不可能的，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自己的驼背中寻找一种更崇高的必要性，因为他会接受任何理论，除了一种——说他的残疾纯粹是偶然的，没有谁把他的残疾作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他的驼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是由一波三折的人类演化过程所决定的。

但是，借这个比喻，我想说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全人类。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产生了它，但即便是现在，在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内心的恶意一如既往地强烈，因为我们最原始的冲动永远不会衰老。我令你们不悦了吗？几十年来，我就像一座精馏塔，不停地产生一种蒸馏物，它由我的文章和后续引起的文章组成——就像圣徒传记。如果你们说，你们对仪器的内部运作不感兴趣，我没必要地把它暴露在了读者目光下，那么请注意，在我赐予你们的纯净营养中，我看到了我所有秘密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对我来说，数学不是世外桃源；更确切地说，数学是一处最后的避难所，一座我虽不信但依然进入的教堂，因为它提供了庇护。我主要的元数学工作被认为是破坏性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对数学推导的基础和逻辑分析的概念进行了不可逆转的质疑，这也并非偶然。我把统计学工具用于推翻这些基本概念——直到它们最终崩溃。我不可能是隐藏在地下的魔鬼，也不可能是白昼的天使。我有所建树，没错，但那些成绩基于废墟之上，约维特是对的：我带走的真理比我给予的要多。

人们认为，这种负平衡是由时代造成的，而不应该怪罪于我；因为我只是跟随了罗素和哥德尔的脚步而已——前者发现了水晶宫殿的地基裂缝，后者彻底动摇了它。人们说我是本着时代的精神行事的。嗯，这话当然没错。但是，当一枚三角形翡翠在马赛克图画中充当人的眼睛时，它也仍然还是一枚三角形翡翠。

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出生于四千种所谓“原始”文化之一，我会变成什么样？这些文化出现在我们的文化之前，隔着八万年的时间鸿沟。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甚至把这八万年压缩成历史的前景、等待真正历史登场的前厅。在某些文化中，我无疑已经死了；但在另一些社会中，谁知道呢，我可能会实现更大的个人成就，我会被视为一个通灵之人，能创造新的仪式、新的魔法，这多亏了我与生俱来的、善于结合各种元素的天赋。也许在没有束缚的条件下——在我们的文化中，束缚就是每一个概念实体的相对主义——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放浪形骸和大肆破坏神圣化。因为在那些古老的社会里，人们有一种习惯，即周期性地暂时中止日常律法。这时他们会无视自己的文化（文化是他们生活的基石，是常数，是生活的绝对之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知道，即使是绝对之物也需要漏洞！），以发泄无法纳入任何成文制度的大量放肆无度的行为。而在道德的约束下，这些放肆行为只有一部分能够以战争面具和家庭化装舞会的形式表现出来。

他们的做法是明智的、合乎情理的。那些社会纽带及规则的割裂、群体的疯狂、被释放的混乱，在音乐节奏和酒精的麻醉下被强化。这是一个安全阀的开口，从中倾倒出毁灭的因素；通过这项特殊的发明，野蛮性适应了人类群体。人可以从犯罪中全身而退，疯狂可以逆转，社会结构中的沟壑可以有节奏地重复——但这些原则已经都被废除了。现在，所有这些力量都必须套上挽具，一起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穿着对它们来说束缚太紧、总是不合身的外套。所以它们腐蚀了一切日常事物；它们在每一个角落里藏身；因为任何地方都不允许它们匿名出现。从童年起，我们每一个人就都被固定在自己的某个部分上，这一部分是允许公开的，是经过选择和教育的，并且已经获得了一致认可；现在，每个人都精心培育这个碎片，擦亮它，完善它，一举一动全仰赖它，使它尽可能地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只剩下了这一小部分，却都假装自己是一个整体——就像一截残桩声称自己是一整条枝干。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任何伦理道德曾在我的感受中扎根。我冷血地为自己建立了一套人工的道德规范。但我需要为此找一个理由，因为在旷野中创立规则，就如同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领受圣餐。并不是说我的人生规划就像我在此处展示的那样，是受理论指导的。我也没有反过来把我的行为追溯到什么公理上去。我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前进：起初是无意识的，事后才推断出自己的动机。

如果我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个好人，那我就不太能理解邪恶了。那样的话，我就会相信人们犯罪总是有预谋的——也就是说，他们做了自己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因为我无法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找到卑劣行为的任何其他来源。但是，我实际上对恶的了解要远多于此；我了解自己心中的恶意，也知道我无可指摘——无可指摘，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在这件事上从来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现在，一个奴隶勒死另一个奴隶，以满足两者固有的力量；一种无可指摘折磨另一种无可指摘，如果有一丝机会能抵制这种冲动的话——对我来说，这是违反理智的。我们生来就是自己，质疑自己被赋予了什么是徒劳的。但是，如果有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变现状的机会，我们怎么能不抓住呢？这样的决定和行动，以及自杀的可能性，这些是人类的专属特性。这是自由的领域，在这里，我们背负的遗产备受蔑视。

请不要说我自相矛盾——前面我还认为在石器时代自己可以梦想成真。知识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无法再回到甜蜜无知的黑暗中去。若生活在那个时代，我必然一无所知，而且也无法获得知识。我们必须利用自己已经拥有的知识。我知道是某个机遇造就了我们，让我们演化成现在的样子——那么，我是否就应该顺从地遵循那些从无穷无尽的彩票中盲目抽取出的所有指示呢？

我的人道主义原则有些奇怪，如果一个本质善良的人希望把这套原则应用到自己身上，根据“战胜自己的本性”的理念，他就不得不去作恶，以确认自己身为人的自由。因此，我的信条不适合广泛应用；但我也没必要为人类提供一种道德万灵丹。多样性、异质性是人类固有的；康德认为个体行为的基础可以成为普遍的道德准则，这意味着对人类施加不同程度的暴力；康德为了一种更高的价值——文化——而牺牲个人，这是不公正的。但我并不是说，人之为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自我束缚的野兽。我只是提出了一个纯私人的论点，这是我自己的策略，但它并没有令我改变分毫。直到今天，我听到别人遭遇不幸时的第一反应仍是觉得好笑，我甚至不再试图抑制身体的抽搐，因为我知道自己控制不了那种愚蠢傻笑的根源。但我回应以抗拒，行为与自己的第一反应相悖，因为我能做到。

如果我真的打算写自传——与我书架上的几卷书相比，那应该是一本反自传——我就没有必要为这些自白辩护了。但我的目标并非如此。我下面要讲述的故事可以这样概括：人类偶然发现了一样东西，它是被另一个种族的智慧生物送入群星的黑暗中的。这种情况史无前例，我们应该会认为，有必要超出惯例允许的范围，更详细地披露在那次接触中代表人类一方的究竟是谁。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我的天才还是我的数学，都不足以阻止它结出有毒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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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之声计划（HMV）的相关文献浩如烟海，在广度和多样性上远超曼哈顿计划。公开披露后，美国乃至全世界都被相关论文、专著及随笔淹没了，数量多到仅书目清单就能独成一大本书，有百科全书那么厚。权威版本是《巴洛因报告》，后来美国图书馆发行了一千万册，其精华内容则收录在《美利坚百科全书》的第八卷。其他作者关于该计划的图书，也有一些享有很高声誉，比如拉帕波特的《第一次星际沟通》，迪尔的《在其主之声中》，以及普罗瑟罗的《其主之声：对物理学的意义》。第三本是最精准的文献之一，由我的已故友人撰写，尽管此书应该算作专业文献——“专业”意味着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

史学专著多得不胜枚举。科学史研究者威廉·安格斯的四卷本《749天：一部编年史》是一部不朽巨著。它细致入微的记录令我惊叹；安格斯联系到了其主之声计划的所有前员工，并将他们的视角汇编在一起。但我无法读完这部作品——就像我无法读完一整本电话黄页。

另一类书籍不是纪实性的，而是阐释性的，涵盖范围从哲学、神学到精神病学，不一而足。阅读这类出版物总是令我疲倦而恼火。关于这个项目有最多话要说的人都是从未直接接触过它的人，我敢肯定这不是巧合。

对于万有引力或电子学之类的话题，物理学家们也有相似的感受——与那些遍览科普读物的“博学之士”截然相反的感受。这些“博学之士”认为自己懂得专家们都不愿意提的一些事情。二手信息总是给人一种整洁清晰的印象，而科学家们手头的数据则满是漏洞和不确定性。那群阐释其主之声计划的作者往往会把他们得到的信息强行塞进自己已有信念的束身衣里。他们还会毫不客气、毫不犹豫地砍掉与之不符的信息。倘若这样的书籍只是少数，读者至少还能欣赏一下作者们别出心裁的瞎掰能力，但是，此类图书已在不经意间蔚然成风，你甚至可以用一个专门术语称呼它——其主之声书写癖。科学自诞生之初就总是被一圈伪科学的光晕环绕着，伪科学就像蒸汽一般从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脑瓜子里升腾而出。而其主之声计划又是一桩史无前例的现象级事件，所以它在稀里糊涂的愚蠢人群中引发剧烈骚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骚动还顶着一系列宗教派别的头衔。

说实话，即便只想大体上了解其主之声计划涉及哪些问题，信息量也会超出单一个体的脑容量。明智之人若发现自己对某事一无所知，尚能抑制住热情，但傻瓜绝无可能因此冷静下来。所以，在因其主之声计划而诞生的出版物海洋里，任何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只要他不过度关注真相就行。另外，即便是再庄严可敬的人物也要试手写点儿什么献给这项计划。备受尊崇的帕特里克·戈迪纳写了《新启示》，这本书至少逻辑清晰；而伯纳德·皮尼亚尼神父的《敌基督的长信》就配不上同样的评价了。这位虔诚的神父将其主之声计划贬低为鬼魔学（为了让教堂的上级给书稿盖上“无妨害”[5]的印记），还将计划的最终失败归因于“神的介入”。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项目里合成出的那样东西，有人开玩笑地称之为“蝇王”，而皮尼亚尼神父把这个词儿当真了。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孩童，认为行星和恒星的名字都刻在星体上，天文学家只要通过望远镜就能读取。

还有大量哗众取宠的文字就更不必说了，它们就像加热即食的速冻食品一样，食材差不多是事先嚼过的，配上一种永远新奇、颜色鲜艳的酱汁，在玻璃纸底下的卖相要比实际吃起来强太多。《展望》杂志使用政治间谍元素为其系列文章调味（并为我捏造了一些我从没说过的话）；《纽约客》上的菜肴要精致一些，还撒了些许哲学香料。而在《其主之声的字里行间》一书中，夏皮罗博士从精神分析角度提出阐释。我从中了解到，项目的所有参与者都是由一种力比多驱动的，并且因为受到了最新的、宇宙级的性神话的投射，这种力比多是不自然的。同时，夏皮罗博士还掌握了关于各宇宙文明性生活的精准信息。

我穷尽一生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驾照的人不许在公共道路上开车，但是在书店里，你总能找到好些毫无体面可言（更别说知识了）的人写出来的书。毫无疑问，此类作品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导致了印刷文字的通胀，但出版方针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的文明处在童年期时，只有出类拔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才有能力阅读和书写，印刷术发明之后这个标准也没怎么变；而且即便一些愚蠢之人的作品得以出版（我想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这类书籍的数量也不像今天一样是天文数字。现如今，在垃圾的洪流中，有价值的出版物必然会沉底，因为在十本烂书中找出一本好书，要比在一百万本烂书中找一千本好书容易得多。此外，还会出现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伪剽窃”，即无意中重复了一些不知名写作者的点子。

我无法确定自己写的东西会不会与他人已经写出来的东西重复。这就是人口爆炸时代的一大害处。我之所以决定把与其主之声计划相关的往事写下来，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令我满意的关于该计划的文字。我不能保证“我会说出真相并且只说真相”。如果我们当年的辛苦劳动最终被冠以成功之冕，那说出真相还有可能；不过，倘若真的成功了，我也就没必要再写什么回忆了，因为到时候最终真相的耀眼光芒一定会令其破解过程黯然失色，最终真相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它会烙在人类文明的中心。但是，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打回了原点。由于我们并不能理解那道谜题，我们真正拥有的只有自己搭建的脚手架——却没有建起大厦本身；只有尝试破译的过程——而非原文的内容。我们试图觅取群星间的金羊毛，返程时带回的只有航行日志。就是在此处，我与前文被我评价为“客观”的、以《巴洛因报告》为首的文献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因为“失败”一词并未在这些文献中出现。比起项目开始时，我们在项目结束时不是收获了巨大的财富吗？我们不是在许多学科中都开创了新的篇章吗？比如胶体物理学、强相互作用物理学、中微子天文学、核子学、生物学，还有最重要的，关于宇宙的新知识。列出的这些仅仅是主体信息中我们最感兴趣的一些内容，专家们称，这些新进展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

这固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此收益与彼收益不同。一队蚂蚁在路上遇到了一具哲学家的尸体，它们也会好好利用。这个比喻令你震惊吗？那就对了。从一开始，文献就只有一位敌人，那就是对已表达出的观点的限制。事实证明，自由表达的权利有时反而会对某个观点造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被禁的思想尚能秘密地在人群中扩散，而当一件重要的事实在错误的信息洪流中迷失，当真相的声音被荒唐的喧嚣盖过，我们又能怎么办呢？那声音虽然仍在自由地回响，却无法被他人听见，因为信息技术令我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听众接受得最清晰的信息，来自叫得最响的那个人，哪怕他喊的话都是错的。

对于其主之声计划，我有不少话要说，但我知道自己也会被添加进臃肿的文献海洋里，所以犹豫了很久才终于在案前坐定。我本以为某个更擅长文字的人会替我完成这一任务，但许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关于其主之声计划的最重要的作品，也就是那些顶着国会头衔的客观版本，承认我们并没有掌握全部的信息；可是，书中有大量篇幅在介绍研究成果，只偶尔在一些脚注中提到某些信息仍处在未知状态。这样的比例暗示人类已经征服了迷宫，仅剩几条走廊未破解，而那几条走廊无疑是死胡同，很可能是被碎石瓦砾堵住的废墟。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连迷宫的入口大门都还没进去。我们注定沉湎于猜想，不过是从大门的锁上割下了一点小碎屑，就因为指尖上沾染了其光芒而欣喜不已。而大门里究竟锁着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不过，科学家的第一要务并不是确定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因为知识能解释自己，而是要搞清楚我们还有多无知，无知是看不见的阿特拉斯，既有的知识都扛在他的肩头。

这不是错觉。我害怕没有人听我倾诉，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通晓一切的权威了。专业化导致了知识整体的分散，或者说分崩离析，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不管我涉足哪个专门领域，都有专家宣称我没有资格。有一种说法：专业人员就是一个并不全方位都无知的野蛮人。我的悲观主义来自个人经验。

十九年前，我与一位名叫马斯威尔·索普的人类学家（他后来不幸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在文中我证明了对于有限的自动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都属于这一类别——其快感/痛感控制存在着复杂的极限值。“快感/痛感控制”指的是快感与痛感之间的振荡，或者说惩罚与奖励之间的变化幅度。

我在论证中指出，如果一个调节中心（大脑）所含元素的数量超过四十亿，那么在该自动机的集合中就会展现出两种截然相对的控制参数的分布情况。在个体身上，快感/痛感控制的某个极端可能会占据主导；换一种更容易理解的说法，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他们也必然出现在了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演化“选择”了这样的解法，因为它以统计学的方式运转：对演化而言，重要的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延续，而不是单独个体的缺陷、疾病或痛苦。演化这位工程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完美主义者。

我在论文中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一个人类种群中，假设他们随机交配，那么最多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口能表现出均衡的、良好的快感/痛感控制，剩下的人都偏离标准值。即便我当时就是数学界的前沿人物，可这番论证在人类学、民族学、生物学和哲学界几乎没有引起反响。很长时间内我都无法理解。我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一项假说，而是一份正式的、无法反驳的证据，我证明了几个世纪以来令许许多多思想者绞尽脑汁的难题：人类的某些特质是一种完全可以用统计波动来解释的进程。不管是在自动机还是在有机体的建构中，这一过程都是无法规避的。

后来我扩展了这番论证，将各社会群体中不同种族者的占比情况也纳入其中。就是在这项研究中，索普为我提供了非常优秀且可靠的材料。但是，这篇论文也同样被无视了。许多年后——在这期间我已经与搞人类研究的专家有过许多讨论——我得出了结论：我的发现无法获得他们的认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要那种发现。我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研究的圈子里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因为我的研究成果没给他们留下一丝用修辞手段来反驳的余地。

我用数学的方法去证明关于人类的命题，这做法实在是不够老练。我的研究成果获得的最高评价也就是一句“很有趣”。那些专家中没有一人愿意承认，庄严的“人类之谜”、人性中无法解释的方方面面，竟然只是一般规则推演出的必然结果。当然了，并没有人直率地表达这种反对意见，但证言对我很不利。因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田野调查不能解决这道难题，最深刻的哲学自省——对“人性”的冥想——也找不到答案；神经生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都难以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它反倒成了一张温床，滋养了不断增生的形而上学、深奥的心理学、经典的精神分析、语言学还有天知道什么秘不外传的小众研究。而我就像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的一头公牛，凭借用区区九张纸打印出的论文，就想解开这个戈尔迪之结[6]。

他们已经渐渐习惯了高高在上地充当“谜题守护者”，不管这道谜题被称为“原型的传递”、“本能”、“生命力”还是“死亡冲动”。而我，用某种变换群和遍历定理就把这些神圣的词汇划掉了，并声称自己掌握了这一难题的解！因此，他们坚定不移地讨厌我（尽管这种义愤之情被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起来）——我这个异教徒竟然把脏手伸向了“伟大的谜题”，我竟然想一劳永逸地堵住生命之源，令提出了无穷无尽问题的双唇噤声。既然我的论证无法反驳，那么绝对有必要无视其存在。

我做出这番评论并不是因为虚荣心受伤。使我遭此冷遇的这项研究属于另一个领域——纯数学的领域。但是这段经历使我深受启迪。我们低估了在科学的不同分支中思维方式的惯性。当然了，我们在心理上早就预料到这种惯性的存在。在原子物理学领域，研究者很容易克服自己对于统计模型的抵触情绪，但在人类学领域就要难得多。只要实验结果支持，我们就能欣然接受一种清晰易懂、结构合理的原子核统计理论。接触该理论时，人们并不会问：“好吧，可每一个原子实际上究竟是怎么运动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问题有多愚蠢。但是，对于人类学领域中相似的新发现，专家们就算拼尽最后一口气也要反对到底。

早在四十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一个高尚正直之人和一个堕落颓废的疯子之间的差别，能够被精准地定位到脑白质中的一小撮神经元。当柳叶刀在眼窝上方的大脑区域中划动时，如果伤害了那一小撮神经，就能把一个杰出的灵魂变成一头令人憎恶的动物。但是，在人类学领域中，有相当大比例的研究者拒绝承认这种情况，更不用说在人生哲学领域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例外；不管是科学家还是门外汉，我们最终都认同我们的躯体会随着年龄逐渐损坏，可是心智呢？我们希望它不同于尘世间那些有缺陷的机制。倘若有一种可能性，即便它带着负号，即便它是可耻的、罪孽的，但只要它强于那个撒旦般邪恶的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某种力量的作用，而这种力量以万物为刍狗，对人类毫不偏袒——我们也会渴求这种可能。有位一流的人类学家曾对我说过一番话；由于我们的思维总是原地打转难以跳出束缚，所以我承认他这番话里也有一些真理的成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当时是这么对我说的：“你说人类本性的源头像彩票一样随机，你炫耀自己的论证，但你因此获得的满足感并不纯粹。在这种满足中，除了知识带来的欣喜，还有对他人珍视之物进行诋毁所带来的快感。”

只要一想起自己不受认可的研究，我就不禁要悲哀地想，这世上应该还有许多同样遭冷遇的作品。毫无疑问，许多潜在的发现像储量丰富的矿脉一样静静躺在各类图书馆中，但有能力的研究者注意不到也无法利用它们。我们非常熟悉这样一幅简单的画面：科学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其前沿之外是漫无边界的未知与黑暗，而我们已经掌握理解的东西构成其前沿之后的部分。可是，未知究竟是躺在大自然的膝头，还是埋葬在无人问津、一文不值的手稿书页之中呢？其实在哪儿都没什么区别，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只要它没有进入科学的血液循环，没有像精液一般播种增殖，那么对我们而言，它就根本不存在。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科学界对于激进异见的接受程度都不是很高。有一位热力学创始人最终落得疯癫自尽的结局[7]，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先进”科学方面，我们的文明其实是一个狭隘的构建，我们的视野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变得越来越窄。这些限制因素凝结成块，在历史进程中越变越僵硬，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纯粹的巧合，尽管这种巧合被认为是严格依照方法论得出的。我在此讨论这个话题并不是跑题的废话。

有些思想处于主流之外，但毕竟源于人类头脑。而我们的文明连这些思想都不能很好地吸收——尽管其创造者也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都只是探索未知的儿童。那么，假如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文明越过茫茫宇宙，与我们对话，我们又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能力理解对方呢？在我看来，前文提到的那个比方仍是非常合适的：一大群微小的生物偶遇一具哲学家的尸体并充分利用。在这场邂逅发生之前，我的观点可能被认为是极端的，是属于狂想家的态度。但是，这种接触确实发生了，我们所遭受的失败代表了一场真正的判决性实验[8]，它证明了我们束手无策，而这一证据仍然被忽略了！我们具有认知普遍性，我们时刻准备着接收理解新的信息（绝对是最新的，因为它来自地外）——此类神话仍大行其道，尽管在接收到来自群星的信息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个野蛮人为了取暖而燃烧智者所著的书籍，他还认为自己捡了大便宜！

但是，对日后研究“第一次接触”的学者来说，关于我们白忙一场的历史记录也可能是有用的，因为公开发表的叙述和官方报告都只关注那些所谓的成果，或者说，焚烧书页时辐射出的融融暖意。对于我们曾尝试去验证的一种又一种假说，记录里几乎只字未提。前面我提到过，如果最终能将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的界限分清楚，如实记录又有何不可。物理学研究者不会因为之前提出了不正确、不精准的假说或是错误的观念而感到负担重重。泡利摸索了多久才正确地表达出他的原理[9]？狄拉克尝试又抛弃了多少种构想才幸运地猜到了电子“空穴”的存在[10]？但其主之声计划是一段失败的传说：走了许多弯路之后，最终也没踏上正道。因此我们更不应该抹去这段旅途中的种种曲折，因为这些曲折就是我们得到的全部。

这些事件已经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了。我一直耐心等待一本这样的记录出现，但纯粹是由于生理方面的原因，我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当年在项目结束后，我立即写下了一些笔记，这些东西颇有用处。至于为什么我没有把它们整理成论文发表，原因不言自明。我想讲清楚一点：我并不是要贬低同事。我们站在一处庞大发现的山脚下，毫无准备，却又信心满满。我们从各种角度向上攀登，迅速、饥渴、聪明，用上了我们传承已久的技巧，就像蚂蚁一样。我也是其中一员。下面就是这只蚂蚁的故事。

2

我把这本书的前言给一位同事看了。他评论说，我之所以抹黑自己，是为了之后能无拘无束直言不讳，既然我已经先为自己冠上污名，等我批评他人时，对方就不能再轻易指责我。虽然这番话是同事半开玩笑说的，但其中的见解令我心神一震。我从没构想过这么阴险的招数，但我们对心智的运转规则十分熟悉，我们知道“从没构想过”之类的抗议是毫无价值的。同事的评论很可能是正确的，我的潜意识里有只狡猾的老狐狸在运筹帷幄。我将自己的恶意与丑陋公之于众，并剖析其根源，就是为了令自己与之决裂——但我仅能在语言上做到这一点。

同时，它又鬼鬼祟祟地渗透了我的“良好意愿”，并且一直引导着我的笔尖。于是我就像一位传教士，召唤天火与硫黄来净化人类的邪恶，一边描绘自己不敢积极参与的事情，一边享受其中隐秘的快感。我本以为我必须谈一谈自己的品性，这是由本书主题的重要性决定的。但是，从这个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这种并不愉快的必要性才是我的首要动机，而主题本身——其主之声计划——反而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这番推论的构架就像旋转木马，原地转圈，前提和结论不断互换位置，而这正好能用来概括其主之声计划的本质。我们的思想必须与某种坚硬的、由事实构成的焦点发生碰撞，这个焦点能够吸收并纠正我们的思想；一旦失去了这种矫正物，思想就容易变成对个人缺陷（或美德，这无关紧要）的一种反映，并被投射到研究对象之上。如果将某种哲学体系缩减成其创立者传记般的人生盛衰记录（我对这方面颇有些了解），我们会认为这种做法既没什么价值又不太道德。但是，在哲学的核心之中——在一段给定的时间里，哲学想要说的东西总是多于其可能说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在封闭的概念网络中“捕捉世界”的努力——即使是在最杰出思想家的作品中，也隐藏着一种严重的脆弱性。

人类对知识的追求是一出不断扩展的系列剧，其极限是无穷。哲学则试图一蹴而就，利用确定的、完整的、不可改变的真理来造成短路，一举获得这个极限。同时科学迈着平缓的步子前进，常常慢得像在爬行，有时甚至原地踏步，但最终它将抵达由哲学思想挖掘出的各种终极壕沟。按说这些阻拦在智慧之前的障碍是无法被跨越的，但科学会毫不在意地继续前行。

这怎能不令哲学家们绝望呢？这种绝望的形式之一就是实证主义。其敌意不同寻常，因为它表面上扮演着科学忠实盟友的角色，但实际上却试图消灭科学。科学这玩意儿危害了哲学，摧毁了哲学，抹杀了哲学的伟大发现，现在它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对科学下判决书的正是实证主义这个伪友——它要证明科学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新发现，因为科学不过是一份人类经验的速记记录罢了。实证主义想要扼杀科学，想要强迫科学承认自己无法解决任何先验性的问题（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实证主义并没有成功）。

哲学史就是一部层出不穷的撤退史。哲学先是试图发现世界的终极类别，接着是理性的绝对范畴；而随着知识的积累，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哲学的弱点：因为每个哲学家都非得把自己看成全人类，乃至众生万物的模型。但超越了经验限制、摧毁了昨日思维范畴的，恰恰是科学。昨天，绝对时空观已被推翻了。而今天，在命题的分析与综合之间，在决定论与随机性之间，永恒的“非此即彼”的情况正在崩溃。但不知怎的，我们的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没有想过，从自己的思维模式中推断出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法则，推断出从原始石器时代到太阳燃尽之日都始终适用的法则，这可能有点儿……温和地说，这可能有点儿过于轻率了。

一开始就将自身等同于全人类的范数——一个未知数——坦率地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为其辩护的理由之一是哲学家有永不停止的试图理解“一切”的渴望——这种渴望只具有心理学价值。因此，哲学花费许多篇幅谈论人类的希望、恐惧和向往，要远远多于谈论这个完全冷漠的世界的本质。只有在新闻媒体上，这个世界才是一个永恒的、遵循法则的常数。

而且，即便我们能发现这样的法则，不会被未来的进步所取代的法则，我们也没有能力将之与那些终将被摒弃的法则区别开。基于这个原因，我只能尊敬地把哲学家看作被好奇心驱使的人，但永远无法将他们尊为真理的提出者。当他们提出那些什么“定言令式”[11]或是思想与感知的关系时，他们可曾首先认认真真地询问过大量人类研究对象？没有。他们永远只咨询自己。他们反反复复地自我加冕，心照不宣地将自己视为智人典范。正是此类做法总令我恼火，让我读不下那些“深刻”的著作——因为在这些书中我很快就会发现，作者眼里理所当然的事并不适用于我，此后他就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他只对自己讲述，也只能吸引他自己。他已没有权利代表我表达见解，更不用说代表其余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二足行走生物了。

一些论断令我发笑，比如说，有些哲学家断定所有思维都是以语言形式呈现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子集——没有数学天赋的人的集合。有种情况已经在我一生中发生过许许多多次：灵光闪现般获得新发现之后，尽管我的构想扎实而难以磨灭，但我却不得不花费好几个小时，绞尽脑汁地为这个想法穿上一层语言的外衣。因为我要阐释的东西就诞生在我心中，超越了所有苍白的语言，不论是自然语言还是形式语言。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浮现”。这一过程无法描述，因为产生于无意识中的那个东西要缓慢地、艰难地为自己找到语言的巢穴；但在进入巢穴定居之前，它已然成形了；而我无法给出任何指示或提示，也无法精确地解释这种非语言的、前语言的意识产物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只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对它的期待不会是徒劳的。如果一位哲学家不能从自省中认识到这种状态，那么就大脑中某些机制的质量而言，他和我就不是一种人；我和他可能确实属于同一个物种，但是他跟我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此类思想家所希望的。

哲学家的论调中满是漏洞，并为自己招致巨大的风险。而面对眼前的核心问题，其主之声计划相关人员的情况与那些哲学家何其相似。当年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一道谜题，一片由无数猜测构成的丛林。我们从谜题上凿下一些闪着银光的事实碎屑，但这种碎屑并没有越攒越多，其数量并不足以构成任何牢固的大厦以匡正我们提出的种种假设，于是那些假设逐渐占了上风。到最后，我们只是游荡，迷失在一片由层层叠叠的猜想构成的荒原之上。我们的构建变得越来越受灵感驱使，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偏离已有知识积累的仓库。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要把那座仓库夷为平地，要在废墟中供奉物理学或天文学中最最神圣的法则——前提是人类破解了那道谜题。而我们确实觉得自己能办到。

有的读者一路披荆斩棘读到这里，已逐渐失去耐心，但仍等着被领入那个著名谜团的内部至圣之所，希望我会用种种紧张刺激的情节取悦他们，就如同观看一部恐怖电影。对于这样的读者，我建议你们把书放下吧，因为你们会失望的。我写的可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故事，我要讲述的是人类文明如何受到了宇宙——或者至少是地外世界——的考验，以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从项目开始之初，我就认为其主之声计划正是一项这样的测试，而不是通过我和伙伴们的研究活动能获得哪些预期收益之类的问题。

一直紧跟着我思路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通过把“旋转木马般的推论”从“我与主题之间的关系”转移到主题本身（也就是科学家与其主之声计划的关系），我让自己摆脱了一个尴尬的局面，扩大了“不愿公开灵感来源”的指责范围，直到将整个其主之声计划涵盖其中。但早在我听到这种批评之前，这就一直是我的意图。为了解释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打一个夸张的比方：在研究过程中（很难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怀疑“那封来自群星的信件”或许只是一项心理联想测验，一项特别复杂的罗夏测试，针对的正是我们这些试图破译它的人。对一个罗夏测试的被试者而言，他相信自己在彩色墨迹中看到了天使或不祥的鸟类，其实这是把他头脑中模模糊糊的东西展示清楚了。我们也是一样，透过那层不可理解的符号面纱，我们试图辨别出存在于自身内部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种怀疑阻碍了我的工作，而且现在迫使我坦白一些我不太愿意谈及的事情；但我意识到，一个挣扎到如此地步的科学家不能再将自己的专业能力视为一个孤立的腺体或一颗臼齿；因此，即便是最尴尬的私人问题，我也不应该有所隐瞒。对于给花朵分类的植物学家，没有什么研究领域能用来投射他的幻想、奇思，或是不甚光彩的激情。而古代神话的研究者则要冒更大的风险，因为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弥漫在其非科研思绪或梦境中的东西，而不是构成了神话本身结构常量的东西。

其主之声计划的参与者被迫采取下一个鲁莽的步骤——接受风险，这种风险的本质与上文提到的哲学家的风险是相同的，但这是多大尺度、多大规模的风险？至今仍不得而知。也就是说，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项客观分析的工具，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人类文明（一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其塑造，二是我们在全社会中有多典型），以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只代表自己？我们对那封信的内容提出了各种假设，这些假设的灵感有多少来自自己的心灵——在不受控制的地带里，某个可能已然疯癫或受伤的心灵？

当我表达这种疑虑时，许多同事视之为纯粹的“胡话”。他们可能会用其他词语来形容，但确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完全理解他们。其主之声计划开创了一个先例，像俄罗斯套娃一般，先例中又有其他先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物理学家、工程学家、化学家、核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信息理论家的手中，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研究对象：这不仅是一道关于物质的谜题——因此也就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而且也是某个具有人格的主体有意制造并传播出来的东西，其意图一定还考虑到了潜在的收信者。而由于科学家们惯于与自然进行所谓的游戏——从任何允许的角度来看，自然都不是一个具有人格的对手，所以他们无法赞同这种可能性：在研究对象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主体；若要熟悉这个对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推理论证，逐渐接近这位完全匿名的创造者。因此，尽管他们理应知道也坦率地承认存在这么一位“发信者”，但他们毕生受到的专业训练和掌握的专业知识全都反对这一点。

一位物理学家永远不会认为是有人故意设置了电子的轨道，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在电子排布的问题上绞尽脑汁。因为他知道，在物理学中完全没必要提出存在“轨道设置者”的假说——不仅没必要，而且还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但是，在其主之声计划中，这种不可能成了现实；物理学以从前无能为力的姿态袖手旁观，因此痛彻心扉。我认为我的这些言论应该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其主之声计划内部，我处于一个相当孤立的位置（在研究思路上和一般意义上，当然不是行政职务上）。

我一直被指责为“帮倒忙”，因为我总是不请自来地乱提意见。我在他人的论证过程中这么横插一脚，导致他们难以继续；同时我又极少贡献自己的力量，也不怎么提“某人可以在某方面做些什么”之类的建议。尽管如此，巴洛因在那份国会报告中对我评价很高（希望这不仅仅是出于我们的友谊），部分原因可能源自他的职位（既有行政职位，又有科研职位）。每个研究小组中都存在不同的观点，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这些观点汇聚成统一的集体意见，但任何一位科学委员会成员（巴洛因正是其中之一）都清楚地知道，各个小组之间的意见往往是截然相反的。其主之声计划的组织结构是不同小组之间相互隔离，我认为这是明智的，因为这可以预防任何种类的“错误流行病”。然而，这种信息隔离检疫亦有其负面影响。下面我要开始讲述细节了——尽管仍有些为时过早，但已经到了继续介绍事件的时候了。

3

当布雷德格伦、诺里斯和什古博夫的团队发现了中微子的逆变现象时，天文学开启了新篇章——中微子天体物理学。一夜之间这成为一门显学，全世界的人都开始研究宇宙中的中微子辐射。帕洛马山天文台是首批安装相关设备的机构之一，那台仪器高度自动化，并且拥有当时出类拔萃的解析率。在这台设备，更确切地说是在“中微子逆变器”的周围，排着长长一队急切的科学家。当时天文台的主任是瑞恩教授，他身边满是天体物理学家，尤其是年轻的学者，人人都觉得自己的研究项目应该被优先考虑。

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中有这么两位年轻人：哈尔西和马洪，他们雄心勃勃，而且能力很强（我认识他们，虽然并无深交）。他们记录了几块选定天空区域中的中微子辐射最大值，寻找所谓施特格利茨效应的痕迹（施特格利茨是上一代的德国天文学家）。

依照施特格利茨的猜想，中微子会产生一种相当于光子“红移”的现象，但在实际观测中从未有人发现。事实上，几年之后施特格利茨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两位年轻人当然无从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像狮子一样坚持守住那台设备。凭着这股顽强的劲头，他们霸占观测仪器将近两年，结果还是空手而归。他们储存观测数据的磁带有好几英里长，最后都收进了天文台的档案室。几个月后，这些磁带中的很大一部分辗转落入另一位物理学家手中。此人头脑精明，但没什么科研才华，还曾因涉嫌实施某些不道德行为而被南方一所无甚名气的研究机构解雇。这件事没有闹上法庭，因为其中牵涉到几位很有声望的人物。这个自诩“物理学家”的男人姓斯旺森，他获得磁带的具体经过至今仍不太清楚。虽然他后来接受了质询，但他不断地改变证词，令当局一无所获。

不过，斯旺森着实是个有趣的人物。他以供货商和金融家的身份谋生，有时甚至为客户提供精神慰藉，而他的客户是一群疯癫之人——他们早年间只是致力于发明永动机之类的东西，但现在发现了各种形式的“健康能量”，他们构想宇宙生成理论，并且设计出许多将心灵感应现象进行商业化的方案。这些疯子需要的可不仅是铅笔和纸张，为了研发“超感”流体探测器和可以找到水源、石油、宝藏的电子探棒（普通柳树枝做的探棒现在已经是过时的、毫无价值的古董了），他们需要大量原材料，而这些材料往往很昂贵且难以获得。但是，只要报酬合适，斯旺森就是搅个天翻地覆也能把东西准备齐全。他的办公室里经常有心灵物理学家、灵外质学家拜访，还有些访客醉心于制造心灵传送站、呼吸描记器——这些设备能使人与灵界进行交流。斯旺森活动的圈子位于科学王国的底层，甚至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精神病学领域，但他在这里混得如鱼得水，掌握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他异常精准地知道，哪里有客户最想要的东西。

斯旺森并不是看不上更世俗化的经济来源，比如，他也为小型化学实验室提供来源不明的试剂。他这一生中没有哪段时间不是官司缠身的，不过他从没坐过牢，总能成功游走在犯罪的边缘。

斯旺森这类人的心理一直让我着迷。据我所知，他既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也不是一个专门利用狂热分子的玩世不恭之徒，但以他的智慧，他肯定知道自己的绝大多数客户是永远不可能实现梦想的。可他仍将其中一些人庇护在羽翼之下，为他们提供设备，还允许他们凭信用赊账，即便这些人几乎没什么信用可言。显然，斯旺森对自己的门徒有一种特别的怜爱之心，正如我对斯旺森这类人有特别的兴趣一样。他的目标是竭诚为客户服务。比如说，如果有人要找犀牛角，因为倘若用其他动物的角来组装通灵工具，那种器具就无法接收到逝者的声音，那么，斯旺森是绝不会用水牛角或公羊角糊弄客户的——至少我听说是这样。

斯旺森接手（也许是购买）这些磁带之后，展现出良好的商业意识。他有足够的物理学知识，他知道磁带上记录的内容代表了所谓的“纯粹噪声”，于是他产生了利用这些磁带制作乱数表的想法。乱数表也被称为随机数列，在很多研究领域中有广泛运用。乱数表要么用经过专门编程的数字计算机生成，要么使用一种边缘刻有数字的圆盘生成——圆盘不断旋转，同时有不规则闪烁的光束照射在边缘进行取样。也有用其他方式来制作乱数表的，但冒险使用这种表格的人经常遇到问题，因为这些随机数列很少是“足够”随机的。经过仔细检查你会发现，在这些劣质乱数表中，特定数字的出现情况或多或少地显示出一定规律性，某些数字不知何故似乎比其他数字更频繁地出现，特别是在很长的数列中——这足以令此类乱数表被归为不合格品。要知道，故意制造“纯粹的、完全的混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科研界对乱数表的需求量则是始终不变的，于是，斯旺森指望着狠赚一笔。更方便的是，他的姐夫就在一所大学的印刷厂里当排字员。他在那里将乱数表印制出来，直接通过邮寄出售，避免让书商之类的中介人员经手。

购买斯旺森乱数表的读者中有位塞姆·拉瑟洛维茨博士，这也是个不太靠谱的人。和斯旺森一样，他经营的事业不同寻常，而且他也同样以自己的方式保有一丝理想主义。不能说他干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钱。他参加了大量的组织团体，有时也自己创办，都是类似于飞碟研究会那种。他时常陷入金融困境，因为这些协会的预算账目往往出现无法解释的问题；但是，贪污之类的行为从未得到证实。他很可能就是这么粗心大意吧。

尽管顶着“博士”头衔，拉瑟洛维茨从未完成任何学业，也没有一张文凭。当人们揪住这点不放的时候，他就会说Dr.这两个字母是自己的名字德拉蒙德（Drummond）的缩写，他只是平时不怎么用这个名字。但他在一些科幻小说杂志上发表东西时，署名也是塞姆·拉瑟洛维茨“博士”；在科幻迷的圈子里，他以演讲家的身份为人熟知，因为他经常在各种科幻大会上发表宇宙主题的演讲。拉瑟洛维茨的专长是搞一些惊天动地的大发现，他每年都能弄出两三个来。除此之外，他还建立了一座博物馆，展品据说都是飞碟乘客在美国各地留下的物品。其中有一件是一只剃了毛、染得碧绿的猴子胚胎，悬浮在酒精中——我见过照片。我们真的无法知晓到底有多少骗子和狂人生活在当代科学与疯人院之间的缝隙里。

此外，拉瑟洛维茨还参与撰写了一本揭秘“阴谋”的书籍，书中指出几个大国政府隐瞒了所有关于飞碟着陆的信息，更不用说我们的高层政治人物与外星使者之间的联系了。他不断收集“宇宙中有其他智慧生物”活动的所有可能的（并多少有些荒谬的）“证据”，最后终于意识到帕洛马山天文台那些磁带的价值，并查出磁带当时在斯旺森手里。斯旺森一开始并不愿意把磁带借给拉瑟洛维茨，但后者用六百美元有力地说服了他——拉瑟洛维茨的某个“宇宙基金会”从一位慷慨的怪人那里拉到了赞助。

不久之后，拉瑟洛维茨发表了一系列标题唬人的文章，声称在帕洛马山磁带上的某些噪声区域中散布着沉默的片段，这些片段构成了摩尔斯电码般的点和划。随后，在越发哗众取宠的声明中，他还援引了天体物理学权威哈尔西和马洪的话，以证明自己新发现的真实性。这则消息在几家当地报纸上被转载，于是愤怒的哈尔西博士给报社发了一个更正函。他用寥寥数语劝告他们，拉瑟洛维茨是一个完全无知的人（外星人怎会懂摩尔斯电码？），他们那群宇宙沟通爱好者简直蠢不堪言，而且磁带上之所以有“沉默的片段”，是因为刻录设备会不时关机。拉瑟洛维茨当然不会温顺地接受这样的指责，否则那就不是他自己了；他从容地把哈尔西添加到了“宇宙接触”的黑名单中，这份黑名单中已包含了许多明白人，他们不明智地站在了拉瑟洛维茨以往胜利的对立面。

此事在媒体上也算热闹了一阵子，但与此同时，另一件真正的怪事发生了。这还要从拉尔夫·卢米斯博士说起。卢米斯是一位受过专业教育的统计学家，他有自己的事务所，主要为小型企业做市场调研。有一天，卢米斯发现自己从斯旺森手里购买的乱数表有问题：第二卷中有三分之一的数列与第一卷中的某些完全相同。他认为斯旺森可能懒得将全部“噪声”系统化地转换成数列，而是只做了一小段，然后就开始机械地复制，最后像洗牌一样调换了几个页码。于是，卢米斯给斯旺森写了一封投诉信。而在这件事情上，斯旺森自认问心无愧，他拒绝了卢米斯的退款要求，还气愤地写信顶回去几句。卢米斯觉得自己受了欺诈，一怒之下将斯旺森告上法庭。斯旺森因人身攻击被处罚款；此外，法院同意原告，认为乱数表的第二卷确实是第一卷的欺诈性重复。斯旺森提出上诉，但在五个星期后撤回，支付罚款后就消失无踪了。

托皮卡市的《晨星报》好几次报道了卢米斯状告斯旺森的案件，因为当时是新闻业的淡季，找不到其他更好的稿件了。高等科学院的索尔·拉帕波特博士在上班通勤的路上读了其中一篇报道。他告诉我，那张报纸是他在火车的一张座位上捡到的——他是从来不会买这种报纸看的。

那天是星期六，《晨星报》有额外的专栏版面需要填满，所以除了介绍法庭诉讼外，还刊登了拉瑟洛维茨代表“理性兄弟会”发的声明，以及哈尔西博士的愤怒反驳。因此，拉帕波特得以了解到这件微小却怪异之事的全貌。当他放下报纸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这个点子异想天开到有些滑稽的地步：拉瑟洛维茨把磁带上“沉默的片段”当成信号，这毫无疑问是胡扯；然而可以设想，这人也有可能是对的，磁带上确实记录了通信信号——信号就在那些噪声里！

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却在拉帕波特的脑中挥之不去。对于一股信息流——比如人类的语音——我们并不总是能判断出它是信息，而不只是一串混乱的声音。我们在听到外语时往往会觉得那是全无意义的“叽里呱啦”。只有懂这门语言的人才能区分出单个词语。而对于不懂的人，只有一个办法能完成这项重要的识别任务：倘若我们接收到的是真正的噪声，单个信号不会以相同的顺序重复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噪声序列”就像是用轮盘赌选出来的一千个数字。而接下来一千轮的结果，是不太可能以相同的顺序重复之前那一千个数字的。然而，如果这个数列中出现了重复，那就证明它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噪声”，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一台正在播送信息的发射器。

拉帕波特博士猜想，斯旺森会不会没对法官撒谎？他有可能并不是偷懒反复抄录同一卷磁带，而是确实使用了连续的磁带，把持续多月的宇宙辐射观测记录如实转写了下来。如果辐射是有意发出的信号，而且如果在这段时间内，“通信”序列播放结束，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重播，那么结果就会像斯旺森信誓旦旦说的那样。随后的磁带会记录下完全相同的一系列脉冲，这些重复的脉冲会向我们证明，它们被当成噪声只是一种幻觉！

这种设想的可能性极低，但并非完全不可能。拉帕波特平日里是个随和的人，可是每当他遭遇这样的头脑风暴时，就会表现出不寻常的冲劲和活力。那份报纸上给出了哈尔西博士的通信地址，所以要与他联系很简单。拉帕波特最需要的就是得到其中一卷磁带，他写信给哈尔西，但没有透露自己的猜想——那想法听起来太天马行空了——他只问哈尔西是否介意把帕洛马山档案室里的剩余磁带借给他。因为此事涉及拉瑟洛维茨，哈尔西拒绝了。被拒后的拉帕波特开始较真，他直接给帕洛马山天文台写了信。他的名字在科学界够响亮，所以他很快就搞到了足有一千米长的磁带。拉帕波特把磁带交给了自己的朋友亨瑟博士，拜托他用计算机来分析数据要素的频率分布情况。

即便到了这个阶段，问题也比我在这里介绍的要复杂得多。发射器对信息传输通道利用得越彻底（经济），发出的信息就越像是噪声。如果信道被完全利用了起来（换句话说，没有冗余），那么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这条信息与纯粹的噪声无异。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只有当一条信息被反复播放，且接受者能将数据序列进行并排比较时，我们才有可能判断出这不是噪声，是信息。而这正是拉帕波特想做的，他希望在计算机中心工作的亨瑟能用先进设备帮助自己。起初拉帕波特并没有告诉亨瑟自己的真实目的，他想保持低调，这样即便他失败了也没有人知道。这整件事一开始是如此逗趣，谁知后来竟演变成史上最严肃的事件之一。拉帕波特把事情的源起反复讲述过许多次，他甚至像珍藏圣人遗物一样保存着那份给他带来伟大启示的报纸。

亨瑟平时的工作任务就很繁重，他对这份额外的苦差没多大兴趣，更何况他连做数据分析的真正目的都不知道。所以拉帕波特最终决定把这个秘密告诉亨瑟。亨瑟的第一反应是嘲笑拉帕波特；但这个设想听起来很有意思，亨瑟最终同意了朋友的要求。

几天后，拉帕波特再次回到马萨诸塞州，却没从亨瑟口中听到好消息。在亨瑟看来，那个奇妙的假设并不成立。拉帕波特已经打算放弃了——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但朋友的嘲弄惹恼了他，他又和亨瑟争论起来。拉帕波特说，毕竟天穹一个象限的全部中微子辐射就像一片大洋，覆盖了巨大的频谱。假设哈尔西和马洪只彻底搜索了一次，就万分幸运地得到了一段来自智能发信者的人工辐射，那么对他们来说，如果能再次凭运气完成同样的事情，就堪称奇迹了。

因此，他们应该努力获取斯旺森手里的那些磁带。亨瑟也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于是就顺着拉帕波特的思路往下推论。他评论说，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存在“来自群星的信息”，二是斯旺森有欺诈行为。相较之下，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大概比第一种高出几十亿倍。亨瑟又补充说，即便弄到了那些磁带，对拉帕波特也没什么用处。因为斯旺森收到法庭传票后，肯定要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很简单，他只需要剪辑并拷贝一份磁带上交，并称那是中微子记录的原始磁带就行了。

一时间拉帕波特无言以对，但他认识精通长序半自动刻录设备的人。他给那人打电话咨询，问有没有办法把直接记录某种自然过程的磁带和转录的二手磁带区分开来。（换言之，原件和拷贝之间有什么区别？）答案是肯定的，有时候能够识别出来。于是，拉帕波特找到了斯旺森的代理律师，一星期后就得到了全部的磁带。而那位专家的鉴定结果是，所有的磁带都是原件。也就是说，斯旺森没有欺诈行为，中微子辐射记录确实存在周期性的重复。

拉帕波特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亨瑟和斯旺森的律师，而是当天——或者说当晚，就乘航班飞往华盛顿特区。他深知冲过官僚机构重重障碍的过程有多么无望，所以他直接找到了和自己有私交的莫蒂默·拉什——总统的科学顾问，也是美国宇航局前局长。拉什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物理学家，头脑一流。尽管已是深夜，他还是接待了造访的拉帕波特。拉帕波特在华盛顿等了三个星期，与此同时，那些磁带被逐级上交检查，落入越来越重量级的专家手中。

最后，拉什要求他出席一个总共有九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中有美国科学界最闪亮的人物——物理学家唐纳德·普罗瑟罗，语言学家伊沃尔·巴洛因，天体物理学家蒂豪梅尔·迪尔以及数学家、信息理论家约翰·贝尔。在那次会议上，非正式地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专门研究“群星的中微子来信”，并给出了项目代号——那是巴洛因半开玩笑的建议——其主之声。拉什强烈要求与会者言行慎重，因为他担心如果媒体大肆报道，可能会影响该项目募集必要的资金；此事会立刻变成政治皮球，在国会被各部门踢来踢去，而拉什代表的正是一个饱受批评的部门，他的职位会因此动摇。

此事似乎已得到了十分合理的安排，可谁能想到，塞姆·拉瑟洛维茨博士又半路杀了出来。从斯旺森案的庭审记录中，拉瑟洛维茨注意到了一件事：出庭做证的专家在证词中完全没有提到磁带上“沉默的片段”是定期关闭设备导致的空白。于是他驱车前往该案的审理地梅尔维尔市，坐在酒店大堂里准备埋伏斯旺森的律师。拉瑟洛维茨想得到那些磁带，想把它们收藏在他的“宇宙珍奇”博物馆里。但律师拒绝把磁带交给这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不管在哪儿都能嗅出“反宇宙阴谋”的拉瑟洛维茨，这次聘请了一名私人侦探跟踪律师；随后他得知，有一名外地男子乘坐早班火车而来，他在酒店与律师做了一番交涉，得到了磁带，随后把它们带到了马萨诸塞州。

这名男子当然就是拉帕波特博士。拉瑟洛维茨又派遣侦探跟踪拉帕波特，而后者对此毫无察觉。得知拉帕波特出现在华盛顿并且屡次拜访拉什，拉瑟洛维茨决定采取行动。对拉什和其主之声计划的筹划者来说，这也是一件非常令人不悦的意外：华盛顿有数家小报转载了《晨星报》的一篇文章，标题相当尖锐，作者正是拉瑟洛维茨。他在文中披露，政府正动用各种肮脏手段以掩盖一个巨大的发现，和十多年前的伎俩如出一辙——当年政府就用航空部的官方声明压住了关于所谓不明飞行物（亦即著名的飞碟）的消息。

直到此时，拉什才意识到这件事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搞得很难看——可能会有人认为美国试图对全世界隐瞒与宇宙文明建立联系的事实。他倒并不十分关心这篇文章本身，因为那种滑稽的口吻不仅有损作者的信誉，还会降低信息的可信度。于是，根据自己在宣传领域的丰富经验，拉什推测，如果保持沉默，这阵骚动很快就会自行消失。

但是，巴洛因决定以纯个人的身份去见见拉瑟洛维茨，因为——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有些同情这位宇宙接触狂。巴洛因以为，如果他私下向拉瑟洛维茨提供一个项目内的小职位，就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愚蠢的举动，虽然出于良好的意图。因为不清楚拉瑟洛维茨的底细，巴洛因被他的“博士”头衔唬住了。他相信虽然这个人精神轻微失常、渴望公众关注，而且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但他仍然是一位同事、一位科学家、一位物理学家。结果，巴洛因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狂热躁动的小个子。当得知“群星来信”确有其事的时候，拉瑟洛维茨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冷静口吻告诉他，那些磁带以及后来的所谓来信，都是他的财产，只是现在被人抢走了。随着谈话的进展，他终于把巴洛因惹得大发雷霆。拉瑟洛维茨意识到自己无法仅凭三言两语就从巴洛因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于是跑到大堂里胡喊乱叫，扬言要把这件事告诉联合国，交给人权法庭审理。说完他就进了电梯，只留给巴洛因一个讨厌的背影。

巴洛因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立刻去找拉什，将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拉什为项目的未来忧心忡忡。虽然不太可能有什么机构的人会认真听取拉瑟洛维茨的意见，但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一旦此事登上了某份都市主流报纸，就会不可避免地染上政治色彩。

这几位最初的筹划者完全可以想象此事引发的愤怒抗议：美国想把属于全人类的东西占为己有。巴洛因建议他们先发制人，刊发一份简短的、半官方的新闻稿；但拉什无权这么做，也不打算向上级申请。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群星来信”的事情还未被完全证实。在发起国际讨论之前，即便美国政府愿意充分发挥影响力支持该研究项目，也得等到目前的假设被初步证实。然而，由于此事高度敏感，不管拉什愿不愿意，他都只能求助于他的朋友巴奈特——参议院民主党少数派党魁。巴奈特在与手下商议之后，转而求助于联邦调查局（FBI）。而FBI又建议拉什去找中央情报局（CIA）。FBI的一位高级法律顾问告诉他说，宇宙主要位于国境外，不属于该局的管辖范围，而CIA才是处理涉外事务的。

这一步棋的不幸后果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但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作为一个位于科学和政治交界处的人，拉什非常清楚将项目置于情报部门保护之下的不良后果；因此，他请参议员等待二十四小时，并派了两个他信赖的人去找拉瑟洛维茨，希望能说服此人。可是拉瑟洛维茨非但不听劝，反而与访客大打出手，场面混乱，酒店经理不得不打电话报警。

接下来几天，报纸上出现了大量不可思议的文章，净是些荒唐至极的内容：宇宙将种种沉默的“二重奏”“三和弦”发送给人类，天空中出现奇怪的光线，身穿“中微子服装”的小绿人登陆地球，等等。此类废话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及拉瑟洛维茨，他的头衔现已提升至教授。但不久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这位“著名科学家”就被确诊为偏执狂，并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不幸的是，他的故事并未到此终结。多家新闻媒体和全国性杂志同时报道了后续事件：拉瑟洛维茨仍在进行梦幻般的斗争（他两次从医院逃出，第二次行事尤其激进，竟试图从八层楼高的窗户逃脱），以捍卫自己的大发现。从事后公布的说法来看，他的这个发现是如此疯狂，却又如此接近真相。我承认，回想起其主之声计划的源起背景时，我总感到不寒而栗。

不难猜测，在报纸专栏中发表一篇更比一篇荒唐的文章，这不过是CIA的专业人员为分流公众注意力而导演的一出戏。一切都被归咎为拉瑟洛维茨“教授”精神错乱后的谵语；在一场愚蠢虚构读物的雪崩中，把米粒大小的真相掩埋起来——这的确是很聪明的办法。尤其是在操作过程中增加一段关于疯子自杀的简短段落，简单却颇具说服力，能够完全平息所有谣言。

那位狂热信徒的命运可谓耸人听闻。起初我既不相信他疯了，也不相信他会从八楼窗口失足，但一些我不得不信之人说服我接受了故事的这个版本。而时代的烙印已铭刻在这项伟大事业之上。或许再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阴暗与崇高混杂难分。这一连串曲折离奇的巧合，像碾死跳蚤一般摧毁了一个男人。他尽管盲目无知，却仍然是第一个接近真相门槛的人。此后，非凡的机会即将交到我们手中。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拉什的两位密使当时就认为拉瑟洛维茨疯了，因为他宁肯拒绝一大笔钱财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主张。不过面对这种情况，我和拉瑟洛维茨有着同样的信仰，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在不同的“修道院”里修行。若不是因为闹出了太大的风波而被抓住，拉瑟洛维茨毫无疑问会走上他的成功之路——一个品位低下的疯子，不受干扰地、全身心地扑在他的飞碟探索事业上，因为历史上从来不乏这样的人。但是，他得知自己被剥夺了最神圣的财产——一个足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后两段的伟大发现，这件事像爆炸一样撕裂了他的坚韧，并驱使他走向死亡。在我看来，忆及这个男人时，我们不应该只有嘲笑。每一场重大事件中都会掺杂一些荒唐可笑或平庸无益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起重要作用。而且，荒唐可笑是相对的。每当我用这种方式谈论拉瑟洛维茨时，我自己也是荒唐可笑的。

在这出序幕的所有登场角色中，斯旺森的结局可能是最好的，因为金钱能使他满意。有人替他交了罚款（CIA，或者是其主之声计划的管理部门，我不太清楚），而且他还收到了一笔慷慨的赔偿金，用以补偿他因平白被控欺诈而遭受的精神损失。他接受劝告，没有继续上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其主之声计划最终能够完全与世隔绝，并平静地开始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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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提及的这些事件，大体上（虽然不是所有方面）都与官方说法一致。整个项目的第一年都没有我的参与。在确信有必要请学术增援之后，项目的科学委员会才联系到我。至于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不找我，我经常听到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是些分量很重的理由，可能没有一个是真的。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排斥而对项目同事抱有成见，尤其是对伊沃尔·巴洛因。项目的人事组织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虽然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是说存在任何公开的干涉或明显的压力，但整件事显然是由一群精于演戏的专家管理的。在我被排除在外的那一年里，我相信政府高层插手了这个项目。其主之声计划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机密，也就是说，该项目的保密性是换取政府支持的先决条件，并且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要强调的是，项目的几位科学主管都是逐渐了解到这一点的。按照规定，他们需要分别地、逐个地参加特别会议，其间还有人谨慎地要求他们具备政治觉悟和爱国情感。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动用了哪些说服手段，又赢得了怎样的恭维、承诺和争辩，我无从知晓，因为官方记录中略去了这方面内容，唯有绝对的沉默。直到后来，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后来成了我的同事）也没有主动提及项目起步阶段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人不太配合，或者没表现出足够的爱国情怀，没有以国家利益为重，那么就会被请去参加“最高级别”的谈话。同时，该项目的保密性、封闭性，又被视为一种临时的、过渡性的安排，是迟早要改变的——这大概是有助于参与者情绪调节的最重要因素。这两种手段在心理学上很有效：尽管有个别科学家对政府代表的存在颇有疑虑，但该项目现在得到了国务卿和总统的亲自关注，还有那些鼓励的热情话语、对拥有“如此头脑”之人的殷切希望——这一切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即便是简单地问一句“项目解除保密的最后期限是何时”，也会显得不和谐、不礼貌、过于愚钝。

虽然当着我的面，从来没人就这个敏感话题吐露过只言片语，但我可以想象，尊贵的巴洛因要如何指导不懂人情世故的同事掌握与政客共处的种种“外交原则”；以他圆滑机智的性格，又要如何一而再地拖延时机，推迟邀请并准许我加入委员会。巴洛因一定已经向更不耐烦的人解释过了，项目首先必须赢得强大的“赞助人”的信任，只有在此之后，其主之声计划才有可能遵循科学舵手们选定的真正最合适的航线。我没有讽刺巴洛因的意思，因为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处境：他不希望与任何一方起冲突，而且他很清楚，在那些高层人物的圈子里，我是出了名的不可靠。总之，我没有参与其主之声计划的启动。而且我无数次被告知，这完全是为了我着想，因为项目的研究基地位于罗萨山脉以东一百英里处的一座鬼城，起初那里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我觉得最好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发生的事情，因此我要从项目的招募特使找到我之前开始讲起——当时我正在新罕布什尔州教书。当我加入其主之声计划时，许多一般概念已经形成了。作为一个“新手”，我需要先熟悉那里的一切，然后才能像匹新来的马一样，被套上挽具，开始拖动那台庞大的机器（共计两千五百人）。

当时我刚到新罕布什尔没多久。我的老同学斯图尔特·康普顿是那儿的数学系主任，他邀请我去给博士生办一期夏季研讨会。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每周只有三个小时的课，我可以整天在那儿的树林和田野里游玩。尽管我本可以享受完整的假期，因为那年六月我刚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与早川教授的合作项目；但是我了解自己，我需要至少断断续续地接触数学，只有这样我才能彻底放松下来。无所事事的休闲时光会让我立刻感到愧疚，觉得自己浪费了宝贵的光阴。此外，我一直都很乐于结识数学界的新鲜血液。数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外行对它总有很多错误的认识，比对其他任何学科都多。

我算不上一个“纯粹的”数学家，我太容易被其他领域的问题诱惑。这种诱惑促成了我与年轻的索普的合作（他对人类学的贡献仍然未被认可，就因为他英年早逝。在自然科学界也是这样，科学家本人在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比起研究成果本身的价值，它更需要有人宣传代言）。后来，我又与唐纳德·普罗瑟罗（后来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也参与了其主之声计划）、詹姆斯·菲尼曼（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奖）有了合作，以及最后与早川教授的合作。早川提出了一种宇宙起源理论，我和他一起为该理论搭建了数学框架。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理论后来竟介入了其主之声计划的研究核心——多亏了早川门下一位离经叛道的学生。

有些同行看不起我的这些合作项目，认为这是跑到自然科学的自留地里打游击战。但合作的益处是相互的：一方面，那些经验主义者得到了我的帮助；另一方面，我通过了解他们的问题，开始意识到数学这个柏拉图王国中哪些方面发展不够，哪些内容将成为我们征服未来的战略道路上的绊脚石。

你经常会遇到有人大发感慨，说搞数学唯一需要的就是“裸能力”，因为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在数学界无所遁形。而在其他学科中，讲究人际关系、偏袒包庇、追求时髦，以及最重要的——缺乏数学特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证明过程，这些导致一个人的研究生涯成了专业天赋与非科学因素的结合体。我曾向怀有这种艳羡之情的人解释过，却是徒劳。要知道，在我们的数学乐园里也不是事事如意的。格奥尔格·康托尔创立了经典而优美的集合论，却许多年未被认可，正是出于与数学无甚关联的原因。

但是，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羡慕的对象。我很遗憾自己不太擅长信息论，而在那个领域里，尤其是在递归算法方面，很快就会有惊人的大发现。作为信息论的助产士，古典逻辑和布尔代数从一开始就背负着组合上的僵化性。因此，从这些领域借来的数学工具从来都不太好使。在我看来，它们笨拙、丑陋、尴尬，尽管能产出结果，但运算过程毫无优雅可言。而接受康普顿的工作邀约能让我更好地钻研这门学问，因为我要在新罕布什尔讲授的正是数学前沿中的相关领域。通过授课来学习，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但我有过不止一次类似的经验。当面对着思维活跃并具批判性的听众时，我的思维也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另外，谁都可以干坐着阅读深奥的著作，但若是给别人授课，自己就不得不好好准备。我正是这么做的，所以很难说我和学生哪一方从中受益更多。

那年夏天天气晴朗，就是太热了，即便在野外，土地也干枯得不行。我特别喜欢青草。我们的存在多亏了青草。唯有在为诸块大陆披上绿色的植被革命发生之后，多种多样的动物才在大地上立足。但我对青草的喜爱之情并不仅仅源自它在演化史上的作用。

时值八月仲夏，变化的预兆就这样出现了。迈克尔·葛洛修斯博士给我带来了伊沃尔·巴洛因的一封信，还有一段秘密口信。

我的宿舍楼是一栋仿哥特式建筑，黑砖砌成，发红的藤蔓把尖顶遮住了一半。就在那间透气不佳（老墙里没有通风管道，无法装空调）的宿舍里，我从葛洛修斯博士口中听到了那个消息。他是一位小个子的年轻人，像中国瓷器一样精巧，唇上蓄了一点半月形的黑胡子。他说地球接收到了一段广播，但其内容是好是坏仍无从知晓，因为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还是未能成功破译。

尽管葛洛修斯没有明说，我朋友的信件中也没有提及，但是我意识到这个研究项目受到了高度保护——或者可以称之为高度监管。否则如此重要的事情怎么会没有泄露给新闻机构或者流入其他媒体渠道呢？显然有批一流的专家把消息捂得严严实实的。

葛洛修斯虽然年轻，却狡猾得像只老狐狸。由于不确定我是否同意加入该项目，他不能告诉我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他试图勾起我的虚荣心，于是强调说有两千五百人认为我是他们潜在的大救星，而这两千五百人又是从四十亿人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但是葛洛修斯很有分寸，没把马屁拍得太明显。

大多数人相信“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如果真有这么一条规律，我就是个例外，因为我从来不在乎他人的赞誉。这么说吧，人们只会夸奖比自己差的人，而不是赞美比自己强的。而我很清楚自己的价值。葛洛修斯大概得到了巴洛因的指点，要么就是他很懂鉴貌辨色。他滔滔不绝讲了好多，似乎完满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是等谈话终了之时，我从他嘴里撬出来的东西只用两张索引卡片就能写完。

最大的顾虑是研究的机密性。巴洛因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最憎恶的一点，所以他在信中谈到他曾与总统本人会面，总统向他保证项目的全部研究都会公开，除了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害的信息。五角大楼（或者至少是监管项目的那个部门）似乎认为，来自群星的信息是某种超级炸弹或其他终极武器的设计蓝图。乍一看这是个很奇怪的想法，它更多地反映了地球上的总体政治氛围，而不是银河中的智慧文明。

我把葛洛修斯打发走，换来三个小时的独处时间。我不急不忙地走向常去的野地。在火热的阳光下，我躺在草地上沉思。不管是葛洛修斯的话还是巴洛因的信，里面没有一个词儿提到要我发誓不泄密，但若要参加这项计划，就必须遵循这一“入会仪式”，这是不言自明的。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家要面对的典型情况之一。我们是最重要的标本，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想要手上干干净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作壁上观，不要卷入任何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事件中去——哪怕只是间接些微沾点边儿也不行。但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永远都会有其他人顶替我们去做。人们说这不是什么道德议题，我同意。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同意参与此类工作，并且良心上十分不安，那么他就更有可能带领队伍在关键时刻扛住压力；如果是一个毫无道德顾虑的人顶替了他的位置，那就绝对没有抵抗的可能。

但是，我完全无意用这种理由为自己辩解。我加入其中是有其他动机的。如果我知道有什么极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它同时又是潜在的威胁，那么我永远选择亲临现场，而不是问心无愧地袖手旁观，等着结果出炉。此外，我无法相信一个高出我们太多以至无法沟通的文明，会向宇宙广播用来制造武器的信息。如果参加该项目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也没关系。还有最后一点，这个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机会，彻底超出了我对人生的所有预期。

第二天，葛洛修斯和我乘坐航班飞抵内华达。一架军用直升机正在那儿等着我们，我就这样钻进了那台效率非凡、万无一失的机器之中。第二段旅途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几乎全程都在沙漠上方。葛洛修斯不想让我觉得有种被强迫参加黑社会的感觉，他故意表现得很低调，并没有兴奋地向我介绍有哪些黑暗的秘密正在终点等着我。

从空中俯视，研究基地的整片复合楼群像一颗不规则的星星半掩在沙海之中。黄色推土机在沙丘周围轧过，就像一群甲虫。我们降落在最高那栋楼的楼顶平台上，其建筑风格毫不令人愉悦，就是一堆巨大的水泥块。这里始建于五十年代，当时用作核试验新场地的指挥中心和生活区。随着爆炸冲击力的增强，旧的试验场已弃置不用。每次重要的试爆之后，即便远至拉斯维加斯，窗户也会被震碎。新的试验场坐落在沙漠腹地，距离建筑群约三十英里。这片楼群做了加固处理，能够抵御冲击波和放射性尘埃。

整片楼群周围环绕着一圈倾斜的护盾，盾面冲着沙漠，其功能在于打碎爆炸的冲击波。所有建筑都没有窗户，墙壁是双层的，中间很可能注满了水。通信部门设置在地下。而地面上方的员工住房和办公楼都是椭圆形的，选址也很讲究，即便在冲击波波阵面反复反射、偏转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任何危险的共振。

不过这些全都只是当年的设想，因为建设尚未完工之时，当局就签署了暂停核试验的条约。建筑的钢制大门从此闩死，通风井封得严严实实，各种机器和车间设备被仔仔细细地包裹起来，放入灌满润滑剂的容器中，然后保存在地下。（街道下方有一层地下室，用作储物间和军火库；那下面还有一层，是高速地铁用的隧道。）这个地方保证完全与世隔绝，于是五角大楼的某人把它分配给了其主之声计划。这或许还有另一重考虑——当年投资数亿美元建造了这堆钢筋水泥，好歹也算物尽其用。

沙漠虽未能进入这个楼群，却用黄沙将之吞没。所以一开始有大量的清扫工作要做。人们发现原来的输水管道已经不工作了，因为地下水位发生了变化，必须打新的自流井。同时，生活用水暂时依靠直升机从外部运输。人们把这些事巨细靡遗地讲给我听，好让我觉得应该庆幸自己来晚了。

巴洛因在楼顶平台上等我，这里是直升机主停机坪。楼里就是项目的管理部门。我们俩上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在华盛顿。巴洛因身材臃肿，是常人的两倍；他智力更非凡，是常人的四倍——至少四倍。在我看来，巴洛因本人比他取得的成就更伟大，目前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因为在才华横溢的人身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所有控制精神力量的马匹都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巴洛因有点儿像圣托马斯[12]，我们知道托马斯也是个大块头，小点儿的门都钻不进去。他还有点儿像年轻的亚述巴尼拔[13]（但是没有大胡子），总是想要做更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我怀疑——这纯粹是我的猜测——巴洛因在这么多年中给自己做了很多次“心理整形手术”。本书前言在讨论我自己的性格时也提到过这种“手术”，但巴洛因的手术应该基于不同的原则，并且规模更大。巴洛因暗地里对自己感到悲哀（重申一次，这只是我的假设），因为他胖得像一大团黄油，而性格却羞怯到令人心疼。于是，他摆出了一副可以被称为“迂回讥讽”的行事方式，不管说什么都要带上引号，还有夸张而刻意的重音，好像是即兴发挥，搞了一连串角色扮演。因此，不太了解巴洛因的人在面对他时，往往感到十分困惑。他们几乎无法判断这个人到底觉得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也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一本正经地说事儿，还仅仅是在用言语自娱自乐。

这套充满嘲讽意味的“上引号——下引号”把戏最终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而且使他能够说一些倘若从他人口中说出来就绝对无法被原谅的话。巴洛因甚至可以肆意嘲笑自己，因为这套把戏虽然简单，但是他经过坚持不懈地反复运用，已练得炉火纯青，叫人拿他完全没辙。

利用幽默和自我嘲讽，巴洛因在自身周围建造了一套隐形的防御体系，即使是我这样认识他多年的人也无法预测他的反应。我认为他为此付出了特别的努力。他行事有时候像小丑般滑稽，尽管看起来完全是自然的，但我觉得那其实是他偷偷计划好的。

我们的友谊始于这样一个事实：巴洛因起初看不起我，后来又嫉妒我。这两点我都觉得很有趣。一开始，巴洛因认为他自己作为一位哲学家、人文学者，这辈子都不需要数学；他关注精神层面的课题，认为关于人类的知识比关于自然的知识更重要。可是后来，就像卷入了一场不正当的情事似的，巴洛因卷入了语言学中；他开始与当时主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搏斗，并极不情愿地喜欢上了数学。于是，他同样不情愿地踏上了我的领地。巴洛因意识到他的数学造诣远不如我，他承认了这一点，但把话说得仿佛我和我的数学才是笑柄。我提到过吗，巴洛因活得好像文艺复兴时代的名人似的？他家里永远有许许多多访客，不到半夜十二点，你根本没机会跟主人私聊几句。这可真是气死人。

目前我所谈到的仅仅涉及巴洛因围绕自己的性格所建筑的防御体系，而不是他的性格本身。我们需要用一个特别的假设来洞察高墙之内究竟生活着怎样的巴洛因。这个假设是恐惧。我不知道他在恐惧什么。可能是恐惧他自己。他肯定有很多东西要隐藏，所以才大费周章地使自己被喧嚣包围；他永远有如此多的主意、计划、项目，并且牵扯进大量没有必要的事务中。他是许多社团的成员，参加音乐学院，还热衷于回答科学家的各类学术问卷和民意调查。他故意让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因为那样他就不必面对自己了——因为他永远不会有时间。他处理别人的问题，并且极其善于理解他人，所以旁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也很了解自己。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多年来，巴洛因把各种制约强加于自身，直到它们硬化，成为他外在的、公众可见的本质——一位理性的、知识渊博的活动家。他主动选择成为西绪福斯；他努力的程度足以掩饰任何失败，因为如果他为自己的活动制定了规则律法，那么就没有任何人能够确定他是完成了所有预定要做的事情，还是有时候也会栽跟头。更何况他还吹嘘自己的失败，称自己的智力微不足道，而且这些话语都是炫耀般的引用。他天生就有一种特殊的洞察力，能够迅速把握任何问题。即便是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问题，他也能立刻从合适的角度切入，像是受本能驱使一般。他是如此傲慢，以至于永远在委屈自己故作谦虚，仿佛那是个游戏。他又是如此热切，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证明自己，维护自己的优点与价值，同时又加以否认。

巴洛因的书房就像是他灵魂的投影，里面的一切都庞大无比：抽屉柜、书桌，他的鸡尾酒壶大得能淹死一头牛犊。从巨大的窗户到对面墙壁之间是一片书籍的战场。显然他需要这种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的混乱——在他的书信里也是一样。

我这样描述我的朋友，可能会引起他的不满，尽管我也是用这种方式剖析我自己的。我不知道究竟是项目人员中的哪个因素最终决定了项目的命运。也许未来能有别人搞明白这个问题。因此，为将来的研究考虑，我会在这里介绍一些我无法整合进大局中的零碎信息。

巴洛因热爱历史，痴迷于历史，他开着倒车驶向未来。对他而言，现代性只会摧毁价值体系，而技术是魔鬼的工具。即便我说得夸张了，也没有夸张太多。他深信人类的巅峰期在很久之前就已结束了，可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现在人类已经走上了一段漫长而加速的下坡路。尽管巴洛因是一位复活自文艺复兴的智者，他却喜欢跟我认为最无趣的一群人交往，即便他们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威胁——我指的是政客。巴洛因自己并没有政治野心；或者说，即便他有，就连我也瞒过了。但是，在他家里随时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州长候选人、他们的配偶、国会议员、希望挤进国会的议员、满头灰发步履蹒跚的参议员，还有那些只混了二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政客身份的人，他们的职位像蒙着一层迷雾般模糊（绝对是质量最棒、能见度最低的迷雾）。

我尝试与这些人对话（感觉就好比扶着一具尸体的头部，但为了巴洛因我愿意这么干），可五分钟后就崩溃了，而他能够连续几个小时与他们交谈——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不知怎的，我从来没直截了当地问过他这个问题，但现在事实证明，他维持那些人脉有了成果。在筛选其主之声计划的科学总监候选人期间，所有人——所有的顾问、专家、理事会成员、委员会主席和五星上将——都只想要巴洛因，都只信任巴洛因。然而我知道，他根本不愿意担任这个职位。他是多么聪明的人，自然早就意识到即将形成的两个团体之间迟早会产生丑陋的冲突，而他的工作正是要维持项目内部的团结。

关于曼哈顿计划和该项目指挥者的命运，人们要记住的只有那些科学家，而不是那些将军。在后者都加官晋爵并平静地着手撰写回忆录时，前者却以令人惊讶的一致性齐齐受到了来自“两个世界的排斥”，即政治界和科学界。与总统会面之后，巴洛因改了主意。我不相信他能被任何话语说服。总统只是提了一个请求，一个巴洛因有能力完成的请求。仅此一点就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冒险，赌上一切，赌上他的整个前程。

此处我陷入了劣质新闻稿的笔调，因为除了一切外部因素，巴洛因必然也受到了真正的好奇心驱使。还有一个原因是，拒绝会显得怯懦。只有一个对恐惧感日渐生疏的人，会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怯懦时表现出怯懦；而一个胆怯的、对任何事情都没把握的人，是没有勇气这样彻底暴露自己的，他没有勇气去承认怯懦支配着自己的人格。但是，即便这种绝望之情影响了巴洛因的最终决定，事实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他是该职位的正确人选，他能胜任整个项目中最苦的差事。

有人告诉我说，奥斯特将军（也就是其主之声计划的首席行政官）没法好好和巴洛因打交道，所以他主动辞去了职位。与此同时，巴洛因表现出一副异常渴望退出项目的样子，并且大肆抱怨华盛顿方面不接受他的辞呈。而奥斯特的继任者急切地想避免与政府高层进行不愉快的交流，于是尽一切可能满足巴洛因的要求。等巴洛因觉得自己的位子已经坐稳了，他才提议让我加入科学委员会，他无须再以辞职作威胁。

我们的会面现场没有记者也没有闪光灯；当然了，任何形式的宣传都不允许有。当我从直升机里出来踏上楼顶时，我能看出他真的很激动。他甚至想要拥抱我（我可受不了）。他的随从恭敬地站在较远处，那阵仗像臣民迎接领主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人都清楚感受到了这情形是多么荒唐可笑。楼顶上一位穿制服的军人都没有，我当时猜想这是因为巴洛因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排除在了我的视线之外，这样我就感受不到敌意。但是我错了——不过仅错在低估了他的影响力，因为我后来发现，他规定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员都不许穿军装。

在他的办公室门上，有人用口红写了几个巨大的字母COELUM[14]。当然了，巴洛因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个不停，但是当他一刀切般地把随行人员都挡在门外之后，他才真正显得神采飞扬满怀期待。我们终于可以直视彼此的眼睛了，而且无人打扰。

我们凝视着对方，那种眼神我称之为“纯粹的动物般的同情”，此时尚没有任何事情能损害这种老友重逢的喜悦。尽管我对项目涉及的机密非常好奇，但我首先询问的是其主之声计划与五角大楼的关系，还有项目的行政管理问题，尤其是研究的潜在成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自由使用。他半心半意地试着用国务院那套冗长沉闷的官腔来回答我，而我的态度变得比预想的更加尖锐，结果是我们俩之间的关系闹得有些紧张。直到晚餐时两杯红酒下肚我们才和好如初（巴洛因无酒不欢）。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沾染官场的恶习，他当时打官腔只是为了投入尽可能多的音节，传达尽可能少的含义——因为他的办公室里藏着各种窃听设备。几乎所有的办公楼和实验室里都有那些电子小玩意。

我是几天之后从物理学家那里听说此事的，而他们似乎完全不受困扰。他们把这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跟沙漠里的沙子差不多。但是，这些物理学家不管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个小小的干扰设备，挫败了周围无所不在的保护，他们幼稚地为此喜悦。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为了让那些整日呆坐着监听所有谈话的神秘小角色（我从未亲眼见过任何一个）不会感到太过无聊，我们在讲笑话，尤其是讲低俗笑话的时候，会把反窃听设备关闭——习俗就是如此。但大家建议我不要在电话里谈论任何事情，除了跟行政部的女孩子约会。如前所述，整个社区里都没有任何人穿制服，连提都没人提起。

参加科学委员会会议的唯一非科研人员是尤金·阿尔伯特·奈伊博士（不过是法律博士[15]），整个其主之声计划中最讲究穿着的男士。他是代表马斯兰德博士出席的（巧的是，马斯兰德博士正好是一位四星将军）。奈伊很清楚，年轻的科学家特别喜欢嘲弄他。他们互相传递索引卡片，上面的图表和数字看起来跟天书一样；或者，他们悄悄地交流极端激进的观点，假装没看见他。

奈伊以圣徒般的镇定容忍这些恶作剧，他总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做到了令人钦佩的程度。有次在宾馆的餐厅里，某人给他展示了一个小小的、带拾音器的信号发射机，不比一根安全火柴更大。那东西是从某间客房的电源插座后面找出来的。这一切都丝毫不能使我发笑，尽管我有敏锐的幽默感。

奈伊代表了一股真实的力量，他的礼貌和对胡塞尔[16]的热爱都没有令他变得招人喜欢。他当然知道同事们针对他的玩笑、挖苦和失态其实是一种补偿，因为事实上他才是整个项目背后静静微笑的动力之灵——或者说是戴着天鹅绒手套的统治者。他就像是派驻在土著中的外交官。绝望无助的土著往这位可敬的先生身上发泄怨恨，有时在怒气的驱使下，土著们甚至会粗暴行事，搞搞破坏。但是，外交官却能轻易容忍这种示威行为，因为这正是他被派到那里的原因。他知道，即便自己受到侮辱，那侮辱也不是针对他个人的，而是针对他所代表的权力。因此，他会更加认同那种权力——一种很实用的思维方式，因为这种非人格化为他提供了一种持续而安全的优越感。

有些人并不代表自己，而只是一个有形体的、物质化的符号，他们本质上是抽象的，尽管可能打着领结、夹着吊裤带；他们代表着一个视个体为物体的组织，他们是这种组织在本地的化身——我憎恶这种人，而且我无法将这种憎恶转化为滑稽或讽刺之类的情绪。从一开始奈伊就感觉到了我的敌意，他对我总是敬而远之，仿佛我是一条恶狗；若非如此，此人就无法实现他的作用。我向他展示了我的蔑视，而作为回报，他以非人格化的方式对我产生了兴趣，尽管他永远是彬彬有礼的。这当然只会让我更加恼火。在此类人眼中，我的人类形态只是一个外壳，里面装着实现更高目标所需的工具——他们知晓那些目标，而我无从得知。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居然真的能提出切实的观点，但那也有可能只是他出色的模仿。

拉帕波特对待奈伊的态度更加非美国化，更加“缺德”。还记得索尔·拉帕波特博士吗，首位发现“群星来信”的人？他曾把某本十九世纪图书中的章节读给我听，书中描述了怎样训练猪寻找松露。那是一篇不错的文章，作者用那个年代典型的高雅腔调告诉读者，人类的理性为了达成目标，是如何利用猪的贪婪食欲的——猪每拱出一块松露，人就扔一把橡子给它们吃。在拉帕波特看来，科学家们即将成为这种理性养殖业的一环，事实上它已经在其主之声计划中得到了实践。拉帕波特做出这番预言时态度极其严肃。松露收购商对于这些猪的内心生活没有任何兴趣，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猪搜寻活动的结果。当局与我们的关系亦是如此。

不可否认，科学家的理性养殖业受到了传统遗俗的阻碍，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产生的那些欠考虑的情绪，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除了装备精良的研究场地——也就是说，闪亮的实验室——还应提供其他设施，以便使我们摆脱任何可能的沮丧情绪。比如说，在一间大厅里摆满专门用于殴打的人体模型，做成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形象，以满足科学工人的攻击本能。或者这名科学家还可以去专门地点释放性欲等等。拉帕波特解释说，通过适当地使用这样或那样的发泄方式，科学之猪就可以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寻找松露。这是新的历史阶段对科学家们提出的要求，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同时也为人性毁灭埋下祸根。

拉帕波特丝毫不掩饰他的观点。我饶有兴致地观察同事们对他这番声明的反应（当然不是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来的）。年轻人只是哈哈大笑，这令拉帕波特很生气，因为他的思考和发言都是很真诚的。但是他无计可施。个体的人生经验是无法向他人传递的。拉帕波特来自欧洲，在军方人员和参议员的思维里，欧洲就等同于威胁。因此，若不是他意外地成了“群星来信”的发现者，他是绝无可能加入其主之声计划的。当局之所以批准他成为我们的一员，仅仅是怕他“泄密”。

拉帕波特1945年移民到了美国。在战前就有不少专家听说过他的大名。很少有哲学家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受过真正彻底的学校教育，而拉帕波特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果然在其主之声计划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研究基地的宾馆里，拉帕波特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我们俩没过多久就熟络了。他三十多岁时孤身一人离开了祖国，他的全部家人都在纳粹的大屠杀中惨遭杀害。他对往事绝口不提，除了那天晚上，在我把我和普罗瑟罗的小秘密告诉他之后。或许是为了回报我对他的信任，或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拉帕波特告诉我，他曾在自己家乡目睹了一场大规模行刑，我想时间大概是1942年。

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行人，被随机从街上拉走。他们把人分成小组，然后一组组击毙。行刑场地设在一座监狱的院子里，那里不久之前遭到了轰炸，一侧翼楼还在燃烧。拉帕波特讲述这些细节时异常冷静。无辜的人群被驱赶着走向那栋建筑，他们看不见行刑的场景，只能感受到背部像有巨大的烤箱在灼烧；枪击是在一堵破墙后面完成的。剩下的人排队等着轮到自己，有的已经神情恍惚，比如拉帕波特；另一些人疯狂地试图自救。

他记得有个年轻人冲向一个德国宪兵，大吼说他不是犹太人——说的却是意第绪语，大概因为他不懂德语。拉帕波特感受到了这场面中蕴含的疯狂的喜剧意味，他突然意识到最宝贵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这能让他与眼前的现实拉开一种智力上的距离。他客观而缓慢地对我解释此事，因为他不指望我这个“大西洋对面”的人能理解这种经历。当时他必须找到一种外在的价值，作为他头脑的支柱。但这完全不可能，于是他决定相信轮回转世说。坚信这个念头十五到二十分钟应该就够了。可他还是做不到，因为轮回转世实在太抽象了。他看到有一群军官在离行刑地点稍远的地方站着，于是他从中选定了一个，那人的样貌十分出众。

拉帕波特向我描述那人的样子，仿佛眼前就有一张照片似的。那是一位年轻的战争之神：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身着作战服，衣服的银边似乎因受热微微变得灰白。他全身装备齐全，领子下戴着铁十字徽章；望远镜装在盒子里，挂在胸口；头盔压得很低；左轮手枪的皮套方便地移向腰带扣环；他戴着手套，手里还捏着一块干干净净的手帕，叠得整整齐齐。他不时地举起手帕捂住口鼻，因为行刑的时间太长了——从那天一大早就开始了，而翼楼仍在燃烧，火焰蔓延到了院子的角落，那里堆放着早些时候倒下的尸体，开始飘散出人肉烧焦的恶臭。可当时拉帕波特并没有意识到尸体的甜腥气息，他是看到那位军官使用手帕时才醒悟过来的——这个细节他印象很深。那时拉帕波特告诉自己，在他被击毙的一瞬间，他就会转世变成那个德国人。

他非常清楚，不论从哪种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包括轮回转世说在内，这个想法都是完全的无稽之谈，因为“那具身体中的空间”已经被占用了。但不知何故，他并不在乎这一点；事实上，他盯着这个男人看得时间越长、越贪婪，他就越能牢牢地抓住那个念头，支撑到最后一刻。他好像已经得到了那个男人的支持。那个男人会帮助他。

拉帕波特讲述这些时神情依旧冷静，但我觉得他的嗓音里存有一丝对“年轻神祇”的钦佩之情。那位军官如此专业地、铁石心肠地指挥了整场行动，脚都没有移动过一步。他没有大吼大叫，也不像他的下属那样陷入对囚犯拳打脚踢的迷醉状态。在那一刻，拉帕波特甚至理解了这一点：那些下属不得不如此行事，他们为了回避这些受害者，只能躲在对受害者的憎恨里，但这种恨是无法自然产生的，唯有通过粗暴的行为激发。他们必须用步枪的枪托不停地痛打犹太人，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直到血在脸上结痂。因为这能让那些面孔变得丑恶，变得不再像人类。这样一来——用拉帕波特的话说——他们在作恶时，心中就不会产生恐惧或同情。

但是，那位穿银边制服的年轻的神并不需要这些或是其他任何方法，他的行事姿态完美无缺。他站在一个稍显位高权重的位置，举起白手帕捂鼻子的动作像一位颇有教养的决斗者。他既是这座监狱的主人，又是司令官，一人身兼二职。在那些厚墙之后，隔着徒剩格栅却无玻璃的窗户，火焰在咆哮。升腾的热气推动灰烬像雪花般在空中飞舞，但没有一星半点落在军官的身躯和他的白手帕上。

面对着如此完美的场景，拉帕波特成功地忘记了自己。这时监狱的大门突然打开了，一个电影摄制组驶了进来。有人用德语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命令，枪击立刻停止了。拉帕波特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对我讲述这件事时也还是不知道。也许德国人是要拍摄一堆尸体，把这个镜头剪辑在新闻影片里，充作敌方的行径（此事发生在东线战场附近）。这些被屠杀的犹太人有可能被展示成敌方的受害者。实际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但拉帕波特并没有提供任何解释，他只是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

紧随其后的是拉帕波特的失败。还活着的人被排成一队接受拍摄，这时，拿手帕的军官要求出一位志愿者。拉帕波特立刻意识到自己应该向前迈一步。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应该自告奋勇，他只是觉得，如果不这么做，他的下场会很惨。这一刻到来了，他用上了全部的意志迈步，但脚一点儿也没动。军官给了他们十五秒的时间思考，然后转过身去，随意地对一个年轻士兵柔声说话。

拉帕波特的哲学博士学位是凭借一篇精彩的逻辑学论文获得的，他无须运用整个三段论就能想明白：要是没有人站出来，所有人都得死；因此，现在站出来的那个人谈不上“冒风险”。其中的逻辑简单、清晰、确定无疑。他再次鼓起勇气——这次真的全无后顾之忧，脚却还是动不了。还差最后几秒时间就要到了，这时终于有人挺身而出。两名士兵架着那人消失在一堵破墙后面。传来几声左轮手枪的枪击声。年轻的志愿者又回到了队伍里，满身血迹，不知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傍晚时分，大门终于敞开了，在清冷的暮色里微微晃动。捡回了一条命的人们走向空荡荡的街道。

他们一开始还不敢跑，但德国人对他们毫不理睬。其中的缘由拉帕波特也不知道。他并不试着分析德国人的行为；就像命运，根本无须解释。

那位志愿者——需要说说他吗？——他的任务是移动被处决的尸体，里面若还有活着的人，士兵就用左轮手枪击毙。拉帕波特认为我完全不理解这个故事，像是要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他问了我几个问题：那名军官为什么要找志愿者？他们已经准备屠杀更多的人，为什么还要饶了这一个志愿者？根据那天的情况看，这是毫无必要的。再者，他为什么不提前说一句“志愿者不会受到伤害”？我承认，这几道测验题我都考砸了：我回答说，也许德国人这么做是出于蔑视，他们不屑于与受害者对话。拉帕波特听了大摇其头。

“我也是后来才理解的，多亏了另一些事情。”他说，“虽然那位军官对我们说话了，可是你看，在他眼中我们并不是人。他知道我们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但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算人。他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即便他想跟我们解释清楚，也没必要这么干。这个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我们，但他绝不可能与我们谈判，因为受邀谈判的那一方至少要在某些方面与发起方是平等的，而在那个院子里，只有一方——他和他的手下。这是一个逻辑矛盾，没错，但他完全按照这个矛盾行事，并且一丝不苟。他的手下头脑愚钝，并不具备这种更高级的认识；而我们的身体、四肢、面孔和眼睛之中呈现出了人的属性，这使他们在履行职责时有了一些顾虑；因此他们不得不屠戮那些身体，使它们看起来不像人。但对那位军官而言，如此原始的手段已不再必要。这种解释通常是隐喻性的，被视为一种寓言，但在这里，我说的完全是字面意思。”

关于他的这段往事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事情，我们都再没提起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要一看见拉帕波特，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向我绘声绘色描述过的那些场景：到处是弹坑的监狱院子，因头部受伤而满脸黑红的人们，还有那位军官——拉帕波特欺骗自己，令自己想要占据那具躯体。我不知道那场浩劫在他脑海中还残存着多深的印记。不论何时，拉帕波特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人，但同时他也很滑稽。此处我要描述一下他每天是怎么离开房间的（我并非有意偷窥），这一定会引起他的不满。在宾馆走廊的电梯旁边有一面大镜子。拉帕波特的胃不好，他口袋里总是塞满了一瓶瓶五颜六色的药片。每天早上出门时，他总会对着镜子吐舌头，看看舌头是不是被染色了。这是他每日必做之事，要是他哪天略去了这个步骤，我会觉得格外异常。

在科学委员会的会议上，拉帕波特总是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非常惹眼，但他极反感尤金·阿尔伯特·奈伊博士的发言。奈伊的话不多却都圆滑老练。要是不想听他说话，你可以观看拉帕波特的面部表情，他总是在戏仿奈伊。拉帕波特会皱起眉板着脸，仿佛突然察觉到舌头上沾了什么脏东西。他还会拉长鼻子，抓耳挠腮，对着正在发言的奈伊挤眉弄眼。那副表情像是在说“你开玩笑呢吧”。终于有一次，奈伊失去了耐心，他直率地问拉帕波特是不是有什么议题要争论。而拉帕波特一副惊恐又无辜的样子，他连连摇头，举起双手，说自己无话可说，绝对无话可说。

我描述这些细节，是为了从一个不那么官方的角度向读者展示该项目的核心人物，同时介绍这个与世隔绝之所的特殊气氛。要知道，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巴洛因、奈伊、拉帕波特和我，我们这些彼此毫无相似之处的人，为了完成“建立星际接触”的任务，竟然聚在了一起。而这样一支差劲的外交队伍，竟要代表全人类面对宇宙。

尽管性格各不相同，我们却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有机体，共同研究“群星来信”。我们这个群体有自己的习俗、节奏和社交模式，而且在官方、半官方及私人层面上有着微妙的差异。所有这些共同铸就了研究所的“精神”，且不止于此——社会学家定然乐意称之为“当地亚文化”。其主之声计划最红火的时候有将近三千人，而笼罩着该项目的氛围异常独特，时间久了令人厌倦不堪，至少我感觉如此。

李·莱因霍是其主之声计划最老资格的成员之一。这位物理学家年轻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他告诉我，这两个研究项目的气氛完全不相同：曼哈顿计划是自然科学的一次大突破，尤其是物理学；而我们的其主之声计划仍根植于人类文明之中，无法摆脱这种依赖性。莱因霍称其主之声计划为“对人类文化的宇宙不变论的一场考验”。这说法惹恼了我们的许多同事，尤其是人文学者。因为莱因霍天真地用人文领域内的发现来夸耀他自己。他除了在自己的（物理）小组内搞研究，还研究与之无关的材料——过去几十年间来自全世界的各种资料，最主要的就是讨论宇宙通信的语言学资料，尤其是“封闭语义语言的破解”。

项目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堆砌成山的已有研究资料现在毫无用处。这些参考书目我也都很熟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有五千五百多种。而有趣的是，此类书籍和文献仍以相当可观的数量继续涌现于世，而除了一小撮被选中之人，整个世界都对“群星来信”一无所知。接着，在半官方的研讨会上，莱因霍又为我们介绍了“星际语义学”领域的最新动态——他刚从邮件中收到了一大堆相关文献。这使得在场语言学家们的专业自豪感和忠诚感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他们的一句句论证之词缀着数学的蕾丝花边，但毫无价值且漏洞百出。场面着实滑稽，同时令人沮丧。

会议上剑拔弩张。语言学家指责莱因霍恶意嘲讽他们。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争执成了当天最重要的议事日程。前者我们戏称之“精灵”，后者则是“矮人”。项目内部两“党”共存，而且黑话词汇丰富，这对于未来的社会学家是颇有价值的课题。

巴洛因把一整套人文研究领域都纳入了项目的研究组框架，这个决定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他自己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文学者，并且也热爱这一行。但是这种竞争并没有带来什么产出，因为我们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以及哲学家们拒绝使用那些数据作为研究的原始材料。因此，只要“精灵”部门一开研讨会，就有人在公告板研讨通知的标题旁边写上SF两个字母，意思是“科幻小说”。不幸的是，这种幼稚的涂鸦玩笑正适合这些贫瘠荒芜的会议。

大型会议几乎总是以公开的争吵作结。要我说，最任性的莫过于精神分析学家，他们提出的要求尤其激进——他们想要合适的专家解读出星际信息的“字面层次”，以便他们着手分析发信文明所使用的整个符号系统。当然，这不可避免地招来了他人的反驳，反驳者提出了大胆的假设，比如说，那个文明可能是无性繁殖的，而这必然导致其“符号词汇”的去性别化，因此任何精神分析方面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发表这番见解的人会立刻被贴上“无知”的标签，因为现代的精神分析不再是原始的弗洛伊德式的泛性论。在这样的会议上，如果一位现象学家也开口发言，那么各种反驳和异议亦会无穷无尽地涌出来。

因为我们陷入了名副其实的“丰富的窘境”[17]，我们富余了太多没必要的“精灵”专家——甚至涉及像精神分析史和古文字学这样的神秘领域（我始终记不住古文字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尽管我记得有人对我解释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巴洛因接受五角大楼的委任似乎是个错误的决定。那些顾问只记住了一条准则，而且他们任何时候都奉行：如果一个人挖一立方米的坑需要十个小时，那么十万个人一起挖，只需要一瞬间就能完成。要知道，这一大群人在挖出第一铲土之前，就会用铁锨把彼此敲得头破血流；与之相似，我们那些可怜的“精灵”并不从事“生产”，而只是扭打在一起——主要是他们内部混战，但有时也会跟我们战斗。

如果五角大楼坚信投入和产出必然成比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他们认为一个问题如果五个专家解决不了，那么五千个专家一定能解决。一想到我们的保护者竟然持这种观点，我就觉得毛骨悚然。我们那些不幸的“精灵”饱受沮丧情绪和各种情结的折磨，因为他们被谴责完全无所事事，尽管这种无所事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在我刚加入其主之声计划的时候，巴洛因私下对我坦言，他的梦想——压根不可能实现——是抛弃全部的学术压舱物，好让这艘船开得更快。这根本想都别想，理由非常现实：不管是谁，一旦加入了其主之声计划，就不能简简单单地说走就走；离开的人可能会“撕开封条”，也就是说，会把这个大秘密泄露给外面那个广阔的、尚未起疑心的世界。

所以巴洛因必须是一个机智的外交天才。他时不时地就能想出一些任务——或者说，看似任务的东西——交给“精灵”们去做。针对人文学者的笑话只会激怒他，而不是逗乐他，因为这些俏皮话揭开了他的旧伤疤。举个例子：有一次意见箱里出现了一份提议，建议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调离原岗位，不再研究“群星来信”，而是转到医生岗位上，为那些因无法破译信息而遭受巨大压力的科学家提供心理咨询。

华盛顿的顾问们也令巴洛因抓狂。他们隔不了多久就会冒出一个新点子，比如说，他们一直坚持按照流行的“头脑风暴”原则组织大型跨部门研究团队。这将会取代独立思想者的头脑，仅专注于一个问题，由一个庞大的集体团队在某个特定主题上进行“出声思考”。为了抵制此类金玉良言，巴洛因尝试了各种不同的策略——被动的、主动的，甚至报复性的。

我自然而然地被“矮人”吸引，这会被视为心有偏袒，但我必须要说，最开始我是没有任何偏见的。加入其主之声计划后，我立即开始研究语言学，因为它对我来说似乎是绝对必要的。我很快就惊讶地发现，当涉及该领域最主要、最基本的概念时，语言学家们根本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要知道语言学已被视为一门精确的、量化的、数学化的科学。语素和音素到底是什么？老天哪，语言学权威们甚至连这些最基本、最初级的问题都谈不拢。

可当我诚心诚意向合适的人请教：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到底是如何取得任何成果的？这天真的问题却被他们认为是嘲讽。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交火的两方夹在了中间，我原以为要劈柴就不用在乎木屑四溅。只有像拉帕波特和迪尔那样善良的人会把我拉到一边，给我介绍精灵——矮人共存的复杂心理社会学，这有时也被称为“冷战”。

我必须说，“精灵”们的工作并非毫无价值。以韦恩和特拉克斯勒的跨学科团队为例，他们的理论工作被证明是非常有趣的。该研究致力于开发“被剥夺潜意识的有穷自动机”，即能够“完全自描述”的系统。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来自“精灵”那一边，只是这些研究与“群星来信”之间无甚关联。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嘲笑“精灵”——我确无此意，我只是想告诉读者，为了应对第一次接触，地球上运行着一台多么庞大而复杂的机器。这台机器为其自身、其工作带来了多少麻烦，而且这对于进一步实现其正确目标显然没有任何帮助。

另外，就物理舒适性而言，我们的日常生活条件也很差。在这片楼群里我们没有汽车可用，因为原先铺好的道路已被沙丘覆盖。居住区域内运营了一条迷你地铁线路，也是当年建造的，当时他们需要搭乘地铁去往核试验场。所有建筑都支撑在巨大的混凝土柱子上，柱子由沉重的灰色长方块堆叠而成。在那下面，只有灼热的风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热风强劲有力，像是从冶金高炉里吹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风会卷起那些可怕的、微红的、细得异乎寻常的沙子。在你离开气密住宅区的一瞬间，沙子就吹得到处都是。我们的游泳池都设置在地下，否则完全不可能游泳。

但是，当需要从一栋建筑去往另一栋建筑时，很多人宁愿顶着难以忍受的热浪走地面的街道，也不愿使用地下交通设施。因为在地下，人们活得像鼹鼠一般，仿佛这还不够糟糕似的，你每走一步都能发现各种提醒你楼群历史的标志。比如巨大的橙色SS标志——我记得拉帕波特跟我抱怨过——它们白天都会发光，提醒你通往避难所的路径。我认为SS是“避难站点”的缩写，不过我现在不太确定了。不仅仅是地下，就连我们的工作区域也有发光的“紧急出口”“辐射隔离屏障”指示牌。在建筑入口处的混凝土盘上印着“冲击承受力”的字样，旁边的数字表示该结构可以承受多大的波阵面冲击力。走廊拐角和楼梯平台上立着红色的大型辐射净化柱，还有许多手持式盖革计数器可供选择。

宾馆也是如此，大厅里所有的非承重墙、轻薄隔墙和窗格玻璃上都相应地贴上了鲜红的大字警告：在核试验过程中，停留在此处是不安全的，该区域不能承受冲击。最后，街道上仍保留了一些巨大的箭头，它们指示了哪个方向的冲击波最强，以及在给定位置上冲击波反射的矢量分量是什么样的。总的印象就是，你正站在臭名昭著的“爆心投影点”，热核爆炸随时都可能把你头顶的天空撕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标志中只有少数被涂抹了。我问为什么不把所有标志都移除，人们笑着告诉我，已经移除了一大批了，还有警报器、盖革计数器和氧气瓶，但楼群的管理方要求剩下的这些维持原样。

作为一个新来的人，我对环境的感知更敏锐。楼群的核试验背景起初令我相当烦躁。可后来，当我开始沉浸于“群星来信”的问题时，我就和其他人一样，不再注意到那些标志了。

一开始，研究基地各方面的条件都令我无法忍受——我指的不仅仅是气候和地理位置。假如在新罕布什尔时葛洛修斯就告诉我，我将飞往一个每间厕所、每台电话都被窃听的地方，假如我能够从那么远的距离之外观察尤金·阿尔伯特·奈伊，我就不仅能在理论上理解，也更能直观感受到这一点：一旦我们实现了当局的期望，我们的全部自由就将在那一刻消失。那样一来，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同意加入了，谁知道呢。不过即便是红衣主教团也有可能受引导而犯下食人的禁忌，只要负责引导的人足够耐心且循序渐进。心理适应机制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如果当年有人告诉居里夫人，她创立的放射性理论在五十年后将会导致百万吨级的炸药量和超量毁伤力，她也许就不敢继续研究了——在听到这么可怕的预言之后，她肯定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平静心态。而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些，估算尸体数量的人动辄以十的八次方、九次方甚至十次方计数，没人会觉得他们疯了。适应并接受一切的能力正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完全灵活可塑的生物是没有固定的道德可言的。

5

著名的“大沉默”[18]被地方战争的喧嚣淹没了半个世纪，后来终于得到了许多天体物理学家的承认。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因为从奥兹玛计划[19]到澳大利亚人的多年努力，持续的无线电波检测始终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天体物理学家之外的其他专家也都在工作：他们设计了LOGLAN[20]、LINCOS[21]等一系列人造语言作为建立星际通信的工具。人们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比如，传输电视图像要比传输词句更经济。关于接触的理论和方法论慢慢增多，多到能建立一座图书馆。一个文明如果想同其他文明交流，现在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应该如何操作了。第一步是发送宽频带的呼叫信号，信号要有节奏，以首先展示其人工本质，然后通过频率告诉对方应该在哪个千赫或者兆赫范围内寻找真正的传输内容。传输内容应以系统地呈现语法、句法和词汇开始。这将是一本为整个宇宙编写的指南，即便对最遥远的星云也适用。

但实际情况是，这位未知的发信者十分失礼，他犯下了一个可怕的社交错误。其信件没有前言、没有语法也没有自带词典——就是一封冗长无比的信而已，记录在将近一千米长的磁带上。当我了解到这一点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封信要么不是发给我们的，我们只是偶然躺在了两个“交谈中”的文明中间；要么就是发给那些已经跨过某道“知识门槛”的文明的——这些文明既能发现巧妙隐藏起来的信息，又能解码其意义。如果是第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偶然接收，那就不存在“不遵守规则”的问题。而根据第二种情况，这封信就具有一种新的、极耐人寻味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这么猜想的），发信者不想让这段信息被“没资格”的文明接收、解读。

据我们所知，在没掌握编码单位、句法和词汇的情况下，破译一条信息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筛选频率反复试错，在取得成功之前人们或许要等待两百年、两百万年甚至永恒。当我发现项目的数学家中有拜尔德和沙仑，而主程序员是拉德克利夫时，我觉得不太舒服，且毫不掩饰这种不悦。已经有德高望重的这几位坐镇，我却还是被请来了，这好像有些奇怪。同时，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勇气，因为数学中确实存在着不可解决的问题，不管是你三流高手还是一流天才。所以这似乎是一个机会——若非如此，巴洛因应该会继续重用拜尔德和沙仑。显然这两人已经得出了结论：如果他们无法在这非同寻常的遭遇战中取胜，那么别人也许能行。

尽管地球上的文化多种多样，但所有语言的概念都有惊人的趋同性。“外婆去世葬礼周三”这封电报可以被翻译成你所知的任何一种语言——从拉丁语、兴都斯坦语，到阿帕奇人、爱斯基摩人和多布岛上部落的各种方言。毫无疑问，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翻译为旧石器时代的莫斯特语——如果我们懂这门语言的话。原因是人人都有母亲，母亲也有母亲；凡人终须一死；处理尸体的仪式具有文化恒常性；计算时间的原则也有文化恒常性。但是，单性别生物无法了解父亲与母亲的区别，而像阿米巴变形虫那样通过分裂繁殖的生物，连单一性别亲代的概念都无法理解。所以，“外婆”一词的含义可能无法传达。不死的生物（不断分裂的变形虫就是不死的）无法形成死亡和葬礼的概念。因此，它们必须先了解人体解剖学、生理学、演化、历史和习俗，然后才能开始翻译这封对我们来说意义清晰的电报。

这个例子很简陋，因为它假设收信者知道哪些符号携带信息，哪些符号构成了非必需的背景。而对于“群星来信”，我们的处境则不同。我们记录下来的节奏可能仅代表了，比如说，对方语言里的标点符号，而真正的“字母”或者表意符号可能是记录仪器并不敏感的脉冲，因而根本没有办法被磁带记录下来。

另一个问题是文明程度之间的差距。面对阿蒙霍特普的黄金死亡面具，艺术史学家会解读其年代与风格；宗教学者能从面具的装饰中推断当时的信仰；化学家可以展示出当时处理黄金的工艺；人类学家能判断六千年前的人种标本与现代人是否不同；医学家能根据阿蒙霍特普变形的下巴诊断出他患有激素失衡导致的肢端肥大症。通过这种方式，六十个世纪前的一件物品能给现代的我们提供的信息量，甚至远远大于物品制造者所拥有的信息量——当时的工匠懂得什么黄金化学、肢端肥大症、文化风格？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在今天写一封信，发给阿蒙霍特普时代的一个埃及人，他一定无法理解。不仅因为他不懂得我们的语言，而且因为他掌握的概念无法跟我们相提并论。

这就是关于“群星来信”的大概审议结论。按照惯例，关于它的信息被压缩成为标准文本并录制在磁带上，为前来视察的贵宾播放。我不用自己的话介绍，而是逐字引用如下：

“其主之声计划的任务是研究所谓外太空信息的方方面面，并且尝试破译它。这串信号很有可能是在某种人工技术装置的帮助下，有意向外发出的。发信的个体或群体来自某种未确定的外星文明。承载特定通信的介质是一束粒子流，这种粒子叫作中微子，其静止质量为零，其磁矩是电子磁矩的一千六百分之一。中微子是我们所知的基本粒子中穿透性最强的。这些粒子从天空的各个方向到达地球。我们可以区分这些粒子是如何产生的：有些粒子产生于恒星中（包括我们的太阳），它们是自然过程（如β衰变和其他核反应）的产物；有些粒子是中微子与地球大气或地壳中的原子核碰撞产生的。这些粒子的能量有大有小，在几万到几十亿电子伏之间。什古博夫的研究表明，构建所谓的中微子激光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该激光可以发出单频粒子束。地球上接收到的信号，可能正是由一台基于该原理的发射机发出的。多亏了休斯、拉斯卡利亚和杰弗里斯的工作，现已建造了一种称为逆变器或中微子转换器的装置，以记录中微子辐射中的不同能级。这一设备基于艾因绍夫原理（‘伪粒子交换’）建造，它利用穆斯堡尔——童效应，可以将辐射量子过滤到三万电子伏的精确度。

“在冗长的低能量子记录里，在五千七百万电子伏的频段中，发现了一个人造信号。转换成二进制码后，它包含二十多亿个单位。信号连续不断地传输。它有一个相对宽阔的辐射点，覆盖了整个小犬座α星所在的区域，以及这颗恒星附近弧度角为一点五度的区域。信息的内容和目的不明。由于通信信道的冗余度可能接近零，因此信号表现得像噪声。我们能确认这段噪声是一串信号，因为每隔四百一十六小时十一分二十三秒，整个调制序列就会重复一遍，保真度至少相当于地球上使用的仪器。

“要发现并记录这种人工信号，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有一台仪器来接受这串中微子粒子流，该仪器的分辨率至少要有三万电子伏，并且要对准小犬座的一个辐射点，该点可能从小犬座α星的任何方向偏离一点五度。第二，必须要从那一扇区的全部中微子辐射中，过滤出五千六百八十万至五千七百二十万电子伏之间的频段。第三，信号的接收时长必须大于四百一十六小时十二分钟，而且必须要把下一轮发射的开始处与前一轮发射的开始处进行比较。如果这个条件无法满足，那么接收到的信号只会被视为一种正常（自然）的噪声现象。由于许多原因，中微子天文学家对小犬座很感兴趣。因此，只要有此类专家，只要有合适的设备，第一个条件就可能相当普遍地得到满足。然而，选择出正确频段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因为那一扇区的辐射包含了三十四种其他能量的极值（这是目前统计出的数字）。在整个辐射的光谱中，五千七百万电子伏频段的极值确实显示出了锯齿峰；也就是说，它比其他由自然过程产生的能量更敏锐、更集中，但仍谈不上显著；在实践中，奇点只可能被事后发现，也就是说，只有当你已经知道该频段的信号是人工的，从而将注意力放在那里时，才能发现它。

“让我们假设，在世界上约四十座拥有拉斯卡利亚—杰弗里斯逆变器的天文台中，至少有十座在持续观测小犬座的中微子辐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中之一能过滤出信号的概率大约是三分之一（10:34）。但四百一十六小时的记录时间是相当长的。平均需要九个或十个研究项目，才能遇到一次这样的长时记录。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做出这样的推断：信号被发现的概率大约是四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而且这一发现能够以相同的概率在美国之外的地方重复。”

我一字不漏地引用了整篇文本，因为第二部分也很有趣。概率的计算过程并不是非常严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部分被纳入其中是由项目负责人的政策决定的。他们的想法是要提醒那些贵宾，因为三十分之一的发现概率并不低，而受到提醒的大人物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设法增加项目资金。（除了大型计算机之外，最大的开销是用于自动化学合成的设备的。）

要开始研究这封“信”，你必须迈出第一步，而这是最糟糕的事。前两个分句从表面上看是毫无意义的赘述，其实不然。历史上有过无数的思想家，他们真的相信一个人可以在知识上从零开始；他们把头脑看作一页白纸，认为可以用且仅用一种必要的秩序来填满它。以此构想为基础，人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这种操作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为如果不做出假设，人是不可能开始进行任何事情的。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决然不代表这不是事实。这些假设存在于人类的生理构造中，也存在于文明的混合物中。这种混合是生物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接口，之所以有这种混合物，是因为环境并没有明确规定生物为了生存必须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相反，环境给生物留了足够大的自由选择余地，其中足以容纳数千种可能的文化。

在关于恒星代码的研究工作开始时，最初假设的数量必须控制在最低限度，但如果完全没有任何假设，我们也无法展开研究。如果这些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那基于其上的工作就必然是徒劳。假设之一：代码是二进制的。总的来说，这一判断与记录下来的信号是一致的，但是人类自己的表示法系统也促成了这种记录形式。物理学家们不满足于磁带上的信号，他们还仔细检查了中微子辐射本身，即“原始代码”（记录下来的信号只是一幅图像）。他们最终认定，代码可以被认为是二进制的“合理近似”。这句话不可避免地散发出一种“证明完毕”的专横，不容置辩。下一个问题是确定这封“信”属于哪一类信号。

据我们所知，这封信可能是用一种陈述性、事务性语言“写”出来的，以意义为单位进行操作，与人类的语言类似；或者，它可以是一个“建模”信号系统，比如电视信号；它还可以代表一个“配方”，也就是说，它是生产某物所必需的一组指令。最后，这封信也可能是“超文化”代码，其中包含了一段对某个特定物体的描述，发信者只提及自然界中的某些常数，可以通过物理和数学方法被人类发现。代码可能从属的这四种类别并不是完全独立的。电视图像是将三维现象投射到二维平面上的结果，其帧率符合人眼和大脑的生理机制。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对于某些在演化层面上非常先进的生物来说是不可见的。例如，狗不会在电视上（或者照片里）认出另一只狗。此外，“物”与“物的配方”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卵细胞是一个物质实体，而对于它将长成的生物体来说，卵细胞也是一个生产配方。因此，信息载体与信息本身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多元的、纠缠的。

我们知道这种分类模式很粗劣，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我们开始着手一个接一个地排除这四种变体。相对而言，最容易验证的是“电视信号假说”。有一段时间这一假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认为是最经济的。信号被列成各种不同组合，然后输入显像管中。得到的图像看起来完全不像任何东西，但也并不是完全混乱。白色的屏幕上出现了黑点，这些黑点增加、生长、流动、消失，整个画面呈现出“沸腾”的效果。当信号以千分之一倍的速度播放时，画面就像一群群处于扩张、相互吸收和崩溃阶段的细菌。在此过程中，人眼能捕捉到一定的节奏和规律性，尽管这种节奏和规律性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对照组的实验也同时进行，研究人员将中微子的自然噪声记录输入了电视。结果是画面上没有固定形状和凝结中心，只有噪点在飘动闪烁，最后分解成均匀的灰色。当然，我们可以争论说，发信者的电视机与我们的不同——比如，不是光学电视，而是嗅觉或嗅触觉电视。然而，即使他们与我们有不同之处，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在知识上比我们先进，因此他们必然能认识到，信号接收的成功与否不应该取决于收信者与发信者在生理上是否相似。

第二种可能性因此被排除了。而验证第一种假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正如我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字典和语法系统，就不可能破解一门真正的“外语”。所以只剩下两种假设待验证，这两者被合二为一对待，因为（又一次如前所述）“物”和“过程”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长话短说——其主之声计划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研究人员取得了一些成果，“实现”了“信”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成功破译了信号的一个片段），但后来又停滞了。

布置给我的任务是判断把这封信视为“物—过程”的假设是否正确。我不能引用基于该假设得到的结果，因为这将构成逻辑谬误（一个恶性循环）。一开始，从没有任何人在我面前提及任何研究成果，这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为了防止我带着先入之见去解决问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些研究成果可能只是“误解”的产物。

我甚至不知道项目原有的数学家们是否尝试过我的任务。我认为他们已经试过了。假如他们失败了，而且我了解他们的失败，那么我就可以少做一些无用功；但是迪尔、拉帕波特和巴洛因都觉得最保险的做法是什么也不告诉我。

总之，我被召唤来挽救这个星球的荣誉。我不得不认认真真地运用我的数学才能——有点儿紧张，但很高兴。我花了半天时间聆听人们解释项目的概况，与他们交谈，参与神圣的群星来信记录转交仪式。“四巨头”护送我到宾馆，他们互相盯着彼此，以确保谁也不会在我面前说出任何我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6

从我在楼顶降落的那一刻起，一直到各场会议和谈话完全结束，我始终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正在一部B级电影中扮演一位科学家。他们安排给我的房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套间——让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我从来不曾拥有过那么多不必要的东西。书房里放着一张总统级的办公桌，对面是两台电视机和一台收音机。扶手椅可以升高、降低、旋转。毫无疑问，在精神挣扎的间歇，研究人员可以坐在上面小睡一会儿。椅子旁边是一件体积庞大的东西，被白布盖着。起初我以为那是一台健身器材或一架摇摆木马（即便真的是木马我也不会吃惊），但那其实是一台全新的、非常漂亮的IBM低温管计算器，后来证明它确实很有用。为了能令人与机器更紧密地结合，IBM的工程师们没让使用者的双脚闲着。每次踩下“清除”踏板时，我都条件反射般地觉得自己会把计算器撞进墙里——那踏板和汽车的油门非常像。在办公桌后面的壁柜里，我发现了一台录音机、一台打字机，还有一个精心布置的小酒柜。

最特别的是存放参考资料的藏书室。无论是谁采集了这些书籍，他一定坚信书越贵就越有价值。于是这里摆上了百科全书、厚厚的数学史和科学史书籍——甚至有一本关于玛雅人宇宙观的书。封面和书脊都堪称完美，而印刷出来的内容完全没有意义。在那一整年中，我一次都没有使用过自己的藏书室。

卧室也布置得很漂亮。我在屋里找到了一张电热垫、一个药箱和一个小助听器。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是开玩笑还是搞错了。总的来说，一切都表明宾馆仔细执行了上面的命令——给顶级数学家住的顶级房间。我瞥了一眼床头柜，看见一本《圣经》，便放心了——没错，他们确实把我的福祉放在了心上。

那本包含了恒星代码的大厚书是在庄重的仪式中交付给我的，但书的内容并不特别有趣——至少刚开始读的时候是这样。开头是这样的：00011010100011111001101111110010100101 00……剩下的内容也类似。我得到的唯一附加信息是，代码的单位肯定是由九个基本符号（0和1）组成的。

搬进新住所之后，我就进入了思考状态。我的思路大致如下：文明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就像一个巢穴的内衬，它是躲避外部世界的一间避难所。巨大的外部世界默默地容忍了这个小小的反世界。这种宽容表现为冷漠，因为外部世界中没有关于善与恶、美与丑陋、法律与习俗等问题的答案。语言，文明的创造物，就像巢穴的框架；它把所有的内衬碎片粘在一起，并将它们结合成某种形态；巢穴里的居民认为该形态是必要的。语言是巢穴居民对身份认同的诉求，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相似性中的常数，因此，语言的影响力必然终止于巢穴这一精妙结构的外缘。

发信者一定知道这一点。研究人员曾认为恒星信号的内容应当是数学。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万能的毕达哥拉斯三角中蕴藏了伟大的知识；我们将跨越太空，用欧几里得几何向其他文明致意。发件群体选择了另一种数学形式，我相信他们不会做错。他们无法通过语言摆脱自己的行星，因为每一种语言都依附于当地的文明基础。而另一方面，数学彻底与文明相割离。它不仅切断了与当地某个具体文明的关联，而且摆脱了道德判断的局限性。数学是追求自由的产物，这种自由无须经受任何有形的检验。数学的建造者们希望世界不要以任何形式干扰他们的工作，因此，我们也无法通过数学来了解一个世界。数学之所以“纯粹”，正是因为它已经摆脱了所有的物质渣滓，它的绝对纯粹就是它的不朽之处。这也正是数学的随意性所在，因为数学能孕育出无数具有内部一致性的世界。在可能存在的无数种数学世界中，我们选择了其中之一；我们的历史以其独特的、不可逆转的诸多兴衰变迁为我们做出了选择。

通过数学，你只能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宣告自己的存在。如果希望在一定距离内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就不可避免地会选择发送“生产配方”。但这样的配方必然以某种技术为前提，而技术是一种暂时的、可变的状态，从一套材料和方法逐渐发展到另一套。那么又该如何描述某“物”呢？物体也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来描述。这是一条死路。

有一件事困扰着我。恒星代码连续地、不间断地重复传输，这毫无意义，因为这样不利于它被接收者识别为信号。可怜的拉瑟洛维茨并不完全疯癫：周期性的沉默似乎确实是必要的，甚至是非有不可的，因为它表明了信号的人工属性。任何一个观测者都会注意到沉默的间歇。那么，发信者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试着反过来思考：缺少中断似乎意味着缺少某种信息——表明发射源具有智能的信息。但是，如果缺少中断正是一种额外的信息呢？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封信的开头和结尾在哪儿并不重要，意味着你可以从任何一点开始阅读。

这个想法令我着迷。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的朋友们如此小心了。研究人员是如何尝试破译信号的，他们一丁点儿都不告诉我，因为他们希望我完全没有先入之见。可以说，我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展开斗争：我的主要对手当然是那位身份不明的发信者，我必须试着猜测他的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我每做出一步推理，都会忍不住猜想，项目的数学家们是否已经采用了同样的思路。我只知道他们的工作没有产出决定性的结果。他们不仅未能破译那封“信”，而且仍不能确定——换句话说，未能证明——那封“信”是否属于假设中的“物—过程”类别。

和前任数学家们一样，我也觉得这段代码过于简洁了。毕竟，发信者完全可以提供一段引言，用简单的语句告诉他人应该如何阅读信息的正文。或者，代码只是看似简洁。因为“简洁性”并不是代码的客观属性；它取决于接收者的知识水平——或者更精确地说，取决于收发双方在知识上的差距。对于同样的信息，或许一个接收者认为它足够丰富，而另一个接收者则认为它“过于简洁”。任何一件事物，哪怕是最简单的事物，也潜在地包含着无穷无尽的信息。因此，不管我们在描述某物时提供了多少细节，总是会有一些人觉得太啰唆，而另一些人觉得太简洁。而我们遇到的困难只能说明，发信者比特定历史时刻中的人类更先进。

如果信息与描述对象相分离，那么这一信息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将不可避免地被泛化。该信息适用的对象永远无法被全面标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持另一种不同的看法，因为这种适用对象的模糊性平时是很难察觉到的。在日常的科学中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现在知道速度不能用算术方法相加，但是当我们把船的速度与在甲板上行驶的汽车的速度相加时，我们并不会做相对论修正，因为对于远远小于光速的速度来说，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现在，信息上也有一种与相对论效应相当的东西存在：设想有两位生物学家，一位住在夏威夷，另一位住在挪威，对这两人来说，“生命”的概念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然而，两个外星文明之间巨大的鸿沟却将导致许多概念在表面上的一致性土崩瓦解。当然，如果发信者描述的对象是一套天体，那就不会有此类问题了。但是，如果他们描述的是原子呢？原子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它的认识。八十年前，原子还与微型的太阳系“非常相似”；而如今，原子已不再是那副模样了。

让我们假设，对方发给我们的是一个六边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化学分子的设计图，或是蜂巢的设计图，或是一栋建筑的设计图。无数的物体都对应着这一几何信息。只有在指定了制造材料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发信者的想法。如果说材料是砖块，那么方案的范围就会缩小，但数量上依旧是无穷的，因为毕竟我们确实有可能建造出无数的六边形建筑。发送过来的蓝图应该提供精确的尺寸。但是，有一种材料本身就决定了建造物的精确尺寸。原子。在原子与原子的结合中，你无法随意拉近它们，也无法把它们分得更远。因此，如果我面前只有一个六边形，我认为发信者要表达的是一种化合物的分子，一个由六个原子或六组原子组成的分子。这样的判断能极大地缩小进一步搜索的范围。

我对自己说，让我们假设那封“信”是对某物的描述，而且是在分子水平上的描述。这种初步思考的核心是把信的“内容”看成一件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循环的。它可以是一个“循环的物”，也可以是一个循环过程。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两者的区别部分取决于你在什么尺度上观察。如果我们的衰老速度是目前的十亿分之一，相应地，寿命是目前的十亿倍，那么一个世纪在我们眼中就如一秒般短暂，我们就可以相当肯定地认为地球上的几个大洲只是一种过程。因为我们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大陆的运动是多么变幻无常，无异于瀑布或洋流。反过来，如果我们的衰老速度是目前的十亿倍，我们就会认为瀑布是一件静物，因为在我们看来，它是高度不可移动、不可改变的东西。因此，“物”与“过程”之间的区别可以不用考虑。现在要做的是证明，而不仅仅是推测，那封“信”是一个“环”，正如苯分子的模型是一个环。如果我不想发送苯分子的二维图像，而是选择把它编码成某种线性的形式，比如一系列连续的信号，那么我从哪里开始描述苯环就不重要了。从哪儿开始都一样。

就是从这里开始，我着手把问题转译为数学语言。我无法清楚地在这里介绍我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日常语言缺乏必要的概念和词汇。我只能大概说一句，我把“信”视为一个用数学语言阐释的对象，我研究它的纯形式性质，研究它在拓扑代数和代数群方面最关键的特征。在此过程中，我运用了转换集合的转换，由此产生了所谓的“下群”，或者叫“霍格思群”（因为我是发现者，所以以我名字命名）。如果我从中得到了一个“开放”结构，那仍然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我可能只是引入了一个错误，或是把演算过程建立在了错误的假设之上（例如，这种假设可能是每个代码“单元”中包含的基本符号的数量）。但事实恰恰相反，那封“信”在我面前完美地闭合了，就像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物体，或是一个循环过程。更确切地说，它像是一段描述，像是一件物体的模型。

我花了三天时间为电脑设定了一个程序，电脑在第四天完成了任务。结果显示“某物，以某种方式，闭合”。“某物”指的是那封信——把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但至于它是如何闭合的，我只能做一些猜测，因为我的数学证明是间接的。证明只表明描述对象在拓扑上不开放。然而，要用现有的数学方法来揭示其“闭合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一任务的困难程度要比我已完成的任务高出好几个数量级。也就是说，我的证明只是个大概——甚至可以说是模糊的。另一方面，并不是每种文本都能显示出这一属性。无论是交响乐的乐谱、电视图像的线性编码，还是普通的语言文本（一部短篇小说、一篇哲学论文），都不能以这种方式闭合。但是，对几何实体的描述是闭合的，对基因型或生物体这样复杂事物的描述也是闭合的。当然了，基因型与几何实体的闭合方式不同。如果细究其中的区别，恐怕我会把读者搞糊涂，还不如向诸位解释一下我对这封“信”做了什么。

让我强调一下，在做出证明之后，我仍旧和开始这项工作前一样，离参透“这封信是关于什么的”还有遥远的距离。在这封信的无数特征中，我只间接地认识到其中一点，它与整个结构的某种整体性质有关。由于证明非常成功，我后来又试图处理第二个问题——在“闭合”中解决结构的问题，但在项目任职期间，我一无所获。三年后，我离开了其主之声计划，又开始重新尝试，因为这个问题始终像顽固的幽灵一般纠缠着我。我只得到了一点成果：我证明了使用拓扑代数和变换代数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在我第一次坐下来开始这项任务时，我是不可能知道这一点的。不管怎么说，我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来支持这个论点：考虑到其集中程度和产生了“闭合”结构的内聚力，我们确实从宇宙中得到了一种可被认为是“物”的东西（其实是“对物的描述”，我简称之为“物”）。

我提心吊胆地提交了我的研究。结果发现，我的思路其他人竟然都没想到。在初期讨论中，我的想法胜出了。那封信定然是一种算法（数学意义上的），一个一般递归函数，于是所有的计算机都被用来检索该函数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如果问题得到解决，答案中蕴藏的信息就会像路标一样指向破译工作的下一阶段。但是，这封信作为算法实在是太过复杂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与此同时，信的“循环性”确实引起了注意。但是在满怀希望的最初阶段，人们认为这一属性不太重要，迅速取得可观成果的希望不大。后来，人人都陷入了算法的泥潭，无法从中脱身。

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从一开始就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证明了这封信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因为所有的实证研究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的，所以可以说，我用数学证明为他们赐福，保证了这是正确的研究方向。由此，我令那些意见有分歧的人又走到了一起，要知道当时信息理论家和信息工程师之间的分歧已不断扩大。最后，就连反对我的人也都来向我求助。在与地球上的对手的交锋中，我表现得很出色，但未来将显示出我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微不足道。

7

如果你问一位科学家，对于“循环过程”这一概念，他会联想到什么，他很可能会回答：生命。我们接收到的可能是对某种“活物”的描述，而且我们能够重建它——这一想法既令人沉迷，又令人不安。在上述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月里，我成了项目的一名学生，忙于学习前一年里各个应用组的研究。应用组也被称为“突击队”。我们有大量这样的小组，分布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等各个领域。后来这些小组一定程度上被整合进了实验室，从事合成研究。（项目的组织结构在其存在过程中越变越复杂，有人说它甚至比“信”本身还要复杂。）

理论组由信息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组成，独立于应用组之外。所有研究结果的评估和整理都是最高级别的——交由科学委员会讨论。在委员会中，小组协调员们和“四巨头”坐在一起，而在我加入后，“四巨头”变成了“五巨头”。

在我加入的时候，其主之声计划已有了两个具体成果可展示。这两个成果实际上是同一个，只是分别由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两个部门独立发现。在这两处，都有一种物质被从信中“读”了出来——首先被记录在纸上，或者说内存条里。但是按照小组内自治的原则，这一发现被命名了两次：“蛙卵”和“蝇王”。

这种重复可能看起来很浪费资源，但这么做也有好的一面。如果两个人在翻译同一篇未知文本时给出了相似的译文，而且彼此之间没有交流，那么我们往往会认为这两人真的触及了文本的“不变量”，两人所理解的东西是文本客观上固有的，而不仅仅反映他们的先入之见。当然，这种观点也可以讨论。对两个穆斯林来说，他们都会认为福音书的同一些“小碎片”是“真的”——而其余的内容都不是。如果人们接受了相同的“预编程”，那么即使他们没有互相商量，他们的调查结果也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历史时期，整体知识水平都会限制人类可能取得的成就。也正因此，东西方物理学家独立得出的原子物理学结论是如此相似。如果一方不理解激光的原理，另一方也同样无法发现。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夸大这种巧合在认知上的重要性。

生物化学家口中的“蛙卵”在某些条件下是一种半流体物质，在其他条件下是凝胶状物质；在常温常压下，少量的该物质是一种闪亮的、黏稠的液体，很像被黏液包裹着的两栖动物的卵，于是得名“蛙卵”。生物物理学家立即制造了大约一升的伪浆，但在真空容器中，该物质的性状与蛙卵并不相同。他们给它起了个更邪恶的名字，暗指其某种奇怪的表现。

在这种人工制品的成分中，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同样重要的还有硅和地球生物体内几乎不存在的重元素。它对某些刺激有反应；它产生能量，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出来，但没有任何生物学意义上的新陈代谢。起初，它显得像是一种永动机——不可能之物成了现实，尽管是以胶体而不是“机器”的形式。它公然违反了热力学的神圣定律，因而接受了异常严格的研究。这是一种“马戏团把戏”，一种大分子间的抛接杂耍，而这些分子在孤立状态下是不稳定的。最后，核子学家们发现，支持这种活动的能量来自“冷”核反应。当胶体达到一定的临界质量时，就开始启动反应。在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是该物质的量，还有它的构形。

这类核反应很难被探测到，因为反应释放出的能量——辐射能量和被释放的亚原子粒子的动能——都被这种物质完全吸收，并被“用于自身需要”。这一发现令专家们十分震惊。在每一个地球生物的体内，原子核基本上都是“异物”，或至少是中性的。生命的过程从不触及原子核中潜藏的能量，生物无法利用这种被储存起来的巨大力量。在生物组织中，原子实际上只是电子壳层，因为只有电子壳层参与生物（化学）反应。因此，通过水、食物或空气进入系统的放射性原子都是经过“伪装”的入侵者，它们的外表（也就是电子壳层）与正常的非放射性的元素相似，而活体组织无法区别。它们的每一次“爆炸”，不速之客的任何一种核衰变，对细胞来说都是一场微观灾难——尽管只造成很小的损害。

然而，“蛙卵”却离不开这样的过程，这是它赖以生存的粮食，是它呼吸的空气，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其他能量来源，也确实无法利用其他能量来源。“蛙卵”为构建假说大厦打下了基础。不幸的是，由于这些假说彼此之间差异悬殊，这座大厦成了名副其实的假说巴别塔。

根据最简单的一种假说，“蛙卵”是一种原生质，恒星代码的发信者就是由这种物质构成的。正如我所指出的，制造“蛙卵”只用了一小部分代码，绝对不超过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这部分代码允许自己被“转译”到合成操作中。该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整个代码就是对发信者的描述，而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将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物质化，那么我们眼前就会站着一个活生生的智慧生物——他来自银河系的另一个文明，通过中微子流被传送给了地球的接收者。

而根据另一些相关的推测，与其说传送过来的是一个成年生物体的“原子蓝图”，还不如说是一种能发育的孢子或卵子，甚至可能是胚胎。胚胎经过适当的基因编程后，如果在地球上物质化，可以被培养成人类能干的伙伴，就像第一种假说中的成年生物体样本一样。

也不乏完全不同的想法。根据另一个群体或家族（因为每个圈子的想法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的假说体系，代码描述的不是任何一种“个体”，而是一台“信息机器”——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发信者种族的代表。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机器是一种由“蛙卵”物质构造成的图书馆，也就是说“原生质存储器”，能够将存储在其中的数据用于通信，甚至可能执行关于数据的“对话”。而另一些人提出了“原生质大脑”假说——一种类比的、数字化的或者混合型的大脑。他们认为这种大脑无法回答关于发信者本身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某种技术馈赠。而代码是一种跨越空间的赠予行为，一个文明把自己最精密的信息处理工具发送给了另一个文明。

所有这些假说又都有各自黑暗邪恶的版本，有人说这是读了太多科幻小说导致的。根据这类说法，无论发送来的是什么，无论是个体、胚胎还是机器，一旦物质化，那东西都会试图接管地球。这类说法也有内部分歧。某些征服地球论的追随者认为，这是全银河系范围内有预谋的侵略行为；而另一些人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宇宙友谊，先进文明以这种方式对其他文明进行“产科干预”，以促进一个近乎完美的社会结构的诞生——这是为当地文明着想，而不是为了发信者的利益。

我认为所有这些假说（还有更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荒谬的。在我看来，恒星代码不是一个原生质大脑，不是一台信息机器，不是一个有机体，也不是一颗孢子，因为它所指的对象根本不在我们的概念化范畴中。这就像是把一座大教堂的蓝图送给了南方古猿，把一座图书馆开放给尼安德特人。在我看来，这段代码并不是发送给我们这种在发展阶梯上处于低等地位的文明的，所以我们注定无法成功地利用它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

因此，我被一些人称为虚无主义者，尤金·阿尔伯特·奈伊向他的上司汇报说我在破坏项目——即便没有自己的窃听网络，我还是知道了此事。

我在其主之声计划工作将近一个月后，事情有了全新的转机，这多亏了一队生物学家的努力。项目里有个叫作“小犬之书”的交流平台；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假说，评论他人的理论，提出建议或想法，或者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生物学家们的贡献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突出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中心位置。正是罗姆尼提出了新的实验构想，他的实验与当时同事们沉浸其中的实验完全不同。罗姆尼（和莱因霍一样）是少数几位曾参与老一代项目的科学家之一。你若是没有读过他的《人类的崛起》，就可以说你对演化一无所知。罗姆尼寻找智力的起源，发现智力诞生于意外事件的组合中，虽然这些事情在发生时是中立的，后来却产生了一种讽刺的意味：同类相食是心智发展的动力，冰川的威胁是文明的先决条件，啃咬骨头是工具起源的灵感；而从鱼类和爬行动物身上摘取的生殖器官和排泄器官被结合在一起，不仅成了情色的地形图，也成了形而上学的地形图，在污秽和神性之间摇摆。他从曲折的演化过程中汲取了所有的辉煌与不幸，并证明了随机序列在偏差中是如何变成自然法则的。但最让人惊讶的是，这本书中充满了怜悯之情——尽管从未明确地表达出来。

我不知道罗姆尼是如何想出那个好主意的。当有人问起时，他只是含糊地咕哝几声。他的团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磁带记录的信息上，而是关注“原始”信息——也就是不断从天空中涌出的中微子辐射本身。我的猜测是，罗姆尼好奇发信者为什么偏偏选择中微子波作为信息载体。正如我说过的，宇宙中存在着天然的中微子辐射，它们来自恒星。经过适当的调制之后，传递了“信”的中微子波在整体中只占了一个非常窄的频段。罗姆尼一定想知道这个频段（与无线电技术中的“波长”概念相对应）是由发信者随机选择的，还是说这个决定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于是，他设计了一系列实验，让大量物质先暴露在来自恒星的普通中微子辐射中，然后暴露在“信”中微子流中。他之所以能完成实验，是因为节俭的巴洛因深入政府金库，为项目搞来了一组高分辨率的中微子逆变器。此外，来自天空的辐射被放大了数亿倍——物理学家们建造了必要的设备。

中微子是最具穿透性的基本粒子。所有的中微子，尤其是那些低能级的，都能毫不费力地穿过星系空间，穿过物质实体、行星、恒星；因为物质对它们来说比玻璃对阳光更透明。这些实验真的不应该产生任何值得一提的结果，但惊人的事实的确发生了。

在地下四十米深的房间里（对中微子的实验来说很浅），矗立着连接到逆变器的巨型放大器。中微子束从一根铅笔大小的金属圆柱体中发出，撞击被放置在其路径上的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物质。粒子束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在第一组实验中，各种各样的物质以此方式接受来自天空的自然中微子辐射，实验未产生任何有趣的结果——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

但是，承载“信”的中微子束揭示了一个惊人的性质。两组相同的大分子溶液，其中一组接受了中微子束的照射，另一组不受照射。结果显示接受照射的溶液在化学结构上更稳定。我要强调的是，普通的中微子噪声并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只有经过信息调制的中微子束才有这种属性。这束射线中的中微子就像一场无形的雨，穿透一切，然而它们还与胶体中的分子产生了一些我们难以察觉也不能理解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使得胶体不那么容易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通常会导致其分解并撕裂其化学键。这段中微子信号似乎“偏爱”某种类型的大分子；在含有特定物质的水溶液中，它促进了一类原子构型的崛起，而这类原子构型正是生命的化学支柱。

承载“信”的中微子流太弱了，所以这种效应无法被直接发现。只有在被放大数亿倍，并对溶液进行持续数周的照射之后，人们才能观察到其效果。即便如此，实验仍有力地表明，这束中微子流即便不被放大，也仍具有同样的“有利于生命”的性质，只是这种性质不能在数周内显现，而是需要数十万年——不，是数百万年。早在史前时代，这场能穿透一切的中微子之雨提高了生命在海洋中诞生的概率，尽管只提高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它用无形的铠甲包裹了某些类型的有机分子，使它们能够更好地抵抗布朗运动的混沌轰击。恒星代码本身并没有创造生命，而只是在生命的早期，在其最基础的阶段，帮助已结合的分子不再那么容易分解。

物理学家默勒是罗姆尼的同事，他向我展示了这一系列实验的结果。默勒把发信者比作一位男高音，其唱出的音符能使面前的玻璃杯因共振而碎裂。显然，男高音所唱歌曲的内容，与歌声震碎玻璃杯一事是毫无关联的。相似地，一张信纸的剪裁、颜色和克重，与信中所写的内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是，在信息本身和它的物理媒介之间，同样也可以存在联系。例如，当我们收到一张天蓝色的、散发着淡淡香水味的、来自某位女士的小纸条时，我们几乎不会期待其中是一连串的脏话或是城市下水道系统的示意图。这种联系是否存在，以及其存在是否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类问题的答案一般是由文化（也就是交流发生的语境）决定的。罗姆尼—默勒效应是我们最大的成就之一；然而，与项目中的典型情况一样，这也是一道令人发狂的谜题，让科学家们经历了许多不眠之夜。这一课题上涌现出了大量理论家，其数目一点儿不比像葡萄藤般围绕着“蛙卵”的理论家少——而后者来自信息本身，即恒星代码的内容。在“冷核反应软泥”和中微子代码的“生命同情心”之间是否有任何联系——如果有的话，又意味着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

8

把我拉进这个项目的人是巴洛因、贝尔和普罗瑟罗。我在最初的几周中逐渐意识到，虽然一开始交给我的任务取得了预期中的成功，但这并不是他们把我纳入科学委员会的主要原因。这个项目有很多专家，而且是最好的专家；可问题是，他们没有合适的专家，因为这样的人选根本不存在。我已经几次放弃了数学的纯洁，跨越广阔的领域在学科之间转换，从宇宙学研究到动物行为。在此频繁的转换过程中，我不仅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养成了敢于破除传统观念的习惯。

对于入侵的领域，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在感情上不受其神圣而悠久的规则束缚。有些东西是安于学科内的人从未梦想过要去挑战的，而我能轻易地提出质疑。我常做的事情不是建设新的东西，而是把现有秩序，把大量劳动、奉献的成果夷为平地。这样的人正是其主之声计划的负责人想要的。项目成员中的大多数——尤其是自然科学家——都满足于继续他们先前的研究，至于自己的研究能否与来自群星的信息摩洛神[22]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他们并不过于关注。但是，这位摩洛神引发了很多有趣的、具体的问题，而且正如我所指出的，它将引导我们走向重大的发现。

与此同时，领导层（即“四巨头”）开始模糊地意识到，他们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现已确定的研究流程得到了精细的调整，能相当有效地执行系统操作，但它可能会吞没项目本身，把它分解为一片汪洋，里面满是分崩离析的事实和发现；这样他们会丧失把握住事件整体的机会。地球收到了一段来自群星的信号，这一信息的内容丰富至极，从中啄下几块碎片就足以养活众多的研究团队数年之久；信息本身虽然仍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但在一大堆微小成就的掩盖下，其不可穿透性已逐渐不再挑动研究者的神经。也许这只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也许是研究人员受训后养成的习惯，他们揭示现象背后的法则，而不去质疑法则背后的成因，以及为什么是此法则而不是其他。

对于这样的问题，传统上认为应该由哲学和宗教提供答案，而不是由自然科学家来解答，因为自然科学家们已断绝了揣测世间万物背后动机的念头。在实证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动机猜测者的方法是非常不受信任的，但这里的情况恰恰相反，对动机的研究成了胜利的最后希望。当然，方法论上仍然禁止将拟人化的动机赋予引起原子属性变化的那一方；但是，代码的发信者与接收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哪怕只是极细微的相似，这不仅仅是慰藉心灵的幻想；这一假设的前沿决定了整个项目的未来。我从一开始就确信这一点，从我踏上研究基地的那一刻起。我确信，如果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任何试图理解恒星代码的努力都是徒劳。

关于信号的种种猜想，我一分钟都没有相信过。什么传送过来的个体，什么“伟大头脑”、原生质“信息机器”的蓝图，还有什么征服地球的“统治者”的合成模板——这一切都是从贫乏的点子仓库中借来的。以当前的技术形式，人类文明也只有这些主意可供使用。就和科幻小说的主题一样，这些想象是对社会的反映，而且主要是对美国社会的反映。在二十世纪中叶前后，这些美国出口的点子在海外蓬勃发展。它们要么新奇时髦，要么就是建立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一游戏原则之上的其他概念。我从未想到创造新理论还可以这么枯燥乏味，从未深刻地意识到在狭窄的历史阶段里平庸的发明束缚着地球文明，直到我听到了这些假说——它们看起来十分大胆，实际上格外天真。

项目的首席信息理论家麦肯齐博士主持了相关讨论，而我在会上批评了这些假说，成功地惹恼了所有出席者。麦肯齐的一位年轻同事反问，在我看来信号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如此激烈地批评他们，这说明我一定是掌握了真相。

“也许是一篇《启示录》，”我回答说，“《圣经》并不一定要印在纸上，并不一定要用烫金布料装订。它也可以是一团原生质……比如‘蛙卵’。”

我是在开玩笑，但他们急于用自己的无知换点儿什么，任何东西，只要它表面上是确定的。于是他们开始认真地考虑我的话。很快，他们再一次顺利地找到了答案：这段信号就是“道成肉身”（指“有利于生命起源”的罗姆尼—默勒效应）。有某一方支持银河系规模内的生命发展，无论其动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是“实用主义的”、自私的、技术型的……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把整个宇宙中的生物发生视为一种可取的、有益的现象，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可以说，这是一种反映出“宇宙善意”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来，相当于宣告了一份有效的、正在上演的“福音”。值得注意的是，该行为是一种自我实现——听众并没有出现在发信者面前。

我离开会场，返回自己的公寓，而他们正讨论得热火朝天，甚至没注意到我的离席。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罗姆尼—默勒效应：恒星代码增加了生命诞生的可能性。没有它，生命起源当然仍是有可能的，但需要更长的时间，因而发生的概率可能更低。这一判断中蕴含着一些令人振奋的东西——我可以理解如此行事的发信者。

这段信号有益于生命的纯物理属性是完全独立于其内容的吗？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吗？也许这段信号不代表任何实际内容？除了“保护”生命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不，这不可能，且不论其他，单是“蛙卵”就能证明这一点。那么，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与其媒介所产生的影响相平行呢？我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容易犯错的湿滑境地。这段代码，连同其内容，是要“创造快乐”“行善事”——这种看法似乎不言自明。然而，正如伏尔泰所说：“苏丹打发一条船到埃及去，可曾关心船上的耗子舒服不舒服？”[23]

我们对外来访问者的称呼不是“贵宾”，而是“弱宾”——弱智的来宾。这个贬义词并不是用来形容高层访客的整体智力的，而仅仅是因为当项目中典型的问题需要向那些不懂专业术语的人解释时，我们的麻烦就没完没了。为了能让他们理解恒星信息“促进生命的形式”和其“内容”（当时我们只从内容中提取出了“蝇王”）之间的关系，我想到了这样一种类比：

让我们假设，有位排字工人，在一台莱诺整行铸排机上给一首诗排版。这首诗的词句中蕴含着某种语言意义。而与此同时，还可能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根弹性足够好的、可以产生震动的触针，从铸排机的金属字母上划过，发出声音，而这声音可能偶然产生泛音和弦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声音，几乎不可能结合起来构成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一小节。可是，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会自然地认为它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有人故意在排版上做手脚，比如给字母选择正确的字号，精心调整空格等等。对于印刷铸排来说，产生这样“偶然的音乐”是极不可能的；同样，对于通信来说，“群星来信”产生了偶然的效果也是极不可能的。

换言之，这段通信附带的促进生命的属性不可能是偶然的。发信者一定是有意将调制过的振动赋予了中微子束，从而带来了支持生物发生的效果。现在，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共存必然要求某种具体解释，而最简单的假设是，如果信号的形式爱护生命，那么其内容也应该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拒绝了这种“宇宙善意”理论（即认为在信号能直接促进生命的属性之上，发信者还增加了相应的有益于收信者的信息），那么我们就注定要或多或少地接受相反的理论——仁慈的、爱护生命的发信者邪恶地在信号中附加了可能导致收信者毁灭的内容。

我说我们注定要接受那种邪恶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只是注意到了项目内部切实存在的一连串的思想。理论化过程中表现出的顽固气息在有关其主之声计划的报道中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顽固始终是两极化的：要么认为“信”是一种“仁慈的援助”行为，即给予科技知识，这被我们的文明认为是至善；要么认为它是一种伪装巧妙的侵略行为——将“信”物质化后产生的东西，将会统治地球、人类，甚至灭绝我们。我总是反对这种瘫痪般的想象力。发信者有可能是，比如说，理性的智慧生物，他们只是利用了一种现成的“能量条件”：他们早些时候启动了一场促进生物发生的发射，之后他们又希望与其他行星上的智慧居民通信，出于单纯的经济上的考虑，他们可以利用已经在运行中的能量源，而不是为此目的再建造特殊的发射机；他们可以在中微子流上叠加特定的文本，这段文字不一定与中微子流促进生物发生的特性有关。同样，我们发送的电报内容与无线电报电磁波的性质并没有任何一对一的关系。

虽然有人能想出这样的理论，但是类似的点子在项目内并没有吸引到追随者。有些假设甚至是非常具有独创性的。比如说，认为“信”在两个层面分别起作用。它对生命起源的影响就像园丁把种子撒在地上一样；但后来它再次出现了，来看看这些冒芽的作物长得端不端正。这时候，“信”开始在第二个层面——也就是说，通过其内容——发挥作用。它就像园丁修枝用的大剪刀：一种能够移除“衰落的灵生[24]小群落”的手段。这意味着发信者们想要速战速决地、毫不怜悯地摧毁那些在演化过程中发展得“不恰当”的文明，比如说，那些具有“自我吞噬”“好战”等属性的文明。因此可以说，发信者管理着生物起源的开始和结局，同时照料着演化之树的根和冠。“信”的内容部分设计成这样，是为了给某类不受欢迎的收信文明提供一把剃刀，这样它就可以割断自己的喉咙。

这种天马行空的奇想我也不认同。一个文明竟要用如此不寻常的方法去铲除那些“堕落的”“迟钝的”文明？我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它不过是又一次把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恐惧投射到了“信”的不解之谜上，就像心理学上的联想测验，仅此而已。罗姆尼—默勒效应似乎表明，发信者认为存在——以生命的形式——是一件好事。但我还不准备进行下一步推论：我既不能断言代码的“内容层面”也具有善意，也不敢说这一判断是错误的。“阴暗论”的提出者则是不假思索地产生了那些想法，因为在他们看来，“信”给予我们的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只值得怀疑：一种工具，一种能征服地球的工具；一群异星人，一群想要统治我们的异星人。

所有这些想法都在至善与至恶之间摇摆，就像夹在双层玻璃中的苍蝇。我试着从发信者的角度思考。我不会发送任何可能违背我本意的东西。把工具提供给未知的接收对象，这就像把手榴弹分发给儿童一样。那么，发送来的究竟是什么呢？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还包含了对能量来源（以“蝇王”形式呈现）的实例说明？但是，这样一张蓝图是一个依赖于其自身要素的系统，也就是说，依赖于个体成员。不可能存在一张适用于任何地点、任何时代的最优蓝图。它还必须考虑到特定的生理特征——我不相信人类在这方面代表了宇宙的常数。

乍一看，“信”似乎不太可能是我们无意中听到的星际对话的片段，因为信号在重复不断地发射。一场对话不会只有其中一方年复一年地重复同样的内容。但是，又一次地，我们需要考虑时间尺度这一因素。这段通信源源不断地发往地球，至少已经有两年了，这是可以肯定的。也许“交谈”是由自动装置完成的，一方的设备会不断地发送己方的陈述，直到它收到确认信号，知道陈述已被对方接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涉双方彼此离得足够远的话，信号的重复可以持续一千年。我们不知道“促进生命”的中微子束是否可以作为各种内容的载体——我们先验地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

即便如此，“偷听对话”的假设仍是不太可能的。当“问题”与“回答”相分离，等待答复的时间以世纪为单位计算时，我们很难把这种交流称为“对话”。相反，我们会认为双方都在把关于自己的重要事实传达给对方。因此，我们接收到的通信应该不是一段，而是至少两段。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根据天体物理学仪器所能做出的判断，除了那一个传输频段之外，中微子“以太”完全是空的。这也许是谜团中最难理解的部分。最简单的解释是，没有什么对话，没有第二个文明，只有那一个文明，正发出各向同性的信号。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你又回到了上一步，在信号的双重性质上绞尽脑汁……从头再来。

是的，“信”可能包含了一些相对简单的东西。例如，它可能仅包含了一幅图表，我们可以利用它制作出一台通信机器，与发信者联系。这样一来，“信”就是一张发射机的蓝图，其组件由“蛙卵”物质构成。而我们，就像对无线电设计图百思不解的小孩一样，只能组装出几个最原始的螺丝。或者，“信”可以是一种心理宇宙学理论的具体化，它展示了在总星系中智慧生命是如何形成、分布、运转的。当一个人抛弃了摩尼教徒般的二元偏见（这些“轻声低语”认为发信者要么祝福我们，要么诅咒我们，也可能两者兼有之——以他们的标准是对我们行善，而我们觉得那是恶），他就会更自由地构想出类似于前文所述的理论，并陷入另一个泥沼动弹不得。这泥沼的僵化程度不亚于职业惰性，项目中的经验主义者就是被职业惰性困在了由轰动性大发现筑成的金笼子里。他们——至少是其中一些人——相信，通过研究“蝇王”，人类最终可以破解发信者的秘密——就像解开打结的线团一样。我认为这只是对一项事实的文饰作用[25]：因为除了“蝇王”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在研究中只能紧紧抓住它不放。如果这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我就会承认他们是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只对“信”的墨水做化学分析，我们永远也无法推断发信者在智力上的特质。

也许有必要给野心套上缰绳，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研究发信者的意图。但那个尖锐的问题再次出现：为什么他们要把发给智慧收信者的信息和亲生效应结合在同一个东西里？

这很奇怪，甚至有些可怕。首先，从整体上考虑，发信者的文明一定古老得令人难以置信。根据我们的最佳估计，信号的发射需要消耗至少一个太阳的能量。这样的能耗，即便对于一个天体工程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来说，也不可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因此，发信者必然确信，这样的“投资”——尽管不是用于自身——确实能够有效地促进生命诞生。但目前，在总星系中存在的、所处环境与四十亿年前的地球相当的行星是比较少的。其实是非常少。如果把总星系比作一种恒星——星云构成的有机体，可以说它的壮年早已过去；再过十亿年左右，它就会开始衰老。它的青年时代是生机勃勃的、暴烈的，大量行星在此期间形成，包括我们的地球。可这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发信者必然知道这一点。那么，他们发送信号就不是几千年的事情了，甚至也不是几百万年。我怕——除了害怕，伴随这种想法而来的还能有其他情绪吗？——他们这样做已经有几十亿年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一个社会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地质时期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撇开这个问题不谈，信号具有“双面性”的原因变得相当简单。他们可能从最早期就在发送“生命促成因素”，然后，当决定开展星际通信时，他们发现利用已在宇宙中搏动的发射流就足够了，不需要为此目的研究特殊的发射机和技术。他们只需要对载波进行正确调制。那么，他们给我们送来这个谜题，只是简单的工程经济问题吗？毫无疑问，这一调制程序在技术上和信息上是巨大的挑战——没错，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但对他们来说呢？这里，我再一次迷失了方向。与此同时，研究还在继续：人们不断地尝试将信号的“信息内容”与其“亲生性”分离开来，但没有一种办法能奏效。我们感到困惑，但仍不愿承认失败。

9

到了八月底，我的精神枯竭了，比我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枯竭。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在人的一生中不断起伏变化，我们几乎无法控制。我有一种办法能检测自己的状态。我会重读自认最好的论文。如果我注意到其中的失误和缺漏，如果我意识到当时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么这就说明我的状态还不错。然而，如果我发现自己正带着赞赏的心情阅读，那就意味着我有麻烦了。而这正是那年夏末的情况。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我知道我所需要的是分散注意力，而不是休息。

我开始经常去拜访我的邻居拉帕波特博士，有时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关于恒星代码本身，我们很少提及，即便提到了也不多说。有一天，我在一大堆包裹里找到了他，包裹里散落出许多吸引人的平装书，封面油光水滑，上面绘着花里胡哨的图画。他试着把那些幻想文学作品当成“点子生成机”——因为我们已经想不出新点子了。因为顽固的错误观念作祟，这种通俗类型读物（特别是在美国）被称为“科学幻想”。拉帕波特以前从未读过这样的书；读过之后他很恼火，甚至愤愤不平，因为他本期待参差多态，却只发现千篇一律。他说“里头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幻想”。确实，这招就是一个错误。这些伪科学童话的作者向公众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陈词滥调、老生常谈、刻板印象，所有这些都经过充分地修饰，被制造成“奇观”，这样读者就能陷入一种安全的惊奇状态，同时又不会对自己的人生哲学产生质疑。如果一种社会文化产生了进步，那么这种进步首先是概念性的，但文学，尤其是科幻小说，与之毫无关系。

与拉帕波特博士的谈话对我很有价值。他的特点是充满掠夺性，提出构想时不拘礼节，真希望我也是这样。我们讨论的话题有点儿孩子气：我们滔滔不绝地谈论“人”。拉帕波特有点儿像是个“热力学精神分析师”；例如，他宣称，为人类行为提供动因的所有基本冲动，都可以直接从物理学推导出来——但这里指的是最广义的物理学。

他说，毁灭的冲动可以从热力学中推导出来。生命是一种欺诈，它企图盗用资源，规避原本不可逃避的无情法则。隔绝于世界的其余部分后，生命立即步入衰亡之路。这条倾斜的道路通向物质的常态，通向永恒的平衡，也就是死亡。为了继续存活，生命必须以秩序为食，但除了生命之外，世上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秩序，因此生命注定只能吞噬自身。它只有通过毁灭才能存活，它必须从其他可以被摧毁的系统中汲取营养。决定这条法则的不是道德，而是物理学。

他说，薛定谔可能是首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但薛定谔迷恋希腊文明，没能考虑到拉帕波特所谓的“生命的无耻之处”，这种与生俱来的污点就根植于存在的结构本身。我以植物的光合作用为例，提出质疑：由于利用了阳光，植物并不毁灭其他生物，至少不需要这么做。拉帕波特回答说，整个动物王国都寄生于植物王国。

拉帕波特继续说道，人类的第二种品质，也是几乎所有生物体共有的品质——性——同样可以从统计热力学中与信息相关的部分推演而来。熵隐藏在每个有序系统的背后，它总是使信息在传播时受到损失。为了抵消这种致命的噪声，为了使暂时得到保障的秩序能永久存在下去，生命有必要不断将自己与“遗传文本”进行比较。这种为了消除“错误”而进行的检查，或者说校对，成为双性繁殖兴起的原因和理由。因此，从信息论来说，性起源于传输的信息物理学。对每一代的遗传物质进行校对是势在必行的，这是生命维持自身的必要条件；剩下的一切——生理的、心理的、文化的——都是衍生物，都是那一颗坚硬的物理法则之核长成的森林。

我向他指出，通过这种论证，他将双性繁殖普遍化了，它成了宇宙中的一个常数。他只是微微一笑，始终没有直接回答我。换在另一个时代，我敢肯定，他会是一个坚定而严肃的神秘主义者，一个制度建设者。而在我们的时代，大量的新发现像炮弹碎片一样把所有的系统连贯性撕裂开来，进步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同时这个时代又对进步厌烦透顶。在我们的时代，他只能是一个评论者、一个分析者。

我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曾考虑过要创造一种具有哲学体系元理论性质的东西，或者说要写一段通用程序，以促进这种创造的自动化：一台配置正确的机器会首先生产已经存在的体系，然后，在因疏忽或因伟大的本体论者不够严谨而产生的空白中，这台机器将创造新的体系，就像生产螺丝或者拖鞋一样简单。他甚至已经开始着手整合字典、语法，建立换位规则、类别、层次结构，类似一种语义扩展的类型元理论，但后来他发现这项工作只是一个空洞的游戏，不值得付出努力，因为它创造出来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可能生成一些文字构成的网络、棋盘、建筑物——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之为水晶宫殿。拉帕波特是一个厌世的人，我看到他的床头有一本叔本华的书——就像我床头的是《圣经》——我并不感到惊讶。用意志的概念代替物质的概念在他看来很有趣。

“你不妨称之为‘谜之意志’，”他说道，“然后将之量子化，发射出去，用晶体衍射，稀释或浓缩它。如果人们发现意志可以与众生的内心完全分离，并且认为它可以‘自动运行’——原子中永恒的忙乱是如此令人恼火，因为这种运动只会制造问题，而且我指的不仅仅是数学上的问题，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同意叔本华的观点呢？”他宣称叔本华哲学的复兴时代即将到来，然而他绝不是在为那个疯狂的小个子德国人辩护。

“他的审美观是不一致的。也许他无法表达这一点；也许是时代的精神不允许他这么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目睹过一次核试验。您知道吗，霍格思先生，”——他总是这么称呼我——“没有什么比蘑菇云的颜色更美的了。它超出了语言的描述，任何彩色照片都无法捕捉这奇迹，它只持续了十到二十秒。当火球膨胀时，尘土在吸力的拉动下升腾起来。然后，火球就像突然被放了气的气球般从云层间消失，在那片刻里，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尊粉红色的雕塑——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十九世纪的人坚定地认为，但凡是能致人于死地的凶残之物，必然是面貌丑陋的。今天我们知道，那东西可能比樱桃园更美丽。而在那之后，所有的花朵都暗淡凋零，那里的辐射毫秒之间即可致命！”

我坐在扶手椅上听着，我承认，有时我会走神，搞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我的大脑像一匹拉着送奶车的老马，总是固执地重返那条路——恒星代码。我不得不强迫自己不要回去，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我让那块地休耕，它就会自己冒出新芽。有时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和蒂豪梅尔·迪尔交谈—小迪尔，那个物理学家。我认识他的父亲，其中也有一段往事。老迪尔曾在伯克利大学教数学。当时他是相当有名的老一辈数学家，并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性情平和、有耐心，但要求严格。可是不知何故，他对我没有好感。的确，我们两人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对遍历过程很感兴趣，老迪尔却对这个领域颇不在乎。尽管如此，我总觉得他的态度与数学无关。我带着自己的想法去找他——我还能去找谁呢？他对我嗤之以鼻，像吹灭蜡烛一般，还把我想要展示的东西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他却对我的同事迈尔斯青睐有加，他护佑在迈尔斯身边，仿佛那是一朵新鲜的玫瑰花蕾。

迈尔斯追随着老迪尔的脚步，我不得不承认，他在组合分析方面做得还不错——即便在当时，我就认为这一分支已经枯竭了。学生发展了导师的想法，所以导师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学生身上——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难道老迪尔对我有一种本能的、动物般的反感吗？难道我太过前卫，对自己和自己的未来太过自信？我当时肯定是非常迟钝的，我什么都想不明白。另一方面，我对他毫无怨恨。我倒是真的很讨厌迈尔斯。我仍然记得多年后，当我碰巧遇见他时，我所经历的那种无声的喜悦。他在某家汽车公司当统计员——好像是通用汽车吧。

虽然老迪尔在选择门徒方面彻底失败了，但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并不希望他被打败，我只希望他能对我寄予厚望。在我年轻时的研究工作中，我写每一篇论文时都在假想老迪尔阅读我手稿时的样子，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证明迪尔变量组合学只是遍历定理的粗略近似。这篇论文花了我多大的精力啊！我敢说，在那之前或之后，我从未如此小心翼翼地打磨过一件东西；后来被称为“霍格思群”的整个概念都可能是源于这种誓要击溃迪尔定律的安静而持续的激情。然后，就像要额外做些什么似的，虽然当时已没有什么真正要做的了，我搞起了元数学——为了从高处审视整个不合时宜的错误观念。不止一个人曾预言我的研究会一路高歌猛进，而他们对我耽于这种边缘兴趣感到惊讶。

当然，那项研究背后真正的动机和隐藏的原因，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到底期待着什么？当然不是期待老迪尔幡然醒悟，转而欣赏我的价值，为迈尔斯道歉，承认自己错得有多严重。一想到那个像鹰一样精神矍铄、似乎永不会衰朽的老人不得不服输的样子，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荒诞了，我片刻也不能以之为乐。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实现的梦想：这件事太尴尬，太微不足道了。有时，一个人广受他人重视、尊敬甚至爱戴，但在灵魂的最深处，他最关心的却只是某一个人的看法，此人冷淡地站在崇拜者的圈子之外，在世人看来，可能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平庸之辈。

那么，老迪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位普通的数学教授。在美国，像他这样的教授还有好几十个。但这样理智的说法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尤其考虑到当年我自己甚至都没意识到我的雄心壮志中藏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目的。后来，我从出版商那里收到了那篇论文的副本，它们新鲜、硬挺、闪亮，仿佛沐浴在崭新的荣光中，我猛然清醒了过来；我眼前出现了老迪尔的模样，他干枯、僵硬，像一根竹竿，他的脸就像黑格尔的肖像——我讨厌黑格尔，我读不下他的著作，因为他是如此自负，仿佛“绝对”概念只是借他的嘴唇把自己说了出来，为的是普鲁士更大的荣耀。现在我意识到了，我的厌恶与黑格尔毫无关系；我只是把他想象成了另一个人。

有几次，我在学术会议上远远地看见了老迪尔；我避开了，假装没认出他来。还有一次，他主动和我说话，礼貌而含混，但我借口有事便离开了。现在我真的不需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了；我似乎只在想象的世界里才需要他。我的主要作品出版后，得到了一阵赞扬，还有人写下了第一本关于我的传记。我感到自己埋在心头的目标快要达成了，我将与他偶遇。他生病的传闻飘进了我的耳朵里，没错，但我没想到疾病能令他变得判若两人。我是在超级市场里看到他的。他推着一辆装满了罐头的购物车，就站在我前面。我尾随在他身后。我们周围有一大群人。我偷偷地瞟了他一眼，发现他脸颊肿胀，像两个囊袋，还带着一股疾病确诊后的绝望。这是一个干瘪皱缩、挺着圆肚子的老人，眼睛呆滞，下巴松弛，脚上是一双松松垮垮的橡胶雨靴。雪花在他的衣领上融化。他扶着购物车，被人群推搡着，而我好像害怕似的，匆忙后退走开；我只想尽快逃跑。顷刻之间，我失去了一个敌人，而他可能从来都不知道他是我的敌人。一段时间之后，我感到空虚，仿佛失去了一个非常亲近的人。那种挑战曾激起我的斗志，曾要求我调动全部精神力量，而它现在突然消失了。也许那个一直跟着我、在我肩头阅读画满标记的手稿的老迪尔根本不存在。多年后，当我读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没有任何感受。可我心里还始终留着那块空缺之处的伤口。

我知道他有个儿子，但我是在加入其主之声计划后才第一次见到小迪尔。他母亲似乎是匈牙利人，因此给他取名蒂豪梅尔，这个名字总让我想起帖木儿。虽然是叫“小”迪尔，但他已不再年轻。他是那些衰老的青年之一。有些人的年龄仿佛是固定的。比如，巴洛因注定是一位伟大的族长，那似乎是他应有的形态。他急切地想要实现这一身份，因为他知道他非但不会失去活力，反而能摆脱任何对其弱点的质疑。还有一些人保留了青春期毫不负责的特征。小迪尔就是这样。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庄严的表情和各种矫揉的姿态：他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自己手上的动作和脸上的神态。他是一个不安分的物理学家，就像我是个不安分的数学家一样，因为他不断地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他曾在安德森的生物物理学小组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和迪尔在拉帕波特那儿建立了友谊；为此我颇付出了一些努力，因为我真的不太喜欢他，我能克服自己的抵触情绪全是看在他父亲的分上。如果这对读者来说有些难以理解，我只能说我自己也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

跨多学科的专家，有时被我们称为“万事通”，是极受重视的人物；迪尔就是“蛙卵”合成项目的创造者之一。但在拉帕波特的晚间座谈会上，我们通常不谈与项目直接相关的话题。在与安德森共事之前，迪尔曾任职于另一个研究小组——估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他们的任务是提出应对人口爆炸的建议。他对此津津乐道。那里除了人类学家之外，还有一些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和遗传学家。当然，还有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名流代表。

有一位名流认为核战争是对“人山人海”的唯一救赎。他的逻辑是完美的。避孕药物和政策宣传都不能降低出生率。当务之急是在家庭层面进行“管理干预”。比如，有人提议“子女许可证”制度，公民只有在积满一定分数之后才可以获得生育许可，分数反映的是公民的心理生理素质、育儿技能等。诸如此类的各种方案听起来都阴森可怕、怪诞至极，不过这并不是问题所在。

设计出相对合理的各种计划是有可能的，但将它们付诸实施是不可能的。这最后总是会导致对一些自由的侵犯，而自从文明诞生以来，没有任何社会秩序敢触及这些自由。没有哪个现代政府有足够的权力，或足够的权威这么干。这意味着要与人类最强大的冲动，与大多数教堂，与人类神圣传统和基本权利对着干。而另一方面，在核灾难之后，国家对婚姻和生育的严格控制将是迫在眉睫的必要任务，否则，被辐射破坏的遗传物质将导致无数的畸形怪胎。这种紧急管控可以逐渐被一种管理人口繁殖的法律制度所取代，这种制度有利于引导人的进化和数量。

核战争理所当然是一件丑陋的、令人发指的事情，但其长期后果可能是有益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一部分科学家发表了意见，另一些人表示反对。两派之间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建议。

这个故事把拉帕波特惹恼了；迪尔始终带着淡淡的笑，他的反应越冷静，拉帕波特火气越大。

“把看似理智的推论奉为统治者供在王座上，”拉帕波特说，“就等同于把自己拱手交给了逻辑带来的疯狂。父亲会因为孩子的样貌举止都像自己而感到快乐，但这种快乐是没有任何理性基础的，尤其如果父亲只是个毫无才华的平庸之辈，这种快乐就更没道理了；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精子库，捐精者应该都是社会栋梁，我们应该通过人工授精培育与他们相似因而具有重要价值的孩子。组建家庭的过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交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特定的选择机制来给男女配对，使伴侣双方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呈正相关。欲望无法满足会使人产生挫败感，这将不利于社会进程的顺利运行；因此，我们应该满足所有的欲望，无论是用自然的方式还是通过等价的技术手段，或者，我们最终应该通过化学方法或外科手术来移除产生这些欲望的生理中枢。

“短短二十年前，从欧洲旅行到美国需要七个小时；我们花了一百八十亿美元，把时间缩短到五十分钟。现在我们知道，再增加数十亿美元的开支，飞行时间还可以缩短一半。一名生理和精神上都消过毒的乘客（以免他把亚洲流感或亚洲思想带到我们伟大的土地上），辅以充足的维生素和娱乐设施，将能够从一座城市去往另一座城市，从一块大陆去往另一块大陆，从一个星球去往另一个星球——而且旅行的速度和安全性都在不断增强。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效率惊人、服务妥帖，这番前景理应让我们兴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去问，如此迅如闪电的旅行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对于我们古老的、动物性的躯体来说，这样的速度太快了。从一个半球飞往另一个半球，如果太突然，生理的昼夜节律就会被打乱。幸运的是，我们研发了一种可以抵消时差干扰的药物。没错，这种抗时差药有时会导致抑郁，但我们还有其他药物可以提升你的情绪。那些抗抑郁药确实会引发心脏病，不过我们可以把聚乙烯管插入冠状动脉以防止堵塞。

“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家的行为就像一头训练有素的大象被迫面对障碍。他使用智慧的方式和大象使用肌肉的方式一样——听令行事。这是最方便的，因为科学家可以同意做任何事情，只要他无须负责任。科学变成了一座修道院，里面净是放弃抵抗的修士。逻辑演算应该取代人类，成为道德家。我们屈服于‘高等知识’的讹诈。通过推导，它断言核战争可以是一件好事，因为核战争遵循简单的算术规律。今天的罪恶将是明天的善行；因此，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善的。我们的理性不再遵循情感的直觉暗示；理想是一种完美构建的机制带来的和谐，文明整体和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追求这种理想。

“因此，文明的手段取代了它的目的，人类的便利取代了人类的价值。瓶口的软木塞被金属瓶盖取代，金属瓶盖又被塑料瓶盖取代。这背后的法则是无辜的，这只是一系列改进，使我们更容易打开存放液体的容器。但同样的法则被用于完善人类的大脑时，就变成了纯粹的疯狂。每一次冲突，每一道难题都被视为一个顽固的软木塞，我们应该将之丢弃，并替换成一个合适又省力的装置。巴洛因将这个项目命名为‘其主之声’计划，因为这句箴言含义模糊：我们该听哪位主子的声音，是来自星星的那位，还是来自华盛顿的那位？其实应该称之为‘压榨柠檬’计划——被压榨的柠檬不是我们可怜的大脑，而是那条宇宙信息。如果项目成功了，但愿别有灾祸降到主子们和奴仆们的头上！”

其主之声计划的第二年，在日益增长的不祥气氛中，我们通过这样的晚间谈话自娱自乐。这种预感很快就会被一件事证实。它令“压榨柠檬”不再只是一句讽刺，而是切实地带上了一种威胁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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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蛙卵”和“蝇王”分别由生物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储存，但这两者其实是同一种物质。在每个领域都要使用该学科特有的叫法，这是礼节习俗的要求。我想，这生动地说明了科学史的一个小特点：不管是研究过程中偶然走的弯路，还是碰巧推动大发现诞生的某种环境，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永远无法完全摆脱这些偶然性。的确，要识别这些遗迹并不容易，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化石，嵌入了后来所有理论和公式的核心。偶然性就像一枚印章，僵硬地刻在了思想的铁律中。

在第一次进入罗姆尼的实验室观察“蛙卵”之前，我经历了一整套起始流程，这套流程后来成了外部世界访客必须接受的标准。首先，我聆听了为贵宾录制的简报，其内容我已在前文引用过；然后，两分钟的地铁车程将我带到了化学合成大楼，在那里，我被领进了一个独立的大厅。我看见三层高的玻璃圆顶下耸立着一个庞然大物，像是一只蜻蜓稚虫的外骨骼，被放大到雷龙那么大；这是“蛙卵”分子的三维模型。各个原子团由黑色、紫红色、紫罗兰色和白色的葡萄状球体表示，并由透明的聚乙烯管连接。马什，一位立体化学家，向我指出了模型中的氨根、烷基，还有看起来像奇怪花朵的“分子碟”——它们吸收了核反应的能量。核反应是由一台机器演示的，它依次点亮隐藏在模型中的荧光灯管和白炽灯泡，营造出一种介于未来主义广告牌和圣诞树之间的感觉。我依照马什的期待赞叹了一番，然后继续参观。

实际的合成过程在这栋大楼的几个较低楼层里进行。在编程计算机的监督下，合成在有厚重屏蔽的柱状容器里发生，因为在某些阶段，该过程会发出穿透性相当强的辐射，不过当合成完成时，辐射会消退。合成大厅占地四千平方米。从那里有通道去往所谓的“银穹”，“银穹”仿佛金库一般，依据群星的指示合成出的物质就藏在其中。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圆形屋子，银色的墙壁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光亮。这么做是必须的，我原本知道其中的原因，但后来忘了。在巨大的基座上，一个玻璃容器沐浴在荧光灯管的冷光中。那像是一个庞大的水族箱，里面空荡荡的——只是底部有一层静止不动的液体，它略显蓝色，发出乳光。

一块玻璃把房间隔成两半，玻璃上有个开口，正对着水族箱。开口处安装了一套格外结实坚固的机械操纵设备。马什操纵一个类似外科手术钳的器械，先把钳嘴部分降至液体表面；当他把钳嘴抬起来的时候，从末端垂下一条闪闪发光的线，一点儿都不像是黏稠的液体。看起来就像那种黏性物质从自身中释放出了一根有弹性且足够坚硬的纤维，琴弦一般懒洋洋地摆动着。马什再一次把机械手放低，灵巧地摇动，把那根纤维甩脱，但泛着反光的液体表面并不接受它。纤维收缩了，变粗变厚，变得像一只闪光的幼虫，开始如毛毛虫一般缓慢前进。当碰到玻璃壁时，它还会停下来掉头。这持续了大约一分钟。然后，这奇怪造物的轮廓逐渐模糊消失，它又被吸收回了母体。

这种“毛毛虫把戏”并没有什么意义。当所有的灯都熄灭，实验在黑暗中重复时，我在某一时刻观察到，有一道非常微弱但很清晰的闪光转瞬即逝，仿佛在水族箱的底部和顶部之间划过了一颗小星星。马什后来告诉我，那并不是发冷光。当那根细线断裂时，那里产生了一个单分子层，它不再能控制核反应过程，于是产生了一种微观的链式反应。但那道闪光是一种继发效应，因为被激活的电子跃迁到了更高的能级，又立刻离开，释放出等量的光子。我问他们“蛙卵”有没有什么实际应用。他们回答说，合成刚成功时期望比现在大，因为“蛙卵”表现得像一种生物——生物进行生化反应产生的能量完全为自己所用，而“蛙卵”也不允许外界对其核能有任何剥夺。

葛洛修斯的团队造出了“蝇王”，他们的参观礼仪显然有所不同。在那里，参观者需要做好非同寻常的防护措施才能去往地下实验室。老实说，我不知道是因为“蝇王”这个名字它才被安置在地下二层，还是因为它诞生在冥府似的地下室里，所以才被如此命名。

首先，我要穿上防护服：一套宽大的透明套装，配有面罩和捆绑式氧气瓶。这个过程稍有些麻烦，因为尽管是出于现实考虑，但其中也包含一些仪式性的元素。据我所知，还没有人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过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行为，尽管我确信他们所做的一切并不都是必要的。同样的准备工作和实验活动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可一旦确定了某种程序，它就会在特定的圈子、流派里变成一种具有规范力量的习惯——几乎是一种教条。

有两个人陪同我参观“蝇王”，担任向导的就是小个子葛洛修斯。出发前，我们扭动旋钮，把氧气放入透明防护服里。每个人都像一只闪光的气球，里面是人形的核儿。出发前还要检查防护服的气密性。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把蜡烛的火焰靠近衣服各处轻微超压的地方——这令人联想到了某些焚香的巫术。

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整体，仿佛是仪式上的慢动作。因为身处这个闪亮的聚乙烯气球里，人根本无法快速移动。而且，被裹在这样一个封套里，交谈起来也不太容易。我们像演哑剧一样打手势交流，越发令我觉得自己正在参加宗教仪式。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套防护服可以保护我们不受β射线的辐射，虽然它可能确实妨碍活动，但它是透明的，能使人看得很清楚，等等。但我很容易就能想出一种不同的做法，也许没有这么强的画面感，可至少不会带有对“蝇王”之名象征意义的微妙暗示。

在一间铺着混凝土地面的特殊房间里，有一圈石砌外壳围绕着一口竖井。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沿着嵌在石头里的铁梯爬下竖井，防护服令人不悦地沙沙作响。同样令人不悦的还有这件超大号鱼鳔里积聚的热量。竖井底部有一条狭窄的隧道，有点像老矿井里的通道，每隔一段就有一盏带格栅的壁灯照明。但我必须说明，这些陷阱似的东西并不是葛洛修斯的团队搞出来的；研究小组只是充分利用了这栋建筑的地下部分而已。这里当年曾被用于更军事化的目的，与试验场的热核爆炸有关。走了六七十码后，墙壁开始微微发光。墙上覆盖着一层镜子般的银色金属片——这是唯一与生物物理学家们的“银穹”相同的细节。但我并没太注意这一点，这就和一个人不会注意到医生诊室里的裸体具有色情意味一样：我们的知觉是由环境的整体效果所支配的，而不受单个要素性质的左右。生物物理学家们的银色墙壁让人想起了神圣的、无菌的外科手术，但在这道地下走廊里，它呈现出一种更加神秘的特征。我们仿佛置身于某个嘉年华会的哈哈镜屋，鱼鳔般外形的倒影被扭曲，被反复投射。

我还在徒劳地四处张望，其实我们已经走到了走廊尽头，这是一个宽阔但隐蔽的凹处。在凹处的一侧，高度与我头部相当的位置上，我看到一扇小小的铁门。葛洛修斯打开小门，厚实的墙壁里露出一个类似炮眼的孔洞。陪同我前来的两人都让到一边，好让我看个清楚。在另一侧，孔洞被一块红色的厚片遮住了，那是一块肉片形状的东西，紧紧地贴在厚玻璃上。隔着我眼前的面罩，隔着瓶中平缓喷出的氧气，我前额和脸颊的皮肤上感受到一种压力，那似乎不仅来自防护服内的热量。我又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注意到那东西在极其缓慢地移动，而且各部位的移动不是完全同时的，那仿佛是一只巨大的蜗牛——被去了壳，又被粘在玻璃板上——徒劳地收缩肌肉，试图爬走。玻璃后面的物质似乎以一种未知的力量推着玻璃——慢慢地，但不停地在原地蠕动。

葛洛修斯礼貌而坚定地请我从洞口挪开，他关上那扇小小的装甲门，从搭在肩头的包里拿出一个烧瓶，里面有几只普通的家蝇，都停在烧瓶壁上。当他把烧瓶拿到已关闭的小门附近时——他的动作十分慎重、严肃——苍蝇起初都僵着，随后张开了小小的翅膀，一秒之后，它们像发疯的黑色子弹一样在烧瓶里乱飞乱撞。我似乎能听到它们狂怒的嗡嗡声。葛洛修斯把烧瓶挪得离小门更近一些，苍蝇的活动也变得越发激烈。然后，他把烧瓶放回包里，转身朝厨房的方向走去。

我终于知道了“蝇王”这个名字的来历。“蝇王”就是“蛙卵”——只是体积超过了两百升；这种转变是逐步发生的。至于它对家蝇产生的非同寻常的影响，人们对其中的机理全然无法理解。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除了家蝇，只有极少数膜翅目昆虫表现出异常，而蜘蛛、甲虫和许多其他虫子也被生物学家耐心地带到这个洞穴里，但它们对那种由内部过程产生热量的物质都没有任何反应。有人谈到了波，谈到了辐射——谢天谢地，还好没人提起心灵感应。有些苍蝇并没有展现出那种异常反应，它们腹部神经节在药理作用下瘫痪了。但这个发现微不足道。可怜的苍蝇被成批麻醉，每一个能摘除的部分都被依次从它们身上摘除——这批是腿不能动了，那批是翅膀被固定了——但最后唯一的发现就是，有一层很厚的电介质有效地屏蔽了这种影响。因此，这是一种物理现象，而不是“超自然”现象。嗯，这还用说？导致这一效应的原因仍不清楚。有人向我保证，这件事会得到解释的——一组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正在专门研究它。反正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听说有任何进展。

但是，“蝇王”并没有对其附近的活体组织构成威胁。即便是那些发疯的苍蝇也没受到什么伤害。

11

随着秋天的到来——只在日历上到来，因为沙漠里太阳的高度还和八月一样——我重新开始努力研究代码，尽管我不能说自己已重新焕发了活力。被视为项目中最伟大的成功的，从技术角度来看，绝对是“蛙卵”的合成。但在我试图构建的理论中，“蛙卵”不仅被忽视了，而且可以说是被无视了，好像我认为这东西是非法的似的。创造者们指责我有一种非理性的偏见，它根植于我个人对于这种物质的厌恶——听起来实在是荒唐。他们（迪尔就是其中之一）还认为，两个研究小组的人展示“核黏液”的环境和展示方式有些戏剧化，这导致我对“蝇王”这一物质本身态度冷淡；或者认为我只是厌恶这一事实：经验主义者们在一个谜团（代码本身）之上又增加了一个谜团——一种用途不明的物质。

我不同意这种指责。罗姆尼效应同样也增加了我们的无知程度，但当时我至少在其中看到了一丝机会，我们有可能了解发信者的态度，进而了解“信”的内容。为了丰富我的想象空间，我研究了大量关于人类和动物遗传密码破译史的文章。有时我模糊地觉得，我面对的是一种类似的现象——每个生物体都有“双重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生物体既是它自身，又是信息的媒介，信息指的是要传递给未来后代的遗传信息。

但是，我们又能用这样的类比做些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时代能够提供给研究者的概念性方法和手段贫乏至极。我们的知识仅仅在人类范围内发展到了极庞大的规模，但在世界范围内远非如此。在累积、爆炸、扩张的工具主义技术和人类生物学之间，就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不可阻挡、日益扩大的鸿沟；这道鸿沟把人类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信息搜寻者及其后卫队、预备役组成的前沿阵地，剩下的则是泰然自若、无动于衷的普罗大众，因为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信息软浆，其预制程度不亚于为胃肠道准备的各种流食。

信息激增的狂潮即将开始，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个阈值——具体是什么时候越过的，没人知道。一旦越过这道门槛，积累的知识总量就不能再被任何单一个体的头脑所掌握。

当代科学的首要责任是什么？在我看来，与其积累更多的知识，不如先设法剔除那些庞大的、次要而冗余的知识储备。据说信息技术创造了一个天堂，只要愿意，谁都可以知晓一切。但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选择就相当于顺从，这像呼吸一样不可避免。

人们因民族主义在当地互相折磨；因利益问题（通常只是表面上的）起冲突；资源在某些地区过度集中，同时在另一些地区过度匮乏（不过如今，在我们所有的技艺中，我们至少大体上拥有了解决此类矛盾的能力）。若不是人类不断地被此类问题刺激、触怒、挑衅，或许我们最终会意识到，这些由超级大国的核资本远程操控的、小小的血腥烟花，在多大程度上蒙蔽了人类的双眼，使我们看不见此时正在“孤立”发生的，任意运行、不受控制的事情。政治界仍然和前几个世纪一样，把全球视为竞赛的棋盘（但现在把月球轨道之外的空间也包含了进来）。但这张棋盘一直以来都处在悄悄的变化中；它不再是静止不动的地面，不再是基石，而更像是浮在水面上的木筏，在无形的水流冲击下四分五裂，漂往没人关注的地方。

请原谅我这番天马行空的比喻。但是没错，自赫尔曼·卡恩[26]把卡珊德拉[27]的行当变成“科学”的那一天起，未来学家就像苍蝇一样大量繁殖。然而不知何故，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清楚地声明这一点：人类已完全听任技术进步的摆布。现在这两个角色已然颠倒：对技术而言，人类反倒成了一种手段，一种工具，用来实现未知且不可知的目标。对终极武器的探索已经把科学家变成了追求点金石的炼金术士，唯一不同于炼金术士梦想的是，终极武器确实存在。读者面前的未来学论文是一张张印在光面纸上的图表、表格，它们告诉大家氢氦核聚变反应堆什么时候会出现，头脑的心灵感应特性什么时候能产业化应用。这些未来的科技发现是在大量收集适当的专家意见之后得出的预见——这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这种做法创造了知识的假象，而以前人类普遍承认自己对这些事情是完全、彻底无知的。

只要纵观科学史就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未来是由我们今日不知也不可预见的事物所决定的。而一出“镜像双人舞”使这种情况越发复杂化，因为冷战中的一方不得不尽可能准确而迅速地照搬另一方在军备领域所做的一切。而且通常你无法分辨是哪一方先迈出了某一步，哪一方只是忠实地模仿。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想象力已被核爆灭世的景象冻结——尽管其迹象已明显到足以令双方停止继续扩核。人们如此痴迷由战略家和科学顾问描绘的核末日场景，以至于毫不关注事态发展中隐藏着的其他可能性，即便它们可能比核末日更危险。要知道新的发现和发明在不断破坏平衡状态。

七十年代[28]有段时间流行一种说法，要对所有潜在的敌人实行“间接经济消耗”；国防部长凯泽用一句格言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在胖子变瘦之前，瘦子会先饿死。”核武器当量方面的竞争让位于导弹竞赛，这又反过来导致双方制造越来越昂贵的反导导弹。竞赛升级的下一步可能是建造“激光盾”，这是一种伽马激光发射器阵列，能用破坏性的射线把整个国家包围起来。安装这样一个系统的成本在四千亿到五千亿美元之间。这一步棋走完之后，我们可以期待装备有伽马激光的巨型卫星被送上绕地轨道，这些卫星群经过敌人领土上空时，可以瞬间用紫外线辐射将敌国彻底焚毁。据估计，打造这一死亡环带的花销将超过七万亿美元。这场经济消耗战——通过生产越来越昂贵的武器，对整个敌方政府机构造成严重的压力——虽然是认真策划的，却无法落实，因为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打造超激光武器的难关尚无法逾越。这一次，仁慈的大自然以其固有的机制，把我们从我们自己手中救了出来；但这次只是我们碰巧走运而已。

这就是政客的全球思维以及由这种思维决定的科学战略。同时，整个文明的历史传统开始在我们面前崩塌，就像一艘剧烈摇晃的货船。伟大的历史哲学概念在根基上就被削弱了，伟大的综合体则根植于过去的价值观，它们全都像即将遭遇灭顶之灾的雷龙，将在未来新发现的海岸上被拍得粉碎。如今，隐藏在物质世界内部的所有力量和怪物，都会在现身的那一刻被当成武器拖上历史舞台。所以事实上，我们不是在和苏联较劲，而是在和大自然较劲，因为决定我们下一个大发现的不是苏联而是大自然。如果你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掌上明珠，认为她只会给我们提供有益于人类生存的东西，那你就太愚蠢了。如果有一项科学发现能保证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优势，那它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会吸引权力的重视和投资，因为谁率先实现了这个目标，谁就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袖。人们总是如此侃侃而谈。但是，你相信处于弱势的对手会被动地屈服于强加在身上的枷锁吗？当然不会。这一整套学说是自相矛盾的，同时它还会打破现有力量的均衡状态，导致局势永不停歇地升级更新。

我们发现人类文明落入了技术的陷阱，我们的命运现在完全取决于对能量与物质层级之间尚未可知的关系的安排。当我说出这番话时，通常有人说我是失败主义者，尤其是那些把自己的良知租赁给国务院的科学家。从骑着骆驼、骡子到搭乘二轮、四轮马车，再到驾驶蒸汽机车、飞机坦克，人类始终处于互相撕头发、掐喉咙的争斗状态，但这个种族仍有存活下去的希望——打破这种武力竞赛的束缚即可。在本世纪中叶，一种全然的恐惧使政治瘫痪了，却并没有改变它，战略依旧是老样子。我们把几天之内的形势看得比几个月更重，把数年的规划看得比几个世纪更重，但真正该做的正与之相反；为全人类福祉着想的理念应该被写进道德伦理标准之中；技术的崛起应当受到遏制，以防盛极而衰。

与此同时，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之间的物质差距在拉大——经济学家把这种差距称为“不断扩大的和谐”。位高权重之人手握着他人的命运，他们声称自己认识到这种状态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但他们什么也没做，好像在等待奇迹出现。协调发展是有必要的，但不能像信赖机器那样信赖它，因为这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自决进程。我们不能把技术上的可行性等同于明智和安全，这种信念毫无疑问是疯狂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大自然神奇的援助之手，要知道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变成了我们的食物和机器的燃料，我们已经把这部分自然纳入了人类的文明。然而，我们接纳的东西可能变成一匹特洛伊木马，一颗糖衣毒药。它变得有毒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憎恶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前进得太盲目。

我无法在研究中忽视这个背景。在思考“信”的双重属性时，我也始终牢记着这一点。外交官身着僵硬的燕尾服，膝盖因愉悦而颤抖。他们在等待，等待我们非官方的、不那么重要的、初步的劳动终于结束的那一刻，等待他们缀满勋章飞向太空的那一刻。届时他们要递上国书，并与一个拥有亿年历史的文明交换外交备忘录。而我们只是在为他们搭建一座桥，落成时由他们负责剪彩。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在银河系的某个角落出现了一些生物，他们意识到生命异常稀有，于是决定干预宇宙，并匡正它。这一古代文明的继承者能够精确地发送一种促进生命诞生的脉冲，同时把对当地每一条演化道路的干涉降到最低。可见他们必然拥有超出我们想象的知识，且付出了巨大牺牲。那条信息并不是什么道成肉身，因为它完全没有指明会发生什么。这一操作从原理上来讲是非常简单的，但它被重复了那么久，几近永恒；它就像两道相隔甚远的恒久河堤，在这两道河堤之间，物种形成的进程仍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他们在给予帮助时尽可能地谨慎，没有说明书，没有具体指令，也没有物理或化学性质的指导——除了巩固热力学上不太可能稳定的状态之外，什么都没有。

概率增强的程度弱得无法形容，它之所以能起作用，仅仅是因为它无处不在，穿透了银河系中某一部分的所有障碍。（或者不是某一部分，而是整个银河系？我们不知道他们还发射了多少此类不可见射线。）这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种恒久的存在，其恒久性堪比恒星本身；但与此同时，一旦生命演化的过程开始，它的促进效用就停止了，因为这种辐射对已成形生物体的影响几乎为零。

发射持续的时间久得令我害怕。是的，发信者群体可能已经逝去了；这一过程可能是由他们的天体工程师在一颗或一组恒星内启动的，只要太阳能发射器还能运转，发射就会继续下去。在我看来，我们的秘密研究相比之下更像是一项犯罪行为。重要的不是某项新发现，甚至也不是堆积如山的新发现，而是我们能开眼看世界。在此之前，我们就像一窝还没睁眼的幼犬。在银河系的黑暗中闪耀着一种智慧，一种并不试图将其存在强加于我们的智慧，相反，它极其小心地隐藏了自己。

在其主之声计划存在之前就流行着一些假说，这些说法在我看来非常肤浅。它们在悲观主义和盲目乐观主义的两极之间来回摇摆。悲观主义者将“大沉默”视为自然状态，而盲目乐观主义者认为其他文明会清晰而缓慢地宣布自己的存在，他们指望散落在恒星之间的文明会像幼儿园里的孩子那样互相交流。现在又一个神话破灭了，而另一个真理却从我们头顶冉冉升起，令我们难以承受——真理通常都是这样。

信号还有第二个层次，语义层次。一个孩子可以理解从哲学著作中摘取的零散句子，但他不能理解整本书。我们的情况是相似的。孩子可能会被这句话或那句话的内容迷住——我们也对已破译的小片段感到惊奇。我长时间研读这篇恒星文本，反复努力与之交流，终于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熟悉了它，我不止一次地瞥到——虽然这纯粹是凭直觉，我总觉得那东西高耸在我之上，像一座山——瞥到了它的宏伟结构，但总是模糊不清。就这样，我把一种数学上的知觉换成了美学上的感受，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一本书中的每句话都有意义，即使只是断章取义；但在语境中，一个句子的意思会与其前后句子的意思混合在一起。通过这种渗透、吸积和聚焦融合，思想终于浮现，并凝固在时间中，形成一本著作。在恒星代码中，重要的不是各个元素的意义，或者说“伪句”的意义，而是整段代码的意义，可我却无法参透。但是，代码拥有一种内在的和谐，一种纯粹的数学和谐。一个人可以在大教堂里感受到这种和谐，即便他不明白大教堂的宗教意义，不懂静力学法则和建筑学法则，甚至也不知道石料中体现出的风格。我就是那个一无所知的、目瞪口呆的旁观者。代码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没有“纯粹的局部性”。一块没有拱顶也不承重的拱顶石就不是拱顶石，这就是建筑中的非局部性。“蛙卵”的合成是通过将元素从代码中剥离出来而实现的，而后那些元素才被赋予了原子学和立体化学上的“意义”。

这里面似乎有一种肆意破坏的意味，好比根据《白鲸》中的描写，人们开始捕鲸，熬炼鲸脂。这是有可能实现的；《白鲸》中详细描述了捕鲸业，尽管是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但人们可以无视这一点，把这部小说随意切成碎片，重新排列。同样，恒星代码中蕴藏着很多智慧，但它和《白鲸》一样，对这种破坏行径似乎毫无防御能力。很快我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可能更糟；我心头的恐惧将滋生、扩大。因此，回想起来，我并不否认这番多愁善感的评论。

如频率分析所示，代码的某些部分似乎像句子中的单词一样重复出现，但每个不同的邻域在脉冲的形状上都产生了微小的差异。我们使用的二进制版本的代码并没有考虑这些差异。而那些（终于）可以指着锁在“银穹”里的宝藏夸耀一番的经验主义者，他们毫无耐心地坚持认为这些微小的扭曲必然是由中微子流穿过许多秒差距的空间造成的，考虑到信号的去同步化和模糊脏污，这种现象可以忽略不计。可我决定检查一下。我要求把整段信号重新录制一遍——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大部分。然后我把从天体物理学家那里获得的新文本，与过去五次连续独立接收的相应片段进行了比较。

奇怪的是，竟然还没有人这么做过。当我们检查某人签名的真实性时，如果放大镜的倍数越来越大，那么最终被放大的线条，也就是纸上的墨迹，就开始分解，只沿着离散的、绳子一般粗的纤维分布。此人的书写及其“性格”对字母的形状会产生影响，但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影响在签名被放大到多少倍时就终结了，我们也无法确定放大多少倍之后墨迹就不再受书写者的控制，而是取决于统计学意义上的运动，取决于手和笔的轻微颤动以及墨水流动的不均匀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比较一系列的签名来判断——必须是一系列的，而不仅仅是两个。因为通过这种比较，一种规律性就会凸显出来，它完全不受到可变波动的影响。

我能够证明，信号的“去同步化”“模糊脏污”完全是我的反对者的想象。那些重复部分的精确度已达到了天体物理学家使用的记录设备的分辨率极限，而且我们当然不能荒唐地认为对方信号发射机的精度正好校准得跟我们的接收设备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信号的分辨率比我们检验信号的精确度要高。因此我们无法知晓对方发射机的最大性能。

这在项目内引起了骚动。从那时起，我被嘲讽为“耶和华的先知”或“旷野的呼求者”[29]。于是随着时间接近九月底，我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孤独。有时，尤其是在夜里，在我无言的沉思和代码文本之间，一种亲密的纽带建立起来，仿佛我已几乎把握了它的全部。有时我突然觉得呼吸急促，像是无形地跃起，我感觉到了彼岸，但即便我尽了最大努力也总是不够。

现在想来，这些状态都是我的错觉。当然，对我来说，如今更容易看清这一点：这项任务不仅是我没有能力完成，而且以任何人之力都无法完成。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始终觉得这道谜题也不是人类组团战斗就可以攻克的。这需要有人能打开枷锁，摆脱固有的思维习惯，也许根本就找不到这么一个人。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忧虑当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或许还有些自我中心主义的意味。我像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但是，若说有什么事情能让一个人抛弃倨傲自尊之心，忘记心中争强好胜的魔鬼，我觉得就非此事莫属了。当时我的孤独感尤其强烈。最奇怪的是，那次毫不含糊的失败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丝高贵的味道。那一个个小时，那一个个星期，今天回忆起来，令我觉得弥足珍贵。我从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12

在已出版的文献和图书中，几乎没有提到我对这个项目最具“建设性”的贡献是什么。因为官方为了避免各种麻烦，决定掩盖我在“反政府阴谋”中扮演的角色。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个阴谋本来可能会演变成“重大罪行”。而它最终没有得逞也并非由于我。现在来谈谈我的罪行。

十月初暑气仍未散去——但那是在白天，夜间沙漠的温度会降到零度以下。我整天都待在室内，到了傍晚，趁天还没变得太冷，我会出去散一会儿步。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盯着塔楼，因为人们提醒我，在高耸的沙丘中很容易迷路。这事在某个技术人员身上发生过，但他在午夜前后回来了，楼群的灯光给他指明了方向。之前我对沙漠并不熟悉，只在电影和书里看到过。真实的沙漠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它既是单调无趣的，同时又变化万千。最吸引我的是移动沙丘，是那些巨大而缓慢的波浪。它们清晰优美的几何形状将大自然在此处的完美解决方案执行了出来。虽然生物圈的生命力时而莽撞无礼时而狂暴倔强，但在这里，它并没有冲击到无生命世界的领域。

一天晚上我散步回来，遇到了唐纳德·普罗瑟罗——后来发现这并非偶然。他是英格兰康沃尔郡一个古老家族的第二代后裔，是我所认识的美国人中最英国化的。

在科学委员会的会议中，普罗瑟罗坐在大块头巴洛因和瘦高个儿迪尔之间，正对着烦躁不安的拉帕波特和我们的时装模板尤金·阿尔伯特·奈伊。普罗瑟罗的古怪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任何不寻常的特点。他的模样简直就是平庸的化身：一张普普通通的面孔，略微发黄，典型的英国长脸，眼窝深陷，下巴有力，嘴里永远叼着烟斗；他的声音里没有激情，神情平静不矫揉，也不比画任何断然有力的手势——只有通过这些否定句，我才能介绍出他的样子。然而，他的头脑是一流的。

我承认他令我不安，因为我不相信有十全十美之人。我不相信人可以完全没有怪癖，没有习惯性的小动作，不对任何事物痴迷，没有最轻微的癫狂，也没有一碰触就会爆发的弱点。倘若真有这样的人，我怀疑他要么是系统性地伪装出来的（我们以自身为参照判断他人），要么就是毫无个性可言。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如何结识一个人的。如果我是通过文章著作第一次认识某人的（对我而言往往如此），因此也就是先从精神方面结识——我们这一行的著述是极其抽象的，那么遇见活生生的真人时我总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因为我总是本能地把对方想象成某种柏拉图式的流溢[30]。

我观察纯粹的思想或高傲超然的灵魂如何流汗、眨眼、掏耳朵，也观察它如何以各种方式成功地管理自己的肉身——肉身支撑了灵魂，也常常阻碍灵魂。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一种砸碎圣像般的款待，恶毒透顶。记得有一次，我搭乘一位接受唯我论的著名哲学家的车，半路上他的车胎瘪了。这事打断了他关于“一切存在皆是幻觉”的讲述，他以最平常不过的方式（甚至还咕哝了几声）把车子顶了起来，然后拿出了备用轮胎。我带着孩童般的喜悦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鼻塞的耶稣基督。他用幻觉中的扳手一个接一个地拧开了不存在的螺帽，然后绝望地看着沾满油污的双手；根据他的学说，油污不过是一场梦，但不知怎的，这事儿并没有进入他的脑中。

当我还是孩子时，我真诚地相信世上存在完美的人；首先就是科学家，而科学家中最神圣的当属大学教授。现实迫使我放弃了这种理想化的信念。

虽然我认识唐纳德已有二十年了，但似乎还是绕不开这一点：他确实是那种只有最不合时宜的、最狂热的人才会相信其存在的科学家。巴洛因也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但同时也犯过不少错。我记得有一次，他恳求唐纳德偶尔（哪怕只有一次也行）放低身段，揭露一些关于自己的丑陋秘密；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做一些令人鄙夷的事情，以便让自己在我们眼中更像个普通人。而唐纳德只是抽着烟斗笑了笑！

那天晚上，在夕阳的红光下，我们俩走在两座沙丘之间的小山谷里。我观察着我们在黄沙上投下的影子，阴影中的沙粒就如印象派绘画的笔触一般，似乎发出一种紫丁香色的光，像显微镜下气体燃烧的火焰。普罗瑟罗开始向我讲述他关于“蛙卵”中的“冷核反应”方面的工作。出于礼貌，我聆听着，可当他说我们的处境让他想起曼哈顿计划时，我感到十分惊讶。

“即使‘蛙卵’中能大规模释放链式反应，”我说，“氢弹的威力也是一样，它们在技术上是不可控的，所以我觉得‘蛙卵’在这方面应该威胁不到我们。”

听完我这句话，他把烟斗收了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已打开的胶卷递给了我；夕阳像一轮肿胀的红色圆盘，被我们用作光源。我对微观物理学懂一点皮毛，可以辨认出那是一系列气泡室里的离子轨迹照片。他站在我旁边，不慌不忙地把几个奇怪之处指给我看。在气泡室的正中央是一滴针头大小的“蛙卵”黏液，而在距离黏液大约一毫米的地方，是一个恒星般的散落的原子核，其碎片向外辐射的轨迹清晰可见。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奇怪的，但随后普罗瑟罗给出了解释和更多的照片。发生了一件不可能之事：即使那滴“蛙卵”完全被铅壳包裹，原子分裂形成的小恒星也会出现在气泡室里——在铅壳之外！

“这种核反应是远程的。”普罗瑟罗总结道，“能量随着破碎的原子从一个地方消失，而原子又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你见过魔术师把鸡蛋放进他的口袋里，然后从嘴里拿出来吗？这也是一样的。”

“我看过，可那只是个把戏！”我还是没搞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愿意搞明白。“难道原子在衰变的过程中，穿过了屏蔽层？”我问。

“不是。它们只是从一个地方消失，并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

“可这违反守恒定律！”

“未必，因为这种现象发生的速度非常快——你看，有的飞进来，有的飞出去。平衡状态并没有改变。你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奇迹般的效应吗？一个中微子场，更确切地说，是经由原始发射信号调制过的中微子场——就像一阵‘神之风’。”

我知道这样的效应不可能是真的，但我相信唐纳德。要论我们这个半球谁最了解核反应，非他莫属。我问他这种效应的作用范围有多大。是的，早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邪恶的念头就已经在脑中出现了。

“我不知道作用范围能有多大。无论如何不会小于我用过的气泡室的直径——六厘米。我在威尔逊也做过实验——二十五厘米。”

“你能控制反应吗？能决定这些‘位置变化’的终点在哪里吗？”

“可以，而且精度非常高。终点是相位的函数——中微子场达到最大值的位置。”

我试图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过程。“蛙卵”内的原子核在衰变，但衰变的轨迹同时出现在这种物质之外。唐纳德说这种现象已超出了我们物理学的前沿；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它违反了所有的定律。如此宏观尺度上的量子效应是不允许的——不在我们的理论范围之内。渐渐地，他说得越来越直率了。他也是偶然发现了这个现象，当时他和搭档麦克希尔试图在物理学领域重复罗姆尼的实验，是完全盲目的尝试。他把“蛙卵”暴露在信号的辐射中，想看看是否会有什么结果，结果竟有了大发现。这就发生在他不得不去华盛顿之前。按照他们共同制订的研究计划，麦克希尔在他出差的一周时间里，建造了一个更大的装置。那台装置允许他们扩大实验的规模，并把核反应的半径扩展到了好几米。

好几米。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唐纳德的神态处变不惊，他是那种即便被告知患了癌症也面不改色的人。他说理论上可以造出一种仪器，把这种效应的强度和范围扩大数百万倍。

我问谁知道这件事，他说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连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也没告诉。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对巴洛因是完全信任的，但是他不想让巴洛因陷入困境，因为伊沃尔·巴洛因对全部研究的行政管理负有直接责任。正因此，唐纳德也不能告诉科学委员会的任何人。他可以担保麦克希尔也不会说出去。多大程度上你能担保，我问他。他看着我，然后耸耸肩。聪明如唐纳德，他自然知道一场残酷的游戏已经开始了，其中的风险之高，你无法为任何人做出担保。我们谈话时，尽管气温已经降得相当低，但我还是出了一身汗。唐纳德把他去华盛顿的原因告诉了我。他之前写了一份与这个项目有关的请愿书，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直接递交给了拉什，所以后来要飞往华盛顿听答复。是拉什要求他去的。在那里，唐纳德向政府部门解释了这项研究的保密性是多么有害。他认为，即使我们获得的知识增强了我们的军事潜力，这也只会加剧全球威胁。目前的局势基于一种流动的平衡性，无论天平朝哪个方向倾斜，只要倾斜得太剧烈，就会使对立方孤注一掷。其中一方每出一招，另一方都能招架住，平衡就系于这一点。军备竞赛和全球军演就是这样进行的。此事唐纳德甚至都没和我商量，虽然我有点儿生气，但我把情绪藏在心里，只问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答复。不过我也能猜到。

“我与一位将军谈了。他告诉我，他们完全知道我所写的是真实情况，但我们必须继续像以前那样行事，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是否正在进行与我们完全相同的研究……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最终的发现就不会扰乱这种平衡，相反，我们倒能恢复这种平衡。我真是给自己惹了好大一个麻烦！”他总结道。

尽管我心里清楚这事情没完，我仍安慰他说，他们会直接把请愿书归档。但这并没有令他安心。

“动笔写的时候，”他说，“我真是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可是等请愿书放到了拉什的办公桌上，我突然意识到了后果。我甚至想过要撤回那份倒霉的文件，但那样只会让我显得更可疑！好吧，现在你可以想象他们会怎样监视我了！”

他指的是我们的朋友奈伊。奈伊已经收到了上面的指示，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问唐纳德是否想过停止实验，把仪器拆除，或是干脆毁掉。唉，我知道他会怎样回答。

“已经发现的事情无法撤回。何况还有麦克希尔。我们一起搞研究的时候，他是会听我的指挥，但是如果我选择走你建议的那条路，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即便我能说服他，也只是暂时拖延了研究进度而已。生物物理学家已经制订了下一年的研究计划。我看到了他们的草案，他们想做的研究与我的研究类似。他们有气泡室，有优秀的核子专家，比如匹克林，他们还有一台逆变器；他们希望在第二季度分析‘蛙卵’单分子层微爆的影响。设备是全自动的。他们每天能拍几千张照片，那个效应会非常显眼。”

“下个季度。”我说道。

“下个季度。”他确认。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静静地穿过沙丘返回；红日沉入地平线之下，周围已几乎没有一丝天光。我记得在走那段路的时候，我格外清楚地观察周围，那景色在我眼中是如此美丽，就好像我快要撒手人寰了一样。在我们各自走上岔路之前，我本想问问唐纳德，他为什么要选择告诉我。但我没有问。真的没什么话可说了。

13

剥除专业术语之后，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唐纳德·普罗瑟罗没搞错，且进一步实验证实了先前实验的结果，那人类就有可能制造一种核爆，它能释放出毁灭性的能量，并以光速转移，因此它可以不作用于爆炸发生的地方，而是作用于地球上人们选择的任何一个地点。第二次碰面时，唐纳德给我看了仪器的草图以及他最初的计算结果。如果这种效果随着能量和距离线性增加，那么这两个参数的值是没有上限的。人们甚至可以把月球炸了——只需要在地球上积累足够多的可裂变物质，并把反应的作用点对准月球。

那些日子很难熬，夜里尤其糟糕，因为夜间我总是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唐纳德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把仪器安装好。麦克希尔继续负责仪器，而唐纳德和我对数据进行理论分析，当然那只意味着对现象的公式化。我们并没有刻意安排一起工作，这种合作似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平生第一次不得不在计算中应用某种“阴谋最小化”手段；也就是说，我销毁了所有的笔记，总是清理电脑内存；即使是无关的事情，我也不给唐纳德打电话，因为我们之间的联系突然增加也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我有点儿害怕巴洛因和拉帕波特的洞察力，所幸我们碰面的次数变少了。伊沃尔有很多事情要忙，因为有位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麦克马洪即将来访，这是一位很有价值的人物，也是拉什的朋友；拉帕波特则被信息理论家们征召了。

虽然身为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五巨头”之一，尽管没有职衔——但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研究团队，哪怕是名义上的，所以我是自己时间的主人。因此，我在主电脑前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并没有引起注意；况且我以前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尽管是出于其他原因。等麦克马洪到来的时候，唐纳德的仪器还没组装完。唐纳德不想通过项目管理部门下采购单，所以他只是向其他团队借了需要的设备——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他必须想出一些任务让他手下的其他人去做，一些看起来合理而且不会惹出问题的任务。

很难说我们到底为什么急于做这个实验。我们几乎从未谈及如果大规模实验成功（实际上是一种失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我承认，在我睡前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甚至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宣布自己是这颗行星的独裁者，或者与唐纳德共同掌权，搞二头政治——当然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过我们知道历史上几乎每个人都曾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我们也知道这种奋斗后来演变成了什么。站在唐纳德的设备前面，你就可以用毁灭全人类来威胁所有的军队和国家。不过我对这个想法并不是认真的。并不是我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但我确信，这样的尝试将不可避免地以一场大灾难告终。任何此类的举措都不能给地球带来和平。我提到这番幻想只是为了向读者展示我当时的心态。

这些事件及其后续事件已被描述过无数次，而每个版本都歪曲了事实。一些科学家理解我们良心上的不安，甚至私下同情我们——比如巴洛因。他们介绍其中原委时，说得好像我们是按照项目规定的正确方法行事似的，或者至少我们没有任何隐藏实验结果的意图。而另一方面，街头小报（例如，杰克·斯莱泽的著名系列报道“其主之声阴谋”）引用了我们的老朋友尤金·阿尔伯特·奈伊提供的材料，把唐纳德和我描绘成叛徒、敌方特务。这些愤怒的喧嚣并没有把我们——阴谋的始作俑者——带上国会听证会的复仇法庭，这要感谢项目官方的说法向着我们，要感谢拉什的幕后支持，最后我们还要感谢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此事被捅到公众面前时，已经是相当乏味的旧闻了。

的确，我与某些政治人物进行了一些不愉快的交谈。我对他们重复了同样的话：我认为所有当代冲突都是暂时现象，就好比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的统治都是暂时的。每一次世界危机都可以从战略角度来看待，只要这种战略的后果不会潜在地威胁到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存亡。但是，当全人类的命运成为等式中的一个未知元时，我们的选择必然只有一个，没有讨论的余地。这时候仍诉诸美国方式、爱国精神、民主或其他任何理念都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任何不同意这一判断的人都是人类刽子手的候选人。项目中的危机已经过去，但未来还会有其他危机。技术的发展将扰乱世界的平衡，如果我们不能从这场危机中吸取实际教训，什么也救不了我们。

承诺要来的参议员终于带着随从到达了，并得到了应有的敬意。原来他是个圆滑老练的人，因为他不跟我们闲聊，那是白人和野蛮人之间惯常的“空谈”。巴洛因满脑子都是新财年和预算的问题，他希望参议员对项目的工作和成果有尽可能好的印象，而且巴洛因对自己的外交手腕颇有自信，因此他试图独占麦克马洪的时间。然而麦克马洪巧妙地挣脱了他的控制，邀请我去谈话。后来我才知道，华盛顿的项目启动者们认为我是“反对派领袖”，而参议员希望听到我的不同意见。但在那次晚宴上我还不知道这一点。巴洛因在这类事务和把戏中更为老练，他一直试图给我正确的暗示，但由于参议员坐在我们中间，巴洛因只能频频给我使眼色，摆出一副意味深长、既谨慎又严厉的表情。他先前没给我指示，现在很想弥补，当我们从桌子边上站起来时，他已准备一下子跳到我身边；可是麦克马洪热情地搂住我，径直把我带到了他的套间。

他给我倒了一杯很高级的马爹利酒，那可能是他带来的，因为我不记得在我们宾馆餐厅里见过那种酒。他转达了熟人的问候，并开玩笑说他完全看不懂我的著作。之后他突然却又看似随意地问我，代码破译了没有。我知道自己已经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我们的谈话是私下进行的；参议员的整个代表团都去参加我们所谓的“实验室之旅”了。

“既可以说破译了，也可以说没有破译。”我回答，“你能和一个两岁的孩子取得联系，进行沟通吗？当然可以，只要你稍花点儿心思就可以做到。但是，对于你在参议院发表的关于预算的演讲，那个孩子又能理解多少呢？”

“一点儿也理解不了。”他说道，“但是，既然我们破译不了，为什么又可以说破译了呢？”

“因为我们确实知道了一些事情。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展品’……”

“我听说了你的论证。你证明了那封信是对某种物体的描述，对吧？因此，‘蛙卵’就是那东西的一部分——我说得对吗？”

“参议员，”我说，“如果我解释得不够清楚，请不要生气。我已经尽力了。在外行看来，我们研究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无所建树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应该已经‘破译’了代码的一部分，但后来却毫无进展。而密码分析专家坚持认为，如果代码能够部分被破解，那么其余的工作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对吗？”

他只点了点头；我注意到他在认真地听着。

“大体来说，我们已经知道的语言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的语言，也就是人类使用的语言——而另一类语言不是由人类创造的。这样一种语言适用于生物体与生物体之间的交流。我想称之为‘遗传代码’。这种代码不是自然语言的变体，因为它不仅包含了关于某种生物体结构的信息，而且它能够将这些信息转化为那种生物体。这种代码是超越了文化的。为了理解人类的某种自然语言，你最终必须要熟悉他们的文化，哪怕只是了解一点点。然而，要想理解某种‘遗传代码’，你不需要了解任何文化因素。为了达到此目的，从物理、化学等领域获得相关知识就足够了。”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你还是成功了，你证明了这封信是用某种类似于遗传代码的语言写的。”

“如果这就是答案，那我们就可以自由回家了。现实情况更糟，因为和往常一样，现实要更加复杂。不幸的是，‘文化语言’和‘超文化语言’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坚信这种差别的绝对性，这种信念从属于一系列我们极难放弃的错觉。你提到的那个数学证明，我能把它做出来，仅仅说明了‘信’不是用我们目前使用的这类语言写成的。除了遗传代码和自然语言，我们不知道其他类型的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我相信‘其他语言’是存在的，‘信’就是用其中一种写的。”

“那么这种‘其他语言’是什么样的呢？”

“我只能给你解释个大概。让我把问题简化一下。在演化过程中，生物体通过‘说出’某些句子来‘交流’。这些句子就是基因型，其中的单词就是染色体。但是，当一位科学家向你展示某个基因型的结构模型时，你看到的就不再是‘超文化代码’，因为那位科学家已经把遗传代码翻译成了符号语言——比如说化学符号。现在言归正传，我们开始怀疑所谓‘超文化语言’多少有点儿像康德的‘自在之物’。你既不能完全理解代码，也不能完全理解那件物体。当我们审视任何话语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有些东西来自文化，有些东西来自‘自然’——或者说来自‘世界本身’。任何信息都是两种成分的‘混合物’。在墨洛温王朝的语言中，或者在共和党的政治口号中，‘文化’成分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不依赖于文化的成分——‘直接来自世界’的成分——只出现了少量。而物理学所用的语言，你可以说它正与前者相反：有很多‘来自自然本身’的‘自然’成分，很少有文化塑造的东西。但是，一种完全‘超文化’的纯粹状态在原则上是无法实现的。设想一个文明向另一个文明发送包含原子模型的信息，有人认为有可能从这封‘信’中根除所有的文化性痕迹——这想法就是一种幻觉。文化性痕迹确实可以大大减少，但是在全宇宙中，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人能将之减少为零。”

“那封‘信’是用一种‘超文化’的语言写成的，但仍然含有发信者的文化成分，是这样吗？这就是困难所在吗？”

“这只是困难之一。发信者在文化和知识上都与我们不同，让我们姑且认为那是科学知识。因此，困难至少是两个层面上的。我们无法参悟他们的文化——现在不行，我相信一千年后也不行。他们一定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发送的信息在被解读时，并不需要收信者对他们的文化有任何了解。这几乎是肯定的。”

“那么文化因素应该不会妨碍你们的研究咯？”

“参议员，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在妨碍研究。我们已经评估了整封‘信’的复杂性。其复杂性如此之高，大致相当于我们已知的一类系统——社会系统或是生物系统。我们没有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因此只好使用基因型作为破译‘信’的模型——更准确地说，不是基因型本身，而是用于研究基因型的数学工具。我们已经知道，与代码最为相似的物体是活体细胞——或者一个完整的活生物体。这并不是说，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一种基因型，而只是说，在我们知道的所有东西中，基因型是最可以拿来与代码进行比较的。你意识到这么做带来的巨大风险了吗？”

“我不是很明白。似乎唯一的风险就是，如果最终发现代码不是基因型，那么你们的破译就不会成功。难道还有其他风险吗？”

“我们就像一个在夜里丢了东西的人，不是到处寻找失物，而只是在路灯下寻找，因为只有路灯下面是亮的。你见过自动钢琴用的纸带吗？”

“当然见过。一卷一卷的，上面有孔。”

“碰巧，一台计算机的程序纸带可以装进一架自动钢琴里。尽管这段程序与音乐毫无关系——它可能是某个五阶方程——然而，当它被放入自动钢琴之后，钢琴会产生音符。这些音符可能不都是完全混乱的，你有可能会听到一些乐句。你能猜到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吗？”

“我想我知道。你认为‘蛙卵’就是一个乐句，它是本属于计算机的纸带被插入自动钢琴之后产生的？”

“没错，这正是我的观点。把计算机程序纸带放进自动钢琴的人无疑是在犯错，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样的错误当成了成功。”

“话虽如此，但是你们有两个完全独立的研究小组，制造出了‘蛙卵’和‘蝇王’——它们是同一种物质！”

“假设你家有一架自动钢琴，而且你完全不知道有计算机这种东西存在，你的邻居也一样；那么，如果你们找到了一些计算机用的程序纸带，很可能你们俩会做同样的事情——你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卷纸带是为自动钢琴准备的，因为你们对其他可能性一无所知。”

“我明白了。那么，这就是你的假说？”

“这就是我的假说。”

“你说这会有巨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风险？”

“如果只是把程序纸带当成了钢琴纸带，这当然不涉及任何风险；这只是一种无害的误会。但在我们的研究中，情况可能不同，犯下一个错误的后果可能是无法估量的。”

“这怎么说？”

“我也说不好。我想到的是这样一种错误：有人在看菜谱时把‘杏仁’一词看成了有剧毒的‘鹅膏菌’[31]，然后制作了一道菜，把所有客人都送进了坟墓。请记住，我们已经做了人类力所能及的事，并且由此把我们的知识——也许是我们过于简化的、错误的观念——强加到了代码之上。”

麦克马洪问，代码看起来像是已经破译了，怎么还可能是这样。他已见过“蝇王”。如果代码破译失败，为什么还能得到如此惊人的成果呢？用于制造“蝇王”的代码转译片段难道是完全错误的吗？

“有可能，”我回答，“如果我们通过电报发送了人类的基因型，但是在此基础上，接收者只合成出了白细胞，他最终会得到一些类似阿米巴变形虫的东西以及大量未使用的信息。在他的面前有人类的基因型，而他只造出了血细胞，你不能说他对信息的解读是正确的。”

“差距竟有那么大？”

“是的。我们只使用了代码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这还没完，就在这一小点儿代码中，还有足足三分之一是我们的猜测，也就是说，把我们在立体化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投入破译中。如果把人类的基因型以相似的低比例解读，甚至连白细胞也造不出来。顶多能得到一种没有生命的蛋白质悬浮液——仅此而已。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如果能对人类的基因型——已被破译了百分之七十左右——精准地进行此项实验，对我们来说会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

他问我，我认为发信者和人类在文明发展程度上有多大差异。我说，虽然冯·霍尔纳和布拉斯的统计数据表明，人类第一次接触的对象最有可能是一个拥有一万两千年历史的文明，但是我相信发信者所属的文明可能有长达十亿年的历史。否则，发射“促进生命”信号就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因为这种效果在短短一千年的时间里根本不会显现出来。

“他们的政府必须有相当长的任期。”麦克马洪评价道。他还想知道在我看来，如果一切维持原样的话，继续进行这项研究是否还有价值。

“假设一个年轻的小偷抢走了你的支票簿和六百美元的现金，”我说，“虽然他无法兑现支票，也取不出你账户上的几百万，但他不会认为自己收获太少，因为对他来说，六百美元已经是一大笔钱了。”

“我们就是那个年轻的小偷吗？”

“是的。高等文明餐桌上的面包屑可以养活我们几个世纪……只要我们理智行事。”

我咬着自己的舌头，免得自己在这个话题上说漏了嘴。

他想知道我对“信”和发信者的私下看法。

“他们不是实用主义者——至少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那种实用，”我说道，“参议员，你知道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多少吗？假设他们有1049尔格的能量可供支配。那是一颗恒星蕴含的能量，也就是发送信号所需要的能量。一颗恒星的能量对于他们，就相当于一个大型水电站的能量对于我国。我们的政府会同意把胡佛大坝产出的能量，数百年、数千年地，用于促进其他恒星系中的行星产生生命吗？——假设这么点儿能量就够的话。”

“我们产不出那么多富余的能量……”

“是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利他行为所消耗的能量比例是相同的。”

“财务上讲，从一美元中拿出十美分，和从一千万美元中拿出一百万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确实有好几千万，不是吗？我们与那个文明之间的物理空间距离要小于道德距离，因为地球上还有大量人口在忍饥挨饿，而他们关心的是生命应该出现在人马座、天鹅座和仙后座的行星上。我不知道那封‘信’里写的是什么，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不可能包含任何会给我们带来伤害的东西。不过当然了，即便是吃面包也有可能被噎死。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我们的政治体系和历史代表了宇宙的平均水平，那么‘信’里就没有什么能威胁到我们。我猜这就是你想问的吧？因为他们一定很清楚宇宙的‘灵生常数’。如果我们的文明轻微地偏离常数，发展成了少数派，那么他们一定也会把这种情况考虑进去的。但是，如果我们对常数的偏离极大，是一种离奇的异常形式，是那种每一千个星系才出一个，每一百亿年才发生一次的异常，那么，在他们的计数和意图中，就不会把我们考虑在内，换句话说，不管怎样我们都不需要把罪责归咎到他们头上。”

“像是卡珊德拉会说的话。”麦克马洪说道。我看出他异常严肃。而我也异常严肃。我们又聊了几句，但我没有说出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话，也没有透露任何项目已经进入新阶段的意思。尽管如此，当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还是很不舒服，我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尤其是快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像是哑剧里的卡珊德拉，我的预言在表情上，而不在言语中，因为我对自己的话语严加控制。

当我重新埋首于计算时，参议员尚未离开。直到他离开后我才见到巴洛因。伊沃尔心境郁闷。

“麦克马洪，”他说，“来的时候焦虑不安，但走的时候心满意足。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知道？这届政府害怕我们取得成功——太多的成功。他们担心这一发现会具有军事应用价值。”

这令我十分惊讶。

“他告诉你的？”我问道。巴洛因被我的天真气得直摆手。

“他怎么能告诉我这种事呢？但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他们希望并祈祷我们彻底失败，或者最终顶多发现我们得到的是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问候和祝福。是的，然后他们就会大张旗鼓地宣布这一消息。麦克马洪想得很远——你不了解他，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而且他把罗姆尼拉到一边，质问他‘蛙卵’的长期技术意义。长期的！他对唐纳德也来了这么一出。”

“那他们是怎么回答的？”我问。我不用担心唐纳德，他的嘴就像一个有装甲的保险柜那么严实。

“什么都没说，真的。我不知道唐纳德怎么回答的，而罗姆尼只告诉参议员，他能坦白的只有自己的噩梦，因为一旦醒来，他什么名堂也看不出来。”

“那挺好。”

我没有掩饰自己的满意之情。然而，巴洛因却表现出了所有的阴郁：他用手捋了捋头发，又是摇头，又是叹气。

“勒纳要来这里，”他说道，“给我们带来他的理论和想法。具体是什么我不清楚，因为麦克马洪到最后一刻才告诉我，真的是最后一刻，在他上直升机的时候。”

我认识勒纳，他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曾经是早川的学生。“曾经”是因为一些人说他已经超越了他的导师。我不明白的是，勒纳的研究领域与这个项目有什么联系——以及他是如何得知这个项目的。

“你到哪儿去了？你没意识到政府在重复我们的工作吗？他们老是监管我们还不够——现在又来这一套！”

我不愿意相信这一点。我问巴洛因他是怎么知道的。政府可能主持另一个项目，作为对我们研究活动的平行验证？巴洛因似乎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而且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时迪尔和唐纳德走了进来，于是巴洛因大声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真正职责就是提出辞职！

这样的威胁时不时就会出现，伴随着他雷鸣似的洪亮声音。因为巴洛因没法低声细语地活着，对于他的生命活力来说，某种歌剧般的华丽元素是不可或缺的。但这次我们一起说服了他，直到他同意我们的观点。他安静下来，正要离开，又突然想起我和麦克马洪的会面，他开始质问我对那个人说了什么。我多多少少地复述了全部内容，只是没提关于卡珊德拉的那部分。这就是参议员来访的尾声。

此后不久，我们就发现准备设备的时间显然比唐纳德想象的要长。我这边的事情也没那么顺利——理论变得纠结混乱；我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小运算技巧；个人计算器控制台（他们就是这样称呼那台机器的）变得不够用了；我不得不继续去计算机中心工作，那可不算什么愉快的事情，因为当时的风力和飓风一样强，仅仅穿过一百英尺宽的街道，沙子就会钻进你的耳朵、嘴巴、鼻子和衣领。

“蛙卵”是如何吸收自身产生的核能的，其中的原理尚不清楚；我们同样搞不清楚的还有它清除微爆残留物的方法，而那些残留物都是不断释放强伽马射线的同位素的——主要是稀土同位素。唐纳德和我提出了一个基于现象的理论，这个理论在预测实验结果方面还不错，但这只是回顾性的，不超出我们已知的范围。实验规模一扩大，预测就与实际结果不一致了。唐纳德发现的这种效应被他命名为TX（瞬间移动tele+爆炸explosion）。TX效应是非常容易制造出来的。他把一小团“蛙卵”放在两层玻璃板之间压平，当它被压到单分子层时，衰变反应会在整个表面移动；在更大的“剂量”下，这个装置（以前的旧模型）就会被炸毁。但不知怎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实验室里有太多的噪声和太多的射击演练，就像军火库在搞测试。当我问及此事时，唐纳德不动声色地解释说，他的团队正在研究弹道波在“蛙卵”中的传播。这是他为手下想出的任务，隆隆的枪响有效地掩盖了我们的研究！

与此同时，关于TX效应的理论不断从我指缝间溜走；我知道实际上它逃避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我没有对自己承认这一点。这项工作的要求非常高——更困难的是我对它没什么兴趣。我在与麦克马洪会面时所说的那些话又时不时地萦绕在我心头。几乎可以说，我们的恐惧通常并不存在，也不危险，直到我们清楚地把它表达出来。我正是如此。如今在我看来，“蛙卵”毫无疑问是一种人类的人工制品，是对代码错误解读的后果。我是这样看的：发信者绝对无意送我们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但我们像窃贼一样强行撬开了锁，把地球科学中一切唯利是图、掠夺成性的东西都强加在了掠夺来的战利品上。而原子物理学的成功不就正发生在我们有机会获得最具破坏性的能量的领域吗？

核反应堆的建设总是跟在核弹制造的后面，而且步履蹒跚；我们有了氢弹，但仍没有核聚变反应堆；整个微观世界向人类揭示了它的内部，但被这种片面的研发路径扭曲了，因此，我们对强相互作用的认识远远多于弱相互作用。我和唐纳德讨论了这些话题，但他不同意我的意见。在他看来，即便有谁要为“物理学的片面性”（尽管他不相信存在这种片面性）“承担责任”，那也不是我们人类，而是这个世界本身，是它的结构属性导致了这种情况。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毁灭比创造更容易。从任何客观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如果参照最小阻力定律就更容易理解了。毁灭这一梯度与宇宙进程的主要方向一致，而创造总是要逆流而上。

我提醒他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根据普罗米修斯对世界的认识，值得尊敬甚至令人敬畏的科学进步，都汇集于一个源头；但这则神话赞美的并不是毫无偏见地理解知识，而是对技术的攫取和掌控。这是一切经验主义的基础。唐纳德对我说，我的这番见解会让弗洛伊德学派的人高兴，因为我把求知欲贬低成了攻击性和施虐狂。我现在意识到我确实失去了一些判断力和谨慎，还有不偏不倚指导研究的冷静。通过这番推测，我把“责任”从未知的发信者转移到了人类身上。我真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厌世之徒。

十一月的第一周，设备开始工作，但小规模的初步试验没有成功。好几次爆炸失控，跑到了主屏蔽墙外面，尽管时间很短，但辐射值激增至了六十伦琴。有必要在屏蔽墙外围再加一道屏障了，可这样一来，设备结构的体积就太大了，没法隐藏。而且不知怎的，以前从不进物理实验室的尤金·阿尔伯特·奈伊，现在却多次出现在唐纳德的实验室里。奈伊并不明确提问，只是从旁观看，东摸西碰，这并不是个好兆头。最后唐纳德要求奈伊离开，并直言他很碍事。我责备唐纳德不该这么做，他表现得却远比我平静，他回答说，不管怎样事情都会很快有个结果的，而在那之前他不会让奈伊进门。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俩的行为是多么愚蠢，多么盲目啊。虽然我依旧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更合适，但那种阴谋活动——没有其他称呼方式了——唯一的作用就是维持了我们的幻觉，让我们以为自己的双手是干净的。我们越陷越深。我们既不能隐瞒研究进展，也不能某天突然宣布它——那样的话，保守秘密还有何意义。要么在发现TX效应后立即宣布，要么就永远不宣布。这两条路虽然合乎逻辑，但都已经被堵死了。想到另一个角落里的生物物理学家即将进入这个烫手的领域，我们的行动越发匆忙。世界的命运危如累卵，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受到威胁。这种担忧导致我们隐瞒了这项研究。如果现在从隐瞒的状态中走出来，就会招来一些大受震惊的问题，比如“好吧，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来找我们呢？”“你们肯定有最终结果的咯？”以及“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唐纳德隐隐约约地希望，在大尺度上，这种效应会展现出某种“反冲”——最初的理论指出了这一点。但是，首先，最初的理论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其次，它为接受某些假设打开了一扇门，而这些假设会进一步推演出一些我们不想要的可能性。

这段时间里我尽可能地避开巴洛因，因为对于他我有些良心不安。而巴洛因也有其他问题。除了勒纳，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另一位“外人”来；这两位都将在月底给我们做报告。华盛顿清楚地承认他们拥有自己的“其主之声”专家，这些人跟我们毫无关系。这一事实令巴洛因在各个研究小组面前处于极不愉快的困难境地。不过迪尔、唐纳德和拉帕波特（还有我）都认为他应该背负着十字架（这正是巴洛因喜欢说的那种语言）一路走到底。不管怎么说，已对我们公布的这两位访客都有一流的头脑。

现在没人谈论项目削减预算的事情。看来，如果那两位不请自来的顾问不能用他们的想法推动研究（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项目就会纯粹因为惰性而继续下去。因为在当局高层中，没有人敢动项目分毫，更别说彻底清算了。

科学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首先是在巴洛因和奈伊之间。我们确信奈伊知道幽灵般的第二个项目——“其主之魅”。尽管奈伊平日里口若悬河，他却从来没有提起过。（但在巴洛因看来，奈伊仍旧是个彬彬有礼的人。）我们的“二人阴谋组”和巴洛因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因为他最终还是听到了风声。有时候我能看见他用目光跟随着我，好像在等待解释或至少是某种暗示。而我尽力躲开他，我敢肯定自己的躲避技巧并不高明，因为玩这种游戏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与此同时，拉帕波特对拉什有怨恨，因为拉帕波特是第一个发现“群星来信”的人，可即便是他，也没听说有个“其主之魅”计划。由此，科学委员会的会议变得越发令人不悦，会上弥漫着暴躁、怀疑和低落的情绪。我埋头苦干，给机器编写程序，这浪费了我的时间和精力，因为这任务是任何程序员都可以完成的，但出于对“阴谋”保密性的考虑，我还是自己承担了下来。

最后，我终于完成了唐纳德需要的运算，但他还没有把设备准备好。我变得无所事事，那是我加入项目以来第一次试着看电视，不过我觉得电视上的一切都虚假得难以言喻，并且毫无意义，包括新闻节目在内。我去了酒吧，但在那儿我也待不住。我紧张得坐不稳当，最后还是去了计算机中心，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关起来，开始做运算，但这一次并没有人要求我做这些。

我又一次使用了爱因斯坦那个堪称肮脏的质能方程。我计算出了在与地球直径相等的距离内，控制爆炸的逆变器和发射机需要多少功率。随之而来的一些技术上的小困难让我忙活了一阵子，但并没有持续太久。利用TX效应进行的攻击使预警变得不可能。届时会发生的只是人们脚下的地面变成了熔岩。人们也可以使爆炸不发生在地表，而是发生在地表之下的任何深度，因此本用来保护庞大地堡里的司令官、参谋长们的钢板护盾和整道落基山脉，都将失去意义。如果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是看为了保全生命和肢体而投入的成本是多少，那么将军就是我们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人。但他们再也没有希望成为放射性焦土上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也不必期待他们在暂时脱掉不必要的制服之后会开始重建文明。在那种级别的爆炸中，不管你是核武力的最高指挥官，还是贫民窟里最可怜的居民，都一样难逃灭顶之灾。

我给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带来了校准后的真正的民主。金属寄存器的缝隙里吹出一股柔缓的热气，使我的脚暖和起来。计算机在纸带上打出一行行的数字，它才不关心那些数字代表的是百万吨级的核武器当量和死亡人数，还是大西洋海滩上的沙粒的颗数。过去几个星期的绝望情绪已逐渐变成一种令人窒息的负担，但此刻突然消失了。我麻利地、满意地工作着，不再与自己作对。不，我现在做的正是我应该做的。我是个爱国者。先前我站在攻击者的角度，现在则是处于防守者的位置——完全忠诚。

然而问题是，并没有一种能保证获胜的策略。如果爆炸的中心点可以从地球上任意一处瞬间移动到任意另一处，那么就有可能在一个任意大小的区域内毁灭生命。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看，经典的原子弹爆炸是对资源的浪费，因为在爆心投影点，爆炸带来的是“过度杀戮”。建筑物和尸体的分子经历了超过军事需要一千倍的破坏；同时，爆炸的威力随距离减弱，甚至在几英里以外的简易掩体中人类就能存活。

在我手指的编程和运算下，这种不经济的状态将成为史前木乃伊。TX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手段。我们可以把经典核爆所产生的火球压平、摊开，变成一张致命的锡箔纸，铺在人们脚下，覆盖整个亚洲或美国。从大陆架上选定的一块三维的固定层，几分之一秒内就可能变成一片火海。释放出的能量恰好足够杀死每一个人。但是，即将毁灭的战地指挥站仍有十秒钟的时间向核潜艇发出信号。垂死的一方仍能杀死敌人。既然有这种可能性，那就必须这么做。因此，技术陷阱最终将困住我们所有人。

我把自己放在全球战略家的位置上，一直在寻找出路，可是运算结果打败了每次搜寻。我熟练地工作，但感觉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当纸带从计算机中缓缓蜿蜒而出，我俯身去看结果时，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同时觉得口干舌燥，胃里干涩得要灼烧起来，像是有人在用钢丝勒我的肠子。我观察自己发自肺腑间的恐慌症状，却带着一种奇怪而冷酷的讽刺，仿佛恐惧只影响了我的肌肉和内脏，而我的内心却在无声地窃笑，就像半个世纪前一样，没有变化，未曾衰老。我感觉不到饥渴，仿佛被一列一列的数字喂饱了似的。我花了将近五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给计算机编程，然后把纸带从盒子里撕下来，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但所有这些劳动，最终被证明都是没有必要的。

我害怕如果我回到宾馆，一看见菜单或者侍应生的脸，就会大笑起来。我也不想回自己房间。但是我必须得去什么地方。唐纳德正专注于工作，他的情况比我好一些，至少目前是这样。我走到街上，觉得自己快窒息了。暮色已降临。楼群沐浴在水银灯的光线中，白色的轮廓衬在黑暗的沙漠上。唯有在照明区域之上的高处，在漆黑的夜空中，才能辨认出星星。如今再来一次背叛已经无关紧要了，所以我违背了对唐纳德的承诺，去找宾馆隔壁房间的拉帕波特。他在屋里。我把皱巴巴的纸带摆在他面前，简洁地告诉了他一切。我确实没选错人。他只问了三四个问题，那些问题说明他立刻抓住了重点，明白了我的发现意味着什么。我和唐纳德之间的阴谋丝毫没有使他感到意外，他甚至毫不在意。

我不记得他把纸带放到一边时对我说了什么，但我从他的话中了解到，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期待着某种类似的东西。焦虑一直伴随着他，现在他的预感实现了，精神上的满足感——或者可能只是对末日的意识——令他感到解脱。我一定比我想象的更震惊，因为他首先关注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我。他从欧洲漫游的经历中养成了一种令我觉得有趣的习惯：他按照“凡属我之物皆随身携带”[32]的原则行事，仿佛本能地做好了准备去搭乘下一架航班。这大概就是他在行李箱里放着类似“求生包”的原因吧，里面有咖啡壶、糖和饼干，还有一小瓶干邑白兰地——咖啡和白兰地都很适合现在喝。那晚的活动起初没有名头，但后来我们称之为葬礼宴会，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葬礼宴会的盎格鲁—撒克逊或爱尔兰变体：守灵夜——在尸体旁举行的仪式。当然，我们为之守灵的那些死者仍在生者之列，甚至不知道他们必然会被埋葬。

我们啜饮咖啡和干邑白兰地，四周一片寂静，仿佛我们身处一片巨大的荒凉之地，仿佛即将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交换了只言片语，很快就理解了对方的意思。我们首先设想出了即将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就像两个一拍即合的电影编剧。所有的资源都会被投入TX设备的制造中。像我们这样的人是看不到光明的。

对于即将降临的死亡，参谋长们会首先向我们报复——当然了，是无意识地。他们可不会坐以待毙或者装死；当理性行为变得不可能时，他们就会诉诸非理性的行为。如果群山和一千米厚的钢铁都不足以保护他们免受攻击，他们就会宣布终极防护就是秘密行事。接着，参谋长的数量会倍增，然后散布到各处。他们在地下挖洞用作指挥站，而司令部则一定会搬到一艘巨大的核潜艇上，或者是一个专门设计的、可以监视周围活动的深海潜水球，蜷缩在海底。

最后的民主形式的空壳将会瓦解，虽然其血肉已经被六十年代的全球战略侵蚀殆尽。这可以从人们对科学家的态度中看出来。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也没有人愿意去装模作样地应付科学家了：就好像他们是一群聪明而任性的孩子，最好不要让他们失望。

帕斯卡尔有句格言说，会思考的芦苇也渴望知晓自己是因何毁灭的[33]。据此，我们粗略地预言了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命运。之后，拉帕波特对我讲述了他前一年春天的努力。在我加入“其主之声”计划之前，他曾向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奥斯特将军提交了一份与苏联合作研究的计划。拉帕波特建议美国和苏联双方各自提供一支在人数和专业水平方面都相当的研究队伍，两个小组合力破译那封“群星来信”。奥斯特善意地向他解释说，这样的想法是多么天真。苏联会提供一群人做做样子，同时他们自己悄悄研究那封“信”。

我和拉帕波特相视大笑，因为我们都想到了同一件事。我们几天前才了解到的那件事，原来一年前奥斯特就那么直白地告诉他了。早在那时，五角大楼就已经采用了“唱双簧”这一招。我们就是那个“做做样子”的团队，而且一直浑然不觉；将军们则一直以来都有另一个团队，一个他们显然更信任的团队。

我们停了一会儿，揣摩战略家的心态。他们从来不把民众当回事，坚持认为重要的是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存续。那句著名的“在我看来，人类必须活下去”[34]成了一句口号，就和其他所有口号一样：只是口头喊喊而已，其价值观并不包含在战略中。这会儿我们已经喝了足够多的干邑白兰地，以想象将军们的惨状为消遣。当他们被活活烤熟时，还会对着一个无声的麦克风发出最后的命令——因为海底就像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和缝隙一样，将不再提供庇护。我们的结论是，对五角大楼及其民众而言，唯一安全的地方是莫斯科河的河底；但即使是我们勇敢的白头海雕也不太可能飞到那里。

午夜过后，我们终于把这些尘世的话题抛在脑后，谈话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开始研究物种的奥秘。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段为纪念智人而做的对话（或者说追思弥撒）意义重大。发言的是两名智人代表，他们因咖啡因和酒精感到头昏眼花，并且确信末日就在眼前。

我认为，发信者对整个银河系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灾难是由于他们没有考虑地球上的具体情况导致的。而他们之所以不考虑，是因为地球在整个银河系中是个例外。

“这些都是老掉牙的摩尼教思想，十美分能买一打。”拉帕波特评论道。

但我并不是想说世界末日是人类异常“邪恶”的结果。只是行星上的每一块灵生小群落都会从散布全球的状态逐渐演变到一体化。从三五成群到部落、氏族，氏族中又会诞生民族、王国、帝国、世界大国，最终实现全人类的社会统一。这一过程几乎从未导致两个对手旗鼓相当的局面，至少在即将实现最终融合的时候不会出现；相反，更可能出现的是多数人与弱势少数人之间的对立。即使只是从严格的热力学角度来看，出现这种强弱对抗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这一点可以用数学上的随机计算来证明。对手之间的完全平衡，力量之间的精准等号，这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状态。这样的平衡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能遇到。社会融合就是一个这样的系列过程，而工具知识的获取同样也是。

如果原子核物理学发展得过早，那么行星规模上的社会融合可能会在某个阶段“冻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实力较弱的一方才能与实力较强的一方平起平坐——因为每一方都拥有核武器，每一方都可能消灭全人类。当然，社会融合总是建立在技术和科学的基础上，但原子能的发现应当通常发生在大融合完成后——那样就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人类的自掘坟墓行为或者不自觉的自杀倾向，毫无疑问是一个关于拥有“终极武器”的原始社会数量的函数。

如果某个星球上有一千个相互敌对的政府，每个政府手里都有一千枚核弹头，那么与只有几个敌手的情况相比，一场纯粹的地方冲突滚雪球般演变成大灾难的可能性要高出很多倍。因此，两个进程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科学发现的进程，另一个是不同社会的融合进程——决定了银河系中每个智慧生命的命运。地球上的我们肯定是不走运的：我们从前原子文明到原子文明的转变发生得非常早，这是不寻常的，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现状的“冻结”，直到那段中微子信号的降临。对于一个统一的星球来说，“信”的破译会是积极的，是迈向“宇宙文明俱乐部”的一步。但对我们来说，在当时的处境下，它是一声丧钟。

“也许，”我说，“如果伽利略和牛顿在童年时就死于百日咳，物理学的发展进程就会延后得足够久，核裂变现象要到二十一世纪才会被发现。那场从未出现的百日咳可能拯救了我们。”

拉帕波特指责我陷入了新闻业常犯的错误：物理学的发展是遍历性的，一两个人的死亡不会影响它的进程。

“好吧，”我说，“那么可能会出现其他能拯救我们的事情，比如说，西方出现了另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而不是基督教。又或者，在数百万年之前，人类的性别本质有了一种不同的构造。”

由于受到拉帕波特的质疑，我开始为这一论点辩护。物理学在西方崛起为“经验科学之王”并非偶然。由于基督信仰的缘故，西方文化是一种“原罪”文化。基督教所谓人类的堕落——第一项就是性！——使人类的全部人格都投入了向善[35]的追求中去，这种追求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升华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取知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偏爱经验科学，当然了，这种偏爱是无意的：基督教为经验主义打开了可能性，给了它成长的机会。另一方面，东方世界及东方文化的中心特点是羞耻感。在东方，一个人的不恰当行为完全不是基督教意义上“有罪的”，而顶多是“可耻的”，并且主要是外部意义上的可耻：不符合行为的惯例。因此，可以说羞耻感将人们从灵魂中剥离出来，转移到了礼仪习俗的领域。这个领域里根本没有经验主义的一席之地。随着对实质性行动的贬低，经验主义站稳脚跟的机会也消失了。种种欲望与冲动没有途径得以升华，唯有将之“礼仪化”。恶习不再被视为“人类的堕落”，而是被从人格中分离出来，甚至可说是被合法地归结为另一套行为方式。没有什么原罪和上帝的恩惠，取而代之的是羞耻和如何避免羞耻。也没有什么灵魂深处的触动：“何为恰当”“应当如何”取代了良心，最优秀的头脑被引导要做到脱离理性。

一个好基督徒可以成为一个好物理学家，但优秀的佛教徒、儒生，或者禅宗信徒就不可以。因为如果此人去研究物理，就等于忙于从事自己信仰所完全反对的东西。以此为出发点，社会选择机制聚集了人群中所有的“智力精华”，并只允许他们在神秘主义活动中发挥才智——比如练习瑜伽。这种文化就像一台离心机；它把有才华的人从可以发起经验主义的社会领域中赶走，它阻塞他们的头脑，令他们认为对工具的追求是“低级的”“不值得的”。但是，基督教固有的平等主义的潜力——尽管它与阶级结构发生了冲突，尽管在某些时期它屈服于阶级结构——从未完全消失，并间接地从中衍生出物理学及其后续。

“物理学是一种禁欲主义？”

“哦，没那么简单。基督教是对犹太教的一种变异，而犹太教是一种‘封闭’的宗教，因为它只适用于被选中之人。因此我发现，犹太教有点儿像欧几里得几何；一个人只需要思考最初的公理，通过外推法，他就可以得出一个更普遍的信条，一个可以将所有人都归入‘选中之人’的信条。”

“基督教对应于一种广义的几何学？”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在纯粹的形式层面上——通过改变一个具有相同价值观的系统中的符号，它做到了这一点。这一操作产生了很多成果，其中之一就是承认了理性神学的有效性。这是一种不放弃任何人类品质的尝试；既然人是理性的产物，人就有权使用这种能力。经过一定量的混合和转化，它最终产生了物理学。当然，我解释得还是过于简单了。

“基督教是对犹太教的一种泛化变异，是对一个系统结构的改造，使之适用于所有可能存在的人类。这是犹太教的一种特性，它首先是纯粹结构上的。对于佛教和婆罗门教，我们无法进行类似的操作，更不用说孔子的教诲了。因此，这一判决在几千年前犹太教兴起的时候就流传下来了。但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这世界上每个宗教都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性。一种宗教可以崇拜性——也就是说，认为性是积极的，把它奉为中心教义；也可以切除性，把它排除在外——这是一种中立的态度；但也可以将之视为敌人。最后一个方案是最坚定、最不妥协的，也正是基督教所选择的。

“如果性是一种没那么重要的生理现象，如果它只是周期性的、循环的，就像某些哺乳动物的繁殖那样，性作为一种短暂的、间歇的发生，就不可能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但这一切都是在一百五十万年前决定的。从那以后，性就成了每一种文化的核心点，因为它不能被简单地否认。必须把它变得‘文明’。西方人总是觉得‘我们诞于屎尿之间’[36]对自尊心是一种伤害……根据奥秘的法则，正是这种反思，把原罪放进了《创世记》中。事情就是这样。另一种性周期，或者另一种宗教，可能会让我们走上不同的道路。”

“停滞吗？”

“不——只是会推迟物理学的发展。”

拉帕波特指责我是“无意识的弗洛伊德主义”。他说，我是在一个清教徒家庭中长大的，我把自己的偏见投射到了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我眼中的一切都被诅咒和拯救的色彩所笼罩，我并没有从这种幻象中解脱出来。因为我认为地球人彻头彻尾都是该死的，所以我把拯救灵魂的希望转移到了银河系中。我的诅咒把人类扔进了地狱——但没有触及发信者，他们仍然是完全善良的，没有瑕疵的。这就是我的错误。在思考这些问题时，首先必须引入“友谊门槛”的概念。所有的智慧都朝着越来越普遍化的方向移动，这完全是恰当的，因为宇宙本身也同意这一方向。正确的普遍化可以控制范围不断扩大的现象。

一种演化意识——能理解心灵是“登山”对抗熵增之流的自我平衡的结果——使得我们团结一致拥抱演化树，正是演化之树产生了有情众生。但是，我们不能与整棵演化树上的所有物种都产生友谊，因为最终更“高等”的生物不得不以“低等”生物为食。友谊的界限必须划在什么地方。在地球上，从来没有谁把这条线划在植物与动物分道扬镳之处的下面。而且在实践中，我们也不能把某些动物，比如昆虫，包含在技术世界内。如果我们了解到，由于某种原因与宇宙文明交换信号需要消灭地球上所有的蚂蚁，我们肯定会认为牺牲蚂蚁是“值得的”。现在对其他智慧生物来说，处于当前发展阶段的我们可能就是蚂蚁。从那些智慧生物的观点来看，友谊的范围不一定会涵盖像我们这样的行星害虫。也许他们对此有合理化的解释。也许他们知道，根据银河系的统计，地球类的灵生生物注定会在技术演化上失败，所以使我们面临的威胁增多也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很可能无所建树”。

我在这里展示的是实验前夜“守夜”活动的要点，而不是按照时序记录谈话，我无法那么精准地记住这场长谈。我不记得拉帕波特是什么时候告诉我他在欧洲的经历的——就是我之前描述过的那段。我想是在我们谈完关于将军的话题之后，在探寻即将到来的结局的成因之前。当时我对他大概说了下面的话：

“拉帕波特博士，你比我更坏。你把发信者奉为‘更高等的种族’，觉得他们只认同银河系中的‘更高等形态’。既然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努力推动生命的起源呢？如果他们能够执行扩张和殖民的政策，为什么还要播种生命呢？在推论过程中，我们双方都无法超越自己所能理解的概念。你可能是对的，我把人类失败的原因定位在地球上是因为我儿时的养育方式。不过，我认为把我们逼入了死胡同的不是‘人类的罪恶’，而是一个随机过程。你，受害国家的一位难民，在面对毁灭的时候总是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无辜，因此你把灾难的源头归结到他处：发信者一方。我们不是自己选择了灾难——是他们为我们选择的。每一次试图超越的尝试总是终结于此。我们需要时间，但现在没有时间了。

“我一直说，如果有一个足够明智的政府，知道应当把全人类——而不仅仅是它自己的国民——从那个洞里拉出来，我们最终还有可能爬出来。但联邦预算的资金只对研发‘新武器’的人敞开。我告诉政客们，我们应该在人类学领域启动一个应急项目，用相当于在导弹和反导研究上投入的资金，建造一台模拟社会进化过程的机器。听闻此言，他们对我微笑着耸了耸肩。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件事，而我是对的，至少现在我对此感到苦涩的满足。我们应该先研究人——这才是正确的优先顺序。但我们没有这么干，现在我们对人类的了解不够用了。让我们承认吧，这就是事实。我们现在不了解，将来也无法了解，[37]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

好心的拉帕波特没有试图和我争论。他把酩酊大醉的我送回我的房间。

在分手前，他说：“别往心里去，霍格思先生。即便没有你，事情也会变得同样糟糕。”

14

唐纳德会提前一周计划实验，一天安排四轮。这是那套简易设备的最大承受能力。每次实验后，设备都会遭到部分破坏，需要修理。修理工作进展缓慢，因为作业时必须穿着防护服，因为设备部件会被放射性物质污染。我们是在“守灵”之后开始行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唐纳德独自行动；我只是个旁观者。我们现在知道，八天后，那个平行计划“其主之魅”的人就要来了。唐纳德本来打算一大早开始实验，因为他手下的人仍然忙于他指派的虚假研究工作，唐纳德希望他们用隆隆的射击声掩盖爆炸的巨响。但是，前一天晚上（也就是说，当我在计算机中心研究全球末日无尽的变种时）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就没有再等待。

事实上，到了此刻，奈伊（以及他身后的、我们强大的保护者们）是什么时候发现此事的已经无关紧要了。拉帕波特离开后，我陷入了不安的睡眠。好几次我惊醒跳起，感觉好像听到了爆炸的隆隆声，但那只是一场梦。这些建筑物的混凝土是很久以前专门设计的，可以隔挡远强于此的爆炸。凌晨四点，我像复活的拉撒路一样，拖着一身酸痛的骨头从床上爬起来。我无法再待在房间里了，我决定抛开关于“阴谋”的种种注意事项，径直去实验室。搞成这样并不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不过我也不相信唐纳德·普罗瑟罗会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安安静静地上床睡觉。我的判断没错：他的神经也是有极限的。

我用冷水洗了把脸便出门了。我经过走廊尽头奈伊的房门，注意到他屋里的灯还亮着，我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脚步。意识到这一举动颇为荒诞，我狡黠地笑了，微笑牵动了脸上的皮肤，我觉得面孔僵硬得像皮革一般，仿佛那不是我自己的脸。我没有乘电梯，而是跑下了楼梯。

我从来没在这个时间离开过宾馆。大厅里很黑；我撞到了四处摆放的椅子；天上悬着一轮圆月，但入口处的混凝土砌块挡住了月光。另一方面，街上的景致显得有些离奇，也许只是在我看来如此。行政大楼上闪耀着红宝石色的灯光，警告过往飞机；除此之外，只在十字路口亮着几盏灯。物理楼里黑黢黢的，似乎空无一人，但路线我已烂熟于心。我穿过半开的门，来到了正厅。我立刻知道实验已经结束了，因为逆变器运行时指示灯会闪动红色信号，但此刻它是暗的。在昏暗的大厅里，巨大的逆变器环使这个地方看起来像工厂或轮船的轮机室；控制台的小指示灯还在忽明忽暗地亮着，但实验室附近没有人。我知道唐纳德会在哪里；数吨重的电磁体线圈之间有一条狭窄过道，通向一小块内部区域，那里有个类似小隔间的地方，唐纳德把所有的实验记录、胶卷、笔记本都放在那里。没错，我确实看到一盏灯亮着。一看见我，唐纳德就跳了起来。麦克希尔和他在一起。他一句话也没解释就把那张写满潦草字迹的纸递给了我。

我没意识到我所处的状态，直到我发现自己无法辨认这些符号，尽管我对它们非常熟悉。我呆呆地盯着一列列数字，试图整理思绪。当我终于明白了四轮实验所得坐标的意义时，我感到膝盖发软。

墙边有一张凳子。我坐在上面，小心而缓慢地把结果又检查了一遍。那张纸突然变成了灰色；有什么东西模糊了我的视野。这阵虚弱感只持续了几秒钟，等它过去之后，我浑身是冷汗。唐纳德终于注意到我不太对劲，但我说自己现在已经好多了。

他想拿回笔记，但我不给他。我还要再看看。能量越大，爆炸的定位就越不准确。尽管实验只进行了四轮，还不够做统计分析，但这一种相关性已经很明显了。对于超过一个微吨的电荷（我们使用核弹道学计量单位工作），误差因子大概等于引爆点到目标的距离的一半。再来三轮，最多四轮，更多的实验将足以确定这一点，也足以确认TX作为武器的无用性。我已经很确定了，因为突然间，我异常清晰地回忆起之前所有的结果，还有我为了得出一个公式模型而付出的努力。这一相关性曾出现在我面前，关于整件事的真正公式，简单得超乎想象；它无外乎是测不准原理在TX效应上的转换：能量越大，聚焦准确性就越低；能量越小，该效应的聚焦就越精准。在一千米左右的距离内，我们可以将效应对焦到一平方米大小的目标区域，但爆炸的原子数屈指可数。没有强大的打击，没有毁灭的力量，什么都没有。

抬起眼时，我看到唐纳德也明白了。几句话就足够了。只有一个问题：进一步的实验必须一劳永逸地终结TX作为武器使用的构想，但如果实验能量增加一个数量级，那将变得很危险。因为能量释放地点的不确定性，爆炸的转移完全不可预测，这会危及实验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专门的实验场——一片沙漠……还有一台远程遥控装置。这些唐纳德也想到了。我们只交换了只言片语；头顶上悬着一个光秃秃的、落满灰尘的灯泡。这段时间里麦克希尔一言不发。在我看来，与其说那人觉得震惊，倒不如说他有些失望；但也许我对他的看法有失公允。

我们非常小心地把整个流程重新过了一遍；我的思路很清晰，我能够当场推算出其中的相关系数，进而推演到千吨范围内更大电荷的情况，然后反向计算以验证我们之前的结果。相符程度达到了小数点后三位。唐纳德看了看手表。已经五点了。他拉下主开关，切断了所有单元的电源，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了实验室。外面天已经亮了。空气像水晶一样冰冷。麦克希尔走开了，但我和唐纳德在宾馆前站了一会儿，沉浸在一种不真实的寂静和彻底的孤立中，好像只有我们俩还活着。这想法让我不寒而栗——但现在回想起来，这只是一种记忆的反射。我想对唐纳德说些什么，来总结这一切，来表达我的解脱、我的快乐，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感到快乐。我只是空虚，极度疲惫，无动于衷，仿佛现在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同样的感觉。我们握了握手（我们通常不这么做），然后各自离开了。如果有人持刀猛刺，刀刃却因隐藏的盔甲阻挡而刺偏了，那么发出这无效一击的人当然不能自认成功。

15

我们决定在三天之后的科学委员会会议上说明TX效应的情况；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整理实验结果，把更详细的观察记录组织起来，并选定一些照片放大。但第二天中午我就去找伊沃尔了。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看来我低估了他的自控能力。最让他生气的是，我们直到最后才让他知道这个秘密。在这一点上我对他解释了许多，我发现自己的处境与我刚来到项目时正相反：当时是巴洛因尽力“解释”我先前被排除在项目之外的原因。但TX效应这件事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

巴洛因抱怨连连，而我搜肠刮肚说尽了一切的好话来安慰他。他的怨恨颇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想他最终还是理解了我们的苦衷。与此同时，唐纳德以同样的私人方式通知迪尔，所以，等到开会时方才知晓此事的人就只有尤金·阿尔伯特·奈伊了。尽管我很讨厌这个人，但我还是不得不佩服他：唐纳德介绍TX效应时，我一直在看着他，发现他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此人是天生的政客，但不是外交家——因为外交家不应该怀有报复心。而奈伊呢，在这次会议几乎过去一年之后，也就是项目解散的时候，奈伊在第三方（某位记者）的帮助下，把我和唐纳德的那点事全都抖给了媒体，黑材料的数量简直车载斗量。他用别出心裁的评论把此事放到了聚光灯下，令我们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要不是奈伊，这件事绝不会引起轰动，也就不会迫使包括拉什和麦克马洪在内的诸多高层人物来解救我们。

如读者所见，如果说唐纳德和我有任何过错，那就是事情办得不合逻辑，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的秘密研究最终必然会成为项目的官方财产。但整件事被描述成一件极有害的拙劣之作，一种令人发指的破坏项目的企图：我们没有立即去找有资格的专家（也就是军方的弹道导弹人员），反而像喜欢自己动手的巧手匠，在小范围内磨蹭混事，这就给了“另一边”一个超越我们的机会——而且是致命的一跃。

我说起后来的事情，是为了证明奈伊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无辜。在那场臭名昭著的会议上，他唯一显露态度的动作就是好几次把目光从眼镜框上方射向巴洛因。毫无疑问，他怀疑巴洛因参与了我们的阴谋。我们试图以这样一种措辞来陈述，即研究之所以保密，似乎是因为研究方法的迫切需要以及不确定能否成功（当然，“成功”指的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但是奈伊没有被这些理由欺骗，一分钟也没有。

然后进行到讨论阶段。迪尔的评价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认为如果TX成功了，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和平而不是毁灭。因为这将终结“远程预警”教条，该理论充分利用了一个时间差，即从攻击者发射洲际火箭，到火箭出现在防御者位于亚轨道飞行顶点的雷达屏幕上的时间间隔。但是，倘若有一种武器能在地球直径的范围内以光速摧毁敌方，那就排除了任何预警的可能；这相当于敌对双方互相用枪指着对方的太阳穴。这种情况可能引发全球裁军。但唐纳德在回应中指出，这种休克疗法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局。

会议期间，巴洛因感觉到自己成了奈伊怀疑的对象。接着，科学委员会开始分崩离析，在该项目存在的剩余时间里，这种崩溃状态始终没能得到修补和治愈。从那时起，奈伊撕掉了伪装，不再扮演军方的中立大使或是观察员的角色；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没有一项是令人愉快的。例如，会议结束二十四小时后，军方的核专家和弹道专家已经开始入侵了——像要占领敌方领土似的，直升机如蝗虫一般从天而降——而奈伊这才给巴洛因打电话通知他这一事实。与此同时，平行项目要员的访问活动被推迟了。军方的核专家会在试验场重复实验，而我敢肯定，除了证实我们的结论，他们不会有什么新发现。我一点儿也不认为他们称得上是“科学家”。他们把实验数据、仪器、胶片和笔记统统从我们手中夺走，这种行事方式令我把所有仅存的幻想都抛在了脑后。

唐纳德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备受排挤，但他以哲人般的冷静接受了这一切。他甚至向我解释说，军方不会有其他行事风格，因为若非如此，那么唯一能保持的表象就是那些并不真正重要的东西……因为这种行动是世界形势的必然结果。诸如此类。从某种意义上说，唐纳德是对的。之后有个人一大早来找我（我还没起床），问我要几套计算过程。我问他有没有搜查令，是不是来逮捕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镇住了他，至少在他在大厅里等候的时候，我还能从容地刷牙、刮胡子、穿衣服。当然，我是真的觉得自己要完蛋了才那么问的。但我反复对自己说，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如果我不得不交出那份关于地球毁灭的演算，我的灵魂会处于什么状态呢？

我们像苍蝇一样在研究基地闲荡，而军方从空中倾泻下似乎无穷无尽的人员和补给。这一行动肯定不是最后一刻临时决定的；他们做好准备肯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或许是以某种行动大纲的形式，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个项目会产出什么结果。三个星期的时间足够他们开始一系列合适的微吨级爆炸实验了。得知实验结果时，我一点儿也不惊讶。这还是多亏了与我们接触的低级技术人员泄露了消息。当风向正确时，整个楼群里都能听到爆炸声。由于炸药量少，爆炸的强度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几乎不会产生放射性沉降物。军方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安全措施。没有人联系我们通知任何事情；我们被无视了，就好像根本不存在。拉帕波特说，这是因为唐纳德和我违反了游戏规则。也许吧。奈伊连续几天不见踪影，以超音速往返于华盛顿、研究基地楼群和测试地点之间。

十二月初，在风暴来临之前，沙漠里的设施被尽数拆除打包。能吊起十四吨重物的起重直升机、载人直升机和各种气垫飞行器，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某一天同时起飞了，就像它们到达时一样突然而高效。军方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我听说他们带走了几十名技术人员，这些人在最后的几轮实验中暴露在了高水平的辐射中。据传闻，在那几轮实验中，爆炸的威力相当于一千吨TNT。

接着，我们就好像被解除了魔咒一般——有点儿像《睡美人》里那样——我们都变得活跃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巴洛因递交了辞呈；唐纳德·普罗瑟罗和我要求项目组把我们俩“释放”了；拉帕波特出于一种忠诚感，也跟着这么做了，尽管我相信他很不情愿。只有迪尔没有任何表示；实际上他还建议我们绕着楼群游行，还可以挥舞标语喊口号什么的。他显然没把我们的行动当回事儿，而我不能否认，他确实是有道理的。

我们“叛逆四人组”立即被送到了华盛顿。四个人被单独约见，也参加了集体谈话；除了拉什、麦克马洪和我们的将军（我是第一次见他），总统的科学顾问也出席了。巴洛因显露出外交家和政客的手腕，在其中一次会面上，他说既然当局对奈伊完全信任，而对他的信任减少，他们现在大可以让奈伊去招募更好的人，由奈伊来运营这个项目。可最终结论下得又快又重。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一群坏脾气的、被宠坏的但依然心爱的孩子。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但这个项目我真的已经待够了。

有天晚上，巴洛因来宾馆房间找我；当日白天他和拉什有一场私下谈话，现在他来告诉我为什么高层要不断地劝说我们留下。这些顾问们得出结论，认为TX只是系列研究的第一次失败而已，实际上它清楚地指向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成果，现在这样的研究就是一切的一切，关乎我们的生死。虽然这理由是无稽之谈，但我思考了一番，意识到如果政府能满足我们的条件，回去也未尝不可。于是我和巴洛因当场就开始着手起草条件。我知道，如果研究继续下去而我不参与，我就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也就无法回到纯洁的数学世界中去。因为尽管我相信发信者在恒星代码中设置了安全机制，但那只是我的想法，并不是肯定的事实。我对巴洛因说得更简洁：让我们遵循帕斯卡尔那句关于芦苇的格言吧，如果我们不能抗争，至少我们要知情。

我们四个聚在一起，弄明白了为什么项目没有交给军队。军队一直在私下培养自己的专门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能执行基本任务，自主权相当有限。当这些军方科学家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时，他们能出色地完成工作。但是，像宇宙文明、发信者的动机、信号的促生作用、促生作用和信号内容之间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黑魔法。“是的，对我们也一样。”永远都言语刻薄的拉帕波特说道。最终我们同意把研究继续下去。我们如愿以偿：法学博士尤金·阿尔伯特·奈伊从项目中消失了（这是我们的条件之一）。然而，他的位置很快就被另一位平民休·芬顿取代。就这样，我们送走一恶又迎来一恶。预算增加了，平行项目的人（我们还在那些略显窘迫的高层面前大肆谈及它的存在）加入了我们的研究团队，而平行项目本身应该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也不是真的，因为根据官方的说法，它从未存在过。于是，在我们把怒气发泄完，一起商议好，又提出了必须被严格遵守的条件之后，我们回到了“家”，回到了那片沙漠。元旦已经过去，其主之声计划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篇章就这样开始了。

16

于是一切都回到了以前的样子，只是在科学委员会会议上出现了一张新面孔，那就是休·芬顿。他被称为“幽灵”芬顿，亦称“隐形人”，因为他似乎仅存在于微观世界中——不是说他个头小，而是他一直躲在阴影里。冬天意味着频繁的风暴，不过是沙尘暴，不是暴雨。这里几乎不下雨。对我们来说，重新回到以前的工作中去并不困难——更确切地说，是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我又去拉帕波特屋里聊天，有时还会在那儿碰到迪尔；对我而言，这个项目似乎就是我的生命，前者会随着后者结束。

唯一的新变化是有了每周研讨会，会议是非官方的，其间依次讨论各种话题——比如智能生物的自动进化（即受控进化）前景等。

这些话题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照理说，这将使我们进入解剖学、生理学研究的正轨，进而研究发信者的文明。但是，在一个已经达到与我们类似发展水平的社会中，如果出现了长期对立的趋势，其远期结果是无法预见的。一方面，已经形成的技术对现有的文化施加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主动服从于运作中的工具的需要。这样就有了智慧人类与机器互相竞争的迹象，也有了两者之间各种形式的共生关系。而心理学和生理解剖学工程都发现了人类有机体中的“薄弱环节”，或者说低劣的参数，自此，这条路通向了一个大方向，即设计一些必要的“改进”。从这一趋势中还产生了制造“赛博格”的想法，这些半机械人是专门为深空作业和行星探索而设计的，那里的环境与地球环境截然不同。同时产生的还有将人脑与机器内存直连的想法，在机械和/或智能层面上制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机结合设备。

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同质性目前仍完好无损，但这一整串的技术压力可能会将之撕裂。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不仅是全人类的单一文明，甚至是人类的普遍形体都可能变成一段逝去历史的遗迹。实际上，人类可能会把自己的社会改造成一种灵生代的蚁群。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工具技术领域也可能受到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影响。这可能导致生物技术延伸到某些人文层面，例如，决定时尚的因素。时尚方面的技术目前还没有超越人类皮肤的界限。虽然有些人认为，技术对时尚已然有了更深的影响，但这只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期，拥有不同生理特征的个体被认为是尤其具有价值的范本。只要想想鲁本斯理想中的女性与当今的女性之间的区别就知道了。假如有一个关注人类事务的外部观察者，他可能会发现，根据以往时尚风潮的要求，女性（她们显然更乐于遵守时尚的规定）有时把肩膀垫宽，有时把臀部垫宽，有时崇尚乳房丰满，有时又喜欢胸部小巧，有时双腿结实粗壮，有时又纤细修长，等等。但是，这种时尚的盛衰消长只是一种幻觉，它们终究是从一整套各种各样的体型中选择出来的，它们获得了当时社会的认可。这种状态有可能受到生物技术的修正。然后，基因控制将使种族多样性的范围朝着期望的方向转移。

当然，与大量能创造文化的改造相比，对纯粹的解剖学特征进行基因选择似乎是一件很轻佻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出于审美的原因（有机会使躯体美普遍存在），它也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而且我们说的只是另一条发展路径上的第一步，对此路径，我们可以贴上这样一个标签：服务于欲望的理性。人类头脑的绝大多数物质产品都被用于追求奢侈逸乐。构造巧妙的电视机到处散播知识垃圾；先进的交通技术造福了堕落的人，使他们不在自家后院撒酒疯，而是打扮成游客，改在圣彼得大教堂旁边喝得醉醺醺。如果这种倾向继续下去，技术发明入侵了人体，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想法是要将感官愉悦的范围扩展到最大限度，除了性爱、毒品和美食，甚至还可能开发出其他目前未知的感官刺激和满足。

如果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快感中心”；如果我们造出了合成的感觉器官，它们经过特别的设计，能触发多相的狂喜极乐，以达到神秘和非神秘的高潮状态，那么，又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快感中心”连接到这些感觉器官上去呢？这样一种自我进化的实施将导致文化和道德的最终终结，也将导致我们从所有涉及地外的事务中撤出。这将是一种极其愉悦的智力自杀形式。

毫无疑问，科技的进步必然会使我们发明出能同时满足两种发展路径的设备。可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路径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都相当可怕，而且并没有什么意义。

对这种改造的负面评价是毫无根据的。只有当个体的满足同时意味着损害他人的利益时（或者损害他自己的身体、灵魂，比如吸毒成瘾），“不应过度放纵自己”这一指令才是合理的。如果该指令表达的是一种必然性，那么我们最好无条件地服从它；但是，技术的突飞猛进恰恰是要一个接一个地消除那些会给任何行为带来限制的必然性。有些人说，文明总是要面对某些必然性的，其表现形式就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这些人实际上信奉着一种天真的信仰，他们相信在创世之初智慧生物就被安排了“适当的责任”。这实际上是《圣经》训令的一种普遍延伸，即每个人都要用劳动的汗水换面包。那些天真之辈往往认为这是一个伦理判断，但这显然是一种存在论判断。“存在”作为我们的栖息地，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发现，一个人都不能享受到“成功带来的眩晕”。

但我们不能把如此原始的信仰作为长远预测的基础。如果不是出于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的理由，人们表达出这样的情绪有时是出于对变化的恐惧。这种恐惧是许多科学争论的内在基础，这些论点都反对很多事情，首先就是制造“智能机器”的可能性。略显绝望的境况尽管并不舒适，人类却觉得这样最轻松自在：这种调味料不能给身体带来安慰，却能安抚灵魂。但是，只要“智能机器”还不能有效地取代科学家，“一切力量和储备都要为了科学前沿”的呼声就会不断激荡。

对于这两条路径——扩张性的禁欲主义和内包性的享乐主义——的真正本质，我们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一个文明可以任选其中一条：向宇宙进军或者切断与宇宙的联系。那束中微子信号似乎至少证明了某些文明并没有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

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在技术和经济上“铺展开”的文明——前锋线上的人群富得能在钱堆里打滚，而垫底的人还在因饥饿垂死挣扎——这种铺展方式已经指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首先，落后的人群将试图在物质财富方面赶上领先的人群，仅仅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同样的财富，似乎就能证明这种努力追求是正当的；反过来，作为嫉妒对象和竞争对象的繁荣社会，也会因此肯定自己的价值。如果有人模仿你，那么显然你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好的，而且是非常棒的！该过程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循环，这一正反馈循环推动了前进的步伐，政治上的相互对立也刺激了前进的步伐。

此外，之所以很难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是因为给定的问题中已经包含了一些解决方案。美利坚合众国，不管它有多少糟糕之处值得批评，它显然存在得好好的，它还有高速公路、暖水游泳池、超市以及其他一切闪闪发光的东西。在一个内部异质的文明中，即便有人能构想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幸福与繁荣，那也必须是在文明整体不甚贫穷的背景下。一个因达到了高平等状态而变得同质化的文明，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那将是一个能够满足其所有成员基本生物需求的文明；只有到那时，其国家部门才可能开始寻找更深入、更多样化的道路，以通往一个现已从经济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未来。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当地球的第一位使者在行星间行走时，地球上的另一些人类之子梦想的并不是这样的探险，而只是一块面包。

17

尽管在项目事务上有意见分歧，我们——我所说的“我们”可不仅仅指科学委员会成员——还是结成了一支非常团结的队伍，共同面对新来的人。各处都能听到他们被称为“五角大楼的傀儡”，可以肯定，我们会对他们带来的论文拔刀相向。虽然我对他们也颇有微词，但不得不承认，勒纳以及陪同他的年轻生物学家（他自称“天体生物学家”），确实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工作。熬过了历尽艰辛、绞尽脑汁的一年之后，我们很难相信还有谁能对“其主之声”提出全新的假设。然而事实恰恰如此。这些假设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而且它们互不相同，并受到了一个构造良好的数学过程的支持（尽管在数据方面不是很有力）。更重要的是，尽管这些新想法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排斥，人们却可以构建某种中庸之道、某种新颖的妥协方式，把它们统一起来，效果还不错。

巴洛因给我们的一千多名员工组织了一场演讲会。也许是因为他觉得与平行项目的人会面时不适合搞我们老一套的“贵族政治”结构——几个无所不知的精英和其余毫不知情的小卒。或者又只是因为他相信我们将要听到的汇报将如天启一般。即便勒纳和西尔维斯特知道聚集而来的这群人的敌意，他们也没有表示出来。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待人接物方面无可挑剔。

勒纳在汇报中强调，他们的研究纯粹是理论性的；除了恒星代码和“蛙卵”的一般信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细节信息。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搞“平行实验”，也不是与我们竞争，他们只是想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研究“其主之声”，因为他们知道会有意见冲突，正如现在所发生的那样。

他并没有停下来等待掌声。这也无妨，因为根本就不会有人给他鼓掌。他直截了当地谈正题，解释得相当清楚。他的演讲和为人都使我折服。从观众席上的反应来看，他也赢得了其他人的认可。

作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勒纳利用哈勃变量和早川修正研究宇宙起源。（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早川修正也可以称为霍格思修正，尽管我只是做了一些数学上的工作，提供了容器，好让早川往里面倒新酒。）下面我要试着介绍他的论文梗概，但是干巴巴的总结缺少论文原有的魅力，所以如果能力允许，我也会试着还原这次讲座的气氛——讲演多次被听众的评论打断。当然，我略去了运算过程，尽管它也起了一定作用。

“我是这么看的，”他说，“宇宙在脉动，每隔三百亿年就收缩、膨胀交替一次……当它处在收缩阶段时，最终会达到坍缩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空间本身就解体了，折叠起来，不仅像史瓦西半径[38]那样锁住恒星，而且会锁住所有粒子，包括基本粒子！由于原子间的‘接合’空间不复存在，显然，我们所知的物理现象也会消失，其定律也会发生变化……这个零空间集群进一步收缩，然后就好比整个里外翻转，进入了禁能状态的领域，进入了‘负空间’。所以它不是虚无，而是比虚无更少——至少在数学上是这样。

“我们的世界没有反世界——也就是说，它们周期性地出现，三百亿年才有一次。在我们的世界里，‘反粒子’只是那些灾难留下的痕迹，它们是古老的遗迹，当然也是指向下一次灾难的箭头。但是——让我们继续这个比喻——我们的世界里仍然存有一个‘脐孔’，其中仍搏动着未灭物质的残余、垂死宇宙的余烬；这‘脐孔’就是正在消失的、属于我们的‘正’空间与另一个‘负’空间之间的裂缝……裂缝始终是敞开的，它既不变宽也不闭合，因为是辐射——中微子辐射——维持了这种开启状态！它就像篝火中的最后一点火花，下一个阶段也将从它开始。因为，当‘被逆转的宇宙’达到了它‘里外翻转’扩张的极限时，就会创造出一个‘反世界’，并使之扩展。然后这个世界再次开始收缩，反向穿过裂缝，首先就是中微子辐射，它是最有力最稳定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光，只有中微子辐射和超高伽马射线！一束扩散的球状中微子波开始再次膨胀，并形成不断扩展的宇宙。这束波同时也是所有粒子的创造矩阵，这些粒子将会占据即将诞生的宇宙；中微子波携带着这些粒子，但只是潜在地，因为它有足够的能量，能在新的宇宙中使之实体化！

“当这个宇宙充满活力，当星云宽广无垠的时候，正如我们现在的宇宙，其中仍然有中微子波的杂散回声，这就是其主之声！正是它使宇宙成形。从‘裂缝’中吹来的阵风中，从中微子波中，原子、恒星和行星、星云和总星系诞生出来；这就根除了‘群星来信之谜’……没有什么文明用‘中微子电报’给我们送来任何东西；另一端没有人，也没有发射器，只有那‘裂缝’发出的宇宙脉搏。它是由纯粹物理的、自然的、完全无人参与的过程产生的，因此没有任何语言学特征、内容和意义……这束中微子辐射在相继的宇宙之间提供了一个永久的连接，把即将结束的世界和新创造的世界连在了一起；这种连接是能量上的、信息上的；由于它，连续性得以保留，所以才有非偶然的、定期的重复；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微子流是下一个宇宙的‘种子’，这是一种世代交替，被宏观时间分隔开。这个类比中当然没有生物成分。中微子之所以免于衰变，只是因为在所有粒子中，它们是最稳定的。它们的不可摧毁性保证了创世的循环回归和不断重复……”

当然，他对这一切的解释要更确切，可能的时候还用计算来支持。演讲期间大厅里变得非常安静；等他一讲完，攻击开始了。

一个个问题砸了过来：他要如何解释信号的“促进生命”的特性？信号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在他看来，这难道是“纯粹的意外”吗？最重要的问题——“蛙卵”又是从哪儿来的？

“是的，我想过这些问题。”勒纳回答，“你们问我是谁策划、编写、发送了这束信号。如果不是信号有促进生命的属性，银河系中的生命会是极其罕见的现象！但是，现在我反过来问：水的物理性质呢？假如水在四摄氏度时比在零摄氏度时轻，假如冰不会漂浮，那么地球上所有的水体都将从底部冻结到顶部，任何水生生物都无法在赤道以外的区域生存。如果水的介电常数比现在低，蛋白质分子就不能在其中形成，因此就不可能有基于蛋白质的生命。然而，在科学领域，有人会问是谁伸出了援助之手吗？是谁给了水现在的介电常数，是谁让冰比水轻的？没有人会这样问，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水有另一套物理属性，那么非蛋白质形式的生命就会出现，或者根本没有生命出现。同样地，我们不能问是谁发出了那束促进生命的辐射。它增加了大分子存活的可能性，正如同水‘有利于生命’，你可以说这是意外，也可以说这是必然。我们应该把整个问题翻转过来看：多亏了水具有这些物理特性，多亏了宇宙中存在着稳定生命起源的辐射，生命才更高效地产生并对抗熵增……”

“‘蛙卵’！”有些人高喊道，“‘蛙卵’！‘蛙卵’！”

大厅里的气氛热烈得像看拳击比赛，我觉得随时可能爆发出集体大合唱。

“‘蛙卵’？你们比我更清楚，把所谓的‘信’作为整体来解读并没有成功，你们只解读了它的‘碎片’——‘蛙卵’就是从这些碎片中诞生的。这说明‘信’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之中。‘蛙卵’只是对中微子流中固有信息提取的结果，这些信息当然可以被我们利用来做些什么。通过‘两个世界之间的裂缝’，也就是垂死宇宙和新生宇宙之间的裂缝，迸发出一个中微子辐射球，它像肥皂泡一样鼓起来；这束波有足够的能量使下一个宇宙‘膨胀’，而波前充满了从已结束的阶段继承下来的信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在这束波中存在着创造原子的信息，以及有利于生物发生的信息。此外，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中还有一些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的部分。前面我提到水具有一些物理性质，即‘有利于’生命的性质；水同样也具有一些与生命无关的性质，例如它是透明的。水也可能是不透明的，这与生命的出现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我们不能问：‘是谁让水透明的？’你也不能问：‘是谁写了“蛙卵”程序？’这是现有宇宙的特性之一，我们可以研究这种特性——就像研究水的透明度一样——但它并没有超越物理学之外的含义。”

大厅里一片喧闹。最后，巴洛因提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释信号会循环重复；二是为什么天空中其余所有的中微子辐射都是普通噪声，而只在那个孤立的频段中隐藏着如此多的信息。勒纳随即做出了解释。

“这很简单，”宇宙起源学家答道，他似乎从众人的骚动中得到了快乐，“最初整束辐射都集中在那个频段，因为正是在频谱的这一点上，辐射被‘世界之间的裂缝’削尖了，它被压缩，被调制，就像一股水流从一个狭窄的开口里滋出来。一开始只有针那么细的频段，仅此而已！然后，由于弥散、散射、去同步、衍射、偏转、干扰，越来越多的辐射开始漫射、模糊，直到最后，在我们的宇宙存在了数十亿年后，原始信息产生了噪声；从清晰的焦点处产生了一束较宽的能量谱，与此同时，中微子的‘次级’噪声发生器——恒星——已经被激活。我们所收到的‘信’，只是‘脐孔’的残余，是那些尚未被溶解的残存信息，还没有和无数的反射束、粒子流完全融合在一起——它们出现在总星系的各个角落。目前无所不在的常态是噪声，而不是信息。但是，在我们的宇宙开始存在的那一刻，在它猛烈诞生的那一刻，那个中微子气泡中包含了即将产生的物质的全部信息；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遗迹，这个时代除了这一个点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正因如此，在我们看来，它与‘正常’物质和辐射现象有着惊人的不同。”

勒纳为我们演示了一个既聪明又漂亮，并且逻辑上自洽的结构。然后是数学部分；他展示了“世界之间的裂缝”需要具备哪些特征，所以它作为一个“矩阵”可以精确地对应于中微子光谱中那束辐射（或者我们所说的“恒星代码”）的位置。这是一项出色的研究；他引入了共振理论，他甚至能在演讲中解释为什么这个信号不断地重复，为什么“信”是从小犬座发出来的。

然后我站起身发言。我说，其实勒纳把这件事颠倒了过来，他改造了整个宇宙来适应这封“信”，他只是简单地规定了这道裂缝的“规模”，好让它能与给定的信号能量相一致。他甚至改变了这个临时定制的特殊宇宙的几何形状，所以“信号”的发出方向才会具有偶然性。

勒纳微笑着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我说得对。但是，他补充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裂缝”，相继的世界就会相互没有关联；每一个宇宙都不同——也就是说，可能是不同的；或者宇宙可能永远留在“反世界”中，处于零能量阶段，那将是所有创造的终结，所有可能世界的终结。我们将不复存在，我们头顶的群星也不复存在，也没有人会为并未发生的事伤脑筋……但是，这一切已经发生了。这封“信”的复杂程度可以这样解释：“死亡之痛”难以想象的浓缩程度导致垂死的世界“放弃”了它的信息，就像一个人放弃了灵魂；这些信息没有遭到破坏；相反，由于我们所不知道的法则——因为在那种压缩、不连续的状态中，在那种分解的空间中，物理学一定不成立了——信息融合了仍然存在的东西：“裂缝”里的中微子节点。

主持会议的巴洛因问我们是想当场开始讨论，还是想先听听西尔维斯特的报告。我们选择了后者，当然是出于好奇。勒纳我还算认识，我在早川那里见过他一两次，但西尔维斯特这个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个子年轻人——当然其外貌无关紧要。

他一开始的风格与勒纳惊人地相似。宇宙是一个脉动的实体，蓝色的收缩阶段和红色的膨胀阶段交替出现，每一个阶段大约持续三百亿年。在红色阶段，星云彼此远离，物质充分分散，行星体冷却，生命在其上形成，有时还会产生智慧物种。当膨胀结束，宇宙开始向内聚合，逐渐地，在蓝色阶段产生了超高的温度和越来越强的辐射，摧毁了所有的生命物质——在之前的二十亿年里，这些生命物质成功地覆盖了行星。显然，在红色阶段——我们就诞生于这个阶段——存在着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文明。而且一定存在一些在技术上出类拔萃的文明；这些文明掌握了包括宇宙起源学在内的先进科学，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未来以及宇宙的未来。这些文明——或者，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说有这么一个文明——位于某一特定的星云中，他们知道宇宙的发展过程将越过顶峰，而普遍毁灭的过程将开始，热量将不断增加。如果这个文明比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可能预见到世界在“蓝色终结”之后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能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那么这个文明将能够影响未来的状态……

大厅里又是一阵嘈杂。西尔维斯特提供的竟是一种关于控制宇宙演化过程的理论！

这位天体生物学家和勒纳都认为“二冲程的宇宙发动机”是完全不具有确定性的。因为特别是在压缩阶段，主要的不确定性来自随机的质量分布的变化和多变的湮灭过程。因此，从下一次收缩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宇宙“类型”是无法准确预测的。我们在微观尺度上了解这种困难——我们无法预测或计算湍流现象的过程，也就是那种引起旋涡的现象（比如水流冲击在礁石上）。因此，每一个由“蓝色宇宙”产生的特定“红色宇宙”，彼此之间千差万别，目前实现的这一宇宙（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生命是可能存在的）可能只是一种短暂的、无法重复的状态；在我们的宇宙之后，可能只跟着一长串毫无生气的脉动。

永世像一片永恒坟墓，时冷时热，这样的星象图景或许不合那种高级文明的心意，因此，他们可能会着手通过适当的天体工程来改变其面貌。这个文明会为终将到来的灭绝做准备，他们可以给一颗恒星或一套恒星系统“编写程序”，从根本上改变该系统的能量学状态，把它变成一台准备发射的中微子激光器——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当引力的张量、温度、压力等参数超过特定最大值时，只有当这个给定宇宙的物理学本身开始崩溃时，它才会变成这样的激光器。然后，这个垂死的星座将完全转化成一道黑色中微子闪光——它以最大的精度和细致程度编程，被“触发”后将释放其累积的全部能量。作为辐射中最有力、最具惯性的一种，这束单调的中微子波不仅会成为宇宙消亡的丧钟，同时也会成为下一阶段的种子，因为它将参与新的基本粒子的形成过程。此外，“印在恒星上”的指令将具有“亲生性”——能增加生命诞生的机会。

于是，在这幅生机勃勃的画面里，“恒星代码”从之前的宇宙被发送到我们的宇宙中。因此，发信者至少已经逝去三百亿年了。他们把“消息”调制得如此之好，甚至能让它在宇宙毁灭的时候幸存下来；他们的信息与随后的创造过程融合在一起，启动了行星上的生命进化。我们也是他们的孩子……

一个多么巧妙的概念！“信号”根本不是一封“信”；它的“赐予生命”的属性并不是相对于“内容”的另一个方面。只是我们按照自己的习惯，总想把无法分割的东西分割开。那束信号——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束有因可循的脉冲——首先对重新复苏的宇宙物质进行“调谐”，目的是让新产生的粒子具有理想的性质（当然是那个文明的“理想”）。当天体开始形成，行星也开始形成的时候，其他结构特征变得“活跃”了，脉冲一开始就具备这些特征，但直到现在终于有了“收信者”；直到这时，信号才开始展现其协助生命诞生的能力。与指导、控制物质基本组成部分的形成相比，增加大分子生存的总体机会要更“容易”一些，所以我们只发现了第二种“促进生命”的效果，并认为它是独立的、“非语义的”；而对于第一种效应，也就是促进创造原子的效应，我们称之为“信”。

我们没有读懂“信”，因为对人类而言，以我们的物理学和化学知识，想完全破解它是不可能的。然而，根据脉冲中记录的知识片段，我们找到了一份“蛙卵”的配方！因此，信号的作用是指导和管理，而不是告知信息；它是发送给宇宙的，而不是写给任何生物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研究信号本身——就像我们研究“蛙卵”一样——来丰富我们的知识。

西尔维斯特讲完以后，大家陷入了惊愕。这又是一个“丰富的窘境”！这束信号要么是自然现象，是垂死宇宙的“最后一声和弦”，被世界和反世界之间的“裂缝”敲出，形成一束中微子波，波前是一个临终之吻；要么这是一个已然消逝的文明的最后遗嘱。一道令人惊叹的选择题！

这两种观点都有听众支持。有人指出，在普通的（也就是自然的）强辐射中，有一些成分可以加快突变的速度，从而加快演化的速度，而其他成分并没有这种作用。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前者有意义而后者没有。有那么片刻，人人都想各抒己见。我觉得自己就站在一个新神话的发源地旁边。一份最后的遗嘱……我们就是他们亡故之后的继承人……

因为大家都想听我说点儿什么，所以我站起身发言。我先给出了一个观察——通过平面上任意数量的点，可以画出任意数量的曲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提出不同的理论，因为一个人可以提出的理论的数量是无限的。与其为了解释这段信号而特意定制我们的宇宙及先前的宇宙，还不如简单地承认，比如说，我们的接收设备太简陋了，简陋得就像一台选择性太低的收音机。这样的收音机会同时接收好几个电台，结果我们听到的是一大堆重叠的杂音；但是，如果某人听不懂这些广播节目使用的任何一种语言，他可能会录下所有内容，并为此绞尽脑汁。我们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技术性错误的受害者。

也许这封所谓的“信”同时记录了好几段信号。如果我们假设银河系中的若干自动发射机都精确地在那个“频率”上工作，而我们把该频段当成了单一的信道，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解释这些信号为什么重复出现。

它们可能是隶属于某“文明集合体”的各个社会使用的信号，目的是使某些技术装置（可能是天体工程装置）保持系统同步。

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信号的“循环性”，但不能很好地解释“蛙卵”；不过稍微调整一下，我们也可以把“蛙卵”的合成塞进这个方案中。无论如何，这一假说比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两种宏大想象要更温和，也更合乎情理。信号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何信号“只此一家”。这样的粒子束应该有很多才对。但是，如果通过重新塑造整个宇宙来解释这道谜题，那就是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奢侈了。嘿，你何不宣称“信号”是一种“天体音乐”、一首赞美诗、一段中微子的嘹亮号角，高级文明会用它来迎接，比如说，超新星的爆发。这封“信”也可以是使徒式的：此处，我们将“道”化成了“肉身”。与“蛙卵”相对的，我们还有“蝇王”——黑暗的产物——这意味着信号和世界的摩尼教善恶二分属性。我们不应该允许人们对此类诠释做更深一步的探讨了。基本上，这两种观点都很保守，勒纳的尤其保守。勒纳的假说归根结底是一种防守，一种对经验主义立场的绝望的防守。勒纳不想离开精密科学的传统观点，这类科学从一开始就研究自然而不是文化，因为不存在文化的物理学或化学，而只有“宇宙物质”的科学。勒纳不愿意放弃传统，他始终把宇宙当作纯粹的、没有“意义”的物理对象。他这像是把一封手写的书信当成地震仪记录下的震动图来研究。因为说到底，人的笔迹就和震动图一样，只是许多复杂的曲线而已。

在我看来，西尔维斯特的假设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相继不断的宇宙是从上一个宇宙继承下来的吗？在他提供的答案中，我们的“代码”虽然仍是人工制品，但不再是一封“信”。我总结说，根据他们二人提出的假设，又能凭空造出更多的假设，而且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收缩阶段的底部，物质的“反脐孔”被压缩成了这束信息——看，这就是一个新假说；波前带有“原子生成”的烙印——这些假设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证实，因为从定义上看，这些过程应当发生在没有任何生命，也没有任何物理学定律的地方。这像是一种关于来世的讨论，不过用科学术语加以修饰罢了。或者说，这是一种“哲学幻想小说”——相对于科学幻想小说。这是一个用数学长袍掩盖的神话，从中我只能看到“时代的神迹”[39]，仅此而已。

自然，台下讨论得热火朝天。接近尾声时，拉帕波特突然站了起来，说：“我还有一个假说。”他的设想是如此新颖，我非得在这里说说不可。拉帕波特的论点是，“人工”和“自然”之间的区别不是完全客观的、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并且依赖于认知参照系。我们一般认为，生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的排泄物是自然的产物。如果我吃了大量的糖，多余的糖就会通过肾脏排出。但尿液中的糖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取决于我的目的。如果我故意吃那么多的糖，就为了将它排泄出来，而且我了解其中的机理，并能预测我的行动效果，那么我尿液中的糖就是“人工”的；但是，如果我吃糖仅仅是因为我特别爱吃糖，而没有其他原因，那么尿液中糖的存在就是“自然”的。我可以论证上述判断。假如有人要检验我的尿液，并且我提前跟此人商量好了，他就可以通过糖的存在情况获取信息。比如说，检出糖表示“是”，而未检出糖表示“否”。这种符号性的信号传递过程再“人工”不过了，但只存在于我们两人之间。倘若不知道我们之间约定的规则，那么无论谁都无法从尿检中了解到这份信息。所以说，在“文化”和“自然”之中，唯有“自然”现象是真正存在的；而只有在我们以某种明确的方式，通过协议或行动把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的时候，“人工”才成为“人工”。只有奇迹是“绝对人工”的，但它们并不可能发生。

说完这番前言之后，拉帕波特重拳出击。让我们假设生物演化可以走两种途径：一是创造出独立的生物体，然后从中产生智慧生物；二是在另一个分支上，演化可以创造出“非智能”但同时又高度组织化的生物圈。让我们姑且称之为“血肉之躯的森林”，它们是另一种类型的植被，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甚至可能掌握核能。然而，这种植被掌握核能的方式，不同于我们对核弹或反应堆技术的掌握，而是类似于我们的身体对新陈代谢过程的“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新陈代谢的产物将会是一种放射性现象。在后来的演化阶段，甚至中微子流都可能只是此类行星上生物体的“排泄物”，并正巧被我们接受为“恒星代码”。在这一假设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因为那种生命形式不会有意地把任何东西发送给任何人，它们也没有交流的意愿，而那束引发争议的中微子流只是它们新陈代谢活动的必然结果，一种“排泄性辐射”。但是，其他行星生物也有可能通过遗留在太空中的“痕迹”了解到它们的存在。然后两类生物之间有可能构建一种信号。

拉帕波特补充说，他的假设符合科学的研究范畴，因为科学没有把世间万象分为“人工”的和“自然”的，所以他是符合科学规则的精神的。至少在原则上，这个假说是可以被检验的（人们可以探寻或仅仅是理论上论证“中微子生物”的存在），因为它没有牵扯到“其他宇宙”。

这一假说不仅仅是拉帕波特在展示自己的智慧，但不是每个听众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以物理学和化学为手段，我们就有可能预测和计算任何生命类型的新陈代谢；然而，同样以物理学和化学为手段，想预测或计算一种有智慧生物能书写并发送“中微子信件”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二种现象属于另外一个非物理的层面。如果不同文明以不同语言相互交流，而且它们在发展程度上差异很大，那么知识水平较低的一方最多只能从接收到的交流信息中提取出物理信息（也就是说“自然”的信息）。他们无法再理解更多了。事实上，如果不同文明之间的差距太大，即使是在两种文化中都起作用的同样的概念符号，也会指向完全不同的含义。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另一个问题：“发信者的文明”——它要么仍然存在着，要么（根据西尔维斯特的说法）已经成为过去——是否理性？我们怎么能说一个关心三百亿年之后“下一个宇宙”的文明是理性的呢？即使对一个极其富有的文明来说，要成为宇宙的领航者，必须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这代价是仍活着的成员的命运。类似地，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促进生命”的效果。有人可能会说，也许对那个文明而言，这么做就是理性的。或者说，不同文明之间没有一致的“理性”标准。

会议结束后，我们十几个人聚集在巴洛因的房间里，聊到深夜。不管西尔维斯特和勒纳有没有说服我们，他们肯定是给过去的争论火上浇油了。关于拉帕波特提出的假说，大家又展开了讨论。拉帕波特补充了几句，又澄清了一番，从他的描述中，一幅奇诡的画面浮现而出：利维坦般庞大的生物圈向宇宙“进军”，却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它处于内稳态的高级阶段，我们对其原理一无所知；关键过程的合并利用了核能，在新陈代谢转换中，它们开始拥有等同于恒星的能量。它们的“中微子排泄物”具有亲生性，表现出一种与植物完全相同的效果。植物的活动使地球的大气层充满了氧气，从而使其他不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体得以生存。当然了，青草是在无意之中给了我们生存的机会！在拉帕波特的假说中，“蛙卵”和“信”的全部“内容”部分成了新陈代谢的产物，该过程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蛙卵”是一种排泄物，是一种灰烬，其结构来源于行星级的代谢。

我和唐纳德回到宾馆，他说他觉得自己被骗了：我们就像拴着链子在跑圆圈，虽然现在链子已经加长了，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备受限制的状况。我们是观众，在欣赏一场智力的烟火表演，等烟花散去，我们空手而归。“也许——”他接着说，“我们非但无所得，甚至还失去了什么。”在此之前，研究人员一致支持“信”的概念，而且我们还在“信”中发现了一颗小沙粒（也就是“蛙卵”）。只要我们坚信人类收到了一封“信”，无论它多么费解，多么神秘，知道有一个“发信者”存在着，这本身就价值非凡。可现在，我们发现那东西也许并不是一封“信”，而可能只是毫无意义的乱涂乱写。除了那颗小沙粒，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即使那小沙粒是沙金，我们仍感到贫穷——我们甚至觉得自己被抢劫了。

独处的时候，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试图弄清我内心的确定性从何而来，它使我能够摒弃其他观点，不管这些观点多么有说服力。我确信人类收到的是一封“信”。对我而言，向读者传达这一信念是非常重要的——信念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信念背后的论证。如果我不能把这些对读者讲清楚，我就不应该写这本书，因为这就是本书的意义所在。像我这样的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不断变化的科学前沿努力探索，试图破译“自然的密码”，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要远多于你能在我整洁的数学著作中找到的。

作为这种不可言传之识的权威，我坚持认为“蛙卵”——它蕴藏着丰富的核能，又具有“瞬移爆炸”效应——本应该在我们的手中变成武器，因为我们是如此努力、如此绝望地想要实现这一点。我们的失败并不偶然。在其他“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往往都是成功的。我不难想象“发信者”的心态。他们对自己说：对于所有尚未准备好的人，我们要让这信号无法被解读。但我们必须更谨慎一些——即使信号被错误地解读，也不能给这些人提供任何他们正在寻求却不应得到的东西。

不管是原子、行星、星系还是我们的身体，都没有谁用这样的防护系统将之封锁，而我们要承担这种忽视所造成的所有惨烈后果。科学是文化中与世界不断摩擦的那一部分。我们从天地万物中抓挠下碎片并消化它们，不是按照对我们最有利的顺序——因为没有谁这么好心来仔细安排，而是按照仅由物质本身的阻力决定的顺序。原子和恒星并不跟人类讲道理；当我们按照它们的形象做出模型时，它们不会反对；它们也不会阻止我们获取可能致命的知识。人类之外所存在的，仿佛一具死尸：它们不拥有任何意图。但是，当理性之力而非自然之力直接向我们发出信息时，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发信者”绝不可能对生命漠不关心。

从一开始，我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对信息的误读。我确信我们收到的不是一件屠杀工具；但一切都表明，我们收到的是对某种工具的描述——人类擅长用工具干什么，这众所周知。就连人也是另一些人的工具。我熟悉科学史，我无法想象有什么完美的方法来防止滥用工具。归根结底，所有的技术都是完全中立的，但我们可以把任何一种技术用于致人死亡。在那出无足轻重又令人绝望的“阴谋”中——那毫无疑问是愚蠢的，但出于冲动不可避免——我开始相信，我们再也不能指望“发信者”了，因为他们显然没能预见到人类会如何错误地处理这些信息。我可以相信，他们的防护措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设计出来的；但他们防不住我们的错误，也防不住我们用错误的替代品来填补信息中的空缺。四十亿年以来，大自然一直在指导生物演化如何避免“错误”，如何在所有可能的安全措施下运转。即便如此，大自然也无法顾及分子级的滑脱与扭曲，无法防止演化走上岔路、死胡同或在错误的地方转弯。大自然无法阻拦生命对演化进程的“误读”——证据就是在生物体发展过程中不计其数的恶化与退变，比如癌症。但是，如果“发信者”成功地防住了我们，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远远超越了完美的生物系统，令我们望尘莫及。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他们那种比生物系统更有效的系统具有如此普遍的确定性，是如此无懈可击：能够阻止不够资格的人擅自侵入。

那天晚上，在安置逆变器的大厅里，我俯身在潦草的稿纸上计算，突然感到一阵虚弱，一阵眩晕，眼前一片漆黑。不仅因为那几个星期笼罩在我脑中的恐惧出乎意料地消失了；更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明显地感受到了“他们”的伟大。我明白了一个文明可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明白了一个文明可以是什么样的。当我们听到“文明”这个词时，想到的是道德价值和超越自身弱点的理想中的平衡状态，我们把“文明”和自己最好的一面联系起来。但它根本上是知识，这项知识能在各种可能情况下消灭某一类（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的）文明：数十亿个体中最聪明的大脑致力于播种死亡，做他们不愿做甚至反对的事，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出路。自杀并不是一种出路。假如人类双方互相残杀致死，我们是否就改变了一点未来的进程，避免了金属蝗虫从空中入侵？如果“他们”能预见这种情况，我唯一能理解的可能性就是，“他们”曾经——或者现在依旧——像我们一样。

我不是在本书的开头说过吗？只有本质邪恶的人才知道行善时能得到什么自由。有某人寄出了一封信，它落到了地球上，就在我们脚边。它曾在一场中微子雨中不断坠落，那时中生代的蜥蜴正用它们的腹部在石炭纪森林形成的泥土中开路，那时被称为普罗米修斯的古猿正啃着一块骨头，并从中发现了第一根能用来打架的棍子。而“蛙卵”呢？在“蛙卵”中，我看到了投递这封“信”时所提供之物的碎片。这些碎片被我们的无能和无知扭曲了，成了一幅漫画。我们的知识也同样参与其中，它们总是被歪曲用于毁灭。我相信这封“信”不会像石沉大海一样被发送至黑暗中。它被构想为一种话音，一旦被听见、被理解，它的回声就会返回声源处。

可以说，如果信号接收恰当，副产品应当是一个返回信号，它通知“发信者”接触已经发生，同时告诉他们发生的地点。我只能模糊地猜测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蛙卵”在能量上具有自主性，它有能力指导自身的核反应，这特性只有一个用处，就是继续维持这种状态。这种能力恰恰证明了我们的错误，因为在进一步的侵入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既神秘又富于戏剧性的现象，“蛙卵”能够在各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下释放、聚焦能量，并把巨大能量脉冲抛回太空。是的，如果代码得到了正确的破译，唐纳德·普罗瑟罗发现的TX效应就会被揭示为一个返回信号，一个指向“发信者”的答案。我之所以如此坚信这一点，是因为它的基本机制：这种行为能以极大的宇宙速度旅行，携带任何大小的能量，通过任何大小的距离。当然，这能量是用来传递信息的，而不是用来搞破坏的。但是，在实际合成过程中，我们扭曲了中微子流中记录的知识，这种扭曲又导致TX效应以一种破坏性的形式被我们发现。错误孕育了错误——没有其他的可能。虽然后续实验的失败是合乎逻辑的，但我依然对“发信者”防范措施的通用性感到惊讶，他们甚至可以阻止错误的潜在致命后果。于人类的情况而言，这不仅仅是错误，因为我们的努力是有预谋的，我们想把一件本就破破烂烂的工具打造成一片致命的利刃。

宇宙中挤挤挨挨着无数的灵生小群落。这些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文明有所不同，但与人类文明一样，它们也四分五裂，陷入内部纷争，在自相残杀中消耗着自己的资源。几千年来，这些文明一直在——如今仍在一次又一次地——解读那份代码，和我们一样，他们始终未取得成功。和我们一样，他们也试图把努力解读所得的奇怪碎片转化成武器——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失败了。我坚信这就是真相，但这一信念是什么时候在我心中扎根的呢？很难说。

我只把想法告诉了我最亲近的人——伊沃尔、唐纳德；在离开研究基地之前，我又与话不饶人的拉帕波特博士分享了我的私人看法。奇怪的是，他们起初都点头称是，对我的解读很满意；但后来，经过一番思考后，他们评论说，就我们所被赐予的世界而言，我的想法太漂亮了，我描绘的画面太完整了。也许吧。我们对于比人类“更好”的文明又有什么了解呢？一无所知。所以，也许描绘这样一幅全景画是不合适的，在全景图的某个地方，我们就像是银河系中的一个污点，或者就像一个胚胎，在持续数个世纪的宫缩中始终牢牢粘着；最后，用拉帕波特的比喻，我们就像一个胎儿，刚成形的时候很漂亮，却被自己的脐带渐渐勒死。那条脐带就是文化的臂膀，它从自然的胎盘中提取知识这一至关重要的液体。

我无法提出无可辩驳的证据来支持我的信念。我没有证据。在恒星代码中，在其信息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是给优于我们的文明准备的。会不会仅仅是这样——因为长期为屈辱所刺痛，还被迫在奥斯特将军和奈伊之流的指挥下工作，于是我以自己的内心希望为形象，给自己编造了一个故事？这是我唯一可用的、神性的等价物：关于“天使报喜”和“天启”的神话，我当时出于无知和恶意拒绝接受这些，也该受责备。

如果一个人不再困扰于原子和行星的运动，那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就变得毫无防御能力，因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解读。只运用想象的人也将在想象中灭亡。然而想象应该是打开世界的一扇窗户。我们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一样东西——在它的目的地，从发往地球的最终结果中将它提取出来。而我建议我们从另一端来考虑这道谜题。在不陷入疯狂的前提下，我们有没有可能接收到的是某种智力测试，某种来自银河系的猜字谜游戏？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是荒谬的：这段代码文本的难点根本不是要击穿其外壳。关键在于这段信息不是随随便便发给任何人的——这就是我的看法，而且我无法不这样看。首先，信息并不是传达给在纯技术进步的阶梯上位于低端的文明的，因为显然苏美尔人或加洛林王朝的人甚至都没注意到这个信号。但是，能否被列入“收信者”是否完全取决于技术水平呢？

让我们超越自身，观察这个世界。我被封闭在前核爆试验场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不禁想起墙外的大沙漠，想起悬在沙漠之上的黑色天穹。我想到整个地球被一条巨大而无形的粒子河流不断地冲刷，一小时又一小时，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直到万古。粒子流中携带着一束通信信号，它同样击中了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击中了其他类似的天体系统，以及其他银河系。粒子流从一个未知的、过去的时间出发，穿越了一片片未知的港湾——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我也是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接受这些事实的，这与我已习惯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同时，我也看清了我们的工作：这群科学家受到了政府的暗中监视，而我们正是这个政府的公民。包裹在窃听器构成的网络中，我们的任务是与居住在宇宙中的智慧生物建立联系。而实际上，这关乎一场正在进行的全球竞赛；它成了赌注的一部分，并加入了无数假名、缩略词的行列——它们填满了五角大楼的混凝土五脏六腑；它被放在某个保险库某个架子上的某个文件柜里，文件夹上盖着“绝密”印章；然而，另一项冠以“其主之声”之名的项目，可以说在萌芽状态就注定要走向疯狂——项目试图隐瞒并囚禁一个已经在宇宙深渊中散播了数百万年的东西，目的是从中提取拥有致命力量的信息。

如果这还不叫疯狂，那世上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疯狂了。而且，“发信者”心中已有了特定的生物体、特定的文明，不是所有生物都能入选，甚至不是所有的技术文明圈都能入选。什么样的文明才是合适的“收信者”？我不知道。我只想说：如果在“发信者”看来，那段信息不适合我们学习，那么我们就无法掌握它。我对他们充满信心——因为他们没有让我失望。

话说回来，这一切难道不可能只是一系列巧合吗？绝对有这种可能性。难道中微子代码不是偶然被我们发现的吗？而这些代码难道不可能只是偶然产生的吗？难道它不可能只是偶然阻止了有机大分子的分解，偶然地复制了自己，最后纯粹偶然地产生了“蝇王”吗？这一切皆有可能。涨潮的时候海浪卷起旋涡，当潮水退去时，旋涡偶然也会在光滑的沙滩上留下一个人类足迹般的脚印。

怀疑主义就像显微镜，放大倍数不断增加：一开始看到的清晰影像最终会消失，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看到“终极事物”，它们的存在只能被推断出来。不管怎样，项目结束之后，世界仍继续快乐地运转。科学家、政客和名人就宇宙智慧这一主题发表的言论已不再流行。“蛙卵”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所以数以百万计的预算没有浪费。代码文本公开出版，任何一个疯癫之人都可以为之绞尽脑汁——比如那些曾经发明永动机的人，用尺规作图解决三等分角的人。总的来说，任何人都可以在代码中找到他想相信的东西。如果你的信念和我的一样，没有什么实际结果，那就尤其如此了。它毕竟没有令我化为尘土，我还和加入这个项目之前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

最后简单说一下项目的其他成员。前面提到，我的朋友唐纳德已经不在世。他的细胞分裂过程遭遇了统计上的偏差：癌症。伊沃尔·巴洛因不仅仅是一位教授、一位系主任，他埋头于工作中，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快乐。拉帕波特博士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几年前我寄给高等科学院的信被退了回来。迪尔在加拿大——我们俩都没有时间通信。

但是，这些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于那些曾与我共事之人的隐秘恐惧、想法和希望，我又知道些什么？我永远无法克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动物的感觉只停留在当时当事，但人类设法脱离自己，去记住，去同情别人，去想象他人的思想和情感状态——幸运的是，这不是真的。在这种伪融合、伪移情的尝试中，我们做到的只是不完美地、阴暗地想象自己。如果我们能真正同情他人，感同身受，为他人受苦，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人类的痛楚、恐惧和苦难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那些起起伏伏、高潮和痛苦，都不会留下任何残余物——这是演化进程留给我们的一份值得称赞的礼物，它使得我们和动物一样。如果每一个不幸之人、每一个受害者的感情都能存留，哪怕只是一丁点儿，如果这感情能够世代相传，即便是微弱的火花，如果能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这世界将充斥着刺耳的、撕心裂肺的号叫。

我们就像蜗牛，每个人都困在自己那片叶子上。我畏缩起来，躲藏在数学的庇护下，如果还不够，我就背诵斯温伯恩那首诗[40]的最后几行：

出于对生命太多的爱恋，

出于被解放的希望与恐惧，

我们简短地感谢恩典

不论众神有何等奇迹

没有生命永不陨落；

没有死人能复活；

即便最疲惫的长河

也终要蜿蜒入海去。

那时星辰不再放光，

明暗也不再流转；

没有惊涛骇浪，

亦没有声响和画面；

没有冬日枯叶与春晖，

没有白昼或年岁；

只有永恒的沉睡

和永恒的夜晚。

扎科帕内，1967年6月

克拉科夫，1967年12月

注释

[1] 本轮（epicycle）是托勒密在地心说体系中为了解释行星“逆行”而引入的概念。

[2] 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1839—1903），美国科学家，统计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3] 路德维希·爱德华·玻尔兹曼（1844—1906），奥地利物理学家，统计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4] 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法国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

[5] 原文为拉丁文nihil obstat，是天主教会负责人给下属所著出版物的出版许可，表示通过审查，没有信仰和道德问题。

[6] 指无法用常规方法解决的难题。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的国王戈尔迪打了一个结，据说绳结外面没有绳头，因而无人能解，后来亚历山大大帝用剑将其劈为两半。

[7] 此处指的是路德维希·爱德华·玻尔兹曼，他于1906年自缢。

[8] 原文为拉丁文experimentum crucis，“判决性实验”指的是能够决定性地确定某假说是否优于所有其他假说的实验，该实验能够将所有其他假设证伪。

[9] 指量子力学先驱沃尔夫冈·泡利提出的泡利不相容原理。

[10] 指量子力学先驱保罗·狄拉克预言“正电子”的存在。

[11] 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是德意志哲学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提出的伦理学概念。

[12] 指托马斯·阿奎那，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

[13] 亚述巴尼拔是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国王。在他统治时期，亚述的疆土和军国主义达到了崩溃前的巅峰。

[14] 拉丁文中的“天空、天堂”，该词是中世纪各类文本中的标准拼写方式。

[15] 在美国，法律博士仅仅是法律教育的基础学位，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型博士。

[16] 指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之父。

[17] 原文为法文embarras de richesses，指因某物过剩造成负面的结果。

[18] 原文为拉丁文silentium universi，意为“宇宙的沉默”。“大沉默”是与费米悖论相关的一个问题，即如果生命在宇宙中普遍存在的话，为什么我们探测不到电磁信号。

[19] 指1960年美国国家无线电天文台从事的早期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20] 人工语言LOGLAN 1955年由詹姆斯·库克·布朗（James Cooke Brown）博士设计，以验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Loglan语启发了Lojban、Ceqli等逻辑语言的设计开发。

[21] LINCOS是拉丁文lingua cosmica的缩写，意为“宇宙语言”，1960年由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汉斯·弗勒登塞尔（Hans Freudenthal）博士提出。这种语言以数学符号为基础，以数学方法表达句法。

[22] 摩洛神（Moloch）是古闪米特人信奉的神，通常与献祭儿童有关。该词在英语中引申指会引起巨大牺牲的可怖事物。

[23] 这句话引自伏尔泰《老实人》第三十章，傅雷译本。

[24] 灵生（psychozoic），地质学术语，指与人类智力出现相关的，如灵生代、灵生纪。现已较少使用。

[25] 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心理学上自我防御机制的一种。个体为自己的失败找托词，否认自己的理性所不能容忍的事实，以避免精神上的痛苦。

[26] 赫尔曼·卡恩（1922—1983），美国未来学家，乐观主义未来学派的代表。卡恩是以数字、图表、曲线来预测未来的先驱。

[27] 卡珊德拉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先知，她有预言灾祸的能力，但其预言不被他人相信。

[28] 本书波兰文版最初出版于1968年，这段对七十年代的描述系作者虚构。

[29] 指《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

[30] 流溢（emanation），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术语，指宇宙万物都由一个本源流溢而来。

[31] 杏仁（amandine）与鹅膏菌（amanita）的拼写相近。

[32] 原文为拉丁文omnia mea mecum porto。

[33] 帕斯卡尔《思想录》：“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引自何兆武译本。

[34] 原文为拉丁文，化用自“在我看来，迦太基必须被毁灭”。古罗马政治家老加图大力鼓吹彻底消灭迦太基，他在元老院中的任何发言都以这句话结束。

[35] 此处指社会向善论（meliorism），即相信人类社会必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切不完善都可以通过理性的研究和行动得到改进。社会向善论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

[36] 原文为拉丁文inter faeces et urinam nascimur，据传为圣奥古斯丁所说。

[37] 原文为拉丁文Ignoramus et ignorabimus。

[38] 史瓦西半径，由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发现的临界半径特征值。如果特定质量的物质被压缩到该半径值之内，该物质自身的重力会把自己压缩成一个奇点。对黑洞来说，该半径也就是其视界，光和粒子均无法逃离这个球面。

[39] 原文为拉丁文signum temporis，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第3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40] 指英国诗人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1837—1909）的诗歌《普罗塞耳皮娜的花园》（The Garden of Proser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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