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巨人的陨落I

巨人的陨落II

巨人的陨落III

世界的凛冬I

世界的凛冬II

世界的凛冬III

永恒的边缘I

永恒的边缘II

永恒的边缘II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人的陨落 / (英) 福莱特 (Follett,K.) 著 ; 于

大卫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书名原文: Fall of Giants

ISBN 978-7-5399-8989-1

Ⅰ. ①巨… Ⅱ. ①福… ②于…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99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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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 of Giants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6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6-080号

书 名 巨人的陨落

著 者 （英）肯·福莱特

译 者 于大卫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闵 唯 赵思婷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6.5

字 数 588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989-1

定 价 129.8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序 成人礼

第一章

1911年6月22日

英王乔治五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这天，比利·威廉姆斯在南威尔士的阿伯罗温下了矿井。昨天比利刚满十三岁。

Part 1 天地失色

第二章

1914年1月

菲茨赫伯特伯爵时年二十八岁，他的家人和朋友称他菲茨，在英国富豪榜上排第九位。他不用做任何事便可挣得巨额收入。

第三章

1914年2月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看着他的弟弟列夫从大个儿美国人身上弄钱，心里十分焦虑。他担心有一天列夫的魅力再也无法让他摆脱困境。

第四章

1914年3月

菲茨十五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佣，几天后他母亲觉出端倪，立刻解雇了那个女孩。他父亲笑着说：“选得倒是不错。”从那时起他就没再碰过任何家仆。但他无法抗拒艾瑟尔。

第五章

1914年4月

白宫发生了一场危机。格斯更关心的是那部电话。如果铃声响起来，他就得考虑是否叫醒总统。但就连哈佛大学也没教授过何时唤醒总统的课程。他希望电话永远不要响。

第六章

1914年6月

格雷戈里终于攒够了去纽约的路费。列夫说：“你可以把你的船票给我……这样你就救了我的命。”格雷戈里知道他不得不这样做，意识到这一点让他的心口一阵刺痛。

第七章

1914年7月初

我的命运掌握在两位君主手里，沃尔特想，沙皇和奥皇。一个愚蠢无能，另一个老迈昏庸。但他们控制着茉黛和我，以及数百万欧洲人。要不怎么说要废除君主制度呢！

第八章

1914年7月中旬

艾瑟尔把管家制服留在了钉子上，然后离开了泰-格温。多年来她在这儿竟学到了那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她痛苦地想道，自己明白了一个道理——爱情不可信。

第九章

1914年7月下旬

他转过身来跟房间里所有人说话：“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了。”有那么一刻，茉黛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停止了。

第十章

1914年8月1日至3日

德国大使馆里乱成一团。沃尔特无法享受参与一场国际势力的博弈带来的快感，相反，他被恐惧折磨着，害怕和心爱的女人在战争中互为敌人。

第十一章

1914年8月4日

“我亲爱的，万一我们活不过这场战争，哦，老天，就请让我们像夫妻那样共度一晚吧。P.S：德国在一小时前入侵了比利时。”

纪念我的双亲，

马丁和维妮・福莱特

序 成人礼

第一章

1911年6月22日

英王乔治五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那天，比利・威廉姆斯在南威尔士的阿伯罗温下了矿井。

1911年6月21日是比利的十三岁生日。他是被父亲叫醒的。爸爸的方法很管用，但不温柔。他拍着比利的脸颊，节奏平稳，坚定执着。比利睡得很深，一开始不打算理会，但那拍打无情地持续着。他觉得很生气，但马上意识到必须起了，甚至自己想起床，于是他睁开眼睛，一个激灵坐了起来。

“四点了。”爸爸说了一句，转身离开了房间，靴子当当敲击着木楼梯下了楼。

今天比利要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成为一名学徒矿工，镇上大多数男人都是在他这个年龄开始的。他希望他像个矿工，拿定主意不要让自己出丑。大卫・克兰普顿上工的第一天在井下哭鼻子，为此到现在大家还叫他“戴哭宝”，尽管他已经二十五岁，是镇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

正值仲夏，明亮的晨光透过小窗口照射进来。比利看了看躺在自己旁边的外祖父。外公的眼睛是睁着的。每次比利起床他都醒着，他说老人没多少觉可睡。

比利下了床，只穿着衬裤。天冷的时候他穿衬衫睡觉，但时下英国正值炎炎夏日，连晚上都很暖和。他从床底拉出那只钵子，把盖子揭开。

他的阴茎大小没什么变化，他称它“小鸡儿”。那东西还像以前一样，只有那么一小截，那么幼稚。他原指望它能在生日前夜开始变大，哪怕它四周的什么地方长出根黑毛毛也好，可他还是失望了。他最好的朋友汤米・格里菲斯跟比利同一天出生，他就不一样：嗓音已经变沙哑了，下嘴唇底下也长出一片黑绒毛，小鸡儿也长得跟大人一样了。这真让人丢脸。

比利一边往钵子里撒尿，一边望着窗外。他只能看见那堆矿渣，这座深灰色的矿渣山是煤矿留下的垃圾，大部分是泥岩和砂岩。比利琢磨，上帝创世的第二天世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上帝说：“地要长青草。”一阵微风将细小的黑色灰渣吹向一排排的房子。

房间里就更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这是一间后卧室，狭窄的空间刚够放下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还有外公的旧箱子。墙上挂着一块刺绣图样，上面写着：

信主耶稣，你必得救

屋里没有镜子。

房门通向楼梯口，另一扇门通向前卧室，那间卧室只有这一个入口。屋子大一些，能放下两张床。爸妈在里面睡觉，几年前比利的几个姐妹也挤在里面。大姐艾瑟尔已经离开了家，另外三个姐妹都死掉了，一个得了麻疹，一个是百日咳，最后一个死于白喉。他还有过一个哥哥，在外公来这儿以前跟比利睡一张床。他叫韦斯利，是在矿井下面被失控的道车轧死的，就是一种带轮子的运煤桶。

比利穿上衬衫。这件衬衫是他昨天上学穿过的。今天是星期四，他每次都是星期日才换衬衫。不过，他有一条新裤子，这是他的头一条长裤，是用厚厚的防水棉布做的，人们管那种厚斜纹布叫“鼹鼠皮”。这种裤子是进入男人世界的象征，他很自豪地穿上裤子，享受织物带给他的那种沉甸甸的阳刚之感。他戴上厚厚的皮带，穿上皮靴，这些都是从韦斯利那儿继承下来的。穿戴整齐后，比利下了楼。

底层的大部分空间被客厅占据了，不足两平方米，中间是一张桌子，一端有个壁炉，石头地面上铺了自家编织的地毯。爸爸正坐在桌边读一份过期的《每日邮报》，他的鼻子又尖又长，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妈妈在沏茶。她把冒着热气的水壶放下，吻了吻比利的额头，说：“生日过得怎么样，我的小男子汉？”

比利没有回答。这个“小”字很伤人，因为他确实小，而“男子汉”这个词也让人痛苦，因为他还不算是个男人。他走进后面的盥洗间，拿一只铁皮钵子在水桶里舀了点儿水，洗了把脸，然后把水倒进浅浅的石头水槽。盥洗间里架着一只热水锅，下面是火炉，但只在星期六晚上洗澡时才用。

自来水据说马上就通，有的矿工家里已经有了。比利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你只要一拧龙头就能接到一杯清水，再也不用提着桶子去街上的水塔接水了。但室内水管还没有通到威廉姆斯家住的威灵顿街。

比利回到客厅，在桌边坐下。妈妈把一大杯加了奶的热茶放在他面前，里面已经放了糖。她切了两片厚厚的自制面包，又从楼梯下面的餐具室取出一片厚油脂。比利双手合十，闭上眼睛，说：“感谢上帝赐予这食物，阿门！”然后他喝了点儿茶，把油脂涂在面包上。

爸爸那双淡蓝色的大眼睛越过报纸看着他。“往面包上撒点儿盐，”他说，“在井底下你会出汗。”

比利的父亲是一名矿工代理人，受雇于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这是英国最强大的工人同盟——一有机会他就会这么说。他被人称作“戴同盟”。很多男人都叫“戴”，跟“死” [1] 字同音。在威尔士，人们把“大卫”和“戴维德”简称为戴。比利在学校学到，之所以“大卫”在威尔士十分流行，是因为国家守护神就叫这个名字，就像“帕特里克”之于爱尔兰。区分这些“戴”并非靠他们的姓氏——整个镇子的姓氏不外乎就是琼斯、威廉姆斯、埃文斯和摩根这几个——而是根据他们的绰号。一旦你有了滑稽的诨名，正式的名字就很少有人叫了。比利的本名是威廉・威廉姆斯，于是大家叫他“比利乘二”。女人一般随丈夫的绰号，所以妈妈的称呼就是“戴同盟太太”。

比利吃第二片面包的时候，外公下了楼。虽说天气很暖和，但他还是穿了外衣和背心。他洗了洗手，在比利对面坐下。“别显得那么紧张，”他说，“我十岁的时候就下井了。我父亲是被他的父亲背到井下的，那时候他才五岁，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从十月到第二年三月，他就没见过太阳。”

“我没紧张。”比利说。这不是真话，他已经害怕得浑身僵硬了。

不过外公心眼好，没再往下说。比利喜欢外公。妈妈把比利当个小孩子，爸爸又严肃又尖刻，外公却十分宽容，把比利当成大人一样跟他说话。

“你们听听这个。”爸爸说。他从来不买邮报，说那是右翼的破烂抹布，但他有时会把别人看过的报纸带回家，用轻蔑的声音读报，嘲弄统治阶级愚蠢虚伪。

“戴安娜・曼纳斯夫人被人批评在两场不同的舞会上穿了同样的礼服。拉特兰公爵的这位幺女曾在萨沃伊舞会上获得‘最佳女士服装奖’，当时穿的是低肩骨质胸衣和带箍长裙，凭此拿到二百五十金币的奖金。”他放下报纸，说道，“这笔钱至少是你五年的工资，比利。”他继续念道：“但在温特顿勋爵和F.E.史密斯于克拉里奇酒店举办的聚会上，她穿了同一套礼服，这让鉴赏行家面露不悦之色。常言道，好事过了头也就变成坏事了。”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来：“妈妈，你最好把那条裙子换掉。”他说，“你不想让鉴赏行家面露不悦吧。”

妈妈没觉得有什么好笑。她穿着一件旧的棕色羊毛连衣裙，肘部打了补丁，腋下有一片污渍。“我要是有二百五十金币，看上去绝对不会比‘大粪夫人’戴安娜逊色。”她不无挖苦地说。

“那当然。”外公说，“卡拉总是那么漂亮，就跟她母亲一样。”妈妈的名字叫卡拉。外公转向比利：“你外祖母是意大利人。她的名字叫玛丽亚・亚费罗娜。”比利知道这个，但外公总喜欢重复别人听过的故事，“你母亲就是从她那儿继承了乌黑发亮的头发和可爱的黑眼睛，你姐姐也是。你外祖母是加地夫最漂亮的女孩——是我把她娶到手了！”他一下子又显得伤心起来，“那真是美好的时候啊。”他平静地说。

爸爸不以为然地皱起了眉头，这种话题让人想到情欲和肉体——但妈妈被自己父亲赞美得高兴起来，她笑了，把他那份早餐摆在他面前。“哦，可不是嘛，我们姐妹几个都被人当成美人。要是我们有钱买丝绸和蕾丝，我们就可以让那些贵族知道什么才算漂亮女孩。”

比利很吃惊。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母亲漂不漂亮，虽然星期六晚上她打扮好去礼拜堂时显得很动人，尤其是再戴一顶帽子。他猜想她年轻时有可能是个漂亮女孩，但这种事情很难想象。

“我告诉你，”外公说，“你外祖母家的人也很聪明。我的大舅子是个矿工，可他脱离了这份行当，去滕比开了一家咖啡馆。那种日子你想去吧——海风吹着，整天无所事事，除了冲咖啡就是数钱。”

爸爸开始读另一个栏目：“作为加冕筹备的一部分，白金汉宫出版了一本指南，长达二百十二页。”他抬起头，“把这个消息告诉井底下的人，大家就没什么担心的了。”

比利对皇室的事不太感兴趣。他喜欢的是邮报经常刊载的冒险故事，私立寄宿学校那些玩橄榄球的硬汉抓捕鬼鬼祟祟的德国间谍。报纸上说这类间谍在英国的各个城镇出没，不过好像阿伯罗温连一个都没有，简直让人失望。

比利站了起来。“上街。”他宣布说。他从房子的前门出去。“上街”是家里通用的委婉语，意思是上厕所。厕所在威灵顿街的中部，是座低矮的砖棚子，瓦垄铁皮的屋顶，里面是挖出的一个大坑。小棚子隔成两半，一半男用，一半女用。每个隔间有两个坑位，因此上厕所的人都是成对进出。没人知道建造者为何选择这种安排，但人们都尽量加以利用。男人目不斜视，一言不发，但比利经常能听到女人那边会友善地搭话闲聊。厕所里的气味让人窒息，尽管你每天都要经历这些。每次呆在里面的时候，比利总是尽量减少呼吸，等出来后再大口喘气。这个地洞有人定期铲除，那人就叫“戴大粪”。

比利回到屋里的时候，高兴地看见他的姐姐艾瑟尔坐在桌子旁边。“祝你生日快乐，比利！”她喊道，“我专门在你下井前送你一个吻。”

艾瑟尔十八岁，比利用不着别人告诉就知道她很漂亮。她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带着自来卷，黑色的眼睛顽皮地忽闪着。也许妈妈从前就是这个样子。艾瑟尔穿着朴素的黑色连衣裙，戴着佣人戴的那种白色棉布帽，这套装束让她显得很耐看。

比利崇拜艾瑟尔。除了漂亮，她还十分有趣，很聪明，很有勇气。她有时甚至敢顶撞爸爸。她跟比利讲的事情，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比如每个月来一次的插曲，女人所谓的“诅咒”，还有让英国圣公会牧师匆匆离开小镇的“公然猥亵罪”是什么意思。她上学的时候一直是班里顶尖的好学生，她的作文《我的小镇或小村》在《南威尔士回声报》举办的比赛上获一等奖。她赢得了一本《卡塞尔世界地图》。

她吻了吻比利的脸颊。“我跟管家杰文斯夫人说我们没有鞋油了，要去镇上买。”艾瑟尔在泰-格温工作，也住在那儿，那是菲茨赫伯特伯爵的大宅，在三里外的山上。她把一个用干净抹布裹着的东西递给比利。“我给你偷了一块蛋糕。”

“啊，谢谢你，艾丝！”比利说。他最喜欢蛋糕了。

妈妈说：“要我把它放进你的餐盒吗？”

“要，谢谢。”

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把蛋糕放在里面。她又切了两片面包，在上面抹了油脂，洒了点儿盐，也放进了铁盒里。所有矿工都带这种铁餐盒。如果他们把吃的用布裹着带到地下，不等到上午的小休就会被老鼠吃光。妈妈说：“等你把工资带回家，你的餐盒里就会有一片煮培根了。”

一开始比利的收入不会太多，但总能为家里补贴些开销。他不知道妈妈能允许他留多少零花钱，最终他能不能攒下足够的钱买辆自行车，世上再没有他更想要的东西了。

艾瑟尔在桌边坐下。爸爸问她：“大宅里面怎么样？”

“很好，很安静，”她说，“伯爵和公主在伦敦参加加冕礼。”她看着壁炉上的钟，“他们马上就该起床了，要早早赶到修道院去。她会不高兴的，她不习惯早睡早起，但她不能在国王的庆典上迟到。”伯爵的妻子碧是位俄国公主，十分尊贵奢华。

爸爸说：“他们应该想要前排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看清表演了。”

“哦，那不行，不能想坐哪儿就坐哪儿，”艾瑟尔说，“他们准备了六千把红木椅子，都特别做了记号，把来宾的名字用金字写在椅背上。”

外公说：“那简直是浪费！这些椅子用完以后他们怎么处理呢？”

“我不知道。也许每个人会把它们带回家做纪念。”

爸爸干巴巴地说：“告诉他们把多余的送给我们一把。我们这儿只有五个人，可你妈已经没椅子坐了。”

爸爸在开玩笑的时候，心里可能正在生气。艾瑟尔一下子站了起来。“哦，对不起，妈妈，我没想到。”

“你快坐那儿吧，我忙得坐不下来。”妈妈说。

时钟敲了五下。爸爸说：“最好早点儿去，儿子。既然下了决定，就要做下去。”

比利十分勉强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铁餐盒。

艾瑟尔又吻了他一下，外公握了握他的手。爸爸给了他两根十五厘米的铁钉，钉子已经生锈，有点弯曲。“把这些放在你裤子口袋里。”

“这是干吗？”比利问。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爸爸笑着说。

妈妈递给比利一只约一升的螺旋盖瓶子，里面装了加牛奶和糖的凉茶。她说：“好了，比利，你要记住，耶稣永远伴随着你，哪怕在井下也一样。”

“是，妈妈。”他看见眼泪在她眼圈里打转，连忙转过身去，怕自己也被弄得哭哭啼啼的。他从挂钩上拿下他的帽子。“我走了。”他说，好像他不过是去上学一样。他迈出了大门。

这个夏天一直很热，阳光也很充足，但今天阴沉沉的，甚至像要下雨。汤米靠着墙站着，等待着。“哎，比利。”他说。

“哎，汤米。”

他们并肩沿着街道往下走去。

阿伯罗温以前曾是一个小集镇，为周围的山民提供便利，这是比利在学校学到的。从威灵顿街的顶头，你可以看到古老的商业中心，还有牲畜市场敞开的围栏、羊毛交易所的大楼，以及一座圣公会礼拜堂，所有这些都在欧文河的一侧，那条河比溪流还小。现在，一条铁路线就像一道伤口切过小镇，在矿井口附近终止。矿工们的房子一直延伸到山谷的斜坡上，数以百计的灰色石头房屋都有着深灰的威尔士板岩屋顶。这些房子沿着山势呈蛇形排列，较短的街巷穿插在长排房子之间，继而伸入谷底。

“你要跟谁一块干活？”汤米说。

比利耸耸肩。新来的孩子都会分给一位煤矿董事的助理。“没办法知道。”

“我希望他们把我分到马厩去。”汤米喜欢马。矿上大概养了五十匹矮种马。矿工装满道车后，就由这些马沿着铁轨拉上来。“你想干什么样的工作？”

比利希望他们不会让他干太重的活儿，他年纪小，还没什么的体力。但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给道车上油。”他说。

“为什么？”

“好像挺轻松的。”

他们经过学校，昨天他们还是那里的学生呢。那是一座维多利亚式建筑，带着教堂那样尖尖的窗户。它是由菲茨赫伯特家族创建的，校长总是乐此不疲地提醒学生这一点。伯爵还任命了教师，决定课程的安排。墙上挂着描绘战争胜利的油画，英国的庄严伟大是其一成不变的主题。每天的头一节课是诵读《圣经》，教授英国圣公会的严格教义，尽管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来自非国教徒家庭。学校还有个管理委员会，爸爸就是里面的成员，但委员会除了提建议以外没有其他权力。爸爸说，伯爵对待学校就像对待他的私人财产一样。

最后一个学期，比利和汤米学了采矿原理，女孩子们学习缝纫和做饭。比利惊奇地了解到脚底下的大地是由不同种类的土层组成的，就像一叠三明治一样。煤层——这个字眼他一直听人说起，但并没有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就是其中的一层。老师还告诉他，煤炭是枯叶等植物性物质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再经过上面的土壤紧压后形成的。汤米——他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就说，这证明了《圣经》是不正确的。但比利的父亲说这只是其中一种解释。

这个时间学校还没人，操场显得十分冷清。让比利感到自豪的是，他已经把学校抛在了后面，尽管他内心还是有点儿希望自己能回到那里，而不是下矿井。

当他们走近坑口的时候，街道上早已满是矿工了，每个人都带了一个铁餐盒和一瓶茶水。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样，都是那种一到工作场所就脱掉的旧外套。有些煤矿很冷，但阿伯罗温的是热井，男人们工作时只穿内衣和靴子，或者粗麻布短裤，大家戴棉垫帽子，一直都戴，因为隧道的顶部很低，很容易撞到脑袋。

比利可以越过房顶看见那台卷扬机，那座塔架顶上有两个朝相反方向转动的大轮子，拉动缆绳升降吊笼。在南威尔士山谷里，大多镇子都竖立着这类坑口装置，就像农村里的那些教堂尖顶一样。

其他的建筑零落分布在坑口周围，就好像是意外散落的，其中有矿灯房、煤矿办公室、铁匠铺和几个商店。铁路在建筑之间蜿蜒穿行。垃圾场那儿扔着破损的道车、日久开裂的木材、饲料袋和废弃生锈的破烂机器，这些东西统统蒙上了一层煤灰。爸爸总是说如果矿工们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条，就会少发生一些事故。

比利和汤米走进煤矿办公室。绰号叫“斑点”的亚瑟・卢埃林在前面的那间房里，这个职员的年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白衬衫的领口和袖口带着污渍。他正在等着他们——两人的父亲先前已经安排他们今天开始工作。斑点在一本账簿上记下他们的名字，然后带他们到煤矿董事办公室。“小汤米・格里菲斯和小比利・威廉姆斯前来报到，摩根先生。”他说。

马尔德温・摩根个头高大，穿着一身黑色外套，袖口上纤尘不染。他粉红的脸颊上看不出一点胡茬儿，想必他每天都要刮胡子。墙上的镜框里镶着他的工程师证书，他的礼帽——那是他另一个身份的象征——陈列在门边的外套架上。

让比利惊讶的是，屋里并不是他一个人。他旁边站着一个更让人害怕的人物：珀西瓦尔・琼斯，凯尔特矿业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持有并经营阿伯罗温和其他几个煤矿。这人个子矮小，生性好斗，矿工们都叫他“拿破仑”。他穿着常礼服，上身是黑燕尾服，下身是灰条纹长裤，一顶大礼帽还戴在头上没摘下来。

琼斯嫌恶地看着两个男孩。“格里菲斯，你父亲是个革命性社会主义者。”他说。

“是的，琼斯先生。”汤米说。

“还是个无神论者。”

“是的，琼斯先生。”

他把目光转向比利：“而你的父亲是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的官员。”

“是的，琼斯先生。”

“我不喜欢社会主义者。无神论者注定遭受永恒的诅咒。工会成员更是狗屁不如。”

他瞪着他们，但没提什么问题，所以比利也就闭口不语。

“我不需要爱闹事的人，”琼斯继续说，“在朗达山谷，他们已经罢工了四十三周，就因为你父亲那种人挑拨事端。”

比利知道，朗达罢工不是因为闹事的人，起因是佩恩格莱格的伊利矿井业主把自己的矿工锁在了矿井外面。不过他嘴上什么都没说。

“你爱闹事吗？”琼斯伸出干瘦的指头指着比利，让比利打了个哆嗦，“你父亲跟你说过没有，让你为我工作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

比利使劲儿想着，但琼斯这样虎视眈眈看着他，让他很难想起什么。爸爸今早没说什么话，但他昨晚倒是提了一些建议。“是的，先生，他告诉我，不要对老板出言无礼，那是我的工作。”

斑点・卢埃林在他身后窃笑了几声。

珀西瓦尔・琼斯不觉得可笑。“粗鲁傲慢的家伙，”他说，“但如果我把你解雇的话，整个山谷都会罢工。”

比利可没有想过这一点。他有那么重要吗？不——但矿工们可能为坚持那条不让他们同僚的孩子吃亏的原则而罢工。他还没工作五分钟呢，联合会就已经在保护他了。

“让他们走吧。”琼斯说。

摩根点了点头。“带他们到外面去，卢埃林，”他对斑点说，“里斯・普莱斯会关照他们的。”

比利暗暗叫苦。里斯・普莱斯是个更讨人厌的助理。一年前他追求过艾瑟尔，被她拒绝了。她拒绝过阿伯罗温的大部分单身汉，但普莱斯怀恨在心。

斑点使劲一摆头。“出去。”他说，自己跟在他们后面，“去外面等普莱斯先生。”

比利和汤米离开大楼，倚在门边的墙上。“我真想照着拿破仑的胖肚子狠狠来一拳，”汤米说，“这个资本主义的混蛋。”

“是呀。”比利说，不过他没有这种想法。

里斯・普莱斯一分钟后出现了。跟所有的助理一样，他戴着一顶圆冠帽，那种帽子比矿工帽贵，但比圆顶礼帽便宜。他背心口袋里装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手里还拿着一把码尺。普莱斯的脸颊上长着黑色的胡茬儿，门牙之间有条缝。比利知道他人很聪明，但也很狡猾。

“早上好，普莱斯先生。”比利说。

普莱斯显得疑心重重。“你跟我说早上好，是有什么事，比利乘二？”

“摩根先生说，让我们跟你一块下井坑。”

“他说的？是现在吗？”普莱斯一副鬼鬼祟祟，东张西望的样子，有时候他还往后看，好像时刻在防备什么地方会出麻烦。“我们看看再说。”他抬头看着卷轮，好像在那儿寻找某种解释。“我没时间对付小孩子。”他走进了办公室。

“我希望他找别人带我们下去，”比利说，“他恨我们家的人，因为我姐姐没跟他在一起。”

“你姐姐觉得她要是嫁给阿伯罗温的男人就太可惜了。”汤米说，显然是在重复他听来的话。

“他们就是配不上她。”比利坚决地说。

普莱斯走了出来。“好吧，跟我来。”说完，他便快步走在前面。两个男孩跟着他进了矿灯房。管矿灯的人递给比利一个闪亮的黄铜安全灯，他像矿工那样把灯拴在皮带上。

在学校时他对矿工安全灯已有所了解。煤炭开采的危险之一是甲烷，那是从煤层里渗出来的一种易燃气体。矿工们称之为沼气，它是所有地下爆炸的罪魁祸首。威尔士的矿坑是出了名的瓦斯坑。安全灯经过巧妙设计，火焰不会点燃沼气。实际上，火焰会改变形状，变长，从而发出警告——因为沼气并没有气味。

如果灯灭了，矿工便无法自己把它重新点着。这里禁止任何人带火柴下井，矿灯是锁死的，以免有人破坏规矩。矿灯熄灭后需要送到照明站，它通常在坑底靠近竖井的地方。这样就有可能走上三里多的路，甚至更远。但为了避免发生地下爆炸，这样做是值得的。

学校里的老师告诉男孩们，安全灯是矿主对雇员表示关切的方式之一。爸爸说：“就好像防止爆炸、避免停工或隧道受损对老板们没好处似的。”

拿到自己的矿灯后，矿工们站成一排等待吊笼。队列边上巧妙地安放了一块公告板。上面贴着手写或印刷粗糙的告示，板球赛的广告、飞镖比赛、丢失小刀寻物启示、阿伯罗温男声合唱团演唱会海报，还有免费图书馆举办的一场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讲座的预告。不过助理们不用排队，普莱斯一直往前挤，两个男孩紧跟着他。

像大多数矿坑一样，阿伯罗温有两个竖井，电风扇从一个井口吹进空气，再从另一个井口排出来。矿主经常异想天开地给竖井起名字，两个竖井一个叫皮拉姆斯，另一个叫提斯柏 [2] 。这边的皮拉姆斯是上升井，比利能感觉到一股来自井底的暖空气。

去年，比利和汤米决定去看看下降井。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矿工放假休息，他们躲过更夫，偷偷穿过垃圾场到了坑口那里，然后爬过防护围栏。井口被吊笼的外壳挡着，并未完全封闭，他们肚皮贴地趴在井口边上往下面窥望。他们看着那个可怕的洞穴，感到一种骇人的魔力，比利只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黑暗似乎无限深远。他感受到了一种震颤，其中一半是侥幸，因为他不必进到里面，另一半是恐怖，因为总有一天他要下去的。他朝下面丢了一块石头，两人听着石头在木制的吊笼芯子和砖砌的井壁上反弹发出的声响。他们等着，时间长得可怕，最后才听到那微弱而遥远的溅水声，石头终于落在了井底的水洼里。

现在，一年过去了，他就要经历那块石头走过的历程了。

他告诉自己别当胆小鬼。他要表现得像一个男人一样，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让自己丢脸了，比死还让人害怕。

他能看见那滑动栅门把井口封闭起来。那后面便是空洞洞的所在，因为吊笼在往上升。在更远的井口另一端，他能看见高高的绕线引擎带着大轮子转动。机械装置喷出一股股蒸汽。电缆抽动着导杆，发出鞭子似的声响。到处弥漫着热乎乎的机油气味。

一阵钢铁的撞击声后，空的吊笼出现在门的后面。矿坑监工，在上面负责吊笼的那个人这时把门拨开。里斯・普莱斯走进空吊笼，两个男孩也跟了进去。十三名矿工随后进来——吊笼一共能装十六人。监工把门“哗”的一声关上。

接着是一阵停顿。比利感到浑身乏力。他脚下的地板是结实的，但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分布稀疏的栏杆之间挤出去。吊笼悬空挂在钢丝绳上，但即使这也不是绝对安全：每个人都知道，提尔潘垂的绕组电缆在1902年的一天突然断裂，吊笼急坠井底，八人当场摔死。

他对旁边的矿工点点头。这人是“板油”哈利・休伊特，有一张胖脸，尽管个头较比利高了三十厘米，却只比他大三岁。比利记得休伊特在学校的样子，他一直留在三年级，跟十岁的孩子们待在一块，每年考试都不及格，直到他年龄够了便开始工作。

铃响了，这标志着井底把钩工已经把那边的门关上。坑口监工拉动杠杆，接着另一种铃声响了。蒸汽机发出咝咝声，然后又是“砰”的一声爆响。

吊笼落入虚空之中。

比利知道它进入了自由落体状态，然后再及时刹车以便缓慢着陆。但任何理论上的先见都没能让他对坠入地球内部带来的震撼做好准备。他双脚离开了地面。他吓得尖叫起来。他完全失去了控制。

矿工们全都笑了起来。他们知道这是他第一次下井，早就等着看他的反应，他随即意识到这一点。这太晚了，他看见他们全都抓着吊笼的栏杆，防止自己飘起来。但学到的知识对平息他的惊恐毫无作用。他只能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发出叫声。

制动器终于啮合。下跌的速度放慢，比利的脚碰到地面。他抓住一根栏杆，勉强让自己停止晃动。一分钟后，惊慌被一种屈辱感替代，那感觉十分强烈，他就要憋不住眼泪了。他看着板油那张笑嘻嘻的脸，大声喊着压过噪音：“闭上你的大嘴，休伊特，你个臭傻瓜。”

休伊特的脸顿时变了色，显得气汹汹的，但其他人笑得更欢了。比利不得不对耶稣抱歉自己说了脏话，但他稍稍感到自己不那么像个傻瓜了。

他看了一眼汤米，汤米一脸刷白。他是不是也尖叫了？比利不敢去问，反正他也不会承认。

吊笼停了下来，门“哗啦”一声打开，比利和汤米颤抖着走出来，进了矿井。

里面是一片昏暗。矿工的灯还不如家里墙上挂着的煤油灯亮。坑道里黑得像无月的夜晚。或许采煤也用不着看得太清楚，比利想。他哗哗趟过一处水洼，水面在昏暗的灯光中闪着微亮。他觉得嘴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空气中满是煤灰。人有可能整天呼吸这种空气吗？这正是矿工们咳嗽不断、总在吐痰的原因吧。

有四个人等着坐吊笼升到地面，比利发现这几个人是消防员。每天早上在矿工开工前，消防员都要测试气体。如果甲烷浓度太高，他们就会命令矿工们暂时不要工作，直到通风扇把气体清除干净。

紧挨着他的是一排矮种马用的畜舍，一扇打开的门通向一间光线充足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大概是助理办公室。矿工们分散开来，沿着从井底辐射出去的四条坑道走远。坑道被称为平巷，通往挖煤的矿面。

普莱斯带他们去了一个库房，打开门上的挂锁。他挑了两把铲子，递给两个男孩，再把房子锁上。

他们走到马厩那边。一个只穿短裤和靴子的男人正在把混合了马粪的干草从畜舍里往外铲，扔进一辆装煤的道车。汗水顺着他肌肉发达的后背流下来。普莱斯对他说：“要不要个男孩帮你？”

那人转过身来，比利认出他就是戴・泼尼斯，毕士大礼拜堂的长老。戴没表示出任何认出比利的迹象。“我不要那个小的。”他说。

“好吧，”普莱斯说，“另外那个是汤米・格里菲斯。他就跟你了。”

汤米显得很高兴。他如愿以偿了。尽管他只管清理马粪，但他现在算是在马厩工作了。

普莱斯说：“来吧，比利乘二。”随后便走进一条平巷。

比利肩上扛着铁锹跟在后面。汤米不在身边，让他感到更心急了。他真希望自己也去清理马厩，跟他的朋友在一起。“我要干什么活儿，普莱斯先生？”他问。

“你猜猜，猜不到吗？”普莱斯说，“你觉得我他妈给你铁锹干什么用？”

比利被他口无遮拦的话震惊了。他猜不出自己要去干什么，但他没再多问。

坑道是圆的，顶棚由弯曲的钢筋支撑着。一根五厘米粗的管道沿着顶棚延伸过去，想必是输水用的。每天晚上，平巷里都要洒水，以便减少灰尘。这不仅对人的肺部造成威胁——如果只因为这个，凯尔特矿业才不会在乎——更是因为灰尘构成火灾隐患。然而，这种喷淋系统并不完备。爸爸强调说应该用十五厘米直径的管子，但珀西瓦尔・琼斯不愿意花这笔钱。

大约走了四百米后，他们拐进了一个倾斜向上的交叉坑道。这是一条更旧、更狭窄的通道，周围用木板支撑，而不是钢圈。在顶棚较低的地方，普莱斯不得不缩着脖子。这样走了大概三十米，两人便进了矿工干活的地方，他们已经开始在那儿劈煤了。

比利听到轰隆隆的声响，普莱斯随即说：“进检修孔。”

“什么？”比利看着地面。检修孔通常在城镇人行道上才有，他在地上除了道车用的铁轨以外，什么也没看见。他抬头看见一匹矮马正迈着碎步朝他冲过来，下坡的速度很快，后面拖着一串道车。

“去检修孔！”普莱斯喊道。

比利还是没明白到底要他干什么，但他可以看见坑道比道车宽不了多少，他就要被车碾碎了。接着，普莱斯好像一步跨到了墙里头，消失了。

比利丢下铁锹，转身朝来时走的那条路跑去。他试图跑在矮马的前面，但它移动的速度快得惊人。这时，他看见了墙上凿出来的壁龛，从上到下跟坑道一样高，然后他意识到自己看见过这种壁龛，每隔二十五码左右就有一个，只是当时没太留意。普莱斯说的检修孔大概指的就是这个。他闪身往里面一躲，那一串道车轰隆隆开了过去。

道车过去后，他走了出来，大口喘着气。

普莱斯假装生气，脸上却在笑。“你还得更机灵点儿，”他说，“否则，你就会死在这儿，跟你哥哥一样。”

比利发现不少人都喜欢嘲弄小孩子的无知。他认定自己长大以后绝不会干这种事。

他捡起地上的铁锹。铁锹完好无损。“算你走运，”普莱斯品评道，“如果让道车轧坏了，你就得赔一把新的。”

他们继续往前走，很快就到了一个废弃的工作区。脚下没有那么多水，地面覆着一层厚厚的煤灰。他们拐了好几个弯，比利完全丧失了方向感。

他们走进一条被一辆肮脏破旧的道车堵死的坑道。“这块地方必须清理出来。”普莱斯说。这是他第一次费心思解释什么，但比利觉得他在撒谎。“你的工作是把垃圾铲到道车里。”

比利四下看了看。这里的尘土有三十厘米厚，他的矿灯所能照到的地方到处都是，他怀疑更远的地方也一样。就算他铲上一个礼拜也不会有多大变化。问题是，这到底有什么必要呢？这片区域已经采掘完了。不过他没再问什么。或许这是一种考验。

“我过一会儿就回来，检查你的工作进度。”普莱斯说完，便原路折返，把比利一个人留在那儿。

比利没有料到这一点。他原以为自己会跟大人们一起工作，从他们那儿学点什么。但他只能按照吩咐去做。

他把矿灯从腰带上解下来，看周围有没有地方安放。没有任何地方能当架子用。他把灯直接放在地上，但放在那儿就几乎没什么用了。接着，他想起了爸爸给他的大钉子。这下它们派上用场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用铁锹背把它敲进支撑洞壁的木板，然后把矿灯挂在上面。这下好多了。

道车有大人胸口那么高，对比利来说就是与肩同高了，他一干起来就发现一半的土渣都从锹上掉落，无法倒进道车。他改进方法，弯转锹面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几分钟后他便浑身是汗了，这时他发现了第二根钉子的作用。他把它钉在另一片木板上，然后把衬衣和裤子挂在上面。

过了一会儿他察觉有人在看自己。他眼角的余光看见一个黑影雕像般一动不动站在那儿。“哎呀，上帝！”他叫了一声，转身对着那边。

是普莱斯。“我忘了检查你的灯了。”他说。他把比利的矿灯从钉子上拿下来，动了动某个部件。“不太妙，”他说，“我把我的留给你。”他把另一个矿灯挂在那儿，然后便消失了。

这家伙令人生厌，但至少还算把比利的安全放在心上。

比利继续干着活。不一会儿他就感到胳膊和腿开始疼起来。他早已习惯用铁锹了，他这样对自己说着：爸爸在屋后一块没用的地方养了一头猪，每星期铲一次猪舍里的粪便成了比利的活计。但那件事只消一刻钟就干完了。他有可能干一整天吗？

尘土下面是石头和泥地。一会儿工夫，他已经清理出一块四十平方分米的区域，与坑道同宽。煤灰刚刚填满道车的底部，但他已经感到精疲力竭。

他试图拉动道车，省得自己带着铲起的煤灰走太远，但它已经好久不用，轮子好像锁住了。

他没有手表，无法弄清到底过了多长时间。他开始放慢速度，掂量着自己的体力行事。

接着，他的矿灯灭了。

火苗一开始闪烁不定，他担心地看着挂在钉子上的矿灯，但他知道如果有沼气的话火苗会变长。眼前的情况看上去不像，所以他便打消了疑虑。后来火苗就整个熄灭了。

他从未经历过眼前的这种黑暗。他看不见任何东西，没有一块灰色，整片黑色没有任何过渡变化。他把铁锹抬到与脸同高，就快贴到自己鼻子上了，但他根本看不见它。也许瞎子看东西就是这样。

他一动不动站在那儿。他该怎么办？他应该拿着矿灯去照明站，但他根本无法按原路穿过坑道返回，就算他能看见路也白搭。他会在这种黑暗中磕磕绊绊走上几个钟头也找不到路。他弄不清这段废弃的区域延伸多少英里，他也不想让那些人派救援队寻找他。

他应该等普莱斯来，仅此而已。这位助理说过“过一会儿”就回来。这可能意味着几分钟后，或者一小时，甚至更多。比利怀疑有可能要等很久，不会很快。普莱斯肯定是故意这样做的。一盏安全灯不会被吹熄，再说这里也没有风。普莱斯拿走了比利的矿灯，换了一盏快没油的灯给他。

他感到一阵委屈，泪水涌上了眼眶。他到底做了什么坏事才会遭受这种惩罚？随后他又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这又是一种考验，就像在吊笼里那样。他会让他们知道自己足够坚强。

他应该继续工作，哪怕黑灯瞎火也一样。他拿定了主意。自打灯光熄灭后他第一次活动起来，把铁锹放在地上，往前使劲推，尽力铲起灰土。掂起铁锹的时候，他从重量上判断上面是否有东西。他转身走出两步，然后举起铁锹，试图把垃圾倒入道车，但他错估了高度。铁锹磕在车帮上，感觉突然变轻，灰土全倒在了地上。

他要调整一下。他又试了一次，把铁锹抬高些。随后倾倒下去，感到木制的锹把撞到车帮的上沿。这次好了一些。

由于作业面让他离道车越来越远，他偶尔还是会弄错，后来他大声数着自己的步子，才准确起来。他习惯了一种固定的节奏，尽管肌肉酸疼，他还是能够坚持下去。

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他的脑子便腾出空来，胡思乱想起来，这实在有些不妙。他琢磨着这条坑道在自己面前还要延伸多长，已经弃置不用多久了。他想着头顶上的土地，足足有八百米厚，整个重量仅靠这些陈年的木板支撑。他想起了他的哥哥韦斯利，想起其他死在这座矿井里的人。当然，他们的灵魂不在这儿。韦斯利跟耶稣在一起。其他人可能也一样。如果他们全都待在一个地方的话。

他开始感到害怕，觉得不该去想灵魂的事。他饿了。现在该吃他带的午餐了吗？他不知道，但他觉得最好把它吃了。他朝挂衣服的地方挪动着，摸索着地面，找到了他的铁餐盒。

他靠墙坐下来，喝了一大口又冷又甜的茶水。当他开始吃那块抹了油的面包时，模模糊糊听到一阵响动。他希望那是里斯・普莱斯靴子的声音，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他听过这种嘎吱吱的声响——耗子。

他不怕这个。阿伯罗温每条街的阴沟里都有很多耗子。不过，耗子在黑暗中更大胆，一会儿就有一只从他光着的腿上爬了过来。他把吃的东西换到左手，抓起铁锹拍了下去。这一招吓唬不了它们，马上他就觉得那些小爪子又爬到了身上。这次有一只想往他的胳膊上爬。它们显然闻到了食物的味道。嘎吱吱的声音变得更响，真不知到底有多少耗子。

他站起身来，把最后一块面包塞进嘴巴。他又喝了些茶，开始吃蛋糕。蛋糕很好吃，里面有不少干果和杏仁，但耗子爬到腿上了，他只得把蛋糕匆忙吞下。

它们好像也知道食物已经没了，吱吱的声音慢慢弱了下去，然后完全消失了。

吃了东西后，比利感到一时间体力大增，接着干了起来，但后背疼得火烧火燎。他放慢速度，干一会儿就歇一会儿。

为了给自己鼓劲，他告诉自己现在的时间可能比他想的要晚。或许已经到中午了。有人会在换班的时候过来找他。管矿灯的人会清点数量，因此他们总会知道有人没有上来。可是普莱斯拿走了比利的矿灯，换成了另一个。他是不是计划好了要让比利整晚呆在下面？

不太可能。爸爸会跟他们闹翻天的。老板们害怕爸爸——珀西瓦尔・琼斯多少已经承认了这一点。所以，迟早会有人寻找比利的。

但当他又觉得肚子饿的时候，他确信已经过去好几个钟头了。他开始感到害怕，这一次无法摆脱。让他感到不安的是黑暗。如果他能看见东西，那么等多久他都能够承受。彻底的黑暗让他觉得自己丧失了思考能力。他没有了方向感，每次从道车那边折返回来，他都拿不准自己会不会撞到坑道墙壁上。先前他担心自己像小孩子似的哭鼻子，但现在他得忍着不要尖叫。

然后他就想起妈妈对他说的话：“耶稣永远伴随着你，哪怕在井下也一样。”当时比利还以为她只是告诫他要遵守规矩。但她显然更加有远见。当然，耶稣与他同在。耶稣无处不在。黑暗并不重要，时间的流逝也不要紧。自然有人关照比利。

为了让自己牢记这一点，他开始唱起圣歌来。他不喜欢自己的嗓音，有点儿发尖，不过反正也没人听到，他便放开喉咙大声唱着。当他唱完所有的诗句，可怕的感觉就又回来了，他想象着耶稣就站在道车的另一头，看着他，那张长满胡须的脸上带着深沉的悲悯。

比利唱了另一首圣歌，随着歌曲的节奏铲土、迈步。大部分圣歌都很有韵律。他不时地感到恐惧，生怕别人把他遗忘在这儿，一个班次结束后，只把他一个人留在井下。随后他又记起那个跟他一同站在黑暗中的穿长袍的身影。

他会唱很多首圣歌。当他稍稍长大，能够安安静静坐着以后，他曾每个星期天去三次毕士大礼拜堂。圣歌集十分昂贵，而且并不是所有会众都识字，所以大家都把歌词默记下来。

他唱了十二首圣歌，估计已经过去了一个钟头。或许这一班应该结束了吧？不过他又唱了另外十二首。随后就不太清楚该唱哪首了。他又把自己喜欢的唱了一遍。他的活干得越来越慢。

他唱《主从墓里复活》，看到一丝灯光的时候铆足了嗓门。工作变得如此机械，他都忘了停下来，继续铲起一锹煤灰，抬到道车那边，嘴里还在唱着，直到那束光越来越近。圣歌唱完了，他斜靠在铁锹上。里斯・普莱斯站在那儿看着他，皮带上挂着那盏灯，他的脸笼罩在阴影里，神情异样。

比利不让自己有放松下来的感觉。他不打算让普莱斯知道自己的感受。他穿上衬衣和裤子，然后从钉子上摘下熄灭的矿灯，挂在自己的腰带上。

普莱斯说：“你的矿灯怎么了？”

“你知道它怎么了。”比利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很陌生，像个大人。

普莱斯扭头沿着坑道往回走。

比利犹豫了一下。他看着相反的方向。在道车的另一端他瞥见了一张满是胡须的脸，还有一件苍白的长袍，但那身影就像一个念头般消失了。“谢谢你。”比利朝着空空的坑道说。

他跟着普莱斯，感到两腿生疼，好像他随时都会摔倒，但他在意不了那么多了。他又能看清眼前的一切了，这一班已经结束。很快他就可以回家，可以躺下了。

他们来到井底车场，跟一群黑脸的矿工坐进吊笼。汤米・格里菲斯没在这群人里，但板油・休伊特在。等待上面发信号的时候，比利注意到他们在看他，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容。

休伊特说：“那啥，你这第一天过得怎么样，比利乘二？”

“还好，谢谢。”比利说。

休伊特的表情充满恶意，比利叫他“臭傻瓜”，无疑让他记仇了。他说：“没出什么问题？”

比利犹豫了一下。显然他们知道了什么。他要他们知道他没有屈服于恐惧。“我的灯灭了。”他说，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十分平稳。他看了看普莱斯，但认为不去指责他才更像个男人。“一整天摸黑铲煤灰的确有点困难。”他就说到这儿。实在是轻描淡写——他们可能觉得他经受的考验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比承认害怕要好。

一个上了岁数的矿工说话了，是绰号“小店”的约翰・琼斯，这么称呼是因为他妻子在他们家的起居室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一整天吗？”他问。

比利说：“是呀。”

约翰・琼斯看了一眼普莱斯，说：“你这个混蛋。本来不该超过一个小时。”

比利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听上去好像他们对新来的男孩都这么做。但普莱斯这次做得有些过分。

板油・休伊特嘿嘿笑着：“你不害怕吗，小比利，自己一个人摸黑呆着？”

他想着如何回答。他们都看着他，等着听他怎么说。他们脸上狡黠的笑意消失了，显得有点惭愧。他决定说出真相。“我的确害怕，不错，但我不是自己一个人。”

休伊特没听明白。“不是你自己？”

“不，当然不是，”比利说，“耶稣跟我在一起。”

休伊特哈哈大笑，但其他人都没笑。他的狂笑在寂静中回响，戛然而止。休伊特转过脸去。

几秒钟内一片寂静。随后便是金属的碰撞声，猛然一动，吊笼升了起来。

在这之后，大家都叫他“耶稣的比利”。

Part 1 天地失色

第二章

1914年1月

菲茨赫伯特伯爵时年二十八岁，他的家人和朋友称他菲茨，在英国富豪榜上排第九位。

他不用做任何事便可挣得巨额收入。他只是继承了威尔士和约克郡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农场赚不了什么钱，但地表以下蕴藏着煤炭，通过颁发采矿许可，菲茨的祖父变得非常富有。

显然是上帝打算让菲茨赫伯特家族来统治自己的同胞，过上体面的生活，但菲茨觉得自己没有完成上帝的旨意。

他的父亲——以前的伯爵——完全是另一种人。他是一名海军军官，在1882年轰炸亚历山大港后升为海军上将，他还当过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最后成了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的大臣。保守党在1906年的大选中失利，菲茨的父亲在几个星期后去世——菲茨肯定，国王陛下的政府由大卫・劳埃德・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这些不负责任的自由党人接管，加快了父亲的死亡。

菲茨接过了他在上议院的席位，成为一名保守党的上院议员。他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也能勉强说几句俄语，本来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国家的外交大臣。遗憾的是，自由党继续赢得选举，他再没有任何机会当上政府大臣了。

菲茨的军事生涯同样平淡无奇。他曾在桑德赫斯特陆军军官培训学院学习，在威尔士步枪团待了三年，结束时获得陆军上尉的军衔。结婚后他放弃了全职军人生涯，但成了南威尔士本土部队的荣誉上校。不幸的是，一位名誉上校永远也不能获得勋章。

不过，他也有一些值得骄傲的事情，当列车呼呼冒着蒸汽穿过南威尔士山谷时，他这样想着。在以后的两周时间里，国王将要造访菲茨的乡间别墅。英王乔治五世和菲茨的父亲年轻时曾在同一条船上当过水手。近来国王表示希望了解年轻人的想法，菲茨便筹划着举办一场私密的家庭宴会，让国王陛下认识一些年轻人。现在，菲茨和他的妻子碧正赶往他们的别墅，提前做好一切准备。

菲茨十分珍视传统。没有任何人类已知的传统胜过君主、贵族、商人和农民这种安定舒适的秩序。但现在，望着车窗外面，他看到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正经受着一百年来国家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威胁。一度绿意盎然的山坡被煤矿工人的排屋覆盖，犹如害了枯萎病的灰黑色杜鹃花丛。在那些肮脏的茅屋里谈论着共和政治、无神论，还有叛乱。法国贵族被推上大车送去断头台的历史刚刚过去一百来年，如果那些肌肉发达、灰头土脸的矿工为所欲为，同样的情况也会在这里发生。

菲茨情愿放弃他来自煤炭的收入——他对自己说——只要英国能够回到一个更加简单淳朴的时代。王室是一个抵御暴动的强大堡垒。不过，菲茨很为这次来访感到紧张，尽管同时也颇为自豪。容易出错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跟皇室打交道，任何小小的疏忽都可能被视为粗心大意的迹象，继而变成失礼。周末的每一个细节都会传出去，由访客的随身仆从传给其他仆从，再从这些仆从传到雇主那里，伦敦社交场的女人们很快就会知道诸如给国王的枕头太硬、土豆做得不好吃或弄错了香槟酒的牌子这类事。

菲茨的那辆劳斯莱斯“银色幽灵”等候在阿伯罗温火车站。碧坐在他身边，车子开了三里多地到达泰-格温，他的乡间别墅。毛毛雨下个不停，威尔士常有这种天气。

“泰-格温”是威尔士语，意思是白色的房子，但现在这个名字是种讽刺。这里任何东西上都覆盖了一层煤灰，这座房子也不例外。一度洁白的石块现在已经成了灰黑色，女士们不小心蹭到墙壁，衣裙就会染上污渍。

尽管如此，它仍是一座宏伟的建筑，汽车骨碌碌开上车道时，菲茨的心里充满了骄傲。泰-格温是威尔士最大的私人住宅，有两百间客房。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次跟妹妹茉黛数窗户，一共有五百二十三扇。房子是祖父建造的，三层楼的设计排列十分讨人喜欢。一楼的窗户又高又大，让充足的光线照进大会客厅。楼上有数十间客房，阁楼上是数不清的佣人的狭小卧室，斜屋顶的一长溜天窗显露出它们的位置。

三百多亩花园是菲茨的快乐之地。他亲自监督园丁，作出种植、修剪和移罐等决定。“这座房子十分适合国王参观。”他说。车子停在了宏伟的门廊前面。碧没有搭话，旅行让她脾气不好。

下了车，菲茨受到了格雷特的迎接，那是他的比利牛斯山犬，个头像熊一样，上前舔着他的手，然后在院子四周撒欢跑跳，以示庆祝。

菲茨在他的更衣室脱掉旅行的衣服，换上柔软的棕色花呢外套，随后穿过连通门来到碧的房间。

碧的俄国女仆尼娜正在把那顶精致帽子上的别针拔下来——碧为这次出行穿戴的。菲茨在梳妆镜里瞥见碧的脸，感觉心脏好像漏跳了一拍。他被带回四年前圣彼得堡的舞厅，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这张漂亮得让人难以置信的脸蛋，被金色卷发环绕着，显得完全无法驯服。此刻也是，她面带愠怒，倒让他觉得有种奇异的诱惑力。一次心跳的短暂瞬间，他便认定这是所有女性中他最想娶之为妻的人。

尼娜已届中年，手很不稳——碧经常让她的仆人紧张。就在菲茨看她的工夫，一根针扎到了碧的头皮，她惊叫了一声。

尼娜脸色苍白。“非常抱歉，殿下。”她用俄语说。

碧从梳妆台上抓起一根帽针。“你试试什么感觉！”她叫道，朝女仆的胳膊上扎去。

尼娜哭了起来，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我来帮你吧。”菲茨用和缓的语气对他的妻子说道。

她仍然不肯消气：“我自己弄。”

菲茨走到窗前。十几个园丁在灌木丛里修修剪剪，装饰草坪，耙出碎石。有几种灌木正在开花：粉色荚蒾、黄色迎春花、金缕梅，还有散发香气的金银花。花园远处的山坡呈现出一条柔软的绿色曲线。

他必须对碧保持耐心，时刻记住她是个外国人，身处在一个陌生国家，远离自己的家人和她熟悉的一切。他们结婚后的最初几个月这么做还算容易，那时他还沉醉于她的模样、气息和肌肤的柔软触感。现在就有点儿费劲了。“你去休息一会儿吧，”他说，“我去找皮尔和杰文斯夫人，看看他们那边有什么进展。”皮尔是仆役长，杰文斯夫人是管家。统筹雇工是碧的分内事，不过菲茨为国王的到访紧张不安，也乐意找个机会参与。“等你恢复好了，我就把结果报告给你。”他掏出他的雪茄烟盒。

“不要在这儿抽烟。”她说。

他把这话当作同意的表示，往门口走去。临出门他又停了一下，说：“对了，你能不能别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这样？我是说别动手打仆人。”

“我没打她，我扎她一针是让她有个教训。”

俄国人喜欢做这种事情。当年菲茨的父亲抱怨圣彼得堡英国大使馆的仆人懒惰，他的俄国朋友说他打得不够。

菲茨对碧说：“让君主见到这种事情是很难堪的。我之前告诉过你，在英国不能这么做。”

“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大人带我去看三个农民受绞刑。”她说，“我母亲不喜欢，可我爷爷坚持这么做。他说：‘这是教你惩罚你的仆人。如果他们犯了粗心大意和懒惰这种小错你不扇他们，不用鞭子抽他们，他们最后就犯下更大的罪过，死在绞刑台上。’他告诉我，从长远来看，放纵底层是残酷的。”

菲茨开始失去耐心。碧回忆自己那拥有无限财富、任性放纵的童年，被一大群顺从的仆人和成千上万快乐的农民簇拥着。如果她的祖父一直活着，这种生活可能还会持续；但家族财富已经被碧的酒鬼父亲和脆弱的哥哥安德烈挥霍殆尽，他们一直在卖木材，却从不补栽一棵树。“时代变了，”菲茨说，“我请你——可以说是命令你，不要让我在国王面前为难。我希望这些话你都听明白了。”他走了出去，关上房门。

他沿宽阔的回廊走着，心烦意乱，有点伤感。他们刚结婚时，这类龃龉让他惶惑不安，感到后悔；现在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是不是所有的婚姻都这样？他说不清。

一个高个儿仆人正在擦门把手，他直起身子靠墙站着，眼睛垂下来。泰-格温的雇员都受过培训，伯爵经过时就要这样做。在某些大宅邸里，雇工们还得面对墙壁站着，但菲茨认为这太封建了。菲茨认识这个人，看过他在泰-格温雇员和阿伯罗温矿工的板球比赛上的表现。他是一个很好的左手击球手。“莫里森，”菲茨想起了他的名字，“去叫皮尔和杰文斯夫人来书房一趟。”

“好的，阁下。”

菲茨走下大楼梯。他娶碧是因为痴迷于她，但也有一个理性的动机。他梦想着创立一个大英俄王朝，统治地球上的大片土地，就像哈布斯堡王朝几个世纪里统治了欧洲部分地区一样。

但那样他就需要一个继承人。碧的心情意味着今晚不会欢迎他到她的床上睡觉。他可以坚持，但这样做终究不能让人满意。上一次同房还是两个星期以前。他虽然不希望自己的妻子热衷这件事，但两个星期也太长了。

他的妹妹茉黛已经二十三岁，但还是单身。再说，就算她生了孩子，大概也会被培养成狂热的社会主义分子，把家里的财富拿去印刷宣传革命的小册子。

他已结婚三年，现在开始担忧起来。碧只怀孕过一次，是去年，但她在三个月的时候不幸流产。这件事发生在他们两人发生争吵之后。菲茨取消了前往圣彼得堡的计划，碧为此大吵大闹，哭着说她想回家。菲茨坚持己见——毕竟一个男人不能被自己的妻子牵着鼻子走——但她的流产让他内疚，觉得一切都怪自己。若是她能再次怀孕的话，他要绝对保证样样事情都依着她，不能让她不高兴，直到孩子生下来。

他把这件烦心事放在一边，走进书房，在皮革镶嵌的办公桌前坐下，拟出一个单子来。

一两分钟后，皮尔带着一个女仆走了进来。仆役长是个农民的小儿子，他那长满雀斑的脸和黄白相间的头发看上去像个户外干活的人，但他自打工作以来便在泰-格温当仆人。“杰文斯夫人一直不舒服了，阁下。”他说。菲茨早就不再费心去纠正威尔士仆人的语法了。“是胃部。”皮尔悲哀地补充道。

“不用跟我细说了。”菲茨看着女仆，这是个二十岁左右的漂亮女孩，隐约有些面熟。“这是谁？”

女孩自己说话了。“艾瑟尔・威廉姆斯，阁下，我是杰文斯太太的助手。”她带着南威尔士山谷那种轻快的口音。

“好的，威廉姆斯，你太年轻了，干不了女管家的工作。”

“如果阁下愿意的话，杰文斯夫人说，您可以从梅费尔带一个管家来，但她希望在这期间我能提供满意服务。”

她说“满意服务”时，眼睛是不是忽闪了一下？尽管她回答得恭顺有礼，看起来却有点儿得意忘形。

“很好。”菲茨说。

威廉姆斯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另一只手攥着两支铅笔。“我去杰文斯夫人房间看过她，她感觉还好，把一切从头到尾向我交代过了。”

“你为什么带了两支铅笔？”

“以防万一哪支断了。”她说，随后笑了笑。

女佣不应该在伯爵面前眉开眼笑，但菲茨忍不住也对她笑了一下。“好吧，”他说，“告诉我你在本子里写了什么。”

“三件事，”她说，“客人、雇员，还有物资。”

“很好。”

“从阁下的来信我们得知会有二十位客人。大多数人会带着一两个私人随从，就算平均两个吧，这就有额外四十人需要住宿。所有人都是星期六到达，星期一离开。”

“很正确。”菲茨感到既快乐又忧虑，这种复杂的情绪是他在上议院第一次讲话时经历过的——他为这件事感到兴奋，同时又担心自己做得不好。

威廉姆斯接着说：“国王陛下肯定住在埃及套房。”

菲茨点点头。这是最大的一套房间。屋里贴着埃及神庙主题的装饰壁纸。

“杰文斯夫人建议其他房间也打开，我在这边记下了。”

“在这边”是当地的说法，发音让人联想到一种中世纪的刺绣挂毯。其实是赘述，意思跟“这边”一样。菲茨说：“给我看看。”

她走到办公桌旁边，把打开的本子放在他面前。房子里的雇员必须按规矩每周洗一次澡，因此她身上并没有工人阶级常有的那种糟糕气味。实际上，她温暖的身体透着一股如花的清香。也许她偷用了碧的香皂。他读了一下她列出的单子。“好吧，”他说，“公主可以给客人分配房间，她可能有十分不同的意见。”

威廉姆斯翻了一页。“这是所需要的额外人员名单：厨房要六个女孩，择菜和清洗。两个手干净的男人在桌上帮忙。三个额外打扫房间的女仆。还要三个男孩负责靴子和蜡烛。”

“你知道我们去哪儿找这些人吗？”

“哦，是的，阁下，我已经拿到以前在这儿工作过的当地人的名单，如果这还不够，我们就请他们再推荐别人。”

“注意，不要有社会主义者，”菲茨不安地说，“他们可能会跟国王谈论资本主义的罪恶。”永远都别想弄明白那些威尔士人。

“当然，阁下。”

“物资的情况呢？”

她又翻过一页。“这是我们需要的，根据以往举办的家庭宴会列出的。”

菲茨看了看列表：一百个面包，二十打鸡蛋，四十五升奶油，九十斤培根，六百三十五斤土豆……他感到有些厌烦了。“我们是不是把这先放一放，等公主决定菜单之后再说？”

“这些东西都得从加地夫运来，”威廉姆斯答道，“阿伯罗温的商店无法应付这么大的订单。甚至加地夫的供应商都需要特别留意，确保当天他们有足够的数量。”

她说得对。他很高兴她来负责这些。他发现她具有提前计划的本事，这是一种罕见的品质。“我的军团里能有像你这样的人就好了。”他说。

“我穿不了卡其布军服，不适合我的肤色。”她莽撞地回答。

仆役长很生气：“喂，喂，威廉姆斯，不要无礼。”

“对不起，皮尔先生。”

菲茨觉得错在他自己，跟她说了句玩笑话。总之他并不介意她的鲁莽。事实上他倒很喜欢她。

皮尔说：“库克已经提出几个菜单的建议，阁下。”他递给菲茨一张脏兮兮的纸，上面是厨师小心而稚气的笔迹，“可惜春天的羊肉还不到时候，但我们可以弄到足够的鲜鱼，从加地夫用冰运过来。”

“情况跟十一月办的狩猎会十分相似，”菲茨说，“但我们不希望在这样的场合尝试任何新的东西——最好照老样子，做那些已经试过的菜肴。”

“是的，阁下。”

“现在，轮到葡萄酒了。”他站了起来，“我们去地窖。”

皮尔显得很惊讶。伯爵并不经常去地下室。

菲茨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但他不打算细想。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威廉姆斯，你也来，记些笔记。”

仆役长拉开了门，菲茨离开了书房，走下后面的楼梯。厨房和佣人的大厅在半地下室。这里的礼仪有所不同，女仆和鞋童见到他经过，或是行屈膝礼，或是用手碰一下额发。

酒窖在地下第二层。皮尔打开门，说：“请允许我在前面带路。”菲茨点点头。皮尔划了根火柴，点燃墙壁上的蜡烛灯，然后走下台阶。在下面他点燃了另一盏灯。

菲茨有一个不太大的酒窖，里面大约有一万两千瓶酒，其中大部分是他父亲和祖父放进来的。香槟、波尔图葡萄酒和霍克白葡萄酒占了一大部分，还有少量的波尔多深红葡萄酒和勃艮第白葡萄酒。菲茨并不痴迷葡萄酒，但他热爱这个酒窖，因为它让他想到自己的父亲。“一个酒窖需要秩序、远见和品味，”父亲常常这样说，“这些美德让英国变得伟大。”

菲茨要拿最好的酒招待国王，这是当然的，但需要作出正确的判断。香槟应该选巴黎之花，这是最昂贵的，但要选哪年的呢？成熟的香槟，二三十年的，较少泡沫，味道更丰富，但是一些年份较近的酒更赏心悦目，香气宜人。他随便从架子上拿了一瓶。酒瓶很脏，满是灰尘和蜘蛛网。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白色的亚麻手帕擦拭上面的标签。昏暗的烛光让他无法看清日期。他把瓶子给皮尔看，后者戴了一副眼镜。

“1857年。”皮尔说。

“我的上帝，我记得这个，”菲茨说，“我第一次品酒，喝的就是这个年份的，可能也是我品过最好的酒。”他感觉到那个女仆朝他这边倚过来，直勾勾地看着比她自己年长好多年的瓶子。让他惊愕的是，有她在近旁，让他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恐怕1857年的可能稍稍过了它的最佳状态，”皮尔说，“我可以建议1892年的吗？”

菲茨看着另一瓶，犹豫了一下，作出了一个决定。“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楚，”他说，“皮尔，能去给我拿个放大镜吗？”

皮尔沿着石头台阶走了上去。

菲茨看着威廉姆斯。他要做出某种愚蠢的事，但他却无法阻止自己。“你真是个漂亮姑娘。”他说。

“谢谢你，阁下。”

她的一缕黑色卷发从女仆帽下逃逸出来。他摸了摸她的头发。他知道这样做会让自己后悔。“你有没有听说过初夜权 [3] 的事？”他听见自己嘶哑的喉音。

“我是威尔士人，不是法国人。”她说着，满不在乎地扬了扬下巴。他已经看出这是她特有的姿态。

他把手从她的头发移到后脖颈，看着她的眼睛。她用大胆而自信的目光迎向他。可是，这表情意味着想让他继续，还是她已经准备好大闹一番，让他颜面扫地？

他听到地下室的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皮尔又回来了。菲茨从女仆身边闪开。

让菲茨惊讶的是，她咯咯笑了起来。“你太心虚了。”她说，“像个小男孩。”

皮尔出现在昏暗的烛光中，端着一个银托盘，上面放着象牙柄放大镜。

菲茨让自己的呼吸正常下来。他接过放大镜，接着去检查那些酒瓶。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威廉姆斯的目光。

我的天啊，他想，这真是个超乎寻常的女孩。

艾瑟尔・威廉姆斯觉得浑身精力十足。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倒她。她可以处理任何问题，应付各种棘手的麻烦。照镜子的时候，她看见自己皮肤发亮，双目闪闪。星期天做过礼拜之后，父亲以一贯刻薄幽默的口吻说：“你很快活啊，”他说，“捡到钱了吗？”

她发觉自己总是在跑，而不是走，沿着泰-格温无尽的走廊往返不停。她的笔记本一天天写满更多页面，有购物清单、员工时间表、清理桌子和重铺桌子的安排表，还有各种计算结果：枕套、花瓶、餐巾、蜡烛和勺子等物件的数目。

这对她是个绝好的机会。尽管她年轻，但她在王室到访期间成了代理女管家。杰文斯夫人看来一时下不了病床，艾瑟尔便承担起全部责任，将泰-格温的一切筹备停当，迎接国王和王后的到来。她一直认为自己能够脱颖而出，只要给她适当的机会。但在等级森严的仆人休息室，很少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过人之处。突然之间这种机会就出现在面前，她决心好好加以利用。在此之后，生病的杰文斯太太也许会做一些轻松的工作，艾瑟尔会当上女管家，工资也会提升到目前的两倍，在佣人宿舍有属于她自己的卧室和起居室。

但她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伯爵显然对她很满意，他已决定不从伦敦召请女管家，艾瑟尔觉得这是种巨大的褒扬。但是，她很担心，任何小的闪失都可能是致命的，那么一切就泡汤了——一只肮脏的餐盘，下水道溢水，浴缸里的死老鼠。然后伯爵就会大发雷霆。

星期六的早晨，在国王和王后到达之前，她巡视了每间客房，确保炉火已经点燃，每个枕头都被拍松了。每个房间至少有一瓶花，都是当天早上刚从温室送过来的。每张书桌上都摆着带有泰-格温纹章的书写纸。毛巾、肥皂和热水都已备好。老伯爵不喜欢现代管道，菲茨还没有抽出时间给所有的房间安装自来水。整座拥有一百间卧室的大宅只有三个盥洗室，因此大部分房间要安放夜壶。房间里放了百花香料，由杰文斯夫人按照她自己的配方调配的，用来驱走不洁的气味。

王室一行将在下午茶时间到达。伯爵要前往阿伯罗温火车站迎接他们。那里无疑会聚集一大群人，人们都希望瞧一瞧皇室成员，但在这个地点国王和王后不会面见臣民。菲茨用他那辆大型封闭的劳斯莱斯把他们接过来。国王的侍从官，艾伦・泰特爵士和其他皇家出行随员会跟在后面，带着行李乘坐各色马车。威尔士步枪团的一个营已经在泰-格温正面的车道两侧列成仪仗队。

星期一早上国王和王后将面见自己的臣民。他们计划坐一辆敞开的马车巡行附近的村庄，最后停在阿伯罗温镇政厅，接见镇长和议员，然后再去火车站。

其他客人在中午陆续到达。皮尔站在大厅里，分配女佣引导客人到他们自己的房间，让马夫给他们搬行李。第一拨到来的是菲茨的姑父和姑姑，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公爵是国王的堂兄，受邀而来是为了让君主一行感觉更为舒适。公爵夫人是菲茨的姑妈，跟其他家族成员一样，她对政治深感兴趣。她在自己的伦敦家宅举办沙龙，内阁大臣们时常光顾。

公爵夫人告知艾瑟尔，国王乔治五世对时钟有些执迷，他讨厌在同一座房子里看到时间不同的钟表。艾瑟尔在心里咒骂了一句：泰-格温总共有一百多座钟。她借用杰文斯夫人的怀表，开始挨个儿校正每个房间的时钟。

在小饭厅她遇见了伯爵。他站在窗前，显得心烦意乱。艾瑟尔探究般看了他一会儿。她还没有见过比他更加英俊的男人。冬日柔和的阳光照在他苍白的面孔上，使那张脸看起来像是用白色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他长着方方正正的下巴，颧骨很高，鼻梁挺直。他的头发很黑，却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睛，实在是种不同寻常的组合。他下巴上没留胡子，也没有髭须或鬓须。艾瑟尔想：这样的脸干吗要用毛发遮盖起来？

他跟她四目相对。“刚刚有人告诉我，国王喜欢在他的房间里放上一碗橘子！”他说，“可这该死的房子里连一个橘子也找不到。”

艾瑟尔皱起了眉头。阿伯罗温没有一家杂货店会有橘子，这个季节太早——他们的主顾买不起这种奢侈品。南威尔士山谷其他小镇也是如此。“如果我能用电话，我可以跟加地夫的一两家杂货店联系，”她说，“每年这个时候只有他们可能有橘子。”

“可我们怎么把橘子运到这儿呢？”

“我会让店家把篮子送到火车上。”她看了看刚刚调好的钟，“幸运的话橘子会跟国王同时到达。”

“那好，”他说，“我们就这么办。”他直直地看了她一眼。“你太令人惊讶了，”他说，“我不知道是否见过像你这样的女孩。”

她回视着他。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他好几次这样跟她说话，过于亲近，有点紧张，给艾瑟尔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不太踏实的愉悦感，好像有什么既危险又令人兴奋的事情将要发生。那一刻就像童话中王子进入被施了魔法的城堡一样。

外面车道上响起的一阵车轮声打破了符咒的魔力，接着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皮尔！见到你真让人高兴。”

菲茨望向窗外。他的表情很古怪。“哦，天啊，”他说，“我的妹妹！”

“欢迎回家，茉黛小姐，”这是皮尔的声音，“虽然我们没料到你会来。”

“伯爵忘了邀请我，但我还是来了。”

艾瑟尔憋住笑。菲茨喜欢他这位争强好胜的妹妹，但他发现她很难对付。她抱有让人惊讶的自由派政治观念：她支持妇女参政，积极从事争取妇女投票权的活动。艾瑟尔觉得茉黛很了不起，她希望自己也能成为那种具有独立意识的女人。

菲茨大步走出了房间，艾瑟尔跟着他进了大厅，这个气势宏伟的房间满是哥特风格的装饰，正是像菲茨父亲那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喜爱的：黑暗的镶板、图案繁复的壁纸，以及中世纪宝座般的橡木雕花椅子。这时茉黛走了进来。“菲茨，亲爱的，你好吗？”她说。

茉黛跟她哥哥一样高，长得也很像，只是让伯爵看上去宛如神祇的那种雕刻般的特征放在女人身上并不讨好，因此茉黛只是惹人注目，谈不上漂亮。与女权主义者惯有的老土形象相反，她的衣着十分时髦，一步裙下是双带扣长筒靴，大袖口的海军蓝外套搭阔腰带，帽子正面还别了一根军旗似的长羽毛。

陪她同来的是赫姆姑姑——荷米亚女勋爵，是菲茨的另一个姑妈。跟自己那个嫁给富裕公爵的妹妹不同，赫姆嫁给了一个挥霍无度的男爵，年纪轻轻便破产死去。十年前，菲茨和茉黛的父母在数月内相继去世后，赫姆姑妈便搬了进来，照顾十三岁的茉黛。随后继续担当着一个不太成功的女伴角色，陪在茉黛身边。

菲茨问茉黛：“你来这儿做什么？”

赫姆喃喃道：“我都跟你说了，他不喜欢你来，亲爱的。”

“国王要来，我绝对不能缺席，”茉黛说，“那太失礼。”

菲茨生气的口吻里带着溺爱：“我不希望你跟国王谈论什么妇女权利。”

艾瑟尔觉得他没必要担心。尽管茉黛热衷激进政治，但她知道如何奉承和取悦权势强大的男人，甚至菲茨那些保守党的朋友也都喜欢她。

“莫里森，请帮我脱下外套。”茉黛说着，解开纽扣，转身让男仆把衣服脱掉。“你好，威廉姆斯，你怎么样？”她对艾瑟尔说。

“欢迎回家，我的小姐，”艾瑟尔说，“你喜欢住栀子花套房吧？”

“谢谢你，我喜欢那儿的景致。”

“你要不要吃点儿午餐，我也好把房间准备出来？”

“好吧，我快饿死了。”

“我们今天是俱乐部式服务，因为客人都是分别抵达的。”俱乐部式风格意味着客人一旦进入饭厅就能享受用餐服务，就像在绅士俱乐部或餐馆里那样，而不是全体人员同时进餐。今天的午餐较为普通：热咖喱肉汤、冷肉和熏鱼、加料鳟鱼、烤羊排，还有一些甜点和奶酪。

艾瑟尔守在门边，让茉黛和赫姆进到大饭厅里。正在吃午餐的是冯・乌尔里希堂兄弟。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是年轻的那个，长得英俊迷人，看上去很高兴能来泰-格温。罗伯特则十分挑剔——他把自己房间墙上的加地夫城堡的挂画摆正了，多要了几个枕头，还发现书桌上的墨水瓶已经干了——这种疏忽让艾瑟尔很是恼火，怀疑自己是否还会忘记别的什么事情。

看见女士们走进来，他俩站了起来。茉黛径直走到沃尔特面前说：“你自打十八岁以后就一点儿没变！还记得我吗？”

他脸上的表情活跃起来：“记得，尽管你十三岁以后变了不少。”

他们握了握手，茉黛又吻了吻他的双颊，仿佛跟他是一家人。“那时我对你朝思暮想，受尽折磨。”她以惊人的坦率说。

沃尔特笑了：“我非常喜欢你。”

“可你总是表现得好像我是个可怕的小害虫！”

“我不得不隐藏我的感情，提防着菲茨，他总像护卫犬似的保护你。”

赫姆姑妈咳嗽了一声，表示她不赞成这种突如其来的亲热劲儿。茉黛说：“姑妈，这是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先生，菲茨的老同学，以前放假时经常来这儿。现在他是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外交官。”

沃尔特说：“我来介绍我的堂兄格拉夫罗伯特・冯・乌尔里希，”艾瑟尔知道，“格拉夫”是德语“伯爵”的意思，“他在奥地利大使馆当武官。”

他们实际上是隔代堂兄弟，皮尔曾郑重地解释给艾瑟尔：他们的祖父是兄弟，年轻的一个娶了一位德国的女继承人，离开维也纳到了柏林，这就是为什么沃尔特是德国人，而罗伯特是奥地利人。皮尔总喜欢把这类事情弄得一清二楚。

大家都坐了下来。艾瑟尔给赫姆姑妈扶着椅子。“您想来一点儿咖喱肉汤吗，荷米亚夫人？”她问。

“是的，谢谢，威廉姆斯。”

艾瑟尔朝一个男仆点了点头，后者便去餐具柜那边的保温罐里舀肉汤。眼看刚来的几个人都很惬意，艾瑟尔便悄悄离开，去给他们安排房间。身后的门关上时，她听见沃尔特・冯・乌尔里希说：“我记得你特别喜欢音乐，茉黛女勋爵。我们刚才谈到俄国芭蕾舞。你怎么看待佳吉列夫？”

没有多少男人会征求一个女人的意见。茉黛肯定喜欢这样。艾瑟尔一边匆匆下楼去找几个佣人收拾房间，一边心想：那个德国人很讨人喜欢啊。

泰-格温的雕塑馆就是饭厅的前厅。客人在晚餐前聚集在那儿。菲茨对艺术兴趣不大——那些都是他祖父收集的，但一座座雕塑让人们等待晚餐时有了聊天的话题。在跟那位公爵夫人姑妈闲聊时，菲茨焦急地看着四周那些扎了白色领带、穿燕尾服的男人和穿低胸礼服、戴着头饰的女人。礼仪要求其他客人在国王和王后之前进入屋子。茉黛在哪儿？她可别闹出什么事来！还好，她在那儿，穿着紫色真丝连衣裙，戴着母亲的钻石首饰，正跟沃尔特・冯・乌尔里希聊得起劲。

菲茨和茉黛一直十分亲近。他们的父亲是一个难以接近的英雄，母亲是个不快乐的随从和助手，两个孩子只得从互相的友爱中寻找慰藉。父母去世后他们相依为命，分担痛苦。那时菲茨十八岁，竭力保护他的小妹妹不受残酷世界的伤害。反过来，她也崇拜他。成年后，她开始变得思想独立，但他仍然相信，作为一家之长，他有权管教她。无论如何，他们对彼此的感情经受过考验，足以胜过他们之间的分歧——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

此刻，她使沃尔特注意到一尊青铜丘比特雕像。跟菲茨不同，茉黛对这类东西很了解。菲茨暗自祈祷她整晚只聊艺术，别去谈什么妇女权益。众所周知，乔治五世痛恨自由主义者。君主通常是保守派，但某些事件激化了这位国王的反感。他是在一场政治危机中登上宝座的。他违背自己的意愿，受自由党的首相H.H.阿斯奎斯的胁迫——此人深受公众舆论的支持——遏制了上议院的权力。这一屈辱余恨难消。陛下知道菲茨这位上议院保守党贵族为了对抗所谓的改革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不管怎样，如果今晚受到茉黛的口头攻讦，他可能永远不会原谅菲茨。

沃尔特是一个初级外交官，但他的父亲是德国皇帝交往最久的朋友之一。罗伯特也是出身名门，他跟奥匈帝国宝座的继承人斐迪南大公是近亲。另一位活跃在权贵小圈子里的客人是那位身材高大的美国人，他正在跟公爵夫人交谈。这人名叫格斯・杜瓦，他那位当参议员的父亲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亲密顾问。菲茨觉得自己召集这群年轻人的做法不错，他们将来都会成为统治阶层的精英。他希望国王会感到满意。

格斯・杜瓦为人和蔼，但有些笨拙。他弓着腰，好像宁愿矮一些，不那么显眼。他似乎不太自信，但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让人愉快。“美国人民关心国内问题甚于外交政策，”他对公爵夫人说，“但是，威尔逊总统是一位自由党人，因此他势必会更同情民主国家，比如法国和英国，甚于同情那些专制君主国家，比如奥地利和德国。”

就在这一刻，双扇门开了，房间一下子沉默下来，国王和王后走了进来。碧公主行屈膝礼，菲茨鞠躬，其他人都效仿他们。接下来的几分钟是稍显尴尬的一阵沉默，因为在王室夫妇开口讲话之前，任何人都不许说话。最后，国王对碧说：“你知道吗，二十年前我在这座房子里住过。”人们开始放松下来。

国王是个喜欢整洁的人，菲茨在他们四人闲聊的时候想。乔治五世的胡子经过精心修剪，发际向后退去，但头顶还有足够的头发，用梳子分出了一道尺子般笔直的发线。贴身的晚装十分适合他纤瘦的身材——与他的父亲爱德华七世不同，国王不是贪恋美食的人。他用那些要求细致的爱好放松自己——国王喜欢收集邮票，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粘贴成册，这一消遣曾受到无礼的伦敦知识分子们的哂笑。

王后是个更加令人敬畏的人物，长着一头泛灰的卷发，嘴角带着严肃冷峻的线条。她的胸部超群绝伦，那极低的领口恰恰是社交场合所需，将其美艳展露无遗。她是一位德国王子的女儿。先前她与乔治的哥哥艾伯特订婚，但他在婚礼前夕死于肺炎。当乔治成为王位继承人后，他也接下了哥哥的未婚妻，有人认为这种安排实在落后守旧。

这种场合是碧的拿手戏，她对一切应付自如。她穿了件粉红真丝礼服，十分迷人，金黄的卷发刻意梳理成稍显凌乱的样子，仿佛她刚逃开一个不合时宜的吻。她兴致勃勃地跟国王交谈。当她看出无目的的闲聊无法讨好乔治五世时，便讲起彼得大帝如何组建俄国海军，后者饶有兴致地点着头。

皮尔出现在饭厅门口，满是雀斑的脸上挂着一副期待的表情。他捕捉到菲茨的目光，朝他使劲儿点了点头。菲茨对王后说：“您愿意用晚餐吗，陛下？”

她把手臂伸给他。在他们身后，国王与碧手挽手站着，其他人依照地位先后纷纷结对而立。每人都准备好后，大家便列队走进饭厅。

“真漂亮。”王后看见桌上的布置，低声说。

“谢谢您。”菲茨如释重负，悄悄舒了一口气。碧做得十分出色。三个枝形吊灯低低挂在长桌上方。灯光反射在每个座位前的水晶杯子上，闪闪发亮。所有餐具都是金的，包括装盐和胡椒的瓶子，甚至连抽烟用的火柴盒都是金的。白桌布上点缀着温室玫瑰。最后的点睛之笔，是碧挂在吊灯上的纤巧绿蕨，它们自然下垂至金托盘中的大堆紫葡萄上。

众人纷纷落座，主教做了感恩祷告，菲茨放松下来。一场宴会有了良好的开始，多半也会顺利进行下去。葡萄酒和食物不大容易让人挑出毛病。

作为对碧公主故土的致意，菜单以俄国冷盘开始——鱼子酱和奶油小薄饼，三角烤面包和熏鱼，脆饼干和腌鲱鱼，这一切都被1892年的巴黎之花香槟送入肚腹，酒醇香可口，正如皮尔所言。菲茨留意着皮尔，皮尔密切注意着国王。一旦陛下放下手中的餐具，皮尔就会拿走他的盘子，这也是给其他男仆信号，以便他们撤走其他客人的盘子。哪位客人碰巧还在进食就不得不停下，以示尊重。

随后是蔬菜牛肉浓汤，以及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的干雪利酒。鱼是鳎鱼，伴着成熟的默尔索干白，犹如喝下满口黄金。菲茨为威尔士羊肉选的配酒是1875年的拉菲干红——1870年的还没到好喝的时候。红酒不停地端上来，搭配随后的鹅肝冻糕，以及最后一道肉菜，是鹌鹑和葡萄裹在饼皮中烤成的。

没有人把每样东西都吃遍。男人们只拣喜欢的吃，其他菜肴一概忽略。女人们只挑上一两个菜。许多菜原封不动地被端回了厨房。

还有沙拉、甜点、美味小盘菜、水果和花色小蛋糕。最后，碧公主谨慎地朝王后扬了扬眉毛，后者几乎难以察觉地点头回应。她们两人起身离座，其他人纷纷站了起来，女士们随后离开了房间。

男人们重新落座，侍者拿来雪茄烟盒，皮尔将一只装着1847年费雷拉波尔多葡萄酒的细颈酒瓶放在国王的右手边。菲茨感激地吸着一支雪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国王性格孤僻是出了名的，他只有跟那些同船过的海军老战友在一起时才会自在。但今天晚上他一直都很高兴，任何方面都没出问题。甚至连橘子也都送到了。

此前，菲茨跟国王的侍从官、留着老式鬓须的退休军官艾伦・泰特爵士商量过。他们一致同意明天让国王花上大概一个小时跟餐桌上的这些男人单独会晤，他们每个人都掌握着某个政府的内部消息。今天晚上，菲茨要打破沉默，引入一些常规的政治话题。他清了清嗓子，对沃尔特・冯・乌尔里希说：“沃尔特，你和我是十五年的老朋友了——我们一起在伊顿公学上学。”他转身对着罗伯特，“在维也纳上学的时候我也认识你的堂兄，我们三个人合租过一套公寓。”罗伯特笑着点了点头。菲茨很喜欢他们两个——罗伯特跟菲茨一样，是个传统主义者；沃尔特虽然不那么保守，但人很聪明。“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两国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菲茨继续说，“难道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悲剧吗？”

沃尔特回答：“如果谈论战争就可以让它发生，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我们会打仗，因为每个人都做好了准备。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格斯・杜瓦试探性地抬了抬手。菲茨很喜欢杜瓦，尽管他秉持自由主义的政见。大家都认为美国人傲慢轻率，但眼前这一位规规矩矩，有点害羞。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消息十分灵通。此刻，他说：“英国和德国有很多理由反目成仇。”

沃尔特转向他：“可以举个例子吗？”

格斯吐出一口雪茄烟雾：“海军的竞争。”

沃尔特点点头：“我们的皇帝不相信德国海军永远比英国的弱小是上帝的旨意。”

菲茨紧张地看了一眼国王乔治五世。他热爱皇家海军，很容易被冒犯。但另一方面，威廉 [4] 是他的堂兄弟。乔治的父亲和威廉的母亲是兄妹，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孩子。菲茨欣慰地看到陛下只是宽容地微笑着。

沃尔特继续说：“这在过去导致过摩擦，但这两年我们已经就我们海军的相对规模达成了一致，尽管是非正式的。”

杜瓦说：“经济竞争呢？”

“的确，德国正在日趋繁荣，经济生产可能很快赶上英国和美国。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德国是英国最大的主顾之一。我们的钱花得越多，就意味着买得越多。我们的经济实力对英国制造商来说是件好事！”

杜瓦依旧坚持：“有人说德国想要更多的殖民地。”

菲茨又瞥了一眼国王，不知道他是否介意谈话被这两个人支配，但国王陛下好像听得入迷了。

沃尔特说：“人类为争夺殖民地发生过多次战争，尤其是在你的祖国，杜瓦先生。但现在我们似乎能够不依靠战争解决这类争端了。三年前，德国、英国和法国为摩洛哥争吵不休，但最后平息了下来，并没有打仗。最近，英国和德国也已经就巴格达铁路的棘手问题达成了一致。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种做法，就不会发生战争。”

杜瓦说：“如果我提到‘德国军国主义’这个词，你不会太介意吧？”

这就有点儿过头了。菲茨心里“咯噔”一下。沃尔特脸色变了，但他的语气很平稳。“我很欣赏你的坦率。德意志帝国是由普鲁士人统治，承担着类似于英国人在国王陛下的联合王国中担当的角色。”

把英国与德国、英格兰与普鲁士相提并论，实在太大胆了。沃尔特已经触到了一场文雅有礼的谈话所容许的底线，这让菲茨惶惶不安。

沃尔特继续说：“普鲁士人具有强大的军事传统，但不会毫无理由地发动战争。”

杜瓦将信将疑地说：“所以说，德国不具备侵略性。”

“正相反，”沃尔特说，“我希望你会同意，德国是欧洲大陆唯一一个不具侵略性的大国。”

桌子四周发出一阵吃惊的低语声，菲茨看见国王扬起眉毛。杜瓦往椅子上一靠，一副震惊的样子，说：“你是怎么作出判断的？”

沃尔特完美的仪态和温文尔雅的语调冲淡了他措辞中的挑衅意味。“首先，想一想奥地利，”他继续说，“我的维也纳堂兄罗伯特也不会否认，奥匈帝国想把它的边界向东南延伸。”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罗伯特抗议道，“被英国称为巴尔干的那个地区，几百年来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奥斯曼的统治已经崩溃，现在的巴尔干半岛局势不稳。奥地利皇帝认为维持那里的秩序和基督教信仰是他的神圣职责。”

“的确如此，”沃尔特说，“但是，俄国也想要巴尔干的领土。”

菲茨觉得他有责任为俄国政府辩护，大概是因为碧的缘故。“他们也有十分正当的理由，”他说，“一半的对外贸易要穿越黑海，从那儿穿过海峡到达地中海。俄国不能让任何其他大国获得巴尔干东部地区，继而主宰海峡。这无疑是往它的脖子上套绞索，扼住了俄国的经济命脉。”

“一点不错，”沃尔特说，“再看看欧洲的最西端，法国野心勃勃，想从德国那里夺走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领土。”

这话把法国客人让-皮埃尔・夏洛易斯激怒了：“那是四十三年前从法国偷走的！”

“我不纠缠这件事，”沃尔特缓和着气氛，“应该说，1871年阿尔萨斯-洛林加入了德意志帝国，就在法国于普法战争中战败之后。无论是不是被偷走的，伯爵先生，你必须承认法国想夺回这些土地。”

“当然。”法国人坐直身子，呷了一口波尔多。

沃尔特说：“就连意大利都想从奥地利那儿夺回特伦蒂诺……”

“那儿的人大多数人讲意大利语！”贝卢斯科尼・法里嚷了起来。

“外加达尔马提亚大部分海岸……”

“到处是威尼斯名胜、天主教教堂、古罗马圆柱！”

“还有蒂罗尔，这一地区有着悠久的自治历史，大部分人都说德语。”

“出于战略的必要。”

“当然。”

菲茨觉得沃尔特简直太精明了。他毫不粗鲁蛮横，暗自却在煽风点火，刺激这些国家的代表用多少有些好战的口吻承认他们的领土野心。

沃尔特又说：“可是德国提出了哪些新的领土要求了呢？”他看了看桌子四周，谁都没有说话。“没有，”他得意地说，“只有另一个欧洲大国可以作出同样的回答，那就是英国！”

格斯・杜瓦传过波尔多葡萄酒，用他那慢条斯理的美国口音说：“我认为很有道理。”

沃尔特说：“所以说，我的老朋友菲茨，我们之间怎么可能发生战争呢？”

星期天的早餐前，茉黛女勋爵派人去找艾瑟尔。

艾瑟尔忙得不可开交，她必须忍下心里的恼火，也不能唉声叹气。时间还早，但雇工们已经忙碌起来。在宾客起床前，所有的壁炉都必须清理干净，重新点火，煤桶里要装满煤炭。几个重要的房间——饭厅、晨间起居室、书房和吸烟室，还有较小的公共区域，都必须清扫干净，收拾整齐。艾瑟尔检查了台球室摆放的鲜花，把打蔫枯萎的花枝换掉，这时便有人来唤她。尽管她很喜欢菲茨这位激进的妹妹，但她希望茉黛别给她吩咐什么过于复杂的差事。

艾瑟尔十三岁那年开始在泰-格温工作，当时她觉得菲茨赫伯特家族和他们的客人都不太真实。他们好像是故事里的人物，或者像《圣经》中那些奇怪的部族，比如赫梯人，他们让她感到害怕。她担心做错什么而被解雇，但她也会在这些奇怪生物靠近时带着强烈的好奇打量他们。

有一天，一个厨房里的佣人让她去楼上的台球室把坦塔罗斯拿下来。她太过紧张，连什么是坦塔罗斯都忘了问。她进了那个房间，四下看了看，希望它是类似一堆脏盘子那样显眼的东西，但她没看到任何属于楼下的物件。正当她涕泪涟涟的时候，茉黛走了进来。

茉黛当时十五岁，身材瘦高，像个穿着女孩衣服的成年女人，很不快活，也很叛逆。她最终理解生命的意义，将自己的不满投入到正义的运动中去，都是后话了。尽管只有十五岁，她也已经极富同情心，对不公和压迫很敏感。

她问艾瑟尔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来，坦塔罗斯是那个放白兰地和威士忌的银制酒瓶架。茉黛解释说，这酒架很逗弄人，因为它有一个扣锁机关，用来防仆人偷喝。艾瑟尔对此很是感激。后来的这些年里，茉黛多次表示出自己的善意。那是第一次，艾瑟尔对这个比自己年长的女孩充满崇拜之情。

艾瑟尔上楼来到茉黛的房间，敲了敲门，走了进去。栀子花套房里贴着精致华丽的壁纸，这种装饰在世纪之交已经不再流行。不过，它的飘窗俯视菲茨家花园最为迷人的部分——西向小道。小道笔直穿过花坛，一直延伸到凉亭那边。

艾瑟尔看见茉黛正在穿靴子，心里便不太高兴。“我要出去散步，你得给我当陪伴 [5] ，”她说，“帮我戴上帽子，跟我聊点儿新鲜事。”

艾瑟尔实在抽不出时间，但除了困扰之外，也有点好奇。茉黛要跟谁一块儿散步？一直陪伴她的赫姆姑妈到哪儿去了？去趟花园为什么要戴这么华丽的帽子？会不会有个男人掺和进来？

艾瑟尔把帽子固定在茉黛深色的头发上，开口说：“今天一早下面发生了一件事。”茉黛喜欢收集闲言碎语，就像国王收集邮票那样。“莫里森直到凌晨四点还没有上床。就是那个长着金色鬓须的大个子仆人。”

“我知道莫里森。还知道他在哪儿过的夜。”茉黛犹豫着说。

艾瑟尔等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跟我讲讲？”

“你听了得吓一跳。”

艾瑟尔笑了：“那就更好了。”

“他跟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一块儿过夜。”茉黛朝梳妆台镜子里的艾瑟尔看了一眼，“你吓坏了吧？”

艾瑟尔出了一会儿神。“哦，我怎么会！我知道莫里森不是那种讨女人喜欢的男人，可我没想到他会是那种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嗯，罗伯特肯定是那种人，我看见他在晚餐的时候往莫里森那边瞟了好几眼。”

“竟然还是在国王面前！你怎么知道罗伯特是那样？”

“沃尔特告诉我的。”

“一个正人君子怎么会跟一位女士讲这种事！人们简直什么话都传。伦敦那边都在聊什么？”

“都在议论劳埃德・乔治先生。”

大卫・劳埃德・乔治是英国财政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事务。他是威尔士人，一位热情激烈的左翼演说家。艾瑟尔的父亲说，劳埃德・乔治应该加入工党。在1912年的煤炭罢工中他甚至谈到要将煤矿国有化。“他们说他什么？”艾瑟尔问道。

“他有一个情妇。”

“不会吧！”这一次艾瑟尔真的震惊了，“他从小就是浸礼教徒啊！”

茉黛笑了起来：“他要是英国国教徒的话，难道就会好听些吗？”

“是啊！”艾瑟尔把“那还用说”这几个字咽了下去，“那女人是谁？”

“弗朗西斯・史蒂文森。她一开始是他女儿的家庭教师，但这个女人十分聪明——她有古典文学学位，现在她成了他的私人秘书。”

“简直太可怕了。”

“他管她叫小猫咪。”

艾瑟尔的脸都红了。她不知说什么才好。茉黛站了起来，艾瑟尔帮她穿上外套，然后问道：“那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呢？”

“她跟四个孩子待在威尔士这边。”

“原来是五个，后来其中一个死了。可怜的女人。”

茉黛装扮好了。她们沿着走廊，从大楼梯下去。身穿黑色长大衣的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正在大厅里等着。他下巴上留着小胡子，眼睛是柔软的淡褐色。看上去潇洒淡定，好整以暇，一副德国人的派头——会对你低头行礼，脚后跟相碰，随后朝你眨眨眼睛，艾瑟尔这样想着。原来是因为这个，茉黛才不愿意让荷米亚夫人当她的陪伴。

茉黛对沃尔特说：“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威廉姆斯就来这儿工作了，后来我们就一直很要好。”

艾瑟尔喜欢茉黛，但要说她们两个是朋友，这话就有点儿扯远了。茉黛很友好，艾瑟尔也佩服她，但她们仍然是女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茉黛这话的意思不过是说艾瑟尔可以信任。

沃尔特用对待下等人那种略显做作的客气对艾瑟尔说：“你好啊，威廉姆斯。我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你，先生。我去拿我的外套。”

她跑下楼去。她实在不太想去散步，国王还在这儿呢——她宁愿留下监督那些仆人——但她又无法拒绝。

碧公主的侍女尼娜正在厨房给她的主人沏俄式茶。艾瑟尔对一个负责清理卧室的女仆说：“沃尔特先生起床了，你可以去收拾格雷房了。”只要客人一出现，女佣就要去收拾卧室，铺床，清空夜壶，放上净水洗涮。她看见了仆役长皮尔正在清点盘子。“楼上有什么事情吗？”她问道。

“十九、二十……”他说，“杜瓦先生要热水剃须，贝卢斯科尼・法里想要咖啡。”

“茉黛小姐要我跟她到外面去。”

“这就麻烦了，”皮尔生气地说，“屋里还需要你呢。”

艾瑟尔很清楚。她没好气地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皮尔先生，告诉她滚一边去吗？”

“不要放肆。你尽量快去快回。”

她回到楼上，伯爵的狗格雷特正站在门口，急急地喘着气，早已猜出马上就要出去散步了。大家出了门，穿过东草坪朝树林那边走去。

沃尔特对艾瑟尔说：“我想，茉黛小姐一定把你培养成妇女参政论者了。”

“情况恰好相反，”茉黛对他说，“威廉姆斯恰恰是第一个向我灌输自由思想的人。”

艾瑟尔说：“我是从我父亲那儿知道这些事情的。”

艾瑟尔知道他们并不打算跟她交谈下去。礼节上不允许他们单独外出，但他们宁愿将就一下，退而求其次。她招呼了一声格雷特，然后就往前面跑去，跟狗玩耍的工夫能让他们单独相处，他俩大概就盼着这个。回头一瞧，两个人已经牵起了手。

在这种事上茉黛是个急脾气，艾瑟尔想。她昨天说过，已经十年没见过沃尔特了。就算在当年，他们之间也没出现过公认的恋情，只是默默相互吸引罢了。一定是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他们两个一直聊到很晚。茉黛能跟任何人调情——她就是这样从他们嘴里得到消息的——但显然这次她更认真了。

过了一会儿，艾瑟尔听到沃尔特在那边唱了起来。茉黛也随声附和，他俩站在那儿，哈哈大笑。茉黛喜爱音乐，钢琴弹得相当不错，不像菲茨，是个五音不全的人。看来沃尔特也是个乐迷。他那轻快的男中音听上去十分悦耳，艾瑟尔想，要是在毕士大礼拜堂唱，肯定会受到人们的赞赏。

她的思绪又回到自己的工作上。卧室门口没有摆着应该擦好的鞋子，她得催促那几个鞋童快点儿干活。她气恼地想，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如果一直这么拖下去，她就得坚持回房子里去了。

她回头看了一眼，但这次她既看不到沃尔特，也没瞧见茉黛。他们是在哪儿逗留，还是朝另一个方向走了？她原地站了一两分钟，但觉得自己不能整个上午都这么等着，便沿着来路，穿过树林往回走。

过了一会儿，她看见了他们。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互相狂吻着。沃尔特的手搂着茉黛的身子，让她紧紧靠着自己。他们张着嘴，艾瑟尔听见茉黛在呻吟。

她盯着他们。她不知道会不会有个男人这样亲吻自己。斑点・卢埃林在一次礼拜堂郊游会的沙滩上吻过她，但那时既没有张开嘴巴，身体也没有这样贴在一起，当然也没有让艾瑟尔呻吟起来。那个小戴・肖普，曾在加地夫看电影的时候把手伸进她的裙子，但没几秒钟就被她推开了。她真的很喜欢卢埃林・戴维斯，他是教师的儿子，跟她讲了不少自由党政府的事情，还跟她说，她的乳房像鸟巢里温暖的小鸟。但他离家去上大学了，从来没给她写过信。她被他们吸引，因为好奇尝试过一些事，可从来没有这般激情。她实在是嫉妒茉黛。

这时茉黛睁开眼睛，瞥见艾瑟尔站在那儿，便一下子挣脱了拥抱。

格雷特发出一阵哀鸣，夹着尾巴绕着圈子。它这是怎么了？

紧接着，艾瑟尔感到大地开始震颤，好像有一列快速火车经过，但铁道线在一英里外。

“怎么回事？”茉黛问。

艾瑟尔一下子明白了。

她大叫一声，开始狂奔。

比利・威廉姆斯和汤米・格里菲斯正在休息。

他们工作的矿层叫作四足煤，只有五百米，不像主坑道那么深。这道矿层分为五个作业区，全部用英国的赛马场命名，他们这一个叫作爱斯科特，最接近上排气井。两个男孩给老矿工当助手。采煤工用心轴——一种直头带刃的锄头把煤块挖出作业面，助手就把煤块用铲子装入道车。他们平常都是早上六点开工，现在已经干了几个小时，该歇一会儿了。他们坐在潮湿的地上，后背靠着坑道的墙壁，让通风系统带来的柔和空气吹凉皮肤，然后拿出瓶子，大口喝着温热的甜茶。

他们两个是在1898年的同一天出生的，十六岁的生日过去半年了。十三岁的时候，比利还为两人在体格发育上的差别感到难堪，现在他们都长成了年轻男人，肩膀宽阔，身强力壮，每周剃一次胡须，尽管没有太多必要。他们只穿短裤和靴子，身上的汗水合着煤灰，显得黝黑发亮。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犹如异教神的乌木雕像，熠熠发光。只是头上的帽子破坏了整体效果。

工作很辛苦，但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从不像那些上了岁数的矿工那样抱怨背疼、关节僵硬。他们有使不完的力气，休息的时候也能找到一大堆事情做，打橄榄球，挖花坛，甚至在双冠酒馆后面的谷仓里赤手打拳击。

比利忘不了三年前自己经历的入行仪式——的确，每当想起那些，他仍然感到愤愤不平。那时他便发誓绝不欺负新来的孩子。今天他还在提醒小伯特・摩根：“这些人如果跟你耍花招也不必吃惊。他们可能让你摸黑待一个钟头，或者干什么别的蠢事。没脑子的人就喜欢这些小乐子。”吊笼里的老家伙们狠狠地瞪着他，但他毫不示弱，也瞪着他们——他知道自己是对的，他们心里也清楚这一点。

妈妈甚至比比利还要生气。她两手叉腰站在起居室的正中，黑眼睛里闪着正义的光芒，对爸爸说：“你告诉我，上帝通过折磨小孩子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不懂，因为你是个女人。”爸爸说，他一反常态，显得毫无说服力。

比利觉得，如果人人都过一种敬畏上帝的生活，整个世界，尤其是阿伯罗温的矿井这里会变得更好。汤米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信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很快毁灭，工人阶级革命也会加速它的灭亡。两个男孩争得十分厉害，但他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你不该在星期天工作的。”汤米说。

这话不错。矿上安排加班以应付煤炭的巨大需求，但为了尊重宗教信仰，凯尔特矿业的周日加班不是强迫的。比利愿意加班，尽管他虔信安息日习俗。“我认为上帝希望我有一辆自行车。”他说。

汤米笑了，但比利不是开玩笑。毕士大礼拜堂在十英里外的小村子开设了一个姊妹教堂，比利是阿伯罗温的会众之一，自发在隔周日翻山越岭去那儿做礼拜以示支持。如果他有一辆自行车，他就能每周日的晚上去那儿，帮忙筹备讲经课或祷告会。他跟长者们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主会保佑比利在安息日工作几个星期。

比利正要解释，便觉得脚下的地面震动起来，接着是“轰”的一声巨响，一股强烈气流把他手里的瓶子吹到了地上。

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他一下子想到自己是在八百米深的地下，头上有数百万吨的土石，只有很少的木梁支撑。

“发生什么事了？”汤米吓得声音发抖。

比利跳起来，浑身直打哆嗦。他举起矿灯，看着左右两边长长的隧道。他没有看见火焰，也没有散落的石头，灰尘也不比平常厉害。回响消失后，也听不到什么噪音。

“一定是什么地方发生爆炸了。”他说，声音不稳。这是矿工们每天都在担心的事情。甲烷可能因为石块坍塌或者矿工钻透某个煤层而突然间释放。如果没人留意出现的预兆——或者气体浓度上升过快——马蹄下的一个火花，或者吊笼里的电铃，以及哪个愚蠢的矿工违反规定点燃烟斗都会点燃这种易燃气体。

汤米问：“是在哪儿呢？”

“肯定是向下的主坑道——所以我们才没事。”

“耶稣基督快帮我们吧。”

“他会的，”比利说，他不像刚才那么害怕了，“重要的是我们得自己帮自己。”让他们当助手的那两个矿工连个影子也没有——他们趁着歇工去古德伍德区了。比利跟汤米得自己拿主意。“我们最好去竖井那边。”

他们穿上衣服，把矿灯拴在皮带上，然后朝上升井，也就是所谓的“皮拉姆斯”那边跑去。负责升降机的把钩工是戴・肖普。“吊笼还没来！”他慌慌张张地说，“我一直在打铃！”

见他吓成这样，比利不得不强压着自己心里的惶恐。过了一会儿他说：“打电话了吗？”把钩工用电铃跟地面上的同事联络，但最近两头都安装了电话，电话线通到矿井董事马尔德温・摩根的办公室。

“没人接。”戴说。

“我再试试。”电话固定在吊笼旁边的墙上。比利拿起听筒，摇动把手。“快点儿，快点儿。”

“喂？”里面传来一个颤巍巍的声音。这是亚瑟・卢埃林，董事的办事员。

“斑点，我是比利・威廉姆斯，”比利对着话筒喊道，“摩根先生在哪儿？”

“不在这儿。那声巨响是怎么回事？”

“地下发生了爆炸，你个大傻瓜！老板哪儿去了？”

“他去梅瑟了。”斑点抱怨。

“他为什么——算了，先不提这个。现在你要办件事情。斑点，你能听见吗？”

“哎。”声音听上去有了点儿力气。

“首先，你派人去卫理会教堂，告诉戴哭宝马上组织救援队。”

“好。”

“然后打电话联系医院，让他们派救护车到井口这边。”

“有人受伤了吗？”

“爆炸这么厉害，肯定会有的！第三，让所有清洁煤棚的人去拉消防水带。”

“着火了吗？”

“粉尘会燃烧的。第四，给警察署打电话，告诉杰兰特这儿发生了爆炸。他会给加地夫打电话。”比利想不出别的了，“听明白了吧？”

“好的，比利。”

比利把听筒放回挂钩。他不知道他的指令最后效果如何，但跟斑点说了这些话让他的脑子清晰起来。“主坑道那边会有人受伤，”他对戴・肖普和汤米说，“我们得下去看看。”

戴・肖普说：“我们去不了，吊笼不在这儿。”

“能去，井壁上有梯子，对吧？”

“你打算往下爬两百米吗！”

“是的，如果我胆小怕事，就不会当矿工了。”他说话口气很大，但心里也在打鼓。竖井的梯子很少使用，有可能维护欠佳。脚下稍稍一滑或踩到破损的横档，他就会掉下去摔死。

戴“咣当”一声把门打开。井洞四周砌着砖，已经潮湿发霉。一条踏板沿着井壁水平延伸，围着木制的吊笼机架四周。一个铁梯子用水泥黏合在砖砌的井壁上。两边的铁架和细细的踏板让人心里没底。比利犹豫了，后悔自己虚张声势，太过冲动。但现在才说不干有辱人格。他深吸了一口气，默默祈祷了几句，便走上了踏板架子。

他向边上挪动，探到下面的梯子。他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抓住了两边的铁架，让脚踩在踏板上。

他往下移动着。铁架摸上去很毛糙，两手一抓，铁锈便剥落下来。有些接铆的地方松动了，脚下的梯子便晃动起来，让他提心吊胆。挂在皮带上的矿灯虽说能照见脚下的踏板，但照不到井底。他不知道这样对他来说是好是坏。

不幸的是，往下爬的工夫让他有了思考的机会。他想起矿工的各种死法。要是直接被爆炸炸死，那得算是最幸运的了，上帝慈悲，不用遭什么罪。甲烷在燃烧时产生让人窒息的二氧化碳。不少人会让掉下来的石头困在里头，可能因流血过多而死，等不到救援。有些人会被渴死，而他们的工友可能就在几码远的地方拼命挖开碎石打通隧道。

突然间他想往回爬，回到上面的安全地带，不去管下面的麻烦——但他不能，因为汤米就在他头顶上，他也跟着下来了。

“你也跟我去吗，汤米？”他叫道。

汤米的声音就在他的上面。“哎！”

这让比利有了勇气。他又找回了自信，移动得更快了。不久，他就看到了一丝光亮，马上又听到了人的声音。当他接近主坑道时，鼻子里闻到了一股烟味。

接着他听到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嘈杂，是尖声叫喊和敲打声，他极力识别着这种声响。这种感觉在摧毁他的勇气。他给自己壮着胆子：肯定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自己听到的是矮种马发出的惊恐嘶鸣，它们用蹄子踢着马厩的木头围栏，挣扎着想跑出去。弄清噪音的来由并没有减轻他的不安——他的感觉跟那些马没什么区别。

他走进主坑道，侧身绕过砖台，从里面打开门，感激地踏上泥泞的地面。一片烟雾让地下昏暗的光线更加微弱，但他能看见那几条主通道里的情况。

坑底的把钩工是帕特里克・奥康纳，这个中年人曾在屋顶坍塌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他是个天主教徒，因此被人起了个“帕特・教皇”的绰号。他怀疑地盯着这边。“耶稣的比利！”他说，“该死的，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从四足煤那边，”比利回答，“我们听到轰隆一声。”

汤米跟着比利走出竖井，说：“出什么事了，帕特？”

“据我判断，爆炸一定是在这层的另一端，在提斯柏附近，”帕特说，“助理带人过去查看了。”他语气平静，但脸上显得十分绝望。

比利走到电话那里，摇动把手。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我是威廉姆斯，你是谁？”

给煤矿董事打电话，怎么会是工会官员接的？不过比利没顾得上细想——紧急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爸爸，是我，比利。”

“感谢上帝慈悲，你没事儿吧，”父亲停了一下，换成平常那种果决轻快的声音说，“把你了解的情况告诉我，孩子。”

“我和汤米在四足煤。我俩从皮拉姆斯爬到主坑道。我们觉得爆炸发生在提斯柏那边。这边有点儿烟雾，但不多。不过吊笼不能正常工作。”

“绕线机件被向上的爆炸力破坏了，”爸爸的语气很沉稳，“但我们正在加紧修理，几分钟就能修好。你尽量让人都聚集在井底，一旦吊笼修好，我们就把他们拉上来。”

“我这就告诉他们。”

“提斯柏井彻底失去作用了，所以要确保不要有人往那边去，否则就得困在大火里。”

“好的。”

“助理办公室外面有呼吸器。”

比利知道这个。这是新近的一项创新，在工会的要求下，由1911年颁布的煤矿法强制实施。“眼下空气还不太坏。”他说。

“你那儿也许不坏，但往里走有可能很糟。”

“好的。”比利把听筒放回挂钩。

他把父亲的话跟汤米和帕特复述了一遍。帕特指着一排新储物柜。“钥匙可能在办公室里面。”

比利跑进助理的办公室，但没有找到钥匙。他猜想可能有人把钥匙挂在自己腰带上了。他又看了看那排储物柜，每个柜子上都贴着“呼吸器”的标签，柜子是铁皮做的。“帕特，你有撬棍吗？”他问。

把钩工有个用于简单修理的工具箱。帕特递给他一把粗螺丝刀。比利灵巧地弄开了第一个储物柜。

里面是空的。

比利愣住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帕特说：“他们欺骗了我们！”

汤米说：“这帮该死的资本家。”

比利打开了另一个储物柜。里面也是空无一物。他怒气冲冲地撬开其他的柜子，急于揭穿凯尔特矿业和珀西瓦尔・琼斯的欺诈伎俩。

汤米说：“我们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汤米急着要走，但比利想把眼前的情况弄清楚。他的目光落在灭火道车上。管理层就用这个可怜的东西当作消防车，把运煤的道车里面装满水，上面再捆上一个手摇泵。这东西并非一无是处，比利曾经见过有人在矿工们所说的“闪火”——紧贴隧道顶棚的少量甲烷被点燃——出现时使用它，算是应急，他们全都趴在地上。闪火有时会点着隧道墙上的煤灰，因此要用救火道车喷水。

“我们带上救火道车。”他朝汤米喊道。

道车已经在轨道上了，两人可以推着它走。比利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可以让小马拉着道车，但最后觉得那样太费工夫，再说那些牲口已经受了惊吓。

帕特・教皇说：“我的儿子米奇在马林格德区干活，可我不能去找他，我得留在这儿。”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绝望，但在紧急情况下，把钩工必须留在竖井边，这是一条硬性规定。

“我会留意他的。”比利承诺说。

“谢谢你，比利。”

两个小伙子推上道车沿着主路走去。道车没有刹车——驾驶者想要放慢速度，就得往辐条里插上一根粗木棍。不少人因为失控的道车而死，受过伤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别太快了。”比利说。

他们刚进隧道不过四百米，便觉得温度开始升高，烟雾也变浓了。接着，他们听到了人声。循声走进一条分支隧道，这里是正在开采的矿层。比利能看见隧道两边开凿的入口，间隔相同，那是矿工干活地点的入口，通常被称作大门，但有时只是一个洞。噪声变得更响，他们停下道车向前面张望。

隧道里着了火。火舌舔舐着墙壁和地面。有几个人站在大火的外围，火光中的侧影就像是地狱中的魂灵。一个人举着毯子徒劳地扑打着熊熊燃烧的木料堆。其他人大声喊叫着，没有人冷静得下来。远处隐约可见一长串道车。浓烟中带着一股奇怪的烤肉味，比利想到那煳味可能来自牵拉道车的矮种马，顿时觉得一阵恶心。

比利跟里头的一个矿工说话：“到底出了什么事？”

“有人困在门里面了，可是我们没法靠近。”

比利看清说话的人是里斯・普莱斯。难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们拉来了一辆救火道车。”他说。

另一个人朝他过来了，是小店约翰・琼斯，一个更为明智的人，比利心里踏实了一些。“好样儿的！”琼斯说，“我们拿水管冲冲这该死的家伙。”

比利拉出软管，汤米在一边连接手摇泵。比利把喷头对准隧道的顶棚，好让水沿着墙面流下来。他很快意识到矿井的通风系统——它从提斯柏送风，再从皮拉姆斯抽走——正在将火焰和烟雾朝他这边吹过来。要是他能告诉上面的人们掉转风向就好了。可逆的风扇也是按照1911年的法令强制安装的。

尽管难度很大，但火势已经开始减弱，比利能够缓慢前进了。几分钟后，最近的一个大门边上的火已经被扑灭。马上有两个矿工从里面跑了出来，大口呼吸着隧道里稍微干净些的空气。比利认出那是庞蒂兄弟，朱塞佩和强尼，两人被称作“乔伊和乔尼”。

几个人冲进大门。约翰・琼斯背着瘫软的马夫戴・泼尼斯，走了出来。比利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昏过去了。他说：“抬他去皮拉姆斯，别去提斯柏。”

普莱斯插了进来：“你算老几，在这儿发号施令，耶稣的比利？”

比利不想浪费时间跟普莱斯争吵。他转身对琼斯说：“我跟上面通过电话。提斯柏损坏严重，但皮拉姆斯那边的吊笼应该很快就会下来。上面告诉我让大家去皮拉姆斯那边。”

“好，我这就去通知大伙。”琼斯说完便离开了。

比利和汤米继续灭火，清理更多大门，放出更多被困的矿工。有些人流着血，不少人被大火烧焦了，还有几个人被落石砸中。可以走动的人背着死者和受了重伤的人，行状凄惨可怖。

很快他们的水就用光了。“我们把道车推回去，到井底的水塘装水。”比利说。

他们急急忙忙往回赶。吊笼仍然不能正常工作，十几名获救矿工正等在那儿，地上还躺着几个人，有的在痛苦地呻吟，其余的一动不动，生死堪忧。趁着汤米往道车里抽泥水的工夫，比利拿起电话。这次还是他父亲接的。“绕线轮五分钟后就能用了，”他说，“下面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已经从大门里救出了一些死伤者。往下面运几道车水来，越快越好。”

“你怎么样？”

“我没事。还有，爸爸，你能不能把通风扇掉转过来。皮拉姆斯往下，提斯柏往上。这样就能把烟雾和毒气从救援人员那儿抽走。”

“这办不到。”他父亲说。

“不是法律规定矿井通风必须可逆吗？！”

“珀西瓦尔・琼斯跟检察人员诉苦求情，他们给他宽限一年时间改造鼓风机。”

如果电话另一端是别的什么人，比利肯定会大声咒骂。“打开喷头行不行，这你能做到吗？”

“行，这可以做到，”爸爸说，“我怎么没想到呢？”他对另外什么人说道。

比利放回听筒。他帮着汤米注满道车，轮流用着手泵。注满它的时间跟用掉一样长。从受灾区域逃出的人流放缓了，大火仍在肆虐。道车终于注满了，他们马上往回推。

喷头打开了，可是等比利和汤米到达火灾现场，他们发现从头顶狭窄的管道流出的水流太小，根本无法扑灭火焰。不过，小店・琼斯已经把大家组织起来了。他带着那些没有受伤的幸存者投入了救援，把能走动的伤者送到竖井那边。等比利和汤米一接通软管，他就抓过来，让另一个人压手泵。“你们两个再找个道车，回去取水！”他说。

“好的。”比利说，没等他转身离开，就看见一个身影从火焰中冲了出来，浑身是火。“天啊！”比利嚷着，大惊失色。那人跌跌撞撞，扑倒在地。

比利朝琼斯喊了一句：“朝我浇水！”不等对方反应过来，他便跑进了隧道。他感到有股水冲在他的后背上。这里热得吓人。他的脸被火燎着，衣服也闷烧起来。他抓住俯身倒在地上的那个矿工的肩膀，拉着他往后跑。他无法看到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他跟自己的年龄相仿。

琼斯一直往比利身上喷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后背和两条腿，可前面却是干的，他能闻到自己的皮肤在灼烧。这让他疼得尖叫起来，但仍然死死抓住下面失去知觉的身体。几秒钟后他从大火里逃了出来。他转过身子让琼斯往胸前喷水。脸上的一股凉水让他放松下来——尽管受了伤，但他还能撑得住。

琼斯朝地上的男孩喷水。比利把他翻过来，发现这人是迈克尔・奥康纳，人称“米奇・教皇”，是帕特的儿子。帕特曾托付比利找他。比利说：“慈悲的耶稣，可怜可怜帕特吧。”

他弯下腰想把米奇扶起来。他的身子瘫软无力，毫无生气。“我带他到竖井那边。”比利说。

“哎，”琼斯说着，用奇特的眼神盯着比利，“干得好，小比利。”

汤米跟着比利。比利觉得一阵头晕，但他还背得起米奇。在主通道他们遇到了救援队，后者用矮马拉着几辆装满水的道车。他们大概是从上面下来的，这说明吊笼已经恢复运行，救援工作也安排好了。比利推断着，觉得有些疲惫。

他猜得很对。当他到达竖井的时候，吊笼再次下降，运来更多穿着防护服的救援人员和装满水的道车。新来的人散开，分头去救火，伤员便开始登上吊笼，带着死去和昏迷的人。

帕特・教皇送走吊笼后，比利朝他走了过去，抱着米奇。

帕特惊恐地盯着比利，使劲摇着头，不愿承认眼前的一切。

“对不起，帕特。”比利说。

帕特不敢去看那具尸体。“不，”他说，“不该是我的米奇。”

“我把他从火里拖了出来，帕特，”比利说，“但当时实在太晚了，没办法。”说完，他哭了起来。

这次晚宴的各个方面都非常成功。碧心情不错，每个礼拜都举行一次皇室聚会她才高兴。菲茨去了她的卧榻，如他所料受到了欢迎。他一直待到凌晨，快到尼娜送早茶的时候才匆匆溜走。

他一直害怕男人之间的争论破坏皇室晚宴的气氛，但他实在是多虑了。国王在早餐时向他道谢，说：“这种讨论很吸引人，很有启发，我正想听听这些。”菲茨既得意又自豪。

他吸着餐后雪茄，思前想后，觉得战争并不怎么可怕。以前他一谈到战争，自然而然觉得是一场悲剧，但战争也不见得完全是坏事。战争让各国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共同的敌人，它能熄灭动乱之火。不会再发生罢工，谈论共和政体也会被认为是不爱国。女性甚至也不会再要求选举权。他不由得被这种前景吸引，战争会让他找到用武之地，证明他的勇气，为国家效力，回报一直以来慷慨赋予他的财富和特权。

上午从矿井那边传来的消息将聚会的欢乐气氛一扫而光。只有一位客人真正去了阿伯罗温，就是那个美国人格斯・杜瓦。不过，人人都有了一种不再是焦点的感觉，这对他们来说很不寻常。午餐不再张扬，下午的娱乐活动也被取消。菲茨担心国王会对他感到不满，尽管菲茨本人跟矿山的运作毫无瓜葛。他既不是凯尔特矿业的董事也不是股东。他只是把采矿权发给这家公司，他们按吨数付给他矿区使用费。因此他认为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把这场事故怪罪在他头上。尽管如此，有矿工困在了井下，贵族们就不能显得轻浮放纵，尤其是国王和王后正在做客。这意味着阅读和吸烟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消遣。王室夫妇肯定会觉得无聊。

菲茨十分恼火。什么时候都会死人：战场上士兵作战身死，船员跟船一起沉没，铁路上火车相撞，酒店和熟睡的顾客一起被烧成废墟。为什么偏偏在他招待国王的时候要发生矿难呢？

临近晚餐的时候，阿伯罗温镇长兼凯尔特矿业董事长珀西瓦尔・琼斯前来向伯爵通报情况，菲茨问艾伦・泰特爵士国王是否愿意听听报告。陛下会听的，他回答，这让菲茨松了一口气——至少君主有事可做了。

男宾全都聚集在小客厅里，这个非正式的空间里摆着柔软的椅子、盆栽棕榈树和一台钢琴。琼斯身穿黑色燕尾服，无疑是今天早上为去教堂才穿的。他身材短粗，略显傲慢自负，看上去就像一只用双排扣灰色背心撑起来的大鸟。

国王穿着晚礼服。“你来得正好。”他简短地说。

琼斯说：“1911年我曾有幸跟陛下握手，当时陛下来加地夫为威尔士王子举行授权仪式。”

“我很高兴再次见面，尽管是在这种令人悲伤的境况之下，”国王回答，“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说简单些，就像跟俱乐部的董事们喝酒聊天那样。”

菲茨觉得这很明智，等于定下了一个正确的调子——尽管没人给琼斯送一杯喝的东西，国王也没有请他坐下。

“蒙陛下的好意。”琼斯用加地夫口音说话，比山谷的轻快口音更显生硬，“爆炸发生的时候有二百二十人正在井下，比平常人少，因为是星期天加班。”

“你知道确切数字吗？”国王问道。

“哦，是的，先生，我们每次都登记下井名单。”

“原谅我打断你。说下去。”

“两个竖井都损坏了，但消防队借助我们的喷水系统控制住了火势，疏散了井下的人。”他看了看手表，“在两小时前，已经有二百一十五人被带上来。”

“听上去好像你们已经非常有效地处理了紧急情况，琼斯。”

“非常感谢，陛下。”

“所有二百一十五人都活着吗？”

“不是，先生。有八人死亡。另有五十人伤势严重，需要就医。”

“天啊，”国王说，“这太不幸了。”

琼斯继续解释为营救剩下的五个人所采取的措施，这时皮尔溜进房间，走近菲茨。仆役长穿着晚饭服务时的夜礼服。他压低声音说：“有件事情要告诉你，阁下，万一你想听……”

菲茨低声道：“说吧。”

“女仆威廉姆斯刚刚从矿井口回来。她的弟弟看来成了个英雄。不知国王是否愿意听她亲口讲讲这个故事？”

菲茨想了一会儿。威廉姆斯一定心情低落，有可能词不达意。但另一方面，国王或许愿意跟某个有直接关系的人谈上几句。他决定冒险一试。“陛下，”他说，“我的一个仆人刚刚从矿井口回来，可能带来些新消息。她的弟弟在气体爆炸时刚好在井下。你要不要问她一下？”

“好的，”国王说，“请她进来吧。”

过了一会儿，艾瑟尔・威廉姆斯走进屋子。她的制服上沾着煤灰，但她已经洗过脸了。她行了个屈膝礼，国王说：“有什么最新消息？”

“陛下，有五个人让落下的岩石困在康乃馨区。救援队正在挖凿碎石，但火还在燃烧。”

菲茨注意到，国王对待艾瑟尔的态度有种细微的差别。他几乎不去看珀西瓦尔・琼斯，一边听着，手指一边不安地敲击着椅子扶手，但他眼睛直直地看着艾瑟尔，好像对她本人更感兴趣。他用一种更为柔和的声音问道：“你弟弟是怎么说的？”

“沼气爆炸点燃了煤尘，因此才会发生火灾。大火把很多人困在他们干活的地方，一些人窒息而死。我弟弟他们无法解救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呼吸器。”

“不是这样的。”琼斯说。

“我觉得就是这样。”格斯・杜瓦反驳说。这个美国人跟往常一样，显得有点儿缺乏自信，但他努力说出自己的意见。“我跟几个从下面上来的人谈过。他们说，标着‘呼吸器’的储物柜都是空的。”他似乎在强忍着一股怒火。

艾瑟尔・威廉姆斯说：“他们无法扑灭大火，因为井下没有足够的水。”她的眼里闪过一丝狂怒的光芒，菲茨觉得那样子十分诱人，让他怦然心动。

“那儿有一辆消防车！”琼斯抗议道。

格斯・杜瓦又说话了。“那不过是一个装水的道车，外加一个手摇泵。”

艾瑟尔・威廉姆斯继续说：“他们应该掉转通风系统的风向，但琼斯先生并没有依法改造机械设备。”

琼斯看上去十分气愤：“这不可能……”

菲茨插了进去：“好了，琼斯，这不是什么公开调查，陛下只是想了解一下人们怎么想的。”

“的确如此，”国王说，“但我有个问题，也许你能给我个建议，琼斯。”

“我十分荣幸……”

“我明天上午准备走访阿伯罗温和周边几个村子，当然也要拜访阁下的镇政厅。但在这种情况下，列队检阅似乎有些不妥。”

坐在国王左后方的艾伦爵士摇了摇头，低声说：“完全不可能。”

“但另一方面，”国王接着说，“对这场灾难避而不提，直接走开也是错误的。人们会认为我们冷漠无情。”

菲茨猜到国王一定跟他的随从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可能想取消这次访问，觉得这种选择风险最小，但国王认为有必要做出一种姿态。

一阵沉默，珀西瓦尔在思考着这个问题。随后他开口了，但只说了一句：“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艾瑟尔・威廉姆斯说：“我可以提一个建议吗？”

皮尔猛地一惊。“威廉姆斯！”他发出嘘声，“问到你的时候你再开口！”

菲茨怎么也想不到她竟敢在国王面前如此莽撞。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说：“以后再说吧，威廉姆斯。”

但国王笑了。让菲茨欣慰的是，他似乎颇为艾瑟尔所吸引。“我们不妨听听这位年轻人有何建议。”国王说。

艾瑟尔正等着这句话。她直截了当地说：“您和王后应该访问死者家属。不要列队检阅，只乘一辆用黑马拉的马车。这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棒。”她咬了咬嘴唇，沉默下来。

这最后一句很是失礼，菲茨有些焦急，国王并不需要让人们觉得他这个人很棒。

艾伦爵士吓了一大跳。“从来没人敢这样。”他惊恐地说。

但国王好像对这种想法很感兴趣。“访问死者家属……”他若有所思地说。随后他转向他的侍从官：“哎呀，我觉得这主意好极了，艾伦。在我的人民遭受痛苦的时候表示怜悯。不要车马队，只用一驾马车。”他又转过来对着女仆：“很好，威廉姆斯，”他说，“谢谢你说出自己的意见。”

菲茨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最后去的当然不止一驾马车。国王和王后坐进第一辆马车，带着艾伦爵士和宫廷女侍。菲茨和碧连同主教坐第二辆车。最后是一辆两轮轻便马车，上面坐了各色仆从。珀西瓦尔・琼斯本来也想成为其中一员，但菲茨让他死了这条心。艾瑟尔说了，死者家属见到他，可能会想要掐死他。

这天风很大，冰冷的雨水抽打在马的身上，它们沿着泰-格温的长长车道碎步前行。艾瑟尔坐在第三辆车上。由于她父亲的职业，她熟知阿伯罗温的每一个矿工家庭。泰-格温这边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所有死伤者的名字。她给车夫指引道路，她的任务是提醒侍从官谁是谁。她手指交叉，暗自祈祷着。这件事是她出的主意，如果哪里出了闪失，她就免不了受人指责。

马车驶出豪华的大铁门，她又像每次经过这里时那样，为门里门外的强烈反差感到惊讶。门里的一切整齐有序，到处是迷人的美景，外面则是一片现实世界的丑恶。路边是一排农工的棚舍，是那种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房前堆着杂七杂八的木材和垃圾。几个蓬头垢面的孩子在壕沟里玩耍。不一会儿就到了矿工联排房屋，这些房子比农家村舍强一些，但看惯了泰-格温窗棂屋脊的完美比例，就连艾瑟尔也觉得它们笨拙单调。这里的人穿的都是廉价的衣服，很快就会变形、磨旧，染色也很容易褪掉，因此男人全都穿着灰土的外套，女人的裙子则多是黄褐色。艾瑟尔穿的仆人衣服让人羡慕，羊毛裙十分暖和，棉质衬衫也很平整，尽管如此，有的女孩喜欢说自己永远不会降低身份去当仆人。不过，最大的区别是人本身。这里人的皮肤斑斑点点，头发很脏，指甲黑乎乎的。男人咳嗽，女人吸鼻子，孩子一个个流着鼻涕。穷人在路上一瘸一拐蹒跚前行，富人则大步流星，安闲自在。

几辆马车从山腰下到马弗京坡地。大部分居民都排队等在人行道上，但他们手里没举旗子，也没有欢呼，只是鞠躬行礼。车队在十九号门前停了下来。

艾瑟尔跳下车，小声跟艾伦爵士说：“希安・埃文斯，五个孩子，失去了她的丈夫大卫・埃文斯，他是井下马夫。”人们把大卫・埃文斯称作“戴・泼尼斯”，他是毕士大礼拜堂的长老，因而艾瑟尔对他十分熟悉。

艾伦爵士点了点头，当他跟国王低声说话时，艾瑟尔机敏地向后退了一步。艾瑟尔看见菲茨正在看自己，朝她赞许地点了一下头。她感到脸上发热。她在协助国王行事，伯爵对她很满意。

国王和王后走到前门。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台阶磨得光光的。艾瑟尔琢磨着，没承想我会看到这些——国王去敲一个矿工家的门。国王穿着燕尾服，戴着一顶高大的黑礼帽——艾瑟尔对艾伦爵士反复强调，阿伯罗温的人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君主穿那种斜纹软呢套装，因为他们自己有时候也穿。

寡妇开了门，她身上穿着最好的一套衣服，还戴着帽子。菲茨曾建议让国王突然到访，好给人们一个惊喜。但艾瑟尔极力反对这一点，艾伦爵士听了她的解释后十分赞成。突然造访一个深陷悲痛的家庭，王室夫妇有可能会面对醉酒的男人、衣衫不整的女人，还有闹闹吵吵的孩子。最好预先通知每一个人。

“早上好，我是国王，”国王说，礼貌地抬了抬帽子，“你是大卫・埃文斯太太？”

她愣了一下。她更习惯人们称其“戴・泼尼斯太太”。

“我对你丈夫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国王说。

戴・泼尼斯太太显得过于紧张，感觉不到任何情绪。“非常感谢。”她生硬地说。

这太正式了，艾瑟尔心想。国王跟眼前这位寡妇一样，显得十分尴尬。两个人都无法表达他们的真实感受。

这时，王后碰了碰戴太太的胳膊：“实在让你受苦了，亲爱的。”

“是的，夫人，是的……”寡妇低声说，接着便一下子哭了起来。

艾瑟尔抹去自己脸上的眼泪。

国王显得局促不安，但值得称道的是，他依然坚持着，念念有词地低声说：“真让人伤心，真太让人伤心了。”

埃文斯太太失声抽泣着，脚底好像生了根，也不把脸转过去。人要是伤心起来也就顾不得其他了，艾瑟尔看见戴太太的脸上一块块红斑，张开的嘴巴里只剩下一半牙齿，她嗓子已经哭哑，绝望地呜咽着。

“好了、好了，”王后说，她把手帕塞在戴太太手里，“拿着这个。”

戴太太还不到三十岁，但她的一双大手疙疙瘩瘩，害着关节炎，就像一个老女人的手。她用王后的手帕擦了擦脸。“他是个好人，夫人，”她哽咽着说，“从来没跟我动过手。”

一个男人的美德就是不去打自己的老婆，这让王后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对自己的小马也很好。”戴太太补充道。

“这我相信。”王后说，话题回到了熟悉的层面。

一个蹒跚幼儿从房子里头出来，紧紧抓住母亲的衣襟。国王又试着说起话来：“我听说你有五个孩子。”

“是啊，先生，没了爸爸，他们该怎么办啊？”

“这太让人伤心了。”国王重复着。

艾伦爵士咳嗽了一声，随后国王说：“我们去看看其他跟你一样处境的人吧。”

“哦，先生，你能来看看太好了。我都说不出这对我有多么重要。谢谢你，谢谢你。”

国王转过身去。

王后说：“我今晚会为你祈祷，埃文斯太太。”然后跟着国王走了出去。

他们上了自己的马车后，菲茨交给戴太太一个信封。艾瑟尔知道里面装着五个金币和一张纸条，冠有泰-格温的蓝色纹饰，下面是手写的一行字：“菲茨赫伯特伯爵望你收下，以表他的深切同情。”

这也是艾瑟尔出的主意。

爆炸发生一星期后，比利跟爸妈、外公一道去礼拜堂。

毕士大礼拜堂是粉刷成白色的方形屋子，墙上连一幅画也没有。一张普通桌子的四边整齐排放着几排椅子。桌子上摆着装了白面包的伍尔沃斯瓷盘和一罐廉价的雪利酒，象征着面包葡萄酒圣餐。仪式活动不叫圣餐礼或弥撒，只是简单地称作擘饼。

十一点之前，大约百人的教众已在座位上坐好，男人穿着最好的外套，女人则戴着帽子，孩子们梳洗干净，在后排不安地乱动着。没有什么指定的仪式，男人们会做出被圣灵感动的样子——即席祈祷，宣读一首赞美诗，读一段《圣经》或做一番简短的布道；妇女则一直保持沉默。

实际做起来还是有个模式。第一个祈祷总是年长者来做，他要撕碎面包，把盘子递给他旁边的人。每个会众成员，除了孩子以外，都要取一小块面包吃下。接下来就是轮流传递果酒，每人都直接从罐子里喝，女人只呷一小口，有些男人喜欢喝上一大口。之后，他们都默默坐着，直到有人有所触动，开口发言。

比利问过他的父亲，什么年龄他才可以参与到礼拜的发言部分，爸爸说：“这个没什么规则。我们跟随圣灵的引导。”比利信了他的话。如果一首赞美诗的第一行在这一小时的某个时刻进入了他的头脑，那就是圣灵的指示，他就会站起来宣诵赞美诗。这样做对他这年龄来说有些早熟，他知道，但会众接受了。他第一天下井干活看到耶稣在他面前显灵的故事在南威尔士煤田的半数礼拜堂流传着，人们也开始对比利另眼相看。

今天上午每个祈祷都在为失去亲人者祈求安慰，尤其是为戴・泼尼斯太太，她戴着面纱坐在那儿，大儿子在她旁边，满脸惊恐。爸爸祈求上帝大发慈悲，宽宥在呼吸器和可逆通风系统上罔顾法律的邪恶矿主。比利觉得缺了点什么。如果只是求得安慰，那就太简单了。他想弄清楚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次爆炸。

他还没有临时做过祷告。很多人的祈祷都字斟句酌，十分优美，引用《圣经》中的话，就跟他们在布道一样。比利暗自怀疑上帝是否这么容易被打动。他总觉得那些最简单的祷告最能打动他，因为它们发自内心。

在礼拜快结束时，词句已经在脑子里酝酿成型，他感到一种强烈冲动要把它们说出来。他感到这就是圣灵在引导他，便站了起来。

他紧闭两眼，说：“哦，上帝，我们今早向你乞求安慰那些失去了丈夫、父亲或儿子的人，尤其是我们信主的姐妹埃文斯太太，我们祈祷丧失亲人者会敞开心扉，接受你的祝福。”

这些祷词别人都说过。比利停顿了一下，随后接着说：“现在，主啊，我们要再求一件礼物：理解。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井下会发生这次爆炸。你掌握一切，那么，为什么容许沼气进入主坑道，为什么容许它被点燃？还有，主啊，那些在我们头上的人，凯尔特矿业的董事们，怎么会如此贪恋金钱，如此忽视你的子民的性命？好人死亡，你创造的身体横遭蹂躏，这一切出于什么神圣的意图？”

他又停了下来。他知道不该对上帝提出要求，就像在跟管理层谈判似的，所以他又补充说：“我们知道，阿伯罗温人的苦难必然是你永恒计划的一部分。”他觉得应该就此打住，但他忍不住又补充了一句，“可是，主啊，我们愚钝不明，所以请跟我们解释。”

“以主耶稣基督之名。”他最后说。

教众齐声说：“阿门。”

那天下午，阿伯罗温的人被邀请参观泰-格温的花园。这意味着艾瑟尔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通告是在星期六晚上的酒吧里传开的，教堂和礼拜堂在星期日上午的礼拜结束后也发布了消息。几座花园为了国王到访装扮一新，美轮美奂，虽说已经到了冬季。现在，菲茨赫伯特伯爵希望与邻居们分享这份美景，正如邀请上所说。伯爵会戴上黑色的领带，他乐见前来观赏的人也在穿戴上做些类似点缀，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大摆筵宴显然不合时宜，但仍有茶点饮品提供。

艾瑟尔吩咐在东草坪上扎三顶大帐篷。一顶帐篷里放了六只490升的大酒桶，那是从庞迪克隆王冠啤酒厂用火车运来的麦酒。阿伯罗温有不少禁酒主义者，在另一顶帐篷里为他们放了一张搁板桌，摆了一只大茶壶和数百茶碗茶盘。第三顶帐篷小一些，为镇上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提供雪利酒，其中包括英国圣公会牧师，两位医生和煤矿董事马尔德温・摩根，他现在已经被人称作“去梅瑟的摩根”了。

好在这天阳光灿烂，寒冷干燥，蓝天上挂着几片祥和的云朵。一共来了四千多人——这几乎是镇上的全部人口——差不多每人都戴着黑领带、黑丝带或黑袖章。他们漫步灌木丛周围，隔着窗户朝屋里窥视，在草坪上拨来翻去。

碧公主留在她的房间里，这不是她乐于参与的社交活动。从艾瑟尔的经验上看，上流社会都是自私的，但碧能把这种自私发挥到极致。她的精力全部集中在取悦自己、按她的方式行事上。就算筹办宴会也一样——这是她的拿手好戏——她的主要动机在于展示自己的美貌和魅力。

菲茨在金碧辉煌的维多利亚哥特式大会客厅与大家见面，他的大狗趴在边上，就像一块毛茸茸的地毯。他穿了一套棕色斜纹软呢套装，显得更加平易近人，尽管戴了一个硬领和一条黑色的领带。他比任何时候都帅气，艾瑟尔想。她把死伤者亲属分成三四个小组跟他见面，这样他就能亲自慰问阿伯罗温的每一位受难居民。他带着惯有的魅力跟他们交谈，让每个人离开时都觉得自己受到了特殊待遇。

艾瑟尔现在成了女管家。国王访问后，碧公主坚持让杰文斯夫人彻底退休——她忍受不了无精打采的老仆人。她觉得艾瑟尔是那种努力工作、能帮她实现自己愿望的人，尽管她年纪很轻，但还是提拔了她。就这样，艾瑟尔达成了她的抱负。她从仆人休息室搬到女管家的小屋，把自己父母的照片挂在墙上，照片上他们穿着节日的装束，是在毕士大礼拜堂开放的那天拍的。

菲茨快见完那些人时，艾瑟尔请求准许她跟自己家人待上几分钟。

“当然，”伯爵说，“你想待多长时间都行。你安排得相当漂亮。我真不知道没有你的话怎么处理好这件事。国王也对你表示感谢。你是怎么记住那么多名字的？”

她笑了。她弄不清为什么被他夸奖会让她如此兴奋。“这些人大都来过我家，不分什么时候。要么是找我父亲谈受伤赔偿，要么就是来解决跟工头发生的纠纷，或者诉说对井下安全措施的担心。”

“是啊，我觉得你很不一般。”说完，朝她微微一笑。那种让人无法抗拒的笑容偶尔会在他脸上出现，让他像个邻家男孩。“替我向你父亲表示问候。”

出门后她小跑着穿过草坪，心里有种站在世界之巅的感觉。她在喝茶的帐篷里找见了爸妈、比利跟外公。爸爸穿着礼拜天穿的黑色外套和带硬领的白衬衫，显得很气派。比利的脸颊上有一块难看的烧伤斑痕。艾瑟尔说：“你感觉怎么样，比利？”

“没事。看着挺吓人，但医生说最好不要包扎。”

“大家都在议论你有多勇敢。”

“还不够勇敢，没能把米奇・教皇救出来。”

然后就无话可说了，不过艾瑟尔还是同情地摸了摸弟弟的胳膊。

妈自豪地说：“比利今早带我们去毕士大礼拜堂做祷告了。”

“好啊，比利！很遗憾我错过了。”艾瑟尔没去礼拜堂，宅子里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你祈祷什么了？”

“我求上帝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让井下发生爆炸。”比利紧张地朝爸爸那边瞥了一眼，后者脸上毫无笑容。

爸爸严肃地说：“要是比利求上帝加强他的信仰就更好了，他就可以去相信，不用去理解。”

他们显然已就此事争论过。艾瑟尔不大忍受得了这种神学上的争论，因为争到最后也改变不了什么。她想让气氛轻松一些。“菲茨赫伯特伯爵让我向你问好，爸爸，”她说，“他挺不错的，对吧？”

爸爸没有被她的话说动。“我对你加入星期一的那场闹剧很遗憾。”他严肃地说。

“星期一？”她疑惑地说，“你是说国王访问伤亡家属？”

“我看见你跟那个奴才窃窃私语，报名字给他。”

“那是艾伦・泰特先生。”

“我不在乎他自称是什么人，我一眼就能认出谁是谄颜媚上的家伙。”

艾瑟尔惊呆了。自己最露脸的时刻，却被爸爸这么看不起！她简直想哭。“我还以为我这样帮助国王，会让你感到骄傲呢！”

“国王哪来的胆量对我们百姓表示同情？他一个国王又对这儿的艰难和危险了解多少？”

艾瑟尔忍住眼泪。“可是，爸爸，他来看望百姓，对他们很重要啊！”

“这不过是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凯尔特矿业危险和非法的行为上转移开了。”

“但他们需要安慰。”他怎么看不到这一点呢？

“国王让他们变消停了。上个礼拜天下午，全镇的人都准备造反了。到了礼拜一晚上，他们就只谈论王后给戴・泼尼斯太太送手帕了。”

艾瑟尔的伤心很快变成了愤怒。“你要这么想，我只能表示遗憾。”她冷冷地说。

“没什么可遗憾的……”

“我遗憾是因为你错了。”她说，一心想压倒他。

爸爸吃了一惊。很少有人说他搞错了什么事，更别说是个小姑娘了。

妈妈说：“哎，艾瑟尔……”

“人是有感情的，爸爸，”她不管不顾地说，“你总是想不到这一点。”

爸爸一时说不出话来。

妈妈说：“够了，快住嘴！”

艾瑟尔看着比利。隔着一层模糊的泪水，她看见他一脸肃然起敬的表情。这让她更有信心了。她吸了吸鼻子，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说：“你和你的工会，还有你那些安全法规、《圣经》经文——我明白这些都重要，爸爸，但你不能让人没有感情。我希望有一天社会主义能让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但同时他们也需要获得安慰。”

爸爸终于能开口了。“我觉得我们已经听够了，”他说，“跟在国王前后让你昏了头。你是一个小女孩，你没权利指责自己的长辈。”

她哭了起来，没法再争论下去了。“对不起，爸爸。”一阵凝重的沉默后，她说，“我得回去工作了。”伯爵说她跟家人呆多长时间都行，但她现在想一个人呆着。她转身背对着父亲瞪视的目光，朝大房子那边走去。她一直低垂着眼睛，不让别人注意到她的眼泪。

她不想见到任何人，便直接溜进了栀子花套房。茉黛小姐回伦敦去了，房间是空的，床单已经撤了下去。艾瑟尔扑倒在床垫上哭了起来。

她一直都觉得很自豪。爸爸却把这一切全都破坏了！难道他想让她不好好工作吗？她是在给贵族干活。阿伯罗温的每个矿工也一样。虽说是凯尔特矿业雇用了他们，但他们挖的煤是伯爵的，而且伯爵能从矿工们挖出的每吨煤里得到与之相应的利润——她父亲从来不愿指出这一事实。如果说一个好矿工应该讲求效率多产煤，那么一个好管家何尝不是如此？

她听见门“吱呀”一声开了。她马上跳了起来。来人是伯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和蔼地说，“我在门外就听见了。”

“我很抱歉，阁下，我不该到这里来。”

“没关系。”他那张英俊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关切，“你为什么哭呢？”

“能为国王帮忙让我非常自豪，”她悲伤地说，“但我父亲说这是一场闹剧，都是为了平息人们对凯尔特矿业的愤怒。”她气得又哭了起来。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他说，“任何人都能看出国王的关心是真诚的。王后也一样。”他从上衣的前胸口袋里拿出一条白色亚麻手帕。她正等着接过手帕，但他伸过手来，轻轻擦去了她脸颊的泪水。“上周一的事情，你让我很骄傲，别去在意你父亲的态度。”

“你真好。”

“好了，别哭了。”他弯下身子，吻了吻她的嘴唇。

她一下子愣住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当他直起身子，她只是不解地盯着他。

他也盯着她。“你实在太迷人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然后又去吻她。

这一次她把他推开。“主人，你在干什么？”她吃惊地小声说道。

“我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我什么都没想。”

她抬头凝视着他轮廓分明的脸。那对绿色眼珠也一动不动凝视着她，好像在窥探她脑子里的想法。她意识到自己多么崇拜他。突然之间，她被兴奋和欲望的洪流吞没了。

“我已经不能自已。”他说。

她愉快地叹了口气：“那就再吻我一次吧。”

第三章

1914年2月

十点半钟的光景，菲茨赫伯特伯爵的梅费尔宅邸的大厅镜子里映出了一个高个子男人，他衣冠楚楚，一身英国上流绅士的日间装扮，戴着一副立领——嫌恶时下流行的软领子，银色的领带用一颗珍珠别针固定。他的一些朋友认为穿戴打扮太好反倒有损尊严。“听我说，菲茨，你看起来像一个该死的裁缝，正准备一大早打开店门迎客。”年轻的劳瑟侯爵曾这样对他说。但劳瑟是个邋遢鬼，背心上沾着面包渣，衬衣袖口上尽是雪茄烟灰，于是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菲茨讨厌邋遢，他喜欢打扮得整洁漂亮。

他戴上灰色礼帽。右手拿着他的拐杖，左手拿上一副崭新的灰色麂皮手套，出了家门，转弯向南。在伯克利广场，一个大约十四岁的金发女孩朝他眨巴了一下眼睛，说：“给一先令就让你爽。”

他穿过皮卡迪利进入格林公园。大树根部围着一圈积雪。他经过白金汉宫，走进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街区。他不得不向一位警察询问去阿什利花园的路线。那条街原来是在罗马天主教大教堂的后面。的确，菲茨想，如果某人想受到某个贵族的邀约，他的办公室就应该设在一个较为体面的街区。

他是受父亲的一位老友召见，那人名叫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史密斯-卡明是位退休海军军官，现在陆军部从事某种少为人知的工作。他派人给菲茨送去一张相当简短的字条：“事关国家大事，最好面谈。你能否在明天上午十一点来见我？”字条是打印后签名的，只用绿色墨水写了一个“C”字。

事实上菲茨很高兴有个政府里的人愿意跟他谈谈。他十分厌恶被人当成装饰品，一个富裕的贵族，除了在社交活动上充当点缀以外一无是处。他希望有人向他征求意见，也许能谈谈他的老部队，威尔士步枪团。他或许可以完成某种与南威尔士本土部队有关的任务，他还是那儿的荣誉上校。不管怎样，被召前往陆军部这件事已经让他觉得自己并非完全多余。

可真的是陆军部的吗？那个地址竟是一座现代化的公寓楼。门卫把电梯指给菲茨。史密斯-卡明的公寓看来一半居住一半用作办公室，不过，一个爽快利落的年轻人用一种军人的架势告诉菲茨，C马上就见他。

C倒没有什么军人架势。他身材矮胖，有些谢顶，肉多的鼻子上夹着一副单片眼镜。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杂物：飞机模型、望远镜、指南针，还有一幅农民面对行刑队的画。菲茨的父亲一直把史密斯-卡明称作“晕船的船长”，他的海军生涯乏善可陈。他在这儿做什么呢？“这到底是个什么部门？”菲茨坐定后问道。

“这是特勤局的对外处。”C说。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特勤局。”

“如果有人知道，那就不是秘密了。”

“我明白了。”菲茨有些兴奋。有人提供机密信息，这的确让人大为受用。

“也许你能妥善对待，不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这是在给菲茨下命令，虽然措辞十分礼貌。“当然。”他说。他很高兴，觉得自己成了当中的一员。这是否意味着C要邀请他到陆军部工作呢？

“恭喜你那次乡间王室宴会的成功。我知道你聚集了一批出身名门的年轻人让陛下接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谢谢你。严格说来，那是个十分安静的社交场合，但我担心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现在你要带妻子去俄国？”

“公主是俄国人。她想去看望自己的哥哥。这次出行一推再推。”

“格斯・杜瓦也会跟你一起去。”

C好像什么都知道。

“他在周游世界，”菲茨说，“我们的计划碰巧吻合。”

C身子靠在椅背上，很是健谈地说：“你知道为什么派阿列克谢耶夫上将掌管俄国军队跟日本作战？他根本不了解在陆地上怎么打仗。”

菲茨在俄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也经历了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了解战争进展，但他不知道这段插曲。“你讲讲看。”

“嗯，当时好像是亚历克西斯大公在马赛的一家妓院参与了一起斗殴事件，被法国警方逮捕。阿列克谢耶夫前来救援，跟宪兵说打架的是他，而不是行为不端的大公。两人的名字相近，警方相信了这种说辞，大公也就被放出监狱了。作为奖赏，阿列克谢耶夫便掌管了军权。”

“难怪他们打了败仗。”

“尽管如此，俄国部署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兵力——整整六百万人，有些考证说他们调动了所有的兵力储备。不管它的领导人多么无能，兵力本身也足够强大了。但是，如果打一场欧洲战争的话，他们会发挥多大效力？”

“我结婚后就一直没有回去，”菲茨说，“这我没把握。”

“我们也一样。因此就请你来了。我想请你在那儿的时候做一些调查。”

菲茨十分惊讶。“可我们的使馆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不错。”C耸了耸肩，“但是，外交官们一般更热衷于政治，而不是军事问题。”

“那他们还有武官呢。”

“一个像你这样的局外人可以提供全新的视角——就像你在泰-格温召集的那些人，他们能提供给国王无法从外交部得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无法……”

“我并不是拒绝。”菲茨急忙说。相反，他很高兴要他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我只是吃惊需要使用这种方法。”

“我们是个新成立的部门，资源有限。我最好的线人是聪明机智、有足够军事背景的人，知道自己的着眼点是什么。”

“明白。”

“我很想知道你对俄国军官阶层在1905年后动向的看法。他们的观念是有所改进，还是依然因循守旧？你在圣彼得堡会遇到所有的达官显贵，你妻子跟其中半数有亲戚关系。”

菲茨联想着俄国最近一次发动的战争。“他们对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俄国铁路无法运送他们的军队。”

“但自从那时起，他们就在尽力完善自己的铁路网，使用从他们的盟友法国那里借来的大笔资金。”

“不知他们是否取得了很大进展？”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你坐火车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正点运行，时刻睁大眼睛。看看铁道线是单轨还是双轨？德国将军们的应急作战计划就是基于计算俄国军队需要多长的动员时间。如果打起仗来，这种时间表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菲茨心里兴奋得像一个小学生，但他强迫自己说话沉稳持重。“我会尽我所能去了解这些。”

“谢谢。”C看了看手表。

菲茨站了起来，两人握了握手。

“你具体什么时候走？”C问。

“我们明天动身，”菲茨说，“再见。”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看着他的弟弟列夫从大个儿美国人身上弄钱。列夫那张漂亮的脸上带着童稚的急切表情，似乎他的主要目的是显示身手。格雷戈里的心里感到一种十分熟悉的焦虑。他担心有一天列夫的魅力再也无法让他摆脱困境。

“这是记忆测试。”列夫用英语说。他把这几个单词死记下来。“随便拿一张牌。”他提高嗓门，压过工厂那边的噪音——重型机械的叮当声、蒸汽的咝咝声，还有人们大呼小叫的指令和问话声。

来客的名字是格斯・杜瓦。他穿着一件短上衣、背心和长裤，全都是同一种精细的灰呢子布做的。格雷戈里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是从布法罗来的。

杜瓦是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他一耸肩膀，随便从列夫手上抽出一张牌，看了看。

列夫说：“把牌放在凳子上，正面朝下。”

杜瓦把牌放在粗糙的木台子上。

列夫从他衣袋里掏出一张一个卢布的纸币，放在牌上。“现在你把一块美元放在上面。”这种把戏只能跟有钱的游客玩。

格雷戈里知道列夫已经把扑克牌换掉了。他把另一张牌藏在他的手心里，用卢布遮着。这种技巧列夫练习了四个钟头，关键在于要在放下卢布和那张新牌后快速拿起第一张牌，马上把它藏在手心里。

“你确定你能输得起一块钱吗，杜瓦先生？”列夫说。

杜瓦笑了，就像所有被骗的人：“我觉得可以。”

“你还记得你的牌吗？”列夫重复着死记下来的句子。他还可以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说这句话。

“黑桃5。”杜瓦说。

“错了。”

“我敢肯定。”

“翻过来。”

杜瓦把牌翻过来。是一张梅花皇后。

列夫收起一美元的钞票，也拿走了自己的一个卢布。

格雷戈里屏住了呼吸。这是个危险的时刻。美国人会不会嚷着说他被人抢劫了，说列夫是强盗？

杜瓦沮丧地笑了笑，说：“算你厉害。”

“我还会玩另一种。”列夫说。

这已经够了。可列夫还想再碰碰运气。尽管他已经二十岁了，可格雷戈里还得时时保护他。“别跟我弟弟玩，”格雷戈里用俄语对杜瓦说，“他总是赢。”

杜瓦面带微笑，用不流利的俄语回答：“这建议不错。”

杜瓦是那一小拨参观普梯洛夫机械厂的游客中第一个来这边的。这是圣彼得堡最大的工厂，雇佣了三万工人，有男有女，还有不少孩子。格雷戈里的任务是带他们游览自己的工作区，一个虽小但十分重要的部门。工厂生产机车车头等大型钢材构件。格雷戈里是车间领班，他们负责加工机车车轮。

格雷戈里一心想跟杜瓦谈谈布法罗的事。他还没来得及提什么问题，铸造部的监察员卡宁就出现了。这人是个有执照的工程师，又高又瘦，前额上方没有几根头发。

跟他一道来的是第二位到访者。格雷戈里从他的衣着上就能看出这人一定是个英国勋爵。他穿得像个俄国贵族，一身燕尾服，头上戴了顶大礼帽。也许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是这种穿戴打扮。

格雷戈里被告知那位贵族的名字是菲茨赫伯特伯爵。格雷戈里头一次见到如此英俊潇洒的男人，他一头黑发，绿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制轮车间的女人盯着他，就像见了上帝一般。

卡宁跟菲茨赫伯特说俄语。“我们这里每周能生产两辆机车。”他自豪地说。

“真了不起。”勋爵用英语说。

格雷戈里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些外国人对此很感兴趣。他读报，还参加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举办的讲座和讨论会。这里生产的机车对俄国的防卫至关重要。参观者们会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东探西问，实际上却在搜集军事情报。

卡宁介绍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是厂里的国际象棋冠军。”卡宁是管理人员，但他人很不错。

菲茨赫伯特很讨人喜欢。他转身跟一个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的女人搭话，她叫瓦莉娅。“让我们参观你们的车间实在太好了。”他乐呵呵地说，流利的俄语带着很重的口音。

瓦莉娅身材高大，十分强壮，胸脯高耸，听了这话像个小姑娘似的咯咯笑起来。

演示已经准备完毕。格雷戈里把钢锭放入料斗，往炉子里填好煤，金属开始熔化。不过还有一位参观者要来——伯爵的妻子，据说她是俄国人——所以他才会说俄语，这在外国人里头很少见。

格雷戈里本打算向杜瓦打听一下布法罗的事，但不等他找到机会，伯爵的妻子就进了制轮车间。她的拖地长裙像扫帚似的扫过她面前的金属碎屑和灰尘。她在裙装外面穿了一件短外套，身后跟着一个拿皮毛大衣的男仆和一个拿手袋的女佣，还有一位厂里的董事马克拉柯夫伯爵——一个穿着与菲茨赫伯特不相上下的年轻人。马克拉柯夫对他的客人十分殷勤，一路面带微笑，低声交谈，毫无必要地挽着她的手臂。她非常漂亮，金色卷发斜向一边，显得十分妖艳迷人。

格雷戈里一眼就认出这人是碧公主。

他的心往下一沉，感到一阵恶心。他使劲压下那来自遥远过去的回忆。接着，像每次出现紧急情况时那样，他审视地看了看他的弟弟。列夫还记得吗？当时他还只有六岁。列夫正在好奇地看着公主，好像在琢磨着什么。随后格雷戈里看到列夫的脸色变了，他想起来了。他显得苍白，极不自然，紧接着便一下子气得涨红了脸。

格雷戈里见势不妙，立刻走到列夫身边。“冷静点，”他悄声说，“别说话。要记住，我们得去美国，别让其他事搅了！”

列夫厌烦地哼了一声。

“你回马厩那边去。”格雷戈里说。列夫是驾矮马车的，工厂里养了不少马。

列夫瞪着眼睛看了看毫无察觉的公主。过了一会儿他才转身走开，危险的一刻就这样过去了。

格雷戈里开始做演示。他朝伊萨克点点头，后者与他年龄相仿，是厂里橄榄球队的队长。伊萨克打开模具。然后，他跟瓦莉娅两个抬起一个抛光的木质凸缘车轮模型。这活儿需要娴熟技巧，轮辐的横截面是椭圆的，一共二十根轮辐从轮毂连到辋圈上。车轮是为4-6-4规格的机车准备的，模型几乎跟托举它的人一样高。

他们把模型压入装满潮湿沙质混合物的深槽里。伊萨克摆动着上面铸铁的冷却物，把轮面和凸缘压实，最后是模型的顶部。

他们把沙箱的组件打开，格雷戈里检查着那个用模板塑出来的孔。整个沙模看上去一切正常。他用一种黑色的油状液体往上面喷了喷，然后再次合拢沙箱。“现在请大家往后站。”他对观众们说。伊萨克把料斗的喷嘴移到模具的上方。然后，格雷戈里拉动杠杆，让料斗倾斜下来。

钢水缓缓倒入模具。潮湿的沙子咝咝响着，从小孔里喷出蒸汽。格雷戈里凭着经验，知道何时提起料斗停止浇注。“下一步是对车轮整形，”他说，“因为铁水需要很长时间冷却，我在这里放了一个预先冷却好的车轮。”

轮子已经放在车床上，格雷戈里朝车床工康斯坦丁点点头——他是瓦莉娅的儿子，又瘦又高，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康斯坦丁很有学问，是布尔什维克讨论小组的主席，也是格雷戈里最亲近的朋友。他开动马达，让轮子快速转动起来，然后开始用锉刀整形。

“请与车床保持适当距离，”格雷戈里对参观者说，提高嗓门以盖过机器的噪音，“如果去触摸的话，一根手指就没了。”他举起自己的左手。“就像我一样，就是在这家工厂弄的，当时我十二岁。”他的中指只剩下一段丑陋的指根。他看到马克拉柯夫伯爵一脸愠怒——他显然不喜欢有人提及他的利润所造成的人员成本。他从碧公主那里得到的一瞥既包含了厌恶又带着某种迷恋，不知她是否对肮脏和痛苦抱有某种古怪的兴趣。一位女士来工厂参观这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

他朝康斯坦丁做了一个手势，后者停下车床。“下面，是用卡尺测量车轮的尺寸。”他举起需要使用的工具。“火车轮子大小必须完全一致。直径变化如果超过1.5毫米，也就是铅笔芯那么粗，车轮就必须回炉重造。”

菲茨赫伯特用结结巴巴的俄语说：“你们每天能造多少个轮子？”

“平均六至七个，不算那些不合格的。”

美国人杜瓦这时问道：“你们工作几个小时？”

“从早上六点至晚上七点，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星期日允许我们去教堂。”

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跑进了制轮车间，后面一个女人边追边喊，大概是他母亲。格雷戈里想抓住他，不让他靠近炉子。男孩闪身一躲，直直地朝碧公主撞了过去，他那颗头发短短的脑袋扑通一声撞在她的肋骨上。她喘息了几下，显然很疼。男孩收住脚步，撞蒙了。公主怒气冲冲挥起手臂，狠狠给了他一个嘴巴，打得他脚底不稳，连晃了几下，格雷戈里以为他会摔倒。那个美国人突然用英语说了句什么，似乎感到惊讶和气愤。紧接着，做母亲的伸出她那结实的手臂一把抓起男孩，转身走了出去。

监察员卡宁一脸惊恐，知道自己难免受到怪罪，连忙对公主说：“尊贵的阁下，你伤着了吗？”

碧公主一脸怒容，但她深吸了一口气，说：“没什么。”

她的伯爵丈夫走了过来，显出很关切的样子。只有杜瓦站在一边，毫不掩饰脸上的不满和厌恶。刚才那一巴掌让他十分震惊，格雷戈里猜测着，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美国人都像他这样好心肠。打一巴掌算不了什么——格雷戈里和他弟弟小的时候在这家厂里常挨棍子。

访客们陆续离开。格雷戈里担心就此失去一个向布法罗来的游客提问的机会。他大着胆子碰了碰杜瓦的袖子。如果换了俄国贵族，对方会十分生气，推开他，或者因为这无礼的举动而打他，但这个美国人只是转过身来，礼貌地笑了笑。

“你是从纽约州的布法罗来的吗，先生？”格雷戈里说。

“不错。”

“我跟我弟弟正在攒钱准备去美国。我们要住在布法罗。”

“为什么选这个城市呢？”

“在圣彼得堡有一家人能弄到必要的文件，当然是收钱的，还答应让他们在布法罗的亲戚给我们找工作。”

“那是些什么人？”

“他们姓维亚洛夫。”维亚洛夫家族是个犯罪集团，尽管也有合法的生意。他们不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那种人，所以格雷戈里想自己验证一下他们的说辞。“先生，在纽约州布法罗的维亚洛夫家族真的有钱有势吗？”

“是的，”杜瓦说，“约瑟夫・维亚洛夫的饭店和酒吧有好几百号雇员。”

“谢谢你。”格雷戈里这下放心了，“知道这个就好了。”

格雷戈里最早的记忆始于沙皇来到布罗夫尼尔村的那天。当时他只有六岁。

村里的人几天来都在谈论此事。天刚亮大家就起床了，尽管沙皇显然要吃完早饭再出发，因此不可能在晌午之前到达。格雷戈里的父亲把桌子从他们那一居室的住宅里搬出来，放在路边。他在桌上摆了一只面包、一束花和一小碟盐，给他的大儿子解释说这是俄国传统上表示欢迎的象征。其他村民大都也这么做。格雷戈里的奶奶换上一条黄色的新头巾。

这是初秋一个干燥的日子，酷寒的严冬尚未到来。农民们一个个蹲坐在那儿等待着。村里的老人走来走去，穿着最好的衣服，看上去十分尊贵体面，但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也在等待。格雷戈里不久就厌烦了，开始在房子旁边的泥地里玩耍。他的弟弟列夫只有一岁，被抱在母亲的怀里。

中午过去了，但是谁也不打算进屋准备午饭，生怕错过见沙皇的机会。格雷戈里想去偷吃桌子上的面包，脑袋上因此挨了一掌，不过母亲还是给他盛了一碗冷粥。

格雷戈里不知道沙皇是什么。教会经常提到他，说他关爱所有农民，在人们睡觉的时候守护他们，他显然跟圣彼得、耶稣和天使加百利不相上下。格雷戈里纳闷他是长着翅膀、戴着荆棘头冠，还是只穿村里长者的那种绣花长外套。不管怎样，很明显，看见他就等于受到了祝福，就像耶稣的追随者一样。

傍晚的时候，一团飞扬的烟尘出现在远处。格雷戈里能感觉到毡靴下的地面在不停震动，很快他就听到了马蹄的嗒嗒声。村民们纷纷下跪。格雷戈里跪在他祖母身旁。年长的人匍匐在大路上，额头贴着泥土，跟他们迎候安德烈王子与碧公主时一样。

最先出现的是骑马的侍从，然后是一辆封闭的马车，由四匹高头大马拉着。格雷戈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马，跑得飞快，肋腹闪着汗水，马嚼子上还有白沫。长者们意识到马车不会停下来，便匆匆闪开避让，免得被马蹄踩踏。格雷戈里吓得尖叫，但他的叫声没人在意。马车呼啦啦经过，他父亲喊道：“臣民之父沙皇万岁！”

话音刚落，马车已经远远离开了村子。四周尘土弥漫，格雷戈里根本没有看清车上的人。一想到自己没能看见沙皇，也就无法得到祝福，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拿起桌上的面包，从边上掰下一块给他吃，这才让他消停下来。

下午七点，从普梯洛夫机械厂下班后，列夫总是去找人玩牌或跟几个随便交往的女友喝酒，格雷戈里通常要去参加某个聚会——无神论讲座、社会主义讨论小组、展示异国风情的幻灯表演，以及诗歌朗诵会。但今晚他无事可做。他要回家炖上一锅菜，在锅子里留点儿等列夫回来时再吃，自己早早上床睡觉。

工厂坐落在圣彼得堡的南郊，一根根烟囱和厂房覆盖了波罗的海岸边的大片地区。很多工人住在厂里，有的住宿舍，有的就直接躺在机床旁边睡觉。正因如此，厂里才会有那么多到处乱跑的孩子。

格雷戈里算是在厂外有自己家的人。他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的住房会在计划兴建厂房的同时加以考虑。但偶然兴起的俄国资本主义让千万人无处安身。格雷戈里的薪水较高，但他住的地方也只是单人间，要走半个钟头才能到工厂。他知道，在布法罗，工人家里有电和自来水。听说有些工人还有自己的电话，不过这似乎有点荒谬可笑，就像说街道是用金子铺的似的。

看见碧公主让他记起了自己的童年。他穿行在冰冷的街道上，极力不让自己陷入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中。但他还是想起了自己住过的木板房，想起那个挂着圣像的神圣角落，对面就是他晚上睡觉的地方，身边常常伴着一只山羊或者小牛犊。他记得最清楚的恰恰是当时毫不在意的东西：气味。那股气味来自炉子、动物和煤油灯散发的黑烟，还有他父亲用报纸卷成的自制烟卷。窗户关得紧紧的，四周的缝隙塞着破布抵挡寒风，屋里的气味十分浓重。他现在也能从想象中闻到那股气息，这让他怀念噩梦来临之前的日子，他生命中最后一段让他感到安全的时光。

刚走出工厂不远，眼前的事便让他停下了脚步。路灯下，两个穿黑色绿边制服的警察在盘问一个年轻女子。从她那身土布外套，以及围巾在脖子打结的方式便看得出她是初来城里的乡下人。乍一看也就十六岁左右——正是他跟列夫成了孤儿的年纪。

矮壮的警察说了句什么，拍了拍女孩的脸。她退缩了一下，另一个警察大笑了起来。格雷戈里立即想起自己十六岁成了孤儿时，饱受权贵们的欺凌虐待，心里便有些同情这个脆弱的女孩。他顾不得细想，便朝他们走了过去。为了找点儿话说，他开口道：“如果你要找普梯洛夫机械厂，我可以带路。”

那个矮壮的警察一笑，说：“快把他轰走，伊利亚。”

他的搭档长着一颗小脑袋，面目猥琐。“滚一边儿去，贱种。”

格雷戈里不害怕。他又高又壮，繁重的工作让他浑身的肌肉坚硬有力。他从小就在街上打架，多年来从未输给任何人。列夫也是一样。不过，最好还是不要招惹警察。“我是车间领班，”他对那女孩说，“如果你想找份工作，我可以帮你。”

女孩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一个工头就了不起了？”那个矮壮的警察说，第一次正眼看了看格雷戈里。借着煤油路灯昏黄的光线，格雷戈里认出了这张愚蠢好斗的圆脸。这人名叫米哈伊尔・平斯基，是当地警察局的区队长。格雷戈里的心往下一沉。跟警察打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不过他已经迈出这一步了，无法回头了。

女孩说话了，听她的嗓音，格雷戈里觉得她不止十六，估计快二十了。“谢谢你，我跟你走吧，先生。”她对格雷戈里说。他发现她很漂亮，五官精致，大嘴性感。

格雷戈里向四周看了看。不幸的是，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自己是在七点钟下工的人潮消失之后才离开工厂的。他明白自己应该作罢，但不能丢下这个女孩不管。“那我带你去工厂办公室。”他说。事实上办公室早已关门了。

“她要跟我走——对吧，卡捷琳娜？”平斯基说着，便伸手去抓她，隔着薄薄的外套去捏她的乳房，另一只手往她的两腿之间摸去。

她向后退了一步：“把你的脏手拿开。”

平斯基又快又准，一拳打在她嘴上。

她大叫一声，血从嘴里涌了出来。

格雷戈里一下子被激怒了。他把不要惹是生非的念头抛在脑后，上前一步，伸手搭住平斯基的肩，使劲一推，那家伙身子一歪，一条腿跪了下去。格雷戈里扭头对哭泣的卡捷琳娜喊：“快跑！”接着便觉得后脑勺挨了重重一击。格雷戈里没料到那个叫伊利亚的警察这么快便抽出了警棍。一阵钻心的疼痛让他跪倒在地，但并没有晕厥。

卡捷琳娜转身要跑，还没跑出几步。平斯基往前一扑，就抓住了她的一只脚，让她仰面朝天摔在了地上。

格雷戈里转过身，看见警棍又抡了下来。他闪身躲过一击，站稳脚跟。伊利亚再次挥棍，又落空了。格雷戈里使出全身气力，照准这家伙的半边脸狠狠打了一拳。伊利亚应声倒地。

格雷戈里扭头看见平斯基正用他沉重的靴子，不停地踢打卡捷琳娜。

从工厂的方向驶来一辆汽车。经过时，司机一个急刹车，汽车尖叫着停在了路灯下。

格雷戈里两步跨到平斯基身后，两只胳膊紧紧箍住这位区队长，让他双脚离地。平斯基徒劳地乱蹬着，张牙舞爪挥着胳膊，但全都无济于事。

车门打开，让格雷戈里惊讶的是，那个从布法罗来的美国人走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路灯照着他年轻的面孔，他气愤地对着使劲扭动的平斯基：“你为什么要踢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运气太好了，格雷戈里想。只有外国人会反对警察踢打农民。

从杜瓦身后的车里出现了监察员卡宁瘦长的身影。“把警察放开，别斯科夫。”他对格雷戈里说。

格雷戈里把平斯基放下来，松开了他。平斯基猛地转身，格雷戈里正准备躲闪他的一击，不曾想平斯基克制住了自己。他用十分阴狠的声音说：“我会记着你的，别斯科夫。”格雷戈里暗暗叫苦——这家伙知道我的名字了。

卡捷琳娜跪在地上，呻吟着。杜瓦关切地扶她起来，说：“你伤得厉害吗，小姐？”

卡宁显得十分尴尬。俄国人从不会对一个乡下人如此客气。

伊利亚坐了起来，一脸茫然。

车里传出碧公主的声音，她说的是英语，听上去很不耐烦。

格雷戈里对杜瓦说：“如果你允许的话，阁下，我会带这个女人去附近找个医生。”

杜瓦看着卡捷琳娜：“你愿意这样吗？”

“是的，先生。”她说，嘴上都是血。

“好吧。”

格雷戈里拉起她的胳膊，在别人提出异议前带她离开了。

在拐角处他回头望了一眼。两个警察正站在路灯下跟杜瓦和卡宁争论着什么。

他抓着卡捷琳娜的胳膊匆匆往前走，但她一瘸一拐，根本走不快。他们必须尽快摆脱那个平斯基。

刚刚拐弯，她便说：“我没有钱看医生。”

“我可以借给你。”他说，隐隐心疼——他攒钱是为了去美国，而不是给漂亮女孩治疗瘀伤的。

她慎重地看了他一眼：“我真的不想去看医生，”她说，“我需要的是一份工作。你可以带我到工厂办公室吗？”

她很有胆量，这让他不由得钦佩起来。她刚被警察殴打了一顿，可心里想的还是找工作的事。“办公室关门了。我这么说只是想糊弄一下警察。不过我明早可以带你去。”

“我没地方过夜。”她警觉地看着他，他没立刻明白这眼神的意思。她是在出卖自己吗？许多来城里的乡下女孩最后都落得出卖皮肉的下场。但也许她的意思恰恰相反，她想要一张床，但不打算用身体交换。

“在我住的地方有个房间，是由几个女人合住的，”他说，“她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有时候人更多，再多一个她们也能找到地方。”

“有多远？”

他指着前面一条跟铁路路基平行的街道：“就在那儿。”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几分钟后就到了。

二楼里屋是他的房间，跟列夫两人挤一张靠墙的窄床，房间里有个带灶头的壁炉，窗边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窗外就是铁道。一个倒着放的货箱充当了床头柜，上面放着盥洗用的水壶和盆子。

卡捷琳娜仔细打量着这个地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然后她说：“这些都是你一个人的？”

“不，我没那么有钱！我和弟弟两个人住。他晚一点会回来。”

她琢磨着。也许她害怕必须跟两个人做那件事。为了让她放心，格雷戈里说：“要不要我带你去女人住的地方？”

“过一会儿再说吧。”她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让我先休息一下。”

“当然。”炉子已经填好，只要点火就行了。他总是在早晨上班前填好炉膛。他用火柴点着引火物。

外面传来一阵打雷似的噪音，卡捷琳娜有点害怕的样子。“一列火车而已，”格雷戈里解释，“我们旁边就是铁路。”

他把壶里的水倒进盆子，放在炉架上加热。然后坐在卡捷琳娜对面，看着她。她长着一头金发，皮肤苍白。一开始他觉得她还算好看，但细看才发现她简直是个美人，骨骼结构长得像东方人，大概她的祖先来自西伯利亚。脸上也有一种风情，大嘴既性感又坚毅，蓝绿色的眼睛里隐含着钢铁般的意志力。

她的嘴唇被平斯基那一拳打肿了。“你感觉怎么样？”格雷戈里问道。

她用手摸着自己的肩膀、肋骨、臀部和大腿根。“真是遍体鳞伤，”她说，“幸亏你拉开了那畜生，否则就伤得更重了。”

她倒没有哀怨个不停。他喜欢这一点。他说：“等水烧热了，去洗掉那些血迹吧。”

他把吃的东西存在一个铁盒子里。他取出一小块后腿肉扔进锅里，然后添了些水壶里的水。他用水冲洗了一根萝卜，把它切进煎锅里。他看见卡捷琳娜正在看自己，显得十分惊奇。她说：“你父亲会做饭吗？”

“不。”格雷戈里说，转瞬间仿佛回到十一岁时的自己。碧公主唤起的噩梦般的记忆再也无法抵挡。他把煎锅重重地放在桌上，然后坐在床边，把头埋进双手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不，”他重复着，“我的父亲不会做饭。”

那些人黎明时来到村庄里——地方长官和六个骑兵。妈妈一听见马蹄的声音便立刻抱起列夫。六岁的列夫很沉，但妈妈肩宽背阔，手臂结实。她拉起格雷戈里的手跑出家门。骑兵们由村里的老人带领着，他们大概早在村头等着了。格雷戈里家的房子只有一扇门，根本躲不掉，他们一出来，几个当兵的便猛蹬靴刺，策马追来了。

妈使劲拍打屋子的壁板，惊得鸡和山羊挣脱围栏，也跑了出来。她穿过屋后的荒地朝树林跑去。眼看就要逃过一劫，但格雷戈里突然发现祖母没跟来。他挣脱妈妈的手，不走了。“我们把奶奶忘了！”他生气地尖叫着。

“她跑不动！”妈妈喊道。格雷戈里知道奶奶几乎走不了路。但即使这样，他也觉得不能丢下她不管。

“格里什卡 [6] ，快点儿！”妈妈喊着，跑在前面，身上还背着列夫，他正吓得尖叫。格雷戈里跟上，但这一耽搁很要命，骑兵们追得更近了，左右一边一个，截断了进树林的路。走投无路的妈妈跳进了水塘，但她的双脚陷进了泥淖中，行动迟缓，最后跌倒在水里。

士兵们狂笑起来。

他们把妈的两手捆上，赶着她往回走。“别落下那两个孩子，”地方长官说，“这是王子的命令。”

格雷戈里的父亲和另外两个人一星期前就被带走了。昨天，安德烈王子的御用木匠在北草场搭好了绞架。现在，格雷戈里跟随母亲一到草场，就看见三个男人站在绞刑台上，手脚都被捆着，脖子上套着绳索。绞架旁边站着一个牧师。

妈大声喊叫：“不要！”她拼命想挣开捆绑着她的绳索。一个骑兵从马鞍的皮套里抽出步枪，掉转过来，用木枪托打她的脸。她停止挣扎，呜咽起来。

格雷戈里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的父亲就要死在这里了。他见过村里的长者吊死偷马贼，但情况大不相同，因为他并不认识那几个受害者。巨大的恐怖让他浑身上下麻木无力。

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死刑停下来。也许沙皇会干预，如果他真的在守护他的臣民。或者出现一个天使。格雷戈里觉得脸上湿湿的，才知道自己在哭。

他和母亲被拉到绞架的正前面。其他村民围拢过来。另外两个人的妻子也像马那样被牵过来，也在不停地哭喊，她们的手被捆着，孩子们抓着她们的衣襟，吓得大声哀号。

大门外的土路上停着一辆封闭的马车，驾车的两匹棕红马正在低头吃草。等人都到齐了，一个穿黑色长外套的黑胡子从马车里走下来，这人就是安德烈王子。他转过身，把手伸给他的妹妹碧公主。早上天气寒冷，她的肩上围着裘皮。公主很美，格雷戈里不可能注意不到，她皮肤白皙，一头金黄的秀发，就像他想象中天使的样子，然而很明显，她是个魔鬼。

王子面向村民：“这片草场属于碧公主，”他说，“没有得到她的容许，任何人不得在这里放牛。否则就等于偷了公主的草。”

人群发出愤恨的嘟囔声。他们不相信这种所有权，尽管每个礼拜日在教堂里都这样被灌输。人们信守一种旧式、农民的道德，认为土地属于在上面操持耕种的人。

王子指着绞架上的三个男人。“这些愚蠢的人触犯了法律——不是一次，而是一犯再犯。”他的声音尖利刺耳，怒不可遏，就像一个被人抢了玩具的孩子，“更糟的是，他们还跟其他人说公主无权阻止他们，说地主不使用的土地应该让给贫穷的农民。”格雷戈里经常听他父亲这样说。“这样一来，从其他村来的人也开始在属于贵族的土地上放牛。这三个人不但不为自己悔过，反而挑动他们的邻居也变成罪人！这就是判处他们死刑的原因。”他朝那个牧师点了点头。

牧师爬上临时搭起来的梯子，挨个儿跟几个人悄声说了些什么。第一个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第二个人哭了起来，开始大声祈祷。第三个是格雷戈里的父亲，他朝牧师的脸上唾了一口。没人对此感到惊讶，村民们对神职人员没什么好感，格雷戈里听父亲说，他们把忏悔室里听来的一切都告诉警察。

牧师下了台阶，安德烈王子朝站在旁边的一个仆人点了点头，这人手里拿着一把大锤。格雷戈里这才注意到三个死刑犯站在一块带合叶的破木板上，下面只有一根撑杆，他惊恐地发现那把大锤就要把撑杆敲掉了。

他觉得现在是天使该出现的时候。

村民们哀怨地呻吟起来。妻子们尖声喊叫，这一次，士兵没去阻止她们。列夫发狂地叫着。他大概不明白到底要发生什么，格雷戈里想，他只是被母亲的尖叫声吓着了。

爸爸的脸上毫无表情，就像一块石头。他望着远处，等待命运的决断。格雷戈里希望自己也像他那样坚强。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虽然他也想跟列夫一样大声号叫。他无法忍住泪水，但他紧咬嘴唇，像父亲一样沉默着。

那仆人掂了一下手里的大锤，碰了碰撑杆试试力气，然后猛地一挥，砸了下去。撑杆被砸飞了。带合叶的木台“砰”的一声掉在地上。三个人立刻坠了下来，接着又是猛地一拉，他们脖子上的绳索终止了下坠。

格雷戈里无法把眼睛移开。他盯着父亲。爸爸并没有马上死去。他张开嘴巴，想要呼吸或者喊叫，但一切都是徒劳。他的脸变红，在捆绑他的绳索里挣扎着。好像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越来越红。

然后，他的皮肤变成一种灰蓝色，挣扎得越来越无力，直到最后一动不动。

妈停止了尖叫，开始抽泣。

牧师大声祈祷，但村民们不去睬他，一个接着一个转身离去，留下三个被绞死的人。

王子和公主回到他们的马车里，稍后，车夫甩着鞭子，把马车开走了。

格雷戈里讲完自己的故事，慢慢恢复了平静。他用袖子擦干脸上的眼泪，然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卡捷琳娜身上。她满心同情地默默听完他的讲述，但并没有感到震惊。她自己一定亲眼见过类似场景：吊打、鞭笞和残损肢体是农村常见的刑罚。

格雷戈里把温水盆放在桌上，找出一条干净的毛巾。卡捷琳娜向后偏着头，格雷戈里摘下墙上的煤油灯，举在手上，这样才能看得更清楚些。

她前额有道伤口，脸颊上有块瘀青，嘴唇也肿了起来。但即使这样，这么近距离盯着她看，还是让格雷戈里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她也用坦诚而无畏的目光回视着他，十分迷人。

他在温水中浸湿了毛巾的一角。

“轻点。”她说。

“当然了。”他开始擦拭她的额头。当他蘸去血迹以后，发现那里只是擦破了一点儿皮。

“这下感觉好多了。”她说。

他这样忙活的时候，她看着他的脸。他擦拭她的脸颊和喉咙，然后说：“我把疼的地方留到最后。”

“没事的，”她说，“你的手很轻，不要紧。”尽管如此，他用毛巾碰着那肿胀的嘴唇时，她还是缩了一下。

“对不起。”他说。

“继续。”

清理的时候，他发现擦伤已经开始愈合。她长着年轻女孩那种整齐洁白的牙齿。他擦了擦她的嘴角。当他弯下腰靠近时，他能感觉到她那温暖的气息扑到脸上。

全都弄完后，他感到有些失望，就好像期待着什么，到头来却没有发生。

他坐回自己的椅子，在水盆里洗了洗毛巾，毛巾已经让她的血染红了。

“谢谢你，”她说，“你的手真巧。”

他的心狂跳着。他以前也给别人清洗过伤口，但从未经历过这种眩晕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就要做出某种愚蠢的事情了。

他打开窗户，泼掉了盆里的水，让院子里的积雪染上了一片粉红。

他脑子里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卡捷琳娜可能只是一个梦。他转过身，心想她坐的那把椅子一定是空的。但她在那儿，正在用那双蓝绿色的眼睛看着他，他发觉自己希望她永远不要消失。

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爱上了她。

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他平时忙着照顾列夫，没有考虑恋爱的事。他并非处男，曾跟三个不同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但那些经历毫无乐趣可言，大概因为她们没人能让他太在乎。

但现在，他内心战栗着想，整个世界上他最最期盼的，就是跟卡捷琳娜躺在墙边的窄床上，亲吻她受伤的脸，对她说——

对她说，他爱她。

别犯傻了，他对自己说。你一小时前才刚遇见她。她并不想从你这得到爱情，只是想借点钱，找到工作和睡觉的地方。

他“咣当”一声关上窗户。

她说：“你还给你弟弟做饭，你的手那么巧，可你能一拳把警察打趴下。”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刚跟我讲了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她接着说，“但你们还小的时候，母亲也死了，对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卡捷琳娜耸耸肩：“因为你还得当一个母亲。”

按照旧俄历，她是1905年1月9日死的。那天是个星期日，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天后来被称作“血腥星期日”。

格雷戈里当时十六岁，列夫十一岁。两个男孩跟妈一起在普梯洛夫机械厂工作。格雷戈里是铸造学徒，列夫扫地。这年的一月，他们三个人都参加了罢工，跟随圣彼得堡其他工厂的十万多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在九日那天上午，他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走上街头，手牵着手，踩着新雪去普梯洛夫机械厂附近的一座教堂。做完礼拜后，他们加入了数千名工人的队伍，从城市各方朝冬宫的方向行进。

“为什么我们要游行呢？”小列夫抱怨道。他宁愿呆在家里，在狭窄的巷子里踢球。

“因为你的父亲，”妈妈说，“因为王子和公主是害人的畜生。因为我们要推翻沙皇和他们的同类。俄国不成立共和国，我就不会停下。”

这是圣彼得堡的一个好天气，寒冷但是晴朗，格雷戈里的脸被太阳晒得发热，他的心也被参与正义事业的同伴之谊温暖着。

他们的领袖是加蓬神父，他就像《旧约》中的一位先知，长长的胡子，说着《圣经》上的话，眼中闪烁着荣耀的光芒。他并非革命党人，他的自救会是经政府批准的，每次聚会都以主祷文开场，结束时要唱国歌。“我现在觉得是沙皇有意让加蓬这样做，”九年后，格雷戈里在这个可以俯瞰铁轨的房间中对卡捷琳娜说，“就像是个安全阀，用来缓解改革的压力，让它通过无害的茶会和乡下舞会释放出去。不过这个办法没起作用。”

加蓬穿着白长袍，手持十字架，带领队伍沿着纳尔瓦公路游行。格雷戈里、列夫和妈妈紧靠在他的身边——神父鼓励全家参加的人走在前面，并告诉他们，士兵绝对不会对孩子开枪。在他们身后，两个邻居举着沙皇的巨幅画像。加蓬告诉他们，沙皇是他的臣民之父。他会倾听他们的呼声，压制那些铁石心肠的大臣，答应工人的合理要求。“我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沙皇也说了同样的话。”加蓬喊道。格雷戈里信任他。

他们接近了纳尔瓦大门，那是一座巨大的凯旋门，格雷戈里记得自己正抬头仰望那六座巨大的战车雕像，然后一队骑兵朝游行的人群猛冲上来，简直就像纪念碑顶上的铜马轰然落下，一个个突然变活了。

有的示威者逃开了，而有的倒在了锤子般乱踏的马蹄下。格雷戈里僵在那儿，妈妈和列夫也吓呆了。

士兵们没有抽出武器，看来只是想把人吓跑。但工人实在太多，几分钟后，骑兵掉转马头，撤了回去。

游行的人群重新聚集起来，这一次完全是另一种气魄。格雷戈里觉得现在非闹得天翻地覆不可了。他琢磨着面对他们的大队人马，那些贵族、大臣和军队。他们要做出什么事情来隔断民众，不让他们去跟自己的沙皇说话？

这个问题几乎立刻就有了答案。越过前面的头顶，他看见了一队步兵，让他惊恐不已的是，他们摆出准备射击的姿势。

前行的人群慢了下来，人们意识到即将面临的危险。加蓬神父离格雷戈里只一步之遥，这时他转过身来，向他的追随者大声喊道：“沙皇绝不允许他的军队射杀他热爱的臣民！”

噼噼啪啪的响声震耳欲聋，就好像冰雹砸在铁皮屋顶上——士兵们在举枪齐射。浓烈的火药味刺激着格雷戈里的鼻孔，一阵恐惧紧紧攫住了他的心。

神父喊着：“别害怕——他们在朝天上开枪！”

又是一阵枪声凌空响起，但没有子弹落下。尽管如此，格雷戈里还是吓得两腿发软。

接着是第三次齐射，这一次，子弹没有飞到天上。格雷戈里听到尖叫声，看见有人摔倒在地。他紧盯着自己周围，愣了一会儿，这时妈狠狠推了他一把，喊道：“快趴下！”他一下卧倒在地。与此同时，妈把列夫也按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他们。

我们就要死了，格雷戈里想，他的心脏跳得比枪声还要响。

射击无情地持续着，那噩梦般的噪声让人无法逃脱。人们开始仓皇逃窜，他们的靴子重重踩在格雷戈里身上，但妈妈护住了他和列夫的头。他们趴在地上，浑身发抖，头上依然是射击和人的尖叫声。

然后，枪声停止了。妈妈动了一下，格雷戈里抬起头，四下看了看。人们匆忙散去，互相呼唤着，但尖叫声已经停歇下来。“起来吧。”妈妈说。他们慌忙从地上爬起来，离开大路，跳过躺着不动的躯体，绕开那些受伤流血的人。他们到了一条小巷，放慢脚步。列夫低声对格雷戈里说：“我把裤子尿湿了！别告诉妈妈！”

妈妈浑身热血上涌，怒不可遏。“我们一定得跟沙皇说话！”她大声喊着。人们停下来，看看她那农民的宽脸和炽烈的目光。她宽厚的胸膛让那浑厚的声音穿过整条街道。“他们阻止不了我们——我们一定要进冬宫去！”有人欢呼起来，其他人点头表示赞同。列夫开始哭起来。

九年后听完这个故事，卡捷琳娜说：“她为什么这样做呢？她完全可以带着孩子安全回家！”

“她常说不想让儿子们再过她那种日子，”格雷戈里回答，“我认为，她觉得就算我们死在一起，也不能放弃美好生活的希望。”

卡捷琳娜若有所思：“我觉得她太有勇气了。”

“这不仅仅是勇气，”格雷戈里坚决地说，“这是一种英雄品格。”

“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们随着好几千人来到了市中心。太阳升得更高，照耀在布满积雪的城市上空，格雷戈里解开了外套和围巾。对列夫来说这段路很长，但那孩子又惊又怕，早忘了抱怨。

最后他们到达涅夫斯基大街，这条宽阔的林荫大道穿过城市中心。街上已经挤满了人。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来来往往，马车横冲直撞——格雷戈里回想起来，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

他们遇见了普梯洛夫机械厂的车工康斯坦丁。他带给妈妈一个坏消息，城里其他地方的示威者遭到屠杀。但这并没有让她停下脚步，其他人也同样坚定。他们健步走过一家家店铺，里面出售德国的钢琴、巴黎的帽子和摆放温室玫瑰的特制银碗。一个贵族在珠宝店给情妇买个小玩意儿所花的钱，比一个工厂工人干一辈子挣的工资还多，格雷戈里听大人这样说。他们经过索雷尔电影院，格雷戈里一直想进去看看。商贩们生意很好，用一种漂亮的俄式茶缸卖茶水，还有孩子玩的彩色气球。

人们来到街道尽头，圣彼得堡的三大地标建筑跟前，它们并排树立在冰冻的涅瓦河岸——被称作“青铜骑士”的彼得大帝的骑马雕像、尖顶的海军部大厦，还有冬宫——格雷戈里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这座宫殿，一直不肯相信这么大的建筑真的是住人的地方。简直不可思议，就像故事里常有的，类似一把神奇的宝剑，或者一件隐形斗篷一样的东西。

宫殿前的广场覆盖着白雪。远处，暗红色的大楼前面排列着一队骑兵、穿着长大衣的步枪手，还有加农炮。人群从广场四周聚集过去，互相保持着距离，害怕那些士兵开枪，但新来的人从附近的街道上不断涌来，像条条支流汇入涅瓦河，格雷戈里被人推着往前走。来到这儿的不光是工人，格雷戈里惊讶地注意到很多是穿着暖和外套的中产阶级，正从教堂返回自己家，有的看上去像学生，少数人甚至穿着校服。

妈妈小心地带着他们躲开枪口，来到亚历山大洛夫斯基花园，它位于长长的、黄白相间的海军大厦前。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因此人群开始松动起来。那个为中产家庭的孩子们赶麋鹿雪橇的人已经回家了。人们都在谈论杀人的事：城里到处有示威者被枪炮射死，被哥萨克马刀砍死。格雷戈里跟一个同龄孩子讲述发生在纳尔瓦大门的事情。示威者们得知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一个个火冒三丈。

格雷戈里抬头凝视着冬宫长长的外墙，上面好几百个窗户。沙皇在哪儿呢？

“那天早上他没在冬宫，这是我们后来才弄清楚的，”格雷戈里对卡捷琳娜说，他发觉自己的声音带着一个失望的信徒般的怨恨和苦涩，“他甚至没在城里。这位臣民之父去皇家行宫度周末了，在乡间散步，玩多米诺骨牌。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还去觐见他，求他出来见一见自己的臣民。”

人们越聚越多，与沙皇见面的吁求愈发迫切，有些示威者开始讥嘲士兵。每个人都变得紧张而愤怒。突然有一队警卫冲入花园，命令所有人离开。格雷戈里看着，既恐惧又疑虑，他们挥舞着鞭子，见人就抽，有的还用马刀背抽打民众。他看了看妈妈，等她拿主意。她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格雷戈里不知道他们究竟盼着沙皇做什么，他只是觉得——就跟其他人一样——只要他们的君主知道他们所受的委屈，他就会以某种方式纠正和弥补。

其他示威者也跟妈妈一样坚决，虽说那些受到卫兵鞭打的人畏缩起来，但没有一个人离开。

接着，士兵们拉开了射击的架势。

前面的几个人跪下来，摘掉他们的帽子，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跪下！”妈妈说了一句，他们三个全都跪了下来，他们周围的人也都照做，直到大部分都摆出祈祷的姿势。

突然降临的沉默让格雷戈里感到害怕。他盯着对准他的步枪，步枪兵也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像一座座雕像。

然后，格雷戈里听到一声号角。

这是一个信号。士兵们的武器开火了。格雷戈里周围的人喊叫着倒在地上。一个为了看清周围爬到雕像上面的男孩，惊叫一声摔到地上。一个孩子像被打中的鸟一样从树上掉了下来。

格雷戈里看见妈妈脸朝下趴在地上。他以为她是在躲子弹，便也那样趴下。过了一会儿，他扭头，看见了血，她脑袋四周的雪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不！”他大叫着，“不！”

列夫尖叫起来。

格雷戈里抓着妈的肩膀，把她拉了起来。她的身子瘫软。他盯着她的脸。一开始，他被自己看见的一切弄蒙了。他看见的究竟是什么？她的额头和眼睛现在已经血肉模糊，无法辨认。

还是列夫说出了真相。“她死了！”他哭喊起来，“妈妈死了，我母亲死了！”

枪声停止了。四周，人们都在逃命，有人狂奔，有人一瘸一拐，有人在地上爬。格雷戈里竭力思考着。他该怎么办？他得带着妈妈离开这儿，他作出了决定。他把胳膊伸到她的身体下面，把她抱了起来。她身子不轻，但他很壮实。

他转过身来，寻找回去的路。他很奇怪自己眼前一片模糊，然后意识到他在不停地流泪。“快走，”他对列夫说，“别叫了，我们得马上走。”

广场边上有个穿蓝色束腰工装的老人拦住了他们，眼含泪水，脸上满是皱纹。“年轻人啊，”他对格雷戈里说，声音里带着愤怒和痛苦，“永远不要忘记，”他说，“永远不要忘了今天沙皇在这儿犯下的谋杀罪。”

格雷戈里点点头：“我不会忘的，先生。”

“愿你活得长久。”老人说，“活到能为沙皇所犯的恶行复仇的那一天。”

“我抱着她走了大概一里地，后来累了，就上了电车，仍旧抱着她。”格雷戈里对卡捷琳娜说。

她盯着他，那张美丽、但伤痕累累的脸苍白而惊恐：“你带着死去的母亲坐电车回家？”

他耸耸肩：“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着奇怪的事情。确切地说，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很奇怪，所以无论我做什么都不算出格。”

“那些坐车的人呢？”

“售票员什么也没说。我猜他大概吓坏了，忘了把我赶下去，他也没找我要车钱，当然我也没法付钱。”

“所以你就坐下了？”

“我坐在那儿，怀里抱着她的尸体，列夫坐在我旁边，一直在哭。那些乘客只是盯着我们。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我正在琢磨我该怎么办，就决定把她带回家。”

“就这样，刚十六岁，你就成了一家之主。”

格雷戈里点点头。虽然回忆十分痛苦，但他从她的专注倾听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看着他，听他说话时嘴唇微张，可爱的脸上交织着迷恋和惊骇的复杂表情。

“那段时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帮我们。”他内心又被独自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的恐慌占据了。这段回忆一直让他怒火中烧。已经结束了，他对自己说：我有一个家，一份工作，我的弟弟已经长大成人，强壮又英俊。可怕的日子已经过去。尽管如此，但他总想掐住某个人的脖子——一个士兵、警察、政府大臣或者沙皇本人，他要使劲捏住，掐到他咽气为止。他闭上眼睛，颤抖着，直到这种感觉消失。

“葬礼刚一结束，房东便把我们赶了出去，说我们付不起钱，还拿走了我们的家具，他说用来抵偿欠租，可我妈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我去教堂告诉神父，说我们无处安身。”

卡捷琳娜冷笑了一下：“我能猜到接着会发生什么。”

他有些吃惊：“你能猜到？”

“牧师让你上床睡觉——上他的床。这件事就曾发生在我身上。”

“差不多吧，”格雷戈里说，“他给了我几戈比，让我去买几个热土豆。我在他说的地方没找到商店，但没继续找，而是连忙跑回了教堂，因为当时觉得他的样子很怪。结果，当我走进小礼拜堂的时候，他正在脱列夫的裤子。”

她点点头说：“我十二岁的时候那些牧师就开始对我干这种事了。”

格雷戈里感到震惊。他原以为只是他遇到的那个牧师极端邪恶。卡捷琳娜显然认为他们都是同样堕落。

“他们都这样？”他气愤地说。

“从我经历的事情看，大多数都是。”

他憎恶地摇了摇头：“你知道最让我吃惊的是什么？当我逮到他的时候，他都不觉得羞耻！他只是很生气，就好像我打断他沉思经文似的。”

“当时你怎么做的？”

“我让列夫穿好裤子，然后我们就走了。牧师想把那几个戈比要回来，但我告诉他这些钱是施舍给穷人的。当晚我用这些钱在公寓里租了一张床。”

“然后呢？”

“后来我谎报年龄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还租了一间房，一天一天学会自立。”

“现在你幸福吗？”

“当然不。我的母亲想让我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离开俄国。我差不多已经攒够了钱。我要去美国，等我到了那儿，就把买船票的钱给列夫寄回来。美国那边没有沙皇——也没有皇帝或任何形式的国王。军队不能想杀谁就杀谁。人民当家作主！”

她半信半疑：“你相信这些？”

“这是真的！”

有人轻轻敲着窗户。卡捷琳娜吃了一惊，他们是在二楼，但格雷戈里知道是列夫。夜深了，大门已经锁上，列夫只得穿过铁路到后院，爬上洗衣房的屋顶，再从窗户爬进来。

格雷戈里打开窗户让列夫进来。后者衣着讲究，穿着一件珍珠母纽扣的夹克，还戴了一顶有天鹅绒丝带的软帽，背心上缀着一根黄铜表链。他剪了一个时兴的波兰式侧分头，而不是乡下人常梳的中分。卡捷琳娜显得很吃惊，格雷戈里估计她没想到他的弟弟如此潇洒时髦。

通常格雷戈里见到列夫回家都很高兴，看他没喝得酩酊大醉便松下一口气。现在他却希望跟卡捷琳娜单独多呆一会儿。

他给两人作了介绍，列夫的眼睛闪闪发光，很感兴趣地跟她握手。她擦干脸颊上的泪水。“格雷戈里跟我讲到你母亲去世的事。”她解释道。

“九年来他既当爸又当妈，一直在照顾我，”列夫歪着头嗅了嗅，“而且还烧得一手好菜。”

格雷戈里拿出碗和勺子，把一条黑面包放在桌上。卡捷琳娜向列夫说起跟警察平斯基大打出手的经过，那种语气让格雷戈里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实际情况还要勇敢。但他很高兴她把自己当成英雄。

列夫被卡捷琳娜迷住了。他向前探着身子，好像他从未听过如此迷人的故事，微笑着连连点头，随着她讲述的内容，一会儿吃惊，一会儿憎恶。

格雷戈里把菜盛到碗里，拉过那只货箱当椅子。吃食还算不错，他在锅里加了一颗洋葱，后腿骨使萝卜有了浓郁的肉香。列夫岔开话题，谈起了厂里发生的各种怪事和从别处听来的笑话，气氛变得轻松起来。他让卡捷琳娜笑个不停。

他们吃完饭后，列夫问卡捷琳娜是怎么来城里的。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改嫁了。”她说，“不幸的是，我继父更喜欢我，而不是我母亲。”她甩了甩头，格雷戈里弄不清这是表示羞愧还是蔑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母亲是这么认为的，接着就把我赶了出来。”

格雷戈里说：“圣彼得堡的一半人口是从乡下来的。很快就没人种地了。”

列夫说：“你一路上是怎么过来的？”

还是那种常见的故事，坐三等车厢，乞求过路的马车捎一段，等等。但格雷戈里被她说话时那张生动的面孔彻底迷住了。

列夫又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表些有趣的看法，提几个问题。

很快，格雷戈里注意到，卡捷琳娜把椅子挪向了列夫，专注跟他交谈。

格雷戈里想：看来我成了多余的人。

第四章

1914年3月

“这么说，《圣经》的所有篇章原本都是用另外的语言写成的，”比利对他父亲说，“后来才翻译成英文。”

“是啊，”爸爸说，“罗马天主教会打算禁止翻译——他们不想让我们这样的人自己阅读《圣经》，然后去跟牧师争论。”

爸爸在谈论天主教时不太像一个基督徒。无神论跟天主教相比，他似乎更痛恨后者。但他喜欢辩论。“那么好吧，”比利说，“请问，原稿在哪里？”

“什么原稿？”

“《圣经》的原稿，用希伯来和希腊语写的。它们保存在哪儿？”

他们正在威灵顿街的家里，面对面坐在厨房的方桌边。已过晌午，比利刚从矿井回家，洗了手和脸，但身上还穿着工作服。爸爸把他的外套挂好，穿着背心和衬衫坐在那儿，硬领和领带也没有摘——他吃过饭后还要出门，去参加一次工会会议。妈妈正在炉子上热着菜。外公跟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讨论，淡淡微笑着，好像这些他以前全都听过了。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原稿，”爸爸说，“原稿在几个世纪前就腐烂了。我们只有副本。”

“那么副本在哪儿呢？”

“保存在不同的地方，比如修道院、博物馆……”

“应该把它们存放在一个地方。”

“但每个篇章都有不止一个副本——有些又比别的更好。”

“怎么会有一个副本比另一个更好，它们不该都一样吗？”

“是的。年深日久，就会混入一些人为的错误。”

这话让比利吃了一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呢？”

“有一种学科叫作文献学，就是比较不同版本，然后定出一个完善的文本。”

比利更惊讶了：“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确凿无误的神的圣言？是人们互相谈论，然后作出判断的？”

“是的。”

“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是对的呢？”

爸爸狡黠地笑着，一看就知道他被问得走投无路了。“我们相信，如果人们虔诚谦卑地干活，上帝就会引导他们的劳作。”

“但如果他们不那样做呢？”

妈妈把四只碗放在桌子上。“不要跟你父亲争辩了，”她说着，在一条面包上切下厚厚的四片。

外公说：“随他吧，卡拉。让孩子把他的问题都说出来。”

爸爸说：“我们相信上帝的力量足以保证他的圣言传给我们，就像他希望的那样。”

“这完全不合逻辑！”

妈妈又插了进来：“别跟你父亲那样说话！你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

比利不去理她：“如果上帝真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圣言，为什么他不去引导抄写副本的人，让他们不要出错呢？”

爸爸说：“有些事情并不是让我们来理解的。”

这种回答最没有说服力了，比利不予理睬。“如果抄写副本的人可能出错，显然那些文献学者也会出错。”

“我们必须抱有信仰，比利。”

“信仰上帝的圣言，不错——但不是去相信那些希腊语教师！”

妈妈坐在桌边，撩开眼前一缕花白的头发。“所以你又对了，其他人全错了，每次都这样，对吧？”

这种惯常伎俩总是让他恼火，看似有道理，实际上是抬杠。他不可能比所有人都聪明。“问题不在我，”他抗议道，“这不合逻辑！”

“哦，又是你的逻辑，”他的母亲说，“快吃你的饭吧。”

门开了，戴・泼尼斯太太走了进来。这在威灵顿街很正常——只有陌生人才会敲门。戴太太穿着围裙，脚上是一双男人的靴子——她一定有什么急事相告，连帽子都没戴就匆忙出了门。她浑身颤抖着，手上挥舞着一张纸。“就这么把我扔出去了！”她说，“我该怎么办啊？”

爸爸站了起来，把自己的椅子让给她。“来这儿坐下，喘口气，戴・泼尼斯太太，”他平静地说，“让我看看这封信。”他把信从她那发红、粗糙的手上接过来，摊平放在桌子上。

比利看得出来，这是一张凯尔特矿业的信笺。

“亲爱的埃文斯太太，”爸爸大声读起来，“以上地址的房屋现在需要分配给正在工作的矿工，”阿伯罗温的大部分房屋都是由凯尔特矿业盖起来的，多年来，有些房子已经出售给了住户，其中就包括威廉姆斯家住的房子。但大部分房子是租给矿工住的。“根据租借条款，我……”爸爸停顿了一下，比利看得出他很震惊，“我就此正式通知你两星期内离开！”他念完了。

妈妈说：“两星期内离开——可她丈夫下葬还不到六个星期！”

戴太太哭了：“可我能去哪儿呢，还有我的五个孩子？”

比利也感到震惊。公司怎么能这样对待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是在他们的矿上死的！

“信末的签名是‘董事长珀西瓦尔・琼斯’。”爸爸读道。

比利说：“租约呢？我没见过哪个矿工有租约。”

爸爸对他说：“没有书面租约，但法律上认为这是一种默认契约。我们为此争辩过，但失败了。”他转身面对着戴太太：“按道理说，房子是跟工作连在一起的，但寡妇通常容许留在原来住的房子里。有时候她们还是会离开去别的地方，也许跟她们父母住。她们也会改嫁，嫁给别的矿工，这个矿工再续租下去。通常会有至少一个男孩长大后当上矿工。把寡妇扫地出门并不太合乎公司的利益。”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和孩子们赶走？”戴太太哀号着。

外公说：“珀西瓦尔・琼斯是在赶时间。他在意的大概是煤炭价格在上涨。所以星期日也安排了加班。”

爸爸点了点头：“他们想要提高产量，这一点是肯定的，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但他们把寡妇赶走并不会达到这个目的。”爸爸站了起来，“要是我的话，就不这么做。”

八个女人被赶出家门，她们全都是寡妇，丈夫死在那次煤矿爆炸中。那天下午爸爸带着比利挨家走访，了解到她们都收到了珀西瓦尔・琼斯的信，内容一模一样。她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汉威尔・琼斯太太歇斯底里，哭个不停，顽固相信宿命的罗利・休斯太太则说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像巴黎那样的断头台，专门来铡珀西瓦尔・琼斯这种人。

比利怒火中烧。这些女人已经在井下失去了男人，难道还不够吗？非得让她们既没了丈夫，又没了家？

“公司能这么做吗，爸爸？”他跟父亲穿过肮脏闭塞的小道朝矿井走去。

“如果我们容忍，他们就能得手，孩子。工人阶级比统治阶级人数更多，力量更大。他们什么都要依靠我们。我们为他们提供食物，造房子，做衣服，没有我们，他们就得死。他们不能做任何事，除非我们让他们做。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他们走进董事办公室，把帽子塞进自己的口袋。“下午好，威廉姆斯先生，”斑点・卢埃林说，显得有些紧张，“稍等一会儿，我去问问摩根先生是否要见你。”

“别犯傻，孩子，他当然得见我。”爸爸说，没停下脚步直接走向里面的办公室。比利紧跟着他。

马尔德温・摩根正在看一本账簿，但比利觉得他只是在装模作样。他抬起头来，粉红的脸颊跟往常一样剃得溜光。“进来吧，威廉姆斯。”他略显多余地说。跟很多人不同，他并不怕爸爸。摩根是在阿伯罗温出生的，是个校长的儿子，学过工程学。比利发现他跟爸爸很像——聪明，自以为是，也十分固执。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摩根先生。”爸爸说。

“我可以猜猜，但你还是自己告诉我吧。”

“我想让你收回那些退租通知。”

“公司需要腾出房子分配给矿工。”

“这样做是自找麻烦。”

“你是在威胁我吗？”

“别这么傲慢，”爸爸温和地说，“这些女人在井下失去了丈夫。难道你不觉得该对她们负责吗？”

摩根顽固地扬起下巴：“公共调查发现，这起爆炸并不是因为公司的疏忽造成的。”

比利真想问问他：一个聪明人说出这种话，难道不觉得可耻。

爸爸说：“调查发现的违规清单跟开往帕丁顿的火车一样长——电气设备没有屏蔽，没有呼吸器，没有适当的消防车……”

“可是这类违规没有引起爆炸或者矿工死亡。”

“应该是这些违规没有被证明造成了爆炸或死亡。”

摩根有些坐不住了：“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讨论调查的吧。”

“我来是为了让你明白道理。我们在这说话的工夫，那些信件的消息就已经传遍全镇了。”爸爸往窗外指了一下，比利看见冬天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人们在唱诗班排练、酒吧喝酒、参加祈祷会、下棋的时候——都在谈驱逐寡妇的事。随便你赌什么，他们肯定会非常气愤。”

“看来我不得不再问一次：你是不是想胁迫公司？”

比利真想掐死这个家伙，不过爸爸叹了口气：“你好好想想，马尔德温，我们自打上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劝你讲点道理。你也知道工会里有些人比我更激进。”爸爸指的就是汤米・格里菲斯的父亲。莱恩・格里菲斯相信革命，期待每一次争端都能引起燎原大火。他想要取代爸爸，并倾向于采取极端手段。

摩根说：“你的意思是要号召罢工？”

“我只是告诉你人们会很气愤。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我无法预测。不过我不想找麻烦，你也不想出乱子。我们现在谈的是八间房子，你们一共有多少房子，八百间吧？我倒是要问问你，这么做值不值得呢？”

“公司已经作出了决定。”摩根说。比利的直觉告诉他，摩根并不同意公司的做法。

“请董事会重新考虑。提个建议能有什么坏处？”

爸爸总是这么温文尔雅，让比利很不耐烦。难道他不该提高嗓门，指着摩根，控诉他对公司如此明显的罪过，表现得冷酷无情吗？要是换了莱恩・格里菲斯，他肯定会这么做。

摩根不为所动：“我在这儿是要执行董事会的决定，而不是质疑。”

“这么说，退租决定已经被董事会批准了？”爸爸说。

摩根有些慌张：“我没这么说。”

但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这样，比利想，多亏了爸爸的巧妙提问。也许采取温和态度并不是坏事。

爸爸改变了策略：“如果我给你找到八间愿意接收新矿工当租客的房子呢？”

“这些矿工都有家庭。”

爸爸缓慢又慎重地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果你愿意的话。”

“公司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

“不管别人的死活？”

“这是我们的煤矿。公司测量了土地，跟伯爵达成协议，挖了矿坑，买下机器，也给矿工们盖了房子让他们住。我们承担了这些开销，就有权拥有它，不会让别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

爸爸戴上帽子。“马尔德温，不是你们把煤矿埋在地下的，对吧？”他说，“是上帝。”

爸爸想把镇政厅的礼堂预订下来用于次日晚上七点半的聚会，但那地方早就被阿伯罗温业余戏剧俱乐部订走了，他们在那排练《亨利四世》第一幕，因此爸爸决定让矿工们到毕士大礼拜堂去。比利跟着爸爸，还有格里菲斯家的莱恩和汤米这些公会积极分子，他们分头到镇上各处口头通知开会的事，把手写的布告钉在酒馆和礼拜堂的墙上。

第二天晚上七点一刻，礼拜堂里就已挤满了人。寡妇们在前面坐成一排，其他人全都站着。比利站在靠前排的侧面，刚好能看见人们的脸。汤米・格里菲斯站在他旁边。

比利为爸爸的勇气和智慧而自豪，爸爸在离开摩根办公室时戴上帽子的那种劲头也让他感到骄傲。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爸爸更严厉一点。他应该像对毕士大的教众发言那样跟摩根谈话，用地狱的烈火警示那些拒绝接受显见真理的人。

正好七点半时，爸爸让大家安静。他用布道般威严的嗓音读着帕西瓦尔・琼斯给戴・泼尼斯太太的信。“一共有八位六星期前矿井爆炸丧生者的遗孀收到了同样的信件。”

有几个人嚷着：“可耻！”

“我们的规则是，会议主席叫到谁，谁就发言，这样每个人都能轮到，我在此感谢大家遵守这一规则，甚至现在这样情绪激动的时候也一样。”

有人叫了一声：“真他妈的可耻！”

“好了，好了，格里夫・普里查德，不要说脏话，拜托。这里是礼拜堂，另外还有女士在场。”

两三个人说：“好的，好的。”

格里夫・普里查德说：“对不起，威廉姆斯先生。”他从下班后就一直呆在双冠酒馆。

“我昨天跟煤矿经理见了面，要他正式撤销退租通知，但他拒绝了。他暗示说董事会已作出决定，他无权更改，甚至不能质疑这一决定。我迫使他考虑其他办法，但他表示公司有权管理其自身事务，不受任何干扰。我只能向你们转达这些信息。”这实在够低调的，比利想。他希望爸爸大声呼吁起来革命。但爸爸只是指了指一个举手的人：“小店约翰・琼斯。”

“我在戈登阶地二十三号住了一辈子，”琼斯说，“我出生在那儿，我现在也住在那儿。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日子很难，我妈也很辛苦，但她没被赶走。我到了十三岁就下了井，现在是我付房租。情况一直如此。从来没人说要把我们撵出去。”

“谢谢你，约翰・琼斯。你要提什么建议吗？”

“不，我只是说说这事儿。”

“我有一个建议，”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们罢工！”

人群中发出一片赞同声。

比利的父亲说：“戴哭宝。”

“我是这么看的，”这位镇橄榄球队队长说，“我们不能让公司得逞。如果听凭他们把寡妇们赶走，那我们没人会觉得自己的家人有任何安全保障。一个人给凯尔特矿业干了一辈子活，死在了矿上，两个礼拜以后，他的老婆孩子就被赶到街上。戴同盟去办公室想跟那个‘去梅瑟的摩根’讲道理，却毫无结果，所以我们没别的选择，只能罢工。”

“谢谢你，戴。”爸爸说，“我是不是该把这话看作罢工行动的正式议案？”

“是。”

比利很惊讶爸爸这么快就接受了。他心里清楚自己的父亲希望避免罢工。

“表决吧！”有人喊道。

爸爸说：“在我把这个提案提交表决之前，我们需要决定什么时候罢工。”

哎呀，比利想，他还没接受呢。

爸爸继续说：“我们可以考虑从星期一开始。从现在起到星期一我们工作的这段时间，罢工的威胁可能会让董事们明白过来，我们或许可以不用损失工钱就达到目的。”

比利明白了，爸爸是想用推迟的办法作为第二种选择。

但莱恩・格里菲斯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可以说话吗，主席先生？”汤米的父亲长着一个圆滚滚的秃头，四周有一圈黑发，还留着一撮黑胡子。他走上前去，站在爸爸旁边，面对人群，看上去两个人具有同等的权威。人们沉默了。莱恩跟爸爸和戴哭宝一样，属于说话时大家都静下来洗耳恭听的少数几个人。“我要问问大家，给公司四天宽限期是否明智？假如他们不改变自己的想法——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他们从来都很顽固。然后，我们等到星期一，结果什么都没有实现，寡妇们剩下的时间却更少了。”他稍稍提高了嗓门以加强效果，“我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寸步不让。”

下面一片欢呼，比利也加入了。

“谢谢你，莱恩，”爸爸说，“这么说，我这儿有两个提案了：明天就罢工，或者星期一罢工。还有谁要说话？”

比利看着父亲主持会议。接下来说话的人是朱塞佩・乔伊・庞蒂，是阿伯罗温男声唱诗班的领唱，他的弟弟约翰尼是比利的同学。尽管他有个意大利人的名字，但他生在阿伯罗温，说话的口音也跟这儿的人毫无二致。他也主张立即罢工。

爸爸说：“为了公平起见，有没有谁赞成星期一罢工的？”

比利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利用自己的威信说服大家。如果他坚持要星期一罢工，就有可能改变人们的想法。但如果他失败，就会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不得不领导一场他所反对的罢工。比利觉得爸爸并不完全自由，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大家开始议论起来。煤炭储藏量很高，因此管理层可以观望等待。可现在需求量也很大，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卖的时候尽量卖。春天快要来了，到时候矿工家里就不再依赖限量供给的燃煤了。长久的罢工历史表明矿工是占优势的，但法律条文是倾向管理层的。

爸爸让大家讨论，有些人的发言显得单调乏味。比利想知道他父亲的动机是什么，猜想他可能希望大家头脑冷静下来。但最终他还是得让大家一起表决。

“首先，赞成不罢工的举手。”

有几个人举起手。

“下面，赞成星期一开始罢工的举手。”

很多人都表示赞成，但比利不知道这是否足以取胜。这要取决于有多少人会弃权。

“最后，赞成罢工从明天开始的。”

人群里一阵欢呼，大家的手举得高高的，密密麻麻在空中挥舞。表决结果一目了然。

“明天举行罢工的议案获得通过。”爸爸说。谁也没有要求计数。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大家往外走的时候，汤米快活地说：“明天没有班上。”

“哎，”比利说，“也没有钱花。”

菲茨第一次找妓女的时候，他想去吻吻她——不是因为他想要这样，只是觉得应该要这样做。“我不接吻。”她唐突地说，带着伦敦腔。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这样做过。宾・韦斯特安普敦说很多妓女都不让亲吻，可一想到她们容许其他亲密行为却单单不能接受亲吻，难免让人感到奇怪，也许这种微不足道的禁忌为她们保留了些许尊严。

菲茨那个阶级的女孩不能在婚前亲吻任何人。当然，她们还是会的，但只在某种罕有的私密场合，比如舞会上一个突然空下来的侧室里，或者躲在乡间花园的杜鹃花丛里偷偷亲吻。这种机会稍纵即逝，容不得激情持续下去。

菲茨唯一好好亲吻过的女性就是他的妻子碧。她把自己的身体呈现给他，如同厨师奉上一个特制的蛋糕，浓香四溢，甜美可口，为他带来完美的享受。她随他怎么做都行，也没有任何要求。她的双唇任他亲吻，张开嘴巴让他伸进舌头，但他从不觉得她渴望着他的爱抚。

艾瑟尔吻得却像她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似的。

栀子花套房里，他们站在铺着防尘罩的床前，紧紧相拥。她吮吸他的舌头，咬他的嘴唇，舔他的喉咙，同时一手轻抚他的头发，紧握住他的脖颈，另一只手伸进他的背心里，掌心摩挲着他的胸膛。最后当他们气喘吁吁分开的时候，她用两手捧着他的脸颊，一动不动地抱着他的头，凝视着他的眼睛，说：“你实在太漂亮了。”

他在床边坐下，握着她的手，她则站在他的面前。他知道有些人习惯勾引自己的仆人，但他没那么做过。他十五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客厅女佣，那是在伦敦的家里。几天后他的母亲便觉出端倪，立刻解雇了那个女孩。他的父亲笑着说：“选得倒是不错。”从那时起他就没再碰过任何家仆。但他无法抗拒艾瑟尔。

她说：“为什么回来？你不是整个五月都要呆在伦敦吗？”

“我想见你。”他能看出她不太相信他说的话，“我一直在想你，整天想，每一天都想，所以，我必须回来。”

她又低头吻他。他嘴上吻着，身子慢慢倒在床上，也把她拉倒在自己身上。她人很瘦，身子轻得像个孩子。她的头发从别针上散开，让他的手指埋在那光滑的卷发里。

过了一会儿，她从上面翻下来，躺在他旁边，喘着气。他支着胳膊肘，侧身看着她。她说他很漂亮，但现在她是他眼中最漂亮的事物。她脸颊通红，头发乱蓬蓬的，红嘴唇润湿，微微张开。她的黑眼睛凝视着他，充满崇拜。

他把手放在她臀部，抚摸她的大腿。她捂住他的手，抓着它不放，好像怕他太乱来。她说：“他们为什么叫你菲茨？你的名字不是爱德华吗？”

她说话是想让激情冷却下来，他觉察得出。“一开始是在学校里被这么叫的，”他说，“所有男孩都有昵称。然后，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有一年暑假跟我回家，茉黛就跟着他一起这么叫了。”

“在这之前你父母叫你什么？”

“泰迪。”

“泰迪，”她咂摸着，说道，“我更喜欢这个名字，比菲茨好听。”

他又去摸她的大腿，这一次她依着他。他一边亲吻她，一边慢慢拉起她的黑色管家裙。她穿着小腿一样长的袜子，他抚摸着她裸露的膝盖。膝盖以上是她的长棉内裤。他隔着棉布摸着她的双腿，然后把手伸向腿叉那里。他摸到那里时她呻吟起来，身子向上顶着他的手。

“把它脱掉。”他低声说。

“不！”

他摸到了腰上的束带。它打了一个结，他使劲一拉就开了。

她又按住了他的手：“不。”

“我只想摸一摸那儿。”

“我比你还想，”她说，“但是不行。”

他起身跪在床上。“我们不会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他说，“我保证。”说完，他两手抓着她内裤的裤腰把它一下子撕开。她惊得倒吸一口凉气，但并没有抗议。他重又躺下，用手在她的身下探寻着。她立刻就把两腿分开了。她紧闭双眼，呼吸急促起来，就像她在奔跑一样。他猜测以前从未有人对她做过这种事情，耳边有个微弱的声音告诉他，他不该利用她的单纯无知，但他已深陷欲望之中，无法去细听这个声音。

他解开自己的裤子，趴到她上面。

“不。”她说。

“来吧，求你了。”

“可我要是有了孩子怎么办？”

“我在那之前退出来。”

“你保证？”

“我保证。”他说着，滑入她的体内。

他感觉受阻。她是个处女。他的良知再次发声，这一次那声音不再那么微弱。他停了下来。但这次是她把持不住了。她抓住他的臀部，把他拉近自己的身体，同时稍稍抬起身子。他感到什么东西破开了，她疼得尖叫一声，接着，那种阻碍便消失了。他的身子来回动着，她急切地配合着他的节奏，她睁开眼睛，看着他的脸。“哦，泰迪，泰迪。”她说。他看出她是爱他的，这种念头让他深为触动，几乎流下眼泪，同时兴奋得几乎失控，高潮远比他预想的更快。他绝望地匆忙撤出身来，带着混合了激情与失望的呻吟将精液射在她的大腿上。她把手拢到他脑后，让他的脸贴近，疯狂地吻着，然后她闭起眼睛，轻轻叫了一声，带着惊奇和快感。接着，一切就结束了。

但愿我及时退出了，他想。

艾瑟尔照常工作，但她现在总是有种感觉，好像在她口袋里藏着一枚秘密的钻石，在没人看见的时候随时可以去摸一摸，感觉那光滑的表面和锋利的棱角。

在更为清醒的时刻，她会担心这种爱到底意味着什么，会怎样发展下去，她不时感到害怕：她那虔诚的社会党人父亲若是发现会做何感想。但大多数时候她只是感到自己像是从空中坠落般，无法自控。她爱他走路的姿态，他微笑的模样，爱他的服饰，他细心周到的举止，他颇具权威的风度。她也喜欢他偶尔显得不知所措的样子。看到他带着这种受了伤害的表情走出他妻子的房间，她真想哭。她已坠入爱河，无法自拔了。

她一般每天至少跟他说一次话，他们通常会找机会单独呆上几分钟，深情拥吻，单是接吻就会让她变得湿漉漉的，有时她大白天也不得不把内裤洗掉。他也会有其他亲昵的举动，一有机会就上下抚摸她的身体，让她更加兴奋。随后他们又在栀子花套房见了两次，一起躺在那张床上。

有一件事情让艾瑟尔困惑不解：他们在一起时，两次菲茨都咬了她，很使劲，一次咬在她的大腿内侧，另一次是在她的乳房上。这让她疼得大叫了起来，又急忙压下声音。这叫声好像惹得他更起劲了。而且，尽管身上很疼，她也被这一咬撩动起来，或者是因为一个念头——他对她的愿望如此难以抵御，让他被迫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她不知道这是否正常，也不知道该问谁。

但她主要还是担心有一天菲茨无法在那个关键时刻抽出身来。她实在太紧张了，以至于他跟碧公主回伦敦时，她几乎感到了一种解脱。

在他离开之前，她劝他去为那些罢工的矿工家的孩子提供些吃的。“不是为那些父母，因为你不能偏袒哪一方，”她说。“只是给那些孩子。罢工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星期，定量配给的口粮让他们快饿死了。这么做不会让你花太多钱。我想，大概一共有五百个孩子。他们会因此爱你的，泰迪。”

“我们可以在草地上架个帐篷。”他正躺在栀子花套房的床上，裤子解开，头枕在她的腿上。

“我们可以用这儿的厨房做饭，”艾瑟尔热心地说，“炖上一锅肉和土豆，烤些够他们所有人吃的面包。”

“再做一份羊脂布丁，放上葡萄干，怎么样？”

他真的爱她吗？她很想知道。那一刻，她觉得他会做任何她希望他做的事：送给她珠宝，带她到巴黎，给她的父母买上一座漂亮的房子。这些她统统不想要——那她想要什么呢？她不知道，她拒绝让自己的幸福被未来无法回答的问题破坏。

几天后的星期六中午，她站在东草坪上，看着阿伯罗温的孩子们吞咽着有生以来第一次免费午餐。菲茨并不知道这比父亲们工作时给他们孩子吃的东西要好得多。羊脂布丁与葡萄干，真的！父母未获准参加，但大多数母亲在门外站着，看着自己幸运的孩子们。艾瑟尔正朝那边望着，就看见有人向她挥手，便朝车道走去。

大门口的大多是女人——男人一般不管孩子，虽说罢工期间他们无事可做。女人们围住艾瑟尔，一个个显得很激动。

“出什么事了？”她问。

戴・泼尼斯太太回答：“所有人都被赶出来了！”

“所有人？”艾瑟尔没听明白，“哪些人？”

“所有从凯尔特矿业租房子的矿工。”

“天啊！”艾瑟尔大吃一惊，“愿上帝保佑我们。”震惊之余，她也十分疑惑，“可这是为什么呢？公司这么干有什么好处？矿工会走得一个不剩的。”

“那帮人啊，”戴・泼尼斯太太说，“一旦动起真格来，就只想赢。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不会让步。他们全都一样。我不是说戴死得不冤，再怎么说他也回不来了。”

“这太糟糕了。”公司怎么能找到足够多愿意替他们卖命的人下井呢？她真是想不明白。如果他们把矿井关了，整个镇子也就完了。商店也不会再有顾客，孩子也不能去上学，也没有病人去看医生……她的父亲也会丢了工作。谁也没有料到珀西瓦尔・琼斯会如此顽固。

戴太太说：“我不知道国王会怎么说，如果他知道的话。”

艾瑟尔也很想知道。国王曾真诚地表示过同情。但他可能不知道寡妇被赶出来的事情。

她突然有了个主意：“也许你应该告诉他。”

戴太太笑了起来：“等下次我看见他，就告诉他。”

“你可以给他写封信。”

“别说蠢话了，艾丝。”

“我是说真的。你应该这么做。”她看了看周围的人群，“写一封信，让国王拜访过的寡妇签上名，告诉他你们被赶出家门，镇上在闹罢工。这样他就不得不关注这件事了，不是吗？”

戴太太显得很害怕。“我可不想惹麻烦。”

单薄瘦削、长着一头金发的米妮・庞蒂太太一直很有主见，这时对戴太太说：“你没了丈夫，现在又无家可归，你还能有什么更大的麻烦？”

“这话一点不错。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写上‘亲爱的国王’‘亲爱的乔治五世’，还是别的什么呢？”

艾瑟尔说：“你写‘先生，兹尽我卑微之责’。在这工作让我知道不少这样的废话。现在就着手吧。我们这就去仆人休息室。”

“这样合适吗？”

“我现在是女管家，戴太太。合不合适由我说了算。”

女人们跟着她走上车道，来到宅邸后面的厨房。她们围坐在仆人吃饭的餐桌边，厨子为她们沏了一壶茶。艾瑟尔拿出一沓她给商人写信用的普通书写纸。

“先生，兹尽我的卑微之责，”她边写边说，“接下来写什么？”

戴・泼尼斯太太说：“请原谅我们斗胆给陛下写信。”

“不，”艾瑟尔果断地说，“不要表示歉意。他是我们的国王，我们有权向他陈情请愿。还是写‘我们是在矿井发生爆炸后陛下来阿伯罗温拜访过的那几位寡妇’。”

“很好。”庞蒂太太说。

艾瑟尔接着说：“您的访问与亲切的哀悼，以及皇后陛下的慷慨慰问，都让我们深感荣幸和安慰。”

戴太太说：“这方面你天赋过人，就像你父亲一样。”

庞蒂太太说：“奉承话已经说够了。”

“好。那么现在说正事。‘我们的国王，请求您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丈夫死了，现在我们就要被赶出家门了。’”

“赶我们的人是凯尔特矿业。”庞蒂太太加了一句。

“‘凯尔特矿业要赶我们出去。整个矿井为我们罢工，但现在他们也要被赶出家门了。’”

“不要写太长，”戴太太说，“他很忙，应该没空读完。”

“那么好吧。最后再写上：‘您的王国里可以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吗？’”

庞蒂太太说：“这显得太驯服了。”

“不，正合适，”戴太太说，“这是请求他来明断是非。”

艾瑟尔最后边写边说道：“‘我们很荣幸成为陛下最谦卑顺从的仆人。’”

“非要写上这个吗？”庞蒂太太说，“我不是仆人。请别见怪，艾瑟尔。”

“这样写很正常。伯爵给《泰晤士报》写信就会带上这句话。”

“要是那样的话，好吧。”

艾瑟尔把信给桌边的人传阅：“在签名旁边写上你们的地址。”

庞蒂太太说：“我的字太可怕了，你替我签吧。”

艾瑟尔正要反对，但突然想到庞蒂太太可能不会写字，所以就没再说什么，在信纸上替她写下：“米妮・庞蒂太太，威灵顿街十九号。”

她在信封上写好地址：

伦敦白金汉宫，

国王陛下收

她把信封好，贴上邮票。“你们看，这样就行了。”她说。女人们送给她一片掌声。

当天她就把信寄了出去。

她们一直都未收到答复。

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南威尔士笼罩在一片灰暗之中。低云遮蔽了山顶，绵绵不绝的细雨在阿伯罗温上空飘洒。艾瑟尔跟泰-格温的大多数佣人都离开了自己岗位——伯爵跟公主去了伦敦——来到了镇上。

从伦敦调来了大批警察强制驱赶矿工，他们站在每条街上，沉重的雨衣滴着雨水。“寡妇罢工”成了全国新闻，加地夫和伦敦的记者坐最早一班火车赶来，他们抽着香烟，不停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甚至还有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大照相机。

艾瑟尔跟家人们站在门外看着这一切。爸爸是由工会雇佣的，不属于凯尔特矿业，自己拥有房产，而他们的大多数邻居都被逐出家门。从一大早开始，他们把家里的东西搬到街上：床铺、桌椅板凳、饭锅和夜壶、镶在镜框里的画、钟表、用橙色箱子装着的陶器和餐具、用报纸和绳子捆扎起来的少量衣物。每户人家都有一小堆毫无价值的破烂，就像是祭品一样堆在门口。

爸爸铁青着脸，压抑着心里的愤怒。比利看上去很想找人打一架。外公不停地摇头说：“我活了七十年，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妈妈的脸上毫无表情。

艾瑟尔不停地哭。

有些矿工已经找到了别的工作，但情况不容乐观——一个矿工不太能适应店员或公共汽车售票员的工作，雇主对此十分清楚，一看见他们指甲里带着煤灰，就把他们打发了。有六七个人去商船当了水手，签下司炉的用工合同，临走前把预付工资留给了妻子们。有些人打算去加地夫或者斯旺西，希望在钢铁厂找份工作。不少人搬到邻近城镇的亲戚家里。其余的人就只能挤到阿伯罗温其他非矿工的房子里，直到罢工有个结果。

“国王一直没有给寡妇们回信。”艾瑟尔跟爸爸说。

“你做错了，”他直截了当地说，“学一学那个潘克赫斯特夫人。我不相信女人表决权的事儿，但她知道如何赢得别人的关注。”

“那我该怎么做，把自己送进监狱吗？”

“也不用那么极端。如果我当时知道你做这件事，就会劝你给《西部邮报》寄一个副本。”

“我根本没往那儿想。”艾瑟尔想到自己本来可以做点什么阻止驱逐行为，到头来却一事无成，一时心灰意冷。

“报纸会质询白金汉宫，问他们是否收到了这封信，国王也就不太可能对这件事置之不理了。”

“真该死！当时我要是问问你就好了。”

“别说粗话。”她的母亲说。

“对不起，妈妈。”

伦敦来的警察很不理解这种愚蠢的傲慢和固执引发的罢工。珀西瓦尔・琼斯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每日邮报》的记者想采访爸爸，但这家报纸对工人抱有敌意，爸爸拒绝了他们。

镇上没有足够的手推车，人们只得轮流搬运他们的东西。整个过程需要好几个小时，不过午后，最后一堆东西也运走了，钥匙插在了前门的锁孔里。警察们随后返回了伦敦。

艾瑟尔在街上呆立了一会儿。空房子上的一扇扇窗户木然面对着她，雨水在街上肆意横流。她的目光越过湿漉漉的灰色石板屋顶，望着散布在谷底的坑口建筑。她看见一只猫正在铁轨上散步，除此之外，一片死寂。机房没有冒烟，塔顶两个升降机的大轮子一动不动，在绵绵细雨中无人问津。

第五章

1914年4月

德国大使馆是卡尔顿府阶地的一座豪华官邸，这里是伦敦最优美的街道之一。在它对面，隔着绿树成荫的花园，有一座柱廊围绕的图书馆，那里是绅士和知识分子聚会的场所。后面的马厩朝向林荫大道，这条宽阔的街道从特拉法加广场一直延伸到白金汉宫。

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并不住在这儿——至少目前还没有。只有大使本人——里希诺夫斯基亲王，才有此特权。沃尔特不过是个武官，住在步行十分钟距离的皮卡迪利单身公寓。不过，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住进使馆内的豪华私人公寓。沃尔特不是亲王，但他的父亲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密友。沃尔特的英语说得跟老伊顿公学的学生一样好，他也的确是从那里毕业的。他在军队呆了两年，又上了三年军校，然后便进入外交界。他现年二十八岁，前途无量。

沃尔特不仅仅被大使这份工作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吸引。他满怀激情，认为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是最高尚的使命。他的父亲也有同感。

但两人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大相径庭。

他们站在使馆的大厅里，注视着对方。两人个头相当，但奥托更显魁梧，他已经秃顶，留着老式的浓密髭须，而沃尔特则是时髦的短髭。今天他们都穿了同样的黑丝绒外套，下身是过膝的马裤、丝袜和带扣的鞋子。两人都带了佩剑，头上戴着三角帽。巧的是这种服饰正好是觐见英国皇室的正规装扮。“我们这副样子就像要上台表演似的，”沃尔特说，“这种装束真是可笑。”

“一点儿也不可笑，”他的父亲说，“这是个很值得推崇的古老习俗。”

奥托・冯・乌尔里希在德国军队里度过大半辈子。普法战争期间，身为年轻军官的他在色当战役中带领部队穿越浮桥。后来，奥托与年轻的德皇威廉交上朋友，成了他与“铁血首相”俾斯麦决裂后转而依靠的人之一。这段时间，奥托作了一份巡回简报，他遍访欧洲各大都城，犹如蜜蜂采蜜般，吮吸着外交智慧的花蜜，并收集起来带回自己的蜂巢。他信奉君主制，对普鲁士军事传统情有独钟。

沃尔特也一样富有爱国心，但他认为德国应该成为现代国家，实现人人平等。跟他父亲一样，他为自己国家的科技成就感到自豪，为勤奋高效的德国人骄傲。但他认为他们还有不少东西要学——从自由的美国人那里学习民主，从狡猾的英国人那里学习外交策略，从时尚的法国人那里学习高雅的生活艺术。

父子俩离开使馆，下了宽阔的台阶朝林荫大道走去。沃尔特将被引荐给乔治五世国王，这是一种特殊礼遇，尽管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这种初级外交官通常不会获此殊荣，但他父亲为了推动沃尔特的职业生涯处心积虑，不惜托人牵线促成这桩好事。

“机枪的发明淘汰了所有手持武器。”沃尔特说，想把先前他们之间的争论继续下去。他专门研究过武器，他强烈地意识到德国军队应该拥有最先进的兵器技术。

奥托不以为然：“机枪会塞膛，会过热，也打不准。一个人用步枪可以仔细瞄准，可拿着机枪，就像拿着浇花的水管那样挥来挥去。”

“如果你的房子着了火，你总不会用杯子去灭火，不管那样有多准。你得用水管去喷。”

奥托晃了晃手指。“你从没打过仗，不知道打仗到底是什么滋味。听我的，我心里清楚。”

他们的争论通常都是这样结束的。

沃尔特觉得父亲那一代人都十分狂妄自大。他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打赢了战争，在普鲁士和几个君主制小国中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接着，又让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他们当然自认为了不起。但也因此变得轻率。

沿着林荫大道走了几百米，沃尔特和奥托转向圣詹姆斯宫。这座十六世纪的砖砌建筑比毗邻的白金汉宫年代更久远，却不及后者有名。他们向那个穿戴相仿的看门人报上自己的姓名。

沃尔特心里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在礼节上有什么闪失——跟王室打交道，任何小疏忽都是不可饶恕的大错。

奥托用英语对看门人说：“迪亚兹先生来了吗？”

“是的，先生，他几分钟前刚刚到达。”

沃尔特皱起了眉头。胡安・卡洛斯・迭戈・迪亚兹是墨西哥政府代表。“你怎么问起迪亚兹来了？”他用德语问道。两人穿过几个在墙壁上装饰着刀枪的房间朝里面走。

“英国皇家海军正在把舰船的燃料从煤炭转换成燃油。”

沃尔特点点头。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干这件事情。石油更便宜，更清洁，更容易处理——你只需把油抽进来就行，用不着雇佣一大批灰头土脸的烧炉工。“英国要从墨西哥那边弄石油。”

“他们为了保证海军的供应，买下了墨西哥的油井。”

“但如果我们和墨西哥交涉，美国人会怎么想？”

奥托用手指碰了碰鼻子。“认真听，好好学。还有，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说出来。”

受到引荐的人都在前厅等候。他们大多穿着天鹅绒宫廷服，但一两个人穿着滑稽的十九世纪将军的服饰，还有一个——大概是苏格兰人——穿着盛装礼服和短裙。沃尔特和奥托在房间里走动着，朝外交圈子里的熟人点头致意，最后遇到了迪亚兹，他身材矮胖，留着一撮卷曲的小胡子。

一阵寒暄后，奥托说：“你一定很高兴威尔逊总统解除了对墨西哥的武器禁运。”

“是解除了对叛军的武器禁运。”迪亚兹似乎在纠正对方。

美国总统一贯倾向于采取道德立场，拒绝承认靠暗杀其前任夺得权力的韦尔塔将军。威尔逊把韦尔塔称作谋杀犯，他支持反叛组织“立宪主义者”。

奥托说：“如果武器可以卖给叛乱分子的话，不是也可以卖给政府吗？”

迪亚兹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说德国愿意这样做？”

“你们想要什么？”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们急需步枪和弹药。”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这个问题。”

沃尔特也跟迪亚兹一样吃惊。这样做会惹出麻烦的。他说：“但是，父亲，美国……”

“等一等！”他父亲举起一只手，把他的话压了下去。

迪亚兹说：“这个我们当然要谈谈。不过请告诉我，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可谈？”他大概已经猜到德国有所图报。

通向王位室的大门开了，一个男仆拿着一张名单走了出来。引见仪式即将开始，但奥托仍从容不迫地说着：“战争时期，一个主权国家有权扣留战略物资。”

迪亚兹说：“你说的是石油。”这是墨西哥拥有的唯一战略物资。

奥托点点头。

迪亚兹说：“那么，如果你们给我们枪……”

“是卖，不是给。”奥托低声说。

“你们可以现在就出售枪支，条件是我们在发生战争时拒绝向英国供油。”迪亚兹显然不习惯使用常规外交辞令那种虚与委蛇的说法。

“这或许值得商榷。”在外交语言中，这话等于说“是”。

男仆叫了一声：“奥诺雷・德・皮卡德・德・拉方丹先生！”引见会便开始了。

奥托瞥了一眼迪亚兹：“我想从你这了解的是，墨西哥会如何看待这个建议。”

“我相信韦尔塔总统会感兴趣。”

“所以，如果德国驻墨西哥公使、海军上将辛慈向你们的总统正式提议的话，他不会遭到拒绝。”

沃尔特看出他的父亲决心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他不希望德国政府遭受被当面拒绝的尴尬处境。

沃尔特忧心忡忡地想，在这一外交谋略上，尴尬算不上德国面临的最大危险。真正的风险是与美国为敌。他很难当着迪亚兹的面指出这一点。

迪亚兹给出了回答：“他不会被回绝的。”

“你能肯定？”奥托追问道。

“我保证。”

沃尔特说：“父亲，我能说句话……”

可这时仆人叫道：“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先生！”

沃尔特犹豫了一下，他的父亲说：“轮到你了。去吧！”

沃尔特转身朝王位室走去。

英国人喜欢慑服他们的访客。高高的格子天花板带有菱形的拱线，红丝绒的墙壁上挂着巨幅肖像画，远处的宝座上方高悬着深色的天鹅绒顶篷。宝座前面站着身穿海军制服的国王。沃尔特欣慰地看见艾伦・泰特爵士那张熟悉的面孔，他就站在国王身边，无疑是在低声通报来人的姓名。

沃尔特走上前去，鞠了一躬。国王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冯・乌尔里希。”

沃尔特已经把该说的话排练过：“我希望陛下觉得在泰-格温的那次讨论有趣。”

“非常有趣！尽管那次聚会蒙上了可怕的阴影。”

“是啊，发生了矿难事故。的确是场悲剧。”

“我很期待我们的下一次会面。”

沃尔特明白这是要他退下。他转身走开，按照礼节需要连连鞠躬，就这样一直走到门口。

他父亲在隔壁房间等着他。

“真快啊！”沃尔特说。

“相反，比正常情况久些，”奥托说，“通常国王会说‘我很高兴在伦敦见到你’，谈话就结束了。”

他们一道离开了王宫。“英国人在许多方面都很可爱，但太温和，”当他们沿着圣詹姆斯大街往皮卡迪利走去时，奥托说，“国王受他的大臣们支配，大臣要服从议会的约束，而议会成员是由普通人选举的。这种方式怎么能够管理一个国家呢？”

沃尔特没有直接回应这种挑衅。他认为德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议会软弱无能，根本无法与皇帝和将军们对抗。但他已经跟父亲就这个问题争论过多次，况且他还在担心着与墨西哥特使的那场谈话。“你跟迪亚兹提到的事情是有风险的，”他说，“威尔逊总统不希望我们卖步枪给韦尔塔。”

“威尔逊的想法有什么要紧？”

“危险在于我们结交了较弱的墨西哥，却因此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美国。”

“美国不会发生战争的。”

沃尔特觉得这话有道理，但他仍然感到不安。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跟美国发生争执。

回到公寓，两人脱下过时的装束，穿上花呢外套和软领衬衫，戴上棕色毡帽。他们又来到皮卡迪利，搭乘东去的机动公共汽车。

奥托对沃尔特一月受邀在泰-格温参见国王一事很感兴趣。“菲茨赫伯特伯爵的人脉很广，”他说，“如果保守党上台，有朝一日他可能担任外交大臣。你得维持这段交情。”

沃尔特受到启发：“我应该走访一下他的慈善诊所，小小地捐上一笔。”

“好主意。”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他的父亲上钩了：“那就更好了。”

沃尔特心里有个不可告人的动机，但他父亲对此毫无察觉。

公共汽车载着他们经过斯特兰德大道上的剧院、舰队街的报社和金融区的银行。街道变得狭窄，愈发肮脏不堪。圆顶礼帽被软布帽取代。交通工具以马车居多，机动车很少。这就是伦敦东区了。

他们在阿尔德盖特下了车。奥托不屑地四下看了看。“我不知道你要带我到贫民窟来。”他说。

“我们要去一家为穷人开的诊所，”沃尔特说，“你以为能在哪儿呢？”

“难道菲茨赫伯特伯爵会亲自到这种地方来？”

“我怀疑他只是付钱而已。”沃尔特很清楚菲茨从未来过这儿，“但他肯定会知道我们来过的。”

他们七拐八绕，穿过一条非国教礼拜堂所在的后街小巷。一块木牌子上手写着：“卡尔瓦利福音馆。”木板上钉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婴儿诊所

免费

今日及每周三开诊

沃尔特推开门，两人走了进去。

奥托嫌恶地嘟囔了一声，掏出手帕捂住了自己的鼻子。沃尔特以前来过，对这儿的气味有所准备，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无法忍受。大厅里满是衣衫褴褛的妇女和半裸的孩子，一个个全都肮脏不堪。女人坐在长凳上，孩子们就在地上玩耍。房间尽头有两扇门，门上贴着临时的标签，一个写着“医生”，另一个写着“赞助人”。

菲茨的姑妈赫姆在门边坐着，正在往一个本子上登记姓名。沃尔特介绍他的父亲：“荷米亚・菲茨赫伯特女勋爵，这位是我的父亲，奥托・冯・乌尔里希先生。”

房间另一头，那扇标有“医生”的门开了，一个破衣烂衫的女人走了出来，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孩，手里还拿着一个药瓶。一个护士探头出来，说：“请下一个。”

荷米亚夫人查了一下她手上的名单，叫道：“布拉斯基和罗希女士！”

一个老太太带着个女孩走进医生的诊疗室。

沃尔特说：“父亲，请在这稍候片刻，我去找主事人。”

他匆匆绕过地上学步的幼儿跑到屋子另一头，拍了拍标有“女赞助人”的那扇门，便推门走了进去。

这个房间比衣橱大不了多少，角落里放着拖把和水桶。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正伏在一张小桌上记账。她穿的是简单的暗灰色外套，戴着一顶宽边帽。她抬起头来，看见来人是沃尔特，脸上便立刻有了笑意，这差点让他热泪盈眶。她从椅子上跳起来，张开两臂紧紧抱住他。

他一整天都在期待这一刻。他去吻她，那双唇马上开启，来迎合他。他吻过好几个女人，但她是唯一用自己身体紧紧贴着他的一个。他觉得不好意思，生怕她会发觉他已勃起，便稍稍弓着身子；但她靠得更紧了，好像她偏要感觉它似的，因此也就由着她了。

茉黛对任何事情都抱有热情，贫困、妇女权利、音乐，还有沃尔特。她能爱上他，让沃尔特既惊讶又感到荣幸。

她停下来，喘着气。“赫姆姑妈会起疑心的。”她说。

沃尔特点了点头：“我父亲在外面。”

茉黛理了理头发，整了整衣裙：“好了。”

沃尔特打开门，他们回到前厅。奥托正在跟荷米亚亲热地聊着什么。他喜欢那些让人尊敬的老太太。

“茉黛・菲茨赫伯特小姐，让我介绍一下我的父亲，奥托・冯・乌尔里希先生。”

奥托对着她伸出的手鞠躬。他已经知道不必两个脚跟相碰——英国人觉得那样做很滑稽。

沃尔特看着他们在互相打量对方。茉黛笑嘻嘻的，仿佛觉得很有趣，沃尔特猜到她心里在想：这或许就是他多年后的模样。奥托则赞许地看着茉黛昂贵的羊绒外套和那顶时髦的帽子。目前为止一切都还算顺利。

奥托不知道他们在恋爱。沃尔特的计划是让父亲先认识茉黛。奥托认可富有的女人做慈善工作，坚持让沃尔特的母亲和妹妹造访他们东普鲁士乡村庄园所在地祖瓦尔德的贫困家庭。他会发现茉黛是个美丽而独特的女性，等他知道沃尔特想跟她结婚的时候，他的抵触也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这样紧张真是有点愚蠢，沃尔特想。他二十八岁了，有权选择自己爱的女人。但八年前他曾与另一个女人坠入爱河。跟茉黛一样，蒂尔达充满激情，也很聪明，但她只有十七岁，还是天主教徒。冯・乌尔里希家族是新教徒。双方父母对他们的恋情十分气愤，充满敌意，蒂尔达也无法抗拒她的父亲。现在沃尔特再次爱上了与他不相称的女人。很难让他父亲接受一个女权主义者和外国人。但沃尔特年龄稍长，比先前更有经验，茉黛也比那时的蒂尔达更强大，更为独立。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些战战兢兢。他从未因为女人这样过，甚至蒂尔达也没让他有这样的感觉。他要跟茉黛结婚，跟她一起度过余生。事实上他无法想象没有她会是什么样子。他不想父亲坏了他们的好事。

茉黛表现得极尽礼数。“非常感谢您能来看望我们，冯・乌尔里希先生，”她说，“您一定非常忙碌吧。王室像您的德皇一样信任您，我想工作是没有尽头的。”

这话让奥托有些得意，她就要达到这种效果。“恐怕情况正是这样，”他说，“不过你的长兄，伯爵本人，与沃尔特相交已久，所以我很愿意前来拜访。”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医生。”茉黛引着他们穿过房间，敲了敲诊室的门。沃尔特十分好奇，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儿的医生。“我们可以进来吗？”她大声问道。

他们走进这间以前牧师呆的办公室，里面配了一张小桌子、一个放账本和赞美诗集的架子。医生是位英俊的年轻人，长着浓黑的眉毛和感性的嘴唇，正在察看罗希・布拉斯基的手。沃尔特感到一丝嫉妒——茉黛竟然整天跟这个魅力十足的家伙呆在一起。

茉黛说：“格林沃德医生，我们有一位最尊贵的客人。我来介绍一下冯・乌尔里希先生。”

奥托生硬地说：“你好！”

“医生在这儿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茉黛说，“我们非常感谢他。”

格林沃德草草地点了一下头。沃尔特纳闷是何原因让他的父亲和这位医生之间出现明显的紧张。

医生把注意力转到他的病人身上。女孩的手掌上贯穿了一条难看的切痕，手和手腕都肿胀起来。他看了看做母亲的，问道：“她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孩子代替她回答。“我母亲不会说英语，”她说，“我在做工的时候把手切了。”

“你父亲呢？”

“我父亲死了。”

茉黛平静地说：“诊所是为没有父亲的家庭开办的，但实际上我们不拒绝任何人。”

格林沃德对罗希说：“你多大了？”

“十一岁。”

沃尔特低声说：“我认为法律不该允许未满十三岁的孩子参加工作。”

“法律有漏洞。”茉黛说。

格林沃德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曼尼・利托夫的服装厂扫地。垃圾里头有个刀片。”

“割坏了手以后，必须冲洗伤口，包上干净的绷带。还必须每天更换，这样绷带才不会太脏。”格林沃德说话很快，但并不显得冷漠无情。

母亲朝女儿厉声质问了一句，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沃尔特听不懂她说什么，但从孩子随后翻译医生的话中看出点眉目。

医生转向他的护士：“请把她的手清洁一下，包扎好。”然后又对罗希说：“我要给你一点软膏。如果手臂更肿的话，你必须下周再来我这里。明白吗？”

“是的，先生。”

“如果你让感染恶化下去，就可能失去这只手。”

罗希的眼里涌出泪水。

格林沃德说：“对不起我吓着你了，但我希望你理解让手保持清洁非常重要。”

护士备好一小盆液体，看来是消毒水。沃尔特说：“医生，我对你在这儿的工作表示敬佩和尊重。”

“谢谢你。我很高兴自己能做点什么，但我们需要购买医疗用品。你能提供的任何帮助都会受到感激。”

茉黛说：“我们得让医生继续工作了——至少还有二十个患者等着呢。”

到访者离开了诊室。沃尔特心里满是骄傲。茉黛不仅仅是同情和怜悯。每当听说这些年幼的孩子在血汗工厂劳作，许多贵族妇女不过是掏出绣花手帕抹掉一星半点的眼泪。茉黛不同，她能大胆果断地施以援手，做出实际行动。

而且，他想，她还爱我！

茉黛说：“让我给您拿些茶点来吧，冯・乌尔里希先生？我的办公室很狭促，但我那儿有瓶我哥哥最喜欢的雪利酒。”

“你太客气了，但我们得走了。”

这有点太匆忙了，沃尔特想。茉黛的魅力对奥托的作用到此为止。他心里感到十分别扭，不知是哪儿出了问题。

奥托掏出皮夹，取出一张钞票。“请接受这份微薄的捐助，对你这里的出色工作表示支持，茉黛女勋爵。”

“这实在太慷慨了！”她说。

沃尔特也递上一张同样面额的钞票：“或许也能让我捐赠一些。”

“你为我提供的一切我都很感激。”她说。沃尔特希望只有他自己注意到了她说这话时朝他投来的顽皮一瞥。

奥托说：“请一定要向菲茨赫伯特伯爵转达我的敬意。”

他们随即离开。沃尔特有点担心父亲的反应。“茉黛女士很棒吧？”他轻描淡写地说。两人正走在返回阿尔德盖特的路上。“当然，是菲茨付钱，但具体工作都是茉黛来完成的。”

“有失体面，”奥托说，“简直是种耻辱。”

沃尔特感觉父亲有些不快，但这话还是让他吓了一跳。“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赞成出身名门的女士做事帮助穷人的！”

“带个食品篮子访问生病的农民是一回事，”奥托说，“可是一位伯爵的妹妹竟然呆在这种地方真是太可怕了，身边还有个犹太医生！”

“哦，上帝啊！”沃尔特叹了口气。不错，格林沃德医生是犹太人。他的父母很可能是德国人，姓格伦沃尔德。沃尔特以前没见过这位医生，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去注意或者关心他的种族。但是奥托就不一样了，他那一代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事情很重要。沃尔特说：“父亲，这人工作不要任何报酬，再说，茉黛女士也不能因为对方是犹太人，就拒绝一个出色的医生的帮助。”

奥托听不进去。“‘没有父亲的孩子’，她是怎么想的？”他嫌恶地说，“不如直接说是妓女生的。”

沃尔特深感绝望。他的计划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你没看见她是多么勇敢吗？”他痛苦地说。

“我一点也不觉得，”奥托说，“如果她是我妹妹的话，我就要好好抽她一顿。”

白宫发生了一场危机。

4月21日清晨，格斯・杜瓦呆在西翼。这座新建筑解决了办公室紧缺问题，把原来的白宫腾出来作为官邸使用。格斯坐在椭圆办公室旁边的总统书房里，这间屋子狭小单调，只有一只昏暗的照明灯泡。书桌上放着一台用旧的安德伍德便携打字机，伍德罗・威尔逊用它撰写演讲稿和新闻通稿。

格斯更关心的是那部电话。如果铃声响起来，他就得考虑是否叫醒总统。

电话接线员不能作出这类决定。可总统的高级顾问们也需要睡觉。格斯是威尔逊顾问中级别最低的，但也是其中级别最高的，全凭从哪个角度看了。不管怎么说，现在轮到他在电话边守一整夜，并决定是否把总统，以及正被神秘病痛折磨着的第一夫人艾伦・威尔逊，从睡梦中叫醒。格斯十分害怕自己说错或者做错什么。突然之间，他那所费不赀的教育显得多余起来，就连哈佛大学也没教授过何时唤醒总统的课程。他希望电话永远不要响。

格斯来这儿工作还是因为他写的一封信。他向自己的父亲描述了泰-格温举行的宴会，以及餐后有关欧洲战争的讨论。杜瓦参议员觉得这封信很有意思，便拿给他的朋友伍德罗・威尔逊读，后者回应说：“我希望这孩子来我办公室工作。”格斯在哈佛大学学习国际法，曾休学一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虽然他的世界巡游刚走了一半，但他很乐意回来为总统效力。

国家间的关系比任何事情更让格斯入迷——这里面充满了友谊和仇恨、结盟和战争。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参加过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他的父亲是其成员之一——发现这比去剧院看戏更精彩有趣。“国家就是这样创造和平与繁荣，或者发动战争，造成毁灭和饥荒，”他父亲说，“如果你要改变世界，那么对外关系领域就是你一展身手的地方，你可以把善或者恶发挥到极致。”

现在，格斯正处于他的第一次国际危机中。

一个过分热心的墨西哥政府官员在坦皮科港拘捕了八名美国水兵。这些人已获得释放，官员也已作了道歉，本来这件小事就算过去了。但中队指挥官梅奥海军上将却要求鸣放二十一响礼炮。韦尔塔总统予以拒绝。威尔逊向对方施压，威胁说要占领墨西哥最大的港口韦拉克鲁斯。

美国就此处于战争的边缘。格斯非常钦佩高风亮节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并不悲观武断地认为墨西哥土匪都一个样。韦尔塔是个杀害自己前任的反动分子，威尔逊一直在寻找借口推翻他。一位世界级领袖人物宣称无法接受一个人通过谋杀获得权力，这让格斯很是激动。这一准则是否有朝一日会被所有国家接受呢？

德国人的介入加剧了这场危机。一艘名为“皮兰卡”的德国船只正接近韦拉克鲁斯，船上装载的是给韦尔塔政府的步枪和弹药。

紧张气氛持续了一整天，但现在格斯要努力保持清醒。他面前的书桌上摆着一盏绿灯罩的台灯，灯下放着一份陆军情报部送来的关于墨西哥叛军实力的打印报告，情报部是陆军的一个小部门，只有两名军官和两名文员，报告写得杂乱无章。格斯的思绪不时回到卡罗琳・威格莫尔身上。

他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去看望过威格莫尔教授——他在哈佛求学期间的授课老师之一，现在已经转到乔治城大学了。威格莫尔当时不在，家里只有他年轻的第二任妻子。格斯曾在校园活动中见过卡罗琳几次，被她沉稳而体贴的举止和灵活的头脑深深吸引。“他说他要订几件新衬衣。”她说。但格斯能看出她紧绷着脸。接着她补充说：“不过我知道他去见他的情人了。”格斯用手帕替她擦去眼泪。她吻了他，说：“我真希望嫁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卡罗琳其实充满激情。尽管她不同意发生性行为，但别的事情他们都做了。他仅仅是抚摸，就让她颤抖着达到了高潮。

两人的恋情刚刚持续了一个月，但格斯已经希望她跟威格莫尔离婚，然后跟他结婚。但她不肯，尽管她并没有孩子。她说这会毁了格斯的事业，也许她说得对。这件事不可能避人耳目，因为它实在太刺激公众了——小娇妻抛弃知名老教授，火速下嫁阔少。格斯很清楚他母亲对这种婚姻的态度，她会说：“这种事可以理解，如果是教授不忠的话，但这女人也就不能出现在社交场合了，这是明摆着的。”总统会十分尴尬，律师希望揽为自己客户的那些人也会有同感。这必定会让格斯跟随父亲进入参议院的希望付之东流。

格斯告诉自己不必在乎这些。他爱卡罗琳，他要把她从她丈夫身边搭救出来。他有很多钱，等他父亲去世后，他就能成为百万富翁。他会找到别的职业。也许他会成为一名记者，去各国首府采访报道。

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十分懊悔。他刚刚得到白宫的工作，这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真要连同日后的大好前程一起割舍，确实让人痛苦，难以定夺。

电话铃响了，格斯一惊，那声音在夜深人静的西翼听上去十分刺耳。“哦，我的上帝，”他盯着电话机，“我的上帝，电话真来了。”他犹豫了几秒钟，终于拿起了听筒。格斯听到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洪亮的声音：“我正在跟约瑟夫・丹尼尔斯通电话，格斯。”丹尼尔斯是海军部长，“总统的秘书也在分机上。”

“是的，国务卿先生，”格斯说。他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平静，但心里打着鼓。“请叫醒总统。”布莱恩国务卿说。

“好的，先生。”

格斯走出椭圆办公室，穿过外面的玫瑰园。夜晚凉风习习，他跑进对面的老楼里。卫兵给他放行，他急忙登上主楼梯，穿过大厅朝卧室门口走去。他深吸了一口气，使劲敲了敲门，指关节上一阵疼痛。

过了一会儿，他听见了威尔逊的声音：“谁啊？”

“我是格斯・杜瓦，总统先生。”他答道，“布莱恩国务卿和丹尼尔斯部长打来电话。”

“等一下。”

威尔逊总统走出卧室，戴上无框眼镜，那套睡袍让他显得脆弱无助。他身材高大，尽管没有格斯那么高。五十七岁的他头发已经花白。他觉得自己难看，这种自知之明并不为过。他长着一个鹰勾鼻和一对招风耳，但大下巴让他看上去很坚毅，正好是格斯崇拜的性格所特有的长相。他说话时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牙。

“早上好，格斯，”总统亲切地说，“有什么好消息吗？”

“他们没告诉我。”

“好吧，你最好也到隔壁的分机听听。”

格斯连忙走进隔壁房间，拿起了电话。

他听到布莱恩掷地有声的嗓音：“这艘‘皮兰卡号’今天早上就要靠岸。”

格斯感到一丝惊惧。墨西哥总统现在会不会屈服？否则流血在所难免。

布莱恩读着一份美国驻韦拉克鲁斯领事发来的电报：“‘皮兰卡号’货轮属于汉堡-亚美利加船运公司，明天将从德国抵达，载有二百挺机枪和一千五百万枚子弹。将于四号码头靠岸，十时三十分卸载。”

“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布莱恩先生？”威尔逊说，格斯听出他的声音有些暴躁，“丹尼尔斯，你听见吗，丹尼尔斯？你的意见呢？”

丹尼尔斯回答：“不能容许向韦尔塔运送武器弹药。”这位一贯崇尚和平的海军部长做出如此强硬的表示，让格斯很惊讶，“我会致电弗莱彻海军上将防止此事发生，占领那儿的海关。”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格斯抓着听筒，手都有些发麻了。最后，总统说话了：“丹尼尔斯，把这项命令发给海军上将弗莱彻——立刻夺取韦拉克鲁斯。”

“是的，总统先生。”海军部长说。

就这样，美国开战了。

当天晚上格斯没有睡觉，第二天也彻夜未眠。

八点半刚过，丹尼尔斯部长发来消息，一艘美国军舰封锁了皮兰卡的前进路线。这艘非武装的德国货船掉转航线，离开了现场。丹尼尔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将在韦拉克鲁斯登岸。

迅速发展的危机让格斯倍感惊惶，但自己处于事件的中心，又让他激动不已。

伍德罗・威尔逊并不回避战争。他最喜爱的一出戏就是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很喜欢引用里面的台词：“如果渴求荣誉算是一种罪恶，我就是生灵之中罪孽最深之人。”

无线电和电报源源不断传来消息，格斯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消息呈递给总统。中午时分，海军陆战队员夺取了韦拉克鲁斯海关大楼。

之后不久，有人告诉他，一位名叫威格莫尔的女士来找他。

格斯皱起了眉头。这太不谨慎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他匆匆赶往接待厅。卡罗琳一脸失魂落魄的样子。尽管她穿着整洁的花呢大衣，戴着一顶素雅的帽子，但头发凌乱，眼睛都哭肿了。看见她这副模样，格斯既震惊又伤心。“我亲爱的！”他低声说，“究竟出了什么事？”

“都结束了，”她说，“我再也不能见你了。我很抱歉。”她哭了起来。

格斯想去拥抱她，但眼下他不能这么做。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四下看了看，门口的警卫正盯着他们。这里没有任何能让他们单独相处的地方。他简直快要急疯了。“到外边去，”说着，他拉起她的手臂，“我们散散步。”

她摇摇头：“不。我没事的。就在这儿吧。”

“什么事让你这么难过？”

她躲闪着他的眼睛，低头看着地板：“我必须忠于我的丈夫。我有这个义务。”

“让我做你的丈夫。”

她扬起脸来，那渴望的神情让他心碎：“哦，我真希望我可以这样。”

“你可以的！”

“我已经有丈夫了。”

“他对你不忠，你却要对他忠贞不贰？”

她像没听见一样。“他接受了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我们要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了。”

“不要走。”

“我已经决定了。”

“我看出来了。”格斯有气无力地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挨了一记重击。他的胸口发闷，一时喘不过气来。“加利福尼亚，”他低声重复着，“见鬼。”

看他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她便恢复了镇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她说。

“不！”

“请听我说。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好吧。”

“一个月前我打算自杀。别这样看我，这是真的。我想自己是那么微不足道，死了也没人在意。可是你出现在门前。你那么情深意重，彬彬有礼，体贴周到，让我觉得值得活下去。你那么珍爱我。”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但她继续说着，“我吻你的时候你是那么快乐。我发现，如果我可以给人带来如此多的快乐，我就不可能毫无用处。这个念头支撑着我。你挽救了我的生命，格斯。愿上帝保佑你。”

他几乎感到生气：“可我还有什么？”

“回忆，”她说，“我希望你能好好珍惜，我也会珍惜我的那一份。”

她转身就走。格斯跟着她走向门口，但她没有回头。她出了门，他只得由着她离开。

等她走出视线之外，他机械地转身返回椭圆办公室，然后又改变了方向。他的脑子乱成一团，实在无法马上去见总统。他走进男厕所，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幸运的是里面没有其他人。他洗了把脸，照了照镜子。他看见一个瘦削的男人，长着一颗大脑袋——就像是一根棒棒糖。他浅棕色的头发和棕色的眼睛，算不上很英俊，但女人一般都喜欢他，而卡罗琳深深爱着他。

或者至少曾经爱过他，一段时间。

他不该让她走。他怎么能就这样看着她走呢？他应该说服她不要这么快就作决定，好好想想，再跟他谈一谈。也许他们可以想出其他办法。但他心里清楚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他猜测她已经把一切都想清楚了。她肯定挨过不少难眠之夜，在熟睡的丈夫身边辗转反侧，一遍遍掂量形势，权衡利弊。她在来这之前已经拿定了主意。

他要回到他的岗位了。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但他怎能放下这件心事？当他不能跟她见面时，他会整天盼着下次机会。现在他又无法不去想象没有她的生活。这种前景让他感到十分陌生。他该怎么办呢？

一位职员走进男厕所，格斯用毛巾擦了擦手，返回他在椭圆办公室隔壁书房的岗位。

几分钟后，一位信使给他送来一份美国驻韦拉克鲁斯领事馆发来的电报。格斯扫了一眼：“哦，天啊！”

电报上写着：

我方四人丧生逗号二十人受伤逗号领事馆周围枪声不断完毕。

四人丧生……这让格斯惊恐莫名——四个正当年的美国人，有父亲有母亲，还有妻子或者女友。这一消息似乎把他的悲伤拉远了。他想，至少卡罗琳和我还活着。

他敲了敲椭圆办公室的门，把电报交给威尔逊。总统一读完，脸色就苍白如纸。

格斯急切地看着他。联想到这几个人的死是因为他在半夜里作出的那项决定，他到底感觉如何？

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墨西哥人不是想要摆脱残暴的政府吗？他们应该欢迎美国人，把他们当成解放者才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几分钟后，布莱恩和丹尼尔斯出现了，身后跟着陆军部长林德利・加里森——这人通常表现得比威尔逊更加好战——和国务院参事罗伯特・兰辛。几个人聚在椭圆办公室里等待进一步消息。

总统神经紧绷。他面色苍白，坐立不安，十分焦躁，在屋里踱来踱去。格斯心想，或许抽支烟能让他平静下来——很遗憾，威尔逊不抽烟。

我们都知道会发生暴力事件，格斯想，可真的发生了还是出乎意料地使人震惊。

事件的细节零零星星传到这里，格斯把一条条消息传递给威尔逊。没有一个好消息。墨西哥军队顽强抵抗，从碉堡上朝海军陆战队射击。这支部队很受民众的支持，他们从楼上的窗户里向美国人胡乱射击。作为报复，美国军舰“大草原号”在海上抛锚，用它的三英寸火炮对准城市开始炮击。

伤亡人数逐渐增加，六名美国人丧生，受伤人数先是八人，然后是十二人，越来越多。但这是一次兵力悬殊的较量，超过一百名墨西哥人死亡。

总统有些困惑。“我们并不想打墨西哥人，”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要服务于他们。我们要为人类服务。”

这是一天里头第二次，格斯觉得自己头上像是挨了一闷棍。总统和这些顾问怀揣着良好的意图。可事情为何错得如此离谱？在国际事务中做一件好事真的这样困难吗？

国务院那边有消息传来。德国大使约翰・冯・斯托夫伯爵受德皇指示拜会国务卿，想了解一下明早九点是否合适。他的工作人员私下表示大使将就拦截皮兰卡一事提出正式抗议。

“抗议？”威尔逊说，“他们到底在说什么鬼话？”

格斯一眼就看出德国人在拿国际法当挡箭牌。“先生，我们没有宣战，也没有封锁，所以，严格说来，德国人是有理的。”

“什么？”威尔逊转向兰辛，“是这样吗？”

“我们会仔细检查的，当然。”国务院参事说，“但我觉得格斯说得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

“此话怎讲？”

“就是说我们不得不道歉。”

“死了这条心吧！”威尔逊愤怒地说。

但他们最后还是道了歉。

茉黛・菲茨赫伯特吃惊地发现自己爱上了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或者说，她很惊讶自己竟然能爱上某个人。她很少遇到让自己心动的人。不少人为她着迷，尤其是她初露头角，刚刚进入社交界那会儿，但他们大都被她的女权思想吓跑了。另一些人则想把她抓在自己手心里——比如那位卑鄙龌龊的劳瑟侯爵，他跟菲茨说，等她遇到一个真正出色的男人，就会知道自己错了。可怜的劳瑟，他简直错得离谱。

沃尔特觉得她完美无缺，无论她做什么，他都会啧啧称奇。如果她赞同某种极端看法，他也会被她的论辩吸引。她惊世骇俗地帮助未婚母亲，他羡慕她的这份勇气。他就是爱她这种大胆的作风。

那些满足于社会现状的上流英国富人让茉黛十分厌烦。沃尔特跟他们全然不同。他来自保守的德国家庭，思想却特别激进。现在她坐在剧院他哥哥的包厢里，从她这儿可以看见坐在前排的沃尔特，跟几个德国大使馆的人在一起。他头发精心梳理过，胡子也修剪得十分整齐，穿着十分合身的晚礼服，看上去丝毫不像一个叛逆者。就算坐着，他也保持笔挺的坐姿，肩膀平直。他神情专注地看着舞台，台上的唐璜被控试图强奸一名天真的乡下姑娘，却厚颜无耻地假装抓到他的仆人莱波雷洛作奸犯科。

她想，事实上，“叛逆”这个词用在沃尔特身上不太合适。尽管他在思想上豁达开放，但有时也十分传统。他为德语国家的伟大音乐传统深感自豪，对生性散漫的伦敦观众姗姗来迟，演出时跟朋友聊天，以及早早退场等行为十分气愤。现在的情形就会让他恼火，因为菲茨在跟他的好友宾・韦斯特安普敦品评女高音的身材，碧跟苏塞克斯公爵夫人谈论露西尔夫人在汉诺威广场的商店，她们就是在那儿买的晚礼服。她能猜到沃尔特会说：“只有这些闲言碎语都说完了，他们才会去听音乐！”

茉黛也有同感，但他俩属于少数。对伦敦上流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看歌剧不过是一次炫耀服饰和珠宝的机会。不过，当第一幕临近结束，唐璜威胁要杀掉莱波雷洛，乐队奏出雷鸣般的鼓声，低音提琴和鸣时，观众终于安静了。接着，唐璜一如既往地漫不经心，他放了莱波雷洛，不顾别人阻拦洋洋得意地走了。大幕随之落下。

沃尔特马上站了起来，朝包厢这边张望，挥了挥手。菲茨也挥手致意。“是冯・乌尔里希，”他对宾说，“这些德国人都很得意，他们在墨西哥让美国人丢了脸。”

宾是个浪荡公子哥，长着一头卷发，跟王室沾亲带故。他对世界大事知之甚少，全部兴趣都在赌博和去欧洲各大都市花天酒地。他皱了皱眉头，迷惑不解地说：“德国人怎么关心起墨西哥来了？”

“问得好，”菲茨说，“他们以为能在南美洲赢得一块殖民地，不过是自欺欺人，美国绝对不会容许的。”

茉黛离开包厢走下楼梯，朝遇见的熟人点头微笑。这儿的人大概一半她都认识：伦敦社交界的圈子小得出奇。她在铺着红地毯的休息平台上遇到一小群人，中间是财政大臣大卫・劳埃德・乔治短小精悍的身影。“晚上好，茉黛女士，”每当他跟漂亮的女人说话，那对明亮的蓝眼睛便闪闪发光，“听说你们举办的王室乡间宴会非常成功。”他带着北威尔士人的浓重鼻音，不像轻快的南威尔士口音那样具有乐感。“不过，阿伯罗温的矿井事故实在是场悲剧。”

“国王的吊唁给了死者家属很大安慰。”茉黛说。人群里有位二十多岁的漂亮女孩。茉黛说：“晚上好，史蒂文森小姐，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这位劳埃德・乔治的行政秘书和情妇很不一般，茉黛很喜欢她。而且，有人对自己的情妇客客气气，会让男人感激不尽。

劳埃德・乔治对着大家说话：“那艘德国船最后还是把枪支弹药运到了墨西哥。它不过是到了另一个港口，一声不响地卸了货。所以说，十九个美国士兵白死了。这简直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奇耻大辱。”

茉黛笑着碰了碰劳埃德・乔治的胳膊：“有个问题您能为我解释一下吗，财相先生？”

“如果我可以的话，亲爱的。”他宠溺般地说。茉黛发现男人大多喜欢有人要他解释问题，尤其提问者是年轻貌美的女性。

她说：“为什么大家都对墨西哥那么感兴趣？”

“石油，亲爱的女士，”劳埃德・乔治说，“因为石油。”

有人跟他说话，他转过身去。

茉黛发现了沃尔特。他们在楼梯下会合。他握着她戴着手套的手，鞠躬致意，她极力控制着想要抚摸他那一头金发的冲动。她对沃尔特的爱唤醒了她睡狮一般的身体欲望，那头野兽被两人偷偷摸摸的接吻和爱抚刺激着，折磨着。

“你喜欢这出歌剧吗，茉黛女勋爵？”他说，显得十分正式，但他淡褐色的眼睛在说：真希望只有我和你。

“非常喜欢，唐璜的嗓音很美。”

“我觉得指挥有点快了。”

他是她见过的唯一像她这样严肃对待音乐的人。“我不这么看，”她说，“这是一出喜剧，旋律应该充满活力。”

“但也不仅仅是一出喜剧。”

“倒也是。”

“也许第二幕故事进展得难解难分时，他就会把速度放慢些了。”

“你们好像在跟墨西哥的外交上赢了一笔。”她换了话题。

“我父亲……”他寻找着措辞，显得有些反常，“简直是志得意满。”停顿片刻后他说。

“你不高兴吗？”

他皱起了眉头：“我担心美国总统有朝一日会发动报复行动，挽回面子。”

菲茨这时走了过来，说：“你好，冯・乌尔里希，来我们包厢坐吧，我们有个空位子。”

“那太好了！”沃尔特说。

茉黛很是高兴。菲茨只是客气一下：他不知道他的妹妹爱上了沃尔特。看来她得尽快让他知道事情的最新进展。她不知道他会如何看待此事。他们各自国家间发生了分歧，再说，尽管菲茨把沃尔特当朋友看待，但这离当妹夫显然差了一大截。

她跟沃尔特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菲茨包厢的后排只有两个视角较差的座位。茉黛和沃尔特不经讨论就占下这两个位子。

几分钟后，剧院的灯光变暗。半明半暗中，茉黛几乎觉得自己是单独跟沃尔特在一起。第二幕一开始便是唐璜和莱波雷洛之间的对唱。茉黛很喜欢莫扎特让主仆二重唱的处理，表现了上下阶级之间复杂而密切的关系。许多戏剧只涉及上层阶级，把仆人描绘得跟家具摆设似的——很多人希望他们就是那样。

碧和公爵夫人在三重唱《啊，让不安的心平静下来》的半途返回包厢。大家似乎耗尽了可资交谈的话题，现在他们不怎么说话，只是听别人说。没人跟茉黛或沃尔特说话，甚至都没往他们这边看，茉黛心中暗喜，打算好好利用一下这个机会。她大着胆子，悄悄去摸沃尔特的手。他笑着，用拇指肚抚弄着她的手指。她真希望能吻他，但这样做太鲁莽了。

采琳娜用感伤的八分之三拍子唱出咏叹调《要是你乖乖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诱惑着茉黛，当采琳娜把马赛托的手按在自己心口上时，茉黛把沃尔特的手放在她的前胸。他不由自主地喘着气，但没有人注意，因为马赛托也在发出类似的声音，他刚被唐璜痛打了一顿。

她把他的手翻过来，好让他能用手掌抚摸她的乳头。他喜欢她的胸部，一有机会就去抚摸它，尽管这种机会很少。她希望能够经常这样——她太喜欢这样了。这简直是人生的又一发现。也有其他人抚摸过，一个医生、一个圣公会牧师、一个舞蹈班的高年级女孩、人群里的某个男人——她一直感到不安，同时又为自己惹起他人的情欲而兴奋，但在此之前她从未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她瞥了一眼沃尔特的脸，见他眼睛盯着舞台，但前额上闪着汗珠。她不知自己这样做是不是错了，撩拨他，却又无法给他满足。但他并没有抽回自己的手，因此她认定他喜欢这样。她也喜欢。不过，像往常一样，她想要的比这更多。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她？她以前可从不这样。当然是他，还有与他维系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种亲密感如此强烈，让她觉得她喜欢说什么、做什么都行，绝不压抑自己。他到底跟其他喜欢她的男人有什么不同？像劳瑟，甚至宾那种男人，总是期望女人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恭敬地听他絮絮叨叨，笑对他的睿智妙语并大加赞赏，屈从于他的颐指气使，一旦他要亲吻便送上自己的嘴唇。沃尔特把她当成年人看待。他不会调情，或是谦卑屈就、炫耀卖弄，他不只是自己说，更多的是倾听她说什么。

雕像突然变活，音乐奏出不祥的音符，大统领趾高气扬地走进唐璜的饭厅，舞台上发出一阵不和谐的声音，茉黛听出那是减半音程的七度音。这是整出歌剧的高潮段落，茉黛几乎肯定没人会往周围看。也许她最终能让沃尔特获得满足，这个念头让她喘不过气来。

长号伴着大统领深沉的男低音发出刺耳的鸣响，她把手放到沃尔特的大腿上。透过他那条细羊毛制服裤子，她能感受到他皮肤的温热。他仍然不去看她，但她发现他的嘴巴张着，喘着粗气。唐璜勇敢地抓住了大统领的手，与此同时，她把手滑向他的大腿根，摸到沃尔特硬挺挺的阴茎，抓住了它。

她很兴奋，同时又很好奇。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她隔着他的裤子探索着。这东西比她想象的更大、更硬，像一根木头，而不像身体的一部分。真奇怪，她想，只是一个女人的触摸就会发生这样显著的身体变化。她兴致来的时候只是能感觉到轻微的肿胀和湿润。而男人在这个时候就像竖起一杆旗。

她知道男孩子们都会做什么，她小时候偷窥过菲茨，当时他十五岁。现在她模仿他当时做的动作，上下移动着她的手，台上的大统领喝令唐璜悔改，而唐璜则一再拒绝。这时，沃尔特已是气喘吁吁，但谁也没有听见，因为乐队的声音震天动地。她为自己能让他如此满足而欣喜。她看着包厢里其他人的后脑勺，生怕会有人突然回过头来，但她被手上的事情深深吸引，无法停下来。沃尔特用自己的手盖住她的手，教她该怎么做，向下时紧紧攥住，往上的时候稍稍松开，她照着他的样子继续。当唐璜被拖向火焰，沃尔特猛地在自己的座位上抽搐起来。她感到他的阴茎一阵痉挛，一次，两次，三次，随后，当唐璜惊恐而死时，沃尔特耗尽体力般，一下子瘫软下来。

茉黛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疯狂至极。她赶紧缩回了手，羞得满脸通红。她发觉自己气喘吁吁，便连忙调整一下，尽快恢复正常。

舞台上已经是剧终的大合唱，茉黛也松了口气。她弄不清自己被何种魔怪附体，但她最终摆脱了它。紧张释放后她轻松得直想笑，只得强忍下去。

他们四目相对。他正爱慕地看着她。她感觉到他眼中快乐的光芒。他俯下身，嘴唇贴近她的耳朵，低声说：“谢谢你。”

她叹息一声，说：“乐意效劳。”

第六章

1914年6月

六月初，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终于攒够了去纽约的路费。圣彼得堡的维亚洛夫家族把船票和移民美国的必要证件一道卖给了他，其中还包括一封约瑟夫・维亚洛夫在布法罗写的信，承诺为格雷戈里找份工作。

格雷戈里吻了吻那张船票。他想立刻动身，早就等不及了。这一切像是一场梦，他真害怕船还没有开走就醒过来。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他也越来越渴望自己站在甲板上，回望俄国隐入地平线，从他生命中永远消失的时刻的到来。

临行前一晚，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次聚会。

地点选在离普梯洛夫机械厂不远的“米什卡”酒吧。一共有十几个同事参加，大多是布尔什维克小组的成员——相信社会主义和无神论，此外还有住在格雷戈里和列夫隔壁的几个女孩。他们都在罢工——圣彼得堡的工厂有一半在罢工——所以他们一个个都穷得叮当响，但大家还是凑钱买了一桶啤酒和几条咸青鱼。这是一个温暖的夏夜，他们坐在酒吧前一块空地的长凳上。

格雷戈里并不喜欢这种聚会。晚上闲来无事时，他更喜欢下棋。酒精让人愚蠢，跟别人的妻子和女友调情更是毫无意义。他一头乱发的朋友康斯坦丁是讨论小组的主席，跟好勇斗狠的足球队员伊萨克就罢工的事情吵了起来，两人展开了一场叫喊比赛。大块头的瓦莉娅，也就是康斯坦丁的母亲，喝下大半瓶伏特加，用拳头砸她丈夫，然后便醉倒在地。列夫也带了一群朋友过来——这些人格雷戈里一个也不认识，还有几个让他毫无兴趣的女孩——她们喝光了所有啤酒，却连一个戈比也没掏。

整个晚上格雷戈里都在悲哀地盯着卡捷琳娜。她很喜欢聚会，因而心情不错。她四处走动，长裙舞动，蓝绿色的眼睛明眸善睐，与男男女女取笑逗乐，丰满的大嘴总带着微笑。她穿着缝补过的旧衣服，但身段很美，恰恰是俄国男人喜欢的那种体形，前胸饱满，臀部宽阔。格雷戈里见到她的当天便爱上了她，四个月后的今天他依然爱她。不过，她更喜欢他的弟弟。

为什么？一切跟长相无关。这对兄弟长得十分相像，人们有时会把他俩弄混。他们身高和体重都一样，能穿彼此的衣服。但列夫更讨人喜欢。他这人不可靠，又很自私，总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但女人很崇拜他。格雷戈里诚实可靠，刻苦工作，认真思考，最后却落得形单影只。

到了美国就不同了。那里的一切都将是另一种样子。美国不允许地主吊死自己土地上的农民。美国警察必须把罪犯送上法庭，然后才能惩罚他们。政府甚至无法监禁社会主义者。那里没有贵族，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哪怕是犹太人也一样。

难道这是真的吗？有时候，美国简直就是一种幻想，就像有人讲的南太平洋岛屿上的故事一般，那里到处都是美丽的少女，只要你喜欢，她们就会献上自己的身体。但美国的事情一定是真的，成千上万的移民给家里写的信就是明证。工厂里一个革命者的社会主义小组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有关美国民主的讲座，但警方把它取缔了。

把弟弟一个人留下让他感到内疚，但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照顾好你自己，”聚会快结束时他对列夫说，“我再也不能帮你解决麻烦了。”

“我不会有事的，”列夫漫不经心地说，“你照顾好自己吧。”

“我会把你的船票钱寄给你。按美国的工资算，用不了太长时间。”

“我等着。”

“别搬家，否则我们就联系不上了。”

“我哪儿也不去，大哥。”

他们没讨论过卡捷琳娜是否最后也会去美国。格雷戈里把这个问题留给列夫，让他自己提出来，但他没提。格雷戈里说不清自己希望还是害怕列夫会要带上她。

列夫挽起卡捷琳娜的胳膊说：“现在我们该走了。”

格雷戈里吃了一惊：“这么晚你们还要去哪儿？”

“我要跟特罗菲姆见面。”

特罗菲姆是维亚洛夫家的次要成员。“你为什么今天晚上要见他？”

列夫眨了眨眼睛：“不用担心。我们天亮前会赶回来的——时间足够，来得及送你到古图耶夫斯基岛。”那是横跨大西洋的轮船停靠的港口。

“那好吧，”格雷戈里说，“别干任何危险的事。”他补充道，明知这话毫无作用。

列夫快活地挥了挥手，走掉了。

时间将近午夜。格雷戈里跟大家一一道别。有几个朋友哭了，但他弄不清这是出于悲伤还是因为喝了酒。他跟几个女孩返回他们住的房子，她们挨个在大厅里吻了他。随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那只旧的纸板手提箱放在桌子上。箱子很小，但里面也只装了一半。他带了几件衬衣和内衣，还有一副国际象棋。他只有一双靴子。母亲死后这九年里他没有积攒什么东西。

临睡前格雷戈里查看了一下列夫存放左轮手枪的柜子，那是一把比利时制造的纳甘M1895。他心里一沉——原来放枪的地方，现在空空如也。

他拉开窗户上的插闩，这样列夫回来时自己就不用下床了。

他躺在床上无法入睡，耳边听着过路火车熟悉的轰鸣，琢磨着4000英里以外的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他这辈子一直跟列夫生活在一起，代替父母的职责。从明天起，就算列夫带着手枪彻夜不归，他也无法知道了。这是种解脱，还是会让他更担心呢？

跟往常一样，格雷戈里五点钟就醒了。他的轮船八点钟起航，去码头要一个钟头的路程。他的时间很充裕。

但列夫没有回家。

格雷戈里洗了把脸。对着碎镜片用一把厨房用的剪刀修整了一下唇髭和腮须。然后，他穿上自己最好的那件外套，把另一件留给了列夫。

他在火炉上热了一锅粥，这时，他听见有人在使劲敲着房子的大门。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若是来了朋友，他们只会站在外面喊。只有当差的才会敲门。格雷戈里戴上帽子走到过道里，往楼梯下张望。房东太太正在跟两个穿黑绿制服的警察说话。格雷戈里仔细一瞧，认出了身材矮胖、大圆脸的米哈伊尔・平斯基，还有他的搭档，长着个老鼠脑袋的伊利亚・科兹洛夫。

他飞速地思考着。显然，房子里有人涉嫌犯罪。最有可能的嫌疑人就是列夫。不管是列夫还是其他租客，房子里的每个人都会受到盘问。两个警察自然记得早在二月格雷戈里从他们手里救下卡捷琳娜那件事，他们会抓住这个机会逮捕格雷戈里。

这样，格雷戈里就会错过他要搭乘的那条船。

这个可怕的念头让他两腿发软。他积攒、等待、期盼了这么久，最后却要错过这条船！不，他想，我决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两个警察走上楼梯，他连忙缩回身子，回到自己的房间。恳求他们毫无用处——恰恰相反，如果平斯基发现格雷戈里就要移居国外，会更乐意把他监禁起来。格雷戈里甚至连兑现船票、拿回现钱的机会都没有。多年积蓄就会白白浪费掉。

他必须逃跑。

他狂乱地扫视了一下小房间。门窗都只有一扇。他不得不像列夫每次晚归那样，从窗口跳出去。他往外看了看——后院没人。圣彼得堡的警察十分残酷，但从来没有人说他们聪明，平斯基和科兹洛夫根本没想过要守住房子的后面。也许他们知道后院没有出口，除非穿越铁路，但一条铁路对一个逃命的人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

格雷戈里听见隔壁女孩们的房间里传出喊声和尖叫——警察先去了她们那里。

他拍了拍上衣口袋。他的船票、证件和钱都在里面。其他家当已经装进了纸板提箱。

他提着箱子，把身体探出窗外，尽可能远地将箱子扔了下去。“啪”的一声，箱子掉在地上，但看上去完好无损。

房门“砰”的一声开了。

格雷戈里两腿跨过窗沿，在窗台上稍作停顿，便一下跳到洗衣房的屋顶上。他的脚在瓦片上一滑，重重地坐了下去。他沿着倾斜的屋顶滑到了下面的排水槽处。他听到身后的喊叫声，但没有回头。他从洗衣房的屋顶跳到地上，并没受伤。

他拾起手提箱就跑。

身后传来一声枪响，吓得他加快了脚步。多数警察无法在三米外射中冬宫，但有时候也能蒙准。他爬上铁路路基，意识到一旦爬到窗口的高度他便成了更易击中的目标。耳边是火车引擎独有的呼哧呼哧的噪声，他扭头看见右边一列货车正快速驶来。这时又是一枪，他注意到哪里“噗”地响了一下，但并不觉得疼，猜测一定是击中了他的手提箱。他爬到了路基上，头顶就是早晨晴朗的天空。火车离他只有几米的距离。司机拉着高音汽笛，又长又响。第三颗子弹打了过来。格雷戈里飞扑出去，刚好与火车擦身而过，穿越了铁路。

火车呼啸着从他身边驶过，钢轮撞击着铁轨，蒸汽在越来越远的汽笛声中逐渐消散。格雷戈里从地上爬了起来。现在，这列装满煤炭的敞口槽车成了为他遮挡子弹的掩体。他跑着穿过剩下的几条铁轨。运煤车终于开远了，他走下了远处的路基，穿过一个小工厂的院子上了大街。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提箱。箱子边上有个弹孔。这一枪只差一点就打中目标了。

他快步走着，气喘吁吁，寻思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现在他是安全的——至少眼下没有危险——他开始担心他的弟弟。他要知道列夫是否闹出了乱子，如果是的话，到底是什么乱子。

他决定从最后见到列夫的地方开始，也就是米什卡酒吧。

他朝酒吧走去，心里十分紧张，害怕被人发现。那样的话就太不走运了，但也不是不可能——平斯基有可能在街上闲逛。他把帽檐拉得很低，遮住额头，自己也不相信这样别人就认不出他。他遇到几个去码头的工人，便跟着他们一起走，但那只手提箱让他显得并不合群。

不过他还是平安到达了米什卡酒吧。酒吧里摆着自制的木头长椅和桌子。空气中还能嗅到昨天夜里的啤酒和烟草气息。米什卡在早上为无法在家里吃早饭的人提供面包和茶，但因为正在闹罢工，生意很清淡，里面几乎空无一人。

格雷戈里想问问米什卡，他是否知道列夫从这儿离开后去了什么地方，可没等他开口，便看见了卡捷琳娜。她看上去好像一夜未睡，蓝绿色的眼睛里布满血丝，金黄的头发乱糟糟的，裙子也皱巴巴满是污渍。她显得惨兮兮的，双手颤抖，脏污的脸颊上留着条条泪痕。这让格雷戈里觉得她愈发凄楚美丽，他真想把她搂进怀里，安抚她的痛苦。但他不能这样，便只能退而求其次，帮一帮她。“出了什么事？”他问，“到底是怎么了？”

“感谢上帝，你来了，”她说，“警察正在抓捕列夫。”

格雷戈里叹了口气。他没猜错，他的弟弟的确又惹麻烦了，而且偏偏选在今天这个日子。“他到底干了什么？”格雷戈里觉得列夫肯定不是无辜的。

“昨晚简直乱套了。我们本想从驳船上卸点香烟下来。”他们是去偷香烟的，格雷戈里估摸着。卡捷琳娜接着说：“列夫付了钱，后来那个看船的说钱不够，他们就吵了起来。有人开枪，列夫还击，然后我们就跑了。”

“你们都没受伤，真是谢天谢地！”

“我们没拿到香烟，钱也弄没了。”

“真是乱来。”格雷戈里看了看对面墙上的钟。现在是六点一刻。他还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先坐下。你想喝点茶吗？”他招手叫来米什卡，点了两杯茶。

“谢谢你，”卡捷琳娜说，“列夫认为是某个受伤的人报了警。现在，他们在抓他。”

“你呢？”

“我没事，没人知道我的名字。”

格雷戈里点了点头：“所以我们要让列夫逃脱警察的追捕。他得偷偷摸摸躲上个把礼拜，然后溜出圣彼得堡。”

“他身上一点儿钱也没有。”

“肯定没有。”列夫从来都没钱买那些常用的东西，但他总能掏出钱来买饮料、下赌注或是款待女孩子。“我可以给他点儿钱。”格雷戈里不得不动用他攒下的盘缠，“他在哪儿？”

“他说他要在船上跟你碰头。”

米什卡端来他们的茶。格雷戈里很饿——他把粥留在了火炉上——便又要了一份汤。

卡捷琳娜说：“你能给列夫多少钱？”

她热切地望着他，这种眼神总会让他觉得她无论让干什么他都会答应。他看着别处。“他需要多少就给多少。”他说。

“你真好。”

格雷戈里耸耸肩：“他是我弟弟。”

“谢谢你。”

卡捷琳娜心怀感激，这让格雷戈里很是满意，但也让他感到尴尬。汤来了，他开始吃起来，很高兴能把话题转开。吃了东西让他变得乐观起来。列夫总是麻烦不断。这次他也会像以前一样，再一次逃脱困境。这并不意味着格雷戈里会错过他的远行。

卡捷琳娜一边看着他，一边喝着茶。她已经不再显得狂躁不安。列夫让你身处危险，格雷戈里想，我前来搭救，可你还是喜欢他。

列夫现在大概已经到了码头，躲在塔架的阴影里，一边等待，一边惊惶不安地看着外面有没有警察。格雷戈里应该动身了。但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卡捷琳娜了，一想到要跟她说再见，他就难过得受不了。

他喝完了汤，看了看挂钟。快到七点了。他不能把时间掐得太紧。“我得走了。”他很不情愿地说。

卡捷琳娜跟他走到门口：“别对列夫太严厉了。”

“我严厉过吗？”

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踮起脚尖，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嘴唇：“祝你好运。”

格雷戈里离开了。

他快步穿过圣彼得堡西南面的一条条街道，这片工业街区到处是仓库、工厂、货场和拥挤的贫民窟。几分钟后，那种让人羞耻的想哭的冲动渐渐退去。他走在背阴的一边，帽子压低，垂着头，有意避开空旷地带。如果平斯基把列夫的相貌通告出去，一个机警敏锐的警察很容易逮住格雷戈里。

但他最终顺利到达码头，没有被人发现。他要搭乘的“天使加百利号”是一艘锈迹斑斑、客货混装的旧船。现在，它正在装载一只只坚固的木箱，上面标着全市最大的皮毛商的名字。在他的注视下，最后一只箱子落入货舱，船员们关上舱盖。

一个犹太家庭正站在踏板前，出示他们的船票。就格雷戈里的经验看，犹太人都想去美国。他们的理由比他更充分。在俄国，法律规定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不得进入公职行当，也不能担任军官，此外还有其他无数禁令。他们不能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上大学也有配额限制。这些人能在这种环境生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如果他们在逆境中生活仍然很富庶，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群起而攻之——通常是平斯基这类警察从中挑拨——他们会被人痛打一顿，家人受到威胁，窗子被砸烂，财产被纵火烧毁。这种情况下，有人愿意留下才是怪事。

大船的汽笛响了，招呼大家上船。

格雷戈里没有看见他的弟弟。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列夫又改变了计划，还是他已经被逮捕了？

一个小男孩扯了扯格雷戈里的袖子：“有个人要找你。”

“什么人？”

“长得跟你一样。”

感谢上帝，格雷戈里心想。“他在哪儿？”

“在木板后边。”

码头上放着一堆木材。格雷戈里急忙绕了过去，发现列夫正躲在后面，紧张地抽着烟。他显得烦躁不安，脸色惨白——这倒是难得一见，往常他总是快快活活的，就算遇到事情也满不在乎。

“我有麻烦了。”列夫说。

“不是第一次了。”

“那帮船员全是骗子！”

“大概也是贼。”

“别挖苦我了。没这个时间。”

“你说得对。我们得把你弄出城，直到这件事消停下来。”

列夫摇头表示否定，嘴里吐出一股烟雾。“驳船上的一个船员死了。我被当成谋杀犯通缉。”

“见鬼。”格雷戈里一屁股坐在木架上，两手抱住脑袋，“谋杀。”他木然地重复了一句。

“特罗菲姆受了重伤，警察抓了他去审问。他说是我干的。”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半个钟头前我见到了费奥多尔。”费奥多尔是个吃里爬外的警察，是列夫的熟人。

“真是个坏消息。”

“还有更糟的。平斯基发誓要抓到我，说是要报复你。”

格雷戈里点点头：“我怕的就是这个。”

“那我该怎么办？”

“你得去莫斯科。圣彼得堡对你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安全，也许永远都会有麻烦。”

“我不知道莫斯科够不够远，现在警察都有电报机。”

他的话不错，格雷戈里也想到了这一点。

船上再次响起汽笛声。那块跳板马上就要撤回去了。“我们只剩一分钟了，”格雷戈里说，“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列夫说：“我可以去美国。”

格雷戈里紧盯着他。

列夫说：“你可以把你的船票给我。”

这种事情格雷戈里连想都不愿想。

但列夫仍继续着他冷酷无情的逻辑：“我可以用你的护照和文件进入美国，谁也不会知道这里面的差别。”

格雷戈里仿佛看见自己的梦想在暗淡下去，就像涅夫斯基大街的索雷尔电影院上演的电影临近结尾，观众席的照明灯亮了起来，展示出真实世界灰土土的颜色和肮脏的地板。“把我的船票给你。”他重复着列夫的话，绝望地拖延着决定的时刻。

“这样你就救了我的命。”列夫说。

格雷戈里知道他不得不这样做，意识到这一点让他的心口一阵刺痛。

他从这件最好的外套口袋里掏出证件交给列夫，同时递上自己攒下的所有旅费。接着，又把带着弹孔的纸板手提箱给了他。

“我会给你寄钱，好让你再买一张船票。”列夫热切地说。格雷戈里没有回答，但他内心的怀疑想必已经写在脸上，因为列夫抗议了：“我肯定会的，我发誓。我会存钱的。”

“好吧。”格雷戈里说。

他们拥抱了一下。列夫说：“你总是照顾我。”

“是的，是这样。”

列夫转身朝船那边跑去。水手们解开绳索，正要拉起跳板，但列夫喊了一声，他们便等了几秒钟。

他跑上了甲板。

他转过身来，靠在栏杆上，朝格雷戈里挥着手。

格雷戈里无法让自己也挥起手。他转身走开了。

船长啸一声，他没有回头。

格雷戈里的右胳膊没了手提箱的负担，感到一种奇怪的轻松。他穿过码头，低头看着深邃的黑色海水，脑子里闪过一个怪诞的念头：他可以往下一跳，一了百了。他抖了抖身子，他绝不能被这种愚蠢的念头俘虏。不过他仍然觉得沮丧，满心苦涩。生活从来没有让他成为赢家。

他无法让自己振作起来，悻悻地原路返回，穿过那片工业区。他眼睛盯着地面，没心思去提防警察。现在就算他们逮捕了他，也没什么要紧了。

该怎么办呢？他觉得自己提不起精神去做任何事情。等罢工结束，他们会让他回工厂做原来的工作。他是个好工人，大家清楚这一点。眼下他也许应该去那儿，看看争端有了什么进展——算了，他还是别去自寻烦恼了。

一个小时后，他发现自己正在往米什卡走。他打算径直从旁边走过去，但往里瞥一眼的工夫，他看见了卡捷琳娜，她还像两个小时前一样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杯冷茶。他该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

他走了进去。酒吧里空空荡荡，只有米什卡一个人在扫地。

卡捷琳娜站了起来，一脸惊恐。“你怎么还在这儿？”她说，“你没坐上船吗？”

“不完全是。”他不知该如何把那个意外消息说出口。

“那是怎么回事？”她说，“列夫死了？”

“不，他很好。但他受到了谋杀通缉。”

她盯着他：“他在哪里？”

“他不得不离开。”

“去哪儿？”

实在找不出什么委婉的说法了。“他让我把船票给他。”

“你的船票？”

“还有护照。他到美国去了。”

“不！”她尖叫起来。

格雷戈里只是点着头。

“不！”她又喊道，“他不会离开我！你别这么说，永远不要这么说！”

“冷静点。”

她一巴掌打在格雷戈里脸上。她不过是个小姑娘，他甚至没有躲闪。

“卑鄙的家伙！”她尖叫着，“是你把他打发走的！”

“我这样做是为了救他的命。”

“浑蛋！卑鄙小人！我恨你！我恨你愚蠢的嘴脸！”

“你说什么都不会让我更加难过。”格雷戈里说，但她根本不听。他不再理睬她的咒骂，转身离开，出了门，也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尖叫声停了下来，他听见一串脚步声沿着街道追上他。“等一等！”她喊着，“请别走，格雷戈里，别丢下我不管，对不起。”

他转过身来。

“格雷戈里，列夫走了，现在你得照顾我。”

他摇了摇头。“你不需要我。整个城里的男人会排着队来照顾你的。”

“不，不会的，”她说，“有件事情你不知道。”

格雷戈里想：又是什么事？

她说：“列夫不想让我告诉你。”

“说吧。”

“我快要生孩子了。”她哭了起来。

格雷戈里一动不动站在那儿，琢磨着这句话。列夫的孩子，这是肯定的。列夫也知道。但他还是去了美国。“孩子。”格雷戈里说。

她点点头，仍在不停地哭。

他弟弟的骨肉。他的侄子或者侄女。他的家人。

他伸出胳膊把她拉到自己怀里。她哭得浑身颤抖。她把脸埋在他的外套里。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好了，”他说，“不要担心。你不会有事的。你的孩子也会好好的。”他叹了口气，“我会照顾你俩的。”

在“天使加百利号”上旅行是件苦差事，甚至连圣彼得堡贫民窟长大的孩子都觉得难以忍受。船上只有一种低价的统舱，乘客的待遇跟船上的货物没什么两样。船上既肮脏又不卫生，尤其遇到大浪，乘客们纷纷晕船的时候。即使如此也无法抱怨，因为没有任何船员会说俄语。列夫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哪国人，他一知半解的英语和仅有的几个德语单词根本无法跟他们交流。有人说他们是荷兰人。列夫从来没听说过荷兰人。

尽管如此，乘客们的情绪都十分乐观。列夫觉得自己逃出了沙皇监狱的高墙，终于获得了自由。他正在前往美国，那里不存在贵族。海面上风平浪静的时候，乘客们一个个坐在甲板上，互相交流他们听来的有关美国的故事：水龙头能直接流出热水，甚至连工人都穿着上好的皮靴，最重要的是，人们可以自由信仰任何宗教，加入任何政治团体，可以在公众场合陈述自己的见解，不用害怕被警察逮捕。

第十天晚上，列夫跟大家玩牌。他是庄家，但他输了。大家都输了，只有斯皮利亚一个人赢。斯皮利亚看上去很单纯，他跟列夫年龄相仿，也是一个人旅行。“斯皮利亚每晚都赢牌。”另一个玩家雅科夫说。事实上，是每次轮到列夫发牌，斯皮利亚就会赢。

轮船穿过浓雾缓慢前行。海上风平浪静，舱内一片寂然，只有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列夫一直弄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靠岸。人们的答案都不一样。最有学问的一个说这要取决于天气情况。船员们则一直讳莫如深。

夜幕降临，列夫两手一摊，表示认输：“我的钱都输干净了。”事实上，他的衬衣里面还有不少钱，但他看出除了斯皮利亚以外，其他人的钱已所剩无几。“只能这样了，”他说，“等我们到了美国，我得想尽办法让哪个富婆看上，住在她的大理石宫殿里，就像她的宠物狗一样。”

其他人哈哈笑了起来。“可人家干吗要你这个宠物？”雅科夫说。

“老妇人晚上会冷，”他说，“她需要我的取暖设备。”

牌局就在玩笑之间结束了，众人散去。

斯皮利亚走到船尾，倚在栏杆上，看着尾波消失在浓雾中。列夫朝他走了过去。“我的那一半正好是七个卢布。”列夫说。

斯皮利亚从口袋里掏出钱，递给列夫，他用身子遮挡着，不让任何人看见这笔交易。

列夫把钱揣进衣袋，然后填满烟斗。

斯皮利亚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格雷戈里。”列夫用的是他哥哥的证件，所以他告诉别人自己叫格雷戈里。“如果我拒绝给你这份钱，你会怎么做？”

说这种话是危险的。列夫慢慢收起烟丝，把还没点着的烟斗放进外衣口袋。然后，他抓起斯皮利亚的衣领，把他使劲按在栏杆上，让他的半个身子滑到外面，背对着下面的滚滚波涛。斯皮利亚比列夫高，但没他强壮。“我会拧断你这倒霉的脖子，”列夫说，“我俩一块弄到的钱就全归我了。”他使劲把斯皮利亚往外推了推，“然后我就把你抛进这该死的大海。”

斯皮利亚吓了个半死。“好吧！”他说，“放开我！”

列夫松开手。

“上帝啊！”斯皮利亚喘着气，“我不过是问了一句。”

列夫点着了烟斗。“我不过是回答了你，”他说，“好好记住。”

斯皮利亚走开了。

浓雾散去，他们看见了陆地。虽然是在晚上，但列夫能看见城市的灯火。这是到哪儿了？有人说是加拿大，也有人说是爱尔兰，但谁也说不清楚。

那片灯光更近了，船慢了下来。他们就要靠岸了。列夫听到有人说他们已经到达了美国！只用了十天，看来很快。可他怎么知道呢？他带着他哥哥的硬纸板手提箱站在栏杆前。他的心跳得更快了。

手提箱提醒他，现在到达美国的人应该是格雷戈里。列夫并没有忘记自己对格雷戈里许下的誓言，一定要把船票钱寄给他。这是他必须信守的承诺。格雷戈里或许还救了他一命——这已不是第一次。我真幸运有这么一个哥哥，列夫想。

他在船上弄了点儿钱，但还不够快。七个卢布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他需要大赚一笔，美国是块充满机遇的土地，他要在那儿积累自己的财富。

列夫好奇地发现手提箱上有个弹孔，象棋盒子里还嵌入了一粒子弹。他以五戈比的价钱把象棋卖给了一个犹太人。他纳闷格雷戈里那天怎么会挨上这一枪。

他想念卡捷琳娜。他喜欢挽着她这样的女孩招摇过市，让所有人都嫉妒他。不过，美国那边肯定会有不少女孩。

他不知格雷戈里是否已经知道卡捷琳娜怀了孩子。列夫心里一阵难过：他以后能够见到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吗？他告诉自己用不着担心卡捷琳娜一个人抚养孩子。她会找到别人来照顾她的。她有求生的能力。

午夜过后，船终于靠岸了。码头上灯光昏暗，看不见一个人影。乘客们扛着袋子，手上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上了岸。“天使加百利号”上的一个职员指挥他们进了一间小屋，里面放着几条板凳。“在这儿等着，早上会有移民局的人来接你们。”他说，表明他终究还是会说一点俄语的。

眼下的情形实在让那些积攒多年、好不容易来到美国的人灰心丧气。女人们坐在长凳上，孩子都睡了，男人们抽着烟，等待黎明的到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轮船的引擎声，列夫走到外面，看见那艘船慢慢离开系泊处。那些装毛皮的板条箱或许是在别处卸载。

他努力回想着格雷戈里跟他说过的话，他们偶尔谈起过到达一个陌生国家后都要做些什么。移民必须通过健康检查，这一关很让人紧张，因为不合格的人会被送回去，他们的钱会白白浪费，希望也破灭了。有时移民官会给人改名字，以便适合美国人的发音。维亚洛夫家的代表会在码头外面等着，然后带他们坐火车去布法罗。到那儿以后，他们就会在约瑟夫・维亚洛夫开的酒店或工厂工作。列夫弄不清布法罗离纽约有多远。只需花一个小时就能到，还是要用一个星期？他后悔当初没仔细听格雷戈里的话。

太阳升了起来，照在数千米长的拥挤码头上，列夫又感到兴奋起来。老式的桅杆和索具鳞次栉比，一根根烟囱冒着浓烟。码头前沿耸立着富丽堂皇的大楼，也有摇摇欲坠的破烂窝棚。有高大的起重机和低矮的绞盘，梯子、绳索和推车随处可见。内陆方向，列夫可以看见密匝匝装满煤炭的铁道车厢，有好几百——不，足足好几千个，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超出了他目力的极限。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没有看见著名的举着火炬的自由女神像——它可能在海岬的另一端，他猜想。

码头工人出现了，一开始是三三两两，很快便成群结队。这条船刚刚离开，另一条船就开了进来。小屋前面，十几个女人开始从一条小船上卸下一袋袋土豆。列夫有些着急，不知移民局的警官什么时候才能来。

斯皮利亚走了过来，好像已经原谅了列夫曾威胁过他。“他们把我们忘了。”他说。

“好像是。”列夫困惑不解。

“要不我们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会说俄语的人？”

“好主意。”

斯皮利亚对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说：“我们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人十分紧张：“我们应该听从指令，不能离开。”

他们不去理他，朝那几个卸土豆的女人走过去。列夫朝她们礼貌地笑笑，说：“你们有人会说俄语吗？”一个年轻女人回以微笑，但谁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列夫感到沮丧，他讨人喜欢的招数对这些听不懂他说话的人不起作用。

列夫和斯皮利亚朝着大部分码头工人来的方向走去。没人留意他们。两人来到一扇大门前，走了过去，发现自己正站在一条商铺和办公大楼林立的繁忙街道上。路上挤满了各种汽车、电车、马匹和手推车。列夫隔几步就去跟某个路人搭讪，但没人搭理他。

列夫迷惑不解。什么地方能容许人们从船上下来，不经许可就走进城里呢？

然后，有幢建筑引起了他的兴趣。这座楼房有点像酒店，只是有两个衣服破旧，头上戴着水手帽的人坐在台阶上，抽着烟。“去那瞧瞧。”他说。

“怎么回事？”

“我觉得那是个水手征派所，圣彼得堡就有一个。”

“我们又不是水手。”

“但那里可能有人会说外国话。”

他们走了进去。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站在柜台后面，对他们说话。

列夫用俄语说：“我们不会说美国话。”

她也用同一种语言，但只说了一句：“俄国人？”

列夫点点头。

她用一根手指做了招呼的手势，这让列夫一下子有了希望。

他们跟着她沿走廊进了一间小办公室，里面的窗子正对着大海。书桌后面坐着一个男人，列夫觉得很像是个俄国犹太人，尽管说不清为什么自己这样想。列夫对他说：“你会说俄语吗？”

“我是俄国人，”那人说，“你有什么事？”

列夫真想拥抱他一下。但他只是看着那人的眼睛，热情地笑了笑。“本来有人等我们下船，然后带我们去布法罗城，但这人没有露面，”他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友好，又带着忧虑，“我们一共大概有三百人……”为了博取同情，他添了一句，“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你能帮助我们找到联系人吗？”

“布法罗？”那人说，“你以为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当然是纽约了。”

“这是加地夫。”

列夫从来没有听说过加地夫这么个地方，但至少现在他明白了问题所在。“那个愚蠢的船长把我们扔在别的港口了，”他说，“我们怎么从这儿去布法罗呢？”

那人指着窗外大海的对面，列夫的心往下一沉，猛然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在这个方向，”那人说，“大约四千八百公里之外。”

列夫问清了从加地夫到纽约的船票价钱。转换成卢布，相当于他衬衣里藏着的那些钱的十倍。

他强压下心里的怒火。他们全都被维亚洛夫家族或者船长欺骗了，有可能还是他们一块儿干的，因为这样更容易实施骗局。格雷戈里攒下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可恶的骗子偷走了。要是他能逮到“天使加百利号”的船长，就会扼住他的喉咙，把这家伙活活掐死，狂笑着看他咽气。

只是一心梦想着复仇于事无补。问题在于不能就这样放弃。他要找份工作，学会说英语，参与到投注高的牌局里。这需要时间。他必须耐心等待。他得学着点儿格雷戈里的样子。

第一天晚上他们全都睡在一所犹太教堂的地板上。列夫也跟其他人挤在一起。加地夫的犹太人不知道，或许也没在意这些乘客里有人是基督徒。

活这么大，他第一次感觉到做犹太人的优势。俄国的犹太人深受迫害，列夫一直纳闷他们为什么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改换服饰，跟别人混同起来。这样就能挽救不少人的性命。但现在他意识到，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你总会找到一个待你如亲朋手足的人。

原来他们并不是第一批买了去纽约的船票最后却被丢在别处的俄国移民。这种事情以前在加地夫和其他英国港口也发生过。由于许多俄国移民都是犹太人，犹太教堂的执事们便有了一套办法。第二天，滞留的旅客都吃上了热腾腾的早餐，有人为他们把钱换成英镑、先令和便士，然后，他们被带到寄宿公寓，那儿可以租到便宜的房子。

跟世界上的所有城市一样，加地夫有成千上万的马厩。列夫学了几句话，足以说清楚他是个有经验的马夫，然后便去城里各处寻找工作。人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看出他很会侍弄动物，但就算再好心的雇主也要多问几个问题，而他根本听不明白，也无从回答。

被逼无奈，他疯狂学习，几天后便可以听懂价钱，能够买面包和啤酒了。不过，雇主们提出的问题很复杂，想必是问他以前在哪儿干过，是否跟警察有过麻烦。

他又回到水手征派所，把自己的难处告诉小办公室里的那个俄国人。对方给了他一个布特镇的地址，那地方离码头很近，让他去找一个叫菲利普・科尔的人，那儿的人都叫他“波兰的科尔”。科尔实际上是个对外雇用廉价外籍劳工的工头，欧洲的大部分语言他都能说上一点儿。他让列夫第二天上午十点带着行李去中央火车站广场。

列夫很高兴，连让他做什么工作都忘了问。

到那以后，他发现那里已经聚集了好几百人，其中大多是俄国人，但也有德国人、波兰人、斯拉夫人，以及黑皮肤的非洲人。他看见斯皮利亚和雅科夫也来了，心里很高兴。

他们被带上一列火车，科尔为他们买了车票，他们便轰隆隆向北进发，穿越风景优美的山地乡野。绿色山坡下是一座座工业城镇，犹如山谷间幽暗的水洼。特别之处在于每座城镇都至少有一座高塔，顶部带着一对巨大的轮子，列夫打听出这里主要的生意就是挖煤。他旁边的几个人就是矿工。还有其他手艺人，比如金属工匠，不少人都是没什么经验的劳工。

一小时后他们下了火车。人们从车站里鱼贯而出，列夫这才意识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广场上有一大群穿着粗布工装、头戴帽子的人在等他们，有好几百人。起初他们全都沉默着，让人感到害怕，接着人群里有人喊了句什么，立刻，其他人也跟着嚷了起来。列夫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无疑充满敌意。有二三十名警察站在人群的前面，不让他们越过适当的界限。

斯皮利亚提心吊胆地说：“这都是些什么人？”

列夫说：“这些人身材粗短结实，一脸苦相，两手干净，我猜他们是闹罢工的矿工。”

“他们看上去想要杀了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破坏了他们的罢工。”列夫沉着脸说。

“上帝保佑。”

“波兰的科尔”用好几种语言喊道：“跟我来！”他们便朝中心大街走去。那群人继续喊叫，有人挥着拳头，但谁也没有冲过警察的防线。列夫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警察心生感激。“真可怕。”他说。

雅科夫说：“现在你知道当犹太人是什么滋味了。”

他们远离了那些大喊大叫的矿工，穿过一条条矗立着联排住宅的街道走上山坡。列夫发现许多房子是空的。人们继续盯着他们，但已经不再叫嚷辱骂。科尔开始分配房子。列夫和斯皮利亚两人分到了一间，让他们十分惊奇。临走前，科尔指着矿井——也就是铁塔和两个大轮子那边——告诉他们明早六点到那儿。当过矿工的要去挖煤，其他人负责维护隧道和设备，列夫的工作是照看小马。

列夫四下打量着他的新家。虽说算不上富丽堂皇，但屋子十分干净整洁。楼下是一个大房间，楼上是两个卧室——一个人睡一间！列夫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房间。屋里没有任何家具，但他们已经习惯睡在地板上，时值六月，他们甚至连毯子也用不着。

列夫不想动窝，但他们最后都饿了。屋里没有吃的东西，他们只得耐着性子出门去，想法填饱肚子。他们提心吊胆地走进街上遇到的头一家酒吧，里面有十多个顾客，人人怒目相对，列夫用英语说：“请来两品脱混啤酒。”酒保根本不搭理他。

他们下山来到镇中心，找到了一家咖啡馆。至少这儿的顾客不像要干一架的样子。但他们在桌边等了半个小时，一直看着女招待伺候着那些比他们来得晚的人。他们离开了那里。

列夫寻思着：看来在这儿生活下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这种日子也不会熬太久。只要他有了钱，就立刻动身去美国。但既然已经到这儿了，他就得糊口活命。

他们进了一家面包店。这次列夫一定要把想要的弄到手。他指着面包架子，用英语说：“拜托，来一个面包。”

面包师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

列夫越过柜台，一把抓过他要买的面包。他想：看你能不能把它夺回去。

“嘿！”面包师叫了一声，但他并没有离开柜台。

列夫笑了笑，问道：“这要多少钱？”

“一便士一法新 [7] 。”面包师一脸怒容。

列夫把几枚硬币放在柜台上：“非常感谢。”

他把面包掰成两半，另一半给了斯皮利亚，两人在街上边走边吃。他们来到火车站，这里的人群已经散去。广场上的一个报贩子在大声叫卖。报纸卖得很快，列夫怀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一辆大汽车从街上开过来，速度很快，他们连忙让开路。列夫望着汽车后座上的乘客，吃惊地认出了那人竟是碧公主。

“我的天啊！”他仿佛瞬间回到了布罗夫尼尔村，父亲死在绞刑架上的噩梦历历在目，而这个女人就在一旁观望。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可怕的经历，那种惊恐刻骨铭心，后来无论是街头斗殴，还是警察挥舞木棒或用枪指着他，都没有让他那样害怕过。

汽车在车站入口停下。列夫看见碧公主下了车，心里顿时涌起一股仇恨和厌恶的巨浪。嘴里的面包好像变成了碎石，让他不得不吐了出来。

斯皮利亚说：“你怎么了？”

列夫定了定神。“那个女人是俄国的公主，”他说，“十四年前她亲手吊死了我父亲。”

“该死的婊子。她到底来这儿干什么？”

“她嫁给了一个英国贵族。他们大概就住在附近。也许，这就是他的煤矿。”

司机和佣人正忙着搬行李。列夫听见碧在用俄语跟女仆说话，女仆也用俄语回答她。几个人一同进了火车站，那女仆又转身回来买报纸。

列夫朝她走过去。他摘下帽子，深深鞠了一躬，用俄语说：“您一定是碧公主吧。”

女仆咯咯笑了：“别说傻话。我是仆人，尼娜。你叫什么名字？”

列夫把自己和斯皮利亚介绍了一番，告诉她他们是怎么到这的，连一顿像样的午饭都吃不成。

“我今晚就回来，”尼娜说，“我们要去趟加地夫。你们去泰-格温吧，在厨房门口等着，到时候我拿些冷盘肉给你们。沿着这条街往北，出了镇子一直走就能到府邸。”

“谢谢你，美丽的女士。”

“我老得够当你母亲了，”她还是那样扭捏地笑着，“我得马上给公主买报纸了。”

“有什么重大新闻吗？”

“哦，是国外的消息，”她不屑地说，“有人被暗杀了。公主被弄得心烦意乱。奥地利的弗朗兹・斐迪南大公在一个叫萨拉热窝的地方被杀害了。”

“对一个公主来说，这的确是件可怕的事情。”

“是啊，”尼娜说，“不过，我觉得对你我这样的人来说关系不大。”

“当然，”列夫说，“我觉得也是。”

第七章

1914年7月初

皮卡迪利的圣詹姆斯教堂拥有世界上衣饰最为华贵的教众。伦敦的社会名流最喜欢来这做礼拜。虽然讲排场不是好事，但女人总得戴帽子，而那时很难买到一顶不带鸵鸟羽毛、缎带、蝴蝶结和绢花装饰的帽子。沃尔特・冯・乌尔里希站在中殿后方，望着眼前奢华服饰的海洋。男人们正相反，他们看上去全都一样，穿着黑色外套，戴着白色立领，礼帽放在自己的膝头。

这些人大都没能理解七天前在萨拉热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悻悻地想。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波斯尼亚在哪儿。他们对大公被谋杀感到震惊，但看不出这件事情对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有些困惑，有些不知所措。

沃尔特丝毫不感到困惑。他很清楚暗杀预示着什么。这一事件严重威胁到德国的安全，在这个危急时刻，正需要沃尔特这种人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国家。

今天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弄清俄国沙皇有何想法。这也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事情，包括德国大使，他的父亲，在柏林的外交大臣，还有皇帝本人。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官，沃尔特自有他搜集信息的渠道。

他扫视在场的教众，试图从背影中找出自己要找的人，暗暗担心这人根本没来。安东是个俄国使馆的职员。他们相约在英国圣公会的教堂见面，是因为安东相信这里不会有他们大使馆的人——大多数俄国人都信东正教，不信的人根本不会被外交部门雇用。

安东在俄国大使馆的电报收发室任主管，因此能读到所有往来电报。他所提供的信息极其重要。但这个人很难操纵，因此沃尔特十分着急。间谍行为让安东提心吊胆，如果他害怕的话就不会露面——这往往出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而沃尔特恰恰在这时候最需要他。

沃尔特看见了茉黛，一时有些分心。他认出时髦的男式翻领上她那颀长而优美的脖颈，他的心仿佛停了一拍。一有机会，他就会吻她的脖子。

当他想到战争的危险时，脑子里最先想的是茉黛，然后才是他的国家。他为这种私心感到惭愧，但无法克制。他最害怕的是有人把她从他身边夺走，祖国所受的威胁还是第二位的。他愿意为德国的利益而死——但没有心爱的女人，他也不愿意活着。

后面第三排有人回过头来，沃尔特与安东的目光对上了。这人有一头稀疏的棕发和一把络腮胡。沃尔特松了口气，走到南侧的过道，装作在寻找位子，犹豫片刻，然后坐了下来。

安东曾饱受打击。五年前他挚爱的侄子被沙皇的秘密警察指控从事革命活动，从此一直被关押在彼得和保罗要塞里，与地处圣彼得堡中心的冬宫隔河相望。那男孩曾是个神学学生，无辜被判颠覆罪名，还没等到释放便染上了肺炎，死在了监狱里。从那时起，安东便决计对沙皇政府暗中实施致命的报复。

只可惜教堂里面太明亮了——建筑家克里斯托弗・雷恩设计了一排巨大的圆拱形窗户。幽暗阴郁的哥特式微光更适合眼下这种工作。不过，安东选了个很好的位置，在一排座位的末尾，旁边坐着个孩子，身后有一根粗大的圆木柱子。

“这地方不错。”沃尔特低声说。

“走廊那边还是能够看到我。”安东不安地说。

沃尔特摇摇头：“他们都会往前面看的。”

安东是个中年单身汉。他个子矮小，整洁利落到了一种挑剔的程度：领带打得很紧，外套的纽扣一个不落全都扣着，鞋子也擦得闪闪发亮。他这套旧衣服经过多年的刷洗熨烫，已经磨损发光。沃尔特认为这是对龌龊的间谍行为的抵触。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打算出卖他的国家，而我必须加以鼓励，沃尔特冷冷地想。

在礼拜仪式之前的安静气氛中沃尔特没再开口，但第一首赞美诗一开始，他便低沉地问道：“圣彼得堡那边是什么状况？”

“俄国不想打仗。”安东说。

“好。”

“沙皇担心战争会导致革命。”安东提到“沙皇”时，就好像要唾上一口似的，“半个圣彼得堡城已经在罢工了。当然，他不会想到是自己的愚蠢暴行导致民众想要发动一场革命。”

“确实。”沃尔特时常需要作出调整，因为安东的见解被仇恨扭曲了，但就眼下的情形来看，这个间谍并不完全是错的。沃尔特不仇恨沙皇，而是十分害怕他。他手中掌控着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每次论及德国的安全都必须将这支部队考虑进去。德国像是与养了头巨熊的人做邻居，这头熊就用链子拴在门前的花园里。“沙皇打算怎么办？”

“这要看奥地利的情况。”

沃尔特耐着性子，没去反驳他。每个人都在等着看奥地利皇帝会怎么办。他必须做点什么，因为遇刺身亡的大公是他的皇位继承人。沃尔特今天还要从他的堂兄罗伯特那儿了解一下奥地利的意图。他们家族的这一支脉信仰天主教，跟所有奥地利精英阶层一样，罗伯特现在大概正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弥撒，沃尔特会在午饭前后见到他。眼下沃尔特要多掌握些俄国的情况。

他必须等到下一首赞美诗开始。他尽量保持耐心。抬头仔细查看雷恩设计的圆柱形穹顶的奢华镀金装饰。

教众们开始齐唱《万古磐石歌》。“假如巴尔干地区发生争斗，”沃尔特低声对安东说，“俄国人会置身事外吗？”

“不会。如果塞尔维亚受到攻击，沙皇不能袖手旁观。”

沃尔特感到一阵寒意。这种恶化的局势正是他担心的。“为这去打一场战争，简直是疯了！”

“的确。但俄国不能让奥地利控制巴尔干地区——他们必须保护黑海通道。”

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俄国的大部分出口——从南部玉米种植区出口的谷物，到巴库附近油井出口的石油——都是通过黑海的港口运出去的。

安东接着说：“但另一方面，沙皇也敦促各方谨慎行事。”

“总之，他脑子里还没理出头绪。”

“如果你把那东西叫脑子的话。”

沃尔特点了点头。沙皇算不上是个聪明人。他梦想着将俄国带回十七世纪的黄金时代，并愚蠢地认为这是可能的。这就好像乔治五世国王要把英格兰带回罗宾汉时代。沙皇缺少理性，这就让人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在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的时候沃尔特的目光游离到了茉黛身上，她坐在前面两排的另一头。他深情地望着她的侧脸，看她兴致勃勃地唱着歌。

安东相互矛盾的汇报令人不安。沃尔特的心情比一个小时之前更加焦虑。他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每天跟你见面。”

安东立刻惊慌起来。“不可能！”他说，“这太冒险了。”

“但情况每小时都在发生变化。”

“下礼拜天早上，在史密斯广场。”

理想主义的间谍就有这种麻烦，沃尔特无可奈何地想——你没有能控制他们的任何优势。但是谋财的间谍又不值得信赖。他们专挑你爱听的说，以期获得奖金。就安东的情况，如果他说沙皇紧张得发抖，沃尔特便可以确信沙皇还没有作出决定。

“那就每周三跟我见一次面吧。”沃尔特恳求，赞美诗也快唱完了。

安东没有回答。他没有坐下来，相反却一转身溜出了教堂。“见鬼。”沃尔特小声说。邻座的孩子不满地盯着他。

仪式结束后，他站在教堂墓地的甬道上与熟人打着招呼，直到看见茉黛跟菲茨、碧一道出现。茉黛穿着一套时尚的灰色压花天鹅绒连衣裙，搭配暗灰色绉纱外套，非常优雅。算不得很女性化的颜色，但突出了她雕塑般的美貌，让她的皮肤焕发出光彩。沃尔特跟大家一一握手，心里很想跟她单独呆上几分钟。他跟碧打趣寒暄了几句，后者穿着时髦的镶奶白花边的粉红外套，又对一脸严肃的菲茨表示赞同，认为谋杀是件“肮脏的勾当”。然后，菲茨赫伯特一家人便走开了，沃尔特正担心自己失去机会，但在最后一刻，茉黛低声说了句：“我要去公爵夫人家喝茶。”

沃尔特对着她优雅的后背微笑。他昨天见过茉黛，明天也还会见到她，但他还是害怕今天没有机会再次见到她。难道离了她，真的就难以度过一天二十四小时吗？他不认为自己是个脆弱的人，但她在他身上施了魔法。不过，他并不打算逃脱。

他发现是她身上的独立精神吸引了自己。她这一代的妇女大都乐于扮演社会赋予她们的被动角色，打扮得漂漂亮亮，举办聚会，处处顺从自己的丈夫。沃尔特讨厌这种逆来顺受的女人。茉黛更像那些他遇到过的美国女人，那时他在华盛顿的德国大使馆工作。她们十分优雅迷人，但并不屈从于谁。被这样的女人所爱，实在令人兴奋不已。

他洋洋得意地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在一个报摊停下脚步。读英国报纸从来都令人不快——上面大部分篇幅都是在恶毒攻击德国，尤其是疯狂的《每日邮报》。试图让英国人相信德国间谍包围着他们。沃尔特多希望这是真的啊！他在沿海城镇有十几个眼线，报告进出码头的船只情况，英国人在德国港口也同样有自己的密探，但根本不像那些歇斯底里的编辑写的，有成千上万人。

他买了一份《人民报》。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事端并不算什么重大新闻——英国人更担心爱尔兰问题。少数的新教徒在那里称雄数百年，很少顾及信仰天主教的大多数。如果爱尔兰获得独立，权力就会转移到另一方。两个阵营都已全副武装，内战的威胁正在加剧。

只有头版下方的一篇文章提及“奥地利-塞尔维亚危机”，像往常一样，这些报纸弄不清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沃尔特正要走进丽兹酒店，就撞见罗伯特从出租车上下来。他穿着黑色背心，戴着黑色领带，作为对大公的哀悼。罗伯特曾跟弗朗兹・斐迪南志趣相投——按照维也纳宫廷的标准看，他们同属于进步的思想者，尽管从任何其他角度看都十分保守。沃尔特知道他对被谋杀者和他的家人一向十分敬重。

他们把礼帽放在衣帽间，然后一块儿进了餐厅。跟罗伯特在一起时，沃尔特有种保护着他的感觉。小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堂兄与众不同。人们觉得这样的男人很女气，但这太粗鲁了，罗伯特并不是一个有着男人身体的女人。但他的确有不少女性特质，沃尔特因此对待他时颇有点骑士风度。

他长得也像沃尔特，端正的五官，淡褐色的眼睛，只是他的头发很长，胡子上了蜡，向上卷曲着。“跟M女勋爵的事情怎么样了？”两人坐下时，他开口问道。沃尔特跟他吐露过实情，罗伯特对他和茉黛的隐秘恋情了如指掌。

“她好极了，但我父亲接受不了她和一个犹太医生在贫民窟诊所工作。”

“哦，这也太苛求了，”罗伯特说，“如果她本人是犹太人的话，他的反对意见倒是可以理解。”

“我希望他能时常在社交场合见到她，发现她能跟最有权势的人和谐相处，然后慢慢对她产生好感。但这种办法没有奏效。”

“不幸的是，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只会加剧紧张局势。”罗伯特笑了笑，“请原谅，我是说国际局势。”

沃尔特勉强笑了两声：“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想办法解决的。”

罗伯特没说什么，但看上去不那么有信心。

两人吃着威尔士羊肉和欧芹沙司土豆，沃尔特把从安东那里搜集到的模棱两可的信息告诉罗伯特。

罗伯特也带来了自己的消息。“我们已经确定刺客是从塞尔维亚得到的枪支和炸弹。”

“哦，见鬼。”沃尔特说。

罗伯特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武器是由塞尔维亚军情处的头目提供的。凶手们曾在贝尔格莱德的公园里练习打靶。”

沃尔特说：“情报人员有时会采取单方面行动。”

“经常这样。他们行动非常保密，保证他们随后逃脱。”

“所以这并不能证明是塞尔维亚政府组织的暗杀。而且，按照逻辑，塞尔维亚这样拼命想保持中立的小国，只有疯了才会去挑衅自己强大的邻居。”

“甚至有可能是塞尔维亚的情报机构直接违背政府的意愿采取的行动。”罗伯特说道。但随后他又坚定地说，“这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奥地利必须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

这正是沃尔特担心的。整个事件不再被视为简单的犯罪，可以交由警察和法院处理。它已经升级，现在，一个帝国不得不惩罚一个小国。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曾是他那个时代的伟人，一个保守而虔诚的教徒，但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不过，他已八十四岁，高龄并没有让他稍许放松独裁专制，一改狭隘思想。这种人认为自己年龄大就知道所有的事。沃尔特的父亲就是这样。

我的命运掌握在两位君主手里，沃尔特想，沙皇和奥皇。一个愚蠢无能，另一个老迈昏庸。但他们控制着茉黛和我，以及数百万的欧洲人。要不怎么说要废除君主制度呢！

他们吃着饭后甜点，沃尔特心情沉重，思绪万千。最后送来咖啡的时候，他乐观地说道：“我认为你们的目标是让塞尔维亚接受深刻的教训，而不牵涉任何其他国家。”

罗伯特立刻让他的希望破灭了。“情况正好相反，”他说，“我的皇帝刚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你的皇帝。”

沃尔特吃了一惊，对此事一无所知：“什么时候？”

“昨天发出的。”

跟所有外交官一样，沃尔特不喜欢君主们不通过大臣直接交谈。这么说，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了。“他都说了什么？”

“他说，作为政权塞尔维亚必须被除掉。”

“不！”这比沃尔特担心的还要糟糕，震惊之余，他问道，“他真有这个意思吗？”

“一切都取决于对方的回复。”

沃尔特皱起了眉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寻求威廉皇帝的支持——这才是这封信的重点所在。两个国家是盟友关系，皇帝有义务表态支持，但他可以表示积极或迟疑，鼓励或谨慎。

“我相信德国会支持奥地利，不管我的皇上作出何种决定。”罗伯特严肃地说。

“你不可能指望德国去攻打塞尔维亚！”沃尔特反驳道。

罗伯特生气了：“我们希望得到一个保证，德国会履行其作为盟友的义务。”

沃尔特强忍着自己的急躁。“这种思路会提高风险。就像俄国发声支持塞尔维亚，等于是鼓励了侵略行动。我们应该做的是让所有人都冷静下来。”

“我不知该不该同意你这种观点，”罗伯特生硬地说，“奥地利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皇帝不能表现得不当回事。违抗大国意志者必须被粉碎。”

“让我们作一个合情合理的决定。”

罗伯特抬高了嗓门：“现在是王位的继承人被谋杀了！”旁边就餐的人抬头瞥了一眼，听到有人气势汹汹地说着德语，便皱起了眉头，罗伯特缓和了一下口气，但表情还是一样愤怒，“别和我谈什么合情合理。”

沃尔特强压着自己的感情。德国掺和这种争执是十分愚蠢和危险的，但跟罗伯特说这些起不到任何作用。沃尔特的工作就是搜集信息，而不是跟人争论。“我明白了，”他说，“维也纳那里的人都持你这种观点吗？”

“在维也纳，是的，”罗伯特说，“蒂萨表示反对。”伊斯特万・蒂萨是匈牙利首相，但他服从于奥地利皇帝。“他的个人建议是对塞尔维亚实行外交封锁。”

“或许不太激进，但也没那么大风险。”沃尔特谨慎地说。

“这太软弱。”

沃尔特开始结账。这番对话让他深感不安。但他不希望自己和罗伯特之间产生任何恶感。他们互相信任，彼此帮助，他不希望改变这些。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他握了握罗伯特的手，抓着他的胳膊肘以示紧密的同伴之情。“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团结在一起，堂兄，”他说，“我们是盟友，以后也一样。”至于他说的是两个国家还是他们两个人，就让罗伯特自己决定吧。他们像朋友一样分开了。

他快步穿过格林公园。整个伦敦阳光普照，但沃尔特的脑子里有一团乌云。他希望德国和俄国不去插手巴尔干危机，但他目前了解的一切都不祥地意味着相反的结果。在白金汉宫附近他向左转，沿着广场走到德国大使馆的后门。

他父亲在使馆有间办公室，每周大约有三天呆在那里。墙上挂着德皇威廉的画像，桌上放着沃尔特穿中尉军服的相框。奥托手里拿着一件陶器。他平素收藏英国陶瓷，喜欢到处搜集稀奇古怪的物件。仔细观察，沃尔特发现那是一只米色的陶制水果钵，边缘精细地刻着模拟编织物的镂空花纹。他了解父亲的品味，猜测这件东西一定出自十八世纪。

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站在奥托身边。这位文化参事让沃尔特十分讨厌。戈特弗里德浓密的黑发梳成侧分，戴着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他与沃尔特年龄相仿，父亲也在外交部工作，尽管共同点如此之多，他们却不是朋友。沃尔特觉得戈特弗里德是个马屁精。

他朝戈特弗里德点了点头，坐在旁边：“奥地利皇帝给我们的皇帝写了一封信。”

“我们知道。”戈特弗里德很快搭茬儿。

沃尔特没理他。戈特弗里德时刻卖弄他的小聪明。“皇帝的答复无疑会十分友好，”他对父亲说，“但是，很多事情取决于细节。”

“陛下还没告诉我。”

“但他会的。”

奥托点点头：“这种事情他有时会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如果他主张小心对待的话，就可能说服奥地利人不要那么好战。”

戈特弗里德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了避免德国被拖入战争，去争夺塞尔维亚那样毫无价值的领土！”

“你有什么好怕的？”戈特弗里德轻蔑地说，“怕塞尔维亚的军队吗？”

“我怕俄国的军队，你大概也应该害怕，”沃尔特回答，“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支……”

“这我知道。”戈特弗里德说。

沃尔特不理他的插嘴。“从理论上讲，沙皇可以在几周内把六百万人马投入到那片地区……”

“我知道……”

“……这超过了塞尔维亚的人口总数。”

“我知道。”

沃尔特叹了口气：“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冯・凯塞尔。你知道刺客从哪儿弄到的枪支和炸弹吗？”

“从斯拉夫民族主义者那里，我估计。”

“到底是哪一个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呢，你估计？”

“谁知道呢？”

“据我判断，奥地利人是知道的。他们认为武器来自塞尔维亚情报部门的头目。”

奥托吃惊地哼了一声：“奥地利人一定会报复的。”

戈特弗里德说：“奥地利仍然处于皇帝的统治下。最后，是否开战还是由他作出决定。”

沃尔特点点头：“而且一个哈布斯堡皇帝残酷的统治本来就不需要什么借口。”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统治一个帝国吗？”

沃尔特并没有上钩。“匈牙利首相尽管说话也没有多少分量，但除了他以外，似乎没有任何人呼吁谨慎行事。看来，这个责任现在落到我们头上了。”沃尔特站了起来。他已经把自己掌握的情况汇报完毕，不想再呆在这间屋子里，陪着让人恼火的戈特弗里德了。“请你原谅，父亲，我要去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家里喝茶，看看城里的人都在议论什么。”

戈特弗里德说：“英国人礼拜天不互相走访。”

“我受到了邀请。”沃尔特说完便走了出去，再晚一点他就忍不住要发火了。

他穿过梅费尔来到帕克兰，苏塞克斯公爵的宅邸就在那里。公爵没在英国政府任职，但公爵夫人举办了一个政治沙龙。当沃尔特十二月到达伦敦时，菲茨把他介绍给公爵夫人，他随后便成了各种社交场合的座上宾。

他走进客厅，鞠躬致意，握着公爵夫人丰满的手，说：“伦敦的每个人都想知道塞尔维亚会发生什么，因此，即便是星期天，我也要跑来拜访您，夫人。”

“不会发生战争的。”她说，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开玩笑，“坐下喝杯茶吧。当然，可怜的大公和他的妻子实在太惨了，罪犯无疑会受到惩罚，不过，认为德国和英国这样的伟大国家会为塞尔维亚发动战争，那就太愚蠢了。”

沃尔特真希望自己也能这样信心十足。他在靠近茉黛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她开心地笑了，旁边的荷米亚夫人朝他点了点头。屋子里有十几个人，包括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房间的装饰富丽堂皇，但已陈旧过时——家具雕花繁复，织物上有十几种不同的图案，每件摆设上都盖着装饰物件，还有各种镶镜框的照片和插着干草的花瓶。一个仆人给沃尔特端来一杯茶，送上牛奶和糖。

沃尔特很高兴跟茉黛在一起，但像往常一样，他想要的更多，马上就开始琢磨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俩单独呆着，哪怕只有一两分钟也好。

公爵夫人说：“很显然，问题在于土耳其很软弱。”

这个浮夸的老太婆说到了点子上，沃尔特想。奥斯曼帝国正在衰落，保守的穆斯林神职人员拒绝维新。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苏丹一直维持着巴尔干半岛的稳定，从希腊的地中海沿岸一直到北面的匈牙利，但现在，经过了几十年，它的势力一直在萎缩。临近的几个大国——奥地利和俄国无不试图填补这块真空。奥地利与黑海之间隔着一串国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五年前奥地利取得了波斯尼亚的控制权。现在，奥地利正跟夹在中间的塞尔维亚争吵。俄国人打开地图，发现保加利亚就是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奥地利人最终可能控制黑海西岸，威胁俄国的国际贸易。

与此同时，奥地利帝国的臣民开始觉得他们完全可以自治——这就是波斯尼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若・普林茨在萨拉热窝枪击弗朗兹・斐迪南大公的原因。

沃尔特说：“这是塞尔维亚的悲剧。我觉得他们的首相应该恨不得去跳多瑙河。”

茉黛说：“你的意思是说伏尔加河。”

沃尔特看着她，很高兴有了借口把她打量个遍。她换了一身衣服，宝蓝色的茶会礼服里面，是一件淡粉色蕾丝上衣，头上的粉红毡帽别着一个蓝色小绒球。“我敢肯定不是，茉黛女勋爵。”他说。

她说：“伏尔加河穿过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的首都。”

沃尔特正要再次争辩，但他犹豫了。她心里很清楚伏尔加河不可能流入贝尔格莱德方圆千里之内。那她是想干什么？“我很不情愿跟你这样的消息灵通人士意见相左，茉黛女士，”他说，“不过……”

“我们还是查查看，”她说，“我叔叔，也就是公爵本人，拥有伦敦最大的藏书室。”她站了起来，“跟我来，我要证明你错了。”

一个有教养的年轻女性如此行事，实在有些大胆，公爵夫人噘起了嘴。

沃尔特笑着耸了耸肩，跟着茉黛朝门口走去。

荷米亚夫人好像也想跟上去，但她正舒舒服服陷在天鹅绒衬里的座椅中，手上托着杯碟，膝头还放着一只盘子，行动起来得费上好大劲。“别去太久。”她平静地说，又吃了一些蛋糕。接着，他们就走出了房间。

茉黛引着沃尔特穿过大厅，两个仆人像哨兵一样站在那里。她在一扇门前停下，等着沃尔特把门打开。他们走了进去。

大大的房间里寂然无声。他们终于单独在一起了。茉黛扑进沃尔特的怀抱。他用力抱着她，让她的身体紧贴着自己。她抬起脸说：“我爱你。”然后就疯狂地亲吻他。

一分钟后她挣脱出来，气喘吁吁。沃尔特含情脉脉地看着她。“你真是蛮横无理。”他说，“竟说伏尔加河穿过贝尔格莱德！”

“这不是很起作用吗？”

他钦佩地摇着脑袋：“我根本就想不到这一点。你太聪明了。”

“我们得找一本地图册，”她说，“以防万一有人进来。”

沃尔特扫视书架。与其说这里是藏书室，不如说是个藏品陈列间，所有的书都是带滚边护封的精装本，很多看上去从未打开过。一些参考用书藏在一个角落里，他抽出一本地图册，找到巴尔干半岛的地图。

“这场危机，”茉黛担心地说，“这样发展下去……不会拆散我们吧？”

“如果我能采取些补救措施，就不怕。”沃尔特说。

他把她拉到书柜后面，这样，如果有人突然闯入的话就不会立刻看见他们。他又去吻她。今天她是那样甜美，那样如饥似渴，他吻她的时候，她用两手抚摸着他的肩膀、胳膊和后背。她推开他，悄声说道：“撩开我的裙子。”

他咽了口唾沫。他朝思暮想，早就盼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他抓住裙布，向上提起。

“还有衬裙。”她说。他两手各揪住一块裙布。“别弄皱了。”她又说。他想把衣服再拉起来些但又不致压皱丝绸，可抓到手里的到头来全都滑掉了。她等不及了，自己弯腰一把抓住裙子和衬裙的褶边，把它们统统拢到腰部。“摸我。”她说，紧盯着他的眼睛。

他十分紧张，生怕有人进来，但他心里的爱和渴求太过强烈，无法控制自己。他把右手放在她的大腿根，立刻倒吸一口气——她那儿赤裸着，什么也没穿。意识到她对此早有预谋就让他欲火焚身。他轻柔地抚摸着她，可她的臀部使劲向前顶着他的手，他便更加用力起来。“对，就这样。”她说。他闭起眼睛，她却说：“看着我，亲爱的，求你边做边看着我。”他就又把眼睛睁开。她满脸通红，张着嘴气喘吁吁。她抓住他的手，引导他，就像在剧院包厢里他引导她那样。她耳语道：“把手指放在里面。”说着便靠在他的肩膀上。他能隔着自己的衣服感觉到她呼吸的热量。她一次次朝他顶过来。接着她发出一种压抑的喉音，就像是谁在梦中发出的闷声喊叫，最后一下子颓然伏在他的身上。

他听见门开了，随后就是荷米亚夫人的声音：“出来啊，茉黛，亲爱的，我们该走了。”

沃尔特撤回了手，茉黛匆匆弄平她的裙子。她的声音发虚，说道：“恐怕是我弄错了，赫姆姑妈，冯・乌尔里希先生是对的，是多瑙河贯穿贝尔格莱德，不是伏尔加河。我们刚在地图上找到了。”

他们刚低下头去看书，荷米亚夫人就从书架另一头绕了过来。“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她说，“男人在这种问题上一般都是对的，冯・乌尔里希先生是位外交官，了解很多女人嫌麻烦不愿了解的事情。你就不该跟他争论，茉黛。”

“你的话一点儿不假。”茉黛的回答明显是敷衍。

他们一起离开藏书室，穿过大厅。沃尔特为她们打开客厅的门。荷米亚夫人先进去，茉黛进门时与他四目相接。他抬起右手，把指尖放进嘴里，吸吮着它。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沃尔特在返回大使馆的路上想，简直像个小学生。茉黛二十三岁，他二十八岁，但他们不得不通过各种荒谬手段才能单独呆上五分钟。现在已经是他们该结婚的时候了。

他应该征求菲茨的许可。茉黛的父亲已不在人世，家里的事情由她的哥哥做主。菲茨无疑更愿意让她嫁给一个英国人。不过，他也很可能同意他们的婚事——他肯定在担心这个争强好胜的妹妹一直都嫁不出去。

不，主要的问题是奥托。他想让沃尔特娶一位规规矩矩的普鲁士姑娘，在为家族繁衍后代中快快乐乐地度过余生。如果奥托想要得到什么，他就会千方百计得到，无情地粉碎任何障碍——这种个性让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官。他没有意识到儿子有权不受任何干扰和压力选择自己的新娘。沃尔特非常希望得到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他当然不愿意出现那种无法避免的对立状态。然而，他所感受到的爱的力量十分强大，远远超过了孝顺和遵从。

现在是星期天的晚上，但伦敦并不平静。虽然国会并没有开会，白厅的高官们都呆在郊区的家里，但政治话题依然在梅费尔的官邸、圣詹姆斯绅士俱乐部和各大使馆持续着。沃尔特在街上见到了几位国会议员、英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和几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他怀疑英国外交大臣，嗅觉灵敏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这个周末留在了城里，并没有去他汉普郡的乡间别墅。

沃尔特在办公室找到了父亲，他正坐在桌边阅读解码电报。“恐怕现在把我的消息告诉你并非最佳时机。”沃尔特开口道。

奥托哼了一声，继续读着。

沃尔特直截了当地说：“我爱上了茉黛女士。”

奥托抬起头来：“菲茨赫伯特的妹妹？我早就猜到了几分。我对你深表同情。”

“我求你认真点，父亲。”

“不，是你该认真点。”奥托扔下他手里的电文，“茉黛・菲茨赫伯特是个女权主义者，主张女性参政，对社会秉持异见。对任何人来说她都不是个合适的妻子，更不用说一个出身良好家庭的德国外交官了。所以我们别再提这件事了。”

一连串激烈的言辞涌到了沃尔特嘴边，但他咬了咬牙，压着心里的火。“她是个很出色的女人，我爱她，所以无论你对她有什么看法，都请尊重她。”

“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奥托漫不经心地说，“她非常糟糕。”他又低头去看电报。

沃尔特的目光落在他父亲的米色陶制水果钵上。“不，”他说着，拿起那件陶器，“你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小心点。”

沃尔特把他父亲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我必须保护茉黛女勋爵，就像你想保护这个小玩意儿一样。”

“小玩意儿？让我告诉你，它可是价值……”

“当然了，我对她的爱肯定要胜过一个收藏家的贪婪。”沃尔特把那东西向空中一掷，再单手把它接住。他的父亲痛苦地惊叫了一声。沃尔特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所以，当你出口侮辱她时，想象一下我要摔了你的宝贝的感觉——而我要比你能想象到的更加迫切。”

“你这张狂的小崽子……”

沃尔特提高了嗓门，压住他父亲：“如果你继续践踏我的感情，我就把这愚蠢的陶器踩在脚下碾碎。”

“好吧，你已经把话说明白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快把它放下。”

沃尔特把这话当成了默许，把那件饰品放回边桌上。

奥托带着恶意说道：“不过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如果我可以提一提的话，并不是要践踏你的感情。”

“好吧。”

“她是个英国人。”

“老天爷！”沃尔特喊道，“出身名门的德国人与英国贵族联姻多年。萨克森-科堡-哥达的艾伯特亲王娶了维多利亚女王，他的孙子现在是英国国王，而英国皇后原来是符腾堡的公主！”

奥托提高了嗓门：“情况已经变了！英国一心控制我们，要把我们变成二流国家。他们与我们的敌人俄国和法国交好。你要跟自己祖国的敌人结亲。”

沃尔特知道这就是保守势力的观点，但这想法实在荒谬。“我们不该相互敌对，”他愤怒地说，“这毫无道理。”

“他们永远不会让我们平等竞争。”

“这没有丝毫根据！”沃尔特发觉自己在大喊大叫，便试图冷静下来，“英国认同自由贸易，他们允许我们向整个大英帝国销售产品。”

“那就读读这个吧。”奥托隔着办公桌把他读的电报扔过来，“皇帝陛下正在征求我的意见。”

这是给奥地利皇帝那封亲笔信的答复草稿。沃尔特越读越感到惊慌。上面最后一句话是：“不过，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可以放心，陛下将忠实地支持奥匈帝国的立场，信守双方联盟及其悠久友谊之义务。”

沃尔特着实感到震惊。“但是，这等于赋予奥地利自由处置权！”他说，“他们可以任意妄为，而我们也会支持他们！”

“这是有条件限定的。”

“但并不多。这信发出去了吗？”

“没有，但已经得到认可。信会在明天发出。”

“我们不能阻止吗？”

“不能，我也不想那么做。”

“但是，这等于我们将承诺支持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们不希望发动战争！”沃尔特激烈地争辩道，“我们需要发展科学、制造业和商业。德国必须实现现代化，成为一个自由国家，成长壮大。我们想要的是和平与繁荣。”随后，他又在心里默默地补充说，我们希望一个那样的世界，男人可以与之所爱相结合，而不被指控为叛国通敌。

“听我说，”奥托说，“我们两边都面临强敌，西部法国，东部俄国，它们狼狈为奸。我们不能同时应付两条战线。”

沃尔特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才有了施里芬计划，”他说，“如果被迫开战，我们首先以压倒性的兵力侵入法国，迅速在几星期内取得胜利，然后，在确保西面的同时应付东面的俄国。”

“只有这么打算了，”奥托说，“但是，当这个计划九年前被德国军队采纳时，我们的情报机构汇报，调动俄国军队需要四十天时间。这给了我们将近六个星期的时间去征服法国。可后来俄国一直在改善他们的铁路系统——用法国提供的借款！”奥托砸着桌子，好像他可以一拳把法国砸烂，“部队调动的时间缩短，施里芬计划就更加危险了。这就意味着……”他突然用手指着沃尔特，“我们越早打这场战争，对德国就越有利！”

“不！”为什么父亲竟看不出这种想法十分危险？“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为这场小小的纷争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

“和平解决方案？”奥托十分狡猾地摇了摇头。“你太年轻，太理想主义了。你以为每个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你实际上是希望打仗，”沃尔特不敢相信这一事实，“你是真想这样。”

“没有人希望发生战争，”奥托说，“但有时候，没有比战争更好的选择。”

茉黛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份微薄的财产——每年三百英镑，这些钱勉强够买应季的礼服。菲茨得到了名分、土地、房子，还有几乎全部的钱。这就是英国的传统。但这并不是让茉黛恼火的事情。金钱对她来说意义不大，她甚至都不需要那三百英镑。她想要任何东西，菲茨都会付钱，连问也不问——他觉得精打细算有失绅士风度。

她怨恨最深的事情就是自己没有受过教育。十七岁时她曾宣布自己打算上大学，于是遭到了所有人的嘲笑。原来，你必须从一个好学校毕业，通过考试后才能进入大学。茉黛从来没上过一天学，尽管她能够跟世上的伟人一起讨论政治，家庭女教师和辅导老师并没能让她通过任何形式的考试。她一连哭闹了好几天，哪怕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让她心情沉痛。这就是她后来支持妇女参政的原因——她明白如果女性不能拥有投票权，那么女孩子将永远无法受到体面的正规教育。

她经常琢磨女人为什么要结婚。她们将自己一辈子束缚在苦役之中，终究能够换来什么？不过现在她得到了答案。她爱上了沃尔特，以前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感受。他们用来表达爱意的那些举动给了她美妙无比的享受和乐趣。如果任何时候都能触摸到对方那简直就是天堂。如果需要付出代价，让她来回当几次奴隶都可以。

但奴役并非代价，至少对沃尔特不适用。她曾问他是否认为妻子应该什么事情都顺从丈夫，他回答说：“当然不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服从不服从。两个成年人彼此相爱，应该能够一起作决定，不用谁去服从谁。”

她花了不少时间去思考他们如何共同生活。几年内他可能从一个使馆调到另一个使馆，他们会在世界各地周游，巴黎、罗马、布达佩斯，甚至离家更远的地方——亚的斯亚贝巴、东京、布宜诺斯艾利斯。她想到了《圣经》里的路得：“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他们的儿子得学会平等对待妇女，而他们的女儿长大后会独立，意志坚强。也许他们最终定居柏林，让孩子们上德国的好学校。沃尔特无疑会继承他父亲在东普鲁士祖瓦尔德的乡间别墅。等他们老了，孩子都已成年，他们大多时间会住在乡下，在别墅周围牵手漫步，晚上并排坐在一起读书，回忆过去年轻的时光，感叹时移世易。

茉黛不愿去想任何其他事情。她坐在卡尔瓦利福音馆的办公室里，眼睛盯着各种医疗用品的价格表，回想起沃尔特在公爵夫人的客厅门口吸吮指尖的动作。人们都开始注意到她心不在焉了——格林沃德医生问她是不是生病了，赫姆姑妈让她快点醒醒，别成天做白日梦。

她打起精神，把注意力放在订单表上，但这会儿她又被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赫姆姑妈探头进来，说：“有人来看你了。”她显得有些敬畏的样子，递给茉黛一张名片：

奥托・冯・乌尔里希将军

德意志帝国大使馆武官

伦敦卡尔顿府阶地

“是沃尔特的父亲！”茉黛说，“是什么风把他……”

“我该怎么回话？”赫姆姑妈小声问。

“问他愿意喝茶还是雪利酒，请他进来。” 冯・乌尔里希穿着正式的黑色双排扣大衣，配着缎面翻领、白色匹克布马甲和条纹长裤。炎夏的天气让他的红脸膛上汗津津的。他比沃尔特胖些，没有他儿子英俊，但两人都腰背挺直，一副军人姿态。

茉黛摆出平日那种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亲爱的冯・乌尔里希先生，这是一次正式访问吗？”

“我想和你谈谈我儿子的事。”他的英语几乎跟沃尔特一样好，尽管比沃尔特多了一点口音。

“您如此开门见山，实在太好了。”茉黛的话里带着淡淡的挖苦，他立马察觉了。“请坐吧。荷米亚夫人会订些茶点来。”

“沃尔特出自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

“我也是。”茉黛说。

“我们是传统、保守而又虔诚的教徒……也许有点过时。”

“这跟我们家很像。”茉黛说。

这么说下去就把奥托的计划打乱了。“我们是普鲁士人。”他稍显恼怒地说。

“哦，”茉黛说，显得很吃惊的样子，“相反，我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

她在跟他兜着圈子，好像两人在开玩笑，但其实她心里很害怕。他来这儿到底为了什么？他有什么目的？她觉得这次造访不可能是善意的。他敌视她。他要把她和沃尔特拆散，她对此确信无疑，心里一阵发冷。

总之，插科打诨无法把他搪塞过去。“德国和英国发生了冲突。英国与我们的敌人俄国和法国结为盟友。这就让英国成了我们的对手。”

“我很遗憾您这样想。很多人都不这么认为。”

“事实并非由多数人的投票决定。”她再次听出他声音中刻薄的意味。他已经习惯别人洗耳恭听而不予置评，更何况对方还是个女人。

格林沃德医生的护士用托盘端来茶，为他倒上。奥托沉默着，等她走后才说：“我们可能过几周就会打仗。就算不为塞尔维亚开战，也会因为别的理由打起来。迟早，英国和德国会为掌控欧洲发动战争。”

“真遗憾您如此悲观。”

“很多人都这样想。”

“事实并非由多数人的投票决定。”

奥托很恼火。他显然希望她坐着听他夸夸其谈，一言不发。他不喜欢被人嘲笑。他气愤地说：“你应该注意听我说。我告诉你的事情会影响到你的。大部分德国人把英国看作他们的敌人。如果沃尔特娶了一个英国人，想想会是什么后果。”

“我当然想过。沃尔特跟我就此谈了很长时间。”

“首先，他要面对我的反对。我不欢迎一个英国儿媳进入我的家庭。”

“沃尔特认为，您对自己儿子的爱最终会让您克服对我的厌恶。难道真的没有任何机会了吗？”

“其次，他会被人认为对皇帝不忠，”他继续说，不理会她的问话，“他那个阶级的人将不再跟他交朋友。他和他的妻子不会被任何上流家庭和团体所接受。”

茉黛越发气愤了：“我觉得这令人难以置信。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这么小心眼吧？”

他显得并未在意她的无礼：“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沃尔特的职业生涯是在外交部。他会脱颖而出。我把他送到各国的一流大学，他会讲流利的英语和过得去的俄语。尽管他那些理想化的观点很不成熟，但他深受上司的认可，德皇也不止一次亲切接见过他。有朝一日他可能当上外交大臣。”

“他很有才华。”茉黛说。

“但是，如果他娶了你，他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这太荒谬了。”她感到十分震惊。

“我亲爱的女士，这还不够明显吗？一个人与敌人结婚，是不会受到信任的。”

“这个我们已经谈过了。他的忠诚自然属于德国。我爱他，完全能够接受这一点。”

“他有可能过于关心他妻子的家庭，因而无法彻底效忠自己的国家。即使他大公无私地忽视各方关系，人们还是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你太夸张了。”她说，但开始慢慢丧失信心。

“自然他就无法在任何要求保密的部门任职。有他在场，人们就不会谈论任何涉及机密的事情。这么一来，他也就完了。”

“他没必要一定去军事情报部门。他可以转到其他外交领域工作。”

“所有外交工作都需要保密。还有，就是我的处境。”

茉黛很是意外。她和沃尔特都没有考虑过奥托的职业生涯。

“我是皇帝的密友。如果我的儿子娶了一个敌对国家的人，他还会继续信任我吗？”

“他应该那样。”

“也许他会的，如果坚定立场，采取积极行动，与我的儿子断绝关系。”

茉黛倒抽了一口凉气：“您不会那样做。”

奥托提高了嗓门：“我不得不这样做！”

她摇摇头：“您应该有所选择，”她绝望地说，“一个人总是有选择的。”

“我不会牺牲我努力赢得的一切——我的地位、我的职业生涯、我同胞对我的尊重——仅仅因为一个女孩。”他轻蔑地说。

茉黛仿佛觉得自己被扇了一个耳光。

奥托接着说：“但沃尔特会的，他当然会。”

“你说什么？”

“如果沃尔特娶了你，他将失去他的家人、他的国家、他的职业生涯。但他还是会这么做。他承认与你相爱，全然不考虑后果，迟早他会明白这是个灾难性的错误。但他无疑认为自己已经跟你私下订婚，不会收回他的承诺。他绅士得过了头。‘好啊，那就断绝关系吧。’他会对我说。否则他就觉得自己是懦夫。”

“的确。”茉黛说。她一时感到不知所措。这个可怕的老头远比她自己更能看清事情的真相。

奥托接着说：“所以，你必须断绝你们之间的关系。”

她被刺痛了：“不！”

“这是挽救他的唯一办法。你必须放弃他。”

茉黛想再次开口反对，但奥托是对的，她想不出自己还能说什么。

奥托向前探着身子，用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说：“你会跟他分手吧？”

泪水顺着茉黛的脸流了下来。她知道自己不得不那样做。她不能毁了沃尔特的生活，即使是出于爱。“是的。”她抽泣着说。她的尊严不见了，她丝毫不在乎，因为伤痛实在太过剧烈。“是的，我会和他分手。”

“你保证？”

“是的，我保证。”

奥托站起身来。“谢谢你，听完了我的话。”他鞠了一躬，“祝你下午好。”说完便走了出去。

茉黛捂住自己的脸，哭了起来。

第八章

1914年7月中旬

艾瑟尔在泰-格温的新卧室里有一个能转动的穿衣镜。镜子很旧，木框已经裂开，镜面也早已模糊不清，但她能照见自己的全身。她把这面镜子当成一件十分稀罕的摆设。

她看着镜子里穿着内衣的自己。自从陷入爱河以来，她好像变得更妖娆，更性感了。她的腰臀都厚了一圈，乳房也更显丰满，也许是菲茨总是摸来挤去弄的。每次想到他，她都会觉得乳头一阵胀痛。

菲茨是当天上午抵达的，碧公主和茉黛女勋爵随同前来。他低声说午饭后去栀子花套房找她。艾瑟尔把茉黛安排在石竹花房间，推说茉黛通常住的房间正在修理地板。

现在，艾瑟尔回自己房间梳洗，换上干净的内衣。她喜欢这样为他打扮起来，期待他触摸她的身体，吻她的嘴唇，企盼听见他带着欲望和快感的呻吟，想象着他皮肤的气息，以及他身上衣服的奢华质感。

她打开抽屉，拿出一双新丝袜，目光落在一团干净的白棉布条上，这是她月经时用的碎布。她一下子想起自打搬到新房间后她还没有洗过它们。突然间，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她重重地坐在狭窄的床上。现在是七月中旬。杰文斯夫人是五月初离开的，那已经是十周前的事了。这段时间艾瑟尔本应该用这些布条的，而且应该是两次。“天啊，不会吧。”她大声说，“千万不要！”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再把这事仔细想想。国王来访的时候是一月。艾瑟尔随后就成了女管家。杰文斯夫人当时病得不能动。菲茨二月去了俄国，是三月回来的，那时候是他们真正第一次做爱。四月杰文斯夫人恢复了，菲茨的经纪人阿尔伯特・索尔曼从伦敦过来，向她解释退休金事宜。她在五月初离开，就是那会儿艾瑟尔搬进这间屋子，把那一小团可怕的白棉布条塞进抽屉的。这是十周以前的事。艾瑟尔算来算去都是一个结果。

他们在栀子花套房见过多少次面？至少有八次。每一次菲茨都是在最后一刻撤出，但有时他撤得有些迟，她感觉得到他的第一次痉挛，那时他还留在她的体内。这一刻让她简直幸福得神魂颠倒，让她对面临的风险视而不见。现在，她逃不掉了。

“哦，上帝原谅我。”她大声乞求着。

她的朋友迪莉斯・皮尤就生了个孩子。迪莉斯跟艾瑟尔一样大。她给珀西瓦尔・琼斯的妻子当佣人，跟约翰尼・贝文约会。艾瑟尔记得迪莉斯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乳房变大了，才知道事实上就算站着干那事儿你也会怀孕。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了。

艾瑟尔会发生什么事呢？她无法跟自己孩子的父亲结婚。抛开别的不说，他是个已经结了婚的人。

现在该去跟他见面了。今天他们不会上床了。他们得谈谈将来的事。她穿上那身女管家的黑色丝绸礼服。

他会怎么说呢？他没有孩子——他会高兴，还是惶恐？他会珍惜自己的孩子，还是感到羞耻？他会因为艾瑟尔怀了身孕更加爱她，还是怨恨她？

她走出阁楼间，沿着狭窄的走廊下了后楼梯朝西厢房走去。熟悉的墙纸和栀子花图案让她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犹如一看见她的灯笼裤菲茨就不能自已一样。

他已经在那儿了，站在窗前，目光投向阳光明媚的花园，抽着雪茄。见到他，她的心再次被他那漂亮的外表击中。她伸手搂住他的脖子。他的棕色斜纹软呢外套摸上去十分柔软，她发现那是用羊绒做的。“哦，泰迪，我亲爱的，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她说。她喜欢只有她一个人称他泰迪。

“我看到你也一样。”他说，但没有立刻去抚摸她的乳房。

她吻了他的耳朵。“我有话要跟你说。”她郑重地说。

“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我先说？”

她刚想说不，但他挣开了她的怀抱，向后退了一步，让她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怎么了？”她说，“出什么事了？”

“碧有孩子了。”他抽了口雪茄，像叹气般吐出一口烟雾。

她没有立刻明白这话的意思。“什么？”她有些慌乱。

“碧公主，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她要生孩子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在跟我做的时候，也在跟她做？”艾瑟尔气愤地说。

他显得很吃惊。似乎没想到她会对此不满。“我必须得这样！”他抗议道，“我需要一个继承人。”

“可是你说你爱我！”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一直会的。”

“不，泰迪！”她喊道，“不要说这种话，请不要！”

“小声点！”

“你要我小声点？你抛弃了我！如果被人知道了，那我该怎么办？”

“这是我的一切。”

艾瑟尔心乱如麻：“泰迪，求求你，我爱你。”

“但一切都结束了。我要做一个好丈夫，我孩子的好父亲。你应该明白。”

“明白，见它的鬼！”她勃然大怒，“你怎么能说得这么轻巧？你面对一只要被枪杀的狗也比此刻更有感情！”

“没这回事。”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把自己给了你，就在这个房间里，就在那张床上。”

“我不应该……”他停下来。他的脸一直紧绷着，现在突然显出痛苦的神情。他转过身去，躲避着她的目光。“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低声说。

她靠近他，看见他脸颊上的泪水，她的愤怒一下子烟消云散：“哦，泰迪，我很抱歉。”

他尽量振作起来。“我非常在意你，但我必须担负我的责任。”这话冷冰冰的，但他的声音听上去十分痛苦。

“哦，上帝。”她使劲忍住，不再哭泣。她还没把那消息告诉他呢。她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吸了吸鼻子，叹了口气。“责任？”她说，“你连一半都不知道。”

“你说什么？”

“我也怀孕了。”

“哦，我的天啊。”他机械地把雪茄放在唇上，一口没抽就又拿了下来，“可我始终是退出来的！”

“那就是不够快。”

“你知道多久了？”

“我刚意识到。我看见抽屉里的干净布条，才想起来。”他眨了眨眼，显然不喜欢谈月经的事。不过白搭，他不得不忍受下去。“我算出来了，自打我搬进杰文斯夫人的老房子就没来例假，已经有十个星期了。”

“两个周期。这肯定就是有了。碧就是这么说的。唉，真见鬼。”他碰了一下嘴边的雪茄，发现它已经灭了，便气呼呼地把它扔在地上。

一个乖张的念头在她脑中一闪而过。“你可能要有两个继承人了。”

“别说傻话了，”他厉声说，“私生子不能当继承人。”

“哦。”她倒没有认真考虑过为自己孩子争取什么权利。另一方面，她迄今为止从未想过孩子是个私生子。“可怜的小东西，”她说，“我的宝宝，是个私生子。”

他很内疚。“对不起，”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原谅我。”

她看得出，他的善良品性正在与自私的本能进行抗争。她摸了摸他的胳膊：“可怜的菲茨。”

“上帝保佑，别让碧发现这事。”他说。

她好像受了致命一击。为什么他关心的总是另一个女人？碧能有什么事——她有钱，已婚，身上怀着菲茨赫伯特家族的孩子，万般宠爱于一身。

菲茨接着说：“她承受不了如此严重的打击。”

艾瑟尔记起去年碧曾流产过一次。所有的女雇员都议论过这件事。据那位俄国女仆尼娜说，公主把这归咎于菲茨，他取消了前往俄国的计划，让她心烦意乱，最终导致流产。

艾瑟尔感到自己完全被排斥在外了。“这么说，你只在乎我们有孩子的事会让你妻子难过。”

他盯着她：“我不想让她流产——这很关键！”

他不知道这话是多么无情。“见你的鬼。”艾瑟尔说。

“那你指望什么呢？碧怀的孩子是我一直盼望、一直祈祷的。可无论是你我，还是任何人都不想要你的孩子。”

“我可不这么认为。”她小声说，接着又开始哭起来。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他说，“我要一个人呆会儿。”他抓着她的肩膀，“我们明天再谈这件事。这期间不要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她点点头。

“答应我。”

“我答应。”

“好姑娘。”他说完，便离开了房间。

艾瑟尔弯下腰，捡起那支熄灭的雪茄。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但她无法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便谎称生病卧床休息。她独自躺在那儿，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悲痛慢慢被焦虑替代。她和她的孩子该怎么活下去呢？

她会丢掉泰-格温的工作——这是免不了的，哪怕她怀的不是伯爵的孩子。单是这个就够她受的。她一直都为自己当上女管家而骄傲。外公总喜欢说“骄者必败”，在这件事上他说对了。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父母家——父亲会羞愧而死。这跟她自身的耻辱一样让她心烦意乱。在某种程度上，对他的伤害甚至超过她自己。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固执强硬，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

总之，她不打算以一个未婚母亲的身份呆在阿伯罗温。已经有两个前车之鉴：梅茜・欧文和格拉迪斯・普里查德。她们活得很惨，在镇上毫无社会地位。两个人都是单身，但没有任何男人愿意娶她们。尽管已经当了母亲，但仍像小孩子那样跟父母住在一起。任何教堂、酒吧、商店或聚会场所都不欢迎她们。她，艾瑟尔・威廉姆斯，曾一直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怎么会最后沦落到了最底层，成了人下之人？

看来她只能离开阿伯罗温。她不觉得后悔。她宁愿离开这片低矮阴沉的排屋，离开一座座刻板陈腐的小礼拜堂，逃离矿工和管理者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可她要去哪儿呢？她还能见到菲茨吗？

夜幕降临，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满天星斗，最终拿定了主意。她要去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生活。她会在手上戴一枚结婚戒指，编出一个死去丈夫的故事。她要托人照看孩子，自己去找份工作，挣钱糊口。她会送孩子去上学。应该是个女孩，她想，她会很聪明，当作家、医生，或者成为潘克赫斯特夫人那样的竞选者——为女性的权力奔走呼吁，在白金汉宫外面遭到逮捕。

她本来以为自己会睡不着，但剧烈的情绪波动让她疲惫不堪，午夜前后便迷迷糊糊睡了过去，一夜无梦。

初升的太阳让她醒了过来。她坐直身子，像往常一样开始新的一天。接着她想到以往的生活已经结束，毁了，而她正身处一场悲剧之中。她差点又像昨天那样自怜自艾起来，但还是忍住了。眼泪对现在的她来说太奢侈了，她必须开始新生活。

她穿好衣服，来到楼下的仆人休息室，对大家宣布她昨天害了场小病，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可以正常工作了。

早餐前茉黛女勋爵派人来叫她。艾瑟尔备好一个咖啡托盘，把它端到石竹花套房。茉黛正坐在梳妆台前，穿着紫色的丝绸睡衣。她一直在哭。艾瑟尔有自己的烦恼，但见此情景立刻又生出了同情心。“出了什么事，我的小姐？”

“唉，威廉姆斯，我必须放弃他。”

艾瑟尔猜她说的是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可为什么？”

“他父亲来见过我。我还没有真正面对英国和德国互相敌对的事实，跟我结婚会毁了沃尔特的前程——有可能还会捎带上他父亲。”

“但大家都说不会发生战争，塞尔维亚没那么重要。”

“如果现在不发生，那么以后也会；就算永远不会发生，有这种威胁也就足够了。”梳妆台周围带着粉色蕾丝褶边，茉黛紧张地撕扯着那昂贵的丝带。艾瑟尔想：这可得花好几个小时才能修补好。茉黛接着说：“如果沃尔特跟一个英国女人结合，那么德国外交部就没人相信他会保守秘密了。”

艾瑟尔倒上咖啡，把杯子递给茉黛。“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会放弃他的工作，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

“可我不想让他这么做！”茉黛放下手里撕扯的花边，喝了点咖啡，“我不能成为结束他职业生涯的人。这怎么能成为结婚的前提呢。”

他可以从事另一种职业的，艾瑟尔想，如果他真的爱你，他会的。接着，她想到了她所爱的男人，当爱变成一种障碍，他的激情冷却得多快啊。我还是保留自己的意见吧，她想，我懂什么。她问道：“沃尔特怎么想的？”

“我还没见过他。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不再去那些能碰见他的地方。然后，他就开始登门找我，总让仆人说我不在家也让人尴尬，所以我就跟菲茨到这儿来了。”

“你为什么不跟他谈谈？”

“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会将我抱在怀里，吻我，然后我就投降了。”

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艾瑟尔想。

茉黛叹了口气：“今天早上你挺安静，威廉姆斯。可能你也在担心什么吧。罢工是不是弄得什么都很糟糕？”

“是啊，我的小姐。整个镇子口粮短缺。”

“你们还在每天给矿工的孩子们做吃的吗？”

“每天都做。”

“很好。我哥哥非常慷慨。”

“是的，我的小姐。”对他有好处时他是很慷慨，她想。

“嗯，你去忙吧。谢谢你的咖啡。我的事情大概让你觉得无聊了。”

出于一时冲动，艾瑟尔抓住了茉黛的手：“请不要这样说。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很为沃尔特的事感到遗憾，也希望你一直能跟我聊聊这些烦心事。”

“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眼泪再次涌上茉黛的眼眶，“非常感谢你，威廉姆斯。”她捏了捏艾瑟尔的手，才把它松开。

艾瑟尔端起托盘离开房间。她到厨房的时候见到了仆役长皮尔，他说：“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你可不知道，她想。“为什么这样问？”

“伯爵大人想让你十点半到书房去一趟。”

这么说，要来一次正式的谈话了，艾瑟尔想。也许这样更好。他们将被一张桌子隔开，她不会受不住诱惑扑到他的怀里。这也有助于让她忍住眼泪。她需要冷静，不能感情用事。她整个后半生何去何从，就要由这次谈话决定了。

她继续到处安排着事情。她会想念泰-格温的。她在这儿工作了好几年，已经对那些雅致华贵的旧家具有了感情。她一件件熟悉它们，学会识别脚灯、厨具柜、大衣橱和乐谱架。她打扫擦拭的时候，注意到那精细的镶嵌细工，注意到垂饰和卷轴，还有形如狮爪抱球的桌脚。偶尔，皮尔那样的人会说上一句：“这是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的。”她便意识到每间屋子都装饰成一致的风格，巴洛克式的、新古典主义，或是哥特式的。她再也不可能跟这样的家具生活在一起了。

一小时后她来到书房。这里的书都是菲茨的祖先收藏的。如今，房间已经不大使用，碧只读法国小说，菲茨则什么都不读。家里来了留宿的客人，有时会到这里寻个清静，或者玩一玩屋子中央那张桌上的国际象棋。今天早上，按照艾瑟尔的指示，遮帘放下了一半，挡一下七月的艳阳，好让这里凉快一些。因此，屋里显得有些阴沉。

菲茨坐在绿皮扶手椅里。让艾瑟尔惊讶的是，阿尔伯特・索尔曼也在，穿着黑西装和硬领衬衫。索尔曼受过正式律师资格培训，正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绅士们所称的那种经纪人。他为菲茨管钱，检查他从煤矿征收的租金和税款，支付各项开支，为雇员发放工资。他还负责处理租赁和其他合同，偶尔还会对企图欺骗菲茨的人提起诉讼。艾瑟尔以前见过他，并不喜欢这个人——他自以为无所不知。也许所有的经纪人都是这样，说不准，毕竟她只见过这么一个。

菲茨站了起来，一脸尴尬：“我把一切都跟索尔曼先生说过了。”

“为什么？”艾瑟尔问。她保证过不告诉任何人。菲茨却透露给了这个经纪人，这似乎是一种背叛。

菲茨显得很羞愧，实在少见。“索尔曼会把我的建议告诉你。”他说。

“为什么？”艾瑟尔又问了一遍。

菲茨对她做了一个哀求的表情，好像在乞求她不要把事情变得更糟，让他难以应付。

但她毫不同情。对她来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那凭什么他要觉得容易呢？“你到底害怕什么，不能自己亲口告诉我？”她咄咄逼人地说。

他的傲慢和自信通通不见了。“我让他给你解释吧。”说完，不顾她惊讶的目光，转身离开了房间。

门关上后，艾瑟尔盯着索尔曼，心想：我怎么能跟这个陌生人谈论我的孩子的未来呢？

索尔曼对她笑着：“看来，你很不安分，对吧？”

这话刺痛了她：“你跟伯爵也这么说的？”

“当然没有！”

“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你很清楚。两个人一块儿才能有孩子。”

“好吧，我们没必要去谈论细节了。”

“别把话说得好像是我一个人干的。”

“很好。”

艾瑟尔坐下，然后又去看着他：“你愿意坐下就坐下吧。”那口气就像她是房子的女主人，居高临下对管家说话。

他涨红了脸，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好像仆人等着听吩咐一样。最后，他来回溜达着说：“伯爵大人指示我为你做个提议。”踱来踱去还是不起作用，他索性站在她的面前，“提出的价钱十分慷慨，我劝你还是接受下来。”

艾瑟尔一言不发。菲茨的冷漠倒是有个非常有用的效果，让她清楚认识到自己是在谈判。她熟悉这一领域里的事情。她父亲总是在谈判，跟矿井管理方争执不休，处理各种问题，一直在争取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更好的安全防护措施。他有句座右铭：“除非必要，先别开口。”于是，她保持着沉默。

索尔曼期待地看着她。发现她并不买账，便显得有些沮丧。他再次开口说：“伯爵大人愿意付给你每年二十四英镑退休金，按月提前支付。我认为他非常慷慨，你不觉得吗？”

这个可恶的守财奴，艾瑟尔想。他怎么能对我如此卑鄙？二十四英镑是一个女佣的工资，仅仅是艾瑟尔管家工钱的半数，而她从此失去了工作和住处，生活都成问题。

为什么男人认为他们可以轻易逃脱？大概是因为他们通常都能做到。女人没有任何权利。创造孩子需要两个人一块儿完成，但只有一个人必须负责照顾抚养。女人怎么能让自己陷入这种弱势地位？她愤愤不平。

艾瑟尔还是缄口不语。

索尔曼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她身边。“现在，你必须看到光明的一面。你一周就有十个先令 [8] ……”

“不完全是。”她马上回答。

“好了，那就一年二十六英镑，这样，一个星期就是十先令。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艾瑟尔什么也不说。

“你可以在加地夫花上两三个先令找个不错的小房间，剩下的钱就留给自己了。”他拍了拍她的膝盖，“而且，谁知道呢，你或许会找到另一个慷慨的人，生活就更轻松了……对吧？你是个非常迷人的女孩，你知道。”

她装作听不懂他话里的意思。给索尔曼这么恶心的经纪人做情人，让她感到毛骨悚然。难道他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取代菲茨？她没去回应他的暗示。“有什么条件呢？”她冷冷地说。

“条件？”

“附在伯爵出价上的条件。”

索尔曼咳嗽了一声。“也就是通常那些条件，当然了。”

“通常？这么说，你以前这样做过。”

“没替菲茨赫伯特伯爵做过。”他飞快地说。

“但给别人做过。”

“我们还是回到眼前的事情吧，拜托。”

“你可以往下说。”

“你不能把伯爵的名字写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也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透露给任何人，说他是孩子的父亲。”

“从你的经验上看，索尔曼先生，女人通常都会接受这些条件吗？”

“是的。”

她们当然会的，她恨恨地想。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她们不享有任何权利，只能给什么就拿什么。她们当然会接受条件。“还有别的吗？”

“你离开泰-格温之后，不能试图以任何方式联系伯爵大人。”

这么说，他不希望再看见我或他的孩子，艾瑟尔想。一股失望的洪流涌了上来，让她感到一阵虚弱——好在她坐在椅子上，否则真会摔倒在地。她收紧下巴，强忍住泪水。等到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她说：“还有吗？”

“我认为就是这些。”

艾瑟尔站了起来。

索尔曼说：“你要跟我联系，确定在什么地方支付每个月的钱款。”他拿出一个小银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张名片。

“不。”她在他递来名片时说。

“可你需要跟我保持联系……”

“不，我不会的。”她又说。

“你是什么意思？”

“这笔交易我不能接受。”

“我说，你还是不要犯糊涂，威廉姆斯小姐……”

“我再说一遍，索尔曼先生，好让你弄得明明白白。这笔交易我无法接受。我的答案是不。我对你没什么要说的了。再见。”她走了出去，“咣当”一声把门关上。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紧锁房门，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菲茨怎么能这么残忍？难道他真的不想再见到她？见到他的孩子？难道他以为一年二十四英镑就能把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通通抹去？

难道他真的不再爱她？他曾经爱过她吗？她是不是太傻了？

她原以为他爱她。她曾确信这种感情意味着什么。也许他一直在演戏，彻底欺骗了她——但她不这么认为。作为女人，她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在作假。

那他现在又在做什么？他或许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也许他是个情感浅薄的人。这是可能的。他可能爱过她，出于真心，但这种爱显得碍事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忘却。这种性格弱点被此前汹涌的激情遮蔽了，没有引起她的注意。

至少他的铁石心肠让她更容易讨价还价。她没必要去顾及他的感情。她可以集中力量为自己和孩子争取最好的结果。她必须牢记父亲处理事情的策略。女人绝非完全软弱无力，不管法律上怎么说。

她估计菲茨现在焦灼不安。他一定希望她接受这些建议，最差也是拖延一下，争取抬高价码。然后，他就会觉得秘密被保全了。现在，除了焦虑，他还会感到困惑。

她没给索尔曼机会问她想要什么。让他们先在黑暗中挣扎吧。菲茨会担心艾瑟尔出于报复，而把孩子的事告诉碧公主。

她透过窗户看着马厩房顶的时钟。差几分钟就到十二点了。在前面的草坪上，仆人们就要准备给矿工子女开饭了。碧公主通常要在十二点钟前后到厨房见一见女管家。她通常是来抱怨的——不喜欢厅里摆放的花，侍者的制服没有熨过，或者楼梯上的油漆剥落了，等等。她这边则要询问如何给客人分配房间，更换瓷器和玻璃器具，以及雇用或打发佣人、厨房帮忙的女孩等事情。菲茨通常十二点半去晨间起居室，在午饭前喝一杯雪利酒。

然后，艾瑟尔就该折磨他们了。

菲茨看着矿工的孩子们一个个排队准备吃午餐——或许按他们的叫法，是“正餐”。他们脸上脏兮兮的，头发蓬乱，衣服全都破破烂烂，但一个个看上去很高兴。孩子总是让人感到惊奇。他们属于最贫穷的那些人，他们的父亲僵持在一场激烈的争端中，但从这些孩子身上看不出任何迹象。

跟碧结婚以来，他就一直渴望有一个孩子。她曾发生过一次流产，所以他十分担心这次还会如此。上次不过是因为他取消了俄国的行程，就让她大发脾气，如果她发现他让他们的女管家怀孕了，她的情绪恐怕会失去控制。

而且，这个可怕的秘密掌握在一个使唤丫头的手里。

他被这份担心折磨着。这便是对他罪过的可怕惩罚。如果不是眼前这种境况，他可能因为艾瑟尔怀孕而欣喜。他会把母亲和孩子安排在切尔西的一幢小房子里，每周去看一次。这种白日梦又一次让他的心隐隐作痛，既遗憾又向往。他不想对艾瑟尔那么无情。她的爱甜美无比——那么滚烫的吻，那么热切的爱抚，还有那青春洋溢的激情。甚至当他把坏消息告诉她时，都希望能抚摸她柔软的身体，感受她在自己脖颈上如饥似渴的亲吻，那种独特的方式让他无比兴奋。但他不得不狠下心来。

在他吻过的所有女人中，只有她最让人心动，而且，她还十分聪明，见闻广博，也很有趣。她告诉过他，她父亲总是喜欢谈论时事。泰-格温的女管家有资格读伯爵读过的报纸，但要等到仆役长读完以后——这种潜在的规矩他以前还不知道。艾瑟尔曾问过让他意想不到的问题，有时连他也答不上来，比如：“奥地利人统治匈牙利之前，它由谁统治？”他会怀念这些的，他忧伤地想。

但她不会表现得像一个被遗弃的情妇。索尔曼跟她谈过以后他动摇起来。菲茨问他：“她想要什么？”可索尔曼说不上来。菲茨因此惴惴不安，怀疑艾瑟尔可能会把事情的原委通通告诉碧，只是出于一种扭曲的道德感便把真相说出去。上帝帮帮我，让她远离我的妻子，他祈祷着。

他吃惊地看见珀西瓦尔・琼斯那粗短的身影，穿着绿色灯笼裤和步行靴走过草坪。“早上好，阁下。”琼斯说着，摘下了头上的棕色毡帽。

“早上好，琼斯。”作为凯尔特矿业的董事长，琼斯是菲茨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但他并不喜欢这个人。

“有个不好的消息。”琼斯说。

“你是说维也纳那边？据我所知，奥地利皇帝还在为给塞尔维亚最后通牒谨慎措辞。”

“不，我是指爱尔兰。阿尔斯特人不接受地方自治，你知道。这会让他们在罗马天主教的政府下成为少数。军队正在准备发动叛乱。”

菲茨皱起了眉头。他不喜欢听到英国军队叛乱的消息。他生硬地说：“无论报纸上说什么，我都不相信英国军官会违背自己主权政府的命令。”

“他们已经这么做了。”琼斯说，“卡拉兵变 [9] 不就发生了吗？”

“没有人不服从命令。”

“当奉命向阿尔斯特志愿者进军时，五十七名军官辞了职。你可能不把它称作叛变，阁下，但别人都这么认为。”

菲茨哼了一声。遗憾的是琼斯的话一点不错。事实是，英国军官不愿去攻击那些同胞，只因为后者保护了一群爱尔兰天主教的乌合之众。“永远都不能容许爱尔兰独立。”他说。

“我赞同您的态度，”琼斯说，“但我实际上是来跟您谈眼前这个问题的。”他指了指长凳上坐着的那些孩子，他们围着三角桌，正在吃鳕鱼煮白菜，“我希望您把这件事停下来。”

菲茨很讨厌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对自己指手画脚：“我不愿让阿伯罗温的孩子饿死，哪怕这是他们父亲的过错。”

“您这么做等于鼓励了罢工。”

在菲茨看来，他从每吨煤里收取使用税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必须跟矿主们站在一起反对矿工。他气愤地说：“罢工是你们要操心的，跟我无关。”

“租金你可是按时拿的。”

菲茨被激怒了：“我没什么要跟你说的了。”他转身就走。

琼斯瞬间悔悟过来：“对不起，阁下，请原谅我一时失言，有欠妥当，但情况非常让人头疼。”

菲茨很难拒绝别人的道歉。尽管怒气未消，可还是转过身来，客气地对琼斯说：“好吧，不过我会继续让孩子们在这儿吃饭的。”

“可是您看，阁下，煤矿工人可能会固执己见，为了愚蠢的自尊甘愿受苦。但什么事情能最终击垮他们呢，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挨饿。”

“你们的矿井反正也在开工。”

“那都是些三流的外籍劳工。大多数都是没经过培训的矿工，产量也很小。主要靠他们维持隧道，让那些马活着。我们没弄出多少煤来。”

“我拼了命也想不出你们为什么要把那些可怜的寡妇赶出家门。一共才只有八个人，再说，终究是那座倒霉的矿井让她们失去了丈夫。”

“这种论调危害很大。房子是分配给矿工的。一旦违反了这个原则，我们最终就会沦为贫民窟的房主了。”

也许你们当初就不该建这些贫民窟，菲茨心想，但没把这话说出口。他不打算再跟这个夸夸其谈的小暴君聊下去了。他看了看手表。时间是十二点半，他该去喝他的雪利酒了。“没用的，琼斯，”他说，“我不会加入你们的战斗。日安。”说完，快步朝自己的宅邸走去。

琼斯那边是他最不担心的。眼下他该怎么对待艾瑟尔？他得保证碧情绪不会变坏。除了要保住尚未出生的孩子，他还觉得怀孕这件事可能成为他们婚姻的一个新起点。孩子可能会让他们关系融洽，重新营造出温暖和亲密的氛围，像他们最初结合时曾有过的感觉。但是，如果碧知道他玩弄女管家，这种希望就会破灭。她会火冒三丈，一发不可收拾。

石板地面和短木横梁托起的天花板，让大厅凉爽宜人，使菲茨放松下来。是他父亲选了这种保守的装饰格局。除了《圣经》以外，父亲唯一读过的书是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他认为，更为伟大的大英帝国也难免走上同样的道路，除非贵族为保护这种制度展开斗争，尤其是保护皇家海军、英国教会和保守党。

他是对的，菲茨对此毫不怀疑。

午饭前喝一杯干雪利酒十分必要。这能让他振作精神，吃饭更有胃口。他心里这样想着，推门进了晨间起居室。屋里的景象让他一下子愣住了：艾瑟尔正在跟碧说话。他站在门口，惊恐地盯着她们。她在说什么？他是不是来得太晚了？“怎么回事？”他厉声问道。

碧吃惊地看了看他，然后冷淡地说：“我在跟管家商量枕套的事。你觉得还能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她说话时带着俄语的卷舌音。

一时间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盯着他的妻子和他的情妇。想到他曾跟这两个女人十分亲密，心里立刻不安起来。“我不知道，是的……”他喃喃地说，然后便坐在书桌边，背对着她们。

两个女人继续说着话。她们谈的确实是枕套——已经用了多久，用旧的可以打上补丁，给佣人继续使用，是买绣了花的，还是买平常的让女仆去绣。不过菲茨仍然惊魂未定。女主人和仆人之间安静谈话的场景让他想到，要是艾瑟尔想把真相告诉碧的话，简直太容易了。不能让事情拖下去了，他必须采取主动。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带有蓝色纹章的信纸，提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写下：“午饭后来见我。”他吸干纸上的墨迹，把它装进一只配套的信封。

两三分钟后碧便跟艾瑟尔说完了话。她正要离开，菲茨头也不回地说：“请到这儿来，威廉姆斯。”

她走到他身边。他闻到一股香皂的清香——她曾承认偷用了碧的。虽然生着气，但他还是很不自在地意识到黑色丝质管家裙下那苗条而健壮的大腿靠近了自己。他不去看她，把信封递了过去：“派人去镇上的兽医诊疗所，取一瓶这样的药丸给狗吃。是治犬舍咳的。”

“好的，阁下。”她走了出去。

他要在一两个小时内解决问题。

他倒上雪利酒，给碧也递了一杯，但她拒绝了。酒暖和了他的胃腹，也缓解了他的紧张。他坐到妻子身边，她朝他友好地笑了笑。“你感觉怎么样？”他问。

“恶心，早晨总是这样，”她说，“但已经过去了，现在没事了。”

他的心思很快回到了艾瑟尔身上。她抓住了这个把柄，让他一筹莫展。她什么也没说，但她在暗中威胁要把一切都告诉碧。她简直是太狡猾了。他内心焦灼，感到脆弱无力。他原本希望事情在今天下午前就能解决的。

他们在小饭厅吃午餐，坐在一张或许是来自一所中世纪修道院的方腿橡木桌边。碧告诉他，在阿伯罗温看见了一些俄国人。“有一百多人，是尼娜告诉我的。”

菲茨竭力不去想艾瑟尔。“这些人是珀西瓦尔・琼斯搬来破坏罢工的。”

“显然他们受到了排斥。在店里买不成东西，咖啡馆里也没人招待他们。”

“我得让詹金斯牧师布道《要爱你的邻居》，哪怕他是一个破坏罢工的人。”

“你就不能责令店主为他们服务？”

菲茨笑了：“不，亲爱的，在这个国家不行。”

“唉，这些人真让人难过，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他十分高兴：“这是个善意的念头。你有什么想法？”

“我相信加地夫有一座俄国东正教教堂。我去请一个牧师来，星期天为他们做礼拜。”

菲茨皱起了眉头。碧在他们结婚时改信英国国教，但他知道她渴望自己童年去过的教堂，说明她在第二家乡生活得并不快乐。不过，他不想让她生气。“很好。”他说。

“然后，我们可以让他们在仆人休息室吃顿饭。”

“主意很不错，我亲爱的，不过他们可能都是一些粗人。”

“我们只给那些去教堂的人提供饭食。这样就能排除犹太人和捣乱分子。”

“很精明。不过，镇上的居民会不喜欢你的。”

“但这对你我都没什么要紧。”

他点点头：“很好。琼斯刚才还抱怨说我给孩子们吃饭支持了罢工。如果你再招待一下这些破坏罢工的，至少就没人说我们偏袒哪一方了。”

“谢谢你。”她说。

怀孕这件事已经改善了他们的关系，菲茨想。

他午餐时喝了两杯白葡萄酒，但当他离开饭厅，往栀子花套房走去的时候，焦虑再次袭上心头。艾瑟尔把他的命运捏在手心里。她拥有所有女性的柔美和感性，可她无法受人摆布。他控制不了她，这让他感到害怕。

但她并没在那儿。他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两点一刻。他说的是“午饭后”，艾瑟尔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上咖啡，早就该在这儿等着他了。他没有指定地点，但她肯定猜得出来。

他开始担心起来。

五分钟后他打算离开。没人让他这样等待过。但他不想把问题再拖到第二天，甚至连一个小时也不愿意拖下去，因此决定继续等。

她两点半的时候来了。

他气愤地说：“你到底想对我怎么样？”

她不去理会他的问话：“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让我跟一个伦敦的律师谈这事？”

“我认为这样会冷静一些。”

“别犯傻了。”菲茨惊呆了。自打他上小学以后，从来没有人跟他这样说话。她接着说：“我怀着你的孩子，这能冷静得了吗？”

她说得对，他愚笨至极，她的话也直刺人心，但同时，他又禁不住喜欢她那乐感十足的口音——“冷静得了”这几个字抑扬顿挫，听上去像是一段旋律。“对不起，”他说，“我会付你双倍的……”

“别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泰迪。”她说，但语气柔和了许多，“不要跟我讨价还价，好像这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他用手指着她：“你不能跟我的妻子说，听到了吗？这我决不能容忍！”

“别对我发号施令，泰迪。我没有任何理由服从你。”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闭嘴听着，我来告诉你怎么做。”

她这腔调把他惹火了，但想到跟她对抗毫无好处，便说：“那你接着说吧。”

“你对我表现得无情无义。”

他知道这是事实，心里感到一阵内疚。他很后悔自己伤害了她。但他尽量不表露出来。

她接着说：“我还是那样爱你，怎么会去破坏你的幸福。”

他心里更难受了。

“我不想伤害你。”她强忍着，背过身去，他看见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他想要开口，但她抬手止住了他的话。“你要我放弃我的工作、我的家，所以你必须帮我开始新的生活。”

“当然，”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事论事让他们压抑住了各自的感情。

“我要去伦敦。”

“好主意。”他不禁高兴起来，任何阿伯罗温的人都不会知道她生了孩子，更别想知道父亲是谁了。

“你要给我买一所小房子。不需要多华贵——工人阶级住的地方就可以了。但我想要六间房，这样我可以住一楼，招个房客。租金可以支付修缮养护的开支。我也还要工作。”

“你都仔细想过了。”

“我估计你在想这要花费多少钱，但你又不打算问我，因为绅士不喜欢打听东西的价钱。”

这话没错。

“我看了报纸，”她说，“这样的房子大约在三百英镑左右。大概比余下这辈子每个月付我两英镑要便宜。”

三百英镑对菲茨来说算不了什么。碧在巴黎的帕昆时装屋一下午就能花掉这么多钱买衣服。他说：“但你要答应保守秘密？”

“我也保证关爱你的孩子，抚养她，或他，快乐健康地长大，受到良好的教育，虽然你一点也不关心。”

他很气恼，但她说得对。他几乎一点都没考虑过孩子。“对不起，”他说，“我太担心碧了。”

“我知道。”她的语气软了下来，就像每次他表现出焦虑时那样。

“你什么时候离开？”

“明天早上。我跟你一样着急。我坐火车去伦敦，马上就开始找房子。等我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就会写信给索尔曼。”

“找房子的时候，你得有个寄宿的地方。”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包，递给她两张五镑的纸币。

她笑了。“你根本不知道市面上的东西都是什么价钱，是不是，泰迪？”她把其中一张还给他，“五英镑足够了。”

他显得很不高兴：“我不想让你觉得我钱给少了。”

她的态度变了，他捕捉到她心怀恨意的一瞥。“哦，你是给少了，泰迪，是的，”她生气地说，“但不是钱。”

“是我们两个人做的。”他自卫般地说，看了一眼床铺。

“但是，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要生孩子。”

“好了，不要再争了。我会告诉索尔曼按你说的去做。”

她伸出一只手：“再见，泰迪。我知道你会信守诺言。”她的声音很平静，但能够看出她在竭力控制着自己。

他和她握了握手，尽管这对两个曾共浴爱河的人来说非常奇怪。“我会的。”他说。

“请现在离开吧，快点儿。”她转身站到一边。

他犹豫了片刻，然后离开了房间。

走着走着，他眼里突然涌上一股懦弱的泪水，让他既惊讶又羞愧。“再见，艾瑟尔，”他低声向着空旷的走廊说，“愿上帝保佑你。”

她从阁楼的行李储藏间偷偷拿了一只小手提箱，很破旧，没人会想起这只箱子。这曾是菲茨的父亲用过的，皮面上还盖着他的纹章——上面的金粉早已脱落，但压痕依然清晰可辨。她把袜子和内衣装了进去，还加了几块公主的香皂。

当天夜里她躺在床上，最后决定还是不去伦敦。她害怕一个人经受这一切，她要跟家人在一起。她还得向母亲请教怀孕的事情。当孩子降生的时候，她该呆在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她的孩子需要祖父母的照顾，需要舅舅比利。

起床后她穿上自己的衣服，把管家制服留在了钉子上，然后早早溜出了泰-格温。在车道尽头她朝宅子回望了一眼，石墙已经被煤灰染黑了，成排窗户反射着初升的阳光，她刚来的时候还是个才出校门的十三岁小姑娘，多年来在这儿竟学到了那么多东西。现在她知道上流社会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吃稀奇古怪的东西，制作过程繁复，浪费的比吃掉的还多。他们都用一种噎着嗓门的腔调说话，连一些外国人也这样。她经管过一些有钱女人的华美内衣，料子是精棉和滑溜溜的丝绸，用手工缝制，带刺绣和蕾丝花边，一打打叠放在抽屉柜里。她只消瞥上一眼，就能认出一只餐具柜制造的年代。最重要的是，她痛苦地想道，自己明白了一个道理——爱情不可信。

她下了山坡进入阿伯罗温，直接朝威灵顿街走去。像往常一样，家里的门没有锁。她进了屋，客厅也是厨房，比泰-格温放置花瓶的房间还要小。

妈妈正在揉面准备做面包，看见她拎着的行李箱，便停下来问：“出什么事了？”

“我回家了。”艾瑟尔说。她放下箱子，坐在四方的餐桌旁。她实在羞于把发生的事情说出来。

但是妈妈已经猜到了：“你被解雇了！”

艾瑟尔不敢看她的母亲：“是。对不起，妈。”

妈妈用抹布擦了擦手。“你干了什么事？”她气愤地说，“快告诉我，马上！”

艾瑟尔叹了口气。她为什么要隐瞒呢？“我怀上了孩子。”她说。

“哦，天啊，你这个坏丫头！”

艾瑟尔忍住眼泪。她希望得到同情，不是谴责。“我是坏丫头。”她摘下帽子，尽量让自己保持镇静。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在大房子里工作，见了国王和王后，就让你忘了自己是怎么长大的。”

“你说得对。”

“这可让你父亲怎么活啊。”

“又不是让他生孩子，”艾瑟尔尖刻地说，“我想他不会有事的。”

“别这么厚脸皮。这事会让他伤心死的。”

“他去哪儿了？”

“又去参加罢工会议了。想想他在镇上的地位，他是教堂的长老、矿工的代理、独立工党书记——这下人人都知道他女儿是个荡妇，让他开会的时候还怎么抬头见人？”

艾瑟尔终于控制不住了。“我很抱歉给他带来了羞辱。”说着，她便哭了起来。

妈妈的表情变了。“唉，好啦，”她说，“这种事情自古就有。”她绕过桌子，把艾瑟尔的头抱在胸前，“不要紧，不要紧。”就好像艾瑟尔还是个孩子，不小心擦破了膝盖。

过了一会儿，艾瑟尔不再抽泣了。

妈妈放开了她，说：“我们还是喝杯茶吧。”炉灶上一直放着一只水壶。她把茶叶放到壶里，倒上开水，然后用木勺搅拌了一阵。“什么时候生？”

“二月。”

“哦，我的天。”妈从炉边转过身，看着艾瑟尔，“我要当外婆了！”

两个人都笑了。妈妈拿出茶杯，倒上茶。艾瑟尔喝了几口，感觉好了一些。“你生孩子的时候困难吗？”她问。

“生孩子从来都不容易，但我比大多数人好些，我母亲是这么说的。可我自从生了比利，后背就一直疼。”

比利从楼上下来，说：“谁在说我呢？”艾瑟尔估计他现在睡得很晚，因为他在罢工。每次看见他，她都觉得他个子更高，肩膀也更宽了。“你好，艾丝。”他吻了吻她，唇边带着硬硬的胡茬，“怎么带了箱子？”他坐下，妈也给他倒了杯茶。

“我做了一件蠢事，比利，”艾瑟尔说，“我怀了孩子。”

他盯着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接着，他脸红了，无疑在想她做了什么事情才怀上身孕。他低下头，有些不好意思。然后他喝了口茶，最后才说：“孩子的父亲是谁？”

“那个人你不认识，”她预料到了，早就编好一套应付的话，“他是跟客人一道来泰-格温的贴身随从，但现在他去了部队。”

“但他会回来照顾你。”

“我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会找到这家伙的。”

艾瑟尔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别生气，小弟弟。如果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会开口的。”

比利显然不知该说些什么。威胁报复肯定是行不通的，但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他看上去一脸茫然。他才刚满十六岁。

艾瑟尔记得他还是个婴儿时的样子。他降生的时候她只有五岁，但她已经完全被迷住了，为他那完美无瑕又脆弱无助的样子着迷。很快我就会有一个漂亮而无助的婴儿了，她想。她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害怕。

比利说：“爸爸对这事儿肯定有不少话要说，我觉得。”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艾瑟尔说，“我希望能做点什么，让他心里好受些。”

外公下来了。“被解雇了，是吗？”接着他看见了手提箱，“太放肆了，对吧？”

妈妈说：“行了，爸，别那么刻薄。她快要生孩子了。”

“哦，哟嗬，”他说，“是大房子里的花花公子吧，要是伯爵，我一点儿都不奇怪。”

“别说蠢话，外公。”艾瑟尔说。他这么快就猜到了真相，实在让她有些沮丧。

比利说：“是一个客人带的随从。他现在去当兵了。她不想让我们去找那家伙。”

“哦，是吗？”外公说。艾瑟尔觉得他并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没再继续坚持。接着，他换了个话题：“这都怪你的意大利血统，你外婆就爱动感情。如果我没把她娶了，她就会惹出麻烦来。事实上她都等不到举办婚礼。当时……”

妈妈突然插了进来：“爸！你在孩子面前说什么呢？！”

“都到这种时候了，还有必要对他们藏着掖着吗？”他说，“到了我这个年纪，不适合编好听的瞎话了。年轻女人就想跟年轻男人睡觉，她们想得太厉害，说干就干，不管结婚没结婚。有人要是假装没这回事，那他就是个大傻瓜——这里就包括你丈夫，卡拉。”

“你说话要小心点。”妈妈说。

“哎，好吧。”然后外公便不再吭声，低头喝茶。

过了一会儿，爸爸回来了。妈妈有些吃惊：“你回来得真早！”

他察觉出她话里的不痛快：“怎么，你们好像不太欢迎我？”

她从桌边站起身，给他腾出地方：“我再沏一壶新茶。”

爸爸没有坐下。“这次会议被取消了。”他的目光落在艾瑟尔的手提箱上，“这是什么？”

大家都看着艾瑟尔。妈妈有些害怕，比利显得愤愤不平，而外公则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这个问题该由她来回答。“我有件事要告诉你，爸爸，”她说，“听了以后你肯定会生气的，但我只能说我很抱歉。”

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你干了什么事？”

“我离开了泰-格温，不在那儿干了。”

“这没什么可遗憾的。我向来不喜欢你对那帮寄生虫点头哈腰。”

“我离开是有原因的。”

他靠近了一些，站在她面前：“是好还是坏？”

“我弄出麻烦了。”

他的样子十分吓人：“我希望你不是指女孩子有时候指的那种意思。”

她低头看着桌子，点点头。

“难道你……”他停顿了一下，寻找合适的字眼，“难道你逾越了道德界限？”

“哎。”

“你这坏丫头！”

妈妈刚才就是这么说的。艾瑟尔畏缩地避开他，尽管她没觉得他真会动手打她。

“看着我！”他说。

她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

“这么说，你是在告诉我犯了淫乱的罪。”

“对不起，爸爸。”

“跟谁？”他喊着说。

“是个随从。”

“叫什么名字？”

“泰迪。”这话没经考虑就从她嘴里溜了出来。

“正式的姓名？”

“这不重要。”

“不重要？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当初是同主人一道来宅邸做客的。等我发现了情况，他已经去部队了。我跟他失去了联系。”

“来做客？失去了联系？”爸爸气得大声叫喊起来，“你的意思是，你都没有跟他订婚？你犯下这种罪过……”他语无伦次，几乎无法把那个让人厌恶的字眼说出口。“你是随随便便就犯下这种罪过的？”

妈说话了：“好了，别生气了，她爸。”

“别生气？这都不生气，还要出什么事才生气？”

外公想让他平静下来：“想开点吧，孩子。这样嚷嚷也没什么用处。”

“很抱歉我不得不提醒你，这是我的房子，有没有用我说了算。”

“哎，那好吧，”外公平心静气地说，“随你的便。”

妈妈仍然不肯罢休。“别说什么让你后悔的话，她爸，快停下。”

旁人的这些劝说反倒让爸爸更加气愤。“别想让女人和老头管着我！”他大声喊道，用手指着艾瑟尔，“我的家里容不得私通犯！滚出去！”

妈妈哭了起来：“别，求你别说这种话！”

“出去！”他喊道，“永远也别回来！”

妈妈说：“那可是你的外孙！”

比利说话了。“神的话能管着你吗，爸爸？耶稣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二节。”

爸爸对他呵斥道：“我来给你说件事，你这个无知的小家伙。我的祖父母从来没有结过婚。没人知道我的祖父是谁。我的祖母一辈子见不得人，日子过得不能再低贱了。”

妈倒吸了一口凉气。艾瑟尔十分震惊，她看见比利也是目瞪口呆。外公却好像早已知道这件事。

“唉，是啊，”爸爸说，声音低了下来，“我父亲在一个名声不好的家里长大，你们谁也想象不到那是种什么滋味。那是加地夫码头水手们经常去的地方。后来有一天，他的母亲喝得烂醉，昏迷不醒，上帝便引着他走进教堂的主日学校，他在那儿遇到了耶稣。也是在那儿，他学会了读书写字，最终把自己的孩子引到正当的道路上。”

妈妈轻声说：“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件事，大卫。”她很少用教名称呼他。

“我希望永远不要再想起这些。”爸爸的脸被耻辱和愤怒扭曲得变了形。他靠着桌子，眼睛盯着艾瑟尔，声音小得几乎像耳语：“我向你的母亲求爱那会儿，我们手牵着手，每天晚上我都吻她的脸，直到婚礼那天。”他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上面的杯子摇晃起来。“承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的家人才从臭水沟里爬了出来。”他又抬高了声音，喊了起来，“我们再也不要回到那儿！不要！不要！不要！”

几个人呆呆地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爸爸看着妈妈：“让艾瑟尔出去。”

艾瑟尔站了起来：“我的箱子都整理好了，手里也有钱。我坐火车去伦敦。”她使劲看着她的父亲，“我不会把家人拖到臭水沟里去。”

比利拿起她的手提箱。

爸爸说：“你要去哪儿，孩子？”

“我陪她去车站。”比利有点害怕的样子。

“让她自己拿箱子。”

比利弯腰要把箱子放下，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一种倔强的表情出现在了他的脸上。“我要陪她去车站。”他重复道。

“让你做什么你再做！”爸爸喊道。

比利还是有些害怕，但现在他开始对抗了：“那你打算怎么办，爸爸，把我一起赶出家门？”

“我要把你撂在膝盖上，用鞭子抽。”爸爸说，“你还没到我打不动的时候。”

比利脸色发白，但他直视着爸爸的眼睛。“我到了，”他说，“我早就到了。”他把箱子换到左手上，右手握成拳头。

爸爸往前迈了一步：“我教你怎么跟我握拳头，孩子。”

“别！”妈妈叫了一声。她站到他们中间，推开爸爸。“够了！不许在我的厨房里打架。”她用手指着爸爸的脸，“大卫・威廉姆斯，管好你的两只手。别忘了，你是毕士大礼拜堂的长老。别人知道了，会怎么想？”

这话让他平静下来。

妈妈转向艾瑟尔：“你最好走吧。比利跟你一起去。快，现在就走。”

爸爸在桌边坐下。

艾瑟尔吻了她的母亲：“再见，妈。”

“给我写信。”妈妈说。

爸爸说：“看你敢给这个房子里的任何人写信！来信就直接烧掉，连拆都不拆！”

妈妈背过身去，哭泣着。艾瑟尔走出门，比利跟在后面。

他们走下陡斜的街道前往镇中心。艾瑟尔一直低头看着地面，不想跟她认识的人说话，省得人家打听她要去什么地方。

到了车站，她买了一张到帕丁顿的车票。

“这下可好，”比利说，两人这时已经上了站台，“一天里连受两次打击，先是你，然后是爸爸。”

“多少年他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艾瑟尔说，“怪不得他那么严厉。我差不多都原谅他把我踢出家门了。”

“我不能，”比利说，“我们的信仰事关救赎和怜悯，不是把秘密封存起来，也不是惩罚他人。”

从加地夫来的火车开进站台，艾瑟尔看见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下了车。他对着她碰了一下自己的帽子，还是那样彬彬有礼——绅士们通常不会对仆人这样做。茉黛女勋爵说她已经拒绝了他。也许他是来劝她回心转意的。她默默地祝愿他好运。

“要不要给你买份报纸？”比利问。

“不，谢谢你，小弟，”她说，“我恐怕静不下心来看报纸。”

他们就这样等着火车。她说：“你还记得咱们以前用过代码吗？”小时候，他们发明了一个简单办法交换纸条，不让他们的父母看懂。

听了这话，比利显得有些疑惑，随后一下子想了起来。“哎呀，我记得。”

“我会用代码给你写信，那样爸爸就读不懂了。”

“对啊，”他说，“就寄给汤米・格里菲斯，让他转一下吧。”

火车吐着白烟轰隆隆驶进车站。比利抱了一下艾瑟尔。她看出他尽量不让自己哭。

“照顾好自己，”她说，“照顾好妈妈。”

“哎，”他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我们都会好好的。你在伦敦多保重。”

“我会的。”

艾瑟尔登上了火车，坐在窗边。一分钟后，车开了。随着车速加快，她看见矿井上的升降机逐渐退后，消失在远处，暗想着她是不是还能再次回到阿伯罗温。

茉黛很晚才去泰-格温的小饭厅，跟碧一起吃早餐。公主兴致很高。通常她都会抱怨在英国生活的种种不便——尽管茉黛小时候待在英国使馆时记得，俄国的生活并不舒适，房子阴冷，人们粗鲁无礼，服务不可靠，政府混乱不堪，毫无章法。不过今天碧没发牢骚。她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身孕。

谈起菲茨时，她的口气也变得宽宏大量起来。“他挽救了我的家人，你知道，”她跟茉黛说，“他还清了我们财产的抵押金。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来继承——我哥哥没有孩子。如果安德烈的土地和菲茨的财产最终被哪个远房亲戚继承了去，那岂不是太可悲了。”

茉黛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悲的。所谓的远房亲戚很可能就是她茉黛的儿子。但她从未想过继承什么财富，也很少去想这类事情。

今天早上自己实在不是个好的陪伴，茉黛边喝咖啡边摆弄手里的烤面包片，心里这样想着。事实上她心里凄苦无比。墙上的壁纸让她感到压抑，维多利亚式的花枝树叶覆盖了整个天花板，蔓延到四周的墙壁上，尽管她自打出生就一直住在这种环境中。

她没把自己跟沃尔特的恋情告诉家人，因此现在她也不能告诉他们一切都已结束，这样一来，也就没人能对她表示同情。只有那个生机勃勃的小管家威廉姆斯知道这件事，不过她好像突然消失了。

茉黛读着《泰晤士报》，上面报道昨晚劳埃德・乔治在市长官邸晚餐上发表了讲话。他对巴尔干危机一直持乐观态度，声称危机可以和平解决。她希望他是对的。尽管她已经放弃了沃尔特，但一想到他有可能穿上军装，死于战争或者受伤致残，她还是不免胆战心惊。

她读了《泰晤士报》维也纳栏目下的一个短篇报道，题为《塞尔维亚的恐慌》。她问碧，俄国是否会保护塞尔维亚，防范奥地利的入侵。“我希望不会！”碧有些担心地说，“我不想让我的兄弟去打仗。”

她们坐在小饭厅。茉黛记得曾跟菲茨、沃尔特在学校放假时来这儿吃早餐，当时她十二岁，他们两个十七岁。她记得两个男孩子胃口很大，每天早上骑马或到湖里游泳前都要吃掉不少鸡蛋、香肠和一大摞黄油烤面包。沃尔特十分让人着迷，他外表英俊，又是个外国人。他礼貌客气地待她，就好像她跟他是同龄人，这种奉承很讨年轻女孩的欢心——她现在发现，那是一种十分巧妙的讨好方式。

她正回想着，仆役长皮尔走了进来，他对碧说的话让茉黛吓了一跳：“冯・乌尔里希先生来了，殿下。”

沃尔特不可能来这儿，茉黛有些糊涂了。难道是罗伯特？也同样不太可能。 不一会儿，沃尔特走了进来。

茉黛惊得说不出话来。碧说：“简直是个意外的惊喜，冯・乌尔里希先生。”

沃尔特穿着轻薄的淡灰蓝色粗花呢夏装，蓝色缎面领带跟他的眼睛颜色相仿。茉黛后悔自己穿的不过是件普通的奶白色梨形上衣，穿这种衣服跟她的嫂子吃早餐倒是合适。

“请原谅我此番侵扰，公主，”沃尔特对碧说，“我要去加地夫拜访我们的领事。事情很无聊，德国水手在当地和警方惹了一场乱子。”

这是胡说八道。沃尔特是一位武官，把水手弄出监狱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

“早上好，茉黛女勋爵。”他跟她握了握手，“看见你在这儿真是令人愉快。”

这更是信口胡诌，她想。他是来找她的。她离开伦敦就是为了躲他，但内心深处，她不由得高兴他如此坚持不懈地追着自己。一时慌乱，她只说了句：“嗨，你好啊！”

碧说：“来点咖啡吧，冯・乌尔里希先生。伯爵外出骑马了，但很快就会回来。”她想当然地认为沃尔特是来看菲茨的。

“十分感谢。”沃尔特坐了下来。

“你留下来吃午饭吧？”

“我很愿意。然后我就得坐火车回伦敦。”

碧站了起来：“我去跟厨子说一下。”

沃尔特马上起身帮她拉开椅子。

“跟茉黛女勋爵聊会儿天，”碧说完，便离开了房间，“让她快活点儿。她正为国际形势担心呢。”

听着碧话里嘲弄般的腔调，沃尔特扬了扬眉毛：“所有明辨是非的人都在担心国际形势。”

茉黛很是尴尬。她必须硬着头皮说点什么了，便指了指《泰晤士报》：“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塞尔维亚已经征召了七万预备役？”

“我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七万的预备役，”沃尔特严肃地说，“但他们正在试图加大筹码。他们希望更广泛的战争危险会让奥地利小心起来。”

“奥地利人怎么会花这么长时间才把自己的要求送达塞尔维亚政府？”

“从官方层面来说，他们想要不用任何战争手段得到结果。从非官方层面看，他们知道法国总统和他的外交大臣刚好去了俄国，两个盟国商定出一个协调一致的方案再容易不过。庞加莱总统离开圣彼得堡之前，奥地利人不会发出他们的外交照会。”

他想问题真是清晰，茉黛心想。她喜欢的就是他的这一点。

他隐忍的态度突然消失了。他一本正经、谦恭有礼的面具后面是一脸痛苦。他唐突地说：“请回到我身边吧。”

她张开嘴巴想要说话，但不平的心绪让喉咙一阵哽咽，她连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他可怜兮兮地说：“我知道你拒绝我是为了我好，但这样不行，我实在太爱你了。”

茉黛想着怎么回答：“可是，你的父亲……”

“他的命运得自己看着办了。我不能听他摆布，在这件事上绝不。”他的声音低了下来，“我无法忍受失去你。”

“他可能是对的，德国外交官不该娶一个英国妻子，至少现在不应该。”

“那我就去干别的工作。但我永远无法找到另一个你。”

她的决心动摇了，眼睛被泪水淹没。

他隔着桌子握住了她的手：“我可以跟你哥哥谈谈吗？”

她把白色亚麻餐巾揉成一团，抹了抹脸上的眼泪。“先别跟菲茨谈，”她说，“等几天，等到塞尔维亚危机结束再说。”

“几天时间可结束不了。”

“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再想想。”

“我会按你的意思办，当然。”

“我爱你，沃尔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愿意成为你的妻子。”

他吻了一下她的手。“谢谢你，”他庄重地说，“你让我感到非常幸福。”

威灵顿街的房子里气氛紧张而静默。妈妈做好了饭，爸爸、比利和外公吃着，谁都没说话。比利狼吞虎咽，心里憋着一股火。当天下午他爬上山腰，一个人独自走了好几里地。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的心思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耶稣和通奸被捉的妇人的故事。他穿着礼拜日的衣服坐在厨房里，等着跟父母和外公去毕士大礼拜堂参加擘饼礼拜，他打开《圣经》，在《约翰福音》里找到第八章，这故事他读了一遍又一遍。里面讲的几乎就是他家遭遇的这种危机。

他在礼拜堂继续思考着这个问题。他巡视四周，看着熟悉的朋友和邻居：戴・泼尼斯太太、小店约翰・琼斯，庞蒂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板油・休伊特……他们都知道昨天艾瑟尔离开了泰-格温，买火车票去帕丁顿了。虽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可以猜到。他们已经在心里评判着她。但耶稣并不这样。

在唱赞美诗和即席祈祷时，他认定圣灵就要引领他阅读那些经文了。临近结束的时候，他站起身来，打开手上的《圣经》。

周围发出一阵惊奇的低语声。他这个年纪来给会众读经实在太年轻了。不过实际上并没有年龄限制——圣灵完全可以感动任何人。

“我要读《约翰福音》中的几节。”他的声音微微颤抖，但尽力保持平稳。

“他们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

毕士大礼拜堂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一动不动，谁也没有交头接耳，也没有人咳嗽。

比利读下去：“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但是耶稣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好像他没听见他们的话。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

读到这儿，比利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

他小心地加重语气，道：“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屋子里的每双眼睛都在盯着他。谁也没有动。

比利接着说：“于是又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自己的良心让他们自知有罪，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责难的人在哪儿呢？有人定你的罪么？她说：主啊，没有。”

比利从书上抬起头来。最后一节他早已默记在心里，没必要照着读。他看着父亲紧绷着的脸，十分缓慢地说：“耶稣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啪”地合上《圣经》，听上去像是沉默中的一声炸雷，“这就是上帝的圣言。”

比利没有坐下。相反，他朝门口走去。教众们一个个瞪大眼睛紧盯着他。他打开那扇大木门，离开了。

从此，他再没有去过那儿。

第九章

1914年7月下旬

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弹奏不了拉格泰姆 [10] 。

他可以弹出曲调，倒是简单。他也能即兴发挥，弹出某种独特的和弦，音程中间经常使用降半音的七和音。他可以两者一起弹奏，但听起来不像是拉格泰姆。节奏一下子全不对了。经过一番努力，结果也不过是那种能在柏林某个公园里听到的街头演奏的水平。对一个毫不费力弹奏贝多芬奏鸣曲的人来说，这实在令人沮丧。

星期六早晨，在泰-格温的小客厅里，茉黛尝试着教沃尔特。他们坐在贝希斯坦立式钢琴前，被盆栽棕榈树环绕着，夏日的阳光从高耸的窗外洒进来。两人紧挨着并排坐在琴凳上，四臂交错，茉黛尽情取笑着他的越挫越勇。这是金子般的幸福时刻。

她解释了他的父亲如何说服她断绝来往的详情，这让沃尔特的心情一落千丈。如果他返回伦敦的当晚见到父亲，肯定会一下子爆发。不过，奥托那时已经动身去维也纳了，沃尔特不得不压下这股火。他还一直没见到父亲。

他赞成茉黛的建议，他们应该保守订婚的秘密，直到巴尔干危机结束。尽管形势稍稍缓和下来，但危机仍在持续。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已经过去将近四个星期，但奥地利皇帝还是没向塞尔维亚递交他酝酿已久的照会。这种拖延让沃尔特产生了希望，看来怒火已经平息，维也纳那边出现了温和态势。

皮卡迪利单身公寓里，沃尔特坐在小客厅的三角钢琴前，琢磨着除了打仗以外，奥地利人还可以做很多事来惩罚塞尔维亚，抚慰他们受伤的自尊。例如，他们可以强迫塞尔维亚政府取缔反奥地利的报纸，清除塞尔维亚军队和公职人员中的民族主义者。塞尔维亚人不得不接受——这的确是种羞辱，但远比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要好。

这样一来，几个欧洲大国的首脑也会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在处理国内的问题上。俄国会去压制他们的总罢工，英国要去平息爱尔兰新教徒的骚乱，而法国人则可以消遣“卡约夫人谋杀案”的审判，这位夫人枪杀了一名《费加罗报》的编辑，只因后者在报上刊出了她丈夫——法国财政部长，婚外恋的情书。

沃尔特则要跟茉黛结婚。

这才是他现在关注的重点。这些困难他考虑得越多，克服它们的决心就越坚定。几天来他左思右想，一想到以后的生活若没有她便再也快乐不起来，就愈发确信一定要跟她结婚。不管会付出什么代价。他热切地关注着欧洲版图上的外交博弈，仔细观察每一个动向，先评估它对他和茉黛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才是德国和整个世界。

他今晚能见到她，他们会一道晚餐，一起参加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舞会。他已经系好白色领结，换了燕尾服，准备出门了。刚合上琴盖，门铃就响了，他的贴身男仆通报：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伯爵来了。

罗伯特一脸阴沉。这是他通常的表情。当初他们一起在维也纳上学的时候，罗伯特就是个麻烦不断、郁郁寡欢的年轻人。这种特质让他结识了一群所谓的颓废派艺术家，并深深地被他们吸引。随后某天，他跟一些趣味相投的人共度了一晚，回家时脸上带着愧疚却又无畏的表情。那时，他发现同性恋虽像通奸一样在公开场合受到谴责，但至少在某些隐秘的圈子里被默许容忍——他便顺从了自己的本性。不过，今天他露出这副样子却是因为其他原因。

“我刚看到了皇帝照会的内容。”罗伯特开门见山地说。

沃尔特心里立时有了希望。有可能是和平解决，他一直在盼着这个。“上面是怎么说的？”

罗伯特递给他一张纸：“我把主要部分抄下来了。”

“已经交给塞尔维亚政府了吗？”

“是的，贝尔格莱德时间六点钟的时候递交的。”

内容涉及十项要求。前三项跟沃尔特预料的思路很接近，他读着，稍感放松：塞尔维亚必须查禁自由派的报纸，粉碎被称作“黑手”的秘密社团，打击民族主义宣传机构。他欣慰地想，或许维也纳的温和派最后赢得了这场争辩。

第四点乍看上去也合情合理——奥地利人要求清洗塞尔维亚公职人员中的民族主义者，不过后面的话有些刺眼：奥地利人将提供具体姓名。“这好像有点强硬，”沃尔特不安地说，“塞尔维亚政府不能让奥地利人来告诉他们该解雇哪个人。”

罗伯特耸耸肩：“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我想也是。”为了和平，沃尔特希望他们按此办理。

但后面还有更糟糕的。

第五点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同意奥地利协助粉碎颠覆活动，而第六点，沃尔特沮丧地读到，强调要让奥地利官员参加塞尔维亚针对暗杀的司法调查。“可是，塞尔维亚不会同意这一点的！”沃尔特决断地说，“这就相当于放弃自己的主权。”

罗伯特的脸色更阴沉了。“根本算不上。”他气哼哼地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会同意这个吧。”

“塞尔维亚会的。它必须同意，要不就会被毁灭。”

“用一场战争？”

“如果需要的话。”

“这可能吞噬整个欧洲！”

罗伯特晃了晃手指：“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明智的话，就不会。”

千万不能像你们国家，沃尔特想，但他忍下这句反驳的话，继续往下读。其余各项都显示出十足的傲慢，但塞尔维亚人很可能忍气吞声接受下来——逮捕策划主谋，查禁向奥地利境内走私武器的活动，压制塞尔维亚官员的反奥言论。

而且，照会要求四十八小时的限期答复。

“我的上帝，这太苛刻了。”沃尔特说。

“藐视奥地利皇帝的人必须受到严厉对待。”

“我知道，可他甚至没给他们任何余地来保全面子。”

“为什么他要给呢？”

沃尔特不再强压着心里的恼怒：“天啊，难道他要发动一场战争吗？”

“皇帝的家族，哈布斯堡王朝，几百年来一直统治着欧洲的广大地区。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知道上帝有意让他统治低等的斯拉夫民族。这是他的命运。”

“上帝，让我们免遭命运论者的戕害吧。”沃尔特嘀咕着，“我们的大使馆见到这个了吗？”

“他们马上就能见到了。”

沃尔特琢磨着其他人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跟罗伯特那样接受下来，还是像沃尔特这样感到怒不可遏？会向全世界发声抗议，还是无奈而又老练地一耸肩膀了事？他要在今晚弄个清楚。他看了看壁炉上的时钟。“我得赶紧赴宴去了。你随后会参加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舞会吗？”

“是的。我们到时候见。”

他们一起出门，在楼下分了手。沃尔特直奔菲茨的宅邸，他在那儿吃晚饭。他有点喘不过气来，好像被人击倒了似的。他所担心的战争正在逼近，危在旦夕。

他匆匆赶到，刚好来得及向碧公主低头致意，跟菲茨握手。碧穿着有丝绸蝴蝶结的淡紫色礼服，菲茨的硬翻领和白色领结让他显得很帅气。晚宴紧接着就开始了。他很高兴被安排陪同茉黛走进餐厅。她穿着一袭暗红色长裙，柔软的面料紧裹在她身上，正合沃尔特的心意。他给她扶着椅子，说道：“这件礼服简直太迷人了。”

“是件保罗・波烈 [11] 。”她说。这位设计师如此有名，连沃尔特都有所耳闻。她稍稍压低声音：“我觉得你会喜欢的。”

这句话不算过分亲密，但也已经让他陶醉，不过一想到他有可能失去这个妩媚的女人，随之而来的恐惧便让他忍不住发抖。

菲茨的房子算不上宫殿。它的长方形餐厅在街区拐角，俯瞰着两条大道。尽管夏夜明亮，但餐厅里的枝形吊灯全都大亮着，在水晶杯子和银制餐具上折射出熠熠光辉。沃尔特环顾桌上的其他女宾，再次为英国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在晚宴上袒胸露乳的大胆程度感到惊讶。

这种想法太幼稚了。他的确应该结婚了。

他一坐下，茉黛的脚便从鞋子里溜出来，她用穿着袜子的脚趾碰他的裤腿。他微笑着看了看她，但她一眼就发觉他有心事。“出什么事了？”她问。

“现在开始谈论奥地利的最后通牒了，”他低声说，“你们是不是听说已经递交通牒的事了？”

茉黛朝坐在上首的菲茨说：“我相信奥地利皇帝的照会终于交到了贝尔格莱德，”她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菲茨？”

菲茨放下汤匙：“跟你一样。但没人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

沃尔特说：“我相信它的内容非常苛刻。奥地利人坚持要在塞尔维亚司法过程中担当角色，以便发挥作用。”

“担当角色！”菲茨说，“不过，如果塞尔维亚首相同意，他就得辞职。”

沃尔特点点头。菲茨对后果的预见与他不谋而合。“这几乎是表示奥地利人想要一场战争。”他如此谈论德国的盟友，几乎就是对国家不忠，不过他忧心忡忡，实在顾不得这些了。他捕捉到了茉黛的目光。她脸色苍白，沉默不语，她也马上意识到了这一转折带来的威胁。

“当然，有人会对弗朗茨・约瑟夫表示赞同，”菲茨说，“民族主义的颠覆能破坏一个帝国，如果这个帝国不那么稳固的话。”沃尔特猜到他想的是爱尔兰独立运动和南非布尔人对大英帝国的威胁。“不过实在不必用大锤子去敲一颗小核桃。”菲茨最后说。

男仆们收走汤碗，为客人斟上不同的酒。沃尔特一口都没喝。这个夜晚将会十分漫长，他需要保持头脑清醒。

茉黛平静地说：“今天我碰巧见到了阿斯奎斯首相。他说有可能打一场真正的大决战。”她看上去很害怕，“我不愿相信他的话，但现在看来可能真的被他说中了。”

菲茨说：“这正是我们都在担心的事情。”

沃尔特一直对茉黛的广泛交往感到惊讶。她随便就能跟某个伦敦高层对饮闲聊。沃尔特记得，她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时，她父亲在保守党政府担任部长，那时她就会十分严肃地向那些来泰-格温做客的内阁人士提问——他们往往会非常专注地听她发问，耐心地回答。

她接着说：“令人高兴的是，如果真有战争的话，阿斯奎斯认为英国不必参与进去。”

沃尔特的心往上一提。如果英国置身事外，战争就不会把他跟茉黛分开。

但菲茨不以为然。“真的吗？”他说，“但假如……”他看了看沃尔特，“请原谅我，冯・乌尔里希——假如法国被德国入侵了呢？”

茉黛说：“我们会观望，阿斯奎斯就是这么说的。”

“我早就担心政府并不了解欧洲的力量均衡问题。”菲茨装模作样地说。作为一个保守派，他不信任自由党政府，也很讨厌阿斯奎斯这个人，因为他削减了上议院的权力。但最重要的是，他并不觉得打一场仗有什么可吃惊的。沃尔特担心，从某些方面看，菲茨就像奥托那样，他肯定觉得与其削弱英国的势力，不如打仗更为可取。

沃尔特说：“你真的认为，我亲爱的菲茨，德国打败法国会打乱力量平衡吗？”这种话题的讨论对一次晚宴来说太敏感了，但眼前的问题十分重要，无法像灰尘那样轻易拂到菲茨那华贵的地毯下面。

菲茨说：“尽管我很尊重贵国以及威廉陛下，但恕我直言，我担心英国可能不会允许法国被德国控制。”

这便是问题所在，沃尔特想，他竭力不对这些油腔滑调的言辞表现出愤怒和沮丧。事实上，德国对俄国盟友法国的进攻只能是防御性的，但英国人一说起来，就好像德国想要称霸欧洲。他强迫自己做出善意的微笑，说道：“四十三年前我们击败了法国，你们把那场冲突称作普法战争。当时英国只是一个旁观者。你们也没有因为我们的胜利遭受损失。”

茉黛插了一句：“阿斯奎斯就是这么说的。”

“这里有所不同，”菲茨说，“1871年，法国被普鲁士和几个小德意志王国打败。战争结束后，这一联盟组成了一个国家，就是现代的德国——我相信你会同意，冯・乌尔里希，我的老朋友，与旧普鲁士相比，今天的德国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存在。”

菲茨这种人实在危险，沃尔特想。凭借完美无瑕的礼仪姿态，他们会带领世界走向毁灭。他努力让自己的回答显得平心静气。“你说得对，当然了。但强大跟敌对并不是一回事。”

“这是个问题，对吧？”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碧责备地咳了一声。无疑她认为这话题太有针对性，不适合一场礼貌的谈话。她用轻快的语气说：“你要去公爵夫人的舞会吗，冯・乌尔里希先生？”

沃尔特感受到了对方的不悦。“我相信舞会一定很出色。”他马上热情地称赞。碧朝他这边点点头，以表谢意。

赫姆姑妈插话说：“你的舞跳得多好啊！”

沃尔特和善地朝这位老太太笑了笑：“也许您愿意赏光跟我跳第一支舞，荷米亚女勋爵？”

她心里美滋滋的：“哦，我的天啊，我太老，不能跳舞了。现在年轻人跳的舞步，在我初入社交场合那会儿还没有呢。”

“现在最流行的是恰尔达什舞。这是一种匈牙利的民间舞蹈。也许我可以教您跳。”

菲茨说：“这算是个外交事件吗？”这话并不见得多滑稽，但大家都笑了，谈话随即转移到其他琐屑但更为保险的主题上。

晚餐后一行人坐上马车，前往约四百米外的帕克兰，公爵的苏塞克斯宅邸就在那里。

夜幕低垂，大宅灯火通明——公爵夫人最后作出让步，给房子安装了电灯。沃尔特登上大楼梯，共三间大接待厅，他走进第一间。乐队正在演奏近年最流行的一首曲子：《亚历山大的拉格泰姆乐队》。他的左手抽动了一下——切分音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他遵守承诺，跟赫姆姑妈跳了一曲。他希望她能有足够多的舞伴，最好让她跳烦了，去边厅打个盹，这样就不会有人围着茉黛转了。他总在回想几周前和茉黛在这所宅邸的书房里做的事。他的手心发烫，一心想伸到那贴身的裙装下面抚摸她。

但首先，他有工作要做。他朝赫姆姑妈鞠了一躬，从男仆那儿拿了一杯玫瑰香槟，四处转悠起来。他穿过小舞厅和客厅，来到大舞厅，去跟政界和外交界的客人们攀谈。所有驻伦敦大使都受到了邀请，很多人如约而至，其中包括沃尔特的上司，里希诺夫斯基亲王。不少国会成员也在这里。他们大多数跟公爵夫人一样，属于保守派，但也有一些自由党人，包括几位政府部长。罗伯特正在潜心与雷马克勋爵——一位陆军部的副部长交谈。周围看不见任何工党的下院议员，公爵夫人自认思想开明，但其实仍有局限。

沃尔特获悉奥地利人已经将最后通牒的副本发往各主要国家驻维也纳使馆。它会通过电报发到伦敦，经过通宵翻译，天亮的时候其内容也就尽人皆知了。大多数人对上面的要求感到震惊，但谁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凌晨一点钟左右，他已经尽其所能掌握了全部情况，便回头去找茉黛。他下楼走进花园，那儿支了一个条纹帐篷，里面摆着夜宵。英国的上流社会竟要挥霍掉如此多食物！他看见茉黛手里摆弄着一串葡萄。哪里也瞧不见赫姆姑妈的身影，实在太好了。

沃尔特把忧虑抛在一边。“你们英国人怎么吃得下这么多东西？”他开玩笑地对茉黛说，“这些人大多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餐，五六道菜的午餐，再加上茶、三明治和蛋糕，然后又是至少八道菜的晚宴。难道这会儿他们真的需要汤、填料鹌鹑、龙虾，外加桃子和冰激凌吗？”

她笑了起来：“你觉得我们粗俗，对不对？”

他并不觉得，但他做出承认的样子逗她开心。“是啊，英国到底有什么文化传统呢？”他挽起她的手臂，将她带出帐篷，漫步至花园。树上装饰了各种小彩灯。灌木蜿蜒的小径上还有几对男女在散步闲谈，昏暗处，有人小心地牵着手。沃尔特又看见了罗伯特和雷马克勋爵，好奇他们两人是否也在谈情说爱。“英国有作曲家吗？”他说，继续逗弄着茉黛，“吉尔伯特和沙利文 [12] 。画家呢？当法国印象派在改变世界的眼光时，英国人还在画那些跟小狗玩耍的红脸蛋儿童。歌剧？全都是意大利的，德国也占了一部分。芭蕾呢？属于俄国。”

“那我们也统治了半个世界。”她嘲弄般笑着说。

他把她搂进自己怀里：“但你能弹拉格泰姆。”

“那很容易，你只要掌握节奏就行。”

“这部分我觉得很难。”

“你需要训练。”

他把嘴唇凑到她耳边，悄声说：“那你来教我，好吗？”她吻着他，让耳语变成了呻吟。随后，他们好一会儿都没再说什么。

事情发生在7月24日，星期五凌晨。当天晚上，沃尔特又出席了另一个晚宴，另一场舞会，当时人们传言说塞尔维亚人会认可奥地利提出的全部要求，只有第五、第六两条会要求对方作出详细说明。沃尔特高兴地想，恐怕奥地利人也无法拒绝委曲求全的回应吧？当然了，除非他们决心要打一场仗。

星期六天刚亮，他回家途中去了一趟使馆，打算把这一晚上的所见所闻记下来。正伏案书写着，大使本人，也就是里希诺夫斯基亲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穿着一套整洁的日常礼服，拿着一顶灰色大礼帽。沃尔特一惊，连忙站起身来，鞠了一躬，说：“早上好，殿下。”

“你真是非常非常早，冯・乌尔里希。”大使说。随后他注意到沃尔特身上的晚礼服，又加了一句，“或者说非常非常晚。”大使很英俊，五官棱角分明，髭须之上是高高的鹰钩鼻。

“我只是在把昨晚的耳闻给您写成一份简短的汇报。殿下需要我做什么吗？”

“爱德华・格雷爵士要见我。如果你有别的外套，就跟我一起去吧，做一下记录。”

沃尔特很高兴。英国外交大臣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沃尔特在外交界的小圈子里倒也见过他本人，但跟他的交谈只限于一两句问候。多亏了里希诺夫斯基一贯随意的作风，沃尔特才得以亲临两位能够决定欧洲命运的重要人物的非正式会谈。这会让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羡慕死的，他想。

他暗暗责备自己心胸狭隘。这可能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谈。与奥地利皇帝不同，格雷可能不希望打仗。这次谈话是否能阻止战争？格雷这个人很难预测。他会站到哪一方呢？如果他反对战争，沃尔特会抓住任何机会表示支持。

他在门后的挂钩上留了一套双排扣常礼服，以备不时之需。沃尔特脱下晚宴燕尾服，在白背心外面扣上日间外套。拿了一个笔记本，随大使离开了大楼。

两人走过圣詹姆斯公园，清晨的空气格外凉爽。沃尔特把有关塞尔维亚的传言说给上司听。大使也把自己的耳闻一一相告。“昨晚阿尔伯特・巴林宴请了丘吉尔。”他说。巴林是位德国船王，跟皇帝很亲近，尽管他是个犹太人。丘吉尔则掌管着皇家海军。“我很想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里希诺夫斯基说。

显然他在担心皇帝会绕过他，通过巴林将消息递送给英国。“我会尽量弄清楚。”沃尔特说，很高兴有了这个机会。

他们走进外交部那座新古典主义建筑，它让沃尔特不免联想到一只婚礼大蛋糕。他们被带到外交大臣那间华丽宽敞的办公室，下面就是一个公园。整幢建筑似乎在告诉人们，英国人在世界上最富有，我们可以对其余人等做任何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爱德华・格雷爵士身形瘦削，长着一张骷髅般的脸。他不喜欢外国人，也几乎不出国——在英国人眼里他是位完美的外交大臣。“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他很有礼貌地说，身边只有一个拿着记事本的助手。他们坐下后马上谈起了正事。“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平息巴尔干地区的局势。”

沃尔特一下子充满希望。这是和平的口吻。格雷不希望发生战争。

里希诺夫斯基点点头。亲王是德国政府里持和平主张的一方。他曾向柏林发了一份急电，敦促奥地利保持克制。他不同意沃尔特父亲等人的观点，这些人认为对德国来说现在开战比以后再打更有利，因为那时俄法两国会变得更加强大，难以对付。

格雷接着说：“不管奥地利人做什么，千万别去威胁俄国，激惹沙皇作出武力回应。”

没错，沃尔特兴奋地想。

里希诺夫斯基的观点显然跟他一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外相先生，你一语道破天机。”

格雷没去在意这一恭维。“我的建议是，你们和我们，也就是德国和英国，应该一起要求奥地利人延长他们指定的期限。”他本能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间刚过早上六点。“他们要求今晚六点前答复，按贝尔格莱德时间。他们不太可能拒绝再宽限塞尔维亚一天。”

沃尔特有些灰心。他一直希望格雷能提出个拯救世界的计划。推迟这一举措的要求实在太小了，可能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在沃尔特看来，奥地利人是那样好战，完全可以轻易拒绝这种请求，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但是，谁也不会征求他沃尔特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最高级别的场合也没他说话的份，除非问到他，他才能开口。

“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里希诺夫斯基说，“我会将它发给柏林，并附上我的支持。”

“谢谢你，”格雷说，“但是如果不行，我还另有一个建议。”

哦，沃尔特想，看来格雷对奥地利人能否宽限塞尔维亚更多时间并无把握。

格雷接着说：“我建议，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应该一起充当调解人，举行一个四国会议，提出一项既能满足奥地利，又不得罪俄国的解决方案。”

这才更像回事，沃尔特兴奋地想。

“奥地利不会事先同意被会议决议所约束，这是肯定的，”格雷继续说，“但是，这也不是必需的。我们可以要求奥地利皇帝至少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等着听会议都说了些什么。”

沃尔特十分欣喜。奥地利很难拒绝一个来自盟国和对手两方面商定的计划。

里希诺夫斯基也显得很高兴：“我会向柏林强烈推举这一建议。”

格雷说：“谢谢你们一大早就来跟我会面。”

里希诺夫斯基明白谈话已经结束，便起身离座，“不必客气，”他说，“您今天打算去汉普郡吗？”

格雷的爱好是飞钓和观鸟，他最喜欢呆在自己那座汉普郡伊钦河畔的小屋了。

“今晚吧，我希望，”格雷说，“这天气非常适合钓鱼。”

“祝您度过一个美好的星期天。”里希诺夫斯基说，随后他们便离开了。

两人穿过公园往回走，里希诺夫斯基说：“英国人真是了不起。欧洲处在战争边缘，可外交大臣还要去钓鱼。”

沃尔特感到欢欣鼓舞。格雷或许少了一些紧迫感，但他是第一个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的人。沃尔特对此满心感激。我会邀请他参加我的婚礼，他想，还要在我的演讲中对他表示感谢。

等他们回到使馆，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父亲也在。

奥托叫沃尔特去他的办公室。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正站在办公桌边。沃尔特正打算就茉黛的事当面跟父亲摊牌，但他不能当着冯・凯塞尔的面说这些，所以他说：“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几分钟前。我从巴黎坐了通宵的海陆联运列车。你跟大使干什么去了？”

“爱德华・格雷爵士召见了我们。”沃尔特瞥见冯・凯塞尔脸上掠过一丝羡慕，心里十分得意。

奥托说：“他又能说些什么？”

“他提出召开四国会议，居中调停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双方。”

冯・凯塞尔说：“浪费时间。”

沃尔特没去搭理他，对他的父亲问道：“您是怎么想的？”

奥托眯起眼睛。“很有趣，”他说，“格雷倒是狡猾。”

沃尔特掩饰不住他的激动：“您认为奥地利皇帝会同意吗？”

“绝对不会。”

冯・凯塞尔窃笑了几声。

沃尔特被噎了回去：“但为什么呢？”

奥托说：“如果会议提出了解决方案，而奥地利拒绝了呢？”

“格雷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奥地利没有义务必须接受会议的建议。”

奥托摇了摇头。“当然没有——但然后怎么样呢？如果德国作为会议成员，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但奥地利拒绝了我们的建议，等他们投入战争的时候，我们怎么再去支持他们呢？”

“我们不能。”

“所以说，格雷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离间奥地利和德国的关系。”

“哦。”沃尔特感到自己很愚蠢。他丝毫没有看出这一点。他的乐观情绪立刻低落下来，阴沉着脸说：“这么说，我们不会支持格雷的和平计划？”

“不可能。”他的父亲说。

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建议石沉大海，沃尔特和茉黛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一小时又一小时，世界在蹒跚着靠近灾难的边缘。

第二天是星期天，沃尔特要跟安东见上一面。现在，人们又在想尽办法了解俄国人会有何举措。塞尔维亚人几乎对奥地利提出的所有要求作出了让步，只是要求更多时间来商讨其中最苛刻的两项条款；但奥地利人宣布无法接受这一请求，而塞尔维亚也已开始调动自己小规模的军队。一场争斗不可避免，但俄国会不会参战呢？

沃尔特来到圣马丁教堂，它坐落在特拉法加广场，那里是伦敦最繁忙的交通枢纽。这座教堂属于十八世纪帕拉第奥风格建筑，沃尔特发现与安东的见面既让他掌握了英国的建筑历史，同时又能获得有关俄国人意图的信息，可谓一举两得。

他登上台阶，经过一根根巨大的廊柱走进中殿，焦急地四下张望。在最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都担心安东不会出现，而现在的局势如此糟糕，这家伙更有可能临阵退缩了。阳光从教堂东边的威尼斯式大窗照进来，在明亮的光线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安东。他松了一口气，朝那边走了过去，坐到了这位急于复仇的间谍身边。几秒钟后礼拜便开始了。

与往常一样，他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交谈。“上周五召开了内阁会议。”安东说。

沃尔特知道这件事。“他们作了什么决定？”

“没什么。他们只是提出建议。最后还是由沙皇决定。”

沃尔特也了解这一点。他控制着自己的急躁情绪：“请原谅，不过他们提出了什么建议？”

“允许四个俄国军事区做好调动准备。”

“不！”沃尔特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旁边唱赞美诗的人转过身来盯着他。这是进行战争的最初准备。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说：“沙皇同意吗？”

“他昨天批准了这个决定。”

绝望之中，沃尔特问：“哪几个区？”

“莫斯科、喀山、敖德萨和基辅。”

在做祈祷的时候，沃尔特默想着俄国的版图。莫斯科和喀山是在辽阔国土的中部，距离欧洲边界起码有上千公里，但敖德萨和基辅处于西南面，靠近巴尔干。在唱下一段赞美诗的时候，他说：“他们在调兵对付奥地利。”

“不是调兵——是准备调兵。”

“我明白，”沃尔特耐心地说，“不过，昨天我们谈论奥地利攻击塞尔维亚，是巴尔干地区的小范围冲突。今天我们谈的就是奥地利和俄国，已经是一场涉及整个欧洲的战争了。”

赞美诗结束了，沃尔特焦急地等着唱下一首。他是被虔信新教的母亲抚养大的，一直为自己将礼拜作为秘密工作的掩护而良心不安。他简短祈祷了一会儿，为自己求得宽恕。

教众又开始唱歌，沃尔特说：“为什么他们急于采取这些战前准备？”

安东耸耸肩。“将军们对沙皇说：‘您每耽误一天，都会为敌人增加优势。’情况一直如此。”

“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准备更可能引发战争吗？”

“士兵只想打赢战争，而不是回避战争。”

赞美诗结束了，礼拜接近尾声。安东站了起来，沃尔特抓住他的胳膊。“我必须增加跟你见面的机会。”他说。

安东显得十分惊恐：“我们都已经说好……”

“这我不管。欧洲处在战争的边缘。你说俄国正在一些地区做战争调动。如果他们授权其他地区也做同样准备呢？他们会采取什么其他措施？什么时候这种准备成为现实？我必须每天都作出报告。每个小时一次更好。”

“我不能冒这个险。”安东使劲要抽回胳膊。

沃尔特抓得更紧了：“每天早上跟我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见面，然后你再去大使馆。在南侧耳堂的诗人之角。教堂非常大，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

“绝对不行。”

沃尔特叹了口气。他不得不使用威胁手段，他不喜欢这样做，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这很冒险，会让间谍完全撤出。但他必须孤注一掷。“如果你明天不来的话，我就去你的大使馆找你。”

安东脸色苍白：“你不能这样做！他们会杀了我！”

“我必须得到信息！我要尽力阻止一场战争。”

“我盼的就是发生一场战争。”这个小职员残忍地说，他把声音压得很低，“我希望德国军队把我的国家夷为平地，彻底摧毁。”沃尔特吃惊地盯着他，“我希望沙皇被杀，让人毫不留情地弄死，还要加上他的家人。我盼着他们统统下地狱，他们活该如此。”

说完，他便转过身去，急匆匆走出教堂，消失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喧哗中。

星期二下午的喝茶时间，碧公主“在家”。这意思是说她的朋友们都被招来讨论参加过的聚会，展示她们白天的装扮。茉黛不得不参加，赫姆姑妈也一样，她俩都属于没钱的穷亲戚，靠菲茨的慷慨赡养过日子。茉黛觉得今天的谈话极其愚蠢无聊，她想要谈的只有一件事：是否会发生战争。

梅费尔宅邸的晨间起居室非常现代。碧十分留意装饰潮流。配套的竹椅和沙发围出一个个小聊天区，其间留出大块空地供人们来回走动。室内的针织饰物带着安静的淡紫色花纹，地毯是浅褐色的。墙上没贴壁纸，但涂成了让人舒服的米色。房间里也没有维多利亚式的杂乱装饰——镶镜框的照片、摆设、靠垫和花瓶。时髦的人认为，一个人没必要把屋子塞满，以此炫耀自己的财富。茉黛赞成这种观点。

碧正在跟苏塞克斯公爵夫人聊天，议论着首相情妇维尼希娅斯・斯丹利的闲话。碧其实应该担心的，茉黛想，如果俄国加入战争，她的哥哥安德烈王子就必须参战。可碧显得无忧无虑。实际上她今天格外漂亮。也许她有个情人。这在上流社会并不罕见，因为许多人的婚姻都是安排的。有些人不赞成婚外情——公爵夫人会永久性地把这种女人从她的邀请名单上划掉——但另一些人就对这种事视而不见。不过，茉黛并不觉得碧是这种人。

菲茨进来喝茶，他一小时前从上议院溜了出来，沃尔特紧跟其后。他们都穿着灰色外套和双排扣背心，显得尤为雅致。茉黛看着他们，不由得想象着他们穿军装的样子。如果战争蔓延开来，他们就有可能参战——几乎可以肯定是交战对方。他们会成为军官，但都不会狡猾地在总部混一个安全的工作，而是会带领士兵冲锋陷阵。这两个她爱的男人最终可能互相射击。她打了一个寒战，不敢再想下去。

茉黛回避着沃尔特的目光。她有种感觉，碧那个圈子里的女人直觉很敏锐，已经注意到她花了多少时间跟他说话。她并不在乎自己被怀疑——她们很快就会了解真相的。不过，她不想让菲茨在被正式告知前听到任何流言蜚语。那样他会非常生气。因此，她尽量不让自己的感情表露出来。

菲茨在她旁边坐下。她掂量着说些什么才能不涉及沃尔特，想到了泰-格温，便问道：“你那个威尔士女管家出什么事了？那个威廉姆斯，她突然消失了，我问其他仆人，他们一个个支支吾吾，谁也说不清楚。”

“我不得不让她离开。”菲茨说。

“哦！”茉黛很惊讶，“可我一直觉得你挺喜欢她的。”

“那倒说不上。”他显得有些尴尬。

“她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不高兴了？”

“她遭受了不贞的恶果。”

“菲茨，快别咬文嚼字了！”茉黛笑了起来，“你是说她怀孕了？”

“快小声点！你知道公爵夫人最忌讳这个。”

“可怜的威廉姆斯。谁是孩子的父亲？”

“亲爱的，你觉得我会去盘问吗？”

“不，当然不会。我希望这个人会对她负责，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

“我不知道。她是个仆人，拜托。”

“你平常对自己的仆人没这么冷酷无情啊。”

“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受到鼓励。”

“我很喜欢威廉姆斯。她比大多数上流女性都聪明，也更有趣。”

“别说傻话了。”

茉黛不再说什么了。出于某种原因，菲茨在假装他并不在乎威廉姆斯。但他从来不愿意解释自己的想法，逼他也没有用。沃尔特走了过来，平衡着手上托着的茶杯茶碟和蛋糕盘子，冲着茉黛笑了笑，但话是对菲茨说的：“你认识丘吉尔吧？”

“小温斯顿吗？”菲茨说，“当然认识。他一开始在我们队伍里，后来改归自由党。我觉得他骨子里还是倾向于我们保守党的。”

“上周五他跟阿尔伯特・巴林一块吃了饭。我很想知道巴林说了什么。”

“我可以给你透露点消息。实际上温斯顿跟所有人都说了。如果发生战争，巴林说，如果英国不去插手的话，德国会答应让法国最终保持完整无缺，不会夺取额外的领土——这是跟上次的情况相比较而言，那次他们拿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

“噢，”沃尔特满意地哼了一声，“谢谢你。几天来我一直想把这件事弄清楚。”

“你们大使馆不知道吗？”

“很显然，这个消息在有意绕过正常的外交渠道。”

茉黛一下子来了兴趣。这种模式看来有希望让英国置身任何欧洲战争之外。或许最终菲茨和沃尔特可以避免兵戎相见。她说：“温斯顿是怎么回应的？”

“不置可否，”菲茨说，“他把谈话内容汇报给内阁，但并未对之进行讨论。”

茉黛正要怒气冲冲地质问为什么不讨论，罗伯特・冯・乌尔里希突然出现了，他一脸惊慌，就像刚刚获悉某个他所爱的人的死讯。“罗伯特到底是怎么啦？”茉黛看着他朝碧鞠躬。

他转过身来跟房间里所有人说话：“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了。”他通报说。

有那么一刻，茉黛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停止了。人们一动不动，谁都没有说话。她盯着罗伯特卷曲胡子下面的嘴巴，希望他收回刚才的话。随后，壁炉上的时钟敲响了，屋子里的男男女女开始发出一片惊愕的嗡嗡声。

茉黛满眼是泪。沃尔特递给她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亚麻手帕。她对罗伯特说：“你不得不去参战。”

“我肯定会的。”罗伯特说。他的语气轻快，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仍显得很害怕。

菲茨站了起来：“我最好赶回上议院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他人也离开了。趁着周遭一片嘈杂，沃尔特悄悄对茉黛说：“阿尔伯特・巴林的建议突然变得比以前重要十倍。”茉黛也这样认为。

“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我需要知道英国政府对这件事的真实态度。”

“我会想办法弄清楚。”她很高兴能有机会做点事情。

“我得回使馆了。”

茉黛看着沃尔特离去，很想跟他吻别。大部分客人也在这时离开了，茉黛溜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

她脱掉衣服躺下。一想到沃尔特要去打仗，眼泪就失去了控制。过了一会儿，她便哭着睡着了。

她醒来的时候已经该出门了。她受到邀请，要去参加格伦康纳夫人的音乐晚会。她很想留在家里，但她突然想到可能有一两个政府大臣会去格伦康纳家做客。她或许能为沃尔特探听些有用的东西。她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

她和赫姆姑妈坐上菲茨的马车穿过海德公园来到安妮女王大门，格伦康纳家就在那里。客人中有茉黛的朋友约翰尼・雷马克，一位陆军部的副部长。但更重要的是，爱德华・格雷爵士也在。她打定主意，要跟他谈谈阿尔伯特・巴林的事。

还没等她找到机会，音乐就开始了，她坐下欣赏。坎贝尔・麦克因斯唱了几首亨德尔的作品——这位德国作曲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英国度过的，茉黛悻悻地想。

她一边听着演唱，一边偷偷观察着爱德华爵士。她不怎么喜欢这个人——他属于一个自由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团体，比多数党派更为传统和保守。然而，她又对他很是同情。他从来没有特别高兴过，今晚他苍白的脸色更显铁青，好像他肩负着整个世界的重量——当然，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麦克因斯唱得很好，茉黛遗憾沃尔特太忙没有来，否则他肯定会大为欣赏的。

音乐一结束，她便缠住了外交大臣。“丘吉尔告诉我，他向您转交了一份来自阿尔伯特・巴林的有趣消息。”她说。她看出格雷的脸变得僵硬，但她不依不饶。“如果我们不插手任何欧洲战争，德国就会承诺不去抢夺任何一块法国领土。”

“大概是这样。”格雷冷冷地说。

显然她提起了一个让人反感的话题。出于礼仪她本该立刻止住。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外交策略的问题——它关系到菲茨和沃尔特是否要上战场打仗。她继续说道：“我理解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欧洲的势力均衡不受干扰，但我觉得巴林先生的建议恰好合乎我们的要求。难道我错了吗？”

“你肯定错了，”他说，“这个建议无耻至极。”他显得有些冲动。

茉黛觉得很沮丧。他为什么拒不接受这个建议？这里有一线希望啊！她说：“作为一个女人我恐怕无法像您那样，一眼看穿事情的本质，能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这么确信吗？”

“如果按巴林的建议，等于是为德国入侵法国铺平了道路。我们会变成同谋。这是对一个盟友的肮脏背叛。”

“噢，”她说，“我明白了。这就好像有个人说‘我要去偷你的邻居，但如果你不干扰，我保证不烧你的房子，也不烧他的’。是这回事吧？”

格雷的态度缓和了一些。“这是个很好的比喻，”他骨骼崚嶒的脸上有了笑意，“我会记得引用它的。”

“谢谢你。”茉黛说。她失望极了，知道自己把这种情绪流露了出来，但她实在无法控制。她沮丧地说：“不幸的是，这让我们危险地站在了大战边缘。”

“恐怕是这样。”外交大臣说。

像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英国议会分上下两院。菲茨属于上议院，其中包括更高等级的贵族、主教，以及高级法官。下议院是由被称为议会议员的当选代表组成，两院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会议，这是一座为特定目的建造的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带有一座钟塔。那座钟被称为“大本钟”，菲茨很乐于指出这实际上就是钟的名字。

7月29日，星期三正午，大本钟敲了十二下，菲茨和沃尔特在气味难闻的泰晤士河旁的露台上要了餐前雪利酒。菲茨像往常一样满足地望着这座宫殿——它富丽堂皇，硕大无朋，坚不可摧，就像由里面的议会所统治的帝国一样。这座建筑看上去会屹立千年不倒——但帝国真的可以延续下去吗？想到它所面临的威胁，菲茨不免打了个冷战：蛊惑人心的工会成员，正在罢工的矿工，德国皇帝，工党，爱尔兰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里面甚至还包括自己的妹妹。

不过，他并没有把这种烦忧付诸言辞，尤其他的客人还是个外国人。“这地方就像一个夜总会，”他很随意地说，“里面有酒吧、餐厅，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只允许一部分够资格的人进去。”这时，一个工党议员跟一个自由党同伴走了过去，菲茨随口补充说：“尽管有时会有乌合之众混过门卫的检查。”

沃尔特有不少新闻急于相告。“你听说了吗，德国皇帝完全转变了态度。”

菲茨没有听说。“具体是指什么？”

“他说，塞尔维亚的答复并不成为战争的理由，奥地利人必须停止进攻贝尔格莱德。”

菲茨对各种和平计划抱怀疑态度。他主要关心的是英国要保持世界上最强国的地位。他害怕自由党政府会出于某种愚见，认为所有国家拥有同等主权，从而让英国失去这一地位。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头脑相当健全，但他可能被党派中的左翼赶下台——这些人很可能被劳埃德・乔治所领导。接着，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了。

“停止进攻贝尔格莱德。”他若有所思地说。首都地处边境，奥地利人只需冒险进入塞尔维亚领土不到两千米就能拿下它。俄国人可能会被说服，认为这不过是当地警方的行动，不会威胁到他们。“我很怀疑。”

菲茨不希望打仗，但他心里又对这一前景暗中窃喜。这将是证明自己勇气的机会。他父亲在海军功勋卓著，但菲茨从未见识过任何战斗。一个男人总要做些必须做的事情，才能独立于天下，自称为男人，其中就包括为国王和国家战斗。

一个信使朝他们走了过来——他穿着宫廷制服：天鹅绒及膝短裤和白色丝袜。“下午好，菲茨赫伯特伯爵，”他说，“阁下，客人们已经抵达，直接去了餐厅。”

等他走后，沃尔特问：“你们为什么让他们穿成这样？”

“这是传统。”菲茨说。

两人喝完杯子里剩下的酒便进去了。走廊里铺着厚厚的红地毯，墙壁上是折布式的镶板。他们走进贵族餐厅，茉黛和赫姆姑妈已经就位了。

这次午餐是茉黛出的主意，她说沃尔特从未来过宫殿。此时沃尔特鞠了一躬，茉黛对他热情地微笑着，这让菲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们两个是不是有那么点意思？不，这太荒谬了。当然，茉黛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沃尔特十分理智，根本不会在这种紧张时期去考虑这种英德之间的婚姻。再说，他们两个一直像兄妹。

他们坐了下来，茉黛说：“今天早上我去了你的婴儿诊所，菲茨。”

他扬了扬眉毛：“我的诊所？”

“是你为它出钱。”

“我记得当初是你告诉我说，东区应该开设一间诊所，针对那些没人出钱供养的母亲和儿童，我说的确应该，而接下来我就只看见那些账单了。”

“你非常慷慨。”

菲茨不以为然。处于他这种位置的人不得不做些慈善，好在有茉黛完成所有的具体工作。他没有向人公布其中的事实，即大多数母亲未婚，也从没有结过婚——他不希望那位当公爵夫人的姑姑受到冒犯。

“你绝对猜不到今天上午谁来了，”茉黛继续说，“威廉姆斯，泰-格温的女管家。”菲茨打了一个寒战。茉黛乐呵呵地补充说：“我们昨天晚上还说起过她！”

菲茨极力装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样子。凭借女人的直觉，茉黛很容易看穿他的心思。他不想让她怀疑他跟艾瑟尔的真正瓜葛，这太让人尴尬了。

他知道艾瑟尔在伦敦。她在阿尔盖特找了一所房子，菲茨已经指示索尔曼以她的名义买下。菲茨担心在街上遇到艾瑟尔的尴尬，但这事儿却让茉黛赶上了。

她去诊所干什么呢？他希望她没事。“她应该不会生病了吧。”他说，试图让这话听上去不过是出于礼貌的询问。

“没什么要紧的。”茉黛说。

菲茨知道孕妇会有些轻微的病症。碧曾有过一点点出血，很是担心，但拉斯伯恩教授说这种情况在怀孕头三个月经常发生，不必大惊小怪，只是她做事不能逞强用力，尽管碧根本没有什么需要用力做的事情。

沃尔特说：“我记得威廉姆斯，一头卷发，很爱笑。她的丈夫是谁？”

茉黛回答说：“是几个月前跟主人来泰-格温做客的一个贴身男仆。名字叫泰迪・威廉姆斯。”

菲茨感到自己脸上发烧。看来她把自己虚构的丈夫称作泰迪！他真希望茉黛没见过她。他想忘记艾瑟尔。但她在他脑子里迟迟不肯离去。为了掩饰尴尬，他左顾右盼，装作在找侍者。

他告诫自己不要那么敏感。艾瑟尔是一个女仆，而他是位伯爵。地位高的男人总是在寻欢作乐，不放过任何机会。这种事情已经持续了几百甚至几千年。对此多愁善感太愚蠢了。

他换了个话题，为女士们重复了一遍从沃尔特那里听来的有关德皇的新闻。

“我也听说了，”茉黛说，“上天保佑，但愿奥地利人会听从。”她热切地补充道。

菲茨朝她一扬眉毛：“你为什么这么热心？”

“我不想让你在战场上被人打死！”她说，“我不希望沃尔特成为我们的敌人。”她的声音有些哽咽。女人真是爱动感情。

沃尔特说：“茉黛女勋爵，你是否知道阿斯奎斯和格雷对德皇的建议有何评判？”

茉黛振作起来：“格雷说，这跟他的四国会议建议结合起来，可以阻止战争。”

“好极了！”沃尔特说，“这正是我期待的。”他很是急切，显得像个小孩子，这让菲茨想起他们的学生时代。沃尔特在授奖演讲日赢得音乐奖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

赫姆姑妈说：“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可怕的卡约夫人被判无罪？”

菲茨吃了一惊：“无罪？可她枪杀了那个人！她去商店买了把枪，把子弹装上膛，开车到了《费加罗报》的办公室要求见编辑，然后把他一枪击毙，她怎么可能无罪？”

赫姆姑妈说：“她说‘那种枪容易走火’。竟然有这等事！”

茉黛笑了起来。

“陪审团大概喜欢上她了。”菲茨说。茉黛的笑让他恼火。陪审团的乖张行为对有序的社会是种威胁。对一桩谋杀案不该如此草率。“这只有法国人干得出来。”他鄙夷地说。

“我很佩服卡约夫人。”茉黛说。

菲茨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你怎么能对一个杀人凶手说这种话？”

“我觉得该有更多的人去枪杀报纸编辑。”茉黛快活地说，“这能让新闻行业有所改进。”

第二天是星期四，沃尔特去看望罗伯特的时候，心里仍然充满希望。

德皇正在犹豫不决，尽管他受到来自奥托这类人的压力。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要求宣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等于是要点燃战争的导火索，但皇帝拒绝了，他认为如果奥地利人止步于贝尔格莱德，就可以避免发生全面冲突。得知俄国沙皇下令调动军队，威廉向其发了一封私人电报，请求他重新考虑。

这两位君主原本是表兄弟。德皇的母亲和沙皇的岳母是亲姐妹，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两个女儿。德皇和沙皇用英语通信，称呼对方为“尼基”和“威利”。尼古拉沙皇被表兄弟威利的电报所打动，撤销了他的动员令。

如果他们双方保持既定立场，那么对于沃尔特和茉黛，以及几百万希望和平生活的人来说，未来有可能是光明的。

奥地利大使馆是著名的贝尔格雷夫广场上气势恢宏的建筑之一。沃尔特被引到罗伯特的办公室。他们两人总是互通消息。他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两个人的国家是亲密盟友。“德国皇帝似乎决心让他的‘止步贝尔格莱德’计划生效，”沃尔特说，他坐了下来，“随后，所有其他问题也就解决了。”

罗伯特不像他那么乐观。“这是不会成功的。”

“为什么不会？”

“我们不愿意止步于贝尔格莱德。”

“天啊！”沃尔特说，“你确定吗？”

“明天早上维也纳的部长们会讨论这件事，但恐怕结果已成定局。没有得到俄国的保证，我们不能止步于贝尔格莱德。”

“保证？”沃尔特气愤地说，“你们必须停止战斗，然后再谈其他问题。你们不能提前要求什么保证！”

“恐怕我们不是这么看的。”罗伯特固执地说。

“但我们是盟友关系。你们怎么能拒绝我们的和平计划呢？”

“这还不容易。你好好想想。你们能做什么呢？如果俄国动员起军队来，你们就受到威胁，你们就也得调动部队。”

沃尔特正要争辩，但他意识到罗伯特的话有道理。俄国军队一旦调动起来，将会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罗伯特冷酷地继续说道：“你们必须跟我们一起作战，不管愿不愿意。”他做了个抱歉的表情，“如果这话听上去有些傲慢，那就请你原谅。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见鬼！”沃尔特说。他真想哭。他一直抱有希望，但罗伯特这番冷酷坦白粉碎了他的梦想。“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不是吗？”他说，“那些希望和平的人输掉了这场竞争。”

罗伯特的声音变了，突然显得有些悲伤：“我一开始就知道会这样，”他说，“奥地利必须进攻。”

在此之前罗伯特都显得很急切，毫不悲伤。他为什么一下子变了？出于试探，沃尔特问道：“你就不得不离开伦敦？”

“你也一样。”

沃尔特点了点头。如果英国参战，所有奥地利和德国使馆工作人员将不得不在短期内打道回府。他压低声音说：“你会不会……特别想念哪个人？”

罗伯特点了点头，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

沃尔特冒昧地猜测道：“是雷马克勋爵？”

罗伯特伤感地笑了笑：“真有这么明显吗？”

“只有了解你的人看得出这一点。”

“约翰尼跟我都觉得我们已经很谨慎了。”罗伯特痛苦地摇了摇头，“至少你可以娶茉黛。”

“我倒是希望这样。”

“有什么问题吗？”

“德国跟英国交战的话，两个国家的人能结婚吗？她认识的人都会对她避之不及。我的情况也一样。对我来说，我可以全然不在乎，但我不愿意把这种命运强加给她。”

“这事可以悄悄做。”

“在伦敦？”

“去切尔西结婚。那儿不会有人认识你们。”

“可这样的话，你得是常驻居民才行吧？”

“你要出示一个有你姓名和当地地址的信封。我住在切尔西，我就可以给你找一封写给冯・乌尔里希先生的信。”他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翻了一阵，“拿着。是裁缝寄来的一份账单，寄给冯・乌尔里希先生的。他们以为冯是我的名字。”

“可能没有时间了。”

“你可以获得特殊许可。”

“哦，我的上帝，”沃尔特说，一下子愣在那里，“你说得对。我可以。”

“你还得去趟市政厅。”

“是的。”

“要不要我告诉你怎么走？”

沃尔特沉思了片刻，然后说：“好的，谢谢。”

“那些将军占了上风，”安东说，7月31日星期五他站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忏悔者爱德华的墓前，“沙皇昨天下午妥协了。俄国正在调兵遣将。”

如同听到了死刑判决，沃尔特心里一阵寒意。

“这是结束的开始，”安东接着说，沃尔特看见他眼里闪烁着复仇的光芒，“俄国人以为他们很强大，因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军队。但他们的统帅十分脆弱。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这是一个星期以来沃尔特第二次听人说起“世界末日”这个词，但这一次他才明白这实在是恰如其分。几个星期后，俄国的六百万大军，整整六百万，即将集结于德国和匈牙利边境。没有哪位欧洲国家的首脑会无视这种威胁。德国不得不调兵——德皇已别无选择。

沃尔特已经无计可施。柏林那边，总参谋部在敦促德国人动员起来，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答应今天中午作出决定。这一消息意味着他只会作出一种决定。

沃尔特必须立即通知柏林。他匆匆与安东告别，走出这座宏伟的教堂。他疾步如飞，穿过一条名叫“斯托里门”的小街，沿着圣詹姆斯公园的东侧一路小跑，然后跑上约克公爵纪念堂的台阶，进了德国大使馆。

大使办公室的门开着。里希诺夫斯基亲王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奥托站在他旁边，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在打电话。房间里还有其他十几个使馆职员，匆忙地进进出出。

见到他的父亲，沃尔特气喘吁吁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柏林收到了我们在圣彼得堡的大使馆发去的电报，上面说‘7月31日是动员的第一天’。柏林方面正试图确定报告是否属实。”

“冯・凯塞尔在干什么？”

“保持同柏林的电话线畅通，以便我们能马上听到消息。”

沃尔特深吸了一口气，上前一步。“殿下。”他对里希诺夫斯基亲王说。

“什么事？”

“我可以证明俄国的动员属实。这是我的线人不到一个小时前告诉我的。”

“好的。”里希诺夫斯基走到电话机前，冯・凯塞尔把听筒递给他。

沃尔特看了看手表。还差十分钟十一点——柏林那边离中午的最后期限没多少时间了。

里希诺夫斯基对着电话说：“俄国的动员已经由这里的可靠来源证实了。”

他听了一会儿。房间里安静下来，谁都没有动。“是的，”里希诺夫斯基最后说，“我明白。好的。”

他咔嚓一声挂上了电话，那声音听上去如同雷击。“首相已经作出决定，”然后他重复了那句让沃尔特害怕的话，“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开战。”

第十章

1914年8月1日至3日

茉黛感到心急如焚，焦虑难耐。星期六早上，她在梅费尔宅邸的早餐室里坐着，什么都不想吃。夏日的阳光透过大窗子照射进来。屋子里的装饰很是宁静——地上是波斯地毯，还有水绿色的墙漆和淡蓝色的窗帘，但这一切并不能让她平静下来。战争在步步逼近，似乎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无论是德国皇帝、俄国沙皇，还是爱德华・格雷爵士，他们全都束手无策。

碧走了进来，穿着轻薄的夏装，披着蕾丝披肩。管家格洛特戴着手套，为她倒上咖啡，碧随手从碗里拿了一个桃子。

茉黛看着报纸，但只是扫了一眼标题，无法集中精力读下去，就把报纸丢在一边。格洛特拿起报纸，整齐地叠好。“别担心，我的小姐，”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给德国来个迎头痛击。”

她瞪了他一眼，但没说什么。跟仆人争论问题很不明智，出于尊重，他们对任何见解都会表示赞同。

赫姆姑妈委婉地把他支开。“我认为你是对的，格洛特，”她说，“再拿点热面包卷来好吗？”

菲茨走了进来。他询问碧感觉如何，后者耸了耸肩。茉黛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只是无心去琢磨这件事。她立刻向菲茨问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她知道他参加了保守派的领导人在沃格雷夫的乡村宅邸举行的会议。

“F.E.带来了温斯顿的消息。”F.E.史密斯是位保守党议员，与自由党的丘吉尔是莫逆之交，“他提议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党组成联合政府。”

茉黛吃了一惊。她一般都会知道自由党的圈子里发生的事情，但阿斯奎斯首相保守了这一秘密。“真是岂有此理！”她说，“这加大了战争的可能性。”

菲茨冷静得令人恼火，他从餐具柜上的盘子里取了些热香肠：“自由党的左翼比和平主义者稍好一些。我猜测，阿斯奎斯害怕被他们束手束脚。但他又没有获得自己党内足够的支持来压倒他们。他能找谁寻求帮助呢？只有保守党了。因此就有了这个联合的建议。”

茉黛担心的倒不是这个：“博纳・劳对此有何见解？”安德鲁・博纳・劳是保守党领袖。

“他拒绝了。”

“感谢上帝。”

“我支持他的做法。”

“为什么？难道你不想让博纳・劳在政府里有个位子？”

“我想要的比这更多。如果阿斯奎斯想打仗，劳埃德・乔治带领左翼反抗，自由党就会走向分裂，无法统治国家。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保守党就会接管下来，博纳・劳就会当上首相。”

茉黛气愤地说：“你发现没有，一切都像是在合力促成战争？阿斯奎斯希望跟保守党联合，因为他们更积极好战。如果劳埃德・乔治领导一场反抗阿斯奎斯的叛乱，保守党将接管政府。人人都在争夺权位，而不是去争取和平！”

“你怎么样？”菲茨说，“昨晚你去哈肯宅邸了吗？”他指的是波尚伯爵的家，那是和平派的总部。

茉黛眼睛一亮。似乎看到一丝希望的曙光。“阿斯奎斯呼吁内阁今天上午开会，”这在星期六很不寻常，“莫利和伯恩斯想发布一个声明，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与德国作战。”

菲茨摇了摇头。“他们不能这么预先判断。格雷会辞职的。”

“格雷一直威胁说要辞职，但他永远不会这么做的。”

“尽管如此，但现在不能冒险让内阁出现分裂，我的那帮人正在伺机而动，等待接管政府。”

茉黛知道菲茨是对的。她感到气馁，简直想大喊大叫。

碧手里的餐刀掉了下来，发出异样的声音。

菲茨说：“你没事吧，我亲爱的？”

她站了起来，用手捂着肚子，脸色苍白。“对不起。”说着便冲出了房间。

茉黛站了起来，关切地说：“我去看看她怎么了。”

“我去，”菲茨的话让她有些吃惊，“你留下吃完早餐。”

茉黛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不等菲茨出门，便问道：“碧那是妊娠反应吧？”

菲茨在门前停住脚步：“别告诉任何人。”

“恭喜你。我很为你高兴。”

“谢谢。”

“但是孩子……”茉黛的话卡在了她的嗓子眼。

“噢！”赫姆姑妈善解人意地说，“这多好啊！”

茉黛还是想把自己的话说完：“可孩子要在战争中降生到这个世界吧？”

“唉，我的天啊，”赫姆姑妈说，“我没想到这一点。”

菲茨耸耸肩：“对新生儿来说这没什么区别。”

茉黛觉得眼泪快流出来了：“孩子什么时候降生？”

“一月，”菲茨说，“这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菲茨，”茉黛叹息了一声，她已无法止住自己的眼泪，“菲茨，到时候你还会活着吗？”

星期六上午，德国大使馆里乱成一团。沃尔特呆在大使的房间接电话，收电报，做笔记。如果不是一直为他跟茉黛的前景担忧，这的确算得上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无法享受参与一场国际势力的博弈带来的快感，相反，他被恐惧折磨着，害怕他和他心爱的女人在战争中互为敌人。

威利和尼基之间已不再互发任何友好的消息。昨天下午，德国政府已经向俄国人发出一份冷冰冰的最后通牒，限他们十二小时内停止调动其规模庞大的军队。

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了，圣彼得堡那边没有答复。

不过，沃尔特依然相信战争仅仅局限于东欧，因此德国和英国可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里希诺夫斯基大使也流露出乐观的态度。甚至连阿斯奎斯都表示法国和英国可能会袖手旁观。毕竟这两个国家并未过多介入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地区未来的问题。

法国是关键所在。柏林在昨天下午发出了第二份最后通牒，这份是发往巴黎的，它要求法国人宣布保持中立。这种希望十分渺茫，但沃尔特一心盼着出现奇迹。最后通牒到了中午就要过期。同时，总参谋长约瑟夫・霞飞曾要求立即动员法国军队，内阁今天上午开会决定。沃尔特沮丧地想，任何国家的军官们都在向政治领袖施压，以采取措施应对战争。

很难揣测法国人到底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差一刻钟十一点，也就是法国人还有七十五分钟，里希诺夫斯基接待了一位不期而至的客人：威廉・泰瑞尔爵士。这位官员是个关键人物，他长期从事外交事务，经验十分丰富，是爱德华・格雷爵士的私人秘书。沃尔特马上将他带到大使的办公室。里希诺夫斯基示意沃尔特留在旁边。

泰瑞尔说德语：“外交大臣让我通告阁下，内阁正在召开会议，因此会后他或许有能力对你作出申明。”

这话显然经过一番排练，泰瑞尔的德语十分流畅，但沃尔特还是没有明白这话的具体意思。他看了一眼里希诺夫斯基，见他也一脸困惑。

泰瑞尔接着说：“这一申明，也许对防止一场大灾难有所帮助。”

这话让人有所期望，但十分含糊。沃尔特真想催促一句：快点儿说重点！

里希诺夫斯基以同样保守的外交语言答复他：“是否可以就这一声明的主题稍作暗示，威廉爵士？”

我的老天爷！沃尔特暗暗叫苦：我们这是在谈论生死攸关的大事啊！

这位官员的答话措辞严谨：“是这样的，如果德国人保持克制，不去进攻法国，那么法国和英国可能会考虑他们是否真正有义务干预欧洲东部的冲突。”

沃尔特倍感震惊，连手里的铅笔都掉在了地上。法国和英国置于战争之外——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盯着里希诺夫斯基。大使本人也显得既吃惊又兴奋。“这非常有希望。”他说。

泰瑞尔警示般举起一只手：“请理解，我并未作任何承诺。”

好吧，沃尔特想，但你并不是来这儿闲聊的。

里希诺夫斯基说：“那我也简单表态——威廉皇帝陛下和德国政府非常愿意考虑将战争局限于东部。”

“谢谢你。”泰瑞尔站了起来。“我会回去报告给爱德华爵士。”

沃尔特送泰瑞尔出去。他兴奋极了。如果法国和英国不参加战争，那就再没有什么能阻碍他跟茉黛结婚了。这不会是一场梦吧？

他返回大使的办公室。还没等他们开始讨论泰瑞尔的申明，电话就响了起来。沃尔特拿起听筒，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我是格雷。我可以跟大使阁下说话吗？”

“当然，先生。”沃尔特把电话递给大使，“是爱德华・格雷爵士。”

“我是里希诺夫斯基。早上好……是的，威廉爵士刚刚离开……”

沃尔特盯着大使，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单边谈话，试图从他脸上读出整个对话的意思。

“这个建议很有意思……请允许我阐明我们的立场。德国无论是跟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发生争吵。”

听上去好像格雷打算强调泰瑞尔所表示出的立场。显然，英国人对这件事情非常认真。

里希诺夫斯基说：“俄国调兵是一种威胁，显然不能忽视，但这一威胁针对的是我们的东部边境；那里有我们的盟友奥匈帝国。我们已要求法国保证持中立立场。如果法国给了我们保证——或者，如果英国能保证法国的中立，那就没有理由在西欧发动战争……谢谢您，外相先生。很好——我会在下午三点半钟拜访您。”他挂断了电话。

他看着沃尔特。两个人得胜般笑了笑。“好啊，”里希诺夫斯基说，“我真没有想到！”

茉黛去了苏塞克斯宅邸，那儿聚集了一群有影响力的保守党议员和地位相当的贵族，当他们在公爵夫人的晨间起居室喝茶的时候，菲茨怒冲冲地走了进来。“阿斯奎斯和格雷动摇了！”他说，指着银糕饼托盘，“就像这块倒霉的烤饼一样，一碰就碎。他们打算背叛我们的朋友。我真是愧为英国人。”

茉黛一直在担心这个。菲茨遇事不会妥协，他认为英国一发号施令，全世界就会俯首听从。政府与他国以平等姿态相互协商让他厌恶至极。令人苦恼的是，很多人都认同这一点。

公爵夫人开口道：“冷静点，菲茨，亲爱的，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

菲茨说：“阿斯奎斯今天上午致函道格拉斯。”茉黛推测他说的是查尔斯・道格拉斯爵士，帝国总参谋长，“我们的首相希望公开表明立场，政府从未承诺在出现战争的情况下派遣英国军队到法国！”

茉黛是在座的人中唯一一个自由派，她觉得有义务为政府辩解几句。“但这是事实，菲茨。阿斯奎斯只是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所有选择都是不受限制的。”

“那我们跟法国军队进行的所有会谈又到底为了什么呢？”

“为了探索各种可能！为了做好应急预案！会谈并不是合约，尤其是在国际政治上。”

“朋友就是朋友。英国是世界的先导。这些事情女人不一定理解，但人们期望我们去支持我们的邻居。作为有身份的绅士，我们对哪怕一丁点儿的欺骗都深恶痛绝，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想到这种言论有可能让英国卷入战争，茉黛不免打了个寒战。她简直无法让她的哥哥明白这种风险。他们对彼此的爱显然超过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但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完全有可能酿成一场激烈的争吵。如果菲茨跟谁吵翻了，他就再不会去补救。然而，他却愿意参战，哪怕战死，死于枪弹、刺刀或被炸成碎片——菲茨这样，沃尔特也是如此。为什么菲茨看不清这一点呢？她简直想大声喊叫。

她正想着回应的措辞，旁边一位客人说话了。茉黛认出这人是《泰晤士报》的外国版编辑，名叫斯蒂德。“我可以告诉诸位，德国犹太人对国际金融心怀不轨，威胁我的报纸鼓吹中立。”他说。

公爵夫人噘起嘴——她很讨厌这种黄色小报式的语言。

“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茉黛冷冷地对斯蒂德说。

“罗斯柴尔德勋爵昨天跟我们的金融版主编谈过话，”这位报人说，“他希望缓和我们文章中的反德倾向，以利和平。”

茉黛认识纳蒂・罗斯柴尔德，他属于自由党。她说：“那么，诺思克利夫勋爵怎样看待罗斯柴尔德的要求呢？”诺思克利夫是《泰晤士报》的拥有者。

斯蒂德轻轻一笑。“他命令我们今天刊印一篇措辞更加强硬的社论。”他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份报纸，晃了晃，“‘和平不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利益’。”他引述道。

茉黛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刻意鼓动战争更加卑鄙。她能看出连菲茨都对这位报人的轻浮态度感到厌烦。她正要说些什么，这时，菲茨带着那种甚至对粗鄙之人也一视同仁的彬彬有礼掉转了话题。“我刚刚跟法国大使保罗・康朋见了面，他正好从外交部出来，”他说，“他的脸白得像块桌布。他说‘他们打算放任不管’‘他们要让我们失望了’。他刚跟格雷谈过话。”

公爵夫人问：“格雷说了什么才让康朋先生如此灰心丧气，你知道吗？”

“是的，康朋告诉我了。德国不会对法国发兵，如果法国承诺置身战争之外的话——但如果法国拒绝这一提议，英国也不会觉得有责任协防法国。”

茉黛为法国大使感到难过，但英国可能不参与战争，这又让她心里一动，有了希望。

“但法国必须拒绝这个提议，”公爵夫人说，“它跟俄国互有条约，根据上面的规定，双方有义务在战时援助对方。”

“正是这样！”菲茨生气地说，“如果国际联盟在危急时刻会被打破，那它还有什么意义？”

“胡说，”茉黛意识到自己出言不逊，但她已经顾不得了，“只要方便，国际联盟随时可以打破。这并不是问题。”

“那么问题是什么，请说？”菲茨冷峻地说。

“我认为阿斯奎斯和格雷只是想拿现实情况吓唬法国。没有我们的帮助，法国无法打败德国。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单干，也许法国人就会成为和平缔造者，施压他们的俄国盟友撤出同德国的战争。”

“那塞尔维亚怎么办呢？”

茉黛说：“即使在现阶段，让俄国跟奥地利坐到一张桌上谈判也不晚，就巴尔干地区制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沉默持续了几秒钟，随后菲茨说：“我不太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

“可是，我们难道不该……”连茉黛也觉得自己的声音充满了绝望，“我们不该继续保持希望吗？”

茉黛在自己房间里坐着，拿不出气力去换衣服吃晚餐。她的女仆已经把衣服和几件首饰取出来摆在那儿，茉黛只是怔怔地看着，一动不动。

在伦敦的社交季节里，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参加聚会，因为许多让她着迷的政治和外交上的学问大多都是在这种社交场合掌握的。但今晚她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她不再光彩照人，不能诱惑有权势的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也无法不知不觉地改变他们的想法。

如果沃尔特参战，他会穿上制服，带着枪，敌方军队的迫击炮和机关枪会对着他射击，杀死他，或者让他身负重伤，再也无法站起来。她发觉自己很难去想别的什么，总是想哭。她甚至跟自己心爱的哥哥也没好气，说话刻薄无情。

有人敲门。格洛特站在门外说：“冯・乌尔里希先生来了，我的小姐。”

茉黛吃惊不小。她没想到沃尔特会来。他为何而来？

格洛特注意到她很惊讶，便补充说：“我说主人不在家，他便说找你。”

“谢谢你。”茉黛匆匆经过格洛特身边径直下楼去了。

格洛特在后面招呼道：“冯・乌尔里希先生在客厅呢。我去叫荷米亚夫人陪你。”格洛特也知道不该让茉黛单独跟一个年轻男子呆在一起。但赫姆姑妈不会那么快，在她到来之前会有那么几分钟时间。

茉黛冲进客厅，一下子扑进沃尔特的怀抱。“我们该怎么办？”她哭着说，“沃尔特，我们怎么办啊？”

他紧紧抱住她，心情沉重地凝视着她。他脸色显得灰暗，憔悴，看上去就像是刚刚听到噩耗。他说：“法国没有回复德国的最后通牒。”

“他们什么都没说吗？”她抽泣着。

“我们在巴黎的大使坚持要对方回应。从维维安尼那儿传来的信息是‘法国将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承诺保持中立。”

“不过可能还有时间……”

“不。他们决定动员。霞飞赢得了这场争论——每个国家的军方都占了上风。电报是巴黎时间今天下午四点发出的。”

“你应该能做点什么！”

“德国已经别无选择了，”他说，“我们不能一边抗击俄国，背后还要提防充满敌意，一心想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因此，我们必须进攻法国。施里芬计划已经启动了。柏林的民众都在大街上唱《皇帝赞美诗》表示支持。”

“你要加入你的军队吧。”她再也无法忍住眼泪。

“当然。”

她擦了擦脸。手帕太小，不过是块绣了花的破布，她拿袖子代替。“什么时候？”她说，“你什么时候离开伦敦？”

“就在这几天。”她看见他也在强忍着泪水，沃尔特又说，“英国是否还有任何可能避免参战？至少我不用跟你的国家交战吧。”

“我不知道，”她说，“明天就清楚了。”她把他拉近。“请抱紧我。”她把头伏在他的肩膀上，闭上眼睛。

星期日下午特拉法加广场上的反战示威让菲茨十分恼火。工党议员凯尔・哈迪正在讲话，他身着斜纹软呢外套，菲茨觉得他就像一个猎场看守人。他站在纳尔逊纪念柱的底座上，用他那苏格兰口音哑着嗓子大喊大叫，亵渎在特拉法加战役中为英国战死的英雄。

哈迪声称近在眼前的战争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灾难。他代表的选区是以矿业为主的梅瑟，靠近阿伯罗温。他是个女仆的私生子，当过矿工，后来进入了政界。他对战争又能了解多少？

菲茨轻蔑地看了几眼，便昂着头迈开大步离开，去公爵夫人家喝茶了。他在大厅撞见了茉黛，她正在跟沃尔特低声倾谈。这场危机使得菲茨跟他们两人有了距离，让他有些惋惜。他爱他的妹妹，也很喜欢沃尔特，但茉黛倾向于自由党，而沃尔特又是个德国人，眼下这种时候很难跟他们交谈。不过，他仍尽量显得和蔼可亲，对茉黛说：“我听说今天上午内阁那里吵得很激烈。”

她点点头：“丘吉尔昨晚调动了舰队，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约翰・伯恩斯今天上午以辞职表示抗议。”

“我无法装出一副遗憾的样子。”伯恩斯是个老牌的激进分子，是最强烈反战的内阁大臣，“这么说，其他人都认可了温斯顿的举措。”

“勉强认可。”

“我们真得感谢上天垂怜。”菲茨说。国家危难之际，政府竟然掌控在那些犹疑不定的左派手中，这实在是骇人听闻。

茉黛说：“但他们拒绝了格雷履行承诺保护法国的请求。”

“到了这会儿还畏首畏尾，真是一群懦夫。”菲茨说。他知道自己不该粗鲁地对待妹妹，但他愤愤不平，控制不了自己。

“也不尽然，”茉黛平静地说，“他们同意阻止德国海军穿越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

菲茨心里一亮。“嗯，这还差不多。”

沃尔特插了进来：“德国政府回应说，我们无意派遣船只进入英吉利海峡。”

菲茨对茉黛说：“看见了吧？一旦你坚持立场，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别太得意，菲茨，”她说，“如果我们必须参战，那也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没有做出足够努力去避免战争。”

“哦，是吗？”这话让他很不高兴，“好吧，那我告诉你。我昨晚在布鲁克斯俱乐部跟爱德华・格雷爵士谈过话。他要求法德两国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人马上同意了。”菲茨挑衅般看着沃尔特，“德国方面没有回应。”

“没错。”沃尔特抱歉地耸了耸肩，“我亲爱的菲茨，作为一个军人，你应该明白，无论答应还是拒绝，只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会泄露我们的计划。”

“我明白，我不过想就此弄清为什么我的妹妹认为我是战争狂人，而你们是和平使者。”

茉黛避开这个问题。“劳埃德・乔治认为只有在德国军队大举进犯比利时领土的时候，英国才应干预。他可能会在今晚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

菲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愤怒地说：“这么说，我们会容许德国人经由比利时南部边陲进攻法国？”

“我想这正是它的用意。”

“我早看出来了，”菲茨说，“这帮叛徒。他们在计划逃避自己的职责。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

“我倒希望你是对的。”茉黛说。

周一下午茉黛必须去一趟下议院，听取爱德华・格雷爵士在议会的致辞。人们一致认为这次演说将成为一个转折点。赫姆姑妈与她同往。还是头一遭，茉黛觉得有个老妇人陪在身边，让她感到心里踏实。

这天下午就要决定茉黛，以及成千上万适龄参军的男人的命运。整个欧洲的妇女是否会变成寡妇，其子女是否将沦为孤儿，都取决于格雷的建议和议会作出的反应。

茉黛已经不再愤怒，或许是已经疲倦了吧。现在她只是感到害怕。战争或和平，结婚或孤独，生存还是死亡——她的命运取决于这一刻。

这天是个节日，因此城市里人数众多的银行职员、公务人员、律师、股票经纪人和商人都放假一天。似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聚集在了威斯敏斯特的几大政府部门附近，希望最先听到那里的消息。司机驾驶着菲茨那辆七座的凯迪拉克豪华轿车缓慢通过人头攒动的特拉法加广场、白厅和议会广场。天气阴晦，但很温暖，追求时尚的年轻男子一个个戴着硬草帽。茉黛瞥见了《旗帜晚报》的张贴板，大字标题写的是：灾难近在咫尺。

汽车开到威斯敏斯特宫前面的时候，人群欢呼起来，但一看见下来的不过是两位女性，便又发出一阵失望的叹息。围观的人们想看到自己的英雄，例如劳埃德・乔治和凯尔・哈迪。

茉黛心想这座宫殿简直就是维多利亚狂热装饰风格的一个缩影。石头经过精心雕琢，布轴式的镶嵌板无处不在，地砖五彩斑斓，玻璃染了色，地毯也都带着图案。

尽管是假期，但议院仍然照常开会，里面挤满了议员和贵族，大部分人穿着议会的晨礼服，头戴黑色丝质礼帽。只有工党成员不顾着装规范，穿着花呢便装或者休闲外套。

茉黛知道，和平派人士在内阁中仍然占多数。劳埃德・乔治的观点在昨晚赢得了支持，如果德国仅仅是技术性地侵犯比利时领土，政府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好消息是意大利人宣布中立，声称他们与奥地利之间的条约责成他们只能参加防御性的战争，而奥地利在塞尔维亚的行动显然是侵略性的。茉黛觉得，到目前为止，意大利是唯一一个表现出正确判断的国家。

菲茨和沃尔特两人都守候在八角形的中央大厅。茉黛立刻问道：“我还没听说今天上午内阁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呢？”

“又有三个人辞职了，”菲茨说，“莫莱、西蒙，还有比彻姆。”

这三个人都是反战派。茉黛有些气馁，同时感到不解：“劳埃德・乔治没有辞职？”

“没有。”

“奇怪。”茉黛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和平派内部是不是出现了分裂？“劳埃德・乔治在搞什么鬼？”

沃尔特说：“我不知道，但我能猜出几分。”他显得十分严肃，“昨天晚上，德国要求让他们的军队自由通过比利时。”

茉黛倒吸了一口气。

沃尔特继续说：“比利时内阁从九点钟开会，一直开到今天早上四点，然后拒绝了这一要求，表示他们将投入战斗。”

这太可怕了。

菲茨说：“所以，劳埃德・乔治是错的——德国军队不会仅仅做出技术性的侵犯。”

沃尔特没说话，只是一摊双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茉黛担心德国人残酷的最后通牒，以及比利时政府的鲁莽挑衅有可能削弱瓦解了内阁里的和平派。比利时和德国实在太像大卫和歌利亚了。劳埃德・乔治会嗅到公众舆论的倾向——他是否察觉到形势即将发生变化？

“我们该去找地方坐了。”菲茨说。

茉黛满心忧虑地穿过一道小门，登上长长的楼梯，走进俯瞰下议院的“旁听者楼座”。大英帝国的主权政府就在这里。在大不列颠某种形式的统治下生活的四亿四千四百万臣民的生死大事就在这间屋子里决定。每次来到这里，茉黛都会惊讶它竟如此之小，还不如普通的伦敦教堂宽敞。

政府内阁和反对派在几排长椅上相对而坐，中间空出的一条间隔据说恰好是两把剑的长度，以避免双方争斗起来。议院的大部分辩论会都没有多少人参加，这里几乎是空的，只有十几个议员，舒舒服服伸展四肢坐在绿色的真皮椅上。然而今天长椅上坐满了人，找不到座位的国会议员只能站在门口。只有前面几排是空的，按照传统，政府一边的空座位留给内阁部长们，对面的则留给反对派的领袖。

茉黛想，今天的辩论要在这间屋子里，而不是在上议院举行，这实在是意义重大。事实上，许多像菲茨一样的贵族都坐在楼座里旁听。下议院因民众选举而具有权威——尽管投票的成年人只稍稍超过半数，且女人并无投票权。阿斯奎斯任首相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跟上议院做斗争，尤其是跟劳埃德・乔治那项给付老人少量退休金的计划作抗衡。这种斗争十分激烈，但每次都是下议院赢得胜利。茉黛觉得，其潜在的原因是英国贵族害怕法国革命会在这里重演，因此最后他们总是选择妥协。

前排就座的那些人进来了，茉黛立刻注意到自由派里的气氛异样。首相阿斯奎斯面带微笑，听贵格会的约瑟夫・皮斯说了句什么，劳埃德・乔治在跟爱德华・格雷爵士说话。“我的上帝啊。”茉黛咕哝了一句。

坐在她旁边的沃尔特问：“怎么了？”

“你看看，”她说，“他们现在是伙伴了。他们解决了分歧。”

“你不能只凭表面就作结论。”

“不，我能。”

主持官进来了。他戴着老式的假发，坐在高出一层的讲台上。他先邀请了外交大臣，格雷便站了起来，他苍白的面容略显憔悴，忧心忡忡。

他不具备发言人的演讲技巧，说起话来十分冗长，缺乏条理。尽管如此，挤在长椅上的议员、塞满楼座的旁听宾客们都在屏息聆听，耐心等待着他说到重要的部分。

他讲了整整三刻钟才提到比利时问题。然后，他最终透露了德国最后通牒的细节，也就是沃尔特一小时前告诉茉黛的事。议员们情绪激动起来。茉黛一直在担心这个，这种情绪会改变一切。自由党的双方——右翼的帝国主义者和左翼那些小国权利的维护者们全都感到义愤填膺。

格雷引用威廉・格莱斯顿的话，问道：“眼下这种情形，我们这个被赋予影响和权力的国家是否要安静地站在一边，目睹最可怕的犯罪发生，任其玷污历史的篇章，从而成为罪恶的参与者？”

这是一派胡言，茉黛想。入侵比利时不会是历史上最可怕的罪恶——坎普尔大屠杀又怎么算呢？奴隶贸易呢？英国并没有在每个国家被侵略的时候进行干预。因为不采取行动就说英国人民成了罪恶的参与者，这是荒谬可笑的。

但眼下很少有人像她这样看待问题。两方面的议员全都欢呼起来。茉黛盯着前座的政府要员，惊愕地发现昨天还曾慷慨激昂地反对战争的大臣们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年轻的赫伯特・塞缪尔、刘易斯・哈考特、贵格会的约瑟夫・皮斯——他还是和平学会会长。最糟糕的是劳埃德・乔治本人。茉黛绝望地意识到，劳埃德・乔治支持格雷的事实意味着政治斗争已经结束。德国对比利时的威胁让各个对立派别团结在了一起。

格雷不会像劳埃德・乔治那样利用听众的情绪，也无法像丘吉尔那样，说起话来就像一位《旧约》里的先知。但茉黛发现，今天他根本不需要这类技巧，事实明摆在那里，用不着再添油加醋了。她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地对着沃尔特耳语道：“为什么？为什么德国要这么做？”

他一脸痛苦，但回答仍带着一贯冷静的逻辑性：“比利时南部，紧邻德国和法国之间的边界地带戒备森严。如果我们进攻那里，我们就赢了，但这要花费太长时间——俄国就有时间动员部队，从背后攻击我们。要想速战速决，我们唯一保险的办法就是通过比利时。”

“但是，这也促成了英国跟你们开战！”

沃尔特点点头：“英国军队规模小，很依赖海军，但这并不是一次海上战争。我们将军认为英国参不参战没多大差别。”

“你同意吗？”

“我相信跟一个富有而强大的邻居交恶很不明智，可我争辩不过他们。”

茉黛绝望地想：而这也正是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屡屡发生的事情。在每个国家都是那些反对战争的人被否决。奥地利人在本该克制的时候袭击了塞尔维亚。俄国人调动了部队，而不是进行斡旋。德国人拒绝参加国际会议解决问题。法国人有过保持中立的机会，但他们狂傲地拒斥了。现在英国就要加入进去，而他们本可以隔岸观火，置身事外的。

格雷的演说到了结束部分：“我已把这些至关重要的事实向上议院做了陈述，如果我们被迫——这似乎很有可能，甚至很快就被迫申明对这些问题所持的立场，那么我相信，当整个国家意识到其中的利害，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所在，亦即欧洲西部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正如我一直努力向议会描述的，那我们便会取得各方的一致支持，不仅是下议院，更包括拥有决心、勇气和坚韧耐力的举国民众的全力拥护。”

他在四面八方的欢呼声中坐了下来。没有经过表决，格雷甚至没提任何建议，仅凭所有人的反应就能看出，议员们已经准备打仗了。

反对派领袖安德鲁・博纳・劳站起来说，政府可以依靠保守党的支持。茉黛并不觉得惊讶——他们总是比自由派更好战。不过，当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领袖也说这种话，就让茉黛和其他人都感到好奇了。茉黛觉得自己仿佛进了一所疯人院。难道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希望和平吗？

只有工党领袖提出异议。“我认为他是错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格雷的演说评论道，“我认为，他所代表的政府，还有他的言论全都大错特错。我认为历史的裁决会证明他们的错误。”

但他的话没人理会。一些议员开始离开议会厅。楼座也渐渐变空了。菲茨站了起来，他带来的几个人也随之起身离开。茉黛无精打采地跟着他们。下面的议会厅里，麦克唐纳继续说：“如果在座的各位今天到这儿告诉我们，国家正面临危险，我不在乎他向哪个党派诉请，也不在乎向哪个阶级诉请，我们会站在他那一边……实际情况是，既然你们打算参加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那奢谈什么支援比利时还有什么用处呢？”茉黛走出了楼座，无法听见他下面又说了什么。

这是她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她的国家就要加入一场无谓的战争，她的哥哥和她所爱的人即将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她就要跟自己的未婚夫分离，也许这就是永别。全部的希望都没了，她彻底陷入绝望之中。

下楼梯的时候，菲茨走在前面。赫姆姑妈颇有礼貌地对他说：“真是太有趣了，亲爱的菲茨。”就像她被带来参观一次艺术展，一切超乎她的预料一般。

沃尔特抓住茉黛的胳膊，往后拉了她一下。她让其他三四个人走在前面，以免菲茨听到他俩说话。不过她并不知道沃尔特要干什么。

“嫁给我。”沃尔特平静地说。

她的心狂跳起来。“什么？”她低声问道，“怎么办呢？”

“嫁给我，求你了，就明天。”

“可这办不到啊……”

“我有个特别许可证。”他拍了拍胸前的口袋，“我星期五去了切尔西的登记处。”

她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半天也没想出合适的回答，只是说：“我们都同意再等一等。”可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

但他已经在争辩了：“我们等了。危机已经过去。你我二人的国家就要在明天或者后天交战。我将不得不离开英国。我想在我走之前跟你结婚。”

“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她说。

“我们确实不知道。但是，不管未来会怎么样，我都要你做我的妻子。”

“但是……”茉黛不再往下说了。为什么她要出言反驳呢？他说得对啊。没有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些都跟眼下无关。她想做他的妻子，想象不出哪种未来会改变这一事实。

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两个人就走到了楼梯下面，进了中央大厅，人群嘈杂，一个个互相兴奋地交谈着。茉黛很想再问沃尔特几个问题，菲茨这时却大献殷勤，执意陪着她跟赫姆姑妈出去，因为这里实在太吵了。到了议会广场，菲茨把两位女士送上一辆汽车。司机发动这辆自动机械的引擎，汽车突突开了起来，慢慢离开站在便道上的菲茨和沃尔特，还有等待听从命运召唤的旁观人群。

茉黛想做沃尔特的妻子。这是她唯一可以肯定的事情。她一直坚守着这个念头，尽管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各种问题、猜测和假设。她该同意沃尔特的计划，还是再等一等？如果她同意明天嫁给他，该告诉谁呢？仪式结束后他们去哪里？他们要住在一起吗？如果住在一起，那会是在哪儿呢？

那天晚上，女仆端着银托盘在晚饭前给她送来一信封。信封里只有一张深米色的信纸，上面是沃尔特用蓝色墨水写下的几行简练端正的字迹：

下午六点半

我最亲爱的：

明天下午三点半，我在菲茨宅邸对面的车里等你。我会带上两位必要的证婚人同往。已经预约四点钟登记。海德酒店的房间定好了。我已经登记入住，免得再等。我们的名字是“乌尔里希先生和太太”。戴上面纱。

我爱你，茉黛。

你的未婚夫，

W.

她的手颤抖着，最后把信放在抛光桃花木的梳妆台上。她的呼吸加快，盯着墙上满是花卉的壁纸，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

他选的时间很合适，下午三点家里很安静，茉黛可以溜出门去，不被任何人看见。赫姆姑妈要在午饭后睡上一会儿，菲茨那时应该在上议院。

这件事不能让菲茨知道，那样他就会加以阻挠。他会把她锁在房间里，让她无法出门。他甚至会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作为一个富有的上层名流，要想处理掉一位女性亲属并非难事。菲茨只需找两个和他意见相同的大夫就行了——她竟然打算嫁给一个德国人，那一定是疯了。

她不能告诉任何人。

假姓名和面纱的安排表示沃尔特想要保密。“海德”是骑士桥那边一家不太显眼的酒店，他们不太可能遇到熟人。一想到她就要与沃尔特共度良宵，她心里便充满期待，激动不已。

可第二天他们该怎么办呢？这桩婚姻不可能永远保密。沃尔特会在两三天内离开英国。她要跟他一起走吗？她害怕自己会毁了他的前程。娶一个英国人做妻子，他还怎么赢得信任，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如果他投身战争，一定会远离故土，那她去德国还有什么意义？

尽管一切都是未知数，但她内心还是兴奋不已。“乌尔里希太太。”她对着空旷的卧室说着，合拢双臂抱住自己，享受着甜蜜的喜悦。

第十一章

1914年8月4日

黎明时分茉黛便起床了，坐在梳妆台前写信。她的抽屉里有一叠菲茨的蓝色信纸，银墨水瓶每天都是满的。她写下“亲爱的”几个字后便停了下来，考虑下面该怎么写。

她在椭圆形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身影：头发蓬乱，睡衣也是皱巴巴的。一丝愁苦沿着前额的皱纹，一直延伸到两边的嘴角。她还从牙缝间挑出一小片绿色的菜叶。她想：要是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有可能就不愿意和我结婚了。随后她意识到，如果按他的计划行事，他明天一早看到的她恰恰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想法简直太奇怪，也太吓人了。

她接着写道：

我愿意，我真心实意想嫁给你。但你到底有何打算？我们去哪儿生活呢？

她一直思考了大半个晚上。各种阻碍非常大。

如果你留在英国，他们就会把你投入战俘集中营。如果我们去德国，我又会永远见不到你，因为你要远离家乡，参军打仗。

他们的亲属要比国家还能制造出更多的麻烦。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告诉家人结婚的消息？请不要预先通告，否则，菲茨会想方设法阻止我们。就算是先斩后奏，也会有扯不清的麻烦，无论跟他还是跟你父亲。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深爱着你。

她封好信封，写上他住处的地址，离这里还不到半英里。她按了按铃，几分钟后女仆来敲门了。桑德森是个丰满的女孩，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茉黛说：“如果乌尔里希先生出去了，就送到卡尔顿府阶地的德国大使馆。不管在哪儿找到他，都要等他的回信。清楚了？”

“是的，我的小姐。”

“这件事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

桑德森年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色。许多女仆都参与女主人的暗中勾当，不过茉黛从未有过秘密的恋情，桑德森也不习惯说谎。“如果格洛特问我去哪儿，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茉黛想了一会儿。“就跟他说你去给我买女性用品了。”尴尬话题会遏制格洛特的好奇心。

“是的，小姐。”

桑德森离开了，茉黛把衣服穿好。

她不知该如何在家人面前维持惯有的常态。菲茨大概不会留意她的情绪变化——男人很少如此细心——但赫姆姑妈就不会毫无察觉。

吃早饭的时候她照常下楼，尽管神经紧张得感觉不到饿。赫姆姑妈正在吃腌熏鲱鱼，那味道让茉黛实在受不了。她啜了一口咖啡。

一分钟后菲茨出现了。他从餐具柜那边拿了一块腌鱼，翻开《泰晤士报》。平常我是怎么做来着？茉黛问自己。我会谈论政治，那么现在我也该这么做。“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吗？”她问道。

“内阁会后我见到了温斯顿，”菲茨回答，“我们要求德国政府撤销对比利时的最后通牒。”他轻蔑地把语气放在“要求”这个字眼上。

茉黛不敢再抱什么希望。“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完全放弃谋求和平的努力？”

“我们倒不如放弃了好，”他轻蔑地说，“无论德国人在想什么，他们都不可能因为一个礼貌的请求而改变想法。”

“一个溺水的人会抓住任何一根稻草。”

“我们不会去抓稻草。我们正依照惯例，准备正式宣战。”

这话一点不假，茉黛心情郁闷地想。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说他们不想打仗，而是出于被迫才卷入战争。菲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不懂这种外交防御是致命的。她渴望保护他，但同时又恨不得掐死他，因为他的固执是如此愚蠢。

为让自己分心，她翻了翻《曼彻斯特卫报》。报纸用一整版刊登了中立联盟的广告，上面的口号是：“英国人，履行你的职责，让你的国家远离邪恶而愚蠢的战争。”仍有人跟自己的想法一致，这让茉黛感到高兴。但他们没有任何机会主导潮流。

桑德森走了进来，手里端着的银托盘上有个信封。茉黛认出上面沃尔特的笔迹，一下子惊呆了。这女仆到底在想什么？难道她不知道如果发出的信件是个秘密，收到的答复也一样必须保密吗？

她不能当着菲茨的面拆看沃尔特的回信。她的心狂跳不已，勉强装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拿过信封，放在她的餐盘边上，然后吩咐格洛特再为自己倒些咖啡。

她眼睛盯着报纸，以掩饰内心的惊慌。菲茨没去翻看她的信件，但是，作为一家之主，住在屋子里的女性亲属的任何来信他都有权阅读。任何有教养的女性都不会加以拒绝。

她必须尽快吃完早餐，不等人拆开便拿走这封信。她勉强吃了一块面包，使劲把它吞进发干的咽喉。

菲茨从《泰晤士报》上抬起头：“你不看看你的信吗？”接着又吓人地补充了一句，“我看好像是冯・乌尔里希的笔迹。”

她走投无路了。于是用一把干净的黄油刀拆开信封，尽量做出一种无动于衷的表情。

上午九点

我亲爱的：

大使馆的全体人员均被告知收拾行李，付清账单，准备在几小时后离开英国。

你我都不要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任何人。过了今晚，我就会回德国，你留在这儿跟你的哥哥一道生活。人们都认为这场战争不会超过几周时间，至多持续几个月。一旦战争结束，如果我们都还活着，就把这一幸福的喜讯通告世人，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万一我们活不过这场战争，哦，老天，就请让我们像夫妻那样共度一晚吧。

我爱你。

W.

又及：德国在一小时前入侵了比利时。

茉黛的脑子里一片混乱。私下秘密结婚！不让任何人知道。沃尔特的上司仍然会信任他，因为不知道他跟敌人结亲，他也可以带着荣誉和尊严作战，甚至能在秘密情报部门工作。男人会继续追求茉黛，以为她仍待字闺中，她对此完全应付裕如，因为这些年来她拒绝了一个个求婚者。他们要分居两地，直到战争结束，最多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菲茨打断了她的思绪：“他说了什么？”

茉黛的脑子瞬间空白一片。她不能向菲茨透露任何情况。那她该怎么回答他的问话？她低头看着深米色的信纸和上面端正的字迹，目光落在那句“又及”上。“他说，德国今天上午八点钟入侵了比利时。”

菲茨放下手里的叉子。“这么说，终于还是发生了。”这一次，连他都显得震惊不已。

赫姆姑妈说：“小比利时！那些德国人恃强凌弱，我觉得他们是最可怕的恶棍。”接着她又一脸疑惑地补充，“当然，冯・乌尔里希先生不能算。他很可爱。”

菲茨说：“英国政府礼貌的要求就到此为止。”

“简直是愚不可及，”茉黛悲哀地说，“成千上万的人会在这场无人想打的战争中遭到屠杀。”

“我还以为你会支持战争，”菲茨争辩道，“毕竟，我们会保护法国，它是英国以外唯一一个真正民主的欧洲国家。而我们的敌人将是德国和奥地利，他们选出的议会事实上毫无作为。”

“但我们的盟友将会是俄国，”茉黛恨恨地说，“因此，我们就是为了维护欧洲最野蛮、最落后的君主政体而战。”

“我明白你的意思。”

“大使馆的全体人员都被告知收拾行李，”她说，“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沃尔特了。”她把信随手放在一边。

可这并不奏效。菲茨说：“我可以看看吗？”

茉黛僵住了。她不可能把信给他。他不仅会把她锁在房里——如果让他读到“共度一晚”，还会拿上杆枪射杀沃尔特。

“可以吗？”菲茨又问了一句，伸出手来。

“当然。”她又犹豫了一秒钟，才去拿信纸。但在最后一刻她灵光一现，打翻了自己的杯子，咖啡都泼在了信纸上。“天啊，该死。”她看着咖啡模糊了蓝色墨迹，心里顿时轻松许多。

格洛特走上前来收拾残局。茉黛假装帮忙，拿起信纸折叠起来，确保没溅到咖啡的那些字也沾上水湿掉。“真对不起，菲茨，”她说，“不过上面也没有更多的消息了。”

“没关系。”他说，又继续去读报纸。

茉黛双手发抖，只得放在膝盖上掩饰过去。

这不过是个开始。

茉黛想单独出门十分困难。像所有上流名媛一样，没有陪伴她不能去任何地方。男人用这种习俗假装他们是在保护女性，但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控制手段。在妇女拥有选举权之前，这种陋习无疑会一直持续下去。

茉黛成长中的半数时间都在想方设法挑战这一规则。她不得不偷偷溜出去，不让任何人发现。这是相当困难的。尽管只有四位家庭成员住在菲茨的梅费尔宅邸，但房子里随时都有至少十一二个仆人。

而且，她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外面过一夜，那就更难了。

她开始小心翼翼实施她的计划。

“我头疼，”午餐结束时她说，“碧，请原谅，我晚上不下来吃晚餐了，好吧？”

“当然了，”碧说，“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要不我把拉斯伯恩教授叫来？”

“不用，谢谢你，没那么严重。”不太严重的头疼通常是来月经的委婉托辞，听了这话，人家也就不再往下问了。

至此，一切还算顺利。

她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按铃叫来她的女仆。“我要上床睡觉了，桑德森，”她按照早已想好的那一套说道，“我可能整个下午都呆在屋里。请告诉其他仆人，任何情况都不要来打扰我。我会按铃让人送晚餐盘，不过这也说不准，因为我觉得好像要睡上一整天。”

这样就能确保她不在的时候不会有人注意。

“你生病了吗，我的小姐？”桑德森关切地问。有些女人经常喜欢卧床，但茉黛很少这样。

“不过是女人的麻烦事，只是比平常更难受些。”

桑德森不相信这话，这一点茉黛能看出来。今天已经让这女仆送了一封密信，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桑德森明白某种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不过，佣人不得对自己的女主人刨根问底，桑德森也只能在心里琢磨。

“还有，早上也不用来叫我起床。”茉黛补充说。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怎样偷偷潜入房中。

桑德森离开了。现在是三点一刻。茉黛迅速脱下衣服，然后打开了衣柜。

她不习惯自己动手拿衣服出来，这些事情通常是桑德森来干。她的黑色外出服配有带面纱的帽子，但她不能在自己的婚礼上穿黑戴素。

她看了一眼壁炉上方的时钟，现在是三点二十分。没时间犹豫了。

她选了一套时髦的法式装束。紧身的白色蕾丝上衣，领子很高，凸显她颀长的脖子。外罩一件天蓝色礼服，淡得发白。这是最为新奇大胆的款式，裙摆垂到脚踝上方一两寸的地方。她又加了顶深蓝色的宽边草帽，上面有同色的面纱，然后挑了一把鲜亮的蓝色阳伞，内衬是纯白的。她拿了个与装束搭配的蓝色天鹅绒拉绳袋，里面放了一把梳子、一小瓶香水和一条干净的内裤。

时钟在三点半钟敲响。沃尔特应该就在外面，等着她。她的心怦怦狂跳起来。

她拉下面纱，站在穿衣镜前查看了一下自己。这身衣服不是什么婚纱，但看上去很合适。她想象着站在登记处的情形。她从来没有参加过民事婚礼，所以也拿不准到底怎么样。

她从锁孔里拔出钥匙，站在关紧的门边仔细听着。她不想碰到任何会盘问她的人。要是被某个男仆或者跑腿的男童看见倒也无关紧要，他们不会去关心她在干什么，只是眼下所有的女仆大概已经知道她身体欠佳，若是撞见哪个家庭成员，那她的诡计立刻就露馅儿了。她倒不在乎一时下不来台，怕就怕他们会阻拦她。

她正要开门，耳边只听得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同时闻到一股烟味儿。肯定是菲茨在抽饭后烟，正要动身去上议院或者怀特俱乐部。她焦急地等待着。

静待片刻之后，她往外看了看。宽敞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她走出来，把门关上，上了锁，把钥匙放进绒布袋里。现在，任何前来探门的人都会以为她正在屋里睡觉。

她轻手轻脚沿着铺了地毯的走廊来到楼梯口，往下张望。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快步跑下楼梯。当她下到楼梯中央的休息平台时，突然听见一阵响动，一下子站住了。地下室的门“咣当”一声开了，格洛特从里面走了出来。茉黛屏住呼吸，朝下看着格洛特光秃秃的头顶——他手里拿着两瓶波尔多红酒穿过大厅，背对着楼梯，头也没抬一下便进了餐厅。

格洛特身后的门刚一关上，茉黛便飞快跑下最后一截楼梯，也顾不得谨慎小心了。她打开大门，冲了出去，“砰”的一声把门摔上。太晚了，她本想轻轻把门关上的。

梅费尔的街道静悄悄沐浴在八月的阳光下。她前后张望了一下，看见一辆鱼贩子的马车，一个推着婴儿车的保姆，还有一个正在给机动出租车更换轮子的司机。街道对面一百米开外停着一辆白色汽车，上面带着蓝色帆布篷。茉黛喜欢汽车，认出那是奔驰10/30，正是沃尔特的堂兄罗伯特的那辆。

她穿过马路时沃尔特从车里走了出来，让她心里立刻充满了喜悦。他身穿浅灰色外套，戴着一朵白色的康乃馨。他与她四目相接，她从那张脸上的表情看出，直到前一刻他还一直没有把握，不知她会不会来。一想到这儿，泪水便涌上了眼眶。

但转瞬间，他满脸都是喜悦。她想，能让一个人如此幸福，这感觉简直太奇妙，太美好了。

她不安地朝宅子那边看了一眼。格洛特站在门口，迷惑不解地左右张望着。她觉得一定是他听见了关门的声音。她果断地抬头向前，这一刻脑子里只想着——我终于自由了！

沃尔特吻了吻她的手。她也想好好吻他一下，但有面纱挡着。再说，婚礼前也不该这么做。总不能把所有的礼数统统丢到一边。

她看见罗伯特正坐在驾驶位上，朝她碰了碰头上的灰色礼帽。沃尔特信任他，选他担任证婚人之一。

沃尔特打开车门，让茉黛坐在后座。已经有人在那了，茉黛认出是泰-格温的女管家。“威廉姆斯！”她惊喜地叫了一声。

威廉姆斯笑了。“现在你最好叫我艾瑟尔，”她说，“我来做你的证婚人。”

“当然了——哦，对不起。”茉黛冲动地抱住了她，“谢谢你能来。”

车子开动了。

茉黛探身向前去跟沃尔特说话：“你怎么找到艾瑟尔的？”

“你跟我说她去过你们诊所。我从格林沃德医生那儿问到了她的地址。我知道你信任她，因为在泰-格温我们约会时，你选她当女伴。”

艾瑟尔递给茉黛一小束鲜花：“这是你的捧花。”

是玫瑰花，珊瑚红的花朵象征浓烈的情感。难道沃尔特了解花语？“谁挑的花啊？”

“是我建议的，”艾瑟尔说，“我解释了它的含义，沃尔特也很喜欢。”艾瑟尔脸红了。

茉黛心想，艾瑟尔知道他们两个多么充满激情——她看见过他们亲吻。“这花太完美了。”她说。

艾瑟尔穿了一件淡粉色的连衣裙，像是新的，她还戴了一顶装饰着更多粉红玫瑰的帽子。这肯定是沃尔特买的。他真是细致周到。汽车经过帕克兰驶向切尔西。我要结婚了，茉黛想。以前，每当她设想自己的婚礼，便以为会像她所有朋友的婚礼那样，一整天都是单调乏味的仪式。现在这样岂不更好。不用提前计划，也没有客人名单，更不必请人承办酒宴。没有赞美诗，没有演讲，也没有喝醉了想要亲吻她的亲戚。只有新郎新娘，以及两位他们所喜欢、所信任的人。

她把所有关乎未来的想法统统抛在脑后。欧洲处在战争之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她，则要好好享受这一天和这一夜。

他们沿着国王路行驶。突然她心里一阵紧张。她拉起艾瑟尔的手，给自己打气。眼前似乎出现了幻象，菲茨驾驶着他的凯迪拉克，在后面紧追不舍，大声喊着：“拦住那个女人！”她回头张望了一下。后面自然没有菲茨，也没有追他们的汽车。

他们在切尔西市政厅那座古典建筑的门前停下。罗伯特挽起茉黛的胳膊，领着她迈上入口处的台阶，沃尔特和艾瑟尔两人跟在后面。路人驻足观看他们——谁都喜欢看婚礼的热闹。

大楼内部是奢华的维多利亚式风格，铺着彩色地砖，墙上装饰着漂亮的石膏线。在这种地方结婚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得在大厅里等一会儿。另一场三点半钟开始的婚礼尚未结束。他们四个站成一个小圈子，谁也想不出任何话说。茉黛闻着手上的玫瑰花，香气阵阵袭来，让她像喝了香槟般陶醉。

几分钟后，上一场婚礼的人群从里面走出来，新娘穿着日常的便装，新郎则一身陆军中士制服。他们大概也是因为战争而临时决定结婚的。

茉黛他们走了进去。登记员坐在一张普通的桌子后面，晨礼服上打着一条银色的领带。他在扣眼里插了一枝康乃馨，很好的点缀。旁边站着一个穿便装的办事员。新人报出自己的名字——冯・乌尔里希先生和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茉黛掀起了眼前的面纱。

登记员说：“菲茨赫伯特女勋爵，你可以提供身份证明吗？”

她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见她愣了一下，他说：“你带了出生证明吧？”

她没带她的出生证明。她不知道必须带上这个，即使她有，她也无法拿到手，菲茨一定把它放进了保险箱，跟其他家庭文件放在一起，包括他的遗嘱。她一下子慌了神。

这时沃尔特说：“我觉得这份东西应该管用。”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贴了邮票、寄给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的信封，上面写着诊所所在街道的地址。这大概是他去见格林沃德医生的时候拿到的。他简直太机灵了。

登记员把信封接过去，没有提出异议。他说：“我有责任提醒你们，即将作出的誓言十分庄重，具有约束性质。”

茉黛有点儿生气，这种建议似乎表示她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随即她意识到他对每个人都要这样说。

沃尔特身子笔挺地站在那儿。茉黛想：一切已成定局，无法回头了。她十分肯定自己就想嫁给沃尔特——但是，更重要的是，她切切实实意识到自己到了二十三岁，却从未遇到任何一个让她中意，暗暗当作自己丈夫的人。她遇到的男人都把她和所有女人当成大孩子一样对待。只有沃尔特与众不同。要嫁人就得嫁给他，否则谁也不嫁。

登记员口述着要沃尔特重复的话：“我郑重声明，没有任何法律条文阻碍我，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与茉黛・伊丽莎白・菲茨赫伯特结为夫妻。”沃尔特按英文的方式读出自己的名字“沃尔-特”，德文里正确的读音应该是“瓦尔-特”。

茉黛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着，声音坚定，清晰。

接着，轮到他郑重地看着她作自己的声明。她爱他这种严肃劲。大多数男人，甚至那些相当聪明的男人，一旦跟女人交谈就会变得愚蠢可笑。沃尔特跟她说话就像跟罗伯特、菲茨一样聪明睿智，而且，更为罕见的是，他会倾听她对问题的答案。

接下来是宣誓。沃尔特注视着她的眼睛，将她娶为自己的妻子，此时，她听出他的声音因动情而颤抖。这是她爱慕他的另一个原因，她知道自己可以把他的严肃认真破坏掉，让他为爱情，或者为了幸福和欲望而颤抖。

她也同样宣了誓：“我请在场各位见证，我，茉黛・伊丽莎白・菲茨赫伯特，愿意以你，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为我的合法丈夫。”她的声音并未颤抖不定，她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自己并没有显得大动感情，不过那也不是她的风格。哪怕她心里翻江倒海，她也宁可表现出风平浪静的样子。沃尔特明白她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她心头掠过的那种藏而不露的情感风暴。

“你们带结婚戒指了吗？”登记员问道。茉黛甚至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沃尔特考虑到了。他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只朴素的金戒指，拉起她的手，为她戴在手指上。他估量过戒指的尺寸，但还是稍大了一号。他们两人是秘密结婚的，所以今天一过，她暂时还不能把戒指戴在手上。

“我现在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登记员说，“你可以亲吻新娘了。”

沃尔特轻轻吻了一下她的唇。她搂住他的腰，把他拉近些。“我爱你。”她低声说。

登记员说：“现在就为你们办理结婚证。或许你想坐下……乌尔里希太太。”

沃尔特很高兴，罗伯特呵呵笑了起来，艾瑟尔轻轻欢呼了一声。茉黛觉得登记员很乐意成为第一个用婚后的名字称呼新娘的人。大家全都坐下来，等着登记员旁边的办事员填写证书。沃尔特报出他父亲的职业是军官，他的出生地是但泽。茉黛道出自己父亲是乔治・菲茨赫伯特，职业是牧场主——泰-格温的确养着一小群羊，因此这么说也不算错——她的出生地为伦敦。罗伯特和艾瑟尔作为证人签了名。

婚礼就这么一下子结束了，他们出了屋子来到走廊，已经有一对新人等在那儿了，漂亮的新娘正准备接受那位神情紧张的新郎许下终身誓言。茉黛和沃特尔手挽着手走下台阶去路边车停着的地方，艾瑟尔朝他们身上撒了一把彩纸屑。茉黛发现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中产阶级妇女，手上拿着一个包裹，想必刚从商店里出来。这女人使劲盯着沃尔特，然后又把目光投向茉黛，茉黛看见她眼里闪过一丝羡慕。她想，是的，我当然是幸运的。

沃尔特和茉黛坐进了车后座，罗伯特和艾瑟尔坐在前面。车开动了，沃尔特抓起茉黛的手，吻了一下。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睛，笑了起来。茉黛以前见过别的夫妇这样相视而笑，一直觉得太傻，太肉麻，但现在一切看来再自然不过了。

几分钟后他们就到了海德酒店。茉黛放下面纱，让沃尔特挽着她的胳膊，穿过大堂朝楼梯走去。罗伯特说：“我去订些香槟。”

沃尔特挑了最好的一间套房，在里面摆满了鲜花，有上百枝红玫瑰。茉黛的眼睛湿润了，艾瑟尔在一旁惊叹不已。餐具柜上放着盛满水果的大碗，还有一盒巧克力。午后的阳光透过大大的窗户，照在色调欢快的布座椅和沙发上。

“我们好好享受一下吧！”沃尔特高兴地说。

茉黛跟艾瑟尔正检视着套房里的装饰摆设，罗伯特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用托盘端着香槟和酒杯的侍者。沃尔特拔掉瓶塞，给大家倒上香槟。第一杯酒过后，罗伯特说：“我要敬一杯酒。”他清了清嗓子。茉黛知道他要作一番演讲，心里很欢喜。

“我的堂弟沃尔特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他开始说，“他总是显得比我年长，而事实上我俩年龄一样大。我们在维也纳上学的时候，他从来没喝醉过。每次大家晚上结伴去城里的什么地方玩，他都留在家里做功课。我当时就想，他大概是那种不喜欢女人的人。”罗伯特苦笑了一下，“其实呢，我倒是成了那样的人——当然，就像英国人说的，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沃尔特热爱他的家人，他的工作，他爱德国，但他在此之前从没爱过一个女人。他真的变了。”罗伯特顽皮地咧嘴笑了起来，“他买了不少新领带。问我各种问题——什么时候才能亲吻女孩？男人该不该喷香水？什么颜色适合他？就好像我了解女人的喜好似的。还有，在我看来最要命的是……”罗伯特停顿了一下，卖了个关子，“他还弹拉格泰姆！”

几个人都笑了。罗伯特举起酒杯：“让我们举杯，为造就了这些变化的女人——新娘干杯！”

他们喝了这杯酒，随后，让茉黛惊喜的是，艾瑟尔说话了。“我提议敬新郎一杯。”她那样子就像经常发表演说似的。一个威尔士来的仆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自信？茉黛这才想起她父亲是个传教士，积极参与政治，是她效仿的楷模。

“就我所见，茉黛女勋爵有别于任何同阶层的妇女，”艾瑟尔说道，“我在泰-格温当仆人的时候，她就是唯一一位注意到我的家庭成员。在伦敦，年轻的未婚妇女若是有了孩子，大部分出身望族的小姐太太都会抱怨什么道德沦丧——但茉黛真正为她们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在伦敦东区她被看作圣人。不过，她有她的缺点，还很严重。”

茉黛想：这是在说什么？

“她太严肃了，足以让一个正常的男人望而却步。”艾瑟尔继续道，“在伦敦，所有有资格的男人都被她惊人的美貌和活泼的个性吸引，但到头来一个个都被她的头脑、她坚定的政治主张和实践吓跑了。前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只有十分稀有的男人才能赢得她的芳心。他必须聪明，但又十分豁达，要严守道德规范，却又不能保守，强大但不霸道。”艾瑟尔笑了，“我觉得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接着，今年一月，这个人坐着车站的出租马车出现在了阿伯罗温的山岗上，信步走进了泰-格温，结束了她的等待。”她举起酒杯说，“敬新郎！”

他们又喝下一杯，随后艾瑟尔挽起罗伯特的胳膊：“现在你可以带我去丽兹进餐了，罗伯特。”

沃尔特显得很惊讶：“我还以为我们一起在这儿吃饭呢。”

艾瑟尔调皮地看了他一眼。“快别傻了，老兄。”说完，她便拉着罗伯特朝门口走去。

“晚安。”罗伯特说。尽管时间刚到六点。他俩走了出去，关上房门。

茉黛笑了起来。沃尔特说：“这女管家真是聪明透顶。”

“她很理解我。”茉黛说。她走到门口，拧了一下钥匙。“好了，现在去卧室。”

“你需要一点个人空间换衣服吗？”沃尔特一脸担忧。

“倒也不是，”茉黛说，“你难道不想看？”

他吞咽了一下，再开口时声音有些沙哑：“想看，我要看。”他边说边为她拉开卧室的门，她走了进去。

她坐到床边脱掉鞋子，尽管她显得十分大胆，心里却有些紧张。自打八岁后，没有任何人看见过她裸露的身体。她不知道她的身体到底算不算美，因为她从未见过任何人的身体。跟博物馆的裸体展品相比，她的乳房小，臀部宽。两腿之间长着毛发，而那些画作上从未有过。沃尔特会觉得她身体丑陋吗？

他脱下外衣和背心，一本正经地挂好。她觉得他们有朝一日会习惯这样。终究人们都在做这种事。但不知何故她有种奇怪的感觉，比起兴奋，更多的是害怕。

她脱掉长袜，摘下帽子。身上再没有什么多余的物件。下面就是关键的部分了。她站起身来。

正在解领带的沃尔特停了手。

茉黛麻利地解开上衣，让它滑落到地板上。随后，脱掉裙子，褪下罩衫。她只穿着内衣站在他面前，跟他四目相对。

“你简直太美了。”他耳语般说。

她笑了。他的话总是那么恰到好处。

他把她搂在怀里，亲吻她。她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了，差不多完全放松下来。她感受着两人紧贴的唇，他温柔的双唇和他胡须扫过的触感。她触摸着他的脸颊，指间揉捏着他的耳垂，让手在他脖颈上轻轻抚动，所有感官都变得愈发敏感，她想：这一切都是我的了。

“咱们躺下吧。”他说。

“不，”她说，“先等一会儿。”她往后退了一步，脱下衬裙，露出她那件设计新奇的胸罩。她伸手解开背后的扣绊，并把它扔在地上。她挑逗地看着他，看他胆敢不满意。

他说：“真美，我能亲亲它们吗？”

“你想干什么都行。”她说，享受着肆意狂放的乐趣。

他低下头去，贴在她的胸部亲吻着，接着又去吻另一个，嘴唇轻吮着她的乳头，让它像遇到了冷空气，突然硬挺起来。她马上有了一种冲动，想要对他做同样的事情，不知他是否觉得这很奇怪。

他会没完没了，一直这样亲吻下去的。她轻轻推开他。“把你的衣服都脱掉，”她说，“快点儿。”

他脱掉鞋子、袜子、领带、衬衣和汗衫，然后是裤子。他迟疑了。“我有点不好意思，”他笑了，“也不知是为什么。”

“还是我先来吧。”她说着，解开内裤的系绳，把它脱了。她抬头一瞧，他也脱得赤条条的，吃惊地看见他的阴茎在腹沟的毛丛中挺立着。她记起那次看歌剧时自己隔着裤子抓着它，现在她又想去抚弄它。

他说：“我们现在躺下吧？”

他说得那么认真，让她笑了起来。他脸上掠过一丝委屈，让她立刻觉得不忍。“我爱你。”她说，发现他的表情明朗起来，“好了，我们躺下吧。”她感到兴奋不已，好像体内有什么东西要迸发出来。

一开始他们并排躺着，亲吻着，爱抚着。“我爱你。”她又说了一遍，“你什么时候会厌倦我说这几个字？”

“永远不会。”他殷勤地说。

她相信他的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现在行吗？”她点点头。

她分开两腿。他俯身卧在她的上方，用胳膊肘撑着身子。她绷紧了神经期待着。他把重心移到他的左臂，右手去摸她的大腿根部，她感觉到他用手指打开她湿润的阴唇，然后是另一个更大的东西。他向里推进，让她感到一阵疼痛，不觉叫喊了一声。

“对不起！”他说，“我弄疼你了。真是太抱歉了。”

“稍等一下。”她说。疼痛倒不是太厉害。最主要的是她感到震惊，别的都在其次。“再试一下，”她说，“要轻一点。”

她感到他的阴茎前端再次触到她的阴唇，她知道那东西根本进不到里面：它太大了，或者她的私处太小，可能两个原因都有。但她还是让他进去，希望一切顺顺当当。这一次还是疼，但她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她一番强忍并未奏效，过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说：“根本进不去。”

“怎么回事？”她难过地说，“我以为这种事情没什么难的。”

“我弄不明白，”他说，“我没这个经验。”

“我当然也是一点儿没有。”她伸手抓住他的阴茎。她喜欢这样把它抓在手里，那东西既坚挺，又柔滑。她试着引导它进入自己，抬起臀部迎合着，可几秒钟后他退缩了，说：“哦，对不起！我也弄得很疼。”

“你觉得你比平常人的都大吗？”她试探着问。

“不啊。我在部队里见过别人光着身子。有些家伙的个头超大，他们还感到很自豪，我只是中等，再说，我也从未听谁抱怨过这事儿难做。”

茉黛点点头。此外她唯一见过的，就是菲茨的阴茎，而根据回忆，其大小也跟沃尔特的差不多。“也许是我太窄了。”

他摇了摇头：“我十六岁那年去了匈牙利，住在罗伯特他们家的城堡里。有个女仆，葛丽泰，她非常……活泼。我们没性交，但互相做了实验。我摸她，就像在苏塞克斯宅邸的藏书室里抚摸你那样。我希望跟你说这些不会让你生气。”

她吻了他的下巴：“一点儿也不会。”

“葛丽泰在这方面跟你相差不多。”

“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他叹了口气，从她上面翻身下来。他把手伸到她的脑袋下面，把她搂到自己这边，吻着她的前额。“我听说新婚夫妇可能会有困难。有时候男人太紧张，以至于不能勃起。我还听说过有的男人过度兴奋，还没性交就发生射精了。我认为我们要耐心一些，彼此相爱，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

“可我们只有一个晚上！”茉黛哭了起来。

沃尔特拍拍她，说：“好啦，好啦。”但这丝毫不管用。她有种全盘皆输的感觉。她想：我相信自己聪明过人，从哥哥那里逃脱出来，跟沃尔特秘密结婚，现在这些却成了一场灾难。她为自己，更为沃尔特感到失望。他一直等到二十八岁，才跟一个无法满足他的女人结婚，这是多么可怕啊！

她真希望能找个人倾诉一番，另一个女人。可她能找谁呢？要跟赫姆姑妈谈论这种事情？这个想法本身就十分荒唐可笑。有些妇女跟自己的女佣人分享秘密，但茉黛跟桑德森从未有过那种关系。也许她可以告诉艾瑟尔。现在她想起来了，正是艾瑟尔告诉过她，私处长满毛发是正常的。可艾瑟尔跟罗伯特出去了。

沃尔特坐了起来。“我们来订晚餐吧，或许要一瓶酒，”他说，“我们要像丈夫和妻子那样坐下来，谈谈这个，说说那个，然后，我们再试一次。”

茉黛没食欲，也无法想象怎么谈“这个”说“那个”，但她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便同意了。她垂头丧气地重新穿上衣服。沃尔特很快穿戴整齐，到隔壁房间按铃叫来侍者。她听见他在订冷盘、熏鱼、沙拉和一瓶莱茵白葡萄酒。

她坐在敞开的窗户旁，低头看着下面的街道。一个报纸张贴版上写着“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沃尔特有可能死于这场战争。她不想让他临死还是个处男。

吃的送来了。沃尔特招呼了一声，她便去了隔壁房间，跟他坐在一起。侍者铺好白色桌布，摆上熏鲑鱼、火腿片、生菜、西红柿、黄瓜，还有切成片的白面包。她不觉得饿，但她喝下他倒的白葡萄酒，咬了一小口鲑鱼，表示自己心甘情愿。

最终他们也没有谈这个说那个。沃尔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的母亲和他在伊顿公学上学时的往事。茉黛谈到她父亲活着时泰-格温举办的家庭聚会，宾客们都是世上最有权势的人，她母亲不得不细心分配卧室，方便这些男人接近他们的情妇。

一开始，茉黛发现自己在有意识地找话聊，好像他俩几乎不了解对方，但很快他们便放松下来，又回到正常的亲昵关系中，她也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侍者收拾掉晚餐，两个人便挪到沙发上继续谈天说地，手挽着手。他们推断着他人的性生活：他们的父母、菲茨、罗伯特、艾瑟尔，甚至还有公爵夫人。茉黛对罗伯特那种男人的情况十分着迷，很想知道他们在哪儿见面，如何彼此相识，在一起都做些什么。沃尔特告诉她，这种男人互相亲吻，就像男人吻女人那样，也做她在歌剧院里对他做的那种事——他承认自己并不知道具体细节，不过茉黛觉得实际上他知道，只是羞于说出口。

她惊讶地发现壁炉上的座钟已指向午夜。“我们上床吧，”她说，“我想躺在你怀里，哪怕那件事进行得不太顺利。”

“好吧。”他站了起来，“我先去给使馆打个电话你不介意吧？大堂里有一部客人使用的电话。”

“当然。”

他出去了。茉黛沿着走廊去洗手间，随后又回到套房。她脱掉衣服，裸身钻进被子。她已经不怎么在乎眼下会发生什么了。他们彼此相爱，两厢厮守，如果这便是一切，那也已经足够。

几分钟后沃尔特回来了。茉黛见他板着脸，马上就意识到事情不妙。“英国对德宣战了。”他说。

“哦，沃尔特，这太让人遗憾了！”

“大使馆一小时前收到这份照会。年轻的尼科尔森从英国外交部拿回照会，把里希诺夫斯基从床上叫了起来。”

他们料到会发生这种事，但现在真正发生了，还是让茉黛觉得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她看出沃尔特也十分沮丧。

他机械地脱下衣服，就好像多年来他一直这样当着她的面脱衣服似的。“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了。”他脱掉内裤，她看见他正常状态的阴茎很小，皱巴巴的。“十点钟我就得带上所有行李到达利物浦街火车站。”他关掉了电灯，钻进她的被子里。

他们并排躺着，谁也没去碰谁。有一会儿，茉黛担心地以为他们就这样入睡了。这时，他转过身，把她搂在怀里，亲吻她的嘴唇。尽管世事纷扰，但她心里仍然充溢着对他的渴望——的确，就好像他们之间的种种烦恼让她的爱变得更加急切，更加义无反顾。她觉出他的阴茎变大变挺，顶在她柔软的肚子上。随后他趴到了她上面。像上次那样，她感到坚挺的阴茎压着她的阴唇，也像上次那样疼，但很短暂。这一次，它滑入了她里面。

开始的瞬间有些阻力，随后她便失去了童贞。突然之间他便长驱直入，两人紧紧锁定在那最为古老的姿势中。

“哦，感谢上帝。”她说。轻松的感觉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愉悦，让她随着他的节奏上下移动着。终于，他们做爱了。

人物表

美 国

杜瓦家

卡梅伦・杜瓦，参议员

乌苏拉・杜瓦，其妻

格斯・杜瓦，他们的儿子

维亚洛夫家

约瑟夫・维亚洛夫，商人

莉娜・维亚洛夫，其妻

奥尔加・维亚洛夫，他们的女儿

其他

罗莎・赫尔曼，记者

查克・迪克森，格斯上学时的朋友

玛伽，夜总会歌手

尼克・福尔曼，小偷

伊利亚，恶棍

西奥，恶棍

诺曼・尼尔，心术不正的会计

布莱恩・霍尔，工会领导人

真实的历史人物

伍德罗・威尔逊，第二十八届总统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国务卿

约瑟夫・丹尼尔斯，海军部长

英格兰和苏格兰

菲茨赫伯特家

菲茨赫伯特伯爵，称为菲茨

伊丽莎维塔公主，称为碧，其妻

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菲茨的妹妹

荷米亚女勋爵，称作赫姆姑妈，他们的穷姑妈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他们的富姑妈

格雷特，比利牛斯山犬

格洛特，菲茨的管家

桑德森，茉黛的女仆

其他

米尔德里德・帕金斯，艾瑟尔・威廉姆斯的房客

伯尼・莱克维兹，独立工党阿尔德盖特分部书记

宾・韦斯特安普敦，菲茨的朋友

劳瑟侯爵，被茉黛拒绝的求婚者

阿尔伯特・索尔曼，菲茨的经纪人

艾伦・泰特，乔治五世的侍从

格林沃德医生，婴儿诊所的志愿者

约翰尼・雷马克勋爵，陆军部副部长

哈维上校，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助手

穆雷中尉，菲茨的助手

曼尼・利托夫，工厂厂主

乔克・里德，阿尔德盖特独立工党的出纳

杰妮・麦卡利，军人的妻子

真实的历史人物

国王乔治五世

玛丽皇后

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称作“C”，特勤局对外处主任（后为军情六处）

爱德华・格雷爵士，国会议员，外交大臣

威廉・泰瑞尔爵士，格雷的私人秘书

弗朗西斯・史蒂文森，劳埃德・乔治的情妇

温斯顿・丘吉尔，国会议员

H.H.阿斯奎斯，国会议员，首相

约翰・弗伦奇爵士，英国远征军司令

法 国

姬妮，酒吧女郎

迪皮伊上校，加利埃尼将军的助手

卢索尔将军，霞飞将军的助手

真实的历史人物

霞飞将军，法军总司令

加利埃尼将军，巴黎卫戍司令

德国和奥地利

冯・乌尔里希家

奥托・冯・乌尔里希，外交官

苏珊・冯・乌尔里希，其妻

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他们的儿子，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葛丽泰・冯・乌尔里希，他们的女儿

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伯爵，沃尔特的隔代堂兄，奥地利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其他

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文化文官

莫妮卡・冯・德・赫尔巴德，葛丽泰的好友

真实的历史人物

卡尔・里希诺夫斯基亲王，德国驻伦敦大使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将军

陆军将军埃里希・鲁登道夫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德国首相

阿瑟・齐默尔曼，德国外长

俄 国

别斯科夫家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铸造工

列夫・别斯科夫，马夫

普梯洛夫机械厂

康斯坦丁，车工，布尔什维克讨论组主席

伊萨克，足球队长

瓦莉娅，女工，康斯坦丁的母亲

谢尔盖・卡宁，铸造车间监工

马克拉柯夫伯爵，董事

其他

米哈伊尔・平斯基，警察

伊利亚・科兹洛夫，其搭档

尼娜，碧公主的女仆

安德烈王子，碧的哥哥

卡捷琳娜，进城不久的乡下姑娘

米什卡，酒吧老板

特罗菲姆，歹徒

菲奥多尔，腐败的警察

斯比利亚，“天使加百利号”上的乘客

雅科夫，“天使加百利号”上的乘客

安东，俄国驻伦敦大使馆职员，也是德国间谍

大卫，犹太士兵

加弗立克中士

托姆恰克少尉

真实的历史人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

莱昂・托洛茨基，苏维埃革命战争委员会主席

威尔士

威廉姆斯家

大卫・威廉姆斯，工会领导人

卡拉・威廉姆斯，其妻

艾瑟尔・威廉姆斯，他们的女儿

比利・威廉姆斯，他们的儿子

外公，卡拉的父亲

格里菲斯家

莱恩・格里菲斯，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

格里菲斯太太

汤米・格里菲斯，莱恩的儿子，比利・威廉姆斯的好友

庞蒂家

米妮・庞蒂太太

朱塞佩・庞蒂，其长子，小名“乔伊”

乔凡尼・庞蒂，其次子，小名“乔尼”

矿工

大卫・克兰普顿，外号“戴哭宝”

哈利・休伊特，外号“板油”

约翰・琼斯，外号“小店”

戴・肖普，屠夫之子

帕特・教皇，井底把钩工

米奇・教皇，帕特的儿子

戴・泼尼斯，马夫

伯特・摩根

煤矿管理者

珀西瓦尔・琼斯，凯尔特矿业公司董事长

马尔德温・摩根，煤矿董事

里斯・普莱斯，煤矿董事助理

亚瑟・卢埃林，外号“斑点”，煤矿职员

泰-格温雇员

皮尔，仆役长

杰文斯夫人，女管家

莫里森，男仆

其他

戴・穆克，卫生工作者

戴・泼尼斯太太

罗利・休斯太太

汉威尔・琼斯太太

列兵乔治・巴罗，B连

列兵罗宾・莫蒂默，被革职的军官，B连

列兵欧文・贝文，B连

以利亚・琼斯中士，外号“先知”，B连

詹姆斯・卡尔顿-史密斯少尉，B连

格温・埃文斯上尉，A连

罗兰・摩根少尉，A连

真实的历史人物

大卫・劳埃德・乔治，国会自由党成员

[1] 英文单词die，意思是死，发音接近dai。

[2] Pyramus and Thisbe： 古罗马传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因父母反对，相约桑树下私奔。赴约时提斯柏的面纱被狮子撕碎。皮拉姆斯发现撕碎的面纱以为爱人已死，遂自杀身亡。当被狮子吓跑的提斯柏返回时，发现皮拉姆斯已死，也自杀了。

[3] 初夜权，原文为法语droit du seigneur，出现于中世纪的西欧，指封建领主有权与其领地内的所有中下阶级女性发生第一次性交。

[4] 威廉二世，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941年病逝于荷兰。

[5] 旧时英国，未婚女子出入社交场所必须有年长的女性陪同，以监督她的行为。

[6] 俄语中，格里什卡是格雷戈里的昵称。

[7] 法新，英国1961年以前使用的旧铜币，等于四分之一便士。

[8] 先令，英国的旧辅币单位，1英镑=20先令。

[9] 卡拉兵变（Curragh Mutiny），由爱尔兰自治法案引发。1914年的英国自由党政府有赖30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议员的支持，所以政府推动议会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但保守党反对这个法案，联邦主义者支持保守党，而很多英国军界将领都是联邦主义者，所以导致局势紧张。

[10] 拉格泰姆，是一种采用黑人旋律，依切分音法循环主题与变形乐句等法则结合而成的早期爵士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美国。

[11] Paul Poiret，法国时装设计大师，把妇女从紧身胸衣里解放出来，奠定了欧洲现代服装的基调。

[12] 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指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S.吉尔伯特与英国作曲家阿瑟・沙利文的合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人的陨落 / (英) 福莱特 (Follett,K.) 著 ; 于

大卫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书名原文: Fall of Giants

ISBN 978-7-5399-8989-1

Ⅰ. ①巨… Ⅱ. ①福… ②于…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99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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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 of Giants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6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6-080号

书 名 巨人的陨落

著 者 （英）肯·福莱特

译 者 于大卫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闵 唯 赵思婷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6.5

字 数 588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989-1

定 价 129.8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Part 2 巨人之战

第十二章

1914年8月初到月末

圣彼得堡四处张贴着动员参军的告示，卡捷琳娜坐在格雷戈里的租屋里痛哭流涕。他真想把她搂进怀里，许诺永远不会丢下她。但他无法作这种承诺，因为她爱的是他的弟弟。

第十三章

1914年9月至12月

战壕里一个人都没有。眼前的一切让菲茨大吃一惊。士兵们都站在无人区那片弹坑累累的荒地上。但他们并非在交战，而是围成几个小圈子，热络地跟敌人在交谈。

第十四章

1915年2月

艾瑟尔给弟弟比利写信：“如今我落到了这步田地，每天在曼尼・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干十二个小时。我怀着一个没人想要的孩子。也没人愿意要我，除了一个乏味的、戴眼镜的图书管理员。”

第十五章

1915年6月至9月

大船缓缓驶进纽约港，这时，列夫・别斯科夫觉得，美国也许不像他的哥哥格雷戈里说的那样美好。他多虑了。美国有着他所向往的一切：财富、忙碌、兴奋，还有自由。

第十六章

1916年6月

茉黛知道，在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战斗中，你不但要跟男人拼斗，有时还得跟女人厮杀。

第十七章

1916年7月1日

遍地都是尸体，成千上万。有些残缺不全，有些静静躺着，就像是睡着了，还有些像恋人那样互相纠缠在一起。比利感到一阵恶心。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上帝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第十八章

1916年7月下旬

邮递员杰兰特肩上扛着一只大大的帆布袋子，里面装满了陆军部发出的阵亡电报。艾瑟尔恐惧地想，这男孩在街上穿来穿去，简直就是个戴着邮差帽的死亡天使。

第十九章

1916年7月至10月

格雷戈里拿定了主意。既然他必须朝自己人开枪，那他宁可射杀一个军官，也不愿去杀普通士兵。

第二十章

1916年11月至12月

这场战争每天耗费五百万英镑，是国家正常花费的十倍。输了，最大债主美国就会破产。赢了，德国会被迫代为还债，即所谓的“战争赔款”。艾瑟尔听得目瞪口呆：“所以，我们源源不断送那些年轻人上战场冒生命危险，就因为我们付不起账单……”

第二十一章

1916年12月

菲茨的要求让艾瑟尔苦恼了好几天。“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菲茨是这么说的，她知道这是真话。但她从此就成了靠出卖自己过活的女人。

第二十二章

1917年1月至2月

这位德国海军上将开始引用备忘录上的话——海军随时可以出海的潜艇数量，协约国维持生存所需要的船运吨位，以及他们替代被击沉的船只的速度。唯一让沃尔特怀疑的是，这位将军算得太精确，太确定了。战争从来都不是这么容易预测的，不是吗？

第二十三章

1917年3月

这年冬天，彼得格勒饥寒交加。大街上那个九岁女孩努力模仿的勾引人的凄婉笑容让格雷戈里痛苦不已，想为他的国家哀哭。我们正在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妓女，他想，难道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

Part 2 巨人之战

第十二章

1914年8月初到月末

卡捷琳娜烦躁不安。圣彼得堡四处张贴着动员参军的告示，她坐在格雷戈里的租屋里痛哭流涕，心烦意乱地用手捋着她的长发，嘴里不停地叨咕着：“我怎么办啊，我可怎么办才好啊？”

面对此情此景，格雷戈里真想把她搂进怀里，吻去她脸上的泪水，许诺永远不会丢下她。但他无法作这种承诺，不管怎么说，她爱的是他的弟弟。

格雷戈里服过兵役，因此算是一名预备役军人，按道理必须做好上战场的准备。实际上当初他的大部分训练只是行军和铺设道路。不过他觉得自己会在首批征召名单中。

这实在令人气愤。这场战争跟沙皇做的所有事情一样，既愚蠢又毫无意义。波斯尼亚发生一宗谋杀案，一个月后俄国竟然跟德国大战一场！两国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就要死在战场上，而且达不到任何目的。事实证明，格雷戈里和所有他认识的人一样，都认为俄国贵族极度愚蠢，没有能力统治国家。

就算能活着回来，这场战争也会毁掉他的所有计划。他正在攒钱买另一张去美国的船票。以他在普梯洛夫机械厂所挣的工资，这要花上两三年时间，可要是参军去拿军队的薪酬，那他就要永远等下去了。他到底还要在沙皇不公和残忍的统治下忍受多久呢？

他更担心的是卡捷琳娜。如果他上了战场，她怎么办呢？她在寄宿公寓跟另外三个女孩住一间，白天在普梯洛夫机械厂打工，用纸箱包装步枪子弹夹。等到孩子降生，她就不得不停工，至少一段时间内要待在家里。没有格雷戈里，她如何维持自己跟孩子的生计？真要是走投无路，她肯定会不顾一切想办法的，他知道那些来圣彼得堡的乡下姑娘急需用钱时会干什么。上帝保佑，千万别让她去街上出卖肉体。

不过，他并没有在第一天收到征召通知，随后，一周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报纸上说，两百五十万预备役已经在七月的最后一天动员完毕，但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一天之内无法召集如此庞大的队伍、发放军服、送上火车奔赴前线，甚至一个月都不可能。这些人都是分批召集的，有早有晚。

八月初最热的几天过去了，格雷戈里开始琢磨是不是自己被落下了。这种念头很折磨人。在这个混乱无序、不可救药的国家里，军队是管理最糟糕的机构之一，或许由于他们的无能，成千上万的人被忽略了。

卡捷琳娜已经习惯每天一早在格雷戈里做早饭的时候来他的房间。这是他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他总是提前梳洗完毕，穿戴整齐。

但她来的时候，打着哈欠，穿着宽松的睡衣，头发蓬乱，不过还是很迷人。眼下她已渐渐发胖，衣服便显得小了。他推算她大概已经怀了四个半月的身孕，乳房和臀部都更大了，腹部明显隆起。她的美艳丰满令人愉悦，也是一种折磨。格雷戈里尽量不去盯着她的身体。

这天早上，他正在炉火上煎着两个鸡蛋，她走了进来。早饭他已经不再将就，只熬粥是不行的——他弟弟的孩子需要吃些好的才能健康成长。通常格雷戈里都会为卡捷琳娜准备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比如火腿、鲱鱼，或者她最喜欢吃的香肠。

卡捷琳娜总觉得饿。她在桌边坐下，切了一片厚厚的黑面包，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她一边嚼着东西，一边问道：“如果士兵战死的话，拖欠他的薪水由谁来领呢？”

格雷戈里想起自己曾登记过近亲的名字和地址，便说：“就我而言，是列夫。”

“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到了美国。”

“应该到了。已经八个礼拜了，路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但愿他找到工作了。”

“不用担心。他会没事的。所有人都喜欢他。”格雷戈里一想起弟弟，心里就涌起一股怨恨的怒火。本该是他待在俄国照顾卡捷琳娜和未降生的孩子，担心被征召入伍，而格雷戈里会开始他省吃俭用地筹备了许久的新生活。但列夫攫取了这个机会。卡捷琳娜仍在为这个抛弃了她的男人闷闷不乐，而对留在她身边的人全不在意。

她说：“我相信他在美国会过得很好，但还是希望我们能收到他写的信。”

格雷戈里在鸡蛋上削了一小块硬奶酪，再撒上盐。他很怀疑他们会收到美国那边的任何消息，列夫不太在乎什么感情，他或许打算跟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就像蜥蜴蜕皮一样。格雷戈里有些悲哀，但出于对卡捷琳娜的善意，他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她仍然希望列夫会派人来接她。

她说：“你会上战场打仗吗？”

“如果我能做主，就不会去。我们为了什么目的打仗呢？”

“为了塞尔维亚。他们都这么说。”

格雷戈里把煎蛋放进两只盘子，然后坐到桌前：“问题其实是塞尔维亚将由谁来统治，是奥地利皇帝还是俄国沙皇。我怀疑塞尔维亚人对此是否真的在意，我反正是无所谓。”他开始吃了起来。

“那么，就是为沙皇而战了。”

“我会为你而战，为列夫，为自己，或者为了你的孩子……为沙皇？不。”

卡捷琳娜很快吃掉了她那份鸡蛋，又切下一片面包把盘子抹干净了。“如果是男孩，你想取个什么名字？”

“我父亲叫谢尔盖，爷爷叫吉洪。”

“我喜欢米哈伊尔，”她说，“跟大天使同名。”

“很多人都喜欢。因此这名字用得很多。”

“也许应该叫他列夫，或者叫格雷戈里也好。”

格雷戈里有些感动。他很高兴能有个随了他名字的侄儿。但他不愿对她有任何要求。“列夫就很好。”他说。

工厂那边响起了汽笛——整个纳尔瓦区都能听到这声音。格雷戈里站了起来。

“我来洗盘子。”卡捷琳娜说。她七点才去上班，比格雷戈里晚一个小时。

她转过脸来，让格雷戈里亲了一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亲吻，他不容自己的嘴唇稍作停留，尽管如此，她柔软平滑的肌肤、脖颈上那慵懒的温暖气息仍然让他回味无穷。

随后他戴上帽子，出了门。

夏日清晨，天气温暖湿润。格雷戈里疾步走在街上，很快就开始冒汗了。

列夫离开后的两个月里，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之间建立起一种让人不太自在的友谊。她依靠他，他照顾她，但他们谁都不想这样。格雷戈里希望获得爱情，而不是友谊。卡捷琳娜心里想的是列夫，而不是格雷戈里。但只要确保她吃得好，格雷戈里也就得到了一种满足。这是他表达爱的唯一途径。这种关系不会长久维持下去，但眼下很难做什么长远打算。他心里还在盘算着如何逃离俄国，踏上通往美国的乐土。

厂门口贴出了几张新的动员布告，人们全都围了过去，那些看不见布告的人还央求别人大声念出来。格雷戈里发现伊萨克，那个足球队长，正站在自己旁边。他俩年龄相当，都是预备役。格雷戈里扫视着告示，寻找自己兵团的名字。

今天这上面有它。

他又仔细看了一遍，确实没看错：纳尔瓦团。

他继续往下看着名单，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但他没法欺骗自己。他今年二十五岁，身强力壮，是当兵的好材料。理所应当被派去打仗。

可卡捷琳娜和她的孩子怎么办？

伊萨克大声骂了一句。他的名字也在名单上。

有人在他们身后说：“别担心。”

两人转过身，便看见细长单薄的卡宁站在那儿，这位和蔼的铸造部监察员是个工程师，三十多岁。“别担心？”格雷戈里怀疑地反问道，“卡捷琳娜怀了列夫的孩子，没人照顾她。我能怎么办？”

“我跟这个区征兵动员处的负责人见过面，”卡宁说，“他答应免除我所有工人的兵役。只有那些捣乱分子才去。”

格雷戈里一下子又有了希望。竟然有这样的好事，真是让人不敢相信。

伊萨克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只要别去军营。你们就没事。已经安排好了。”

伊萨克咄咄逼人，这种性格让他成了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也让他不满足于卡宁的答案。“怎么安排好了？”他问道。

“军队把不去报到的人列了名单交给警方，警察就会把他们抓起来。你们的名字根本不会出现在名单上。”

伊萨克不满地哼了一声。格雷戈里也对这种半官方的安排很反感——很多环节都可能出问题，但跟政府打交道一直是这样。卡宁为这件事打点了某个官员，或者许诺了别的好处。真不应该对他摆出粗鲁无礼的态度。“这实在太好了，”格雷戈里对卡宁说，“谢谢你。”

“不要谢我，”卡宁温和地说，“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也为了俄国。我们需要像你们这种熟练的工人制造机车，而不是去挡德国人的子弹——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做这件事。政府还没有搞清状况，但到时候他们会的，到头来还得感谢我。”

格雷戈里和伊萨克穿过大门。“我们不妨相信他的话，”格雷戈里说，“再说，我们能有什么损失呢？”他们排队登记进厂，每人将一个带编号的金属方块丢进一个盒子里。“这是个好消息。”他说。

伊萨克仍心存疑虑：“我就是想落实这件事。”

他们直奔制轮车间。格雷戈里把他担心的事情放在一边，开始准备自己一天的工作。普梯洛夫机械厂生产的机车比以前更多了。军方认为机车和车厢有可能被炮击摧毁，一旦开战他们就需要备用车辆。格雷戈里的小组压力很大，必须加快生产速度。

一进车间他就挽起了袖子。工棚很小，冬天时熔炉让这里很暖和，现在是盛夏，里面整个变成了烤箱。在车床下定型抛光的金属部件发出尖利刺耳的声响。

这时，康斯坦丁正站在格雷戈里的车床前，这位工友的姿势让格雷戈里眉头一皱。对方脸上的表情分明在发出警告——大事不好。伊萨克也看出情况不妙。他的反应比格雷戈里更快，马上止步，抓住格雷戈里的胳膊，说：“怎么……”

他的话没有说完。

一个穿着黑绿色制服的身影从熔炉后面蹿了出来，挥起一把大锤就朝格雷戈里的脸上砸了过去。

他想躲开这突然的一击，但还是慢了一秒，尽管身子闪了一下，可木制的大锤还是砸中了他的颧骨上方，将他打倒在地。一阵剧痛钻进了脑子，格雷戈里发出一声惨叫。

几分钟后他才渐渐看清眼前的景象，至少他躺着看见了米哈伊尔・平斯基敦实的身影，就是那个巡警。

他应该料到会有这一天的。对发生在2月的那场争斗，他实在太掉以轻心了。而警察从来不会忘记这类事情。

他还看见伊萨克正在跟平斯基的搭档伊利亚・科兹洛夫，以及另外两个警察厮打。

格雷戈里仍躺在地上。就算起得来他也不想还手。他想：让平斯基报了这个仇，也许他就满意了。

但片刻之后，他便没办法再躺下去了。

平斯基举起了大锤。残存的洞察力让格雷戈里发现那件工具正是他的，用来把模板敲到塑型砂里。紧接着，锤子就朝他脑袋落了下来。

他往右一偏，但平斯基斜着一挥，沉重的橡木锤头砸在了格雷戈里的左肩上。他痛苦地号叫起来，瞬间被激怒了。趁着平斯基恢复平衡的当口，格雷戈里从地上跳起来。他的左臂发软，使不上力气，但右手没事。他攥紧拳头，狠命朝平斯基挥了过去。

这一拳没能打出去。两个穿黑绿制服的身影冷不丁出现在他两侧，把他的胳膊紧紧抓住，格雷戈里根本挣脱不开，愤怒中只见平斯基抡起锤子砸了下来。这一击正中前胸，几根肋骨被敲碎了。随后一击偏向下方，打在格雷戈里的肚子上，他猛地抽搐着，早上吃下的东西全呕了出来。下一次打击落在了他的脑袋侧面，让他两眼一黑，昏死过去，清醒之后发现自己四肢瘫软，被两个警察架着。伊萨克也被另外两个警察扣住了。

“现在平静点了吧？”平斯基说。

格雷戈里吐出一口鲜血。他只觉得浑身疼痛难忍，脑子没办法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平斯基跟他有仇，但总该有什么事情触发这次报复。再说，平斯基也不至于如此胆大妄为，光天化日在工厂里动手，还对着周围这些痛恨警察的工人。他总该有什么理由的。

平斯基掂着手中的大锤，看上去若有所思，似乎盘算着再给他来一下子。格雷戈里打起精神，勉强克制住不去求饶。这时平斯基说：“你叫什么名字？”

格雷戈里想开口说话，可嘴里吐出来的都是血。最后，他勉强说道：“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别斯科夫。”

平斯基又朝他的肚子打了一拳。格雷戈里呻吟着，口吐鲜血。“撒谎，”平斯基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他再次举起了大锤。

站在车床边的康斯坦丁上前一步：“警官，这人是格雷戈里・别斯科夫！”他抗议道，“我们都认识很多年了！”

“别跟我撒谎。”平斯基说着，举起了锤子，“你想尝尝这个的滋味吗？”

康斯坦丁的母亲瓦莉娅过来打圆场：“没人撒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她用父名称呼对方，表示她认识平斯基，“他说自己是谁就是谁。”她肩膀宽厚，双手抱胸站在那儿，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

“那你就解释一下这个，”说着，平斯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别斯科夫两个月前乘坐‘天使加百利号’离开圣彼得堡了。”

监察员卡宁出现在他们面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没人干活？”

平斯基指了指格雷戈里：“这个人是列夫・别斯科夫，格雷戈里的弟弟，谋杀警察的通缉犯。”

立刻，所有人都嚷嚷起来。卡宁举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说：“警官，我认识别斯科夫兄弟，格雷戈里和列夫，这些年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俩。他们长得很像，亲兄弟一般都有很多共同点，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人是格雷戈里。你们把整个部门的工作都耽误了。”

“如果这个是格雷戈里，那么，坐‘天使加百利号’离开的又是谁呢？”平斯基亮出最后的杀手锏。

其实，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片刻之后，平斯基明白过来，顿时一脸蠢相。

格雷戈里说：“我的护照和船票都被偷了。”

平斯基使出吓唬人的伎俩：“那你为什么不向警方报案？”

“有用吗？列夫已经出国了。你们也不能把他抓回来，把属于我的还给我。”

“那你就成了同谋，帮助他逃跑。”

卡宁再次进行干预：“平斯基警官，一开始你指责这人谋杀。也许这个理由还足以让制轮车间停工。但你承认自己弄错了，现在，你又指控他没有报告什么证件被盗的事。要知道我们国家正在打仗，你在耽误俄国军队迫切需要的机车生产。如果你不想让我们下次向军方高级统帅报告时提及你的名字，我建议你尽快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毕。”

平斯基看着格雷戈里：“你是哪个预备队的？”

格雷戈里想也没想便回答说：“纳尔瓦编成团。”

“哈！”平斯基说，“正好今天他们应召。”他看了看伊萨克：“你也是吧，我敢打赌。”

伊萨克什么也没说。

“放开他们。”平斯基说。

两个警察松开了格雷戈里的胳膊，他踉跄了一下，但还是咬着牙站定了。

“你们最好按命令去征兵站报到，”平斯基对格雷戈里和伊萨克说，“否则，我会一直盯着你们。”他转过身，带着所剩不多的威严走出车间。几个随从也跟着他离开。

格雷戈里重重坐在凳子上。他眼前一片模糊，头疼欲裂，肋骨和肚子都阵阵作痛。他很想蜷缩在哪个角落里，昏死过去。让他保持清醒的是彻底毁灭平斯基和他所属的制度的欲望。他不停地想，总有一天，我们要把平斯基，把沙皇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统统消灭。

卡宁说：“军队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但警察那边我就没办法了。”

格雷戈里点了点头，表情冷峻。这也是他担心的。平斯基最狠的一手就是确保格雷戈里和伊萨克被征入伍，这远比他的大锤来得更凶残。

卡宁说：“没有你的话我会十分遗憾。你是个好工人。”他显得有些激动，却对此无能为力。停顿了片刻，卡宁举起双手做了个无奈的手势，随后离开了车间。

瓦莉娅走到格雷戈里面前，拿着一碗水和一块干净的抹布，帮他把脸上的血污擦掉。瓦莉娅身形高大，但她手上的动作很轻。“你该去厂棚那边，找张空床躺上个把钟头。”她说。

“不，我要回家。”格雷戈里说。

瓦莉娅耸了耸肩，挪到伊萨克那边，他的伤并不重。

格雷戈里使出全身力气站了起来。厂房在他眼前旋转了起来，见他摇摇晃晃，康斯坦丁连忙过来搀扶他。过了一会儿，格雷戈里终于觉得自己能够独自站立了。

康斯坦丁从地上捡起格雷戈里的帽子递给他。

虽然迈开两腿的时候还有些不稳，但他摆了摆手不让别人继续搀扶自己，试着走了几步后便感觉能够正常行走了。他努力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但肋骨的疼痛让他不得不小心移步。格雷戈里慢慢从长椅、车床、熔炉和压力机组成的迷宫中，一步步挪到了厂房外面，继续朝工厂大门走去。

他在那儿遇到了来上班的卡捷琳娜。

“格雷戈里！”她叫了一声，“征召名单上有你，我看见布告了！”接着她注意到他脸上的伤：“出了什么事？”

“碰见你最喜欢的那位警官了。”

“平斯基那头猪？你受伤了！”

“是瘀伤，不会有事的。”

“我送你回家。”

格雷戈里有些惊讶。两人似乎来了个角色互换。卡捷琳娜以前从没有主动提出照顾他。“我自己可以走。”他说。

“那我也跟你一起回去。”

她挽住他的胳膊，两人穿过狭窄的街道，逆着成千上万蜂拥前往工厂上班的人潮。格雷戈里身上带着伤很不舒服，但能跟卡捷琳娜手挽手走在一起仍让他感到高兴。太阳渐渐升高，阳光照耀在破旧的屋宇和肮脏的街道上。

不过，这段熟悉的路让他疲惫不堪，实在出乎意料。他们终于到家后，他便重重地坐在床上，过了一会儿就躺下了。

“我藏了一瓶伏特加在姑娘们的房间里。”卡捷琳娜说。

“不用了，谢谢，我还是喝点茶吧。”

他屋里没有茶炊，不过她用锅煮了些茶，倒在杯子里，又放了一块砂糖端给他。喝了茶后他感觉好一点。他说：“最糟糕的是，我本来可以避开征兵，但平斯基发誓让我逃不过去。”

她坐在他身旁，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这是宿舍里的姑娘给我的。”

格雷戈里瞥了一眼，是那种枯燥的官方宣传品。上面的一行标题是“援助军人家庭”。

卡捷琳娜说：“如果你是个军人的妻子，就有权每月从部队领取津贴。这不只是给穷人的，每个人都能拿到。”

格雷戈里恍惚记得听人说过这个。当时他并没在意，因为他并不符合条件。

卡捷琳娜接着说：“下面还有。你家能得到便宜的煤火，便宜的火车票，他们还会帮助孩子上学。”

“还不错，”格雷戈里说，他想睡觉了，“军队能这么明智，倒是很少见。”

“但必须是已婚的人才能得到。”

格雷戈里开始明白过来。她会不会是想——“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他问。

“像现在这样，我什么都得不到。”

格雷戈里用胳膊肘撑着身子，抬头看她。突然间他的心脏狂跳了起来。

她说：“如果我嫁给了一个军人，就能过得更好。我的孩子也能有吃有穿。”

“可是……你爱的是列夫。”

“我知道。”她哭了起来，“但是，列夫在美国呢，他根本就不在乎我怎么样，连封信都不写。”

“那……你想怎么办？”格雷戈里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他想亲耳听见那句话。

“我想要结婚。”她说。

“就为了拿到军人妻子的津贴？”

她点点头，这个简单的动作让他心里瞬间燃起的微弱、愚蠢的希望之火一下子熄灭了。“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她又说，“等孩子出生的时候就能有一点点钱，尤其你又去了部队，不在身边。”

“我明白。”他心里沉甸甸的。

“我们能结婚吗？”她说，“求你了。”

“当然，没问题。”他回答。

圣母教堂同时有五对夫妇结婚。主持仪式的牧师很快念完祝词，格雷戈里气愤地发现他都懒得抬头看别人一眼。就算新娘里头有只大猩猩，这人大概也不会注意。

格雷戈里自己倒是不那么在乎。每当他走过教堂，就会想起那个要跟十一岁的列夫发生性行为的牧师。在康斯坦丁的布尔什维克讨论小组听了无神论的讲座后，格雷戈里对基督教的蔑视又加深了一层。

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的结婚仪式草草结束，其他四对新人的婚礼也一样。所有男人都穿着军服。动员令促使人们匆匆结婚，让教堂疲于应付。格雷戈里讨厌穿制服，认为这是一种受奴役的象征。

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要结婚。他不觉得这是件值得庆祝的喜事。卡捷琳娜明确表示这纯粹出于实际的考虑，是种让她获得津贴的方式。这的确是一个绝好的主意，这样一来，她在花销上有了保障，格雷戈里随部队离开后，自然也不会那么担心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自觉地认为这场婚礼是一出可怕的闹剧。

卡捷琳娜没那么腼腆，寄宿公寓的所有女孩都来参加婚礼了，此外还有几位普梯洛夫机械厂的工人。

随后大家都聚到寄宿公寓女孩子们的房间里，喝着啤酒和伏特加，小提琴手拉着人们熟悉的民间曲调。等他们一个个醉意阑珊，格雷戈里便溜出了门，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脱下靴子，穿着军裤和衬衣躺在床上。蜡烛被吹灭了，但街上的灯光透进来，屋里的一切都一清二楚。平斯基的毒打仍然让他浑身疼痛——左胳膊一用力就觉得疼，每次在床上翻动，碎裂的肋骨都会让他经历刀扎般的剧痛。

明天他就要坐上西行的火车。眼下任何一天都可能发生交火。他有些害怕，只有疯子才会不以为然。但他头脑聪明，意志坚定，会想方设法生存下去，自从母亲死后他一直就是这样在困境中求生的。

卡捷琳娜进来的时候他还没有睡着。“你怎么这么早就离开聚会了。”她抱怨道。

“我不想喝醉。”

她开始脱掉身上的裙子。

他很惊讶，紧盯着她的身体，路灯的光映出了她的曲线，修长的大腿，以及那头优美的卷发。他既感到躁动不安，又有些迷惑。“你在干什么？”他问。

“上床啊，这还用问。”

“你的床不在这儿。”

她踢掉鞋子：“你说什么呢？我们已经结婚了。”

“可这是为了让你拿到津贴。”

“就算是这样，你也该得到点儿回报。”她躺到床上，去吻他的嘴，呼吸里带着伏特加的气味。

他的体内欲火上涌，实在是不由自主，这让他脸上发烧，又激动又羞愧。尽管如此，他还是喘息着说出那个“不”字。

她扯着他的手放在自己的乳房上。他不由自主地抚摸着她，轻轻捏着那块柔软的地方，指尖透过粗布衣服寻到她的乳头。“看见了吧？你是想干这个的。”她说。

这种得意的腔调激怒了他。“当然，我想，”他说，“第一天见到你，我就爱上了你。但你爱的是列夫。”

“天啊，你干吗总是想着列夫？”

“这是个习惯，在他又小又脆弱的时候就养成了。”

“好吧，可他现在是个大人了，在他眼里，你和我，还不值两个戈比。他把你的护照、船票和钱统统拿走了，除了他的孩子什么都没给我们留。”

她说得有道理，列夫从来都只想着自己。“不过，一个人爱自己的家人，不是因为家人善良体贴，你爱他们是因为他们是你的家人。”

“哎呀，算了，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儿吧，”她恼火地说，“明天你就参军了。现在你有机会和我上床，要是不做，临死的时候会后悔的。”

这诱惑太强烈了。虽说她已经喝得半醉，但她身子暖烘烘的，躺在身边让人心动。难道他真的没资格享受一夜的幸福吗？

她的手在他大腿上游走，抓住了他坚挺的阴茎：“来吧，你已经娶了我，最好还是行使一下你的权利吧。”

可问题就出在这儿，他想。她不爱他。她献出自己来报偿他所做的一切。这是卖淫。他深感羞辱和愤怒，而他渴望屈服的事实让这种感觉变得更糟。

她开始上下摩挲他的阴茎。他恼羞成怒，一把推开她。没想到力气使得太大，她从床上掉了下去。

她又惊又疼，大叫了一声。

他本没打算这样，但愤怒的情绪让他说不出道歉的话。

她坐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咒骂。他狠下心不去扶她。她自己挣扎着站起身来，两腿因为伏特加而不听使唤。“你这头蠢猪！”她说，“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她整了整身上的衣服，遮住那双漂亮的腿。“一个女孩在新婚之夜被她的丈夫踢下了床，这算怎么回事啊？”

她的话刺痛了格雷戈里，但他静静地躺着，什么也没说。

“没想到你这么狠心，”她咆哮着，“去死吧！去死吧！”说完，她捡起鞋子，踢开门冲出了房间。

格雷戈里坠入了痛苦的深渊。这是他身为平民的最后一天，但他跟自己所爱慕的女人吵翻了。如果现在战死疆场，他可能死不瞑目。多么腐朽的世界！多么可恶的生活！

他起身去关门。这时听见隔壁卡捷琳娜假装高兴地说：“格雷戈里那东西立不起来——他醉得太厉害了！”她说，“再给我来点儿伏特加，我们继续跳啊！”

他摔上门，一头倒在床上。

最终，这一夜他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醒了。洗漱后，他穿上军服，吃了些面包。

他探头朝隔壁姑娘们的房间看了一眼，她们全都呼呼大睡着，酒瓶子散落一地，污浊的空气里全是烟味和酒气。他愣愣地看着卡捷琳娜，她张着嘴巴睡得正香。他随后离开了家，不知是否还能再见到她，同时不断暗示自己他不在乎。

之后，他来到自己的编成团报到，拿到了配发的枪支弹药并找到了自己该上的火车，跟新伙伴们见了面，心情稍稍好了起来，既兴奋，又有些迷茫。他不再去想卡捷琳娜，注意力集中到了以后的事情上。

他跟伊萨克，以及几百名穿着灰绿马裤和束腰上衣的预备役士兵登上火车。他也像其他人一样，携带一杆俄国造的莫辛-纳甘步枪，这杆带尖刺刀的步枪跟他的个子一般高。大锤留下的瘀伤几乎覆盖了他的半张脸，让别人以为他是那种为非作歹的家伙，都对他小心翼翼，恭敬有加。火车开出圣彼得堡，轰隆隆穿过一片片森林田野。

一开始夕阳出现在正前方，接着到了右侧，这就说明他们正奔赴西南方向，在朝德国进发。格雷戈里觉得这一点显而易见，可当他说给战友们听时，他们一个个都十分惊讶，对他很是佩服——这些人几乎都不知道德国的具体方位。

这是格雷戈里第二次坐火车，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的情形。当时他刚满十一岁，母亲带着他和小列夫去圣彼得堡。父亲几天前刚被绞死，格雷戈里幼小的心中充满恐惧和悲伤，但孩子就是孩子，坐上火车让他兴奋不已——庞然大物般的车头散发的机油味，巨型的车轮，三等车厢热情友好的农民，还有飞掠乡村田野的惊人速度。这些快乐的记忆重新涌上来，让他不禁感到自己在经历一场既兴奋又可怕的冒险。

不过，这一次他坐的是拉牲口的车厢，除了军官，所有人都是这样。车厢里大概有四十个人：皮肤苍白、目光狡诈的圣彼得堡工厂工人，留着长胡子、说话慢条斯理、看什么都新奇的农民，还有五六个黑眼睛、黑头发的犹太人。

格雷戈里旁边就坐着一个犹太人，他自我介绍叫大卫。他说，他父亲在自家后院制作铁桶，然后拿到各村去卖。他还说现在军队里有很多犹太人，因为免除兵役已经越来越难了。

他们都归加弗立克中士领导，这个正规军人焦躁不安，咆哮着发号施令，满口污言秽语。他把这些人一概当成农民对待，骂他们是“牛屎棍”。

中士跟格雷戈里年龄相仿，这种岁数不可能参加过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格雷戈里猜想他这样大呼小叫是在掩饰心里的恐惧。

每隔几个小时火车就在乡下的某个车站停一下，士兵们统统下车。有时候给他们菜汤和啤酒，有时就只有白水。列车行驶的时候他们就坐在车厢地板上。加弗立克教他们如何擦枪，如何跟不同级别的军官打招呼敬礼。见到中尉和上尉要说“长官”，更高级别的将领还有一系列递进的尊贵称呼，直到被称作“我最高的荣光”——这些人都是贵族。

第二天，格雷戈里估计他们已经到了俄国统治的波兰境内。

他问中士他们到底属于哪个部队。他知道同来的这些人属于纳尔瓦编成团，但没人告诉他们到底被安排到哪个作战部队。加弗立克说：“这他妈的跟你没关系。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吩咐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格雷戈里猜测他自己也不知道。

又过了一天半，火车停在一个叫作奥斯特罗伦卡的镇子上。这地方格雷戈里从未听说过，但他看出铁路线已经到了尽头，猜测这地方一定离德国边境很近。几百个货车车厢正在卸货。装卸工人驾着马匹把巨大的枪炮抬下火车，一个个汗流浃背。成千上万名军人围聚在四周，脾气暴躁的军官正在竭力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以连或排为单位分组。与此同时，大量物资必须搬到马拉的大车上——切成半扇的肉、麻袋装的面粉、啤酒桶和装满子弹的板条箱、整箱的炮弹，还有成吨的燕麦，那是所有马匹的饲料。

格雷戈里在一个集合点见到了安德烈王子那张让人厌恶的脸。他穿着一身华丽的制服，但格雷戈里还看不懂那些徽章和条纹，弄不清他所属的军团和官阶。王子高高骑在一匹枣红马上，身后跟着一名下士，提着一只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

格雷戈里想：我现在该一枪打死他，替我父亲报仇。不过这是个愚蠢的念头，但他还是忍不住摸了摸步枪的扳机，看着王子和他的鸟笼消失在人群里。

天气炎热干燥。当天晚上，格雷戈里跟同车厢的人一起睡在地上。他发觉自己跟这些人组成一个排，即将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第二天早上他们见到了负责的军官，一个名叫托姆恰克的少尉，年轻得让人有点不放心。他领着他们走出奥斯特罗伦卡，沿着大路朝西北方向行进。

托姆恰克少尉告诉格雷戈里，他们被编在克留耶夫将军指挥的第十三团，属于萨姆索诺夫将军统帅的第二集团军。格雷戈里把这消息传达给其他人，他们听了都害怕起来，觉得“十三”不吉利。加弗立克中士说：“别斯科夫，我说过少管闲事。”

出了镇子不远，铁路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通向森林的沙土路。载运给养的马车走不了了，几个马夫很快发现一匹马根本无法将沉重的军需物资拉过沙地。他们解开所有马匹，重新配成两匹马驾辕的马车，另一半没有马拉的大车只得丢在路边了。

他们走了一整天，晚上依旧露宿野外。每晚临睡前，格雷戈里都对自己说：又过了一天，我还活着，还能照顾卡捷琳娜和她的孩子。

这天晚上托姆恰克没有收到任何指令，所以第二天上午大家都坐在树荫底下待命。格雷戈里挺高兴，昨天的行军让他两腿生疼，新靴子也很不合脚，现在可以好好歇息了。那些农民倒是习惯这样整天走路，嘲笑城里来的士兵。

中午时分一个通信兵送来指令，要求他们上午八点，也就是四个小时以前出发。

没人为行军的战士供水，因此他们只得喝井水，或者从路上经过的小溪里取水。很快他们就学会一有机会就喝个够，把军用水壶装满。他们也没有任何炊具，唯一的食物是配发的一种硬面饼。每隔几里地，他们就会被派去帮忙把带轮的大炮拖出沼泽或者沙坑。

一直行军到太阳西沉，然后又是在树下过夜。

第三天晌午，他们终于走出了树林，成片熟透的燕麦和小麦展现在眼前，田间还立着一幢小巧漂亮的农舍。这是幢两层小楼，有个陡峭的斜坡屋顶。院子里还有水泥砌成的井台，那个低矮的石头建筑看着像是猪舍，但十分干净。这地方就像是有钱地主的家，或许是某位贵族的小儿子。但院门紧闭，冷冷清清。

沿着这条穿过整个村庄的道路，又往前走了三里多地，大家吃惊地发现到处都是这样被遗弃的房子。格雷戈里恍然大悟——他们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德国，这些奢华的房子都是农户的住宅，他们举家带着牲畜逃亡，躲避大举压境的俄国军队。可怎么没看见穷人的破烂窝棚呢？猪和牛的排泄污物哪儿去了？为什么没有那种摇摇欲坠的木板牛棚、打补丁的围栏、带窟窿的棚顶？

士兵们高兴地欢呼起来。一个农民兵嚷道：“他们都被我们吓跑了！他们害怕俄国人。我们不用一枪一弹就能拿下德国！”

格雷戈里在康斯坦丁的讨论小组里了解到不少情况，他知道德国的计划是先征服法国，再回过头来对付俄国。德国人没有投降，他们要选最佳的时机开战。即便如此，他们毫无抵抗就放弃了大片上好的疆土，实在让人惊讶。

“长官，这是在德国的哪个地区？”他问托姆恰克。

“他们把这儿叫作东普鲁士。”

“是德国最富的地区吗？”

“我看不是，”少尉说，“我没看见这儿有什么宫殿。”

“普通的德国人就这么富裕，住这种房子吗？”

“应该是吧。”

托姆恰克看上去刚出校门，不比格雷戈里更有见识。

格雷戈里继续走着，但心情有些低落。他原以为自己见多识广，但没想到德国人竟然住得这么好。

还是伊萨克道出了他的疑惑。“我们的部队已经养不活我们了，虽说连一枪一弹还都没放呢，”他平静地说，“可看看这儿，到处整齐有序，猪都有石头房子住，我们这副德性怎么打得过人家？”

欧洲事件的进展让沃尔特欢欣鼓舞。预计战争不会久拖不决，德国人胜利在望。圣诞节前后他就能跟茉黛重聚。

除非他死了。但即使他战死沙场，也是带着快乐赴死的。

每次回想起他们共度的那一夜，他就会感到一种令人震颤的喜悦。他们没有把那珍贵的分分秒秒浪费在睡觉上。他们不停做爱，一连做了三次。开始时困难重重，令人心碎，但这恰恰强化了随之而来的愉悦。中途停下来的时候，他们肩并肩躺着闲聊，相互爱抚对方。这种交谈跟其他任何场合下的都不一样。所有沃尔特能跟自己说的话，他都能跟茉黛说。他从未有过如此接近另一个人的感觉。

拂晓前后，他们吃光了一大碗水果，以及整盒巧克力，然后，他们就必须离开了——茉黛要偷偷溜进菲茨的大宅，在仆人面前装出一副清早外出散步的样子；沃尔特要回自己的公寓，换掉衣服，收拾行囊，嘱咐他的随从把没带走的东西运回柏林。

他们坐上出租车，驶过从骑士桥到梅费尔那段很短的路。两人紧紧拉着手，只说了几句话。沃尔特让车在菲茨宅邸的拐角停下，茉黛在绝望的激情中一再亲吻他，之后，她匆匆离去，顿时让他黯然神伤，不知自己是否还能见到她。

战争开始时事态良好。德国军队狂风暴雨般穿过比利时。南部的法国一怒之下入侵了洛林，却毫无作战策略，被德国的大炮打得落花流水。现在他们已全线溃退。

日本与英法两国结成盟友，却刚好把远东的俄国士兵解放了出来，调派到了欧洲战场。不过，美国人宣布他们保持中立，这让沃尔特备感安慰。他不免感叹起来：世界实在是太小了。日本地处远东，而美国则在最西面。这场战争波及了整个地球。

据德国情报部门的消息，法国人的电报雪片般发往圣彼得堡，乞求沙皇进攻德国，以此牵制德国兵力。俄国人的调遣速度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他们的第一集团军仅在开始调集后的第十二天便穿越了德国边境，让世人震惊。与此同时，第二集团军深深插入南部地区，以铁路的终点站奥斯特罗伦卡为起点形成夹击，在一个名叫坦能堡的小镇附近合上钳爪。两支部队均所向披靡。

德国人对此听之任之，显得超乎寻常的迟钝，但这一切很快就终止了。该地区的驻军总司令普里特维茨将军马上被统帅部解职，退休的保罗・冯・兴登堡被召回，还有埃里希・鲁登道夫——资深军官中很少有他这样，名字中没有表示贵族身份的“冯”字，这两人取代了普里特维茨。而且，四十九岁的鲁登道夫也是最年轻的将军之一。沃尔特钦佩他仅仅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建树荣升高位，也很高兴成为他的情报联络人。

从比利时去普鲁士的途中，他们在星期日，也就是8月23日那天，在柏林短暂停留的几分钟里，沃尔特得以跟母亲在站台上见了一面，她的尖鼻子因为害了热伤风而涨红着。她紧紧拥抱他，激动得浑身颤抖：“你没事。”

“是的，母亲，我没事。”

“我特别担心祖瓦尔德。那边离俄国太近了！”祖瓦尔德是冯・乌尔里希家的乡村庄园。

“我觉得不会有事的。”

她还是放心不下：“我跟凯瑟琳谈过这件事。”她跟皇帝的妻子关系很好，“还有其他几位夫人也去找过她。”

“你不该去打扰王室，”沃尔特责备地说，“他们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

她用鼻子哼了一声：“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庄园让给俄国军队！”

沃尔特也有同感。一想到那些粗鲁的俄国农民和他们只会抡鞭子的野蛮领主，横行在冯・乌尔里希家那精心养护的牧场和果园里，他就恨得牙根儿直痒。那些勤奋的德国农民、他们结实能干的妻子、白净的孩子和肥壮的家畜，都该得到保护。战争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他计划有朝一日带茉黛到祖瓦尔德，让他的妻子见识一下这块土地。“母亲，鲁登道夫会想方设法阻止俄国人的。”他希望事情确实如此。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便听到一声汽笛长鸣，沃尔特只得吻别母亲，登上火车。

沃尔特心里一阵隐痛，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扭转德国东线的战事。情报专家们曾预测俄国发出动员令后不会如此快速出击，他也是其中之一。一想起这件事，他便感到羞愧难当。不过他怀疑自己并不完全错误，俄国只是匆忙派出部队，既准备不足，又缺乏补给。

当他星期日下午与鲁登道夫的随从一道抵达东普鲁士时，这种怀疑变得愈发强烈。有报告说北面的俄国第一集团军已经停下了。他们刚进入德国境内几公里，按照军事逻辑应该继续向前推进。他们到底在等什么？沃尔特猜测他们断了粮草。

不过南面夹击过来的部队仍在前进，鲁登道夫的首要任务是截住他们。

第二天是8月24日，星期一，沃尔特在早上向鲁登道夫呈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报告，都是德国情报部门截获并翻译的俄国无线电通信。

第一份是连内肯普夫将军在早上五点三十分发出的，命令第一集团军进军。连内肯普夫终于又动弹了——但他并非向南挺进，与第二集团军会合形成包围，而是莫名其妙挥师向西，那一线对任何德国部队都不构成威胁。

第二条消息是半小时后俄国第二集团军指挥萨姆索诺夫将军发出的。他下令他的第十三、十五军团追击德国的xx军团，他认为德军是在撤退。

“这实在太了不起了！”鲁登道夫说，“我们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的？”他一脸狐疑，好像沃尔特在骗他。

沃尔特有种感觉，鲁登道夫并不信任他，因为他是军中贵族的一员。

“我们掌握了他们的密码吗？”鲁登道夫质问道。

“他们不使用密码。”沃尔特告诉他。

“他们用明文发布命令？老天爷！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俄国士兵没有受过太多教育，无法破解密码，”沃尔特解释说，“我们的战前情报评估认为他们缺少有文化的人，无法操控无线电发射机。”

“那他们为什么不使用野战电话呢？电话又不能被截获。”

“我想他们的电话线已经用光了。”

鲁登道夫嘴角下弯，下巴突出，平时总是一副皱着眉头、气势汹汹的样子。“这可能是一出鬼把戏，对不对？”

沃尔特摇摇头：“您无法想象，先生。俄国人几乎无法组织起正常的通信联络。利用虚假的无线信号来欺骗敌人，那就好比要飞向月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鲁登道夫低下他的秃头，去看摊在桌上的地图。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但生性多疑，因此备受折磨，沃尔特觉得他在被一种失败的恐惧驱策着。鲁登道夫用手指在地图上一指，说：“萨姆索诺夫的第十三、十五军团形成了俄国防线的中心，一旦他们向前推进……”

沃尔特立刻明白了鲁登道夫在想什么：可以把俄国人引入一个口袋形的陷阱，从三面将他们包围起来。

鲁登道夫说：“我们右侧有冯・弗朗索瓦和他的第一军团。中心地带是肖尔茨和××军团，他们已经撤退但并不是逃跑，和俄国人认为的刚好相反。而在左侧，距离北面仅仅五十公里的方向上，我们有马肯森和第十七兵团。马肯森正在密切关注北方的俄国军队，但如果这些俄国人走错了方向，倒可以暂时忽略他们，让马肯森向南挺进。”

“这是个绝佳的策略。”沃尔特说。整个思路虽然简单，但直到鲁登道夫说出来，他才彻底看清这一点，这让沃尔特十分佩服。这就是鲁登道夫当上将军的原因吧。

鲁登道夫继续说：“不过，只有连内肯普夫和俄国第一集团军继续按错误的方向行进，这个计划才能奏效。”

“您看到了被拦截的电文，先生。俄国人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

“让我们指望连内肯普夫别改变主意吧。”

格雷戈里所在的营没有吃的了，但眼前驶来一辆装满铁锹的大车，他们只能挖起了壕沟。战士们轮流干活，每半小时就替换歇息，因此并没有干太久。壕沟挖得不太齐整，但总算可以凑合用了。

这天一早，格雷戈里和伊萨克跟随其他战友占领了一个废弃的德军阵地，格雷戈里发现他们的战壕呈锯齿状，每隔一定距离就会拐弯，这样一来就看不太远。托姆恰克少尉说这种锯齿叫作Z字形壕沟，但他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少尉并没有下令让自己的部下按照德国人的样子挖沟。不过，格雷戈里确信这种设计肯定有用处。

格雷戈里还没开过一枪。他听过各种枪炮声，他的部队已经占领了大片德国领土，但到现在他还没开枪打过任何人，也没人朝他开枪。无论第十三军团走到哪里，都发现德国人刚刚逃离。

这太不合情理了。他慢慢发现战争中一切都陷入了混乱。谁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敌人在什么地方。格雷戈里的排里死了两个人，但不是被德国人打死的——一个是不小心用自己的步枪击中了大腿，失血过多而死，快得让人吃惊，另外那个则是被一匹因受惊而脱缰的马踩踏致死。

他们好几天没见到伙夫的马车了。应急口粮已经告罄，甚至连硬面饼也吃光了。从昨天早上开始就没人吃过东西。挖完壕沟，他们便空着肚子睡觉了。好在正值夏季，至少没有受冻。

射击是在次日天亮时响起的。

枪炮声从格雷戈里的左侧传来，尽管有些距离，但他看见榴霰弹在空中炸开了花，看见弹壳落地时突然飞溅的泥块。他知道此时应该害怕，但他并没有。只觉得饥渴、疼痛、无聊，却不觉得害怕。他很想知道是不是德国人也有同感。

右侧火力也很猛烈，就在朝北几公里的方向，但眼前还算平静。“就跟待在暴风眼里似的。”那个卖铁桶的犹太人大卫说。

很快上面下达了出发的命令。士兵们一个个拖着虚弱的身子爬出壕沟，步行向前。“我们真该感谢上帝。”格雷戈里说。

“为了什么？”伊萨克问道。

“行军总比打仗好吧。虽然脚上磨出了水泡，可我们还活着。”

这天下午他们来到一座小镇，托姆恰克少尉说这里是奥尔什丁。他们在近郊列队，随后进入镇中心。

让人吃惊的是，奥尔什丁城里到处是衣冠整齐的德国居民，他们正在照常干着周四下午的事情，邮寄书信、购买食品杂货、用童车推着婴儿散步。格雷戈里的部队在一个小公园里停下，那里有不少男人坐在大树下乘凉。

托姆恰克走进附近一家理发店，出来时胡子已经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也理好了。伊萨克去商店买伏特加却空手而返，他说军队已经在所有卖酒的店铺外面布设哨兵，把士兵挡在门外。

终于有辆马车运来干净的饮用水。战士们排队把自己的水壶灌满。傍晚来临，午后的炎热褪去，又来了几辆大车，装着从镇上面包房购买或强征来的面包。夜幕降临，他们靠着大树睡下。

黎明时连早饭也没吃，他们留下一个营把守镇子，格雷戈里和第十三军团其他人继续前进，离开了奥尔什丁，一路向西南方向的坦能堡进发。

虽然格雷戈里没看到有什么事发生，但还是注意到了军官们的情绪变化。他们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焦急地聚在一起秘密协商着什么。他们提高嗓门吵来吵去，少校指着一个方向，上尉却指向相反的方向。格雷戈里还能听到南北两个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尽管第十三军团正向西进发，炮声却好像移向东面了。

“这是谁打的炮啊？”加弗立克中士说，“是我们的，还是他们？我们正往西走，可为什么它却往东了呢？”这次他话里没带脏字儿，格雷戈里觉得他是真的担心了。

出了奥尔什丁几公里，他们留下一个营的人断后，这让格雷戈里很吃惊，因为他认为敌人在正前方，而不是在后面。第十三军团的人因此减少了，他皱着眉头琢磨起来。

中午前后，他所在的营从大部队分离出来。大拨人马继续向西南进军，而他们取道东南，上了一条穿过森林的大路。

正是在这儿，格雷戈里第一次遭遇了敌人。

他们在一条小溪旁歇息，士兵们纷纷灌满水壶。这时，格雷戈里走到树丛里解手。他刚在一棵粗壮的松树前站定，就听见左侧一阵响动，仔细一瞧，吓呆了——几米外，一个德国军官骑在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上，戴着一顶尖刺头盔，全副武装。

德国人正用一架望远镜朝他们营歇脚的地方瞭望。格雷戈里不明白他在看什么——有树林挡着，他根本看不远。或许他想弄清这些穿军服的到底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他坐在马上一动不动，就像圣彼得堡广场的纪念碑，但那匹马没那么安静，它来回挪动着，弄出的细碎响动，提醒了格雷戈里。

格雷戈里小心地系上裤子，拿起步枪向后退，躲进了树丛。

突然，那人动了一下。格雷戈里吓得打了个哆嗦，生怕他发现自己。不过，那个德国人熟练地掉转马头向西，那马扬起四蹄，一路小跑而去。

格雷戈里匆匆跑回加弗立克那里，报告说：“我见到了一个德国人！”

“在哪儿？”

格雷戈里指了一下：“那边，我在撒尿，正好看见他。”

“你肯定是个德国人？”

“他戴着有尖刺的头盔。”

“他在那儿干什么？”

“他骑在马背上，用望远镜往我们这边看。”

“是个侦察兵！”加弗立克说，“你没开枪打他？”

这时格雷戈里才意识到自己应该一枪干掉那个德国兵，而不是慌忙逃回来。“我觉得应该回来报告。”他有气无力地说。

“你这个窝囊废，你他妈拿着步枪是干什么用的？”加弗立克大声嚷道。

格雷戈里看了看他手里上膛的步枪，以及顶端那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当时的确应该开枪，他到底在想什么？“对不起。”他嘟囔着说。

“可现在你把他放跑了，敌人就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格雷戈里觉得羞愧难当。他当预备役时从未应付过这种情况，不过他自己本该能做好的。

“他往哪边跑了？”加弗立克问道。

这问题格雷戈里倒是能够回答：“西面。”

加弗立克转身快步走到托姆恰克少尉跟前，后者正靠着大树吸烟。片刻后托姆恰克扔了烟头，跑去找波布罗夫少校。这位军官年纪稍长，面目英俊，长着一头飘逸的银发。

接下来的一切发生得很快。他们没有大炮，但机枪部队把他们的武器卸下了车。一个营六百人的兵力从南到北铺展成长达近千米的战线。一部分士兵打头阵，其余跟在后面，慢慢向西迎着落日的余晖移动。

几分钟后第一发炮弹落了下来。它在空中呼啸而过，穿过森林的树冠，最后落在格雷戈里身后不远处，“轰”的一声炸开，大地随之震颤。

“侦察兵报告了射程，”托姆恰克说，“他们瞄准了我们刚才的位置。幸亏我们及时离开。”

不过德国人也很有头脑。他们好像发现了自己的失误，第二颗炮弹便在俄军队伍前端稍远的地方落下。

格雷戈里身旁的战友都慌了神。他们不停看着四周，端着步枪准备射击，稍有不满便互相咒骂。大卫直瞪瞪看着天上，好像要提前发现落下的炸弹以便及时躲开。伊萨克则一脸恶狠狠的表情，像在足球场上遇到对方暗中作弊似的。

一想到有人正想尽办法杀掉自己，格雷戈里就如遭雷击，就像是得到了某种致命的坏消息，却苦于记不起这消息到底是什么。他愚蠢地幻想着在地上挖个洞，躲进去不再出来。

不知炮手们到底能看见什么。是不是山上有个瞭望哨，用强大的德国望远镜穿透树林，已经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林子里藏个把人很难被发现，但若是六百人成群移动，就算隔着树林也能看得见。

似乎有德军炮手觉得找到了正确的射程，随后几秒钟内接连好几发炮弹飞落下来，有的命中了目标。格雷戈里左右两边同时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泥土喷泉般掀了起来，战士们尖叫着，炸碎的肢体横空飞过。格雷戈里吓得魂飞魄散。现在什么都干不了，连自保都困难——除了等着炮弹击中你，或打偏落在别处。他加快脚步，好像这能管点儿用似的。其他人看来也是这样想的，他们没听到任何命令，但全都跌跌撞撞地往前跑。

格雷戈里汗津津的手紧握步枪，尽量让自己不要慌。一颗又一颗炸弹落在他的前后左右，他跑得更快了。

炮火越发密集，很快他就分辨不出单个的炸弹了——耳边的轰鸣持续不断，就像驶过上百列火车。随后，整个营似乎跑出了炮手的射程，因为炮弹纷纷落在他们身后。

不久，炮击逐渐停歇。过了一会儿格雷戈里才明白为什么——前方出现了一挺机枪，正朝他们开火，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冲到了敌军阵地上。

机枪子弹朝向树林狂扫过去，打烂了树叶，劈开了树干。格雷戈里听见旁边一声尖叫，只见托姆恰克一头栽倒在地。他蹲下去查看少尉，后者的脸上、前胸全是血，一只眼球被打掉了。托姆恰克挣扎着，疼得大叫。格雷戈里也慌了：“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他知道如何包扎伤口，可子弹打穿了眼睛应该怎么处理呢？

他感到头上重重地挨了一下，抬头看见加弗立克从旁边跑了过去，对他大声喊着：“快跑，别斯科夫，你个蠢货！”

格雷戈里又盯着托姆恰克看了一会儿，后者似乎已经断气了。尽管他拿不准，但还是站起身来朝前跑了。

火力更加猛烈了。格雷戈里的恐惧变成了恼怒，敌人的子弹让他心里燃起一股怒火。他渐渐开始失去理智，再也无法克制。猛然间他想杀死那些浑蛋。在一两百米以外的空地上，他能看见灰色的军服和带刺的头盔。他单膝跪地躲到一棵树后，借着树干的掩护向外窥探，然后举起步枪瞄准一个德国兵，第一次扣动了扳机。

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他才想起自己没有打开保险栓。

他无法扛着莫辛-纳甘的同时打开保险栓。他放下步枪，就地坐在树干后面，把枪托放在肘弯上，这才拧动那个大大的圆形旋钮，打开枪栓。

他看了看周围。他的战友已经不再四下乱跑，也跟他一样躲藏起来，有的已经在射击，受伤的人在地上疼得翻滚，还有些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估计已经死了。

格雷戈里把步枪扛上肩，视线越过树干，半眯着眼开始瞄准。他看见灌木丛中探出一支步枪，上方有个带尖刺的头盔。他满腔仇恨，连扣扳机射出五发子弹。那杆枪飞快缩了回去，但并未被打倒，格雷戈里估计自己没有打中，心里既失望又挫败。

莫辛-纳甘只能装五发子弹。他打开弹仓重新装弹。现在他一心想着竭尽全力，多杀几个德国人。

他再次靠着大树向外察看，一个德国人跑过树丛间的豁口，他嗒嗒打光了弹夹，但那人仍在跑，然后便消失在几棵小树后。

格雷戈里想，看来这么打枪不起作用。击中敌人不太容易，实战的难度远远超过他不多的几次打靶训练。他必须使出全身的本事。

他再次装弹，这时机枪响了起来，周围的树枝树叶到处飞溅。他后背紧贴着树干，同时缩起双腿让自己的目标变小些。听声辨位，他觉得那挺机枪的位置在左侧两百米开外的地方。

枪声停了，他听见加弗立克喊着：“瞄准那挺机枪，你们这些蠢猪！趁他们装子弹的时候射击！”

格雷戈里探出头，寻找着敌人的藏身之处，终于看清两棵大树之间立着一个三脚架。他端着步枪瞄准，然后又中止了。他提醒自己：这么瞎打根本不管用。他稳住自己的呼吸，端平沉重的枪身，对准那顶头盔。他把枪筒稍稍放低，以便击中那家伙的胸膛——他的束身军服领口敞开，显然是打枪打得不亦乐乎。

格雷戈里扣动了扳机。

没打中。德国人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它。格雷戈里不知道子弹去了哪儿。

他又开了几枪，打空了弹膛，但对面毫无反应。他简直快气疯了。这些猪一心想杀死他，可他连一个都打不中。或许是他离得太远了，要么就是他太笨，根本无法打中任何目标。

机枪又开火了，所有人又都一动不动了。

波布罗夫少校出现了，他匍匐着爬过树林。“你们几个！”他大声喊道，“听我的命令，冲到机枪那边去！”

你大概疯了吧，格雷戈里想，随你便，但我还没疯。

加弗立克中士把这命令重复了一遍：“准备好了，往机枪那边冲！等待命令！”

波布罗夫站起身，弓着腰沿火线跑了过去。格雷戈里听见他在那边喊着同样的命令。你这是白费力气，格雷戈里心想，你觉得我们都想自杀吗？

机枪的突突声停了，少校站直身子，把自己整个暴露出来。他早丢了帽子，银色的头发成了十分显眼的靶子。“跟我来！”他大喊着。

加弗立克也重复着命令：“冲，冲，往前冲！”

波布罗夫和加弗立克带头冲在前面，他们穿过树林冲向机枪藏匿的地方。突然之间，格雷戈里发现自己也在跑，他穿出树丛，越过倒伏的树干，半蜷着身子，抓紧手中笨重的步枪。机枪还是没有动静，但德国人在用手中的其他武器射击。十几杆步枪同时开火的情况也同样糟糕，但格雷戈里继续跑着，好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他能看见几个机枪手在拼命装弹，他们的手摸索着弹仓，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几个俄国士兵开火了，但格雷戈里没那么镇定，他只是跑着。

离机枪还有一段距离时，他发现三个德国兵躲在树丛里。他们看上去年龄很小，正一脸惊慌地盯着他。他像挺举一杆中世纪的长矛一样，举着带刺刀的步枪朝他们冲去。他听见一声尖叫，然后发现是自己发出的喊声。三个小兵掉头就跑。

他在后面追赶他们，但身子饿得发虚，几个小兵轻易就甩掉了他。几百米后他停了下来，感到精疲力竭。四周都是溃逃的德国兵，俄国人在追赶他们。机枪手们丢下武器逃命了。格雷戈里觉得他该射击，但这会儿他连举起步枪的气力都没有了。

波布罗夫少校又出现了，他冲在最前面，大声喊着：“前进！别让他们逃了，统统干掉，否则他们就会掉头回来杀你！冲啊！”

格雷戈里疲惫不堪，但他又跑了起来。接着，眼前的一切发生了变化——他的左侧一阵骚乱：射击声、喊声和叫骂声乱成一团。眨眼之间，那边就出现了一群匆忙逃命的俄国士兵。波布罗夫正站在格雷戈里旁边，说：“见鬼，怎么回事？”

格雷戈里意识到他们的侧面遭到了袭击。

波布罗夫喊着：“站住别动！寻找掩护射击！”

没人听他发号施令。这帮新兵慌忙穿过树林，跟格雷戈里的队友混在一起掉头向右，往北狂奔。

“守住！别乱跑！”波布罗夫一边喊，一边掏出手枪，“我命令你们守住阵地，听见了没有！”他用枪指着从他身边冲过去的俄国士兵。“我警告你们，谁想当逃兵我就枪毙谁！”这时只听“叭”的一声，一股鲜血染红了他的头发。他扑倒在地。格雷戈里弄不清他是被德国人的流弹击中，还是挨了自己人的子弹。

格雷戈里也转身跟着其他人跑了。

现在到处都是枪声，格雷戈里分不清到底是谁在朝谁射击。俄国士兵四散奔逃，散落在树林各处，他也渐渐远离了战场的喧嚣。他竭尽全力跑得更远，直到体力耗尽，最后瘫倒在一大片厚厚的树叶上，无法动弹。

他躺了很长时间，浑身瘫软无力。步枪还在他的手上，这让他惊奇不已，不知自己为什么没有丢了它。

最后他终于能慢慢站起来了。他觉得右耳有点疼，用手一碰立刻痛得叫了起来，这才发现手指上染了血迹。他再次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惊骇地发觉自己的大半只耳朵已经不见了。他受了伤，却浑然不知。混乱中一颗子弹削掉了他耳朵的上半部分。

格雷戈里开始检查手里的步枪。弹膛是空的，他重新装上子弹，但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好像谁也打不中。随后他合上了保险栓。

他猜测俄国人一定是中了埋伏。他们被一步步引进来，直到进入了包围圈，接着德国人就收网了。

他该怎么办？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无法向军官征求指令。但他绝不能待在原地。他们的军团在撤退，这毫无疑问，所以他应该掉头往回跑。如果俄国部队没有全军覆没，那么余下的人一定是朝东面跑了。

格雷戈里转身背朝夕阳的方向，开始往东走。他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悄悄穿过树林，天晓得德国人会从哪儿冒出来。他怀疑第二集团军整个被打垮了，全线溃逃。最后他可能会一个人饿死在森林里。

走了一个小时，他在一条小溪边停下喝水。他琢磨着要不要洗洗伤口，最后决定还是不去管它。他喝饱了水，蹲坐在地上，闭着眼睛歇息。天很快黑了下来。幸好天气干燥，他可以直接睡在地上。

就在他开始打瞌睡时，耳边传来一阵窸窣声。他睁眼一看，吃了一惊——一个德国军官骑在马背上，在距离他十几米的地方，正慢慢穿过树林。这人并未发现蜷缩在小溪边的格雷戈里。

格雷戈里悄悄抓过他的步枪，扳开保险栓。他跪在地上，把枪扛在肩上小心地瞄准德国人的后背。他刚好在十五米开外、步枪的最佳射程之内。

最后那一瞬间，德国人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突然在马鞍上转过身来。

格雷戈里扣动了扳机。

枪声在宁静的树林里震耳欲聋。马向前一跃，德国军官身子一歪，摔在了地上，但他的一只脚卡在马镫里。马拖着他在矮树丛里跑了一百米左右才放慢步子，停了下来。

格雷戈里仔细听着，看看枪声是否引来了其他人。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温和的晚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

他朝那匹马走过去。快到跟前时把步枪端在肩上，对准那个军官，但这番小心并无必要。那人一动不动地躺着，脸向上，双眼大睁，带尖刺的头盔滚在一边。他一头齐刷刷的金色短发，绿色的眼睛相当漂亮。这大概就是格雷戈里先前在树林里看见的那个人，但他不能肯定。要是换了列夫，他就会记得那匹马。

格雷戈里打开鞍囊。其中一个有一张地图、一架望远镜，另一个里面有一根香肠和一大块黑面包。格雷戈里饿得发慌，见了香肠便咬下一大口。香肠里辣椒太多，还放了各种香料和大蒜，立刻辣得他两颊发烫，热汗直冒。他胡乱嚼了几口吞下肚去，又往嘴里塞了一块面包。吃到食物的美妙感觉让他几乎流下眼泪。他靠在马上，狼吞虎咽地吃着。

地上，他杀死的那个人正用那双僵死的绿眼睛瞪着他。

沃尔特跟鲁登道夫说：“将军，估计有三万名俄军被歼灭。”他尽量不显得太得意，但德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让他无法掩饰自己脸上的笑容。

鲁登道夫冷静如常：“俘虏呢？”

“据最新统计，大约有九万两千名俘虏，先生。”

这一数字十分惊人，但鲁登道夫沉着地一边踱着步子，一边问道：“有没有俘获将军？”

“萨姆索诺夫将军开枪自杀。我们弄到了他的尸体。马托斯，俄军第十五军团的司令被俘。我们还缴获了五百部火炮枪械。”

“这么说，俄国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不复存在了。”鲁登道夫终于从战地办公桌上抬起眼睛。

沃尔特禁不住笑了笑：“是的，先生。”

但鲁登道夫没有笑。他挥舞了一下正在研究的那张纸。“这样一来，这个消息就更显得讽刺了。”

“你在说什么，先生？”

“他们在向我们派兵增援。”

沃尔特吓了一跳：“什么？对不起，将军，你是说增援？”

“我也跟你一样惊讶。增援三个军团和一个骑兵师。”

“这些兵力从哪儿调集呢？”

“从法国，如果启动施里芬计划的话，我们那里必须人人上阵才行。”

沃尔特记起鲁登道夫曾参与筹划施里芬计划的细节，他一贯精力充沛，周到细致，知道法国那里该如何部署，细化到每个人，每一匹马，每一颗子弹。“但是，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沃尔特问道。

“不知道，但我能猜出个一二来。”鲁登道夫的语气里带着苦涩，“是政治上的事。公主和伯爵夫人们在柏林跟德皇哭哭啼啼地诉苦，说她们的家产遭到俄国人的践踏。最高统帅部受到巨大压力，只能低头。”

沃尔特脸红了。他的母亲就在这些跟皇帝纠缠的人中间。女人们因为担心财产而期望得到保护，这倒是情有可原。但一支军队向她们的要求让步，从而冒险背离整个战略计划，那将是不可饶恕的。

“这是否正是协约国想要达到的目的？”他气愤地说，“法国说服俄国出动还未做好准备的军队大举入侵，指望我们陷入恐慌，急于增援东线，从而削弱我们在法国的力量！”

“没错。法国人在溃逃。他们兵力不足，又缺乏武器，注定落败。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分散我们的力量。现在他们的愿望达成了。”

“所以，尽管我们在东部取得了重大胜利，俄国人的盟友却获得了他们急需的西部战略优势！”沃尔特绝望地说。

“是的，”鲁登道夫说，“正是如此。”

第十三章

1914年9月至12月

菲茨被一阵女人的抽泣惊醒了。

一开始他以为是碧在哭。随后他想起妻子在伦敦，而他现在在巴黎。躺在他旁边的不是二十三岁的大肚子公主，而是一个长着天使般面孔的十九岁法国酒吧女郎。

他用胳膊肘撑起身子，低头看着她。一对金色睫毛卧在她的脸颊上，就像是两只落在花瓣上的蝴蝶。但现在，那上面满是泪痕。“我害怕，”她呜咽着，说着法语，“我害怕极了。”

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冷静点儿，”他用法语说，“别紧张。”他跟姬妮这种女人学到的法语远远超过他在学校里的学习成果。姬妮是“吉内特”的简称，不过怎么看这名字都像是编造出来的。她很可能有个平凡无奇的名字，比如弗朗索瓦丝。

这是个晴朗的早晨，和煦的微风从姬妮这间房子的窗户吹进来。菲茨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听见鹅卵石上列队行进的靴子声。“巴黎尚未陷落。”他低声用安慰的口气说。

他真不该说这个，这话让她又发出了一阵呜咽。

菲茨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时间是八点三十分。他必须在十点以前返回自己的酒店，一刻也不得耽误。

姬妮说：“如果德国人来了，你会照顾我吗？”

“当然，亲爱的。”他压下心里的内疚。如果他能做到，那他一定会的，但她绝不是他的首要任务。

“他们会来吗？”她小声问道。

菲茨自己也说不清。德国军队比法国情报部门预言的多出一倍。他们已经攻进法国东北部地区，屡战屡胜。现在，这股大军已经到达巴黎的北部一线——到底那条战线距离多远，菲茨两个小时后就知道了。

“有人说整座城市都不会防守，”姬妮抽泣着，“这是真的吗？”

菲茨自己也无从得知。如果巴黎抵抗，就会被德国的大炮损毁。城中那些辉煌的建筑就会遭受破坏，宽阔的林荫大道会布满弹坑，小酒馆和服装精品店就会变成废墟。这不得不让人觉得还是投降好，以免遭此劫难。“这么做对你们更好，”他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对姬妮说，“你会跟一个胖胖的普鲁士将军做爱，他会用德语叫你‘亲爱的’。”

“我不想要普鲁士人。”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小得几乎听不见，“我爱你。”

也许她这是真心话，也许只是把他看作离开这儿的一种途径。人们想方设法离开巴黎，但这并不容易。大部分私人汽车已被强行招募。铁路列车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征用，车上的平民乘客被丢在荒郊野外。租辆出租车去波尔多要花一千五百法郎，这笔钱都能买一幢小房子了。

“也许不会那样，”他宽慰她说，“德国人恐怕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一个月来一直在行军打仗。不可能一直这么坚持。”

他自己甚至也有点相信了。法国人边打边撤，士兵一个个疲惫不堪，忍饥挨饿，士气低落，但没有多少人被俘，枪械损失也很有限。一贯沉着镇静的法军总指挥霞飞将军把盟军调集在一起，撤退到巴黎的东南一线重新整编。他还无情地解除了那些不合要求的法军高级军官的职务，包括两名军长、七名团长和数十位各级指挥官。

德国人不了解这一点。菲茨看过被破译的德军往来信息，字里行间充满过度的自负。德军统帅部实际上撤出了在法国的部队，调派他们增援东普鲁士。菲茨觉得此举可能是个失误。法国人还没有彻底完蛋。

他对英国的动向不十分确定。

英国远征军规模很小，只有五个半师的部队，而该地区参战的法国部队一共七十个师。但英国士兵在蒙斯作战英勇，让菲茨备感自豪，可五天之内，他们十万人的部队损失达到一万五千人，不得不撤退。

威尔士步枪团是英国部队的一部分，但菲茨并未跟他们一道作战。起初，他为自己仅作为一位联络官进驻巴黎感到失望，他一直渴望跟自己的军团一起战斗。他确信那些将军们都当他是业余的，就随随便便把他安插在某个无关紧要的地方。不过，他了解巴黎，又懂法语，很难拒绝这项他能胜任的工作。

事实证明，这项工作比他想象的重要。法国指挥官和他们在英国的盟友关系很是紧张。英国远征军的指挥是一个生性敏感，喜欢小题大做的家伙——约翰・弗兰奇爵士，“弗兰奇”与“法国人”同音同字，让人有点啼笑皆非。早先，他因为霞飞将军与他缺乏沟通而闷闷不乐。尽管两国气氛不友好，但菲茨还是努力保持部队指挥官之间的信息和情报畅通。

作为英国代表，遭受法国军官不加掩饰的轻蔑对待，这种情况令菲茨尴尬，甚至觉得有点丢脸。而一周以前，情况已经开始恶化。约翰爵士通告霞飞，他的部队需要两天的休息。第二天他又更改为十天。法国人大惊失色，一时让菲茨为自己的国家羞愧不已。

他就此事向约翰爵士的那位阿谀奉承的助手哈维上校抗辩，但他的申诉遭到了愤怒的拒绝。无奈之余菲茨只得给陆军部的一位副部长雷马克勋爵打电话。他们曾是伊顿公学的同学，雷马克又是茉黛的朋友，两人经常交流各自的见闻。菲茨很不情愿这样依靠自己的上级军官，但巴黎的这番争斗势均力敌，十分微妙，他认为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他发现爱国没有那么简单。

他的申诉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阿斯奎斯首相派新上任的陆军部长基奇纳勋爵火速赶往巴黎，约翰爵士前天被自己的上司训斥了一通。菲茨认为他极有可能被撤换。就算不是，至少也能给他敲敲警钟，改改懒散的毛病。

菲茨很快就会弄清情况了。

他转身下了床。

“你要走了？”姬妮说。

他站起身来：“我有工作要做。”

她踢开身上的床单。菲茨看着她那对完美的乳房。见他看着自己，她那双泪眼笑了起来，迷人地分开两腿。

他抗拒着这一诱惑。“煮点儿咖啡吧，亲爱的。”他说。

她穿上一件浅绿色的丝绸罩衣，烧了一壶水，菲茨这边也穿好了衣服。昨晚他在英国使馆用野战餐具吃的晚饭，但一吃完就脱下那套惹眼的猩红色军用夹克，换上晚礼服来了贫民区。

她用一只大得像碗的杯子倒上浓浓的咖啡递给他：“我今晚在阿尔伯特开的夜总会等你。”夜总会已经被正式关闭了，剧院和电影院也是如此。就连著名的“疯狂牧羊女”剧院也是一片漆黑。咖啡馆八点就关门了，餐馆九点半停业。不过，让偌大一个城市的夜生活完全停止也不容易，像阿尔伯特这种善于钻营的人很快就开了非法经营点售卖香槟，价格自然是贵得离谱。

“我尽量在午夜前赶到。”他说。咖啡很苦，但立刻冲走了残留的睡意。他给了姬妮一枚价值一英镑的金币。一晚上就付这么多算得上慷慨，再说，眼下金子远比纸币值钱。

他与她吻别。她抱住他：“你今晚一定会去的，对吗？”

菲茨为这个女孩感到惋惜。她的世界已经崩溃，让她不知所措。他真希望自己能保护她，许诺永远照顾她，但他做不到。他有个怀孕的妻子，如果碧情绪受到影响，她就可能流产。就算他单身，跟一个法国妓女纠缠也会被人耻笑。总之，姬妮只是千百万人中的一个。现在人人自危，只有死亡能够结束这种恐惧。“我会尽我所能。”说完，他便从她的怀抱里抽身而出。

菲茨的蓝色凯迪拉克正停在路边。前盖上插着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街上很少有私人汽车，车上大多插着旗子，通常是法国三色旗或者红十字会的旗子，表示用于重要的战争工作。

把汽车从伦敦运到这儿来，让菲茨动用了不少人脉，还花了一笔小钱疏通关系，但他认为这些都很值得。他每天都需要在英法两国的指挥部穿梭往来，自己有车就没必要到处求人借车或从资源紧缺的部队调用马匹了。

他按下自动曲柄，引擎转了起来，汽车点火发动了。街上几乎没有任何车辆。就连公交车也被部队征用送上了前线。一大群羊正穿城而过，他不得不停在路边等。这些羊大概是去火车东站，用火车运给部队当给养的。

路过波旁宫的时候，他看见一小群人围在一张刚贴的海报前，他好奇地停了车凑过去看。

致巴黎军人

及巴黎市民

菲茨的目光往下移，告示末尾赫然署着巴黎卫戍司令加利埃尼将军的签名。那是位脾气暴躁的老兵，退休了又被召回部队。众所周知，他召集开会不许任何人坐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快作出决定。

这张告示符合他的一贯风格，内容简洁明了。

为进一步推动国防，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离开巴黎。

菲茨失望极了。政府竟然逃跑了！这几天一直有传言说部长们要逃到波尔多，但这帮政客是犹豫的，他们不想就这样放弃首都。不过现在人还是走了。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

告示后面的话则充满斗志。

我一直肩负着保卫巴黎、防范侵略者的责任。

这么说，巴黎最终不会投降，菲茨想。这座城市会抗争到底的。好！这肯定符合英国的利益。哪怕法国首都最后失守，征服它至少也会让敌人耗费大力气。

我会将这一责任履行到最后一刻。

菲茨不禁笑了。感谢上帝，我们还有这些老兵。

周围的人看上去情绪复杂。有人用钦佩的口吻评论着，满意地说加利埃尼是个战士，他不会让巴黎落入敌手。其他的人则更为现实。一个女人说，政府已经抛下我们不管了，这意味着德国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进城。一个提着公文包的男人说，他已经把自己的妻儿送到乡下弟弟家了。一个精心打扮的女子说她在厨房的碗柜里储藏了三十公斤的干豆。

菲茨觉得英国对这场战争的贡献，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会变得更加重要。

带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驾车前往丽兹大饭店。

进入他最喜欢的酒店大堂后，菲茨径直朝电话亭走去。他拨通了英国大使馆的电话，给大使留了条消息，把加利埃尼发告示的事情告诉他，以防圣-奥诺雷近郊还没有得到这一消息。

他从电话亭里出来的时候，意外地碰上了约翰爵士的助手哈维上校。

哈维打量着菲茨的燕尾服，说：“菲茨赫伯特少校！你穿成这样是要干什么？”

“早上好，上校。”菲茨故意不去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他彻夜未归。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是在打仗吗？”

这又是一个不需回答的问题，菲茨冷静地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先生？”

哈维横行霸道惯了，最恨别人不怕他。“不要那么傲慢，少校，”他说，“我们应付伦敦来的那帮倒霉碍事的访客已经够忙的了。”

菲茨眉毛一挑：“基奇纳勋爵是陆军部长。”

“政客们应该让我们做自己的工作，但有人利用位高权重的朋友干涉我们。”他看上去像在怀疑菲茨，但没胆量把话挑明。

“陆军部惹来注意没什么稀奇的，”菲茨说，“德国人已经兵临城下，可这边竟然要求十天休息！”

“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

“十天之内战争可能就结束了。我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不是来救援巴黎的吗？”

“战斗正在关键时刻，基奇纳却把约翰爵士调离了总部。”哈维咆哮道。

“我看约翰爵士并不急于返回自己的部队，”菲茨回敬道，“那晚我看到他在丽兹酒店用餐。”他知道自己表现得傲慢无礼，但实在忍不下去了。

“从我眼前滚开。”哈维说。

菲茨转身上了楼。

他其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漫不经心。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向哈维这种白痴低头，对他来说，在军队里成就一番事业才是关键。他讨厌别人说自己比不上父亲。哈维这种人在军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他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笼络人心、打击对手上面。但他同样可以毁掉别人专注的事业，比如赢得这场战争。

菲茨思考着这些的同时，洗了个澡，刮了刮胡子，穿上了威尔士步枪团少校的卡其制服。想到自己大概到了晚上才能吃上正餐，便点了一份煎蛋，又要了些咖啡，让人送到套房里。

他一天的工作在十点整开始，不再去想那个恶毒的哈维。穆雷中尉是个热心的苏格兰小伙，从英国总部风尘仆仆赶来，给菲茨呈送早上收到的空中侦察报告。

菲茨马上把文件翻译成法文，用清晰优美的字体写在淡蓝色的丽兹信纸上。每天早上英国飞机都要飞越德军阵地上空，侦察敌军部队的活动。菲茨的任务就是尽快将这些信息转发给加利埃尼将军。

穿过大厅往外走的时候，菲茨被门房领班叫住了——有电话找他。

电话另一端传来的遥远声音有些失真：“菲茨，是你吗？”但他还是惊讶地听出那是茉黛的声音。

“见鬼，你是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的？”只有政府和军方能从伦敦往巴黎打电话。

“我是在陆军部，在约翰尼・雷马克的房间打的。”

“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菲茨说，“你怎么样？”

“大家都非常担心，”她说，“一开始报纸上全是好消息。但有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每一次法国胜利后，德国好像反而更深入了近百公里。不过上周日《泰晤士报》刊发了特别版。这不是很奇怪吗？报纸上每天都充满了谎言，等他们想说真话的时候，就推出一个特别版。”

她想要表现得诙谐和玩世不恭，但菲茨能听出她声音里的恐惧和愤怒。“特别版是怎么说的？”他问。

“它说我们部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阿斯奎斯气急败坏。现在大家都觉得巴黎随时会沦陷。”她装不下去了，说话带了哭腔，“菲茨，你不会有事吧？”

他不能对她撒谎：“我也说不准。政府已经转移到波尔多去了。约翰・弗兰奇爵士已经被警告，但他还是指挥官。”

“约翰爵士向陆军部抱怨，说基奇纳去巴黎穿的是元帅军服，说这违反礼仪，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政府部长，是平民。”

“天啊，这种时候他还考虑礼仪！怎么还不撤他的职呢？”

“约翰尼说，这样做就像承认了失败。”

“如果巴黎沦陷了，那又像什么呢？”

“哦，菲茨！”茉黛哭了起来，“碧到时候生了孩子，可怎么办啊？”

“碧怎么样？”菲茨对刚度过的那一晚感到些许内疚。

茉黛吸了一下鼻子，稍稍镇静了些，说：“碧看上去很丰满漂亮，早上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恶心了。”

“告诉她我想她。”

电话里出现一阵干扰，传出另一个声音，持续几秒钟后消失了。这意味着他们的通话可能随时会被切断。茉黛又说话了，声音听上去十分哀婉：“菲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几天之内吧，”菲茨说，“无论如何都会了结的。”

“你要照顾好自己！”

“当然。”

电话断了。

菲茨挂上听筒，给门房领班塞了小费，走向旺多姆广场。

他自己开车出发了。路上，茉黛电话里提及的碧怀孕的事，让他心神不宁。菲茨愿为国捐躯，希望自己死得英勇，但他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他渴望以父亲的身份，将孩子迎接到这个世界，看着他学习、成长，扶持他成为一个大人。他不愿自己的子女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

菲茨开车穿过塞纳河，进入一片被称作“荣军院”的军事设施。加利埃尼把自己的总部安置在附近一所大树掩映的学校——维克多-杜卢伊公立中学里。正门岗哨森严，哨兵们的浅蓝色上装、红色军裤和军帽，远比英国的土色卡其制服时髦。但现代步枪的精准性意味着士兵必须在野战中足够隐蔽才能存活，这一点法国人还未能领会。

警卫全都认识菲茨，他径直走了进去。这是一所女子学校，到处是宠物和花卉的图案，写着拉丁语动词变格的黑板被推到了一边。哨兵的步枪和军官的靴子与此处雅致的环境格格不入。

菲茨直奔学校的教研室。一进屋他就感受到令人振奋的气氛。墙上挂着一张法国中部的大地图，上面用大头针标记出各军的据点。加利埃尼个子高大，虽然身形瘦削但腰杆笔直。此前他因身患前列腺癌，而于2月退休。但现在他又重新穿上军装，透过一双夹鼻眼镜紧盯着墙上的地图。

菲茨敬了个礼，然后跟他的法国同僚迪皮伊少校按照法国礼仪握了握手，低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正在跟踪冯・克鲁克。”迪皮伊说。

加利埃尼有个九架旧飞机组成的空军中队，用来监视进犯敌军的行动。冯・克鲁克将军是德国第一集团军指挥，他的部队离巴黎最近。

“你们有什么收获？”菲茨问道。

“收到两份报告。”迪皮伊指了指地图，“我们的空中侦察显示，冯・克鲁克正在向东南移动，也就是马恩河方向。”

这证实了英国方面的报告。按照这条路线，第一集团军将经过巴黎东部。而且，由于冯・克鲁克指挥的是德军右翼，这意味着他的整支部队都将绕过这座城市。巴黎最终能逃脱一劫吗？

迪皮伊接着说：“我们从骑兵侦察队得到的报告也暗示了这一点。”

菲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德国人的军事策略是先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其后才去接管城市。”

“可是你没看出来吗？”迪皮伊兴奋地说，“他们暴露了自己的侧翼！”

菲茨并没想到这一点。他心里一直在担心巴黎的命运。现在他才明白迪皮伊说的有道理，这正是大家感到兴奋的原因。如果这情报是正确的，冯・克鲁克此举堪称典型的军事失误。军队的侧翼比其前锋更脆弱。袭击侧翼就如同在背上插了一刀。

冯・克鲁克怎么会犯如此荒唐的错误？想必他以为法国已十分虚弱，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大错特错了。

菲茨转身对将军说：“我想这个你会非常感兴趣，先生，”说着，他递上手里的信封，“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进行的空中侦察报告。”

“嗬！”加利埃尼惊呼一声，连忙接了过去。

菲茨走到地图那里：“我可以说几句吗，将军？”

加利埃尼点头准许。英国人在此并不受待见，但提供任何情报都是受欢迎的。

菲茨一边在脑海中对比着英文原图，一边说：“我们的兵力把冯・克鲁克赶往这里。”他在地图上插了一根大头针，“正在朝这个方向行进。”这话证实了法国人已确信的事实。

一时间，房间里沉默下来。

“那么说这是真的了，”迪皮伊平静地说，“他们暴露了自己的侧翼。”

加利埃尼将军的双眼在夹鼻眼镜后面炯炯有神：“看来，轮到我们出击了。”

凌晨三点，菲茨正在经历最为悲观的时刻——他躺在苗条的姬妮身边，刚结束了一番温存，他开始思念起妻子。接着，他又沮丧地想到冯・克鲁克可能会发现失误，改变行进路线。

但到了第二天，也就是9月4日星期五的早上，法国的守卫者们又欢欣鼓舞起来——冯・克鲁克继续向东南方向挺进。这对霞飞将军来说已经足够。他命令法国第六集团军次日清晨从巴黎出发，袭击冯・克鲁克的后卫部队。

但英国军队继续撤退。

这天晚上菲茨在阿尔伯特夜总会见到姬妮时，情绪十分低落。“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他对她解释道，手里端着一杯香槟鸡尾酒，却丝毫没有让他振作起来，“如果我们现在能打击德军，消耗他们的补给，就能拖住他们。但如果这次反击失败，巴黎就必定落入敌手。”

她坐在高脚凳上，纤长的双腿交叠起来，让丝袜发出一阵轻轻的飒飒声。“可你为什么这么悲观呢？”

“因为在这种关键时刻，英国军队却在撤退。如果巴黎现在沦陷了，我们就永远摆脱不掉这一耻辱。”

“霞飞将军必须和约翰爵士当面谈谈，让英国人应战！你应该亲自去找霞飞将军！”

“他不会听一个英国少校的话。他还会以为这是约翰爵士的某种诡计。那样的话，我就会陷入麻烦，我倒是不介意。”

“那么，跟他的顾问谈谈。”

“那也一样成问题。我不能直接走进法军指挥部，宣布英国人正在背叛他们。”

“但你可以私下跟卢索尔将军谈谈，不让任何人知道。”

“怎么谈？”

“他就坐在那边。”

顺着她目光的方向，菲茨看到另一头的桌子边坐着一个六十岁上下的法国人，穿着便服，旁边坐了个年轻的红衣女郎。

“他人很随和。”姬妮补充道。

“你认识他吗？”

“我们认识一段时间了，但他更喜欢利泽特。”

菲茨犹豫了。他在考虑是不是该越过上司行动。但是时间紧迫，现在确实不是讲究形式的时候。巴黎危在旦夕，他必须做所有能做的事。

“把我介绍给他。”他说。

“稍等一下。”姬妮优雅地滑下高脚凳，朝夜总会另一端走过去的同时，随着钢琴奏出的拉格泰姆曲调轻轻摆动，最后来到了将军的桌前。她在他唇上轻轻一吻，对他的同伴微微一笑，然后坐了下来。短暂交谈了几分钟后，姬妮向菲茨这边招了招手。

卢索尔站起身来，两个男人握了握手。“很荣幸见到你，先生。”菲茨说。

“这不是进行严肃谈话的地方，”将军说，“但姬妮向我保证你有十分紧急的事情相告。”

“的确十分紧急。”菲茨说着便坐了下来。

第二天，菲茨前往英军在默伦的营地，位于巴黎东南方四十公里处。他亲眼看到远征部队仍在撤退，心中不免沮丧。

也许他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霞飞的耳朵里。也许传到了，但霞飞对此也无能为力。

菲茨走进沃勒贝尼，这座路易十五时期的城堡气势磅礴，现在被约翰爵士当作指挥总部。他在前厅见到了哈维上校。“先生，协约国部队正在发动进攻，我们却在撤退，能问一句为什么吗？”菲茨尽量让自己客气一些。

“不，你不能问。”哈维说。

菲茨不肯罢休，按着心里的怒火：“法国人认为他们跟德国人势均力敌，我们只要出动一小部分兵力就能扭转战局。”

哈维轻蔑地笑了起来：“我猜到他们会这样想。”听他的口气，就像法国人无权要求自己的盟友提供帮助似的。

菲茨觉得自己就要失去克制力了：“就因为我们畏首畏尾，巴黎有可能落入敌手！”

“你竟敢这样说话，少校！”

“我们来这儿是为了救援法国。这可能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菲茨忍不住提高了嗓门，“如果丢了巴黎，整个法国也就丢了，我们回家的时候要如何解释？说我们一直在休息吗？”

哈维没有回答，视线越过菲茨落在他身后。菲茨扭过头，发现一个穿着军装的身影正朝他们缓慢走来——黑色制服没系纽扣，露出宽阔的腰身，不合体的红马裤下是紧裹的绑腿，红色和金色相间的将军帽低低压在前额。花白眉毛下的浅色的眼睛正扫视着菲茨和哈维二人。菲茨认出来人便是霞飞将军。

将军步履沉重地从他们身边经过，一位随从紧跟其后。哈维对菲茨说：“这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菲茨的骄傲不允许他说谎：“也许。”

“这件事还不算完。”哈维说着，便转身匆匆跟上霞飞。

约翰爵士在一个小房间里接待了霞飞，只有少数几位军官在场，菲茨并不在其列。他在军官食堂里等待着，想知道霞飞到底说了什么，是否能说服约翰爵士结束英军可耻的撤退，投入进攻行动。

两个小时后，他从穆雷中尉那里知道了答案。“他们说霞飞什么招数都试了，”穆雷汇报说，“他又是恳求，又是痛哭流涕，还暗示说英国的荣誉面临被永久玷污的危险。他的目的达到了。明天我们就转向北线进军。”

菲茨开心地笑了：“感谢上苍！”

一分钟后哈维上校走了过来。菲茨礼貌地站了起来。

“你做得太过分了，”哈维说，“卢索尔将军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告诉我了。当然，他认为是在表达对你的赞赏。”

“我不否认这一点，”菲茨说，“结果表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听我说，菲茨赫伯特，”哈维压低了声音，“你完蛋了。你背叛了自己的上级军官。这个污点，永远别想抹去。你别想得到提升，哪怕这场战争打上一年。你现在是少校，以后也永远是少校。”

“谢谢你的坦诚，上校，”菲茨说，“不过，我参军是为了打胜仗，不是为了获得提升。”

约翰爵士星期日开始的推进行动十分谨慎，菲茨为此感到尴尬，但他欣慰的是这足以促使冯・克鲁克调动兵力应对这一威胁。现在，德国人要同时应付西面和南面两条战线，对任何一位作战指挥来说，都不啻一场噩梦。

星期一菲茨一早就醒了，裹着条毯子在城堡地板上将就了一宿之后，他倒是仍很乐观。在军官食堂吃罢早餐，菲茨便开始焦急地等待一早出动的侦察机返航。战争就是这样，要么是疯狂的进击，要么就是徒劳无益的等待。城堡下面是一座据说建于公元一千年前后的教堂，他去看了一眼，不过他一直不理解人们到底去古老的教堂看什么。

侦察行动汇报会在大客厅里进行，这里可以俯瞰公园和河道。军官们坐在露营椅上，围在一张简单的木桌边，周围是十八世纪的奢华装饰。约翰爵士下颚前凸，那张嘴巴在海象般的白胡子下面总是扭曲出一种委屈而自负的表情。

飞行员报告说，英军前方是一片开阔的田野，因为德军纵队已经向北部进发了。

菲茨很是得意。协约国部队的反击出乎意料，看来给德国人来了个措手不及。当然，他们很快会重新集结起来，但目前似乎陷入了困境。

他期待约翰爵士下令快速推进，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位指挥官只是重申了一下先前设定的有限目标。

菲茨用法语写下他的报告，然后钻进自己的汽车。他尽量加快速度朝四十公里外的巴黎开去，迎着出城的卡车、小汽车和马拉大车组成的车流。各种车辆都挤满了人，车顶高高堆放着行李，人们逃往南部，躲避入侵的德国人。

到了巴黎，菲茨被一队黑皮肤的阿尔及利亚部队耽搁了一会儿，他们穿城而过，从一个车站转往另一个车站。部队的军官骑在骡子上，身上披着大红色的斗篷。沿途有女人向他们献上鲜花水果，咖啡馆老板给他们送来冷饮。

等他们过去，菲茨继续往荣军院开，去学校送报告。

英国的侦察再次证实了法国收到的报告。一部分德军正在撤退。“我们必须加紧进攻！”老将军说，“英国人在哪儿？”

菲茨走到地图前，指出英国部队的位置，以及约翰爵士下达的当天即将完成的进军目标。

“这根本不够！”加利埃尼气愤地说，“你们应该更加主动！我们需要你们进攻，让冯・克鲁克忙于应付，无暇去增援侧翼。你们什么时候渡过马恩河？”

菲茨答不上来。他为此深感惭愧。他赞同加利埃尼说出的每一句刻薄的话，但他不能当众承认，所以只是说：“我会强烈向约翰爵士建议这一点，将军。”

但加利埃尼已经想出办法抵偿英国部队的倦怠状态。“今天下午，我们将从第四军团中派出第七师去增强在乌尔克河的莫努里部队。”他果断地说。

他的参谋们立刻写下命令。

迪皮伊上校随后说：“将军，我们没有那么多火车，无法把他们在天黑前全部运到那里。”

“那就使用汽车。”加利埃尼说。

“汽车？”迪皮伊一脸困惑，“我们从哪儿弄那么多汽车呢？”

“去雇出租车！”

房间里的人全都盯着他。将军这是疯了吗？

“给警察局长打电话，”加利埃尼说，“让他命令他的人拦下城里的所有出租车，甩掉里面的乘客，命令司机把车统统开到这儿来。我们让战士坐上汽车，把他们送上战场。”

菲茨意识到加利埃尼在动真格的，脸上露出笑意。这正是他喜欢的做事态度。无论用什么办法，只要能赢得胜利就行。

迪皮伊耸了耸肩膀，拿起了电话：“请立即接通警察局长的电话。”

菲茨心想：我一定要亲眼见证一下。

他走到外面，点燃一支雪茄。他并没有等太长时间。几分钟后，一辆红色的雷诺出租车经过亚历山大三世大桥，绕过那片栽满观赏花草的绿地，停在了主楼前面。紧接着又是两辆，然后是十几辆、上百辆。

几小时内，数百辆清一色的红色出租车停在了荣军院前面。菲茨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

司机们靠在车边，抽着烟斗，热烈地交谈着，等待着进一步指令。究竟为什么让他们来这儿，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推测。

最后，迪皮伊走出学校，来到街对面，一只手拿着扩音器，另一只手里是一叠军方征用单。他爬上一辆出租车的引擎盖，司机们一个个安静下来。

“巴黎的军事统帅需要五百辆出租车，从这里开到布拉尼。”他用扩音器喊道。

司机们怀疑地看着他，全都默不作声。

“每辆汽车要搭载五名士兵，把他们送到南特伊。”南特伊在约五十公里以东，离前线很近。司机开始明白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点点头，咧开嘴笑。

菲茨猜到他们很愿意为战争出一分力，尤其是以如此特殊的方式。

“离开前请拿一份表格填好，以便回来索取你们的报酬。”

人群中发出一阵嗡嗡声。他们会得到报酬！这下就肯定赢得司机们的支持了。

“五百辆汽车先离开，然后我再给另外五百辆车发布指令。巴黎万岁！法兰西万岁！”

司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他们围住迪皮伊要表格。菲茨心情激动，上前帮忙分发单子。

很快，小汽车一辆辆发动起来，在大楼前面拐了个弯，朝着洒满阳光的大桥驶去，起劲儿地按着喇叭，一条鲜红的生命线源源不断，奔赴战斗的前沿。

英国部队用三天时间行军四十公里。这让菲茨备感羞辱。他们的进军基本上毫无阻碍——若他们加快行进速度的话，本可以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打击。

然而，到了星期三，也就是9月9日的上午，他发现加利埃尼的手下一个个变得乐观起来。冯・克鲁克正在撤退。“德国人害怕了！”迪皮伊上校说。

菲茨不相信德国人会害怕，从地图上更能看出问题。虽然英国人小心翼翼地缓慢行进，但他们已经进入了德国第一和第二军团之间的空当之中，这块空当是冯・克鲁克向西推进迎击巴黎方向的进攻时造成的。“我们找到了一个薄弱点，应该好好利用。”希望产生的激动让菲茨声音发抖。

他告诫自己要保持冷静。目前为止，德国人打赢了每一场战斗。但他们的补给线越拉越长，战士疲惫不堪，人数也因增援东普鲁士而大幅减少。相比之下，法国在这一区域已获得大量增援，因为是在自己的地盘，实际上也没有补给线方面的麻烦。

英军在马恩河北面八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让菲茨的希望落了空。约翰爵士为什么要停滞不前？他没有遭遇任何阻力！

不过，德国人似乎并未发现英国人如此胆怯，因为他们在继续撤退，学校这边又开始有了希望。

窗前的大树拖长了影子，当天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送达指挥部，一种稍显克制的喜庆气氛在加利埃尼和参谋人员中间弥漫开来。傍晚时分，德国人开始溃逃了。

菲茨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星期前的绝望又变成了希望。他坐在窄小的椅子上，盯着墙上的地图。七天前德军的行进路线像一块发动进攻的跳板，现在，却像是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不得不后撤的一堵墙。

太阳在埃菲尔铁塔后面沉下时，协约国部队实际上还没有赢得任何一场胜利，但几周来这是第一次让德军的推进陷于停顿。

迪皮伊上前跟菲茨拥抱，又左右亲了亲他的脸颊，这一次菲茨一点儿都没有介意。

“我们阻住了他们。”加利埃尼说。让菲茨惊讶的是，透过那双夹鼻眼镜，他看见这位老将军的眼里闪着泪花。“我们阻住了他们。”

马恩河战役后不久，双方都开始挖开了战壕。

九月的炎热已过，转眼间到了凄风苦雨的十月。战线东端的僵局无可抵挡地扩展到了西部，就像瘫痪症在垂死的人身上蔓延。

秋天的决战在战线最西端、距离海岸三十多公里的比利时小镇伊普尔展开。德军发起猛攻，他们孤注一掷，试图从侧翼包抄英军部队。战斗持续了四个星期。与前期所有战斗不同，这一次是静态的，双方都躲在战壕里避开对方的炮火，只有在敌人机枪扫射时才不得不逃出阵地，作自杀式的突围。英军最后靠增援得救，增援部队中包括一个军团的棕皮肤印度士兵，他们穿着热带军服，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

这一战结束时，七万五千名英军士兵阵亡，远征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不过协约国部队完成了从瑞士边境到英吉利海峡一线的防御屏障，入侵的德军停了下来。

12月24日，菲茨待在离加莱不远的圣-奥马尔镇的英军总部，心情十分郁闷。他还记得自己和其他军官信誓旦旦地对战士们许诺一定会回家过圣诞节。现在看来，战争似乎会持续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双方军队日复一日蜷缩在战壕里，吃变质的食物，饱受痢疾、战壕足病和虱子的折磨，胡乱扑杀那些被扔在无人地带的尸体上繁衍出来的老鼠。菲茨曾十分清楚英国为何必须参战，但现在他已记不清原因了。

这天雨终于停了，天气转冷。约翰爵士向各部发出警告：敌人正在考虑在圣诞节发动袭击。菲茨知道这完全是虚构的，因为没有收到任何相应的情报。事实是，约翰爵士不想让部队在圣诞节时放松警惕。

每个士兵都会收到国王和王后十七岁的女儿玛丽公主的一份礼物。这是一个带浮雕装饰的铜烟盒，里面装了香烟，还有公主的照片和一张国王送的圣诞贺卡。不吸烟的人，以及锡克教徒和护士收到的是巧克力或者其他糖果。

菲茨帮忙把礼品盒分发给威尔士步枪团的士兵。到了傍晚，他来不及赶回相对舒适的圣-奥马尔，便留在了四营指挥部，那是一处潮湿的防空壕，离前线阵地不过四百米。他读着福尔摩斯的故事，抽着一支细短的雪茄，虽说比不上他的宾利，但这些天也没时间抽大雪茄。穆雷跟他待在一起，伊普尔战役后他被提升为上尉。菲茨没有得到提升——哈维倒是说话算话。

夜幕降临后不久他就听到零星的步枪射击声，觉得很吃惊。后来才弄清楚，战士们看到了灯光，以为德军打算偷袭便开了火。实际上那灯光不过是几只染了色的灯笼，是德军用来装饰防护墙的。

穆雷在前线待过一段时间，跟他谈起守卫下一个防御区的印度部队。“这帮可怜的家伙穿着夏天的军装就来了，因为上面告诉他们，天气变冷之前战争肯定会结束。”他说，“不过我要告诉你，菲茨，这帮黑鬼可是挺机灵的。还记得我们跟陆军部要德国人迫击炮吧，能把榴弹抛过防御墙的那种？那帮印度人用铸铁管子七拼八凑自己弄出了一架，看上去就像酒吧厕所里修补过的抽水马桶，但它居然能用！”

早上到处弥漫着冻雾，脚下的地面变得坚硬。天刚放亮，菲茨和穆雷便给大家分发公主的礼物。一些士兵围在火盆周围取暖，不过他们都说要感谢这场霜冻，这总比到处是烂泥要好，由其是对那些患上战壕足病的人。菲茨注意到有些士兵互相用威尔士语交谈，但他们跟军官说话时总是用英语。

三百多米外便是德军的阵地，隐藏在与其军服同样颜色的晨雾中，那是一种毫无光泽的银灰色。菲茨听见远处传来一阵乐声——德国人在唱圣诞颂歌。他对音乐不怎么在行，但还是听出唱的是《平安夜》。

他回到防空壕，跟其他几位军官一道吃下那难以下咽的早餐——变了味的面包和罐装火腿。随后他便走到外面抽烟。他想起在泰-格温由仆人侍候着吃早餐的情形：热香肠、新鲜的鸡蛋、配了香料的羊腰子、烟熏鲑鱼和奶油吐司，还有香气四溢、加了奶油的热咖啡。他渴望穿上干净的内衣、熨烫挺括的衬衫、柔软的羊毛外套。他也向往坐在晨间起居室的熊熊煤火旁，无所事事地读《潘趣》杂志上那些乏味无聊的笑话。

穆雷跟着走出了防空壕，对他说：“少校，有你的电话。是总部打来的。”

菲茨一惊。竟会有人费尽周折找到他，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但愿他在分发圣诞礼物这会儿，法国跟英国之间没有再闹出了什么乱子。他皱着眉头钻进战壕，拿起那台野战电话的听筒：“我是菲茨赫伯特。”

“早上好，少校。”菲茨辨认不出电话里的声音，“我是戴维斯上尉。您不认识我，我现在受人之托，向您转达家里的消息。”

家里的消息？菲茨希望别是什么坏消息。“太感谢你了，上尉。是什么消息？”

“您妻子刚刚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先生。母子平安。”

“哦！”菲茨一屁股坐到了一只箱子上。孩子还没到预产期，时间早了一两个礼拜。早产儿会很脆弱。不过消息说孩子很健康，碧也很好。

菲茨有儿子了，伯爵的封号有了继承人。

“您听得见吗，少校？”戴维斯上尉问。

“是的，听着呢，”菲茨说，“有点吃惊。孩子是早产。”

“正好是圣诞节，先生，我们觉得这消息会让您高兴。”

“的确，我很高兴！”

“那就让我第一个向你表示祝贺吧。”

“太感谢了，谢谢你。”菲茨的话还没说完，但戴维斯上尉已经挂断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菲茨才发现防空壕里的其他军官一直默默地盯着他。最后，其中一个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好消息！”菲茨说，“事实上，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做父亲了。”

大家都来跟他握手，拍拍他的后背。穆雷拿出一瓶威士忌，尽管是在早上，大家还是为宝宝喝了祝福酒。“孩子叫什么名字？”穆雷问。

“阿伯罗温子爵，在我活着的时候该这么叫。”菲茨说，随后他意识到穆雷并不是问宝宝的封号，而是问他叫什么名字。“乔治，随我父亲的名字，威廉是随我爷爷。碧的父亲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所以我们也会加在名字里面。”

穆雷觉得很有意思。“乔治・威廉・彼得・尼古拉斯・菲茨赫伯特，阿伯罗温子爵，”他说，“这么多名字该够用了！”

菲茨点点头，幽默地附和说：“尤其是他的体重大概也就六七斤。”

他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喜悦，有一种要跟别人分享的冲动。他们喝光了威士忌后，他说：“我要沿着前线一路走过去，给大家分发雪茄。”

他离开了防空壕，沿着交通堑壕往前走。他难以抑制心中的那阵喜悦。四周没有枪声，空气清爽，除了经过厕所时有些不一样。他发觉自己心里在想的不是碧，而是艾瑟尔。她生下孩子了吗？住在用勒索菲茨的钱买下的房子里，是不是高兴呢？虽然她用一种强硬的方式跟他讨价还价，让他颇为震惊，但还是忍不住想到她怀的是他的孩子，他希望她能像碧那样，平安生下自己的宝宝。

他走到最前沿的时候，所有杂念都没了。当他转过拐角进入前沿战壕时，一下子惊呆了。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沿着战壕，转过一个弯，再拐向另一截壕沟。这里就像鬼故事里描述的那种漂浮的幽灵船，船体完好无损，却空无一人。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是不是遭到了攻击，却鬼使神差没有汇报给菲茨？

他打算越过墙头看个究竟。

干这种事绝不可掉以轻心。第一天战场上死了不少人，就是因为越过墙头向外张望让他们丧了命。

菲茨抄起一把短柄铁锹，把锹头慢慢举起来，让它高过墙头。然后，他登上射击塔台，一点一点抬高身子，直到可以从锹头和胸墙上端的窄缝中向外窥视。

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

士兵们全都站在无人区那片弹坑累累的荒地上。但他们并非在作战，而是围成几个小圈子，互相交谈着。

他们的举止显得有些异样，过了一会儿，菲茨发现有些军服是黄褐色，另一些则是浅灰色。

这些士兵在跟敌人交谈。

菲茨放下铁锹，把头整个探出胸墙，紧盯着前面。无人区里有好几百士兵，成群结队向左右两侧延伸，直到看不见的地方，英国人和德国人混在了一起。

见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找到一架堑壕梯，爬上了胸墙，大步跨过被炸翻的土地。士兵们拿出家人的和恋人的照片互相传看，还拿出香烟给对方，想方设法说清楚意思，菲茨能听到这样的句子：“罗伯特是我，谁是你？”

他看到两个中士正聊得起劲，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他拍了拍英国兵的肩膀：“你……你这到底在干什么？”

那人用加地夫码头的那种喉音回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先生。有些德国兵越过那边的战壕，没拿枪，朝这边喊叫‘圣诞快乐’，随后我们这边也有人这么喊了起来，他们朝对面走过去，大家就都跟着这么做了。”

“可战壕里连一个人都没有！”菲茨气愤地说，“难道你们不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诡计？”

中士左右望了望整条战线。“不，先生，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诡计。”他冷冷地说。

这家伙没有说错。双方的前沿部队成了朋友，这一事实怎么可能被敌人利用？

中士指了指那个德国人。“这人叫汉斯・布劳恩，先生，”他说，“他以前在伦敦的萨沃伊酒店当侍者。他会说英语！”

德国中士向菲茨敬了个礼：“很高兴认识你，少校。”他说，“圣诞快乐。”他说话不像加地夫中士那样带有口音。说着，他递上一个小酒瓶：“要不要尝尝这种烈酒？”

“天啊，饶了我吧。”菲茨回了一句，转身走开了。

眼下的情况他无能为力。就算有威尔士中士这些底层军官们的支持，也很难阻止。而没有他们的帮助是绝对办不成的。菲茨决定还是把情况向上级汇报，让别人来处理这个麻烦。

他正要离开，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菲茨！菲茨！难道真是你吗？”

这声音很耳熟。他转身，看见一个德国人正朝这边走过来。等这人靠近了，他一下子就认了出来：“冯・乌尔里希？”菲茨又惊又喜。

“正是在下！”沃尔特满面微笑，伸出手来。菲茨不假思索地一把握住了。沃尔特使劲摇晃着他的手。他看上去更单薄了，菲茨想，白皙的皮肤变粗糙了，大概我自己也变了不少。

沃尔特说：“简直让人不敢相信，真是太巧了。”

“看见你健健康康的，我很高兴，”菲茨说，“虽然我不应该这么想。”

“一样的，一样的！”

“我们该怎么应付这种局面？”菲茨指着这些正在缔结友谊的士兵，“我觉得这很成问题。”

“我同意。到了明天，他们大概就不愿意朝自己的新朋友开枪了。”

“那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必须尽快来一场战斗，让他们恢复正常。如果一清早开始互相炮击，他们很快就会互相仇恨了。”

“你说得对。”

“你怎么样，我的老朋友？”

菲茨想起他刚收到的好消息，心情愉快起来。“我当上父亲了，”他说，“碧刚生了一个男孩。抽支雪茄吧。”

他们点燃雪茄。沃尔特透露，他曾到过东部战线。“俄国人腐烂透顶，”他鄙夷地说，“军官把军需物资卖到黑市，让那些步兵挨饿受冻。东普鲁士的一半人口都穿着他们捡便宜买来的俄国军靴，而俄国士兵却光着脚。”

菲茨则说了一些巴黎的情况。“那家你最喜欢的霍依辛餐馆仍然开着。”他说。

战士们开始了一场足球比赛，英国队对德国队，他们把军帽堆在一起当球门。“我得把情况向上汇报了。”菲茨说。

“我也一样，”沃尔特说，“不过我想先问问你，茉黛她怎么样？”

“应该好吧，我想。”

“我特别请求你转达一下我对她的问候。”

菲茨很惊奇沃尔特为何要强调这样一个原本寻常的客套。“当然，”他说，“有什么特殊原因？”

沃尔特移开目光：“在我离开伦敦之前……我跟她在韦斯特安普敦夫人的舞会上跳过舞。那是我在这该死的战争之前做的最后一件文明事。”

沃尔特看上去很动感情，说话时声音都在颤抖，他几乎从不像现在这样，把英语和德语混在一起说。或许这是受了圣诞节气氛的影响吧。

沃尔特继续说：“我非常希望她能知道，我在圣诞节这天想着她。”他两眼湿漉漉地看着菲茨，“你一定会告诉她吧，我的老朋友？”

“我一定转告，”菲茨说，“相信她听了会很高兴的。”

第十四章

1915年2月

“我去看了医生，”艾瑟尔旁边的女人说道，“我告诉他，‘我的屄发痒’。”

一阵笑声在屋子里回荡。这是东伦敦靠近阿尔德盖特的一幢小楼的顶层。一张长长的工作台两侧密匝匝摆着一排缝纫机，前面坐着二十位妇女。屋子里没有生火，唯一一扇窗子紧闭着，把2月的寒冷关在外面。地板上光秃秃的，没有地毯。石灰粉刷的墙壁年深日久，已经开始掉皮，有几处甚至露出了下面的木板条。二十个女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屋子里十分憋闷，但就算这样也无法让人暖和起来，她们都穿着外套，头上戴着帽子。

她们刚刚停下工作，准备休息片刻，脚底下的踏板短暂沉默下来。坐在艾瑟尔旁边的女人是米尔德里德・帕金斯，跟她年龄相仿，是个伦敦人。米尔德里德还是艾瑟尔的房客。若不是长着凸出的门牙，她原本算得上漂亮。她的拿手好戏就是讲下流笑话。现在她接着说：“医生对我说，‘你不应该说这个，这个字眼很粗俗’。”

艾瑟尔笑了。米尔德里德总是不时弄出点乐子，让一连十二小时的工作日稍稍好过一些。艾瑟尔从未听过这种笑话。泰-格温的员工举止言谈都斯文有礼，而这些伦敦妇女什么话都说。她们年龄有大有小，来自不同民族，有的只能勉强说几句英语，其中包括两个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比利时的难民。她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全都处境艰难，急需这份工作。

“我就问他，‘那我该怎么说呢，大夫？’他对我说，‘你该说你的指头发痒了’。”

她们在缝制英国军队的制服，为成千上万军人做束腰上衣和裤子。邻街的裁布厂日复一日送来一块块厚卡其布，大纸箱里装满袖子、后背和裤腿，由妇女们在这儿制作成衣，再把衣服送到另一个小工厂，打扣眼、缝上纽扣。她们是计件工，干多少活，就拿多少报酬。

“他对我说，‘你的指头是一直发痒，还是偶尔才痒？’”

米尔德里德停顿了一会儿，女人们都不说话，等着听最关键的部分。

“我说，‘不，大夫，只有用它撒尿的时候才发痒’。”

女人们哄然笑了起来，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一个瘦小的十二岁女孩走了进来，她的肩上担着一根长竿子，两头挂着水杯和啤酒杯，大大小小一共二十个。她小心翼翼地把竿子放在工作台上。杯子里装着茶、热巧克力、清汤或淡得像白水的咖啡。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杯子。她们每天早晚各一次拿出一个或半个便士，让这个名叫艾莉的女孩去隔壁的咖啡馆装满这些杯子。

女人们喝着自己的饮料，伸一伸胳膊和腿，揉揉眼睛。艾瑟尔想，这工作虽说不像挖煤那样辛苦，但也十分累人，你得在机器前弯着腰，眼睛紧盯着针脚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还不能出任何差错。上头的老板曼尼・利托要检查每一件成品，若是发现哪里缝得不对就不付报酬，但艾瑟尔怀疑那些有问题的服装也照样被他一并发走。

五分钟后，曼尼走进操作间，拍了拍手说：“好啦，开始工作吧。”女人们把杯子里的东西喝完，又坐回长椅上。

大家都说曼尼是苛刻的监工，但并不是最坏的。至少他没有揩姑娘们的油，占她们的便宜。他三十岁上下，长着黑眼睛、黑胡子。他父亲是个裁缝，从俄国老家来这儿，在米尔安德路上开了一家店铺，专门为银行职员和证券经纪人的跑腿缝制便宜的外套。曼尼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生意之道，开始了更为雄心勃勃的事业。

这场战争给他带来大笔生意。从八月到圣诞节，数以百万的人自愿参军，这些人全都需要军装。曼尼雇用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缝纫女工。幸运的是艾瑟尔在泰-格温时就学会用缝纫机了。

艾瑟尔需要找份工作。虽然她已经买了房子，还能从米尔德里德那里收到房租，但她必须攒些钱，以备生孩子的时候用。但找工作的遭遇让她既沮丧又愤怒。

各种新工作都面向妇女，但艾瑟尔很快就看清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一份男人每周能赚三到四英镑的工作，女人只能拿到一英镑。即便如此，女人还不得不忍受敌意和迫害。男乘客会拒绝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男技师会往女技师的工具箱里倒机油，工厂大门边上的酒吧不允许女工进入。最让艾瑟尔愤恨的是，同样是这些男人，如果看见一个女人带着的孩子穿戴破旧，就会说这女人懒惰无能。

最后，她只得忍气吞声，勉强在一向雇佣女性的行业里寻找机会，并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制度。

她揉了揉后背。预产期就在一两周之内，所以她眼下这几天就该停止工作。挺着个大肚子踩缝纫机很不方便，但她发现那种要吞噬她的疲惫感才最难受。

又有两个女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手上缠着绷带。缝纫工经常被机针扎伤，或者在修剪工件时让锋利的剪刀割伤。

艾瑟尔说：“你看，曼尼，你应该在这儿放个小药箱，里头放点儿绷带和碘酒，再用铁盒装些其他零碎。”

曼尼说：“你以为我是造钱的？”每次他的工人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这么回答。

“但是每次我们有谁受伤了，你可就得赔钱了，”艾瑟尔好心好意地劝说道，“她们两个离开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就因为不得不跑药房去让药剂师看一眼伤口。”

缠着绷带那个咧嘴一笑，说：“而且，我还得在‘小狗小鸭’酒吧待上一会儿，给自己压压惊。”

曼尼没好气地对艾瑟尔说：“我看你还想让我在药箱里放一瓶杜松子酒吧。”

艾瑟尔没理会他这句话：“我可以给你列个单子，算算该花多少钱，然后你再作决定，行不行？”

“我可没答应任何事情。”曼尼说，但他每次一说这句话，几乎就算是答应了。

“那好吧。”艾瑟尔转过身，继续干手里的活。

每次都是艾瑟尔向曼尼提出改进工作环境的要求，或是抗议曼尼作出对她们不利的决定，比如让她们自己支付磨剪子的钱。这一切并非刻意，但她似乎成了她父亲经常担当的那种角色。

脏兮兮的窗户外面，短暂的午后时光匆匆过去，天色已经变暗。艾瑟尔觉得每天最后的三个小时最难熬。她后背酸疼，头顶的灯光照得她脑袋阵阵作痛。

可是，到了七点钟的时候，她又不愿意回家了。一想到要独自熬过漫漫长夜，她就感到压抑。

艾瑟尔初来伦敦的时候倒是受到几个年轻人的注意。她没有真正地喜欢哪一个，但她接受邀请，一道去看电影，听音乐会，晚上去酒吧坐坐，她也吻过其中一个，尽管算不上有多热情。然而，一旦她的身孕显形，他们就一个个打了退堂鼓。漂亮女孩令人爱慕，可怀了孩子的妇女就另当别论了。

今晚还好，她要去参加一个工党举行的会议。艾瑟尔在买下房子不久就加入了独立工党的阿尔德盖特分部。她很想知道父亲要是知道了会有何感想。他会像上次那样从家里把她赶走，将她排斥在自己的政党之外，还是正好相反，他会暗暗高兴呢？这件事她可能永远都无从了解。

今晚的演讲者是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她是一位女权运动领袖，为妇女参政奔走呼吁。眼前这场战争在著名的潘克赫斯特家族内部造成了分裂。母亲埃米琳表示要在战争期间放弃这项运动。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支持母亲，但另一个女儿西尔维亚跟她们分道扬镳，继续从事女权运动。艾瑟尔站在西尔维亚一边——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妇女都受到同样的压迫，她们若没有选举权就永远不会受到公平对待。

她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跟其他女工说再见。煤气灯下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有匆匆往家赶的工人，也有揽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者。“小狗小鸭”酒吧的门敞开着，里面逸出一股温热而兴奋的气息。艾瑟尔理解那些整晚都待在这种地方的女人。茶坊酒肆比大多数人的家舒服，能找到亲密的陪伴，就着廉价的杜松子酒一醉方休。

酒吧旁边是一家名叫“李普曼”的杂货店，但现在已经关门了。一伙爱国者砸烂了这家店铺，只因为它取了个德国名字。铺子已经用木板条封了起来。讽刺的是，店主实际上是个来自格拉斯哥的犹太人，他的儿子正在高地轻步兵团服役。

艾瑟尔赶上一辆公共汽车。尽管只有两站地，但她实在太累，不想步行。

会议在卡尔瓦利福音馆举行，这也是茉黛女勋爵诊所的所在地。艾瑟尔之所以在阿尔德盖特安家，就因为这是她唯一听过的伦敦城区，茉黛曾多次提到这个名字。

墙壁上的几个煤气炉架都点了火，让会堂显得欢快惬意，房间正中的煤炉驱散了寒气。一排排廉价的折叠椅早已摆好，面对着前面的一张桌子和诵经台。分部书记伯尼・莱克维兹跟艾瑟尔打了声招呼，这人勤奋好学，虽然有些迂腐，但十分热心。今天他显得有些不安。“我们的演讲人不来了。”他对艾瑟尔说。

艾瑟尔有些失望。“那我们怎么办？”她问道，朝四下看了看，“你这儿已经来了五十多人了。”

“他们另派了一个人代替，但她还没有赶到。我不知道这人能不能起作用。她连党员都不是。”

“是谁？”

“她的名字是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伯尼不以为然地补充说，“据我推测，她出自某个拥有煤矿的家族。”

艾瑟尔笑了。“真想不到！”她说，“我以前为她工作。”

“她演说怎么样？”

“我不知道。”

艾瑟尔一时来了兴致。自从那个决定命运的星期二——茉黛与沃尔特・冯・乌尔里希结婚，英国向德国宣战——以后，她还没有见过茉黛。艾瑟尔还保存着沃尔特给她买的礼服，她把这件衣服小心翼翼地用纸巾裹起来，挂在衣柜里。那是一条粉色的丝绸薄纱连衣裙，也是她迄今拥有的最美丽的东西。当然，这衣服现在已经穿不进去了。再说，穿这种上好的衣服参加工党会议也不合适。当时戴的那顶帽子她也没丢，事后就放进了邦德街那家店铺的原包装盒里。

艾瑟尔在位子上坐下，总算让不堪重负的双脚轻松了下来，然后等待会议开始。她永远不会忘记婚礼后跟沃尔特那位英俊的堂兄罗伯特・冯・乌尔里希去丽兹的经历。进餐厅时有一两个女人紧紧盯着她看，让她怀疑虽然自己穿的是昂贵的衣服，但一定是什么地方暴露出她来自工人阶级。不过她没怎么放在心上。罗伯特尖酸刻薄地对其他女人的衣着和首饰评头论足，听得她乐不可支，她跟他稍带提及威尔士采矿小镇上的生活，这些对他来说，新奇程度不亚于听人说起因纽特人。

他们如今在什么地方呢？不用说，沃尔特和罗伯特两人都参加了战争，沃尔特跟随德国部队，罗伯特则加入奥地利军队，艾瑟尔无法得知他们是死是活。她再也没有听过菲茨的消息。她推测他跟随威尔士步枪团去了法国，但甚至连这一点她也无法确定。不过，她还是认真看了报纸上的阵亡名单，担惊受怕地寻找菲茨赫伯特的名字。她恨他那样狠心待她，但没发现他的名字还是让她大大松了一口气。

她本可以跟茉黛保持联系，只要周三去她的诊所就行了，但她该为自己的到访作何解释？除了七月闹了一次小小的恐慌——她发现内衣上有了一点点血迹，格林沃德医生安慰她说不必在意——她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

不过，六个月过去了，茉黛却一点儿都没有变。她像以前一样精心装扮，引人注目。她戴着一顶大大的宽边帽子，别在帽带上的一支羽毛高高挺起，好似游船的桅杆。艾瑟尔一下子觉得自己身上的棕色旧外套寒酸至极。

茉黛发现了她，朝这边走了过来。“你好啊，威廉姆斯！对不起，我该叫艾瑟尔。这真是意外的惊喜！”

艾瑟尔握了握她的手。“我就不站起来了，你能原谅我吧，”她拍了拍胀鼓鼓的肚子，“刚才我还想呢，就是国王来了，我恐怕都站不起来。”

“千万别在意。开完会，我们找个地方说说话行吗？”

“那太好了。”

茉黛走到桌边，伯尼便宣布会议开始。像伦敦东区的许多居民一样，伯尼是个俄裔犹太人。事实上东区很少有纯正的英国人，那儿有很多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战争之前还有很多德国人，而现在来了成千上万的比利时难民。东区是他们下船上岸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定居的落脚点。

尽管今天请了一位特殊客人，伯尼还是坚持首先说明未到会者的缺席原因，总结前次会议的纪要等烦琐事项。他以前曾在地方议会的图书馆工作，做事十分注重细节。

最后他才介绍茉黛。她谈吐自信，深知妇女所受的压迫。“女人跟男人做同样的工作，就应该获得相同的工资，但是，他们常常对我们说男人需要养家过日子。”

台下几个男人使劲点着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说的。

“可是，一个要养家过日子的女人该怎么办呢？”

这话赢得了女人们的低声附和。

“上周我在阿克顿遇到了一个女孩，丈夫离开了她，她要用每周两英镑的收入养活自己的五个孩子，让他们吃饱穿好。她丈夫在托特纳姆制造船螺旋桨，每周能挣四镑十先令，但钱全花在小酒馆里！”

“就是这样！”艾瑟尔身后的一个女人说。

“最近我在伯蒙德跟一个女人谈过话，她丈夫在伊普尔战死了。她要抚养他的四个孩子，但只能拿女人拿的那点儿工资。”

“真是可耻！”几个女人异口同声。

“如果雇主为每一枚活塞销付给男工人一个先令，那也该付给女工人相同的工资。”

男人们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着。

茉黛用冷冷的目光扫视下面的听众。“每当我听到社会党的那些男人反对同工同酬，我就会对他们说：你们是在容许贪婪的雇主把女性当作廉价劳动力吗？”

艾瑟尔觉得，以茉黛的出身，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强的独立性才能拥有这样的见解。她很羡慕茉黛。羡慕她漂亮的衣服和流利的演讲。最让她嫉妒的，是茉黛跟自己爱的人结了婚。

演讲结束后，几个工党男党员挑衅般向茉黛发问。分部出纳员是一个红脸膛的苏格兰人，名叫乔克・里德，他说：“我们的小伙子们正在法国出生入死，你怎么还能在这儿不停地抱怨什么女人的选举权？”有人在下面大声附和着。

“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因为这也是困扰很多男人和女人的问题。”茉黛说。艾瑟尔钦佩她回答中那种和缓安抚的语气，跟充满敌意的提问者形成强烈的反差。“战争期间是否该继续进行正常的政治活动？你是否要参加工党的会议？工会是否要继续抗争反对剥削工人？保守党在这期间停止运作了吗？不公正和压迫现象延迟进行了吗？没有，同志。我们绝不能容许与进步为敌的人利用战争扩大声势。它绝不能成为因循守旧势力阻挡我们的借口。正如劳埃德・乔治先生所说，一切还是老样子。”

会议结束后，有人端上茶水——自然又是女人在忙碌。茉黛坐在艾瑟尔旁边，她摘下手套，柔嫩的手捧着粗糙的蓝色陶土杯碟。艾瑟尔觉得不能跟茉黛说她哥哥的真相，那样显得太不近人情。于是她便继续编造故事，那个“泰迪・威廉姆斯”在法国战死了。“我就跟人家说我们结婚了，”她碰了碰手上那只廉价的戒指，“这些日子谁都不在乎这种事了。男人们要上战场，女孩都想遂了他们的心愿，结不结婚都行。”她压低声音接着说，“我估计你没有沃尔特的消息吧。”

茉黛笑了：“发生了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你读过圣诞休战的报道吗？”

“是啊，我当然读了。英国人和德国人交换礼物，在无人区踢足球。只可惜他们没把休战持续下去，就此拒绝打仗。”

“的确。不过菲茨见到了沃尔特！”

“是吗，这简直不可思议。”

“是啊，菲茨不知道我们结婚了，所以沃尔特就十分小心，不能说漏嘴。但他传来消息，说他在圣诞节那天想着我。”

艾瑟尔捏了捏茉黛的手：“这么说，他一切都好！”

“他一直在东普鲁士打仗，现在到法国前线了，但他没受过伤。”

“谢天谢地。不过我觉得你不太可能再收到他的消息了。这种好运气不会天天有。”

“是啊。我唯一的希望是，他出于某种原因被派到某个中立的国家，比如瑞典或者美国，在那儿他就可以给我写信了。否则我就得一直等着，直到战争结束。”

“伯爵怎么样？”

“菲茨很好。战争最初的几周他是在巴黎度过的。”

那时候我正在血汗工厂寻找工作，艾瑟尔愤愤不平地想。

茉黛接着说：“碧公主生了一个男孩。”

“菲茨肯定很高兴，他有了继承人。”

“我们都很高兴。”茉黛说。艾瑟尔意识到，她虽然离经叛道，但仍然是位贵族。

会议就这样散了。外面有辆出租车等着茉黛，两个女人互相道别。艾瑟尔和伯尼・莱克维兹一起上了公共汽车。“她比我预想的要好，”他说，“她来自上层阶级，但头脑很清醒。而且也很友好，尤其是对你。我估计你在那儿工作的时候跟他们一家处得很不错。”

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你猜都猜不到，艾瑟尔想。

艾瑟尔住的那条街很安静，斜坡上排列着一座座小房子，尽管陈旧，但房子盖得很好，住户大多是较为富裕的工人、手工业者和企业管理者。伯尼陪着她走到大门口。他大概想吻她一下作为道别。她心里犹豫着是否要让他这样，因为她心存感激，世界上还算有个人依然觉得她漂亮，被她吸引。

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她不想让他空怀希望。“晚安，同志！”她乐呵呵地说，随后进屋关门。

楼上黑着灯，没有任何动静——米尔德里德和她的孩子已经睡着了。艾瑟尔脱去衣服钻进被子。她很疲乏，但头脑依然活跃，让她无法入睡。过了一会儿她从床上爬起来，烧了一壶茶。

她决定给弟弟写一封信。她打开记事本，写道：

我最亲爱的弟弟利比，

按照他们孩提时玩的秘密代码，这封信要跳着读，只有第三个单词才算数，熟悉的名字必须颠倒着写，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亲爱的比利”。

她记得自己的办法是先把想说的话写好，然后再把其他字眼安插在空白处。她继续写道：

独处孤单觉得痛苦。

接着她为这句话加密。

我正独处此地，如果你孤单一人，就不觉得幸福或痛苦。

小时候她很爱玩这个游戏，这等于发明出一条假想的消息来隐藏真实内容。她和比利还琢磨出一种有用的技巧：打了叉的话算，下面画线的话则不算。

她决定先把想写的东西全写出来，再回过头来加密。

伦敦的街道不是用金子铺的，至少阿尔德盖特这里如此。

她原来想写一封让人读起来高兴的信，避而不谈自己的烦恼。后来她又想：去他的吧，我跟自己的弟弟就该说实话。

我以前相信自己与众不同，你先别问为什么。人们都说，她那么完美，自以为待在阿伯罗温太可惜了。他们那时并未说错。

一想起过去的那段时光，她就忍不住泪眼模糊——干干净净的制服，一尘不染的仆人休息室里丰盛的餐食，还有，最让她难过的是曾经拥有的苗条、漂亮的身体，如今已是另一番模样。

如今我落到了这步田地，每天在曼尼・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干十二个小时。我每晚都头疼，后背更是疼得没完没了。现在我怀着一个没人想要的孩子。也没人愿意要我，除了一个乏味的、戴眼镜的图书管理员。

她咬着铅笔头，呆呆地想了很长时间，最后写道：

我真不如死了的好。

每到当月第二个星期天，就有一位东正教教士从加地夫坐火车到阿伯罗温山谷，提着一只装满精心包裹的圣像和烛台的手提箱，来为俄国人做礼拜。

列夫・别斯科夫讨厌牧师，但他每次都参加礼拜——这种事情必须到场，因为随后有一顿免费的午餐。礼拜在一间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举行。墙上镶着一块牌匾，说明这是一家卡内基图书馆，是用美国慈善家的捐款修建的。列夫能读懂东西，但他不太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觉得阅读是一种乐趣。这儿的报纸被固定在大木夹子上，这样就不会被人偷走了，屋子里还有个写着“肃静”的牌子。待在这种地方究竟能有什么意思呢？

阿伯罗温的大多事情列夫都不喜欢。

什么地方的马都一样，但他讨厌在井下工作。周围总是黑咕隆咚，半明半暗，浓重的煤尘让他咳嗽不止。

这地方总是阴雨连绵。他从未见过哪里会下这么多雨。没有电闪雷鸣后的暴雨，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和随后云开日出的干爽天气。不，这里是滴滴答答的毛毛雨，一下就是一整天，有时甚至是一个礼拜。雨水顺着裤脚爬到他的身上，再从衬衣的后摆滴到地上。

罢工的浪潮在八月战争爆发后渐渐消退，矿工们陆续开始上班了。大多人被重新雇用，住回了原来的房子。但不包括被管理方认定是带头闹事的人，他们中大部分已经离开，参加了威尔士步枪团。被逐出的那些寡妇也找到了住的地方。破坏罢工的人也不再受孤立——当地人最后明白过来，实际上这些外国人也一样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操纵。

不过，这并不是列夫逃离圣彼得堡的目的。当然，英国比俄国好，这里容许有工会，警察也没有完全失控，连犹太人都十分自由。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打算在这个偏僻的采矿小镇扎根，靠累死累活的工作维持生计。这不是他和格雷戈里梦想的那种日子。这里不是美国。

就算他有心留下，但为了格雷戈里也得继续前进。他知道亏待了自己的哥哥，所以发誓要寄钱给他买船票。列夫没少干违背承诺的事，但这次他决心说话算话。

他就快攒够从加地夫到纽约的船票钱了。他把这些钱藏在威灵顿街的房子里，在厨房的石板下面，连同他的那把手枪和他哥哥的护照。当然，这笔钱并不是靠他每周的工资积攒下的，那点钱几乎只够他买啤酒和烟草。他的积蓄来自每周的牌局。

斯皮利亚已经不做他的搭档了。这个年轻人在几天后就离开了阿伯罗温，回到加地夫找更轻松的工作去了。不过，要找一个贪婪的人并不难，列夫很快就结交了一个名叫里斯・普莱斯的经理助理。列夫确保里斯少输多赢，然后两人平分收益。重要的是不能做得太过火：有时别人也得赢上一两次。如果矿工们知道了这些秘密，不光是扑克牌赌局不能再玩了，他们还有可能杀了列夫。所以，钱积攒得很慢，因此列夫不能放弃这顿免费的午餐。

每次牧师都是坐着伯爵的汽车从火车站到泰-格温的，总有雪利酒和蛋糕招待他。若碧公主在家，就会和牧师一道去图书馆，在他入场的前几分钟进去，如此便不必跟平民一起等太久。

今天她进门的时候，阅览室墙上的大挂钟刚过十一点。天气寒冷，她穿戴着白色毛皮大衣和帽子抵挡2月的严寒。列夫强忍着浑身的颤抖——他一看见她，就仿佛回到了六岁，再次经历一个孩子目睹父亲被当众吊死的巨大恐惧。

牧师跟在后面，身穿一袭米色长袍，戴着一条金腰带。今天是头一次还有另一个人陪着他，那人穿着见习牧师的衣服，列夫仔细一瞧，立刻惊呆了——竟是他以前的同伙斯皮利亚。

看着两位牧师开始准备礼拜用的五个烤饼和红酒，列夫脑子里一片混乱。是上帝让斯皮利亚改变了自己，还是他把牧师这套行头当成偷窃和行骗的又一种掩护？

老牧师唱起祝祷词，几个更虔诚的人组成了一个唱诗班——他们的威尔士邻居对这种进步十分赞赏——现在他们唱着第一首圣歌。列夫照着别人的样子在胸前画十字，但他心神不定，一直在想着斯皮利亚。一个牧师出于公正的目的会直接说出真相，从而毁掉一切——不会再有赌局，也不会有去美国的船票，不会有钱寄给格雷戈里了。

列夫回忆起最后那天发生在“天使加百利号”上的事情，当时他恶狠狠地威胁说要把斯皮利亚从船上扔下去，只是因为一句话惹恼了他。这件事斯皮利亚也一定记得。列夫后悔当初不该这样侮辱他。

礼拜的整个过程里，列夫一直观察着斯皮利亚，希望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当他走上前去接受圣餐时，试图跟自己的老朋友对视一下，但对方没有流露任何认出他的迹象——斯皮利亚完全沉浸在仪式之中，或者假装是这样。

接着，两位神职人员同公主一道坐车走了，三十几个俄国基督教徒也步行离去。列夫不知道斯皮利亚会不会在泰-格温跟他说话，不安地寻思着他可能会说些什么。他会不会假装那些欺骗行为从未发生过？他是否会走漏消息，把矿工们的怒火引到列夫的头上？他会不会开出价码，换取自己的沉默？

列夫真想立刻离开镇子。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有一列火车前往加地夫。如果他手里再多点钱可能立刻就逃了。但他的钱不够买票，所以只得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山坡，到城外伯爵的豪华宅邸吃午饭。

他们在楼下的仆人休息室进餐。饭食很丰盛——有羊肉炖菜，面包随便吃，还能喝到麦芽啤酒。公主身边的中年俄国女仆妮娜也加入进来，为他们充当翻译。她对列夫很有好感，给他多拿了一份啤酒。

牧师跟碧一起进餐，但斯皮利亚来到仆人休息室，在列夫旁边坐下。列夫脸上露出最为热情的笑容：“你好，老朋友，真是太让人惊喜了！”他用俄语说，“恭喜恭喜！”

斯皮利亚没被他的话打动：“你还在打牌吗，我的孩子？”

列夫脸上仍带着笑意，压低了声音说：“如果你不提这事儿，我也闭嘴，公不公平？”

“我们饭后再谈。”

列夫很沮丧，斯皮利亚到底打算耍什么花招，他要当正人君子，还是准备勒索要挟？

午餐结束后，斯皮利亚从后门出去，列夫跟在他后面。斯皮利亚一言不发地带着列夫来到一个白色的圆形大厅，这里好似一个微型的希腊神庙。站在上升的平台上，任何人靠近这里他们都能看见。天空下着雨，雨水滴滴答答沿着一根根大理石柱落下来。列夫抖掉帽子上的雨滴，又把它戴回头上。

斯皮利亚说：“你还记得在船上时我问你，如果我拒绝给你那一半钱，你会怎么做吧？”

列夫当时使劲把斯皮利亚抵在栏杆上，威胁要拧断他的脖子，把尸体扔进大海。“不，我不记得了。”他撒谎说。

“没关系，”斯皮利亚说，“我只是想原谅你。”

这么说，他是要公正处置，列夫稍稍放下心来。

“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罪的，”斯皮利亚说，“我已经认罪，并获得了赦免。”

“那我就不跟你的牧师打牌了。”

“不要开玩笑。”

列夫真想一把扼住斯皮利亚的喉咙，就像在船上那样，但斯皮利亚看来不会再受人恫吓。这身长袍给他壮了胆，这实在有点讽刺。

斯皮利亚接着说：“我应该向那些被你骗了钱的人揭露你的罪行。”

“他们不会感谢你。他们会报复我，也一样报复你。”

“我的圣衣会保护我。”

列夫摇了摇头：“你和我骗的都是些穷犹太人。他们大概还记得哥萨克人鞭打他们的时候，牧师在一旁笑着看热闹。你穿了长袍他们就踢得更狠，直到把你踢死了事。”

斯皮利亚那张年轻的脸上拂过一丝愠怒之色，但他强作笑容：“我更关心你，我的孩子。我不希望挑起暴力来对付你。”

列夫明白自己正面临威胁：“那你打算怎么办？”

“问题是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我停手的话，你会闭嘴吗？”

“如果你承认，做一次真诚的忏悔，停止你的罪，上帝会原谅你的——随后，我也不必再去惩罚你。”

那样，你也就逃脱了惩罚，列夫想。“好吧，我会照做。”他话一出口，就发觉自己这番让步做得太快了。

斯皮利亚接下去的话证明他没那么容易上当。“我会检查的，”他说，“如果我发现你违背了对我和上帝的承诺，我就会向你的受害者揭露你的罪行。”

“他们会杀了我的。你干得好，神父。”

“在我看来，这是解决这一道德难题的最好办法。我的牧师也同意。所以，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我没有选择。”

“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斯皮利亚说。

列夫走开了。

他离开泰-格温大宅，冒雨赶回阿伯罗温，憋着一肚子火。他恨恨地想，身为牧师，怎么可以剥夺一个人活得更好的机会？斯皮利亚现在过得舒舒服服，衣食住行都有保障，由教堂和饥肠辘辘、一贫如洗的朝拜者们供养。这辈子大概斯皮利亚除了唱礼拜，以及胡搞当祭台助手的男孩以外，什么都不用干了。

列夫该怎么办？如果他放弃纸牌赌博，就永远攒不够路费。他注定要在这儿待下去，年复一年，在八百多米的井下喂马。他再也别想履行诺言，把去美国的船票钱寄给格雷戈里了。

列夫从来就不会挑稳稳当当的路走。

他朝双冠酒馆走去。在严守安息日规矩的威尔士，酒馆在礼拜天不能开门，但阿伯罗温当地不太重视这个。镇上只有一个警察，而他也跟大多数人一样，礼拜天在家休息。双冠把正门关上装装样子，常客们从厨房进去，里面的生意照常进行。

庞蒂家的两兄弟乔伊和乔尼正待在酒吧，喝着威士忌，这很少见。矿工们都喝啤酒，只有富人才喝得起威士忌，一瓶威士忌大概够双冠酒吧维持一年。

列夫要了一罐啤酒，跟其中的哥哥打招呼：“哎，乔伊。”

“哎，格雷戈里。”列夫仍然用他哥哥的名字，护照上就是这样写的。

“今天有钱了吧，乔伊，对不对？”

“哎。我跟乔尼昨天去了加地夫的拳击赛。”

兄弟俩本身长得就像拳击手，列夫心里琢磨着，两人都宽肩窄背，脖子粗壮如牛，也都长着一双大手。“好啊，比赛怎么样？”他问道。

“‘黑鬼’詹金斯对罗曼・托尼。我们赌托尼，他是我们意大利人。赔率是十三比一，三轮下来，他就把詹金斯打倒在地。”

列夫理解正式的英语有时很吃力，但他明白“十三比一”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该来打上一把牌。既然你……”他犹豫了一下，才想起那句俗语，“既然你鸿运当头。”

“哦，我刚刚赢了钱，可不想马上就输掉。”乔伊说。

不过，半小时后在仓房里摆开赌阵的时候，乔伊和乔尼都参加了。其余几个玩家有俄国人，也有威尔士人。

他们按当地玩法打一种叫作“蒙三张”的牌局，列夫很喜欢玩。三圈后不再出牌、换牌，因此牌局玩得很快。如果有玩家提高赌注，他的下家必须跟着涨，否则出局，因此赌金便快速增长。投注持续升高，直到剩下两个玩家。这时候，其中一个玩家可以在前次赌注上加倍，迫使对手摊牌。最好的牌是三张同花色牌，被称为“头配”，而最高的牌点是3点“头配”，也就是三张3点的牌。

列夫有种本能，即使不作弊也能赢牌，但那样太慢了。

玩家按顺序轮流向左发牌，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列夫只有一次对牌动手脚的机会。不过，作弊的办法多种多样，列夫设计出一种简单的代码，能让里斯及时告诉他是否来了好牌。这时，列夫就加高赌注，不管自己手里是什么牌，只管将赌注抬上去，加大总数。大多数情况下，其他人就自动出局了，列夫最后输给里斯。

第一手牌打了出去，列夫认定这是他的最后一场赌局。如果他把庞蒂兄弟搜刮一空，大概就有钱买船票了。等到下个礼拜天，斯皮利亚会打听列夫是否开了赌局，但那时候列夫已经坐上船横渡大西洋了。

随后的两小时里，列夫看着里斯赢得越来越多，他告诉自己美国正一个便士一个便士地靠近。他一般不想让别人输得精光，因为他希望他们下周再来。但今天他要大大赢上一笔。

窗外，午后的天光渐渐变暗，现在终于轮到他发牌了。他给乔伊・庞蒂三张A，给里斯三张3。在这轮赌局中，三张3赢了三张A。他给自己发了一对大小王，这样就能堂堂正正把赌注做大了。他一直抬高价码，直到乔伊几乎输光了——他不想给人打任何借条。乔伊用剩下的最后一点钱去赌里斯手里的牌。当他看到里斯摊出三张3点牌的时候，脸上露出一副既可笑又可怜的表情。

里斯把桌上的钱全揽了。列夫站起来说：“我真的一个子儿都不剩了。”牌局就此结束，几个人又回到了酒吧，里斯给大伙买了饮料，让几个输家心里好受些。庞蒂兄弟重新喝起了啤酒，乔伊说：“唉，也好，俗话说，来得容易去得快，是吧？”

几分钟后，列夫又起身去了外面，里斯紧随其后。双冠里头没有厕所，男人们全都在仓房后面的小巷里解手。这里的唯一照明是远处的一盏街灯，因而十分昏暗。里斯赶紧把赢钱的一半塞到列夫手里，一部分是硬币，其他都是花花绿绿的新钞票——绿色的是英镑，棕色的是十先令纸币。

列夫很清楚自己该得多少。计算数字对他来说轻车熟路，就像估算赌局赔率那样容易。回头他还要清点一下，但他相信里斯不会骗他。以前这家伙干过一次，列夫发现自己的一份里少了五先令——如果他粗心大意，也就忽略过去了。列夫去了里斯家，把他的左轮手枪捅进这家伙的嘴里，拉开撞针。里斯顿时吓得尿了裤子。之后，赢钱一直都是五五平分，精确到半个便士。

列夫把钱塞进上衣口袋，两人又回到了酒吧。

他们刚进门，列夫就看见了斯皮利亚。

这次他没穿长袍，换上了在船上穿的外套。他站在吧台边上，没要什么饮料，而是在跟一小群俄国人郑重其事地说着什么，其中就有参与牌局的人。

斯皮利亚随即看见了列夫，两人四目相对。

列夫转身往外走，但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他快步朝坡上的威灵顿街走去。斯皮利亚一定会出卖他，这一点十分肯定。这会儿他肯定在跟那些人解释列夫如何在牌桌上耍弄伎俩，把自己装成输家。那些人个个都会恨得咬牙切齿，庞蒂兄弟也会来讨回自己的钱。

当他快到家门口时，看见迎面走来一个人，手里拎着一只提箱，借着灯光他认出那是他的邻居，一个叫作“耶稣的比利”的年轻人。“哎，你好，比利。”他说。

“哎，你好，格雷戈里。”

这孩子好像准备出城，让列夫有些好奇：“你上哪儿去？”

“伦敦。”

列夫更来了兴致：“哪趟火车？”

“六点去加地夫的火车。”坐火车去伦敦要在加地夫换车。

“现在几点了？”

“还差二十分钟。”

“回头见。”列夫进了家门。他决定跟比利搭同一趟火车。

他进了厨房，打开电灯，移开地上的石板。他从下面拿出自己的积蓄、带着他哥哥名字和照片的护照，还有一小箱黄铜子弹和他的那把手枪。那是一支纳甘M1895，是他在牌桌上从一个陆军上尉那儿赢来的。他看了看弹膛，确定每个弹仓里都装好了子弹——用过的弹壳不会自动弹出，需要装弹时用手一个个抠出来。他把钱、护照和手枪一并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

他在楼上找出格雷戈里那只带弹孔的硬纸板箱，把弹药、剩下的一件衬衣、内衣装进去，外加两副扑克牌。

他没有手表，但能够算出距离刚才和比利碰面已经过去了五分钟。他还有十五分钟步行去火车站，时间够用。

这时，他听见外面有几个人在说话。

他不打算跟他们当面对质。他身强力壮，但那些矿工也一样好勇斗狠。也许他能打赢这帮人，但他会错过这趟火车。他肯定会用上自己的手枪，但这个国家的警察会穷追不舍抓住杀人凶犯，哪怕被杀的是平民百姓。至少他们会在加地夫码头严查过往乘客，他也很难买到船票。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还是避免冲突，不声不响离开这里。

他从后门离开，沿着小巷匆匆走着，轻手轻脚，尽管他的靴子十分笨重。威尔士的阴雨让地面一直泥泞不堪，沾了这个光，他脚下并没弄出多大响动。

在小巷尽头他拐进一条窄路，出现在街灯下。路中央的一个厕所起了遮挡作用，让站在他房子外面的人无法看见他。列夫快步前行。

又经过两条街，他才发现走这条路必须经过双冠酒吧。他停下脚步，想了想。他很清楚小镇的布局，如果换另一条路，他就必须折返回去。但刚才那些人可能还待在他家附近。

他必须孤注一掷，走双冠这条路。他拐进另一条小巷，走上穿过酒馆后巷的那条路。

快要走到他们玩牌的那间仓房的时候，他就听见那边有人说话，小巷另一端的灯光影影绰绰地映出两三个人影。尽管时间所剩不多，他还是停下来，等着那几个人进去。他紧贴着一片高高的木板栅栏，别人轻易发现不了他。

那几个人似乎根本不打算动窝。“快点儿啊，”列夫低声说，“快进去暖和暖和吧！”雨水从他的帽子滴答滴答地流到他的后背上。

几个人终于进去了，列夫马上闪身出来，快步向前。他顺利经过仓房，但刚走了几步，就又听见身后有了动静。他暗暗骂了一句。酒馆的客人从中午开始就一直在喝酒，到了傍晚这会儿，自然就要频繁到巷子里解手。后面有人叫他：“嘿，哥们儿！”对方没称呼他的名字，看来并没有认出他来。

列夫装作没听见，继续往前走。

他能听见后面低声议论着什么，听不大清楚，但似乎有人说了句“好像是俄国人”。俄国人的穿戴跟当地人不同，列夫怀疑他们从他帽子和外衣的轮廓看出了这一点，他快步走向街灯，身影更加清晰了。不过他们都憋着尿，估计不会马上追过来。

他拐进另一条巷子，走出了那些人的视线。不过，他还不能掉以轻心，那帮人肯定会找他算这笔账的。斯皮利亚肯定已经把他的事情抖了出来，有人马上会明白这个拎着提箱、一身俄国穿戴的人去镇中心的方向是怎么回事。

他必须赶上那列火车。

他开始跑了起来。

铁路线铺设在山谷的豁口中间，因此去车站的路一直是下坡。列夫迈着大步，毫不费力地跑着。他可以看见一片屋顶后面露出的车站的灯光，再往前，就看见站台上正停靠着一列火车，烟囱里冒着烟。

他疾步穿过广场进了售票厅。大钟的指针是差一分钟六点。他连忙跑到售票窗口，从口袋里摸索出钱来：“买一张票。”

“这么晚了，你打算去哪儿？”里面的售票员轻松地搭话。

列夫连忙指了指站台上的火车：“我要坐这趟车！”

“这趟车经停阿伯德尔，庞蒂瑞德……”

“加地夫！”列夫抬头看见大钟的分针滑过最后一小段，停下了，微微颤抖了一下，就到了整点的位置。

“单程，还是往返？”售票员不紧不慢地说。

“单程，快点儿！”

列夫听到了一声哨音，他急不可耐地点着手里的硬币。他清楚车票是多少钱——六个月来他去过两次加地夫，然后把钱放在柜台上。

火车开动了。

售票员把车票递给他。

列夫抓起车票，转身就跑。

“别忘了找你的零钱！”售票员说。

列夫几步奔到验票口。“请出示车票。”检票员说，他刚刚看见列夫买了票。

隔着栅栏，列夫看见火车正在加速。

检票员给他的车票打孔，问道：“你不要找零了？”

售票厅的大门咣当一声从外面被推开，庞蒂兄弟冲了进来。“在那儿！”乔伊喊了一声，跑过来抓列夫。

他没想到列夫一步迎上来，朝自己脸上就是一拳。乔伊猛地收住步子，后面的乔尼一头撞在了他哥哥的后脊梁上，两人都跌倒在地。

列夫从检票员手里抓过车票，跑上站台。火车开得更快了。他随着车厢跑了起来。突然间，一扇门开了，列夫见到了“耶稣的比利”那张友善的脸。

比利大喊着：“跳上来！”

列夫纵身一跃，一脚踩上了踏板。比利抓住他的胳膊。列夫拼命往上爬，两人摇晃了几下，比利终于把他拉了进去。

列夫坐到座椅上，大大松了一口气。

比利关上车门，坐到了他对面。

“谢谢你。”列夫说。

“你真能赶时间。”

“还好，上来了。”列夫咧嘴笑了笑，“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天早上，比利在帕丁顿车站向人打听阿尔德盖特怎么走。因为艾瑟尔的信里提到了这个地方。一个好心的伦敦人仔细地跟他说了一大串地名，可他一个字都没有听懂。比利谢过了他，径自走出了车站。

他从没来过伦敦，但知道帕丁顿是城西，而穷人一般住在东部，因此便迎着太阳的方向走。他没想到伦敦城这么大，远比加地夫热闹，更让人感到晕头转向，但他很喜欢——嘈杂的街道、繁忙的车流和来来往往的行人，那些大大小小的店铺让他觉得尤其新鲜。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商店？在伦敦的店子里，人们一天得花掉多少钱？他想，起码得有好几千，甚至上百万英镑吧。

他感到自由自在，有些飘飘然。这里没人认得他。在阿伯罗温，甚至偶尔去一趟加地夫，总能碰到朋友或者熟人。而在伦敦，他可以挽着自己喜欢的女孩的手在大街上溜达，永远也不会被父母发现。他没打算真这么做，但街上有那么多精心打扮的漂亮女孩，光是想一想就已经让他陶醉了。

过了一会儿，他见到一辆公共汽车，车头上有“阿尔德盖特”的字样，便上了车。

他解密了艾瑟尔的信后就一直放心不下。当然，他不能跟父母商量这件事。等他们晚上去毕士大礼拜堂晚祷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去那儿了），他就写了一张纸条：

亲爱的妈妈：

我对艾丝放心不下，去找她了。对不起我就这么偷偷走了，只是因为不想吵架。

爱你的儿子，

比利

因为是星期天，他刚好洗了澡，刮过胡子，身上穿着一套最好的衣服。这件衣服是他父亲穿剩下的，但白衬衫很整洁，他还打了一条黑色的针织领带。他在加地夫车站的候车室里打了个盹，搭上了周一最早的那趟火车。

到了阿尔德盖特，经乘务员提醒，他下了车。这里是一片穷街陋巷，房子破破烂烂，街上的摊贩在卖二手衣服，光着脚的孩子在肮脏的楼梯上玩耍。他不知道艾瑟尔住在哪儿，她的信上没有地址。他唯一的线索是那句“我每天在曼尼・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工作十二个小时”。

他期待着见到艾丝，把阿伯罗温发生的事情统统告诉她。她应该看过报纸，知道这次“寡妇罢工”失败了。一想到这里，比利就一肚子火。那些老板蛮不讲理，因为他们胜券在握。煤矿和住房都是他们的，就让他们觉得这里的人也归他们所有。由于种种复杂的专营权限，大部分矿工没有投票权，所以，阿伯罗温的议会成员就成了保守派，跟公司穿一条裤子。汤米・格里菲斯的父亲说，这种状况无法改变，除非发生法国那样的革命。比利的父亲说应该成立一个工党政府。比利弄不清他们谁说得对。

他在街上遇见一个面容和善的年轻人，便走过去说：“请问曼尼・利托夫的工厂怎么走？”

这人说的好像是俄语，他听不懂。

他又去问别人，这次他碰到的人倒是说英语，但他从未听说过曼尼・利托夫。阿尔德盖特不像阿伯罗温，大街上的任何人都知道镇上任何一家商铺作坊的位置。难道他大老远赶到这儿，还花了不少路费，最后全都白搭了吗？

他不能就这么算了。他扫视着繁忙的街道，搜寻着外表模样看上去像做生意的人，手里带着工具或者推车的。他又问了五个人，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过来一个扛着梯子的橱窗清洁工。

“曼尼・利夫的工厂？”那人重复了一遍。他说“利托夫”的时候，“托”这个字不发音，而是用听上去像咳嗽的喉音代替。“是问服脏工墙（服装工厂）？”

“对不起，”比利很有礼貌地说，“请再说一遍？”

“服脏工墙（服装工厂）。就是做服脏（服装）的地方。”

“嗯……也许，是吧。”比利支吾着，有些失望。

橱窗清洁工点着头：“一至走，四百米，向右卷，将领肉（一直走，四百米，向右转，橡林路）。”

“一直走对吗？”比利应答着，“四百米？”

“哎，然后右转。”

“向右拐？”

“相林路。”

“相林路？”

“不费错过的（不会错过的）。”

那条街原来叫橡林路。这里没有任何林子，更别提橡树了。这条狭窄弯曲的街道两侧尽是些荒废破败的砖房，很多人在里面忙碌着，还有不少马匹和手推车。比利又问了两个人，最后找到了那座房子，它夹在“小狗小鸭”酒吧和一个用木板封住、名叫“李普曼”的店铺之间。房子的前门大开着。比利爬上楼梯到了顶楼，看见里面有二十来个女人在缝制英国军服。

她们不停地踩着踏板，好像谁都没太在意他，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进来呀，亲爱的，我们不会吃了你——哦，这么一想，我还真打算尝尝鲜呢。”女人们全都咯咯笑了起来。

“我要找艾瑟尔・威廉姆斯。”他说。

“她不在。”那女人说。

“为什么不在？”他有些着急，“她病了吗？”

“干你什么事儿？”那女人从机器边上站起身，“我是米尔德里德。你是谁？”

比利盯着她。她很漂亮，即使长着一对龅牙。她抹着鲜艳的红色唇膏，漂亮的卷发从帽子下面露出来。她的身体裹在一件不成形的灰色厚外套里，尽管如此，他依然瞧见她走过来时体态摇曳生姿。他简直被她迷住了，一时忘了开口。

她说：“你该不是那个让她怀上孩子，然后溜之大吉的浑蛋吧？”

比利终于憋出一句话来：“我是她的弟弟。”

“噢！”她说，“他妈的，你是比利？”

比利惊得目瞪口呆。他从来没听过女人这样说话。

她用一种毫不在乎的眼神仔细打量着他。“你是她弟弟，我瞧得出来。但你看上去不止十七岁。”她的语气和缓了些，让他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你们有一样的黑眼睛和卷发。”

“我上哪儿能找到她？”他问。

她挑逗般看了他一眼：“我碰巧知道她不想让家人找到。”

“她害怕我父亲，”比利说，“但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很担心她，就坐火车来了。”

“你从威尔士那个烂地方赶过来的？”

“那不是烂地方！”比利生气地说，接着他又耸耸肩膀，“嗯，实际上，我也觉得挺烂的。”

“我爱听你的口音，”米尔德里德说，“就像在听人唱歌一样。”

“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她说她在阿尔德盖特的曼尼・利托夫工厂干活。”

“哦，看来你是个天杀的福尔摩斯了，啊？”她语气里勉强带了点儿佩服的意味。

“你要是不肯告诉我她在哪儿，总有人会告诉我的。”他充满信心地说，感觉自己在夸口，“如果找不到她，我就不会回去。”

“她会杀了我的，不过还是说了吧，”米尔德里德说，“纳特利街23号。”

比利向她问清方向，让她尽量说慢点儿。

临走时她又说：“用不着谢我，要是艾瑟尔想杀我的话，你来保护我就行了。”

“那好吧。”比利说，想到自己能因为什么事情保护米尔德里德，便一阵激动。

其他女人喊着说“再见”，向他送出飞吻，让比利很不好意思。

纳特利街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成排建造的房子对刚到伦敦一天的比利来说已经有些熟悉。这些房子比矿工的棚屋大多了，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院落，房门并不是直接冲着街道。完全相同的窗框和十二块玻璃的窗子排列开去，让这里的景观产生一种井然有序的效果。

他敲了敲二十三号的房门，但没人应声。

他开始担心了。她为什么没去上班？她生病了吗？如果没有，那她为什么没在家呢？ 他从投信口往里面窥望，看见走廊里擦得亮亮的地板，衣帽架上挂着一件他认识的灰色旧外套。外面的天气很冷，艾瑟尔不会不穿外套出门的。

他靠近玻璃窗往里面张望，但窗上挂着网状的窗帘，让他什么也看不清。

他又回到门边，再拨开投信口的盖子往里面看。景象没什么变化，但这次他听到了声音。那是一声长而痛苦的呻吟。他把嘴巴贴在投信口上喊道：“艾丝！是你吗？我是比利。”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呻吟又开始了。

“该死的。”他说。

门里装的是耶尔式门锁，插栓用两根螺丝钉在门框上。他用手掌使劲拍了拍门。这门并不算太结实，估计是用便宜的松木做的，年头也很长了。他往后一仰，抬起右脚上沉重的矿工靴使劲踹了上去。门上发出一种木头碎裂的声音。他又踹了好几下，但门还是没有开。

他想，要是手里有把锤子就好了。

他回头朝街上张望，希望有个带工具的工人恰好经过，但整条街空荡荡的，只有两个一脸泥巴的小男孩好奇地看着他。

比利沿着短短的花园小径退了几步，然后转身对着门跑过去，用右肩膀死死撞在门上。门板被“咣当”一声撞开，他一下扑倒在屋里。

他从地上爬起来，揉了揉肩膀，推开撞坏的门。屋子里很安静。“艾丝？”他叫了一声，“你在哪儿？”

呻吟声又开始了，他循声而去，走进底层前面的房间。这是一间女人的卧室，壁炉架上摆着陶瓷饰物，窗户上挂着带花的窗帘。艾瑟尔在床上，一件灰色的裙子像帐篷一样遮住了她的身子。她并不是躺在那儿，而是用双手撑着跪在床上，正不停地呻吟着。

“你这是怎么啦，艾丝？”比利问道，吓得连声音都变了。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孩子要生了。”

“哎呀，见鬼。我这就去叫医生。”

“太晚了，比利。亲爱的耶稣，疼啊。”

“你听上去像是要死了一样！”

“哦，比利，生孩子就这样。到这儿来，抓住我的手。”

比利跪在床边，艾瑟尔拉着他的手。她越抓越紧，又开始呻吟起来。这呻吟更长，听上去更加痛苦，抓着他的手那么用力，让他觉得骨头都快被捏断了。呻吟随着一声尖叫停了下来，然后她大口喘息着，就像刚刚跑了两公里路似的。

一分钟后她说：“对不起，比利，你得帮我看看裙底。”

“哦。”他应了一声，“好吧。”他不太明白自己该干什么，只是觉得要照吩咐去做。他轻轻掀起艾瑟尔的裙摆。“哎呀，我的上帝！”他吃惊地说。她身子下面的床单被血染湿了，中间有个粉红色的小肉团，裹在一层黏糊糊的东西里。他辨认出大大的圆脑袋，闭着的双眼，还有两条胳膊和两条小腿，看上去小小的。“一个小宝宝！”他说。

“抱起来，比利。”艾瑟尔说。

“什么，我吗？”他说，“哦，是的。”他斜靠在床上，一只手托着婴儿的头，另一只托着小小的屁股。他看清这是个小男孩。宝宝很滑，黏糊糊的，但比利还是设法抱住了他。有一根带子仍然跟艾瑟尔连在一起。

“抱起来了吗？”她说。

“哎，”他说，“我抱起来了，是个男孩。”

“他喘气吗？”

“我不知道。怎么看啊？”比利努力不让自己惊慌，“没，我觉得他没喘气。”

“拍拍他的屁股，别太使劲。”

比利把婴儿的身子翻过来，用一只手托着他，快速在他屁股上拍了几下。孩子马上就张开嘴巴，吸了一口气，反抗似的哭叫起来。比利兴奋极了，说：“你听啊！”

“再抱一会儿，等我转过来。”艾瑟尔挪了挪身子坐好，把裙子弄弄平整，“把他给我吧。”

比利小心地把孩子递过去。艾瑟尔把宝宝搂在臂弯里，用袖子擦了擦他的脸。“他真漂亮。”她说。

比利倒看不出他有多漂亮。

连在婴儿肚脐的带子刚才还是蓝色的，很光滑紧绷，但现在萎缩下来，已经变白了。艾瑟尔说：“去那边的抽屉里帮我把剪刀拿过来，还有那个棉线轴。”

艾瑟尔在脐带上打了两个结，再从中间剪断它。“好啦。”她解开衣服前襟，“刚才的一切你都见识过了，我看你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说着，她露出一只乳房，把乳头塞进宝宝嘴里。他开始吸吮起来。

她说得没错，比利没觉得不好意思。一个小时前他若看见姐姐的裸胸，的确会感到羞愧，但这种感觉放到现在简直不值一提。他心里只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孩子一切正常。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吸吮，惊奇他的手指那么小巧。这些让他有一种见证奇迹的感觉。他的脸被泪水打湿，但他竟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哭了，一点印象都没有。

宝宝很快就睡着了。艾瑟尔系上衣扣。“我们马上给他洗一洗。”她说着，闭上了眼睛，“老天啊，真没想到会疼得这么厉害。”

比利问：“他的父亲是谁，艾丝？”

“菲茨赫伯特伯爵。”随后她睁开了眼睛，“唉，真糟糕，我没打算让你知道这个。”

“这只该死的猪，”比利说，“我要杀了他。”

第十五章

1915年6月至9月

大船缓缓驶进纽约港，这时，列夫・别斯科夫觉得，美国也许不像他的哥哥格雷戈里说的那样美好。他暗暗狠下心肠以便面对一场可怕的失望。不过，他多虑了。美国有着他所向往的一切：财富、忙碌、兴奋，还有自由。

三个月后，也就是六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已经在布法罗一家酒店里找到工作了——在马厩侍候客人的马匹。这地方的主人是约瑟夫・维亚洛夫，他在这座破旧的中心客栈的屋顶上面加了一个洋葱形圆顶，改名为圣彼得堡饭店，大概出于对童年时就离开的那座城市的怀念。

列夫为维亚洛夫干活，布法罗有不少俄国移民都受雇于他，但列夫从未见过这个人。就算他有这个机会，也拿不准自己该对他说什么。俄国的维亚洛夫家族欺骗了列夫，把他扔在加地夫，让他积怨在心，但另一方面，由圣彼得堡维亚洛夫家出具的文件让列夫顺利通过了美国移民局的审核。他只是在运河街的一家酒吧提了提维亚洛夫的名字，就立刻找到了一份工作。

从加地夫上岸那天起，一年来他每天都说英语，口齿越来越清晰了。美国人说他有英国口音，听不懂他的阿伯罗温方言，但他想要表达的事情都能表达出来，他跟女孩子们说“我可爱的”，也很讨她们喜欢。

还差几分钟六点，他马上就要下班了。就在这时他的朋友尼克走进马厩的院子，嘴上叼着一根香烟。“法蒂玛牌的，”他喷出一口烟雾，心满意足地炫耀说，“是土耳其烟草，美极了。”

尼克的全名是尼古拉・大卫多维奇・福麦克，但这里都叫他尼克・福尔曼。他偶尔扮演一下以前斯皮利亚和里斯担当的角色，而他的主要营生是偷窃。

“多少钱？”列夫问道。

“商店里一百支装的铁盒卖五十美分。我按十美分给你。你卖别人二十五美分就行。”

列夫知道法蒂玛是名牌烟，按市价的一半卖出去轻而易举。他朝院子四下看了看，老板没在。“好吧。”

“你想要多少？我有满满一箱子。”

列夫口袋里有一美元。“二十盒，”他说，“我现在给你一美元，过后再给你另一半。”

“我概不赊欠。”

列夫笑了，把手往尼克的肩膀上一搭：“算啦，哥们儿，你还信不过我吗？我俩不是好朋友吗，你说呢？”

“那就说好二十盒。我去去就来。”

列夫在墙角找了一条装饲料的旧麻袋。尼克带回了二十条长长的绿色铁盒，盖子上画着一个戴面纱的女人。列夫把铁盒装进麻袋，把那一美元给了尼克。“助俄国兄弟一臂之力，何乐而不为。”尼克说了一句，便迈着闲散的步子离开了。

列夫把马梳和蹄签收拾干净。六点过五分的时候，他跟管事的马夫说了声再见，便径直去了第一区。背着饲料麻袋走在街上，让他觉得自己很是显眼，心里盘算着如果警察拦下他，要看麻袋里的东西，自己该怎么应对。但他也不太担心——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大部分情况他都能应付过去。

他去了“爱尔兰海盗”酒吧，这家酒吧很大，也很有名。他挤过人群，买了一大杯啤酒，焦渴难耐地一口喝下大半杯。随后，他在一帮工人旁边坐下，这些人谈话中混合着波兰语和英语。几分钟后他开口说：“有人要抽法蒂玛吗？”

一个围着皮围裙的光头男人说：“哦，我就常抽法蒂玛。”

“想不想半价买一盒？二十五美分一百支。”

“这烟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丢了烟，有人捡到了。”

“不太可靠啊。”

“这样吧，你把钱放在桌子上。等你告诉我能拿了，我再拿。”

这几个人来了兴致。光头男人在衣袋里摸了一会儿，掏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列夫从麻袋里拿出一个铁盒递了过去。这人打开盒子，拿出一个叠成三角形的小纸片打开，露出里面的相片。“嘿，这儿还有张棒球卡！”他说。他拿出一根香烟点上：“不错，”他对列夫说，“拿去吧，钱是你的了。”

另一个人从列夫肩上探过头来问道：“多少钱？”列夫说了价格，对方买了两盒。

半小时过去后，列夫把烟卷全卖掉了。他很高兴：不到一个钟头，他就让两美元变成了五美元。他上班要干一天半才能挣上三美元。或许明天应该从尼克那儿再买点他偷来的赃物。

他又买了一杯啤酒，喝完就把空麻袋留在原地，独自走了出去。到了外面，他掉头朝拉夫卓伊区走去，那是布法罗的穷人区，俄国人大都住在那里，还有不少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他可以顺路买一块牛排回家煎土豆吃。要不，就带上玛伽一道去跳舞，或者去买一件新衬衣。

他想，该把钱攒起来，留给格雷戈里用作来美国的路费，与此同时，他觉得很愧疚，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的。三美元不过是杯水车薪，他需要的是赢上一大笔，一次就把格雷戈里的钱寄够，让自己来不及动心思挥霍它。

他正遐想着，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吓了一跳。

他的心猛地向上一提。他转过身去，以为会看见穿制服的警察。但拦下他的不是警察，而是一个身材魁梧、穿一身工装的家伙，他的鼻梁残损，一脸怒气冲冲的样子。列夫浑身一紧——这种人一看便知是什么来头。

这人说：“是谁让你在‘爱尔兰海盗’卖烟的？”

“我只是想赚上几个小钱，”列夫送上一副笑脸，“我确实没想冒犯谁。”

“是不是尼克・福尔曼？我听说他抢了辆运香烟的火车。”

列夫不打算跟一个陌生人透露这类消息：“我从没见过你说的这个人。”他的声音听上去依然轻松愉快。

“难道你不知道‘爱尔兰海盗’属于V先生吗？”

列夫心里涌上一股火。V先生肯定是指约瑟夫・维亚洛夫了。他不再显得好声好气了：“那么就去贴个告示吧。”

“没经允许，你就不能在V先生的酒吧卖东西。”

他耸了耸肩：“我又不知道。”

“这个会让你长点儿记性。”说着，那家伙挥起拳头。

列夫对此早有预料，他猛地向后一退。这一拳打空了，那家伙踉跄了一下，失去了平衡。列夫上前一步，一脚踢在他的小腿上。一般而言，拳头的威力十分有限，比起坚硬的皮靴差远了。列夫使出全力踢了这一脚，但也不会踢断骨头。那人勃然大怒，咆哮着再次出拳，又再次落空。

打他的脸毫无意义——他那地方恐怕早就丧失了知觉。列夫朝他的腹股沟猛踢一脚，只见他两手捂着下胯，弯着身子，疼得连声喘息。列夫又去踢他的肚子。那人嘴巴像金鱼一样开合着，无法呼吸。列夫跨向一侧，又去踢他的两条腿，让那家伙仰面倒在地上。列夫照准他的膝盖又是一脚，就算对方爬起来也追不上他了。

连续发力让列夫气喘吁吁，他说：“告诉V先生，让他以后讲点礼貌。”

他转身走开，喘着粗气。这时他听见身后有人说：“哎，伊利亚，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又过了两条街，列夫的呼吸才渐渐变稳，心跳也慢了下来。让那个约瑟夫・维亚洛夫见鬼去吧，他想。那个浑蛋骗了我，再也不能受他欺负了。

维亚洛夫不会知道是谁揍了伊利亚。“爱尔兰海盗”那边没人认识列夫。维亚洛夫准会气得发疯，但他对此毫无办法。

列夫感到十分得意，心想：我把伊利亚打倒在地，可我没伤到一根毫毛！

他的口袋里还装满了钱。他停下来买了两块肉排和一瓶杜松子酒。

他住的那条街上到处是破旧的砖房，房子里又分成很多小房间。玛伽坐在隔壁那幢房子的门廊上，正在锉她的指甲。她是个漂亮的俄国姑娘，十九岁上下，长着一头黑发，笑起来十分性感。眼下她在干女招待的活，但她希望以后当一个歌手。他给她买过几次饮料，吻过她一次。她很热情地回吻了他。“嗨，孩子！”他喊了一句。

“你管谁叫孩子？”

“今晚你干什么？”

“我有个约会。”她说。

列夫不打算相信她这话。她才不会承认自己无事可做呢。“别搭理他，”他说，“那家伙满嘴臭气。”

她笑了：“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上我家。”他掂了掂手里的纸袋，“今晚吃牛排。”

“等我考虑考虑再说。”

“把冰块带过来。”说完，他进了自己的租屋。

按美国的标准，他的住所租金很低，但列夫觉得既宽敞又豪华。屋里包括一个客卧两用的房间和一个厨房，有自来水和电灯，而这些通通归他一个人用！要是在圣彼得堡，这么大的屋子里至少要住十个人。

他脱掉外套，挽起袖子，在厨房的水槽里洗了洗手和脸。他希望玛伽会来。她那样的女孩，随时都能带来欢笑，喜欢跟人跳舞或办一场聚会，从不操心未来会怎么样。他削了几个土豆，切好，然后把煎锅放在电炉上，扔进一块猪油。正煎着土豆的时候，玛伽走进屋子，带着一大杯碎冰。她开始拿杜松子酒和砂糖调配饮料。

列夫嘬了一口酒，然后在她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味道不错。”他说。

“你真厚脸皮。”她说，但这算不得正儿八经的抗议。他开始琢磨随后能否把她弄到床上。

他开始煎牛排。“你真让我大开眼界，”她说，“没多少男人会做饭。”

“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我妈死的时候我也刚十一岁，”列夫说，“是我哥格雷戈里抚养我长大的，我们什么都得学着自己做。但不是说我们在俄国的时候就能吃上牛排。”

她问起格雷戈里的事，他吃饭的时候把他的故事讲给她听。听了两个没有母亲的男孩挣扎求生的故事——他们在机车制造厂做苦工，租住只有一张床大小的房间等等，女孩们大多都会被深深打动。他不无愧疚地略去了遗弃自己怀孕女友的那一部分。

他们在客卧两用的房间里喝下第二杯酒。当他们端起第三杯的时候，外面已经漆黑一片，而她已经坐在了他的大腿上。啜饮之间，列夫吻了她。她迎着他的舌头张开嘴巴，他也同时伸手去摸她的乳房。

就在这时，门被狠狠推开了。

玛伽尖叫了一声。

三个男人进了屋子。玛伽从列夫的腿上跳下来，还在尖叫着。其中一个人反手朝她的嘴巴打了过去，说：“你他妈的闭嘴，婊子！”她两手捂着流血的嘴唇朝门口跑去，那几个家伙也没去管她。

列夫腾地站起来，朝打了玛伽的那个家伙扑过去。他一拳又准又狠地打在对方的眼眶上。另外两个人上前抓住列夫的胳膊。这些人孔武有力，让他无法挣脱。两人抓着他，第一个动手的家伙（显然他是领头的）照着他的面门就是一拳，然后又朝肚子来了几下。列夫嘴里流着血，刚吃下的东西全呕了出来。

他瘫软下来，疼得不能动弹，这时，几个家伙抓着他的四肢把他拖到了楼下，出了屋子。一辆蓝色的哈德森停在路边，发动机轰轰响着。几个人把他丢进后面的厢板上。两个人坐进车里，用脚踩着他，另一个坐在前面发动汽车。

列夫身上疼痛难忍，顾不得想他们要去什么地方。他估计这些人受雇于维亚洛夫，可他们是怎么找到他的？他们到底要把他怎么样？他给自己壮着胆，不让他们把自己吓倒。

几分钟后车子停了，他又被人拖了出来。旁边是一座仓库，街上空空荡荡，漆黑一团。他能闻出池塘的气息，知道这里靠近水岸。这倒是个杀人的好地方，想到自己就要命丧此地，不免有些胆战心惊。没有任何目证，他的尸体就这样被装入麻袋扎紧，再放上几块砖头，永远地沉入伊利湖底。

列夫被拖进大楼，他强打精神，使劲挣扎着。这是他最倒霉的一次，他没有把握仅靠耍嘴皮子化险为夷。我干吗要做这些呢？他在心里责问自己。

仓房里满是崭新的轮胎，十五个或者二十个一摞堆得老高。他们带着他穿过货堆往后走，最后来到一扇门前，那儿站着一个大块头，他冲几个人抬了抬手，让他们停下。

几个人全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列夫说：“看来要等上几分钟了。谁手里有扑克牌？”

几个人脸上连个笑容也没有。

那扇门终于开了，尼克・福尔曼从里面出来。他的嘴唇肿得老高，一只眼睛闭着。他一看见列夫，便说：“我也是没办法，他们说要杀了我。”

这下列夫明白了。这么说，他们是通过尼克才找到他的。

一个戴眼镜的瘦子走到办公室门口。列夫想，这人瘦得跟棵草似的，不可能是维亚洛夫。“把他带进来，西奥。”那人说。

“马上，尼尔先生。”领头的那个恶棍说。

这间办公室让列夫想起自己打小住过的那种农民的棚屋。里面热烘烘的，空气里满是烟雾。墙角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几幅圣像。

一个中年人坐在一张铁桌子后面，这人肩膀宽得出奇。他穿着昂贵的休闲外套，戴着硬领和领带，夹着香烟的手指上有两枚戒指。他说：“这他妈的是什么味道？”

“对不起，V先生，他刚吐过，”西奥说，“他反抗，我们不得不让他安静点，结果他就吐了。”

“放开他。”

他们松开列夫的胳膊，但依然守在边上。

V先生看着列夫。“我收到了你的口信，”他说，“你让我懂礼貌。”

列夫鼓足了气力。临死他也不打算痛哭流涕，哀告求饶。“你就是约瑟夫・维亚洛夫？”

“上帝，你还真有胆量，”那人说，“竟敢问我是谁。”

“我正要找你。”

“你要找我？”

“维亚洛夫家族卖给我一张从圣彼得堡到纽约的船票，但他们却把我扔在了加地夫。”列夫说。

“那又怎么样？”

“我要把我的钱讨回来。”

维亚洛夫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真没办法，”他说，“我喜欢你这样的。”

列夫屏住一口气。是不是维亚洛夫不打算杀他了？

“你有活干吗？”

“我就是在你的地方干活。”

“在哪儿？”

“圣彼得堡饭店，在马厩。”

维亚洛夫点了点头：“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份比这更好的营生。”

1915年6月，美国离战争更近了一步。

格斯・杜瓦惊骇不已。他从没想到美国会卷入一场欧洲战争。美国民众也有同感，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一样。但战争的危险却在以某种方式慢慢逼近。

危机肇始于5月，当时德国潜艇用鱼雷击中一艘英国船“路西塔尼亚号”，上面装有一百七十三吨的步枪、弹药和榴霰弹。船上还搭载了两千名乘客，其中包括一百二十八位美国公民。

美国人认为这跟刺杀一样让人震惊。报纸连篇累牍，充满义愤之辞。“民众想让您办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格斯站在椭圆办公室，气愤地对总统说，“他们希望您对德国更加强硬，同时又不能冒险挑起战争。”

威尔逊点头同意。他从打字机上抬起头来，说：“没有规定说民意必须从一而终。”

格斯对自己上司的沉稳持重很是钦佩，但同时又觉得有些沮丧：“那您打算如何处理？”

威尔逊笑了，露出他的一口坏牙：“格斯，有人告诉过你政治很简单吗？”

最后，威尔逊向德国政府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照会，要求他们停止攻击运输船只。他和他的顾问，其中包括格斯，希望德国人同意作出一些妥协。但如果他们决计违抗，格斯不知威尔逊如何避免事态升级。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格斯发现自己无法继续保持冷静，超然将风险置之度外，就像威尔逊表现的那样。

一封封外交电报横渡大西洋之时，威尔逊去了新罕布什尔州他的夏季别墅，格斯去了布法罗，住在他父母在特拉华大道的宅邸里。他父亲在华盛顿有一所房子，但格斯在那儿住自己的公寓。每次回布法罗的家，他都感到母亲把家里家外操持得令人舒适愉悦——床头柜上放着插满玫瑰的银器，早餐总有新鲜面包卷，挺括、干净的白桌布每餐必换，挂在衣橱里的外套被掸过、熨好，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拿走过。

房子里的家具摆设有意显得平实朴素，是他母亲对自己父母一代华丽繁复风尚的一种抗拒。大部分家具都是波德迈式的，这种功利化的德国风格正在复兴。餐厅的四面墙上各有一幅画，桌上摆着一个三角烛台。头一天午餐的时候，他母亲说：“我猜，你是打算去贫民窟看拳击赛吧？”

“拳击本身什么错也没有。”格斯说。这是他最热衷的爱好了。十八岁时他甚至练过拳击，天生的长胳膊为他赢得了几次胜利，但他不具备杀手的本能。

“都是愚氓。”母亲轻蔑地说。“愚氓”是她在欧洲学会的一个势利的词汇，意思是下层阶级。

“我只是让脑袋清静些，尽量不去想什么国际政治。”

“今天下午在奥尔布赖特有一个关于提香的讲座，还配有幻灯展示。”她说。奥尔布赖特艺术画廊是特拉华公园里的一座白色的古典建筑，算是布法罗最重要的文化设施之一。

格斯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包围下长大，他特别喜欢提香的肖像画，但对听演讲没什么兴趣。不过，这恰恰是城里的富家子女喜欢参与的活动，因而是个让他跟老友、熟人叙旧的好机会。

奥尔布赖特画廊离特拉华大道不远。他走进柱廊围绕的中庭，找了个座位坐下。如他所料，听众里的确有几个他认识的人。他发现自己边上坐着一个异常漂亮的女孩，似乎有些眼熟。

他朝她笑了笑，她用轻快的声音地说：“你忘了我是谁了，对吧，杜瓦先生？”

他不免有些尴尬：“嗯……我离开这儿有一段时间了。”

“我是奥尔加・维亚洛夫。”她伸出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

“哦，想起来了。”他说。她的父亲是个俄国移民，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把运河街酒吧的醉汉扔到大街上。现在他拥有整条运河街。他是市议员，也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主要赞助者。格斯见过奥尔加几次，但不记得她模样如此迷人——也许是她突然长大了。她大概二十出头，皮肤白皙，长着一对蓝眼睛，穿了件粉红色上翻领外套，戴着一顶钟形女帽，上面装饰着丝绸做的粉色花朵。

“我听说你在为总统工作，”她说，“你怎么看威尔逊先生？”

“我对他十分钦佩，”格斯说，“他是位很有经验的政治家，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在权力中心工作真是让人兴奋。”

“的确兴奋，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什么权力中心的感觉。在一个民主国家，总统要服从选民。”

“但可以肯定，不是公众想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对，不完全是。威尔逊总统说过，一个领导者对待舆论，就像水手应对风那样，让它鼓动风帆，把船吹向这里或那里，永远不要硬顶着风头横冲直撞。”

她发出一声叹息：“我真想学习这些东西，但父亲不让我上大学。”

格斯笑了：“我想，他觉得你该学着抽烟，喝杜松子酒。”

“比这还糟，我对此毫不怀疑。”她说。一个未婚女子说出这种话来，似乎显得有伤大雅，他脸上想必露出了一丝惊讶，因为她随后说：“对不起，我吓着你了。”

“一点也没有。”事实上，他为她着迷。为了让她说下去，他说：“如果上大学的话，你想要学什么呢？”

“历史，我觉得。”

“我喜欢历史。有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吗？”

“我想了解我自己的过去。为什么我的父亲要离开俄国？为什么美国要好这么多？这些一定都是有原因的。”

“一点不错！”格斯很高兴如此漂亮的女孩也跟自己一样抱有浓厚的求知欲。他眼前突然出现他们两人结婚后的情景，聚会结束后待在她的更衣室，上床前谈论一番天下大事，他自己穿着睡衣，坐在一边看着她不紧不慢地摘下珠宝饰物，褪下身上的衣服……接着他碰上了她的目光，感觉她似乎猜出自己正在想什么，顿时有些尴尬。他想说些什么，却一时语塞。

这时，演讲者走进会场，听众们一个个安静下来。

这场讲座超乎他的预料，他很喜欢。演讲者做了一些提香油画的彩色透明胶片，用幻灯投影在一块白色大屏幕上。

讲座结束后，他还想跟奥尔加多聊一会儿，但他被人岔开了。一个学生时代的熟人查克・迪克森朝他们走了过来，查克从容自在，让格斯很是羡慕。他们年龄相仿，都是二十五岁，但跟查克在一起，让格斯觉得自己像个笨手笨脚的小学生。“奥尔加，你该跟我的表弟见见面，”查克快活地说，“他一直在那边盯着你。”他又对格斯亲切地笑了笑：“抱歉，夺走你如此迷人的女伴，杜瓦，但你也知道，整个下午都独占她是不可能的。”他占有似的伸手挽起奥尔加的腰，把她带走了。

格斯怅然若失。跟她在一起是那么畅快自如。对他来说，跟女孩子初次交谈最让人头疼，但和奥尔加聊天很容易。可现在，这个上学时在班里一直垫底的查克・迪克森如此轻易就带走了她，好像从酒保的托盘里拿起一杯饮料那样简单。

格斯环顾四周，看看还有没有他认识的人。就在这时，一个独眼女孩走了过来。

他第一次遇见罗莎・赫尔曼时，还以为她在向他使眼色。那是在一次为布法罗交响乐队筹款的午餐会上，她哥哥是乐手之一。实际上，她的那只眼睛永远闭着。若不是这样，她还是很漂亮的，这让她的缺陷更加引人注目。此外，她的穿着总是很时髦，仿佛是在挑衅。今天她头上斜戴着一顶硬草帽，很俏皮。

他上次见到她时，她是一家发行量不大的激进报纸《布法罗无政府主义者》的编辑，因此格斯说：“无政府主义者也对艺术感兴趣吗？”

“我现在为《广告晚报》工作。”她说。

格斯很惊讶：“主编了解你的政治见解吗？”

“我的见解不像原来那么极端了，但他知道我的来历。”

“我猜，他也考虑过，既然你能把一家无政府主义的报纸办好，能力一定不错。”

“他说给我这份工作，是因为我比那两个男记者更有种。”

格斯知道她喜欢语出惊人，但仍不禁张大了嘴巴。

罗莎哈哈笑了起来：“但他还是派我来报道艺术展和时装表演。”她话锋一转，问道：“在白宫工作是什么滋味？”

格斯意识到自己无论说什么都会出现在报纸上。“非常让人兴奋，”他说，“我认为威尔逊是位伟大的总统，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凭什么？他正在使我们接近欧洲的战争危险。”

罗莎的态度在德国族裔中很普遍，他们自然听信德国方面的说法，此外还有左派，他们希望看到沙皇被打败。然而，很多既非德国族裔也非左翼的人也抱有同样观点。格斯认真地回答说：“德国潜艇杀害了美国公民，总统不能……”他刚想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犹豫了一下，红着脸说，“不能予以忽视。”

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尴尬：“但英国封锁了德国港口，违反了国际法，结果导致德国的妇女儿童挨饿。与此同时，法国的战局处于胶着状态：六个月来双方阵地几乎毫无改变，不超过几米。德国人不得不击沉英国舰船，否则他们就会输掉战争。”

她对复杂事物的理解自有一套，正因如此，格斯很愿意跟她聊天。他说：“我学的是国际法，严格地说，英国的行动并不违反国际法。海上封锁被1909年的《伦敦宣言》禁止，但这从来没有被认可。”

想把她岔开并不容易。“先不说合不合法了。德国人警告美国人不要乘英国客轮旅行。他们都把广告登在报纸了，老天爷！他们还能怎么办呢？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跟墨西哥发生战争，‘路西塔尼亚号’是艘墨西哥船，装着要杀害美国士兵的武器弹药。我们会让它顺利通过吗？”

这问题问得好，让格斯一时想不出什么合理的答案。他说：“不错，布莱恩国务卿跟你意见一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因为威尔逊向德国递交照会一事辞了职，“他认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警告美国人不要乘坐交战国家的轮船旅行。”

她仍然揪住他不放：“布赖恩认为威尔逊在冒一场巨大的风险，”她说，“如果现在德国不打算退缩，我们就很难避免跟他们交战。”

格斯不会对一个记者承认自己同样心存疑虑。威尔逊质询德国政府否认对商船的攻击，要求作出赔偿并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换句话说，承认英国在公海的自由，同时接受德国的船只受到封锁被困在码头的事实。任何政府都很难同意这样的要求。“但是，公众舆论认可总统所做的一切。”

“公众舆论可能是错误的。”

“但总统不能忽视舆论。看见了吧，威尔逊是在走钢丝。他希望让我们免于战争，但又不想使美国在国际外交事务上表现软弱。我认为他妥善维持了目前的平衡。”

“但长远看呢？”

这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没人能够预测未来，”格斯说，“甚至连伍德罗・威尔逊也一样。”

她笑了起来：“典型的政治家式的回答。你在华盛顿可谓前途无量。”有人跟她说话，她转过身去。

格斯移步一旁，感觉就好像他刚打完一场拳击赛，跟对手打成了平局。

部分听众受邀与演讲者一道喝茶。格斯也在享有特权者之列，因为他的母亲是博物馆的赞助人。他离开罗莎，朝一间私人房间走去。他一进门便高兴地看到奥尔加也在那里。无疑她父亲也出了钱。

他拿到一杯茶，随后朝她走了过去：“你要是去华盛顿的话，我很愿意带你到白宫看一看。”

“啊！你能把我介绍给总统吗？”

他想说“行”，什么都行！但他不愿做出有可能无法兑现的许诺。“也许吧，”他说，“要看他忙不忙了。如果他埋头在打字机前写演讲词或者新闻稿，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他。”

“他太太去世的时候，我很伤心。”奥尔加说。艾伦・威尔逊死了差不多一年了，在欧洲战争爆发后不久。

格斯点点头：“他受了很大打击。”

“但我听说他正在跟一个有钱的寡妇浪漫呢。”

格斯很是狼狈。威尔逊在他妻子去世仅仅八个月后，便狂热地与美艳性感的伊迪丝・高尔特夫人坠入爱河，这在华府上下无人不晓。总统五十八岁，他的情妇四十一岁。眼下他们正一起待在新罕布什尔州。包括格斯在内的很少几个人还知道一个月以前威尔逊向她求婚了，但高尔特夫人还没有给他答复。他对奥尔加说：“这是谁跟你说的？”

“是真的吗？”

他心里很想用自己的内幕消息取悦她，但他竭力抗拒着这种诱惑。“我无法谈论这类事情。”他无奈地说。

“哦，真让人失望。我还以为你能透露点儿内幕消息呢。”

“真对不起，让你扫兴了。”

“别说傻话了。”她碰了碰他的胳膊，让他产生一种触电般的快感。“我明天下午有个网球聚会，”她说，“你会打吗？”

格斯拥有长胳膊长腿，球打得相当不错。“是的，”他说，“我很喜欢打网球。”

“那你来吗？”

“荣幸之至。”

列夫只用一天就学会了开车。司机的另一项主要技能——更换漏气的轮胎——只花几个小时他就掌握了。一周过去，他还学会了加满油箱、更换机油和调整刹车装置。如果汽车不走，他知道如何检查，是电池电量不足，还是燃油管路堵塞。

约瑟夫・维亚洛夫跟他说，马匹已经是过时的交通工具。伺候马匹的人薪金微薄，因为人数众多。汽车司机很稀缺，因而能拿到较高的工资。

此外，维亚洛夫愿意有个身强力壮的司机，可以兼做保镖。

维亚洛夫的车是一辆崭新的派克特双六，一种七人座的豪华轿车。这让其他司机刮目相看。这种车型在几个星期前刚刚上市，它的十二缸发动机不同凡响，甚至连凯迪拉克V8的司机都对它垂涎三尺。

列夫并不觉得维亚洛夫那幢超现代化的豪华大宅有什么惊人之处。它看上去就像是世界上最大的牛棚。狭长低矮，上面是宽宽的飞檐。园丁长告诉他，这是最新的草原式别墅。

“如果我有这么大的房子，我得让它看上去像一座宫殿。”列夫说。

他想给格雷戈里写封信，跟他讲讲布法罗的事儿，他的工作，他开的车。但他有些犹豫。要写信就要说起他为格雷戈里积攒船票钱的事，但实际上他什么钱也没攒下。他发誓等自己稍稍有点儿积蓄就写信。在此之前，格雷戈里也无法给他寄信，因为他不知道列夫的地址。

维亚洛夫家里有三位成员：约瑟夫本人，他少言寡语的妻子莉娜，还有他们的漂亮女儿奥尔加，这个女孩跟列夫年龄相当，眼神鲁莽大胆。约瑟夫对自己的妻子周到礼貌，尽管他晚上大多出门在外，跟亲信在一起。他对女儿十分疼爱，但很严厉。他经常中午开车回家，跟莉娜和奥尔加一起吃午饭，饭后他和莉娜还要小睡一会儿。

列夫等着开车送约瑟夫返回城里的时候，偶尔会跟奥尔加聊聊天。

她喜欢抽烟，这是她父亲禁止的，他三令五申，决心让她成为一位名门淑女，嫁给布法罗的社会名流。家里有少数几个地方约瑟夫从来不去，车库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奥尔加就去那儿吸烟。她会坐在帕克特的后排座上，真丝衣裙擦着崭新的皮革，列夫倚在车门上，脚踩着踏板跟她闲聊。

他穿着司机的制服，帽子得意地歪向后脑勺，自觉这副模样十分帅气。他很快发现要取悦奥尔加，唯一的方法就是赞美她气质高雅，属于上等阶级。她愿意别人奉承她走路像个公主，说话像总统夫人，穿戴像是巴黎的社交名流。她是一个势利小人，跟她父亲一样。大部分时候约瑟夫恃强凌弱，暴虐凶残，但列夫注意到一旦他面对高官显贵，比如银行总裁和国会议员，就变得彬彬有礼，毕恭毕敬。

列夫天生直觉敏锐，很快就把奥尔加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个受到过度保护的富家女，无处释放与生俱来、天真浪漫的性冲动。与列夫熟悉的圣彼得堡贫民窟里那些女孩不同，奥尔加无法趁天黑溜出家门与男孩约会，让他在店铺门前的暗处抚摸自己。她已经二十岁，但还是处女。她可能都没跟人接过吻。

列夫远远瞧着那些人打网球，贪婪地盯着奥尔加健美苗条的身材，看她前后跑动时双乳在薄薄的棉布衣裙下不停颤动。她的对手个头很高，穿一条白色的法兰绒长裤。列夫猛然间觉得有些眼熟。他又仔细看了看，终于想起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那是在普梯洛夫机械厂。列夫骗了他一美元，格雷戈里当时问他约瑟夫・维亚洛夫是否真的是布法罗的大人物。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好像跟一种威士忌牌子同名。对了，杜瓦，他叫格斯・杜瓦。

六七个年轻人在观看比赛，姑娘们穿着鲜艳的夏装，男人戴着平顶硬草帽。维亚洛夫太太打着阳伞，开心地笑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仆送上柠檬水。

格斯・杜瓦击败了奥尔加，他们离开球场，那地方立即被另一对夫妇占据了。奥尔加大胆接受了她的对手递上的一根烟。列夫看着他为她点上。他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穿漂亮的衣服打网球，喝柠檬水。

球一下被打到他这边来了。列夫捡起球，没有扔回去，而是走过去递到球员的手上。他看着奥尔加。她正跟杜瓦起劲儿地谈着什么，向他频送秋波，尽显妩媚之色，就像她在车库里跟列夫说话时那样。一丝嫉妒刺得他心里生疼，他真想朝高个子的嘴上狠狠来上一拳。奥尔加朝他这边看了一眼，他马上露出他最迷人的笑容，但她扭过头去装作没看见。其他几个年轻人根本不去在意他的存在。

这简直太正常了，他对自己说：一个女孩在车库里抽烟的时候可能对司机表示友好，当她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时就会待他冷若冰霜，如同一件摆设。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尊心受挫。

他转身走开，这时看见她父亲顺着碎石小路朝网球场这边走来。维亚洛夫穿着谈生意穿的普通外套，里面是一件坎肩。列夫猜测他是过来跟女儿的客人打声招呼，然后就动身返回城里。

现在他随时都会发现奥尔加在吸烟，然后就会大发雷霆，严厉惩罚她。

列夫灵机一动，他两步并作一步，走到奥尔加坐着的地方，轻轻一抬手，把她夹在两指间那根点燃的烟卷夺了过来。

“哎！”她抗议道。

格斯・杜瓦皱起了眉头，说：“你这家伙想要干吗？”

列夫转身走开，把香烟叼在自己嘴上。不一会儿，维亚洛夫看见了他。“你在这儿干什么？”他生气地说，“把我的车开出来。”

“是的，先生。”列夫说。

“跟我说话的时候，把那该死的烟卷拿下来。”列夫捏掉烟灰，把烟屁股塞进口袋，“对不起，维亚洛夫先生，我忘了自己是谁了。”

“下次别再让我抓住。”

“是的，先生。”

“去干活吧。”

列夫匆匆离开，然后扭头望了望。几个年轻人从座位上站起来，维亚洛夫高兴地跟他们一一握手。奥尔加显得有些心虚，给自己的朋友们做着介绍。她差点儿被抓个正着。她跟列夫四目相对，向他投来感激的一瞥。

列夫朝她眨了眨眼，接着走远了。

乌苏拉・杜瓦的客厅里只有少许几件饰物，但各有珍贵之处：由埃利・奈德尔曼创作的一尊大理石头像，一部首版日内瓦《圣经》，此外还有插在刻花玻璃花瓶中的单支玫瑰，以及镶在镜框中的她祖父的照片，他是美国最早开办百货商店的先驱之一。六点钟格斯走进家门，她正穿着丝绸夜礼服坐着读一本叫《好兵》的小说。

“这本书怎么样？”格斯问道。

“书非常不错，不过，矛盾的是，我听说作者本人是个可怕的下流坯。”

他为她调了一杯古典鸡尾酒，按她喜欢的配方，带有苦味，但不放糖。他有点儿紧张。他想，就我的年龄，本不该再害怕母亲的。但她有时会非常严厉。他把饮料递给她。

“谢谢你，”她说，“假期过得愉快吗？”

“非常愉快。”

“现在，我估计你已经忍不住想回华盛顿和白宫那种兴奋状态里去了。”

格斯自己也这样想过。但是，这段假期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快乐。“总统回去后，我也马上返回，不过在这儿我玩得很开心。”

“你觉得伍德罗会向德国宣战吗？”

“我希望不会。德国愿意让步，但他们希望美国停止向协约国出售武器。”

“我们会停止吗？”乌苏拉有德国血统，布法罗几乎半数居民都是如此，但当她说“我们”的时候，她指的是美国。

“绝对不会。英国人的订单让我们的工厂赚了大笔的钱。”

“那么说，双方就陷入僵局了？”

“还没有。我们还在彼此相互周旋。同时，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中立国家顶着的压力，意大利加入了协约国。”

“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还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格斯深吸了一口气，“我今天下午在维亚洛夫那儿打网球。”他的声音听上去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自然随意。

“你赢了吗，亲爱的？”

“赢了。他们有栋草原式别墅。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暴发户罢了。”

“我觉得，我们以前也是暴发户，对不对？就在我曾祖父开商店的那会儿。”

“格斯，你有时候说话让人厌烦，哪怕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然后，她呷了一口饮料，感叹道：“嗯，这太完美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母亲，你愿意为我做件事吗？”

“当然，亲爱的，如果我能办到的话。”

“你不会同意的。”

“到底是什么事？”

“我想让你邀请维亚洛夫太太喝茶。”

他母亲慢慢放下杯子，显得有些谨慎：“我明白了。”

“你不打算问为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她说，“只可能有一个原因。我见过他家那个让人着迷的漂亮女儿。”

“你不必生气。维亚洛夫在这个城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且也很富有。奥尔加简直是个天使。”

“就算不是天使，至少也该是个基督徒吧。”

“维亚洛夫家是俄罗斯东正教徒，”格斯想，倒不如把丑话统统摆到桌面上，“他们去埃德尔大街的圣徒彼得和保罗大教堂。”杜瓦家族是圣公会教徒。

“但不是犹太人，感谢上帝。”母亲曾担心格斯要娶雷切尔・阿布拉莫夫，他一度十分喜欢这个女孩，但从来没真正爱上她，“我们该庆幸的是奥尔加的目标不是钱。”

“当然不是。我觉得维亚洛夫肯定比父亲更有钱。”

“这就不敢肯定了。”像乌苏拉这种女人本不该知道钱的事情。格斯怀疑她们心里很清楚自己和别人的丈夫身家几何，只是装作一无所知罢了。

她并没像他担心的那样大发脾气。“那么说，你同意邀请她了？”他战战兢兢地问。

“当然。我会给维亚洛夫太太写封短信。”

格斯一阵欣喜，但另一种担心又袭上心头：“我得提醒一下，不要邀请你那些势利的朋友，省得让维亚洛夫太太自卑。”

“我没有势利的朋友。”

这话简直滑稽可笑，甚至不值得细想。“请菲舍尔夫人吧，她人很和蔼。还有格特鲁德姑姑。”

“好的。”

“谢谢你，母亲。”格斯大大松了一口气，好像在一场严峻考验中幸存了似的，“我知道奥尔加不是你梦想的那种做我新娘的女孩，但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喜欢她的。”

“我亲爱的儿子，你都快二十六岁了。要是在五年前，我可能会想办法说服你不要跟一个来路可疑的商人女儿结婚。但最近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该有孙子了。就算你现在宣布你要娶个离婚的波兰女招待，恐怕我最先关心的也是她够不够年轻、能不能生孩子。”

“不要操之过急。奥尔加还没答应嫁给我。我甚至都没有问过她呢。”

“她能抗拒得了你吗？”她站起来，吻了吻他，“好了，再给我来一杯。”

“你简直救了我的命！”奥尔加对列夫说，“父亲要是看见，准会杀了我。”

列夫笑了：“我看见他走过来，不得不迅速行动。”

“我感激不尽。”奥尔加说着，在他唇上留下一吻。

他吃了一惊。她不等他利用这个机会便撤回身子，但他立刻觉得自己跟她之间关系变得完全不同了。他紧张地朝车库四下看了看，但这里只有他们两个。

她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他给她点着，学着格斯昨天的样子。这是一个亲密的姿态，让女人稍稍低下头来，任由男人盯着她的嘴唇。这感觉实在太浪漫了。

她靠在帕克特的椅背上，吐出一口烟雾。列夫上了车，坐在她旁边。她没有表示出拒绝的样子。他给自己也点上一支烟。他们两个在半明半暗中坐了一会儿，烟雾里混合着机油、皮革和奥尔加身上的香水气息。

为了打破沉默，列夫说：“我希望你喜欢这次网球聚会。”

她叹了口气：“整个城里的男孩都害怕我父亲，”她说，“觉得如果吻了我，我父亲就会拿枪打他们。”

“他真会打他们？”

她笑了起来：“也许吧。”

“我不怕他。”这话跟真实情况差了那么一点儿。列夫不是真不害怕，只是他将恐惧置之度外，每每希望能凭耍弄嘴上功夫摆脱麻烦。

但她有些半信半疑：“真的？”

“就是因为这个，他才雇了我。”这话也跟实际情况差了一步，“你可以自己去问他。”

“看来我真得问问。”

“格斯・杜瓦很喜欢你。”

“我父亲倒是愿意让我嫁给他。”

“为什么？”

“他有钱，他的家族是布法罗的老牌贵族，他父亲是参议员。”

“总是你爸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她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烟。“是的。”说完，又把那口烟吐了出来。

列夫说：“我喜欢看你抽烟时嘴唇的样子。”

她没有回答，而是探究般看了他一眼。

这种邀请对列夫来说已经足够，他吻了她。

她嗓子里发出轻微的呻吟。用一只手无力地推着他的前胸，但并非真的表示抗拒。他把烟头扔到车外面，伸手摸她的乳房。她抓住他的手腕，好像要拨到一边，但随后用力把它按在她柔软的身体上。

列夫用舌头触碰她闭着的嘴唇。她闪开身子，露出一脸错愕的神情。他意识到她不知道这种接吻方式。她真的毫无经验可言。“没事的，”他说，“相信我。”

她扔掉手上的烟，把他拉近自己，闭上眼睛，张着嘴巴跟他接吻。

之后的一切发生得非常快。她的欲望急不可耐，不顾一切。列夫曾有过几个女人，他相信明智的办法是让她们掌控节奏。若是女人迟疑不定，那就不能操之过急，而对方若是心急难耐，那就不用犹豫了。当他伸手在她的内衣下面探寻到她柔软而隆起的私处时，她变得如此亢奋，以至于激动地抽泣起来。他想，如果她真的直到二十岁都没有被布法罗的任何一个胆小的男孩吻过，那她心里一定积聚了太多的委屈。她抬起臀部，急切地等他去拉开她的内裤。当他去吻她两腿中间那块地方，她惊讶而兴奋地叫了起来。她一定还是处女，但他欲火中烧，这种念头根本不能让他停下来。

她向后躺下，一只脚搁在座椅上，另一只脚搭在地上，她的裙子卷到了腰部，大腿张开等着他。她张着嘴喘着粗气，睁大眼睛看他解开裤子。他小心地进入她，知道女孩那里很容易弄疼，但她抓住他的臀部，急切地将他插进自己，就像她害怕最后一刻受到欺骗，无法得到她想要的东西一样。他感到她那童贞的薄膜抗拒了一下，随后破裂开来，就像一种突如其来又倏忽而去的阵痛，让她轻轻喘息了一声。她随着自己的节奏对着他上下移动，他再次让她主导，感觉她正回应那自然力量的召唤，无法拒绝。

对他来说，这比他从前的任何做爱经历更加令人战栗。有些女孩懂得该怎么做；有些一无所知，但急于享受性爱；还有些人小心地满足男人，然后再去寻找自己的快感。但是列夫从来没有碰到过奥尔加这种不加掩饰的渴求，这更激起了他的欲火，让他一发不可收拾。

他抽出身子，奥尔加大叫一声，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嘴上压下那声音。她像一匹小马那样跃动着，然后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随着一声憋着气的尖叫达到高潮，过了一会儿，他也一样抵达兴奋的顶点。

他从她上边下来，坐在地板上。他静静躺着，喘息着。一分钟里，他们谁都没说一句话。最后她坐了起来：“哦，天啊，我真不知道会是这样。”

“一般都不会这样。”他回答。

一阵长久的沉默，两人似乎都在思考着什么，然后，她用稍微平静的声音说：“我做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

她从车里捡起内裤穿上，又静静坐了一会儿，让呼吸平稳下来，然后起身下了车。

列夫看着她，等着她说些什么，但奥尔加一句话也没有说。她走向车库的后门，打开门，径直走了出去。

不过，第二天她又来了。

伊迪丝・高尔特在6月29日接受了威尔逊总统的求婚。7月，总统临时回到白宫。格斯对奥尔加说：“我要回华盛顿几天。”当时他们正在布法罗动物园里散步。

“几天？”

“就看总统的需要了。”

“真是惊心动魄啊！”

格斯点点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但确实意味着我身不由己。如果同德国的危机升级，那我就会很长时间都回不了布法罗了。”

“我们会想念你的。”

“可我会想念你。这些日子我们相处得这么好。”他们在特拉华州公园泛舟湖上，在水晶海滩游泳晒太阳；他们还驾船逆流而上，到达尼亚加拉湖区，穿过大湖去了加拿大。他们每隔一天就打一场网球，每次都跟着一帮年轻的朋友，其中至少有一位警觉的母亲陪伴。今天就有维亚洛夫太太跟着他们，隔着几步的距离在和查克・迪克森说着话。格斯接着说：“不知道你能否意识到我会多么想念你。”

奥尔加笑了笑，但没有回答。

格斯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夏天。”

“也是我的！”她转动着手里红白相间的波点遮阳伞。

这让格斯很兴奋，尽管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陪伴让她如此高兴。他还是有点摸不透她。她总是显得很高兴见到他，喜欢跟他一连几小时说个不停。但他看不出感情，看不出她对他抱有超乎寻常朋友的那种热烈情感。当然，正经人家的女孩不该表现出这种迹象，至少在她订婚前不会。话虽这么说，但格斯还是不知所措。也许这是她吸引力的一部分。

他清楚地记得卡罗琳・威格莫尔曾清晰无误地向他传达自己的需求。他发现自己总是在想卡罗琳，她是他除此之外爱过的唯一一个女人。如果她能直言相告自己想要什么，奥尔加为什么不能？不过，卡罗琳是有夫之妇，奥尔加则是个处女，又是在严格的庇护下长大的。

格斯在熊山前停下，他们隔着铁栅栏观看那头小棕熊，它也看着他们。“不知道以后我们会不会一直这么快乐。”格斯说。

“为什么不呢？”她说。

这是种鼓励吗？他看着她。她没有回应他的注视，只是盯着那头熊。他观察着她那双蓝眼睛，她粉红脸颊的柔美曲线，她脖子上的娇嫩肌肤。“我真希望我是提香，”他说，“那样，我就可以把你画下来。”

她母亲和查克从旁边经过，慢悠悠朝前走着，格斯和奥尔加留在后面。以前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稍有独处的机会。

她终于回应了他的目光，他觉得自己在她眼睛里看到了爱慕。这让他有了勇气。他想：既然当鳏夫不到一年的总统可以做这件事，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他说：“我爱你，奥尔加。”

她没说话，只是继续看着他。

他咽了口唾沫。现在他又觉得自己摸不透她了。他说：“有没有机会……或许我可以指望哪天你也会爱我？”她盯着她的眼睛，屏住了呼吸。在这一刻，他的生命就攥在她的手心里。

好长一阵沉默。她是在考虑吗？在掂量他的轻重？也许是在犹豫？毕竟这是件改变命运的人生大事。

终于她微笑着说：“哦，是的。”

他简直不敢相信：“真的吗？”

她开心地笑着：“真的。”

他握住她的手：“你爱我吗？”

她点点头。

“你得说出来。”

“是的，格斯，我爱你。”

他吻了她的手：“返回华盛顿前，我会跟你父亲谈一谈。”

她笑了：“我知道你会说什么。”

“这之后，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宣布了。”

“好的。”

“谢谢你，”他热切地说，“你让我非常幸福。”

格斯一早来到约瑟夫・维亚洛夫的办公室，正式要求准许他向他的女儿求婚。维亚洛夫表示很高兴。尽管格斯料到会有这种回答，听到后他还是松了一口气。

格斯正好途经此地，他要去车站乘火车前往华盛顿，因此两人商定等他返回后马上举行婚礼。同时，格斯也很高兴让奥尔加的母亲和他母亲一道拟定婚庆计划。

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交易大道上的中央车站，迎面碰上从里面走出来的罗莎・赫尔曼，她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背着一个小旅行袋。“你好，”他说，“要不要我帮你拿行李？”

“不，谢谢，一点儿不沉，”她说，“我就去一个晚上，去一家通讯社面试。”

他扬了扬眉毛：“是去应聘记者？”

“是的，而且我已经得到这份工作了。”

“恭喜！对不起，我的确有些吃惊，因为没想到他们会雇用女作家。”

“的确不同寻常，但也不是绝无仅有。《纽约时报》1869年就招聘了第一位女记者。她的名字叫玛丽亚・摩根。”

“你会做什么工作？”

“我给他们驻华盛顿的记者当助理。真实情况是，总统的恋爱史让他们觉得缺一个女记者。男人很容易忽略浪漫故事。”

格斯怀疑她是否跟人提到自己跟威尔逊的一位最亲密的助手是好朋友。他猜她一定说了。记者从来不会扭捏害羞。毫无疑问，这一点帮她得到了这份工作。他说：“我正在往回赶，我想我们很快会再见面。”

“但愿如此。”

“我这儿还有个好消息，”他高兴地说，“我向奥尔加・维亚洛夫求婚，她接受了。我们就要结婚了。”

她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你这个笨蛋。”

他一下子惊呆了，就好像脸上挨了一巴掌。他张口结舌地看着她。

“你这个该死的傻瓜。”说完，她就转身走开了。

8月19日，德国人用鱼雷袭击了另一艘英国船只“阿拉伯号”，又有两名美国人罹难。

格斯为遇难者感到痛心，但他更惊骇于美国正在被无情地拖入一场欧洲的冲突。总统处在悬崖的边缘。格斯想在一个和平快乐的世界里缔结良缘，他担心未来会被战争制造的混乱摧毁。

奉威尔逊的指示，格斯向几位记者发出非正式通告：总统即将决定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与此同时，新任国务卿罗伯特・兰辛正尝试与德国大使约翰・冯・贝恩斯托夫伯爵达成某项协议。

这有可能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格斯心想。德国会认为威尔逊虚张声势，公然进行挑战。那样的话他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他毫无行动，便会显得十分愚蠢。他对格斯说，断绝外交关系不一定会导致战争。格斯心存恐惧，感到局面已经失控。

但德皇不希望与美国开战，威尔逊赌赢了这一局，这让格斯备感宽慰。到了8月底，德国承诺不会未经警告就攻击客船。这项保证并不让人满意，但僵局就此结束。

美国的报纸一片欢腾。9月2日，格斯带着胜利的心情为威尔逊朗读当天《纽约晚邮报》上的一段文章：“没有发动一兵一卒，没有调集任何舰队，仅凭对正义坚定不移的坚持，他便迫使最狂妄、最傲慢、武装最完善的大国投降。”

“他们还没有投降。”总统说。

9月下旬的某个晚上，他们把列夫带到仓库，剥光了他身上的衣服，并将他双手反绑。维亚洛夫走出他的办公室。“你这条狗，”他说，“你简直是条疯狗。”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列夫辩解道。

“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你这肮脏的杂种。”维亚洛夫说。

列夫吓坏了。看来他别想靠耍嘴皮子蒙混过去了，维亚洛夫根本不吃这一套。

维亚洛夫脱掉外套，卷起衬衫袖子：“把鞭子给我拿来。”

诺曼・尼尔，就是那位瘦巴巴的会计，转身进了办公室，拿出一根鞭子。

列夫盯着鞭子。那是典型俄国式的，自古就拿它来惩罚罪犯。鞭子的木柄很长，三根坚硬的皮条末端都系着铅疙瘩。列夫从未挨过鞭打，但他亲眼见识过这场面。农村里经常用鞭打来惩罚偷盗或通奸行为。在圣彼得堡，鞭子经常被用来拷打政治犯。二十下皮鞭能让人残废，上百下就足以致命。

维亚洛夫身上仍穿着背心，戴着黄金表链，他举起了鞭子。尼尔嘿嘿笑了几声。伊利亚和西奥饶有兴致地在一旁观看。

列夫畏缩了一下，转过后背，身子抵住那一堆轮胎。鞭子随着凄厉的呼啸抽了下来，落在他的脖子和肩膀上，他痛苦地叫了一声。

维亚洛夫又一次挥鞭抽下来。这一次更疼了。

列夫不相信自己竟做下如此蠢事。他操了这个“暴君”的女儿，而且她还是个处女。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为何总是无法拒绝诱惑？

维亚洛夫又抽了下来。这一次列夫闪开身子，不让鞭子抽到自己。只是皮鞭的末梢触到了他，但仍让皮肉一阵剧痛，他疼得再次喊叫起来。列夫试图逃脱，但维亚洛夫的手下又大声笑着把他推了回去。

维亚洛夫再次举起鞭子，正挥下一半的时候停住，等着列夫躲闪，然后才抽了下来。列夫的两腿被抽中，他看见伤口涌出鲜血。维亚洛夫再抽，列夫拼命躲闪，跌跌撞撞摔倒在水泥地上。他仰面躺着，一下子没了力气，而这时维亚洛夫便照准他的正面，抽他的腹部和大腿。列夫翻过身去，巨大的疼痛和恐惧让他无法站起来，但鞭子还是一下下抽着。他使出全力弓起身子紧抱着膝盖，像个婴儿那样，但他在自己的血泊里滑了一下，鞭子再次抽下来。他不再喊叫了，因为一丝气力都没了。维亚洛夫想用鞭子抽死他，他这样想着，渴望一切快点结束。

但维亚洛夫不想让他一了百了。他扔下鞭子，累得气喘吁吁。“我真应该打死你。”稍稍平静后，他说，“但我不能。”

列夫感到疑惑。他躺在血泊中，盯着这个拷打他的人。

“她怀孕了。”维亚洛夫说。

列夫周身疼痛不已，但他极力回想着发生的一切。他们是用了防护套的。在美国，任何城市都可以买到这个。他从来都戴套——当然，只有头一次他没有戴，因为一切都出乎他的意料……后来，她又带他到空房子里到处看，他们在客房的大床上又来了一次……还有一次，天黑后在花园里……

一共有好几次，他回想道。

“她就要嫁给参议员杜瓦的儿子，”维亚洛夫说，列夫听出他刺耳的声音含着痛苦和愤怒，“我的外孙可能当上总统。”

列夫一时理不出头绪，但他意识到婚礼不得不取消。格斯・杜瓦不会娶一个怀上别人孩子的女孩，不管他有多爱她。除非……

列夫挣扎着吐出几个字来：“她不一定非要那个孩子……城里就有大夫……”

维亚洛夫抓起鞭子，列夫向旁边一缩。维亚洛夫大声叫嚷着：“想都别想！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

列夫十分吃惊。每个星期天他都开车载维亚洛夫一家去教堂，但他以为信教不过是约瑟夫・维亚洛夫的掩护。这家伙以欺骗和暴力为生。然而，他却听不得堕胎这个词！列夫真想问问他的教会是不是没有禁止行贿和鞭打他人。

维亚洛夫说：“你让我受了多大的羞辱，知道吗？城里的每家报纸都报道了订婚的事。”他的脸涨得通红，扯着嗓门吼叫，“我该怎么跟杜瓦参议员解释？我已经订了教堂！我还请了人办宴会！邀请函就要开印了！我都能看见杜瓦太太那个傲慢的骚货用皱巴巴的手捂着嘴笑话我。这一切就因为一个该死的司机！”

他再次扬起了鞭子，接着又狠狠扔到一边：“我不能杀了你。”他转身对西奥说：“带这块狗屎去看医生，”他说，“给他包扎一下。他要跟我女儿结婚。”

第十六章

1916年6月

比利的父亲说：“儿子，我们能谈谈吗？”

比利很吃惊。近两年来，自从比利不再去毕士大礼拜堂以后，父子两人很少说话。威灵顿街的这间小房子里总有一种紧张气氛。比利差不多已经忘了听到厨房中用轻柔的声音亲切交谈是种什么感觉，忘了从前他们动不动就抬高嗓门激烈争论的样子。比利决定参军，一半就是因为家里的糟糕气氛。

爸爸现在的口气几乎有点儿低声下气。比利仔细看着他的脸。他的表情透露出同样的讯息——没有咄咄逼人，没有挑衅，只有恳求。

尽管如此，比利也不打算对他唯命是从：“谈什么？”

爸爸想开口呵斥，但他明显克制住了自己。“我以前太自以为是了，”他说，“这是一种罪过。你或许也自以为是，但那是你跟主之间的事情，并不能当成我的借口。”

“你想了两年才想明白。”

“要不是你要去参军，可能我要花的时间更长。”

比利和汤米去年自愿参军，谎报了自己的年龄。他们加入了威尔士步团的第八营，被称为“阿伯罗温同乡队”。同乡队是个新生事物。来自同一个镇子的士兵归结在一起，让这些自小在一起长大的人一起训练，一起作战，对鼓舞士气大有好处。

比利的部队已经训练了一年，大部分是在加地夫城外的一座新设立的营地里。他很喜欢这种新生活，比采煤轻松多了，也不那么危险。很多时候都在无聊地消磨时间——训练常常意味着等待，还有各种运动和娱乐，这些年轻人在学习新东西的同时体验到相互间的友情。很长一段时间他无事可做，便开始挑些书来读，偶然间读到了《麦克白》。他惊讶地发现里面的故事惊心动魄，诗句是那样引人入胜。莎士比亚的语言对一个曾花过很长时间钻研新教《圣经》那种十七世纪英语的人来说并不困难。这时他开始读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有些剧作还读了好几遍。

训练现在结束了，同乡队在去法国之前有两天的假期。爸爸觉得这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活蹦乱跳的比利了。正因如此，他才低声下气地跟他说话。

比利看了看表。他回家只是为了跟母亲说声再见。他打算在伦敦度过自己的假期，去看姐姐艾瑟尔和她那位性感的房客。自从米尔德里德跟他说了那句让他震惊的“他妈的，你是比利？”，她漂亮的脸蛋，鲜红的嘴唇和小兔子般的门牙就活生生印在了他脑子里。他的旅行包早已收拾好，就放在门边的地板上。包里放着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汤米正在车站等他。“我得去赶火车了。”他说。

“有很多趟火车，”爸爸说，“坐下，比利……请坐。”

父亲的这种语气让比利很不舒服。爸爸可能一本正经，可能傲慢自大，残酷无情，但至少他很强势。比利不愿意看见他变得软弱无力。

外公坐在他惯常坐的椅子里，旁听着。“听话，像个好孩子，比利，”他劝说道，“给你爸爸一个机会，可以吗？”

“好吧。”比利在厨房的桌子边坐下。

他母亲从橱柜间走过来。

大家都沉默着。比利知道，他可能永远不会再回这个家了。从军营回来，他头一次感觉家是这么小，屋里很暗，空气中带着一股浓重的煤灰和烹饪的味道。最重要的是，经过一段自由轻松的军营生活，他明白这个家让他成了一个《圣经》一样单调的人，没有了人性和自然的需求。不过，一想到要离家远走，他还是感到伤心。离开的不单单是一所房子，而是他过去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简单。他曾相信上帝，服从他的父亲，信任井下干活的工友。矿主们歹毒刻薄，工会保护工人权益，而社会主义昭示出一种光明的前景。但生活并不如此简单。他也许还会回到威灵顿街，但他再也不会是那个曾经在这儿生活的男孩了。

爸爸双手交叠，闭上眼睛，说道：“啊，上帝，让你的仆人如耶稣般谦卑恭顺吧。”然后，他睁开眼睛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利？你为什么要参军？”

“因为这是战争时期，”比利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必须战斗。”

“可你难道不明白……”爸爸说了一半，抬起两手做了个妥协的手势，“这样说吧，你在报上读的那些，什么邪恶的德国人强奸修女等等，你不会真的相信，对吧？”

“不，”比利说，“报上说的所有关于煤矿的事都是谎言，所以我不认为他们说德国人的话都是事实。”

“在我看来，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战争，跟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关系，”爸爸说，“不过你可能不会同意。”

父亲试图调和两人的关系所作的努力让比利感到吃惊。以前他从未听父亲嘴里说出过“你可能不会同意”这样的字眼。他回答说：“我不太了解资本主义，不过我认为你说得对。就算这样，也必须阻止德国人。他们以为自己有权统治世界！”

爸爸说：“我们是英国人。我们的帝国主宰着四亿多人。几乎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投票。他们对自己的国家都无法控制。去问问普通的英国人这是为什么，他会说，是我们注定要统治下等的民众。”爸爸两手一摊，意思是这不是很明显吗？“孩子，不是德国人认为他们应该统治世界，而是我们！”

比利叹了口气。这些他都同意。“但是，我们正遭受攻击。战争的原因可能是错的，可不管怎样我们都得战斗。”

“近两年来死了多少人了？”爸爸说，“好几百万！”他声调上扬，这是因为他很伤心，而不是气愤。“这场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年轻人愿意互相残杀，不管孰是孰非，就像你说的那样。”

“会一直持续到有人获胜，我想。”

母亲说话了：“我觉得你是怕别人认为你胆小。”

“不。”他说，但心里知道她说得不错。他对参军所作的理性上的解释并非全部。妈像往常一样，能一眼看到他的心里。两年来他一直耳闻目睹的那些，告诉他像他这样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如果不上战场便是懦夫草包。报纸上连篇累牍，商店和酒吧里的人也这样议论，在加地夫市中心，漂亮女孩向任何没穿军服的男孩送上白羽毛，征兵的士官在街上讥笑那些年轻平民。比利知道这是种宣传，但这些照样影响了他。他觉得自己很难承受被人看成一个懦夫。

他幻想着自己会怎样跟那些拿白羽毛的女孩们解释，采煤比当兵更加危险。除了一线的部队，大部分士兵都不太可能像矿工那样容易丧命或受伤。英国需要煤炭。煤炭为半数海军提供燃料。政府实际上已经表示不希望矿工参军。这种种理由都不起作用。等他穿上让人发痒的卡其布上衣和长裤，配上新靴子和尖顶帽，感觉就好多了。

爸爸说：“大家都说月底会来一次更激进的行动。”

比利点点头：“军官们不置一词，但其他人都在议论。我觉得这就是突然大量向那边派兵的原因。”

“报上说这可能扭转战局，成为战争结束的开始。”

“总之，我们希望如此。”

“因为劳埃德・乔治，你们现在应该有足够的弹药了。”

“哎。”去年曾一度出现炮弹短缺。报上披露的炮弹丑闻差点让首相阿斯奎斯下台。随后他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设了一个军需部长的职位，让内阁里最受欢迎的大卫・劳埃德・乔治担任。此后生产量立刻升了上去。

“尽量照顾好自己。”爸爸说。

妈妈说：“别去当什么英雄。让发动战争的那些人去当吧，那些上层阶级、保守党，还有那些军官。按你爸爸说的去做，别出风头。”

外公说：“战争就是战争。打仗没什么安全保证。”

他们说着告别的话。比利产生了一种想哭的冲动，他使劲压抑着。“好了。”说完，他站了起来。

外公握着他的手。妈妈吻了他。爸爸跟他握了握手，接着忍不住抱住了他。比利已经记不得上次父亲对他这样做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上帝保佑你，护着你，比利。”泪水在爸爸眼眶里打转。

比利的理智险些崩溃。“那么，再见了。”他拿起旅行包时，听到母亲的抽泣声。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关上门。

比利深吸一口气，镇定下来。然后顺着陡坡朝车站走去。

索姆河自东向西蜿蜒横穿法国，流向大海。战争前线由北向南延伸，在亚眠的不远处越过河去。在南面，法国部队控制着盟军战线，一直延续到瑞士。在其北部，大部分军队来自英国和英联邦国家。

从这个角度观察，山脉一直向北延伸，绵延三十多公里。在这个地区，德国的战壕一直挖到了山坡上。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就在这样一条壕沟中用高倍数的双筒蔡司望远镜向下瞭望英军阵地。

这是初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的耳边传来阵阵鸟鸣。附近有个尚未遭到炮击的果园，苹果花开满枝头。人类数以百万地屠杀自己的同类，使大地上的美景变成布满弹坑和铁丝网的废墟，这种动物世间绝无仅有。沃尔特觉得灾难必然降临，也许人类终将彻底毁灭自己，然后把整个世界留给这些鸟和树。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他的思绪又回到眼前的现实，咂摸着居高临下的种种优势。英国人必须向山上进攻，难度颇大。更大的好处是可以将英国人的行动一览无余。沃尔特很肯定他们正在准备一次重大的进攻。

这种行动很难掩盖。不幸的是，几个月来英国人已经大大改善了一度荒僻沉寂的法国乡村地区的公路和铁路设施。现在，他们使用这条供给线运送数百挺重型枪炮，几千匹马和几万名士兵。前线后方，卡车和火车在源源不断地卸下弹药箱、满满的水桶和一捆捆干草。沃尔特把望远镜对准通信支队，那里正在挖一条窄沟，巨大的线盘正在埋设，那无疑是一条电话线。

英军大概抱定必胜信念，势在必得，他冷静而忧心忡忡地想。调动兵力必定花费了巨大财力物力。这种阵势只能证明英国人认定这是一场决定战争胜负的进攻。沃尔特希望如此——不管最终谁输谁赢。

每次瞭望敌方阵地，沃尔特都会想起茉黛。他在钱包里放着一张从《尚流》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她在萨沃伊酒店里，穿着一件异常简单的舞会礼服，上面的标题是“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永远引领时尚”。他估计现在她不会经常去跳舞了。她是否在为战争做点事情，像他在柏林的妹妹葛丽塔那样，给军医院的伤员送些奢侈的小礼物？也许她回乡下了，就像沃尔特的母亲那样，在花园里种土豆以贴补食物短缺？

不知道英国缺不缺吃的。德国海军因为英国封锁被困在港口，差不多两年都没有从海上进口货物了。但英国仍源源不断从美国获得供应。德国潜艇不时袭击大西洋上往来的货船，但统帅部并未全力实施所谓的“无限制潜艇战”——他们担心这样会让美国加入战争。因此，沃尔特猜测茉黛不会像他这样忍饥挨饿。他的状况比德国老百姓要好。不少城市已经发生了反对粮食短缺的罢工和游行。

他没有写信给她，她也没有给他写。德国和英国之间已经互不通邮了。唯一的机会是他们其中一人去某个中立国家，比如美国或瑞士，然后从那里把信寄给对方。但现在他根本没有这个机会，估计她那边也不太可能。

她那边音讯皆无的状态折磨着他。他害怕她万一生病住院，他却对此一无所知。他渴望战争快些结束，好让他跟她在一起。他急于让德国赢得战争，但他时常觉得只要茉黛平平安安，就算战败他也毫不在乎。最让他害怕的噩梦就是一切结束后他去伦敦找她的时候，被告知茉黛已经死了。

他把这些可怕的念头统统从脑海里驱赶出去。现在，他放低目标，将焦距调整到近处的景物，仔细观察着德国一侧无人区的铁丝网防线。防线一共有两道，每道近五米宽。铁丝网用铁桩牢牢固定在地上，很难移动，因而十分坚固可靠。

他爬下战壕的护墙，沿着长长的木梯子下到壕沟底部。处在山腰位置的缺陷是战壕十分明显，容易成为敌人炮火的目标，因此，这段战壕挖得很深，已经挖到了白垩土，因而防护效果很好，除非大型炮弹直接命中。沟壕内有单人防护掩体用于炮击时藏身。有些沟壕互相连通，在轰炸堵塞通道时充当备用出口。

沃尔特在木凳上坐下，拿出他的笔记本。他花了几分钟时间把刚才看到的情况简单记了下来。他的报告要与其他情报来源互相比对。秘密特工已经对英国所称的“大推进”作了预警。

他沿着迷宫般的战壕朝后方走去。德国人挖出了三条战壕，相距两到三公里，因此，如果他们被赶出前沿一线，还可以退入第二道，失手后还有第三道。无论发生什么，英国人都不可能很快得胜。想到这里，他不由产生了一丝得意。

沃尔特骑上马，返回第二军司令部，在午饭前顺利抵达。在军官食堂里，他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父亲。这位老人曾是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现在穿梭于各个战场，就像和平时期他不停往来于欧洲各大首府一样。

奥托显得更苍老了，体重也下降了——所有德国人的体重都下降了。他那僧侣般的头发帘剪得很短，就像个秃子。不过他看上去生气勃勃，十分愉快。战争很适合他。他喜欢其中的刺激、匆忙、快速决断和持续的紧张感。

他一直都没提起过茉黛。

“你都看到了什么？”他问。

“未来几周这片区域会有一次强大的进攻。”沃尔特说。

他父亲怀疑地摇了摇头：“索姆河地区是我们整个战线防守最严密的部分。我们据守高地，还有三条战壕。打仗总是要打敌人最脆弱的地方，而不是最强的。就连英国人也懂这个。”

沃尔特把他刚刚看到的情况陈述了一遍：卡车、火车，以及通信支队正在铺设的电话线。

“我认为这是个计策，”奥托说，“如果这里是他们攻击的真正目标，他们就会尽力隐瞒自己的意图，这里是虚晃一枪，紧跟着他们要在更靠北的地方，在佛兰德斯发动进攻。”

沃尔特问：“冯・法金汉是怎么看的？”

埃里希・冯・法金汉已经担任了两年的总参谋长。

他父亲笑了笑：“我怎么说他就怎么看。”

午餐结束后，咖啡端了上来。这时，茉黛女勋爵向荷米亚女勋爵问道：“姑妈，如果遇到急事，你知道该怎么跟菲茨的律师取得联系吗？”

赫姆姑妈有些吃惊：“亲爱的，我要联系律师做什么？”

“以防万一。”茉黛转向管家，他正把咖啡壶放在银托架上，“格洛特，劳驾请给我拿一张纸和一支笔来。”格洛特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带着书写用具。茉黛写下了家庭律师的姓名和地址。

“我要这个有什么用？”赫姆姑妈问。

“今天下午我可能会遭到逮捕，”茉黛乐呵呵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叫他来把我弄出监狱。”

“啊！”赫姆姑妈吃惊地说，“这怎么会呢！”

“是的，我也觉得不会。”茉黛说，“但是，你知道，保险起见……”她吻了吻姑妈，然后离开了房间。

赫姆姑妈的态度让茉黛很恼火，不过大多数妇女都这样。知道律师的名字，那就算不上是贵妇人，更别说弄清自己的合法权利了。难怪妇女一直受着无情的剥削。

茉黛戴上帽子和手套，穿上一件夏天的轻便外衣，出门搭车去阿尔德盖特。

她现在一个人单独外出。自从战争爆发后，对少女的监护就松懈了，白天单身女子上街不再是件丢脸的事情。赫姆姑妈不赞成这种改变，但她不能把茉黛锁在家里，也无法跟菲茨告状，因为他现在人在法国，因此她不得不接受现实，尽管常常摆出一副苦脸。

茉黛是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报纸《军人之妻》的编辑。报纸正在为提高军人家属待遇展开一场声援活动。一位保守党议员形容该报是“滋扰政府的瘟疫”。这句话随后成了每期报头上的装饰语。茉黛对镇压女性的势力恨之入骨，同时她又对毫无意义的战争屠杀充满恐惧，这两者为她的奔走活动增添了动力。茉黛用自己继承的那点钱补贴报纸。反正她并不需要用钱，她需要的一切都由菲茨支付。

艾瑟尔・威廉姆斯是报纸主管。当时她急于离开血汗工厂，寻找一份工资更高，同时能参与运动的工作。艾瑟尔跟茉黛一样对妇女境况充满义愤，但她拥有的才能全然不同。茉黛了解高层政治的运作——她善于交际，经常与内阁部长们见面，跟他们谈论时下的重大议题。艾瑟尔了解的是世界政治的另一面：全国服装工人总工会、独立工党、罢工、停工和街头游行。

按照约定，茉黛和艾瑟尔在“士兵和水手家属协会”阿尔德盖特分部的街对面碰头。

战前，这个慈善机构已经吸引了不少富裕女性为生活窘迫的军人妻子提供捐助和建议。现在它担任了新的角色。政府向那些带着两个孩子、因战争与丈夫分居的妻子支付一镑一先令。钱并不多，大约相当于一个矿工工资的一半，但足以让数百万妇女儿童摆脱贫困。“士兵和水手家属协会”负责管理这类分居补贴。

但这类津贴只给那些“行为良好”的妇女，在慈善团体工作的女士们有时会扣下某些士兵妻子的政府补贴，因为后者拒绝听取抚养孩子和持家方面的建议，也拒不接受杂耍戏院和杜松子酒对她们有害的劝告。

茉黛认为那种处境下的女人最好戒酒，但任何人都无权将她们推向贫困。那些整天过舒服日子的中产阶级如此蛮横专断，把士兵妻子那点养孩子的钱也剥夺干净，这让茉黛大为愤怒。她认为如果妇女有了选举权，议会就绝不会容许这种滥用职权的事情发生。

艾瑟尔身边跟着十几个工人阶级的妇女，外加一个男人，伯尼・莱克维兹，那位独立工党阿尔德盖特分部书记。独立工党赞成茉黛这份报纸的活动并为其提供经费。

茉黛向他们走去，发现艾瑟尔正跟一个拿着笔记本的年轻人说话。“分居补贴不是慈善礼物，”她说，“士兵妻子领取这些钱是一种权力。你拿记者工资时需要经过良好行为测试吗？阿斯奎斯先生作为一名国会成员，领工资的时候有人问他喝了多少马德拉白葡萄酒吗？这些妇女有权拿到这笔钱，跟领工资一样。”

茉黛想：艾瑟尔终于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她言简意赅，表达见解鲜明生动。

那个记者钦佩地看着艾瑟尔，似乎有点爱上她了。他有些抱歉地说：“你们的对手说，对当兵的丈夫不忠的女人不该得到资助。”

“那你们调查丈夫了吗？”艾瑟尔愤怒地说，“我相信在法国、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其他有我们的战士服役的地方，都有那种下流场所。已婚军人出入那些地方，部队登记他们的名字了？取消他们的薪水了？通奸是种罪过，但不是让人陷入贫困、让孩子挨饿的理由。”

艾瑟尔背上背着她的儿子劳埃德。他已经十六个月大了，刚学会走路。他长着浓密的深色头发，一双碧绿的眼睛，跟他母亲一样漂亮。茉黛伸手去抱他，孩子便一下子扑到她怀里。她心里“咯噔”一下，一时间激起了那种渴望——她真希望自己在跟沃尔特共度的那一夜怀上身孕，管它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去年圣诞节过后，直到现在她都没有沃尔特的任何音讯。她不知他到底是死是活。她也许早就成了寡妇。她不敢多想，但这种可怕的念头总在不知不觉中冒出来，她不得不强忍下眼泪。

艾瑟尔不再向那位记者施展魅力魔法，而是走过来为茉黛介绍一位年轻女子，两个孩子紧紧抓着后者的裙子。“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杰妮・麦卡利。”杰妮长着一张漂亮的脸，眼神坚定沉着。

茉黛跟她握了握手：“希望我们今天能为你讨回公道，麦卡利太太。”

“谢谢你的好意，我很有信心，女士。”谦卑的习惯甚至在争取平等的政治运动中也很难克服。

“我们都准备好了吧？”艾瑟尔问道。

茉黛把劳埃德还给艾瑟尔，大家一起走进街对面慈善分部的前门。这里有一个接待区，有个中年妇女在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让她有些慌张。

茉黛对她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威廉姆斯太太和我来这儿是要见你们的经理哈格里夫斯太太。”

接待员站了起来。“我去看看她在不在。”她紧张地说。

艾瑟尔说：“我知道她在，半小时前我看见她进了门。”

接待员匆匆跑了出去。

她跟着另一个女人回到接待区，这人显得并不那么好对付。哈格里夫斯太太四十多岁，身材又粗又矮，穿着法式外套和裙子，时髦的帽子上装饰着一个大蝴蝶结。整套装扮配上她那五短身材，高雅时尚荡然无存，茉黛刻毒地想，但这女人带着有钱人的自信。她还长着一个大鼻子。“找我有什么事？”她粗声大气地说。

茉黛知道，在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战斗中，你不但要跟男人拼斗，有时还得跟女人厮杀。“我来这儿找你，是因为你对麦卡利夫人的态度让我十分关切。”

哈格里夫斯太太十分吃惊，显然是被茉黛上流社会的口音吓住了。她上上下下打量着茉黛，大概注意到了茉黛的服饰与她自己的一样昂贵。等她再次开口时，语气已经不那么傲慢了：“恐怕我无法讨论个别情况。”

“但麦卡利太太让我来找你，她本人也在这儿作证。”

杰妮・麦卡利说：“你不记得我了吗，哈格里夫斯太太？”

“事实上我记得你，你当时对我很不礼貌。”

杰妮转向茉黛：“我让她用鼻子去管别人的闲事。”

女人们听到这话提到了鼻子，都咯咯笑了起来。哈格里夫斯太太脸红了。

茉黛说：“但你不能以别人对你无礼为由，拒绝她的分居补助申请。”茉黛抑制着心里的火，尽量用一种冷静而不以为然的口气说，“这一点你是清楚的吧？”

哈格里夫斯太太下巴一歪，辩解道：“有人看见麦卡利太太去‘小狗小鸭’酒吧，还去过斯蒂芬戏院，两次都有一个年轻男人陪着。分居补助是给那些表现良好的妻子的。政府不希望资助那些不贞行为。”

茉黛真想一把掐死她。“看来你没认清自己的角色，”她说，“你无权因为某种怀疑拒绝发放补贴。”

哈格里夫斯太太显得有些心虚。

艾瑟尔插了进来：“我想哈格里夫斯先生安安全全待在家里，对吗？”

“不，他不在，”女人连忙回答，“他的部队正在埃及。”

“哦！这么说，你也领分居补贴喽。”艾瑟尔说。

“这跟眼下的事情无关。”

“难道有人去你家检查你是否行为不端吗，哈格里夫斯太太？有没有人去查看你的餐具柜，看看雪利酒少了没有？盘问你跟杂货店的送货员的友谊？”

“这简直太放肆了！”

茉黛说：“你这么生气完全可以理解——现在你大概明白你的质问为什么惹得麦卡利太太反感了。”

哈格里夫斯太太抬高了嗓门：“真是太荒谬了，这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无法相提并论？”茉黛生气地说，“她丈夫跟你丈夫一样，在为国家冒生命危险。你跟她一样有权获得分居补贴。可你却要来判断她的行为，拒绝把钱给她，同时却没有人来评判你。为什么不去查一查你？军官的妻子的确常常酗酒。”

艾瑟尔说：“她们也会跟人瞎搞。”

“够了！”哈格里夫斯太太叫道，“不许你们侮辱我。”

“侮辱杰妮・麦卡利也不行。”艾瑟尔说。

茉黛说：“你见到的那个跟麦卡利太太在一起的年轻人是她弟弟。他从法国回家休假。假期只有两天，她想让他返回战壕前好好玩玩，这才带他去了酒吧和戏院。”

哈格里夫斯太太显得有些窘迫，但仍旧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架势：“那我问她的时候，她就该解释清楚。现在我必须请你们离开这里。”

“现在你了解了真相，相信会批准麦卡利太太的申请。”

“我们还得商量商量。”

“我希望你马上就办。”

“这不可能。”

“你不办，我们就不走。”

“那我就要叫警察了。”

“好极了。”

哈格里夫斯太太扭头就走。

艾瑟尔转身问那个仰慕她的记者：“你们的摄影师在哪儿？”

“在外面等着呢。”

几分钟后，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警察走了进来，说：“听好了，女士们，请不要扰乱秩序，安静离开。”

茉黛上前一步：“是我拒绝离开，”她说，“跟其他人都没关系。”

“请问你是哪位，女士？”

“我是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想要我离开，除非把我抬出去。”

“既然你一定要这样。”警察说着，便把她抱了起来。

他们从大楼里出来时，摄影师拍下了照片。

“你真的不害怕？”米尔德里德问。

“唉，有点。”比利承认。

他跟米尔德里德说话非常随意。反正她大概什么都知道。她跟他姐姐在一起住了好几年，女人在一起总是无话不谈。但是，米尔德里德身上还有其他让他感到舒服的东西。阿伯罗温的女孩总想取悦男孩，说点儿新奇的事情，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可米尔德里德不这样，她就是她自己。有时候她出言不逊，逗得比利直笑。他觉得什么都能跟她说。

她的魅力让他大为倾倒，情难自抑。她那头漂亮卷发和那对蓝眼睛，还有她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样子，都让他心醉神迷。此外，就是年龄上的差距。她二十三岁，而他还不到十八岁。她显得十分世故，直截了当表示出对他的兴趣，这让他喜不自胜。他渴望地看着此刻坐在对面的她，心里盼着有机会能单独跟她说话，掂量着自己有没有胆量去摸她的手，伸出胳膊搂着她，吻她。

在艾瑟尔的厨房里，他们四个人围坐在那张方桌边——比利、汤米、艾瑟尔和米尔德里德。今晚暖洋洋的，通向院子里的那扇门敞开着。米尔德里德的两个小女儿和小劳埃德在石板地上玩耍。伊妮德三岁，莉莲四岁，只是比利还分不清她们谁是谁。因为要照看孩子，两个女人不能出门，比利跟汤米便去街边的酒吧买了几瓶啤酒回来。

“你们不会有事的，”米尔德里德对比利说，“你们都是经过训练的嘛。”

“是啊。”话虽这么说，但那种训练并不会给比利增添多大信心。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列队行进、敬礼、拼刺刀。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掌握什么求生本领。

汤米说：“如果德国人全变成草塞的假人，绑在木桩上，我们倒是能用刺刀刺死他们。”

米尔德里德说：“你们不会用枪射击吗？”

他们曾经拿着破损生锈的步枪训练过一段时间，枪柄上盖着“训练用枪”的戳子，意思是根本无法用于射击。但最终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杆螺栓式李恩菲尔德步枪，可拆卸的弹匣里装着十发303口径的子弹。比利发现自己枪打得不错，能在一分钟内打光子弹，命中两百多米外的人形靶。李恩菲尔德以其高速率闻名，教练员告诉这些新兵：世界纪录是一分钟射击三十八发子弹。

“装备都没问题，”比利对米尔德里德说，“我担心的是军官。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像井下遇险时需要的那种可以信任的人。”

“好的指挥官都去法国了，我觉得，”米尔德里德乐呵呵地说，“他们让那帮软蛋待在家里搞训练。”

她说话百无禁忌，把比利逗乐了：“你说得没错。”

真正让他害怕的是，一旦德国人朝他射击，他会忍不住转身逃跑。这一点最让他担心。它带来的屈辱比身上挨枪子儿还糟。有时候他简直等不及了，希望可怕的时刻快点来，好让他弄清自己到底会怎么做。

“不管怎么说，我都高兴，你们终于可以去打那帮可恶的德国人了，”米尔德里德说，“他们全都是强奸犯。”

汤米说：“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相信《每日邮报》上的胡言乱语。他们让你觉得所有的工会会员都不讲信用。我知道事实绝非如此——我们分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自愿加入的。所以说，德国人可能并不像邮报说的那么坏。”

“是啊，也许你说得对。”米尔德里德转过来跟比利说，“你看《流浪汉》了吗？”

“看了，我很喜欢查理・卓别林。”

艾瑟尔抱起她的儿子。“跟比利舅舅说晚安。”小家伙扭着两只胳膊，不想去床上睡觉。

比利还记得他刚出生时的情景，记得他的第一声啼哭。现在他竟然都这么大，这么壮实了。“晚安，劳埃德。”他说。

艾瑟尔用劳埃德・乔治的名字为儿子命名。但只有比利知道他还有个中名：菲茨赫伯特。这名字写在他的出生证明上，但艾瑟尔再没告诉其他任何人。

比利盼着把那个菲茨赫伯特伯爵收进他那杆李恩菲尔德的瞄准区里。

艾瑟尔说：“他长得有点像外公，你说呢？”

比利并不觉得哪里像：“等他长出小胡子来，你就知道他像不像了。”

米尔德里德也把她的两个宝宝哄上了床。接着，两个女人宣布她们要吃晚饭。艾瑟尔和汤米去街上买牡蛎，留下比利和米尔德里德两个在家。

他们前脚刚走，比利就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米尔德里德。”

“我也喜欢你。”她说。接着，他把椅子朝她这边挪了挪，开始吻她。

她也报以热情的回吻。

他以前吻过别人，在山峪街那座大电影院的后排座位上，跟女孩接吻。两人总是立刻张开嘴巴迎合对方，就像他现在这样。

米尔德里德轻轻推了推他。“别这么快，”她说，“先这样。”她闭着嘴吻他，她的嘴唇摩擦着他的脸颊、他的眼皮和他的脖子，然后是他的嘴唇。这种吻法很怪，但他喜欢。她说：“你也这样做。”他遵命行事。“现在这样。”她又说。他感觉到她把舌尖抵在他的嘴唇上，那触碰轻得不能再轻。他又把这一套重复了一遍。然后，她又示范了另一种亲吻方式，轻轻咬他的脖子和耳垂。他觉得他能一直这样做下去。

两人停下歇口气，她抚摸着他的脸颊说：“你学得很快。”

“你很可爱。”他回答。

他又去吻她，还用手捏她的乳房。一开始她由着他，但等到他喘起了粗气，就拨开他的手。“别太激动，”她说，“他们随时都会回来。”

过了一会儿，他就听到前门有了动静。“唉，该死。”

“耐心点儿。”她低声说。

“耐心？我明天就要去法国了。”

“嗯，可现在还没到明天呢，对吧？”

比利正在琢磨她这话的意思，艾瑟尔和汤米就进了屋。

他们坐下来吃晚饭，喝光了啤酒。艾瑟尔把杰妮・麦卡利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讲茉黛女勋爵如何被一个警察抬出慈善分部办公室。

她把这些当作一桩好玩的事儿来说，但比利很为他的姐姐感到骄傲，羡慕她为捍卫贫苦妇女的权利挺身而出。她已经是一家报纸的经理，还跟茉黛女勋爵成了朋友！他决心有朝一日自己也要为普通人的利益而奋斗。正因如此，他仰慕自己的父亲。爸爸虽有些偏狭固执，但他一辈子都在为工人战斗。

夜幕降临，艾瑟尔让大家都去上床睡觉。她用几只垫子为比利和汤米在厨房地板上拼凑了一张床铺。他们都累了。

比利躺在床上，毫无睡意，心里琢磨着米尔德里德说还没到明天是什么意思。或许她只是许诺明早在他乘火车去南安普顿之前再吻他，不过她好像还有别的意思。是不是她想今晚再次与他独处？

或许他该去她的房间。这种念头惹得他无法入睡。他想，她会穿着睡衣，床单下的身体摸上去暖暖的。他想象着她在枕头上的样子，嫉妒枕头总能碰着她的脸颊。

汤米那边的呼吸听上去很平稳，比利悄悄溜出他的床铺。

“你去哪儿？”汤米问。比利还以为他睡着了。

“去厕所，”比利低声说，“都怪那些啤酒。”

汤米哼了一声，转过身去睡了。

比利穿着内裤爬上楼梯。楼上有三个门。他犹豫了。要是他领会错了米尔德里德的意思呢？她见到他进门可能会尖叫起来。那该多尴尬啊。

不，他想，她不是大惊小怪的人。

他打开第一道门。街上的微弱光线照进屋子，他看见一张窄床上躺着两个小姑娘，金发蓬松的小脑袋躺在枕头上。他轻轻关上门，觉得自己像个小偷。

他又去开隔壁的门。这间屋子里点着蜡烛，过了一小会儿他才适应了那不稳定的光。他看到一张稍大的床，以及枕头上的脑袋。米尔德里德的脸正朝着他，但他看不清她是否睁着眼睛。他等着她抗议，但什么也没发生。

他走了进去，随手关上门。

他犹豫地小声说：“米尔德里德？”

她的声音脆生生的：“终于他妈的来了，比利。快上床。”

他溜上床，用胳膊搂住她。不像他想的那样，她没穿睡衣，他吃惊地发现，事实上她一丝不挂。

他突然紧张起来，嗫嚅着说：“我从来没……”

“我知道，”她说，“你是我的第一个处男。”

1916年6月，少校菲茨赫伯特伯爵被派往威尔士步枪团第八营，在B连任指挥，总共一百二十八名战士，四名中尉。以前他从未在战场上担任过指挥官，心里不免有些焦急。

他已身在法国，但他的营还在英国。他们是刚刚完成训练的新兵。旅长对菲茨解释说，会把一些老兵掺到这些新战士里头增强实力。1914年派到法国的专业部队已不复存在——超过半数已经战死，现在是基奇纳的新军。

菲茨的人马被称作“阿伯罗温同乡队”。“其中大部分人你都认识。”旅长说，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伯爵与那些矿工之间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菲茨与其他五六个军官同时接到命令，他在集体食堂买了些饮料庆祝了一番。受命指挥A连的上尉举着威士忌酒杯说：“菲茨赫伯特吗？你就是煤矿矿主吧。我是格温・埃文斯，一名店主。你所有的床单和毛巾大概都是从我那儿买的。”

军队里现在有不少这种骄傲自大的商人。很典型的是，这种人说起话来仿佛自己跟菲茨平起平坐，只是双方做的生意不同而已。不过菲茨也知道，生意人所拥有的组织能力很受军队重视。这位上尉自称店主，实际上颇为自己这种虚伪的谦虚沾沾自喜。以格温・埃文斯为名的百货公司遍及南威尔士的大中型城镇。菲茨薪水册上的人数远超过A连。他本人除了组织过板球队外，从未组织过任何复杂的活动，战争机器的艰巨复杂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经验不足。

“我认为这次进攻就是在尚蒂伊商定下来的。”埃文斯说。

菲茨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在过去的12月，约翰・弗兰奇爵士终于被解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接任驻法英军总司令，几天后，当时还在从事联络工作的菲茨参加了协约国部队在尚蒂伊召开的会议。法国人提出1916年在西部战线发动强大攻势，而俄国则赞成向东部战线大举推进。

埃文斯接着说：“我后来听说法国人要调动四十个师进攻，我们派二十五个师。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

菲茨讨厌这种消极论调，他本来已经够担心的了。但可惜的是埃文斯说到了点子上。“因为凡尔登战役。”菲茨说。自从12月的协议后，法国方面在防守要塞城市凡尔登时损失了二十五万兵力，他们没有多余的兵力调到索姆河了。

埃文斯说：“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实际上是在孤军奋战。”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两样，”菲茨的超然姿态完全是装出来的，“我们会在自己这方的前线发动攻击，不管他们做什么。”

“我不同意，”埃文斯的口吻自信，但不傲慢，“法国人一撤退，就会让很多德国人闲下来。他们全都可以增援到这边来对付我们。”

“我认为我们会快速行动，让他们措手不及。”

“你真这么认为，先生？”埃文斯冷冷地说，又露出那种不加掩饰的轻蔑，“就算我们冲过了德国人的第一层倒刺铁丝围栏，也还得继续冲过第二道、第三道。”

菲茨开始感到厌烦。这种话对提振士气十分不利。“铁丝网会被我们的大炮摧毁的。”菲茨说。

“根据我的经验，用火炮对付铁丝网不太有效。一个榴霰弹爆出的钢球是朝下和朝前的……”

“我知道榴霰弹是怎么回事，谢谢你。”

埃文斯并不理会：“因此它必须在目标上空几米的地方爆炸，否则就不会有任何效果。我们的枪炮没那么准。高性能炸药落到地上就会爆炸，所以就算直接命中目标，有时也不过是把铁丝网炸到半空再落下来，不会造成实际破坏。”

“仅仅就火力的规模来说，你就低估了我们的实力。”菲茨说。埃文斯愈发让他感到恼火，一想到他有可能说得没错，菲茨就更烦躁了。更糟糕的是，重重疑虑又加深了菲茨内心的紧张。“轰炸之后片甲不留，彻底摧毁德国人的堑壕。”

“但愿你说得对。如果他们藏在防空壕里躲过我们的火力网，然后再出来用机枪扫射，我们的人就全完了。”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菲茨气愤地说，“这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猛烈炮击。我们的前沿每隔十八米左右就有一门火炮。我们计划要发射超过一百万发炮弹！在这之后不会留下任何活物！”

“好吧，有一点至少我们看法一致，”埃文斯上尉说，“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么，我们谁都说不准到底会有什么结果。”

茉黛女勋爵戴着一顶装饰了鸵鸟羽毛的宽边红帽出现在阿尔德盖特地方法院，她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判罚一个几尼 [1] 。“我希望阿斯奎斯首相能注意到这件事。”她对艾瑟尔说，两人一道离开了法庭。

艾瑟尔并不乐观。“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他采取行动，”她无奈地说，“这种事情还会持续下去，直到妇女获得投票权，能把政府赶下台。”女权运动者们计划在1915年的换届选举中将妇女选举权作为一项重要议题提出来，但战时议会推迟了选举。“我们可能要等到战争结束了。”

“那倒不一定。”茉黛说。两人在法院门前的台阶上停留片刻，让记者拍了张照片，随后朝《军人之妻》的办公室走去。“阿斯奎斯正在努力维持自由和保守两党之间的联合。如果这种联合破裂了，那就不得不进行选举。这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艾瑟尔有些惊讶。她原以为妇女选举权问题已经穷途末路，濒于绝境了。“为什么？”

“政府遇到了个难题。在现行制度下，服役的军人无法投票，因为他们不是住房拥有者。这在战前并没有多大关系，当时军队只有十万人。但现在部队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万。政府不敢把他们排除在外举行大选，因为他们在为国卖命，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发生兵变。”

“如果他们改革体制，怎么能把妇女排除在外？”

“现在那个没脊梁骨的阿斯奎斯正在想办法做到这一点。”

“可他不能！妇女跟男人一样，也在为战争效力：她们制造弹药，护理在法国负伤的伤员，她们现在干的不少工作以前是只有男人才干的。”

“阿斯奎斯打算蒙混过去，不回应这个问题。”

“那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得逞。”

茉黛笑了。“没错，”她说，“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下一次的活动目标。”

“我参军是为了逃离青少年管教所。”乔治・巴罗说。他靠在前往南安普顿的运兵舰的栏杆上。管教所是关押未成年罪犯的地方。“我十六岁的时候因为盗窃被关进去，刑期三年。一年以后我已经舔够了监狱长的鸡巴，就说我自愿入伍。他押着我到征兵站，然后我就到了这儿。”

比利看着他。乔治长着个弯鼻子，一只耳朵残缺不全，额头上带着一块疤。他看上去像个退役的拳击手。“你多大了？”比利问。

“十七。”

原则上，未满十八岁的男孩不能参军，派往海外的新兵必须年满十九岁。两项法规对军方来说常常形同虚设。每招到一名新兵，征募中士和医务人员可分别获得两个半先令，即使男孩子虚报岁数，实际看上去没那么大，他们也很少过问。营里有个名叫欧文・贝文的男孩，看上去也就十五岁。

“我们刚经过的那个是座岛吗？”

“是吧，”比利说，“是怀特岛。”

“哦，”乔治说，“我还以为是法国呢。”

“不，法国还远着呢。”

这段航程在第二天凌晨时分结束，他们在勒阿弗尔上岸。比利走下跳板，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事实上，脚下踩的不是土地，而是一块块鹅卵石，穿着有平头钉的靴子很难在上面行走。他们经过镇子，路上的法国人目光呆滞地看着他们。比利听说漂亮的法国女孩会感激地拥抱抵岸的英国人，但眼前他只看到戴着头巾的中年妇女，一个个表情冷淡，无动于衷。

他们一路行军来到一个营地过夜。第二天早晨登上了一列火车。身在异国，不像比利想象的那样让人兴奋。一切都有所不同，但差别并不太大。

跟英国一样，法国也多是田野和村庄，有公路也有铁路。田野上围着围墙，不像英国那样用树篱围起来。农舍比英国的大，建得也更结实漂亮，此外就没什么了。这让人有点泄气。傍晚时分他们到达了宿营地，这是一块新辟出的场地，到处是匆匆搭建起来的简陋营房。

比利被任命为下士，负责一个班，共八个人，包括汤米、欧文・贝文和管教所出来的乔治・巴罗。此外，还有一个神秘的罗宾・莫蒂默，他是列兵，尽管看上去有三十来岁。他们来到一个长长的、能装上千人的大厅里，坐下喝茶、吃果酱面包。

比利说：“罗宾，我们都是新来的，不过，你好像更有经验。讲讲你的故事吧。”

莫蒂默带着点儿受过教育的威尔士人的口音，但一开口全是矿工用的那些字眼：“不关你他妈的事儿，威尔士佬。”他丢下这句话，就转身去别的地方坐了。

比利耸耸肩。被叫作“威尔士佬”算不得什么侮辱，尤其是出自另一个威尔士人之口。

四个班组成一个排，他们的副排长是以利亚・琼斯，他二十岁，是小店约翰・琼斯的儿子。大家都把他看作经验丰富的老兵，因为他在前线待了一年。琼斯属于毕士大礼拜堂，比利自打上学时就认识他，那时他有个绰号叫“先知”，因为他用了《旧约》里的名字。

先知在一旁听见了莫蒂默的话。“我去问他怎么回事，比利，”他说，“这家伙狂傲自大，但他不能这样跟下士说话。”

“他脾气为什么这么怪？”

“他原来是少校。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后来经军事法庭审判被革了职，失去了军官的职衔。因为他符合兵役条件，就又应召入伍当了列兵。犯了规矩的军官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

喝完茶后他们见到了排长，詹姆斯・卡尔顿-史密斯少尉，他跟比利同龄，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看上去实在太年轻了，无法领导任何人。“兄弟们，”他像上层社会的人一样掐着嗓子说话，“我很荣幸成为你们的领导，我知道你们在未来的战斗中会像雄狮一样勇猛。”

“该死的疣子。”莫蒂默低声骂道。

比利知道少尉被人称为“疣子”，但这种称呼只在军官之间使用。

卡尔顿-史密斯接着介绍B连的指挥官——少校菲茨赫伯特伯爵。

“真见鬼。”比利说。他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个世界上他最痛恨的人站在椅子上对大家讲话。

菲茨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卡其布军服，像有些军官喜欢的那样，手里装模作样地拄着一根白蜡木拐杖。他说话带着跟卡尔顿-史密斯相同的口音，说的也是同样的陈词滥调。比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倒霉。菲茨在这儿干什么呢？搞法国女佣吗？这个不可救药的废物成了他的指挥官，简直让他无法忍受。

等军官们一个个走了以后，先知平静地跟比利和莫蒂默说道：“卡尔顿-史密斯少尉一年前还在伊顿公学读书。”伊顿公学是上等人去的学校，菲茨也在那儿上过学。

比利说：“那么，为什么他是军官呢？”

“他在伊顿公学是个‘尖子’，意思是他很出色。”

“哦，是吗？”比利讽刺地说，“看来我们不会有事了。”

“他对战争不怎么了解，但他知道不该滥用权力，仗势欺人，所以，只要我们对他留意着点儿，他就会好好的。如果你们发现他要做什么蠢事，就马上告诉我。”他把目光投向莫蒂默，“这些事情你都清楚，是吧？”

莫蒂默沉着脸点了点头。

“现在我就指望你们了。”

几分钟后就熄灯了。他们没有床铺，只有稻草垫子，一排排铺在地上。比利躺在那儿，醒着。他很钦佩先知对待莫蒂默的方式。他跟难以相处的下属结成盟友，从而化解了矛盾。爸爸也是这样对待那些捣乱分子的。

先知向比利和莫蒂默两人传递同样的信息。那么，先知是否也把比利看成叛逆呢。他回想起自己在礼拜堂读的行淫时被捉的妇人的故事，当时先知也在场。有道理，他想，我确实是个捣乱分子。

比利不觉得困倦，外面天色也很亮，但他还是很快就睡着了。一阵可怕的声音惊醒了他，就像是头上刮起了一阵雷暴。他一下坐了起来。幽暗的曙光从淋着条条雨水的窗子透射进来，但并没有真的刮起风暴。

其他人也惊慌不已。汤米说：“老天爷，那是什么声音？”

莫蒂默点燃一根烟。“是在开炮，”他说，“我们这边的。欢迎来到法国，威尔士佬。”

比利没去注意莫蒂默。他瞧着对面的欧文・贝文。欧文嘴里叼着被单的一角坐在那儿，正在嘤嘤哭泣。

茉黛梦见劳埃德・乔治把手放在了她的裙子上，于是她告诉他自己嫁给了一个德国人，随后他通知警察来逮捕她，他们在猛敲她卧室的窗户。

她从床上坐起来，脑子里一片混乱。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就算警方打算逮捕她，也不可能敲二楼卧室的窗户。梦境消失了，但耳边依然回荡着噪音，低沉的隆隆声就像远处经过了一列火车。

她打开床头的台灯。壁炉架上新潮的银制座钟告诉她现在是早上四点。是不是地震了？也许军工厂发生了爆炸？火车相撞？她掀开绣花被单，下了床。

茉黛拉开沉重的蓝绿色条纹窗帘，望着楼下的梅费尔街。微亮的晨光中，一个穿红衣的年轻女子，大概是个返家途中的妓女，正焦急地跟早班马车夫说着什么。此外街上再看不到一个人影。茉黛的窗玻璃仍在毫无缘由地哗哗响着。外面也没有刮风。

她在睡袍外穿上一件波纹绸罩衣，朝穿衣镜里扫了一眼，除了头发蓬乱以外，一切看上去还算得体。她开门来到走廊里。

赫姆姑妈戴着睡帽站在那儿，旁边是茉黛的女佣桑德森，已经被吓得圆脸惨白了。接着，格洛特出现在楼梯上。“早上好，茉黛女勋爵；早上好，荷米亚女勋爵，”他不动声色，一板一眼地说，“没必要惊慌。这是枪炮声。”

“什么枪炮声？”茉黛问。

“法国那边开战了，我的小姐。”管家说。

英国的炮击持续了一个星期。

本来计划是五天，可只有一天是晴朗的，这让菲茨十分不安。尽管时值夏日，但其余几天乌云低垂，阴雨连绵，炮手很难瞄准目标。此外，这种天气也无法出动侦察机观察轰炸效果，以便炮手调整瞄准点。这让那些意在摧毁德军火力的举措很难奏效，因为德军非常狡猾，他们的火力一直处在移动状态，所以，英国的炮火有可能落在撤空的阵地上，无法损伤敌军力量。

菲茨坐在营指挥部潮湿的防空洞里，沮丧地抽着雪茄，尽量不去听外面无休无止的轰鸣声。由于没有航空照片，他和其他几个连的指挥员便组织堑壕突袭。这至少能凭借目力观察敌人。不过，这种办法十分危险，突袭小组出去时间过长的都没能回来。因此战士们只是在前沿匆匆观察一下便往回跑。

但是，他们带回的情报说法不一，相互矛盾，这让菲茨颇为头疼。德国人的战壕有些已被摧毁，但其余仍完好无损。部分铁丝网被切断，但绝不是全部。最让人担心的是有些突袭小组被敌方火力逼退。如果德国人还有能力开火，就说明炮兵火力远未完成使命，把他们赶出前沿阵地。

菲茨知道第四集团军在炮火中正好俘虏了十二名德军战俘。这些俘虏全部被审问过，但他们供述的情况相互抵触。有人说他们的战壕已被摧毁，其他人又说德国人全都藏在地下掩体里安然无恙，任凭英国人在头上狂轰滥炸，浪费炮弹。

由于无法确定轰炸效果，黑格决定推迟定于6月29日发动的进攻，但天气状况仍然毫无起色。

“进攻应该彻底取消。”6月30日一早吃早餐的时候，埃文斯上尉说。

“这不太可能。”菲茨评论说。

“在确认敌人的防御被彻底摧毁前，我们不能发动攻击，”埃文斯说，“这是攻城战的原则。”

菲茨知道在规划初期的确商定了这一原则，但后来放弃了。“还是现实一点儿吧，”他对埃文斯说，“六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准备这次攻势。这是我们在整个1916年的重要行动，倾注了我们的全部力量。怎么会取消呢？否则，黑格就不得不辞职，甚至可能让阿斯奎斯政府垮台。”

这话似乎激怒了埃文斯。他满脸通红，声音一下子蹿得老高：“那就让政府垮台吧，总比派我们往藏在壕沟里的机关枪上硬冲要好。”

菲茨摇了摇头：“看看运过来的上百万吨战略物资，为了运这些东西铺设的公路铁路，还有几十万来自英国各地、经过训练和武装的士兵。我们能怎么办？把这一切统统运回去吗？”

长时间的沉默后，埃文斯说：“当然，你是对的，少校。”他的话虽平和，但声音里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愤怒，“我们不会送他们回家，”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要把他们埋葬在这儿。”

中午，雨停了，太阳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上面发来了确认的消息：我们明天发动进攻。

第十七章

1916年7月1日

沃尔特・乌尔里希深陷地狱之中。

英国的轰炸已经持续了七天七夜。德国的战壕里每个人看上去都比一周前老了十岁。他们蜷缩在自己的防空洞里——那是在战壕后面深挖出来的人造洞穴，但躲不过那振聋发聩的噪音，脚下的大地也在不停地颤动。最可怕的是，他们知道那一枚枚大口径的炮弹随时会命中战壕，再结实的防空洞也会被瞬间摧毁。

每次炮击一停，他们便爬出防空洞进入战壕，准备击退预期中的大进攻。一旦他们欣喜地发现英国人还没有向前推进，就立刻检查损失情况。战壕会炸出大坑，防空洞入口也会被泥土掩埋，还有，在一个倒霉的下午，炊具箱被炸烂，里面都是杯盘碎片、黏糊糊的果酱罐头和肥皂泡。他们无精打采地铲掉泥土，在堑壕里加铺护板，预定更多的储备。

订货一直没有送达。送到前沿的补给微乎其微。炮击让任何接近前沿的行动都十分危险。战士们饥渴难耐。沃尔特不止一次心存感激地喝光了弹壳里的雨水。

轰炸间隙，战士们不能待在防空洞里，他们必须进入战壕防范突击的英国人。哨兵一直在严密监视着敌军动向。其他人则坐在防空洞附近休息，随时准备着，一听见炮声就沿着台阶进入地下，如果敌人发动攻击便冲上护墙防守自己的阵地。每次进入地下都要带上机枪，出来时再放回射击位置。

在密集炮火轰炸期间，英军还用迫击炮发动攻击。尽管这种小型炮弹声音较轻，但威力十足，能够炸碎堑壕的护板。不过，炸弹从无人区那边沿着弧线慢慢抛射过来，看见它的时候还来得及隐蔽。沃尔特就躲过一次，他跑得够远，没有受伤，但炮弹掀起的泥土溅到他的午饭上，害得他只能把这一大碗可口的炖猪肉扔掉。这是他吃到的最后一顿热饭，如果眼下能吃上的话，就算掺了泥巴他也会一起吃掉。

除了炮弹以外，他这段前沿阵地还受到了毒气攻击。战士们配备了防毒面具，但战壕的底部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死老鼠和其他被氯气毒死的小生物。步枪枪筒已经变成了墨绿色。

轰炸在第七天晚上停了下来，沃尔特决定出去巡逻一番。

他戴上毛线帽，脸上抹了一把泥土显得黑一点。他拔出手枪，那是一支专门配发给德国军官的标准九毫米鲁格尔手枪。他弹出弹夹检查了一下，里面的子弹满满的。

他顺着梯子登上护墙，这种举动在白天实在是找死，但晚上就相对安全一些。他弓着腰跑了起来，顺着铁丝网下了缓坡。铁丝网上有一道裂口，按照设计置于德国机枪射击位置的前方。他双膝着地爬过了裂口。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当小学生时经常读的冒险故事。通常是长着方下巴的年轻德国人被各类人物威胁追杀的故事——有印第安人、带着吹管的俾格米人和狡诈的英国间谍。他的回忆里充斥着匍匐穿过灌木丛、小树林和草场的情节。

这里没有多少灌木丛。经过十八个月的战争，这里只剩下几片草地和矮树丛，偶尔能见到点缀在烂泥和弹坑荒原上的几棵小树。这里没有任何掩护，因此情况更加糟糕。今晚没有月亮，但爆炸的亮光或者某处强烈的火光不时照亮眼前的景物。这时，沃尔特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动不动趴在地上。如果他碰巧待在弹坑里就不易被人发现，否则，他就只能希望没人朝他这个方向看。

地上有不少没有爆炸的英国炮弹。沃尔特计算了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炮弹都是哑弹。他知道劳埃德・乔治负责军火，看来这位蛊惑人心的政客好大喜功，看中数量而不是质量。他想，德国人永远不会犯这类错误。

他来到了英国人的铁丝网前，顺着它爬行，最后找到一处缺口，钻了过去。

随后他看见了英国人的前沿阵地，就像画笔在灰暗的天际抹出的一道黑线。他匍匐前行，尽量不发出任何响动。他必须靠近些——这就是他的目的。他希望听到战壕里的人都在说些什么。

每天夜里作战双方都会派出巡逻兵。沃尔特通常派的是几个头脑灵活的战士，他们无聊得宁可去冒险，尽管这相当危险。不过有时候他也亲自上阵，部分原因是以此显示他身先士卒，此外，他的观察通常更加详细。

他仔细听着，辨别出一声咳嗽，几句喃喃自语，或许还有放屁的声音，随后是一声满意的叹息。看来他接近的这段阵地较为平静。他转身向左，又爬了近五十米的距离后停了下来。现在，他听到了一种陌生的声音，有点像远处什么机器在嗡嗡作响。

他接着爬，尽量竖起耳朵。黑暗之中很容易迷失方向。有天晚上，他爬了很久之后，又回到了半小时前经过的铁丝网边，这才发现自己绕了一个大圈。

他听见一个声音平静地说：“就在前边。”他吓了一跳，僵在原地。一束用布蒙着的手电光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就像一只萤火虫。在微弱的反光中，他辨认出二十多米外有三个戴英式钢盔的士兵。他想悄悄离开，但担心移动起来会暴露自己。他拔出手枪——就算要死的话，也得拉上几个敌人当垫背。保险栓就在他握枪处的左上方。他用拇指向上扳动，往前一推。轻轻的“咔嗒”在他听来好似一声霹雷，但英国士兵好像并没有听见。

其中两人抬着一卷铁丝网。沃尔特猜他们是要修补白天被德军炮击毁坏的部分。也许我应该马上射杀他们，他想，一、二、三——他们明天会来杀我的。但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就这样，他克制住不去扣动扳机，看着他们走过去，消失在黑暗中。

他推回保险栓，把枪插回皮套，慢慢爬近英国人的战壕。

现在，噪音更大了。他静静地趴了一会儿，专注地听着。这是一群人的声音。他们在尽量压低声音，但这么多人说话还是能被听见。有挪动脚步的声音，衣服摩擦的响声，还有吸鼻子、打呵欠、打嗝的声音。此外，偶尔能听见几句平静、威严的指令。

让沃尔特既好奇又震惊的是，看来这里聚集了很大一群人。他估计不出具体人数。近来英国人又挖了一些更宽的新战壕，似乎准备放置更多储备物资，或者是巨型火炮，但也许只是为了安置更多的人。

沃尔特得亲眼看一看。

他继续向前爬。声音变得更清晰了。他必须看看战壕里面，但他能不被对方发现吗？

突然他听见身后传来声响，一下子呆住了。

他回头看见萤火虫般的手电光，那三个修补铁丝网的人又回来了。他紧贴着泥地，慢慢掏出手枪。

他们匆匆走着，也不在乎弄出动静，只是高兴已经完成了任务，急于安全返回。现在他们已经离沃尔特非常近了，不过还是没有看见他。

他们经过时，沃尔特灵光乍现，一下从地上爬了起来。

现在要是有人照见他，就会以为他跟那三个人是一伙的。

他几步跟上去，估计他们分辨不出身后的脚步声。果然几个人谁也没有往后看。

他盯着发出声音的地方。现在他能看见战壕里面，但一开始只能辨认出几个光点，应该是手电筒。等到他的眼睛适应下来，终于看清了眼前的一切，立刻大吃一惊。

眼前这群人有好几千。

他停下脚步。这种宽战壕的作用一直不明，现在才暴露了真相——原来这是集散战壕。英国人正在调派部队准备进攻。他们站在里面等待着，一个个烦躁不安，军官带着的手电筒映射出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头盔，一列列延伸过去。沃尔特想清点一下——一行十个人就是一百，再加一百就是两百，四百、八百……目力所及之处，应该有一千六百人，剩下的全部笼罩在黑暗中，无法看清。

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必须尽快赶回去上报这一消息。如果德军现在向这边开炮，就能杀死成千上万的敌人，将其歼灭在进攻之前。这简直是个天赐良机，是魔鬼投下了残酷战争的骰子。一旦他返回自己的阵地，就立刻电告指挥部。

一束光线投射过来。他看见一个英国哨兵探出护墙，端着来复枪盯着他。

沃尔特猛地卧倒在地，把脸埋在泥里。

枪声响了。接着，铁丝网小队里一个人喊道：“别开枪，你这个疯子，是自己人！”这口音让沃尔特想起菲茨在威尔士宅邸的仆人，他猜测这是威尔士编成团。

亮光暗了下去。沃尔特一跃而起，开始往德军方向跑。哨兵的视线被闪光扰乱，几秒钟内，无法看清这边。沃尔特从来没有跑过这么快，只觉得身后那杆步枪随时都会再次响起。不到半分钟他便跑到了英国人的铁丝网那儿，立刻屈膝蜷身钻了过去。手电光又照了过来。他仍处在步枪的射程之内，但已经不太容易辨认。他一跃趴在地上。手电光扫过他的头顶，一大块燃烧的镁块投到他前面几米的地方，但身后再没有枪声传来。

等那团火球燃烧开来，他便从地上爬起来，一溜烟跑回了德军前沿。

凌晨两点刚过，第八营在离英军前沿约三公里的后方集结起来。菲茨焦虑地看着这一切。他一直担心这些刚受过训练的新兵会给他丢脸，但他们没有。新兵情绪稳定，欣然听从指挥调遣。

旅长坐在马背上简短讲了几句。下面有个中士用手电把他照亮，半明半暗中他像个美国电影里的恶棍。“我们的炮火已经彻底扫清了德军的防御，”他说，“等你们到了那边，只能看见遍地的德军尸体。”

旁边有个威尔士人嘟囔了一句：“这可真绝了，德国人全都死了，可怎么还能朝我们还击呢。”

菲茨往队列里瞥了一眼，但四周太黑，他没认出说话的到底是谁。

旅长接着说：“拿下他们的战壕，坚守在那儿，随后野战炊房就会跟上，给你们送上热饭热菜。”

B连在几名副排长的带领下开赴战场。他们穿过田野，腾出大路让运输车通过，边走边唱着《伟大的耶和华引导我们》。直到他们消失在黑暗中，那歌声还在夜空中回荡，几分钟后一切才归于沉寂。

菲茨回到营部。那里有一辆无篷卡车把军官们送往前线。菲茨坐在中尉罗兰・摩根旁边，他是阿伯罗温煤矿经理的儿子。

菲茨竭力遏制带有悲观情绪的言论，但他也不禁怀疑旅长的乐观精神完全背离了现实。历史上从未有过类似规模的进攻，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最终结果如何。七天的轰炸并未扫平敌人的防御——就像那个无名战士挖苦的那样，德军仍在还击。实际上菲茨在自己的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到头来哈维上校却问他是不是害怕了。

菲茨十分担心。总参谋部对这些坏消息视而不见时，就会有人死亡。

似乎是在证明他的观点，一颗炮弹落在他们身后的路上爆炸了。菲茨回头去看，只见一辆相似的无篷货车有半边车身都飞上了天。它后面的那辆车突然转向，冲进了沟里，接着又被后面的卡车撞上。这种场面十分惨烈，但菲茨这辆车并没有停下帮忙。司机的做法相当正确，伤员会留给医护人员处理。

左右两侧又落下不少炮弹。德军瞄准了赶赴前沿的部队，而不是前沿阵地。想必他们算好了大进攻即将开始——如此大规模的兵员调动很难逃过他们情报部队的眼睛，德军致命的准确度会在英军战士抵达战壕之前就杀死他们。菲茨强作镇静，但无法排除内心的恐惧。只怕B连甚至到不了战场。

随后再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终于来到集结区。几千人已经抵达这里，士兵们斜倚着步枪，低声交谈着。菲茨听说炮击已经让有些单位减员。他等待着，不知他的连是否还存在。值得安慰的是，阿伯罗温同乡队完好无损，已经集合完毕。菲茨带领他们走完最后几百米，进入前沿集散战壕。

然后，他们无事可做，只是静静等待进攻的时刻到来。战壕里有水，菲茨的绑腿很快就湿透了。这里不允许唱歌，因为敌人在他们的前沿能够听见动静。吸烟也同样被禁止。有人开始祈祷。一个高个子战士拿出他的薪水簿，就着副排长利亚・琼斯微弱的手电光，开始填写“最后的遗嘱”那一页。他用左手写字，这让菲茨认出他是莫里森，从前在泰-格温当过仆人，是板球队的左撇子投球手。

黎明来得很早，毕竟仲夏刚过去几天。借着微光，有些人拿出照片来，端详着，亲吻着。这种场面不免令人感伤。菲茨犹豫自己是否也该学着战士们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拿出了随身带着的照片。照片上是他的儿子乔治，大家都叫他小宝宝。他现在十八个月大，但照片是在他过周岁生日时拍下来的。一定是碧抱他到照相馆拍的，因为他身后挂着花草空地的背景帘，很俗气。他打扮得不怎么像个男孩，穿着白色小上衣，戴着无边童帽，但他圆嘟嘟的，十分健康。如果菲茨今天战死沙场，他将来就会继承他伯爵的名号。

菲茨估计碧和孩子现在应该是在伦敦。正值7月社交季，尽管时局不稳，但女孩们总要在社交界露面，否则她们还能上哪儿找合适的丈夫呢？

天光渐亮，太阳随之升起。阿伯罗温同乡队的钢盔闪闪发亮，刺刀上反射着初现的晨光。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无论输赢，他们都将面临一场洗礼。

英军炮火开始了猛烈的轰炸，密集的火力闪着光。炮手竭尽全力，或许这最后的努力会摧毁德军的阵地。这也一定是黑格将军在心里祈祷的。

阿伯罗温同乡队被安排第一波进攻，菲茨先行一步去查看战场，留下几个副职指挥B连。他从那些等待进入战壕的士兵身边挤过去，站到射击踏台上，透过沙袋垒起的护墙上的射击孔向外窥探。

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晨雾。蓝色的天空中，是一团团炸弹爆炸后的黑烟。菲茨想，天气看来不错，是个典型的法国夏日。“真是个消灭德军的好天气。”他自言自语道。

菲茨待在阵地上，等待进攻零时的到来。他想看看第一波进攻会有什么结果，应该吸取哪些经验。尽管他在法国几乎当了两年军官，但今天是他头一次上阵指挥，心里七上八下，生怕指挥上有什么闪失，这比自己被杀还要让他紧张。

上面给每个人发了一份朗姆酒。菲茨喝了一点儿。尽管胃里一下子暖烘烘的，可他觉得自己更紧张了。进攻零时定在七点半钟。七点过后，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

七点二十分，英军的炮火停了下来。

“不！”菲茨大声说，“现在不能停！太早了！”当然，没有人听他的。他惊呆了。这等于是告诉德国人攻击马上就要开始。他们现在会爬出防空洞，架好机枪，各就各位等在那儿。我们的炮手明明白白给了敌人十分钟准备时间！他们本应该一直开火，直到最后一分钟，直到二十九分五十九秒。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菲茨沮丧至极，不知单单这一个失误会让多少人丧命。

副手们高声发出命令，战士们在菲茨旁边登上梯子，爬过护墙。他们在前沿的铁丝网边上整队，那里距离德军前沿大概四百米左右，但对面没有朝他们射击。让菲茨惊讶的是，中士们吼道：“听口令，列队——看齐！”战士们开始像在操场上一样看齐，仔细调整着距离，直到他们一个个站得像保龄球道上的球柱一样。菲茨觉得现在整这一套简直是疯了——等于又给了德军准备的时间。

七点半哨声响起，信号员全都挥起小旗，第一排开始前进。

由于身上辎重繁杂，他们根本无法快跑：额外的弹药、防水布、食物和饮用水，每个人还携带了两枚米尔弹，这种手榴弹一枚就近一公斤重。战士们蹒跚小跑着，趟过一个个弹坑，然后穿过铁丝网的空隙。他们按指示站成几排继续前进，肩并肩穿越无人区。

等他们走到一半，德国人的机枪开火了。

菲茨听见那熟悉的嗒嗒声，片刻后便看见有人倒了下去，先是一两个，然后是十个、二十个，越来越多。“我的上帝！”菲茨叫道，眼见战士们一个个扑倒，五十个、一百个。他被眼前的屠杀吓傻了。有些人中弹时举起两手，有些人惊叫、抽搐，其他人则轰然倒地，就像被扔掉的行李袋。

这比格温・埃文斯的悲观预测还要糟糕，远远超出菲茨最可怕的想象。

他们还没有接近德军的铁丝网，大部分人就已经倒下了。

哨音又一次响了起来，第二队开始前进。

列兵罗宾・莫蒂默气急败坏。“真他妈的愚蠢，”他耳边全是机枪的嗒嗒声，“我们应该摸黑上来，怎么能在他妈的光天化日下进无人区。连个烟幕弹也不放。这简直是他妈的自杀。”

集散战壕里的士兵们不安起来。比利担心阿伯罗温同乡队士气低落。他们从宿营地行军赶往前线，途中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炮击。他们没直接挨到炮弹，但前面和后面的两组人马都惨遭屠戮。还有一件糟糕的事情，他们行军经过了一排新挖的大坑，每个深度都在一米八左右，他们猜测这就是集体葬坑，等着掩埋当天的战死者。

“因为风向不对，没法发射烟幕弹，”先知温和地说，“就因为这个，我们也没使用毒气。”

“真他妈的疯了。”莫蒂默嘀咕着。

乔治・巴罗快活地说：“那些当官的最清楚。他们天生就是统治者。要我说，还是让他们决定。”

汤米・格里菲斯不依不饶：“你怎么能相信这个？他们不是把你送进管教所了吗？”

“他们就得把我这样的人送进监牢，”乔治坚决地说，“否则，每个人都会变成窃贼。我自己也可能被抢！”

大家都笑了起来，唯独莫蒂默闷在一边，没有笑。

菲茨赫伯特少校又出现了，一脸忧郁，手里拿着一壶朗姆酒。中尉把酒给每人分了一份，倒在他们递上的饭盒里。比利喝下后，没有任何享受的感觉。烈酒给战士们壮了胆，但并没有持续多久。

比利经历过类似的感觉，那是在他第一次下矿井的时候，当时里斯・普莱斯把他一个人丢在井下，矿灯又灭了。那时候，眼前的幻象让他有了勇气。不幸的是，耶稣只会出现在一个疯狂想象的小男孩的脑海里，对头脑冷静、不再幻想的成人毫无助益。今天比利只有靠他自己了。

至高无上的考验就要降临在他的头上，也许只剩下几分钟了。他能镇静自若，经受住考验吗？如果他经受不住——在地上缩成一团，闭上眼睛吓得哭起来，或者掉头就跑，那他这辈子都会为此蒙羞。倒不如战死的好，他想，可等到枪响的时候，我还会这么想吗？

他们又往前移动了几步。

比利掏出身上的钱包。米尔德里德给了他一张照片——她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但他宁愿记住那天晚上在她卧室里见到她的样子。

不知她正在干什么。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她应该在曼尼・利托夫的工厂缝制军服。现在上午过半，女人们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米尔德里德会给大家讲那些好笑的故事。

他心里一直在记挂着她。那天晚上和她待在一起，大大丰富了他的接吻经验。她教会他不去莽撞行事，而是慢慢享受，种种爱抚竟然那样细腻、那样令人愉快，大大超乎他的预料。她亲吻他的小鸡鸡，随后让他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她教他到底该怎么做，直到让她兴奋得叫出声来。最后，她从床边的抽屉里拿出安全套。他从没见过这东西，尽管听男孩们说起过，大家都管它叫胶皮套头。她给他套上，连这一举动都让他激动不已。

这就像是一场白日梦，他得时时提醒自己这真的发生过。他对米尔德里德自由、积极追求肉体享受的态度毫无准备，这些让他大开眼界。他的父母，还有阿伯罗温的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她“不适婚”，带着两个孩子，却没有丈夫的踪影。但哪怕她有六个孩子比利也不会介意。她为他打开了天堂之门，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再次体会那种感觉。他要活下来，要再次见到米尔德里德，再跟她共度一晚，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同乡队磕磕绊绊向前移动着，慢慢接近前沿的战壕，比利发觉自己在流汗。

欧文・贝文哭了起来。比利呵斥道：“振作一点儿，听见没有，贝文列兵。哭也没用，是不是？”

那男孩说：“我想回家。”

“我也想，孩子，我也想。”

“求你了，下士，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你多大了？”

“十六。”

“见鬼，”比利说，“你怎么当的兵？”

“我告诉大夫我多大了，他就说，‘走吧，等明天早上再来。按你的年龄个子够高，明早你就十八岁了’。他还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就明白我得撒谎。”

“混账东西。”比利说。他看了看欧文。这男孩在战场上不会有任何用处。他浑身哆嗦，不停地抽泣。

比利跟卡尔顿-史密斯说：“长官，贝文只有十六岁。”

“老天爷。”中尉说。

“应该送他回去。他会变成负担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卡尔顿-史密斯一脸茫然。

比利想起先知・琼斯怎样跟莫蒂默结为盟友。先知是个出色的领导者，他提前想到问题，主动采取措施。相比之下，卡尔顿-史密斯就毫无可取之处，却是他的上级军官。爸爸会说，这就是所谓的等级制度。

一分钟后，卡尔顿-史密斯走到菲茨赫伯特那里，低声跟他说了些什么。少校摇摇头表示否定，卡尔顿-史密斯无奈地耸了耸肩。

比利自小就懂得不能对残酷行为袖手旁观：“这孩子只有十六岁，长官！”

“现在说这个太晚了，”菲茨赫伯特说，“没跟你说话就不要插嘴，下士。”

比利知道菲茨赫伯特没认出他来。他只是几百个在伯爵的矿井干活的工人之一。菲茨赫伯特不知道他是艾瑟尔的弟弟。尽管如此，这样随便被驳回仍激怒了比利。“这是违法的。”他倔强地说。在其他场合下，菲茨赫伯特本来会是第一个维护法律尊严的人。

“这由我来评断，”菲茨暴躁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军官。”

比利的血液开始沸腾。菲茨赫伯特和卡尔顿-史密斯，这两个人穿着量身定制的军服站在那儿，眼睛瞪着身穿令人发痒的卡其布军装的比利，觉得他们想干什么都行。“法律就是法律。”比利说。

先知轻声说：“今早我看见您忘了带手杖，菲茨赫伯特少校。要不要我给您把手杖拿过来，顺便把贝文送回指挥部？”

这是顾全面子的妥协办法，比利想。干得好，先知。

但菲茨赫伯特并不买账：“不要自作主张。”

突然之间贝文蹿了出去。他钻进后面的人群，这让大家吃了一惊，有几个笑了起来。

“他不会跑远，”菲茨赫伯特说，“等他被人追上，就一点儿也不可笑了。”

“他是个孩子！”

菲茨赫伯特盯了比利一眼：“你叫什么名字？”

“威廉姆斯，长官。”

菲茨赫伯特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恢复过来。“这儿有好几百个威廉姆斯，”他说，“你的本名叫什么？”

“威廉，先生。大家都叫我‘比利乘二’。”

菲茨赫伯特使劲看了看他。

他知道了，比利想。他知道艾瑟尔有一个名叫比利・威廉姆斯的弟弟。他直直地回视过去。

菲茨赫伯特说：“如果你再说一个字，威廉・威廉姆斯列兵，我就会拿你问罪。”

一声呼啸从头顶飞过，让比利猛地缩了一下身子。他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周围立刻掀起一阵飓风——土块和护板碎片四处乱飞。他听见有人叫喊。猛然间他发现自己趴在地上，不知是被气浪掀翻还是自己扑倒的。一个重重的东西砸在他的头上，他骂了一句。接着，一只靴子踏在他脑袋边上。靴子上边是一条腿，其他的部分则都不见了。“天啊！”他叫道。

比利从地上爬起来，发现自己并没受伤。他看着四周自己排里的人：汤米、乔治・巴罗、莫蒂默……他们一个个都爬了起来。所有人都在往前跑，突然间大家觉得前线的方向是一条逃生之路。

菲茨赫伯特少校喊道：“站在原地别动，战士们！”

先知・琼斯说：“待在原地，待在原地。”

向前涌动的浪潮停住了。比利刚想甩掉身上的泥巴，又一颗炸弹落在了他们身后。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这颗炸弹落在后面更远的地方，但结果相差不大。又是一声巨响，一股飓风，随后是急雨般的碎屑和残肢断体。人们连滚带爬从前面逃出集散战壕向两边跑去。比利和他们排的其他人也跟着跑。菲茨赫伯特、卡尔顿-史密斯和罗兰・摩根大声喊着让战士留在原地，但谁也没听他们的。

大家往前跑着，尽量离炮弹的落点远些。一直跑到英军的铁丝网附近才慢了下来，停在无人区的边上，都意识到再往前就危险了，跟他们刚刚逃离的地方不相上下。

军官们跟了上来，想办法尽可能应对。“列队！”菲茨赫伯特喊道。

比利看了看先知。中尉显得有些犹豫，随后附和着命令道：“排好队，排好队！”

“你看那边。”汤米对比利说。

“什么？”

“铁丝网外边。”

比利往那边看去。

“都是尸体。”汤米说。

正如他所说，地上到处躺着穿卡其布的尸体，有些残缺不全，十分可怕。有的静静躺在那儿，就像是睡着了，还有的像恋人那样，互相纠缠在一起。

尸体遍地都是，成千上万。

“上帝，帮帮我们吧。”比利低声说。

他感到一阵恶心。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上帝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A连一字排开，比利跟随B连拖着步子跟在后面。

比利的恐惧变成了愤怒。是菲茨赫伯特伯爵和那帮军官一道策划了这一切。他们是指挥官，该为这场屠杀承担罪责。他们该被枪毙，他愤怒地想，这帮该死的，一个个都该用枪崩了。

摩根中尉吹响了哨子，A连像橄榄球前锋那样朝前冲去。卡尔顿-史密斯也吹起哨子，比利慢跑起来。

接着，德国人的机枪开火了。

A连的人开始倒下，摩根是第一个。他们还没来得及举枪射击。这不是战斗，是屠杀。比利看着他身边的人。他心里涌起一股抗拒的力量。军官全都指望不上。战士们不得不自己作决定。让命令见鬼去吧。“他妈的！”他喊道，“隐蔽！”他猛地一扑，趴进一个弹坑里。

弹坑四周尽是稀泥，坑底有一摊臭水，但他紧贴着湿冷的泥巴，庆幸躲过一颗颗飞过头顶的子弹。片刻过后，汤米卧倒在他旁边，接着排里的其他人也跳了进来。其他排的人也都学着比利的样子。

菲茨赫伯特从他们的大坑旁边跑过去，喊道：“你们，继续前进！”

比利说：“他要是再不闭嘴，我就一枪崩了这个狗娘养的。”

紧接着，菲茨赫伯特就被机枪打中了。一股鲜血从他脸颊上喷出来，一条腿瘫软下来，他扑倒在地。

军官们跟士兵一样身处险境。比利的怒气消了。相反，他为英国军队感到羞耻。怎么会这么没用？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金钱和时间之后，大突击成了大失败。这真是个奇耻大辱。

比利环顾四周。菲茨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失去了知觉。眼前既看不见卡尔顿-史密斯中尉，也没有琼斯军士的影子。排里的其他人看着比利。他只是个下士，但大家都在等着听他的吩咐。

他转向列兵莫蒂默，后者以前当过军官：“你觉得……”

“别看我，威尔士佬。”莫蒂默没好气地说，“你是那个他妈的下士。”

比利不得不拿出个计划。

他不会带着他们往回跑。他几乎没有考虑这种选择。这样的话，那些死去的生命就白白浪费了。我们一定要得到点什么，他想，我们必须做出点样子来给自己瞧瞧。

另一方面，他又不打算迎着开火机枪往前冲。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现场勘察清楚。

他摘下钢盔，伸直胳膊把这个诱饵举过弹坑的边沿，看看是否有德国人正在观察这个弹坑。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把脑袋探出坑边，想着随时会有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脑壳。但这次也一样，他毫发无伤。

他望着分界线那边的山坡，越过德军铁丝网观察后面山上挖出的前沿阵地。他能看见护墙缺口上探出的步枪枪筒。“哪儿才是他妈的机枪？”他跟汤米说。

“说不准。”

C连跑了过去。一部分人掩护，其他人成排向前冲。机枪又开火了，朝这排人扫射过去，他们像保龄球柱一样倒下。比利不再感到震惊。他在寻找子弹的来处。

“明白了。”汤米说。

“在哪儿？”

“从这儿一直往那边看，山顶上那片树丛。”

“对。”

“看见那条线穿过德军战壕没有？”

“看见了。”

“然后再稍稍往右一点儿。”

“太远了……没关系，我看见那帮畜生了。”在比利正前方偏右的地方，护墙上插了一块看似用作防护的铁板，一支与众不同的机枪枪筒从里面探出来。比利似乎看见机枪旁边有三个德军头盔，但这很难确定。

他们大概在集中瞄准英军铁丝网的缺口，比利想。他们一次次朝着从那里冲出来的士兵射击。要想攻下他们，必须选择另一个角度。如果他这个排想办法斜着穿过无人区，他们就可以从德国人的左侧，趁着他们朝前看的时候袭击这挺机枪。

他计划利用三个大弹坑来完成这次突袭，第三个大坑正好越过一片被压平的德军铁丝网。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军事战略。但正确的战略这天一早已经让数千人丧生，所以，管他的呢。

他缩回身子，看了看旁边的人。乔治・巴罗虽说年纪轻，但步枪打得很准。“下次机枪开火的时候，准备好射击。等它一停你就开枪。幸运的话他们就会隐蔽起来。我要往那个弹坑那边跑。打枪要平稳，把弹夹打光。你有十发子弹，要让射击持续半分钟。等德国人抬起头来，我就已经跑到下一个坑里了。”他又去看其他人，“到了下一个停顿，你们就一起跑，让汤米掩护你们。第三次的时候，我会掩护汤米，让他跑出来。”

D连冲进了无人区。机枪又响了起来。步枪和战壕里的迫击炮也同时开火。这一次流血较少，因为大部分人依靠弹坑作掩护，而不是迎着枪林弹雨往前冲。

我随时准备冲出去，比利想。他已经跟大家说了他要做什么，绝不能出尔反尔，否则就太丢脸了。他咬紧牙关。就是死也比当胆小鬼强，他又对自己说了一遍。

机枪停止了扫射。

瞬间的工夫比利跳了出来。现在他成了一个非常显眼的目标。他弯腰开始狂奔。

在他身后，他听到乔治・巴罗的射击声。他的性命掌握在这个管教所出来的十七岁男孩手中。乔治的枪打得很稳——“乒、乒、乒！”完全按他吩咐的那样。

比利竭尽全力冲过那片空地，他身上很沉，因为带着装备。他的靴子陷进泥里，呼吸急促不匀，他还感到胸口阵阵作痛，但他思维清晰，心里只想着赶快跑。他以前从未如此接近过死亡。

离那个弹坑还剩下几米的距离时，他把枪扔了进去，然后就像抱住橄榄球对手那样一头栽了进去。他落在大坑的边上，绊倒在泥巴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

他听到身后高高低低的欢呼声。排里的人都在为他的成功叫好。他很吃惊他们身处屠杀之中竟然会如此乐观。人真的是很奇怪的动物。

等他缓过气来，便小心地从坑边向外张望。他跑了大约一百米。用这种办法穿越无人区要花些时间，但其他办法都是自杀。

机枪又嗒嗒响了起来。等它一停，汤米便开始射击。他像乔治那样留出间隔。看来，面临险境我们都能学得很快，比利想。汤米打完最后第十发子弹时，排里的其他人都已经跳进比利的弹坑了。

“来这边。”他喊道，招呼队友们前进。德军的阵地现在是在头顶的山坡上，比利担心敌人有可能看到弹坑的后半部分。

他把步枪架在坑沿上瞄准机枪。转眼间机枪又开火了。等他们一停，比利就立刻开枪。他下令汤米快跑。他很关心汤米，其他人全加在一起也不如汤米重要。他握紧枪杆，每隔五秒射出一发。是否打中并不重要，只要汤米跑的时候德国人别露头就行。

他的步枪“咔嗒”一声打光了，这时汤米已跳到了他旁边。

“真他妈的该死，”汤米说，“我们得这么干多少次才行啊？”

“还有两次，我觉得，”比利一边说，一边装子弹，“等到足够靠近，我们要么能投手榴弹……要么就全他妈的完蛋。”

“别诅咒，比利，拜托，”汤米板着脸说，“你知道我讨厌这个。”

比利冷笑了几声。随后他便纳闷自己怎么笑得出来。眼下我待在弹坑里，德国人随时都能朝我开火，可我还在笑，他想，让上帝帮帮我吧。

他们按同样的方式移动到了下一个弹坑，但这个坑离得太远，这一次他们损失了一个人——乔伊・庞蒂在跑的时候被击中头部。乔治・巴罗把他抱了起来，带着他一起跑，但他死了，脑袋上的洞在汩汩淌血。比利纳闷乔伊的弟弟乔尼跑哪儿去了，自从离开集散战壕就没有见到他的人影。大概得由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了，比利想。乔尼很崇拜他的大哥。

还有别人死在这个坑里。三个穿卡其布军服的尸首倒伏在泛着浮渣的脏水中。他们一定是最先一批登上山坡的。比利不知他们怎么走到了这么远的地方。或许只是出于偶然。机枪一开始没有扫射到他们，第二轮射击开始才把他们撂倒在这儿。

其他小队也按同样的策略缓缓接近德军前沿。他们要么在模仿比利这一组，要么依照同样思路，把军官们愚蠢的列队冲锋的命令丢在一边，琢磨出了更明智的办法。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不能为所欲为了。他们受到火力打击之后，无法持续不停地射击。也许正是这一因素让比利他们到达了最后一个弹坑，没再出现人员伤亡。

事实上他们还多了一个人。一个陌生的家伙跳到比利旁边。“你他妈的哪儿来的？”比利问。

“我跟自己的小组跑散了，”那人说，“看来你们很有办法，我跟着你们。希望你不介意。”这种口音让比利觉得他可能是个加拿大人。“你投掷投得怎么样？”比利问道。

“我高中参加过棒球队。”

“那好。等我给你口令，看你能不能把手榴弹投到机枪掩体那边。”

比利让斑点・卢埃林和阿伦・普里查德投掷手榴弹，其余的人同时负责火力掩护。他们再次等待机枪停下来。“投弹！”比利喊道，站起身来。

德军战壕里的步枪喷射着火舌。斑点和阿伦害怕被子弹打中，手榴弹失手。两颗炸弹都没有投进约五十米远的战壕里，落到一边爆炸了，什么都没有炸着。比利骂了一句。机枪完好无损，的确，它马上就又开火了。接着，斑点可怕地抽搐了一下，一排子弹击中了他。

比利感到自己出奇地冷静。他花了一秒钟时间盯准目标，然后使劲向后扬起胳膊。他像投掷橄榄球那样估摸着距离。他隐约意识到身边那个加拿大人也跟他一样镇静。机枪“嗒嗒嗒”喷着火舌，朝他们这边扫射过来。

他们在同一时间扔出手榴弹。

两枚炸弹全都投在掩体的附近。两声爆炸随之响起。比利看见机枪的枪筒飞上了天，高兴地大叫一声。他摘下第二颗手榴弹的拉环，一步跃上土坡，大喊着：“冲啊！”

一股麻醉剂般的兴奋流遍他身上的血管，几乎让他忘了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他不知道战壕里还有多少德国人用步枪对着他。其他人也跟着他。比利扔出第二颗手榴弹，别人也学着他的样子。有些炸弹投偏了，但有不少落进战壕，爆炸了。

比利来到战壕边上。这时，他才发觉自己的步枪还挂在肩上。趁着他摘下枪射击的工夫，德国人完全有可能一枪干掉他。

但战壕里没有一个活着的德国人。

手榴弹的破坏力极大，战壕里到处躺着死尸，如果哪个德国人没有被这场强攻杀死，他也一定撤了出去。比利跳进沟里，终于把步枪端成准备射击的姿势。不过没有这个必要了。这里已经没有一个敌人了。

汤米也跳下来，站在他身边。“我们成功了！”他欣喜若狂地喊着，“我们夺取了德军的战壕！”

比利高兴得要死。他们原想杀掉他，到头来是他干掉了他们。这是一种巨大的满足，他以前从未体味过这种感觉。“你说得对，”他对汤米说，“我们成功了。”

德军防御工事的质量让比利深受触动。他用矿工的眼光看着战壕的防护结构——墙壁用木板加固，通道是四四方方的，防空壕深得让人吃惊，向下挖了八九米深，还装了整齐的门框和木制台阶。难怪经过七天的猛烈轰炸，还有那么多德国人幸存下来。

德国人挖的是网状战壕，有通联战壕将前沿与后方的储备及服务区域连接起来。比利必须弄清这里确实没有埋伏下来的敌人袭击他们。他带领其他人来了一次探险式的巡逻，举着步枪随时准备射击，但他们一个人也没有发现。

战壕网一直延伸到山顶。比利站在高处向四周瞭望。他们位置的左侧，越过一大片弹坑累累的区域，一支英军部队占领了另一段战壕；在他们右侧，战壕戛然而止，地面变成一道断崖，下面有条不深的山谷和小溪。

他看着东面敌方的占领区，知道两三公里以外还有另一个战壕系统，是德军的第二道防线。他想带着他的小队向前冲，但最后犹豫了。他看见没有任何其他英军部队向前推进，同时觉得自己小队的弹药已经用掉大半。他推测马上就会有补给车颠簸着驶过一个个弹坑，送来弹药和下一阶段的进攻命令。

比利抬头看天。现在已经到了中午。战士们从昨晚起就一直没有吃过东西。“咱们看看德国人留没留下什么吃的。”他说，并让板油・休伊特留在山顶瞭望，以防德国人反扑。

他们没有搜出多少东西。看来德国人吃得不太好。他们找到了不太新鲜的黑面包和硬硬的萨拉米香肠。甚至连啤酒都没有——德国可是一直以啤酒闻名的。

旅长许诺有野战厨房车会跟上前进的部队，比利焦急地朝无人区那边张望，根本看不见补给车的影子。

战士们都坐下来，开始吃自己干粮袋里的硬饼和罐头牛肉。

他应该派人回去报告。但还没等他开始干这件事情，德国人的大炮就改变了目标。他们先前瞄准的是英军的后方，现在他们把目标集中到了无人区。英德双方前线之间的那片区域，泥土被掀上了天，炮击异常强烈，任何人都别想活着离开。

好在炮手并没有瞄准他们自己的前线。大概他们也不知道哪一部分落到了英国人的手里，哪一部分仍由德军控制。

比利的小队人马被卡在那儿。他们没有弹药，无法前进，炮火又阻挡了他们后撤的道路。不过，似乎只有比利一个人担心他们的处境，其他人都在忙着寻找战利品。他们挑拣着带尖刺的钢盔、帽子上的徽章和随身折刀。乔治・巴罗挨个查看死去的德国人，摘下他们的手表和戒指。汤米拿到一个军官的九毫米鲁格手枪和一盒子弹。

大家开始感到昏昏欲睡。这没什么奇怪——他们已经熬了一个通宵。比利派两个人放哨，让其他人打一会儿盹。他心里有点失望。参战的第一天他便赢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他很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

傍晚的时候炮击停止了。比利想着是否要撤退。眼下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但他又担心被人指责这样做是临阵脱逃。很难预料那些上级军官会做出什么事来。

到头来还是德国人替他作了决定。在山岗放哨的板油・休伊特看见他们从东面压了过来。比利看到一支五十到一百人的大部队越过山谷向这边快速挺进。他手下的战士没有弹药补充，无法守住这块阵地。

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撤退，就有可能受到指责。

他把几个人叫到自己身边。“听着，弟兄们，”他说，“你们随意开火，打完子弹就后撤。”然后他朝山冈下八百米外的敌人开火，打光了自己的弹夹，转身跑了起来。其他人也照做了。

他们爬过德军的壕沟，迎着落日朝无人区跑，跳过地上的尸体，躲闪着抬伤员的担架救护队。没有人朝他们开枪。

比利终于跑回了英军阵地，跳进战壕。里面满是尸体、伤员和跟他一样疲惫不堪的幸存者。他看见菲茨赫伯特少校躺在担架上，脸上流着血，但他眼睛睁得大大的，还活着，在急促呼吸。总算有个我不在乎他是死是活的人，他想。很多人干脆坐在泥地里，或者躺着，眼神空洞，一个个失魂落魄，累得动弹不得。军官们在组织把从前面撤下来的伤员和尸体送往后方。没有任何胜利的气氛，没有任何人向前进发，军官们甚至不往战场那边看。这场强大的进攻以失败告终。

比利小队的其他人跟着他进了战壕。

“真是一团糟，”比利说，“天杀的，简直是糟糕透顶。”

一周后，欧文・贝文因怯懦和开小差被军事法庭审判。

审讯时曾指定一位军官作为“犯人的朋友”为他作了辩护，但他拒绝了。由于犯罪会判死刑，无罪申诉是自动提出的。但是，贝文在辩护时什么也没有说。审判前后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贝文被定罪。

他被判处死刑。

判决被送到总指挥部进行审查。总司令批准了死刑判决。两个星期后的一个黎明，在一片泥泞的法国牧场上，贝文被蒙着眼睛站在行刑队跟前。

行刑队里有士兵故意打偏，枪响后贝文仍然活着，虽然身上流着血。行刑队的军官随后走了过去，拔出手枪，直接朝那男孩的前额开了两枪。

欧文・贝文就这样死了。

第十八章

1916年7月下旬

自从比利动身去了法国后，艾瑟尔一直翻来覆去想着他到底是死是活。她知道自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跟米尔德里德同寝的一晚让他告别了处男之身，这让艾瑟尔很高兴。“我让你弟弟得逞了，”米尔德里德在他离开后十分随意地说，“可爱的小伙子。威尔士像他这样的还多吗？”但艾瑟尔不相信米尔德里德真的这么薄情，这都是她装出来的，因为现在每天晚上祈祷时，伊妮德和莉莲都在乞求上帝看顾在法国的比利叔叔，把他安全送回家。

劳埃德几天后害了严重的胸部感染，艾瑟尔难过极了，眼看他呼吸困难，绝望之中只得把他抱在怀里轻轻摇晃。她生怕孩子死掉，懊悔她的父母一直都没见过他。等他稍好些了，她便决定带他回阿伯罗温。

她在离开整整两年之后重回家门。这一天下着雨。

那地方没有多大变化，但她情绪低落。她活了二十一岁，还是在伦敦生活后，才第一次发现整个阿伯罗温都是同一种颜色。一切都是灰色的：房子、街道、煤渣堆，还有沿着山脊游动的那片阴沉暗淡的积雨云。

下午三点前后，她走出火车站，觉得很疲惫。怀里抱着十八个月大的孩子颠簸一路实在辛苦。劳埃德很乖，总是露出小小的牙齿微笑，很讨乘客们的喜欢。不过，麻烦事一样也少不了——在摇晃的车厢里给他喂奶，去臭烘烘的厕所换衣裳，吵闹的时候哄他睡觉。这一切都得当着陌生人的面，让她感到神经紧张。

她把劳埃德背在背上，手里拎着小行李箱穿过站前广场，走上克莱夫街的斜坡。很快她就气喘吁吁了。这又是一件她疏忽了的事情。伦敦大多都是平地，但阿伯罗温到处是陡峭的山坡，去哪儿都免不了爬上跑下。

她不知道自己离开后这里都发生了什么。比利是她唯一的消息来源，但男人不那么喜欢传闲话。毫无疑问，在一段时间内，她本人曾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不过，总会有新的流言蜚语取而代之。

这次回家她又会成为重大新闻。艾瑟尔带着孩子从街上走过，几个女人直直瞪着她。她知道她们在想什么。艾瑟尔・威廉姆斯，自觉高人一等，可现在又回来了，身上穿着旧衣服，怀里抱着个学步的孩子，没有丈夫。她们会说，骄者必败，那一副副同情的样子难掩她们内心的恶意。

她走进惠灵顿街，但没有直接往父母家去。父亲跟她说过永远不要回来。她给汤米・格里菲斯的母亲写过信。由于她丈夫火热的政治信仰，人们称她为“格里菲斯社会主义者太太”（同一条街上还住着一个“格里菲斯教会太太”）。格里菲斯一家不是非国教徒，他们不赞成艾瑟尔父亲的强硬态度。此前，艾瑟尔留汤米在伦敦住了一晚，格里菲斯太太很乐意予以回报。汤米是独子，他参了军，家里空出了一张床。

爸妈都不知道艾瑟尔回来了。

格里菲斯太太热情接待了艾瑟尔，柔声跟劳埃德说话。她以前有过跟艾瑟尔同龄的女儿，后来得百日咳死了——艾瑟尔一下子想起这个女孩，她一头金发，名叫格温妮。

艾瑟尔给劳埃德喂了奶，又换了衣裳，随后坐在厨房里喝茶。格里菲斯太太注意到她手上的结婚戒指。“结婚了，是吗？”她说。

“守寡了，”艾瑟尔说，“他在伊普尔战死了。”

“啊，真可惜。”

“他也姓威廉姆斯，所以，我也就不必改姓了。”

这个说法会传遍整个镇子。有人会质疑是否真有这么一个威廉姆斯先生，是不是真的跟艾瑟尔结了婚。他们相信与否并不重要。一个假装结了婚的女人可以被人接受；而一位被确认的单身母亲，就等同于无耻的荡妇。阿伯罗温的人有他们自己的原则。

格里菲斯太太说：“你什么时候去看你妈啊？”

艾瑟尔不知父母见了她会是什么反应。他们也许会再次把她赶出家门，也许会原谅一切，又或者会找到某种办法谴责她的罪孽，同时让她留在身边。“我不知道，”她说，“我很紧张。”

格里菲斯太太表示同情：“唉，话说回来，你爸爸虽说脾气暴躁，但他还是爱你的。”

“人们总是这么认为。他们都说，你父亲心里是爱你的。可他把我从家里轰了出来，这还能算是爱吗？我不知道。”

“谁都这样，一旦自尊心受到伤害，做起事来就不管不顾，”格里菲斯太太安慰说，“尤其是男人。”

艾瑟尔站了起来。“算了，我看也没必要往后拖了。”她从地上抱起劳埃德，“来吧，宝宝，该让你见见外公外婆了。”

“祝你好运。”格里菲斯太太说。

威廉姆斯家的房子跟格里菲斯家只隔着几户。艾瑟尔希望她父亲恰好不在家。这样，她至少能跟母亲多待一会儿。母亲没那么严厉。

她想敲门，但觉得这太可笑了，便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她进了厨房，这是她度过人生大半时光的地方。爸妈都不在，只有外公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他睁开眼睛，一开始有些疑惑，然后便亲切地说：“是我们的艾丝啊！”

“你好，外公。”

他起身朝她走过来。他更加衰老了，扶着桌子走过这小小的房间。他吻了吻她的脸，转过来看小宝宝。“哦，看看，这个是谁呀？”他高兴起来，“难道这是我的头一个曾外孙吗？”

“他叫劳埃德。”艾瑟尔说。

“多好的名字！”

劳埃德把他的脸紧贴在艾瑟尔的肩膀上。

“他很害羞。”她说。

“噢，是我这个白胡子的怪老头吓着他了。他会习惯我的。坐下，我亲爱的，跟我说说你的事。”

“我妈呢？”

“去合营店买果酱去了。”当地的杂货店现在变成了合营商店，与客户共享利润。这种店铺在南威尔士很普遍，“她马上就会回来。”

艾瑟尔把劳埃德放在地板上。他开始探察房间，扶着四周牢靠的地方摇摇晃晃往前走，就像外公那样。艾瑟尔说起她在《军人之妻》当经理的工作——跟印刷工打交道，分发一捆捆报纸，没有卖掉的再收回来，吸引人们刊登广告。外公好奇她怎么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些工作。她承认是跟茉黛一道完成的，她们两人相互合作。她发现印刷工很难相处——他不喜欢听女人的摆布，但她很擅长销售广告版面。说话间，外公摘下他的表链，让它悬在手腕上，也不去看劳埃德。孩子盯着闪光的链子，朝这边走了过来。外公让他抓住它。马上，劳埃德便靠在外公的膝头，摆弄起那块手表来。

待在这间老房子里，让艾瑟尔有种奇怪的感觉。在她的想象中，这里该有一种熟悉的舒适感，就像一双穿了多年，已经合脚的鞋子。但实际上她隐约有些心神不安。这里更像是一个熟悉的老邻居的家。她的眼睛一直瞧着那块褪色的刺绣样布，上面是破旧不堪的《圣经》经文，纳闷为什么她母亲十几年都不换掉它。她没有那种归属感。

“你们有比利的消息吗？”她问外公。

“没有，你有消息吗？”

“自从他去法国后就没消息了。”

“我估计他参加了索姆河边的那场大战。”

“千万不要。听说那一仗打得很惨。”

“唉，是啊，传言是这么说的。”

现在也只能相信传言，因为报纸上都是好消息，轻描淡写，含糊其词。但不少伤员已经送回英国国内的医院，他们口中透露的指挥不利和血腥屠杀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消息就这样传开了。

妈妈走进门来。“这些人整天站在店里聊天，好像再没有别的事情好干了——哦！”她猛然站住了，“哦，我的天，是我们的艾丝？！”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艾瑟尔抱住她。

外公说：“你看，卡拉，这是你的外孙，劳埃德。”

妈妈擦了擦眼睛，把他抱了起来。“看看，他多漂亮啊！”她说，“瞧这卷卷的头发！跟比利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劳埃德盯着她看了一阵，接着大哭起来。

艾瑟尔只好把他抱过来。“最近他不知怎么变得娇气了。”她抱歉地说。

“这个年龄的孩子都这样，”妈妈说，“你就多享受享受现在吧，很快他就变了。”

“爸爸去哪儿了？”艾瑟尔问道，尽量显得轻松自如。

妈妈显得有点紧张：“他去卡尔菲利参加工会会议了。”她看了一下表，“现在该回来喝茶了，除非他没赶上火车。”

艾瑟尔猜到妈妈心里希望他晚些回来。她也是这么想的。她希望危机到来之前能多跟母亲待一会儿。

妈沏好了茶，把一盘威尔士糖糕饼放在桌上。艾瑟尔拿了一块。“我两年都没吃过这个了，”她说，“真好吃。”

外公高兴地说：“这才是我说的好事。这里有我的女儿，我的外孙女，还有我的曾外孙，大家全在一间屋子里。有了这些，一个人这辈子还求什么呢？”

艾瑟尔想，有些人会觉得外公这辈子过得不怎么样，整天坐在烟气腾腾的厨房里，穿着他唯一的一件外套。但他很感激自己的命运，而她至少今天让他过得很开心。

就在这时，爸爸回来了。

妈妈正说着话：“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次去过伦敦，但你外公说……”门开了，她立时收住了话头。几个人全都抬头去看——爸爸从街上走进屋，穿着开会的外套，戴着平顶矿工帽，走上那段斜坡让他热得冒汗。他一步跨进屋里，然后站住了，瞪着眼睛。

“看看谁在这儿，”妈妈强作欢颜地说，“艾瑟尔，还有你的外孙。”她紧张得脸色发白。

他一言不发，也没去摘掉帽子。

艾瑟尔说：“你好，爸爸。这是劳埃德。”

他看也不看她。

外公说：“小家伙多像你，戴，嘴巴那儿，看到没有？”

劳埃德感觉到房间里的敌意，开始哭了起来。

爸爸还是一言不发。艾瑟尔明白自己犯了个错误，不该冷不丁出现在他面前。她一开始就不打算给他机会禁止她进家门。但现在她看出自己突然出现迫使他采取防守姿态。他脸上显露出被逼无奈的表情。你永远不该把爸爸逼到墙角，她想。

他的脸色愈发固执，看着他的妻子，说：“我没有外孙。”

“唉，别这样。”妈妈哀求着。

他的表情依然僵硬。还在那儿站着，盯着妈妈，不说一句话。他在等待着什么，看来，如果艾瑟尔不走，他就会一直站着不动。她哭了起来。

外公说：“唉，天杀的。”

艾瑟尔抱起劳埃德。“对不起，妈，”她抽泣着说，“我想也许……”她哽咽了一下，没法把话说完。艾瑟尔抱起劳埃德从父亲身边走过。而他把脸转向了另一边。

艾瑟尔走出去，狠狠摔上门。

每天早上，等男人们下了矿井，孩子们被送到学校里之后，女人们就开始在外面干活。她们清扫便道，打扫门前台阶或擦洗窗子。有些人去商店或外出干别的事情。艾瑟尔想，她们需要走出自己的小房子，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知道生活并不局限在草草垒起来的四面墙壁之内。

她站在“格里菲斯社会主义者太太”家门外，倚靠在墙上晒太阳。前后街道上的女人都找机会待在阳光底下。劳埃德在玩球。他看见别的孩子扔球，也想学着他们的样子，但没有成功。艾瑟尔寻思着：投掷动作其实并不简单，要同时调动肩膀、手臂和腕子才能完成。手指必须在胳膊完全伸展开的时候松开。劳埃德还没有掌握这个，手指松开得太早，有时还会把球扔到肩膀后面，或者松开晚了，根本就扔不远。但他一次次尝试着，艾瑟尔觉得他早晚会成功，最后就再也忘不掉了。直到你自己有了孩子，才会发现他们到底有多少东西要学。

她无法理解父亲怎么会拒绝这个孩子。劳埃德没做错任何事情。艾瑟尔自己犯下罪孽，但大多数人都一样有罪。上帝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过，爸爸又有什么资格来评判呢？这让她很气愤，同时又感到十分难过。

邮局的那个男孩骑着小马进了这条街，然后把马拴在厕所边上。他叫杰兰特・琼斯，他的工作是投送包裹和电报，但今天他好像没带任何包裹。艾瑟尔突然感到浑身一冷，好像天上的太阳被阴云遮住了。惠灵顿街的电报很少，通常都是坏消息。

杰兰特走下斜坡，背对着艾瑟尔朝另一边走去。她松了一口气——看来没有她家的事。

艾瑟尔又想起茉黛女勋爵写给她的那封信。她们跟其他妇女一道发起了一场运动，争取让妇女选举权成为军人公民权改革讨论的议题之一。她们目前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确保阿斯奎斯首相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茉黛得到的消息是，首相避开锋芒，把问题全都推给一个名为“议长会议”的委员会解决。不过茉黛说这样也好。下议院会进行平静的公开辩论，用不着一个个做戏似的公开演讲。也许常识最终会占上风。尽管如此，她仍在想尽办法弄清阿斯奎斯选哪些人进入这个委员会。

隔着几个门口的坡上，外公从威廉姆斯家的房子里走出来，坐在低低的窗台上，点上他这天的第一斗烟。他看见了艾瑟尔，笑着跟她挥手。

街道另一边是米妮・庞蒂，乔伊和乔尼的母亲，她正拿着一根棍子拍打地毯上的灰尘，咳嗽了几声。

格里菲斯太太端着铲出的炉灰从厨房里走出来，把它们倒进了土路边的灰坑里。

艾瑟尔问她：“我能干点什么？要不要帮你去合营店买东西。”她已经收拾了床铺，洗了早餐后留下的碗碟。

“好吧，”格里菲斯太太说，“我马上给你列张单子。”她喘着粗气斜靠在墙上。笨重的身形让她稍一劳作就喘不上气。

艾瑟尔发现街道那头发生了一阵骚动。有几个人高声喊起来。接着，她听到了一声尖叫。

她跟格里菲斯太太面面相觑，随后艾瑟尔抱起劳埃德，几个人连忙往厕所那一边的街尾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起先艾瑟尔看到一小群女人围着普里查德太太，她正哭得昏天黑地，大家都在安慰她。出事的还不止她一个。那个当矿工时在洞顶垮塌事故中丢了一条腿的斯托米・皮尤瘫坐在路中间，就好像被人揍了似的，左右两边各站了一个邻居。街对面，小店约翰・琼斯太太站在门口抽泣着，手里拿着一张纸。

艾瑟尔看到邮递员杰兰特一脸惨白，好像他自己也快哭了。他走到街对面，去敲另一家人的门。

格里菲斯太太说：“是陆军部的电报——噢，上帝啊，快帮帮我们吧。”

“是索姆河战役，”艾瑟尔说，“阿伯罗温同乡队一定也参加了。”

“阿伦・普里查德肯定是死了，还有克莱夫・皮尤，先知・琼斯是个中士，他爸妈当初多骄傲啊……”

“可怜的小店・琼斯太太，她另一个儿子已经在矿井爆炸中死了。”

“保佑我的汤米平平安安吧，上帝，”格里菲斯太太祈祷着，尽管她丈夫是众所周知的无神论者，“求求你放过汤米。”

“还有比利。”艾瑟尔说。然后，她又对着劳埃德的小耳朵低声说：“还有你的爸爸。”

杰兰特肩上扛着一只大大的帆布袋子。艾瑟尔恐惧地想，这男孩在街上穿来穿去，简直就是个戴着邮差帽的死亡天使。

等他经过厕所，爬上斜坡，走到这条街的上半段时，所有人都从屋里出来了。女人们停下手中的活计，等待着。艾瑟尔的父母也出来了，爸爸还没去上班。他们跟外公一起站在那儿，忧心忡忡，沉默不语。

杰兰特走近卢埃林太太。她的儿子亚瑟肯定死了。艾瑟尔记得大家都叫他“斑点”。这个可怜的孩子再也不用为脸上的雀斑发愁了。

卢埃林太太举起两手，像要抵挡住杰兰特似的。“不要，”她哭喊道，“天啊，千万别！”

他拿出她的那封电报。“我真的没办法，卢埃林太太，”他大概刚满十七岁，“这上面有你的地址，看到了吗？”

她还是不肯接那个信封。“不！”她说着，背过身去，用双手捂住脸。

男孩嘴唇颤抖着。“请接下吧，”他说，“我还得给别人送呢。邮局里的更多，还有好几百封！现在是十点钟，我不知道今晚能不能送完。拜托。”

隔壁的帕里・普莱斯太太说：“我替她收下。我没儿子。”

“非常感谢，普莱斯太太。”杰兰特说完，继续往前走。

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封电报，看了看地址，从格里菲斯太太家门前走过。“哦，感谢上帝，”格里菲斯太太说，“我的汤米好好的，感谢上帝。”她高兴得哭了起来。艾瑟尔把怀里的劳埃德换到另一边，伸出一只胳膊抱住了格里菲斯太太。

男孩走近米妮・庞蒂。她没有尖声哭叫，但泪水早已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哪一个？”她嘶哑地问，“是乔伊还是乔尼？”

“我不知道，庞蒂太太，”杰兰特说，“你看看这里面是怎么写的。”

她撕开信封。“我看不见！”忍不住哭出了声。然后揉了揉眼睛，努力擦掉模糊了视线的泪水，又看了一遍。“朱塞佩！”她说，“我的乔伊死了。天啊，我那可怜的孩子！”

庞蒂太太的家差不多在这条街的尽头。艾瑟尔等待着，心在狂跳，看杰兰特会不会往威廉姆斯家的房子走。比利到底活着还是死了？

男孩转身离开了痛哭的庞蒂太太。他望着街对面，看见艾瑟尔的爸妈和外公正用一种迫切的可怕眼神盯着他，便往袋子里看了看，然后抬起头，说：“没有惠灵顿街的电报了。”

艾瑟尔几乎瘫在地上。比利还活着。

她看着自己的父母。妈妈哭了。外公想去点着他的烟斗，但手抖得不行。

爸爸正注视着她。艾瑟尔无法理解他脸上的表情。他似乎有些激动，但她看不出那意味着什么。

他朝艾瑟尔这边迈了一步。

尽管这一步不大，但已经足够了。艾瑟尔抱着劳埃德朝她父亲跑去。

他张开双臂搂住他们两个。“比利还活着，”他说，“还有你们。”

“是啊，爸爸，”她说，“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不要紧的，”他说，“现在，什么都不要紧。”他拍拍她的后背，就像小时候她跌倒时挣扎着爬起来那样，“好了，好了，”他说，“都过去了。”

阿伯罗温的基督徒们很少举办跨宗派的仪式，这一点艾瑟尔心里很清楚。对威尔士人来说，任何教义上的分歧都不是小事。一部分人拒绝庆祝圣诞节，理由是《圣经》上找不到任何基督诞生日的证据。另一部分人诅咒投票选举的办法，因为使徒保罗曾经写过：“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双方都不愿意跟与其见解相左的人站在一起做礼拜。

然而，自从周三的电报噩耗之后，这种分歧便一下子显得微不足道了。

阿伯罗温的教区长托马斯・埃利斯-托马斯建议举办一次联合纪念仪式。电报全部送完，共有两百十一人阵亡，而战斗仍在继续，每天仍然会收到一两份令人悲痛的消息。小镇的每条街上都有人战死，排列拥挤的矿工棚舍每隔几米就有一户人家经历丧亲之痛。

卫理公会派、浸信会和天主教徒都同意圣公会教区长的建议。较小的群体则倾向于回避，其中包括全福音浸信会、耶和华见证人会、第二次降临福音派和毕士大教会派。艾瑟尔看出她父亲内心的挣扎。但是，谁都不愿意被据信是小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宗教仪式排除在外，到最后所有人都加入了。阿伯罗温没有犹太教堂，但年轻的乔纳森・高曼是牺牲者之一，镇上的少数犹太人也决定参加，即便仪式没有顾及他们的信仰。

星期天下午两点半，纪念仪式在瑞克市民公园举行。镇议会为神职人员搭建了一个临时讲台。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有三千人到场。

艾瑟尔扫视着人群。珀西瓦尔・琼斯戴着大礼帽站在那儿。他除了是一镇之长，现在还是议会成员。他也是阿伯罗温同乡队的一名荣誉指挥官，组织领导了招兵工作。凯尔特矿业的其他几位董事跟他站在一起——就好像死者的英勇精神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似的，艾瑟尔越想越不是滋味。马尔德温・摩根也露面了，带着妻子——他们有权参加，她想，摩根夫妇失去了儿子罗兰。

就在这时，艾瑟尔看见了菲茨。

起初她没认出他来。她先看见碧公主，一身黑衣黑帽，后边跟着一个护士，抱着年轻的阿伯罗温子爵，一个跟劳埃德差不多大的男孩。碧旁边有个拄拐杖的男人，左腿打着石膏，半边脸绑着绷带，遮住了他的左眼。过了好一会儿艾瑟尔才认出那是菲茨，她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怎么了？”母亲问。

“你看伯爵！”

“那是他？哎呀，可怜的人。”

艾瑟尔盯着他。现在她已经不再爱他——他太残酷了。但她又不能无动于衷。她曾吻过绷带下的那张脸，爱抚过那一度强壮、现在却已不幸残损的身体。菲茨是个自负的人——这是他最情有可原的缺点，她可以想象，他照镜子时受到的羞辱和伤害会远远超过创伤本身。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妈妈说，“大家会理解的。”

艾瑟尔摇摇头。“他太骄傲了，”她说，“是他带那些人去送死的。他必须来。”

“你很了解他。”妈妈说话时的神色让艾瑟尔怀疑她是不是早已猜出了真相，“但我觉得他也想让人们看见上层阶级同样在经受痛苦。”

艾瑟尔点点头。妈妈说得不错。菲茨这人既傲慢又霸道，但矛盾的是，他也渴望得到普通人的尊重。

屠夫的儿子戴・肖普走过来跟艾瑟尔打招呼：“很高兴看见你回阿伯罗温。”他个子瘦小，穿着笔挺的西装。

“你怎么样，戴？”艾瑟尔说。

“很好，谢谢。明天开始放一部卓别林的新片。你喜欢卓别林吗？”

“我没时间去看电影。”

“要不，你把小孩留给你妈照看，明晚跟我去看一场？”

有一次在加地夫电影院，戴曾经把手放在艾瑟尔的裙子上。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但她能看出他还没有忘记这件事。“不，谢谢你，戴。”她毫不犹豫地说。

他还不罢休：“我现在井下干活，不过等我爸爸不干了，就由我来接管店铺。”

“你会干得很棒，我相信。”

“这里有些男的看不上带孩子的女人，”他说，“不过我不会的。”

这话很有一点屈尊降贵的意味，但艾瑟尔不打算跟他计较。“再见，戴。谢谢你的邀请。”

他苦笑了一下：“你仍然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他碰了碰自己的帽子，走开了。

妈妈生气地说：“他哪里不好呢？你要找个丈夫，这不是正好嘛！”

他有什么问题？他确实个头矮小，但他的男性魅力弥补了这一不足。他前途无量，也愿意负担别人的孩子。艾瑟尔也不知自己为何不假思索地拒绝跟他一起去看电影。难道，在她的内心深处，还认为自己太出色，阿伯罗温容不下她？

靠前的地方放了一排椅子，菲茨和碧坐在珀西瓦尔・琼斯和马尔德温・摩根旁边，仪式随后便开始了。

艾瑟尔对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很虔诚。她认为上帝的确存在，但她猜想上帝比她父亲想象的更为通情达理。爸爸对约定俗成的宗教仪式全然无法接受，而艾瑟尔只是对圣像、熏香祭拜和拉丁文有点反感。在伦敦，她礼拜日早上偶尔也去卡尔瓦利福音馆，主要是因为那儿的牧师是位十分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他允许茉黛在他的教堂设立诊所，召开工党会议。

当然，公园里没有风琴，清教徒也就不必压抑对乐器的抵触。艾瑟尔从爸爸那里得知，领唱的挑选颇费了一番踌躇——在这个镇子上，领唱的角色比讲经布道更加重要。最后选定的是阿伯罗温男声合唱团，其指挥不属于任何教派。

他们以一曲亨德尔的《他将如牧羊人饲养羊群》开场，这首人尽皆知的弥赛亚唱段精美，便于教众合唱。好几百人的男高音让那句“将羔羊置于他的怀抱”响彻整个公园上空。艾瑟尔发觉自从去了伦敦以后，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听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乐声了。

天主教神父用拉丁文背诵《圣诗》第129篇，《自深深处》。他使出全力大声喊着，但站在边上的人还是听不到。接着，国圣公会牧师朗读了国教祈祷书中的《为死者安葬》一节。一个年轻的卫理公会教徒迪莉斯・琼斯演唱了查尔斯・韦斯利写的赞美诗《神圣纯爱》。浸礼会牧师朗读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0节后的全部内容。

要有一个布道者代表无派别团体，这件事自然落在了爸爸的头上。

他开始朗读《罗马书》第8章的一段诗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爸爸那洪亮的声音遍及公园的每个角落。

艾瑟尔为他感到骄傲。这一荣誉等于承认他是镇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一位精神和政治领袖。他今天的打扮也很得体，妈妈特地从梅瑟的格温・埃文斯百货店给他买了一条新的黑丝绸领带。

接着他讲到复活，讲到来世，这些艾瑟尔以前都听过，她的注意力飘忽起来。她觉得人死后大概还会有灵魂存在，但她又无法肯定，不过她反正很快就会弄明白的。

人群中有了一阵骚动，让她猛然意识到爸爸一定是转移了一贯的话题。只听他在说：“当这个国家决定去打仗，我希望议会的每位成员都能真诚地扪心自问，像上帝指引的那样。但是，到底是谁让这些人进了议会的呢？”

艾瑟尔发觉他把话题引到了政治上。爸爸，你太棒了。这下，教区长就不得不收起那副洋洋得意的嘴脸了。

“原则上，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参军服役。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是否加入战争。”

人群里发出赞同的喊声。

“选举权的规定将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排除在外！”

艾瑟尔大声说：“包括所有的女人！”

妈妈说：“嘘，别嚷，是你爸爸在讲道，不是你。”

“七月的第一天，阿伯罗温就有两百多人战死在索姆河边。有人告诉我，英国伤亡总数超过五万！”

人群里发出一片惊恐的叹息声。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数字。爸爸是从艾瑟尔那儿得到的。茉黛在陆军部工作的朋友把这消息透露出来。

“五万人伤亡，其中死亡两万人，”爸爸继续说，“战斗还在继续。日复一日，更多的年轻人将遭到屠杀。”人群中有人发出异议，但他们被赞同的多数声浪压了下去。爸爸举起一只手示意安静：“我不想说这是谁的错，只是要强调这一点。当人们被排除在参战与否的决定之外，如此残忍的屠杀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教区长上前一步，企图打断爸爸的话，珀西瓦尔・琼斯想爬到台上，却没有成功。

爸爸的话差不多也说完了：“如果我们再要决定打仗，就必须通过全体人民的表决才行。”

“妇女应该跟男人同样待遇！”艾瑟尔喊道，但她的声音淹没在矿工们支持的欢呼声中。

几个人现在站到了爸爸的面前，想要阻拦他，但他的声音依然在骚动的人群中回响：“我们绝不能再容许只由少数人决定是否发动战争！”他大喊着，“绝不能！绝不能！绝不能！”

说完他就坐下了，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第十九章

1916年7月至10月

科韦利是俄国境内的一个铁路枢纽，它原属波兰，靠近从前的奥匈帝国边境。俄国军队在城东三十多公里处的斯托霍德河畔集结。整个地区都是一片沼泽地，数百平方公里的泥淖中交织着条条小径。格雷戈里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下令排里的战士们扎营歇息。他们没有帐篷——亚佐夫少校把帐篷统统卖给了平斯克的一家制衣厂。他说夏天帐篷没用，等到冬天他们全死了，就更没必要了。

格雷戈里奇迹般活了下来。他现在是一名中士，他的朋友伊萨克是个下士。在1914年的大进攻中幸存下来的，现在都成了军士这种没有官衔的军官。格雷戈里所在的营元气大伤，经过转移、调动后再次被打得七零八落。他们被派到各个地方，唯独除了他们的老家。

格雷戈里在过去两年里杀了不少人，所用的武器包括步枪、刺刀和手雷，其中大多人都离他很近，他眼睁睁看着对方死去。有的战友晚上会做噩梦，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但格雷戈里没有。他生在野蛮残忍的农村，失去双亲后在圣彼得堡街头长大，暴行不会让他做噩梦。

真正让他吃惊的倒是军官们的愚蠢、无情和腐败。跟统治阶级的人行军打仗，让他有一种谋反之心。

他必须活着。除了他，不会有任何人照顾卡捷琳娜。

他定期给她写信，偶尔能收到她的回信，笔迹如小女孩一般整洁，还有不少错字和划掉的地方。他每封信都留着，捆成一叠放在他的行李袋里，如果有段时间没有信来，他就拿出以前的信重读一遍。

第一封信里，她告诉他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弗拉基米尔——列夫的儿子现在十八个月了。格雷戈里真想看看这孩子，脑海中还留着他弟弟小时候的样子。不知小弗拉基米尔会不会继承列夫那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微笑。但一定已经长牙，也该走路了，开始咿呀学语。格雷戈里盼着这孩子能学会说“格里沙伯伯”。

他常常回想那天晚上卡捷琳娜爬到他床上的一幕。有时，他会在白日梦里把事情改头换面，他并没把她踢下床铺，而是把她搂在怀里，吻着她丰满的嘴唇，跟她做爱。但他知道，她的心早就属于他的弟弟。

格雷戈里没有一点儿列夫的消息，他已经走了两年，至今音讯皆无。他担心他是不是在美国遭遇了不测。列夫的脾性让他经常跟别人发生冲突，尽管他往往能够化险为夷。他从小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没人管教，格雷戈里也代替不了父母。格雷戈里后悔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但当时他自己也是个孩子。

事情最后弄到这步田地，除了格雷戈里，再没人可以照顾卡捷琳娜和她的孩子了。他打定主意要活下去，不管俄国军队多么混乱，多么低能，他也要活着回到卡捷琳娜和弗拉基米尔身边。

这个战区的指挥官是布鲁希洛夫将军，他是位职业军人，不像其他将军那样只会阿谀奉承。在布鲁希洛夫的指挥下，俄军在六月取得重大胜利，奥地利人被打得狼狈逃窜。一旦作战命令合情合理，格雷戈里和他的部下就打得勇敢顽强。否则，他们就竭尽全力逃避敌方的火力。格雷戈里已经深谙此道，渐渐便赢得排里战友们的拥戴。

七月，俄军放慢了前进的速度，像以前一样，是补给匮乏拖了部队的后腿。不过，近卫军作为增援部队已经抵达。这是一支精锐部队，战士们个个高大挺拔，军装也与其他部队不同，暗绿色的制服上镶着金色的穗带，脚上是崭新的皮靴。不过，他们的指挥官别佐勃拉佐夫将军指挥乏术，不过是朝廷的一介侍臣。格雷戈里觉得别佐勃拉佐夫拿不下科韦利，不管他手下的战士多么人高马大。

命令是由亚佐夫少校在黎明时分传达下来的。他个头高大，身形笨重，军服紧绷在身上，两眼像往常一样因早起而充满血丝。少校身后跟着基里洛夫中尉，他把中士们召集起来，亚佐夫命令他们涉水过河，沿小路穿过沼泽向西行进。奥地利人在沼泽地里布设了阵地，但由于地面泥泞，并未挖掘战壕。

格雷戈里感觉到一场灾难正在酝酿之中。奥地利人必定设下埋伏，躲在预先选好的藏身处伺机而动。俄国人只能集结在条条小路上，泥地又让他们无法快速移动，一场屠杀在等着他们。

此外，他们的弹药已所剩无几。

格雷戈里说：“殿下，需要给我们发放弹药。”

亚佐夫虽然身形肥硕，但出手奇快，冷不防一拳朝格雷戈里的面门砸了下来。格雷戈里只觉嘴巴一阵火辣辣的刺痛，身子向后一仰倒在了地上。“现在你能闭嘴了吧，”亚佐夫说，“需不需要，你的长官说了算。”他又转向其他人：“列队，听号令前进。”

格雷戈里站了起来，嘴里都是血腥味。他小心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发现丢了一颗门牙。他暗暗骂自己粗心，当时站得离军官太近，哪怕稍微惹着他们，军官们就会发火，拳脚相加，而他早该意识到这一点。今天算是幸运，要是亚佐夫正好握着手枪的话，格雷戈里的脸上就会挨上一枪托。

他把手下集合起来，大家歪歪扭扭列成一队。他心里盘算着怎么尾随在后，让别人去打头阵，但让他失望的是，亚佐夫偏偏最先派出他的排，让他们加入了先头部队。

他必须另作打算。

他开始涉水过河，排里的三十五名战士跟随着他。河水很冷，不过天气晴朗而温暖，战士们也就不特别在意两脚浸湿，一个个淌着河水前行。格雷戈里走得很慢，手下的人也学着他的样子，跟在后面看他如何行事。

斯托霍德河又宽又浅，他们到达对岸时仅打湿了小腿。心急的人一个个超过了他们，让格雷戈里松了一口气。

一旦走上沼泽地上的狭窄小路，格雷戈里的排就不得不跟其他人以同样的速度前进，让他无法实施拖后的计划。他开始着急了。奥地利人开火时，他可不想自己的人刚好在里面。

他们大概又走了一公里左右，小路又开始变窄，队伍慢了下来，并成了一列。格雷戈里觉得机会来了。他佯装无法忍受拖拖拉拉的速度，离开小路走上水汪汪的泥地。其他人立刻跟上他。后面的部队随即填补了小队留出的空当。

这里的水深及胸部，泥巴黏糊糊的，走起来十分缓慢，这正合了格雷戈里的心思，他的排落在了后面。

基里洛夫中尉察觉情况不对，大声呵斥：“你们那边的！回到路上去！”

格雷戈里回头喊道：“是，阁下。”但他带着部下往更远的地方走去，装作寻找干地的样子。

中尉骂了一句，不再理会他们。

格雷戈里跟军官一样仔细察看着前面的地形，尽管他的目的全然不同。军官们在搜寻奥地利部队的影子，他则急于要找一块能藏身的地方。

他不停向前迈进，同时有好几百人超过了他。他心里暗想，近卫军自高自傲，就让他们冲锋陷阵，杀敌立功好了。

上午十点左右，他听到第一声枪响从头顶呼啸而过。前锋部队与敌方正式交火。时机已到，他该躲起来了。

格雷戈里靠近一片较为干燥、稍稍凸起的地面。亚佐夫少校队伍里的其他士兵远远跑到了前面，看不见了。格雷戈里登上凸地，大声喊着：“隐蔽！左前方就有敌人埋伏！”

前面并没有敌军埋伏，他的手下人对此十分清楚，但他们全都卧倒在地，藏在灌木丛和大树后面隐蔽起来，举枪对准土坡下边。格雷戈里试探着朝五百米开外的一片草丛射出一发子弹，万一不走运，或许真有奥地利人藏在那儿。但那边并没有还击。

他们只要一直待在这儿就不会有事，格雷戈里觉得很满意。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事情总会有个了结。很有可能几小时后俄军抬着伤员一路后撤，被敌军追赶着趟过沼泽地——这时，格雷戈里的排就跟上他们一道撤退。相反，如果一直到晚上都很平静，那就意味着俄军大获全胜，到时候他就带着自己的队伍赶上去，加入庆祝的行列。

不过，让大家一直就这么趴在地上，一连几个小时盯着前方，假装遭遇奥地利人的埋伏也不是办法。他们总要吃吃喝喝，甚至还要抽烟玩牌，打盹小憩，这就装不下去了。

他们还没来得及歇上一会儿，基里洛夫中尉就出现在格雷戈里右侧几百米的水塘对面。格雷戈里暗暗骂了一句：这下要露馅儿了。“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基里洛夫喊道。

“当心，阁下！”格雷戈里朝他喊道。

伊萨克往天上放了一枪，格雷戈里马上缩了一下。基里洛夫也连忙猫腰躲闪，随后便沿着原路退了回去。

伊萨克呵呵笑了几声：“这招儿，每回都灵。”

格雷戈里不像他那么自信。基里洛夫看上去很恼火，似乎意识到被人蒙骗，只是没有抓到把柄，不好发作。

格雷戈里听着头顶回荡的炮火轰鸣和远处的嘶喊声。他估摸战场有两公里左右的距离，声音也没有朝任何方向转移的迹象。

太阳越升越高，晒干了他身上的湿衣服。他觉得有些饿，便从干粮盒里掏出一块硬面饼啃了起来，被亚佐夫打掉的牙齿那儿依然阵阵作痛。

雾气被阳光驱散，他看见德军的飞机从低空飞过，高度只有不到两千米。听声音他们是在用机枪扫射地面部队。那些挤在窄路上，一个个在泥潭中跋涉的近卫军想必早已成了轻易下手的目标。格雷戈里十分庆幸自己的人逃脱出来，没跟他们在一起。

下午三点左右，战场的喧嚣听上去更近了。俄军败下阵来，开始撤退。他做好准备，随时让手下的人加入后撤的队伍。眼下时机还不成熟，他不能让人看出破绽。后撤就跟前进一样，必须稳住阵脚，不能急。

接着，他便看见零星有人从左右两边撤了下来，一个个趟过沼泽赶往河岸。有些人明显带着伤。撤退已经开始，只是大部队并未全部回撤。

不远处传来一声马的嘶鸣。有马就有军官，格雷戈里立刻朝假想的奥地利人那边开了一枪。他手下的人也纷纷效仿，一时间枪声大作。随后，他便看见亚佐夫少校骑着那匹灰色的猎马溅着泥水穿过沼泽。亚佐夫正朝一小撮后撤的士兵喊叫着，让他们回到前进的队伍中去。士兵们跟他争辩起来，最后他掏出了手枪，那是一把纳甘左轮手枪——格雷戈里不由得联想到列夫那把手枪也是同样型号——指着那些士兵，他们只得勉强掉头原路返回。

亚佐夫把枪插回皮套，策马朝格雷戈里这边来了：“你们这帮傻瓜，待在这儿干什么？”

格雷戈里仍躺在地上，但他翻转身子，给步枪重新装弹，“咔嗒”一声把最后的五发子弹推进枪膛，整个动作显得急急火火。“前面那片树丛里有敌人埋伏，”他说，“您最好下马，长官，他们能看见。”

亚佐夫依然待在马上：“那你们是在干什么？躲着他们？”

“基里洛夫中尉阁下要我们把敌人引出来。我刚派人从侧面侦察他们，我们在这儿火力掩护。”

亚佐夫并不愚蠢：“他们怎么没还击呢？”

“我们压住了他们。”

他摇了摇头：“就算一开始真有人在那儿的话，现在也已经撤了。”

“我看不是，长官。他们刚才还朝这边猛烈开火。”

“那边没有人。”亚佐夫抬高了嗓门，“快停火！听从命令，停火。”

格雷戈里的排停止了射击，全都望着少校。

“听我的命令，往前冲！”说着，他拔出手枪。

格雷戈里不知该怎么办。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眼前的战斗无疑已变成一场灾难。他好歹已经躲了一天，绝不打算在一切无疑即将结束的时候再去拿生命冒险。不过，跟军官发生冲突也绝没有好下场。

就在这时，一队士兵“呼啦啦”从格雷戈里佯装敌人埋伏的那片草丛里冲了出来，让他一下子愣住了。不过，他仔细一看，就发现那些根本不是什么奥地利士兵，而是溃逃的俄国人。

不过，亚佐夫丝毫没有动摇。“这些都是懦弱的逃兵！”他尖声叫着，“朝他们开枪！”他随即朝迎面跑来的俄国兵射击。

格雷戈里的手下一时都糊涂了。军官们时常恫吓要枪毙那些不愿上战场的士兵，但格雷戈里的这帮弟兄从来没有被人命令朝自己人开枪。他们一个个瞧着他，等候指令。

亚佐夫用枪指着格雷戈里。“往前冲！”他大叫着，“打死那些叛徒！”

格雷戈里拿定了主意。他大声喊道：“上啊！”然后爬起来，转身背对着涌上来的俄国兵，左右看了看，同时端起步枪，“大家听见少校说什么了吧！”他挥舞着步枪，掉转枪口对准了亚佐夫。

既然他必须朝自己人开枪，那他宁可射杀一个军官，也不愿去杀普通士兵。

亚佐夫愣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下一个瞬间，格雷戈里便扣动了扳机。

他的第一枪射中了亚佐夫的马，它跌跌撞撞摇晃了几下，也让格雷戈里逃过一劫——亚佐夫朝他开枪，但坐骑猛地一晃，子弹飞到了别处。格雷戈里机械地拉动枪栓，又射出一发子弹。

这一枪又没打中。格雷戈里骂了一句。现在他真正处于危险之中，不过他的对手也一样。

亚佐夫在马背上挣扎着坐稳，根本无法瞄准。格雷戈里的枪口随着他的抖动，射出第三发子弹，打中了亚佐夫的前胸。他盯着少校慢慢跌下马背，看见那沉重的身子摔倒在烂泥坑里，让他心头掠过一丝阴森森的快意。

战马摇摇晃晃走了几步，接着后腿一软，像条狗那样蹲坐在地上。

格雷戈里朝亚佐夫走过去。少校仰面躺着，两眼望天，动弹不得，却还没有死，右胸口流着血。格雷戈里四下看了看。撤退的士兵离得太远，看不清这里发生了什么。他自己排里的人完全可以信赖，因为他一次次救过他们的性命。他把枪筒抵在亚佐夫的前额上。“这算是为所有被你杀害的俄国人报仇，你这条该死的恶狗，”说着，他咧开嘴，露出残缺的牙齿，“也为我这颗门牙。”他又补了一句，然后扣动了扳机。

少校身子一软，停止了呼吸。

格雷戈里看了看他的手下。“少校不幸被敌人击中丧生，”他说，“撤退！”

大家欢呼了一声，拔腿跑了起来。

格雷戈里朝那匹马走过去。它挣扎着要站起来，但格雷戈里看见它的一条腿已经断了。他把步枪对准它的耳朵，射出最后一发子弹。那马侧身倒下，再无声息。

格雷戈里觉得这匹马实在可怜，但他对亚佐夫少校一点儿也不觉得惋惜。

他跟上自己手下的战士，一起向后撤退。

勃鲁西洛夫攻势渐渐放缓，直至停滞后，格雷戈里被调防到首都——现在更名为彼得格勒，因为“圣彼得堡”这个名字听上去太德国化了。看来，沙皇的家眷和他的大臣们需要骁勇善战的部队来保护，以防愤怒的民众群起造反。格雷戈里那个营的余部与第一机枪编成团的精锐合并，他便搬进了他们在维堡区萨姆索涅夫斯基大街上的营地。这是一片工人住宅区，到处是工厂和破旧的窝棚。为了笼络人心，第一机枪团的吃住都很不错，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维护那人人痛恨的制度。

他很高兴自己活着回来，但一想到要跟卡捷琳娜见面就忧心忡忡。他渴望看到她的样子，听见她的声音，抱一抱她的孩子——他自己的侄儿。但对她抱有的那种欲望让他焦虑不安。她是他的妻子，但这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现实情况是她选择了列夫，她的孩子也是列夫的儿子。格雷戈里没有权力去爱她。

他甚至琢磨着要不要把自己回来的消息告诉她。在这座拥有两百万人的大城市里，他们完全有可能永远碰不着面。但他发现这样实在难以忍受。

回来的第一天，上头不准他们离开军营。不能立刻去看卡捷琳娜，让格雷戈里颇为沮丧。不过，当天晚上他和伊萨克联系上了军营里的其他布尔什维克。格雷戈里同意成立一个讨论小组。

第二天早上，格雷戈里的排被派去在安德烈王子举办宴会期间，为这位前领主看家护院。王子住在英吉利堤岸路上一座俯瞰涅瓦河的宫殿里，整座建筑被漆成了粉红和明黄两色。中午时分，士兵列队站在台阶上。城市上空乌云低垂，但宫殿的每一扇窗户里都灯火通明。厚重的天鹅绒窗帘后面，是舞台般的梦幻场景——穿着整洁制服的管家和女佣穿梭忙碌，他们端着的大小托盘中盛放着葡萄酒、新鲜瓜果和各类珍馐佳肴。大厅里，一支小型乐队正在演奏，乐声依稀可闻。一辆辆光可鉴人的大轿车刚在正门台阶前停稳，就有仆人上前打开车门。宾客们依次下车，男士都穿着黑色外套，戴着大礼帽，女士则身着各式皮毛大衣。一小群民众站在街对面看热闹。

这种场面并不鲜见，眼下却有所不同。每当有人下车，看热闹的人群里就会发出轻蔑的嘘声和嘲骂。过去，警察会挥舞着警棍，迅速驱散围观的人群。但现在这里没有警察，客人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过两列士兵把守的台阶，冲进大殿，显然在外停留时间越长就越让他们紧张。

格雷戈里觉得贵族们活该受到旁观民众的嘲弄，正是他们弄出了这场战争的烂摊子。如果这里发生骚乱，他宁愿站在看热闹的人群那边，绝不会朝他们开枪，他估计这里很多士兵的想法都跟他一样。

半个俄国在闹饥荒，甚至连前线的战士都在忍饥挨饿，而贵族们竟会在这种时候举办如此豪华的宴会，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安德烈这种人在睡觉的时候被暗杀的话，那也是活该。格雷戈里想，如果真的撞见安德烈，自己必须克制，否则说不定就会像射杀亚佐夫少校那样一枪崩了他。

宾客们的车队陆续抵达，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看热闹的人觉得无趣，渐渐散了。整个下午，格雷戈里都盯着路上经过的女人，一心希望能偶然见到卡捷琳娜。客人们相继离开时天色渐暗，街上变得阴冷，也就没人愿意站在外面嘲笑起哄了。

聚会结束后，士兵们被叫进后门，吃那些仆人没能吃完的残羹冷炙——鱼和肉的碎屑、冷掉的蔬菜、吃剩的面包卷，还有一些苹果和梨。食物都被胡乱丢在搁板上，各种东西混在一起，火腿上沾着鱼酱，水果掉进了肉汤，面包上撒着雪茄烟灰。虽说一切都让人很不舒服，但他们在战壕里吃的东西更糟糕，而且，他们早上只吃了粥和咸鳕鱼，已经饿了一整天，因此立刻狼吞虎咽起来。

格雷戈里没能看见安德烈王子那张讨厌的脸。这样也好。

随后他们走回军营，交出手里的武器，晚上便给他们放了假。格雷戈里心中窃喜：这是他造访卡捷琳娜的好机会。他来到营地厨房的后门，向厨子讨要了些面包和肉——中士有这点儿特权——准备带给卡捷琳娜。随后他擦了擦靴子，走出营房。

如果卡捷琳娜还住在西南部的纳尔瓦区，也就是普梯洛夫机械厂附近的老房子。那么，军营所在的维堡区地处城市东北部，刚好在它的斜对角。

他沿着萨姆索涅夫斯基大街一路向南，穿过铸造厂大桥进入市中心。有些花里胡哨的店铺还开着，窗户里透出明亮的灯光，但不少都关了门。那些普通的店铺里面没什么东西可卖。一家面包店的橱窗里只摆了一个蛋糕，挂着手写招牌：今日无货。

宽阔的涅夫斯基大街让他回忆起当年跟母亲一道走过这里的情形，在1905年那个灾难性的日子里，他亲眼看见她被沙皇的士兵枪杀。现在，他自己也成了沙皇的士兵。不过他绝不会向妇女和儿童开枪。如果沙皇打算重蹈覆辙，这里将是另一种乱局。

他看见街上走过十几个一脸凶相的年轻人，都穿着黑色外套，戴着黑帽子，他们抬着沙皇尼古拉年轻时的画像——那时他乌黑的发际尚未后退，姜黄色的胡子也十分浓密。其中一个喊道：“沙皇万岁！”然后那群人全都停下脚步，举起帽子欢呼。几个路人也加入了他们。

格雷戈里以前遇见过这一群体，人称“黑帮百人团”，属于俄罗斯人民同盟。这一右翼团体想要回到沙皇为民众至尊之主的黄金时代，回到没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子，也没有犹太人的俄国。据布尔什维克从警察局的熟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黑帮百人团”的报纸是由政府资助的，他们还在警察总部的地下室印刷宣传册。

格雷戈里轻蔑地瞥了一眼，正要从旁边走过，却被其中一个家伙叫住了：“嘿，你！你为什么不摘帽子？”

格雷戈里没有回答，继续往前走，但另一个人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你怎么回事，是犹太人？”又一个人说：“脱掉你的帽子！”

格雷戈里心平气和地说：“你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把你那倒霉的脑袋拧下来，你这个叽叽喳喳的小浑球。”

那人退后一步，然后塞给格雷戈里一本小册子。“看看这个，朋友，”他说，“里面会告诉你犹太人是怎么出卖你们这些当兵的。”

“滚远点，不然我就把这愚蠢的小册子塞进你的屁股。”格雷戈里说。

这家伙回头找他的同志求援，但那些人已经开始殴打一个戴着皮帽子的中年人了。格雷戈里走开了。

当他路过一家窗户上封着栅板的店铺时，一个女人过来跟他搭讪。“嘿，年轻人，”她说，“你给一个卢布，就能跟我上床。”这是站街女的典型开场白，但她说话的方式让他有些吃惊，听上去像个受过教育的人。他停下来朝她打量了一下。她穿着一件长外套，见他在瞧她，便顺势敞开衣服——尽管外面很冷，可她却一丝不挂。她年纪三十出头，双乳丰满，小腹浑圆。

格雷戈里心底涌起一阵欲火。他已经好几年没跟女人在一起了。在战壕里卖淫的女人卑劣肮脏，还会传播疾病。眼前这个女人他可以接受。

她合上外套：“行还是不行？”

“我身上没什么钱。”格雷戈里说。

“袋子里装的什么？”她朝他手上的袋子点了下头。

“一点儿零碎的吃食。”

“要是给一块面包，我就跟你干，”女人说，“我的孩子都饿坏了。”

格雷戈里想着那对丰满的乳房：“去哪儿？”

“在店铺后面。”

这样也好，格雷戈里想，至少见到卡捷琳娜时，我不会让欲火冲昏头脑，做出失态的举动。“好吧。”

她打开门，让他进去，然后再把门插上。两人经过空荡荡的店铺，进了另一间屋子。借着外面街灯的微光，他看见地上放着一张床垫，上面铺着一块毯子。

女人转过脸来对着他，又敞开身上的外套。他盯着她股沟处那丛乌黑的毛发。她伸出一只手：“先给面包，中士。”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块黑面包递给她。

“我去去就来。”她说。

她跑上一截楼梯，打开那儿的一扇门。格雷戈里听见孩子的声音。接着，传来一声男人的咳嗽，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干咳。一阵轻微的响动和压低的说话声过后，门又开了，她走下了楼梯。

她脱掉外套，躺在床垫上，叉开两腿。格雷戈里在她边上躺下，用胳膊搂着她。她长着一张聪明伶俐、很有魅力的脸，上面带着因操劳留下的皱纹。她说：“嗯，你真壮实啊！”

他抚摸着她柔软的肌肤，但一下子没有了任何欲望。眼前的一切实在太凄惨了：空荡荡的店铺、生病的丈夫、挨饿的孩子，还有假装调情的女人。

她解开他的裤子，握住软塌塌的阴茎：“要我拿嘴吸吗？”

“不。”他坐直身子，拿起她的外衣递过去，“穿上吧。”

她有些害怕地说：“你不能把面包再要回去了，已经吃掉一半了。”

他摇了摇头：“你们出了什么事？”

她穿上外套，扣上纽扣：“你有香烟吗？”

他拿出一支香烟递给她，自己也点上一支。

她吐出一口烟：“我们开的是一家鞋店，制作精良，价格合理，专门招徕中等阶层的顾客。我丈夫向来会做生意，我们的日子过得也很不错。”她的声音愈发苦涩，“但这两年，除了贵族以外，已经没有任何人买新鞋了。”

“你们不能做点别的吗？”

“有啊，我们尝试过。”她的眼里满含愤怒，“我们当然不能干坐着等死。我丈夫觉得他能为战士供应上好的皮靴，价格只是部队偿付的一半。给店里供货的所有作坊都拼命争抢订单。所以，他就去了战争工业委员会。”

“那是什么地方？”

“你大概离开很久了吧，中士？如今什么事情都有个单独的委员会管理，因为政府处处无能。战争工业委员会负责部队供应，或说以前供应过，那还是波利瓦诺夫担任战争大臣的时候。”

“后来出了什么事儿？”

“我们拿到了订单，我丈夫把所有积蓄都支付给制鞋匠了，可就在这时候，沙皇撤了波利瓦诺夫的职。”

“为什么？”

“波利瓦诺夫允许工人为委员会推选代表，所以皇后认为他一定是个革命派。反正订单是取消了，我们随后也就破产了。”

格雷戈里反感地摇了摇头：“我还以为只有在前线的指挥员头脑不正常。”

“我们还试过其他营生。我丈夫什么工作都愿意做，当服务生、开电车或修马路，可哪里都不雇人，心急加上缺吃少喝，他一下就病倒了。”

“然后你就做这个了。”

“我不太会应付。不过有时能碰上好人，比如你这样的。其他人嘛……”她哆嗦了一下，移开目光。

格雷戈里抽完那支烟，站起身来：“再见。我就不打听你的名字了。”

她也站起来。“就因为遇上你，我的家人还能活下去。”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今天不用去街上揽客了。”她踮起脚尖，轻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谢谢你，中士。”

格雷戈里走了出去。

外面更冷了。他匆匆穿过一条条街道，朝纳尔瓦区走去。现在，远离了那位老板娘，他的情欲偏偏又回来了，让他后悔没去享受她那柔软的身体。

这让他想到卡捷琳娜跟他一样，也有自己的生理需求。对一个年轻女人来说，两年未与他人发生恋情，这时间实在太长了，而她才二十三岁。她没有任何理由为列夫或是格雷戈里守身。一个带着吃奶孩子的女人足以让大多男人望而却步，但从另一方面说，她对男人很有诱惑力，至少两年前是这样。今晚她或许不是一个人。要是那样，就实在太可怕了。

他终于来到了铁路边的那座老房子前。是他想象得太好了，还是这条街道确实比两年前更加破烂寒酸？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这里似乎完全没有经过粉刷和修葺，甚至都没打扫过。他看见街角的面包店前有人排着队，尽管店门关着。

格雷戈里手里还留着房门的钥匙，就自己开门进屋了。

他忐忑不安地爬上楼梯，心里实在不愿看见她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后悔没有提前通知一下，好让她有个准备，一个人待在家里。

他敲了敲门。

“谁呀？”

她的声音差点让他掉下泪来。“一个客人。”他粗声粗气地说着，推开了门。

她拿着锅站在炉子边上。锅掉在地上，牛奶洒了一地，她两手捂着嘴巴，轻轻叫了一声。

“是我。”格雷戈里说。

她身边的地板上坐着一个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个锡铁勺。好像他刚才还在敲那个空空的铁罐。孩子盯着格雷戈里看了一会儿，然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卡捷琳娜把他抱起来。“别哭，瓦洛佳，”她一边说，一边摇晃着他，“用不着害怕。”孩子安静了下来。卡捷琳娜说：“这是你爸爸。”

格雷戈里拿不准是否想让弗拉基米尔把自己当成父亲，但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他走进房间，关上门，一把抱住他俩，亲吻着孩子，然后又吻了吻卡捷琳娜的额头。

他后退一步看着母子两个。她已不再是他从恶棍平斯基手里解救出来的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了。她更瘦了，一脸憔悴，显得十分疲倦。

奇怪的是，那孩子并不怎么像列夫。他既没有列夫的俊俏模样，也没有他迷人的笑容。如果说哪里相像的话，弗拉基米尔那双蓝眼睛闪着炽热的目光，正是格雷戈里每次面对镜子时所看到的。

格雷戈里笑了：“他真漂亮。”

卡捷琳娜说：“你的耳朵怎么了？”

格雷戈里摸了摸那只残损的右耳：“在坦能堡战役中被打掉了大半个。”

“你的牙呢？”

“我冒犯了一个军官。不过他现在已经死了，所以说，最后我还是打败了他。”

“你不那么英俊了。”她以前从来没说过他长得英俊。

“这都是轻伤。我能活下来就很幸运了。”

他四下看了看这间老屋子。这里跟以前比有了些微不同。火炉上方的搁架是格雷戈里和列夫放烟斗、烟草罐、火柴和纸捻的地方，卡捷琳娜在那儿摆了一个陶土花瓶，一个玩偶和一张印着玛丽・璧克馥的彩色明信片。窗户上挂着窗帘，是用碎布拼的，看上去像一条被子，不过格雷戈里从没挂过窗帘。他也注意到了屋里的味道，或者说少了一些熟悉的气味，以前屋里总是带着浓重的烟味、煮甘蓝味和男人的汗臭。现在这里的空气很清新。

卡捷琳娜用抹布擦净洒掉的牛奶。“我把瓦洛佳的晚饭洒了，”她说，“真不知道用什么喂他。我已经没奶水了。”

“别担心。”他从袋子里拿出一截香肠、一棵甘蓝，还有一罐果酱。卡捷琳娜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的样子。“是从军营的厨房里拿的。”他解释说。

她打开果酱，给弗拉基米尔喂了一勺。他吃完后说：“还要。”

卡捷琳娜自己也吃了一勺，然后又给孩子吃了一些。“简直跟童话故事似的，”她说，“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吃的！我不用去面包房外面睡觉了。”

格雷戈里皱起了眉头：“你说什么？”

她又咽下一口果酱：“面包总是不够卖。早上面包店一开门就没有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早早去排队。如果你没在半夜之前排上，那么没等轮到你，面包就卖光了。”

“我的上帝。”格雷戈里很难想象她竟要睡在便道上，“那瓦洛佳呢？”

“我出去的时候，有个女孩帮我听着这边的动静。反正现在他一觉能睡一整晚。”

怪不得那个鞋店老板娘愿意为了一块面包跟格雷戈里睡觉。他也许太大方了。“你怎么维持下来的？”

“我在厂里每星期能挣十二个卢布。”

他有些吃惊：“你的工资在我离开后涨了一倍？”

“可这间房的房租以前一直是每星期四卢布，现在是八卢布。这样，所有其他开销就靠手里剩下的这四个卢布了。原来一袋子土豆一个卢布，现在是七卢布。”

“一袋土豆竟然要七卢布！”格雷戈里简直不敢相信，“这让人怎么活啊？”

“所有人都在饿肚子。孩子们病的病、死的死。老人们都在等着咽气。情况一天比一天糟，没有一个人来管。”

格雷戈里懊丧至极。他在部队受苦的时候，总是想着卡捷琳娜和孩子会过得很好，有个暖和的地方住，吃喝不愁，他总是这样安慰自己，到头来不过是自我愚弄。一想到她不得不丢下弗拉基米尔，去面包店外面彻夜排队，他心里就涌起一股怒火。

他们在桌边坐下，格雷戈里用随身的刀切好香肠。“有点儿茶就更好了。”他说。

卡捷琳娜笑了：“我都一年没喝茶了。”

“下次我从军营带点儿过来。”

卡捷琳娜吃着香肠。格雷戈里看得出她在克制自己，才不显得狼吞虎咽。他抱起弗拉基米尔，又给他喂了点儿果酱。孩子还小，吃不得香肠。

格雷戈里感到惬意。这正是他在前线时做的白日梦中的情景：一间小屋，桌上摆着食物，旁边是小宝宝，还有卡捷琳娜。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他默默沉思着，脱口而出。

“你说什么？”

“我们两个身体结实，又能吃苦。我要的就这么多——有间房子，吃喝不愁，每天等太阳下山后我们就休息。日子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那帮支持德国的王室贵族出卖了我们。”她说。

“真的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吧，皇后就是德国人。”

“知道。”沙皇的妻子原是德意志帝国黑塞-莱茵的艾莉克斯公主。

“而且施蒂默尔显然是德国人。”

格雷戈里耸了耸肩膀。总理施蒂默尔生在俄国，格雷戈里恰好了解这一点。不少俄国人都有德国化的名字，反之亦然——这两个国家的居民几百年来交往密切，已成习惯。

“拉斯普廷是亲德的。”

“是吗？”格雷戈里觉得这个狂热的僧侣主要兴趣在于对宫廷里的女人施展魔法，以此扩大自身影响，获取权力。

“他们全都沆瀣一气。施蒂默尔拿了德国人的钱，让农民全都饿死。沙皇打电话给他的表兄德皇威廉，告诉他我们的部队下一站开向何处。拉斯普廷想要我们投降。皇后和她的女官安娜・维鲁波娃两人一道跟拉斯普廷同床共枕。”

这些传言格雷戈里大多听人说过。他不相信俄国王室亲德。他们不过愚蠢无能而已。但很多战士相信这种说法，从卡捷琳娜的话来判断，很多平民百姓也深信不疑。解释俄国打败仗、人民挨饿而死的真正原因落在了布尔什维克的肩上。

但今晚不必了。弗拉基米尔打起了哈欠，格雷戈里站了起来，一边来回踱步哄他入睡，一边听卡捷琳娜说话。她给他讲厂里的生活，讲楼里的其他住客，她都认识了哪些人。平斯基巡警现在当上了秘密警察的副队长，到处抓捕危险的自由党人和民主派人士。成千上万的孤儿在街上流浪，靠偷窃和卖淫为生，常常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格雷戈里在普梯洛夫机械厂最亲近的朋友康斯坦丁现在成了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成员。只有维亚洛夫家族愈发富有——不管食物短缺多严重，他们那儿总有伏特加、鱼子酱、香烟和巧克力卖。格雷戈里入迷地瞧着她那性感的大嘴和丰满的嘴唇。看她说话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她有着坚毅和大胆的眼神，可在他看来她总是显得脆弱无助。

在格雷戈里的摇晃下，伴着卡捷琳娜的低语声，弗拉基米尔睡着了。格雷戈里轻轻将他放在卡捷琳娜在墙角临时拼凑出来的床上。那不过是个装满旧衣物的麻袋，上面盖了一条毯子，但孩子蜷在上面很舒服，还把拇指放进嘴里。

远处某个教堂的钟声敲了九下，卡捷琳娜说：“你什么时候回去？”

“十点，”格雷戈里说，“我现在就得走了。”

“还没到点儿呢。”她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他。

这是个甜蜜的时刻。她的唇柔软、灵动。有那么一瞬，他闭上眼睛，呼吸着她肌肤的香气。随后他挣脱了出来。“不应该这样。”他说。

“别犯傻了。”

“你爱的是列夫。”

她看着他的眼睛：“当初我是个二十出头的农家女，在城里两眼一抹黑。我喜欢列夫衣冠楚楚、抽烟喝酒的那一套，他为人也豪爽大方。列夫很迷人，跟他在一起很有乐子。不过，我现在二十三岁，也有了孩子，可列夫呢，他在哪儿？”

格雷戈里一耸肩：“我们谁都不知道。”

“可我身边有你。”她抚摸着他的脸颊。他知道他应该把她推开，但他办不到。“你付房租，又给我的孩子送吃的，”她说，“你觉得我会傻到那份儿上，仍然去爱列夫，而不是你？你不觉得我现在懂事多了？不明白我已经学会去爱你了吗？”

格雷戈里盯着她，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这些话。

那双蓝眼睛坦率地与他对视：“没错，我爱你。”

他呻吟了一声，闭上了眼睛，把她抱进怀里，不再抗拒。

第二十章

1916年11月至12月

艾瑟尔・威廉姆斯焦急地翻看报纸上的伤亡名单。有几处出现了威廉姆斯，但没有威尔士步枪团的下士威廉・威廉姆斯。她感激地暗自祈祷着，合上报纸递给伯尼・莱克维兹，烧上一壶水准备冲泡可可。

不过，她无法肯定比利依然活着。他也有可能在最近几天或几小时内被杀。她一直回想着在阿伯罗温收到电报的日子，女人们一张张因恐惧和悲伤而扭曲的面孔上，将永远留下闻知噩耗带来的残酷印记。她为比利没在阵亡名单上而高兴，也为这样的自己感到羞愧。

电报仍接连不断送达阿伯罗温。索姆河战役并没有在第一天结束。整个7月、8月、9月和10月，英国军队让大批年轻士兵穿越无人区挨枪子。报纸上连番报道胜利的喜讯，但一封封电报却在印证相反的信息。

伯尼待在艾瑟尔的厨房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这儿。小劳埃德很喜欢这位伯尼叔叔。他时常坐在伯尼的腿上，后者大声读报纸给他听。小孩子听不太懂词句的意思，但他还是喜欢听。不过，今晚伯尼不知为何显得有些烦躁，没心思搭理劳埃德。

米尔德里德从楼上下来，手里拎着茶壶。“借我们一勺茶，艾丝。”她说。

“自己拿吧，你知道在哪儿，要不也来杯可可？”

“不了，谢谢，可可总让我放屁。你好，伯尼，革命进展得如何？”

伯尼从报纸上抬起头，朝她笑了一下。他喜欢米尔德里德。大家都喜欢她。“革命稍有拖延。”他说。

米尔德里德把茶叶倒进自己的茶壶：“有比利的消息吗？”

“最近没有，”艾瑟尔说，“你呢？”

“两个多星期没有信了。”

每天早上都是艾瑟尔从前厅地板上把投递来的信件报纸捡起来，因此她知道米尔德里德经常收到比利的信。艾瑟尔推测那都是情书——否则，一个男孩干吗给他姐姐的房客写信呢？米尔德里德显然也在呼应比利的感情，她经常询问他的消息，尽管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很难掩饰内心的焦虑。

艾瑟尔喜欢米尔德里德，但她弄不清十八岁的比利是否真的打算接纳这个二十三岁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的确，比利少年老成，敢于担当。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也长了几岁。不管怎么说，艾瑟尔只希望他活着回家，除了这个，其他都不重要。

艾瑟尔说：“感谢上帝，今天报纸的伤亡名单上没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有假期。”

“他刚走了五个月。”

米尔德里德放下茶壶：“艾瑟尔，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你说吧。”

“我打算自己出去单干，当个裁缝。”

艾瑟尔很惊讶。米尔德里德现在已经是曼尼・利托夫的监工，她挣的钱比别人都多。

米尔德里德接着说：“我有一个朋友，愿意让我裁剪帽子——缝面纱、丝带、羽毛和珠子。这是种技术活儿，比做军服多挣不少钱。”

“听起来不错。”

“唯一一点是，我必须在家里工作，至少一开始是这样。长远来看，我还想招几个女孩，找个不大的地方。”

“你真有远见！”

“我必须这样，你不也是吗？等仗打完了，他们就不需要那么多军服了。”

“没错。”

“那，你介不介意让我把楼上用作加工间，只是暂时的？”

“当然不介意。祝你好运！”

“谢谢。”她激动地吻了一下艾瑟尔的脸颊，然后拿起茶壶出去了。

劳埃德打了个哈欠，揉揉眼睛。艾瑟尔抱他起来，把他放在前屋的小床上。她疼爱地注视着他，一直这样看了一两分钟，直到他进入梦乡。他那无助的样子总是让她牵肠挂肚。等你长大了，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劳埃德，她默默地许诺着。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她回到厨房，想帮伯尼摆脱郁闷的心情。“适合孩子的书太少了。”她说。

他点点头：“我希望每个图书馆都有儿童图书专柜。”说完，他头也不抬地继续读着报纸。

“如果你们做图书管理员的行动起来，也许会鼓励出版商多出这种书。”

“我正是这样想的。”

艾瑟尔在炉子里添了些煤，为他们两个倒上可可。伯尼很少像今天这样冷淡。通常她很享受这样舒适的夜晚。他们两个都是外乡人，一个是威尔士姑娘，另一个是犹太人，倒不是说伦敦缺少威尔士人或者犹太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她在伦敦生活的这两年里，伯尼跟米尔德里德和茉黛一道，都成了她的亲密知己。

她心里知道他在想什么。昨晚，来自费边社的一位聪明而年轻的演讲者对当地的工党就“战后的社会主义”发表了一番演说。艾瑟尔跟他辩论起来，而他显然被她迷住了。会议结束后，他便过来跟她调笑，但大家都知道他已经结婚了，而她也乐得被人关注，完全没把这当回事。不过，或许这让伯尼吃醋了。

她决定还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她坐在餐桌旁，打开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的都是前线战士们写来的信。那些《军人之妻》的读者将自己丈夫的来信寄到报社，如果发表的话，每封信会支付一个先令。这些信件展示出一幅幅前线生活的画面，其真实性远远超过那些主流媒体。《军人之妻》的大部分文章都是茉黛写的，但刊登来信是艾瑟尔的主意，也是她来负责版面，已经成了报纸最受欢迎的特色栏目。

有人高薪聘请她担任服装工人全国联盟的全职组织者，但她拒绝了，她更愿意留在茉黛身边继续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

她读了五六封信，叹了口气，看着伯尼：“我总觉得民众会改变看法，反对战争。”

“但他们还没有，”他答道，“看看选举结果就清楚了。”

上个月，艾尔郡进行了一次递补选举——在单一选区投票，因为一个任期内的下院议员死了。参加过索姆河战役的保守党人士亨特-韦斯顿中将以7149对1300的压倒性票数打败了主张和平的候选人查尔莫斯牧师。

“都是报纸宣传的结果，”艾瑟尔无奈地说，“可我们的发行量这么小，想要促进和平，怎么能跟血腥的诺思克利夫宣传机器抗衡呢？”诺思克利夫勋爵是个激进的军国主义者，拥有《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

“不光是报纸，”伯尼说，“还涉及金钱。”

伯尼投入不少精力去关注政府的金融活动，对他这个口袋里没几个先令的人来说有些奇怪。艾瑟尔发现这是个让他摆脱烦心事的机会，便问：“你指的是什么？”

“在爆发战争之前，我们的政府每天大约花费五十万英镑维持所有开支，包括军队、法庭和监狱、教育、养老金和殖民地的管理事务。”

“竟然这么多！”她笑盈盈地看着他，“我父亲对这类统计数据也很在行。”

他喝着自己那杯可可，说：“猜猜我们现在花了多少钱？”

“增加一倍是吗？每天一百万？听起来不太可能。”

“你说的数字连边儿都不沾。这场战争每天耗费五百万英镑。这是国家正常花费的十倍。”

艾瑟尔非常震惊：“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借钱。”

“可是，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我们就得借……接近四百亿英镑！”

“差不多吧。这是二十五年的正常开销。”

“我们拿什么还债呢？”

“这些钱我们永远也还不上。如果政府试图通过征税来偿还债务，无疑会引发一场革命。”

“然后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输了这场战争，我们的债权人——主要是美国，就会破产。如果我们打赢战争，就会迫使德国替我们偿还债务。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赔款’。”

“那德国人怎么活呢？”

“他们会挨饿而死。不过没人在乎战败者是死是活。再说，1871年德国对法国也这样干过。”他站了起来，把杯子放进洗碗池，“这下你就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去跟德国讲和了。否则，谁来付账呢？”

艾瑟尔听得目瞪口呆。“所以，我们源源不断送那些年轻人上战场冒生命危险，就因为我们付不起账单。可怜的比利。这个世界简直充满了罪恶。”

“但我们要改变这一切。”

但愿如此，艾瑟尔想。伯尼认为应该来一场革命。她读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道这种剧烈变革往往不会带来人们期待的结果。不过，她仍然希望劳埃德能过上好日子。

两人静静坐了一会儿。随后伯尼站起来，走向门口，好像打算离开，但又改变了主意：“昨晚那个演讲者挺吸引人的。”

“是啊。”她说。

“那人也聪明。”

“嗯，是挺聪明的。”

伯尼又坐下了：“艾瑟尔……两年前你跟我说过，你只想要友谊，不是爱情。”

“我很抱歉伤害了你的感情。”

“用不着抱歉。我们的友谊是我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

“我也很喜欢这样。”

“你说我会很快忘记情情爱爱，变成朋友。但你错了。”他在椅子上俯身向前，“我越是了解你就越爱你。”

艾瑟尔看得出他眼中的渴望，很为自己无法回应这种感情而难过。“我也很喜欢你，”她说，“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有什么必要保持单身呢？我们两个都喜欢对方，在一起多好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生活目标，相似的看法——我们就应该在一起。”

“对婚姻来说，只有这些是不够的。”

“我知道。我渴望把你搂在我的怀里。”他动了动胳膊，好像要向她伸过来似的，但她跷起腿，往椅子另一边挪了挪。他缩回手，和蔼的表情化作一丝苦笑：“我不是你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但我相信没人像我这样爱你。”

他这话不错，她悲哀地想。不少男人曾对她想入非非，其中一个还勾引过她，但没有任何一个像伯尼这样表现得如此耐心，如此投入。如果她嫁给他，她敢肯定婚姻会一直持续下去。而她的内心深处也在渴望着这一切。

伯尼察觉到她在犹豫，便说：“嫁给我吧，艾瑟尔。我爱你。我会一辈子让你快快乐乐的。这就是我的全部愿望。”

难道她真的需要一个男人吗？她的日子并非不开心。劳埃德为她带来源源不断的快乐，他蹒跚而行，咿呀学语，还有他那无限的好奇心。有了他，她已经满足了。

伯尼说：“小劳埃德也需要一个父亲。”

这话让她顿感内疚。伯尼正时不时地扮演着这个角色。她会为了劳埃德而嫁给他吗？现在让孩子改口叫“爸爸”还不算晚。

这将意味着她要放弃心里留存的那一点点希望——再次寻找她跟菲茨之间那种难以抵挡的激情。每次回想那段经历，她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渴望的震颤。但是，抛开感情客观看待，她诘问自己，究竟从那场恋情中得到了什么呢？菲茨让我大失所望，家人将我排拒在外，放逐异乡。为什么我还想让这一切重演？

她很纠结，没法说服自己接受伯尼的求婚：“让我考虑考虑。”

他脸上露出微笑。显然，他甚至不敢指望比这更加肯定的回答。“你愿意考虑多久都成，”他说，“我等着。”

她打开前门：“晚安，伯尼。”

“晚安，艾瑟尔。”他往前探过来，她转过脸，让他吻了一下。他的嘴唇在她的脸颊上停留了片刻。她很快缩了回去。他抓住她的手腕：“艾瑟尔……”

“睡个好觉，伯尼。”她说。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你也一样。”说完就走了。

在1916年11月的大选之夜，格斯・杜瓦觉得他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守在白宫的电话机前，为威尔逊总统传递消息，总统和第二任妻子伊迪丝待在新泽西的谢多洛恩宅邸，那是新的“夏日白宫”。美国邮政每天把文件从华盛顿送抵那里，但总统常常需要更快得到消息。

这天晚上九点前后形势已见分晓，共和党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已经赢得了纽约州、印第安纳州、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的支持，这四个州曾一度摇摆不定。

但直到信使送来早版的纽约报纸，看见上面的大标题，格斯才猛然意识到现实的严重性——选休斯当总统。

这让他吃惊不小。他本以为伍德罗・威尔逊会赢。选民们并不会忘记威尔逊如何巧妙处理路西塔尼亚危机——既向德国人显示了强硬态度，又保持了中立。威尔逊的竞选口号是：“他让我们置身战争之外。”

休斯曾指责威尔逊没有让美国做好战争准备，但这造成了相反的效果。在英国残酷镇压了都柏林的复活节起义后，美国人民保持不结盟的中立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英国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做法与德国对付比利时人的手段不相上下，美国又何苦去偏袒哪一方呢？

读完报纸，格斯解开领带，在椭圆办公室隔壁书房的沙发上小睡了一会儿。他为即将离开白宫而忧心忡忡。为威尔逊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立身之本。他的感情生活一塌糊涂，但他知道自己对美国总统来说，至少还是个有用的人。

他并非只为自己担心。威尔逊决意创造一种国际秩序避免战争。就像隔壁邻居已不再用六发左轮来平息边界争端一样，将来，国家间的争论也需交由独立机构裁决。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曾在写给威尔逊的信中使用了“国际联盟”一词，总统也很喜欢这种说法。如果格斯有缘致力实现这一计划，他这辈子就没有白过。

但现在看起来，似乎这些梦想都泡汤了。他这样想着，在失望之中慢慢睡着了。

一封电报让他早早就醒了。电报上说，威尔逊赢得了俄亥俄州——这个以蓝领工人为代表的州很欣赏总统在八小时工作日问题上的立场——还有堪萨斯州。威尔逊又有了获胜的希望。很快，他又以不到一千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明尼苏达州。

格斯的精神为之一振：看来一切还没有结束。

到了星期三晚上，威尔逊以264对254，领先十张选举人票 [2] 。只剩下加利福尼亚州尚未宣布结果，但那里有十三张选举人票。谁赢得加州，谁就会成为总统。

格斯的电话安静下来。一时间他无所事事。洛杉矶那边进展缓慢。每个未开封的箱子边上都有全副武装的民主党人看守——他们认为有人曾篡改计票结果，由此夺走了他们在1876年的选举成果。

结果仍是摇摆不定，这时，前厅通知格斯有客人到访。令他惊讶的是，来人是罗莎・赫尔曼，那位《布法罗无政府主义者》的前编辑。格斯很高兴，因为跟罗莎谈论问题总是十分有趣。他猛然想起1901年有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布法罗刺杀了麦金利总统。不过，威尔逊总统远在新泽西州，因此他将罗莎带进书房，给她端上一杯咖啡。

她穿着一件红色大衣。他上前帮她脱下外套时，显得比她高出一大截。他同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花香。

“上次见面时，我告诉你我跟奥尔加・维亚洛夫订婚了，你说我是个该死的傻瓜。”他说着，把她的外套挂在了衣帽架上。

她显得有些尴尬：“我道歉。”

“啊，不过你是对的。”他话锋一转，“这么说，你现在为通讯社工作？”

“没错。”

“作为他们的驻华盛顿记者？”

“不，我是独眼女助理。”

她以前从未提过自己的残疾。格斯犹豫了一下，说：“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戴眼罩。但现在我很高兴你不戴那玩意儿。你是个闭着一只眼睛的美女。”

“谢谢你。你心眼真好。你都为总统做哪些工作？”

“除了电话铃响的时候接电话……我还要读国务院送来的那些转弯抹角的报告材料，然后把实际情况通报给威尔逊。”

“比如？”

“我们在欧洲的大使说，索姆河攻势取得一些战果，但并未达到全部目的，双方都伤亡惨重。你几乎无法证实这种陈述有误——可它也没有向总统传达任何信息。所以我就告诉他，索姆河对英国来说是一场灾难。”他耸了耸肩，“也可以说，这些都过去了。我的工作可能就要结束了。”他并不显露自己的真实感受。威尔逊可能落败的前景对他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

她点点头：“他们开始重新计数加利福尼亚州的选票。大约有一百万人投票，差额在五千左右。”

“太依赖少数教育程度低的人所作的决定了。”

“这就是民主嘛。”

格斯笑了：“实在是管理国家的可怕方式，但任何其他体制都比这更糟糕。”

“如果威尔逊获胜，他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我的话不会被引用吧？”

“当然。”

“欧洲的和平。”格斯毫不犹豫地说。

“真的吗？”

“‘他让我们置身战争之外’，这个宣传口号一直就让他不怎么舒服。这件事并非掌控在他手中。我们都有可能被拖入战争，不管愿不愿意。”

“那他又有什么办法？”

“他会向双方施加压力，寻求妥协。”

“他能成功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他们不能再像索姆河战役那样，互相残杀下去了。”

“天晓得。”他随即又换了一个话题，“跟我说点儿布法罗的新鲜事吧。”

她坦诚地看了他一眼：“你想知道奥尔加的事吗？会不会太尴尬了？”

格斯看向别处。还有什么比这更尴尬的吗？一开始，他收到了奥尔加的一张字条，说要取消订婚。她卑怯地表示万分歉意，但没有任何解释。格斯一时无法接受，回信要求跟她本人见面。他无法理解这一变故，推测有人在向她施加压力。但后来有一天他母亲通过那帮闲聊的朋友得知，奥尔加就要嫁给她父亲的司机了。“但这到底是为什么？”格斯当时苦恼地问。母亲回答：“我亲爱的宝贝，这女孩跟那个司机结婚只有一个理由。”他不解地盯着她。母亲终于说：“她一定是怀孕了。”这是格斯此生最为羞辱的时刻，甚至一年以后回想起来都让他痛苦不堪。

罗莎从他脸上看出了端倪：“我真不该提到她。对不起。”

格斯觉得别人既然都知道了，他也不妨听听。他轻轻摸了摸罗莎的手。“谢谢你这样坦率。我喜欢这样。不错，我很好奇奥尔加的事。”

“是这样，他们的婚礼在理想大街的俄罗斯东正教堂举行，然后在斯塔特勒酒店宴客。邀请了六百人参加，约瑟夫・维亚洛夫租下了整个舞厅和宴会厅，用鱼子酱招待大家。这是布法罗有史以来最奢华的婚礼。”

“她丈夫怎么样？”

“列夫・别斯科夫帅气又迷人，但完全不值得信任。你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这人是个流氓。现在他成了布法罗最富有的人的女婿。”

“那孩子呢？”

“是个女孩，取名达莉娅，但他们都叫她黛西。她是三月出生的。当然，列夫也不再当司机了。我听说他在负责经营维亚洛夫的一家夜总会。”

他们聊了一个小时，然后，格斯陪罗莎下楼，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她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格斯从电报上获知加利福尼亚州的计票结果。威尔逊获得3777票，再次当选总统。

格斯心花怒放。眼下又有了四年时间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可以在四年中改变整个世界。

他还在盯着电报的时候，电话响了。

格斯拿起听筒，听见接线员说：“谢多洛恩来的电话。总统想跟你说话，杜瓦先生。”

“谢谢你。”

过了一会儿，传来威尔逊熟悉的声音：“早上好，格斯。”

“恭喜你，总统先生。”

“谢谢。收拾一下行李。我要派你去柏林。”

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回家休假时，他母亲办了一场聚会。

这种社交活动在柏林不多了。食物很难买到，哪怕是一位丈夫很有影响力的阔太太也一样。苏珊・冯・乌尔里希身体欠佳——她很瘦，一直咳嗽。不过，她一心想为沃尔特做点什么。

奥托的地窖里满是他在战前买下的上好葡萄酒。苏珊决定办一场午后酒会，这样就不必提供全套的正餐。她把熏鱼和奶酪加在三角形的烤面包上做成小吃，用无限量的大瓶香槟来弥补吃食上的欠缺。

对此，沃尔特很感激，但他并不想要什么聚会。他有两个星期可以远离战场，只想要一张柔软的床、一身干爽的衣服，在这幢优雅老宅的客厅里无所事事，望着窗外想念茉黛，或者坐在斯坦威三角钢琴前，弹一曲舒伯特的《春天的信念》：“现在的一切，一切都会改变。”

1914年8月，他曾和茉黛约定，要在圣诞节重聚，现在回想起来，多幼稚啊！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从那以后他再没见过那张可爱的脸。就目前来看，德国要打赢这场战争，大概还得花两年时间。沃尔特一心盼着俄国垮掉，好让德国集中力量，大举横扫西面的敌人。

有时，沃尔特甚至想不起茉黛的模样，只好去看那张随身带着的磨得褪了色的剪报照片：“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永远引领时尚。”没有茉黛的聚会，他不会喜欢。现在他做着参加聚会的准备，心里却宁愿母亲没有费这个事。

房子里看起来有些沉闷。仆人紧缺，没有足够的人手让这里保持整洁光鲜。男人都当兵打仗去了，女人成了电车售票员、邮递员，家里剩下的年长雇工尽力着维持母亲的标准，把各处打扫、擦拭干净。房子里又冷又脏。定量供应的煤炭不足以启动中央供暖系统，因此母亲不得不在前厅、餐厅和休息室里安放独立式的炉子，但这些炉具还是对付不了11月柏林的寒冷气候。

不过，等到冷飕飕的屋子里满是来访的年轻人，一个小型乐队在前厅开始演奏时，沃尔特也快活了起来。妹妹葛丽泰把她的朋友都请来了。沃尔特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种社交生活。他喜欢看着女孩穿漂亮的礼服，男人身着完美无瑕的套装。他也喜欢开玩笑、调情、聊八卦。他喜欢当外交官，这种生活适合他。他能轻易吸引他人的注意，轻松与之攀谈。

冯・乌尔里希家的房子没有舞厅，大家开始在前厅的砖地上翩翩起舞。沃尔特跟葛丽泰最好的朋友莫妮卡・冯・德・赫巴尔德跳了好几支舞。她个子很高，很苗条，一头红色长发让他联想起自称为“拉斐尔前派”的那些英国画家的画作。

他给她拿了一杯香槟，两人一道坐了下来。她问他待在战壕里是什么滋味，这也是人们常常提及的话题。通常他会回答那里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战士们斗志高昂，最终会获得胜利。出于某种原因，他跟莫妮卡说了实情。“最糟糕的是，一切都毫无意义，”他说，“整整两年，我们在同一个不过数米的战壕里进进退退，我不觉得最高指挥部现在的做法，或者说他们做的任何事，能改变这种现状。我们饥寒交迫，染上咳嗽、足疾和胃病，无事可做——这一切全都徒劳无益。”

“这跟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完全两样，”她说，“真是让人难过。”她同情地捏了捏他的手臂。这番碰触就像一丝温暖的电流。两年来没有任何家人之外的女人碰过他。他突然想到，如果能把莫妮卡搂在怀里，让她温暖的身体贴着自己，吻着她的嘴唇，那该多好啊。她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坦诚地回应着他的目光，过了一会儿他才发觉，她一定猜出他在想什么了。女人都很善于揣摩男人的心思，对此他早有领教。他有些窘迫，但她显然一点儿也不介意，这个念头又让他心猿意马了。

有人朝他们这边走来，沃尔特烦躁地抬头看了看，猜想这人一定是要跟莫妮卡跳舞，随即他便认出了那张熟悉的面孔。“我的上帝！”他脱口而出。他想起了那人的名字——就像所有优秀的外交家那样，沃尔特善于记人，能够过目不忘。他用英语说：“这不是格斯・杜瓦吗？”

格斯用德语回答：“是的，我们可以说德语。你好吗？”

沃尔特站起来跟他握手：“让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位是女爵莫妮卡・冯・德・赫尔巴德，这位是格斯・杜瓦，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

“见到你真高兴，杜瓦先生。”她说，“还是让你们两个单独聊聊吧。”

沃尔特带着遗憾和些许愧疚望着她离去。有那么一刻，他竟然忘了自己是个已婚男人。

他看着格斯。在泰-格温初次见面时，他就喜欢上了这个美国人。格斯长得有点怪，细长的身子上有个大大的脑袋，但他很聪明，而且思维敏锐。刚走出哈佛校门时，格斯还带着些讨人喜欢的害羞劲儿，但在白宫工作的这两年，让他有了些许自信。美国人常穿的休闲外套让他显得十分潇洒。沃尔特说：“很高兴见到你。眼下真是没什么人来这儿度假了。”

“这倒算不上真正的休假。”格斯说。

沃尔特等着格斯说下去，见他没有继续，便催促道：“不算休假，那算什么呢？”

“更像把我的脚趾探到水里，试试水温能否让总统游泳。”

这么说是公事了。“我理解。”

“关键问题是……”格斯又犹豫了一下，沃尔特耐心地等待着。最后，格斯压低声音说：“威尔逊总统希望德国与协约国进行和平谈判。”

沃尔特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但他表示怀疑地扬了扬眉毛：“他派你来跟我说这些？”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总统不能冒险被公开回绝，这会让他显得软弱。当然，他可以通知我们在柏林的大使，让他跟你们的外交部长谈这件事。但那样一来，一切都太正式了，早晚会被泄露。所以他找了一个资历最浅的顾问，就是我，来柏林接触那些我在1914年建立的关系。”

沃尔特点了点头。外交领域里不少事情都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如果我们拒绝，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而且，就算消息走漏出去，也不过是某个职位较低的年轻人的自发行为。”

这很有道理，沃尔特开始有些兴奋：“威尔逊先生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格斯深吸了一口气：“如果德皇给协约国写信，暗示召开一个和平会议，那么威尔逊总统会公开支持这一提案。”

沃尔特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这次意外的私人谈话可能带来震惊世界的后果。难道战壕里的噩梦真的会因此而结束吗？他真的会再次见到茉黛，只要再等上几个月，而不是几年？他告诉自己不要得意忘形。这种非官方的外交试探常常毫无结果。但他仍禁不住热情地说：“这件事很了不起，格斯。你确定威尔逊真要这么做？”

“确凿无疑。这是他在大选获胜后对我说的第一件事。”

“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不希望美国被拖入战争。虽然最后我们很可能还是会被拖下水。他希望和平。此外，他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以确保不再发生这类战争。”

“我赞成，”沃尔特说，“你想要我做什么？”

“跟你的父亲谈一谈。”

“他大概不会喜欢这个提议。”

“尽量去说服他。”

“我会尽我所能。可以在美国大使馆找到你吗？”

“不。这是一次私人访问。我住在阿德隆酒店。”

“明白了，格斯。”沃尔特笑着说。阿德隆是城里最好的酒店，曾一度被称为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他很怀念逝去的那些和平岁月。“要是我们像两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那样，往那儿一坐，只等着侍者腾出空来，再要一瓶香槟，那该多好。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种日子了。”

格斯用就事论事的语气说：“不，我认为这种日子已一去不返，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看不到了。”

沃尔特的妹妹葛丽泰出现了。她的金色卷发随着头部的摆动迷人地微颤着。“两位男士，是什么让你俩看起来惨兮兮的？”她快活地说，“杜瓦先生，跟我跳舞去吧！”

格斯高兴起来：“荣幸之至！”

她把他带走了。

沃尔特又回到人堆里，和朋友、熟人闲聊的时候，他仍在想着格斯的建议，怎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跟父亲谈话时，他不能显得特别热心。这样会适得其反。沃尔特只能扮演一个中立的使者的角色。

客人们走后，母亲在沙龙一角找见了他。这个房间的装饰风格是仍受老派德国人喜欢的洛可可式——华丽的镜子镶了边，桌腿弯曲细长，大吊灯挂在天花板上。“莫妮卡・冯・德・赫尔巴德这姑娘真不错。”她说。

“她很迷人。”沃尔特表示赞同。

他母亲没戴任何珠宝首饰。她现在担任黄金收集委员会主席，把自己的那些小玩意儿都拿去卖了，只留下一枚结婚戒指。“我应该再邀请她来，下次让她带着父母。她父亲是冯・德・赫尔巴德侯爵。”

“是的，我知道。”

“他们家很有名望。属于乌拉德尔，一个古老的贵族。”

沃尔特朝门口走去：“你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回家吗？”

“快了。沃尔特，坐下跟我说会儿话。”

沃尔特急于脱身的意图太明显了。他现在只想一个人待个把钟头，好好琢磨一下格斯的消息。但他觉得不该对自己深爱的母亲如此无礼，便马上弥补道：“我很高兴，母亲。”他给她搬来一把椅子，“我还以为你想休息一下，如果不是，那我很乐意陪你聊天。”他坐在她对面，“聚会很棒。谢谢你的费心安排。”

她点了点头，表示领情，但随即换了话题：“你的堂弟罗伯特现在杳无音信，”她说，“他在勃鲁西洛夫进攻时失踪了。”

“我知道。他可能被俄国人俘虏了。”

“他也可能已经死了。你父亲都六十岁了。你可能不久就要成为冯・乌尔里希伯爵了。”

沃尔特并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吸引力。眼下，贵族头衔越发无足轻重了。也许他会为伯爵身份感到自豪，但在战后的世界，这或许会成为一项不利条件。

反正他现在还没有爵位。“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确认罗伯特已经死了。”

“当然。但你必须做好准备。”

“什么准备？”

“你应该结婚。”

“噢！”沃尔特吃了一惊。他想，我早该料到这个。

“你必须有一个继承人，等你死后承接这个爵位。而且，你也有可能会战死，老天保佑……”她的喉咙像被卡住了，停了下来。她闭上眼睛，慢慢恢复镇静。“尽管我每天都在祈祷上苍保佑你，但如果你能尽快当上父亲，有个儿子，就再好不过了。”

她害怕失去他，而他也一样害怕失去她。他深情地看着她。她像葛丽泰一样有一头金发，十分漂亮，也许当年她也那样快活，充满生机。的确，现在她也是，聚会和香槟就能让她兴奋得明眸闪烁，双颊红润。不过，近来连爬几级楼梯都会让她大口喘气。她需要好好休息，需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避免操劳。因为战争，这一切她都做不到。并非只有战士受苦罹难，沃尔特忧心忡忡地想。

“请考虑一下莫妮卡。”母亲说。

他真想把茉黛的事情告诉她。“莫妮卡挺讨人喜欢的，母亲，不过我并不爱她。我对她一点儿也不了解。”

“现在哪有那么多时间！战争时期就不要太挑剔了。再跟她见上一面。你还有十天假期。每天都跟她见面，最后一天就向她求婚。”

“那感情呢？有可能她不想嫁给我。”

“她喜欢你。”母亲把目光转向别处，“她父母怎么说，她就会怎么做。”

沃尔特有些哭笑不得：“你们两位做母亲的已经决定了？”

“现在顾不得这么多了。从现在起的三个月内，你都可以结婚。你父亲能保证让你获得特批休假，先办婚礼，再度蜜月。”

“他是这么说的？”通常情况下，父亲对有背景的士兵享受特殊待遇很不满。

“他明白继承人和爵位的事情十分重要。”

父亲听从别人的话了。花了多久？他从不轻易妥协让步的。

沃尔特极力克制着，不让椅子上的自己显露不安。眼下的处境很尴尬。他已经跟茉黛结婚了，装不出愿意和莫妮卡结婚的样子，但他又解释不了这一切。“母亲，我实在不愿让你失望，但我不会向莫妮卡・冯・德・赫尔巴德求婚的。”

“这是为什么？”她哭了起来。

他感觉糟糕极了：“我真的希望自己能让你满意。”

她使劲看着他：“你的堂兄弟罗伯特从来没结过婚，他有他的原因，我们谁都不觉得惊讶。我希望你没有那样的问题……”

提及罗伯特是同性恋，让沃尔特感到尴尬：“哎呀，母亲，求你了！我知道你的意思，这方面我不像罗伯特，放心吧。”

她扭过头去：“很抱歉我提到这个。但究竟是什么问题呢？你都三十岁了！”

“很难找到合适的女孩。”

“没有那么难。”

“我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你开始拿我取笑了。”她生气地说。

沃尔特听到门外一个男人的说话声。片刻之后，他的父亲走了进来，搓着冷冰冰的双手。“要下雪了。”他说。他吻了一下他的妻子，然后朝沃尔特点了点头。“聚会办得很成功吧？我实在抽不出空，整个下午都在开会。”

“棒极了。”沃尔特说，“母亲凭空变出一堆好吃的点心，巴黎之花香槟绝对一流。”

“你们喝的是哪个年份的？”

“1899年的。”

“应该喝1892年的。”

“那种已经所剩不多了。”

“哦。”

“我跟格斯・杜瓦的谈话非常有意思。”

“我记得这个人，他父亲跟威尔逊总统关系很近。”

“现在他的关系更亲近，格斯在白宫工作。”

“他都说了些什么？”

母亲站了起来：“你们两个接着谈吧。”

他们都站了起来。

“好好考虑我说的话，亲爱的。”说完，她便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管家端着托盘进来，上面的一只高脚杯里浅浅地斟了金黄色的白兰地。奥托接过酒杯。“你要来一杯吗？”他对沃尔特说。

“不用了，谢谢。我已经喝了不少香槟了。”

奥托喝完白兰地，向炉火那边伸展双腿：“看来，小杜瓦带来了某些信息？”

“是严格保密的。”

“当然。”

沃尔特对他父亲没有太多感情。两人的分歧过于明显，父亲刻板冷酷，从不轻易妥协。而且他度量小，思想过时，不讲道理，还坚持不肯改掉这些毛病，冥顽不灵，却还沾沾自喜，这些都让沃尔特反感。弥漫在整个欧洲的父辈的愚蠢，最终导致了索姆河的大屠杀。这是沃尔特无法原谅的。

尽管如此，他跟父亲说话时态度还是温和的。他希望这场谈话尽可能亲切，通情达理。“美国总统不想卷入战争。”他说。

“好。”

“其实，他希望我们讲和。”

“哈！”这是嘲弄的笑声，“想如此轻易地打败我们。这个人实在是厚颜无耻。”

沃尔特为这种不加思索的轻蔑感到沮丧，但他坚持说下去，措辞谨慎：“我们的敌人声称，是德国军国主义和侵略行为导致了这场战争，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当然不是，”奥托说，“我们两方面都受到威胁：俄国在我们的东部边境集结，法国在西部调动兵力。施里芬计划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跟平常一样，奥托说起话来，就好像沃尔特仍是十二岁的小孩子。

沃尔特耐心地回答：“不错。你说过，这是我们的一场防御战，是对无法容忍的威胁作出的回应。我们必须保护自己。”

如果说奥托听到沃尔特重复这类为战争辩护的陈词滥调而感到惊讶的话，他也没有表现出来。“说得很对。”他说。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沃尔特亮出了自己的王牌，“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他父亲吃了一惊：“你是指什么？”

“威胁已经消除。俄国军队被摧毁，沙皇政权徘徊在崩溃的边缘。我们已经征服了比利时，侵入了法国，把法国和它的英国盟友打得不能动弹。我们已经完成了既定任务，保全了德国。”

“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时至今日，我们还要求什么呢？”

“一次全面胜利！”

沃尔特坐在椅子里俯身向前，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为什么？”

“我们的敌人必须为他们的侵略付出代价！必须作出赔偿，比如调整边界，作出割地性的让步。”

“这不是我们原来的战争目标，对吧？”

可奥托什么都想要。“不是，但我们花了这么多财力物力，牺牲了那么多优秀的德国年轻人的生命，就必须有所回报。”

这种论点站不住脚，但沃尔特知道最好别去强迫父亲改变主意。反正他已经阐明德国达到了战争目的。现在他改变了策略。“你肯定我们能获得全面胜利吗？”

“是的！”

“早在二月，我们向法国凡尔登要塞就发动了全面进攻。但没能夺下来。俄国人袭击了我们的东部地区，而英国将全部重心放在了索姆河的进攻上。双方花费了巨大努力都未能结束僵持局面。”他停了下来，等待回应。

奥托勉强地说：“目前为止，的确是这样。”

“事实上，最高统帅部也承认了这一点。自从八月冯・法金汉被解职、鲁登道夫当上参谋长以来，我们改变了战术，从进攻转为深度防御。你觉得防御能导向全面的胜利吗？”

“无限制潜艇战！”奥托说，“协约国正在接受美国的供应，我们的港口则被英国海军封锁。必须切断他们的生命线——然后，他们就会投降。”

沃尔特没料到话题转到了这里，但既然已经开了头，他就必须把话说下去。他咬着牙，尽可能温和地说：“这样就肯定会把美国拉进战争。”

“你知道美国军队有多少人？”

“只有大约十万，不过……”

“说对了。他们甚至连墨西哥都打不赢！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奥托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他这代人里没多少人去过。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美国是个大国，拥有巨大的财富，”沃尔特心里万般无奈，但仍然不改恳谈的语气，继续维持着一场亲切讨论的假象，“他们可以扩充自己的军队。”

“但不会很快。这至少会耽误他们一年时间。到那个时候，英国和法国已经投降了。”

沃尔特点点头。“我们之前有过这样的讨论，父亲，”他用调和的语气说道，“与军事战略有关联的人也都一次次讨论过。双方各持己见。”

奥托很难否认这一点，因此他只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沃尔特说：“说到底，肯定不是由我来决定德国如何对华盛顿的这一非正式接触作出回应。”

奥托心领神会：“当然，也不是由我。”

“威尔逊说，如果德国正式向协约国提出和平谈判，他将公开支持这一建议。我们有责任将这个消息传递给我们的君主。”

“的确，”奥托说，“必须由皇帝来作决定。”

沃尔特在一张没有信头的普通白纸上给茉黛写了一封信。

我最亲爱的：

德国时值严冬，我的心也一样冰冷。

他用英语写信，既没有在信的起首写下地址，也没有写她的名字。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你的爱，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

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信件有可能被好奇的警察拆看，他必须确保茉黛和他自己的身份不会因此暴露。

我是与自己相爱的女人分离的一百万人中的一个，北风呼啸，让我们心寒齿冷。

他让这封信看上去出自一位因战争与家人分离的士兵之手。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寒风萧瑟的世界，看来对你也一样，但最难忍受的，是我们两人的分离。

他希望能把一切都告诉她，包括自己在战地情报处的工作，母亲想让他娶莫妮卡，柏林的食品短缺，甚至是他正在读的书——一部名叫《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家族传奇。但他担心提及细节会为他或她带来危险。

我不能说太多，但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忠实于你的……

他停下来，内疚地想起自己要吻莫妮卡的那种冲动。但他并没有屈从它。

忠实于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时对彼此所作的神圣承诺。

他只能这样绕着圈子提及他们的婚姻。他不想让她那边的什么人偶然读到，了解了真相。

我每天都在盼望着再次相聚的时刻，期待着我们凝视彼此，互道一句：“你好，我亲爱的。”

在此之前，请常常想着我。

他没有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把信装进信封，放进夹克内侧胸前的口袋。

德国和英国之间已经断了邮政往来。

他离开房间，走下楼梯，戴上帽子，穿了一件厚重的毛领大衣，走到寒风瑟瑟的柏林大街上。

他在阿德隆酒店的酒吧里见到了格斯・杜瓦。酒店还残留着战前优雅的样子，侍者穿着晚礼服，一个弦乐四重奏乐队正在演奏，但这里没有进口饮品，没有苏格兰威士忌，没有白兰地，也没有英国杜松子酒，他们只得点了荷兰杜松子酒。

“怎么样？”格斯急切地问，“我的消息有了什么反应？”

沃尔特满心希望，但他知道实在没有太多乐观的理由，因此他想克制一下自己的兴奋情绪。他为格斯带来的消息是正面的，但仅此而已。“德皇正在给总统写信。”他说。

“好啊！他会说什么呢？”

“我看到了草稿。我觉得不太像是要和解的语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沃尔特闭上眼睛回想了一下，然后引述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肆虐了两年半的时间。在这场冲突中，德国及其盟友证明了我们坚不可摧的力量。我们难以撼动的阵线抵御着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近的事态表明，战争的持续无法破坏我们的抵抗力量……’诸如此类的话还有不少。”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最后说到了实质问题。”沃尔特回忆着后半部分，“‘考虑到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如果势在必行，我们会将这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坚持到最后，但同时，我们也被停止流血、结束战争的愿望鼓舞’，接下来是重点了，‘我们建议，即使是现在也可以展开和平谈判’。”

格斯一下子高兴起来：“太好了，他同意了！”

“请小点声！”沃尔特紧张地看了看四周，但似乎没人注意他们这里。弦乐四重奏的乐声压住了他们的谈话。

“抱歉。”格斯说。

“但你说对了。”沃尔特笑着，稍稍显露出他的乐观，“虽然语气傲慢、强硬，居高临下，但他提出了和平谈判。”

“你不知道我有多感激你。”

沃尔特警告似的举起手：“有件事情我必须坦言相告。皇帝身边反对和谈的大人物对这一建议不屑一顾，他们的支持不过是给你们总统一点面子，他们认为协约国肯定会拒绝和谈。”

“那我们就证明他们打错了算盘！”

“但愿如此。”

“他什么时候会发出这封信？”

“他们还在争论具体的措辞。等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这封信会交给驻柏林的美国大使。并请求他把信转交给协约国政府。”这种类似“传递包裹”般的外交把戏倒是十分必要，因为敌对政府之间没有官方通联手段。

“我最好去一趟伦敦，”格斯说，“也许可以做点儿迎接的准备。”

“我猜到你会这么说。我还有个请求。”

“你帮了我这个大忙，随便什么事情我都答应！”

“是件十分私密的事情。”

“没问题。”

“我不得不让你介入这个秘密。”

格斯笑了笑：“听上去很吊人胃口嘛！”

“我想托你把一封信捎给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

“哦。”格斯显得若有所思。他猜得出沃尔特偷偷写信给茉黛只能有一个原因。“需要十分谨慎，我明白，不过没关系。”

“如果你离开德国或者进入英国时被搜查，就说这是一封在德国的美国人写给他在英国的未婚妻的情书。信上没写姓名，也没有地址。”

“好的。”

“谢谢你，”沃尔特感激地说，“这对我太重要了。”

12月2日是星期六，泰-格温有一场狩猎会。菲茨赫伯特伯爵和碧公主因事耽搁，未能从伦敦赶回来，因此由菲茨的朋友宾・韦斯特安普敦代替主人，茉黛女勋爵充当女主人。

战前，茉黛很喜欢这类聚会。女人自然不能参加狩猎，但她喜欢宾客盈门、女人和男人一起野餐，也喜欢等着他们的熊熊炉火和丰盛晚宴。但眼下士兵正在战壕里受苦，她觉得这些乐事无法带来任何享受。

她告诫自己，一个人不能一直活在悲惨中，哪怕正在发生战争，但丝毫不起作用。她强颜欢笑，劝大家吃得尽兴，喝得开心，但一听到猎枪的声音，马上就会想到战场。盘子里的美味佳肴她一口都没吃，菲茨珍藏多年的名贵葡萄酒她连碰都没碰一下，酒杯就被撤了下去。

这种时候，她讨厌无事可做，因为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思念沃尔特。他还活着吗？索姆河战役终于结束了，菲茨说德国军队损失了五十万人。沃尔特会不会是其中之一？或者他受伤致残，躺在某个医院里？

也许他正在庆祝胜利。报纸无法彻底掩盖一个事实：1916年英军花费巨大努力，却仅仅赢得了七英里的领土。德国人大概觉得有资格庆祝一番。甚至连菲茨都在私下说，如今英国的最大希望就是美国加入战争。

沃尔特会不会正混迹于柏林的妓院里，一只手抓着一瓶荷兰杜松子酒，另一只手搂着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还是宁愿他受伤吧，她想，随即又为这种想法感到羞愧。

格斯・杜瓦也是受邀来到泰-格温的宾客之一，下午茶的时候他找到了茉黛。出席的男人都穿着灯笼裤，这种斜纹软呢裤子在膝盖以下有一排扣子，这位高个子美国人穿上它，显得特别滑稽。他一只手端着摇摇欲坠的茶杯，穿过拥挤的晨间起居室朝她走来。

她暗暗叹了口气。每当单身男人接近她，多半都在想着和她发展恋爱关系，她就必须打消对方的念头，同时又不能承认她已经结婚，因此有时会很难办。如今，很多符合条件的黄金单身汉在战争中被杀，而那些最不受待见的男人便想入非非，开始打她的主意——破落贵族的小儿子，瘦骨嶙峋、满嘴口臭的牧师，甚至是同性恋都在寻找女人为自己撑门面。

这并不是说格斯・杜瓦也属于这类毫无希望的候选者。他长得不帅，也没有沃尔特和菲茨那样潇洒的风度，但思维敏捷，抱有崇高的理想，跟茉黛一样热衷国际事务。他在形体和社交上略显笨拙的样子与他那率真秉直的性格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某种独特的魅力。如果她仍是单身的话，他说不定真的有机会。

他在她旁边的黄色丝绸沙发上坐下，交叠着长腿。“能再来泰-格温实在令人愉快。”他说。

“战争开始前不久你来过这儿。”茉黛回忆着。她永远不会忘记1914年1月的那个周末，国王来的时候阿伯罗温矿井发生的可怕灾难。

最栩栩如生的记忆是她跟沃尔特的亲吻——意识到这一点让她羞愧。她真希望现在能够吻他。他们当时真傻，就只会接吻，不会干别的！她真希望现在能怀上他的孩子，然后被迫匆匆嫁给他，因为身败名裂而被遣送到某个可怕的地方，比如罗得西亚或者孟加拉。各种顾虑一直束缚着他们——父母、社交圈和仕途，但这些跟沃尔特可能在战争中丧生、他们此生再也无法相见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人类为什么这样愚蠢，竟会发动战争？”她对格斯说，“而且，如此可怕的人员伤亡和各种损失早就超过了可能的收益，他们却还在不停地战斗！”

他说：“威尔逊总统认为，双方应该避开输赢，坐下来进行和谈。”

看来他不是来跟她说她的眼睛长得多漂亮这类废话的，她松了一口气。“我赞成总统的看法，”她说，“英国军队已经损失了一百万人。仅索姆河一战便造成了四十万人的伤亡。”

“不过，英国民众是怎么想的？”

茉黛考虑了一下：“大部分报纸还在谎称索姆河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任何事实调查都被视为不爱国。我敢肯定诺思克利夫勋爵宁愿生活在军事独裁之下。但是，大多数民众都知道我们没取得什么重大战果。”

“德国人可能提出进行和平谈判。”

“哦，我倒希望你说的是真事。”

“我相信马上就会进行官方接触的。”

茉黛盯着他。“请原谅，”她说，“我还以为你在客客气气地闲聊。但你不是。”她很兴奋。和平谈判，这怎么可能呢？

“不，我不是在没话找话，”格斯说，“我知道你在自由党政府里有熟人。”

“已经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自由党政府了，”她说，“现在是联合政府，内阁中有几位保守党大臣。”

“对不起，我说错了。我不了解联合政府的事。不管怎样，阿斯奎斯仍然是首相，他属于自由党，我知道你跟不少自由党领袖关系密切。”

“是的。”

“所以要听你的意见，我想知道他们对德国建议的态度。”

她仔细考虑着。她知道格斯是谁派来的代表——是美国总统在向她提问。她最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说来也巧，她恰恰掌握了一个关键信息。“十天前内阁讨论了兰斯多恩勋爵的报告，他是前保守党外交大臣，认为我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

格斯心中一喜：“真的吗？这我还头一次听说。”

“当然了。这是秘密。不过，外面已经有所传言，诺思克利夫对此大加抨击，称之为‘以谈判求和的失败主义’。”

格斯急切地问：“那么，兰斯多恩的报告被采纳了吗？”

“我只能说有四个人倾向于他的意见：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财政部长麦肯纳、贸易委员会主席朗西曼，以及首相本人。”

格斯觉得又有了希望：“这些人都很有实力！”

“特别是现在，咄咄逼人的温斯顿・丘吉尔已经被踢出来了。他一直没从达达尼尔海峡远征的灾难中缓过来，那是他最爱的计划。”

“内阁里到底是谁反对兰斯多恩呢？”

“陆军部长大卫・劳埃德・乔治，他算是国内最受欢迎的政客，还有国防部长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财政部的头儿阿瑟・亨德森，他也是工党领袖，最后还有海军大臣阿瑟・贝尔福。”

“我在报上读到了劳埃德・乔治的采访报道。他说希望一举决输赢。”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赞成他的看法。当然，他们少有机会听到任何其他观点。像哲学家伯纳德・罗素那样主张反战的人就一直被政府打压。”

“最后内阁的结论呢？”

“没什么结论。阿斯奎斯的会议常常是这样不欢而散，毫无结果。人们都说他过于优柔寡断。”

“真让人泄气。不过，人们对一个和平建议似乎也不会置若罔闻。”

这个男人待她十分认真，跟他交谈让茉黛精神为之一振。通常其他的男人跟她谈起正事时，多少带着那么一点儿屈尊纡贵的味道。除了沃尔特以外，也就只有眼前这个格斯・杜瓦以平等的姿态跟她说话了。

这时，菲茨走了进来。他穿着灰黑色的伦敦外套，而且很显然刚下火车。他戴着眼罩，手里拄着一根拐杖。“很抱歉让各位失望了，”他对着大家说，“昨晚我必须待在城里。最新的政治动向让伦敦上下骚动起来。”

格斯问：“什么动向？我们还没看到今天的报纸。”

“昨天劳埃德・乔治写信给阿斯奎斯，要求改变我们对待战争的做法。他想让三位部长组成全能的‘战争理事会’来做所有决定。”

格斯说：“阿斯奎斯会同意吗？”

“当然不会。他说，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机构的话，首相就必须出任主席。”

菲茨那位举止轻浮的朋友宾・韦斯特安普敦，搭起脚坐在靠窗的座位上。“那就完全达不到目的了，”他说，“只要哪个委员会是由阿斯奎斯担任主席，那就跟内阁一样优柔寡断，软弱无能。”他带着歉意看了看四周，“如果有某位政府部长在座，请多海涵。”

“你说得对，”菲茨说，“这封信对阿斯奎斯的领导确实是个挑战。尤其是劳埃德・乔治的朋友马克斯・艾特肯已经向所有报纸通告了此事。现在已经没有可能妥协了。这就是劳埃德・乔治所谓的‘一举决输赢’。如果他没有得逞，就得从内阁辞职。但如果他达到了目的，阿斯奎斯就得走人，然后我们就得选一个新首相。”

茉黛跟格斯互相看了一眼。她知道，他们两个想到一块儿了，只要阿斯奎斯待在唐宁街，和平倡议就有机会。如果好战的劳埃德・乔治在这一轮竞争中获胜，一切就会是另一番情景了。

大厅那边传来一声锣响，告诉客人们该去换晚礼服了。茶会就此结束。茉黛回到自己的房间。

她的礼服早就准备好了，是1914年在巴黎买的，为了那年的伦敦社交季置办的。后来她就很少买衣服了。

茉黛脱掉茶会穿的长袍，换上丝滑的礼服。她还不打算叫女仆，想独自待上几分钟。她坐在穿衣镜前，看着里面的自己。她已经二十六岁了，镜子能说明一切。她从来算不上漂亮，但人们都说她长相俊美。战时的节俭生活让她失去了仅有的少女柔美，脸上的棱角变得更加明显。如果再看到她，沃尔特会怎么想呢？她摸了摸自己的胸部——至少乳房还算坚挺。他会喜欢的。一想着他，她的乳头便硬了。如果她有机会——

有人轻轻敲门，她一下子负罪般把两手放下。“谁？”她大声问道。

门开了，格斯・杜瓦走了进来。

茉黛站起身来，拉紧身上的衣服，用冷酷的声音说：“杜瓦先生，请马上离开！”

“别慌，”他说，“我必须私下见你。”

“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我在柏林见到了沃尔特。”

茉黛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她盯着格斯。他怎么会知道她跟沃尔特的事？

格斯说：“他让我给你捎一封信。”

他伸手从他的斜纹软呢外套中掏出一个信封。

茉黛颤抖着接过信。

格斯说：“他告诉我，里面没有写你俩的名字，生怕在边境上被检查，不过实际上没人搜查我的行李。”

茉黛不安地捏着这封信。她一直盼着得到他的音讯，但现在她害怕读到坏消息。沃尔特可能有了新欢，这封信有可能求她原谅。或许他已经跟一个德国女孩结婚，此番写信要她对先前的婚姻永远保守秘密。更糟糕的是，他甚至已经开始办理离婚手续。

她撕开信封。

信上是这样写的——

我最亲爱的：

德国时值严冬，我的心也一样冰冷。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你的爱，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

她的眼眶里满是泪水。“天啊，杜瓦先生，”她说，“谢谢你带来这个！”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好了，好了。”拍了拍她的胳膊。

她继续读下去，但上面的字句她已经看不清了。“我太高兴了。”她哭了。

她的头靠在格斯肩上，他用胳膊搂住她：“没事了。”

茉黛情难自禁，呜咽着哭了起来。

第二十一章

1916年12月

现在，菲茨在白厅的海军部工作。这不是他想要的职位。他渴望重返正在法国的威尔士步枪团。他痛恨别人冒死战斗，自己却安全地待在伦敦，就跟讨厌战壕里的泥泞和局促一样。他很害怕自己被人当成懦夫。不过，医生说他的腿还没有痊愈，不同意他返回部队。

菲茨能说德语，特勤局的史密斯-卡明——他自称“C”，推荐菲茨到海军情报处，他被临时安排进叫作“40号房间”的部门。菲茨最不想干的就是案头工作，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渐渐发现这项工作对战争成败十分重要。

战争开始的第一天，一艘名为“CS警戒”的邮船驶入北海，挖开了德国人的海底通信电缆，将其全部切断。英国人的狡诈伎俩迫使敌人使用无线电传输绝大部分信息。无线信号很容易被截获。德国人不傻，他们的信息全部加了密。“40号房间”就是英国人破译密电码的机构。

菲茨跟这类特殊人群打交道——其中有不少怪人，大部分都不太像军人，他们在尽全力破译海岸电台监听到的含混不清的乱码。菲茨丝毫不擅长这类填字拼图般的解码工作，他读福尔摩斯的时候从来猜不中凶手是谁，但他可以把破译的电文翻译成英文，更重要的是，战场上的经历帮助他判断出哪些是重要信息。

但这一切并未改变战局。1916年底，西线阵地与年初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变动，尽管双方都曾大动干戈——德军对凡尔登发动无情的进攻，英国人在索姆河一战更是不惜血本。协约国部队急需提振士气。如果美国人加入战争，他们便有可能打破均势——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任何迹象。

部队的指挥官全都是在深夜或早上起床时发布命令，因此菲茨早早起床，一直紧张工作到中午。周三的狩猎会结束后，他十二点半离开海军部，坐上一辆出租车回家。从白厅到梅费尔的那段上坡路虽然不长，但他眼下还是腿脚不便。

与他住在一起的三个女人——碧、茉黛和赫姆姑妈刚准备坐下来吃午饭。他把拐杖和制服帽子递给格洛特，在几位女士旁边坐下。从效率至上的办公环境回到家中，让他感到既温暖又快乐——丰富的家具陈设，轻手轻脚的仆人，还有雪白桌布上的法国瓷器。

他问茉黛有什么政治新闻。阿斯奎斯和劳埃德・乔治之间正在展开一场激烈较量。昨天阿斯奎斯戏剧般辞去了首相的职务。菲茨愈发担心起来：他并不崇拜自由党的阿斯奎斯，但新首相要是被温和肤浅的和平谈判迷昏了头怎么办？

“国王接见了博纳・劳。”茉黛说。安德鲁・博纳・劳是保守党领袖。王权在英国政坛的最后残余是君主有权任命首相——尽管他的候选人仍然必须赢得国会的支持。

菲茨说：“具体发生了什么？”

“博纳・劳拒绝出任首相。”

菲茨十分恼火：“他怎么可以拒绝国王呢？”菲茨认为一个人应该遵从他的君主，尤其是保守党成员。

“他认为应该由劳埃德・乔治担任。但国王不愿意。”

碧插了一句：“我可不希望是他。这个人比社会主义者好不到哪儿去。”

“的确，”菲茨说，“但从攻击力来看，其他人全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至少他会为战争注入一些新鲜力量。”

茉黛说：“我担心他不会尽力为和平创造机会。”

“和平？”菲茨说，“我觉得你不必对此过于担心。”他尽量不显得言辞激烈，但失败主义的和平论调让他想到那些丧生的人：可怜的年轻中尉卡尔顿-史密斯，还有那么多阿伯罗温的步枪团战士，甚至还有被行刑队枪毙的那个可怜的欧文・贝文。难道他们都白白牺牲了？这简直是一种亵渎。他强迫自己平心静气地说话：“除非其中一方打赢战争，否则不会有什么和平。”

茉黛的眼里闪过一丝愤怒，但她也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我们有可能做到两全其美：如果我们想要和平，让强有力的战争领导者劳埃德・乔治担任战争理事会主席，让一位像阿瑟・鲍尔福那样老练的政治家当首相去进行和平谈判。”

“嗯。”菲茨对这种观点毫无兴趣，但茉黛有种本事，说起什么事情总是让人无法表示否定。菲茨换了个话题：“你今天下午打算做什么？”

“赫姆姑妈和我要去东区。我们办了一个军人妻子俱乐部。我们用茶点招待她们——这是由你出的钱，菲茨，因此我们要谢谢你。我们帮她们解决难题。”

“都是什么难题？”

赫姆姑妈回答：“一般都是帮她们找干净的地方住，寻找靠得住的人看孩子。”

菲茨一下子来了兴致：“你真让我刮目相看，姑妈。你以前不赞成茉黛去东区乱跑的。”

“现在是战争时期，”赫姆女勋爵毅然决然地说，“我们必须竭尽所能。”

出于一时冲动，菲茨说：“要么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吧。好让她们见识一下伯爵也跟搬运工一样容易挨枪子儿。”

茉黛吃了一惊，但嘴上还是说：“嗯，好吧，你要是想去就去吧。”

他看得出她不太情愿。毫无疑问，她们在俱乐部里谈的都是左翼分子那些什么妇女参政权之类的事。不过，她又不能拒绝他，这一切都出自他的腰包。

午餐结束，几个人各自准备出门。菲茨去了他妻子的更衣室。碧那位头发花白的女仆妮娜正在帮她脱下午餐的衣服。碧嘴里用俄语嘀咕着什么，妮娜也同样用俄语回答，让菲茨觉得她们有意避着他，不免有些生气。

他开口说起了俄语，为了让她们知道他什么都听得懂。他对仆人说：“请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妮娜行了一个屈膝礼便退了出去。

菲茨说：“我今天还没见到宝宝呢。”他一早就离开家了，“我得赶紧去趟幼儿室，一会儿他们就带他到外面溜达了。”

“他还出不去呢，”碧不安地说，“宝宝有点儿咳嗽。”

菲茨皱了皱眉：“他需要呼吸些新鲜空气。”

她突然变得涕泪涟涟，让他吃了一惊。“我真担心他，”她说，“你跟安德烈两个都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我身边很可能就只剩下宝宝了。”

她的哥哥安德烈已经结婚，但没有孩子。假如安德烈和菲茨死于战争，宝宝就是碧唯一的亲人了。也正因如此，她才过分护着这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对他过分溺爱没有任何好处。”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沉着脸说。

“我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

碧退去衬裙。她的身材比先前更显丰满迷人。菲茨看着她解开了长袜上的丝质吊带。他想象自己咬着她大腿内侧的嫩肉。

她看了他一眼。“我累了，”她说，“得睡上个把小时。”

“那我陪着你。”

“我还以为你要跟你妹妹去贫民窟呢。”

“我可以不去。”

“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会儿。”

他站起来想走，但随即又折了回来。他愤愤不平，觉得自己遭到了拒斥：“你已经很长时间不让我碰你了。”

“我可没记着天数。”

“我记着，不是几天，而是好几个礼拜了。”

“对不起。我担心的事儿太多了。”她几乎又要哭了。

菲茨知道她在担心她哥哥，他也很同情这种无助的焦虑，可是，千百万女人都在担心这、担心那，身为贵族有责任忍辱负重。“我听说了，我在法国的时候你去参加俄国大使馆的礼拜活动了。”伦敦城里没有东正教堂，但大使馆里有个礼拜堂。

“谁告诉你的？”

“不用在意是谁告诉我的。”其实是赫姆姑妈对他说的，“在结婚前我让你改信英国国教，你照做了。”

她没有正视他的眼睛。“我觉得，参加一两次礼拜不会有什么坏处，”她平静地说，“我很抱歉让你不高兴了。”

菲茨对那些外国牧师心存怀疑：“是不是那儿的牧师告诉你，跟丈夫有床笫之欢是种罪过？”

“当然没有！但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很孤独，远离我长大时的环境……听一听熟悉的俄国圣歌和祈祷，也算是一种安慰。”

菲茨为她难过。这种情况的确很难，他自己绝不可能去异国他乡长住。他也跟其他结了婚的人聊过，知道女人生了孩子后拒绝丈夫求爱的情形并不少见。

但他狠下心肠。人人都要作出牺牲，碧应该为自己没去冒枪林弹雨而感到庆幸。

“我想，我已经对你尽了义务，”他说，“我们结婚后，我还清了你们家的债务。我找来专家，俄国、英国的都有，一起策划财产重组。”他们指点安德烈排干沼泽创造更多农田，跟他讲煤炭和其他矿产的前景，但他一件事也没有做，“安德烈荒废了一次次机会，也怪不到我身上。”

“是的，菲茨，”她说，“你答应的一切都做到了。”

“所以我要你也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必须有继承人。如果安德烈死的时候仍没有当上父亲，我们的儿子就会继承两个家族的巨大遗产。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主之一。为了以防万一——上帝保佑宝宝，我们应该再要几个孩子。”

她一直低垂着眼帘：“我知道自己的义务。”

菲茨觉得自己有失坦诚。他说起继承人来当然句句是真，但也有所隐瞒，他渴望看到她躺在那里，柔软的身体为他而舒展，白皙的肉体，雪白的床单，她的金发铺散在枕头四周。他按捺着憧憬中的幻象。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义务，就请履行。下次我去你房间时，希望能像一个被爱戴的丈夫那样受到迎候。”

“是的，菲茨。”

他离开了。他很高兴如此强调了自己的态度，但心里也有些不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说来有些荒谬——他指出碧的做法不妥，她也接受了他的责备，丈夫跟妻子之间的事情本该如此，但他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满意。

菲茨在大厅里跟茉黛和赫姆姑妈会合，把碧的事情丢在了脑后。他戴上军帽，朝镜子里扫了一眼，随即移开了目光。这些天来他尽量不去想自己的外表。子弹毁掉了他左脸的肌肉，他的眼皮永久性向下耷拉着。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他的骄傲再也无法恢复了。他告诉自己要感恩，因为视力并未受到影响。

那辆蓝色的凯迪拉克留在了法国，但他又设法弄了一辆。司机知道怎么走，显然他以前开车送过茉黛去东区。半小时后他们便来到卡尔瓦利福音馆，这座铁皮屋顶的小教堂十分简陋，大概是从阿伯罗温迁过来的。菲茨怀疑牧师就是威尔士人。

里面正在举办茶会，屋里挤满了年轻女人和她们的孩子。这里的气味比军营还糟，菲茨强忍着没用手帕捂住鼻子。

茉黛和赫姆姑妈马上投入了工作，茉黛在后面的办公室里依次会见这些女人，赫姆为她们安排顺序。菲茨一瘸一拐走到一张张桌前，问她们的丈夫都在什么地方服役，她们各自都有过何种经历，然后看着她们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年轻女人在菲茨跟她们说话的时候经常吃吃傻笑，张口结舌。但眼下这些人并不容易糊弄。她们问他在哪个团服役，是怎么受的伤。

他还没有转完半间屋子，就看见了艾瑟尔。

他发现大厅后面有两间办公室，一间是茉黛的，他下意识琢磨着另一间是谁的。偏偏正在抬头看时，那扇门开了，艾瑟尔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有两年没见过她了，但她并没有多大变化。她深色的卷发随着她的步子上下摆动，脸上是阳光般的微笑。她穿着土褐色的旧衣服，就像茉黛和赫姆以外的其他女人穿的那样，但她的外形还是很苗条，不禁让他想到自己曾经非常熟悉的娇小身体。她看也没看一眼，就施下了让他着迷的魔法。仿佛时间并未流逝，他们似乎刚才还在栀子花套房的床上翻滚、嬉笑、亲吻。

她在跟一个弓着身子的男人说话，那人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厚外套，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记账。他戴了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即使这样，菲茨也能看见他抬头瞧艾瑟尔时眼里流露的爱意。她跟他说话时也和颜悦色，让菲茨猜测他俩可能结婚了。

艾瑟尔转过身来，正好撞上菲茨的目光。她眉毛一挑，嘴巴惊讶地张成了O型。她后退了一步，好像有些紧张，撞到了椅子上。坐在椅子里的女人恼火地瞪了她一眼。艾瑟尔咕哝了一句“对不起”，却并没去看她。

菲茨从座位上站起身，拖着伤腿做这个动作并不容易，但他一直凝视着艾瑟尔。她明显打着哆嗦，不知该上前一步，还是逃回自己的办公室躲起来。

他说：“你好，艾瑟尔。”声音几乎淹没在乱哄哄的屋子里，但她大概能从他的嘴部动作读出这句话。

她拿定了主意，朝他走过去。

“下午好，菲茨赫伯特勋爵。”她轻快的威尔士口音听上去就像一段旋律。她伸出手，和他握了握。她的皮肤变粗糙了。

他顺着她的客套话回答：“你怎么样，威廉姆斯女士？”

她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他也跟着坐下时，意识到她已经熟练地将他俩置于毫无亲密关系的平等地位上。

“我在阿伯罗温的纪念仪式上看见你了，”她说，“我很为你……”她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她低下头，继续说道，“我很为你的伤感到遗憾。希望你尽快痊愈。”

“没那么快。”他看得出这种关切发自内心。看来她并不恨他，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有些感动。

“你是怎么受的伤？”

他一次次跟别人讲受伤经过，已经有些厌烦。“是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我都没怎么看到战斗。我们冲在前面，越过自己这边的铁丝网，开始穿越无人区，后来就只记得被人抬上了担架，浑身疼得要死。”

“我弟弟刚好看见你中弹倒下。”

菲茨想起了那个不听指挥的下士威廉姆斯：“是吗？他怎么样了？”

“他和队友攻下了一段德军战壕，后来没有子弹了，就被迫放弃了。”

菲茨身在医院里时，什么战况报告都不知道。“他获得奖章了吗？”

“没有。上校告诉他应该至死捍卫自己的阵地。比利说：‘什么，就像你那样吗？’结果他受到了指控。”

菲茨不觉得惊讶。威廉姆斯的确会惹这种麻烦。“那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跟你妹妹一块儿工作。”

“她没告诉我。”

艾瑟尔盯了他一眼：“她没想到你会对自己前仆人的消息感兴趣。”

这话暗含着嘲讽，但他没去理会。“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军人之妻》的总编辑。我负责安排印刷和发行，编辑读者来信那个版，还管钱。”

他不觉暗暗称奇。这等于从管家的身份向上跨了一大步。不过她一直都很有组织能力。“我猜，是管我的钱吧？”

“我可不觉得。茉黛很谨慎。她知道你不介意把钱花在买茶点、给军人的孩子看病，但她不会用你的钱进行反战宣传。”

他继续着谈话，只为了在她说话时看着她的脸，这对他是种享受。“是报上登的那些东西吗？”他问道，“反战宣传？”

“我们公开讨论那些你们暗中商谈的事，也就是和平的可能性。”

她这话不错。菲茨知道两大主要政党的高级政客一直在谈论和平结束战争，这让他愤愤然。不过他不想跟艾瑟尔争吵。“你的英雄，劳埃德・乔治赞成继续打下去，还要打得更狠。”

“你觉得他会当上首相吗？”

“国王并不希望他当选。但他可能是有能力让议会团结起来的唯一人选。”

“我担心他可能延长这场战争。”

茉黛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茶会散了，女人们收拾了杯子和盘子，招呼着自己的孩子。菲茨惊奇地看见赫姆姑妈端着一摞脏盘子走过去。战争让人们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他又看着艾瑟尔。她仍然算是他见过的最具吸引力的女人。他心里涌起一股冲动，压低声音说：“明天你能跟我见面吗？”

她显得十分惊讶：“为什么？”

“行还是不行？”

“在哪儿？”

“维多利亚车站。一点钟。三号站台的入口。”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个戴厚眼镜的男人走了过来，艾瑟尔为他介绍：“菲茨赫伯特伯爵，让我为你介绍一下伯尼・莱克维兹先生，独立工党的阿尔德盖特分会主席。”

菲茨跟他握手。莱克维兹二十多岁。菲茨猜测他是因视力问题才没有参军。

“看到你受伤，我很遗憾，菲茨赫伯特勋爵。”莱克维兹操着一口伦敦腔。

“我只是千万伤员中的一个，能活下来已十分幸运。”

“现在想想，我们能做什么事改变索姆河战役的结局呢？”

菲茨想了一会儿。这真是个该死的好问题。

他正想着如何回答，莱克维兹又说话了：“军官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兵力和弹药，政客觉得本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战术和更好的通信，是这样吗？”

菲茨若有所思地说：“这一切都会有所帮助，但坦白地说，即使这样也无法让我们获得胜利。进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只是我们无法提前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尝试。”

莱克维兹点点头，仿佛他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我很欣赏你的坦率。”他说，好像菲茨供认了什么似的。

他们离开了礼拜堂。菲茨让赫姆姑妈和茉黛上了等候着的汽车，自己随后也坐了进去，司机随即把车驶离了那里。

菲茨觉得自己正在喘粗气。他着实经受了一场不小的震动。三年前，艾瑟尔还在泰-格温清点枕头。现在她已经是报纸的总编，尽管报纸不大，但它被那些资深大臣看成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她跟那个头脑聪明过人的伯尼・莱克维兹是什么关系？“那个莱克维兹是什么人？”他问茉黛。

“一位显要的地方政客。”

“是威廉姆斯的丈夫？”

茉黛笑了起来：“不是，不过大家都觉得他应该做她丈夫。他很聪明，又跟她有同样的理想，也很爱她的儿子。这么多年艾瑟尔都没嫁给他，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他没法让她怦然心动。”

茉黛扬了扬眉毛，菲茨马上意识到自己快把实话说出来了。

他连忙补充说：“她这类女孩一心想着浪漫，对吧？她会嫁给一个战争英雄，而不是一个图书管理员。”

“她不是这类女孩或者任何一类女孩，”茉黛相当冷峻地说，“她非常非常特殊。你这辈子都遇不到第二个她这样的。”

菲茨扭过头去。他知道这话没错。

他想知道孩子长什么样。大概就是礼拜堂里，那些蓬头垢面在地上玩耍的孩子中的一个吧。今天下午他很有可能见到了自己的儿子。这个念头莫名地让他心动，他想哭。

汽车经过特拉法加广场时，他让司机停下。“我最好顺路去趟办公室。”他跟茉黛解释说。

他一瘸一拐地走进旧海军部大楼，上了楼梯。他的办公桌在外交部，这个部门领导着“45号房间”。卡弗少尉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大学生，从剑桥抽调过来协助解码德军无线电信号，他告诉菲茨，跟往常一样，整个下午没有拦截到几份电报，没有什么需要他来处理。不过，政治新闻倒是有一桩。“你听说了吗？”卡弗说，“国王召见了劳埃德・乔治。”

第二天整个上午，艾瑟尔都在说服自己不要去见菲茨。他怎么敢提出这种建议？两年多来他没有任何消息。再说，他们见面后他对劳埃德连问都没问，那可是他的亲骨肉啊！他还是以前那个自私妄为的骗子。

话虽如此，她仍不免陷入一片混乱。菲茨用那双热切的蓝眼睛看着她，问她生活的各种问题，这一切都让她觉得自己对他而言很重要——跟现实截然相反。他不再是以前那样，如神像般英俊——他漂亮的脸庞被一只半睁的眼睛毁了，走路弓着腰，拄着拐杖。但他的缺陷恰恰让她想去照顾他。她告诉自己这很愚蠢。他有钱，什么样的照顾都买得到。她不会去跟他见面。

正午十二点她离开《军人之妻》编辑部——在一家印刷厂楼上的两个与独立工党共用的小房间，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午茉黛没来办公室，也就省得艾瑟尔费心编造外出借口了。

从阿尔德盖特去维多利亚区路程很远，坐了汽车又换地铁，等艾瑟尔到达会面地点，时间已是一点多钟。她不知菲茨是否等得不耐烦走掉了，这样想着，心里便有些不快，但他在那儿，穿着一件斜纹软呢外套，打算去乡下的样子，她心情立刻就好了。

他笑了笑。“我担心你不会来。”他说。

“我也不知道干吗要来，”她回答，“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想让你看样东西。”他挽起她的胳膊。

他们走出车站。能跟菲茨手挽手，让艾瑟尔傻乎乎地高兴起来。她纳闷他为何如此大胆。他可是个很容易被认出来的人物。要是撞见他的某个朋友怎么办？她估计他会假装彼此谁也没看见谁。在菲茨那个阶层，没人指望一个结婚好几年的男人忠诚。

他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坐了几站到了声名不佳的切尔西近郊，这里是艺术家和作家聚居的廉租区。艾瑟尔不知他想让她看什么。他们沿着一条两侧都是独栋小房子的街道走着。菲茨说：“你亲眼见过议会辩论吗？”

“没有，”她说，“能看看当然好了。”

“你必须受到下院议员或者一位贵族的邀请。要不让我来安排一下？”

“好啊，拜托了！”

她接受下来，让他很高兴。“我得查一查什么时候的辩论有意思。你大概希望看看劳埃德・乔治的临场表现吧。”

“是的！”

“今天，他正在组织自己的政府。我想，他今晚会以首相的身份去吻国王的手。”

艾瑟尔若有所思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某种程度上，切尔西看上去仍然像百年前的乡村。古老的房子都是棚屋和村舍类的建筑。房子盖得很矮，周围有很大的花园和果园。正值十二月，绿色很少，但这种近似农村的环境依然令人愉悦。

“政治是一桩滑稽的勾当，”她说，“从我读得懂报纸的那天起，就希望劳埃德・乔治当首相，现在终于实现了，我却感到沮丧。”

“为什么？”

“他是政府里最为好战的老资格政客。他的任命可能扼杀所有和平的机会。另一方面……”

菲茨十分好奇：“什么？”

“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赞成和平谈判，同时不会被诺思克利夫嗜血成性的报纸攻击的人。”

“这是一个重点，”菲茨显得有些担心，“如果别人这么做的话，报纸的大标题就会大肆鼓噪：‘撤掉阿斯奎斯——或者贝尔福，或博纳・劳——让劳埃德・乔治干！’但是，如果他们攻击劳埃德・乔治的话，就再没有好的人选了。”

“所以，也许还有和平的希望。”

他听任自己的语气变得暴躁起来：“你为什么不希望胜利，一心想着和平呢？”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才陷入了这场混乱，”她平心静气地说，“你想给我看什么？”

“这个。”他拉开一扇门的门闩，推门而入。他们走进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的院子，花园里杂草丛生，房子也该重新粉刷，但地方不大不小，是个不错的居所，属于功成名就的音乐家或知名演员拥有的那种地方，艾瑟尔这样想着。菲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房门。进屋后，他随手关上门，接着就去吻她。

她没有反抗。她很久都没有被人吻过了，感觉就像一个沙漠中干渴的旅行者。她抚摸着他颀长的脖子，把她的乳房紧贴在他的胸口。她感觉得出他跟她一样急不可耐。在失去控制之前，她一把推开他。

“住手，”她气喘吁吁地说，“住手。”

“为什么？”

“上次我们这样，落得个我要跟那个该死的律师对谈。”她从他身边挪开，“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无知了。”

“这次不一样，”他也气喘吁吁地说，“我是一个傻瓜才让你走了。现在我才认识到。我当时也太年轻了。”

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她察看着屋子。房间里塞满了寒酸的旧家具。“这是谁的房子？”她问。

“你的，”他回答，“如果你想要的话。”

她盯着他。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带着孩子住在这里，”他解释说，“以前一个老妇人住在这儿，她是我父亲的管家。她在几个月前死了。你可以重新装饰一下，买些新的家具。”

“住在这儿？”她说，“以什么身份呢？”

他自己下不了决心把那句话说出来。

“当你的情妇？”她说。

“你可以请一个保姆，一两个仆人，外加一个园丁。甚至可以有辆车，一个司机，如果这让你感兴趣的话。”

让她感兴趣的部分是他。

他误解了她那若有所思的表情。“是不是这房子太小了？你更喜欢肯辛顿吗？你是不是想要个仆役长和女管家？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你不明白吗？没有你，我的生活一片空虚。”

他的确是这样想的，她看得出来。至少现在，他被挑逗却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想的。痛苦的经验让她认识到，他随时都会翻脸。

头疼的是，她是那样渴望得到他。

他肯定已经从她脸上看出了这一点，因此再次将她搂在怀里。她仰起脸来让他亲吻。这个多多益善，她想。

她在失去控制之前又一次挣脱出他的怀抱。

“怎么了？”他说。

她没法在被他亲吻的时候作出明智的决定。“我得一个人待着。”她强迫自己在做出后悔的事情之前尽快从他身边逃离，“我回家了，”她打开门，“我需要时间考虑考虑。”她在门前的台阶上犹豫了一下。

“你想考虑多久都行，”他说，“我等着。”

她关了门，跑着离开了。

格斯・杜瓦来到了特拉法加广场的国家画廊，站在伦勃朗六十三岁时的自画像前。这时，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女人说：“真是个奇丑无比的男人。”

格斯转过身，惊讶地发现那人是茉黛・菲茨赫伯特。他说：“是我，还是伦勃朗？”她一下子笑了起来。

他们一道在画廊里转悠着。“很高兴能在这儿遇到你，真是太巧了。”他说。

“事实上，我先看到了你，便跟着进来了，”她接着压低了声音，“我想问问你，你跟我说德国人发出了和平提议，可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收到。”

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有可能改变了主意，”他悲观地说，“那边和这里一样有和平阵营和主战阵营。大概主战阵营占了上风，终于让皇帝改变了主意。”

“他们肯定明白继续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她恼怒地说，“今天早上你读报纸了吗？德国已经占领了布加勒斯特！”

格斯点点头。八月，罗马尼亚宣战，英国曾一度希望这个新盟友能够发挥作用重创敌军，但德国九月便大举入侵，罗马尼亚首府已经沦陷了。“其实，结果对德国很有好处，他们现在已经有了罗马尼亚的石油。”

“没错，”茉黛说，“这就是常说的，进了一步又退了一步。我们什么时候能长点儿见识？”

“劳埃德・乔治被任命为首相，这也不容乐观。”格斯说。

“嗯。这一点你有可能说错了。”

“是吗？可他所确立的政治声誉是比其他人都更为好斗。这样一来，他就很难求和。”

“不要那么肯定。劳埃德・乔治这人不可预测。他有可能完全转变。只有那些天真地认为他总是实话实说的人才会吃惊。”

“哦，是吗？那倒有希望了。”

“不过说到底，我还是希望有一位女首相。”

格斯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发生，但他什么也没说。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她停下脚步。格斯转身面对着她。或许是周围的画让他变得感性了，他发现自己很喜欢她的脸。他注意到她鼻子和下巴的鲜明线条，还有她的高颧骨和颀长的脖子。但这些棱角分明的特征，都被她丰满的嘴唇和一双大大的绿眼睛柔化了。“你随便问吧。”他说。

“沃尔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格斯的思绪又回到了柏林的阿德隆酒店，想起酒吧里那场出人意料的谈话。“他说他不得不让我介入这个秘密。但他没告诉我到底是什么秘密。”

“他以为你能够猜到。”

“我猜他一定是爱上你了。我在泰-格温把信交给你时，我从你的反应上看得出来，他的爱有所回报。”格斯笑了笑，“要我说的话，他是一个幸运的人。”

她点点头，格斯从她脸上看到一丝宽慰的表情。他随即意识到，秘密恐怕还不止这些。因此她需要弄清他都知道些什么。他琢磨着这两个人还隐瞒了些什么。也许，他们已经订婚了。

他们继续往前走。我明白他为什么爱你，格斯想，我也会对你一见倾心。

她随后的话又让他吃了一惊：“你恋爱过吗，杜瓦先生？”

这个问题过于私人，但他还是坦然答道：“是的，两次。”

“但都结束了。”

他有了一种向她倾诉的冲动：“在战争爆发那年，我不知怎么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

“她也爱你吗？”

“是的。”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让她离开她的丈夫，嫁给我。简直是大错特错，我知道你一定很惊讶。不过她比我高尚，拒绝了我不道德的求婚。”

“我不是那种大惊小怪的人。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去年我跟家乡的某个人订了婚，在布法罗，但她后来嫁给了别人。”

“啊，真遗憾。或许我不该问，勾起了你痛苦的记忆。”

“的确相当痛苦。”

“请你原谅我这么说，但是听到这些让我觉得好受一些。我明白爱情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悲伤。”

“是的，我知道。”

“也许我们最终会迎来和平，我的悲伤也会很快过去。”

“我非常希望这样，茉黛女勋爵。”格斯说。

菲茨的要求让艾瑟尔苦恼了好几天。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后院，转动绞衣机挤干衣物，她想象自己在切尔西那幢漂亮的房子里，劳埃德在花园里跑，旁边有细心的保姆照料着他。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菲茨是这么说的，她知道这是真话。他会把房子登记在她名下，会带她去瑞士或法国南部。如果她下定决心，就能让他给她支付年金，这样的话，一直到死她都有一份收入，哪怕他厌倦了——不过她也十分清楚自己有能力让他永不厌倦。

这一切令人羞耻、厌恶，她这样告诫着自己。她从此成了靠出卖自己过活的女人。难道“妓女”这个词还有别的意义吗？她永远不能让父母去她切尔西的藏身之所，他们马上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她在乎这个吗？也许不，但还有其他问题。她有更高的生活追求，绝不仅仅是舒适享乐。一旦成了百万富翁的情人，她就很难继续从事活动，为工人阶级的妇女利益而斗争。她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她会跟伯尼和米尔德里德失去联系，就连跟茉黛见面都会觉得尴尬。

可是她又算什么，要从生活中得到这么多东西？她不过是小小的艾瑟尔・威廉姆斯，生在一个矿工的小窝棚里！她怎么可以对一生的安逸日子嗤之以鼻？“你应该这么幸运。”她对自己说，这也是伯尼常说的一句话。

还有劳埃德。他应该有个家庭教师，以后，菲茨会付钱让他去一所贵族学校上学。他会和上流社会的人一起长大，过上特权阶级的生活。难道艾瑟尔有权拒绝让他得到这一切？

她还没有想出答案，等到她坐在跟茉黛共用的办公室，打开报纸的时候，得知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12月12日，德国总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提出与协约国进行和平谈判。

艾瑟尔高兴极了。和平！是真的吗？比利可以回家了吗？

法国总理立刻将这一举措形容为一种诡计，俄国外交部长指称德国作出“虚伪的建议”，但艾瑟尔觉得英国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

劳埃德・乔治并未作出任何形式的公开演讲，推说他正在患喉疾。12月的伦敦，大半人口都在感冒咳嗽，但艾瑟尔猜测劳埃德・乔治不过是需要考虑的时间。她觉得这是个好兆头。要是拒绝的话就会立即作出回应，其他任何情况都有希望。他至少是在考虑和平方案，她乐观地想。

与此同时，威尔逊总统将美国的砝码押在了和平这一边。他建议，谈判的第一步是交战各方陈述自己的目的——他们要靠作战实现何种企图。

“那会让各方都尴尬，”当天晚上伯尼・莱克维兹说，“他们已经忘了因为什么开战的。一直在打，只是因为都想获胜。”

艾瑟尔想起戴・泼尼斯太太谈论罢工时说，这些人，一旦他们开始斗争，就只想赢。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不会放弃。她想，如果有个女首相的话，不知她会对和平建议作出何种反应。

不过，几天之后她便发现伯尼的话说得很准。威尔逊总统的建议遭遇了奇怪的沉默。没有任何国家立刻回应。这让艾瑟尔更加愤怒。如果他们连为什么打仗都不知道，怎么还能让战争继续下去呢？

周末，伯尼组织了一次公开会议，讨论德国的动议。开会那天早上，艾瑟尔醒来时发现她的弟弟穿着卡其军服就站在她床边。“比利！”她叫了起来，“你还活着！”

“我有一个星期的假，”他说，“起床了，懒猪。”

她跳起来，把晨衣套在睡袍外面，拥抱了他。“哎呀，比利，见到你太高兴了。”她注意到了他袖子上的横条，“你现在是中士了？”

“哎。”

“你是怎么进屋的？”

“米尔德里德给我开的门。实际上，我昨晚就在这儿了。”

“你在哪儿睡的？”

他有些不好意思：“楼上。”

艾瑟尔笑了笑：“真有你的。”

“我很喜欢她，艾丝。”

“我也喜欢她，”艾瑟尔说，“米尔德里德是个好姑娘。你要跟她结婚吗？”

“是啊，如果打完仗我还活着的话。”

“你不在乎年龄差别？”

“她才二十三，岁数也不大，又没过三十岁。”

“还有孩子呢？”

比利耸耸肩：“孩子都挺好的，就算不是我的，为了她我也能接受。”

“你真的爱她。”

“这没什么难的。”

“她正在做点儿小生意，你看见她房里那些帽子了吧。”

“嗯。进展也很顺利，她说的。”

“很好。她是个勤奋的人。汤米跟你在一起吗？”

“他跟我一道坐船回来的，不过他坐火车去阿伯罗温了。”

劳埃德醒了，看见屋子里来了个陌生人，哭了起来。艾瑟尔抱起他，让他安静了下来。

“去厨房吧，”她对比利说，“我来准备点儿早餐。”

比利坐下来读报，她在一边煮粥。过了一会儿他说：“真是见鬼。”

“怎么啦？”

“那个该死的菲茨赫伯特开始胡扯了。”他看了一眼劳埃德，就好像小宝宝听到如此奚落他的父亲会不高兴似的。

艾瑟尔在他身后瞧了一眼报纸，看见上面写着：

和平，一个战士的请求——

“不要现在放弃我们！”

受伤的伯爵发出呼吁

针对德国总理目前提出的和平谈判建议，昨天在上议院有人做了一番动人的演讲。演讲者是菲茨赫伯特伯爵，威尔士步枪团的一位少校，他在索姆河战役中受伤，目前正在伦敦休养。

菲茨赫伯特伯爵说，与德国进行和谈，对所有为战争献出生命的人是一种背叛。“倘若你们现在不放弃我们，我们必将打赢战争，最后获得全面的胜利。”他说。

伯爵身着军装，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手上拄着拐杖，在辩论室里十分惹人注目。全场鸦雀无声听着他的发言，他坐下时获得了齐声喝彩。

下面还有不少类似的叙述。艾瑟尔一时惊呆了。他这样煽情是为了哗众取宠，而且十分有效。菲茨通常不戴眼罩，这次是特意为了营造效果。他的演讲会让很多人产生偏见，从而反对和平计划。

她跟比利吃了早餐，随后为劳埃德和自己穿好衣服出了门。比利打算这一天都跟米尔德里德待在一起，但他答应晚上去参加会议。

艾瑟尔来到《军人之妻》办公室时，发现所有的报纸都刊载了菲茨的演讲。有几份报纸还把它刊登在头版头条。报纸的立场各不相同，但都一致认为他发出了有力的一击。

“怎么会有人反对单纯的和平讨论？”她对茉黛说。

“你可以自己问问他，”茉黛说，“我邀请他今晚来参加会议，他接受了。”

艾瑟尔吓了一跳：“他会受到热情接待的！”

“但愿如此。”

两个女人忙了一整天，准备发行一份特刊，头版标题是《和平的小风险》。茉黛喜欢这种讽刺腔调，但艾瑟尔觉得太隐晦了。时近傍晚，艾瑟尔从托儿所接回劳埃德，带他回家，喂饱后让他上床。随后，她让不参加政治集会的米尔德里德照看孩子。

艾瑟尔赶到卡尔瓦利福音馆的时候，其他人也陆续抵达，屋子里很快便座无虚席，只剩站着的地方了。听众里有很多穿着军装的士兵和水手。伯尼主持会议。他以自己的一番发言开场，但他不擅演说，虽然很短仍不免显得沉闷。然后他请上第一位演讲人，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哲学家。

艾瑟尔比这位哲学家更了解和平的论辩，在他发言的时候，她审视着讲台上两个追求她的男人。菲茨是几百年财富和文化的产物。与往常一样，他打扮得漂亮得体，头发经过精心梳剪，双手白皙，指甲干干净净。伯尼是受迫害的流浪部族，只有凭借比折磨他的人更加聪明的头脑才幸存下来。他穿着仅有的一件暗灰色斜纹羊毛厚外套。艾瑟尔从未见过他穿别的衣服，如果天气热，他就把外套脱掉。

台下的人静静地听着。劳工运动在和平问题上有分歧。1914年8月3日，拉姆齐・麦克唐纳在议会上发言反战，两天后宣战时，他便辞去了工党领袖的职务，从那以后，党内的国会议员便开始支持战争，跟他们的大部分选民一样。不过，工党的支持者往往是工人阶级中最不稳定的一类人。还有少数人强烈支持和平倡议。

一开始，菲茨先谈英国傲人的传统。他说，数百年来英国一直维持着欧洲的力量平衡，通常与势力较为薄弱的国家站在一起，确保没有任何国家凌驾他国之上。“德国总理没有提到和平解决的任何条件，但任何讨论必须从目前的势态出发，”他说，“现在就谈和平意味着法国蒙羞，领土被强占，比利时成了一个附属国。德国便纯粹靠军事力量主宰了这块大陆。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胜利。”

讨论开始后，伯尼说：“菲茨赫伯特伯爵是纯粹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一位军官的角色参加会议的。他向我承诺，听众中的现役士兵不会因为自己说的任何话受到纪律处分。事实上，我们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伯爵出席会议。”

伯尼自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像往常一样，这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法国蒙羞，失去了领土，那么，根据你的分析，这将动摇欧洲的稳定，菲茨赫伯特伯爵？”

菲茨点点头。

“然而如果德国蒙羞，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领土——它无疑会失去这些，就会让欧洲变得稳定？”

菲茨一下子被问住了，艾瑟尔看得出来。他没想到在东区会遇到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一时不知如何处理。他在智力上不是伯尼的对手。她为他感到有些难过。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伯尼最后说。听众中的和平派低声赞同着。

菲茨迅速恢复过来。“当然有区别，”他说，“德国是侵略者，是野蛮的军国主义者，他们行径残忍，如果我们现在进行和谈，等于奖赏这种行为，鼓励他们以后也采取同样的方式！”

这些话引发了听众中另一派人的欢呼，菲茨的面子保住了，但艾瑟尔觉得论辩有些无力，这时茉黛直接站起来说道：“战争的爆发是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错？”她说，“指责德国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做法，我们那些宣扬军国主义的报纸也大肆鼓励这类神话。我们记得德国入侵比利时，谈论起来似乎发生得毫无缘由。我们忘记了六百万俄国军队在德国边境展开动员。我们忘记了法国拒绝宣布中立。”有几个人发出嘘声。

艾瑟尔不屑地想：当你告诉别人他们头脑简单，就别想着得到喝彩。

“我不是说德国无辜！”茉黛抗议道，“我是说没有一个国家是无辜的。我是说我们是不是在为争取欧洲的稳定而战，或者为了比利时伸张正义、为了惩罚德国军国主义而战。我们发动战争是因为我们太过傲慢，不敢承认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一个穿军服的士兵站了出来，是比利。艾瑟尔感到很自豪。

“我参加了索姆河战役，”他开始说，听众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我想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在那儿损失了那么多人。”艾瑟尔仿佛听见了父亲那强有力的嗓音和沉稳的自信，她意识到比利完全可以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布道者。“我们的军官告诉我们，”他伸出一根指头指着菲茨，“这次进攻就跟在公园里散步一样容易。”

艾瑟尔看见台上的菲茨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着。

比利继续说：“他们说我们的炮火已经摧毁了敌人的阵地，破坏了他们的战壕，炸垮了他们的防空洞，等我们到了那边，除了德军的尸首以外什么都不会看到。”

艾瑟尔观察到，他说话时并非对着讲台上的人，他看着自己的周围，热切的目光扫视着全体听众，让他们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

“他们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比利直直地盯着菲茨，刻意强调着，“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听众中发出低声的赞同。

艾瑟尔见菲茨的脸色阴沉下来。她知道，对于菲茨这个阶层的人来说，被指控说谎是最重的侮辱。比利也了解这一点。

比利说：“我们跑进枪林弹雨里，发现德国的战场并没有被摧毁。”

听众不再沉默无声，有人喊了一句：“可耻！”

菲茨站起来要说话，但伯尼说：“请稍等一下，菲茨赫伯特伯爵，先让发言的人说完。”菲茨坐了下来，使劲摇着头。

比利提高了嗓门：“我们派出过空中或是地面巡逻兵去检查德军阵地的情况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菲茨再次站了起来。下面有人欢呼着，也有人发出嘘声。他说：“你根本不理解！”

但比利的声音占了上风。他大声喊道：“如果他们知道真相，为什么告诉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

菲茨喊叫起来，半数听众都在叫嚷，但比利的声音还是能被听得清清楚楚。“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吼道，“我们的军官是傻子，还是骗子？”

艾瑟尔收到菲茨的信，带纹章的昂贵信纸上，他的字迹大而自信，他没有提起阿尔德盖特的事，只是邀请她第二天，也就是12月19日星期二到威斯敏斯特宫，在下议院的旁听席上听劳埃德・乔治担任首相后的第一次演讲。她十分兴奋。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去威斯敏斯特宫，更别说听她崇拜的英雄讲演了。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邀请你？”当天晚上伯尼说，他的问题总是一语中的。

艾瑟尔想不出合适的回答。纯粹的善意从来不是菲茨会做的事。当他觉得合适的时候，他就会十分慷慨。伯尼很机灵，怀疑他有所图。

虽然伯尼的个人直觉不如他的聪明头脑，但他已经察觉到菲茨和艾瑟尔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作为回应，他的举止开始变得亲密起来。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因为伯尼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握着她的手，时间稍稍长了一点，靠得比舒适的距离近一些，说话时拍着她的肩膀，在她走下台阶时托着她的胳膊肘。突然的不安让伯尼本能地做出昭示所有权的动作。不幸的是，每次他一这样，她便发现自己很难不退缩。菲茨已经冷酷地提醒过，她对伯尼并没有感觉。

星期二上午十点半，茉黛走进办公室，整个上午她们都一块儿工作。茉黛无法在劳埃德・乔治发表演说前拟定下一期的头版，但还有不少其他东西需要刊出：招工信息、托儿广告、格林沃德医生有关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建议、菜谱，以及读者来信。

“参加了那天的会议以后，菲茨都快气疯了。”茉黛说。

“我告诉过你，他们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那他倒不介意，”她说，“只是，比利称他是个骗子。”

“难道你不觉得是因为比利说得更有根有据吗？”

茉黛苦笑了一下：“也许吧。”

“我只希望他不会让比利吃苦头。”

“他不会，”茉黛确定无疑，“那就破坏了他的承诺。”

“好。”

她们在米尔恩德路的一家咖啡馆吃了午餐，招牌上写着“司机们用餐的好去处”，里面也的确坐满了卡车司机。柜台后面的招待员对茉黛笑脸相迎。她们要了牛肉牡蛎饼，便宜的牡蛎用来弥补牛肉的不足。

随后她们搭公交车横穿伦敦去西区。艾瑟尔抬头望着大本钟的巨型表盘，时间是三点半。劳埃德・乔治将在四点钟演讲。他现在掌握着结束战争、挽救数百万生命的权力。他会这么做吗？

劳埃德・乔治一直在为工人阶级的权益战斗。早在战前他就与上议院和国王斗争，争取实行养老金制度。艾瑟尔很清楚这对身无分文的老人们意味着什么。支付养老金的头一天，她亲眼见到那些曾经身强力壮，如今弓腰驼背的退休矿工走出阿伯罗温的邮局，一个个喜极而泣，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受穷了。劳埃德・乔治从此成了工人阶级的英雄。上议院本来打算把这些钱花在皇家海军上的。

我可以为他写今天的讲稿，她想。我会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刻，都有权利说：我已经尽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再也没有任何办法了，因此我将不再继续，而是选择其他道路。在刚刚过去的一小时里我已经命令我们在法国的部队全线停火，先生们，枪炮已经沉寂。”

这是可以做到的。法国人会异常愤怒，但他们不得不加入停火，否则，如果英国单独讲和，他们孤军奋战必然会失败。和平解决对法国和比利时来说难以接受，但与损失几百万人的生命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这项使命需要卓越的政治才能。这也将是劳埃德・乔治政治生涯的结束——选民不会推选输掉战争的人。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离职啊！

菲茨正在中央大厅等着她们。格斯・杜瓦跟他在一起。毫无疑问，他也跟其他人一样，急于了解劳埃德・乔治将会对和平倡议作出何种回应。

他们经过长长的楼梯进入旁听席，坐在可以俯瞰整个辩论室的位子上。艾瑟尔的右边是菲茨，左边坐着格斯。在他们下面，两边的绿皮椅子里已经坐满了国会议员，除了前排少数几个位子空着，那通常是留给内阁成员的。

“所有议员都是男人。”茉黛大声说。

一位穿着宫廷制服、配了过膝天鹅绒马裤和白色长袜的引座员，热心地发出嘘声：“请安静！”

一位后座议员 [3] 站了起来，但没人关心他说了什么。大家都在等着新首相发言。菲茨悄悄对艾瑟尔说：“你弟弟侮辱了我。”

“可怜的人，”艾瑟尔挖苦道，“你感情受到伤害了？”

“要是以前，决斗是少不了的。”

“现在是二十世纪了，有更明智的办法。”

他没有因为她的轻蔑而动摇：“你弟弟知道谁是劳埃德的父亲吗？”

艾瑟尔犹豫了一下，她不想告诉他，但又不愿撒谎。

见她欲言又止，他便猜出了答案。“我明白了，”他说，“看来他侮辱我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你不用找其他理由，”她说，“索姆河发生的事情足以让士兵们愤怒，你不觉得吗？”

“他傲慢无礼，应该受到军法审判。”

“可你答应过不会……”

“是的，”他生气地说，“不幸的是，我答应过。”

劳埃德・乔治走进了辩论室。

他身形瘦小，穿着一件正式的男士常礼服，过长的头发有点蓬乱，浓密的胡子现在已经全白了。他今年五十三岁，但步子轻快有力。他坐下来对后座议员说了句话，艾瑟尔看见了他那种经常出现在报纸上的熟悉微笑。

四点十分，劳埃德・乔治开始演讲。他解释自己声音沙哑是因为喉咙痛。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我今天来到下议院，肩上担负着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所能承担的最为可怕的责任。”

这是个不错的开场，艾瑟尔想。至少他不会像法国和俄国那样，将德国的建议看作无关紧要的把戏或是干扰。

“任何一个人或一些人，放纵这场冲突，或者是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肆意延长这场可怕的冲突，那么他灵魂所担负的罪孽就连大洋之水都无法洗清。”

他用了圣经般的词句，艾瑟尔想，犹如在一个浸礼仪式上提及洗刷罪恶。

不过，像所有布道者一样，他随即作出相反的陈述：“任何一个人或一些人，如果出于疲惫和绝望，而不是崇高目标，放弃我们因理想而投身的事业，而且这项事业已经接近完成，那将会是任何一位政治家所能犯下的损失最为惨重的怯懦之罪。”

艾瑟尔感到如坐针毡。他到底会倒向哪边？她想到了阿伯罗温接到电报的那一天，似乎又看见了那一张张丧亲的面孔。劳埃德・乔治，以及所有的政治家，如果他们做得到，应该不会让这种令人心碎的情景继续吧？否则，作为政治家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说：“我们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接受这场战争，一个有价值的目的，目的达到了，战争也就随之结束。”

这是个不祥之兆。艾瑟尔真想问他这目标是什么。伍德罗・威尔逊问过这个问题，直到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现在给不出答案。劳埃德・乔治说：“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接受德国总理的邀请来实现这一目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唯一问题。”

艾瑟尔感到沮丧。如果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那将如何讨论这个问题呢？

劳埃德・乔治抬高了嗓门，以一种布道者讲述地狱般的口吻说道：“如果在德国宣称胜利，而我们不清楚其提议内容的情况下，接受了德国的邀请展开协商……”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扫视全场，先是身后的自由党，再转向右边，然后朝向对面的保守党，“那就是把脑袋伸进德国人手上牵着的套索之中！”

议员们发出一阵赞同的呼声。

他拒绝了和平建议。

坐在艾瑟尔旁边的格斯・杜瓦，把脸埋进了自己的手里。

艾瑟尔大声说：“多少像阿伦・普里查德那样的年轻人在索姆河被杀，有人关心过这个吗？”

引座员说道：“那边，安静！”

艾瑟尔站了起来：“先知・琼斯中士，战死！”她大喊着。

菲茨说：“安静，快坐下来，我的老天！”

辩论室下面，劳埃德・乔治继续说着，但有一两个议员仰头朝旁听席上看过来。

“克莱夫・皮尤！”她使出全力大声喊道。

两个引座员朝她走过去，左右一边一个。

“斑点・卢埃林！”

引座员抓起她的胳膊，连推带搡把她赶了出去。

“乔伊・庞蒂！”她尖叫着，被他们拉到了门外。

第二十二章

1917年1月至2月

沃尔特・乌尔里希梦见他坐着马车去见茉黛。在一段下坡路上，马车越跑越快，危险地随着崎岖的路面颠簸。他喊道：“慢点！慢下来！”可车夫根本听不见，马蹄轰鸣，那声音十分奇怪，听上去就像汽车发动机在隆隆作响。尽管情况异常，沃尔特仍然害怕失控的马车会撞毁，他再也无法赶到茉黛身边。他再次责令车夫减速，乱喊乱叫着把自己惊醒了。

实际上他正坐在一辆汽车上，是由司机驾驶的奔驰3/95双座弗顿轿车，正以适中的速度在西里西亚的一条高低不平的道路上行驶着。他父亲坐在旁边，抽着一支雪茄。他们一大早便离开了柏林，两人身上都裹着皮大衣——因为这是一辆敞篷车——正在赶往最高统帅部所在的东部指挥部。

这场梦很容易找到解释。协约国轻蔑地拒绝了沃尔特辛苦推动的和平提议。德军随即加强了军事力量，并打算恢复无限制潜艇战。战区的每艘舰船，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载的是旅客还是货物，属于交战国还是中立国，全部击沉，用饥饿来迫使英国和法国投降。政客们，尤其是德国总理，担心这一招能否打败敌人，因为这有可能会把美国拉入战争，但潜艇部队占了上风。德皇提拔了好战的阿瑟・齐默尔曼担任外交部长，以此表明他到底倾向于哪一方。因而沃尔特梦见自己跌入了一场灾难。

沃尔特认为德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美国。德国的战略目标应该是让美国置身事外。没错，因为协约国的海上封锁，德国正在忍饥挨饿。但俄国人坚持不了多久，一旦他们投降，德国就能迅速占据沙俄帝国富饶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那里有广袤的玉米田和蕴藏丰富的油井。随后，整个德国军队便可以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西部战线。这是唯一的希望。

但皇帝能否认识到这一点呢？

最后的决定就在今天。

阴冷的冬日阳光铺洒在点缀着片片白雪的乡间田野上。沃尔特觉得自己远离战场，真有些像个开小差的士兵。“几周前我就该返回前线的。”他说。

“军队显然想让你留在德国，”奥托说，“你的价值是做一个情报分析师。”

“德国有的是年纪大的人做这份工作，干得至少不比我差。是不是你在背后做了什么？”

奥托耸耸肩：“我认为，如果你打算结婚，有了一个儿子，那你愿意调到什么地方都行。”

沃尔特怀疑地问：“你让我待在柏林，就是为了让我跟莫妮卡・冯・德・赫尔巴德结婚？”

“我还没有这种权力。不过，最高统帅部里有些人可能觉得有必要延续高贵的血统。”

这简直虚伪透顶。沃尔特正要表示抗议，这时汽车拐出了大路，穿过一个精心修饰的大门，上了一条长长的车道，两侧是光秃秃的树木和积雪覆盖的草坪。车道尽头是一座大房子，沃尔特还是头一次在德国见到如此巨大的建筑。“这就是普勒斯城堡？”他问。

“对。”

“这么大。”

“一共三百间客房。”

他们下了车，走进火车站般的前厅。墙壁上装饰着一只只用红丝绸衬着的野猪头，一段宽阔的大理石楼梯通往楼上的高级套房。沃尔特半辈子都在各种豪华的房子里度过，但这里是他前所未见的。

一位将军朝他们走了过来，沃尔特认出他是冯・亨舍尔，他父亲的一位密友。“你们如果动作麻利的话，还来得及梳洗一下，”他和蔼可亲地催促着，“四十分钟后在大餐厅见。”他看着沃尔特，“这就是你的儿子吧。”

奥托说：“他在情报部门工作。”

沃尔特朝他敬了个礼。

“知道了。我把他的名字记在名单上。”将军转过来对沃尔特说，“你应该了解美国吧。”

“我在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待了三年，先生。”

“好的。我从来没去过美国。你父亲也没有。实际上，这儿的大多数人都没去过。我们新任的外交部长倒是个例外。”

二十年前，阿瑟・齐默尔曼从中国经由美国返回德国，从旧金山坐火车到达纽约。他因为这次经历就被认为是美国方面的专家。沃尔特什么也没说。

冯・亨舍尔说：“齐默尔曼先生让我向二位请教几个问题。”沃尔特既得意，又有些迷惑。新任外交部长怎么会征询他的意见？“不过，我们还有时间，随后再谈。”冯・亨舍尔招手叫过一个穿着老式制服的男仆，领他们去了卧室。

半小时后他们来到餐厅，这里如今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间会议室。环顾四周，沃尔特不无敬畏地发现德国所有举足轻重的人物几乎都到场了，包括总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他年届六十，齐刷刷的短发几乎全白了。

大部分德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围坐在一张长桌旁。地位较低的人，其中包括沃尔特，被安排在靠墙的硬椅子上。助手传递着几份两百页的备忘录副本。沃尔特隔着父亲的肩头瞟了一眼文件。他看见进出英国港口船只的吨位表、运费和载货空间表，英国餐点的热量值，甚至还有一条女士裙装需要多少羊毛的统计表。

他们等了两个小时，随后威廉二世走了进来，穿着一身将军制服。皇帝陛下脸色苍白，心情不佳。几天前他刚过完五十八岁生日。跟以往一样，他那干瘪的左臂 [4] 动也不动地在身子侧面悬着，尽量不让人留意。沃尔特发现自己不再能感受到幼时那种快乐的忠诚感。他没有办法假装继续相信皇帝是臣民明智的父亲。威廉二世显然完全是一个被烦恼压垮的普通人。他糊涂无能，愁苦不堪，简直就是人们反对君主世袭制的一个活生生的论据。

皇帝看了看四周，对其中的一两个心腹点点头，其中就包括奥托。然后他坐了下来，朝留着一撮白胡子的海军统帅亨宁・冯・霍尔岑道夫做了个手势。

这位海军上将开始引用备忘录上的话——海军随时可以出海的潜艇数量，协约国维持生存所需要的船运吨位，以及他们替代被击沉的船只的速度。“我计算过，我们可以每个月击沉六十万吨的船运货物。”他说。这番表现的确令人惊叹，每项论证都有数字依据。唯一让沃尔特有些怀疑的是，这位将军算得太精确，太确定了。战争从来都不是这么容易预测的，不是吗？

冯・霍尔岑道夫指着桌上的一摞用缎带捆扎的文件，想必是开始无限制潜艇战的皇令。“如果陛下今天批准我的计划，我保证不多不少只要五个月，协约国就会投降。”说完，他坐下了。

皇帝看了看总理。沃尔特心想，现在我们该听一听更为现实的估计了。贝特曼已经当了七年的总理，与皇帝不同，他深谙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贝特曼表情阴郁地谈到美国参战的前景，谈到美国巨大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供给能力，以及雄厚的资金。他引述所有熟悉美国的资深人士的意见证明他的话。不过，让沃尔特失望的是，他的一番表述看上去像是在走过场。他大概知道皇帝已经拿定了主意。难道这次会议不过是认可已经采取的决定？难道德国的命运已经注定？

皇帝对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毫无耐心，在总理说话的时候他坐立不安，厌烦地低声嘟囔着，一脸不屑的表情。贝特曼的声音开始发抖。“如果军事当局认为无限制潜艇战非打不可，我无法与他们相抗衡。另一方面……”

他还没来得及说完另一方面是什么，冯・霍尔岑道夫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打断了他的话：“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我保证不会有任何美国人踏上欧洲大陆！”

真是荒谬，沃尔特想。一个海军军官的保证有什么用？但他这话比刚才那番统计数据更管用。皇帝面露喜色，其他几个人也点头赞同。

贝特曼看来只得放弃。他瘫坐在椅子上，神色紧张，用一种被挫败的声音说：“如果成功在即，我们必须奋力追求。”

皇帝做了个手势，冯・霍尔岑道夫将缎带捆扎的文件推到桌子对面。

不，沃尔特想，不该如此轻率地作出这样命运攸关的决定。

皇帝拿起笔，签下了“威廉・I.R”几个字。

他放下钢笔，站了起来。

屋子里所有人都立刻起立。

不可能就这样结束，沃尔特想。

皇帝离开了房间。紧张消除了，人们开始窃窃低语。贝特曼仍坐在椅子上，低垂双目看着桌子。看上去就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低声叨咕着什么，沃尔特凑到近旁，听见他在说一句拉丁语：Finis Germaniae——德国人完蛋了。

冯・亨舍尔将军走过来对奥托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跟我一起吃顿私人午餐。年轻人，你也来吧。”他带着两人来到隔壁的一间屋子，那里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冷餐。

普勒斯城堡是皇帝的住所，因此这里的食物很不错。尽管沃尔特既气愤又沮丧，但他现在跟所有德国民众一样正饿着肚子，所以取了冷鸡肉、土豆色拉和白面包，把盘子摞得满满的。

“外交部长齐默尔曼预料到这个决定，”冯・亨舍尔说，“他想知道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美国人。”

这种可能性很小，沃尔特想。如果我们击沉了美国船只，让美国公民坠入大海，那就没有任何办法逃脱沉重打击。

将军继续说：“我们能不能煽动在德国出生的一百三十万美国人举行一场抗议活动？”

沃尔特暗暗叹了口气。“绝对行不通，”他说，“这是一个愚蠢的神话。”

他父亲呵斥道：“跟长官说话时注意你的语气。”

冯・亨舍尔做了个息事宁人的手势：“让他说说他的想法，奥托。我也想听听他坦诚的意见。为什么这么说呢，少校？”

沃尔特说：“他们并不爱德国。你觉得他们为什么离开呢？他们可以吃德国香肠，喝德国口味的啤酒，但他们是美国人，他们会为美国而战。”

“那么，在爱尔兰出生的人呢？”

“同样道理。他们痛恨英国人，当然，我们的潜艇杀害美国人的时候，他们会更恨我们。”

奥托气急败坏地说：“威尔逊总统怎么可能跟我们宣战呢？他刚刚因为没有让美国卷入战争而获得连任！”

沃尔特耸耸肩：“从某些方面来说，参战反而更容易了。民众会相信他别无选择。”

冯・亨舍尔说：“有什么办法牵制住他？”

“保护中立国家的船只……”

“不可能，”他父亲打断了他，“无限制意味着没有例外。海军要的就是这个，皇帝陛下也答应了他们。”

冯・亨舍尔说：“如果国内问题不大可能让威尔逊劳神，那么有没有什么外交问题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他转向奥托，“比如，墨西哥？”

奥托笑了，看上去很得意：“你是说‘皮兰卡号’。我必须承认那是攻势外交的一次小小的胜利。”

德国用货船向墨西哥运送武器，导致墨西哥和美国发生武装冲突，在这事件上沃尔特从来都不赞同他父亲的观点。奥托跟他的那些亲信让威尔逊总统出了丑，他们至今还没有感到后悔。

“现在呢？”冯・亨舍尔说。

“大部分美国军队要么是在墨西哥，要么驻扎在边境，”沃尔特说，“表面上，他们正在追逐越过边境偷袭的一个名叫潘乔・维拉的强盗。卡兰萨总统对他的主权领土受到侵犯大为愤慨，但他对此毫无办法。”

“如果他获得我们的帮助，情况会有所改变吗？”

沃尔特思考着。这种外交上的挑拨离间让他觉得十分危险，但他有责任尽量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墨西哥人觉得他们被人抢走了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他们梦想着夺回这些领土，就好像法国人梦想着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样。卡兰萨总统有可能愚蠢到了一定地步，相信这些能够做到。”

奥托急切地说：“无论哪种尝试，肯定会让美国把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出去！”

“但时间也不会太长，”沃尔特勉强同意道，“长远来看，我们的干涉有可能激励那些打算加入协约国作战的美国人。”

“我们只需要短期效果。你刚才听冯・霍尔岑道夫的话了，我们的潜艇五个月就能让协约国投降。我们只要让美国人忙活这么长时间就行了。”

冯・亨舍尔说：“日本那边呢？是否有可能说服日本佬攻击巴拿马运河，甚至加利福尼亚？”

“实际上，没有这种可能。”沃尔特坚定地说。讨论愈发接近狂妄冒险的幻想。

但冯・亨舍尔依然坚持：“不过，单单是威胁就可能会把更多的美国部队拴在西海岸上。”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

奥托拿餐巾往嘴唇上轻轻拭了拭：“这些话题都相当有趣，不过我得过去瞧瞧皇帝陛下是否需要我。”

他们都站了起来。沃尔特开口道：“我有句话，将军……”

他的父亲叹了口气，但冯・亨舍尔说：“请讲。”

“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很危险的，先生。德国的首脑们竟然谈论在墨西哥煽动冲突，鼓励日本去侵略加利福尼亚，如果这些话传了出去，激怒美国民众，即使不是立刻宣战，也会大大增加宣战的可能。请原谅我要说这么显而易见的事，这次谈话应该予以高度保密。”

“相当正确。”冯・亨舍尔说着，对奥托笑了笑，“你父亲跟我都属于老一代人，但我们还算知道点事儿。你可以相信我们能够审慎处理。”

德国的和平提议被拒绝，这让菲茨很是欣慰，他对自己在其中作出的努力感到十分自豪，但是，当一切结束后，他心里又有了一些疑问。

1月17日，周三清晨，他一边沿着皮卡迪利散步，或者说是跛行，前往他在海军部的办公室，一边翻来覆去回想着。和谈本来是德国人巩固战争所得而使出的卑劣手段，这样他们对比利时、法国东北部和俄国部分地区的占领就可以合法化。英国参加这种会谈便等于承认了失败。但到目前为止，英国尚未赢得战争。

劳埃德・乔治谈论的“一举决输赢”受到报纸的大肆吹捧，但所有理智的人都清楚这不过是白日做梦。战争还要继续下去，可能是一年，也许拖得更久。而且，如果美国继续保持中立，战争最后还是会以和平谈判告终。如果没有任何一方赢得战争呢？又会有上百万人毫无意义地丧生。说到底，或许艾瑟尔是对的，这种想法一直折磨着菲茨。

如果英国最后战败了呢？那就会发生一场金融危机，大规模失业和贫困。工人阶级会响应艾瑟尔父亲的号召，说他们从来都没有为战争投票的权力。民众对统治者的愤怒将无法控制。抗议和游行会变成暴乱。一个多世纪以前，巴黎人处决了他们的国王和大多数贵族。伦敦人会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来？菲茨想象着自己被捆住手脚，用车拉着去刑场，众人们朝他吐着口水，大声讥笑。更糟的是他看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茉黛、赫姆姑妈、妻子碧，以及宝宝身上。他匆忙将这可怕的噩梦从脑子里赶走。

艾瑟尔太性急，他感到钦佩但又后悔带她来。他请来的客人在劳埃德・乔治演讲时被从旁听席上赶了出去，不免让他颜面扫地，但同时他发现自己对她更有兴趣了。

不幸的是，她就此开始跟他作对。他紧随其后，在中央大厅追上了她，她却狠狠斥责他，怪罪他跟他的同类在延长战争。看她的样子，好像死在法国的每一个士兵都是被菲茨亲手杀害的。

切尔西的计划也落空了。他给她写了几封信，但她都没回。这样的失望让他很受打击。每当想到他们两人本可以在那处爱巢共度一个个令人愉快的下午，他便怅然若失，胸口阵阵作痛。

不过他也获得了一些安慰。碧听从了他的话。她的床向他敞开，她穿着漂亮的睡衣，奉上美好的身体，就像他们新婚时那样。说到底，她是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贵族女性，懂得尽妻子的本分。

菲茨想着顺从听话的公主和难以抗拒的激进分子，走进了旧海军部大楼，在办公桌上看见一份解码了一部分的德军电报。

上面的标题是：

柏林致华盛顿。 W.158。 1917年1月16日

菲茨的目光自动移向电文末尾的落款，只见那里写着：

齐默尔曼。

他一下子来了兴致。这是一份德国外交部长发给驻美国的德国大使的电报。菲茨用铅笔写下译文，在没破译出来的地方画线，打上问号。

经由×××安全途径向阁下发送一份最为机密的信息，并转交在（墨西哥？）的钦差大臣。

问号表示未确定代码的含义。译电员在猜测。如果猜对了，这封电报便是发给驻墨西哥的德国大使，通过美国大使馆转交。

墨西哥？菲茨心想，这太奇怪了。

下面的电文被完全破译出来了。

我们计划在2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

“我的上帝！”菲茨不禁叫出声来。这正是让人担心的事情，现在得到了明白无误的确认，甚至还有日期！这一消息会让“40号房间”立刻乱成一团。

这样我们就必须让美国始终保持中立××××。如果我们做不到，就要建议（墨西哥？）在以下基础上结为联盟：实施作战，实现和平。

“与墨西哥结盟？”菲茨自言自语道，“这一招很厉害。美国人肯定会气急败坏的！”

阁下应在立即秘密通知总统与美国××××交战同时在我们与日本××××之间展开谈判我们的潜艇将迫使英国在几个月内接受和平条件。收到后确认。

菲茨抬起头来，看见年轻的卡弗正瞧着自己，眼里闪着兴奋的光。“你读过拦截到的齐默尔曼的电报了吧。”少尉说。

“是的，”菲茨平静地说，实际上他心里跟卡弗一样兴奋，但他隐藏得比较好，“为什么破译得那么不连贯？”

“这是一种新的代码，我们还没有完全破解。不过这个消息很不一般对吧？”

菲茨又看了看他的翻译。卡弗并未夸大事实。这份电文想要拉拢墨西哥成为德国的盟友，一起来抗衡美国。的确耸人听闻。

这足以激怒美国总统，让他对德宣战。

菲茨的脉搏加快了。“我同意，”他说，“我要把它直接送给‘眨眼豪尔’。”威廉・雷金纳德・霍尔上校是海军情报部主任，面部患有慢性痉挛，因此有了这个绰号。但这人很有头脑。“他会提问，所以我得有所准备。有希望破解全部电文吗？”

“要花几周时间才能完全掌握新代码。”

菲茨恼火地嘟囔了一句。从基本原理开始重建新代码是一项苦差事，不能操之过急。

卡弗继续说：“但我注意到这个消息是从华盛顿转往墨西哥的。在这条线路上他们仍然使用我们一年多以前就破解的旧外交密码。也许我们能截取到转发电报的副本？”

“也许我们可以！”菲茨急切地说，“我们在墨西哥城的电报局有自己的特工。”他前瞻性地思考着，“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公之于世……”

卡弗焦急地说：“我们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不能？”

“那样的话，德国人就知道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往来电报。”

菲茨明白他的意思。这是秘密情报机构一直以来面临的问题——如何使用情报，同时又不泄露情报来源。他说：“但这件事非常要紧，我们有可能需要孤注一掷。”

“我不这样认为。这个部门提供了大量可靠信息。他们不会冒这个险。”

“真该死！我们掌握了这么重要的信息，难道找不到办法加以利用？”

卡弗耸耸肩：“这个工作时常会这样。”

菲茨不打算就此放弃。美国的加入可能会让协约国赢得这场战争。单凭这一点，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但他了解军队，有人会挺身而出，尽全力保护一个机构而非一块阵地。卡弗的异议必须认真对待。“我们需要一套掩人耳目的说法。”他说。

“我们就说是美国人截获了电报。”卡弗说。菲茨点点头：“电报是从华盛顿转往墨西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美国政府从西部联盟得到的。”

“西联公司可能会不太高兴……”

“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让这个消息发挥最大效力？要我们的政府发布声明吗？我们把它交给美国人，还是找第三方来挑战德国人？”

卡弗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手势：“这我就无能为力了。”

“我要试试，”菲茨灵光一现，“我知道该找谁帮忙了。”

菲茨跟格斯・杜瓦在伦敦南部一家叫“圆环”的酒吧碰头。

菲茨没想到杜瓦喜欢拳击。少年时他参加过布法罗的滨水擂台赛，早在1914年他在欧洲旅行时，便在各大都市观看过各类职业拳击比赛。菲茨暗想，杜瓦是挺聪明，拳击从来不是梅费尔下午茶的流行话题，所以他只字未提自己的爱好。

不过，圆环这里倒是什么阶层的人都有。穿晚礼服的绅士夹杂在衣衫破烂的码头工人中间。非法的揽赌人到处在收拢赌注，一个个侍者端着摆满啤酒杯的托盘进进出出。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雪茄和烟斗的烟雾。这里没有座位，也没有女人。

菲茨看见格斯正在跟一个塌鼻梁的伦敦人起劲地聊着美国拳击手杰克・约翰逊，他是第一位夺得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黑人，因为娶了一个白人妻子，基督教的牧师们呼吁动用私刑处死他。面前的伦敦人赞同神职人员的提议，让格斯非常生气。

菲茨心里很盼望格斯能爱上茉黛。他们会是很般配的一对，两人都受过良好教育，又都是自由派，对任何事情都很认真，总在读书。杜瓦家族向来很有钱，几乎就是美国人里的贵族了。

再说，格斯和茉黛两人都支持和谈。不知为何茉黛一心盼着战争尽快结束，让菲茨颇感奇怪。格斯自然是顺从他上司伍德罗・威尔逊的旨意，这位总统一个月前发表讲话，呼吁“没有胜利的和平”，这让菲茨和英法两国的大多数首脑人物极为不满。

尽管菲茨认为格斯和茉黛很登对，但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类似的迹象。菲茨爱自己的妹妹，但他不知她哪里出了毛病。难道她想当老处女吗？

菲茨把格斯从塌鼻梁的伦敦人身边叫走，聊起了关于墨西哥的话题。

“一团糟，”格斯说，“威尔逊撤回了潘兴将军的军队，试图讨好卡兰萨总统，但没起什么作用——卡兰萨甚至不打算讨论边界的监管问题。你怎么问起这事儿来了？”

“过会儿我再告诉你，”菲茨说，“下一个回合开始了。”

他们看着“犹太佬”班尼打中了“秃头”阿尔伯特・柯林斯的脑袋，把他重重地击倒在地，而菲茨已暗下决心绕开德国和谈的问题。他知道格斯为威尔逊的倡议失败而伤心。格斯一直在责问自己，是否有可能把这件事处理得更好，或许再做些什么就能推动总统的这项计划。菲茨觉得这计划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真正希望和平。

到了第三轮，秃头阿尔伯特倒了下去，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你来得真是时候，”格斯说，“我马上就要坐船回家。”

“期待吗？”

“是啊，如果能活着回去——我可能在半路被潜艇击沉。”

德国人在2月1日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跟拦截到的那封齐默尔曼电报内容一致。此举惹怒了美国人，但并不像菲茨所希望的那么严重。“威尔逊总统对潜艇公告的反应倒是出奇地温和。”菲茨说。

“他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这不算温和。”格斯说。

“但并没有宣战。”菲茨因此失望到了极点。他全力反抗和谈，但茉黛和艾瑟尔那帮和平主义者说得不错，在可见的未来并不会有谁赢得战争，除非获得某种外来的援助。菲茨曾一度相信无限制潜艇战会让美国加入战争，但到目前为止并未实现。

格斯开口了：“坦白地说，我认为潜艇战的决定彻底惹恼了总统，现在正准备宣战。天啊，他尝试了一切可能。但他正是因为没有让美国卷入战争才赢得连任。只有民意才能让他转变。”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帮他这个忙。”菲茨说。

格斯扬了扬眉毛。

“我受伤后便开始在一个负责截获破译德国无线通联的部门工作。”菲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纸，上面是他的字迹，“几天后这个消息会正式交给你们的政府。我现在拿来给你看，因为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再决定如何处理。”他把那张纸递给格斯。

在墨西哥的英国特工截获了以旧有代码发过去的信息，菲茨交给格斯的便是齐默尔曼电报全文被解码后的译文。上面写着：

华盛顿致墨西哥，1917年1月19日

我们准备于2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尽管如此，我们仍努力让美国保持中立。如不成功，我们向墨西哥提出结盟建议，条件如下：

共同加入战争。

一致争取和平。

慷慨的财政支持，以及我方承诺帮助墨西哥夺回失去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领土。详细解决方案由你来完成。

一旦与美国的交战势在必然，请尽快尽可能保密地将以上内容通知总统，并附加提议，使其主动请求日本立即给予支持，并同时在日本和我们之间进行斡旋。

我方潜艇的持续袭击将迫使英国在几个月内接受和谈，请总统将这一事实考虑在内。

格斯读了几行，拳击场上昏暗的光线让他不得不把那张纸拿得很近。随后他说：“结盟？老天爷！”

菲茨四下看了看。新的一轮拳击赛已经开始，人群喧声雷动，附近的人根本听不到格斯的声音。

格斯接着往下读。“收复得克萨斯？”他难以置信，接着又愤怒地说道，“邀请日本？”他抬起头来，“简直岂有此理！”

这正是菲茨所期待的反应，他按捺住心中的得意。“的确是‘岂有此理’。”他一本正经地说。

“德国竟然提供资金，让墨西哥入侵美国？！”

“是的。”

“他们还要求墨西哥说服日本加入进来？！”

“是的。”

“那就等着看好戏吧！”

“我正想跟你谈谈这个问题。要是公开这个信息，我们得确保对你们的总统有利。”

“英国政府干吗不直接向全世界公布呢？”

格斯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原因有两个，”菲茨说，“第一，我们不希望德国人知道我们正在破译他们的电报；第二，有人或许会指责我们伪造拦截的电文。”

格斯点点头。“请原谅。我实在太气愤了，没想到这些。我们得冷静地考虑一下。”

“如果有可能，我们希望你们说是美国政府从西联公司获得的电报副本。”

“威尔逊不会说谎的。”

“那去西联弄一份副本，就不必说谎了。”

格斯点点头：“应该可以。至于第二个问题，由谁来发布电报内容，又不会被怀疑是伪造的呢？”

“我觉得，或许总统本人可以。”

“这是一种可能性。”

“难道你有更好的主意？”

“是的，”格斯若有所思，“我的确想到一个好办法。”

艾瑟尔和伯尼在卡尔瓦利福音馆举办了婚礼。他们两个都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但都很喜欢那位牧师。

自从劳埃德・乔治发表那次演讲后，艾瑟尔没再跟菲茨联系。菲茨公开反对和平的态度让她再次认识到了他冷酷的本性。他支持的一切都让她反感：传统、保守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不劳而获的财富。她不可能成为这种男人的情人，她为自己曾一度痴迷于切尔西的房子感到羞愧。她真正的灵魂伴侣是伯尼。

艾瑟尔穿着那件参加茉黛・菲茨赫伯特婚礼时买的粉色丝绸礼服，是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掏的钱，头上戴着的花帽子也是。他们没有伴娘，但米尔德里德和茉黛共同担任首席女傧相。艾瑟尔的父母坐火车从阿伯罗温赶来。遗憾的是比利没来，他正在法国，无法请假参加婚礼。小劳埃德穿了花童的衣服，那是米尔德里德特意为他缝制的，天蓝色的衣服镶了黄铜纽扣，还配了一顶小帽子。

伯尼让艾瑟尔吃了一惊——他邀来家人参加婚礼，但以前从没有听他谈起过。他年迈的老母只会说意第绪语，整个典礼一直在嘀咕着什么，她跟伯尼的那位生意颇为成功的哥哥泰奥住在一起。米尔德里德在嬉笑间打听出他在伯明翰有一家自行车厂。

随后，大厅里摆上了茶和蛋糕，还有软饮料，让艾瑟尔的爸妈感到很合意。吸烟的人都去了外面。妈妈亲了一下艾瑟尔，说：“真高兴看到你总算安顿下来了。”“总算”这个词包含了不少意思，艾瑟尔想。它的含义是——恭喜你，尽管你是个堕落的女人，还带着一个私生子，没人知道他父亲是谁，现在你嫁给一个犹太人，住在伦敦这个与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的罪恶之地。但艾瑟尔坦然接受母亲有所保留的祝福，同时发誓绝不会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样的话。

爸妈买的是一日往返的便宜车票，两个人匆匆去赶火车了。大部分客人离开后，剩下的人便去了“小狗小鸭”酒吧喝酒。

艾瑟尔和伯尼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劳埃德该上床的时间了。这天一早，伯尼已经把他的几件衣服和一大堆书用手推车从他的的租屋搬到了艾瑟尔的房子里。

为了让他俩独处一晚，他们把劳埃德送到楼上，让他跟米尔德里德的孩子睡在一起，这被劳埃德当成一种特殊待遇。艾瑟尔跟伯尼在厨房里喝了一杯可可，随后就上了床。

艾瑟尔买了一件新睡衣。伯尼也换上了干净的长睡裤。等他上了床挨在她身边时，便紧张得开始冒汗。艾瑟尔摸着他的脸。“虽然我生过孩子了，但实在没有太多经验，”她说，“只跟我的第一任丈夫在一起，几个星期而已，然后他就走了。”她没有跟伯尼提起过菲茨的事，也永远不会提起。只有比利和律师阿尔伯特・索尔曼知道真相。

“你比我强多了，”伯尼说，她能感觉到他开始放松下来，“我只有几次不太成功的经验。”

“她们都叫什么名字？”

“哦，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她笑了：“不，我想知道。有多少女人？六个？十个？还是十二个？”

“天啊，没有。就三个。头一个是雷切尔・赖特，是在学校的时候。她事后说我们不得不结婚，我相信了她的话。我当时担心极了。”

艾瑟尔咯咯笑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一个礼拜她去跟米奇・阿姆斯特朗做那件事，我也就脱身了。”

“跟她在一起快乐吗？”

“我觉得还算快乐吧。我当时只有十六岁。主要是我希望能跟人家说我干过那事儿了。”

她轻轻吻了吻他，然后问：“下一个是谁？”

“卡罗尔・麦卡利斯特。邻居。我付给她一先令。一切发生得很快——她知道怎么做，很快就完事了，她一心想着拿钱。”

艾瑟尔不以为然地皱起了眉头，回想起切尔西的那座房子，意识到自己曾盘算着做卡罗尔・麦卡利斯特那样的事。她一下子觉得不太舒服，便说：“接下来的那个呢？”

“一个年长的女人。她是我的房东。她丈夫一不在家，她晚上就来我床上。”

“跟她在一起快乐吗？”

“挺好的。对我来说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出了什么问题？”

“她丈夫起了疑心，我就不得不搬家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遇见了你，就不再对其他女性有任何兴趣了。”

他们开始接吻。不一会儿，他撩起她的睡衣下摆，俯在她的身子上。他很温柔，小心不去弄疼她，但他很轻松便进入了她。她感到一阵爱意，他善良、充满智慧，对她和孩子都很用心。她两手拢住他的身子，让他贴紧自己的身体。很快，他达到了高潮。随后他们躺回床上，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格斯・杜瓦发觉女人的裙装起了变化。她们现在把脚踝展露出来。十年前，看一眼女人的脚踝会让人春心萌动，但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也许女人现在穿得多反而更有魅力。

罗莎・赫尔曼穿了一件暗红色外套，下摆的褶边在身后收拢成一个结，显得很时髦。外套上还有一条黑色的裘皮衬边，他觉得正好适合华盛顿二月的气候。她头上的灰帽子圆圆的，很小巧，装饰了红丝带和羽毛，不太实用，但美国女人戴的帽子恐怕从来就没什么实用性。“这个邀请让我不胜荣幸。”他弄不清她说这话是否在取笑他，“你刚从欧洲回来，对吧？”

他们两人正坐在威拉德饭店的餐厅吃午餐，这里距离白宫两个街区。格斯请她来有个特殊目的。“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他们刚点完菜，他便开口了。

“噢，好啊！让我猜猜。总统打算跟伊迪丝离婚，迎娶玛丽・佩克？”

格斯皱起了眉头。威尔逊在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中曾与玛丽・佩克有过暧昧。格斯怀疑他们是否真的通奸过，但威尔逊很不明智地写了不少肉麻的情书。华盛顿到处风传此事，但从未见诸报端。“我要说的是十分严肃的事情。”格斯板着脸孔说。

“哦，对不起。”罗莎脸上摆出一副庄重沉稳的表情，让格斯看着直想笑。

“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能透露消息是从白宫得到的。”

“我同意。”

“我要给你看一份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默尔曼发出的电报，是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

她显得很吃惊的样子：“你从哪儿弄到的？”

“从西联公司。”他胡诌了一句。

“难道不是用代码加密的吗？”

“代码可以破解。”他把一份打字机打好的英文译文副本递给她。

“这只是私下交流，不能发表，对吗？”她说。

“不。我唯一希望你保密的是它的来源。”

“好吧。”她读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惊讶得张大了嘴，抬起头问道，“格斯，这是真的吗？”

“你什么时候见我搞过恶作剧？”

“从来没有。”她继续读下去，“德国要出钱让墨西哥入侵得克萨斯？”

“齐默尔曼先生就是这么说的。”

“这不是简单的新闻，格斯，是本世纪最大的独家头条！”

他让自己轻轻微笑了一下，尽量不显露出内心胜利的感觉。“我猜到你会这么说。”

“你是独立行动，还是代表总统？”

“罗莎，不获得最高层的批准，你以为我会做这种事情？”

“我想不会。天啊。所以，这就等同于是威尔逊总统直接交代给我的。”

“是非正式的。”

“可是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我不能仅仅靠一张纸和你的说辞就去写新闻报道。”

格斯料到会有这种麻烦：“兰辛国务卿会亲自向你的老板确认电报的真实性，但他们的谈话必须保密。”

“那就好。”她又低下头去看那张纸，“这会彻底改变一切。你能想到美国民众读到这个会有什么反应吗？”

“我认为这会让他们更倾向于参加战争，打击德国。”

“何止是倾向！”她说，“他们会气得口沫横飞！威尔逊不得不宣战。”

格斯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罗莎解释了他的沉默：“哦，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放出这份电报了。总统希望宣战。”

让她猜了个正着。他笑了，心里玩味着与这个聪明女人之间的智力游戏：“我可没这么说。”

“但这份电报会大大触怒美国民众，以致要求开战。威尔逊也就可以说他没有背弃自己的竞选承诺，只是迫于舆论压力才改变了政策。”

她实在太精明了，一眼看穿了他的企图。他焦急地说：“你不会这么写，对吧？”

她笑了：“哦，不。只是我拒绝接受事物的表面现象。我以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你知道的。”

“现在呢？”

“现在我是个记者。要写这个报道只有一个办法。”

他松了一口气。侍者给他们送上菜肴——她要的水煮鲑鱼，还有他的牛排和土豆泥。罗莎站了起来：“我得回办公室。”

格斯吃了一惊：“那你的午餐怎么办？”

“你不是开玩笑吧？”她说，“我吃不下。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他想他知道，但还是问道：“做了什么？”

“你刚刚把美国推向了战争。”

格斯点点头。“我知道，”他说，“那就去写报道吧。”

“听着，”她说，“谢谢你选中了我。”

然后，她便离开了。

第二十三章

1917年3月

这年的冬天，彼得格勒饥寒交加。整整一个月，第一机枪团军营外的温度计都停在零下15摄氏度。面包师只做面包，馅饼、蛋糕和点心等一概不做，即使这样面粉还是不够。军营的厨房门口有武装警卫把守，因为有太多士兵去讨要或偷窃额外的食物。

三月初的一个寒冷日子，格雷戈里得到了下午外出的通行证，决定去看看弗拉基米尔，卡捷琳娜工作的时候，就把他留给女房东照看。他穿上厚厚的军大衣走在冰冷的大街上。在涅夫斯基大街，一个行乞的孩子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缩在墙角躲避极地刮来的寒风。她身上有种东西让他不安，他皱着眉头走了过去。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让他不舒服的是她投来的目光，那分明是性的邀请。他震惊得停下了脚步。她这么小的年纪怎么能出卖身体？他转身想去问问，但她已经不在那儿了。

他继续往前走，心里很乱。他知道有人专门喜欢找小孩子——很多年前，当小列夫去牧师那儿求助的时候，他便了解了这一点。但是，这个九岁女孩模仿的勾引人的凄婉笑容让他痛苦不已，想为他的国家哀哭。我们正在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妓女，他想，难道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

他一路走到了自己的老住处，心里沉甸甸的。一进门，他就听见弗拉基米尔在号啕大哭。他上楼直奔卡捷琳娜的房间，发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他哭得满脸通红，五官都扭在一起。他抱起他来，慢慢摇晃着。

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带着卡捷琳娜的气味。格雷戈里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这儿来。他们形成了一种规律——早上一起外出，然后回家做午饭，用格雷戈里偶尔从军营带回来的东西，随后等弗拉基米尔小睡的时候，亲热一会儿。星期天如果有了充足的食物，格雷戈里就会觉得小屋里充满了幸福。

弗拉基米尔的哭号变成了不满的哼唧声。格雷戈里怀里抱着孩子去找房东，她本该照看弗拉基米尔的。他在房子后面搭出来的一个低矮的洗衣房里找到了房东，她正在用绞干机拧着湿床单。这女人年届五十，灰白的头发用头巾扎着。1914年格雷戈里参军那会儿她还算丰满，但现在干瘪如柴，下巴上垂下来的肉松垮垮的。眼下就连女房东都缺吃少喝。

看见他抱着孩子过来，她吃了一惊，显得有点内疚。格雷戈里问：“你没听见孩子在哭吗？”

“我不能整天哄着他。”她辩解，继续转着绞干机的手柄。

“也许他饿了。”

“他刚喝过牛奶了。”她连忙说。她的反应快得令人生疑，格雷戈里猜到是她自己把牛奶喝了。他真想一把掐死她。

洗衣房没有暖气，但他感到弗拉基米尔那柔软的婴儿皮肤很热。“我觉得他在发烧，”他说，“你没注意到他的体温吗？”

“现在我又成了大夫了？”

弗拉基米尔不哭了，疲倦地萎靡下来，这让格雷戈里更担心了。他平常总是爱动，十分好奇，时常弄坏东西，但现在他安静地躺在格雷戈里的怀里，满脸通红，目光呆滞。

格雷戈里抱着他回到卡捷琳娜的房间，把他放回角落里的小床上。他从卡捷琳娜的架子上拿了一个罐子，匆匆出门，急忙赶往另一条街上的杂货店。他买了点儿奶，用一块纸包了一点点糖，又买了一个苹果。

等他回到家，弗拉基米尔还是原来那样。

他热好牛奶，让糖溶化在里头，把一块不太新鲜的面包掰碎混了进去，然后用泡软的面包一点一点喂给弗拉基米尔。他记得自己的母亲就是这样喂生病的小列夫的。弗拉基米尔起劲儿地吃着，看来他早已又饥又渴。

所有的面包和牛奶都吃光了，格雷戈里拿出苹果，用他的小刀切成几瓣，削去果皮。他吃掉果皮，一边把去皮的苹果喂给弗拉基米尔，一边说：“这个给我，这个给你。”换了往常，这孩子会很开心这种玩法，现在他却无动于衷，任由苹果从他的嘴巴上掉到一边。

附近没有大夫，再说格雷戈里也付不起费用，不过隔着几条街有个助产士。她叫玛格达，是格雷戈里的老友康斯坦丁的漂亮妻子。康斯坦丁是普梯洛夫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书记，也是格雷戈里的棋友，两人一有机会就下国际象棋，总是格雷戈里赢。

格雷戈里给弗拉基米尔换上一块干净的尿布，再用卡捷琳娜床上的毯子把他包裹起来，只露出眼睛和鼻子，随后抱着他走到外面凛冽的寒风中。

康斯坦丁和玛格达，以及玛格达的姑姑一起住在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姑姑为他们照看三个孩子。格雷戈里害怕玛格达外出替人接生了，但他很幸运，她正好在家。

活泼的玛格达见多识广，心地善良。她摸了摸弗拉基米尔的额头，说：“他有感染。”

“严重吗？”

“他咳不咳嗽？”

“不咳嗽。”

“大便怎么样？”

“很稀。”

她脱下弗拉基米尔的衣服，说：“我估计卡捷琳娜已经没有奶水了。”

“你怎么知道？”格雷戈里吃惊地问。

“现在都这样。女人自己都吃不饱，就更别提有奶水喂孩子了。无中不能生有，所以孩子才这么瘦。”

格雷戈里没意识到弗拉基米尔很瘦。

玛格达戳了戳弗拉基米尔的肚子，让他哭了起来。“肠子发炎了。”她说。

“他不会有事吧？”

“也许吧。孩子总是容易感染，一般也能扛过去。”

“我们该怎么办？”

“用温水清洗他的额头，让体温降下来。让他多喝水，能喝多少喝多少。他吃不吃东西都别担心。给卡捷琳娜吃好点儿，让她能自己奶孩子。他最需要的是母乳。”

格雷戈里把弗拉基米尔抱回家。他在路上又买了些牛奶，在炉火上温热，用茶勺喂给弗拉基米尔，孩子把奶统统喝光了。然后，他又热了一锅水，给弗拉基米尔擦了擦脸。看来这些有了效果——孩子不再那样一脸通红地瞪着眼睛，呼吸也开始正常了。

七点半钟卡捷琳娜回家的时候，格雷戈里已经没那么着急了。她看上去疲惫不堪，身子发冷。她买了一颗甘蓝和几克猪油，格雷戈里把这些放进锅里，做了一道炖菜，让她在一旁歇息。他把弗拉基米尔如何发烧，房东怎样丢下他不管，以及玛格达看病的事一一讲给她听。“我能怎么办呢？”卡捷琳娜无奈又绝望地说，“我得去工厂上班。找不到别人照看瓦洛佳。”

格雷戈里用炖菜汤喂孩子，然后把他放下睡觉。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吃了饭，一块儿躺在床上。“别让我睡过去了，”卡捷琳娜说，“我还得去排队买面包。”

“我替你去，”格雷戈里说，“你休息吧。”他可能无法按时赶回军营，不过或许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这些日子，军官们个个都害怕闹兵变，不会对这种轻微的犯规小题大做。

卡捷琳娜听了他的话，昏沉沉睡了过去。

等他听见教堂的钟敲了两下的时候，起床穿上靴子和大衣。弗拉基米尔看上去睡得还好。格雷戈里离开家，朝面包房走去。可他吃惊地发现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队，他来得有点迟。大概有上百人在排队，每个人裹得严严实实，在雪地里跺着脚。有些人还带了椅子、凳子。一个有生意头脑的年轻人架起了一个火盆，卖着热粥，然后用地上的雪洗碗。格雷戈里身后又来了十几个人。

人们边聊天边抱怨，等着开门。格雷戈里前面的两个女人争论着面包短缺到底该怪谁——一个说是王室里的德国人，另一个说犹太人在囤积面粉。“谁在统治这个国家啊？”格雷戈里对她们说，“如果电车翻车了，你们该怪司机，因为是他在掌舵。统治我们的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沙皇和贵族。”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说法。

“没有沙皇的话，谁来统治国家呢？”戴黄色毡帽的年轻女人怀疑地问。

“我们应该自己统治自己，”格雷戈里说，“就像法国和美国那样。”

“我也说不清楚，”那个岁数稍大的女人说，“反正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五点钟面包房开门了。一分钟后，前面传出消息，每位顾客只能买一个面包。“排了一整夜，只为了一个面包！”戴黄色帽子的女人说。

又花了一个小时才挪到了门口。面包师的妻子每次放进一个顾客。格雷戈里前面有两个女人，年岁大的那个进去之后，面包师的妻子出来说：“好了，面包就这么多了。”

戴黄毡帽的年轻女人说：“不行，求求你！再给一个吧！”

面包师的妻子冷冰冰板着脸。大概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如果他有足够的面粉，当然会多烤些面包，”她说，“现在全卖完了，听懂了吗？我一个面包都没了，拿什么卖给你们？”

最后一个顾客拿着面包走出店铺，匆忙走开。

戴黄毡帽的女人哭了起来。

面包师的妻子“砰”的一声摔上门。

格雷戈里转身离开了。

3月8日星期四，春天终于在彼得格勒降临了。不过，俄国固守凯撒大帝历法，因此日期是2月23日。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国家使用现代历法已达三百年之久。

气温回升恰逢国际妇女节，女工们走出纺织厂开始罢工，从近郊的工业区一直开进市中心，抗议买面包排队，反对战争，反对沙皇。面包配给制业已公布，但这似乎加剧了食品短缺现象。

第一机枪团像所有驻扎在城里的部队一样，被调去协助警察和骑马的哥萨克维持秩序。格雷戈里心里在琢磨：如果战士受命朝示威者开枪，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会服从，还是调转枪口对准指挥官？1905年那次他们听从指挥朝工人开枪。但自那之后，俄国民众遭受了十年的专制压迫，还有战争和饥饿。

还好当天没有出现什么麻烦，格雷戈里和他的部队未发一弹，晚上便返回了军营。

星期五，更多的工人参加了罢工。

沙皇待在六百多公里外莫吉廖夫的陆军总部。统领全市的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他决定派兵把守每座大桥，不让示威者进入市中心。格雷戈里的部队被安置在军营附近，负责守卫横跨涅瓦河、连接铸造大街的铸造大桥。但河水尚未化冻，示威者避开部队，直接从冰冻的河上走到对岸——士兵们兴致勃勃地在一旁观望，他们大多跟格雷戈里一样，同情那些示威者。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团体组织这次罢工。布尔什维克跟其他左派革命政党一样，发现自己在跟随工人阶级的运动，而不是在领导他们。

这次，格雷戈里的部队一样没有任何行动，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如此平静。当他星期六晚上返回军营时，得知警察在涅夫斯基大街尽头的火车站外袭击了抗议者。哥萨克人意外地保护了游行队伍免受警察的攻击。大家议论纷纷，用同志一词称呼哥萨克。格雷戈里对此持怀疑态度。哥萨克人除了自己以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表现过真正的忠诚。他想，他们不过是喜欢战斗。

星期日上午格雷戈里五点钟就醒了，离天亮还有很长时间。早餐时他听到传言说，沙皇已指示哈巴罗夫将军制止罢工游行，无论是否采取任何必要的武力。格雷戈里琢磨着这个不祥的措辞：任何必要的武力。

早餐后军士们分别接到了命令。每个排都得去城里的一个守卫点——不仅是桥梁，还有路口、车站和邮局。警戒岗通过野战电话相互联络。国家首府像一座刚被攻克的敌方城市一样被保护起来。最糟糕的是，机枪团要在可能出现混乱的地点架设机枪。

格雷戈里把命令转达给手下的战士们，所有人都惊呆了。伊萨克说：“沙皇难道真的要命令军队用机枪扫射自己的人民？”

格雷戈里说：“如果他这样做，战士们会服从吗？”

格雷戈里愈发感到兴奋，同时也十分害怕。罢工行动让他欢欣鼓舞，因为他知道俄国人必须向他们的统治者挑战，否则，战争还会拖延下去，人们继续挨饿，弗拉基米尔将来也不可能过上比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他们这一代更好的日子。正是这种信念让格雷戈里入了党。另一方面，他暗暗希望士兵们干脆拒绝服从命令，这样不用流太多的血就能引发革命。但是，当他所属的部队奉命在彼得格勒街头搭建机枪掩体时，他开始觉得自己的想法太愚蠢了。

俄国人民真的能够逃脱沙皇的暴政吗？有时这看来似乎是白日做梦。然而，其他国家发生过革命，推翻了他们的压迫者。就连英国人也曾杀死过自己的国王。

彼得格勒现在就像火炉上的一锅水，格雷戈里心想：锅上冒着丝丝蒸汽，不时泛起暴烈的气泡，表面弥散着滚烫的热流，但下面的水没什么动静，越是盯着越不开。

他的排被派到塔夫利宫，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夏日行宫，现在属于软弱的国家杜马。上午周围很安静，即使在挨饿，人们星期天也要睡一会儿懒觉。但天气持续晴好，中午时分他们便开始从郊区聚集过来，步行之后再乘坐电车。一些人聚集在塔夫利宫的大花园里。格雷戈里注意到，他们并不都是工人。还有不少中产阶级的男男女女、学生，以及一些看上去生活优渥的生意人。有的人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参加政治示威，还是来公园散步的？格雷戈里觉得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有弄清楚。

在宫殿入口，他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报上刊登过他的照片，让那张英俊的面孔被人熟知，他认出那是劳动派代表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劳动派是从社会革命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温和派系。格雷戈里向他打听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沙皇今天正式解散了杜马。”克伦斯基对他说。

格雷戈里反感地摇了摇头。“沙皇的典型做法，”他说，“镇压抱怨的人，而不是解决他们的不满。”

克伦斯基猛盯着他看，也许是没料到一名普通士兵能做出这样的分析。“相当正确，”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代表不会理睬沙皇的敕令。”

“那又能怎么样？”

“大多数人认为只要当局设法恢复面包供应，示威就会慢慢平息。”克伦斯基说完便进去了。

格雷戈里不知道这些温和派是怎么考虑的。如果当局有能力恢复面包供应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而是要定量配给？温和派总是凭空期望，不顾事实。

正午刚过，格雷戈里就看见了卡捷琳娜和弗拉基米尔的笑脸。他星期天通常都跟他们在一起，但他原以为今天见不到他们的。弗拉基米尔看上去健康快活，让格雷戈里大大松了一口气。显然这孩子经受住了这次感染。天气已经热了起来，卡捷琳娜敞着外套，显露出丰韵的体型。他真希望自己能去爱抚她。她笑盈盈地看着他，让他想到躺在床上时她吻他脸颊的滋味，心里猛地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渴望。他实在不愿意错过今天下午的拥抱。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他问她。

“是我运气好猜中了。”

“很高兴见到你们，不过你不该来市中心，这儿很危险。”

卡捷琳娜看着在公园散步的人群：“我觉得挺安全的。”

格雷戈里也不能再说什么。眼下这里风平浪静，没有任何骚乱的迹象。

母亲和孩子去冰冻的湖边散步了。看着弗拉基米尔蹒跚着走开，几乎马上就要摔倒，格雷戈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卡捷琳娜把他扶起来，哄着他继续往前走。他们看上去那么脆弱，不知又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回到原地后，卡捷琳娜说她要带弗拉基米尔回家睡午觉。

“走僻静的后街，”格雷戈里说，“躲着点儿人群。真说不好会发生什么。”

“好的。”她说。

“保证？”

“我保证。”

格雷戈里这天没有看到流血，但晚上回军营后从其他分队那里听到了不同的消息。在符印广场，士兵们接到命令对示威人群开枪，有四十个人被打死。格雷戈里感觉仿佛有只冰冷的手攫住了他的心。卡捷琳娜也有可能被杀，如果她当时正走在大街上！

其他人也一样怒不可遏，食堂里顿时群情激愤。格雷戈里受到大家情绪的鼓舞，站到一张桌子上承担起组织者的义务，让战士们轮流发言，保持秩序。晚餐很快变成了一场群众性集会。他让伊萨克先说，后者是编成团足球队的明星，大家都认得他。

“我参军是为了杀德国人，不是杀俄国人，”伊萨克的话赢得了下面一片赞同的呼声，“游行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要得到面包！”

格雷戈里认识团里的所有布尔什维克，他接连叫上几个人发言，但他也谨慎地请其他人说话，避免显得偏向哪一方。通常士兵们表达意见时都很谨慎，担心自己被告发而受到惩罚。但今天他们已不在乎这些了。

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发言人是雅科夫，他个头高大，长得虎背熊腰。他站在格雷戈里旁边，眼里含着泪水：“他们命令我们开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上去无法提高自己的声音，房间里安静下来，其他人都在紧张地听着，“我说：‘上帝啊，现在请指引我吧。’我心里倾听着，但上帝没有给我答案。”人们沉默着，“我举起步枪，上尉大喊大叫：‘开枪！快开枪！’可我该用枪打谁呢？在加利西亚，我们知道谁是敌人，因为他们在向我们开火。但今天在广场上没人攻击我们。很多都是妇女，有些还带着孩子。连男人手里也没有武器。”

他陷入了沉默。战士们一个个像石头般呆立着，仿佛稍微一动就会打破魔咒。过了一会儿，伊萨克催问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雅科夫・达维多维奇？”

“我扣动了扳机。”雅科夫说，眼泪落在他浓密的黑胡子上，“我都没去瞄准。上尉冲着我叫嚷，我开枪只是为了让他闭嘴。但我打中了一个女人。一个姑娘，是的，我想她大概十九岁。她穿了一件绿色的外套。我射中了她的胸口，鲜血染红了外套，红色淹没了绿色。然后她就倒了下去。”他当众哭了，然后喘息着说，“我丢下手里的枪，想跑过去，想去帮帮她，可人群冲着我涌了过来，一阵拳打脚踢，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用袖子擦了擦脸，“这下我麻烦了，因为弄丢了步枪。”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停顿。“十九岁，”他说，“我想她也就十九岁。”

格雷戈里没注意到门开了，基里洛夫中尉突然出现在那儿。“从该死的桌子上下来，雅科夫，”他喊道，然后看着格雷戈里，“还有你，别斯科夫，你这个捣乱分子。”他转身对着其他士兵，他们正围坐在三脚小桌边。“现在统统回自己营房去，”他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人再在这间屋子里耽搁一分钟，就得挨鞭子。”

谁都没有动。士兵们一脸蔑视地看着中尉。格雷戈里心想：兵变会不会就这样开始了？

但雅科夫还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没有意识到他已营造出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他笨手笨脚地从桌子上下来，紧张随即解除了。基里洛夫旁边的几个人站了起来，面色阴沉但又有些害怕。格雷戈里继续挑衅般在桌上站了一会儿，但他发觉战士们此刻的愤怒不足以攻击一位军官，因此最后也从桌上下来了。人们开始离开房间。基里洛夫站在原地，眼睛瞪视着所有人。

格雷戈里回营房不久，熄灯的铃声就响了。他作为中士的特权是在寝室的尽头占据一块单独的空间，有一道帘子与外面隔开。他能听见战士们的低声交谈。

“我就不会朝女人开枪。”一个说。

“我也不会。”

第三个声音说：“如果你们不开枪，那些狗娘养的军官就会说你违抗命令，开枪打死你。”

“我要故意打偏。”又有一个人说。

“他们会发现的。”

“你必须把枪口对着人群的脑袋上方一点点。没人会发觉你在干什么。”

“我就是这么想的。”另一个声音加入进来。

“我也是。”

“还有我。”

到时候看吧，格雷戈里这样想着，慢慢进入了梦乡。摸着黑说话都挺有骨气，天亮以后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

星期一，格雷戈里的排通过萨姆索涅夫斯基大街前往铸造大桥，受命阻止游行队伍过河进入市中心。这座大桥长约四百米，横卧在一个个巨大的石头桥墩上，像一艘困在冰河上的破冰船。

今天的工作跟星期五一样，但命令有所不同。基里洛夫中尉向格雷戈里下达了指令。这些天来他说话时脾气都很坏。军官们大概也跟手下的士兵一样，不愿意跟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见。“绝不能让游行队伍过河，不管是从桥上还是从冰上，你明白吗？如果有人违抗你的命令，你就开枪。”

格雷戈里心里不屑，但嘴上机敏地回答：“是的，阁下！”

基里洛夫重复了一遍命令，随后就不见人影了。格雷戈里觉得中尉很害怕。毫无疑问，无论他的命令是否被执行，他都要负责任。

格雷戈里无意服从命令。他打算跟游行的领头人交谈，让追随者们趁机越过冰河，就像上星期五那样。

但一早就有一队警察加入了他们，队长竟然是他的宿敌米哈伊尔・平斯基。这家伙看上去根本不缺面包吃——他那张肥脸比以前更圆了，那身警服都快被撑炸了。他手里拿着一个扩音器。那个长得像黄鼠狼的尖脸搭档科兹洛夫这次没有跟来。

“我认识你，”平斯基对格雷戈里说，“你以前在普梯洛夫机械厂做工。”

“后来是你让我应召入伍的。”格雷戈里说。

“你弟弟是个凶手，不过他逃到美国去了。”

“随你怎么说。”

“今天谁也别想过河。”

“那可不好说。”

“我希望你们全力配合，听清楚了？”

格雷戈里说：“你不害怕吗？”

“这帮乌合之众？别傻了。”

“不，我是说将来。如果革命成功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付你？你一辈子都恃强凌弱，打人，骚扰妇女，还收受贿赂。难道你不害怕有一天遭到报应？”

平斯基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着格雷戈里：“我要举报你从事该死的颠覆活动。”说完，他便走开了。

格雷戈里耸耸肩。眼下不像过去，警察不能想抓谁就抓谁。如果格雷戈里被关进监狱，伊萨克他们就会造反，军官们很清楚这一点。

这一天静悄悄开始了，但格雷戈里注意到只有零星的工人走上街头。许多工厂都关闭了，因为没有足够燃料开动蒸汽机和锅炉。其他地方在闹罢工，员工要求提高工资应付飞涨的物价，或者要求给冰冷的车间安装取暖设备，在危险的机器旁边加装安全护栏。今天看来没人去上班。但太阳还是暖烘烘升了起来，人们不准备待在屋里。到了上午十点左右，格雷戈里看到一大群穿着破烂工服的男男女女，沿着萨姆索涅夫斯基大街走了过来。

格雷戈里手下有三十名士兵和两个下士。他让他们一字排开，每排八人站成四排，拦在大桥尾部。平斯基的手下与之人数相当，一半步行，一半骑在马背上，站在道路两侧。

格雷戈里焦急地凝视着迎上前来的人群。他无法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他可以象征性地抵抗，防止流血事件发生。但他不知道平斯基会做什么。

游行的人群更近了。大概有几百，不，应该有好几千人。大多数人戴着红色臂章或红丝带。他们打着横幅，上面写着“打倒沙皇”和“面包、和平及土地”。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抗议，格雷戈里明白了：一切已经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游行的领导者们走在队伍前面，格雷戈里发现自己的战友们越来越紧张了。

他迎上前去，吃惊地发现走在最前面的是瓦莉娅，康斯坦丁的母亲。她的灰白头发用红头巾扎住，手里一根粗重的木棍捆扎着一面红旗。“你好，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她亲切地说，“你要向我开枪吗？”

“不，我不会，”他回答，“但我不能保证警察也不会。”

瓦莉娅停下了脚步，但其他人继续向前，被后面成千上万的人推动着。格雷戈里听见平斯基催促骑兵往前站。这些马背上的警察被称作“法老”，他们带着鞭子和警棍，最让人痛恨。

瓦莉娅说：“我们只想要谋生，养家糊口。难道你不想吗，格雷戈里？”

示威者没有正面跟格雷戈里手下的士兵对峙，也没有试图越过他们走上大桥。相反，他们在大桥两侧的河岸边扩散开来。平斯基的法老们慌忙沿着纤道来回走动，似乎想拦住人们去冰面的路，但他们人手不足，无法组成一道屏障。不过，示威者中也没有人轻举妄动。一时间双方呈僵持状态。

副队长平斯基把扩音器放到嘴边，喊道：“往回走！”那东西不过是一块圆锥形的锡铁皮，只有一点点扩音效果，“你们不能进入市中心。大家按顺序返回工作场所。这是警察的命令。往回走。”

没有人往回走——大部分人甚至没听见他在说什么。相反，示威者们开始发出嘲笑的嘘声。人群里有人扔出一块石头。石头击中了一匹马的屁股，那牲口一惊。马鞍上的人猝不及防，差点摔下马背。他怒冲冲坐直身子，拉紧缰绳，朝胯下的坐骑狠狠抽了一鞭子。众人哄笑，这让他更加气愤，但他最终控制住了马。

一个勇敢的示威者趁此机会避开岸上的法老跑上冰面。大桥两侧又有几个人也冲了出去。法老们挥起鞭子和棍子，来回驱使着马。有些人倒在地上，但更多人躲了过去，其他人也壮着胆子跃跃欲试。几秒钟内，就有三十多人穿过了结冰的河面。

格雷戈里乐见其成。他可以说自己一直努力加强防守，也的确把人们挡在大桥外面，只是抗议者人数太多，根本不可能阻拦他们越过冰河。

平斯基却不这么看。

他把话筒朝着武装警察，大声说：“瞄准目标！”

“不要！”格雷戈里喊道，但为时已晚。警察已经摆出射击的姿势，他们单膝跪地，举起步枪。走在前面的示威者企图后退，但有上万人在后面推着他们向前。有的朝河那边跑去，冲闯法老的防线。

平斯基喊道：“开火！”

枪声听上去像一阵爆竹，随后，只见一个个示威者倒在地上，惊恐而痛苦地尖叫着。

格雷戈里仿佛回到了十二年前。他看见冬宫前面的广场上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跪在地上祈祷，对面的士兵端着步枪，他母亲躺倒在地，鲜血在雪地上漫开。他耳边回荡着十一岁列夫的惊叫声：“她死了！妈死了，我母亲死了！”

“不，”格雷戈里大声说，“我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再次发生。”他转过身来，扳开那杆莫辛-纳甘步枪的枪栓，然后把枪扛上肩膀。

人群尖叫着四处逃窜，踩踏倒在地上的人。法老们失去了控制，横冲直撞。警察胡乱朝着人群开枪。

格雷戈里把枪口仔细对准平斯基，瞄准身体的中部。他的枪法不算太好，而平斯基也远在五十多米外，但他还是有可能击中目标。他扣动了扳机。

平斯基继续对着扩音器喊叫着。

格雷戈里没打中。他稍稍放低枪口——后坐力让枪口向上挪动了，然后再次扣动了扳机。

这一发又打偏了。

杀戮在继续，警察野蛮地朝着逃跑的男人和女人射击。

格雷戈里步枪的弹夹里一共有五发子弹。通常五枪之内他总能打中一枪。他射出了第三发。

平斯基痛苦地叫了一声，那声惨叫被扩音器放大了。右膝盖一弯，他扔下手里的扩音器倒在了地上。

格雷戈里排里的战士们学着他的样子，开始袭击警察，有的射击，有的把步枪当棍子，还有人冲上去，把法老拉下了马。游行的人有了信心也加入进来。有些已经退回河面的人又折返了。

暴民的愤怒让人无法正视。彼得格勒的警察一向是狗眼看人低的暴徒，目无法纪，肆无忌惮，现在大家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倒在地上的警察被人狂踢乱踏，那些仍然站着的也立刻被打倒在地，法老胯下的马匹也被射杀。警察只不过抵抗了几分钟，能跑的就都跑了。

格雷戈里看见平斯基挣扎着想站起来，便再次瞄准，急于一枪结果了这个混蛋，但一个法老突然出现，把平斯基抬到他的马背上逃走了。

格雷戈里往后退了一步，望着警察渐渐跑远。

他现在面临着这辈子最大的麻烦。

他的排叛变，直接违抗命令，没有朝示威者开枪，而是袭击了警察。他非但没有阻止，还带头射击平斯基，后者没被打死，必定会把一切汇报上去。他们没有任何办法遮掩事实，也找不到任何借口为自己开脱，必将受到严惩。他犯了叛国罪。他可能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然后被处死。

即使如此，他心里仍然十分畅快。

瓦莉娅从人群中挤过来。她笑着，尽管脸上带着血迹。“现在怎么办，中士？”

格雷戈里不打算就这样认罪。沙皇正在谋杀自己的人民。既然如此，人民也会挺身反抗。“去军营，”格雷戈里说，“把工人阶级武装起来！”他一把抓过她手里的红旗，“跟我来！”

他大步沿着萨姆索涅夫斯基大街返回。手下的战士们跟着他，伊萨克在一旁指挥着，人群跟在他们后面。格雷戈里并不清楚他具体要做什么，但他觉得没必要预先计划——走在人群最前列，让他相信自己能做到任何事情。

哨兵为士兵们打开营门，但大门一开，想把示威者关在外面就难了。格雷戈里带领队伍穿过阅兵场来到军械库。基里洛夫中尉从总部出来，看见人群便朝这边跑了过来。“站住！”他喊道，“全都停下，马上！”

格雷戈里没搭理他。

基里洛夫站在原地，抽出他的手枪。“停下！”他说，“再往前走我就开枪！”

格雷戈里手下的两三个士兵举起步枪朝基里洛夫射击。好几颗子弹一齐击中了他，他立刻倒在地上，血流不止。

格雷戈里继续向前走。

军械库有两个哨兵把守。两人都没有阻拦格雷戈里。他用弹夹中的最后两颗子弹打碎了那扇厚重木门上的锁头。人群呼啦啦冲进军械库，互相推搡着去拿武器。几个士兵负责打开装着步枪的木匣子，把枪支连同弹药盒分发给大家。

这就是革命，格雷戈里想。他为此振奋不已，也感到恐惧。

他拿了两支配发给军官的纳甘左轮手枪，给步枪填上子弹，口袋里也塞满弹药。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但他现在已经成了罪犯，必须把自己武装起来。

军营里的其他士兵也加入进来洗劫军械库。很快，每个人都武装到了牙齿。

格雷戈里扛着瓦莉娅的那杆红旗，带领众人走出军营。示威活动总是前往市中心。在伊萨克、雅科夫和瓦莉娅的簇拥下，他穿过铸造大桥，向彼得格勒富裕的中心地带前进。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飞，像在做梦，就好像喝下了一大口伏特加。这么多年他总是嘴上说反抗权威，今天他真的这样做了。他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是一种不同的生物，一只飞翔在空中的鸟。

他想起母亲被枪杀后跟他说话的那个老人。他说：“愿你活得长久，”当时他怀里抱着母亲的尸体正试图穿过冬宫广场，“为沙皇这一天的恶行复仇。”老爷子，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兴高采烈地想。

第一机枪团并不是这天上午唯一发生兵变的部队。等他走到大桥的另一头，发现街上满是军人，他们藐视军规，反戴着帽子，敞着上衣。大部分都戴着红色臂章或丝带，表示他们参加了革命。招募来的汽车到处乱闯，窗口探出步枪枪筒和刺刀，里面是坐在士兵膝头哈哈大笑着的姑娘。昨天的岗哨和检查站全没了踪影。街道完全被民众控制了。

格雷戈里看见一家葡萄酒商店的橱窗玻璃砸碎了，门也被砸烂。一个士兵带着一个姑娘从里面走出来，双手握着酒瓶，踩着一地的碎玻璃。隔壁的咖啡店老板在外面摆了张桌子，上面有几盘熏鱼和切成片的香肠，他带着红色丝带，站在一旁不自然地笑着，邀请士兵们随便享用。格雷戈里猜测他是在竭力保全自己的店铺，以免像隔壁的葡萄酒商店一样被打劫。

人们走向市中心，狂欢的气氛愈发浓烈。虽说刚到中午，但有些人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姑娘们似乎都愿意亲吻任何戴红肩章的人，格雷戈里看见一个士兵当众抚摸一个胸脯丰满的中年女人，后者咯咯笑着。还有些女孩穿上了士兵的军服、戴着军帽，蹬着并不合脚的靴子在街上大摇大摆走着，享受着自由的滋味。

众人试图拦下一辆驶过街道的闪亮的劳斯莱斯轿车。司机脚踩油门加速向前，但还是有人打开了车门，把司机从里面拉出来。人们冲上前去往车里挤。格雷戈里看见马克拉柯夫伯爵从后座上被揪了出来，他是普梯洛夫机械厂的一位董事。格雷戈里回想起碧公主去工厂参观那天，马克拉柯夫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人群大声嘲笑着，伯爵拉起裘皮衣领匆匆跑了，人们也没再去骚扰他。十来个人挤进他的汽车，有人发动起来，兴奋地按着喇叭。

在下一个街角，有几个人在折磨一个戴着毡帽的高个子男人，这人穿着一件破旧的中产阶级上班穿的大衣。一个士兵用枪筒戳他，一个老太太在朝他吐唾沫，旁边还有个工人打扮的年轻人朝他身上扔垃圾。“让我过去！”那人说，做出发号施令的样子，几个人全都笑了起来。格雷戈里从那单薄的身形认出那是普梯洛夫铸造车间的监事卡宁。他的帽子掉了下来，格雷戈里看见他已经谢顶。

格雷戈里推开这几个人。“这人没有什么过错！”他喊道，“他是个工程师，我以前跟他一起工作。”

卡宁认出了他。“谢谢你，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他说，“我不过是想去我母亲家，看看她有没有事。”

格雷戈里转向那几个人：“让他过去吧，我为他担保。”他看见一个女人抱着一大卷红丝带——一定是从缝纫用品店抢来的，便向她要了一截。女人剪下一些，格雷戈里把丝带绑在卡宁的左胳膊上。这群人喝起彩来。

“这样你就安全了。”格雷戈里说。卡宁握了握他的手，走开了，那几个人给他让开了路。

格雷戈里的人来到涅夫斯基大街，这条街道很宽，从冬宫一直延伸到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街上到处是人，他们拿着酒瓶喝酒、吃东西、接吻、朝天空开枪。开门的餐厅都打出招牌，上面写着“革命者免费！”和“想吃就吃，付钱随意”。很多商店都是被强行砸开的，鹅卵石路上到处都是碎玻璃。一辆不受欢迎的有轨电车——票价太高，工人们坐不起，被当街推翻，一辆雷诺汽车随后撞在了上面。

格雷戈里听见一声枪响，但枪声随处可闻，一开始他没有多想，可他身边的瓦莉娅踉跄了几步便倒在了地上。格雷戈里跟雅科夫马上俯下身子查看。她已经没了知觉。他们吃力地抬起她沉重的身子，立刻发现她已经没救了——一颗子弹穿入她的前额，她只是无神地睁着双眼。

格雷戈里竭力不让自己陷入哀伤，无论是为他自己还是为瓦莉娅的儿子，他最好的朋友康斯坦丁。他在战场上学会了先反击，再悲伤。可这算是战场吗？到底是谁要杀害瓦莉娅？枪法非常准确，他无法想象这是一颗随意射出的子弹。

他的疑问很快有了答案。雅科夫跪在了地上，胸口涌出鲜血。他那沉重的身子在鹅卵石上发出一声闷响。

格雷戈里迈步躲开这两具尸体，嘴上说了一句：“真是活见鬼！”他蜷缩身子，让自己的目标小一些，一边迅速朝四周看着，寻找能掩护自己的地方。

他又听到另一声枪响，一个帽子上系了条红头巾的士兵正经过这里，突然捂着肚子一头栽倒在地。

一定是狙击手，专门朝革命者开枪。

格雷戈里猛跑几步，闪身躲在一辆翻倒的电车后面。

一个女人尖叫起来，紧接着又有人喊了起来。人们看到了流血的尸体，纷纷向四周跑开。

格雷戈里抬起头，扫视着周围的建筑。开枪的人肯定是个警察狙击手，但他躲在哪儿呢？枪声似乎是从街对面传来的，不到一个街区的距离。午后的阳光中，大楼被照得很亮，这里有酒店、铁百叶窗紧闭的珠宝店、一家银行，以及街角的一座教堂。格雷戈里没发现开着的窗户，看来枪手是在房顶上。几座建筑的房顶都没有掩护，只有教堂那座石头砌成的巴洛克建筑带有塔楼、栏杆和洋葱头的圆顶。

又是一声枪响，一个穿着工厂服装的女人尖叫一声，缩着肩膀倒在地上。格雷戈里确信声音来自教堂，但他没有看见烟雾。看来警察为自己的枪手配发了无烟子弹。这的确是一场战争。

整条涅夫斯基大街已经空无一人。

格雷戈里用步枪瞄准教堂顶部的护栏。如果他是枪手，他肯定会选择这一位置向下射击，那里居高临下，能俯瞰整条街道。他仔细察看着。凭着眼角的余光，他看见又有两杆步枪跟他指向同一个方向，拿枪的两个士兵躲在旁边的掩体后面。

一个士兵带着个女孩摇摇晃晃出现在大街上，两人都已喝醉。女孩跳着快步舞，拉起裙摆露出膝盖，她的男友绕着她跳华尔兹，把步枪夹在脖子下，假装那是一只小提琴。两人都戴着红臂章。几个人朝他们喊着，发出警告，但他们沉浸在欢乐之中，并没有听见。他们经过教堂，全然没意识到危险。接着，两声枪响，士兵和女孩倒在了地上。

这一次，格雷戈里仍然没有看见一丝烟，但他还是朝教堂大门上方的栏杆那里射出了愤怒的子弹，打空了他的弹夹。他的子弹打碎了栏杆的石头，让那儿扬起一股灰尘。其他两支步枪也响了，格雷戈里见他们也在朝同一个方向射击，但他们似乎什么也没打中。

这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格雷戈里一边装弹一边想。他们在朝着一个看不见的目标射击。枪手大概趴在那儿，躲得严严实实，根本用不着将枪筒探出栏杆。

但这一切必须终止。他已经杀了瓦莉娅、雅科夫、两个士兵和一个无辜的女孩。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接近他——登上教堂的房顶。

格雷戈里再次朝栏杆射击。正如他想象的那样，另外两个士兵也跟着朝那里开火。格雷戈里估计枪手会把头低下几秒钟，便站起身来，离开翻倒的电车掩体，跑向大街的另一头，在一家唯一未被洗劫的书店橱窗前匍匐下来。

他躲在午后大楼下的阴影里，沿着街道一路朝教堂跑过去。教堂前有条小巷与比邻的银行相隔。他耐心地等了几分钟，直到枪声再次响起，然后飞奔穿过小巷，紧贴教堂东侧的墙壁站着。

枪手是否看见他跑了过来，从而猜到了他的动机？这一点他无从得知。

他紧贴着墙根绕过墙角，最后找到了一扇门。门没锁，他溜了进去。

这座教堂十分华美，内部装饰富丽堂皇，到处是红绿黄色的大理石。眼下并没有礼拜活动，但有二三十位朝拜者或坐或立，低头默默祷告着。格雷戈里扫视了一遍内部，寻找通往楼上的门。他匆忙穿过走廊，担心自己的耽搁会造成更多伤亡。

一个黑发白肤、长相英俊的年轻牧师看见了他的步枪，正要开口表示抗议，但格雷戈里没去理会，匆忙走了过去。

他在前厅发现了墙上的一个小木门。他打开门，看见一个螺旋状的楼梯通到上面。这时他的身后有个声音说：“站住，我的孩子。你在做什么？”

他回头看见那个年轻牧师：“这楼梯一直通到房顶吗？”

“我是米哈伊尔神父。你不能把武器带进上帝的殿堂。”

“你的房顶上有枪手。”

“他是个警察！”

“你知道有人？”格雷戈里怀疑地盯着牧师，“他在杀人！”

神父没有回答。

格雷戈里跑上楼梯。

上面吹来一股冷风。米哈伊尔神父显然站在警方一边。牧师会不会想办法向枪手发出警报？他只能跑到街上挥手示意，但那会让他挨子弹。

在黑暗中攀爬了很久，格雷戈里才看到另一扇门。

为了缩小目标，他躲在门边，用左手稍稍将门推开一条缝，右手提着步枪。一道强光从门缝里射进来。他一把推开门。

眼前一个人影也没有。

他眯起眼睛，迎着太阳通过长方形的入口仔细观察。他现在是在钟楼里，门朝向南面。涅夫斯基大街是在教堂的北侧。枪手待在另一边——除非他挪动了地方，准备伏击格雷戈里。

格雷戈里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上走，向外探出头去。

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穿过了门。

脚下的屋顶微微倾斜，下面是一道与装饰护栏并行的排水沟。一排用于维修的木垫板放在那儿，避免工人踩在屋瓦上。他的背后便是向上耸起的钟楼。

他端着步枪，慢慢绕过钟楼。

转过第一个拐弯，他发现这里向西俯瞰亚历山大花园和远处的海军部。中部是拥挤的大街，但附近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枪手一定还在射击。

格雷戈里仔细听着，但没有听到枪声。

他继续侧身绕着塔前进，直到他能远远看到下一个街角。现在他可以看见教堂的整个北墙。他很有把握，确信会在这里找到狙击手——那人肯定趴在地上从护栏的立柱之间向下开枪。但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栏杆下面就是宽阔的大街，人们蜷缩在门边，躲在墙角，等待着、观望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过了一会儿，狙击手的步枪响了。街上的一声惨叫告诉格雷戈里，这家伙击中了目标。

枪声来自格雷戈里的头顶上方。

他往上望去。钟楼四面是没有玻璃的窗户，外侧呈对角方式坐落着几个开放的小塔楼。枪手就是从那一个个开口处向外射击的。幸运的是格雷戈里一直紧贴着墙壁，狙击手没有发现他。

格雷戈里回到里面。楼梯间的狭小空间让他的步枪显得又大又笨。他放下步枪，掏出身上的手枪。凭手上的分量，他感觉枪里没有子弹。他暗暗咒骂了一声。纳甘M1895装弹很慢。他从军装口袋里取出一盒子弹，一发一发通过别扭的弹槽推入枪膛，一共装了七发。然后他把枪上膛。

他留下步枪，沿着螺旋台阶向上爬，步子很轻。他让自己平稳移动，以免太过吃力，或让人听到自己的呼吸声。他用右手握枪，直指楼梯上方。

一会儿工夫，他闻到了烟味。

狙击手正在吸烟。不过，刺鼻的香烟味会传得很远，因此格雷戈里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已经接近了这个家伙。

头顶反射着一丝阳光。他继续攀登，同时准备随时开枪。光线是从空荡荡的窗口透进来的。枪手没在那儿。

格雷戈里继续向上爬，再次看到了光线。烟味变得更浓了。这一切是不是他的想象？他是不是感觉到那个狙击手就在楼梯下一个转弯？如果真是这样，那人是否也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他听到一声刺耳的嘬吸。他吃了一惊，差点就要扣动手上的扳机。随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男人抽烟时产生的噪音。过了一会儿，他又听到吸烟者吐出烟雾时那种松弛、惬意的声音。

他犹豫着，不知道狙击手的脸冲着哪个方向，也不知他的枪口指向何处。他希望再次听见步枪击发的声音，这时候，狙击手的注意力肯定是朝向外面。

等待意味着另一个人被杀，另一个雅科夫或瓦莉娅在冰冷的鹅卵石上流血死去。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格雷戈里失败，不知狙击手在整个下午还会杀死多少人？

格雷戈里强迫自己保持耐心。这就像在战场上一样。你不能急于去挽救一个受伤的战友，从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你只能在有足够理由的情况下才能冒险。

他听到了另一声吸气声，接着是更长的呼气声，片刻后，一截捏扁的烟头丢进了楼梯井，在墙壁上反弹了几下落到他脚边。这人发出一阵在狭小空间挪动时的响动。接着，格雷戈里听到他在低声嘀咕，听上去像是在咒骂：“蠢猪……革命者……臭犹太人……肮脏的妓女……白痴……”狙击手正在作射击准备。

如果格雷戈里现在能让他停手，至少可以挽救一个人。

他又上了一级台阶。

自言自语的声音继续着：“蠢牛……这帮斯拉夫人……全是小偷和罪犯……”这声音似乎有些耳熟，格雷戈里不知自己是否遇见过这个人。

他又登上一级，看见了那人的脚，穿着一双簇新锃亮的黑色警靴。这双脚很小，看来狙击手是个矮个子。他单膝跪地，摆出最稳定的射击姿势。格雷戈里现在可以看见他正躲在一个塔楼里面，这样他就能朝三个方向射击。

格雷戈里想，只要自己再往前一步，就能一枪干掉这家伙。

他又上了一级，但出于紧张一脚踩空，身子摇晃着滑倒了，手枪也从手里飞了出去，碰在石阶上“咣当”一响。

狙击手吓得大声骂了一句，四下张望。

格雷戈里吃了一惊，认出那人便是平斯基的搭档伊利亚・科兹洛夫。

格雷戈里去抓掉落的手枪，但没有抓到，手枪一阶一阶缓慢煎熬地掉到他够不到的地方。

科兹洛夫开始转移，但他正保持着跪姿，无法快速活动。

格雷戈里恢复了平衡，又向上迈了一级。

科兹洛夫想把步枪掉转过来。这是一杆标准的莫辛-纳甘步枪，但上面加了一只望远镜。就算不带刺刀，这枪的长度也接近一米，让科兹洛夫无法灵活操控。格雷戈里快速接近，那步枪的枪管一下戳到了他的左肩。科兹洛夫徒劳地扣动了扳机，子弹沿着楼梯间的弧形内壁弹跳开。

科兹洛夫一下站了起来，动作敏捷。他长着一个小脑袋，面相丑陋，格雷戈里隐约感觉他当狙击手的目的就是报复欺负他的大块头男人，甚至女人。

格雷戈里一把抓住步枪，两人面对面在狭小塔楼空荡荡的窗户边争夺起来。格雷戈里听见兴奋的叫嚷声，一定是街上的人能够看到他们。

格雷戈里更高大，也更强壮，他知道自己能把枪夺过来。科兹洛夫也意识到这一点，便猛地松开手。格雷戈里身子向后一歪。转瞬间这警察抽出他的警棍挥了过来，一棍打在格雷戈里的头上。格雷戈里立刻眼冒金星，意识模糊中，他看见科兹洛夫再次挥起棍子。他举起步枪，棍子落在了枪筒上。不等这警察再挥一棍，格雷戈里便扔下枪，两手抓住科兹洛夫的外套，一把将他提了起来。 这家伙几乎没什么分量。格雷戈里提着他，使其两脚离地，几秒钟后，他使出全身气力将他扔出了窗户。

科兹洛夫好像坠落得很慢。阳光映衬着他制服的绿色贴边，随着他越过教堂屋顶的栏杆飞向半空。一声恐惧的惨叫划破寂静，然后，他便“扑通”一声撞在地上，从钟楼上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叫声随即戛然而止。

片刻的寂静过后，下面的街道上顿时欢声雷动。

格雷戈里意识到人们在为他喝彩。他们看见地上的警服和塔楼上的军装，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看见人们走出门口和街角的藏身处，向上张望着，喊叫着鼓掌。他成了一个英雄。

这种感觉让他很不自在。他在战争中杀过几个人，眼前的情形不至于让他心悸，但他还是无法去庆祝一次死亡，尽管科兹洛夫该死。他又逗留了片刻，让人们继续鼓掌，但心情并不好受。随后他退回去走下旋转楼梯。

他顺手捡起左轮手枪和步枪。当他出现在教堂里时，米哈伊尔神父在那儿等着他，一脸惊恐。格雷戈里用手枪指着他。“我该一枪崩了你，”他说，“你允许狙击手进来，杀了我的两个朋友，至少还有其他三个人，你容许他这样做，你是杀人的恶魔。”神父听到被人称作魔鬼，惊得说不出话来。不过格雷戈里不会让自己朝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所以他只是厌恶地哼了一声，走出了门。

他排里的人正等着他，当他走到太阳底下，他们便一个个欢呼起来。他无法阻止他们将他抬上肩膀，一路走上大街。

他从人们的头顶望过去，发现街上的气氛出现了变化。人们喝得更醉了，每个街区都有人醉倒在门口。他吃惊地发现小巷里的男男女女不只是在亲吻。每个人手里都有枪——显然这些民众洗劫了其他军械库，甚至武器工厂。各个路口都有撞毁的汽车，其中还有些救护车，医生们在忙着救助伤员。儿童也跟大人一样上了街，小孩子们尤其开心，他们偷吃的，偷着抽烟，在被弃的车辆里嬉戏玩耍。

格雷戈里看见一家毛皮店正在遭到洗劫，效率堪称专业，是特罗菲姆。他是列夫之前的搭档，正抱着一摞大衣跑出店门，放进一辆手推车，另一个腐败的警察费奥多尔守在旁边，现在他穿着一件农民式样的大衣遮掩自己的警察制服。城里的罪犯视革命为机遇。

过了一会儿，格雷戈里的战士们把他放下来。午后的光线渐渐变暗，街上已经点起几处篝火。人们聚集在战士们身边，一边喝酒，一边唱歌。

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从一个醉过去的战士身上拿走一支手枪。那是一支长筒鲁格P08自动手枪，是德军配发给炮手的——这大概是那个士兵从前线的俘虏手上搞到的。男孩两手摆弄着，咧开嘴笑着，用枪指着躺在地上的人。格雷戈里惊恐不已，他来不及夺回枪，那孩子已经扣动了扳机，子弹穿入醉酒不醒的战士的前胸。男孩叫起来，惊吓之余他仍扣着扳机，让手枪不停地射出子弹。后坐力让孩子的手向上扬起，子弹横飞，射中一个老太太和另一个士兵，直到八发子弹全部打完，他才扔掉了手枪。

不等格雷戈里作出反应，他又听见一声大喊，转身看见一家关着门的帽子店前面有两个人正干得起劲。女人背靠着墙，裙子掀到腰部，双腿叉开，穿着靴子的两脚踩着地。那个男人穿着下士军服，正站在她的两腿之间，弯着膝盖，解开裤子用力戳着。格雷戈里排里的几个战士站在旁边围观，发出阵阵喝彩。

那男人似乎达到了高潮。他匆忙退出，转身扣上裤子走开，女人也把裙子放下来。一个名叫伊戈尔的士兵说：“等一等，该轮到我了！”他拉起女人的裙子，露出她白皙的双腿。

其他人欢呼起来。

“不行！”女人说，想要推开他。她喝醉了，但她并未失去反抗能力。

伊戈尔身材又矮又瘦，力气却大得惊人。他一把将她推到墙边，抓住她的手腕。“来吧，”他说，“多一个又怎么样？”

女人挣扎着，这时又上来两个士兵把她摁住。

她原来的那个伙伴说话了：“嘿，放开她！”

“你完事了，现在该我了。”伊戈尔说着，解开扣子。

这一幕让格雷戈里十分反感。“住手！”他大喊道。

伊戈尔不服地看了他一眼。“你是在像军官那样命令我吗，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

“不是军官，而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格雷戈里说，“好啦，伊戈尔，你能看出她不想要你。女人有的是。”

“我想要这个。”伊戈尔往周围看了看，“我们都想要这个——是不是啊，兄弟们？”

格雷戈里上前一步，双手叉腰站在那儿。“你是人，还是狗？”他喊道，“这女人说不行！”他伸出胳膊揽住愤怒的伊戈尔，“告诉我，同志，这附近哪里能让人弄到喝的？”

伊戈尔咧嘴笑了笑，周围的战士们欢呼起来，女人溜走了。

格雷戈里说：“我看见街对面有个小旅馆，我们要不要去问问掌柜的，或许他那儿能找到点儿伏特加呢？”

士兵一个个又欢呼起来，大家全都朝旅馆走去。

店主在旅馆的前厅提供免费啤酒。格雷戈里觉得他很精明。男人喝啤酒比喝伏特加花的时间更长，啤酒喝多了也不太可能闹出乱子。

他接过一杯啤酒喝了一大口。他的兴奋消失了。他觉得自己像是喝醉酒后清醒过来。那个女人的事情让他震惊，小男孩开枪也十分可怕。革命并非只是简单地摆脱身上的枷锁。武装起来的民众十分危险。让士兵去霸占资产阶级的汽车会带来致命后果。即使是亲吻这种无害的行为，也在几小时内差一点让格雷戈里的排发生轮奸事件。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必须要有规矩。格雷戈里当然不想再回到过去。沙皇给了他们买面包的长队、残酷的警察，以及让士兵脚上没靴子穿。但自由不能被混乱替代。

格雷戈里低声说了句去小解，便离开了他的部下。他沿着来时的路走上涅夫斯基大街。民众赢得了今天的战斗。沙皇的警察和军队被打败。但是，如果这一切只是带来暴力的狂欢，那么不久后人们就会嚷着要回到过去的制度。

该让谁来负责呢？据昨天克伦斯基跟格雷戈里说的话，杜马违抗沙皇的意志，拒绝关门。议会多少有些无能，但它至少象征着民主。格雷戈里决定去一趟塔夫利宫，看看那里情况如何。

他向北朝涅瓦河的方向走去，然后向东朝塔夫利花园走。他走到那儿的时候，夜幕已经落下。这座宫殿的古典式立面有几十个窗口，里面全都亮着灯。这里有数千人跟格雷戈里抱有相同的想法，宽阔的庭院里人头涌动，士兵和工人们在附近转来转去。

一个手持话筒的人在发布通告，一次次重复着。格雷戈里往前挤，想听清楚他在说什么。

“战争工业委员会的工人小组已经从克列斯季监狱里被释放了。”那人喊道。

格雷戈里不知道他们是谁，但这名字听起来不错。

“跟其他同志一道，他们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

格雷戈里很喜欢这一主张。苏维埃是由代表组成的理事会。1905年便成立了圣彼得堡苏维埃。当时格雷戈里只有十六岁，可是他知道苏维埃是由工厂工人选出来的，是它组织了罢工行动。以前它有过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者莱昂・托洛茨基，后被驱逐。

“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消息报》的特别版正式对外公布。执行委员会已成立了食品供应委员会，确保工人和士兵有饭吃。同时也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保卫革命成果。”

他没有提到杜马。众人欢呼起来，但格雷戈里想知道士兵是否听从这个自我推选的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中的民主在哪里？

公告的最后一句话回答了他的问题。“委员会呼吁工人和士兵尽快为苏维埃选出代表，并将自己的代表送到宫殿这里参加新的革命政府！”

这正是格雷戈里一直想要听到的。新的革命政府——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现在，作出改变的同时就不会带来混乱。他满腔热情地离开庭院返回军营。士兵们早晚都要回军营睡觉的。他迫不及待要把这消息告诉他们。

然后，他们就要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

第二天一早，第一机枪团聚集在操场为彼得格勒苏维埃选出自己的代表。伊萨克提名中士格雷戈里・别斯科夫。

他全票当选。

格雷戈里很高兴。他理解士兵和工人的生活，要将现实生活中的机油气味带进权力的走廊。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根。他将确保这场骚乱带来社会的改进，而不是毫无秩序的暴力。现在他掌握机会，可以为卡捷琳娜和弗拉基米尔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他快步走过铸造大桥，只身前往塔夫利宫。他的当务之急便是面包。卡捷琳娜、弗拉基米尔，还有其他两百万彼得格勒居民必须有饭吃。而现在，当他承担起这份责任——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便开始感到气馁。农村的农民和磨坊主必须立即向彼得格勒的面包师运送更多面粉，但他们不会这样做，除非给他们付钱。苏维埃能保证有足够的钱吗？他开始怀疑推翻政府相比之下或许是比较容易的事。

宫殿主体很长，两边还带有侧楼。格雷戈里发现杜马和苏维埃都在举行会议。杜马作为旧有的中产阶级在右侧楼，苏维埃占据的是左侧楼，这种安排倒是很适当。但到底由谁来负责？没人知道。这应该是最先解决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实际问题，格雷戈里焦急地想。

在宫殿的台阶上，格雷戈里看见康斯坦丁那干瘦的身影和他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心头猛地一紧，想起自己竟没有想办法把他母亲瓦莉娅的死讯通报给他。但他立刻发觉康斯坦丁已经知道了。除了红臂章外，康斯坦丁还在帽子上系了一条黑色的头巾。

格雷戈里跟他拥抱：“我目睹了发生的一切。”他说。

“是不是你杀死了警察狙击手？”

“是。”

“谢谢。但真正为她复仇的将是一场革命。”

康斯坦丁成为普梯洛夫机械厂的两名当选代表之一。下午，越来越多的代表前来报到，到了傍晚，一共有三千人挤进巨大的凯瑟琳大厅。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士兵。部队自有其团、排建制，格雷戈里心想，部队比工厂更容易进行选举，因为很多工人都被锁在工厂外面。有些代表是几十人选出的，有些则经过千万人的推选。民主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简单。

有人建议应该把他们自己改名为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表示支持。看来一切都没有章法和步骤，没有议程，决议并不通过提议和复议阶段，也没有投票机制。人们只是站起来开始说话，有时候同时站起来好几个人。在主席台上，有几个貌似中产阶级的人快速潦草地记着笔记，格雷戈里猜到这些人是昨天成立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至少还算有人在做记录。

尽管一切乱得让人担忧，但兴奋情绪充溢着全场。人们都觉得他们经历了奋战且赢得了胜利。不管是好还是坏，他们已经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但是没人提到面包。格雷戈里和康斯坦丁对苏维埃的无所作为感到沮丧，趁着一个特别混乱的时刻走出凯瑟琳大厅，穿过宫殿去看杜马那边在做什么。在路上，他们看到戴着红臂章的部队在走廊里堆放着食物和弹药，仿佛准备围攻。格雷戈里心想，沙皇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一切。到时候他会尝试用武力重新获得掌控权。而这将意味着攻击这座大楼。

在大楼右侧他们遇到了马克拉柯夫伯爵，普梯洛夫机械厂的董事之一。他是一位中心偏右党派的代表，但他跟他们说话时足够礼貌。他告诉他们，另一个“为恢复首都和秩序并确立个体与公共机构关系的杜马议员临时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尽管它的名称滑稽可笑，格雷戈里仍有种不祥的感觉，表明杜马企图掌握控制权。马克拉柯夫还告诉他，该委员会任命恩格尔哈特上校为彼得格勒司令，这让格雷戈里更加担心了。

“不错，”马克拉柯夫满意地说，“他们已经指示所有士兵返回军营，要求他们听从指挥。”

“什么？”格雷戈里感到震惊，“但这会破坏革命。沙皇的军官将重新获得控制权！”

“杜马成员们并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

“杜马的成员都是白痴。”格雷戈里气愤地说。

马克拉柯夫傲慢地一仰脖子，转身离去。

康斯坦丁跟格雷戈里一样愤怒：“这是一种反革命行径！”

“必须予以制止。”格雷戈里说。

他们急忙回到左侧楼。在大厅里，会议主席正竭力控制着一场辩论。格雷戈里一步跨到台上。“有一个紧急情况通知大家！”他喊道。

“每个人都有紧急情况，”主席疲惫地说，“不过，管他的呢，你说吧。”

“杜马下令士兵返回军营，服从他们军官的指挥！”

与会代表们发出一阵抗议的呐喊。

“同志们！”格雷戈里大声喊道，试图让大家平静下来，“我们绝不会回到老路上！”

下面是一片赞同的呼声。

“城里的人必须得到面包。我们的妇女走在街头必须获得安全保障。工厂必须重新开工，磨坊必须转动，但这一切都不会像以前那样。”

现在人们都在听他说话，拿不准他要把大家引向何方。

“我们的士兵必须停止殴打资产阶级，停止当街骚扰女人，停止抢劫卖酒的店铺。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军营，清醒过来，恢复行使自己的责任，但是……”他停顿了一下，以引起听众的注意，“一切都要按我们提出的条件！”

下面传来一阵赞同的低语声。

“应该定出什么条件呢？”

有人大声喊道：“选举出一个委员会来发布命令，不再听军官的！”

另一个说：“不用再说什么‘阁下’，什么‘至高无上的领袖’，他们应该直接被称为上校或者将军。”

“也不用再敬礼！”又一个人喊道。

格雷戈里不知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建议。他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更不用说记住这些建议了。

主席过来帮他解围。“我建议所有想提意见的人去索科洛夫同志那里组成一个小组。”格雷戈里知道尼古拉・索科洛夫是个左翼的律师。他觉得这个办法不错，现在需要有人按照正确的法律条款来拟定建议。主席接着说：“等你们决定了想要什么以后，就把你们的建议呈交苏维埃批准。”

“好的。”格雷戈里跳下主席台。索科洛夫坐在大厅一侧的一张小桌边。格雷戈里和康斯坦丁走了过去，有十几个代表也跟着他们。

“这样很好，”索科洛夫说，“建议要写给谁呢？”

格雷戈里又为难起来。他正打算说“致全世界”，但一名士兵说：“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

另一个说：“致全体守卫部队、炮兵部队的战士。”

“全体舰队。”又有人说。

“好极了，”索科洛夫把这些都记了下来，“予以立即、准确执行，要加上这句吗？”

“是的。”

“同时通告彼得格勒的工人？”

格雷戈里有些急不可耐。“是的，是的，”他说，“请问，是谁提出选举产生委员会的？”

“是我，”一个长着灰胡子的士兵说，他直接坐在索科洛夫前面的桌子边，像口述似的说，“各部队要为他们选出的代表设立委员会。”

索科洛夫边写边说：“所有的连队、营、团……”

有人补充道：“库房、大队、编成中队，舰船……”

灰胡子士兵说：“尚未选出代表的单位必须照此办理。”

“对，”格雷戈里急切地说，“还有各种武器，包括装甲车，必须交由营和连的委员会掌控，不再由军官控制。”

几个战士齐声表示赞同。

“很好。”索科洛夫说。

格雷戈里接着说：“军事单位从属于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代表及其委员会。”

索科洛夫第一次抬起头：“这就意味着苏维埃控制军队。”

“是的，”格雷戈里说，“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不违反苏维埃决定的前提下才会被遵照执行。”

索科洛夫继续看着格雷戈里：“这让杜马保持其一贯的无能。之前，它是受沙皇的随意摆布。现在，每个决定都需要苏维埃来批准。”

“完全正确。”格雷戈里说。

“所以说，苏维埃至上。”

“把这写下来。”格雷戈里说。

索科洛夫写好了。

有人说：“禁止军官粗鲁对待其他级别的军人。”

“好。”索科洛夫说。

“不能像对牲口或小孩子那样称呼他们。”

格雷戈里认为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文件需要有个标题。”他说。

索科洛夫说：“你有什么建议？”

“你以前为苏维埃起草的命令都用什么标题？”

“以前没有过任何命令，”索科洛夫说，“这是第一个。”

“那么，”格雷戈里说，“就叫它‘第一号令’。”

格雷戈里为自己作为当选代表后提出的第一份立法获得通过深感满意。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又通过了几份决定，这让他全身心沉浸在革命政府一步一步拓展开来的工作中。但他心里一直想着卡捷琳娜和弗拉基米尔，直到星期四晚上，他才终于有了机会溜出去看望他们。

他朝着城市的西南郊走去，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卡捷琳娜答应过不去凑热闹，但彼得格勒的妇女认为这场革命不单单是男人的事情，也属于女人。毕竟一切是从国际妇女节开始的。这没什么稀奇的。格雷戈里的母亲就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时被打死的。如果卡捷琳娜决定背着弗拉基米尔进入市中心，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她也不会是唯一这样做的母亲。已经有不少无辜的人死去——被警察枪杀，被踩踏致死，被醉酒士兵强占的汽车轧死，或者被流弹击中。他提心吊胆地走进那幢老房子，生怕迎面碰见某个面色阴沉、眼含泪水的女房客，跟他诉说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他爬上楼梯，拍了拍她的门，走了进去。卡捷琳娜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一下子扑到了他怀里。“你还活着！”她急切地吻着他，“我一直都在担心！真不知道我们要是没了你该怎么办。”

“我很抱歉没能早点儿回来，”格雷戈里说，“我当上了苏维埃代表。”

“代表！”卡捷琳娜自豪地笑了，“我的丈夫当了代表！”她紧紧抱住了他。

格雷戈里着实让她觉得很了不起。这在他来说还是头一次。“代表不过是代替推选他的人做事。”他谦虚地说。

“但他们肯定是选最聪明、最可靠的人。”

“嗯，他们尽量这样做。”

房间里只点了一盏油灯，显得十分昏暗。格雷戈里把包裹放在桌子上。他有了新的身份，从军营厨房获取食物更不成问题了。“里面还有几盒火柴和一条毯子。”他说。

“谢谢你！”

“我希望你尽可能一直待在屋里。街上依然很危险。有些人正在发动一场革命，但另一些人只是趁乱撒野。”

“我几乎足不出户。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

“孩子怎么样？”弗拉基米尔在角落里睡着。

“他想他的爸爸啊。”

她的意思是格雷戈里。格雷戈里并没打算让弗拉基米尔喊自己爸爸，但他接受了卡捷琳娜的设想。他们几个人都不大可能再次见到列夫——他已经差不多三年时间毫无音讯，孩子恐怕永远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许这样更好。

卡捷琳娜说：“真抱歉他睡着了。他会高兴见到你的。”

“等到早上我再跟他说话。”

“你可以留下过夜？这太好了！”

格雷戈里坐了下来，卡捷琳娜在他面前蹲下，为他脱下靴子。“看来你很累。”她说。

“是很累。”

“我们上床吧，已经很晚了。”

她开始解开他的外衣，他向后靠了靠，顺从了她。“哈巴罗夫将军躲藏在海军部里，”他说，“我们怕他重新夺回各个车站，但他甚至都没做任何尝试。”

“为什么？”

格雷戈里耸耸肩：“因为胆怯。沙皇下令伊万诺夫进军彼得格勒，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但伊万诺夫的手下发生哗变，远征只得取消。”

卡捷琳娜皱起了眉头：“从前的统治阶级就这样放弃了？”

“好像是。有点奇怪对吧？但显然不会出现反革命浪潮。”

两人上了床，格雷戈里穿着内衣，卡捷琳娜身上也还穿着衣服。她从未在他面前脱光过。也许她觉得最好有所保留。他不无遗憾地接受她这个怪癖。他把她搂在怀里，亲吻她。当他进入她时，她说：“我爱你。”他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运的人。

后来，她睡眼惺忪地问：“接着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召开一个制宪代表大会，由他们所称的‘四项条件普选’产生——普遍、直接、秘密和平等。与此同时，国家杜马那里会形成一个临时政府。”

“谁来领导？”

“利沃夫。”

卡捷琳娜坐了起来：“是个王子！为什么？”

“他们希望让所有阶级都抱有信心。”

“见他的鬼，所有阶级！”她气愤起来愈发漂亮，脸色红润，眼睛忽闪着光，“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已经赢了，我们干吗还需要其他人的信心？”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格雷戈里，但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让他信服的答案。“我们需要商人重新开动工厂，批发商为城市提供商品，店主打开店门。”

“那沙皇怎么办？”

“杜马要求他退位。他们派了两个代表去普斯科夫告诉沙皇这个建议。”

卡捷琳娜瞪大了眼睛：“退位？沙皇？那样的话，一切就到头了。”

“是的。”

“这可能吗？”

“我不知道，”格雷戈里说，“我们明天就会弄清楚了。”

星期五，一场辩论在塔夫利宫的凯瑟琳大厅断断续续进行着。两三千男人和少数女人挤在屋子里，空气里满是烟草和没洗澡的士兵身上散发的体臭。他们都在等着沙皇作决定。

辩论被一次次通报打断。通报一般都算不得紧急——某个士兵会站出来说他们营已经成立了委员会并逮捕了上校。有些甚至算不上通报，不过是呼吁保卫革命的演讲。

但是，当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士跳上台时，格雷戈里预感到这次通报一定非同小可。他红着脸，气喘吁吁，手里捏着一张纸，嚷着让大家静一静。

他不紧不慢地大声说：“沙皇签署了一份文件……”

这几个字引来一片欢呼。

中士提高了嗓门：“放弃王位……”

欢呼变成一片狂吼。格雷戈里感到好像有股电流传遍全身。难道这真的发生了吗？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中士举起一只手示意安静。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由于他十二岁的儿子阿列克谢健康不佳，他已指定米哈伊尔大公，即沙皇的弟弟为他的继任者。”

欢呼立刻变成抗议的怒吼：“不！”格雷戈里喊道，他的声音淹没在上千人的喊叫声中。

几分钟后抗议渐渐平息，而外面传来更响亮的怒吼声。庭院里的人想必也听到了这个消息，跟他们一样义愤填膺。

格雷戈里对康斯坦丁说：“临时政府不应该接受这个。”

“我同意，”康斯坦丁说，“走，我们去告诉他们。”

两人离开苏维埃，穿过宫殿。新成立的政府部长们在原来临时委员会待的地方开会——令人担忧的事实是，他们很大程度就是同一拨人。他们正在讨论沙皇的声明。

帕维尔・米留可夫站在那儿。这个戴着单镜片眼镜的温和派争辩说，君主制必须作为合法性的象征加以保留。“胡说。”格雷戈里低声说。王权象征的是无能、残暴和失败，而不是合法性。幸运的是其他人也有同感。克伦斯基——现在是司法部长，提出应该告知米哈伊尔大公拒绝加冕，让格雷戈里备感安慰的是，大多数人表示赞同。

克伦斯基和利沃夫王子获得授权立刻去见米哈伊尔。米留可夫镜片后的双眼冒着火，说：“我也跟他们一起去，以便代表少数人的观点！”

格雷戈里觉得没人会理睬这个愚蠢的建议，但其他几位部长软弱地表示同意。这时格雷戈里站了起来。他事先并未考虑过，此时直截了当地说：“我会以彼得格勒苏维埃观察员的身份陪部长们一道前往。”

“很好，很好。”克伦斯基疲惫地说。

他们从宫殿侧门出去，上了等在那里的两辆雷诺轿车。杜马的前主席，身材肥硕的米哈伊尔・罗德坚科也来了。格雷戈里简直不敢相信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竟然成了代表团的一员，去命令皇太子拒绝成为沙皇。不到一个礼拜前，他还不得不听从基里洛夫中尉的命令，老实地从桌子上走下来。世界变化得太快，让人跟不上他的步伐。

格雷戈里从来没进过任何富裕贵族的家宅内部，这就好像进入一个梦幻世界。大房子里塞满了各种宝物。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是各色华丽的花瓶、精致的钟表、银烛台和宝石装饰。如果他抓起一只金碗跑出前门，卖掉它的钱足以让他为自己买上一栋房子，不过眼下没人会买金碗，人们唯一想要的是面包。

格奥尔基・利沃夫王子满头银发，脸上留着一团浓密的胡须，显然既不为这豪华的装饰所动，也没有被眼下的庄严使命吓倒，但其他人都显得战战兢兢。他们在客厅里等待着，苦着脸站在祖先的画像下，两脚在厚厚的地毯上来回挪着步子。

终于，米哈伊尔大公出现了。他三十八岁，已过早秃顶，留了少许髭须。让格雷戈里惊讶的是，他好像比代表团的人更紧张。他显得很害羞，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尽管一直傲慢地歪着脑袋。最终他攒足了勇气，说：“你们想要跟我说什么？”

利沃夫回答：“我们是来要求你不要接受王位。”

“哦，天啊。”米哈伊尔说，好像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克伦斯基保持着镇静，他的话既清晰又坚定。“彼得格勒的人对沙皇陛下所作的决定十分愤怒，”他说，“现在已经有一大队士兵向塔夫利宫挺进。除非我们立即宣布你已拒绝接任沙皇，否则就会发生一场武装起义，继而暴发内战。”

“哦，我的上帝。”米哈伊尔轻声说。

格雷戈里察觉这位大公头脑不太灵光。他想，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这些人有脑子，他们就不会失去俄国的皇位。

戴单镜片眼镜的米留可夫说：“殿下，我代表临时政府少数人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君主制是人们唯一接受的权威象征。”

米哈伊尔显得更加不知所措。他最怕的事情就是作选择，格雷戈里这样想着，这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大公说：“你们不介意我单独跟罗德坚科说几句话吧？不，你们不用离开，我们去旁边的屋子好了。”

哆哆嗦嗦尚未加冕的沙皇和肥硕的主席离开后，留下的人开始低声谈论起来。没有人跟格雷戈里说话。他是屋子里唯一的工人阶级，他感觉到他们有点害怕他，怀疑在他军士制服的口袋里塞了手枪和子弹，不过这倒是实情。

罗德坚科回来了。“他问我是否我们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如果他成为沙皇的话。”格雷戈里感到厌恶，但他毫不奇怪大公关心的只是自己，而不是他的国家，“我告诉他我们保证不了。”罗德坚科说。

克伦斯基说：“还有呢？”

“他一会儿再过来。”

这段耽搁仿佛十分漫长，接着，米哈伊尔出来了。大家都陷入了沉默。很长时间都没人说话。

最后米哈伊尔说：“我已经决定拒绝接受王位。”

格雷戈里的心好像停止了跳动。八天了，他想。八天前维堡的女人们游行跨过铸造大桥。而今天，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终于结束了。

他回想起母亲死去的那天说过的话：“俄国不成立共和国，我就不会停下。”妈妈，现在你可以安息了，他想。

克伦斯基握着大公的手，说着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格雷戈里没注意听。

我们成功了，他想，我们发动了一场革命。

我们废除了沙皇。

在柏林，奥托・冯・乌尔里希打开了一瓶1892年的巴黎之花大香槟。

冯・乌尔里希家邀请了冯・赫尔巴德一家来共进午餐。莫妮卡的父亲康拉德是位伯爵，因此她的母亲便是伯爵夫人。伊娃・冯・德・赫尔巴德伯爵夫人是个令人敬畏的女人，灰白的头发挽成了一个精致的发髻。午饭前她把沃尔特拦在一旁，告诉他莫妮卡是个多才多艺的小提琴手，上学的时候所有科目都在班上名列前茅。他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他父亲在跟莫妮卡说话，猜到她大概也正在获取他在校时的表现报告。

他对父母坚持把莫妮卡塞给他感到恼火。事实上，他发现自己强烈地被她吸引，这让整个情况变得更糟。她既聪明又美丽，总是经过悉心打扮，头发梳理得十分齐整，但他还是不禁想象她晚上除掉头饰，晃着头放开波浪卷发的样子。这些天来，有时他发现自己很难再去想茉黛。

这时，奥托举起酒杯。“为沙皇下台干杯！”他说。

“你真让我惊讶，爸爸，”沃尔特发脾气说，“你真觉得工人和哗变士兵组成的暴民推翻一个合法的君主值得庆贺？”

奥托一时面红耳赤。沃尔特的妹妹葛丽泰宽慰地拍了拍她父亲的胳膊。“别去管他，爸爸，”她说，“沃尔特说这些就是要惹你生气。”

康拉德说：“我在驻彼得格勒大使馆期间认识了沙皇尼古拉。”

沃尔特说：“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先生？”

莫妮卡替她父亲作了回答。她朝沃尔特阴险地笑了一下，说：“爸爸常说，如果沙皇生在另一种环境里，经过一番努力，倒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邮差。”

“这就是世袭君主制的可悲之处。”沃尔特转向他的父亲，“但你肯定不会赞成俄国实行民主。”

“民主？”奥托语带嘲讽，“我们等着瞧吧。我们只知道新总理是一个自由派的贵族。”

莫妮卡问沃尔特：“你觉得利沃夫王子会跟我们讲和吗？”

这是当前的紧迫问题。“我希望如此，”沃尔特说，尽量不去看莫妮卡的胸脯，“如果我们东部战线的所有军队都可以转移到法国，就能在兵力上压过协约国。”

她举起酒杯，眼睛越过杯口注视着沃尔特：“那么，就让我们为了这一目标喝一杯。”

在法国东北部一处寒冷、潮湿的战壕里，比利排里的战士们在喝着杜松子酒。

这瓶酒是那位被革职的军官罗宾・莫蒂默拿出来的。“我一直留着。”他说。

“真是让人吃惊。”比利学着米尔德里德的口气说。莫蒂默是个性情乖戾的家伙，从来没给别人买过酒。

莫蒂默把酒倒在大家的锡铁饭盒里。“这酒算是庆贺这该死的革命。”他说。他们都喝光了，然后又伸着饭盒让他再添酒。

没喝杜松子酒之前比利的心情就已经很不平静了。俄国人已经证明现在仍有可能推翻暴君。

他们唱着《红旗》这首歌时，菲茨赫伯特伯爵踩着泥浆一瘸一拐从通廊那边绕了过来。他现在已经是上校，变得比以前更加嚣张。“安静，你们这些人！”他喊道。

歌声慢慢停了。

比利说：“我们正在庆祝俄国人推翻沙皇！”

菲茨气愤地说：“他是一个合法的君主，推翻他的那些人都是罪犯。不许再唱歌了。”

比利对菲茨的蔑视又深了一层：“他是个杀了数千臣民的暴君，今天是所有文明人的大喜日子。”

菲茨使劲盯着他。伯爵已经不戴眼罩了，但他的左眼皮一直都下垂着。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视力。“威廉姆斯中士，我早该猜到是你。我知道你，认识你的家人。”

那是当然，比利想。

“你姐姐是个和平的煽动者。”

“你妹妹也是，先生。”比利话音刚落，罗宾・莫蒂默就哑着嗓子笑了起来，然后赶紧收住了笑声。

菲茨对比利说：“再说一句不礼貌的话，你就等着受罚。”

“对不起，先生。”比利说。

“都安静点，不许再唱歌。”菲茨走开了。

比利平静地说：“革命万岁。”

菲茨装作没听见。

在伦敦，碧公主尖声叫着：“不！”

“冷静点儿。”茉黛说。她刚刚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她。

“他们不可以那样！”碧尖叫道，“他们不能让我们爱戴的沙皇退位！他是人民的父亲！”

“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不相信你说的！这是个邪恶的谎言！”

门开了，格洛特往里面探了探头，显得很着急的样子。

碧抄起一只插着干草的日本花瓶往房间的另一头扔去。花瓶撞在墙上，碎了。

茉黛拍拍碧的肩膀。“好啦，好啦。”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她自己很高兴沙皇被推翻，但也很同情碧，对她来说，原来的生活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格洛特动了动手指，一个女仆随后走进屋子，显得很害怕的样子。他指了指摔碎的花瓶，女仆便开始收拾那些碎片。

茶具摆在桌子上——茶杯、茶碟、茶壶、牛奶和奶油罐，还有一只糖碗。碧狠狠地把这些全都扫到地上。“那些革命者会把所有人都杀掉的！”

管家跪下身子开始收拾残局。

“不要胡思乱想了。”茉黛说。

碧哭道：“可怜的皇后！还有她的孩子！他们该怎么办？”

“你最好躺一会儿，”茉黛说，“走吧，我送你去房间。”她托着碧的胳膊肘，碧顺从地被带了出去。

“一切都完了。”碧抽泣着。

“没关系，”茉黛说，“也许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艾瑟尔和伯尼两人正待在阿伯罗温，算是他们的蜜月。艾瑟尔饶有兴致地向伯尼展示她童年时常去的地方：矿井坑口、教堂和学校。她甚至带他到泰-格温里转了转——菲茨和碧都没在这儿——但她没带他去栀子花套房。

他们住在格里菲斯家，再次留宿在汤米的房间，省得回家去打搅外公。他们正坐在格里菲斯太太的厨房里聊天，这时，她那位无神论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丈夫莱恩挥着手里的报纸闯了进来。“沙皇退位了！”他说。

他们又是欢呼又是拍巴掌。一个星期以来，彼得格勒发生骚乱的消息时有报道，艾瑟尔一心盼着最后的结局。

伯尼问：“谁接管了政权？”

“利沃夫王子领导的临时政府。”莱恩说。

“这么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获得全面胜利。”伯尼说。

“是的。”

艾瑟尔说：“高兴点儿，你们这些男人，事情总得一步步来！我们去双冠庆祝一下。我让庞蒂太太照看一会儿劳埃德。”

两个女人戴上帽子，然后大家一起去了酒吧。不到一个小时，里面便挤满了人。艾瑟尔惊讶地发现她的父母也走了进来。格里菲斯太太也看见了，说：“天啊，他们到这儿来干吗？”

几分钟后，艾瑟尔的父亲站在一把椅子上，要大家安静下来：“我知道你们在这里看到我有些吃惊，但特殊场合需要特别的行动。”他举着一只粉色的酒杯向所有人示意，“我并未改变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老板好心给了我一杯自来水。”人们都笑了起来。“我来这儿与我的邻居们分享在俄国赢得的胜利。”他举起酒杯，“为了革命，干杯！”

人们欢呼，干杯。

“好啊！”艾瑟尔说，“爸爸进了酒吧！我从没想过会看到这一天。”

在约瑟夫・维亚洛夫位于布法罗的超级现代化的草原式别墅里，列夫・别斯科夫从酒柜里取出酒来为自己斟上。他已经不再喝伏特加了。跟富有的岳父一块生活，培养了他对苏格兰威士忌的品味。他喜欢美国人喝威士忌加冰块的方式。

列夫不喜欢跟姻亲住在一起。他更想和奥尔加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但奥尔加喜欢现在这样，所有的花销都由她父亲负担。列夫还没有能力，在此之前他只能困在这里。

约瑟夫正在看报，莉娜在一边缝纫。列夫朝他们举起酒杯。“革命万岁！”他炫耀似的说。

“你说话小心点儿，”约瑟夫说，“这对生意没好处。”

奥尔加走了进来：“给我倒杯雪利酒，亲爱的。”

列夫在心里叹了口气。她喜欢差遣他做事，当着她父母的面他又无法拒绝。他倒了一小杯甜雪利酒递给她，就像一个侍者那样鞠了一躬。她娇滴滴地笑着，没看出这里头的讽刺。

他喝了威士忌，品味着那火辣辣的味道。

维亚洛夫太太说：“我真为可怜的皇后和她的那些孩子发愁。他们该怎么办呢？”

约瑟夫说：“他们统统会被暴徒杀掉，我一点也不惊讶。”

“真是太可怜了。沙皇做了什么，让革命者这么痛恨？”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列夫知道自己最好闭嘴，但他控制不住，恰好又有威士忌壮胆，“我十一岁的时候，在我母亲工作的工厂举行了罢工。”

维亚洛夫太太责备地嘘了一声。她不相信罢工这种事情。

“警察把罢工者的孩子全都围堵在一起。那情形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当时吓坏了。”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维亚洛夫太太说。

“警察把我们这些人一顿痛打，”列夫说，“用警棍打我们的屁股。就是要给我们的父母一点儿颜色看看。”

维亚洛夫太太脸都白了。她最受不了有人虐待孩子或动物。

“沙皇和他的政权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母亲，”列夫说着，摇晃着杯子，里面的冰块叮当作响，“所以我要敬革命一杯。”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格斯？”威尔逊总统说，“你是这儿唯一真正到过彼得格勒的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讨厌像国务院官员一样说话，但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格斯说。

总统笑了起来。他们两人正在椭圆办公室，威尔逊坐在办公桌后面，格斯在桌前。“说说看，”威尔逊说，“猜一猜俄国人会不会退出战争？这是今年最重要的问题。“

“好吧。所有新政府的部长都属于某个冠以社会主义和革命这种可怕名称的政党，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中产阶级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赋予他们自由，以促进工业和商业。但民众想要的是面包、和平还有土地——工人要面包，士兵要和平，农民要土地。这些诉求对利沃夫和克伦斯基这类人毫无吸引力。现在来回答您的问题，我觉得利沃夫的政府将尽力逐步作出改变。特别是他们将继续这场战争。但工人不会满意。”

“最后谁会赢呢？”

格斯回忆起他访问圣彼得堡时，在摇摇欲坠、肮脏不堪的普梯洛夫机械厂铸造车间一个人向他展示浇铸机车车轮的情形。后来，格斯又看到那个男人跟一名警察为了一个女孩大打出手。他记不得这个男人的名字，但至今清楚记得他的长相——宽宽的肩膀和强有力的胳膊，还有那根残缺的手指，不过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燃烧着怒火的蓝眼睛，表情中带着一种无可阻挡的决心。“最后的赢家是俄国人民。”

人物表

美 国

杜瓦家

卡梅伦・杜瓦，参议员

乌苏拉・杜瓦，其妻

格斯・杜瓦，他们的儿子

维亚洛夫家

约瑟夫・维亚洛夫，商人

莉娜・维亚洛夫，其妻

奥尔加・维亚洛夫，他们的女儿

其他

罗莎・赫尔曼，记者

查克・迪克森，格斯上学时的朋友

玛伽，夜总会歌手

尼克・福尔曼，小偷

伊利亚，恶棍

西奥，恶棍

诺曼・尼尔，心术不正的会计

布莱恩・霍尔，工会领导人

真实的历史人物

伍德罗・威尔逊，第二十八届总统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国务卿

约瑟夫・丹尼尔斯，海军部长

英格兰和苏格兰

菲茨赫伯特家

菲茨赫伯特伯爵，称为菲茨

伊丽莎维塔公主，称为碧，其妻

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菲茨的妹妹

荷米亚女勋爵，称作赫姆姑妈，他们的穷姑妈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他们的富姑妈

格雷特，比利牛斯山犬

格洛特，菲茨的管家

桑德森，茉黛的女仆

其他

米尔德里德・帕金斯，艾瑟尔・威廉姆斯的房客

伯尼・莱克维兹，独立工党阿尔德盖特分部书记

宾・韦斯特安普敦，菲茨的朋友

劳瑟侯爵，被茉黛拒绝的求婚者

阿尔伯特・索尔曼，菲茨的经纪人

艾伦・泰特，乔治五世的侍从

格林沃德医生，婴儿诊所的志愿者

约翰尼・雷马克勋爵，陆军部副部长

哈维上校，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助手

穆雷中尉，菲茨的助手

曼尼・利托夫，工厂厂主

乔克・里德，阿尔德盖特独立工党的出纳

杰妮・麦卡利，军人的妻子

真实的历史人物

国王乔治五世

玛丽皇后

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称作“C”，特勤局对外处主任（后为军情六处）

爱德华・格雷爵士，国会议员，外交大臣

威廉・泰瑞尔爵士，格雷的私人秘书

弗朗西斯・史蒂文森，劳埃德・乔治的情妇

温斯顿・丘吉尔，国会议员

H.H.阿斯奎斯，国会议员，首相

约翰・弗伦奇爵士，英国远征军司令

法 国

姬妮，酒吧女郎

迪皮伊上校，加利埃尼将军的助手

卢索尔将军，霞飞将军的助手

真实的历史人物

霞飞将军，法军总司令

加利埃尼将军，巴黎卫戍司令

德国和奥地利

冯・乌尔里希家

奥托・冯・乌尔里希，外交官

苏珊・冯・乌尔里希，其妻

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他们的儿子，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葛丽泰・冯・乌尔里希，他们的女儿

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伯爵，沃尔特的隔代堂兄，奥地利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其他

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文化文官

莫妮卡・冯・德・赫尔巴德，葛丽泰的好友

真实的历史人物

卡尔・里希诺夫斯基亲王，德国驻伦敦大使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将军

陆军将军埃里希・鲁登道夫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德国首相

阿瑟・齐默尔曼，德国外长

俄 国

别斯科夫家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铸造工

列夫・别斯科夫，马夫

普梯洛夫机械厂

康斯坦丁，车工，布尔什维克讨论组主席

伊萨克，足球队长

瓦莉娅，女工，康斯坦丁的母亲

谢尔盖・卡宁，铸造车间监工

马克拉柯夫伯爵，董事

其他

米哈伊尔・平斯基，警察

伊利亚・科兹洛夫，其搭档

尼娜，碧公主的女仆

安德烈王子，碧的哥哥

卡捷琳娜，进城不久的乡下姑娘

米什卡，酒吧老板

特罗菲姆，歹徒

菲奥多尔，腐败的警察

斯比利亚，“天使加百利号”上的乘客

雅科夫，“天使加百利号”上的乘客

安东，俄国驻伦敦大使馆职员，也是德国间谍

大卫，犹太士兵

加弗立克中士

托姆恰克少尉

真实的历史人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

莱昂・托洛茨基，苏维埃革命战争委员会主席

威尔士

威廉姆斯家

大卫・威廉姆斯，工会领导人

卡拉・威廉姆斯，其妻

艾瑟尔・威廉姆斯，他们的女儿

比利・威廉姆斯，他们的儿子

外公，卡拉的父亲

格里菲斯家

莱恩・格里菲斯，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

格里菲斯太太

汤米・格里菲斯，莱恩的儿子，比利・威廉姆斯的好友

庞蒂家

米妮・庞蒂太太

朱塞佩・庞蒂，其长子，小名“乔伊”

乔凡尼・庞蒂，其次子，小名“乔尼”

矿工

大卫・克兰普顿，外号“戴哭宝”

哈利・休伊特，外号“板油”

约翰・琼斯，外号“小店”

戴・肖普，屠夫之子

帕特・教皇，井底把钩工

米奇・教皇，帕特的儿子

戴・泼尼斯，马夫

伯特・摩根

煤矿管理者

珀西瓦尔・琼斯，凯尔特矿业公司董事长

马尔德温・摩根，煤矿董事

里斯・普莱斯，煤矿董事助理

亚瑟・卢埃林，外号“斑点”，煤矿职员

泰-格温雇员

皮尔，仆役长

杰文斯夫人，女管家

莫里森，男仆

其他

戴・穆克，卫生工作者

戴・泼尼斯太太

罗利・休斯太太

汉威尔・琼斯太太

列兵乔治・巴罗，B连

列兵罗宾・莫蒂默，被革职的军官，B连

列兵欧文・贝文，B连

以利亚・琼斯中士，外号“先知”，B连

詹姆斯・卡尔顿-史密斯少尉，B连

格温・埃文斯上尉，A连

罗兰・摩根少尉，A连

真实的历史人物

大卫・劳埃德・乔治，国会自由党成员

[1] 几尼，英国的旧金币，价值一镑一先令。

[2] 美国总统大选中，根据每州在国会中的参议员与众议院席位的总数，每个州拥有数目不同的选举人票（electoral votes）。由于全国共有538张选举人票，因此首先获得270张选举人票的总统候选人将成为美国当选总统。

[3] 后座议员，backbencher，英国议会下院中坐在后排议席的普通议员。

[4] 由于出生时发生臀位生产，威廉二世患有厄尔布氏麻痹（Erb's Palsy ），以致左臂萎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人的陨落 / (英) 福莱特 (Follett,K.) 著 ; 于

大卫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书名原文: Fall of Giants

ISBN 978-7-5399-8989-1

Ⅰ. ①巨… Ⅱ. ①福… ②于…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99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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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 of Giants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6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6-080号

书 名 巨人的陨落

著 者 （英）肯·福莱特

译 者 于大卫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闵 唯 赵思婷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6.5

字 数 588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989-1

定 价 129.8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Part 2 巨人之战

第二十四章

1917年4月

沃尔特回绝了她的示爱，这伤害了她，也让他很难过。他们很般配，因此莫妮卡弄不清为什么他一直将她拒之门外。

第二十五章

1917年5月至6月

列夫很害怕他的岳父。维亚洛夫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没有怜悯之心，也不害怕法律。在他的世界里，他像沙皇一样随心所欲。

第二十六章

1917年6月中旬

这些年来，艾瑟尔激愤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和那些吃苦耐劳、一贫如洗的伦敦东区妇女共同的生活中，变得如混凝土般坚硬。在艾瑟尔看来，她们每个人都比十个男人更有权参加选举。

第二十七章

1917年6月至9月

沃尔特·乌尔里希爬出战壕，冒着生命危险步入无人区。俄军前沿在暮色中隐约可见。这里好几个礼拜都没放过一枪一炮了，沃尔特觉得自己的出现只会引起好奇，而非怀疑。如果他猜错了，就必死无疑。

第二十八章

1917年10月至11月

格雷戈里穿过冬宫广场时，停下脚步，想起了母亲。十二年前她就死在这里，死在沙皇卫兵的枪口下。一阵愤怒让他冲着大楼挥起了拳头：“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恶魔！”这是11月8日星期四早上五点。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占据了领导地位。

第二十九章

1918年3月

比利·威廉姆斯中士盯着眼前的雾。谢天谢地炮击停了，但这仅仅意味着德军正在接近。他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他要怎么办呢？

第三十章

1918年3月底至4月

复活节周末，菲茨在泰-格温举办了一场乡间宴会。他有一个秘密的目的。他邀请的人都是强烈反对俄国新政权的人。他的明星嘉宾是温斯顿·丘吉尔。

第三十一章

1918年5月至9月

当兵入伍对格斯·杜瓦来说并非易事。跟他一道进行军官训练的迪克森说：“格斯，在家的时候，你连洗澡水都要别人放好的。”家庭背景和举止谈吐让格斯没少受人嘲讽，但他耐着性子承受下来。他相信自己在为何而战。

第三十二章

1918年10月

阿尔德盖特需要选出一个工党候选人，伯尼是其中的主要人选。但会上有人提议推选艾瑟尔。她犹豫了，转过身去看丈夫伯尼。他的眼神就像要杀了她。

第三十三章

1918年11月11日

德国正在一场变革之中，在沃尔特看来，这跟一年前发生的俄国革命一样可怕。停战令人陷入毫无希望的沮丧。祖国因战败而蒙羞，他的同胞在挨饿。

Part 3 世界重生

第三十四章

1918年11月至12月

在停战日的第二天，茉黛给沃尔特写了一封信，她很害怕战胜的协约国会对德国人施加惩罚。“我们相互间的仇恨会持续多久？”茉黛对赫姆姑妈说，“一年，十年，还是永远？”

第三十五章

1918年12月至1919年2月

格斯盯着罗莎：“我觉得自己刚刚弄明白一件事……我爱上你了。”她无力地笑了笑：“这太奇怪了。”他说：“我想也许我爱上你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可自己一直都不知道。”

第三十六章

1919年3月至4月

报纸背页刊登的是“不要插手俄国”运动发起人的照片，菲茨惊讶地发现竟然是艾瑟尔。从那时起他跟不少女人睡过觉，但艾瑟尔留给他的记忆最为深刻。菲茨大概在全世界留下了半打私生子，但她的孩子是他唯一确知的。

第三十七章

1919年5月至6月

沃尔特和茉黛决心将两人结婚的事实公之于众。茉黛提议在报纸上宣布这一消息：“我们要说这是新的世界秩序的象征。在和平条约签订的时候宣布这桩英德跨国婚姻。”

第三十八章

1919年8月至10月

格斯拼命想让他母亲喜欢罗莎：“首先你会注意到的是，妈妈，她非常漂亮。其次，你会看到她只有一只眼睛。最后你就会意识到她非常聪明。当你对她非常了解之后，就会明白世界上的年轻女子数她最好。”

第三十九章

1920年1月

列夫把头扭向一边，不让奥尔加看见他的脸。你成功了，他对自己说，你杀了她父亲，跟她坐在停放遗体的房间里，竟然让她回心转意了。你这条狗。

第四十章

1920年2月至12月

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但比利仍然留在部队，被关在奥尔德肖特军事拘留所。而处心积虑把他弄进来的人正是菲茨，比利的小侄儿的生父。

第四十一章

1923年11月11日至12日

德国国内的情况越来越糟糕。茉黛离开打工的夜总会，直奔面包房。手里留着钱是危险的：到了晚上，你的工资有可能连一个面包也买不了。

第四十二章

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

保守党在英国新议会组成了第一大党，但他们整体上不占多数。工党位居第二，有一百九十一位议员，其中包括阿尔德盖特的艾瑟尔·莱克维兹和阿伯罗温的比利·威廉姆斯。

Part 2 巨人之战

第二十四章

1917年4月

早春的一天，风和日丽，沃尔特与莫妮卡・冯・德・赫尔巴德在她父母位于柏林的别墅花园中散步。房子很气派，花园非常大，里面还有网球馆、打保龄球的草坪、驯马的骑术学校，以及一个有秋千和滑梯的儿童游乐场。沃尔特记得自己小时候来过，以为这里就是天堂。但眼下它不再是一个田园诗般的游乐场了。除了实在太老的马，其他马匹都被军队征收了。一群小鸡在露台宽阔的石板上乱啄乱刨。莫妮卡的母亲还在网球馆里养了一头猪。山羊正在啃食保龄球草坪，据说伯爵夫人亲自给它们挤奶。

不过，老树即将萌发新叶，阳光正明媚，沃尔特穿着背心和衬衫，把外套搭在肩膀上——这个样子肯定会让他母亲不快，但她眼下待在屋里，正跟伯爵夫人聊天。他的妹妹葛丽泰刚才还跟着他们一起溜达，没一会儿就找了个借口溜掉了——这又会让母亲大为不悦，至少理论上如此。

莫妮卡有一只叫皮埃尔的狗。这是只纯种狮子狗，腿很长，十分优雅，浑身长着铁锈色的卷毛，还有一双浅棕色的眼睛，让沃尔特感觉它有点儿像莫妮卡，当然她更美。

他很欣赏她对待这只狗的方式。她不像小姑娘一样宠着它，也不乱喂食，不会像个孩子一样跟它说话。她只是让它跟在她的脚边，偶尔扔一只旧网球让它去捡。

“俄国人真是让人失望。”她说。

沃尔特点了点头。利沃夫王子的政府宣布他们将继续战斗。德国的东部战线并没有得到缓解，也就无法支援法国战场。战争还会拖下去。“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利沃夫政府垮台，政权由和平派接管。”沃尔特说。

“有这种可能吗？”

“这很难说。左翼革命者们还在要求面包、和平与土地。政府已承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制宪议会，但谁会赢呢？”他拿起一根树枝为皮埃尔扔出去。狗飞奔过去捡，然后自豪地把树枝叼了回来。沃尔特弯腰拍拍它的头，直起身时发现莫妮卡跟他靠得很近。“我喜欢你，沃尔特，”她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紧盯着他，“我觉得我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他也有同感，并且心里清楚，如果现在吻她，她会同意的。

他往旁边迈了一步。“我也喜欢你，”他说，“我还喜欢你的狗。”他笑了笑，显出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

但他还是看出她受了伤害。她咬了咬嘴唇，转过身去。作为一个很有教养的女孩，刚才她的表现已经算非常大胆了，可他拒绝了她。

他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莫妮卡说：“我在想你的秘密是什么。”

我的上帝，他想，她也太厉害了。“我没有秘密，”他撒了个谎，“你有吗？”

“没有值得一说的。”她伸手把某个东西从他肩膀上拂掉，“一只蜜蜂。”她说。

“今年的蜜蜂太早了。”

“也许夏天会提前一点儿。”

“气候还不太暖和。”

她装作打了个冷战：“没错，真是挺冷的。你能为我拿条披肩来吗？去厨房里问问仆人就行，她会给我找一件的。”

“没问题。”天气并没有那么冷，但一位绅士不会拒绝这样的要求，即使是随口一说。她肯定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他朝房子那边走去。他必须回绝她的示爱，但这伤害了她，也让他很难过。两人的母亲说得不错，他们很般配，因此莫妮卡弄不清为什么他一直将她拒之门外。

他走进屋子，沿着后楼梯到了地下室，在那儿他看见一个穿着黑衣裙、戴了蕾丝帽的老年女佣。随后她便出去找披肩了。

沃尔特在大厅等着。房子里的装饰是时下最流行的新艺术风格。目前，新艺术已经取代了沃尔特父母喜爱的洛可可风，那种华丽柔和的色彩很适合装点光线明亮的房间。柱廊大厅则满眼都是冷灰色的大理石和蘑菇色的地毯。

他仿佛觉得茉黛远在百万公里之外的另一个星球，让他无法企及，因为战前的那个世界已一去不返。他已经差不多三年没见过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她的任何音讯，他很可能永远见不到她了。尽管她并未从他的心中褪去——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共同分享的激情时刻，但他苦恼地发现自己已不太回忆得起和她相处时的细枝末节——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他们在什么地方亲吻，手牵着手吗？还有，他们在那些总是十分近似的聚会上碰面时，吃的、喝的是什么，都聊了些什么话题？有时他脑子里划过那种念头，仿佛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让他们离异。但他把这个想法抛到了一边，这种不忠是可耻的。

用人给他拿来一条黄色的羊绒披肩。他回到莫妮卡身边，她正坐在一根树桩上，皮埃尔卧在她脚边。沃尔特把披肩递过去，看她围在肩膀上。披肩的颜色十分合适，让她眼睛闪闪发亮，皮肤也焕发出熠熠光彩。

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伸手把他的钱包递给他。“这一定是从你外衣里掉出来的。”她说。

“哦，谢谢你。”他把钱包塞进外套口袋，那件外套依然搭在他的肩膀上。

她说：“我们还是回屋里去吧。”

“听你的。”

她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也许她只是决定要放弃他。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事？

他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钱包真的是从他外衣里掉出来的，还是她有意偷走的，就像扒手那样，就在她从他肩头掸掉那只可能并不存在的蜜蜂那会儿？“莫妮卡，”他停下脚步，转身面对着她，“你翻了我的钱包？”

“你说你没有秘密。”她的脸腾地红了。

她一定看见了那张他随身带着的剪报——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永远引领时尚。“如果是真的，你可就太没礼貌了。”他气愤地说。他主要是生自己的气。他不应该留着这张容易被人当作罪证的照片。如果莫妮卡能明白它所代表的含义，那么别人也一样。他会因此身败名裂，被踢出部队。他有可能被控犯了叛国罪，甚至会被枪毙。

他实在太愚蠢了。但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扔掉这张剪报。这是他唯一拥有的跟茉黛有关的东西。

莫妮卡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我这辈子从未做过这种事，我很惭愧。但你应该看出我是多么绝望。哦，沃尔特，我可以非常容易地爱上你，而你也是，我看得出来，你的眼神，你看我时的微笑都证明了这一点。可你什么都不说！”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这一切让我失去了理智。”

“我真的很抱歉。”他不再愤怒。现在她已经不顾礼数，向他完全敞开心扉。他非常难过，为她，也为他们两个。

“我只想弄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回避我。当然，现在我懂了。她很漂亮。甚至可以说跟我有点像。”她擦了擦脸上的泪水，“但她赶在我前面发现了你，就是这样。”她用那双看透一切的琥珀般的双眸凝视着他，“我想，你们大概已经订婚了。”

他无法对一个如此坦诚的人说谎，只好沉默不语。

他的犹豫让她明白过来：“哦，我的老天！”她说，“你们已经结婚了，对不对？”

这句话无异于晴天霹雳。“如果被发现的话，我就有大麻烦的。”

“我知道。”

“你能保守这个秘密的，对吗？”

“这还要问吗？”她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男人。我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我永远不会吐露一个字。”

“谢谢。我知道你会信守诺言。”

她扭过头去，强忍着泪水：“我们进去吧。”

进了大厅，她说：“你先走。我必须去洗洗脸。”

“好。”

“我希望……”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希望她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她低声说完，飞快地转身进了旁边的房间。

沃尔特穿上外套，让自己恢复平静，然后踏上大理石楼梯。客厅也是同样简朴的风格，用浅色的木料和蓝绿色的窗帘做装饰。他觉得莫妮卡的父母比他的父母更有品味。

母亲一见到他便知道出事了。“莫妮卡呢？”她严厉地问。

他朝她一扬眉毛。她明知答案很可能是“去洗手间了”，却还这么问，显然是紧张过度。他平静地说：“她过会儿就来。”

“看看这个，”父亲挥了挥手里的纸说，“齐默尔曼的办公室刚送来的，要征求我的意见。那些俄国革命者想要穿越德国。简直是胆大包天！”他刚喝了几杯荷兰杜松子酒，情绪激动。

沃尔特礼貌地说：“到底是哪些革命者，父亲？”他心里并不在乎，但很庆幸有个机会转移话题。

“在苏黎世的那些！马尔托夫和列宁那帮人。现在的俄国大概言论还算自由，因为沙皇已经被废黜，所以他们想回家。但他们回不去。”

莫妮卡的父亲康拉德・冯・德・赫尔巴德若有所思地说：“我想也是。要从瑞士去俄国就必须经过德国——其他任何陆路通道都要穿越战场。但现在还有客轮从英国横跨北海去瑞典，是这样吧？”

沃尔特说：“是的，但他们不会冒险经过英国。英国扣留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换了法国或意大利的话就更糟了。”

“所以说，他们完蛋了！”奥托十分得意地说。

沃尔特问：“您会给齐默尔曼外长提什么建议，父亲？”

“当然是拒绝。我们绝不容许这帮垃圾污染我们的民众。谁知道这帮恶魔会在德国惹出什么乱子？”

“列宁和马尔托夫……”沃尔特若有所思，“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但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德国情报机构对俄国革命者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

奥托说：“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主义者，革命党人，他们全都一样。”

“不，他们不一样，”沃尔特说，“布尔什维克最厉害。”

莫妮卡的母亲兴致高昂地说：“那就更有理由不让他们踏进我们的国家了！”

沃尔特装作没听见：“更重要的是，流亡海外的布尔什维克比国内的更激进。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支持利沃夫王子的临时政府，但他们在苏黎世的同志们不支持。”

他的妹妹葛丽泰说：“这种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沃尔特当然知道。他读过在瑞士的德国间谍发回的情报，他们在那儿拦截了革命者的邮件。但他说：“列宁前几天在苏黎世发表过讲话，表示断绝与临时政府的一切关系。”

奥托不屑地哼了一声，不过康拉德・冯・德・赫尔巴德很有兴趣，他坐在椅子上向前探了探：“你是怎么想的，年轻人？”

沃尔特说：“我们拒绝革命者经过德国，就等于是保护俄国不受颠覆思想的威胁。”

母亲有些糊涂了：“请解释一下你的话。”

“我建议我们要帮助这些危险人物回国。他们一回国，要么会试图破坏现有的政府，削弱其战争实力，要么就取得政权，促成和平。无论哪种，对德国都有好处。”

一时间大家都陷入了沉默，琢磨着他这话的含义。最后奥托大声笑了起来，拍了拍手。“不愧是我的儿子！”他说，“看来多少还是受到我的影响了！”

我最亲爱的：

苏黎世是一座寒冷的水滨城市。

沃尔特写道，

不过阳光正在湖面上跳舞，周围的山坡绿树成荫，阿尔卑斯山遥遥相望。这里的街道像画出来的格子，条条笔直——瑞士人简直比德国人还要讲究条理！我真希望你能来这儿，我亲爱的朋友，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希望身边有你相伴！！！

这些感叹号有意让邮政检查员觉得写信的人是个易激动的女孩子。尽管沃尔特身在中立国瑞士，但他依然十分小心，让这封信的内容看不出写信人或收信人到底是谁。

不知你是否因依旧单身未婚而引来不必要的注意，从而深受困扰。你是那么漂亮，那么令人心动。我也感受到同样的困境，当然，我既无美貌又不动人，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表露爱意。我母亲为我挑选了成婚的配偶，那是我妹妹的一位密友，我早就认识，也很喜欢。这段时间对我来说非常困难，我也害怕这个人最后会发现我已经有了这段排除婚姻的友谊。不过，我相信我们的秘密还没有被外人知悉。

如果检查员读到这儿，就会明白这封信是一位女同性恋写给她的情人的。在英国，任何读到这封信的人都会得出这一结论。这不要紧，对茉黛来说，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到了二十六岁还保持单身，无疑已经让人怀疑她的萨福倾向。

几天后我就要动身去斯德哥尔摩了，那又是一个寒冷的水滨城市。到时候，你可以把信寄到那儿的大酒店。

瑞典跟瑞士都是中立国家，跟英国有邮政往来。

我期盼着得到你的音讯！！！

在这之前，我无比亲爱的，

请牢记你的爱——

沃尔特劳德。

1917年4月6日，星期五，美国在这一天向德国宣战。

沃尔特早就料到了，但仍然感觉挨了重重一击。美国富有，强大，又是一个民主国家——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敌人。唯一的希望就是俄国立刻崩溃，让德国有机会赶在美国组建起武装之前赢得西部战线的胜利。

三天后，三十二位流亡的俄国革命者在苏黎世的扎林格霍夫酒店会合——有男有女，还有一个孩子，这个四岁的男孩名叫罗伯特。他们从酒店出发，一路步行，抵达了火车站的巴洛克式拱门，然后一起乘坐火车回国了。

沃尔特一直担心他们不会回去。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拒绝在没有收到彼得格勒临时政府的许可前离开——一个革命者的态度竟然如此恭顺，显得有些奇怪。许可一直没有签发，但列宁跟其他布尔什维克无论如何都要走。沃尔特生怕路上遇到什么阻碍，亲自陪同他们去了河畔的车站，跟他们一道坐上火车。

这是德国的一件秘密武器，沃尔特暗想，三十二名想要搞垮俄国政府的反抗者、边缘人，上帝来帮助我们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那位被称作列宁的人，现年四十六岁。个子很矮，人很结实，他衣着整洁，却有失优雅，因为过于忙碌，没时间打扮自己。他曾有过一头红发，但很早就开始谢顶，现在头顶亮闪闪的，周围是一圈发育不良的毛发，下巴上留着一撮精心修剪的山羊胡，姜黄色中夹杂着灰白。初次见面时，沃尔特觉得这人没什么特别，既没有出众的相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魅力。

沃尔特扮作一个外交部的低级职员，受命为这些布尔什维克穿过德国返乡做具体的安排。列宁评估似的盯着他，显然在猜测他实际上是某个情报人员。

他们前往边境地带的沙夫豪森，在那儿换乘德国的火车。这些人一直住在瑞士的德语区，因此都能说几句德语。列宁本人的德语还不错。沃尔特看出他是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英语也说得过去，还能用古希腊语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列宁来说，捧着一本外语词典坐上一两个小时是最理想的休息。

在戈特马丁根，他们又换了一列火车，上面装了一节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密封车厢，好像他们是传染病携带者。四个门中三个都是锁死的。第四个门旁边是沃尔特的包厢。这不过是为了安慰过分焦虑的德国当局，实际上毫无必要——俄国人根本没想逃跑，他们一心想着回家。

列宁和他的妻子娜佳有一个单独的包厢，其他的都是四人挤一间。所谓的平均主义看来也不过如此，沃尔特觉得有些讽刺。

当火车从南向北穿越德国，沃尔特渐渐感觉到列宁平淡外表下的人格力量。列宁对吃的、喝的、住的，甚至钱财全无兴趣。所有时间都消耗在政治上。他总在争论各种政治问题，写政治文章，一边思考一边做政治笔记。争论中，沃尔特发现列宁总是比他的战友们更见多识广，也比他们更加深思熟虑，除非讨论的问题跟俄国或政治无关，这种时候他就插不上嘴了。

他是一个很煞风景的人。第一天晚上，戴眼镜的年轻人卡尔・拉狄克在隔壁的包厢里讲笑话：“有个人因为说了‘尼古拉是白痴’这句话而被逮捕。他跟警察说，‘我说的是另一个尼古拉，不是指我们敬爱的沙皇。’警察说，‘你撒谎！如果你说白痴，你显然指的是沙皇！’”拉狄克的同伴们大声笑了起来。列宁从他的包厢里出来，板着脸厉声命令他们安静。

列宁不喜欢吸烟。三十年前，在他母亲的坚持下他自己把烟戒掉了。为了对他表示尊重，其他人在车厢尽头的厕所里吸烟。三十二个人只有这么一个厕所，因此总是有人排队、争吵。列宁动用他超群的智力解决这一难题。他裁了一些纸片，给每人发了两种券，一种用于正常使用厕所，另一种面值较小的用于吸烟。这个办法减少了排队现象，结束了争吵。沃尔特觉得很有趣。这种券很有效，人人都满意了。但没有经过讨论，也没有尝试集体决策。在这些人之中，列宁是一个仁慈的独裁者。如果他真的大权独揽，会用同样的方式管理大俄帝国吗？

不过，他有可能赢得权力吗？如果不能，沃尔特就白白浪费了时间。

他发现只有一种办法能加大列宁胜利的砝码，于是拿定主意放手一搏。

他在柏林下了火车，说自己还会回来陪俄国人最后一程。“别耽搁太久，”其中一个说，“我们一小时后就离开了。”

“我很快就回来。”沃尔特说。这列火车什么时候开车由沃尔特说了算，但俄国人不知道内情。

车厢停靠在波茨坦站的旁轨上，他只花几分钟就能从这儿走到柏林老城中心威廉大街76号的外交部。他父亲宽敞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沉重的红木书桌，墙上挂着皇帝的画像，还有一只玻璃橱柜，里面摆满他收藏的陶瓷，包括他最近一次去伦敦时买下的那只十八世纪的米色水果钵。正如沃尔特所愿，奥托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列宁的信仰是毫无疑问的。”他喝着咖啡，向父亲说道，“他们已经在不改变俄国社会的情况下摆脱了压迫的象征——沙皇。但工人并未掌握权力，中产阶级仍然控制着一切。最重要的是，出于某种原因，列宁本人十分讨厌克伦斯基。”

“可他能够推翻临时政府吗？”

沃尔特无奈地摊开双手：“他非常聪明，意志坚定，是天生的领袖，除了工作以外，不做任何其他事情。但目前有十多个政党在争夺权力，布尔什维克只是其中小小的一支，无法预测到底哪个党派会拔得头筹。”

“所以，这一切努力有可能付之东流。”

“除非我们做点儿实事帮助布尔什维克获胜。”

“比如？”

沃尔特深吸了一口气：“给他们钱。”

“什么？”奥托被激怒了，“让德国政府把钱给社会主义革命者？”

“我建议先给十万卢布，”沃尔特沉着地说，“最好是十卢布的金币，如果你能搞到的话。”

“皇帝绝不会同意的。”

“一定要告诉他吗？齐默尔曼本人就有权批准这件事。”

“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你确定吗？”

奥托盯着沃尔特，沉默了半晌，思考着。

然后他说：“我去问问他。”

经历了三天的旅程后，俄国人离开了德国。到萨斯尼茨后，他们买了维多利亚女王渡轮的船票，乘船横跨波罗的海前往瑞典南部。沃尔特与他们同行。这段航程颇为艰难，大家都晕船了，只有列宁、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在甲板上愤怒地争论着政治问题，似乎根本没留意到海上的汹涌浪涛。

他们乘坐通宵列车到达斯德哥尔摩，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伯格马斯泰尔为他们准备了欢迎早餐，沃尔特住进了大酒店，满心希望有一封茉黛的来信在等着他。但他什么也没收到。

他很失望，恨不得一头栽进冰冷的海湾。这是他三年来唯一一次跟自己妻子沟通的机会，却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她收到他的信了吗？

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折磨着他。她还在乎他吗？是不是已经把他忘了？也许她的生活里已经有了别的男人？他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之中。

列宁被穿着入时的瑞典社会主义者拉狄克领着，不太情愿地去了PUB百货公司的男装部。他脚上那双有平头钉的登山靴在俄国都过时了。列宁买了一件天鹅绒衣领的外套和一顶新帽子。拉狄克说，现在他至少穿得像一位带领自己民众的领袖了。

那天晚上，当夜幕降临后，俄国人登上了另一列火车前往芬兰。沃尔特打算就此跟这群人分手，但他还是送他们到了车站。开车前，他跟列宁单独见了一面。

他们坐在一节列车包厢里，昏暗的灯光照得列宁的秃顶幽幽发亮。沃尔特很紧张。他必须把握分寸，拿捏得当。绝不能乞求或请求，这一点他十分清楚。这种人也不能威胁恫吓，只有用冷酷无情的逻辑推理加以说服。

沃尔特已经把要说的话预先准备好了。“德国政府正在帮助你们返回祖国，”他说，“你知道我们这样做并非出自善意。”

列宁用一口流利的德语打断了他的话。“你们认为这样做，就会对俄国造成损害！”他吼道。

沃尔特没有反驳：“可你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帮助。”

“为了革命！这是判断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沃尔特手里提着一只沉甸甸的手提箱，他砰的一声将它放在车厢地板上。“里面有个伪装的隔层，你会在下面发现十万卢布的纸币和硬币。”

“什么？”列宁一贯沉着，但现在他显得十分吃惊，“这是干什么？”

“是给你的。”

列宁显然很不快。“是贿赂吗？”他气愤地说。

“当然不是，”沃尔特说，“我们没必要贿赂你。你们的目标与我们的一致。你呼吁推翻临时政府，结束这场战争。”

“那又怎么样？”

“这些钱用于宣传。传播你们的主张。这也正是我们想要传播的。让德国和俄国之间达成和平。”

“然后你们就可以赢得这场跟法国之间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帮助你们并非出自善意——你也没指望我们那样做。一切都是现实政治，仅此而已。目前，你们的利益与我们相符。”

列宁脸上的表情就像当初拉狄克坚持让他去买新衣服那样。他不喜欢，但又不能否认它很有道理。

沃尔特说：“以后我们每个月都会给你同样金额的钱，只要你继续进行有效的和平运动。”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沃尔特说：“你说过，革命的成功是判断对与错的唯一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收下这些钱。”

外面的站台上传来汽笛声。

沃尔特站了起来：“现在我必须走了。再见，祝你好运。”

列宁盯着地板上的箱子，没有回答。

沃尔特离开了车厢，走下火车。他转过身来，回头看了看列宁包厢的窗口。他猜测着那扇窗口会不会打开，然后手提箱从里面飞出来。

又是一阵汽笛声，车厢猛地一震，动了起来，车头吐着蒸汽，载着列宁和其他俄国流亡者，还有那笔巨资，一道缓缓驶出了车站。

沃尔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外面虽然寒冷，但他已是大汗淋漓。

沃尔特离开车站，沿着海滨回到大酒店。天色已晚，冷风从东边的波罗的海刮来。他成功收买了列宁，这件事本该让他欣喜不已，可他反倒有些颓唐。更让人郁闷的是，茉黛杳无音信。她没有写信给他，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他不该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可是他差点儿就爱上了莫妮卡，那么，茉黛也可能遇上相似的事。这让他不能不怀疑茉黛已经忘了他。

他决定今晚去喝酒买醉。

酒店前台有一张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条：“请去201房间，有人捎信给你。”他猜测一定是外交部的官员。也许他们改变了主意，不打算支持列宁。要是这样的话，他们来晚了一步。

他走上楼梯，拍了拍201房间的门。里面有个含混的声音用德语说：“谁？”

“沃尔特・冯・乌尔里希。”

“请进，门开着。”

他走了进去，随手关上了门。套房内点着蜡烛。“有人捎信给我？”他在昏暗中观察着。一个身影从椅子里站起来，是个女人，正背对着他，但某种东西让他心头一紧。她转过脸来。

是茉黛。

他大张着嘴巴，呆立在原地动弹不得。

她说：“你好，沃尔特。”

接着，她突然失去了控制，一下子扑进了他怀里。

他闻着那熟悉的气息，吻着她的头发，抚摸着她。他没有说话，怕会哭出来。他紧紧抱着她，让她贴着自己的身体，几乎不敢相信这真的是她，三年来，他一直苦苦渴望拥抱、抚摸她。她抬起头看着他，眼里充满了泪水。他殷切地盯着她的脸。她没变，却又有所不同——更瘦了，双眼下面多了淡淡的细纹，从前没有，但那目光仍像以前那样亲切，动人，伶俐且睿智。

她用英语说：“‘他一眨不眨地瞧着我的脸，好像要把它描摹下来似的。 [1] ’”

他笑了。“我们可不是哈姆雷特和奥菲莉娅，所以，请别去修道院。”

“我亲爱的上帝，我真想你啊。”

“我也想你。我一直盼着回信——可最后盼来了你！你到底想了什么办法？”

“我跟护照管理处说我打算采访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家，跟他们探讨一下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后来我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内政部长，就向他吹了吹耳边风。”

“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这里有客轮啊。”

“但是非常危险，我们的潜艇会击沉所有船只。”

“我知道。我必须铤而走险。我实在顾不得那么多了。”她又开始哭起来。

“咱们先坐下。”他依旧挽着她的腰，带她走向屋子另一头的沙发。

“不，”没等他们坐下，她便说道，“战争之前我们就等了很长时间，”她拉着他的手，领着他穿过内门进了卧室，壁炉里的圆木噼啪作响，“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到床上来吧。”

4月16日星期一的晚上，格雷戈里和康斯坦丁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团成员去芬兰车站迎接列宁回国。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都没见过列宁，除去仅有的几个月，列宁在过去的十七年里一直流亡国外。他离开祖国的那年，格雷戈里刚满十一岁。不过，他知道列宁很有名，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也跟他一样仰慕这位领袖，他们聚集在车站外迎接他。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格雷戈里心里纳闷。也许他们也像他一样对临时政府不满，不相信那些中产阶级部长，为无止无休的战争感到愤怒。

芬兰站位于维堡区，靠近纺织厂和第一机枪团的兵营。广场上的人密密麻麻。格雷戈里觉得不会发生叛乱事件，但他还是让伊萨克带了几个分队、几辆装甲车负责站岗，以防万一。车站的屋顶上有探照灯，有人负责操控，让灯光打在黑压压的人群上。

车站里站满了工人和士兵，所有人都拿着红旗和横幅。一支军乐队在演奏。午夜前二十分钟，两队水手在站台上列成仪仗队。苏维埃派出的代表团在大候车室里闲逛着，这里从前是接待沙皇和皇室成员的地方。格雷戈里跟着人群上了站台。

午夜已过，康斯坦丁指着铁路线的另一端，格雷戈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见远处一列火车的亮光。等待的人群骚动起来。列车喷着黑烟驶入车站，嘶嘶叫着停了下来。车头涂着“293”这个号码。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矮小结实的男人下了车，穿着双排扣羊毛大衣，戴着小礼帽。格雷戈里觉得这人不可能是列宁——他肯定不会穿资产阶级的衣服吧？一个年轻女子走过去递上一束鲜花，他不情愿地皱了皱眉，接了下来。这人的确是列宁。

他的身后是列夫・加米涅夫，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派他去边境迎接列宁，以防出现问题，尽管列宁入境十分顺利。现在，加米涅夫做了个手势，表示他们该去皇家候车室。

列宁相当粗鲁地转身背对着加米涅夫，对水手们致辞。“同志们！”他喊道，“你们被欺骗了！你们掀起了一场革命，但临时政府的那帮叛徒从你们手里偷走了革命成果！”

加米涅夫脸色刷白。几乎每一位左派都坚持同一个政策，那就是支持临时政府，哪怕只是暂时的。

但格雷戈里很兴奋。他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1905年沙皇承认的议会是一场骗局，当动乱结束，人们都回去干活以后，它就丧失了任何权力。这个临时政府也是同样的套路。

现在终于有人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了。

格雷戈里和康斯坦丁跟着列宁和加米涅夫走进接待室。他们身后的人群也尾随而至，直到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那位秃头鼠脸的尼古拉・施凯泽迎上前来。他摇着列宁的手说：“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和革命的名义，我们欢迎你回到俄国。但是……”

格雷戈里朝康斯坦丁扬了扬眉毛。这个“但是”似乎说早了，放在欢迎词中不太合适。康斯坦丁耸了耸他枯瘦的肩膀。

“但是我们相信，现在，革命民主派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我们的革命，防范一切打击……”施凯泽顿了顿，然后加重了语气，“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

康斯坦丁低声说：“这不是欢迎，这是警告。”

“我们相信，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杜绝分裂，各个革命者组织保持团结。我们希望你们与我们保持协调一致，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代表团里有人礼貌地鼓了几下掌。

列宁停顿了片刻，才作出回答。他看了看身边的面孔，又望了一眼装饰华丽的天花板。然后，似乎有意侮辱施凯泽，背对着他跟人群说话。

“同志们，战士、水兵和工人们！”他刻意将中产阶级的国会议员排除在外，“我向你们这支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先锋队致敬。今天，或者明天，所有的欧洲帝国主义就有可能崩溃。你们掀起的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人们欢呼着。格雷戈里吃了一惊。他们刚完成彼得格勒的革命，结果如何仍存在疑问。他们怎么可能去思考世界革命？但不管怎样，这个想法也激励了他。列宁是对的，所有人都应该去反抗所谓的主人，他们让那么多人白白死于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列宁大步流星离开代表团，走上了广场。

等在那里的人群发出一片欢呼声。伊萨克的部队将列宁抬上一辆装甲车的加固车棚上。探照灯对准了他。他脱下了帽子。

他的声音是一种单调的咆哮，但他的话让人兴奋。“临时政府背叛了革命！”他喊道。

人们欢呼起来。格雷戈里很惊讶，竟有这么多人跟他的看法相同。

“这场战争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我们不愿参与可耻的帝国主义屠杀。推翻资产阶级，我们便会取得民主的和平！”

这些话引起了更加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我们不要一个资产阶级议会的谎言和欺诈！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是工人代表的苏维埃。所有银行必须被接管，由苏维埃掌控。所有私人土地必须没收。所有军队的军官必须重新选举！”

这正是格雷戈里期望的，他欢呼起来，跟人群里几乎所有的人一道挥着手臂。

“革命万岁！”

人们疯狂地叫喊着。

列宁从车棚上跳下来，钻进一辆装甲车。车缓慢开动。人群包围着车子，跟着它往前走，挥舞着红旗。军乐队加入到行列中，奏起一首进行曲。

格雷戈里说：“他才是我需要的人！”

康斯坦丁说：“也是我需要的。”

他们紧跟着队伍向前走去。

第二十五章

1917年5月至6月

白天，布法罗的蒙特卡洛夜总会显得寒酸破旧，但列夫・别斯科夫还是喜欢这里。门框的油漆脱落了，房间内饰污迹斑斑，地毯上到处扔着烟头。尽管如此，列夫还是把这里看作人间天堂。他走进门，吻了一下衣帽间的女孩，给了看门的一支雪茄，告诉酒保搬箱子时要小心。

夜总会经理的工作很适合他。他的主要职责是确保没有人偷东西。他自己就是个贼，因此十分清楚该从哪里下手。此外，也就是时常留意酒吧后面是否还有足够的酒水，保证舞台上有个体面的乐队。除了他的工资，他还能免费享用各种香烟和酒，只要不喝趴下就行。他总是穿一套正式晚装，觉得自己像个王子。约瑟夫・维亚洛夫让他一个人管理这块地方。只要有利润进账就行，他的岳父对夜总会的其他事情全无兴趣，只是偶尔带上几个亲信来这儿看一场表演。

列夫眼下只有一件麻烦事——他的妻子。

奥尔加变了。1915年夏天，她一连几个星期性欲旺盛，总是渴望他的身体。但现在他明白那只是一时兴起。结婚以后，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讨她喜欢。她让他每天洗澡，用牙刷，不许他放屁。她不喜欢跳舞、喝酒，还让他不要吸烟。她从不来夜总会。他们分床睡了。她把他称作下等人。“我就是下等人，”有一天他对她说，“所以我才是个司机。”她继续表示不满。

于是，他便雇佣了玛伽。

他的旧情人正站在舞台上，与乐队排练着一首新曲子，另有两个戴头巾的黑人妇女在擦桌子扫地。玛伽穿着一件紧身连衣裙，涂了红色唇膏。列夫给了她一份跳舞的工作，但心里并不清楚她行不行。结果她简直就是明星。现在她正在引吭高歌，那首歌充满暗示，诉说着整晚苦苦等待心上人的心情。

我虽焦虑难耐

但这份期待

让我们的感情愈发炽热

直到他终于到来

列夫很清楚她的意思。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唱完。她走到台下，吻了吻他的脸颊。他拿了两瓶啤酒，跟她进了更衣室。“这首歌太棒了。”他说着，走进门来。

“谢谢你。”她把瓶子凑近嘴巴，歪头喝着。列夫盯着瓶嘴上的两瓣红唇。她一下喝掉半瓶，发现他在盯着自己，便咽了一口，笑道：“是不是让你想起什么来了？”

“你说得没错。”他抱住她，双手抚摸着她的身体。过了几分钟，她跪了下来，解开他的裤子，把他的家伙儿塞进了嘴里。她很熟练，是他感觉最棒的一次。她如果不是真的很享受，那么她的演技就太好了。他闭上眼睛，愉快地呻吟着。

房门一开，约瑟夫・维亚洛夫走了进来。

“所以说这是真的了！”眼前的一切让他勃然大怒。

他的两个打手——伊利亚和西奥也跟着进来。

列夫被吓得半死。他急忙扣上裤子，连声道歉。

玛伽迅速站起来，擦了擦嘴抗议道：“这是我的更衣室！”

维亚洛夫说：“这是我的夜总会。不过你也待不了多久了。你被解雇了。”他转身对着列夫：“你娶了我女儿，就不能跟帮佣的干。”

玛伽挑衅似的说：“他没跟我干，维亚洛夫，你没看见？”

维亚洛夫朝她脸上打了一拳。她叫了一声，向后倒去，嘴唇流出血来。“你已经被解雇了，”他对她说，“滚。”

她抓起手袋离开了。

维亚洛夫看着列夫：“你个浑蛋，我为你做的还不够吗？”

列夫说：“对不起，爸爸。”他很害怕他的岳父。维亚洛夫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一旦得罪了他，被鞭打、被弄残或者被杀掉都有可能。他没有怜悯之心，也不害怕法律。在他的世界里，他像沙皇一样随心所欲。

“别告诉我这是第一次，”维亚洛夫说，“自从我让你管这个地方，就一直听到各种传言。”

列夫没说什么。传言是真的。以前还有过别人，自从雇了玛伽就只跟她了。

“我要让你活动一下。”维亚洛夫说。

“什么意思？”

“我要把你从夜总会弄出去。他妈的，这里女人太多。”

列夫感到不安。他喜欢蒙特卡洛。“要我干什么呢？”

“我在海港有个铸造厂。那里没女工。现在经理生病住院。你去那儿给我盯着点儿。”

“铸造厂？”列夫感到不可思议，“我去那儿？”

“你以前在普梯洛夫的厂里干过。”

“那是在马厩！”

“还在煤矿待过。”

“一样的工作。”

“所以你熟悉环境。”

“我不喜欢。”

“我问你喜不喜欢了吗？上帝啊，我刚刚逮到你脱了裤子干那种事。这样就算你走运了。”

列夫闭上了嘴。

“出去，上车。”维亚洛夫说。

列夫离开更衣室，穿过夜总会，维亚洛夫跟在后面。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再也回不来了。酒保和衣帽间的女孩愣在那里，感觉有什么不对。维亚洛夫对酒保说：“伊万，今晚由你负责。”

“是的，老板。”

维亚洛夫的派克特双六等候在路边。一个新司机骄傲地站在旁边，这小伙子来自基辅。看门人匆忙跑过去，为列夫打开后门。至少我还坐在后座，列夫想。

他的日子过得不比俄国贵族差，他提醒自己要知足。他和奥尔加还住在草原式别墅，位于育儿室一侧的大房子里。富有的美国人不像俄国人那样雇很多仆人，但他们的房子比彼得格勒宫殿还要干净明亮。他们有现代化的浴室、冰箱、真空吸尘器和中央供暖系统。吃得也很好。维亚洛夫不喜欢俄国贵族偏爱的香槟，但餐具柜里总有威士忌。列夫还拥有六件外套。

当专横的岳父让他感到压抑时，他就会回想起当年在彼得格勒过的日子——他跟格雷戈里合住的单间，便宜的伏特加，难吃的黑面包和炖萝卜。他想起当初坐电车都是一种奢望。他坐在维亚洛夫豪华轿车的后座上，伸着腿看了看自己的丝袜和闪亮的黑皮鞋，告诉自己要知道感恩。

维亚洛夫随后上了车，他们驱车前往海滨。维亚洛夫的铸造厂是普梯洛夫的一个小小翻版——同样摇摇欲坠的厂房、破碎的窗户，同样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同样灰头土脸的工人。列夫感到十分沮丧。

“这是布法罗五金厂，但这里只生产一种东西，风扇。”维亚洛夫说，汽车驶进了狭窄的厂门，“战前它一直赔钱。我把它买了下来，削减了工人工资才维持下来。最近生意转好。我们拿到了一大堆订单，包括飞机和轮船的螺旋桨，还有装甲汽车发动机的风扇。他们现在想要加薪了，不过在我给钱之前，我要先把花掉的钱挣回来才行。”

列夫害怕在这种地方工作，但他更害怕维亚洛夫，而且他也不想自己看起来像窝囊废。他决定不成为给工人加薪的人。

维亚洛夫带他去查看整个工厂。列夫后悔自己穿了燕尾服来这儿。但这里比普梯洛夫要干净很多。也没有到处跑的孩子。除了熔炉以外，所有的机械都用电。俄国人通常要用十二个人拖着绳子抬起机车锅炉，而这里只靠一个电动起重机就把那个硕大无朋的船用螺旋桨抬到了半空。

维亚洛夫指着一个秃头的家伙，后者的工作服里面衬着衣领和领带。“那个是你的敌人，”他对列夫说，“布赖恩・霍尔，本地的工会书记。”

列夫看了看霍尔。他正在调整一台沉重的冲压机，用一只长柄扳手转动着螺母。他身上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势，抬头看见列夫和维亚洛夫，立刻露出了一副吵架的表情，好像要问他们是不是想找麻烦。

维亚洛夫喊了一声，压过旁边一台磨床的噪声：“到这边来，霍尔。”

那人慢悠悠地把扳手放回工具箱，用抹布擦了擦手，然后朝这边走过来。

维亚洛夫说：“这是你的新老板，列夫・别斯科夫。”

“你好，”霍尔对列夫说，然后又转向了维亚洛夫，“今天上午，钢材飞出来的碎片在彼得・费希尔脸上刮了个大口子。他被送去医院了。”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维亚洛夫说，“金属加工是一个危险的行业，但是在这儿工作的人都是自愿的。”

“差一点儿就削到他的眼睛，”霍尔气愤地说，“我们应该有护目镜。”

“自从我经管这儿以来，还没有谁丢过眼睛。”

霍尔的脾气来得很快：“难道非要等到有人弄瞎眼，我们才能得到护目镜吗？”

“我怎么知道你需要镜子？”

“一个人从来没被偷过，可他家的房门照样要上锁。”

“但那是他自己出钱买的。”

霍尔点点头，仿佛对这个回答再满意不过，然后带着一种令人讨厌的聪明样儿回到了机器旁边。

“他们总是要这要那。”维亚洛夫对列夫说。

列夫觉得维亚洛夫希望他强硬一些。好吧，他知道该怎么做。彼得格勒的所有工厂都是那么干的。

他们离开了工厂，车子驶上特拉华大道。列夫猜到他们要回家吃饭。维亚洛夫从不询问列夫的意愿。他为所有人做决定。

回到了家，列夫脱下在铸造厂弄脏的鞋子，穿上一双绣花拖鞋，那是奥尔加送给他的圣诞礼物，然后他走进小宝宝的房间。奥尔加的母亲莉娜正在照看黛茜。

莉娜说：“瞧，黛茜，你父亲来啦！”

列夫的女儿现在十四个月大，已经会走路了。她蹒跚着从房间另一头朝他走过来，脸上笑着，然后摔了一跤，哭了起来。他把她抱起来，吻了吻她。他以前对小孩子从来没有兴趣，但黛茜俘获了他的心。每当她烦躁不安，不想睡觉，谁都无法哄她的时候，他会摇晃着她，轻声安抚，唱一段俄国民谣，直到她闭上眼睛，小小的身体变得柔软，在他的怀里渐渐睡熟。

莉娜说：“她长得真像她英俊的爸爸！”

列夫认为她就像个小孩而已，但他没有反驳自己的岳母。莉娜喜欢他。向他卖弄风情，总是摸他，故意碰他，一有机会就吻他。她爱上了他，但她自认为这不过是在表达家人之间的亲情。

房间另一头坐着一个年轻的俄国女孩，名叫波琳娜。她是孩子的保姆，但工作很清闲，因为奥尔加和莉娜花了大部分时间照顾黛茜。现在，列夫把宝宝交给波琳娜。转手的一瞬，波琳娜直勾勾看了他一眼。她是个典型的俄国美女，一头金发，颧骨高高的。一个念头在列夫脑子里闪过——他能否跟她来上一次？她有自己的小房间。他能偷偷溜进去又不被别人发觉吗？或许值得冒这个险——那种眼神表露了她的渴望。

奥尔加进来了，一下子让他感到愧疚。“这可真稀奇啊！”她一看见他就说，“我还以为凌晨三点前你不会回家呢。”

“你父亲让我挪地方了，”列夫酸溜溜地说，“我现在负责管铸造厂。”

“为什么？我以为你在夜总会干得很好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列夫撒了个谎。

“也许是因为征兵令吧。”奥尔加说。威尔逊总统已经对德宣战，马上就会开始征兵。“铸造厂会列为重要的军工企业。爸爸想让你留在家，别去参军。”

列夫从报纸上得知地方征兵委员会即将负责征兵工作。维亚洛夫至少有一个亲信在委员会工作，什么问题都能帮忙解决。这座小镇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列夫没有去纠正奥尔加。他需要一个掩人耳目的说法，又不涉及玛伽，奥尔加刚好把它送上门来。“是啊，”他说，“我想一定是这个原因。”

黛茜说：“爸爸。”

“多聪明的小姑娘！”波琳娜说。

莉娜说：“我相信你会把铸造厂管理好的。”

列夫朝她投去最无害的美式笑容：“我会尽我所能的。”

格斯・杜瓦觉得总统让他执行的欧洲任务已经失败。“失败？”伍德罗・威尔逊说，“哎呀，不！你让德国人提出了和平建议。虽然英国和法国的回答是让他们去死，但这不是你的错。你可以把马牵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喝水。”尽管如此，事实是格斯并未成功促使双方坐在一起，哪怕进行初步的讨论。

因此，他更加渴望威尔逊交给他的下一项重要任务能获得成功。“布法罗五金厂因为罢工而停工，”总统说，“我们建造的船只、飞机和军用车辆现在卡在生产线上，只等他们生产的螺旋桨和风扇。布法罗是你的老家，你回去让工人们干活。”

在他回到自己家乡的第一个晚上，格斯去查克・迪克森家吃饭，查克曾一度是他的情敌，两人都喜欢奥尔加・维亚洛夫。查克和他的新婚妻子多丽丝在埃尔姆伍德大道上有座维多利亚式大宅，那条路和特拉华大道平行。每天早上，查克都会乘坐环线铁路去他父亲的银行工作。

多丽丝很漂亮，长得与奥尔加有几分相似，格斯打量着这对新人，想象着自己是否会喜欢这种家庭生活。他曾经梦想每天早上跟奥尔加一道起床，但那是两年前的事了，她的魔力已经消退，现在他更喜欢位于华盛顿十六大道的那套单身公寓。

他们坐下来吃牛排和土豆泥，这时，多丽丝说：“威尔逊总统承诺过不让我们卷入战争，现在这是怎么搞的？”

“你必须相信他，”格斯温和地说，“三年来，他一直在争取和平。可他们就是不听。”

“那这也不代表我们要加入战争。”

查克不耐烦了：“亲爱的，德国人正在击沉美国的船只！”

“那就告诉美国的船只远离战区啊！”多丽丝显得很生气，格斯猜测他们以前争论过这类问题。查克恐怕会被征召入伍，这无疑让她更火大了。

对格斯来说，这些问题都十分微妙，不能冲动地宣称孰是孰非。他温和地说：“不错，倒也是一种办法，总统也这样考虑过。但这意味着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美国的船只能不能通过得由德国人说了算。”

查克愤愤不平地说：“我们不能任由德国人或者其他任何人随意摆布！”

多丽丝态度坚决：“如果能够挽救生命，为什么不呢？”

格斯说：“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都跟查克想的一样。”

“那也不能说明这就是对的。”

“威尔逊认为总统对待公众舆论应该像航行的船对待风一样，利用风的力量，而不是迎风而上。”

“那为什么我们必须征兵呢？这让美国男人变成了奴隶。”

查克又插话了：“难道你不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国家而战吗？”

“我们有专业的军队。至少那些人是自愿加入的。”

格斯说：“我们有一支十三万人的军队。这对这场战争来说微不足道。我们需要至少一百万人。”

“这就是让更多的人去送死。”多丽丝说。

查克说：“我敢说，我们的银行可是高兴了。为协约国提供物资的美国公司借了银行很多钱。如果德国人打赢了，英国佬、法国佬就偿还不起他们的债务，那我们就麻烦了。”

多丽丝若有所思：“这我就不知道了。”

查克拍了拍她的手：“别担心，亲爱的。这种事不会发生。协约国会赢的，尤其是有了美国的帮助。”

格斯说：“我们参战还有一个理由。当战争结束后，美国就能平等地参加战后清算。这听起来似乎不太重要，但威尔逊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以解决未来的冲突，避免互相残杀。”他看着多丽丝，“我想，你一定赞成这一点。”

“当然。”

查克换了个话题：“你这次回家有什么事，格斯？应该不光是向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解释总统的决定吧。”

他跟他们讲了罢工的事。他说得轻描淡写，就好像是在晚宴上闲聊一样，但实际上他十分担心。布法罗五金厂对战备至关重要，他不知道如何让工人们重新开始工作。威尔逊在连任之前刚刚解决了一场全国铁路罢工，他似乎认为干预劳资纠纷是政治生活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格斯发现这份责任相当沉重。

“你知道谁是那儿的主人，对吧？”查克说。

格斯调查过：“是维亚洛夫。”

“知道是谁替他管理吗？”

“不知道。”

“他的新女婿，列夫・别斯科夫。”

“哦，”格斯说，“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列夫被这场罢工气得要死。工会企图利用他的缺乏经验。他肯定布赖恩・霍尔和工人们认为他软弱可欺。他下决心要证明他们想错了。

他试过讲道理。“V先生需要挽回一些生意不好的年份造成的损失。”他跟霍尔说。

“工人们需要挽回一些他们降低工资后造成的损失！”霍尔这样答复他。

“这不是一码事。”

“对，的确不是一码事，”霍尔表示同意，“你有钱，他们没钱。对他们来说更难。”他思维敏捷，让人气不打一处来。

列夫急于重新获得自己岳父的赏识。如果约瑟夫・维亚洛夫这种人很长时间看你都不顺眼，那你可就危险了。问题在于，迷人的男性魅力是列夫仅有的能力，但它对维亚洛夫不起作用。

维亚洛夫对铸造厂的事情倒是十分支持。“有时候你不得不让他们罢工，”有一次他这么说，“这谈不上是让步，只要坚持下去。他们开始感到肚子饿了，慢慢也就讲道理了。”但列夫知道维亚洛夫的想法说变就变。

不过，列夫有自己的一套计划，能让罢工加速崩溃。他打算利用媒体的力量。

列夫是布法罗游艇俱乐部的一员，多亏他的岳父他才被选上。镇上有头有脸的生意人大多都是那儿的会员，包括彼得・霍伊尔，《布法罗广告人》的编辑。一天下午，列夫来到坐落在波特大道下坡的会所，在那儿找到了霍伊尔。

《布法罗广告人》是一份保守派报纸，一直呼吁社会稳定，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外国人、黑人和社会主义捣乱分子。霍伊尔身材高大，留着黑黑的小胡子，是维亚洛夫的亲信。“你好，别斯科夫，”他的声音响亮刺耳，大概在印刷机的噪声里养成了大声喊叫的习惯，“我听说总统派卡梅伦・杜瓦的儿子来平息罢工。”

“是的，但我还没从他那儿得到什么消息。”

“我认识他。他很天真。你不必担心。”

列夫同意他的说法。1914年在彼得格勒，他曾从格斯・杜瓦手上骗了一块钱，去年他又同样轻易地夺走了格斯的未婚妻。“我想跟你谈谈罢工的事。”他坐在霍伊尔对面的皮椅子上。

“《布法罗广告人》已经对罢工者表示谴责，把他们比作反美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分子，”霍伊尔说，“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说他们是敌人的奸细，”列夫说，“他们阻挠车辆的生产，这是我们的战士去欧洲要用的，而且工人们不用服兵役！”

“这倒是一种角度。”霍伊尔皱起了眉头，“但我们还不知道征兵如何进行。”

“军工企业的工人肯定不用去。”

“那倒是。”

“而且他们还要求增加工资。很多人宁可少拿钱，只要能在免除兵役的地方工作就行。”

霍伊尔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开始写了起来。“拿更少的钱，做免除兵役的工作。”他喃喃地说。

“也许你会问：他们到底站在哪一边呢？”

“听起来像个标题。”

列夫有点吃惊，又很得意。事情如此轻而易举就办成了。

霍伊尔从他的笔记本上抬起头来：“V先生知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吧？”

列夫没料到他会问这个，但他马上用一个微笑遮掩过去。如果他说个“不”字，霍伊尔就会马上把这些一笔勾销。“是的，当然，”他说，“事实上这正是他的主意。”

维亚洛夫请格斯在游艇俱乐部跟他见面。布赖恩・霍尔提出在布法罗的工会办公室举行一次会议。大家都想在自己的地盘会面，这会让人感到自信，同时也能掌控局面。因此，格斯在斯塔特勒酒店租了一间会议室。

列夫・别斯科夫攻击罢工者们偷逃兵役，《布法罗广告人》把他的评论放在头版，上面的标题是：“他们到底站在哪一边？”格斯看了报纸，感觉有些不安，这种攻击性的言辞只能激化矛盾。列夫的努力的确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天早上的报纸说，其他军工企业的工人掀起了一场抗议浪潮，他们闻听自己会因为特殊的地位而少拿工资，十分愤慨，更是痛恨有人给他们贴上逃避兵役的标签。列夫的愚蠢让格斯振作了起来，但他知道，维亚洛夫才是他真正的敌人，这又让他感到紧张。

格斯把所有文件都随身带到斯塔特勒，拿出来放在会议室靠墙的桌子上。他把一份流行小报摆在突出位置，上面的标题是：“你会参军吗，列夫？”

格斯让布赖恩・霍尔比维亚洛夫提前一刻钟到。这位工会领导准时到场。格斯见他穿了件时髦的外套，头戴灰色毡帽，觉得这是种巧妙的策略。尽管你代表的是工人，但外表寒酸绝对是个失误。从某种程度上说，霍尔跟维亚洛夫一样令人畏惧。

霍尔看见了那份报纸，撇嘴笑了笑。“那个年轻人犯了个错误，”他颇感得意地说，“他给自己揽了一大堆麻烦。”

“操纵媒体是个危险的游戏，”格斯一下抓住了话题，“你们要求日工资增加到一美元。”

“这比维亚洛夫买下工厂之前只多了十美分，而且……”

“这些都没关系，”格斯打断他，不甚自信地大胆提议，“如果我给五十美分，你愿意接受吗？”

霍尔半信半疑：“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

“不，”格斯说，“你必须现在就做决定。”他暗自祈祷别让对方看出自己心急。

霍尔支吾道：“维亚洛夫同意吗？”

“维亚洛夫是我的事。五十美分，这是唯一的选择。”格斯忍住去擦拭额头的冲动。

霍尔探究似的盯了格斯很长时间。格斯觉得他好斗的外表下面有一副精明的头脑。最后，霍尔说：“我们暂时接受。”

“谢谢你。”格斯暗暗舒出一口长气，感到如释重负，“你要喝杯咖啡吗？”

“好吧。”

格斯转过身去，终于可以藏起自己的脸了。他按了按铃叫来侍者。

约瑟夫・维亚洛夫和列夫・别斯科夫走了进来。格斯没去跟他们握手。“坐下。”他简慢地说。

维亚洛夫瞥见了墙边桌子上的报纸，脸上掠过一丝愤怒。格斯估计列夫已经被那些头条新闻弄得焦头烂额了。

他尽量不去看列夫。这就是勾引了格斯未婚妻的那个司机，但这一切不会妨碍格斯的判断力。他本应该朝列夫的脸上猛击一拳。不过，如果这次会议按计划进行，其结果带给列夫的羞辱远比一拳更严重，也能让格斯获得更大的快感。

一位侍者出现在门口，格斯对他说：“把咖啡端给几位客人，再要一盘火腿三明治。”他故意不去问他们想要什么。格斯观察到每当伍德罗・威尔逊试图胁迫对方时他就会这样做。

他坐下来，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放了一张白纸。他假装在看上面的字。

列夫坐下说：“看来，格斯，总统派你来跟我们协商。”

现在格斯才容许自己抬眼去看列夫。他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是的，他很帅气，他想，但这人靠不住，也很软弱。等列夫开始显得窘迫不安了，格斯才开口道：“你他妈的是疯了吗？”

这话让列夫大吃一惊，以至于身子往后闪了一下，仿佛害怕对方一拳打过来：“你说什么……”

格斯声色俱厉地说：“美国正在打仗。总统不打算跟你们协商。”他看了看布赖恩・霍尔，“也包括你。”尽管十几分钟之前他刚跟霍尔达成了一项交易。最后他才去看维亚洛夫。“甚至也不会跟你协商。”

维亚洛夫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可不是列夫，他并没有被吓住。不过，他脸上没有了嘲笑和不屑的神情。过了好一会儿，他说：“那么你来干什么？”

“我来告诉你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格斯口气不改，“等我说完了，你们必须接受。”

列夫说：“哼！”

维亚洛夫说：“你闭嘴，列夫。接着说，杜瓦。”

“工人的日薪要增加五十美分，”格斯说着，转过去对着霍尔，“而你要接受这个提议。”

霍尔一脸的茫然，说：“就这样？”

“你的工人今天中午之前要回去上班。”

维亚洛夫说：“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

“因为这儿还有另一种选择。”

“什么选择？”

“总统将派一个营的军队接管和控制铸造厂，将所有成品发送给客户，派部队的工程师来接续经营。战争结束后再把工厂还回来。”他转过去对着霍尔，“同样，只有到了那时候，你的工人才有可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格斯后悔没有先去征求伍德罗・威尔逊的意见，但现在为时已晚。

列夫惊奇地说：“他有这么做的权力吗？”

“按照战时的立法，他有。”格斯说。

“你当然会这样说。”维亚洛夫表示怀疑。

“那我们法庭上见，”格斯说，“你觉得这个国家有哪个法官会跟你站在一起，跟国家的敌人站在一起吗？”他将身子靠向椅背，装作傲慢地瞪着他们。这办法会奏效吗？他们会相信他吗？也许他们会识破他在虚张声势，哈哈大笑几声便起身走掉？

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霍尔的脸上毫无表情。维亚洛夫在琢磨着什么。列夫则显得垂头丧气。

最后维亚洛夫转头朝霍尔问道：“你接受五十美分吗？”

霍尔干巴巴地说：“同意。”

维亚洛夫回头看着格斯：“那我们也接受。”

“谢谢各位。”格斯合上他的文件夹，克制着不让自己的手颤抖，“我会通报总统的。”

这天是星期六，阳光明媚，暖意洋洋。列夫跟奥尔加说他有事要去铸造厂，随后便开车去了玛伽那里。她住在洛夫乔伊那边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们拥抱在一起，等列夫要解开她的上衣时，她却说：“我们去洪堡公园吧。”

“我想先玩一会儿。”

“回头再说。先带我去公园，等我们回来以后，我给你看样特别的东西。是我们以前没做过的。”

列夫嗓子发干：“干吗让我等呢？”

“外面天气多好啊。”

“可要是有人看见我们呢？”

“那边有上百万人。”

“可是……”

“你是害怕你的岳父吧？”

“去他的，才不会呢，”列夫说，“知道吗，我是他孙女的父亲。他能把我怎么样？一枪崩了我？”

“我去换件衣服。”

“我去车里等你。如果看见你脱衣服，我就又得失控了。”

他开了一辆全新的凯迪拉克三座跑车，虽说算不上城里最时髦的，但一开始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他坐在方向盘后面，点了一支香烟。他怕维亚洛夫，这是明摆着的。但他这辈子一直在冒险。毕竟他不是格雷戈里。他想，自己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算不错，有自己的小汽车，穿着一身蓝色轻便夏装，正在约一个漂亮女孩去公园。这日子挺美。

不等他抽完这支烟，玛伽便从屋子里走了出来，钻进车里坐到他的身边。她穿了一件暴露的无袖连衣裙，按最时兴的样式将头发盘在耳后。

他把车开到东区的洪堡公园。他们并肩坐在公园里的一把板条长椅上，享受阳光，看着孩子们在池塘里玩耍。列夫一直在抚摸玛伽裸露的手臂。他很享受其他男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她是公园里最漂亮的女孩，现在跟我在一起，这很棒吧？

“上次你伤了嘴唇，让我很难过。”他说。她被维亚洛夫打破的下唇仍然肿着。但看上去很性感。

“不是你的错，”玛伽说，“你岳父简直是头野兽。”

“确实。”

“‘热点’那边很快就给了我一份工作。等我能唱歌了就马上开始。”

“现在感觉怎么样？”

她试着唱了几句——

手指轻拢头发

独自玩着纸牌

等着我的百万富翁

到来

她小心翼翼地碰了碰自己的嘴唇：“还疼。”

他朝她俯下身：“让我把它吻好吧。”她把脸转过来冲着他，他轻轻吻了一下，几乎没有挨到。她说：“你可以稍稍使点劲儿。”

他咧嘴一笑：“好的，这个怎么样？”他又吻了她一下，这次他用舌尖抚动她的嘴唇内侧。

过了一会儿，她说：“好，这样也不错。”说完咯咯笑了。

“既然这样……”他索性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她也急切地回应着——她总是这样。两人的舌头触到了一起，然后她把手放在他脑后，抚摸着他的脖子。他听到有人说：“真恶心。”他不知道过往的行人是否注意到了他的勃起。

他朝玛伽微笑着，说道：“我们惊扰小镇居民了。”他抬起头，看看是否有人往这边瞧，却撞上了妻子奥尔加的目光。

她惊骇地盯着他，嘴巴张成了一个O形。

奥尔加身旁站着她的父亲——西装里面衬着背心，头戴一顶硬草帽。他怀里抱着黛茜。列夫的女儿戴着白色小童帽遮挡阳光。保姆波琳娜跟在他们身后。

奥尔加说：“列夫！这是怎么……她是谁？”

列夫觉得如果维亚洛夫不在场，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他甚至能够摆脱窘境。

他站了起来：“奥尔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维亚洛夫厉声道：“一个字都他妈的别说。”

奥尔加哭了起来。

维亚洛夫把黛茜递给保姆：“先把我孙女送上车。”

“是的，维亚洛夫先生。”

维亚洛夫抓着奥尔加的胳膊把她拉到一边：“跟波琳娜一起走吧，亲爱的。”

奥尔加用手捂着脸掩饰她的眼泪，跟着保姆离开了。

“你这块狗屎。”维亚洛夫对列夫说。

列夫握紧了拳头。如果维亚洛夫动手打他，他就要奋起反击。维亚洛夫壮得像头公牛，但他年纪老了二十岁。列夫个子稍高，早就在彼得格勒的贫民窟里练出来了。他不会等着挨打。

维亚洛夫明白他在想什么。“我不会跟你打架，”他说，“没这么便宜。”

列夫想问：那你打算怎么办？但他紧紧闭住自己的嘴。

维亚洛夫看着玛伽：“我上次应该把你揍得再狠点儿。”

玛伽抓起她的包，打开后把手放在里面。“如果你再敢往前挪动半步，我向老天发誓，我要一枪打穿你的肚皮，你这个猪脸的俄国农民。”她说。

列夫不禁佩服起她的胆量。很少有人胆敢威胁约瑟夫・维亚洛夫。

维亚洛夫的脸气得发紫，但他不再搭理玛伽，扭头对着列夫：“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吗？”

他到底要耍什么花样？

列夫一言不发。

维亚洛夫说：“你要去打仗了。”

列夫浑身一冷：“你吓唬人，这不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吓唬过人？”

“我不去！你不能强迫我！”

“你自愿报名，否则就被征走。”

玛伽嚷了起来：“你不能这样！”

“不，他办得到，”列夫悲哀地说，“这个镇子上没有他办不到的事。”

“你知道吗？”维亚洛夫说，“虽说你是我的女婿，但我乞求上帝让你死在战场上。”

六月底，查克和多丽丝在他们的花园里举办了一场午后聚会。格斯带着他的父母前往。所有男人都衣冠楚楚，女人们都身着夏装，戴着奢华的帽子，让人群显得色彩斑斓。主人提供了三明治、啤酒、柠檬水和蛋糕。一个小丑向人们分发糖果，还有一位穿短裤的教师组织孩子们进行滑稽比赛——套袋跑、勺子托鸡蛋比赛和双人三腿赛跑。

多丽丝还想跟格斯谈论战争的事：“有传言说，法国军队里发生了兵变。”

格斯知道这事儿，实际上，真相比传闻糟糕得多——五十四个法国师级部队，总共两万人叛逃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改变战术，从进攻转为防守。”他不置可否地说。

“显然是法国军官虐待手下的士兵。”多丽丝对战争的坏消息津津乐道，因为这无形中支持了她的反战论点，“而尼韦勒攻势又是一场灾难。”

“美国军队一到，就会给他们提振士气的。”第一批美国士兵已经登船前往法国。

“但目前为止我们只派出了象征性的部队。我希望这意味着我们只在战争中发挥一小部分作用。”

“不，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要至少征召、训练和武装一百万人。我们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但明年我们会派出几十万人的部队。”

多丽丝越过格斯的肩头向后望了一眼，说：“天啊，有个新兵到这儿来了。”

格斯转身看见维亚洛夫一家人——约瑟夫和莉娜、奥尔加和列夫，另外还有一个小女孩。列夫穿着军队制服。他看上去十分潇洒，但那张英俊的脸紧绷着。

格斯很尴尬，但他父亲以参议员的身份跟约瑟夫亲切握手，说了句什么让对方笑了起来。妈妈亲切优雅地跟莉娜说话，柔声逗着小宝宝。格斯意识到他父母对这次见面早有预料，决定把他跟奥尔加曾经订过婚的事抛在脑后。

他跟奥尔加四目相对，他礼貌地点了点头。她脸红了。

列夫还像以前一样傲慢无礼：“嘿，格斯，总统很高兴你平息了罢工吧？”

其他人听见这个问题都安静了下来，等着听格斯的回答。

“他很高兴你如此通情达理，”格斯机灵地说，“据我了解，你参军了。”

“我是自愿加入的，”列夫说，“我正在进行军官训练。”

“你感觉如何？”

格斯突然意识到他和列夫周围站了一圈人：维亚洛夫一家，杜瓦夫妇，还有迪克森两口子。自从订婚解除以来，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同时在公共场合出现过。

“我会习惯部队的。”列夫说，“你怎么样？”

“什么我怎么样？”

“你会志愿参军吗？毕竟是你跟你们的总统让大家卷入这场战争的。”

格斯没说什么，但他觉得羞愧。列夫的话在理。

“等着被征兵也是种办法，”列夫一边说一边转动着餐刀，“谁知道呢，或许你运气好。不过，我想你要是回华盛顿，总统会免了你的兵役。”他嘿嘿笑了起来。

格斯摇了摇头。“不，”他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说得没错，我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参与了征兵的决定。所以我就更无法逃避。”

他看见他的父亲点着头，仿佛他料到了这一点。但他的母亲却说：“不过，格斯，你得为总统工作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式协助打赢战争呢？”

列夫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懦夫行为。”

“不错，”格斯说，“所以，我不会回华盛顿。从现在起，我生命的那一部分已经结束了。”

他听见母亲说：“不，格斯！”

“我已经跟布法罗师的克拉伦斯将军谈过了，”他说，“我加入了国民军。”

母亲哭了起来。

第二十六章

1917年6月中旬

未婚怀孕的艾瑟尔从未想过妇女权利的问题，直到令人作呕的律师索尔曼在泰-格温的书房里告诉她实际生活是什么样子。她最好的年华都用来养育菲茨的孩子，可孩子的父亲没有尽到任何义务，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这种不公几乎让她想杀了索尔曼。

在伦敦找工作让她变得更加愤怒。只有那些男人不愿意干的工作才轮到她，到头来她只能拿到男人工资的一半，或者更少。

这些年来，她那激愤的女权主义在和那些吃苦耐劳、一贫如洗的伦敦东区妇女共同的生活中，变得如混凝土般越发坚硬。男人常常把劳动分工挂在嘴上，男人外出挣钱，女人看家照顾孩子。但事实并非如此。艾瑟尔认识的大部分妇女每天都工作十二个小时，同时还得照顾孩子。她们食不果腹，过度劳累，住的是牲口的棚子，穿得破破烂烂，就算这样，她们还能唱歌说笑，并且爱自己的孩子。在艾瑟尔看来，这些妇女每一个都比十个男人更有权参加选举。

她为这一切抗争了如此之久，以至于1917年的年中妇女参政成为可能的时候，她甚至觉得有些奇怪。她小时候曾经问过：“天堂是什么样子呢？”但她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议会同意在六月中旬展开辩论。“这是两个妥协的结果，”艾瑟尔看着《泰晤士报》的报道兴奋地对伯尼说，“阿斯奎斯试图逃避问题所召集的议长会议，正竭力避免严重的政治分歧。”

伯尼正在给劳埃德喂早餐，他吃的是一块蘸了甜茶的面包。“我估计政府害怕妇女们又会碍手碍脚。”

艾瑟尔点点头：“如果政客们陷入这种无谓的纷扰中，人们就会说他们没有集中精力打这场仗。所以委员会建议只允许三十岁以上、是户主或户主妻子的人投票。这就意味着我太年轻，不在其列了。”

“那是第一个妥协，”伯尼说，“第二个呢？”

“茉黛说，内阁分裂了。”战时内阁由四个人组成，外加首相劳埃德・乔治，“很明显，柯曾反对我们。”柯曾伯爵是上议院的领袖，毫不掩饰地歧视女性，他还是反对妇女参政联盟的主席，“米尔纳也一样。但亨德森支持我们。”亚瑟・亨德森是工党议员领袖，党内议员都支持妇女，尽管不少工党党员并不支持，“博纳・劳也站在我们这边，虽然不那么热情。”

“两人赞成，两人反对，劳埃德・乔治还像往常一样，想让每个人都高兴。”

“妥协的方法是进行自由投票。”这就是说政府不会规定支持者以何种方式投票。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是政府的错。”

“劳埃德・乔治真是个天才啊。”

“但他好歹给了你们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仅此而已。我们还要做宣传活动。”

“人们的态度很可能已经变了，”伯尼乐观地说，“政府急于想让妇女加入产业大军，代替那些去法国前线的男人，因此他们投入了大量宣传，赞美女司机和军需品女工如何伟大。这就很难让人再去强调女性低人一等。”

“但愿你是对的。”艾瑟尔热切地说。

他们已经结婚四个月了，艾瑟尔一点儿也不后悔。伯尼聪明有趣，心地善良。他们抱有同样的信念，一同为实现这些目标努力着。伯尼很可能以阿尔德盖特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下届大选，不过要等到战后了，很多事都因为战争搁置了。伯尼吃苦耐劳，又聪明，一定会成为称职的议会议员。不过，艾瑟尔不知道工党是否能赢得阿尔德盖特。目前下议院成员是自由党人，但自从1910年那次选举以后，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即使妇女投票权的提案没有通过，议长会议的其他提案也将投票给为数更多的工人阶级。

伯尼是个好人，但艾瑟尔偶尔还会想起菲茨，这让她感觉很羞耻。菲茨不聪明，不风趣，也不善良，而且他的信仰跟她完全对立。每当有了这个念头，她就感到自己和喜欢看康康舞的男人一样。丝袜、裙摆和底裤让男人神魂颠倒；而菲茨柔软的双手、轻快的语调和他的气味让她深深痴迷。

但她现在已经是艾丝・莱克维兹。大家都觉得艾丝和伯尼两人是为彼此而生，再合适不过。

她给劳埃德穿上鞋，带他去保姆家，然后步行去《军人之妻》编辑部。天气晴朗，让她感到充满希望。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她想。这并非易事，但最终会如愿以偿。茉黛的报纸会获得工人阶级女性的广泛支持，让人们都去关注议员们的投票。

茉黛早早来到这间促狭的办公室，显然是因为这条新闻。她坐在那张褪了色的旧办公桌前，穿着淡紫色的夏衣，戴了顶船形帽，帽舌上插着一根长羽毛，十分惹眼。她的大部分衣着都是战前的式样，呆在这种地方的确有些委屈她，就像一匹赛马被圈在农家庭院里。

“我们一定得弄一个特别版，”她一边说一边在便签纸上写字，“我在写头版社论。”

艾瑟尔感到一阵兴奋。她就喜欢这样，说干就干。她在桌子的另一边坐下，说：“我会把其他版面都准备好。要不要写个专栏告诉读者如何提供帮助？”

“好啊。让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游说你们的国会议员，给报纸写信，诸如此类。”

“我起草份东西。”她拿起铅笔，从抽屉里拿出记事本。

茉黛说：“我们必须动员妇女反对这项法案。”

艾瑟尔愣住了，手里的铅笔停在半空：“什么？反对？”

“当然。政府会假装给妇女投票权——但把我们大多数人拒之门外。”

艾瑟尔看见了茉黛正在写的标题：“投票反对这一骗局！”

“等一下。”她并没觉得这是什么骗局，“这可能并未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但总比没有好。”

茉黛生气地看着她：“这比没有更糟。这个法案只是假装让妇女平等。”

茉黛有点过于理想化。当然，从原则上说这并不对，等于歧视了年轻女性。但现在这不重要。因为关系到政治实践的问题。艾瑟尔说：“你看，有时候，改革必须一步一步来。选举权在男性方面扩展得十分缓慢。即使现在，也只有大约一半的男人有权投票……”

茉黛蛮横地打断了她：“你想过哪些妇女被漏下了吗？”

茉黛偶尔会显得很霸道，这是她的缺点。艾瑟尔尽量不去生她的气。她心平气和地说：“是啊，我就是其中之一。”

茉黛的口气并没有软下来：“包括绝大多数军需品厂的妇女。她们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头来却因为太年轻无法拥有选举权。还有，那些在法国冒死救治伤员的护士。战争寡妇也不能投票，哪怕她们付出了可怕的牺牲，只要碰巧住在提供家具的出租房里，她们就无权投票。你难道看不出这个法案就是想把妇女变成极少数吗？”

“所以你要发动一场运动，反对这个法案？”

“当然！”

“那简直是疯了。”艾瑟尔发现自己竟然跟这位多年的好友和同事的观点如此大相径庭，这让她既惊讶又沮丧，“对不起，我只是不明白我们怎么能要求国会议员投票反对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要求的东西。”

“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茉黛更加火冒三丈，“我们一直在为平等奔走呼吁，现在这个根本不是。如果我们落入这个圈套，就得继续当旁观者，再等一代人！”

“这不是落不落入圈套的问题，”艾瑟尔急躁地说，“我并没傻到那个地步。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你的目的是清楚的。只不过你的判断是错误的。”

“真是这样吗？”茉黛生硬地说。艾瑟尔猛然间发现她跟菲茨十分相似——这对兄妹的见解截然相反，但他们都固执己见。

艾瑟尔说：“先考虑一下敌对方会放出什么样的宣传攻势吧！‘我们早就清楚女人没有主见，弄不清到底要干什么，’他们会这么说，‘所以不能让她们拥有选举权。’他们又有了一次取笑我们的机会。”

“那我们的宣传一定要比他们好，”茉黛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只需要给大家讲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

艾瑟尔摇摇头：“你错了。这些事情太过情绪化。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抗议妇女没有投票权。那才是障碍。一旦被打破，人们就会明白未来的让步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降低投票年龄和放松其他限制这种事情相对容易达到。你应该看到这一点。”

“不，我不这样看，”茉黛冷冰冰地说，她不喜欢别人告诉她该看清某种事实，“这项法案是一种倒退。任何支持它的人都是叛徒。”

艾瑟尔盯着茉黛，觉得难过。她说：“难道你真这么想？”

“我该怎么想不用你告诉我吧？”

“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开展活动已经两年了，”艾瑟尔说，眼里涌出了泪水，“你真的相信如果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是背叛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事业吗？”

茉黛毫不留情地回答：“我相信这是肯定的。”

“那好吧。”艾瑟尔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只得转身走了出去。

菲茨吩咐裁缝做了六件新外套。原来的衣服套在他瘦削了的身体上松垮垮的，让他显得很老。他穿上一件新做的晚礼服——黑色燕尾服配了白色背心，外加一个白色硬翻领和领结。他对着更衣室的那面可旋转的穿衣镜，心想，这样好看多了。

他来到楼下的客厅。在室内活动他可以不拄拐杖。茉黛给他倒了一杯马德拉白葡萄酒。赫姆姑妈说：“你感觉怎么样？”

“医生说腿部正在复原，只是很慢。”菲茨在今年早些时候回到了战壕，但寒冷和潮湿已经让他受不了了，便被列入疗养名单送了回来，安排在情报部门工作。

茉黛说：“我知道你宁可待在前线，不过你错过了今年春天的交火，我们倒不觉得有什么遗憾。”

菲茨点点头。尼韦勒攻势已经失败，法军尼韦勒将军也被解职。法国士兵发生哗变，他们守卫着自己的战壕，但拒绝听从命令向前进攻。目前看来，今年协约国不会好过。

菲茨并不想去前线，这点茉黛说错了。他在“40号房间”做的工作可能比在法国进行的战斗更加重要。许多人都担心德国的潜艇会扼住英国的补给线。但“40号房间”能够发现德国潜艇的位置，提前向舰船发出警告。掌握了这一信息，再加上派驱逐舰为船只护航的策略，德军潜艇战的效果便大打折扣。这是一个重大胜利，尽管这一切鲜为人知。

目前的威胁是俄国。沙皇已被废黜，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到目前为止，温和派还控制着权力，但这又能持续多久呢？受到威胁的不仅是碧的家人和他儿子的继承权。如果极端分子接管俄国政府，他们可能会讲和，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就能腾出空来攻打法国。

菲茨说：“至少我们还没有失去俄国。”

“可是德国人希望布尔什维克获胜——人人都清楚这一点。”茉黛说。

她正在说着，碧进来了，她穿着银白色的低胸丝绸礼服，配了一套钻石首饰。菲茨和碧要去参加晚宴，然后是一场舞会——眼下正是伦敦社交季。碧听见茉黛的话，便说：“别小看俄国皇室。有可能会爆发一场反革命。说到底，俄国民众得到了什么好处？工人们仍在挨饿，士兵仍在死亡，德国人仍在进攻。”

格洛特端着一瓶香槟酒走了进来。他无声地打开酒瓶，给碧斟了一杯。像往常一样，她只啜饮了一小口便把杯子放下了。

茉黛说：“利沃夫王子日前宣布，妇女可以在选举制宪代表大会时投票。”

“真希望有这个可能，”菲茨说，“临时政府发布了不少公告，但有人听吗？就我的了解，每个村都建立了苏维埃，开始管理自己的事务。”

“真是难以想象！”碧说，“那些满脑子迷信、大字不识的农民，竟然假装要管理国家！”

“这是非常危险的，”菲茨气愤地说，“民众并不知道他们很容易陷入无政府的野蛮状态。”一提起这些他就火冒三丈。

茉黛说：“如果俄国变得比英国更民主，是多大的讽刺。”

“议会即将开始辩论妇女选举权的问题。”菲茨说。

“只针对三十岁以上，并且身为户主或户主妻子的女性。”

“不过，你一定很高兴所取得的进展。我在杂志上读到你的同志艾瑟尔写的一篇文章。”菲茨当时坐在俱乐部的客厅里，读着一本《新政治家》，结果发现在读他的前管家写的文章，他感到震惊，也很不舒服，他怀疑自己能不能写出这种条理清晰、论据充分的文章，“她认为妇女应该接受这一现实，理由是有总比没有好。”

“我恐怕不能苟同，”茉黛冷冷地说，“我不能等到三十岁的时候才被当成人。”

“你们两个吵架了吗？”

“我们决定分道扬镳了。”

菲茨可以想象茉黛勃然大怒的样子。为了缓和气氛，他转向荷米亚女勋爵：“如果英国议会赋予妇女选举权，姑妈，你会为谁投下自己的一票呢？”

“我不确定自己会投票，”赫姆姑妈说，“这不俗气吗？”

茉黛有点恼火，但菲茨轻轻一笑：“如果良好家庭的女士们都这样想的话，剩下的就都是工人阶级的选民了，这样一来，他们就会选社会主义者。”他说。

“哦，天啊，”赫姆说，“那我还是去投票好了。”

“你会支持劳埃德・乔治吗？”

“那个威尔士律师吗？当然不。”

“也许投博纳・劳，他是保守党领袖。”

“我希望如此。”

“但他是加拿大人。”

“哦，我的天啊。”

“帝国就会有这种问题。各个地方的乌合之众都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

保姆领着宝宝走了进来。孩子现在已经两岁半了，胖嘟嘟的，长着他母亲那样的厚厚的金发。他跑到碧那里，她让孩子坐在自己腿上。他说：“我喝了粥，阿姨放了糖！”然后笑了起来。这是一天里头育儿室的重大事件。

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碧就像变了一个人，菲茨心想。她的表情柔和了，立刻变得亲切温柔，抚摸、亲吻着宝宝。过了一会儿，他扭着身子下了地，摇摇摆摆朝菲茨走过来。“怎么样，我的小战士？”菲茨说，“想快点儿长大，去打德国人吗？”

“砰！砰！”孩子说。

菲茨看见他在流鼻涕。“他感冒了吗，琼斯？”他厉声问。

保姆一脸惶恐。这个年轻姑娘来自阿伯罗温，但她受过专业训练。

“没有，阁下，我敢肯定，现在都六月了！”

“夏天也会感冒的。”

“他一整天都很精神。只不过有点流鼻涕。”

“这是肯定的。”菲茨从晚礼服内侧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条亚麻手帕，给孩子擦了擦鼻子，“他有没有跟平民小孩玩过？”

“没有，先生，完全没有。”

“在公园的时候呢？”

“那里只有好人家的孩子，我们都拜访过。我非常小心。”

“但愿如此。这孩子是菲茨赫伯特名号的继承人，也可能是俄国王子。”菲茨把宝宝放下，他朝保姆跑了过去。

格洛特又出现了，用一个银托盘带来一封信。“有封电报，阁下，”他说，“是给公主的。”

菲茨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格洛特可以直接把电报交给碧。她不安地皱起了眉头——战争期间电报让所有人神经紧张，接过后她撕开扫了一眼，立刻痛苦地叫了一声。

菲茨跳了起来：“怎么回事？”

“我哥哥！”

“他还活着吗？”

“是的，他受伤了。”她哭了起来，“他们截掉了他的一只胳膊，不过他正在康复。哦，可怜的安德烈。”

菲茨拿过电报读了读。上面还提到安德烈王子已经被送回布洛尼尔的家，那是他在莫斯科东南部坦波夫省的乡村庄园。他希望安德烈真的在康复。很多伤员死于伤口感染，截肢有时也不能阻止坏疽的蔓延。

“亲爱的，我非常非常难过。”菲茨说。茉黛和赫姆站在碧的两侧，也在尽量安慰她。“上面说接着会有封信寄来，可天知道多久才能到这儿。”

“我一定得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碧抽泣着说。

菲茨说：“我会请求英国大使进行详细的调查。”尽管目前是民主时代，但伯爵仍然拥有一些特权。

茉黛说：“我们带你回房间去吧，碧。”

碧点点头，站了起来。

菲茨说：“我现在必须动身去西尔弗曼勋爵的晚宴了——博纳・劳也要去的。”菲茨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保守党政府的部长，任何和党魁谈话的机会都要争取，“但我不参加舞会，直接回家。”

碧点点头，在别人的陪同下上了楼。

格洛特走了进来，说：“车子已经备好了，阁下。”

去贝尔格雷夫广场的路途很短，菲茨坐在车上琢磨着刚收到的消息。安德烈王子从不善于经管家族的土地。他大概会拿自己的伤残做借口，懒得操心这些事务。家产会进一步衰败下去。但菲茨远在两千多公里外的伦敦，什么忙也帮不上。他感到既沮丧又忧虑。那里随时会陷入一场无政府的大混乱，安德烈这种懒散怠惰的贵族恰恰为革命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他来到西尔弗曼的宅邸时，博纳・劳已经在那儿了，阿伯罗温的下议院议员、凯尔特矿业董事长珀西瓦尔・琼斯也已到场。琼斯一向狂妄自大，今晚混在贵宾之间更是显得不可一世。他正在跟西尔弗曼勋爵谈话，两手插在口袋里，背心外面露出一条长长的大金链子。

其实菲茨没什么好惊讶的。这是一次政治性的晚餐，琼斯在保守党的地位正节节上升——毫无疑问，他也希望博纳・劳成为首相后，自己能获得一个部长职位。尽管如此，这场面也让人感觉像是在狩猎舞会上遇到了自己的马夫。菲茨惶然不安，布尔什维克可能已经蔓延到了这里，不是通过轰轰烈烈的革命，而是偷偷摸摸地攻陷了伦敦城。

在餐桌上，琼斯说他赞成让妇女拥有选举权，这又让菲茨吃惊不小。“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菲茨问。

“我们对选区主席和代理进行了调查，”琼斯说，菲茨看见博纳・劳在一旁点头，“他们以二比一的比率赞成这个建议。”

“保守党吗？”菲茨难以置信地说。

“是的，伯爵阁下。”

“为什么？”

“这项法案仅仅赋予三十岁以上，且是户主或户主妻子的女性选举权。大多数工厂女工都被排除了，她们一般都不到这个年龄。而所有可怕的女知识分子不是单身便是住在别人家里。”

菲茨吃了一惊。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原则对琼斯这种暴发户商人来说根本不成问题。菲茨从没料想过选举的后果。“我还是不大明白……”

“大多数新选民将由家庭中成熟的中产阶级母亲组成。”琼斯以一个粗俗的手势从侧面弹了一下自己的鼻子，“菲茨赫伯特伯爵，她们是国内最保守的群体。这项法案将为我党带来六百万张新选票。”

“所以，你支持妇女参政？”

“我们必须支持！我们需要保守的妇女。到下次选举时，还会有三百万工薪阶层男性新选民，他们中的很多人当过兵，不会站在我们这边。但是，我们的女性新选民会超过他们。”

“但原则上应该是男人！”菲茨强辩道，但他已经觉出自己要吃败仗。

“原则？”琼斯说，“这是实际的政治。”他不屑地朝菲茨笑了，激怒了后者，“不过，恕我直言，你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伯爵阁下。”

“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西尔弗曼勋爵说，他像一个善解人意的主人那样，尽量缓和这场冲突，“这就是我们从政的原因。没有理想的人才不会干这个。不过，我们必须面对选举和舆论这两大现实。”

菲茨不想让自己被贴上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的标签，便连忙说：“当然，我们的确如此。不过，妇女地位的问题涉及家庭生活的核心，我认为这对保守党来说十分重要。”

博纳・劳说：“这一问题仍然是开放的。国会议员要进行自由投票。他们会听凭自己的良心做出决定。”

菲茨顺从地点了点头，随后，西尔弗曼开始聊起法国军队兵变的事。

整个晚宴菲茨都没再说什么。这项法案同时获得艾瑟尔・莱克维兹和珀西瓦尔・琼斯这两种人的支持，让他感到些许不祥。它可能会获得通过，这种可能性太危险了。他认为保守党应该捍卫传统价值，而不是被选票获胜这种短期因素左右。但他明白博纳・劳不这样想，菲茨也不想显得与他人步调不一致。结果是他为自己没能彻底坦诚而感到羞愧，这种感觉让他讨厌。

博纳・劳一走，他也马上离开了西尔弗曼勋爵宅邸。他一回家便上楼了。他脱下外套，穿上丝绸睡袍，然后去了碧的房间。

他看见她坐在床上，正在喝茶。她之前肯定一直在哭，不过已经在脸上扑了一点点粉，换了一件花睡衣，外面套着蓬蓬袖的针织短睡衣。他问她感觉好些没有。

“我太伤心了，”她说，“我只剩下安德烈一个家人了。”

“我知道。”她的父母都已去世，此外再没有别的近亲，“的确让人担心，不过他会渡过难关的。”

她放下茶杯茶碟。“我一直在苦苦思考，菲茨。”

她说出这种话来，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请握着我的手。”她说。

他用两手握住她的左手。她还是那么漂亮，尽管眼下的话题让人伤心，但他同样感到一股欲望的波动。他能感觉到她手上的戒指，那是一只订婚钻戒和一只黄金婚戒。他有一种冲动，很想把她的手放进自己嘴里，去咬拇指上的嫩肉。

她说：“我想让你带我去俄国。”

他心里一惊，不觉松开了她的手：“你说什么？”

“别拒绝我，好好想想，”她说，“这很危险，我知道。但不管怎样，现在就有数百个英国人待在俄国。大使馆的官员，商人，在那里执行军务的军官和士兵，还有记者和其他人。”

“那宝宝怎么办？”

“我也不愿意离开他，不过保姆很好，荷米亚对他也很尽心，一旦有事，茉黛也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我们还需要签证……”

“你可以找人帮忙。天啊，你刚刚才跟内阁成员吃过饭。”

她的话不错。“英国外交部可能让我写个报告，记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我们还要经过农村，我们的外交官员很少去那种地方。”

她又拉过他的手。“我唯一活在世上的亲人受了重伤，有可能死去。我一定得去看看他。拜托，菲茨。我求你了。”

事实上，菲茨并非不愿意去。他对危险事物的理解已经被战壕里的经历改变了。毕竟大多数人都在炮击后幸存了下来。去一趟俄国虽然冒险，但相比之下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过他还是有些犹豫。“我理解你心里很急，”他说，“让我先去调查一下。”

她把这当作同意的表示：“谢谢你！”

“先不要谢我。我得先弄明白是否可行。”

“好吧。”她显然已经认定这是肯定的回答了。

他站了起来：“我要准备睡觉了。”说着，朝门口走去。

“等你换好了睡衣……请回这儿来。我要你抱着我。”

菲茨笑了：“一定。”

在议会辩论妇女选举权的当天，艾瑟尔在靠近威斯敏斯特宫的一座礼堂举行了一场集会。

她现在受雇于全国制衣工人联盟，他们一直希望聘请一位像她这样的知名活动家。她的主要工作是在东区的血汗工厂招募女性成员，但工会认为不但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上为其成员争取地位，同时也要在工作岗位中争取权益。

与茉黛关系破裂让她十分难过。也许伯爵的妹妹与其前管家之间的友谊一直存在某种虚假性，但艾瑟尔曾经希望她们能够超越阶级划分。然而，在内心深处——茉黛都没意识到，她相信自己生来就要指挥一切，而艾瑟尔则只能服从。

艾瑟尔希望议会投票在集会结束之前进行，这样她就可以直接宣布结果，但辩论持续了很久，会议不得不在十点钟宣布结束。艾瑟尔和伯尼到白厅一个工党议员常去的酒吧里等待消息。

十一点酒吧快要关门的时候，两位议员急匆匆进了门，其中一个看见了艾瑟尔。“我们赢了！”他喊道，“我的意思是，你们赢了。妇女赢了。”

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通过了条款？”

“以压倒性的多数，387比57！”

“我们胜利了！”艾瑟尔吻了吻伯尼，“我们赢了！”

“太棒了，”他说，“尽情享受胜利吧。这是你应得的。”

他们无法喝酒庆祝。战时新规则，不准在规定时间外贩卖酒品。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生产力。艾瑟尔和伯尼于是去白厅坐公交车回家。

他们在公交车站等车，艾瑟尔心情激动：“真让我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么多年了，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

一个过路人听见了她的话，这个高个子男人穿着一身晚礼服，走路拄着一根拐杖。

她认出了他，是菲茨。

“别那么肯定，”他说，“我们在上议院会否决你们的。”

第二十七章

1917年6月至9月

沃尔特・乌尔里希爬出战壕，冒着生命危险步入无人区。

弹坑中长出了嫩草和野花。眼下是温和的夏夜，这片区域以前属于波兰，后来划归俄国，现在又被德国军队占领了一部分。沃尔特在下士的军服外面穿了一件不伦不类的外套。他在脸上、手上涂了泥巴让人无法辨认，还戴了一顶白帽子，权当投降的白旗，肩上还背了一个纸板箱。

他告诉自己没什么可害怕的。

俄军前沿在暮色中隐约可见。这里好几个礼拜都没放过一枪一炮了，沃尔特觉得自己的出现只会引起好奇，而非受到怀疑。

如果他猜错了，他就必死无疑。

俄国人正准备进攻。德国侦察机和侦察分队分别报告说有一批新增援的部队部署在前线，装运弹药的卡车正在卸货。这一消息也被那些被俘的俄军士兵证实了，他们饿得要死，只为讨到一点吃的便穿越前线投降了德军。

即将发动进攻的证据确凿，让沃尔特很失望。他原以为新的俄国政府无法继续作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大声呼吁和平，洪水般散发报纸和小册子——这些都是德国人付的钱。

俄国民众不希望战争。戴着单片眼镜的外交部长帕维尔・米留可夫宣布说，俄国依然期待一场“决定性胜利”，此言一出，愤怒的工人和士兵再次走上街头。装模作样、负责发动新一轮攻势的年轻陆军大臣克伦斯基下令恢复部队的鞭笞刑罚，恢复军官的权威。但是，俄国士兵真的会冲锋陷阵吗？德国人需要了解这一点，于是沃尔特决定不惜一切去弄个清楚。

各种迹象都有。在某些前沿地段，俄国士兵升起白旗，单方面宣布停战。另一些地方显得十分安静，严守纪律。沃尔特决定亲自走访一处类似的区域。

他终于离开了柏林。或许莫妮卡・冯・德・赫尔巴德对她的父母直言相告不会有什么婚礼了。不管怎么说，沃尔特再次回到了前线，负责搜集敌人的情报。

他把箱子换到另一个肩膀。现在，他可以看见五六个脑袋探出壕沟的边沿。他们都戴着帽子，俄国士兵没有钢盔。他们盯着他，但并没有用武器瞄准他，至少现在没有。

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就算死了，至少他跟茉黛在斯德哥尔摩共度了美妙的一夜。当然，他想活下去。他期望跟茉黛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希望在一个繁荣而民主的德国完成这一切。但这意味着首先要赢得战争，继而又意味着他必须冒生命危险，因此他别无选择。

尽管如此，进入步枪的射程之内时他仍感到心里一阵发凉。要是有个士兵想瞄准他扣动扳机，那简直是太容易了。毕竟他们就是来干这个的。

他身上没有携带步枪，他希望这些人注意到这一点。实际上他在皮带后面塞了一把九毫米的鲁格，但他们看不见。他们能看到的是他扛着的箱子。他希望这箱子看上去毫无伤害。

每移动一步，他都为继续活着而心生感激，同时意识到自己更加接近危险了。他达观地想，任何一秒钟都潜伏着危险。他不知道一个人是否能听到杀自己的枪声。沃尔特最担心的是被打伤，慢慢流血死去，或着躺在一家肮脏的野战医院感染致死。

现在他可以看清一张张俄国人的脸，看见兴奋、新奇和惊叹的表情。他心急地寻找着恐惧的迹象——这是他面临的最大危险。一个吓坏了的士兵可能因为紧张得受不了而开枪。

最后，他只剩下不足十米了，然后是九米、八米……他来到战壕的边沿。

“你们好，同志们。”他一边用俄语说话，一边放下箱子。

他朝靠近自己的一个士兵伸出手。那人不由自主地伸手把他拉进了战壕。一小群人聚集在他的周围。

“我过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他说。

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大多能说点儿德语，但士兵都是农民，没几个人熟悉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沃尔特小时候学过俄语，他父亲强令他学好外语，以便日后进入部队或外交部。他一直没什么机会使用俄语，但他能回忆起足够多的词汇应付这次任务。

“先来点儿喝的。”说着，他把箱子拉进战壕，撕开上面的封口，拿出一瓶荷兰杜松子酒。他打开瓶塞，喝了一大口，擦了擦嘴，把瓶子递给身边的士兵——一个十八九岁的高个头下士。那人咧嘴一笑，喝了一口，把瓶子传给别人。

沃尔特悄悄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壕沟挖得很糟糕。墙壁倾斜着，也没用木料支撑。地面坑坑洼洼，连垫板也没有，因此就算是夏天也到处泥泞。壕沟甚至不成直线，不过这样倒是件好事，他们没有了抵挡火药爆炸的壁垒。沟里散发着一股恶臭，士兵有时就在里面解手。这些俄国人到底怎么回事？不管干什么都是匆匆忙忙、杂乱无章，活儿干了半截就丢在一边。

酒瓶传来传去，随后一位中士出现了。“这是怎么回事，费奥多尔・伊戈洛维奇？”他对那个高个子下士说，“谁让你们跟这个狗娘养的德国人说话？”

费奥多尔很年轻，但他脸上留着一撮华丽卷曲的小胡子。不知为什么他戴了一顶海员帽，很俏皮地歪在脑后。他自信的态度近乎傲慢：“过来喝点儿，加弗立克中士。”

中士跟其他人一样，直接对着瓶子喝了一大口，但他不像其他士兵那样满不在乎。他朝沃尔特投来不信任的一瞥：“你他妈的在这儿干什么？”

沃尔特对自己该回答什么早有准备：“我代表德国工人、士兵和农民，过来问你们为什么跟我们作战。”

他们一个个惊讶地沉默着，过了一会儿，费奥多尔说：“你们为什么跟我们作战？”

沃尔特已经准备了答案：“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国家是由皇帝统治的，我们还没有发动革命。但你们已经革命了。沙皇已经下台，俄国的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所以，我过来向人民提问：你们为什么打我们？”

费奥多尔看了看加弗立克，说：“我们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加弗立克耸耸肩。沃尔特猜想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不会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

战壕里又走过来几个人，加入到这群人中。沃尔特又打开一瓶酒。他看着周围这群衣衫单薄、浑身脏兮兮的男人，眼见他们一个个很快就喝醉了。“俄国人想要什么呢？”

几个人一起回答他——

“土地。”

“和平。”

“自由。”

“还要酒！”

沃尔特从箱子里拿出另一瓶酒。他想他们真正需要的是香皂、好的食物和新的军靴。

费奥多尔说：“我想回农村老家。他们把王子的土地分了，我得想办法让我家也分到一块。”

沃尔特问道：“你们支不支持哪个政党？”

一个士兵说：“布尔什维克！”其他人欢呼起来。

沃尔特很高兴：“那，你们是党员吗？”

他们全都摇了摇头。

费奥多尔说：“我以前支持社会革命党，但他们让我们很失望。”其他人点头表示同意，“克伦斯基又把鞭笞制度弄回来了。”费奥多尔补充道。

“而且，他已经下令发动夏季攻势。”沃尔特说。他可以看见自己眼前的一摞摞弹药箱，但他没有直接提到这些，害怕让俄国人注意到他是个间谍，这种可能性很明显。“我们可以从飞机上看到。”他补充说。

费奥多尔对加弗立克说：“我们为什么要进攻呢？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讲和啊！”其他人低声附和着。

沃尔特说：“如果上面命令进攻，你们会怎么做？”

费奥多尔说：“士兵委员会要开会讨论。”

“别说废话了，”加弗立克说，“现在已经不允许士兵委员会讨论命令了。”

大家嘟囔着表示不满，人群外围有个人低声说：“我们到时候再看吧，中士同志。”

人群越聚越多，也许俄国人打老远就能嗅到烈酒的气味。沃尔特又拿了两个瓶子递出去。为了让新来的人了解情况，他解释说：“德国人民跟你们一样希望和平。如果你们不攻击我们，我们也不会攻击你们。”

“我要为这干上一杯！”一个新来的说。大家纷纷应和着。

沃尔特担心这里的声音会把军官引过来，一时想不出办法让俄国人哪怕喝酒也小声点。但已经来不及了。一个洪亮的声音问道：“这里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人群让开一条路，一个穿少校军服的大个子出现在眼前。他看着沃尔特，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沃尔特的心往下一沉。将他俘虏无疑是军官的责任。德国情报部门知道俄国人如何对待战俘。被他们抓获就等于被判死刑，在饥饿和寒冷中慢慢死去。

他勉强挤出一个笑脸，递上最后一瓶未开封的酒：“喝一杯，少校。”这个军官没搭理他，转身去问加弗立克：“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加弗立克没有被他吓倒。“战士们一天都没吃饭了，少校，我不能让他们有酒不喝。”

“你应该抓他当俘虏！”

费奥多尔说：“我们不能把他当作俘虏，既然我们已经喝了他的酒。”他已经口齿不清，“这样做不公平！”其他人跟着欢呼起来。

少校对沃尔特说：“你是个间谍，我应该砍掉你那该死的头。”他摸了摸腰带上挂着的皮枪套。

士兵们齐声抗议着。少校仍是一脸怒容，但他没再说什么，显然不想跟士兵们发生冲突。

沃尔特对他们说：“我最好离开你们。你们的少校不太友好。另外，我们前线后面一点儿有一家妓院，那儿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可能正感到寂寞难耐……”

他们哄然大笑，欢呼起来。这话并不全对，那里的确有个妓院，但沃尔特一次也没去过。

“请记住，”他说，“如果你们不打我们，我们也不会打你们！”

他爬出战壕。这一刻最危险。他站起身子，走了几步，转身挥了挥手，继续往前走。他们的好奇心已经得到满足，所有的烈酒喝得一干二净。现在他们完全可能缓过神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朝着敌人开枪。他觉得外套后面好像画着一个靶子。

天色渐渐变暗。再过一会儿他就会走出他们的视野，离安全地带只差几米了。他使劲克制着不让自己撒腿跑起来，那样的话反倒会招来子弹。他咬紧牙关，平稳地走在布满废弹的地面。

他向身后望了一眼。他已经看不见那边的战壕了。这意味着他们也无法看见他。他安全了。

他的呼吸平稳下来，继续走着。这次冒险十分值得，让他掌握了很多情报。虽然这段战壕没有挂出白旗，但俄国人状态糟糕，很难打仗。他们明显感到不满，很有可能发生叛乱，军官很难维持纪律。那个中士小心翼翼不去冒犯他们，而少校也不敢抓沃尔特当俘虏。这种士气不可能让战士们发起勇猛的进攻。

他已进入德军前沿范围。他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报出预先设定的口令，随后便跳入战壕。一个中尉向他敬礼：“出击很成功吧，先生？”

“是的，谢谢。”沃尔特说，“应该说非常成功。”

卡捷琳娜躺在格雷戈里原来那间屋子的床上，只穿着薄薄的内衣。窗户开着，七月温暖的空气吹进屋里，还有几步之外经过的火车发出的轰隆声。现在，她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了。

格雷戈里的一根手指划过她身体的轮廓，从她的肩膀划过鼓胀的乳房，然后是她的肋骨，越过她微微隆起的腹部，最后抵达她的大腿。在爱上卡捷琳娜以前，他从未体味过这种轻松和愉悦。他年轻时短暂仓促地交往过一些女孩。现在，性爱过后躺在这个女人身边，充满爱意地轻轻抚摸她的身体，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新鲜体验。他想也许这就是婚姻的意义。“你怀孕后显得更漂亮了。”他压低了声音，以免吵醒弗拉基米尔。

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为弟弟的儿子担当父亲的角色，但他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他本打算在孩子出生后随列宁的名字，但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弗拉基米尔了。怀孕这件事使得格雷戈里在政治上成了强硬派。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孩子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长，他希望他的儿子拥有自由（出于某种理由，他相信会是一个男孩）。他得确保俄国由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被沙皇、中产阶级议会或商人和将军组成的联盟主宰，他们会让一切回到以前的样子，只是换了个新的伪装而已。

他不太喜欢列宁。这人总是怒气冲冲，总在对着别人大喊大叫。跟他意见相左的人都是蠢猪、杂种、傻瓜。但列宁工作起来比任何人都努力，他花很长时间考虑一件事情，做出的决定总是正确的。在过去，每次俄国“革命”除了一阵混乱之外毫无结果，格雷戈里知道列宁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临时政府也清楚这一点，有迹象表明他们想把矛头对准列宁。右翼媒体指控他是德国间谍。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是列宁的确有一个秘密的经费来源。格雷戈里战前便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属于核心集团成员，因此知道这些钱来自德国。这个秘密要是泄露出去，自然会助长人们的怀疑。

他正在打瞌睡，就听见门厅里传来一阵脚步声，随后响起了急切的敲门声。他连忙穿上裤子，大声喊道：“怎么回事？”弗拉基米尔被惊醒了，哭了起来。

外面是个男人的声音：“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在吗？”

“我在。”格雷戈里打开门，是伊萨克，“出了什么事？”

“他们发了逮捕令，要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格雷戈里感到害怕。“我们得马上通知他们！”

“我弄到了一辆军车，就在外面。”

“等我穿上靴子。”

伊萨克走了。卡捷琳娜抱起弗拉基米尔，哄着他。格雷戈里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吻了吻他们两个，然后飞快跑下楼去。

他跳进车子，坐在伊萨克旁边，说：“列宁最重要。”政府要对付的就是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是坚定的革命者，但列宁是推动整个运动的引擎。“我们先去通知他。开车到他姐姐住的地方。尽量开快点儿。”

伊萨克把车开到最大速度。

汽车尖叫着拐了个弯，格雷戈里牢牢抓紧把手。等到车子直行时，他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司法部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告诉我的。”

“逮捕令什么时候签署的？”

“今天早上。”

“但愿我们来得及。”格雷戈里生怕列宁已经被人逮捕。没有人像他那样不屈不挠，意志坚决。他是有些专横霸道，但他让布尔什维克成了一个主要的政党。如果没有他，革命就可能退回到混乱和妥协之中。

伊萨克把车开到施罗卡雅大街，在一幢中产阶级的住宅楼外面停下。格雷戈里跳下车，冲进楼里，去敲叶利扎罗夫家的门。列宁的姐姐安娜・叶利扎罗夫开了门。她五十多岁，花白的头发从正中分开。格雷戈里以前见过她，她在《真理报》工作。

“他在这儿吗？”格雷戈里问。

“在，怎么，发生了什么事？”

格雷戈里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他来得还不太晚。他走进屋里：“他们要逮捕他。”

安娜砰的一声关上门。“瓦洛佳！”她叫着列宁的小名，“快过来！”

列宁出现了，身上是他常穿的那件破旧的深色外套，跟往常一样戴了硬领，打着领带。格雷戈里迅速说明了情况。

“我会马上离开。”列宁说。

安娜说：“你还不快去找个手提箱，装点急用的东西……”

“太冒险。东西随后再送过来。我会告诉你我在哪儿。”他看了看格雷戈里，“谢谢你的提醒，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你有车吗？”

“有。”

列宁没再说话，径直朝门厅走去。

格雷戈里跟着他走到街上，匆忙打开车门：“他们也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出了逮捕令。”列宁坐进了车里。

“回公寓给他们打电话，”列宁说，“马克有部电话，他知道他们在哪儿。”他摔上车门，然后探身跟伊萨克说了句什么。伊萨克随即把车开走了。

列宁一直都是这样。他对所有人大声发号施令，大家都乖乖服从，因为他总是有道理。

格雷戈里很高兴，就像一副重担从肩膀上卸掉了。他打量着街道两头。对面的一幢楼里走出一伙人来。其中几个穿着便装，其他人穿的是军官制服。格雷戈里吃惊地认出了米哈伊尔・平斯基。秘密警察按理说已经被废除，但平斯基这种人仍在以军人的身份进行活动。

这些家伙一定是冲着列宁来的，但弄错了房子，晚了一步。

格雷戈里连忙跑进公寓。叶利扎罗夫家的房门还开着，安娜和她的丈夫马克待在屋里，此外还有他们的养子戈拉和家里的用人，一个名叫安纽施卡的乡下女孩。几个人都十分吃惊。格雷戈里关上门。“他安全离开了，”他说，“但警察就在外面。我要马上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个电话。”

马克说：“电话就在靠墙的桌上。”

格雷戈里犹豫了一下。“这怎么弄？”他从来没用过电话。

“哦，对不起。”马克说着，拿起那东西，一头对着自己的耳朵，另一头贴近嘴巴，“我们也刚开始使用不久，用得多了就习惯了。”他不耐烦地摇动顶端的弹簧杆，“喂，我要接线员。”然后告诉对方几个数字。

有人在外面砰砰敲门。

格雷戈里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其他人安静。

安娜带着安纽施卡和孩子去了里屋。

马克急急地对着电话说着。格雷戈里站在公寓门口。外面的声音说：“开门，否则我们就把门撞开！我们有搜查令！”

格雷戈里冲着外面喊道：“等一下，等我把裤子穿上。”警察经常去他住的楼房里搜查，因此他知道怎么拖延时间。

马克又开始摇动弹簧杆，请人接通另一个号码。格雷戈里喊道：“谁？谁在外面？”

“警察！马上开门！”

“来了……我先去把狗锁到厨房。”

“快点！”

格雷戈里听见马克说：“告诉他赶紧藏起来。警方现在就在我家门口。”他把听筒放回钩子上，朝格雷戈里点点头。

格雷戈里打开门，往后站了站。

平斯基走进屋子。“列宁在哪儿？”他问道。

几个军官跟着他走进来。

格雷戈里说：“这里没有叫那个名字的人。”

平斯基盯着他。“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我早就知道你是个麻烦。”

马克上前一步，平静地说：“请把搜查令给我看看。”

平斯基很不情愿地递过来一张纸。

马克看了一会儿，然后说：“叛国罪？这简直荒谬透顶！”

“列宁是德国特务，”平斯基说着，眯起眼睛看着马克，“你是他的姐夫，对吧？”

马克把那张纸还给他。“你要找的人不在这里。”他说。

平斯基感觉出他说的是真话，显得很气愤：“这是搞的什么名堂？他就住在这儿！”

“列宁不在这儿。”马克重复道。

平斯基的脸涨得通红。“是不是有人警告他了？”他一把抓住格雷戈里的前胸，“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代表第一机枪团，如果你不想让我的部队造访你们的总部，最好把手从我衣服上拿开。”

平斯基放开他：“我们必须搜查一下。”

电话桌旁边有一只书柜。平斯基一把将上面的几本书推到地上。他朝几个军官挥了挥手，指着公寓的里面说：“给我彻底搜查一遍！”

沃尔特来到一个村庄，这块地方是从俄国人手中夺下来的。他给了一个农民一枚金币，换他身上的全套衣服，让那个农民又惊又喜。衣服包括一件脏兮兮的羊皮大衣、亚麻外罩、一条宽松的粗布裤子，以及一双用山毛榉的韧皮编织的鞋子。好在沃尔特用不着买他的内衣，这人什么内衣都没穿。

沃尔特用一把厨房用的剪刀修剪了一下头发，也不再刮胡子，让它慢慢留起来。

他在一个小镇集市上买了一麻袋洋葱，把装有一万卢布硬币和纸币的皮钱包藏在了洋葱下面。

一天夜里，他把手和脸用泥土弄脏，穿上农民的衣服，背着装洋葱的麻袋走进无人区，偷偷穿过俄国的前线，走到最近的一个火车站，买了一张三等车票。

他装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谁跟他说话他就骂骂咧咧，好像他们要偷他的洋葱似的，也许他们的确想偷。他带着一把大刀，锈迹斑斑但很锋利，别在腰带上很显眼，另外，他还有一把从被俘的俄军军官那儿缴获的莫辛-纳甘手枪，藏在臭烘烘的大衣里面。有两次碰到警察跟他说话，他就傻乎乎地咧开嘴笑笑，拿出一个洋葱递上去，这种贿赂让人不齿，两次警察都厌恶地哼了一声走开了。如果警察坚持要搜查麻袋的话，沃尔特就打算把他干掉，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他买的都是短途车票，每次坐三四站，因为一个农民不会去几百公里以外卖洋葱。

他很紧张，也十分警觉。他的伪装很不可信。只要跟他多聊几句，任何人都能发现他不是真正的俄国人。如果被揭穿，做这件事的代价就是死刑。

一开始他很害怕，但这种感觉最终消失了，到了第二天他就无聊了起来。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他费脑子，他不能读书，这是明摆着的，他还尽量不去看张贴在车站上的时刻表，遇到布告之类的也只是瞥一眼而已，因为大多农民都不识字。随着一列列慢车咣当咣当摇晃着穿过无尽的俄国森林，他的思绪便进入了精心编织的白日梦里，幻想着他跟茉黛战后住的房子。房子应该装饰成现代风格，用木料装饰，选择中性色调，就像冯・德・赫尔巴德家的房子那样，而不是他父母家那种沉重昏暗的样子。一切都要方便清洁和维护，特别是厨房和洗衣房，这样他们可以少雇仆人。还要有一架上好的钢琴，应该是施坦威大钢琴，因为他们都喜欢弹奏。再买一两幅引人注目的现代绘画，奥地利表现主义的画作就不错，颠覆上一代人的标准，标新立异，让人知道他们这对夫妇是崇尚进步的改革派。他们要在宽敞明亮的卧室里，赤裸躺在柔软的床上，亲吻，交谈，做爱。

就这样，他一路来到彼得格勒。

通过瑞典大使馆一位激进社会主义人士的安排，布尔什维克会派人每天下午六点在彼得格勒的华沙站等一个小时，来接收沃尔特带来的钱。沃尔特中午抵达，趁机去城里转了转，评估一下俄国人持续作战的能力。

眼前的一切让他震惊。

他刚出了火车站便遭到一群娼妓的围追堵截，有男有女，有成人也有小孩。他穿过一座运河桥，向北走了几公里进入市中心。大部分商店都关着门，有些索性被废弃了，窗户都砸碎了，街面上一堆光闪闪的碎玻璃。他看见不少醉鬼，目击了两起斗殴。偶尔有汽车或者马车狂奔而至，人们四散而去让开道路，车上的乘客躲在紧闭的窗帘后面。人们大都很瘦，穿得破破烂烂，打着赤脚。一切远比柏林糟糕。

他看见不少士兵，有单个的，也有成群结队的，纪律松懈——列队步调参差不齐，岗位上的随便闲逛，军服敞着，跟老百姓闲聊，显然是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沃尔特再次证实了他造访俄国前线得到的印象——这些人根本没有心情去打仗。

他想这是件好事。

没有人跟他搭话，警察也不理他。他不过是这座分崩离析的城市中又一个疲于奔命的褴褛身影。

六点钟的时候，他满怀希望回到车站，立刻看见了跟他接头的人，是一位中士，他的步枪枪筒上系着一块红头巾。在介绍自己之前，沃尔特仔细打量他。这人威风凛凛，虽然个子算不上高大，但长着一副宽阔的肩膀，十分结实。他的右耳不见了，门牙缺了一颗，左手也少了一根无名指。他像个老兵那样耐心等待着，但那双蓝眼睛敏锐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很难相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监控。沃尔特本打算暗中观察他一下，但这个士兵已经与他四目相对，随后点了点头，转身走开了。这是种明确的暗示，沃尔特跟在他后面。他们走进一个摆满桌椅的大房间，坐了下来。

沃尔特说：“你是格雷戈里・别斯科夫中士？”

格雷戈里点点头：“我知道你是谁。坐吧。”

沃尔特环视着整个房间。角落里有一把茶壶在咝咝作响，一个围着披肩的老太太在卖香烟和熏制的腌鱼。十五到二十个人围坐在桌子旁边。没有人打量士兵和贩卖洋葱的农民。一个身穿蓝色束腰工装上衣的年轻男子尾随他们进来，沃尔特很快跟这人对视了一下，见他找了个地方坐下，点了支香烟，随后展开一张《真理报》看了起来。

沃尔特说：“我能吃点儿东西吗？我都快饿死了，不过农民恐怕付不起这里的价钱。”

格雷戈里端来黑面包和盛着鲱鱼的碟子，另外又要了两杯加了糖的茶。沃尔特大口吃了起来。格雷戈里看了他一分钟，随后笑了起来。“我很惊讶你竟然装成农民蒙混过来了，”他说，“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资产阶级。”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的手很脏，但你小口吃东西，拿抹布蘸嘴的时候就像是用亚麻餐巾。真正的农民吃东西都是大口往嘴里塞，咽下去之前要喝几口茶。”

对方傲慢的态度让沃尔特恼火。他想，不管像不像，我在火车上安全度过了三天，我倒想看看换成你，能不能在德国这么干。现在该提醒别斯科夫，他必须证明自己有资格拿到这笔钱。“告诉我布尔什维克的事情进展如何。”他说。

“好得让人害怕，”格雷戈里说，“过去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入了党。利昂・托洛茨基终于宣布支持我们。你应该听听他的演讲。晚上他通常在现代剧场包场讲演。”沃尔特看得出来，格雷戈里崇拜托洛茨基，把他当成了英雄。就连德国人都知道托洛茨基的演说令人着魔。他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件法宝。“去年二月，我们有一万名党员，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万。”格雷戈里自豪地说。

“这是好事，但你们能够改变时局吗？”沃尔特说。

“我们很有希望赢得制宪议会的选举。”

“什么时候进行？”

“这件事总是一拖再拖……”

“为什么？”

格雷戈里叹了口气：“一开始，临时政府召集了一个代表理事会，他们两个月后才同意组成一个六人的第二理事会来起草选举法……”

“为什么？过程这么复杂？”

格雷戈里显得愤愤不平：“他们说，希望选举绝对不容挑战——但真正的原因是保守党有意拖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即将失利。”

沃尔特心想，他不过是个中士，但他的分析很有见地。“那么，选举什么时候进行？”

“九月。”

“为什么你认为布尔什维克能赢？”

“我们仍然是坚定致力于和平的唯一群体。任何人都知道——这归功于我们印发的报刊和小册子。”

“那你为什么说好得‘让人害怕’？”

“我们成了政府对付的首要目标。他们签发了针对列宁的逮捕令。他不得不藏起来。但他仍在运作党的事务。”

沃尔特也相信这一点。如果列宁能在苏黎世流亡时期保持对他的党的控制，他在俄国的某个藏身处也一定办得到。

沃尔特带来了要交付的东西，也收集到了他需要的情报。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感到如释重负。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家。

他用脚把装着一万卢布的袋子踢到了格雷戈里那边。

他把茶喝完，站起身来。“享受你的洋葱吧。”说完，朝门口走去。

他用眼角的余光瞥见穿蓝色工装的人折上他手里的《真理报》，站了起来。

沃尔特买了到卢加的车票上了车。他走进一个三等车厢，挤过一群抽烟喝伏特加酒的士兵，一家带着大包小包的犹太人，以及几个带着空板条箱、大概是刚把鸡卖掉的农民。他在车厢尽头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蓝色工装进了车厢。

沃尔特朝他看了一会儿，只见那人挤过乘客，满不在乎地用胳膊肘推搡着别人。只有警察会这么做。

沃尔特跳下火车，匆匆离开了车站。他回想着下午去城里时走的路，快步朝运河方向走。眼下正值盛夏，天色也很亮。他希望快点甩掉后面的盯梢，但他回头张望时，发现蓝色工装正跟在后面。这人大概一直跟着格雷戈里，后来才决定弄清卖洋葱给他的农民朋友到底是谁。

这人开始小跑起来。

如果被抓住，沃尔特就会被当成间谍枪毙。他没有选择，只能铤而走险。

这是一片贫民居住区。整个彼得格勒都破败不堪，但这个地区聚集着全世界火车站附近都有的廉价旅馆和昏暗酒吧。沃尔特跑了起来，蓝色工装也加快步子跟上。

沃尔特来到运河边的一个砖厂。这里耸立着高高的围墙和一扇铁栅栏门，但旁边有一个废弃的仓库，没有任何围栏。沃尔特离开街道穿过仓库来到水边，然后翻墙跳进了砖厂。

这里应该有个看门的，但沃尔特什么人也没看见。他开始寻找藏身的地方，可惜天还很亮。院子里有个单独的码头，用细木板搭建而成。他周围是一个个砖垛，足有一人高，但他要找个能看见别人，又不被人发现的隐蔽之所。他移到一堆少了一部分的砖垛旁边——估计是卖掉了，很快重新摆了摆砖头，让自己能藏在后面，又可以从缝隙里朝外看。他拔出腰带上的莫辛-纳甘手枪，扳起击锤。

过了一会儿，他看见蓝色工装翻过墙头。

这人中等身材，瘦巴巴的，留着一撮小胡子。他显得有些害怕——这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单单是在尾随一名嫌犯，还卷入了一场抓捕行动中，但他不知道自己是猎人还是猎物。

他掏出了手枪。

沃尔特用手里的枪透过砖块的缝隙瞄准蓝色工装，但对方离得太远，他没有把握射中目标。

那家伙定定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四下看了看，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接着，他转过身子，犹豫不决地朝水边走去。

沃尔特跟上他。现在，他已经变被动为主动。

这人在一堆堆砖头中间躲躲藏藏，四处搜寻着。沃尔特也一样，每次那家伙停住步子，他便立刻闪身躲到砖垛后面，就这样慢慢接近。沃尔特不想进行枪战，频繁的枪声会引起其他警察的注意。他必须在一两枪内撂倒敌人，然后迅速离开。

那人到了河道尽头，沃尔特和他之间只剩下不到十米的距离。那人朝运河两侧张望，好像沃尔特有可能划船逃走似的。

沃尔特从隐蔽处走出来，瞄准了对方的后心。

那家伙突然转过身，直直看着沃尔特，然后发出一声尖叫。

声音尖利刺耳，就像一个被吓坏了的小女孩发出的，沃尔特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忘掉这种叫声。

他扣动扳机，左轮手枪发出一声巨响，尖叫戛然而止。

只这一枪就足够了。秘密警察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沃尔特弯腰看了看尸体。那双眼睛无神地盯着半空。没有心跳，也没了呼吸。

沃尔特把尸体拖到运河边上。他把几块砖头塞进他的裤子和上衣口袋里加重分量，然后把他抬过低低的栏杆，扔进了水里。

尸体沉了下去，沃尔特转身离开。

反革命运动开始时，格雷戈里正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开会。

他一直感到担心，但并不觉得意外。随着布尔什维克日益深得民心，其受到的反对也势必更加残酷无情。党在地方选举中表现出色，苏维埃相继在一个个省获得控制权，同时在彼得格勒市议会选举中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三的选票。作为回应，目前由克伦斯基领导的政府逮捕了托洛茨基，再次推迟拖延已久的制宪会议全国选举。布尔什维克自始至终强调临时政府永远不会举行全国大选，进一步的推迟只会提升布尔什维克的信誉。

随后，军队开始行动。

科尔尼洛夫将军是个光头的哥萨克，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曾评价他拥有狮子的雄心、绵羊的大脑。9月9日，科尔尼洛夫下令他的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军。

苏维埃迅速做出反应。代表们立即决定成立一个与反革命斗争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什么都不是。格雷戈里着急地想。他站起身来，按捺着愤怒和恐惧。作为第一机枪团的代表，他发言时大家都洗耳恭听，尤其是在讨论军事问题的时候。“如果一个委员会里的成员只是发发言，那么成立这个委员会毫无意义，”他情绪激动地说，“如果我们刚刚收到的报告属实，那么，科尔尼洛夫的某支部队已经离彼得格勒的市区外围不远了。只有用武力才能阻止他们。”他平时一直穿着他的中士制服，携带着一杆步枪和一把手枪，“委员会毫无意义，除非用它来动员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一起反对军队的叛变。”

格雷戈里知道只有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发动人民。所有其他代表也一样清楚，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党派。最后决定委员会由三名孟什维克、三名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和包括格雷戈里在内的三名布尔什维克组成。不过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布尔什维克起决定性作用。

一旦做出决定，斗争委员会便离开了辩论大厅。格雷戈里已经当了半年的政客，已经掌握了整个系统的运作方法。现在，他不去理会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而是邀请了十几个有用的人加入到他们中间，其中包括普梯洛夫机械厂的康斯坦丁和第一机枪团的伊萨克。

苏维埃已经从塔夫利宫搬到了斯莫尔尼学院（以前的女子学校），委员会就在其中一间教室内重新召集会议，围着他们的是镶在镜框中的刺绣和少女笔下的水彩画作。

主席说：“有请求辩论的动议吗？”

这是句废话，但格雷戈里当代表已经有一段时间，知道如何避开这样的空谈。他上前一步，立刻控制了会场，让委员会集中注意力到行动上，而不是说话。

“是的，主席同志，请允许我说几句，”他说，“有五件事我建议去做。”把要说的话分成一二三点的确是个好主意，人们会觉得必须听你把话说完。“第一，动员彼得格勒的战士们抵抗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叛变。我们该怎么做呢？我建议下士伊萨克・伊万诺维奇把主要的兵营列出单子，注明每个兵营中可靠的革命领导人的姓名。确定我们的同盟以后，我们写信给他们，指示他们听从委员会的命令，随时准备击退叛乱分子。如果伊萨克现在就着手起草，几分钟后他就能把名单和信弄好，交由委员会批准。”

格雷戈里停了片刻，给大家机会点头赞同，权当委员会批准了他的提议，然后接着往下说道：

“谢谢。去做吧，伊萨克同志。第二，我们必须将消息发送到喀琅施塔得。”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是三十多公里外的近海上的一个小岛，那里的水兵，尤其是年轻的新兵备受虐待，基地因此声名狼藉。半年前水兵们发动袭击，拷打、杀害了不少军官。这个地方现在成了激进派的据点。“水兵们必须武装自己，部署到彼得格勒，让他们服从我们的命令。”格雷戈里指着一个布尔什维克代表，他知道这人跟水兵很熟，“格列布同志，经过委员会批准，你可以去完成这项任务吗？”

格列布点点头：“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起草一封信，让我们的主席签字，然后亲自送到喀琅施塔得。”

“那就请着手做吧。”

委员会的成员们都有些不知所措。事情进行得比平常快。只有几个布尔什维克没觉得意外。

“第三，我们必须将工厂里的工人编成防御小组，把他们武装起来。我们可以从军队的武器库和军工厂里拿到枪支。大部分工人需要武器和军事纪律方面的培训。我建议这个任务交由工会和赤卫军联合完成。”赤卫军由携带枪支的革命士兵和工人组成，这些人并不都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通常服从来自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命令，“我建议普梯洛夫机械厂的代表康斯坦丁同志负责这件事。他了解各主要工厂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会情况。”

格雷戈里知道他正在让彼得格勒的全部人口变成一支革命大军，委员会的其他布尔什维克委员也十分清楚，但其他人能搞清楚状况吗？整个过程结束后，假如反革命被击败，温和派将很难解除他们所创造的武装力量并恢复临时政府的权威。如果他们想得如此长远，就有可能试图缓和格雷戈里的提议，或者表示反对。但此刻他们都把心思放在防范军事接管。像往常一样，只有布尔什维克有长远计划。

康斯坦丁说：“是的，我会列出一份清单。”当然，他会关照那些布尔什维克的工会领袖，不管怎么说，眼下他们是最强的有生力量。

格雷戈里说：“第四，铁路工人工会必须竭尽所能，阻止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前进的步伐。”布尔什维克曾花费巨大努力才赢得这个工会的控制权，现在每个机车库里至少有一名支持者，布尔什维克的工会成员总是自愿承担司库、秘书或主席的职责，“虽然一些部队通过公路向这里进发，但大部分士兵和他们的物资不得不通过铁路。工会可以确保拖住他们，加以持久牵制。维克多同志，委员会把这份任务交给你来完成，可以吗？”

铁路员工代表维克多点了点头：“我会在工会内部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组织瓦解叛乱者的进攻。”

“最后，我们应该鼓励其他城市设立类似的委员会，”格雷戈里说，“所有地方都应该捍卫革命。也许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能建议一下我们应该跟哪些城市联系？”

这是精心考虑的一种转移视线的办法，但他们立刻上了钩。这些人很高兴有事情可做，纷纷指出哪些城镇应该成立斗争委员会。这就确保了他们不会逐条挑剔格雷戈里的那些更重要的建议，而让它们就这样通过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武装市民带来的深远影响。

伊萨克和格列布各自起草了信件，主席在上面签了字，没再进行任何讨论。康斯坦丁列出工厂领导的名单，开始发消息给他们。维克多离开会场去组织铁路员工了。

委员会开始争论给临近的城镇写信的措辞。格雷戈里溜了出去。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防御彼得格勒和革命成果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布尔什维克掌握了这一切。

现在他亟须掌握有关反革命军队行踪的可靠信息。是不是真有部队在逼近彼得格勒南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不能等委员会做出反应。

他离开斯莫尔尼学院，穿过一座桥来到不远处的兵营。到了那里，他发现部队已经做好了打击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分子的准备。他弄到一辆装甲车，带着一个司机和三个可靠的革命士兵，驱车去了南郊。

他们的车七拐八拐，在渐渐暗下来的秋日黄昏中穿过南郊，搜寻着来犯的部队。几个小时下来毫无结果，格雷戈里认定有关科尔尼洛夫部队动向的报告很可能被夸大了。不管怎么说他都该遇到一支先遣队才是。不过，巡查一番还是十分重要，因此他坚持搜寻下去。

终于，他们在一所学校里找到了正在宿营的步兵旅。

他考虑过返回军营，带第一机枪团袭击他们。但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这办法很危险，但如果奏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流血。

他要凭自己的一张嘴赢得这些人的支持。

他们开车经过一个冷漠的哨兵进入操场，格雷戈里下了车。为了防范万一，他把步枪顶端的刺刀固定成冲锋的状态，然后将枪挎在肩头。

他自知敌强我弱，强迫自己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几个士兵朝他走过来。一位上校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中士？”

格雷戈里没理睬他，而是跟一个下士说：“同志，我想跟你们士兵委员会的领导谈谈。”

上校说：“这个旅没有士兵委员会，同志。坐上你的车赶快离开。”

虽然自己的上司在场，但那位下士还是紧张地说：“我是我们排委员会的领导，中士……不过，后来委员会被取缔了。”

上校气得沉下脸来。

这就是一场小型革命，格雷戈里心想。到底他们谁会赢呢？是上校还是下士？

又有不少士兵围了上来，想听他们在说什么。

“那么你来说，为什么要攻击革命？”格雷戈里问下士。

“不，不，”下士说，“我们是来这儿捍卫革命的。”

“有人在欺骗你们。”格雷戈里提高了嗓门，对那些旁观者说，“总理克伦斯基同志已经解除了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职务，但科尔尼洛夫拒不听从，因此他便派你们去攻打彼得格勒。”

尚未明白过来的士兵们互相嘀咕着。

上校显得很尴尬——他知道格雷戈里说出了真相。“别再胡说八道了！”他呵斥道，“离开这儿，中士，马上离开，否则我就一枪毙了你。”

格雷戈里说：“别碰你的武器，上校。你的士兵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他看着越聚越多的人群，“我说得对吗？”

“对！”几个人应和道。

“我讨厌克伦斯基的所作所为，”格雷戈里说，“他恢复了死刑和鞭笞。但他是我们的革命领袖，而你们的科尔尼洛夫将军想要摧毁革命。”

“撒谎！”上校气急败坏地说，“你们还看不出来吗？这个中士是布尔什维克。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从德国人手里领薪水！”

那个下士说：“我们怎么知道该相信谁呢？中士，你和上校说法不一样。”

“那就别相信我们任何一个，”格雷戈里说，“自己去发现真相吧。”他提高了嗓门，让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你们不必在这所学校里藏着躲着。去附近的工厂随便找个工人问问，在大街上遇到当兵的就跟他们谈一谈。这样，你们马上就会了解真相了。”

下士点点头：“好主意。”

“你们休想这么干，”上校暴跳如雷，“我命令你们全都待在院子里，哪儿也不准去。”

他犯了一个大错，格雷戈里想。他说：“你们的上校不愿意让你们自己去寻找答案。这不就表示他向你们撒谎了吗？”

上校手按着枪柄，说道：“这是煽动叛乱的言论，中士。”

战士们来回看着上校和格雷戈里。这是一个危急时刻，格雷戈里觉得自己从未如此靠近死亡。

格雷戈里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他竭力在劝说这些人，却没去考虑劝说失败自己该怎么办。他的步枪背在肩上，但上面的保险是关着的。要想把枪甩脱肩膀拿在手里，再去扳开那个别扭的保险栓，平举起来射击，至少要花几秒钟。而上校要拔枪射击的话，比他快得多。格雷戈里一阵恐惧，强压着转身跑掉的冲动。

“谁在搞叛乱？”他反问了一句，拖延着时间，尽量不让恐惧减弱他自信的语气，“被解职的将军朝首都进发，但他的部队拒绝攻打他们的合法政府，到底谁是叛乱者？我认为是将军，还有那些准备执行他的反叛命令的军官。”

上校抽出手枪。“快滚，中士。”他转向其他人，“你们这些人立刻去学校大厅集合。别忘了，拒不服从军令就是犯罪，死刑已经恢复了。谁敢抗拒我就枪毙谁。”

他用枪指着那个下士。

格雷戈里看出这些人会听从这个权威、自信、武装的军官。他绝望地意识到，只有一个办法能让自己摆脱险境。他必须杀掉上校。

他可以做到，但动手一定要快，不过他觉得他办得到。

如果判断失误，他就必死无疑。

他让步枪滑下肩头，完全没有停顿地直接用右手拿住了，然后使出全身力气朝上校刺去。锋利的刺刀穿破军服，格雷戈里感觉它插入了软乎乎的肚皮。上校痛苦地惊叫一声，但这一击并没有让他倒下。他拿着枪的手划了个弧形，接着扣动了扳机。

子弹打偏了。

格雷戈里使劲压着步枪，上下挑动着刺刀，瞄准心脏的位置。上校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嘴巴大张着，但发不出任何声音，随后他倒在了地上，仍然紧抓着手里的枪。

格雷戈里猛地收回刺刀。

上校的手枪从手指上滑落。

大家都盯着军官在干枯的草地上无声地扭动着。格雷戈里扳开步枪的保险栓，对准上校的心脏，近距离射出两发子弹。那人不动了。

“就像你说的一样，上校，”格雷戈里说，“死刑。”

菲茨和碧坐火车从莫斯科出发，随从人员只有碧的俄国用人尼娜和菲茨的跟班詹金斯，后者曾是位拳击冠军，因为近视而未被部队选中。

他们在布洛夫尼尔站下了火车，这是专为安德烈王子的庄园设立的一个小站。菲茨的几位专家曾提议安德烈在此地建一个小镇，包括堆放木材的场地、谷物仓库和磨坊。但这些事情一样也没做成，农民们依旧用马拉的大车载着农产品到三十多公里外的老市镇贩卖。

安德烈派了一辆敞篷马车接他们，那个乖戾无礼的车夫板着脸看着詹金斯把一只只箱子搬上后车厢，根本没想到要去帮帮他。马车沿着农田中间的土路前行，菲茨回忆起他上次来这儿的情形，那时他是公主的新婚丈夫，村民们全都站在道路两旁迎接。今非昔比，眼下气氛全然不同。马车经过的时候，田间干活的人几乎连头都不抬，村落里的居民则故意转过身去。

这让菲茨很恼火，脾气也暴躁起来，不过，当他们来到老房子前，看见午后的阳光让年深日久的石墙散发出奶油般的黄色光芒时，他感到十分欣慰。一小群衣着整洁的仆人像等待喂食的鸭子般涌出前门，匆匆围拢上来，打开车门，动手卸下行李箱。安德烈的管家格奥尔基亲吻了一下菲茨的手，用死记下来的几个英文词说：“欢迎回到你在俄国的家，菲茨赫伯特伯爵。”

俄国的房子通常又大又破，布洛夫尼尔也不例外。双层高的大厅需要重新粉刷，昂贵的大吊灯上面积满尘土，狗直接在大理石地板上撒尿。安德烈王子和瓦列莉娅公主站在碧祖父的一幅画像下面等着，画上的人紧蹙双眉，带着苛责的目光盯着他们。

碧朝安德烈跑过去，紧紧拥抱他。

瓦列莉娅是位古典美人，身材匀称，一头黑发梳成优雅的发型。她跟菲茨握手，用法语说：“谢谢你们来这儿。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

碧终于放开安德烈，擦着眼泪，菲茨这才去跟他握手，安德烈伸出他的左手——他外套右边的袖子空悬着。安德烈面黄肌瘦，就像得了一场大病，黑色胡须也染上了些许灰色，尽管他刚满三十三岁。“见到你真是让我松了口气。”他说。

菲茨说：“出了什么事吗？”他们用法语交谈，两人都说得很流利。

“我们去书房吧。让瓦列莉娅带碧去楼上。”

他们离开两个女人，走进一间满是灰尘、到处是皮革书籍的房间，那些书看上去很少有人读。“我让仆人去沏茶了。恐怕我们已经没有雪利酒了。”

“茶就很好。”菲茨在一把椅子里坐下，漫长的旅途让他那条腿疼痛难忍，“情况怎么样？”

“你带枪了吗？”

“是的，我带着。我的配枪在行李里。”菲茨有一把1914年颁发给他的韦伯利马克V。

“请把它放在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我自己一直都带着枪。”安德烈解开上衣，露出了皮带和皮套。

“你最好直接告诉我为什么。”

“农民们成立了一个土地委员会。一些社会革命党人跟他们接触过，给他们出了些歪主意。他们声称有权接管那些我没有耕作的土地，分给他们的人。”

“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吗？”

“我祖父活着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绞死了三个农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但那种邪恶的念头一直潜伏着，过了这么多年又蠢蠢欲动了。”

“这次你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给他们上了一课，让他们明白我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德国人的侵略而丢了一条胳膊，他们都不说话了。直到前几天，五六个当地人从部队回来了。他们声称自己退伍了，但我敢肯定他们是逃兵。遗憾的是无法查证。”

菲茨点了点头。克伦斯基的进攻以失败告终，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联手反击。俄国军队分崩离析，德国人正向彼得格勒进犯。数千名士兵逃离战场，跑回了农村老家。

“他们随身带着自己的步枪，还有手枪，肯定是从军官那儿偷的，或者缴获德国战俘的。总之他们全副武装，满脑子都是危险的念头。有个下士名叫费奥多尔・伊戈洛维奇，看来是这伙人的头目。他跟管家格奥尔基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我还在宣称拥有所有土地，更不用说休耕地了。”

“我不知道军队里的人都是怎么回事，”菲茨恼怒地说，“他们本来应该懂得尊重权威和纪律，可结果似乎恰恰相反。”

“今天早上的事恐怕有点麻烦，”安德烈继续说，“费奥多尔下士的弟弟伊万・伊戈洛维奇把他的牛放到了我的草场吃草。格奥尔基发现了，我俩就过去跟伊万论理。想把他的牛赶到外面，但他关上门企图阻止我们。我背着猎枪，就用枪托砸了他的头。这些农民的脑袋都硬得跟炮弹壳似的，可这个蠢货一下就倒在地上死了。社会主义者正好拿这事儿当借口，把他们都煽动了起来。”

菲茨礼貌地掩饰着自己的反感。他不赞成俄国人打下人的做法，但这导致的不安局面并未让他惊讶。“你告诉别人没有？”

“我给镇上送了信，报告亡人事件，要求派警察或者军队维持秩序，不过我的信使还没回来。”

“所以，眼下我们要靠自己了。”

“是的。如果情况恶化，恐怕我们必须把女人们送走。”

菲茨的心情一落千丈。眼前的局面远不如他的预期。他们很可能统统被人杀掉。来这儿简直是个可怕的错误。他得赶紧离开，越快越好。

他站了起来。想到英国人时常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处变不惊，便说：“我最好去换件衣服准备吃晚饭。”

安德烈送他去楼上的房间。詹金斯已经取出他的晚礼服熨好了。菲茨开始脱衣服。他觉得自己很蠢，让碧跟自己陷入险境。关于俄国国内的状况，他已经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但这份报告实在不值得冒如此大的风险。他听了妻子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他决定明早赶第一趟火车离开这里。

左轮手枪就在梳妆台上，跟他的袖扣放在一起。他检查了一下部件，然后打开弹膛，装上点455韦伯利子弹。礼服上没有任何藏手枪的地方。最后，他把枪塞进了裤袋里，那地方鼓了起来，十分难看。

他叫来詹金斯收起自己的旅行服装，然后走进碧的房间。她穿着内衣站在镜子前，正往脖子上戴一条项链。她看上去比平常更加丰腴，乳房和臀部更显滞重，让菲茨突然想到她是不是又怀孕了。他回想起今天上午她在莫斯科时还犯过一次恶心，当时他们正坐车去火车站。他想起她第一次怀孕时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简直是一段黄金般的日子，他同时拥有艾瑟尔和碧，世界也没有发生战争。

他正要告诉她明天必须离开，这时朝窗外瞥了一眼，一下子愣住了。

这个房间位于整栋房子的正面，俯瞰公园和一片连接附近村庄的田野。吸引菲茨注意的是远处聚集了一大群人。他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靠近窗边向外张望。

他看见上百个农民穿过公园慢慢靠近这栋房子。尽管外面还是白天，但很多人手里都拿着火把。他看清了，有些人手里还端着步枪。

他骂了一句脏话：“嗬，他妈的。”

碧吃了一惊：“菲茨！你忘了我在这儿吗？”

“你过来看看。”他说。

碧倒吸一口冷气：“哦，天啊！”

菲茨喊道：“詹金斯！詹金斯，你在哪儿？”

他打开连通的门，看见跟班正惊慌失措地把旅行的衣服挂到衣架上。“我们有大麻烦了，”菲茨说，“必须在五分钟内离开这儿。你快去马厩，套上马车，把车拉到厨房门口，快！”

詹金斯把衣服往地上一扔，急忙跑了出去。

菲茨转向碧：“快穿上大衣，随便套一件，再拿双出去穿的鞋，从后楼梯下去，到厨房里等我。”

她很争气，没有歇斯底里，立刻按吩咐做了。

菲茨一瘸一拐地离开房间，急匆匆去了安德烈的卧室。他的大舅子不在屋里，瓦列莉娅公主也不在。

菲茨下了楼。格奥尔基跟几个男仆站在大厅里，脸色惊恐。菲茨也很害怕，但他暗暗希望自己没有表现出来。

菲茨在餐厅找到了王子和公主。冰桶里放着一瓶打开的香槟，还有两个斟满的酒杯，但他们没有喝酒。安德烈站在壁炉前，瓦列莉娅则站在窗边，望着愈发接近的人群。菲茨站在她旁边。农民们差不多已经到门口了。其中一些人手持枪支，大多数人拿着刀、锤子和镰刀。

安德烈说：“格奥尔基会跟他们讲道理，如果不行，我就自己去跟他们说。”

菲茨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安德烈，讲道理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立刻离开。”

还没等安德烈回答，就听到有人在大厅里嚷嚷。

菲茨走到门口，打开一条缝往外瞧。他看见格奥尔基正在跟一个年轻的高个子农民吵架，那人长着一脸浓密的胡子，他猜测这位就是费奥多尔・伊戈洛维奇。人们围着他俩，其中还有几个女人，有人手里举着燃烧的火把。人群不断从正门涌进来。当地人的口音听起来很费劲，但他们重复喊着一句话：“我们要跟王子说话！”

安德烈也听见了，他走过菲茨身边进了大厅。菲茨急忙说“不”，但已经来不及了。

一见安德烈穿着晚礼服出现在面前，暴民们嘲弄般发出一阵嘘声。他抬高嗓门说道：“如果你们现在静静离开这里，就不会惹出什么大麻烦。”

费奥多尔厉声反击：“现在有麻烦的人是你——你杀了我的弟弟！”

菲茨听见瓦列莉娅平静地说：“我应该待在我丈夫身边。”他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就已经进了大厅。

安德烈说：“我没想到伊万会死，但他如果没有触犯法律，违抗他的王子，那他现在仍会活着。”

费奥多尔猛地掉转步枪，举起枪托打中了安德烈的脸。

安德烈用手捂着脸，向后踉跄了一步。

农民们欢呼起来。

费奥多尔喊道：“你也尝尝这个滋味！”

菲茨掏出他的左轮手枪。

费奥多尔把步枪举过头顶。那杆莫辛-纳甘停留在半空的一瞬，犹如一把刽子手的斧头。然后他狠狠地抡下来，重重砸在安德烈的脑袋上。随着一声可怕的咔嚓声，安德烈倒了下去。

瓦列莉娅尖叫起来。

菲茨站在虚掩着的门前，扳开手枪枪管左侧的保险栓，枪口对准费奥多尔。但农民们把他的目标围挡起来。他们开始踢打安德烈，后者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瓦列莉娅想过去帮他，但她根本挤不进人群。

一个农民用镰刀刺穿了碧祖父那张面目严苛的画像，把画布划得稀巴烂。另外一个朝吊灯开枪，大吊灯哗啦啦摔落了下来，变成一地碎片。一条窗帘突然闪出烈焰，有人用火把点着了它。

战场上的经验让菲茨明白，勇气必须用冷静的考量加以调和。他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把安德烈从暴民手中解救出来。但他或许可以救下瓦列莉娅。

他把手枪放回口袋。

他走进大厅。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仰面倒地的王子身上。瓦列莉娅站在人群外围，徒劳地捶打着挡在前面的那些农民的肩膀。菲茨一把搂住她的腰抱了起来，疾步返回餐厅。他的伤腿疼得火烧火燎，但他咬牙坚持着。

“放开我！”她喊着，“我得去帮安德烈！”

“我们帮不了安德烈！”菲茨说。他换了手，把她背上肩膀，减轻了腿上的负担。就在这时，他听见一颗子弹贴着耳边嗖的一声飞了过去。他回头一看，见一个穿着军服的士兵一脸奸笑，正用手枪瞄准。

他又听见一声枪响，感到了一股冲击力。他觉得这次一定是打中了，但他没觉得疼痛。他疾步冲进与餐厅相连的那扇门。

他听见那个士兵嚷道：“她要逃跑！”

菲茨破门而入，另一颗子弹击中了门框。普通士兵没受过手枪射击训练，有时意识不到手枪远比步枪更难击中目标。他一瘸一拐跑着，绕过精心布置的桌子，上面摆放着银餐具和水晶酒杯，等待四位贵族就餐。他听见身后几个人追赶过来。房间的另一头有一扇通向厨房的门。他经过一条狭窄的走廊，进了厨房。厨师和几个帮佣已经停下了手里的活，惊慌失措地站在那里。

追兵离菲茨他们太近了。只要对方有机会开枪，他就必死无疑。现在必须采取措施阻止他们。

他把瓦列莉娅放到地上。她摇晃了一下，他这才看见她衣服上的血迹。她中枪了，但还活着，头脑依然清醒。他把她放进一把椅子，然后回到走廊里。那个奸笑的士兵朝他冲了过来，胡乱开着枪，后面几个人鱼贯而入，涌进狭小的空间。菲茨看见他们身后的餐厅和客厅都已经着火了。

他掏出韦伯利。这是一支双动模式的手枪，不用扳起击铁。他把重心移到自己那条完好的腿上，仔细瞄准朝他跑过来的士兵的肚子。他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那人像块石头一样摔倒在他面前。菲茨听见厨房那边传出女人惊恐的尖叫声。

菲茨继续朝后面的人开火，又放倒了一个。他射出第三枪，也是同样的结果。第四个人见势不妙缩回餐厅去了。

菲茨关上厨房的门。追兵会犹豫他是否躲藏起来准备伏击他们，这就给了他逃跑的时机。

菲茨抱起瓦列莉娅，她好像已经失去了知觉。他从未来过这座房子的厨房，但还是决定朝后面移动。他穿过另一条走廊，来到储藏室和洗衣间。最后他找到了一扇通到外面的门。

走到外面时菲茨已经气喘吁吁，伤腿疼得要命，他看见马车停在旁边，詹金斯坐在马夫的座位上，碧跟妮娜坐在车厢里，正在失声哭泣。一个战战兢兢的马童拉着缰绳。

他把不省人事的瓦列莉娅塞进车厢，自己跟着爬了进去，朝詹金斯喊道：“快！快走！”

詹金斯扬鞭催马，那个马童跳到路边，车冲了出去。

菲茨向碧问道：“你还好吧？”

“不好，但还活着，没受伤。你……”

“我没伤着。但我为你哥哥的性命担忧。”他心里清楚眼下安德烈肯定已经死了，但他不愿意把这话说出来。

碧看了看公主：“出了什么事？”

“她中了一枪。”菲茨仔细瞧了瞧，瓦列莉娅的脸色惨白，一动不动，“我的天啊。”

“她死了，她是死了吗？”碧问。

“你得坚强点儿。”

“我会坚强的。”碧拿起她嫂子毫无生气的手，“可怜的瓦列莉娅。”

马车冲下车道，经过碧母亲守寡期间住的那座小房子。菲茨回头看着那座大宅。厨房门外站着一小群沮丧的追兵。其中一人正举着步枪瞄准，菲茨按着碧让她低下头，自己也缩起身子。

当他再次向外张望时，他们已经跑出了射程。农民和屋里的用人从各个门里涌到外面。一扇扇窗户亮着奇怪的光，菲茨随即意识到整幢房子都被点燃了。正在这时，他看见浓烟从正门涌出来，橙黄的火舌蹿出一扇敞开的窗子，大火沿着墙壁烧了起来。

马车翻过一个高岗，然后叮叮咣咣跑下土坡，那幢老房子消失在视野之外。

第二十八章

1917年10月至11月

沃尔特气愤地说：“冯・霍尔岑道夫将军承诺五个月内迫使英国被饥饿拖垮。现在已经过去九个月了。”

“他犯了个错误。”父亲说。

沃尔特真想顶撞几句，但他忍下了。

他们是在柏林外交部内奥托的房间里。奥托坐在大桌子后面的雕花椅子里，身后的墙上挂着威廉一世皇帝的画像，这是现任君主的祖父，描绘的是他当时在凡尔赛宫的镜厅被宣布为德国皇帝的场面。

沃尔特被他父亲生硬的托词激怒了。“海军上将以一个军官的名义发誓不让任何美国人进入欧洲，”他说，“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六月已经有一万四千人在法国登陆。这个军官的海口夸得太大了吧！”

这话刺痛了奥托。“他尽力做了对国家最有益的事情，”他恼怒地说，“一个人还能做什么呢？”

沃尔特抬高了嗓门：“你问我一个人还能做什么吗？他可以不做出虚假的承诺。如果他不确定，就不要说得确信无疑。他要么说实话，要么就把那张愚蠢透顶的嘴巴闭上。”

“冯・霍尔岑道夫给出了他能给的最好的建议。”

这毫无说服力的狡辩让沃尔特愤怒至极：“要是事前他能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倒还有点用，可他没有。你当时在场，就在普勒斯城堡，你清楚都发生了什么。冯・霍尔岑道夫做出了承诺。他误导了德皇，是他让美国人卷入战争对付我们。一个人如此侍奉他的君主，简直不能更糟了！”

“我觉得你是希望他辞职吧——可谁来取代他的位置呢？”

“辞职？”沃尔特气得大声嚷道，“我希望他把手枪塞进他那该死的嘴巴，然后扣动扳机。”

奥托板起脸来：“你这话太恶毒了。”

“他的自大和愚蠢害死那么多人，死只是小小的偿还。”

“你们这帮年轻人，就是缺乏常识。”

“还敢跟我谈常识？你们这一代把德国拖入战争，把我们弄得缺胳膊断腿，上百万人丧命，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三年，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打赢。”

奥托看向别处。他无法否认德国尚未赢得这场战争。对立双方在法国陷入僵持。无限制潜艇战未能扼杀协约国的物资供应。同时，英国海军的封锁正在让德国人挨饿。“我们必须等待，看看彼得格勒到底会发生什么，”奥托说，“如果俄国撤出战争，各方势力平衡就会发生变化。”

“是啊，”沃尔特说，“一切都取决于布尔什维克了。”

十月初，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去看了助产士。

格雷戈里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普梯洛夫机械厂附近的单人公寓里。他们已经不再做爱——她觉得受不了。她的肚子变得很大。皮肤像足球一样紧绷，肚脐凸出来，而不是平常那样凹进去。格雷戈里从未亲密接触过孕妇，他有点害怕，也很兴奋。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正常现象，但仍不免担心。

他们动身去助产士玛格达家，她是康斯坦丁的妻子。弗拉基米尔骑在格雷戈里的肩膀上。小男孩快三岁了，但格雷戈里扛着他毫不费力。小家伙的个性多少已经能看出来，他聪明认真，当然还很稚嫩，更像格雷戈里，而不是他那个迷人却任性的父亲列夫。一个孩子的成长就像一场革命，格雷戈里心想，你可以让他诞生，但后来如何就全然不在你的掌控之下了。

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行动被摧毁在萌芽阶段。铁路工人联盟让科尔尼洛夫的主力部队滞留在距彼得格勒几公里外的铁路支线上。那些城市周边的部队都被布尔什维克拦截了下来，瓦解他们只要像格雷戈里那样说出真相就行了。士兵们随后开始反戈，处决了参与阴谋的军官。科尔尼洛夫本人也被逮捕并监禁。

格雷戈里一下子出了名，人们说他一个人阻拦了科尔尼洛夫的一支部队。他辩称这种说法太过夸张，但这一谦虚态度反而提升了他的名望。他被选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

托洛茨基出狱了。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市的选举中赢得了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党员人数达到三十五万人。

格雷戈里有种迷乱感，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包括一场重大灾难。革命随时会被击败。这正是他担心的，那样的话，他的孩子就会在一个毫无改善的俄国生长。格雷戈里想到自己童年经历的一次次变故——父亲被绞死，母亲在冬宫外被杀，牧师脱下了列夫裤子，以及普梯洛夫机械厂的磨人工作。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会过上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列宁在号召一次武装起义。”他在去玛格达家的路上对卡捷琳娜说。列宁藏在城外某处，但他一直在向外发送措辞激烈的信件，敦促全党采取行动。

“我认为他是对的，”卡捷琳娜说，“人们早就受够了，政府一直在谈民主，可对面包的价格不闻不问。”

卡捷琳娜总能说出大多数彼得格勒工人的所思所想。

玛格达已经备好了热茶，等着他们。“很抱歉家里没糖了，”她说，“我好几个星期都弄不到糖了。”

“我真想快点儿熬过去，”卡捷琳娜说，“这身重量真把我累坏了。”

玛格达摸了摸卡捷琳娜的肚子，说她还有两个星期左右。卡捷琳娜说：“弗拉基米尔出生的时候我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助产士面目可憎，她叫克谢尼娅，是个西伯利亚臭婊子。”

“我认识她，”玛格达说，“很有能力，不过有点刻薄。”

“的确是。”

康斯坦丁正要出门去斯莫尔尼学院。虽然苏维埃不是每天都有会议，但各个委员会和特设小组一直在开会。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目前很虚弱，苏维埃便自然而然获得了权威。“我听说列宁回城了。”康斯坦丁对格雷戈里说。

“是的，他昨晚回来的。”

“他住哪儿？”

“这是个秘密。警方仍然想要逮捕他。”

“那他回来干什么？”

“明天我们就知道了。他呼吁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

康斯坦丁出门去搭电车前往市中心。格雷戈里陪着卡捷琳娜步行回家。他准备返回军营的时候，她说：“有玛格达陪我，感觉好多了。”

“好啊。”格雷戈里仍觉得分娩比武装起义更危险。

“而且还有你。”卡捷琳娜补充说。

“实际上当时我不能待在屋里。”格雷戈里紧张地说。

“不，当然不能。但你在门外来回走，我就觉得安全了。”

“好。”

“到时候你会在的，是不是？”

“是的，”他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守在你身边。”

一小时后他到达军营时，发现到处乱哄哄的。操场上，军官们正竭力将枪支弹药装上货车，但没有成功——所有营委员会都在开会，或者准备开会。“克伦斯基终于采取了措施！”伊萨克兴高采烈地说，“他打算送我们到前线去。”

格雷戈里的心一沉：“送谁去？”

“整个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命令已经下达了。我们要跟前线的战士换防。”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说是因为德国打过来了。”德国人夺取了里加湾的几座小岛，正在朝彼得格勒进发。

“真是胡来，”格雷戈里气愤地说，“这是企图破坏苏维埃。”等他考虑清楚后，意识到这的确是个聪明的计划。如果彼得格勒的军队与前线部队调换，那就需要数天甚至数周时间重新组织，形成新的士兵委员会，选举新的苏维埃代表。更糟的是，这些新人缺乏过去六个月里积累的政治斗争经验，所有的抗争就要重新来过。“战士们有什么反应？”

“他们都很气愤。他们希望克伦斯基进行和平谈判，而不是让他们去送死。”

“他们会拒绝离开彼得格勒吗？”

“不知道。如果他们得到苏维埃的支持，倒有这个可能。”

“我去想想办法。”

格雷戈里弄了一辆装甲车和两名警卫，驾车开过铸造大桥前往斯莫尔尼。他想，眼前看似出现了挫折，但也可能变成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并非所有部队都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克伦斯基企图把他们送上战场，这边就有可能争取到那些摇摆不定的部队。他越仔细考虑这件事，就越觉得这是克伦斯基的一大失误。

斯莫尔尼宫是一座宏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贵族女子学校。格雷戈里的团里调来了两挺机枪把守着大门。赤卫军尽量验证所有人的身份，但格雷戈里不安地注意到大批人群进进出出，根本无法进行严格检查。

院子里是一片躁动不安的忙乱景象。装甲车、摩托车、卡车和轿车不停驶进驶出，争抢着车位。一条宽阔的台阶通往一道道拱门和古典柱廊。格雷戈里看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开会。

孟什维克们呼吁驻军准备开赴前线。格雷戈里一直痛恨孟什维克不战而降的策略，眼前情景让他担心革命是否会就此告终。

他挤进执委会其他布尔什维克委员的人群里，他们正在拟订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保卫彼得格勒防范德国入侵的唯一途径是把工人们动员起来。”托洛茨基说。

“就像我们在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时那样，”格雷戈里激动地说，“我们需要组建另一个斗争委员会负责保卫城市。”

托洛茨基潦草地写了些什么，然后站起身来提出议案。

孟什维克被激怒了。“这等于是在陆军总部之外创建另一个军事指挥中心！”马克・布罗伊多说，“一仆不侍二主。”

格雷戈里气愤地发现大部分委员都同意这种观点。孟什维克的议案获得通过，托洛茨基失败了。格雷戈里失望地离开了会场。经受这种挫败，战士们还会对苏维埃保持原有的忠诚吗？

当天下午，布尔什维克在36号房间碰头，商定绝不接受这一决定。大家同意当晚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再次提出自己的议案。

在这第二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的议案获得投票通过。

格雷戈里这才松了一口气。苏维埃支持战士们成立另一个军事指挥部。

这是向权力迈出的一大步。

第二天，格雷戈里跟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三三两两离开了斯莫尔尼宫，避免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他们都很乐观，前往加林娜・弗拉克斯曼同志宽敞的公寓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

格雷戈里担心着开会的事，因而很早就到场了。他在附近的街上转圈子，想看看有没有四处闲逛的秘密警察，但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他在楼内侦察着三个不同的出口，考虑着哪一扇门能最快撤离。

布尔什维克围坐在一张大餐桌边，许多人穿着皮大衣，这成了他们的一种制服。列宁迟迟未到，会议也就不再等他了。格雷戈里担心他会不会遭到逮捕，但他在十点钟的时候来了，经过了乔装改扮，头上戴的假发一直往下滑，显得很滑稽。

不过，他提出的决议毫无可笑的成分，他呼吁进行一次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

格雷戈里很高兴。的确，大家都期盼着来一场武装起义，但多数革命党人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现在他们之中最强大的人终于说话了。

列宁讲了一个小时。与往常一样，他声嘶力竭，边敲桌子边叫嚷，随口谩骂跟他意见不同的人。他的工作作风实在对他不利，谁愿意投票支持他这种粗暴无礼的人呢？但他的确很有说服力。列宁见多识广，政治直觉准确无误，何况没有几个人能抵挡得住他铁锤一样结实的逻辑论证。

一开始，格雷戈里就站在列宁一边。最重要的事情是夺取政权，结束紧张不安的状态，他想。此后，所有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不过，其他人会同意吗？

季诺维也夫表示反对。这人平日仪表堂堂，但现在也改了装扮来迷惑秘密警察。他留出一撮大胡子，浓密而卷曲的黑发剪得很短。他认为列宁的战略太冒险，害怕起义会让右翼找到借口发动军事政变。他希望布尔什维克党集中精力赢得制宪议会选举。

这种胆怯的言论让列宁勃然大怒。“临时政府永远不会举行全国大选！”他说，“谁要是看不清这个事实，就是白痴。”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支持起义，但托洛茨基又说应该等到十天后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这更激怒了列宁。

格雷戈里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托洛茨基的想法总是合乎道理，但列宁咆哮着说：“不！”让格雷戈里不知所措。

托洛茨基说：“我们可能在代表中占大多数……”

“如果代表大会形成了一个政府，那肯定是联合政府！”列宁气愤地说，“能进入联合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必然是中间派。对此求之不得的除了反革命的叛徒以外，还能有谁？”

托洛茨基受了侮辱，满脸通红，但他什么也没说。

格雷戈里发现列宁说得对。列宁一贯比别人看得更远。在联合政府中，孟什维克首先要求总理必须是中立派，他们或许能够接受任何人，唯独接受不了列宁。

格雷戈里渐渐明白——他猜测委员会的其他人也看清了这个问题，列宁要当上总理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一场政变。

激烈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凌晨。最后，他们以十票对两票赞成了武装起义。

不过，列宁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政变日期未确定。

会议结束后，加林娜端来一套茶具，拿出奶酪、香肠和面包招待这些饥肠辘辘的革命者。

小时候，格雷戈里曾在安德烈王子的庄园看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猎鹿活动。一群猎狗把雄鹿叼到村外，所有人都过去观看。格雷戈里赶到的时候，鹿早已奄奄一息，一条条猎狗已经贪婪地争抢撕裂肚皮里流出来的肠子，猎人们则骑在马上，狂饮白兰地以示庆祝。尽管落到这步田地，那可怜的野兽仍在奋力进行最后的还击。它甩动那对凶悍的鹿角，刺穿了一条狗的身体，接着又刺向另一条，有一阵，它似乎要挣扎着站起来，接着却慢慢倒在血泊中，闭上了眼睛。

格雷戈里觉得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就像那头雄鹿。除了他自己以外，每个人都知道他已经完蛋了。

俄国的寒冬像只拳头砸中了彼得格勒，危机发展到了顶点。

斗争委员会不久更名为军事革命委员会，由充满魅力的托洛茨基领导。他长相不算英俊，大鼻子，高额头，一双鼓胀的眼睛透过无边眼镜盯视着别人，但他有魅力和说服力。列宁习惯大呼小叫、威胁恫吓，而托洛茨基则以理服人，循循善诱。格雷戈里怀疑托洛茨基跟列宁一样个性强硬，只是隐藏得更好。

11月5日星期一，两天后全俄代表大会就要开始了，格雷戈里去参加了一次由军事革命委员会召集的群众大会，彼得保罗要塞的所有部队都来参加了。会议从中午开始，持续了整个下午，数百名士兵在堡垒前的广场上进行政治辩论，而他们的军官则气冲冲地站在一旁，无可奈何。随后，托洛茨基赶到会场，引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在听取了他的讲话之后，他们投票决定听从委员会的命令，拒绝接受政府领导，要托洛茨基，不要克伦斯基。

格雷戈里徒步离开广场，他想，政府绝不会容忍如此关键的一支部队效忠于其他人。要塞的大炮直接对准河对面的冬宫，临时政府的总部。他想，现在克伦斯基应该承认失败，自动辞职。

第二天，托洛茨基宣布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军队发生反革命政变。他下令赤卫军和各部队忠于苏维埃，接管桥梁、车站和派出所，外加邮局、电报局、电话局和国家银行。

格雷戈里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详尽解释这位伟大领导者的命令，然后下达给具体的作战单位，派出信使骑马、骑自行车或开车将命令传达到城市各处。他认为托洛茨基的“预防措施”几乎意味着“接管”。

他惊喜地发现，实施过程中几乎没遇到任何阻力。

一个潜伏在马林斯基宫的密探报告说，克伦斯基总理曾要求预备议会——负责组建制宪会议但惨遭失败的机构，进行信任投票。预备议会予以拒绝。没有谁去在意他。克伦斯基已经成为历史，不过是又一个企图统治俄国结果却失败的人。他回到冬宫，他的无能政府继续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实施统治。

列宁躲在一个同志的公寓里，她名叫玛格丽塔・福法诺娃。中央委员会命令他不要在城里走动，担心他被捕。格雷戈里属于少数几个知道列宁在哪儿的人。晚上八点钟时，玛格丽塔赶到斯莫尔尼，带来一张列宁写的字条，命令布尔什维克立即发动武装起义。托洛茨基气哼哼地说：“他以为我们在做什么？”

但格雷戈里认为列宁是对的。虽然发生了这些变化，但布尔什维克毕竟没有完全夺取政权。一旦成立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它便拥有了全部权力——否则，即使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结果仍然会是另一个妥协的联合政府。

这次大会定于明天下午两点开始。似乎只有列宁一个人明白形势的紧迫性，格雷戈里心急如焚。列宁必须来这儿，他必须出来领导这一切。

格雷戈里决定把他接过来。

这天晚上冷飕飕的，北风穿透了格雷戈里中士军服外的皮大衣。市中心一切正常，正常得令人吃惊——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走出剧院，漫步进入灯火通明的餐馆，乞丐纠缠着他们讨要几个小钱，妓女则站在街边卖笑。格雷戈里见到一个同志正在叫卖一本列宁写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够掌握政权吗？》，便朝那人点了点头。格雷戈里没买。他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

玛格丽塔的公寓位于维堡区最北边。格雷戈里不能开车去，担心这会让人注意到列宁的藏身之处。他走到芬兰站，然后搭上一趟有轨电车。路途漫长，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列宁会不会拒绝前往。

不过，他没费太多口舌便说动了列宁，这让他长舒了一口气。“除了你，我不相信其他同志会采取最后决定性的一步。”格雷戈里说，只这一句话便说服了列宁。

他在厨房桌子上放了一张字条，省得玛格丽塔以为他被逮捕了。字条上写着：“我去了你不想让我去的地方。再见。伊里奇。”党员们都叫他伊里奇，这是他的中名。

格雷戈里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手枪，列宁忙着戴上假发，外加一顶工人的帽子，穿上一件破旧的大衣。两人随后便出了门。

格雷戈里警觉地看着四周，随时提防不要撞到警察小分队或外出巡逻的部队，让人认出列宁。他打定主意，万一列宁遇到被抓的威胁，他就毫不犹豫地开枪。

他们是电车上仅有的两个乘客。列宁询问女售票员对近来的政治动向有什么看法。

走出芬兰站时他们听见身后传来马蹄声，便立刻躲了起来，结果是一队政府军学员外出寻衅滋事。

午夜时分，格雷戈里终于成功地将列宁带到了斯莫尔尼宫。

列宁立刻来到36号房间召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会。托洛茨基报告说，赤卫军目前控制了城里不少要害地点。但这对列宁来说远远不够。他认为，出于象征性的目的，革命军队必须夺取冬宫，逮捕临时政府的部长。这一举动会让民众相信权力已经更迭，最终，确凿无疑地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中。

格雷戈里知道他是对的。

其他人也一样清楚这一点。

托洛茨基开始拟订夺取冬宫计划。

这一夜，格雷戈里没有回卡捷琳娜那儿。

必须万无一失。

格雷戈里知道革命的最终行动必须果断彻底。他要确保所有命令准确、准时送达各自的目的地。

整个计划并不复杂，但格雷戈里担心托洛茨基的时间表过于乐观。进攻部队的主体由起义的水手组成。其中大部分来自芬兰地区的首府赫尔辛基，他们乘坐火车和轮船抵达。他们凌晨三点钟出发。更多的部队来自喀琅施塔得，那座设为海军基地的小岛离海岸三十多公里。

袭击计划在正午十二点开始。

就像战场进攻一样，以炮击作为先导——彼得保罗要塞的大炮朝河对面开火，击垮冬宫的外墙。然后，水兵和战士们就将占领整个大楼。托洛茨基预计这会在两点时结束，苏维埃代表大会随即在那时举行。

列宁准备在开幕式上宣布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了政权。这是唯一防止出现另一个优柔寡断、毫无效率的妥协政府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列宁最终掌管一切。

格雷戈里担心一切不会像托洛茨基希望的那样快。

冬宫的防守十分薄弱，黎明前后，格雷戈里派伊萨克去里面侦察。后者报告说里面大约有三千名政府军士兵。如果这些人组织得当，表现英勇，这一仗就会很艰苦。

伊萨克还发现克伦斯基已经离开了城里。由于赤卫军控制了车站，他无法坐火车逃跑，最后还是征募了一辆汽车匆匆离开。“这到底是什么总理啊，竟然在自己国家的首府都搭不上火车！”伊萨克说。

“不管怎么说，他走掉了，”格雷戈里满意地说，“我觉得他永远也回不来了。”

不过，中午的时候水兵们连一个人影都没出现，这让格雷戈里又悲观了起来。

他过桥来到彼得保罗要塞，确认一下那里的大炮是否已经各就各位。让他大为震惊的是，那些火炮竟然都是博物馆展品，只能展示，根本无法射击。他立刻命令伊萨克去找些能用的火炮。

格雷戈里自己则赶紧返回斯莫尔尼，告诉托洛茨基他的计划滞后了。门口的警卫说：“刚才有个人来这儿找你，同志。好像说到什么助产士的事。”

“我现在没空理这件事。”格雷戈里说。

事情接连发生，进展神速。格雷戈里得到消息，赤卫军夺取了马林斯基宫，兵不血刃地驱散了预备议会。监狱里的布尔什维克已被释放。托洛茨基已下令所有彼得格勒以外的部队待在原地，部队听从了他的命令，而不是他们的上级军官。列宁正在写一篇宣言，开头是：“俄国公民们，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了！”

“但攻击并没有开始，”格雷戈里面色愁苦地对托洛茨基说，“我看，三点钟之前根本无法结束战斗。”

“别担心，”托洛茨基说，“可以把大会开幕式推后。”

格雷戈里返回冬宫前的广场。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终于，他看到了“阿穆尔号”布雷舰驶入涅瓦河，甲板上满载着来自喀琅施塔得的上千名水兵，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在岸上排成一行朝他们欢呼着。

如果克伦斯基在几个狭窄的水道布设水雷，他或许能够成功将水兵们拦在城外，打败革命力量。但是这里没有水雷，穿着黑色厚呢短大衣的水兵开始登岸，一个个身背步枪。格雷戈里准备将他们部署在冬宫周围。

整个计划仍不断受到阻挠，让格雷戈里恼怒不已。伊萨克找到了大炮，费了不少力气将它们拖入射击位置，这才发现没有炮弹。同时，冬宫的政府军开始布设路障。

格雷戈里又急又气，匆忙驱车回到斯莫尔尼宫。

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即将开始。女子学校漆成童贞般雪白的宽敞大厅里，几百位代表挤得满满当当。格雷戈里走上前台，坐在托洛茨基旁边，后者正准备宣布会议开始。“出了一系列问题，突击不得不推迟了。”格雷戈里说。

托洛茨基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坏消息。要是换了列宁就会大发雷霆。托洛茨基说：“你们什么时候能拿下皇宫？”

“按实际情况看，六点钟。”

托洛茨基冷静地点点头，站起来开始发言。“我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已不复存在！”他喊道。

台下一片暴风般的欢呼和叫喊。格雷戈里想：真希望我能让这种谎言变成现实。

喧嚣停止后，托洛茨基列举出赤卫军各项成就：一夜之间拿下几个车站和其他几个主要建筑，驱散预备议会。他还宣布几位政府部长已分别遭到逮捕。“冬宫还没有被占领，但它的命运即刻就会见分晓！”下面是一阵更响亮的欢呼声。

一位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喊道：“你在预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是温和的民主主义言论，格雷戈里本人在旧时代就有可能提出这类见解，但他后来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

托洛茨基的反应十分迅速，看来他预见到会有这种批评：“大会的决议在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前就制定了。”他回答。

大厅周围突然传来一阵嘈杂。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格雷戈里朝门口望去，不知那边发生了什么。他看见列宁走了进来。代表们开始欢呼。列宁走上台，嘈杂变得如雷鸣般响亮。他跟托洛茨基并肩站在一起，面带微笑，鞠着躬，对人们起立鼓掌表示谢意，人群在欢呼着，仿佛政变已经完成。

大厅里欢庆胜利的气氛与混乱和拖延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让格雷戈里难以承受，他转身溜了出去。

赫尔辛基的水兵还没有到，要塞那边的大炮也没有做好开火的准备。夜幕降临，天上下起了寒冷的细雨。

格雷戈里站在广场边沿，前面是冬宫，身后是总参谋部大楼。他看见一支军校学员队伍从冬宫开了出来。军服上的臂章说明他们来自米哈伊洛夫斯基炮兵学校，他们带着四挺重机枪离开了。格雷戈里放他们走了。

七点钟，他下令战士和水兵们进入总参谋部大楼，夺取了那里的控制。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八点钟，二百名负责冬宫警戒的哥萨克决定返回兵营，格雷戈里让他们通过了警戒线。他发现令人厌烦的反复耽搁算不上什么重大灾难——需要他击败的部队正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减少。

快到十点的时候，伊萨克报告说，彼得保罗要塞大炮终于准备好了。格雷戈里命令先发射空炮弹，然后暂停下来。不出他的预料，更多部队从冬宫里面逃了出来。

难道一切就这么容易吗？

在水面上，“阿穆尔号”上拉响了警报。格雷戈里朝下游瞭望探寻究竟，只见那边灯光闪烁，几条船正在靠近。他的心一凉。难道克伦斯基成功派出忠实于自己的队伍来拯救他那奄奄一息的政府？但随后“阿穆尔号”的甲板上传来一阵欢呼声，格雷戈里这才看出这些人就是赫尔辛基的水兵。

当船只抛锚固定，他终于发出了炮击的命令。

一时间枪炮声大作。有些炮弹在半空炸开了花，照亮了河面上的舰船和陷入围困的宫殿。格雷戈里看见一发炮弹击中了三楼的一扇角窗，心想不知屋子里面是否有人。令他吃惊的是，灯火通明的有轨电车依然在附近的圣三一大桥和宫殿桥上穿梭往来，并没中断。

当然，这一切跟战场没有可比之处，在前线，会有好几百，甚至上千支枪炮齐发，而这里只有四门火炮。一番炮击过后就会停顿很长时间，浪费也十分惊人，很多炮弹不能击中目标，直接掉进河里。

格雷戈里命令停止炮击，派一小股部队进入冬宫侦察。他们回来后说里面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警卫，没有进行任何抵抗。

午夜后不久，格雷戈里带领一支人数更多的分遣队进入冬宫。按照事先安排的战术，他们在宫殿内部散开，沿着黑洞洞的宽大走廊疾跑，压制抵抗力量并搜寻政府部长。宫殿看上去就像一座毫无秩序的军营，士兵的床垫堆在金碧辉煌的贵宾客房的拼花地板上，到处是烟头、面包屑、带法国商标的空酒瓶，想必那是警卫们从沙皇价值不菲的酒窖里拿出来的。

格雷戈里只听到零星的几声枪响，但没有经历什么像样的战斗，他没在一楼发现任何政府部长。他意识到这些人可能已经走光了，一时间有些惊慌失措。他实在不愿向托洛茨基和列宁报告说克伦斯基的政府成员从他的手指缝里溜走了。

他带着伊萨克和另外两名战士跑上大楼梯去检查二楼。他们闯入一扇对开的大门进入会议室，在那里发现了临时政府的残部——一小撮惊慌失措、穿戴齐整的男人散坐在桌边和房间四周的扶手椅里，惊惶不定地看着来人。

其中一个强撑着门面：“这里是临时政府，你们想干吗？”

格雷戈里认出这人是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他是富裕的纺织制造商，克伦斯基的副总理。

格雷戈里回答：“你们统统被捕了。”这是个了不起的时刻，让他回味无穷。

他转身对伊萨克说：“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他一一辨认着这些人，“科诺瓦洛夫、马利安托维奇、尼基京、捷列申科……”整理完名单后，他说，“带他们到彼得保罗要塞，关进牢里。我去斯莫尔尼宫，向托洛茨基和列宁报告好消息。”

格雷戈里离开大楼。穿过冬宫广场时，他停下脚步，想起了母亲。十二年前她就死在这里，死在沙皇卫兵的枪口下。他转过身去，看着那座辉煌的硕大宫殿，那一排排白色廊柱和几百扇反射着月光的窗户。一阵愤怒让他冲着大楼挥起了拳头。“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恶魔，”他大声说，“你们杀了她，罪有应得。”

他静静站在那里，等着自己慢慢平静下来。我都不知道这是在跟谁说话，他想。那辆布满灰尘的装甲车正等在一段被拆除的路障旁边，他跳上去，对司机说：“去斯莫尔尼。”

汽车驶过这段短短的路程，他心情轻松，得意起来。现在我们真的赢了，他对自己说，我们是胜利者。人民推翻了压迫者。

他跑上斯莫尔尼宫的台阶进入大厅。这里挤满了人，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开幕。托洛茨基无法再推迟下去。这实在是个坏消息。孟什维克和其他胆小怕事的革命党派会要求在新政府内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他们对推翻旧政府无所作为。

烟雾在吊灯周围弥漫。主席团成员都在台上就座，其中大多数人格雷戈里都认识，他仔细打量着他们，琢磨着这些人是如何组成的。他发现布尔什维克占据了二十五个席位中的十四个。这意味着这个党派拥有数量最多的代表。但他震惊地看到主席是加米涅夫，这位温和的布尔什维克对武装起义投了反对票！正如列宁曾警告过的，代表大会正在完成另一次软弱无力的妥协。

格雷戈里扫了一眼大厅里的代表，在前排发现了列宁。他走过去，对坐在旁边的人说：“我有话要对伊里奇说，请把这个位子让给我。”男人很生气，但片刻后他站了起来。

格雷戈里贴近列宁的耳朵。“冬宫已经在我们手上。”他说。随后他把逮捕的几位部长的名字告诉了他。

“太晚了。”列宁沮丧地说。

这正是格雷戈里担心的：“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列宁阴沉着脸：“马尔托夫提出了议案。”朱利叶斯・马尔托夫是列宁的宿敌。马尔托夫一直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像英国工党那样，用民主手段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奋斗。他与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争吵让社会民主工党早在1903年分裂成两个派系，一个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一个是马尔托夫的孟什维克。“他主张结束巷战，随后展开成立民主政府的谈判。”

“谈判？”格雷戈里难以置信，“我们已经掌握了政权！”

“我们支持了这个议案。”列宁不动声色地说。

格雷戈里十分惊讶：“为什么？”

“如果反对的话我们就输了。我们在六百七十位代表中占了三百个。我党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党派，但整体上不占多数。”

格雷戈里简直想哭上一场。政变实在拖得太晚了。另一个联盟就要产生，它的组成将由相互间的交易和妥协决定，政府会继续战战兢兢看着俄国人饿死在家里，或死在前线的战场上。

“就算这样，他们还是会攻击我们。”列宁补充道。

格雷戈里听了听现场的发言，他不认识那个演讲者。“本次大会目的在于讨论新政府，但我们有什么发现呢？”这人气愤地说，“已经出现了一场不负责任的夺权行动，代表大会的意志被人抢占了！我们必须把革命从这个疯狂的冒险中挽救出来。”

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抗议声。格雷戈里听见列宁说：“蠢猪！浑蛋！叛徒！”

加米涅夫呼吁大家保持秩序。

但接下来的发言同样敌视布尔什维克及其发动的政变，随后的几个演讲也如出一辙。孟什维克党人列夫・金楚克呼吁与临时政府展开谈判，这引发了代表们的强烈愤慨，以至于几分钟内金楚克无法继续说下去。最后他连喊带叫压过嘈杂的抗议声，说道：“我们离开本次大会！”说完便走出大厅。

格雷戈里发现他们的策略是撤出会议，以便有借口说大会缺乏权威。“逃兵！”有人喊道，一时间喊声响彻大厅。

格雷戈里惊骇不已。毕竟他们对这次大会期待了这么久。代表们代表了俄国人民的意愿。但现在一切正在崩溃。

他看了看列宁。让格雷戈里惊讶的是，列宁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简直好极了，”他说，“我们得救了！真没想到他们会犯下这种错误。”

格雷戈里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难道列宁丧失理智了吗？

下一位发言者是米哈伊尔・根德尔曼，他是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领军人物。他说：“我们认定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并认为其应对这一疯狂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发现不可能与他们进行合作，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派决定撤出大会！”他走了出去，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人也随之离开。余下的代表们朝他们发出讥嘲的嘘声和口哨声。

格雷戈里深感羞辱。他的胜利怎么会这样快就变了味道，堕落成眼前这场闹剧？

但列宁看上去更兴奋了。

几位士兵代表发言赞成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格雷戈里心里快活起来，但他仍然无法理解列宁为什么喜形于色。伊里奇正在一个记事本上涂写着什么。演讲一个接着一个，他也不断更改着，重新写过。最后，他写满了两页纸递给格雷戈里。“这要马上交给大会立即采纳。”他说。

这是个很长的声明，都是些平常说辞，但格雷戈里注意到了关键的一句：“大会谨此决定将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正是格雷戈里心里想的。

“让托洛茨基宣读吗？”格雷戈里问。

“不，不是托洛茨基。”列宁扫了一眼台上的那些男人，其中还有一位女性，“卢那察尔斯基。”

格雷戈里猜到列宁觉得托洛茨基获得的荣耀已经够多了。

格雷戈里拿着文告过去交给卢那察尔斯基，后者朝主席做了个暗示。几分钟后，加米涅夫叫到卢那察尔斯基，他站起来宣读了列宁的话。

每一句都引起了雷鸣般的欢呼。

主席要求进行表决。

现在，格雷戈里终于开始明白列宁为什么高兴了。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离开了房间，布尔什维克便成了压倒性的多数。他们可以任意而为，再也没必要采取妥协做法了。

表决开始了。只有两名代表反对。

布尔什维克赢得了权力，现在他们具有了合法性。

主席宣布会议结束。这是11月8日星期四早上五点。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占据了领导地位。

格雷戈里跟在约瑟夫・斯大林和另一个人后面离开房间，斯大林是位格鲁吉亚革命者，他的那位同伴穿了件皮大衣，像不少布尔什维克一样，身上挎着一条子弹带。但是，这人身上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格雷戈里的记忆。当他转过身来跟斯大林说话的时候，格雷戈里认出了他，立时一阵惊恐。

这人正是米哈伊尔・平斯基。

这个家伙竟然参加了革命。

格雷戈里感到精疲力竭。他已经整整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一直忙个不停，没有注意到时间匆匆而过。装甲车是他乘坐过的最不舒服的交通工具，但他坐车回家时仍不小心睡了过去，等伊萨克叫醒他时，已经到了他家门外。他想，不知道卡捷琳娜是否知道发生的一切。但愿她对此了解不多，好让他亲口将革命胜利的喜悦告诉她。

他走进楼里，跌跌撞撞上了楼梯。房门下面露出一束光。“我回来了。”说着，他推门进了屋。

卡捷琳娜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一个小婴儿。

格雷戈里心里立刻充满了喜悦。“宝宝出生了！”他说，“他真漂亮。”

“是个女孩。”

“是女孩！”

“你答应过会守在我身边的。”卡捷琳娜责备道。

“我不知道！”他看着宝宝，“她的头发真黑，跟我一样。我们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

“我给你捎过口信。”

格雷戈里记起警卫曾告诉他有人找。那人说过助产士的事。

“哦，上帝，”格雷戈里说，“我当时忙得不可开交……”

“玛格达当时正在给另外一个人接生，”卡捷琳娜说，“我只能去找克谢尼娅。”

格雷戈里关切地问：“让你遭罪了吧？”

“当然遭罪了。”卡捷琳娜抢白道。

“真是对不起。不过你知道吗，那里发生了一场革命！真真正正的革命，这次我们终于获得了权力！布尔什维克正在组建政府。”他弯下身子去亲吻她。

“这我早就想到了。”她说，把脸扭了过去。

第二十九章

1918年3月

沃尔特站在维尔弗朗什瓦兹河畔小村的一座中世纪小教堂的屋顶上，这里离圣昆丁不远。此地一度是德国后方梯队的休养区，当地的法国人趁机向征服者们贩卖他们能弄到的鸡蛋饼和葡萄酒。“这场悲惨的战争，”他们说，“无论对你们，还是对我们，对每个人都一样。”协约国部队的小型进攻迫使法国居民离开了住地，半数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让这个村落更加接近前沿——现在它成了一个军事集结区。

向下望去，穿过村子中心的那条窄路上，德国士兵四个一排列队行进着，接连几个小时，一共好几千人。战士们看上去疲惫不堪，但显得很高兴，想必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赶赴前线。他们是从东部前线调到这儿的。沃尔特想，法国的三月比波兰的二月好一些，仓库里总还会有些东西。

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内心充满喜悦。这些人是因为德俄两国达成休战才被调动。过去几天在布列斯特进行的谈判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俄国永久退出了战争。沃尔特的参与促成了这一切，他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供资助，最终迎来了胜利的结局。

在法国的德国部队目前一共192个师，去年的这个时候还是129个，增长的部分大多来自东部前线。他们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协约国部队，据德国情报部门的统计，后者拥有173个师。在过去的三年半时间里，德国民众一次次被告知他们已处在胜利的边缘。这一次，沃尔特觉得一切是真的了。

他父亲认为德国人属于优等人种，沃尔特无法苟同这种观点，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让德国人掌控整个欧洲并不是什么坏事。法国人拥有不少才能——烹饪、绘画、时装和美酒，但他们没有统治政府的天分。法国官员认为自己是某种贵族，认为让市民排队等候几小时十分正常。德国的效率会让他们的世界美好起来。毫无秩序的意大利也是这个问题。东欧将大为受益。旧的大俄帝国仍然处在中世纪，那里到处是衣衫褴褛的农民，躲在茅舍中挨饿，妇女因通奸受到鞭挞。德国人会为他们带去秩序、正义和现代农业。他们刚刚开始运营第一个定期航班。飞机在维也纳和基辅之间往返飞行，就像铁路列车一样。德国打赢战争后，航线会遍布整个欧洲。沃尔特和茉黛将在一个和平有序的世界养育下一代。

但眼前的战机不会持续太久。美国人已经开始大批抵达。他们几乎用了一年时间组建自己的部队，但眼下法国已经聚集了三十万美军士兵，而且每天都有新的部队登陆。德国想要赢得战争，必须征服法国，在美国的增援部队扭转大局之前将协约国逼入绝境。

这次袭击称为“皇帝会战”，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它都将是德国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

沃尔特被重新派上战场。德国现在需要所有的人投入战斗，尤其是许多军官都已阵亡。他受命指挥突击营，同他的士兵一同参加了最新的战术培训。士兵中有勇猛顽强的老兵，还有凑数的男孩和老人。训练过程中，沃尔特渐渐喜欢上了他们，但他要注意不能变得太过亲近，毕竟他有可能亲手将他们送上死路。

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也在同一个训练班，这是沃尔特在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宿敌。戈特弗里德视力不佳，却在沃尔特的营里担任上尉。战争并未让他改掉自以为是的浮夸作风。

沃尔特透过望远镜查看周围的乡村。天气寒冷，天空明澈，远处的一切尽收眼底。在南面，宽宽的瓦兹河缓缓流过一片沼泽。北面，肥沃的土地上点缀着农舍、桥梁、果园和小片的林地。在西面一英里之外是德国战壕网，再往远处便是战场。在那里，相同的农村景观早已被战争摧毁。荒芜的麦田就好像月球表面，到处坑坑洼洼，每个村子都成了一堆乱石。果园惨遭蹂躏，桥梁也被炸塌。如果他调好望远镜仔细观察，他还能看到人和马匹的腐尸，以及烧得只剩一副铁架子的坦克。

这片荒原的另一端就是英军阵地。

一阵隆隆的噪声让沃尔特向东面看去。只见一辆汽车朝这边开过来。他之前只听说过这样的车，从没见过。车上架着一门自驱火炮，巨大的枪管和击发装置安装在底盘上，底盘上自带一个一百马力的发动机。紧随其后的是一辆满载的重型卡车，应该带着很多的火药。第二、第三辆火炮接连开了过去。炮兵们坐在车上，经过这里时一个个挥舞着帽子，就像在胜利游行。

沃尔特感到精神大振。一旦进攻开始，这种火炮可以迅速重新定位。它们会为前推的步兵提供强有力的支援。

沃尔特听说还有一种威力更大的火炮，能从九十多公里外的距离炮击巴黎。不过这似乎不太可能。

火炮后面跟着一辆梅赛德斯37/95双排座敞篷车，看上去很是眼熟。汽车拐下大路，在教堂前的广场停下，沃尔特的父亲从车上下来。

他来这儿干什么？

沃尔特穿过低矮的门口进入塔内，匆匆沿着狭窄的螺旋形楼梯下到地面。废弃的教堂中殿已成了一间宿舍。他从一个个铺盖卷和翻过来当桌椅用的板条箱中间走过去。

外面，墓地里满是战壕跨桥，这种预制木板平台能让火炮和供应卡车跟在突击队后面穿越被占领的英国战壕。这些跨桥隐藏在一块块墓碑后面，很难从空中发现。

从东向西穿过村落的人流和车流渐渐慢了下来，变得零零散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奥托穿着一身军服，十分正式地敬礼。沃尔特看出自己的父亲浑身都是抑制不住的兴奋。“一位特殊人物即将到访！”奥托马上说。

原来如此。“是谁？”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沃尔特猜测是鲁登道夫将军，他是目前的最高统帅。“他想干什么？”

“当然是鼓舞士气。请让大家在教堂前面集合。”

“还有多久？”

“他就跟在我后面。”

“好的。”沃尔特看了看广场周围，“施瓦布中士！到这儿来。你和格伦沃尔德下士，带着你们的人到这儿集合。”他派人分别去教堂、大谷仓里的食堂和北面山坡上的营地传达命令。“我命令全体人员十五分钟后穿戴整齐到教堂前面集合。快去！”信使们跑开了。

沃尔特匆匆绕着村子到处去通知军官，让他们到广场集合，一边警觉地看着东边的大路。他看见他的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少将在村口一处吃早餐——面包和罐头沙丁鱼，那里之前是奶场，散发着奶酪的气味。

一刻钟的工夫，两千人的部队集合起来，十分钟后，他们整理好着装，系上扣子，端正帽子。沃尔特调来一辆平板卡车，屁股朝后停在战士们面前。他用弹药箱在卡车后面搭出几节台阶。

奥托从梅赛德斯里面拿出一长卷红地毯铺在台阶上。

沃尔特让格伦沃尔德出列。这位下士长得人高马大，粗手大脚。沃尔特派他去教堂屋顶，把自己的望远镜和哨子交给了他。

一切准备停当后，他们开始等待。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然后是一个小时。大家开始坐立不安，队列变得七扭八歪，战士们也互相聊起天来。

又过了一个小时，格伦沃尔德吹响了哨子。

“准备！”奥托大声喝道，“他来了！”

顿时，刺耳的口令声此起彼伏。战士们很快立正站好。一列车队开进了广场。

一辆装甲车的门开了，一个穿将军制服的人下了车。然而，这人并不是那个脑袋尖尖、头顶光秃的鲁登道夫。这位特殊的来客行动笨拙，左手插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好像他的手臂受了伤。

片刻后，沃尔特才看清是皇帝本人。

施瓦茨科普夫少将走过去向他敬礼。

当战士们意识到来访者是谁的时候，低声的吵嚷很快爆发成了热烈的欢呼。少将一开始对这种违纪行为感到愤怒，但皇帝的亲切微笑让施瓦茨科普夫立刻换上了一副赞同的表情。

德皇登上台阶，站在卡车平台上，对人们的欢呼表示谢意。当噪声平息后，他说：“德国人！这就是胜利的时刻！”

战士们再次欢呼，这次沃尔特也跟着他们一道欢呼起来。

3月21日星期四的凌晨一点，大队人马开赴前沿阵地，准备发动进攻。沃尔特和本营的军官们一道坐在前线战壕的一个防空洞里。他们用谈话缓解等待开战的压力。

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正在解说鲁登道夫的战略。“这次向西推进就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插入一个楔子，”他听上去还是像在伦敦大使馆工作时那样无知无畏，“然后我们就向北移动，转向英国人的右翼，将他们推入英吉利海峡。”

“不，不，”较为年长的冯・布劳恩中尉说，“要是聪明点儿的话，一旦我们冲破他们的防线，就该一路打到大西洋沿岸。试想一下，德国的战线一直从法国中部拉过去，把法国军队跟他们的盟军隔成两段。”

冯・凯塞尔争辩道：“那样我们会同时在南北两侧受敌！”

凯勒曼上尉加入进来。“鲁登道夫将向南推进，”他预测说，“我们需要拿下巴黎。这才是最重要的。”

“巴黎只是象征性的！”冯・凯塞尔轻蔑地说。

他们胡乱猜测着，谁也说不清楚。沃尔特觉得听这种无意义的谈话反倒让人紧张，便走到了外面。战壕里的战士们全都席地而坐，一片肃静。战斗前的几小时是反思和祈祷的时间。昨晚大家吃了大麦酒炖牛肉，这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士气很高，大家都觉得战争就要结束了。

这是一个明亮的星夜。战地厨房正在分发早餐——黑面包和味道像胡萝卜的淡咖啡。刚下过一阵小雨，但现在已经天朗气清，几乎一丝风都没有。这意味着战场上有可能发射毒气弹。双方都使用毒气，但沃尔特听说这次德国部队会使用一种新的混合气体：致命的光气加上催泪瓦斯。催泪瓦斯并不致命，但它可以渗透标准配置的英国防毒面具。理论上，催泪瓦斯的刺激会让敌方士兵扯下他们的面具揉眼睛，他们因此就会吸入光气而死亡。

重型火炮的射程覆盖附近的无人区。沃尔特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火炮。炮手们正忙着堆放弹药。他们身后又是一排准备行动的火炮，马匹已经套上缰绳。他们将发起下一波徐进弹幕射击。

四点半的时候周遭还静悄悄的。战地厨房不见了，炮手们坐在地上等待着，军官站在战壕里，远望着无人区对面的黑暗处，那里的敌人正在睡觉。就连马匹都十分安静。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胜利的机会，沃尔特想。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该祈祷一番。

四点四十分，一股白光射进天空，炫目的光芒遮蔽了闪烁的繁星。不一会儿，沃尔特旁边的大炮开了火，炽烈的火光带着巨大的轰鸣声，他就像被人猛推了一下，踉跄后退。但这还算不上什么。几秒钟内，所有的火炮一齐发射，噪声远比雷暴更响。火光照亮了炮手们的脸孔，他们不停地将沉重的炮弹和无烟火药推入弹膛。空气中硝烟弥漫，沃尔特尽量只用鼻子呼吸。他脚下的大地震颤着。

接着，沃尔特便看到英军一侧的爆炸和火焰，那是德军的炮弹击中了弹药库和汽油罐。他知道遭受炮火轰击是什么滋味，心里觉得敌人有些可怜。他希望菲茨没在那边。

炮筒烧得发烫，要是有人犯傻去摸一定会被烫掉一层皮。这种发热足以使炮筒变形，从而错过目标，因此炮手们就用湿麻袋加以冷却。沃尔特的战士们自发地用水桶从附近的弹坑里舀水，让麻袋保持湿润。在攻击开始前，步兵总是愿意去帮炮兵——每消灭一个敌军士兵，就减少一个向地面进攻部队开火的人。

日光带来雾霭。大炮前，爆炸的热浪将水汽带走，但再远一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沃尔特开始担心起来。炮手们不得不按地图标记进行瞄准。幸运的是，他们手头有详细准确的英军阵地图，其中大部分在一年前还是德军阵地。但后来没有进行观察和修正。开局有些不妙。

雾气混杂着硝烟。沃尔特系上一条手帕捂住口鼻。英军那里没有还击，至少眼前这一段没有。沃尔特受到鼓舞。也许他们的大炮已被摧毁。沃尔特身旁唯一丧命的德国人是个迫击炮手，他的火炮炸裂开了，估计是炮弹在炮筒中爆炸所致。有人抬着担架运走尸体，一个救护小组匆忙为旁边被弹片击中的伤员包扎。

上午九点钟，他指挥部下进入冲锋准备位置，突击营的战士们趴在大炮后面的平地上，普通步兵都站在战壕里。在他们背后集结了下一波火炮、救护队、话务员、弹药运输员和通信兵。

突击营的战士们戴着现代“煤斗”头盔。他们是最先放弃旧式尖顶头盔的部队。他们装备了毛瑟K98卡宾枪。这种枪的枪管较短，远距离准确性差，但在近距离的战壕拼杀时不那么笨重。每人的胸前都斜背着一个装了十几枚手榴弹的袋子。英国兵把这种手榴弹称作“土豆捣子”，看上去就像英国家庭主妇捣马铃薯的工具。显然，英国每家每户的厨房里都有这种东西。沃尔特是在审讯英军战俘时知道的——而他自己从未进过英国普通人家的厨房。

沃尔特戴上防毒面具，示意部下照做，以免他们到达敌方前沿时被自己的毒气伤害。九点半的时候，他站了起来。将步枪背在身后，两只手里各握着一枚手榴弹，这是突击兵的标准姿势。他无法喊着下达命令，因为大家什么都听不见，因此只能挥舞了一下胳膊，然后跑了起来。

他的战士们跟着他冲入无人区。

地面坚硬而干燥，这里有好几周没有下大雨了。这对突击行动十分有利，方便人员和车辆移动。

他们弯着腰向前跑。德国的炮弹在头顶呼啸而过。沃尔特很清楚他们有可能被自己打偏的炮弹击中，特别是在大雾里，炮兵观测员无法校正炮手的目标。但冒险是值得的。这样他们可以非常接近敌人的战壕，一旦轰炸结束，英国人根本没有时间进入射击位置，来不及架起机枪，突击队就已经到他们面前了。

他们跑入无人区的纵深地带，沃尔特希望敌人的铁丝网已被炮火摧毁。否则，剪断铁丝网会耽误时间。

他的右侧“轰”的一声爆炸，有人发出了惨叫。过了一会儿，地面上一丝光线映入眼帘，他发现了一道地雷引线。沃尔特进入了一片先前未曾发现的雷区，顿时惊慌失措，他意识到自己再移动一步就有可能被炸飞，随后努力控制住了自己。“注意脚下！”他大声喊着，但他的声音淹没在雷鸣般的炮声中。士兵们继续跑着，受伤的人留在了后面，由救护队去处理。

过了一会儿，九点四十分，炮声停了。

鲁登道夫放弃了在进攻的前几天进行炮击的旧战术——它给了敌人太多时间去调动储备力量。经过认真计算，五个小时足以搞乱敌人的阵脚，瓦解士气，并且使他们无法重新组织反击。

沃尔特想，这只是理论推断。

他直起身来迅速跑动。尽管气喘吁吁，但呼吸仍然平稳，几乎没有出汗。他警觉且镇静。几分钟后就要面对敌人了。

他到达英军的铁丝网前。铁丝网并未被摧毁，但上面有不少缝隙，他率领部下穿了过去。

连和排的指挥员命令战士们再次散开，他们用手势比画，不能出声，以免被敌方听到。

雾在这时帮了大忙，躲在当中敌人看不见他们，想到这些让沃尔特兴奋得有些发抖。现在他们很可能遭遇敌人的机枪扫射，但英国人看不见他们。

他来到一片被德军炮火炸得泥块四溅的区域。一开始他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只有一个个弹坑和土堆。随后他辨认出一段战壕，意识到他已经到达英军前沿。不过这里已经被彻底炸毁——炮兵们干得实在漂亮。

战壕里有人吗？那里没有射出一发枪弹，但最好弄清楚。沃尔特拉下一颗手榴弹的拉环，把它投进战壕里面作为预先警告。爆炸之后，他爬上胸墙向里面窥探。里面有几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不是死在炮弹之下，就是被手榴弹炸死了。

眼下还算幸运，沃尔特想。不能指望一直这样。

他顺着前沿跑，检查突击营其他战士的情况。他看见五六个英国士兵投降了，都把手放在汤碗般的头盔上，武器被丢弃在地上。跟俘获他们的德国士兵相比，这些英国兵看上去吃得不错。

冯・布劳恩中尉用他的步枪指着这些俘虏，但沃尔特不想让手下的军官把时间浪费在俘虏身上。他摘下防毒面具——他发现英国人没戴面具。“往前走！”他用英语大声喊道，“那边，去那边。”他指着德军的防线说。英国人向前走去，急于摆脱战斗以求活命。“让他们走，”他朝冯・布劳恩喊道，“后面的梯队会负责处理他们。你们必须前进。”这是突击营的意义所在。

他继续跑。几百米的区域内情况十分相似——战壕被摧毁，敌人大量伤亡，没有真正的抵抗。接着，他听到了机枪扫射的嗒嗒声。片刻后他遇到用弹坑作掩护的一个突击排。他卧倒在一位中士身边，他来自巴伐利亚，名叫施瓦布。“我们看不见炮位，”施瓦布说，“只能朝声音的方向还击。”

施瓦布没有理解战术。突击队员应该绕过强大的火力点，把它交给后续的步兵解决。“继续前进！”沃尔特命令他，“绕过机枪。”等机枪停顿的间隙，他站起身对着战士们打了个手势。“快点儿，起来！起来！”他们遵从了命令。他带着这些战士绕开机枪，穿过一道空空的战壕。

他再次遇到了戈特弗里德。这位中尉找到一只饼干罐，边跑边往嘴里塞。“简直不可思议！”他喊道，“你应该看看英国人吃的东西！”

沃尔特一下子敲掉了他手上的锡罐。“你到这儿是来打仗的，不是来吃东西的，该死的蠢货。”他喊道，“快走。”

什么东西从他脚上爬了过去，吓了他一跳。他看见一只兔子消失在雾中。一定是炮兵摧毁了兔子窝。

他查看了一下指南针，确定他仍在向西挺进。他无法弄清他遇到的这段战壕是否用于通信或者供应，它们所处的方位也没有为他做出太多提示。

他知道英国人也学着德军的样子开挖了多重战壕。他穿过了第一道，预计马上就会遇到防御完备的第二道“红色防线”的战壕，然后，如果他成功穿越这一道的话，接着就是西面一英里左右的另一道被称作“棕色防线”的战壕。

然后，便是开放的乡野地带，一直延伸到西部海岸。

炮弹在前面的雾霭中爆炸。确定不是英国人吗？他们应该要防御的。这一定是德军的新一波徐进弹幕。他和手下的战士正在超越炮弹的射程，这很危险。他转过身去，看见大多数部下都跟在他的后面，他挥了挥胳膊，喊道：“隐蔽！向后传达命令！”

几乎用不着说，大家都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他们往后跑了几米，跳进一段空壕沟里。

沃尔特有些得意。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

战壕地上躺着三个英国士兵。两个一动不动，另外那个在不停地呻吟。其他人都在哪儿？也许他们逃掉了。也有可能这是一支敢死队，留下来守卫这块毫无防御的阵地，为其他同伴撤退创造机会。

其中一个死掉的英国人是个高个子，长得粗手大脚。格伦沃尔德马上把靴子从尸体上剥下来。“我穿正好！”他对沃尔特解释说。沃尔特无心阻止他——格伦沃尔德脚上的靴子已经千疮百孔了。

他坐下歇口气，脑海里回顾着第一阶段的进程，他已经做到最好了。

一小时后，德国的炮声又停了。沃尔特集结部下继续前进。

一段缓坡的半路上，他听到有人在说话。他朝旁边的人做了个手势。前面有人用英语说：“我他妈的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这口音听上去有点耳熟。澳大利亚人吗？似乎更像印度人。

另一个声音用相同的口音说：“如果他们看不见你，这帮该死的也就打不着你！”

一瞬间，沃尔特似乎回到了1914年，在威尔士菲茨的那幢乡间庄园里，仆人们就是这样说话的。现在，就在这满目疮痍的法国战场上，几个威尔士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头顶上的天空似乎渐渐放亮。

比利・威廉姆斯中士盯着眼前的雾。谢天谢地炮击停了，但这仅仅意味着德军正在接近。他要怎么办呢？

他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他的排占领了一座多面堡垒，它在前沿后面不远处的一片坡地上。在正常的天气下，他们的阵地视野宽阔，能够俯瞰长长的缓坡，一直望到尽头的一片瓦砾堆，想必那里原是一片农户的房屋。一条战壕让他们与别的堡垒相连通，但现在全都看不见。命令通常是从后方传达过来，但今天什么命令都没有收到。电话已经坏掉，弹幕炮击大概切断了电话线。

士兵站在或是坐在壕沟里。炮轰停止后他们就走出防空洞。有时候，野战厨房会在上午推着轮车，带着一只大瓮沿战壕为他们送来热茶，但今天没有茶点的任何迹象。他们只吃了野战口粮当早餐。

他的排里有一杆美国设计的刘易斯轻机枪，就立在战壕后墙的防空洞上方。机枪由十九岁的乔治・巴罗——那个少年管教所出来的男孩操控，他是个好兵，可是受的教育太少，他竟然以为英格兰的最后一个侵略者叫作诺曼征服者。乔治坐在机枪的后面，身前有一块后膛钢板挡住流弹。他正在抽烟斗。

他们还有一门斯托克斯迫击炮，这武器十分管用，发射的炮弹直径近八厘米，可以打到七百多米外。乔尼・庞蒂下士——就是在索姆河战役牺牲的乔伊・庞蒂的弟弟，已经可以发动致命的袭击了。

比利爬到机枪旁，站在乔治身边，但他无法看得更远。

乔治对他说：“比利，别的国家也是我们这样的帝国吗？”

“是啊，”比利说，“法国拥有大部分北非，还有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德属西南非洲……”

“哦，”乔治有点泄气，“听人说过，我以为不是真的。”

“为什么？”

“嗯，他们有什么资格统治别人呢？”

“那我们有什么资格统治尼日利亚、牙买加和印度呢？”

“因为我们是英国人。”

比利点了点头。乔治・巴罗显然从未见过任何地图，却觉得自己高于笛卡儿、伦勃朗和贝多芬。他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多年的教育一直告诉他们英国打赢了哪些战争，却从来没提过败仗。他们了解伦敦的民主，却对开罗的暴政一无所知。当他们了解英国的正义时，并不提及澳大利亚的鞭刑、爱尔兰的饥饿或印度的大屠杀。他们知晓天主教徒在火刑柱上烧死新教徒，但如果他们发现新教徒得到机会也会对天主教徒做同样的事时，就会大为震惊，他们的父亲很少会像比利的爸爸那样，告诉他们，教科书里描绘的世界是一个幻想。

但比利今天没时间纠正乔治。他有其他的事情要担心。

天稍稍亮了点，比利觉得雾气有可能会退，紧接着，真的一下子就消散了。乔治说：“该死！”转瞬间，比利眼前的景象把他吓呆了——四百米开外，几百名德军士兵正爬上斜坡，朝他这里逼近。

比利跳进战壕。又有几个人也发现了敌人，他们的惊呼声提醒了其他人。比利透过护墙上插着的铁护板上的裂缝往外看。德国人的反应缓慢，大概因为英军这边全都躲在战壕里，没有引起怀疑。一两个人停下脚步，但其他人继续往上跑。

一分钟后，战壕各处响起了步枪的射击声。有的德军士兵倒下了。其他人纷纷卧倒在地，跳进弹坑或者躲进了几处低矮的灌木丛后面。在比利的脑袋上方，刘易斯机枪嗒嗒作响，听上去就像足球啦啦队用的拨浪鼓发出的噪声。一分钟后，德国人开始还击。他们似乎没有机关枪和迫击炮，这让比利松了一口气。他听到自己这边有人尖叫了一声——或许是某个眼尖的德国兵发现有人把头探过护栏，更有可能的是这个幸运的射手击中了一个不幸的英国人的脑袋。

汤米・格里菲斯出现在比利旁边：“戴・鲍威尔中枪了。”

“受伤了？”

“死了。一枪打穿了脑袋。”

“哦，天啊。”比利说。鲍威尔太太喜欢编织，给他儿子往法国寄了套头衫。现在她要给谁织啊？

“我从他口袋掏出了他的收藏。”汤米说。戴有一叠色情明信片，那是他从一个法国人那儿买的。明信片上满是肉嘟嘟的女孩，长着一团团的阴毛。营里的大多数战士都不时借来看看。

“为什么？”比利心不在焉地问。他在观察敌人的动向。

“不想让他们把这些送回老家阿伯罗温。”

“哦，是啊。”

“我该怎么处理这些明信片？”

“该死，汤米，等会儿再说行不行？他妈的，现在有好几百个德国人要对付。”

“对不起，比利。”

到底有多少德国人？战场上很难估计人数，但比利觉得自己眼前看见的至少有两百人，恐怕后面还有不少，他看不见。他估计面前的兵力有一个营。他这个排只有四十人，相差悬殊。

他到底该怎么办？

他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见到任何军官。他是这里军阶最高的。这里该他负责，他必须制订出应对计划。

他已经习惯了上级军官的无能，早就不再感到生气了。这正是等级制度的可恨之处，他从小就知道。但偶尔有这么一次，当指挥的重担落在他身上时，他却兴奋不起来。相反，他感到责任的沉重，生怕自己做出错误决策，造成战友的死亡。

如果德军正面进攻，他的排是抵挡不住的。但敌人并不知道他力量薄弱。他能不能误导敌人呢？

撤退的想法掠过他的脑际。但是，身为士兵不该在遭受攻击的时候逃跑。这是一个防御阵地，他应该竭尽全力守住它。

他要挺身而战，至少眼下他必须这样。

当他下定决心，其他人就跟随着他。“再狠狠揍他们一通，乔治！”他喊了一句。刘易斯机枪的嗒嗒声响起，他开始沿着战壕跑。“保持稳定火力，伙计们，”他说，“让他们以为我们这儿有好几百人。”

他看见戴・鲍威尔的尸体躺在地上，头上弹孔的血迹已经变黑。戴的军装里面穿了一件他母亲织的毛衣，是一种难看的褐色，但应该十分保暖。“安息吧，小伙子。”比利喃喃地说。

沿着战壕再往前，他看见了乔尼・庞蒂。“架好斯托克斯迫击炮，乔尼，”他说，“打飞这群狗娘养的。”

“好。”乔尼说。他把迫击炮的两条腿架在战壕的地上，“射程多少，四百五十米？”

乔尼的搭档是休伊特，胖乎乎的圆脸男孩，绰号“板油”。他跳上射击踏台，回头喊：“哎，应该有五百多米。”比利探头核实了一下，但休伊特跟乔尼合作过，他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转两圈，然后，四十五度角。”乔尼说。自力推进式炸弹可以在环内装上额外的助推炸药，扩大射程。

乔尼又跳上射击踏台观察了一下德军距离，随后调整了一下目标。邻近的其他士兵都躲在边上。乔尼往炮筒里投了一枚炮弹。当它撞在炮筒底部，那里的撞针点燃了助推炸药，把炮弹发射了出去。

炸弹没有击中目标，离最近的敌人还有一段距离。“再加四十五米，动一动你右手那里。”休伊特喊道。

乔尼做了调整，然后再次发射。第二发炮弹落在一个弹坑里，那儿正藏着几个德军兵。“这下打中了！”休伊特嚷着。

比利无法去看是否有敌人被击中，发射炮弹让他们不得不一直低着头。“就这样给他们再来上十发！”他说。

他来到了罗宾・莫蒂默身后，这位被撤职的前军官正在有条不紊地射击着。莫蒂默停下来装子弹，注意到了身边的比利。“再去拿点儿弹药过来，威尔士佬。”当自己派上用场的时候，他就变得粗暴无礼，“我们可不能同时停止攻击。”

比利点点头。“好主意，谢谢。”弹药库在交通壕后面约九十米的地方。他叫来两名新兵，反正他们枪法也不准。“詹金斯，诺西，再多拿点弹药来，要快。”两个小伙子匆匆跑开了。

比利再次隔着护栏的窥视孔向外瞭望。只见一个德国人站了起来。比利猜测这人可能是他们的指挥官，正准备下令进攻。他的心往下一沉。他们一定已经猜到对面的敌军不超过几十人，能够轻易压倒他们。

但他没有猜对。那军官朝后方一指，然后开始往坡下跑去。他的部下也纷纷后撤。比利排里的人欢呼起来，疯狂朝跑远的德军扫射，在他们逃出射程之前又撂倒了几个。

德国人退到被毁的农舍那里，在废墟中隐蔽起来。

比利忍不住轻蔑地笑出了声。他成功击退了十倍于自己的力量！他想自己应该当将军。“停火！”他喊道，“现在打不到他们了。”

詹金斯和诺西背着弹药箱回来了。“接着干，小伙子们，”比利说，“他们有可能会回来。”

但是，等他再仔细看时，发现德国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们兵分两路，从废墟后面朝左右两侧迂回上来。在比利的注视下，他们已经在他的阵地外围绕起圈来，不在射程之内。“哎呀，不好。”他说。他们要绕过他的阵地，从多面堡之间的空隙溜过去，然后从两侧夹击他。他们也可能绕道，把他留给后面的部队。

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这块阵地算是保不住了。

“快把机枪放下来，乔治，”比利说，“还有你，乔尼，把迫击炮拆掉。都拿好自己的东西，全都带上。我们马上后撤。”

他们挎上步枪和背包，匆匆跳进最近的交通壕，猛跑起来。

比利看了看防空洞，确定没人留在里面。他拉开一枚手榴弹扔了进去，不把任何剩余物资留给敌人。

随后，他跟在自己人的后面撤退。

接近傍晚的时候，沃尔特带着自己营里的士兵们占领了英国战壕的后方。

他身体疲惫，但是很高兴。突击营参加过几次激烈的小型冲突，但并未经历过持续的战斗。有了大雾的掩护，突击战士们的战术运用超乎预期。他们消灭了敌人的薄弱势力，绕过重点火力，最后夺取了大片土地。

沃尔特发现了一个防空洞，猫腰走了进去。几个手下跟在后面。这儿布置得跟家一样，看来英国人在这里面待了好几个月——墙上钉着杂志上撕下来的图片，倒扣着的箱子上放着一台打字机，一个糕饼盘里放着刀叉碗碟，一摞板条箱上甚至铺了一条毯子充当桌布。沃尔特猜测这里应该是个营部。他的手下很快就发现了食物。有饼干、果酱、奶酪和火腿。他无法阻止士兵们吃这些东西，但禁止他们打开任何威士忌酒瓶。他们砸开一个柜子上的锁头，发现了一罐咖啡，一个战士在外面生了一小堆火，煮了一壶。他给了沃尔特一杯，里面加了从一个罐子里找到的甜牛奶，简直是天堂般的美味。

施瓦布中士说：“我看报纸上说英国食物短缺，就跟我们一样。”他举起正在用勺子吃的一听果酱，“这算什么短缺！”

沃尔特想，他们要多久才能明白？他早就怀疑德国当局夸大了潜艇战在协约国供应上造成的影响。现在他了解了真相，手下的战士们也一样。英国在实行食品配给，但英国人看上去全然不是饿得要死的样子。德国人才真的快饿死了。

他发现了一张撤退部队出于疏忽留下的地图。他把它跟自己的地图比对了一下，发现这里离克罗扎运河不远。这意味着在一天之内，德国人收回了协约国部队两年前在索姆河战役中花了五个月的艰苦鏖战赢得的地盘。

胜利真的掌握在德国人的手中。

沃尔特坐到一台英国打字机前，开始写报告。

第三十章

1918年3月底至4月

复活节周末，菲茨在泰-格温举办了一场乡间宴会。他有一个秘密的目的。他邀请的人都是强烈反对俄国新政权的人。

他的明星嘉宾是温斯顿・丘吉尔。

温斯顿是自由党成员，按说应该同情革命者，但他也是一位公爵的孙子，有独裁的品性。菲茨一直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但现在他愿意原谅他，因为他极其痛恨布尔什维克。

温斯顿在耶稣受难节那天到达。菲茨派劳斯莱斯到阿伯罗温火车站迎接他。

在泰-格温，温斯顿神采奕奕地走进了晨间起居室。他身材矮小，长着一头红发，面色红润。靴子上带着雨水，穿着一身精心裁剪的小麦色斜纹软呢外套，打的领结与眼睛颜色相同。他四十三岁了，不过当他朝不熟的人点头、跟不认识的客人握手时，还带点稚气。

他看着四周的折布镶板、花纹壁纸、雕石壁炉和深色橡木家具，然后说：“你把房子装饰得跟威斯敏斯特宫一样，菲茨！”

他如此热情捧场是有理由的。他又回到了政府里。劳埃德・乔治任命他为军需大臣。人们对首相再度请回这位惹是生非、难以预料的同僚议论纷纷，但最终大家都同意这样的人留在身边，比放任在外更好控制。

“你的煤矿工人支持布尔什维克。”温斯顿说，既觉得可笑，又感到厌恶。他坐了下来，朝着熊熊炉火伸出被雨水打湿的靴子。“我在路上看见一大半的房子上都挂着红旗。”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庆贺什么。”菲茨语气不善，除了不屑，他还深感焦虑。

温斯顿从茉黛手里接过一杯茶，从仆人端上的盘子里拿了一块黄油松饼。“就我了解，你个人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农民们杀了我的妻兄安德烈，还有他的妻子。”

“我很遗憾。”

“碧和我碰巧当时在那儿，全靠侥幸才逃脱出来。”

“我听说了！”

“村里的人强占了他的土地，那块辽阔的土地理应由我的儿子继承——但新政权竟认可了这种窃取行径。”

“恐怕是这样。列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了土地法令。”

茉黛说：“公平地说，列宁也宣布了职工的八小时工作制，给他们的孩子实行免费教育。”

菲茨很恼火。茉黛太不明智。这种时候怎么能为列宁辩护。

但温斯顿可不是好打发的。“还颁布了一项新闻法令，禁止报纸反对政府，”他回敬道，“社会主义的自由不过如此。”

“我儿子的继承权并不是我担心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菲茨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所作所为最终逃脱了惩罚，下一个会是什么地方？威尔士矿工已经相信地底下的煤炭并不真正属于拥有表层土地的人。每个星期六晚上，你都能听见半数的威尔士酒吧里唱着《红旗之歌》。”

“布尔什维克政权应该被扼杀在摇篮里，”温斯顿看上去若有所思，“扼杀在摇篮里。”他重复道，对这种说法很是满意。

菲茨控制住自己的厌烦情绪。有时候，温斯顿以为自己设想出了某种政策，实际上不过是在他脑子里打造了一个新词儿而已。“而我们却毫无作为！”菲茨恼怒地说。

锣声一响，提醒大家该去换衣服吃饭了。菲茨不再继续话题。他还有整个周末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往更衣室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喝茶时没人把宝宝带到晨间起居室里来，这有悖常情。他决定在换衣服前先去育儿室看看，便拐进通往房子另一侧的长走廊。

宝宝已经三岁零三个月，早已过了蹒跚学步的阶段，已经能像大孩子那样走路说话，他长着一双碧那样的蓝眼睛，满头浅色的卷发。

现在，他正坐在炉火旁边，身上裹着一条毯子，那位年轻漂亮的保姆琼斯正在给他读着什么。这个数千英亩俄国农田的合法主人正在吮吸自己的大拇指。他没像往常一样跳起来迎向菲茨。

“他这是怎么了？”菲茨问道。

“他有点儿闹肚子，阁下。”这保姆长得有些像艾瑟尔・威廉姆斯，只是没她那么聪明。

“说仔细点儿，”菲茨不耐烦地说，“肠胃到底怎么了？”

“他腹泻。”

“他怎么会得这种见鬼的病？”

“我不知道。火车上的厕所不太干净……”

这话等于说该怪菲茨，是他拖家带口来威尔士这边举办宴会。他忍着没骂人。

“你叫医生了吗？”

“莫蒂默大夫马上就到了。”

菲茨告诫自己不要发脾气。小孩子总是爱闹小毛病。他自己小时候不就经常拉肚子吗？当然，小孩子也会害上胃肠炎而死。

他在沙发前蹲下，让自己平视着儿子：“我的小战士怎么啦？”

宝宝的声音无精打采：“我跑肚了。”

他肯定是从仆人那儿学的这种粗俗的说法，连语调都带着一种威尔士的跳音。但菲茨决定这次就算了。

“医生马上就来了，”他说，“他会把你治好的。”

“我不想洗澡。”

“我想你今晚不用洗澡了。”菲茨站起身说，“医生一到，就叫人通知我，”他对护士说，“我要亲自跟他说几句话。”

“好的，阁下。”

菲茨离开育儿室，径直去了更衣室。贴身男仆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晚装，衬衫的胸前插着钻石别针，并搭配着一对相应的袖扣，上衣口袋里放了一条干净的亚麻手帕，丝袜被各自摆放进了花纹皮鞋里。

他在换衣服之前去了一趟碧的房间。

她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

他从未见过她这种状态，上次她怀孩子的时候，正赶上1914年8月他动身去法国。当时她只有四五个月的身孕，等孩子出生以后他才回来。他从未目睹过这种壮观景象，不免感叹人的身体竟能如此变化伸展。

碧正坐在梳妆台前，但不是在照镜子。她靠在椅背上，双腿分开，手搭在隆起的肚子上，闭着眼睛，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我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她抱怨道，“无论站着、坐着和躺着，身上都疼。”

“你该去育儿室看看宝宝。”

“等我有了精力就马上去！”她恶狠狠地说，“我就不该来乡下。我这样子还要举办宴会，简直太荒谬了。”

她说得没错。“但如果我们要对付布尔什维克，就需要这些人的支持。”

“孩子还是肚子不舒服吗？”

“是的。医生马上就来。”

“你最好让他先来见我，乡下大夫一般都不太有经验。”

“我会跟仆人说的。另外，你不会下去吃饭了吧？”

“我这副样子怎么去啊？”

“我只是问问。茉黛可以坐在桌子另一端。”

菲茨回到自己的更衣室。有些男人已经不再穿燕尾服、打白色的领带，他们都拿战争当作借口，吃饭时穿短礼服上衣，戴黑色的领带。菲茨看不出两者间有什么联系。战争怎么能成为人们穿着随便的理由呢？

他穿上自己的晚礼服，走下楼去。

晚饭后，人们坐在会客厅里喝咖啡，这时温斯顿挑起话题说：“你看，茉黛女勋爵，你们女性最后还是获得了投票权。”

“只是一部分女性。”她说。

菲茨知道她的失望所在。这项法案只针对三十岁以上且为户主或户主妻子的女性。菲茨本人生气的是这种法案竟然能通过。

丘吉尔接着调侃道：“这你要部分地感谢在座的柯曾伯爵，在法案递交上议院时他出其不意做出了弃权决定。”

柯曾伯爵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因为背部疾病而不得不穿金属胸衣，更凸显了他硬邦邦不可一世的样子。有一首顺口溜是这么说他的：

我是乔治・纳撒尼尔・柯曾

我至高无上万事亨通

他曾经当过印度总督，现在是上议院领袖，战时内阁的五名成员之一。他也是反对妇女参政联盟的主席，因此他的弃权令政界大为惊讶，妇女参政的反对者对此大失所望，尤其是菲茨。

“下议院通过已经通过了这项法案，”柯曾说，“我觉得，我们不能违反议会民选议员的意志。”

菲茨对这一点仍感到恼火：“但上议院的存在就是为了审议下议院的决定，并制止他们胡作非为。比如说眼下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否决了这项法案，我想下议院不会高兴，他们会重新发给我们。”

菲茨耸耸肩：“我们以前也发生过类似争执。”

“但不幸的是，布莱斯委员会还在任期中。”

“噢！”菲茨没想到这一点，布莱斯委员会正在考虑上议院的改革，“难道是因为这个？”

“他们应该会尽快提交报告。在此之前，我们不能跟下议院硬拼硬打。”

“是的。”尽管极不情愿，但菲茨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上议院动真格的挑战下议院，布莱斯可能会建议遏制上议院的权力。“我们有可能因此失去所有的影响力——永远地失去。”

“这种考虑也恰恰是导致我弃权的原因。”

有时菲茨觉得政治实在令人郁闷。

仆役长皮尔为柯曾送上一杯咖啡，随后低声对菲茨说：“莫蒂默大夫现在小书房，阁下，等你方便的时候过去。”

菲茨一直担心孩子肚子疼的事，正等着仆人来传话。“我这就去见他。”菲茨说。他找了个借口走了出去。

小书房里摆放的家具是其他房间用不上的东西——不舒服的哥特式雕刻椅子，没人喜欢的苏格兰风景画，还有菲茨父亲在印度狩猎来的一颗虎头。

莫蒂默是一位称职的当地内科医生，浑身上下带着一股过于自信的派头，似乎觉得自己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让他跟伯爵平起平坐。不过他还算礼貌。

“晚上好，阁下，”他说，“你儿子有些轻微的胃部感染，但很有可能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很有可能？”

“我特意这样说。”莫蒂默的威尔士口音被他所受的教育中和了，“我们做科学家的研究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我告诉你的矿工们，每天早上下井时想着有可能不会发生爆炸。”

“嗯。”这话没给菲茨多少安慰，“你见过公主了吗？”

“见过了。她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事实上，她一点儿病都没有，而是快要生了。”

菲茨跳起来：“你说什么？”

“她以为自己怀孕八个月了，可她计算错了。她已经怀了九个月，用不了多长时间她就不必受罪了。”

“谁跟她在一起？”

“仆人们全都围着她呢。我已经派人去叫一位称职的助产士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本人也可以参与护理分娩。”

“这全怪我，”菲茨恨恨地说，“我不该劝她离开伦敦。”

“伦敦以外的地方每天都有健康的婴儿出生。”

菲茨感觉自己受到了嘲弄，但他顾不上这些了。“要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该怎么办？”

“我了解你在伦敦的医生拉思伯恩教授。他当然是位声誉显赫的大夫，但我有把握地说，我亲手接生的婴儿比他多。”

“都是矿工的孩子。”

“的确，大部分都是。不过在出生的那一刻他们跟小贵族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

菲茨正在受人讥嘲。“我不喜欢你这种傲慢言辞。”他说。

莫蒂默却不吃这一套。“我也不喜欢你的。”他说，“你毫不客气地表示我不配治疗你的家人。我很乐意离开。”他拿起了自己的提包。

菲茨叹了口气。这种争吵实在太愚蠢了。他心里的愤怒是冲着布尔什维克的，没必要迁怒于这位敏感的威尔士中产阶级。

“不要做蠢事，老兄。”

“我正尽力而为。”莫蒂默朝门口走去。

“你难道不该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吗？”

莫蒂默站在门边：“我的上帝啊，你真是狂妄至极，菲茨赫伯特。”

很少有人用这种口气跟菲茨说话。但他及时克制住涌到嘴边的呵斥。再去找别的医生恐怕要花好几个小时。如果莫蒂默一怒之下离开，碧永远不会原谅他。

“我会把你这话忘掉，”菲茨说，“事实上我会把这番谈话整个忘掉，如果你也忘掉的话。”

“这大概是最接近道歉的话了，我可以接受。”

的确，但菲茨没再说什么。

“我立刻到楼上去。”医生说。

碧公主可不是安静生孩子的人。尖叫声从她的房间里冲出来，在楼里回荡。茉黛在钢琴上大声弹奏爵士曲调，款待客人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掩盖噪声，听上去却像另一种噪音，弹了二十分钟后她便放弃了。有些客人上床睡觉了，但到了午夜，大部分男宾客都聚在台球室里。皮尔为大家送上白兰地。

菲茨用古巴的“皇牌”雪茄招待温斯顿。等温斯顿点着烟卷，菲茨说：“政府必须对布尔什维克有所作为。”

温斯顿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仿佛要确定每个人都完全可信似的。然后，他往椅背上一靠，说：“情况是这样。英国北方舰队已经到达俄国的摩尔曼斯克水域。从理论上讲，他们的任务是确保俄国舰船不致落入德军手中。我们在阿尔罕格尔斯克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使命。我正在要求我们的部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成为反革命势力在俄国北部的一个核心。”

“这还远远不够。”菲茨马上说。

“我同意。我希望我们能出兵里海的巴库，确保那一大片油田不致落到德国人手里，或者被土耳其人占据，此外还有黑海，那儿已经成了乌克兰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核心。最后，还有西伯利亚，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有几千吨的物资，价值或许高达十亿英镑，是用来支持俄国的，当时他们还是我们的盟友。我们有权派出军队保护我们的财产。”

菲茨有些怀疑，但又有了些指望。“劳埃德・乔治会做这些事吗？”

“不会大张旗鼓地做，”温斯顿说，“问题在于矿工房子上挂的那些小红旗子。眼下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俄国革命的支持者。我明白这是为什么，就像我讨厌列宁和他们那帮人一样。尽管我十分尊重碧公主的家人……”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上面又传来一声尖叫，“但不能否认的是，俄国统治阶级没有及时处理好本国人民的不满。”

温斯顿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菲茨心想，他既是贵族，也是民众的一员，他是位才华出众的管理者，却总是忍不住干涉其他部门的事务，他很迷人，但大多政界同僚都憎恨他。

菲茨说：“俄国革命者是一帮窃贼和杀人犯。”

“的确。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看，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因此，我们的首相不能去公开反对革命。”

“可他只是心里反对也没什么用。”菲茨不耐烦地说。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有所行动。”

“我明白了。”菲茨也弄不清这到底有多大意义。

茉黛走进房间。男人们都站了起来，有些吃惊。在乡村宅邸里女人从不进台球室。茉黛根本不在乎这种规矩，只要自己方便就行。她走到菲茨跟前，吻了一下他的脸颊。“恭喜你，亲爱的菲茨，”她说，“你又有了一个儿子。”

男人们鼓掌喝彩，围聚在菲茨跟前，拍着他的后背，跟他握手。“我妻子没事吧？”他问茉黛。

“精疲力尽，但很自豪。”

“感谢上帝。”

“莫蒂默大夫走了，但助产士说现在你可以去看孩子了。”

菲茨朝门口走去。

温斯顿说：“我跟你一块儿上去。”

他们离开房间，这时菲茨听见茉黛说：“皮尔，请给我倒一杯白兰地。”

温斯顿压低声音说：“你去过俄国，会说他们的语言。”菲茨不知他想说什么。“不过是一点点，”他说，“几乎不值一提，但我能把意思说明白。”

“你遇到过一个叫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的人吗？”

“说来凑巧，我的确遇到过这个人。他负责……”菲茨犹豫了一下，不知是否该说出“秘密情报局”这个词，“他负责一个特殊部门。我为他写了几份报告。”

“嗯，很好。等你回城里以后，可以跟他谈一谈。”

这话提起了菲茨的兴致。“没问题，我可以随时去见他。”菲茨说，尽量不显得太过急切。

“我会让他跟你联系。他有可能要交给你另一项任务。”

两人来到碧的房门外。里面传出新生婴儿特有的哭声。

菲茨的泪水一下涌上眼眶，他有些不好意思。“我得进去了，”他说，“晚安。”

“恭喜你，也祝你晚安。”

他们为他取名为安德鲁・亚历山大・穆雷・菲茨赫伯特。这个小肉球长着一层菲茨那样的黑发。

他们用毯子包裹着把他带回伦敦，劳斯莱斯旅行车后面还跟着另外两辆汽车，以备发生故障时使用。他们在切普斯托停下吃早餐，然后又在牛津吃了午餐，最后在晚饭前后抵达他们在梅费尔的家。

几天后，在四月的一个温和的午后，菲茨沿着河堤，一边望着泰晤士河的浑水，步行去见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

秘密情报局膨胀过快，维多利亚那边的公寓已经装不下了。这个被称作“C”的人将自己不断扩张的部门迁到河畔大本钟附近的一座名为“白厅院”的维多利亚式奢华建筑里。一座私人电梯把菲茨带到顶楼，这位间谍头目占据了屋顶由一条走廊连通的两个房间。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列宁，”C说，“如果我们废除不了他，他就会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暴君之一。”

“我认为你的话很有道理。”C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跟自己相同，这让菲茨十分欣慰，“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谈谈你有可能做些什么。”C从他的办公桌上拿起一副测量地图距离用的圆规。他看上去心不在焉，突然把那尖头扎在自己的左腿上。

菲茨吃了一惊，差点就叫出了声。这显然是一个测试。他想起C由于撞车事故而安了一条木头假腿。他笑了。“一个不错的小骗术，”他说，“我都有点儿喜欢上了。”

C放下圆规，眼睛透过他的单片眼镜使劲盯着菲茨。“西伯利亚有个哥萨克首领，已经推翻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他说，“我要弄清楚他值不值得我们支持。”

菲茨吃了一惊：“公开支持吗？”

“当然不是。但我有秘密资金。如果我们能在东面维持一个反革命政府的内核，每月花上一万英镑也值得。”

“他的名字？”

“谢苗诺夫上尉，年龄二十八岁。他的地盘在满洲里，横跨中国东部铁路与西伯利亚快车的交会处。”

“所以说，这位谢苗诺夫上尉既然控制了一条铁路线，也可以控制另一条。”

“的确。他痛恨布尔什维克。”

“所以我们需要加深对他的了解。”

“这就需要你来做了。”

菲茨很高兴能有机会为推翻列宁做些事情。

同时，他想到了一系列问题——怎么找到谢苗诺夫？这人是个哥萨克，这伙人习惯先开枪再问话。他会跟菲茨谈话，还是一枪打死他？谢苗诺夫肯定会宣称自己能打败布尔什维克，但菲茨有可能准确评估吗？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他把英国提供的资金花在实处，产生良好效果呢？

他嘴上的问题是：“我是合适的人选吗？请原谅，不过我的身份太显眼了，就算在俄国，也很难不被人认出来……”

“坦白地说，我们的选择实在不多。我们需要地位高的人以便他具备与谢苗诺夫协商的身份。再说，我们这儿既会说俄语又完全值得信赖的人很少。相信我，你是最好的人选。”

“我明白。”

“当然，这件事也很危险。”

菲茨记起那些农民打死安德烈的情形。他强忍住内心的恐惧。“我理解其中的危险。”他用平稳的语气说。

“那么请告诉我，你会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吗？”

“当然。”菲茨说。

第三十一章

1918年5月至9月

当兵入伍对格斯・杜瓦来说并非易事。他身材瘦长，体态笨拙，行军、敬礼、按照部队的方式跺脚对他来说相当麻烦。至于锻炼，他自从出了校门就没多动一下。他喜欢餐桌上摆着鲜花、床上铺上亚麻床单，了解他的朋友自然觉得当兵对他来说是种可怕的打击。迪克森跟他一道进行军官训练，对他说：“格斯，在家的时候，你连洗澡水都要别人放好的。”

但格斯熬过来了。十一岁时他就被送到寄宿学校，所以，被老兵欺侮、被愚蠢的上司操练对他来说并不稀奇。家庭背景和举止谈吐没少让他受人嘲讽，但他耐着性子承受下来。

在剧烈的运动时，查克惊讶地发现格斯体现出一种纤长的美感，以前只能在网球场上得以一见。“你像只长颈鹿，”查克说，“跑起来也像。”因为他四肢长，格斯在拳击方面也很出色，不过负责训练的中士教官遗憾地告诉他，他缺乏杀手本能。

可惜他的枪法非常糟糕。

他很想在军队里好好表现一番，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人们认为他没什么出息。他要向他们，或许也向自己证明他不是个窝囊废。但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明白自己在为何而战。

威尔逊总统向国会和参议院发表讲话，如同向全世界吹起一声号角。他在呼吁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必须根据专门公约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联合组织，目的在于保证大小各国各自都获得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国家联盟是威尔逊的一个梦想，也是格斯和其他许多人的梦想，其中甚至包括爱德华・格雷爵士，是他在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时提出了这一理念。

威尔逊阐述了他的十四点计划。包括裁减军备，殖民地人民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还有巴尔干半岛、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臣民的自由。这次讲话被称为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格斯十分羡慕那些帮助总统起草的人。要是以前，他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的方案里贯穿着一个鲜明的原则，”威尔逊说，“这就是公正对待所有人民和一切民族，确保他们不论强弱均有权享受相同的自由和安全。”当格斯读到这些话时，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这是美国人民信奉的唯一原则。”威尔逊说。

真的有可能不打仗就解决各国间的纷争吗？通过战争达到这一目的显然自相矛盾，但值得一试。

格斯和查克跟随他们的机枪营乘坐“科琳娜号”从新泽西州的霍博肯出发。这是艘由豪华客轮改装的运兵船。整个旅行历时两周。他们都是少尉，同住在一间上甲板的船舱里。虽然他们曾互为情敌追求过奥尔加・维亚洛夫，但现在已然成了朋友。

这艘船是运兵船队的一部分，由海军护航，一路航程都很顺利，只是有几个战士死于西班牙流感，这种新的疾病正在全球肆虐。吃的东西很差。人们传言德国人已经放弃了潜艇战，正准备靠投毒赢得战争。

“科琳娜号”在法国西北角的港口城市布雷斯特外面等待了一天半时间。他们下了船，码头上到处是人、车和商店，喝令声和引擎的轰鸣此起彼伏，急躁的军官们和汗流浃背的装卸工穿梭忙碌。格斯问码头上的一个中士为什么耽搁了这么久，这句话实在不该问。“你管这叫耽搁，先生？”中士说，让“先生”这个词听上去像是在侮辱对方，“昨天我们卸下了五千人，连带他们的车辆、枪炮、帐篷和野战炊具，再把这一切转送上铁路和公路运输线。今天我们又卸下了五千人，明天也是如此。这可不是耽搁，先生。这他妈够快的了。”

查克咧嘴朝格斯笑笑，低声说：“看见了吧。”

装卸工们都是有色人种的士兵。一旦让黑人和白人士兵共同使用某个设施就会出乱子，而这些乱子通常是来自南方腹地的白人新兵挑起的。因此，部队索性做出妥协，让有色军团负责后方琐碎的辅助事务，不再让各种族混在一起上前线。格斯知道黑人士兵对此极其不满——他们也希望像别人一样为国家战斗。

军团的大部分人员继续从布雷斯特乘火车前进。他们坐的不是旅客车厢，而是被塞进装牛的闷罐车里。格斯把在车厢上看见的标志翻译出来给大家解闷：“四十个人或者八匹马。”不过，机枪营都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因此格斯和查克通过陆路前往他们在巴黎南部的营地。

他们在美国使用木枪演练过堑壕战，现在他们手上是真枪实弹。格斯和查克都是军官，因而配发了柯尔特M1911半自动手枪和装有七发子弹的弹匣。在离开美国之前他们就把骑警风格的帽子扔掉，取而代之以更为实用的军帽，有着十分独特的船形帽檐。他们也配发了跟英国人一样的汤钵形钢盔。

现在，一身蓝色的法国教官训练他们如何配合重型火炮展开作战行动，美国军队此前并不需要这种技能。格斯能讲法语，自然负责沟通任务。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还不错，虽然法国人抱怨说美国大兵一来白兰地的价格就涨了上去。

整个四月，德军一直在进攻，成效显著。鲁登道夫快速侵入佛兰德斯地区，让黑格将军不得不承认“英军被逼到了墙角”——这一措辞在美国士兵之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格斯并不急于见识战场，查克却急躁不安，在训练营里待不下去了。真不知道他们在这儿干什么——有真的战场不去，却在这儿模拟作战？德国前线最近的部分在兰斯，那是巴黎东北部的一座香槟城。但格斯的指挥官瓦格纳上校告诉他，协约国的情报部队确信德军不会在那里发动进攻。

协约国情报部门这次是大错特错。

沃尔特很兴奋。尽管伤亡惨重，但鲁登道夫的战略卓有成效。德国人攻击了敌人的薄弱部分，移动迅速，将强势力量留到以后扫除。尽管协约国部队新任最高统帅福煦将军组织了几次漂亮的防御，但德军夺取领土的速度超过1914年以来的任何时期。

最大的问题是德军部队每次占据了某个食物储备点之后就停止行进。他们停下来大肆吃喝，沃尔特无法强迫他们不吃饱饭就继续前进。这种景象实在难得一见，士兵们席地而坐，吮吸着生鸡蛋，一边往嘴里塞着蛋糕和火腿，举着酒瓶狂饮，任凭一颗颗炮弹在周围落下，子弹从他们头顶上呼啸而过。他知道其他军官也在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有些人举着手枪威胁下属，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促使他们放下食物继续前进。

除了这个，整个春季攻势是一次重大胜利。沃尔特和手下的战士一个个筋疲力尽，毕竟他们已经打了四年的仗，不过他们交手的法国和英国士兵也是一样。

在占领索姆河和佛兰德斯之后，鲁登道夫计划在1918年发起第三次进攻，计划夺取兰斯和苏瓦松之间的部分地区。在那里，协约国部队占据着一片名为“贵妇小径”的山脊——这一命名是因为它是由路易十五为其女儿拜访一位朋友而建造的。

最后的作战部署在周日，即5月26日下达，这天风和日丽，东北方吹来徐徐微风。看着战士们列队开赴前线，数千门火炮在法军持续的炮火骚扰下调动就位，电话线从指挥部的防空洞内一直铺设到炮台射击阵地，沃尔特心里感到十分骄傲。

鲁登道夫的战术依旧不变。这天深夜两点，成千上万门枪炮把毒气、榴霰弹和炸药投向高处山脊的法军前沿。沃尔特得意地发现法军的射击立刻弱了下去，这表明德军击中了目标。按照新的战略设想，弹幕只持续很短的时间，在凌晨五点四十分的时候停了下来。

冲锋队开始前进。

德国人是在朝上坡进攻，但他们并未遇到多少抵抗，沃尔特不到一个小时便登上山脊的小路，这让他又惊又喜。现在天已经放亮，他可以看见法国人正沿着山坡溃退下去。

突击队员们以稳定的速度跟在后面，与向前滚动的火炮弹幕保持一致，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在中午前赶到了山谷裂隙之间的埃纳河。不少农民摧毁了他们的收割机，烧掉谷仓里较早收成的作物，但大多数人逃离时十分匆忙，为随后而至的德军留下了丰厚的物资。撤退的法国人甚至没有炸毁埃纳河上的桥梁，简直不可思议，说明他们当时惊慌失措。

沃尔特手下五百人的队伍在午后穿越另一座桥梁，在维勒河的另一侧扎营，算来，他们在一天之内推进了近二十公里。

第二天他们停下，等待援军到来，但在第三天他们又继续前进，到了第四天，5月30日星期四，他们便到达了马恩河的北岸。自星期一算起，他们已经向前推进了近五十公里，获得了十分惊人的成绩。

不好的预感让沃尔特回忆起1914年的往事。当年，德军正是在这个地方被迫停下的。

他发誓不再重蹈覆辙。

5月30日，正当格斯与美国远征部队在巴黎南部的沙托维兰训练的时候，第三师接到命令赴马恩河增强防守力量。大部分士兵将要乘坐火车，破烂的法国铁路系统可能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将他们送到前线。格斯和查克带着机枪营立刻从公路出发。

格斯既兴奋又害怕。这不像拳击赛，有裁判执行规则，如果打斗过于危险便予以终止。如果真有人朝他开枪的话，他会如何反应？掉头就跑？有什么会让他逃不掉？他大概设想了一下。

汽车跟火车一样不可靠，不少车辆半路抛锚或者耗干了汽油。此外，他们被反方向躲避战争的平民阻拦，有的人赶着牛群，还有的用独轮推车载着财物。

星期五的下午六点钟，机枪营带着十七挺机枪来到巴黎以东八十多公里的一个绿荫环绕的小镇蒂耶里堡。这个小地方在晚霞中显得尤其美丽。马恩河横穿过小镇，两座桥梁将南部城郊与北部的镇中心连接起来。法国人控制着河的两岸，但德军的前锋已经到达城镇北部的边沿地带。

格斯的营奉命沿南岸布设武器，控制两座桥梁。他的战士装备了M1914霍奇基斯重型机枪，全都架在坚固的三脚架上，铰接上装有两百五十发子弹的金属弹夹。他们手里还有枪榴弹，用两脚架以四十五度角向上发射，还有几挺仿造英国“斯托克斯”式的迫击炮。

太阳落下的时候，格斯和查克监督着两座桥之间的战士们进入作战位置。这类决定没有经过任何训练，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常识行事。格斯选了一座三层楼的建筑，底层是一间合着百叶窗的咖啡馆。他砸开后门走了进去，爬上了楼梯。阁楼上的窗子视野十分开阔，一直能看到河对岸，顺着一条向北的街道瞭望远处。他吩咐一个重机枪班守在那里。他估计那位中士会对他说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但中士赞成地点点头，便去完成命令了。

格斯又在几个类似的位置布设了三挺机枪。

在给迫击炮寻找合适的掩护时，他发现河岸上有个砖砌的船屋，但不清楚它在自己的区域还是归查克负责，便去找他这位朋友核实。他发现查克正站在九十多米外的堤岸上，靠近东面的大桥，用一部双筒望远镜朝水面上窥视。他朝那边走了两步，便听到一声可怕的爆炸声。

他转身朝声音的方向看去，随即又是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一枚炮弹落在河面上，掀起了高高的水花，他这才意识到德军的火炮开了火。

他再次朝查克站的地方看去，刚好看见他的朋友消失在爆炸扬起的一团泥土中。

“我的上帝！”他惊叫一声，立刻朝那边跑去。

一发发炮弹落在河的南岸。战士们一个个全都趴在地上。格斯来到刚才查克站的地方，慌忙到处寻找着。眼前只有一堆堆的泥土和石块。这时他看见一条胳膊从碎石中伸了出来。他把一块大石头搬到一边，这才惊恐地发现这条胳膊并没有连着身体。

这是查克的胳膊吗？应该有办法弄清楚这一点，但格斯惊魂未定，想不出任何办法。随后，他跪在地上开始用手去挖。他看见一片棕褐色的领口，上面镶着写有“US”的金属标牌，不禁呻吟了一声：“哎呀，上帝。”他赶快把查克的脸弄出来。查克一动不动，既没有呼吸，也没了心跳。

他极力回想着应该怎么办。有人死了的话，应该跟什么人联系呢？尸体总该有人处理，可怎么处理呢？正常情况你得叫殡仪馆的人来。

他抬起头，发现一个中士和两名下士正在盯着他。又有一颗迫击炮弹在街上爆炸，几个人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随后又去看他。他们在等待他发出指令。

他猛地站起身来，一些训练的内容回到了他的脑海中。处理死去的战友甚至照顾伤者都不是他的任务。他毫发无损，必须去完成他的使命迎战敌军。一股不理智的愤怒涌上心头，让他对杀害查克的德国人恨得咬牙切齿。该死的，他想，我要好好还击你们。他记起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布设武器。他必须尽快完成任务。他还要负责带领查克的连队。

他指着负责迫击炮的中士。“别去船屋了，那里太不隐蔽了，”他又指着街对面酿酒厂和马棚之间的一条狭窄小巷说，“在巷子那儿布设三挺迫击炮。”

“是的，先生。”中士匆忙离开。

格斯望着街道另一端。“看见那座平房了吗，下士？在那儿架一挺机枪。”

“先生，请原谅我，但那是一座汽车修理厂，下面可能有燃油槽。”

“见鬼，你说得对。眼力不错，下士。那就去那边教堂上的塔楼。那下面恐怕只有赞美诗集。”

“是的，先生，这下好办多了，谢谢，先生。”

“你们几个余下的跟我来。我们先找个掩护，再看看什么地方能安置其他武器。”

他带着他们穿过马路走到街道尽头，建筑物后面是一条过道或小巷，一颗炮弹落在一所贩卖农具的店铺院子里，爆炸开来的肥料烟尘撒了格斯一身，似乎在提醒他并未离开炮弹的射程。

他匆匆跑过小巷，一旦有墙体做掩护就躲上一会儿，避开炮弹袭击，一边大声命令把机枪放置在最高、最结实的地方，把迫击炮设在房屋之间的花园里。有时，手下的人会提出建议和抗议。他听取大家的意见，快速作出决定。

转眼天黑了，手头的工作更加困难。德国人的大量火力横扫整个镇子，大部分都准确地落在位于南岸的美军阵地上。有几幢楼房被炸塌了，沿河的街道变得一片狼藉。最初几小时内，格斯在轰炸中损失了三挺机枪。

直到午夜时分他才返回营部，营部设在往南几条街外的一个缝纫机厂里。瓦格纳上校跟同级别的法国军官在一起，两人对着一张小镇的大比例地图凝神沉思。格斯报告说他跟查克属下的所有枪炮已经就位。“干得好，杜瓦，”上校说，“你还好吧？”

“是的，先生。”格斯回答。他有些不解，又有点儿生气，觉得上校也许认为他没有勇气担当这份职责。

“你身上到处是血。”

“是吗？”格斯低下头，看见军服的前胸的确有块凝结的血迹，“我也不知是从哪儿沾上的。”

“是从你脸上，那儿有一大块刮伤。”

格斯摸了摸自己的脸，手指碰到一片翻起的皮肉时疼得抽搐了一下。“我都不记得是怎么弄伤的。”

“去急救站清理干净。”

“不要紧的，先生，我还得……”

“这是命令，中尉。如果伤口感染的话可就麻烦了。”上校微微笑了笑，“我不想失去你。看来你是块当军官的料。”

第二天清晨四点钟时，德军发动了气体弹幕。沃尔特带着他的冲锋队员在日出时接近小镇的北部边沿，最近两个月法国军队的抵抗软弱无力，这次估计也是一样。

他们原想绕过蒂耶里堡，但这不可能。一条通往巴黎的铁路线穿过小镇，这里还有两座重要的桥梁。因此必须将它攻下来。

农舍和田野渐渐变成了别墅和小型农场，然后是石板路街道和花园。当沃尔特走近第一座二层楼的房子时，楼上窗口立即开始射击，子弹像水塘里的雨点一样打在他脚边的小路上。他纵身越过低矮的篱笆跳进一小片菜地，打了几个滚，最后隐蔽在一棵苹果树后。其他士兵也四散隐蔽起来，只有两个人倒在路上。其中一个没了动静，另一个痛苦地呻吟着。

沃尔特回头找到了施瓦布中士。“带上六个人，从房子的后门上去，端掉机枪的掩体，”他找到了几名中尉，“冯・凯塞尔，朝西走一个街区，从那儿进入小镇。冯・布劳恩，跟我一起往东。”

他避开大街，沿着小巷，穿过房子的后院向前移动，但每隔十座房子就有一个步枪或机枪手埋伏其中。沃尔特焦虑地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让法国人重拾作战的精神。

整个上午冲锋队在房前屋后转战迂回，人员伤亡惨重。这种情况超乎他们的预料，每经过一处院落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他们已经习惯了从最薄弱的防御线深入到敌人的后方，瓦解通信线路，没有了作战指示，前线士兵很快就会向后续的敌方部队投降。现在，这种战术失去了效力，敌人似乎重新得到了力量，双方开始苦苦交战。

不过他们还是取得了一点胜利，到了中午，沃尔特已经站在那座中世纪城堡的废墟前，小镇就是以它命名的。城堡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顶，镇政厅就在它的山脚下。中心大街从那里笔直延伸出去，连接两百多米以外的一座横跨马恩河的双拱公路桥。往东四百五十多米的河流上游，有另外一座桥，那是座铁路桥。

他能用肉眼看清所有这一切。随后他拿出望远镜，聚焦在南岸的敌人阵地上。士兵们都站在外面，并不在意自我掩护，这是新参战的士兵的特征，老兵不会让人看见自己。这些人年轻，精力充沛，吃穿都很好，他们的军服不是蓝色的，而是棕褐色的，这让他一下子慌了神。

他们是美国人。

下午，法国人回退到河的北岸，这样格斯就可以指挥迫击炮和机枪越过法国人的头顶朝进攻的德军开火。美军的炮火洪流般涌入蒂耶里堡南北向的道路，那里变成了一条杀戮的通道。尽管如此，他仍能看见德军无畏地向前猛冲，从银行冲到咖啡厅，仅凭人数就压倒了法国部队。

午后变成血腥的黄昏，格斯从高处的窗口向下张望，看见七零八落穿着蓝色军装的法国士兵向西面的大桥溃退。他们在大桥北端做最后的防守，当通红的夕阳落入西边的山岗，他们依然坚守在那儿，随后，黄昏降临，他们撤到了大桥的另一侧。

一小群德国人看到有机可乘，便开始追击过来。格斯看见他们跑上了大桥，暮色之中，隐约可见灰色的人影前后追逐。接着，大桥爆炸开来。格斯猜测是法国人预先在桥上装了炸药。残肢断体升到半空，大桥北侧的拱状桥体轰然落入河中，成了一堆瓦砾。

随后，一切沉寂下来。

格斯躺在总部的草褥子上睡了一会儿。他几乎四十八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德军清晨的进攻惊醒了他。他睡眼惺忪地跑出缝纫机厂赶往河边。在六月的清晨，他看见德军已经占领了整个北岸，正在从极近的距离炮轰南岸的美军。

他安排已经休息过的人换下整夜值班的士兵。然后他从一处阵地走向另一处阵地，小心地一直躲在岸边的房子后面。他改进了隐蔽方式，将枪炮挪到较小的窗户里面，用带波纹的铁皮做防护，以免炮手被弹片击中，或者在枪的一侧堆起碎石作为防护。不过，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敌人的炮手不得安生，他命令道：“送这帮浑蛋下地狱去。”

所有人都蠢蠢欲动。霍奇基斯重型机枪每分钟可以发射四百五十发子弹，射程可达三千六百多米，因此能十分有效地打到对岸。相比之下，斯托克斯迫击炮就不太管用了。它的抛射式弹道是应付无法用视线瞄准的堑壕战的。不过，枪榴弹在短距离内极具杀伤力。

双方都在猛烈轰击，就像两个拳击手困在一个桶里赤手空拳地打架。无数炮弹的爆炸声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楼房垮塌，受伤的士兵在痛苦尖叫，抬担架的人浑身血污，在河滨和救护站之间来回跑着，跑腿的人给疲惫的士兵送来更多弹药和热咖啡。

时间慢慢过去，格斯潜意识中知道自己并不害怕。他总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因而没时间去想这些。中午时分，他站在缝纫机厂内的食堂里大口灌甜奶咖啡当午餐，一瞬间他感到不可思议，自己竟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个穿过弹幕、从一座房子跑向另一座房子、对着战士们大喊“送他们下地狱”的人真的是格斯・杜瓦吗？这是个原本担心自己上了战场会掉头就跑的人。到头来，他几乎没有想到自己是否安全，满脑子想的都是他的士兵处境危险。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正在这时，一个下士过来报告说他的班里把更换霍奇基斯过热枪筒的扳手弄丢了，他匆匆喝掉剩下的咖啡，急忙去处理问题了。

不过当天晚上他经历了一阵悲伤的时刻。时值黄昏，偶然间他透过破碎的厨房窗户，朝河岸上查克・迪克森丧命的地方看了一眼。他已不再为查克身中炸弹在泥土中消失而感到震惊，过去三天里他目睹了更多的死亡和破坏。现在另一件事攫住了他，格斯意识到，将来有一天，他要通知查克的父母——布法罗银行的拥有者阿尔伯特和埃米琳这件事，还要通知他年轻的妻子多丽丝，她一直竭力反对美国参战，或许正因为担心会发生眼下这种事情。格斯该怎么对他们说呢？“查克作战很英勇。”但查克根本没参加过战斗，他在第一次战斗的第一分钟就死了，连一枪都没有打过。就算他是个懦夫也没多大关系，结果都是一样。他的生命就这样浪费掉了。

格斯盯着那块地方陷入了沉思，随后，他的目光被铁路桥上移动的东西吸引了过去。

他的心咯噔一下。大桥尽头，一队士兵正在向这边进发。他们土灰色的军装在昏暗中依稀可辨。他们沿着铁轨跑着，在枕木和碎石中磕磕绊绊。这些人的头盔是煤斗形的，步枪斜背在肩上。他们是德国人。

格斯跑向最近的一个机枪架设点，那是在花园的围墙后面。这里的战士们并未发现进攻的敌军。格斯拍了拍炮手的肩膀。“朝大桥那边开火！”他喊道，“看——德国人！”炮手把枪筒摆过来，对准新的目标。

格斯随便用手指了一个战士。“快跑去总部报告情况，东面桥上有敌军进犯，”他喊道，“快，快！”

他看见旁边有位中士。“让大家全部都朝大桥那边开火，”他说，“快去！”

他向西面跑去。重型机枪无法迅速移动——霍奇基斯连同三脚架重量近四十公斤，但他让所有手榴弹兵和迫击炮手转移到新的阵地上，以便他们防守大桥。

德国人一个个被撂倒在地，但他们意志坚定，继续前进。透过眼镜镜片，格斯看见一个高个头穿少校军服的人，看上去十分熟悉。他想是不是他在战前见过这个人。格斯正望着，那少校便被击中，跌倒在地。

德国的炮火掩护也十分强大。好像北岸的所有枪炮都瞄准了聚集在铁路桥南端的美军防御阵地。格斯眼见自己的战士一个接一个倒下，但他及时派人换下牺牲和受伤的战士，射击几乎没有片刻停歇。

德国人停了下来，开始据守阵地，用死去战友的尸体稍做掩护。一些胆大的家伙继续前进，但没有地方可以作掩护，他们很快就被打倒了。

夜幕降临，但这对战况毫无影响——双方的射击强度达到极限。敌人的身形模糊，被射击和爆炸的火光照亮。格斯把几挺沉重的机枪挪到新的射击位置，他几乎可以肯定这次进犯并不是为了掩护其他地方的过河部队而发动的佯攻。

双方僵持着，最后，德军开始后撤。

看见桥上出现了担架队，格斯便命令手下停止射击。作为回应，德国人的火炮也安静下来。

“万能的基督啊，”格斯自言自语道，“看来我们已经击败了他们。”

美军的一颗子弹打断了沃尔特的胫骨。他痛苦地躺在铁轨上，无法动弹，但看到士兵在后撤，听见枪炮声渐渐停息，让他心里更加难受。他知道自己已经失败。

被人抬上担架时他疼得叫了起来。伤者的叫声会挫败士气，只是他实在忍不住。他们跌跌撞撞抬着他跑过铁轨，穿过小镇到达救护站，护士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让他昏睡了过去。

醒来时他的腿已经打上了夹板。他向每一个从他的帆布床前经过的人打听战斗的进展，但并没有得到任何详细信息，最后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走过来，幸灾乐祸地查看他的伤口。戈特弗里德告诉他，德军已经放弃在蒂耶里堡穿越马恩河。也许他们要尝试其他地方。

第二天，在被送上回家的火车之前，沃尔特得知美军第三师的主力部队已经到达，在马恩河南岸布设阵地。

一位受伤的战友告诉他，靠近布瓦德贝洛镇的一片树林里展开了一场鏖战，双方伤亡惨重，但美军赢得了胜利。

回到柏林，报纸上继续在渲染德国的胜利，但地图上的前沿阵线并未向巴黎靠近，沃尔特痛苦地意识到春季攻势已经失败。美国人来得太快了。

出院后，他回到父母家里休养。

8月8日，协约国部队进攻亚眠，使用了将近五百辆新式坦克。这种装甲战车麻烦不少，但开动起来势不可挡，英国人只用一天的工夫便向前推进了约十三公里。

虽说只有区区十三公里，但沃尔特怀疑局势已经开始逆转，从父亲的脸上他看出他也有同感。整个柏林已经没有人再奢谈赢得战争了。

九月底的一天晚上，奥托回到家里，脸色阴沉得像刚收到了什么噩耗，以往的活力全然不见了。沃尔特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要大哭一场。

“皇帝回柏林了。”他说。

沃尔特知道威廉皇帝一直待在位于比利时山上的陆军总部，那是一个叫斯帕的度假地。“他怎么回来了？”

奥托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好像他受不了把这句话用平常的口气说出来：“鲁登道夫想要休战。”

第三十二章

1918年10月

茉黛与她的朋友雷马克勋爵在丽兹饭店共进午餐，后者在陆军部担任副部长。约翰尼穿着一件新的淡紫色背心。在吃砂锅牛肉汤时，她问道：“难道战争真的就要结束了吗？”

“人人都这样认为，”约翰尼说，“今年以来，德国已经遭受七十万人的伤亡。他们再也撑不下去了。”

茉黛难过地想，不知道沃尔特是否在这七十万人中。可能他已经死了，这念头像冰冷的肿块塞在她心口。自从两人在斯德哥尔摩度过田园诗般的第二次蜜月以后，她没再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她猜测他没有工作机会去中立国给她写信。更可怕的是可能他已经返回了前线，加入了德国军队最后决定成败的进攻。

这样可怕的想法就是现实。很多女性失去了自己所爱的人，包括丈夫、兄弟、儿子或者未婚夫。这四年中，人们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悲剧。人们彻底心灰意冷，哀伤和不幸成了生活常态。

她把面前的汤盘推到旁边：“有别的理由能指望和平？”

“是的。德国换上了一个新总理，他已经致函威尔逊总统，提出以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为基础停战。”

“这很有希望啊！威尔逊同意了？”

“没有。他说，德国必须先从所有征服的领土上撤军。”

“我们政府是怎么考虑的？”

“劳埃德・乔治暴跳如雷。德国把美国人当作协约国里的权威，威尔逊总统表现得似乎他们不用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可以达成和平。”

“这很要紧吗？”

“是的。我们的政府并不一定同意威尔逊的十四点。”

茉黛点点头：“我们估计会反对其中的第五点，关于殖民地人民在自己政府里有发言权的部分。”

“正是如此。这样一来，罗得西亚、巴巴多斯和印度该怎么办？我们不能指望得到当地人的许可，再去教化他们。美国人过于自由了。我们坚决反对第二条，无论战争或和平时期都保持公海自由。英国的强大力量靠的是海军。如果我们不能堵住德国的海上贸易通道，也就不能把德国饿得最终屈服就范了。”

“法国人有什么想法？”

约翰尼撇嘴笑了笑：“克列孟梭 [2] 说，威尔逊想要超越全能的上帝。他说‘上帝只不过提出了十项要求’。”

“我感觉多数英国人实际上都很拥护威尔逊和他的建议。”

约翰尼点点头：“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好开口制止美国总统缔造和平。”

茉黛实在太想相信这一切了。她告诫自己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以免随后太过失望。

侍者给他们送上瓦列斯卡鳎鱼，朝约翰尼的背心投以暧昧的目光。

茉黛又转而提起另一件让她担心的事。“你有菲茨的消息吗？”她的哥哥赴西伯利亚执行一项秘密行动，但他还是告诉了她，约翰尼会定期告诉她菲茨的消息。

“那个哥萨克首领很令人失望。菲茨跟他签订了一项协议，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向他提供资金，但他不过是个军阀而已。不过，菲茨继续待在那里，希望能鼓动俄国人推翻布尔什维克。同时，列宁把他的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了莫斯科，他觉得那里更安全，不会被入侵。”

“如果布尔什维克被罢免，新政权会继续跟德国打仗吗？”

“现实而言，不会。”约翰尼抿了一口夏布利白葡萄酒，“但英国政府里很多权贵人物讨厌布尔什维克。”

“为什么？”

“列宁的政权非常残酷。”

“沙皇的政权也一样，但丘吉尔从未计划要推翻他。”

“实际上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在那儿获得成功后，下一步就会蔓延到这儿来。”

“可是，如果可行的话，为什么不行？”

约翰尼耸了耸肩：“不能指望你哥哥那样的人也这样想。”

“是的，”茉黛说，“我好奇他怎么继续他的使命。”

“我们到俄国了！”比利・威廉姆斯说。他们的船已经靠岸，他能听见码头工人的吆喝声。“我们他妈的到俄国来干什么？”

“我们怎么会到俄国呢？”汤米・格里菲斯说，“俄国在东部。而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向西航行啊。”

“我们走过了半个地球，从另一面绕过来到这儿的。”

汤米不相信，他斜靠在栏杆上，眼睛盯着岸上：“那些人看上去有点像中国佬。”

“但他们说的是俄语。听上去像马夫别斯科夫，就是那个打牌骗了庞蒂兄弟，然后溜之大吉的家伙。”

汤米仔细听了听：“是呀，你说得对。真没想到。”

“这一定是西伯利亚，”比利说，“难怪他妈的这么冷。”

几分钟后，他们得知他们来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阿伯罗温同乡队走在镇上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已经有成千上万穿军服的士兵来到这儿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日本兵，但也有美国人、捷克人等等。镇上有一座繁忙的港口，有轨电车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轧轧前行，还有不少时髦的旅馆、剧院和数以百计的店铺。比利觉得这里有点儿像加地夫，只不过更冷一些。

他们到达军营的时候，遇到由年长的伦敦人组成的一个营，他们是坐船从香港来这儿的。比利心想，把这些怪老头送到这么远的地方是有道理的。可同乡队尽管因伤亡有所削弱，但他们一个个经验丰富，敢打敢冲。到底是谁在暗中操纵，把他们从法国撤出来，送到地球的另一边来呢？

他很快就明白了真相。晚餐后，旅长——一个面目英俊可亲、显然快要退役的男人告诉他们，菲茨赫伯特伯爵上校将要来讲话。

格温・埃文斯上尉——那位前百货店的老板——搬来一只装猪油罐头的木箱，菲茨站到箱子上面，那条伤腿让他活动起来有些吃力。比利看着他，并不感到任何同情。他的同情心留给斯托米・皮尤和其他众多残废了的前矿工，他们在伯爵的煤矿挖煤的时候就受尽伤害。菲茨自大又傲慢，是普通男人和女人的无情剥削者。只可惜德国人没有打中他的心脏，只打断了他的一条腿。

“我们肩负着四重使命，”菲茨开始讲话，面对六百人提高了嗓门，“首先，我们来在这儿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财产。你们下船走下码头，经过铁路专用线时应该注意到有士兵看守着成堆的供应品，这片十英亩的场地上存放着六十万吨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英国和美国将这些物资运到这儿的时候，俄国还是我们的盟友。现在，布尔什维克与德国讲和，我们不愿让我国人民花钱买来的子弹落到他们的手中。”

“这简直是毫无道理，”比利大声说道，让汤米和身边的其他人听得清清楚楚，“有必要让我们到这儿来吗？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些货用船运回去呢？”

菲茨恼火地朝声音的方向瞥了一眼，继续说道：“其次，这个国家有许多捷克民族主义者，有些是战俘，还有战争之前就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自己组成了捷克军团，打算坐船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加入我们在法国的军队。他们不断受到布尔什维克的骚扰，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逃离这里。当地的哥萨克社团领袖会协助我们完成此事。”

“哥萨克社团领袖？”比利说，“他想骗谁啊？他们是一帮该死的土匪。”

菲茨再次听到了表示异议的低语声。这一次，埃文斯上尉看不下去了，他不耐烦地下到食堂大厅里，站在比利他们旁边。

“西伯利亚有八十万奥地利和德国战俘，他们是签订和平条约后被释放的。我们必须阻止他们重返欧洲战场。最后，我们怀疑德国人盯上了俄国南部巴库的油田。我们不能让他们接近这块储藏区。”

比利说：“我感觉巴库离这里很远。”

那位旅长亲切地说：“你们谁有问题要问吗？”

菲茨瞪了他一眼，但已经来不及了。比利说：“我没有看见任何这方面的报道。”

菲茨回答说：“跟许多军事任务一样，这还是秘密，你们也不准在家信中提及自己在什么地方。”

“我们跟俄国宣战了吗，先生？”

“不，我们没有。”菲茨严厉地看着比利，也许他还记得比利是如何在卡尔瓦利福音馆的和平会议上击败他的，“除了威廉姆斯中士以外，还有人有问题吗？”

比利坚持说道：“我们是打算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吗？”

部队里发出愤怒的抱怨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同情革命。

“这里没有布尔什维克政府，”菲茨愈发恼火，“国王陛下一直没有承认莫斯科的政权。”

“我们的任务受到议会的认可了吗？”

旅长显得十分为难——他没想到有人会提出这种问题来。埃文斯上尉说：“你说得够多的了，中士，给别人点儿机会吧。”

但菲茨不够聪明，不知道有时该闭上嘴，对于比利从激进的非国教徒父亲那里学来的善辩功夫，菲茨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会输。“军事任务由陆军部批准，不需要议会授权。”菲茨争辩道。

“所以这一切是在对我们选出的代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比利愤怒地说。

汤米焦急地喃喃道：“当心，伙计。”

“这是必要的。”菲茨说。

比利没有理会汤米的提醒——他实在太气愤了。他站起来，用清晰而洪亮的声音说：“先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合法吗？”

菲茨一脸怒色，比利知道他说中了关键的一点。

菲茨开口说：“当然合法……”

“如果我们的任务没有被英国人民或者俄国人民认可，”比利打断他，“那怎么能说是合法的呢？”

埃文斯上尉说：“坐下，中士。这里不是该死的工党会议。再多说一个字，你就会被问罪。”

比利坐了下来，他很高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菲茨说：“我们是受了全俄临时政府的邀请到这里来的，其行政部门是五人组成的理事会，设在西伯利亚西部边沿的鄂木斯克。”菲茨停顿了一下，接着把话说完，“那正是你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

黄昏。列夫・别斯科夫等待着，浑身瑟瑟发抖。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个货场，远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末端。他穿着一件军大衣，里面套着中尉的军服，但西伯利亚是他待过的最冷的地方，这些衣服根本不管用。

来俄国这件事把他气疯了。四年前他侥幸逃离此地，然后出奇幸运地与一个富有的美国家庭联姻。现在，就因为一个女人，他又回到了这里。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他问自己。我怎么就不知足呢？

一扇大门徐徐打开，一辆用骡子拉着的大车从货物堆那边驶了过来。列夫跳了上去，坐在驾驶大车的英国士兵旁边。“嘿，希德。”他招呼道。

“嗨。”希德说。这人挺瘦，总是叼着烟卷，脸上早早有了皱纹。他是个伦敦佬，说的英语跟南威尔士或者纽约州北部的口音全然不同。一开始列夫都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

“你弄到威士忌了？”

“没，只有几听可可。”

列夫转过去，俯下身子去车上拉了拉篷布的一角。他几乎可以肯定希德是在开玩笑。他看到一个纸箱，上面写着“弗莱巧克力和可可”。他说：“哥萨克那边不太需要这玩意儿。”

“你往下面看。”

列夫把箱子挪到一边，看见了另一个标签。“教师牌高地精华级苏格兰威士忌。”他说，“有多少？”

“十二箱。”

他盖上箱子：“比可可强。”

他领着希德赶着大车离开城镇中心。他不停地回头查看，以免有人跟踪他们。一个美军高级军官让他们感到忐忑不安，但一路上没有任何人盘问他们。符拉迪沃斯托克挤满了躲避布尔什维克的难民，大部分人都带着大量钱财。他们花起钱来就像活不到明天似的，大概许多人的确末日当头。俄国这里什么都短缺，贩卖的东西不少都是从中国走私而来，或者像希德那样，是从部队里偷来的。

列夫见到一个女人带着个小女孩，便想起了黛茜。他想念她。她已经会走，会说话了，对一切都感兴趣。她一噘嘴，让所有人的心都化了，甚至包括约瑟夫・维亚洛夫。列夫已经有六个月没见到她了。她现在两岁半了，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一定变了不少。

他也想念玛伽。她是他的梦中情人，她跟他躺在床上，赤裸的身子贴着他上下扭动。就是因为她，他才惹恼了自己的岳父，来到西伯利亚这个破地方，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渴望再次见到她。

“你有什么弱点没有，希德？”列夫问道。他觉得自己需要跟这个沉默寡言的希德建立一种友谊——共同做坏事的伙伴需要相互信赖。

“没，”希德说，“我只爱钱。”

“爱钱能让你去冒险吗？”

“不，也就是小偷小摸。”

“小偷小摸给你带来什么麻烦没有？”

“没有过什么大麻烦。坐过一次牢，不过也只有半年。”

“我的弱点是女人。”

“是吗？”

英国人听到回答后总还要问上一句，列夫已经习惯了。“是啊，”他说，“我就是忍不住。我喜欢带漂亮女人去夜总会。”

“真的吗？”

“真的。我控制不了自己。”

大车进了一片港口住宅区，这里的路十分泥泞，到处是水手的小旅馆，既没有名称也没有门牌。希德显得有些紧张。

列夫说：“你身上带了武器没有？”

“没，”希德说，“我只有这个。”他撩开大衣，露出腰带上插着的一杆枪，那枪管足足有三十厘米长。

列夫从没见过这种模样的枪。“这是他妈的什么东西？”

“这是韦伯利马尔斯。世界上最厉害的手枪。非常稀罕。”

“不用扣扳机，只要亮出来就能吓唬人。”

这地方没人肯付钱清理街上的积雪，大车驶进少有人走的小巷，沿着路上旧有的车辙或在冰上滑行。身处俄国，让列夫想起自己的哥哥。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答应给格雷戈里寄去赴美国的路费，他把从部队偷来的物资卖给哥萨克人，从中能赚到大笔的现金。今天的交易就足够支付格雷戈里的路费了。

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做了不少缺德事，但如果他能补偿哥哥，心里就能舒服一些。

他们把车赶进一条小巷，在一座低矮的房子后面转了个弯。列夫打开一个纸箱，拿出一瓶威士忌。“你留在这儿看住这些货，”他对希德说，“否则，等我们出来东西就不见了。”

“放心吧。”希德说，但他显得有些害怕。

列夫伸手摸了摸大衣里面，腰带上的柯尔特点45半自动手枪插在皮枪套里，然后他便走进房子的后门。

在西伯利亚，这地方就算得上一家小酒馆了。一个小房间放着几把椅子、一张桌子。屋里没有吧台，只有一扇通向厨房的门，里面的架子上摆着各种酒瓶和一只酒桶。三个人围坐在炉火边，穿的是简单粗糙的毛皮大衣。列夫认出了坐在中间的那个人，他名叫索特尼克。他穿着一条松垮垮的裤子，裤脚塞进一双马靴里。这人长着高高的颧骨和一对斜眼，他还炫耀般地留着一副精心梳理的唇髭和腮须。他的皮肤因为气候变得又红又粗糙。年龄难以确定，可能是二十五到五十五之间的任何岁数。

列夫轮流跟几个人握了握手。他拔开瓶塞，其中一个人——大概他是店主——拿来四只配不上套的杯子，列夫大大方方给大家倒上，他们开始喝了起来。

“这算是世界上最好的威士忌了，”列夫用俄语说，“是从一个跟西伯利亚一样寒冷的国家运来的，那儿的山间溪水是纯纯的融雪。只可惜这酒太昂贵了。”

索特尼克毫无表情：“多少？”

列夫不打算让他回过头来再讨价还价。“就是你昨天同意的价钱，”他说，“只能用金卢布，别的不行。”

“多少瓶？”

“一百四十四瓶。”

“东西在哪儿？”

“就在附近。”

“你得加点儿小心。附近有不少窃贼。”

这话是个警告，也许是威胁——列夫明白这种双关语是故意说的。“我知道窃贼，”他说，“我本人就是其中一个。”

索特尼克看了看他的两个同伴，停顿了一会儿，他笑了起来。他们也跟着笑了。

列夫又倒了一轮酒。“别担心，”他说，“你的威士忌出不了问题，有杆枪保护着它们。”这也是一句双关语。要他们安心，也是给他们一个警告。

“那就好。”索特尼克说。

列夫喝着威士忌，然后看了看手表。“宪兵巡逻队很快就到这附近了，”他撒了个谎，“我得走了。”

“再喝一杯。”索特尼克说。列夫站了起来。“你想不想要威士忌？”他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我可以轻易卖给任何人的。”这是实话。只要有酒，就不愁卖不出去。

“我要了。”

“那就把钱放桌子上。”

索特尼克从地板上拿起鞍囊，开始点数五卢布一枚的硬币。说好的价钱是六十卢布一打。索特尼克慢慢把十二个一摞的硬币数好，一直摆了十二摞。列夫猜测他无法直接数到一百四十四。

等索特尼克摆完了，便抬头看了看列夫。列夫点点头。索特尼克把硬币又装回鞍囊。

他们来到外面。索特尼克背着那只袋子。夜幕降临，但天上有月亮，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列夫用英语跟希德说：“留在车上。保持警惕。”在非法交易中，这种时候往往最为危险，买家有可能不付钱就把货物抢走。为了格雷戈里的船票钱，列夫不敢有任何闪失。

列夫掀开车上的遮布，把三箱可可搬到一边，露出苏格兰威士忌。他从车里搬出一箱酒，放在索特尼克的脚边。

其他几个哥萨克人上了大车，开始去搬剩下的盒子。

“等等，”列夫看着索特尼克，“袋子。”

两边陷入了长时间的停顿。

驾驶座那儿，希德撩开他的外衣，露出了身上的武器。

索特尼克把袋子递给列夫。

列夫往里看了一眼，但他决定不再清点了。要是索特尼克当时偷奸耍滑少数了几枚硬币的话，他是看得出来的。他把袋子递给希德，然后去帮其他人卸车。

他跟几个人握了手，正要起身上车时，索特尼克拦住了他。“你看，”他指了指一个打开的盒子，“这里少了一瓶。”

那瓶酒放在小酒馆的桌子上，索特尼克心里很清楚。他怎么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找茬呢？这太危险了。

他用英语对希德说：“给我一个金币。”

希德打开袋子，递给他一枚硬币。

列夫一把抓住它，紧握在拳头里，然后往上一抛，硬币旋转着升到半空，反射着明亮的月光。索特尼克本能地伸手去接，列夫趁机跃上大车，坐上座椅。

希德猛地一甩鞭子。

“与主同在，”列夫喊了一句，大车猛地向前冲了出去，“什么时候再要威士忌的话，就说一声。”

骡子嗒嗒跑出了院子，转身上了大路，列夫的呼吸这才平稳下来。

“我们弄了多少？”希德问。

“就按我们说好的。每人三百六十卢布。减去五卢布。最后损失的那枚算我的。你有袋子吗？”

希德掏出一个大皮钱包。列夫数出七十二枚金币放进去。

他跟希德说了再见，在美国军官住处跳下车。他朝自己的房间走去，迎面碰上了哈蒙德上尉。“别斯科夫！你去哪儿了？”

列夫真希望他身上没有这个装了三百五十五卢布的哥萨克式鞍囊。“观光，先生。”

“天都黑了！”

“所以我就回来了。”

“我们一直在找你。上校要见你。”

“马上，先生。”

列夫往自己的房间走，想尽快摆脱这个鞍囊，但哈蒙德说：“上校的办公室在另一头。”

“是的，先生。”列夫只得掉头回来。

马卡姆上校不喜欢列夫。这位上校是个职业军人，并非战时才应召入伍的。他觉得列夫不配加入优秀的美国陆军，他是正确的，百分之一百一的正确，上校自己也会这样说。

列夫正打算把鞍囊放在上校办公室门外的地板上，但是随随便便把这么多钱放在这儿，实在让他有些担心。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列夫一走进办公室，马卡姆劈头就问。

“去镇子周围看了看，先生。”

“我给你重新分配任务。我们的盟友需要一个翻译，要我把你临时调派给他们。”

这听上去像个美差。

“是的，先生。”

“你要跟他们去鄂木斯克。”

这就有些不妙了。鄂木斯克远在俄国的野蛮腹地，离这里有六千多公里。“去哪儿干什么，先生？”

“他们会告诉你的。”

列夫不想去，离家太远。“你是要我自愿前往吗，先生？”

上校犹豫了一下，这让列夫察觉这次调动是志愿性的，就像部队里所有事情一样。“你拒绝委派吗？”马卡姆威胁道。

“当然，如果委派是自愿的话，先生。”

“跟你这么说吧，中尉，”上校说，“如果你自愿前往的话，我就不会要你打开袋子，告诉我里面都有什么。”

列夫低声骂了一句。他已无可奈何。这个上校太厉害。鞍囊里装的是格雷戈里去美国的路费。

鄂木斯克。管它呢。

“我很愿意去，先生。”他说。

艾瑟尔上楼去米尔德里德的公寓。这地方倒是干净，但算不上整洁有序，玩具扔在地上，烟灰缸上放着一支燃烧的香烟，一条晾干的内裤就挂在火炉前面。“今晚你能照看一下劳埃德吗？”艾瑟尔问道。她和伯尼打算去参加工党的一次会议。劳埃德现在快四岁了，如果没人照看，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在屋子里到处走动。

“没问题，”她们晚上经常替对方照看孩子，“我接到了一封比利的信。”米尔德里德说。

“他都好吗？”

“还好。但我觉得他没在法国。他一句也没提战壕的事。”

“那他大概是在中东地区。不知道他到没到过耶路撒冷。”去年年底，圣城就已经被英军占领，“如果他见过圣城了，我爸爸会很高兴的。”

“还有给你捎的话呢。他说他以后会写信，但要告诉你……”她把手伸进围裙口袋里，“我别弄错了。‘我感觉我现在对政治动荡的俄国一无所知’。这算什么？简直太奇怪了！”

“这是加了密的暗语，”艾瑟尔说，“每隔三个单词才算数。这话的意思是‘我现在俄国’。他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军队去了俄国。”

“我也不知道。他提没提什么歌或者书的名字？”

“有啊，你怎么知道的？”

“这也是代码。”

“他要我提醒你曾经唱的一首歌曲，名叫《我跟弗雷迪在动物园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首歌。”

“我也头一次听说，看它的字头吧。《弗雷迪在动物园》意思就是……菲茨。”

伯尼戴着一条红色的领带走了进来。“他睡熟了。”他说，指的是劳埃德。

艾瑟尔说：“米尔德里德收到一封比利的来信。他好像是在俄国，跟菲茨赫伯特伯爵在一起。”

“啊哈！”伯尼说，“这下不知他们要花上多长时间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们出兵攻打布尔什维克了。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我们跟俄国新政权交战了？”

“当然不是正式的。”伯尼看了看手表，“我们该走了。”他不喜欢迟到。

上车后，艾瑟尔说：“我们不可能非正式打仗。无论是我们打了还是没打。”

“丘吉尔和他那伙人知道英国人民不会支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所以他们就偷偷干了。”

艾瑟尔若有所思地说：“我对列宁很失望……”

“他只是在做他必须做的事！”伯尼打断她。他是布尔什维克的热情支持者。

艾瑟尔接着说：“列宁会变成跟沙皇一样的暴君……”

“这太荒谬了！”

“尽管如此，他也该得到机会证明他能为俄国做点事。”

“好吧，我们至少在这一点上看法相同。”

“不过，我也不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需要更多信息。”

“比利很快就会写信给我。他会向我提供详细信息。”

艾瑟尔为政府发动秘密战争感到气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但她很替比利担心。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如果他认为军队做错了，他就会说出来，就会因此惹上麻烦。

卡尔瓦利福音馆已经坐满了人。工党在战争期间赢得了声望。部分原因是工党领袖亚瑟・亨德森曾加入劳埃德・乔治的战时内阁。亨德森十二岁时起便在机车厂工作，他担任内阁大臣表现突出，保守党称工人不可靠不能进入政府的说法不攻自破。

艾瑟尔和伯尼在乔克・里德旁边坐下，这位红脸膛的格拉斯哥人是伯尼单身时最好的朋友。这次会议的主席是格林沃德医生。主要议程是下一届的大选。有传言说，一旦战争结束，劳埃德・乔治就会呼吁进行全国大选。阿尔德盖特需要选出一个工党候选人，伯尼是其中的主要人选。

他获得推举并受到一致赞成。有人建议格林沃德医生作为替补人选，但医生表示自己应该留在医疗行当。

接着，杰妮・麦卡利站了起来。当初艾瑟尔和茉黛为她得到分居津贴进行抗争，茉黛被警察抱着投入监牢，从那时起她便成了党的一员。杰妮这时说：“我在报上看到妇女能当候选人参加下届大选，我建议艾瑟尔・威廉姆斯当我们的候选人。”

一片愕然，人们沉默了，随后大家开始了七嘴八舌的议论。

艾瑟尔吃了一惊。她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自从她认识伯尼，他就一直想当上地方议员，她也接受。此外，以前还从来没有妇女能当选议员。现在她也不知道这是否可能。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当即拒绝。

杰妮的话还没说完。她又年轻又漂亮，但她外表的柔弱带着一种欺骗性，实际上内心有股令人生畏的勇气。“我尊重伯尼，但他是个组织者，长处是主持会议，”她说，“阿尔德盖特有个自由党议员，人际关系亨通，很难被击败。我们需要一个能为工党赢得这一席位的候选人，一个能对着东区民众高呼一句‘跟我去迎接胜利’，众人便跟随其后的人。我们需要艾瑟尔。”

女人们都欢呼起来，有些男人也随声附和，尽管也有人低声嘀咕着。艾瑟尔意识到如果自己参选，一定会赢得不少支持者。

杰妮说得很准——伯尼可能是在座的人里最聪明的，但他不是一个能够鼓舞人心的领导者。他可以解释革命如何发生，公司为何破产，但艾瑟尔可以激发人们加入正义的队伍。

乔克・里德站了起来。“主席同志，我认为法律不准许女性当候选人。”

格林沃德医生说：“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一项法令，给予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女性投票权，并没有规定妇女可以参选。但政府已经承认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已经在起草进一步的法案。”

乔克坚持说：“但现在实行的法规禁止女性参选，所以我们不能提名一名女性。”艾瑟尔苦笑了一下，真荒唐，这些口口声声要掀起世界革命的男人，却循规蹈矩，死守现行法律条文。

格林沃德医生说：“妇女资格条例的议会草案会在下届大选之前成为法律，因此可以说这正是为了提名女性议员。”

“但艾瑟尔还不到三十岁。”

“很明显，这一新法案将适用于二十一岁以上的女性。”

“明显？”乔克说，“如果我们连法规都不清楚，怎么可以提名候选人呢？”

格林沃德医生说：“或许我们应该推迟提名，等到新的立法通过后再说。”

伯尼向乔克耳语了一句什么，然后乔克说：“让我们问问艾瑟尔她是否愿意参选。如果她不愿意，那就没必要推迟决定。”

伯尼转向艾瑟尔，朝她投去一个自信的微笑。

“好吧，”格林沃德医生说，“艾瑟尔，如果你被提名，你愿意接受吗？”

大家全都看着她。

艾瑟尔犹豫了。

这一直是伯尼的梦想，而伯尼是她的丈夫。但他俩之中谁将是工党更好的选择？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伯尼脸上现出怀疑的神色。他原本希望她马上就会拒绝提名。

这让她定下决心。

“我……我从未考虑过这个，”她说，“而且，嗯，正如主席所说，甚至还不具有合法的可能性。所以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相信伯尼会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但不管怎样，我想花点时间考虑一下。因此，也许我们该接受主席的建议推迟决定。”

她转过身去看伯尼。

他的眼神就像要杀了她。

第三十三章

1918年11月11日

凌晨两点的梅费尔，菲茨家中的电话铃响了。

茉黛还没有上床，她正坐在客厅的烛光下，已逝先人的画像从上面俯瞰着她，窗帘如裹尸布一般紧闭，一件件家具环绕着她，在昏暗中若隐若现，就像夜晚旷野中的一只只猛兽。最近几天来她几乎无法入眠。一种迷信般的不祥预感告诉她沃尔特在战争结束前就会死去。

她一个人坐在那儿，手里握着变冷的茶杯，眼睛盯着炉火，痴痴地想他，不知他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事情。是睡在潮湿的战壕里，还是在为第二天的战斗做准备，或者他已经死了？她已经成了寡妇，四年的婚姻中只跟自己的丈夫过了两夜。唯一她感到确信的是他并没有成为战俘。约翰尼・雷马克帮她查看了每一份被俘军官的名单。约翰尼并不知道她的秘密——他相信她担心只是因为沃尔特在战前一直是菲茨的亲密朋友。

电话铃声吓了她一跳。一开始她认为这会是有关沃尔特电话，随后立刻觉得这不可能。朋友被俘这种消息会等到天亮才通知的。电话一定是跟菲茨有关，想到这儿她心里又是一阵难过：是他在西伯利亚受伤了吗？

她匆匆朝大厅跑去，但格洛特赶在了她前面。她猛然间内疚地意识到自己早忘了告诉他可以去上床休息了。

“我去问问茉黛女勋爵是否在家，阁下。”格洛特对着电话机说，然后他用手捂住话筒对茉黛说，“是陆军部的雷马克勋爵，小姐。”

她从格洛特手里接过电话：“是菲茨吗？他受伤了吗？”

“不，不是，”约翰尼说，“冷静点儿。是个好消息。德国已经接受了停战条件。”

“啊，约翰尼，感谢上帝！”

“他们在巴黎北部的贡比涅森林里，在铁路专线的两列火车上。德国人刚刚进入法国列车的餐车。他们正准备签约。”

“但他们还没有签署是吧？”

“是的，还没有。他们在讨论措辞。”

“约翰尼，你能不能等他们签署后再给我打个电话？我今晚不会睡觉的。”

“好吧。那么再见。”

茉黛把听筒交给管家。“战争可能在今晚结束，格洛特。”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小姐。”

“但你该去睡觉了。”

“如果小姐同意的话，我想等着雷马克勋爵再来电话。”

“我当然同意。”

“你想再来点儿茶吗，我的小姐？”

阿伯罗温同乡队凌晨时分抵达鄂木斯克。

比利不会忘记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这六千多公里漫长旅途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整整用了二十三天，尽管车头上安插了一个全副武装中士，让司机和司炉保持了最快的速度。比利一路上挨冻受苦——车厢中央放着的炉子无法驱散西伯利亚清晨的寒意。他们靠黑面包和罐头牛肉充饥。但比利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

他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比贝加尔湖更美的地方。埃文斯上尉告诉他们，这个大湖两端的长度超过了整个威尔士。他们从奔驰的列车上眺望太阳在宁静而湛蓝的湖面升起，照耀在远处一英里高的山脉之上，让峰顶的积雪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铁道边的骆驼商队望不见尽头，一只只承负重物的牲口缓慢而又充满耐力地在雪地上踯躅前行，毫不在意二十世纪钢铁的撞击和蒸汽的啸叫从旁侧飞驰而过，这些将会是他一辈子都珍视的记忆。不过他当时想的是：我离阿伯罗温实在是太远了。

最值得铭记的一件事情是参观赤塔的一所高中。火车在那里停了两天，因为菲茨赫伯特上校要笼络利用当地的头目，一个名叫谢苗诺夫的哥萨克首领。比利跟着一群美国游客去学校观光。校长用英语解释，一年前他还只教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那时禁止犹太人上学，哪怕他们有钱付得起学费也不行。现在，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命令，已经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教育。此举的效果显而易见。他的教室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学习阅读、写字和算数，甚至还学习科学和艺术。不管列宁还做了其他什么事——你很难把事实与保守派的宣传区分开来，至少他十分重视俄国儿童的教育，比利这样想着。

列夫・别斯科夫跟他们一起坐火车。他热情地跟比利打招呼，没显出任何羞耻感，好像已经忘了被人当成骗子和窃贼赶出阿伯罗温的事。列夫去了美国，娶了一个富家女子，现在他是一名中尉，编入同乡队，负责给他们当翻译。

部队从车站列队前往兵营，沿路的鄂木斯克民众欢迎他们。比利在街上看见不少俄国军官，他们穿着华丽的旧式军服，显然不是在履行军人的职责。这里也有不少加拿大军人。

等部队解散休息，比利和汤米便去城里四处闲逛。这儿没什么好看的——一座大教堂，一座清真寺，一座砖砌的堡垒，还有一条河，上面的客货运输十分繁忙。他们惊讶地看见许多当地人身上穿着不成套的英国军服。摆摊卖炸鱼的女人穿着一件卡其布束腰上衣，一个用手推车送货的人穿了一条厚厚的斜纹哔叽军裤，沿街走着一个高大的男学生，背着书包，脚上是一双簇新的英式军靴。“他们从哪儿弄到这些的？”比利纳闷地说。

“我们向这儿的俄国军队提供军服，但别斯科夫告诉我，军官们把这些东西统统拿到黑市上卖掉。”汤米说。

“他妈的活该，谁让我们支持错误的一边呢。”比利说。

加拿大基督教青年会设立了一个小卖部。几个同乡队员已经在那儿了，看来这是唯一可去的地方。比利和汤米买了杯热茶和一大块苹果馅饼，北美人把它叫“派”。“这个镇是反布尔什维克反动政府的总部，”比利说，“我是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那儿能够买到美国报纸，内容比英国报纸更真实可信。

列夫・别斯科夫走了进来。跟着他的是个年轻漂亮的俄国姑娘，她穿着件廉价大衣。几个人都盯着他。他下手怎么这么快？

列夫十分兴奋：“嘿，你们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没有？”

列夫大概总能最先听到传言，比利想。

汤米说：“是啊，我们听说你是个同性恋。”

大家都笑了起来。

比利说：“什么小道消息？”

“他们签署了停战协定。”列夫停顿了一下，“你们还不明白吗？战争结束了！”

“我们这边还没有。”比利说。

杜瓦上尉的排正在攻打默兹河东部一个名叫“两座教堂”的小村庄。格斯听到了传言，说上午十一点即将停火，但他的上级指挥官命令进攻，他便奉命执行。他把手下的重机枪移到一片灌木丛前，他们隔着一片宽阔的草地朝远处的建筑物射击，让敌人有充分的时间撤退。

不幸的是，德军并不去利用这个机会。他们在院子的空场和果园里架起迫击炮和轻机枪，猛烈地朝这边还击。架设在一座谷仓顶上的机枪尤为有效，压制了格斯排里一半的火力。

格斯叫来枪法最好的克里下士。“你能不能把手榴弹扔上谷仓屋顶？”

克里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满脸长着雀斑，他马上回答说：“要是能稍稍接近一点儿就行。”

“这就是麻烦所在。”

克里观察了一下地形。“草地那边三分之一处有个小土坡，”他说，“从那儿我就能投准。”

“那样太冒险了，”格斯说，“你想当英雄吗？”他看了看手表，“战争可能在五分钟后结束，如果传言没错的话。”

克里咧嘴一笑：“我可以试试，中尉。”

格斯犹豫了，他不愿意让克里去冒生命危险。但是，这是军队，他们仍然在战斗，命令就是命令。“好吧，”格斯说，“稳着点儿。”

他心里希望克里会犹豫一下，但这男孩立刻背起步枪，抓起一匣手榴弹。

格斯喊道：“集中全部火力！尽最大可能掩护克里。”

所有的机枪一齐开火，克里开始跑起来。

敌人立刻发现了他，他们的机枪开火了。他曲折前进穿过田野，就像一只被狗追赶的野兔。德国迫击炮弹在他周围爆炸，他却奇迹般地一一躲过。

克里说的那个“小土坡”在约三百米以外。

他离成功只差一步。

敌人的机枪手把克里牢牢锁定在自己的视线之内，来了一串长长的点射。眨眼之间就有十几发子弹打中了克里。他双臂甩开，扔掉了手榴弹倒了下去，惯性让他扑向空中，最后落在离他的土坡几步之遥的地方。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格斯估计他在倒地之前就已毙命。

敌人的机枪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美军也停止了射击。格斯感觉自己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欢呼声。他旁边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听着动静。德国人也在欢呼着。

德国士兵出现了，他们从远处村子里的隐蔽处走了出来。

格斯听到一阵引擎声。一辆印度厂牌的美国摩托车驶出树林，驾车的中士在后座上载着一位少校。“停火！”少校大喊道。摩托车载着他穿过前沿的一个个阵地。“停火！”他又喊着，“停火！”

格斯排里的人开始呐喊起来。人们脱下头盔投向空中。有些人跳起了吉格舞，有人互相握着手。格斯听到有人唱歌。

格斯无法把眼睛从下士克里身上移开。

他慢慢穿过草地，跪在尸体旁。他见过许多尸体，毫不怀疑克里已经死了。他不知道这男孩的全名叫什么。他把尸体翻过来。克里的前胸布满了小小的弹孔。格斯合上男孩的眼睛，站了起来。

“上帝原谅我。”他说。

艾瑟尔和伯尼下班回到家。伯尼患了流感卧病在床，照看劳埃德的人也病倒了，因此艾瑟尔既要照顾丈夫，又要看护儿子。

她的情绪十分低落。两个人大吵了一通，争论谁该当议会的候选人。这不仅是他们结婚以来吵得最厉害的一次，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这之后，两人就互不搭理。

艾瑟尔知道自己占理，但她心里仍然感到内疚。她很可能成为一个比伯尼更出色的议员，但选择该由他们的同志们做出，不由他们两个决定。伯尼计划了很多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非他莫属。虽然艾瑟尔之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她现在渴望竞选。妇女赢得了投票权，但以后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首先，年龄限制必须降低，降到跟男人相同。妇女的工资和工作条件需要改进。在大多数行业，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即使干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她们凭什么不能获得同样的待遇？

但她喜欢伯尼，一看到他脸上受伤的表情，她就想马上放弃。“我还以为打击我的会是我的敌人，”有天晚上他跟她说，“是保守党，搞妥协的自由派，资本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我甚至准备好了应付党里的另外两个嫉妒的反对者。但我一直相信身边有一个可以依赖的人。到头来，她却成了毁掉我的人。”一想到这些话，艾瑟尔就感到心口阵阵作痛。

十一点的时候她给他送去一杯热茶。他们的卧室很舒适，只是有些破旧，窗户上挂着廉价的纯棉窗帘，有一张写字桌，墙上挂着詹姆斯・凯尔・哈迪的照片。伯尼放下读着的小说，那是一本《穿破裤子的慈善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读这本书。他冷冷地说：“今晚你有什么打算？”当晚工党要召开一次会议，“你做了决定没有？”

她已经决定了。她两天前就可以告诉他，但她一直没能让自己把话说出来。现在，既然他已经提出来了，她就得回答他。

“最合适的人才应该当选。”她倔强地说。

他一脸难过的样子：“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说你爱我。”

她觉得他这样说实在不公平。这话放到他身上是不是也可以呢？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应该只考虑自己，我们应该为整个党着想。”

“那我们的婚姻呢？”

“我不会因为是你的妻子，就给你让路。”

“你背叛了我。”

“但我会给你让路的。”她说。

“什么？”

“我说，我要把位子让给你。”

他脸上显出一种放松的神情。

她接着说：“但是，这不是因为我是你的妻子，也不是因为你是更合适的人选。”

他迷惑不解。

“那，是为了什么？”

艾瑟尔叹了口气：“我怀孕了。”

“天啊，真的吗？”

“是的。就在一个女人可以成为议会议员的时刻，我却被怀了孩子这件事拖累了。”

伯尼笑了：“这下好了，一切都转向最好的结果！”

“我知道你会这么想。”艾瑟尔说。这一刻，她讨厌伯尼，讨厌这个未出生的婴儿，痛恨她生活中的一切。接着，她发觉耳边传来了教堂的钟声。她看了看壁炉上的时钟。时间是十一点过五分。他们怎么在星期一上午的这个时候敲钟呢？随后她又听到了另一声。她皱着眉头走到窗前。街上看不出任何异常，但更多的地方敲起钟来。西面，她看见伦敦市中心的上空升起一颗红色的闪光弹，就是人们说的纸炮烟火。

她转向伯尼：“听上去好像伦敦的每座教堂都在敲钟。”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敢打赌战争结束了。他们在为和平鸣钟！”

“是吗？”艾瑟尔酸溜溜地说，“反正不是为我这倒霉的孕妇敲的。”

菲茨将推翻列宁那帮强盗的希望寄托在设于鄂木斯克的全俄临时政府身上。不仅是菲茨，世界上多数大国的权势人物都将这座小城作为反革命的起点。

由五个人组成的执政团驻扎在城郊的一列火车上。菲茨知道，这几节由精锐部队把守的装甲车厢里还藏着帝国国库残存的财宝，价值数百万卢布的黄金。沙皇死了，被布尔什维克们杀害，但他的钱还在，给了效忠的反对派力量和威信。

菲茨觉得他对执政团也做了巨大的个人投入。早在四月他在泰-格温召集的那些权势人物已经在英国政坛内部组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关系网络，他们得以秘密且十分有力地支持俄国的抵抗力量。这一举措反过来又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支持，或至少阻止了它们去帮助列宁的政权。这一点他十分肯定。但外国人无法做太多事情——应该让俄国人自己起来反抗。

执政团到底能有多大作为？虽然它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它的主席尼古拉・D.阿弗肯采夫却是个社会主义革命党人。菲茨故意不理睬他。社会主义革命党几乎跟列宁那帮家伙一样糟糕。菲茨将希望寄托在右翼和军队身上。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恢复帝制，归还私人财产。他去见博尔德列夫将军，他是执政团西伯利亚军队的总司令。

政府占用的火车车厢配置了没落的沙皇帝国的豪华陈设：破旧的丝绒座椅，镶嵌面上带着裂纹，灯罩上斑痕点点，老仆人身上穿的是残留下来的圣彼得堡宫廷侍从制服，脏兮兮的，上面带着精心编织穿缀的穗子和珠子。在一节车厢里有个涂着口红、身穿丝绸的年轻女子，正在抽着一支香烟。

菲茨感到气馁。他希望一切回归以前的样子，但就算以他的品位看，这种布置也太落后守旧了。他恨恨地想起威廉姆斯中士那种轻蔑的嘲讽。“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合法吗？”菲茨知道他的回答值得怀疑。他愤愤地想：应该马上让威廉姆斯把嘴闭上，这家伙骨子里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博尔德列夫将军人高马大，身形笨拙。“我们已经动员了二十万兵力，”他自豪地对菲茨说，“你能不能把他们武装起来？”

“这的确很不简单。”菲茨说，但他暗暗压住内心的叹息。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才让六百万俄国大军败在了规模小得多的德国和奥地利军队手下。博尔德列夫甚至荒谬地戴着旧政权颁发的肩章，那种带缘饰的大圆盘让他看上去活像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喜歌剧中的角色。菲茨用他勉强凑合的俄语说：“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把半数的应征者打发回家。”

博尔德列夫一脸茫然。“为什么？”

“我们至多只能装备十万人。他们还必须接受训练。哪怕只有小规模但严守纪律的部队，也比刚一打仗就撤退或投降的一大帮乌合之众要强。”

“理想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给你的物资必须先发给前线部队，不能发给后方。”

“当然。这很正确。”

菲茨有种沮丧的感觉，他觉得博尔德列夫嘴上同意，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听他在说什么。但他不得不耐着性子说下去。“我们送来的东西很多都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我就亲眼见到街上有不少老百姓穿着英国军队的制服。”

“是的，正是这样。”

“我强烈建议收回所有不适合服役的军官的军服，打发他们回家。”俄国军队里充斥着外行和粗通门道的老家伙，他们干扰战略决策，但一有战事就躲得远远的。

“嗯。”

“我还建议你给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更大的权力，任命他为作战部长。”英国外交部认为高尔察克是执政团中最有前途的。

“很好，很好。”

“你打算做这些事情吗？”菲茨非要得到某种承诺不可。

“当然。”

“什么时候？”

“一切都会按时做到，菲茨赫伯特上校，都会按时做到。”

菲茨的心往下一沉。他悻悻地想：好在丘吉尔和柯曾那帮人无法亲眼看到这些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是多么糟糕，让人无法信服。但也许他们会在英国人的激励下打起精神来。不管怎样，他必须尽自己所能利用现有的材料。

有人敲门，随后，他的侍从武官穆雷上尉走了进来，手里拿了一份电报。“对不起打断一下，先生，”他气喘吁吁地说，“不过我相信你愿意尽早听到这个消息。”

米尔德里德这天中午从楼上下来，对艾瑟尔说：“我们去西边吧。”她指的是伦敦西区，“大家都往那儿去，”她说，“我把几个女孩打发回家了。”她现在雇了两个年轻女裁缝负责修剪帽子，“整个东边的店都关了。战争结束了！”

艾瑟尔很想去。她把参选机会让给伯尼，但这并没让家里的气氛有多大改善。他那边是高兴了，但她心里更加苦涩了。出去走走会对她有好处。“我得把劳埃德带上。”她说。

“没关系，我也带上伊妮德和丽莲。孩子们会记住我们赢得战争的这一天。”

艾瑟尔给伯尼做一个奶酪三明治当作午饭，然后又给劳埃德穿上暖和的衣服，几个人便出发了。他们坐上公共汽车，但车很快就满了，男孩子们和成年男人悬在车身外面。房子外面都挂着旗帜，不光是英国国旗，还有威尔士龙旗，法国的三色旗，美国的星条旗。人们跟陌生人拥抱，在街上跳舞，接吻。天上下着雨，但谁都不去在乎。

艾瑟尔心里想着这些年轻人从此远离了战争的伤害，也就渐渐淡忘了自己的烦恼，跟人们一道享受着这一刻的快乐气氛。

他们经过几家剧院，进了政府所在的街区，车慢了下来，几乎像在爬行。特拉法加广场已是一片欢腾的人海。车无法再往前走了，他们便下了车。几个人穿过人流沿着白厅朝唐宁街走。他们无法靠近唐宁街10号，人们都想亲眼见到劳埃德・乔治首相，见到这个赢得这场战争的伟人。他们走进圣詹姆斯公园，发现树丛中到处是拥抱着的情侣。在公园的另一边，成千上万的人站在白金汉宫外面。他们唱着《让家中炉火熊熊》，这一支歌唱罢，立刻又开始唱《我们所有人感谢上帝》。艾瑟尔看到一个身材苗条、穿斜纹软呢外套的年轻女子指挥着合唱，她站在一辆卡车的顶棚，艾瑟尔想：要是在战前，一个女孩子肯定不敢做这种事。

他们穿过街道去格林公园，希望能尽量接近王宫。一个年轻男子冲着米尔德里德微笑，她回以微笑，他伸出胳膊搂着她，亲吻她。她也报以热情的回吻。

“你似乎很喜欢这样。”那男孩走远后，艾瑟尔有点儿羡慕地说。

“是啊，”米尔德里德说，“要是他请我吮他那个的话，我也愿意。”

“我不会跟比利说这个的。”艾瑟尔哈哈大笑起来。

“比利不傻，他知道我什么样儿。”

他们绕开人群，来到一条名叫“宪法山”的大街上。这里没那么拥挤了，但他们是在白金汉宫的侧面，所以如果国王出来到阳台上的话，他们也没法看见。艾瑟尔正不知下一步往哪儿走，便看见一队骑警沿街开了过来，迫使人们匆匆让开道路。

他们后面是一辆敞篷马车，国王和王后正坐在车上微笑着向人们挥手。艾瑟尔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五年前他们到访阿伯罗温的情景一下子清晰地闪现在眼前。马车徐徐向她这边驶来，让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国王的胡子是灰色的，她记得他来泰-格温那会儿，他的胡子还是黑黑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却很兴奋。旁边的王后打着一把雨伞遮住了她的帽子。她那闻名遐迩的高胸脯似乎比以前更加丰满了。

“快看，劳埃德！”艾瑟尔说，“这是国王！”

马车离艾瑟尔和米尔德里德站的地方已咫尺之遥。

劳埃德叫了一声：“你好，国王！”

国王听到后笑了。“你好，年轻人。”他说，然后马车便走远了。

格雷戈里坐在装甲列车的餐车里，看着桌子的另一头。坐在对面的是革命战争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这意味着他是红军的指挥。他的名字叫列夫・达维多维奇・布朗斯坦，但像大多数革命领导者一样，他用的是化名，人们都知道他是莱昂・托洛茨基。几天前他刚过了三十九岁生日，俄国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他的手中。

革命已经整整一岁了，格雷戈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担心。冬宫的风暴像是某种结局，但实际上它只是一场斗争的开始。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充满敌意。今天的停战意味着他们现在可以把全部注意力用在摧毁革命上。只有红军能够阻止他们。

很多战士不喜欢托洛茨基，他们认为他不仅是贵族，还是个犹太人。在俄国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属性，但士兵们头脑简单，想法不合逻辑。托洛茨基不是贵族，不过他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农民，托洛茨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专横跋扈的作风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十分愚蠢地带着自己的厨师旅行，给他的随从穿新靴子，戴金纽扣。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乱蓬蓬的卷发依然是黑的，但脸上已经因操劳留下了不少皱纹。

他跟军队一道造就了不少奇迹。

推翻了临时政府的赤卫军一到了战场上就不顶用了。他们酗酒，无视纪律。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采取何种战术的做法显然行不通，甚至还不如听命于那些半吊子贵族。赤卫军在几次重大战役上败给了反革命武装，后者开始打出了白卫军的称号。

托洛茨基必须顶着反对声重新征兵。他吸引了大批前沙皇军官，将他们称为“专家”，把他们安置在原来的职位上。他还恢复了对逃兵的死刑惩罚。格雷戈里不喜欢这些措施，但他认为很有必要。这些总比反革命要好。

将军队维系在一起的核心力量是一群布尔什维克党员。他们谨慎小心地渗入到各个单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有些人是普通士兵，有些则控制着指挥权。还有些跟格雷戈里一样，是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官一道工作，向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他们告诫士兵，他们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而斗争，以此保持士气。当军队受命无情而残酷地从极度贫穷的农民家里征用粮食和马匹时，布尔什维克就会向战士们解释这是为了更大的善。他们提早向上汇报军中的不满传言，以便在传播开之前将其粉碎。

但这些措施够不够呢？

格雷戈里和托洛茨基两人正弯腰看着地图。托洛茨基指着俄国和波斯之间的高加索地区：“土耳其人仍然掌握着里海的控制权，德国人在帮助他们。”

“对油田是个威胁。”格雷戈里嘀咕道。

“邓尼金在乌克兰势力很强。”数千名贵族、军官和资产阶级逃离革命，来到了新切尔卡斯克，他们在叛徒邓尼金将军的带领下形成了一股反革命势力。

“就是所谓的‘志愿军’。”格雷戈里说。

“是的。”托洛茨基的手指移到俄国北部，“英国在摩尔曼斯克驻有一支海军中队。‘天使号’上有美国的三个步兵营。他们几乎从所有国家补编队伍，加拿大、中国、波兰、意大利、塞尔维亚……入编的国家太多，算没入编的可能更快点。”

“然后还有西伯利亚。”

托洛茨基点点头。

“日本人和美国人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拥有驻军。捷克人控制了大部分跨西伯利亚铁路。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在鄂木斯克，支持所谓的全俄临时政府。”

这些情况格雷戈里大多早就知道，但以前他并没有把一切统一起来看待。“我们被包围了！”他说。

“没错。而现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已经达成和平，他们会腾出数百万的军队。”

格雷戈里寻求着一线希望：“不过另一方面，过去半年里我们已经把红军的规模从三十万壮大到一百万。”

“我知道。”这一提醒并没有让托洛茨基高兴起来，“但这根本不够。”

德国正在一场变革之中，在沃尔特看来，这跟一年前发生的俄国革命一样可怕。

它开始于一场兵变。海军军官下令在基尔的舰队出海，对英国人执行自杀式的攻击任务，但水兵们知道正在进行停战谈判，因而拒不执行。沃尔特跟父亲争论起来，他指出这些军官是在违反德皇的意志，他们才是叛乱分子，相反水兵们则表现忠诚。这种论断让奥托暴跳如雷，差点背过气去。

政府试图压制水兵兵变，基尔市由一个俄国苏维埃式的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接管。两天后，汉堡、不来梅和库克斯港均被苏维埃控制。前天，德皇宣布退位。

沃尔特非常害怕。他所期望的是民主，而不是革命。但在皇帝退位当天，成千上万的柏林工人走上街头游行，挥舞着红旗，极左分子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德国为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沃尔特不知这一切将要如何结束。

停战令人陷入毫无希望的沮丧。他从来都认为这场战争是个可怕的错误，但自己站在正确一方并没有带给他任何满足感。祖国因战败而蒙羞，他的同胞在挨饿。他坐在柏林父母家的客厅里翻阅着一份份报纸，甚至打不起精神去弹一弹钢琴。墙纸已经褪色，画像边框上布满尘土。老化的拼花地板也出现了松动，没有工匠前来修理。

沃尔特只盼着整个世界能吸取教训。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如同预示初升太阳的一道曙光。几个世界大国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办法和平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一篇刊登在一份右翼报纸上的文章激怒了他。“这愚蠢的记者说德国军队根本未被击败，”他对着走进房里的父亲说，“他声称我们被国内的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背叛了。我们必须禁绝这种无耻谰言。”

奥托一副愤愤然的样子：“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

“我也认为我们被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背叛了。”

“什么？”沃尔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两次在马恩河背叛了我们。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我们的力量因为物资缺乏而被削弱。”

“那是因为英国的封锁。还有，美国加入进来到底是谁的错？不是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求无限制潜艇战，又打沉了载有美国乘客的船。”

“是社会主义者让步于协约国那些无耻的停战条件。”

沃尔特气得几乎语无伦次：“你心里很清楚是鲁登道夫要求停战的。艾伯特总理前天刚刚得到任命，你怎么能怪他呢？”

“如果军队仍在管辖内，我们就绝不会签署今天的文件。”

“但你们管辖不了，因为你们战败了。你们跟皇帝打包票会赢得战争，他相信了你们，到头来他丢了王冠。如果你们还让德国人相信这种谎言，怎么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呢？”

“如果他们认为我们被打败了，就会士气低落。”

“他们活该士气低落！欧洲的领导者们做出那些邪恶和愚蠢的事情，千万人因此丧命。至少该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才永远不会让历史重演！”

“不。”他的父亲说。

Part 3 世界重生

第三十四章

1918年11月至12月

停战后的第一天早上，艾瑟尔很早就醒了。她在石板砖的厨房里瑟瑟发抖，等着那只老式炉灶上的一壶水烧开，心里想着自己一定要开心起来。眼下有不少值得高兴的事情。战争结束了，而她就要生下孩子了。她有一个喜欢自己的忠实丈夫。尽管一切安排并非如她所愿，但她不会让自己陷入痛苦之中。她决定把厨房粉刷成欢快的黄颜色，现在时兴用明亮的色调装扮厨房。

但她必须先努力修补婚姻。她的妥协让伯尼消了气，但她心里一直不好受，家里的气氛也一直不畅快。她很气愤，但她不想让这种裂痕持久下去。她不知他们能不能和好如初。

她端着两杯茶走进卧室，回到了床上。劳埃德依然躺在角落的婴儿床里睡着。她见伯尼坐了起来，戴上眼镜，便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好点儿了。”

“再卧床休息一天，保证彻底好了再说。”

“我试试看吧。”他的语气是中性的，既不热情也不敌对。

她啜了一口热茶。“你想要个男孩，还是女孩？”

他沉默了，起初她以为他生闷气不愿意回答，可其实他不过是想了一会儿，他在回答什么问题之前就经常这样。最后他说：“你看，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男孩，所以最好是一样一个。”

她一下子对他充满了爱意。他说起话来总是把劳埃德当成他自己的孩子。“我们要保证这个国家的一切有利于他们成长，”她说，“让他们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有好的工作和体面的房子来抚养他们自己的孩子。而且不再有战争。”

“劳埃德・乔治要提前举行选举。”

“你这么认为吗？”

“是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肯定希望在这一切平静下来之前获得连任。”

“我认为工党仍然会发挥得很好。”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阿尔德盖特这样的地方能有机会。”

艾瑟尔犹豫了一下：“你愿意让我负责你的竞选活动吗？”伯尼有些迟疑：“我已经请乔克・里德当我的经理人。”

“乔克可以处理法律文件和财务上的事，”艾瑟尔说，“由我来组织会议什么的。我做这件事会好得多。”突然之间她觉得这话说的是自己的婚姻，而不仅仅只关乎竞选活动。

“你真的想做吗？”

“是的。乔克只是送你去演讲。当然，你必须做这件事，但这不是你的优势。你最擅长跟几个人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帮你安排去工厂、货栈，跟那儿的人非正式地聊一聊。”

“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伯尼说。

她喝完茶，把杯碟放在床边的地板上：“这么说，你觉得好些了？”

“是的。”

她接过他的茶杯茶碟，然后脱掉了睡衣。她的乳房不像怀劳埃德之前那样漂亮，但仍坚挺浑圆。“到底好多少？”她问。

他瞪起眼睛：“很多。”

自打那天晚上杰妮・麦卡利提议让议艾瑟尔当候选人以后，他们就再没做过爱。艾瑟尔想得要死。她把双乳捧在两只手里。房子里的冷空气让她的乳头挺了起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认为是你的乳房。”

“有人把这叫小雀儿。”

“我把它们称作小美丽。”他的声音变得有点沙哑。

“你想不想跟它们玩一会儿？”

“想玩一整天。”

“那就不好说了，”她说，“不过可以先开始，慢慢来。”

“好吧。”

艾瑟尔愉快地叹了口气。男人真是简单。

一小时后她去上班，留下劳埃德与伯尼在家。街上没有多少人——今早的伦敦还处在宿醉之中。她来到全国服装工人联盟办公室，在她的办公桌前坐下。和平将带来新的产业问题，她心里想着这一天要做的工作，意识到了这一点。数以百万计的男人离开部队寻找工作，他们会把四年来一直在做他们的工作的妇女推到一边。但是，这些妇女需要挣钱。并非每个去法国的男人都回了家，很多人的丈夫埋葬在了那里。她们需要自己的工会，她们需要艾瑟尔。

每当选举来临，工会自然要为工党的竞选大造声势。艾瑟尔这天大部分时间花在会议的筹划上。

晚报上刊登了有关大选的惊人消息。劳埃德・乔治已经决定让联合政府在和平时期持续下去。他不会以自由党领袖的身份，而是作为联合政府首脑参加竞选。这天上午，他在唐宁街向二百位自由党议员发表讲话，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同时，博纳・劳也说服了保守党议员们支持这一主张。

艾瑟尔感到莫名其妙。这样一来，民众该如何进行投票呢？

她回到家时，发现伯尼正在生气。“这不是选举，这是个该死的加冕礼，”他说，“大卫・劳埃德・乔治国王。简直是叛徒。他本来有机会组成一个激进的左翼政府，可他现在在做什么？去跟他那些保守党的伙伴们黏在一起！这个该死的叛徒。”

“我们现在还不能放弃。”艾瑟尔说。

两天后，工党退出联盟，宣布与劳埃德・乔治竞争。四名担任政府部长的工党议员拒绝辞职，旋即被开除党籍。选举日期定为12月14日。

为了有充分的时间运回并计算驻法部队士兵的选票，大选结果定在圣诞节后公布。

艾瑟尔开始起草伯尼的竞选日程。

在停战日的第二天，茉黛用哥哥常用的那种带纹章的信纸给沃尔特写了一封信，然后把信投进街角红色的邮筒。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的通信联络，只是希望它一旦恢复后，自己的信恰好是在高高的信件堆的最上层。她信里的措辞十分谨慎，万一信件仍被审查的话也让人看不出什么问题。她没有提及两人的婚姻，只是希望眼下恢复旧有的关系，既然两国已经和平共处。或许即使这样写还是有危险，但她实在太想知道沃尔特的是死是活，如果他活着，她真想尽快见到他。

他很害怕战胜的协约国会对德国人施加惩罚。但这天劳埃德・乔治向自由党国会议员发表的讲话让她打消了疑虑。根据晚报的报道，他说跟德国签署的和平条约必须公平和公正。“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报复，不能允许任何贪婪的情绪、攫取的欲念凌驾于正义这一基本原则之上。”政府将坚决反对他所谓的“卑鄙、肮脏、败坏的复仇和贪婪的念头”。这些话让她心情稍感轻松。这样一来，德国人的生活就不会太艰难。

可是，第二天早餐时她翻开《每日邮报》，又一下子惊呆了。社论的标题写着：“德国佬必须赔偿”。文章认为不该对德国进行粮食援助，除非“德国快要饿死，无法偿还所欠债务”。文章还补充说，德皇凯撒必须为其战争罪行受到审判。报纸在来信专栏的显著位置发表了坦普尔顿子爵夫人以“德国佬滚远点儿”为标题的来信，煽动复仇的火焰。“我们相互间的仇恨会持续多久？”茉黛对赫姆姑妈说，“一年，十年，还是永远？”

不过茉黛也没什么可吃惊的。战争爆发之初，《每日邮报》就大肆煽动仇恨，敌视居住在英国的三万德国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长期居民，把这个国家当作自己的家。这造成了家庭离散，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在英国的集中营里待了好几年。这种做法愚蠢至极，但民众需要仇恨的对象，报纸一直乐于去迎合这种需求。

茉黛认识《每日邮报》的所有者诺思克列夫勋爵，跟所有媒体大亨一样，他很相信他报上刊登的那些胡言乱语。他的天才之处就在于表达了他的读者最愚蠢无知的偏见，而且还很有道理。这就把可耻的东西变得体面了。也就是为了这个他们才买报纸。

她也知道劳埃德・乔治最近在刻意冷落诺思克列夫。这位妄自尊大的报业霸主曾提议自己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但首相拒绝了他。

茉黛很是担心。在政治上，对卑鄙小人有时不得不迎合笼络，劳埃德・乔治看来忽视了这一点。她焦急不安，不知道《邮报》这番恶意宣传会对选举造成多大影响。

几天以后她就弄清了答案。

她来到伦敦东区的市政大厅参加一次选举会议。艾瑟尔・莱克维兹出现在观众席中，她的丈夫伯尼在主席台上。茉黛没去弥补她跟艾瑟尔的不和，尽管她们曾是多年的朋友和同事。事实上，茉黛一想到艾瑟尔他们鼓动国会通过那项让女性在选举上较男性处于劣势的法律，就气得浑身发抖。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怀念艾瑟尔活泼向上的气质和她那动人的笑容。

台上在一个个做介绍，观众不安地坐在下面。这里仍然大多数都是男人，尽管现在有些妇女有了投票权。茉黛怀疑大多数妇女还没有习惯让她们对政治话题的讨论感兴趣。但她也觉得女人会讨厌政治会议的气氛，由一个男人站在台上狂吼乱叫，而下面报以欢呼或是嘘声，这种事恐怕吸引不了她们。

伯尼第一个发言。茉黛马上就看出他没什么演说天赋。他谈到工党的新党章，特别是其中第四项——呼吁生产资料公有制。茉黛觉得这一点很吸引人，因为它在工党和亲商业的自由党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属于少数派。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人十分烦躁，最后喊道：“你能不能把德国佬赶出这个国家？”

伯尼一时哑口无言。他嘟囔了几句，最后说：“任何对工人有益的事情我都会去努力。”他指的是“男性工人”，茉黛纳闷他是否考虑到女工的利益，她估计艾瑟尔也意识到了。伯尼继续说：“但我不认为针对德国人的行动是英国需要优先考虑的。”

听众并不买账。事实上，这话还引起了一阵零星的嘘声。

伯尼说：“回到更重要的问题……”

大厅的另一边有人喊道：“皇帝怎么办？”

伯尼犯了个错误，用反问的方式回答这个找茬的质问者。“你说皇帝该怎么办？”随后他回答，“他已经退位了。”

“他会受到审判吗？”

伯尼恼火地说：“审判就意味着他将有权为自己辩护！你真想给德国皇帝一个讲台，让他向全世界宣告自己无罪吗？”

茉黛觉得这种说法倒也具有说服力，但这不是观众想听到的。下面的人开始起哄，有人呼喊着：“绞死德国皇帝！”

英国选民一旦被激怒就会丑态百出，茉黛这样想着，至少男人是这样。没有多少女性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议。

伯尼说：“如果绞死被打败的敌人，我们就成了野蛮人。”

茉黛旁边的男人又大声喊道：“你能让德国佬赔偿吗？”

这话激起了强烈反响。有人大声说：“让德国佬赔偿！”

“不能超出合理范围。”伯尼说，但他没能继续说下去。

“让德国佬赔偿！”所有人都在喊叫，过了一会儿，他们用相同的节拍喊着，“德国佬——赔偿！德国佬——赔偿！”

茉黛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开了会场。

伍德罗・威尔逊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任期内离开美国的美国总统。

12月4日他从纽约乘船出发。九天后，格斯在狭长的布列塔尼西边的布雷斯特码头上迎接他。中午雾霭消散，太阳在接连几天的阴晦后第一次露出头来。海湾里，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海军战舰组成了仪仗队，总统搭乘的美国海军运输舰“乔治・华盛顿号”从中穿过。礼炮齐鸣，一支乐队演奏着《星条旗永不落》。

对格斯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威尔逊来这儿的目的是确保永远不再发生刚刚结束的那种战争。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以及他提出的国际联盟就是为了永远改变国家间解决冲突的方式。这是极具野心的动议。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政治家曾有如此之高的目标。如果他最终成功，世界将会焕然一新。

下午三点，第一夫人伊迪丝・威尔逊在潘兴将军的搀扶下走下旋梯，跟随其后的是戴着大礼帽的总统。

布雷斯特镇像迎接得胜的英雄一般迎接威尔逊的到来。横幅上用法语写着“人民权力的维护者威尔逊万岁”。每座建筑物上都飘扬着星条旗。便道上挤满了人，很多女性戴着传统的布列塔尼高高的蕾丝头饰。布列塔尼风笛的声音更是无处不在。格斯觉得风笛实在是画蛇添足。

法国外交部长致欢迎辞。格斯跟一帮美国记者站在一起。他注意到一个纤巧的女子，头上戴着一顶很大的毛皮帽。她转过头来，他看清了那张漂亮的脸蛋和永远闭着的眼睛。格斯高兴地笑了——是罗莎・赫尔曼。他正等着听她对和平会议的看法呢。

演讲结束后，总统及随行人员登上夜行列车开始了六百多公里的前往巴黎的旅程。总统握着格斯的手说：“很高兴你归队，格斯。”

威尔逊希望在巴黎和会期间身边有自己熟悉的幕僚。他的主要顾问是豪斯上校，这位肤色苍白的得克萨斯人多年来非正式地担任他在外交政策上的顾问。格斯算是幕僚中的年轻成员。

威尔逊显得十分疲惫，他和伊迪丝回他们的包厢休息。格斯有些担心。他听到传言说总统的健康状况很差。早在1906年，威尔逊左眼眼底血管迸裂导致暂时性失明，医生还诊断出他患了高血压，劝他退休。不过威尔逊对此满不在乎，继续当他的总统。但最近他一直害头痛，这种新症状有可能也是由血压问题引发的。和平会议日程十分繁重，格斯希望威尔逊能挺住。

罗莎也在火车上。在锦缎装饰的餐车里，格斯坐在她对面。“我正想能不能见到你呢。”这次见面让她很高兴。

“我是由部队特派过来的。”格斯身上仍穿着中尉的制服。

“在国内，威尔逊一直遭人诟病，说他选错了幕僚。当然不是说你……”

“我只是一条小鱼。”

“但也有人说他不该把妻子带来。”

格斯耸耸肩膀。这种事情实在不值一提。经历过战场的洗礼，你就很难认真对待人们在和平时期操心的那些琐屑事情。

罗莎说：“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带任何共和党人。”

“他希望团队里都是盟友，而非敌人。”格斯气哼哼地说。

“他在国内也需要盟友，”罗莎说，“他失去了国会。”

她说到点子上了，格斯想起她十分精明。中期选举对威尔逊来说是场灾难。共和党人获得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怎么会这样？”他说，“我无法了解具体情况。”

“平民厌倦了配给制和高昂的物价，战争结束得太晚了，于事无补。自由党人痛恨间谍法。这项法律允许威尔逊把那些对战争抱不同见解的人投入监狱。他借此判了尤金・德布斯十年有期徒刑。”德布斯曾是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莎一脸怒容，继续说：“你不能一边将对手投入监狱，一边依然假装信仰自由。”

格斯记起自己以前就很喜欢跟罗莎唇枪舌剑地争论。“战争期间，自由有时候必须折中妥协。”他说。

“美国选民显然并不这么认为。还有另一件事，威尔逊在他华盛顿的办公室搞起了隔离政策。”

格斯不知道黑人是否能最终与白人平起平坐，但跟大多数自由派的美国人一样，他认为如果要找到问题的出路，应该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更好机会，再看结果如何。然而，威尔逊和他的妻子是南方人，对此抱有不同见解。“伊迪丝不会带她的侍女到伦敦来，担心女孩会被惯坏了，”格斯说，“她说英国人对待黑人过于礼貌了。”

“伍德罗・威尔逊不再是美国左派的宠儿了，”罗莎总结道，“这意味着他需要共和党来支持他的国际联盟。”

“我想亨利・卡伯特・洛奇一定会觉得受了冷落。”洛奇是位右翼共和党人。

“你了解这些政治家，”罗莎说，“他们像学校的小女生一样敏感，复仇心更强。洛奇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尔逊应该带他到巴黎来。”

格斯忍不住争辩道：“洛奇对国际联盟的整体理念都持反对态度！”

“能倾听聪明人的不同见解是种罕有的才能——不过，当总统的应该具有这份天赋。把洛奇带到这儿来反而会抵消他的敌意。作为团队的一员，回家后他也不能对在巴黎达成的任何协议提出反对。”

格斯觉得她的话有道理。但威尔逊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正义的力量会克服所有障碍。他低估了逢迎、哄骗和诱惑这类政治手腕的重要性。

为了表示对总统的敬意，列车上的饮食十分丰盛。他们吃了大西洋的新鲜鳎鱼，配了奶油酱料。自从战争开始后格斯就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他饶有兴致地看着罗莎大快朵颐。她身形那么娇小，把这些东西都吃到哪里去了？

用餐结束时，侍者为他们各自送上一小杯浓咖啡。格斯很不情愿离开罗莎返回自己的休息间，他很想跟她继续聊天：“不管怎样，威尔逊在巴黎很有话语权。”

罗莎将信将疑：“为什么？”

“首先，是我们为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

她点点头：“威尔逊说‘我们在蒂耶里堡拯救了世界’。”

“查克・迪克森和我参加了这场战斗。”

“他是在那儿战死的吗？”

“他被炮弹直接击中了。是我亲眼见到的第一个伤亡者。可悲的是，他不是最后一个。”

“我很遗憾，特别是为他的妻子。我很久前就认识多丽丝了，我俩都跟同一个钢琴老师学习。”

“不过，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拯救了世界，”格斯继续说，“法国和英国，还有俄国人，他们的伤亡比美国人更多。但是，我们打破了力量平衡。这一点应该说意义重大。”

她摇摇头，一头黑色的卷发抖动着：“我不这么看。战争结束了，欧洲人已经不再需要我们。”

“像劳埃德・乔治那种人似乎认为美国的军事实力不容忽视。”

“那他就错了。”罗莎说。听一个女人如此言辞激烈地谈论这样一个话题，让格斯既惊讶又好奇。“你想想看，如果法国和英国干脆地拒绝附和威尔逊，”她说，“他会动用军队去推行他的理念吗？不会。就算他想，共和党也不会让他那样做。”

“我们有经济和金融实力。”

“协约国欠下我们大笔债务，这一点儿不假，不过这给不了我们多少优势。有一种说法：如果你欠了一百美元，银行就控制住了你，可如果你欠下一百万美元，你就把银行牢牢抓在了自己手里。”

格斯渐渐看清威尔逊的使命恐怕比他想象的更加困难。“那民意呢？你也看见威尔逊在布雷斯特受到的欢迎了。在欧洲各地，人们都在期望他来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

“那是他手上最大的一张牌。民众厌倦了屠杀。‘永无战争’是他的口号。我倒是希望威尔逊能给他们想要的一切。”

他们回到自己的车厢，互道晚安。格斯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眠，翻来覆去想着罗莎，想着她说的话。她的确是他遇见过的最聪明的女性。她也很漂亮。不知为何，你很快就会忘了她那只伤残的眼睛。一开始这种畸形似乎很可怕，但过了一会儿格斯就注意不到它了。

不过，她对和会表示悲观。她说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格斯现在意识到，威尔逊眼前面临着一场斗争。他为自己成为团队的一员而欣喜，下决心尽自己所能让总统的理想变成现实。

凌晨时分，他望向窗外，火车穿越法国一路向东飞驰。在经过一个小镇时，他惊讶地看到站台上、铁道线两旁站满了观望的人群。天色很暗，但就着微弱的灯光，可以看清这里有好几千人，有男有女，还有孩子。听不到任何欢呼声，他们显得十分安静。格斯看见男人和男孩们纷纷摘下帽子，这种表达敬意的方式让他感动得差点落泪。他们等了半夜，只为了目睹这列载着全世界希望的火车从面前经过。

第三十五章

1918年12月至1919年2月

圣诞节后的第三天开始数选票。艾瑟尔和伯尼・莱克维兹站在阿尔德盖特的市政厅里等着听结果，伯尼穿着他最好的那套衣服站在主席台上，艾瑟尔在听众席里。

伯尼输掉了。

伯尼表现坚忍，但艾瑟尔哭了。对他来说，这是梦想的终点。也许那是一个愚蠢的梦想，但他同样受到了深深伤害，她为他感到心痛。

自由党的候选人支持劳埃德・乔治的联盟，所以也就没有保守党候选人了。因此，保守党的票投给了自由党，这一结合十分强大，远非工党所能招架。

伯尼祝贺赢得选举的对手，随后走下主席台。其他工党成员准备了一瓶威士忌打算来个一醉方休，但伯尼和艾瑟尔回家了。

“我不适合干这个，艾丝。”伯尼说。她则在一边烧水准备冲可可。

“你干得很不错，”她说，“我们只是玩不过那个该死的劳埃德・乔治。”

伯尼摇了摇头。“我不是个领导者，”他说，“我是个思想者和策划者。我一次又一次想像你那样跟别人交谈，为了我们的事业而满怀热情地激励他们，但我根本做不到。你和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爱你。这就是区别。”

她知道他说到了点子上。

第二天早上的报纸表明，阿尔德盖特的选举结果反映了全国的趋势。联盟赢得了707个席位中的525个，是议会历史上赢得席位最多的一次。人们把票投给了赢得这场战争的人。

艾瑟尔失望到了极点。旧有的那帮人仍在主宰这个国家。那些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政客们现在弹冠相庆，就好像他们完成了某个壮举一样。可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痛苦、饥饿和破坏，成千上万名成年和未成年的男人被毫无意义地杀害了。

唯一一点希望之光是工党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他们赢得了60个席位，而以前只占42席。

反对劳埃德・乔治的自由党人遭受重创。他们只赢得了30个选区，而阿斯奎斯自己也丢掉了席位。“这可能是自由党的末日，”伯尼一边说一边在午餐面包上涂着油脂，“他们辜负了民众，工党现在成了反对党。这可能是我们的唯一安慰。”

他们在出门上班前收到了邮件。艾瑟尔查看着一封封信件，伯尼在一边给劳埃德系鞋带。有一封比利的信，是用他们约定的密码写的。她坐在餐桌前开始解码。

她用铅笔标出有效的词，然后把它们抄写在笔记本上。随着破译的进行，她愈发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

“你知道比利正在俄国。”她对伯尼说。

“是啊。”

“嗯，他说，我们的部队在跟布尔什维克作战。美国军队也在那儿。”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

“是啊，不过你往下听，伯尼，”她说，“我们知道白卫军打不过布尔什维克——可要是外国部队加入进来呢？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伯尼若有所思：“他们可以恢复君主制。”

“这个国家的人民不会容忍这一点。”

“这个国家的人民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得告诉他们，”艾瑟尔说，“我打算写一篇文章。”

“谁会发表呢？”

“我们找找看。也许《每日先驱报》会发表。”《先驱报》是份左翼报纸，“你送劳埃德去保姆那儿，好吗？”

“好的，没问题。”

艾瑟尔想了一会儿，然后在一张纸的上方写下：

不要插手俄国！

在巴黎城区漫步，眼前所见让茉黛哭了起来。宽阔的林荫大道两边是成堆的瓦砾，到处是德国人的炮弹留下的废墟。一幢幢宏大建筑上面，破碎的玻璃窗用木板聊作修补，让她痛苦地联想到她英俊的哥哥那只残损变形的眼睛。林荫道上出现一段段空缺，原有的古老栗木和高贵的梧桐树都被砍了，成了木料。半数女性都穿着黑色的丧服，残废的士兵在街角乞求施舍。

她也为沃尔特而哭泣。她寄出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她找人问过如何去德国，但那是不可能的。获得来巴黎的许可已经够难的了。她曾经希望沃尔特跟随德国代表团来这儿，但根本没有德国代表团——战败国未被邀请参加和会。获胜的协约国打算由他们进行讨论，研究出一份条约，然后直接拿给战败者签署。

眼下煤炭依然短缺，所有酒店都冷冰冰的。她在“宏伟”酒店租下一间套房，英国代表团在这里设了总部。为了防备法国间谍，英国人用自己人替换了所有的工作人员。结果是食物变得难以下咽——早餐只有麦片粥和煮过了头的蔬菜，咖啡也很糟。

茉黛裹着一件战前购置的毛皮大衣去香榭丽舍大街的富凯酒店跟约翰尼・雷马克见面。“谢谢你安排我来巴黎。”她说。

“只要你喜欢，茉黛，任何事情我都愿意效劳。不过，你为什么急着要到这儿来呢？”

她不能说实话，尤其不能向一个爱传闲话的人透露真相。“为了买东西，”她说，“四年来我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呢。”

“哦，快饶了我吧，”他说，“哪里有什么东西可买啊，要是有的话，也贵得离谱。一件礼服就要一千五百法郎！甚至连菲茨都可能望而却步。我想你一定有个法国情人。”

“我倒希望是这样。”她随即换了个话题，“我找到了菲茨的汽车。你知道哪儿能弄到汽油吗？”

“让我想想办法。”

他们预订了午餐。茉黛说：“你认为我们真打算让德国人支付数十亿美元的赔偿吗？”

“他们的处境不利，很难拒绝，”约翰尼说，“普法战争结束后，他们迫使法国赔偿五十亿法郎，法国在三年内履行完毕。而去年三月，按照《布列斯特条约》，德国人迫使布尔什维克答应赔款六十亿马克，虽说现在已经不会支付了。但总而言之，德国人的义愤情绪中还是带有几分伪善。”

茉黛讨厌有人如此苛刻地谈论德国人。这就好像他们失败的事实让他们成了野兽。茉黛想说，如果我们是失败者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必须要说这场战争是我们的错，然后统统做出赔偿？“但我们要得那么多——二百四十亿英镑，我们是这么说的，而法国几乎把这翻了一倍。”

“很难跟法国争论这件事，”约翰尼说，“他们欠我们六亿英镑，欠美国人的更多；但如果我们反对他们向德国索要的赔偿数额，他们就会说他们没钱付给我们。”

“德国人付得出我们要求的数额吗？”

“不能。我的朋友波佐・凯恩斯说，他们大概可以支付十分之一——二十亿英镑，尽管这可能会大大削弱他们的国力。”

“你说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位剑桥的经济学家吗？”

“是的。我们叫他波佐。”

“我还不知道他也是……你们的朋友。”

约翰尼笑了：“哦，是的，亲爱的，这一点确定无疑。”

一时间茉黛对约翰尼快活的堕落生活有些羡慕。她不得不强压下内心对肌肤相亲的渴求。最后一次被男人亲密爱抚已是两年前的事了。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老尼姑，一脸皱纹，形容枯槁。

“瞧你悲伤的样子！”约翰尼的眼睛很毒，“但愿你不是爱上波佐了吧。”

她笑了，随后转回政治话题：“如果我们知道德国人无法赔偿，那劳埃德・乔治为何还要坚持？”

“我亲自问过他这个问题。我对他相当了解，他当军需部长那会儿我就认识他了。他说，所有交战国最终都要偿还自己的债务，到头来，也就没有谁会得到任何赔偿了。”

“既然那样，为什么还要假惺惺提起这件事呢？”

“因为说到底还是由各国的纳税人来支付这场战争——可要是政治家直截了当跟他们这么说，他就别想赢得下次选举了。”

格斯去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的日常会议。这组人马负责为联盟的成立起草盟约。伍德罗・威尔逊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他着急把工作做完。

威尔逊完全主宰了第一个月的会议。他把法国的日程推到一边，将德国赔偿事宜放在最前面，联盟的问题搁到最后，同时坚持将联盟写入由他签署的所有条约中。

协和广场上豪华的克里伦酒店里，联盟委员会的成员正在开会。旧式的液压电梯十分缓慢，有时会因水压不足而停在楼层中间。格斯觉得这很像欧洲的外交家，他们热衷于慢悠悠地讨论话题，如果不逼着他们，什么决定也拿不出来。外交家和电梯让美国总统坐立不安，不耐烦地嘟囔着，让格斯暗暗觉得好笑。

十九位委员围坐在一张铺着红布的大桌子周围，翻译坐在后面对他们低声耳语，助手们各自坐在房间四周，手里拿着文件和笔记本。格斯察觉自己上司提出日程的才能让这些欧洲人大开眼界。有些人说，起草盟约就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还有人说各国间永远无法达成一致。不过让格斯高兴的是，十天后他们的初稿就接近完成了。

威尔逊必须在2月14日赶回美国。他会很快回来，但他一心要带着联盟的盟约一道回去。

可惜在他动身之前的那个下午，法国人提出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们建议国际联盟应该拥有自己的军队。

威尔逊失望得眼睛向上一翻。“不可能。”他哼了一声。

格斯知道这是为什么。国会不会允许美国军队置于他人的控制之下。

法国代表、前总理莱昂・布尔茹瓦强调如果没有强制手段执行决议的话，联盟就不会受到重视。

格斯跟威尔逊一样感到无奈。联盟还有其他途径向流氓国家施加压力——外交手段、经济制裁，甚至还可以动用特殊部队，执行特定任务，任务结束便予以遣散。

但布尔茹瓦说这些措施都无法保护法国不受德国的侵犯。法国无法考虑任何其他措施。格斯觉得这倒可以理解，只是不能用这种方式创造新的世界秩序。

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亲手起草了不少文件，他伸出一根手指表示有话要说。威尔逊点点头，他喜欢塞西尔，他是联盟的坚定支持者。但并不是人人都认同他——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就说，塞西尔笑起来就像一条狡诈的龙。“请原谅我直言不讳，”塞西尔说，“法国代表团似乎是说，因为联盟有可能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强大，所以准备全盘拒绝。我想坦率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美国之间很有可能达成双边联盟，那就跟法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格斯忍住笑。他想，这下该让他们清醒了。

布尔茹瓦十分震惊，随后收回了他的修正建议。

威尔逊朝桌子对面的塞西尔投去感激的一瞥。

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男爵想说话。威尔逊点点头，看了看表。

牧野提到已商定的有关保护宗教自由的盟约条款。他希望加以修订，让所有成员平等对待其他国家的公民，杜绝种族歧视。

威尔逊的脸僵住了。

牧野很有口才，翻译之后也不失其雄辩气质。他指出：不同种族在战争中并肩作战，“同情与感激的共同纽带已经建立”。目前的联盟将成为一个国际大家庭。他们彼此间难道不该平等相待吗？

格斯有些担心，但并不感到惊讶。这一两个礼拜里，日本人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已经在澳大利亚人和加利福尼亚人中间引发了恐慌，他们不想让日本人踏上自己的领土。威尔逊为此感到不安，他从来都不认为美国的黑人与自己平等。最重要的是，这让英国难以接受，因为英国以不民主的方式统治了好几亿不同种族的人，他们不希望这些人认为自己跟白人领主是平等的。

又是塞西尔开口了。“唉，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格斯相信他的悲伤绝不是装出来的，“仅仅是提议讨论这件事情就引发了种种不和。”

桌子周围的人纷纷低声表示赞同。

塞西尔接着说：“为了不拖延盟约草案的议定，也许我们应该，嗯，推迟种族歧视的讨论，以后再说。”

希腊首相说：“整个宗教自由问题都是一个棘手的话题。或许我们应该暂时予以放弃。”

葡萄牙代表说：“我的政府还从来没有不祈求上帝保佑就签署什么条约！”

塞西尔是个十分虔信上帝的人，他说：“也许这一次我们必须冒险。”

一阵笑声在屋子里回荡，威尔逊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如果大家都同意这一点，我们就继续下面的议题。”

第二天，威尔逊前往位于奥赛码头的法国外交部。著名的钟室里有一盏巨大的吊灯，就像是北极洞穴里的钟乳石，他就站在那盏吊灯下，在全体会议上阅读了草案。当天晚上威尔逊便启程回国了。第二天是周六，晚上格斯参加了一个舞会。

夜幕下的巴黎是各种聚会的天下。食品依然稀缺，但酒水充足。年轻男子敞开他们酒店房间的门，红十字会的护士们一旦需要陪伴，尽可信步走入。传统道德似乎被搁置在一边。人们也不隐瞒自己的浪漫韵事。阴柔型的男子不再假装阳刚。拉鲁饭店成了女同性恋的餐厅。有人说缺煤是由法国人故意放出来的荒诞说法，只是为了让大家晚上跟自己的友人睡在一起相互取暖。

什么东西都贵，但格斯手里有钱。他还有另一项优势——他了解巴黎，会说法语。他去圣克劳德公园观看比赛，去歌剧院看《波希米亚人》，还去看了一出名叫《皮皮》的艳俗音乐剧。由于他与总统亲近，任何聚会都邀请他参加。

他发现自己花在罗莎・赫尔曼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必须加倍小心，跟她聊天时，他只能说可以被刊登在报纸上的东西。不过对他来说，慎重周到早已成为习惯了。她是他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喜欢她，但事情仅此而已。她随时愿意同他一起外出，可话说回来，当记者的怎能拒绝一位总统助手的邀请呢？他从来不拉她的手，或者在道晚安时亲吻她，以免让她觉得他在利用职务之便占她的便宜，而她明显又得罪不起他。

他约她在丽兹饭店喝鸡尾酒。“什么是鸡尾酒？”她问。

“就是装点得更体面的烈酒。我向你保证这种酒很时髦。”

罗莎也很时髦。她把头发剪得很短。她的钟形帽低低压在耳朵上方，就像德国士兵戴的钢盔。讲究曲线和穿紧身胸衣的风尚已经过去，她身上的打褶外套直接从肩头垂到低得惊人的腰线那里。这件衣服隐藏起她的轮廓，反倒让格斯想着下面的身体。她用了唇膏和扑粉，这在一些欧洲女性看来很是大胆。

他们各自喝了一杯马丁尼，然后继续往前。他们穿过丽兹饭店长长的大厅，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长着一颗大脑袋的瘦高男子带着一位小巧的独眼女伴，男的穿着晚礼服，女的身着银蓝色丝衣。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宏伟”酒店，英国人在那儿举办了一场人人向往的星期六舞会。

舞厅里面挤满了人。代表团的年轻助手、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以及从战壕撤回来的士兵，正在跟护士和打字员跳着“爵士舞”。罗莎教了格斯狐步，随后又离开他，去跟希腊代表团一个英俊的黑眼睛小伙跳了起来。

格斯有些吃醋，在屋子里游荡着，找熟人聊了一会儿，然后他就碰到了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她穿着一袭紫色礼服，脚蹬一双尖头皮鞋。“你好！”他惊讶地说。

见到他，她也很高兴：“你气色很不错。”

“我很幸运。毫发无损。”

她摸了摸他脸上的伤疤：“除了这块儿。”

“只是擦掉一点皮。我们跳个舞吧？”

他把她搂在臂弯里。她很瘦，甚至能隔着衣服摸到骨头。他们跳了一曲华尔兹踌躇舞步。“菲茨怎么样？”格斯问道。

“还好，我想。他在俄国。或许我不该说这个，但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我看见英国报纸上写了：不要插手俄国。”

“那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你在泰-格温见过的一个女人，艾瑟尔・威廉姆斯，现在的名字是艾瑟尔・莱克维兹。”

“我不记得她。”

“她是女管家。”

“天啊！”

“她成了英国政界的一股力量。”

“世界的变化真大啊。”

茉黛把他拉近一些，压低声音问：“你该不会有什么沃尔特的消息吧？”

格斯回想起他在蒂耶里堡见到的那个阵亡的德国军官，那人的身影有些眼熟，但他不能肯定就是沃尔特，所以他说：“很遗憾，什么消息也没有。你肯定很难熬。”

“德国那边什么消息也没有，任何人都去不了！”

“恐怕你只能等和平条约签订以后再说了。”

“什么时候签订？”

格斯也说不上来：“联盟的盟约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但德国应该支付多少赔偿的问题，还要经过漫长的讨论才能达成一致。”

“这太愚蠢了，”茉黛恨恨地说，“我们只有让德国繁荣起来，英国的工厂才可以向他们出售汽车、炉灶和地毯吸尘器。如果我们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德国就会闹布尔什维克。”

“人们一心要报仇。”

“你还记得1914年的事儿吗？沃尔特不希望打仗。大多数德国人也不想要战争。但他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皇帝受到将军们的怂恿。一旦俄国人动员起来，他们就别无选择了。”

“我当然记得。但大多数人都忘了。”

一支舞结束了。罗莎・赫尔曼出现在跟前，格斯给两个女人相互作介绍。他们聊了一分钟，但罗莎一反常态，变得十分冷淡，茉黛知趣地走开了。

“那件衣服得花一大笔钱，”罗莎气哼哼地说，“是珍妮・浪凡设计的。”

格斯不解：“你不喜欢茉黛？”

“显然你喜欢。”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跳舞时贴得很近。”

罗莎不知道沃尔特的事。尽管如此，交谈被诬陷成调情仍让格斯憎恶，“她想谈点儿保密的事。”他显得有些生气。

“我猜她就是。”

“我不明白你的态度，”格斯说，“是你自己跟那个油嘴滑舌的希腊人走了。”

“他非常英俊，而且一点也不油嘴滑舌。我为什么不能跟其他男人跳舞？你又不爱我。”

格斯盯着她。“哦，”他说，“哦，我的天啊。”他突然感到困惑，一时拿不准了。

“你这又是怎么啦？”

“我觉得自己刚刚弄明白一件事……”

“你打算告诉我吗？”

“我看我应该告诉你。”他颤抖着说。随后他又停住了。

她等着他说话。“想好了吗？”她不耐烦起来。

“我爱上你了。”

她默默地抬起头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是真心的吗？”

虽然这种念头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但他对此毫不怀疑：“是的。我爱你，罗莎。”

她无力地笑了笑：“这太奇怪了。”

“我想也许我爱上你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可自己一直都不知道。”

她点点头，好像某种怀疑的事情得到了确认。乐队奏起一支慢节奏的曲子。她靠近他。

他十分自然地搂住她，但他太激动了，没法正常跳舞。“不知我能不能跳好……”

“别担心。”她知道他在想什么，“装装样子就行。”

他磨蹭了几步，脑子里一片混乱。她只字不提自己有什么感受。但从另一方面看，听了他的话，她也没有走开。她有可能回应他的爱吗？她显然是喜欢他的，但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在这会儿，她是否在琢磨自己的内心感受？她会不会正在寻找什么温和的措辞拒绝他呢？

她抬头看着他，让他觉得她就要回答他了，随后她说：“带我离开这儿，格斯。”

“好的。”

她取回自己的外套。门卫唤来一辆红色的雷诺出租车。“去马克西姆餐厅。”格斯说。这段路很短，两人在车上都没说话。格斯很想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什么，但他并不急于催她。她会很快告诉他的。

餐厅里座无虚席，有几张空闲的桌子预留给晚到的客人。侍者领班表示十分抱歉。格斯掏出钱包，抽出一百法郎的钞票，说：“在角落里找一张安静的桌子。”写着“预留”的卡片被撤下去，他们坐了下来。

他们点了简单的晚餐，格斯要了一瓶香槟。“你的变化真大。”罗莎说。

他很惊讶：“我不觉得。”

“那时在布法罗，你是个没自信的年轻人。我觉得当时你见到我都不好意思。现在你漫步巴黎，好像什么都属于你。”

“哦，天啊，这听上去也太傲慢自大了。”

“不，是自信。毕竟你为总统工作，还上过战场。是这一切造就了改变。”

食物送了上来，但两个人都没有吃多少。格斯太紧张了。她在想什么？她到底爱不爱他？她肯定是知道的吧？他放下刀叉，并没有去问他心里的问题，而是说：“可你总是显得很自信。”

她笑了起来：“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想我大概在七岁之前还是有自信的。然后……你也知道小女生那一套，大家都想跟最漂亮的交朋友。我只能跟那些胖的、丑的，穿二手旧衣服的女孩玩。就这样一直过了青春期。就算后来为《布法罗无政府主义者》工作，干的也是那种没什么指望的工作。但当了编辑以后，我就又开始找回我的自尊了。”她接过香槟抿了一口，“你也帮了忙。”

“我？”格斯很吃惊。

“是你跟我谈话的方式，就好像我是布法罗最聪明、最有趣的人一样。”

“你差不多就是啊。”

“除了奥尔加・维亚洛夫。”

“哦。”格斯脸红了。一想起当时自己对奥尔加那样痴迷就觉得愚蠢，但他不想这么说，这等于诋毁她，显得很缺乏教养。

他们喝完咖啡后便结账了，他还是不知道罗莎如何看待他。

在出租车上，他拉起她的手，把它贴在自己嘴唇上。她说：“哦，格斯，你真是太亲切了。”他不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她把脸转过来对着他，那表情几乎是一种期待。她是不是想让他……他把心一横，吻了她。

这一刻突然凝固了，因为她没有回应，让他怀疑自己不该这么做。然后，她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张开双唇。

哦，这么说，一切都对劲。他高兴地想。

他用胳膊搂着她，一路吻着她，直到抵达酒店。路途实在太短了。很快，一个门童打开了出租车门。“擦擦嘴巴。”罗莎下车时说。格斯掏出手帕匆忙擦了擦脸。白色亚麻手帕上留下了她唇膏的红印。他仔细地把它叠好，放回口袋里。

他送她到门口。“你明天有空吗？”他问。

“什么时候？”

“尽早。”

她笑起来：“你永远不会假装，是吧？我爱你这一点。”

不错。我爱你这一点跟我爱你不太一样，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就是尽早嘛。”他说。

“我们做什么呢？”

“明天是星期天。”他把脑子里最先想到的事情直接说了出来，“我们可以去教堂。”

“好的。”

“我带你去巴黎圣母院。”

“你是天主教徒吗？”她惊讶地问。

“不，我算是圣公会教徒。你呢？”

“我也是。”

“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坐在后排。我先弄清弥撒什么时候开始，然后打电话到你的酒店。”

她伸出手，两人像朋友那样握了握。“谢谢你，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她郑重其事地说。

“一切令人非常愉快。晚安。”

“晚安。”她说完便转身离开，消失在酒店大厅里。

第三十六章

1919年3月至4月

积雪融化，坚硬的俄国土地变成肥沃的湿泥，白卫军 [3] 做出巨大努力试图让国家摆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控制。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十万大军横扫西伯利亚地区，部队里的部分军服和武器是由英军供应的，他们从南到北拉开一条一千多公里的战线，对红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菲茨率领阿伯罗温同乡队，外加部分加拿大人和几名翻译，跟在白卫军后面，相隔几公里的距离。他的任务是强化高尔察克的力量，提供通信督导、情报和物资供应。

菲茨满怀希望。前面或许困难重重，但如果容许列宁和托洛茨基之流窃取了俄国，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月初，他还待在乌拉尔山脉欧洲一侧的城市乌法，读着一摞一周前的英国报纸。来自伦敦的消息喜忧参半。菲茨很高兴劳埃德・乔治任命温斯顿・丘吉尔为陆军大臣。在所有政治首脑中，最支持干预俄国的人就是温斯顿。但有些报纸的立场和菲茨相反。《每日先驱报》和《新政治家报》的观点并没让他感到吃惊，毕竟它们或多或少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但是，连保守的《每日快报》都刊出了这样的大标题：撤出俄国。

不幸的是，这些文章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甚至十分清楚英国帮助高尔察克发动政变废除了临时政府，让他当上最高统治者。他们从哪儿获取的信息？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来。眼下，部队驻扎在市立商业学院里，助手正坐在对面的办公桌前。“穆雷，”菲茨说，“下次战士们再往家里寄信的时候，先把信件交给我过目。”

这样做不符合常规，穆雷有些迟疑：“先生……”

菲茨觉得最好解释一下：“我怀疑信息可能是从我们这儿传到国内的。检查员肯定是疏忽大意了。”

“也许他们觉得欧洲战争已经结束，就可以松懈一下了。”

“毫无疑问。总之，我想检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的问题。”

报纸背页刊登的是“不要插手俄国”运动发起人的照片，菲茨惊讶地发现竟然是艾瑟尔。《每日快报》说，她从前当过泰-格温的女仆，但现在成了全国服装工人联盟的总书记。

从那时起，他跟不少女人睡过觉——尤其是最近，在鄂木斯克，他结识了一个美艳绝伦的俄国金发女子，她是沙皇手下一位将军的情妇，但那位将军脑满肠肥，整日醉酒，令她备受冷落。但说到底，艾瑟尔留给菲茨的记忆最为深刻。他想知道自己的孩子怎么样了。菲茨大概在全世界留下了半打私生子，但艾瑟尔的孩子是唯一他确知的。

她成了煽动抗议干预俄国的人。现在菲茨知道消息到底是从哪儿走漏的了。她那该死的弟弟是阿伯罗温同乡队的中士。他从来都喜欢惹是生非，菲茨毫不怀疑是他在给艾瑟尔通风报信。等着吧，菲茨想，我一定要把他揪出来，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白卫军一路急速挺进，红军大为惊讶，他们本以为西伯利亚政府早已是强弩之末，因而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军队不得不惊慌奔逃。如果高尔察克的部队能跟北部“天使号”上的支持者接上，在南方跟邓尼金的志愿军会合，他们就能形成一个向东部弯曲、长达上千英里的包围圈，以势不可挡的力量横扫莫斯科。

随后，到了四月底，红军开始大举反击。

当时菲茨待在布古鲁斯兰，那是伏尔加河以东一百六十多公里林地中的一个阴森而贫瘠的小镇。残破的石头教堂和镇公署大楼，直愣愣地矗立在一片低矮的木板房中间，就像垃圾堆上的几簇杂草。菲茨跟情报单位的人员坐在镇公署一个巨大的房间里，挨个筛查俘虏的审讯报告。没有发现什么地方不对劲。但随后他就看到窗外高尔察克的士兵们一个个衣衫褴褛，沿着主街缓慢穿过镇子，他们不该往那边走的。他派美国来的翻译列夫・别斯科夫去询问那些人为什么撤退。

别斯科夫带回来的消息让人失望。红军从南面发动大规模进攻，高尔察克推进部队的左翼战线拉得过长，遭到袭击。为了避免部队断成两截，当地的白卫军指挥别洛夫将军命令他们后撤，进行重组。

几分钟后，一个红军逃兵被带进来接受审讯。他曾经是沙皇军队里的上校。他的话让菲茨备感沮丧。他说，红军一开始对高尔察克的进攻感到吃惊，但他们很快就重新集结起来，补充了补给。托洛茨基宣称红军将继续向东部进攻。“托洛茨基认为，如果红军稍有动摇，协约国就会承认高尔察克为最高统治者，而一旦得逞，他们就会向西伯利亚人投入大量人员和物资。”

这正是菲茨期待的。他用口音浓重的俄语问道：“那么，托洛茨基是怎么做的呢？”

对方回答得太快，菲茨没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能等别斯科夫翻译过来。“托洛茨基用特招的手段吸引来自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会的新兵。得到的反应十分惊人。二十二个省份派出了分遣队。诺夫哥罗德省委员会发动了它的半数成员！”

菲茨试图想象高尔察克也能唤起支持者如此热烈的响应。但实际上永远也不会发生。

他回到驻地收拾行李。行动过缓，同乡队紧赶慢赶才在红军到达前逃脱，但仍有少数士兵落在了后面。当晚，高尔察克的西侧部队全面撤退，菲茨坐上火车返回乌拉尔山地。

两天后，他又回到了乌法的商业学院。

这两天来菲茨情绪灰暗。他既恼怒又痛苦。参战已经有五个年头了，他能够凭各种迹象判断局势的转向。俄国的内战实际上等于结束了。

白卫军实在太弱了。革命党人势必获胜。只有协约国军队入侵才可能扭转局面，但这是不可能的——眼下这点儿事情已经让丘吉尔焦头烂额了。比利・威廉姆斯和艾瑟尔姐弟俩配合默契，确保必要的增援派不出来。

穆雷给菲茨拿来了一麻袋信件。“这是您要看的士兵家书，先生。”他话里有些不赞同的意味。

菲茨没有理睬穆雷的不满，打开了麻袋。他搜寻着威廉姆斯中士的信。至少得有个人为这场灾难受到惩罚。

他找到了需要的东西。威廉姆斯中士的信是写给E.威廉姆斯的，那是她娘家的姓——毫无疑问，他担心使用她的夫姓会让人注意他的卖国信件。

菲茨开始读起来。比利的笔迹又大又自信。乍看之下，字里行间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有点儿古怪。不过，菲茨在“40号房间”工作过，了解编码加密。他定下心来开始破解眼前这份密信。

穆雷说：“还有一件事，先生，这两天你见过那个美国翻译吗，名叫别斯科夫的？”

“没有，”菲茨说，“他出了什么事吗？”

“看来我们把他丢了，先生。”

托洛茨基十分疲倦，但他毫不气馁。脸上的紧张线条丝毫没有减弱他眼中闪烁的希望之光。格雷戈里钦佩地想，正是对自己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支撑着他。格雷戈里猜测他们几个都是这样——列宁和斯大林也是如此。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土地改革，或者军事战术。

格雷戈里却做不到。跟托洛茨基一道工作时，他努力制订对白卫军最好的回击战术，但在得知结果之前，他对是否做出了正确决定从来都没有把握。也许这正是为何托洛茨基世界闻名，而他只不过是一个政委的原因。

格雷戈里坐在托洛茨基的私人火车上，桌上铺着一张俄国地图。这种情形以前有过多次。“我们基本上不必担心北方的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说。

格雷戈里表示同意：“根据我们的情报，那里的英国士兵和水兵之中发生了叛乱事件。”

“而且，他们丧失了跟高尔察克会合的希望。他的军队正以最快速度逃回西伯利亚。我们可以把他们赶过乌拉尔山脉，但我认为我们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在西面吗？”

“那边很糟。白卫军依靠的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反动民族主义者。高尔察克在那儿委任尤登尼奇为总司令，他受到英国海军舰队的支持，将我们的舰队围困在喀琅施塔得。不过我更担心的是南方。”

“邓尼金将军那边。”

“他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有法国和意大利军队的支持，英国人也向他提供补给。我们认为他正在计划进攻莫斯科。”

“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认为击败他的关键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军事上。”

托洛茨基来了兴致：“说下去。”

“邓尼金无论去哪儿都会树敌。他的哥萨克士兵肆意抢劫。每当他拿下一个小镇，就会把所有犹太人集合起来，随便射杀。如果煤矿没达到生产目标，他就杀掉十分之一的矿工。还有，不用说，他枪决了部队里所有的逃兵。”

“一样，”托洛茨基说，“我们还杀了包庇逃兵的村民。”

“还有拒绝交出粮食的农民。”格雷戈里不得不狠下心来，接受这种必要的残酷，“但我了解农民，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最关心的是土地。很多人在革命中获得了大片土地，他们会坚守这些土地，无论发生什么。”

“所以呢？”

“高尔察克宣布土地改革应该遵循私有财产的原则。”

“这意味着农民要归还他们从贵族手里拿到的土地。”

“这一点大家都清楚。所以我想把他的公告印出来，贴在每座教堂的外面。不管我们的士兵做过什么，农民们只要看到这个，就宁可要我们，不会要白卫军。”

“就这么干。”托洛茨基说。

“还有一件事。宣布特赦逃兵。七天内，任何返回部队的人都不会受到处罚。”

“这又是一项政治举措。”

“我不认为这样会鼓励开小差，因为只限一周。这样会让人们重新支持我们，尤其当他们发现白卫军要拿回他们的土地时。”

“试试看。”托洛茨基说。

一位助手走了进来，敬了个礼：“有份奇怪的报告，别斯科夫同志，我觉得你想听一听。”

“说吧。”

“在布古鲁斯兰抓到一个俘虏。他当时跟随高尔察克部队，但身上穿的是美国人的制服。”

“白卫军里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士兵。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自然要支持反革命。”

“不是这样的，先生。”

“那又是怎么样的？”

“先生，这人说他是你的兄弟。”

清晨，浓雾弥漫，站台又很长，格雷戈里看不到火车的尽头。有可能是哪里弄错了，他想，弄错了名字，或者翻译有误。他试图让自己狠下心来以免失望，但没能成功，他的心跳得更快了，好像每根神经都能感到刺痛。他差不多有五年没见过自己的亲弟弟了。他常常想，列夫一定是死了。这有可能仍是可怕的真相。

他走得很慢，凝视着茫茫晨雾。如果这真的是列夫，他自然会发生一些变化。过去五年里，格雷戈里失去了一颗门牙，丢了大半个耳朵，可能其他地方也有了他没意识到的改变。列夫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影从白色雾霭中走了出来——其中一个是俄国士兵，穿着粗劣的军装和国产鞋，他旁边那个看上去像美国人。那人是列夫吗？他留着短短的美式发型，没蓄胡子。脸庞很圆，一副好吃好喝的美国士兵的样子，漂亮的新军服下面的肩膀肌肉饱满。这是一身军官制服，格雷戈里愈发怀疑起来。难道他弟弟成了美国军官？

俘虏也盯着他看。格雷戈里走上前去，他终于确定这人就是自己的弟弟。列夫的确变了样，不光是整体外表上的圆滑光鲜，更是他站在那里的姿态，他脸上的表情，尤其是他的眼神，已经全然不同了。列夫没有了那种孩子气的骄傲自大，而代之以一种谨慎的气度。实际上，他现在长大了。

当他们相距咫尺时，格雷戈里想到列夫辜负自己的种种作为，一大堆指责的话涌到了嘴边，但到头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张开双臂抱住了列夫。他们互相亲吻面颊，拍着对方的后背，然后再次拥抱，格雷戈里发现自己在哭。

过了一会儿，他把列夫带上火车，走进他当作办公室的车厢。格雷戈里让助手端来热茶。他们坐在两把褪色的扶手椅里。“你参军了？”格雷戈里不可置信地问。

“美国那边也在征兵。”列夫说。

看来是实情。列夫绝不会自愿入伍。“你还当了军官！”

“你不也是嘛。”列夫说。

格雷戈里摇了摇头：“我们已经废除红军队伍中的官阶制度。我是军政委。”

“但还是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端茶倒水，”列夫说话时，助手正好端着杯子进来了，“妈妈要是活着会觉得自豪吧？”

“会自豪得受不了。不过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给我写信？我还以为你死了！”

“啊，该死，我很抱歉，”列夫说，“拿了你的船票让我很不好过，一直想写信告诉你我能支付你的路费。我想多攒上点儿钱然后再写信，就这么一直拖着。”

这种借口毫无说服力，但恰恰是列夫的性格。除非他已经找到一件漂亮外套，否则就不会去参加某个聚会，如果他手头没钱给大家轮番买酒喝，他也不会进酒吧。

格雷戈里又记起了另一桩背叛。“你离开的时候，根本没告诉我卡捷琳娜怀孕了。”

“怀孕了？！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你叫她不要告诉我。”

“哦。我想我忘了。”谎言被戳穿了，让列夫显得很尴尬，但他没一会儿就恢复了常态，马上来了个倒打一耙，“你送我上的那条船也不是去纽约的！那船把我们扔到了一个叫加地夫的卸货场。我不得不又干了几个月才攒够了另一张船票钱。”

格雷戈里难过了好一会儿，随后回忆起列夫央求船票的情形。“也许当初我不该帮你从警察那儿逃跑。”他干脆地说。

“我觉得你已经对我仁至义尽了。”列夫不太情愿地说。然后他露出他那温暖的笑容，这让他一次次获得格雷戈里的原谅。“你对我一直这样，”他补充说，“自从妈妈死了以后。”

格雷戈里哽住了。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坚定平稳：“不管怎么说，必须惩罚维亚洛夫家族，他们欺骗了我们。”

“我已经复仇了，”列夫说，“在布法罗有个叫约瑟夫・维亚洛夫的。我操了他女儿，让她怀孕了，他只好让我娶了她。”

“我的上帝！你现在是维亚洛夫家族的成员了？”

“他后悔了，所以才会安排我参军打仗。他指望我能死在战场上。”

“见鬼，你现在还是让你的鸡巴牵着走？”

列夫耸了耸肩膀：“我想是吧。”

格雷戈里也有要坦白的事情，这让他有些紧张。再开口时他显得十分谨慎：“卡捷琳娜生了个男孩儿，你的儿子。她给他取名叫弗拉基米尔。”

列夫显得很高兴：“是吗？我有个儿子啊！”

格雷戈里没有足够勇气告诉他弗拉基米尔对列夫一无所知，一直叫格雷戈里“爸爸”。他只是说：“我把他照顾得很好。”

“我知道你会的。”

一种熟悉的愤怒情绪刺伤了格雷戈里——列夫总觉得别人活该承担起他丢下的责任。“列夫，”他说，“我跟卡捷琳娜结婚了。”他等着他做出愤怒的反应。

但列夫仍然那么平静：“我也知道你会这么做的。”

格雷戈里吃了一惊：“什么？”

列夫点点头：“你一开始就迷上她了，而她需要找一个踏实可靠的人来抚养孩子。算命的牌上也这样说。”

“我经受了极大的痛苦！”格雷戈里说。难道这一切都白白过去了？“我心里很受折磨，觉得背叛了你。”

“天啊，怎么会。是我丢下她不管的。祝你们两个好运！”

看到列夫对待这一切的态度是如此轻慢，格雷戈里顿时气得七窍生烟。“你从来没想过我们，是吧？”他恶狠狠地问。

“你了解我，格里什卡。”

列夫当然会惦记他们。“你连想都不想我们。”

“我当然想你们了。用不着那么圣洁。你想要她，一段时间内保持着距离，也许是好几年，但最终你还是操了她。”

事情说白了就是这样。列夫讨人嫌地把别人也拉低到他的水平上。“你说得对，”格雷戈里说，“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另一个孩子，一个女儿，安娜。她现在一岁半了。”

“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不要紧，我手头上够。”

“你说什么？”

“我一直在攒钱，把英军仓库的威士忌卖给哥萨克人，换金卢布。我已经积攒了一笔小财。”列夫把手伸进军服的衬衣下面，解开一个扣子，然后拉出一条装钱的袋子，“这里的钱足够你们四个买票去美国了！”他把钱袋子递给格雷戈里。

格雷戈里很吃惊，很是感动。说到底，列夫并没有忘记他的家人。他攒出了票钱。当然，大张旗鼓地递交这笔钱，这合乎列夫的性格。他一直守着自己的诺言。

只可惜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谢谢你，”格雷戈里说，“我为你能说到做到而骄傲。不过，当然了，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可以让你获得释放，帮你回到正常的俄国人的生活。”他把钱袋递了回去。

列夫接过来，拿在手里，盯着它。“你是什么意思？”

格雷戈里看出列夫有些委屈，知道自己拒绝礼物伤了他的心。不过格雷戈里脑子里还有个更大的隐忧。列夫和卡捷琳娜重聚会发生什么？她会再次爱上更有魅力的弟弟吗？想到自己有可能失去她，格雷戈里就觉得心里一阵发凉，毕竟他俩共处很长时间了，一直都在一起。“我们现在住在莫斯科，”他说，“在克里姆林宫里有套公寓，卡捷琳娜、弗拉基米尔、安娜和我。我能轻易为你弄上一套公寓……”

“等一等，”列夫满脸疑惑，“你以为我想回俄国吗？”

“你已经回来了。”格雷戈里说。

“但不会留在这儿！”

“你不可能要回美国。”

“我当然要回！你们也应该跟我一起走。”

“没有这个必要！俄国跟以前不一样了。没有沙皇了！”

“我喜欢美国，”列夫说，“你也会喜欢的，你们几个都会喜欢，尤其是卡捷琳娜。”

“但我们正在这里创造历史！我们已经发明了一种全新形式的政府，苏联。这是新的俄国，新的世界。你错过了一切！”

“你才是什么都不懂的那个，”列夫说，“在美国我有自己的车。那儿的食物多到吃不完。还有各种我喜欢喝的酒、喜欢抽的烟卷。我有整整五套衣服呢！”

“有五套衣服有什么用？”格雷戈里失望地说，“这就像有五张床。你只能睡在一张床上！”

“我可不那么认为。”

列夫显然觉得格雷戈里看不清事实，实在令人恼火。格雷戈里不知道还要说什么才能让他的弟弟回心转意。“那些东西真的是你想要的吗？香烟、很多衣服和汽车？”

“那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你们布尔什维克最好记住。”

格雷戈里不打算从列夫那里听取什么政治说教。“俄国人想要面包、和平和土地。”

“别的不说，我在美国有个女儿。她叫黛茜，今年三岁。”

格雷戈里疑惑地皱起眉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列夫说，“我不关心卡捷琳娜的孩子——他叫什么名字？”

“弗拉基米尔。”

“你觉得我不关心他，所以我也不关心黛茜？可这不一样。我从来都没见过弗拉基米尔。当我离开彼得格勒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小斑点。但我爱黛茜，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也爱我。”

格雷戈里至少可以理解这一点。他很高兴列夫有足够的心肠体会到与女儿之间的感情。尽管他很困惑为何列夫如此偏爱美国，但在格雷戈里内心，如果列夫不回俄国，他会感到巨大的宽慰。因为列夫肯定想接触弗拉基米尔，然后，还得花上多少时间弗拉基米尔才能明白列夫是他的生身父亲呢？还有，如果卡捷琳娜决定离开格雷戈里，跟列夫走，同时带走弗拉基米尔，那样的话，安娜该怎么办？格雷戈里也会失去她吗？他不无愧疚地想，对他来说，最好是列夫一个人回他的美国去。“我相信你作了个错误的选择，但我不会强迫你。”格雷戈里说。

列夫笑了：“你怕我会带走卡捷琳娜吧？哥，我太了解你了。”

格雷戈里一愣。“是的，”他说，“带她一起回去，然后再抛弃她一回，再留给我收拾一回残局。我也太了解你了。”

“至少你会帮我回美国。”

“不。”看见列夫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格雷戈里不禁感到得意，不过他没有让这种折磨持续太久，“我会帮你回到白卫军那里。他们可以带你回美国。”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开车去前线，再稍稍越过一点儿。然后我把你放在无人区。之后的事就得靠你自己了。”

“我会被人打死的。”

“我们都可能被打死。这是战争。”

“那我还是碰碰运气吧。”

“你会平安无事的，列夫，”格雷戈里说，“向来如此。”

比利·威廉姆斯被人押着走出乌法市立监狱，穿过尘土飞扬的市街前往被英军用作临时驻地的商学院。

军事法庭设在一间教室里。菲茨坐在讲台上，旁边是他的助手穆雷上尉。格温・埃文斯上尉拿着笔记本和铅笔坐在那里。

比利浑身脏兮兮的，脸上胡子拉碴，跟镇上的醉鬼和妓女关在一起让他睡不好觉。菲茨像往常一样，穿着熨烫齐整的制服。比利知道自己陷入了一场大麻烦。判决已成定局。证据十分清楚——他用编码文字将军事机密透露给了他姐姐。但他横下一条心，绝不让自己显得害怕。他要好好为自己辩解。

菲茨说：“这是战地高等军事法庭，获准在被告为现役或正在国外，且无法设立更为正式的军事法庭时设立。法庭仅要求三名军官担任法官，如果人数不足，也可以是两名。法庭可以对任何级别的军人的任何罪行加以审讯，有判处死刑的权力。”

比利的唯一机会是影响判决结果。可能的惩罚包括劳役、苦工和处死。毫无疑问，菲茨希望把比利送到行刑队面前，或者至少判他在监狱里蹲上几年。比利的目标是让穆雷和埃文斯脑子里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足够的怀疑，让他们提出较短的刑期。

现在他说：“我的律师在哪儿？”

“不可能给你提供法律代理。”菲茨说。

“你确信这一点吗，先生？”

“问你的时候你再说话，中士。”

比利说：“在笔录里写上我被拒绝拥有律师的权利。”他盯着格温・埃文斯，只有他拿着笔记本。见埃文斯一动不动，比利又说：“这么说，这次审判的笔录是一个谎言了？”他把重点放在谎言两个字上，心里清楚这样会冒犯菲茨。从不说谎是英国绅士礼法的一部分。

菲茨朝负责记录的埃文斯点了点头。

一开场就赢了一局，比利想，心里有些高兴。

菲茨说：“威廉・威廉姆斯，你被指控违反了陆军法案第一章。指控你在服现役期间故意实施有计划的危及陛下武装力量的行为。法庭将判处死刑或相对较轻的处罚。”

对死刑的反复强调让比利浑身发冷，但他仍然保持一脸坚定的表情。

“你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比利深吸了一口气。他说话时声音清晰，鼓起勇气，尽量让语调充满轻蔑和不屑。“我的申辩是你们竟会如此大胆，”他说，“你竟敢假装这是一次客观审判？怎么敢装作我们来俄国是执行合法的军事行动？你们怎么敢指控一个三年来与你们并肩作战的人犯了叛国罪？这就是我的申辩。”

格温・埃文斯说：“不要无理取闹，比利。这样你只会自讨苦吃。”

埃文斯假装仁慈，但比利不吃他这一套。他说：“我建议你马上离开，不要跟这个私设法庭有任何瓜葛。等到消息传出去的时候——你尽管相信我，这件事会登上《每日镜报》的头版——你就会明白丢脸的人是你，不是我。”他看着穆雷，“无论谁跟这场闹剧扯上干系，到头来都会落得名誉扫地。”

埃文斯有些不知所措。显然他没想到这有可能被公布出去。

“够了！”菲茨大声呵斥道。

好，比利想，我已经击中他要害。

菲茨接着说：“我们有证据，穆雷上尉，请开始吧。”

穆雷打开一个文件夹，拿出一张纸。比利认出了他自己的笔迹。不错，正像他预料的那样，那是一封他写给艾瑟尔的信。

穆雷把信拿给他，问道：“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比利说：“你是怎么注意到它的，穆雷上尉？”

菲茨咆哮道：“回答问题！”

比利说：“你是在伊顿公学上的学，对吧，上尉？正人君子绝不会读别人的信件，我们一直是这样被人教导的。不过据我所知，只有官方检查员有检查士兵信件的权利。所以，我认为是检查员让你注意到它的。”他停顿了一下。正如所料，穆雷不打算回答。他接着说：“那么说，这封信是非法获得的，对吗？”

穆雷重复道：“是你写的这封信吗？”

“如果是非法获得的，那么就不能在审判中使用。我认为律师会这样说。但现在没有律师在场。所以这是一个私设法庭。”

“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除非你解释了怎么得到这封信的，否则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菲茨说：“你要知道，你会因为藐视法庭受到惩罚。”

我已经面临死刑了，比利想，菲茨这家伙真愚蠢，竟然认为这样就能吓倒我！不过他还是说：“我指出法庭的不当行为，指出起诉的非法性，从而为自己辩护，这你也要禁止吗……先生？”

穆雷妥协了：“信封上写了发信人的地址和比利・威廉姆斯中士的名字。如果被告说他没写这封信，那他现在就要做出这样的申明。”

比利什么也没说。

“这封信是一条编码消息，”穆雷接着说，“它可以通过读取第三个单词进行解码，外加歌曲和电影名的首字母。”穆雷把信交给埃文斯，“解码完成后，它的内容就是这样。”

比利的信描述了高尔察克政权的无能，说他们尽管拥有大量黄金却仍无法支付西伯利亚大铁路人员的工资，所以不断遇到供应和运输问题。信中还详细介绍了英国军队试图提供的帮助。英国公民支付军队的开销，他们的子弟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这样的信息都是对英国公众保密的。

穆雷问比利：“你否认发送了这一消息吗？”

“我不能对非法获取的证据发表意见。”

“收件人是E.威廉姆斯，实际上是艾瑟尔・莱克维兹太太，她是‘不要插手俄国’运动的领导人，对吧？”

“我不能对非法获取的证据发表意见。”

“你以前给她写过编码的信件吗？”

比利一言不发。

“她利用你提供的信息写出了那些充满敌意的新闻报道，败坏了英国军队的声誉，同时危及我们在这里的行动。”

“当然不是这样，”比利说，“军队的声誉是被那些不经议会同意便派我们执行这一非法秘密任务的人败坏的。‘不要插手俄国’运动只是必要的第一步，让我们回归原有的英国捍卫者的身份，而不是去当右翼将军和政客们的私人军队，执行他们的小阴谋。”

菲茨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通红，比利看在眼里，心里十分得意。“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菲茨说，“法庭现在要考虑最后的裁决。”穆雷低声说了一句，菲茨接着说，“哦，是的。被告有什么话要说吗？”

比利站了起来：“我要传唤我的第一位证人，伯爵菲茨赫伯特上校。”

“这太可笑了。”菲茨说。

“让笔录记下这一点，法庭拒绝允许我询问证人，尽管他出席了审判。”

“往下说。”

“如果没有剥夺我传唤证人的权利，我就会问上校他跟我的家人之间有什么关系。他是否因为我父亲担当了矿工领导的角色而对我个人怀恨在心？他跟我姐姐的关系如何？他是否雇用她当自己的管家，然后又神秘地解雇了她？”比利真想多说几句艾瑟尔的事，但这会玷污她的名声，而且这几句暗示已经足够了，“我还会询问他在这场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非法战争中存在什么个人利益。他的妻子是俄国公主吗？他的儿子是这里的财产继承人吗？上校是否在捍卫自己的个人经济利益？所有这些问题是否就是他召集这次虚假法庭的真正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完全没有资格担任法官？”

菲茨板着面孔狠狠地盯着他，但穆雷和埃文斯两人都显得很吃惊。他们对这些私人情况一无所知。

比利说：“我还要指出一点。德国皇帝被控犯有战争罪。有人认为他是在将军们的唆使下发动了战争，违反了德国人民通过国会代表明确表示的意愿。相比之下，有人强调，英国只有在经过下议院讨论同意后才对德宣战。”

菲茨装出一副无趣的样子，但穆雷和埃文斯用心听着。

比利接着说：“现在想一想俄国这里的战争。一切从未在英国议会讨论过。有人以保证行动安全为借口，对英国民众保密，军队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就搬出这一套说辞。我们在打仗，但这场战争从未公开宣布。英国首相和他的同僚处在与德皇和他的将军们完全相同的处境下。是他们在干非法的事情，不是我。”说完，比利坐了下来。

两名上尉与菲茨凑到了一块儿。比利怀疑自己是否太过分了。他觉得有必要把话说得尖刻有力，但这样也许会得罪两个上尉，无法赢得他们的支持。

但几位法官好像意见并不一致。菲茨在强调着什么，但埃文斯摇头表示否定。穆雷显得有些尴尬。这或许是一个好兆头，比利心想。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无论是在索姆河面对机枪的扫射，还是在矿井下经历爆炸，都没有比性命被几个心怀恶意的军官攥在手里，更让他害怕的了。

最后他们似乎达成了一致。菲茨看着比利说：“起立。”比利站了起来。

“威廉・威廉姆斯中士，本法庭认定你有罪。”菲茨盯着比利，好像希望在他脸上看到被击败的屈辱。但比利早已料到有罪的判决。他担心的是判决结果。

菲茨说：“你被判处十年劳役拘禁。”

比利再也无法保持平静的表情。判决不是死刑，但刑期竟是十年！出狱的时候他就三十岁了。那将是1929年，米尔德里德该三十五岁了。他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他那目空一切的伪装轰然倒塌，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

一种巨大的满足浮上了菲茨的脸。“解散。”他说。

比利被押了下去，开始了他的刑期。

第三十七章

1919年5月至6月

五月的第一天，冯・沃尔特・乌尔里希给茉黛写了一封信，从凡尔赛镇寄了出去。

他不知道她是死是活。自从斯德哥尔摩见面后，他就再也没有她的音讯。德国和英国之间仍然没有通邮，因此这是他两年来第一次有机会给她写信。

沃尔特和他的父亲是前一天动身到法国的，以德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随一百八十位政治家、外交官和外交部官员前来参加和平会议。穿过满目疮痍的法国东北部时，法国铁路让他们的特别列车降低速度，慢得如同步行。“好像只有我们往这儿扔过炸弹似的。”奥托气愤地说。他们乘坐小巴士从巴黎出发去小镇凡尔赛，被丢在水库大饭店。行李都卸在院子里，被告知需要他们随身携带。沃尔特想，法国人肯定不是那种胸怀坦荡的胜利者。

“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打赢，”奥托说，“实际上他们也不算输，英国人和美国人搭救了他们——但这不值得夸耀。我们打败了他们，大家心知肚明，这伤害了他们膨胀的自尊。”

这家酒店阴森冷清，但外面的木兰花和苹果树盛开着。德国人获准在大城堡周围散步，也可以去商店转悠。酒店外总是聚集着一小群人。平民并不像官员那样恶毒。他们有时发出嘘声，但大多时候只是好奇地看着敌人。

沃尔特第一天就给茉黛写了信。他没提结婚的事，因为他还不清楚是否安全，再说他一贯的保密作风也很难打破。他让她知道他身在何处，对酒店及周围描述了一番，让她给自己写封回信。他步行去镇上买了邮票，把信寄了出去。

他焦急地盼望着回信。如果她还活着，仍然爱他吗？他几乎可以肯定她会的。但自从她在斯德哥尔摩的酒店房间急切拥抱他，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很多男人从战场返回家园，却发现漫长的分离已经让女友或妻子爱上了别人。

几天后，各代表团的领导被召集到公园对面的特里亚农宫酒店，正式移交由战胜国起草的和平条约的打印副本。文件是用法语写的。回到水库大饭店，副本分发给翻译小组。沃尔特就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他把他收到的文件分成几部分发给大家，然后坐下读了起来。

里面的内容甚至比他预想的还糟。

法国军队将占据莱茵兰的边境地区十五年。德国萨尔区将成为国际联盟保护区，由法国控制当地的煤矿。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且不经过全民公决——法国政府害怕当地人民会投票留在德国。新的波兰变得非常大，囊括了三百万德国人口和西里西亚煤田。德国将失去所有的殖民地——协约国像窃贼分赃一样瓜分了它们。德国不得不同意支付数额不详的赔偿，换句话说，要德国给他们签一张空白支票。

沃尔特不明白他们希望德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难道他们心里想象着一个巨大的奴隶营，每个人都靠配给的口粮存活，辛苦劳作，再让统治者们拿走产出的物资？如果沃尔特成了一个这样的奴隶，他怎么可能考虑与茉黛建立家庭、生儿育女？

但最糟糕的还是战争罪责条款。

条约第231条说：“协约国和联合政府认定，德国接受因其与其盟友发动的侵略战争，对协约国和联合政府及其国民造成的所有损失和破坏承担责任。”

“这是个谎言，”沃尔特气愤地说，“一个愚蠢、无知、恶毒和可恨的谎言。”他知道德国不是无辜的，他也因此一次次跟父亲争辩过。但他也经历了1914年夏天的外交危机，清楚了解迈向战争之路的每一小步，不是单个国家的错误。两边的领导人一直都在极力捍卫自己的国家，没有人想让整个世界陷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阿斯奎斯没想这样，庞加莱、德皇没想这样，沙皇或奥地利皇帝也没想这样。就连那个萨拉热窝的刺客加夫利洛・普林西普知道自己的行为引发了这样的后果之后也大吃一惊，但甚至是他也不该为“所有的损失和破坏”负责。

午夜刚过，沃尔特碰到了他的父亲，当时他俩都刚歇下来，需要喝杯咖啡保持清醒，好继续工作。“真是岂有此理！”奥托咆哮道，“我们同意根据威尔逊的十四点达成停战，但这个条约跟十四点毫无关系！”

终于有一次，沃尔特跟父亲的见解一致了。

到了早晨，翻译文稿打印完毕，副本已派专人送往柏林——德国人典型的高效率，让沃尔特在国家遭受诋毁之时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可贵之处。他疲乏过度，实在睡不着，便决定到外面散散步，放松一下再上床休息。

他离开酒店走进公园。杜鹃花正在发芽。这是法国一个晴朗的早晨，对德国来说却严酷无比。这些建议会对德国苦苦挣扎的社会民主政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人们是否会陷入绝望，继而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

他在大大的花园里形单影只，此外还有个穿轻便春季外套的年轻女人，坐在一棵栗子树下的长凳上。他沉思着经过那里，礼貌地碰了碰软毡帽的帽檐。

“沃尔特。”她说。

他的心脏漏跳了一拍。他太熟悉这个声音了，但不可能是她。

他转过身，凝视着那个女人。

她站起来。“哦，沃尔特，”她说，“你不认识我了吗？”

是茉黛！

他整个脉管里的血液都在欢唱。他紧走两步上前，她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他紧紧抱住她，让自己的脸伏在她的脖子上，深深吸入她的芬芳，岁月流逝，但那气息依然熟悉。他吻了她的额头、她的脸颊，接着是她的嘴唇。他说着，同时亲吻着，但无论是话语还是亲吻，都无法完全表达他内心的一切。

最后还是她说话了：“你还爱我吗？”

“比以前更爱。”他回答，接着又去吻她。

茉黛两手抚摸着沃尔特裸露的胸部，做爱后他们双双躺在床上。“你太瘦了。”她说。他的肚子凹下去，臀部的骨头凸出来。她想用黄油牛角面包和鹅肝让他胖起来。

他们待在离巴黎几英里外的一家小旅馆的卧室里。窗户敞开着，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报春花般淡黄色的窗帘。茉黛好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个地方，菲茨常与一位有夫之妇——卡奈斯伯爵夫人在此幽会。这个坐落在小村子里、仅比一幢乡间大宅稍大些的旅馆，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男人们在这儿预订午餐，租下一间房用作午后休息。或许伦敦郊外也有这种地方，但不知何故，这种安排非常有法国风格。

他们自称伍尔德里奇先生和太太，茉黛戴上了那只隐藏了将近五年的结婚戒指。精明的老板娘无疑会暗自揣测他们只是假装结婚了而已。这倒没什么关系，只要她不怀疑沃尔特是德国人就行，否则就会有麻烦。

茉黛无法让自己的手放开沃尔特。他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她身边，让茉黛心怀感激。她用指尖抚摸他小腿上那条长长的疤痕。

“这伤疤是在蒂耶里堡落下的。”他说。

“格斯・杜瓦参加了那场战斗。我希望不是他开枪打中了你。”

“我很幸运，伤口愈合得很好。不少人患上坏疽死掉了。”

这是他们团聚后的第三周。在这段时间里，沃尔特整天连轴转，忙于德国对条约草案的反应，每天只能出来半个小时左右，跟她去公园散散步，或是坐上菲茨那辆蓝色的凯迪拉克，让司机带他们四处兜风。

茉黛跟沃尔特一样，对列给德国人的苛刻条款感到震惊。巴黎会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公正与和平的新世界，不是让胜利者去报复失败者。新的德国应该是一个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她想与沃尔特生孩子，他们的孩子应该是德国人。她时常想起《路得记》里的段落：“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她迟早会对沃尔特说这句话。

不过，她欣慰地发现并非只她一个人对条约提案感到不满。协约国一方的其他人认为和平比复仇更为重要。美国代表团的十二名委员以辞职表示抗议。在英国的一次补选中，持非报复性和平态度的候选人赢得胜利。坎特伯雷大主教公开表示他“非常不安”，并声称要为那些不被反德报纸所代表的沉默群体说话。

昨天德国提交了自己的反对建议——基于威尔逊的十四点提出近一百页激烈的争辩词。这天上午的法国报纸一片哗然，纷纷愤而讨伐，他们称这份文件是一座厚颜无耻的纪念碑，一则令人作呕的笑话。“他们指责我们傲慢自大——瞧瞧，法国人！”沃尔特说，“那句有关锅子的谚语是怎么说的来着？”

“煮锅笑话水壶黑。”茉黛说。

他翻身到她那一边，把玩着她的体毛。那撮毛发暗黑而卷曲，十分浓密。她提出把那儿修剪一下，但他说就喜欢那个样子。“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吧？”他说，“在酒店见个面，午后待在床上，像一对偷偷摸摸的情人，虽然浪漫，但我们不能一直这样。我们得告诉全世界，我和你是一对夫妻。”

茉黛很赞同。她也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可以和他每晚睡在一起的日子，虽然她没有明说——她是那么喜欢跟他做爱，这让她有点羞于启齿。“我们可以建立家庭，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

“我不想那样，”他说，“那会让人觉得羞耻。”

她也有同感。她想把自己的幸福大声宣告出去，而不是把它偷偷藏起来。她为沃尔特感到骄傲，他那么英俊，勇敢，聪明过人。“我们可以再办一场婚礼，”她说，“先订婚，发布公告，再举行仪式，永远也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们已经结婚快五年了。两次嫁给同一个人也不违法。”

他若有所思：“我父亲和你哥哥会反对。他们阻止不了我们，但会把一切都搞得很不愉快，毁了这件事的乐趣。”

“你说得对，”她无奈地说，“按菲茨的话，有些德国人的确让人觉得不错，但说到底，你是不会把妹妹嫁给这种人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既成事实推给他们。”

“我们先告诉他们，然后在报纸上宣布这一消息，”她说，“我们要说这是新的世界秩序的象征。在和平条约签订的时候宣布这桩英德跨国婚姻。”

他有些疑虑：“具体该怎么做呢？”

“我去跟《尚流》杂志的编辑谈谈。他们很喜欢我，我给他们提供过大量材料。”

沃尔特笑着说：“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永远引领时尚。”

“你在说什么？”

他伸手去床头柜上拿过皮夹，从里面取出那张杂志剪报。“我仅有的一张你的照片。”他说。

她从他手里接过来。年深日久，纸片已经变软，褪成了黄褐色。她仔细端详着照片。“这是战争之前拍的。”

“那之后它就一直陪着我。它也跟我一样熬了过来。”

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眶，让褪色的照片变得更加模糊。

“别哭。”他抱住了她。

她把脸紧贴在他赤裸的胸膛上哭泣着。有的女人动不动就哭，她从来就不是那样。但现在她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她为失去的岁月而哭，为数百万战死的男孩而哭，为这一切毫无意义又愚蠢的浪费而哭。她把自己克制了五年的泪水一股脑倾泻了出来。

等她哭完，脸上的泪水也干了，便如饥似渴地去吻他，他们又做爱了。

6月16日，菲茨那辆蓝色凯迪拉克在酒店接上沃尔特，载着他前往巴黎。茉黛认为《尚流》杂志会要他们两人拍张合照。沃尔特穿着一件战前在伦敦定做的斜纹软呢套装。这衣服有些肥大，但现在所有德国人穿的衣服都显得肥大。

沃尔特在水库大饭店设了一个小型情报局，用来监视法国、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搜集德国代表团获得的小道消息。他知道协约国内部就德国的反对建议发生了激烈争吵。劳埃德・乔治是位能够灵活应对失误的政治家，他表示愿意重新考虑条约草案。但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说他已经十分慷慨，对任何修订建议都表示愤慨。出人意料的是，伍德罗・威尔逊也很顽固。他认为该草案是个公正的解决办法，一旦他打定了主意，便再也听不进任何批评。

协约国也在商议包括德国的几个同盟国家的和平条约，它们是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他们创造了几个崭新的国家——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将中东瓜分为英国和法国的地区。他们争论是否与列宁讲和。每个国家的民众都已厌倦战争，但也有少数权贵仍热衷于同布尔什维克斗争。英国的《每日邮报》发现国际犹太金融家支持莫斯科政权的阴谋——这是该报提出的一个较为难以置信的幻想。

在德国条约问题上，威尔逊和克列孟梭否决了劳埃德・乔治的建议，这天早些时候，住在水库大饭店的德国小组收到了一份毫无耐心的通告，限他们三天之内接受条款。

沃尔特坐在菲茨汽车的后座上，悲观地思考着自己国家的未来，它会变成另一块非洲殖民地，他想，当地居民拼死拼活，只为满足他们的外国主人。他不想在这种地方抚养自己的孩子。

茉黛在摄影师的工作室里等着他，她打扮得十分漂亮，穿着一件薄纱夏装，她说是保罗・波烈的作品，那是她最喜欢的服装设计师。

摄影师有一面绘画背景墙，画的是开满鲜花的花园，茉黛觉得十分低俗，所以他们站在了餐厅的窗帘前，幸好窗帘十分朴素。起初他们并肩站着，就像陌生人那样谁也不碰谁。摄影师建议沃尔特跪在茉黛面前，但这太感情化了。最后终于找到两人都感到满意的姿势，他们双手相握，不是对着照相机，而是互相看着对方。

摄影师承诺明天就能把照片洗好。

他们随后去小旅馆吃午饭。“协约国不能强迫德国签字，”茉黛说，“那样就算不得谈判了。”

“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要是你们拒绝了，那会怎么样呢？”

“他们没说。”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代表团部分成员今晚返回柏林跟政府磋商。”他叹了口气，“我恐怕必须要走了。”

“那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宣布结婚的事。我明天拿到照片以后就回伦敦。”

“好吧，”他说，“我一回柏林就尽快告诉母亲。她会欣然接受。然后我再告诉父亲。他的反应会刚好相反吧。”

“我会告诉赫姆姑妈和碧，然后给在俄国的菲茨写信。”

“所以，暂时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了。”

“快吃完，然后我们就上床去。”

格斯和罗莎在杜伊勒里公园见面。巴黎已开始恢复正常，格斯高兴地想。阳光明媚，树木生出片片绿叶，男人们在扣眼里插着康乃馨，坐在那儿抽雪茄，一边看着世界上穿着最漂亮的女性们从眼前走过。在公园的一侧，里沃利路上充斥着轿车、卡车和马拉大车。在另一侧，一艘艘货运驳船在塞纳河上穿梭往来。也许，这个世界终归会恢复从前的样子。

罗莎穿着一件薄薄的红色棉布制服，戴着一顶宽檐帽，显得魅力十足。见到她那一刻，格斯想，如果我会画画，就画她现在这种样子。

他穿着一件蓝色夹克，头戴一顶时髦的硬草帽。她见到他时不禁嫣然一笑。

“怎么啦？”他问道。

“没怎么。你看上去很棒。”

“都是这顶帽子闹的，对吧？”

她强忍着没有再咯咯笑：“你真可爱。”

“显得很蠢。我也没办法。一戴帽子就这样，因为我整个看上去就像一把球头锤。”

她在他唇上轻轻一吻：“你是巴黎最有魅力的男人。”

她真的这样想。格斯惊喜地想：我真有这么幸运？

他挽起她的胳膊。“我们走走吧。”他们朝着卢浮宫的方向开始散步。

她说：“你读了《尚流》杂志没有？”

“是伦敦的杂志吗？没有，怎么了？”

“看来你的亲密朋友茉黛小姐嫁给了一个德国人。”

“哦！”他说，“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说你知道这事儿？”

“我猜到的。我1916年在柏林见过沃尔特，他请求我带了一封信给茉黛。我想这意味他们要么订了婚，要么已经结婚。”

“你真是深藏不露！从来就没有提过一个字。”

“这是个危险的秘密。”

“现在仍然危险。《尚流》杂志善待他们，但其他报纸可就不一定站在他们这边了。”

“茉黛以前也受到过报纸的攻击。她很坚强。”

罗莎有些尴尬：“我想那天晚上你们谈论的就是这个吧，我见你俩私下嘀咕着什么。”

“没错。她问我是否有关于沃尔特的任何消息。”

“我真愚蠢，竟怀疑你跟她调情。”

“我原谅你了，但下次你无理评判我的时候，就想一想这件事。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随便你问，格斯。”

“实际上是三个问题。”

“听上去不太吉利啊。像民间传说似的。如果答错的话我会被放逐吗？”

“你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你觉得这碍事吗？”

“我在扪心自问，政见分歧会不会把我们分开。”

“无政府主义相信没有任何人拥有统治权。所有的政治哲学，从国王的君权神授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都在试图证明权力的正当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失败的，因此没有任何形式的权力是合法的。”

“理论上说，实在令人无法辩驳。但这不可能付诸实施。”

“你领会得很快。实际上，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反对主流的，但他们对社会如何运转这一问题的看法差别很大。”

“你的看法呢？”

“我不像过去看得那么清楚了。报道白宫让我的政见稍有倾斜。但我仍然认为，权力需要证明自己的正当性。”

“我觉得我们不会为这种事情发生争吵。”

“好的。下一个问题？”

“跟我说说你的眼睛。”

“我天生如此。我应该做手术让它睁开。我的眼睑后面不过是一团无用的组织，不过我可以戴个玻璃眼球。但那样的话，它又得一直睁着。我认为还是闭着好。你觉得这很碍事吗？”

他停下脚步，转身面对着她：“我可以吻它吗？”

她犹豫了一下：“好吧。”

他弯下腰来，吻了吻她紧闭的眼睑。他的嘴唇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感觉，就像在亲吻她的脸颊。“谢谢你。”他说。

她平静地说：“以前从没有人这么做过。”

他点点头，猜测这可能是某种禁忌。

她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爱你的一切，我要确信你知道这一点。”

“哦。”她沉默了一分钟，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但随后她笑了一下，恢复了她喜欢的那种干脆的语气，“嗯，如果你还想吻什么奇怪的东西，就告诉我好了。”

他不知道如何对这种含混却又令人激动的提议作出回应，便暂且放在一边，留着以后再仔细琢磨。“我还有一个问题。”

“来吧。”

“四个月前，我对你说我爱你。”

“我还没忘。”

“但你没有说你对我有什么感觉。”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

“也许吧，但我希望你亲口告诉我。你爱我吗？”

“唉，格斯，你还不明白吗？”她脸色变了，有些痛苦，“我实在配不上你。你是布法罗最抢手的单身汉，而我是个独眼的无政府主义者。你应该去爱一个优雅美丽的富家女。我是一个医生的女儿，我母亲是女佣。我不是你该爱的那种人。”

“你爱我吗？”他用平静而执拗的语气问。

她哭了起来：“当然，你这个笨蛋，我全身心爱着你。”

他伸出胳膊搂着她。“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他说。

赫姆姑妈放下手里的《尚流》杂志。“你竟然偷偷结了婚，这实在太糟糕了。”她对茉黛说，随后又同谋般笑了，“但这实在是太浪漫了！”

她们坐在菲茨在梅费尔家中的客厅里。战争结束后，碧用时新的装饰派艺术风格重新装修了房子，厅里摆着实用的椅子和阿斯普雷品牌店那种华而不实的现代派银制摆设。菲茨那个无赖朋友宾・韦斯特安普敦和他的妻子，以及茉黛和赫姆待在一起。伦敦社交季如火如荼，等碧准备停当，他们就要出门去看歌剧。她在跟三岁半的宝宝，以及十八个月大的安德鲁道晚安。

茉黛拿起杂志，又看了看那篇文章。上面的照片并不讨人喜欢。她原以为会看到两个相爱的人，但不幸的是那张照片看上去像是从电影中截取的场景。沃尔特像个掠食者，握着她的手，好色之徒般紧盯着她的眼睛，她则像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正要落入他的诡计之中。

还好文章如她所愿。作者提醒读者茉黛女勋爵在战前曾是一位“时尚的妇女参政论者”，她开创《军人之妻》报，为留在家里的妇女争取权益，她还因为替杰妮・麦卡利抗争而进过监狱。文章说，她和沃尔特曾打算用正常的方式宣布订婚，战争爆发让这件事耽搁下来。他们匆忙而秘密的结合被描绘成在反常境况下孤注一掷采取的正确行动。

茉黛坚持让报纸准确无误地援引自己的话，杂志信守了这一承诺。“我知道有些英国人痛恨德国人，”她说，“但我也知道，沃尔特和其他许多德国人一样，尽了一切力量来阻止战争。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必须跟以前的敌对者建立和平与友谊，我真心希望人们将我们的结合作为新世界的象征。”

经历过多年的政治运动，茉黛深知有时候一份出版物就会让你赢得支持，只要你能献上一个独家的精彩故事就行。

沃尔特按计划返回柏林。德国人开车前往火车站，一路上受尽人们的讥笑嘲弄。一位女秘书被人群里投来的石块击中。法国方面的评论说：“记住他们对比利时人做了什么。”女秘书仍留在医院里。与此同时，德国人民群情激奋，反对签署条约。

宾坐在茉黛旁边的沙发上。这一次他没像往常那样调情。“真希望你哥哥在这儿给你些建议。”他朝杂志那边点了点头。

茉黛给菲茨写了信，委婉地把自己结婚的消息告诉他，信封里还装了一张《尚流》杂志的剪报，让他知道自己的事情已被伦敦社交界所接受。她不知这封信多久才能辗转交到菲茨手里，她也没指望几个月内会收到回复，到了那会儿，菲茨就是想反对也晚了。他只能强作欢颜，对她表示祝贺。

现在，竟然有人暗示她需要由男人告诉她该做什么，茉黛眉毛一竖。“菲茨又能说什么呢？”

“在可预见的将来，一个德国人的妻子生活会很艰难。”

“我不需要一个男人告诉我这些。”

“菲茨不在，我觉得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请别这样。”茉黛强忍着不去发作。除了到世界各地的夜总会赌博狂饮，他还能给别人提什么建议？

他压低声音。“我不想把话说出来，不过……”他瞥了赫姆姑妈一眼，后者知趣地站起身，去为自己再续上一杯咖啡，“如果你愿意说这场婚姻一直不圆满，就有可能被废止。”

茉黛回想起报春花般淡黄色的窗帘，按捺着开心的笑容：“但我不能……”

“请别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是想让你明白自己的选择。”

茉黛心里的火越来越大，但她强忍下去。“我知道这是好意，宾……”

“也有离婚的可能。总会有办法的，你知道，男人能给妻子提供各种理由。”

茉黛再也无法克制她的愤怒。“请马上停止这个话题，”她抬高声音说，“我丝毫不打算废止或者离婚。我爱沃尔特。”

宾紧绷着脸：“我不过是想告诉你，我认为菲茨作为一家之长会跟你说的话，如果他在这儿的话。”他站了起来，对妻子说，“我们还是走吧，好吗？我们没必要都迟到。”

几分钟后，碧穿着一件崭新的粉红丝绸外衣出现了。“我准备好了。”她好像一直在等着别人，而不是别人在等她。她的目光落在茉黛的左手上，注意到了那枚结婚戒指，但她没发表任何看法。茉黛把这件事告诉她的时候，她的反应十分谨慎，不支持也不反对。“我希望你幸福，”她不带任何感情地说，“我也希望菲茨能接受你没有得到他许可的事实。”

几个人走了出去，上了汽车。这是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是蓝色的那辆滞留在法国之后菲茨买的。什么东西都由菲茨提供，茉黛想道：三个女人住的房子，她们身上贵得惊人的礼服外套，汽车，还有剧院的包厢。她在巴黎丽兹饭店的账单直接寄给菲茨在伦敦的律师阿尔伯特・索尔曼，他会不加询问地予以偿付。菲茨从来没有抱怨过。她知道，沃尔特永远无法让她过这种日子。也许宾说得对，没有了这些早已习惯的奢侈会让她难受。但她要跟她爱的人在一起。

因为碧的拖沓，她们在开幕前最后一分钟才到达考文特花园。观众已经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三个女人匆匆登上铺了红地毯的楼梯，冲向她们的包厢。茉黛猛然记起看《唐璜》的时候自己跟沃尔特在这间包厢干的事情。她一下子害羞起来。当时她是中了什么邪，竟敢冒那种风险？

宾・韦斯特安普敦跟他妻子早来一步，起身为碧扶着椅子。观众席上一片寂静，演出即将开始。人们看歌剧时总要看看这里都来了什么人，把这当成乐事一件，当公主落座时，不少人回过头来。赫姆姑妈坐在第二排，但宾扶着前排的一个位子让茉黛坐。前排座位上传来一阵低声的议论——这里的人大多看见了《尚流》上的照片，读了那篇文章。其中很多人认识茉黛，这是伦敦的交际场，有贵族和政客、法官和主教，也有成功的艺术家和富有的商人，外加这些人的妻子。茉黛站了一会儿，让大家好好看看她，看她多么高兴，多么自豪。

但这是一个错误。

观众的声音出现了变化。低语声变得更响。尽管分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那声音本身就带着谴责，就像一只苍蝇遇到关着的玻璃窗而改变了嗡嗡声一样。茉黛吃了一惊。接着，她听到了另一种噪声，听上去像是可怕的嘘声。她带着困惑和惊慌坐了下来。

但这并不管用。现在，每个人都在盯着她。咝咝声在正厅蔓延开来，几秒钟后楼厅这里也嘘声四起。“各位！”宾无力地抗议着。

茉黛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仇恨，就连在妇女参政示威的高潮中也没遇到过。她感到肚子像抽筋一样疼痛。她希望音乐马上开始，但那位乐队指挥也在盯着她，把他的指挥棒放在一边。

她想要自豪地回视他们，但泪水涌上了双眼，模糊了她的视线。这场噩梦不会凭空结束。她不得不做点儿什么。

她站了起来，嘘声更响了。

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几乎像瞎了似的转过身去。她撞翻了自己的椅子，跌跌撞撞朝包厢后面的门口走去。赫姆姑妈站起来，嘴里念叨着：“哎呀，天啊，我的天啊。”

宾跳起来把门打开。茉黛走了出去，赫姆姑妈紧随其后。宾也跟着出来。在她身后，茉黛听见嘘声逐渐消失在一阵笑声之中，然后，让她恐怖的是，观众们开始鼓起掌来，庆贺他们赶走了她。这讥嘲的掌声伴着她穿过走廊，走下楼梯，走出剧院。

从公园大门到凡尔赛宫的那段路近两公里长。今天，道路的两侧站满了数百名身穿蓝色制服的法国骑兵。夏日的阳光照在他们的钢盔上熠熠生辉。他们举着挂有红白双色三角旗的长枪，小旗在暖风中猎猎舞动。

约翰尼・雷马克想办法让茉黛获邀参加和平条约的签署，不理会她在歌剧院受到的羞辱，但她不得不坐在敞开的货车后座，跟英国代表团的那些女秘书挤在一起，就像被送到市场的羊群。

一开始，德国人似乎要拒绝签署条约。战争英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表示他宁愿接受光荣的失败，也不要不光彩的和平。整个德国内阁已经辞职，他们不同意签署条约。他们在巴黎的代表团团长也是如此。最后，国民议会通过投票决定，除了那条臭名昭著的战争罪责条款以外，什么都签署。协约国立刻表示即使这样也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德国人拒绝，协约国会怎么办呢？”茉黛在他们的小酒店对沃尔特说，他们已经偷偷住在一起了。

“他们说他们会入侵德国。”

茉黛摇摇头：“我们的战士不会打仗的。”

“我们的战士也不会。”

“所以就是僵持。”

“只是英国海军还没有解除封锁，德国还是无法得到货物供应。协约国只需耐心等待，等德国各个城市都爆发粮食骚乱，他们就可以毫无阻拦地长驱直入了。”

“所以，你们只能签署。”

“要么签署，要么挨饿。”沃尔特悲哀地说。

今天是6月28日，五年前的这一天，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

货车把秘书们带进院子，她们都尽量文雅得体地下了车。茉黛走进宫殿，登上大楼梯，两侧是穿着更为繁复的法国士兵，这会儿，共和国禁卫军戴的是银制头盔，上面有一撮马鬃羽毛。

最后她走进了镜厅。这是世界上最为宏伟壮观的大厅之一。有三个网球场并排连起来那么大。房间一侧是十七扇俯视花园的长窗，对面墙上，十七道镶嵌镜子的拱门反射着一扇扇窗户。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个房间里，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之际，得胜的德国人加冕了他们的第一个皇帝，强迫法国签订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条约。现在，德国人即将在同一个拱形天花板下受到羞辱。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一些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报仇雪耻。你施加在他人身上的耻辱迟早要回到自己身上，茉黛想，今天来这儿参加仪式的人，脑子里会出现这种念头吗？大概不会。

她在一排红丝绒长椅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几十位记者和摄影师到场，一个电影摄制组带着巨大的电影摄影机来记录整个事件。大人物们三三两两走进屋子，在长桌前坐下，克列孟梭放松轻慢，威尔逊郑重其事，劳埃德・乔治则像一只年老的矮脚鸡。格斯・杜瓦也在其中，对着威尔逊的耳朵说了些什么，然后走到记者那边，跟一个年轻漂亮的独眼记者说话。茉黛想起以前见过她，看得出格斯爱上了她。

三点钟的时候，有人让大家肃静，大家充满敬意地沉默下来。克列孟梭说了句什么，门开了，两位德国签署人走了进来。茉黛从沃尔特那儿得知，柏林方面没人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写进条约，最后他们派出的是外交大臣和邮政大臣。两人面色苍白，一脸愧色。

克列孟梭作了简短的发言，然后招手让德国人走上前来。两人从口袋里拿出钢笔，在桌子上的一张纸上签了字。不一会儿，在某种秘密暗号的指令下，外面炮声大作，向世界宣告和平条约已经签署。

其他代表上前签名，不只是那些大国，而是所有的条约缔约国。这就花了很长时间，下面的观众开始交谈起来。德国人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一切结束后被人护送出去。

茉黛感到由衷的厌恶。她想，我们鼓吹和平的说教，但却一直在预谋报复。她起身离开王宫。外面，威尔逊和劳埃德・乔治被一群欢天喜地的观众死死围住。她绕过人群，沿路向镇子里的德国人旅店走去。

她希望沃尔特不会太沮丧。对他来说，这是个可怕的日子。

她见他正在收拾行李。“我们今晚回家，”他说，“代表团都要回去。”

“这么快！”她没怎么想过条约签署以后会发生什么。面对这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她无法想象之后的事。

相比之下，沃尔特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也有了自己的计划。“跟我走。”他很简单地说。

“我无法获得去德国的许可。”

“你还需要谁的许可呢？我有你以茉黛・冯・乌尔里希夫人的名字办下的德国护照。”

她感到大惑不解。“你是怎么得到的？”她说，虽然这不是她脑子里想到的最重要的问题。

“这不困难。你是一个德国公民的妻子，有权拥有护照。我的特殊影响不过是缩短了流程，只花几个小时就办完了。”

她盯着他。这一切如此突然。

“你走吗？”他说。

她在他眼里看到一种可怕的恐惧。他认为她会在最后一分钟退缩。他这种害怕失去她的恐惧让她想哭。她为自己被如此热情深爱着而感到幸运。“是的，”她说，“是的，我走。我当然要跟你走。”

他还不大相信：“你确定要这样吗？”

她点点头：“你还记得《圣经》里路得的故事吗？”

“当然。可是……”

茉黛在最近几周又读过好几遍，她开始引述那段让自己感动的话：“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片刻后，她使劲咽了一下，接着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

他笑了，但眼里闪着泪光。“谢谢你。”他说。

“我爱你，”她说，“什么时候的火车？”

第三十八章

1919年8月至10月

格斯和罗莎跟总统同一时间回到华盛顿。到了八月，他们策划好同时告假回老家布法罗。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格斯带罗莎去见他的父母。

他很紧张。他拼命想让他的母亲喜欢罗莎。但母亲内心膨胀，觉得每个女人都会迷上自己的儿子。每次他提到某个女孩，她都会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没一个她看得上的，尤其是社交方面。如果他想娶英国国王的女儿，她大概会说：“你难道找不到一个又好又有教养的美国女孩吗？”

“首先你会注意到的是，妈妈，她非常漂亮，”格斯在那天吃早餐的时候说，“其次，过了几分钟，你会看到她只有一只眼睛。然后你就会意识到她非常聪明。当你对她非常了解了，就会明白，世界上的年轻女子数她最好。”

“我敢肯定我会这么认为的，”母亲以她习惯的那种惊人的伪善说，“她的父母是什么人？”

罗莎在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到达，当时母亲在小睡，父亲还在城里。格斯带着她到房子四周转了转。她紧张地说：“你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十分普通。”

“你很快就会习惯的，”他说，“反正你我不会生活在这种富丽堂皇的地方。我们可能在华盛顿买一幢优雅的小房子。”

他们打网球。这是一种技艺相差悬殊的较量——格斯长长的胳膊腿让她无法招架，她对距离的判断很不稳定。但她打得十分顽强，争取每一个球，最后还赢了几场。她穿着白色的网球服，小腿中部带着时髦滚边，让她显得十分性感，一时间格斯心猿意马，不得不强迫自己集中精力才能不丢球。

两人热得汗津津的，随即进屋喝茶。“拿出你所有的宽容和善意，”格斯在客厅外面说，“我母亲是个可怕的势利鬼。”

但母亲展露出她最佳的礼仪举止。她吻了吻罗莎的双颊，说：“你们两个真是又可爱又健康，运动得满面红光。赫尔曼小姐，我很高兴见到你，希望我们会成为朋友。”

“您太好了，”罗莎说，“我很荣幸成为您的朋友。”

母亲听了这句恭维十分高兴。她知道自己身为布法罗社会的贵妇，年轻女性就应该向她表示尊重。罗莎立刻就猜到了这一点。真是聪明的女孩，格斯想。考虑到她对所有权力的痛恨，今天的表现也大方得体。

“我知道你哥哥弗里茨・赫尔曼。”母亲说，弗里茨在布法罗交响乐团演奏小提琴，母亲是那儿的董事，“他很有才华。”

“谢谢。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

母亲继续闲聊着，罗莎让她牵着话头。格斯不禁想起了前次他带回家的那个打算迎娶的女孩奥尔加・维亚洛夫。那次母亲的反应全然不同，她的确礼貌热情，但格斯知道她不是真心实意。今天她看上去是发自内心的。

他昨天向母亲问起维亚洛夫家的事。列夫・别斯科夫被送往西伯利亚充当部队翻译。奥尔加不怎么参加社交活动，似乎专心于抚养他们的孩子。约瑟夫曾游说格斯当参议员的父亲，希望向白军投入更多军事援助。“想必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利于维亚洛夫家族在彼得格勒的生意。”母亲说。

“这是我听到的有关布尔什维克最好的事情。”格斯回答。

喝完茶，他们分别去换衣服。想到罗莎就在隔壁房间淋浴，这让格斯感到心神不定。他还从来没见过她的裸体。他们曾经在她巴黎的酒店房间里度过了动情的几个小时，但并没发生肉体关系。“我讨厌让人说我守旧，”她当时略带歉意地说，“但我还是觉得应该等一等。”她真的不太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她的父母要来吃饭。格斯穿上短燕尾服下了楼。他为父亲调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却没给自己备酒。他觉得自己应该让头脑保持清醒。

罗莎穿着黑色礼服下楼，显得美艳动人。她父母在六点钟准时出现。诺曼・赫尔曼身穿晚礼服，这身装扮不太适合家庭聚餐，但也许他没有半正式的短礼服。他个头矮小，笑起来十分迷人，格斯一眼就看出罗莎长相随他。他很快便喝下两杯马丁尼酒，这是表明他很紧张的唯一迹象，但随后他拒绝再喝任何酒精饮料。罗莎的母亲希尔达是个身材苗条的美人，手指修长可爱。很难想象她是一个用人。格斯的父亲立刻喜欢上了她。

他们坐下吃饭时，赫尔曼医生问：“你有什么职业规划，格斯？”

他有权提这个问题，因为他是格斯所爱的女人的父亲，但格斯心里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要总统需要，我会一直为他工作下去。”他说。

“眼下他正有一件棘手的工作要做。”

“的确如此。参议院就批准凡尔赛和平条约问题发难。”格斯尽量掩饰内心的愤恨，“毕竟威尔逊说服欧洲人建立国际联盟，我很难相信美国人会对整个想法嗤之以鼻。”

“洛奇参议员很善于挑起事端。”

格斯认为洛奇参议员是个自私自利的浑蛋：“总统决定不让洛奇跟自己一道去巴黎，现在洛奇开始报复了。”

格斯的父亲既是参议员，也是总统的老朋友，他说：“伍德罗让建立国际联盟成为和平条约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我们不可能拒绝条约，因此我们也就必须接受国际联盟。”他耸了耸肩，“洛奇说让他见鬼去。”

赫尔曼医生说：“为了对洛奇公平起见，我认为美国人民应该在第十条中加以考虑。如果我们加入一个保证其成员不会受到侵略的联盟，就是在承诺让美国军队卷入未来的未知冲突。”

格斯回答得很快：“如果联盟很强大，就没人敢违抗。”

“对此，我不像你那么有信心。”

格斯不想跟罗莎的父亲争论，但他对国际联盟充满热情。“我不是说永远不会发生另一场战争，”他用一种和缓的语气说道，“但我的确认为战争会越来越少，时间更短，侵略者会获得更小的收益。”

“我相信你可能是正确。但许多选民说，‘我不管世界如何——我只关心美国。难道我们不是在冒险成为世界警察吗？’这个问题很有道理。”

格斯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愤怒。这一联盟是和平的最大希望，有史以来第一次呈现给全人类，但这种狭隘的狡辩很可能让它胎死腹中。他说：“联盟理事会需要做出一致决定，因此美国永远不会在违背自己的意志的情况下进行战斗。”

“不过，除非准备打仗，否则这个联盟没必要存在。”

联盟的反对者通常就是这样，一开始他们抱怨联盟会打仗，然后又抱怨它不会打仗。格斯说：“与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相比，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

赫尔曼医生耸了耸肩，他过于礼貌，不好意思向一个如此充满激情的对手强加他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我相信一个外国条约需要三分之二参议员的支持。”

“但现在我们甚至没有过半。”格斯沮丧地说。

罗莎一直在负责此事的报道，这时她说：“我统计的是四十票支持，包括杜瓦参议员。四十三票保留，八票坚决反对，五票尚未决定。”

她的父亲对格斯说：“那么，总统会怎么做呢？”

“他打算越过这些政客，跟民众直接接触。他正在策划遍及全国的一万英里之旅。他会在四周内进行超过五十次演讲。”

“这种安排实在辛苦。他已经六十二岁，还患有高血压。”

赫尔曼医生有点儿恶作剧的意思。他说的一切都具有挑战性。显然他觉得有必要测试一下女儿的求婚者的勇气。格斯说：“但在结束的时候，总统将向美国人民解释，世界需要国际联盟，以确保我们不会再打一场像刚结束的那场一样的战争。”

“但愿你是正确的。”

“向普通百姓解释政治的复杂性，这方面威尔逊最擅长了。”

香槟随同甜点一道端了上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还想说几句。”格斯说。他的父母十分吃惊，他从未如此正儿八经作过演说。“赫尔曼医生，赫尔曼太太，你们知道我爱你们的女儿，她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人。虽说这有点老式，但我要请求你们的许可，”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皮制的红色小盒子，“允许我给她送上这枚订婚戒指。”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镶嵌了一克拉钻石的金戒指。没有炫目的装饰，但那颗钻石是纯白的，是最令人赏心悦目的颜色，用磨光刻花法切成圆形，美得令人难以置信。

罗莎倒吸了一口气。

赫尔曼医生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两人都笑了。“你当然会得到我们的许可。”他说。

格斯绕到桌子的另一头，半跪在罗莎的椅子旁边：“你愿意嫁给我吗，亲爱的罗莎？”

“哦，是的，亲爱的格斯。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都行！”

他把戒指从盒子里取出来，戴在她的手指上：“谢谢你。”

他的母亲开始哭起来。

格斯登上总统专列，火车轰隆隆驶出华盛顿特区的联合车站，时间是9月3日星期三的晚上七点。威尔逊穿着蓝色运动夹克、白色裤子，头戴一顶硬草帽。妻子伊迪丝与他同行，此外还有他的私人医生加里・特拉沃斯・格雷森。车上还有二十一位报社记者，其中包括罗莎・赫尔曼。

格斯相信威尔逊能够打赢这场战役。他总是喜欢直接与选民接触。他也已经赢得了战争，不是吗？

列车经过一夜旅行，来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总统会在此进行整个行程中的第一次演讲，短暂停留后，从那儿一路到达印第安纳波利斯，当晚会向两万群众公开演讲。

但是，刚过了第一天，格斯的信心便丧失殆尽。威尔逊讲得很糟。他声音沙哑，还用笔记做提示，他不用这些东西的时候表现更好，等他谈到人们在巴黎时尽心尽力研讨的条约的技术细节时，变得絮絮叨叨，让观众失去了兴趣。他害了严重的头痛，格斯知道，病情严重的时候眼前一片模糊。

格斯心急如焚。情况不只是他的朋友和导师生病这么简单。目前还有其他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就取决于未来几个星期。只有威尔逊的个人承诺可以拯救国际联盟，摆脱那些心胸狭窄的对手。

晚餐后，格斯去了罗莎的卧铺车厢。她是这次旅行中唯一一个女记者，因此单独拥有一个包厢。她跟格斯一样热心关注联盟的成败，但她说：“今天实在找不出太多正面的东西好说。”他们躺在她的铺位上，相互亲吻拥抱，然后互道晚安。他们的婚礼定在十月，在总统这次旅行结束之后。格斯本来想更早一些，但他母亲私下嘀咕说太匆忙显得不体面，双方父母都需要时间筹备，格斯只得作罢。

威尔逊在抓紧完善他的演讲，敲打着那台老式的安德伍德打字机，中西部一望无际的开阔平原在窗口急速掠过。最近几天，他的演讲大有长进。格斯建议总统尽量让条约显得跟每一个城市有关。威尔逊告诉圣路易斯的商界首脑，条约是为建立世界贸易的需要。在奥马哈，他告诉人们没有条约的世界就像一个社区没有决定土地所有权那样，农民们全都手持猎枪坐在围墙上。只消寥寥数语他便充分阐释了问题的要点。格斯还建议威尔逊唤起人们的热情，不仅仅事关政治，他说，而是要唤起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感情。在哥伦布，威尔逊谈到穿卡其布军服的战士。在苏福尔斯，他说对于在战场上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们，他要对她们的牺牲给予补偿。他几乎不使用卑劣手段，但在堪萨斯城，也就是那位刻薄的参议员里德的家乡，他将自己的对手比作布尔什维克。他一次次大声疾呼，释放出一种信息：如果国际联盟失败，就会发生一场战争。

格斯努力与列车上的记者搞好关系，到站时与当地人接洽协调。威尔逊不带讲稿讲话时，速记员会立刻速记出一份抄本，然后由格斯分发下去。他还说服威尔逊抽空去了一趟餐车，跟记者们进行非正式的闲谈。

这些办法产生了效果。观众的反应越来越好。新闻报道仍然好坏参半，但威尔逊的消息从不间断，即使那些反对他的报纸也不例外。来自华盛顿的报告认为，反对声正在减弱。

但是格斯能够看出总统在这些活动上付出了何种代价。他的头痛几乎成了持续性的。他睡得很不好。一般的食物他不能消化，格雷森大夫只得给他吃流食。他的嗓子发炎，最后发展成了哮喘一样的症状，呼吸都开始成问题。他尝试坐着睡觉。

这一切都不能让记者们知道，甚至包括罗莎。威尔逊继续到处发表演说，虽然他的声音很微弱。他在盐湖城受到数千人的欢呼，但他看上去十分憔悴，不停地双手紧握，这种奇怪的姿势让格斯想到一个垂死的人。

接着，到了9月25日晚上，车厢里发生了一阵骚动。格斯听到伊迪丝在喊格雷森大夫。他穿上睡衣，匆忙走进总统的车厢。

眼前的景象让他惊恐不已，不由得一阵悲哀。威尔逊看上去非常吓人。他几乎无法呼吸，面部抽搐着。即使这样他还打算硬撑下去，但格雷森坚决表示，总统得取消后面的行程，最后威尔逊屈服了。

第二天早上，格斯怀着沉重的心情告诉记者们，总统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疾病。铁路轨道被清理出来，让火车加速行驶约三千公里的旅程返回华盛顿。总统在两周内的全部计划都取消了，其中包括与支持条约的参议员召开会议，拟定计划争取最后获得批准。

那天晚上，格斯和罗莎坐在她的卧铺车厢里，闷闷不乐地望着窗外。人们聚集在各个车站等待总统经过。太阳已经落下，但人们仍然站在那里，在暮色中张望着。格斯想起了那列从布列斯特开往巴黎的火车，想起半夜时分默默站在铁轨两侧的群众。这是不到一年前的事情，可他们的希望现在几乎破灭了。“我们尽了全力，”格斯说，“但我们失败了。”

“你真这样想吗？”

“总统全天展开游说活动的时候，形势一片大好。威尔逊病了，条约被参议院批准的可能性就几乎是零了。”

罗莎拉起他的手。“我很遗憾，”她说，“为你，为我，为了整个世界。”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该怎么办？”

“我想加入华盛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国际法。毕竟我有一些相关经验。”

“我想他们会排着队给你提供一份工作。也许以后的总统会找你帮忙。”

他笑了。有时，她对他的评价高得不切实际。“那你要做什么呢？”

“我喜欢现在做的事情。我希望自己能继续报道白宫。”

“你愿意要孩子吗？”

“愿意！”

“我也是。”格斯若有所思地盯着窗外，“我希望威尔逊的设想是错的。”

“设想我们的孩子？”她听出他的语气十分严肃，不禁用惊恐的声音问道，“你在说什么？”

“他说，孩子们将来不得不再打一场世界大战。”

“上帝保佑。”罗莎急切地说。

窗外，夜幕徐徐降临。

第三十九章

1920年1月

维亚洛夫家族正聚在布法罗的草原式别墅的餐厅里。黛茜坐在餐桌旁，穿着粉红色的外衣，脖子里围着一块大大的亚麻餐巾，几乎淹没了她。她快四岁了，列夫十分疼爱她。

“我要做一块世界上最大的三明治。”他让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他切下两片约三厘米见方的吐司，小心地在上面涂上黄油，加上一小片黛茜不愿意吃的炒鸡蛋，然后把切片合在一起。“还必须加一粒盐在上面，”他说着，拿起盐罐往碟子上倒了一点儿盐，然后轻轻用指尖粘上一粒，把它放在三明治上，“现在我可以吃了！”

“我要吃。”黛茜说。

“真的吗？可这不是一个爸爸尺码的三明治吗？”

“不是！”她笑着说，“这是一个女孩尺码的三明治！”

“哦，好的，”他随即把它轻轻搁进她嘴里，“你不想再要一个，对吧？”

“想要。”

“但刚才那个太大了。”

“不，不大！”

“好吧，那我就再做一个。”

列夫现在是志得意满。情况甚至比他十个月前在托洛茨基的火车上告诉格雷戈里的还要好。他现在住着岳父的巨大而舒适的房子，管理着三家维亚洛夫夜总会，工资不错，还能从供货商那里拿些好处。他把玛伽安置在一幢豪华公寓里，大部分时间都能见到她。在他回来的一周内，她就怀上了身孕，现在刚刚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格雷戈里。列夫把这一切藏得严严实实。

奥尔加走进餐厅，吻了吻黛茜，随即坐了下来。列夫疼爱黛茜，但他对奥尔加毫无感觉。玛伽更加性感，也更有趣。还有不少别的女孩子，玛伽挺着大肚子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一点。

“早上好，妈咪！”列夫快活地说。

黛茜得到提示，也跟着说了一遍。

奥尔加说：“爸爸喂你了吗？”

这些天来他们就是这样，主要通过孩子交谈。列夫刚从战场回来的时候，他们有过几次性事，但两人很快就恢复到正常的冷漠状态，现在他们各自有单独的卧室，奥尔加告诉她的父母，这是因为黛茜晚上会醒来，虽然她很少那样。奥尔加是一副怨妇的样子，但列夫根本不把这放在心上。

约瑟夫进来了。“爷爷来了！”列夫说。

“早上好。”约瑟夫随便回了一句。

黛茜说：“爷爷想要一个三明治。”

“不，”列夫说，“三明治太大了，他吃不下。”

列夫乱说话，让黛茜很高兴。“不，一点儿也不大，三明治太小了。”她说。

约瑟夫坐了下来。他有了不少改变，列夫从战场上回来后就发现了。约瑟夫变得有些超重，身上的条纹外套紧绷绷的。下几步楼梯就让他气喘吁吁。他的肌肉全都变成了脂肪，黑发也逐渐灰白了，原本粉红的肤色变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潮红。

波琳娜从厨房端来一壶咖啡，为约瑟夫倒了一杯。他打开《布法罗广告人》看了起来。

列夫说：“生意怎么样？”这样问并非没话找话。禁酒法案已经在1月16日午夜生效，这一法案禁止私自制造、运输或出售烈酒。维亚洛夫帝国的根基就是那些酒吧、酒店和烈酒批发的生意。禁酒令等于在列夫的天堂里放了一条毒蛇。

“我们要完蛋了，”约瑟夫说，他很少像现在这样坦率，“一个星期里我已经关闭了五家酒吧，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后头等着。”

列夫点了点头：“我在夜总会里卖淡啤酒，但没人愿意买。”法案允许贩卖酒精含量在百分之零点五以下的啤酒，“那东西喝上一加仑才能找到点儿感觉。”

“我们可以在柜台下面出售一点烈酒，但弄不到太多，再说，人们也不敢买。”

奥尔加非常吃惊，她对生意上的事情知之甚少：“可是，爸爸，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约瑟夫说。

这是他身上的另一个变化。过去，约瑟夫会提前计划，应付这类危机。然而，法案已经通过三个月了，这段时间里约瑟夫没有对新形势作任何准备。列夫一直等着他亮出杀手锏。现在他绝望地发现什么也不会发生了。

情况实在令人担忧。列夫有妻子，有情人，还有两个孩子。这些人全靠维亚洛夫生意的收入养活。如果整个帝国要坍塌了，列夫就该提前作好准备。

波琳娜叫奥尔加去接电话，她随即起身去了走廊。列夫能看到她在讲电话。“你好，鲁比，”奥尔加站在那里说，“你起得真早。”随后停顿了一会儿，“什么？我不相信。”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奥尔加哭了起来。

约瑟夫从报纸上抬起头，说：“见鬼，这是……”

奥尔加咔嗒一声挂了电话，回到餐厅里。她眼里噙满泪水，指着列夫说：“你这个浑蛋！”

“我怎么了？”他心里已经猜出了大概。

“你……你……这个浑蛋！”

黛茜号啕大哭起来。

约瑟夫说：“奥尔加，我的小心肝，到底是怎么回事？”

奥尔加回答：“她生了个孩子！”

列夫低声咒骂了一句：“真该死。”

约瑟夫说：“谁生了个孩子？”

“列夫的小婊子。我们在公园里见到的那个，叫玛伽。”

约瑟夫的脸腾地红了。“那个蒙特卡洛的歌手？她有了列夫的孩子？”

奥尔加点点头，不停呜咽着。

约瑟夫转向列夫：“你这个狗娘养的。”

列夫说：“我们大家都冷静点儿。”

约瑟夫站了起来：“我的上帝，我他妈的要好好教训你。”

列夫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他退后几步躲开约瑟夫，伸出胳膊防守着。“你给我冷静一点儿，约瑟夫。”他说。

“你竟敢要我冷静。”约瑟夫以惊人的敏捷扑了过来，挥出他肉乎乎的拳头。列夫躲闪不及，左颧骨上方重重挨了一击。这一拳疼得钻心，列夫踉跄后退。

奥尔加抱起号叫着的黛茜退到门口。“住手！”她喊道。

约瑟夫又挥出了左拳。

列夫很久都没有动过拳脚了，但他从小在彼得格勒的贫民窟里长大，仍然保留着原来的灵活反应。他抵住约瑟夫不让他摆动，贴上前去，照着他岳父的肚子就是一通连环拳。约瑟夫的胸膛起伏着，“咝咝”向外呼着气。随后列夫朝约瑟夫的脸上飞快来了几下，分别打在鼻子、嘴巴和眼睛上。

约瑟夫身材魁硕，一贯恃强凌弱，大家都怕他，从来没人敢还手，因此一直以来他都没有任何防守训练。他踉跄后退，无力地举着胳膊试图抵挡列夫的拳头。

列夫街头打架的本能不容他在对方倒地之前停下来，他追着约瑟夫继续打，身上、脑袋上一通猛击，最后那个老家伙朝一把餐椅倒了下去，仰面摔在地毯上。

奥尔加的母亲莉娜急匆匆进了房间，尖叫一声跪在丈夫身边。波琳娜和厨师站在厨房门口，一脸惊恐。约瑟夫的脸上血肉模糊，但他用胳膊肘拄着抬起身子，把莉娜推向一边。接着，他挣扎着要站起来，却突然大叫一声，猛地瘫倒下去。

他的皮肤变成了灰色，停止了呼吸。

列夫说：“耶稣基督。”

莉娜哀号起来：“约瑟夫，我的乔，睁开眼睛啊！”

列夫摸了摸约瑟夫的胸口，没有心跳。他又抬起他的手腕，找不到脉搏。

我有麻烦了，他想。

他站了起来：“波琳娜，快叫救护车。”

她走进大厅，拿起了电话。

列夫盯着地上的尸体。他必须马上做一个重大的决定。留在这儿以示无辜，假装悲伤，设法逃脱？机会太渺茫了。

他必须离开。

他跑上楼，脱掉身上的衬衫。他从战场带回大量黄金，都是向哥萨克贩卖苏格兰威士忌赚来的。他把这些黄金换了五千多美元，这些钞票都塞在他的钱袋里，钱袋绑在一只抽屉背面。现在，把钱袋紧紧系在腰上，再把衬衫和外套穿上。

他穿上大衣。衣柜顶上放着一个帆布袋，里面是颁发给美国陆军军官的柯尔特点45式1911半自动手枪。他把手枪塞进上衣口袋里。又把一箱子弹和几件内衣扔进帆布袋，然后下了楼。

餐厅里，莉娜已经在约瑟夫的头下放了一个垫子，但约瑟夫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像死人。奥尔加在走廊里打电话：“快点儿来，求求你，我怕他就要死了！”太晚了，宝贝，列夫想。

他说：“救护车还要等很久。我去接施瓦茨大夫。”没人问他为什么背着一个包。

他走进车库，发动了约瑟夫那辆派克特双六。他把车从房子里开出来，转而向北驶去。

他不会去接施瓦茨大夫。

他要去加拿大。

列夫开得很快。布法罗的北郊渐渐被他甩在身后，他琢磨着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救护车上的人无疑会打电话报警。警察一来，自然会发现约瑟夫被打死了。奥尔加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是谁把她父亲打倒在地，如果说她以前不恨列夫，那现在一定会恨得咬牙切齿。这样一来，列夫就成了被通缉的杀人犯。

维亚洛夫家的车库通常有三辆车——一辆帕卡德，一辆列夫的福特T型车，还有约瑟夫的几个打手开的蓝色哈德森。那些警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推断出列夫开着派克特跑了。列夫估计一小时后警方就会开始追查这辆车。

如果运气好的话，那时候他已经出了国门。

他开车带玛伽去过几次加拿大。去多伦多只不过一百多公里，开快一点三个小时就到了。他们通常以彼得斯先生和太太的名义登记住店，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城里闲逛，不必担心被人发现再通报给约瑟夫・维亚洛夫。列夫没有美国护照，但他知道几处没有边防哨卡的通道。

他中午的时候到达多伦多，住进一家安静的酒店。

他在一家咖啡店要了一个三明治，坐在那儿掂量着自己的处境。他因谋杀受到通缉。他没有了家，如果打算探望那两处家人，就不得不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他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他身上带着五千美元，外加一辆偷来的汽车。

他回想起十个月前跟自己哥哥说的那些大话。格雷戈里要是知道他闯了大祸，会有何感想？

他吃完三明治，随后在小镇中心四处闲逛起来，心情郁闷。他走进一家酒品店，买了一瓶伏特加带回了房间。也许他今晚要大醉一场。他注意到黑麦威士忌四块钱一瓶。在布法罗，如果能买到的话也要十块钱，在纽约要十五块，甚至二十块。他曾尝试为夜总会购买违禁烈酒，因此知道行情。

他回到了酒店，弄了一些冰块。他的房间里积满灰尘，里面摆着褪色的家具，窗外是一排卖低廉商品的小店的后院。夜幕早早降临在偏北的大地上，他这辈子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消沉。他想出去走走，找上一个女孩，但他又没心思干那件事。难道他注定不能安定，必须一次次逃离？当初因为死了一个警察，他不得不离开彼得格勒，接着又逃出阿伯罗温，几乎只差一步就被他骗过的人抓住了。现在他又逃离布法罗，亡命天涯。

他应该在这辆派克特上做些手脚。布法罗警方有可能给多伦多发电报，描述这辆车的特征。他要么换掉车牌，要么换一辆汽车。但他实在提不起精神去做这件事。

奥尔加大概正高兴终于摆脱了他。她会把全部的继承权揽在自己手里。不过，维亚洛夫帝国现在是越来越不值钱了。

他寻思着能不能把玛伽和小格雷戈里带到加拿大来。玛伽她愿意来吗？美国是她的梦想，列夫自己以前也有过美国梦。加拿大对一个夜总会歌手来说没什么吸引力。如果列夫带她去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她会欣然前往，但多伦多不行。

他会想念他的孩子的。一想到黛茜会在没有他的陪伴下长大，泪水便模糊了他的眼睛。她还不到四岁，很快就会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她脑子里顶多留下一点儿他的模糊印象。她不会记得那个世界上最大的三明治。

第三杯酒下肚，他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不公平的牺牲品。他无意杀死自己的岳父。是约瑟夫先动手的。说到底，列夫实际上并没有杀他，他是死于某种心脏病发作。只是太倒霉了。但是，没人会相信这一点。奥尔加是唯一的证人，但她想为父亲复仇。

他又倒了一杯伏特加，躺在床上。统统见鬼去吧，他想。

他喝得半醉，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想着商店橱窗里摆着的一只只酒瓶。一个牌子上写着：“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四美元。”他知道这里有些名堂，但现在他腾不出手来做这件事情。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嘴里发干，头痛难忍，但他知道四美元一瓶的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可能是他的救命稻草。

他涮了涮威士忌瓶子，喝掉冰桶里化掉的那点儿冰水。等喝到第三杯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橙汁、咖啡和阿司匹林让他感觉稍好了一些。他考虑着眼前的危险。他从来没有因为面临危险而止步不前。如果那样的话，他想，我就成了哥哥那种人了。

他的计划有个很大的瑕疵，他必须跟奥尔加讲和。

他开车来到附近的廉租区，走进一家为工人提供早餐的廉价餐厅。他跟一帮看上去像粉刷房屋的工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开口道：“我想用我的小车换一辆卡车。你们知道谁会感兴趣吗？”

其中一个人说：“是合法的吗？”

列夫露出他那迷人的笑容：“别逗了，哥们儿，”他说，“如果是合法的，我会到这儿来卖？”

这儿没人想买。他又走了几个地方，也同样碰了钉子，但他最后在一家父子经营的汽车维修店达成了交易。他用派克特换了一辆载重两吨的小型麦克牌货车，外加两只备用轮胎，既无现金交割，也没有签字画押。他知道自己被人坑了，因为开修理厂的看出他急于脱手。

当天下午，他按照城市地址簿上的地址找到了一家烈酒批发商。“我想买一百箱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他说，“你给什么价？”

“按这个量，是三十六块钱一箱。”

“一言为定。”列夫掏出钱，“我准备在镇子外面开一家小酒馆，另外……”

“不用解释，伙计，”批发商指了指窗外，旁边的空地上，一伙建筑工人正在破土动工，“那儿要建一个新仓库，有这里的五个那么大。感谢上帝有了这个禁酒令。”

列夫意识到他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个好主意的人。

他交了钱，他们把威士忌搬到货车上。

第二天，列夫开车返回了布法罗。

列夫把装满威士忌的货车停在维亚洛夫房子外面的大街上。冬日的下午变成黄昏。车道上没有车。他等了一会儿，感到既紧张，又有些期待，时刻准备逃离，但他没发现周围有任何动静。

他神经紧绷着，从货车上出来，走到前门那儿，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

这地方静悄悄的。他能听见楼上传来黛茜的声音，还有波琳娜的喃喃应答。没有其他声音。

他悄悄在厚厚的地毯上移动，穿过前厅朝客厅张望。所有的椅子都被推到墙边。屋子正中是个用黑色绸布遮盖的台子，上面放着一口抛光的桃花心木棺材，带着闪闪发光的黄铜把手。在棺材匣中安放着约瑟夫・维亚洛夫的遗体。死亡软化了那张脸上好斗的线条，让他显得十分温和。

奥尔加独自坐在遗体旁边。她一身黑衣，背对着门口。

列夫走进房间。“你好，奥尔加。”他平静地说。

她张开嘴想叫，他马上用手捂住她的脸，没让她叫出声来。

“别担心，”列夫说，“我只想说句话。”他慢慢松开手。

她没有尖叫。

他稍稍放松了一些。已经过了第一关。

“你杀了我父亲！”她气愤地说，“还能有什么好谈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他必须稳稳地控制局面，不出一点儿差错。单纯的魅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开动脑筋。“谈谈未来，”他声音低沉，语气亲切，“你的，我的，还有小黛茜的未来。我有了麻烦，我知道，但你也有你的麻烦。”

她不想听这些。“我没有任何麻烦。”她扭头看着遗体。

列夫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她身边。“你继承的家业是个烂摊子。它正在分崩离析，几乎一钱不值。”

“我父亲非常富有！”她气愤地说。

“他有酒吧、酒店和酒类批发生意。这些全都在赔钱，禁酒令生效刚刚两个星期，他已经关闭了五家酒吧。很快就会连一个都剩不下了。”列夫迟疑片刻，然后摆出他那极具说服力的理由，“你不能只考虑自己。你要想想你以后如何抚养黛茜。”

她显得有些动摇：“生意真的会垮吗？”

“前天你听见你父亲在早餐上跟我说的话了。”

“我记不大清楚。”

“好吧，就算我什么都没说。你最好自己去问个究竟。问问诺曼・尼尔，那个会计师。随便问谁都行。”

她使劲看了他一眼，决定认真对待他的话：“你干吗要来告诉我这个？”

“因为我想出了挽救生意的办法。”

“怎么办？”

“从加拿大进口酒。”

“那是违法的。”

“不错。但这是你唯一的希望。没有酒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生意。”

她把头往上一扬：“我可以照顾自己。”

“当然，”他说，“你可以把这座房子卖个好价钱，把收益拿去投资，跟你母亲搬进小公寓里。也许你能挽救大部分财产，让你跟黛茜安安稳稳过上几年，但你最终会考虑外出工作……”

“可我无法工作！”她说，“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我该怎么办呢？”

“哦，你可以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也能去工厂做工……”

他并非当真，她也明白。“少说废话。”她厉声说道。

“那就只剩下一种选择了。”他伸手去抚摸她。

她躲闪了一下。“你为什么要操心我的事情？”

“你是我的妻子。”

她奇怪地瞥了他一眼。

他拿出一副十分真诚的样子。“我知道我待你不好，但我们曾经相爱过。”

她轻蔑地哼了一声。

“再说，我们有个女儿需要我们操心。”

“但你要去坐牢了。”

“如果你跟警察实话实说，我就不会。”

“你什么意思？”

“奥尔加，当时发生了什么你都看见了。你爸爸先动手打我。看看我的脸，我这个黑眼圈能够作证。我只好还手。他肯定原来就有心脏病。他也许已经病了一段时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做任何准备应付禁酒令。不管怎么说，他是因为费力打我而死的，而不是因为我出于自卫打的那几下。你只需把真相告诉警察就行了。”

“我已经告诉他们是你杀了他。”

列夫觉得有希望了。他正在一步步接近目标。“没关系，”他安慰道，“当时你正难过。现在你冷静下来，意识到你父亲的死是一次可怕的意外，是他身体不好，太过愤怒导致的。”

“他们能相信我吗？”

“陪审团会的。但如果我聘请个好律师的话，甚至都不会进行庭审。如果唯一的证人发誓不是谋杀，怎么可能有庭审呢？”

“我不知道。”她改变了态度，“你有什么办法弄到酒？”

“很简单。你不用担心。”

她在椅子上转过身来面对着他。“我不相信你。你说的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让我改变我的陈述。”

“穿上你的外套，我给你看样东西。”

这一刻十分紧张。如果她跟他出去，她就归他摆布了。

停顿了一下，她站了起来。

列夫心里暗笑自己赢了。

他们离开房间。到了外面的街上，他打开货车的后门。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她说：“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他注意到她的语气变了。这是一种就事论事的腔调。情感的成分已经淡化。

“整整一百箱，”他说，“我三块钱一瓶买的。我可以在这儿卖十块钱一瓶——如果按杯卖的话，价格就会更高。”

“我得仔细想一想。”

这是个好兆头。她准备同意，但并不想马上就做什么。“我明白，但我们没有时间了，”他说，“我是通缉犯，又带着一货车非法的威士忌，我必须马上听到你作出的决定。不是我有意催你，但你也看得出我别无选择。”

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但没说什么。

列夫接着说：“如果你拒绝的话，我就卖掉这些酒，拿着挣到的钱消失。那样的话，以后你就得全靠自己了。我会祝你好运，永远说再见。我会理解的。”

“我要是不拒绝呢？”

“那我们就得马上去警察那儿。”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

最后，她点了点头：“好吧。”

列夫把头扭向一边，不让她看见自己的脸。你成功了，他对自己说。你跟她坐在停放她父亲遗体的房间里，竟然能让她回心转意。

你这条狗。

“我得戴顶帽子，”奥尔加说，“你也要换一件干净的衬衫。我们必须留下好印象。”

很好。她是真心实意地站在他这边。

他们回到屋里作准备。等她的时候，他给《布法罗广告人》打了个电话，找编辑彼得・霍伊尔。一位秘书问他有什么事。“告诉他，我是因为谋杀约瑟夫・维亚洛夫被通缉的那个人。”

过了会儿，里面传来一声吼叫：“我是霍伊尔。你是谁？”

“列夫・别斯科夫，维亚洛夫的女婿。”

“你在哪里？”

列夫没搭理这个问题。“如果你派个记者半小时去警察总部门口，我会给你一份声明。”

“我们会到场的。”

“霍伊尔先生？”

“怎么？”

“派个摄影师过来。”列夫挂断了电话。

奥尔加跟他并排坐在敞开的货车前座，他把车先开到约瑟夫的海滨仓库。靠墙四周码放着偷来的一箱箱香烟。在后面的办公室他们找到了维亚洛夫的会计诺曼・尼尔，还有通常都在那儿的几个打手。列夫知道诺曼这家伙习惯作恶，十分挑剔。他坐在约瑟夫的椅子上，占据了约瑟夫的办公桌。

看见列夫和奥尔加出现在这儿，他们几个都非常吃惊。

列夫说：“奥尔加继承了整个生意。从今往后我负责管理各项事务。”

诺曼待在椅子上不动。“我们走着瞧吧。”他说。

列夫使劲瞪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诺曼又说话了，显得比刚才心虚。“遗嘱需要证实合法性，还有些诸如此类的事情。”

列夫摇了摇头。“等这些手续都办完，我们就没有任何生意可做了。”他伸手一指旁边的一个打手，“伊利亚，去院子里看看卡车里有什么，然后回来告诉诺曼。”

伊利亚走了出去。列夫绕过桌子，站到诺曼旁边。他们静静等着，直到伊利亚从外面回来。

“一百箱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他往桌上放了一瓶，“我们可以尝尝，看看是不是真东西。”

列夫说：“我打算开辟从加拿大的进口业务。禁酒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机。人们想买酒，花多少钱都不在乎。我们要发大财了。快把椅子让出来，诺曼。”

“我不打算让，小鬼。”诺曼说。

列夫猛地抽出手枪，把枪柄掉转过来朝诺曼的脸上左右开弓，狠狠抽了两下。诺曼叫了起来。列夫不经意地把柯尔特的枪口对着另外几个家伙。

奥尔加表现不错，没有尖叫。

“你这个浑蛋，”列夫对诺曼说，“我亲手杀了约瑟夫・维亚洛夫，你以为我他妈的会害怕一个会计？”

诺曼慌忙起身，用手捂着流血的嘴巴，离开了房间。

列夫转向其他几个人，手里的枪仍然朝他们那边指着，说：“有谁不想跟我干的，现在离开没关系。”

他们谁都没动。

“那好，”列夫说，“我说没关系是假的。”他指着伊利亚，“你跟着我和别斯科夫太太一起走。你来开车。剩下几个人去卸车。”

伊利亚开着蓝色的哈德森带他们进城。

列夫觉得刚才他可能犯了个错误。他不该当着奥尔加的面说我亲手杀了约瑟夫・维亚洛夫。他想好了，如果她提起来，他就说这只是为了吓唬诺曼。不过，奥尔加没再提这件事。

在警察总部外面，两个穿大衣、戴帽子的人等在那里，旁边的三脚架上架着一台很大的照相机。

列夫和奥尔加下了车。列夫对记者说：“约瑟夫・维亚洛夫的死，无论是对我们——他的家人，还是对整个城市来说，都是一场悲剧。”

那人潦草地在小本子上记着。“我来这儿向警方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我的妻子奥尔加是在场的唯一证人，亲眼看到他倒下去的，她来这儿证明我是无辜的。尸检报告会弄清我岳父死于心脏病发作。我妻子和我决定继续发展约瑟夫・维亚洛夫在布法罗开创的伟大事业。谢谢你。”

“请你看这边的镜头好吗？”摄影师说。

列夫伸手搂着奥尔加，把她拉近一些，看着照相机。

记者说：“你的眼睛是怎么伤的，列夫？”

“是这儿吗？”他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哦，见鬼，那是另一码事。”他十分迷人地笑了笑。摄影师的镁光灯一闪，发出一股令人目眩的光亮。

第四十章

1920年2月至12月

奥尔德肖特军事拘留所的确是个可怕的地方，比利想，但这里总比西伯利亚要好。奥尔德肖特是伦敦西南部五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军事城镇。监狱是一幢现代建筑，中庭四周是三层的囚室回廊。屋顶的玻璃窗让这里光线充足，因此它有了一个“玻璃暖房”的诨名。这里有暖气管道和煤气灯，实在比四年来比利睡过的大部分地方都要舒适。

但他内心十分痛苦。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而他仍然留在部队里。大多数朋友都已经复员，拿着不错的薪水，带着女孩去电影院。他仍然穿着军装，给长官敬礼，睡在军用床上，吃部队的饭。他整天在织毯厂工作，这是监狱的产业。最糟糕的是，他从来就看不到一个女人。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米尔德里德正等着他——也许是这样。人人都能给你讲一个身边发生的故事，某个士兵回家发现自己的妻子或女友已经跟了别人。

他跟米尔德里德或外面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囚犯——或者按官方的称呼叫作“服刑的士兵”，有正常通信的权利，但比利是个例外。他因为用写信的方式泄露部队秘密被判有罪，他的信件全部被当局没收。这是军方的一种报复。当然，他现在也没什么秘密可泄露的。他有什么要告诉他姐姐的？“水煮的土豆总是欠火候。”

爸妈和外公知道军事法庭的事吗？他想，士兵的近亲应该收到通知，但他拿不准，也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不过汤米・格里菲斯肯定会告诉他们。他希望艾瑟尔能解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没有任何人来探视他。他怀疑他的家人甚至不知道他已经从俄国回来了。他本来打算质疑对他收取信件的禁令，但他接触不到律师，也没钱请律师。唯一的安慰是，他心里隐约觉得这一切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

他从报纸上获取外界的消息。菲茨回到伦敦，发表演讲敦促向俄国白卫军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比利纳闷这是否意味着阿伯罗温同乡队也已返回家乡。

菲茨的演讲毫无效果。艾瑟尔的“不要插手俄国”运动已经赢得工党的认可。尽管陆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摇唇鼓舌反对布尔什维克，英国已经从俄国北极地区撤出了自己的部队。十一月中旬，红军将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赶出了鄂木斯克。比利对白卫军做出的所有判断，那些艾瑟尔在她的运动中一次次强调的，到头来都是对的。菲茨和丘吉尔说的全是错的。然而，现在是比利进了监狱，菲茨进了上议院。

他跟其他狱友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不是政治犯，大多犯下了实际的罪行，包括盗窃、抢劫和谋杀。他们都很难对付，比利也是。他不怕这些家伙。他们对他敬而远之，保有戒心，显然觉得他犯下的罪行高出他们一等。他相当友好地跟这些人交谈，但他们没人对政治感兴趣，从不觉得监禁他们的社会有什么问题，而只是打定主意下次要战胜它。

他在半小时的午休时间里读报。这儿的大部分人都不识字。有一天他在《每日先驱报》上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片刻的困惑之后，他意识到那是他自己的照片。

他回想着拍那张照片的前前后后。米尔德里德拖着他去阿尔德盖特的一名摄影师那儿，让他穿着军装照了张相。“每天晚上我都把它贴在嘴唇上。”她当时说。他离开她之后，经常想起这句含义暧昧的承诺。

文章标题是：“威廉姆斯中士为什么要坐牢？”比利兴奋地读下去。

威尔士步枪团第八营（下称“阿伯罗温同乡队”）的威廉・威廉姆斯正在部队监狱服十年徒刑，他被定为叛国罪。这个人真的是叛徒吗？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投靠敌人，或逃离战场了吗？正相反。他曾在索姆河英勇战斗，随后的两年继续在法国服役，获得晋升中士。

比利很兴奋。这是我，我上了报纸了，他们说我作战英勇！

随后他被派往俄国。我们没有跟俄国交战。英国人民未必赞同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我们不会攻击每一个我们不赞成的政权。布尔什维克并未对我国和我们的盟国构成威胁。议会从未同意对莫斯科政府发动军事行动。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我们的这次出兵是否违反了国际法。

事实上，几个月来英国人民全都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的军队正在俄国打仗。政府做出误导性的声明，让人相信派兵到那里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财产，组织有序撤离，或应急待命。言下之意是他们并不是在跟红军作战。

这一谎言被披露出来，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威廉・威廉姆斯。

“嘿，”他嚷了一句，并没特别对着哪个人，“瞧这儿。感谢威廉・威廉姆斯。”

跟他坐在同一张桌子的人围上来，探头看着。他的同监狱友西里尔・帕克是个粗鲁的家伙，这时问道：“这是你的照片！你怎么上报纸了？”

比利把后面的部分读给他们听。

他的罪行是说了实话，用简单的代码写信给他的姐姐，以逃避审查。英国人民欠他一句感谢。

但他的做法让军队和政府里那些秘密将英国士兵用于自己政治目的的人很不满。威廉姆斯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

他不是唯一特例。大批军人因拒绝成为反革命企图的一部分，在俄国受到极其可疑的审判，被耻辱地判处长期徒刑。

威廉・威廉姆斯和其他人受到那些权势人物的恶意报复。这一错误必须予以纠正。英国是崇尚正义的国家。毕竟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听见没？”比利说，“上面说我受到权势人物的报复。”

“我也是。”西里尔・帕克斯说。他在一个谷仓里强奸了一个十四岁的比利时姑娘。

突然，报纸被从比利的手里抢走了。他抬头看见那个令人厌恶的看守安德鲁・詹金斯的那张脸。“我不管你认不认识什么权势人物，威廉姆斯，”这家伙说，“但你在我这里，你不过是一个该死的囚犯，快他妈的给我回去干活。”

“马上，詹金斯先生。”比利说。

1920年夏天，俄国贸易代表团到访伦敦，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在唐宁街10号迎接他们。这让菲茨大感愤怒。布尔什维克仍在与新生国家波兰作战，菲茨认为英国应该站在波兰一边，但没有什么人支持他。伦敦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拒绝为运往波兰军队的步枪装船，工会代表大会威胁说如果英国军队介入战事，他们就会发动一场总罢工。

菲茨只能忍下一口气，正视自己再也无法夺回安德烈王子的庄园的现实。他的长子和次子安德鲁从此失去了俄国的名分。他只得自认倒霉。

但是，当得知俄国人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在英国到处转悠，图谋不轨的时候，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40号房间”依然存在，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英国的情报机构也在截取、破译俄国人发回家里的电报。列夫・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他正在无耻地进行革命宣传。

菲茨火冒三丈，厉声斥责劳埃德・乔治，当时还是八月，在伦敦社交季快结束的一次晚餐会上。

餐会是在西尔弗曼勋爵那幢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宅邸举办的。西尔弗曼已经不再像战前那样大摆筵宴，菜品较少，也很少有食物尝都没尝就被端回厨房的情况。餐桌上的装饰也更加朴素。上菜的都是女佣，而不像原来那样由男仆服侍——现在已经没人愿意当男仆了。菲茨觉得，那些奢侈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聚会恐怕已经永久消失了。不过，西尔弗曼仍然能够吸引举国上下最有权势的人光顾自己的家。

劳埃德・乔治向菲茨询问他妹妹茉黛怎么样了。

这又是一个让菲茨恼火的话题。“很遗憾，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去柏林生活了。”他说。他没告诉对方她已经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埃里克。

“我听说了，”劳埃德・乔治说，“我只是想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她是个让人感到愉快的年轻女性。”

首相喜爱快活的年轻女性，这一点尽人皆知，简直称得上臭名昭著。

“德国的生活恐怕很艰苦。”菲茨说。茉黛曾写信给他请求补贴，但被他一口回绝了。她不经他的容许便私订终身，怎么还敢指望得到他的资助？

“艰苦？”劳埃德・乔治说，“应该是那样吧，既然他们干了那些事情。不管怎样，我还是为她惋惜。”

“还有件事情，首相，”菲茨说，“加米涅夫那个家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你应该将他驱逐出境。”

首相心情不错，手里举着一只香槟酒杯。“我亲爱的菲茨，”他亲切地说，“政府不太担心俄国那些误传的消息，都是些粗糙的歪曲。请不要小看英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分得清什么是哗众取宠。相信我，加米涅夫的演讲给布尔什维克主义抹的黑是我和你都做不到的。”

菲茨觉得这不过是自鸣得意的废话：“他甚至拿钱给《每日先驱报》！”

“我同意，一个外国政府补贴我们的报纸实在不太礼貌，但是，说真的，我们是不是让《每日先驱报》给吓坏了？我们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报纸。”

“但他在接触这个国家最强硬的革命性团体——那些致力于推翻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疯子！”

“英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了解越多，对它的好感就会越少，你记住我这句话。只是老远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迷雾的时候，它们好像挺可怕。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英国社会来说几乎是一种保障，因为它会向所有阶级传播一种恐怖，让他们知道目前的社会组织被推翻的话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

“我只是不喜欢它。”

“还有，”劳埃德・乔治接着说，“如果我们把他们轰走，我们就有可能必须对如何知晓他们的意图作出解释。我们在暗中监视他们的实情可能比他们所有浮夸的演讲更有可能激发工人阶级群起反对我们。”

菲茨不喜欢别人跟自己进行政治现实说教，即使对方是首相，相反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感到十分气愤。“但我们断然不该跟布尔什维克做交易！”

“如果我们拒绝跟所有利用大使馆进行宣传的人做交易的话，我们就剩不下多少贸易伙伴了。菲茨，我们甚至还跟所罗门群岛的食人族做交易呢！”

菲茨不知道这是真是假——毕竟所罗门群岛的食人族没什么用来交换的——但他权且不去理会。“难道我们穷到这个份儿上，必须向这些杀人凶手兜售货物？”

“恐怕是这样。我约谈过不少商人，他们对未来十八个月的悲观预期让我大为吃惊。没有任何订单。顾客什么都不买。我们可能会面临最糟糕的失业期，糟糕到任何人都无从想象。但是，俄国人想买，再说，他们付的是黄金。”

“我才不要他们的黄金！”

“是吗？不过菲茨，你的黄金够多了。”劳埃德・乔治说。

比利带着自己的新娘回老家阿伯罗温，正赶上惠灵顿街举办一场聚会。

这是一个夏日的礼拜六，破天荒头一遭没有下雨。下午三点，比利和米尔德里德带着她的孩子，也就是比利的继女——八岁的伊妮德和七岁的莉莲，抵达火车站。这时候，矿工们已经从井里上来，每周一次的洗浴过后，换上礼拜日穿的衣服。

比利的父母来车站迎候他们。他们老了，身子也似乎缩小了，不再傲视众人。爸爸握着比利的手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儿子。你勇敢抵抗了他们，就像我教你的那样。”比利很高兴，尽管他并没觉得自己是爸爸生命中的某项成就。

他们曾在艾瑟尔的婚礼上见过一次米尔德里德。爸爸跟米尔德里德握手，妈妈吻了吻她。

米尔德里德说：“真高兴又见到你，威廉姆斯太太。我现在能管你叫妈妈了吗？”

这是她说过的最好的话了，让妈妈满心欢喜。比利相信妈妈肯定会喜欢她，只要米尔德里德别骂脏话就行。

下议院议员们坚持不懈地一次次质询——艾瑟尔为他们提供信息，迫使政府宣布为一些在俄国因叛乱等罪被判刑的战士和水手减刑。比利的刑期被减到一年，随即获得释放，从部队复员。他便立刻与米尔德里德结了婚。

阿伯罗温让他感到陌生。这地方没什么变化，只是他的感觉已经大不一样。这里狭窄单调，环绕的山冈就像几座围墙把人们围在其中。他不太相信这里就是他的家。他穿上战前穿过的衣服，虽然大小还合适，却让他觉得不对劲。这里没有发生任何足以改变世界的事，他这样想着。

他们走上惠灵顿街的土坡，看见一座座房子上装饰着各种旗子：英国国旗，威尔士龙旗，还有红旗。街上的横幅上写着：“欢迎回家，比利乘二”。所有邻居都站在街上。桌子上摆着啤酒壶和茶瓮，盘子里装满馅饼、蛋糕和三明治。大家一看到比利，便唱起了《我们在山坡迎候你》。

这让比利流下了眼泪。

有人递给他一杯啤酒。一群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围住了米尔德里德。对他们来说，她是个稀奇的尤物，她伦敦化的装扮，说话时的伦敦腔，还有她那顶帽檐巨大、用丝绢花装点的帽子，无一不让她显得充满异国情调。她已尽最大可能显得端庄得体，但仍不免脱口说出几句粗话：“我不能把话憋在胸脯这儿，请原谅我用上这句俗语。”

外公更显老了，几乎无法站直身子，但他的头脑还跟从前一样清楚。他负责照看伊妮德和莉莲，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拿出糖果，还教她们怎么能让一枚硬币消失。

比利还要跟丧失亲人的家庭谈一谈那些死去的战友——乔伊・庞蒂、先知・琼斯、斑点・卢埃林，等等。他又跟汤米・格里菲斯重聚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在俄国的乌法。汤米的父亲莱恩，那位无神论者，现在患上了癌症，显得十分憔悴。

比利打算在周一重新开始下井，矿工们争相跟他解释在他离开后井下发生的变化：新铺的路开进更深，直达开采面，电灯比以前多了，安全防范措施也更加完善。

汤米站在一把椅子上致欢迎辞，随后比利作了回应。“战争改变了我们所有人，”他说，“我记得人们曾经习惯说是上帝派富人在这个地球上统治我们这些等级低下的人。”人们报之以一阵轻蔑的笑声。“很多人在主日学校郊游都管理不好的上层阶级军官的指挥下战斗，从而纠正了这种错觉，”一些老兵深有感触地点点头，“战争是由我们这样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打赢的，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并不愚蠢。”大家赞同地喊着“就是，就是”。

“我们现在要进行选举，也包括我们的妇女，尽管只是一部分妇女，这一点我姐姐艾丝很快就会跟大家说明。”有几个妇女发出一声欢呼，“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控制它，就像布尔什维克接管俄国，社会民主党掌控德国。”男人们欢呼起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人阶级的党，也就是工党，我们已经获得了席位，让我们的党进入政府。劳埃德・乔治在上次选举中玩弄诡计，但他不会再次得逞的。”

有人大喊：“绝不！”

“我就是为了这个回家的。珀西瓦尔・琼斯当阿伯罗温下院议员的日子就要到头了。”人们欢呼着，“我希望看到一位工党的人在下议院代表我们！”比利看见父亲正望着自己，爸爸激动得满脸通红。“谢谢大家的热情欢迎。”他跳下椅子，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讲得真好，比利，”汤米・格里菲斯说，“可谁会当工党议员呢？”

“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汤米？”比利说，“让你猜三次。”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这一年访问了俄国，写了一本小书，名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认识》。这在莱克维兹家掀起了一场风波，几乎导致夫妇二人离婚。

罗素公开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更糟的是，他是以左翼的观点发表自己见解的。与那些保守的评论家不同，他不认为俄国人无权推翻沙皇，在农民中划分贵族的土地，自己管理工厂。相反，所有这些他通通赞成。他攻击布尔什维克不是因为错误的理想，而是有了正确的理想，却不能成功付诸实践，因此，他的结论不能简单看成政治宣传而予以否定。

伯尼最先读到这本书。他像所有图书管理员那样，对在书籍中做标记深恶痛绝，但现在他破了例，在书页上涂满了愤怒的评论，在句子下面划线，用铅笔在页边上写下：“垃圾！”“无效的论据！”

艾瑟尔一边给孩子哺乳一边读这本书。孩子现在一岁多了，取名米尔德里德，但他们一直叫她的小名米莉。大米尔德里德跟比利搬到了阿伯罗温，当时她已经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艾瑟尔想念她，尽管她很高兴现在可以使用楼上的几个房间了。小米莉长着一头卷发，眼睛里已经带着那种挑弄人的神色，谁见了都说像艾瑟尔。

艾瑟尔喜欢这本书。罗素是一位机智而诙谐的作家。他像个贵族一样漫不经心地要求采访列宁，与这位伟人共处了一个小时。他们用英语交谈。列宁说，诺斯克列夫勋爵是他最好的宣传员——他认为，《每日邮报》上有关俄国人对贵族大肆掠夺的恐怖故事能够恐吓资产阶级，但这些报道会对英国工人阶级起到相反的效果。

但是，罗素明确表示布尔什维克是完全不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真正的独裁政权，他说，但是统治者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比如列宁和托洛茨基，协助他们的只有赞同其观点的无产者。“我认为这非常令人担忧。”艾瑟尔说着，放下了书。

“伯特兰・罗素是个贵族！”伯尼气愤地说，“他是第三代伯爵！”

“那并不能证明他错了。”米莉停止了吸吮，睡着了。艾瑟尔用指尖抚摸着她细嫩的脸颊。“罗素是社会主义者。他指责的是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实施社会主义。”

“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贵族已经被粉碎了。”

“反对派的报纸也是同样下场。”

“这是暂时的必要……”

“怎么暂时？俄国革命已经三年了！”

“不打破鸡蛋，你就不能做摊蛋饼。”

“他说，那里发生着任意逮捕和处决，秘密警察现在比在沙皇的统治下还要强大。”

“可是他们是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由，哪怕是反革命也一样。”

“不，不是这样！”

“对我来说是的。”

他们的高嗓门惊醒了米莉。孩子感觉到了房间里的愤怒，开始哭了起来。

“瞧瞧，”艾瑟尔气冲冲地说，“看你干的好事。”

格雷戈里从内战战场回到家里，回到政府机构所在的克里姆林宫那座古老堡垒内部的舒适公寓里，与卡捷琳娜、弗拉基米尔和安娜团聚。对他来说，这里简直过于舒适了。整个国家正在遭受粮食和燃料短缺，但克里姆林宫有很多商店。院区有三个餐厅，里面的厨师都在法国培训过，让格雷戈里感到不舒服的是，侍者们对布尔什维克毕恭毕敬地叩响脚跟，与以往侍奉贵族没什么两样。卡捷琳娜把孩子送进托儿所，自己去理发师那儿做头发。到了晚上，中央委员会委员坐上汽车，由私人司机载着去看歌剧。

“但愿我们不会成为新贵族。”有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对卡捷琳娜说。

她讥诮地笑了：“如果我们是贵族，那我的钻石首饰呢？”

“可你知道，我们参加宴会，坐头等车旅行，等等。”

“贵族从来没做过什么有用的事情。你们大家每天工作十二、十五、十八个小时。你不能指望像穷人那样，靠烧垃圾碎屑取暖。”

“话说回来，精英们总能为自己的特殊待遇找到借口。”

“到这儿来，”她说，“让我给你点儿特殊待遇。”

两人做爱之后，格雷戈里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尽管心怀疑虑，看到自己的家人生活优渥，不免让他心里暗暗感到满足。卡捷琳娜也长胖了。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性感十足、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现在她是个二十六岁、身材丰满的母亲。弗拉基米尔现在五岁，跟其他俄国新统治者的孩子们一道在学校学习读书写字。女儿安娜，他们通常叫她安雅，已经三岁，长着一头顽皮的卷发。他们家的屋子从前属于皇后的一位宫廷女侍。房间里温暖，干燥，十分宽敞，孩子们有自己的卧室，还有厨房和客厅——与格雷戈里在彼得格勒的住所相比，这个客厅就能住下二十个人。窗子上都挂着窗帘，喝茶有陶瓷茶杯，炉火前铺着毯子，壁炉上方挂着描绘贝加尔湖的油画。

格雷戈里终于睡着了，但早上六点钟的一阵敲门声将他惊醒。他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女人，看上去有些眼熟。“我很抱歉这么早来打扰你，阁下。”她用旧式的尊称说。

他认出她是康斯坦丁的妻子。“玛格达！”他惊讶地说，“我差点儿没认出你。快进来！怎么了？你住到莫斯科了吗？”

“是的，我们搬到这儿来了，阁下。”

“看在上帝分上，别这么叫我。康斯坦丁在哪儿？”

“在监狱。”

“什么？怎么回事？”

“说他是反革命。”

“不可能！”格雷戈里说，“一定是弄错了。”

“是的，先生。”

“是谁逮捕了他？”

“契卡。”

“是秘密警察。别着急，他们为我们工作。我会调查清楚的。早饭后，我马上就去查问一下。”

“求你了，阁下，我求你现在就做点什么——他们一个小时后就要枪毙他。”

“该死，”格雷戈里说，“等等我，我马上去穿衣服。”

他穿上制服。虽然上面没有职衔徽章，但衣料比普通士兵的好得多，足以清楚显示他是一位指挥官。

几分钟后，他和玛格达离开了克里姆林宫院区。外面在下雪。他们走到不远处的卢比扬卡广场。契卡总部是一座由黄砖砌成的巨大的巴洛克式建筑，以前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门口的卫兵向格雷戈里敬礼。

他一进入大楼就开始大声叫嚷：“谁是这儿的负责人？马上把值班的军官给我叫来！我是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同志，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我要立刻见到囚犯康斯坦丁・沃洛岑采夫。你还在等什么？快去！”他发现这是一种最快的办事方式，但这让他极不舒服地联想到被宠坏的贵族。

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跑来跑去，几分钟后的事情让格雷戈里深感震动。值班军官被带到门厅。格雷戈里认识他。那人正是米哈伊尔・平斯基。

格雷戈里惊讶莫名。平斯基曾经是个欺压无辜、残暴成性的沙皇警察，难道他现在改头换面，以革命之名继续欺压无辜，实施暴力？

平斯基讨好地笑了：“别斯科夫同志，见到你真是荣幸。”

“你纠缠乡下贫女被我打倒在地那会儿，怎么没听你说过这话。”格雷戈里说。

“今非昔比啊，同志——我们人人都在变。”

“你们为什么要逮捕康斯坦丁・沃洛岑采夫？”

“从事反革命活动。”

“这简直是胡扯。1914年他就是普梯洛夫机械厂布尔什维克讨论小组的主席了，他是第一批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他比我更布尔什维克！”

“真是这样吗？”平斯基说，声音里带着某种威胁的味道。

格雷戈里不予理会：“把他带到这儿来。”

“马上，同志。”

几分钟后，康斯坦丁出现了。他灰头土脸，胡子拉碴，浑身带着牲口圈的气味。玛格达哭了起来，上前一下子抱住他。

“我要跟囚犯私下谈谈，”格雷戈里对平斯基说，“带我们去你的办公室。”

平斯基摇了摇头：“我那简陋的屋子……”

“别争了，”格雷戈里说，“去你的办公室。”他用这种方式强调自己的权威。他要把平斯基一直摁在自己的大拇指下。

平斯基带着他们来到楼上一间俯瞰内院的房间。他匆忙将办公桌上的一副指节铜套扫进抽屉里。

格雷戈里朝窗外望了一眼，天空正在放亮。“在外面等着。”他对平斯基说。

他们坐了下来，格雷戈里问康斯坦丁：“到底怎么回事？”

“政府迁移的时候我们就来莫斯科了，”康斯坦丁解释说，“我以为我会当上政委。但这是个错误。我在这儿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支持。”

“那你一直在干什么？”

“我回去做普通的工作。我在托德工厂做发动机零部件、齿轮、活塞和滚珠轴承座圈。”

“但警察怎么会认为你是反革命？”

“工厂选举一名莫斯科苏联代表。一个工程师宣布他要当孟什维克候选人。他筹划了一次会议，我去听。当时只有十几个人。我没发什么言，中途就退场了，也没投他的票。不用说，后来是布尔什维克候选人赢了。但在选举之后，出席孟什维克会议的人都被解雇了。接着，就在上周，我们全都遭到了逮捕。”

“我们不能这么做，”格雷戈里绝望地说，“甚至以革命的名义也不行。我们不能阻止工人倾听不同的观点。”康斯坦丁奇怪地看着他：“你哪里都没去过吧？”

“当然，”格雷戈里说，“一直忙着跟反革命军队作战。”

“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是说这种事儿以前也发生过？”

“格里什卡，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

“真让我无法相信。”

玛格达说：“昨晚我得到一个消息，从一个嫁给警察的朋友那儿听说的，她说康斯坦丁和其他人要在今早八点被枪决。”

格雷戈里看了一眼部队发给他的手表。马上就要到八点了。“平斯基！”他喊了一声。

那警察走了进来。

“快停止执行处决。”

“我担心这太晚了，同志。”

“你是说那些人已经被枪决了？” “还没有。”平斯基走到窗前。

格雷戈里也走了过去。康斯坦丁和玛格达站在他身旁。

窗下那积雪覆盖的院子里，一支行刑队已经站在清晨的微光中。在这些战士对面，是十几个被蒙上眼睛的人，穿着室内的衣服在瑟瑟发抖。他们的头顶飘扬着一面红旗。

在格雷戈里的注视下，士兵们举起了步枪。

格雷戈里大声喊了起来：“马上停下！别开枪！”但他的声音被窗户挡住了，没有任何人听见。

接着，传来一阵枪响。

那些被控有罪的人一个个倒在地上。格雷戈里瞪大了眼睛，骇然无语。

在倒下的躯体周围，鲜血渐渐浸染了雪地，那颜色与上面飘扬的旗帜相互映衬，令人毛骨悚然。

第四十一章

1923年11月11日至12日

这天，茉黛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左右，沃尔特带着孩子们从主日学校回家时才起床。三岁的埃里克和两岁的海克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显得十分可爱，一看见他们，茉黛的心几乎都要化了。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如此美妙的体验。当年她爱得沃尔特如痴如醉，那种感情也不像现在这般强烈。两个孩子也让她感到十分焦虑。她能让他们吃饱穿暖，免受骚乱和革命的冲击吗？

她给孩子们端来热面包和牛奶，让他们暖和起来，然后就开始为晚上做准备。她和沃尔特要筹办一场小型的家庭聚会，庆祝沃尔特的堂弟罗伯特・冯・乌尔里希过三十八岁生日。

罗伯特没像沃尔特父母担心（或是希望）的那样死在战场上。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沃尔特没能当上冯・乌尔里希伯爵。罗伯特一直被关在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当布尔什维克与奥地利达成和解后，罗伯特和他的战时同志约尔格一路靠步行和搭便车，最后上了一列货运列车返回祖国，前后整整花了一年时间。他们回家后，沃尔特在柏林为他们找了一套公寓。

茉黛戴上她的围裙。她在这座小房子的狭小厨房里用白菜、陈面包和萝卜做了一道汤。她还烤了一块小蛋糕，但不得不在配料里多加些萝卜充数。

她学会了做饭，也掌握了其他不少持家本事。她有个年长和善的女邻居，见她这位贵族一筹莫展的样子觉得可怜，亲手教她铺床、熨衬衫、清洁浴缸。每学一样对她来说都是一次震动。

他们住在一幢中产阶级的住宅里。他们无法在房子上花什么钱，也不能像茉黛原来习惯的那样雇请仆人，家里的摆设也都是二手旧家具，茉黛私下里觉得土气极了。

他们期待着更好的日子，现实却变得越来越糟——沃尔特在外交部的职业生涯因为他娶了一个英国女人而告终，他本打算改行去干点儿别的工作，但时局混乱，能有份工作已经很幸运了。开始的时候，茉黛有些不顺心，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四年后的苦日子相比实在不值一提。墙纸上让孩子扯坏的地方打着补丁，玻璃窗碎了也只是用纸板一遮了事，到处都能看到油漆剥落的地方。

但茉黛丝毫没有后悔。任何时候她都可以去亲吻沃尔特，把舌头探进他的嘴里，解开他裤子上的纽扣，跟他一起躺在床上、沙发上甚至是地板上，这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亏缺。

沃尔特的父母前来参加聚会，带来半个火腿和两瓶葡萄酒。奥托失去了他的家族在祖瓦尔德的房产，现在那里成了波兰的地盘。他的积蓄已经被通货膨胀吃得一干二净。不过，他在柏林的房子有个大花园可以种土豆，还有在战前存下的不少葡萄酒。

“你们从哪儿弄的火腿？”沃尔特难以置信地问。这种东西通常只能用美元才能买到。

“是我用一瓶陈年香槟换的。”奥托说。

爷爷奶奶带孩子们上床睡觉。奥托给他们两个讲起了民间传说。茉黛能听到讲的是一个王后如何斩杀自己兄弟的故事。她打了个寒战，但没有过去干涉。随后，苏珊用颤巍巍的声音给他们唱了几首摇篮曲，孩子们便睡着了，显然没让祖父讲的残忍故事吓着。

罗伯特和约尔格来了，两人都扎着一模一样的红色领带。奥托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看上去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以为约尔格不过是跟罗伯特合住一套公寓。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年长者面前装装样子。茉黛觉得苏珊想必已猜到了真相。这种事情逃不过女人的眼睛。幸运的是他们更容易被人接受了。

罗伯特和约尔格在自由宽松的场合下完全是另一副面目。在自己家里的聚会上他们毫不掩饰两人的浪漫爱情。他们的不少朋友也跟他们一样。一开始茉黛觉得很惊奇，她从来没见过两个男人亲吻，赞美彼此的穿戴，像和女孩那样调情。不过，这种行为至少在柏林已不再是禁忌。茉黛读过普鲁斯特的《索多姆和戈摩尔》 [4] ，书里似乎是说这种事情一直都有。

不过，今晚罗伯特和约尔格表现得十分规矩。晚餐时大家说起巴伐利亚发生的事。周四，一个名为“战斗联盟”的准军事集团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里宣布开始一场国民革命。

这几天的新闻几乎让茉黛无法忍受。工人在罢工，右派分子雇来流氓对罢工工人大打出手。家庭主妇上街游行，抗议供应品短缺，继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骚乱。每个德国人都为《凡尔赛条约》而愤怒，但社会民主党政府予以通盘接受。人们认为赔款正在削弱德国经济，尽管德国仅仅支付了金额的一小部分，而且无意再支付余下的部分。

慕尼黑啤酒馆政变 [5] 惹得群情激奋。战争英雄埃里希・鲁登道夫是它最主要的支持者。穿着土黄色衬衣的所谓“冲锋队”和步兵军官学校的学员控制了重点建筑。市议员们被劫持为人质，一些有名望的犹太人被逮捕。

星期五，合法政府做出反击。四名警察和十六名准军事部队成员被杀。茉黛无法就目前从柏林得到的消息判断暴动是否结束。如果极端分子能够夺取巴伐利亚的控制权，整个国家会不会被他们攻陷呢？

这让沃尔特十分气愤。“我们可是有个民选政府啊，”他说，“人们怎么能让这些人得逞呢？”

“政府已经背叛了我们。”他父亲说。

“那是你的看法。那又怎么样？在美国，共和党赢得了上次大选，民主党并没发动起义！”

“美国没有被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颠覆。”

“如果你担心布尔什维克，就告诉人们别为他们投票。犹太人又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施加一种恶劣影响。”

“英国也有犹太人。父亲，你不记得罗斯柴尔德勋爵在伦敦那边如何极力阻止战争吗？法国、俄国、美国都有犹太人，他们没有密谋背叛他们的政府。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们这儿的犹太人特别邪恶？他们大多数人只不过想多赚钱养家糊口，送他们的孩子上学，跟任何人没什么两样。”

罗伯特随后的坦白让茉黛十分惊讶。“我同意奥托叔叔的意见，”他说，“民主正在衰弱。德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约尔格跟我已经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党。”

“天啊，罗伯特，看在上帝的分上！”沃尔特厌恶地说，“你怎么能这么做？”

茉黛站起来：“有人愿意尝尝生日蛋糕吗？”她高兴地说。

晚上九点，茉黛准时离开聚会去上班。“你的工作服在哪儿？”临走告别时她的婆婆问道。苏珊以为茉黛在做晚间护士，去照顾一位富有的老绅士。

“我留在那儿了，到时候再换。”茉黛说。事实上，她在一个名叫夜生活的夜总会弹钢琴。不过工作服的确是留在那里。

她必须外出挣钱，尽管她除了搭配穿戴参加聚会以外什么都没学过。她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一小笔遗产，但在她移居德国时已经换成了马克，现在已经分文不值。菲茨不肯给她钱，还在气她没有获得他的允许便私自结婚。沃尔特在外交部的薪水每个月都涨一些，但从来没有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作为部分补偿，他们房子的租金倒是可以忽略不计，房东也懒得费心催租。但他们需要钱买吃的。

茉黛在九点半钟到了夜总会。这地方新近装修装饰过，灯光亮起的时候甚至还显得很不错。侍者们擦拭着酒杯，酒保在凿碎冰块，还有一个盲人在调弄钢琴。茉黛换上一件低胸晚礼服，戴着假的珠宝首饰，脸上厚厚涂了脂粉，抹了眼线膏和唇膏。十点钟开业时，她便坐在钢琴前面开始演奏。

这里很快便挤满了人，穿晚礼服的男男女女跳着舞，抽着香烟。他们买香槟鸡尾酒，偷偷摸摸吸可卡因。尽管柏林缺吃少喝，物价飞涨，可这里的夜生活热闹非凡。钱对这些人来说不成问题。有些人的收入来自国外，有些人则拥有比钱更管用的东西，比如：煤炭、屠宰场、烟草仓库，或者最最值钱的黄金。

茉黛所在的乐队清一色由女性组成，她们演奏一种新的音乐——爵士乐。菲茨要是看见一定会大惊失色，但她很喜欢这份工作。她一直在跟自己成长中的种种限制对着干。每天晚上演奏相同的曲调会让人乏味，但这音乐让她释放出内心的压抑。她在琴凳上扭动腰肢，向顾客们忽闪着睫毛。

午夜时分，她独揽了整个舞台，弹唱起由艾伯塔・亨特等黑人歌手传播开来的歌曲，那是她从夜总会主人的留声机播放的美国唱片上学来的。她在节目单上被称为“密西西比的茉黛”。

歌唱到半途，一位顾客摇摇晃晃走到钢琴前面，说：“你会弹那首《消沉蓝调》吗？”

她会唱这首歌，那是贝茜・史密斯的一首名曲。她开始用降E弹奏了一段蓝调旋律。“我会弹，”她说，“你出什么价？”

他拿出一张十亿马克的钞票。

茉黛笑了起来。“这连开头的一小节都买不了，”她说，“你没有外币吗？”

他递给她一美元的钞票。

她接过钱，塞进她的袖子里，开始弹奏《消沉蓝调》。

拿到一个美元让茉黛大喜过望，这大概顶得上一万亿马克。不过，她的确有点消沉，心情也真的忧郁起来。她这种背景的女人能学会讨要小钱实在不简单，但这过程很失身份。

演出结束后，刚才那位顾客在她去更衣室时过来搭讪。他把手放在她的臀部，说：“你愿意跟我一起吃早餐吗，亲爱的？”

大多数晚上都有人摸她，尽管她三十三岁，算得上这里年纪最大的——大部分女孩都在二十岁上下。遇到这种事情，女孩子绝不能大惊小怪，而是应该甜甜一笑，轻轻把那人的手拿开，嘴上说：“今晚不行，先生。”但这种话有时候并不管用，其他女孩子便又教了她一招，“我下面那丛毛里长了些小虫，”她说，“你觉得这要紧吗？”那人随即消失了。

四年过去了，茉黛的德语已经十分流利，在夜总会工作又让她学到了不少粗俗的话。

夜总会在早上四点关门。茉黛卸了妆，重新换上便装。她去厨房要了些咖啡豆。一位喜欢她的厨师用小块纸给她包了几粒。

乐师们的报酬每晚用现金结清。女孩们全都随身带着大小口袋来装一捆捆的钞票。

临出门时，茉黛拾起顾客留下的一份报纸。这个沃尔特会读的。他们没钱买报纸。

离开夜总会，她直奔面包房。手里留着钱是危险的——到了晚上，你的工资有可能连一个面包也买不了。已经有几个女人忍着寒冷等在店外。五点半钟，面包师打开门，用粉笔在一块板子上写下他的价格。今天的黑面包是1270亿马克一个。

茉黛买了四个面包。这些面包他们一天吃不完，但这不要紧。陈面包可以用来勾兑浓汤，钞票就不行了。

她六点钟到家。随后她就要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带他们到祖父母那儿待上一天，她自己也能睡个好觉。现在她跟沃尔特还有一个来小时的时间。这是一天中之中最美好的部分。

他准备好早餐，端着托盘走进卧室。“瞧，有新鲜面包、咖啡……还有一美元！”

“好机灵的姑娘！”他吻了吻她，“我们要买什么呢？”他的身子在睡衣里颤抖着，“我们得买点儿煤。”

“不急。我们可以先存着。这钱到了下周也还值这么多。你要是冷的话，那来让你暖和暖和。”

他笑了。“那就来吧。”

她脱下衣服，钻进了被窝。

他们吃着面包，喝了咖啡，然后做爱。性事仍然令人兴奋，尽管不像他们初次相处时那样持久。

随后，沃尔特开始读她带回家的报纸。“慕尼黑的革命结束了。”他说。

“彻底结束了？”

沃尔特耸耸肩：“他们逮捕了领导者，阿道夫・希特勒。”

“就是罗伯特加入的那个党的党魁？”

“是的。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他进了监狱。”

“太好了，”茉黛松了口气，“感谢上帝，终于结束了。”

第四十二章

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

大选前一天的下午三点，菲茨赫伯特伯爵站在阿伯罗温镇政厅外的讲台上。他穿了一件正式的男士常礼服，戴着一顶大礼帽。前排的保守党人爆发出一阵欢呼，但人群里的嘘声更响。有人揉了一个报纸团扔了过来，比利大声说：“不许这样，伙计们，让他讲话。”

低低的乌云让冬日的午后更加阴沉，路灯亮了起来。天上细雨纷飞，但来的人很多，足有两三百人，大部分是戴着帽子的矿工，只有少数人戴着圆顶礼帽坐在前排，还有零星几个妇人，打着雨伞。人群外围，小孩子们在潮湿的鹅卵石路上玩耍。

菲茨为现议员珀西瓦尔・琼斯争取选票。他从关税谈起。这对比利十分有利。菲茨就算绕着这个问题谈上一天，也说不到阿伯罗温民众的心里去。从道理上讲，这的确是选举上需要大做文章的话题。保守党提出通过提高进口关税保护英国的制造业，从而结束失业。这一动议团结了在野的自由党，因为后者秉承的传统思想体系是自由贸易。工党认为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提出全国调动闲散人员工作计划，同时延长教育年限，防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拥挤的就业市场。

但真正的问题是，一切由谁来说了算。

“为了鼓励更多人从事农业，保守党政府将给予每位农户每亩一英镑的补贴——只要他每周付给自己的劳工不低于三十先令的工钱。”菲茨说。

比利摇了摇头，觉得可笑，又很反感。为什么要给农户钱？他们并没有挨饿。需要救助的是失业的工厂工人。

爸爸坐在比利旁边，这时他说：“这种言论是不会在阿伯罗温赢得选票的。”

比利也这么看。山地农户曾一度在这个选区占多数，但那种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工人阶级手里拿着选票，矿工人数超过农民。珀西瓦尔・琼斯在1922年那次混乱的选举中仅凭几票之差保住了他的席位。这一次他会被赶下台吗？

菲茨得出结论：“如果你们投工党的票，就等于投票给一个在军队记录上有污点的人。”观众们并不买他的账——他们都知道比利的故事，把他当成一个英雄。人们低声嘀咕着表示反对，爸爸大声喊了一句：“不知羞耻！”

菲茨硬着头皮说下去：“一个背叛了他战友和上级军官的人，一个被军事法庭判定不忠、被投入监狱的人。我告诫你们，不要选这样一个人进入议会，那将使整个阿伯罗温蒙羞。”

菲茨在稀稀拉拉的掌声和一片嘘声中走下讲台。比利盯着他，但菲茨没有跟他对视。

轮到比利了，他登上讲台：“大家可能盼着我会侮辱菲茨赫伯特伯爵，就像他侮辱我那样。”

人群中的汤米・格里菲斯喊道：“给他点颜色，比利！”

比利说：“但这不是在井口打群架。这次选举非常重要，不能取决于廉价的嘲讽挖苦。”人们不那么兴奋了。比利知道他们不会喜欢这种理性的态度。他们乐于廉价的嘲讽挖苦。不过，他看见父亲在向他点头赞同。爸爸明白比利在努力做什么。他当然明白。是他教导了比利。

“伯爵的表现十分勇敢，他来到这里，向煤矿工人说明他的观点，”比利接着说，“他可能是错的——他的确错了，但他不是个懦夫。在战场上他也如此。我们很多军官都是这样。他们很勇敢，但他们固执己见，不承认失误。他们在战略上有失误，战术上也有失误，他们的通信系统很差，思想也已经过时。但他们不肯改变自己的想法，直到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观众安静下来。他们的兴趣被提了起来。比利看见了米尔德里德，她一脸骄傲，两边胳膊各挽着一个孩子——比利的两个儿子，一岁的大卫和两岁的基尔。米尔德里德不喜欢政治，但她希望比利当上议员，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伦敦，她可以重新开始做她的生意。

“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工人阶级的子弟会晋升到中士以上。所有私人寄宿学校的学生一进入军队便是少尉。今天在这儿的每位老兵都曾毫无必要地把自己的性命押在那些愚笨至极的军官身上，我们中的不少人都曾被机智灵活的中士救下一命。”

下面是一阵响亮的赞同声。

“我要站在这儿宣布，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其他各行各业，一个人要获得提拔，靠的是头脑，而不是出身。”他提高了嗓门，在自己的声调中听到了那种他所熟悉的、他父亲布道时的激情震颤，“这次选举事关未来，决定我们的孩子将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长。我们必须保证它不同于我们所成长的那个国家。工党并不发动革命——我们目睹了其他国家的革命，革命并不能奏效。但是我们要发动变革——真正的变革、重大的变革、剧烈的变革。”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再次抬高声音，将演讲推向结束：“不，我不会侮辱菲茨赫伯特伯爵，也不会去侮辱珀西瓦尔・琼斯先生，”说着，指了指前排的两顶大礼帽，“我只想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已经成为历史了。”下面是一片欢呼。比利越过前排望着矿工群体——这些强壮、勇敢的人们生来一无所有，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养活家人。“工人兄弟们，”他说，“我们才是未来！”

说罢，他走下讲台。

选票结果统计了出来，比利以压倒性的票数获胜。

艾瑟尔也是这样。

保守党在新议会组成了第一大党，但他们整体上不占多数。工党位居第二，有一百九十一位议员，其中包括阿尔德盖特的艾瑟尔・莱克维兹和阿伯罗温的比利・威廉姆斯。自由党位居第三。苏格兰禁酒党赢得了一个席位。共产党没有获得任何席位。

当新议会组成后，工党和自由党成员联合表决让保守党政府下台，国王迫于压力，不得不任命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总理。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有了一个工党政府。

自从1916年艾瑟尔冲着劳埃德・乔治大声喊叫被逐出大门那天起，她就再没进过威斯敏斯特宫。现在，她穿戴着新衣新帽坐在绿皮长椅上，聆听大家的发言，不时抬头望望上面的旁听席，七年多以前，她就是从那儿被赶出去的。她走进大堂，跟那些内阁成员，以及她一直远远仰慕着的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们一道投票——阿瑟・亨德森、菲利普・斯诺登、西德尼・韦布，还有首相本人。她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办公室里还有另一位女工党议员。她在图书馆里浏览图书，在茶室吃奶油面包，收取成麻袋写给她的信件。她绕着这座庞大的建筑散步，了解它的构造和外观，让自己确信她有资格待在里面。

一月底的一天，她带着劳埃德来这里见见世面。他快九岁了，以前从未到过如此富丽堂皇的建筑内部。她耐心给他解释民主的原则，但他年纪还小，听不太懂。

在上下议院交界区那条铺了红地毯的狭窄楼梯上，他们遇到了菲茨。他也带着个年轻访客，他的儿子乔治，他们叫他宝宝。

艾瑟尔和劳埃德往上走，菲茨和宝宝正从上面下来，他们在楼梯中段碰面了。

菲茨盯着她，似乎想要她让路。

菲茨的两个儿子，宝宝和劳埃德，一个是伯爵名号的继承人，另一个则是私生子，两人同龄。他们互相打量着，毫不掩饰对彼此的好奇。

艾瑟尔记得在泰-格温的时候，每当她在走廊里遇到菲茨都必须站在一旁，垂下眼睛等着他走过去。

现在，她站在台阶中央，紧握劳埃德的手，盯着菲茨说：“早上好，菲茨赫伯特伯爵。”她蔑视地扬起下巴。

他也盯着她，脸上露出愠怒之色。最后他说：“早上好，莱克维兹夫人。”

她看着他的儿子。“你一定是阿伯罗温子爵吧，”她说，“你好啊？”

“你好，夫人。”孩子礼貌地说。

她对菲茨说：“这是我儿子，劳埃德。”

菲茨不去看他。

艾瑟尔并不打算轻易放过菲茨。她说：“跟伯爵握个手，劳埃德。”

劳埃德伸出手说：“很高兴见到你，伯爵。”

冷落一个九岁的孩子实在有失风度。菲茨不得不去握手。

这是他第一次触摸到自己的儿子劳埃德。

“好了，我们祝你们度过美好的一天。”艾瑟尔轻慢地说着，往前迈了一步。

菲茨的表情十分可怕。他无奈地站到一旁，带着他的儿子退向墙壁，看着艾瑟尔和劳埃德径直朝楼梯上方走去。

历史人物

书中出现了几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读者有时会问我如何划分历史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这个问题很不错，现做以下回答。

在某些情况下，比如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下议院发表演讲时，我虚构的人物见证了真正发生的事件。这部小说中爱德华爵士的话符合议会的记录，我只是稍微缩短了他的讲话，希望并未丢失其重要的内涵。

有时，真实的人物出现在了虚构场景中，比如书中出现温斯顿・丘吉尔造访泰-格温的情节。在这种情况下，我已认定对他来说，造访乡村宅邸并非罕见之事，在具体的时期内完全可能发生。

当真实人物与我虚构的人物对话时，他们通常说的都是实际上说过的话。劳埃德・乔治向菲茨解释为什么他不打算驱逐列夫・加米涅夫那段话，是基于劳埃德・乔治所写的一段备忘录，彼得・罗兰的传记中引用过。

我的原则是：要么某一场景真实发生过，或者有可能发生；要么某些话真正说过，或者有可能说。如果我发现有某种原因让某种场景不可能真正发生，或不可能说出某些话——例如某个人物当时处在另一个国家，我便将其略去。

致 谢

我写作本书的主要历史顾问是理查德・奥弗里。还有另外几位历史学家读过本书书稿，并纠正了多处舛误，他们是约翰・M.库珀、马克・戈德曼、霍尔格・赫维希、约翰・凯格尔、埃文・马德斯利，理查德・托依和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苏珊・佩德森在军人妻子分居津贴的问题上提供了帮助。

与往常一样，以上多位顾问都是纽约作家研究中心的丹・斯塔特为我寻找接洽的。

曾帮助我的朋友，还包括为我提供部分基本读物的蒂姆・布莱斯，亚当・布雷特・史密斯在香槟酒方面提出不少建议，还有目光敏锐的尼戈尔・迪安，托尼·麦克沃尔特和克里斯·曼纳斯两位精明睿智的批评家，火车研究家杰夫・曼恩就机车车轮提出了建议，安吉拉・斯皮西读了小说的第一稿，从德国读者的角度作了评论。

读过书稿的编辑和代理人包括艾米・伯克奥维尔、莱斯利・吉尔伯曼、菲利斯・格兰恩、尼尔・奈伦、伊莫金・泰勒，以及不可或缺的阿尔・朱克曼。

最后，我要感谢通读了全书书稿，并提出各种建议的家庭成员，特别是芭芭拉・福莱特、埃马努埃尔・福莱特、玛丽-克莱尔・福莱特、詹・特纳和金・特纳。

人物表

美 国

杜瓦家

卡梅伦・杜瓦，参议员

乌苏拉・杜瓦，其妻

格斯・杜瓦，他们的儿子

维亚洛夫家

约瑟夫・维亚洛夫，商人

莉娜・维亚洛夫，其妻

奥尔加・维亚洛夫，他们的女儿

其他

罗莎・赫尔曼，记者

查克・迪克森，格斯上学时的朋友

玛伽，夜总会歌手

尼克・福尔曼，小偷

伊利亚，恶棍

西奥，恶棍

诺曼・尼尔，心术不正的会计

布莱恩・霍尔，工会领导人

真实的历史人物

伍德罗・威尔逊，第二十八届总统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国务卿

约瑟夫・丹尼尔斯，海军部长

英格兰和苏格兰

菲茨赫伯特家

菲茨赫伯特伯爵，称为菲茨

伊丽莎维塔公主，称为碧，其妻

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菲茨的妹妹

荷米亚女勋爵，称作赫姆姑妈，他们的穷姑妈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他们的富姑妈

格雷特，比利牛斯山犬

格洛特，菲茨的管家

桑德森，茉黛的女仆

其他

米尔德里德・帕金斯，艾瑟尔・威廉姆斯的房客

伯尼・莱克维兹，独立工党阿尔德盖特分部书记

宾・韦斯特安普敦，菲茨的朋友

劳瑟侯爵，被茉黛拒绝的求婚者

阿尔伯特・索尔曼，菲茨的经纪人

艾伦・泰特，乔治五世的侍从

格林沃德医生，婴儿诊所的志愿者

约翰尼・雷马克勋爵，陆军部副部长

哈维上校，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助手

穆雷中尉，菲茨的助手

曼尼・利托夫，工厂厂主

乔克・里德，阿尔德盖特独立工党的出纳

杰妮・麦卡利，军人的妻子

真实的历史人物

国王乔治五世

玛丽皇后

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称作“C”，特勤局对外处主任（后为军情六处）

爱德华・格雷爵士，国会议员，外交大臣

威廉・泰瑞尔爵士，格雷的私人秘书

弗朗西斯・史蒂文森，劳埃德・乔治的情妇

温斯顿・丘吉尔，国会议员

H.H.阿斯奎斯，国会议员，首相

约翰・弗伦奇爵士，英国远征军司令

法 国

姬妮，酒吧女郎

迪皮伊上校，加利埃尼将军的助手

卢索尔将军，霞飞将军的助手

真实的历史人物

霞飞将军，法军总司令

加利埃尼将军，巴黎卫戍司令

德国和奥地利

冯・乌尔里希家

奥托・冯・乌尔里希，外交官

苏珊・冯・乌尔里希，其妻

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他们的儿子，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葛丽泰・冯・乌尔里希，他们的女儿

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伯爵，沃尔特的隔代堂兄，奥地利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其他

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文化文官

莫妮卡・冯・德・赫尔巴德，葛丽泰的好友

真实的历史人物

卡尔・里希诺夫斯基亲王，德国驻伦敦大使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将军

陆军将军埃里希・鲁登道夫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德国首相

阿瑟・齐默尔曼，德国外长

俄 国

别斯科夫家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铸造工

列夫・别斯科夫，马夫

普梯洛夫机械厂

康斯坦丁，车工，布尔什维克讨论组主席

伊萨克，足球队长

瓦莉娅，女工，康斯坦丁的母亲

谢尔盖・卡宁，铸造车间监工

马克拉柯夫伯爵，董事

其他

米哈伊尔・平斯基，警察

伊利亚・科兹洛夫，其搭档

尼娜，碧公主的女仆

安德烈王子，碧的哥哥

卡捷琳娜，进城不久的乡下姑娘

米什卡，酒吧老板

特罗菲姆，歹徒

菲奥多尔，腐败的警察

斯比利亚，“天使加百利号”上的乘客

雅科夫，“天使加百利号”上的乘客

安东，俄国驻伦敦大使馆职员，也是德国间谍

大卫，犹太士兵

加弗立克中士

托姆恰克少尉

真实的历史人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

莱昂・托洛茨基，苏维埃革命战争委员会主席

威尔士

威廉姆斯家

大卫・威廉姆斯，工会领导人

卡拉・威廉姆斯，其妻

艾瑟尔・威廉姆斯，他们的女儿

比利・威廉姆斯，他们的儿子

外公，卡拉的父亲

格里菲斯家

莱恩・格里菲斯，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

格里菲斯太太

汤米・格里菲斯，莱恩的儿子，比利・威廉姆斯的好友

庞蒂家

米妮・庞蒂太太

朱塞佩・庞蒂，其长子，小名“乔伊”

乔凡尼・庞蒂，其次子，小名“乔尼”

矿工

大卫・克兰普顿，外号“戴哭宝”

哈利・休伊特，外号“板油”

约翰・琼斯，外号“小店”

戴・肖普，屠夫之子

帕特・教皇，井底把钩工

米奇・教皇，帕特的儿子

戴・泼尼斯，马夫

伯特・摩根

煤矿管理者

珀西瓦尔・琼斯，凯尔特矿业公司董事长

马尔德温・摩根，煤矿董事

里斯・普莱斯，煤矿董事助理

亚瑟・卢埃林，外号“斑点”，煤矿职员

泰-格温雇员

皮尔，仆役长

杰文斯夫人，女管家

莫里森，男仆

其他

戴・穆克，卫生工作者

戴・泼尼斯太太

罗利・休斯太太

汉威尔・琼斯太太

列兵乔治・巴罗，B连

列兵罗宾・莫蒂默，被革职的军官，B连

列兵欧文・贝文，B连

以利亚・琼斯中士，外号“先知”，B连

詹姆斯・卡尔顿-史密斯少尉，B连

格温・埃文斯上尉，A连

罗兰・摩根少尉，A连

真实的历史人物

大卫・劳埃德・乔治，国会自由党成员

[1] 语出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第二场第一幕。

[2] 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作出重要贡献，被当时欧洲人称为“胜利之父”。

[3] 白卫军，简称白军，以保皇党派为基础，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0）的一支武装力量。1921年初被苏俄红军消灭。

[4] 《索多姆和戈摩尔》（Sodome et Gomorrhe）是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的第四卷。

[5] 啤酒馆政变，又称希特勒暴动。1923年11月8日至9日，希特勒试图利用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发动政变，建立民族主义的独裁统治，最终政变失败，希特勒等数位纳粹党领袖遭逮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的凛冬 : 全3册 / (英) 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著 ; 陈杰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2

书名原文：Winter of the World

ISBN 978-7-5399-9907-4

Ⅰ. ①世… Ⅱ. ①肯… ②陈…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52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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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of the World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6-593号

书  名 世界的凛冬

出品人 华 楠

著  者 （英）肯·福莱特

译  者 陈 杰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闵 唯 周奥扬 刘 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6.5

字  数 598千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07-4

定  价 1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Part 1 另一张面孔

第一章

1933年，柏林

“你难道没有想过，如果德国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我们的下一代会是什么样吗？”茉黛问。

第二章

1935年，布法罗

“报纸应该揭示真相，”伍迪的声音因为愤怒而不断升高，“他们不能光制造谎言。”母亲对他说：“我的孩子，欢迎来到现实世界。”

第三章

1936年，剑桥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劳埃德·威廉姆斯在剑桥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已经快结束了，法西斯主义却在这个点缀着白色回廊的古老校园里露出了獠牙。

第四章

1937年，莫斯科

尸体在高温中发臭。因为城里切断了自来水供应，许多牲畜被渴死了，死牲畜发出的臭味同样熏得人无法呼吸。工程兵只要有空，就会把人和牲畜的尸体叠在一起，浇上汽油，一把火烧掉。

第五章

1939年，柏林

沃洛佳自然没去过盖世太保的总部，但他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在列森伯格十一号的苏联贸易大厦建有相同的设施：钢门，用便于清洗血迹的方砖建成的审讯室，一个便于分割尸体的大盆，以及焚烧人体部分的电炉。

纪念我的祖辈

汤姆和米妮·福莱特

亚瑟和贝茜·埃文斯

Part 1 另一张面孔

第一章

1933年，柏林

卡拉知道父母快要吵架了。走进厨房，她就感受到一股刺骨的敌意，如同二月暴风雪前刮过柏林街道的寒风。她真想转身就走。

卡拉的父母很少吵架。他们大多数时候如胶似漆，好得有点过了头。每当他们在人前亲吻的时候，卡拉都觉得浑身不自在。她的朋友们觉得这很奇怪——他们的父母从来不这样。她曾经问过母亲一次。母亲笑着对她说：“我们刚结婚，你父亲就参战了。”尽管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卡拉的母亲出生在英国，“我留在伦敦，你父亲回德国参了军。”这件事卡拉听了无数遍了，但母亲不厌其烦地讲，“我们本以为战争最多会持续三个月，结果我却五年没见到他。那时我老是在想，只要能摸一下他，我就满足了。现在，我就是喜欢和他亲热。”

父亲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母亲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女人，”几天前，他就在这间厨房里告诉卡拉，“所以我娶了她，这和……没有关系。”他的声音变小，和母亲鬼鬼祟祟地笑着，就像十一岁的卡拉根本不懂性事。这太让人尴尬了。

不过，他们偶尔还是会吵架。卡拉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吵。现在，两人眼看就要起冲突了。

他们坐在餐桌的两头。父亲穿着灰色西装、浆白衬衫，戴着黑色的丝绸领带，和以往一样神情严峻。尽管发际有些后移，马甲下面的小腹有些微微隆起，但他的外表还是一如既往的整洁。可以看得出，他正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卡拉很熟悉这种表情。当家人们做了触怒他的事情时，他总是这种表情。

父亲手里拿着一份母亲供稿的杂志。她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社工作，以“茉黛女士”的笔名为杂志撰写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闲话专栏。父亲大声朗读起来：“德国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阁下在兴登堡总统 【1】 的招待会上完成了外交舞台上的首秀。”

卡拉知道，总统是一国之尊。但他超然于日常的政务之上，只是扮演裁判官的角色。总理是政府的实际掌控者。尽管希特勒已经当选为总理，但他的纳粹党还没有在议会取得多数席位——因此，至少现在，其他党派还能控制纳粹的倒行逆施。

父亲像被人强迫谈论下水道里的污物般语带反感：“他穿着燕尾服正装，似乎非常难受。”

卡拉的母亲一边啜饮着咖啡，一边看着窗外，似乎对大街上戴着手套和围巾匆匆上班的行人很感兴趣。和父亲一样，她也在强装镇定。卡拉很清楚，母亲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而已。

女仆艾达穿着围裙，正在料理台前切奶酪。她把一个装着奶酪的盘子放在卡拉父亲的面前，但他看也不看。“希特勒先生显然对身着粉红天鹅绒礼服、品位高雅的意大利大使夫人伊丽莎白·塞鲁蒂非常感兴趣。”

母亲总喜欢对别人的穿着评头论足。她说这有助于读者想象出笔下人物的形象。她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衣服，但时世艰难，母亲已经有好几年没买新衣服了。这天，她穿着一件大约在卡拉出生时买的天蓝色羊绒长裙，看上去非常苗条。

“身为一名犹太人，塞鲁蒂夫人是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希特勒相谈甚欢。她乞求希特勒停止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了吗？”读到这里，父亲把杂志往餐桌上狠狠一摔。

好戏就要开始了，卡拉心想。

“你知道这会惹恼纳粹。”他说。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母亲冷冷地说，“我情愿封笔也不写讨好他们的东西。”

“别把他们惹毛了，那群人非常危险。”

母亲的眼里满是怒火。“沃尔特，不要对我发号施令。我知道他们很危险——这正是我要和那群人对着干的原因。”

“我只是觉得没有惹恼他们的必要。”

“你应该在议会向他们发起攻击。”父亲是社会民主党的议员。

“我只做理性的讨论。”

又搞这套，卡拉心想。父亲理性、谨慎，同时遵纪守法，而母亲激进，且我行我素。父亲沉静地坚守着自己的原则，母亲则咄咄逼人地宣扬自己的主张。他们永远无法取得一致。

父亲补充道：“我不会故意惹那些纳粹党人发狂。”

“可能因为你根本不能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

父亲被母亲的快速反击惹怒了，他高声说道：“用这种闲聊式的专栏文章就能摧毁他们了吗？”

“我在嘲笑他们。”

“你是在攻击他们。”

“这两种我们都需要。”

父亲越发生气了。“茉黛，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做是在把自己和家人置于危险中吗？”

“正相反，不嘲笑才是真正的危险。你难道没有想过，如果德国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我们的下一代会是什么样吗？”

这类争论总让卡拉觉得不舒服。她不愿去想家人会陷入危险。生活应该一如既往。她希望每天早晨都能坐在厨房里，和分坐在餐桌两边的父母，以及在料理台前忙碌的艾达待在一起，当然还有她匆匆下楼的哥哥埃里克，他又起晚了。生活为什么要改变呢？

每天早饭时，父母都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卡拉觉得自己能理解父母正在干些什么，知道他们正计划着让德国变得更好。但最近这种交谈有点变味了，他们似乎认为德国正被一种可怕的危险笼罩，卡拉却想象不出这种危险是什么。

父亲说：“为了压制希特勒和他的党羽，我真的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

“我也一样。但你总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才是明智的，”母亲的脸因愤怒而变得铁青，“而当我有所行动时，你却谴责我把这个家置于险境。”

“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父亲说。争吵刚刚开始，但这时埃里克晃荡着书包像小马驹一样冲下楼梯，奔进了餐厅。他比卡拉大两岁，今年十三岁，上嘴唇已经长出了淡淡的黑色胡须。前些年，埃里克和卡拉成天在一起玩。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自从长个儿以后，他就装出一副认为卡拉幼稚和不懂事的样子，不跟她一起玩了。事实上，卡拉比埃里克聪明得多，知道很多他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什么是月经。

“你刚才弹的是哪首曲子？”埃里克问母亲。

兄妹俩时常被母亲的钢琴声吵醒。这架施坦威钢琴和这栋房子都是他们的父亲从自己的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母亲说白天太忙，晚上又太累，所以只能早晨弹一会儿琴。这天，母亲弹了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和一首爵士乐。“这首爵士乐叫《猛虎》。”她告诉埃里克，“你想来点奶酪吗？”

“爵士乐是颓废的音乐。”埃里克说。

“别瞎说。”

艾达把一盘奶酪和切碎的香肠放在埃里克面前，他把食物塞进嘴里。卡拉觉得埃里克的吃相非常难看。

父亲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可怕。“埃里克，这些胡说八道是谁教给你的？”

“赫尔曼·布劳恩说爵士乐是黑人发出的噪声，根本不能算是音乐。”赫尔曼是埃里克最好的朋友，而他的父亲是纳粹党的一员。

“赫尔曼应该尝试一下。”父亲看了母亲一眼，神情缓和了些。母亲对他笑了笑。父亲接着说：“多年前你妈妈曾经想教我弹拉格泰姆 【2】 ，可我总是掌握不好节拍。”

妈妈又笑了：“简直是对牛弹琴。”

争执结束了，卡拉不禁松了口气。她感觉好了些，拿了些黑面包浸在牛奶里吃。

但埃里克又不干了。“黑人是劣等民族。”他不服气地说。

“才不是呢，”父亲循循善诱地说，“如果一个黑人孩子在优渥的家庭里长大，上名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说不定比你还聪明呢。”

“你胡说。”埃里克有点气急败坏了。

母亲插话进来：“傻孩子，不能和爸爸这样说话。”她的火已经发完了，此时的语调里带着一丝倦意，“你和赫尔曼·布劳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埃里克说：“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我们将统治世界。”

“你的纳粹朋友根本不知道历史，”父亲说，“德国人还生活在洞穴里的时候，埃及人就造出了金字塔。阿拉伯人在中世纪时曾统治世界——那时穆斯林已经学会了算术，而德国的王子们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个人是不是聪明，和种族无关。”

卡拉皱着眉头问：“那和什么有关系呢？”

父亲慈爱地看着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你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已经很聪明了。”父亲的赞赏让卡拉很开心，“文明兴衰起伏——中国人、阿兹特克人、罗马人都曾经历过——但其中的原因谁都说不清楚。”

“都快点吃完，穿上外套，”母亲说，“你们要迟到了。”

父亲从马甲口袋里拿出怀表，扬起眉毛看了一眼：“还不算晚。”

“我把卡拉送到弗兰克家去，”母亲说，“她们学校停课一天——似乎是要修壁炉——我打算让卡拉和弗里达待上一天。”

弗里达·弗兰克是卡拉最好的朋友，她们的母亲也是密友。弗里达的母亲莫妮卡，年轻时甚至还和卡拉的父亲谈过恋爱——这件好玩的事是弗里达的奶奶某天喝多了香槟后告诉她们的。

父亲问：“为什么不让艾达照看卡拉？”

“艾达要去看医生。”

“哦。”

卡拉希望父亲追问一下艾达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却像早就知道了似的点点头，把表收了起来。卡拉打算开口问，但又觉得不妥。她本想之后再去问母亲，然而卡拉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

爸爸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先出了门。埃里克戴上帽子——像他的朋友们一样随意地搭在头上，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似的——然后跟着父亲走了。

卡拉和母亲帮艾达收拾餐桌。卡拉和艾达的感情非常好，上学之前，因为母亲需要上班，卡拉一直由艾达看护着。艾达还没结婚，她二十九岁，长相普通，不过笑起来非常美。前年夏天，她和警察保罗·胡贝尔约会过一段日子，但这段感情无果而终。

卡拉和母亲站在走廊的镜子前戴帽子。母亲的动作不紧不慢。她选择了一顶深蓝色窄边圆呢帽，样式很大众，不过她刻意斜戴着，看起来有几分俏皮。卡拉把编织绒线帽戴在头上，寻思将来能否像母亲这般有风格。妈妈看上去像个战争女神，脖子、下巴和颧骨仿佛是用大理石雕刻出来的。她迷人极了，没错，但确实谈不上漂亮。卡拉和母亲一样拥有黑色头发和绿色眼眸，但比起雕像倒更像是个胖娃娃。她曾偶然偷听到奶奶对母亲说：“看着吧，丑小鸭终有一天会长成白天鹅的。”卡拉还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等母亲打扮好以后，母女二人一起出门了。她们家位于市中心的米特老城区，在一排优雅高大的连栋住宅之中，这些房子是当初为了像卡拉爷爷那样在附近的政府大楼上班的高官和军队官员建造的。

卡拉和母亲先搭乘电车，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前，然后转乘地铁从弗里德里希大街坐到动物园站。弗兰克一家住在柏林西南市郊的勋伯格。

卡拉盼望着见到弗里达的哥哥，十四岁的沃纳。她喜欢沃纳。有时卡拉和弗里达会想象着嫁给对方的兄长，做邻居，彼此的孩子也成为好朋友。弗里达认为这只是个游戏，但卡拉暗自当真了。沃纳英俊成熟，一点儿不像埃里克那么蠢。卡拉卧室的玩具小屋里放了张迷你床，床上并排睡着一对玩偶夫妇，卡拉私下里把他们叫作“卡拉和沃纳”，没人知道这个秘密，连弗里达都不知道。

弗里达还有个七岁的弟弟阿克谢尔，但他生下来就脊柱开裂，必须长年接受治疗。现住在柏林市郊的一所特殊医院里。

一路上，母亲都想着心事。“希望一切都能顺利。”下地铁时她心不在焉地自言自语。

“肯定顺利，”卡拉说，“我和弗里达会玩得很开心。”

“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是说那篇关于希特勒的文章。”

“我们会有危险吗？爸爸说的是对的吗？”

“你爸爸通常都是对的。”

“如果惹恼了纳粹，我们会怎么样啊？”

妈妈古怪地盯了她好一会儿，然后说：“老天，我带你来的是个怎样的世界啊！”接着，两人都不说话了。

步行了十分钟以后，她们抵达了一座掩映在大花园里的别墅。弗兰克一家很有钱，弗里达的父亲路德维希，拥有一间生产收音机的工厂。车道上停着两辆车，闪亮的黑色大轿车是弗兰克先生的，已经启动了，排放着一团团尾气。司机瑞特穿着一身制服，裤腿塞在长筒靴里，手拿帽子随时准备为雇主打开车门。他鞠了一躬，说：“早上好，冯·乌尔里希夫人。”

另一辆是只有双人座的绿色小车。一个留着灰白胡子的矮个子男人拎着皮箱从别墅里出来，坐进车里后，碰了碰帽子向母亲致意。“不知道洛特曼医生这么早来干吗。”母亲不安地说。

她们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弗里达的母亲，高大的满头红发的莫妮卡走到门口，脸色苍白，神情焦急。她没有招呼母女俩进门，而是像挡着她们似的站在门口。“弗里达出麻疹了。”

“太可怜了！”母亲说，“她怎么样了？”

“她又发烧又咳嗽，病得相当重。不过洛特曼说她会好起来的。但她必须接受隔离。”

“这是自然，你得过麻疹吗？”

“得过，小时候得过。”

“你们家的沃纳也得过——我记得他当时身上满是可怕的疹子。你丈夫得过吗？”母亲问。

“鲁迪 【3】 小时候也得过。”

两位母亲把目光投向卡拉。卡拉没得过麻疹。她意识到，这意味着自己没法和弗里达一起玩了。

卡拉很失望，但母亲受到的打击更大。“这周的杂志是选举特刊——我可不能请假。”她似乎心烦意乱。大人们非常关心下周举行的大选，卡拉的父母担心纳粹会在选举中获胜，从而取得政府的主导权。“另外，伦敦有个老友今天会来看我。不知道能不能让沃尔特请一天假，照看下卡拉？”

莫妮卡说：“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他呢？”

安装了电话的人家很少，但弗兰克家已经有了。卡拉和母亲走进玄关。电话就放在门边的细脚桌上。母亲拿起话筒，向接线员报出了父亲工作的议会大楼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拨通以后，母亲把情况跟父亲说了。她拿着话筒听了好一会儿，表情越来越可怕。“我们杂志将推动十万读者为社会民主党而战，”她说，“你真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非要今天处理吗？”

卡拉知道父母的争吵将怎样结束。父亲非常爱卡拉，但十一年来，他没有完整地照顾过她一天。卡拉朋友们的父亲也都是这样。男人才不屑去照料孩子呢。母亲只是有时会假装不了解女人的生存法则而已。

“那我只能把她带到办公室了，”母亲对着话筒说，“我不敢去想约克曼先生会说些什么。”约克曼先生是母亲的上司。“很多时候他根本不为女人考虑。”母亲没说再见就挂了电话。

卡拉讨厌父母吵架，但这一天他们已经吵了两回了。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动荡起来。相比纳粹，她更害怕父母吵架。

“跟我走吧。”母亲说完，便朝门口走去。

这下见不着沃纳了，卡拉闷闷不乐地想着。

此时，弗里达的父亲出现在门厅里，脸色红润，留着一撮黑色的小胡子。他精力充沛，表情轻松，愉快地和卡拉的母亲打招呼。母亲停下脚步，在莫妮卡帮他穿上黑色毛领大衣的时候礼貌地跟他交谈了两句。

之后，他走到楼梯下喊道：“沃纳，再磨蹭我就不带你去了。”说完，他戴上灰色呢帽朝外走去。

“我好了，我好了！”沃纳像个舞者一样跑下楼梯。他长得和父亲一样高，却比父亲更英俊，更精干。他留着一头稍长的红发，胳膊下面夹着只像是装满书的皮书包，另一只手提了双冰鞋和一根球棍。匆忙间，他也不忘停下脚步，礼貌地对卡拉母亲说：“早上好，乌尔里希夫人。”和卡拉打招呼则随意得多：“嗨，卡拉。我妹妹得麻疹了。”

卡拉没来由地脸红了。“我已经听说了，”她试着想找些吸引人的有趣话题，但什么都想不起来，“我没得过麻疹，所以不能见她。”最后她只能这样说。

“我小时候得过，”沃纳说得好像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必须赶紧了。”他抱歉地补充了一句。

卡拉不想匆忙和沃纳分别，赶紧跟着他出了门。司机瑞特打开了后座车门。“这是什么车？”卡拉问沃纳。男孩对汽车的型号都非常了解。

“是梅赛德斯-奔驰的W10型车。”

“看上去非常舒适。”她发现母亲正既惊讶又愉快地看着她。

沃纳问她：“想搭个便车吗？”

“太好了。”

“我得问问爸爸。”沃纳把头伸进车里，跟父亲说了几句。

卡拉听见了弗兰克先生的回答。“当然可以，不过要快点。”

卡拉转身对母亲说：“我们可以搭弗兰克先生的车。”

母亲犹豫了一下，她不赞同弗兰克的政治立场——他曾给纳粹捐过钱——但她不准备拒绝严寒早晨搭乘暖和轿车的邀请。“路德维希，谢谢你的好心。”她说。

母女俩上了车。车后排正好能坐下四个人，瑞特很快就开车上路了。“你们是要去科赫路吗？”弗兰克先生问。许多报社和出版社都选址在克罗伊茨贝格区的这条街上。

“不用为我们改道，我们在莱比锡大街下车就行。”

“我很乐意送你们到杂志社——只怕你那些左翼同事不愿看见你从一个傲慢富豪的车上下来吧。”他的声音里既带着些嘲讽，又有着很强的敌意。

母亲露出了迷人的微笑。“鲁迪，你并不傲慢——只是略微有点胖而已。”说着她拍了拍弗兰克先生的大衣前襟。

他笑了。“我是自找的。”敌意消解了。弗兰克先生拿起车里的传声筒，对瑞特下达了指令。

卡拉很高兴和沃纳坐同一辆车，她想和他多说些话，但一开始她就想不出可聊的话题。她想问沃纳：长大以后，你想不想娶个比你小三岁，黑发碧眼的聪明女孩为妻呢？但最后她只是指着他的冰鞋问：“今天你有比赛吗？”

“没有比赛，只是放学后的训练。”

“你在场上打什么位置？”卡拉对冰球一窍不通，但团队项目肯定会分不同的位置。

“右前锋。”

“冰球是不是一项很危险的运动？”

“够敏捷就没什么危险。”

“你一定打得非常棒！”

“不算糟。”他回答得很实诚。

卡拉再次发现母亲对她绽放出高深莫测的浅笑。她猜出卡拉对沃纳的好感了吗？卡拉觉得自己又一阵脸红。

车在一所学校外面停下了，沃纳下了车。“再见，各位。”说完他就穿过校门朝操场跑去。

瑞特沿着兰德维尔运河的南岸继续向前开。卡拉看着运河里的驳船，驳船的煤堆上面盖着厚厚的一层雪。卡拉很失望，她本想通过搭车和沃纳待得久一点，却把时间浪费在了谈论冰球上。

该和他聊些什么呢？卡拉完全不知道。

弗兰克先生对母亲说：“我看了你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写的专栏文章。”

“希望你能喜欢。”

“你对总理的不尊敬让我非常失望。”

“你觉得记者们只能写些对政治家阿谀奉承的文章吗？”母亲反驳道，“那太极端了。照你这样说，纳粹的报纸杂志也应该对我丈夫礼貌些！他们才不会这样呢。”

“我说的可不是普通的政客。”弗兰克有点恼怒了。

汽车穿过波茨坦广场前人声鼎沸的十字路口。汽车、电车、马车和行人各不相让，交通非常混乱。

母亲问：“平等谈论所有人对媒体来说不是会更好吗？”

“很好，”弗兰克先生说，“但你们社会民主党人只会做春秋大梦。所有现实的德国人都知道德国无法靠你们的那些理念活下去。人们必须有食物吃，有衣服穿，有炉子烤。”

“我非常同意，”母亲说，“德国确实需要发展，但我希望卡拉和埃里克作为自由国度的公民成长。”

“你把自由过于美化了。自由不会让人民更幸福。人民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我希望沃纳、弗里达和可怜的阿克谢尔在统一、纪律严明、能让他们为之而自豪的国家成长。”

“为了统一，年迈的犹太店主就该被冲锋队的恶棍毒打？”

“政治是严酷的，在强大的政治机器面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正相反，作为各自领域的领导者，路德维希，我们应该让政治不那么严酷——多一点诚信理智，少一点暴虐。如果做不到这些，我们就没尽到各自的爱国义务。”

弗兰克先生吹了声口哨。

卡拉不怎么了解男人，但她知道，在社会责任的话题上，他们不爱被女人教训。今天早晨妈妈想必没有切换到平时的优雅状态。但这并不奇怪，眼下每个人都很紧张，下周的选举弄得所有人都紧张兮兮的。

汽车抵达了莱比锡广场。“要在哪里放下你们？”弗兰克先生冷冷地问。

“这里就好。”母亲说。

弗兰克拍了拍玻璃隔断。瑞特停下车，然后赶紧下来开门。

母亲说：“我真心希望弗里达能快点好起来。”

“谢谢你。”

母女俩下了车，瑞特关上车门。

离杂志社还有几分钟的路程，但母亲显然已经不愿意继续在车里待下去了。卡拉不希望母亲和弗兰克先生一见面就吵，那样她就见不到弗里达和沃纳了。她不想要这种局面！

母女俩迈着轻快的步子往前走。“我们努力不在办公室里添麻烦。”母亲真诚的语调打动了卡拉，让她觉得使母亲为难是很丢脸的，决心表现得完美一点。

在路上，母亲和好几个人打了招呼：从卡拉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在为杂志撰写专栏，在记者圈里很有名气。记者们都用英语的“茉黛女士”称呼她。

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所在的大楼附近，她们遇见了熟人，施瓦布中士。他和卡拉的父亲在一战期间曾并肩作战，现在还剃着士兵的寸头。战后，他做过园丁，先后为卡拉的爷爷和父亲工作，但后来因为从母亲的皮夹里偷钱而被父亲解雇。此时，他穿着一件难看的冲锋队制服。冲锋队员不是军人，只是一些相当于辅警的纳粹。

施瓦布大声说：“你好，乌尔里希太太。”似乎一点没为做过小偷而感到耻辱。他甚至连帽子都没有脱。

母亲冷冷地点了点头，然后从施瓦布身边走过。“不知道他来这干什么。”她一边念叨，一边不安地走进了大楼。

杂志社位于这幢现代化办公大楼的第一层。卡拉知道小孩子不应该来这里，希望她们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母亲的办公室。然而她们在楼梯上碰见了约克曼先生。他很胖，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这是怎么回事？”他叼着烟直率地说，“难道我们开了一所幼儿园吗？”

母亲没有理会约克曼先生的无礼。“我在想前些天你的那席话，”母亲说，“你说年轻人只知道记者这份工作非常耀眼，却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甘苦。”

约克曼先生皱了皱眉：“我这样说了？好吧，确实如此。”

“所以我想让女儿来看看现实。我想这对她的教育会非常有用，如果她想当名记者的话就更有用了。她会写篇作文，把她在杂志社的所思所想告诉她的同学们。我想，你一定会同意的。”

母亲一定在路上就想好了该怎么应对，好在这种说法的确令人信服。卡拉差点也相信了她的话。母亲的优雅终于又回来了。

约克曼问：“今天不是有个重要访客要从伦敦来吗？”

“是艾瑟尔·莱克维兹，她是我的老朋友——见过还是个婴儿的卡拉。”

约克曼慢慢平静下来。“嗯，五分钟后要开个编辑会，我买好烟后马上就开。”

“卡拉会替你买的，”说完母亲转身告诉卡拉，“隔三个门洞有家烟店，约克曼先生常抽罗斯-汉德尔牌烟。”

“哦，那我就省事了。”说完，约克曼递给卡拉一马克硬币。

母亲交代卡拉：“买好烟以后，到顶楼来找我，火灾报警器旁边的房间。”说完，她亲切地挽住约克曼先生的胳膊转身走了。“我觉得上周的杂志是最棒的一期。”母亲边走边说。

卡拉跑出来，走到大街上。母亲用她的魅力和机智消除了约克曼先生的不满。她经常说：“女人要善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武器。”想到这儿，卡拉意识到自己采用了母亲的策略，才使她们搭上了弗兰克先生的便车。也许她和母亲完全一样。母亲高深莫测的笑容正基于此：她仿佛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商店里排起了队，柏林一半的记者似乎都在这里购买日常所需。排了好久，卡拉终于买到罗斯-汉德尔牌烟了，拿着烟跑回杂志社大楼。她很快找到了火灾报警器——是个附着在墙上的大水平仪——但妈妈不在办公室。显然她去开编辑会了。

卡拉沿着走廊往前走。所有的门都开着，除了几个秘书和打字员，大多数房间里都没有人。拐过一个弯，卡拉在大楼后部找到一个挂有“会议室”标牌的房间。房间里传出不断抬高的争论声。她拍了拍门，但没人给她开门。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拧开门把手走进房间。

满屋子都是烟。十来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母亲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当卡拉走到桌首，把烟和找零交给约克曼先生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显得非常吃惊。突如其来的安静使卡拉琢磨起擅自进来是不是犯了错。

但约克曼先生只是说了声“谢谢”。

“先生，不用谢。”不知为何卡拉轻轻地向约克曼先生鞠了个躬。

参会者都笑了。有人问：“约克曼，你是不是又雇了个助理啊？”卡拉这才知道自己并没做错。

她飞快地走出会议室，回到母亲的办公室。她没脱下大衣——母亲的办公室挺冷的。她四处看了看，办公桌上放着电话、打字机，以及成堆的白纸和复写纸。

电话旁的镜框里放着一张合照，是卡拉、埃里克和父亲。那是几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在距柏林十五英里远的万斯湖畔拍摄的。照片上的父亲穿着短裤，三个人都在笑。那时的埃里克还不像现在这样爱耍酷。

房间里的另外一张照片是母亲和社民党领袖弗雷德里希·埃伯特的合照。埃伯特是战后德国的第一任总统。这张照片是大约十年前拍摄的，照片上母亲留着短发，穿着无袖低腰裙。卡拉会心地笑了：那在十年前一定很时尚。

书架上放着机构名录、电话簿、好几种语言的字典和地图册，但没有卡拉可看的书。她打开抽屉，里面放着一些铅笔、几副包装完好的新手套、一包月经垫，以及一本记着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笔记本。

卡拉把桌子上的日历调整到了这天：1933年2月27日，星期一。然后把一张纸放进打字机。她在纸上打下了自己的名字：海克·卡拉·冯·乌尔里希。五岁时她对家人说自己不喜欢海克这个名字，让大家都叫她卡拉。让她有些惊讶的是，家里人都照办了。

打字机键盘上的每个键都连接着一根能带动墨带的金属棒，文章和信都是通过墨带的起起伏伏打出来的。卡拉不小心同时按下了两个键，使两根金属棒搅在了一起。她试图把它们拨开，但没有成功。按别的键也没有用——搅和在一起的金属棒反倒多了一根。她抱怨了一声：这回又惹上麻烦了。

大街上传来的喧闹声打断了卡拉。她走到窗前，十几个冲锋队员列队站在马路中央高喊：“杀死所有犹太人，犹太人进地狱去吧！”卡拉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恨犹太人，犹太人看上去和别的民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她吃惊地发现，站在队列前方的正是刚才遇见的施瓦布中士。施瓦布被解雇时卡拉觉得很难受，她知道他很难再找到工作了。德国有好几百万人都在找工作；父亲说现在是经济萧条期。但母亲坚持要解雇施瓦布：“怎么能放小偷在家里呢？”

冲锋队的口号变了：“捣毁犹太人的报纸！”队员们异口同声地呼喊着。有人开始扔东西，一棵烂菜在一家全国性报纸的门口溅了一地。让卡拉害怕的是，他们很快把矛头转向了《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所在的大楼。她连忙后退，透过窗角偷偷朝外张望，希望冲锋队员们没看见她。他们在大楼外面停住脚步，嘴里仍然喊着口号。有个人朝楼上扔了块石头，砸中了母亲办公室的窗玻璃，幸好玻璃没碎，但卡拉还是害怕地轻轻叫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有个戴着红色软帽的打字员进来了。“怎么啦？”她问卡拉，然后朝外看了一眼，“哦，天哪！”

冲锋队员们走进大楼，楼梯上响起他们的脚步声。卡拉害怕极了：他们会干些什么啊！

施瓦布中士走进母亲的办公室。他犹豫了一会儿，看见办公室里只有卡拉和打字员以后，放松了下来，拿起打字机就往窗外扔，打字机破窗而出，摔到楼下，玻璃碎了一地。卡拉和打字员情不自禁地尖叫起来。

更多的冲锋队员喊着口号进来了。

施瓦布抓住打字员的胳膊问：“亲爱的，办公室的保险箱在哪儿？”

打字员惊恐地回答说：“在档案室里。”

“带我过去。”

“好，都听你的。”

施瓦布拽着她出去了。

卡拉哭了一会儿，然后自己停了下来。

她想躲在桌子下面，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想在这些人面前露怯。内心的某种东西让她想进行反击。

但她该怎么办呢？她决定去提醒母亲。

她走到门口，看了看走廊。冲锋队员们在几个办公室之间进进出出，但还没有走到尽头的那几间。卡拉不知道会议室里的人有没有听到动静。她拼尽全力沿着走廊跑，但一阵尖叫让她站住了。她向声音传来的办公室里看了一眼，发现施瓦布正用力摇晃着戴软帽的打字员：“快告诉我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发誓说的是实话。”打字员哭着说。

卡拉气极了，施瓦布没权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她大声喊：“施瓦布，你这个小偷，不准碰她。”

施瓦布恨意满满地看着她，卡拉心一凉，满心都是恐惧。接着施瓦布把目光投向卡拉身后的一个人：“把这孩子给我拎出去。”

卡拉被人从后面提了起来。“你是小犹太人吗？”这男人问，“你满头都是黑发，一看就是个小犹太崽子。”

卡拉吓坏了。“我不是什么犹太人。”她尖叫着。

冲锋队员把她抱过走廊，送进了母亲的办公室。卡拉蹒跚几步，跌倒在地。“给我老实待着。”说完他就走了。

卡拉站起身，她没有受伤。走廊里都是冲锋队员，卡拉没法找到母亲，但必须找人帮忙。

卡拉朝打碎了的窗户外面看去。街道上聚集了一小群人。两个警察正站在旁观的人群中闲聊。卡拉朝那两个警察大喊：“警察先生，快救命啊！”

他们看着卡拉，笑了。

笑声激怒了她，怒气使她胆大了许多。她往办公室门外张望，偶然间看见了墙上的火灾警报器。她走到警报器前，抓住把手。

卡拉犹豫了，没有火灾绝不能拉响警报器。墙上贴着的告示上说，乱拉警报将受到可怕的处罚！

但她还是拉下了把手。

一开始风平浪静，什么声音都没有。警报器可能坏了吧，卡拉心想。

很快，此起彼伏的电喇叭声便响彻了整栋大楼。

记者们立刻从走廊那头的会议室跑出来，约克曼是第一个。“发生什么事了？”他扯着嗓门怒气冲冲地问。

一个冲锋队员说：“你们这些犹太共党分子办的破杂志侮辱我们的领袖，我们要关闭这里。”

“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

冲锋队员不顾他的阻挠，闯进了侧面的一间办公室。没一会儿，办公室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和像是金属台面被推翻的声音。

约克曼转身对一位下属说：“施奈德，赶快把警察叫来。”

卡拉知道叫警察没用，警察已经在楼下了，却什么都没有做。

母亲推开人群，跌跌撞撞地沿着走廊往前冲。“你没事吧？”她一把搂住了卡拉。

卡拉不希望母亲在众人面前把她当个孩子。她推开母亲，说：“别担心，我很好。”

母亲四处看了看：“我的打字机呢？”

“他们把你的打字机扔到窗户外面去了。”卡拉马上想到，妈妈再也不会因为打字机按键的操纵棒搅合在一起而迁怒于她了。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母亲抓起桌子上的相框，拉着卡拉的手，匆忙地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冲下楼梯时，她们并没受到冲锋队员的阻拦。在她们的前方，一个可能是记者的健壮男子抓住一个冲锋队员的衣领，拉着他出了大楼。母女俩跟着这两人走出来。另一个冲锋队员紧跟在她们身后。

男记者把冲锋队员拖到两个警察面前。“请以抢劫的名义逮捕他，”记者说，“他抢的一罐咖啡还在衣袋里呢！”

“放开他。”较年长的警察说。

记者很不情愿地放开了冲锋队员的衣领。

跟在卡拉和母亲身后的冲锋队员站到了同伙身边。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警察问刚松开手的记者。

“我叫鲁道夫·施密特，是《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派驻在议会的首席记者。”

“鲁道夫·施密特，我以袭警的罪名逮捕你。”

“太荒唐了，我抓住了正在偷窃的小偷。”

年长的警察对两个冲锋队员说：“把他带到派出所去。”

两个冲锋队员架住了施密特的胳膊。施密特起先想反抗，但马上改变了主意。“这件事的所有细节都将出现在下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他说。

“不会有下一期杂志了，”警察说，“把他带走。”

消防车到了，十几个消防队员从车上跳了下来。消防队长飞快地对警察说：“我们要对这幢大楼进行清场。”

“回你们的消防队去，这里没什么火情，”年长的警察说，“只是冲锋队在关闭一家共产党的杂志社而已。”

“这和我无关，”消防队长说，“警报器响了，我们就得把所有人都撤出来，就算是冲锋队员也得从楼里出来。不需要你们帮忙，我们能对付！”说完他带着部下进了大楼。

卡拉听见母亲在喊：“哦，不。”她转过身，看见母亲正瞪着人行道上散了架的打字机。打字机的金属面板脱落下来，露出连接按键和金属杆的连接带。键盘已经被摔得不成形了，滚筒的一端脱落了，换行时会响的小铃孤苦伶仃地躺在地上。打字机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但母亲看起来像是要哭了。

冲锋队员和杂志社员工在消防队员的簇拥下走出大楼。施瓦布中士强辩道：“根本没有什么火灾！”消防队员却只是一个劲地把他往外推。

约克曼走到母亲面前说：“他们没来得及造成很大的伤害——消防队阻止了他们。按下报警器的人立了大功！”

卡拉原本担心会因为假报火警而受到责怪。这时她意识到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情。

她拉起母亲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似乎能暂时使母亲从悲痛中摆脱出来。母亲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反常的行为说明她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要是卡拉哭，母亲一定会让她用手绢擦的。“我们该怎么办啊？”母亲从来没说过这种话——她总是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卡拉注意到近处站着两个人。她抬起头，看见一个和妈妈年龄相仿、很有气势的漂亮女人。卡拉见过她，但已经完全认不出她来了。站在旁边的男孩，从年纪上看，像是她的儿子。男孩不是很高，瘦瘦的，但长得像个电影明星。他的面容很清秀，只是鼻子塌了，有点破相。面对此情此景，两位来客都很惊奇，男孩更是被气坏了。

女人开了腔，她用的是英语。“茉黛，你好，”卡拉觉得她的声音有些许耳熟，“你没认出我来吗？”她说，“我是艾瑟尔·莱克维兹，这是我的儿子劳埃德。”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柏林找了家不用花多少钱就能练一小时拳击的俱乐部。俱乐部位于工人阶级聚集的城北维丁区。他练了会儿实心球，跳了会儿绳，打了会儿沙袋，然后戴上头盔，在绳圈里打了五个回合。俱乐部教练为他找了个年龄和体形都差不多的对手——劳埃德是个次重量级拳手。德国拳手经常能出其不意地出拳，没几个回合，劳埃德就挨了好几下。躲闪一番以后，劳埃德突然打了记左勾拳，把对手打翻在地。

劳埃德生长在伦敦东部一个民风凶悍的街区里。十二岁时他在学校受到欺负。“我小时候也被欺负过，”继父伯尼·莱克维兹对他说，“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肯定会被班里的刺头挑出来欺负。”被劳埃德唤作“爸爸”的伯尼是犹太人——他的母亲只会说意第绪语。伯尼把劳埃德带到了阿尔德盖特拳击俱乐部。艾瑟尔反对这么做，但伯尼没有听她的，这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并不多见。

劳埃德学会了迅速移动、狠狠出拳，很快就没人敢欺负他了。他的鼻子经常被打碎，以至于不再像以前那么英俊了。然而劳埃德发现自己具有拳击方面的天赋。他反应很快，冲劲十足，经常在绳圈里把对手打倒。劳埃德没有选择转入职业拳坛，而是打算进剑桥大学深造，这让俱乐部教练非常失望。

劳埃德冲了个澡，穿上衣服，走进一间工人们经常聚会的酒吧，买了杯生啤酒，坐在吧台前，给同母异父的妹妹米莉写信，把自己和冲锋队员之间发生的冲突告诉她。米莉对母亲带劳埃德去柏林很妒忌，劳埃德答应写信告诉她旅途中的所见所闻。

劳埃德被这天早上的冲突吓得不轻。政治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母亲艾瑟尔是英国议会的议员，父亲伯尼是伦敦市的市议员，他本人是伦敦劳动青年联盟的主席。但至今为止，他眼中的政治只是辩论和选举。他从没见过穿着制服的恶棍在警察的微笑纵容下胡作非为。这种撕下和善伪装的政治，把他吓坏了。

“米莉，伦敦会发生这种事吗？”他在信中问。直觉告诉他这种事完全不可能。但希特勒在英国的实业家和报业寡头中很有人气。几个月前，一身匪气的下院议员奥斯瓦尔德·莫斯利 【4】 创立了英国法西斯同盟。和德国的纳粹党人一样，他们喜欢穿着军装上蹿下跳。接下来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写完信，劳埃德把信折起来，乘地铁回到了市中心。他和母亲将和沃尔特·乌尔里希夫妇共进晚餐。劳埃德经常听母亲说起茉黛的事情。母亲和茉黛是地位悬殊的朋友：艾瑟尔在茉黛家的大宅子里当过女佣。之后她们却一起参政，为妇女的选举权而斗争。斗争期间她们创立了一份名为《军人之妻》的女性报纸。后来她们在政治策略问题上发生分歧，渐渐疏远了。

劳埃德清楚地记得1925年去乌尔里希家的伦敦之行。那时，五岁的埃里克和三岁的卡拉都学会了德语和英语，而他却只会一门英语，这让他颇为尴尬。也正是在那次伦敦之行中，艾瑟尔和茉黛和解了。

劳埃德走进罗伯特酒馆，里面摆放着长方形的桌椅和装饰着彩色玻璃的铁制灯座，内部装潢非常精致。可最让他倾心的还是盘子旁边直立着的浆白色餐巾纸。

母亲和乌尔里希夫妇已经先到了。走到桌前，劳埃德才意识到两位女士打扮得非常动人：两人都姿态优雅，衣着华贵，美丽而自信。引得餐厅里的其他客人都在看她们。劳埃德很想知道母亲对时尚的把握有多少是从这位贵族朋友那儿学来的。

点完了菜，艾瑟尔解释了她的来意。“1931年我落选了议员，”她说，“我想在下次竞选中赢回来，但我还要养家。幸运的是，茉黛，你教会我怎么做一名记者。”

“我没教你什么，”茉黛说，“你本身就有当记者的才能。”

“我正在为《新闻纪事报》撰写有关纳粹的系列报道，我还和出版人维克托·格兰茨签了合同，要为他写本书。我让劳埃德来这儿当我的翻译——他正在学法语和德语。”

劳埃德发现母亲笑得很自豪，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夸赞。“我的翻译技能没经过多少实践检验，”他说，“至今为止，我们见的大多是像你们这样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人。”

劳埃德点了在英国没吃过的裹着面包粉的炸小牛肉。他觉得这道菜非常美味。吃饭时，沃尔特问他：“你可以不去上学吗？”

“妈妈觉得这样学德语能更快些，学校也同意让我来。”

“到议会为我工作一段时间，怎么样？你能整天都说德语，只是我不能付给你工资。”

劳埃德激动起来：“太好了。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还需要艾瑟尔同意。”沃尔特补充道。

艾瑟尔笑了。“等我真需要他的时候，你可得给他放假哦！”

“这是自然。”

艾瑟尔把手伸过桌面，碰了碰沃尔特的手。这是种相当亲密的姿态，劳埃德意识到三个大人间的关系非常好。“沃尔特，你真是太好了。”艾瑟尔说。

“对热衷于政治的年轻人我是来者不拒的。”

艾瑟尔说：“我对政治有点看不懂了，德国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啊？”

茉黛说：“20年代中期这里一切都还好，德国有一个民主政府，经济发展得也非常快。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把一切全毁了。现在我们正深陷于经济危机之中。”她的声音似乎因为悲愤而颤抖着，“上百人排队竞争一个工作机会。我观察着他们的脸，都很绝望。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养活家里的孩子。这时纳粹给了人们希望，而那些人会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沃尔特似乎觉得她夸大了事实。他故作轻松地说：“好在希特勒没有赢得议会的多数。上次选举时，纳粹只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尽管他们的票数最多，但领导的是个少数派当权的政府。”

“这就是希特勒要再进行一次选举的原因，”茉黛插话说，“他希望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把德国变成他想要的野蛮的极权国家。”

“他能达到目的吗？”艾瑟尔问。

“当然不能。”沃尔特回答。

“是的，他不能。”茉黛附和道。

沃尔特说：“我不相信德国人会为独裁投赞成票。”

“但这不会是一次公正的选举，”茉黛怒气冲冲地说，“看看今天在杂志社发生的事吧。批评纳粹的人都处在了危险之中。与此同时，拥护纳粹的标语却铺天盖地。”

劳埃德说：“似乎没见人反抗过！”他心想，如果上午早几分钟去杂志社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给冲锋队员来上几拳。他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捏起了拳头，连忙把拳头松开。但他的怒火没有消散。“左翼分子为何不去洗劫纳粹杂志的办公室？让他们尝尝这种滋味就好了。”

“我们不能以暴制暴，”茉黛动情地说，“希特勒正在寻找镇压反对派的机会——他想借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取消所有的公民权利，把反对者投入监狱。”她恳求地对劳埃德说，“不管形势如何严峻，我们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等他们吃完饭，酒馆里的客人也渐渐走光了。咖啡端上来之后，沃尔特的堂弟、酒吧老板罗伯特·冯·乌尔里希和主厨容格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一战前，罗伯特在奥地利驻英国的大使馆任外交官，沃尔特是德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也正是在那时，沃尔特和茉黛陷入了爱河。

罗伯特很像沃尔特，但打扮得更花哨，在领带上别着金别针，表链上盖着印章，头发油光水滑。容格则是个面容清秀、笑容可掬的金发小伙。罗伯特和容格在俄国一起做过战俘。现在他们住在酒馆楼上的公寓里。

他们想起了战前夜沃尔特和茉黛举行的秘密婚礼。婚礼没有邀请宾客，罗伯特和艾瑟尔分别是伴郎和伴娘。艾瑟尔说：“我们在饭店里放了香槟，我假意说要和罗伯特一起离开，沃尔特却……”她强忍住笑容说，“沃尔特说，‘哦，我还以为我们要一起吃晚饭呢。’”

茉黛笑道：“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我有多高兴！”

劳埃德觉得很尴尬，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咖啡。他十八岁，还是个处男，有关蜜月的笑话让他觉得很不自在。

艾瑟尔一脸严肃地问茉黛：“近来你听说过菲茨的消息吗？”

劳埃德知道，这场秘密婚礼在茉黛和她哥哥菲茨赫伯特伯爵之间造成了一条可怕的鸿沟。菲茨之所以和茉黛一刀两断，就是因为妹妹没有征得他这个一家之主的同意，擅自和沃尔特结了婚。

茉黛悲伤地摇了摇头。“那次我去伦敦时，给他写了信，但他连见我一面都不肯。我没有告诉他我要嫁给沃尔特的事情，伤害了他的自尊。恐怕哥哥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

艾瑟尔付了账。有外币的话，德国的一切都显得很便宜。众人正准备离开时，有个陌生人不请自来，他拉了一把椅子坐到桌子旁。来人是个圆脸上蓄着小胡子的胖男人。

他穿着一身冲锋队的制服。

罗伯特冷冷地问：“先生，我能为你效劳吗？”

“我是托马斯·马赫支队长，”马赫抓住正巧走过身边的侍者说，“给我来杯咖啡。”

侍者用求助的眼神看着罗伯特，罗伯特向他点了点头。

“我在德国警察厅的政治部工作，”马赫说，“主管柏林的情报工作。”

劳埃德轻声为母亲翻译成英语。

“我想和酒馆老板谈些私事。”马赫说。

罗伯特问他：“上个月你在哪儿就职啊？”

马赫被这个问题弄得猝不及防，不过他很快调整好了情绪：“上个月我在克罗伊茨贝格的警察局工作。”

“你在那干什么工作？”

“我负责档案。为什么这么问？”

罗伯特像早有预料似的点了点头。“这么说，你这个档案管理员改行当了柏林情报部门的主管吗？祝贺你的飞速晋升！”他转身对艾瑟尔说，“一月末，希特勒当上总理以后，他的爪牙赫尔曼·戈林 【5】 就把持了德国内政部的实权——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警察力量。戈林解雇了原来的那批警察，用纳粹代替了他们。”说完，他转身看着马赫，语带讽刺地说，“当然，我相信我们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是凭自己的本事升上来的。”

马赫脸红了，但他尽量控制着自己的脾气。“我已经说了，我想和这里的老板谈些私事。”

“明天早晨来见我吧，十点钟合适吗？”

马赫没理会他，而是自顾自地说：“我弟弟在经营餐馆。”

“啊，也许我认识他！他也叫马赫吧。经营什么餐馆？”

“他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经营一家面向工人的小食店。”

“那我多半没见过他。”

劳埃德不知道罗伯特如此尖刻是不是真的好。马赫为人粗鲁，不值得善待，但鲁莽顶撞却很可能给他们带来恶果。

马赫说：“我弟弟可能想买下这里。”

“和你一样，你弟弟也想飞黄腾达。”

“我们准备出两万马克盘下这里，两年付清全部款项。”

容格禁不住笑了起来。

罗伯特说：“长官，我这样跟你说吧。我是个奥地利的伯爵。二十年前，我在妈妈和姐姐生活的匈牙利拥有城堡和一大片农庄。在上次战争中，我失去了我的家人、城堡和我的全部土地，甚至连我的国家也缩水了很多。”语调中的讽刺意味不见了，罗伯特开始变得慷慨激昂起来，“来柏林的时候，我随身只带了堂兄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家的地址，但我还是想法开了这间酒馆。”说到这儿他哽咽了，“这是我的全部。”他停顿了一会儿，喝了些咖啡。桌边的其他人都安静下来。他恢复了常态，声音也平稳了许多：“即便你给我比这公道得多的价格——事实上你并没有——我仍然会选择拒绝，因为这等同于出卖了我的整个人生。尽管你很不友好，但我不想对你表现粗鲁。不过，无论你出什么价，我的酒馆都不会卖。”他站起身，要和马赫握手，“晚安，马赫支队长。”

马赫机械地和他握了握手，看起来很失望。他站起身，显然生气了，脸涨得通红。“我会再和你谈的。”说完便离开了酒馆。

“真是个白痴。”容格说。

沃尔特对艾瑟尔说：“看到如今是个什么世道了吗？因为穿着制服，我们就得对他唯命是从。”

让劳埃德烦心的是马赫所表现出的自信。他好像觉得能以自己出的任何价格买下这间酒馆。马赫似乎只是把罗伯特的拒绝看作一种暂时的反抗。纳粹真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

这正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和他的英国纳粹同僚希望见到的——建立一个用暴虐和鞭笞代替法律和秩序的国家。人民怎么可能这么笨呢？

他们穿上大衣、戴好帽子，跟罗伯特和容格道了别。出了酒馆，劳埃德就闻到一股烟味——不是香烟，而是别的什么。四个人上了沃尔特的宝马迪西3/15，劳埃德知道这是德国最好的车，相当于英国的奥斯汀七型车。

穿过蒂尔加登公园的时候，两辆消防车拉着警铃从宝马旁呼啸而过。“不知道哪里起火了。”沃尔特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看见大树之间闪现出火光。茉黛说：“起火地点像是在议会大厦附近。”

沃尔特的语气变了。“最好去看看。”他担忧地说，然后开着车猛拐了个弯。

烟味越来越浓。劳埃德看见树顶上的火光直冲向天际。“火势可真不小。”他说。

沃尔特把车从公园路开到议会大厦和德国歌剧院之间的科尼格广场。议会大厦的火势非常猛烈，几排古典风格的窗户后面不时冒出红色和黄色的火光，中间的圆顶也被烧穿了，腾起一股股浓烟。“哦，天哪！”在劳埃德听来，沃尔特的声音十分悲愤，“上帝啊，可不能这样啊！”

他停下车，众人相继下了车。

“真是场灾难。”沃尔特说。

艾瑟尔说：“这幢漂亮的古建筑算是完了。”

“我倒不在乎建筑，”沃尔特出人意料地说，“这把火毁掉的是德国的民主制度。”

一小群人站在离他们大约五十码开外观望着这场大火。消防车已经在大厦外排成一列，消防队员手中的软管对准大火，正在通过破碎的窗玻璃朝里面喷水。几个警察在一旁无所事事地围成一圈。沃尔特上前与其中的一个警察交谈。“我是议会议员，”他说，“这把火是什么时候烧起来的？”

“一小时前，”这位警察说，“我们抓住了一个纵火嫌犯——当时他只穿了条裤子，用身上的衣服引燃了这场大火。”

“你们应该围条隔离带，”沃尔特威严地说，“让围观群众保持安全的距离。”

“好的，先生。”说着，警察便走开了。

劳埃德从众人身边溜走，接近议会大厦。消防队员已经控制住了火势：火苗小了，烟更浓了。他经过消防车，靠近议会大厦的一扇窗。大火似乎并不是非常危险，同往常一样，好奇心又胜过了他的自我保护意识。

透过窗户，他发现大火造成的破坏相当严重：墙壁和天花板都烧成了瓦砾。除了消防员，他还看见了些穿着大衣的普通人穿梭在瓦砾间，评估着火灾的损失，这些人多半是议会大厦的工作人员。劳埃德走到入口，开始爬台阶。

警察开始围隔离带的时候，两辆黑色梅赛德斯停在了议会大厦前。劳埃德饶有兴致地旁观着这一幕。后面那辆车里出来一个穿着浅色军用短大衣，戴着黑色软帽，鼻子下蓄着撮小胡子的男人。劳埃德意识到，眼前就是德国的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身后跟着一个穿黑色党卫军制服的高个子，他的私人保镖。随后是脚步蹒跚的约瑟夫·戈培尔 【6】 ，憎恨犹太人的宣传部长。劳埃德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些人，所以很快就认出了他们。他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他们，完全忘了自己所处的险境。

希特勒一步跨两个台阶，径直上楼向劳埃德走来。劳埃德一时冲动，为总理打开了大门。希特勒对他点点头，带着随员进了大楼。

劳埃德跟在他们后面往里走。没有人和他说话。希特勒的随从似乎把他当成了议会大厦的职员，而大厦里的职员把他当成了希特勒的随从。

浸湿的灰烬散发出一股臭味。希特勒和随从走过烧焦的木梁和冲水软管，留下一个个泥泞的脚印。赫尔曼·戈林裹着件驼毛大衣站在入口大厅，大腹便便，帽檐以波茨坦风格上翘着。这就是用纳粹替换了全部警察的男人，看到他，劳埃德回想起了酒馆里的对话。

戈林一看到希特勒就大喊：“这是共产党人作乱的发端！他们揭竿而起了！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管。”

劳埃德有种怪异的不真实感，像剧院里的观众，而这些大人物都像演员。

希特勒比戈林更装腔作势。“现在要采取零容忍！”他尖叫道，听起来像是在对一整个体育场的人演讲似的，“任何一个阻挡我们的人，必杀之。”他的身体因狂怒而剧烈地颤抖着，“所有共产党人一经逮捕，就地枪决。议会的共产党议员必须在今晚执行绞刑。”他看上去像是随时会爆炸。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很刻意。希特勒的恨意很像真的，但最后的爆发，是为了他们这群人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一场表演。希特勒是个演员，可以把真实感情放大给观众看。他的这番话的确起了作用，劳埃德发现，在场的人都被他动情的演讲迷住了。

戈林说：“元首，这是我们治安警察的首领鲁道夫·狄尔斯 【7】 ，”他指着身旁精瘦的黑发男人说，“他已经逮捕了其中一个破坏分子。”

狄尔斯倒没有很激动。他平静地说：“我们逮捕了荷兰建筑工人马里努斯·范·德·鲁比。”

“他是个该死的共党分子。”戈林情绪激昂地说。

狄尔斯说：“他是荷兰共产党派来放火的。”

“我料到了。”希特勒说。

劳埃德发现，希特勒不顾事实，变着法子要把罪名扣在共产党人头上。

狄尔斯谦恭地说：“从第一次对他的审讯来看，我只能说，他显然是个疯子，没有同伙。”

“胡说！”希特勒狂叫道，“这是早就计划好的。但他们误判了，他们不知道人民已经站到了我们这边。”

戈林转身对狄尔斯说：“从这一刻开始，警察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我们有共党分子的名单——包括议会议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共产党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把他们统统逮捕——就在今晚！该动用武力时要毫不手软，审讯时绝不留情。”

“遵命，长官！”狄尔斯说。

劳埃德意识到，沃尔特有理由担心。议会大厦的火灾正是纳粹一直在找的导火索。他们不想听到大火是某个疯子造成的说法。他们希望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以便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戈林嫌恶地看着鞋上的泥泞。“元首，我的官邸离这里很近，但幸运地没有被这场大火殃及，”他说，“我们是否要移步过去呢？”

“好啊，我们要讨论很多事呢！”

劳埃德扶住门，让他们出去。车开走以后，他跨过警察围起的隔离带，走到母亲和冯·乌尔里希夫妇身边。

艾瑟尔问：“劳埃德！你到底去哪儿了？我都快担心死了！”

“我进了议会大厦。”他说。

“什么？你是怎么进去的？”

“没人拦我，我就自己进去了。里面已经乱成一团了。”

母亲愤怒地挥了挥手。“他从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她说。

“我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

沃尔特问：“他说什么了吗？”

“他说这把火是共产党放的，马上将展开对共产党人的镇压。”

“愿主保佑我们。”沃尔特说。

托马斯·马赫还在为罗伯特·冯·乌尔里希的冷嘲热讽而深感受伤。“和你一样，你弟弟也想飞黄腾达。”罗伯特·冯·乌尔里希说。

马赫真希望当时能对他这样说：“为什么不呢？你这头猪，我们一点儿不比你差。”他渴望着报复。但这些天他一直很忙，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件事。

德国秘密警察总部位于政府办公区阿布尔雷希特王子大街八号，一幢优雅的古典式大楼内。每次走进大门，马赫都会情不自禁地为之自豪。

这是个让人激动的时刻。议会大厦火灾发生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四千多名共产党人遭到逮捕，每个小时都有更多的共产党人被捕。德国就像扫除了瘟疫，马赫觉得柏林的空气比以往更清新了。

但警察局的档案还没做到实时更新。人们经常会搬家，竞选有输有赢，也会造成一些人事上的变更，老人去世，年轻人就会顶替他们的位置。马赫掌管的团队负责档案的更新工作，需要记录新出现的名字和变更的地址。他很擅长做这种事。他喜欢登记名册、图书目录、街区地图，以及剪报这类带有列表性质的东西。马赫的才能在靠毒打让嫌犯招供的克罗伊茨贝格警察局没有受到重视，他希望能在这里被重用。他不反感殴打嫌疑人。在大楼后侧的办公室里，他经常能听见地下室里男男女女被折磨得大叫的声音，但他并不为此感到困扰。他们是变节者、敌对分子和革命者，再怎么折磨都不过分。他们的反抗玷污了德国，给他们机会，他们只会把德国变得更糟。他一点儿都不同情这些人。他只希望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也能在这些人中间，哀号着乞求他怜悯。

3月2日，星期四晚上八点，他终于等到了对罗伯特进行彻查的机会。

他让手下回了家，自己把更新的共党分子名单送到楼上，他的上司，刑事检察官克雷格林恩那里。然后他回到办公室，开始翻找档案。

马赫不急着回家。他一个人住。不安分的妻子早就跟人私奔了，是马赫弟弟餐馆里的侍者，她说她想要自由。她没给他生过孩子。

马赫开始梳理文件。

他已经调查到，罗伯特·冯·乌尔里希曾经于1923年加入纳粹党，但在两年后脱党了。这件事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马赫需要更多的证据。

这里的文件系统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条理清晰。说到底，他对德国警察的整套体制都非常失望。据说戈林也对警察体制不满意，计划把警察局的政治部门和情报部门剥离，组成一个更有效的秘密警察系统。马赫觉得这个主意很棒。

他翻找了一阵，但在罪案记录中实在找不到罗伯特·冯·乌尔里希的蛛丝马迹。也许这不能归因于原有体制的低效率。罗伯特的确有可能是无可指摘的。作为奥地利的伯爵，他不可能是犹太人或共党分子。他可以指责罗伯特的堂兄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但这不是个罪名——至少到现在还不是。

马赫意识到，自己应该在接近罗伯特之前就完成调查。但他在尚未完全掌握罗伯特的底细之前就接近了他。他应该早点意识到自己犯错了。结果还被对方奚落和嘲讽了，他觉得很丢脸。好在他还能争回这个面子。

马赫开始检查房间后面一个落满灰尘的纸板箱，里面堆放着杂乱的档案。

冯·乌尔里希的名字仍旧没有出现在这些档案里，但少了份文件。

根据钉在纸板箱内侧的文件列表，档案里应该有份长达一百一十七页的“风化场所”名单。这份名单似乎是对柏林夜总会的一次调查所取得的成果。马赫能猜到这份文件的用途：希特勒当上总理以后，警察们就开始逐一关闭这些场所了。他们一定是拿着这份名单按图索骥的。

马赫上了楼。克雷格林恩正在向身着制服的警察介绍情况，他们即将突袭共产党人及其党羽的住处，正是马赫刚更新过的地址。

马赫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上司的讲话。克雷格林恩不是纳粹党员，不太敢得罪这个冲锋队员。马赫说：“我正在找‘风化场所’这份文件。”

克雷格林恩似乎很恼怒，但还是耐着性子。“在茶几上，”他说，“你自己去拿吧。”

马赫拿走文件，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名单是五年前整理的。上面罗列了当时还在经营的夜总会和它们举办的活动：赌博、裸露的表演、卖淫、贩毒、同性恋，以及其他有悖伦理的活动。这份文件罗列了夜总会老板和投资人，以及雇员和常客的名单。马赫耐心地查看着每一行：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也许是毒虫或嫖客之一呢。

柏林以同性恋俱乐部流行而著称。马赫疲惫地看着“粉红拖鞋”夜总会下冗长的客人名单，“粉红拖鞋”是个男人和男人跳舞的夜总会，穿着女性服装的男歌手在台上唱歌，是个鱼龙混杂的下流之地。马赫心想，这份工作有时也挺让人烦的。

他的手指沿着名单往下滑，终于找到了罗伯特·冯·乌尔里希这个名字。

他满意地叹了口气。

继续往下看，他又发现了容格·施莱彻的名字。

“不错，不错，”他说，“看你们还怎么说风凉话！”

再次见到沃尔特和茉黛时，劳埃德发现他们更生气——而且，更恐惧了。

3月4日，又是星期六，也是选举前夜，艾瑟尔和劳埃德专程赶来，准备参加沃尔特组织的社会民主党竞选前集会。开会前，他们在米特区冯·乌尔里希家共进了午餐。

乌尔里希家的房子建于19世纪，房间宽敞，窗子很大，不过家具都破旧了。午饭很简单——加了土豆和卷心菜的猪排，不过有瓶很好的红酒。从沃尔特和茉黛的言谈间可以得知，他们似乎过得很窘迫，显然不如他们的父辈，但好在还不至于挨饿。

但他们已经被吓坏了。

通过说服年迈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签署《议会大厦纵火案紧急法令》，纳粹得到了逮捕和折磨政敌的正式授权，尽管他们很久以前就开始这样做了。“从周一晚上到现在，有两千人遭到了逮捕，”沃尔特的声音颤抖着，“除了共产党人，还有纳粹口中所谓的‘共党同情分子’。”

“也就是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茉黛说。

艾瑟尔说：“这样的选举怎么可能民主公正呢？”

“我们必须奋力抗争，”沃尔特说，“如果不能在选举中奋战一场，只会助长纳粹的气焰。”

劳埃德不耐烦地说：“你们何时才能接受事实，面对面地对他们进行还击呢？你们仍然觉得以暴制暴是错误的吗？”

“当然是错误的，”茉黛说，“和平抵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沃尔特说：“社会民主党有一支名为‘帝国战旗’的武装力量，但实力非常弱。一小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用武力和纳粹抗争，但他们的意见被否决了。”

茉黛说：“劳埃德，记住，警察和军队都站在纳粹那边了。”

沃尔特看了看怀表：“我们该出发了。”

茉黛突然问：“沃尔特，为什么不取消这次集会呢？”

沃尔特吃惊地看着她：“已经卖出七百张门票了。”

“管那些门票做什么，”茉黛说，“我担心的是你。”

“别担心，座席都谨慎地分配出去了，会议厅里没有破坏分子。”

劳埃德也不能肯定，沃尔特是不是就像看上去那样镇定。

沃尔特说：“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愿意参加民主政治集会的普通民众失望。这些人是我们仅剩不多的希望了。”

“你是对的。”茉黛说。她转向艾瑟尔：“但你和劳埃德或许应该留在家里。尽管沃尔特这么说，但那里也很危险，你们是外国人，不应该去冒不必要的风险。”

“社会民主是国际性的风潮，”艾瑟尔坚持，“和你丈夫一样，我很感激你的关心。但我这次来就想亲眼见证德国的政治变革，绝对不能错过。”

“好吧，但孩子们不能去。”茉黛说。

她的儿子埃里克说：“我才不想去呢。”

卡拉看起来有点失望，但她什么都没说。

茉黛、艾瑟尔和劳埃德一起坐进了沃尔特的小汽车。劳埃德很紧张，但也很兴奋。他的政治洞察力比他在伦敦的所有朋友都强。即便现场发生争斗，他也不害怕。

汽车向东行进，穿过亚历山大广场，进入一个满是简陋房屋和小店的社区，其中一些商店的标牌用的是希伯来语。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和英国的劳动党一样，社会民主党也有一些富有的支持者。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就是少数上层阶级中的一位。

汽车停在一处入口，顶棚上标着“人民剧院”。外面已经开始排队了。沃尔特穿过人行道走到剧院门口，朝等待的人群挥了挥手，立即得到了一阵欢呼。劳埃德一行跟在他身后进入剧院。

沃尔特和一个神情严肃、看起来不过十八岁的青年握了握手。“这是威廉·伏龙芝，本地社会民主党支部的负责人。”伏龙芝少年老成，穿着十年前流行的带纽扣口袋的夹克。

他向沃尔特演示了把门从里边锁住的方法。“观众们入座以后，我们就上锁，不让制造麻烦的人进来。”伏龙芝说。

“很好，”沃尔特说，“就这么办。”

伏龙芝把他们引入剧院礼堂。沃尔特走上舞台，和另外几位已经到场的候选人打了招呼。参加集会的民众开始入场，就坐。伏龙芝把茉黛、艾瑟尔和劳埃德带到预留的前排座席。

两个男孩走上来。年纪小的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四岁，却长得比劳埃德还高，他谦逊地和茉黛打了个招呼，然后鞠了一躬。茉黛转身对艾瑟尔说：“这是我朋友莫妮卡的儿子，沃纳·弗兰克。”然后她转向沃纳：“你父亲知道你来这儿吗？”

“是的——他让我亲眼见证一下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什么样的。”

“作为一个纳粹，他还是挺开明的。”

劳埃德觉得，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来说，这样对话过于严厉了，但沃纳的应对相当精彩。“我父亲并不是真的相信纳粹主义，只是觉得希特勒会对德国的商业有益。”

威廉·伏龙芝激烈地反驳道：“把几千个人投进监狱也算是有利吗？除了施暴，他们什么都不做！”

沃纳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但希特勒的镇压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

“人们觉得希特勒正把他们从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解救出来，”伏龙芝说，“纳粹试图使人们相信，共产党人正集中力量，准备在城镇和村庄杀人、放火、投毒。”

比沃纳大一点的矮个子男孩说：“把人们送进地下室，用棍棒打碎人骨头的不是共产党，而是那些冲锋队员。”他带着一点口音，劳埃德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

沃纳说：“抱歉，我忘记向你们介绍了，这是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童子军，大家都叫他沃洛佳。”

劳埃德站起身，和他握了握手。沃洛佳和劳埃德差不多大，长着一双碧蓝的眼睛，非常英俊。

伏龙芝说：“我认识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我也是童子军的成员。”

沃洛佳说：“威廉·伏龙芝是学校里的天才——他的物理、化学和数学都是第一名。”

“没错。”沃纳说。

茉黛盯着沃洛佳问：“你姓别斯科夫？你的父亲是格雷戈里吗？”

“是的，乌尔里希太太。他是苏俄使馆的军事参赞。”

看来沃洛佳是俄国人。他能毫不困难地说德语，这让劳埃德有点羡慕。显然因为他住在这里。

“我和你的父母很熟。”茉黛对沃洛佳说。劳埃德知道，茉黛认识柏林的所有外交官，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

伏龙芝看了看表说：“快开始了。”他走上台，让观众们遵守秩序。

剧院里安静下来。

伏龙芝宣布，几位候选人将发表演讲，并接受观众们的提问。接着他补充道，门票只提供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员，大门也已经锁上了。既然都是朋友，大家完全可以畅所欲言。

这不是民主，更像是个秘密社团的集会，劳埃德心想。

沃尔特首先发言。根据劳埃德的观察，他不是那种蛊惑民心的政客，说话时不用夸张的辞藻。但他很会恭维人，他告诉观众，他们都是见多识广、深谙复杂政治局势的聪明人。

沃尔特演讲了没几分钟，一个冲锋队员就冲上台。

劳埃德轻声骂了一句。他是怎么进来的？这人是从舞台侧面上来的，一定有人为他打开了后台的门。

冲上台的是个留着军人寸头的壮汉。他走到舞台前方大声咆哮：“这是场煽动型集会，共产党员和破坏分子在今天的德国不受欢迎，集会必须立即结束。”

壮汉旁若无人的傲慢态度激怒了劳埃德。他真想把这个大白痴弄上拳台好好教训一顿。

威廉·伏龙芝跳起来，站在闯入者面前，对他怒吼道：“你这个暴徒，快从这儿滚出去！”

冲锋队员狠狠地推了他一下。伏龙芝跌跌撞撞地后退了几步，摔倒在地。

观众们站了起来，有的愤怒咆哮，有的则惊恐尖叫。

更多的冲锋队员从舞台后侧出来了。

劳埃德灰心地想，这些浑蛋精心策划了这一切。

冲撞伏龙芝的家伙大声喊：“滚出去！”其他冲锋队员跟着起哄：“滚，滚，快点滚！”舞台上的冲锋队员越来越多，已经不下二十人了。有的手持警棍，有的拿着随手找到的棍棒，劳埃德发现其中有曲棍球棒、长柄大锤，甚至还有椅子腿。他们在舞台上上蹿下跳，一边大呼小叫，一边比划着手里的武器。劳埃德很确定，他们马上就要开始打人了。

他站起身，不假思索地和沃纳、沃洛佳一起在艾瑟尔和茉黛的面前组成了一道人墙。

一半的观众急欲离开，另一半观众则叫嚷着朝入侵者挥起了拳头。试图离开剧院的人们互相推攘，爆发了小规模的冲突，大多数女人都在哭。

沃尔特在舞台上抓住讲台大喊：“请大家保持冷静，不要乱！”大多数人都没听见他的话，听见的也只当耳旁风。

冲锋队员纷纷跳下舞台，混入人群。劳埃德拉起母亲的手。沃纳同样拉起了茉黛的手，他们朝最近的出口跑。但这时，所有的出口都堵上了，拥挤着急欲离开的人群。对此，威吓观众离开的冲锋队员却无动于衷。

闯入者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观众里却有妇女和老人。劳埃德想反抗，但他意识到这不是个好主意。

一个戴着军用钢盔的冲锋队员用肩膀撞击劳埃德，他朝前打了个趔趄，撞在母亲身上。劳埃德极力克制，不和冲锋队员正面冲突，他先要保护好母亲。

一个手持警棍、满脸雀斑的少年在沃纳背后用力推搡，大声喊：“出去，快滚出去！”沃纳飞快转身，朝他逼近一步：“法西斯猪猡，不许你碰我！”这个年轻的冲锋队员一下子僵住了，露出惊慌的神色，似乎没料到会有人反抗。

沃纳转回身，和劳埃德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保护两位母亲上面。然而，领头的壮汉听见了他们的对话，他大嚷道：“你叫谁是猪啊？”他冲向沃纳，一拳打中了沃纳的后脑勺。这一拳太快，目标又太弱小，沃纳大叫了一声，向前踉跄了几步。

沃洛佳冲到两人之间，朝壮汉的脸上来了两拳。劳埃德羡慕沃洛佳的快拳，但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保护母亲的任务上。不一会儿，他和沃纳把两位母亲送到门口，设法把她们在门厅安顿下来。这里没人推撞，也没有暴力——因为没有冲锋队员。

母亲们脱险了以后，劳埃德和沃纳回头看向剧院礼堂。

沃洛佳正在和那个壮汉搏斗，但有点力不从心。他不断地击打着对方的脸和身体，但没起多大效果，壮汉像躲避烦人的苍蝇一样轻易地躲过了沃洛佳的进攻。尽管人高马大，动作迟缓，但他两记重拳分别击中沃洛佳的前胸和脑袋，把他打得踉踉跄跄。壮汉收回拳头，准备给沃洛佳重重一击，劳埃德觉得这一击很可能会要了沃洛佳的命。

这时，在舞台上的沃尔特飞扑过来，骑在壮汉的背上。劳埃德差点欢呼起来。沃尔特和壮汉交缠着四肢摔倒在地，沃洛佳暂时得救了。

方才推挤沃纳的雀斑少年威吓着试图离开的人们，用警棍击打着他们的背和头部。“你他妈个懦夫！”劳埃德狂叫着朝他奔去。但沃纳冲在了前面，他挤过劳埃德，抓住警棍，想把它从少年手上抢下来。

戴着钢盔的年长冲锋队员加入了这场混战，他用鹤嘴锄柄狠狠地击打沃纳。劳埃德上前一步，给了他一记直拳，这一拳正好落在了对方的左眼旁。

对方是个退役老兵，可不是这么容易退缩的。他转过身，用棍子击打劳埃德。劳埃德轻易地躲过棍棒，又给了他两拳。他的拳头依然落在对方的眼睛四周，皮都打破了。但头盔护住了对方的脑袋，使得劳埃德的左勾拳完全没了用武之地。他把拳头绕过对方所持的鹤嘴锄柄，再次击打对手的面部。老兵放弃了抵抗，鲜血从眼睛周围的伤口涌出来。

劳埃德朝四处看了看，发现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还击了，心里涌起一股原始的快意。大多数观众都已经离开了大厅，留下的都是青壮年。他们拿起椅凳，朝冲锋队员们扑去。这样的年轻人有几十个。

背后突如其来的狠狠一击使劳埃德直冒金星。他回过头，看见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正举起块木头要对他再来一下。劳埃德上前，朝对方的肚子狠狠地来了两下，先是记右勾拳，然后又来了记左勾拳。对方喘着粗气，放下了手里的木头。劳埃德趁势在对方的下巴上来了记上勾拳，男孩一下子晕了过去。

劳埃德揉着后脑勺。他被打得很痛，好在没有流血。

劳埃德的指节破了皮，在流血。他弯下腰，拿起了被男孩丢弃的那块木头。

再次观察四周的时候，他欣慰地发现一些冲锋队员已经撤走了。他们爬上舞台，消失在侧面，多半是想从来时的舞台侧门退出去。

惹起这场群斗的壮汉倒在地上，像是脱臼一样抓着自己的膝盖。威廉·伏龙芝站在他面前，用木头铲子一次次地击打着他，用对方惹起纷争时的用词一遍遍大声重复地说：“你们在当今的德国是不受欢迎的！”无助的壮汉想躲开，但伏龙芝不依不饶地继续追打，几个冲锋队员见势不妙，连忙拽起壮汉的胳膊把他拖走了。

伏龙芝放了他们。

我们打赢了？劳埃德越想越兴奋。可能是吧。

年轻人把剩下的几个冲锋队员赶上台后停了下来。他们大声叫骂，看着冲锋队员消失在舞台侧面。

劳埃德看着其他人。沃洛佳脸肿了，一个眼睛闭合着。沃纳的外套被撕破了，一块布料从衣服上垂了下来。沃尔特坐在舞台正前方的第一排，正呼吸急促地揉着自己的胳膊。伏龙芝用力一掷，手上的铲子从空着的座椅上方飞向礼堂后面。

十四岁的沃纳到底还是个孩子，他兴奋地说：“我们打败他们了，不是吗？”

劳埃德露齿一笑：“是的，我们做到了。”

沃洛佳抱住伏龙芝的肩膀说：“对一群学校里出来的娃娃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对吗？”

沃尔特说：“集会却中断了。”

胜利感被打消，年轻人们愤恨地看着沃尔特。

沃尔特看上去很生气。“孩子们，现实一点。我们的支持者都被那些人吓跑了。他们何时才敢来参加政治集会啊？纳粹摆明了态度。除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集会，参加其他政党的集会都会有危险。今天真正的失败者是整个德国。”

沃纳对沃洛佳说：“我恨那些该死的冲锋队员。我想我也许会加入你们的共产党。”

沃洛佳用碧蓝的眼睛盯了他一会儿，然后低声对他说：“如果真想反抗纳粹，你或许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劳埃德不明白沃洛佳的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茉黛和艾瑟尔跑回了礼堂，两人几乎同时开口，如释重负地又哭又笑。被她们一折腾，劳埃德就忘了沃洛佳的那番话，以后也没再想起过。

四天后，埃里克·冯·乌尔里希穿着希特勒青年团 【8】 的制服回到家。

他觉得自己像个王子。

埃里克穿着冲锋队员的棕色衬衫，胳膊上绑着纳粹十字袖章。他还戴着他们的黑色领带，穿着他们的黑色短裤。他以为自己是献身于祖国的爱国战士，但最终不过是犯罪团伙中的一员。

这比支持赫塔队的感觉还要好，那是柏林人最爱的一支足球队。星期六不参加政治集会时，沃尔特经常带他看赫塔队的比赛。两件事都给埃里克一种跟众人在一起同仇敌忾的感觉。

但赫塔队有时会输球，而输球会让他回家后感到很落寞。

纳粹没有输过。

埃里克害怕父亲看到这身制服会责备他。父母和时代的步调不一致，让他很气愤。所有他的同龄人都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一起运动、唱歌，一起在田野和城郊的森林里尽情探险。他们是聪明、健康、诚实、做事有实效的年轻一代。

埃里克非常担心将来某一天也许要参战——像爷爷和父亲那样上战场打仗——他希望自己能为那一刻做好准备，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积极进取的德意志战士。

纳粹讨厌共产党，但父亲和母亲也是。所以就算纳粹讨厌犹太人，那又怎么样呢？冯·乌尔里希一家又不是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要在意？但是父亲和母亲固执地不肯加入纳粹党。算了，埃里克受够了，决定违抗父母的意愿。

他还是很害怕。

和以往一样，埃里克和卡拉放学了，但父母都还没回家。艾达一边为他们端上茶点，一边噘着嘴，用责备的眼神看着埃里克，但她只是说：“你们得自己收拾桌子——我头很疼，这就要去躺一会儿。”

卡拉很担心：“这是你常要去看医生的原因吗？”

艾达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是的，没错。”

她显然在隐瞒着什么事情。艾达生病了，还为此撒谎了，这个念头让埃里克很不安。艾达一直都对他很好。他永远不会像卡拉那样向艾达表达自己的爱，但他其实比表面上更爱她。

卡拉也很挂念艾达的身体：“希望你很快能好起来。”

卡拉最近越来越成熟了，这让埃里克非常困惑。尽管比她大两岁，但很多时候他仍然感到自己像个孩子，而卡拉却时常表现得像个大人。

艾达宽慰他们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埃里克吃了些面包。艾达离开餐厅以后，他嚼着面包对卡拉说：“我在初级组，但十四岁以后就会升级。”

卡拉说：“爸爸会暴跳如雷的，你疯了吗？”

“李普曼先生说，爸爸会惹上麻烦的，如果他坚持要我离开青年团。”

“哦，太妙了。”卡拉说。她话里凌厉的讽刺意味，时不时会刺痛埃里克。“所以，你是准备让爸爸和纳粹干上一仗了。”卡拉嘲讽地说，“真是个好主意，你太为我们这个家着想了。”

埃里克醒悟了。他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除了法国人方丹和犹太男孩洛特曼，班里的其他男生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你让我怎么办？”他负气地说。

卡拉往面包上抹了点鱼酱。“为什么你要和别人一样呢？”她问，“他们大多数人都很笨。你曾经说过，鲁迪·洛特曼是班上最聪明的男生。”

“我才不要和他们一伙呢！”埃里克叫喊道，他急哭了，这让他有点窘迫，“为什么我要和没人喜欢的孩子在一起玩呢？”正是这一点给了他反抗父亲的勇气——他再也受不了了，当所有德国男孩都穿着制服在操场上玩时，他接受不了自己和犹太人及外国人一起走出学校。

这时，他俩都听到了一声哭喊。

埃里克看着卡拉问：“是什么声音？”

卡拉皱着眉：“我想应该是艾达。”

接着他们听见了更清晰的一声：“救命！”

埃里克站起身，但卡拉抢在了他前面。他跟着她。艾达的房间在地下室。他们奔下楼梯，跑进艾达的小卧室。

靠墙摆着一张狭小的单人床。艾达躺在床上，面容痛苦地扭曲着。她的裙子湿透了，地上有一摊水。埃里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小便失禁了吗？太吓人了。家里没有其他成年人。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卡拉也很害怕——从她的表情就能看出这一点——但她并没有慌了手脚。她说：“艾达，你到底是怎么了？”她的声音出奇地平静。

“我的羊水破了。”艾达说。

埃里克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卡拉也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说。

“我是说我要生孩子了。”

“你怀孕了吗？”卡拉吃惊地问。

埃里克说：“可你还没结婚啊！”

卡拉生气地说：“埃里克，快闭嘴——你难道连这种事都不懂吗？”

他当然知道，女人不结婚也能生小孩——但艾达不能！

“这是你上星期看医生的原因，是不是？”卡拉问艾达。

艾达点了点头。

埃里克仍然尝试着理解目前的局面。“你觉得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吗？”

“当然知道，他们只是没告诉我们罢了。拿条毛巾来。”

“毛巾在哪里？”

“在楼梯口的晾衣橱里。”

“要干净的吗？”

“当然要干净的！”

埃里克跑上楼，拿了一条白色的小毛巾，又跑下来。

“这条不太合适。”卡拉说，但她还是接了过去，擦干了艾达的双腿。

艾达说：“我马上就要生了，我知道，但不知道该怎么办。”说着她哭了起来。

埃里克看着卡拉。现在她说了算。这和年龄没有关系——他只能按卡拉的指令行事。卡拉在这样的紧急关头能保持镇定。但他能感觉到她也很害怕，不像外表那样坚强。埃里克觉得卡拉每一刻都有可能崩溃。

卡拉转身对埃里克说：“把洛特曼医生叫来，”她说，“你知道他的诊所在哪儿。”

这个任务自己完全能对付，埃里克轻松了许多。这时他想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如果他不在呢？”

“白痴，问洛特曼夫人该怎么办啊！”卡拉说，“快去——跑！”

埃里克很高兴能离开地下室。里面发生的事情既神秘，又让人恐惧。他一步三个台阶地奔上楼梯，飞一般冲出了门。埃里克至少还知道该怎么跑。

洛特曼医生的诊所离他家有半英里远。埃里克一路飞奔。他一边跑一边想着艾达的事。谁是她孩子的父亲？他记得去年夏天艾达曾和保罗·胡贝尔看过几场电影。他们在一起睡觉了吗？他们一定睡过了！埃里克和朋友们经常谈到性，但完全不了解两性关系。艾达和保罗在哪儿睡的呢？不可能在电影院吧？难道两个人不需要躺下吗？埃里克困惑极了。

洛特曼医生的诊所在贫民区的一条小街上。埃里克常听母亲说，洛特曼是位好医生，治疗了许多付不起高昂诊费的工人兄弟。诊所在一楼，有接待室和诊疗室，医生一家住在二楼。

诊所外面停着一辆绿色的欧宝四系车，这种外形丑陋的双人座小车常被人称为“三条腿青蛙”。

诊所前门没有锁，埃里克喘着粗气走进门，进了接待室。一个老人在角落里大声咳嗽，还有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女子。“有人吗？”埃里克喊，“洛特曼医生在吗？”

医生的妻子走出诊疗室。汉尼洛尔·洛特曼是个五官端正的高个子美女，她严厉地看了埃里克一眼。“你怎么敢穿着这套制服上这儿来？”她责问道。

埃里克愣住了。洛特曼夫人不是犹太人，但她丈夫是——埃里克在忙乱中忘了这一点。“我们家的女仆快生了！”他说。

“你想让犹太医生帮你吗？”

埃里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完全没想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会换来犹太人的反击。但他很快就明白洛特曼夫人的理由很充分。既然冲锋队员在大肆叫嚣要杀死犹太人，那犹太医生为何还要帮助他们雅利安人呢？

他不知该怎么办了。附近还有许多别的医生，但埃里克不知道他们的诊所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肯不肯帮助一个陌生人。“我妹妹让我来的。”他底气不足地说。

“卡拉比你懂事多了。”

“艾达说她的羊水破了。”埃里克不知道“羊水”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这个词很重要。

洛特曼夫人瞪了他一眼，返回诊疗室。

角落里的老人咕哝了一声。“我们始终是一群肮脏的犹太人，除非你们需要我们帮忙！”他说，“‘洛特曼医生，你快来吧’‘科赫律师，你怎么看？’‘古德曼先生，借我一百马克好吗？’”说到这儿，老人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女孩从走廊里走了进来。埃里克心想，她一定是洛特曼夫妇的女儿伊娃。他好几年没见过伊娃了。她的胸部开始发育了，但还是矮墩墩的，长相普通。伊娃问他：“你父亲让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吗？”

“他不知道这件事。”埃里克说。

“小不点儿，”伊娃说，“这下你麻烦了。”

埃里克把目光移向诊疗室的门。“你觉得你爸爸会去我家吗？”他问，“你妈妈对我很凶。”

“他肯定会去。”伊娃说，“只要有人生病，他就会竭尽全力治疗。”接着她语带轻蔑地说，“无论种族和党派，他都以病人为先，我们可不是纳粹！”说完她走出了接待室。

埃里克觉得很委屈，他没想到这身制服会给他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学校里所有人都觉得这制服很好看。

过了一会儿，洛特曼医生出现在诊疗室门口。他对两个候诊的病人说：“很抱歉，有人临盆了，我会尽快回来。”接着，他看了一眼埃里克，说：“来吧，小伙子，坐我的车吧，即便你穿着这身制服。”

埃里克跟着他走出诊所，坐进了“三条腿青蛙”的副驾驶座。埃里克很喜欢汽车，希望尽快能到开车的年龄。平时，坐各种车都能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他会好奇地看着汽车上的各种按钮，认真学习开车的技巧。但穿着青年团的制服坐在犹太医生旁边，却让他像件展品一样难受。如果被李普曼先生看到该怎么办啊？一路上，他都很苦闷。

好在不远，没几分钟，汽车就开到了冯·乌尔里希家门口。

“生孩子的女士叫什么名字？”洛特曼问。

“艾达·汉普尔。”

“没错，上星期她来过。婴儿早产了，快带我去见她。”

埃里克带医生进了屋。他听到一阵啼哭声，孩子已经生了！他连忙冲到地下室，医生跟着他。

艾达仰面躺在床上。床单已经被血和其他东西浸湿了。卡拉怀抱着婴儿站在床边。小婴儿身上裹着一层黏液。艾达的裙子底下有一根粗绳似的东西，连在婴儿身上。卡拉害怕地瞪大了双眼。“我做得对吗？”她大声问。

“你做得很对，”洛特曼医生的话让她安下心来，“再抱一会儿婴儿。”他坐在艾达身边，听了听她的心跳，摸着她的脉搏，问：“亲爱的，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很累。”艾达说。

洛特曼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站起身，看了看卡拉怀中的婴儿。“孩子很小。”他说。

埃里克五味杂陈地看着医生打开包，拿出几根线拧成了一条绳子，然后在绳子上打了两个绳结。医生给绳子打结的时候轻声对卡拉说：“为什么哭啊？你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你凭一己之力接生了一个孩子！我不来你也能做得很好。长大以后，你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医生！”

卡拉平静了些。她小声说：“医生，你看看他的头，”医生凑到她跟前才听清她说了什么，“这孩子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让我看看。”医生拿出一把锋利的剪刀，在绳结间把绳子剪成两截，然后从卡拉手里接过光溜溜的孩子，把他举在跟前仔细端详。埃里克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但是婴儿那么红、那么皱、那么瘦，实在不好说。然后，医生想了一会儿，说：“哦，亲爱的。”

再仔细一瞧，埃里克发现了一点不对劲。婴儿的脸两边不匀称。其中一侧正常，另一侧却凹下去一块，眼睛看上去也有点奇怪。

洛特曼让卡拉继续抱着小婴儿。

艾达又开始呻吟了，她看上去的确很累。

等她放松下来，洛特曼伸手到她的裙子底下，拿出一团东西，有点像肉，让人恶心。“埃里克，”他说，“拿张报纸来。”

埃里克问：“哪种报纸？”他的父母每天都会把所有主流报纸带回家。

“小伙子，任何一种都行，”洛特曼温和地说，“我只是拿来包东西。”

埃里克跑上楼，找了张前天的《福斯日报》。他回到地下室，洛特曼用报纸包住了那团肉一样的东西，放在地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胎盘，”他对卡拉说，“待会儿最好烧掉它。”

接着，他又坐到床边。“艾达，我亲爱的姑娘，你表现得非常勇敢，”他说，“你的孩子活下来了，但他似乎生病了。我们把他洗一洗，包得暖和点，然后带他去医院。”

艾达很害怕。“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必须带他到医院检查。”

“他会好起来吗？”

“医院里的医生会尽力诊治，其他的我们就交给上帝吧。”

埃里克知道犹太人和基督徒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但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洛特曼说：“艾达，你觉得自己能起床和我一起去医院吗？孩子需要妈妈喂。”

“我太累了。”艾达又说了一遍。

“再歇一两分钟，但不能太久，婴儿需要马上就诊。卡拉会帮你穿好衣服。我先上楼了。”然后，他转向埃里克，玩笑似的说：“纳粹小子，跟我上楼去吧。”

埃里克真想挖条地缝钻进去。洛特曼医生的宽容比洛特曼夫人的斥责更让他难受。

他们正要离开时，艾达叫住了医生。

“亲爱的，有事？”

“孩子叫库尔特。”

“这名字很棒。”说完，洛特曼医生便带着埃里克离开了。

劳埃德为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做助理的第一天，正赶上新一届议会成立首日。

沃尔特和茉黛拼命工作，希望挽救德国脆弱的民主。劳埃德很理解他们的绝望，一方面因为沃尔特夫妇是他从小就认识的好人，另一方面是他很怕英国会步德国后尘，走上一条通往地狱的不归路。

选举没解决任何问题。纳粹获得了百分之四十四的相对多数票，但仍少于他们希望达到的百分之五十一。

沃尔特看到了希望。他在开车前往议会开幕式的路上，对埃里克说：“即便用上高压手段，他们也没能赢得多数德国人的选票。”说着，他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方向盘，“不管他们说了什么，纳粹都不受欢迎。他们在政府的时间越长，人民就越能看清他们的嘴脸。”

劳埃德没有这么确定。“纳粹关闭了反对党的报社，把议员关进监狱，贿赂警察，”他说，“怎么还会有百分之四十四的选民投他们的票呢？我不觉得这个结果能让人安心。”

议会大厦烧毁严重，完全不能用了。于是开会地点选在了科尼格广场对面的国家歌剧院。这是一座综合性大剧院，有三个音乐厅、十四间小剧场，外带餐厅和酒吧。

他们刚到，就被剧院周围的情况吓了一跳。冲锋队员把整座大剧院包围了。议员和他们的助理站在入口处，试图进去。沃尔特生气地说：“希特勒现在是想通过阻挠我们进场，来为他自己开路吗？”

劳埃德发现，所有的门都被冲锋队员堵住了。他们把穿着纳粹制服的人放进去，其他人却得出示证件。一个年纪比劳埃德还小的少年轻慢地打量着劳埃德，然后不太情愿地把他放了进去。这是种赤裸裸的恐吓。

劳埃德觉得自己快要炸了，他最讨厌被恐吓。只要来个左勾拳，他就能把这个冲锋队少年打翻在地。不过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转身走了进去。

那次，在人民剧院打完架以后，艾瑟尔检查了劳埃德头上鸡蛋大小的肿块，让他赶快回英国去。他说服了母亲，可以晚点动身，但回英国是迟早的事。

艾瑟尔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其实他知道。有时他的确很害怕，但这只会激起他的斗志。直觉让他发起进攻，而不是选择后退。这点让艾瑟尔非常担心。

讽刺的是，事到临头，艾瑟尔也一样。虽然害怕，但留在柏林见证德国的历史性转折让她激动不已，她也因为纳粹实施的暴力和压迫而义愤填膺。艾瑟尔决心写一本法西斯主义政策的专著，用以警示其他国家的民主人士。“你比我更容易招来危险。”劳埃德曾对她这样说过，可她就是不听。

歌剧院里面站满了冲锋队员和党卫军的人，许多人都带着武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表情和举止都是对反纳粹者的憎恨和不屑。

社会民主党的小组会，沃尔特迟到了。劳埃德焦急地在里面到处找开会的房间。他往辩论厅里看了一眼，发现一面巨大的纳粹十字旗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占满了整个大厅。

下午大会开始后的第一个议程将是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可以使希特勒内阁在没有议会的授权下通过新的法律。

授权法案为德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希特勒将彻底地成为一个独裁者。过去几周的镇压、凌辱、暴力和苦难将永远存在下去。简直无法想象。

劳埃德想象不出哪一国的议会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这相当于让议员投票表决剥夺自己的参政权。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

他在一个小剧场里找到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社会民主党的内部会议已经开始。劳埃德匆忙把沃尔特引入会场，然后就被派去倒咖啡了。

在冲咖啡的队伍中，劳埃德发现在自己前面的是一个脸色苍白、表情机警、一身黑的年轻人。劳埃德的德语比以前流利很多，他有足够自信和陌生人攀谈了。通过交谈，劳埃德得知，黑衣年轻人叫海因里希·冯·凯塞尔，和他一样是没工资的助理，而海因里希为他的父亲工作，天主教中央党议员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

“我爸爸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很熟，”海因里希说，“1914年，他们都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做过随员。”

政治和外交界的圈子可真小，劳埃德心想。

海因里希告诉劳埃德，回归基督教的信仰是解决德国一切问题的良方。

“我不怎么喜欢教徒，”劳埃德诚实地说，“请别介意。我外公是威尔士的福音传道者，我妈妈却对宗教不以为意。我继父是个犹太人。我们周末时常会去阿尔德盖特的圣公会教堂做礼拜，因为那里的牧师是个工党党员。”

海因里希笑了笑说：“无论如何，我都会为你祈祷的。”

劳埃德记得，天主教徒不会说服别人改变信仰。阿伯罗温老家的外祖父母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觉得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那几卷福音书，任何不信福音的人都将受到诅咒。

回到内部会议会场时，沃尔特正在发言。“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他说，“通过这样的宪法法案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代表在场，这就要求647名代表中有432名在场。另外，在场的代表中也必须有三分之二投赞成票。”

放下托盘的时候，劳埃德在脑海中简单计算了一下议员的人数比。纳粹党有288个议席，和他们结盟的民粹党有52个议席，总共是340张赞成票——这比法定多数还差将近一百票。沃尔特说得对，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劳埃德宽心了一点。他坐下听讨论，顺便提升一下自己的德语水平。

但很快他又紧张起来。“别这么确定，”一个操着柏林工人阶级口音的代表说，“纳粹和中央党高层达成了交易。”劳埃德想起，中央党就是海因里希为之服务的政党，“这样他们又能多得74票。”这个男人说。

劳埃德皱起了眉。中央党为什么会支持一项剥夺他们权益的法律呢？

沃尔特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同样的想法。“天主教徒怎么会这样蠢呢？”

劳埃德希望在倒咖啡前就知道这件事，那样就可以跟海因里希辩个明白了。也许还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呢！真该死！

操着柏林口音的男人说：“意大利的天主教政党和墨索里尼达成了协议——一项保护教堂的协定。这里的情况也一样。”

劳埃德算了算，中央党的支持将使纳粹的票数达到414票。“仍然没达到三分之二多数。”他如释重负地对沃尔特说。

一个年轻的助理听到他的话，向大伙澄清道：“你们难道把议长最近的宣言忘了吗？”德国议会的现任议长是希特勒的亲密同伴赫尔曼·戈林。劳埃德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份宣言。其他人似乎也没听过。议员们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位助理继续向大家解释：“他剥夺了缺席的共产党议员的投票权，因为他们都被投入了监狱。”

全场响起愤怒的抗议声。劳埃德发现沃尔特的脸涨得通红。“他无权这么干！”沃尔特说。

“这完全是非法的，”助理说，“但他就是这样做了。”

劳埃德非常失望。法律能够如此儿戏吗？他又做了番计算。共产党拥有81个议席。如果他们的票数不算，纳粹只要达到566票的三分之二，也就是378票就行了。纳粹党和民粹党的总票数加起来不到378票——但如果有中央党的支持，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将取得议会的多数。

有人说：“这完全是非法的，我们应该以缺席抗议！”

“不能这样做！”沃尔特慷慨激昂地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法案了。我们应该说服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们。韦尔斯必须马上去见卡斯。”奥托·韦尔斯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首，路德维希·卡斯是中央党的党首。

会场里响起一阵附和声。

劳埃德做了个深呼吸，镇静地对沃尔特说：“乌尔里希先生，你何不跟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吃顿午饭呢？我没记错的话，战前你们曾在伦敦一起工作过。”

沃尔特哑然失笑道：“那个讨厌的家伙！”

也许共进午餐不是个好主意。劳埃德说：“我不知道你不喜欢他。”

沃尔特想了想说：“我讨厌他——但我向上帝起誓，我愿意做一切尝试。”

劳埃德问：“要我向他发出邀请吗？”

“好吧，那就试一试。如果他肯接受，告诉他一点钟在赫仑俱乐部见面。”

“知道了。”

劳埃德赶到海因里希刚才进入的小会场，急步走了进去。一场类似于社会民主党小组会的讨论正在进行。劳埃德环顾会场，看见了一袭黑衣的海因里希，和他对视一眼，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出来。

走出会场后，劳埃德对海因里希说：“据说你们这边会支持授权法案。”

“尚不确定，”海因里希说，“意见还没有统一。”

“哪些人反对和纳粹合作？”

“布鲁宁和其他人。”布鲁宁是前总理，在中央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劳埃德感觉到了希望。“还有些什么人？”

“你把我叫出来是为了套我的话吗？”

“对不起，当然不是。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想和你父亲共进午餐。”

海因里希一脸狐疑。“他们不是朋友——你应该很清楚，不是吗？”

“我听说了，但今天他们应该把私人恩怨抛在一旁！”

海因里希不是很确定的样子。“我去问问他吧，稍等。”他转身走进会场。

劳埃德不知道这个办法管不管用。可惜，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不是好朋友。但他就是不信天主教徒会投票支持纳粹。

最让他不安的是，这种事会发生在德国，也就会发生在英国。如此严峻的形势，让他不寒而栗。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不想生活在独裁统治下。他希望像父母一样在政界工作，想为阿伯罗温的矿工，以及像他们一样的民众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有人们能畅所欲言的政治集会，需要有反对政府的媒体言论，需要有不必担心被偷听且能自由辩论的社会环境。

法西斯主义禁止所有这一切。但纳粹也许会失败。沃尔特也许能说服戈特弗里德，阻止中央党对纳粹的支持。

海因里希出来了。“他同意和沃尔特吃饭。”

“太好了！乌尔里希想请他去赫仑俱乐部吃饭，一点钟行吗？”

“真的吗？他是那个俱乐部的会员吗？”

“应该是的——为什么这样问？”

“那是个只有上层人士才能加入的俱乐部。我想他一定叫沃尔特·冯·乌尔里希。虽然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可他一定来自一个尊贵的家庭！”

“或许应该先去订个位。赫仑俱乐部在哪儿？”

“就在大街拐角。”海因里希把赫仑俱乐部的方位告诉了劳埃德。

“可以订四个人的位子吧？”

海因里希笑了：“为什么不？如果不希望我们在场，再让我们离开就好。”说完他重新返回了会场。

劳埃德离开国家歌剧院，快步穿过广场，经过烧毁的议会大厦，走到赫仑俱乐部。

伦敦有很多这样的绅士俱乐部，但劳埃德从来没去过。赫仑俱乐部虽然是家餐厅，但肃穆得像座殡仪馆。侍者们穿着全套晚礼服，安静地把刀叉摆在白色的桌布上。侍者领班接受了劳埃德的预订，庄严地写下了冯·乌尔里希的名字，就像在“死亡之书”上写下死者名字一样。

劳埃德返回歌剧院。剧院里更繁忙，也更嘈杂了。气氛似乎也更加紧张了。有人在兴高采烈地喊，希特勒将以授权法案的建议开启这届议会的开场式。

快到一点钟的时候，劳埃德和沃尔特穿过广场，朝赫仑俱乐部走去。劳埃德说：“海因里希·冯·卡塞尔对你是赫仑俱乐部会员这件事，感到很吃惊。”

沃尔特点了点头，说：“十几年前，我是赫仑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那时，它叫朱尼俱乐部。我们聚在一起反对《凡尔赛条约》。现在，这里逐渐成为右翼人士的基地。我也许是这里唯一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之所以保留着会员身份，是因为这里是个和对手见面的好地方。”

走进赫仑俱乐部，沃尔特指着吧台边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对劳埃德说：“那位就是路德维希·弗兰克，曾和我们在人民剧院并肩作战的小沃纳的父亲。”沃尔特说，“我确定他不是这里的会员——他甚至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不过他似乎正在和他的岳父赫尔巴德伯爵吃饭，就是那位坐在他旁边的老者。跟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走到吧台边，沃尔特为劳埃德做了介绍。弗兰克对劳埃德说：“是你吧，几周前和我儿子打了场群架。”

劳埃德不禁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肿已经消了，但还是一碰就疼。“先生，我们要保护在场的女士。”他说。

“年轻气盛没什么不对，”弗兰克说，“小伙子，干得好。”

沃尔特不耐烦地打断了他：“鲁迪，干扰选举集会已经够糟的了，你们的领导人还想彻底破坏德国的民主！”

“民主制也许不适合德国政府，”弗兰克说，“感谢上帝，我们与美国和法国还是有那么点儿不一样的。”

“认真点，难道你不怕失去自由吗？”

弗兰克突然严肃了起来。“沃尔特，我很认真。”他冷冷地说，“十多年前，我和母亲一起从俄国 【9】 来到德国，父亲没能和我们一起来。他被人发现拥有一本宣扬资本主义自由的反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这是个多么严重的罪名啊！他被送往北冰洋的一座集中营。他也许——”弗兰克的声音哽咽了，他咽了口口水，平静了下来，说，“他也许还被关在那里。”

四个人都不说话了。劳埃德非常吃惊。大体上，他知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政府可能会很无情，但亲耳听到悲痛中的亲历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却是另一码事。

沃尔特说：“鲁迪，我们都恨布尔什维克——但纳粹只会更糟。”

“我愿意承受风险。”弗兰克说。

赫尔巴德伯爵说：“我们去吃午饭吧。我下午还有个会面。抱歉。”说完，他们便离开了。

“他们总是这样说，”沃尔特发怒了，“纳粹总喜欢把扫除布尔什维克当挡箭牌！似乎布尔什维克是纳粹以外的唯一选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一样做得到。”

海因里希和一个显然是他父亲的人走进了俱乐部——他们都有一头精心梳理的浓密黑发，只是戈特弗里德的头发稍短，并夹杂着几根白发。尽管他们长得很像，但戈特弗里德有着老式贵族的做派，相比之下，海因里希更像个浪漫的诗人，而非政府助理。

四人走进餐厅。点完菜，沃尔特就开门见山地说：“戈特弗里德，我不知道中央党能通过支持授权法案得到些什么。”

冯·凯塞尔也很直接：“我们是个天主教政党，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保护天主教在德国的财产。教徒们是为了这个才选我们当议员的。”

劳埃德不满地皱了皱眉。艾瑟尔也是个议员。她总对劳埃德说，在为投票支持他们的民众服务的同时，也要为给反对者投票的民众服务。

沃尔特换了个角度说：“民主的议会能对所有的教堂提供保护——你们却要把民主抛到一边。”

“沃尔特，醒醒吧，”戈特弗里德恼火地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他拥有了国家权力。无论我们怎么做，他都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统治德国。我们必须自我保护。”

“他的承诺一钱不值。”

“我们要来了书面的保证：天主教会将独立于这个国家，天主教会的学校不会受到骚扰，天主教徒的民主权利不会受到侵犯。”他看了看儿子，似乎在等待他的附和。

海因里希说：“他们答应今天下午第一件事，就是和我们签订这份协议。”

沃尔特说：“你们自己掂量一下，是要暴君签订的一张破纸，还是要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议会？哪个更有利呢？”

“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上帝，我们只按天父的旨意行事。”

沃尔特翻了翻眼珠。“愿天父拯救德国。”他说。

德国人没有得到足够的时间建立对民主的信心，在倾听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翻来覆去的争论时，劳埃德这样想着。德国议会才成立了十四年，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民主制度。德国在上一次大战中战败了，民众只看到货币沦为废纸和找不到工作的社会现实——对他们来说，选举权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

戈特弗里德看似很难被说动。一顿饭吃完，他的立场还是一样强硬。他的责任是保护天主教教堂。劳埃德真想骂上两句。

四人回到歌剧院，两位议员——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在大厅就坐。劳埃德和海因里希则坐在楼上的包厢观察战况。

劳埃德看见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坐在左后方的席位上，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从门口一路站到墙边，把他们围成一圈。议员们如果不通过法案，这些人似乎就不准备让他们走了。劳埃德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阵恐惧掠过心头，他想，今天所有人都被囚禁在这里了。

在一阵欢呼和掌声中，希特勒穿着冲锋队的制服走了进来。当他登上演讲台的时候，纳粹议员都狂热地站了起来，大多数都穿着冲锋队的制服。只有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保持着坐姿，但劳埃德注意到其中一两个议员转身不安地看着卫兵。如果仅仅因为不跟对手一起欢呼就感到紧张的话，他们又怎么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投票呢？

会场安静下来以后，希特勒开始发言。他站得笔直，左臂放在身侧，只用右手做手势。他的声音尖厉而强势，既像是机关枪，又像是一条咆哮的大狗。谈到1918年在德国即将战胜前选择投降的“十一月叛徒 【10】 ”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情。他并不是在假装：劳埃德觉得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些愚蠢和无知的话语。

“十一月叛徒”已经被希特勒说滥了，不过他马上改变了话题。他谈到了教堂，谈到教堂是德国最重要的地方。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主题。显然是讲给今天会左右投票结果的中央党听的。他说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是维持国家团结的两股重要力量。他们的权力不会被纳粹党政府干涉。

海因里希得意地看了眼劳埃德。

“如果我是你，我会把希特勒说的话都写在纸上。”劳埃德小声说。

两个半小时之后，希特勒开始致结束语。

结束语里充满了确定无疑的暴力威胁：“民族主义的政府确定并准备对法案遭否决的情况进行应对——法案被否决意味着抵抗。”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让众议员明白他的意思：投票反对法案将被视为抵抗的宣言。接着他又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强调了这一点：“绅士们，现在请你们决定，要和平还是要战争！”

希特勒在纳粹议员们的欢呼声中坐了下来，会议进入了中场休息。

海因里希非常兴奋，劳埃德则情绪低落。他们朝相反方向的两个小会场走去。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将进行最后的讨论。

社会民主党代表非常郁闷。他们的领袖韦尔斯将上台发言，但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几个代表说，如果韦尔斯发表谴责希特勒的言论，他恐怕很难活着离开会场。他们同样担忧自己的安危。劳埃德感到害怕，如果议员都能被杀，他们的助理又会怎么样呢？

韦尔斯告诉大家，他已经在胸袋里藏好了一粒氰化钾胶囊。如果被捕的话，他情愿自杀也不愿被凌辱。劳埃德吓坏了，韦尔斯是个民选的议员，险恶的形势却逼迫他不得不做出烈士才会有的举动。

劳埃德意识到自己今天早晨的预判全然错了。他原本以为疯狂的授权法案不可能成为现实。现在他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项法案将得以通过。他完全错判了局势。

认为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在英国也错了吗？他是不是在欺骗自己？

有人问，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们是不是做了最后的决定。劳埃德站起身。“我过去看看。”说完，他跑进中央党开会的小剧场。和之前一样，他探头进去，示意海因里希出来。

“布鲁宁和厄辛已经动摇了。”海因里希说。

劳埃德的心一沉。厄辛是天主教工会的领袖。“作为工会的一分子，厄辛怎么会投票同意通过这种法案呢？”劳埃德问海因里希。

“卡斯说，教会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反对法案，他们觉得整个社会都将陷入无序状态。”

“如果通过这项法案，镇压只会更血腥。”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样？”

“他们觉得投票反对就会被枪决。但他们还是要反对，不惜一切。”

海因里希进去了，劳埃德也回到了社会民主党那边。“抵抗派的势力正在削弱，”劳埃德告诉沃尔特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伴们，“他们害怕反对法案将引起一场内战。”

大家更沮丧了。

六点，各个党的议员都回到了辩论大厅。

韦尔斯首先发言。他平静、理性，不动感情。他指出生活在民主社会将有利于德国民众，民主将带给人民自由和社会福利，使德国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劳埃德注意到希特勒在做着笔记。

发言最后，韦尔斯勇敢地提出了对博爱、公正、自由、民主的热烈向往。“授权法案将毁灭这一切，我们不能通过这样的法案。”他的话引来了纳粹的嘲笑和揶揄声。

社会民主党议员拍手鼓掌，但他们的掌声很快被淹没了。

“我们尊重那些被迫害和被镇压的人，”韦尔斯提高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尊重德意志领土上一切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的坚定不移和忠诚值得尊敬。”

劳埃德只能从纳粹的叫喊和嘘声中听到只言片语。

“他们的献身和乐观主义精神会给德国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韦尔斯在刺耳的质疑声中坐了下来。

他的演讲起了什么作用？劳埃德完全说不上来。

韦尔斯发言之后，希特勒又站起来发言。这次他的声调完全变了。劳埃德意识到总理开场时的发言只是在热身。他的声音更亮，发言也更具攻击性，话语中透露着满满的憎恨——他时而指点，时而捶桌，时而捏拳示威。他把手放在胸前，然后双手向外一扫，似乎要把所有反对力量都扫除干净。希特勒每一处充满激情的演说都得到了支持者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他的每句话都表达着同样的情感：吞噬一切的暴虐。

希特勒同样很自信。他宣称他其实不必推出授权法案。“我们是在向议会索取我们本该轻易得到的东西！”他嘲弄道。

海因里希看起来忧心忡忡，他借故离开了包厢。过了一会儿，劳埃德看见海因里希站在楼下大厅里，和他父亲耳语了几句。

回到包厢以后，劳埃德发现他活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劳埃德问：“你们拿到他手写的保证书了吗？”

海因里希躲开了劳埃德的目光。“保证书是打字机打的。”

希特勒以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谴责结束了这段发言。他根本不在乎他们的那些否决票。“德国将得到自由！”他咆哮道，“但不是通过你们这些人！”

其他党派领导人的演讲都很短，所有人都显得很受挫。卡斯教士说，中央党将赞成这项法案。其他党派也是一样。只有社会民主党还在抗争。

投票结果宣布了，纳粹党人疯狂地欢呼起来。

劳埃德很惊恐。他看见赤裸裸的强权滥施淫威，这是何等丑陋的一幕啊！

他没和海因里希说话就离开了包厢。

在入口大堂，劳埃德看见了沃尔特，他正在哭。沃尔特用一块很大的白手帕擦着脸，但眼泪还是止不住。除了在葬礼上，劳埃德还从没见过哪个大男人像他这样哭。

劳埃德不知道该说什么，更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的人生彻底失败了。”沃尔特说，“没有任何希望了。德国的民主死了。”

4月1日，星期六，是德国的抵制犹太人日。艾瑟尔和劳埃德走在柏林大街上，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艾瑟尔为自己的新书不断在本子上做着笔记。大卫星被粗暴而醒目地贴在犹太人开的商店橱窗上。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开的百货商店门口，恐吓所有想要进去买东西的人。犹太律师的事务所和犹太医生的诊所前，都设置了警戒哨。劳埃德碰巧看见两个冲锋队员正在阻拦病人们去洛特曼医生那儿就诊，洛特曼也是乌尔里希家的家庭医生。一个手掌粗糙的挖煤工人脚踝扭伤了，他让冲锋队员滚开，后者便掉头去找容易对付的患者了。“人和人之间怎么能如此残忍呢？”艾瑟尔问。

劳埃德想起了继父，他很爱他。伯尼·莱克维兹就是个犹太人。如果法西斯主义降临英国，伯尼也会成为被仇恨的目标。这让劳埃德打了个哆嗦。

那天晚上，罗伯特的酒馆自发地举行了一场酒会。没人组织，但晚上八点，酒馆里已经坐满了社会民主党人。茉黛的记者同事们，以及罗伯特那群演员朋友都来了。他们之中的乐观派说，随着经济的萧条，自由进入了冬眠，但经济一旦恢复，民主就会醒来。而其他人只是在一旁喝闷酒。

劳埃德喝得很少。他不喜欢酒精对大脑的麻痹作用。酒精会影响思考。他问自己，德国的左翼政党能做些什么来避免这场灾难，但他找不到答案。

茉黛说了艾达的儿子库尔特的近况。“艾达把婴儿从医院里带回家了，他看上去很开心。但他的脑部受了损伤，很难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等他再大一些，可能就要被送到某类护养机构，可怜的孩子！”

劳埃德已经听说孩子是由十一岁的卡拉接生的。真是个有胆量的女孩！

九点半的时候，托马斯·马赫支队长穿着一身冲锋队的制服走进了酒馆。

上次来的时候，罗伯特把他当成了跳梁小丑，但劳埃德感受到了马赫身上的戾气。他看上去很笨，胖脸上长了一撮小胡子，但目光中的那丝残忍却让劳埃德不寒而栗。

罗伯特已经拒绝把酒馆卖给他了。马赫又来干什么呢？

马赫站在用餐区中间大声咆哮：“这家餐厅被用来搞淫乱活动了。”

食客们都安静下来，想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马赫举起一根指头，那个手势仿佛在说：你们都听好了！劳埃德突然对这个动作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畏惧感。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马赫是在模仿希特勒。

马赫说：“同性恋配不上德意志民族的男子气概！”

劳埃德皱起了眉，他在说罗伯特是个同性恋吗？

容格戴着主厨的高帽从厨房走出来。他站在门边，生气地瞪着马赫。

劳埃德被一个可怕的想法惊呆了。也许罗伯特真是同性恋。

毕竟，战后他就一直和容格住在一起。

环顾罗伯特的演员朋友们，劳埃德注意到，除了两个短发的女孩之外，其他的都是些两两成对的男人……

劳埃德疑惑了。他知道同性恋者的存在。作为一个开明的人，他觉得同性恋者不该被判刑，应该得到社会的帮助。不过，他一直把同性恋者看成性错乱的怪人。罗伯特和容格看上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开个小店，安静地生活着——这么一说，他们倒真像是对夫妇！

他转身轻声问母亲：“罗伯特和容格真是……”

“是的，亲爱的。”艾瑟尔回答。

坐在她旁边的茉黛说：“年轻的时候，罗伯特对所有男侍者来说，都是个‘祸害’。”

艾瑟尔和茉黛轻声笑了起来。

劳埃德受到了双重打击：不仅因为罗伯特同性恋的身份，也因为母亲和茉黛不把这当回事的态度。

马赫说：“从现在开始，这里停止营业！”

罗伯特说：“你没有这个权力！”

马赫无法凭一己之力关闭这个地方，劳埃德想。不过他马上回忆起了人民剧院里冲锋队拥上舞台的事情。他朝门口看去——惊骇地发现冲锋队员已经推门而入。

他们走到每张餐桌旁边，砸碎酒瓶和玻璃杯。一些顾客面无表情地观望着，另一些则起身想走。几个男人愤怒地大叫，有个女人则失控地尖声哭起来。

沃尔特站起身，他的声音非常克制。“我们应该悄悄离开，”他说，“没有必要跟这种人起冲突。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大伙都回家去吧。”

顾客们开始离开酒馆，有些人忙乱地穿上大衣，有些人衣服都不要就往外奔。沃尔特和劳埃德护送着茉黛和艾瑟尔朝门外走。钱柜在门边上，劳埃德看见一个冲锋队员打开，把里面的钱往自己口袋里塞。

目前为止，罗伯特还一直没有发作，他只是悲伤地在一旁看着，看着今晚的生意都跑光了。但抢钱就太过分了。他大声抗议，把抢钱的冲锋队员从钱柜边推开了。

冲锋队员挥起拳头，把他打翻在地，然后开始踢打躺在地上的罗伯特。很快，另一个冲锋队员也加入进来。

劳埃德上前护住罗伯特。当他推开冲锋队员的时候，听见母亲大喊“不要啊！”。容格的动作也很快，两人弯腰把罗伯特从地上扶了起来。

他们很快就遭到了更多冲锋队员的围攻。劳埃德被拳打脚踢，有个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他的脑袋。他痛苦地大叫起来，心想：不，别再打了。

他转身面对袭击他的人，用左右勾拳回击，出拳凌厉，就像教练教的那样，努力让每一拳都击中目标。他打趴下两个冲锋队员，接着却被人从背后拽住，打了个趔趄。很快他就被两个冲锋队员推倒在地，另一个狠踢了他几脚。

接着，他被拉起来，两条胳膊反扣在身后，手腕被一种冰凉的东西扣住了。有生以来他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铐。他感到一种新的恐惧，这不仅仅是一场骚乱。他被人拳打脚踢，但更糟的还在后面。

“站起来。”有人用德语对他说。

他奋力站起身，头非常疼。他发现罗伯特和容格也都被戴上了手铐。罗伯特的手在流血，容格的一只眼睛被打肿了。六七个冲锋队员把他们围在中间，其余的那些，有的拿起桌上的杯子和瓶子喝酒，有的站在甜点车旁，嘴里塞满糕点。

客人们都不见了。劳埃德松了口气，至少母亲安全了。

酒馆的门开着，沃尔特回来了。“马赫支队长，”沃尔特展现出政治家特有的牢记别人名字的才能，他鼓足勇气说，“你们的暴行有何意义？”

马赫指着罗伯特和容格。“他们是同性恋，”接着他又指了指劳埃德，“这家伙袭击正在执行逮捕任务的警察。”

沃尔特指着打开的、只剩几枚硬币的钱柜：“警察现在也抢劫了吗？”

“顾客有权从拒捕引发的混乱中得到赔偿。”

几个冲锋队员会意地笑了。

沃尔特说：“马赫，你过去应该是个执法官吧？你也许为自己自豪过。看看现在的你，还有那种自豪感吗？”

马赫被刺痛了。“我们执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

“你们准备把犯人带到哪儿？”沃尔特追问道，“是正规的拘留所还是非官方的秘密地下室？”

“当然是正规的地方，他们会被带到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拘留所。”马赫激动地说。

劳埃德看见沃尔特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笑容，意识到沃尔特巧妙地操控了马赫，利用马赫残存的职业自豪感套出了他们即将被羁押的地址。现在，沃尔特至少知道劳埃德和其他人会被带到哪儿了。

但拘留所里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劳埃德没有被捕过。不过，他住在伦敦东区，认识许多经常和警察打交道的人。小时候，他常和一些孩子踢街头足球，他们的父亲就经常犯事儿。莱曼街拘留所的名声很不好，从那出来的人总是缺胳膊少腿。据说那里的墙上都是犯人的血。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拘留所会比那里好一些吗？

沃尔特说：“支队长，这是一起国际纠纷。”劳埃德想，沃尔特之所以这么说，是希望这群人在拘留所的行为更像个警察，而不是恶棍。“你逮捕的三个都是外国人——两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他举起一只手，像是要做出抗议的姿态，“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奥地利和英国的使馆都得到了消息。我确信，很快使馆的代表就会去威廉大街的外交部登门造访。”

劳埃德不知道沃尔特的话是否可信。

马赫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外交部不会保护两个同性恋和一个愣头青的。”

“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不是你们纳粹党的人，”沃尔特说，“他会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也得听从指挥。现在，你已经在妨碍我执行公务了。”

“我警告你，”沃尔特勇敢地说，“你最好按规章办事——不然就会有大麻烦。”

“快滚。”马赫说。

沃尔特离开了酒馆。

劳埃德、罗伯特和容格被带到门口，坐进了一辆小卡车的后车厢。他们被迫躺在两排长凳之间的地板上，冲锋队员们坐在长凳上看守着。卡车开动了，劳埃德觉得被铐着的两只手钻心地疼。他觉得自己的胳膊似乎都快掉了。

好在路程不长。他们被推下车，进了一幢建筑。楼里很黑，劳埃德几乎看不见。他的名字被记在一本簿子上，护照被收走了。罗伯特的金领带夹和金表链都被拿走了。之后，他们被摘下手铐，扔进了一个光线昏暗、窗上钉着木条的囚室。里面已经关着四十多个犯人了。

劳埃德浑身都在疼。他的胸口很疼，似乎断了一根胸骨。脸蛋乌青，头疼得非常厉害。他想要一粒阿司匹林、一杯水和一个枕头。他觉得拿到其中任何一样东西至少都需要好几个小时。

劳埃德、罗伯特和容格坐在门边的地板上。劳埃德用双手抱住头，罗伯特和容格讨论着何时才会得到救援。沃尔特无疑会为他们找个律师。然而，在《议会大厦纵火案特别法令》通过以后，原有的许多法规都被废止了，他们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沃尔特还会联系使馆——政治影响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劳埃德觉得母亲很可能会给伦敦的外交部打一通越洋电话。如果打通这个电话，英国政府肯定会对他这个英国学生的被捕说上些什么。但这些都需要时间——至少一个小时，多半要两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过去了，五个小时过去了，囚室的门仍然关着。

文明国家规定了公民在没有律师，没有逮捕令，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最多会羁押多长时间。劳埃德意识到这种规则在德国是没有用的，他可能会被关上一辈子。

劳埃德发现，囚室里的其他犯人也都是政治犯：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组织者和一个神父。

夜晚很漫长，三个人都没有入睡。劳埃德觉得，在这种状况下睡觉实在难以想象。清晨的第一缕微光通过钉有木栏的窗户照进囚室时，门终于开了，但来的既不是律师，也不是外交官。两个穿着袍子的男人推着辆放着一个大盆的滑轮车进来了，盆子里盛着稀薄的燕麦粥。劳埃德没有喝粥，只是喝了一小杯完全没味的咖啡。

他估计英国使馆值夜班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初级外交官。大使起床以后，使馆一定会展开营救行动。

吃完早饭的一小时以后，门又一次被打开了。但这次站在门口的只是些冲锋队员。他们把所有犯人赶出囚室，装进一辆盖着帆布的卡车。四五十个犯人挤在卡车的后车厢里，所有人都只好站着。劳埃德设法挤到罗伯特和容格身旁。

尽管是周日，但他们仍然有可能被带上法庭。劳埃德希望最好能这样。至少法庭有律师，有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他觉得他的德语流利得可以把案情陈述出来。他开始默默演练。他在酒馆里和母亲吃饭；看见有人洗劫了钱柜；他参与了之后的纷争，他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他觉得审判后应该还有交叉询问。法官会问他，知不知道自己袭击的是一个冲锋队员。他会说：“我没注意他的穿着——我只看见了一个小偷。”法庭上会传来一阵笑声，公诉人会让自己显得很傻。

卡车把他们载到了城外。

他们可以从帆布的缝隙中看到外面的情况。行驶了大约二十多英里以后，罗伯特说：“这是奥拉宁堡。”奥拉宁堡是柏林北部的一个小镇。

卡车在一扇木门前停住了，两边都是石墙。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冲锋队员。

劳埃德慌了。法庭在哪儿？这更像是所监狱。冲锋队怎么能不经审判就把他们收监呢？

等了一会儿，卡车开进大门，停在几幢废弃的大楼前。

劳埃德更紧张了。昨天晚上他比较安心，那是因为沃尔特知道他身居何处。这个地方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如果警察坚持说没有拘留劳埃德，更没有逮捕记录，那就麻烦了。碰到这种极端情况，他如何能被救出去呢？

囚犯们下了车，被带到类似厂房一样的地方。劳埃德闻到一股酒味，也许这里原来是个酿酒作坊。

他们的名字又被点了一遍。劳埃德稍稍有些宽慰，至少他的行动被人记录下来了。他们没有被绳子绑在一起，也没戴上手铐，但周围都是荷枪实弹的冲锋队员。劳埃德突然觉得非常害怕，这些年轻人似乎很想找个理由在他们身上试枪。

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塞满杂草的帆布床垫和一条薄毯子，然后被赶进一座原来很可能用作仓库的破房子。之后又开始了等待。

一整天，劳埃德都没盼来救他的人。

晚上，推车照例推着一大盆稀饭过来了，这次里面多了些胡萝卜和大头菜。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小碗稀饭和一片面包。这次劳埃德不再拒绝了，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这顿贫乏的晚餐，希望还能再吃一点。

附近的什么地方，三四条狗狂吠了一整夜。

劳埃德觉得自己很脏。他已经连续两天穿着同一身衣服了。他需要洗澡，刮胡子，换一件干净衬衫。仓库角落的两个便桶看上去非常恶心，劳埃德实在不想去那种地方如厕。

明天是星期一，有关方面肯定会采取行动。

凌晨四点的时候，劳埃德终于睡着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就被一名冲锋队员的吼声惊醒了：“施莱彻，谁是容格·施莱彻？”

也许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

容格起身说：“我，我是施莱彻。”

“跟我来。”冲锋队员说。

罗伯特惊恐地问：“为什么？你们找他干什么？要把他带去哪儿？”

“你是哪位？他老妈？”冲锋队员说，“躺下，闭上你的嘴。”接着他用枪指了指容格，“你，出来。”

看着两人的背影，劳埃德责问自己，刚才为什么不打倒冲锋队员，抢过那把枪呢。他也许可以逃出去。即使失败了，他们又会拿他怎么样——关进监狱吗？但在刚才的紧要关头，他甚至想不到要逃。难道他已经开始拥有囚徒心态了吗？

他甚至期望能赶快喝上一碗燕麦粥。

早饭前，他们都被带到了仓库外面。

他们站在一个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上，大约四分之一个网球场那么大。这里似乎不久之前曾经用来存放过木头和轮胎这种不太值钱的东西。劳埃德在清晨的寒风中颤抖着：他的大衣落在罗伯特的酒馆里了！

接着，他看见托马斯·马赫走了过来。

秘密警察的支队长在冲锋队制服外面套上了一件黑色大衣。劳埃德注意到，马赫拖着步子走路，每一脚都踏得非常重。

在马赫后面，两个冲锋队员抓着一个裸体男人的手臂，男人的头上被套了个水桶。

劳埃德恐惧地注视着。犯人的手被绑在身后，他的下巴被一根绳子扣着，用来固定头上的水桶。

这是个身材纤细的年轻男子，长着金色的阴毛。

罗伯特呜咽道：“老天，那是容格。”

营地里的所有冲锋队员都在场地上集合了。劳埃德皱起眉。他们要干吗？玩一场残忍的游戏吗？

容格被带到铁丝网场地的中央，独自站在那里，浑身颤抖。押送他的两个人离开了几分钟，他们回来时，每人手里都牵着两条阿尔萨斯犬。

整夜狂吠的就是这四条狗。

它们很瘦，不健康的褐色皮毛一块块地秃了。它们看起来饿坏了。

冲锋队员把它们牵到了铁丝网场地上。

劳埃德依稀感觉到了即将发生的可怕一幕。

罗伯特尖声大叫：“不！”他冲上前去，“不，不，别这样！”他试图打开铁丝网上的门。三四个冲锋队员粗鲁地把他往后拉。他反抗了，但那些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小痞子，五十多岁的罗伯特根本无力抵挡。他们轻蔑地把罗伯特扔在了地上。

“不，”马赫对手下人说，“让他看着。”

他们把罗伯特拉起来，让他面对着铁丝网。

四条狗被带进场地。它们吠叫着，狂躁地流着口水。两个冲锋队员熟练地引导着它们，毫无惧色，显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驯狗师。劳埃德沮丧地想，他们可能已经这样干过很多次了。

他们放开狗，迅速退出场地。

四条狗冲向容格。一条撕咬容格的小腿，一条撕咬他的胳膊，还有一条狠咬他的肚子。被金属水桶罩住面部的人绝望地发出嘶吼。冲锋队员一起欢呼鼓掌。犯人们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鸦雀无声。

从最初的惊骇中恢复后，容格试图保护自己。他的两只手被绑住了，眼睛看不见，不过他可以把两只脚胡乱地往外踢。但他裸露的双腿对这些饥饿的狗来说，几乎没有威慑力。它们后退两步，又扑了上去，用利齿撕咬着他的肌肉。

他试图逃跑。被恶犬追着，盲目地往前猛跑，一头撞在了场地边的铁丝网上。冲锋队员们放肆地欢呼着。容格试图向另一个方向跑，但还是被铁丝网拦住了。一条狗从容格背上咬下一大块肉，引得一阵更为热烈的狂笑。

站在劳埃德身边的一个冲锋队员狂喊：“他的尾巴！咬他的尾巴！”劳埃德觉得德语里的尾巴（der schwanz）就是俗话说的阳具。这个冲锋队员乐得忘乎所以了。

容格的身体伤痕累累，全是血。他脸朝外，身体正面抵住铁丝网，保护着自己的生殖器，两条腿用力向后踢。但他越来越虚弱，踢打也越来越无力，整个人都开始站不直了。几条狗越来越凶恶，撕咬着他，咀嚼着带血的肉块。

终于，容格瘫倒在地。

四条狗专心致志地吃了起来。

驯狗师回到场地内。他们训练有素地牵住系在狗头上的绳索，把它们拽离容格，牵走了。

演出结束了，冲锋队员们开始散去，边走边兴奋地谈论着。

罗伯特冲进场地，这次没人阻拦他，他伏在容格身上大声呜咽着。

劳埃德帮他解开了容格手上的绳索，拿下了头上套着的水桶。尽管不省人事，但容格还有着浅浅的呼吸。劳埃德说：“抓住他的脚，把他搬进仓库。”劳埃德抓住容格的两条胳膊，两人合力将容格抬进昨晚睡觉的仓库。他们把容格放在一张垫子上。其他的囚犯带着一脸被慑服的恐惧表情围了上来。劳埃德希望其中有人说自己是医生，但没人是。

罗伯特脱下外衣和马甲，然后脱去衬衫帮容格擦拭血渍。“我们需要干净的水。”他说。

院子里有根储水管。劳埃德出了仓库，但他没有容器，只好回到铁丝网围起的场地上，用方才罩住容格脑袋的水桶接水。他把桶子洗干净，然后在里面装满了水。

回到仓库，劳埃德发现容格躺着的垫子已经被血浸透了。

罗伯特把衬衫浸湿，跪在垫子旁擦拭容格身上的伤口，很快他的衬衫也被染红了。

容格的身体动了动。

罗伯特轻声对他说：“亲爱的，镇静点。都结束了，我在这儿。”然而，容格却似乎没有听见。

这时，马赫带着四五个冲锋队员走进仓库。他抓住罗伯特的手臂，把他拽了起来。“现在！”他说，“你知道我们对搞同性恋的变态的态度了吧。”他说。

劳埃德指着容格，愤怒地说：“做出这种事的人才是变态。”他勃然大怒，一脸鄙夷，“马赫支队长。”

马赫对一个冲锋队员轻轻点了点头。后者看似随意地反转枪身，用枪柄狠击了一下劳埃德的头。

劳埃德摔在地上，痛苦地抱着头。

他听见罗伯特在说：“求你们了，我只想照顾容格。”

“那就照我说的做。”马赫说。

劳埃德强忍住疼痛，睁开眼睛，看着发生的一切。

马赫把罗伯特拽到仓库另一边的木桌旁，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和一支圆珠笔。“现在我只能给你当初的一半了——一万马克成交。”

“随你吧，我只要和容格在一起就行了。”罗伯特说。

“在这儿签字，”马赫说，“然后你们三个就可以回家了。”

罗伯特在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可以找这个绅士当见证人，”马赫把笔递给一个冲锋队员。他环顾仓库，看见了盯着他的劳埃德。“这个愣头青英国佬可以给我们当另一个见证人。”

“劳埃德，照他说的办。”罗伯特说。

劳埃德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揉了揉肿胀的头部，接过笔在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马赫把文件往兜里一塞，志得意满地走出了仓库。

罗伯特和劳埃德回到容格身边。

但是，容格死了。

沃尔特和茉黛来到莱特火车站，就在烧毁的议会大厦北面，一起送别艾瑟尔和劳埃德。莱特火车站是新文艺复兴式样的建筑，看上去像是座法式宫殿。他们来得早了，坐在站里的咖啡馆等火车。

劳埃德很高兴能离开。在六个星期的旅德时间里，无论语言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学到了很多，但现在他急切地想回家，想把这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人们，不要让同样的事发生在英国。

同时，他又对“逃走”这件事有几分罪恶感。他将回到一个制度完善、新闻自由、社会民主党人不受压迫的国度。他将离开冯·乌尔里希家，离开无辜者会被恶狗撕碎、人人都可能被安插罪名的独裁国度。

冯·乌尔里希家的人看上去很沮丧。沃尔特所受的打击更甚于茉黛。他们的样子，就像是听到了某个噩耗，或是亲人去世似的。除了降临在身上的灾难，他们似乎已经无力思考其他事了。

劳埃德被释放时，德国外交部道了一大堆的歉。他们说这是个可怕而不幸的错误，暗示这是劳埃德本人的愚蠢和当局的行政错误共同导致的。

沃尔特说：“我接到了罗伯特的电报，他已经安全抵达了伦敦。”

作为奥地利公民，罗伯特要离开德国并不太难。他拿到马赫那笔钱的过程倒是更曲折。沃尔特让马赫把钱汇入瑞士的一家银行。起初马赫坚持那是不可能的，但沃尔特向他施加了压力，威胁要在法庭上质疑这笔交易，他说劳埃德会证明交易是迫于压力成交的。马赫最终付了那笔钱。

“罗伯特能走，真是太好了。”劳埃德说。如果自己也能平安回到英国，他的心情会更好。劳埃德的头还是昏沉沉的，晚上在床上翻身，肋骨仍然会感到钻心的疼痛。

艾瑟尔对茉黛说：“为什么不来伦敦住呢？你俩带上孩子，一家人都来。”

沃尔特看了看茉黛。“也许我们应该去。”劳埃德判断不出这句到底是不是真心话。

“你们已经尽力了，”艾瑟尔说，“你们战斗得很勇敢，只不过对方赢了。”

茉黛说：“事儿还没完呢。”

“但你们的处境很危险。”

“德国也很危险。”

“如果你们回伦敦，菲茨也许会心软，出手帮助你们。”

劳埃德知道，南威尔士地下的煤炭，让菲茨赫伯特伯爵成了英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他不会帮我的，”茉黛说，“菲茨没有怜悯心，你我都知道这一点。”

“你说得对。”艾瑟尔说。劳埃德不知道母亲为何会如此确定，但他没机会问。艾瑟尔说：“凭你的经验，很容易在伦敦的报社找到工作。”

沃尔特问：“我又能在伦敦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艾瑟尔说，“但你在德国又能做些什么呢？作为一个无能议会里的民选议员，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劳埃德觉得母亲的话很残酷，但某种程度上，她说了必须要说的话。

劳埃德很想让冯·乌尔里希一家去英国，但又觉得他们必须留下。“我知道在这儿的日子很难，”他说，“如果好人都离开德国了，法西斯必定会越来越猖獗。”

“已经很猖獗了。”艾瑟尔说。

茉黛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去英国，我绝不离开这里。”她的话让艾瑟尔母子吃了一惊。

沃尔特、艾瑟尔和劳埃德同时把目光投向她。

“我已经在德国待了十四年，”茉黛说，“这里已经是我的祖国了。”

“但你出生在英国啊。”艾瑟尔说。

“祖国是和人息息相关的地方，”茉黛说，“我不喜欢英国。我父母很久以前就死了。哥哥也和我脱离了关系。在德国，却有许多爱着我和我爱着的人。这里有我亲爱的丈夫沃尔特，有管教不严、正走向歧途的儿子埃里克，有禀赋异常的女儿卡拉，有女仆艾达和她那个残疾的儿子，有朋友莫妮卡一家，还有我的那些记者同事……我要留在这里和纳粹斗争。”

“你已经做了很多了。”艾瑟尔说。

茉黛的声音里饱含着情感：“我丈夫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他的命，他的整个人生，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自由和美好。我不应该成为他放弃这项事业的理由。丢了事业，他也就丢了灵魂。”

艾瑟尔以一个老友的身份，推心置腹地说：“可是，你们仍然想把孩子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吧。”

“想？我们当然渴望、企盼、拼了命也愿意这么做！”茉黛哭了起来，“卡拉一想到冲锋队就会做噩梦，埃里克穿上那套该死的制服就不肯脱下来。”茉黛的暴怒让劳埃德吃了一惊，他没想到这么优雅的女士也会说“该死的”。茉黛又说：“我当然想带他们走。”劳埃德看得出她有多么绝望。茉黛不停搓着手，就像是它们被弄脏了似的，她的脑袋不安地转来转去，声音里透露着内心的挣扎。“但这是错的，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来说。我决不屈服。吃苦受难好过袖手旁观。”

艾瑟尔碰了碰茉黛的手。“很抱歉，我不该这样问。是我糊涂了。我应该知道你是不会逃跑的。”

“很高兴你提出来了。”沃尔特说。他伸出手，握住茉黛纤细的双手。“这也是茉黛和我一直在考虑的事，只是我们谁也没说。该是面对的时候了。”咖啡桌上是两人紧握的双手。劳埃德很少思索母亲这代人的情感——他们结婚，人到中年，好像这就是全部了——但是今天，他看到了沃尔特和茉黛之间那种强大的纽带，远超于世俗的婚姻关系。他们不抱幻想：知道留在这里会危及自己和孩子的生命。但他们都有视死如归的决心。

劳埃德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到这样一份爱。

艾瑟尔看了看咖啡馆里的钟：“老天！”她说，“我们差点误了火车！”

劳埃德抓起包，和母亲一起急匆匆地穿过月台，奔向即将出发的火车。汽笛轰鸣，两人在开车前的最后一刻赶上了。火车启动了，他们从车窗里探出头，向沃尔特和茉黛挥手告别。

沃尔特和茉黛站在月台上向他们挥手。两人的形象在劳埃德眼中越来越小，终于消失不见了。

第二章

1935年，布法罗

“对于布法罗的女孩，你只需要知道两件事，”黛西·别斯科娃说，“第一，她们像鱼一样喝水。第二，她们都是势利眼。”

伊娃·洛特曼咯咯地笑个不停。“我才不信呢。”她的德国口音几乎听不出来了。

“哦，是真的。”黛西说。两人正在黛西的粉白色闺房里试衣服，站在三面全身镜前。“白色和海蓝色适合你，”黛西说，“你觉得呢？”她把一件上装举到伊娃胸前，比划着。对比鲜明的颜色的确很衬伊娃。

黛西在衣橱里翻找着适合伊娃参加海滨野餐穿的衣服。伊娃并不算漂亮，黛西大部分有很多褶边和蝴蝶结的衣服只能让她显得土气。条纹衣服显然更适合伊娃粗犷的五官。

一头黑发的伊娃拥有深棕色的眼睛。“你应该穿颜色鲜亮的衣服。”黛西告诉她。

伊娃没有几件自己的衣服。她的父亲，一个柏林的犹太医生，用了一辈子的积蓄才把她送到美国。一年前，伊娃刚到美国的时候，几乎什么东西都没带。一家慈善组织支付费用，送伊娃就读黛西所在的寄宿学校——两人都是十九岁。暑假里，伊娃没有地方可去，黛西兴冲冲地把她带回了家。

起初，黛西的母亲有一点不乐意。“你一整年都在学校里，我多么希望暑假里就我们母女俩好好过。”

“妈妈，她是个好女孩，”黛西说，“她很有意思，很好相处，是个很棒的朋友。”

“我想，因为她是个从纳粹手里逃出来的难民，所以你才可怜她。”

“我才不管什么纳粹呢，我就是单纯地喜欢她。”

“好吧，但她非得和我们一起住吗？”

“妈妈，她没有任何地方可去啊！”

和往常一样，奥尔加最后还是顺了女儿的心意。

这时，伊娃问：“势利眼？没人敢瞧不起你吧！”

“哦，有，就是有这样的人。”

“但是你这么漂亮，又这么活泼。”

黛西没有否认伊娃的话。“她们就是讨厌我。”

“而且你还很有钱。”

这是真话。黛西的父亲很有钱，母亲继承了一大笔遗产，黛西到二十一岁时也能拿到一笔财产。“这不算什么。在布法罗，谁有钱谁就有权势，认真工作的人谁都看不上。布法罗最受尊敬的是那些从爷爷辈就拿到上百万美金的人。”黛西掩饰着不满，故作轻松地说。

伊娃说：“而且你爸爸还是个名人！”

“他们都认为他是个强盗。”

黛西的外祖父，约瑟夫·维亚洛夫，拥有许多酒吧和宾馆。她的父亲，列夫·别斯科夫，用这些地方赚来的钱买下杂耍剧场，再把剧场改造成电影院。现在，他还拥有一家好莱坞制片厂。

伊娃为黛西的遭遇感到不平。“他们怎么能这样说？”

“他们说我爸爸是个走私犯。也许并没说错。我不确定禁酒令的时候，他的那些酒吧是怎么赚到钱的。不管怎样，我妈妈一次都没被邀请参加布法罗商界夫人联谊会的活动。”

两个女孩同时把目光投向奥尔加，她正坐在黛西床上翻看《布法罗哨兵报》。在年轻时的照片里，奥尔加是个身材苗条的美人。现在她已经发福了，穿着也极为平庸。奥尔加对自己的外表已经失去了兴趣，但她会精力充沛地陪女儿逛商场，只要能让女儿打扮得漂亮，她从不计较会花多少钱。

奥尔加从报纸上抬起头来，说：“亲爱的，你父亲是不是真的走私，他们才不在乎呢。那些人计较的是他俄国移民的身份，计较他时不时去埃迪尔街的东正教堂领圣餐。在他们看来，这和信奉天主教一样糟。”

伊娃说：“这不公平！”

“我也许应该提醒你，他们对犹太人也有偏见。”黛西说。伊娃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原谅我如此直白。”

“我喜欢你的坦率——和德国比起来，这里简直跟梦幻王国一样。”

“千万别高枕无忧，”奥尔加忧心忡忡地说，“这份报纸上说，有些美国的商界领导人憎恨罗斯福总统，敬佩阿道夫·希特勒。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黛西爸爸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政治好无聊，”黛西说，“《布法罗哨兵报》上就没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倒是有一件，穆菲·迪克森受邀去英国了。”

“她真行啊。”黛西酸溜溜地说，丝毫不隐藏自己的嫉妒。

奥尔加读着报纸上的新闻：“大战中，在法国阵亡的‘查克’查尔斯·迪克森，其女穆菲·迪克森小姐，下周二将在美国大使夫人罗伯特·W.宾汉姆的陪同下造访白金汉宫。”

黛西受够了穆菲·迪克森的消息。“我去过巴黎，但从没去过伦敦，”她转身问伊娃，“你呢？”

“两个地方我都没去过，”伊娃说，“我第一次离开德国就乘船来了美国。”

奥尔加突然说：“哦，我的天啊！”

“怎么啦？”黛西问她。

奥尔加把报纸揉成一团。“你爸爸带着格拉迪丝·安格鲁斯去了白宫。”

“哦，”黛西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似的惊叫道，“他原本说要带上我的！”

罗斯福邀请一百位商界人士到白宫，希望他们支持他的“新政”。列夫·别斯科夫觉得罗斯福总统比共产党人好不了多少，但他很高兴能拜访白宫。可是奥尔加拒绝和他一起去，她生气地说：“我可不想陪你到总统面前装模范夫妻。”

列夫名义上住在这里——黛西的外祖父维亚洛夫在战前建造的别墅，但事实上他更多时候都在市中心的豪华公寓里过夜，和跟随他多年的情人玛伽一起。更过分的是，人人都说他和制片厂里最有名的红星格拉迪丝·安格鲁斯也有一腿。黛西能理解母亲为什么觉得被冷落。在列夫驾车出去和别的女人过夜的时候，黛西也同样有被遗弃的感觉。

列夫让她代替母亲和他一起去白宫。听到这个消息，黛西非常兴奋。她告诉自己认识的所有人，她将去白宫做客。除了父亲是议员的杜瓦两兄弟，她的朋友里还没人见过总统。

列夫没有把确切的日期告诉黛西，黛西本来以为父亲会像以前那样，在最后一刻才通知她呢！他显然改变了主意，或完全忘了有这样一回事。无论是忘了还是改主意，总之他又一次遗弃了黛西。

“宝贝，对不起，”奥尔加说，“对你父亲来说，承诺根本不管用。”

伊娃同情地看着黛西，她的目光让黛西浑身难受。伊娃的父亲在千里之外的德国，也许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但她可怜黛西，好像黛西的处境比她更糟似的。

这让黛西义愤难平，她不想让报纸上的报道毁了这一整天。“不管怎样，我是整个布法罗唯一比格拉迪丝·安格鲁斯漂亮的女孩，”她说，“现在，我该穿什么好呢？”

巴黎今年的裙子出奇的短，但相对保守的布法罗不流行穿短裙。不过，黛西有一条及膝网球裙，浅蓝色，像她的眼睛一样。该让这条裙子亮相了。她脱下长裙，换上网球裙。“你们觉得怎样？”她问。

伊娃说：“黛西，这条裙子很漂亮，只是有些……”

奥尔加说：“你会让所有人眼前一亮的。”奥尔加喜欢女儿打扮出挑的样子。也许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伊娃说：“黛西，如果他们都是势利眼，为什么你还要去参加聚会呢？”

“查理·法奎森也会去，我想嫁给他。”黛西说。

“你是认真的吗？”

奥尔加兴奋地说：“他是条大鱼。”

伊娃问：“他长什么样？”

“非常可爱，”黛西说，“不是布法罗最英俊的男孩，但非常殷勤，还有点害羞。”

“听上去是个和你完全不一样的人。”

“性格相反才会互相吸引嘛！”

奥尔加又说：“法奎森是布法罗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伊娃挑起深黑色的眉毛。“他们家势利吗？”

“非常势利，”黛西说，“但查理的父亲在华尔街股灾中失去了所有的钱，然后就死了——有人说是自杀——因此他们家需要重新积累财富。”

伊娃很吃惊。“你希望他为了钱娶你吗？”

“当然不，我要他为我着迷而娶我。但他母亲一定是为了钱才接受我的。”

“你说要他为你着迷。他有这方面的意思吗？”

“现在还没有。但我想可以从今天下午开始。没错，这条裙子正合适。”

黛西穿着浅蓝色的裙子，伊娃的衣服则是蓝白相间的条纹。打扮停当以后，她们已经迟了。

黛西的母亲没有私人司机。“我嫁给了父亲的私人司机，毁了自己的人生。”奥尔加有时会这样说。她害怕黛西也会做类似的事情——所以她才如此醉心于让女儿和查理·法奎森在一起。如果她想出门，就会让园丁亨利脱去胶鞋穿上黑西装，开上那辆老掉牙的1925年款斯图兹载她。黛西有自己的车，她有一辆红色的雪佛兰跑车。

黛西喜欢开车，喜欢开车带来的力量感和速度感。汽车向南驶到了布法罗城外，五六公里的路程让她意犹未尽，黛西真想多开一会儿。

一边开车，黛西一边想象着成为查理妻子后的生活。有了黛西的钱和查理的地位，他们将成为布法罗上流社会的领军人物。晚宴餐桌上的精美餐具会让客人们惊羡，他们将拥有布法罗码头上最大的帆船，为所有爱享乐的有钱夫妇在船上办聚会。人人都希望得到查理·法奎森夫人的邀请。如果没有黛西和查理坐在主桌，任何慈善晚会都不会成功。黛西仿佛在脑海中看到一部以自己为主角的电影，她穿着一件令人着迷的巴黎礼服，从一群仰慕她的男女中间走过，微笑着接受他们的祝福。

到达目的地时，她仍然在做着白日梦。

布法罗位于纽约州北部，靠近加拿大边境。伍德劳海滩是一片长达一英里的沙滩，在伊利湖畔。黛西停好车，和伊娃一起步行穿过沙滩。

已经有五六十人到场了。他们都是布法罗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每到夏天，他们都会白天滑水、玩帆船，晚上跳舞、聚餐。黛西和她认识的人打了招呼，几乎所有人她都认识，然后向大伙介绍了伊娃。她们拿了两杯宾治酒。黛西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有些男孩也许喜欢把宾治和琴酒混着喝，他们觉得好玩。

这场聚会是多特·伦肖办的，为人很刻薄，没人想娶她。和法奎森家一样，伦肖也是布法罗的名门望族，但在经济危机中他们的财产没有受到损失。黛西走到晚会的主办人——多特的父亲身旁，向他表示感谢。“抱歉我们来晚了，”她说，“我一时忘了时间。”

菲利普·伦肖上下打量着她：“这条裙子可真短啊。”不满的神情里掺杂着情欲。

“很高兴你能喜欢。”黛西假装听到的是对方的赞美。

“无论如何，你们总算来了，”菲利普说，“《布法罗哨兵报》来了个摄影记者，拍照最好要有一些漂亮女孩。”

黛西轻声对伊娃说：“这就是请我来的原因。他这人真是不错，还老实告诉我！”

多特出现了。她的脸型像个梨，有一个削尖的鼻子。黛西老觉得多特似乎会啄她一口。“我还以为，你和你父亲一起去见总统了呢。”她说。

黛西很窘迫。如果没到处吹嘘这件事，那该多好啊！

“我知道他带上了他的，嗯哼，女主角。”多特不依不饶，“真是罕见，这样的事情，在白宫发生。”

黛西说：“我猜，总统偶尔也想要见一见电影明星。他需要有魅力的女人，你不觉得吗？”

“埃莉诺·罗斯福才不会同意呢！根据《布法罗哨兵报》的报道，其他人都带了老婆。”

“那些人想得可真周到啊。”黛西转过身，想快点逃走。

她看见了查理·法奎森，他正在为沙滩网球设置拦网。查理脾气很好，不会拿格拉迪丝·安格鲁斯的事情捉弄她。“查理，今天过得好吗？”黛西春光明媚地问。

“还好。”他站起身。查理二十五岁左右，高个子，稍微有些超重，像是担心过高的身材会吓到别人似的微微弯着腰。

黛西向他介绍了伊娃。人多时查理会有些害羞，尤其在女孩子面前不大敢说话。但今天他努力地和伊娃搭话，问她是否喜欢美国，是否从德国收到了家信。

伊娃问他是不是喜欢野餐会。

“不太喜欢，”他真诚地说，“我情愿和狗一起待在家里。”

查理无疑觉得宠物比女孩更容易对付，黛西心想。但狗的话题十分有趣。“你养了什么狗？”

“杰克罗素犬。”

黛西在心里记了下来。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精瘦女人走了过来。“查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还没把网弄好吗？”

“快好了，妈妈。”

诺拉·法奎森戴着镶钻的细金手链、钻石耳钉，以及蒂凡尼的项链——她身上的珠宝对于一场野餐会来说奢侈了点。法奎森家并没有他们自称的那么穷，黛西心想。他们对外宣称破产，但法奎森夫人依然拥有女仆、司机和庭院里供骑用的几匹马。

黛西说：“法奎森夫人，下午好。这是我来自柏林的朋友伊娃·洛特曼。”

“你们好。”诺拉·法奎森没有伸手。在她看来，对于苏俄暴发户，礼貌是不需要的，更别说是犹太客人了。

这时她似乎突然想起件事。“黛西，你能不能四处走走，看看谁愿意打网球吗？”

黛西知道自己多少被当成了佣人，但她决定顺从法奎森夫人的要求。“当然可以，”她说，“可以来场混合双打。”

“好主意，”法奎森夫人拿出一个铅笔头和几张纸，“把参赛人的名字记下来。”

黛西甜甜地笑了笑，从包里拿出金笔和一本米黄色的记事本：“纸笔我都带来了。”

她知道网球打得好和打不好的都有谁。黛西属于网球俱乐部，从流行度来说，网球俱乐部略微逊色于高尚人士参加的帆船俱乐部。她让伊娃和杜瓦参议员十四岁的儿子查克·杜瓦搭档，让乔安妮·罗赫和杜瓦家的长子配对，十五岁的伍迪已经和他父亲杜瓦参议员一般高了，至于她自己，当然是和查理组队了。

黛西吃惊地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她认出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玛伽的儿子格雷格。两人很少碰面，黛西已经有一年没见过他了。在这一年里，格雷格似乎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他身高一米七，尽管只有十五岁，但嘴边已经长出了一圈胡子。小时候他就不修边幅，这点依然没变。他把一身昂贵的衣服穿得很马虎：夹克衫的袖子卷了起来，条纹领带松松垮垮，亚麻裤子被海水打湿了，裤脚上都是沙粒。

黛西看到格雷格的时候总是很尴尬。他一出现，她就会想起父亲遗弃自己和母亲，偏向玛伽和格雷格的事实。她知道，许多已婚男人都有情妇，但他们不会像她的父亲那样把情妇带到公开场合。爸爸应该把玛伽和格雷格送到谁也不认识谁的纽约，或是对这种事习以为常的加利福尼亚。只要他们不走，这桩丑闻就永远不会消逝。因为格雷格的存在，黛西难免会受到轻视。

格雷格礼貌地问她，最近过得好不好。黛西回答：“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只能说，真见鬼。爸爸让我丢脸了，又一次。”

格雷格小心地问：“他又做了什么？”

“他让我和他一起去白宫——最后却把那个荡妇带了去。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笑话我。”

“这对格拉迪丝最近的影片《激情》是个很好的宣传。”

“爸爸偏向你，所以你也总是向着他。”

格雷格被惹恼了：“也许，那是因为我尊敬他，而不是天天抱怨。”

“我没什么……”黛西正想说自己没抱怨，突然间意识到格雷格说得也不错，“是啊，我的确是在抱怨，但他总应该遵守诺言吧。”

“他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也许他不该有一个妻子外加两个情妇。”

格雷格耸了耸肩：“的确很难应付。”

他们都意识到了这种难以言传的默契，过了一会儿，两人咯咯地笑了起来。

黛西说：“我想我不应该责备你，你也不是自己要生出来的。”

“我或许也不该为每周三个晚上夺走爸爸而怪你——不管我如何乞求，他就是不肯留下。”

黛西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在她看来，格雷格是个篡夺者，是个偷走了她父亲的私生子。但这时她意识到，格雷格受到的伤害并不比她少。

她打量了格雷格一眼。不少女孩会觉得他很帅。不过他的年龄对于伊娃来说未免太小了一些。另外，长大以后，他可能像父亲一样自私和不可靠。

“对了，”黛西问，“你玩网球吗？”

他摇了摇头。“他们不让我这类人加入网球俱乐部。”他强迫自己装出笑容。黛西意识到，和她一样，格雷格也感受到了来自布法罗社交圈的排斥。“我打冰球。”他说。

“可惜。”黛西离开了。

找到足够的人以后，黛西回到查理身旁，他已经把网架好了。黛西让伊娃把第一组参赛的四个人叫过来，然后对查理说：“帮我一起列赛程表吧。”

他们跪在一起，在沙地上画起了小组赛、半决赛和决赛的图表。在表里填写名字时，查理突然问：“你喜欢看电影吗？”

黛西不知道查理是不是想和她约会。“当然喜欢。”她说。

“顺便问问，你看过《激情》吗？”

“查理，我没看过，”她用恼怒的语气说，“那是我爸爸的情妇主演的。”

查理吃了一惊。“报纸上说他们只是好朋友。”

“你觉得二十出头的安格鲁斯小姐会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半老男人做朋友吗？”黛西讽刺地问，“她是喜欢他渐渐后移的发际线，还是他的大肚腩，或者是他兜里的五千万美元呢？”

“哦，我明白了，”查理看上去很窘迫，“对不起。”

“不必道歉。我有点太恶毒了。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不会去想人最坏的一面。”

“我想我是太笨了。”

“不，你只是善良而已。”

查理看上去有些尴尬，但是也很开心。

“我们继续做表格吧，”黛西说，“必须把强弱分开，让最好的两组会师决赛。”

诺拉·法奎森又出现了。她看了看肩并肩跪在沙地上的查理和黛西，然后审视着他们在沙地上画的图。

查理说：“排得不错吧，妈妈？”他显然希望得到母亲的赞许。

“很好。”她打量黛西的眼神，就像是狗妈妈审视那些企图接近狗宝宝的陌生人。

“基本上是查理规划的。”黛西说。

“他才没那么聪明呢！”法奎森夫人直截了当地说。她看了看查理，然后又把视线转回到黛西这里。“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她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犹豫了一下，忍住了。

“怎么了？”黛西问。

“没什么。”她转身离开了。

黛西站起身。“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轻声对伊娃说。

“她在想什么啊？”

“她觉得我很聪明——如果出自一个更好家庭的话，就配得上她儿子了。”

伊娃不太相信。“你怎么知道她在想啥呢。”

“我敢肯定。而且只有证明她错了，我才能嫁给查理。”

“哦，黛西，你为什么要这么在乎别人怎么想呢？”

“看网球赛吧。”

黛西和查理并排坐在沙滩上。查理也许不够英俊，但是个能和妻子相濡以沫，会为妻子奉献一切的人。婆婆会是个问题，但黛西确定自己能对付她。

高大的乔安妮·罗赫正准备发球，她的白裙子正好衬出她的大长腿。她的搭档伍迪·杜瓦，比她个子更高，上前递给她一个网球。从伍迪注视乔安妮的样子判断，黛西觉得他被她吸引了，甚至也许爱上了她。但男方十五岁，女方十八岁，他们不会有什么结果。

她转身看着查理。“也许我应该去看《激情》。”

查理没有理会她的暗示。“或许是的。”他不置可否地说。机会溜走了。

黛西又转向伊娃。“我想知道去哪儿才能买到杰克罗素犬。”

列夫·别斯科夫可以是孩子能拥有的最好父亲——如果能多陪孩子们一些，他本可以是个很好的父亲。他又有钱又大方，比任何人都聪明，甚至连穿着都很时髦。他年轻时或许很英俊，即便是现在，还有很多女人争相投入他的怀抱。格雷格·别斯科夫很尊敬他，只对不能经常见到父亲有点不满。

“我应该早点找机会把这家该死的铸造厂卖掉，”列夫走在安静的、荒废了的铸造厂里时，这样对格雷格说，“罢工之前，这里就开始亏钱了。我应该投资电影院和酒吧。”他挥着手指说教般地对儿子说，“不管时代好坏，人们都喜欢买酒喝。即便买不起票，还是想看电影。永远不要忘了这一点。”

格雷格确信父亲在生意方面绝不会犯错。“那你为什么要保留这间工厂？”他问。

“怀旧，”列夫回答，“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在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机械厂工作。”他看着厂房里的熔炉、模具、起重机、车床和工作台，“事实上，那儿的情况比这里更糟。”

布法罗金属加工厂制作各种尺寸的风扇，包括汽船用的巨型螺旋桨。格雷格对叶片的弧度很感兴趣。他在班上数学最好。“你是个工程师吗？”他问列夫。

列夫笑了。“要给人留下好印象时，我会说我是个工程师。”他说，“但事实上，我是马夫，我是个在马厩里长大的孩子。我对机械并不精通。那是我哥哥格雷戈里的强项。你和他很像。同样，你们永远都不会买这种铸造厂。”

“确实不会。”

这个暑假，格雷格都将待在父亲身边学做生意。列夫刚从洛杉矶回来，而格雷格的课程也从这一天正式开始了。只是他对铸造厂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虽然精通数学，但对权力更加感兴趣。为了电影生意，父亲频繁前往华盛顿疏通各种环节，格雷格希望父亲偶尔能带上他。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是真正做出决定的地方。

格雷格很期待今天的晚餐。晚上，父亲将和参议员格斯·杜瓦一起用餐。格雷格想请参议员帮个忙。但是，他还没和父亲提过这件事。他对此感到不安，索性换了个话题：“你有列宁格勒的哥哥的消息吗？”

列夫摇了摇头。“战争开始以后就没了他的消息。如果他已经死了，我丝毫不会感到奇怪。最老的那批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都已经被清洗了。”

“说到家里人，那天我看到黛西了，她和我参加了同一个野餐会。”

“你们玩得开心吗？”

“她很生你的气，你知道吗？”

“我又做错了什么？”

“你说会带她去白宫，事实上带去的却是格拉迪丝·安格鲁斯。”

“我答应过她。我忘了。带格拉迪丝去是为了宣传电影《激情》。”

他们走到一个高个子身旁，那人穿着条纹西装，即便以最时髦的眼光来看，也是花里胡哨的。高个男人碰了碰帽檐，对列夫说：“老板早。”

列夫对格雷格说：“乔·布列胡诺夫是这里的安全主管。乔，这是我儿子格雷格。”

“哈，幸会。”布列胡诺夫说。

格雷格和他握了握手。和许多工厂一样，铸造厂有自己的警卫。但布列胡诺夫看上去更像个恶棍。

“都好吧？”列夫问。

“晚上出了点小意外，”布列胡诺夫说，“两个机械工想偷一根十五英寸的钢材，飞机材料。他们准备翻墙出去的时候，被我们抓个正着。”

格雷格问：“叫警察了吗？”

“不需要叫警察，”布列胡诺夫神秘地笑了笑，“我们教会了他们关于私有财产的意义，送他们去医院好好想一想。”

父亲的警卫会把小偷打进医院，格雷格对这点并不奇怪。尽管列夫从来没打过他和母亲，但格雷格经常能感觉到，父亲在温柔外表下隐藏的暴力。他觉得这也许是因为父亲打小生长在列宁格勒贫民窟的缘故。

一个戴着工帽、穿着蓝色西装的胖男人出现在锅炉后面。“这是工会主席布赖恩·霍尔。”列夫说。

“早上好，霍尔。”

“早上好，别斯科夫。”

格雷格扬起了眉毛。人们通常称呼他的父亲为别斯科夫先生。

列夫两腿分开，双手叉腰。“现在能给我个答案了吗？”

霍尔的脸上浮现出顽固的表情。“工资削减，工人就不上班，这就是答案。”

“可我已经让步了！”

“工资还是减少了。”

格雷格紧张起来。爸爸不喜欢有反对意见，他也许会发脾气。

“经理告诉我，成本再增加的话，我们就拿不到订单了，现在的价格不足以和我们的对手竞争。”

“别斯科夫，成本高是因为我们的机器都已经过时了。很多车床都是战前的！你需要改进设备。”

“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你是不是脑子坏了！我不打算再浪费钱了。”

“你的人也这么想。”霍尔的语气就像是手握王牌，“如果他们自己吃不饱，就不会给你出力。”

格雷格觉得萧条中罢工的工人非常愚蠢，霍尔的态度也让他很生气。霍尔的言谈不像是个雇员，倒像是个和列夫谈生意的老板。

列夫说：“这样下去，大家都吃亏。有意义吗？”

“这就不是我说了算的。”霍尔说。格雷格觉得他的口气很无赖。“工会要派几个人过来接管这里，”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块大钢表说，“他们的火车一小时后就到。”

列夫的脸一沉：“我们不要外来者添乱。”

“你不想要麻烦的话，就不该惹事。”

列夫捏起拳头，但霍尔已经走了。

列夫转身看着布列胡诺夫：“你了解工会总部的这些人吗？”他生气地问。

布列胡诺夫很紧张：“老板，我这就去打探。”

“弄清楚都有哪些人，落脚点在哪儿。”

“没问题。”

“送他们回纽约，用他妈的救护车。”

“老板，放心交给我吧！”

列夫转身就走，格雷格连忙跟上去。这就是力量，格雷格带着一丝敬畏地想。父亲发话了，工会领导人难免要挨一顿揍了。

走出厂房，两个人坐进了列夫的凯迪拉克，这是新款的流线型五座轿车。它长且弯曲的挡泥板让格雷格想到了女孩的臀部。

凯迪拉克沿着波特大街开到湖边，停在布法罗帆船俱乐部。耀眼的阳光正照在码头的帆船上。格雷格知道父亲不是这个精英俱乐部的会员，但格斯肯定是。

两人走上码头。他们在湖里打桩，俱乐部就建在上面。列夫和格雷格走进去，寄存了帽子。意识到这家俱乐部不会接纳他为会员，做客的格雷格立刻感到很不自在。这里的人想必认为，他应该为了自己被允许进来而深感荣幸。他把双手插进口袋，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好让其他人知道，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曾是这里的会员，”列夫说，“不过1921年主席以我走私为借口，让我退会。之后，他却在我这儿买了箱威士忌。”

“杜瓦参议员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吃午饭呢？”格雷格问。

“等会儿就知道了。”

“能让他帮我个忙吗？”

列夫皱了皱眉。“最好不要，你想让他帮什么忙？”

格雷格还来不及回答，列夫就已经在和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打招呼了。“这是戴夫·罗赫，”他对格雷格说，“我在生意上的主要对手。”

“你抬举我了。”老人说。

在纽约州，作为连锁院线，罗斯克影院已经老旧了。它的拥有者，戴夫·罗赫也已经年迈不堪了，但不乏贵族气质：他个子很高，一头白发，长着刀削般笔挺的尖鼻子。他穿着件蓝色的开司米套衫，胸前佩戴着俱乐部的徽章。格雷格说：“我有幸遇到您女儿乔安妮了，上周六，她在打网球。”

戴夫很开心：“她很漂亮，对吧？”

“非常漂亮。”

列夫说：“戴夫，遇见你太好了——我还想给你打电话呢！”

“什么事？”

“你的电影院需要翻新，那里的装修过时了。”

戴夫很疑惑：“你就为了这件事要给我打电话吗？”

“你为什么不尝试着做些改变呢？”

戴夫优雅地耸了耸肩：“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我赚够了钱。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不想要太大负担了。”

“装修可以使你的利润翻倍。”

“代价是提高票价。不了，谢谢。”

“你疯了。”

“不是所有人都贪财。”戴夫带着一丝厌恶地说。

“把你的电影院卖给我吧。”列夫说。

格雷格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我会出高价的。”列夫说。

戴夫摇了摇头。“我喜欢做电影院的老板，”他说，“电影能给人带来快乐。”

“八百万美元。”列夫开了价。

格雷格愣住了。他想：爸爸刚才是不是说要给戴夫八百万美元啊？

“这个价钱很公平，”戴夫承认，“但我不卖。”

“不会再有人给你这么多了。”列夫恼怒地说。

“我知道。”戴夫似乎受够了威胁，他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酒，“很高兴见到你们。”说完，他离开酒吧去了餐厅。

列夫面露反感。“‘不是所有人都贪财。’”他模仿戴夫说话，接着说道，“一个多世纪以前，他曾祖父只带一身衣服和六个麻袋从波斯来到新大陆的时候，可不会拒绝这八百万美元。”

“我不知道你这么有钱。”格雷格说。

“我没这么多钱。但可以找银行借。”

“你准备用贷款去支付这笔费用吗？”

列夫又一次举起了食指。“能用别人钱的时候，永远不要花自己的钱。”

格斯·杜瓦走了进来，个子很高，头很大。他四十五六岁，浅棕色头发里夹杂着几根白发。格斯礼貌地和他们打招呼握手，为他俩点了酒。格雷格很快发现格斯和列夫互不喜欢，他担心这也许意味着格斯不会答应帮他的忙，也许该抛掉这个念头才是。

格斯是个大人物，他爸爸也曾经是美国的参议员，格雷格觉得这种传承不怎么符合美国精神。格斯帮助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了纽约州州长，后来又帮他当上总统。目前，格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员，是个在政界有头有脸的人物。

格斯的两个儿子，伍迪和查克，跟格雷格在同一所学校就读。伍迪聪明伶俐，查克擅长运动。

列夫问格斯：“参议员，总统有没有让你调停我这边的罢工？”

格斯笑了：“没有——至少现在没说。”

列夫转身对格雷格说：“铸造厂上次罢工是二十年前，威尔逊总统让格斯向我施压，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我给你省了许多钱，”格斯温和地说，“他们要求每周加薪一美元——我帮你周旋到了五十美分。”

“我连那五十美分都不想给他们！”

格斯笑着耸了耸肩。“可以吃午饭了吗？”

三人一起走进餐厅。点完菜以后，格斯对列夫说：“总统对你莅临白宫招待会感到很高兴。”

“也许不该带上格拉迪丝，”列夫说，“罗斯福夫人对她有点冷淡，我想她也许不喜欢电影明星。”

她也许不喜欢和已婚男人睡觉的电影明星，格雷格心想，但他没参与这个话题。

吃饭时格斯一直在闲聊。格雷格寻找着请求帮忙的机会。他希望在华盛顿学习一个暑期，摸到进军政界的门道，学习跟人打交道的技能。列夫可以帮他找到一个实习生的职位，但只是在已经失势的共和党。格雷格希望在总统的亲密伙伴和助手——德高望重的杜瓦参议员的办公室实习。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犹豫，最糟的情况，不过就是被杜瓦当面拒绝而已。

甜点吃完以后，格斯进入了正题。“总统让我找你谈谈自由同盟的事情。”他说。

格雷格听说过这个反对“新政”的右翼组织。

列夫点起一根烟，吐了几口烟圈。“我们必须防备讨厌的社会主义。”

“美国如果不希望经历一场和德国一样的独裁噩梦，新政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自由同盟不是纳粹。”

“不是吗？他们已经计划了推翻总统的武装暴乱。这个计划不怎么现实——至少在当下不现实。”

“我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

“你支持错人了。你很清楚，‘自由同盟’和‘自由’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别跟我说自由，”列夫愠怒地说，“十二岁时，我就因为父母参加罢工，被警察鞭打。”

格雷格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说这个。怒斥沙皇的残忍似乎是在为社会主义辩护，而不是与之划清界限。

格斯说：“罗斯福知道你捐钱给自由同盟，他希望你停止这种行为。”

“他怎么知道我把钱给谁了呢？”

“联邦调查局告诉他的，他们一直在调查自由同盟。”

“我们生活在一个警察专制的国家！你们本应是自由主义者才对啊！”

格雷格觉得父亲的论点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他只是想运用能想到的一切反驳格斯，也不管自己的观点是不是自相矛盾。

格斯保持着冷静。“我会尽力不把这事儿闹到警察局去的。”他说。

列夫咧着嘴笑了：“总统知道我曾经偷走过你的未婚妻吗？”

这事儿格雷格从没听说过——但显然是真的，因为这次列夫成功地破坏了格斯的沉着。格斯涨红了脸，目光投向别处。我们开始得分了，格雷格想。

列夫告诉格雷格：“1915年，格斯和奥尔加订过婚，”他说，“可是后来奥尔加改变了主意，嫁给了我。”

格斯恢复了常态：“那时我们都太年轻了。”

列夫说：“你很快就把奥尔加忘了。”

格斯冷静地看了列夫一眼，说：“你还不是一样吗？”

格雷格发现父亲很窘迫，格斯的还击打中了要害。

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格斯说：“列夫，你和我都参加了上一次的战争。我和校友查克·迪克森同在机枪营。在法国的蒂耶里堡小镇，我看着他在我面前被炸成碎片。”格斯说得很从容，但格雷格发现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格斯说：“我希望我的儿子们不要经历我们经历过的苦难，因此必须让自由同盟这类组织消失在萌芽之中。”

格雷格看到了机会。“参议员，我对政治很感兴趣，我想在这方面学得更多一点。暑假时，能让我做您的实习生吗？”他屏住呼吸，等待着参议员的答案。

格斯很惊讶，但他只是说：“对愿意进行团队工作的年轻人，我的大门总是敞开的。”

这不算同意，也没有不同意。“我数学很好，还是冰球队的队长，”格雷格极力推销自己，“问问伍迪就知道了。”

“我会的。”格斯转身看着列夫，“你准备考虑总统的建议吗？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格斯就像是在拿格雷格的请求和列夫做交易。但列夫会同意吗？

列夫考虑良久，掐灭烟头，说：“我想这笔交易做成了。”

格斯站起身。“很好，”他说，“总统一定会高兴的。”

格雷格非常兴奋，这事成了。

列夫和格雷格走出俱乐部，坐上来时的车。

开出停车场以后，格雷格对列夫说：“爸爸，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时机选择得非常棒，”列夫说，“我非常高兴你能这么机灵。”

父亲的赞赏让格雷格很开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确比列夫聪明——他在学业上的成就远超父亲——但他觉得自己在生意眼光和待人接物的能力上，远没有父亲精明。

“希望你能成为一个聪明人，”列夫说，“别像大多数年轻人那样白痴。”格雷格不知道他指的白痴是哪些人。“必须永远领先一步，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列夫把车开回市中心的豪华办公楼，穿过大理石大厅时，列夫说：“我要给愚蠢的戴夫·罗赫好好上一课。”

乘电梯上楼时，格雷格琢磨着列夫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别斯科夫影业在大楼顶层，沿着宽阔的走廊，格雷格跟着列夫穿过外间办公室，他们身旁还跟着两位年轻貌美的秘书。“给我接通索尔·斯塔尔的电话。”列夫走进里间办公室时说。

列夫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索尔拥有好莱坞最大的电影公司。”他向格雷格解释道。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列夫接起来：“索尔，你和那几个妞混得怎么样？”一两句玩笑话以后，列夫转入了正题。“给你点建议，”他说，“纽约州有家破落的罗斯克院线……没错，就是那家……听我的，这个夏天别给他们刚上映的好电影——不然你会血本无归的。”格雷格意识到戴夫会被此举击垮：没有精彩的最新电影，连锁影院的收入将直线下降。“不错的建议，对吗？不用谢我，你也会这样帮我的……回见。”

格雷格再一次被父亲的强势震撼了。他可以轻易地击败生意对手。他可以用银行的八百万美元付账。他可以吓唬美国总统。可以把别人的未婚妻骗到手。甚至可以一个电话把一家企业逼到破产。

“等着瞧吧，”列夫说，“不到一个月，戴夫就会求我买他的电影院——只需要今天一半的价钱。”

“我不知道这条狗究竟是怎么了，”黛西说，“我让它做什么，它都不肯，我简直快被它逼疯了。”她声音颤抖，眼中含泪，只是稍微夸大了事实。

查理·法奎森审视着这条狗。“看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说，“这条狗狗真可爱。它叫什么名字？”

“杰克。”

“嗯。”

在黛西家护养良好的两公亩牧场上，两个年轻人正坐在长椅上。伊娃和查理打过招呼，就识相地退下去写家信了。园丁亨利正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侍弄粉黄相间的三色堇。亨利的妻子——女仆埃拉拿了一壶柠檬水和几个杯子，放在长椅旁的折叠桌上。

这是条很小的杰克罗素犬，身体很壮，白色的狗毛里夹杂着深色的斑点。它看起来很机灵，像是能听懂主人的每句话，但似乎没打算听从。黛西把小狗放在膝盖上，用小巧的手指抚弄着小狗的鼻子，希望这种姿态能撩拨得查理心猿意马。“不喜欢这个名字吗？”她问。

“有点平淡，也许。”查理看着杰克鼻子上那只白嫩嫩的手，心神不安地在椅子上变换着坐姿。

黛西不想表现得太过分。如果她过于主动，查理一定会逃回家的。否则他也不会直到二十五岁还没有女伴。布法罗的好几个女孩，包括多特·伦肖和穆菲·迪克森在内，都打过他的主意，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黛西可不会轻易退缩。“你可以替它起个名字啊。”她说。

“最好是双音节，类似邦佐，狗狗比较容易分辨。”

黛西不知道如何为狗命名。“罗佛怎么样？”

“太普通了。拉斯蒂会更好些。”

“很好！”黛西说，“那就叫拉斯蒂吧！”

小狗轻易地挣脱了她的怀抱，跳到了地上。

查理把狗抱了起来。黛西注意到他有一双大手。“必须让拉斯蒂知道你是它的主人，”查理说，“紧紧抱住它，只有允许的时候才能让它跳到地上。”说着，他把狗放回到黛西的膝盖上。

“但它太壮了！而且我害怕弄伤它。”

查理谦逊地笑了。“想伤害它也没那么容易。抓住它的项圈——需要的话，可以用手拧一拧——另一只手按在它的背上。”

黛西照做了。拉斯蒂感受到黛西施加的压力，马上安静下来，似乎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叫它坐下，然后用力按住它的臀部！”

“坐下。”黛西说。

“声音大一点，清晰地发出‘坐’这个音，接着用力按住它。”

“坐下，拉斯蒂！”黛西按住狗。拉斯蒂乖乖地坐了下来。

“这不是做到了嘛。”查理说。

“你真是太聪明了。”黛西感慨道。

查理非常高兴。“我只不过恰好知道该怎么驯狗罢了，”他谦逊地说，“你必须对狗果敢大声一点，有时甚至必须对它们吼上两句。”说完他心满意足地靠在椅子上。他的块头很大，身体几乎占据了整把椅子。和黛西希望的一样，喜欢的话题让他很放松。

那天一早，黛西给查理打了个电话。“我绝望了，”她说，“我买了条狗，但调教不了它。能给我点建议吗？”

“什么品种的狗？”

“是条杰克罗素犬。”

“我最喜欢了——我养了三条。”

“真是太巧了。”

如黛西所愿，查理自告奋勇前来帮他驯狗。

伊娃曾疑惑地问她：“你真觉得查理适合你吗？”

“你在开玩笑吗？”黛西回答，“他是布法罗最有学问的男孩啊！”

聊了会儿狗的话题以后，黛西话锋一转：“你应该也很喜欢孩子吧？”

“这个倒没想过。”

“你喜欢狗，对它们却很严格。其实教育孩子也需要这样。”

“我不知道。”他马上换了话题，“九月，你要去上大学吗？”

“我也许会去奥克戴尔大学，那是两年制的女子大学。除非……”

“除非什么？”

黛西想说除非嫁人，但她显然不能这么说。她说：“我说不太清，除非发生些别的事情。”

“哪一类的事情呢？”

“比如，去英国看看。我爸爸去过伦敦，在那儿见到了威尔士亲王。你呢？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人们都以为我会接手爸爸的银行，但现在银行已经不是他的了。妈妈从自己家继承了一点钱，那些钱将来会转给我。除此以外我就一无所有了。”

“你可以去养马，”黛西说，“听说，你很擅长养马。”黛西也是个很优秀的骑手，前几年获得过一些骑马赛事的奖项。她仿佛看到了自己和查理骑在赛马上并肩驰骋，两个孩子骑在小马上亦步亦趋的样子。这个想法让她心头一暖。

“我的确很喜欢马。”查理说。

“我也是！我最喜欢喂赛马吃东西了。”黛西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不用费力就能和查理搭上话。她梦想能举起一系列的奖杯。赛马主在她看来都是些国际社会的精英人士。

“喂养赛马需要很多钱。”查理悲伤地说。

黛西有很多钱。如果娶了她，查理就再也不会为钱的事烦恼了。黛西自然不会这样说，但她觉得查理会想到这一层，黛西希望这个想法尽可能久地留在查理的脑子里。

过了半晌，查理问：“你爸爸真把两个工会组织的人痛殴了一顿吗？”

“怎么会！”黛西不知道父亲是否真做了这样的事，但就算是真的，她也不会惊讶。

“纽约来的人要接管罢工的事，”查理继续着这一话题，“却被送进了医院。《布法罗哨兵报》说他们是因为和这里的工会领导人内讧而受伤的，但人人都知道是你爸爸搞的鬼。”

“我从不讨论政治。”黛西假装很快活，“对了，你是什么时候养第一条狗的？”

查理开始了长长的回忆。黛西不知道接下去该做什么。我已经把他叫来了，她心想，成功地让他放下了警戒。现在，我必须让他兴奋起来。谈论狗只是隔靴搔痒，她想要的是男女间的肢体接触。

“接下来我该怎么驯养拉斯蒂？”当查理说完他的故事后，黛西问。

“教它跟着你。”查理飞快地说。

“怎么教？”

“你有狗粮吗？”

“当然有。”厨房的窗户开着，黛西高声吩咐厨房里的女仆，“埃拉，能帮我把狗粮拿过来吗？”

查理掰开一块狗粮，把狗抱在自己的膝盖上。他捏住其中一片，让拉斯蒂嗅了嗅，接着打开手掌，让拉斯蒂吃下去。随后他拿起另一片，让拉斯蒂知道狗粮在他手里。然后他站起身，让狗蹲在脚边。拉斯蒂警觉地看着他握紧的拳头。“跟我走。”说完，查理往前走了几步。

拉斯蒂跟在他后面。

“好孩子！”说着，查理把狗粮给了拉斯蒂。

“太棒了。”黛西赞叹道。

“过段时间就不用狗粮了——为了被鼓励，它会跟着你。养成习惯后，久而久之，一招呼，它就会跟你走。”

“查理，你真是个天才！”

查理非常兴奋。黛西发现，查理长着一双小狗似的棕黄色眼睛。“你来试试吧。”他对黛西说。

黛西照做了一遍，取得了同样的效果。

“看到了吗？”查理说，“不难。”

黛西快活地笑了。“我们可以开业了，”她说，“开一家法奎森和别斯科夫驯狗学校。”

“这主意不错。”看起来他是真心实意的。

发展势头很好，黛西心想。

她走到折叠桌前，倒了两杯柠檬水。

查理站在她身边说：“和女孩子在一起，我总是有点羞涩。”

你没说错，黛西心想，但她什么话都没说。

“你却很好相处。”查理说。他以为这一切只是一个愉快的巧合。

把杯子递给查理的时候，黛西手一滑，把一点柠檬水洒在了查理身上。“我真是笨手笨脚。”

“没关系。”他说。但柠檬水已经把他的亚麻夹克和白棉裤子打湿了。他掏出手帕，擦拭起来。

“我来帮你擦。”黛西从他的大手中接过手帕。

她靠得离查理很近，拍了拍他的衣领。查理站着不动了，黛西知道他闻得到她身上的简·奈特香水 【11】 ——前调是薰衣草，后调是麝香。尽管没有洒到，但黛西还是用手帕把查理外套的前襟也擦了一遍。“差不多了。”她意味深长地说。

接着黛西单膝跪地，像参拜查理似的，开始擦他裤子上的水渍。她蝴蝶般轻盈地擦拭着查理裤子上的湿处。碰到他大腿时，黛西摆出迷人的天真表情，抬头看了他一眼。查理正低头盯着她。他张着嘴，呼吸粗重，意乱情迷。

伍迪不耐烦地检查着“马刺号”帆船，检查孩子们是否已经把一切都整理好了。“马刺号”帆船是艘四十八英尺长的竞赛级帆船，像把刀子一样又长又细。戴夫·罗赫把这条船借给了伍迪所属的布法罗失业人员子弟俱乐部，教他们划船的基础知识。码头的空船位和碰垫已经准备好了，船上的帆已收起，吊索已经放下，其他绳索也都卷好了。看到这些，伍迪非常高兴。

比伍迪小一岁、今年十四岁的查克，已经在码头上和两个黑人小孩玩游戏了。查克为人随和，能轻易和人打成一片。想和父亲一样从政的伍迪很羡慕弟弟这种自来熟的能力。

查克和两个黑人小孩只穿着短裤和沙滩鞋，码头上的他们组成了一幅天真烂漫的画面。伍迪后悔没带相机，不然这该是多么好的一张照片啊！他喜欢摄影，还在家里弄了间暗房。

把帆船收拾停当以后，伍迪满意地跳上码头。风吹日晒了一天的孩子们离开船坞，从一天的劳累中获得十足的满足感，相互嬉闹着。

一起远航、努力控制帆船的时候，这帮穷孩子和两位富家子弟之间没有太大差异。但在布法罗的帆船码头上，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重新体现出来了。两辆车并排停在路边——一辆是参议员杜瓦家的克莱斯勒跑车，车旁站着身穿制服的专职司机，来接伍迪和查克的；另一辆是雪佛兰皮卡货车，后头放着两条长板凳，来接其他孩子的。伍迪在和孩子们道别时，因为司机正为他开车门而感到尴尬，但那些孩子似乎一点都不在乎，他们向伍迪表达了谢意：“谢谢你，下周六见！”

汽车开上特拉华大道以后，伍迪说：“和他们一起的确很开心，但我不知道这有多大用。”

查克很吃惊。“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没法帮他们的父亲找到工作，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学会驾驶帆船也许能使这些孩子在未来几年找到工作。”布法罗是个港口城市：来往于五大湖区和埃利运河之间的商船和游艇上，有上千个工作机会。

“那得要总统重新把经济推动起来才行。”

查克耸了耸肩：“所以你选择为罗斯福工作。”

“有什么不好呢？爸爸也为伍德罗·威尔逊工作过。”

“我要继续航海。”

伍迪看了看腕上的表。“我们还有时间为舞会换装——时间刚好够。”他们要去网球俱乐部参加晚上的舞会。他因期待而心跳加速。“我喜欢和那些说话轻声细语、爱穿粉红裙子的可人儿待在一起。”

“呵呵，”查克笑道，“乔安妮·罗赫从来没穿过粉红色的裙子。”

伍迪吃了一惊。连续几周，他日思夜想着乔安妮·罗赫，但查克是如何知道的呢？“你怎么会以为——”

“别装了，”查克讥诮地说，“那天在沙滩聚会上，你盯着她的网球裙都看呆了。所有人都知道你对她着迷。走运的是，她好像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走运’？”

“你们根本不配——你十五岁，而她已经十八岁了。她要找的是丈夫，而不是你这样的男孩。”

“哦，哎呀，谢了。我差点忘了你在女人这方面是个高手。”

查克脸红了。他还没交过女朋友。“虽然我不懂女人，但也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

兄弟俩总是这样对话。谁也没有恶意，他们只是对彼此非常坦率罢了。他们是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他们回到了家，那是一幢仿哥特式的建筑，是他们已故的爷爷——参议员盖姆·杜瓦建造的。兄弟俩进屋冲了澡，换了身衣服。

伍迪差不多和他父亲一样高了，他穿着一件爸爸的礼服。尽管有些旧，但是正合身。小男孩穿校服和夹克，大学生则穿半正式的无尾晚礼服，而伍迪想显得老成一点。今天一定要和她跳舞，他一边想一边往头发上抹了点发胶。乔安妮也许会允许他挽住她。到那时，伍迪的掌心将感受到她皮肤的温度。她微笑时，他会凝视着她的双眼。跳舞时，她的胸部会摩擦他的上装。

伍迪下楼的时候，父母已经在客厅里等着了。爸爸在喝鸡尾酒，妈妈正在抽烟。爸爸又高又瘦，活像个挂着双排扣无尾礼服的晾衣杆。但妈妈非常美，尽管只有一只管用的眼睛——她一出生就这样了。今晚，她穿着黑蕾丝装饰的拖地红丝裙，外面套着黑丝绒短礼服，美得令人眩晕。

祖母最后一个出现。六十八岁的她沉静而优雅，和她儿子一般瘦，但娇小玲珑。她看着伍迪母亲的裙子说：“罗莎，亲爱的，你可真美。”除了对儿媳妇亲切之外，她对其他人都很尖刻。

格斯体贴地为母亲倒了杯鸡尾酒。伍迪尽力地掩饰着自己的不快，祖母做任何事都慢悠悠的。也许她认为，任何活动没了她就不会开场呢。但实际的情形也差不多：她是布法罗社交界最德高望重的女士，儿子和丈夫都是参议员，是这个布法罗最古老最有名望家族的实际操控者。

伍迪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爱上乔安妮的。他打小就认识她，但一直把女孩当成看着男孩探险的无聊观众——两三年前，女孩子才突然超越汽车和赛艇，成为人世间对他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不过那时，他只对同龄或更年轻的姑娘感兴趣。乔安妮一直把他看成小孩子——值得偶尔聊几句的聪明孩子，但肯定不是男朋友。然而在这个夏天，出于某种伍迪自己也想不明白的原因，乔安妮突然成了世界上对他最具吸引力的女孩。可悲的是，她对他的感情却没有升华。

至少现在还没有。

祖母问弟弟：“查克，学校里怎么样？”

“糟透了，奶奶，你应该非常清楚。我是这个家的白痴，一只返祖的猴子。”

“根据我的经验，白痴可不会说‘返祖的猴子’这种话。你确定自己没有在偷懒吗？”

罗莎插话说：“妈妈，查克的老师说他在学校里非常用功。”

格斯说：“他下国际象棋总能赢我。”

“那我倒要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了，”祖母执著于这个话题，“如果继续这样，他连哈佛的边都摸不着。”

查克说：“我读书很慢，就是这样。”

“这可不算是理由，”她说，“我公公，也就是你的曾祖父，是他那个年代有名的银行家，可他也只是勉强识字而已。”

查克说：“这事我可没听说过。”

“这是真事，”她说，“只是别拿它作为不努力的理由。给我用点心！”

格斯看了看表：“妈妈，准备好的话，我们该走了。”

一行人终于坐上车，向俱乐部进发。格斯订了张桌子，邀请伦肖夫妇和他们的儿女一起吃饭。伍迪朝四周看，但没找到乔安妮，他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他看了看前厅架子上的订位表，发现罗赫家没有订位。他们没来吗？这一晚可算是砸了。

两家人一边吃牛排和龙虾，一边聊着德国的话题。菲利普·伦肖觉得希特勒做得很不错。伍迪的父亲说：“今天的《布法罗哨兵报》上说，他们以批评纳粹为理由，逮捕了一个神父。”

“你们是天主教徒吗？”伦肖先生惊奇地问。

“不，我们是圣公会教徒。”

“菲利普，这和宗教无关，”罗莎清晰地说，“这事关自由。”罗莎年轻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现在骨子里仍然是个自由主义者。

有些人不吃晚餐，只出席餐后的舞会。许多人在杜瓦家用甜点的时候才出现。伍迪眼巴巴地寻找着乔安妮的身影。隔壁房间里，乐队演奏起了去年开始流行的《新大陆》。

伍迪说不出乔安妮身上哪点最吸引他。大多数人不会觉得她很美，但她非常动人。她看上去像一位阿兹特克的公主，高高的颧骨，以及和父亲戴夫一样的高鼻子。她有波斯血统，因而长着浓密的黑发和橄榄色的皮肤。乔安妮身上特有的专注使伍迪渴望多了解她一些，让她快乐，听她温柔地说话，哪怕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伍迪觉得，乔安妮令人敬畏的外表下可能藏着一颗火热的心。他突然自嘲地想：现在是谁在假装了解女人呢？

“伍迪，你在找人吗？”洞悉一切的祖母问。

查克暗暗地笑了。

“我只是想知道有哪些人来跳舞。”伍迪故作随意地答道，但还是不自觉地脸红了。

在母亲和其他人都起身离开餐桌的时候，伍迪仍然没见到乔安妮。在本尼·古德曼《月光》的曲声中，伍迪失魂落魄地走进舞厅——没想到乔安妮已经在舞厅里了，她一定是伍迪没注意时进来的。伍迪一下子振奋起来。

这天，乔安妮穿着银灰色的真丝裙和一件凸显她苗条体形的V字领套衫。她穿露出长腿的网球裙已经够性感了，这一身更是迷人至极。看到她优雅自信地穿过房间，伍迪感到口干舌燥。

伍迪朝乔安妮走去，但舞厅里已经挤满了人。伍迪非常气恼：撞上的人几乎个个都想和他说上两句。从人群中挤过时，他吃惊地发现老古板查理·法奎森正在和明艳照人的黛西·别斯科娃跳舞。在他的记忆中，查理似乎没和任何人跳过舞，更别说动人的黛西了。黛西是如何让他就范的呢？这点他很感兴趣。

到了舞厅离乐队最远的地方时，伍迪终于追上了乔安妮。让他懊恼的是，乔安妮正在和一帮比他大四五岁的男生说话。幸好伍迪比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高一些，因此他的出现并不算太突兀。他们拿着可乐瓶，但伍迪闻到了烈酒的气味：他们中一定有人在口袋里放了酒。

站定以后，他听见维克托·迪克森说：“没人喜欢动用私刑，但你们必须理解他们在南方遇到的问题。”

伍迪知道瓦格纳参议员提出了一项严惩允许私刑的治安官的议案——但罗斯福总统拒绝支持这项议案。

乔安妮非常生气。“维克托，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私刑就是谋杀！我们不必理解他们的问题，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继续杀人。”

和乔安妮政治立场一致，伍迪感到非常高兴。但不幸的是，这显然不是请她跳舞的时候。

“乔安妮，你不明白，”维克托说，“南方的黑人都是没开化的野蛮人。”

我也许年轻没经验，伍迪心想，但不能允许他对乔安妮如此不敬。

“执行私刑的人才没开化呢！”乔安妮说。

伍迪觉得帮腔的时候到了。“乔安妮说得没错。”为了装老成，他故意把声音放低，“我家帮佣乔和贝蒂的家乡就发生过私刑。他们从我和弟弟出生起就照顾我们了。贝蒂的堂兄在众人的围观下被剥光衣服放在火上烤，接着就被吊死了。”维克托怒视着这个吸引走乔安妮注意力的小家伙，但其他人都饶有兴致地聆听着。“不管他有什么罪名，”伍迪说，“对他执行私刑的白人都是暴徒。”

维克托说：“你所敬爱的罗斯福总统没有支持反私刑法令，不是吗？”

“这点的确很令人失望，”伍迪说，“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怕愤怒的南方人会毁了他的‘新政’。不然的话，他会让他们滚一边去的。”

维克托说：“你懂什么？你还只是个孩子。”他从衣袋里拿出个玻璃酒瓶，往杯子里倒满了酒。

乔安妮说：“维克托，伍迪的政治立场比你成熟多了。”

伍迪高兴坏了。“政治也是讲家族传承的。”他说。这时有人拉了下他的胳膊，这让他很是生气。他转过身看个究竟，看见拉他的是满身大汗、刚从舞池上下来的查理·法奎森。

“能和你稍微谈两句吗？”查理问。

伍迪耐住性子，没叫他到一边去。查理是个不会对人造成任何伤害的好好先生，你会为他有那么个专横的母亲而感到难过。“查理，有什么事？”他尽量优雅地说。

“我想跟你谈谈黛西的事情。”

“我看见你和她跳舞了。”

“她跳得好吗？”

伍迪完全没有注意，但还是礼貌地说：“当然跳得很好。”

“她干什么都很棒！”

“查理，”伍迪试图隐藏住讶异的情感，“你和黛西一直在约会吗？”

查理的表情很腼腆：“我们在公园里骑过几次马，还在其他地方见了几次。”

“这么说你们是在约会了。”伍迪很吃惊。查理和黛西看上去并不般配。黛西很乖巧，查理则像头笨熊似的。

查理说：“她和别的女孩不一样。她很好相处。她喜欢狗和马。可许多人把她的爸爸当强盗看。”

“查理，她爸爸和强盗差不太多。禁酒令实行期间许多人从她爸爸手里买过酒。”

“我妈妈也这么说。”

“看来你妈妈不喜欢黛西。”伍迪丝毫不感到奇怪。

“她喜欢黛西，不喜欢她的出身。”

伍迪突然产生了个奇怪的想法：“你是不是想要娶黛西？”

“哦，被你猜着了，”查理说，“我想，如果求婚的话，她多半会答应。”

这算是互补了。查理有地位没钱，黛西有钱没地位。也许这样的组合反倒能成为绝配。“奇怪的事情有时候的确会发生。”这事值得深究，但伍迪希望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恋情上。他看了看四周，确定乔安妮还没走开。“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他问查理。其实，他们算不上非常好的朋友。

“如果别斯科夫夫人受邀加入布法罗商界夫人联谊会，也许我妈妈会改变主意。”

伍迪没想到会是这个原因。“为什么要她加入？那可是城里最势利的联谊会啊！”

“你的话的确没错。但如果奥尔加·别斯科夫是那里的一员，我妈妈就不会反对黛西了。”

伍迪不知道这个法子是否能奏效，但查理确实热切希望这件事能达成。“你的想法也许不错。”伍迪说。

“能找你奶奶帮我说说情吗？”

“哇噢，等一下！杜瓦祖母可不好惹。我有事都不敢找她帮忙，更何况你呢？”

“伍迪，你应该很清楚，你祖母是那个小圈子里的头儿。她想让谁进谁就能进——如果她不同意，想进的人即使有通天的本事也进不了。”

这的确是事实。尽管有主席、秘书长和司库，但乌苏拉·杜瓦却是这个联谊会的实际主宰者。但即便是这样，伍迪也不愿去求这个情。祖母会让他下不来台的。“我实在帮不了你。”他带着歉意说。

“伍迪，求你了，”查理压低了声音，“你不会明白的，你不明白深爱一个人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错了，我知道这种感觉，想到这一层，伍迪改变了想法。如果查理的心情也那么急切，我又如何能拒绝他呢？如果有人能帮一把，说不定我和乔安妮也会更进一步的。“好吧，查理，”他说，“我会帮你去说说看。”

“谢谢你。对了，你奶奶不就在这里吗？现在你能帮我去说吗？”

“不行，我还有别的事情。”

“好吧……但你什么时候才能帮我去说呢？”

伍迪耸了耸肩：“明天去说。”

“谢谢，够朋友！”

“别先谢我，她也许会拒绝。”

伍迪转身想和乔安妮说话，可她已经走了。

伍迪想找到她，但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不能显得太过执著。他深知，偏执的男人是不受欢迎的。

他和几个姑娘例行公事般跳了舞：多特·伦肖、黛西·别斯科娃，以及黛西的德国朋友伊娃。跳完舞以后，他拿了罐可乐，走到男孩们平时吸烟的地方。乔治·伦肖往伍迪的可乐里倒了些威士忌，这样会使口感好一点。但伍迪不想喝醉。他以前喝醉过，那滋味可不好受。

伍迪觉得，乔安妮要的是一个和她一样聪慧的男孩子——维克托·迪克森自然不是这样一个人。伍迪听乔安妮提过卡尔·马克思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在公共图书馆看过《共产党宣言》，那看起来仅仅是篇政治演讲。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症研究》，这本书深入探索了人类脑部的疾病，类似于一本推理小说。伍迪想通过一种不经意的方式让乔安妮知道他已经读过了这些书。

今晚，他至少要和乔安妮跳一曲，过了会儿，他再次折回舞厅寻找乔安妮。乔安妮既不在舞厅也不在酒吧。今晚没机会了吗？为了不显得太过急切，他是不是过于被动了呢？如果一整晚连乔安妮的胳膊都碰不到，那就太失败了。

他再一次走出俱乐部。天黑了，但乔安妮出现在了眼前。她刚和格雷格·别斯科夫分开，脸色有些发红，像是刚和他吵了一架。“你也许是这里唯一不那么保守的人。”乔安妮有点醉醺醺的了。

伍迪笑了：“我应该谢谢你的夸奖。”

“你知道明天的游行吗？”乔安妮猝不及防地问。

伍迪恰巧知道。布法罗金属加工厂的工人计划明天示威游行，对纽约来的工会组织者遭到殴打进行抗议。伍迪猜测这就是乔安妮和格雷格争吵的内容：格雷格的父亲是金属加工厂的老板。“我准备去，”他说，“也许会拍些照片。”

“祝你好运。”乔安妮说，然后吻了他一下。

伍迪吃了一惊，差点连道别都忘了说。两人的嘴唇轻触让他呆立了一会儿。他从乔安妮的嘴上尝到了一股威士忌的味道。

他很快恢复了常态。他环抱住乔安妮，把她的身体扳向自己，感受着抵触在身体上的乳房和大腿。他心里有点害怕，害怕乔安妮会觉得被冒犯，推开他让他滚一边去。但直觉告诉他这样做不会有事。

他没和女孩接过几次吻——和他接吻的女孩都比十八岁的乔安妮小多了——但他喜欢柔软的嘴唇，喜欢咬着嘴唇一点点亲下去的快感。吻了一会儿，乔安妮发出轻吟，他成功了。

他突然想到，如果有成年人路过此地，彼此可能都会觉得很尴尬。但既然被撩拨起来，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乔安妮张开嘴，伍迪感受到了她的舌头。这对他来说可是件新鲜事：和他接过吻的那几个女孩可从来没跟他舌吻。不过他觉得乔安妮肯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无论如何，他喜欢这样。他也有样学样，张开嘴，和乔安妮的舌头交缠在一起。这感觉既亲密又让人兴奋！乔安妮又开始呻吟，看来他做对了。

伍迪壮起胆子，把右手放在乔安妮的左胸上。乔安妮的胸部在她的丝质衬衫下显得又重又软。他轻抚着，感受到一个小小的突起。伍迪又惊又喜，他一定碰到了乔安妮的乳头。他用拇指摩挲着它。

乔安妮突然摆脱了他。“老天，我在干什么？”她说。

“你亲了我。”伍迪愉快地说。他的双手停留在乔安妮浑圆的臀部。透过真丝裙子，他感受到了乔安妮身体的温度。“我们继续吧。”

乔安妮推开了伍迪的双手。“我一定是昏了头了，再怎么说，这里也是名流汇聚的精英网球俱乐部啊。”

伍迪知道艳遇就此结束，今晚不能再吻乔安妮了。他四下看了看。“别担心，没人瞧见我们。”他有一种偷偷摸摸的喜悦。

“我得回家了，不然可能还会干出些蠢事来。”

他努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要送你上车吗？”

“你疯了吗？如果看到我们一起走，人们一定猜得出我们干了些什么——看到你那一脸傻笑，没人会猜不出来。”

伍迪忍住笑。“你现在进去，我在外面再待一会儿，这样行吗？”

“这个法子好。”说完，乔安妮便进去了。

“明天见！”伍迪对着她的背影喊了句。

乔安妮没有回头。

乌苏拉·杜瓦在特拉华大街的维多利亚大宅里，有只属于她自己的卧室、浴室和化妆室。丈夫死后，她把化妆室改造成了一个小客厅。大多数时间，宅子里只有她一个人：格斯和罗莎大部分时间在华盛顿，伍迪和查克在上寄宿学校。不过家人们都聚齐时，乌苏拉大多数时间也都在自己的房间里。

周日早晨，伍迪去找她谈话。尽管大半夜都在琢磨乔安妮的吻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依然沉浸在幸福中不可自拔。乔安妮可能喜欢他，也可能的确是醉了。无论如何，他都想早点再看到乔安妮。

伍迪跟在手拿早餐托盘的女仆贝蒂身后，走进祖母的卧室。昨天晚上，他提到贝蒂的亲戚在南方被私刑折磨致死时，乔安妮生气极了，这让他颇为自得。她真是个充满正义感的女孩！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平心静气是不可能的。乔安妮理应为残忍和不平感到气愤。

祖母已经坐在床上了，她穿着灰色的睡袍，身上盖着条毯子。“伍迪，你怎么来了？”乌苏拉一脸惊讶地问。

“奶奶，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你一起喝咖啡。”他事先让贝蒂带来了两个杯子。

“荣幸之至。”乌苏拉说。

贝蒂五十多岁，头发灰白，保持着被人们称为“还算匀称”的体形。她把托盘放在乌苏拉面前，伍迪把咖啡倒进托盘上的两个瓷杯子里。

他事先想过该怎么说这件事，列出了自己的理由。禁酒令业已失效，现在的别斯科夫是个正经的生意人，在商场上正常地和别人进行竞争。即便他以前犯过罪，惩罚黛西也是不公平的——更何况，布法罗大多数尊贵家庭都在列夫那买过私酒呢！

“您知道查理·法奎森吗？”伍迪问。

“是的。”

祖母当然知道。她对布法罗上流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了如指掌。

乌苏拉问：“你要吃块吐司吗？”

“不用，我已经吃过早饭了。”

“你这个年纪的男孩总是吃不饱，”她精明地看了他一眼，“除非他们正经历着恋爱的烦恼。”

这天早晨，她的精神很不错。

伍迪说：“查理处处受到他母亲的管制。”

“她对她丈夫也一样，”乌苏拉无动于衷地说，“死亡才使他得到了解脱。”她喝了几口咖啡，开始用叉子吃葡萄柚。

“查理昨晚找过我，想请您帮他一个忙。”

乌苏拉抬起眉毛，但什么话都没说。

伍迪深吸了一口气说：“他想让你邀请别斯科夫夫人参加布法罗商界夫人联谊会。”

乌苏拉放下叉子，在银盘上碰出叮当的响声。她像是要掩饰心中的不安似的对孙儿说：“伍迪，再给我倒点咖啡。”

伍迪为祖母倒上咖啡，一时没有说话。伍迪从来没见过祖母如此心烦意乱的样子。

她喝了口咖啡问：“看在上帝的分上，查理·法奎森这样的人，为什么想让奥尔加·别斯科夫进我们的联谊会呢？”

“他想娶黛西。”

“真的吗？”

“他怕他母亲反对。”

“这点倒是对的。”

“他觉得也许能说服他母亲……”

“如果我让奥尔加进入联谊会，是吗？”

“那样的话，人们也许会忘了她父亲曾经是个强盗。”

“什么强盗？”

“至少是个私酒贩子。”

“哦，那种事啊，”乌苏拉不屑地说，“不是那个原因。”

“真的吗？”轮到伍迪吃惊了，“那是为什么呢？”

乌苏拉陷入了深思。她久久没有说话，伍迪一时间还以为她把他给忘了呢。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说：“你父亲和奥尔加·别斯科娃谈过恋爱。”

“天哪！”

“别大惊小怪的。”

“对不起，我确实被惊到了。”

“他们甚至还订了婚。”

“订过婚？”伍迪很吃惊。他想了想说，“布法罗大概只有我还不知道这件事。”

她对他笑了笑。“青年人有种智慧和天真兼而有之的特质，我在你和你父亲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你说的不错，布法罗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只不过你们这代人都把它当作无趣的陈年往事罢了。”

“发生什么事了？”伍迪问，“我是说，谁撕毁了婚约？”

“是奥尔加，她怀孕了。”

伍迪的嘴张得老大：“是爸爸的孩子吗？”

“不是，是她家司机列夫·别斯科夫的。”

“列夫是她们家的司机？”今天早上的冲击真是一个接着一个，伍迪沉默了，试着去理解这件事，“真该死，爸爸一定觉得自己是个傻瓜。”

“你爸爸不是什么傻瓜，他只是一时昏了头罢了，”乌苏拉尖刻地说，“这辈子他做过的唯一蠢事就是向奥尔加求婚。”

伍迪记起了自己的任务。“但是，奶奶，那已经是很长以前的事了。”

“很久以前，你的语法不怎么样，但判断力倒是不错。这事的确过去很久了。”

似乎有希望了。“你会帮他吗？”

“你觉得你父亲会怎么想？”

伍迪想了想。他不能跟乌苏拉打马虎眼——她马上就能看出来。“他会在乎吗？如果奥尔加作为年轻时的耻辱象征经常出现在他眼前的话，我想他也许会有点尴尬。”

“你说得没错。”

“即使会尴尬，他也会力求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做到公平。他痛恨不公正。他不会因为奥尔加的事而迁怒于黛西，更别说查理了。他有着宽广的胸怀。”

“你想说他比我更宽容，是吗？”乌苏拉说。

“奶奶，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我敢打赌，如果征求他的意见，他也绝不会反对奥尔加加入联谊会的。”

乌苏拉点了点头。“没错。但我不知道你想没想过，谁是这个请求的真正始作俑者。”

伍迪明白祖母的意思。“您想说是黛西？这不奇怪。对于让她妈妈加入联谊会有影响吗？”

“我想没有。”

“那您愿意帮忙吗？”

“我的孙子心肠这么好，我很高兴——即便被一个有野心的聪明姑娘利用，我也为你自豪。”

伍迪笑了：“奶奶，这算是同意了吗？”

“我不能保证任何事，但我会向委员会提议的。”

乌苏拉的话在联谊会里就是圣旨，但伍迪不会这么说。“谢谢您，您真是太好心了。”

“亲亲我，准备和我去教堂。”

伍迪吻了祖母一下，离开了她的卧室。

他很快忘了查理和黛西。坐在希尔顿广场的圣保罗教堂里，他没怎么听布道——讲的是诺亚和基督的宝血——心里都是乔安妮·罗赫。乔安妮的父母在教堂里，但乔安妮没有来。她会出现在示威现场吗？如果她去的话，伍迪会约她见面，她会同意跟他约会吗？

在伍迪看来，乔安妮非常聪明，不会介意两人的年龄差异。相比维克托·迪克森那个傻瓜，她肯定知道自己和伍迪的共同点更多。伍迪对那个激动人心的吻还是无法忘怀。她的技巧真是高超——别的女孩也会这样用舌头吗？他想尽快再尝试着和她深吻。

展望未来，即便她同意和他约会，九月，他们又将分开。乔安妮要去波基普西的瓦萨尔学院，他则将返校读书。直到圣诞节，他们都不能见面。瓦萨尔学院尽管是女子学院，但波基普西多得是男人。她会和别的男孩约会吗？伍迪已经开始妒忌了。

出了教堂，他告诉父母不回家吃午饭，而是要去参加抗议游行。

“去那儿对你有好处。”他妈妈说。年轻时她曾是《布法罗无政府主义者》杂志的记者。她转身对丈夫说：“格斯，你也应该去。”

“工会已经提起了上诉，”父亲说，“你应该很清楚，我不该干扰法庭判案。”

她转身对伍迪说：“去吧，只是别被列夫的打手给伤着。”

伍迪从父亲的后车厢里拿出照相机。这是部徕卡三型的照相机，这种相机小得可以挂在脖子上，却有着每秒五百分之一的快门速度。

他走过几个街区，抵达游行的起点尼亚加拉广场。列夫·别斯科夫以会引发暴力为由，要求政府取缔这次示威，但工会却称这是场和平示威。伍迪到那儿时，几百个工人已经集中在市政厅门外，看样子工会说服了政府的相关部门。许多人带着条幅、红旗和写有“不要强盗老板”的标语牌。伍迪四处寻找乔安妮，但没有找到。

天气明媚，艳阳高照，伍迪拍了好几张照片：穿着礼服、戴着帽子的工人们，一辆挂满了条幅的汽车，一个咬着指甲的警察。他仍旧没有看到乔安妮，也许乔安妮不会出现了。他猜乔安妮早上可能会头疼。

游行计划在正午十二点开始，最后却延迟到将近下午一点才开始。伍迪注意到，游行路线两旁站满了监视的警察。他自己则身处游行队伍的正中央。

从华盛顿街向南，接近工厂区的中心地带时，伍迪看见乔安妮在前面几码处加入了游行队伍，他心跳加速，两眼放光。乔安妮穿着做工考究的裤子，勾勒出窈窕的身段。他加快步伐，很快赶上了她。“下午好！”他欢快地说。

“老天，看把你开心的！”乔安妮说。

这话一点不假。伍迪的确开心极了。“你宿醉了吗？”

“不是宿醉就是患上了黑死病，你知道黑死病吗？”

“黑死病人脸上有麻子。你又没有麻子。”伍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顺着乔安妮的话题乱说，“我不是医生，但很乐意为你诊断。”

“别油嘴滑舌了。这个话题的确很有趣，但我实在没心情。”

伍迪尽量平下心来。“我们在教堂没看见你，”他说，“今天布道的主题是诺亚的经历。”

出乎意料，她竟然笑了起来。“哦，伍迪，”她说，“你讲笑话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你，但今天千万别让我笑。”

伍迪认为这句话可能是赞许，但他并不是很确定。

他看见旁边的小街上有家正在营业的杂货店。“你需要补点水，”他说，“我买好水就回来。”他跑进杂货店，买了两瓶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可乐。他让店员打开瓶盖，拿着可乐回到游行队伍之中。乔安妮接过瓶子说：“小家伙，你真会疼人。”她把可乐贴近嘴唇，一口气喝下大半瓶。

伍迪觉得自己至少前进了一大步。

尽管游行主题非常严肃，但游行队伍快乐满满。工人们轮番唱着政治歌曲和传统歌谣。游行队伍中甚至有几个带着孩子的家庭。天气好极了，空中一点云都没有。

“你看过《歇斯底里症研究》这本书吗？”并肩前进时，伍迪随口问道。

“连听都没听说过。”

“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的。我以为你很喜欢他的书呢！”

“我对他的理论很感兴趣，书却一本都没看过。”

“应该找来看看。《歇斯底里症研究》这本书非常棒。”

乔安妮惊奇地看着伍迪。“你怎么会去读他的那类书呢？你们这种收费昂贵的老式学校应该不教这个吧。”

“的确不教。我只是听你说过这方面的话题，觉得心理学很了不起。读了这些书以后，我认为心理学的确是一门很棒的学问。”

“从哪方面来讲很棒？”

伍迪觉得乔安妮在测试他，看他是真的理解了书的内容，还是仅仅在装样子。“有些疯狂的行为，比如说往桌布上洒墨水，其中常暗含一些说得通的逻辑。”

她点了点头。“是的，”她说，“说得没错。”

伍迪本能地意识到，乔安妮实际上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弗洛伊德的知识上，他已经领先了乔安妮一大步，乔安妮只是窘迫得不愿承认而已。

“你喜欢干什么？”伍迪问乔安妮，“话剧还是音乐剧？你家有一百多家电影院，你一定看腻了电影吧。”

“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他决定据实以告，“我想约你出去，我想和你一起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因此我想知道你的爱好，然后和你一起去做。”

乔安妮对他笑了笑，但这不是他期待的那种笑容，而是那种带有怜悯的友善笑容，伍迪知道等来的是坏消息。“伍迪，我也很想和你在一起玩，但你只有十五岁啊！”

“你昨天晚上不是说我比维克托·迪克森更成熟吗？”

“我同样不会和他一起出去。”

伍迪的喉头发紧，声音突然变得很嘶哑。“你是在拒绝我吗？”

“是的，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我不想和比我小三岁的男孩约会。”

“三年后可以吗？那时我就和你一般大了。”

她笑了，然后说：“别这样跟我玩心眼，我的头都要被你搅和大了。”

伍迪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痛苦。把话挑明又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他克制着心中的沮丧问乔安妮：“昨天那个吻又算什么呢？”

“什么都算不上。”

他可怜地摇了摇头说：“它对我却意味着一切。我从来没经历过这么棒的吻。”

“老天，我就知道这是个错误。听着，这的确很有趣。我喜欢这个吻——你也配得上我的吻。你是个聪明孩子，很会察言观色。伍迪，无论你多么喜欢这个吻，那都不能算是爱的宣言。”

两人的位置接近游行队伍的前端，伍迪已经能看见前方的目的地——布法罗金属加工厂四周的高墙了。工厂大门紧闭，门前站着十几个保安，他们身上的淡蓝色衬衫类似警察制服，这些人看着也像恶棍。

“我昨天喝醉了。”乔安妮说。

“我也醉了。”伍迪连忙说。

伍迪借这句话来挽回自己残存的尊严，乔安妮假装相信了。“我们都做了傻事，把它忘了就行。”她优雅地说。

“是的。”伍迪尴尬地看向别处。

他们已经到了工厂外面。走在队伍前面的人站在工厂门外，有人开始用高音喇叭发表演说。走近一看，伍迪发现演说者是布法罗的工会领导人布赖恩·霍尔。伍迪的父亲很喜欢布赖恩——在不怎么美好的过去，他们曾经合力化解过一次罢工。

游行队伍后面的人还在不断地朝前涌，街上正在酝酿一场冲突。尽管厂门紧闭，但保安仍然排成了一条警戒线，不让人们接近。保安们携带着警棍：“这里是私有财产，别接近这扇门！”伍迪拿起相机，拍下一张照片。

但人群后面的人依然在不断往前涌。伍迪抓住乔安妮的胳膊，试图把她拉到人少一点的地方。但往外走非常难：人群很密集，没人愿意给他们让道。推搡了一阵，伍迪发现他们不但没能远离人群，反而离工厂大门和拿着警棍的保安越来越近。“形势可不太妙啊！”他对乔安妮说。

乔安妮却很兴奋。“这群王八蛋不能让我们退缩。”乔安妮大声喊。

站在她身旁的男人大喊：“是的，他们绝对不能让我们退缩！”

人群仍然离门口有十几码，保安们却开始毫无必要地把示威者往外推。伍迪抓住机会，连拍了几张照片。

布赖恩·霍尔一直在谴责强盗老板，怒斥工厂保安的暴行。现在他却缓和态度，呼吁示威者冷静。“兄弟们，请离门远点儿，”他说，“稍微往后退一点，不要制造冲突。”

伍迪看见保安推搡一个妇女，把女人推得向前踉跄。她没有被推倒，却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和她一起来的男人对保安说：“伙计，别这么凶好吗？”

“你想怎么样？”保安不依不饶地说。

女人朝他大喊：“别再推我们了！”

“往后退，往后退！”保安举起警棍大嚷。女人惊声尖叫。

警棍落在女人身上的时候，伍迪抓拍了一张照片。

乔安妮说：“那个王八蛋竟然打女人！”说着，她朝前挤了过去。

但大多数人往反方向挤，开始远离工厂。保安们追在他们身后推搡踢打，用警棍加以驱逐。

布赖恩·霍尔对着喇叭高声说：“工厂保安，请退后一点，没必要使用暴力，放下你们的警棍！”话还没说完，他的喇叭就被保安打掉了。

一些年轻人奋起反抗。六七个真正的警察这时出场了，他们没有喝止工厂保安，反倒逮捕了几个反抗的年轻人。

开始这场骚乱的保安倒在地上，两个年轻人上前连踢了他好几下。

伍迪又拍了张照片。

乔安妮怒吼起来。她扑向一个保安，用指甲抓他的脸。保安伸手把她向外推。保安的手有意无意地打到了乔安妮的鼻子，乔安妮跌倒在地，鼻子开始冒血。保安拿起警棍就要往她身上打。伍迪见势不妙，连忙抓住她的手臂把她往后拉。因为躲得及时，警棍没打到她。“我们最好离开这里。”伍迪对乔安妮说。

脸上的重重一击熄灭了乔安妮的怒火，伍迪顺势把她半推半抱地带离了工厂门口，任凭吊在脖子上的照相机左右晃荡。游行队伍中的人们开始恐慌，有人跌倒在地，其他人在试图逃离的时候踩在了他们身上。

伍迪比大多数人都高，他用尽全力，才使自己和乔安妮不致跌倒。他们奋力挤出人群，离保安越来越远。周围的人渐渐少了以后，乔安妮摆脱了他的怀抱，两人一起开始逃跑。

打斗声越来越小。伍迪和乔安妮转过几个街角，在一条周日工厂和仓库都不上班的寂静街道上停住了。他们调整好呼吸，开始健步朝前走。乔安妮笑了。“太让人兴奋了！”她说。

伍迪比她更为冷静。“没什么好高兴的，”他说，“情况原本会更糟的。”他救了乔安妮，他暗暗希望乔安妮会因此改变心意，同意和他约会。

但乔安妮并不觉得欠了他什么。“别扯了，”她轻描淡写地说，“反正没人死。”

“那些保安险些惹出一场暴乱。”

“他们是成心的，别斯科夫想让工会难堪。”

“我们知道真相，”伍迪拍了拍照相机说，“我可以用照片加以证明。”

步行了半英里以后，伍迪看见一辆空着的出租车并把它拦下了。他把罗赫家的地址给了出租车司机。

在出租车后座上坐定以后，伍迪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我不想让你爸爸看到你这样。”他打开白色的棉布手帕，轻轻擦去乔安妮上嘴唇的血渍。

这个亲密的行动让他很兴奋，但乔安妮没让他继续。“我自己擦。”她抓过手帕，擦干净嘴唇上的血，“看看擦干净没有？”她问。

“还有一点。”他撒了个谎，把手帕拿了回来。她嘴很大，牙齿洁白，嘴唇丰满。他假装乔安妮的下嘴唇上沾了什么东西。伍迪轻擦了一下她的嘴唇说：“这就好多了。”

“谢谢你。”她用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看着伍迪。伍迪觉得乔安妮已经知道了实情，只是不确定要不要向他发火。

出租车在乔安妮家门口停了下来。“别进来，”她说，“我不想让父母知道我去了哪儿，你一进来就穿帮了。”

伍迪觉得自己是两人中比较审慎的一个，但他不会当面这样说。“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好吧。”乔安妮下了出租车，敷衍地跟他挥了挥手。

“她很不错，”司机说，“但对你来说，年纪大了一些。”

“把我送到特拉华大道。”伍迪把门牌号和岔路名告诉司机。他可不想和该死的司机谈论乔安妮。

他回味着被拒绝的滋味。他不应该过分奇怪：不光这个司机，连查克都说两人在年龄上不相配。虽然是真话，但伍迪还是感觉受了伤害。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但眼下，又该怎么度过这余下的一天呢？

回到家后，他父母正和往常的周日下午一样在家里打盹。查克觉得他们只有在亲热时才睡午觉。查克不在家，他和包括贝蒂在内的一帮朋友游泳去了。

伍迪走进暗室，从相机里拿出胶片。他往盆里倒了些热水，使感光的化学物质达到理想的温度，然后把胶卷插进黑色小包放入感光盒中，等待照片冲洗出来。

冲胶卷是个需要耐心的冗长过程，但伍迪很喜欢坐在黑暗里想着乔安妮的感觉。在暴乱中共同奋战的经历没有使她爱上他，但显然让他们更近了一点。伍迪相信乔安妮对自己的感情正在加深。也许她的拒绝只是暂时的。也许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成功。他对别的女孩根本不会有兴趣。

闹钟响了，他把胶卷从感光盒里拿出来，停止化学物质的感光作用，然后把胶卷转移到定影槽里。定影完之后，他把胶卷擦干，看着胶卷上的黑白图像。

他觉得这些照片拍得真是好极了。

他把影像逐一框好，把第一张插进放大机。接着把一张10×8的相纸装进放大机，打开灯，一边计算着时间，一边把胶卷上的黑白图像对准相纸。然后把相纸摆进装有显影剂的槽里。

这是冲照片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白色的相纸开始慢慢变灰，图案渐渐出现在相纸上。伍迪总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第一张照片上出现了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他们穿着西服，戴着礼帽，共同举起的牌子上用大写字母写着“兄弟情谊”这个词。影像清晰以后，他把相纸放入定影槽，然后冲洗晾干。

冲好所有的照片以后，伍迪把它们带出暗室，放在餐厅的桌子上。他非常高兴：这些照片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听到父母在楼上的走动声，他赶忙叫来了母亲。罗莎婚前就是个记者，现在仍在为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你怎么看待这些照片？”伍迪问母亲。

罗莎用能看见东西的那只眼睛审视着这些照片。过了会儿，她说：“我觉得这些照片非常棒，你应该把它们送到报社。”

“真的吗？”伍迪受到了鼓励，感到非常振奋，“哪家报社比较好呢？”

“很可惜，现在的报社都很保守。也许你该试试《布法罗哨兵报》。它的总编是彼得·霍利尔——他在那里几十年了。他了解你父亲，也许会同意见你。”

“该什么时候给他看这些照片呢？”

“现在就给他看。游行示威是刚发生的新闻。如果要登上明天的报纸，今天晚上就得把照片送过去。”

伍迪精神一振。“好的，我现在就去。”他拿起照片，把它们理整齐。母亲从父亲书房里拿出两块硬纸板，让他把照片夹在中间。伍迪亲吻了母亲以后离开了家。

他搭了辆去市中心的公交车。

《布法罗哨兵报》的正门关着，伍迪非常失望。但他马上又想到，如果周一要出报纸，记者们一定会进出报社。果然没错，他很快就找到了一扇边门。“我有些照片要交给霍利尔先生。”他对站在门内侧的人说。守门的说上楼就能见到霍利尔先生。

找到总编办公室后，总编秘书问了他的名字，很快他就握住了霍利尔先生的手。霍利尔是个白发黑胡子的高个子，似乎刚和一个年轻下属谈完事。他说话声音很大，像是要压过嘈杂的印机声一样。“杰克，撞人逃逸的故事很棒，但评论写得不是很好，”他用手搭着年轻记者的肩膀，把他送到门口，“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把重点放在市长声明和致残儿童的遭遇上。”杰克离开以后，霍利尔转身看了看伍迪：“孩子，你带来了什么？”他开门见山地问。

“今天我参加了游行。”

“你是指那场暴动吗？”

“在工厂保安用警棍击打游行队伍中的妇女之前，秩序一直都很好。”

“我听说示威者试图闯入工厂，保安只是把他们赶开而已。”

“先生，这不是真的，我的照片能证明。”

“给我看看。”

伍迪在公交车上已经把照片的次序整理好了。他把第一张照片放在总编的办公桌上。“开始的时候一切平安无事。”

霍利尔把这张照片推到一旁。“这种照片什么都证明不了。”他说。

伍迪拿出一张厂门口拍摄的照片。“保安们早就在工厂门口候着了，他们都带着警棍。”下一张是骚乱开始前拍下的，“游行者离门至少有十码的距离，保安根本不需要把他们往后赶。他们是有预谋进行挑衅。”

“好吧，让我仔细看看。”这次他没有把照片推开。

伍迪拿出自己最得意的一张照片：保安用警棍打一个女人。“我经历了整个过程，”伍迪说，“这个女人只是叫他别再推了，可他还是打得这么狠。”

“拍得很好，”霍利尔说，“你手头还有别的照片吗？”

“还有一张，”伍迪说，“打斗开始以后大多数游行者都逃走了，但少数几个人进行了回击。”他给霍利尔看了两个示威者脚踢摔在地上的保安的照片，“他们把打女人的保安狠狠地教训了一通。”

“小杜瓦，你干得真不赖。”霍利尔坐到办公桌后面，从托盘里拿出一份表格，“二十美元够了吗？”

“你是说要把照片印上报纸吗？”

“你应该是为了这个才来的，难道不是吗？”

“是的，先生，我正是为这个来的。二十美元完全够了。”

霍利尔在表格上写了几行字，然后在表格末尾签上了名。“把这张表拿到出纳那里，我秘书会带你去的。”

桌上的电话响了。主编拿起电话大嚷：“我是霍利尔。”伍迪意识到主编这是在赶他走，于是便离开了主编办公室。

他非常兴奋，二十美元对他来说固然是笔很大的收入，但更让他兴奋的却是照片能印在报纸上。他依照秘书手指的方向，来到一个有柜台和出纳窗口的小房间，拿到了属于他的这二十美元，然后叫了辆出租车回了家。

父母对他的行动感到很高兴，甚至连弟弟查克都非常快活。但祖母在晚餐时说：“别把记者当作一个职业，那会降低你的身价。”

事实上，伍迪确实想过当个摄影记者，而不是进军政坛。他很不理解祖母为何会提出异议。

罗莎笑着说：“乌苏拉，我就是个记者啊！”

“那不一样，你是个女人。”祖母说，“和他父亲及祖父一样，伍德罗要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

母亲没有提出异议。她和祖母的关系很好，对祖母的理论持全盘接受的态度。

查克很讨厌长子为尊的传统思维。他讥讽地说：“那我要去做什么，卖猪肉吗？”

“查尔斯，别这么粗俗。”祖母像往常一样把握着最后的决定权。

伍迪那天晚上失眠了很长时间。他等不及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照片了。他好像又回到了孩提时的圣诞节夜晚：盼望着早晨赶紧到来而久久无法入睡。

他想着乔安妮。她错把他当成孩子了，其实他们正合适。乔安妮喜欢他，和他有许多共同点，她也很喜欢那个吻，他仍旧觉得自己也许已经征服了乔安妮的心。

后来他终于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亮了。他在睡衣外披上睡袍，一溜烟跑下了楼。管家乔总是很早出去买报纸，买回来的报纸已经摊开在餐厅的茶几上了。伍迪的父母都在，父亲正在吃煮鸡蛋，母亲正在喝咖啡。

伍迪拿起《布法罗哨兵报》，发现自己拍的照片上了头版。

但情况和他预料的完全不同。

报纸只用了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两个工人正在狠踢倒地的工厂保安。文章的标题是：“金属加工厂工人暴动。”

“哦，天哪！”他叫道。

他难以置信地读完了这则报道。报道中说暴动的工人试图闯进工厂，却被英勇的工厂保安所阻止，几个保安在冲突中受了轻伤。市长、警察局长和列夫·别斯科夫谴责了工人们的行为。文章后面附上了工会发言人布赖恩·霍尔的说辞。他否认了工人的暴行，宣称是保安先动武的。有照片为证，他的说辞更像是一种狡辩。

伍迪把报纸放在母亲面前。“我告诉霍利尔暴动是保安挑起的——还提供了可资证明的照片！”他出离愤怒了，“霍利尔为什么要歪曲事实呢？”

“因为他是个保守人士。”母亲告诉他。

“报纸应该揭示真相，”伍迪的声音因为愤怒而不断升高，“他们不能光制造谎言。”

“制造谎言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母亲说。

“但这不公平！”

“我的孩子，欢迎来到现实世界。”

格雷格·别斯科夫和父亲在华盛顿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大堂遇见了戴夫·罗赫。

戴夫戴着草帽，穿着白西装。他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列夫上前跟他打招呼，但他轻蔑地掉头走了。

格雷格知道其中的奥妙。因为罗斯克院线拿不到最新的电影，一整个夏天，戴夫都在亏钱。他想必认为列夫在一定程度上得为此负责。

上周，列夫提出用四百万美元购买戴夫的电影院——是第一次报价的一半——戴夫又一次拒绝了。“戴夫，再不卖还得降。”列夫提出警告。

格雷格说：“他来这儿干吗？”

“他是来见索尔·斯塔尔的，他想问斯塔尔为何不把好电影放给他。”列夫显然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斯塔尔会怎么做？”

“把他踢出去。”

格雷格对父亲无所不知的能力非常佩服。正是因为这一点，父亲才能永远领先于潮流。在生意场上，他总能比别人快一步。

他们乘电梯上楼。这是格雷格第一次造访父亲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长住套房，格雷格的母亲玛伽从没来过这里。

政府总想插手电影界的事情，列夫每年都有很长时间住在华盛顿。自认为意见领袖的那些人对银幕上放些什么总是非常挑剔，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有关机构仔细审查电影的每个镜头。列夫把这看成一场谈判——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谈判——他的最终目的是废除常规的电影审查制度，代之以索尔·斯塔尔和众多其他好莱坞大人物都极力支持的行业自律守则。

格雷格和父亲走进一个奢华的大套间，本来格雷格觉得他和母亲住的布法罗的房子已经够大够奢侈了，但这个套间更甚。房间里都是细长腿的法式家具，还布置了棕黄色的天鹅绒窗帘和一台庞大的留声机。

格雷格在套房正中的黄色天鹅绒长沙发上看到了格拉迪丝·安德鲁斯，他吃了一惊。

人人都说格拉迪丝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格雷格很清楚这是为什么。从充满诱惑的深蓝色大眼睛到短裙下的两条长腿，格拉迪丝身上的每一处都散发着性的魅力。当她伸出手时，格拉迪丝的红唇笑意盈盈，柔软的胸部在毛衣下若隐若现。

他犹豫了一会儿，才握住了她的手。他觉得对不起母亲玛伽。母亲从没提过格拉迪丝·安德鲁斯这个名字，显然她听说了关于格拉迪丝和列夫的流言蜚语。格雷格觉得自己和母亲的敌人交上了朋友。如果被玛伽知道，她一定会被气哭的。

但此时他只有惊奇。如果有人事先告诉他，让他有时间考虑对她伸出手的反应，他也许会事先演练怎样优雅地拒绝。但在此种情况下，他实在不忍粗鲁地拒绝一个可爱女士的优雅表示。

于是他抓住格拉迪丝的手，看着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露出人们通常称之为傻笑的那种笑容。

格拉迪丝握着他的手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你爸爸跟我说了许多关于你的事情——但没告诉我，你是这么英俊。”

这番话令人不快，有股宣布对列夫的所有权的意味，格拉迪丝似乎把自己当成了别斯科夫家的一员，而不是一个鸠占鹊巢的妓女。然而格雷格还是倾倒于她的魅力。“我喜欢你的电影。”他略带尴尬地说。

“哦，你不必这样说，”格拉迪丝说，但格雷格觉得她喜欢他这么说，“过来坐在我边上，”她说，“我想好好了解你。”

他照做了。格雷格不想扫她的兴。格拉迪丝问他在什么学校上学，当他告诉她时，套房里的电话响了。他依稀听见父亲对着话筒说：“应该是在明天……好，如果必须的话，可以加速促成……交给我吧，我负责跟进这件事。”

列夫挂断电话，打断了格拉迪丝的话。“格雷格，你的房间在走廊那一头，”说着他递给格雷格一把钥匙，“房间里有我送你的礼物，好好享受一下，七点下楼吃晚饭。”

列夫的插话很生硬，格拉迪丝看起来有些不快。但列夫有时就是这么专横，格雷格知道最好照做。他拿起钥匙，离开了父亲的套房。

格雷格在走廊里看到一个穿着廉价西服的宽肩膀男人，他让格雷格想起了布法罗金属加工厂的保安主管乔·布列胡诺夫。格雷格对那人点了点头，跟他打了个招呼：“先生，下午好。”也许他只是个酒店雇员罢了。

格雷格走进自己的房间。这间房没有父亲的套房那么大，但也够舒适的。他没有看见父亲提到的礼物，不过他的箱子已经被送进来了。他一边整理箱子，一边想着格拉迪丝。和父亲的情妇握手算是对母亲的背叛吗？当然是的。但格拉迪丝只是重复着玛伽的旧事，和一个已婚男人睡觉罢了。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很不舒服。要把见到格拉迪丝的事情告诉玛伽吗？不，当然不行。

往橱里挂衬衫时，他听见一声敲门声。敲门声来自一扇看似通往隔壁的门。很快门开了，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她比格雷格大不了多少，皮肤呈黑巧克力色，穿着条圆点花纹的裙子，拎着个手提包。她咧嘴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你好，我住在隔壁房间。”

“我知道，”他说，“你是谁？”

“我是杰姬·杰克斯，”她伸出手说，“我是个演员。”

一小时之内，格雷格和第二个女演员握上了手。杰姬生机勃勃，相对于格拉迪丝磁石般的吸引力来说，格雷格觉得这种生气更有吸引力。杰姬有着诱人的深红色嘴唇。格雷格问她：“爸爸说给我准备了件礼物——他指的是你吗？”

杰姬咯咯直笑。“我想应该是。他说我会喜欢上你的。他准备让我上他的电影。”

格雷格大致猜到了。列夫也许觉得格雷格不情愿和格拉迪丝交朋友。为了不让他吵闹，列夫用杰姬作为补偿。格雷格觉得他应该拒绝这份贿赂，但他拒绝不了杰姬的诱惑。“你是件非常好的礼物。”他说。

“你爸爸对你真好。”

“他很棒，”格雷格说，“你也很棒。”

“你不也很动人吗？”她把手提包放在梳妆柜上，走近格雷格，踮着脚尖吻了他的嘴。她的嘴唇软绵温润。“我喜欢你，”杰姬用手摸了摸格雷格的肩膀，“你很壮实。”

“平时我练冰球。”

“能给我们女孩一种安全感，”她把双手放在他的脸颊上，又吻了他，这个吻的时间很长，接着她叹了口气说，“孩子，我们该找些乐子了吧。”

“找什么乐子呢？”华盛顿算是个南方城市，白人和黑人之间依然泾渭分明。在布法罗，白人和黑人可以在一个餐馆里吃饭，可以在一个酒吧喝酒，但华盛顿完全不一样。格雷格不知道华盛顿有什么规矩，但确信单独在一起的白种男人和黑种女人一定会惹上麻烦。杰姬能住进这个酒店就已经够奇怪了：列夫一定为她做好了安排。不过格雷格、杰姬、列夫和格拉迪丝四个人一起逛逛华盛顿倒应该没什么问题。那杰姬说的“找些乐子”又是指什么呢？他突然闪过了一个美妙的念头，杰姬也许愿意和他睡上一觉呢！

他用手搂住杰姬的腰，把她拉近自己准备再次接吻，却被她挣脱了。“我要先洗个澡，”她说，“等我几分钟。”她转过身，走进两个房间之间的连接门，然后把门关上了。

格雷格坐在床上，试图把整件事想个清楚。杰姬想上电影，她想靠出卖色相发展自己的事业。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她都不是第一个采取这种策略的女演员。格拉迪丝也是通过向列夫出卖色相才当上主演的。格雷格和父亲只是通过自己的权势尝到点甜头而已。

格雷格发现杰姬把手提包落在这儿了。他拿起手提包，推了推连接门。门没锁，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杰姬正穿着件粉红色的睡袍打电话。她对着话筒说：“是的，包在我身上，没问题。”她的声音比方才成熟多了。格雷格意识到杰姬是用性感女生的不自然声音和自己说话。看到他，杰姬笑着变回小女生的声音对着话筒说：“别挂断，我一会儿再打过来。谢谢你，回见。”

“你忘了这个。”格雷格把包递了过去。

“你只是想看我穿浴衣的样子而已。”她轻佻地说。浴袍前襟没完全盖住她的乳房，棕黑色的美妙曲线在浴袍下若隐若现。

他露齿一笑。“还真不是，但我很高兴看到了。”

“回你的房间去。我必须先洗个澡。一会儿，也许会让你看到更多。”

“老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说。

他回到房间。这一切太让人瞠目结舌了。“一会儿也许会让你看到更多。”他大声对自己重复着这句话。什么样的女孩会这样说！

他勃起了，但他不想在动真格时反倒一蹶不振。为了让自己分心，他开始整理东西。玛伽送过他一套剃刀和珍珠手柄毛刷组成的剃须刀套装。他把这套装备放进浴室，心想杰姬看到这些东西时会不会对他留下整洁的好印象。

墙面很薄，隔壁浴室传来的流水声清晰可辨。他忍住不去想杰姬赤身裸体浑身湿漉漉的样子，集中精力把内衣和袜子收拾在抽屉里。

这时他听见隔壁传来一声尖叫。

他突然一愣。一时间他惊讶得动都动不了。这意味着什么？杰姬为何会这般尖叫？接着杰姬又尖叫一声，格雷格马上展开了行动。他推开两个房间之间的连接门，步入杰姬的房间。

杰姬一丝不挂。格雷格从没见过光着身子的女人。杰姬有一对带着深黑色乳头的傲人双峰，私处有一丛湿漉漉的毛，她退缩到墙边，双手徒劳地遮挡着自己的裸体。

站在她面前的是戴夫·罗赫，红通通的面颊上印着两块抓伤，显然是杰姬粉红色的尖指甲造成的。戴夫的白色双排扣外套的大翻领上还有几点血渍。

杰姬大声尖叫：“让他离我远点儿！”

格雷格挥手就是一拳。戴夫比格雷格高一点，但他老了，格雷格却是个经常锻炼的大男孩。拳头击中了戴夫的下巴——格雷格血气冲头，击中戴夫靠的完全是运气——戴夫踉跄地后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房间的门被打开了。

格雷格刚才看见的宽肩膀酒店雇员走了进来。他一定有这儿的万能钥匙，格雷格想。“我是这里的警卫汤姆·克兰默，”这位酒店雇员说，“发生什么事了？”

格雷格说：“我听见尖叫声，进门就看到他。”

杰姬说：“他想强奸我！”

戴夫费劲地站了起来。“她在撒谎，”他说，“有人让我上这个房间来见索尔·斯塔尔。”

杰姬哭了起来。“哦，现在他要撒谎了！”

克兰默说：“小姐，快穿上点东西。”

杰姬穿上了粉红色的浴袍。

警卫拿起房间里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说：“街角通常会有个巡警，快让他到大堂里来。”

戴夫瞪着格雷格：“你是别斯科夫家的混小子，是吗？”

格雷格再一次握起了拳头。

戴夫说：“老天，这是你们的陷阱！”

格雷格被他的话震了一下。他隐约觉得戴夫说的是事实。他意识到这必定是列夫设的局，戴夫·罗赫不是什么强奸犯，杰姬不过是在演戏，他也只是这幕戏里的一个角色而已。他感到非常震惊，不禁放下了拳头。

“先生，跟我走。”克兰默不由分说拽上了戴夫的胳膊，“你俩也一起来。”

“你不能逮捕我。”戴夫说。

“先生，我是不能，”警卫说，“但我能把你交给警察。”

格雷格问杰姬：“你想把衣服穿好吗？”

杰姬飞快而坚决地摇了摇头。格雷格意识到穿着浴袍去警局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他拉着杰姬的胳膊，跟着克兰默和戴夫经过走廊走进电梯。大堂里已经有个警察在等着了。格雷格估计他和酒店的警卫都是这个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克兰默说：“听到房间里的尖叫声以后，我在这个女孩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个老家伙。女孩说自己差点被他强奸。这个小伙目睹了一切。”

戴夫一脸无助，像刚做了个噩梦似的，格雷格心里对他充满了歉意。他被列夫残忍地捉弄了一把。父亲比自己想的更加残酷无情。他敬佩父亲，但对这样做是否必要抱有疑虑。

警察铐住戴夫，说：“好了，跟我走吧。”

“要带我去哪儿？”戴夫问。

“市中心的警察局。”

格雷格问：“我们也需要去吗？”

“是的。”

克兰默低声对格雷格说，“孩子，不必担心，”他说，“你做得很好，到警察局录好口供就没你什么事了，之后你可以一直把她玩到圣诞节。”

警察把戴夫带到酒店门口，杰姬和格雷格跟在他们身后。

走出酒店的时候，格雷格感到闪光灯一闪，有个记者抓拍到了此时的照片。

纽约的书商给伍迪·杜瓦邮寄了一本《歇斯底里症研究》。今晚将举行帆船俱乐部舞会，这是布法罗夏季社交聚会的顶峰。伍迪用牛皮纸包上这本书，还用红丝带绑了一圈。“是给哪个幸运女孩的巧克力吗？”路过客厅的母亲问道。她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但什么事都瞒不过她。

“送给乔安妮·罗赫的书。”他说。

“她不会参加舞会的。”

“我知道。”

母亲停下步伐，探究地看了他一眼。过了一会儿，她说：“看来你对她是认真的。”

“也许是吧，但她觉得我太小了。”

“她会怕伤了自尊而不和你交往。朋友们也许会问她，为什么要和一个年龄比她小很多的男孩出去约会。女孩们在这点上往往很残忍。”

“我可以等她成熟些，再追她。”

母亲笑了。“我想你会让她高兴的。”

“是的，这是我能给她最好的东西。”

“其实，我也等了你父亲很长时间。”

“真的吗？”

“我对他是一见钟情。我想了他好几年。我看着他倾情于轻佻的奥尔加·亚洛夫却什么都不能做。奥尔加除了能让男人神魂颠倒之外，什么本事都没有，还好她被那个司机降服了。”母亲的话时常会有些蛮不讲理，尤其是祖母不在的时候，这是她在报社工作时养成的坏习惯。“失恋以后，他就打仗去了。为了拴住他的心，我还专程去了次法国。”

看得出，母亲的回忆里饱含着心酸。“最后他终于意识到，你就是他的另一半。”

“是的，但这其间经历了很多。”

“也许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母亲吻了他一下。“孩子，祝你好运。”她说。

罗赫家离杜瓦家不到一英里，伍迪很快就走到了那里。罗赫家今晚没人会在帆船俱乐部出现。丽思酒店的离奇事件以后，戴夫频繁被各大报纸报道。一家报纸的报道标题是：《影业大亨被艳星起诉》。伍迪最近才知道报纸的话不能全信。但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些报道，不然警方为何要逮捕戴夫呢？

那件事发生以后，罗赫家的人便再没在公众场合露过面。

伍迪在罗赫家门外被一个带着枪的警卫拦了下来。“这家人不接待来客。”他强硬地说。

这个警卫一定是被来访的记者们惹毛了，伍迪没有介意他这种不恭的态度。他努力回想起罗赫家女仆的名字，然后对警卫说：“请让伊斯特拉小姐转告乔安妮一声，就说伍迪·杜瓦带了本书给她。”

“你可以放在我这儿。”警卫伸出手。

伍迪紧抓着书不放。“谢谢你，但我要亲手交给她。”

警卫似乎被惹恼了，不过他还是带伍迪沿着车道走到宅子门口，按下了门铃。伊斯特拉一见是他，连忙开心地说：“你好，伍迪先生，快进来吧——乔安妮见到你肯定很高兴。”进门以前，伍迪得意地看了不让他进门的警卫一眼。

伊斯特拉把他带进一个没人的客厅。她像对待个孩子似的让他喝牛奶，吃饼干，但是被他婉拒了。乔安妮很快就出现了，她苦着脸，皮肤也没了光泽。但一见到伍迪，她马上展开了笑容，坐下开始和他闲聊。

乔安妮很喜欢伍迪带来的书。“这下我可以好好看看弗洛伊德的书，而不只是对他的理论泛泛而谈了，”她说，“伍迪，你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我怕只会给你带来坏影响。”

乔安妮换了个话题：“你不去舞会吗？”

“我有舞会的门票。但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也没有去的必要了。你想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吗？”

“谢谢你，但我现在不想去。”

“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吃个晚饭。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乘公交车去。”

“伍迪，我自然不介意乘公交车，但你对我来说太年轻了点。再说，暑假马上就要过去了，那时我会去瓦萨尔念书，你也要回学校了。”

“到那时，你一定会和别的男孩约会吧。”

“我想是的。”

伍迪站起身。“那好，我将发誓独身，进教堂当修士去。请别来找我，你会让别的修士分心的。”

她笑了：“你真是好心，帮我从家里的烦心事里解脱出来。”

这是乔安妮第一次提起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情。他几次想提这个话题，但都没说出口，这时他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听着，我们都支持你。那个女演员的话根本没人信。所有人都知道那是列夫·别斯科夫设的局。我们都对此义愤填膺。”

“这我都知道，”她说，“只是这种指控太屈辱了。我想我父母也许会搬去佛罗里达。”

“真是太可怜了。”

“谢谢你，现在去舞会玩吧。”

“也许我真会去呢！”

乔安妮送他到门口。

“能和你吻别吗？”伍迪问。

乔安妮凑上前，吻了他的嘴唇。这不是普通的告别之吻。伍迪知道这时候最好不要抱住她使劲吻她。这只是个轻柔之吻，嘴唇之间的接触只维持了甜蜜的一刹那。很快她就挣脱开来，打开了门。

“晚安。”伍迪出门时说。

乔安妮也和他道了声晚安。

格雷格·别斯科夫恋爱了。

他知道杰姬·杰克斯是父亲送他的礼物，因为他帮忙陷害戴夫·罗赫。尽管这样，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杰姬。

从警察局回到酒店以后，他很快失去了初贞，他和杰姬几乎一整个星期都没下过丽思酒店的床。她说她已经“做了安排”，格雷格不用担心避孕的事情。他不太清楚杰姬说的是什么意思，但知道只需按杰姬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格雷格有生以来从没这么快乐过，他喜欢她，尤其喜欢他小女孩般的狡猾和无处不在的幽默感。她承认诱惑格雷格的确出自他父亲的命令，但没想到真的爱上了他。她的真名是梅贝尔·杰克斯，尽管对外宣称是十九岁，但实际上她十六岁，只比格雷格大几个月。

列夫承诺在电影里给她安排一个角色，但又说适合她的角色暂时还没有找到。杰姬学着列夫的苏联口音英语说：“我想他肯定没有尽力地帮我去找！”

“我觉得电影里的黑人角色并不会很多。”格雷格说。

“我知道，要演也是演一些揉着眼睛、对主人说遵命的黑人女仆。话剧和电影里的黑人角色其实并不少——克娄巴特拉、汉尼拔、奥赛罗——但通常是由白人演员出演的。”杰姬已故的父亲是黑人学院的教授，她在文学方面的知识丝毫不逊色于格雷格。“为什么黑人不能演白人呢？如果白人女演员能演克娄巴特拉的话，黑人女演员为什么不能演朱丽叶呢？”

“观众会觉得怪怪的。”

“观众会习惯的。他们能习惯一切事情。难道耶稣一定要由犹太人来扮演吗？没人在乎这个。”

格雷格觉得她说得没错，但这种事永远都不会发生。

当列夫说要返回布法罗的时候——和以往一样是在最后一刻宣布的——格雷格简直要崩溃了。他问列夫，杰姬能不能去布法罗，列夫却笑着说：“儿子，吃饭和拉屎的地方要分开。下次来华盛顿，你还可以见她。”

一天之后，杰姬却还是跟他来到了布法罗，住在运河街附近的一家廉价公寓。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列夫和格雷格都在忙着罗斯克院线的接管工作。戴夫最终以初次报价的四分之一——二百万美元，把他的所有影院卖给了列夫，格雷格对父亲的敬仰又深了一层。杰姬撤销指控，并向报界暗示双方用金钱交易私下里解决了这件事。格雷格对父亲的招数感到敬佩不已。

不管怎样，他拥有了杰姬。他告诉母亲每晚和男性朋友在一起，但实际上，他一有时间就和杰姬一起厮混。他和杰姬在城里到处闲逛，在湖岸野餐，甚至借了艘汽艇和她一起泛舟。没有人把杰姬和报纸模糊照片上走出丽思-卡尔顿酒店那个穿着睡袍的姑娘联系在一起。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挤在杰姬狭小公寓的窄床上，甜蜜又尽兴地做着爱。他们决定到了年龄就结婚。

今晚，格雷格要把杰姬带到帆船俱乐部。

搞到票很难，不过格雷格贿赂了学校里的朋友。

他给杰姬买了一件粉红的丝缎裙。格雷格经常能从玛伽手里拿到很多零花钱，列夫也不时给他五十美元，他的钱多得用也用不完。

他隐约有些不安，除了侍者之外，杰姬将是舞会上唯一的黑人女孩。她不太愿意去，但格雷格说服了她。年轻人会嫉妒他，长者会表现出敌意，参加舞会的人会小声地说三道四。但那又如何呢？他认为杰姬的美能战胜一切偏见，又有谁能抵挡得了她的魅力呢？如果有谁醉酒胆敢侵犯杰姬，格雷格一定会用双拳好好教训他一顿。

这样想的时候，他脑中却响起了母亲的告诫：男人千万不能被爱蒙蔽双眼。但大男人哪能老听母亲的话呢？

戴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走在运河街上的时候，他仿佛看见了杰姬穿着新裙子的样子。杰姬也许会跪地行礼掀开裙摆，让他看见里面的内裤和吊袜带呢！

他走进杰姬住的老房子，那里被分成了多个隔间，楼梯上铺着一条抽丝的红毯子，楼道里一股辛辣的油烟味。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杰姬公寓的门。

房间里空空如也。

太奇怪了，没有他在的话，杰姬会去哪儿呢？

他不安地打开了壁橱。壁橱里孤零零地挂着那条为舞会准备的粉红色缎裙。杰姬的其他衣物都不见了。

“不！”他叫了起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松垮的木桌上放着个信封。他拿起信封，看见封皮上杰姬工工整整的笔迹。他突然感到一阵害怕。

他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看着杰姬留下的简短信息。

亲爱的格雷格：

过去三周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打心底里明白我们不可能结婚，但假装夫妻的样子也能让我满心喜悦。你是个可爱的男孩，如果能不那么像你父亲的话，将来也一定会是个好男人。

列夫发现了杰姬住在这儿，他想办法把她赶走了吗？他不会这么干吧？

再见，别忘了我。

你的礼物

杰姬

格雷格把信纸揉成一团，低声抽泣起来。

“你看上去非常棒，”伊娃·洛特曼对黛西·别斯科娃说，“如果我是个男孩，一眼就会爱上你。”

黛西笑了。伊娃是有点被她迷住了。黛西穿着凸显她深蓝色眼眸的蓝色丝质蝉翼纱长裙，的确非常动人。裙子正面的褶边到脚踝处，后面却能隐约看到她的小腿，透明长袜中的那双美腿愈发动人。

她戴上了一条母亲的蓝宝石项链。“这是你父亲在时不时还对我好的那段时间买给我的，”奥尔加说，“不说这个了。黛西，你动作快一点，再慢我们就迟到了。”

奥尔加穿着一身威严的海军蓝套装，伊娃则穿着和肤色相近的红色套装。

黛西喜洋洋地下了楼。

三个女人走出门外。兼做司机的园丁亨利为她们打开了黑色斯图兹汽车的门。

这将是黛西终身铭记的一个晚上。今晚，查理·法奎森将正式向她求婚。他将把家族传承的珍珠戒指交到她手里——她已经试过了，戒指也已经按照她手指的粗细进行了改制。她会接受查理的求婚，两人将在舞会现场所有人面前宣布订婚。

她坐上了车，感觉自己像个灰姑娘。

只有伊娃还心存疑虑。“我觉得你应该找个更适合你的人。”她说。

“你说那种不会被我颐指气使的人吗？”黛西问她。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和你比较接近、具有亲和力、更为英俊的人。”

伊娃很少这样一针见血：这句话暗示查理黯淡无光，喜欢待在家里。黛西吃了一惊，不知该如何应对。

她妈妈打了圆场。奥尔加说：“我嫁了个英俊、很有亲和力的男人，他却让我吃透了苦。”

伊娃不再说什么了。

快到帆船俱乐部时，黛西把心情平静下来。她不能显得那么趾高气扬。她必须表现得对母亲受邀参加布法罗商界夫人联谊会这件事毫不知情。给别的女孩看宝石项链时，她必须姿态优雅，装出配不上查理那样完美的人的样子。

黛西准备让查理变得更完美些。蜜月结束以后，他们就马上着手建造自己的马厩。五年后，他们会参加全球顶级的赛马会：萨拉托加斯普林斯赛马会、长滩赛马会和英国皇家赛马会。

秋天将至，抵达码头时天已经黑了。“亨利，恐怕我们来得太晚了一点。”黛西愉快地说。

“黛西小姐，我们来得正好，”亨利很崇拜黛西，“属于你的夜晚就要开场了。”

在俱乐部门口，黛西注意到维克托·迪克森跟在她们身后进了门。为了给所有人留下好印象，她大大方方地对迪克森说：“维克托，听说你姐姐见到了国王，祝贺你们！”

“是的，谢谢你。”迪克森十分尴尬。

一行人走进了俱乐部。她们一进门就遇见了同意接收奥尔加成为势利夫人俱乐部一分子的乌苏拉·杜瓦。黛西笑着对她说：“晚上好，杜瓦夫人。”

乌苏拉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我有点事，一会儿见。”说着，她穿过俱乐部大堂离开了。即便把自己看成女王，你也需要懂点礼貌啊！黛西心想。她暗暗发誓，等到她凌驾于布法罗社交圈的那一天，她会时刻保持对所有人的优雅。

奥尔加母女和伊娃走进女厕所，在镜子前检查服装和脸上的妆容，确保二十分钟的车程没有对她们的装扮有任何影响。多特·伦肖走进厕所，看了她们一眼，却又马上退了出去。“蠢娘们。”黛西说。

奥尔加却表情忧郁。“发生什么事了？”她问，“我们刚到这儿，却已经有三个人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我们。”

“她这是嫉妒，”黛西说，“多特也打过查理的主意。”

奥尔加说：“现在多特·伦肖几乎谁都可以嫁了吧。”

“别管她，我们有自己的事情。”黛西领头走出厕所。

走进舞厅时，伍迪·杜瓦跟她打了个招呼。“总算出现了个绅士。”黛西说。

伍迪放低了声音说：“我只想说，我觉得人们因为你父亲可能做过的事而责怪你完全是不对的。”

“尤其是他们都还从我父亲那里买了私酒。”黛西回答。

这时她看见了穿着无法遮掩住瘦削身材的紫红色长裙的未来婆婆。诺拉·法奎森对儿子的选择并不是很高兴，但她最终还是接受了黛西，并在两家相互拜访时态度和善。“法奎森夫人，”黛西说，“您这条裙子真是太漂亮了。”

诺拉·法奎森背过身就走。

伊娃倒吸了一口冷气。

黛西感到非常恐惧。她转身问伍迪：“不是因为私酒的事情吧？”

“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

“问查理吧，他过来了。”

天气不热，但查理的额头上全都是汗。“怎么啦？”黛西问他，“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搭理我啊？”

查理极度紧张。“这里所有人都对你们家很生气。”他说。

“这是为什么啊？”黛西越发不明白了。

周围的人听见黛西高八度的声音，纷纷转过身看她，但黛西根本顾不上那么多。

查理说：“你父亲栽赃戴夫·罗赫，毁了戴夫。”

“你是说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那个小插曲吗？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虽然是从伊朗来的，但这儿的人都和罗赫一家很友好。他们不相信罗赫会去强奸任何人。”

“我从没说过罗赫强奸了谁。”

“我知道。”查理的声音很轻，他显然也很难办。

人们纷纷朝这边看了过来：维克托·迪克森、多特·伦肖、还有小不点查克·杜瓦。

黛西说：“这事不能算在我头上，你说是不是？”

“你父亲做了件可耻的事情。”

黛西心一凉，她难道会在终点线前败阵吗？“查理，”她说，“看在上帝分上，请你直截了当地说你想怎么办！”

伊娃抱住黛西的腰，对她表示支持。

查理回答：“妈妈说，这件事不可原谅。”

“不可原谅是什么意思？”

查理可怜兮兮地看着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不必说话了，黛西完全知道他想说什么。“一切都结束了，不是吗？”她说，“你把我抛弃了。”

他点了点头。

奥尔加说：“黛西，我们走。”她已经满脸是泪了。

黛西朝周围看了看。她抬起下巴，做出鄙视他们的样子。多特·伦肖幸灾乐祸地笑着，维克托·迪克森冷眼旁观，查克·杜瓦不知所措地张着嘴，伍迪则看着她，一脸怜悯。

“你们都他妈的该死，”黛西高声说，“我要去伦敦找国王跳舞！”

第三章

1936年，剑桥

1936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劳埃德·威廉姆斯在剑桥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已经快结束了，法西斯主义却在这个点缀着白色回廊的古老校园露出了獠牙。

劳埃德在俗称“埃玛”的伊曼纽尔学院学习现代语言专业。他学习法语和德语，但对德语更为偏重一些。在沉浸于歌德、席勒、海涅和托马斯·曼所创造的文学辉煌的同时，他不时从大学图书馆安静的书桌旁抬起头，对德国沦为如此野蛮的国度感到悲哀。

法西斯同盟英国支部宣布，他们的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要在剑桥大学集会演讲。听到这个消息，劳埃德仿佛回到了三年前的德国。他看到了冲锋队员捣毁茉黛·冯·乌尔里希所在杂志社办公室的情景，听到了希特勒在议会会议上践踏民主的沙哑声音，又想起了头套水桶被恶犬咬得血肉模糊的容格。

此时，劳埃德正站在剑桥火车站的月台上，迎接从伦敦乘火车过来的母亲。剑桥当地的工党积极分子露比·卡特尔和他站在一起。露比帮助劳埃德组织了这场主题为“法西斯的真相”的集会，劳埃德的母亲艾瑟尔·莱克维兹将上台发言。艾瑟尔有关德国现实的书取得了巨大成功。1935年，她又一次竞选成功，作为阿尔德盖特选区的议员进入议会。

劳埃德对集会感到很紧张。在《每日邮报》的倾力支持下，莫斯利的新政党发展了几千名党员，《每日邮报》的头版文章《为黑衣党人喝彩》更是让他们的声势上升到极点。莫斯利是个极具感染力的演讲者，今天一定会招募到更多的新党员。他们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论点，才能揭穿莫斯利欺骗性的谎言。

露比非常健谈，她对剑桥社会现状的抱怨打断了劳埃德的思绪。“我厌倦了这里的男人们，”她说，“他们与世无争，只知道喝个烂醉。”

劳埃德很惊讶，他原本以为露比很喜欢这样的社交生活呢。她总是穿着那种稍微有些紧身，凸显丰满身材的廉价衣物。他觉得大多数男孩都会迷上露比的。“除了组织工党的集会以外，你还喜欢干些什么？”他问。

“我喜欢跳舞。”

“你一定不缺舞伴，大学里的男女比例是12:1。”

“我不想骂人，但这里的大多数男生都是同性恋。”

劳埃德知道，剑桥大学有很多男同性恋，但他没想到露比会提到这个话题。露比以心直口快著称，但劳埃德没想到她会在他面前说出这个词。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索性没说话。

露比说：“你该不会是同性恋吧？”

“别胡说八道，我当然不是了。”

“别介意。老实说，要不是你那个被打歪的鼻子，肯定会有一长串同性恋追着你。你可真帅！”

他笑了。“这种恭维可不算高明。”

“我是说真的，你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 【12】 长得很像。”

“谢谢你，但我不是什么同性恋。”

“你有女朋友吗？”

话题开始变得令人尴尬。“没有，现在没有。”他做出看表等火车的姿态。

“为什么没有？”

“我的那一半还没有出现，仅此而已。”

“谢谢你，我还真信了。”

他看了露比一眼，发现她只是在开玩笑。他对自己把玩笑当真感到有些窘迫。“我没想……”

“别介意，你只是说出了事实。看，车来了。”

火车开进车站，在一团蒸汽中停在站台旁。车门打开，乘客走上月台：穿呢子外套的学生、上镇里逛商店的农家妇女、戴着平顶帽的工人们。劳埃德在人群中寻找着母亲的身影。“她在三等车厢，”他说，“这是她的原则。”

露比问他：“你会参加我的二十一岁生日会吗？”

“当然会去。”

“我朋友在商店街的一个聋哑女房东那儿借了间小公寓。”

劳埃德对这个邀请感到很不自在，犹豫间看到了迎面走过来的母亲：艾瑟尔穿着红色的薄上装，戴着顶调皮的小帽，还是像以前那般美丽。她走上前拥抱亲吻着儿子。“亲爱的，你看上去非常棒，”她说，“不过下学期我还是想给你买件新西装。”

“妈妈，这件就很好。”他的奖学金可以支付学费和基本的生活费，但添置衣物就不够了。进入剑桥大学的时候，艾瑟尔给他买了件上课穿的轻便西服和一件参加社交晚会的晚装。两年来他一直穿着这件轻便西装，从外观上看，这件西装已经有点破旧了。劳埃德很在意自己的外表：白衬衫总是干干净净，领带结正正方方，胸口的口袋里总是放着折叠整齐的手帕，他的祖先里一定有个着装考究的花花公子。他的西装仔细地熨烫过，但已经开始显得有些破了，事实上他确实想要件新的，但又不想让母亲拿出积蓄给他买。

“过一段再看。”艾瑟尔说。她转过身，热情洋溢地对露比微笑，然后伸出了手。“我是艾瑟尔·莱克维兹。”她像来访的伯爵夫人一样尊贵可人。

“很高兴见到你，我是露比·卡特尔。”

“露比，你也是这里的学生吗？”

“不是，我在奇布林一个农庄里当女仆。”露比在道出自己的女侍身份时显得有些害羞，“奇布林是镇外五英里的一个村子，我常借自行车骑车过来。”

“太好了，”艾瑟尔说，“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在威尔士当女仆。”

露比非常吃惊。“你也当过女仆吗？可你现在当上了议员！”

“这就是民主的意义！”

劳埃德说：“我和露比一起组织了今天的集会。”

艾瑟尔问：“票卖得怎么样？”

“很快就卖完了。事实上，我们还借了间大点的会议厅。”

“我早告诉你了，愿意参加的一定人很多。”

集会是艾瑟尔的主意。露比·卡特尔和其他积极分子原本想搞个贯穿全镇的示威游行。劳埃德起先同意示威游行的计划。“必须在所有可能的场合反对法西斯主义。”他曾经在伙伴中这样说过。

艾瑟尔却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如果游行时喊喊标语，那就跟他们没两样了，”她说，“我们必须表现出与他们的不同点。举行一个心平气和的集会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劳埃德还是心有疑虑。“如果你不反对，我可以来发表演讲。”艾瑟尔给出承诺。

劳埃德把母亲的话在党小组会上说了说。组员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露比带头反对艾瑟尔的方案，但最终，让全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发表演讲的提案，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首肯。

劳埃德仍旧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正确的决定。他想起茉黛·冯·乌尔里希曾经在柏林说过：“不能用暴力来对付暴力。”这曾经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但对冯·乌尔里希家和整个德国来说，这条政策简直就是灾难。

他们走出火车站的黄砖罗马式拱门，沿着车站街往前走，街道两边全是黄砖砌成的整洁的中产阶级住宅。艾瑟尔挽起劳埃德的胳膊。“我的小大学生，你在学校里还好吗？”她说。

他对母亲说的这个“小”字笑了笑。劳埃德比艾瑟尔还高四英寸，肌肉因为和大学拳击队训练而变得很强健。他可以一手把母亲托起来。他知道，母亲的话里洋溢着满满的骄傲。成长到现在，劳埃德最让她高兴的莫过于考上剑桥了。这也许是艾瑟尔想给他买西服的原因吧。

“我很喜欢这里，”劳埃德告诉艾瑟尔，“如果工人家庭出身的男孩更多一点的话，那就更好了。”

“还有女孩子。”露比插话说。

他们折进通往镇中心的主通道山脉路。有了铁路以后，镇的范围向南扩展到了火车站，山脉路的两边新建了呼应城区扩展的教堂。开会的地点是山脉路上的浸信会教堂，那里的左翼牧师答应免费让他们用教堂开会。

“我和这里的法西斯分子做了交易，”劳埃德说，“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上街游行的话，我们也可以不游行示威。”

“对方竟然同意了。”艾瑟尔说，“他们最喜欢游行了。”

“他们不是很情愿，但我把建议告诉了校方和警察，法西斯分子必须接受我的这个要求。”

“很聪明。”

“妈妈，你猜谁是他们在这里的负责人？是阿伯罗温子爵，他叫博伊·菲茨赫伯特，他是你的老雇主菲茨赫伯特伯爵的儿子！”博伊·菲茨赫伯特这年二十一岁，和劳埃德一样大，在贵族学校三一学院念书。

“天哪！”

艾瑟尔的反应比劳埃德预料的更为强烈。他看了母亲一眼，发现她脸色惨白。“吓了一跳？”

“是的，”她似乎恢复了常态，“他爸爸是外交部副部长。”现在的政府是保守党主导的联合政府，“菲茨一定会对儿子的言行感到很尴尬。”

“大多数保守党人对法西斯主义都很宽容。他们认为镇压共产党、杀戮犹太人没什么不对。”

“你夸大其词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她斜了儿子一眼，“这么说，你见过博伊·菲茨赫伯特了？”

“是的。”劳埃德觉得这对母亲来说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但他猜不出为什么，“我很不喜欢他。他在三一学院的房间里有箱威士忌——整整十二瓶呢！”

“记得吗？很久以前你见过他一次。”

“不记得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在你九岁那年。我当选以后，带你去了威斯敏斯特王宫。我们在楼梯上碰见了他们父子俩。”

劳埃德依稀地记得这件事。但他不知道这个巧合为何对母亲如此重要。“太有趣了，那时见到的就是他吗？”

露比插话道：“我知道这个人，他就是头猪，染指过许多女仆。”

劳埃德很吃惊，艾瑟尔却没什么表示。“很不幸，但这种事一直都在发生。”母亲这种坦然接受的态度让劳埃德更觉得恐怖了。

他们抵达教堂，从后门走了进去。站在法衣室里的罗伯特·冯·乌尔里希穿着黄绿色的方格外套，戴着条纹领带，显得特别英国化。他站起身，艾瑟尔拥抱了他。罗伯特用地道的英语说：“亲爱的艾瑟尔，你的帽子可真好看。”

劳埃德向准备会后茶点的剑桥工党组织的女党员们介绍了艾瑟尔。他曾多次听母亲抱怨，许多政治集会的组织者都没有考虑到议员需要上厕所的问题，于是对露比说：“露比，在集会开始以前，你能带我妈妈去一次厕所吗？”露比依言带着艾瑟尔了。

劳埃德坐在罗伯特身边，随口问道：“你的生意怎么样了？”

罗伯特现在是一间同性恋餐厅的老板，而露比对这类人颇有微词。和柏林的20年代一样，30年代的剑桥同性恋餐厅也很盛行。和柏林时一样，他的餐厅也叫罗伯特酒馆。“我这儿的生意很不错。”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一种极端恐惧的表情一闪而过，“这次，希望能守住这份我亲手张罗起来的生意。”

“我们会尽全力抗击法西斯主义，这类会议就是抗击的途径，”劳埃德说，“你的发言将擦亮听众们的眼睛，帮助他们了解法西斯的实质。”罗伯特将在会上讲述自己在法西斯专政下的遭遇，“许多人说同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在英国，但他们错了。”

罗伯特严肃地点了点头：“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谎言，但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对劳埃德来说，三年前的德国之行至今都历历在目。“我经常想，现在的罗伯特酒馆究竟怎么样了。”

“朋友给我写了封信，”罗伯特悲哀地说，“过去的常客现在都不去了。马赫兄弟拍卖了酒窖，现在那里的顾客主要是警察和公务员。”他痛苦地补充道，“现在他们连桌布都不用了。”他突然改变了话题，“你想参加三一学院的舞会吗？”

大多数学校都在考试结束以后举办庆祝舞会。舞会和野餐、联谊会一起，组成六月的期末狂欢周。三一学院的舞会是其中顶级的盛事。“我想去，但我买不起门票，”劳埃德说，“门票要两基尼了吧？”

“有人给了我一张，但我可以把它让给你。爵士乐队加上几百个醉醺醺的学生，太恐怖了。”

劳埃德心里一动。“但我没有燕尾服啊！”校园舞会需要戴领带，穿燕尾服。

“我借给你，我的腰肥了点，但身高和你相同。”

“谢谢你，那我就去了。”

露比又出现了。“你妈妈真棒，”她对劳埃德说，“没想到她也当过女仆。”

罗伯特说：“我和艾瑟尔认识了二十多年，她人非常好。”

“我明白你为什么没找到心中的另一半了，”露比对劳埃德说，“你在找像她那样的人，但世上这样的人很少。”

“后半句话说得没错，”劳埃德说，“没人像她那样。”

露比眉头一皱，似乎非常痛苦。

劳埃德问：“你怎么了？”

“牙疼。”

“你得去看看牙医。”

露比一脸惊诧，似乎觉得劳埃德的话很蠢。他这才意识到女仆是没钱看牙医的。他觉得自己简直蠢透了。

他走到门口，张望着教堂正殿里的情形。和大多数非新教教堂一样，这里的正殿呈长方形，墙上都涂了白灰。天很热，正殿的窗户都开着，几排长凳上坐满了人，大家期待着会议的开始。

艾瑟尔过来以后，劳埃德说：“如果大伙都准备好的话，会议马上就可以开始。罗伯特讲述亲身经历以后，我妈妈再给大家进行政治方面的讲解。”

大伙都同意这个方案。

“露比，你能去看看对方的情况吗？有什么事发生请马上通知我。”

艾瑟尔皱起眉头：“有这个必要吗？”

“我们不能轻易相信对方会遵守诺言。”

露比说：“他们的会场离这只有四分之一英里。我不介意跑几个来回。”

她从后门离开，劳埃德带着艾瑟尔和罗伯特走进正殿。正殿里没有舞台，最前方放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旁边有个讲台。艾瑟尔和罗伯特在桌子旁就坐以后，劳埃德走上讲台。听众间响起一阵简短而克制的掌声。

“法西斯主义的噩梦正迎面袭来，”劳埃德道出了开场白，“而且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它给失业者带来了虚幻的希望。和法西斯分子穿的伪造军装一样，法西斯主义披着爱国的虚假外衣。”

让劳埃德失望的是，英国政府却选择对法西斯政权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现在的政府由保守党主导，内阁里有几个自由派人士和几个和工党高层有隙，从工党里分裂出去的人。去年十一月，保守党重新当选执政没几天，外交部就建议政府把阿比西尼亚的大部分土地让给意大利侵略者和他们的法西斯领导人本尼托·墨索里尼。

更糟的是，德国还在一旁虎视眈眈。几个月前，德国把军队派入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区，悍然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劳埃德惊恐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阻止他这么做。

法西斯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想法完全破灭了。劳埃德觉得英国和法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必须做好奋起一战的准备。但今天他不准备在讲话里这么说，他妈妈和工党的大部分人反对在英国扩充军备，希望国联能够出面和独裁者进行协调。他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防止上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屠戮再出现。劳埃德理解他们的观点，但恐怕那是不现实的。

他已经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中学时他就加入了预备役，在剑桥大学又加入了军官训练营——工人阶级的子弟中只有他加入了这个训练营，他也是营中唯一的工党党员。

他在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中坐了下来。他是个讲话很有逻辑的演讲者，却没有艾瑟尔打动人心的能力——至少现在还没有。

罗伯特走上讲坛。“我是个奥地利人，”他说，“在大战中我受了伤，成了俄军的战俘，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战俘营。苏共和德国及其同盟国讲和以后，卫兵打开战俘营的门，告诉我们可以回家了，但如何回家要我们自己解决。西伯利亚离奥地利非常远，足有三千多英里。没有车，我只能自己走回去。”

与会者发出一阵惊呼，一些听众报以了掌声。劳埃德知道，罗伯特的发言已经把他们吸引住了。

露比神色凝重地走了过来，和劳埃德耳语：“法西斯们刚从这里经过。博伊·菲茨赫伯特开车把莫斯利送到了火车站，一群穿着黑衫的狂热分子追着他们的车高声欢呼。”

劳埃德皱起眉头：“他们答应不搞游行。我想他们会说随车奔跑算不上游行。”

“我倒想知道，这和游行有什么区别？”

“有暴力行为吗？”

“这倒没有。”

“那就再观察一下。”

露比再一次离开了教堂。劳埃德又一次产生了无助的感觉。尽管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法西斯分子还是破坏了协议。他们穿着制服出现在了街道上——没有人同他们分庭抗礼。呼吁民主的人士却在这个教堂里，没被路人知晓。街上只看得到教堂外一面写着“揭穿法西斯主义真面目”红色大字的旗帜。

罗伯特说：“很高兴来到这里，能在这里发表演讲，我感到荣幸。我为能在这遇见罗伯特酒馆的许多常客深感振奋。但我必须预先告诉大家一声，下面我要讲的事情可能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甚至有一些恐怖。”

他讲述了他和容格拒绝向纳粹分子出售柏林的餐厅之后被捕的事情。他说容格是他的主厨和生意伙伴，没有提到他们的亲密关系，不过教堂里的人或多或少都已经猜到了点端倪。

讲到集中营里的惨景时，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当提到出现三条饿坏了的恶犬时，劳埃德听到观众中传来几声惊呼。罗伯特用清晰的声音讲述了容格被折磨的情形。讲到容格死亡的惨状时，许多人都流下了泪。

劳埃德也经历了这些残暴的时刻，他对博伊·菲茨赫伯特的愚蠢非常愤恨。他难道想唱着歌穿着那身制服把英国带入同样的境地吗？

罗伯特坐下来，艾瑟尔接棒演讲。没多久，露比就神情激愤地回来了。“我告诉过你这不管用！”她对着劳埃德的耳朵说，“莫斯利倒是走了，但那群家伙一直围着火车站高唱《统治吧！大不列颠尼亚！》。”

这肯定违反了协定，劳埃德愤怒地想。博伊·菲茨赫伯特违背了他的承诺。这对一个英国绅士来说是不可饶恕的。

艾瑟尔向与会者解释了纳粹混淆是非的方法。他们把低就业率和犯罪横行的原因简单地归咎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身上。她毫不留情地斥责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伪善，他们宣称服务于民主，却禁止一切形式的反对。

劳埃德想到，法西斯分子从火车站回到镇中心的路上，一定会经过这个教堂。他开始聆听打开的窗户传进来的声音。他听到山脉路上汽车和卡车的呼啸声，其中时不时夹杂着自行车铃声和孩子的哭声。远处隐约传来一阵声音，像是刚变嗓的男孩在炫耀他们已经成熟了似的。他周身一紧，继续屏息凝听，听见更多喧闹的叫喊声，法西斯分子开始游行了。

随着教堂外此起彼伏的喧闹声，艾瑟尔提高了宣讲声。她说，各界工人应该团结在工会和工党周围，踏着民主的步伐为创建一个更和谐的社会而努力。像社会主义苏联和纳粹德国那样靠恐怖和暴力治国是没有出路的。

露比又进来了。“他们拐到山脉路来了，”她急切地小声说，“我们必须走出教堂，正面迎击他们。”

“不行，”劳埃德小声说，“党组织已经做出了不示威游行的集体决定。我们必须遵照执行。我们必须做个守纪律的团体！”劳埃德知道，守纪律这几个字对露比来说很有分量。

法西斯分子越来越近了，他们大声喧哗，显得非常无礼。劳埃德估计游行队伍大约有五六十人。他很想走出教堂直面他们。后排的几个年轻人起身到窗前看个究竟。艾瑟尔喝止了他们。“别用流氓的态度去对待流氓，不然你们也自降身价了，”她说，“那只会给报纸理由说我们和他们一样无可救药。”

窗户被打碎了，一块石头从窗外扔了进来。有个女人尖叫一声，另几个人站起身来。“请各位坐好，”艾瑟尔说，“我想他们马上就会离开。”她用令人信服的平稳声音安慰着众人。但没有几个人听她的，几乎所有人都转过头盯着教堂的门，听着教堂外嘈杂的脚步声和喧嚷声。劳埃德努力保持着平静。他像戴着面具似的，面无表情地看着母亲。他真想冲出教堂，和那些人好好干上一架！

过了片刻，教堂里的听众安静下来，他们把注意力转回艾瑟尔身上，不过有时还会交头接耳回过身看看。露比小声说：“我们就像藏在窝里的兔子，听着外面的狐狸怪叫簌簌发抖。”她语带轻蔑。劳埃德觉得她说得没错。

但艾瑟尔的预言也没错，外面没有石头扔进来了，喧哗也在渐渐消失。

“法西斯分子为何要使用暴力呢？”艾瑟尔意味深长地问，“山脉路上的这些人原先仅仅是些小流氓，但有人在引导着他们，这些举动背后隐藏着他们的真正目的。如果街上发生对殴，他们会说公共秩序受到了破坏，必须使用严苛的紧急条例来维持秩序。这些紧急条例会禁止工党的政治集会，禁止工会活动，不经审判就逮捕人——我们和那些与政府有不同政见的和平人士。你们是否觉得这番话不可想象，这种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呢？但我想要你们知道，法西斯在德国用的就是这种策略——而且确实有了效果。”

接着，艾瑟尔又开始讲述对付法西斯的方法：发表驳斥法西斯的观点，进行类似今天这样的反法西斯集会，给报纸杂志写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陈述法西斯的危害。但就连艾瑟尔本人都无法勇敢地向法西斯宣战。

露比的兔子比方戳到了劳埃德的痛处，他觉得自己是个懦夫。他极度灰心，一时间连坐都坐不稳了。

正殿的气氛慢慢恢复了正常。劳埃德看着露比说：“不管怎么样，兔子暂时是安然无忧了。”

“只是现在，”露比说，“狐狸很快会回来的。”

“如果你喜欢一个男孩，可以让他和你亲吻。”琳迪·韦斯特安普敦坐在阳光下的草地上说。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可以让他摸你的胸。”她的双胞胎妹妹莉齐说。

“但不能让他深入到腰部以下。”

“对，除非你们订了婚。”

黛西被姐妹俩的对话惊呆了。她以为英国的女孩都很保守，但是她错了。韦斯特安普敦姐妹的开放程度让她瞠目结舌。

在奇布林的乡绅巴塞洛缪·本·韦斯特安普敦家做客，黛西很兴奋，她感到自己被英国的上流社会接纳了。但她还没得到国王的召见。

在布法罗帆船俱乐部受到的羞辱仍然让她怒火中烧，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但她还是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每当感到痛苦时，她都会想到即将和国王跳舞的事情，如果多特·伦肖、诺拉·法奎森、乌苏拉·杜瓦看到《布法罗哨兵报》上的相关照片和报道，她们一定会妒忌她，抢着说她们原本就和她是好朋友。

起初来英国的时候情况并不是很理想。三个月前，她和母亲、伊娃一起到了英国。列夫给了她十几个联系人，但一来她就发现，这些人根本进不了伦敦的主流社会。黛西开始后悔自己从帆船俱乐部负气出走：当时大闹一场的话又会有什么损失呢？

但黛西决心跻身英国的上流社会，她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结识英国的上层人物。在赛马会和歌剧表演等公众场合，她常能遇见一些达官贵人。她和遇见的富家子弟们调情，让他们知道自己富有、独身而挑起他们的好奇心。大多数英国的贵族家庭都在前些年的萧条中损失惨重，来自美国的富家女即便没她那么漂亮有魅力也会到处受到欢迎。他们喜欢她的口音，容忍她右手拿叉，对她竟然能自己开车而惊讶不已——英国只有男人能开车。许多英国女孩和黛西一样会骑马，但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在马鞍上如此自如。一些年纪大的女人仍然对她心存疑惑，但黛西确信自己最终一定会赢得所有人的认可。

本·韦斯特安普敦是个轻易就能搞上手的男人。他个子很矮，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一看到漂亮女孩就两眼发直。黛西本能地知道如果让他在花园里逮住机会，肯定不是眼睛看看能完事的，两个女儿显然遗传了他好色的毛病。

韦斯特安普敦家的晚会是剑桥郡期末狂欢周的一项盛事。客人中包括昵称为菲茨的菲茨赫伯特伯爵，还有他的妻子碧公主。尽管可以被称为菲茨赫伯特伯爵夫人，但菲茨的妻子却愿意让人称呼她婚前在俄国的名字。他们的大儿子博伊·菲茨赫伯特现在就读于三一学院。

和其他一些人一样，碧公主对黛西的来头很有疑问。黛西利用女人的智慧，让许多人误以为她是个在俄国革命中丧失家产的贵族后代，顺利隐瞒了父亲原是个被警察追逃的普通工人的真相。碧却不相信。“我不记得莫斯科或圣彼得堡有哪个叫别斯科夫的贵族。”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解。黛西只能强迫自己微笑，似乎公主的回忆并不会对现实情况产生任何影响。

本·韦斯特安普敦家有三个女孩同黛西和伊娃年龄相仿：韦斯特安普敦姐妹和一位将军的女儿梅尔·穆雷。舞会要开上一整夜，因此所有人都会睡到中午，这样的话下午就显得无聊了。每到下午，她们会在花园或树林间闲逛。这天下午，黛西睡在林间的吊床上说：“订婚后你们都想干些什么啊？”

琳迪说：“一天到晚摸他下面。”

“直到他射为止。”她妹妹说。

胆子没她俩大的梅尔·穆雷说：“你们太淫荡了！”

这话反倒让双胞胎姐妹的劲头更足了。“还可以吸他，”琳迪说，“男人最喜欢那样了。”

“别说了，”梅尔厉声说，“你们只是在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姐妹俩调戏够了梅尔，不再说这个话题了。“我很无聊，”琳迪说，“我们去找些乐子吧。”

黛西突然起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我们可以穿男装参加宴会。”

她马上后悔了，这样的举动只会危及到她还不牢固的社会地位。

德国人固有的等级观念告诉伊娃这种事做不得，“黛西，你不会是说真的吧？”

“当然不，”黛西说，“这个念头太蠢了。”

双胞胎姐妹虽然继承了母亲的金发而不是父亲的黑色卷发，个性里却继承了父亲的淘气，她们很喜欢这个主意。“今晚他们都会穿燕尾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礼服拿来穿。”琳迪说。

“是的，”她的双胞胎妹妹莉齐说，“可以在他们喝茶点时去拿。”

黛西发现要挽回已经太晚了。

梅尔·穆雷说，“我们不能穿男装去舞会！”晚宴后所有人都将参加三一学院的舞会。

“我们可以在离开前换装。”莉齐说。

因为父亲的威严，梅尔天性有些软弱，总是遵从其他女孩的决定。伊娃虽然反对，但必须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穿男装参加晚宴的点子就这样被通过了。

快吃晚饭时，女仆拿了两件男式的礼服到黛西和伊娃共用的卧室。女仆名叫露比，昨天她牙疼了一整天，黛西给她钱让她去看牙医，拔完牙以后，露比又容光焕发了。“小姐们，礼服送来了，”她说，“别斯科娃小姐，巴塞洛缪爵士的礼服比较小，但刚好适合你。洛特曼小姐穿安德鲁·菲茨赫伯特的礼服应该也刚刚好。”

黛西脱掉裙子，穿上衬衫，露比帮她扣上穿裙子用不到的领扣和袖扣。接着黛西又穿上了本·韦斯特安普敦的黑色缎边长裤。她把零钱塞进裤兜，把裤子吊带拉到肩膀上。扣门襟扣的时候，她不禁产生了一种冒险的感觉。

女孩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打领带，五个人的领带都打得松松垮垮。不过黛西想到了一个很棒的主意，她用眉笔在嘴巴周围画上了一圈胡子。“太厉害了，你看上去非常俊美，”伊娃说。很快，黛西在伊娃的脸上也画上了几根侧腮胡。

五个女孩在双胞胎姐妹的卧室里集中在一起。黛西像个男人一样昂首阔步走进卧室，引得其他四个女孩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

梅尔的担心仍然在黛西的脑海里回荡：“希望我们不要因为这事引来什么麻烦。”

琳迪说：“别犯傻，谁会在乎这个啊？”

黛西决定忘掉疑虑，好好开心一下。她走在前面，带着姐妹们下楼进了客厅。

她们是最先到的，客厅里什么人都没有。黛西听过博伊·菲茨赫伯特对厨子说话的腔调，她学着博伊的样子拖长调子说：“格雷姆肖，给我来杯威士忌，这里的威士忌很来劲——别给我马尿一样的香槟。”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笑声。

本和菲茨一起进来了。穿着白色背心的本让黛西想到了一只鹡鸰，一种不知廉耻的白黑杂色鸟。菲茨是个俊朗的中年人，黑色的头发当中依稀夹杂着些白发。因为战争中受了伤，他走路有点跛，一个眼睛近乎失明，但这份勇气的证明只会让他显得更加帅气。

菲茨前后两次审视了这些女孩，他惊呼道：“哦，天哪啊！”语气里带着强烈的反感。

黛西突然感到一阵害怕。她把事情搞砸了吗？英国人是最正统的，所有人都知道这点。她会被喝令从这儿出去吗？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她受辱回国，多特·伦肖和诺拉·法奎森一定会看她的笑话。她宁愿死也不愿受辱回国。

本却莞尔一笑。“我不得不说，你们真是太棒了，”他说，“格雷姆肖，快来看看啊！”

年长的厨子拿着个放了香槟的冰桶进来了，他毫无热情地看了她们一眼，用略带浮夸的声调说：“巴塞洛缪爵士，这太有趣了！”

本欣喜地用好色的目光看着她们，黛西意识到——可惜已经太晚了——异性的穿着对一些男人来说可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性自由和性开放的意愿——是种可能会引来麻烦的暗示。

晚宴人到齐以后，大多数客人像主人一样对她们的奇装异服感到好笑，但黛西感觉到其中一些人存有异议。奥尔加一见她们穿成这样脸就白了，像是感到羞耻一样战战兢兢地坐了下来。曾经貌美如花、穿着紧身胸衣的碧公主，皱着涂满香粉的眉毛，一脸不悦地看着她们。但韦斯特安普敦夫人是个热爱生活的和善人，她和不拘一格的丈夫一样露出了笑容：她发自内心地微笑着，对黛西脸上那把足以乱真的胡子大加赞赏。

最后来的男孩子们都很兴奋。穆雷将军的儿子，远没有父亲那样刻板的吉米·穆雷中尉看着她们大笑出声。菲茨赫伯特家的博伊和安迪一起走进餐厅，博伊的反应最为有趣，他呆呆地看着女孩们，仿佛被催眠了一般。他想像其他男孩插科打诨地掩饰自己的失态，但显然他已经被她们迷住了。

晚宴上双胞胎姐妹学着黛西的样子，用深沉的语调学男人说话，让全桌人笑个不停。琳迪举起酒杯说：“莉齐，你觉得这杯红葡萄酒怎么样？”

莉齐回答说，“老哥，酒味有点淡。本肯定在里面注了水，你说是吗？”

晚宴上，黛西觉得博伊始终都在盯着她。他不像他父亲那么英俊，但有一双和他母亲一样俊美的蓝眼睛。黛西有些尴尬，好像博伊一直在盯着她的胸部。为了缓和气氛，她问道：“博伊，你参加考试了吗？”

“当然没有。”他说。

博伊的父亲说：“他成天开着飞机到处跑，哪里顾得上读书啊！”措辞是在批评，语调却是像在为大儿子感到自豪。

博伊假装生气了：“这是造谣。”

伊娃觉得很奇怪：“不想上学的话，你为什么要进大学呢？”

琳迪解释道：“有些男生根本不想毕业，尤其是那种不想读书的人。”

莉齐补充道：“尤其是那种又懒又有钱的家伙。”

“我怎么不读书啦！”博伊反击道，“但我不想做个只应付考试的书虫。我也不想做医生什么的维持生计。”菲茨死后，博伊将继承全英国最丰厚的一笔遗产。

有幸嫁给他的人将成为菲茨赫伯特伯爵夫人。

黛西问：“等等，你真的有自己的飞机吗？”

“当然，我有一架蜂式飞机。我在大学里加入了飞行俱乐部，我们用城外的一个小机场。”

“太棒了，请带我飞一次。”

黛西的妈妈说：“哦，不！”

博伊问黛西：“你不会紧张吧？”

“一点也不会。”

“那我带你去，”说完他转身对奥尔加说，“别斯科夫夫人，我们的飞机很安全。我保证我会把她平安带回来。”

黛西激动万分。

接着众人谈起了这个夏天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英国新国王爱德华八世，爱上了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沃利斯·辛普森。除了谈及辛普森夫人进入皇家盛典的名单外，伦敦的报纸什么都没提。但黛西的母亲收到了美国的报纸，上面连篇累牍都是沃利斯要和辛普森先生离婚，嫁给爱德华八世的推测。

“完全不能接受，”菲茨忧心地说，“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领导人，他不可能娶个离婚的女人。”

饭后，女士们各自回房间，男人们留在餐厅吸烟聊天，女孩子们则紧赶慢赶着换衣服。黛西决定突出自己的女性魅力，选了条缀着小花的粉红色丝质长裙和与之相称的宽松短上衣。

伊娃穿了件黑色的无袖丝绸外套。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减轻了体重，改变了发型，在黛西的教导下学会了怎样合适地装扮自己。伊娃渐渐成了这个家的一员，奥尔加也乐于给她买衣服，黛西把她看作亲妹妹。

当众人乘上汽车和马车前往市中心时，天还没完全黑。

剑桥的街道蜿蜒曲折，剑桥大学的建筑优雅美观，黛西觉着这是她所到过的最典雅的地方。在三一学院下车以后，黛西盯着学院创办人亨利八世的铜像看了很久。走过16世纪的砖砌门房时，黛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个正正方方的校园，修剪整齐的草地上有条石子路，草地中央有个构思精妙的喷泉。草地四周的经年建筑为草地上穿着燕尾服的男士和穿着华丽裙子的女士提供了古朴的背景。穿着晚礼服的侍者手中的托盘上，放着斟满了香槟的酒杯。黛西高兴地鼓起了掌：她最喜欢这种场合了。

黛西接连和博伊、吉米·穆雷、本跳了舞。本把她搂在怀里，右手沿着她的背摸到了她的翘屁股。她决定不做反抗。乐队模仿着演奏了一首美国的爵士乐，但曲调太高太快，他们会弹所有最新的流行曲。

天黑了，燃烧的火把照亮了四方形的草地。黛西得了个空去找伊娃，伊娃在这种场合一般不那么自信，有时需要她做引荐。但这次她完全不必担心，伊娃正在和一个穿着有点大的西服的帅小伙聊天。伊娃告诉黛西，小伙子名叫劳埃德·威廉姆斯。“我们正在谈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劳埃德说，像是觉得黛西也想加入他们的谈话似的。

“你们可真扫兴啊！”黛西说。

劳埃德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三年前希特勒掌权的时候，我正巧也在柏林。那时我没遇见伊娃，但很巧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吉米·穆雷过来请伊娃跳舞。劳埃德显然有些失望，但他还是表现得很优雅，伸手请黛西跳舞。移至乐队旁边时，劳埃德说：“你的朋友伊娃可真有意思。”

“威廉姆斯先生，跳舞时在舞伴面前称赞别的女孩可不怎么好啊！”黛西说。话一出口，她就觉得有失风度。

劳埃德却被逗乐了。他笑着说：“你说得完全对。我造次了，我应该更绅士一点。”

自嘲的态度立刻让黛西喜欢上了他。这话显示了他的自信和风度。

劳埃德问她：“和伊娃一样，你也住在奇布林村吗？”

“是的。”

“那你一定是给露比·卡特尔钱，让她看牙医的那个美国女孩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和露比是朋友。”

黛西很惊讶：“这里的大学生会和女仆交朋友吗？”

“你可真势利，我妈妈在成为议员前也当过女仆。”

黛西感觉自己脸红了。她最恨人势利，经常批评势利的女孩，尤其在布法罗。她觉得自己和势利这个词不沾边。“我们刚认识就不怎么合拍，对吧？”一曲将尽时，她问劳埃德。

“不是，”劳埃德说，“你觉得法西斯主义的话题无聊，但你把德国的犹太难民带进家门，还和她一起来到了英国。你说女仆和大学生不适合当朋友，却付了露比看牙医的费用。另外，今晚没有比你更耀眼的女孩了，你是这里最出彩的一个。”

“谢谢你的恭维。”

“你的法西斯朋友博伊·菲茨赫伯特过来了，要让我把他赶走吗？”黛西发觉劳埃德正找机会和博伊吵上一架。

“当然不用。”她转身对博伊露出微笑。

博伊草草地对劳埃德点了点头：“威廉姆斯，晚安。”

“晚上好，”劳埃德说，“我很失望，上周六你们法西斯党人违反承诺，在山脉路上游行了。”

“哦，是的，”博伊说，“他们有点兴奋过度了。”

“当你承诺不进行游行的时候，我还真吃了一惊。”看得出，在冷静的外表下，劳埃德异常愤怒。

博伊不想把这件事太过当真。“不好意思。”他轻描淡写地说。他转身招呼黛西：“看看这里的图书馆，”他说，“是克里斯托弗·雷恩 【13】 设计的。”

“太荣幸了。”黛西挥手和劳埃德再见，让博伊挽住了她的胳膊。劳埃德目送她离去时的眼神有点失望，这让她很满足。

在四方形草地西边，有条小路通向学校尽头一座孤零零的建筑。黛西敬畏地看着建筑底楼幽深的长廊。博伊说因为附近的剑河经常泛滥，所以学校把图书馆设在了二楼。“我们去看看楼边的剑河吧，”他说，“它在晚上特别美。”

黛西已经二十岁了，尽管在男女关系上没什么经验，但她知道博伊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看晚上的河景。只是她不确定，在惊讶地看到她身着男装以后，他对哪个她更感兴趣，是男装还是女装？她觉得答案马上就快要揭晓了。

“你真的认识国王吗？”黛西在博伊带着她走过接下来的一块草坪时问。

“是的，他不算是我父亲的朋友，但到我们家来过几次。告诉你，他对我的政治观点很感兴趣。”

“我想见见他。”黛西知道自己不能显得过于主动，但这是她的唯一机会，不能轻易错失。

经过一扇门以后，他们踏上一块向河岸边防波堤下倾的草坪。“这个地方叫作后院，”博伊说，“大多数年代更久远的大学在河的另一边。”到一座小桥边时，他挽住了黛西的腰，手有意无意地往上移，直到手指碰到黛西的乳房下缘才停了下来。

在小桥的另一边，两个穿着制服的校工正在站岗，防范着可能混进来的人。一个校工轻声对博伊说：“晚上好，阿伯罗温子爵。”另一个偷偷地笑了。博伊懒洋洋地对他们点了点头。黛西知道博伊一定带很多女孩上过这座桥。

她知道博伊带她来这一定有他的目的。果不其然，他在黑暗中停住脚步，把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告诉你，晚宴上你穿的那件外套真的很吸引人。”他的声音因为兴奋而略微有点沙哑。

“很高兴你这么想。”黛西知道博伊马上要吻她了，她感到有些兴奋，但心里还没完全做好准备。她把手掌抵在博伊的衬衫前襟上，让他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我很想出现在皇宫的聚会上，”她说，“这个好安排吗？”

“一点不难，”他说，“至少对我们家不难，对你这么漂亮的女孩也不会难。”说着，他急切地把头靠向黛西。

她躲开了。“你能为我安排吗？你能安排我去皇宫吗？”

“当然能。”

她靠近博伊，感到他的裤子前襟已经鼓了起来。不，她琢磨着，博伊不是她属意的男孩。“能发誓吗？”她问。

“我发誓。”博伊喘着粗气说。

“谢谢你。”她让他吻了她。

星期六下午一点，南威尔士阿伯罗温威灵顿街的小房子里挤满了人。劳埃德的外祖父自豪地坐在餐桌旁。他的儿子比利·威廉姆斯坐在一边，比利是个矿工出身的郡议员。劳埃德坐在外祖父威廉姆斯老爹的另一边，他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同是议员的艾瑟尔不在场，在场的话，威廉姆斯王朝的成员就都齐了。没人会说出王朝这个词——这个词与他们提倡的民主格格不入，他们像教皇信仰上帝一样信仰着民主——尽管如此，劳埃德却断定外祖父一定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桌子旁还坐着比利舅舅一直以来的好友和助手汤米·格里菲斯。劳埃德对和这么多有地位的人同席落座感到非常自豪——威廉姆斯老爹是矿工工会的资深领导人；1919年，比利舅舅在军事法庭上揭露过英国对布尔什维克挑起的秘密战争；汤姆和比利舅舅曾在索姆河战役中并肩作战。和他们一起吃饭比和皇室成员一起吃更加让人兴奋。

劳埃德的外祖母卡拉·威廉姆斯做了炖牛肉和手工面包。饭后，他们开始喝茶抽烟。老爹的朋友和邻居们像平时比利在的时候一样，也都到了，他们靠在墙边抽着雪茄和手卷烟，小小的厨房里充斥着烟味和男人的气味。

比利有着五大三粗的矿工身材，但和别的矿工不同的是，他穿着淡蓝色西服、白色衬衫，戴着红色领带，衣着考究。劳埃德注意到众人都以“比利”称呼他，以强调他是他们中的一员，是因为他们的选票而当选的。他们叫劳埃德“小子”，表明他们不会因为劳埃德是个大学生就对他另眼相看。但他们称老威廉姆斯为威廉姆斯先生——他才是他们真正尊敬的人。

从打开着的后门向外看，劳埃德发现一座不断垒高的煤山已经渐渐延伸到了屋后的铁道线边。

一整个暑假，干一份报酬很低的工作，他组建了一个专门为失业矿工服务的工程队。他们的任务是装修矿工协会的图书馆。刷油漆和搭书架这样的体力活，对用德语苦读席勒、用法语苦读莫里哀的他来说，是有益的补充。劳埃德喜欢工人间的玩笑：他从艾瑟尔的身上遗传了威尔士人的幽默感。

这工作很棒，但和抗击法西斯主义没有实质上的关系。一想到博伊·菲茨赫伯特带着法西斯党徒在街上叫嚣，往教堂里投石块的同时他却缩在教堂里没敢动，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如果那时他走出教堂，教训他们两下那该有多好啊！那样的举动很愚蠢，但他会感觉好一些。每天临睡前他都会闪过这个念头。

同时，他也会想起黛西穿着粉红灯笼袖蚕丝外套的样子。

舞会过后，他在期末狂欢周还见过一次黛西。因为隔壁宿舍的朋友拉大提琴，他参加了国王学院举行的一场演奏会，黛西和韦斯特安普敦一家也出现在了观众席里。黛西戴着一顶翻边的草帽，看上去像个顽皮的小女孩。之后他跟着她走出礼堂，问了她一些有关他从没去过的美国的问题。他想了解罗斯福总统治下的政治体制，想知道有没有英国可以拿来借鉴的，但黛西满口都是网球、马球和帆船俱乐部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被黛西迷得神魂颠倒。他喜欢和她聊天，因为她的话中经常包含一些机敏的插科打诨。劳埃德说：“我不想占用你很久——我只是想知道些新政的事情。”黛西说：“噢，男孩，你可真会恭维女孩子。”分别时她却说：“到了伦敦给我打电话——梅菲尔区2434。”

在去火车站之前，他顺便去外祖父母家吃中饭。他跟营地请了几天假，因此可以坐火车去伦敦遛个弯。他隐隐约约地产生了遇见黛西的愿望，似乎把伦敦当成了阿伯罗温这样的小城镇。

在营地里，他负责对矿工进行政治教育。他告诉威廉姆斯老爹，自己组织了几场剑桥左翼教授的演讲。“我告诉他们，这是个走出象牙塔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深入工人群众。他们认为这样的机会很难拒绝。”

老爹用他淡蓝色的眼眸看着他坚挺的鼻子：“希望我们的小伙子让他们对外面的现实世界稍稍了解一点。”

后门开着，汤米·格里菲斯的儿子正站在那儿听他们说话，劳埃德指着他说：“莱尼刚和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一场辩论。”即便新刮了胡子，莱尼十六岁的双颊上还是能看出格里菲斯家遗传的浓密胡子的印记。

“莱尼，干得很好。”劳埃德的外祖父说。马克思主义在被戏称为小莫斯科的南威尔士非常流行，但威廉姆斯老爹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主义。

劳埃德说：“莱尼，把你当时的话跟威廉姆斯老爹学一学。”

莱尼露齿一笑，然后说：“1872年，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曾经警告过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夺取政权后，会像他们所取代的贵族那样暴虐专制。看到苏联发生的一切，你能说巴枯宁说错了吗？”

老爹攥起了拳头，有见地的论点总是会在威廉姆斯家的餐桌边大受欢迎。

外祖母给劳埃德倒了杯茶。卡拉头发灰白，像所有这个年纪的阿伯罗温老太太一样满脸皱纹，驼起了背。她问劳埃德：“亲爱的，你在谈恋爱吗？”

厨房里所有人都会意地笑了。

劳埃德脸红了。“外祖母，我学习很忙。”但他的脑海中同时浮现出黛西的样子，以及梅菲尔区2434的电话号码。

外祖母问他：“那个露比·卡特尔又是谁啊？”

众人都笑了，比利舅舅说：“孩子，勇敢一点！”

艾瑟尔显然把露比的事情告诉父母了。“露比是工党剑桥分部的一个积极分子，仅此而已。”劳埃德说。

比利讥诮地说：“我还真信了。”男人们又一次笑了起来。

“外婆，你不会希望我和露比一起出去的。”劳埃德说，“你会嫌她的衣服太紧身了。”

“听上去的确不是很合适，”卡拉说，“你是个大学生，你的眼光应该放高一点。”

劳埃德觉得外祖母和黛西一样势利。“露比·卡特尔挺好的，”他说，“但我真的没有在和她谈恋爱。”

“你必须娶学校老师或医院护士这样有学问的人。”

虽然心里不认可，但外祖母完全没说错。劳埃德喜欢露比，但不会爱上她。她漂亮聪明，劳埃德像其他任何男人一样喜欢她的身材，但他知道露比不是他的另一半。更糟的是，外祖母一针见血地点明了原因：她的交友范围窄，目光短浅，不像黛西那样能令人激动。

“别再家长里短了，”威廉姆斯老爹说，“比利，把西班牙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那里的情况也一样糟。”比利说。

全欧洲都在观望西班牙的局势。去年二月才成立的军事政府，遇上了法西斯分子和保守党人支持的未遂军事政变。叛军将领佛朗哥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支持。这个消息像地震一样震动了欧洲大陆。难道在德国和意大利以后，西班牙也要落入法西斯主义的魔掌吗？

“你们也许已经知道，叛军的步调非常不统一，政变几乎要失败了，”比利说，“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出手支持，从北非空投了近千名叛军作为支援，使叛乱得以继续。”

莱尼插话说：“工会拯救了政府！”

“这倒是真的，”比利说，“政府反应很慢，但工会组织起工人，用从军火库、军舰、枪支弹药商店，以及一切能找到的地方得到的武器装备他们。”

老爹说：“至少在西班牙还有人反抗。至今为止，法西斯分子在其他地方一路畅行无阻。在莱茵兰和阿比西尼亚，他们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感谢英勇无畏的西班牙人民，他们至少还有胆量说不。”

墙边的男人们发出轻轻的附和声。

劳埃德又一次回忆起了在剑桥的那个星期六下午，他也同样让法西斯分子畅行无阻。劳埃德感到灰心丧气。

“但他们能打赢吗？”老爹问，“战争的输赢取决于武器，难道不是吗？”

“是的，”比利说。“德国和意大利给叛军送去了源源不断的枪支弹药，飞行员和飞机，但没人帮助民选的西班牙政府。”

“天杀的，为什么没人？”莱尼怒气冲冲地问。

卡拉从料理台边抬起头，黑色的眼睛里露出责怪的神情。劳埃德仿佛看到了外祖母年轻时的美妙身姿。“在我的餐厅里别说这种话！”她说。

“对不起，威廉姆斯夫人。”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内幕消息，”大伙安静下来，听比利说话，“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你们应该知道，他是个社会党人——希望帮助西班牙政府军。法国已经有了德国这个法西斯邻居，他绝不想让西南边境再多一个法西斯国家。给西班牙政府运送武器会触怒法国右翼和天主教人士，但只要英国能把武装西班牙政府作为一个国际动议的话，他就能抵挡住其他党派的压力。”

老爹说：“后来怎么了？”

“我们的政府让他别这么做。布鲁姆到伦敦来访，我们的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告诉他英国绝不会支持他。”

老爹义愤填膺了。“布鲁姆为什么要我们支持？社会党人的总理为什么要被另一国的保守党政府欺凌？”

“因为法国也有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比利说，“法国的报界极其右倾，在他们的支持下，法国的法西斯分子极其暴虐。有了英国的支持，法国政府可以对他们的叫嚣置之不理——但英国不支持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看来我们的保守党政府又对法西斯主义服软了。”

“托利党人大多数都在西班牙有投资——葡萄酒、纺织品、煤、铁——他们怕西班牙的左翼政府会没收这些资产。”

“那美国呢？美国是民主社会，总会把枪支弹药出售给西班牙政府了吧？”

“这样想的确很有道理。但美国现在的政府由百万富翁约瑟夫·肯尼迪所领导的天主教游说团资助，这个组织反对资助西班牙左翼政府。民主党政府需要天主教会的支持，罗斯福总统不会做任何有损新政的事情。”

“但我们还有可以做的事情。”莱尼·格里菲斯说，他的脸上出现了少年人不轻易认输的表情。

“莱尼，你有什么主意？”比利问。

“我们可以去西班牙参战。”

他爸爸说：“莱尼，别犯蠢。”

“许多人都说要去西班牙参战，世界各地都有，甚至连美国也有。他们要组成志愿军和常规军并肩作战。”

劳埃德坐正了。“真的吗？”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每日先驱报》上看到的。”

劳埃德心里一震。组成志愿军去西班牙和法西斯作战！这是个多么棒的想法啊！

汤米·格里菲斯对莱尼说：“说归说，你可不准去。”

比利说：“你忘了那些隐瞒真实年龄参加上次大战的英国孩子了吗？有好几千人呢！”

“大多数人屁用没有，”汤姆说，“到现在我都能想起那个在索姆河边哭泣的孩子。比利，他叫什么名字？”

“欧文·贝文，他开小差了不是吗？”

“是的，最后被行刑队枪决了。那群王八蛋以开小差的罪名枪毙了他。可怜的小家伙，我记得他当时只有十五岁。”

莱尼说：“我十六岁了。”

“是的，差别可真大啊。”他爸爸讥讽道。

老爹突然说：“再不走，劳埃德就赶不上十分钟后去伦敦的火车了。”

劳埃德一直沉浸在莱尼的话语里，好久都没有看钟。听到老爹的提醒，他一骨碌站起来，吻了吻外祖母，拿起小旅行包就向外走。

莱尼说：“我送你去车站。”

劳埃德说了声再见，匆匆沿着山路下了山。莱尼陪在他身边什么话都没说，看上去在思考什么事情。劳埃德很高兴莱尼没打扰他：他有许多事需要想呢！

火车已经进站了，劳埃德买了张前往伦敦的三等车票。上车前，莱尼突然问他：“劳埃德，怎么才能搞到一张护照呢？”

“你真的想去西班牙吗？”

“兄弟，别说这个，我只想知道怎样才能搞到护照。”

汽笛轰鸣，劳埃德上车关上门，放下车窗后对莱尼说：“去邮局填张表就可以了。”

莱尼的表情有些失望：“如果我去阿伯罗温邮局填写申领护照的表格，妈妈一转眼就知道了。”

“那去加地夫办。”话音刚落，火车就开走了。

他坐在椅子上，从包里拿出一本法语版司汤达的《红与黑》。他盯着手里的书，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去西班牙。

他知道自己应该害怕，但一想到作战，他却分外兴奋——不是开会斗嘴，而是货真价实地打仗——这下终于能和放狗咬容格的那些人决一死战了。之后，他无疑会感到后怕。这就像是场拳赛，拳击赛前他在更衣室里一点不怕，但进入拳击场看到那个要把他往死里打的人，看到对方满是肌肉的胳膊、坚硬的拳头和凶神恶煞般的脸，他就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克制住转身就逃的冲动了。

他担心的还是他的双亲。伯尼对有个继子在剑桥上大学非常骄傲——伯尼对伦敦东区半数以上的人都说了这件事——如果让他知道劳埃德在拿到学位前离校，他会崩溃的。艾瑟尔也会担心儿子是不是会受伤或战死。他们都会极度失望。

还有别的事情需要考虑。怎么去西班牙？去哪个城市？费用从哪里来？这些事都可以解决。只有一件事让他辗转难耐。

准确来说是一个人。黛西·别斯科娃。

他叫自己别荒唐了。他只见过黛西两次，黛西对他一点都不感兴趣。这是她的聪明之处，因为他俩太不相配了。黛西是个浅薄的富家女，对政治一点都没兴趣。她还喜欢博伊·菲茨赫伯特那种人，这进一步说明他们是不般配的。但劳埃德就是无法忘记她，一想到去了西班牙就见不到黛西，他就非常悲伤。

梅菲尔区2434。

想到莱尼的坚定决心，他对自己的犹豫感到非常羞耻。几年来劳埃德一直在讨论着反法西斯，现在他的机会来了，他还有理由不去吗？

抵达帕丁顿火车站以后，他乘地铁到了阿尔德盖特车站，然后步行到他的出生地，努特利街的排屋。他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屋子和孩提时变化不大，只是帽架边的小桌子上多了部电话。这是努特利街唯一的电话，邻居们都把它当公用电话打。电话边上放着他们支付电话费的小盒子。

艾瑟尔在厨房里。她戴着帽子，准备去工党集会上发言——这类集会现在是她的生活重心——但看到儿子回来，她还是先烧了壶茶，给他做好了茶点。“阿伯罗温的大伙都怎么样？”她问劳埃德。

“比利舅舅在那儿过周末，”他说，“邻居们都进了外祖母的餐厅，场面跟中世纪时的法庭差不多。”

“外公外婆好吗？”

“外公还是和以前一样，外婆比上次见时更老了。”他顿了顿，说，“莱尼·格里菲斯想去西班牙抗击法西斯分子。”

她噘起嘴问：“他现在还这么想吗？”

“我想和他一起去，你觉得呢？”

他猜到母亲会反对，但她的激烈反应还是让他吃了一惊。“你反了是吧！”她粗野地说。艾瑟尔不像她母亲那样反感粗话。“这种事想都别想！”她把茶壶往厨房桌子一摔，“我忍痛生下你，辛苦把你养大，送你上学，我做这些可不是为了让你去狗屁战场上送死的。”

劳埃德吓了一跳。“我可没想去送死，”他说，“但我愿意为你让我信仰的事业冒死一战。”

让他吃惊的是，母亲竟然哭了起来。她很少哭——事实上，劳埃德已经记不得母亲上次哭是什么时候了。

“妈妈，别哭了，”他抱住母亲颤抖的双肩，“我还没去呢！”

伯尼走进厨房，他身材壮实，有着中年人常见的秃顶。“发生什么事了？”他似乎也吓了一跳。

劳埃德说：“爸爸，对不起，我让妈妈担心了。”他退后半步，让伯尼搂住艾瑟尔的肩膀。

艾瑟尔哭着说：“他要去西班牙，他会战死在那儿的。”

“你俩都冷静一下，让我们好好谈一谈这件事。”伯尼说。他是个理智的男人，穿着得体的黑西装和后跟修过多次的黑皮鞋。这正是人们把票投给他的原因：他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政治家，在伦敦市议会代表阿尔德盖特。劳埃德从来没见过亲生父亲，但他知道，即使能见到亲生父亲，他对那个父亲的爱也不会超过伯尼。伯尼是个优雅的父亲，不轻易下决定，但很会安慰人。他对劳埃德和自己的亲生女儿米莉完全一样。

伯尼把艾瑟尔扶到桌边坐下，劳埃德给她倒了杯茶。

“有一次，我差点以为我弟弟阵亡了，”艾瑟尔仍然在哭，“阵亡通知书到了威灵顿街，邮局的可怜孩子只能一家接着一家跑，电报上不是说这家的儿子死了，就是说那家的丈夫亡了。那个可怜的小孩叫什么来着？对了，叫杰朗特，好在我们家并没有收到电报。我真是太恶毒了，我为别人家的孩子而不是我们家的比利牺牲而感谢过上帝。”

“你才不是什么恶毒的女人。”伯尼拍着她的肩膀说。

劳埃德同母异父的妹妹米莉出现在了二楼的楼梯上。她今年十六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成，这天，她穿着黑色晚礼服，戴着小巧的金耳环，看上去更加成熟了。她在阿尔德盖特的女士饰品店工作了两年，不过她很上进，前不久在奢华的西区百货商店找了份工作。她看着艾瑟尔，操着一口伦敦腔问：“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你哥哥想去西班牙送死！”艾瑟尔大声说。

米莉用责怪的眼神看着劳埃德。“你到底对她说了什么？”米莉总能很快从不值得她尊敬的哥哥身上找出错误。

劳埃德忍着气说：“阿伯罗温的莱尼·格里菲斯想去西班牙抗击法西斯，我告诉妈妈，我考虑跟他一起去。”

“别狡辩了。”米莉嫌弃地说。

“我担心你根本到不了西班牙，”伯尼还是那样实际，“毕竟，西班牙还在打内战呢。”

“我可以坐火车去马赛。巴塞罗那离法国边境不远。”

“八九十英里吧，但穿越比利牛斯山的时候可冷了。”

“马赛一定有去巴塞罗那的船，走海路没陆路那么远。”

“这倒是真的。”

“伯尼，别再说这个话题了！”艾瑟尔呵斥道，“你们好像是在谈论去皮卡迪利广场最近该怎么走似的。他可是要去参战啊！我绝对不允许。”

“他已经二十一岁了，”伯尼说，“我们拦不住他的。”

“我知道他多大了。”

伯尼看了看表。“我们要去开会了。你是会议的主讲人。劳埃德又不会晚上就走。”

“你怎么知道？”艾瑟尔说，“晚上回家时，等待你的可能是他乘海陆联运火车去巴黎的纸条。”

“劳埃德，”伯尼说，“对你妈妈发誓至少一个月内你不会走。不管怎么说，这主意都不赖——你需要在出发前好好观察一下那里的局势。至少在这段时间让你妈妈安下心。过后我们再来谈这件事。”

这是伯尼典型的做事方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后让每个人都满意，只是劳埃德不情愿发这个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不会拍拍屁股、乘上火车就走。他必须事先知道西班牙政府为志愿军所做的安排。如果能同莱尼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走就再好不过了，他需要准备绿卡、外币、一双靴子……

“没问题，”他说，“我至少一个月不会离开。”

“你发誓！”艾瑟尔说。

“我发誓。”

艾瑟尔平静下来。转眼间她抹上粉，看上去正常了一些。她喝下了劳埃德为她倒的茶。

她穿上大衣，和伯尼一起离开了。

“这样很好，现在我也要走了。”米莉说。

“你要去哪儿？”劳埃德问她。

“华彩歌舞厅。”

“华彩”是东区的一个音乐厅。“他们让十六岁的孩子进去吗？”

米莉大惊小怪地看了他一眼。“谁十六岁啦？至少不是我。再者说了，戴夫也进去了，他只有十五岁。”她说的是他们的表弟，比利舅舅和米尔德里德舅妈的儿子大卫·威廉姆斯。

“好好玩吧。”

她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傻瓜，如果去西班牙千万要机灵一点，别白白送死。”她双臂搂住他，使劲地抱了他一下，没说什么话就出去了。

门一关，他立刻就跑到电话边去了。

劳埃德毫不费力就记起了黛西的号码，他仿佛看见黛西在离开时回过头，戴着草帽对他微笑着说“梅菲尔区2434”的样子。

他拿起电话，拨了黛西的号码。

对她说些什么呢？“你给我一个电话号码，所以我就打来了。”这话太软弱无力了。说真话怎么样？“我不喜欢你的处世哲学，但我就是忘不了你。”他可以请黛西去参加活动，但参加什么呢？工党的会议吗？

有个男人接了电话。“晚上好，这里是别斯科夫夫人的住处。”不卑不亢的声音让劳埃德觉得对方是个管家，黛西的母亲无疑会租一套带佣人的住所。

“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他想向对方证实自己身份以解释这个电话的真实性，因此把最初所想的脱口而出：“埃曼纽尔学院的那个劳埃德·威廉姆斯。”这句话什么都说明不了，他只是想让对方印象深刻罢了。“能让我和黛西·别斯科娃通话吗？”

“很抱歉，威廉姆斯教授，”这位管家一定是把他当成学校老师了，“她们都去剧院了。”

当然会是这样了，劳埃德失望地想。社交界人士这个时候肯定不会在家，尤其是这样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想起来了，”他说了个谎，“她说她要去剧院，但是我一不留神给忘了，是科文特公园那个剧院吗？”他屏住呼吸。

管家一点也没有怀疑他的话。“没错，先生，她们去看《魔笛》了。”

“谢谢你。”劳埃德挂上了电话。

他回房换上了外出的衣服。在伦敦西区，大多数人甚至看电影都会换上晚礼服。但到那儿之后，他又该怎么办呢？他没钱买剧院的门票，再说演出也快要结束了。

他乘上地铁。皇家剧院和伦敦的水果和蔬菜交易市场科文特公园比邻，显得不太协调。剧院和市场在不同的时间开门营业，所以多年以来一直相安无事。市场在伦敦最喜欢玩乐的那群人回家的凌晨三四点钟开门，在日常演出开始前关门谢客。

走过百叶窗遮蔽的市场货摊，劳埃德朝剧院的玻璃门内望了过去。剧院的门厅里没什么人，只听见隐隐约约的莫扎特乐曲声。他走进门厅，装出上层阶级对门童的无礼姿态说：“戏什么时候结束啊？”

如果劳埃德穿着那件抽丝的呢子西装，门童理都不会理他。但这时他穿的是件显示上层社会身份的晚礼服，门童不敢轻易造次。门童毕恭毕敬地对他说：“先生，还有五分钟结束。”

劳埃德略微点了点头，如果道谢，就会暴露他的身份。

他离开剧院，绕着街区步行。这是街上难得的安静一刻。餐厅里的人们边喝咖啡边聊着天，电影院里的电影正达到高潮。再过没几分钟，街上就会热闹起来，人们叫出租车，去夜总会，在公共汽车站吻别，紧赶慢赶最后一部通往郊区的地铁。

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剧院走了进去。乐声刚停，观众们纷纷出现在剧场大厅。离开不怎么能动的座位以后，他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对歌者和着装评头论足，为随后的夜宵做着安排。

劳埃德很快就看见了黛西。

黛西穿着一条肩膀上缀着香槟色貂皮的淡紫色裙子，看上去性感极了。黛西和几个同龄人出现在剧场门口，她是这群人中打头的。看到博伊·菲茨赫伯特出现在她身旁，走上红地毯和她相谈甚欢的时候，他的心猛地一沉。和他颇有共同语言的德国姑娘伊娃·洛特曼站在黛西身后，伊娃边上站着个穿着军队制服的高个子年轻男子。

伊娃看到劳埃德，愉快地笑了起来。劳埃德用德语对伊娃说：“洛特曼小姐，晚上好，希望你喜欢这幕戏。”

“我很喜欢，谢谢你，”伊娃用德语答道，“我没在观众中看到你。”

博伊不耐烦地说：“讲英语！”听上去他有点醉了。博伊像个乖戾的少年人，或是一只养刁的纯种狗，尽管外形英俊，却沉溺于酒色。不过一旦认真起来，他待人接物可以非常优雅，具有致命的诱惑力。

伊娃用英语说：“阿伯罗温子爵，这是威廉姆斯先生。”

“我认识他，”博伊说，“他是埃曼纽尔学院的。”

黛西说：“劳埃德，你好，我们要去贫民窟了。”

劳埃德以前听说过这个称谓。这意味着他们要去东区的下等酒吧，观赏斗狗这类工人阶级的娱乐活动。

博伊说：“威廉姆斯一定知道很多这样的地方。”

劳埃德犹豫片刻，马上做出了决定。为了能和黛西在一起，他愿意容忍博伊吗？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我是知道一些这样的地方，”他说，“希望我带路吗？”

“太好了！”

一个老妇人走出剧场，对博伊挥了挥手。“必须让姑娘们在子夜以前回家，”老妇人说着一口美式英语，“一秒钟都不能迟。”劳埃德猜她一定是黛西的母亲。

穿着军装的高个子小伙说：“别斯科夫夫人，我是军人，我们会严守时间的。”

别斯科夫夫人身后跟着菲茨赫伯特伯爵，以及想必是他妻子的胖女人。换了别的场合，劳埃德倒很想问问他英国政府在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

两辆车等在剧场外面。菲茨赫伯特伯爵、伯爵夫人和黛西的妈妈坐进黑白劳斯莱斯。博伊和其他年轻人坐进皇室成员最喜欢的戴姆勒加长车。连劳埃德在内，在场的共有七个年轻人。和伊娃在一起的军官自称是吉米·穆雷中校。另一对男女分别是吉米的妹妹梅尔，以及很像博伊、但比他瘦且安静得多的安迪·菲茨赫伯特，博伊的亲弟弟。

劳埃德告诉司机到华彩歌舞厅该怎么走。

劳埃德看到吉米·穆雷毫不避嫌地搂住了伊娃的腰。伊娃从容地靠向吉米——显然两个人正在谈恋爱。劳埃德为伊娃感到高兴。她不算是漂亮女孩，但聪明有魅力。劳埃德喜欢她，很高兴看到她找了个高个士兵当男友。但劳埃德很想知道，如果吉米宣布自己要娶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德国女孩，这里的上层人士会怎么说。

所有人都成双成对：安迪和梅尔是一对，让人气恼的是，博伊和黛西也是一对。劳埃德是唯一落单的。劳埃德不想看到别人卿卿我我的样子，只好研究起车上锃亮的红木窗框来。

车爬上卢德加山抵达圣保罗教堂。“拐进齐普赛德街。”劳埃德告诉司机。

博伊拿起银质扁平酒壶喝了口酒。他擦了擦嘴说：“威廉姆斯，你很熟悉这附近的街道。”

“我住在这儿，”劳埃德说，“我就生在东区。”

“那可真不错。”博伊说。劳伊德听不出他是草率地恭维还是令人不快地讥讽。

华彩歌舞厅的座席已经坐满了，但能站的地方还有很多，观众们呼朋唤友，进出酒吧，四处走动。歌舞厅里的男男女女穿着最好的衣服，女士的衣着五颜六色，男士都穿上了最好的西服。歌舞厅里又闷又热，还有一股刺鼻的啤酒味。劳埃德在后面找了个可以站七个人的地方，从衣着可以分辨出他们从西区来，但来自西区的不只是他们——华彩歌舞厅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欢迎。

舞台上，一个穿红裙子、戴金色假发的中年女子正在表演脱口秀。“我对他说：‘我不会让你进来的。’”观众们听了哄堂大笑，“他说：‘亲爱的，我在这里就看到了。’我告诉他：‘把你的管子弄走。’”女子假装生气的样子，“他说：‘我觉得我的管子该好好洗洗了。’嘿，我说吧。”

劳埃德发现黛西笑得很开心。他凑到黛西身旁，轻声对她说：“你知道这是个男人吗？”

“天哪，这是个男人吗？”她惊呼道。

“看他的两只手。”

“老天，”她叫了起来，“还真是个男人！”

劳埃德的表弟大卫从他们身后经过，看见劳埃德，便折回来跟他们打招呼。“你们的穿着怎么这么正式？”他说着一口伦敦腔英语。大卫的衣着非常随意，他戴着一条打结的围巾和一顶碎布头做的帽子。

“大卫，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准备和你，还有莱尼·格里菲斯一起到西班牙去。”大卫说。

“不行，你不能去，”劳埃德说，“你只有十五岁！”

“上次大战时，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多都参战了。”

“他们根本派不上用场——问问你爸爸去。再说了，谁告诉你，我要去了？”

“你妹妹米莉说的。”说完，大卫就走了。

博伊问他：“威廉姆斯，这种地方的人一般都喝什么酒？”

劳埃德觉得博伊不能再喝酒了，但他还是回答：“男人喝苦一点的烈酒，女人喝波特柠檬酒。”

“什么是波特柠檬酒？”

“兑了柠檬水的波特酒。”

“太无聊了。”博伊走开了。

脱口秀达到了高潮。“我对他说：‘傻子，你进错口了！’”这个不知是男是女的演员在观众的掌声中走下了舞台。

米莉出现在劳埃德面前。“嗨，”她看了看黛西，“这是你的朋友吗？”

劳埃德很高兴米莉看上去这么漂亮。米莉身穿黑色的连衣裙，戴着一串假珍珠，妆化得恰到好处。劳埃德忙对黛西说：“别斯科娃小姐，请允许我介绍你认识我妹妹米莉·莱克维兹。米莉，这是黛西。”

两个女孩握了手。黛西说：“很高兴能认识劳埃德的妹妹。”

“准确地说，是同母异父的妹妹。”米莉说。

劳埃德说：“我的亲生父亲在上次大战中阵亡了。我从来没见过他。三四岁时我母亲就再嫁了。”

“你们玩得开心点。”临走前，米莉附在劳埃德耳边轻声说：“现在我明白露比·卡特尔为什么没机会了。”

黛西问：“谁是露比·卡特尔？”

“就是奇布林的那个女仆，你还给钱让她去看牙医呢！”

“我想起来了！看来有人把你和她看成是一对了。”

“没错，我妈妈是这么想的。”

黛西看出了他的尴尬，她笑着说：“看来你是不会娶个女仆了是吗？”

“我不会娶露比。”

“也许她和你很般配！”

劳埃德直视着她：“我们不常爱上般配的人，你说是吗？”

黛西看着舞台。演出快结束了，全体演员合唱起一曲熟悉的歌谣。观众们随着他们高声歌唱。后排站着的观众牵起手随着乐声挥动。和博伊一起来的人也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手。

幕布拉上以后，博伊仍然没有现身。“我去找他，”劳埃德说。“我想我知道他会在哪儿。”华彩歌舞厅有个女厕所，男士们都在后院里放着几个油桶的土厕里方便。不出劳埃德所料，博伊确实正在对着其中一个桶狂吐。

劳埃德给博伊一块手帕让他擦嘴，然后搀着他的胳膊，扶他走过已经没人的歌舞厅，走到戴姆勒加长车旁。其他人都在等待他们。劳埃德和博伊上车以后，博伊立马就睡着了。

车开到伦敦西区以后，安迪·菲茨赫伯特让司机先到特拉法尔加广场，拐进旁边一条整洁的小街，就到了穆雷家。和梅尔一起下车后，安迪说：“你们走吧，我送梅尔到家门口，再步行回自己家。”劳埃德心想，安迪可能计划好要跟梅尔在家门口来个浪漫的道别了。

车开到梅菲尔区。路过黛西和伊娃所住的格罗夫纳广场时，吉米对司机说：“请在街角停一下。”然后他轻声对劳埃德说：“威廉姆斯先生，能帮我把别斯科夫小姐送到门口吗？我和洛特曼小姐稍后就来。”

“当然可以。”吉米显然想在车里跟伊娃吻别。博伊对身外的事情一概不知：他正在尽情地打呼噜呢！司机为了拿到小费，也会装没看见的。

劳埃德先下车，然后搀着黛西的手下了车。当黛西抓住他的手时，劳埃德突然有股触电的感觉。他挽住黛西的胳膊，两人沿着人行道慢慢地往前走。在两个电线杆之间灯光最昏暗的地方，黛西停住脚步：“给他们点时间吧。”

劳埃德说：“很高兴伊娃交上了男朋友。”

“我也在替她高兴。”

他屏住呼吸：“但我不为你和博伊·菲茨赫伯特的事情感到高兴。”

“他带我去了皇宫！”黛西说，“我还和国王在夜总会跳了舞——这些都登在了美国的报纸上。”

“这就是你和他谈恋爱的理由吗？”劳埃德难以置信地问。

“不是唯一的理由。他喜欢的东西我大多也喜欢——聚会、赛马、亮眼的衣服。博伊是个很有生趣的人，他甚至还有自己的飞机！”

“那些根本不算什么。”劳埃德说，“放弃他，做我的女朋友吧！”

她看上去很欣喜，却笑话他。“你疯了吧，”她说，“不过我还挺喜欢你这样的。”

“我是认真的，”他不顾一切地说，“我一直在想你，尽管你是世界上我最不该娶的人。”

黛西又笑了。“你这话太粗鲁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话。我原本以为你笨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真挚的心呢！”

“我并不笨——只有和你在一起时才显得笨。”

“我相信你，但我不打算和一个一无所有的社会党人结婚。”

劳埃德打开了心扉，但他的心意被粗暴地践踏了，他觉得万念俱灰。他回头看着戴姆勒车，心不在焉地说：“不知道他们还需要多久。”

黛西说：“我可以去吻社会党人，不过仅仅是想尝一下滋味。”

劳埃德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起先觉得她只是理论上说说而已，但没有哪个女孩会从理论上谈这种事。这是黛西的邀请。劳埃德差点因为愚蠢而错失了这个机会。

他靠近黛西，把手放在她的细腰上。黛西扬起脸，她的美让劳埃德忘却了呼吸。他低下头，轻轻地吻住她的嘴，黛西没有闭上眼睛，劳埃德也没有。他一边动情地把嘴唇移向她，一边注视着她那双碧蓝色的眼眸。黛西微微张开嘴，劳埃德用舌尖轻轻地挑动着她分开的嘴唇。没过多久，劳埃德感觉黛西的嘴唇有了反应。她仍然在看着他。他飘飘欲仙，希望永远留在黛西的怀抱中。黛西的身体紧贴着他。劳埃德不自觉地勃起了，他害怕黛西会察觉到，因此稍稍后退了一点——黛西却继续往他身上靠，他明白了，他凝视着黛西的眼睛，知道她一定是想用柔软的身体感受他的坚硬。劳埃德无法自持，觉得自己似乎要达到高潮了，他知道黛西一定也很想要他。

戴姆勒车的车门打开了。劳埃德听见吉米·穆雷说话的声音高亢得有些不自然，似乎在对他们给出警告。劳埃德连忙松开了黛西。

“好吧，”黛西惊讶地低声说，“没想到会这么令人愉快！”

劳埃德声音沙哑：“何止是愉快。”

很快吉米和伊娃出现在他们面前，四个人一起走到了别斯科夫夫人的家门口。这是幢台阶上带有顶棚的宏伟建筑。劳埃德希望借顶棚的遮掩再吻一下黛西，但走上台阶时，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穿礼服的男人走了出来，劳埃德想，这兴许就是之前与他通话的那个管家。他非常庆幸，那个电话打得真是太对了！

两个女孩一本正经地道着晚安，一点都看不出顷刻之前她们还在与这两个男人激情地拥抱着。门关了，伊娃和黛西消失在他们眼前。

劳埃德和吉米退下台阶。

“我从这里走回家，”吉米说，“是否要让司机把你送到东区？从这里到你家有三四英里路呢。博伊不会介意的——依我看，他会一直睡到吃早饭呢！”

“穆雷，有心了，非常感谢你的关心。但我还是想走路回去，我有很多事要好好想想。”

“好吧，那晚安了！”

“晚安。”劳埃德带着逐渐褪去的情欲和烦乱的思绪，转身向东，朝家里走去。

八月中旬，伦敦的社交季结束了，但博伊·菲茨赫伯特还没有向黛西·别斯科娃求婚。

黛西迷惑不解，感觉受到了伤害。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正在约会，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菲茨赫伯特伯爵像对女儿一样跟她说话，甚至连多疑的碧公主也开始对她嘘寒问暖了。一有机会，博伊就会吻她，但是完全没有谈起过未来。

奢华的午餐会和晚餐会、耀眼的舞会、传统体育比赛，以及郊外野餐——一夜间，构成伦敦狂欢季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黛西的新朋友陆续都离开了伦敦，大多数人都回到了各自的乡村别墅。黛西猜测，他们无外乎是猎猎狐，追追鹿，打打鸟吧。

黛西和奥尔加留在伦敦，准备参加伊娃·洛特曼的婚礼。和博伊不同，吉米·穆雷急于娶到他所爱的女人，婚礼将在他父母所在教区切尔西的教堂举行。

黛西觉得她为伊娃做了件大好事。她教伊娃如何选择那些不带花边、能映衬她黑色头发和棕黄色眼睛的素色衣物，使伊娃倍感自信。随后，她又教伊娃怎样用天生的温暖和机智赢得身边的人。吉米就这样爱上了伊娃。吉米不是电影明星，但个子高，长得很英俊。他来自一个家境普通的军人家庭，虽然并不阔绰，但伊娃一定会感到踏实。

英国人和德国人一样怀有偏见。开始时，穆雷将军和穆雷夫人不太乐意接受一半犹太血统的德国难民伊娃做儿媳。伊娃很快赢得了他们的欢心，但家族的很多朋友还是表达出疑虑。婚礼上，黛西听到最多的就是伊娃多么多么的“具有异国风情”，吉米多么多么的“勇敢无畏”，穆雷夫妇多么多么的“胸怀广阔”，人们用种种方式表明他们是不怎么合适的一对。

吉米正式写了封信给柏林的洛特曼医生，得到了他应允结婚的承诺，但德国政府拒绝让洛特曼一家前往伦敦参加婚礼。满脸泪花的伊娃说：“他们痛恨犹太人，我还以为他们会乐于见到我爸妈离开德国呢！”

听到这句话，博伊的父亲跟黛西提起了这件事。“告诉你朋友伊娃，犹太人的事能不提就尽量不要提，”他以朋友关怀的口吻告诫说，“娶一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女人做妻子，对吉米的军旅生涯可不是什么好事。”黛西没有传达这条令人不愉快的劝告。

快乐的新婚夫妇将前往尼斯度蜜月。黛西带着一丝罪恶感意识到，伊娃离开竟给她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博伊和他的政治伙伴不喜欢犹太人，伊娃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博伊和吉米的友谊自然结束了——博伊拒绝做吉米的伴郎。

婚礼结束以后，菲茨赫伯特家邀请黛西和奥尔加去他们在威尔士的乡间别墅一起打猎。这让黛西重燃了希望。伊娃离开以后，博伊没理由再不向她求婚了。菲茨赫伯特伯爵和碧公主一定也觉得时机快成熟了，也许他们正计划着让博伊这周末就求婚。

周五一大早，黛西和奥尔加前往帕丁顿火车站，乘上了西行的列车。列车进入富饶的不列颠腹地，延绵的农田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绿地，森林间不时出现教堂的石头尖顶。她们买的是头等车厢的车票，奥尔加问黛西博伊会如何行动。“他知道我喜欢他，”黛西说，“我已经让他亲了我许多次了。”

“你在他面前展露过对别的男孩的兴趣吗？”奥尔加精明地问。

黛西抑制住对和劳埃德那次短暂犯傻的罪恶感。博伊不可能知道那件事，再说她也不会再去见劳埃德了。之后劳埃德曾接连给她写了三封信，但她一封也没有回。“没有这种人。”她对母亲说。

“那就剩伊娃了，”奥尔加说，“好在她已经走了。”

列车开过赛弗恩河河床下的一条长长隧道。过了隧道，威尔士就出现在了眼前。满身泥污的山羊在山坡上吃草，每座山的山腰处都有个矿区，矿区入口都有幢样子别别扭扭的厂房。

菲茨赫伯特伯爵的黑白劳斯莱斯等在阿伯罗温火车站前。一出站，映入黛西眼帘的便是陡峭山坡边的一排平顶房，她的心猛地一沉。出镇一英里，就到了菲茨赫伯特家的泰-格温别墅。

进门以后，黛西高兴得气都透不过来了。泰-格温非常宏伟，前廊上有一排高大的落地窗。花园里的花秀美多姿，灌木修剪整齐，菲茨赫伯特伯爵无疑为之而骄傲。黛西心想，如果能当这里的女主人该有多好啊！英国贵族也许不再能统治世界，但他们还保持着最完美的生活方式，黛西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威尔士语中，“格温”的意思是白房子，这幢建筑却是灰色的，因为接近矿区，这里一摸墙就是一手矿灰。

她被安排进了一间名为栀子花的套间。

晚饭以前，她和博伊一起坐在房子外面的平台上，看着太阳从紫色的山顶上缓缓下沉。博伊抽着烟，黛西小口地抿着香槟。他们俩单独在平台上待了一会儿，但博伊没提求婚的事情。

周末，她越来越感到不安。博伊不缺单独私下找她谈的机会——她对此心知肚明。周六，男人们出去打猎，傍晚时黛西出门迎接，单独和博伊在林子里走了一会。星期日上午，菲茨赫伯特一家和大多数客人去了镇上的圣公会教堂。礼拜过后，博伊把黛西带到镇上的双皇冠酒吧，那里戴着平顶帽的宽肩膀工人肆无忌惮地看着身着淡蓝色开司米大衣的黛西，好像博伊带进来一头待人宰割的羔羊一样。

黛西告诉博伊，她和母亲马上就要回布法罗了，但博伊没有领会黛西的暗示。

博伊是不是仅仅喜欢她，并没到想娶她的程度呢？

周日午饭时，黛西都快绝望了。第二天她和奥尔加就要回伦敦。如果到那时博伊还没求婚，伯爵夫妇会开始觉得儿子不是认真对待这段关系，他们也就不会再邀请她和妈妈来泰-格温了。

这个想法让黛西吓了一大跳。她决意要嫁给博伊。她想先成为子爵夫人，将来有一天再成为伯爵夫人。她不缺钱，她想要的是与崇高社会地位相应的顺从和尊重。她想被人称为“某某贵夫人。”她垂涎碧公主的钻石三重冕。她想在朋友间显示自己的尊贵地位。

黛西知道博伊喜欢她，她能感受到亲吻时博伊表现出的热情。“他需要你给他某种驱动力！”午餐后喝咖啡的时候奥尔加小声对她说。

“那我该怎么做呢？”

“有一招对付男人是屡试不爽的。”

黛西扬起眉毛。“和他上床吗？”黛西和母亲无话不说，但还没有谈过这个话题。

“怀孕能解决问题，”奥尔加说，“但往往在不想怀孕的时候才会怀孕。”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需要让他知道男女欢爱多么快乐，但别让他深入禁区。”

黛西摇摇头：“这可不一定，我想他多半已经和别的女孩享受过鱼水之欢了。”

“知道是谁吗？”

“不太清楚——可能是女仆，可能是女演员，也可能是哪个寡妇……尽管是猜的，但他实在不像是那种没有经验的黄毛小子。”

“没错，他的确不是那种人。这意味着你要给他从别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给他愿意付出一切来换的东西。”

黛西有点纳闷，她不明白母亲在经历了一场没有温情的婚姻以后，怎么还会如此了解男人。也许她对丈夫列夫是如何被情妇玛伽偷走已经想了太多。但不管怎么说，黛西能给博伊的，别的女孩也一定都能给，不是吗？

女人们喝完茶后，各自回卧室打盹。男人们依然在餐厅吸烟，不过他们十五分钟后也会回房。黛西站起身。

奥尔加问她：“你要干吗去？”

“我不知道，”她说，“我去想些事情。”

黛西离开了餐厅。她决定去博伊的房间，但因为怕母亲反对而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准备在博伊房间里等他回来午睡。仆人们在一天的这个时候总会休息上一会儿，因此这时候不会有人过来打扰。

那时，她就可以单独和博伊在一起了。但她该做些什么，又该说些什么呢？她完全不懂这种事情。看来得临场发挥了。

她回到自己的栀子花套间，刷了牙，在脖子上抹上香粉，静悄悄地穿过走廊进入博伊的房间。

没人看见她进去。

博伊的卧室能看见雾蒙蒙的山顶。从布置来看，他应该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房间里有几只宽大的皮椅，墙上挂着飞机和赛马的照片，杉木做的雪茄盒里放着有香气的烟，茶几上摆着几瓶威士忌、白兰地，以及一个托盘，里面搁着几个水晶玻璃杯。

她打开抽屉，看见泰-格温的专用书写纸，一瓶墨水，几支钢笔和铅笔。书写纸是蓝色的，上面印着菲茨赫伯特家的族徽。过段时候，这会变成她的族徽吗？

她不知道博伊看见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会怎么说。他会高兴地和她拥吻吗？还是对她的侵犯勃然大怒，谴责她的窥探行为呢？不多想了，她必须冒这个险。

她走进隔壁的化妆间。不大的洗脸池上挂着块镜子，博伊的剃须用品放在洗脸池的大理石边缘上。黛西觉得自己一定会喜欢给丈夫刮胡子的。那会是何等地亲密！

她打开衣橱的门，看着里面的衣物：普通的礼服，呢子西服，骑马服，有毛领的飞行员皮外套，还有两件晚礼服。

这让她生出了一个念头。

她想起，六月在本·韦斯特安普敦家时，博伊看到她和其他女孩穿男装时一脸激动的样子。那天晚上，博伊第一次亲吻了她。黛西不知道博伊看到她们穿男装为何会如此兴奋——但有些事原本就不可能说清楚。莉齐·韦斯特安普敦说有些男人喜欢女人舔他们下面。这又如何解释呢？

也许应该穿上他的衣服试试。

给他从别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奥尔加对她这么说过。别的女孩多半不会穿男装面对他吧？

她看着衣橱木制衣架上整排的西装、整齐叠放的干净衬衫和打过蜡的黑亮皮鞋。穿上男装会有用吗？时间还来得及吗？

但她又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她可以选几件需要的衣服，把它们带到栀子花套间换上，然后赶紧溜回来，希望一路上不会有人看见她……

不能回去，没时间了。博伊的烟马上就要抽完。她必须尽快在这儿换上博伊的衣服——不然就什么都不要做。

黛西下定了决心。

她开始脱裙子。

这下她危险了。在这之前，她都还可以自圆其说，她可以说自己在泰-格温错综复杂的走廊里迷了路，走进了博伊的房间。但在男人的房间里只穿着内衣就说不清楚了，那样只会让她名声扫地。

黛西拿起最上面的那件衬衫，这时她突然想起衣领上要扣一个领扣，她沮丧地叹了口气。她在一个抽屉里找到十几个浆白的衬衫衣领和一盒金属扣。她拿起一个衣领，用领扣摁在衬衫上，然后把衬衫套过头。

走廊上传来男人重重的脚步声，她一惊，心头打了一阵鼓，但那人很快就从门前走过去了。

她决定穿一件普通的礼服。礼服的条纹长裤没有背带，不过她在另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些。她设法把背带扣在裤子上，然后拉上裤子。博伊的腰足有她两个大。

她把穿着长筒袜的脚踏进黑亮的皮鞋，然后系上鞋带。

她扣上衬衫纽扣，戴上一条银色的领带。领带系得很难看，但这是小事，她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系领带，干脆将错就错。

她穿上一件浅黄色的对襟外套，并在外面套上黑色的燕尾服，然后对着衣橱门内侧的落地镜检视自己的样子。

尽管衣服松松垮垮，但她的样子非常漂亮。

既然还有时间，她索性在衬衫袖子上扣了金袖扣，并在大衣胸袋里放了块白手绢。

好像少了点什么。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看了一会儿，终于发现了少的是什么。

少了顶帽子。

她打开另一个衣橱，在最高的那层架子上发现了一排帽盒。她从帽盒里找到一顶灰色的礼帽，戴在后脑勺上。

这时，她又想起了那天晚饭时造成轰动效应的那几抹胡子。

她没带眉笔。她回到博伊的卧室，趴在壁炉旁边。夏天还没过，壁炉里没有生火。她用指尖沾了点煤灰，回到镜子前，仔仔细细地在上唇处画了根胡须。

她全都准备好了。

黛西坐在一把皮制的扶手椅上等待博伊。

直觉告诉她这样做不会错，但理智上来讲这样做并不符合常规。不过，让他兴奋下也没什么不好。先前博伊带她上飞机就让她兴奋极了，不过他全神贯注驾驶着飞机，不可能在那些狭小的机舱里和她调情。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在天上飞本身已经够让人兴奋的了，博伊想怎么样就任由他去吧。

但男孩是善变的，她害怕博伊会突然动怒。发怒时博伊的漂亮脸蛋会扭曲，会用脚猛跺地板，浑身散发出一股戾气。有一次，在酒吧里，跛腿侍者把他们要的酒送错了，博伊板着脸说：“瘸回你的吧台去，把我点的威士忌拿过来——瘸腿不能成为你眼瞎的理由！”可怜的跛腿侍者被羞辱得脸红了。

如果博伊对黛西出现在他房间感到生气的话，天知道他会说出些什么来。

五分钟后，博伊回到房间。

听到细碎的脚步声就知道是他来了。黛西意识到自己对博伊已经足够熟悉了。

门开了，博伊走了进来，他并没马上看见黛西。

黛西用深沉的语调问：“老伙计，最近你怎么样？”

博伊吃了一惊。“天哪啊！”又看了一眼以后他才犹犹豫豫地问，“你是黛西吗？”

她站起身。“你猜对了，”她恢复平时的声调说。博伊仍然一脸吃惊地盯着她看。她脱下礼帽，略鞠了一躬，对博伊说：“乐意为您效劳。”接着，重新斜戴上帽子。

过了很久，他才缓过劲，开心地笑了起来。

感谢上帝，黛西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博伊说：“依我看，这顶礼帽真的很适合你。”

黛西走近博伊。“戴上它是为了让你高兴。”

“你真是太贴心了。”

黛西主动抬起头。她喜欢吻他。事实上，大多数男人她都愿意吻。她对自己的这个喜好私下里感到尴尬。在接连几周见不到男生的寄宿制女校里，她甚至连女生都喜欢吻。

他低下头，用嘴唇贴住她的唇。黛西的帽子掉在地上，两人一齐笑了起来。博伊飞快地把舌头伸进黛西口中，黛西放松下来，享受着博伊的舌吻。博伊对所有感官刺激都非常着迷，黛西对他的这种渴望感到非常兴奋。

黛西提醒自己，千万别沉浸在欢愉中，忘了原本的目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但博伊如果不求婚一切都没意义了。他难道只满足于简单的一个吻吗？她希望博伊要得更多。以前，时间充裕的时候，他还会把玩她的胸部。

博伊的欲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天中午他喝了多少红酒，他的酒量很好，但一过量性趣就没了。

她把身体贴在博伊身上，博伊趁势把手放在了她的胸前。可黛西穿着宽大的呢绒外衣，博伊一时握不住她的那对小乳房。他沮丧地低吼了一声。

接着他的手掠过她的肚子，伸进了对她过于宽松的裤子。

黛西从来没让博伊如此深入过。

黛西仍然穿着丝质衬裙和棉布内裤，因此他也摸不着多少。他的手却深入到她的大腿内侧，隔着布料紧紧地按住了她那里。黛西兴奋至极。

她把身体缩了回去。

他喘着粗气问：“我越界了吗？”

“关上门。”黛西说。

“天啊，太刺激了。”他走过去反锁上门，然后回来和她抱在一起，博伊重复起刚才未完成的动作来。黛西碰触着博伊的裤子前襟，用力握住他坚硬的下体。博伊快乐地呻吟起来。

黛西再一次抽开身体。

博伊的脸上出现一道阴影。一段伤心的往事浮上黛西心头。有一次，她让一个叫西奥·考夫曼的男孩把手从她胸口拿开。西奥突然翻脸，连声骂她婊子。她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但那次的伤害让她倍感耻辱。此刻，她担心博伊也会这样羞辱她。

博伊非但没有发怒，反而温柔地对她说：“你很清楚，你迷死我了。”

到了做决定的时刻了。进还是退，她问着自己。“我们不应该这样。”她带着没有过分夸大的遗憾说。

“为什么不应该？”

“我们都还没订婚。”

这句话掷地有声。对一个女孩来说，这种话等于变相的求婚。她看着他的脸，害怕他会突然发怒，说出一堆理由，然后让她离开。

博伊却什么话都没说。

“我想让你高兴，”她说，“可是……”

“黛西，我爱你。”他说。

这还远远不够。黛西笑着问他：“真的吗？”

“爱死你了。”

她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期盼地看着他。

最后，他终于说出了黛西期待已久的那句话：“你愿意嫁给我吗？”

“哦，当然愿意。”说完她又吻了他。她一边吻，一边解开他的裤带，脱下他的内裤，找到阳具，把它从内裤里拉了出来。那上面的皮肤又软又热，她抚摸着它，想起了和韦斯特安普敦双胞胎姐妹的对话。“你可以揉他的东西。”琳迪说。随后莉齐补充：“揉到它勃起。”黛西对有亲身实践的机会非常兴奋，她喘得更厉害了。

接着，她想起了琳迪的另一句话。“你也可以吸他下面——男人最喜欢这个了。”

她的嘴唇和博伊分开，凑近他的耳朵说：“我可以为丈夫做任何事情。”

说完，她跪了下来。

这是当年最重要的一场婚礼。1936年10月3日，星期六，在威斯敏斯特的玛格丽特教堂，黛西和博伊举行了婚礼。黛西对婚礼不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办有点失望，但有人告诉她那里只对皇室成员开放。

可可·香奈儿为她制作了婚纱。萧条期的时尚婚纱线条简单，没有过多的珠宝装饰。黛西的婚纱简单地装饰着蝴蝶边袖口和能被一个花童托起的裙裾。

黛西的父亲列夫·别斯科夫越洋参加女儿的婚礼。奥尔加为体面起见勉强同意在教堂里和列夫坐在一起，假装出幸福亲家的样子。黛西生怕婚礼中玛伽和她与列夫的私生子格雷格会手牵手出现，好在这一幕并没有发生。

韦斯特安普敦双胞胎姐妹和梅尔·穆雷是她的伴娘，伊娃是她的主伴娘。博伊对伊娃的一半犹太血统非常介意——他根本没想请伊娃出席他们的婚礼——不过黛西在这点上坚持没松口。

她站在古老的教堂里，心知自己出奇地美艳，欢喜地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交在博伊·菲茨赫伯特手中。

她在结婚证书上写下“黛西·菲茨赫伯特，阿伯罗温子爵夫人”这几个字。她为此练了好几周，练完之后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练习纸都撕成了无法阅读的碎片。现在她成为正式的子爵夫人了，“子爵夫人”这个头衔前面写的是她的名字。

菲茨搀扶着奥尔加的手臂亲切地走出教堂，但碧公主和列夫保持着一段距离。

碧公主不是个易于相处的人。她对黛西的母亲非常友好，语气里也许有一丝傲慢，但至少奥尔加没听出来，因此她们的关系还比较和谐。可碧不喜欢列夫。

黛西意识到列夫缺乏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他旁若无人地大声谈笑，用流氓做派抽烟喝酒，根本不去想别人会怎么看。菲茨是个伯爵，因此他可以随性而为。列夫也差不多，他自恃是百万富翁而为所欲为。黛西早就知道这一点。但在多切斯特宾馆的婚礼早餐会上，看到父亲在英国上层人士面前粗鲁地大声吵嚷时，她还是感到了锥心的疼。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她是阿伯罗温夫人，至少这个头衔是不会被剥夺了。

但碧对列夫的敌意，还是像吵闹声和难闻气味那样让黛西如坐针毡。碧和列夫在主桌旁坐在一起，但碧总是把身体稍稍挪开一点点。两人简单交谈时，碧也没正眼瞧过他。列夫似乎没注意到碧的不恭，仍然笑着畅饮香槟，但坐在列夫另一边的黛西知道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列夫的确有点粗野，但绝不愚蠢。

酒酣耳热，男人们一边抽烟一边交谈。新娘的父亲列夫依例为这顿饭付了账单。他看着桌子那头的菲茨赫伯特伯爵，问：“菲茨，希望你喜欢这顿饭。这几瓶红酒还合你的胃口吗？”

“很好，谢谢你。”

“没错，真他妈的是好酒。”

碧大声咂舌。在她看来，上等人不该说“他妈的”。

列夫转身看着她。他笑盈盈的，但黛西从他眼中读出了危险的信号。“公主，为什么这样？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碧公主没有答话，但列夫充满期待地看着她，目不转睛。最终她开口了：“我不想听脏话。”

列夫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他没有立即点燃，而是闻了闻烟味，拿在手里把玩。“我讲个故事吧，”他扫视桌边众人，确认菲茨、奥尔加、博伊、黛西和碧都在听他讲话，“小时候，我父亲因为在别人的土地上放牧而被起诉。你们也许会想，即便他真的有罪，这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他被捕后，地主在北面的草地上立了个大十字架。之后，沙俄士兵到了我家，把我、哥哥和我们的母亲带到草地上。到了那儿，我们就看见父亲被吊在十字架上，脖子里缠着绳圈。没多久，地主来了。”

黛西没听说过这件事。她把目光投向了母亲。奥尔加看上去也很吃惊。

桌子旁的一小群人都不再说话了。

“我们被迫旁观了父亲被吊死的全过程，”说到这里，他转身看着碧。“这里有一点很奇怪，地主的妹妹竟然也在那里。”他把烟叼在嘴里，口水沾湿了烟的过滤嘴，但他马上又把烟从嘴边拿开。

黛西发现碧脸色煞白，这是在说她的事情吗？

“地主的妹妹是个公主，当年她十九岁。”列夫看着手里的烟。黛西听到碧惊呼一声，这才意识到父亲说的这位公主正是自己的婆婆。“她冷冷地看着我父亲被绞死，就那样站着，动都没动。”列夫说。

接着，他直直地盯着碧，说：“在我看来，这才是所谓的粗野。”

一时间，谁都没说话。

列夫把烟放回嘴边说：“谁有火啊？”

劳埃德·威廉姆斯坐在阿尔德盖特母亲家厨房桌子旁，仔细地审视着一张地图。

这天是1936年10月4日，星期天，伦敦将发生一场骚乱。

伦敦城区泰晤士河畔依山而建的罗马式老城区现在成了金融区。小山西面是富人家的住宅，以及他们趋之若鹜的剧院、商店和教堂。劳埃德的母亲家在山的东面，毗邻码头和贫民窟。一直以来，移民们在这里的码头登陆后辛苦劳作，只希望他们的后代有朝一日能从伦敦的东区搬到西区。

劳埃德专心致志看着的是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号外上刊登的地图，上面标出了英国法西斯同盟这天的游行行进路线。他们计划集结在城区和东区交界的伦敦塔下，然后向东行进——

目标直指主要居住着犹太人的斯特普尼区。

除非劳埃德和他的同伴能制止他们。

报纸上提到，伦敦有三十三万犹太人，其中有半数居住在伦敦东区。他们大多是来自苏联、波兰和德国的难民，害怕有朝一日警察、军人或哥萨克人会闯入他们的家园，抢劫财产，鞭打老人侮辱妇女，把他们连同儿孙一起拉到墙边枪毙。

在伦敦的贫民窟里，这些犹太人找到了能让他们享有和普通公民同等权益的地方。如果他们望出窗外，看到一伙穿着制服的流氓在犹太人住的街道上发誓要扫除犹太人，又会怎么想呢？劳埃德觉得真的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工人日报》说，从伦敦塔到斯特普尼区只有两条路可供游行使用。一条穿过一个叫加德纳角的五路环形交叉口，直达伦敦东区。另一条要经过皇家铸币局街和狭窄的卡布尔街。伦敦塔到斯特普尼区之间还有十几条小巷子，但这些小巷只能并排走一两个人，无法让游行队伍通过。圣乔治街虽然也很宽，但它通往天主教徒聚居的沃平区，不能到达斯特普尼区，法西斯同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

《工人日报》号召人们在加德纳角和卡布尔街树起人墙，阻挡游行队伍。

报纸经常号召人们做一些很难办到的事情，比如说罢工和革命。最近，《工人日报》甚至号召所有左翼党派组织起来形成人民阵线。人墙只不过是它们的另一个幻想而已。需要几千个人才能有效封锁东区，劳埃德不确定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出现在两个集结处。

他只知道骚乱不可避免。

桌子边坐着劳埃德的父母伯尼和艾瑟尔、他的妹妹米莉，以及从阿伯罗温过来，穿着正装的莱尼·格里菲斯。莱尼十六岁，是专程来反游行的几个威尔士矿工中的一员。

伯尼把报纸放在一边，抬起头问莱尼：“法西斯分子说你们这些威尔士人来伦敦的车票是犹太大老板买的，有没有这回事？”

莱尼很惊讶，嘴都张成了“O”型。“我不认识什么犹太大老板，”他说，“除非把列维夫人糖果店的列维夫人给算上。她的块头倒真不小。老实跟你们说，我是乘着屠宰场的大卡车，跟送到史密斯菲尔德肉市场的六十头羊一起来伦敦的。”

米莉说：“怪不得你身上这么臭。”

艾瑟尔生气了：“米莉！太没礼貌了。”

莱尼住在劳埃德的卧室里。他向劳埃德承认，这次出来就没打算回去。他和戴夫·威廉姆斯将前往西班牙参加镇压法西斯分子暴乱的国际纵队。

“你有护照吗？”劳埃德问。拿到护照并不难，但需要法官、医生、律师或其他有地位的人进行背书，因此年轻人不太容易私下里办上。

“不需要护照就能去，”莱尼说，“去维多利亚火车站搞张周末来回的双程车票就可以了。持有双程车票的人不需要护照。”

劳埃德依稀记得确实有这么回事。这是一项为来往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商务人士提供的便捷措施，现在却被反法西斯者利用了。“车票要多少钱？”

“三英镑十五先令。”

劳埃德竖起眉毛。一个失业矿工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莱尼告诉他：“独立工党付了我的车票钱，共产党付了戴夫的车票钱。”

他们一定隐瞒了自己的年龄。“你们到巴黎后准备怎么办？”劳埃德问。

“我们在‘巴黎白站’和法国共产党的人会合，”不会法语的他把巴黎北站拼错了，“他们将把我们从那儿护送到西班牙边境。”

劳埃德推迟了自己的出发日期。他告诉别人这样做只是为了让父母宽心，但事实上他是忘不了黛西。他仍然幻想黛西会离开博伊。但希望实在渺茫——黛西从来没回过他的信——可劳埃德就是忘不了她。

此时，英国、法国和美国接纳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提议，同意对西班牙实行不干涉政策。这意味着它们不会向交战双方提供武器。劳埃德对此大为光火：这些民主政府连民选的西班牙政府都不认了吗？更糟的是，正如劳埃德的母亲和比利舅舅秋天在讨论西班牙问题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和意大利每天都在打破这项协定。作为英国政府负责相关政策的部长，菲茨赫伯特伯爵却顽固地维护着这项政策，他说不能给西班牙政府武装，否则会有共产化的危险。

正如艾瑟尔在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这只是一种自圆其说。只有苏联政府愿意向西班牙提供跨国的帮助，西班牙人无疑会对这个世界上唯一给予他们帮助的国家感恩戴德。

事实上，英国执政的保守党认为，西班牙选出的都是些危险的左翼分子。如果西班牙政府被极端的右翼分子暴力推翻或是取代，菲茨赫伯特之流肯定乐见其成。劳埃德对此非常沮丧。

现在终于有了在家门口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机会。

“太荒唐了，”伯尼在一周前法西斯同盟宣布游行时说，“伦敦警方必须强迫他们改变路线。他们当然有权游行，但在斯特普尼绝对不行。”警方却说他们对合法注册的游行无能为力。

伯尼、艾瑟尔和伦敦八个区的区长组成代表团，请求英国内政部长约翰·西蒙爵士禁止游行，或至少改变游行的路线，但西蒙爵士同样宣称自己没有这个权力。

工党、犹太人社群和威廉姆斯家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伯尼和其他几个人三个月前成立了犹太人协会，这个协会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它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反对法西斯同盟的游行，不让法西斯分子进入犹太人的街道。犹太人协会提出了西班牙语的口号“坚决不让他们通过”，西班牙政府军在马德里反抗法西斯暴乱时提出的也是这句口号。协会尽管名称响亮，实际规模却非常小。他们在商业大街上租了两个楼上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台老式的影印机和几台旧的打字机，但协会在伦敦东区却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在短短的四十八小时内，协会就收集到了禁止法西斯同盟游行请愿书的十万个签名。但政府依然置之不理。

议会的主要政党中只有英国共产党支持进行反游行活动，莱尼所属的独立工党也支持这一活动，但独立工党的影响力太过微小了。其他党派对反游行都表示反对。

艾瑟尔说：“《犹太人纪事报》建议它的读者远离街道。”

在劳埃德看来，这正是问题所在。许多人觉得最好远离是非，不要介入矛盾冲突。但这样只会使法西斯分子更加肆无忌惮。

伯尼尽管是个犹太人，但不属于任何教派。他对艾瑟尔说：“为什么跟我提《犹太人纪事报》上的文章？这份报纸反对的是反犹太人的思潮，而不是法西斯主义。谈论他们的观点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听说英国犹太人联合会的代表们也持相同的论调，”艾瑟尔说，“显然昨天他们已经在犹太人会堂发表了公告。”

“这些所谓的犹太人代表都是戈德尔格林区的先生太太，”伯尼不屑一顾地说，“他们从没在街上被法西斯流氓袭击过。”

“你是工党的一员，”艾瑟尔带着谴责的口吻说，“工党的政策是不和法西斯在公众场合硬碰硬。你为何要去团结犹太人会众和法西斯斗呢？”

伯尼说：“团结犹太人会众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只是在需要犹太人身份的时候才是犹太人，你从来没在街上被人当众侮辱过。”

“但工党也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啊。”

“记住，如果允许法西斯分子挑起冲突，不论是谁起的头，报纸最后一定会怪罪到左派头上。”

莱尼冲动地说：“如果莫斯利的手下胆敢挑起冲突，我们就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艾瑟尔叹了口气。“莱尼，你给我好好想想，是你、劳埃德和工党，还是保守党那边的军人和警察武器多？”

“天杀的！”莱尼愤愤地骂了一句。他显然没想到这一层。

劳埃德愤怒地对母亲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三年前你也在柏林——看到过当时发生的事情。德国的左派分子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反对法西斯，看看他们遭遇到了什么吧。”

伯尼插话进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没能和共产党组成成员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眼见着共产党人一个个被抓走而没有行动。形成统一战线的话，他们原本有机会赢。”当地工党支部拒绝共产党人的联合要求时，伯尼很是恼火。

艾瑟尔说：“和共产党人联合在一起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她和伯尼在这点上背道而驰。事实上这也是使工党产生裂痕的最主要问题。劳埃德在这个问题上是伯尼的支持者。“我们必须用手上能利用的资源打败法西斯主义，”但他马上又宽慰起艾瑟尔来，“妈妈也没错，今天最好不要使用暴力。”

“如果你们都留在家，通过民主政治的途径来反对法西斯主义，那就再好不过了。”艾瑟尔说。

“你希望通过民主政治使妇女得到同工同酬的权利，”劳埃德说，“但是你失败了。”就在去年四月，工党的女性议员提交了一份要求女性劳工与男性劳工同工同酬的议案，但是在以男性为主的下议院没有得到通过。

“不能因为失败一次就怀疑民主。”艾瑟尔干脆地说。

劳埃德很清楚，和德国一样，这种分歧会对反法西斯力量造成致命的打击。今天将是一次严酷的测试。政治党派间可以竞争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权，但谁说了算却是人民群众决定的。他们会听从软弱的工党和《犹太人纪事报》的号召留在家里，还是成群结队地走到街上对法西斯主义说不？到了晚上就能见分晓了。

后门有人敲门，穿着星期天礼拜西装的邻居西恩·多兰走了进来。“礼拜结束后我过来，”他对伯尼说，“我们在哪里集合？”

“两点前在加德纳角见，”伯尼说，“希望有足够多的人在那里阻挡法西斯主义者。”

“东区的码头工人都会去那儿帮你。”西恩热情洋溢地说。

米莉问：“法西斯分子恨的又不是你们，你们出什么头啊？”

“孩子，你太小，你不记得犹太人帮过我们多少忙，”西恩解释，“1912年码头工人起义时，我只有九岁，我爸爸养活不了家人，新市大街面包房的伊萨克夫人就收养了我和我的兄弟们。有她的好心，我们才能活到现在。这样被犹太人家庭收养的码头工人子弟有好几百人。1926年的情形也一样。我们决不允许该死的法西斯涉足我们的街道——莱克维兹夫人，请原谅我的粗鲁。”

劳埃德心头一热。东区有几千名码头工人：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阻挡住法西斯分子就不是问题了。

街道上的高音喇叭响了。“不让莫斯利进入斯特普尼，”一个男人高声大呼，“两点在加德纳角一起集中！”

劳埃德喝了口茶，然后马上站起身。他今天的任务是监视法西斯同盟的行动，确定法西斯分子的方位，并随时通报给伯尼的犹太人协会。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打公用电话用的硬币。“我该走了，”他说，“法西斯同盟的人说不定已经集中了。”

艾瑟尔站起身，跟他走到门口。“别打架，”她说，“别忘了柏林发生的事。”

“我会小心的。”劳埃德说。

艾瑟尔的语气轻松下来。“你要是被人打掉了门牙，那个美国富家千金就不会喜欢你了。”

“她又没喜欢过我。”

“我才不信呢，哪个女孩能抵挡得住你的魅力？”

“妈妈，我没事的，”劳埃德说，“我真的不会有事。”

“我该为你没去该死的西班牙高兴，你说是吗？”

“妈妈，这事今天就别谈了好吗？”吻别了母亲之后，劳埃德就出门了。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上午，温暖得反常。几个人在努特利街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平台，其中一个站在平台上对着扩音器大声喊：“东区的民众们，我们不能任由得寸进尺的反犹主义者欺凌我们！”劳埃德认出演讲者是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在当地的一个代表。因为大萧条，几千个犹太纺织工人失业了。他们每天都会到西特尔街上的劳动力就业中心签到。

劳埃德没走几步，伯尼就追了上来，递给他一包被孩子们称为弹珠的小玻璃球。“我参加过很多次示威游行，”他说，“如果骑警想冲散人群，往马蹄下扔这种玻璃弹珠就可以了。”

劳埃德笑了。他的继父大多数时候是个和事佬，但绝不是什么软蛋。

不过劳埃德不怎么想用玻璃弹珠。他和马匹接触不多，不过它们看上去像是那种隐忍无害的动物，他不喜欢让马匹摔倒在大街上的点子。

伯尼猜出了他的想法：“让马匹摔倒总比人被马踩要好。”

劳埃德把弹珠放进口袋里，但他觉得这并不意味着自己一定要用。

他高兴地看到，许多人已经上街了。街上还有许多令他欢欣鼓舞的迹象。墙上到处是用粉笔写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坚决不让他们通过”的标语。共产党出动了很多人，正在沿街分发传单。许多商店橱窗都挂上了红旗。一群参加过上次大战，戴着奖章的老兵打着一面写有“犹太人老兵协会”的旗帜在街上走。法西斯分子想忘了有许多犹太人曾为英国献身，但历史是无法抹去的。其中五个犹太士兵曾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了英国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劳埃德觉得，让这些人参加反法西斯游行，阵仗应该是足够大的了。

加德纳角以苏格兰人开的成衣店——加德纳服装公司得名，是个五条路交会的开阔路口，服装公司的大楼上有个标志性的钟楼。到那里时，劳埃德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此处会起冲突——周围街道上设置了几个急救站，还有数百名穿着制服的急救志愿者。周围的每条小街上也都停着救护车。劳埃德希望最好别出现打斗。但即便有暴力，也比让法西斯分子畅通无阻地游行要好。

为了隐瞒自己的东区人身份，劳埃德绕了个远道，从伦敦塔的西北方向朝伦敦塔行进。还没到那儿，他就听见了铜管乐队的喧嚣声。

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塔记录了伦敦八百年来的繁荣和衰败。塔旁围绕着一道漆色仿佛被伦敦的经年风雨侵蚀的白墙。墙外背河的一侧是个以伦敦塔命名的公园，法西斯分子正是在这里集结的。从伦敦塔公园向西到金融区，劳埃德目测已经有几千个法西斯分子集合在了一起。人群中不时爆出有节奏的歌声：

一，二，三，四，

我们要除尽犹太人！

该死的犹太人！该死的犹太人！

我们要把你们斩草除根！

他们打着英国国旗。劳埃德想不通，这些想破坏国家秩序的跳梁小丑，为什么每次活动时都要急不可耐地挥舞象征着国家尊严的国旗。

他们绑着黑皮带，穿着黑衬衫，整齐地列队站在草地上，看上去和一支军队没什么两样。支队长们穿着漂亮的制服：黑色的军队制式的短外套，灰色的马裤，大头鞋，亮顶的黑色帽子以及红白相间的臂章。几个穿着制服的摩托车手不断在方阵周围制造着噪音，传达敬法西斯礼的指令。更多的游行者还在源源不断地过来，其中一些坐在窗户上装有铁丝网的装甲车里。

这不是什么政治集会，这完全是场战争。

劳埃德觉得，法西斯同盟的这种架势完全是狐假虎威。他们想让世人觉得，他们可以终止会议，清空建筑，闯入民宅和办公室逮人，把抓到的人送去集中营随意鞭笞和审讯，像莫斯利和《每日邮报》老板罗斯米尔爵士希望的那样，把冲锋队在德国搞的一套照搬到英国来。

他们会把伦敦东区的民众吓坏的，这些当地人的祖辈都是从爱尔兰、波兰和俄国的压迫与暴政下逃出来的。

东区人会走上街道和他们对抗吗？如果他们自己不奋起抗争的话，如果今天的法西斯游行按计划进行，法西斯分子未来还会做些什么呢？

劳埃德假装成数百名围观者中的一个在公园外闲荡。很多相似的小巷像轮辐一样从公园往外散发。在其中的一条小巷里，劳埃德看见了一辆熟悉的劳斯莱斯。司机打开了车后门，让劳埃德震惊失望的是，下车的竟然是他朝思暮想的黛西·别斯科娃。

劳埃德很快就知道了她为什么上这儿来。黛西穿着精心裁制的女兵军装，一条灰色长裙代替了男人们穿的马裤，几缕刘海从头顶上的黑色帽子里溜了出来。劳埃德虽然恨透了这身装束，但还是被黛西不可抗拒的魅力震慑了。

他站定了脚步，呆呆地望着她。劳埃德不应该感到奇怪：黛西告诉过他，她喜欢博伊·菲茨赫伯特，博伊的政治观点显然不会对这种喜爱造成影响。但亲眼看到她站在伦敦犹太人的对立面还是让他大失所望，他这才感到黛西几乎在他看重的每件事上都和他背道而驰。

劳埃德应该转身就走，但他就是做不到。他挡住了在人行道上奔走的黛西：“该死的，你来这里干吗？”他莽撞地问。

黛西很冷静。“威廉姆斯先生，这是我该问你的。”她说，“我想你应该不打算和我们一起游行吧。”

“你知道这些人都干过什么吗？他们打断和平的政治集会，威胁记者，囚禁政治对手。你是个美国人——美国人怎么能干出反对民主的事呢？”

“民主政治不是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政治体制。”劳埃德觉得黛西是在引用莫斯利的某句宣传口号。

他说：“他们折磨甚至屠杀所有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他想到了容格，“我在柏林亲眼见证过他们的暴行。顺便提一句，当时我也被抓进了集中营。我亲眼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被几条饥饿的恶狗摧残致死。你的法西斯朋友们做的就是这种事。”

黛西不为所动。“你能准确地说出最近在英国被法西斯党人杀害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吗？”

“这只是因为英国的法西斯党人还没掌权——但你们那个莫斯利崇拜希特勒。只要有机会，他和他的手下将会做出和纳粹完全一样的事。”

“你是说他们会消灭失业，给人民带来骄傲和希望吗？”

劳埃德钟情于黛西，但听到她这番话后，心都碎了。“你很清楚纳粹对你的朋友伊娃一家做了些什么。”

“你知道伊娃已经结婚了吗？”黛西用快活的语气说，显然想找一个比较愉快的话题，“她嫁给了善良的吉米·穆雷。现在她是英国人的妻子了。”

“那她父母呢？”

黛西把目光转向别处。“我不认识他们。”

“但你知道纳粹对他们做了什么。”伊娃在三一学院的舞会上把父母在德国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劳埃德，“她父亲被取消了执医的资格——现在在药房当助理。他不能进入公园和公共图书馆。他父亲——也就是伊娃祖父的名字甚至被从家乡的战争纪念碑上抹除了！”劳埃德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他压低声音问：“你怎么能和做这种事的人站在一起呢？”

黛西有些心烦意乱，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说：“原谅我，我已经迟到了。”

“你做的事情完全无法被原谅。”

司机说：“小子，消停点，别再折磨她了。”

司机是个平时不太锻炼的中年胖子。劳埃德感到自己被这个司机侮辱了，但他不想挑起争斗。“我这就走，”他说，“只是别再叫我小子。”

司机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劳埃德警告说：“你最好把手放开，不然我走之前会把你打趴下。”他直视着司机的眼睛。

司机犹豫了。劳埃德警觉起来，他像在拳击绳圈里一样，观察对方的动向，时刻准备着下一步的动作。如果司机想打他的话，一定是准确的重重一击，这种重击很容易躲过。

司机不是感觉到他已经做好准备，就是对他发达的肌肉有所忌惮，最终放下拳头，退了回去：“的确没必要打架。”

黛西匆忙走开了。

劳埃德看着她身穿合体制服朝法西斯分子的纵队奔过去的背影。他长叹一口气，朝反方向走去。

他试图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和司机的争执真是蠢啊！打上一架的话，他可能被警察捉个现行，接下来的这一整天就要在号子里过了——这又如何称得上为战胜法西斯主义做贡献呢？

十二点半了。他离开伦敦塔，找到公用电话亭，打给犹太人协会，跟伯尼通了话。他把看见的大致情况说了以后，伯尼让他统计一下从伦敦塔到加德纳角大约有多少警察。

他走到公园东面，探察着公园外围呈辐射状发散的那些小街。他被看到的一切惊呆了。

他本来估计会有一百多个警察，但实际在场的有几千名。

他们排成一列站在人行道上，等在十几辆停着的公交车里，骑警们身板笔直地骑在一队排列整齐的马上。街上只有狭窄的一条缝供行人们穿行。警察的数量比法西斯分子还要多。

一辆公交车上的巡警看到他，对他行了个纳粹礼。

劳埃德非常失望，如果连警察都站在法西斯同盟那一边，反游行示威者又怎么制止得了游行呢？

这比游行本身更糟：警察的权威会使法西斯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东区的犹太人会从中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在曼塞尔街，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警察亨利·克拉克，亨利看上去劳累不堪。“你好，诺比。”人们都管姓克拉克的叫诺比，“有个警察刚才跟我行了个纳粹礼。”

“他们不是这儿的警察，”诺比像揭示一个秘密似的轻声说，“他们不像我那样常年和犹太人居住在一起。我告诉他们犹太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大多数是遵纪守法的好人，极少数人才会违法乱纪。但他们就是不相信。”

“但那个纳粹礼又该做何解释呢？”

“也许仅仅是个玩笑。”

劳埃德却不这么认为。

他和诺比道别，继续向前走。他看见警察在进出加德纳角的巷子口拦起了警戒线。

劳埃德走进一个带有公用电话的酒吧——前一天他检查过附近区域所有可以用的公用电话——告诉伯尼附近至少有五千名警察。“我们挡不住这么多警察的。”他忧心忡忡地说。

“别这么确定，”伯尼说。“你再去看看加德纳角周边的情况。”

劳埃德发现了一条绕过警方警戒线的道路，加入到反游行示威者之间。走到加德纳角外围街道上的人群中时，劳埃德终于感受到了阻挡游行示威的人有多少。

他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人。

加德纳角这个五条街的会合处到处都是人，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放眼望去，人群沿着白教堂路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东南面的商业街上挤满了人。警察局所在的莱曼街上更是水泄不通。

劳埃德觉得来的一定有十万多人。他想把帽子一扔，大声庆祝。东区人选择了走出家门，对抗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无疑已经群情激昂了。

加德纳角正中间，停着一辆被司机和乘客们遗弃的电车。

劳埃德越来越乐观了，他意识到，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穿越这群人。

他看见邻居西恩·多兰爬到电线杆上，在顶部挂上了一面红旗。犹太小子铜管乐队正在现场演奏——多半没经过夜总会保守的演出组织者的同意。一架警方的飞机从头顶飞过，劳埃德知道那是最新的直升机。

在街边加德纳成衣公司的陈列窗前，他看见妹妹米莉和朋友内奥米·埃弗里在一起。他不希望米莉卷入这种暴力事件：想到妹妹会在斗殴中受伤，他的心就一凉。“爸爸知道你来这儿吗？”他用责备的语气问米莉。

她无动于衷：“别这么死板。”

劳埃德对她的出现非常吃惊。“你原本从不关心政治，”他说，“我还以为你只知道挣钱呢！”

“没错，”米莉说，“但这次有些特别。”

劳埃德知道如果米莉受伤，伯尼会很伤心的。“我觉得你应该马上回家。”

“为什么这么说？”

劳埃德朝四周看了看。人群友善而平和。警察和人群隔开了一段距离，法西斯分子连人影都没见着，今天的游行显然是搞不下去了。莫斯利的人绝对穿越不了十万决意阻止他们的人，警察也不会愚蠢到帮他们过去。米莉多半不会有事。

正当他这么想时，情况突然出现了逆转。

劳埃德听见几声口哨声。他朝哨声响起的地方看去，发现骑警们已经组成了一条恐怖的阵线，警方的马匹兴奋地踏着蹄，跃跃欲试准备冲锋，马上的警察手持着剑一样的长棍。

他们似乎准备好了进攻——但劳埃德觉得，他们应该不会真这么干。

没过一会儿，他们发起了攻势。

人群发出愤怒的吼声和害怕的尖叫声，人们乱作一团，抢着从马匹前进的道路上逃出去。人群让出了一条道路，可是站在边缘的人却纷纷摔倒，被马匹踩踏。骑警们用长棍到处打人。劳埃德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被人浪推向了后方。

他出离愤怒了：警察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他们愚蠢地认为自己真能清开一条道路让莫斯利党人游行吗？他们真的觉得两三千名法西斯党人能够穿越十万名被他们加害的人组成的层层壁垒而不引起骚乱吗？警察要不是被白痴领导，就是完全失去了上层的控制，劳埃德不知道哪种情况会更糟一些。

骑警控制住气喘吁吁的马匹，重新组成一条参差不齐的阵线。又一声哨响，骑警策马前进，又开始了新一轮攻击。

米莉吓坏了。她只有十六岁，刚才的声势完全不见了。人群把她挤到加德纳成衣公司的玻璃橱窗旁，她恐惧地大声尖叫。橱窗里穿着成衣的人体模型们冷冷地旁观着惊慌失措的人群和如临大敌的骑警，慨叹着世态的炎凉。劳埃德的耳朵被此起彼伏的抗议声震得生疼。他挤到米莉身前，用尽全力挡开她身前的人，希望能尽力保护好她，但这样做并没起什么作用。尽管使尽了全力，他还是重重地压在了米莉的身上。四五十个尖叫的人一齐压在这块并不牢固的玻璃上，作用在玻璃上的压力不断上升。

劳埃德怒火中烧。他意识到，警察不惜一切代价，执意要从人群之间开出条游行的通路来。

没过一会儿，橱窗玻璃喀的一声，碎了。劳埃德摔在米莉身上，内奥米摔在了他的身上，几十个人痛苦惊慌地号叫着。

劳埃德奋力站了起来。他奇迹般地没有受伤。他环视着四周，急切地寻找着米莉，但很难把真人和人体模型分辨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认出了躺在碎玻璃渣中的米莉。他抓住米莉的胳膊，把她拽了起来。“我的背不行了！”米莉哭着说。

劳埃德帮米莉转过身，她的大衣被撕成碎片，背上全都是血。劳埃德感觉一阵晕眩，用手臂护住米莉。“街角正好有一辆救护车，”他对米莉说，“你还能走路吗？”

没走几步，警察的哨声又响了。劳埃德害怕他和米莉又被人群挤到橱窗边上，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伯尼给他的那包弹珠，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纸包。

骑警们发起了又一轮冲击。

劳埃德抽开一条手臂，把放着弹珠的纸包扔到人群前方马匹们的行进路线前。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些人也带来了弹珠，他们纷纷照做。马匹踩在弹珠上，发出爆竹炸响的声音。有匹马被弹珠滑倒了，重重地倒在地上。其他的马匹停下步子，开始纷纷朝后退，骑警队伍陷入了混乱之中。内奥米·埃弗里被推到人群前方，劳埃德看见她把一包辣椒粉放在马鼻子下，马匹不断摇着头往后退。

人群不那么拥挤以后，劳埃德把米莉带到街角。米莉仍然非常痛苦，但已经停止了哭泣。

受伤的人排成一列，等待接受急救志愿者们的诊察：一个痛哭流涕的女孩的手似乎骨折了；几个年轻人满头是血；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地上抚摩着膝盖上的伤口。劳埃德和米莉抵达救护车旁时，西恩·多兰带着头上刚扎好的绷带又冲进了人群中。

一个护士看了看米莉的背。“情况不是很好，”她说，“你需要去伦敦的医院进行治疗，我们会派救护车送你去。”她看了看劳埃德。“你想和她一起去吗？”

劳埃德放不下妹妹，但他需要向伯尼汇报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动态，因此犹豫了。

米莉的勇敢为他解决了难题。“你怎么能和我一起走呢？”她说，“你去又帮不上忙，在这儿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米莉说得没错。劳埃德把她送上了一辆停着的救护车。“确定不要我——”

“是的，我确定。别把自己也给弄进医院就行了。”

他觉得米莉这样已经万无一失了。他吻了吻米莉的脸颊，回到人群中间。

警方改变了作战策略。人群击退了骑警，但警方还是决意要从人群中开一条通路出来。当劳埃德挤到人群前方的时候，他们正在用警棍打人，气势汹汹地步步进逼，手无寸铁的抗议者们虽然很快退下去一批，却又像潮水似的涌上来一批。

警方开始逮人了，他们显然希望以此削弱反抗者的信心。在伦敦东区，逮捕个把人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放出来的人都是鼻青脸肿的，没有完好的眼睛或牙齿。莱曼街警察局更是恶名远扬。

劳埃德看见身前站着几个举着红旗吵吵嚷嚷的年轻姑娘。他认出了住在努特利街上的奥利芙·毕晓普。有个警察用警棍狂击着她的头，嘴里狂喊：“你这个犹太妓女！”奥利芙不是犹太人，更不是什么妓女，事实上她是骷髅地福音堂里的琴师。此时，她把耶稣“别人打你左脸，还要让他打你右脸”的训诫放在一边，狠狠地抓着警察的脸，在他脸上留下两条红印。另外两个警察上前来，一人抓住她的一条胳膊，被抓伤的警察腾出手来，对着她的头就是一阵猛打。

看到三个大男人殴打一个女孩，劳埃德彻底发狂了。他走上前，愤怒地挥出右勾拳，狠揍用警棍袭击奥利芙的那个警察。他一拳打中警察的太阳穴。那人头晕目眩，一下子跌倒在地。

更多的警察集结过来。他们挥舞着警棍，见人就打。四个警察抓起奥利芙，每人抓着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奥利芙尖叫着竭力摆脱，但就是无法从警察手里脱身。

旁观者们却不再无动于衷了。他们拳打抱住奥利芙的警察，把他们从奥利芙身旁拉开。警察们转而进攻袭击他们的人。他们高喊：“你们这群犹太王八蛋！”然而袭击他们的人里既没有一位犹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是黑皮肤的索马里水手。

警察放下奥利芙，把她扔在地上，开始进行自卫。奥利芙钻进人群，很快就不见了。警察们开始撤退，用警棍击打周围的每一个人。

劳埃德欣喜地发现警方的策略并没有奏效。尽管残暴异常，但他们没能让人群后退半步。又是一阵棍棒飞舞，但愤怒的人群反而迎了上去，准备用拳头和肉体相抗衡。

该向伯尼汇报了。劳埃德通过人群中的缝隙退了出去，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爸爸，警察注定要失败了，”他兴奋地告诉伯尼，“他们想从我们中间开出一条道来，但是没有任何进展。我们的人太多了。”

“我们正在把人调往卡布尔街，”伯尼说，“警察也许会改变方向，他们以为卡布尔街会找到机会，因此我们会加强那里的防备。你快去卡布尔街看看，把那里的情况及时汇报给我。”

“没问题。”挂了电话，劳埃德才意识到还没把米莉受伤送医的事告诉继父。不过现在也许还是不让他烦心为好。

前往卡布尔街并不是很容易。从加德纳角出发，在莱曼街向南直抵卡布尔街，这段路虽然不足半英里，但路上满是和警察打斗的反法西斯示威者。劳埃德必须绕点弯路。他穿过人群奋力向东朝商业街跑。到了商业街，路就好走了。商业街上没有警察，因此也没有斗殴，人群却和其他两条街一样密集。尽管路不好走，但劳埃德为警察无法穿过如此密集的人群而感到宽慰。

他很想知道黛西·别斯科娃现在在干什么。也许她正坐在车里，昂贵的鞋不耐烦地跺着劳斯莱斯的地毯，等待游行的开始。想到自己的行为使黛西的目的受挫，劳埃德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快感。

凭着坚持和一点点粗鲁，劳埃德拨开众人，向前走去。卡布尔街北边绵延的那条铁路阻碍了他的前路，他绕了点道，通过铁道线下的隧道跨过铁路，进入卡布尔街。

卡布尔街的人群没有其他地方那样密集，但这里的街道狭窄，人流量大的队伍很难通过。这是件好事：警察在这儿更没有用武之地了。除此之外，反对法西斯游行的群众还添加了一道路障。有辆卡车被推翻过来横放在马路中间。在车的两边，人们把废桌椅、不规则的木料和混杂在一起的其他垃圾拼接在一起，组成了一道路障。

路障！这让劳埃德想起了法国革命。但这不是场革命。东区人不想推翻英国政府。相反，他们与选举以及选举产生的区议会和下议院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信赖英国的政府体系，哪怕政府甘愿随波逐流，他们也决意为这样的政府奋起抗争。

劳埃德站在路障背后。他凑到路障前，观察那头的情况。

他站上一面墙，以取得更佳的观察角度。路障那边的情况一览无余。警察在路障另一头试图把形成路障的东西清理掉，他们举起破家具，拖走旧床垫，劳力劳心地进行着清除工作。但这活并不容易。有人往他们的头盔上扔去很多杂物，有的从路障那头扔过去，有的是从街道两边楼上的窗户里砸出去的：石头、奶瓶、破花盆，砸什么的都有。劳埃德从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目睹了这一切。

几个胆大的年轻人站在路障上，用棍子击打警察，警察把其中一个从路障上拉下来，一顿踢打。劳埃德猛然发现，其中一个是他的表弟大卫·威廉姆斯，另一个是来自阿伯罗温且暂住在他家的莱尼·格里菲斯。他们肩并肩用铲子试图把警察赶走。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埃德发现警察渐渐占了上风。警察很有工作效率，他们把组成路障的东西拿开，放置在一边。路障这头的群众尽管在做着加固，但他们手头的东西越来越少，组织得也不尽完善，看上去警察突破只是时间问题了。清理了这条路障，法西斯同盟的游行队伍就能沿着卡布尔街，从犹太人的商铺旁鱼贯经过。

他回头看，心马上就定了下来。这里的组织者已经想在了前面。就在警察们拆毁前一道路障的时候，又一道路障已经在几百码开外搭建好了。

劳埃德退回去，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第二道路障的搭建中。带着铲子的码头工人把铺路石堆砌在一起，家庭妇女们从院子里拖来了垃圾箱，店主们带来了空的纸盒和纸箱。劳埃德帮人搬来了公园里的长椅，又从附近的一幢政府大楼外拿来了一块告示板。抗议者们这次的工作完成得很不错，他们合理使用了手中的材料，确保路障坚不可摧。

劳埃德再次回头望，看见第三道路障已经在东面的几十码外树立起来。

人们开始从第一道路障撤退，在第二道路障后面集结在一起。几分钟后，警察在第一道路障上打开一条缝隙，从缝隙间涌了过来。起首的几个警察追着剩下的几个年轻人，劳埃德看见戴夫和莱尼逃进了一条小巷。一见警察过来了，街道两边的住户飞快地关上了门窗。

劳埃德发现，警察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突破了一道路障，却迎来了更为牢固的又一道路障。他们似乎没有心思再拆除这第二道路障了。他们站在卡布尔街中央，一边意兴阑珊地交谈，一边仇视地看着楼上窗户后面观察着他们的民众。

宣布胜利还太早了，但劳埃德就是抑制不住心底的喜悦。他开始觉得，这一天的反法西斯斗争很快会取得胜利。

他又观察了十五分钟，确信警察不会再有动作以后才离开路障，找了个电话亭，打电话给伯尼。

伯尼仍然很小心。“我们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尽管四处都平静下来了，但我们还需要知道法西斯主义者接下来的动向。你能回伦敦塔去看看吗？”

劳埃德自然不能从集结的警察中间穿过去，但兴许能在附近找到岔路。“我试着从圣乔治街转过去。”他信心不足地说。

“尽量吧，我想知道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劳埃德朝南穿过几条小巷，希望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圣乔治街不在双方争战的区域内，但人群或许已经蔓延到了那里。

如同他希望的那样，圣乔治街上没什么人，但他仍然能听见反游行群众的喧闹声和警察的口哨声。女人们当街交谈，几个小姑娘站在路中央跳皮筋。他小跑着向西进发，心想很可能在下一个街口看见反对游行的群众或是警察。他的确看到几个脱离大部队的群众——两个头上裹着绷带的男人，一个喝醉的女人和一个手扶拐杖，身上戴着奖章的老兵——但三三两两，没有聚集在一起。他一口气跑到圣乔治街尽头的伦敦塔，发现自己可以毫无阻拦地走进伦敦塔公园。

法西斯分子仍然集结在那里。

劳埃德觉得这本身就是个进步。已经三点半了，游行者仍然滞留在这里，好几个小时没能前进半步。劳埃德发现他们的热情已经熄灭了，他们不再唱歌，不再宣讲，只是无精打采地静静站在那里。他们排列得也没有之前整齐了，旗子歪了下来，乐队也停止了伴奏。游行者们一副吃了败仗的样子，半点精神都没有。

几分钟后，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一辆敞篷车从边上的小巷里开出来，沿着法西斯分子的阵列往前开。欢呼声重新响起。队伍排直了，小头目们敬起了礼，法西斯分子们立正向敞篷车里的人表达敬意。来人是法西斯同盟的领袖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莫斯利留着一撮小胡子，戴着军帽，穿着制服。他笔直地站在车里，像个检阅部队的将军一样，车往前开一段，他就行个礼。

他的出现激发了法西斯分子的热情，劳埃德放下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这也许意味着他们会按计划进行游行——不然他为什么要来这儿呢？汽车沿着街面上法西斯分子的队伍向前行驶，一直开进了金融区。劳埃德静候着接下来的情势。半小时之后莫斯利步行走了回来，一路上不断敬礼，接受人们的欢呼。

走到队伍尽头的时候，他转过身，在一名手下的陪同下走进一条小巷。

劳埃德机警地跟在后面。

人行道上，紧挨着站了几位老者，莫斯利走到他们跟前。劳埃德吃惊地在这群人中发现了打着领结、头戴软帽的警察总监菲利普·盖姆爵士。莫斯利和盖姆爵士密切交谈了一番。菲利普爵士想必会说反对示威者太庞大，他们不太好驱散。但他给了莫斯利什么建议呢？劳埃德想凑近偷听，但又不想冒被捕的风险，只能和他们隔了一段安全的距离。

主要是警察总监在说话。法西斯分子头目点了几下头，问了好几个问题。两个人握过手以后，莫斯利便离开了。

莫斯利回到伦敦塔公园，和几个干将开了一个小会。劳埃德在这群人中看见了和莫斯利穿着同样制服的博伊·菲茨赫伯特。博伊看上去不怎么精神——他软绵绵的身体和慵懒的站姿完全不适合穿这身笔挺的军服。

莫斯利似乎在发布命令。干将们向他行礼以后各自跑开，显然是在传达他的命令。他要他们干什么呢？对法西斯分子来说，唯一理智的方案就是放弃挣扎，各自回家。但有理智的话，他们也就不是法西斯分子了。

哨声响起，干将们向各自的手下发布命令，乐队开始演奏，法西斯分子纷纷立正。劳埃德意识到他们要开始游行了。警方一定是告诉了他们条路线。是哪条路线呢？

游行开始了——不过是往相反的方向行进。他们没去重重防守的伦敦东区，而是折向了金融区，星期天下午那里没什么人。

劳埃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放弃了！”他放声大呼。一个站在劳埃德身边的男人对他说：“看起来的确如此。”

他观察了五分钟，看着法西斯同盟的队伍渐渐远离伦敦塔。确定他们不会再骚扰东区之后，他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打给伯尼。“他们开始游行了！”他说。

“什么？他们进入东区了吗？”

“没有，他们朝西面的市中心去了。我们胜利了！”

“感谢上主！”伯尼对身边的人说，“兄弟们！法西斯分子朝西面游行去了。他们失败了！”

劳埃德听见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欢呼声。

平静之后，伯尼对劳埃德说：“盯着他们，确定那些人都离开伦敦塔公园以后再来个电话。”

“遵命。”劳埃德挂上电话。

他兴奋地围着公园绕了一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确信法西斯分子受到了重创。他们开始了游行，乐队也在伴奏，但脚步没有了生气，也不再高唱除尽犹太人的歌谣了——是犹太人把他们除尽了。

走过拜沃德街尽头的时候，他又一次看见了黛西。

黛西正朝那辆在街上很显眼的劳斯莱斯走过去，其间必然要和劳埃德打上照面。劳埃德忍不住跟她玩笑道：“东区人民挡住了你们，以及你们那些肮脏的念头。”

黛西停下脚步，像以往那样冷冷地看着他：“我们只是被一帮匪徒挡住了而已。”她愤恨地说。

“但你们仍然在朝另一个方向游行。”

“打赢一场战役并不意味着赢得战争。”

劳埃德觉得她也许说得没错，但今天的仗打得很漂亮，这已经足够了。“不和男朋友一起游行吗？”

“我情愿坐车，”她说，“他也不是我的男朋友。”

劳埃德的心里升腾起希望。

接着，她说：“他是我的丈夫。”

劳埃德盯着黛西。他没想到黛西竟然会这么蠢。面对着这样一个女人，他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是真的，”她看出了他的疑惑，“你没看报纸上的结婚报道吗？”

“我从不看报纸的社会版。”

她伸出戴着钻石订婚戒指和镀金婚戒的左手。“我们昨天结婚的。为了今天的游行，特地推迟了蜜月。明天我们将坐博伊的飞机到多维尔 【14】 去。”

她走到车旁，司机为她开了门。“我们回家。”她说。

“好的，夫人。”

劳埃德气极了，他真想找个人，好好地打上一架。

黛西回头看了他一眼：“再见，威廉姆斯先生。”

他好不容易才发出声音：“再见，别斯科娃小姐。”

“哦，不，”她说，“我已经是阿伯罗温子爵夫人了。”

听得出，她很喜欢这个称号。她是个有名号的贵妇，这对她意味着一切。

她坐上车，司机关上车门。

劳埃德转过身。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流泪了，不禁为此感到羞愧。“该死！”他大喝一声。

劳埃德深吸了口气，擦掉了眼泪。他挺起肩膀，尽量轻快地朝东区走。今天的胜利打了点折扣。他知道，那个关心黛西的自己很傻——她显然没把他放在心上——但他还是为黛西投入博伊·菲茨赫伯特的怀抱而心碎。

劳埃德试着把黛西赶出脑海。

警察们坐进汽车，离开了伦敦塔现场。劳埃德对他们的残忍习以为常——他一直生活在伦敦东区，警察们对付那里的民众本来就很野蛮——但他们的反犹态度却让他非常震惊。他们叫女人犹太妓女，叫男人犹太王八蛋。在德国，警察支持纳粹，冲锋队同流合污。英国的警察会和他们一样吗？应该不会吧！

加德纳角的民众开始欢腾起来。犹太小子铜管乐队给男男女女们弹奏起一曲爵士舞曲，人们手里传递着威士忌和琴酒。劳埃德决定去伦敦的医院探望米莉。这时他又想到，他也许应该先去趟犹太人协会总部，把米莉受伤的消息告诉伯尼。

没走几步，他遇见了莱尼·格里菲斯。“我们把那群强盗赶回去了！”莱尼兴奋地说。

“我们的确做到了。”劳埃德笑了。

莱尼压低声音：“我们在这儿击退了法西斯分子，一定也能在西班牙击退他们。”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我和戴夫一早就搭乘火车到巴黎去。”

劳埃德抱住莱尼，说：“我会去找你的。”

第四章

1937年，莫斯科

沃洛佳·别斯科夫缩着头，在漫天飞雪中从莫斯科河的桥上走过。他穿着厚重的长大衣，戴着皮帽，脚上蹬着皮靴。莫斯科很少有人能穿得这么好。沃洛佳很幸运。

沃洛佳的鞋子都很好。沃洛佳的父亲格雷戈里是个军队指挥官。格雷戈里算不上那种特别有抱负的人：尽管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英雄，和斯大林的私交也很好，但他的事业在二十多岁时陷入了停滞。尽管如此，别斯科夫一家还是生活得非常安逸。

沃洛佳本人非常有抱负。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军事情报学院进修。一年以后，他被调到了红军情报总部。

在柏林和沃纳·弗兰克的相遇，使他交上了好运。因为父亲是苏联驻德国使馆的军事参赞，沃洛佳和沃纳上了同一所初中，只是沃纳的年级比他低。得知沃纳痛恨法西斯主义以后，沃洛佳告诉他，他可以为苏联做间谍以反抗纳粹的统治。

两人相识时沃纳只有十四岁，不过现在他已经十八岁了。沃纳供职于空军部，比原先更痛恨纳粹。他有一个功率很大的无线电交换机和一个密码本。他既聪明又勇敢，冒着天大的风险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沃洛佳是他的线人。

四年来，沃洛佳一直没有见到沃纳，但沃洛佳却清晰地记得沃纳的样子。沃纳个子很高，有一头金发，外表和行为举止都比实际年龄显得老练，早在十四岁时，他已经懂得怎么和女孩打交道了。

沃纳最近向他私下泄露，德国在莫斯科使馆的外交官马库斯其实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沃洛佳找到马库斯，把他发展成了间谍。几个月来，马库斯向沃洛佳提交了一系列报告。沃洛佳把这些报告翻译成俄语，递交给自己的上司。最近的一份报告非常有趣，详述了支持纳粹的美国商界领袖如何用卡车、轮胎、汽油等物资支持右翼西班牙叛军。其中提到，敬仰希特勒的德士古石油公司总裁托基尔德·里贝尔不顾罗斯福总统的恳请，公然用公司的邮轮为叛军运送石油。

沃洛佳要去见马库斯。

他沿着库图佐夫斯基路往前走，然后折向基辅路车站。他们今天的碰头地点是靠近车站的工人酒吧。他们从不在同一个地方重复碰头，但是会在上一次碰头结束时约定下一次的地点：沃洛佳很注意谍报工作中的这类细节。他们总是去马库斯的外交界同事从来不可能去的廉价酒吧和咖啡厅。如果马库斯被德国的反间谍工作者怀疑和追踪的话，沃洛佳一定马上会知道，因为这样的人在顾客中会非常显眼。

今天他们碰头的地方是乌克兰酒吧。和莫斯科的许多建筑一样，这是幢木结构的房子。酒吧的窗户蒙上了一层雾气，因此里面至少是温暖的。不过沃洛佳没有马上进门，必须先采取些防备措施。他横穿街道，走进对面那幢公寓的入口。他站在冰冷的楼道里，通过一扇小窗观察着对面的酒吧。

他不知道马库斯今天会不会出现。过去马库斯总会按时到达约定地点，但沃洛佳无法保证他今天也会如约前来。他出现的话，又会带来何种信息呢？西班牙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热点，但红军谍报机构同样很关心德国的军备。德国每月能生产多少辆坦克？每天能生产多少架毛瑟M34型机关枪？德国的亨克尔HE111型轰炸机有多大威力？沃洛佳希望把这类信息传达给自己的上司莱米托夫上校。

半小时过去了，马库斯依然没有出现。

沃洛佳开始担心了。马库斯被人发现了吗？他是大使的助理，能看大使办公桌上的所有文件，但沃洛佳让他想法去看另外一些文件，尤其是军事参赞的来往信件。他犯错了吗？有人注意到马库斯在偷看与己无关的来往电报了吗？

这时马库斯出现在了街道上。他戴着眼镜，穿着奥地利样式的深橄榄色大衣，白色雪花不断地落在他的棉布大衣上。沃洛佳看着他走进了乌克兰酒吧，但他还是等在外面，监视着街道上的情况。一个男人跟在马库斯后面走进酒吧，沃洛佳皱起了眉头。但观察了一会以后，沃洛佳觉得这人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工人，不是什么德国的反谍报人员。他身材瘦小，贼眉鼠眼，穿着掉了线的大衣和破旧的靴子，还不断用袖管擦着鼻涕。

沃洛佳过街走进酒吧。

酒吧里都是烟味，满地都是垃圾，有一股不经常洗澡的人散发出来的臭味，墙上的廉价镜框里挂着一幅褪色的乌克兰水彩画。这时正是中午，酒吧里顾客不多。唯一的女人像是个刚宿醉醒来的中年妓女。

马库斯坐在酒吧后部，弓着腰拿着杯没什么酒味的啤酒。他三十多岁，因为留了胡须，看上去年纪要大一些。他解开大衣的扣子，露出衬里的毛料，贼眉鼠眼的苏联人和他隔着两个桌子，正在卷一根香烟。

沃洛佳走到马库斯的桌旁，马库斯突然站起来，照着他的嘴就是一拳。

“浑蛋！”他用德语大骂，“你这个王八羔子！”

沃洛佳非常震惊，一时间愣在那里。他的嘴唇破了，唇齿间散发出血腥味。他条件反射地想伸臂回击，但很快又把手臂收回去了。

马库斯又一次挥拳过来，但这次沃洛佳有了防备，他一猫腰躲过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马库斯高声斥问，“究竟为什么？”

接着他突然身子一软，跌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他把脸埋在手中，大声哭了起来。

沃洛佳张开出血的双唇，“傻瓜，别闹了。”他说。接着，他转身对其他瞠目结舌的顾客说：“没事，他只是有点心烦意乱而已。”

其他顾客把目光抛向一边，有个人甚至离开了。莫斯科人从来不想自找麻烦。如果两个醉鬼打架，其中一个在党内很有权势的话，当和事佬也会有危险。其他人从沃洛佳穿着的大衣可以看出，他就是这样的人物。

沃洛佳转身看着马库斯，用低沉的声音吼道：“你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马库斯的俄语很烂，因此沃洛佳说的是德语。

“你们逮捕了伊莉娜，”马库斯哭着说，“你们这群浑蛋，还用烟蒂烫她的胸部。”

沃洛佳皱起眉。伊莉娜是马库斯的苏联女朋友。沃洛佳逐渐了解了整件事，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我没逮捕伊莉娜，”他说，“她受伤的话，我也会很难过，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母亲告诉我，那伙人半夜里闯进了她们家。他们没说自己是谁，但不是一般的警察——衣着都很考究。伊莉娜不知道她被带到了什么地方。他们问她关于我的事情，说她是个间谍。他们折磨她，强奸她，然后把她扔到了大街上。”

“该死，”沃洛佳说，“我真的很难过。”

“你会难过吗？这种事除了你，还有谁会做呢？”

“我向你保证，这事和军方的情报机构无关。”

“无论是谁做的都没什么两样，”马库斯说，“我和你完了，我不再相信见鬼的社会主义了。”

“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的确会出现一些误伤。”这话说得连沃洛佳自己都觉得有点假惺惺。

“你这个傻瓜，”马库斯忿忿地骂了一句，“你难道以为社会主义真能和这种肮脏事绝缘吗？”

沃洛佳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皮外套的彪形大汉进了门。沃洛佳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来这儿喝酒的。

要出事了，但沃洛佳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沃洛佳刚做这种工作，像只迷失的羊一样感到完全没有经验。他觉得自己也许身处险境，但不知该怎样应付。

刚进来的大汉走到沃洛佳和马库斯的桌前。

这时，那个贼头鼠眼的男人也站了起来。他和沃洛佳年龄相仿。虽然衣衫褴褛，但说话很有教养。“你俩都被捕了。”

沃洛佳狠狠地骂了一声。

马库斯立刻站了起来。“我是德国使馆的商务参赞！”他用不合文法的俄语说，“我有外交豁免权，你们不能抓我！”

其他顾客迅速离开酒吧，推搡着出了门。留下的只有两个人：拿着脏抹布擦拭吧台的侍者和看着空空的伏特加酒杯，叼着根烟的妓女。

“你们也不能逮捕我，”沃洛佳平静地说。他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我是军队情报机构的别斯科夫中尉，你们都他妈的是些什么人？”

“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德沃尔金。”

穿着皮外套的男人说：“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贝里佐夫斯基。”

沃洛佳呻吟一声。他早该知道这些人是秘密警察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军队情报机关职责相仿，他早就听人说过两个组织经常有互相干扰的情况，但这还是他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沃洛佳对德沃尔金说：“折磨他女朋友的应该是你们这伙人吧。”

德沃尔金用袖子擦了擦鼻子，显然这个令人不快的习惯并不是他的伪装：“她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这么说，你们烫伤了她，却什么都没问出来。”

“她很幸运。如果是间谍的话，情况会更糟些。”

“你们难道没想过先和我们沟通一下吗？”

“你们哪回先和我们沟通过了？”

马库斯说：“我要走了。”

沃洛佳非常绝望，他眼看要失去这个有价值的情报源了。“千万别走，”他请求道，“我们会想办法补偿伊莉娜的，我们会把她送往莫斯科最好的医院——”

“去你妈的，”马库斯说，“你永远别想再见我了。”说完他出了酒吧。

德沃尔金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想让马库斯走，但逮捕他会让自己显得很傻。最后，他对沃洛佳说：“你不该让人这么对你说话，这让你看上去很软弱。他们应该对你表示出尊敬。”

“你这个浑蛋，”沃洛佳说，“你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吗？那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情报——由于你们的愚蠢，他再也不会为我们工作了。”

德沃尔金耸了耸肩。“就像你说的那样，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出现些误伤。”

“你饶了我吧。”沃洛佳离开了酒吧。

过河时，沃洛佳略微有些犯晕。他吃惊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无辜女人所犯的发指罪行，也失去情报源而沮丧。他跳上辆电车：他目前的级别还不足以拥有汽车。电车冒着风雪开往情报中心时，沃洛佳陷入了沉思。他必须向莱米托夫上校汇报，但是他犹豫了，不知道该如何报告这件事。他需要向莱米托夫表明应该受到责备的不是他，还不能让莱米托夫觉得他是在找借口。

红军军事情报中心位于霍登卡机场一隅，扫雪车不断在机场跑道上扫雪，使跑道保持通畅。情报中心的大楼很奇特：主楼是外墙上没窗的两层楼建筑，旁边的空地上矗立着一座九层办公楼，一根竖着的手指头。不能带打火机和圆珠笔进大楼里，它们会触发入口处的金属探测器，因此军队给在大楼里工作的军官们每人配发了一个打火机和一支圆珠笔。皮带上的金属扣也会触发金属探测仪，因此大多数男士们穿的都是吊带裤。大楼里的安保措施其实都是多余的，莫斯科人会想尽一切办法远离这幢建筑，没有人疯狂得想前来一窥究竟。

沃洛佳和其他三个副官共用一间办公室。他们的铁制办公桌各占了办公室的一道墙。沃洛佳的办公桌挡住了大半扇门，只留有狭小的空间供人进出。办公室里最爱插科打诨的卡尔门看着他打肿的嘴唇说：“让我猜猜——必定是她丈夫早回家了吧！”

“别多嘴多舌！”沃洛佳说。

桌子上放着无线电部门的秘密电文，密码下面用铅笔写着破译过来的德文单词。

密电来自沃纳。

沃洛佳的第一反应是害怕。马库斯把伊莉娜的遭遇报告给沃纳，劝他退出谍报活动了吗？今天如果再遭受一次打击，那就太不幸了。

但这次传来的消息令人欣慰。

沃洛佳看得越来越兴奋。沃纳告诉他，德国军方决定派些间谍去西班牙，伪装成反法西斯志愿者，在内战中和西班牙政府并肩作战。他们将向叛军中德国人控制的监听营每日秘密发报。

这正是他所需要的第一手信息。

但密电上包含的还不止这些。

沃纳还提供了这些德国人的名字。

沃洛佳克制住情绪，没有欢叫出声。在他看来，情报人员碰上这样的好事一生中最多也就一次。这份情报的收获完全可以弥补失去马库斯的损失了。沃纳真是个无价之宝。沃洛佳完全可以预见，沃纳偷得这份名单并把它带出柏林的空军部大楼得冒上多么大的风险。

他很想上楼跑进莱米托夫的办公室，但他克制了这种冲动。

四个副官共用一台打字机。沃洛佳把笨重的打字机从卡尔门的办公桌上抱起来，搬到自己那边。他用两根只食指打字，把沃纳的情报从德语翻译成俄语。这段时间里，天色渐渐暗了，大楼外的保安防范灯全都亮了起来。

他把复写的一份塞进抽屉，把原件带上楼。莱米托夫上校正在自己的办公室。他四十岁出头，相貌英俊，黑色的头发油光发亮。他很精明，任何事都能想在沃洛佳前面，让沃洛佳很钦佩。他没有军队传统的恃强凌弱的传统观念，但对没能力的人毫不留情。沃洛佳对他又敬又怕。

“这也许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莱米托夫读完密电的译文后说。

“只是也许？”沃洛佳觉得没有一星半点可以怀疑的理由。

“这也许是虚假信息。”莱米托夫指出。

沃洛佳不相信这信息会是假的。但他失望地意识到沃纳确有被捕，成为双料间谍的可能性。“什么样的虚假信息？”他精神不振地问，“给我们些假名字让我们徒劳无功地去寻找吗？”

“也许吧。但也有可能是真实的志愿者姓名，有可能是从纳粹德国逃到西班牙为自由而战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可能会把反法西斯主义者错抓过来。”

“真他妈该死！”

莱米托夫笑了。“别丧气，这份情报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在西班牙有自己的间谍——‘自愿’加入国际纵队的苏军军官和士兵们。他们可以替我们调查。”他拿起一支红头的铅笔，在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了行一小字，对沃洛佳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沃洛佳知道莱米托夫是在下逐客令，于是朝门边退了过去。

莱米托夫问：“你今天见过马库斯了吗？”

沃洛佳转过身：“我们遇上了麻烦。”

“一看你被打破的嘴唇，我就猜出来了。”

沃洛佳把这天发生的事告诉莱米托夫。“这样一来，马库斯这条线算是彻底断了，”他说，“但当时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怎么做了。我要告诉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马库斯是我们的线人，威胁他们离开吗？”

“当然不能，”莱米托夫说，“他们这种人完全不可信任。永远别告诉他们任何事。别慌，你还没失去马库斯，你可以轻易地把他争取回来。”

“怎么争取？”沃洛佳不理解，“他恨我们所有人。”

“再一次逮捕伊莉娜。”

“什么？”沃洛佳吓坏了。难道伊莉娜受的折磨还不够多吗？“那他就更恨我们了。”

“告诉他如果不继续合作，我们就再审问一次伊莉娜。”

沃洛佳尽量掩饰着自己的反感。不能在莱米托夫面前显得过于软弱和神经质。另外，他也认为莱米托夫的战术的确能奏效。“好吧。”他违心地说。

“下不为例，”莱米托夫说，“告诉他我们会用点着的烟头烫她的阴部。”

沃洛佳觉得自己简直要吐了。他使劲咽了一口唾沫，说：“好主意，我这就把她抓来。”

“明天去最好，”莱米托夫说，“凌晨四点去抓，这样做能造成最强的震慑效果。”

他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感觉都快要站不住了。一个路过的职员好奇地盯着他看，他只好迈开步子离开了。

他会去逮捕伊莉娜，但不会去折磨她：给她一些威胁已经足够了。她显然会认为自己会被再折磨一次，那会让她吓破了胆。沃洛佳觉得，如果自己是伊莉娜的话，也许会被吓疯的。加入红军时，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要做这种事。他知道当兵要去杀人——可折磨年轻姑娘就是另一回事了。

办公楼里的人下班了，灯已经熄了，人们戴起帽子出现在走廊上。下班时间到了。沃洛佳回到办公室以后，给军事警察处打去了电话，让他们安排一组人和他在第二天一早三点半会合，一起去逮捕伊莉娜。然后他穿上大衣，搭电车回家。

沃洛佳和父母，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以及十九岁尚未大学毕业的妹妹安雅住在一起。在电车上他琢磨着是否要把这件事讲给父亲听。他想这样问父亲：“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去折磨无辜的群众吗？”但他知道父亲会怎么说。父亲会说为了对付资本主义社会的代理人和这些国家的间谍，暂时的专政是必要的。他也许会进一步追问：“什么时候才能弃绝这类可怕的刑罚呢？”父亲自然答不上来，没有任何人能答得上来。

从柏林回来以后，别斯科夫一家住进了也被称为河堤公寓的政府公寓。政府公寓和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里面住的都是苏维埃的精英。公寓采取了结构主义风格，里面有五百多套房子。

沃洛佳朝楼门口站岗的军警点了点头，然后穿过底楼大厅——大厅非常庞大，晚上有时甚至会开爵士乐队伴奏的舞会——然后乘电梯上去了。公寓里配有电话，还长期供应热水，从苏联人的标准来看是超豪华了，但远不如他们在柏林住的公寓温馨。

母亲在厨房里做饭。虽然卡捷琳娜厨艺一般，也不擅长整理，但沃洛佳的父亲却很爱她。1914年在圣彼得堡，他把她从一个不怀好意的警察手里救了下来，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深爱着她。沃洛佳觉得四十三岁的母亲还非常漂亮，在外交际时，她总是穿得比其他苏联女子时髦一点点——但她小心地不让自己显得过于西化，以免犯了莫斯科官场上的大忌。

“你的嘴怎么受伤了？”母亲吻了他，问道。

“没事。”沃洛佳闻到了鸡肉的香味，“有客人要来吗？”

“安雅要带男朋友回来。”

“啊，是个学生吗？”

“我想应该不是。我没问是那人是干什么的。”

沃洛佳很高兴。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妹妹，但也知道她并不漂亮。她又矮又胖，总是穿着单一色调的衣服。她没交过什么男朋友，能有男孩愿意和她一起回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回到房间，脱下大衣，把脸和双手好好地洗了一把。他的嘴唇几乎快好了：马库斯下手并不重。擦干双手时他听见家门口传来了人声，心想一定是安雅和她的男朋友到了。

他穿了件保暖的羊毛开衫，离开自己的房间走进餐厅。安雅和沃洛佳早晨刚见过的贼眉鼠眼的男人坐在桌旁。“哦！”沃洛佳惊呼一声，“怎么是你啊！”

安雅的男朋友正是逮捕伊莉娜的内务部特工伊利亚·德沃尔金。德沃尔金这时没有乔装打扮，穿着黑西装和一双高档的靴子。他吃惊地看着沃洛佳。“对啊——你也姓别斯科夫，”他说，“先前我怎么没想到呢？”

沃洛佳看向安雅：“别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你的男朋友。”

安雅气恼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沃洛佳说：“我们今天早些时候见过面。他把鼻子钻到不该钻的地方，坏了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只是恪尽职守。”说完，德沃尔金又用袖子擦了擦鼻尖。

“恪尽职守？说得可真好听！”

卡捷琳娜插话以缓和气氛。“别把工作上的事带回家，”她说，“沃洛佳，给我们的客人倒上杯伏特加。”

沃洛佳问：“真要给他倒吗？”

卡捷琳娜目光中冒着怒火：“让你倒你就倒！”

“好吧。”沃洛佳不情愿地从架子上拿下酒瓶。安雅从橱柜里拿出酒杯，沃洛佳往杯子里斟满了伏特加。

卡捷琳娜拿起一个杯子，说：“重新给你们介绍一下吧。伊利亚，这是我儿子弗拉基米尔，我们都叫他沃洛佳。沃洛佳，这是安雅的朋友伊利亚，伊利亚今天专程来我们家吃晚饭。你们两个握握手吧。”

沃洛佳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和伊利亚握手。

卡捷琳娜把烟熏鱼、腌黄瓜和香肠段放在桌上。“夏天我还能拿出一些乡间别墅种的蔬菜，不过这个季节就只有这些了。”她抱歉地说。沃洛佳感到母亲在千方百计地讨好着伊利亚。母亲真想把安雅嫁给这个杂碎吗？他觉得母亲确实想达到这个目的。

格雷戈里穿着部队里的制服走进餐厅，他满脸堆笑，一边搓着手，一边闻着鸡肉的香气。格雷戈里今年四十八岁，他身材臃肿，满脸红光：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曾在1917年和红军战友洗劫了冬宫。那时，他肯定要瘦些。

他心情很好地吻了妻子。沃洛佳觉得，母亲很感激父亲这种不计回报的爱。她会在他拍她屁股时露出笑容，在他拥抱她时伸出手臂，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一个吻，但她从来不是主动的那一个。卡捷琳娜喜欢他，尊敬他，似乎很高兴嫁给他。然而，她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这段婚姻。而沃洛佳想从婚姻中得到的，要比这多得多。

沃洛佳对婚姻还只是出于想象：他短暂地交过十来个女朋友，但还没碰到他想要娶的那个人。

沃洛佳给父亲倒了杯伏特加，格雷戈里举杯表示感谢，然后吃了点熏鱼。他问德沃尔金：“伊利亚，你做什么工作？”

“我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伊利亚自豪地说。

“啊，这工作非常不错！”

沃洛佳觉得格雷戈里绝不会真这么想。他只是想对客人表示友善而已。沃洛佳觉得父母最好凶一点，把伊利亚给赶走。他对父亲说：“爸爸，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学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体制，我想秘密警察就应该没有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到时候就该废除了。”

格雷戈里岔开了话题。“到那时警察也应该没有了！”他兴致勃勃地说，“没有司法审判，没有监狱，没有了间谍自然也没了反谍报部门。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了军人。说说看，到时我们靠什么生活呢？”他痛快地笑了起来，“但说到底，这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伊利亚一脸怀疑，好像听到了反动的话，却完全不能指控似的。

卡捷琳娜端上来一盘黑面包和五碗热罗宋汤，大家开始吃了起来。“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格雷戈里开始忆苦思甜了，“漫长的冬天，妈妈会把蔬菜叶、苹果核、卷心菜不能吃的外皮和洋葱的叶茎扔在房子外面一个旧桶里，让它们全都冻在一起。等开春雪化了，她会用这些东西做罗宋汤。告诉你们，那才是真正的罗宋汤——用蔬菜的烂叶子做出来的汤。你们年轻人很少去想自己有多么幸福。”

有人敲了下门。格雷戈里皱起了眉，不知道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来，不过卡捷琳娜像是想到了什么：“哦，我把这事给忘了！康斯坦丁的女儿说好了要来。”

格雷戈里问：“你是说，接生婆玛格达和他生的那个女儿卓娅·沃洛茨采娃吗？”

“我记得卓娅，”沃洛佳说，“一个扎着金色麻花辫的瘦弱女孩。”

“她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卡捷琳娜说，“卓娅现在是二十四岁的女科学家。”她站起身走到门边。

格雷戈里皱起了眉头：“她妈妈死后我们就没见过她了。她怎么突然来联系了呢？”

“她想和你谈谈。”卡捷琳娜回答。

“跟我谈？谈什么啊？”

“谈物理。”卡捷琳娜说。

格雷戈里骄傲地说：“我和她父亲康斯坦丁是1917年被派到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代表，我们起草了著名的一号令。”说到这儿，他的脸阴沉下来，“但不幸的是，他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了。”

沃洛佳说：“他死的时候一定很年轻——他是怎么死的？”

格雷戈里看了眼伊利亚，马上把目光转到另一边。“他死于肺炎。”沃洛佳知道他在撒谎。

卡捷琳娜带着一个姑娘走进餐厅。卓娅一进来，沃洛佳就被她迷上了。

卓娅是个标准的苏联美女，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有清澈的蓝色眼眸和丝绸般的白皙肌肤。她穿着一条简朴的绿裙子，但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完美的身材。

卓娅被介绍给众人以后，在桌子旁坐了下来，喝起了罗宋汤。格雷戈里说：“卓娅，看来你是个科学家了。”

“我是个正在写论文的研究生，眼下正在给本科生上课。”她说。

“沃洛佳在军队的情报部门工作。”格雷戈里自豪地说。

“这倒挺有趣的。”她显然觉得军队的生活很枯燥。

沃洛佳意识到父亲已经把卓娅当成了潜在的儿媳妇人选。他希望父亲别表现得那么明显。他已经决定在卓娅离开之前约她见面。但这事得他自己搞定。他不需要父亲帮忙。父母的过分热心会把卓娅给吓跑。

“汤烧得怎么样？”卡捷琳娜问卓娅。

“很美味，谢谢你。”

沃洛佳已经具备了透过外表看本质的能力。卓娅正巧是他最中意的那种人：长得很美，却从不以这种美而自夸。

卡捷琳娜端上这天晚上的主菜土豆炖鸡肉时，安雅收拾了喝罗宋汤的碗。卓娅叉了块鸡肉，嚼得津津有味，接着又吃了很多。和大多数苏联人一样，她难得吃上这么好的菜。

沃洛佳问：“卓娅，你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她不太乐意地停止咀嚼，回答了沃洛佳的提问。“我是个物理学者，”她说，“我们试图弄清原子的属性：它是如何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又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这很有趣吗？”

“非常有趣。”她放下叉子，“借此我们可以发现宇宙是如何组成的。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事情了。”说这话时她的眼睛散发出亮光。显然物理学是唯一能让她从美味中分心的东西。

伊利亚终于开口了：“这种理论化的东西，对革命又有什么好处呢？”

卓娅的眼中燃起怒火，这让沃洛佳更喜欢她了。“有些同志犯了轻视纯科学的错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实证研究上，”她说，“但技术进步完全得靠理论上的进展，比如说改造飞行器的流线。”

沃洛佳克制着没笑，卓娅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伊利亚驳倒了。

但卓娅还没说完。“先生，这正是我想找你谈话的原因，”她对格雷戈里说，“我们物理学者读了西方出版的各类科学期刊——西方人愚蠢地向全世界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最近，我们意识到他们在原子科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苏联很可能在这个领域被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我琢磨着斯大林同志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餐厅里一下子安静了。对斯大林的任何批评或类似暗示，都是很危险的。“大多数事，他都知情。”格雷戈里说。

“这是自然，”卓娅立刻接着说，“不过有时还需要您这样忠心的人提请他特别关注一下。”

“是的，这倒是真的。”

伊利亚说：“斯大林同志认为科学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

沃洛佳看见卓娅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愤怒，但她马上垂下眼恭敬地说：“他无疑是对的，我们科研人员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

所有人都知道她这是在打马虎眼，但没人会这样说。人人都知道要遵守礼节。

“好吧，”格雷戈里打起圆场，“不管怎样，我会在下次见到总书记时跟他提一下。他也许会更深入地看待这个问题。”

“能这样就再好不过了，”卓娅说，“我们希望领先于西方。”

“卓娅，你的业余生活怎么样？”格雷戈里兴致勃勃地问，“你有男友或未婚夫了吗？”

安雅生气了：“爸爸，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卓娅似乎并不介意。“我没未婚夫，”她和善地说，“也没有男朋友。”

“和我儿子一样，他都二十三岁了，还是单身。沃洛佳学历高，个子高，样子也不赖——却到现在都没有未婚妻！”

沃洛佳对这么明显的暗示皱起了眉头。

“的确很难相信。”卓娅说。沃洛佳发现，卓娅说话的时候看了他一眼，带着调侃的笑意。

卡捷琳娜把手放在丈夫的手臂上。“够了，”她说，“别再让卓娅难堪了。”

门铃响了。

“怎么又有人来了？”格雷戈里问。

“这次我不知道会是谁了。”卡捷琳娜离开餐厅去开门。

她带来的是沃洛佳的上级莱米托夫上校。

沃洛佳惊讶地站起身。“晚上好，长官，”他说，“这是我的父亲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爸爸，这是莱米托夫上校。”

莱米托夫凌厉地敬了个军礼。

格雷戈里说：“莱米托夫，轻松一点。坐下吃点鸡肉。我儿子做错了什么事吗？”

这正是沃洛佳手抖的原因。“正相反——你儿子干得很好。只是……只是我想和你，以及你的儿子，私下里聊两句。”

沃洛佳轻松了一点，也许自己没有惹上麻烦。

“没问题，我们刚吃完晚饭，”格雷戈里站起身，“去书房谈吧。”

莱米托夫看了一眼伊利亚，问道：“你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吗？”

“没错，为此我深感骄傲，我叫德沃尔金。”

“下午你差点把沃洛佳逮起来了是吗？”

“我觉得他的行为像个间谍。我没弄错，不是吗？”

“你必须去抓敌方的间谍，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谍报人员。”莱米托夫说。

沃洛佳笑了。一天之中，这是德沃尔金第二次被别人揶揄。

沃洛佳、格雷戈里、莱米托夫沿着走廊到了书房。书房很小，除了书架外没有什么过多的装饰。格雷戈里占了唯一的一把椅子，莱米托夫坐在一张小桌子上，沃洛佳关上门，站着。

莱米托夫问沃洛佳：“你的父亲同志知道下午从柏林传来的消息吗？”

“长官，我没告诉他。”

“最好告诉他。”

沃洛佳把德国准备派人打入西班牙政府军内部的事情告诉了格雷戈里。格雷戈里非常高兴。“你们的工作完成得很不赖！”他说，“这的确有可能是虚假信息，但可能性不大，纳粹才不像我们那样精于设局呢！我们可以抓获纳粹派去的间谍，用他们手中的无线电发报机把误导信息发送给右翼的叛乱分子。”

沃洛佳没有想到这一层。父亲也许会在卓娅面前装傻，但在情报工作方面却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

“是的。”莱米托夫说。

格雷戈里对沃洛佳说：“你的同学沃纳是个勇敢的男人。”他转身问莱米托夫，“你准备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派几个出色的谍报人员去西班牙调查那些德国人。这事应该不是很复杂。如果真是间谍的话，我们一定能在他们的住处发现密码本和无线电发报机之类的证据。”他犹豫了片刻，“我上这儿来，是为了动员你儿子沃洛佳去一趟的。”

沃洛佳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会被上级派到西班牙去。

格雷戈里脸一沉。“哎，”他想了想，说，“我承认，我不怎么想让我儿子去。我们会很想他的。”接着，他换上了一副顺从的表情，像是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别无选择似的，“当然，保卫革命成果是放在第一位的。”

“谍报人员需要实战经验，”莱米托夫说，“先生，你我都经历过战争了，他们年轻的这一代还需要去战场上走一走。”

“是的，没错，你准备让他什么时候出发？”

“三天以后。”

看得出，格雷戈里正在绞尽脑汁想理由，要把沃洛佳留在家里，却他没有成功。沃洛佳自己却很兴奋。能去西班牙了！他想到了血红色的葡萄酒，黑发长腿的西班牙女郎，以及莫斯科没有的艳阳天。去西班牙参加内战的确很危险，但沃洛佳参军并不是来享受安逸的。

格雷戈里问他：“沃洛佳，你怎么想？”

沃洛佳知道父亲希望他提出反对，但唯一能让他想到的理由只是没时间去了解如此吸引他的卓娅了。“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说，“我对被选中前往西班牙感到很荣幸。”

“那就这么定了。”格雷戈里说。

“有个小问题，”莱米托夫说，“按照之前的决定，军队情报部门只有调查权而没有逮捕权，那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权。”他干笑了一声，继续说，“这次恐怕你要和朋友德沃尔金一起去了。”

西班牙简直太美了。劳埃德·威廉姆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地爱上这片土地。他到西班牙只有十个月，但对西班牙的眷恋足以和对生养他的威尔士媲美了。他喜欢绽放在战火灼烧的土地上的珍奇花朵，喜欢下午睡个午觉，也喜欢喝西班牙自产的那些红酒。甚至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也会喝上一杯，那种滋味简直妙极了。他尝试了许多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橄榄、红辣椒、辣香肠，以及像火一样炽热、被当地人称为“红酒渣”的食物。

他站在高地上，手拿着地图眺望着眼前这片热土。河边有几块不连接的草地，远方的山上长着几许绿树，但之间却是贫乏的土壤和岩石构成的荒地。“前进的路上找不到太多的掩护。”他忧心忡忡地说。

身旁的莱尼·格里菲斯说：“这一仗会非常辛苦！”

劳埃德看了看地图。埃布罗河从地中海开始，绵延了一百多英里，从萨拉戈萨中间流过。萨拉戈萨是阿拉贡自治区的通衢之地。它是若干公路、铁路以及三条河流的交汇口。西班牙政府军将在这个不毛之地和反民主的叛军打上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有人把政府军叫作共和主义者，把叛军叫作民族主义者，但这些名称只会带来误导。两边都有许多人是共和主义者，不想接受国王的统治。他们同时是民族主义者，热爱西班牙，愿意为之牺牲生命。但在劳埃德看来，双方就是单纯的政府军和反叛军。

这时，萨拉戈萨被佛朗哥 【15】 的叛军所盘踞，劳埃德在距离萨拉戈萨五十英里的制高点上观察着这座城市。“如果能攻克萨拉戈萨，敌军就会被围在萨拉戈萨以北的地方过上一整个冬天。”他说。

“只是如果。”莱尼说。

劳埃德阴郁地想，这是个糟糕的预言。在他们只能希望叛军的前进可以被阻延的时候，这样的预言简直是太糟糕了。这一年开始以来，政府军还没收获一场像样的胜利。

但劳埃德却又想好好地打上一仗。他来西班牙十个月了，这将是他第一次参加正式的作战行动。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大本营做教导员。西班牙人发现他在英国的军官训练营里待过以后，马上让他越级当上中尉，主管新来者的训练工作。他灌输给新来的人服从命令的思想，让他们反复练习行军，直到脚上不再流血，水疱结痂才停顿下来。另外，他还教授他们在枪支不够时如何击倒敌军的方法。

但志愿者来得越来越少了，教导员必须亲自上阵杀敌。

劳埃德戴着贝雷帽，穿着袖子上手工缝着军衔标志的带链夹克和灯芯绒裤。他带着一把装填有可能是从公民警卫队弹药库里偷来的七毫米西班牙制毛瑟短枪。

劳埃德、莱尼和戴夫分离过一段时间，但这会又集中在第十五国际旅，准备投入接下来的战斗。莱尼留了胡子，十七岁的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十岁。尽管穿着粗布工作服而不是军服，但他已经是个小队长了。相比士兵，他看起来更像个海盗。

莱尼说：“这次行动和保卫叛军没任何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地方永远被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

劳埃德在巴塞罗那短暂停留期间见识了什么叫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变种——军官和士兵拿同样的薪水；大饭店的餐厅被改造成工人食堂；侍者拒绝小费，声称收取小费有损他们的人格；海报上怒斥买春是对女性的剥削。整个巴塞罗那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气氛。但苏联人痛恨这种无政府主义。

莱尼继续说：“现在政府又从马德里调来了一支共产党人组成的军队，要把我们合并成一支军队——发号施令的自然是那些共产党。”

莱尼的话让劳埃德很失望。他知道，只有像之前那样的各种左翼团体联手，他们才有可能取胜——卡布尔街的反游行斗争就是一例。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在街上相互争斗。他说：“內格林总理不是个共产党人。”

“他可能本质上是。”

“他知道，没有苏联的支持，政府军就要完了。”

“这意味着我们要抛弃民主，让共产党人掌权吗？”

劳埃德点了点头。关于政府军的讨论每次都会以同样一个问题结束：“仅仅因为苏联是唯一能提供给我们枪炮的国家，我们就要迎合他们的一切需求吗？”

他们走下山。莱尼说：“我们可以喝上杯好茶吗？”

“当然可以，给我的茶里放上两大块糖。”

这是他俩经常讲的一个笑话。两人已经好几个月没喝上茶了。

他们来到河边的营地。莱尼所在的排住在石头棚屋里，在内战赶跑农民之前，那也许是牛羊住的。几十码以外的埃布罗河上游，第十一国际旅的德国志愿者住在船民们弃下的船屋。

劳埃德的表弟大卫·威廉姆斯迎了上来。和莱尼一样，大卫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他非常消瘦，皮肤肮脏而粗糙，在阳光下眯起眼睛，显得有一点畏光。他穿着卡其布的外衣和裤子，扎着皮带，脚上是一双齐膝的靴子。尽管很少有志愿者拥有整套的军服，但他这身倒挺全的。戴夫在脖子上系了条棉围巾，手里拿着支配备有老式反转刺刀的苏制莫辛纳甘步枪。他的皮带上还系了支从叛军尸体上搜来的德制九毫米鲁格尔小手枪。他对枪支弹药显然非常精通。

“来客人了。”他兴奋地说。

“来了个女的。”戴夫指着新来人说。

在一棵丑陋的白杨树下，十几个英国和德国的志愿兵正在和一个美得惊人的妙龄女郎交谈。

“哦，我的上帝。”莱尼用威尔士语惊呼道，“看到她，我的眼睛都亮了。”

她大概二十五岁，个子不高，眼睛很大，黑头发扎在一起，横戴着一顶军帽。过于宽大的制服穿在她身上像是件晚礼服。

知道劳埃德会德语的志愿兵海因茨用德语对他说：“先生，她叫特蕾莎，是来教我们识字的。”

劳埃德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国际旅中有外国兵，也有西班牙本国人。这些西班牙人大多都不怎么识字。他们小时候在天主教会资助的乡村小学练习教理问答，学校的神职教师害怕他们接触到社会主义的书籍，就是不教他们认字。结果，君主制下的西班牙，一半人口都是文盲。1931年民选的西班牙政府加强了教育方面的工作，但西班牙仍然有好几百万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为士兵们上课的识字班甚至开到了内战前线。

“我不识字，让她教教我吧。”在学校认了许多字的大卫说。

“我也不怎么识字。”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班牙文学的乔·埃里也想凑这个热闹。

特蕾莎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她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听上去有些性感。“你们以为我听过多少次这种笑话？”她说，但看上去并没有生气。

莱尼走上前。“我是格里菲斯队长，”他说，“我会竭尽全力帮你。”他的话很实际，但包含着一种邀请的口吻。

特蕾莎对莱尼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是太好了。”她说。

劳埃德把学到的西班牙语拼接起来，不卑不亢地和她交谈。“小姐，很高兴你能来这。”过去十个月，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学习西班牙语上，“我是威廉姆斯中尉。我可以告诉你哪些人需要上课，哪些人不需要。”

莱尼不屑一顾地说：“你算了吧，你还要去布哈拉洛斯取军令呢。”布哈拉洛斯是政府军建立指挥部的小城，“也许我和你可以四处走走，找个适合上课的地方。”他似乎想和特蕾莎在月光下漫步。

劳埃德笑着点了点头。他很高兴看到莱尼和特蕾莎调情。莱尼似乎已经陷入爱河，劳埃德却没有半点恋爱的念头。在劳埃德看来，莱尼的机会接近于零。特蕾莎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熟女性，追求她的男人一定不少，莱尼却是个可以一个月不洗澡的十七岁矿工小子。但他什么话都没说——特蕾莎看上去完全能照顾好自己。

一个劳埃德似曾相识的人出现了。他穿着毛裤和棉布衬衫，腰带上的手枪皮套里放着把小手枪，配备比普通士兵好。他剃着苏联人喜欢的短发。尽管只是个中尉，但他颇有那种一言九鼎的气势。他用流利的德语对众人说：“我找加西亚中尉。”

“他不在这里，”劳埃德用德语回答，“我和你在哪里见过吗？”

苏联人像在铺盖卷里找到条蛇似的又震惊又生气。“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坚定地说，“你搞错了。”

劳埃德打了个响指。“1933年在柏林我们见过，”他说，“我们被冲锋队袭击了。”

苏联人像知道预判错了似的，长出了口气。“是的，我的确去过那儿，”他说，“我是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

“但大家都叫你沃洛佳。”

“是的。”

“在柏林的那次冲突中，你和一个名叫沃纳·弗兰克的男孩在一起。”

沃洛佳显得很吃惊，但他努力掩饰住了自己的情感。“我从来不认识任何一个叫这名字的人。”

劳埃德觉得不再追问这个问题为好。他料想得到沃洛佳为何会如此惊慌。苏联人都害怕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会已经渗透到了交战中的西班牙，并且以残暴而著称。对秘密警察来说，任何一个对外国人友好的苏联人都是潜在的叛国者。“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

“我记得你，”沃洛佳用能刺透人心的目光看着他，“奇怪，我们竟然在这里又相遇了。”

“其实并不奇怪，”劳埃德说，“我们会在任何有法西斯分子的地方给他们以打击。”

“能和你私下说些话吗？”

“当然可以。”

走到和人群隔开一些距离的地方，别斯科夫说：“加西亚的排里有间谍。”

劳埃德吃了一惊：“间谍，你说的是谁？”

“一个叫海因茨·鲍尔的德国人。”

“穿红衬衫的就是海因茨。他怎么会是间谍？你确定吗？”

别斯科夫没有理会他这个问题。“如果你有自己的防空洞或是其他比较私密的地方的话，希望你把他引过去。”别斯科夫看了看手上的表，“一个小时之内，负责逮捕的人就要过来带他走了。”

“那个棚屋是我的临时办公室，”劳埃德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棚屋说，“但我需要向这里的指挥官汇报这件事。”这里的指挥官是个共产党人，应该不会插手这种事，但劳埃德需要些时间好好想想。

“想汇报就去汇报吧，”沃洛佳显然不关心劳埃德的指挥官会怎么想，“我希望间谍能不受任何干扰被悄悄地抓走，我已经向负责逮捕的人解释了保密的重要性。”沃洛佳似乎不确定自己的命令会不会被遵守，“越少人知道越好。”

“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劳埃德问。没等沃洛佳回答，他已经参透了答案。“你希望把他发展成双料间谍，把有误导性的情报发送给敌人。如果有太多人知道他被捕的话，其他潜伏的间谍就会通知叛军，叛军就不会相信我们炮制的误导性情报了。”

“最好别乱猜这种事，”别斯科夫严肃地说，“快回你的棚屋去吧。”

“等一下，”劳埃德说，“你怎么知道他是个间谍呢？”

“只有在确保情报不会外泄的情况下我才会告诉你。”

“这个回答不能让我满意。”

别斯科夫怒了。显然从来没人对他说过这种话。西班牙内战中，苏联人特别反感志愿者们对军令的评头论足。

别斯科夫还没来得及说话，两个新来者朝树下走了过来。一个穿着和这么热的天完全不相匹配的皮外套，另外一个是个长着长鼻子的瘦子，他显然是两人中管事的一个。

别斯科夫感叹了一声，“来得太早了！”然后用俄语忿忿地骂了几句。

瘦子轻蔑地把手一挥，然后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说：“谁是海因茨·鲍尔？”

没人答他的话。瘦子用袖管擦了擦鼻尖。

海因茨行动了。他没有马上逃离，而是撞在穿皮外套的男人身上，把他给撞倒了。接着他便撒开了大步——但瘦子脚一伸，把他给绊倒了。

海因茨重重地摔在干燥的泥土上。他躺在地上愣住了——尽管只是短短一瞬间，但已经来不及逃跑了。他勉强站起身，但新来的两个家伙却猛扑向他，再次把他打倒在地。

海因茨静静地躺在地上，但他们还是对他拳打脚踢。两人抄起木棍用力击打。他们站在海因茨两边，轮流击打着他的头和身体，两人把木棍高高举过头顶，对着海因茨一阵猛击。很快海因茨就满脸是血了。他试图起身逃跑，但每次站起身都会被他们再次扑倒。最后，他只能缩成一团，低声呜咽。显然他已经逃不掉了，但对方还没有收手的意思。他们一次次地用棍棒击打这个无助的男人。

劳埃德大声抗议，把瘦子从海因茨身边拉开。莱尼把另一个人架了开来。劳埃德从背后紧紧抱住瘦子，直接把他提了起来。莱尼一个直拳，把自己架开的那个人打趴在地上。这时劳埃德听见沃洛佳用英语说：“都给我停下，不然我就开枪了。”

劳埃德放下手里的瘦子，转过身，难以置信地看着沃洛佳。沃洛佳抬起手臂，用一把莫辛纳甘转轮枪指着劳埃德。“拿枪威胁军官在任何国家都是一项要军法处置的大罪，”劳埃德说，“沃洛佳，你有大麻烦了。”

“别傻了，”沃洛佳说，“在这支军队中曾经有谁动过苏联人吗？”但说归说，他还是马上低下了枪管。

穿皮外套的男人举棒要打莱尼，但被沃洛佳呵斥住了：“贝里佐夫斯基，走开！”被唤作贝里佐夫斯基的男人退下了。

志愿军里的其他人都被打斗吸引，聚拢过来，很快他们身边就围了二十来个人。

瘦子手指着劳埃德，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你不该介入跟你无关的事情。”

劳埃德帮海因茨站起身。海因茨满身是血，痛苦地大声呻吟。

“你们才不该一出现就动手打人！”劳埃德对瘦子说，“谁准许你们这么干的？”

“这个德国人是个法西斯间谍！”瘦子咆哮道。

沃洛佳喝道：“伊利亚，你够了没有！”

伊利亚对沃洛佳的警告置之不理。“他有影印的文件。”伊利亚说。

“证据在哪儿？”劳埃德的声音平静下来。

伊利亚不知道或是压根不关心证据在哪。但沃洛佳叹了口气：“看看他的工具袋。”

劳埃德示意马里奥·里维埃拉下士把工具袋拿来。“拿来检查一下。”他说。

里维埃拉依令跑进船屋。

劳埃德有个可怕的预感，觉得沃洛佳可能说的是事实。他说：“伊利亚，即便你没说错，那也应该礼貌一点啊。”

伊利亚说：“讲什么礼貌啊？这是场战争，不是你们英国的茶会！”

“对人客气也许能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伊利亚用俄语骂了句脏话。

里维埃拉拿着一个看上去很贵的小照相机和几张公文纸从船屋里走出来，把它们放在劳埃德面前。最上面一份公文纸上写着昨天对敌人下一次来袭的战略部署的军令。纸上有块似曾相识的水渍，劳埃德震惊地意识到这正是他自己的一份，这文件一定是海因茨从他的棚屋里偷出来的。

海因茨突然站直了身体，敬了个纳粹礼：“希特勒万岁！”

伊利亚露出得胜的笑容。

沃洛佳说：“伊利亚，你把发展海因茨成为双料间谍的机会弄没了。你们这些克格勃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说完他便离开了。

8月24日，星期二，劳埃德第一次投入了战斗。

劳埃德所在的政府军有八万兵力，反民主的叛军连四万都不到。政府军有二百多架战斗机，叛军只有区区十五架。

为了把人多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政府军把前线扩展到整整六十英里，这招使得叛军无法把他们有限的兵力合兵在一处。

这是个精妙的战略——两天后，劳埃德却自问，为何如此精妙的战略没能奏效？

战斗起初进行得很顺利。第一天政府军夺取了萨拉戈萨南北的各两个村庄。劳埃德所在的团在南线扑灭敌人的顽抗，占领了一个叫科杜的村庄。但中路突进河谷的兵力受到了阻碍，他们在一个叫富恩特斯德埃布罗的地方停滞不前。

战斗开始前，劳埃德害怕得整夜睡不着觉，如同在拳击比赛前一样，他整夜猜想着战斗中会发生什么。但战斗一开始他就什么都不顾了。最艰难的是过荒地的那一段，荒地上除了低矮的灌木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掩护，叛军却从石头房子里不断向他们发射子弹。即便这样，他也没感到害怕，反而觉得特别有趣。子弹袭来时，他就猫下腰走之字形，射击停止以后，再起身跑上一段，等对方开枪时再猫腰躲避一阵。最大的问题就是弹药短缺：子弹必须省着点用。他们靠兵力优势占领了科杜。劳埃德、莱尼和戴夫在这一天毫发无伤。

叛军强悍勇敢——但政府军也不差。由外国人组成的旅是带着奉献出自己生命的决心来西班牙的，因为这份勇气，他们经常被选为先发部队投入战斗。

第二天情势就不对了。驻扎在萨拉戈萨北部的兵力借口缺乏敌人的防御信息而不愿前进——劳埃德觉得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尽管在战斗的第三天得到增援，但中部的部队仍然拿不下富恩特斯德埃布罗，更让劳埃德吃惊的是，敌人的防御炮火竟然摧毁了他们几乎所有的坦克。劳埃德所在的南部方面军没有继续向前，而是斜刺里杀向了河边的小村昆托。在昆托，他们又一次遇上了寸土不让的叛军。叛军最终还是在政府军的兵力优势下战败了，这一仗政府军抓获了一千多名战俘。

劳埃德坐在教堂外的灯下，这里被炮火摧毁了，他被残垣断壁和奇形怪状的尸体包围着。莱尼、戴夫、乔·埃里、里维埃拉下士和一个叫马格西·摩根的威尔士人，筋疲力尽地围绕在他周围。很多威尔士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他们用威尔士人千篇一律的名字编了一首自嘲的歌谣：

这里有个年轻人名字叫普莱斯，

这里还有个年轻人也叫普莱斯，

有个年轻人叫罗伯茨，

又有个年轻人叫罗伯茨，

新来了一个年轻人，猜猜这么着，这个家伙还是叫普莱斯。

士兵们抽着烟，安静地等待着不知能否送来的晚餐。他们很疲惫，累得都没情绪和特蕾莎打情骂俏了。本应来接特蕾莎回到后方的车辆一直没来，她只好和国际旅的士兵们一道留在了前方。几条街外，不时还传来几声枪响。

“我们得到了什么？”劳埃德问戴夫，“我们用光了少得可怜的弹药，我们失去了许多同志，我们更没有前进一星半点。更糟的是，我们给了法西斯主义者增加援手最需要的时间。”

“我可以把该死的原因告诉你。”戴夫操着一口东区口音说。他的心志成长得比肉体更加坚强。他语带讥讽地说：“相比敌人，我们的军官更怕我们自己人。随便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我们自己人就会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的帽子被折磨致死，他们就是这么一种内厉外荏的怕死鬼。他们宁愿待在原地不动，也不愿自发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说白了，他们就是不敢冒风险。我想，除非把军令写在纸上，否则他们什么都不会做！”

劳埃德很想知道戴夫的这番抱怨似的分析是不是对。共产党人总是在不断谈论遵守军令的重要性，借此强调要遵守苏联方面的命令。劳埃德体会得出这样说的道理，但过多的条条框框会阻碍思考。多想想难道也错了吗？

劳埃德不希望这么想。他相信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在不相互攻击的基础上为共同的目标而战。他们都痛恨法西斯主义，相信未来会是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

他很想知道莱尼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但莱尼正在特蕾莎身旁小声说着什么。特蕾莎不时被莱尼的话逗笑，看来莱尼进展非常不错。没有顾忌地笑是个非常好的现象，说明女方对你放松了戒备。这时特蕾莎碰了碰莱尼的肩膀，说了几句话，然后站起身。莱尼说：“赶紧回来啊。”特蕾莎回过头笑了笑。

莱尼很幸运，劳埃德心想，但是他没有半点嫉妒。他对这种短暂的恋情没有任何兴趣：这种恋情只会对双方造成伤害。他觉得，自己是那种要得到就想得到对方全部的人。在这之前，他唯一全部想拥有的人就是黛西。黛西现在已经是博伊·菲茨赫伯特的妻子了，到目前为止，劳埃德还没找到能在心中完全代替她位置的女孩。他确信终有一天他会碰到这个人。无论特蕾莎再怎么美丽动人，他也不会卷入这种短暂的恋情。

有人说：“苏联人来了。”说话者是来自芝加哥的黑人电气工程师贾斯珀·约翰逊。劳埃德抬起头，看见十来个苏联人像征服者一样穿过村庄。苏联人穿着皮外套，腰里系着带扣的手枪皮套，走到哪都特别好认。“怪事，打仗的时候他们在哪儿？”贾斯珀讥讽地说，“我想他们大概是在战场上的其他地方吧。”

劳埃德朝四周看了看，确定没有军代表听到这种扰乱军心的言论。

当苏联人从废弃教堂前的墓地间走过时，劳埃德认出了一周前和自己起冲突，长着张鼠脸的秘密警察伊利亚·德沃尔金。伊利亚走到特蕾莎身旁和她搭话。劳埃德听见他用不流利的西班牙语请特蕾莎共进晚餐。

特蕾莎说了句话，伊利亚又提出要求，特蕾莎摇头拒绝。她转身要走，但伊利亚拉住她的手臂强留住她。

劳埃德看见莱尼坐直身体，警觉地看着石头拱门边正僵持不下的伊利亚和特蕾莎。

“真他妈该死。”劳埃德说。

特蕾莎第二次试图挣脱，伊利亚却拽得更紧了。

莱尼站起身，劳埃德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把他按住了。“我来处理这件事。”他说。

大卫小声告诫他。“伙计，小心点——他是秘密警察的人。最好别和那帮王八蛋起冲突。”

劳埃德走向特蕾莎和伊利亚。

伊利亚看见他，用西班牙语让他滚开。

特蕾莎说：“别担心，这事我能应付。”

伊利亚紧盯着劳埃德。“我认识你，”他说，“上周你曾经阻止我们逮捕法西斯间谍。”

劳埃德问他：“这位年轻女郎也是法西斯间谍吗？我好像听你刚才约她一起吃饭啊！”

伊利亚的爪牙贝里佐夫斯基上前，气势汹汹地逼近劳埃德。

从眼角的余光中，劳埃德看见戴夫掏出了那把鲁格尔的小手枪。

事态似乎在渐渐失去控制。

劳埃德说：“小姐，我来是想告诉你，鲍伯罗夫上校想立即在总部见到你。请跟我来，我带你去见他。”鲍伯罗夫是苏联派来的高级军事“顾问”。他没有邀请特蕾莎，但这个托辞已经足以让特蕾莎摆脱伊利亚的纠缠了。伊利亚不知道劳埃德在说谎。

一时之间，劳埃德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似乎是附近街上起了冲突。枪响把苏联人拉回到现实之中。特蕾莎第三次试图从伊利亚手里挣脱，这次伊利亚放手了。

伊利亚冲动地指着劳埃德的脸。“我们会再见面的！”他和狗腿子贝里佐夫斯基像舞台剧落幕似的离开了。

大卫骂起来：“该死的狗杂种。”

伊利亚假装没听见。

他们重新坐了下来。大卫说：“劳埃德，你给自己树了个危险的敌人。”

“碰到这档子事，我也只能这样了。”

“从现在起，时刻都必须保持警醒。”

“为了女孩子吵架没什么了不起的，”劳埃德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次。”

黑夜降临了，几声手摇铃把他们招到了战地食堂。劳埃德拿到了一碗薄粥，一片干面包和一大杯烈到他觉得可能把他的牙龈腐蚀掉红葡萄酒。劳埃德把干面包浸到红葡萄酒里，让它勉强可以下咽。

和往常一样，吃完饭后他依然觉得很饿。他和莱尼开玩笑：“给你来杯好茶，怎么样？”

“行，”莱尼说，“请给我加两大勺糖。”

他们打开薄被，准备好好睡上一觉。劳埃德到近旁找厕所，他没找到，只能在村落边上的小果园里方便了一下。这天几乎是满月，橄榄树上几片躲过炮火摧残的树叶孤零零地飘舞着。

系裤子的时候，他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慢慢地转过身——他本该转得快一些。刚看清伊利亚的脸，棍棒就落在了他的头上。他感到钻心的疼痛，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头晕目眩地抬起头，看见贝里佐夫斯基正拿枪直指着他，伊利亚说：“别动，否则我就开枪了。”

劳埃德害怕极了。他使劲摇头使自己清醒起来。苏联人太疯狂了。“你想要我死吗？”他难以置信地问，“你该如何解释一个中尉的死呢？”

“你以为有人会觉得这是谋杀吗？”伊利亚笑着说，“这是前线，被流弹击中很正常。”他转而用英语说，“你只能怪自己的运气太糟了。”

劳埃德绝望地意识到，伊利亚并没说错。发现他尸体以后，同志们一定会以为他们在战斗中中弹了。

这么死真不甘心！

伊利亚对贝里佐夫斯基说：“干掉他！”

砰地一声枪响。

劳埃德什么都没感觉到。这就是死亡吗？这时贝里佐夫斯基突然身子一瘫，倒在地上。劳埃德意识到子弹来自于他身后。他喜出望外地转过身。大卫拿着偷来的鲁格尔手枪站在月光下。劳埃德松了口气，他总算活下来了！

伊利亚也看见了戴夫，他像只受惊的兔子，飞快地跑开了。

大卫拿着手枪追了一阵子，劳埃德希望戴夫能击中伊利亚，但伊利亚像兔子似的在橄榄树之间左右闪躲，很快就在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大卫放下枪。

劳埃德低头看着贝里佐夫斯基。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劳埃德说：“大卫，谢谢你。”

“我告诉过你，千万要防着点。”

“你帮我防了，可惜你没击中伊利亚，这下你算是和苏联的秘密警察结仇了。”

“我觉得伊利亚不会让人知道，他为了个女人损失了自己的副手，”大卫说，“秘密警察对自己人也心存忌惮，我想他会保密的。”

劳埃德又看了一下尸体：“我们该怎么解释？”

“听见那家伙说什么了吗？”大卫说，“这是前线。不需要任何解释。”

劳埃德点了点头。大卫和伊利亚的说法没错。没人会问贝里佐夫斯基是怎么死的。贝里佐夫斯基就是被流弹击中而死的。

他们走开了，把尸体留在原地。

“他只是运气太糟了。”大卫说。

劳埃德和莱尼找到鲍伯罗夫上校，抱怨对萨拉戈萨的进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鲍伯罗夫是个一头白色短发的苏联人，他快退役了，性格非常古板。理论上他只是给西班牙军官来当参谋的，但实际上发号施令的就是他。

“我们不应把时间和精力白白地浪费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劳埃德把莱尼和其他有战争经验的人说的话翻译成德语，“我们应该把坦克当作拳头伸进敌人的阵地，步兵应该紧随在后，肃清那些分散开的敌人。”

沃洛佳站在一旁听着，没有说话，但露出赞许的表情。

“我们不应被这种无足轻重的小城镇拖慢脚步，应该越过这种城镇，之后把它作为第二条战线。”劳埃德发表完了自己的观点。

鲍伯罗夫露出惊骇的表情。“这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观点。”他的声音很轻，似乎说出这个名字就会犯上通敌的大罪一样。

“那又怎么了？”劳埃德问。

“他承认犯有通敌和间谍的罪行，已经被处决了。”

劳埃德吃惊地看着他。“仅仅因为提出这套理论的将军被莫斯科所清洗，西班牙政府就要把先进的坦克战术弃而不用吗？”

“威廉姆斯中尉，你太无礼了。”

劳埃德说：“即便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控是对的，也不能全盘推翻他的战略战术。”

“完全可以推翻！”鲍伯罗夫暴跳如雷，“和你没什么好谈的了。”

当劳埃德所在的部队继续执行侧面包抄战术，从昆托朝他们来的方向退回时，他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9月1日，他们作为攻击部队的一分子参加了对守卫严密但毫无战略价值、战线长达二十五英里的小城贝尔希特的进攻。

这又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七千名守卫者躲在城内最大的教堂圣奥古斯丁教堂里，并在教堂附近的小山上挖了壕沟和地堡。劳埃德和战友们没有任何困难地抵达了城外，但在教堂外面却遭到了来自窗户和屋顶的密集炮火。

六天过去了，他们仍然没能前进一步。

尸体在高温中发臭。因为城里切断了自来水供应，许多牲畜被渴死了，尸体发出的臭味同样熏得人无法呼吸。工程兵只要有空，就会把人和牲畜的尸体叠在一起，浇上汽油，一把火烧掉。不过焚烧尸体的气味比起腐烂的气味也好不了多少，志愿兵们仍然难以呼吸。许多人戴上了氧气面具。

教堂周围的小马路成了许多人丧生的屠场，劳埃德建议开条不需要经过教堂外马路的通道。莱尼从五金店找了些工具。乔·埃里和里维埃拉下士在他们隐蔽的房屋墙上钻了个孔。乔·埃里用的是鹤嘴锄，他光头上的汗珠亮晶晶的。穿着无政府主义标志色红黑线条衫的里维埃拉下士拿着把大锤。这道墙由黄色的方砖构成，上面零星散布着些弹孔。莱尼指挥他们进行钻墙操作：他是个矿工，对屋顶的牢固度有天生的直觉，知道钻到什么程度不至于使房子瘫倒。

当墙洞大到足以让一个人穿行时，莱尼对同样是下士的贾斯珀点了点头。贾斯珀从腰带上拿下仅剩的手雷中的一颗，拔掉引信，把手雷扔进隔壁的房子，防止那里有叛军埋伏。手雷爆炸以后，劳埃德拿着手枪，猫腰穿过刚刚凿出的大洞。

劳埃德站在又一户西班牙贫苦农民的家里。房子里只有粉刷过的白墙和坑坑洼洼的泥土地。活人死人一个都没有。

排里的三十五个人跟着他穿过大洞，他们检查了一遍房子，确定没有潜伏的守卫者。这幢不大的房子里确实一个人都没有。

用这种方式，他们穿过一排农舍，不紧不慢地向教堂挺近。

他们接着给下一幢农舍开洞。在穿过大洞之前，他们却被一路跟随他们穿过好几幢农舍的马奎斯少校拦住了。“别再打洞钻洞了，”他用西班牙口音的英语说，“我们直接冲到教堂去。”

劳埃德心一冷。直接冲过去无异于自杀。“是鲍伯罗夫上校的点子吗？”

“差不多吧，”马奎斯少校不置可否，“等吹三声响哨我们就冲。”

“能多给些弹药吗？”劳埃德问，“我们没什么子弹了，扛不了多久。”

“没时间了。”少校说完就离开了。

劳埃德吓坏了。他在这些日子的战斗中学到了很多。他心里很清楚，只有靠优势火力的掩护，他们才能拿下守备严密的据点。不然守卫者就会把他们切菜砍瓜般地扫倒。

参战的志愿兵们看起来有点情绪。里维埃拉下士说：“这根本做不到。”

劳埃德负责提升士气。“你们别抱怨了，”他故作轻松地说，“你们都是自愿来这里的。你们难道认为战争一点都不危险吗？如果没有危险，你们的姐妹完全可以替你们来。”志愿兵们都被他逗笑了，危险暂时是过去了。

他走到农舍正门，把门开了条缝隙，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太阳毒辣辣地晒在两边散布着住宅和商店的小街上。地面和房屋都是萧条的灰色，像没有烤过的面包胚，只有被子弹击中的地方露出了地表下的红色土壤。门外面躺着一具军人的尸体，一群苍蝇盘踞在尸身胸口的大洞上。望着街面，劳埃德发现这条街正对着教堂。教堂双塔上的枪手有着非常好的视线，能轻易地击中靠近的每一个人。街上的掩护很少：一些碎砖，一匹死马，还有部独轮车。

他想，我们都要去送死了。

但我们来这不就是送死的吗？

他转身看着带来的志愿兵，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他必须引导他们正面地看问题。“尽量沿边走，紧贴房子。”他说，“记住，走得越慢，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时间越长——因此一听到哨声就马上往教堂那跑。”

话刚说完，就听到马奎斯少校的三声响哨。

“莱尼，你殿后。”他说。

“谁第一个上？”莱尼问。

“当然是我了。”

来生再见了，劳埃德想，至少我是在与法西斯分子的战斗中死的。

他敞开门。“上吧！”他大喊一声便率先冲了出去。

他抢占了几秒钟的先机，沿着街道向教堂狂奔。正午的阳光暴晒在他的脸上，部下们的奔跑声声声入耳，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为自己仍然活着感到庆幸。敌人的炮火像冰雹一样降临了。提心吊胆地听了阵子弹的突突声后，他的左臂突然像撞上了什么东西似的遭到重重一击，他猝然倒地。

劳埃德意识到自己被子弹击中了。胳膊尽管不疼，但已经垂荡着完全不能动了。他一个侧滚，藏到最近一幢房子的外墙下。子弹仍然在继续四处飞舞，劳埃德没有任何防范，只能靠着墙尽力躲避。他看见几码外有一具尸体，那个叛军士兵同他一样靠在墙上，他像是背靠着墙，坐在地上睡着了，只是脖子上有一个大弹孔。

劳埃德右手拿枪，左手垂荡着，艰难地向前蠕动着，蹲伏在尸体背后，试图使自己这个目标变得小一点。

他把枪管架在尸体的肩膀上，把准星对准了教堂塔上的一扇窗户。劳埃德迅速地打完五发子弹，不知道这些子弹有没有击中敌人。

他回头张望，吃惊地发现街道上布满了手下们的尸体。穿着红黑线条衫的马里奥·里维埃拉躺在地上，看上去像一面皱成一团的无政府主义旗帜。马里奥身旁是贾斯珀·约翰逊，他的黑色卷发上全都是血。他离开芝加哥的工厂，战死在西班牙小城的街上，就是为了有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劳埃德心想。

更糟的是那些躺在地上呻吟的伤员们。有个男人在痛苦地呼喊着什么，但劳埃德既不知道他的方位，也不知道他是谁。少数几个人还在向前狂奔，但他们不是被子弹击中，就是自己躺在了地上。很快街上便没人跑动了，只有几个还在痛苦挣扎的伤员。

真是场大屠杀，劳埃德想，他的喉咙被痛苦和悲伤哽住了。

其他的部队在哪？劳埃德的这排人难道是唯一发起进攻的兵力吗？也许还有别的部队在和这条街平行的街道上向教堂方向挺进呢！一次突击需要压倒性的人力优势，劳埃德和手下的三十五个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守卫者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全部杀伤，少数几个毫发无伤者只能在后续部队到达前找个地方躲起来。

他看见莱尼正躲在死马后面看着他，至少他还活着。莱尼举起枪，对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显然他已经没子弹了。劳埃德也没了。很快，射向教堂的子弹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没子弹了。

对教堂的进攻以惨败而告终。原本这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弹药不足的进攻无异于没意义的自杀。

街上的目标除尽以后，敌人的炮火也稀落下来，但子弹还是不断地打在存活志愿兵的隐蔽处。劳埃德意识到，照这样下去，他的人全都得完蛋，是时候撤退了。

他们可能在撤退中全军覆没。

他再一次和莱尼对上眼，把手往后使劲一挥，示意他往远离教堂的地方跑，莱尼朝其他活着的同伴做出了同样的手势。如果在同一时间后撤，存活下来的机率会高一些。

所有人都通知到以后，劳埃德挣扎着站了起来。

“撤退！”他扯着嗓子喊。

接着他便迈开步子往回跑。

撤退的距离只有短短两百码，但劳埃德却觉得这是生命中最长的一段旅程。

看到政府军后撤，教堂里的叛军重新加大了火力。劳埃德从眼角的余光判断，这次撤退的大概有五六个人。他的步态不稳，受伤的胳膊破坏了身体的平衡。莱尼跑在他前面，显然没有受伤。子弹不时打在劳埃德刚刚跑过的房屋石料上，让他好不惊慌。莱尼第一个跑进他们出发的那间农舍，冲进去把门敞开。劳埃德冲进去，粗重地喘着气，瘫倒在地板上。随后，又有另外三个志愿兵跑了进来。

劳埃德看着几个幸存者：莱尼、大卫、马格西·摩根和乔·埃里。“就你们几个吗？”他问。

莱尼说：“是的。”

“老天，三十六个人竟然只剩下五个。”

“军事顾问鲍伯罗夫上校真他妈的英明！”

他们喘息了一阵，好不容易才平稳住呼吸。劳埃德感觉胳膊传来钻心的疼痛。尽管很疼，但还是能动，劳埃德心想也许还没骨折。他低下头，看见衬衫上浸透了鲜血。大卫拿下戴着的红围巾，做了个悬吊臂膀的吊带。

一颗子弹刮过莱尼的头部，在他脸上留下了血渍。莱尼说他只不过是被子弹挠了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卫、马格西和乔奇迹般地没有受伤。

“我们最好回去接受新的指令，”在地上躺了几分钟以后劳埃德说，“没有子弹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来杯好茶先，行吗？”莱尼问。

“不行，我们没有茶匙。”

“那就算了吧。”

大卫问：“我们不能再休息一会儿吗？”

“到后方就安全了，”劳埃德说，“我们回去可以好好休息。”

他们钻过先前在墙上钻的洞，通过一排屋子。不断弯腰使得劳埃德头晕目眩。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失血而引起的晕眩。

他们很快走出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射程之外，沿着一条小街疾走。但劳埃德的片刻释怀很快就被手下白白丧命的愤怒替代了。

他们回到郊外政府军设立总部的谷仓。劳埃德看见马奎斯少校正在叠着的一沓木板后面分发弹药。“为什么不发给我们？”他愤怒地问。

马奎斯只是耸了耸肩。

“我要向鲍伯罗夫上校汇报。”劳埃德说。

谷仓外，鲍伯罗夫上校坐在一张小桌子旁的椅子上，桌子和椅子似乎是从附近的哪间农舍抢来的。他的脸晒得通红。这时他正在跟沃洛佳·别斯科夫说话。

劳埃德走到两人面前。“我们依令向教堂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他说，“马奎斯少校拒绝给我们足够的弹药，我们的子弹很快就用光了。”

鲍伯罗夫冷冷地看着劳埃德：“你们来这儿干吗？”

劳埃德非常吃惊。他原本以为，哪怕不对他们的勇敢表现加以赞赏，鲍伯罗夫至少也会对他们缺少支援表示同情。“我只是想告诉你，”劳埃德说，“我们不可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冲破一幢层层守卫的城堡。我们尽了力，但大多数人都战死了。我的三十六个人现在只剩下这五个人了，”他指着剩下的四个同伴说，“我的排现在就只剩下这点儿人了。”

“谁让你们撤退的？”

劳埃德极力驱赶走晕眩。他觉得自己就快崩溃了，但必须把手下们的勇猛告诉鲍伯罗夫。“我们是为了得到最新的指令而后撤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这么做呢？”

“你们应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们用什么去战斗？我们连子弹都用光了！”

“安静！”鲍伯罗夫咆哮道，“都给我立正！”

劳埃德、莱尼、大卫、马格西和乔依令站成一排。劳埃德觉得自己都快要晕倒了。

“向后转！”

他们转过身。劳埃德想：“接下来他会做什么呢？”

“受伤的人出列！”

劳埃德和莱尼后退一步。

鲍伯罗夫说：“受伤者负责看管运送战俘的列车。”

劳埃德满心不愿意，这意味着他要去看守到巴塞罗那的战俘列车了。他摇晃着和莱尼站在一起。我才不想去看守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人呢，他心想。

鲍伯罗夫说：“没有命令从火线上撤出是逃兵的行为。”

劳埃德转身看着鲍伯罗夫，他惊恐地发现鲍伯罗夫从带纽扣的手枪皮套里拔出手枪。

鲍伯罗夫上前一步，突然出现在立正的大卫、马格西和乔身后。“你们三个被判有罪，应该立即被处死。”说着，他把枪管对准了大卫的头。

很快他就开枪了。

砰的一声，大卫的头上出现了一个弹孔，鲜血和脑浆从他的眉毛下面涌了出来。

劳埃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卫旁边的马格西转过身，他开口想叫，但鲍伯罗夫比他更快，他把手枪指向马格西的脖子，马上又开了一枪。子弹从马格西的右耳后钻进去，从左眼钻出，他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劳埃德大呼一声：“不！”

乔·埃里转过身，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大声咆哮，举起双手要抓住鲍伯罗夫。枪响了，乔的喉咙上挨了一枪。鲜血像瀑布一样从乔的喉头里喷涌而出，溅在鲍伯罗夫的红军制服上。鲍伯罗夫骂了一句，往后跳了一步。乔倒在地上，不过没有马上死，劳埃德无助地看着鲜血从乔的颈动脉流到西班牙炎热的土地上。乔似乎想要说话，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接着他眼睛一闭，浑身瘫软下来。

“对懦夫不能留情。”鲍伯罗夫说完便走开了。

劳埃德看着躺在地上的大卫：身材瘦弱，满身污秽，才十六岁却勇敢得像头狮子，但却已经死了。他没有死于抗击法西斯的作战，却死于一个残暴愚蠢的苏联军官之手。太可惜了，劳埃德心想，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一个军士跑出谷仓。“叛军投降了！”他兴奋地喊，“市政厅挂出了白旗，叛军放弃了抵抗，我们攻下了贝尔希特！”

劳埃德头晕眼花，终于跌倒在地。

伦敦又湿又冷。劳埃德走在雨中的努特利街上，朝父母家走去。他依然穿着有拉链的西班牙军服、灯芯绒裤子，靴子上全是泥，他没有袜子。他只带了个小箱子，箱子里只放了换洗的内衣、衬衫和一个锡杯。他的脖子里绕着大卫改造成吊带的围巾，劳埃德肩膀上的伤仍然没好，但已经用不着吊带了。

这是十月的一个傍晚。

与劳埃德预料的一样，他被派上了一辆挤满叛军战俘的运兵车。到巴塞罗那不足一百英里，运兵车却足足开了三天。在巴塞罗那，他和莱尼分别，之后就断了联系。他在巴塞罗那搭上了一辆朝北开的卡车。从这辆卡车下来以后，他又步行，搭便车或是钻进满是木炭和石子的货运列车继续向北走——有一次，他甚至幸运地搭上了一辆满是红酒的列车。有天晚上，他偷偷溜过西班牙边境进入了法国。他露宿在农田里，四处乞讨，为了赚一两个铜板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在波尔多的葡萄园里摘了两周葡萄，凑够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费。现在，他终于到家了。

劳埃德像闻香水一样嗅着阿尔德盖特潮湿芬芳的空气。他站在花园门外，看着这幢出生以后住了二十一年的连栋房屋。雨水打湿了窗子，屋里的灯光亮着：看来有人在家。他疾步走到门口。他仍然带着家里的钥匙——和护照放在了一起。他打开门，走进屋里。

劳埃德把背包放在帽架旁的客厅地上。

厨房里有人大声问：“谁啊？”他听出是继父伯尼的声音。

劳埃德竟然发不出声来了。

伯尼走进客厅。“到底是……”这时他认出了劳埃德，“天哪！”他说，“竟然是你！”

劳埃德跟他打了个招呼：“你好，爸爸！”

“孩子啊！”他抱着劳埃德说，“你总算活着回来了！”伯尼浑身颤抖，已经泣不成声了。

伯尼用羊毛衫袖子擦了擦眼睛，走到楼梯口朝上喊：“艾瑟尔，你看是谁回来了！”

“你说什么？”

“家里来人了，快下来。”

“我马上下来。”

艾瑟尔很快就走下了楼梯，她穿着一身蓝色的裙子，看上去还和以往那样美丽。下到半途时她认出了劳埃德，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哦，天哪！”她说，“是劳埃德回来了。”她冲下楼梯，紧紧搂住儿子，“你还活着！”

“我从巴塞罗那给你们写了信……”

“我们没收到。”

“那你们应该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什么？”

“大卫·威廉姆斯死了。”

“哦，不！”

“在贝尔希特一战中壮烈牺牲了。”劳埃德决定不把大卫死亡的真相告诉父母。

“莱尼·格里菲斯呢？”

“不知道，我和他失去了联系。我原本还以为他会在我之前回家呢！”

“没，没有他的音讯！”

伯尼问：“那里的情形怎样？”

“法西斯分子节节胜利。这全是共产党人的错，他们不打叛军，只知道攻击其他左翼党派。”

伯尼震惊了。“怎么能这样啊！”

“这是真的。如果说我在西班牙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必须像打击法西斯主义者那样毫不留情地抗击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是一样的恶魔！”

艾瑟尔露出苦笑：“记住就好了。”劳埃德意识到艾瑟尔早就指出过这一点。

“不谈政治了，”劳埃德说，“妈妈，你怎么样？”

“我还是老样子。看看你——你怎么这么瘦啊！”

“西班牙没什么吃的。”

“我去做点东西给你吃。”

“别忙，我已经饿了整整十二个月——也不差这几分钟。我告诉你我想吃些什么。”

“你想吃什么啊？吃什么我都给你做。”

“我想喝杯好茶。”

第五章

1939年，柏林

托马斯·马赫看着沃洛佳·别斯科夫走出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六年前，德国秘密警察转型为更有效率的新型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但马赫支队长依然掌管监视柏林的叛徒和破坏分子的部门。最危险的破坏分子无疑要接受菩提树下大街63-65号——苏联大使馆的指令，因此马赫和手下时刻监视着从那里进出的人。

苏联大使馆是一幢白色大石建成的城堡。八月的阳光照射在建筑的石料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使馆中间的屋子前竖着一根巨大的灯柱，两侧的廊道上开着几扇像站岗哨兵一样的落地窗。

马赫坐在大使馆对面人行道上的露天咖啡馆。柏林最优雅的大马路上车水马龙；女人们穿着最漂亮的裙子在商店里购物，男人们穿着西装和制服在街道上来来往往。很难相信这样的德国还会有共产主义者。怎么还会有人反对纳粹呢？德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特勒消灭了失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起义和罢工已经成为过去坎坷岁月的久远回忆。警察可以严肃高效地扫除罪恶。德国正在加速发展：许多家庭都有了收音机，不久之后老百姓的私家车就能奔驰在新造的高速公路上了。

这还不算什么。在经历了上次大战后的萎靡不振以后，德国又重新强大起来了。军队武器精良，军力强大。过去两年中，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被并入了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强大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德国签订了《钢铁条约》，借此和德国联起手来。这一年早些时候，马德里最终落入了佛朗哥的叛军之手，西班牙成立了一个亲法西斯的政府。德国人怎么会无视这些成果，把国家送入布尔什维克之手呢？

在马赫眼里，这些人是垃圾，是害虫，必须找出来全部肃清。一想到这些人，马赫的脸就气得扭曲变形。他用脚狠跺着人行道，像是想踏死一个共党分子似的。

这时他看见了别斯科夫。

马赫看见的这个年轻人穿着蓝色的华达呢大衣，胳膊上挂着似乎为换季准备的薄外套。尽管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但几乎剃光的头发和飞快的步速却说明这是个军人。从他随意却完整地观察街道的姿态来看，这个人不是红军情报机关的特工就是苏联内务部的秘密警察。

马赫心跳加快，他和手下认得出大使馆里的每一个人。盖世太保的文件上有苏联使馆所有人员的护照照片，他们每天都要看上几遍。但马赫对别斯科夫知之不多。别斯科夫非常年轻——马赫记得文件上记录的是二十五岁——多半是个无足轻重的低级别外交官。不然，他就是故意让自己显得普普通通。

别斯科夫穿过菩提树下大街，朝马赫所在的菩提树下大街和弗里德里希街的拐角处走了过来。马赫发现走近的苏联人非常高，有着运动员的身材。他的目光锐利，眼神机警。

马赫移开视线，突然间非常紧张。他拿起杯子，喝了口冷咖啡，用杯子挡住自己的半边脸。他不想直面那双蓝色的眼睛。

别斯科夫拐进弗里德里希街。马赫向站在对面街角的莱因霍尔德·瓦格纳点头示意，让瓦格纳跟上别斯科夫，然后他从桌旁站起来，跟上了瓦格纳。

红军情报机关的雇员不一定都是间谍。他们取得的信息大多数是从合法渠道得来的，比如说看报纸。他们不需要什么都信，只需记下诸如哪个军工厂又招聘了十个熟练的机床工这类细节。另外，苏联人可以在德国各地旅行——苏联则不然，没有苏联特工的陪同，任何国家的外交官都别想离开莫斯科一步。马赫和瓦格纳追踪的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是个从报纸上收集信息的情报人员——只要能掌握熟练的德语，具有一定的总结能力，任何人都能从事这份工作。

他们跟着别斯科夫走过了马赫弟弟开的饭店，那里仍叫罗伯特酒馆，但顾客群完全变了。罗伯特酒馆原来招待的是有钱的同性恋者、犹太商人和他们的情人，以及那些能挣钱也能喝酒的女演员。现在这些人不是被送进了集中营，就是躲起来不敢露面。一些人干脆离开了德国——赶他们出去非常好，马赫想，即便酒馆不能像以前那么赚钱，他也不愿意和这类人呼吸一样的空气。

他想到酒馆原先的主人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他依稀记得罗伯特去了英国，也许在英国又开了家为同性恋服务的餐馆吧。

别斯科夫走进一个酒吧。

一两分钟后，瓦格纳也进了酒吧，马赫在酒吧外负责监视。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酒吧。等待别斯科夫重新现身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士兵和他的恋人、两个穿着考究的妇女和一个衣衫不整的老头走出这间酒吧。接着瓦格纳出来了，他直视着马赫，双手一摊做了个迷惑不解的手势。

马赫穿过街道。瓦格纳非常丧气：“他不在酒吧里。”

“你全部都看过了吗？”

“是的，连厨房和厕所都看了。”

“你问过酒吧里有谁看见他从后门出去了吗？”

“他们说没看见。”

马赫害怕极了。这是全新的德国，出点小错不是能轻易糊弄过去的，他也许将遭到严厉的处罚。

但这次应该没事。“很好，就这样吧。”他说。

瓦格纳显然松了口气：“真的吗？”

“至少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情报，”马赫说，“从摆脱我们的熟练程度看，这家伙是个间谍——而且是非常优秀的间谍。”

沃洛佳进入弗里德里希车站，坐上地铁。他脱下让他看起来像个老头的帽子、眼镜和脏雨衣。他坐下来，拿出手绢，擦掉使鞋子显得脏污的粉末。

他有点担心那件雨衣。这是个大晴天，他害怕盖世太保注意到它，意识到他的换装。不过盖世太保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聪明，自从在酒吧厕所快速换装离开以后就没人跟着他了。

他要去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被人看见他和德国持不同政见者联系，最好的结果是事业失败被遣送回苏联。运气差一点的话，他和联系人可能会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 【16】 的地堡里销声匿迹。苏联人会对外交官的失踪进行抗议，德国人会装模作样地进行失踪人员的搜索，最后遗憾地报告说没有结果。

沃洛佳自然没去过盖世太保的总部，但他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列森伯格街11号的苏联贸易大厦建有相同的设施：钢门，用便于清洗血迹的方砖建成的审讯室，一个便于分割尸体的大盆，以及焚烧人体的电炉。

沃洛佳被派到柏林的任务是扩展这里的间谍网。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取得了胜利，德国对苏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斯大林撤了外交部长利特维诺夫的职，让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坐上了外交部长之位。但莫洛托夫又能做些什么呢？法西斯势力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欧洲蔓延。在一战中，德国军队战胜了苏联的六百万大军，这样的回忆让苏联高层寝食难安。斯大林想和英法签订一项抑制德国的条约，但三国无法达成一致，这份条约在最后一刻流产了。

德国和苏联这场仗迟早要打，沃洛佳的任务就是为苏联打赢这场仗而收集尽可能多的军事情报。

他在柏林市中心以北贫苦的工人区维丁下了地铁。他在站外停住脚步，假装读墙上的海报，窥视着其他行色匆匆的乘客。确定没人跟踪后，才重新往前走。

他朝选择碰面的廉价咖啡馆走了过去。和以往每次接头一样，他没有立刻走进去，而是站在街对面的公交车站盯着咖啡馆的入口。他确信自己已经甩掉了尾巴，但还得看看沃纳有没有被人跟踪。

他不知道他是否认得出已经二十岁的弗兰克·沃纳，他俩上次见面还是六年前。沃纳也同样无法确定能不能把他认出来。于是两人约定把当天的《柏林摩根邮报》打开到体育版。沃洛佳看着一篇足球新赛季的前瞻报道，不时抬起头看沃纳来了没来。在柏林读书时，沃洛佳是柏林成绩最好的柏林赫塔队的球迷。他经常放声高唱：“前进！前进！柏林赫塔！”他很想知道这支球队的前景，但等人的焦急打断了他的专注力，他一遍遍地看着这篇报道，里面的内容却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在西班牙的两年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促进他的事业——情形恰恰相反。沃洛佳发现了不少类似海因茨·鲍尔这类纳粹安插的“志愿兵”，但苏联秘密警察随后以纳粹奸细为名，逮捕了大量仅仅对共产主义抱有微词的真正“志愿兵”。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几百名抱着理想而来的有志青年被折磨致死。相比法西斯分子，共产党人似乎对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更加感兴趣。

志愿军的努力徒劳无功。斯大林的政策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内战以叛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苏联最不想见到的右翼法西斯支持者建立了西班牙独裁政权。那些被派到西班牙参战的人，尽管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却承担了所有失败的后果。其中一些人回到莫斯科就失踪了。

马德里陷落以后，沃洛佳带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回到莫斯科。他发现这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斯大林分别于1937年和1938年对红军进行了清洗，几千个指挥官不知所踪，其中包括不少和父母同住在政府公寓的红军高层。格雷戈里·别斯科夫这类原本靠边站的人却得到了重用，他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沃洛佳的父亲现在主管莫斯科的防空工作，一天到晚都非常忙。他的得势也许是沃洛佳没有成为斯大林在西班牙失败政策替罪羊的最主要原因。

伊利亚·德沃尔金不知怎地也逃过了处罚。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娶了沃洛佳的妹妹安雅。这让沃洛佳耿耿于怀。谁也无法解释安雅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安雅已经怀孕了。沃洛佳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安雅给一个贼眉鼠眼的婴儿喂奶的可怕情形。

休息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后，沃洛佳就被调往柏林验证他的价值去了。

他把目光从报道上移开，看见沃纳沿着街道朝咖啡馆走来。

沃纳的变化不大。他长高长壮了，但额前垂下的那撮栗色卷发，蓝色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幽默还是让少女们为之痴狂。他穿着淡蓝色的薄外套，袖扣上的金链闪闪发光。

没有人跟踪沃纳。

沃洛佳穿过马路，在沃纳抵达咖啡馆之前拦住了他。沃纳张口大笑，露出一口大白牙。“你头发剃那么短，我都认不出你了，”他说，“很高兴在这么多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你。”

沃洛佳发现，沃纳还是以前那个沃纳，热情和魅力依旧。“我们进去吧。”

“你不是真的想进那个垃圾场吧，”沃纳说，“里面都是些吃蘑菇猪肉肠的乡巴佬。”

“我不想在街上久留，会被任何一个路过的人发现。”

“再过三个门洞有一条小巷。”

“我们就去那吧。”

他们走了一小段距离，走进堆煤场和杂货店中间的一条小巷。“最近你在忙什么？”沃纳问。

“和你一样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沃洛佳权衡着是不是要告诉他更多有关自己的事情，“我去了西班牙。”这点没什么好隐瞒的。

“和我们在德国的斗争一样，你们在西班牙也失败了。”

“但反法西斯的斗争还远没完呢！”

“问你一个问题，”沃纳靠在墙上说，“如果你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的话，你愿意做反苏的间谍吗？”

沃洛佳想说：不，绝对不想！话还没说出口，他突然意识到这么说太生硬了——为了理想背叛祖国不正是他让沃纳做的吗？他怎能想当然地说自己不愿意呢？“我说不清，”他说，“即便痛恨纳粹，让你做针对德国的工作一定也很难。”

“你说得对，”沃纳说，“战争爆发以后又会怎么样呢？我会帮你杀死德国的士兵，轰炸德国的城市吗？”

沃洛佳很担心。沃纳似乎比以前软弱了不少。“这是战胜纳粹的唯一途径，”他说，“你很清楚这一点。”

“是的。很久之前我就下定了决心。这些年来，纳粹变本加厉，我的决心也一直没有变。但老实说，和他们对抗非常难。”

“我明白。”沃洛佳同情地说。

沃纳说：“你让我再找些别的人做你让我做的事，是吗？”

沃洛佳点了点头：“是的，比如说威廉·伏龙芝。你记得他吗？学校里最聪明的那个男孩。伏龙芝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被冲锋队员破坏的会议正是他主持的。”

沃纳摇摇头说：“你指望不上他了，他去了英国。”

沃洛佳心一沉：“为什么要去英国？”

“他是个物理学者，现在正在英国进修。”

“真该死！”

“我帮你想到了另一个人。”

“很好。”

“你认识海因里希·冯·凯塞尔吗？”

“不怎么认识，他是我们学校的吗？”

“不是，他读的是天主教学校。那时他和我们的政治观点也不一样。他的父亲是中央党的大人物。”

“就是1933年协助希特勒掌权的中央党吗？”

“是的。那时海因里希为他父亲工作。他父亲现在加入了纳粹党，但海因里希却充满了罪恶感。”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醉酒后把心里的郁闷告诉了我妹妹弗里达。我妹妹今年十七岁，我想他喜欢她。”

沃洛佳精神一振，这的确是个突破口。“他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

“你为何觉得他会为我们工作？”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如果有机会通过做间谍的方式和纳粹斗争，你愿意为苏联做间谍吗？’他说愿意。”

“他是做什么的？”

“他在军中服役，但他的肺有毛病，因此担任文书的工作——这对我们非常有利，因为现在他在德军经济计划和采购部门工作。”

沃洛佳备受感动。这样的人一定确切地知道每个月德军卡车、坦克、机关枪、潜水艇的增加数量——知道德军把这些武器部署在哪里。他感到非常兴奋。“什么时候能让我见见他？”

“马上就可以。我约了他下班后在阿德隆饭店喝一杯。”

沃洛佳兴奋地大吼一声。阿德隆饭店是柏林最奢华的饭店，坐落在菩提树下大街。因为处在柏林的政府和外交区，那里的酒吧是柏林记者最喜欢收集市井闲话的地方。沃洛佳绝不会选那种地方作为碰头地点，但他不想错过这样一个好机会。“很好，”他说，“但不能让人看到我和你们中的任何一位在那儿见面。我跟在你后面进酒吧，先认出海因里希是谁，等他独自出来以后再和他搭话。”

“没问题，我开车和你一起去。我的车就停在街角。”

走到巷子的另一头时，沃纳把海因里希的工作地址、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都告诉了沃洛佳，沃洛佳把这些信息牢牢记在了脑子里。

“这就是我的车，”沃纳说，“我们上车吧。”

沃纳的车是辆梅赛德斯540K库里尔汽车。这种车非常漂亮，挡泥板线条完美，引擎盖比整部福特微型车还要长，还有一个斜背式的车顶。这种车非常贵，整个德国只卖出了很少的几部。

沃洛佳惊呆了。“为什么不找辆不那么招摇的车啊？”他难以置信地问。

“这是种障眼法，”沃纳说，“没人以为真正的间谍会如此招摇。”

沃洛佳本想问沃纳哪来的钱买这么好的车，但他马上就想起沃纳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工厂主。

“我不坐这种车，”沃洛佳说，“我坐地铁过去。”

“行，你坐地铁过去吧。”

“我们在阿德隆饭店见面，但别和我打招呼。”

“没问题。”

半小时后，沃洛佳发现沃纳随意把车停在饭店前。他原本认为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非常愚蠢，但现在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他觉得这也许是沃纳勇气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正是这种漫不经心使他有勇气承担刺探纳粹的风险。如果时时刻刻想着所承担的风险，也许他就会畏惧不前了。

阿德隆饭店的酒吧里满是衣着时尚的先生、太太们，许多男人都穿着裁剪得体的制服。沃洛佳很快认出了沃纳，沃纳和一个多半是海因里希·冯·凯塞尔的人坐在一起。经过他们身旁时，沃洛佳听到海因里希雄辩地说：“巴克·克莱顿的小号吹得比热唇乐队里的小号手要好得多。”沃洛佳挤进吧台旁边的座位，点了杯啤酒，然后认真地观察起这位潜在的间谍人选来。

海因里希皮肤苍白，留着一头以军队的标准来说过长的黑色头发。尽管他们谈的是无关紧要的爵士乐，他的表情却非常严肃，不时用手势和不断摇晃的手指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反复用手指捋着自己的头发。他的制服上衣口袋里塞着个小本子，沃洛佳猜测上面记的全是诗。

沃洛佳慢悠悠地喝了两杯啤酒，装模作样地翻着手里的《柏林摩根邮报》，他试着不对海因里希流露出明显的兴趣。海因里希的确有当间谍的潜力，但无法保证一定能与之合作。

征召信息员是沃洛佳工作中的难点。搞不清目标人物的态度，未雨绸缪也成了句空话。与目标人物见面经常必须安排在一些不太适合的地方，常常是在一些公众场合。很难知道接触对象会如何反应：对方很可能会生气，大声呵斥予以拒绝，或者害怕得转身就走。但此时征招者能做的并不多。有时他只能问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你愿意为我们做间谍吗？”

他琢磨着接近海因里希的办法。宗教也许是一个突破口。沃洛佳记得他的上级莱米托夫曾经说过：“堕落的教徒是最佳的特工人选，抛弃了主的权威以后，他们才能信服于党的权威。”海因里希也许想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做些弥补。但他愿意承担付出生命的风险吗？

沃纳付了账，和海因里希一起离开了酒吧。沃洛佳跟在他们后面。和海因里希在酒吧外道别后，沃纳就开着梅赛德斯离开了，海因里希则步行穿过公园。沃洛佳跟上了海因里希。

入夜了，但光线很亮，沃洛佳的视野非常好。许多人在温暖的夜晚散步，大多数是成双成对的情侣和夫妇。沃洛佳不时回头看看，确定没人从阿德隆饭店跟上他和海因里希。他做了个深呼吸，定了定神，跟上海因里希。

沃洛佳走到海因里希身边说：“我可以告诉你一种赎罪的方法。”

海因里希像见到疯子似的警觉地看着他：“你是神父吗？”

“你完全可以和你帮助创建的这个罪恶国度作斗争。”

海因里希没有停住脚步，但表情非常忧虑。“你是谁？你又了解我多少？”

沃洛佳还是没有回答海因里希的问题。“纳粹总有一天会被击败的。有了你的帮助，那一天就会更快到来。”

“如果你是个想陷害我的盖世太保特工，那就请你别费这个心了，我是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

“你没注意到我的口音吗？”

“注意到了——你说话有一点俄国口音。”

“哪个盖世太保会用俄语腔的德语和人说话？或者故意装出一口俄语腔？”

海因里希紧张地笑了笑。“我对盖世太保特工一无所知，”他说，“这个话题原本就不该提——我真是太蠢了。”

“你的办公室负责提交军队订购的武器和给养数量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副本对纳粹的敌人来说具有着不可限量的作用。”

“你是说苏联红军吗？”

“除了苏联，还有谁会想和德国作对？”

“我们对这些报告的去向管理得非常严密。”

沃洛佳抑制住得胜的喜悦。海因里希已经在思考实际操作中会遇到的困难了。这意味着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为自己服务了。“复写一份出来，”沃洛佳说，“或者速记一份，或者拿走别人的复制文件。办法多着呢！”

“办法当然有，但任何一种办法都会让我付出死的代价。”

“如果不对这个国家犯下的罪行做些什么的话……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吗？”

海因里希停住脚步，瞪着沃洛佳。沃洛佳猜不出海因里希在想什么，但直觉告诉他先别说话。过了很久，海因里希叹了口气：“我会认真考虑一下的。”

拿下了，沃洛佳喜出望外。

海因里希问：“怎么联系你？”

“你不必联系我，”沃洛佳说，“我会联系你的。”他碰了碰帽沿，然后沿着来时的路回去了。

沃洛佳非常兴奋。如果海因里希不接受这个建议的话，他肯定会坚定地予以回绝。同意考虑基本等于答应了。海因里希会认真考虑为苏联当间谍的建议，他会想到可能会遇上的危险。但最后肯定会答应的。沃洛佳对此非常确信。

他让自己不要过分自信。板上钉钉的事有时也会出错。

离开公园，经过菩提树下大街的商铺和餐馆时，他内心还是充满了希望。他没吃晚饭，但付不起在这条大街上吃饭的钱。

他搭上向东开行的电车，朝弗里德里希斯海因连栋住宅的一间廉价出租屋进发。一个淡黄色头发、小巧漂亮的女孩为他开了门。女孩今年十八岁，穿着粉红汗衫和黑色宽松裤，脚上没穿鞋，尽管身材苗条，但拥有令人渴望的丰满胸部。

“很抱歉我没打招呼就过来了，”沃洛佳说，“你方便吗？”

女孩笑了。“没事，”她说，“进来吧。”

沃洛佳进门后，女孩关上门就搂住了他。“每次见你，我都非常开心。”然后热情地吻了他。

丽丽·马克格拉芙是个多情的女孩。到了柏林后，沃洛佳每星期都会和她约会。他不爱丽丽，也知道丽丽和包括沃纳在内的许多男孩约会，但两人在一起时丽丽总会很投入。

过了一会儿，丽丽突然问他：“你听到那条新闻了吗？你是为了那件事来的吗？”

“什么新闻啊？”丽丽在一家通讯社做秘书，总能得到第一手的新闻。

“苏联和德国签订了条约！”她说。

这太不可思议了。“你是说苏联和英国、法国签订了对付德国的条约吗？”

“不，当然不是！这事有点奇怪——斯大林和希特勒结成了同盟！”

“可……”沃洛佳欲言又止，困惑不已。斯大林怎么会和希特勒交朋友呢？这简直太疯狂了。和德国结盟是苏联新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出的方案吗？苏联没能阻挡世界反法西斯的浪潮——于是就要和他们化敌为友吗？

父亲参加革命就是为和法西斯结盟吗？

四年后，伍迪·杜瓦又一次见到了乔安妮·罗赫。

认识乔安妮父亲的人都不相信他会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强奸一个小演员。女孩撤销了指控，但这种平淡无奇的新闻没人会去关心，新闻在报纸上占的篇幅也非常小。最终他在布法罗人眼里还是个强奸犯。于是乔安妮的父母迁居到了棕榈滩，伍迪和乔安妮也失去了联系。

这一次，两人在白宫再次相见了。

伍迪和父亲格斯·杜瓦参议员去白宫面见总统。伍迪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见过几次，他父亲和总统是多年的好朋友。总统曾经握住小伍迪的手，问他学上得怎么样，但那都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这将是伍迪第一次和罗斯福总统在会上讨论国家大事。

杜瓦父子俩从白宫西翼的入口进去，两人穿过前厅，来到一个宽敞的接待室——伍迪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接待室里的乔安妮·罗赫。

伍迪欣喜地看着乔安妮。乔安妮没有太多变化。她瘦削如初，鼻子坚挺，表情一如既往地冷傲，像个古代王室的公主似的。和以往一样，一套平常衣服在她身上就能显出非凡的效果：这天，她穿着一件深黑色棉麻大衣，戴着黑色宽帽檐的帽子。伍迪暗自庆幸，幸亏早上穿了干净的白衬衫，戴了新的条纹领带，如果邋邋遢遢地出现在她面前，那就太不像样了。

乔安妮见到他似乎也很高兴。“你看上去很棒！”她说，“你在特区工作吗？”

“不过是暑假在父亲的办公室帮帮忙，”他回答，“我还在哈佛读书。”

乔安妮转身对伍迪的父亲谦恭地说：“参议员，下午好！”

“乔安妮，你好！”

伍迪对遇见乔安妮感到非常兴奋。乔安妮还和以前一样迷人。伍迪想使对话继续进行下去：“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国务院工作。”

伍迪点点头。他明白了乔安妮为何对父亲这般敬重。国务院的普通工作人员必须对议员们表示出必要的尊重。伍迪问：“你在国务院干什么啊？”

“我是一位助理的助理。我的上司正和总统在一起，我现在只是打打杂，没法在正式场合抛头露面。”

“你对政治一向很感兴趣。我还记得你在布法罗就私刑的问题和人吵得很厉害。”

“我很怀念布法罗。我们曾经多么快乐啊！”

伍迪想起在帆船俱乐部亲吻乔安妮的事，不自觉地脸红了。

杜瓦参议员说：“请帮我跟你父亲问个好。”他在提醒儿子他们该走了。

伍迪想问乔安妮要个电话号码，没料到乔安妮却先开口了，“伍迪，我想再和你见一面。”她说。

伍迪喜出望外。“当然可以！”

“今晚你有空吗？我和几个朋友要办个鸡尾酒会。”

“当然有空，我一定来！”

乔安妮把地址告诉伍迪，那是离这不远的一幢公寓楼。记下地址以后，他和父亲匆匆地从接待室的另一头走出去。

一个熟识的门卫对格斯点点头，他们进入了另一个接待室。

父亲对他说：“伍迪，除非总统主动和你说话，否则什么话都不要说。”

伍迪试着把思绪集中在即将开始的会议上。欧洲政坛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和平协定。伍迪的父亲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关键人物，罗斯福总统想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格斯还有别的话题想和总统探讨，他想劝罗斯福促成国际联盟重启。

总统很难接受他这个提案。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他们也不怎么喜欢。30年代的历次危机国联都没能很好解决：国联在日本对远东的入侵，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纳粹在欧洲的横行，以及西班牙民主制度被毁等事件中，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格斯决心试一试。伍迪知道这是父亲的一个梦：健全国联这个世界性组织，使其发挥预防战争，解决冲突的功效。

伍迪全然同意父亲的这个观点。他在哈佛的辩论会上就这个话题发表过演讲。当两国有冲突时，最糟的结果才是让两国人民相互杀戮。在他看来这个道理人人都应该明白。“我自然明白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他在辩论中说。“正如我明白醉汉为什么会用拳头打架一样，明白归明白，但不能把这种事合理化。”

见到了乔安妮以后，伍迪发现自己很难把心思放在战争对欧洲的威胁上了。旧情瞬间复燃。他很想再找个机会和乔安妮接吻——也许就在今晚。乔安妮过去就喜欢他，也许现在依然喜欢——不然为何请他参加今晚的聚会呢？1935年，乔安妮拒绝了他，那完全可以理解，那时他们其中一个十八岁，另一个只有十五岁，尽管当时他抗拒着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不过四年过去了，现在两人的年龄差不像之前那样突兀——他和乔安妮差得很多吗？他觉得不会。伍迪在布法罗和哈佛都约会过一些女孩，但他对她们的感情都远不如乔安妮。

“你明白了吗？总统不问你话，就别和他搭话。”父亲说。

伍迪觉得自己很傻。爸爸来白宫是为了向总统提出和平建议的，可他满脑子想的却是亲吻乔安妮。“好的，”他说，“我绝不先开口和总统说话。”

一个四十岁出头、身材苗条的高个女人走进接待室，她看上去自信而从容，很像这里的女主人。伍迪认识她，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秘书玛格丽特·莱汉德，大家都叫她米茜。她脸长，鼻梁很挺，乌黑的头发中已经生出了几缕白发。她热情地对格斯笑着：“参议员，很高兴又见到你了。”

“米茜，最近怎么样？你还记得我儿子伍德罗吗？”

“当然记得，总统正准备见你们。”

大家都知道，米茜对总统很忠诚。华盛顿都在传说，罗斯福总统和她的亲密程度已经超出了一个已婚男士的界限。伍迪从父母背着他们，却被他偶然听见的私房话里得知，罗斯福总统的妻子埃莉诺自从替他生了第六个孩子以后，就没再和他同房了。他们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五年后，总统中风了一次。但中风造成的肢体麻痹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性能力。一个性感的秘书对二十年没和妻子睡觉的男人来说也许是应得的奖赏吧。

米茜带他们经过另一扇门，穿过一道狭窄的走廊，进入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

总统坐在书桌后面，背后是三面巨大的弧形落地窗。百叶窗拉上了，遮住了八月强烈的阳光。伍迪发现总统坐的不是轮椅，而是一把普通的办公椅。总统穿着白色西服，手里正拿着一根烟枪，在抽烟。

总统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英俊了。他的发际线后移，下巴突出，戴着一副使两只眼睛看起来并拢在一起的夹鼻眼镜。但他那温暖的笑容没变。他伸出手，和蔼可亲地说：“格斯，很高兴见到你，进来吧！”

“总统先生，你一定还记得我的大儿子伍德罗吧？”

“当然记得。伍迪，在哈佛过得怎么样？”

“谢谢你，我在哈佛过得很好，我还参加了辩论队。”伍迪知道政客都有认人的本领。不是他们的记忆真的很好，就是秘书们在会见前及时做好了准备。

“我也是在哈佛念的书。坐下吧，你们快坐下吧。”罗斯福从烟枪里拿出抽剩下的烟蒂，摁灭在已经满是烟蒂的烟灰缸里。“格斯，欧洲到底是怎么回事？”

总统肯定很清楚欧洲发生的事，伍迪想。国务院的人肯定就欧洲的形势做过详尽的分析。但总统就是想听一听格斯·杜瓦的分析。

格斯说：“在我看来，德国和苏联还是一对死敌。”

“我们都这么想，但他们为何要签订那样一份协定呢？”

“只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和平而已。斯大林需要时间。他希望建立一支强大的红军，以期在遭到纳粹侵略时可以与之对抗。”

“那另一方呢？”

“希特勒显然对波兰有所图谋。德国媒体铺天盖地都是波兰人欺凌境内讲德语的民众的荒唐故事。希特勒才不会没目的地挑起民族仇恨呢。无论在谋划什么，他肯定不希望苏联挡他的道。于是这份协定便应运而生了。”

“赫尔也这样说，”科德尔·赫尔是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只是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斯大林会任由希特勒为所欲为吗？”

“我想德苏会在接下来几周瓜分德国。”

“那之后呢？”

“几小时前英国和波兰签署了一份新的条约。英国向波兰做出承诺，如果波兰受到攻击，英国就将伸出援手。”

“英国能做些什么呢？”

“先生，他们什么都做不了。英国的陆海空三军对德国入侵波兰根本无能为力。”

“格斯，你觉得我们该做些什么？”总统问。

伍迪知道父亲的机会来了。格斯好不容易才把总统的吸引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少有地得到了参与国政的机会。伍迪优雅地交叉起手指。

格斯的上半身略微朝总统那边倾斜。“我们不想让下一代再像我们一样卷入到战争中去了。”罗斯福的四个儿子都在二三十岁的壮年。伍迪突然明白了父亲带他来的原因——他想让总统想起自己的儿子们。格斯缓缓地说：“我们不能让美国的青年再去欧洲送死，维持世界和平不能光靠美国。我们需要建立一支世界警察。”

“你想怎么样？”罗斯福饶有兴致地问。

“国联不像世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二十年代国联解决了芬兰和瑞典以及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的领土纷争。”格斯扳起指头数起来。“国联制止了希腊和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入侵，劝说希腊撤出了保加利亚，还派出一支维和部队化解哥伦比亚和秘鲁之间的敌对。”

“你说的没错，但30年代……”

“国联没有能力对付法西斯主义的横冲直撞。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我国议会拒绝加入，国联自成立起就能力有限。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游离在国联之外。现在，我们需要由美国所领导的加强版国联。”格斯顿了顿，又说，“总统先生，现在放弃和平还为时尚早。”

伍迪屏住呼吸。罗斯福点了点头。伍迪知道，这是总统的习惯动作，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罗斯福很少在公开场合反对别人的意见。他不喜欢造成对峙的局面。格斯曾经对他说过，你必须千万小心，别把总统的点头视为默认。伍迪没敢看坐在身边的父亲，但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紧张。

总统思考了一会儿，终于发话了：“我想你是对的。”

伍迪按捺住喜悦的心情。总统同意了父亲的提案，真是太了不起了！他看了看格斯。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父亲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他也没想到能这么快说服总统。

格斯想赶紧把自己的提议落实下来。“这样的话，能让我和科德尔·赫尔以此为基础起草一份计划吗？”

“赫尔有好多事要做，你去找韦尔斯吧！”

萨姆纳·韦尔斯是内阁的助理国务卿。他做人浮夸而又野心勃勃，伍迪知道父亲不怎么愿意和这种人合作。但他是罗斯福家的故交——在总统的婚礼上，韦尔斯是新郎新娘的花童。

无论如何，格斯绝不会在这种时候给自己找麻烦。“我会尽力与他合作好的。”他说。

“还有别的事吗？”

总统显然是在给他们下逐客令。格斯站起身，伍迪跟着站了起来。格斯问：“先生，您母亲最近还好吗？我听说她待在法国。”

“昨天她乘船回来了，感谢上帝，她一切都好。”

“这真是太好了！”

“感谢你专程前来，”罗斯福说，“我非常珍视和你的友情。”

格斯说：“您能这样讲，我真的很高兴。”他和总统握了手，伍迪也和总统握了握手。

接着，他们便离开了。

伍迪希望乔安妮还没走，但她已经不见了。

走出白宫的时候，格斯对儿子说：“我们去喝杯庆功酒吧。”

伍迪看了看表，下午五点。“行，我们这就去。”他说。

两人前往第十五大街近第六大街的老埃比特餐馆。餐馆里装饰着彩色玻璃窗，绿色羊绒地毯，大铜灯和打猎的战利品，显得富丽堂皇。这里的客人大多是参议员、众议员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助理、说客及记者们。格斯叫了杯不加冰块的马提尼，为伍迪点了杯啤酒。伍迪笑了：父亲没有替他点马提尼。尽管他不喜欢，但也许他想要一杯呢——虽然在他看来，马提尼和琴酒没有什么区别——伍迪只是希望父亲能问一问他的想法。他举起杯子对父亲说：“你得到了你想要的，祝贺。”

“我这是为了世界和平着想。”

“你的说法很有说服力。”

“罗斯福不会被任何人说服。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知道自己无法尽善尽美。他会挑能够成功的事情去做。新政是他现在的第一要务——让失业者重回工作岗位。他不会做与之相抵触的任何事。如果我的提案惹恼了他的支持者，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份提案。”

“这么说来，我们还是没得到最终的胜利。”

格斯笑了笑。“我们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但你说的也对，我们的确还什么都没得到。”

“很遗憾，总统让韦尔斯跟你搭档。”

“我倒不这么看。萨姆纳的确更有影响力，他和总统比我亲近得多。但萨姆纳是个很难把握的人，很可能把我的提案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伍迪把视线抛向餐厅的另一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猜猜谁来这了，我早该想到他也会来这。”

格斯循着伍迪的视线看了过去。

“你看到吧台边和几个戴帽子的家伙，以及和金发女郎在一起的人了吗？那是格雷格·别斯科夫。”和往常一样，虽然穿着一身很贵的衣服，格雷格看上去却很糟糕——他的丝绸领带很皱，衬衫露在腰带外面，奶白色的裤子上粘着一团烟灰。但他身旁的金发女郎却崇拜地看着他。

“是他啊，”格斯说，“你经常在哈佛见到他吗？”

“他主修物理，但我不大在教授身边看见他——上学对他来说也许过于枯燥了吧。我倒经常在《猩红》报社看到他。”《猩红》是哈佛的校报，伍迪为报纸拍照，格雷格为报纸写专栏。“今年夏天他在国务院当实习生，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估计是新闻办公室，”格斯说，“和他在一起的两个男人是报社的记者。穿棕色西服的是《芝加哥信使报》的记者，抽水烟的是克利夫兰《诚实商人报》的记者。”

伍迪看见格雷格像和老朋友交谈一样和两个记者密谈，他搭着一个人的肩膀凑着对方的耳朵说着什么，然后又拍拍另一个人的背，似乎在表示祝贺。两个记者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放声大笑，似乎真的很喜欢格雷格，伍迪很羡慕格雷格这方面的能力。这对政治家很有用——尽管称不上必须：格斯就没有这种呼风唤雨的能力，但他仍然是美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伍迪说：“不知道他同父异母的姐姐黛西怎么看待这场战争。黛西现在在伦敦，她嫁给了一位英国的贵族。”

“准确地说，她嫁给了菲茨赫伯特伯爵的儿子，我和菲茨赫伯特伯爵恰好非常熟悉。”

“布法罗的所有女孩都妒忌她，国王参加了她的婚礼。”

“我还认识菲茨赫伯特的妹妹茉黛——茉黛是个真正完美的女人。她嫁给了德国人沃尔特·冯·乌尔里奇。如果不是沃尔特捷足先登的话，我本有机会把茉黛娶到手的。”

伍迪惊讶地竖起了眉毛，格斯很少这样说话。

“当然，那是我和你妈妈相爱以前的事了。”

“那是当然。”伍迪微微一笑。

“希特勒取缔社会民主党以后，我就再没有沃尔特和茉黛的消息了。希望他们都好。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伍迪发现战争的话题把父亲拖入回忆之中。“至少美国不会参战。”

“上次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格斯转变了话题，“最近你有你弟弟的消息吗？”

伍迪叹了口气说：“爸爸，他不肯改主意。他不想读哈佛或其他任何大学。”

这是杜瓦家的一个难题。查克说，满了十八岁他就要加入海军。没有大学学位的他只能是一个普通士兵，没机会当上将校。地位显赫的杜瓦夫妇对此非常失望。

“妈的，这小子完全考得上大学。”格斯说。

“国际象棋我就下不过他。”

“我也一样。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他不爱学习，他只爱划船。他满心想的都是出海游玩。”说完这句话，伍迪低头看了看表。

“别顾忌我，快去约会吧。”格斯说。

“我还不急——”

“快去吧。她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姑娘。赶紧走啊！”

伍迪笑了。父亲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人。“爸爸，谢谢你。”说完他站起身。

格雷格·别斯科夫正巧也在这时离开，和伍迪并肩离开餐馆。“伍迪，你还好吗？”格雷格和蔼地问，走出餐馆以后，两人又恰巧走向同一个方向。

伍迪曾经想为格雷格在戴夫·罗赫事件中的不光彩表现好好教训他一顿。但时间已经平息了他的怒气，事实上该为那事负责的是列夫·别斯科夫，而不是当时年仅十五岁的格雷格。尽管这样，伍迪还是不想对他客气。“我很喜欢华盛顿，”他沿着眼前这条宽阔的巴黎式大街往前走，“你呢？”

“我也很喜欢。另外，他们很快就对我的名字不再惊讶了。”看到伍迪探询的目光，格雷格说：“国务院里尽是些名叫史密斯、法贝尔、扬森、麦卡利斯特的人，名字和我类似的科辛斯基、科亨、帕帕多普洛斯几乎找不出一个。”

伍迪意识到格雷格说得没错。美国政府由极小的精英团体组成。以前他为什么没意识到呢？也许是因为学校、教堂、哈佛大学也都是这样，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吧！

格雷格说：“不过他们很开明，让我这样一个能说流利俄语的富家子弟加入到他们中间。”

这话听上去是在炫耀，但伍迪从格雷格的口吻里听到了怨气，看来格雷格在国务院也遭了不少罪。

“他们觉得我父亲是个强盗，”格雷格说，“但他们不怎么在意，大多数富人的祖上都有一个强盗。”

“你好像不怎么喜欢华盛顿啊！”

“正相反，我不会去任何其他地方。这里是美国的权力中心。”

伍迪觉得格雷格很傲慢。“我来这是因为这里有我想做的事，能创造出我所期待的变化。”

格雷格笑了：“那还不是和我一样——你想要的也是权力吧。”

“嗯。”伍迪其实并没有这么想过。

格雷格问：“你觉得欧洲会发生战争吗？”

“你在国务院当实习生，这事应该比我更清楚！”

“这话不错，但我实习的地方是新闻办公室，那里只有提供给记者的胡编乱造。我知道的事情并不比你多。”

“我也不怎么清楚。我刚才去见了总统，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也不太清楚。”

“我姐姐黛西就在欧洲。”

格雷格的语气变了，看来他是真的在为姐姐担心。伍迪连忙安慰他：“嗯，我知道。”

“如果战争中发生轰炸的话，妇女和儿童也很难幸免。你觉得德国会轰炸伦敦吗？”

伍迪只能诚实回答：“我想他们会的。”

“我希望她能回来。”

“也许不会发生战争。去年，战争一触即发时，英国首相张伯伦 【17】 就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与希特勒达成了协议。”

“最后关头的叛卖。”

“是的，他同样也会在最后关头抛弃波兰——只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格雷格沉重地点了点头，然后换了话题：“你要去哪儿？”

“去乔安妮·罗赫的公寓，她晚上要办个聚会。”

“我听说了。我认识她的一个室友。不过她没有邀请我去，原因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她住的房子——哦，我的天哪！”格雷格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脚步。

伍迪也站定下来。格雷格正呆呆地望着前面。循着他的视线，伍迪看见一个漂亮的黑人姑娘正在第五大街上行走。她和他们年纪相当，嘴唇肉感诱人，让人有想亲的冲动。她穿着一身女佣的朴素黑裙，但头上的俏皮小帽和脚上的漂亮靴子给人一种时髦的感觉。

她也看见了他们两个，和格雷格双目对视了一会以后，她马上转开了视线。

格雷格说：“杰姬？你是杰姬·杰克斯吗？”

女孩没有理他，而是沿着街面继续朝前走，但伍迪看得出她内心很痛苦。

格雷格说：“杰姬，是我，格雷格·别斯科夫！”

杰姬——如果真是她的话——没有答话，但她看上去几乎要哭了。

“杰姬——或许叫你的真名玛贝尔会好一点。你应该认识我的啊！”站在人行道中间的格雷格张开手臂，做出恳求的手势。

女孩绕过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看他，然后继续朝前走。

格雷格转过身。“等一等！”他冲着她的背影大喊，“四年前你突然不告而别——你还欠我一个解释！”

平时的格雷格可从不这样，伍迪想。在高中和哈佛大学，格雷格面对女孩都从容自如。现在他的样子却非常灰心：茫然，痛苦，几乎要绝望了。

四年前，伍迪似乎想起了什么。这女孩就是丑闻的女主角吗？丑闻就是发生在华盛顿。这个女孩无疑就住在这里。

格雷格奔跑着追了上去。一辆出租车停在街角，一个穿着无尾礼服的男人下了车，站在路沿上把车费递给出租车司机。杰姬跳上车，使劲关上了门。

格雷格跑到车窗边，隔着车窗对女孩说：“和我谈谈，可以吗？”

穿着晚礼服的男人对司机说：“钱不用找了，”接着便离开了。

出租车开走了，格雷格怔怔地看着女孩渐渐远去。

格雷格缓缓地走回到伍迪站着的地方。“我真的闹不明白。”他说。

伍迪说：“她看起来吓得不轻。”

“她害怕什么？我从没有给她带来过任何伤害。我爱她还来不及呢！”

“我想她是在害怕一些别的事情。”

格雷格似乎想使自己振作起来。“对不起，”他说，“这和你无关，抱歉朝你发脾气了！”

“没关系。”

格雷格指着几步之外的一幢公寓。“乔安妮就住在那里，”他说，“祝你玩得高兴。”然后就走开了。

伍迪带着困惑的心情走到乔安妮住的公寓门口。他很快忘了格雷格的情事，想起自己和乔安妮的事情来。乔安妮还喜欢他吗？今晚也许还不能接吻，但至少可以提出约会。

这是幢没有配备门卫和行李搬运工的普通公寓。大堂里的住客单上显示罗赫和斯图亚特以及费舍尔住在一起，斯图亚特和费舍尔可能是与乔安妮共用一套公寓的两个姑娘。上了楼梯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没带礼物——他原本应该带糖果或花束过来的。他琢磨着是不是要回去买些东西，但又觉得随意些会比较好。他按响了门铃。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打开了门。

伍迪说：“你好，我是——”

“进来吧，”她没听他的名字就交代起来，“饮料在厨房里，食物在客厅桌子上，不过我想已经不多了。”说完她转身就走，显然是觉得这样的招待已经足够了。

狭小的房间里到处是吸烟喝酒的人，他们的大嗓门超过了留声机里的乐声。乔安妮先前对他说“几个朋友”，但围在咖啡桌前讨论欧洲危机的至少有八到十个年轻人。他有点失望：公寓里这么多人，让他很难有机会向乔安妮展示自己的成熟。

他四处查看，寻找着乔安妮。他比这里的大多数人都高大，视线越过这些人的头顶寻找着，但哪里都没有乔安妮的踪影。他拨开人群，这时，一个棕色眼睛的丰满姑娘过来和他搭话：“高个儿，你好，我是戴安娜·塔夫娜。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找乔安妮。”他说。

她耸了耸肩。“祝你好运。”说着便走开了。

他走进厨房。噪声小了一点，但乔安妮并不在厨房里。他想，既然来了，就先在这里喝一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宽肩膀男人正在摇鸡尾酒调制壶。他穿着褐色西装，淡蓝色衬衫，戴着一条深蓝色领带，他不像是个酒保，倒像是这里的主人。“威士忌在那儿，”他对厨房里的另一位客人说，“你自己去拿，我在为想喝鸡尾酒的客人调制马提尼。”

伍迪问他：“这里有波本酒吗？”

“给你，”男人递给他一瓶，“我是贝克斯福特·罗斯。”

“我是伍迪·杜瓦。”伍迪拿了个杯子，给自己倒了杯波本。

“冰桶里有冰。”贝克斯福特说，“伍迪，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参议院的实习生，你呢？”

“我在国务院主管意大利科的事务。”贝克斯福特开始把调制好的马提尼分发给众人。

显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伍迪想。这个男人的过分自信让他有一丝恼怒。“我在找乔安妮。”

“她应该就在附近。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伍迪觉得这方面他可以高贝克斯福特一筹。“哦，我们是老朋友了，”他轻飘飘地说，“事实上我很小就认识她了，我们在布法罗是青梅竹马。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贝克斯福特抿了口马提尼，满意地叹了口气，上下打量着伍迪。“我和乔安妮认识的时间可能没你长，”他说，“但我想，我肯定比你更了解她。”

“怎么会呢？”

“我准备娶她。”

伍迪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你俩要结婚了？”

“没错。是不是非常棒？”

伍迪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乔安妮知道吗？”

贝克斯福特笑了，他同情地拍了拍伍迪的肩膀。“她当然知道，并同意和我结婚，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

贝克斯福特显然猜到了伍迪对乔安妮的感情，伍迪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祝你们幸福。”他无精打采地说。

“谢谢你，现在我必须去招呼其他客人了。伍迪，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贝克斯福特离开了。

伍迪放下手中没喝的酒。“该死。”他轻声骂了句，然后离开了公寓。

九月第一天，柏林又闷又热。一身是汗的卡拉·冯·乌尔里希在烦躁中醒来，被单在半夜里因为热早已被她踢掉了。她透过卧室的窗往外看，低空中密布的云层像个罐头盖一样把柏林封得密不透风。

这天对她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能决定她的人生走向。

她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她和妈妈一样具有菲茨赫伯特家的黑头发和绿眼睛。卡拉比方脸的母亲漂亮。茉黛称不上漂亮，但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两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卡拉的母亲能让遇到的每个男人都爱上她。卡拉却恰恰相反，循规蹈矩，根本不懂得调情。她知道许多其他十八岁女孩吸引男人的招数——媚笑，弄紧上衣凸显她们的胸部，挽起头发，把睫毛弄得很长——但卡拉觉得那样会让她很不好意思。茉黛当然不会像无知女孩那么张扬，但那些男人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她吸引。

今天卡拉更不想表现得过于性感。相反，她想给人留下聪明、能干和感性的印象。她穿了一条长到小腿的栗色裙子，脚上穿着便鞋，扎了两根女仆式的小辫。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标准的德国女学生：保守，平淡，一点都不招摇。

家人醒来以前，她就穿好了衣服，然后帮厨房里的女仆艾达准备好了早饭。

接着，卡拉的哥哥埃里克也下楼来了。埃里克这年十九岁，和希特勒一样留着修剪好的黑色小胡子，他支持纳粹，这种态度激怒了家里所有人。他和最好的朋友，纳粹党人赫尔曼·布劳恩一样，在柏林夏洛蒂医科大学就读。冯·乌尔里希夫妇付不起他的学费，但他获得了大学提供的奖学金。

卡拉向夏洛蒂医科大学申请了同样类型的奖学金。这天，校方将对她进行面试。如果顺利通过的话，她就能进入夏洛蒂医科大学就读，进而成为一名医生，如果失败了……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纳粹的掌权毁了乌尔里希夫妇的生活。沃尔特不再是德国议会的议员，在社会民主党和纳粹党之外所有其他政党被宣布为非法后，他失去了工作。沃尔特只有从政和外交方面的经验，其他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他靠给有几个朋友的英国大使馆翻译些德国报纸上的文章勉强挣几个钱。茉黛原先是左翼杂志的知名记者，但德国的所有报纸杂志早就禁止刊登她的文章了。

卡拉对家里的近况感到心碎。她深爱着这个包括女仆艾达在内的家，尤其对以前在政治上充满干劲，现在却失意潦倒的父亲感到悲伤。让人痛心的还有母亲茉黛，这个战前的英国女权领袖如今却要为挣几个马克教钢琴课。

但沃尔特和茉黛说，只要孩子们能过上快乐有意义的生活，他们什么都可以忍受。

卡拉和父母一样，都想当然地抱着致力于使世界更美好的想法，她不知道自己会像父亲那样从政还是像母亲那样当个记者，但这两样至少现在都行不通。

在无情暴戾的政府统治下，卡拉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哥哥的专业给了她启示。排除政治的因素，医生这个职业无疑能让世界更加美好。于是她打定主意要上医学院。她比班上的其他女孩都用功，每门课的成绩都是第一，科学这门课更是把其他所有人甩了一大截。她比埃里克更有资格获得奖学金。

“我们年级没有一个女孩。”埃里克气鼓鼓地说。卡拉知道埃里克不想看到她紧随他的脚步也上医学院。尽管政见不一，但沃尔特和茉黛都为他的成绩而骄傲。埃里克很可能是怕被卡拉超越了。

卡拉说：“我所有科目的成绩都比你当初好：生物、化学、数学……”

“是、是、是，我知道。”

“更主要的是，女生也能获得这项奖学金——我查过了。”

母亲穿着细腰上绕了两圈腰带的灰色波纺绸睡袍走过来，加入他们的对话。“有规矩就得遵守，”她说，“毕竟这是有法可依的德国。”茉黛说她喜欢这个自己入籍的国家，也许她说的是真心话。但纳粹掌权以后她的冷嘲热讽可真是不少。

卡拉把面包在混浊的咖啡里浸了浸。“妈妈，如果英国向德国发起进攻，你会感觉如何？”

“和上次一样感觉很不好，”茉黛回答，“我和你们的父亲在上次大战开始前结了婚，四年里的每一天我都在担心他会不会死在战场上。”

埃里克挑衅地问：“但你会站在哪边呢？”

“我是德国人，”茉黛说，“无论好坏我都已经嫁过来了。当然，嫁给你父亲时我们没想到现在上台的纳粹会如此暴虐。没人能料到。”埃里克抗议了两句，茉黛没去理他，“但婚约就是婚约，不管怎么样，爱你爸爸就意味着也要爱这个国家。”

卡拉说：“我们至少还没有开战。”

“暂时还没有，”茉黛说，“如果波兰人有理智的话，他们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屈服于希特勒的恫吓。”

“他们应该投降，”埃里克说，“德国非常强大，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可以予取予求。”

茉黛揉了揉眼皮。“愿上帝保佑我们！”

屋外响了声汽车喇叭。卡拉笑了。一分钟以后，她的闺密弗里达·弗兰克走进厨房。她将陪卡拉去面试现场，给予卡拉精神上的支持。弗里达和卡拉一样穿着普通的学生装，但和卡拉不同的是，她有一衣柜时尚的女装。

弗里达的哥哥沃纳跟在她后面走了进来。卡拉觉得沃纳看上去棒极了。和其他徒有外表的男孩不一样，沃纳有思想有操守。他一度非常左倾，但那段热血澎湃的生活早就过去了，现在他根本不问政治。他有很多漂亮时尚的女朋友。如果卡拉知道如何取悦他，她一定会设法接近他。

茉黛说：“沃纳，给你来点咖啡吧，不过我们家的是冲调咖啡，没有你们家的咖啡香。”

“冯·乌尔里希夫人，要不要我从厨房里给您偷点带过来？”沃纳问，“您值得喝上更好的咖啡。”

茉黛有点脸红了。卡拉很受刺激，四十八岁的母亲对沃纳来说，依然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沃纳看了看腕上的金表。“我必须走了，”他说，“空军部这些天几乎忙疯了。”

弗里达说：“谢谢你让我搭便车。”

卡拉问弗里达：“等等——你坐沃纳的车过来，那你的自行车在哪？”

“就在外面，我把自行车绑在汽车后背上了。”

两个女孩参加了水星自行车俱乐部，到哪儿都骑车。

沃纳说：“卡拉，祝你面试顺利。大伙，再见了！”

卡拉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最后那点面包。准备出门时，父亲下楼了。他没有刮胡须，也没有打领带。卡拉小的时候，沃尔特很壮实，但现在他非常消瘦。他深情地吻了吻卡拉。

母亲说：“我们还没听新闻呢。”说着，她打开了架子上的收音机。

伴着收音机嘈杂的开机声，卡拉和弗里达出了门，因此她们没听见这一天的新闻。

大学医院就在冯·乌尔里希家住的市中心米特老城区，因此卡拉和弗里达只骑了很短的一段路。卡拉开始紧张。周围汽车的尾气让她想吐，她觉得刚才如果没吃那顿早饭就好了。她们很快到了20年代新建的医院，找到了负责推荐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拜尔教授的办公室。一个傲慢的秘书告诉她们来早了，让她们坐着等会儿。

卡拉后悔没戴上帽子和手套，那样能让她显得老成一些，可以被患者所信赖。秘书或许会对戴帽子的女孩更礼貌些。

等待的时间很长，但秘书说教授可以见她的时候，卡拉却仍然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

弗里达小声对她说：“祝你好运。”

卡拉走进拜尔教授的办公室。

拜尔教授是个四十多岁的瘦子，嘴唇上留着灰白的胡须。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灰色的西装外面套了件褐色的大衣。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和希特勒握手的照片。

他没有和卡拉寒暄，一上来就大声问：“什么是虚数？”

卡拉被教授的唐突惊呆了，不过还好这只是个简单的问题。“是个负实数的平方根，比如说负一的平方根，”她声音颤抖着说。“它不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数值，但可以用于计算。”

教授似乎有些吃惊。也许他原本想给卡拉来个下马威的。“回答正确，”他犹豫了一下以后说。

她看了看四周。办公室里没有别的凳子。教授要她一直站着回答问题吗？

教授又问了卡拉几个生物和化学方面的问题，她都轻松地答上了。她慢慢放松下来。这时他突然问：“你晕血吗？”

“不晕血，先生。”

“啊哈！”他得意洋洋地说，“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十一岁时接生过一个婴儿，”她说，“那场面很血腥。”

“你应该去找个医生！”

“我叫人去找了，”她争辩道，“但孩子没等医生来就生了。”

“嗯，”教授站了起来，“在这儿等着。”说完便离开了。

卡拉站在教授让她站的地方。她本以为会接受严格的测试，但到现在她都应答如流。很幸运，她已经习惯和各个阶层的男男女女进行这种你问我答的交流，冯·乌尔里希家经常进行这种针锋相对的谈话。从记事起，卡拉已经与父母和兄长进行过不下千次这样的对谈了。

拜尔教授离开了好几分钟。他去干什么了？他去找同事来见这个天赋异禀的女学生了吗？她似乎想得太多了。

卡拉想拿拜尔教授架子上的书来看，但她害怕触怒拜尔教授，于是只好干站着。

十分钟后，拜尔教授拿着一包烟回来了。让她干站了十来分钟就是为了去买包烟吗？这难道是另一种测试？她生起气来。

他慢慢点起烟，似乎想借此集中注意力似的。他吐了口烟：“作为一个女人，你准备如何诊治一个下体感染的男人？”

卡拉很尴尬，她感觉自己脸红了。她从没和哪个男人谈过下体的事情。但她很明白，如果想成为一个医生的话，在这种时候就要强势一些。“我会像您这样的男医生一样，治疗一个下体感染的男病人。”她说。拜尔教授面露惊色，卡拉心想自己是不是太放肆了。她急忙补充道：“我会仔细检查受感染的区域，弄清感染的实际情况，可能会用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但我必须承认，高中生物课可没教这些内容。”

拜尔教授疑惑地问：“你见过裸体男人吗？”

“见过。”

他似乎要发怒了。“可你还是个大姑娘啊！”

“爷爷快死的时候，他卧床不起，又大小便失禁。我和妈妈帮他整理——爷爷太重了，妈妈一个人对付不了。”她挤出笑容，“这种事只能由我们女人来做。博士，你应该知道，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不管是病人还是残疾人，照顾他们的都是我们女人。我们已经习惯了。只有男人才会觉得这种事令人尴尬。”

尽管她对答如流，拜尔博士的表情却越来越难看。到底是哪里不对？如果卡拉被拜尔博士的问题吓到而做出愚蠢回答的话，他应该得意才对啊！

他把烟蒂放在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恐怕你不适合拿到这份奖学金。”他说。

卡拉惊呆了。她失败了吗？每道题她都答对了啊！“为什么不适合？”她问，“我的这些回答都对啊。”

“你根本不像个女人，竟然毫无顾忌地谈论男人的下体！”

“这个话题是你挑起来的！我只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你显然是在没有教养的环境里长大的，你家大人竟然让你看男性长辈的裸体。”

“你觉得男人会帮老人换尿片吗？我倒想看看你换尿片的样子。”

“最糟的就是你这种目无尊长的态度。”

“这种具有冲击性的问题是你问出来的。如果我应对软弱的话，你会说我不够坚强，不能成为医生——是吗？”

拜尔博士一时间无话可说了，卡拉意识到自己点中了他的心思。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说着她朝门口走去。

“结婚去吧，”他说，“为元首生上许多许多孩子。女人本来就应该承担这种责任。尽你的本分去！”

卡拉走出拜尔博士的办公室，狠狠摔上了门。

弗里达吃惊地抬起头：“怎么了？”

卡拉一语不发地向大楼出口走去。她看了秘书一眼，秘书面露喜色，显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卡拉对她说：“老娘们，省省你脸上的假笑吧。”看到秘书又惊又怕的神色，她稍稍感到了一丝安慰。

走出大楼以后，卡拉对弗里达说：“因为我是女人，他根本没打算推荐我拿奖学金。我的成绩再好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这么多年，我算是白学了。”她大哭起来。

弗里达紧紧搂住她。

片刻后她感觉好了些。“我才不为该死的元首去生孩子呢。”她小声说。

“你说什么？”

“我们回家吧，回家后我再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她们骑上了自行车。

街上的气氛很奇怪，不过卡拉沉浸在自己的伤心事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们集中在高音喇叭周围，似乎在等待收听希特勒在国会大厦被烧以后时常在国家大剧院发表的演讲。元首兴许又要发表演讲了吧。

回到冯·乌尔里希家以后，卡拉发现父母仍然待在客厅里，父亲皱着眉专注地听着收音机。

“他们刷下我了，”卡拉说，“医学院的入学规则写得天花乱坠，但他们根本不想招收女生。”

“卡拉，我很为你难过。”茉黛说。

“收音机里说了些什么？”

“你没听到？”茉黛说，“今天早上，德国入侵了波兰。我们开战了。”

伦敦的社交季已经结束，但因为欧洲正处于危机之中，大多数人都留在城里。通常在每年这个时间休假的议院被特地召集在一起。但没人举办聚会，没人举办舞会，皇室也没有任何招待会。在黛西看来，这和大冬天去海边度假地没什么两样。这天是星期六，可她却得去公公菲茨赫伯特伯爵的家里吃晚饭。还有什么比跟两个长辈待在一起更无趣吗？

黛西坐在梳妆台前，穿着青黛色的丝绸晚礼服，V领，细褶裙摆。她在头上插了丝绢花，脖子里戴着钻石项链。

丈夫博伊已经在梳妆室里穿好了衣服。黛西很高兴他在家里。博伊经常在外过夜。尽管他们同居一室，但很多时候她一整天都看不到博伊。至少今晚他在家。

黛西手里拿着母亲从布法罗寄来的信。奥尔加从女儿的家信中察觉了黛西婚后的种种不快，她的直觉一向非常准。“我只希望你能高兴点，”她在信中写道，“因此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要这么快就放弃。总有一天你会成为菲茨赫伯特伯爵夫人，如果生了儿子的话，你儿子以后会成为伯爵。如果仅仅因为丈夫对你关注不够就放弃这段婚姻的话，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母亲也许说得没错。这三年来，人们见到她就叫她“尊敬的夫人”。像吸烟时吐烟圈一样，每次听见人们这么称呼自己，黛西都会感到一阵快意。

不过博伊似乎认为婚姻对生活没什么影响。他和好哥们儿一起过夜，到全国各地参加赛马比赛，很少告诉黛西自己要去哪里。黛西觉得在某个聚会上和丈夫不期而遇会让她很尴尬。但让她去问博伊的贴身男仆丈夫去了哪，那又未免太掉价了。

博伊能逐渐成长，开始有丈夫的样子吗？难道他会一直这样下去吗？

博伊把头凑了过来。“黛西，快走吧，我们要迟到了。”

她把母亲的信放在抽屉里，锁上抽屉，然后走出了梳妆室。博伊穿着呢外套等在门厅里。菲茨稍微做了点让步，同意他们穿着不那么正式的外套回家吃饭。

他们可以走去父母的家。但这天下着雨，博伊把车开了出来。这是辆奶白色宾利，博伊和他父亲一样喜欢漂亮车。

伦敦已经在进行着战争的准备。在两千英尺的高空，军方放了不少阻拦战斗机的探空气球。就算探空气球被敌人破坏，重要建筑物外面还垒上了层层的沙袋。因为前一天开始的灯火管制，人行道的边沿都被刷成了白色，以利夜间开车的司机。大树、雕像和人行道上其他容易引发事故的障碍物也都被刷上了白色的条杠，防止夜间行路的人不慎撞上。

碧公主跟博伊和黛西打了声招呼。五十岁的碧身材浑圆，但却喜欢穿着一身少女装。她穿着一件镶有玻璃小珠和亮片的夜礼服。碧从没讲过黛西父亲婚礼上提到的那件事，不过现在她再也不暗示黛西出身低微了，虽然不是十分热情，但陪着小心跟她说话。黛西同样也很小心，如同对待精神不稳定的老伯母一样对待自己的婆婆。

博伊的弟弟安迪已经到了。他和梅尔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据黛西观察，梅尔很快就要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了。

博伊自然想要个男孩以承袭他的爵位和财产，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黛西还没成功怀孕。这是个让人心酸的事实，安迪和梅尔接二连三地怀孕让他更显得尴尬。如果博伊不是经常流连在外的话，黛西怀孕的几率无疑会更高一点。

黛西很高兴看到伊娃·穆雷——不过伊娃的丈夫没来：吉米是个少校，没法离开连队。这个时候大多数士兵都在营房里，军官得和他们待在一起。因为梅尔嫁给了安迪，作为梅尔的嫂子，伊娃也成了菲茨赫伯特大家庭的一员。博伊只能放下对犹太人的偏见，对伊娃以礼相待。

伊娃和三年前刚嫁给吉米时一样，与他相敬如宾。这三年里，他们也生了两个孩子。不过这天晚上，伊娃神色忧虑，黛西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父母都好吗？”黛西问。

“他们无法离开德国，”伊娃痛苦地说，“德国政府不给他们出境签证。”

“我公公能帮得上忙吗？”

“他已经试过了。”

“德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

“我父母不是特例。和他们相同境遇的有好几千人，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能拿到出境签证。”

“我为你感到难过。”黛西不只是难过，她更为先前和博伊对法西斯的支持感到尴尬。她的疑虑随着法西斯主义在英国内外的愈发暴戾而越发浓厚。当公公明确表示他为儿子儿媳加入法西斯运动感到羞耻，要他们尽快脱离莫斯利一党的时候，黛西一下子松了口气。现在她只觉得当初真是太傻了。

博伊可从来没感到过后悔，他仍然觉得优越的白种人是上帝指派统治欧洲的，但他觉得法西斯专政不是那么实际。尽管对英国式民主感到恼火，但他不支持践踏民主。

他们早早地坐在餐桌前。“七点半，内维尔将在下院发表声明。”菲茨说。内维尔·张伯伦是现在的英国首相。“我应该到旁听席去旁听一下，也许得在吃甜点前离开。”

安迪问他：“爸爸，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我真不知道，”菲茨略显夸张地说，“我们都想避免一场战争，但重要的是不能给外界一种优柔寡断的印象。”

黛西很惊讶：菲茨是个忠诚的人，很少在众人面前批评自己的同僚，即便像现在这样拐弯抹角都很少。

碧公主说：“如果打仗的话，我就住到泰-格温去。”

菲茨摇了摇头：“一旦打仗，政府就会把宽敞些的乡村别墅征为军用，以备不时之需。作为政府官员，我必须率先垂范。我也许会把别墅借给威尔士步枪营作为训练中心，也许会把它改成伤兵医院。”

碧生气了：“那是我们家的别墅！”

“我们可以留下别墅的一小部分私用。”

“我是个公主——我才不要只住一小部分呢！”

“虽然小但也会很舒适。我们可以把餐具室作为厨房，把平时吃早饭的小房间作为餐厅，再留下三四个小客房作为卧室。”

“这叫舒适吗？”碧像难以忍受的东西放在眼前一样神情不悦，但她也没多说什么。

安迪说：“我和博伊可能会加入威尔士步枪营。”

梅尔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悲鸣。

博伊说：“我会加入空军。”

菲茨惊呆了。“你不能加入空军，阿伯罗温子爵必须加入威尔士步枪营。”

“步枪营又没战斗机。下一次战争将是空中大战。皇家空军一定急缺飞行员，我已经飞了好几年了。”

菲茨想说服他，但这时管家进来了：“伯爵阁下，车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菲茨看了看壁炉架上的钟。“糟了，我要迟了，格罗特，谢谢你，”接着他对博伊说，“下最终决定前，我还要找你再谈谈，你的想法是不对的。”

“那好吧，爸爸。”

菲茨转身对碧公主说：“抱歉，亲爱的，我不能等用餐结束再走。”

“没事，你快去吧。”碧公主说。

菲茨从餐桌边站起身，走到门旁。黛西发现他的脚有点跛，这是上一次战争留给他的残酷记号。

饭桌上的时间非常无趣，所有人都在暗自猜测首相会不会对德宣战。

女士们起身离开的时候，梅尔让安迪扶着她的手臂送她回房。安迪向留在餐厅没走的博伊夫妇打了声招呼：“最近她的身体很虚。”这是对妻子怀孕的一种比喻说法。

博伊说：“我也希望妻子的身体能虚起来。”

这句暗讽让黛西的脸涨得通红。她忍住不去反驳，但马上又责问自己为什么要让丈夫欺到头上。“博伊，你没听足球运动员是怎么说的吗？”最后她还是忍不住发火了，“踢球可得往门里射啊！”

这下轮到博伊脸红了。“你怎么敢这么说！”他怒气冲冲。

安迪笑了：“哥哥，这是你自找的。”

碧开口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博伊、安迪，你们等女士们走了以后再说这种没品的笑话吧。”她一阵风似的离开了房间。

黛西跟着碧走出餐厅，但她和其他女眷在楼梯口分别，径直走上了二楼。她正在气头上，想一个人待会儿。博伊怎么能这么说？他真的以为不能怀孕是她的错吗？很可能是他的原因。也许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故意在人前把责任推给她，以免别人以为他不行。但无论如何，这种事都不能在大庭广众下讨论。

她走进博伊原先的房间。婚后因为自家房子装修的原因，他们在博伊婚前睡的这个屋子住了三个月。除了这间房以外，隔壁的房间也归他们用，不过那时他们晚上总睡在一起。

她走进门，打开房间里的灯。令人吃惊的是，博伊似乎根本没搬离这里。洗脸台上放着剃须刀，床头柜上放着《飞行》杂志。黛西打开抽屉，看到一罐博伊每天早饭前必吃的护肝片。醉得不省人事难以面对妻子的时候，博伊难道都会躲到这儿来吗？

下面一层抽屉锁上了，但黛西知道博伊把钥匙放在壁炉架上的一个小罐子里。黛西理所当然地打开了抽屉：在她看来，夫妻间应该没有任何秘密。

她先看到了一本满是裸体女人照片的杂志。在画像和艺术照里，女人们都会对身体的敏感部位半遮半掩，但这些女人恰恰相反：她们不仅脱去了内裤和胸罩，连阴部也打开给人看。如果有人闯进来发现黛西在看这本书，她会装得非常震惊，但其实她非常喜欢这本杂志。她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完了整本书，拿自己和书上的那些女人比较：乳房的大小和形状，阴毛的数量，性器官的外观，等等。女人的身体真是一座探之不尽的宝库啊！

那些照片里，有些女孩在自慰，或装出自慰的样子来。其中两个女孩在互相挑逗。男人会喜欢这些照片，黛西不觉得奇怪。

她觉得自己像个偷窥者。这让她想起了结婚前在泰-格温潜入博伊房间的陈年往事。那次潜入之后，她急切地想多了解博伊一些，想与钟爱的他更加亲近，使他成为自己的丈夫。现在她又在干什么呢？窥探似乎不再爱着自己的丈夫，难道是为了弄清自己失败的理由吗？

杂志底下有个棕黄色的纸袋。纸袋里有几个写有红字的白封套。黛西看了看这几行红字：

商标认证

塞维斯普

注意

本品敏感

请勿将封套和内容物放在公共场所

英国制造

成分：硅胶

任何季节都适用

黛西不明白这几行字是什么意思，说明中没写清封套里放着什么。于是她打开了封套。

封套里放着几个橡胶套。她展开橡胶套。橡胶套形状像个管子，一头封着口。她很快就明白这是什么了。

以前她从没见过这种东西的实物，但听很多人说起过。美国人叫它“特洛伊木马”，英国人称之为“宝宝杀手”。它的学名是避孕套，用途是帮助女性避免怀孕。

丈夫为什么会有一包避孕套？只会有一种可能：避孕套是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时用的。

黛西真想放声大哭。她给了博伊他想要的一切。黛西从没以累为理由拒绝和博伊做爱——哪怕她真的很累——也没有推挡过他玩的那些花样。只要博伊想要，她甚至愿意摆出那本杂志里的姿势。

她做错什么了吗？

黛西决定好好问问他。

悲伤很快转变成为愤怒。她站了起来，想把封套里的东西带到餐厅，和他对质一番。这种时候为何还要保全他的面子呢？

这时，博伊走了进来。

“我从过道里就看见这里亮着灯，”博伊说，“你在我的房间里干什么？”他看着打开的床头柜抽屉，“你竟然敢偷窥我的隐私！”

“我怀疑你不忠，”她拿起避孕套，“我猜得没错。”

“该死的偷窥狂！”

“该死的通奸犯！”

他举起手：“我会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丈夫一样打你。”

黛西从壁炉架上拿起一个沉重的烛台。“有种你就试试，我会像一个20世纪的妻子那样还击。”

“太荒唐了。”博伊重重地坐进门边的椅子里，似乎受到了重挫。

他的失意消散了黛西的怒意，她悲从中来，颓然地坐在床上。不过她还是很好奇：“那个女人是谁？”

他摇摇头说：“跟你没关系。”

“我就是想知道！”

他不安地在椅子里蠕动着身体。“真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非常重要。”博伊看起来会和盘托出的。

博伊没敢看黛西的眼睛：“你以前不会认识，将来也永远不会认识。总之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是妓女吗？”

他被这句话惹恼了：“当然不是。”

黛西故意气他：“你给她钱了吗？”

“没，哦，给了些。”他显然耻于承认给钱的事实，“我给了些零花钱。那和付钱嫖妓是两码事。”

“如果她不是个妓女，那你为什么还要付钱呢？”

“付钱是因为我不想让她们见别的男人。”

“她们？你有好几个情妇吗？”

“没，我只有两个。她们是住在阿尔德盖特的一对母女。”

“什么？你不是认真的吧？”

“有一天，乔妮……法语里的说法是‘见红 【18】 ’。”

“我们美国女孩说那是‘诅咒 【19】 ’。”

“于是珀尔就……”

“做她的替补吗？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肮脏的解决方式。于是你就跟她们两个都睡了吗？”

“是的。”

黛西想起那本满是不堪照片的杂志，突然想到了一种邪恶的可能。她必须把这事搞搞清楚。“你和母女俩同时上床过吗？”

“有过几次。”

“真恶心。”

“别担心会得病，”博伊指着她手中的避孕套说，“这东西预防感染。”

“你这么为我考虑，我真是太感动了。”

“你应该知道，大多数男人都会在外面寻欢作乐。至少，上层阶级的大多数男人都是这样的。”

“才不是呢。”但她马上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除了黛西的母亲和情人玛伽外，列夫又找了新欢格拉迪丝·安格鲁斯。

博伊说：“我爸爸就很不安分，到处都有他的狗崽子。”

“我才不信呢，他对你妈妈很忠诚。”

“他至少有一个私生子。”

“在哪儿？”

“我不知道。”

“那还说什么‘至少’？”

“我听他和本·韦斯特安普敦吹过，你知道本的德行。”

“我确实知道。”黛西说。这似乎是个道出事实的时候。“他一有机会就摸我的屁股。”

“他是个老流氓。那次，本和我们父子俩都有点醉了，本说，‘我们这种人都有一、两个私生子，老哥，你说是吗？’爸爸说：‘我就有那么一个。’说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连忙装傻咳嗽了两声，马上转移了话题。”

“我不管你爸爸有几个私生子。我是个现代的美国女孩，无法和一个不忠的丈夫住在一起。”

“你想怎么样？”

“我会离开你。”黛西做出毅然决然的表情，但她的心很痛苦，像是被当胸捅了一刀似的。

“夹着尾巴回布法罗吗？”

“也许吧，但我有很多钱，也可以有些别的选择。”他俩结婚时列夫的律师做了文件，没让博伊染指黛西父母家的财产，“我可以去加利福尼亚，在爸爸的某部电影里找个角色。我打赌我一定能做个电影明星。”尽管强装坚韧，但黛西的眼角还是泛着泪光。

“那你走吧，”博伊说，“想死到哪儿就死到哪儿，我一点儿都不在乎。”黛西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从脸上的表情看，这不像是真心话。

屋外传来汽车停下的声音。黛西把深色窗帘拉开一点，看见菲茨的黑白劳斯莱斯停在外面，车头灯的光线在重重雨幕中显得不是那么亮眼。“你爸爸回来了，”黛西说，“我们还要继续吵下去吗？”

“最好下楼看看去。”

“我跟你一起去。”

博伊走出房间，黛西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的样子。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和半小时前走进这个房间时没什么两样。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脸上却看不到丝毫痕迹。她为自己感到悲哀，想扯上嗓子大哭一场，但她抑制住了想哭的冲动。她定了定神，匆匆走下楼。

菲茨穿着肩膀上沾有雨点的外套坐在餐厅里。因为临走前没吃甜点，管家格罗特替他拿出了水果和奶酪。全家人都坐下以后，格罗特又替菲茨倒了杯红葡萄酒。菲茨喝了口葡萄酒：“真他妈太可怕了。”

安迪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菲茨吃了口干酪说：“内维尔只说了四分钟话，从来没有哪个首相像他表现得如此拙劣，他咕哝着说德国可能会从波兰撤军，但没人相信他的话。他没有提到开战，甚至没提到会给德国下最后通牒。”

安迪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内维尔私下说他想等法国结束犹豫之后再和它们一起宣战。但许多人觉得这只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理由。”

菲茨又喝了口葡萄酒，然后说：“阿瑟·格林伍德在他之后发了言。”格林伍德是工党的副主席，“他站起身以后，列奥·艾梅里——说明一下，这个人是议院的保守党议员——扯着嗓子喊了一句：‘阿瑟，你可要站在英国的立场上说话啊！’连保守党议员都对本党的首相看不下去了，要社会主义的工党为英国说话！内维尔实在是太懦弱了！”

格罗特往菲茨的酒杯里加满了酒。

“格林伍德口气温和，但他的话很有分量：‘不知道我们还要犹豫多久？’听了他的话，议院两边的议员们都拍手称快。内维尔这时可能连打个地洞钻下去的心都有。”菲茨拿了个桃子，用刀叉子切成小块。

安迪问：“后来做了什么决定吗？”

“没做出任何决定！内维尔回了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但大多数内阁成员都去了下议院西蒙爵士的办公室。”约翰·西蒙爵士是本届政府的财政大臣，“他们说内维尔不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他们就不离开西蒙爵士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工党的全国委员会也在开会，还有些不满的议员去了温斯顿的公寓。”

黛西总说自己不喜欢政治，但自从成为菲茨家的一员，学会从内部的角度看待政治以后，她就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了。她觉得这幕大戏既可怕又有趣。“这样一来，首相就必须有所行动了。”她说。

“这样一来，”菲茨说，“在议院下一次开会之前——应该是在明天正午——内维尔要么宣战，要么向国王递交辞呈。”

过道里的电话响了，格罗特走出餐厅去接电话。一分钟后他回来说：“阁下，外交部来了电话。对方等不及你来接电话了，让我直接把消息转达给你。”老管家面露难色，似乎犯了越俎代庖的差池一样，“他说首相马上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很好，行动够快的。”菲茨说。

格罗特说：“如果你方便的话，外交部长想让你也列席这次会议。”菲茨不是内阁成员，但副部长们有时也会受邀参加内阁会议。他们坐在会议室侧面的座位上就各自分管的领域回答阁员们提出的问题。

碧看了看钟。“快十一点了，但我想你必须去。”

“当然得去，‘如果方便的话’只是句客套话。”菲茨用白色的餐巾布擦了擦嘴，一跛一跛地走出餐厅。

碧公主说：“格罗特，多做些咖啡，带到客厅。今天我们可能会弄得很晚。”

“遵命，殿下。”

众人回到客厅热烈地聊了起来。伊娃非常想打这一仗：她希望看到纳粹的覆灭。她当然也担心吉米，但她知道战斗是士兵的天职，必须得冒送命的危险。碧也希望英国能向德国宣战，因为德国竟和她所痛恨的布尔什维克结了盟。梅尔害怕安迪会在战争中送命，听到可能打仗的消息就哭哭啼啼的。博伊就是不知道英国和德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要为了波兰那块半原始的土地剑拔弩张。

瞅了个机会，黛西把伊娃带进了一个可以私下谈话的小房间。“博伊找了个情妇，”她一进房间就给伊娃看了避孕套。“我找到了这些。”

“黛西，我为你感到难过。”伊娃说。

黛西想像以往那样把这件事的细节全告诉伊娃——但博伊母女同侍的私生活实在令她感到羞耻，所以她只是对伊娃说：“我找他核实，他爽快地承认了。”

“他觉得羞愧吗？”

“他根本就不知羞，他说包括他父亲在内的英国上流阶级都有情妇。”

“吉米就不会有。”伊娃肯定地说。

“是的，吉米不是那种人。”

“你准备怎么办？”

“我想离开他。我们可以离婚，让别的什么女人去做子爵夫人。”

“如果打仗就离婚不了了。”

“为什么不能离婚？”

“对一个即将上战场的男人来说，离婚未免太残酷了。”

“在和阿尔德盖特的那对妓女睡觉以前，他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

“但那是懦夫的行为，你不能和舍弃生命保护你的男人离婚。”

黛西不太情愿地接受了伊娃的想法。战争会把博伊从一个被世人唾弃的偷情者转变成避免妻子、母亲和国家遭受占领和侵略之苦的国家英雄。如果和博伊离婚，不光伦敦和布法罗的人会把她看成懦夫，连她自己都会这么想。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不管会发生什么事，她都希望自己能勇敢一些。

“你说得对，”黛西怨愤地说，“发生战争的话，我就不能和他离婚了。”

外面响了声炸雷。黛西看了看钟，已经是午夜了。听外面的声音，刚才的中雨已经转变成了瓢泼大雨。

黛西和伊娃回到客厅。碧在沙发上睡着了。安迪抱着仍然在悄声哭泣的梅尔。博伊一边吸烟，一边喝着白兰地。黛西决定一会就开车回家。

零点半的时候，菲茨回来了，他的夜礼服几乎被雨水打湿了。“内维尔不再犹豫了，”他说，“早上他将向德国下最后通牒。如果英国中午时间十一点德国人不从波兰撤退——英国将向德国宣战。”

众人站起身，准备各自离开。在过道里，黛西对博伊说：“我来开车。”博伊没和她争辩。上了奶白色的宾利以后，黛西发动了车子。格罗特在他们身后关上大门。黛西打开雨刷，但没有马上开车。

“博伊，”她说，“我们再试一次吧。”

“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真的想离开你。”

“我自然也不希望你走。”

“别去找阿尔德盖特的女人，天天晚上回家和我一起睡觉。我们试着生个孩子。你也想要一个，不是吗？”

“是的。”

“那你会答应我的请求吗？”

博伊思考了一阵，然后说：“好吧。”

“谢谢你。”

黛西看着博伊，希望他能吻她，但博伊只是直直地看着前方的雨刷，它正有节奏地刮掉无休无止的雨水。

星期天，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劳埃德·威廉姆斯觉得伦敦似乎被昨日的雨水冲刷干净了。

这天早上，威廉姆斯一家集合在阿尔德盖特艾瑟尔家的厨房里。没有事先的安排，众人自发地集中在了一起。劳埃德猜想，宣战时每个人都想和家人在一起。

劳埃德希望对法西斯主义采取行动，但同时对战争的前景又有一丝害怕。在西班牙内战中他见够了杀戮，希望再也不要参加任何一次战斗。他甚至放弃了拳击。但他满心希望张伯伦不要退缩。他在德国亲眼见证过法西斯的暴行，据说西班牙那边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佛朗哥政权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前政府支持者，学校又回到了天主教会手里。

夏天，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很快成为了威尔士步枪营的一员。因为参加过军官训练营，加入之后他就获得了中尉军衔。步枪营已经在准备参战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争取到二十四小时周末探访母亲的许可。如果首相马上宣战的话，他将是第一批的参战人员。

星期天，吃过早饭，比利·威廉姆斯就来到努特利街的艾瑟尔家。劳埃德和伯尼坐在收音机旁边，餐桌上摊开着一份报纸，艾瑟尔弄了条猪腿准备午饭。看到穿着制服的劳埃德，比利舅舅的眼眶润湿了。“我只是想起了大卫，”他说，“如果从西班牙回来的话，他也会应召入伍。”

劳埃德一直没告诉比利，大卫死亡的真相。他假装不知道那件事的细节，只知道大卫死在贝尔希特的战役中，并被安葬在了那里。比利参加过上次世界大战，知道战地上的尸体都是如何处理的，这也许增加了他的哀伤。他最大的愿望是等西班牙摆脱法西斯统治以后，到贝尔希特去一次，向为正义而战、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儿子致敬。

莱尼·格里菲斯也未能从西班牙回来。没人知道他安葬在哪。他或许还在佛朗哥的哪个战俘营里呢。

这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张伯伦首相前一天晚上在议会里的讲话，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永远预料不到之后会发生什么龌龊事。”比利说。

“英国广播公司不会报道那些事，”劳埃德说，“他们总想让报道听上去令人信服。”

比利和劳埃德都是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劳埃德是青年部的代表。从西班牙回来之后，他设法取得了在剑桥大学复读的资格。结束学业后，他在全国各地的工党集会上演讲，告诉人们本国和法西斯为友的现政权是如何背叛西班牙民选政府的。这些演讲没有任何用处——毕竟佛朗哥的反民主叛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劳埃德却借此成了名人，甚至被左翼青年视为英雄——顺利地进入了工党的全国委员会。

劳埃德和比利舅舅作为工党全国委员会的一员都参加了前一天晚上的工党高层会议。他们知道张伯伦屈服于内阁的压力，对希特勒下了最后通牒。现在他们如坐针毡，观望着局势的下一步进展。

就他们所知，希特勒至今还没有给出回应。

劳埃德想起了妈妈的朋友茉黛和茉黛在柏林的家人。他琢磨着，茉黛的两个孩子现在应该是十八岁和十九岁。他很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坐在收音机前等待着德国和英国会不会开战的消息。

十点钟时，劳埃德同母异父的妹妹米莉走进厨房。她今年十九岁，嫁给了诺米的哥哥皮革批发商亚伯。米莉在一个高档服饰店做营业员，收入很不错。米莉盼望开一家自己的店，劳埃德相信她一定能实现这个愿望。尽管服装业不是伯尼为米莉选择的，但看得出他还是为女儿的头脑、野心和精明的生意手段感到骄傲。

但是今天，米莉的自信荡然无存了。“你们在西班牙的经历已经够可怕了，”她流着泪对劳埃德说，“大卫和莱尼一去不返，现在你和我的亚伯又要去参战了。我们这些女人每天都要守在收音机旁，担心着你们是不是已经牺牲了。”

艾瑟尔说：“你们的表弟凯尔也要参战，他十八岁了。”

劳埃德问母亲：“我的生父在哪个连队？”

“哦，这很重要吗？”也许是为伯尼考虑，艾瑟尔从没提过劳埃德生父的事情。

但劳埃德很想知道。“这对我非常重要。”他说。

她重重地把一个剥了皮的土豆扔在放满水的平底锅里。“他是威尔士步枪营的。”

“和我一样！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劳埃德知道，母亲的小心也许还有另一层原因。艾瑟尔结婚的时候，多半已经怀上了他。劳埃德对这倒并不怎么在乎，但在当时可是件令人羞耻的事。但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追问道：“爸爸是威尔士人吗？”

“是的。”

“是阿伯罗温本地人吗？”

“不是。”

“那他是哪儿的？”

艾瑟尔叹了口气。“他的父母经常搬家——他父亲从事一种流动性很强的工作——但我想你的祖籍应该是斯旺西那边的，你满意了吗？”

“是的，我满意了。”

劳埃德的舅母米尔德里德从教堂过来了，米尔德里德时尚美丽，只是有些龅牙。她戴着顶别致的帽子——她经营一家很小的女帽加工厂。她第一段婚姻里的两个女儿，埃妮德和莉莉安，如今都快三十岁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大儿子大卫死在了西班牙，小儿子凯尔跟着她一起走进了厨房。尽管丈夫比利反感宗教，但米尔德里德每周日都会带孩子们去教堂。“我小时候一直听布道，”他经常说，“如果我得不到救赎，那任何人都无法被救赎。”

劳埃德四下里看了看。周围陪伴着他的家人：母亲、继父、同母异父的妹妹、舅舅、舅妈和表弟。他不想离开他们，在鬼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死去。

劳埃德看了看手腕上伯尼当毕业礼物送他的不锈钢表。十一点钟了，电台里，播音员阿尔瓦尔·里德尔用动情的声音告诉听众，首相马上要发表一项声明。里德尔说完以后，电台首先播放了一首肃穆的古典乐。

“你们都安静，”艾瑟尔说，“待会儿，我给你们每人弄一杯咖啡。”

厨房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阿尔瓦尔·里德尔宣布，内维尔·张伯伦首相马上要开始发表讲话了。

在劳埃德看来，张伯伦是法西斯主义的纵容者，是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交给希特勒的人，是在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明显帮助西班牙叛军之后仍然顽固地拒绝援助政府军的人。这次，他还会继续当缩头乌龟吗？

劳埃德注意到父母携起手。艾瑟尔不怎么长的指甲嵌进了伯尼的手掌。

他再一次看了看表，已经是十一点十五分了。

接着他们听见首相说：“我从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内阁会议室对大家发表讲话。”

张伯伦的声音有点破，用词又过于精确，听上去像个迂腐的学校教导主任。劳埃德觉得，英国需要的不是什么教导主任，而是位真正的英雄。

“今天上午，我们驻柏林的大使向德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通牒中说，除非英国政府确定德军从波兰撤军，否则英国和德国之间将爆发一场国与国的战争。”

劳埃德对张伯伦的故弄玄虚非常不耐烦。“否则英国和德国之间将爆发一场国与国的战争，”这种表达方式未免也太奇怪了吧。他想：快说到点子上吧。这毕竟是性命攸关的事啊！

张伯伦的声音突然变得像政治家一样庄严。也许此时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麦克风，而是坐在收音机前等待他讲出决定他们命运的千百万国人。“我必须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德国并没有做出撤军的表示。”

劳埃德听到艾瑟尔说：“哦，饶了我们吧！”伯尼的脸色变得惨白。

张伯伦慢慢说出了众人等待已久的惊人话语：“……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和德国开战了。”

艾瑟尔哭了起来。

【1】  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军事家。1925年当选魏玛（德意志）共和国总统，1933年1月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1934年8月2日在东普鲁士的诺伊代克去世。（注：如无说明，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2】  拉格泰姆，是一种采用黑人旋律，依切分音法循环主题与变形乐句等法则结合而成的早期爵士乐。

【3】  鲁迪，路德维希的昵称。

【4】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1896-1980），英国极右翼政治家，因组织创立英国法西斯联盟而出名。

【5】  赫尔曼·戈林（Herman Wilhelm Goering，1893-1946），德国纳粹党的重要头目，希特勒上台后，出任普鲁士总理兼内政部长、航空部长，策划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

【6】  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致使左腿萎缩，擅长讲演，希特勒及纳粹党执政后，他被任命为宣传部长，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

【7】  鲁道夫·狄尔斯（Rudolf Diels，1900-1957），是赫尔曼·戈林的左右手，1933年2月6日，戈林任命其为普鲁士邦警察政治部门“1A课”（即“盖世太保”的前身）课长。

【8】  希特勒青年团，是1922年至1945年间纳粹党设立的准军事组织，其任务是对13-18岁的男性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为德国的对外战争做准备。

【9】  此处特指前苏联。

【1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国战败，不少德国民族主义者怀恨在心，就借此谴责外国人与非民族主义者出卖德国。

【11】  Jean Nate，是1935年露华浓公司主推上市的一款香水。露华浓公司于1932年在纽约成立。

【12】  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1883－1939），美国演员、导演与剧作家，是第一位在电影中扮演蒙面侠佐罗的演员。

【13】  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1632-1723），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天文学家，以及巴洛克风格建筑大师。

【14】  多维尔（Deauville），位于法国北部的海滨城市，以优美海岸闻名。

【15】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政治家，军人。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成为终身国家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

【16】  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德国盖世太保总部所在地。

【17】  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英国政治家，1937年到1940年任英国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极主张推行绥靖政策，使法西斯主义气势大增。绥靖政策被认为是二战加速的原因。

【18】  原文里的法语是elle avait les fleurs。

【19】  原文里的单词是the curse，即月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的凛冬 : 全3册 / (英) 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著 ; 陈杰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2

书名原文：Winter of the World

ISBN 978-7-5399-9907-4

Ⅰ. ①世… Ⅱ. ①肯… ②陈…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52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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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of the World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6-593号

书  名 世界的凛冬

出品人 华 楠

著  者 （英）肯·福莱特

译  者 陈 杰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闵 唯 周奥扬 刘 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6.5

字  数 598千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07-4

定  价 1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六章

1940年，阿伯罗温

黛西对劳埃德的态度变了。她不再挑逗他。看到他来，她总是很高兴，如果晚到了几分钟，她就会开始抱怨。她有时会戏弄他，但从不卖弄风情。

第七章

1940年，阿登高地

这比埃里克能想到的都可怕。先前他想象中的战争，只是危险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气、对痛苦的平静接受，以及英雄主义。现在他亲眼见到的却是痛苦、尖叫、恐惧、破碎的尸体，以及对战斗的无望。

第八章

1941年，柏林

接吻的时候，卡拉触碰着沃纳的面颊。接着她把手指游移到沃纳的喉头上，感受着他皮肤的温暖。她把手放在他的外衣下面，从肩胛骨转到肋骨和脊柱，探索沃纳的身体。

第九章

1941年，华盛顿

七月的一个炎热的早晨，格雷格·别斯科夫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念完了哈佛的第三学年，再次利用暑期在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做实习生。格雷格擅长数学和物理，毫不费力地通过了考试，可是格雷格不想当什么科学家，他热衷的是政治。

第十章

1941年，莫斯科

十月，雪下了又融，融了又下，莫斯科的街上又湿又冷。沃洛佳在储物柜里寻找莫斯科人传统过冬的棉靴“瓦伦基”，却意外地在储物柜里发现了六箱伏特加。

第十一章

1941年，夏威夷

伍迪·杜瓦和乔安妮·罗赫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乘坐波音B-314飞机前往夏威夷的火奴鲁鲁。他们乘坐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要经过十四小时才能走完这段航程。抵达火奴鲁鲁前，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第十二章

1942年，伦敦

三支神鹰冲锋队参加了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英国皇家空军的那一支由美国志愿者组成。黛西很吃惊：她没想到查理会自愿参加战斗。她以前认识的查理除了狗和赛马，对其他的东西都没什么兴趣。他真的长大了。

第十三章

1942年，柏林

卡拉·冯·海因里希推车走进供应室，顺手关上门。她必须行动迅速。如果被人抓住，这一刻所做的事会把她送进集中营。

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六章

1940年，阿伯罗温

阿伯罗温完全变了样。街上有了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20年代劳埃德第一次来这看外祖父母时，街上停着辆车都是件稀罕事，可以引来一大群人。

但镇上还是只有矿上的双塔，以及矿里推进推出的独轮车。除此之外再无所有：没有工厂，没有办公楼，没有煤炭之外的任何工业。镇上的男人基本都在井下工作，只有十来个男人从事其他工作：几个店老板、七八个公务员、一个镇长和一个医生。碰到30年代那种煤炭滞销的情况，煤矿工人就没事可干了，纷纷闲在家里。这就是工党把主要精力放在援助失业工人上面的原因，这样做能让失业工人不再受养不起家人的痛苦和屈辱。

1940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劳埃德·威廉姆斯中尉乘火车从加地夫来到了这里。劳埃德拿着个小手提箱，上山到了泰-格温。前八个月，他一直和在西班牙一样训练新兵，并为威尔士步枪营做拳击队的训练工作。但军队考虑到他流利的德语，最后还是让他从事情报工作，派他过来参加训练。

至今，军队做的只是训练。英国还没参加过具有战略意义的任何一场战斗。德国和苏联侵略了波兰，分而治之，国联对波兰的独立保证成了一句空话。

英国人把这场战争称为一场“假想的战争”，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和德国人打上一仗。劳埃德对战争倒没有幻想——他见过垂死挣扎的战士临死时讨水喝的惨状——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想马上投入到击溃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去。

估计到德国可能进犯法国，军人们本以为自己会被派到法国去。但德国尚未对法国宣战，因此他们还在待命。不过在此期间，他们进行了不少训练。

劳埃德在一些富豪的私家别墅进行军队情报工作的特训。这些地产的富有业主无偿把地借给了部队，他们害怕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地会被国家永久充公。

部队的入驻让泰-格温完全变了样。别墅的草地上停着十几辆军方墨绿色的小卡车，卡车轮胎已经磨损了伯爵的草坪。带有弧线形大理石台阶的入口小院现在成了军方的储备库。曾经供穿着燕尾服的男女下车的踏板，现在成了炊事员煮扁豆和熬猪油的地方。劳埃德笑了：他喜欢战争带来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劳埃德走进房子，迎接他的是一位穿着皱巴巴军服的矮胖军官。“中尉，你是来参加情报课程训练的吗？”

“是的，先生，我叫劳埃德·威廉姆斯。”

“我是劳瑟少校。”

劳埃德知道劳瑟。劳瑟是个侯爵，朋友们都叫他劳西。

劳埃德看了看周围。墙上的画包了一层防尘布，华丽的大理石壁炉被拆下放进了板材箱，只留了格栅在外面。艾瑟尔有时留恋起的红木家具都不见了，它们原来的地方现在放着一些铁桌子和廉价椅子。“天哪，这里完全变了样！”他说。

劳瑟笑了：“看来你以前来过这儿，你认识这家人吗？”

“我在剑桥和博伊·菲茨赫伯特一起读过书，在那还见过子爵夫人，不过那时他们还没结婚。我想他们因为非常时期搬出去了吧。”

“没完全搬走，这里有几间房间仍然为他们留着，不过他们和我们完全没什么瓜葛。你以前是来他们家做客吗？”

“当然不是，我和他们其实并不熟。小时候，我只在他们不住的时候来参观过。妈妈曾经在这里工作过。”

“真的吗？为伯爵打点书房或别的什么地方吗？”

“不，妈妈在这做过女仆。”话一出口，劳埃德就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

劳瑟立刻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我明白了，”他说，“真是挺有趣的。”

劳埃德知道自己被长官归为无产阶级这类人，在这期间，他都会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母亲的过去最好别去提：他早就知道部队是个多么势利的地方了。

劳瑟说：“军士，带中尉去他的房间，阁楼上的房间。”

劳埃德分配到了仆人住过的房间。他对此倒并不怎么在乎。他觉得这样的房间对当年的母亲来说已经够奢侈了。

上楼梯的时候，军士告诉他晚饭前不需要做任何事。劳埃德问菲茨赫伯特家此时是否有人住在这儿，但军士并不知情。

劳埃德花了两分钟时间拿出包里的东西。他梳了梳头发，换上干净的军服衬衫，便去找外祖父母了。

尽管有了热水和浴室，但外祖父母家在威灵顿街的房子还是非常寒酸。记忆中的陈设依然没变：同样的破烂地毯，同样的褪色窗帘，同样的硬木板凳，摆在既是厨房又是客厅的房间里。

不过外祖父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猜他们都有七十多岁了，看上去也老了不少。外公的腿不太好，不情愿地从矿工工会的职务上退了下来。外婆的心脏不好，莫蒂默大夫让她饭后坚持抬脚十五分钟。

看到穿着军服衬衫的外孙，老两口非常高兴。“你是中尉了吗？”外婆问他。为工人阶级抗争了一辈子的她毫不掩饰地对外孙成为军官表示骄傲。

阿伯罗温的消息总是传得飞快。没等劳埃德喝完第一杯茶，他来探望外祖父母的消息已经尽人皆知。看到来串门的汤米·格里菲斯，劳埃德一点没感到奇怪。

“如果我家的莱尼也能从西班牙回来，希望他也会是个中尉。”汤米说。

“这是肯定的。”劳埃德说。他从没见过哪个出身矿工的军官，但战争爆发后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我可以跟你打包票，他是西班牙最好的士兵。”

“你和他一起经历了很多。”

“我们一起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劳埃德说，“但还是失败了，这次我们一定不能输。”

“为战胜法西斯干杯。”汤米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劳埃德和外祖父母一起参加了贝塞达教堂的晚祷。他对宗教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外公时常讲教条。人们应该认识到，世界远比宗教宣扬的神秘得多。但和外祖父母一起去教堂，能让两位老人开心。劳埃德愿意陪着。

牧师用通俗的话语演绎《圣经》的道理，这天的布道很有说服力。尽管讲道的时间拖得有点长，但稍后的赞美诗却让劳埃德听得非常振奋。威尔士人用四声部唱赞美诗，高潮部分常能给人以醍醐灌顶的感觉。

在这间用石灰水刷过的教堂里，和会众们一起唱赞美诗的时候，劳埃德似乎感受到了英国的心跳。周围都是衣衫褴褛、教育程度很低的人，做着永远做不完的艰苦工作——男人们在终日不见阳光的矿井下劳作，女人们养育着下一代人，去接他们的班。但他们都有顽强的毅力和健全的心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文化传统。他们从新教和左翼政客宣讲的政策中得到生存的希望。他们喜欢橄榄球，喜欢用和声唱赞美诗，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紧密地站在一起。劳埃德正是为这样的城镇、这样的人民奋斗着。哪怕必须为之献身，他也无怨无悔。

做完祷告后，外公闭着眼睛、拄着拐杖站了起来。“主啊，你年轻的仆人劳埃德·威廉姆斯正穿着军装坐在这里，请你用智慧和恩典保佑他在冲突中战无不胜，保佑他平平安安地回来。上主，一切都出于你的旨意。阿门。”

晚祷在感人肺腑的阿们颂中结束了，劳埃德轻轻地拭去了眼角的泪水。

太阳落山了，夜色在一排排灰屋顶上升起，劳埃德哼着家乡的民歌把外祖父母送回了家。他谢绝了外祖父母晚饭的邀约，在晚饭前按时赶回了泰-格温。

这天的晚饭是炖牛肉、蒸土豆和卷心菜。按军队的伙食标准，这饭菜不算差。劳埃德吃得很香，尤其当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来自外祖父母这样每天晚饭只吃一点面包的人。桌上有瓶威士忌，劳埃德心情很好，喝了一点儿。他端详着周围一起受训的同伴，试图回想起每个人的名字。

回房睡觉的时候，他经过了雕刻室，里面的雕刻作品被收拾一空，如今摆着一块黑板和十二把廉价的椅子。他看见劳瑟少校正在和一位女士说话。再看一眼，他认出这位女士正是黛西·菲茨赫伯特。

他惊讶得停住了脚步。劳瑟少校愠怒地别过头。看到劳埃德以后，劳瑟不怀好气地说：“阿伯罗温夫人，我想你一定认识威廉姆斯中尉吧。”

劳埃德想，如果黛西说不认识的话，他一定会用黑暗中梅菲尔街上那个又长又深的吻提醒她。

“威廉姆斯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她伸出手和劳埃德握了握。

黛西的手又软又暖，劳埃德的心跳加快了。

劳瑟说：“威廉姆斯说他妈妈曾经在这里做过女仆。”

“我知道，”黛西说，“他在三一学院的舞会上提过这事。他说我是个势利鬼，现在我必须遗憾地承认他当时说得没错。”

“阿伯罗温夫人，你真有度量，”劳埃德觉得很尴尬，“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这样对你说话。”黛西似乎没以前那么尖刻，也许婚姻让她变成熟了吧。

黛西对劳瑟说：“威廉姆斯先生的母亲现在已经是个议员了。”

劳瑟吃了一惊。

劳埃德问黛西：“你的犹太朋友伊娃怎么样了？我记得她嫁给了吉米·穆雷。”

“他们有两个孩子了。”

“她把父母弄出德国了吗？”

“你竟然还记得——不过很遗憾，洛特曼夫妇还滞留在德国，他们没拿到出境签证。”

“我替她感到难过，她一定很不好受。”

“是的。”

劳瑟显然对女仆和犹太人的话题很不耐烦。“阿伯罗温夫人，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劳埃德说：“两位晚安，我必须得撤了。”他离开雕刻室，上了楼。

睡下以后，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晚祷中的最后一首赞美诗：

风暴破坏不了我的从容，

我攀着山岩毫不动摇。

天父的爱源于天地，

我怎能停止为他赞颂呢？

三天后，黛西给同父异母的弟弟格雷格写了封信。战争爆发时格雷格给她发了封慰问信，此后他们便一个月左右通一封信。格雷格告诉她在华盛顿的第五大街上看到旧爱杰姬·杰克斯的事情，问她女孩为何一见他就跑。黛西也弄不明白他俩之间的事，她在信上这么写道。黛西祝他好运，然后在信尾签上了名。

她看了看钟，离集训生吃晚饭还有一个钟头。课已经结束了，很可能在劳埃德房间截住他。

她走进阁楼上原先佣人住的房间。年轻的军官们或坐或躺，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写信。在放着一块破旧穿衣镜的小房间里，她找到了正在窗边看画册的劳埃德。她问他：“读到什么有趣的内容了吗？”

劳埃德立刻起身打招呼：“嗨，好久不见。”

他脸红了。或许仍钟情于她。对他来说，那个吻太残忍了，尤其是当时黛西不打算跟他进一步发展关系。但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那会儿他们还只是孩子。他应该尽快走出来。

黛西看着劳埃德手中的书。那是本德语书，书中画着五颜六色的徽章。

“我们必须识别德军的徽章，”劳埃德解释道，“许多军事情报是从战俘的审讯中得到的。当然，有些战俘什么都不会说。于是，我们必须从他们的制服徽章中判断他们所处的层级，军衔是什么，属于哪支部队，是步兵、骑兵、炮兵，还是老兵团这种特殊的兵种，许多信息都能从他们佩戴的徽章看出来。”

“来这儿就学这些吗？”她半信半疑，“学习德军徽章的意义吗？”

他笑了。“这只是课程的一部分，其他的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

“哦，我明白了。”

“你为什么会在威尔士？我还以为你会在伦敦做一些参战支援工作呢！”

“你又来了，道义上的谴责，”她说，“难道有人告诉你这能讨好女生吗？”

“请原谅，”劳埃德呆呆地说，“我没想冒犯你。”

“告诉你，伦敦没有什么参战支援工作可做，只是空中放了些阻止永远不会来的德国战机的探空气球。”

“至少你还可以在伦敦参加社交活动。”

“你知道吗？对我来说，那一度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但现在不再是了。”她说，“我大概是老了。”

黛西离开伦敦有另一个原因，但她不准备告诉劳埃德。

“你穿的应该是护士的制服吧。”劳埃德问。

“不是，我不喜欢病人。但请你在表示不满，并且又对我露出那种愁眉苦脸的表情之前，先看看这个。”黛西递给劳埃德一个放着照片的镜框。

劳埃德皱着眉头接过来：“你从哪儿拿来的？”

“在地下储藏室，有一箱旧照片。”

这是夏日清晨在泰-格温东草坪上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当中是年轻时的菲茨赫伯特伯爵，脚边站着他的大白狗。他身边站着的是他妹妹，黛西从没见过的茉黛。他们身边还有四五十个穿着仆人制服的男佣和女佣。

“看上面的日期。”黛西说。

“1912年。”劳埃德大声念了出来。

黛西观察着劳埃德对照片的反应。“你妈妈在照片里吗？”

“老天，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呢？”劳埃德凑近看了看，“她在照片里。”片刻之后，他说。

“告诉我哪个是她。”

劳埃德指着照片中的一个人说：“我想这就是她。”

黛西看到劳埃德指的是一个十九岁左右的苗条女孩儿，艾瑟尔戴着白色的女仆帽，帽子下面藏着卷曲的黑发，微笑中带着顽皮。“真是太美了。”黛西赞叹道。

“那是她年轻的时候，”劳埃德说，“现在人们都说她是个令人敬畏的人。”

“你见过茉黛夫人吗？菲茨身边的人是她吗？”

“小时候我时不时会见她一面。她和我妈妈都提倡妇女的参政权。1933年离开德国以后，我就没见过她了，但照片里的肯定是她。”

“她没你妈妈漂亮。”

“也许吧，但她很威严，衣着也更华丽。”

“我想你可能要保留这张照片。”

“你想把它送给我吗？”

“当然了。没有其他人想要它——不然怎么会把它扔在地下室的盒子里呢？”

“谢谢你。”

“没关系。”黛西走到门口，“继续学习吧。”

从后楼梯下楼的时候，黛西希望自己刚才没有表现得过于轻佻。她也许根本不该来见他，但脑子一热就来了，劳埃德可千万别误会啊！

黛西的肚子突然一阵剧痛，连忙在楼梯中间的平台处站住了。一整天黛西都有点背疼——她本以为是便宜的床垫造成的——但现在的肚疼可不一样。她回想着这天吃了些什么，但没想到任何可能导致生病的食物——没有半生不熟的烧鸡，也没有不熟的水果。她也没吃过牡蛎——泰-格温没有那样的美味。这阵疼痛很快就过去了，黛西告诉自己别把这太当回事。

她回到自己在地下室的房间。这里原本是管家的套房：小卧室、客厅、厨房，外加一间带浴缸的浴室。叫莫里森的老仆人为菲茨赫伯特家打点内务，女仆是一个来自阿伯罗温的年轻女孩。虽然人高马大，但女孩的昵称是小梅茜。“我妈妈叫梅茜，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梅茜，不过我现在已经比她高了。”她解释说。

回房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丈夫的声音。“你怎么样？”博伊问。

“我很好，你什么时候回来？”博伊从伦敦飞到加地夫城外的圣伊桑空军基地执行几项任务，答应晚上执行完任务回来和她过夜。

“对不起，我回不来了。”

“太遗憾了。”

“基地上举行庆祝晚宴，我不得不去。”

他见不到她了，但似乎不太在意，这让黛西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我没事，玩得开心点儿。”她说。

“晚宴很无聊，但我不能缺席。”

“再无聊也不会比我一个人住在这儿更加无聊。”

“我明白，但现在这个情况，你还是住在那儿比较好。”

宣战后，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伦敦，但预料中的空袭和毒气攻击都没有发生，许多人又回到了伦敦。但碧、梅尔和伊娃都觉得怀了孕的黛西最好还是待在泰-格温。黛西说大多数孕妇在伦敦都没事，但伯爵的继承人还是需要考虑周全点为好。

事实上，黛西没有像怀孕前想象的那样在意。也许怀孕反倒让她变消极了吧。好在宣战以后，伦敦几乎停止了她所热衷的社交活动，像是人们觉得自己没权找乐子似的。伦敦人像是进酒吧的牧师，知道喝酒能带来快感，却硬逼着自己不去喝酒。

“真希望我的摩托车在这里，”黛西说，“那样，我至少能在威尔士到处转转。”尽管汽油实行配给制，但不太严格。

“黛西，你可不能骑摩托车啊，”博伊大惊小怪地说，“医生严禁这种剧烈的运动。”

“好在这里有些很棒的小说，”黛西说，“泰-格温的书房非常不错，这里收藏不少稀有的珍本小说，但我还没碰过书架上的书，在学校我已经读够了。”

“拿几本看看吧，”博伊说，“找本好看的侦探小说，夜晚很快就过去了。”

“刚才我有点肚子疼。”

“可能是消化不良。”

“但愿吧。”

“替我跟劳瑟那个傻瓜问个好。”

“晚上别喝太多。”

挂上电话以后，黛西又是一阵腹痛。这次持续的时间更长了些。梅茜进门看到她，连忙关切地问：“夫人，你没事吧？”

“只是一阵阵地痛。”

“我是过来看你是不是要吃晚饭了。”

“我不饿，晚饭不吃了。”

“我还给你做了个很好吃的蔬菜饼呢。”梅茜嗔怪道。

“包好放在橱柜里，我明天吃。”

“要来一杯香喷喷的茶吗？”

为了打发走她，黛西说：“好的，谢谢。”虽说在英国生活了四年，但黛西还是没有习惯加奶加糖的英式浓茶。

疼痛很快就过去了。黛西坐在椅子上，翻开一本《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她强迫自己喝了点梅茜做的茶，感觉稍微好些。喝完茶，梅茜收拾了茶杯和托盘，她让梅茜回家了。梅茜必须走一英里的夜路回家，不过她带着手电筒，应该没太大关系，她自己也说一个人回家没事。

一小时之后，疼痛又开始了，这次没有消散。黛西去了厕所，隐约希望能缓解肚子疼。她惊奇地看到内裤里出现了黑红色的血点，感到非常害怕。

黛西换上干净的内裤，感到非常害怕，她忧心忡忡地走到电话前，拨通了圣伊桑空军基地的电话。“我要和空军团的阿伯罗温子爵通话。”她说。

“不能因为私事联络军官。”一个古板的威尔士人说。

“我有紧急情况，必须和丈夫通话。”

“营房里没有电话，这里不是多切斯特旅馆。”也许只是想象，但从语气来看，他像是因为无法帮忙而很高兴。

“我丈夫应该在参加庆功晚宴，请派个传令兵，让他来接电话。”

“我没有传令兵，基地上也没有举行晚宴。”

“没有晚宴吗？”黛西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的晚饭，”接线员说，“一小时前就吃完了。”

黛西把话筒撂下了。没有晚宴吗？博伊明明说会在基地开庆祝晚宴的呀！他一定是在撒谎。她真想大哭一场。博伊不来看她，而是选择和狐朋狗友一起喝酒，或是去看哪个女人了。原因无关紧要，黛西不是他的唯一，知道这点就够了。

黛西做了个深呼吸。她需要得到帮助。即便阿伯罗温有医生，她也没有医生的电话号码。她该怎么办呢？

博伊上一次临走时说：“如果需要的话，成百上千个军人会帮你。”但她无法告诉劳瑟伯爵，自己阴道出血的事。

黛西的肚子越来越疼，她感觉到双腿之间有块又热又黏的东西。她又去了次厕所，把身体洗干净。她在血中看到了硬块。黛西没带卫生巾——她原本以为怀孕的女人不需要卫生巾。她撕下一块手纸，塞进内裤。

这时她想到了劳埃德·威廉姆斯。

劳埃德人很善良，被一个意志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带大。他爱黛西。他一定会帮她的。

她走到大厅。劳埃德现在在哪儿？培训生现在已经吃完晚饭了，劳埃德多半已经上了楼。黛西肚子很疼，她觉得自己撑不到阁楼上。

也许他在书房。训练生都选择书房来安静地学习。她走进书房。有个军士正在看一本地图集。“你能帮我把劳埃德·威廉姆斯中尉找来吗？”黛西问他。

“夫人，当然可以，”军士合上地图集，“让他干吗？”

“问他是否能到地下室来一下。”

“夫人，你还好吗？你的脸色有些苍白。”

“我还好，麻烦你快帮我把威廉姆斯找来。”

“我马上叫他来。”

黛西回到房间。强打精神让她筋疲力尽，她无力地躺在床上。刚才她感觉裙子上沾了血，但已经疼得顾不上弄干净了。她看了看表，劳埃德为什么还没来？也许军士还没找到他。房子毕竟太大了。她也许会死在这儿。

有人敲了敲门，她听见了劳埃德的声音，如释重负。

“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

“进来吧。”她使足了力气喊道。劳埃德会看到她最糟糕的样子，也许这会颠覆他对她的美好印象。

黛西听到劳埃德走进隔壁房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儿，”他说，“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劳埃德走进卧室。“天哪！”他惊呼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快找人帮忙，”黛西说，“城里有医生吗？”

“有个莫蒂默医生，他们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这儿行医。但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我这就……”他犹豫了一下，“你也许还在出血，但不看还确定不了。”

黛西闭上眼睛。“你看看吧。”她已经害怕得不避劳埃德了。

黛西感觉到劳埃德撩起了她的裙子。“天哪，出血出得很厉害。”劳埃德脱去了她的内裤，“抱歉，”他说，“哪里能取到水？”

“浴室里有。”她指着那边说。

劳埃德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过了一会儿，黛西感觉到身上有块温暖润湿的毛巾正在上下擦拭着。

黛西听见劳埃德说：“还不算太严重。我见过许多流血而死的人，你还远没有那么危险。”黛西睁开眼，看见劳埃德正在脱她的裙子。“电话在哪儿？”劳埃德问。

“在客厅里。”

她听见劳埃德说：“请帮我接通莫蒂默医生，请尽量快一点。”过了一会儿，“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我在泰-格温。能和医生说句话吗？哦，你好，莫蒂默夫人，他大约什么时候能回来……是个腹痛和阴道出血的女性患者……是的，我知道女人每个月都会月经出血，但她显然不是月经……她二十三岁……是的，她结婚了……没生过孩子……好，我问问她。”说着，他抬高了声音，“你怀孕了吗？”

“是的，”黛西答道，“三个月了。”

劳埃德对着电话重复了一遍，接着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挂上电话，回到黛西身边。

劳埃德坐在床边。“医生忙完就来，他正在给一个被失控矿车撞翻的矿工动手术。不过，他夫人确定你流产了，”他抓起她的手，“黛西，我为你难过。”

“谢谢你。”黛西轻声说道。疼痛轻了点，但她很难过。伯爵的继承者没了，博伊会非常失望。

劳埃德说：“莫蒂默夫人说这种情况很常见，大多数女人怀孕时总会碰上一两次流产。如果出血量不大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如果情况继续糟下去呢？”

“我会送你去默瑟医院。但在军用卡车上坐十英里路对你很不好，因此除非有生命危险，你还是待在这里吧。”

黛西不再害怕了。“很高兴你能在这里。”

“我能提个建议吗？”

“当然可以。”

“你可以走两步吗？”

“我不知道。”

“我想带你去洗个澡。如果能把身体弄干净，你会觉得更舒服一点的。”

“是啊。”

“然后再凑合着弄点绷带一类的东西把患处包上。”

“是啊。”

劳埃德回到浴室，黛西听到了水流声。她在床上坐正了。她感到头有点晕，闭眼休息了一会儿，头脑很快清醒。她把脚伸到地板上，站在黏糊糊的脏血里，她对自己感到非常厌恶。

龙头关了。劳埃德走进卧室，搀起了她的胳膊。“如果头晕要马上告诉我，”他说，“千万不能跌倒。”劳埃德非常强壮，胳膊稍微搭上一把就把她送进了浴室。很快刚刚被撕破的内衣就掉在了地上，她站在浴缸旁边，让劳埃德解开了裙子后面的扣子。“接下来你能自己弄了吗？”劳埃德问她。

她点点头，劳埃德走出浴室。

黛西靠在装衣篮边，缓缓脱下衣服，把脱下的衣服扔在地板上，然后小心地跨进了浴缸。水温刚刚好。坐在浴缸里，她感觉放松了许多。她对劳埃德感到深深的谢意。劳埃德真是太好了，她真想大哭一场。

过了几分钟，门开了条缝，劳埃德把几件衣服递了进来。“睡袍和内衣，我给你拿来了。”他把衣物放在装衣篮上，然后就离开了。

水开始变凉以后，黛西站起身来。她感到一阵晕眩，但很快就过去了。她用毛巾擦干身体，穿上了劳埃德带来的睡袍和内衣。黛西在内裤里放了块手巾，吸收仍然在向外溢的血。

回到卧室后，黛西看到床上已经换上了干净的床单和被子。她爬上床坐直，把被子一直盖到脖颈处。

劳埃德从客厅走了进来。“感觉好多了吧，”他说，“你看起来很尴尬。”

“尴尬不准确，其实我被吓坏了，”黛西说，“这么说还算是轻的呢！”事实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想到他刚刚看到她时的情形，黛西眉头一皱——但好在劳埃德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厌恶。

劳埃德走进浴室，拿起被黛西丢弃的脏衣服。他对经血显然没有那么大惊小怪。

黛西问他：“你把脏床单放在哪儿了？”

“我在花房找到个大桶，把脏床单浸在冷水里了。过一会儿我把这些脏衣服也浸进去，可以吗？”

黛西点了点头。

劳埃德又一次离开了黛西的卧室。他是在哪儿变得如此能干的呢？黛西猜测应该是在西班牙的战场上。

黛西听到劳埃德又在厨房里忙开了。没多久，劳埃德拿着两杯茶进来了。“你可能不喜欢喝英式茶，但喝了能让你感觉好上些。”黛西接过茶，劳埃德摊开手掌，递给她两颗药片，“吃点阿司匹林吧，可以帮你缓解腹部的痉挛。”

黛西接过药片，就着热茶一口吞了下去。在她眼中，劳埃德总是比实际年龄老成一些，她还记得劳埃德在华彩歌舞厅找到醉醺醺的博伊时表现出来的那份坚毅。“你总是像一个真正的成年人，”黛西对劳埃德说，“我们其他人都是在假装成熟。”

喝完茶，黛西觉得困了。劳埃德收走了茶杯。“我想闭上眼睡一会儿，”她说，“我睡着的时候，你能留下来陪着我吗？”

“你想让我留多久我就留多久。”劳埃德说。他还说了些别的，但声音在黛西耳中变得十分缥缈。她很快就睡着了。

劳埃德从此就在管家的房间里过夜。

白天一整天他都在盼着这个时候。

晚饭后八点一过，劳埃德等黛西的女仆从厨房下班回家，就会下楼去地下室。黛西和劳埃德相对坐在两把旧扶手椅上。劳埃德总是带上本书——那是教官第二天一早要考核的“家庭作业”——黛西则看小说。但多数时候两人都会交谈。他们谈论白天发生的事情，讨论两人正在看的书，叙述过去生活里的一些琐事。

劳埃德讲述了在卡布尔街阻止法西斯党人示威游行的经历。“我们平和地簇拥在一起，警察却高喊着‘肮脏的犹太人’对我们发起攻击，”他告诉她，“他们用警棍打我们，把我们推进了商店的玻璃橱窗。”

黛西一直和法西斯党人的大部队待在伦敦塔公园，没有看见打斗的情况。“报道里不是这么说的。”黛西说。她原本相信报上的话，还以为冲突是恶棍惹起来的呢！

劳埃德并不觉得奇怪。“一周以后，妈妈在阿尔德盖特放映厅看了当时的纪录片，”他回忆道，“声音尖利的评论员说‘警察从公正的旁观者那里得到了颂扬’，妈妈说当时全场都笑了。”

劳埃德质疑媒体的报道，这让黛西震惊了。他告诉她，大多数英国报纸隐瞒了西班牙佛朗哥军队的暴行，夸大了西班牙政府军的过错。黛西承认，她相信了菲茨赫伯特伯爵叛军里的高尚基督徒把西班牙从共产主义威胁中拯救出来的言论。黛西对佛朗哥军队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暴行完全不知情。

黛西似乎从来没想过资产阶级的报纸会压下有可能对保守党政府、军队和商界造成不良影响的新闻，只会肆意夸大工会和左翼分子的那一点点过错。

劳埃德和黛西谈到了战争。他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英国和法国军队已经登陆挪威了，势必和那里的德军争夺控制权。盟军在挪威战场上处境不妙，报纸无法完全隐瞒这个消息。

黛西对劳埃德的态度变了。她不再挑逗他。看到他来，她总是很高兴，如果晚到了几分钟，她就会开始抱怨。她有时会戏弄他，但从不卖弄风情。她告诉他所有人都对她的流产感到难过：博伊、菲茨、碧、她在布法罗的母亲，甚至她父亲列夫。黛西对做了件让人看不起的事情无法释怀，问劳埃德自己是不是很蠢。劳埃德告诉她，他不觉得她很蠢，她做的事在他看来都不蠢。

他们的谈话很亲密，但私底下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劳埃德再没提过黛西流产那晚两个人的亲密瞬间，但当时的情形将永远刻在他的脑海中。从女人的私处和肚子上擦去血渍和性无关，那一刻的记忆纤柔无比。毕竟那是生病时的紧急情况，以后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他害怕给黛西留下自己刻意不去触碰她的错误印象，但又不知道该和黛西保持怎样的距离。

十点钟时，她给劳埃德泡了他很喜欢喝的可可茶，她说自己也喜欢，劳埃德不知道她是否只是在客套。喝完茶，两人互道了晚安，劳埃德便回到阁楼上，自己的房间里。

他们像老友一样亲密。他要的不止这些，但黛西是个有夫之妇，劳埃德无法指望更多了。

他故意忘掉黛西的婚姻状态。一天，她告诉他，想去看看住在别墅外农庄的老管家皮尔，这让劳埃德吃了一惊。“皮尔已经八十岁了，”黛西对劳埃德说，“菲茨已经完全把他忘了吧。我应该去看看他。”

劳埃德吃惊地竖起眉毛，黛西补充道：“我想确定他仍然安好，这是我作为菲茨赫伯特家一员的责任。照顾好家里的老雇员是有钱人家的职责——你知道这个吗？”

“我早就忘了。”

“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当然愿意。”

第二天是星期天，他们在劳埃德没有课的早晨前往皮尔家。他们被皮尔家的惨状惊呆了。墙上油漆脱落，墙纸摇摇欲坠，窗帘上都是煤灰。墙上唯一的饰物是从杂志社裁下来的几张照片：国王夫妇，菲茨和碧，其他一些贵族家庭的成员。皮尔家已经很多年没人打扫了，房间里充斥着尿味和煤灰味。不过，劳埃德猜想，对一个靠微薄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来说，这或许并不奇怪。

皮尔的眉毛全白了。他看到劳埃德说：“阁下，早上好——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劳埃德笑着说：“我只是阁下家的一个客人而已。”

“原来你不是阁下啊，我真是老糊涂了。老伯爵应该是在三十五到四十年前死的吧？年轻的先生，那你是谁啊？”

“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多年前你和我妈妈艾瑟尔曾经在一起工作。”

“你是艾瑟尔的儿子吗？哦，那样的话就……”

黛西问他：“那样怎么了？”

“哦，没事，我是老糊涂了。”

他们问他需要什么东西，但他却坚持说自己要用的已经都有了。“我吃得不多，很少喝啤酒，我有钱买烟买报。小劳埃德，你觉得希特勒会侵略英国吗？希望我别活到那一天才好。”

尽管收拾不是黛西的强项，但她还是把厨房收拾得干净了一些。“真是无法相信，”她轻声对劳埃德说，“这样还说自己应有尽有——他还觉得自己很幸运呢！”

“这个年龄的大多数人比他还糟。”劳埃德说。

他们和皮尔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劳埃德和黛西走之前，皮尔似乎想到了想要的东西，他看着墙上的一排照片说：“在老伯爵的葬礼上，曾经拍过一张照片，”皮尔说，“那时我还不是管家，只是个小听差，我们在棺材前站成一排。不像现在的小型照相机，那时我们用的是前面挂着黑布的立式照相机。毕竟，那还是在1906年。”

“我知道你说的照片在哪儿，”黛西说，“我们回去帮你找。”

回到别墅以后，他们马上去了地下室。酒窖边的储物室非常庞大，里面的箱子和柜子都塞满了没用的杂物——装在瓶子里的轮船模型，用火柴搭出的泰-格温、一个小床头柜、一把插在剑套里的剑。

两人开始在老照片和画作之间翻找。灰尘让黛西只想打喷嚏，但她的手并没停下来。

他们找到了皮尔想要的照片。放这张照片的盒子里还有张年代更久的照片，照片上是上一代的伯爵。劳埃德吃惊地看着五英寸长、三英寸宽的墨绿色照片，前代伯爵英姿飒爽地穿着维多利亚年代军装。

前代伯爵长得和劳埃德几乎一模一样。

“看这张照片。”他把照片递给黛西。

“如果你有络腮胡的话，就完全和他一样了。”黛西说。

“也许老伯爵和我的某个先人有过一段情，”劳埃德随便地说，“如果这位先人已婚的话，她可以推说孩子是丈夫的。我告诉你，我对自己是贵族家庭私生子的后代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如果出身贵族就乱套了。”

黛西说：“劳埃德，你怎么这么傻啊！”

劳埃德不知道黛西是不是认真在和他说话。这时，他注意到黛西可爱的鼻子上沾了点煤灰，他真想上去吻上一口。“我已经不止一次犯傻了，”他说，“再多一次——”

“听我说，你妈妈是这家的女仆。1914年，她突然去伦敦嫁了个外人只知道和她一样姓威廉姆斯，名叫特德的男子，因为都姓威廉姆斯，她完全不用改姓。这个神秘的威廉姆斯先生在没有碰到任何人之前就死了，你妈妈用他的死亡保险买下了现在还住着的这幢房子。”

“是的，”劳埃德说，“你想说什么？”

“威廉姆斯死后，她生下了个和前代伯爵非常相像的儿子。”

劳埃德开始慢慢理解黛西的意思了：“继续说下去。”

“你难道没想过这件事有个完全不一样的解释吗？”

“之前没想过……”

“碰到女儿未婚先孕时贵族家庭通常会怎样做？告诉你，这种事时不时会发生。”

“我想是的，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从没听说过这类事情。”

“好吧，我告诉你。他们会让女孩消失一段时间——和女仆一起去苏格兰、布列塔尼或是日内瓦。当小姐和女仆回来的时候，女仆会告诉大伙她在度假期间生了个孩子。尽管有了个私生子，但大户人家会对这个女仆特别慈爱，在和家里保持一段距离的地方把她安顿好，再给她一份不错的年金。”

乍听上去，这像个与现实无关的童话故事一样。但劳埃德听后却犯了愁：“你觉得我就是这种情况诞下的私生子吗？”

“我猜想，茉黛·菲茨赫伯特也许和某个园丁、矿工或在伦敦和哪个花花公子产生了感情，然后就怀了孕，她秘密地离开了一阵，生下了你。你妈妈同意假装孩子是她的，作为交换，她得到了一幢房子。”

劳埃德被由此引发的联想惊呆了。“怪不得问到生父的事时她总是支支吾吾。”现在想想母亲的态度的确非常可疑。

“我说得肯定没错，根本没什么特德·威廉姆斯。为了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你妈妈把自己说成是个寡妇。说死去的丈夫也姓威廉姆斯则是为了解决婚后必须改姓的问题。”

劳埃德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这听起来太玄乎了。”

“你妈妈和茉黛一直是朋友，她帮茉黛养育了你。1933年，你妈妈之所以把你带到柏林是为了让茉黛亲眼看看你。”

劳埃德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刚刚从梦中惊醒。“你认为我是茉黛的儿子吗？”他难以置信地问。

黛西拍了拍仍然拿在手里的镜框。“你和你的外祖父长得如此相像，这就是铁证。”

劳埃德困惑不解。这不可能是真的——但黛西的话完全有道理。“我知道伯尼不是我的亲爸爸，”他说，“难道艾瑟尔也不是我的亲妈吗？”

黛西必然看出了他脸上的无助，她凑近前，轻轻碰了碰他——这种安慰人的动作黛西平时很少做——她说：“抱歉，我是不是太残忍了？我只是想让你看清就在眼前但你却从来看不到的事实真相。如果皮尔猜到了什么，你难道不觉得别人也会猜到吗？我想这种事你也许比较想从……朋友那里知道。”

远处传来一声锣响。劳埃德机械地说：“我该去食堂吃午饭了。”他把照片拿出镜框，塞进军服口袋。

“你很伤心。”黛西关切地说。

“不……只是有点吃惊。”

“男人总是否认自己很伤心，一会儿有空请再来找我。”

“好的。”

“上床睡觉前一定跟我谈谈。”

“我会的。”

劳埃德走出储藏室，上楼走进已经坐满了人的食堂。他机械地吃着牛肉罐头，思绪万千。饭桌上正在展开挪威战场的讨论，但他没有加入。

“威廉姆斯，你在做白日梦吗？”劳瑟少校问他。

“先生，对不起，”他机械地说，并为自己现编了个理由，“我正在试图记住德军里中将的职务高还是准将的职务高。”

劳瑟说：“中将高一些。”接着他又轻声补充道，“也别忘了自己女人和别人的女人的区别。”

劳埃德脸红了。看来他和黛西的朋友关系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纯洁，两人的亲密已经引来了劳瑟少校的注意。劳埃德有些生气：他和黛西没做任何超出界限的事情。不过他没有争辩。尽管完全没有必要，他还是感到有点罪过。他无法把手掌放在胸口，发誓自己完全没有不正当的动机。他知道外公会说：“一个看到洗澡后的女人，起了色欲的男人已经在心里犯了奸淫的罪过。”这句基督的训诫并不是信口开河，里面包含着一定的真理。

一想到外祖父母，劳埃德便开始揣测，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什么人。黛西的话让他像是从山上掉下来似的非常失落。如果这件事上家人撒了谎，那自己也可能在其他许多事上都被误导了。

他决定去问问他们。因为这天是星期天，他可以马上就去。找到离开食堂的时机以后，他礼貌地和战友们道了个别，然后直接下山去威灵顿路的外祖父母家。

如果直接问茉黛是不是自己母亲的话，老两口可能直接把所有事否认得一干二净。也许循序渐进提问，抽丝剥茧地提取信息会比较好。

两位老人正坐在厨房里。对他们来说，星期天是节礼日，是全身心献给上帝的一天。他们不会看报，也不会听收音机。但他们很高兴看见他。和往常一样，外婆一看到他就烧上了茶。

劳埃德说：“我想多了解一点我父亲的事。妈妈说特德·威廉姆斯曾加入过威尔士步枪营，你们知道吗？”

外婆问他：“为什么要抓着过去不放呢？你只要把伯尼当父亲就好了。”

劳埃德顺着她说：“伯尼做了一个父亲可以做的一切。”

外公点了点头。“虽然是犹太人，但伯尼是个好人。”他觉得自己还可以把伯尼说得更好。

劳埃德换了个话题：“但我还是很好奇。你们见过特德·威廉姆斯这个人吗？”

外公生气了，“没有，”他说，“不过他的死太令人悲伤了。”

外婆说：“他是作为一个客人的随从前往泰-格温的，我们直到你妈妈去伦敦嫁给他之后才知道他俩相爱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没去参加婚礼呢？”

两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外公说：“卡拉，告诉他吧，撒谎没什么益处。”

“随从离开泰-格温以后，你妈妈发现自己有了孩子，”外婆说，“这是她屈服于诱惑而得到的教训。”劳埃德怀疑，这也许是母亲对外祖父母的推托之词。“你外公当时非常生气。”外婆补充道。

“我那时确实非常生气，”外公说，“我忘了耶稣的教导：‘论断别人其实是在论断自己。’她犯了淫欲的罪过，我犯了骄傲的罪过。”劳埃德惊讶地看到外公蓝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上帝宽恕了她，但我没有，直到女婿在法国战死以后我才饶恕了她。”

劳埃德更惊奇了。外公讲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不仅和母亲说的有出入，和黛西的假想更是牛头不对马嘴。祖父难道是在为一个从来没存在过的女婿流泪吗？

劳埃德继续问：“特德·威廉姆斯的家人呢？妈妈说他来自斯旺西。他也许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

外婆说：“你母亲从来没说起过他的家人。我想她是心里有愧。不管是什么原因，她就是不想认识他们。我们不需要在这件事上让她下不来台。”

“可是我也许在斯旺西还有祖父母，还有伯伯、姑姑、堂兄堂妹等一大家子人啊。”

“是啊，”外公说，“但我们不认识他们。”

“妈妈也许认识。”

“我想她也许会认识。”

“那我去问她吧。”劳埃德说。

黛西恋爱了。

她现在才知道，在劳埃德之前，自己没爱上过别的什么人。尽管对博伊的举止和头衔感到兴奋，但她从没爱上过他。至于可怜的查理·法奎森，她最多只是对他感兴趣而已。以前她觉得爱情只是赠与某个男人的殊荣，她只要聪明地加以选择就好。现在她知道自己完全错了。爱情和聪明无关。爱情和地震一样，发生了就无从选择。

除了晚上和劳埃德共度的两个钟头之外，黛西的生活简直乏善可陈。整整一天她都在期盼，期盼晚上与劳埃德的相会。

劳埃德是她能依赖的枕头，是她踏出浴室擦干身体的毛巾。一见到劳埃德，她就可以理清思路进行思考。

她怎么会忽略了劳埃德整整四年之久？三一学院的舞会本可以让她收获爱情，但她注意到的却是劳埃德身上那套借来的西装！为什么那时不抱住他，亲吻他，马上和他结婚呢？

黛西知道，劳埃德一直对她念念不忘。他一定从一见面就爱上了她。他求她离开博伊。“离开他，”他在前往华彩歌舞厅时对她说，“做我的女朋友吧。”但那时她只是取笑他。劳埃德看见了两人相爱的未来，她却视而不见。

内心深处的直觉却让她吻了他，因此在梅菲尔街上，街灯与街灯之间的阴影里，才有了那动人的一幕。那时她觉得这只是自己的放纵之举，但实际上这是她做过的最聪明的事情，因为这一吻封存了他对她的爱。

在现在的泰-格温，她不去想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求过好在这的每一天，快乐地和劳埃德一起过日子。奥尔加从布法罗给她写了封信，对她流产后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感到担心，黛西回了封信，告诉母亲自己很好。奥尔加告诉她一些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戴夫·罗赫死在了棕榈滩，穆菲·迪克森嫁给了菲利普·伦肖，杜瓦参议员的妻子罗莎写了本名叫《白宫背后》的畅销书，书里的照片都是伍迪拍摄的。一个月前这些事可能会勾起她的思乡之情，但现在她只是聊感兴趣而已。

黛西只在想到失去的孩子时感到一点点悲伤。腹痛很快过去了，流血也在一周后止住了，但流产之痛却一直还在。她已经不哭了，但时常呆呆地看着前方，想象着生下的会是男孩还是女孩，长得会像谁。回到现实后她才发现，自己几乎一动没动地想了一个多小时。

春天来了，她穿着雨靴和雨衣漫步在微风吹拂的山麓间。在确认身边除了山羊一无所有时，有时她会扯着嗓子向群山大喊：“我爱他，我就是爱他！”

黛西对问及父母时劳埃德的反应感到非常担心。也许她不该提起这件事：这只会让他不开心。但她这样做是有理由的：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从一个爱你的人那里听说会比较好。劳埃德受伤时的困惑表情让她动容，这也让她更爱他了。

不久劳埃德告诉她，他将离开。他将在五月第二周周末的圣灵降临节，去南海岸一个叫伯恩茅斯的地方参加工党的年会。

他说，他母亲也将去伯恩茅斯，他将利用这个机会把亲生父母的事情搞搞清楚。黛西觉得他看上去又热切又害怕。

劳瑟少校当然不会让他去，但劳埃德三月读这门课程前就获得了直接上司艾利斯-琼斯上校的允许，艾利斯上校或是喜欢劳埃德，或是工党的同情者，发布了这条不容劳瑟反抗的命令。如果德国突然入侵法国的话，自然任何人都不能离开。

黛西很想在劳埃德离开之前让他知道自己对他的爱，如果不能在那之前表白的话，她会非常恐慌。她不知道这是为何，但她必须这样做。

劳埃德在周三离开，并于六天之后回来。巧合的是，博伊恰巧说他要在劳埃德离开的周三晚上过来。不知为何，黛西对劳埃德和博伊碰不到一起感到很高兴。

她决定在劳埃德离开前的周二进行告白，她不知道一天之后该对丈夫说些什么。

想着将和劳埃德的交谈，她意识到劳埃德可能会吻她，接吻时他们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进而发生关系，接着在彼此的臂膀中躺上一整夜。

她觉得他们必须谨慎一些。为双方着想，早晨劳埃德离开的时候一定不能被旁人发现。劳瑟已经有了怀疑：黛西已经从他非难和恶作剧的态度中发现了蛛丝马迹，似乎相比于劳埃德，她更该倾心于他似的。

如果她和劳埃德能在其他地方进行命运中的这次对话就好了。想到西翼没人使用的那些卧房，她不禁一阵心动。劳埃德可以在黎明时离开，如果被人发现，没人会想到之前他和黛西在一起。黛西可以过一些时候衣着整齐地出现，假装寻找家里不见的财产，比如说哪幅画。事实上，为了让谎言听上去像是真的，她可以事先从储藏室里拿些东西到卧室去，好为自己说的谎佐证。

周二早晨九点，培训生们都去上课以后，黛西拿着一个银盖掉色的香水瓶和一面小镜子到了上一层楼面。她已然产生了罪恶感。地毯拿掉了，她在地板上的脚步声响得骇人，似乎在宣告一个不贞妇人的到来。幸好卧室里没有其他人。

黛西走进栀子花套间，她依稀记得这个房间是用来放被单和枕套的。走进套间时走廊里没有其他人。她飞快地关上了门，气喘得很厉害。她告诉自己，到目前为止自己还什么事都没做。

她的记忆没错：贴着栀子花墙纸的墙边上放着几摞包着粗糙棉布、绑着捆扎绳，像大包裹一样叠放整齐的干净被单、被子和枕套。

套间里有股霉味，黛西打开窗户。房间里原先的家具还在：床、衣橱、五斗柜、写字台，以及一个放着三面镜子的蚕豆形梳妆台。她把香水瓶放在梳妆台上，然后用墙边的床上用品铺好了床。铺好的床单摸上去很凉。

我已经走出第一步了，她想着。我替自己和爱人铺好了床。

看着白色的枕头和带花边的粉红色床单，她仿佛看见自己和劳埃德动情地拥抱着，不顾一切地相互拥吻。她被自己的想象打动，几乎要昏厥过去。

外面传来脚步声，和她刚才踏在地板上的脚步声同样响亮。会是谁呢？也许是来查看漏水水沟或损坏窗棂的修理工莫里森。她沉住气等待，心脏在脚步声越来越响又慢慢消失的时间里因为罪恶感而跳得飞快。

惊惧缓和了黛西的兴奋感，她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她最后看了套房一眼，然后离开了。

走廊上没有任何人。

她沿着走廊往前走，脚步声依然很响。现在的我看上去没什么不正常的，她告诉自己。她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她比任何人都有权留在这里。这是她自己的家，她丈夫是这幢别墅的继承人。

那个她准备背叛的丈夫。

她知道她应该被罪恶感击倒，但事实上她急不可耐地想和劳埃德在一起，因为对他的向往而如坐针毡。

接着她必须把今晚在这儿会面的事婉转地告诉劳埃德。前一天晚上，劳埃德像往常一样去了她在地下室的卧房，但她没能把今晚的安排告诉劳埃德，因为那时劳埃德肯定会让她解释，她知道她会把一切都告诉劳埃德，然后和他一起上床，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她只能今天简短地给他提个醒。

平日里她不太在白天见他，两人只在过道和书房里遇见过几次。她怎么能确保一定能见到他呢？她一般会趁训练生不在的时候从后楼梯上阁楼。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回房来取忘在房间里的东西，因此动作必须要快。

她走进劳埃德的房间。空气里都是劳埃德的味道。黛西说不清劳埃德用的是哪种男士香水，她也没在房间里看到男士香水，不过剃须刀边上放着瓶发胶。她打开发胶闻了闻：没错，劳埃德身上发散的就是这种柑橘的清香。她问自己，劳埃德是不是有点自负？像是有点吧。即便穿制服，劳埃德看上去也很整洁。

她可以给他留张便条。梳妆台上有本破旧的便笺簿。她打开便笺簿，撕下一张便笺。她环顾四周，想找支书写笔。劳埃德有支笔杆上刻着名字的黑色钢笔，但他一定把那支笔随身带着上课做笔记。她在最上面的抽屉上找到支铅笔。

该写些什么呢？她必须很小心，防止被别人先看到纸条。在纸条最下方她写道：“书房见。”然后把纸条留在不会被错过的梳妆台上。接着便离开了。

没人看见她。

黛西估摸着，劳埃德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回房，也许会用梳妆台抽屉里的墨水瓶给钢笔灌点水。这样他就会看见纸条，去书房见她了。

她走进书房，等待着劳埃德的到来。

这天上午过得特别长。这些天她正在看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小说——他们似乎能理解黛西现在的感受——但这天格斯凯尔夫人却无法抓住她的注意力，她一整个上午都望着窗外。已经到了五月，泰-格温往年这时总是鲜花满园，但今年大多数园丁都参了军，留下来的几个也只种蔬菜不种花。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几个培训生走进书房，拿着笔记本坐在绿色的皮椅子上，只是劳埃德不在他们之中。

黛西知道，早上的最后一节课十二点半结束，那时培训生们都要去吃午饭。十二点半时，培训生们都起身离开了书房，但劳埃德还是没有出现。

劳埃德现在肯定已经回了房，放下书本，再去近邻的浴室里洗手，黛西估摸着。

过了几分钟，集合吃饭的锣声响了。

这时劳埃德出现在了书房门口，黛西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

他看上去很担心。“我刚刚看见那张纸条，”他说，“你怎么样？”

劳埃德首先想到的还是她的身体情况。黛西的问题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会想尽一切机会帮助她，他愿意献出整个身心为她服务。包括父亲在内，至今还从没哪个男人对她这么好过。

“一切正常，”她说，“你知道栀子花是什么样的吗？”黛西一整个上午都在练习这段对话。

“我知道，有点像玫瑰，问这干什么？”

“别墅西翼有间叫栀子花的套间，门上画着朵白色的栀子花，里面放满了床上用品，你能找到它吗？”

“当然能找到。”

“今天别去地下室了，我们在那儿会合。老时间见。”

他盯着她，似乎想搞清会发生什么事。“我会去的，”他说，“但为什么这样安排呢？”

“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

“真是令人兴奋。”劳埃德说，但脸上露出的是狐疑的神色。

黛西大致可以猜到他在想什么。他会觉得，她为这天晚上做了浪漫的安排，并为此激动万分，同时告诉自己这是个毫无希望的梦。

“去吃饭吧。”她说。

他迟疑了一会儿。

她说：“晚上见。”

“我等不及了。”说完，劳埃德离开了书房。

黛西回到地下室的房间。不善于做菜的梅茜给她做了个面包夹罐装牛肉的三明治。她不想吃什么三明治：除了蜜桃冰激凌，她什么都吃不下。

她躺在床上休息。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夜晚的想象是如此具体，让她很不好意思。黛西从博伊那里学到了不少性知识——他显然和很多女人有染，她已经知道男人喜欢什么。她愿意和劳埃德一起做任何事，亲吻他身体的每一处，做那件博伊所谓的“首要事 【1】 ”，吞下他的精液。这些念头勾起了她的欲望，让她不得不动用所有的意志力，克制自慰的冲动。

五点时，她喝了杯咖啡。洗完头以后，又在浴缸里泡了很久。她剃干净腋下，修齐了下体过多的毛发。她擦干身体，涂上薄薄一层润肤乳。洒上香水，开始穿衣打扮。

她穿了件新内衣，然后试着自己的每条裙子。她喜欢蓝白色条纹的那条裙子，但这条裙子正面有排要花很久才能解开的小扣子，她知道晚上肯定要尽快脱下裙子。黛西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像个妓女，她不知道该感到羞耻还是感到有趣。最后，她决定穿那条能衬出完美双腿的草绿色羊绒齐膝裙。

黛西对着衣橱内侧狭窄的穿衣镜看着自己。她看上去很不错。

她坐在床沿穿上袜子，这时博伊走了进来。

黛西一阵晕眩。如果不是坐着的话，她也许会当场跌倒在地。她难以置信地瞪着博伊。

“给你个惊喜，”他喜滋滋地说，“我提前一天过来了！”

“是的，”黛西好不容易说出句话来，“确实是个惊喜。”

博伊弯下腰吻了吻她。黛西从来没喜欢过博伊伸进嘴里的舌头——他的舌头上不是烟味就是酒味。博伊也从没把她的厌恶放在心上——事实上，他还挺喜欢这种硬来的方式。但出于心里的罪恶，黛西这次伸出舌头回吻了他。

“老天，”他歇下劲以后说，“你真够劲爆的。”

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黛西想，至少我不想让你知道。

“实训提前一天结束，”博伊告诉她，“没时间通知你。”

“今天你要在这儿过夜吧？”黛西问。

“是的。”

太不幸了，劳埃德第二天一早就要走了。

“你看上去不怎么开心。”博伊说。他看到了黛西身上的裙子，“你有什么别的安排吗？”

“你说有什么安排？”她镇定下来，“像你一样在双皇冠酒吧不醉不休吗？”她语带讥讽地问。

“不说这个了，我们喝一杯吧。”说完他出门拿酒去了。

黛西把脸埋在双手中。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她的计划完全泡汤了。一定要想法通知劳埃德才行。博伊在侧，她无法匆匆地对劳埃德道出心中的爱。

她告诉自己，这只是把计划稍微延迟了一些时间而已，她只须再等待几天：劳埃德下周二就会回来。等待令人焦心，但她和她的爱能挨过这些天。可她还是痛苦得只想哭。

她穿上袜子和鞋，走进卧室旁边的小客厅。

博伊找到一瓶威士忌和两个小酒杯，黛西喝了点威士忌让自己提起劲。博伊问她：“我看有个女孩正在给晚饭做鱼饼，我饿了，她的手艺好吗？”

“不怎么好，你饿的话可以拿来将就一下。”

“那就算了，喝点威士忌就行。”说完他又来了杯威士忌。

“你一直在做些什么？”黛西启发博伊说话，这样自己就不用说话了，“你们飞过挪威吗？”德国打赢了挪威战场的第一次陆上战役。

“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去什么挪威，那简直是场灾难。今天晚上，下议院要为挪威的事进行讨论，”接着，他谈起英法指战员犯起的错误来。

晚饭准备好以后，博伊到地下室取红酒，通知劳埃德的机会来了。但他在哪儿呢？她看了看表。这时是七点三十分，他一定在食堂吃晚饭。她无法走进食堂，在众目睽睽之下和他交头接耳，那等于在众人面前揭穿了他们的恋人身份。怎样才能把他引出餐厅呢？她想了又想，但在想出办法前，博伊就拿着瓶1921年出产的培里侬香槟王得意扬扬地回来了。“这是他们生产的最好的葡萄酒，”他说，“有些年头了。”

两人坐在桌边吃梅茜做的鱼饼。黛西喝了杯香槟，但鱼饼一口都吃不下去。黛西把食物在盘子周边围成一圈，让人以为她已经吃了些。博伊倒吃了两份食物。

梅茜用罐装桃子和浓缩奶粉做了甜点。“英国的美食被战争毁了。”博伊说。

“以前也不怎么好。”黛西仍然在摆弄着盘子上的食物，想使食物看上去少一些。

劳埃德一定已经去了栀子花套间。收不到信的话，劳埃德会怎么办呢？他会整夜在那等待她的到来吗？他会等待到午夜以后就回自己的房间吗？他会直接过来找她吗？直接过来的话，情况就糟透了。

博伊拿出一支长烟满意地抽了起来，不时把没着的一头放在酒杯中的白兰地里。黛西试图找个理由上楼，但一个都想不出来。晚上的这个时候她又能找什么理由去培训生的宿舍呢？

博伊抽完烟的时候，她仍然手足无措。博伊说：“该上床了，你要先洗澡吗？”

黛西不知道该怎么办，站起身走进卧室。她缓缓脱下为劳埃德穿的衣服，洗了把脸，穿上最无趣的一件睡袍，爬到床上。

博伊已经醉得不轻了，但一上床还是向她求欢。她突然觉得害怕极了。“很抱歉，”她说，“莫蒂默医生说三个月不能做爱。”莫蒂默医生没说过这话，他说止血以后就能做爱。黛西感到心里有愧，她本想和劳埃德激情一宿的。

“什么？”博伊生气了，“为什么啊？”

她灵机一动：“很快恢复房事的话，我可能就没机会再怀上了。”

博伊相信了。他很想要个继承人。“那好吧。”他转过身去。

很快他就睡着了。

黛西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一团乱麻。她能偷跑出去吗？必须得套几件衣服——她不可能穿着睡袍到处乱跑。博伊睡得很沉，但经常起床撒尿。如果撒尿时发现她偷跑出去，之后又看到她着装整齐地回来他会怎么想呢？她又能找出什么样的一套说辞说服他呢？夜里女人在乡间别墅四处乱转只会有一个理由。

只能让劳埃德忍了。想到劳埃德一个人孤独伤心地待在满是灰尘的套房里，黛西就伤心得要死。他会穿着制服在那儿睡着吗？如果不盖条被单的话，他会着凉的。劳埃德会觉得她有急事，还是会以为她在无意中把他晾在一边了呢？也许他会觉得很失落，然后迁怒于她。

泪水从黛西的脸上奔流而下。好在博伊睡得很死，她可以尽情地流泪。

下半夜，她终于睡着了。梦中，她要去赶一班火车，但不断被各种愚蠢的小事耽搁：出租车开错地方；必须拿手提箱走很长一段路；车票不见了；到了月台，却发现搭乘的是一辆好几天才能跑到伦敦的公共马车。

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博伊已经去浴室刮胡子了。

黛西彻底心灰意冷了。她起床穿上衣服。梅茜在为她做早饭，博伊已经吃起了鸡蛋、培根和奶油吐司。吃完早饭已经九点了。劳埃德说九点出发，他也许已经拿着手提箱出门了。

博伊站起身，拿着报纸进了厕所。黛西知道博伊的这个习惯：他会在厕所里待上五到十分钟。她不再犹豫了：匆忙从地下室走上楼梯，朝前厅奔了过去。

劳埃德不在门口，他一定已经离开了。黛西的心猛地一沉。

不过他会走去火车站：只有病人和有钱人才会为区区一英里路叫出租车，也许还能追得上他！黛西连忙冲出了门！

劳埃德在她前方四百码的车道上拿着手提箱举重若轻地行走，黛西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她放下顾忌，撒起脚丫跑了起来。

一辆被军人们称为“蒂利”的皮卡从黛西身旁开了过去。让她失望的是，皮卡在劳埃德身边慢慢停下了。“别上车！”但劳埃德离她太远，没有听见她的喊声。

劳埃德把手提箱扔到皮卡后斗，坐在司机身旁的副驾驶座上。

黛西拼命追赶，但皮卡已经不可能追上了。车一启动，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开走了。

黛西停住脚步，看着“蒂利”开过泰-格温的大门，渐渐消失了。她拼命克制住了想哭的冲动。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退回屋子。

前往伯恩茅斯的途中，劳埃德在伦敦住了一晚上。这天是1940年5月8日星期三，劳埃德在下议院的旁听席上旁听了决定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命运的辩论。

议院像剧场一样吵闹而无序：旁听席又窄又硬，楼下的议员们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影影绰绰。旁听席全都坐满了。劳埃德和继父伯尼通过楼下正和比利舅舅一起坐在议席上的艾瑟尔的影响力才好不容易搞到票。

劳埃德没机会问生身父母的事情：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的政治危机上。劳埃德和伯尼都希望张伯伦马上辞职。纵容法西斯主义的人缺乏带领英国参战的公信力，挪威的惨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辩论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艾瑟尔说，除了受到工党议员的猛烈抨击外，张伯伦同样也受到了本党议员的抨击。保守党议员莱奥·艾默里在辩论中引用了克伦威尔的名言：“不管你们做过什么好事，你们占据此位太久了。我告诉你们，离开吧，别再让我们看见你们。以上帝的名义，走吧！”这席出自同党议员的话简直太残酷了，比两边议席响起的“滚、滚”声还要伤人。

劳埃德的母亲和其他女议员，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女议员专用房间，决定发起一项针对张伯伦的投票。男议员无法阻止她们，于是纷纷决定加以声援。周三女性议员的议案提出以后，辩论演变成针对张伯伦的投票。首相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号召朋友们站在他这边——劳埃德觉得这是种软弱的表现。

今晚，攻击依然在继续。劳埃德津津有味地聆听着议员们的唇枪舌剑。他痛恨张伯伦对西班牙施行的政策。1937年到1939年的两年间，在德国和意大利不断给西班牙叛军予以人力和物力支援，美国极端保守主义者陆续把石油和卡车出售给佛朗哥的同时，张伯伦却依然协同法国施行“不干涉”的政策。如果有哪个英国政治家能容忍佛朗哥的大规模杀戮，那这个人只能是内维尔·张伯伦了。

“张伯伦不应该为挪威的惨败负责，”伯尼在会场稍稍平静时对劳埃德说，“温斯顿·丘吉尔是海军部的首脑，你妈妈说推动这次参战的人是他。在面对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软弱而巍然不倒之后——张伯伦要是因为不是自己犯的错而下台那可是太讽刺了。”

“所有错归根结底都是首相犯下的，”劳埃德说，“做领袖就要担这个责任。”

伯尼干涩地笑了一声。劳埃德明白，继父是认为年轻人想问题太简单了，但出于情面，他并没有明言。

辩论声非常嘈杂。但当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站起身时，全场立刻安静下来。劳埃德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前首相。尽管满头白发的前首相已经七十五岁了，但发言时仍然保持着上次世界大战胜利者所特有的威严。

他的话毫不留情。“这不是和首相交情深浅的问题，”他带着不遮不掩的嘲讽口气说，“这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问题。”

劳埃德欣喜地看到，保守党的议员们和反对党议员们同样发出了附和的声音。

“他说他愿意做出牺牲，”劳埃德·乔治特有的威尔士北部鼻音加强了责难的效果，“如果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只有请这位先生卸任了。”

反对党议员纷纷大声表示同意，劳埃德看到母亲高声欢呼。

丘吉尔结束了这场辩论。他的口才和劳埃德·乔治不相上下，劳埃德担心他的演说会拯救张伯伦。但他发言以后，议员们齐齐发出鼓噪声，大多数时间他的演讲都被鼓噪声淹没了。

晚上十一点，丘吉尔结束了演讲，投票马上开始了。

英国下议院的投票系统非常怪异。议员们不是举手表决，也不是在投票纸上画钩，而是必须离开议席，分别穿过两条代表“是”和“否”的走廊。整个过程大约要耗上十五到二十分钟。艾瑟尔说，这种流程只可能是那种没事可干的人想出来的，她肯定这种流程很快会得到变革。

劳埃德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张伯伦的垮台会让他非常高兴，但此时一切都还没有确定。

为了分心，他把思绪放在了黛西身上，想到黛西总会让他轻松一点。泰-格温的最后二十四小时是何等怪异——先是那张“书房见”的纸条，然后是关于晚上在栀子花套间见面的匆匆交谈，最后是一晚上在焦心和寒冷中一无所获的等待。他等到早晨六点才放弃希望，不情愿地回到阁楼上的房间里，洗脸刮胡，换套衣服，打好包，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前往伦敦的旅程。

不是出岔子就是黛西改变了主意。劳埃德想知道的是，黛西原本的意图是什么。她说她想告诉他一些事情。她是想说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还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以致她连约会都忘了。看来只有等下周二见面再问她了。

他没告诉家人在泰-格温见了黛西。那意味着他得向他们解释他和黛西现在的关系，但他实在什么都没法说，他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吗？他不知道。黛西对他是怎么想的，他也不知道。在劳埃德看来，他们最多只能算是错过恋爱机会的一对好朋友。但他不会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因为那听起来太可悲了。

劳埃德问伯尼：“张伯伦一旦失势以后，谁将会接替他的职位？”

“估计是哈利法克斯，”哈利法克斯伯爵是现任外交部长。

“不要啊，”劳埃德激动地说，“这时候再不能让贵族当首相了。和张伯伦一样，这种人只知道息事宁人。”

“我同意你的观点，”伯尼说，“但谁又能担此大任呢？”

“丘吉尔怎么样？”

“知道斯坦利·鲍德温是怎么说丘吉尔的吗？”保守党人鲍德温是张伯伦的前任外交部长，“他说温斯顿出生时，几个仙女在他的摇篮中注入了许多能力：想象力、辩论的能力、勤勉的精神和把事情圆满解决的能力，这时又来了一个仙女，她说，‘一个人不能有这么多种能力’，她抱起温斯顿，用力摇了摇，把判断力和智慧摇了出来。”

劳埃德笑了。“有趣的故事，但这是真的吗？”

“没有判断力确实是真的。上次大战中，带领英军参加达达尼尔海战的人是他，我们在达达尼尔海战中一败涂地。现在他又把英军带到了挪威，我们在挪威遭到了又一场失败。他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但事实证明，他对局势的判断往往太一厢情愿了。”

劳埃德说：“30年代他就说要加强军备。事实证明，这点是正确的——那时，包括工党在内的朝野各界都反对加强军备。”

“当狮子和绵羊一同酣睡时，丘吉尔已经在呼吁加强军备了。从这点上来讲，他是够有先见之明的。”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有个怀着抵抗决心的人。我们需要一个能大声呐喊，而不是忍气吞声的首相。”

“计票员回来了，你也许能实现你的愿望。”

投票结果宣布了。赞成张伯伦继续担任首相的为二百八十票，反对的为二百票。张伯伦赢了。议席里喧闹连连。首相的支持者相互祝贺，反对者高喊着要张伯伦辞职。

劳埃德非常失望。“经历了这些溃败以后，他们为什么还要维护张伯伦呢？”

“别这么快下结论。”伯尼在张伯伦离开下议院，喧闹声小了点以后，拿了支铅笔在《新闻晚报》的纸边上计算着，“政府通常有二百四十票的压倒性优势，现在只剩下了八十票。”他写了几个数字，计算起来，“除去缺席的议员，大约有四十个原先政府的支持者反对张伯伦留任。这对一个首相来说打击非常大——近百名他的同事对他失去了信心。”

“但这还不够让他辞职，为什么会这样呢？”劳埃德不耐烦地问。

伯尼摊开双手，做了个投降的手势。“这我就不知道了。”他说。

第二天，劳埃德、艾瑟尔、伯尼和比利一起乘火车前往伯恩茅斯。

车厢里满是参加伯恩茅斯工党年会的代表。一路上，他们用苏格兰高地口音、伦敦东区的方言等各种口音讨论着昨晚的辩论和首相的未来。劳埃德还是没找到机会和艾瑟尔讨论那个让他牵肠挂肚的问题。

和大多数代表一样，他们住不起悬崖顶上的豪华酒店，只能住在郊区的寄宿旅馆。晚上，他们去了酒吧，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了。劳埃德的机会来了。

伯尼替四个人买了酒。艾瑟尔大声说，不知道茉黛在柏林怎么样了。战争中断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邮政业务，艾瑟尔已经有很久没能和茉黛通信了。

劳埃德喝了口啤酒，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我的生父。”

艾瑟尔决然地说：“伯尼就是你父亲。”

她又在逃避！劳埃德抑制住突然在心头腾起的愤怒。“不要再这样说了，”他说，“伯尼知道我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尊敬他，他早就知道了。”

伯尼拍了拍他的肩膀，真诚，但也有些尴尬地对劳埃德表示理解。

劳埃德的声音更决绝了：“可我对特德·威廉姆斯很好奇。”

比利说：“我们要谈论的是将来，谈论过去完全没有意义——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战争。”

“说得没错，”劳埃德说，“正是因为面临着战争，所以必须立刻找到答案。我不愿再等下去了，我可能很快要上战场，我不愿稀里糊涂就死。”这个理由应该能让他们信服了吧。

艾瑟尔说：“该让你知道的，你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她没敢看劳埃德的眼睛。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劳埃德强迫自己保持耐心，“我的祖父母在哪儿？我是不是有堂兄弟和堂姐妹？”

“特德·威廉姆斯是个孤儿。”艾瑟尔说。

“他在孤儿院长大的吗？”

艾瑟尔生气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劳埃德提高声调，装作生气地回答：“因为我像你嘛！”

伯尼忍不住笑了。“这倒是真的。”

劳埃德倒没笑。“哪家孤儿院？”

“可能他告诉过我，但我忘了。我想应该是在加地夫。”

比利插话进来。“劳埃德，别提这种让人难堪的话题。喝点啤酒，谈点别的吧。”

劳埃德愤怒地说：“让人难堪的不是我。比利舅舅，非常感谢你，但我已经受够了谎言了。”

“好了，好了，”伯尼打圆场，“别说这些话了。”

“爸爸，对不起，但这件事必须得谈，”劳埃德举起手，不让比利和伯尼打断自己的话，“上次我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妈妈说特德·威廉姆斯来自斯旺西，但因为特德父亲工作的原因，他们家经常搬家。现在她却说特德是在加地夫的孤儿院长大的。其中至少有一个是谎言——可能两次都是在撒谎。”

艾瑟尔终于抬起了眼睛。“我和伯尼给你饭吃，给你衣服穿，一直到送你上大学，”她愤怒地说，“你没有可以抱怨的。”

“我爱你，我也很感谢你，但这是两回事。”劳埃德说。

比利说：“我倒想问了，你为什么突然把这事提出来了？”

“因为有人在阿伯罗温告诉了我一些事情。”

艾瑟尔没有说话，但眼神里包含着一丝恐惧。劳埃德想，威尔士一定有人知道真相。

劳埃德不留情面地说：“有人告诉我，1914年怀孕的可能是茉黛·菲茨赫伯特，后来却对外声称这个孩子是你的。作为奖赏，菲茨赫伯特家给了你努特利大街的房子。”

艾瑟尔轻蔑地哼了一声。

劳埃德举起手。“这能解释两件事，”他说，“首先是你和茉黛女士非同寻常的友谊，”他把手伸进兜里，“然后是这张络腮胡子男人的照片。”他把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

艾瑟尔一声不吭地瞪着照片。

劳埃德说：“很可能被人当作我的照片，是不是？”

比利不耐烦地说：“劳埃德，确实很可能，但任何认识你的人都不会认错。别胡说八道了，告诉我们这个男人是谁。”

“他是菲茨赫伯特伯爵的父亲。比利舅舅，我没有胡说八道。妈妈，告诉我，我是茉黛的儿子吗？”

艾瑟尔说：“我和茉黛的友情首先是一种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我们的友谊曾经在妇女参政的策略分歧时中断过，不过后来又恢复了。我喜欢她，她也给了我一些人生中很重要的机会，但我们的关系里没有任何秘密。她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

“好了，”劳埃德说，“我可以相信你。但这张照片……”

“关于为什么这么相像的原因……”她说不下去了。

劳埃德却不肯放过。“告诉我真相吧。”他冷酷地说。

比利又插话说：“孩子，你找错对象发脾气了。”

“是吗，那你说我该找谁发脾气，说啊！”

“这个问题不该由我来说。”

比利的话像是一种退让。“你们这是承认先前撒谎了喽？”

伯尼惊呆了。他问比利：“你是不是说特德·威廉姆斯根本不存在？”和劳埃德一样，伯尼显然也被瞒了很多年。

比利没有回答。

劳埃德和伯尼都看着艾瑟尔。

“真该死，”她说，“就像爸爸说的那样，‘你犯下的罪总有一天会被揭露的。’你们想知道，那么就让你们知道吧，虽然你们可能不会喜欢这个事实。”

“告诉我吧。”劳埃德不顾一切地说。

“你不是茉黛的孩子，”她说，“你是菲茨的孩子。”

第二天是5月10日，星期五。这一天，德国向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发起了闪电进攻。

与父母和比利舅舅在寄宿公寓吃早饭时，劳埃德从收音机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并不吃惊：英国军队里所有人都知道德国马上要入侵了。

相对而言，他对于昨晚知道的事实更为惊奇。前一个晚上，他失眠了好几个小时，被母亲误导了这么多年，让他愤怒，而自己的亲生父亲不仅是心爱的黛西的岳父，还是右翼贵族绥靖主义者，这让他深感失望。

“你怎么会爱上他呢？”他在酒吧里当即提出了这个问题。

艾瑟尔的回答一击致命。“你还不是一样，你不是也爱过美国富家女嘛，她还嫁给了法西斯主义者呢，她不也一样是个右翼分子吗？”

劳埃德本想说那完全是两码事，但马上意识到两者没有什么不同。无论和黛西现在是什么关系，他肯定一度爱过她。爱情不可能是理智的。如果劳埃德会被不理智的情感左右，艾瑟尔一定也会。事实上，母子俩陷入爱河的时候也都是二十一岁。

他说艾瑟尔本应开始就告诉他，但艾瑟尔对此也有话说。“如果小时候就告诉你你有个伯爵父亲，你会如何反应？你多半会迫不及待地在学校里别的孩子面前吹嘘一番吧。他们肯定会嘲笑你在说瞎话。要不就是因为你比他们优越而冷落你。”

“但长大以后你总可以……”

“怎么说呢，”艾瑟尔显得很疲倦，“总是找不到好时机。”

听到艾瑟尔的坦白后，伯尼的脸惊得发白，但他很快调整好自己，他说他明白艾瑟尔为何不告诉他真相。“秘密被揭穿就不成为秘密了。”

劳埃德很想知道母亲现在和伯爵是什么关系。“我想你现在还会时不时在威斯敏斯特宫看到伯爵吧。”

“不常见。贵族在威斯敏斯特宫有他们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餐厅和酒吧。民选议员只有经过安排才能和他们见面。”

那天晚上，劳埃德沉浸在震惊和困惑之中，不知该怎么想这件事。他父亲是个贵族，是个托利党人，是博伊的父亲，还是黛西的公公。他该感到悲伤、愤怒还是自轻自贱呢？真相带来的打击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完全麻木了。身受重伤就是如此，起初是感觉不到疼痛。

早上听到的消息使他把思绪转到了欧洲战场上。

这天凌晨，德国向西展开了闪电般的突袭。尽管许多人都预料到德国会这样做，劳埃德还是对盟军的情报部门未能打探到袭击的具体日期感到吃惊，同样令他吃惊的，还有这些小国的军队虽然英勇抵抗但一击即溃。

“传来的消息也许是真的，”比利舅舅说，“听听英国广播电台会怎么说吧。”

张伯伦在得知消息后随即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由英国师团增援的法国军队早已做好了应对这类入侵的预案。德军入侵以后，英法联军便启动了预案，联军从西部跨过边境，进入荷兰和比利时，迎头阻击疾驰的德军。

威廉姆斯一家心情沉重地搭上前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向举行工党年会的伯恩茅斯展览馆进发。

到了展览中心以后，他们得知了来自威斯敏斯特宫的最新消息。张伯伦依然紧握着大权。比利听说首相邀请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入阁，意图使战时政府成为三个主要政党联合执政的政权。

一家三口对英国的前途感到心悸。绥靖主义者张伯伦依然把持着政权，工党被迫在联合政府中给他以支持。很难想象英国会变成什么样。

“艾德礼怎么说？”

“他说，要询问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意见。”比利回答。

“那就是要问我们的意见了。”劳埃德和比利都是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那天下午四点委员恰好要开会。

“很好，”艾瑟尔说，“我们开始计票吧，看看委员中支持张伯伦计划的有多少。”

“我想应该没有。”劳埃德说。

“别这么确定，”艾瑟尔说，“总有几个希望不惜一切让丘吉尔出局的人。”

接下来几个小时，劳埃德奔走于展览馆的咖啡厅、酒吧和伯恩茅斯的海边，找委员会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助手谈话。他没时间吃午饭，喝了太多的茶，整个人像是在水上漂一样。

劳埃德失望地发现，在张伯伦和丘吉尔的问题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他有一样的观点。一些经历过上次战争的反战主义者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他们支持张伯伦的绥靖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威尔士的议员们依然觉得时任内政部长的丘吉尔是派军队镇压1910年托尼潘蒂工人罢工的罪魁祸首。那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但劳埃德知道政治上的恩仇可不是那么容易忘却的。

三点半，劳埃德和比利在微风中沿着海岸走进举行委员会会议的高岸酒店。他们认为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会接受张伯伦的提议，但并不是很确定。劳埃德对投票结果依然非常担心。

走进会议室以后，他们和其他委员一起坐在长桌旁。四点的时候，工党领袖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里。

克莱门特·艾德礼是个安静谦逊的瘦削男子，他穿着得体，留着一把胡须，头发却没几根了。他看上去像是个律师——他爸爸就是个律师——人们很容易轻视这么一个人。艾德礼用单调的嗓音向全国委员会委员罗列了包括张伯伦想与工党结盟在内的、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一些事情。

接着他说：“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们。第一：你们想不想在以内维尔·张伯伦为首相的联合政府里供职？”

桌旁的委员们纷纷说出了“不”字，比劳埃德料想的还要整齐。劳埃德非常激动。背叛西班牙民主政府，与法西斯分子为友的张伯伦终于要垮台了。这个世界还是有道理可讲的。

劳埃德同时还注意到艾德礼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了会议的进程。他没有开宗明义地展开讨论，没有提出“我们该怎么办”这类问题，更没有给与会者迟疑和踌躇的机会。他把委员们逼到墙角，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劳埃德确信艾德礼达到了他想要达到的结果。

艾德礼说：“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愿意在另一个首相掌权的联合政府中工作吗？”

委员的回答没有刚才那么一致，那么响亮，但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是”。劳埃德环顾四周，发现所有委员都支持这个想法。如果有人反对的话，他们绝不介意投票进行表决。

“如果是这样的话，”艾德礼说，“我会告诉张伯伦，工党愿意参加联合政府，但前提是他必须辞职，选举出一位新首相。”

桌子旁响起一阵低低的应和声。

劳埃德注意到，艾德礼机智地回避了他们想让谁担任新首相的问题。

艾德礼说：“我现在就去给唐宁街十号打电话。”

说完他离开了会议室。

那天晚上，温斯顿·丘吉尔依例被招到白金汉宫，在任命仪式上被国王宣布成为新一任的联合王国首相。

虽然丘吉尔是保守党人，但劳埃德对他抱有极高的希望。周末，丘吉尔组成了他的内阁。战时内阁包括了克莱门特·艾德礼和艾德礼的副手阿瑟·格林伍德。丘吉尔任命工会领袖厄尼·比文为劳工部长。劳埃德觉得丘吉尔是真心想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

劳埃德打好包，准备坐火车回阿伯罗温。回去以后，他希望能被迅速派到战场，最好是在法国。但他希望能找到一两个小时空闲。劳埃德很想为上周二的事情找黛西要个解释。越到快见面的时候，他就越不耐烦。

与此同时，德军正在穿越荷兰和比利时，他们以劳埃德完全没想到的速度打垮了盟军的英勇反击。周日晚，比利接通了战争部一个熟人的电话。过后，他和劳埃德从寄宿旅馆的女老板那里借了本学校里拿来的旧地图集，一起研究起欧洲西北部的局势来。

比利用食指画出一根从杜塞尔多夫经布鲁塞尔到里尔的线。“德军正奔向法军防线的最薄弱部分，也就是和比利时接壤的北部。”接着他把手指往下移，“比利时南部是阿登高地，那里是机械化部队难以穿越的山地和丘陵，战争部的朋友这样告诉我。”说完他的手指上移，“再南边是法德边境戒备森严的马奇诺防线，这条防线一直延伸到了瑞士。”接着他用手指翻了一页，“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之间却没有这样的防线。”

劳埃德非常吃惊。“难道以前没人想到过吗？”

“我们当然想到过这一层，并为此制定了相关的策略。”比利压低了声调。“我们将其称为D计划。这个计划不是秘密了，因为我们已经启动了。法国的大部分军队和英国的远征军已经集结在那里，准备跨过边境进入比利时。他们将在德尔河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阻止德军的推进。”

劳埃德觉得不是很放心：“我们要把一半的军队都投入到D计划中去吗？”

“我们需要确保这个计划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就好。”

女老板带来封发给劳埃德的电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电报肯定是部队发来的。劳埃德离开泰-格温前把伯恩茅斯的地址交给了艾利斯-琼斯上校。劳埃德觉得这封电报来得晚了。他连忙打开了包电报的信封。电报上写着：

不用回阿伯罗温，直接去南安普敦报到。

那里马上有一艘接你的船。

艾利斯-琼斯

不回泰-格温了。南安普敦是英国最大的港口之一，是英国通往欧洲大陆的主要出发地，沿海岸线走，南安普敦离伯恩茅斯只有几十英里，坐火车和汽车可能一会儿就到了。

这样一来，明天就见不到黛西了，劳埃德突然一阵心痛，他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黛西要告诉他什么了。

艾利斯-琼斯上校的电报坐实了英军的军事介入。

要去法国了。

第七章

1940年，阿登高地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在堵车中度过了法国战场的前三天。

埃里克和朋友赫尔曼·布劳恩是第二装甲兵团附属医疗队的成员。通过比利时南部的时候，他们没有目睹任何军事行动，只看到了延绵不断的山和树林。他们听说这一带是阿登高地。他们行进在狭窄的公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铺沥青，一辆抛锚的坦克很快造成了五十英里的堵车。他们被困在队列中，滋味比行军还要难受。

赫尔曼布满雀斑的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他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轻声对埃里克说：“简直他妈的太傻了。”

“你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不应该说这种话，”埃里克轻声说，“要对元首有信心。”他并没有真生气，只是给赫尔曼一点提醒。

动起来的滋味也不好受。他们坐在军用卡车的后地板上，公路上尽是树根和弹孔，卡车在行进时颠个不停。埃里克希望能马上投入战斗，以便脱离该死的卡车。

赫尔曼提高了声调：“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医疗队队长雷纳尔·韦斯医生说：“元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韦斯表情一本正经，埃里克却似乎从他的语调中听到了一丝嘲讽的味道。黑发、戴眼镜、身材瘦削的韦斯少校经常嘲讽地议论军队和政府，但旁人又无法从他谜一般的话语中找到任何把柄，因此谁都不曾举报过他。另外，军队战时也需要韦斯这种技术精湛的名医。

车厢里另外两个医务兵都比埃里克和赫尔曼年龄大。名叫克里斯托弗的医务兵对赫尔曼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法国人多半没料到我们会打到这里，毕竟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了。”

他的朋友曼弗雷德说：“我们恰好可以做到出其不意，没遇到多大抵抗便直扑法国边境。”

韦斯嘲讽地说：“你们的策略真是让我醍醐灌顶，我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上这里来了。”但他没说他们错了。

让埃里克惊讶的是，直到这时还有那么多人对元首缺乏信心。他的家人仍然对元首的胜利视而不见。他的父亲一度曾经很有权势，现在却是个卑微的小人物。沃尔特不但不对攻克蛮荒的波兰感到高兴，反而长吁短叹着波兰人民的遭遇——他一定是偷听敌台得知了他们的遭遇。这会给全家人惹上麻烦的——不向纳粹设在街区的监管员报告的话，包括埃里克在内的全家人都会因此而获罪。

埃里克的母亲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常会拿个放着熏鱼和鸡蛋的小包消失上一阵子。她不做什么解释，但埃里克可以肯定母亲是把小包拿给洛特曼夫人了，洛特曼夫人的犹太丈夫已经被取消了行医的资格。

尽管如此，埃里克还是把绝大部分军饷都寄回家里。他知道如果不寄钱回家的话，他的父母就要受冻挨饿了。埃里克不赞成父母的政治观点，但是他爱他们。他父母也是一样，他们对埃里克支持纳粹的政治态度非常气愤，但打心眼里爱着他。

埃里克的妹妹卡拉本希望能和埃里克一样成为一个医生，她在得知医生在当今的德国只能是男人的职业时曾感到非常愤怒，不过她已经接受了现实，经过培训当上了更适于女孩的护士。卡拉和埃里克一样，也在用微薄的工资支援着父母。

埃里克和赫尔曼本想进步兵营。他们想象中的战争是面对敌人，杀死对方或为祖国牺牲。但他们现在谁都杀不了。他们都上了一年的医学院，所受的培训是军队的宝贵财富，因此他们都当上了医务兵。

5月13日，在比利时的第四天中午之前，围绕着他们的只有坦克和卡车的轰鸣声。这天中午，他们开始听到一种更响亮的声音。轰炸机盘旋在他们头顶，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进行轰炸。呛人的烟味使得埃里克的鼻子一阵阵地抽搐着。

下午，他们在俯瞰河谷的高地上休息。韦斯少校说下面是默兹河，他们已经到了色当的西面，因此他们已经进入了法国的领土。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一架接一架地从他们头顶飞过，对他们前面几英里河岸上散布的村庄进行轰炸，那里也许隐藏着法国的防御阵地。烟雾从被不计其数的炮火击中的民房和农舍喷涌而出。炮火一阵连着一阵，埃里克为被困在炼狱里的所有灵魂感到惋惜。

这是埃里克目睹的第一场战事。不久之后他就将投入战斗。到时，也许会有些年轻的法国兵站在安全的制高点，为战死受伤的德国兵感到伤心。想到这里，埃里克的心像打鼓似的一阵兴奋。

向东眺望，景物影影绰绰，埃里克看到战斗机像空中的小墨点一样四处舞动，烟柱不时腾起，这时他才深切地意识到战争就在眼前，就在离自己只有几英里的河岸上展开。

过了一会儿，空袭结束了，战斗机折转向北。从他们头顶飞过的时候，机翼摆动了几下，像是在向他们祝福“好运”。

在离埃里克不远的一块通向默兹河的平地上，德军的坦克相继投入了战斗。

他们离敌人还有两英里，但法国炮兵已经开始从城里对他们发起炮击了。埃里克非常吃惊，他没想到有这么多法军的炮兵会在轰炸中幸存。炮火如织，埃里克听见炮弹穿过田野的呼呼声和落地时泥土四溅的声音。他看到一发炮弹正中在坦克上，烟雾、金属和人体碎片齐齐从坦克的炮口中喷射出来。埃里克不禁一阵心悸。

法军的炮火没能抵挡住德军的前进。坦克群不断地从河岸向被韦斯称为唐奇里的小镇东面进发。坦克后面跟着乘着卡车或步行的步兵。

赫尔曼说：“空袭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炮兵在哪里？我们需要炮兵打掉镇上的炮兵阵地，使坦克和步兵可以跨过河流，在河对岸建立桥头堡。”

埃里克想扇他耳光，让他闭上那只爱抱怨的嘴。马上要投入战斗了——参战士兵必须保持积极的心态！

韦斯却说：“布劳恩，你说得对，但我们的弹药车还堵在阿登高地上。现在我们只有四十八颗炮弹。”

一个红脸上校从后往前跑过队列，向队列里的士兵大喊：“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韦斯少校指着前面说：“我们将在东边的那个农庄建立起战地医疗站。”埃里克看到那是幢离河八百码的灰顶矮房。“很好，我们出发吧！”

他们跳上军用卡车，乘着呼啸的卡车下山，到了平地以后向左转入了一条颠簸的机耕道。埃里克很想知道德军会拿房子被充当战地医疗站的那家人怎么办。他觉得德军会把那家人赶走，如果胆敢惹麻烦的话，应该会把他们枪毙吧。但两军对垒之间他们又能去哪儿呢？

他根本用不着担心：这家人早就离开了。

根据埃里克的观察，农庄离战火最激烈的地方只有半英里。他觉得在离敌人这么近的地方建立战地医疗站根本没道理。

“抬担架的，赶快把担架抬到战场上，”韦斯叫道，“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医疗站布置好了。”

埃里克和赫尔曼从医疗储备车上拿了一副卷起的担架和一个急救包，风风火火地朝战场上冲了过去。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跑在他们前面，十来个战友跟在他们身后。埃里克高兴地想，这是一个成为英雄的大好机会。他一定要做个在战火面前保持镇静的战斗英雄，而不会像有些软蛋一样被炮火吓得屁滚尿流，找个防空洞躲起来。

他们冲过田野，跑到河岸上。这段路并不短，要把伤者从河边抬回医疗站似乎困难重重。

他们经过几辆被击毁的坦克，但坦克上已经没有了幸存者。埃里克把头移开，尽量不去看变形的金属上烧焦的人体残骸。他们周围有法军的炮弹飞过，但并不算太猛：河边的防御已经减弱了许多，大多数法军的大炮都被德国的轰炸机端掉了。但这是埃里克第一次经历被人炮击的状况，他孩子般用双手遮住眼睛，却还是一个劲地拼命往前跑。

这时，一颗炮弹炸在了他们的行进路线前。

一声炸响，土地像被巨人踩在上面一样抖了三抖。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被击个正着，埃里克看到他们的身体像是失重了一样被炸得飞了起来。炮弹的冲击波把埃里克撂倒在地。他面朝上躺在地上，地上的灰泥雨点般落在他的脸上，不过他幸运地没有受伤。他挣扎着站起身，面前躺着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血肉模糊的尸体。克里斯托弗像个被撕碎的破娃娃一样，四肢被拧断了。曼弗雷德的头颅从身体上分离，掉在自己穿着靴子的双脚旁。

埃里克吓傻了。在医学院，他还没处理过断肢和流血的尸体。他只见过解剖教室里风干的尸首——学生们每两个人分到一具，埃里克和赫尔曼分得一个老妇干枯的尸首——除此之外，他就只见过手术台上被切开的活人身体了。但无论哪个都没有战友突然间被炸开的尸身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

他只想快点往回跑。

埃里克转过身。他满心都是惧怕，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他开始朝他们来的路往回走，向着远离战场的森林走去。他的脚步很坚定。

赫尔曼救了他。他挡在埃里克身前说：“别犯傻！你想去哪儿啊？”埃里克没有停下，想从赫尔曼身边绕过去。赫尔曼照着他肚子就是一拳。埃里克弯下腰，跌坐在地上。

“别想走，”赫尔曼急切地说，“你会因为开小差被枪毙的！赶快振作起来！”

埃里克在调整呼吸的时候恢复了理智。他不能逃跑，他不能当逃兵，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留在这里。他渐渐用意志战胜了恐惧，缓缓站起身来。

赫尔曼警觉地看着他。

“对不起，”埃里克说，“我吓坏了，现在我好多了。”

“那就拿起担架往前走！”

埃里克拿起卷起的担架，把它平衡在肩膀上，转身就跑。

快到默兹河的时候，埃里克和赫尔曼发现他们站在了步兵们之间。一些步兵从卡车后车厢里拿出充气橡皮艇，把它们抬到河边。德军坦克不断对法军的防守阵地进行炮轰，掩护橡皮艇下水。恢复了斗志的埃里克很快发现这是场注定打不赢的战斗：法军藏在墙壁后面或是躲在建筑物里，德国的步兵却暴露在河岸上。橡皮艇一入水，就暴露在密集的机关枪火力之下。

河流中上游右拐。步兵只有退出一长段距离之后，才能躲到法军的火力之外。

河岸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死伤者。

“把这个人抬起来！”赫尔曼果断地说。埃里克按照指示弯下了腰。他们在呻吟的士兵旁打开担架。埃里克按学到的步骤从瓢里给他喂水。伤员脸上有数不清的伤口，胳膊也折了。埃里克猜想他被机关枪击中，但幸运地没有伤及要害。他没看到很多血，因此他们不需要用止血带为伤员包扎。两人把伤员放上担架抬起，开始朝急救站走去。

一路上，伤员不断因为痛苦而大声喊叫。他们停下时，伤员不断催他们“快一点，快一点！”，痛苦地咬紧了牙关。

抬担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还没走到一半，埃里克就觉得自己手都要断了。但他知道病人正忍着剧痛，只能硬撑着继续朝前跑。

埃里克欣喜地发现，周围已经没有法军的炮火了。法军把所有炮火击中在河岸上，试图阻止德军跨过默兹河。

过了好一会儿，埃里克和赫尔曼才抬着担架回到充当急救站的那幢农舍。韦斯已经把农舍重新布置了一遍，华而不实的家具被搬了出去，地板上标注了摆放病人的位置，餐桌成了做手术的地方。他告诉埃里克和赫尔曼把伤员放在哪儿，接着让他们到战场上再去抬一名伤员。

跑回河岸要容易些。走的是下坡路，担架上也没有伤员。到达河岸时，埃里克担心自己会不会再一次吓破了胆。

他惊恐地发现战事比刚才更为激烈了。河中间有几艘泄了气的橡皮艇，岸上的尸体更多了——德军依然没能到达对岸。

赫尔曼扯着嗓子朝埃里克大喊：“这真是场灾难，先等炮兵来进攻。”

埃里克说：“那样就会让法军有时间加强防守，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我们就没必要跋涉到阿登高地了。”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赫尔曼仍旧在发牢骚。

埃里克的内心对元首是不是永远正确提出了疑问。这种想法使他削弱了信心，几乎站不稳了。好在战场上没时间给他多想，他们在一个一条腿几乎都被炮弹炸掉的伤兵身旁停住了脚步。伤兵二十岁出头，和他们差不多年纪，一头古铜色的头发，皮肤苍白，脸上都是雀斑。他的大腿下半部分被炸断了，断口血肉模糊。奇怪的是，他出奇地清醒，像期望有天使从天而降般瞪大了双眼，望着他们。

埃里克找到了腹股沟处的止血点，开始帮他止血。赫尔曼拿了条止血带，放在止血点上。之后他们把伤员抱上担架，扛起来往回跑。

赫尔曼是个忠诚的德国人，但他有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负面情绪。埃里克就不一样了，他完全不敢暴露自己的沮丧和无奈，避免降低战友们的士气——这样可以使他远离麻烦。

但他还是不能不想。穿越阿登高地的行动似乎并没有给德军带来预想中唾手可得的胜利。默兹河的防线尽管并不坚固，法军的回击却异常猛烈。埃里克想，他的第一次战斗经历应该不会使自己丧失对元首的信心吧？他对自己会产生这种想法感到非常恐惧。

他不知道东线德军的进展是否比这边快。第一装甲师、第十装甲师和埃里克所在的装甲师齐头并进，第二装甲师已经到了边境，他们一定在默兹河上游展开攻击了吧。

他胳膊上的肌肉一阵阵地疼。

他们第二次回到了急救站。急救站异常繁忙，地板上躺满了呻吟的伤兵，满是血污的绷带扔得到处都是。韦斯少校和助手们忙着诊断一位位断肢的伤兵。埃里克从没想过伤兵会如此集中在这么个狭小的地方。元首谈战争的时候，埃里克从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时埃里克注意到自己带来的伤员已经闭上了眼睛。

韦斯测了测伤兵的脉搏，声音沙哑地责难道：“把他抬到谷仓去——别把没救的家伙抬回来。”

埃里克手臂上的疼痛扩展到了腿部，又被韦斯骂得没了脾气，委屈得直想哭。

埃里克和赫尔曼把伤兵的尸体抬到谷仓，看到那里已经放了十几具年轻的尸体了。

这比埃里克能想到的都要可怕。先前他想象中的战争，只是危险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气、对痛苦的平静接受，以及英雄主义。现在他亲眼见到的却是痛苦、尖叫、恐惧、破碎的尸体，以及对战斗的无望。

他们又回到了河边。

太阳西下，战场上的局势起了变化。唐奇里的法国守军受到对岸远处的德军炮击，防守力度小了不少。埃里克猜想炮击法军的应是德国的第一装甲师，他们幸运地在河的南岸建立桥头堡，可以腾出手支援侧翼的友军。他们显然在森林里保全了军火。

在第一装甲师的激励下，埃里克和赫尔曼又救了一个伤兵。回到急救站以后，他们喝了碗美味的肉汤。十分钟的晚餐使埃里克很想躺在地上睡上一整晚。但河岸上的伤兵还很多，他努力站起身，拿起担架的一头，小跑回了战场。

这时战场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坦克沿着河上摊开的竹筏开过河。渡河的德军遭到了猛烈的炮击，但在第一装甲师的火力掩护下，他们也拿起枪进行了回击。

德军取胜的机会来了。埃里克非常兴奋，为刚才对元首产生的怀疑感到羞耻。

埃里克和赫尔曼不断地把伤员从战场上送回急救站，渐渐把肩膀和大腿的疼痛都丢到九霄云外了。有些伤兵在整个搬运过程中不省人事，有些人感谢他们，有些人咒骂他们。有些人光顾着大哭大叫。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

早上八点，他们所属的部队终于在河对岸建立了桥头堡。早上十点，桥头堡得到巩固，部队开始陆续过河。

黄昏时战斗结束了。埃里克和赫尔曼还在继续清理战场上的伤员。午夜时分，他们抬走了最后一位伤员。完成任务之后，他们躺在树下，在疲乏中睡着了。

第二天，埃里克和赫尔曼随同第二装甲师折转向西，突破了剩余的法军防线。

两天后，他们到达了五十英里之外的瓦兹河，在没有防御的法国国土上迅速前进。

5月20日，德军在出其不意地突破阿登高地的一周以后，顺利地抵达了英吉利海峡的海岸边。

韦斯少校向埃里克和赫尔曼解释了战争的进展。“进攻比利时只是个幌子，目的是让法军和英军进入我们的圈套。装甲师是这个圈套的大口，现在它们已经落在我们的牙齿上了。法军大部和英国远征军的全部都在比利时，被德军死死地围在中间。他们被切断了物资补给和人员增援，陷入失败的境地。”

埃里克得意扬扬说：“元首料到了一切。”

“是的，”韦斯说，和以往一样，埃里克分辨不出韦斯的话是不是发自内心，“没人能像元首那样高瞻远瞩。”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加来和巴黎之间的一座足球场里，和几千名英军战俘待在一起。白天，他们不得不忍受六月阳光的曝晒，但晚上还算好受，没有毯子也很暖和。足球场里没有浴室也没有水，他们没办法洗澡洗脸。

劳埃德用双手挖起了洞。他组织几个威尔士矿工在足球场的一边建起了公共厕所，为了显示决心，他也参加了劳动。战俘们没什么事可做，纷纷过来帮忙，很快足球场边聚集了百十号人。一个守卫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劳埃德向他做出了解释。

“你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卫兵和蔼地对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劳埃德。”

“我是迪特尔。”

劳埃德决定利用卫兵表现出的善意。“有工具的话，我们可以挖得更快一点。”

“为什么要赶进度？”

“卫生一点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迪特尔耸了耸肩，拿工具去了。

劳埃德觉得自己很丢人，连真正的打仗都没看到就被俘了。威尔士步枪团作为后备部队来到法国，以期在长期的战役中缓解其他部队的压力。但德国仅仅用了十天就打败了盟军的大部分兵力。大多数战败的英军从加来和敦刻尔克返回英国，但有几千人没来得及登船，劳埃德就是其中的一员。

德军应该已经向南行进了。就劳埃德所知，法军还在坚持战斗，但他们的精锐部队都已经在比利时被消灭了。德国卫兵像是知道胜利终将属于他们一样，一副趾高气扬的表情。

劳埃德成了个战犯，他会一直被困在战俘营吗？英国政府此时一定受到了维持和平的巨大压力。丘吉尔不会屈从，和其他政治家不一样，他像头公牛一样死倔，正因为这种个性，他也很容易被弃之一边。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样的人也许愿意和纳粹签订和平条约，外交部副部长菲茨赫伯特伯爵可能也会。想到这里，劳埃德突然感到非常羞耻，这样的人竟会是他的父亲。

如果和平马上达成的话，他的战俘生活也许会很快结束，这段日子可能一直在法国的这座足球场里度过。最后会满脸憔悴地回到家里，但至少能保证不受到伤害。

如果英国继续参战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上次大战持续的时间超过四年，劳埃德可不想在战俘营里过上整整四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准备找机会逃离这座足球场。

迪特尔带着六七把铲子回来了。

劳埃德把铲子分配给身材最强壮的人，工作进展得很快。

有时战俘会转移到永久的战俘营，这是逃跑的最好机会。根据西班牙得来的经验，劳埃德知道军队不会把看管战俘作为第一要务。如果脱逃不成功的话，被捉的逃亡战俘会被直接枪毙。如果脱逃成功，那也没人会管。无论是哪种情况，战俘营看管的战俘都会少上一个。

他们用这天剩下的时间搭建完厕所。除了卫生方面的改善之外，此举大大激发了战俘们的士气。那天晚上，劳埃德躺在地上，看着夜空中的星星，思索着能不能在战俘营里组织些别的活动。他决定搞一场运动会，一场监狱里的奥林匹克。

还没等他把设想变为现实，战俘们就挪窝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从体育场开拔转移。

一开始，劳埃德不知道他们在朝什么方向行走。但很快他们就走上了来回两车道的拿破仑公路，开始稳步朝东行进。劳埃德觉得，他们很可能要走到德国去。

到了德国，再想逃跑就难了。他必须抓住机会逃跑，越快越好。他非常害怕——卫兵们都拿着枪——但他下定了决心。

除了德军军车，公路上其他车辆很少，但有很多和他们方向相反步行奔走的逃亡者。他们把家里的财物放在手推车和滚轮车里，有的还牵着牲畜，显然是战乱中家园被毁的难民。劳埃德告诉自己，这个现象非常好，战俘也许可以藏在难民们中间逃跑。

战俘的押运措施并不严密。看管上千个转移战俘的只有十来个看守。他们有一辆汽车和一部摩托车。坐不上车的看守，或步行，或骑着从法国当地征用来的自行车。

但逃跑并不容易。公路上没有英式的篱笆提供隐蔽，公路旁边的地沟也不深。逃跑的战俘很容易被枪法精湛的卫兵击中。

接着他们进入了一个村庄。在村庄里，卫兵们很难看住队伍里的每一个人。村民们站在门梁边，冷漠地看着囚犯们。村民之间站着几头羊。路边有几间农舍和商店。劳埃德寻找着逃脱的机会。他需要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一扇敞开的门、屋子间的通道和一片小树丛都能让他隐身。劳埃德需要趁视线里没有士兵的时候躲进这类地方。

几分钟里，这样的机会一直都没出现，他只能抱着遗憾离开了这个村庄。

他有点灰心，但还是告诉自己要保持耐心。机会还多着呢，离德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会加强对被占领土的统治，会完善被占领土的政府组织，实行宵禁，增加检查点，阻止难民流动。过上一段时间，逃跑肯定会愈加困难。

天很热，劳埃德脱下制服，摘下领带。他要尽快处理掉这些可以透露他身份的服饰。他还穿着卡其裤和衬衫，旁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英国兵，他只希望远看不要如此显眼。

又经过两个村庄以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镇。镇上的逃亡路线可能会多一些。劳埃德意识到自己的头脑中正进行着激烈的争战，一边说最好别有太好的机会，别把自己推向吃枪子的噩运。另一边却叫他找机会就跑。他已经习惯受监禁的命运了吗？尽管腿有点酸，但跟着队伍行走十分安全。但后一种想法还是占了上风，他必须找机会脱离这支队伍。

不幸的是，穿越小镇的道路特别宽。队伍行进在道路的中央，逃脱者必须穿过两边的一长段空地才能隐蔽起来。一些店关闭了，几座建筑被木板围了起来，但还是有小巷、开门的咖啡馆和教堂可供隐蔽——但他无法摆脱卫兵的监视逃到这些地方。

他打量着道路两旁旁观镇民的表情。他们同情英国战俘吗？他们记得英国远征军在为法国而战吗？他们会屈服于德军的淫威，不肯向战俘提供帮助吗？可能性对半，没必要去冒险。有些人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帮忙，但另一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把逃跑战俘交还给德军。劳埃德无法根据这些人的表情判断他们会做何举动。

他们很快抵达了镇中心。劳埃德告诉自己，我已经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要想逃跑的话，必须得赶快行动了。

他看见前面有个十字路口，一队汽车正排在路口前准备左转，被走在路上的战俘挡住了去路。劳埃德在队列里看到一辆小卡车。这辆车又脏又破，像是属于建筑工程队或筑路队。卡车后车厢敞开着，但车沿很高，劳埃德看不见后车厢里的情形。

劳埃德觉得也许可以爬上车沿，翻进后车厢。

翻进后车厢以后，路上行走站立的人和骑车的卫兵肯定看不见他，但楼上窗户边看热闹的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镇民们会出卖他吗？

劳埃德走近小卡车。

他回头瞄了一眼，最近的卫兵离他有二百码。

他朝前看了看，前方骑车的卫兵离他只有二十码。

他对身边的战俘说：“帮我拿好外套好吗？”说着劳埃德把外套递给身边那位战俘。

劳埃德走到卡车驾驶座旁边，往里看了看。开车的是个穿着全身工作服，嘴里叼着烟的工人。劳埃德走过驾驶室，和后车厢平行，这时已经没时间再观察卫兵们的动态了。

劳埃德把双手放在车沿上，两手一撑，一条腿迈进后车厢，接着是另一条腿。尽管几千名战俘踏步的声音很响亮，但落在后车厢里的时候劳埃德还是发出了“砰”的一声响。他立刻平躺下来，安静不动，等待接下来可能会听到的德国兵叫骂声、巡逻车开过来的声音和步枪的射击声。

但耳边听到的却只是引擎的轰鸣声、战俘们的拖步声，以及小镇上的车流声和人声。他顺利逃脱了吗？

他微微抬起头，看了看后车厢里的情况。后车厢里放着桶、板条、扶梯和独轮手推车。劳埃德本想找到遮蔽用的麻袋，但天不遂人愿，后车厢一条麻袋都没有。

劳埃德听到摩托车的轰鸣声，摩托车似乎在小卡车旁边停下了。很快，他听到近旁有人在用德国口音很重的法语说：“你准备去哪儿？”德国卫兵问卡车司机。劳埃德的心跳加快了。卫兵会不会看后车厢呢？

劳埃德听到司机用一连串飞快的法语说了些什么，话说得太快，他完全没有听懂。德国卫兵似乎也一样，卫兵把刚才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劳埃德把头转到上面，发现楼上的窗户旁边有两个女人正在俯瞰着街道。她们看见了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其中一个把胳膊伸出窗户，用手头指点着他。

劳埃德盯住她，试着和她目光交会。他的一只手在身体的一侧移到另一侧，做出“不要”的手势。

女人领会了他的用意。她猛地抽回手，用手遮住嘴，似乎意识到刚才的指点对劳埃德可能意味着死刑判决。

劳埃德希望两个女人离开窗口，别再看着他了。但这是种奢望，她们依旧紧盯着他。

骑摩托车过来的卫兵似乎决定不再深究了，很快骑车离去。

脚步声越来越小，战俘的队伍渐渐远去。劳埃德安全了吗？

司机拉了下排挡，汽车发动了。劳埃德觉得车拐了个弯以后加速向前进。他依旧躺在地上，害怕得一动不敢动。

劳埃德看着一座座开过房屋的楼顶，生怕再被人看见，但即便被人看见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每一刻都会离卫兵更远一点，他时刻勉励着自己。

让他失望的是，卡车很快就停下了。司机关掉了排挡，打开驾驶座一边的车门，再狠狠把门关上。劳埃德等了一会儿，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继续躺了一会儿，但司机一直没回来。

劳埃德看着天。太阳高高挂着：中午一定已经过了。司机也许去吃午饭了。

劳埃德面临的问题是，街道两边楼上的人依然能从窗户后面看见他。如果继续这样躺着，他迟早会被人看见。那时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他看见一幢房子的阁楼窗帘动了动，这一动使他下定了决心。

劳埃德站起身，往车的一侧看了看。一个西服革履的行人诧异地看着他，但并没有停住脚步。

劳埃德跨过车沿，跳到地上，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带酒吧的餐馆外面。司机显然在餐馆里吃东西。窗边有两个拿着啤酒、穿德国军装的军人，劳埃德一阵惊恐。好在他们聊得正欢，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他飞快地走开了。

他一边走，一边警觉地看着四周。每个和他擦身而过的人都瞪眼盯着他：他们显然知道他是战俘。有个女人尖叫着逃开了。劳埃德知道自己必须赶快脱掉卡其布衬衫和裤子，换上法式的穿着。

一个年轻人拉住他的胳膊。“跟我来。”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我‘边’你。”

劳埃德随着年轻人拐进条小巷。劳埃德没理由相信这个年轻人，但必须马上做个决断，他决定相信他。

“这边。”年轻人把劳埃德带进一间小屋。

空空荡荡的厨房里只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年轻人自称莫里斯，他说他的妻子叫玛塞尔，他们的儿子叫西蒙尼。

劳埃德让自己暂且放松了一会儿。他终于从德国人手里逃脱出来了！危险还在，但他已经远离街道，身边都是些友善的人。

他在高中和剑桥学了标准法语，在逃离西班牙的途中，特别是在波尔多摘葡萄的两个星期又学了很多口语。“你们真是太好了，”他说，“非常感谢。”

莫里斯显然为不必再用英语松了口气，他用法语回答：“我想你一定饿了吧。”

“是的，非常饿。”

玛塞尔麻利地从长条面包上切了几块，然后把块状面包和奶酪、一瓶没有商标的葡萄酒一起放在桌上。劳埃德坐在餐桌旁，尽情地享用着食物。

“我会给你些旧衣服，”莫里斯说，“但你千万别再这样走路了，如果像刚才那样警觉地看着四周的话，任何人都知道你是英国来的‘外来者’。把视线放在脚前的地上，正常一点就好了。”

劳埃德含着满嘴的面包和奶酪说：“我记住了。”

屋子里的小书架上放满了书，其中有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法语版。莫里斯注意到劳埃德的视线，对劳埃德说：“在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前，我是个共产主义者。现在，我不相信那一套了。”他用手决绝地做了个砍断的手势，“但我们必须打败法西斯主义。”

“我去过西班牙，”劳埃德说，“在那之前，我相信所有左翼党派的联合阵线。但有了西班牙的经历以后，我再也不会盲目相信哪个左派政党了。”

西蒙尼哭了起来。玛塞尔撩起松垮的裙子，露出一个乳房，开始喂奶。劳埃德知道，相对于循规蹈矩的英国女人，法国女人在这方面更随意一些。

吃完饭以后，莫里斯带他上了楼。他从衣服不多的衣橱里给劳埃德拿出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内衣和袜子。这些衣服都有些破了，但都很干净。贫穷男子的行为感动了劳埃德，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他。

“把军服扔地上吧，”莫里斯说，“等一会儿我烧了它们。”

劳埃德想洗个澡，但屋子里没有浴室，劳埃德猜想浴室应该在后院里。

他穿上莫里斯准备的衣服，站在墙上挂着的镜子前审视自己。蓝色的便装比卡其布军装更合身一些，但他看上去还是像个英国人。

他走下楼。

玛塞尔正在给婴儿拍背。“戴上帽子再走。”她说。

莫里斯给劳埃德拿了顶深蓝色软帽，劳埃德戴上了它。

莫里斯紧张地看着劳埃德脚上满是泥污但质地很好的黑色军靴。“这双靴子会暴露你身份的。”他说。

劳埃德不想扔掉这双耐穿的靴子，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这双鞋看上去旧一点就行了。”他说。

莫里斯面露狐疑之色：“你想怎么办？”

“有锋利一点的刀吗？”

莫里斯从兜里拿出把握刀。

劳埃德脱下鞋，在鞋头上钻了几个洞，然后割断了鞋帮。他解开鞋带，然后松松垮垮地把它绑上了。这时靴子看上去像双又老又旧的普通鞋子了，不过鞋跟很厚，鞋子也仍旧很合脚，完全能走上几十里路。

莫里斯问：“你准备去哪儿？”

“我有两个选择，”劳埃德说，“我可以向北走到英吉利海岸，劝说哪个渔民帮我渡过英吉利海峡。也可以向西南方向跨过边境前往西班牙。”西班牙仍然保持中立。英国在西班牙的几个重要城市设有领事。“我对西班牙的那条路很熟——都已经走过两次了。”

“英吉利海峡比西班牙近得多，”莫里斯说，“但我想德国人会关闭口岸和码头。”

“前线在哪儿？”

“德国人已经夺取了巴黎。”

劳埃德惊骇不已。巴黎都已经沦陷了啊！

“法国政府已经迁到了波尔多，”莫里斯耸了耸肩，“我们被打败了，法国没救了。”

“整个欧洲大陆都将陷于法西斯分子的铁蹄之下。”劳埃德说。

“英国除外，所以你必须马上回去。”

劳埃德考虑着。朝西南方向走还是往北走呢？他不知道哪条路线会更安全一点。

莫里斯说：“我有一个以前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共同奋斗的朋友。他现在养牛卖给农夫。他恰好今天要把牛送到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地方，可以带你二十来英里。”

劳埃德就此拿定了主意。“我跟他走。”他说。

黛西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然后重新回到起点。

劳埃德被派到法国时她的心都碎了。她错过了向他告白的机会——她甚至还没有和他接吻。

也许再没机会和劳埃德见面了。敦刻尔克的行动之后就再没了劳埃德的消息。这意味着他的尸体没有被找到和辨认出来，但也没有他被俘的消息。劳埃德多半已经牺牲，被炸弹炸成碎片，也可能孤零零地躺在哪幢被炸平农舍的瓦砾下面。黛西一连为此哭了好些日子。

整整一个月她都在泰-格温里心神不定地到处乱走，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但这样的消息迟迟都没有来到。过了一段时间，她萌生出一股罪恶感。许多女人的境遇比她还糟。一些女人的丈夫死了，必须独自抚养两三个孩子。她没有权利为一段还没开始的婚外恋情而顾影自怜。

黛西必须振作起来，做些该做的事情。显然，命运阻挡在了她和劳埃德中间。她已经有了个丈夫，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参战的丈夫。她告诉自己，照顾好博伊是她的责任。

她回到伦敦，打开了梅菲尔区的家。她至少可以用有限的仆人，为休假回来的丈夫博伊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她应该忘掉劳埃德，做博伊的好妻子。兴许她还能怀上第二胎呢！

许多妇女加入了战争的外围工作。一些女人加入了空军后备役部队，一些女人加入女子生产队干农活，还有些女性自愿加入了女子防空队，为伦敦的防空工作出力。但真正适合女性的工作并不多，《泰晤士报》就刊登过一些抱怨女子防空队劳民伤财的读者文章。

欧洲大陆的战事似乎结束了。德国赢得了陆上战争的胜利。从波兰到西西里，从匈牙利到葡萄牙，到处都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天下。据说英国政府正在讨论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

但丘吉尔绝不会媾和。那年夏天，英德之战开始了。

起初，平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影响。教堂的钟不再报时，钟声只会在预见德军入侵时鸣响。黛西遵照政府的指示，把放着水和沙子的水桶放在房屋的每一处平台用于救火，不过一次都没用上。德国空军只炸英国的港口，希望切断英国的补给线。接着它们把目标瞄准了英国的空军基地，试图对皇家空军进行毁灭性打击。博伊驾驶着喷火式战斗机，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的空中和敌机展开激战，农人们站在地里目瞪口呆地看着空中的激战。在少有的几封家信中他自豪地宣称自己击落了三架敌机。他一直没有休假回家，黛西只能孤零零地坐在为他装饰着鲜花的房间里。

9月7日，星期六的早上，博伊出现在家里过周末。这天阳光明媚，天稍稍有点热，美国人常把这种天气称为印第安人的夏天。

但这也恰恰是德国空军改变策略的一天。

黛西亲吻了丈夫，告诉他已经在起居室里帮他准备好了干净的衬衫和内衣。

她从其他女人那里听说，从战场归来的战士需要性、豪饮和美食，顺序是这样没错。

流产以后，黛西就没和丈夫一起睡过了。这将是他们很久以来的第一次性事。黛西感到有愧，她并不想和丈夫一起睡。不过，她也不会拒绝自己应尽的这份责任。

她原以为博伊会马上把她拉上床，但博伊根本没那么急切。他脱下制服，洗澡洗头，换上了一套居家的服装。黛西让厨子别管每天限量的食品供给，把多日的供给集中起来做一顿美食。博伊从地窖里拿出一瓶年代久远的红葡萄酒。

饭后，博伊对她说：“我要出去一会儿，晚饭时再回来。”黛西吃了一惊，又感到揪心的痛。

她想成为一个好妻子，但并不想忍气吞声。“这是你几个月来第一次回家！”她大声说，“你到底要去哪儿？”

“去看匹马。”

这没什么过分。“好吧，我和你一起去。”

“别，如果我带你去马市的话，马主会觉得我是个‘妻管严’，趁机抬些价的。”

黛西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我老想着和你一起买一匹赛马，一起养它，这个梦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那不是女人该去的地方。”

“别自以为是了，”黛西愤愤不平地说，“我对赛马的了解一点不比你少。”

博伊非常生气。“也许吧，但我不想在和那些讨厌的家伙讨价还价时有你在身边——别废话了。”

她放弃了争执。“随你便。”说完离开了餐厅。

直觉告诉她博伊在撒谎。休假回家的战士才不会想去买马呢。她决定看看他究竟意欲何为。英雄也得对妻子以诚相待啊！

黛西在房里穿上裤子和靴子。听到博伊从前楼梯走到正门，她连忙从后楼梯下去，经过厨房和院子走进马厩，她在马厩里换上皮外套、护目镜和防撞头盔，然后打开车库的门，把自己那辆一小时能走一百英里的凯旋虎100摩托车推出了护栏。她踏下摩托车脚板，毫不费力地开出了车库。

1939年汽油限量供应后，黛西很快骑上了摩托车。摩托车骑起来有点像自行车，但操作容易得多。黛西喜欢骑摩托车给她带来的自由和独立的感觉。

摩托车开上街道时，刚巧看见博伊的奶白色宾利在街角拐了个弯。

黛西跟了上去。

宾利开过特拉法尔加广场，穿过剧院区。黛西远远地跟着，不想被他发现。伦敦中心区有几百辆商务车，交通繁忙。此外，对私人汽车的用油限制也并不苛刻，完全可以满足只在城里走动的私家车主们。

博伊的宾利继续向东穿过金融区。周六下午这里的车很少，黛西很怕旁人注意到，好在没人多看戴着护目镜和防撞头盔的她一眼。博伊开着车窗，嘴里叼着烟，对周围的景物没有多加注意。

博伊把车开进了阿尔德盖特区。黛西心一凉，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宾利折进东区一条干净点的街道，停在一幢舒适的18世纪房屋外面。附近没有马厩：这里不是买卖赛马的地方。谎言已经被拆穿了。

黛西把摩托车停在街尽头，观察着博伊的一举一动。下车以后，博伊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没有审视周围，也没去看门牌号码，显然他以前来过这里，知道自己是要去哪儿。他叼着烟，兴冲冲地走到前门，用钥匙打开门。

黛西气得只想哭。

博伊很快进了大门。

东面的某处发出一阵爆炸声。

黛西往东看，看见天空中飞着几架战斗机。德国人改变策略，决定从今天开始轰炸伦敦了吗？

黛西才不在乎伦敦被德国的战斗机轰炸呢！绝不能忍气吞声，让博伊舒舒服服地出轨。她把摩托车开到房子前面，停在宾利旁。她脱下头盔和护目镜，走到门前敲了敲门。

爆炸声又起，这次爆炸的地方更近了。四周响起了空袭警报低沉的声音。

门开了条缝，黛西重重地推开门。一个穿着黑色女仆裙的女子大叫一声，往后退了两步。黛西走进门。她发现自己处于一户伦敦中产阶级家庭居家的门厅里，但房子的地上铺着东方的地毯，窗户前挂着又厚又重的窗帘，墙上挂着一幅浴中女子的裸体画，充满着浓浓的异国风味。

黛西推开离自己最近的那扇门，走进屋子的前会客室。会客室灯光暗淡，丝绒窗帘把阳光挡在外面。房间里有三个人。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瞪大眼睛看着她，她戴着一条松松垮垮的丝绸围巾，显得有些苍老，嘴唇上却精心地地涂上了口红。黛西觉得这个应该是母亲。女人身后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女孩，女孩叼着根烟，只穿着内衣和长筒袜。博伊坐在女孩旁边，手放在她长筒袜上沿的大腿上。看到黛西，博伊惭愧地拿开手。他的动作非常荒唐，似乎把手拿开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似的。

黛西忍住眼泪。“你说要和她们一刀两断的！”她希望像复仇天使一样冷静地表达出愤怒，但自己的声音却充满了悲伤。

博伊表情慌张，脸涨得通红。“该死的，你来这儿干吗？”

四十来岁的女人说：“天哪，这人是他的老婆。”

黛西记得这对母女名叫皮尔和乔妮。光是知道她们的名字就已经够可怕了。

女仆走到门口说：“我没让这个婊子进来，但她硬挤了进来。”

黛西对博伊说：“为了等你回来，我特意把房间布置得漂漂亮亮——你却背着我干这种事。”

博伊想说话，但很难找到合适的说辞。他嗫嚅了一阵。这时一阵巨响，地板摇晃了一阵，窗上的玻璃也裂开了。

女仆说：“你们都聋了吗？该死的空袭警报已经响了好一阵子了！”没人注意她在说些什么。“我这就到地下室去。”说完她转身就跑。

他们都需要找地方躲起来。但黛西在离开前还有话对博伊说。“别再上我的床，我不愿自己的身体再遭污染。”

沙发上名叫乔妮的女孩说：“都是找乐子嘛，加入我们一起玩吧，你也许会喜欢的。”

皮尔上下打量着黛西：“这种娇小的体形非常不错。”

黛西意识到如果再给机会，她们会无休止地侮辱她。她没有理会母女俩，而是对博伊说：“既然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说，“那么我也会有相应的决定。”尽管感觉遭到了遗弃，但她还是高昂着头离开了会客室。

她听见博伊说：“上帝，这都什么事啊！”

就这么轻描淡写吗？黛西愤愤不平地想。

她走出屋子的前门。

然后抬头往天上看。

天空中布满了战斗机。

她恐惧地颤抖了。战斗机在四千英尺的高空中，却似乎遮蔽住了太阳。天空中有几百架战斗机，既有宽体轰炸机，又有细长腰身的战斗机，战斗机群从前到后大约有二十多英里远。从岸边船坞到伍尔维奇军工厂的所在地，炸弹炸过的地方腾起滚滚浓烟，满目荒凉，像刚刚经历过一场严重的海啸似的。

黛西记得上周三希特勒刚刚在德国议会发表过演讲，他痛斥皇家空军对柏林的邪恶轰炸，威胁要用空袭把英国的重要城市抹去。现在他把演讲付诸实施了，德国战斗机显然要炸平伦敦。

这天是黛西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她意识到这也许也是她最后一天。

但她无法走回那对母女的房子，和她们共用一间地下室。她必须远离这里。她需要回家，一个人痛哭一场。

黛西匆匆戴上头盔和护目镜。她抵挡住躲到最近一扇墙后面的冲动，跳上摩托车飞驰而去。

她没能骑多远。

骑了两条街以后，有颗炸弹正中黛西前面的一幢屋子，她立刻刹住了车。房顶炸开了洞，地面被爆炸的冲击波抖了几下，很快火焰从房屋中熊熊升起，像是煤油炉的煤油泼散出去而引发了火灾似的。没一会儿，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女孩从屋子里哭叫着跑了出来，她头发着着火，直奔黛西而来。

黛西跳下摩托车，脱下皮外套，紧紧包住小女孩的头，隔绝氧气，扑灭了火苗。

女孩不再尖叫了。黛西拿掉包在女孩头上的皮外套。女孩开始嘤嘤地哭泣起来。她没有刚才那样痛苦，但头发全没了。

黛西前后观察着街道。一个戴着防空队臂章和钢盔的男人拿着一个侧面漆有红十字标识的锡罐跑了过来。

女孩看着黛西，张嘴哭泣道：“我妈妈还在里面。”

防空队队员对女孩说：“亲爱的，别怕，我来照顾你。”

黛西把女孩留给防空队队员照顾，跑到房子前门。这幢房子看上去是幢分割成廉价公寓的老房子。楼上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但她还能进去。她猜里面的人应该在厨房，于是一口气跑到楼后侧的厨房。她看见厨房地上躺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小床上有着个婴儿。黛西抱起婴儿跑出了这幢楼。

头发被火烧没的女孩尖叫：“这是我妹妹。”

黛西把婴儿交到女孩手里，又一次跑进屋子。

不省人事的女子太重，黛西没办法把她完全抱起来。黛西退到女人身后，把她撑起来坐在地板上，然后把手臂放在她的肩膀下面，把她拖过厨房和走道放在街上。

一辆房车改装的救护车疾驶而来。房车的后部被改装成担架可以出入的宽大平台，顶上盖了层帆布。救护队队员把烧伤的女孩送进救护车。司机跑到黛西身边，两人合力将昏迷的母亲抬上救护车。

司机问黛西：“还有人在里面吗？”

“我不知道。”

司机跑进房子。这时房子塌了。着火的顶层塌到了底楼。司机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

黛西情不自禁地尖叫一声。

她用手捂住嘴，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火海，想着是不是还能找到那位司机。她知道自己无法冲进去了，那样做完全是自杀。

救护队队员说：“老天，阿尔夫死了。”

又一颗炸弹落在几百码以外的街道上。

救护队队员说：“没司机了，我又脱不开身。”他前后看着街道，但屋子外面站着的人很少，大多数人也许都躲在防空洞里。

黛西说：“我会开车，要我开到哪儿？”

“你能开车吗？”

大多数英国女人不会开车——开车是男人的事情。“别在这种琐碎的事情上犯傻了。”黛西说，“要我把救护车开到哪儿？”

“圣巴塞洛缪医院，你知道医院的位置吗？”

“当然知道。”圣巴塞洛缪医院是伦敦最大的医院之一，黛西在伦敦住了整整四年，很清楚这家医院的方位，“是西史密斯菲尔德街的那家医院吧。”她想让救护队队员相信她知道那个地方。

“急诊室在医院后门。”

“我很快会找到的。”她跳进驾驶座，车还没有熄火。

队员大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黛西·菲茨赫伯特，你呢？”

“诺比·克拉克。可千万别把我的救护车开坏了啊！”

这辆车配有带手闸的标准变速杆。黛西把档位调到最高的一档，驾车飞驰而去。

德国的战斗机依然在空中呼啸，炸弹不停地在四处爆炸。黛西急切地想把伤者送到医院，圣巴塞洛缪医院离事发地不到一英里，但路途非常难走。她沿途经过了利登海尔街、家禽市场和齐普赛德街，但好几次碰到了道路遇阻的情况，她只能绕道走些小街。每条街上都有一两幢完全被毁的房屋。到处都是烟和瓦砾。居民们满身血污，无望地大声呼喊。

她跟在另一辆救护车后面，开上了医院的紧急通道，不禁长舒了一口气。救护通道非常繁忙，十几辆救护车正卸下炸断四肢的和烧伤的伤员，把他们送到医院的护工手里。也许我救了这两个女孩的母亲，黛西心想。即便丈夫不要我了，还有人需要我。

烧光头发的女孩仍旧抱着她的小妹妹。黛西帮助她俩从救护车后面跳到地上。

一个护士帮助黛西把昏迷的母亲抬出救护车，送到急诊区里。

但黛西发现女孩们的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黛西对护士说：“这两个是她的孩子！”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现在该怎么办啊？”

“交给我吧，”护士语速极快地说，“你必须回去救人。”

“必须？”黛西问。

“打起精神，”护士对她说，“在天亮之前，还有许多伤员和重伤员等着你去救！”

“好吧。”她跳上救护车的驾驶座，把车开到了街上。

十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劳埃德·威廉姆斯抵达了离西班牙边境只有二十英里的法国小城佩皮尼昂。

和难以回首的1937年一样，整个九月，他都在波尔多的乡下摘葡萄。他挣来了乘公交和电车的钱，可以在廉价餐馆里吃顿饭，再也不必在农人的院子里挖还未成熟的蔬菜，也不用从鸡圈里偷生鸡蛋了。他正在沿着三年前他离开西班牙的那条路往回走。他从波尔多向南，走过了图卢兹和贝塞尔，大多数时候搭货运列车，有时也到公路上搭个便车。

这时他正在佩皮尼昂到西班牙边境沿线东南向公路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穿着莫里斯的工作服，戴着莫里斯的软帽，手里拿着里面有生锈铲子和被炮弹打坏的水准仪，以证明自己是个回西班牙的砌砖匠的帆布小包。可千万别有人真的让他砌墙才好，他才不知道该怎么垒砖头呢！

现在他正为如何穿越比利牛斯山而发愁。三个月前在皮卡第，他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完全能找得到1936年向导带着他进入西班牙的那条路，1937年他又沿着这条路的一部分离开。但当一个个陌生的山顶和岔道口出现在眼前时，他的信心破灭了。他以为这段路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脑海中，但当他试图回想起某条路、某座桥或某个折转点时，他的记忆模糊了。他已经记不住那么多细节了。

他吃完午饭——一碗稀薄的鱼粥——和邻桌的司机们小声交谈起来。“有人能送我去塞贝里吗？”塞贝里是法西边境离西班牙最近的一座村庄，“你们谁去那里？”

他们多半都要去那儿：否则不可能出现在法国的东南边境。但他们都犹豫了。这是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尽管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德国人却占领了过半的领土。没有人会主动去帮一个操着外国口音的陌生人。

“我是个泥瓦匠，”劳埃德拿起帆布包说，“我叫莱昂德罗，我要回西班牙的家。”

一个穿着汗衫的胖司机说：“我可以送你一程。”

“谢谢你。”

“可以走了吗？”

“当然可以。”

他们走出餐馆，坐进两旁有电器行标志的破旧雷诺货车。开车以后，司机问劳埃德是否结婚了。被问了几个令人不愉快的私人问题以后，劳埃德意识到胖司机是对他的性生活感兴趣才载他的。怪不得刚才会那么主动：他想利用这个机会问一些让人尴尬的男女问题。一路上，好几个搭劳埃德的司机都有这种见不得人的兴趣。

“我是个处男。”劳埃德对他实话实说。但这又引发了司机对他校园时期风流韵事的一番探索。劳埃德在学校里是谈过几次恋爱，但他不准备把这些事告诉一个素不相识的司机。劳埃德试图在不惹恼司机的前提下含糊过去。最后司机放弃了：“我得在这里转弯了。”说着，他停下车。

劳埃德谢了他，继续往前走。

他知道不能像军人一样挺直了腰走路，而要像农民那样弓着腰走路。他没有带书和报纸，最近刚在图卢兹一条小街的理发店里剃了个乱糟糟的头发。他一星期刮一趟胡子，所以下巴上总有些胡茬。他惊喜地发现，满嘴的胡茬可以让别人注意不到他。他不怎么洗脸洗澡，身上总带着股让别人不愿近身的馊味。

在法国和西班牙，工人都戴不起表，因此他必须扔掉伯尼作为毕业礼物送他的那块方面表。他不能把表送给帮助他的法国人中的任何一位，因为这块表很可能会使他们受到牵连。最后，他沉痛地把表扔进了池塘。

他最大的软肋在于随身没有一份身份证明。

他曾经试图从一个长得很像他的男人那里买下身份证明，也曾经计划过从另两个人那里偷上一份。但战时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证明看管得都很细致，这些尝试都没能成功。于是他只能避开需要说明身份的场合。他尽量避免引人注意。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避开公路，尽量从田里走。他从没搭过客运列车，因为沿途的一些站设有检查身份证明的检查站。至今劳埃德没遇上过任何麻烦。一个村子的村警向他索要过身份证明，他说他的身份证明在马赛的酒吧里喝醉时弄丢了，村警相信了他的话，让他继续赶路。

现在，他的好运到头了。

他正在穿越荒凉的作物产区。这里在比利牛斯山下，接近地中海，土壤沙化严重。满是灰尘的道路两旁只有小块农地和贫穷的村庄。这里几乎没什么人住。越过左边的山，可以瞥见远处的大海。

怕什么来什么。一辆绿色雪铁龙开到他身旁停下，三个村警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们打了他一个出其不意。劳埃德听到了汽车开来的声音——这是胖司机撇下劳埃德之后他碰到的第一辆车。他没去看这辆车，而是像一个疲累的工人那样继续拖着步子往前走。路两边都是光秃秃的树和农田，田里种着萎靡不振的蔬菜。汽车停下时，他刹那间产生了跑过农田的想法。看到跳下车的两个村警把手摸向腰间的手枪皮套，他马上抛却了这个想法。他们的枪法也许不怎么样，但说不定会打到他。劳埃德完全可以和这些村警周旋一番。他们只是些没见过世面的村警，比城里的警察要温和得多。

“你的证件呢？”靠他最近的村警用法语问他。

劳埃德摊开双手表示无助。“先生，我很不幸，我的证件在马赛被偷了。我是个西班牙砌砖工，我叫莱昂德罗，我正要——”

“上车。”

劳埃德犹豫了一下，但抗争是无意义的，成功逃脱的机率比任何时候都要低。

一个村警牢牢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入汽车后座，让他坐在自己身旁。

车开了，劳埃德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

坐在身旁的村警问：“你是英国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

“我是西班牙砌砖工，我叫——”

村警挥了挥手，做了个“别蒙人”的手势：“不要在我们面前扯这种话。”

劳埃德发现自己先前太过乐观了。他是个外国人，没有证件便想朝西班牙边境走：警察才没那么傻呢，肯定会猜到他是个逃脱的英军战俘。如果有疑问的话，他们只要脱去他的衣服，便能在脖子上找到他在部队里的身份牌了。劳埃德没有丢掉身份牌，否则很可能被抓到他的任何一方认作间谍枪毙。

现在他被困在警车里，周围是三个全副武装的村警。在这种情况下，逃脱的概率几乎是零。

太阳从车右边的群山上开始缓缓落下，警车沿着劳埃德原本前进的方向继续前行。边境前没有大的镇子，他们多半会把他扔在哪个村公所的牢房里过夜，到那里再找逃脱的机会也不迟。如果没能逃脱的话，村警明天一准会把他带到佩皮尼昂，交给那里的警察。接下来会怎么样？他们会审问他吗？他突然感到非常害怕。法国警察会对他用刑，德国人会百般折磨他。如果能活下来的话，他会在战俘营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或者死于德国人对战俘的大屠杀。那真是太不幸了，他离西班牙边境只有咫尺之遥啊！

汽车开进一个小镇。他能在汽车到监禁地之前逃脱吗？他对这里的地形不是很熟悉，什么都计划不了。他只能保持警觉，试图抓住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

汽车离开主街，开进一排商店后面的一条小巷。村警们准备枪毙他，把尸体丢弃在这里吗？

汽车停在一间餐馆的后门。餐馆后院里扔满了盒子和大的空酒罐。通过一扇小窗，劳埃德看见厨房里亮着灯。

前座的村警下车，打开劳埃德这一边接近餐馆的车门。能利用这个机会逃脱吗？必须绕过车才能沿着小巷往前跑。这时暮色已浓，跑了几码以后就不容易被击中了。

村警把身体探进车，抓住劳埃德的肩膀，把他拉出来让他站好。逃脱的机会稍纵即逝，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

村警们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呢？

他们把他带进厨房。厨子正在对着碗打鸡蛋，一个少年正在水槽边洗碗。一个村警对他们说：“我们带来个英国佬，他说他叫莱昂德罗。”

厨子继续着自己的活计，抬头往店堂里喊：“特蕾莎，你过来一下！”

劳埃德认识一个特蕾莎，那个特蕾莎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教不识字的士兵们读写。

厨房门被推开，特蕾莎走了进来。

劳埃德吃惊地看着走进厨房的女人。毫无疑问，这就是他认识的特蕾莎：尽管戴着侍者的围裙，戴着一顶白色的小帽，但眼前站着的无疑就是那个特蕾莎，那个有着一双大眼和乌黑长发的特蕾莎。

起先特蕾莎没有瞧他。她把一叠脏盘子放在洗碗少年身旁的那块台板上，然后转身亲吻了押劳埃德过来的两个村警：“皮埃尔，米切尔，你们最近好吗？”接着她转身看到了劳埃德，眼睛一下子瞪得大大的：“不——这不可能。劳埃德——真的是你吗？”

劳埃德说不出话来，只能木然地点了点头。

特蕾莎扑向前抱住他，在他的两边面颊上啄了两口。

一个村警说：“这样就好，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得走了，祝你好运。”他把帆布包还给劳埃德，然后和同伴一起离开了。

劳埃德终于能说出话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用西班牙语问特蕾莎，“我还以为会被带到监狱呢！”

“他们痛恨纳粹，和我们是一边的。”特蕾莎说。

“谁是‘我们’？”

“稍后再跟你解释，跟我来。”特蕾莎打开一扇隐藏楼梯的门，带他走到楼上一间没怎么装饰的卧室。“在这等一会儿，我给你拿些吃的过来。”

劳埃德躺在床上，对自己的好运惊叹不已。五分钟前他还以为自己会被折磨或被枪毙，现在却在等着一个美女送饭过来。

事情也可能很快变糟，他琢磨着。

半小时以后，特蕾莎端着一个盛着煎蛋卷的盘子回来了。“餐馆的生意很忙，不过马上要关门了，”她说，“我过几分钟再来。”

劳埃德飞快地吃掉了食物。

天黑了。劳埃德接连听到客人们离开时的闲聊声和侍者们收拾盘子的声音。声音停下来以后，特蕾莎拿着一瓶红酒和两个杯子出现在他眼前。

劳埃德问特蕾莎为什么离开西班牙。

“佛朗哥屠杀了我们的几千个同志，”特蕾莎说，“他们通过了《政治责任法》，限制那些没被杀掉的人，使所有支持政府军的人都沦为了罪犯。即便采取‘消极对抗’的方式，你都会被没收全部的财产。只有支持佛朗哥，你才是完全无辜的。”

三月，张伯伦曾信誓旦旦地向议会表示，佛朗哥承诺不做政治上的报复。想到张伯伦的那副嘴脸，劳埃德的心里非常苦涩。张伯伦真是个邪恶的骗子！

特蕾莎又说：“我们的许多同志被他们关进了肮脏的集中营。”

“我想你一定再没见过我的朋友莱尼·格里菲斯军士了吧？”

特蕾莎摇了摇头：“离开贝尔希特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

“你之后……”

“我从佛朗哥的人手里逃了出来，来这里当了女侍……找到了另一种对抗纳粹的工作。”

“什么工作？”

“我把逃跑的士兵送到山那边。这也正是村警们送你到这儿的原因所在。”

劳埃德心头一热。他原本打算靠自己的力量前往西班牙，为能不能找到路而担心不已，现在好了，特蕾莎指不定能为他找到个向导呢！

“我这里还有两个人等着去那儿，”特蕾莎说，“一个英国的机枪手和一个加拿大的飞行员，现在我把他们安顿在山上的一间农房里。”

“准备什么时候带我们过去？”

“就在今晚，”特蕾莎说，“别喝太多红酒。”

特蕾莎下了楼。半小时后，她带来一件有些破的棕黄色大衣给他。“翻越山脉的时候天会很冷。”她解释道。

两人溜出厨房，依靠着天上的星光走在小镇的路上。远离镇上的房子以后，他们沿着一条泥路上了山。一小时之后，他们走到几间石头房子前。特蕾莎吹了声口哨，推开谷仓的门，两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走了出来。

“我们用假名跟人交流，”特蕾莎用英语说，“我是玛利亚，这两个是弗雷德和汤姆。这是我们的新朋友莱昂德罗。”三个男人相互握了手。特蕾莎又说：“不准相互交谈，不准抽烟，拖在后面的人会被落下。准备好了没？”

从这开始的路非常陡峭。劳埃德经常被石子绊脚。他时不时抓住路边的矮树丛，使自己不致跌倒。特蕾莎的步速很快，三个大男人喘息不止。她带着手电筒，但拒绝在星光明亮时使用，她说她要保持手电筒的电量在需要时足够用。

天气变得很凉。他们淌过一条冰冷的河流，自那以后，劳埃德的脚就一直没暖过。

一小时后，特蕾莎说：“务必一直行走在这条路中间。”劳埃德低头一看，发现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坡。意识到一不小心会跌落到很深的山谷，他心头一惊，抬头向前注视着特蕾莎迅速移动的身影。换在平常，他会享受跟着这个美妙身影行走的每一分钟，但这时他又冷又累，连调情的精力都没有。

山里没有人住。有时他们会听到远处的狗在叫，有时又会听到依稀的铃声。每当听到铃声时，三个男人会燃起希望，以为快要到目的地了。特蕾莎告诉他们，这只是牧羊人挂在山羊身上的铃铛，方便找到它们。

劳埃德想到了黛西。她还在泰-格温吗？她回到丈夫身边了吗？劳埃德希望黛西没有回到伦敦。法国报纸说，伦敦每天都受到德国轰炸机的轰炸。黛西是死是活？他还能见她吗？如果能再见她的话，她对他的感觉又会是如何？

四个人每两个小时停下来歇息一次，喝点水，对着特蕾莎带来的那瓶红酒喝上两口。

快天亮时，山里下起了雨。脚下的路变得泥泞不堪，他们的步伐变得跌跌撞撞，但特蕾莎并没有减速。“幸好没有下雪。”她说。

天蒙蒙亮以后，他们依稀看见了路边突出岩石旁长着的一些植被。雨继续在下，前方腾起的雾气遮挡住道路。

过了一会儿，劳埃德意识到他们正在下山。下一次休息的时候，特蕾莎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在西班牙境内了。”劳埃德本应松一口气，但感到的只是疲乏。

地形开始平坦，突兀的岩石渐渐远去，路两旁到处是草和树丛。

特蕾莎突然坐到地上，平躺下来。

男人们不用提醒，立刻都学着特蕾莎的样子躺了下来。循着特蕾莎的视线，劳埃德见到了两个穿着绿色制服、带着古怪式样帽子的西班牙边境战士。劳埃德意识到进入西班牙并不意味着摆脱了麻烦。如果被当作非法入境者抓住，他会被遣送回法国。如果失踪在佛朗哥的哪个集中营，情况就更糟了。

边境战士沿着山路朝逃亡者走来。劳埃德准备和他们干上一仗。动作要快，必须在他们掏枪前占到上风。他不知道英国机枪手和加拿大飞行员擅不擅长干架。

好在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走到一处没有标记的特定地点以后，两个西班牙边境战士便折返回去了。特蕾莎似乎知道他们会这么做似的，等他们一走，她便站起来继续前进，劳埃德和另两个逃亡者立刻紧跟了上去。

雾很快就散开了。劳埃德看见不远处有个沙滩围绕的渔村。1936年在西班牙时，他去过那个渔村。他甚至记得那里有个火车站。

他们走进村子。村子死气沉沉，没有任何受到行政管制的迹象：没有警察，没有村公所，没有士兵，没有检查站。特蕾莎无疑是因为管辖松散才选择了这里。

到了火车站以后，特蕾莎买了车票，像遇到老朋友一样和站员闲聊了几句。

劳埃德又累又乏，一屁股坐在月台简陋的长椅上，心里却非常高兴。

一小时后，他们乘上了前往巴塞罗那的列车。

在伦敦遭到空袭之前，黛西从未真正理解过工作的意义。

或者，疲惫的意义。

或者，何谓悲剧。

她坐在学校的教室里，拿着一个没有茶托的杯子喝着一杯甜腻腻的茶。她戴着钢盔，穿着橡胶的长筒靴。这时是下午五点，昨天夜里的劳累还没让她缓过劲来。

她是阿尔德盖特区防空救护队的一员。理论上说她待命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后就能得到八小时的休息。但事实上空袭一来她就要马上投入工作，把伤员送到医院里去。

1940年10月，德国轰炸机每天都会光顾伦敦。

黛西与一个女助手以及四个男人组成了一支救护支队。他们把总部设在学校。他们坐在孩子的课桌前，等待敌机到来后的警报呼啸和炸弹降临。

黛西驾驶的救护车是辆经过改装的美式别克。他们还有一辆普普通通被称为“坐式救护车”的汽车——可以自己坐直，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伤员坐这辆车去医院。

黛西的助手名叫内奥米·埃弗莉，内奥米是个喜欢和男人打情骂俏的金发美女，和救护队里所有人相处得都很融洽。这时内奥米和支队长，退休警察诺比·克拉克聊起了天。“总队长是男人，”她说，“区队长是男人，你也是男人，所有的队长都是你们男人。”

“我想是的。”诺比说。其他人忍俊不禁。

“救护队有这么多女人，”内奥米说，“她们为什么都当不上队长呢？”

男人们都笑了。光头大鼻子的乔尔吉斯·乔治说：“又来女权主义的那一套了。”他是个轻视女人的家伙。

黛西说话了：“你真的以为男人都比女人聪明吗？”

诺比说：“就我所知，救护队有几个女性的队长。”

“我一个都没见过。”内奥米说。

“男女的分工不同，”诺比说，“女人主内多一点。”

“你是说俄国的凯瑟琳女皇吗？”黛西讽刺地问。

诺米说：“还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

“还要算上阿梅利亚·厄尔哈特。”

“简·奥斯汀。”

“凯瑟琳女皇吗？”乔尔吉斯·乔治问，“是不是拿马来泄欲的那一位？”

“女士们都在呢！”诺比责备地说，“不过，我能解答黛西的疑问。”

黛西谦逊地说：“愿闻其详。”

“我承认，很多女人不比男人笨，”诺比用宽宏大量的口吻说，“但我能告诉你救护队的队长为什么都是男人。”

“诺比，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很简单，男人不会服从于女人。”他扬扬得意地靠在椅子上，自信赢得了和黛西之间的辩论。

但讽刺的是，一旦炸弹落下，救护队员在瓦砾中营救伤员的时候，他们又平等了。完全没有了男女之间的差别。如果黛西命令诺比抬起房梁的另一头，诺比会毫不含糊地遵照行事。

黛西热爱包括乔治在内的所有男性队员。他们愿意为她献出生命，她也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

黛西听到一声低鸣。声音渐渐提高，变成了通常熟悉的警报声。很快，远处传来了敌机的轰炸声。警报常常来迟，有时甚至在第一波轰炸开始之后才来。

电话铃响了，诺比拿起电话。

队员们都站了起来。乔治疲惫地说：“德国人就不能消停一天吗？”

诺比放下话筒说：“去努特利街。”

“我认识，”匆匆走出教室时内奥米说，“我们区的议员就住在那儿。”

众人跳上车。黛西发动救护车以后，坐在她身旁的内奥米说：“这些日子可真快活啊！”

内奥米的话带有讽刺的意味，但黛西是真的高兴。这种感觉的确很奇怪，车拐弯时她心想。每天晚上，她看到的都是严重的破坏，残缺不全的肢体和骨肉相离的悲惨景象，怎么还能感到快乐呢？今晚黛西很有可能丧生在一幢燃烧的建筑之中，但她的感觉却很棒。她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工作和献身，这比为了个人的满足而过日子要好得多。和同伴们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别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感觉了。

黛西不恨想杀死她的德国人。公公菲茨赫伯特伯爵告诉过她德国人轰炸伦敦的理由。八月之前，德国人只轰炸英国的港口和机场，菲茨用少有的坦白口吻向她解释道，英国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皇家空军受命从五月开始对德国的主要城市进行轰炸，把许多妇女孩童炸死在家里。六月至七月，这种轰炸也一直没断。德国社会为之愤怒，宣称要报复，因此才有了现在对伦敦的轰炸。

黛西和博伊仍旧出双入对，但只要博伊在家，一到晚上黛西就会反锁上卧室的门，博伊也没提出反对。婚姻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牢笼，但两人都太忙了，没时间做出改变。想到自己的个人生活时，黛西总是觉得很悲伤，因为博伊和劳埃德都离她而去了。幸好她没时间多想自己的个人问题。

努特利街成了一片火海。德国空军投下了燃烧弹和高强度炸药。燃烧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炸药炸碎窗户，加速了火势的蔓延。

吱的一声，黛西停下救护车。救护队员们立刻展开了工作。

伤势不重的人被搀扶着送到附近的急救站。伤重者被救护车送到圣巴塞洛缪医院和白教堂路的伦敦总医院。黛西来回接送了好几趟重伤员。天黑后她打开汽车头灯。作为灯火管制的一部分，头灯上都加了布罩，只能发出微弱的光芒，但在伦敦烧得像个大炸药包的时候，这点光就完全不必要了。

爆炸一直持续到了黎明。白天，德国的轰炸机很容易被博伊和战友们驾驶的战斗机跟上并击落，因此白天不会鸣响空袭警报。伴着洒在废墟上的阴冷日光，黛西和内奥米回到努特利街，寻找需要运送到医院的伤病员。

两人疲倦地坐在被炸的花园墙边。黛西脱下头上的钢盔。她浑身是灰，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心想，看到我这副样子，不知道布法罗帆船俱乐部的女孩们会怎么想，她意识到自己再也不会顾及她们会想些什么了。期待得到别人的认同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

有人对她说：“亲爱的，要喝口水吗？”

黛西听出说话者操的是威尔士口音。她抬起头，看见一个拿着托盘的美丽中年女子。“我正想喝口水呢。”说着，她拿起杯子一口把水喝了下去。现在，她已经习惯英国茶的味道了。茶味虽有点苦，但能极好地恢复体力。

中年妇女亲吻了内奥米。内奥米向黛西解释说：“我们是亲戚，她女儿米莉嫁给了我哥哥亚伯。”

黛西看见中年女子拿着托盘，在急救队员、消防员和邻舍之间分发着茶点。黛西觉得中年女人一定是当地的知名人物：她的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威严。但同时又非常亲民，她亲切地和每个人交谈，没两句话就能让对方露出微笑。她认识诺比和乔尔吉斯·乔治，像老朋友一样和他们交谈。

中年女人拿起托盘上的最后一个杯子给自己喝，并在黛西身边坐下。“你的口音像是从美国来的。”她友好地对黛西说。

黛西点点头：“我嫁给了英国人。”

“我住在这条街上——不过我家的房子昨晚没挨炸。我是阿尔德盖特选区的下院议员，我叫艾瑟尔·莱克维兹。”

黛西的心猛地一跳。眼前的女人就是劳埃德声名赫赫的母亲！黛西握住艾瑟尔的手：“我是黛西·菲茨赫伯特。”

艾瑟尔扬起眉毛。“哦！”她说，“你是阿伯罗温子爵夫人！”

黛西脸红了，她低下声音说：“救护队的人都还不知道我的身份呢！”

“放心，我绝对不会泄密的。”

黛西迟疑地说：“我认识你儿子劳埃德。”想到他们在泰-格温的时光，以及流产时劳埃德对她的照顾，黛西的眼中闪着泪光，“当我无助的时候，他曾经帮助过我。”

“谢谢你，”艾瑟尔说，“不过别把他说得像死了似的。”

责备的语气虽然不重，却让黛西感到无地自容。“真是太对不起了！”她说，“他只是在战斗中失踪了而已。我真是太傻了！”

“他不再是失踪人员了，”艾瑟尔说，“他通过西班牙逃回了英国，昨天才到的家。”

“天哪！”黛西的心跳加速了，“他还好吗？”

“尽管经历了不少苦难，但看上去还不错。”

“他……”黛西哽咽了，“他在哪儿？”

“他就在这里。”艾瑟尔看着周围，“劳埃德，你在哪儿？”她大声问。

黛西急切地看着眼前的众人。劳埃德真的在这儿吗？

一个穿着撕破棕黄色大衣的男人转身问：“妈妈，什么事？”

黛西盯着转过身的劳埃德。他的脸晒黑了，瘦得像根棍子，但看上去比以前还要英俊。

“亲爱的，上这儿来。”艾瑟尔说。

劳埃德朝前走了一步，便看见了黛西，表情瞬间柔和了，露出笑容。“你好。”他说。

黛西匆匆站了起来。

艾瑟尔说：“劳埃德，这个人你也许会记得——”

黛西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她跑到劳埃德面前，扑进他的怀抱。黛西紧紧抱住劳埃德。她深情地看着劳埃德的绿色眼珠，吻着他的鼻子、双颊和嘴。“劳埃德，我爱你，”她狂叫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黛西，我也爱你。”他说。

黛西听见艾瑟尔在他们身后揶揄：“我知道你们都记住了。”

黛西走进努特利街威廉姆斯家厨房的时候，劳埃德正在吃涂果酱的烤面包。黛西脱下头上的钢盔，筋疲力竭地坐在桌子旁边。她满脸是泥，头发里全是灰，劳埃德觉得黛西周身散发着一种难以抗拒的美。

每天早上轰炸结束，送走最后一个伤者以后，黛西都会去威廉姆斯家。劳埃德的母亲让黛西尽管去，黛西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她的好意。

艾瑟尔给黛西倒了杯水：“亲爱的，昨晚一定很忙碌吧？”

黛西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糟透了，橘街上的皮博迪大楼被烧毁了。”

“老天啊！”劳埃德吓坏了。他知道皮博迪大楼，那里挤着许多穷人，还有不少孩子。

伯尼说：“那是一幢很大的居民楼。”

“是的，”黛西说，“几百人被烧死，其中有许多儿童和孤儿。大多数病人没送到医院就死了。”

劳埃德把手伸过餐桌，抓住黛西的手。

黛西看着劳埃德说：“这种事看得再多也习惯不了，你觉得看多了以后心肠会硬起来，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满心悲哀地说。

艾瑟尔把手放在黛西的肩上以表同情。

黛西说：“英国对德国的百姓也在做相同的事情。”

艾瑟尔说：“我朋友茉黛、沃尔特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同样在轰炸的阴影之下。”

“这简直太可怕了，”黛西绝望地摇着头说，“我们有什么错啊？”

劳埃德说：“人类有什么错，要遭受那么大的劫难啊！”

一向实际的伯尼说：“我过会儿去橘街看看，确保为孩子们做的一切都切实到位。”

“我和你一起去。”艾瑟尔说。

伯尼和艾瑟尔想法相近，行动非常有默契，似乎常常能读出对方的想法。回家以后，劳埃德经常观察他们，担心根本没有特德·威廉姆斯这号人物，也担心自己的生父是菲茨赫伯特伯爵这个秘密，会使他们的关系笼上阴影。他也和终于知道整个真相的黛西谈过了这件事。伯尼被艾瑟尔骗了二十来年有什么想法吗？但两人还是和从前一样，伯尼一如既往地深爱着艾瑟尔，对伯尼来说她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他相信艾瑟尔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艾瑟尔也的确从没辜负过他。劳埃德希望不久之后自己也能有这般相濡以沫的婚姻。

黛西注意到劳埃德穿起了军装。“你这是要去哪儿？”

“战争办公室让我去一次，”他看了看壁炉架上的钟，“我该走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汇报过了呢！”

“到我房间来，我一边系领带一边解释给你听。把茶带到我的房间来喝。”

两人一起上了楼。黛西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劳埃德的房间，劳埃德这才意识到黛西还没来过自己的房间。他看着自己的单人床，摆满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书架，以及放了一排削尖铅笔的书桌，很想知道黛西对这一切会怎么看。

“很温馨的小房间。”黛西说。

房间实际并不小。劳埃德的卧室和房子里其他的卧室一般大小。但在住惯豪宅的黛西眼中，这样的卧室实在是太小了。

黛西拿起一张有镜框的照片。照片上是海边的一家人：穿着短裤的小劳埃德正在和穿着泳衣的米莉打闹，年纪尚轻的艾瑟尔戴着顶软帽，伯尼穿着灰色的大衣和敞开领口的白衬衫，头上包了块打了结的手帕。

“这是在索森德的海滩上拍的。”劳埃德说。他拿过黛西的茶杯，放在梳妆台上，将她搂进怀里。劳埃德吻着黛西的嘴唇。黛西慵懒地回吻着他，抚摸他的面颊，把身体软软地靠在他身上。

过了一会儿，劳埃德放开黛西的身体。黛西太累了，没有精力和他亲热。他也马上要出发了。

黛西脱下靴子，躺在劳埃德的床上。

“战争办公室让我再去见他们一次。”系领带时，劳埃德对黛西说。

“上次你不是已经和他们谈过好几个钟头了嘛！”

劳埃德确实已经去过一次了。他努力回忆着，事无巨细地把逃亡途中在法国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战争办公室的官员们。官员们想知道他在法国遇到的每个德国官兵所属的部队和官阶。他自然记不得他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了，但通过泰-格温间谍课程的学习，他还是给他们提供了大量情报。

劳埃德向战争办公室的人提供的是标准的军事情报，但那些人对他的逃跑过程、逃跑路线以及为他提供帮助的人同样感兴趣。他们甚至问起了莫里斯和玛塞尔，想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对特蕾莎最感兴趣，特蕾莎显然能对未来的逃亡者提供帮助。

“今天我去的是另一个地方。”他看着梳妆台上一张打印的纸条说，“诺森博兰大街都市酒店424房间。”这个酒店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旁边，临近政府大楼，“应该是处理战俘事宜的一个新部门。”他戴上尖顶帽，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看我帅不帅？”

黛西没有回应。劳埃德看了看自己的床，发现黛西睡着了。

他拿来毯子盖在黛西身上，吻了吻她的前额，便离开了。

他告诉艾瑟尔黛西睡在他床上，艾瑟尔说过一会儿去看黛西，瞧瞧她睡得好不好。

劳埃德搭地铁前往伦敦的市中心。

劳埃德把生父的事情告诉了黛西，否定了黛西劳埃德是茉黛儿子的猜想。黛西很快就相信了劳埃德的话，博伊曾经告诉她，菲茨伯爵有个不知所谓的私生子。“这也太巧了吧，”她说，“我先后爱上的两个男人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她赞赏地看着劳埃德说，“你继承了父亲的英俊相貌，博伊却继承了他的贪婪。”

劳埃德和黛西一直都没有做爱。没时间是一个原因，黛西每天晚上都要值班。难得在一起了，事情往往又进展得不顺利。

上周日，他们一起去了黛西在梅菲尔街的家。那天下午，仆人们都回家休息去了，黛西把劳埃德带进了自己的卧室。但她表现得极不自然。她吻了劳埃德，但马上把头偏到了一边。当劳埃德把双手放在黛西的乳房上时，她轻轻地摆脱了他。劳埃德非常疑惑：不想和他亲热的话，何必带他进卧室呢？

“很对不起，”她支支吾吾地说，“我爱你，但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在自己家里背叛我丈夫。”

“但他背叛在先啊！”

“至少他是在别处偷情的。”

“好吧，听你的。”

黛西看着劳埃德：“你觉得我很傻吗？”

他耸了耸肩。“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你这样的确是有点矫情——但我必须尊重你的感受。在你还没准备好时就硬上，那我也太王八蛋了。”

黛西用双臂搂住劳埃德，紧紧地抱住他。“我没看错，”她说，“你是个成熟的男人。”

“别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他们去看了查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把肚子都笑疼了。接着黛西便值班去了。

去地铁站的路上，劳埃德满脑子想的都是黛西的俊俏身影。下了地铁以后，他沿着诺森博兰大街走到了都市酒店。酒店里仿古董都被移走了，代之以方便实用的桌椅。

等待了几分钟以后，劳埃德被带到一个雷厉风行的高大上校面前。“中尉，我读过你的履历，”他说，“你干得非常棒！”

“先生，谢谢你。”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像你一样回到祖国，我们想帮助这些人。我们特别想找到迫降的飞行员们。他们的训练经费非常贵，我们希望这些人能回到英国，重新飞上蓝天。”

劳埃德觉得这很难。迫降的飞行员真的愿意再重复一次类似的经历吗？换个角度去想，受伤的人恢复以后就要马上投入战斗，飞行员有什么理由放弃为国而战呢？这毕竟是场战争。

上校说：“我们建立了一条从德国到西班牙的地下运输线。你会说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这是我们倚重于你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你曾经深入过敌境。我们很想把你招到这个部门当副手。”

劳埃德没想到上校会邀请他加入这个部门，也不知道自己对此有何想法。“谢谢你，先生。能得到你的邀请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我想事先了解一下，这是个文书工作吗？”

“当然不是，我们希望你回到法国。”

劳埃德心跳加快了，他没想到自己会被再次被送到生离死别的险境。

上校看出了他的失望：“你肯定知道回去有多危险。”

“是的，先生。”

上校用生硬的语气说：“不愿意去你完全可以拒绝。”

想到轰炸中冒险救人的黛西，想到皮博迪大楼烧死的那些孩子，劳埃德意识到自己很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先生，如果你觉得这个任务非常重要的话，那我很愿意回法国去。一切都听你的。”

“好小子。”上校说。

半小时后，劳埃德茫然若失地走回地铁站。这时，他已经是M19部门的一员了。他将携带假证件和大量现金回法国。这个部门已经在被占领土招收了十来个德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他们要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英国和英联邦各国的飞行员回到家。劳埃德将是这个不断扩充的特工网络的一分子。

如果被德国人抓住，劳埃德肯定会遭到难以想象的折磨。

在害怕的同时，劳埃德又感到极大的兴奋。他将飞到马德里：这是劳埃德第一次坐飞机。他将跨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和特蕾莎接上头。劳埃德将用假身份活跃在敌人之中，在盖世太保鼻子底下救自己人。劳埃德的任务是让迷途在敌占区的飞行员战友不像自己以前那样孤独无助。

十一点时，他回到了努特利街。艾瑟尔给他留了张纸条：“美国小姐一直睡到现在。”看了被轰炸的大楼以后，艾瑟尔和伯尼将分别前往下议院和市政厅。威廉姆斯家只剩劳埃德和黛西两个人了。

劳埃德回到自己房间，黛西仍然睡得死死的。她的皮外套和羊毛裤胡乱地扔在地板上。黛西穿着内衣躺在床上，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劳埃德脱下外套和领带。

床上传来黛西慵懒的声音：“快来休息吧。”

劳埃德看了黛西一眼：“你说什么？”

“脱了衣服上床。”

屋子里空空荡荡：没人会打扰他们。

劳埃德脱下靴子、裤子、衬衫和袜子，接着却犹豫了。

“不会冷的。”黛西在毛毯下面缩起身子，把一套连裤紧身内衣扔给劳埃德。

劳埃德原以为这将是一场肃穆的仪式，黛西却似乎想把两人的第一次亲热弄得轻松愉快一点。劳埃德愿意被黛西指引。

他脱下汗衫和短裤，钻进被子里。黛西的身体又热又软。劳埃德很紧张：他还没告诉黛西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劳埃德曾听人说过，男人在性事上要采取主动，不过黛西似乎不知道这种讲法。她亲吻抚摸着他，然后抓住了他的睾丸。“孩子，”她说，“让我们尽情地欢闹一场吧。”

劳埃德不那么紧张了。

第八章

1941年，柏林

一个冬天的周日，卡拉·冯·乌尔里希陪女仆艾达去柏林西部市郊的万斯湖保育院探望艾达的儿子库尔特。两人乘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才抵达那里。艾达每次去那都穿着自己的保姆制服：在同行面前，保育员就库尔特的问题会更开诚布公一点。

夏天湖边都是嬉笑打闹的孩子，湖上也会有许多人荡舟。但今天，湖边却只有几个紧裹着衣服的步行者，湖里也只有一个游冬泳的人，游泳者的妻子在岸边关切地看着自己的丈夫。

这家专门接受重残儿童的保育院曾经是幢非常豪华的住宅。保育院方面把原有的会客室隔成小间，墙壁漆成淡绿色，在每个小间里再放上几张病床和轻便小床。

库尔特已经八岁了。他能像两岁孩子那样走路，也学会了自己吃饭，但他还不会说话，也还得穿尿布。最近几年，他一直没有什么改善。但一见到艾达，他总会显得非常开心。他高兴地笑着，咿咿呀呀地叫着，伸出双臂让艾达抓住，让艾达抱紧亲吻。

他也认得出卡拉。一看到库尔特，卡拉就会想起给他出生时那可怕的一幕。那时，她手忙脚乱地替艾达接生，哥哥埃里克忙着去找洛特曼医生。

她们陪库尔特玩了一个多小时。库尔特喜欢玩具火车和汽车，以及色彩丰富的图画书。这时午睡的时候到了，艾达唱了一首催眠曲，看着他缓缓入眠。

走出病房的时候，一个护士找到了艾达。“汉普尔夫人，请跟我到威尔里希医生的办公室。他想找你谈谈。”

威尔里希是保育院的院长。卡拉从没见过这位院长，艾达应该也没见过。

艾达紧张地问：“出什么问题了吗？”

护士说：“院长多半想和你谈库尔特的康复情况吧。”

艾达说：“冯·乌尔里希小姐陪我一起去。”

护士不让卡拉跟着去。“威尔里希博士只想和你谈。”

但艾达是个关键时候拿得住主意的人。“冯·乌尔里希小姐陪我一起去。”她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

她们被带进一间风格明快的办公室。这个房间在调整布局时没有被分割。壁炉里烧着炭火，一扇正对湖面的窗可以对万斯湖一览无余。卡拉看见，远处的湖上有人在驾帆乘风破浪。威尔里希坐在一张皮面的桌子后面。桌面上放着一盒烟和有不同尺寸烟管的架子。威尔里希大约五十岁，身材厚实，个子很高。他的五官都显得很大：大鼻子，宽下巴，大耳朵，还有一个秃着顶的大头。他看着艾达说：“你应该是汉普尔夫人吧？”艾达点了点头。威尔里希转身看着卡拉：“你是哪位小姐呢……”

“博士，我叫卡拉·冯·乌尔里希，我是库尔特的教母。”

威尔里希扬起眉毛：“哪有这么年轻的教母啊！”

艾达抢白说：“库尔特是她接生下来的！那时卡拉只有十一岁，但她比哪个医生都管用，只有她在身边帮我。”

威尔里希没有理会艾达的话。他看着卡拉，语出不敬：“看来，你是想成为一名护士了对吗？”

卡拉穿着见习护士的制服，但她不只是想成为一名护士，而是已经把自己看成一名护士在照料病人了。“我正在实习期内。”卡拉说。她很不喜欢威尔里希。

“坐下吧，”他一边说一边打开了一份薄薄的文件，“库尔特已经八岁了，但只有两岁小孩的发育水平。”

他停顿了一下。卡拉和艾达都没有说话。

“这完全不能让人满意。”他说。

艾达看了卡拉一眼。卡拉完全不知道威尔里希想说什么，只能对艾达耸了耸肩。

“对这种病例现在有了新的疗法。但我们得把库尔特送到另外一家医院。”威尔里希合上文件。他看着艾达，第一次笑了。“我想你应该非常想让库尔特接受能改善他现状的先进疗法。”

卡拉不喜欢这种笑：威尔里希笑得太诡异了。卡拉说：“博士，对这种疗法你能说得再详细一些吗？”

“恐怕你理解不了，”威尔里希说，“就算你是个见习护士也很难理解得了。”

卡拉不肯放过这个话题：“汉普尔夫人一定想知道这种疗法的具体内容，疗法中是不是包括了手术、药物或电击等种种手段？”

“当然要吃药。”威尔里希表现出明显的抵触。

艾达问：“要把他送到哪儿？”

“巴伐利亚阿克尔堡的一家医院。”

艾达对阿克尔堡这个地名没什么概念。卡拉知道艾达不知道阿克尔堡有多远。“有二百多英里。”她告诉艾达。

“不行，”艾达说，“那我怎么能见到他呢？”

“你可以坐火车去。”威尔里希不耐烦地说。

卡拉说：“那要四五个小时。她也许还要在那儿过夜。这些开支从哪儿来呢？！”

“我才不管这种事情呢！”威尔里希生气地说，“我是个医生，不是旅行代理人。”

艾达几乎要落泪了。“如果库尔特能好一点，能学会说几句话，能学着不弄脏自己的话……将来也许还能带他回家呢。”

“是的，”威尔里希说，“你们肯定不会因为自私的理由拒绝让他变得更好的机会吧。”

“库尔特能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卡拉问，“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疗效是说不准的，”威尔里希博士说，“见习护士应该知道这个。”

卡拉从父母的经历中知道，不能理睬这种敷衍了事的搪塞。“我不要你向我保证什么，”她干脆地说，“推荐这种疗法的话，你一定知道预后的大致情况，不然你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威尔里希脸红了。“这是种新疗法。我们希望它能改进库尔特的状况。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这是种试验性质的疗法吗？”

“所有的药物都是试验性质的，都只对一部分患者有效。刚才告诉你的那点没错：药物无法做出任何保证。”

威尔里希的傲慢让卡拉情不自禁想反驳他，但她意识到不能因此而妄加论断。事实上，她都不知道艾达有没有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孩子的健康遭遇危险的时候，医生可以违背父母的愿望做出选择：事实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希望去做。威尔里希不需要征求艾达的允许，就能把库尔特送到阿克尔堡去。他只是为了避免麻烦才找艾达谈。

卡拉问他：“能告诉汉普尔夫人库尔特多久才能从阿克尔堡回到柏林吗？”

“很快就会回来。”威尔里希说。

这不算是什么理想的回答，不过卡拉却不想继续施压了，她不想再让威尔里希发怒。

艾达看上去很无助。卡拉很理解这种无助：她本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们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卡拉早就注意到，医生就爱藏着掖着的：他们不会把患者的状况都告诉患者和他们的亲人们。他们喜欢用含糊其辞的说法欺骗病人。如果受到质疑，他们常常怒气冲冲地为自己辩护。

艾达含着泪水说：“如果他能改善的话，那就……”

“这就对了。”威尔里希说。

但艾达还有疑问：“卡拉，你怎么想？”

威尔里希似乎对征求区区一个护士的意见感到非常恼怒。

卡拉说：“艾达，我同意你的意见。为了库尔特好，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尽管这段时间你可能会有些难熬。”

“你很理智，”威尔里希站起来，“谢谢你们来这里见我。”他站起身，为艾达和卡拉开门。卡拉觉得威尔里希急于摆脱她们。

两人离开保育院，走回火车站。几乎没人的列车驶离车站以后，卡拉拿起放在座位上的一张传单。传单的标题是《如何对抗纳粹》，下面列了可以终结纳粹统治的十种方法，第一种做法是降低生产率。

以前卡拉见过类似的传单，不过次数并不多。传单是一些地下的抵抗组织散发的。

艾达从卡拉手里拿过传单，揉成一团丢出窗外。“读这种东西是要坐牢的！”她说。她是卡拉的奶妈，有时教训卡拉像教训小孩似的。卡拉对艾达的教训并不反感，她知道这种教训源自艾达对她的爱。

这样的做法并不过分。不光读这种传单要被监禁，连隐匿不报也会被抓起来。艾达可能因为把传单扔出车窗而被捕。好在车厢里没人看到艾达。

艾达仍旧对威尔里希博士的话感到担心。“你觉得我们做得对吗？”她问卡拉。

“我不知道，”卡拉开诚布公地说，“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护士，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些事情。”

卡拉喜欢护士这份工作，但仍然因为没有作为医生受训而丧气。由于大多数小伙子都上了战场，医学院对女生的态度也有了松动，许多女孩进了医学院学习。卡拉可以再次申请奖学金——但家里实在太穷了，一家三口都得靠她那点微薄的薪水生活。沃尔特没有工作，茉黛只能带几节钢琴课，埃里克几乎把拿到的军饷都寄回了家。家里已经好几年没付艾达工资了。

艾达是个坚忍的人，到家后她立即摆脱了沮丧，恢复了平时的样子。她走进厨房，穿上围裙，开始准备晚饭。熟悉的工作似乎能使她平静下来。

卡拉没有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晚上她另有安排。她觉得自己不该留艾达一个人悲伤，她感到有点罪过。但这种感觉并不能妨碍她出去的决心。

她穿上一条用茉黛连衣裙改制的齐膝网球裙。卡拉不是去打网球，而是去参加一场舞会，她想让自己的样子像个美国人。她抹上口红，擦上脂粉，无视纳粹对女孩外表的要求，把头发扎了起来。

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模样姣好，有一股凛然之气的美丽女孩。她知道她的自信和自我意识使许多男孩都不敢接近。有时卡拉希望自己也拥有茉黛那样招人喜欢的能力，但她天生不会去讨好别人，她早就放弃了装可爱的想法：那样只会让她显得很傻。男孩们必须接受本真的她，不然就别来靠近。

有些男孩怕她，但也有一些会被她吸引。每次舞会结束的时候，卡拉的身边总会聚集起一小群崇拜者。她也喜欢男孩子，尤其是那些不去想吸引对方，像平时一样侃侃而谈的男孩子。她最喜欢那种能让她发自内心显露出微笑的男孩。至今，她还没交上正式的男朋友，不过她已经吻过好几个男孩了。

穿上一件从二手服饰店买来的条纹上衣后，她总算打扮完了。卡拉知道父母不会同意她这样穿，说违背纳粹的偏见是危险的，让她换一套。因此她需要避开他们离开家。避开父母很容易。母亲正在上钢琴课：耳旁飘来母亲教学生时不紧不慢的琴声。父亲在同一个房间看报纸，家里穷得只能在一个房间里烧炭取暖。埃里克还在部队，不过他已经换防到了柏林附近，时不时能回一趟家。

她在上衣外面套上轻便雨衣，把一双白鞋放在雨衣口袋里。

她下楼走到玄关，打开门，往楼上喊了一句：“再见，我马上回来！”然后就匆匆地走了。

她和弗里达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地铁站碰了面。弗里达穿着棕色外套，里面是一件和卡拉类似的条纹上衣。弗里达没有扎辫子，头发松散地披着。她的穿着比卡拉更新更贵。两个穿着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男孩子在月台上用不屑的眼光看着她们，但就是无法把目光从她们身上移开。

她们在柏林北郊的维丁车站下了地铁，这里是工人的聚居区，在纳粹执政前是左派的据点。她们的目的地是共产党人原先进行集会的法鲁斯会堂。当然，现在那里再也不会举行任何政治集会了。现在，法鲁斯会堂成了一个名叫“摇摆孩童”的玩乐组织的逍遥地。

法鲁斯会堂周围的街道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为了形似英国人，摇摆儿童们都穿着条纹上衣，拿着伞。他们的头发都留得很长，以表示对战争的抗议。组织里的女孩子都浓妆艳抹，穿着美国式的运动上衣。摇摆孩童不屑于希特勒青年团那种伴着民间音乐的团体操，认为那种团体操蠢极了。

卡拉觉得非常好笑。因为茉黛是个英国人，小时候她常被别的孩子取笑为英国佬：长大以后这些孩子却觉得英国是时尚的代名词，拼命把自己装扮成英国人。

卡拉和弗里达走进会堂。这是个平常的社交俱乐部。穿着百褶裙的女孩和穿着短裤的男孩在大厅里喝喝饮料，打打乒乓球。真正的群体活动是在大厅侧面的众多小房间里进行的。

弗里达飞快地把卡拉领进一个四周墙边堆放着椅子的储藏室。弗里达的哥哥沃纳给唱片机通上电，五六十个男孩女孩正随着爵士乐翩翩起舞。卡拉听出了在放的是什么音乐：“啊，是《他在看着我》啊。”说着，她和弗里达加入人群，一起跳起舞来。

因为大多数爵士乐高手都是黑人，爵士乐在德国是被禁的。纳粹禁止一切非雅利安人拿手的艺术：这威胁到了他们的种族优越理论。但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热爱爵士乐。出国旅游的人把爵士乐唱片带回国内，汉堡港口的美国水手有时也会卖点唱片。汉堡港是个交易活跃的黑市。

沃纳有许多爵士乐唱片。他无所不有：汽车、时尚服装、香烟和钱。他仍然是卡拉的梦中情人，但他总是和比卡拉大一些的姑娘出去——他喜欢成熟的女人。大家都说他和那些女人睡过觉。而卡拉却还是个处女。

沃纳最好的朋友海因里希·冯·凯塞尔走近她俩，开始和弗里达跳舞。他穿着黑色马甲和黑色的皮大衣，留着黑色的长发，看上去非常酷。他在追弗里达，弗里达却对他不冷不热：她喜欢凯塞尔，喜欢和凯塞尔这样的聪明男人说话。但凯塞尔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她不会和凯塞尔出去约会。

没过多久，一个之前没见过的男孩走到卡拉面前，邀请她一起跳舞。一个美好的晚上开始了。

卡拉把自己融入到音乐里：不可抗拒的醉人鼓声，柔情万分的歌词旋律，令人振奋的小号声，充满喜气的竖笛声。她时而旋转，时而踢腿，任凭裙裾高高扬起。她钻进舞伴怀中，然后又摆脱出来。

跳了一个小时左右，沃纳换了一首缓慢的舞曲。弗里达和海因里希开始跳贴面舞。卡拉没有海因里希这样亲密的对象可以跳贴面舞，于是离开了储藏室，到大厅拿可乐喝。德国没和美国开战，因此可以从美国进口可乐原液，在德国装瓶。

没想到，沃纳竟然跟着她走出储藏室，让别人负责放唱片。卡拉为自己能吸引到储藏室里最英俊的男人而兴奋不已。

卡拉告诉沃纳，库尔特要被送到阿克尔堡接受治疗。沃纳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他十五岁的弟弟阿克谢尔身上。阿克谢尔患有先天性的脊柱开裂。“同样的疗法对他俩都能有效吗？”沃纳皱着眉头问卡拉。

“应该不会，但我确实不太知道。”卡拉说。

“为什么医生从来不解释他们做的事？”沃纳生气地问。

卡拉干笑一声。“如果让普通人理解了治疗方面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再被当作神看待了。”

“魔术师也一样：如果观众知道魔术奥妙的话，魔术师的表演就毫无吸引力了，”沃纳说，“医生比其他任何职业都更利己。”

“没错，”卡拉说，“我们护士再了解不过了。”

卡拉把地铁上看到的传单告诉了沃纳。沃纳问她：“你怎么看？”

卡拉迟疑了一会儿。对这种事开诚布公非常危险，但她从小就和沃纳熟识，知道他同情左翼，同时又是“摇摆孩童”的一员。她完全能信赖沃纳。她说：“我很高兴有人能反对纳粹。这说明德国还有人没被纳粹的强权吓倒。”

“反对纳粹可以采取许多种手段，”沃纳轻声说，“不仅仅是像你这样涂点口红。”

卡拉觉得，他也许是指分发传单。他会参与这类活动吗？应该不会，他是个贪图享乐的人。海因里希倒有可能——他非常有热情。

“我可不行，”卡拉说，“我的胆子太小，做不了那种事。”

喝完可乐，他们回到了储藏室。储藏室里站满了人，很难找到跳舞的地方。

让卡拉吃惊的是，沃纳竟请她跳最后一曲。沃纳放上了平·克劳斯贝的《只有永远》。卡拉非常激动。沃纳拥紧了卡拉，两人随着缓慢的乐曲摇摆起来。

舞曲结束了，有人按传统关上灯，方便情侣们接吻。卡拉很尴尬——两人从小就认识，接吻太不好意思了。不过她一直恋慕着沃纳，她满心渴望地仰起了头。如卡拉预料的一样，沃纳熟练地亲吻了她，她热情地回吻了。沃纳轻轻握住了她的乳房，这让她非常快乐。她张开嘴予以回应。灯亮了，两人赶紧分开。

“非常棒，”她呼吸粗重，“太让人吃惊了。”

沃纳露出迷人的笑容：“也许我能让你更吃惊。”

卡拉穿过走廊去厨房吃早饭的时候，走廊里的电话响了。她拿起听筒：“我是卡拉·冯·乌尔里希。”

话筒里传来好友弗里达的声音。“卡拉，我弟弟死了。”弗里达带着哭腔。

“你说什么？”卡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弗里达，怎么回事？他是在哪儿死的？”

“在那个医院。”弗里达哭着说。卡拉想起沃纳曾经说过，阿克谢尔被送到了阿克尔堡库尔特住的同一家医院。“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得阑尾炎死的。”

“太可怕了。”卡拉为弗里达感到难过，但又心存疑窦。上个月威尔里希教授告诉她库尔特新疗法的时候，她的感觉就很不好。这种疗法比他透露的更具试验性吗？这种疗法实际上非常危险吗？“还知道些别的什么吗？”

“我们只收到了封短信。我爸爸气坏了。他打电话给医院，但一直没能和医院的高层说上话。”

“我去你那儿看看，我马上就到。”

“谢谢你。”

卡拉挂上电话，走进厨房。“阿克谢尔·弗兰克在阿克尔堡的医院里死了。”

卡拉父亲沃尔特正在看刚刚拿来的早报。“哦，可怜的莫妮卡！”他惊叹道。卡拉听家里人说过，父亲曾经和阿克谢尔的母亲莫妮卡有过一段恋情。沃尔特表情很痛苦，卡拉觉得除了对茉黛的爱以外，父亲可能对莫妮卡还存着一丝眷恋。爱真是太让人搞不懂了，复杂得难以言述。

茉黛现在是莫妮卡最好的朋友，她说：“莫妮卡一定崩溃了。”

沃尔特低头又看了眼早报，突然惊讶地说：“这里有封给艾达的信。”

众人一下子不说话了。

卡拉看着艾达从沃尔特手里接过白色信封。

埃里克在家——这是他短期休假的最后一天——因此看着艾达打开白色信封的有四个人。

卡拉屏住呼吸。

艾达拿出一张打了字的信纸。她飞快地看完信，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尖声大叫。

“不！”卡拉喊道，“怎么会这样！”

茉黛站起身，抱住艾达。

沃尔特从艾达指间抽出信。“太令人悲伤了，”他说，“可怜的小库尔特。”他把信纸放在早餐桌上。

艾达哽咽起来：“小乖乖，我的小乖乖啊，你临死时我没能在你身边——这让人怎么承受得了啊！”

卡拉强忍住泪水。她觉得疑惑不解。“阿克谢尔和库尔特，”她说，“他们两个怎么可能同时病死呢？”她拿起信。信上印着医院的名字和在阿克尔堡的地址。信上写着：

亲爱的汉普尔夫人，

我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儿子库尔特·沃尔特·汉普尔，4月4日因阑尾破裂在我院去世，时年八岁。我们已尽全力抢救，但依然回天乏术。请接受我最诚挚的哀悼。

签名的是医院的主治医师。

卡拉抬起头。茉黛正坐在艾达身边，她搂着艾达的肩膀，紧抓着正在哭泣的艾达的手。

卡拉和艾达同样很悲伤，但她远比艾达警觉。她用颤抖的声音对父亲说：“这事有点不对劲。”

“你为什么这样说？”

“再看看这封信，”她把信递给父亲，“信上说是阑尾破裂导致的死亡。”

“有什么疑问吗？”

“库尔特早就切掉了阑尾。”

“我想起来了，”沃尔特说，“他六岁生日刚过就动了切阑尾的紧急手术。”

卡拉的悲伤里夹杂着愤怒和疑问。库尔特是被危险性医学实验害死的吗？医院显然试图掩盖这一切。“他们为什么要撒谎？”她责问道。

埃里克重重地捶着台面，“为什么说医院撒了谎？”他大声嚷，“为什么老要把责任推在体制上面？这明显是个人为的错误，只是打字员打错了一个字罢了。”

卡拉才不相信呢：“医院工作的打字员总该知道阑尾是什么吧。”

埃里克愤怒地说：“你老爱把个人的悲剧当作攻击当局的手段！”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沃尔特说。

卡拉和埃里克把视线集中在父亲身上。沃尔特换了种口气。“埃里克也许是对的，”他说，“如果是人为错误的话，医院也许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给出库尔特和阿克谢尔死亡的更多细节。”

“他们自然会乐意。”埃里克说。

沃尔特说：“如果卡拉是对的话，他们会拒绝我们的提问，对信息进行保密，以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合法为由威胁他们的父母。”

听到这话，埃里克的脸色似乎有些难看。

半小时之前，沃尔特没有一点精神。现在，他却重新充满了斗志。“开始提问以后，真相就会渐渐浮出水面了。”

卡拉说：“我这就去见弗里达。”

茉黛问她：“今天不用去上班吗？”

“今天我值晚班。”

卡拉打电话给弗里达，告诉弗里达库尔特也已经死了，说想和她讨论讨论这件事情。她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和手套，推着自行车出了门。她骑得飞快，只用十五分钟就骑到了弗兰克家在勋伯格区的别墅。

管家为她开门，告诉她一家人都在餐厅里。卡拉一走进餐厅，弗里达的父亲路德维希·弗兰克就对她喊：“万湖保育院的人是如何对你说的？”

卡拉不太喜欢路德维希。路德维希是个目空一切的右翼分子，原先一直很支持纳粹。但也许他已经改变了观点：很多生意人已经不再那么支持纳粹了，但因为不想惹恼纳粹，他们一直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

卡拉没有立刻回答。她坐在桌子旁边，看着弗兰克一家的路德维希、莫妮卡、沃纳、弗里达以及在他们身后忙这忙那的管家。她整理了一下思绪。

“孩子，快回答我啊！”路德维希说。他愤怒地挥舞着手中的信，这封信看上去和艾达收到的那封非常像。

莫妮卡把手按在丈夫的手臂上。“鲁迪，少安毋躁。”

“我就是想知道！”他说。

卡拉看着他涨红的脸和黑色的小胡子。看得出，路德维希的确很痛苦。换作别的场合，卡拉一定会拒绝和态度如此粗暴的人说话。但路德维希如此粗鲁是有原因的，卡拉决定不去计较。“保育院院长威尔里希教授告诉我们，他说针对库尔特的情况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路德维希说，“知道是什么治疗方法吗？”

“我问了这个问题。他说说了我也听不懂。我咬住这个问题不放，他说这种疗法涉及某种新药，但不肯透露过多的情况。弗兰克先生，可以让我看看你们收到的信吗？”

路德维希的表情好像在说他才是提出问题的一方，但还是把信交给了卡拉。

两封信几乎一模一样。打字员似乎照着相同的模板一连打了好几封，只不过改了下名字而已。这可真是太诡异了。

弗兰克说：“两个孩子怎么可能同时死于阑尾破裂呢，又不是什么传染病。”

卡拉说：“库尔特不可能死于阑尾破裂，他的阑尾早就被割掉了。两年前就割了。”

“没错，”路德维希说，“这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从卡拉手中拿过了那封信，“我去找政府里的人，让他们查查这件事情。”说完他就离开了。

莫妮卡和管家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

卡拉走到弗里达身边，抓住她的手说：“我为你感到难过。”

“谢谢你。”弗里达小声对她说。

卡拉走到沃纳身旁。沃纳站起身，紧紧抱住她。卡拉感觉到一颗泪珠掉在她的前额上，她觉得自己完全被一种难以言述的强烈感情把控住了。她心里充满了悲伤，但还是对两人身体的接触以及沃纳双手对她的触碰激动不已。

过了一会儿，沃纳退后一步，愤怒地对卡拉说：“爸爸给医院打了两次电话。第二次打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没什么可解释的，然后就挂掉了电话。但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我要好好查查阿克谢尔是怎么死的。”

弗里达说：“即便能查出来，他也不会死而复生。”

“我就是想知道真相。需要的话，我会去一次阿克尔堡。”

卡拉说：“如果柏林有人能帮帮我们就好了。”

“只有政府里的人才能帮上忙。”沃纳说。

弗里达说：“海因里希的爸爸在政府部门工作。”

沃纳打了个响指。“那就找他了。他过去是中央党的人，但现在是个纳粹，在外交部担任重要角色。”

卡拉问：“海因里希会带我们去见他吗？”

“弗里达开口的话他肯定会，”沃纳说，“海因里希会为弗里达做任何事情。”

卡拉相信这一点。海因里希会热心地响应弗里达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弗里达说。

弗里达去过道打电话了，卡拉和沃纳肩并肩坐在桌边。沃纳搂住她，卡拉把头靠在他肩膀上。卡拉不知道两人的亲热是痛失亲人时的互相安慰，还是代表了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升华。

弗里达走回餐厅对他俩说：“现在过去的话，海因里希的父亲可以见我们。”

三人挤进沃纳的跑车前座里。“你可真行，现在还能开着车满大街跑，”汽车发动时弗里达对哥哥说，“连爸爸都弄不到私家车的汽油了。”

“我对上司说工作时需要开车，”沃纳为一位位高权重的将军工作，“但这种日子还能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冯·凯塞尔家和弗兰克家住在同一个街区。沃纳只用五分钟就开车抵达了目的地。

凯塞尔家比弗兰克家小一些，但奢华得多。海因里希为他们开了门，带他们走进一个放着许多皮封面书和一只老鹰德国木雕的客厅。

弗里达亲吻了他的面颊。“谢谢你的引荐，”她说，“你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怎么好，说服他也许不太容易。”

海因里希开心地笑了。

海因里希的母亲端来了咖啡和蛋糕。她看上去是个简单温柔的人。招待好客人后，她就像女仆似的走开了。

海因里希的父亲戈特弗里德走进客厅，他和儿子一样头发浓密，只是已经全白了。

海因里希对父亲说：“爸爸，这是沃纳·弗兰克和弗里达·弗兰克，他们的父亲是人民牌收音机的制造商。”

“哦，是的，”戈特弗里德说，“我在赫仑俱乐部见过你们的父亲。”

“这是卡拉·冯·乌尔里希——你一定也认识她父亲。”

“我和沃尔特在伦敦是德国大使馆的同事，”戈特弗里德字斟句酌地说，“那是1914年的事了。”显然他不怎么高兴和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扯上关系。戈特弗里德拿起一块蛋糕，却不小心掉在了地毯上，他徒劳地想把碎成小块的蛋糕捡起来，但不太成功。很快他放弃努力，靠在沙发上。

卡拉想：他在怕些什么？

海因里希直接点明了弗兰克兄妹和卡拉的来意。“爸爸，我想你一定听说过阿克尔堡吧。”

卡拉紧盯着戈特弗里德。戈特弗里德的表情瞬间起了变化，但又马上摆出了事不关己的姿态。“是巴伐利亚的一座小城，对吗？”他问。

“那里有家医院，”海因里希说，“诊治残疾人的医院。”

“我想我从没听说过。”

“我们认为那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很想知道您是否有所耳闻？”

“我当然不知道。那里发生什么了？”

沃纳插话说：“我弟弟因为阑尾破裂死在了那里。而且，冯·乌尔里希家女仆的儿子因为同样的原因也死在了那里。”

“真是太不幸了——但这应该只是个巧合吧？”

卡拉说：“我家女仆的儿子根本没有阑尾，两年前他就把阑尾割掉了。”

“我理解你们想确认事实的心情，”戈特弗里德说，“医院的答复肯定会让你们非常不满。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文件上的失误，而不是有意隐瞒。”

沃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想知道两个孩子真正的死因。”

“当然可以。你们给医院写信了吗？”

卡拉说：“我给医院写信，问他们什么时候能让我家的女仆见儿子最后一面，但他们一直没有回信。”

沃纳说：“我爸爸今天早上给医院打电话了。主治医师竟然把他的电话给挂了。”

“真是太无礼了。但你们应该知道，这和我负责的外交事务根本无关啊！”

沃纳凑近了戈特弗里德：“凯塞尔先生，这两个孩子有没有可能卷入了一项失败的秘密实验啊？”

戈特弗里德靠在沙发上。“这不太可能。”他说。卡拉觉得戈特弗里德应该说的是事实。“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沃纳似乎没什么要问的了，但卡拉仍然不太满意。她不知道戈特弗里德为何对自己刚才给出的那番保证如此高兴。是因为他隐瞒了比这更糟的事情吗？

卡拉突然想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可能性，她不敢沿着那个方向继续想下去了。

戈特弗里德说：“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卡拉说：“先生，您非常确定他们不是因为某种出错的实验疗法死去的，对吗？”

“这点我非常确定。”

“如果确定没有实验性疗法，那您一定知道阿克尔堡正在发生什么事了。”

“我才不知道呢！”戈特弗里德重新紧张起来，卡拉知道自己说到点子上了。

“我曾经看过一张纳粹的海报，”正是这张海报激起了卡拉可怕的联想，“海报上画着一个男护士和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人。上面写着：‘一个有遗传病的人一辈子要花掉六万马克。国民们，这也是你们的血汗钱！’我记得这是一本杂志上的海报。”

“我看到过类似的宣传。”戈特弗里德倨傲地说，似乎这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卡拉站起身来。“凯塞尔先生，您是个天主教徒，海因里希也是在您灌输的天主教信仰下长大的。”

戈特弗里德忿忿不平地哼了一声：“他说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但您不是。您相信人的生命是神圣的。”

“是的。”

“您说阿克尔堡的医生没有在残疾人身上使用实验性质的危险疗法，在这点上我相信您。”

“谢谢你。”

“他们做了些别的什么吗？做了些更糟的事情吗？”

“没有，当然没有。”

“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杀害残疾人？”

戈特弗里德轻轻地摇了摇头。

卡拉靠近戈特弗里德，像客厅里只有两个人似的压低了声音说：“作为一个相信生命神圣的天主教徒，您敢拍着胸膛对我发誓，阿克尔堡绝对不存在杀害残疾儿童这种事？”

戈特弗里德笑了，他对卡拉做了个宽慰的手势，想开口说话，却一句也都没说出来。

卡拉跪在戈特弗里德面前的地毯上。“您发誓吗？您能现在就发誓吗？你面前站着四个年轻的德国人：您的儿子和他的三个朋友。只要对他们说出事实就好。看着我的眼睛，说政府没有杀害过任何身体上有缺陷的孩子。”

客厅里静得可怕。戈特弗里德似乎想说话，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他闭上眼睛，扭曲着嘴角，无奈地低下了头。四个年轻人吃惊地看着他挫败的样子。

睁开眼睛以后，他一一看着这四个孩子，最后把目光聚焦在儿子身上。

他瞪了儿子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出了客厅。

第二天，沃纳对卡拉说：“太可怕了。我们在一件事上整整讨论了二十四个小时。不做些别的，我们会疯的。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他们去了满是影院和商店、总是被戏称为“库尔地狱”的库夫尔斯滕街。德国大多数优秀的电影人几年前都去了好莱坞，国内只能生产些二流电影。卡拉和沃纳看了背景为入侵法国的电影《三个士兵》。

电影里的三个士兵，其中一个是意志坚定的纳粹中士，另一个是老爱抱怨、有些像犹太人的小兵，最后一个是胸怀理想的新兵蛋子。新兵总爱问些天真的问题，比如说：“犹太人真会给我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吗？”纳粹中士总会给他一番言辞激烈的冗长说教。战争开始以后，老爱抱怨的士兵承认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很快当了逃兵，最后在空袭中被炸死。胸怀理想的新兵奋勇作战，他很快当上了中士，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剧本疲乏无味，但战争场景相当令人激动。

看电影的时候，沃纳一直紧抓着卡拉的手。卡拉希望沃纳在黑暗中吻她，沃纳却没有吻。

灯光亮起以后，沃纳说：“这电影太难看了，但至少能让我暂时不想其他的。”

走出电影院，两人一起上了车。“去兜兜风吧？”沃纳建议道，“下周也许就要上交车子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沃纳把车开到了格鲁内瓦尔德。途中，卡拉的思绪不由得转回到前一天和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的争论上。不管想多少次，最后总会不可避免地归结到昨天他们四个得出的可怕结论上。库尔特和阿克谢尔不是她当初想的危险实验性治疗的意外受害者，戈特弗里德也信誓旦旦地否认了这一点，但他无法否认政府故意杀害残疾人并对他们的家人撒谎的推想。即使纳粹以粗鲁和鲁莽著称，这种事也很难相信。但戈特弗里德的表现清晰地印证了卡拉的猜测，纳粹的确在有组织地谋杀身体有残疾的国民。

进了森林，沃纳把车驶离公路，开上一条灌木掩映的土路。卡拉猜测沃纳肯定带别的什么女孩来过这个地方。

沃纳关掉车灯，两人处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我去和多恩将军谈一谈。”沃纳说。多恩将军是沃纳的上司，是空军的一个重要将领。“你怎么办？”

“爸爸说纳粹已经没有了政治上的反对派，但教会的势力依然很强大。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绝不会容许这种事的发生。”

“你信教吗？”沃纳问她。

“我不怎么信教，我爸爸是个狂热的教徒。对他来说，基督教信仰是他所爱的德国传统的一部分。妈妈和爸爸一起去教堂，但我觉得她的神学观念不那么正统。我相信上主，但不认为它会对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或是佛教徒有所偏爱。我只是特别喜欢唱赞美诗。”

沃纳低声说：“我不相信放任纳粹屠杀儿童的所谓上帝。”

“我不怪你。”

“你爸爸准备怎么办？”

“他想先和教堂的神父谈一谈。”

“很好。”

他们一时间都没有说话。沃纳用手臂搂住卡拉。“可以这样吗？”他细声慢语地问。

卡拉紧张地期待着，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来：“如果能让你不那么悲伤……就好。”

他吻了她。

卡拉充满激情地回吻了他。他抚摸着她的头发，摸到了她的乳房。卡拉知道大多数女孩这个时候会叫停。她们说如果对方再进一步的话，事态会完全失去控制。

卡拉决定冒险。

接吻的时候，卡拉触碰着沃纳的面颊。接着她把手指游移到沃纳的喉头上，感受着他皮肤的温暖。她把手放在他的外衣下面，从肩胛骨转到肋骨和脊柱，探索沃纳的身体。

当沃纳伸手摸到卡拉裙子下的大腿时，她轻叹了口气。感受到沃纳的手转移至两腿之间以后，卡拉主动打开了双膝。女孩们常说这样做会让对方觉得你很廉价，但卡拉管不了这么多了。

沃纳把手直接放到她的敏感部位上。他没有把手伸进她的内裤，而是隔着棉布轻轻地抚摸着。卡拉的喉咙里不自觉发出声音，开始很轻，后来渐渐响了。最后她欢快地大叫出声，把脸埋进沃纳的脖颈，抑制住叫声。这时，她觉得对私处的抚摸太过敏感，不情愿地推开了沃纳的手。

卡拉粗重地喘着气。呼吸平稳以后，她又一次吻了吻沃纳的脖颈。沃纳爱怜地抚摸着她的面颊。

过了一会儿，卡拉对沃纳说：“要我把自己交给你吗？”

“除非你愿意。”

卡拉对自己的欲望感到尴尬。“只是，我从来没……”

“我知道，”沃纳说，“我示范给你看。”

奥赫牧师是个平易近人的神职人员，他身材肥胖，住在一栋舒适的大房子。奥赫神父有个漂亮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卡拉怕他拒绝参与到这种事情中来。但卡拉轻看了他。他已经听说了触及到他道德底线的那些事情，同意和沃尔特一起去万斯湖保育院看一看。威尔里希教授无法拒绝对此事感兴趣的牧师的请求。

卡拉见证了教授和艾达的那次谈话，所以他们决定带上卡拉一起去。在卡拉面前，院长很难信口胡说。

在火车上，奥赫建议由他来发言。“院长可能是个纳粹。”他说。这时，身居高位的人大多数都是纳粹党党员。“他肯定会自然而然地把你这个前社会民主党人视为敌人，这时我将扮演起不抱偏见的协调人的角色。我相信，这样我们会了解更多。”

卡拉对这点不太确定。他觉得父亲是个更好的提问者。但沃尔特却听从了奥赫牧师的建议。

春天到了，天气比卡拉上次来的时候更暖和了。湖面上零星地出现了几条船。卡拉决定叫沃纳一起上这儿来野餐。她想在沃纳恋上另一个女孩之前占据他的心房。

威尔里希教授的办公室生着火，但有扇窗户开着，湖上的几许清风吹了进来。

院长与奥赫牧师和沃尔特握了手。他看了卡拉一眼，认出她是曾经来访过的女孩，接着就不再理她了。他请他们都坐下，但卡拉察觉出他的客气后面包含着深深的敌意。显然他不想接受提问。他拿起一根烟管，紧张地把玩着。在两个成年男人面前，威尔里希教授不再像那天面对卡拉和艾达时那样倨傲不恭了。

奥赫牧师开始提问：“威尔里希教授，冯·乌尔里希教授和我们教会的其他相关人士对残疾儿童的神秘死亡非常感兴趣。”

“这里没有任何儿童是神秘死亡的，”威尔里希回击道，“事实上，过去两年，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儿童的死亡事件。”

奥赫转身说：“沃尔特，院长的话非常有说服力，你觉得呢？”

“是的。”沃尔特说。

卡拉并不觉得，但她暂时没有开口。

奥赫虚情假意地说：“我确信你给孩子们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服务。”

“这是自然。”威尔里希的姿态放松了一点。

“我想知道，你往别的医院转过病童吗？”奥赫牧师话锋一转。

“当然，有些医院能够进行这里无法提供的治疗。”

“病童被转走以后，你就不再关注他们的治疗过程和愈后情况了吧？”

“是的。”

“除非他们再被转回来。”

威尔里希不说话了。

“有哪个病童被转回来了？”

“从来没有。”

奥赫耸了耸肩：“那你一定不知道他们的遭遇了。”

“可以这么说。”

奥赫靠在椅背上，摊开双手，做了个开诚布公的手势。“这么说，你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是吗？”

“我没有隐瞒过任何事情。”

“被送走的一些孩子已经死了。”

威尔里希一句话也不说。

奥赫循循善诱地进行引导。“这是真的，是不是？”

“牧师先生，我不能回答我不知道的事情。”

“这么说，”奥赫牧师问，“即便转出去的病童死了，你也不会知道是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请原谅我的啰嗦，我只是想确定一点，你对这些死亡毫不知情，没有蓄意隐瞒的企图。”

“当然没有。”

奥赫再次转身面对沃尔特：“我想，事实已经澄清了。”

沃尔特点了点头。

卡拉真想对他们喊：什么澄清啊？他什么都没说啊！

此时，奥赫却又说话了：“我想知道，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你这里大约转出去多少病童？”

“不多不少，正好十个，”他笑容可掬地说，“科学工作者不做估计，我们完全可以提供准确的数字。”

“总共多少个病童中的十个呢？”

“今天我们这里有一百七十名病童。”

“所占的比例很小嘛！”奥赫牧师说。

卡拉非常生气。奥赫明显是威尔里希一边的。父亲为何还隐忍不发呢？

奥赫说：“被送走的孩子都患有同一种疾病，还是各有各的毛病？”

“他们各有各的毛病，”威尔里希打开了书桌上的文件夹，“痴呆、唐氏综合症、先天性头颅小、四肢发育不全、脊柱侧弯，以及瘫痪。”

“有这些症状的孩子都被下令送到了阿克尔堡，是吗？”

奥赫来了个大转折，这是他第一次提到阿克尔堡，也是他第一次提到威尔里希接受了更高当局的指示。也许奥赫比他的外表要有谋略得多。

威尔里希开口想说话，但奥赫抢先问了他另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接受了同一项特殊疗法呢？”

威尔里希笑了：“这点同样没人告诉过我，因此我无法告诉你。”

“你只是机械地……”

“没错，机械地执行命令而已。”

奥赫笑了。“你是个聪明人，每句话都回答得很小心。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些孩子的年纪都差不多吗？”

“开始这个项目只针对三岁以下的儿童，但后来遍及各个年龄层次的儿童。”

卡拉注意到威尔里希提到“项目”这个说法。之前他一直没有用这类词。她开始意识到，奥赫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开始的那些零敲碎打只是个表象而已。

奥赫像陈述事实一样提出了下一个问题：“无论哪种残疾，犹太儿童都要参与到这个项目之中吗？”

对话出现了短暂的停顿，威尔里希的表情很震惊。卡拉不清楚，奥赫是怎么知道那些犹太儿童的事的。也许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下意识地猜测。

停顿了一会儿，奥赫又说：“或许我该说，犹太儿童和混血儿都要参加你说的那个项目。”

威尔里希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奥赫说：“在如今的大环境下，犹太人受到如此的优待是完全不正常的，你说是吗？”

威尔里希把目光转向另一边。

牧师站起身，再次开口时，他的语调里带着难掩的愤怒：“你告诉我，你把不同症状、不可能用同一种疗法治愈的十个病童转到一家特殊的医院，转走以后他们全都没有回来，所有的犹太病童优先接受这种治疗。威尔里希教授，你知道他们遭遇了什么吗？威尔里希教授，我以上帝的名义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威尔里希看上去像要哭了似的。

“当然，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奥赫轻声说，“但终有一天，更高层的人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事实上，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审判神。”

他伸出手臂，愤怒地对威尔里希伸出手指。

“小子，到了那一天，你就不得不说了。”

说完这句话，他转过身，离开了威尔里希的办公室。

卡拉和沃尔特跟着他走了出去。

托马斯·马赫支队长笑了。有时，国家之敌会帮他完成他的那份工作。他们不是暗中潜伏，让自己难以找到，而是自己跳出来提供无可辩驳的犯罪证明。他们像是不需要鱼钩和饵料的鱼，自动跳到渔夫的篮子里，恳请渔夫把自己煎了吃。

奥赫牧师就是这么一位。

马赫又一次读了这封信，信是写给司法部长弗兰兹·冈特纳的。

部长先生：

政府在杀害残疾儿童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你，因为我想得到一个诚实的答案。

真是个傻蛋！如果答案是否的话，奥赫会承担诽谤的罪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他就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获罪。难道他事先没想到这一点吗？

为了防止此类流言在我的会众中传播，我专程去了万斯湖疗养院，和那里的院长威尔里希教授谈了话。他的回答不能让我满意，让我不得不相信的确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的确有某种相当恶劣的罪行在发生。

奥赫牧师怎么敢称之为罪行呢？他难道不知道谴责政府机构犯罪本身就是项重罪吗？他难道以为自己生活在堕落的自由社会里吗？

马赫知道奥赫在抱怨什么。奥赫所说的这个项目，因为其所在地是蒂尔加登路四号的诊疗慈善基金会，而被称为“四号项目”。事实上，这个项目是由元首的总理府亲自督导的。项目旨在让那些需要花费巨额医疗费的儿童没有痛苦地死去。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个项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处理了一万多个对国家毫无益处的人。

但这样做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总有一些过分天真的人不能理解这种死亡的意义。因此，这个项目必须最大限度地“保密”。

马赫是知道这个秘密的少数人之一。成为支队长以后，他很快被吸收进了纳粹的精英团体党卫队。接手奥赫这个案子的时候，上面的人把四号项目的情况简单地跟他提了提。他觉得无比骄傲：高层终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了。

不幸的是，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么小心，四号项目随时有泄露的危险。

马赫的任务就是堵上这个漏洞。

最初的审理表明，三个人的嘴需要尽快被堵上，他们是：奥赫神父，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以及沃纳·弗兰克。

沃纳是纳粹的早期支持者，收音机制造商路德维希·弗兰克的大儿子。路德维希本人也曾言辞激烈地询问残疾小儿子的死因，但在受到关闭工厂的威胁之后，他很快就不发声了。在空军里晋升很快的沃纳却不依不饶，坚持询问这类令人尴尬的问题，还试图把优柔寡断的上司多恩将军也牵涉进来。

空军部大楼据说是欧洲最大的办公大楼。这幢现代化大楼占据了威廉大街的一侧，和盖世太保总部所在的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马赫步行去了空军部大楼。

穿着党卫军制服，马赫可以无视空军大楼的警卫。他朝接待台里的接待员大喊：“赶快带我去见沃纳·弗兰克中尉。”

接待人员带他上电梯，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推开一个面向小办公室的门。坐在书桌后的年轻人起先并没有抬头去看他，而是一直看着手里的公文。看他的模样，马赫猜测他最多只有二十岁出头。为什么这样一个年轻人不到前线轰炸英国呢？年轻人的父亲很可能动用了关系，马赫憎恶地想。沃纳看上去像是特权阶层的子弟：他穿着裁剪得体的制服，戴着金戒指，留了不像军人的长发。还没和他交谈，马赫就鄙视起眼前的这个人了。

沃纳用铅笔写了张纸条，抬起头，看到党卫军制服，他脸上的亲切表情马上不见了。马赫注意到沃纳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害怕的神色，不禁一阵得意。沃纳马上换了一副神色，他谦恭地站起身，微笑着表示迎接。但马赫可不会轻易地被他骗了。

“支队长，下午好，”沃纳说，“快请坐吧。”

“希特勒万岁！”马赫说。

“希特勒万岁，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蠢蛋，闭上你的嘴！”马赫厉声说。

沃纳拼命掩饰自己的恐惧：“老天，我犯下了什么过错？”

“别兜圈子套我的话，让你讲话的时候，你才能说话。”

“听您的。”

“从现在起，不准再询问有关你弟弟阿克谢尔的任何问题，听明白没有？”

马赫惊奇地发现，沃纳的表情中闪过了一丝宽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还有比询问弟弟的死因更严重的事情没有被揭穿吗？沃纳参与了其他的破坏活动吗？

也许不是，再三考虑之后马赫这样想。沃纳多半是为没有遭到逮捕被送到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而感到庆幸吧。

沃纳没有完全被吓倒。他鼓起勇气说：“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弟弟的真实死因呢？”

“我已经告诉过你，别再问问题了。之所以对你这么客气是因为你父亲是纳粹的一个老朋友。如果没有这层因素的话，你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了。”这是句所有德国人都怕的威胁。

“感谢您的容忍，”沃纳尽力保持着最后的一点尊严，“我只是想知道谁为了什么杀害了我的弟弟。”

“无论做什么，你都得不到进一步的消息。再多问的话，你很可能被以叛国罪论处。”

“看到你以后，就无须多问了。一切一目了然了，先前我最坏的猜想就是事实。”

“终止你的煽动行为，不然有你好看的。”

沃纳愤怒地看了马赫一眼，但什么话都没说。

马赫说：“不听劝的话，多恩将军会得知你的忠诚性有问题。”沃纳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如果空军部的上司对沃纳的忠诚产生怀疑的话，他会马上丢掉柏林的舒适工作，被送到法国北部某个机场的营房里。

沃纳的表情没有刚才那么愤怒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马赫站起身，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多恩将军显然找到了一个聪明能干的助手，”他说，“选择正确的话，你可以继续这里的工作。”说完，他离开了沃纳的办公室。

马赫并不十分满意。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成功地击垮沃纳的意志力。他感觉到了沃纳身上存留的抗争意志。

他把思绪转到奥赫牧师身上。牧师需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回到盖世太保总部以后，他把莱茵霍尔德·瓦格纳、克劳斯·里特尔和冈瑟·施奈德召到了一起。四人上了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260D。因为柏林的出租车都是这个车型，盖世太保平时都喜欢开这款车出去抓人。纳粹刚开始掌权的时候，盖世太保总爱耀武扬威，让公众看到他们对付反对派的残忍手段。但现在，公众已经被他们吓怕了，明目张胆地使用武力只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他们现在不再那么明目张胆地抓人了，而是找一些法律上说得过去的理由，秘密地逮捕人。

他们把车开到米特区新教大教堂边的奥赫家。和沃纳觉得能得到父亲的保护一样，奥赫也许觉得教会能保护他。他会知道他的想法完全错了。

马赫按响了门铃。放在过去，他们会一脚把门踢开，给人以震撼的效果。

女仆开了门。马赫带着随从走进铺着厚厚地毯、亮着灯的玄关。“你的主人在哪儿？”马赫和颜悦色地问女仆。

他没有发出威胁，但女仆已经被他吓傻了。“在书房里。”她指着一扇门说。

马赫对瓦格纳下令：“把女人和孩子集中到隔壁房间。”

奥赫打开书房的门，皱眉看着玄关处的来人。“怎么回事？”他愤愤不平地问。

马赫朝奥赫径直走了过去，奥赫只能后退一步，让他进入书房。这是个装饰舒适的小房间，书房里放着一张带有皮面的书桌和几个放满了宗教文献的书架。“把门关上。”马赫说。

不情愿地关上门以后，奥赫对马赫说：“你最好对闯进我家做个合理的解释。”

“闭上你的狗嘴，坐下。”马赫说。

奥赫惊呆了。从小到大就没人对他说“闭嘴”。就算是警察，见到他也会礼让三分。纳粹不管这一套，他们才不讲这种虚假的礼仪呢。

“这是一种不敬。”奥赫总算说了句话。接着他就坐下了。

书房外传来女人凄厉的抗议声：多半是牧师的老婆。奥赫的脸一下变得刷白，立刻站了起来。

马赫把他推到椅子上。“乖乖坐好！”

奥赫是壮汉，比马赫高出许多，但他并没有反抗。

马赫最喜欢看不可一世的家伙突然被恐惧击垮的一刻。

“你是谁？”奥赫问他。

马赫从来不把自己的身份泄露给这些人。对方可以猜，但是不让人知道可以营造出更大的恐惧感。之后万一有人问起执行任务的情况，组里的人都会众口一词地说，他们起先就亮明了警察的身份，给对方看了自己的警徽。

他走出书房。他的三个手下正在把孩子们往客厅里赶。马赫让莱茵霍尔德·瓦格纳走进书房，把奥赫扣在那里，然后跟着孩子们进入客厅。

客厅的窗前挂着花布窗帘，壁炉架上放着全家福照片，客厅正中摆着两只包有格子布背套的皮椅。这是一个环境舒适的温馨家庭。这种人为何不对帝国忠诚，去管其他人的事情呢？

女仆站在窗边掩着嘴，似乎在强忍着不哭。四个孩子围拢在奥赫三十多岁、体格健硕的妻子身边。她手里还抱着个一两岁大的金色卷发的小女孩。

马赫拍了拍小女孩的头。“她叫什么名字？”他问。

奥赫夫人吓坏了。她轻声说：“她叫莱索洛特，你们想干什么？”

“小莱索洛特，让托马斯叔叔抱抱。”马赫伸出手臂。

“不行！”奥赫夫人大喊。她紧抓住女儿，然后转过身去。

莱索洛特开始大哭。

马赫向克劳斯·里特尔点了点头。

里特尔从后面抱住奥赫夫人，扳住她的胳膊，迫使她放下婴儿。马赫在莱索洛特坠地前接住了她。莱索洛特像条鱼一样在马赫手里扭动，但只能使马赫抓得更紧。莱索洛特哭得更响了。

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冲向马赫，用拳头无助地击打着他。是时候教导他惧怕权威了。马赫把莱索洛特放在左侧的大腿上，用右手拎起男孩的衬衫领子，准确地把他扔在客厅另一边的皮椅子上。男孩恐惧得大声叫，奥赫夫人也惊声尖叫。皮椅往后倒，男孩跌落在地。他没受什么伤，但哭了起来。

马赫抱着莱索洛特走出客厅。女孩尖叫着要妈妈。马赫把她放下了。女孩跑回客厅门前，朝门上拍了一下，恐惧得高声惊叫。马赫发现，小女孩还没学会拧把手开门。

马赫把女孩放在走廊里，回到书房，瓦格纳站到门边守着门。奥赫站在书房中间，脸色刷白。“你对我的孩子们做了什么？”他问，“为什么莱索洛特在尖叫？”

“我要你写封信。”马赫说。

“没问题，没问题，叫我做任何事都可以。”奥赫走到皮书桌旁。

“现在不用，待会儿再写。”

“好的。”

马赫很享受这一幕。和沃纳不同，奥赫完全崩溃了。“写一封给司法部长的信。”他对奥赫说。

“写什么？”

“说你已经意识到第一封信里的举证都不是事实。你被地下的共产党人误导了。然后再对你的不细致造成的麻烦对部长表示道歉，并保证你不会对任何人提这件事。”

“好的，好的，他们对我妻子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之所以尖叫是因为她对你坚持不写信所导致的后果感到害怕。”

“我想见她。”

“如果因为愚蠢的要求而惹怒我，情况会变得更糟。”

“你说得对，抱歉，请你原谅我。”

纳粹主义的敌人竟是这样软弱不堪。“晚上写这封信，明天早上去寄。”

“好的，要抄一份寄给你吗？”

“白痴，你写的信肯定会送到我手上。你真以为司法部长会看到你那些疯话吗？”

“不，当然不会。我明白了。”

马赫走到门口，说：“别再跟沃尔特·冯·乌尔里希那种人来往了。”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见那种人了。”

马赫走出书房，示意瓦格纳赶快跟上。莱索洛特坐在地板上歇斯底里地大哭。马赫打开客厅门，招呼里特尔和施奈德跟他回警局。

他们离开了奥赫家。

“有时不需要使用暴力。”坐进车里时，马赫沉思道。

瓦格纳坐在驾驶座里，马赫把冯·乌尔里希家的地址给了他。

“但有时暴力是最简单实用的手段。”他补充道。

冯·乌尔里希家离教堂不远。乌尔里希的家又大又破，他那点微薄的收入显然不能维持家里的开销。墙纸几乎都脱落了，楼梯把手锈迹斑斑，缺了玻璃的窗户上盖上了破纸板。这并不鲜见：战时执行的紧缩政策意味着许多住宅得不到及时的维护。

女仆为他们开了门。马赫猜测这个生了个残疾儿子的女仆可能就是造成这连串麻烦的根源——女仆他就不必问了，女人不会构成什么威胁。

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从侧面的一个房间步入玄关。

马赫还记得沃尔特。八年前，马赫和他的弟弟正是从沃尔特的堂弟罗伯特那里买来了酒馆的经营权。那时的沃尔特是个傲慢的家伙。现在他穿着破旧的外套，态度依然很倨傲。“你想干什么？”他似乎觉得自己还有要求给出解释的权利。

马赫不想在乌尔里希家过多地浪费时间。“把他铐起来。”他下令道。

瓦格纳拿着手铐走上前。

一个高大美丽的妇女挡在冯·乌尔里希身前。“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她问。冯·乌尔里希的妻子带着一丝外国口音，这在德国并不鲜见。

瓦格纳狠狠扇了她一耳光，女人踉踉跄跄地往后退了一步。

“转过身，合拢手腕，”瓦格纳对冯·乌尔里希说，“不然我把她的牙齿打碎。”

冯·乌尔里希照办了。

一个穿着护士制服的漂亮女孩跑下楼梯。“爸爸！”她大声问，“怎么回事？”

马赫想知道房子里究竟还有多少人。他感到一阵焦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警察，但人太多可能导致冯·乌尔里希偷偷溜走。

但冯·乌尔里希不想引起混乱。“别和他们争执，”他用紧迫的声音对女儿说，“赶快退回去！”

护士露出不太服气的表情，但还是照父亲说的后退了几步。

马赫说：“把他带上车。”

瓦格纳带着冯·乌尔里希出了门。

乌尔里希的妻子哭了起来。

护士问：“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

马赫退到门边，看着女仆和乌尔里希的妻女。“为了一个八岁的痴呆儿，你们弄出了这么多事情，”他说，“真不明白你们是怎么想的。”

他走出门，上了汽车。

车开出去不久，便到了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瓦格纳把车停在盖世太保总部外面，和十几辆显眼的黑色汽车停在一起。马赫和手下们把冯·乌尔里希押下了车。

他们带冯·乌尔里希走过后门，下了楼梯进入地下室，把乌尔里希扔进一间白色瓷砖铺砌的牢房。

马赫打开一个纸板箱，从里面拿出三根类似棒球棍的粗棍子。他给三个手下一人一根。

“给他个教训！”说完他离开牢房，让手下去对付冯·乌尔里希。

红军情报部门柏林分部的负责人沃洛佳·别斯科夫上尉，约沃纳·弗兰克在柏林施潘道运河旁边的无名公墓见面。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沃洛佳仔细地看了看公墓周围，确定没有人跟着他和沃纳走进公墓。公墓里只有一个包着黑色头巾的老太太。沃洛佳走进公墓时，老太太正好走出来。

他们相约在沙恩霍斯特将军墓前。坟墓的庞大基架上躺着一头敌人的剑熔成的狮子。虽然是春天，但这天的阳光非常好。两人脱去外套，在德国英雄的墓间行走着。

尽管苏联和德国两年前签订了停战协定，但苏联在德国的间谍活动并没有停止，德国也没有放松对苏联外交人员的监视。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停火只是暂时的，只是不知道会停多久。因此，沃洛佳无论走到哪都依然会有反间谍人员尾随。

他们应该知道他何时去执行秘密任务，沃洛佳想，因为他常故意甩掉“尾巴”。在街上买法兰克福香肠当午餐的时候，沃洛佳会让他们跟着他。沃洛佳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聪明得察觉了其中的奥妙。

“最近见过莉莉·马克格拉芙吗？”沃纳问沃洛佳。

莉莉过去在不同的时间段与沃纳和沃洛佳分别约会过。沃洛佳最近招募了莉莉，教莉莉学会了为苏联红军编密码和解密码的技巧，当然他不会告诉沃纳这些。“我有一阵子没见到她了，”他撒了个谎，“你呢？”

沃纳摇了摇头。“另外一个人占据了我的心房。”他的表情颇为害羞。也许是害怕坏了玩伴的雅兴，他把话锋一转。“说吧，为什么想见我？”

“我们接到了一个毁灭性的消息，”沃洛佳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人类历史也将因此而改变。”

沃纳将信将疑地看着他。

沃洛佳说：“一个线人告诉我们，德国将在六月入侵苏联。”说话时他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这是红军情报机构的伟大成功，但对苏联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威胁。

沃纳把眼前的几缕头发拨开，这个动作恐怕能使无数女孩为之心醉。他问沃洛佳：“这个消息来源可靠吗？”

这个消息是深得德国驻日本大使信任的一个驻东京记者传出来的，但这个记者事实上是个地下的共产党员。到目前为止，这个记者所提供的情报都变成了事实。但沃洛佳不会对沃纳说这个。“很可靠。”他说。

“你们相信这个情报是吗？”

沃洛佳犹豫了一下。这里面存在——个问题。斯大林不相信这个情报。他觉得这是条盟国捏造的假消息，目的在于离间他和希特勒的关系。斯大林的怀疑使沃洛佳的上司们大受打击，成功的喜悦也因此打了折扣。“我们正在找另外的消息源予以证实。”

沃纳环视着墓地周围正在长叶子的树。“希望这是真的，”他咬牙切齿地说，“这会结果该死的纳粹。”

“是的，”沃洛佳说，“但要在红军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沃纳很吃惊：“难道你们还没准备好吗？”

沃洛佳还是不能告诉沃纳全部真相。斯大林觉得德国不会想在两个战场作战，因此在战胜英国之前不会侵入苏联。他认为在英国放弃抵抗以前，苏联还是安全的。因此，苏联红军远没有做好应付德国入侵的准备。

“如果能从其他渠道证实德国的入侵，”沃洛佳说，“我们会准备好的。”

他情不自禁地享受着扬扬自得的感觉。他所进行的间谍工作可能成为验证德国入侵计划的关键。

沃纳说：“很不幸，这回我帮不了你了。”

沃洛佳皱起了眉：“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无法替你证实这个情报，事实上，我再也不可能为你取得任何情报了。我将丢掉目前在空军部的工作。可能被送到法国——如果你得到的情报无误的话，也可能被送去侵略苏联。”

沃洛佳很震惊。沃纳是他最出色的间谍。沃洛佳之所以能晋升为上尉全赖沃纳提供的情报。刹那间他脑子一团乱，几乎无法呼吸。他好不容易才问出一句话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弟弟死在了一个收容残疾者的医院，我女朋友的教子也死在了那里，我们向有关方面提了太多的问题。”

“你为何会因此而降职呢？”

“纳粹在屠杀残疾人，但这件事他们一直秘而不宣。”

沃洛佳把思绪转移到沃纳说的这件事情上。“什么？纳粹在屠杀残疾人？”

“大概，只是暂时还没掌握细节。但如果纳粹没什么需要隐瞒的话，就不会因为我和其他人到处提问而惩罚我们了。”

“你弟弟几岁？”

“今年十五岁。”

“老天，他还是个孩子啊！”

“我不会让他们侥幸逃脱的，我会一直追查下去。”

他们在德国空军的创始人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的墓前停住了脚步。墓碑高六英尺，长和宽都是十二英尺，是块宏大雄伟的坟墓。墓碑上简单地用大写字母刻着里希特霍芬的名字。沃洛佳觉得这种简单非常令人动容。

他试图恢复常态。他告诉自己，苏联的秘密警察也经常滥杀无辜，尤其是那些被怀疑忠诚度有问题的人。有流言说，秘密警察的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经常让手下从街上抓些漂亮姑娘供晚上淫乐。但把共产党和纳粹相提并论是毫无必要的。他提醒自己，苏联总有一天会把贝利亚这种败类铲除干净。到那时，苏联将建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消灭纳粹。

他们走到运河护堤，站在那里，看着驳船慢慢开过河道，散发出油腻的黑烟。沃洛佳思虑着沃纳令人震惊的宣告。“如果不再调查那些残疾儿童的死亡会发生什么？”他问。

“我会失去女朋友，”沃纳说，“她和我一样对这件事非常生气。”

想到沃纳可能已经将事实真相告诉了女朋友，沃洛佳吓得够呛。“你不会把思想转变的真实原因也告诉她了吧？”他急切地问。

沃纳似乎受了挫败，但没有争辩。

沃洛佳意识到让沃纳放弃争执相当于帮着纳粹隐瞒罪行。他把这个令人不安的想法抛到一边。“保证不再追究下去的话，你还能继续在多恩将军手下工作吗？”

“是的，他们是这样想的。只是我不想任由他们在杀害了我弟弟之后把真相隐瞒起来。他们会把我送到前线，但我还是要到处去问。”

“你难道没有想过，在知道你的信念是如此坚定之后他们会怎么做吗？”

“他们会把我扔进某个集中营。”

“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

沃洛佳必须说服沃纳放弃这个念头，但沃纳怎么都听不进去。沃纳是个聪明人，他早就看出了一切，这也正是他如此有价值的原因所在。沃洛佳可不想让他逞一时之勇而坏了大事。

“其他人呢？”沃洛佳问。

“什么其他人？”

“德国残疾的成人和儿童肯定还有好多，纳粹想把他们全都杀了吗？”

“也许吧。”

“如果被关进集中营的话，你就阻止不了他们了。”

沃纳第一次没有回击。

沃洛佳离开运河河堤，审视着整个公墓。一个穿着西服的年轻男子跪在一块小墓碑前。是跟踪者吗？沃洛佳仔细地观察着。跪祭者痛哭流涕，身体不住地颤抖。这种情感流露看上去像是真的，特工可没这么好的演技！

“瞧瞧他。”沃洛佳对沃纳说。

“瞧什么？”

“他在怀念故人，和你现在的情绪完全一样。”

“那又怎么了？”

“好好给我瞧着。”

过了一会儿，男人站了起来，他用手绢擦了擦脸，然后就离开了。

沃洛佳说：“现在，他高兴了，这就是怀念故人的全部意义。你得不到任何东西，但会感觉好一些。”

“你认为我四处提问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些吗？”

沃洛佳转过身，双眼直视沃纳。“我不想批评你，”他说，“你是想发现真相，把真相大声说出来。但理性地再想想，只有推翻纳粹的统治才能终止这种暴行，推翻纳粹统治只有靠我们苏联红军了。”

“也许吧。”

沃纳的意志不像刚才那样坚定了，沃洛佳燃起了一丝希望。“只是也许吗？”他追问道，“还有谁能打败德国？英国正自顾不暇，疲于应对德国空军的空袭。美国不屑于参与欧洲各国的争执。其他国家都支持法西斯政权。”他把手搭在沃纳的肩膀上，“朋友，苏联红军是你唯一的希望了。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将继续血腥地屠杀残疾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同性恋。”

“该死，”沃纳说，“你说得对。”

周日，卡拉和妈妈去了教堂。茉黛非常担心被捕的丈夫，急切地想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盖世太保自然不肯透露任何信息。但在奥赫牧师的教堂也许能找到点希望。奥赫牧师的会众们大多是富人区的富人，还有几个位高权重的人，也许可以找他们中的一些人帮忙问问。

卡拉低下头，祈祷父亲千万别受到虐待。她原本不相信祷告会有什么作用，但现在她希望用祷告拯救她的父亲。

她高兴地看到了坐在前面几排的弗兰克一家人。她看着沃纳的脑袋背后。和大多数剃着平头的德国男人不同，沃纳的头发长至脖颈，还有一点卷曲。她碰过他的脖子，吻过他的喉咙。沃纳是个可心的好男人。沃纳是和她接吻的男孩中最英俊的一个。每晚睡觉前，卡拉都会想起他们开车去格鲁内瓦尔德的那个夜晚。

但她告诉自己，他们并没有相爱。

至少现在还没有。

奥赫牧师进门的时候，卡拉看出他明显受到了打击。奥赫牧师身上的变化简直太可怕了。他低着头，双肩下沉，步履缓慢地走上讲坛。看到他的样子，会众们纷纷低声交谈。他面无表情地诵读了祈祷词，然后照着书本布道。作为一个有两年经验的护士，卡拉看出奥赫神父明显受了打击。盖世太保多半也已经去找过他了吧。

卡拉注意到，奥赫夫人和五个孩子没有出现在他们平时待的最前排。

唱最后一首赞美诗时，卡拉对自己发誓，虽然害怕也绝不会放弃对残疾儿童突然死亡的追查。弗里达、沃纳、海因里希都站在她这一边。但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她希望能拿到纳粹暴行的切实证据。她非常肯定，纳粹正在有计划地灭绝残疾人——盖世太保的恐吓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没有铁一般的证据，她无法让其他人信服。

该怎样拿到证据呢？

礼拜结束以后，卡拉和弗里达以及沃纳一起走出教堂。带他们远离父母以后，卡拉说：“我想我们必须拿到残疾儿童受到杀戮的证据。”

弗里达马上领会了她的意思。“我们应该去一次阿克尔堡，”她说，“去那所医院看看。”

沃纳早先提过这个建议，但后来他们决定先在柏林展开调查。现在，卡拉重新提出了这个主意。“但必须先得到外出的许可才行。”

“怎样才能得到外出许可呢？”

卡拉打了个响指。“我们都参加了水星骑行俱乐部，我们可以用骑车外出度假作为理由得到外出许可。”骑车出游正是纳粹极力提倡年轻人进行的有助于健康的户外活动。

“能进入医院吗？”

“可以试一试。”

沃纳说：“我想你们应该放弃这整件事。”

卡拉惊呆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奥赫牧师显然已经被吓坏了。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们很可能被逮起来遭到虐待。即使是这样，阿克谢尔和库尔特也回不来了。”

卡拉难以置信地瞪着沃纳。“你想要我们放弃吗？”

“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你们必须要放弃。你们像是把德国还当成自由民主的国家似的。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把自己给害死的。”

“我们必须冒险！”卡拉愤怒地说。

“别把我牵连进去，”沃纳说，“盖世太保已经来找过我了。”

卡拉关切地问：“沃纳，发生了什么？”

“只是威胁威胁而已。如果有进一步举动，他们就要把我送上前线了。”

“感谢上帝，这还不算太糟。”

“已经够糟的了。”

卡拉和弗里达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弗里达道出了卡拉的心声：“你必须明白，这事比你的工作重要得多。”

“别说什么‘必须明白’。”沃纳答道。他表面上很生气，但卡拉知道他事实上是为自己感到羞耻。“你们不会丢掉工作，你们也没接待过盖世太保的拜访！”

卡拉非常吃惊，她原以为自己很了解沃纳。她原以为沃纳对事物和自己有着一样的看法。“事实上，我见过盖世太保，”她说，“他们抓走了我的父亲。”

弗里达愣住了。“哦，可怜的卡拉。”说着，她伸出手抱住了卡拉。

“我们不知道纳粹把父亲关在了哪里。”卡拉说。

沃纳没有表现出同情。“那你应该知道违抗他们是什么结果了！”他说，“要不是马赫支队长认为女人构不成威胁，连你们也会被逮捕。”

卡拉非常想哭。她差点爱上沃纳，结果发现他是个懦夫。

弗里达问沃纳：“你不想帮我们了？”

“是的。”

“因为你想保住职位吗？”

“细究原因根本毫无意义——你们赢不过那些人的！”

卡拉对沃纳自认失败的懦弱言行感到非常气愤。“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继续发生。”

“正面反抗等于送死，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对抗他们。”

卡拉说：“像传单上写的那样消极怠工吗？他们不会因此停止杀害残疾儿童。”

“对抗政府就是自杀！”

“不对抗就太懦弱了！”

“我不想被两个女孩教训。”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了。

卡拉强忍住泪水。她不能在教堂外阳光下，两百多个会众的面前哭泣。“我觉得他和以前不一样了。”她说。

弗里达也很失望，还迷惑不解。“的确不一样了，”她说，“我从小就很了解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一件他不愿意告诉我们的事。”

卡拉的母亲过来了。她没有注意到女儿非同寻常的沮丧，“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失望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爸爸可能会在哪儿。”

“继续试着问问吧，”卡拉说，“他在美国大使馆不是有朋友吗？”

“有几个熟人，我问过他们了，但至今为止还没任何有用的信息。”

“明天再问问他们吧。”

“我想有几千个德国人的妻子面临和我一样的境遇吧。”

卡拉点点头：“妈妈，我们回家去吧。”

她们缓缓走回家，母女俩各有心事，谁都没有说话。卡拉对沃纳很生气，因为误判了他的个性，她的生气更加深了一层。她怎么会爱上这么个软蛋呢？

她们回到了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明天一早我就去美国大使馆，”走到门口的时候，茉黛说，“必要的话，我会一整天都待在接待大厅。如果有心帮忙，他们至少会为一个英国部长的姐夫进行半官方的质询。哦，为什么家里的门开着？”

卡拉起先觉得盖世太保可能又来了。但门前的人行道上并没有停着盖世太保的黑色警车。她看到门锁上插了把钥匙。

茉黛走进玄关，高声尖叫起来。

卡拉跟在她身后冲进了玄关。

地板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卡拉尽力控制住尖叫的冲动。“他是谁？”她问。

茉黛跪在男人身边。“沃尔特，”她高声问，“沃尔特，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啊？”

这时卡拉辨认出了自己的父亲。沃尔特浑身是伤，几乎难以辨认。他一只眼闭着，嘴巴上出现了一大团乌青，头发上凝结着血块，一条胳膊奇怪地扭曲着，外套表面都是呕吐的污渍。

茉黛说：“沃尔特，说话，快说话啊！”

沃尔特张开被打烂的嘴巴，开始低声呻吟。

卡拉抑制住心中的悲愤，转变到护士的工作节奏中。她拿起一块坐垫垫在沃尔特的头底下，然后从厨房拿了杯水，滴进父亲口中。沃尔特咽下一口水，张开嘴唇想要喝更多。喝了几口以后，卡拉走进书房，拿起一瓶杜松子酒，往父亲嘴倒了几滴。沃尔特咽下酒，咳嗽了一阵。

“我去找洛特曼医生，”卡拉对母亲说，“帮他洗把脸，给他再喝些水。千万别去动他。”

茉黛说：“好的，好的——你赶紧去吧。”

卡拉把自行车推出门，飞一般地朝洛特曼医生家骑了过去。洛特曼医生已经被禁止了行医——犹太人不能当医生——但私底下，他仍然在为穷人看病。

卡拉拼命地骑着。父亲是怎样回来的呢？她猜测盖世太保用车把沃尔特送回来，把他扔在家门口。沃尔特拼尽全力走回家，却体力不支瘫倒在了玄关。

她很快就到达了洛特曼医生家。和卡拉家一样，这里也已经有很久没有装修了。洛特曼家大多数窗户被仇恨犹太人的家伙砸了个粉碎。洛特曼夫人替她开了门。“我爸爸被盖世太保打伤了。”卡拉急切地对洛特曼夫人说。

“我丈夫马上就来，”她转身对楼上大喊一声，“伊萨克！”

医生很快就下楼了。

“冯·乌尔里希先生受伤了。”洛特曼夫人告诉丈夫。

医生飞快地拿起靠在门边的帆布背包。因为被禁止行医，卡拉猜测他很可能无法携带看上去像急救包的东西。

他们离开了洛特曼医生家。“我骑在前面带路。”卡拉说。

回到家以后，卡拉发现母亲坐在门边，哀声哭泣着。

“医生来了。”卡拉告诉她。

“太迟了，”茉黛说，“你父亲已经死了。”

下午两点半，沃洛佳站在亚历山大广场边的维尔特海姆百货商店门外。他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寻找着看上去像是便衣警察的人。他确定没有人跟着，但不知道是否有恰好路过的盖世太保认出他，盘问他。人多是个很好的伪装，但远远称不上完美。

德国真的会入侵苏联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柏林的时间就不会太长了。他也许会同杰尔达和萨宾吻别，回到莫斯科的红军情报总部。他向往着同家人度过更多的时间。安雅妹妹生了一对他尚未见到的双胞胎，他想借此休息一阵。回去以后的日常工作也会有压力：尽管没了盖世太保的追踪，但日常开会、招募特工、对同事的怀疑同样令人心焦。如果苏联能抵抗住德国的入侵，他也许会在总部平安待上一两年。但送到其他国家就职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他喜欢华盛顿。他非常想到美国去看一看。

他从口袋里拿出揉成一团的餐巾纸，扔进一个小垃圾桶。尽管并不抽烟，但沃洛佳却在三点差一分的时候点燃了一支火柴。他准确地把点燃的火柴扔到刚被丢进垃圾桶的那团餐巾纸上，然后便走开了。

不一会儿，他听见有人大喊：“着火了！”

当附近的所有人都去看垃圾桶着火的时候，有辆普普通通的黑色梅赛德斯出租车开到百货商店门口，一个穿着空军上尉制服的英俊小伙子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付账时，沃洛佳跳上出租车，砰地关上了门。

沃洛佳从司机看不到的后座地板上拿起一份纳粹宣扬民粹主义的《国民周刊》，但是并没有看。

“不知哪个白痴在那个小垃圾桶里烧了把火。”司机说。

“去阿德隆饭店。”沃洛佳一吩咐，司机就开车了。

他翻着杂志，发现里面有个封了口的浅黄色信封。

沃洛佳想马上就打开信封，不过他等了等。

他在阿德隆饭店下了车，没有进门。他穿过勃兰登堡门，走进公园。公园里的树长出了新叶。这是个温暖的春日下午，有许多人在公园里散步。

他不安地拿着手里的杂志，找了条不显眼的长椅坐了下来。

他打开杂志，手藏在封面下面打开浅黄色的信封。

他取出一份文件，是复写的，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好在还认得清。文件的标题上写着：

第二十一号指令：巴巴罗萨计划

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是领导1189年“十字军东征”的德国皇帝。

指令上写着：在全面占领英国之前，德军就要做好以闪电战击溃苏联的准备。

沃洛佳屏住了呼吸。这是份非同凡响的情报。斯大林错了，驻东京的间谍是正确的。苏联危在旦夕。

伴随着剧烈的心跳，他看到了文件末尾“阿道夫·希特勒”的签名。

他扫视着文件，想找到具体的日期，很快他便找到了。德军预定在1941年5月15日向苏联发起进攻。

日期旁边是沃纳·弗兰克用铅笔写的标注：进攻的日期延后到了6月22日。

“老天，他做到了，”沃洛佳大声说，“沃纳证实了德国入侵苏联的情报。”

他把文件放回信封，把信封夹在杂志里。

形势完全改变了。

他从长椅上站起身，走到苏联大使馆，把情报确证的消息告诉了大使馆的人。

阿克尔堡没有火车站，卡拉和弗里达只能在距离阿克尔堡只有十英里，最近的那个火车站下车。她们随身带上了自行车，到站以后，她们把自行车推下火车。

她们穿着短裤、运动衫和凉鞋，扎着辫子。两人看上去像德国女青年联合会的成员，这个联合会的成员经常骑车度假。人们常常想知道，除了骑车以外，联合会的女孩们在骑车外出期间还会干些什么，尤其是在简陋的宾馆里度过的那些夜晚。男孩们常说，联合会的缩写“BDM” 【2】 的意思是“伙计，来上我吧”。

卡拉和弗里达查看了地图，然后骑车出城，朝阿克尔堡的方向而去。

卡拉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死去的父亲。她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从看到父亲被野蛮虐待后悲惨死去的恐怖中摆脱出来。她哭了好多天。但伴随悲痛的是无尽的愤怒。独自悲伤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她必须做些什么才行。

悲痛的茉黛起先劝说卡拉别去阿克尔堡。“沃尔特已经死了，埃里克还在服役，我不想你去白白送命！”她哭着说。

葬礼以后，当茉黛从歇斯底里中恢复了平静，卡拉问她沃尔特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茉黛思考了良久。第二天她告诉卡拉：“他希望你继续进行战斗。”

作为一个母亲，说出这番话很难，但母女俩都知道沃尔特确实会这么说。

弗里达没有跟父母谈起这个话题。母亲莫妮卡曾经爱上过沃尔特，沃尔特的死让她大受打击，如果被她知道弗里达要去干什么的话，她肯定会吓坏的。要是父亲鲁迪知道的话，弗里达一定会被关进地下室。好在他们相信了她骑车远行的说法。即便不完全相信，他们顶多怀疑她和哪个不合适的男友约会去了。

出了城便都是山道，但她们的体力不错，一小时后就翻过山到了阿克尔堡。卡拉觉得有些不安：她们进入了敌人的领地。

她们走进一家咖啡馆。店里不提供可口可乐。“这里不是柏林！”柜台后面的女人像是被要求在乐队的伴奏下吟诵小夜曲似的充满敌意地说。卡拉觉得很奇怪，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的人怎么能开咖啡馆呢？

她们要了德国产的芬达，乘女店主不注意倒进了随身带的水瓶。

她们不知道医院的确切位置，需要找人去问，但卡拉又不想引起当地人的怀疑。阿克尔堡的纳粹肯定会盯上到处提问的陌生人。付钱的时候，卡拉问女店主：“我们要在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和同伴会合，能告诉我医院在哪儿吗？”

女人没敢直视卡拉的眼睛：“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医院。”

“那家医院的名字叫阿克尔堡医疗中心。”卡拉引用了印在信头上的医院名。

“肯定是另一个阿克尔堡。”

卡拉断定她在撒谎。“这就奇怪了，”她继续装模作样，“我们千万别来错了地方啊。”

她们推着自行车走在镇中心的街道上，街道两旁除了住家就是小店，卡拉心想：必须找人问问路。

一个长相和蔼的老人坐在酒吧外面的长凳上晒太阳。“这里的医院在哪儿？”卡拉克制着急切的心情，愉悦地向他询问。

“穿过这个镇，左边的小山上就是，”他说，“千万别进去——没有多少人能从里面活着出来！”说完他玩笑似的干笑了一声。

老人的话很含糊，但至少大致指明了方向。卡拉决定不再多问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一个戴头巾的老妇抓住老人的胳膊，“别听他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老妇面露忧虑地说。她匆匆地把老人拽了起来，拉着他沿着人行道远去了。“老家伙，别多嘴多舌的。”她小声说。

镇上的人似乎都知道身边在发生着什么。他们对此的反应是继续自己的生活，别把自己牵涉进去。也许他们不会忙着把卡拉和弗里达出现的消息报告警察或这里的纳粹支部。

卡拉和弗里达沿着街道往前走，很快找到了这里的青年旅舍。德国各地有几千处这样的青年旅舍，提供给她们这样的在乡村度假，享受新鲜空气的青年旅行者居住。她们登记入住。房间里只有几张三层的板床，但非常便宜。

骑车出镇的时候已是傍晚。骑了大约一英里以后，卡拉和弗里达看见一个左转的道口。道口没有路标，但有一条山道，她们决定骑车上山。

卡拉开始害怕了。离医院越近，她们越禁不起提问。

又骑了一英里，她们看见了一幢附带花园的大房子。房子外没有围墙和篱笆，山路直通房屋的大门。这里仍然没有路标。

卡拉原以为会看见一座灰石砌成的可怖城堡，窗户上钉着木条，门是上了层铁板的橡木门。但眼前出现的却是一幢标准的巴伐利亚乡间别墅，坡度很陡的屋顶、木质阳台和小巧玲珑的钟塔一样不缺。谋杀儿童的恐怖事件怎么可能发生在这么温馨的地方呢？对医院来说这里也太小了。这时她发现别墅一边新造了一个高高的烟囱。

她们跳下车，把自行车斜靠在屋子的一边。从台阶走到入口时，卡拉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为什么没有守卫？是因为没人会傻得来调查这个地方吗？

屋子外没有门铃或是门环，门一推就开了。卡拉走进屋内，弗里达跟在她后面。她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石头地板、没有粉刷墙壁的冰冷客堂里。客堂周围有几扇门，但都关着。一个戴着眼镜、穿着漂亮的灰裙子的中年女人从宽阔的楼梯上走了下来。“有什么事吗？”她问。

“你好。”弗里达小心翼翼地说。

“你们来干什么？你们不能进入这幢房子。”

弗里达和卡拉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我只是想来看看弟弟死去的地方，”弗里达说，“他十五岁——”

“这里不对公众开放。”中年女人气势汹汹地说。

“是吧，就算是吧，但来了又怎么着呢？”弗里达生长在有钱人的家庭，不会被区区小官吓倒。

一个大约十九岁的女孩从侧门走出来，瞪着她们。穿着灰裙子的中年妇女对她说：“科尼格护士，快把罗默尔先生叫来。”

护士匆匆离开了。

女人对她们说：“来之前你们应该先写封信。”

“没接到我的信吗？”弗里达问，“我给这里的主治医师写过一封信。”弗里达随口扯了个小谎。

“我们没有接到过这种信！”女人显然是觉得这种令人吃惊的请求不可能被忽视。

卡拉静下心聆听着周围的动静。这里出奇地安静。卡拉和身体或智力上有缺陷的病人打过交道。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他们通常隔一会儿就要闹一下。尽管门关着，但他们的叫声、笑声、哭声和没什么意义的念叨声肯定会被人听见。但这儿什么声音都没有。这里更像是个陈尸所。

弗里达换了策略：“也许你能告诉我，我弟弟的墓地在哪里，我想到他的墓前看一看。”

“这里没有墓地，我们有个焚化炉，”她赶紧纠正了自己的话，“我们有火葬装置。”

卡拉说：“我看到了那个烟囱。”

弗里达问：“我弟弟的骨灰呢？”

“会按照一定程序送到你们家。”

“能不和别人的骨灰混在一起吗？”

女人的脖子一阵白一阵红。卡拉猜测他们认为没人知道这里的底细，因此早就把好些人的骨灰都混在一起了。

科尼格护士和一个穿白色护士服的结实男人走了进来。中年女人对刚出现的男人说：“罗默尔先生，快把这两个女孩送走。”

“等一下，”弗里达说，“你觉得你们这么做是对的吗？我只是想看一眼弟弟死的地方而已。”

“当然是对的，你们无权进入这里。”

“那你一定不介意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吧。”

中年女子迟疑了一下。“我是施密特夫人，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吧。”

罗默尔气势汹汹地朝她们走了过来。

“我们这就走，”弗里达冷峻地说，“我们没有理由给罗默尔先生提供骚扰我们的机会。”

罗默尔退到一旁，为她们打开门。

她们走出门，骑上车，下了山路。弗里达问卡拉：“你觉得她相信我们的说法吗？”

“当然相信了，”卡拉说，“她甚至没有问你和我的名字。如果有所怀疑的话，她会马上把警察给叫来。”

“但我们也了解得不多。我们只是看到了烟囱，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被称作‘证据’的东西。”

卡拉觉得有点气馁。要拿到证据并不像听上去那般容易。

卡拉和弗里达回到青年旅舍。她们把身上擦洗干净，换了套衣服，去外面找吃的。镇上唯一的咖啡店就是先前她们去过的老板娘态度恶劣的那家。他们在那里吃了土豆饼和香肠。吃完饭，她们去了酒吧。她们喝了啤酒，热情地和其他顾客打招呼，但没人想和她们说话。这一点非常可疑。德国人此时对陌生人都很警觉，生怕对方是个纳粹探子。但即便如此，没人和两个在酒吧里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妙龄女郎调情也是不多见的，这里面必有文章。

她们回到旅社早早休息。卡拉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做的。明天她们将空着手回家。知道正在发生着可怕的杀戮却无法阻止，她非常沮丧，真想大喊大叫。

她忽然想到，那个自称是施密特夫人的中年女人，很可能对来访者产生进一步了解的想法。方才出现在那幢房子里的时候，她相信了卡拉和弗里达的说法，但过后她也许会产生怀疑，因为要保全秘密而把警察叫来。警察来的话，卡拉和弗里达是不难找到的。这天，全旅舍只有五个客人，她们是唯一的女性住客。她恐惧地聆听着，等待致命敲门声的响起。

如果被警察提问的话，她们会说出一部分真相。她们会说弗里达的弟弟和卡拉的教子死在阿克尔堡，她们想到看看亲人的墓碑，或者至少到亲人死去的地方去看上一眼，站上几分钟寄托自己的哀思。地方上的警察也许会相信她们的说法。但如果和柏林联系的话，这里的警察会马上把她们与被盖世太保调查问离间问题的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和沃纳·弗兰克联系上，那样她们的麻烦就大了。

准备在外观简陋的三层床上睡下的时候，门被敲响了。

卡拉的心一惊，想起了盖世太保对父亲所犯的罪行。她知道自己忍受不了虐待，没几分钟就会把自己认识的所有“摇摆孩童”都招出来。

没她那么有想象力的弗里达说：“别害怕。”然后打开了门。

站在门口的不是盖世太保，而是个姣小美丽的金发女孩。过了一会儿，她才认出女孩是没穿制服的科尼格护士。

“我必须找你们谈谈。”女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眼中含泪，表情非常紧张。

弗里达让她进来。女孩坐在三层床上，用裙子的袖口抹着眼睛。气定下来之后她说：“我不想再隐瞒下去了。”

卡拉看了眼弗里达。两人想到了一处。卡拉问：“科尼格护士，你隐瞒了什么啊？”

“我叫依尔莎。”

“我叫卡拉，她是弗里达。依尔莎，你知道些什么？”

依尔莎用卡拉和弗里达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们杀害了他们。”

卡拉惊讶得几乎难以呼吸。她结结巴巴地问：“在医院吗？”

依尔莎点了点头。“我们杀了乘灰色巴士来的那些人。有孩子也有老人，孩子中甚至包括一些婴儿。他们都是些无助的人。有一些人非常可怕，他们嘴里流口水，身上全都是自己拉的屎尿，但那是因为他们生病了。另一些人十分可爱。可他们的结局都一样——全都被我们杀害了。”

“你们是怎么干的？”

“给他们注射莨菪碱。”

卡拉点点头。莨菪碱是一种常用的麻醉剂，过量会导致死亡。“医院准备给他们进行什么特殊的治疗？”

“没什么特殊的治疗。”

卡拉问：“依尔莎，我想问清一点，他们是否杀害了来这儿的每一名患者？”

“是的。”

“一来就杀吗？”

“一天之内，不会超过两天。”

情况和卡拉预测的一样。尽管如此，这个严酷的事实还是令人恶心，她感到一阵晕眩。

过了一会儿，卡拉又问：“那里还有病人吗？”

“没有活着的了。下午我们又给几个刚送来的病人打了莨菪碱。这也正是施密特夫人看到你们来这么害怕的原因。”

“为什么他们不对进入那幢建筑的陌生人设置点障碍呢？”

“他们觉得卫兵和围绕着医院的铁丝网会令人生疑，让人怀疑医院里是不是在发生一些邪恶的事情。另外，在你们之前，也从没有人来过医院。”

“今天死了多少人？”

“五十二人。”

卡拉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仅仅是我们到这儿的一个下午，你们医院就给五十二个人注射了吗？”

“是的。”

“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吗？”

依尔莎点了点头。

卡拉酝酿过一个主意，现在决定把这个主意付诸实施。“我想去看看。”她说。

依尔莎露出害怕的表情。“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去医院，看看那些尸体。”

“他们已经把尸体烧掉了。”

“那也要看看骨灰。你能带我们溜进去吗？”

“今晚吗？”

“就现在。”

“哦，天哪！”

卡拉说：“你不必做任何事情。光是和我们聊，你已经够勇敢了。不想冒更大的风险也没关系。但如果想制止这种暴行，我们还缺少证据。”

“证据？”

“是的。这么跟你说吧，政府对推行这个计划感到心虚——因此这个计划是秘密进行的。纳粹很清楚，德国老百姓不会容忍对儿童的杀戮。但人们宁愿相信这种事不会发生，很容易把这视为流言。如果出自年轻女孩之口的话，人们就更不会相信了。我们必须有过硬的证据才行。”

“我明白了，”依尔莎漂亮的脸蛋上露出坚毅的神色，“那好，我带你们去。”

卡拉站起身：“你平时是怎么去那里的？”

“骑外面那辆自行车。”

“那我们都骑车去。”

三个女孩一起走出了青年旅舍。天黑了，乌云遮住了星星，路上几乎没什么亮光。她们靠着微弱的车灯才走完了出城和上山的路。看到远处的医院之后，她们关上车灯，推着车往前走。依尔莎带着卡拉和弗里达上了一条通向医院后门的林间小道。

卡拉闻到一股类似汽车废气的难闻气味。她吸了口气。

依尔莎小声说：“是焚化炉的气味。”

“哦，天哪！”

她们把自行车藏在灌木丛里，悄悄地走到医院后门。后门没锁，三个人踮着脚尖走了进去。

走廊里亮着灯。房子里没有阴暗的角落：这里像其对外宣称的医院那样整洁明亮。如果碰到什么人的话，她们会很快被发现。一看衣着就知道她们是侵入者。万一被人发现，她们该怎么办呢？也许只有撒腿就跑吧。

依尔莎飞快地走过走廊，拐过一个弯后打开一扇门。“进来吧。”她小声说。

卡拉和弗里达跟着依尔莎走进房间。

弗里达发出凄厉的尖叫，然后马上蒙住了嘴巴。

卡拉小声惊叹：“哦，天哪！”

冰冷的大房间里有三十多个死人。他们面部朝上，赤身裸体地躺在桌上。死者中有胖子，也有瘦子。有行将就木的老人，也有年纪不大的孩子，甚至还有个一岁的婴儿。一些尸体佝偻着身躯，但大多数从外表上看是健康人。

每个人的左上臂都粘着一块小绷带。那里应该就是注射莨菪碱的部位。

卡拉听见弗里达轻声哭泣起来。

卡拉突然想到了什么。“其他人呢？”她轻声问依尔莎。

“已经送进焚化炉了。”依尔莎回答。

突然，房间另一头的双层门外传来一些声响。

“快出去。”依尔莎说。

三个人退回走廊。卡拉合上门，不过留了条小缝以便观察。她看见罗默尔先生和另一个男人推着医院的轮床进了门。

两人讨论着足球，没有往卡拉这边看。她听见罗默尔说：“我们夺取全国冠军仅仅是九年之前的事情，那时我们2:0击败了法兰克福队。”

“是啊，但那时你们的主力中有五六个犹太人，现在他们都已经离队了。”

卡拉意识到，他们正在谈论德国足坛昔日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队。

罗默尔说：“如果采取正确的策略，往日的辉煌终究会回来的。”

两人一边谈论，一边把桌子上一具肥胖的女人尸体抬上了轮床。他们抱起她的肩膀和膝盖，粗鲁地把她扔上轮床，嘴里还在埋怨尸体太重了。

他们把轮床推到另一个桌子旁，把桌上的尸体扔在胖女人尸体上面。

在轮床上堆了三具尸体以后，两人把轮床推出了房间。

卡拉说：“我跟去看看。”

她穿过陈尸室，走到双层门边，弗里达和依尔莎跟在她后面。她们进入了一个与其说是医院还不如说是工厂的地方：漆成棕黄色的墙，水泥地，场地上还堆放着许多纸板箱和工具架。

她们把头伸过墙角，观望着墙角那边的动静。

她们看见一个类似车库的大房间，亮着刺眼的灯光，地面上覆盖着一道阴影。气温很高，她们依稀闻到一股做饭的味道。房间中间放着一只能放下汽车的大铁盒。一根巨大的金属管从铁盒通到屋顶。卡拉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焚化炉。

罗默尔和同伴把尸体抬下轮床，转移到一条钢制的传输带上。罗默尔按下墙上的一个按钮。传输带开始移动，尸体随着炉门打开进入了焚化炉。

接着，他们把另一具尸体放上了传输带。

卡拉没法再看下去了。

她转过身，示意弗里达和依尔莎往后退。弗里达撞在依尔莎身上，依尔莎不由自主喊了一声。三个人吓呆了。

她们听见罗默尔说：“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是鬼叫吧。”另一个人说。

罗默尔声音颤抖着说：“别拿这种事开玩笑。”

“你能抓住这具尸体的另一头吗，还是干脆歇一歇？”

“好吧，我抓住她。”

卡拉、弗里达和依尔莎快步走回陈尸室。看见还没送进焚化炉的这些尸体，卡拉对艾达的儿子库尔特涌起了一股哀伤。库尔特曾经戴着胳膊上的一块绷带躺在这里，之后被送上传输带，像一袋垃圾似的被丢进焚化炉。尽管如此，库尔特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她这样想着。

三人进入走廊。接近后门的时候，他们听见施密特夫人狐疑的声音：“那两个家伙怎么拖了这么久？”

她们飞快地走过走廊，跑出后门。月亮从乌云后面出来了，花园被月光照得非常亮，两百码外，她们藏自行车的灌木丛清晰可见。

弗里达最后一个从后门冲了出来。一不留神，她把后门甩得砰砰直响。

卡拉脑子转得飞快。施密特夫人很可能过来调查声音的来由。她们很可能无法在施密特打开后门前藏进灌木丛。她们必须另找个地方暂且先躲一躲。“这边。”卡拉嘘了一声，带头绕到了屋子一边。弗里达和依尔莎很快跟了上来。

卡拉、弗里达和依尔莎紧贴在墙边。卡拉听见门开了，她恐惧得屏住了呼吸。

一阵寂静之后，施密特夫人嘀咕了两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卡拉把头伸过墙拐角，施密特夫人已经进屋了。

三个女孩跑过草地，走到各自的自行车前。

三人沿着林中小道推车，很快就到了公路边。她们打开车灯，骑上车，然后踏着自行车朝镇上骑去。卡拉非常兴奋，她们真的拿到了证据！

接近小镇的时候，卡拉的兴奋逐渐被冷静的思索所代替。她们真正收获了什么呢？接下来她们又该怎么做？

必须把目击的情况说给谁听！卡拉不知道该告诉什么人。无论如何，她们必须让人相信发生了这种事。有人会相信吗？卡拉越想越无法确定。

骑到旅舍下车以后，依尔莎对卡拉和弗里达说：“终于结束了，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害怕过！”

“还没结束呢。”卡拉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关掉医院和其他类似的机构才算真正结束。”

“怎么可能做到呢？”

“这要靠你了，”卡拉对她说，“你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我就害怕你会这么说。”

“明天你能和我们一起回柏林吗？”

依尔莎深思了一会儿，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沃洛佳·别斯科夫很高兴回到家。莫斯科正处于一年中最热的夏天，天气温暖，阳光明媚。6月30日星期一，沃洛佳回到了毗邻霍登卡机场的红军情报中心。

沃纳·弗兰克和东京间谍的情报是正确的：德国于6月22日入侵了苏联。沃洛佳和柏林苏联大使馆的其他人员乘船和火车回到了苏联。沃洛佳比大多数人优先回到国内：许多人现在还在回国的路上。

沃洛佳意识到柏林给自身带来了多大的伤害。纳粹自以为是，认定自己必然会取得胜利。他们像一支胜利后参加庆功会的足球队，个个都醉醺醺的，讨人厌，还不肯回家。沃洛佳很烦这种人。

一些人也许会因为苏联的秘密警察、苏联严酷的国内统治以及苏联人对抽象艺术清教徒式的态度而对苏联留下同样的印象。但他们错了。社会主义是成长中的意识形态，在走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犯些错误。内务委员会的酷刑室是个例外，只是社会主义健康肌体上的一个不良癌变而已，总有一天会手术切除的。但战时也许不行。

预料到战争将要发生，沃洛佳早就给潜伏在柏林的谍报人员配备了秘密电台和密码本。这时，有限的反纳粹人士能否继续给苏联传递消息变得至关重要起来。离开前，沃洛佳销毁了这些人地址和姓名的记录，他把这些信息都记在了脑子里。

回到家后，他发现父母的身体都很好。父亲有些劳累，准备对付德国的空袭是他的职责所在。沃洛佳去看了妹妹安雅和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以及他们十八个月的双胞胎儿女：小名德米卡的德米特里和小名塔妮娅的塔蒂阿娜。不幸的是，在沃洛佳看来，他们的父亲还是和以前一样性格阴暗。

在家休息了一天，好好睡了一觉，他准备重新投入工作。

他在情报大楼门前通过了金属检测器。尽管楼里的设施很简陋，但似曾相识的走道和楼梯还是引起了他的一腔乡愁。在楼内行走的时候他指望着有人能上前向他致以祝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一定知道他证实了巴巴罗萨计划。但同事间连个和他打招呼的都没有，也许这里的人都太谨小慎微了。

沃洛佳走进打字员和文件管理员工作的巨大开放工作区，和一个中年女接待员打了个招呼：“妮卡，你好——你怎么还在这儿工作啊？”

“你好，别斯科夫上尉，”妮卡的态度没有他预想的那么热情，“莱米托夫上校想立刻见到你。”

和沃洛佳的父亲一样，莱米托夫上校的职位还不足以使他在30年代末的大清洗中遭殃，现在他填补了被清洗的不幸前任留下的空缺。沃洛佳对大清洗知之不详，但他不相信背叛祖国应当被严惩的高层人士有如此之多。这些人有的可能被监禁在西伯利亚或其他什么地方，有的可能已经被处决了。沃洛佳只知道他们都已经消失了。

妮卡告诉她：“莱米托夫上校现在搬进了走廊尽头的那间大办公室。”

沃洛佳走过开放的大办公区，向一两个熟悉的同事点头微笑，但他们对他也是熟视无睹，在他们眼中，沃洛佳显然不是自己以为的英雄。他拍了拍莱米托夫上校办公室的门，希望上司能给他点提示。

“进来吧。”

沃洛佳走进莱米托夫上校的办公室，向上校行了个礼，然后关上门。

“上尉，在外这么些年辛苦了，欢迎你回来！”莱米托夫上校绕到书桌前，“你在柏林成功地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此我要私下里向你表示感谢。”

“先生，这是我的分内工作，”沃洛佳说，“但为什么要私下里呢？”

“因为你的情报忤逆了斯大林的意旨，”他扬起手，示意沃洛佳听他说完，“别担心，斯大林不知道证实那条情报的人是你。但大清洗之后，这里的人都很紧张，生怕哪天站错了队。”

“我做错什么了？”沃洛佳难以置信地问，“虚构假情报吗？”

莱米托夫上校使劲摇了摇头。“别误会，你做得非常正确。我也会保护你。但千万别指望这里的人把你当作英雄。”

“好吧。”沃洛佳说。事情比他预料的要糟。

“至少上面还分配给你一间单人的办公室——隔三扇门就到了。用上几天，恢复正常上班的节奏吧。”

沃洛佳知道莱米托夫上校这是在让他走。“好的，先生。”他敬了个礼离开了。

他的办公室不算奢华——一个没有地毯的小房间——但好歹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沃洛佳火速回到莫斯科，把德国入侵部队的步伐远远甩在身后。他把失落抛在一边，开始阅读一线指战员们第一周的战地报告。

看着看着，他的心情愈发低落下来。

德军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打击着红军。

看似不太可能，但证据就放在他眼前。

6月22日德军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苏联前沿阵地的大部分部队连支装满弹药的枪支都找不到。

这还不算完。停放在停机坪上的一千二百架战斗机因为没有伪装，在开战的二十四小时之内被德国空军全歼。军队在没有武器补充、没有空军掩护、对敌军方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丢到前沿阵地上——很快被敌军消灭殆尽。

斯大林严令前线部队不能撤退，这导致了更大的一场灾难。每支部队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名战士，军官为避免被抓必须在被捕前自杀。部队也因此失去了重新集结，组成最坚固防守阵地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每次撤退都会演变成一场杀戮。

前沿阵地的官兵和武器很快将被消灭殆尽。

东京间谍的情报和沃纳·弗兰克的验证都被斯大林忽略了。即便进犯开始以后，斯大林还坚持认为这只是一次小范围的骚扰行动，是一些没领会希特勒意图的德国军官私下进行的，希特勒一听说就会立即制止。

当小范围骚扰的猜测被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侵犯的事实替代时，德国人已经席卷了苏联的前沿阵地。一周以后，他们已经在苏联国境内推进了三百英里。

这是个天大的灾难——沃洛佳想大声呼号，这本应是个能够避免的灾难。

错误无疑是一个人犯下的。苏联是极权社会。只有约瑟夫·斯大林能做最后的决定。斯大林顽固，愚蠢，犯下了天大的错误。苏联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存亡之际。

在这之前，沃洛佳一直认为苏联推行的共产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仅仅因为内务委员会特工的存在而有所失色。这时，他才意识到，最大的问题实际出在上层。贝利亚和内务委员会的存在是因为斯大林的纵容。斯大林是苏联没能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一往无前的罪魁祸首。

下午晚些时候，正当沃洛佳看着窗外阳光照耀的机场跑道，思考回苏联后的所见所闻时，卡门来了。四年前，他们作为中尉进入军事情报学院学习，和另两个学员同住一间屋子。那时的卡门简直是个小丑，他不仅见人就开玩笑，还胆敢嘲笑虔诚的东正教徒。现在，他比过去胖了，看上去也更严肃了。也许是为了显得成熟一些，他还留了撮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式的小胡子。

卡门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从兜里掏出一个背上带钥匙的锡制玩具兵。他上足发条，把玩具兵放在沃洛佳的办公桌上。玩具兵像游行一样挥着胳膊，身体内部的发条随着胳膊的甩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卡门压低了声音说：“斯大林已经有两天没有露面了。”

沃洛佳这才意识到发条装置恰巧能屏蔽办公室里可能隐藏着的窃听装置。

他说：“有两天没露面，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去克里姆林宫，也没有接电话。”

沃洛佳惊呆了。一国的国家元首不能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消失了。“他在干什么？”

“没人知道，”玩具兵的动作停了下来。卡门上足发条，玩具兵又挥起手来，“星期六晚上，听说苏联的西线部队被德军包围以后，他说：‘一切都丧失殆尽，我放弃了。列宁建立了这个国家，我们把它糟蹋了。’然后他去了昆采沃。”斯大林在莫斯科市郊的昆采沃有一处乡间别墅，“昨天，他没有像平常那样在中午时分出现在克里姆林宫。打电话去昆采沃找他，那里也没有人接电话。今天也是一样。”

沃洛佳凑上前去：“他是不是……”他尽量压低声音，“精神崩溃了？”

卡门做了个无助的手势。“这并不奇怪。尽管有那么多的证据，但他就是不相信今年德国会侵略我们。现在看来，他的判断完全错了。”

沃洛佳点了点头。卡门的话完全在理。斯大林让官方媒体把自己称为苏联之父、伟大导师、强大领袖、大自然的改造者、伟大舵手、人类精英、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但在德国入侵的问题上，即便在他本人看来，其他任何人的判断都要比他更为正确。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往往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苏联的危机比沃洛佳所想的更严重。除了德军的威胁之外，苏联还面临着群龙无首的状态。苏联正处于革命之后最危急的时刻。

但这不也是个机会吗？能利用这个机会把斯大林除掉吗？

斯大林在1924年时也软弱过。那一年，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不适合执掌国家大权。那次的危机过后，他的权威一直都没有受到过挑战。即便在他做出疯狂决定的时候——事后在沃洛佳看来大错特错的大清洗、西班牙内战所犯的战略错误、任命贝利亚为秘密警察头子以及与希特勒结盟——他还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德国大举入侵的这一时刻能不能成为让他走下权力巅峰的契机呢？

沃洛佳把这份期盼放在心里，没有让卡门和其他人看出来。在夏日暮光中坐车回家的时候，他一直考虑着这个想法。公共汽车被一队运送高射炮的货运卡车拖慢了——这队卡车进行的运送任务很可能是负责莫斯科防空事务的父亲布置的，他心想。

斯大林会被免职吗？

也许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之内也有很多人在自问吧。

沃洛佳走进父母所住的政府家属大楼，这幢十层建筑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只隔着一条莫斯科河。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但妹妹安雅和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德米卡和塔妮娅在家。德米卡长着黑色的头发和一双黑眼睛，他正拿着一支红色的铅笔，在旧报纸上乱涂乱画。塔妮娅和沃洛佳的父亲格雷戈里一样有着一双专注的眼睛——熟悉他们家的人都说，沃洛佳也有一双这样的眼睛。看到沃洛佳，塔妮娅立刻把手里的玩具拿给他看。

卓娅·沃洛茨采娃正好也在。四年前，沃洛佳前往西班牙前夕，曾经在家里遇见过这个出奇美丽的物理学家。卓娅和安雅发现她们存在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都喜欢苏联的民族音乐，她们一起去听民乐演奏会，卓娅还会演奏苏联的民族乐器“古多克”——苏联独有的三弦琴。卓娅和安雅都买不起留声机，好在格雷戈里有一台。沃洛佳回家的时候，两个女人正围着留声机听一盘三弦琴的音乐专辑。格雷戈里不是什么音乐爱好者，但却觉得留声机里放出的音乐很好听。

卓娅的素色短袖裙，很衬她的淡蓝色眼睛。当沃洛佳聊家常地问她怎么样的时候，她像吃了枪药似的说：“我太生气了。”

时下的苏联人有非常多的理由发火。沃洛佳连忙问她：“为什么？”

“我对原子物理的研究项目被取消了。和我一同工作的其他物理学家都被分配了新任务。我正在进行炸弹瞄准器的改进工作。”

沃洛佳认为这事很正常：“毕竟是战争时期，你先忍忍。”

“你什么都不知道，”卓娅说，“这样跟你说吧，金属铀进行一个名叫裂变的过程时，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我是说巨大的能量。我们掌握了这个知识，西方科学家同样也掌握了这个知识——我在科学月报上读到了他们的论文。”

“炸弹瞄准器的问题看似更加迫切，难道不是吗？”

卓娅生气地说：“裂变这个过程能创造出比目前任何炸弹破坏性大上百倍千倍的效应。一次原子爆炸能炸平整个莫斯科。如果德国拥有了原子弹而我们还没有，那该怎么办？这就好比我们用剑去抵挡他们的枪。”

沃洛佳狐疑地问：“可有没有证据表明别国的科学家也在研究会裂变的炸弹呢？”

“他们肯定在研究。裂变的理论自然而然地和炸弹联系在一起。我们能想到，他们同样也能想到。我这里还有另一个证据。起先，他们把所有关于裂变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科学月报上——大约一年以前，他们突然不再发表了。去年开始，我在西方科学月报上就再没看到过有关裂变的最新论文。”

“西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意识到了这项研究的军事潜力，将其作为机密，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不到还会有任何其他的理由。我想不通的是，在别的国家进行铀元素裂变的研究之时，苏联竟然还没起步。”

“嗯。”沃洛佳假装对此怀疑，但心里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即便斯大林的崇拜者——包括格雷戈里在内的一小部分人——都不敢宣称斯大林懂科学。独裁者很容易无视这类让他感到不舒服的事情。

“我告诉过你父亲，”卓娅说，“他认真地听了我的讲述，但没人听他的。”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又能怎么办？我只能为我们的飞行员设计该死的炸弹瞄准器，希望能达到最好。”

沃洛佳点点头。他喜欢这种态度。他喜欢这个女孩。她聪明过人，精力充沛，还美妙得不可方物。他很想知道是否能约她去看场电影。

有关物理的谈论使他想起了柏林童子军的朋友威廉·伏龙芝。听沃纳·弗兰克说，威廉·伏龙芝正在英国进行研究工作，是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威廉也许知道一些卓娅担忧的核裂变炸弹的事情。如果威廉还是个共产主义者的话，也许会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沃洛佳。沃洛佳在心里记住，有空时给驻伦敦苏联大使馆的情报部门发封电报。

沃洛佳的父母回来了。格雷戈里穿着整齐的军装，沃洛佳的母亲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他们刚去参加了红军向来热衷的阅兵仪式：尽管面临着德国的入侵，但因为有着提升士气的作用，斯大林要求这类仪式必须照常进行。

老人们和两个孙辈耳语了一会儿，但格雷戈里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他嘀咕着要去接电话，很快走进了书房。沃洛佳的母亲也转身去厨房烧晚饭去了。

沃洛佳在厨房里和三个女人说话，但他急切地想和父亲谈一谈。他大致能猜测出父亲所接电话的主题：推翻斯大林的企图不是正在策划就是已经被挫败，也许就发生在这幢大楼内。

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冒着惹怒父亲的危险，闯到书房去看一看。他说了声打扰，走进书房。不巧父亲正好要出门。“我要到昆采沃去一次。”他说。

沃洛佳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么晚去干吗？”他问。

格雷戈里没有理会他的问题。“我调来了一辆车，但我的司机已经下班了，你送我去吧。”

沃洛佳非常激动。他从没去过斯大林的别墅，却在这个紧要时刻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愣着干吗，快和我一起去啊。”格雷戈里不耐烦地说。

他们在玄关说了声“走了”，就很快出门了。

格雷戈里的座驾是苏联模仿美国的帕卡德轿车生产出的黑色吉斯101-A，配备了三档自动变速档。这辆车最快能开到每小时八十英里。沃洛佳坐在方向盘后面，发动了汽车。

汽车穿过手艺人和知识分子住的阿尔巴特街，向西开上了莫扎伊斯克高速公路。“是斯大林同志召您去的吗？”他问父亲。

“不是，斯大林同志已经失联两天了。”

“这个我已经听说了。”

“你已经听说了吗？这件事本应该保密的啊！”

“这事才保不了密呢。现在你们准备怎么办？”

“我们准备派几个人去昆采沃见他。”

沃洛佳问了个异常关键的问题：“去那干什么呢？”

“去看看他活着还是死了。”

苏联的领袖死了却没人发现吗？这事怎么可能呢？“如果他还活着，你们会怎么办？”沃洛佳问。

“我不知道。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想去现场看个究竟，不想事后才知道消息。”

沃洛佳知道，窃听装置在移动的车里不能用——麦克风只收集得到马达轰鸣的声音——父子俩不用担心两人的对话会被窃听。但他还是胆战心惊地问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斯大林会被推翻吗？”

格雷戈里怒气冲冲地答道：“我告诉你，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沃洛佳非常吃惊。这类问题本应直截了当地被否定。其他一切回答都相当于肯定。但现在，父亲承认了斯大林被推翻的可能性。

沃洛佳心里燃起了希望。“那可就太好了，”他兴奋地说，“没有大清洗！没有劳改营！女孩们也不用担心被秘密警察从街上抓走遭到强暴了。”沃洛佳本以为父亲会打断他的话，但格雷戈里却只是半闭着眼听他说话。沃洛佳说：“‘托洛茨基-法西斯间谍’这个愚蠢的词汇终于要从我们的字典上消失了。弹尽粮绝的部队可以撤退，而不是送到敌军面前被对方杀戮。做决定的将是为苏联人民着想的一群专业人士。这才是三十年前的您所向往的那种社会主义。”

“蠢儿子，”格雷戈里轻蔑地说，“这个时候苏联不能失去自己的领袖。现在是战时，苏军又在节节败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苏联革命的成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斯大林。”

沃洛佳像被打了一记耳光那样难受。格雷戈里已经很多年没叫他“蠢儿子”了。

格雷戈里是对的吗？苏联还需要斯大林吗？斯大林做过那么多可能毁灭苏联的可怕决定，沃洛佳觉得任何其他人当权都比他要好。

他们抵达了目的地。虽然叫乡间别墅，但这幢房子并不是普通的乡间小屋。斯大林在昆采沃的房子是幢又长又宽的石头房子，两边有五扇落地长窗，房子外面还有个宽大的入口。斯大林的别墅坐落在一片松木林中，像是为了隐藏似的被漆成了暗灰色。别墅门外守卫着几百名士兵，别墅墙上安装着双层铁丝网。格雷戈里指着部分隐藏在伪装网里的一门高射炮对沃洛佳说：“是我设置在那的。”

门口的卫兵认出了格雷戈里，但还是要他出示了身份证明。尽管沃洛佳是情报部门的上尉，格雷戈里贵为将军，但卫兵还是搜了他们的身，看看有没有携带武器。

沃洛佳把车开到门前。房子前面没有停别的车。“等其他人来了再一起进去。”格雷戈里说。

过了一会儿，三辆简称为“ZIS”的吉斯豪华轿车开了过来。沃洛佳知道，“ZIS”代表扎沃德·伊姆尼·斯特林娜，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工厂生产的。乘车而来的客人会成为汽车命名者的行刑者吗？

八个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男人怀揣着苏联的未来从车上走了下来。沃洛佳在他们中间认出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

“进去吧。”格雷戈里说。

沃洛佳惊呆了。“我能和你们一起进去吗？”

格雷戈里把手伸到车座底下，递给沃洛佳一支托卡列夫TT-33手枪。“放在你的口袋里，”他说，“如果该死的贝利亚想逮捕我，你就一枪毙了他。”

沃洛佳小心翼翼地接过手枪：TT-33没有保险栓。他顺手把七英寸的枪塞进兜里，和父亲一起下了车。沃洛佳记得，这种枪的弹匣里装有八发子弹。

众人一起走进屋子。沃洛佳生怕会有第二次搜身，被人发现武器。但房子里没有人检查武器。

屋里的墙是暗黑色的，灯光十分黯淡。有位军官把他们引进了一间像是小餐厅的房间。斯大林坐在房间里的扶手椅上。

东半球最强势的人看上去憔悴而沮丧。斯大林抬起头，问前来的众人：“你们来这干什么？”

沃洛佳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斯大林显然觉得他们不是来逮他走的，就是来要他命的。

一时间谁都没有回答斯大林的问题。沃洛佳意识到这群人事先没有做好计划。在不知道斯大林死活的情况下，他们又能做什么计划呢？

现在他们该怎么办？毙了斯大林吗？这个机会一过，他们就不可能找到别的机会了。

莫洛托夫上前一步说：“我们恳请您回去工作。”

沃洛佳抑制住抗议的冲动。

斯大林摇了摇头：“我能顺应苏联人民的期待吗？我能领导苏联走向胜利吗？”

沃洛佳吃了一惊。斯大林真想从领袖的位置上退下来吗？

斯大林说：“也许有比我更好的人选。”

斯大林又给了他们一次让他下台的机会。

又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沃洛佳转头一看，发现是伏罗希洛夫元帅。“没有任何人比您更称职。”伏罗希洛夫元帅说。

说这话干什么？这可不是阿谀奉承的时候啊！

沃洛佳的父亲开口了：“这句话说得很对！”

这些人不准备让斯大林下台吗？他们怎么能这么蠢啊！

莫洛托夫第一个说到了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名叫国家防务委员会的战时内阁，一个权力超过政治局、人数较少、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最高权力机构。”

斯大林急切地问：“谁将是这个委员会的首脑呢？”

“斯大林同志，当然是您啊！”

沃洛佳真想大喊一声：不要啊！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沉吟了一会儿，斯大林说话了。“很好，”他说，“告诉我，委员会里会有哪些人？”

贝利亚走上前，宣布了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沃洛佳感到沮丧和挫败，他们失去了最好的机会，一切全完了。他们本可以废黜一个暴君，却没有这样的胆量。他们像是没了父亲就不知道怎么办的孩子那样接受了一个异常残暴的父亲。

事实情况比这还糟，他沮丧地意识到。斯大林也许的确有过信心尽失的那一刻——从进门时他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但却采取了最完美的政治举措进行挽回。所有可以替代他的人都在这个房间内。当他的灾难性判断被所有人目睹的这一时刻，他迫使对手齐集在他面前，恳求他重新出山。斯大林一笔勾销了此前犯下的令人膛目结舌的错误，使自己得到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斯大林不仅仅是回来了。

还比以前更强悍了。

谁有勇气公开抗议阿克尔堡正在发生的事情呢？卡拉和弗里达亲眼目睹了纳粹对残疾人的杀戮，并找到了依尔莎这个见证人，但现在她们需要一个为这事大肆鼓吹的人。德国没有了民选的议员：所有的议员都是纳粹党人。记者们也靠不住，他们沦为了谄媚奉承的伪君子。法官都由纳粹指定，秉承政府的意旨。卡拉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拥有自由意志的政治家、记者和律师多么重要。她现在才发现，没有了这些人，政府就能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屠杀百姓。

他们能依靠谁呢？弗里达的仰慕者海因里希·冯·凯塞尔有个做神父的朋友。“彼得是我们班上最聪明的男孩，”凯塞尔告诉她们，“他不太会和人打交道，为人过于耿直，但我想他会倾听我们的话的。”

卡拉觉得可以找这人试试。乌尔里希家所在教区的奥赫牧师就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只不过盖世太保吓得他闭紧了嘴。也许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彼得神父身上。可她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七月的一个周日清晨，海因里希把卡拉、弗里达和依尔莎带到了舍恩贝格区彼得的教堂。海因里希穿着黑色的西装，显得非常英俊。女孩们都穿着象征诚信的护士制服。四人从侧门走进教堂，走进一个挂着巨大窗帘，配有几把旧椅子的昏暗的小房间。彼得神父正独自在房内祷告。他一定听到了他们进来的脚步声，但在起身与他们打招呼前还是继续跪地祷告了几分钟时间。

彼得又高又瘦，他剃着平头，相貌十分普通。如果是海因里希同龄人的话，他的年龄应该是在二十七岁上下。他皱着眉头看着他们，丝毫不掩饰被打扰的怒气。“我正在为弥撒做准备，”他严厉地说，“海因里希，很高兴在教堂见到你，但你现在必须离开，弥撒之后我再去找你。”

“彼得，我们发现了一件亵渎神灵的事情，”海因里希说，“快坐下，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没什么比弥撒更重要的事了。”

“相信我，彼得，给我五分钟就能讲完。”

“好吧。”

“这是我女朋友弗里达·弗兰克。”

卡拉非常惊讶。弗里达什么时候成了海因里希的女朋友？

弗里达说：“我有个天生脊柱裂纹的弟弟，今年早些时候，他被送到巴伐利亚阿克尔堡的一家医院进行特殊治疗。没多久我们就收到了他因阑尾炎而死的信件。”

弗里达转身看着卡拉，卡拉心领神会地接过了话：“我家的女仆有个智障的儿子。他也被送去了阿克尔堡。弗兰克家收到那封信的同一天，我家的女仆收到了一封一模一样的信。”

彼得摊开手，做了个“那又如何”的手势。“我以前听过这种事。这是反政府的宣传。教会不会介入这种政治上的事情。”

你在蒙谁？卡拉心想，教会介入政治可深了！但她没有细究教会的是是非非，而是继续说明真相。“我们家女仆的儿子压根没有阑尾，”她说，“两年前他的阑尾就被手术割掉了。”

“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彼得问。

卡拉觉得非常气馁。彼得对他们明显抱有着偏见。

海因里希说：“彼得，我们还没说完呢，跟我们一起来的依尔莎就曾经在阿克尔堡的医院工作过。”

彼得表情期待地看着依尔莎。

“神父，我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依尔莎说。

卡拉没听依尔莎说起过这件事。

“我不配做个天主教徒。”依尔莎继续说。

“姊妹，没什么配与不配，天父对他的每个子女都是一样的。”彼得虔诚地说。

依尔莎说：“但我明知是罪却还去做，他们叫我那么去做，我怕他们，因此就照他们说的去做了。”她哭了起来。

“你做了什么？”

“我杀了人。神父，天父会原谅我吗？”

神父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护士。他无法把依尔莎的忏悔看成反政府的宣传：眼前站着的是一条饱受折磨的灵魂。他的脸色变得像纸一样的苍白。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卡拉更是屏住了呼吸。

依尔莎说：“身体有残疾的人被灰色的公共汽车送到医院。医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方法。我们只是给他们打上一针让他们死。接着我们再把尸体焚化。”她抬头看着彼得，“天父会原谅我犯下的这些罪吗？”

彼得张开嘴想说话，却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咳嗽了一声，然后问依尔莎：“医院杀了多少人？”

“通常是四辆公共汽车。每辆车上约有二十五名残疾人。”

“那就是一百个了？”

“是的，每周一百个。”

彼得不再像刚才那样高高在上了。他的脸色一块灰一块白，嘴巴吃惊地大张着：“每周杀害一百名残疾人吗？”

“是的，神父。”

“是哪类残疾人呢？”

“身残和智障的都有。还有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出生畸形的婴儿、瘫痪在床的人、弱智者和单单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彼得情不自禁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医院里的职员把他们全都杀害了吗？”

依尔莎哽咽着说：“抱歉，我知道这是错的。”

卡拉看着彼得。他刚才的傲慢神态全都不见了，这是个很好的转变。听了这么多年虔诚的天主教徒承认的小小过犯之后，彼得突然遇上了滥杀无辜这种天理难容的大罪。他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是可以想见的。

但他会怎么做呢？

彼得站起身。他拉住依尔莎的双手，把她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回你的教堂跟神父忏悔，”他说，“他会原谅你，这点我还是知道的。”

“谢谢你。”她轻声说。

彼得放开依尔莎的手，看着海因里希。“对于我们这些余下的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说。

然后他背过身，跪下又一次做了祈祷。

卡拉看了看海因里希，海因里希对她耸了耸肩。他们站起身，离开了这个小房间。卡拉紧紧搂着痛哭流涕的依尔莎。

卡拉说：“做完弥撒再走吧，也许彼得神父想在弥撒之后找我们谈谈。”

四人走进教堂中殿。依尔莎不再哭泣，从痛悔中平静下来。弗里达扶住海因里希的胳膊。他们坐在虔诚的男男女女以及玩闹的孩子们之间，这些人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这些有信仰的人绝不会杀害残疾人，卡拉心想。但政府却以他们的名义滥杀无辜，这样的事怎么能听之任之呢？

她不知道是否能对彼得神父有所期待。显然，他最终相信了他们所说的话。彼得神父本以为他们是来做政治宣传的，但依尔莎的真诚打动了他。他被血淋淋的事实吓坏了。但除了告诉依尔莎上帝会原谅她之外，彼得神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卡拉环顾教堂四周。这里的装饰比她所在的新教教堂更鲜艳。这里有更多的雕塑和画像，更多的烛台、旗帜和蜡烛。看着这些装饰，卡拉想起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为这种芝麻绿豆小事进行的争战。在这样一个儿童被无辜杀戮的世界上，还有人为蜡烛而争斗是多么奇怪啊！

弥撒开始了。神父们穿着袍子走进正殿，彼得神父是他们之间最高的一个。他表情严肃，面露虔诚之色，卡拉实在无法猜透他在想些什么。

她麻木地听完了赞美诗和祷告词。她曾为父亲祈祷过，但两个小时候后却在家里的地上看到了被残酷虐待而死的父亲。她每天都会想到他，有时每一刻都会想到他。祷告救不了卡拉的父亲，也同样救不了被政府视为无用的弱势群体。需要的是果敢的行动，而不是无用的言语。

卡拉从父亲想到了哥哥埃里克。埃里克正在苏联的什么地方参战。埃里克写过封家信，信里炫耀了德军在苏联的闪电深入，愤怒地拒绝相信父亲被盖世太保所杀的事实。他说，父亲肯定是毫发无损地被盖世太保放回来了，害死他的是街上流窜的共产党人或犹太人罪犯。他完全生活在幻想中，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彼得神父也是这样的吗？

彼得神父走上讲道坛。卡拉先前不知道他会在这天的弥撒中布道，他会在布道中说些什么呢？他会被这天早上听到的事情感染吗？会由此展开话题，谈到谦虚的美德和妒忌的罪恶吗？还是会罔顾良心，为德军在苏联的迅速挺进而感谢上帝呢？

他高大威严地站在讲道坛上，用卡拉分不清是骄傲还是蔑视的目光俯视着教堂里聚集着的会众。

“第五条诫命：不可杀生！”

卡拉侧过头，和海因里希的目光交会了。彼得准备说什么？

彼得神父的声音在正殿的石板间回荡。“巴伐利亚有个叫阿克尔堡的地方，我们的政府每周在那违背一百次这条诫命。”

卡拉惊呆了。彼得神父正在布道，揭露、声讨政府残害残疾儿童和弱势群体，他真的做到了！事态也许会因此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与受害者是残疾人、弱智、生活无法自理者还是瘫痪者无关，”彼得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他们和天生畸形的婴儿、垂暮的老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和你我一样宝贵。”他提高了声音继续说，“杀害这些人是十恶不赦的罪过！”他抬起右臂，捏起拳头，声音动情地颤抖着，“我想告诉你们，如果我们继续对此听之任之的话，那我们也会像实施这种罪恶注射的医生和护士一样犯罪……”他顿了顿，又继续说，“如果保持沉默的话，那我们也同样是杀人犯！”

托马斯·马赫支队长非常生气。四号项目的外泄使他在克林勒恩督察和其他上司面前成了个傻子。他曾向他们保证过，这个项目绝对不会出岔子。他说，阿克尔堡和德国其他地方的同类型医院绝不会泄密。他追踪了沃纳·弗兰克、奥赫神父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这三个无事生非的家伙，用不同的方式使他们闭了嘴。

但是，突然间，他处心积虑保守的秘密大白于天下了。

捅出这个秘密的是年轻傲慢的彼得神父。

彼得神父正赤身裸体地坐在马赫面前，手腕和膝盖被绑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彼得的耳朵、鼻子和嘴巴向外冒血，胸膛上都是呕吐出来的污物。他的嘴唇、乳头和睾丸上通着电线，前额上绑着根防止他在痉挛时把脖子扭断的皮带。

坐在旁边的医生用听诊器听了听彼得神父的心率，露出犹疑之色。“他已经受不住了。”医生用实事求是的口气说。

彼得神父煽动性的布道传到了德国各地。地位极高的明斯特主教也在布道时痛斥四号项目，内容和彼得神父的布道大致相仿。主教呼吁希特勒从盖世太保手里拯救百姓，聪明地暗示希特勒也许不知道这件事，在把希特勒和这件事撇开的前提下要求政府停止这个项目。

明斯特主教的布道文被打印和复写，在德国各地传递。

盖世太保逮捕了所有被发现握有文件副本的德国百姓，但收效甚微。第三帝国政府第一次遇到了对政府意志的强大挑战。

盖世太保的镇压是残暴的，可没起到作用：布道文的传播越来越广，更多的牧师开声为死难的残疾儿童祈祷。阿克尔堡甚至发生了一次抗议游行。盖世太保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主导权。

会出这种事都是因为马赫。

彼得是马赫唯一的线索。盖世太保在阿克尔堡一无所获。莱茵霍尔德·瓦格纳被告知曾经有两个女孩骑车去过医院，但没人知道她们是谁。他还听说有个女护士突然辞职，辞职信上说她要匆忙去结婚了，但没人知道这个女护士嫁给了谁。没找到任何可以追踪的线索。马赫觉得女孩没什么可以多查的，她们掀不起这么大的波澜。

马赫朝操作机械的技师点了点头，技师转动了机械上的一个旋钮。

电流穿过彼得的身体，刺激着他的神经末梢。他全身痉挛，头发一根根竖起。

技师切断了电流。

马赫冲彼得大喊：“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过了好一会儿，彼得终于张开了嘴。

马赫凑近他的脸。

彼得小声说：“不是什么男人。”

“那就是个女人！快把她的名字告诉我。”

“她叫天使。”

“去地狱吧！”马赫抓住旋钮使劲一转，“你不说我就不停下！”他朝战栗尖叫着的彼得大嚷。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盖世太保走了进来。看到彼得的惨状，小伙子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镇定之后，他朝马赫点了点头。

技师关掉电源，尖叫声停止了。医生把头伸向彼得，倾听着他的心跳。

刚来的手下对马赫说：“打扰了，马赫支队长，克林勒恩督察请你过去。”

“现在吗？”马赫怒气冲冲地问。

“先生，他是这么说的。”

马赫看了看医生。“他还年轻，”医生对他耸了耸肩说，“你回来的时候他肯定还活着。”

马赫走出审讯室，和手下一起上了楼。克林勒恩督察的办公室在一楼。马赫敲敲门，走进去。“该死的神父还是不肯开口，”他开门见山地说，“再给我一点时间。”

克林勒恩是个戴眼镜的瘦削男人，聪明但意志不坚定。克林勒恩最近才加入纳粹党，还不是精英党卫队的一员，完全没有马赫那种忠于元首的热情。“别再跟神父过不去了，”他说，“不用在神职人员身上做文章，把他们扔到集中营里去吧。”

马赫没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些人胆敢诋毁元首，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们赢了，”克林勒恩说，“输了的是你。”

马赫觉得克林勒恩肯定在暗地里为此而感到高兴。

“最高层做了决定，”督察说，“四号项目被取消了。”

马赫愣住了。纳粹从没让自己的决定被无知者所犯的小错动摇过。“我们才不会被公众舆论左右呢！”他说。

“这次，我们必须尊重公众的意见。”

“为什么？”

“元首没有私下里对我解释他的决定，”克林勒恩语带嘲讽地说，“不过原因我大致猜得出来。这个项目遭到了各界的强烈抗议。如果继续执行，我们会面临各教派全方位的反对。那就坏事了。我们不能削弱德国人民的团结和决心——尤其是现在正在和我们最强大的敌人苏联作战的关键时刻。于是，元首在权衡利弊之后取消了这个项目。”

“先生，您分析得很对。”马赫强忍着自己的怒气说，“还有别的事要吩咐吗？”

“你可以走了。”克林勒恩说。

马赫退到门口。

“马赫，你站住！”

马赫转过身：“先生，叫我什么事？”

“把你的衬衫换掉。”

“换衬衫吗？”

“你的衬衫上有血。”

“是的，先生。对不起，先生。”

马赫怒气冲冲地踩着楼梯下了楼。回到地下审讯室后，他发现彼得神父依然活着。

他暴怒地朝神父大吼：“阿克尔堡的事情是谁告诉你的？”

彼得神父还是没有开口。

他把电流功率开到了最大值。

神父尖叫了一阵，然后，陷入了永远的沉默。

弗兰克家居住的别墅坐落在一个不怎么大的公园里。离别墅不到二百码的小山上有个四面透风的小亭子，里面放着几条长椅。小时候，卡拉和弗里达经常把这假装成她们的乡村别院，在亭子里举办上几小时有十几个仆人的盛大宴会。长大以后，这对闺密经常会躲在这聊些不想被外人知道的悄悄话。

“第一次坐在这条长凳子上的时候，我的脚尖还够不着地呢。”卡拉说。

弗里达说：“真希望能回到那个时候。”

这是个闷热的下午，天气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卡拉和弗里达穿着无袖长裙，情绪都很不好。彼得神父死了。警方的报告说，他在拘留期间畏罪自杀了。卡拉怀疑他受到了和父亲相似的虐待。在她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非常大。

因为这件事而被关进各地警局的有几十人。有的人在公众场合抗议当局对残疾人的杀戮，另外的一些人只是分发下范·加伦主教的布道文而已。卡拉估计这些人都收到了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她很想知道同样的命运还有多久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沃纳端着一个托盘走出别墅，经过草地进入小亭。他欢快地说：“姑娘们，来点柠檬水好吗？”

卡拉扭过头去。“不用，谢谢了。”她冷冷地说。她不明白，在那样的懦弱表现之后，他怎么还好意思自认是她的朋友。

弗里达说：“我也不要，你的柠檬水不是给我端来的。”

“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沃纳看着卡拉说。

他的脸皮能有多厚？他们当然不可能再做朋友了。

弗里达说：“沃纳，彼得神父已经死了。”

卡拉说：“只是因为拒绝接受你弟弟这些人的死，他就被盖世太保折磨死了。我父亲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折磨死的。很多人为此进了监狱和集中营。但你却还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工作。所以我们完了。”

沃纳露出的受伤表情让卡拉非常吃惊。她原以为沃纳会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但他看上去却像是受了伤害。沃纳说：“你难道没有想过，我们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做同一件事吗？”

沃纳的话没有任何说服力。“你什么都没做！”卡拉说。

“也许吧。”他伤心地说，“那你们都不喝柠檬水了吗？”

卡拉和弗里达都没理他，沃纳垂头丧气地回了别墅。

卡拉很生沃纳的气，但又有些遗憾。在发现沃纳是个懦夫之前，她多么期盼能和他谈场恋爱啊。她很爱他，十倍于其他和她接过吻的男孩子。她没有心碎，但失望是肯定的。

弗里达比她幸运。这个念头来自正走出别墅的海因里希。弗里达活泼开朗，海因里希深沉干练，两人正好能配成绝佳的一对。“你爱上他了吗？”卡拉在海因里希还没有走近时问。

“我还不知道呢，”弗里达说，“但他人真的很好，我很仰慕他。”

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爱，卡拉心想，但这样的恋人也不错。

海因里希带来了一条他们意想不到的消息。“我必须赶来告诉你们，”他说，“爸爸饭后告诉我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什么消息？”弗里达问。

“政府取消了那个计划。那个屠杀残疾人的计划叫‘四号项目’。政府已经终止了四号项目。”

卡拉说：“你是说我们赢了吗？”

海因里希使劲点了点头。“爸爸非常吃惊。他说据他所知，元首以前从没对公众舆论低过头。”

弗里达说：“我们强迫他低头了。”

“幸好没人知道是我们捅出来的。”海因里希热诚地说。

卡拉说：“他们乖乖地关闭医院，结束整个项目了吗？”

“才不会呢！”

“这话怎么讲？”

“爸爸说这些医生和护士都被转到了别处。”

卡拉皱起眉头。“他们都被转去了哪里？”

“苏联。”海因里希说。

第九章

1941年，华盛顿

七月的一个炎热的早晨，格雷格·别斯科夫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念完了哈佛的第三学年，再次利用暑期在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做实习生。格雷格擅长数学和物理，毫不费力地通过了考试，可是格雷格不想当什么科学家，他热衷的是政治。他拿起电话：“我是格雷格·别斯科夫。”

“别斯科夫先生，早上好，我是汤姆·克兰默。”

格雷格的心跳加快了。“谢谢回电，你显然还记得我。”

“你是说1935年丽思-卡尔顿酒店的事吧。那件事使我的照片唯一一次登上了报纸。”

“你仍然在当酒店警卫吗？”

“我调职了，现在是个商店警卫。”

“做过私人侦探的工作吗？”

“做过，你想调查些什么？”

“我现在在办公室，我想私下里和你谈谈。”

“你是不是在白宫对面的老行政大楼上班啊？”

“你怎么会知道？”

“我就是干这个的啊！”

“这倒也是。”

“我在第五大街和第十九大街拐角处的芳香咖啡店等你。”

“我现在过不来，”格雷格看了看表说，“事实上现在我必须挂电话了。”

“我等你。”

“给我一个小时。”

格雷格匆匆下了楼梯。刚走到门口，一辆劳斯莱斯便悄无声息地停了下来。超重的司机步履艰难地下车，打开车后门。后座上的乘客高大瘦削，满头的银发。他穿着带有两个胸袋的灰色法兰绒西装，西装裁剪精致，一看就是出自伦敦名师之手。他气定神闲地走上行政大楼的花岗岩台阶，胖司机提着他的手提箱紧赶慢赶地跟在后面。

车里出来的这个人是国务院第二号人物助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韦尔斯和罗斯福总统的私交非常好。

司机正要把手提箱交给国务院门童的时候，格雷格抬步迎上前去。“早上好，先生，”他一把从司机手里拿过手提箱，为助理国务卿敞开门，接着跟在韦尔斯身后走进大楼。

格雷格之所以选择新闻办公室是想为哈佛大学的校报《哈佛深红报》提供真实有料的稿件。但他不想仅仅当个新闻助理，他还有更大的野心。

格雷格仰慕萨姆纳·韦尔斯，萨姆纳·韦尔斯常能使他想起自己的父亲。英俊的外表，得体的服饰，隐藏野心家实质的完美风度，这些都和格雷格的父亲列夫完全一样。韦尔斯决意要从上司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手里夺权，总是毫不犹豫地绕过赫尔直接向总统汇报——赫尔对此非常恼怒。格雷格对能在一个有权而且不介意使用权术的人身边做事非常兴奋。权力和使用权力的机会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两样东西。

韦尔斯对格雷格很有好感。只要格雷格愿意，任何人都会对他产生好感。但对于韦尔斯，情况有点不一样。尽管韦尔斯娶了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他对英俊的小伙子情有独钟。

格雷格却是个纯粹的异性恋。格雷格在哈佛拉德克里夫学院有个固定的女朋友，叫埃米莉·哈德卡斯特，答应到了九月就和他上床。在华盛顿，他和得克萨斯众议员劳伦斯丰满的女儿莉塔约会。在和韦尔斯的关系上，格雷格一直在走钢丝。他对韦尔斯的态度很亲切，希望讨得韦尔斯的欢心，但一直拒绝与韦尔斯有过于亲密的身体接触。当韦尔斯自制力减弱，双手开始游移的酒后，他更是会离韦尔斯远远的。

看到参加十点高层会议的人员都聚齐了以后，韦尔斯对格雷格说：“孩子，你可以留下来，这对提高你的见识非常有帮助。”格雷格非常兴奋。他很想知道这次会议能不能给他一个出头露面的机会。他希望有人注意到他，对他表示认同。

几分钟之后，杜瓦参议员和儿子伍迪出现了。杜瓦父子都又瘦又高，长着大头，穿着式样差不多的深蓝色亚麻西服。不过，伍迪比父亲更具有艺术细胞：他为《哈佛深红报》拍摄的照片赢得过几次不同的奖项。伍迪对韦尔斯的高级助理贝克福斯·罗斯点了点头，两人一定以前就认识。贝克福斯是个极度自负的人，因为格雷格的苏联姓氏，他一直鄙夷地把格雷格称为“苏联小子”。

韦尔斯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都是高度机密的，不能被外界知道的事情。下月初，总统将和英国首相见次面。”

格雷格强忍住没有呼叫出声。

“很好，”格斯·杜瓦说，“他们在哪儿见面？”

“为了安全，同时也是为了节省丘吉尔的旅途时间，初步打算在大西洋的船上见面。总统希望我随从他一起参加，届时赫尔参议员会留在华盛顿看家。格斯，总统希望你也参加这次会面。”

“很荣幸，”格斯说，“日程是如何安排的？”

“英国似乎暂时摆脱了德国的入侵威胁，但英国的军力还不足以进攻欧陆上的德军——除非能得到我们的帮忙。丘吉尔在会面时可能会要求我们对德国宣战，当然我们会拒绝。聊过这个议题之后，总统会和英国方面签订一份具有共同目标的联合声明。”

“不会是战争目标吧？”格斯问。

“当然不是。美国既没有参战，也没有参加战争的意愿。但我们可以在不参战的情况下和英国交好，无限制地给英国提供它们所需的战争储备。另外，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还希望在战后的世界具有一定的发言权。”

“战后的世界是不是需要一个加强版的国联呢？”格斯问。格雷格知道，格斯和韦尔斯都热衷于这个念头。

“格斯，这正是找你来谈的原因。如果想让这个计划得以成功，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我们要让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承诺把加强国联的计划写进协定。”

格斯说：“你应该很清楚，总统同意我们的这个想法，但对公众舆论还有几分顾忌。”

一位助理走进会议室，递给贝克福斯一张纸条。贝克福斯看了眼，高声惊呼道：“哦，天哪啊！”

韦尔斯试探地问：“喂，上面写了什么？”

“你们应该知道，日本议会上周开了个会。”贝克福斯说，“我们得到了有关会议商议内容的情报。”

他对情报来源语之不详，但格雷格很清楚他是什么意思。美军情报处能拦截和破译出东京日本外交部发送给各驻外使馆的无线电波。这些破译出来的电文代号名为“魔力”。尽管没达到级别，但格雷格知道破译电文的事情——如果军方知道格雷格知道这些机密的话，他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

“日本人讨论要扩张他们的疆土。”贝克福斯说。格雷格知道，他们已经把疆土扩展到了伪满洲，正把军队转移到中国剩下的大部分国土。“他们不打算向西进入西伯利亚，那将意味着和苏联的全方位交战。”

“这很好，”韦尔斯说，“这样苏联就能专心抗击德军的侵略了。”

“是的，先生，但日本转而打算向南扩张，完全控制印度支那和荷兰的东印度领地。”

格雷格吃了一惊，这是最新消息——他和与会者成了第一批听说这个消息的美国人。

韦尔斯非常愤怒：“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这简直就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格斯插话说：“萨姆纳，从理论上讲，这还不算是场战争。日本已经从代表法国殖民者的维希政权那里得到了书面同意，可以在印度支那派驻军队。”

“维希政权只是纳粹的傀儡啊！”

“我说了是‘从理论上讲’。另外，东印度从理论上讲是由荷兰统治的，但荷兰早已被德国侵占，德国很乐于见到东印度殖民地被他们的日本同盟占领。”

“那是他们在狡辩。”

“很多人可能会用这种托词和我们狡辩——日本大使就是其中的一个。”

“格斯，你说得对，谢谢你的提醒。”

格雷格一直在寻找做出有益于目前讨论的发言的机会。他比其他人更希望打动身边的这些权贵。但这些人知道的都比他多出很多。

韦尔斯问：“日本人想要些什么呢？”

格斯说：“石油、橡胶和锡。他们迫切地想得到这些天然资源。因为我们一直干扰他们的原材料供应，因此这点并不奇怪。”美国对原油和铁屑这些原材料对日本实施了禁运，试图阻止日本在亚洲的日益扩张，但禁运的收效并不是很大。

韦尔斯气愤地说：“我们的禁运从未得到有效的实施。”

“是的，但禁运威胁足以吓倒几乎没有自然资源的日本人。”

“我们显然需要实施更多有效的措施，”韦尔斯厉声说，“日本人在美国银行里有很多钱，我们能不能冻结他们的这些资产呢？”

在座的的官员们露出不赞成的神色。这个方案太激进了，弄不好会伤及自身。过了一会儿，贝克福斯说：“我想我们可以用上这一招，这比任何禁运都更有效。没钱的话，他们在美国买不到原油和其他任何一种原材料。”

格斯·杜瓦说：“国务卿会像往常一样，阻止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

他说得对。科德尔·赫尔国务卿非常谨慎，经常和行事激进的下属韦尔斯发生冲突。

“国务卿非常英明，他的做法自有他的道理。”韦尔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言不由衷的，但出于礼节，他需要这么说。“美国必须高高屹立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必须精明一点，而不是一味地懦弱退让。我去把冻结日本资产的想法灌输给总统吧。”

格雷格被震撼了。这就是权力的力量。韦尔斯可以在一瞬间做出改变整个国家前进方向的建议。

格斯·杜瓦皱起眉头。“没有了进口原油的话，日本经济会趋于停滞，军队的战斗力将大减。”

“这不正好嘛！”韦尔斯说。

“真的好吗？面对如此大的一场灾难，你能想象到日本的军政府会怎样做吗？”

韦尔斯不喜欢被人诘问。他说：“参议员阁下，能不能由你来告诉我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应该在采取行动之前寻找到答案。孤注一掷的人十分危险，现在我只知道美国还没做好和日本交战的准备，我们的海军和空军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格雷格敏锐地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助理国务卿先生，我插句话，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三个美国人里有两个支持和日本人作战，而不是和他们媾和。知道这一点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格雷格，你提出的观点很好，谢谢你。美国不会任由日本杀戮无辜。”

“不管民意调查结果如何，民众大多是不希望打仗的。”格斯说。

韦尔斯合上了桌子上的文件夹。“参议员，我们都同意壮大国联，但在日本的问题上意见相左。”

格斯站起身。“这两件事都需要总统来做决定。”

“谢谢你来见我。”

会议结束了。

格雷格兴高采烈地离开了会议室。他受邀参加高层会议，在会上得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自己也发表了受到韦尔斯赞赏的言论。新的一天开了个好头。

他离开大楼，向芳香咖啡馆走去。

格雷格以前从没有雇佣过私人侦探。这似乎有些不太合法。但克兰默是个遵纪守法的市民，与过去的女朋友联系也不触犯任何法律。

咖啡馆里除了穿着皱巴巴泡泡纱西服，肩膀宽阔，叼着根烟的克兰默之外，还有两个看起来在茶歇的秘书和一对外出购物的老夫妇。格雷格坐进克兰默所在的隔间，让女侍者送杯咖啡过来。

“我想找杰姬·杰克斯。”他对克兰默说。

“那个黑人女孩吗？”

那时她的确是个女孩，格雷格怀念地想。尽管想装得老成一些，但她当时只有十六岁。“那是六年前的事了，”格雷格对克兰默说，“现在她已经算不上是个女孩了。”

“让她演戏的不是我，是你父亲。”

“我不想找他。你可以帮我，不是吗？”

“希望能帮上你的忙，”克兰默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铅笔，“杰姬·杰克斯多半是个假名吧？”

“她叫梅贝尔·杰克斯。”

“她是个女演员吗？”

“她想当上女演员，但我不知道她达成目标没有。”杰克斯漂亮而且具有表演天赋，但提供给黑人演员的角色不是很多。

“她的名字肯定不在电话本里，不然你也不会过来找我。”

“兴许没有登记，但多半她用不起电话。”

“1935年以后你见过她吗？”

“见过两次，两年前在离这不远的第五大街上见过一次，两周前在离这两个街区的地方见过一次。”

“她不太可能住在这种浮华的地方，应该在这附近上班，你有她的照片吗？”

“我没有。”

“我依稀记得她的样子。长得很漂亮，黑皮肤，笑得很甜。”

想起杰姬令人窒息的笑容，格雷格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我只想要她的地址，好给她写封信。”

“你怎么使用这些信息，不需要告诉我。”

“很好。”真这么简单吗？格雷格心里直犯嘀咕。

“除了正常的支出之外，我每天收费十美元，最少需要两天。”

价格比格雷格预料得要低。他掏出皮夹子，递给克兰默一张二十美元纸币。

“谢谢你。”警卫说。

“祝你好运。”格雷格说。

这天是星期六，天气很热，伍迪和弟弟查克一起去了海滩。

杜瓦一家都在华盛顿，他们住在丽思-卡尔顿酒店附近的九居室公寓。查克在海军服役，此时正在休假。父亲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准备大西洋上的峰会，母亲正在写一本有关总统妻子们的新书。

伍迪和查克穿上汗衫和马球衫，带上毛巾、太阳镜和报纸，搭上一列通往特拉华海岸里霍博斯海滩的火车。旅途需要两三个小时，但里霍博斯海滩是夏季周六唯一可去的地方。这片海滩地域宽广，又能吹到来自大西洋的微风，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上千个穿着泳衣的妙龄女郎。

两兄弟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查克个子矮些，体魄精干。他遗传了母亲漂亮的外表以及胜利者的笑容。他在学校里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有着母亲的狡黠，对生活总是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除了跑步和拳击，他在所有运动项目上都强于伍迪。伍迪的腿比他长，所以他跑不过伍迪。伍迪的臂展比他长出许多，他出拳根本打不到伍迪。

查克在家不怎么谈论军队里的事情，这是因为父母仍然对他不读哈佛怒气冲冲。私下他却对伍迪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夏威夷非常棒，但在岸上工作让我很失望。”他说，“我是为了上军舰才加入海军的。”

“你在海军都干了些什么？”

“我是情报小组的成员。我们监听敌台，主要是日本海军的电台。”

“他们的电台是用密码发报的吗？”

“是的，但不需解码，你也能了解许多事情。这叫流量分析。发报量的突然增多意味着对方将立刻投入一项军事行动。监听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能掌握一些特定的模式。比如说，水陆两栖行动就有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非常有趣，我想你一定很擅长这个了。”

查克耸了耸肩：“我只是个在电文上做些注解，然后把它们归档的文员而已。但这些基础的东西还是知道的。”

“夏威夷的生活怎么样？”

“有很多乐子。海军的酒吧非常野，黑猫咖啡馆是其中最棒的。我交了个知心朋友埃迪·帕里。一有机会，我们就去威基基海滩滑水。我在夏威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但我更想能在舰艇上服役。”

他们在凉爽的大西洋海水中游泳，买热狗填饱肚子，用伍迪的照相机为彼此照了相，贪婪地注视着在海里游泳的女孩子们，一直到太阳下山才准备回家。穿过人群往回走的时候，伍迪一眼认出了乔安妮·洛兹罗赫。

伍迪不需要看第二眼就知道那是乔安妮。她太出众了，和海滩上的任何女孩都不一样，在整个特拉华都是最卓尔不群的一个。她高高的颧骨，弯刀状的鼻子，乌黑油亮的头发，光滑细腻的皮肤，都是别的女孩梦寐以求的。

他毫不犹豫地走向了乔安妮。

她看上去非常性感。两块美妙的肩胛骨在连体式泳装上的两根细肩带下展露无疑。泳装的下部刚刚包住大腿上部，两条棕色的大长腿完全显现在伍迪面前。

很难想象，这个美妙的尤物曾经被他拥在怀里，和他忘情地拥吻。

乔安妮用手护住眼睛，抬头看着他。“伍迪·杜瓦！你竟然在华盛顿啊！”

他顺势坐在乔安妮身边的沙滩上，如此之近的距离让他呼吸困难。“你好，乔安妮。”他看了一眼乔安妮身边的棕色眼睛的丰满女孩，“乔安妮，你丈夫在哪儿？”

她忍不住笑了：“你怎么会觉得我有丈夫呢？”

伍迪脸红了：“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去你的公寓参加过一次聚会。”

“你还真去了啊！”

乔安妮的同伴插嘴说：“我记得你。我问了你的名字，但你没搭理我。”

伍迪根本不记得有这么回事。“抱歉对你这么无礼，”他说，“我是伍迪·杜瓦，这是我弟弟查克。”

棕色眼睛的女孩握了握兄弟俩的手说：“我是戴安娜·塔芙娜。”查克在戴安娜身边坐下来，她显得非常高兴，查克非常英俊，比伍迪帅气许多。

伍迪描述着几年前去乔安妮公寓时的情况：“我去厨房找你，一个叫贝克斯福特·罗斯的家伙说他是你的未婚夫。过了这些年，我想你一定已经结婚了，不然这婚约也实在太长了。”

“别傻了！”乔安妮带着一丝怒气说。伍迪知道，乔安妮不喜欢被人开玩笑。“就因为和我共住一间公寓，贝克斯福特就四处跟人说我们订婚了。”

伍迪吃惊极了。贝克斯福特住在那套公寓里吗？他们一起睡了吗？同居在社会上很常见，但女孩子一般不会承认。

“他的确跟我谈论过结婚的事情，”乔安妮说，“但我从来没答应过他。”

看来乔安妮还是独身，伍迪比中了彩票还要开心。

虽然没结婚，但可能已经有男朋友了，他提醒自己。必须搞清楚乔安妮有没有男友。不管怎么说，有男友总比有丈夫要好。

“几天前我和贝克斯福特在国务院一起参加了一个会议，”伍迪说，“他在国务院发展得很不错。”

“他前途无量，会找到一个比我更适合的人做老婆的。”

从语气中看，乔安妮对以前的恋人并没有什么留恋。说不清为什么，伍迪竟然感到有几分欣喜。

伍迪把头靠在手肘上。地上的砂石很热。伍迪心想，如果乔安妮有个正式的男朋友的话，她一定很快会提到他。伍迪问乔安妮：“提到国务院，你还在那上班吗？”

“是的，我在给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当秘书。”

“你的工作非常有意思。”

“现在的确是这样。”

伍迪看着泳衣在乔安妮大腿上的分际线，心里琢磨着，不管泳衣遮盖的部位是多是少，男人们想的永远是泳衣下隐藏的敏感部位。伍迪开始悄悄勃起，他拽了拽衣服的前襟，试图掩饰。

乔安妮发现了伍迪在看她的大腿。“你喜欢我的泳衣吗？”她总是这么开诚布公，这是伍迪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伍迪决定说实话：“乔安妮，我喜欢你，一直很喜欢你。”

乔安妮笑了：“伍迪，这样很好，我不喜欢遮遮掩掩。”

周围的人都在收拾东西。戴安娜说：“我们准备走了。”

“我们也正准备离开，”伍迪说，“一起走，好吗？”

这时，乔安妮完全可以礼貌地拒绝。她只需要说“哦，不，你们男孩先走”就可以了。她却说：“好吧，我们一起走。”

女孩们在泳衣外面套上裙子，把随身物品扔在两个包里，然后与伍迪和查克一起沿着海滩往前走。

火车里挤满了和他们一样又饥又渴，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远足者。伍迪在火车站买了四罐可乐，火车一开便拿了出来。乔安妮问他：“你还记得吗？当时在布法罗，天气很热，你给我买过一罐可乐？”

“游行示威的那天吗？我当然记得。”

“那时我们还小呢！”

“买可乐是我搭讪美女常用的招数！”

乔安妮笑了：“管用吗？”

“连美女的边都挨不上。”

乔安妮举起可乐罐喝了一口：“继续尝试，总会有成功的时候。”

伍迪觉得可以乘胜追击下去，于是他说：“回到城里以后，你们想来点汉堡之类的，或是看场电影吗？”

如果乔安妮有男朋友，这时她准会说：“不，谢谢了，我和男朋友有约会。”

戴安娜急忙插话说：“这主意不错。乔安妮，你呢？”

乔安妮说：“当然可以。”

乔安妮没有男朋友——甚至同意和他们约会！伍迪试图遮掩自己的喜悦。“我们可以去看《绑架新娘》，”他说，“那电影很有趣。”

乔安妮问：“是谁主演的？”

“詹姆斯·卡格尼和贝蒂·戴维斯。”

“不错，我很想去看。”

戴安娜说：“我也想去。”

“就这么定了。”伍迪说。

查克嬉皮笑脸地说：“查克，你想去看吗？你一定会说，哦，当然，我想疯了，哥哥，谢谢你还记得我。”

双簧演得并不高明，但把戴安娜逗得直乐。

很快，乔安妮把头枕在伍迪的肩膀上睡着了。

乔安妮的黑发撩拨得伍迪皮肤发痒，温热的呼吸刺激着伍迪短袖衬衫领口下的皮肤。伍迪觉得非常惬意。

杜瓦兄弟与乔安妮和戴安娜在联合车站分开，各自回家换衣服，换完衣服以后又在市中心的中国餐馆见面了。

喝啤酒吃炒面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日本问题。这时几乎人人都在谈。“必须有人阻止他们，”查克说，“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

“也许吧。”伍迪说。

“他们是军国主义者，侵略性很强，对待中国人非常残暴。他们和欧洲的那些法西斯分子有什么区别吗？”

“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乔安妮说，“区别在于他们对未来的着眼点不同。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希望杀光自己的敌人，然后颠覆性地创造一个新社会。日本人推行法西斯主义却是为了保护固有的权力集团，以使他们的天皇和军国主义政权不至于被削弱。西班牙人也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为了维护天主教会和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屠杀人民，根本没有创造新世界的想法。”

“不管日本人是为了什么，他们的侵略行径都必须被阻止。”戴安娜说。

“我有不同看法。”伍迪说。

乔安妮说：“伍迪，说说你的看法。”

伍迪知道，乔安妮对政治非常有见地，肯定会欣赏有深度的见解。“日本是个贸易国家，自然资源却非常稀缺：没有石油，没有钢铁，只有少部分的森林。它们想壮大必须靠做生意。比如说，他们进口来棉花，织成衣服，然后卖给印度或菲律宾。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经济上的强国却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业在大萧条期间实行了关税壁垒政策。这一政策结束了日本和美、英两国的贸易往来，其中就包括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和美国的势力范围菲律宾。这给了它们沉重的打击。”

戴安娜说：“关税壁垒政策就使他们有权征服世界了吗？”

“当然不能，但这使日本的领导人想到，要保证自己的经济，就必须像英国那样建立日不落帝国，或至少像美国一样获取些殖民地。那样将没人能关闭他们的生意渠道了。因此他们想把远东作为自己的后院。”

乔安妮说：“我们政策的弱点在于，每次我们想因为日本人的侵略而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的时候，他们都会因此而更坚定自给自足的决心。”

“也许吧，”查克说，“但他们还是必须被阻止。”

伍迪耸了耸肩，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答案。

饭后，四个人一起去了电影院。电影非常好看。看完后，杜瓦兄弟送乔安妮和戴安娜回公寓。走出影院，伍迪抓住乔安妮的手。乔安妮对他微微一笑，捏了捏他的手，伍迪的心踏实下来。

走到公寓楼下，伍迪拥乔安妮入怀。他从眼角的余光看到，另一对此时也已经拥抱在一起了。

乔安妮近乎草率地吻了吻伍迪的嘴唇：“只是礼节上道别的一吻哦。”

“上次我们接吻可不是什么礼节性的吻。”他低下头，再一次吻了她。

乔安妮把中指点在他的下巴上，把他推离自己。

难道只能轻轻地啄一下吗？伍迪心想。

“那晚我喝醉了。”乔安妮说。

“我明白。”伍迪知道乔安妮不想让他亲近的根源在哪里。她不想让伍迪觉得自己很随便。他说：“那时你情绪很低落，那样的你更加动人心魄。”

她考虑了一会儿。“真是败给你了，看来你是真的很了解我。”说完她又吻了他一次，这次比刚才更轻柔，也更为不舍，不是出于感情的突然升温，而是意味着亲密的感情专注。

没多久，他就听到查克说：“戴安娜，晚安。”

乔安妮马上从伍迪怀中挣脱开来。

伍迪失望地说：“我弟弟吻得太快了。”

乔安妮轻轻一笑。“晚安，伍迪。”说完，她转身走向公寓大楼。

戴安娜站在公寓门口，表情非常失落。

伍迪仓促地问：“还能和你约会吗？”即便自己听来，语气也太猴急了。他一个劲地在心里责骂着自己。

但乔安妮似乎并不在意。“电话联系。”说完便进了门。

等到两个女孩消失了，伍迪才转过身。他责问查克。“为什么不多亲热一会儿？”他的口气很严厉，“戴安娜是个非常诱人的女孩。”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查克说。

“真的吗？”伍迪不再生气，而是对弟弟无视这么漂亮的女孩感到十分奇怪。“丰满的胸部，漂亮的脸蛋——你还想要什么？如果没有碰到乔安妮，我绝对会吻她的。”

“每个人喜欢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他们朝父母租住的公寓走去。“你喜欢哪一型的呢？”伍迪问查克。

“在你谋划双重约会之前，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很好，什么事？”

查克停住脚步，伍迪只好跟着停下。“你必须对我发誓，这件事绝对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

“我发誓，”伍迪在昏暗的街灯下打量着查克，“那个不能说的秘密是什么？”

“我不喜欢女孩子。”

“有时女孩是很烦，这点我同意，但你就是得追求她们。”

“我是说，我不喜欢和她们拥抱、接吻。”

“什么？别傻了，那是世界上最高的享受。”

“伍迪，我们的构造不同，我不喜欢女人。”

“你不会是个同性恋吧！”

“没错，我就是同性恋。”

“什么？”

“没错，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同性恋。”

“你在开玩笑。”

“伍迪，我没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你是同性恋吗？”

“是的，我生来就是个同性恋。青春期开始以后，你心里想的是圆圆的奶子和阴毛茂盛的小穴，我想的却是坚硬的阴茎。”

“查克，这太恶心了。”

“才没那么恶心呢。有些男人生来就是这样。这样的人比你想象得更多——在海军里尤其多。”

“海军里有很多同性恋吗？”

查克用力点了点头：“有许多。”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只要一个眼神，我们就能认得出彼此。这和犹太人不用通过外貌就能彼此相认是一个道理。告诉你，刚才我们在中国餐馆碰到的侍者就是个同性恋。”

“他是同性恋吗？”

“你没听见他说，他喜欢我的外套吗？”

“听见了，但我没往那个方面去想。”

“现在你知道了。”

“他喜欢你吗？”

“我想应该是的。”

“为什么？”

“和戴安娜喜欢我多半是一个原因。我比你更帅一些。”

“真是太诡异了。”

“不说这个了，我们回家吧。”

他们继续往前走，伍迪的脚步却显得有些蹒跚。“你是说，中国人里也有同性恋吗？”

查克笑了：“中国人里当然也有同性恋。”

“我不清楚。我从来没在中国人和同性恋之间划过等号。”

“记住，别对任何人提这件事，尤其是爸爸妈妈。天晓得爸爸知道了会怎么说。”

镇定下来以后，伍迪用胳膊搂住查克的肩膀。“管他呢，”他说，“至少你不是个共和党人。”

格雷格·别斯科夫随同罗斯福总统和萨姆纳·韦尔斯乘坐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从纽芬兰出发，前往大西洋上的布雷森莎湾和英国代表团见面。护航的有“阿肯色号”战列舰、“塔斯卢卡萨号”巡洋舰和十七艘小型护卫舰。

这些战舰排成长长的两列，中间形成了一道宽阔的海上走廊。8月9日星期六早上九点，二十艘舰艇的所有船员穿着白色军服在甲板上站在阳光下，列队欢迎被三艘驱逐舰围在中央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丘吉尔首相就在这艘战列舰上。

格雷格从来没有目睹过大国首脑之间的会面，他很高兴能成为会面时的一员。

同时他又有些担心。他希望德国人不知道这次会面的事情。如果他们知道了，准会派出U型潜艇暗杀两位领导人，把西方文明的最后希望毁于一旦。那样的话，他自己也将送命。

离开华盛顿前，格雷格约见了替他打探杰姬下落的汤姆·克兰默。克兰默递给他一个廉租区的地址，就在联合车站另一边。“她在丽兹-查尔顿饭店附近的大学女子俱乐部做招待，因此你会在那附近见到她两次，”他一边说，一边把格雷格付给他的剩余费用揣进兜里，“我想表演并不适合她——不过她还让人叫她杰姬·杰克斯。”

格雷格写了封信给她。

亲爱的杰姬：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六年前你突然离开。我以为我们很快乐，但一定是我弄错了。这件事让我失落了很久。

后来遇见我时，你似乎非常害怕，但其实没什么好怕的。我不生气，只是有些好奇。我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你是头一个让我爱上的女孩。

我们能一起喝杯咖啡，谈谈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

此致

格雷格·别斯科夫

他在信末留下了电话号码，前往纽芬兰那天寄出了这封信。

罗斯福总统希望这次会见能达成一份共同声明。格雷格的上司萨姆纳·韦尔斯写就了共同声明的草稿，但罗斯福却不想用这份草稿，他说最好让丘吉尔拿出第一稿。

格雷格很快发现罗斯福总统的这一招非常高明。为了公平起见，起草第一稿的那方除了自己的需求之外，还必须在稿子中列出另一方的需求。这样一来，起草方就不能把对方的需求最小化，不然自己的所有需求也无法获得协商通过。因此，起草方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格雷格暗暗告诉自己，今后碰到这样的场合绝不去写第一稿。

这天晚上，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奥古斯塔号”重型巡洋舰上共进了晚餐。周日，他们在“威尔士亲王号”巡洋舰的甲板上做了礼拜，甲板上搭了个圣坛，用星条旗和米字旗装饰。周一早晨，两位坚定的盟友开始了实质性的商谈。

丘吉尔拿出了包含五点方案的一揽子计划，计划中含有萨姆纳·韦尔斯和格斯·杜瓦极力推崇的建立一个能保证各国安全的国际组织的内容——换言之，就是要建立一个加强版的国联。但他们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个建议对罗斯福总统来说压力太大了。总统同意建立国际性组织的想法，但害怕仍然相信美国能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孤立主义者会出来阻挠。罗斯福总统对舆论十分敏感，竭尽全力不引起反对。

韦尔斯和杜瓦没有放弃，英国人也同样没有放弃。两方聚集在一起，寻找着一个能让两位领导人接受的折中方案。格雷格为韦尔斯做着记录。双方找到了“建立一个更广泛更长久的总体安全系统”的理由来说服两位领导人。

他们把方案提交给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位领导人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

韦尔斯和杜瓦非常兴奋。

格雷格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兴奋。“进步似乎并不大，”他说，“两位大国的领导人带了几十位随员，二十四艘战舰，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花费三天时间仅仅达成了这份没能实现我们所有希望的协议，你们怎么就这么高兴了呢？”

“前进一寸也是进步，”格斯·杜瓦笑着说，“这就是政治。”

伍迪和乔安妮约会五周了。

伍迪希望每天晚上都能和乔安妮一起出去，但他克制住了自己。尽管如此，过去七天他还是见了她四次。周日他们一起去了海滩，周三他们一起吃了晚餐，周五他们一起看了电影。周六，他们又一起过了一整天。

他很喜欢和乔安妮交谈。乔安妮伶牙俐齿又见解独到，是个非常好的谈话对象。他很喜欢乔安妮对任何事都态度明确的姿态。两人可以对各自喜好和厌恶的事情一连交谈上好几个小时。

欧洲传来的消息令人不快。德军依然在压制着苏联红军。在斯摩棱斯克以东，他们横扫了红军的第十六和第二十军，抓获了三十万名战俘，能把德军挡在莫斯科之外的苏联红军已经所剩不多了。但远方的坏消息并不能让伍迪的兴奋劲减少半分。

乔安妮可能没有伍迪那么痴迷。但看得出，她也同样很喜欢他。分别时他们总是接吻道别，乔安妮似乎很享受这些吻，但并没有表现出他所熟知的那种热情，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总是在电影院或是公寓门口街上这种公众场合拥抱吻别的吧。即便进入了公寓，乔安妮的两位室友也至少有一位会待在客厅里，乔安妮一直没找到机会把他带进卧室。

查克的假期几周前便结束了，回到了夏威夷的驻地。伍迪仍然不知道该对查克的告解怎么想。有时他会像世界倒了个一样感到震惊。有时他又告诉自己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他遵守了诺言，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甚至连乔安妮都没有说。

几天前，父亲随总统出海，母亲回布法罗探访外祖父母去了。这样一来，杜瓦家在华盛顿的公寓——九个房间的公寓——就只剩下伍迪一个人了。他决定找合适的机会把乔安妮带回公寓，和她好好地吻上一吻。

吃完午饭，两人一起参观了名为“黑人艺术”的展览。这个展览被一些保守派记者所攻击，这些保守派记者说黑人没有自己的艺术——但在伍迪和乔安妮看来，画家劳伦斯·雅各布和雕刻家伊丽莎白·加特莱特展现出了横溢的才华。

参观完展览以后，伍迪对乔安妮说：“决定在哪里吃晚饭之前，去喝杯鸡尾酒好吗？”

“不喝鸡尾酒，”乔安妮和平常一样坚定地说，“我只想喝杯茶。”

“喝茶？”伍迪不知道华盛顿哪里能喝到茶。这时他灵机一动。“妈妈那里有英国茶，”他说，“可以到我的公寓里喝。”

“走吧。”

杜瓦家租住的公寓在二十二街靠近第十二街的地方。走进装有空调的公寓大楼，在炎热的户外走了一会儿的两人感觉轻松了点。电梯员操作电梯，把他俩送上楼。

走进公寓时乔安妮说：“我经常在华盛顿见到你爸爸，但已经有很多年没和你妈妈说过话了，我必须为她最近写的那本畅销书对她表示祝贺。”

“她现在不在，”伍迪说，“到厨房里来吧。”

他打开水龙头，灌满水壶，然后放在炉子上加热。接着，他抱住乔安妮：“终于有机会和你单独在一起了。”

“你父母呢？”

“他们都出城了。”

“查克也去了夏威夷吗？”

“是的。”

乔安妮推开他：“伍迪，你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我做什么了？我是来请你喝茶啊！”

“你把我骗到这来！我还以为你父母都在家呢！”

“我从没这样说过！”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他们都不在呢？”

“你根本没问！”他抱怨着说。但乔安妮的责怪并非无凭无据。他确实没有说谎，但他故意没有提前告诉她家里没其他人。

“你带我来就是为了轻薄我，你觉得我是个很容易勾搭的贱女人。”

“我没这么觉得。只是因为我们从来没单独在一起，才带你上这儿来。我希望能更亲密地吻你。”

“别想戏弄我！”

乔安妮的确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是的，伍迪确实希望有一天能和乔安妮上床，但今天他没这么想过。“我们走吧，”他说，“去别的地方喝茶。丽思-卡尔顿酒店就在这条街上，英国人一般都会去那儿，那里一定有英国茶。”

“哦，别傻了，我们不需要离开。我不怕你，如果你真要轻薄我的话，我会把你赶到一边去。我只是对你有点生气。我不想要一个认为我很容易上手才和我一起出去的男人。”

“你才不是那样的人呢！”伍迪的声调升高了，“我等了六年，才等到你同意和我约会。即使是现在，我所要的也只是简单的一个吻。如果这算容易的话，那我绝对不会和比你更难说动的女孩谈恋爱。”

让他吃惊的是，乔安妮竟然被他逗笑了。

“怎么了？”他生气地问。

“很抱歉，你说得对，”她说，“如果你想要个容易上手的女人的话，很久前你就放弃我了。”

“是的。”

“在那次喝醉酒吻过你之后，我猜你一定会觉得我很贱。我想你这次也只是想从我这里找乐子。过去几周，我一直在为此而担心。对不起，我错看你了。”

伍迪被乔安妮突然的情绪变化弄得手足无措，但又觉得乔安妮最后的那段表白对两人的关系会有助益。“那一吻之前，我就被你迷住了，”他说，“我猜你根本没注意。”

“我才不会注意你这种小不点呢！”

“那时我已经很高了。”

“那是你那时唯一的可取之处。”

他笑了：“我从来不用傲慢的态度跟你说话，难道这不是优点吗？”

“你敢用傲慢的态度跟我说话，我就不理你了。”

水开了。伍迪把茶叶倒在瓷杯子里，开始泡茶。

乔安妮突然陷入了沉思。“你刚才好像说了句话，是吗？”

“你指的是哪句话？”

“你说，‘那我绝对不会和比你更难说动的女孩谈恋爱。’你是说真的吗？”

“你指的是这句话的哪一部分？”

“谈恋爱的那一部分。”

“哦，我不想说那个的，”伍迪已经顾不上矜持了，“但如果你想知道事实的话，坦白跟你说吧，我爱你。我想我已经爱你好多年了。我倾慕你。我想——”

乔安妮抱住伍迪的脖子，忘情地亲吻起来。

这次是真正的亲吻。乔安妮的嘴唇急切地寻找着伍迪的嘴唇，她的舌尖顶上了他的嘴唇，两人的躯体紧紧挨在了一起。这个吻和1935年那次非常像，只是乔安妮的嘴里完全没有了当时那种威士忌的味道。伍迪兴奋地想，这才是他爱上的那个真正的乔安妮——一个洋溢着真正热情的女人。此时，这个女人正在他的怀抱里，忘情地和他接吻。

乔安妮把手探进他的运动衫里，抚摸他的胸膛，指尖嵌进了他的肋骨。她的手掌掠过他的乳头，紧抓住他的肩膀，似乎想把双手按进他的肌肉里似的。伍迪意识到，乔安妮和他一样，失去了对情感的控制，任感情的洪流像决堤的水坝一样倾泻而出。伍迪的手从乔安妮的身体侧面转移到她的乳房上，像个突然放假的小学生一样，带着完全的释放感尽情地抚摸着它。

当他热切地把手伸进乔安妮的大腿之间时，乔安妮把他推到了一边。

乔安妮的话让他惊呆了：“你这里有避孕套吗？”

“对不起，我没有……”

“很好。事实上，这样我就放心了。这说明你并不是想要做爱才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如果有就好了，真应该备一点的。”

“没事，我认识一个女医生，周一我会问她拿点药。现在我们就尽情地享受吧。快点，再吻我一次。”

接吻的时候，伍迪感觉到乔安妮脱下了他的内裤。

“哦，”过了一会儿，乔安妮说，“真是太美妙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伍迪轻声说。

“我也许需要用两只手。”

“什么？”

“我猜那东西一定会翘得老高。”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两只手都用上的话，我就能把它含住，好好亲一亲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手绢。”

幸好他还带了手绢。

结束前的一刻，伍迪睁开眼睛。他发现乔安妮正在看着他，表情里带着信赖、愉悦和一种甚至能被称为爱的东西。

一切都结束以后，伍迪感到说不出的平静。我爱她，他这样想着，我很快乐。生活真是太美好了。“太完美了，”他说，“我也愿意这样为你服务一次。”

“你愿意？”乔安妮问，“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他们仍旧站在厨房里，靠着冰箱门，但伍迪和乔安妮谁都不想动。乔安妮抓住伍迪的手，引导它移到她的裙子下面，伸进她的棉内裤。伍迪感受到她炽热的皮肤，卷曲的毛丛和湿漉漉的深处。伍迪试图把手指伸进去，但乔安妮大叫：“不要！”她抓住他的指尖，引导着它在两片花瓣间游移。他察觉到皮肤下一粒豌豆般又小又硬的东西，她握着他的手指画了个小圈。“对，”她闭上眼睛，“这样继续下去。”他仰慕地看着乔安妮的脸，看着她进入了沉醉。一两分钟以后，乔安妮轻轻叫了一声，然后又重复着小声叫了两三次。接着她挪开了他的手，瘫倒在他身上。

过了一会儿，伍迪说：“你的茶要冷了。”

乔安妮笑了：“伍迪，我爱你。”

“是真的吗？”

“你不会被我吓坏了吧？”

“才不会呢，”他笑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知道女孩子是不该说这种话的，但我不想假装迟疑。一旦打定了主意，我就不会轻易放弃！”

“是的，”伍迪说，“我已经注意到了。”

格雷格·别斯科夫住在父亲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长租套房里。列夫经常从布法罗或洛杉矶过来，在华盛顿小住几日。列夫不在的时候，格雷格一个人占据这间套房——不过这天晚上，众议员的胖女儿莉塔·劳伦斯在套房里过了夜，她穿着件男式的丝绸睡袍，看上去乱糟糟的。

侍者为他们送来了早饭、报纸和一封信。

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共同声明掀起了远超格雷格想象的波澜。消息的影响力整整发酵了一周。媒体称之为《大西洋宪章》。在格雷格看来，声明的措辞暧昧不清，用词非常小心，但外界却不是这么看的。媒体称《大西洋宪章》吹响了促进自由、民主和世界贸易的号角。据说希特勒得知后很生气，说这等同于美国向德国宣战。

没有参加这次会面的许多国家希望在这份声明上签字，贝克福斯·罗斯建议这份声明的签署国都可以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

这时，德军正在苏联的国土上长驱直入。它们已经从北面逼近了列宁格勒。在苏联南部，溃退的红军为了不给入侵的德军更多的电能，引爆了象征着苏联人骄傲和自豪的世界最大水力发电站第聂伯河水坝——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红军延缓了德国军队的进攻，”格雷格把《华盛顿邮报》上的消息告诉莉塔，“但德国人依然在以每天五英里的速度行进。他们宣称杀死了三百五十万红军士兵。你说这可能吗？”

“你在苏联有亲戚吗？”

“我倒真有一个。爸爸曾在不胜酒力时告诉我，他在离开苏联时抛弃了一个有他身孕的女孩。”

莉塔露出憎恶的表情。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就是这么个人，”格雷格说，“他是个伟人，伟人是不用遵守游戏规则的。”

莉塔什么都没说，但格雷格知道她想说什么。莉塔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不愿为这事和他吵。

“无论怎么说，我在苏联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和我一样是私生子，”格雷格说，“他叫弗拉基米尔，但我不知道其他任何情况。他也许已经死了。他正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也许正好是三百五十万名战死者中的一员。”说着，他翻了一页报纸。

看完报纸，他拿起了侍者送来的信。

信是杰姬·杰克斯写来的，上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下面只有了一行字：“不要在一点和三点之间打来。”

格雷格迫不及待地想摆脱莉塔。“你应该几点到家？”他不动声色地问。

莉塔看了看表。“哦，老天，我最好在老妈发现我还没回去之前回家。”昨晚，莉塔告诉父母，她和一个闺密待在一起。

他们穿上衣服，分乘两辆出租车离开。

一定是杰姬工作地的电话号码，格雷格这样想。下午一点到三点可能是她工作最忙的时候。他会在中午左右给她打电话。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兴奋。毕竟，他只是想知道杰姬当时为何要不告而别而已。莉塔·劳伦斯又漂亮又性感，但在莉塔和先前几个女朋友身上格雷格却从没感受过十五岁和杰姬第一次交欢时的那种快慰。无疑那是因为他再也回不到十五岁了。

他前往老行政大楼，开始一天的主要工作。这天，他要起草一份写给在北非工作的美国人的新闻稿。英国人正与德国和意大利人在北非的广袤土地上你争我夺，尤其是在海岸线附近，那个长两千英里、宽四十英里的狭长地带。

十点三十分，他拨通了信上的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大学女子俱乐部。”格雷格从没去过这个俱乐部。只有得到女生的邀请，男士才可能出现在那里。

格雷格问：“杰姬在吗？”

“在，她正在等这个电话呢，请别挂。”格雷格心想，杰姬可能得得到特殊的允许才能在工作时接电话。

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杰姬说：“我是杰姬，你是哪位？”

“格雷格·别斯科夫。”

“我一猜就是你。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雇了个私家侦探。我们能见面吗？”

“应该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必须对天发誓不能告诉你的父亲，永远不告诉他。”

“为什么？”

“稍后再对你解释。”

格雷格耸了耸肩：“好吧。”

“你发誓吗？”

“当然可以。”

杰姬继续坚持：“必须亲口说出来。”

“我发誓，你满意了吗？”

“很好，你可以请我吃午饭。”

格雷格皱起眉头。“附近有什么让白种男人和黑种女人一起吃午饭的地方吗？”

“我只知道一家——心动快餐店。”

“我知道那里。”他见过那家店铺，但从没进去过。那是一家看门人和送报员经常光顾的店子。“什么时候见面？”

“十一点半。”

“这么早？”

“你觉得女招待应该什么时候吃午饭——下午一点吗？”

格雷格笑了：“你说话还是喜欢带刺。”

杰姬挂上了电话。

写完新闻稿，格雷格把打在纸上的新闻稿带进上司的办公室。他把文件放进收文篮，说：“迈克，我想早点吃午饭可以吗？十一点半左右去吃？”

迈克正在看《纽约时报》。“好的，没问题。”他头也不抬地说。

格雷格在艳阳下走过白宫，于十一点二十分到达心动快餐店。除了几个午休的人以外，餐厅里没有什么人。格雷格坐在火车座里，点了份咖啡。

格雷格很想知道杰姬会对他说什么，他很想解开六年前杰姬不告而别的谜，他已经为此苦恼了整整六年。

十一点半，杰姬准时出现在心动快餐店。她穿着黑裙子和平底鞋——如果加上围裙，就该是全套女侍的制服了，格雷格推想。黑色很适合她，看到她那张弓形的嘴和棕色的大眼，格雷格喜不自禁。她坐在他对面，叫了一份沙拉和一罐可乐。格雷格又叫了一大杯咖啡，他紧张得吃不下东西了。

杰姬的脸上没了格雷格记忆中的婴儿肥。当初相遇时，她只有十六岁，所以现在应该是二十二岁了。那时他们只是过家家的小孩子，现在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格雷格从杰姬的脸上读出了六年前没有的失望、沧桑和艰辛。

“我做白班，”她告诉他，“九点到俱乐部，清理餐厅，摆好桌面，在午餐时招待客人，收拾好以后，下午五点走人。”

“大多数女侍应该上夜班吧。”

“我喜欢在晚上和周末休息。”

“仍然参加很多聚会吗？”

“不，大多数时候我喜欢待在家里听收音机。”

“你一定有很多男朋友。”

“我想要的只有一个人。”

他斟酌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句话其实有很多种解释。

杰姬的午饭来了。她喝了口可乐，用叉子叉起沙拉。

格雷格说：“那我就要问了，1935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

杰姬叹了口气说：“我不想说，你一定不愿意听的。”

“我必须知道。”

“你爸爸来找了我。”

格雷格点了点头：“我想这事一定和他有关。”

“他还带了个叫乔什么的家伙。”

“乔·布列胡诺夫，是个恶棍。”格雷格生气了，“他伤害你了吗？”

“格雷格，他完全不必对我怎么样。光是看见他，我就已经吓个半死了。我必定会答应你爸爸叫我做的任何事情。”

格雷格拼命压制住自己的怒气。“他想干什么？”

“他说我必须得走，马上就走。我可以给你写张纸条，但必须经他过目。我必须回到华盛顿。离开你，我很伤心。”

格雷格记得，自己当时也是伤心欲绝。“我也一样。”他说。他想把手伸过桌子抓住杰姬的手，但不知道杰姬是否乐意。

杰姬说：“他说每周给我一份补贴让我离开你。这笔钱他现在还在付。钱虽然不多，但足以支付房租。我发了誓——但还是鼓起勇气让他答应了我的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叫他不要再骚扰我，不然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他同意了吗？”

“同意了。”

“没多少人敢威胁他。”

杰姬把盘子推到一边。“他对我说，如果我敢违反承诺，他就让乔用刀划花我的脸。乔拿出了他锋利的剃刀。”

格雷格的疑惑解开了。“这就是你仍然这么害怕的原因？”

杰姬的黑色皮肤因为恐惧而变得毫无血色。“是的。”

格雷格的声音低了下来：“杰姬，我很抱歉。”

她勉强挤出笑容。“这不怪你，你当时才十五岁，心智远没到可以结婚的程度。”

“如果他找的是我，情况也许会大有不同。但他一旦决定了什么事，就会任意妄为地去做。”

“但我们仍然有许多美好的时光。”

“是啊！”

“我是你父亲给你的礼物。”

他笑了：“是他给我最好的礼物。”

“你最近都在干什么？”

“暑假期间，在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打工。”

杰姬做了个鬼脸。“听起来很无聊。”

“恰恰相反，目睹最有权势的那些人做出决定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他们仅仅坐在办公桌后面，就能做出改变世界的伟大决定。他们统治着这个世界。”

她面露狐疑，但只是说：“也许这比服侍别人吃饭要强。”

格雷格开始意识到这些年给他们造成的差距有多么大。“九月我要回哈佛，读完大学的最后一年。”

“你是学校里女生的宠儿吧。”

“学校里都是男生，女生并不多。”

“但你肯定有女朋友，是吗？”

“我不想对你撒谎，是的。”他不知道埃米莉·哈德卡斯特是否会信守诺言，开学后和他上床。

“你会和她们中的一个结婚，住在湖边的小房子里，生一堆漂亮的孩子。”

“我想在政治上干出些名堂，也许是国务卿，也许是伍迪·杜瓦父亲那样的参议员。”

杰姬把目光转到一旁。

格雷格想着湖边的小房子，这一定是杰姬的梦想，他为她感到难过。

“你会成为理想中的大政治家的，”她说，“我很清楚。你有那种气质，十五岁时你就有了。你像你的父亲。”

“我怎么可能像他这种人呢？说说你的理由。”

杰姬耸了耸肩。“格雷格，理由不明摆着吗？你明知我不想见你，却派了个鬼侦探来找我。‘他一旦决定了什么事，就会任意妄为地去做。’你不也是这样的吗？”

格雷格非常失望：“我才不希望像他那样呢！”

杰姬上下打量着他：“这可不一定啊！”

女侍收走了杰姬的盘子。“要甜点吗？”她问，“我们这里的黄桃派很不错。”

格雷格和杰姬都不想吃甜点，女侍便拿来了账单。

杰姬说：“你的好奇心应该满足了吧。”

“谢谢你，非常感谢！”

“下次在街上遇见的时候，请假装不认识我。”

“如你所愿。”

杰姬站起身来。“我们分开走吧，我会感觉更舒服一些。”

“听你的。”

“格雷格，祝你好运。”

“你也好运。”

“别忘了给女招待小费。”说完，她便离开了。

第十章

1941年，莫斯科

十月，雪下了又融，融了又下，莫斯科的街上又湿又冷。沃洛佳在储物柜里寻找莫斯科人传统过冬的棉靴“瓦伦基”，却意外地发现了六箱伏特加。

沃洛佳的父母不嗜酒，每次喝个一小杯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父亲经常和老战友们一起参加斯大林杯盏交错的冗长宴会，直到黎明前才醉醺醺地走进家门。但父亲在家却不大喝酒，一瓶酒往往一年都喝不完。

沃洛佳走进厨房。他父母正在吃早饭，这天的早饭是罐装沙丁鱼、黑面包和热茶。“爸爸，”他问，“家里怎么有六整箱伏特加？”

父亲表情很吃惊。

父子俩齐齐看着卡捷琳娜，卡捷琳娜一下子涨红了脸。她打开收音机，把音量调低。沃洛佳想，母亲也许是怀疑家里藏着窃听装置吧。

母亲怒气冲冲地压低了声音：“万一德国人来了，你们拿什么换钱？”她说，“我们已经不属于精英阶层了，如果没钱在黑市上买东西，我们就会被饿死。我老了，没人要我的身子。伏特加比金子管用得多。”

沃洛佳很震惊，他从来没听过母亲用这种口气说话。

“德国人不会来这的。”他父亲说。

沃洛佳没这么确定。德军又前进了些，在莫斯科周围形成了钳型的包围圈。他们到达了莫斯科北面的卡里宁和南面的卡卢加，两座城市离莫斯科都只有一百英里。苏军的伤亡人数不可想象地高。一个月前，八十万红军坚守着阵地，但现在只剩下九万人了。沃洛佳是从呈报上来的公文上看到这些估计数字的。他问父亲：“谁他妈的能阻挡住他们啊？”

“他们的供给线正在不断延长，没有为苏联的冬天做好准备，我们可以趁他们削弱的机会进行反击。”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政府移出莫斯科呢？”

政府正在迁往两千英里以东的古比雪夫市。看到政府职员把整箱文件搬出办公楼，送上货运卡车，莫斯科的市民非常惶恐。

“只是防患于未然，”格雷戈里说，“斯大林仍然在莫斯科坐镇呢！”

“我想到一个办法，”沃洛佳说，“我们在西伯利亚有几十万军队，需要时我们可以调他们过来进行增援。”

格雷戈里摇了摇脑袋。“我们不能任东部国土无人防卫，日本仍然是个威胁。”

“日本不会向苏联发起攻击——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沃洛佳看了眼母亲，他知道不该在她面前谈论秘密情报，但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曾经准确输送了德国将入侵苏联的情报员说，日本暂且顾不上苏联。这次我们不应该对他的情报置若罔闻。”

“永远不要妄断情报的准确性。上次对了，这次不一定对。”

“我们没别的选择了！”沃洛佳生气地说，“我们有十二支备用军——整整一百万人。如果调用他们，莫斯科也许能守住。不调用的话，我们就完了。”

格雷戈里神情忧虑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即便在家里，也千万别说出这种话。”

“为什么不行？反正我就要死了。”

卡捷琳娜哭了起来。

格雷戈里说：“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沃洛佳走出厨房。他穿上鞋，自问为何让母亲哭泣，让父亲怒吼。他明白这是因为自己觉得苏联马上就要被德国人打败了。母亲把伏特加作为硬通货以备在德军占领时用，这迫使他面对可能被德军打败的现实。我们就要失败了，他对自己说。苏联革命的失败近在眼前。

沃洛佳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然后回到厨房。他亲吻了母亲的面颊，拥抱了格雷戈里。

“你这是干什么？”他父亲问，“不就是去上个班吗？”

“我怕我们再也见不到了。”说完，沃洛佳就离开了家。

过桥到了市中心以后，沃洛佳发现所有的公共交通都停顿了。地铁停止运行，公交车和电车也已经不开了。

坏消息，全是坏消息！

街角灯柱上漆黑的扩音器里播出的苏联国家通讯社早新闻异乎寻常地诚实。“10月14日至15日夜间，西线战场的形势更糟了，”广播中说，“大量德国坦克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所有人都知道苏联国家通讯社总喜欢撒谎，看来，西线的情况必然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市中心到处都是难民。他们推着手推车，驱赶着瘦骨嶙峋的耕牛、肮脏的猪和湿漉漉的羊群从东面而来，穿过莫斯科的街道，朝莫斯科西面的乡村进发，极力想远离势如破竹的德军。

沃洛佳想搭个便车。打仗以后，莫斯科街上几乎不见了私家车。汽油被节省下来提供给环城路上延绵不断的军用车队使用。沃洛佳搭上了一辆新型嘎斯64军用吉普。

从敞篷吉普车往外看，沃洛佳看到许多炸弹的弹痕。从伦敦回来的外交官说，这和伦敦遭到的大爆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莫斯科人却觉得这已经糟透了。吉普车经过了几辆炸坏的房子和十几间烧毁了的木屋。

负责莫斯科防空事务的格雷戈里在莫斯科最高的几幢高楼的房顶安置了一些高射炮，并在莫斯科发云层间投放了一些防空气球。他做了个非常离奇的决定，让人把教堂的金顶漆成具有伪装作用的绿色和棕色。他私下里对沃洛佳承认，这些举措对轰炸的准确制导不会有影响，却能给市民们受保护的错觉。

如果德国人战胜，纳粹统治莫斯科的话，那他的侄子侄女，安雅的双胞胎儿女就不会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被培养，而只能做纳粹的奴隶，对希特勒行纳粹礼。苏联会像法国一样被奴役，也许是被一个会把犹太人送入集中营的亲法西斯政府所统治。沃洛佳简直不能想象这样的情景。沃洛佳希望苏联能摆脱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残暴统治，开始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到达霍登卡机场的红军情报总部大楼时，他发现大楼周围飘的不是雪，而是纷纷落落的灰烬。红军的情报部门把大多数文件都烧毁了，防止它们落入入侵的德军之手。

到了没多久，莱米托夫上校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你给伦敦发了一个有关物理学家威廉·伏龙芝的电报，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举动。现在看来，这条线索非常有用。干得好！”

伏龙芝的线索还能有什么用呢？沃洛佳心想。德国的机械部队离莫斯科只有不到一百英里，间谍工作已经起不上太大的作用了。他强迫自己集中起注意力。“伏龙芝吗？是的，我曾经在柏林和伏龙芝一起上过学。”

“我们在伦敦的人和他取得了联系，他愿意和我们接触。他们在一处安全屋里见了面。”莱米托夫一边说话，一边把玩着他的手表。莱米托夫很少心神不宁。他显然很紧张。所有人都很紧张。

沃洛佳什么也没说。显然会面时苏方取得了一些情报，不然莱米托夫是不会来找他谈这件事的。

“我们派到伦敦的人说伏龙芝起初很警觉，生怕他是英国的秘密警察冒充的，”莱米托夫笑着说，“事实上，第一次和我们的人见了面以后，伏龙芝马上去了肯辛顿广场的苏联大使馆，要求验证这个人的身份。”

沃洛佳也笑了：“这样做太业余了。”

“是啊，”莱米托夫说，“没有哪个国家的情报人员会做这样的蠢事冒充外国间谍诱骗自己人。”

苏联还没有垮，至少现在还没有垮，因此沃洛佳必须认真对待威廉·伏龙芝所提供的情报：“先生，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和同伴正跟美国合作，制造一种超级炸弹。”

沃洛佳吃了一惊，他想起了卓娅·沃洛茨采娃告诉他的话，莱米托夫上校的情报验证了卓娅的恐惧。

莱米托夫说：“我们有个棘手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把内容翻译出来了，但一个字都弄不懂。”莱米托夫递给沃洛佳一张打印纸。

沃洛佳大声朗读着标题：“气体扩散所造成的同位素分离。”

“明白了吧？”

“我在大学学习了语言，但没学过物理。”

“但你曾提到认识一个物理学家，”莱米托夫笑了，“记得没错的话，是个拒绝和你一起看电影的金发美人吧。”

沃洛佳脸红了。他把卓娅的事告诉过卡门，卡门一定把这事传出去了。被上司知道一切可不是什么好事。“她是我妹妹的朋友，她跟我提起过一种名为裂变的爆炸过程。想让我问问她吗？”

“私下问问她吧。在理解充分之前，我不想过分夸大这件事。伏龙芝也许是个半瓶子晃荡的家伙，夸大其词很可能让我们在这件事上出洋相。替我调查清楚报告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伏龙芝做出的是否是科学的论断。如果报告的内容是真实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能不能制造出超级炸弹，德国人又能不能制造出超级炸弹。这两个问题也要弄弄清楚。”

“我已经有两三个月没见着卓娅了。”

莱米托夫耸了耸肩。沃洛佳是否熟悉卓娅根本无关紧要。在苏联，回答当局的问题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去找她。”

莱米托夫点点头，说：“今天就去。”说完，他便离开了沃洛佳的办公室。

沃洛佳皱起了眉。卓娅确信美国人正在制造超级炸弹，她以足够的说服力使得格雷戈里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对此嗤之以鼻。现在，英国间谍证实了卓娅所言的正确性，卓娅一直是对的。而斯大林，却又一次错了。

苏联领导人有对坏消息视而不见的危险倾向。就在上周，空军的航空侦察报告德军的装甲车离莫斯科只有八十英里。总参谋部一直不愿意相信这个情报，空军又进行了两次航空侦察，证实德军确实到了离莫斯科只有八十英里的地方。直到这时，参谋部才相信了这份情报。之后，他们却下令逮捕报告此事的空军军官，以“挑拨生事”的罪名交由秘密警察进行处置。

很难想象莫斯科能在德军距离如此之近的情况下坚持很久，但即便在最为危急的关头，莫斯科被夷为平地的可能性也不能被忽视。如果苏联击退了德国的侵略，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会接踵而至，同样的一幕在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时发生过。到那时才发现资本主义强盗的超级炮弹厉害，根本打不过，那可就糟糕了。

沃洛佳让助理贝洛夫中尉去了解卓娅现在在哪里。

等待贝洛夫找出地址的时候，沃洛佳把伏龙芝报告的原文和译文各自看了一遍。因为不能把报告带出办公大楼，沃洛佳把报告上看似关键的语句都记了下来。看了一小时左右，他基本理解了报告的内容，可以向卓娅询问比较深入的问题了。

贝洛夫发现卓娅既不在大学，也不在为科学家们建造的附近公寓里。公寓管理员告诉他年轻的科学家们都去帮助建设莫斯科的里层新防线了，管理员把卓娅劳动的具体地点告诉了他。

沃洛佳穿上大衣，离开了情报中心大楼。

他感到非常兴奋，但不知道这么高兴是因为能见到卓娅还是能搞清楚超级炸弹的事。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他征用了一辆“吉斯”轿车和一个司机来执行这个任务。

经过运行向东列车的喀山火车站时，他发现车站像掀起了一场骚乱似的。逃难的民众连车站都挤不进，更别提登上火车了。蜂拥在一起的男男女女带着孩子、宠物、手提箱和皮箱争先恐后地往火车站的几个入口挤。沃洛佳震惊地发现，有人为了抢占有利地形，竟然无耻地对其他人拳打脚踢。几个警察无助地在一边观望着，没办法帮助受侵害的群众：维持这里的秩序至少需要一支部队。

驾驶兵一般都不爱说话，但替沃洛佳开车的这个兵却看不下去了。“该死的懦夫，”他说，“这些人模狗样的家伙，就知道自己逃，留下我们和纳粹作战。”

沃洛佳非常吃惊。在现时的苏联，批评权贵阶级存在很大的风险，司机的评论很可能被人检举揭发。之后他会被送到秘密警察在卢布扬卡广场总部的地下室折磨上一两个星期，出来时多半已经不成人样了。

沃洛佳身心俱疲地发现，维持苏联社会主义体系层级和相互尊重的刻板体系已经开始削弱和分化了。

他们找到了公寓管理员所说的防御工事修造点。沃洛佳下了车，吩咐司机留在车里等着，开始打量这道城市的内层防卫线。

工人们在道路上扔满了反坦克“刺猬”。一个“刺猬”包含三根铁轨，每根铁轨一码长，中心焊接在一起，在三英尺高的基架上组成了一个星形，“刺猬”的三只胳膊从星形向外伸展。这种装置显然能对坦克的履带造成极大的破坏。

在散布反坦克“刺猬”的阵线背后，工人们正在用锄子和铲子挖一条地沟。地沟后面是一道沙袋墙，守卫莫斯科的部队可以从沙袋的缝隙之间朝外射击。工人们在障碍之间留了一条曲折的小路，以便莫斯科市民在德国人到来前从此出入。

挖掘地沟、构建沙袋墙的大多数都是女人。

沃洛佳在一座堆满沙子的小山边找到了卓娅，卓娅正用铲子往沙袋里铲沙。沃洛佳在远处观察了她一两分钟。她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大衣，戴着毛手套，脚上踏着毡鞋。她的一头金发向后梳，还戴了一块破头巾，脸上都是泥巴。尽管这样，卓娅还是非常性感。她有节奏地铲着沙子，不一会儿就装满了几个沙袋。监工吹了声哨子，工人们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卓娅坐上沙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报纸包着的一个小饭盒。沃洛佳坐在她身边，说：“你完全可以不干这种活。”

“这是我的城市，”她说，“我为什么不出力守卫它呢？”

“所以你不会往东面逃，是不是？”

“我才不在该死的纳粹面前逃走呢！”

沃洛佳对卓娅的激烈言辞感到吃惊：“很多人都逃走了！”

“我知道。我以为你也跑了。”

“你对我评价不高，你认为我和自私的权贵是一类人。”

她耸了耸肩。“只想着活命的家伙都已经走了。”

“你错了，我们家所有人依然待在莫斯科呢！”

“也许我看错你了，来个烤薄饼吗？”她打开饭盒，拿出卷心菜叶子包着的四个烤饼，“试着尝一个。”

沃洛佳接过饼，咬上一口。卓娅的烤饼不怎么可口。“用什么做的？”

“用土豆皮做的。食堂和餐馆的后门扔着许多没人要的土豆皮。把土豆皮切碎煮软，拌上少量的面粉和牛奶，如果有盐的话再加上一点盐，最后拌上猪油烤熟。”

“竟然过得这么艰苦，”沃洛佳非常不自在，“你完全可以来我家吃饭的。”

“谢谢你这么说。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气体扩散所造成的同位素分离是什么意思？”

卓娅瞪着沃洛佳：“哦，天哪——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任何事。我只是想试着甄别一些可疑的信息。”

“我们终于要开始制造裂变式炸弹了吗？”

卓娅的反应表明伏龙芝的情报也许是真的。卓娅很快便理解了他的问题所隐藏的意义。“请回答我的问题，”沃洛佳严厉地说，“这是公务，即便我们是朋友，也请你好好对待。”

“好。你知道同位素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同位素是些略微不同的元素。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碳元素含有六个中子，但也有些碳元素含有六个中子，或是七八个中子，这些不同类型的碳元素就叫同位素，分别被称为碳-12，碳-13和碳-14。”

“即便对我这样一个学语言的人来说，这解释也完全听得懂了，”沃洛佳说，“但为何同位素如此重要呢？”

“铀元素有铀-235和铀-238两种同位素。在自然界中，铀-235和铀-238通常相依相存，但两种同位素中只有铀-235能爆炸。”

“因此需要分离它们是吗？”

“从理论上来讲，气体扩散是一种方法。当气体通过薄膜时，质量较轻的分子会扩散得更快一些，这些气体中所含的低阶同位素要更多一些。当然，我从没见过这个过程。”

伏龙芝的报告说，英国正在西部的威尔士建立一个分离铀同位素的气体扩散工厂。美国人也正在建立一家相似的工厂。“建立这类工厂还会有其他的理由吗？”

“我实在想不出分离同位素还会有其他的理由。”卓娅摇了摇头，“要我说，战时建造这种工厂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想制造一种武器。”

一辆汽车开近街垒，沿着曲折的小路向前。这是一辆为富人家庭设计的基姆10双开门小汽车。这种汽车的最高时速是六十英里，但这辆车的负荷太重，最高时速超不过四十英里。

开车的是一个穿着西方时髦的布制大衣、戴着帽子的六十岁男子。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戴着裘皮帽的年轻女郎。汽车的后座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板箱。车顶上摇摇欲坠地绑着一架钢琴。

司机显然是个试图带着妻子或情妇逃出莫斯科的权贵阶层，出逃时带上了几乎能带的一切家财——卓娅觉得沃洛佳也会是这种人，因此一直不愿意和沃洛佳出去约会。沃洛佳想，这次打过交道以后，卓娅对她的看法也许会有所改观了吧。

一名构筑街垒的志愿者在基姆10前面设置了一只“刺猬”，看来一场冲突在所难免了。

汽车继续往前慢慢移动，直到撞上“刺猬”才停了下来，开车的人原本一定以为能把“刺猬”从路中间撞开呢！几个女人上前来查看。金属“刺猬”的几条腿深深地扎在地里，很难被汽车从路上撞开。车前杠碰撞上丑陋的金属“刺猬”时，撞弯的金属发出犀利的碰撞声。司机猛打方向盘，把车往后倒。

司机把头伸出窗户大喊：“立刻把那东西挪开！”一听这家伙就是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一个戴着男式方格帽，体形敦实的中年女志愿者抱着手臂嚷着：“逃兵，要挪你自己挪。”

司机面红耳赤地下了车。沃洛佳惊奇地发现，司机竟然是他在西班牙认识的鲍伯罗夫上校。鲍伯罗夫上校因经常以逃兵的名义在士兵的后脑勺上来上一枪而闻名于西班牙战场。“对懦夫毫不留情”是他的口号。在贝尔希特，沃洛佳亲眼看到他以逃兵的名义枪杀了三个弹尽粮绝的国际纵队的战士。眼前的鲍伯罗夫上校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沃洛佳不知道他会不会开枪杀了这个挡他道的女志愿者。

鲍伯罗夫上校走到车前，用手抓住金属“刺猬”。“刺猬”比他想象得重，但稍一用力，他还是把“刺猬”搬离了马路。

走回车里的时候，戴着帽子的女志愿者又把“刺猬”挪到了车前。

其他的志愿者已经围了上来，旁观着女志愿者和鲍伯罗夫上校的对峙，叽叽喳喳地嬉笑议论。

鲍伯罗夫上校走到女志愿者跟前，从大衣口袋里拿出身份识别卡。“我是鲍勃罗夫将军！”他说。从西班牙回来以后，他一定又升了职。“让我过去！”

“你还算是个士兵吗？”女志愿者嗤之以鼻地说，“为什么不去和敌人战斗？”

鲍伯罗夫脸红了。他知道女志愿者的愤怒是正当的。沃洛佳觉得鲍伯罗夫很可能是被自己的年轻妻子说动逃离莫斯科的。

“试图带着小蜜和钢琴离开莫斯科，”戴着帽子的女志愿者说，“你就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变节者。”说着她把鲍伯罗夫的帽子打在地上。

沃洛佳非常震惊。他从来没有在苏联的国土上目睹过如此藐视权威的事情。在纳粹统治前的德国，他曾经吃惊地目睹过普通德国民众无惧无畏地和警察据理力争的情景，但苏联却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女人们纷纷鼓起掌来。

鲍伯罗夫和在西班牙时一样，一头剪短的白发。他看着自己的帽子滚过湿漉漉的马路。他气势汹汹地向前走了一步，在思量之后却又退了回去。

沃洛佳无意干涉其中。对于这场混乱，他什么都做不了，对鲍伯罗夫的处境他也毫不同情。在他看来，鲍伯罗夫应该体验一下他对别人的那种暴虐。

一个裹着脏床单的年老女志愿者打开了汽车的后备箱。“看看这些！”她说。后备箱里有好几个皮箱。她搬出一个皮箱，用指头拨开箱锁。箱盖打开了，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蕾丝内衣、亚麻裙子、亚麻晚礼服、丝质长袜和丝质背心。这些衣服都是西方货，苏联的普通老百姓别提买了，连见都没见到过。丝质的衣服落在泥里，好似落在粪堆里的花朵一样黯淡不堪。

一些女人把衣物从地上捡起来。另一些则抓住了其他那些箱子。鲍伯罗夫跑到车后面，把女人从车旁推开。他这一来，事态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沃洛佳心想。鲍伯罗夫可能带了把枪，任何时候都可能把枪掏出来。但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裹着床单的女人拿起铲子，对着鲍伯罗夫的头狠狠地来了一下。能用铲子挖沟的女人绝不是软柿子，铲子打到鲍伯罗夫的头上时发出沉闷的声响。将军应声倒地，裹着床单的女人对准他的身体就是狠狠一脚。

车里的年轻女人下了车。

戴着帽子的妇女朝她大喊：“帮我们一起挖沟吗？”围观的女人们都笑了。

将军的女朋友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她低下头，沿着汽车开来的方向往回走。带着方格帽的女志愿者撞了她一下，但她躲闪在“刺猬”之间，开始撒开脚步往前跑。女志愿者追在她的身后。年轻女人穿着棕褐色仿麂皮的高跟鞋，她滑倒在泥地里，裘皮帽也从头上掉了下来。她挣扎着站起身，又开始往前跑。志愿者捡起帽子，放年轻女人逃跑了。

在遗弃的汽车旁，所有的手提箱都被志愿者打开了。她们从车后座上拿下并打开盒子，把盒子里的东西都倒在了地上。厨具散落在泥里，瓷器都破了，玻璃制品碎了一地，绣花床单和白毛巾在泥水里飘来荡去，十来双漂亮的鞋子散落在柏油路面上。

鲍伯罗夫直起身子，试图从地上爬起来。裹着床单的女志愿者又用铲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鲍伯罗夫痛苦地瘫倒在地。她解开鲍伯罗夫羊毛外套的纽扣，试图把外套从鲍伯罗夫身上剥下来。鲍伯罗夫拼命抵抗着。女人发起怒来，又用铲子打了鲍伯罗夫好几下，直到他躺在地上不动，满是白发的头上全都是血才停下了手。女志愿者扔掉身上的旧床单，把鲍伯罗夫的大衣穿在身上。

沃洛佳走到鲍伯罗夫一动不动的身体前，发现鲍伯罗夫的眼睛里已经没有生气了。他单膝跪地，检查鲍伯罗夫有没有呼吸、心跳或是脉搏，发现他完全没有了生命体征。鲍伯罗夫已经死了。

“对懦夫不应有任何怜悯。”沃洛佳说，但却还是合上了鲍伯罗夫的眼睛。

几个女人解开了绑在钢琴上的绳子。钢琴滑下车顶，哐的一声摔在地上。女人们兴高采烈地用锄和铲子砸开钢琴。另一些女人则开始争抢起散落在地上的宝物来，她们抓起餐具，拽着床单，在争抢内衣时把内衣撕得四分五裂。女人间的打斗开始了。一个瓷杯从空中飞过，差点砸中了卓娅的脑袋。

沃洛佳匆匆赶到卓娅身边。“要开始一场混战了，”他说，“我调了辆军车和一个司机，我们从这离开。”

卓娅犹豫了一下。“谢谢你的好意。”她说。两人跑到车前，坐进汽车，司机把车开走了。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对元首的信心随着德军对苏联的入侵而越发坚定。伴随着德军跨越苏联的广袤领土，秋风扫落叶似的消灭苏联红军，埃里克对元首辉煌的战略决策也越来越崇敬了。

然而，进军苏联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在十月的雨季，乡间到处都是泥，脚下根本找不着路，德国兵称之为“泥海”。埃里克乘坐的救护车艰难地在沼泽地里前行。前面的泥塘越来越深，救护车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埃里克和赫尔曼必须下车清理泥泞，才能让救护车开得更远。整个德军都是如此，对莫斯科的突击渐渐转化为蛙行。更闹心的是，泥泞的道路使补给车完全跟不上行军的步伐。部队缺弹药，缺油，更缺食品。埃里克所在的医疗队则面临着没有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窘境。

十一月初，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之后，埃里克才又一次高兴起来。冰冻似乎是一种赐福，使泥泞的道路重新硬起来，救护车又能以正常速度行进了。但埃里克只穿着薄外套和棉内衣，零度以下的气温冻得他簌簌发抖——国内迟迟没把冬天穿的军服送到苏联前线。军需部门也没有送来军车、坦克、大炮所需的防冻油。每天天亮前，埃里克必须早起两小时发动救护车引擎，让它空转五分钟，防止汽油在极低的气温下凝固。即便如此，埃里克每天发车前一小时还会慎重地在救护车底下升起一团火。

几百辆车被丢弃在路上。停在临时飞机场上的空军战斗机被冻在泥里无法起飞，掩护地面部队的空中打击就这样失效了。

尽管遇到了这么多困难，但红军还是在德军的重压面前节节败退。红军的抵抗很坚韧，但总是一退再退。埃里克所在的医疗队不得不经常停下脚步，清理路上零星的红军尸体以及路边冻僵尸体垒成的堤防。德军一步步向莫斯科进逼。

埃里克确信，德军坦克的履带很快会目中无人地轧过红场，纳粹的十字旗会高高地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楼上。

这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度以下，而且还在继续降。

埃里克所在的战地医疗站设在一个小镇上，医疗站旁边有一条结冻的河流，四周是茂密的云杉林。埃里克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苏联人经常在撤退的时候破坏一切能用的东西，但这个小镇却几乎完好无损。医疗站征用了镇上的医院，这里的设施非常现代化。韦斯医生命令医院里原先的医生把住院的病人都赶回家，即便病情危重也一个都不能留。

入驻不久，埃里克就开始为一个十八岁患冻伤的士兵看诊。患者脸上的皮肤呈蜡黄色，冻伤严重得让人难以下手。埃里克和赫尔曼用刀把士兵身上的薄军装割下来，发现他的手臂和腿上长满了粉红色的水疱。士兵在走破了的靴子里塞满了报纸，但还是御不了寒。埃里克好不容易把鞋从士兵脚上扒下来，一股坏疽的腐烂气味立刻迎着他扑鼻而来。

但埃里克仍然觉得他们能使士兵免于截肢。

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诊治的冻伤病人比打仗时受伤的伤员还多。

他在浴缸里加满水，和赫尔曼·布劳恩一起把病人放入温水。

埃里克看着伤兵的身体慢慢解冻。他看见伤兵一条腿和另一条腿的脚趾上出现了黑色的坏疽。

水开始变凉以后，他们把伤兵搬出浴缸，把他全身擦干抱上床，盖上被单，然后用包着毛巾的热石头裹住他。

病人很清醒，他警觉地问：“我是不是要截肢啊？”

“要看医生怎么说，”埃里克说，“我们只是医务兵。”

“你给很多病人看过病，”伤兵不依不饶地问，“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的猜测也许没错。”埃里克说。大体上，他知道这名伤兵会遭遇什么。韦斯会截掉感染较轻的那条腿的脚趾，用断线钳一样的大剪刀把它们剪掉。另一条腿会截去膝部以下的部分。

没过多久，韦斯过来检查伤员的脚。“准备为病人截肢。”他果断地说。

埃里克感到凄凉。又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要残疾终身了。真是个耻辱！

但伤兵不这么看。“感谢上帝，”他说，“我不用再作战了。”

为这名伤兵做手术准备时，埃里克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也像很多其他民众一样，保持着失败主义态度——包括埃里克的家人。对于已故的父亲，他想了很多，在愤怒的同时，又感到深深的悲哀。埃里克痛苦地想，老头不肯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庆祝第三帝国的胜利。他可以埋怨，可以质疑元首的判断，也可以低估武装部队的士气，但为什么要当叛徒呢？为什么如此执著于过时的民主呢？自由对德国来说，一钱不值，只有法西斯主义才救得了德国！

埃里克很生父亲的气，但一想到他的死状，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起先，埃里克拒绝承认盖世太保杀害了父亲，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也许是真的。盖世太保不是教堂里悉听忏悔的神父——他们肆意鞭打攻击政府的民众。父亲执意要弄清政府是否杀害了残疾儿童，他太蠢了，竟然相信崇尚自由的英国老婆和过分感情用事的女儿。埃里克爱自己的家人，因此更为他们的执迷不悟和顽固而痛苦。

在柏林休假的时候，埃里克见到了赫尔曼的父亲布劳恩先生，正是他把激动人心的纳粹主义哲学灌输给了当时还是孩子的埃里克。布劳恩先生已经加入了党卫队。埃里克说，他在酒吧遇见一个人，这个人说政府在几家特殊的医院有计划地杀害残疾儿童。“残疾人对于突飞猛进的德国来说的确是个累赘，”布劳恩对埃里克说，“我们要清除犹太人和残疾人使种族得以纯正，还要防止不同种族的人通婚产生混血儿，但纳粹永远不会允许实施安乐死。尽管有时很残忍，但我们绝不会杀害自己的人民。那是共产党人在说谎。”

父亲的指控根本子虚乌有，但埃里克有时还是会为父亲流泪。

幸运的是，他非常忙，很少有时间为父亲而伤心。每天早上都会有很多病人被送到医疗站，大多数是前一天受伤的士兵。处理完他们以后，在新一批伤员到来之前会有一段短暂的空闲。韦斯给冻伤的士兵做完手术以后，和埃里克、赫尔曼在狭小的医生休息室里休息了一小会。

赫尔曼看了一会儿报纸，突然抬起头对韦斯和埃里克说：“柏林的报纸上说我们已经赢了，他们真应该到这来亲眼看一看。”

韦斯医生操着一贯的嘲讽语气。“元首在体育宫做了相当有趣的演讲，”他说，“他说苏联人是带有兽性的下等人，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在我看来，苏联人是我们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强对手。他们坚持得比波兰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更长，抵抗得也更为顽强。尽管他们装备不足，疲惫饥饿，但却还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挥舞着过时的机枪朝我们的机关枪冲过来。听说苏联人这种不顾死活的野兽行径越来越少了，对此我感到很欣慰。与此同时，我开始担心苏联人采取迂回的战术与我们斗争。他们还是很勇敢，只是变得聪明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和往常一样，韦斯假装对元首表示赞同，但意思却恰恰相反。赫尔曼看上去似乎茫然不知，但埃里克却被他激怒了。“无论苏联人怎么样，他们都已经失败了，”他说，“我们离莫斯科只有四十英里了。事实证明，元首是对的。”

“他比拿破仑聪明得多。”韦斯医生说。

“在拿破仑时代，马跑得比什么都快，”埃里克说，“今天我们有了摩托车和无线电报。现代的通信装置可以使我们不再犯拿破仑犯过的错误。”

“等到夺取莫斯科以后再说这个也不迟。”

“我们没几天就能夺取莫斯科，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一定有将军向上面提出暂且停下建立一道稳固防线的建议。我们可以守住这道防线，在冬天进行补给，等开春再展开进攻。”

“在我看来，这是可耻的懦弱行为。”埃里克热切地说。

“你说得对——当然对了，因为柏林方面正是这么对将军们说的。总部的人显然比我们前线战士更有远见。”

“我们几乎把红军一网打尽了。”

“可魔术师一样的斯大林不知从哪又搞出了那么多军队。战争之初，我们认为他有两百个师，现在我们却觉得他有三百来个师。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会再弄出一百多个师来。”

“元首的判断将被验证是事实——又一次。”

“埃里克，这是自然。”

“他从来没犯过任何判断上的错误！”

“一个人觉得他会飞，于是他从十楼楼顶上跳下来，当他无助地挥舞着手臂经过五楼时，有人听到他在喊：‘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一个士兵冲进医师休息室。“出事了，”他说，“三辆车在镇北的采石场撞上了，几个党卫军士兵受了伤。”

党卫军原先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现在是德军的精锐部队。埃里克敬仰他们出众的纪律性，漂亮的制服以及和希特勒特别亲密的关系。

“我们派辆救护车去。”韦斯医生说。

士兵说：“出事的是党卫军里的特别行动队。”

埃里克依稀听说过特别行动队的名号。他们跟在大军后面进入被攻克的领土，围捕惹麻烦的家伙和共产党之类的破坏分子。他们也许已经在小镇外面建立了一个战俘营。

“有多少人受了伤？”韦斯问。

“六七个人。营救的人正在把伤员搬下车。”

“很好。布劳恩和冯·乌尔里希，你们两个去。”

埃里克非常高兴。他很愿意和元首最忠心的支持者接触，能为他们服务更是天大的喜事。

送信的士兵递给他一张画着方向的便条。

埃里克和赫尔曼咽下茶，按灭烟头，离开了医师休息室。埃里克穿上从死去苏联军官身上剥下的毛皮大衣，敞开前襟，露出大衣里穿着的德军制服。两人匆匆走进停车库，赫尔曼把车开上了街。埃里克看了眼纸条上标明的方向，忧心忡忡地望着车窗外漫天飞舞的细雪。

出了小镇以后，救护车开上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林间小道。救护车和几辆从另一个方向开来的汽车和卡车会了车。路上的雪很硬，赫尔曼无法在光滑的路面上把车开得很快。埃里克想象着撞车时的情形。

冬天的白天很短，上午十点天亮，下午五点天就完全黑了。茂密的云层中露出一点微光，两边密密麻麻的高大松树几乎把这点光完全遮挡住了。埃里克觉得自己像是身处于格林兄弟描绘的童话世界似的，顺着小道深入鬼怪徘徊的层层树林。

两人望向车外，寻找一个向左拐弯的岔道口，发现那里站着个士兵替他们指路。救护车跌跌撞撞地在树间开行，开了一会儿才看见第二个向他们挥手的士兵。士兵对他们说：“一点一点往前开，不然又要和那些车撞上了。”

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开到了事故现场。公共汽车、吉普车、轮胎上安装了防滑链的梅赛德斯小汽车连环相撞，像是焊接在了一起似的。埃里克和赫尔曼跳下救护车。

公共汽车上没有人。地上躺着三个男人，看上去像是从吉普车上救下来的乘客。几个士兵围着被公共汽车和吉普车挤在中间的梅赛德斯，试图把上面的伤员救下来。

埃里克听到一连串枪响，心想谁会在这种时候开枪。但很快他把这种想法抛在一边，把精力放在了手头的工作上。

他和赫尔曼走向地上躺着的三个伤员，依次为他们评估着伤势的严重程度。一个已经死了，一个断了胳膊，一个只是受了点擦伤。在被挤压变形的小汽车上，一个伤员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一个陷入了昏迷，还有一个则惊恐地大叫。

埃里克给狂叫的人打了针吗啡。吗啡起作用以后，他和赫尔曼把这人搬出汽车，送上救护车。把这人搬出来以后，士兵们才得以把夹在梅赛德斯废旧零部件之间的昏迷伤员解救出来。伤员受了严重的脑外伤，埃里克觉得多半救不活了，但他没有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在场的士兵。把这两个伤员放在救护车上以后，他和赫尔曼把注意力转到吉普车的伤员身上。赫尔曼在断了胳膊的伤员的伤口处装上了夹板，埃里克则把受了擦伤的伤员扶到救护车上，安排他坐到了椅子上。

他走回梅赛德斯车跟前。“我们会在五到十分钟之内把死者弄出来，”一个上尉说，“你们在旁边等一会儿。”

“好的。”埃里克说。

他听见又一阵枪响。埃里克很想知道特别行动队会在这里干什么，于是沿着森林往里面走了一会儿。树间的雪地上到处是烟屁股、苹果核、扔掉的废报纸和其他零碎的垃圾，像是有野营的人刚从这里走过似的。

他走进一块停着卡车和公共汽车的空地。许多人被带到这里。几辆公共汽车正要经过事故现场离开，另一辆公共汽车正巧开进空地。埃里克看见停车场那边站着一百来个年龄不一的苏联人，许多人像保护稀有财宝似的抓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包裹和麻袋，还有个男人抱着把小提琴。这时，一个抱着洋娃娃的小姑娘映入埃里克的眼帘，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大事不妙的预感。

囚犯们周围站着手持棍棒的当地警察，特别行动队的行动显然得到了被占领土当局的支持。警察们看了看他，注意到敞襟大衣下的德军制服，马上把视线移开了。

走过囚犯群的时候，一个衣着考究的苏联人用德语朝他喊：“先生，我是镇上一家轮胎厂的厂长，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只是像其他企业家一样，口头上应付应付他们而已。我可以帮助你们——我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请带我离开。”

埃里克没有理他，继续朝枪声响起的地方走去。

他走到采石场边。采石场是森林中的一片低洼的开阔地，四周是高大的云杉树，云杉树上满是积雪。树林的一头有条向下的坡道从高处的森林通到低处的采石场。这时，十几个囚徒在士兵的看守下，正两人一排沿着坡道往下走。

埃里克在这些囚徒中间看见了三个女人和一个十一岁左右的男孩。集中营设在采石场里的某处吗？但这些人的手里都没有行李，雪花像送祝福一样落在他们没戴帽子的头上。

埃里克询问站在一旁的党卫军中士：“伙计，这些战俘是干什么的？”

“都是些共党分子。”

“那个小男孩也是吗？”

“还有些犹太人。”

“他们到底是共产党还是犹太人？”

“有什么区别吗？”

“共产党和犹太人不是一码事。”

“胡扯什么！大多数共产党是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又是共产党，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刚和自己说话的轮胎厂厂长既不像犹太人，又不像共产党，埃里克心想。

囚徒们走到采石场的石板地上。之前他们一直像被圈起来的羊群似的死气沉沉，既不东张西望，也不交头接耳。这时他们突然活跃了一点，指着地上的东西议论起来。透过飘扬的雪花，埃里克看见尸首似的物体散布在岩石上，他们的外套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

埃里克这时才注意到，大树之间的山谷外侧站着十二个拿着步枪的枪手。十二个囚犯，十二名枪手：埃里克意识到了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他惊恐而难以置信，同时又感到非常愤怒。

枪手举起枪，瞄准采石场上的囚徒。

“不，”埃里克说，“你们不能这样！”没人听到他的话。

一个女囚徒尖叫一声。埃里克看见她抓住十来岁的男孩，把男孩搂紧，好像她的胳膊能帮男孩挡住子弹似的。两人看来是一对母子。

一个军官下令：“开火！”

步枪开火了。囚徒们踉跄几步，倒在地上。枪声震下了松树上的积雪，纯白的雪花落在枪手身上，化成星星点点。

埃里克看见男孩和母亲双双倒地，但仍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不，”他说，“哦，不。”

中士打量着他。“怎么了？”他生气地问，“你到底是谁？”

“我是个医务兵。”埃里克仍然注视着采石场里的可怕一幕。

“你来这干什么？”

“我随救护车前来营救车祸中受伤的军官。”埃里克看见又有十二个囚徒在卫兵的押送下顺斜坡走下采石场。“老天，爸爸说得没错，”他悲叹道，“我们的确在滥杀无辜！”

“别废话，快滚回你的救护车去。”

“是，长官。”埃里克说。

十一月底，沃洛佳申请转到战斗部队。谍报工作似乎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重要：红军已经不需要掌握柏林的间谍以探明已经在莫斯科城外的德军的意图了。沃洛佳希望为莫斯科决一死战。

他对政府的担心看来是毫无必要的。斯大林的愚蠢，秘密警察的残暴，苏联以往所有不合理的一切——似乎都随着德军的逼近而烟消云散了。他不再有顾虑，心中充满了战胜给苏联带来暴力、饥饿、强暴的侵略者的坚强决心，愿意为妈妈、为妹妹、为妹妹的双胞胎儿女、为卓娅而决一死战。

他又敏锐地察觉到，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苏联就没有间谍了。他的德国线人们都是些认为打倒残暴的纳粹统治远比爱国主义和忠诚重要的德国人，他对他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心怀感佩，但此时他也只能以国为先了。

红军情报机构的许多年轻人也和他抱着一样的想法，一些人十二月初加入了步枪队。沃洛佳吻别了父母，给卓娅写了封希望能活下来再见到她的信，便踏入了战壕。

最后，斯大林终于把东线的支援部队调到了莫斯科。西伯利亚第十三师被调来对抗日益接近的德国侵略军。在前往前线途中，这支部队的一部分在莫斯科停留了一小段时间，街上的莫斯科人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们白色的棉大衣、暖和的羊毛靴以及带过来的滑雪板、护目镜和草原马。他们来得非常及时，正好赶上了红军展开的反扑。

这是红军最后的机会。在过去五个月中，红军曾经几次投入几十万军队迎击敌人，每次德军都缓下来，打退苏军的还击，然后无情地继续向前进。可如果这次再失败的话，红军就不可能再次发动反击了。德国将占领莫斯科。占领了莫斯科就意味着占领了整个苏联。那样的话，母亲真的只能在黑市上贩卖伏特加和牛奶来养活德米卡和塔妮娅了。

十二月的第四天，苏联军队离开莫斯科，在莫斯科以北、以西和以南的阵地上进行最后的努力。为了不让德军察觉，他们没有携带手电筒。另外，军方还禁止士兵生火吸烟。

这天晚上，内务部的秘密警察走上了前线。沃洛佳没有看见圆脸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但知道他一定也来了。两个他不认识的秘密警察走到沃洛佳和十来个战友正在整理武器的露营地。你们听见有谁在批评政府吗？他们问。有人在对斯大林同志说三道四吗？你们中有人对军队的战术战略提出过质疑吗？

沃洛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秘密警察连什么是当前的首要任务都不知道了吗？再过几天，莫斯科是不是守得住，即见分晓。士兵们对上级发两句牢骚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他打断了这两个人的提问，告诉他们，他和他的士兵正在执行一项禁言令，任何违反这项命令的人都可以被就地处决，但——他鲁莽地补充道——如果秘密警察马上就走的话，他就不计较他们的多嘴多舌了。

两个秘密警察灰溜溜地走了，但沃洛佳知道，秘密警察的出现极大地打击了前线将士刚刚振奋起来的士气。

12月5日星期五晚上，苏联的炮兵部队对德军阵地进行了炮击。第二天黎明，沃洛佳带着他的营在暴风雪中开始了行动，上级向他们下达了夺取运河那头一个小镇的任务。

沃洛佳没有理会正面进攻德军防线的命令——红军固守的这套战略已经老掉牙了，现在可不是固步自封的时候。他带着一百多名手下走到河上游，跨过冰面前进到镇的北面，再转移到德军的侧面。激烈战斗的喧嚣声声声入耳，沃洛佳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敌人前线的背后。

沃洛佳几乎被暴风雪挡住了视线。火光不断映出天上的云层，但地面上的可见距离只有短短的几码。但这也有好处，他乐观地想，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匍匐前进到德国人身后，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天非常冷，有些地方不到零下三十五度。尽管寒冷的天气对双方都没好处，但对缺少冬季物资补给的德国人来说却更加不利。

沃洛佳略略感到有些吃惊，通常效率很高的德军竟然没有加固自己的防线。他们没有挖战壕，没有挖反坦克沟，甚至没有挖防空壕。他们的前线只是简单的几个据点而已。苏军可以轻易地从据点间的缝隙潜到镇上，寻找营房和军火库这类容易打击的目标。

他手下的士兵射杀了三个守卫，进入了一个停放着五十辆坦克的足球场。真这么轻而易举吗？沃洛佳产生了疑惑。攻占了大约半个苏联的德军竟然如此守备空虚吗？

在上一次小规模冲突中战死的红军战士的尸体在他们牺牲的地方冻上了，他们是在前几次小规模战斗中阵亡的。死时穿着的大衣和靴子不见了，多半被挨冻的德国军人拿走了。

街上到处是废弃的车辆——卡车敞开着门，熄火的坦克上盖满了积雪，掀开的吉普车阀盖似乎想告诉人们机师本来想把吉普车修好，后来却绝望地放弃了。

穿越一条宽阔的大街时，沃洛佳听见汽车引擎越来越响的声音。透过雪花，他看见左方有辆车开着车头灯正向他和他的士兵冲过来。起先他以为这是辆突破德军防线的苏联军车。但很快车上的人就朝他和他的手下开火，他赶忙叫嚷着让手下躲起来。这是辆半履带的装甲吉普车，前罩上装着一个备用轮胎。这种车配备有风冷式的引擎，因此不会在大冷天上冻。吉普车以最快的速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德国军人从车座上朝他们漫无目标地开了几枪。

沃洛佳非常吃惊，竟然忘了开枪还击。一辆坐满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的军用卡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战场呢？

他带着手下穿过这条路。他原以为他们会举步维艰，每进一步都进行一场激战，但他们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镇上的房子都上了锁，拉下了窗帘，房子里漆黑一片。如果留在这里的苏联人还想活命的话，他们必定会躲到床的下面。

更多的车沿着街道往西面开，沃洛佳认定德军正在撤离战场。他让几个手下借咖啡馆做掩护，用DP-28轻机枪向开过的车辆进行射击。沃洛佳不想让这些德国兵第二天再去祸害苏联人。

离开大路，沃洛佳看见一幢短帘后面亮着明亮灯光的矮房子。爬过一个在大雪中看不远的卫兵，他朝房子里看了看，发现几个军官坐在里面。沃洛佳猜测这应该是一个德军军营的营部。

他低声向几个军士下了令。他们开枪打破玻璃，往里扔了几个手雷。这几个德国人双手抱头走出矮房。沃洛佳很快就占领了这幢房子。

他听见了奇怪的声响。他听了一会儿，疑惑地皱起了眉。这声音不像是战场上发出的，而像是足球场上观众发出的噪音。他走出德军指挥部，判断声音是从前线传来的，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一阵机关枪响，很快，在几百码外的大路上有辆卡车朝边上一歪，撞在石墙上，燃起了一团烈火——立功的多半是沃洛佳设置在咖啡馆里的机关枪手。跟在卡车后面的两辆德国军车马上飞一般地开走了。

沃洛佳跑到咖啡馆。机关枪正放在餐厅桌子上的两脚架上。因为枪管上唱片状的弹夹，战士们通常把这套射击装置称为“唱片机”。机枪手们正为刚刚取得的战果扬扬自得。“长官，这和在操场上射鸽子一样简单！”一个家伙在厨房里翻找了一遍，发现一大桶意外没有变质的冰激凌，轻机枪手们正轮流狼吞虎咽着。

沃洛佳透过被枪击碎的玻璃，观察着外面的情况。他看见一辆吉普车沿着宽阔的道路开了过来，一些德国兵正跟在车后面跑。当奔跑者离咖啡馆越来越近的时候，沃洛佳认出了他们身上的德军制服。跟在车后面的没有上百，也有几十。类似足球观众噪音的响声正是这群人发出的。

轻机枪手把枪管对准离咖啡馆越来越近的吉普车，沃洛佳却把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别急着开枪。”他说。

他把目光投向风雪中的大街，看到越来越多的车辆，越来越多跑步后退的德军，还在混乱的队伍中瞧见了几匹马。

一个手下举起枪。“千万别射击。”沃洛佳说。车辆和德军离咖啡馆越来越近了，“我们不可能阻挡住他们——如果被发现，我们会很快被他们冲垮，”他说，“别让他们看到，让他们走吧。”听到这话，所有在咖啡馆里的士兵都匍匐在地上。机枪手把DP-28轻机枪从餐桌上拿了下来。沃洛佳坐在地上，透过窗台的边缘往外看。

噪声越来越大。领头的人跑经与咖啡馆平行的公路，很快就过去了。他们有的在跑，有的拖着瘸腿跌跌撞撞地在地上走。一些人拿着枪，大多数人却似乎丢掉了自己的武器。一些人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另一些却只穿着单薄的制服。许多人都受了伤。沃洛佳看到一个头上绑着绷带的人倒在地上，爬了几码，然后就瘫在地上不动了。没人对他表示关注。一个骑兵骑着马从一个步兵身上踏过，骑兵却浑然不觉。吉普车和指挥车危险地在人群中横冲直撞，不断在冰上打滑，这些车的司机野蛮地摁着喇叭，把人驱赶到左右两边。

沃洛佳意识到这是德军的大溃败。德军成千上万地向西面逃窜。德军正在溃退，他们在往回跑。

德军终于开始撤退了！

第十一章

1941年，夏威夷

伍迪·杜瓦和乔安妮·罗赫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乘坐波音B-314飞机前往夏威夷的火奴鲁鲁。他们乘坐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要经过十四小时才能抵达。抵达火奴鲁鲁前，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也许是因为在狭小的空间坐得久了，他们才发生了这场争吵。波音B-314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之一，但乘客们所处的空间却非常狭小。飞机分成六个乘客舱，每个舱有面对面的两排座位，每排有四张座椅。“我宁愿坐火车。”伍迪局促不安地交叉起长腿说。乔安妮保持着优雅的姿态，没有向伍迪指出夏威夷是火车去不了的。

去夏威夷是伍迪父母的主意。他们决定去夏威夷度假，顺便看看在那驻扎的小儿子查克。他们邀请伍迪和乔安妮在假期的第二周去夏威夷玩玩。

伍迪和乔安妮已经订了婚。度过了天气很热、浓情蜜意的四周以后，伍迪在秋天临近的时候向乔安妮求了婚。乔安妮说这未免也太快了，但伍迪说他已经爱了她六年了，问她再要爱几年才能求婚。乔安妮妥协了。第二年六月，伍迪从哈佛毕业以后，他们便准备结婚。作为一对订了婚的未婚伴侣，他们便能以家人的名义外出度假了。

乔安妮叫伍迪伍兹，伍迪叫乔安妮乔。

快到夏威夷的主岛瓦胡岛时，飞机开始慢慢下降。透过机窗，他们看见了满是森林的群山、分散在低地的几个村庄、海边的沙滩以及拍岸的浪花。“我买了一件新泳衣。”乔安妮说。两人肩并肩坐着，四个莱特双旋风七百一十匹马力的发动机呼啸声淹没了乔安妮的说话声。

伍迪正在看《愤怒的葡萄》。听见乔安妮在说话，他把书放下，凑近与她交谈。“我真想现在就看到你穿新泳衣的样子。”他是真心实意说这番话的。乔安妮具有泳衣生产商理想的身材，可以使他们的产品发散出光芒。

她半张开眼睛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你爸妈是否在宾馆给我们订了两个相邻的房间。”她的深棕色眼睛看上去有几分怨艾。

两人才订婚，还不能名正言顺地睡在一起。但伍迪的母亲在这方面非常心细，也许已经为他们做过一些安排了。

伍迪说：“不管你在哪，我都会找到你的。”

“你最好快点找到我。”

“别这么说，这把椅子已经快让我受不了了。”

乔安妮舒心地笑了。

美国海军基地映入眼帘。一个形似芭蕉叶的泻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良港，半个太平洋舰队大约一百艘舰艇都停泊在这个基地里。从天上往下看，汽油存储罐像是棋盘上的棋子一般。

泻湖中间是一个建有飞机跑道的小岛。在岛的西面，伍迪看见十几架水上飞机停泊在那。

泻湖右边是西卡姆空军基地。几百架军用飞机一架挨着一架，整齐地停放在空军基地的停机坪上。

快降落以前，飞机飞过一片种着棕榈树、架着条纹阳伞的海滩——伍迪觉得这一定是举世闻名的威基基海滩。接着他们看见了一个城市，这一定是夏威夷的首府火奴鲁鲁了。

乔安妮在国务院积了几天假，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休掉，伍迪却要逃上几天课。“我很吃惊你父亲这次的表现，”乔安妮说，“他平时不会让你中断学业出来玩的。”

“没错，”伍迪说，“但你应该知道这次让我出来的真正原因。他觉得查克有可能在战斗中阵亡，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查克了。”

“老天，真会打上一仗吗？”

“他认为马上就要开战了，查克又正好在海军服役。”

“我想他的判断没错，的确要开战了。”

“你为何如此确定？”

“现在，整个世界都对自由抱有敌意。”她指着膝上电台记者威廉·夏伊勒写的畅销书《柏林日记》说，“纳粹占领了整个欧洲，”她说，“布尔什维克统治苏联，日本又控制了远东。我不知道，美国怎能在这样的世界中独善其身。再这样下去，就没人和我们做生意了。”

“我爸爸正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明年我们会和日本打上一仗。”伍迪担忧地皱着眉，“苏联的情况怎么样？”

“德国似乎没能攻下莫斯科。离开华盛顿之前，听说苏联方面发起了气势宏大的反击。”

“太好了！”

伍迪望着窗外。火奴鲁鲁机场出现在舷窗外。他猜测飞机会停在一个与跑道平行的带遮蔽顶篷的入口内。

乔安妮说：“最好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别发生什么大事。”

“为什么这样说？”

“伍兹，我想得到提拔——因此不想别人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表现出高我一等的才华。”

“你从没跟我提过升职的事啊。”

“八字还没一撇呢，但我想当上研究员。”

伍迪笑了。“你想爬得多高呀？”

“我想到形势复杂的地方当大使，南京或亚的斯亚贝巴 【3】 都行。”

“你真有这种想法吗？”

“你还别不信。弗朗西丝·珀金斯就当上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性劳工部长，而且干得相当不赖。”

伍迪点了点头。珀金斯是八年前罗斯福总统第一任总统任上的劳工部长，为新政赢得了工会的支持。现今，能力出众的女性可以干成几乎任何事情。乔安妮正是这样一位能力出众的女性。但伍迪却从没想到乔安妮竟然如此野心勃勃。“大使必须住在国外啊。”他说。

“这有什么不好吗？异域的文化，诡异的天气，和美国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太激动人心了！”

“但……结婚以后还是这样，真的合适吗？”

“你说什么？”乔安妮严厉地问。

他耸了耸肩：“这问题很自然，你难道没想过吗？”

乔安妮的表情没变，鼻孔却张大了——伍迪知道，这是乔安妮动怒的预兆。“我问过你这个问题吗？”她问。

“没有。可是……”

“怎么了？”

“乔，我只是在想——你是不是希望我到你的职业要求你的地方去？”

“我会试着配合你的需求，在我看来，你也该试着配合我的需求。”

“但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是吗？”她明显动怒了，“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说。”

伍迪不知道两人的交谈为何会如此快地陷入胶着。他努力克制住自己，使声调保持理性和亲切：“我们不是说好要生几个孩子的吗？”

“别担心，我们会有孩子的。”

“我指的不是这个！”

“如果孩子会在婚姻中拖我的后腿，我情愿不要孩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天杀的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问的是，如果你被任命为某国的大使，你是不是希望我抛下一切，和你一起去？”

“我希望听你说：‘亲爱的，这是你的好机会，我不会挡你的道，尽管去吧。’这难道不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伍迪懵了，“如果不能待在一起的话，结婚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战争爆发的话，你会去参军吗？”

“我想我会的。”

“军队会把你派到需要你去的欧洲或远东，是吗？”

“没错。”

“你会去需要你执行任务的地方，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如果必要的话，是会有这种情况。”

“换成我，你就不愿意了。”

“这完全是两码事，你为什么要假装这是一回事呢？”

“这并不奇怪，事业和对国家所履行的义务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想你也一样吧。”

“没你这样的，哪有妇唱夫随的啊？”

“伍兹，我在严肃讨论我们俩的未来，我很伤心你会有这种想法。现在我必须先问问自己，我们还会不会有未来了。”

“我们当然会有未来！”伍迪沮丧地叫了起来，“怎么会变成这样？怎么会到现在这种地步呢？”

一声碰撞，飞机降落在了跑道上。

查克·杜瓦害怕父母会知道他的秘密。

在布法罗，他从没经历过真正的爱情，只是在漆黑的小巷里和几个不怎么认识的男孩相互摸索过一番。查克加入海军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能在父母管不到的地方做回真正的自己。

夏威夷的情况和布法罗完全不一样。到了夏威夷以后，他成了同性恋地下社团的一员。勤务之余，他畅游于同性恋酒吧、同性恋餐馆和同性恋舞会，和取向相同的人厮混在一起。他谈过几次恋爱，后来又真正地爱上了一个人。许多人知道他的秘密。

现在，他的父母却来到了这里。

父亲受邀参观岛上名为“海波”的信号情报中心。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杜瓦参议员知道许多军事秘密。他已经参观过了海军设在华盛顿的信号情报中心总部。

查克用海军的帕卡德军用车从宾馆接走了戴着白色草帽的父亲。车开到港口外时，杜瓦参议员吹了声口哨。“太平洋舰队，”他赞叹道，“真是太壮观了！”

查克表示赞同。“规模不小吧？”他说。港口里的船只非常漂亮，海军的舰艇在阳光下亮光闪闪。查克觉得美国的海军真是太伟大了。

“军舰完美地排成了一条直线。”格斯赞叹道。

“我们把这称为‘战舰编队’，停泊在岛上的有‘马里兰号’‘田纳西号’‘亚利桑那号’‘内华达号’‘俄克拉荷马号’和‘西弗吉尼亚号’巡洋舰。”军舰的名称大多取自于美国的州名，“港口里还有‘加利福尼亚号’和‘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不过从这个角度看不到。”

基地门口的卫兵看到来的是辆公务车，便挥手放车过去了。查克把车开到潜水艇基地，停在老行政大楼背后的停车场。他把父亲带进新开放的大楼一翼。

范德米尔海军上校正在等待他们。

查克对范德米尔海军上校心有余悸。他一直不喜欢查克，并且猜到了查克的同性恋身份，老把查克称为“粉饼”或“脂粉男人”。他很有可能把查克的秘密告诉老杜瓦。

范德米尔是个壮实的矮胖子，他嗓音沙哑，呼吸沉重。他向格斯敬了个礼，和他握了握手。“参议员，欢迎您，很荣幸有机会带您参观十四海军战区的通情中心，”通情中心是针对日本帝国海军进行信号监听的信号情报中心所起的隐晦名称。

“上校，谢谢你。”格斯说。

“先生，我想事先给你打打预防针。通情中心是个非正式的组织。情报工作通常由一些怪人来承担的，他们不怎么穿海军的制服。掌管通情中心的罗什福尔中校时常穿一件红色的丝绒大衣。”说完他促狭地对参议员笑了笑，“你也许会觉得他是个该死的同性恋。”

查克努力使表情保持平静。

范德米尔上校说：“在进入安全区域之前，我不会再说话了。”

“很好。”格斯说。

他们走下楼梯，进入地下室，中间经过两扇上锁的门。

“海波”信号情报中心设在一间能容纳三十个士兵、点着氖光灯、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内。除了通常的办公桌椅外，办公室里还设置了超大号的图板、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打印机、分类机、整理器和解码员在长期破解密码时打盹的两只小床。一些人穿着整洁的军装，但大多数人却像范德米尔上校说的那样没刮胡子、衣衫不整，从办公室里发出的气味来看，一些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洗澡了。

“和其他各国的海军一样，日本海军采用不同类型的密码。他们用最简单的密码传送气象预报这类不怎么重要的信息，用复杂的密码传送敏感的重要信息，”范德米尔说，“尽管使用的是高复杂度的密码，但我们仍然能从军舰的通信呼号中确定呼号的发送者和发送者的所在位置。他们经常改变通信呼号的编码方式，但我们可以在几天内破解新的编码方式。”

“真是太厉害了。”格斯说。

“我们还能利用三角测量法找到信号的原始发出地。即便无法读懂密码，我们仍然能根据通信呼号的来源方位和类型标明大多数日本军舰的位置。”

“这么说，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方位，他们要往何处去，但不知道具体下达的命令是什么。”格斯说。

“是这样没错。”

“如果想避开我们，日本人只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就行了。”

“是的，”范德米尔说，“如果他们保持安静，通情中心会完全失效，这里的人就要喝西北风去了。”

一个穿着便服和拖鞋的男人走了过来，范德米尔告诉参议员这位就是通情中心主任罗什福尔中校。“罗什福尔中校擅长解码，日语也非常流利。”范德米尔说。

“几天前，我们破译了日军最常用的一种密电码，”罗什福尔说，“但那些浑蛋又突然采用了一种新的密电码。如此一来，我们又得重新破译了。”

格斯说：“范德米尔上校说你们只凭通信呼号的来源方位和类型就能知道日本舰队的许多事情。”

“是的，”罗什福尔指着墙上的一张图表说，“现在，大多数日本军舰离开了日本领海，正全速向南驶去。”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是啊。但参议员，我想问你，你对日本军队的意图是怎么看的？”

“我相信他们会对美国宣战。我们的石油禁运实实在在地伤害了他们的利益。英国和荷兰拒绝给日本提供原油，现在他们只能试着从南非弄点油。他们想获得稳定的供应源，不愿意做这种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买卖。”

范德米尔说：“但攻击我们又有什么用呢？日本这样的小国无法侵略美国，对我们造不成任何实质上的威胁。”

格斯说：“英国也是个小国，但他们通过建立海上霸权统治了全世界。日本人不用攻入美国本土，他们只要在海战中战胜我们就够了。占领了太平洋，就没人能阻止他们做买卖了。”

“那你看，日本海军向南行进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最大的可能是占领菲律宾。”

罗什福尔点头表示同意。“我们已经加固了在菲律宾的海军基地。但有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接收到日本的航空母舰发出的无线电讯号了。”

格斯皱起眉。“看来他们实施了无线电静默。这种情况之前发生过吗？”

“是的。航空母舰回到日本领海时常会采取无线电静默。我们觉得这次也不会例外。”

格斯点了点头：“应该是这么回事。”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罗什福尔说。

火奴鲁鲁的福特街上挂起了圣诞的灯彩。这天是12月6日星期六，街上满是穿着白色海军制服，戴着白色海军圆帽和黑色海军围巾，出去找乐子的水兵们。

杜瓦一家徜徉在街道上，沉浸在圣诞的氛围之中。罗莎靠在查克胳膊上，格斯和伍迪站在乔安妮两边。

伍迪修复了和未婚妻的关系。他为妄断乔安妮对婚姻的期待向乔安妮道了歉，乔安妮也承认自己的确有点过火了。事情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但至少两个人又睡到一张床上了。

亲热过后，争吵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既然深爱着彼此，其他事都可以从长计议。他们约好，过段时间再用和平的方式就这一问题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穿上衣服以后，伍迪觉得两人的关系进了一大步。他们在很多有关婚姻的问题上有分歧，激烈地争吵过，但他们好歹和好了，这是个非常好的迹象。

这时，他们正前往餐馆用餐。伍迪拿着相机，一路走一路按快门。他们没走多远，查克停下脚步介绍一个水手给他们认识。“这是我朋友埃迪·帕里。埃迪，这是杜瓦参议员，这是杜瓦夫人，这是我哥哥伍迪，这是伍迪的未婚妻乔安妮·罗赫小姐。”

罗莎说：“埃迪，很高兴见到你。查克在家信中几次提到过你。一起去吃晚餐吧？我们正要去吃中餐呢！”

伍迪很吃惊，妈妈很少请陌生人加入他们家的家宴。

埃迪说：“谢谢你，夫人，很荣幸和你们一起吃饭。”他操着一口美国南方口音。

他们走进“天国喜悦”餐馆，在一张六人桌边坐下了。埃迪非常有礼貌，他叫格斯“先生”，叫女士们“夫人”，但态度并不僵硬。点完菜后他说：“我听说过许多你们家的事情，似乎已经认识你们很久了。”他的脸上满是雀斑，笑得非常开怀。伍迪发现，家里所有人都非常喜欢他。

埃迪问罗莎喜不喜欢夏威夷。“说实话，我有点失望，”伍迪的母亲说，“火奴鲁鲁和其他美国小镇没有什么两样。我还希望这里更有些亚洲风味呢！”

“是啊，”埃迪说，“这里到处是餐车、汽车旅馆和爵士乐队。”

他问格斯美国是否会参战。所有人都在问格斯这个问题。“我们绞尽脑汁想和日本达成一个过渡方案，”格斯说。伍迪不知道埃迪知不知道过渡方案是什么意思。“赫尔国务卿和野村大使一夏天进行了很多次会谈，但双方似乎一直没能达成共识。”

“问题出在哪儿？”埃迪问。

“美国需要在远东建立殖民地。日本说好啊，建就建吧，我们喜欢殖民地。不光远东要建，在全世界都得要建。即便有这样的意愿，美国也不可能在全世界都有自己的殖民地。日本人说既然别的国家有殖民地，他们也要有一个。”

“我仍然不明白日本为何要侵略中国。”

总是能从对方角度看问题的罗莎说：“日本想在中国、印度尼西亚、荷属东印度驻军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和美国在菲律宾驻军，英国在印度驻军，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驻军完全是一码事。”

“这么说来，日本的做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乔安妮坚定地说：“是可以理解，但这完全错了。武装占领是十九世纪的处世哲学。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剧变。撤离殖民地，结束霸权主义政治是大势所趋。让日本人的贪欲得逞将会是一种倒退。”

他们的菜来了。“在吃饭以前，我先要告诉你们，”格斯说，“明天早上八点我们将在‘亚利桑那号’巡洋舰上共进早餐。”

查克说：“我不在受邀之列，但我被委派送你们去那。我七点半去宾馆，开车带你们到基地，和你们一起穿过港口走到巡洋舰那里。”

“好的。”

伍迪吃了口炒饭。“这饭真好吃，”他说，“我们结婚时也准备中餐吧。”

格斯笑了：“这可不行。”

“为什么不？中餐又便宜又好吃。”

“婚礼不仅仅是吃顿饭，而是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的隆重场合。对了，乔安妮，我还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呢！”

乔安妮皱起眉：“是有关婚礼的事吗？”

“跟她商量一下来客名单。”

乔安妮放下筷子。“有什么问题吗？”伍迪看见她鼻孔张开，知道她快要发作了。

“不是什么大问题，”格斯说，“我在华盛顿有许多朋友和同僚，如果不请他们参加我儿子的婚礼的话，他们准会生气的。我想让你妈妈和我共同分摊这笔费用。”

伍迪知道，爸爸一定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戴夫在死前廉价出售了他的生意，乔安妮的母亲多半没钱举办一场奢华的婚礼，所以格斯希望承担婚礼的一部分费用。但乔安妮却不理解双方父母为他们俩操办婚礼的那份苦心。

“你眼中的朋友和同僚是哪些人？”乔安妮冷冰冰地问。

“大多数是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我们必须也请上总统，但他多半不会来。”

“哪些参议员和众议员？”乔安妮问。

伍迪看见母亲忍住笑容。她一定被乔安妮的坚持逗乐了。没几个人敢把格斯逼成这样。

格斯说了一长串名字。

乔安妮打断他的话。“你说要请科布参议员吗？”

“是的。”

“他投票反对取消私刑法，这种人你也要请吗？”

“彼得·科布是个好人。之所以投票反对取消私刑是因为他来自密西西比州。乔安妮，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议员必须代表他们的选民。南方的议员反对这个法案再正常不过了。”说着他看了看查克的朋友，“埃迪，希望没触到你的痛处才好。”

“先生，不用担心我的感受，”埃迪说，“我来自得克萨斯，但我为南方的政治环境感到羞耻。我痛恨偏见。无论是什么肤色，人就是人，每个人都生而平等。”

伍迪看了眼查克。查克激动不已，为埃迪感到骄傲。

这时，伍迪意识到埃迪不只是查克的朋友。

眼下的情况太诡异了。

餐桌边坐着三对爱侣：爸爸妈妈，伍迪和乔安妮，还有查克和埃迪。

伍迪专注地看着埃迪。原来查克爱着的是这个人啊，他琢磨着。

真他妈的诡异！

伍迪把目光移向一边。幸好爸妈没发现这个情况，他想着。

妈妈发现了吗？不然为何要请埃迪参加家里的聚餐呢？她同意吗？不，这完全不可能。

“不管怎么样，科布没有别的选择，”爸爸说，“在其他方面，他都赞成自由派的主张。”

“你说的不是民主，”乔安妮激动地说，“科布代表不了南方的人民。在南方各州，只有白人才有选举权。”

格斯说：“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是完美的。科布至少很支持罗斯福的新政。”

“这不意味着我会邀请他参加我的婚礼。”

伍迪插话说：“爸爸，我也不想请他，他的手上沾着很多人的血。”

“这么说是不公平的！”

“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

“决定不完全由你们来做。婚礼由乔安妮的妈妈负责操办，如果同意让我帮忙的话，我会帮她承担一部分费用。我想我们至少在宾客名单上有一点发言权。”

伍迪靠在椅背上：“该死，这是我们的婚礼！”

乔安妮看着伍迪。“也许我们应该在哪个安静的小镇找个礼堂结婚，找些亲密的朋友参加。”

伍迪耸了耸肩：“听上去不错。”

格斯不快地说：“许多人会失望的。”

“我们快乐就行，”伍迪说，“新娘是婚礼当天最重要的那个人，我只希望乔安妮能得偿所愿。”

罗莎开腔了。“听我说，”她说，“格斯，别鲁莽行事。你完全可以把彼得·科布叫到一边，和蔼地对他说，你那个空谈理想的儿子娶了一个同样空谈理想的姑娘，他们鲁莽地拒绝了你邀请科布参议员参加婚礼的强烈意愿。你感到很遗憾。和彼得违背自己的意愿，投票反对反私刑法一样，你也只能违背自己的意愿不请他参加儿子儿媳的婚礼。他会笑着说他完全能理解，并会因为你的直率而继续把你当朋友。”

犹豫了一会儿，格斯决定优雅地做出妥协。“亲爱的，我想你说得对，”说完他对乔安妮笑了笑，“在彼得·科布的问题上，和我可心的儿媳争吵真是太傻了。”

乔安妮说：“谢谢你……我可以叫你爸爸了吗？”

伍迪很高兴。这话说得非常贴心。乔安妮真是太聪明了。

格斯说：“当然可以。”

伍迪觉得父亲眼里有泪光。

乔安妮说：“爸爸，谢谢你。”

乔安妮的表现简直太出色了，伍迪心想。乔安妮在父亲面前丝毫没有惧色——而且在母亲的帮助下说服了父亲！

好一个美貌和才干兼备的女孩啊！

星期日早晨，埃迪想和查克一起去宾馆，送查克的家人到海军基地去。

“宝贝，我不知道这样做合不合适，”查克说，“他们以为我和你只是朋友而不是情侣。”

黎明前两人躺在汽车旅馆的床上，他们必须在天亮以后赶回营房。

“你为我感到羞耻！”埃迪说。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都带你去参加过家族聚会了！”

“那是你妈妈的主意，你原本没想过带我去。但你爸爸挺喜欢我的，难道不是吗？”

“他们的确都很喜欢你。谁会不喜欢你呢？可是，他们不知道你是个肮脏的同性恋。”

“同性恋不脏，很清白。”

“说得没错。”

“请一定带我去。我想更了解他们一些。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查克叹了口气说：“那好吧。”

“谢谢你，”埃迪亲了他一口，“我们还赶得上……”

查克莞尔一笑：“快点完全赶得上。”

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开着海军的帕卡德车到了宾馆外面。七点半，四位前往巡洋舰吃早饭的客人走出了宾馆大门。罗莎和乔安妮戴着帽子和手套，格斯和伍迪穿着白色的亚麻西装。伍迪带上了自己的照相机。

伍迪和乔安妮手牵着手。“你看我哥哥，”查克轻声对埃迪说，“他真的非常开心。”

“她是个美丽的女孩。”

他们打开车门，让杜瓦夫妇坐上汽车后座。伍迪和乔安妮坐上了活动座椅。查克发动汽车，向海军基地开去。

天气晴朗，车里收音机的基地电台正在播放着赞美诗。阳光直射在泻湖上，一百来艘军舰的玻璃舷窗和黄铜扶手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查克说：“这景色简直是太美了！”

帕卡德开进基地之后，径直朝海军船坞开了过去。浮动船坞和干船坞里停泊了十来艘待修理、保养和加油的船只。查克把车停在军官停船码头。众人下了车，看着泻湖那头威严挺立的那些战舰。伍迪拍下了一张照片。

这时离八点还有几分钟。查克听到了不远处珍珠城传来的教堂钟声。八点的时候，舰船上响起了早饭铃，各色彩旗准时升起，一支乐队在“内华达”巡洋舰上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

杜瓦一家走向码头，一艘系在码头上的汽艇正等待着他们。汽艇能容纳十来个人，船尾的舱口下藏着一只内置的发动机。查克带家人上汽艇之后，埃迪发动了汽艇。发动机欢快地低吟起来。查克站在船首，埃迪把汽艇驾离船坞，朝高大的巡洋舰驶了过去。加速以后，船头竖了起来，像海鸥的翅膀一样在近海中乘风破浪。

查克听到天上传来飞机的引擎声，自然地抬头去看。飞机从西而来，高度非常低，乍一看像是快撞到海里了。这架飞机准是要降落在福特岛上的海军铺设的飞机跑道的。

坐在查克边上的伍迪皱起眉头问：“这是架什么飞机啊？”

查克熟知陆军和空军的各种飞机，但却认不出这架是什么飞机。“像是架九七型鱼雷轰炸机。”他说。查克说的是一种日本海军的舰载鱼雷轰炸机。

伍迪举起照相机。

飞机飞近汽艇，查克看见了机翼上漆着的红色太阳。“这是架日本战斗机。”他惊叹道。

驾驶汽艇的埃迪听见查克的话，“一定是次逼真的演习，”他说，“想在星期日早晨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应该是吧。”查克说。

接着，他看见了第一架战斗机后面还跟着第二架战斗机。

接着，是第三架。

伍迪听见父亲急切地在问：“这到底是怎么了？”

机群掠过海军基地，从汽艇头顶飞过，飞机的引擎声如同尼亚加拉大瀑布奔腾的流水声一样不断升高。查克看见了十架，二十架，接着是更多的日本战斗机……

飞机朝美国的战舰编队扑了过去。

伍迪停止拍照，“不会是一次真正的空袭吧？”他的声音既有疑惑，又带着恐惧。

“怎么可能是日本人呢？”查克难以置信，“日本离这有四千多英里呢，它们不可能飞这么远！”

这时他想起了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实行无线电静默的事情。信号情报中心认为它们回到了自己的领海，但并没能验证这条情报。

他和父亲对视了一眼，猜测父亲也想起了之前的对话。

一切都明白了，疑惑刹那间转变为恐惧。

领头的战斗机从战舰编组的旗舰“内华达号”上低飞而过，发射了一阵火炮。甲板上的水手四散奔逃，乐器的演奏声忽高忽低了一会儿，然后一下子消失了。

罗莎在快艇上叫了起来。

埃迪说：“老天，日本人展开突袭了。”

查克的心跳得飞快。在日本人轰炸珍珠港的时候，自己竟然在泻湖中间的一叶小舟上。他看着同行者仓惶的脸——父母、哥哥和埃迪——意识到所有自己爱的人都在这条小船上。

长条子弹形的鱼雷从飞机的下腹部倾倒下来，落在泻湖平静的水面上。

查克大喊：“埃迪，往回开！埃迪，快往回开！”埃迪已经在往回开了，循着圆弧形的轨迹把快艇掉了个头。

掉头过来以后查克发现，在西卡姆海军基地的上空，又一组机翼上标着红色太阳的轰炸机正在飞过。这些日本的俯冲式战斗机正像直扑猎物的老鹰向跑道上整齐排列的美国战斗机飞去。

这群王八蛋怎么都在这？日本半数的空军力量似乎都集结在了珍珠港的上空。

伍迪又开始拍照了。

查克听到一声类似地下爆炸的低沉碰撞声，紧接着又是一声。他回过头，看见“亚利桑那号”巡洋舰的甲板上燃起了一团火，很快就腾起了一片烟雾。

埃迪打开节流阀，汽艇全速向岸边驶去。查克毫无必要地大喊：“快点，开快一点。”

接着查克听到有条船的电喇叭里发出指挥官的战略部署声，要求水手们都各就各位。他这才意识到真的开战了，自己的一家正处在战斗的中心区域。没过多久，福特岛上的空袭警报响了，先是一阵轰隆隆的低吟，然后逐渐尖利起来。

鱼雷相继碰到军舰，发出一阵接着一阵的爆炸声。埃迪大叫：“快看维弗，”维弗是水兵们对西弗吉尼亚号的爱称，“它正在朝左侧倾斜。”

查克发现，军舰靠近战斗机攻击群的一侧出现了一个大洞。船被炸开的时候，几百万吨海水顷刻间涌入船舱，使船身向一边倾斜。

“西弗吉尼亚号”巡洋舰边上的“俄克拉荷马号”巡洋舰遭受了相同的命运。查克惊恐地发现，甲板上的水手无助地滑倒在地。沿着倾斜的甲板落进水里。

爆炸波使快艇在海水里飘来荡去，所有人都紧抓着船舷。

查克看见，炸弹像雨水似的落在福特岛的水上飞机基地。飞机靠得很近，很快被炸弹炸成碎片，机身和机翼的碎片如同龙卷风里的树叶一样无助地飘散着。

受过情报专门训练的查克试图分辨出战斗机的种类，他从众多的战斗机中分辨出第三种战斗机，杀伤力很高的零式舰上战斗机，这种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好的舰载战斗机。它只携带两枚炸弹，却安装了两把机关枪和两管二十毫米加农炮。它在战斗中要为轰炸机护航，保护轰炸机不被美军战斗机击落——但此时美军的战斗机全都没有起飞，大部分都已经被摧毁了。零式机正好乘机攻击建筑物、地面设施和美军部队。

或者，查克害怕地想，它们还会攻击正在穿越泻湖、赶着回家的一家人。

美方终于开始还击了。在福特岛，在没有被击中的巡洋舰上，防空炮和普通的机关枪对天齐射，和日军的枪炮声汇成一首死亡的华丽乐章。防空炮的炮弹像黑色大丽花一样在空中炸开。没过多久，岛上的一个机枪手准确地击中了一架俯冲式轰炸机。轰炸机燃起熊熊烈火，重重地砸在水里。查克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使劲地挥了挥自己的拳头。

倾斜的“西弗吉尼亚号”巡洋舰回到水平状态，但却在继续往下沉。查克意识到船上的指挥官一定打开了右舷通海阀，在下沉的过程中使船保持平衡，给船员提供更好的活命机会。“俄克拉荷马号”巡洋舰就没有这般幸运了，快艇上的杜瓦一家惊恐地看着巨大的战舰向一侧侧翻。乔安妮说：“老天，看那些水手们。”掉在海里的水手们争先恐后地往倾斜的甲板和右舷的栏杆上爬，想博取一条活命。查克意识到，当巨型战舰最终随着可怕的撞击声倾覆并开始缓缓下沉的时候，天知道会有多少人会被扣在甲板底下丧命。

“所有人都抓紧艇身！”查克嚷着。“俄克拉荷马号”巡洋舰颠覆造成的巨浪正在朝快艇袭来。爸爸抓住妈妈，伍迪抱住了乔安妮。海浪波及快艇，把快艇抬得老高。查克晃了两下，不过一直抓紧着快艇的栏杆。快艇摇晃了好几下，但总算没有被掀翻。巨浪过后，又来了几波小点的浪头，好在快艇上的人都平安无事。

查克惊恐地发现，他们离岸还有四分之一英里远。

最先被击中的“内华达号”巡洋舰竟然开始移动了。一定有人没乱了分寸，指示舰艇开始航行。如果军舰能驶出军港，它们就能分散开，使日军的袭击变得困难起来。

军舰队列里突然爆发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剧烈好多倍的大爆炸。爆炸非常猛烈，远在半英里之外的查克都感觉到胸口受了重重一击，一团火焰从“亚利桑那号”巡洋舰的二号炮塔喷射而出。很快巡洋舰的前半部分几乎就炸裂了。船只碎片扬在空中，弯曲的钢梁和金属板像篝火中烧黑的纸片一样飘舞。大火和黑烟笼罩着“亚利桑那号”巡洋舰的前端，桅杆醉鬼似的向前倾斜。

伍迪问：“那艘船究竟怎么了？”

“船上的军火库一定点燃了。”意识到几百名水兵兄弟在大爆炸中丧生，查克的心情异常悲愤。

一根深红色的烟柱像从火葬的柴堆上冒出来似的冲向天际。

快艇似乎碰上了什么东西，向一侧倾斜。所有人都猫下腰来。蹲下的时候，查克觉得快艇一定是被炸了，接着他意识到判断错了，因为自己仍然还活着。镇定下来以后，他发现湖面上飘着的一块一码多长的金属残片刺进了发动机上的甲板。老天保佑，没有人被金属块刺中。

但发动机停止工作了。

快艇慢了下来，彻底不动了。它不断在波涛汹涌的泻湖上打转，日军的战斗机又一直向湖面喷射着地狱之火。

格斯斩钉截铁地说：“查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我再看看。”查克和埃迪开始检查快艇的受损程度。他们抓住金属残片，试图把残片和甲板分离，但用了吃奶的力气也分离不开。

“没时间弄这个了。”格斯说。

伍迪说：“查克，发动机失灵了，必须想想其他的办法。”

快艇离岸还有四分之一英里，好在快艇上配备了应对这种情况的设施。查克卸下两只桨，他拿了一只，把另一只递给埃迪。快艇很大，不太容易用桨滑，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

幸好，日军的空袭出现了一段间歇。天上的战斗机没有刚才那么密集了。受损的舰船上腾起一团团黑烟，尤以全毁的“亚利桑那号”巡洋舰上升起的烟柱最为壮观，不过湖面上没有新的爆炸了。奇迹般幸存下来的“内华达号”巡洋舰向港口的入海通道开了过去。

快艇旁的湖水里到处是救生艇、摩托艇，还有些游着泳和紧抓住船只残骸的水手。溺水倒不可怕，可怕的是从船里漏出、见火就燃的原油。不会游泳的人在大声呼救，身上着火的人拼命尖叫着，他们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汇成了一股可怕的悲鸣声。

查克瞄了眼表。他以为袭击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没想到此时离第一架日本战斗机的出现才过了短短半个小时。

没容他细想，日军的第二轮空袭又开始了。

这一次，日军的战斗机从东面而来。一部分战斗机追逐着逃逸的“内华达号”巡洋舰，其他的则把目标对准了杜瓦一家刚才下艇的海军基地。刚开始轰炸，停泊在浮动船坞的“肖恩号”巡洋舰就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腾起浓烟，化成了碎片。原油飘在湖上，燃起熊熊大火。很快在基地最大干船坞中停泊的“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也中弹起火了。同一船坞中的另两艘驱逐舰弹药舱被点燃，很快被炸成了碎片。

查克和埃迪努力划桨，像赛马一样满身是汗。

基地里出现了很多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多半是从附近的营地赶过来的——拿起消防用具四处灭火。

划了好一会儿，快艇才划到军官停船码头。查克跳上码头，飞快地把船绑好，埃迪则帮着把杜瓦一家一个个扶上了岸。上岸以后，所有人都气喘吁吁地朝帕卡德车奔了过去。

查克跳进驾驶座，发动汽车。车上的收音机随着引擎的发动自动打开了，基地电台的播音员说：“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的成员请迅速向所在的连队报到。”查克没法向任何人报到，但他觉得自己的任务也很重，他必须保护好四个美国平民的安全，尤其是其中的两名妇女和一位参议员。

所有人坐进汽车以后，查克立即把车开走了。

第二波空袭似乎结束了，大多数日本战斗机离港口越飞越远。但查克还是开得很快：日本人完全有可能发起第三波进攻。

基地的大门敞开着。如果基地的大门是关着的，查克肯定会直接冲出去。

路上没有其他车辆。

帕卡德车从港口出发，沿着卡美哈美哈高速公路疾驰而去。查克觉得，离珍珠港越远，家里人就越安全。

这时，他发现一架孤零零的零式战斗机朝他们扑来。

战斗机飞得很低，沿着高速公路尾随着帕卡德车。观察了一会儿以后，查克意识到零式战斗机攻击的就是自己开的这辆车。

零式战斗机的炮装在两只机翼上，不太容易击中高速公路上疾驰的一辆小车。但战斗机的引擎两侧还配备了两把机关枪。飞行员够聪明的话，完全可以使用这两把机关枪。

查克疯了似的看着高速公路两边。除了成片的甘蔗田以外，公路两边任何躲藏的地方都没有。

查克开始在公路上走“Z”字形前进，但战斗机仍然不紧不慢地跟着帕卡德车。公路不宽，如果开进甘蔗地，车就开不快了，一车人将在战斗机的攻击下无可遁逃。他突然想到，车开得越快，躲过子弹概率就越高，于是便加大了油门。

容不得他细想了。飞机离车很近，机翼上两具大炮黑洞洞的炮口清晰可见。但正如查克猜想的一样，飞行员并没有使用大炮，而是用机关枪对他们进行扫射，子弹不断落在车前的尘土上。

查克朝左拐，把车开上左侧的路肩。接着又变道向右，开上右侧的路肩。飞行员不断跟着车变道的方向调整航行。子弹不断打在车的护罩上。挡风玻璃碎了，埃迪恐惧地呼号着，后座上的女人们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

射击了一阵以后，零式战斗机飞离了公路。‘

汽车不听使唤，开始自发地走起了“Z”字形，有个前轮多半坏掉了。查克努力控制着方向盘，试图把车稳在公路上。汽车横摆了几下，滑过一段柏油路面，撞进公路边的一块田里，最后终于停了下来。

发动机里冒出火花，查克闻到汽油的气味。

“所有人都快下车！”查克大喊，“油箱快爆炸了！”他打开驾驶座边的门，从车上跳下，然后猛地打开后门，让父亲把母亲拽下车。其他几人从车的另一面下了车。“快跑啊！”他大喊着。查克根本不需要这么喊。埃迪一瘸一拐地往甘蔗地里奔，像是受了伤似的。伍迪半抱半拽地带着似乎也受了伤的乔安妮。父亲母亲一个箭步冲入甘蔗地，明显没有受伤。查克跟在父母亲后面跑入了甘蔗地。三人跑了一百来码，然后躺平在地上。

时间似乎在刹那间凝固住了。飞机的声音渐渐远去。查克眺目远望，发现黑色的油烟冲向几千英尺的高空。最后几架日本的战斗机正在向北而去。

这时传来了一声刺穿耳膜的爆炸声。即便闭上了眼睛，他还是感受到了汽油爆炸产生的明亮光芒，一股热浪朝他直冲过来。

抬起头回头看，查克发现帕卡德车烧了起来。

他站起身。“妈妈，你还好吗？”

“奇迹般地没有受伤。”她一边说，一边在丈夫的搀扶下站立起来。

查克的目光扫过甘蔗地，观察着另外几个人的情况。他跑到埃迪身边，发现埃迪捏着大腿正坐着。“你被子弹击中了吗？”

“该死，被日本人打中了，”埃迪说，“不过流血不多。”他挤出笑容来。“像是打在大腿的最上方，不过没有致命伤。”

“我们这就送你去医院。”

这时，查克听到一种令人心悸的声音。

他的哥哥正在痛彻心扉地哭。

伍迪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一样抽噎着——带着无尽的悲伤。

查克知道这是心碎的哭泣。

他跑到哥哥身边。伍迪跪在地上，胸膛不断地颤抖着，他的嘴巴大张，泪水不断从眼里往外冒。伍迪的白色亚麻西装上浸透了鲜血，但他本人却没有受伤。他一边哭一边喊：“老天，你怎么这样啊！”

乔安妮脸部朝天，躺在伍迪面前的地上。

查克很快发现乔安妮已经死了。她双眼圆瞪，无神地看着天际，身体僵直，条纹棉布裙上沾满了猩红的动脉血，已经凝结成块。查克没看见伤口，却大致能猜出子弹穿过肩膀打中了腋动脉，乔安妮很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因为流血过多而死。

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伍迪。

父亲、母亲、埃迪走过来，站在查克身边。母亲在伍迪身边的地上跪下来，抱住他。“可怜的孩子啊！”她像是安慰未成年的孩子一样抚慰着痛失爱侣的大儿子。

父亲也在尸体旁边跪了下来。他伸出手，握住伍迪的手。

伍迪的抽泣声稍微小了一点。

父亲说：“伍迪，帮她合上眼吧。”

伍迪的手抖得很厉害。他努力镇静住自己，把手伸向乔安妮的眼睛。

他把指尖轻轻地按在乔安妮的眼皮上。

小心翼翼地合上了她的眼睛。

第十二章

1942年，伦敦

1942年第一天，黛西收到了前未婚夫查理·法奎森的来信。

她在梅菲尔街公寓的早餐桌上打开了这封信。除了她之外，这时家里只有给她倒咖啡的管家，和从厨房给她送来热面包的十五岁女仆。

这封信不是从布法罗寄来的，而是从英国东部杜克斯福德的空军基地寄来的。黛西听说过杜克斯福德，那里离她遇见丈夫博伊·菲茨赫伯特和爱人劳埃德·威廉姆斯的剑桥很近。

她很高兴收到查理的信。他抛弃过她，她也一时嫉恨过他。但那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觉得自己和那时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了。1935年她是美国上层阶级别斯科夫家的阔小姐，现在她是英国贵族阿伯罗温子爵夫人。但她很高兴查理还能记得她。女人总是希望被人牢记，而不是遗忘。

这封信是查理用黑色钢笔写的。信纸很大，边缘呈锯齿状，字体很不工整。黛西拿起信念了起来：

在读这封信之前，我必须为前些年在布法罗对待你的方式表示道歉。每次想到那件事时，我总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的羞辱。

很好，黛西心想，他似乎成长了不少。

我们真是太势利了。我太软弱，不该让已故的母亲逼我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来。

啊，黛西想，已故的母亲。原来老婊子已经死了。这也许能解释查理为何会发生如此转变。

我加入了第一百一十三神鹰冲锋队，我们现在正在飞飓风式战斗机，但马上就会飞火球式战斗机了。

三支神鹰冲锋队参加了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英国皇家空军的那一支由美国志愿者组成。黛西很吃惊：她没想到查理会自愿参加战斗。她以前的认识的查理除了狗和赛马，对其他的东西都没什么兴趣。他真的长大了。

如果你能打心眼里原谅我，或者至少把这事忘了，我很想来见见你和你的丈夫。

提到丈夫很有策略，这表明查理没有和她重温旧情的意思，黛西心里想。

下周末我会去伦敦休假。能请你和你丈夫出来吃个饭吗？希望得到你肯定的答复。

致以深情的祝福

查理·法奎森

下个周末博伊不在家，黛西会单独接待查理。和伦敦战时的许多女人一样，黛西很喜欢有男人陪伴。去了西班牙以后，劳埃德就没了消息。他说他要去英国在西班牙的大使馆担任军事参赞，黛西希望他确实担任了这样一个没有性命之忧的职位，但内心里她完全不相信。她问劳埃德为什么政府要派一个年轻力壮的军官去中立国担任文书工作，劳埃德向她解释说，是为了防止西班牙在战争中加入法西斯的阵营，这个任务相当重要。说这话时，他懊恼地笑了笑，知道黛西不会轻易相信。她担心事实上劳埃德是越过边境和法国的抵抗组织并肩作战去了。这些天，黛西常会做劳埃德被捕受虐待的噩梦。

黛西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劳埃德了。黛西感到截肢般的痛苦，她每天每小时都在想着他。不过她很高兴能有机会和男人一起出去，即便是腼腆、肥胖、了无生趣的查理·法奎森。

查理在萨伏伊饭店的小餐厅订了张桌子。

当侍者在饭店大堂帮她脱掉貂皮大衣的时候，一个看上去有些熟悉，穿着剪裁得体晚礼服的高大男人走近她。男人伸出手，对她羞涩地说：“你好，黛西，很高兴在这么多年之后见到你。”

听到声音，她才意识到这是查理。“老天，”她惊呼道，“你完全变了样！”

“我减了些体重。”他说。

“才不止一些呢。”黛西猜测查理减了四十到五十磅。减肥使查理比以前更为英俊。他不再显得臃肿，而是带有一股粗犷的气质。

“你倒和以前一模一样。”查理上下打量着她。

出门前黛西刻意修饰了一番。因为战时的紧缩政策，她已经很多年没买新衣服了，但今晚她穿上了战前最后一次去巴黎时买的浪凡露肩式宝蓝晚礼服。“两个月后，我就二十六岁了，”黛西说，“我不信我还和十九岁时一个样。”

他低头看着黛西身上穿的袒胸露背的晚礼服，脸色涨红了，“相信我，我不是在恭维你。”

他们走进餐厅，坐了下来。“我还怕你不来呢。”他说。

“我的表停了，抱歉迟到了。”

“只迟了二十分钟，我还准备等一小时呢！”

侍者问他们想不想先来上一杯。黛西说：“这里能喝到英国很难品尝到的上好马提尼酒。”

“请来上两杯。”查理说。

“不加冰块，但要加橄榄。”

“我也一样。”

黛西打量着查理，为他身上的变化感到惊奇不已。他原先很笨拙，现在却是打动人的羞涩。黛西看着他，却实在无法把他和开着战斗机打下德国战机的飞行员联系在一起。毕竟，伦敦的空袭已经在半年前结束了，英国南部的天空已经很少有空战。“你通常都会执行哪一类的飞行任务？”黛西问。

“白天大多在法国北部绕圈飞行。”

“什么是绕圈飞行任务？”

“通常是一架轰炸机和一架战斗机组队执行任务，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主要目标是把敌军的战斗机引入他们绝对力量偏弱的作战区域。”

“我恨死了轰炸机，”黛西说，“轰炸期间我一直待在伦敦，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太难熬了！”

查理说：“我还以为你想让德国人尝尝自己种下的苦果！”

“才不是呢！”黛西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多，“我为那些在轰炸中死去的伦敦妇女和孩子难过——但也为在德国有同样遭遇的妇女和孩子痛心。”

“我从没这样想过。”

他们点了主食。战时条例限制每桌只能点三道菜，一顿饭的价格不能超过五先令，菜单上只有用猪肉香肠填充出来的假鸭子，以及完全没肉的什锦馅饼。

查理说：“能听到你用美国口音说话可真是太好了。我喜欢英国姑娘，甚至还和一个英国姑娘约会过，但我还是最喜欢美国人的口音。”

“我也是，”黛西说，“这里已经是我的家了，我是不会回美国了，但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很遗憾没能见到阿伯罗温子爵。”

“和你一样，他也是空军。现在他是飞行教官。他不时会回来看看——但这个周末不回。”

博伊偶尔回家探亲的时候，黛西又和他睡觉了。在抓住他和阿尔德盖特的可鄙女人睡觉以后，黛西曾经发誓再也不和他一起睡了。但博伊对她施加了压力。他说战士回家时需要得到抚慰，发誓再也不去找那些妓女了。黛西不相信他的诺言，但还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屈服了。她告诉自己，无论好坏，她毕竟嫁给了这样一个人。

但她再也无法从和博伊的交欢中得到快乐了。她可以和博伊上床，但无法全心全意地爱着他。黛西必须要用润滑剂才能和他性交。她曾经试图寻找过当年博伊具有把世界踩在脚下的气势，充满情趣时和她交欢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她意识到，博伊只是个空有贵族头衔，自私且没有见地的无聊汉子。当博伊压在她身上时，黛西脑子里想的只是不要被他感染上什么讨厌的传染病。

查理小心翼翼地说：“你大概不想多谈罗赫家的事吧……”

“是的。”

“可是……乔安妮已经死了，你知道吗？”

“不会吧，”黛西非常震惊，“她是怎么死的？”

“在珍珠港被日本人打死的。她和伍迪·杜瓦订了婚，两人一起去探望驻扎在珍珠港的伍迪弟弟。他们乘坐的车被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紧追，乔安妮不幸被日军发射的子弹击中了。”

“太遗憾了，乔安妮和伍迪真是可怜！”

他们的食物和红酒来了。两人在沉默中吃了一会儿。黛西觉得素鸭的味道一点都不像鸭子。

查理说：“乔安妮是两千四百名在珍珠港被杀的美国人中的一名。我们在珍珠港损失了八艘军舰和十艘其他舰只，可恨的日本人！”

“这里的人私底下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总算参战了。天知道希特勒为什么要蠢得对美国宣战。而英国人认为他们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就有了最后夺取胜利的机会。”

“美国人对珍珠港被突袭非常生气。”

“这里的人不知道美国和日本之间究竟怎么了。”

“直到开战前的一刻，日本人还在和我们讨价还价——其实他们早就在计划着偷袭珍珠港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欺诈。”

黛西皱起眉。“我倒觉得很正常。如果最后一刻能达成协议的话，他们也许会取消攻击计划。”

“但他们也不能偷袭啊！”

“有什么区别吗？我们都以为日本会首先攻击菲律宾，即便宣战，我们也料不到他们会首先袭击珍珠港。”

查理无助地摊开手：“他们本来就不该攻击我们啊！”

“我们偷了他们的钱。”

“只是暂时冻结了他们的海外资产而已。”

“他们觉得这是一回事。我们切断了日本的原油供应，让日本遇上了贸易壁垒，让他们面对着全盘皆输的局面。你还能指望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应该屈服，同意从中国撤军。”

“他们的确应该。但如果美国被别的国家支使着做这做那的话，你希望我们屈服吗？”

“也许不会，”查理露齿一笑，“我刚才说你没变，现在我要收回这句话。”

“为什么？”

“你以前从没有这样说过话。从前你根本不谈论政治。”

“如果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话，外面的世界如果发生了什么于你不利的事，你就要自认倒霉了。”

“我想我们从各自的经历中都学到了这一点。”

他们要了甜点。黛西说：“查理，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了？全欧洲都掌握在了法西斯党人的手里。德国攻占了大半个苏联。美国像只断翅的老鹰似的没有丝毫攻击力。有时我甚至为没生孩子而庆幸。”

“别低估美国。我们受了伤，但绝没有被击垮。日本现在的确趾高气扬的，但总有一天会为他们在珍珠港做的事痛悔不已。”

“希望你是对的。”

“德国不会像之前那样任意妄为了。他们没能占领莫斯科，正在向后撤退。你意识到莫斯科战役是希特勒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败吗？”

“是溃退，还是暂时的撤退？”

“无论是溃退还是战略上的撤退，都是希特勒之前没遇到过的沉重打击。布尔什维克给纳粹德国上了血淋淋的一课。”

查理发现英国的波特酒很好喝。在伦敦，男人们通常在女人退席之后上这种酒。黛西很反感这种习惯，曾经试图在家宴上废除这种习惯，但没有成功。喝过了马提尼和红酒之后，两人又各喝了一杯波特酒。这酒让黛西醉醺醺的，但却难得的开怀。

他们回忆着布法罗的青葱岁月，为年轻时和其他人一起做的蠢事嬉笑不已。“你说你要去伦敦和英国国王跳舞，”查理说，“你确实做到了。”

“希望她们那些人都为此嫉妒！”

“何止嫉妒啊，多特·伦肖惊讶得脸皮都抽起来了。”

黛西高兴地笑了起来。

“很高兴又和你联系上了，”查理说，“我非常喜欢你。”

“我也非常高兴。”

他们拿着大衣离开了餐馆。门童叫了辆出租车。“我送你回家。”查理说。

当车沿着斯特兰德大街前行时，查理抱住了黛西。她本打算挣脱，但又想：这也未尝不可。于是，她靠在了查理身上。

“我真是太傻了，”他说，“早前要是娶了你该多好啊！”

“你也许会是个比博伊·菲茨赫伯特更好的丈夫。”她说。可要是没有博伊的话，她也许就永远遇不见劳埃德了。

她意识到自己没对查理说过任何有关劳埃德的事情。

出租车拐入梅菲尔大街时，查理吻了黛西。

被男人抱在怀里亲吻的滋味简直太好了，但黛西知道让她产生这种感觉的是刚刚喝下去的酒精。事实上，她唯一想吻的男人是劳埃德。但在出租车停下前，她都没把查理推开。

“临睡前再喝一杯好吗？”查理问。

一时间黛西动摇了。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触摸过男人坚实的身体了。但她并不真的想和查理做爱。“不行，”她说，“查理，对不起，我爱的是别人。”

“不用跟我上床，”他轻声说，“如果我们能，我是说我们能接吻什么的……”

黛西打开车门，跳下了车。她觉得自己很差劲。查理每天在为她的生命拼死作战，但她连简单地慰劳一下他也做不到。“查理，晚安，祝你好运。”她说。在改主意之前，她甩上车门，走进了自己的家。

她径直上了楼。几分钟后，独自躺在床上时，她觉得自己很可悲。她一下子背叛了两个男人：她因为亲吻了查理而背叛了劳埃德；又因为让查理不快而背叛了查理。

星期天一整天，黛西都因为宿醉而躺在床上。

星期一夜里，她接到一个电话。“我是汉克·巴克莱特，”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说，“我是查理·法奎森在杜克斯福德的朋友。他跟我说过你的事，我在电话簿里找到了你的电话号码。”

她猛地一惊：“为什么打电话找我？”

“我给你带来个坏消息，”汉克说，“查理的飞机在阿布维尔上空被德军击落了，他死了。”

“不！”

“这是他驾驶喷火式轰炸机执行的第一次任务。”

“他跟我说过这个。”黛西恍惚地说。

“我猜你也许会想知道这个消息。”

“是的，谢谢你。”她轻声说。

“在他心里，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真的吗？”

“你真应该听听他是怎么夸你的。”

“太遗憾了，”她说，“真是太遗憾了。”她哽咽得再也说不出话来，只好挂断了电话。

查克·杜瓦隔着情报分析员鲍勃·斯特朗中尉的肩膀看着放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大多数情报分析员的办公桌非常乱，但斯特朗的却很整洁。上面只有一张他写了几个字的文件纸。纸上写着：

YO-LO-KU-TA-WA-NA

“我实在搞不明白，”斯特朗灰心丧气地说，“如果破译正确的话，日军就会对‘约洛库塔瓦纳’进行打击。但这说明不了任何事情。日语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词。”

查克看着纸上的六个日语字节。尽管他只懂一点日语，却能确定这几个音节对他来说的确意味着一些事情。无法确定这些字节的含义，查克只好继续忙自己的事去了。

老行政大楼内的氛围十分沉重。

空袭后的几周，查克和埃迪经常看到珍珠港外浮油的海平面上飘着的尸体。与此同时，他们处理的情报中不断有日军发动破坏性更大的攻击的消息。珍珠港事件过后仅仅三天，日军的战斗机就袭击了菲律宾吕宋岛上的美军基地，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所有的鱼雷储备。同一天在南中国海，日军击沉了英国的浅水号战列舰和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使英国在远东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

日军的步伐似乎不可阻挡，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新年的前几个月，日军在菲律宾击退了美军，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首都仰光把英军打得落花流水。

这些地方的名字连查克和埃迪这样的水手都不太了解。对美国公众来说，关岛、威克岛、菲律宾的巴丹半岛如同科幻小说里的遥远星球一样远不可及。但所有人都知道撤退、投降、屈服意味着什么。

查克很纳闷，日本真能击败美国吗？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五月，日本终于得偿所愿：建立起了一个拥有橡胶、锡矿以及至为重要的原油资源的大帝国。泄露出来的情报表明：日本人正在用斯大林都要胆寒的残忍，统治着这个帝国。

但日本也有心腹之患，这就是美国海军。想到这里，查克深深地为自己是美国海军的一员而感到骄傲。日本人妄图通过摧毁珍珠港控制太平洋，但他们失败了。美国的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仍然驰骋在太平洋的海面上。监听得到的情报显示，日军指挥官对美国拒绝倒地死亡感到非常生气。珍珠港战场的失败以后，美军在人员和武器上都比不过日军，却没有逃跑隐藏，而是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对付日本军舰。虽然对日军的损伤不大，但这种战术有效地提升了美军的士气，给日本人留下他们远没有得胜的强烈感觉。4月25日，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空袭了东京，大大地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尚武精神。夏威夷进行了疯狂的庆祝。那天晚上，查克和埃迪都喝得醉醺醺的。

但决一胜负的时刻就要到了。老行政大楼里和查克谈过话的人都说，日本会在初夏发起一场大规模攻势，引诱美国军舰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终极之战。日本希望海军能在战斗中展现出高人一等的实力，把美军的太平洋舰队消灭干净。美军只有做好更完善的准备，搜集更精密的情报，才能移动迅速，一击制胜。

这几个月，“海波”信号情报中心日夜不停地破译着日本海军名为JN-25b的新型密码。五月，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美国海军在从西雅图到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周边建立了一系列无线讯号拦截站。在这些拦截站里，被称为“房顶匪帮”的译码员戴着耳机，坐在无线电监听器旁监听着日军的无线电讯号。他们监听着日军的无线电频率，记录下听到的信息。

日军的无线电讯号是用摩斯密码写就的。密码中的圆点和短线可以被翻译成五个数字组成的数组，每个数组对应密码本上的不同字母、词组和短语。看上去杂乱无序的这些数字由安全电缆传送到老行政大楼地下室的电传机。接着才是最难的破译部分。

他们总是从细微处入手。信号总是以意为“结束”的“尾张”告一段落。译码员会寻找出现在相同信号段的同一数组，在发现的数组上写下“结束了吗？”这几个字。

日本人常会犯些无心的错误，这些错误常能帮上他们的大忙。

JN-25b的新密码本必须花上些时间才能送到远离总部的哨所。因此，在最初的几周内，日军必须同时用两种密码传递信息。事后证明，这几周对日军来说颇为致命。因为美军基本破译了原先的JN-25，能解读出电文中的绝大部分信息。此时再拿破译出的信息和新密码比对，就不难判断出新密码的五数字数组代表什么意思了。对新密码的破译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

珍珠港事件以后，被击沉的加利福尼亚号巡洋舰上乐队的几个乐师加入了原先的八人译码团队。因为某种无人知道的原因，音乐家们在译码上有着极为深厚的功力。

所有的译电文被转换成文件储存。对译电文的对比非常关键。分析师可能会索取某一天的所有信号，索取发往某一艘船的所有信号，也可能索取全部提到夏威夷的信号。为了便于分析员尽快找到自己需要的无线电讯号，查克和另一个文书创立了一套便于查找的交替索引系统。

译码团队预计，日本人将在五月的第一周进攻盟军在巴布亚的基地莫尔斯比港。他们的破译完全正确，美国海军据此拦截了日本在珊瑚海上的攻击舰艇。双方都宣称自己得胜了，但日军没有攻下莫尔斯比港。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上将开始相信他的译电员了。

日本人通常不用常用名称呼太平洋上的各个地点。他们为每个重要的军事据点起了由两个字母组成的番号——事实上，是两个日文字母表中的平假名，但译电员通常会用英文字母表中的A到Z加以对应。地下室的译电员们努力想弄清每个双位平假名名称的意义。他们慢慢地获得了一些进展：MO代表莫尔斯比港，AH代表瓦胡岛，但还有许多两位平假名没有弄清对应的地名。

五月，无线电讯号拦截站截获了大量有关日军正要对一个称为AF的地方发动攻击的情报。

AF最有可能代表的是从夏威夷开始，绵延一千五百公里的环岛链最西端的环礁中途岛，它正好处于洛杉矶和东京的中间位置。

猜测自然是远远不够的。考虑到日本海军的数量优势，这件事必须让尼米兹海军上将知道。

通过日复一日的工作，查克和同事们大致摸清了日军战斗序列的大致规律。刚生产的战斗机一般都会安排在航空母舰上；每占领一地，日本都会在当地派驻“占领军”：希望通过此举保住他们所攻下的所有领土。

看样子，这次的作战规模一定小不了。但日军会攻击什么地方呢？

地下室的译码员特别骄傲，因为他们成功破译了日本军舰催促东京方面的一份电文：“加快运送燃油软管”。同时证实了日军马上要展开一次长距离的越洋攻击。

但美军最高统帅部却觉得日军也许会进攻夏威夷，军方害怕日军会借此向美国的西海岸进发。珍珠港的译码团队隐约地怀疑日军会攻击中途岛以南一千英里约翰斯顿岛上的机场跑道。

情报必须百分之百确认。

查克判断出日军会如何行动，但犹豫着不敢说。译码员都很聪明，但他却和聪明画不上等号。他在学校里的成绩不怎么好，三年级时班上有个同学叫他“查克蠢蛋”。他哭了，这个绰号也就坐了实。在查克的心中，自己依旧是那个“查克蠢蛋”。

午饭时，查克和埃迪从餐厅取了三明治和咖啡，坐在码头边看着港口内外的情况。珍珠港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状况。大多数倾泻在海里的原油漂走了，一些舰只的残骸已经被打捞起来。

吃饭的时候，一艘受伤的航空母舰出现在医院海岬，喷着黑烟缓缓地驶进港口，在船身后面留下了一长串浮油。查克认出这是美军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船体上蒙着厚厚一层烟灰，驾驶舱被炸出一个大洞，多半是在珊瑚海战役中被日军炸出来的。“约克城号”驶入码头时，基地拉响警报，庆祝它的回归，拖船牵引它驶入了一号干船坞。

“据说需要修三个月。”埃迪说。他和查克在同一幢楼里办公，但他在楼上的情报办公室，可以听到更多的传言。“但现在三天后就要重新下水。”

“这么快，修理师们能修好吗？”

“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船厂的主任工程师带着他的团队飞过来修理，他们已经上船开干了。你往干船坞那儿看。”

以往空空荡荡的干船坞里到处都是人和仪器：码头周围已经摆满了各种各样准备投入使用的焊接用具。

“他们只能把炸坏的地方先焊接起来，”埃迪说，“他们会修好甲板，让它能出海，其他的小修小补就只能等一等了。”

航空母舰的名字让查克心神不宁，他无法挥去这种抓心的感觉。约克镇是什么意思？美军和法军在约克镇围困英国军队，是独立战争结束前，最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用这个名称有什么高深的含义吗？

范德米尔上校走了过来。“你们两个娘娘腔，快滚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去。”他说。

埃迪轻声对查克说：“以后我一定要痛扁他一顿。”

“埃迪，等战争结束后再说吧。”查克说。

回到地下室，查克看见坐在办公桌前的鲍勃·斯特朗，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解决了斯特朗的难题。

望向斯特朗肩膀前面的办公桌，查克又看见了同一张纸上的六个日语音节：

YO-LO-KU-TA-WA-NA

“好了不起啊，你终于把它破译出来了！”查克故意说得像斯特朗自己找到破译方法似的。

斯特朗很疑惑：“我把它破译出来了吗？”

“这是个英语单词，因此日本人只能按发音把它拼写出来。”

“‘约洛库塔瓦纳’是个英语词汇吗？”

“是的，先生，日本人就是这样叫约克镇的。”

“你说什么？”斯特朗的表情很疑惑。

“查克蠢蛋”一时间以为自己完全错了，心里异常惊恐。

斯特朗发话了：“老天，你说得对！‘约洛库塔瓦纳’正是日语发音的约克城！”他欢快地笑了，“谢谢你！”接着他又夸赞了一句，“干得太漂亮了。”

查克犹豫着，他还有另一个想法。他应该告诉斯特朗吗？译码不是他的工作，但美国也许很快就要战败了，也许他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能让我提另一个建议吗？”他问。

“快说吧。”

“关于AF这个番号我有一些想法。我们要确认AF代表着中途岛，是吗？”

“是的。”

“我们能否传出一些有关中途岛的信息，让日本人用密电文作为截获的情报发送出去？通过截获的电文，我们就能知道日本人是如何为中途岛编码的了。”

斯特朗深思了一会儿。“也许吧，”他说，“我们也许有必要把信息写得清晰一些，确保日本人能理解。”

“这点可以做到，可以是那种不太需要保密的消息——比如‘中途岛爆发了花柳病，请送点药过来’，或是类似的电文。”

“日本人为何要把这种消息再次传送出去呢？”

“因此，传送的必须是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讯号，但不能是我方的顶级机密——可以泄露些天气之类的情报。”

“可现在的天气预报也是机密啊。”

邻桌的译码员插话了：“可不可以是淡水短缺的情报？如果想占领中途岛的话，淡水短缺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

“也许能行，”斯特朗兴奋起来，“中途岛的驻军可以给夏威夷方面发送一份不加密的电文，说海水淡化厂里的设备坏了。”

查克说：“夏威夷可以回复，说我们打算派艘运水驳船过去。”

“如果日本人打算攻击中途岛的话，他们肯定会转发这份情报。他们也需要制订往中途岛运送淡水的计划。”

“他们会用密电发报，避免泄露他们对中途岛的兴趣。”

斯特朗站起身。“跟我来，”他对查克说，“把这件事汇报上去，看看上级怎么想。”

他们的建议被采纳了，中途岛和夏威夷之间发报了淡水面临短缺的电文。

第二天，日军用密电传送了AF缺乏淡水供应的消息。

目标就是中途岛！

尼米兹上将开始在中途岛设下陷阱。

那天晚上，当一千多名工人聚集在受伤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在弧光灯下进行修理作业的时候，查克和埃迪走进火奴鲁鲁一条暗黑小巷深处的“帽沿乐队”酒吧。酒吧和往常一样，挤满了水手和夏威夷当地人。大多数顾客是男人，只有几对出双入对的同性恋女护士。查克和埃迪喜欢这里，因为这里的男人和他们一样是同性恋。同性恋的女护士喜欢来这，因为这里的男人喝醉酒后不会对她们进行骚扰。

但他们必须偷偷摸摸地行事。按照军队的反同性恋法案，如果被发现是同性恋的话，就会被逐出军队，投入监狱。好在这个地方集中了一大帮和他们意气相投的人。乐队领队化着浓妆。尽管舞台上的歌手确信有些人不知道他是男人，但还是穿上了一套女装。酒吧老板也是同性恋。男人们可以搂在一起跳舞。没人会因为你点了一杯苦艾酒而认为你是娘娘腔。

乔安妮死后，查克发现自己对埃迪的爱更深了。他知道埃迪可能会战死，但从不想这一幕真的会发生。珍珠港事件后，每天查克眼前都会浮现同样的情景——美丽的乔安妮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哥哥在乔安妮身边痛哭。查克也可能跪在埃迪身边，感受着同样难以承受的苦楚。12月7日那天，查克和埃迪逃过一劫，但现在他们加入了战斗，在战争中，生命异常廉价。对查克和埃迪来说，待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十分宝贵，因为每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查克拿着一杯啤酒靠在吧台上，埃迪坐在他身边的高脚凳上。他们正在听海军飞行员特雷佛·帕克斯曼回忆自己试图和女孩做爱的尴尬往事。“我以为她像画里的女孩子一样，下身非常整洁——没想到她那里的毛比我还多还杂！”查克和埃迪爆笑起来，“简直就是一只黑猩猩！”透过眼角余光，查克看见魁梧的范德米尔上校走进了酒吧。

军官很少出入士兵聚会的酒吧。军队纪律中没有这一条禁令，但这种行为和穿着满是泥水的靴子出入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餐厅一样欠考虑。埃迪转过身，希望范德米尔没看见他。

这回的运气可不太好。范德米尔上校径直走到他跟前，说：“姑娘们都聚在一起了，是不是？”

特雷佛转身，迅速混进了人群里。范德米尔问：“他去哪儿了？”范德米尔已经醉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查克发现埃迪脸色阴沉。他不卑不亢地对范德米尔说：“上校，晚上好，要我给你买杯啤酒吗？”

“来杯威士忌。”

查克给范德米尔买了杯威士忌。他喝了一口，说：“听说你们在酒吧后面亲热——有这回事吗？”他等着埃迪的反应。

“我不知道。”埃迪冷冰冰地说。

“老实说出来嘛，”范德米尔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说着，他拍了拍埃迪的膝盖。

埃迪猛然站起身，把凳子朝外一拉。“你别碰我！”他说。

查克对他说：“埃迪，沉住气。”

“海军里没有哪条军规，说我要被这个老女人摸。”

范德米尔醉醺醺地问：“你叫我什么？”

埃迪说：“如果再敢碰我，我敲掉你那颗肮脏的脑袋！”

查克说：“范德米尔上校，我知道一个比这儿更好的地方，想去玩吗？”

范德米尔疑惑地看着他：“什么地方？”

查克绘声绘色地说：“比这里更安静更舒适的地方——和这差不多，但比这更私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听起来不错。”上校一口气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查克抓住范德米尔的右臂，同时示意埃迪抓住左臂。他们把醉酒的范德米尔上校架到了酒吧外面。

幸运的是，黑暗的巷子里停着辆出租车。查克为范德米尔打开了车门。

这时，范德米尔亲了埃迪一口。

上校伸出臂膀抱住埃迪，把嘴唇压在埃迪的嘴唇上，小声地咕哝着：“我爱你。”

查克心里充满恐惧。这下不好收拾了。

埃迪对着范德米尔的肚子就是狠狠一拳。上校疼得喘着粗气。埃迪又照他脸上来了一拳。查克赶忙拦到两人之间，在范德米尔倒地之前，把他抱进了出租后座。

查克把头伸进车窗，递给司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把他送到家，不用找零了。”

出租车开走了。

查克看着埃迪。“小子，”他说，“这下我们麻烦了。”

但埃迪·帕里没有被安上袭击军官的罪名。

第二天一早，范德米尔上校肿着眼睛走进老行政大楼，可没对任何人进行举报。如果被人知道在“帽沿乐队”酒吧和下属打架的话，范德米尔也就晋升无望了。不过，办公楼的所有人都在谈论范德米尔的伤情。鲍勃·斯特朗说：“范德米尔说他在家里的车库被一摊油滑倒了，脸摔在了割草机上。但我觉得他是被老婆打了。你见过他老婆吗？长得跟杰克·邓普西 【4】 似的。”

那天，地下室的译码员告诉尼米兹海军上将，日军将在6月4日对中途岛进行袭击。他们还明确向上将指出，日军将在上午七点出现在环礁北面一百七十五英里的洋面上。

他们的语气非常确定。

埃迪很灰心。“我们什么都干不了。”午饭时他对查克说。他同样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知道译码员揭示的日本强大军力。“它们在太平洋上配备了两百艘军舰——几乎全部的海军力量——我们呢？只有三十五艘！”

查克倒没有埃迪这么悲观。“但日军只有四分之一的兵力在太平洋上，其他都在本土和被他们占领的殖民地上，还有一些是预备役。”

“那又怎样？即便是四分之一，也比整个太平洋舰队强。”

“日本海军真正有实力的就是四艘航空母舰。”

“但我们只有三艘，”埃迪用拿着三明治的手指着干船坞里站满了维修工、舰身满是黑烟的航空母舰，“还包括这艘快成废铁的‘约克城号’。”

“我们知道他们要来，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已经严阵以待了。”

“希望真能达到尼米兹上将想象中出其不意的打击效果。”

“是的，我也这么想。”

回到地下室，查克得知，他被调职了。他被分配到“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执行任务。

“这是范德米尔在惩罚我。”那天晚上，埃迪泪光闪闪地说，“他想让你死。”

“别这么悲观，”查克为他打气，“我们也许能赢呢。”

攻击前几天，日军换了一套新的密码。地下室里的工作人员们长叹了声气，挠着头皮开始了新一轮的解码工作。但在日军展开攻击之前，他们的收获并不多。尼米兹必须按原来制订的整套计划去部署战斗，希望日军不要在最后一刻改变原来的一揽子计划。

日军希望打美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轻松地用闪电战夺取中途岛。他们希望美国海军能调动全部舰艇进行还击。那时，日本海军将调用后续的备用舰只，把整个美国海军一举歼灭。达成这个目标的话，日本将成为太平洋上的王者。

没有了太平洋舰队，美国只能低下头来祈求和谈。

尼米兹准备在日军夺取中途岛前对日本舰队进行伏击，把偷袭扼杀在萌芽之中。

查克就是参加伏击计划的一员。

他收拾好旅行袋，吻别了埃迪。两人一起走到码头。

这时，他们撞见了范德米尔。

“没时间修水密舱了，”范德米尔告诉他们，“如果被打穿了，这艘航空母舰会像铅制的棺材一样往水底沉。”

查克按住埃迪的肩膀，尽力使他克制：“上校，你的眼睛怎么样了？”

范德米尔嘴巴一撇，露出狰狞的笑容：“同性恋，祝你好运。”说完，他就离开了。

和埃迪握手告别后，查克登上了约克城号的甲板。

查克很快忘了范德米尔，因为他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愿望：作为水兵出海——还是美军最为宏伟的航空母舰。

约克城号是美国所有航空母舰中最宏伟的一艘。舰上的甲板比两个足球场长，船员有两千多名。航空母舰上搭载着九十架战斗机：老式可折叠机翼的道格拉斯破坏者式鱼雷轰炸机，新式的道格拉斯坚守者俯冲式轰炸机，以及为轰炸机护航的格鲁曼战斗机。

除了飞行甲板上三十英尺高的岛状塔台之外，其他设施都不太高。岛状塔台包括了航空母舰的通信和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连着一座舰桥，舰桥下藏着无线电中心、海图室和飞行员休息室。舰桥后面是排成一列的三根烟囱组成的巨大烟道。

当航空母舰开出干船坞，离开珍珠港时，几个修理工还在进行着扫尾工作。查克激动地倾听着航空母舰驶入大海时引擎突突的呼啸声。当航空母舰行入深水，在波浪间上下起伏时，查克觉得自己像在跳舞似的。

查克被分配在了无线电中心，一个能利用上他信号工作经验的岗位。

约克城号航空母舰鸣着汽笛来到了中途岛东北面的约定地点，刚焊上去的金属块像新鞋似的吱吱直响。航空母舰上有个供应自制冰激凌的冷饮柜台。舰上的第一天下午，查克在冷饮柜台遇见了上次在“帽沿乐队”酒吧见过的特雷佛·帕克斯曼。他很庆幸在舰上遇见一位朋友。

在预定袭击日的前一天，6月3日星期三，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水上飞机在中途岛以西目击到一支日本海军的运输船队——船上运送的多半是攻下环礁之后派驻当地的占领军。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所有美方舰艇上，无线电中心的查克是第一批知道的人。这充分证明了他在地下室的同伴的判断是正确的，消息证实以后，查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意识到这其中包含着一些讽刺的意味：如果译码员判断错误，日军进攻其他地方的话，自己就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了。

他已经在海军待了一年半，但还没参加过任何战役。匆匆修缮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却将成为日本鱼雷和炸弹的活靶子。约克城号正向千方百计想把它击沉的日军开去，查克也将同它一起沉没。查克的心情很复杂。大多数时候他出奇地平静，但时不时却会产生从航空母舰一侧跳下去，游回夏威夷的冲动。

那天晚上他给父母写了封信。如果明天就死，他和信可能会一起葬身海底，但他还是写了。在信里，他没有提及被调职到航空母舰上的原由。他的脑海中闪过向父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念头，但很快把这个念头抛到了一边。他告诉父母他爱他们，对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如果我在一场民主国家对抗残暴军事独裁的战争中死去的话，我的生命就没有白费。”在信中他这样写道。念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有些浮夸，但这正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这一夜过得很快。飞行员凌晨一点半吃饭，查克特意去食堂对特雷佛·帕克斯曼表达良好的祝愿。为了补偿飞行员们的早起，食堂特意为他们准备了牛排和鸡蛋。

飞机从甲板下的机库通过电梯送到甲板上，然后被手推到固定机位进行加油和武器调试。一些飞行员驾机起飞，出去寻找敌人的踪迹。另一些穿着全套行头坐在训令室，等待着前方发回来的消息。

查克到无线电室值班。六点前的一刻，他从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水上飞机那里得到电波讯号：

许多敌机正在向中途岛扑来

几分钟以后他又收到一段不完整的讯号：

敌人的军舰

战斗的大幕马上就要拉开了。

一分钟后完整的电波讯号来了，来袭的日军正好在译码员预计的方位。查克既感到骄傲，又觉得害怕。

美军把自己的三艘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企业号、大黄蜂号——布置在了起飞的战斗机可以对日本舰队进行打击的攻击方位上。

舰桥上，站着五十七岁的长鼻子上将弗兰克·弗莱彻，他在上次大战中获得过海军十字勋章。上将说：“我们还没见到一架日军战斗机，这意味着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来了。”

查克知道，这正是美军的目标：在情报工作上领先对手一步。

日军无疑想复制珍珠港的情形，神不知鬼不觉地夺取中途岛。由于译码员们的努力，这一幕再不会发生，中途岛美军跑道上的战斗机也不会成为日军的活靶子了。日本轰炸机来临的时候，美国的战斗机都已经升空，准备与对方大战一场了。

无线电室的官兵们紧张地收听着中途岛和日军舰只之间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讯号。他们确信，狭小的环礁上必将爆发一场激战，但他们不知道哪方将取得胜利。

很快，从中途岛起飞的美军战斗机飞到日本舰队头顶，对日本的航空母舰展开了攻击。

据查克所知，高射炮在战斗中具有着相当的优势。在双方的相互空袭中，中途岛的美军基地只受到了象征性的打击。在美军方面，大部分投向日本舰只的炸弹和鱼雷都偏离了目标。双方在空袭中的战斗机损失却相当大。

双方似乎打了个平手——但查克却非常不安，因为日军的储备比美军多。

七点前一刻，约克城号、企业号、大黄蜂号三艘航空母舰折向东南行进。这个举措使它们不幸地远离了敌人，使舰上的飞机必须要在东南向的海风中起飞。

约克城号上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加足马力，沿着跑道一架接一架地冲天而去。航空母舰的各个角落随着它们的升空微微地颤抖着。查克注意到野猫 【5】 在甲板上加速时，有先提起右侧机翼再提起左翼的习惯，想起了许多飞行员对此的抱怨。

八点半，三艘航空母舰累计发出了一百五十五架对日军攻击群发动进攻的战机。

第一方阵的战机在预计时间抵达日军舰队上方。此时，日本航空母舰正在为刚从中途岛返回的战斗机加油和整顿军备。航空母舰甲板上蛇形的输油管旁零零散散地扔着弹药箱，如果轰炸机能准确投弹的话，日本的航空母舰将在一瞬间变成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

但这一幕并没有出现。

第一方阵的轰炸机几乎都被日军消灭了。

破坏者式鱼雷轰炸机已经老掉牙了，野猫也好不到哪里去，两者都无法与操纵灵活、快速机动的零式战斗机相比。这些满载着军火飞到日本舰只上空的美国战机都被日本海军航空母舰上杀伤力极强的高射炮火消灭了。

从移动的飞机往移动的航空母舰上扔炸弹，或是往航空母舰可能经过的地方扔鱼雷，都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一个遭受上下夹攻的飞行员来说更是如此。

大多数飞行员在尝试向航空母舰投弹的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没有一个飞行员命中目标。

美国的炸弹和鱼雷都错过了目标。从三艘美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三批次战斗机没有对日军的攻击战舰造成任何伤害。日军航空母舰甲板上的军火没有爆炸，输油管也没有着火。日本参战的四艘航空母舰毫发无损。

听到无线电里的对话，查克更气馁了。

他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七个月前日军对珍珠港的空袭，审视出了对方的天才构想。袭击的时候，美军的舰只一艘挨着一艘拥挤地停泊在港内，是相对容易轰炸的静态目标。可能对舰只加以保护的战斗机已经在跑道上被炸毁了。等到美军架设好高射炮时，日军的攻击几乎都结束了。

但眼前的战斗依然在延续着，只有少部分战机抵达了目标区域。他听到企业号上有个空军军官在无线电中大喊：“攻击，你们快给我攻击啊！”可飞行员的回复也很简单：“照办，一找到那些浑蛋就开炸。”大多数美军的飞机都没找到目标呢！

幸运的是，日军将领暂时还没派战机轰炸美国的航空母舰。他仍然按照既定方案，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中途岛。他已经知道自己正处于美军舰载飞机的攻击之下，但他也许还不知道美军的战舰分布在哪呢。

尽管占据了优势，但美军离胜利还差远了！

一瞬间形势变了。从企业号上起飞的三十七架道格拉斯坚守者俯冲式轰炸机发现了日本海军的舰队。刚才和美军战机缠斗的零式战斗机降落到海平面附近保护日军的舰艇，美军的轰炸机借此幸运地飞到零式战斗机头顶，可以靠强烈阳光的遮蔽对零式战斗机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没几分钟，约克城号上起飞的十七架道格拉斯坚守者俯冲式轰炸机也到达了目标区域，其中一架的飞行员正是特雷佛·帕克斯顿。

无线频率里充满了激动的谈话声。查克闭上眼睛，试图分辨出飞行员们都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分辨出特雷佛的声音。

在谈话声之外，他开始听见俯冲式轰炸机俯冲时特有的嘶鸣声。美军的攻击开始了。

飞行员突然爆发出庆祝胜利的欢呼声，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一次。

“浑蛋，终于抓住你们了！”

“狗屎，要你们好看！”

“狗娘养的，快来受死吧！”

“先吃我一炮！”

“烧死他们！”

无线电室的工作人员疯狂地庆祝起来，却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几分钟以后，通讯中的庆祝结束了，无线电室过了很久才收到了比较清晰的战况报告。飞行员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没有把战情及时汇报回去。平静下心情飞回各自的舰只以后，查克才了解到这次攻势的大体情况。

特雷佛·帕克斯曼幸运地活下来了。

和前一次一样，大多数炸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有十来发炸弹命中了，这些炸弹对日本的航空母舰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加贺号航空母舰、苍龙号航空母舰以及日军旗舰赤城号航空母舰刹那间变成三个火球，只有飞龙号幸免于难。

“四艘之中消灭了三艘！”查克兴奋地叫嚷着，“他们还没找到我们在哪儿呢！”

这话说得太早，日本人很快找到了他们。

弗莱彻海军上将派出十架道格拉斯坚守者俯冲式轰炸机侦察幸存的日本航空母舰的情况。与此同时，约克城号上的雷达却发现一队日军战机正从五十英里以外朝美国舰队所在的方向进发，这些战机应该是从幸存的飞龙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正午的时候，弗莱彻海军上将派遣十二架野猫升空迎敌。其他的战斗机也领命升空，避免在敌人发动袭击时停在甲板上被动挨炸。同时，约克城号的输油管线周围被喷洒了许多二氧化碳，以避免管线起火蔓延。

日本的战机攻击群由十四架九九式俯冲式轰炸机，以及为它们护航的零式战斗机组成。

我的第一次战斗终于来临了，查克想。他突然想吐，连忙狠咽了一口口水。

在日军的攻击战机群到来之前，约克城号上的炮手们摆开了架势。舰上配备了四对炮管直径为五英寸的巨型高射炮，炮弹能发射几英里远。借助雷达对敌机方位的探测，炮兵向即将来临的敌机发射了一排五十四英磅重的巨型炮弹，把爆炸的时间定在了炮弹击中目标的那一刻。

根据飞行员用无线电发回的报告，飞在攻击敌机之上的野猫炸落了六架轰炸机和三架战斗机。

查克带着监听到的情报跑进塔台上的指挥中心，告诉指挥官没被击落的几架敌机即将接近美军的舰只。弗莱彻海军上将冷静地说：“除了戴上帽子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

查克望向窗外，看见日本的俯冲式轰炸机正以几乎垂直降落的角度向自己冲来。他克制住自己，没有一屁股坐在地上。

航空母舰猛然转舵向左折转，任何避免被敌军的俯冲式轰炸机撞上的努力都值得一试。

约克城号的甲板上还配有四尊装备四根炮管的小口径短距离高射炮，此时这四尊高射炮齐齐发射，护卫舰上的长枪短炮也同时指天发射。

舰桥上的查克惊恐地发现敌人的俯冲式轰炸机飞得越来越近，眼看就要和航空母舰撞上了。这时，甲板上的一位炮手瞄准敌机，准确地击中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一架。轰炸机断成三截，两截掉进海里，一截撞在了航空母舰的舰身。很快，第二架俯冲式轰炸机被击中了，查克欢呼起来。

但敌人还有六架俯冲式轰炸机。

约克城号突然向右折转。

剩下的六架俯冲式轰炸机冒着美军的炮火，依然紧紧追随着约克城号。

当轰炸机接近航空母舰的时候，飞行甲板两边狭窄通道上设置的机关枪也同时开火。五英寸高射炮、小口径短距离高射炮、机关枪高低不同的发射声混杂在一起，混合成一曲死亡的协奏曲。

查克看见了朝航空母舰飞来的第一颗炸弹。

许多日本炸弹都装了延迟导火线。炸弹不是一撞上目标就炸，而是会延迟一两秒。他们是想等炸弹穿透甲板，进入航空母舰内部时再炸，对航空母舰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

但这颗炸弹却在甲板上滚动。

查克满心恐惧地看着这枚炸弹。开始，这枚炸弹似乎造不成任何伤害。但很快，它就砰的一声炸开了，燃起一片火焰。近旁的两尊小口径短距离高射炮瞬间化为灰烬。临近的甲板和塔台也起了一点小火。

令查克吃惊的是，周围的人却像在会议室演练战术一样从容。弗莱彻海军上将即便在踉跄走过舰桥上摇摇晃晃的甲板时还在发布着指令。很快，损伤处置小队便带着消防水龙冲到了飞行甲板上，担架组抬起伤者，顺着陡峭的舱梯把伤者送进了甲板下的急救站。

航空母舰上没有燃起大火：输油管道周围的二氧化碳阻止了火势的蔓延。甲板上没有停留装着炸弹的战斗机，去除了战斗机起爆燃烧的可能。

没过多久，另一架九九式呼啸而下，投射的一颗炸弹击中了航空母舰上的大烟囱。剧烈的爆炸使航空母舰晃了几晃。一股黑烟从烟囱里喷射而出。航空母舰一下子慢下来了，查克意识到，炸弹一定损坏了发动机。

更多的炸弹没有击中目标，落在舰身周围的海里，把夹杂着受伤者鲜血的海水溅在甲板上。

约克城号慢慢停下了。受损的舰只停下不动以后，日军的俯冲式轰炸机朝舰上扔下了第三颗炸弹，炸弹穿过航空母舰前侧的升降机，在下方的某处爆炸了。

突然，一切都结束了，幸存的几架九九式俯冲式轰炸机爬升到太平洋上空碧蓝的天际里。

我还活着，查克庆幸地想。

航空母舰并没有被炸毁。日本战机还没远离，舰上的消防队便已经开始工作了。在甲板下面工作的工程师们说，他们能在一小时之内使锅炉恢复正常。维修组用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杉木板补上了飞行甲板上炸弹砸出的大洞。

但航空母舰的对外无线电通讯中断了，弗莱彻海军上将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他带着副官转移到阿斯托利亚号巡洋舰上，把战役的指挥权移交给企业号的舰长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

查克小声说：“该死的范德米尔——我活下来了！”

这话说得早了点。

发动机突突作响，重新恢复了工作。在海军上校巴克马斯特的指挥下，约克城号重新开始在太平洋里劈波斩浪。约克城号上的一些战斗机已经转移到了企业号上，另一些还在空中飞翔。约克城号重新起航后，这些战斗机飞回舰上，进行加油。无线电通讯中断，查克和战友只能组成一支旗语队，用古老的旗语与其他舰只联系。

下午两点半，为约克城号护航的巡洋舰上的雷达监测到了从西面飞过来的日本战斗机——估计是从飞龙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巡洋舰通过旗语把这条讯息传到了航空母舰上。巴克马斯特海军上校派十二架野猫升空迎敌。

野猫式战斗机没能阻止住日本轰炸机的前进，十架日军的鱼雷轰炸机贴近海平面，气势汹汹地朝约克城号直扑过来。

查克清楚地看到了这些轰炸机。它们是被美国人称为“凯茨”的中岛B5Ns鱼雷轰炸机。这种飞机的机身下面悬挂着一颗鱼雷，几乎有半架飞机那么长。

保卫航空母舰的四艘重型巡洋舰对准航空母舰周围的海里发射炮弹，掀起了一道水帘。但日本飞行员却没有善罢甘休，冒着危险飞过水帘。

查克看见直冲过来的第一架鱼雷轰炸机投下了一颗鱼雷。鱼雷溅入海水，向约克城号漂来。

鱼雷轰炸机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擦身而过，查克清晰地看见了飞行员的脸。除了飞行头盔以外，飞行员在头盔外面绑了条红白相间的头巾。他耀武扬威地向甲板上的船员挥了挥拳，然后开着飞机飞走了。

更多的鱼雷轰炸机从航空母舰的头顶呼啸而过。鱼雷的移动速度很慢，舰只有时可以躲过它们，但受损的约克城号却无法带着庞大的身躯在鱼雷之间穿梭绕行。“砰”一声巨响，航空母舰猛地一震：鱼雷的破坏力比常规炸弹大了好几倍。查克觉得鱼雷似乎撞在了舰尾。紧接而来的第二声爆炸却出现在查克近旁，这次爆炸似乎把整艘航空母舰抬了起来，把半数船员震到甲板上。很快，舰上的巨大发动机又哑火了。

没等轰炸机远去，消防队和维修队又重新投入了工作。但这次他们遇上了难题。查克加入了维修队，负责操作水泵，他发现航空母舰的钢铁外壳像块铁皮一样被撕裂了。海水像瀑布一样灌进裂口。没几分钟，查克感到甲板开始倾斜。约克城号正在慢慢向左倾斜。

水泵无法阻挡不断汹涌的水流。舰上的水密舱在珊瑚海战役中严重受损，短短几天的修理没能把它修好，这时更是完全不起作用了。

航空母舰在完全倾覆前还能坚持多久呢？

三点，查克等来了“弃船”的命令。

水手们从倾斜甲板高出的一端扔下绳索。舰上的工作人员在机库甲板上拉下绳索，几千件救生服像下雨一样从绳索掉落下来。护航的巡洋舰靠近航空母舰，把救生艇放进海里。航空母舰上的船员脱下鞋，然后跨过船沿。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把几百双鞋如同祭典似的整齐地排成一列。伤员们被送上担架运到等待着的尖尾救生艇上。查克跳进海水游得飞快，赶在侧翻之前远离约克城号。一阵大浪把查克推得很远，把头上的军帽也给冲走了。幸好自己是在温暖的太平洋：换了大西洋，没等到救援，他就会被冰冷的海水冻死。

查克被一艘不断从海里捞人的救生艇营救了，这样的救生艇一共有十来艘。许多船员从比飞行甲板低的主甲板登上救生艇。约克城号漂浮在水面上，暂时还没有沉没。

所有船员都转移到护航的巡洋舰上。

查克站在巡洋舰甲板上，远眺着西斜的太阳下缓缓下沉的约克城号。查克这才想起整整一天他还没见过一艘日本舰只。全部战役都由战斗机所完成。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新型海战的开始。如果是这样的话，航空母舰将成为未来战役的关键所在。其他舰只是指望不上了。

特雷佛·帕克斯曼出现在他身旁。查克很高兴他还活着，兴奋地拥抱了他。

特雷佛告诉查克，最后一波从企业号和约克城号升空的坚守者俯冲式轰炸机重创了日本舰队仅剩的飞龙号航空母舰，在舰上燃起了一片大火，彻底摧毁了飞龙号航空母舰。

“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都退出战斗了喽？”查克说。

“是的，全被我们拿下了，我们只损失了一艘。”

“这意味着我们赢了是吗？”查克问。

“是的，”特雷佛说，“我想应该是。”

中途岛海战之后，交战双方都明白，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将取决于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战斗机。日本和美国都加快了修造航空母舰的进度。

1943年到1944年，日本制造了七艘耗资巨大的巨型航母。

同一时段，美国制造了九十艘航空母舰。

第十三章

1942年，柏林

卡拉·冯·乌尔里希推车走进供应室，顺手关上门。

她必须行动迅速。如果被人抓住，这一刻所做的事会把她送进集中营。

她从壁橱里拿了几种伤口涂剂、一卷绷带和一罐消毒药膏。接着她打开药橱，从里面拿出减轻疼痛的吗啡、预防感染的磺胺以及退烧的阿司匹林，最后，她又顺了个没有打开包装的皮下注射器。

几周来，她经常改写领取记录。从这些领取记录来看，她偷走的药物和医疗器具都被合理地使用了。她在偷窃之前就草草写上这些领取记录，而不是之后。即便有检查，她也不过是粗心地超领了一些物品，而不是有意地偷窃。

她已经干过两次，现在已经不怎么怕了。

推着推车走出供应室以后，她希望自己能表现得像一个正常值班的护士一样：把病员所需的用药送到他们的床头。

卡拉走进病房，令她惊愕的是，厄内斯特医生正坐在床头给病人把脉。

医生们应该正在吃午饭才对。

现在改主意还不算晚。她强作镇静，做出和判断相反的举动，昂着头把推车推进病房。

厄内斯特医生抬起头，看到来人是卡拉后，露出了笑容。

贝特霍尔德·厄内斯特医生是医院里所有护士的梦中情人。他医术精湛，对病人很热情，样貌英俊。最重要的是，他还独身！他几乎和医院里所有漂亮的护士都谈过恋爱。如果流言没错的话，他和其中大多数都睡过觉。

卡拉对他点了点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她把推车推出病房，折入护士的衣帽间。

她的大衣挂在钩子上。大衣下放着一个编织购物袋，里面放着一条用旧的丝围巾、一颗卷心菜，以及一盒装在棕黄色纸袋里的卫生巾。卡拉拿出购物袋里装着的东西，飞快地把推车里的药物放进去。卡拉用绣着金色几何图形的蓝围巾盖住偷来的药物和医疗用品，这条围巾想必是母亲年轻时买的，接着她把卷心菜和卫生巾放在所有物品上面，把购物袋挂在钩上，最后用大衣遮住。

成功了，她琢磨着。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她做了个深呼吸，努力控制住自己。镇定下来以后，卡拉推开衣帽间的门——发现厄内斯特医生正等在门外面。

厄内斯特医生一直在跟着她吗？他准备告发她偷窃吗？可厄内斯特医生并没表现出敌意：事实上，他表现得非常友好。也许她可以把厄内斯特医生对付过去。

卡拉说：“医生，下午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他笑了：“护士，你怎么样？一切都还好吗？”

“还算好。”卡拉带着罪恶感奉承道，“医生，应该问的是您，一切都还好吧？”

“都很好，没什么可抱怨的。”他毅然决然地说。

卡拉心想：那他来这里干什么？他是不是想和我捉迷藏，戏弄够我以后才对我提出指控？

卡拉什么话都没说，等待着厄内斯特的反应，尽量不让自己动摇。

厄内斯特低头看着推车。“为什么把推车推进衣帽室？”

“我在找东西，”她随口编了一条理由，“找一块手帕。”她尽量控制住自己，不让声音里的颤抖暴露出来。“结果在雨衣里找到了。”她告诉自己，别再说蠢话了。他只是个医生，不是盖世太保特工。但厄内斯特医生还是吓着了她。

厄内斯特医生饶有兴致地看着卡拉，似乎被她的紧张逗乐了。“这和推车有什么关系呢？”

“我正准备把它推回原处呢！”

“对护士来说，条理很重要。你是个非常优秀的护士……冯·乌尔里希小姐……还是说应该叫你乌尔里希夫人呢？”

“小姐。”

“我们应该找时间多聊聊。”

厄内斯特的微笑告诉卡拉，他并不是针对偷医疗用品的事情跟着来的。医生只是想约她出去。如果答应的话，她会成为十来个护士妒忌的对象。

可卡拉对厄内斯特一点都不感兴趣。她曾经爱上过同样衣冠楚楚的沃纳·弗兰克，但事实证明，弗兰克是个以自我中心的懦夫。她觉得贝特霍尔德·厄内斯特多半也和弗兰克一样。

但她不想惹恼厄内斯特。所以只是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

“你喜欢瓦格纳吗？”厄内斯特问她。

卡拉知道他想干吗了。“我没时间听音乐会，”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要回家照顾年迈的母亲。”事实上茉黛只有五十一岁，身体还好着呢。

“我有两张明晚演奏会的票，是《西格弗里德牧歌》。”

“是室内乐，”卡拉说，“真是好难得。”瓦格纳的大多数音乐都是规模宏大的交响乐。

厄内斯特露出欣喜的表情：“看来你很懂音乐。”

卡拉真希望刚才没说话，那句话给了厄内斯特勇气。“我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母亲给人教钢琴课。”她只能继续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说。

“那你更要来了，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人照顾她一晚上的。”

“这是不可能的，”卡拉说，“但很感谢你的邀请。”厄内斯特的眼睛里爆发出一股怒气：似乎他很少被人拒绝。她转过身，开始把推车往外推。

“换个时间可以吗？”厄内斯特追问道。

“您费心了。”卡拉继续推着推车往前走，没有放慢脚步。

她害怕厄内斯特会跟过来，但她模棱两可的回复似乎让他缓和了一些。卡拉回头看，发现厄内斯特已经走开了。

她放好推车，呼吸轻松了一些。

卡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她检查了负责的所有病员，写完了当天的工作报告。接着就该和夜班交班了。

她穿上雨衣，用胳膊挎上购物袋。现在，她必须拿着偷来的东西走出医院大楼，她又一次感到了恐惧。

弗里达·弗兰克与她同时下班，两人一起离开了医院大楼。弗里达不知道卡拉拿着的是偷来的东西，两人在六月的阳光下朝电车站走了过去。卡拉之所以穿上外套只是不想把护士制服弄脏。

她觉得自己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弗里达却惊诧地问她：“你在担心什么事吗？”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你看上去很紧张。”

“我很好。”为了转变话题，卡拉把手指向一张海报，“你看那张海报。”

政府在大教堂前的卢斯特公园举办了一个展览，展览起了个略含嘲讽的名字“天堂般的苏联”，展览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描绘为犹太人的骗局，把苏联人称为二等的斯拉夫人。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时候法西斯政府也做不到事事顺遂，有人在柏林四处张贴这种讽刺性的海报，海报上写着：

永久装置

纳粹天堂

盖世太保带来了战争和饥饿

还能撑上多久

电车站的遮阳篷上就贴着这样一张海报，卡拉的心一暖：“谁把它们贴上去的？”

弗里达耸了耸肩。

卡拉说：“这些人真的很勇敢。如果被抓的话，他们会被枪毙的。”说到这里，她想到了包里放着的东西。如果被人查出来的话，她也会被枪毙的。

弗里达说：“是啊！”

这时轮到弗里达紧张了。她会是张贴海报者中的一个吗？也许不会。但她的男朋友海因里希也许会。海因里希的使命感很强，也许会做出这种事来。“海因里希最近怎么样？”卡拉问。

“他想和我结婚。”

“你不想吗？”

弗里达小声说：“我不想要孩子。”这是句大逆不道的话：每个女孩都应该愉快地为元首多生养德国的下一代。弗里达看着非法海报说：“我才不想把孩子带到这样一个天堂呢！”

“我也不想。”卡拉说。也许这正是她拒绝厄内斯特的原因。

电车来了，她俩上了电车。卡拉随意地将购物袋放在膝盖上，好像里面没放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她看了看车里的其他乘客。庆幸车上没有穿着制服的军人或盖世太保。

弗里达说：“到我家去，我们可以用沃纳的唱机听爵士乐。”

“我很想去，但是不行，”卡拉说，“我有约了。记得洛特曼一家吗？”

弗里达警觉地看了看周围。洛特曼是个犹太人的名字，被人听见就麻烦了。好在周围没什么人，两人的谈话是私密的。“当然记得——他原先是我们家的医生。”

“他本来不能再行医了。伊娃·洛特曼战前去了伦敦，嫁了一个苏格兰士兵。她的父母却没能离开德国。伊娃的弟弟鲁迪是个小提琴工匠——制作技术相当出色——但他失业了，靠修乐器和为钢琴调音过活。”鲁迪每年四次上冯·乌尔里希家为施坦威钢琴调音，“我答应今天晚上要去他们家。”

弗里达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似乎看出了其中的玄机。

“你‘哦’个什么啊？”卡拉问。

“现在我知道了，你为什么像里面放着个圣像似的抓着这个购物袋了。”

卡拉惊呆了。弗里达猜出了她的秘密。“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说老洛特曼本来不能再行医了，等于说他还在继续行医。”

卡拉知道自己把洛特曼医生出卖了。她应该说洛特曼医生被禁止行医。幸运的是，她透露的人是弗里达。卡拉说：“他也只能这样啊。穷人们找他，乞求他为他们看病，洛特曼医生也不能置他们不理啊！他赚不了多少钱——找他看病的都是犹太人和送他几块土豆或一个鸡蛋的穷苦人。”

“你不用在我面前为他说话，”弗里达说，“我觉得他很勇敢。从医院里偷药给他的你也同样很了不起。这是第一次吗？”

卡拉摇了摇头。“这是第三次了。我真没用，竟然让你给发现了。”

走进家门，卡拉听见楼上传来断断续续的钢琴声。茉黛又在教学生了。卡拉很高兴。能赚点钱对妈妈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

卡拉脱下雨衣，走进厨房和艾达打了声招呼。不久前茉黛告诉艾达，乌尔里希家已经付不起她的工资了，艾达问茉黛没工资的话能不能让她住在这里。艾达现在找了个晚间清扫办公室的活。她为乌尔里希家做些家务，以换取在她们家留宿。

卡拉把鞋子踢到桌子下面，揉着发痛的双脚。艾达给她端上来一杯小粒咖啡。

茉黛眼里冒光地走进厨房。“我收了个新学生！”说着她拿出几张纸币给卡拉看，“他每天都想来上课！”茉黛留下学生一个人在楼上练习，楼上传来的琴声像是猫在琴键上爬过一样。

“很好，”卡拉说，“他是什么人？”

“是个纳粹，但我们需要钱。”

“他叫什么名字？”

“约西姆·科赫。他很年轻，又十分羞涩。见到他的话，你千万别乱说话，表现得有礼貌一些。”

“当然可以。”

茉黛转身上楼去了。

卡拉畅快地喝着咖啡。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她已经习惯喝粗糙的小粒咖啡了。

她和艾达随意地聊了两句。艾达原先很胖，但现在已经瘦下来了。德国如今胖的人非常少，但艾达却不是因为营养不良瘦下来的。残疾儿子库尔特的死对她的打击很大。儿子死了以后，她便没有了生气。她驾轻就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但工作完以后，她会没有表情地呆望着窗外，一连好几个小时。卡拉喜欢艾达，知道她的内心很不好受，却不知该如何去帮她。

琴声渐渐消失了。没一会儿，卡拉听见过道里传来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她母亲和一个男人正在说话。她猜测茉黛也许是在把科赫先生送出去，可很快她却惊恐地发现一个穿着整洁中尉军服的男人走进了厨房。

“这是我女儿，”茉黛高兴地介绍说，“卡拉，这是我的新学生科赫中尉。”

科赫是个二十来岁，表情羞涩的帅小伙。他留着一嘴小胡子，让卡拉想起了照片里年轻时的父亲。

卡拉的心跳得非常快，购物袋就在她身旁的椅子上，里面放着偷来药物和医疗器具。科赫会像弗里达那样，一眼看穿她的秘密吗？

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很……很高兴认识你。”

茉黛惊奇地看着她，不知道女儿为何会这么紧张。茉黛只是希望卡拉对科赫热情一点，使科赫把学业继续下去。茉黛认为把军官带进厨房应该没什么不妥。她完全不知道，卡拉的购物袋里放着偷来的药品。

科赫对卡拉鞠了一躬：“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艾达是我们家的女仆。”

艾达充满敌意地看了科赫一眼，不过科赫并没有发现，他才不会去注意一个女仆呢。科赫倾斜着身体，把身体重心放在一条腿上，想显得自在一点，没想到却给人留下了完全相反的印象。

科赫的举动比长相幼稚，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不谙世事，但对卡拉来说，他也同样是个威胁。

他把身体重心放在另一条腿上，同时将双手搁在摆放购物袋的椅子的椅背上。“你是个护士对吗？”他问。

“是的。”卡拉试着平静地思考问题。科赫知道冯·乌尔里希家的家庭背景吗？他很年轻，应该不知道社会民主党是干什么的。九年以前，社会民主党就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了。冯·乌尔里希家和纳粹作对的名声应该早已随着沃尔特的死烟消云散了。科赫多半把他们家看作一个因为顶梁柱的死而陷入贫困的普通德国家庭，德国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面临这种境遇。

他没有理由去看购物袋里的东西。

卡拉强装愉悦地问他：“钢琴学得怎么样了？”

“我想我进步得很快，”他看了眼茉黛说，“老师是这样告诉我的。”

茉黛说：“尽管刚开始学，但他已经表现出了在钢琴上的天分。”为了让学生们付第二次上课的学费，茉黛经常说出这种鼓舞人的话语，但这时的样子却比平时要妩媚得多。父亲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母亲自然有权和男人调情，但她实在不该对年纪只有她一半的科赫下手啊！

“我决定在没有弹好钢琴之前，暂时向战友们隐瞒学琴的事，”科赫说，“日后他们就会对我纯熟的技艺大吃一惊了。”

“很有趣。”茉黛说，“中尉，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请坐下来和我们聊聊。”她指着放购物袋的那把椅子，示意科赫坐下。

卡拉伸出手，想拿起购物袋，但科赫抢先了。“请允许我来拿。”他说。他往购物袋里看了看，最上面的是卷心菜：“今天的晚饭吗？”

“是的。”卡拉的声音直发颤。

科赫坐在椅子上，把购物袋放在离卡拉较远的脚边地上。“我一向觉得我也许有音乐方面的天赋，现在挖掘这方面天分的时间到了。”他跷起二郎腿，然后又把两条腿分开。

卡拉不知他为何如此烦躁，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呀。她突然想到，眼前的这个人可能正在想男女方面的事情。面对着三个独身的女人，他还有什么别的好想的呢？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艾达给科赫上了一杯咖啡。科赫拿出烟，像十来岁的毛孩子一样手忙脚乱地点烟。艾达给他端来了一只烟灰缸。

茉黛说：“科赫中尉在本德勒大街的战争部工作。”

“是的！”本德勒大街的战争部是国防军参谋部的所在地，所有的军事核心机密都在这幢大楼内。科赫千万不能把在这学钢琴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即便科赫不知道，但他的一些同事也许知道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是反纳粹的。被外人知道的话，他就不能向乌尔里希夫人学钢琴了。

“很荣幸能在战争部工作。”科赫说。

茉黛说：“我儿子在苏联参战，我们非常想念他。”

“作为一个母亲，这很自然。”科赫说，“不过千万别悲观，我们已经击退了红军最近的一次反击！”

这是十足的谎话。纳粹的宣传机器尽力隐瞒着红军赢得莫斯科战役，把德军打退了一百英里的事实。

科赫说：“我们又开始向前挺进了。”

“你确定吗？”茉黛热切地问。卡拉的心情同样迫切。母女俩都害怕在失去了沃尔特之后，再失去埃里克。

科赫优越地笑了笑。“乌尔里希夫人，请你相信我，我对此非常确信。当然，我不能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次全新的攻势正在酝酿之中。”

“我们的部队有所需的一切——足够的食物，足够的武器……”茉黛把手搭在科赫的肩上说，“尽管这样说不好，但我还是担心我的儿子。中尉，我想我应该能相信你。”

“当然。”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收到他的信了，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科赫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本子。“我可以帮你问问。”他说。

“真的吗？”茉黛瞪大眼睛问。

卡拉想，母亲大概是为了这个才和小伙子调情的吧。

科赫说：“当然。尽管职位还不是很高，但我是总参谋部的一员，”他努力保持着谦恭，“这点小事还是能帮你的……”

“我儿子叫埃里克。”

“是叫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吗？”

“是的，他是个医务兵。战前，他进医科大学读书，想当医生。但开战以后，他上了战场，迫不及待地想为元首作战。”

这话一点不假。埃里克是个忠诚的纳粹——不过在最近几封信中，他更多流露出的，是心灰意冷的情绪。

科赫记下了埃里克的名字。

茉黛说：“中尉，你是个好男人。”

“没什么，这点小事不值一提。”

“真高兴，我们将要在东线战场展开反击了。尽管非常想知道，但你应该不会告诉我具体攻击的时间。”

茉黛是想从科赫那里套取信息。卡拉不知道母亲有何用意。知道具体的进攻时间对她又不会有半点作用。

像是知道有个间谍在厨房窗外偷听似的，科赫压低了声音。“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看了看眼前的三个女人。卡拉知道，他是在观察她们的反应。也许平时很少有女人在乎他说了什么。刻意停顿了一会儿后，他又说：“蓝色行动 【6】 很快就要开始了。”

茉黛瞟了科赫一眼。“蓝色行动——这名字太令人激动了。”她用兴奋的语气对科赫说，好像他答应带她去巴黎的丽兹大饭店住上一周似的。

科赫小声说：“6月28日开始。”

茉黛手按胸口：“太快了，真是个令人激动的好消息啊！”

“我不该把这事说出来的。”

茉黛把手放在科赫的手上。“很高兴你能告诉我。你这么一说，我的感觉好多了。”

科赫吃惊地看着茉黛的手。卡拉意识到科赫不习惯被女人触摸。科赫把目光从茉黛的手转移到她的眼睛上。茉黛热情地笑着——母亲的笑容非常灿烂，让人丝毫看不出那是装出来的。

茉黛移开手。科赫按灭烟蒂，站起身来。“我必须走了。”他说。

感谢上帝，卡拉心想。

科赫对卡拉鞠了一躬。“小姐，很高兴见到你。”

“中尉，回头见。”卡拉大大方方地说。

茉黛把科赫送到门口：“明天老时间见。”

回到厨房以后，茉黛说：“真不错——找了个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笨小孩当学生！”

卡拉说：“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兴奋。”

艾达说：“因为长得帅吧！”

茉黛说：“他能把秘密情报告诉我们。”

“对我们有什么用？”卡拉问，“我们又不是间谍！”

“我们知道了德军展开下一次攻势的时间——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情报告诉苏联人。”

“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们。”

“政府不是说我们被间谍所包围吗？”

“那只是他们的宣传。只要一发生不好的事，政府就说是犹太人或布尔什维克干的。事实上，许多事是被纳粹自己搞糟的。”

“但必定也有些真正的间谍。”

“怎么才能和真正的间谍联系上呢？”

母亲琢磨了一阵：“我去找弗里达谈谈。”

“为什么会想到弗里达？”

“直觉告诉我，找她准没错。”

先前在电车站，在卡拉为海报的张贴者迷惑不解时，弗里达却一声不吭。回想起这一幕，卡拉也有了同样的直觉。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即便能找到间谍，我们真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吗？”

茉黛激动起来：“必须打倒纳粹才行啊！”

“我比任何人都痛恨纳粹，但我还是个德国人。”

“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便我生在英国，我也不想背叛德国。可只有输掉战争才能赶走纳粹啊！”

“我们怎么能为了输掉战争而把情报交给德国人啊？埃里克也许会因为这个在战争中阵亡啊！你难道连你儿子的命都不要了吗？我可不想亲手送走哥哥的性命。”

茉黛想开口说话，却不知该说什么好，她只能哭了起来。卡拉站起身，抱住母亲的肩膀。

过了一会儿，茉黛轻声说：“不管怎样，他都可能会死，都可能会为纳粹献身。与其战胜而死，倒不如和纳粹一起覆灭更干脆呢！”

卡拉不敢相信母亲竟会说这种话。

卡拉松开手。“无论如何，请你一定在把那种家伙带进厨房以前告诉我一声，”说着她从地上捡起了购物袋，“幸好科赫中尉没往里面看。”

“为什么这么说？你在购物袋里放了什么？”

“为洛特曼医生偷来的药。”

茉黛的眼里闪着骄傲的泪水：“这才是我女儿！”

“他拿起购物袋的时候，我差点没背过气。”

“很抱歉。”

“这不怪你，你又不知道我从医院里拿药回来。现在我就把药送过去吧。”

“去吧。”

卡拉把雨衣套在护士制服外面，然后出了门。

她快步走到洛特曼医生住的那条街上。洛特曼家没有冯·乌尔里希家那么大，但相对而言还算是挺舒适的。不过洛特曼家的窗户都用木板封了起来，门上潦草地写着几个大字：禁止行医。

洛特曼家曾经很有钱。尽管对穷人的收费很低，但洛特曼医生也有些有钱的病人。现在，洛特曼医生的病人都没有什么钱。

卡拉和洛特曼医生的病人一样，从后门绕进屋。

进门以后，卡拉马上知道出事了。洛特曼家的后门开着，走进厨房，卡拉看见贴着地砖的地板上躺着把断了琴颈的吉他。厨房里没有人，但房子里的其他地方却有声音传过来。

卡拉穿过厨房，走进一楼过道。洛特曼家的一楼原有候诊室和诊疗室两个房间。现在，候诊室改成了客厅，诊疗室改成了鲁迪的手工作坊。鲁迪在作坊里放了工作台和一些木工用品，通常还放着十几把待修的琵琶、小提琴和大提琴。所有医疗用品都被放在了上锁的橱柜里。

卡拉没有在作坊里看到人。

橱柜开着，里面的东西都被扔了出来。地板上散布着碎玻璃以及混杂在一起的药片、药膏和药水。卡拉在地板上的杂物里还找到了一个听诊器和一个血压仪。听诊器和血压仪的部件散落在周围，显然摔到地板上以后还被人踩过。

震惊之余，卡拉非常生气：这些医疗器具都不能用了！

她探头进客厅，发现鲁迪·洛特曼躺在房间角落里。鲁迪二十二岁，健壮高大。此时他正闭着眼睛呻吟不止。

鲁迪的母亲汉尼洛尔跪在他身旁。汉尼洛尔本来是个金发美人，现在却枯槁和憔悴了。

“发生什么了？”尽管这么问，但卡拉害怕听到答案。

“被警察打的，”汉尼洛尔说，“警察以治疗雅利安病人的罪名把我丈夫带走了。鲁迪试图阻止他们四处打砸，他们却……”她哽咽地说不出话了。

卡拉放下购物袋，跪在汉尼洛尔身旁：“他们干了什么？”

汉尼洛尔恢复了说话的力气。“他们打断了他的双手。”她轻声说。

很快，卡拉就看到鲁迪的伤势。鲁迪的双手红肿，可怕地扭曲着。警察似乎一根一根地打断了他的手指。怪不得鲁迪会惨叫了。卡拉吓坏了。可她每天都在目击着白色恐怖，知道该如何抑制自己的个人情感，向鲁迪提供实际的帮助。“他需要打一支吗啡。”卡拉说。

汉尼洛尔指着散落一地的药品，说：“即便有，也分不出来了。”

卡拉出离愤怒了。医院缺乏药品储备——警察却把这么多宝贵的药物乱扔一地。“我带来了吗啡。”她从编织购物袋里拿出一瓶透明的液体和一支盒装的新注射器。卡拉飞快地从盒子里拿出注射器，往里面灌上药水。接着，她给鲁迪打了一针。

吗啡很快就起效了。鲁迪停止了呻吟。他睁开眼，看着卡拉。“你是个天使。”说完，他闭上眼，似乎睡了过去。

“我们必须接上他的手指，”卡拉说，“让骨头慢慢长好。”她碰了碰鲁迪的左手，左手没有反应。她抓起左手把它抬了起来，仍然没有反应。

“我没接过骨头，”汉尼洛尔说，“但看过好多次。”

“我也一样，”卡拉说，“但我们最好试一试。我接左手，你负责右手，我们必须在吗啡失效前把他的手指接上。天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

“就这么办。”汉尼洛尔说。

卡拉停顿了很长一会儿。茉黛说得对，必须尽一切所能停止纳粹的统治，即便意味着叛国也在所不惜。在这个问题上，卡拉不会再有迟疑了。

“开始干吧。”卡拉说。

卡拉和汉尼洛尔开始为鲁迪接起手指的骨头来。

每周五下午，托马斯·马赫都会去坦嫩堡酒吧一次。

酒吧非常简朴。一面墙上挂着老板弗里茨的照片，照片是二十五年前拍的，弗里茨穿着大战时的军服，没有现在的啤酒肚。弗里茨声称，他在坦嫩堡战役中杀死了九个俄国人。酒吧里的桌子和椅子不多，大多数常客都坐在吧台边。皮套里的菜单非常简单：只供应带土豆的香肠和不带土豆的香肠两道菜。

酒吧的对面就是科鲁兹伯格街的警察署，因此坦嫩堡酒吧是警察聚会的场所。这意味着这里可以不遵守法纪。赌博是公开的，站街女郎可以在酒吧的厕所里卖淫，柏林的检疫人员更是不会踏进这里的厨房。弗里茨起床就开门，等到最后一位酒客回家才关上店门。

在纳粹掌权，马赫被突然提拔之前，他只是科鲁兹伯格街警察署的一个小警察。许多他以前的同事依然混迹在坦嫩堡酒吧里，他确信在这能找到一两个熟人。尽管职位远远超过了他们，成为警监和党卫队的一员，但他还是很喜欢和老友们交流。

“托马斯，要我说，你做得已经非常好了。”马赫1932年时的上司，如今依然还是个警长的伯恩哈特·恩格尔对他说，“小子，祝你好运。”说着，他把马赫为他买的一杯啤酒端到唇边。

“我不是夸你，”马赫回答，“但我还是想说，克林勒恩督察比你难侍候多了。”

“我对手下太软了。”伯恩哈特承认。

马赫的另一个老同事弗朗兹·埃德尔笑了笑，说：“你才不软呢！”

马赫朝窗外看了看，发现一辆摩托车停在酒吧门口，摩托手是个穿着浅蓝色皮带外套的年轻空军军官。这位军官似乎脸很熟：马赫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军官贵族气质的前额上飘散着一头红棕色的长发。年轻人走过人行道，进入坦嫩堡酒吧。

马赫想起了他的名字。他是沃纳·弗兰克，一家无线电厂老板被宠坏的儿子。

沃纳走进酒吧，问老板买骆驼牌香烟。尽管是德国造的仿制品，可这些花花公子还是喜欢美国式的东西，马赫想。

沃纳付了钱，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烟，然后问弗里茨借火点烟。叼着烟正要走，他看见了马赫，想了想以后，沃纳对马赫说：“你是马赫警监吧？”

酒吧里的人把目光集中在马赫身上，看他会怎么说。

马赫不经意地点了点头。“沃纳，最近你过得怎么样？”

“先生，过得非常好，谢谢你。”

马赫很高兴，但沃纳尊敬的语气却让他吃惊不小。在印象中，沃纳是个傲慢、藐视权威的家伙。

“我刚和多恩将军从东线战场视察回来。”沃纳接着又说。

马赫感到酒吧里的警察们对他和沃纳之间的对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东部战场回来的人值得尊敬。旧日的同事们对马赫能和这样的精英为伍留下深刻的印象，马赫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沃纳把烟盒递给马赫，马赫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杯啤酒，”沃纳对弗里茨说，接着他转向马赫，“支队长，能给您买杯酒吗？”

“帮我来杯啤酒，谢谢你。”

弗里茨满上了两杯啤酒。沃纳举起酒杯对马赫说：“我要谢谢你。”

马赫又吃了一惊。“为什么谢我？”他问。

旧友们仔细地聆听着他们俩的对话。

沃纳说：“一年前你点醒了我。”

“那时，你似乎并没感激我啊！”

“我为当时的唐突向你道歉。但之后我认真地思考了你对我说的话，最终意识到你是对的。我的情感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你又重新把我引回了正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教诲。”

马赫动容了。他曾经非常不喜欢沃纳，对他口出威胁。但沃纳却把他的话记在心头，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马赫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为自己能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感到骄傲。

沃纳又说：“事实上前几天我想到过你。多恩将军谈到捉间谍的事情，询问能不能通过无线电信号追踪间谍。但我对这方面知之甚少。”

“这个你应该问我，”马赫说，“这是我的专长。”

“是这样吗？”

“坐下慢慢聊。”

两人把啤酒带到一张肮脏的桌子旁。

“他们都是警察，”马赫说，“但最好还是别在公共场合谈论这种事情。”

“这是自然，”沃纳低下声说，“但我可以信任你。这么跟你说吧，一些指战员告诉多恩，他们觉得敌人经常会事先知道我们的意图。”

“啊！”马赫说，“我早就在担心会发生这种问题了。”

“对于无线电信号的监控，有什么可以转告给多恩的吗？”

“正确地来说测向的问题……”马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尽管不能直接见到多恩这位有影响力的将军，但这却是一个能给他留下印象的机会。他需要清晰而不夸大地强调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他幻想着多恩将军对元首说：“盖世太保里面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家伙——名字叫马赫——尽管现在只是个支队长，但办事却很有一套……”

“我们有种可以判别信号来自哪个方向的仪器，”他说，“把三台仪器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在地图上画出三条信号传递的路径。三条路径的交会点就是发报机所在的位置。”

“真是太神奇了。”

马赫随意地举起手，示意沃纳不要过于激动。“从理论上讲很容易，”他说，“但做起来很难。钢琴手——对了，这是我们对发报者的称呼——很少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让我们足以找到他们。处事小心的钢琴手绝不在同一地点发报两次。我们的仪器放在一辆车篷上挂着天线的车里，一移动就会被他们发现。”

“可你还是抓到过一些间谍啊！”

“哦，是的，也许哪天晚上你可以坐上侦察车和我们一起出去看看。你可以亲眼看到抓间谍的整个过程——把第一手情况告诉多恩将军。”

“这主意不错。”沃纳说。

六月的莫斯科温暖而舒适。午饭时，沃洛佳在克里姆林宫后面亚历山大花园的喷泉等待卓娅。晒太阳的人流不断从沃洛佳身边涌过，很多是出双入对的。生活很艰难，为了节省电力，连喷泉都不出水了。但天很蓝，树上长满了树叶，德军也还远在一百英里之外呢！

回想起莫斯科战役，沃洛佳的心里满是骄傲。精通闪电战的德军已经到了莫斯科的门口——却被红军狠狠地击退了。苏联军人像杀红了眼的狮子一样保卫着自己的首都。

到了三月，红军的反击力度却开始消退了。红军收复了不少失地，让莫斯科人感受到了安全，但德军却在舔完伤口以后思量着再一次的进攻了。

斯大林依然是红军的总司令。

沃洛佳看见了穿过人群向他走来的卓娅。卓娅穿着红白两色格子的裙子，她的双腿生风，淡金色的头发随着轻快的步伐不住地跃动着。男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视线集中在了卓娅身上。

沃洛佳和许多漂亮女孩约会过，但让他费心如此大献殷勤的却只有卓娅。多年来卓娅一直冷冰冰地对待他，除了原子物理，什么都没和他深谈过。出乎沃洛佳意料的是，这天卓娅竟然会邀请他一起去看电影。

卓娅在鲍伯罗夫被杀的那场骚乱以后不久邀请他看电影。从骚乱那天开始，卓娅对他的态度就变了，沃洛佳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共同的经历也许促成了他们的亲密。先前，他们已经一起去看过了英国班卓琴艺术家乔治·福姆比表演的舞台剧《乔治的活泼爵士舞》。这是出深受观众欢迎的舞台剧，已经在莫斯科一连上演了好几个月。剧情很不现实：乔治演奏的乐器竟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德国的潜水艇发报。面对如此愚蠢的剧情，沃洛佳和卓娅竟然笑得直不起腰来。

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定期的约会。

今天，他们要和沃洛佳的父亲共进午餐。为了和卓娅小聚片刻，沃洛佳特地约了她午餐前在喷泉旁见面。

卓娅放射出灿烂的笑容，踮起脚尖亲了他一口。卓娅身材很高，沃洛佳却比她还要高出一些。沃洛佳享受着卓娅的热吻。卓娅的嘴唇很软，压得他很是舒服。只可惜这个吻结束得太快了。

沃洛佳仍然不确定自己抓没抓住卓娅的心。如同老一辈人所说，他们还停留在“出去逛逛”的关系上。他们一见面就接吻，但是还没上过床。他们已经不年轻了：沃洛佳二十七岁，卓娅二十八岁。沃洛佳感到，卓娅在身体和心灵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是不会跟自己上床的。

沃洛佳仍然不太敢相信梦中情人会跟他共度一夜。卓娅太漂亮，太聪明，太高大，太自我，太性感，任何一个男人似乎都很难配得上她。沃洛佳觉得自己不会有机会看着她脱去衣服，观察她美丽的身体，触摸她身上的每一处，和她抱在一起……

两人走过狭长的公园。公园一边是热闹的马路，另一边是克里姆林宫威严的高墙。“看着这座高墙，你会觉得苏联领导人是被百姓监禁的囚犯。”沃洛佳说。

“但事实恰恰相反。”卓娅说。

沃洛佳回过头，没人听到他们说的话。但说这种话实在是太傻了。“爸爸没说错，你的确挺危险的。”

“我原以为你和你父亲是一路人呢！”

“真能成为他那样就好了。父亲参加了席卷冬宫的战役，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我想我不可能像他那样改变历史的进程。”

“说得对。但他很保守，思想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越来越狭隘。你比他开明多了。”

沃洛佳觉得自己很像父亲，但不想和卓娅争论这个。

“今天晚上你有空吗？”卓娅问，“我想给你做晚餐。”

“当然有空！”卓娅还没请他去过住的地方呢。

“我弄了块牛排！”

“太棒了！”即便在特权阶层，牛排也是稀罕的玩意。

“科瓦列夫一家出城去了。”

这样就更好了。和许多莫斯科人一样，卓娅寄住在其他人的公寓里。她有两个房间，和科学家科瓦列夫及他的妻儿共用厨房和浴室。科瓦列夫家出城了，这套公寓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了。他的脉搏加快了。“我要带牙刷吗？”沃洛佳问。

卓娅神秘地对他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两人离开公园，穿过马路，进入一家餐馆。许多餐馆都歇业了，但市中心仍然有许多上班的人需要吃饭，因此一些咖啡馆和酒吧仍然开业。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坐在人行道上放着的餐桌边。克里姆林宫有更好的餐厅，但他更愿意被人看见出入于普通老百姓进出的餐馆里。他希望让人知道，自己并没有因为穿着将军制服而高人一等。只是，为了不让聊的话被别人听见，他选了张离其他人很远的餐桌。

格雷戈里不喜欢卓娅，但很难拒绝她的魅力。他站起身，吻了吻卓娅的两侧面颊。

三个人点了土豆饼和啤酒。除了这两样之外，餐馆只供应腌青鱼和伏特加。

“将军，今天我不想和你谈核物理方面的问题，”卓娅说，“但我仍坚持上次的观点，英美在核物理方面的探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不想惹怒你，这次还是谈点别的吧。”

“那就好。”格雷戈里说。

卓娅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你可以告诉我仗还要打多久。”

沃洛佳假装失望地摇了摇头。卓娅喜欢挑战他父亲。如果她不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的话，格雷戈里可能一早就把她抓起来了。

“纳粹被我们打败了，但他们不会轻易认输。”格雷戈里说。

卓娅说：“莫斯科人都想知道夏天会发生些什么——这个问题你们俩也许能够解答。”

沃洛佳说：“即便是深爱的女友，我也不会告诉她。”单单提出这个问题就能让卓娅被秘密警察枪毙，沃洛佳心想，但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卓娅。

土豆饼来了，一席人开始吃饭。卓娅和往常一样狼吞虎咽着土豆饼。沃洛佳喜欢卓娅吃饭时的这股劲头，但他不怎么喜欢土豆饼。“这土豆吃起来像萝卜似的。”他说。

格雷戈里向他投来责难的目光。

“我没有在抱怨。”沃洛佳匆忙说。

吃完饭以后，卓娅进了厕所。卓娅刚一走开，沃洛佳就对父亲说：“我们认为德国的夏季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的。”格雷戈里说。

“我们准备好了吗？”

“当然准备好了。”尽管这样说，但格雷戈里的表情非常焦急。

“德军会进攻苏联的南部地区，他们想要高加索的油田。”

格雷戈里摇了摇头。“他们会返回莫斯科，莫斯科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切。”

“斯大林格勒也同样重要，那里是以领袖的名字命名的。”

“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德军如果占领了莫斯科，这场仗就打完了。夺取不了莫斯科的话，就算占领了大半个苏联，他们也不算赢。”

“这只是你个人的想法。”沃洛佳怒气冲冲地说。

“你的话也只是一家之言。”

“你错了，我手里有证据，”他朝周遭看了看，发现没人后又继续说，“德国下一次攻势的代号为蓝色行动，将在6月28日展开。”沃洛佳从沃纳·弗兰克在德国的间谍网了解了很多事情。“哈尔科夫附近坠毁了一架侦察机，我们在机上军官的公文包里发现了蓝色行动的部分细节。”

“负责侦察的军官才不会在公文包里带上战斗计划呢，”格雷戈里说，“斯大林同志认为这是德国的欺骗伎俩，我同意他的看法。德国人希望通过在南部地区的骚扰削弱我们对中部阵地的防守。”

这就是情报工作的问题，沃洛佳气馁地想。就算得到了真实的情报，固执的老一辈仍然会抱定自己的看法。

沃洛佳看见卓娅回来了，眼睛一直盯着她妩媚的身影。“你为何确定这是一场骗局？”趁卓娅还没回到桌前，他问格雷戈里。

“我有比你更多的证据。”

“什么证据？”

格雷戈里花了一点时间认真地揣度着这个问题，之后却杀了个回马枪：“把你的战斗计划拿给我看看。”

沃洛佳叹了口气。沃纳·弗兰克没能顺利地拿到计划文件。“如果拿到的话，斯大林同志会重新考虑吗？”

“如果你能拿到，我会说服他重新进行考虑。”

“行，我想办法去拿。”沃洛佳说。

沃洛佳有点太冲动了。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拿到蓝色行动的方案文本，却在父亲面前夸下了这个海口。沃纳、海因里希、莉莉面对着巨大的风险，但必须对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

卓娅回到桌边，格雷戈里站了起来。他们要去三个不同的方向，短暂的告别之后，他们就分开了。

“晚上见。”卓娅对沃洛佳说。

沃洛佳吻了卓娅。“我七点到你那儿。”

“别忘了带上牙刷。”卓娅说。

沃洛佳脚下生风，快乐地离开了餐馆。

女孩总能知道闺密的秘密。她也许不知道秘密的内容，却能像看透对方一样知道对方在隐瞒着什么。从闺密对日常性问题的警戒回答中，她能知道对方在和一个不能约会的人约会。尽管不知道名字，但她知道那个不能约会的恋人是个已婚的男人，是个黑皮肤的外国人，或是另外一个女人。女孩很喜欢闺密的一条项链，从闺密不置可否的态度中她可以敏感地察觉到这条项链是从不光彩的渠道得来的，可能要过很多年以后，她也许才会知道这根项链是闺密从年迈老奶奶的珠宝盒里偷拿出来的。

一想到弗里达，卡拉就有这种感觉。

弗里达有个秘密，这个秘密应该和抵抗纳粹有关。她可能已经跨越了法律的界限：也许弗里达每天晚上都偷偷打开哥哥沃纳的公文包，抄下机密情报，把情报传递给苏联间谍。也许弗里达不会如此出格：也许在帮人印刷和分发谴责政府的传单和小海报。

这样一想，卡拉便准备把约西姆·科赫的事告诉弗里达。不过，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卡拉和弗里达在一家大医院的不同科室当护士，值班的时间不尽相同，因此她们没法每天都见上一面。

这时，约西姆每天都会来乌尔里希家上钢琴课。他没有透露进一步的军情，但茉黛还是和第一次上课那样和他调着情。“你知道我已经快四十岁了吗？”一天卡拉听到母亲对约西姆说。其实茉黛这时已经五十一岁了。约西姆完全被她迷住了。尽管约西姆是个非常天真的男人，但茉黛还是很享受自己对英俊年轻人的感染力。卡拉心想，母亲可能是沉醉于约西姆类似于沃尔特年轻时代的那口大胡子，但这看上去实在是太荒唐了。

约西姆很想讨好茉黛，很快便带来了埃里克的消息。埃里克不仅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他的部队在乌克兰，”约西姆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希望他能有假回趟家。”茉黛不满足地说。

年轻军官犹豫了一会儿。

茉黛说：“做妈妈的总是会瞎操心。如果能见到他，即便只是一天，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安慰。”

“我也许能帮你安排一下。”

茉黛假装吃惊地说：“真的吗？你好能干！”

“我不确定能不能做到，但可以去尝试一下。”

“即便是尝试我也非常感谢。”茉黛吻了吻约西姆的手。

一周以后，卡拉见到了弗里达。交谈了一会儿，卡拉把约西姆·科赫的事情告诉了她。她像是谈着趣闻一样诉说着科赫的事，但很确定弗里达不会把这件事看得如此简单。“你绝对想不到，”卡拉说，“他竟会把行动的代码和开始日期告诉我们！”说完她便耐心地观察着弗里达的反应。

“他很可能因为向你们透露了机密被枪毙的。”弗里达说。

“如果知道有谁能和莫斯科联系上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改变整个战局。”卡拉继续说道，似乎她们仍在讨论约西姆罪行的严重性。

“的确很有可能。”弗里达说。

看来没错了。换在平时，弗里达的反应会是惊诧，提起兴致，然后深入地提出问题。这天，她却只是不痛不痒地含糊了几句。回家以后，卡拉告诉茉黛，她对弗里达的直觉应该没错。

第二天，弗里达慌乱地出现在卡拉负责的病房。“我必须马上和你谈谈。”她说。

卡拉正在给一个在火药厂爆炸中严重烧伤的女孩换药。“去换衣间等我，”她说，“我换完药就过去。”

五分钟后，卡拉找到了在换衣间打开的窗前抽烟的弗里达。“找我有什么事？”她问。

弗里达熄灭烟头。“想找你问问有关科赫中尉的事情。”

“被我猜着了。”

“必须从他那里打听到更多的情况。”

“必须？你在说什么呢？”

“他能接触到蓝色行动的整个行动方案。我们知道了这个行动，可莫斯科需要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

弗里达的话本该使卡拉一头雾水，但卡拉完全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可以问他……”

“不，必须让他把战斗计划给你拿过来。”

“我不知道这可不可能。他不傻。你不会觉得——”

弗里达根本不听卡拉的辩解。“至少要拍张照过来。”她打断卡拉的话。弗里达从兜里掏出一个比烟盒略长略窄的不锈钢盒子。“这是个拍摄文件用的微型照相机。”卡拉注意到，盒子的边上写着“美乐时”的字样。“一卷胶卷可以拍十一张照片，这里有三卷胶卷。”说着她拿出三个哑铃形的盒子，盒子很小，正好能放进照相机。“像这样装上胶卷，”弗里达比画着说，“透过这扇窗，按下快门，你就能拍下一张照片。如果不确定学没学会的话，看这本手册就行。”

在卡拉的记忆中，弗里达从没这么跋扈过。“我必须好好想想。”

“没时间了。这是你的雨衣是不是？”

“是的，可……”

弗里达把照相机、胶卷和使用照相机的小册子塞进雨衣口袋。她似乎为能把这些东西脱手而松了口气。“我必须走了。”说着她走到门口。

“弗里达，你停下！”

弗里达停下脚步，直直地看着卡拉：“怎么了？”

“我想说……我想说这样做不像是我的朋友。”

“这事非常重要。”

“你把我逼得无路可退了。”

“要不是你把约西姆·科赫的事情告诉我，也不会演变成现在这个局面。别装样了，你本来就想让我利用这些信息做点什么的，难道不是吗？”

这是事实。眼下的紧张局面完全是卡拉一手造成的。只是她没想到情况竟会如此逆转。“如果他说不呢？”

“那你的余生就要在纳粹的统治下度过了。”弗里达说。

“我才不想呢。”卡拉说。

她独自站在更衣室里思考着。她甚至没办法不带风险地把小照相机处理掉。照相机在卡拉的雨衣口袋，她不敢把它扔进医院的垃圾桶里。她必须把照相机带出医院大楼，试着找个可以把它秘密丢弃的地方。

但她真想这么干吗？

尽管天真，但科赫不像是个能被说动把战争计划副本带出战争部大楼，拿给情人看的人。如果有人能说服他以身犯险，那只有找茉黛了。

卡拉非常害怕。如果被抓到的话，盖世太保不会对她表示丝毫怜悯。她会被捕，遭受虐待。她想到了被打断手指骨头痛苦呻吟的鲁迪·洛特曼，想到了被痛打一顿、释放后惨死在家里的父亲。她的罪名比他们严重得多，所受的惩罚也会更加残忍。她肯定会被折磨致死——而且时间不会很长。

卡拉告诉自己，她愿意为此承担风险。

她不能接受的是，这样做可能让哥哥献出宝贵的生命。

埃里克就在展开蓝色行动的东部前线，约西姆证实了这一点：他也许会参加蓝色行动。如果卡拉帮助苏联人打赢这一仗的话，埃里克可能会战死疆场。她可受不了这个。

卡拉转身埋头工作。她的心思不在工作上面，犯了一些小错，好在医生没有注意，病人也不会发现。下班以后，她便匆匆地离开了医院大楼。照相机放在兜里沉甸甸的，可她却找不到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处理掉它。

她很想知道弗里达是从哪里弄来这样一部照相机的。弗里达很有钱，可以轻松买到这样一部照相机，但她必须说明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物件。这台照相机多半是一年多前苏联大使馆没闭馆时从苏联人手里弄来的。

回到家的时间，照相机还在卡拉的大衣口袋里。

楼上没有钢琴声：约西姆上课来晚了。母亲坐在厨房桌子边上，看到卡拉进来，茉黛笑着对她说：“看看是谁回来了。”

埃里克出现在她的眼前。

卡拉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哥哥。埃里克非常瘦，但显然没有受伤。他的军服又脏又破，但已经洗了脸和双手。他站起身，抱住卡拉。

卡拉不顾身上一尘不染的护士制服，紧紧地拥抱住埃里克。“没事就好。”她说。透过薄薄的军服，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埃里克的脊梁骨、大腿骨、肩胛骨和脊柱。

“眼下是安全了。”埃里克说。

卡拉松开手。“你怎么样？”

“比大多数人要好。”

“你们不会只有一件单薄的军服在苏联过冬吧？”

“我从一个苏联人的尸体上扒下件大衣。”

卡拉坐在桌旁，艾达也在厨房里。埃里克对她们说：“你们是对的。我是说，你们对纳粹的看法是对的。”

卡拉很开心，但不知道埃里克在指什么。“你看到他们怎么了？”

“他们屠杀百姓。这点你和爸妈老早就跟我说了，但我却不肯相信。很抱歉，我没能相信你们。艾达，我一直不相信他们害死了你的小库尔特。现在我信了。”

这是个巨大的反转。卡拉问：“什么让你改变了看法？”

“我亲眼在苏联看见他们屠杀老百姓。他们把城里的要人聚拢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也杀戮犹太人，不光是男人，还有妇女、儿童以及对任何人都造不成伤害的老人。”泪水不断地从埃里克脸上往下流，“常规军不杀戮平民百姓——杀他们的都是秘密警察。他们把抓来的人带到城外，有时是某处采石场，有时是矿井一类的地方。有时他们还会让抓来的年轻人挖个大坑，然后……”

他说不出话了，但卡拉就想听他亲口说。“然后怎么了？”

“他们每次杀六组十二个人。有时丈夫扶着妻子，母亲抱着婴儿一起走下斜坡。行刑者等待他们走到预定位置，然后举枪发射。”说到这里，埃里克用军服的脏袖管擦了擦眼角，“砰，他们就都死了。”他说。

一时，厨房里没有人说话。艾达小声哭泣着。卡拉非常震惊，茉黛却板着脸一声不吭。

埃里克擦了擦鼻子，拿出几支烟。“很奇怪，他们竟然给我买了张机票，让我回家探亲。”他说。

卡拉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我只能在这待十二个小时。但即便这样，我还是成为战友们艳羡的对象。他们愿意付出一切换来一天在家的时间。韦斯医生说，我一定在高层有朋友。”

“是个叫约西姆·科赫的人，”茉黛说，“科赫在战争部工作，目前跟我学钢琴。我让他为你安排了休假。”说着她看了眼自己的手表，“几分钟后他就到了。他很喜欢我——可能是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身影吧。”

老妈，你搞错了，卡拉心想。莫德和科赫之间可没有半点母子之情。

茉黛又说：“他很天真，说6月28日德军会在东部前线展开一场新的攻势，他甚至提到了这次攻势名叫‘蓝色行动’。”

埃里克说：“让人知道的话，他会被枪毙的。”

卡拉说：“约西姆不是唯一会被枪毙的人。我把他说的事情告诉了一个人。她让我说服科赫，设法把蓝色行动的行动方案拿到手。”

“老天啊！”埃里克震惊了，“这是严重的叛国行径——你们的处境比东线战场的我还要危险。”

“别担心，科赫才不会那么干呢。”卡拉说。

“这可说不准。”茉黛说。

卡拉、埃里克和艾达同时把视线转到茉黛身上。

“他兴许会为我这么做，”茉黛说，“如果我能用正确的方法把他说服。”

埃里克问：“他真有那么天真吗？”

茉黛目中无人地说：“他爱上我了。”

“天哪。”想到母亲被人爱上，埃里克觉得非常尴尬。

卡拉说：“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能把情报传递给苏联。”

埃里克问：“为什么不能？”

“如果苏联赢了，你也许会死的。”

“就算赢了，我也可能死。”

卡拉发现自己的声音提高了八度：“那样一来，就变成我们帮着苏联人害死你了。”

“我仍然希望你通过他拿到作战方案。”埃里克暴躁地说。他看着桌子上的格子台布，心里却想着几千英里以外自己目击的那幕惨象。

卡拉无所适从。即便埃里克希望如此。她说：“何苦呢？”

“我总是想着手牵手沿着坡道走下采石场的那些人，”埃里克紧握双手，一只手的手指深深嵌在另一只手里，几乎要把它掐肿了。“如果能阻止他们，即便要了我的命，我也在所不惜。我想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能对自己，对德国感觉好些的话，我的这条命不要也可以。卡拉，如果能行的话，请你把战斗计划送到苏联人手里。”

卡拉还是犹豫不决。“你确定吗？”

“我求你了。”

“好吧。”卡拉说。

托马斯·马赫告诉三个手下——瓦格纳、里特尔和施奈德——把各自最好的表现拿出来。“沃纳·弗兰克尽管只是个中尉，但他是多恩将军的直属手下。我希望他对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队伍留下尽可能好的印象。不许骂人，不许讲笑话，不许吃东西，除非必要，不许使用暴力。如果抓到共党间谍，可以往他屁股上狠狠来一脚。如果没逮到人，你们也别仅仅为了找乐子随便逮一个。”平时马赫对这种事情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处抓人能叫老百姓长记性，没什么不好。但沃纳有点神经质，有必要让手下在他面前安分一点。

沃纳骑着摩托车，准时出现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总部。抵达以后，马赫和他的手下把沃纳带上了车顶装有天线的侦察车。车里放满了无线电设备，显得非常拥挤。里特尔坐在驾驶座上，五个人在傍晚敌人最喜欢发报的时候，踏上了绕城环形侦察的路途。

“为什么都在傍晚发报？”沃纳不解地问。

“大多数间谍都有自己的正职，”马赫解释说，“那只是他们掩饰身份用的。他们白天在办公室或工厂上班。”

“这倒是，”沃纳说，“我从没想过这个。”

马赫担心他们整夜抓不到一个人。他害怕会因为德军在苏联所受到的磨难而遭到责备。他已经倾尽了所有，但在第三帝国，有时即便努力也得不到奖赏。

侦察车时常整夜都捕捉不到一次信号，有时却能同时捕捉到两三个。这时，马赫必须选择追踪哪个忽略哪个。他确信柏林存在不止一个间谍网络，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马赫必须用有限的工具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接近波茨坦广场时，车上的仪器捕捉到一个信号。马赫听出了声音的含义。“这是个给苏联人当间谍的钢琴师，我们暂时还不想动他。”他松了口气说。至少，他可以向沃纳证明这套仪器是有效的。他说的这位钢琴师正在接连传送五位数组成的数组。“苏联情报机构喜欢运用两位数代表一个字母的密码，”马赫对沃纳解释说，“比如说，11代表A，用五位数字传递信号只是他们的一种习惯，真正要看的是相邻的两位数字。”

操作仪器的电气工程师曼恩大声读出了一组坐标，瓦格纳用铅笔和尺在地图上画了根线。里特尔加大马力，向新的目的地进发。

钢琴师还在发报，哔哔声在车里响个不停。马赫恨透了这个间谍钢琴师。“该死的共党分子，”他说，“总有一天他会在总部的地下室，为了让痛苦早点结束乞求我快点让他死。”

沃纳的脸变得苍白。这个人不适合警察工作，马赫心想。

过了一会儿，沃纳重新打起精神。“你说的苏联密码似乎不难破译。”他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马赫对沃纳这么快抓到要点感到很开心，“但其实没那么简单，他们对算法进行了包装和改良。把信息转化为一系列数字以后，钢琴师会不断在这些数字里插入一个关键词——比如说某处地名——对它进行编码。把第二组数字从第一组中减去以后，他再把结果发报出去。”

“如果不知道关键字，译码就无从下手了。”

“说得很对。”

车子在被烧毁的议会大厦附近又停下了，瓦格纳在纸上又画出一条直线。两条线交会在市中心以东的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

马赫让司机朝东北方向拐，把他们带到交会点附近，这时他又在纸上画了不同角度的第三条线。“经验告诉我们，多考虑一个方向是必要的，”马赫告诉沃纳，“仪器只能做出大体的估计，多做一种考虑会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每次你都能抓住间谍吗？”

“才不是呢。大多数情况抓不住。通常，我们会慢一步，眼睁睁地看对方溜走。对方常常在发报时改变频率，使我们找不到他的踪迹。有时对方会突然中断，换个地方继续发报。他也可能派个眼线盯着我们，看到我们来了就给他通风报信。”

“障碍可真不少。”

“但我们早晚会抓住他们的。”

里特尔停下汽车，曼恩确定了第三个方位。瓦格纳地图上三根铅笔画的线在东区车站附近形成一个小三角。钢琴师在铁道线和运河之间的某个地方。

马赫把位置告诉里特尔，对他说：“赶紧开过去。”

马赫注意到，沃纳出了汗。车里是有点热，年轻中尉也许还不习惯参加这类行动。应该让他知道盖世太保的工作是怎样的。这样很好，马赫心想。

里特尔开车沿着华沙大街向南行进。穿过铁道线以后，侦察车拐进了一个由仓库、堆放场、小型工厂组成的落后工业区。几个士兵背着行囊走进东区汽车站后门，无疑是要被送往东部前线。附近有人用谍报手段正在出卖这些小伙子，马赫生气地想。

瓦格纳指着车站外一条狭窄的小街。“他就在方圆一百码以内，但两边都有可能，”他说，“如果把车开近的话，对方会看见我们。”

“小伙子们，你们很清楚该怎么办，”马赫说，“瓦格纳和里特尔负责左面，我和施奈德负责右边。”他们都拿上了长柄大锤。“弗兰克，跟我来。”

街上没什么人——一个戴着工装帽的男人脚步飞快地朝车站走去，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太太正要去收拾下班之后的办公室——他们行色匆匆，显然不想吸引盖世太保的注意。

马赫和施奈德进入每幢大楼察看，两人交替着走在排头的位置。大多数公司都下班了，因此他们必须先去门卫室。如果门卫一分钟不开门的话，他们就会砸开大门。进门以后，他们会检查楼内的每个房间。

钢琴师不在第一个街区。

再往右走，他们走到了第二个街区右手边的第一幢楼，楼外挂着一块字迹渐淡的广告牌：“时尚皮草”。这是一个两层的小工厂，主建筑在沿街的小巷子里。尽管看上去早已没有人用了，楼房却装了道铁门，窗户也上了木板：皮草工厂自然需要严密的戒备。

马赫带着沃纳沿小巷往前走，试图找到厂房的入口。旁边那幢房子被炸弹炸毁，早已人去楼空。瓦砾已经被人从巷子里清理干净，残垣断壁上挂着一个手写的警示标牌：“危险——禁止进入。”从残留的铭牌看，这里以前应该是个家具仓库。

他们跨过瓦砾和一堆碎木头，一边观察两边的情况，一边尽可能快地往前走。厂房后方有一面仍然立着的墙。马赫绕过这道墙，发现了一个通往隔壁工厂的小洞。

他有个强烈的预感，钢琴师应该就在隔壁的工厂厂房内。

马赫钻过小洞，沃纳跟在他后面也钻了过去。

他们走进了一个空旷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椅子，只有张铁桌，桌子对面放着个文件柜。墙上钉着柏林人还能买奢侈皮衣的1939年的年历。

马赫听到楼上有脚步声。

他掏出手枪。

沃纳没有带枪。

他们打开门，踱进一条走廊。

马赫看到几扇开着的门，一段向上的楼梯，以及楼梯底下一扇可能通向地下室的门。

马赫沿着过道走到楼梯脚下，发现沃纳正在打量着通向地下室的那扇门。

“似乎底下有什么声音。”沃纳说。他转了转门把手，但门松松垮垮地锁上了。他退回一步，抬起右脚。

马赫说：“别——”

“没问题——我听见他们了！”说着，沃纳一脚踢开了门。

门被踢碎的声音在空旷的工厂里回响着。

沃纳冲过门，很快就不见了。黑暗中出现了一道光，光线中出现了一道石头楼梯。“不许动！”沃纳大声嚷，“你们被捕了。”

马赫跟在沃纳后面冲下楼梯。

马赫冲进地下室。沃纳站在楼梯底下，一脸迷茫。

地下室里一个人都没有。

天花板上吊着也许是晾衣杆的横杆。角落里扔了一卷厚重的黄表纸，多半是以前进行加工包装时用的。但没有无线电和给莫斯科发报的间谍。

“你这个该死的白痴。”马赫对沃纳说。

他转过身，跑上楼梯。沃纳紧跟在后面。他们跑过走廊，往上跑到二楼。

二楼的玻璃屋顶下放了一排工位。这排工位旁想必一度坐着一群纺织女工。现在，这里却空无一人了。

一扇玻璃门连接着消防通道，但却锁上了。马赫朝玻璃门外看，却没有看到人。

他把枪收起来，气喘吁吁地靠在工位上。

地板上有几个烟蒂，其中一个还沾着口红，看上去才扔掉不久。“他们刚才还在这里，”他指着地板上的烟蒂对沃纳说，“一共两个人，他们听见你的叫声就逃跑了。”

“我真是太傻了，”沃纳说，“对不起，只是我还不太习惯这种场合。”

马赫走到转角窗前。楼下一男一女正在飞快地沿着街道向前走，男人手里拿着个棕色的皮箱。很快，他们走进火车站不见了。“该死！”马赫骂了一声。

“他们应该不是什么间谍。”沃纳指着地板上的东西说。马赫低下头，看见一个皱巴巴的避孕套。“用过了，但里面没有精液，”沃纳说，“男方多半还没有开始射精。”

“真那样就好了。”马赫说。

约西姆·科赫答应送来行动方案的那天，卡拉没有去上班。

上早班的话，她也许能准点到家，但“也许”是不够的。如果发生大火或严重交通事故的话，她必须延迟下班，处理蜂拥而来的伤者。于是她就整天留在家了。

最后，茉黛还是想办法让约西姆答应带来行动方案。他原本说要取消课程，但很快又吹嘘说，自己可以带着行动方案的副本穿过城过来，只是会耽误些时间。“等你来再开始上课。”茉黛说，约西姆答应了。

吃午饭的时候，厨房里的气氛很压抑。卡拉和茉黛喝了一点肉骨头和干扁豆做成的汤。卡拉没有问茉黛做了什么，或答应做什么才说服的约西姆。也许她告诉科赫，他在钢琴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好不要落下一节课程。她也许会对科赫说，你的职位不会低得处处要受到别人的监视吧，这种话会刺激科赫，科赫一直在茉黛面前说自己的职位很重要，适度的贬低可以促使他表现自己，证明茉黛的看法完全错了。卡拉不愿想的只有一点：茉黛是用性诱惑让科赫上钩的。茉黛大胆地和科赫调情，科赫像未经人事的大孩子一样积极地予以回应。也许正是这种无可抵挡的诱惑促使科赫忽略了内心理智的声音：“别他妈再犯傻了。”

情况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他也许已经看清其中的利害关系了。下午来的时候，他带来的可能不是装有复写纸的包，而是一个带着几只手铐的盖世太保小分队。

卡拉往“美乐时”相机里装了卷胶卷，然后把照相机和剩下的两卷胶卷放在低矮橱柜最上面一格抽屉的毛巾下面。橱柜旁就是窗户，那里的阳光很足。卡拉可以在橱柜顶上把文件拍下来。

卡拉不知道如何把曝光的底片送到莫斯科，不过弗里达让她別操这份心。卡拉猜测弗里达会找个推销员——医药推销员或是销售德文版圣经的推销员——这个推销员可以利用在瑞士推销商品的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胶卷传递给伯尔尼苏联大使馆的什么人。

下午很漫长。茉黛回房午休去了，艾达忙着清扫房间。卡拉坐进了平时白天不常待的餐厅。她想读点东西，但怎么都集中不起精神。报上都是谎言，没什么可看的。她要为下一次护士学考试做准备，但课本上的专业词汇却像小蝌蚪似的在她眼前晃动。最后她只能拿起了一本出版了很多年的《西线无战事》，这本书在德国很畅销，却因为对艰苦的战地生活描写得过于逼真而遭禁。卡拉拿着书，目光却投向了窗外喧嚣都市里的六月阳光。

等了很久，科赫终于来了。卡拉听到外面的马路上传来脚步声，连忙站起身看。科赫穿着紧身的制服和闪亮的靴子，像个要去参加生日聚会的孩子似的，脸上充满了期待。他没有带人，对盖世太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和平时一样，他的肩上挎着个帆布包。他会信守诺言吗？包里放着蓝色行动的行动方案吗？

他按响了门铃。

卡拉和茉黛盘算好了从这时开始的每一步行动。在计划里，卡拉不用去开门。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母亲穿着紫色的丝绸睡袍和高跟拖鞋穿过过道——像个妓女似的，卡拉觉得既羞耻又尴尬。她听见门开了，然后又很快关上。过道里传来丝绸睡袍的窸窸窣窣声和意味着拥抱的呢喃声。接着穿紫色睡袍和灰绿色西装的男女穿过餐厅门口，上楼不见了。

茉黛首先要确定科赫带没带文件。她会先看看文件，对科赫说些仰慕的话语，然后不经意地放下文件，把科赫带到钢琴边。接着她会找个理由——卡拉试图不去想那是什么样的理由，通过双开门把科赫从客厅带到隔壁的书房，书房很小，挂着红色的丝绒窗帘，放着个表面下垂的旧沙发。进书房以后，茉黛会向女儿发出信号。

无法预知行动的进展状况，母女俩事先商量好了代表着同一种意义的几种不同信号。最简单的是重重的摔门声，让房子里的人都能听见。其次，茉黛也可以按下壁炉旁的通知铃提醒卡拉，通知铃原先是招呼厨房里的仆人用的，现在早已经不用了。她们还商定，在接近不了门和壁炉的情况下，茉黛还可以失手打碎花瓶或歌德的大理石像给卡拉发信号。

卡拉走出餐厅，站在过道往楼上看，楼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看着厨房。艾达正在清洗做汤的铁锅，她用的力气很大，显然心情非常焦灼。卡拉试着鼓励地对她笑了笑。卡拉和茉黛原本不想把这件事告诉艾达，不是不相信她——艾达对纳粹的敌意比任何人都更强烈——而是因为怕她参与叛国而受到暴虐的惩罚。只是她们和艾达处得太久了，任何秘密都瞒不住她。

卡拉听到母亲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她熟悉这种笑声。笑声是强装出来的，意味着母亲已经把自己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可科赫有没有把文件带来呢？

一两分钟后，卡拉听到了钢琴声。琴声无疑出自科赫之手，他弹的是一首描述雪地里小猫的儿歌：“一，二，三，小猫咪在雪地里跑。”这个歌父亲对她唱过不下百遍。想到这，她不禁一阵哽咽。纳粹让那么多的儿童成为孤儿，身为纳粹的科赫怎么好意思弹这首歌啊？

弹到一半，曲子突然停了下来。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卡拉压抑着自己的恐惧——想听到母亲发出的脚步声或铃声——却什么声音都没听到。

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

出问题了——但会是什么问题呢？

她看了看厨房里的艾达，艾达停下擦拭，摊开双手，做出“我也不知道”的姿态。

卡拉必须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了。

她轻声走上楼梯，在磨破的地毯上悄无声息地向前行走。

站在客厅外面，卡拉依然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没有钢琴声，没有走路声，没有任何声音。

她尽可能轻地推开门。

卡拉往里瞧了瞧，没有看见人。她走进客厅，四处看了看，母亲和科赫都不在客厅。

科赫的帆布背包不见了。

她看了看通向书房的双开门，双开门中的一扇虚掩着。

卡拉踮着脚尖走过客厅。没有地毯，只有打蜡的木质地板。走动时会发出轻微的响声，但卡拉管不了这么多了。

接近书房的时候，卡拉听见里面传来轻微的声响。

她走到门旁，紧贴着墙壁，冒险往书房里看了一眼。

茉黛和科赫站在书房里，拥抱着接吻。科赫背对着门和卡拉：这个位置显然是茉黛精心设计的。过了一会儿，茉黛停止了接吻，眼神和科赫背后的女儿相遇了。她把手从科赫的脖子上移下来，急切地用手指比画了一下。

卡拉瞧见了椅子上的帆布包。

她很快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当茉黛诱使约西姆进入书房的时候，约西姆没有把包留在客厅，而是警醒地把它带进了书房。

卡拉必须把包取走。

她按捺着心跳走进书房。

茉黛小声说：“甜心，我们继续吧。”

科赫叹息着：“亲爱的，我爱你。”

卡拉向前两步，拿走帆布包，转过身，静悄悄地走出书房。

帆布包非常轻。

她飞快地走过客厅，气喘吁吁地跑下楼梯。

走进厨房以后，卡拉把帆布包放在桌上，解开书包带。包里放着当天的《柏林挺进报》，一包刚买的骆驼烟和一个黄褐色的文件夹。卡拉用颤抖的双手拿起并打开文件夹。文件夹里放着份复写的文件。

第一页的标题是：

第四十一号指令

最后一页有一行供签名的下划线。下划线上没有签名，无疑这是副本，但打在线旁的名字的确是阿道夫·希特勒。

标题和下划线中间的正文就是蓝色行动的内容。

卡拉一阵狂喜，又感到紧张和恐惧。

卡拉把文件放在厨房窗户边低矮的橱柜上。她拉开抽屉，拿出美乐时照相机和两卷没装进相机的胶卷。她认真地放好文件，然后开始一页接一页地给文件拍照。

卡拉没用多少时间就拍完了照。文件只有十页，她甚至没用上备用的胶卷。她成功了。她成功地偷到了行动方案。

父亲，这是为你做的。

她把照相机放回抽屉，关上抽屉，把文件塞回文件夹，把文件夹放回帆布包，最后合上包，系上书包带。

她尽可能轻地把帆布包送回到楼上。

回到客厅，卡拉听到母亲在说话。母亲的声音清晰而有力，似乎故意想被人听见。卡拉立刻意识到这是母亲对她的示警。“别担心，”茉黛说，“只是因为你很兴奋，我们都很兴奋。”

科赫的声音很轻，而且非常尴尬。“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蛋，”他说，“你只是碰了碰我，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卡拉猜得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没有和男人亲热过，但在和别的姑娘，尤其是与护士们的交谈中听说过男女性事。科赫一定是早泄了。弗里达告诉卡拉，海因里希也是这样。两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海因里希早泄过好几次，并因此很难为情。但他很快克服了。弗里达说，早泄多半是紧张引起的。

茉黛和科赫的分开给卡拉制造了难题。摆脱了男女之爱以后，科赫的警觉性一定会提高很多，很可能会注意到身边少了些什么。

这时，茉黛一定在尽力使科赫背对着门口。如果卡拉溜进去几秒钟，不被科赫发现把帆布包放回到椅子上，事情应该还有回旋的余地。

伴着激烈的心跳，卡拉穿过客厅，走到书房门口。

茉黛劝慰地说：“这种事经常发生——因为身体忍耐不住。没什么的。”

卡拉把头伸出门框。

两人仍然站在刚才的位置，紧紧挨在一起。茉黛的视线越过科赫，看见了卡拉。她把手按在科赫脸上，防止他转向卡拉。茉黛对科赫说：“再亲亲我，对我说没有因为刚才的不快而恨我。”

卡拉踮着脚走进书房。

科赫说：“我要抽根烟。”

在他转身之前，卡拉快步退出了书房。

她等在门边。科赫是从军服口袋里拿烟，还是想从包里拿盒烟出来呢？

她的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我的包呢？”科赫问。

卡拉猛地一沉。

茉黛的声音镇静而又清晰：“你把包落在客厅了。”

“没，没有忘在客厅里。”

卡拉穿过客厅，把帆布包放在椅子上，然后踮着脚走到楼梯口，站在那儿偷听客厅里的声音。

她听见母亲和科赫从书房走出来，回到客厅。

茉黛说：“没错吧，包就在这儿呢！”

“我没把包放在这儿，”科赫固执地说，“我一直没让这个包离开我的视线。除了刚才吻你的时候。”

“亲爱的，你只是对刚才的挫折感到灰心而已。试着放松一下吧。”

“一定有人进过这个房间，趁我分心的时候……”

“太荒唐了。”

“我不这样认为。”

“像你喜欢的那样，和我肩并肩坐在钢琴旁，快到我这来。”尽管这样说，但茉黛的声音近乎绝望了。

“这幢房子里还有谁？”

听到这话，卡拉赶忙跑下楼梯，躲进厨房。艾达惊慌地看着她，但卡拉实在没时间解释了。

楼梯上传来科赫的靴子声。

没一会儿，科赫就拿着帆布包走进了厨房。他怒气冲冲地看着卡拉和艾达。“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动过我这个包了。”他说。

卡拉尽量沉住气。“科赫，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她说。

茉黛出现在科赫身后，经过他身旁走进厨房。“艾达，给我们每人来一杯咖啡，”她明媚地说，“科赫，坐下慢慢聊，好吗？”

科赫没有听她的话，仔细地审视着厨房。看到窗边的矮橱柜，他的目光突然一亮。卡拉这才发现，尽管收好了微型照相机，但两盒备用的胶卷却放在外面。她害怕极了。

“这应该是八毫米的胶卷吧？”科赫问，“你们家有微型照相机吗？”

突然间，他不再像是个小男孩了。

“这是八毫米胶卷吗？”茉黛充楞装傻，“那是我的另一个学生落在这儿的。事实上，他是个盖世太保。”

这个解释很圆满，但科赫根本不买账。“他应该也留下了微型照相机了吧？”说着，他打开了抽屉。

微型不锈钢照相机像块污渍一样放在白毛巾上。

科赫表情惊恐。他原本只是为性事上出丑而感到懊恼，却没料到竟然犯下叛国大罪。现在，他第一次看清了事实。刹那间，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握着抽屉把手，恍惚地看着抽屉里的微型照相机。卡拉突然发现，科赫变成了一个爱情破碎的年轻小伙。她知道，这样的人发怒了会非常可怕。

过了一会儿，科赫抬起头，看着面前的三个女人，最后把视线落在茉黛身上。“是你计划好的，”他说，“你骗了我，你将为此遭到惩罚。”他把相机和胶卷放进兜里，“冯·乌尔里希女士，你被捕了。”他向前跨了一步，抓住茉黛的胳膊，“我要把你带到盖世太保总部。”

茉黛挣脱科赫，向后退了一步。

科赫收回手，用尽全力在茉黛脸上打了一巴掌。他又高又壮，还很年轻。茉黛受了重重一击，颓然倒地。

科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你让我看上去像个傻瓜！”他尖叫着，“我相信你，你却欺骗了我！”他完全歇斯底里了。“我们会被盖世太保折磨死的，是我们自找的！”他一边说，一边用脚猛踢地上躺着的茉黛。茉黛想躲到一边，却被炉子挡住了。科赫用右脚上的靴子狠狠地踩着茉黛的肋骨、大腿和肚子。

艾达冲向科赫，用指甲抓他的脸。科赫猛地一挥手，把她推出老远。然后他又踢了几下茉黛的头。

卡拉行动了。

作为一个护士，她很清楚身体大多数部位的病患都是可以治愈的，只有头部的损伤是永久的。再被他踢下去，茉黛就要神志不清了。卡拉没有多想便开始了行动。她拿起艾达刚刚费力擦好的铁锅，握着长柄将铁锅高高举起，然后用尽全力把锅砸在科赫的头顶。

科赫惊骇地蹒跚了几步。

接着，卡拉又用铁锅狠狠地砸了他一下。

科赫瘫倒在地，不省人事。茉黛从科赫倒下的地方挪开身体，直起身，捂着胸靠在墙上。

卡拉又一次拿起锅。

茉黛尖叫道：“不！快给我停下！”

卡拉把锅放在厨房的桌子上。

科赫动了一下，试图从地上站起来。

艾达拿起锅，愤怒地朝科赫头上砸。卡拉试图抓住艾达的胳膊，但狂怒中的艾达却根本停不下来。艾达一次次地用锅敲击着科赫的头，直到筋疲力尽才停下手，把锅“砰”的一声扔在了地板上。

茉黛挣扎着跪在科赫身旁，审视着他的情况。科赫的眼睛张开，眼珠一动不动。他的鼻子歪在了一边。头盖骨似乎已经被砸得不成形了。鲜血从他耳朵里流出。科赫看上去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

卡拉跪在科赫身边，把指尖放在他脖子上，看他还有没有脉搏。没有。“他死了，”卡拉说，“哦，天哪，我们杀死了他。”

茉黛说：“这个傻孩子啊！”说着便大声哭了起来。

艾达气喘吁吁地问：“现在该怎么办？”

卡拉意识到，她们必须把尸体处理掉。

茉黛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卡拉发现，母亲的左脸肿起来了。“老天，这地方可真疼，”她扶着左腰说。卡拉猜测母亲一定是断了根肋骨。

艾达低头看着科赫：“我们可以把尸体藏在阁楼上。”

卡拉说：“藏不太久，邻居会闻到味的。”

“那就把他埋在后院吧。”

“如果有人看到三个女人在民宅的花园里挖出一个六英尺长的洞来，他们会怎么想？难道会以为我们是在找金矿吗？”

“我们可以晚上挖。”

“晚上挖别人就不起疑了吗？”

艾达挠了挠脑袋。

卡拉说：“我们必须找个地方扔尸体，公园或运河最好。”

“怎么把尸体运过去呢？”

“他不太重，”茉黛悲伤地说，“虽然壮，但体形精瘦。”

卡拉说：“体重不是问题。我和艾达完全搬得动他，但搬他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别人起疑。”

茉黛说：“如果能有辆车那就好了。”

卡拉摇摇头说：“现在谁都弄不到汽油。”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窗外，太阳落山了。艾达拿了条毛巾，包住科赫的头，不让鲜血弄脏了地板。茉黛低声哭泣着，泪水从极度痛苦的脸上往下流。卡拉希望安慰安慰母亲，但在那之前，她们必须把眼前的尸首处理掉。

“我们可以找只盒子把他装起来。”茉黛说。

艾达说：“只有棺材有那么大。”

“用家具装怎么样？餐具柜就可以。”

“太重了，”艾达若有所思地说，“我房间里的衣橱倒没那么重。”

卡拉点了点头。女仆不会有太多的衣物，也用不上红木家具，因此艾达房间里有只廉价松木做的窄衣橱。想到这点，卡拉不禁有几分尴尬。“就用它吧。”卡拉说。

艾达原来住在地下室，但那里已经改装成了防空洞，所以她搬到了楼上。卡拉和艾达走上楼。艾达打开衣橱，从横杆上把所有衣服拿了下来。艾达的衣物不多：两件外套，几条裙子，一件大衣，都穿得很旧了。艾达整齐地把这些衣物放在单人床上。

卡拉斜过衣橱，靠在自己身上，艾达抱起衣橱的另外一头。衣橱不重，但体积有点大，她们用了好一会儿才把衣橱抬出门扛下楼。

用了不少时间，她们才把衣橱横放在过道里。卡拉打开橱门，这时衣橱看上去有点像是个带着铰链盖板的棺材。

卡拉回到厨房，朝科赫的尸体俯下身。她从科赫的口袋里拿出微型照相机和胶卷，把它们放进厨房的抽屉里。

卡拉抱住科赫的双臂，艾达拉住他的双脚，两人合力把尸体从厨房拖到过道，然后放入衣橱。艾达把盖在科赫头上的毛巾挪正位置，尽管那里早就不流血了。

要不要把科赫身上的军服剥下来呢？卡拉寻思着。脱下制服的话，尸体就很难辨认出身份了——但这样一来，丢弃这套军服又是个麻烦。卡拉决定不把军服剥下来。

卡拉拿起帆布包，把它扔在衣橱里的尸体旁边。

她关上衣橱门，拿钥匙锁上，防止门意外被打开。卡拉把钥匙放在裙子口袋里。

她走进餐厅，朝窗外看。“天快黑了，”她说，“现在搬正好。”

茉黛问：“别人会怎么想？”

“他们觉得我们在搬家具——也许是卖了换食物。”

“两人女人搬一个衣橱——看上去会不会显得有些奇怪？”

“男人不是参军就是战死，女人搬家具是件很平常的事。现在汽油很难买，到哪去找搬场车啊？”

“人家会问你们为什么天黑了以后才搬。”

卡拉露出了挫败的神情。“妈妈，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被人问起的话，我必须编套说辞。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尸体留在家里。”

“尸体被人发现以后，警察很快就会知道他是被杀的。一看伤口就看出来了。”

卡拉也在担心这个问题。“对此我们毫无办法。”

“他们也许会调查他今天去了哪。”

“他说没告诉任何人上钢琴课的事。他想让同事们对他的钢琴技巧大吃一惊。运气好的话，没人会知道他来过这。”

运气不好的话，卡拉想，我们都会死。“他们觉得谋杀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警察会在他的内裤上发现精液吗？”卡拉继续着自己的提问。

茉黛把目光移向一边，“是的。”她尴尬地说。

“他们也许会认为是情杀，有可能是和另一个男人，由爱生恨导致了谋杀。”

“警察要这么想就好了。”

卡拉还是不太放心，但也实在是没辙了。“扔到运河里去吧。”她说。扔进运河的话，浮上水面的尸体迟早会被人发现。警察必定会开始刑事案件的调查。会不会追查到她们身上只能听天由命了。

卡拉打开屋子门。

她站在衣橱正面的左边，艾达站在衣橱背后的右面。两人同时俯下身子。

比卡拉更有搬运经验的艾达说：“抬起衣橱侧面，把你的手放在下面。”

卡拉照艾达的指点抬起衣橱一侧，把手放在下面。

“你那头再往上抬一点。”

卡拉依令而行。

艾达把双手放在她那一边的衣橱下面：“弯下膝盖，用肩膀把衣橱扛起来，然后慢慢直起腰。”

两人把衣橱竖到腰部的高度。艾达弯下腰，用肩膀扛起衣橱。卡拉也照她那样做。

接着两人直起了腰。

从门前的台阶走到人行道时，衣橱稍微向卡拉这侧倾斜，好在这点重量她完全能承受得了。走到街上以后，她们开始沿着人行道朝几个街区外的运河走去。

天完全黑了。没有月光，只有几颗孤独的星星在闪着光。因为灯火管制的原因，她们有机会把衣橱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运河边。让卡拉犯难的是，这么大一个衣橱挡在前面，她很难看得清自己到了哪。她怕自己会绊倒摔跤，把衣橱摔碎，使衣橱里的尸体暴露在外人面前。

一辆救护车从她们身边经过，车头灯被垂直狭缝的罩盖遮住，这辆救护车可能正赶往附近一起交通事故的事发地点。灯火管制时经常会发生交通事故。这意味着附近可能会有警车。

卡拉想起灯火管制开始时候的一起情杀案。一个男人杀死了妻子，将妻子的尸体放进包装箱，趁着茫茫黑夜，把包装箱放在自行车后车座上横穿整个城市，抛尸在哈弗尔河中。警察会因为那起案件怀疑携带大件行李的过路人吗？

想到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有辆警车正好从卡拉和艾达身边开过。车里有个警察看了搬着衣橱的两个女人一眼，但警车没有停下。

衣橱似乎越来越重了。晚上天很热，卡拉很快就全身是汗了。她的肩膀被衣橱上的木头压得生疼，她本该在衬衫里放块折叠的手绢做垫肩才对。

两人转过一个街角，正好遇上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运送木材的八轮卡车和一辆梅赛德斯轿车撞上了，梅赛德斯完全变了形。警车和救护车亮着车头灯，把事故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被毁的梅赛德斯旁聚集了许多人。事故肯定刚发生不久，因为梅赛德斯上的伤者还没有被救下车。救护车上的急救员把头伸进梅赛德斯的后门，或许在检查着车上伤者的伤情，观察伤者能不能被挪下轿车。

卡拉吓坏了。罪恶感使她迈不开脚步，一下子站住不动了。但没有人注意到她和艾达以及她们俩抬着的衣橱。镇定下来以后，她意识到她们必须转过身，沿原路折返，换条路走到运河。

她转过身，但这时有个警惕心很高的警察把手电筒的光对准了她。

她想放下衣橱就跑，但她控制住了自己。

警察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如你所见，我们在搬衣橱啊。”整理好思绪以后，她镇定地对警察说。为了掩饰住紧张，她又好奇地问：“这里究竟是怎么了？”为了显得正常一点她又补充了一个问题：“有人在事故中死了吗？”

作为一个护士，卡拉知道执行紧急任务的人最烦围观者的说三道四。如同她所预料的一样，警察朝她挥了挥手。“没你们的事，”他说，“一边去吧。”他转身，把手电筒对准了撞坏的车。

这边的街道光线很足。卡拉突然灵机一动，做出了个决定。她和艾达抬着装有死人的衣橱朝事故现场的方向走去。

她看着光圈中的一小群急救员们。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的工作上，没人注意到抬着衣橱从他们身边经过的卡拉和艾达。

两人提心吊胆地把衣橱抬过八个轮子的大卡车。把衣橱抬过车尾以后，卡拉突然心生一计。

她停下脚步。

艾达问：“怎么了？”

“这边。”卡拉绕到卡车后面的马路上。“把衣橱放在地上，”她轻声说，“千万别发出声响。”

她们轻轻地把衣橱放在人行道上。

艾达小声问：“就把尸体放这吗？”

卡拉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衣橱的门。她朝前看了看，急救员们依然聚集在二十英尺以外卡车另一边的梅赛德斯旁。

卡拉打开衣橱门。

约西姆·科赫无神地张开着眼睛，头部被一块被血浸湿的毛巾紧紧地包裹着。

“把他弄出来放在车轮边。”卡拉说。

两人斜起衣橱，科赫的尸体轻轻地滚出来，正好落在轮胎的旁边。

卡拉拿掉被血浸湿的毛巾，把毛巾扔进衣橱，然后将衣橱里的帆布包扔在尸体旁边：能摆脱掉这个帆布包真是太好了。她关掉并锁上衣橱的门，然后和艾达一起抬起衣橱走开了。

衣橱比刚才轻多了。

在黑暗中走出五十码后，卡拉听见远处有个声音在喊：“老天，这里还有另一个遇难者——像是有个行人被车给轧了。”

两人转过街角以后，卡拉大舒了一口气，终于把尸体给摆脱了！如果回家前没人对她们加以注意，如果没人在壁橱里看见那条染血的毛巾，她就安全了。不会有罪案调查，约西姆·科赫只是个在宵禁的交通事故中丧生的倒霉蛋而已。如果真的被车轮在鹅卵石路面上拖了一会儿的话，科赫头上很可能会出现类似锅底重击所产生的伤口。有经验的验尸官也许能分辨出其中的区别——可没人会觉得需要尸检。

卡拉本想丢掉衣橱，但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即使扔掉毛巾，衣橱里也留有血渍，会引得警方进行刑事案件的调查。必须把衣橱带回家擦干净。

回家的路上，卡拉和艾达没有遇见任何人。

他们把衣橱放在过道里。艾达从衣橱里拿出毛巾，放进水槽，在冷水龙头下冲了冲。兴奋之余，卡拉也感到了一些悲伤。偷得了战斗计划，她却杀害了一个愚蠢但并不邪恶的年轻人。把心放平下来之前，她也许会为这件事抱憾许多天，甚至许多年。现在，她只是觉得太累了。

卡拉把丢弃尸体的过程告诉了茉黛。茉黛的左颊浮肿，连眼睛都睁不开。她按着左侧肋骨，似乎想平缓肋骨上的疼痛。她看上去很痛苦。

卡拉说：“妈妈，你非常勇敢。我非常佩服你今天的表现。”

茉黛疲倦地说：“没什么可佩服的。我很羞愧。鄙视自己。”

“是因为你不爱他吗？”卡拉问。

“不，”茉黛说，“因为我爱上他了。”

【1】  原文为法语，soixante-neuf。

【2】  BDM，全称为Bund Deutscher Mdel，被曲解为“Baby，Do Me. ”。

【3】  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东部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的首都。1936年5月5日，意大利出兵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并将其定为意属东非的首都。之后，在埃塞俄比亚爱国者和英国人的帮助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意大利的军队被击退，1941年5月5日，被迫流亡海外的国王海尔·塞拉西一世重返首都。

【4】  杰克·邓普西（Jack Dempsey，1895-1983），美国职业拳击手，1919年至1926年成为世界重量级拳王。

【5】  野猫，Wild Cat，F4F战斗机的昵称，它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二战爆发之际最主要的舰载战斗机。

【6】  蓝色行动，又称蓝色方案，是德意志国防军于1942年夏季，在苏联南部实施的战略性进攻的行动代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的凛冬 : 全3册 / (英) 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著 ; 陈杰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2

书名原文：Winter of the World

ISBN 978-7-5399-9907-4

Ⅰ. ①世… Ⅱ. ①肯… ②陈…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52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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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of the World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6-593号

书  名 世界的凛冬

出品人 华 楠

著  者 （英）肯·福莱特

译  者 陈 杰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闵 唯 周奥扬 刘 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6.5

字  数 598千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07-4

定  价 1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十四章

1942年，华盛顿

格雷格·别斯科夫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了。他可以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以避免服兵役，但他不想当科学家，他想在另一个领域攫取更大的权力。战争结束以后，军队的履历对从政会有不小的助益。因此，他参军了。

第十五章

1943年，伦敦

在一条狭窄的上坡山路上，行进着一队绝望的逃亡者，走在队尾那人正是劳埃德·威廉姆斯。这是旅途的最后一段，也是最艰险的一段。一旦被德国人抓到，他们就会遭受严酷折磨，还要交代沿途帮助过他们的每一个人。

第十六章

1943年，柏林

“纳粹当然不会承认失败，因此死的人会更多。因为要维护自尊，我们还要死几百万人。疯狂，真是太疯狂了。”说完他便沉沉地睡去了。只有病人和疯了的人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过卡拉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这么想。

第十七章

1943年，莫斯科

他们成了恋人。沃纳搬进了乌尔里希家大而空旷的宅子里，每天晚上和卡拉一起睡觉。双方的长辈都没反对：每个人都可能没几天好活了，人们应该从艰辛和磨难中享受一点点快乐。

第十八章

1944年，华盛顿

在华盛顿的父母家里，伍迪站在卧室的镜子前。他穿着美军第五百一十伞兵团的少尉制服。请华盛顿知名裁缝定制的，但穿在他身上并不好看。他完全可以不服兵役，但他决定参军。他不能在家里坐享其成。

第十九章

1945年，华盛顿

他是在1944年底比利时的阿登战役中受伤的。推进到德国边境的盟军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德军的强烈反击。伍迪和一零一空降师的战友被阻挡在交通枢纽巴斯托涅小镇上。当德国人送来请求投降的信件时，麦考利夫将军简单地回了一个字：“呸！”

第二十章

1945年，伦敦

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一处地堡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星期后，周一晚上七点四十分，英国的军事情报部宣布德国已经投降。第二天，也就是5月8日，被宣布为二战胜利纪念日。

Part 3 冰冷的和平

第二十一章

1945年，莫斯科

婚礼后，沃洛佳和卓娅搬进了自己的公寓。在苏联，这样的幸运儿非常少。之前四年，苏联主要发展的是武器工业，城市里没造什么住宅楼，许多住宅楼还被炸毁了。不过沃洛佳是红军情报部门的上校，父亲还是个将军，能够找关系弄到一套房子。

第二十二章

1946年，柏林

柏林的孩子们玩起了一个叫“女人，快过来”的游戏。这是男孩捉弄女孩的十几种游戏中的一种，但卡拉发现这种游戏有着新的寓意。

第二十三章

1947年，莫斯科

1947年初，全欧洲的国家似乎都有了赤化的倾向。沃洛佳·别斯科夫不知道全面赤化还是全面民主化会给欧洲带来更大的希望。

第二十四章

1948年，布拉格

沃洛佳对现在的工作越来越提不起劲了。以前他的许多信仰都渐渐倒塌了。他对斯大林、共产主义以及苏联人民的美德不再有信心。连父亲也不是亲生的了。如果能带上卓娅和科特亚，他一定会投奔到西方去。

第二十五章

1949年，乌斯秋尔特高原

卓娅和其他科学家根据沃洛佳在圣达菲从威廉·伏龙芝那里弄来的设计图制造了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一种内爆引发的钚炸弹。设计方案还有其他几种。但钚炸弹曾经成功地爆炸过两次，一次在新墨西哥，一次在长崎。

鸣 谢

人物表

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十四章

1942年，华盛顿

格雷格·别斯科夫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了。他可以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以避免服兵役，但他不想当科学家，他想在另一个领域攫取更大的权力。战争结束以后，军队的履历对从政会有不小的助益。因此，他参军了。

不过，他也不想去参加实战。

在关注欧洲战场的同时，他向华盛顿许多认识的人施压，以便找到一个在国防部的文书工作。

德国的夏季攻势于6月28日开始。德军迅速地挥师东进，没受到什么抵抗，便突进到前称是察里津的斯大林格勒，在斯大林格勒受到苏联红军强有力的抵抗。因为战线拉得过长，德军的补给出了问题，德军在缺乏弹药和食物补给的情况下，形势越来越危急。红军似乎给他们下了个很大的套。

进行了最初的一点基本操练以后，格雷格就被招进了上校的办公室。“工程兵团要在华盛顿招收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上校说。“你在华盛顿服役，但并非我理想中的下属——你看，你连自己的衣服都弄不干净——你学的是物理，去工程兵团正好能派上用场。”

格雷格说：“先生，谢谢你。”

“如果这样嘲讽地对你的新上司说话，你一定会为此而后悔的。你将成为格罗夫斯上校的助理。我在西点军校和他一起念过书。他是我这辈子遇见过的最难缠的人。祝你好运！”

格雷格打电话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迈克·彭福德，发现莱斯利·格罗夫斯直到最近为止一直担任美军的基建部长。格罗夫斯负责营建过美国国防部庞大的五角形建筑，被称为五角大楼的新办公大楼。不过现在他被调去负责一个不为人知的新项目。有人说他因为多次冒犯上级而被降级，另一些人说他的新职务远比原来重要，只是因为涉及国家最高机密而不能对外宣布。但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傲慢无礼的家伙。

“所有人都恨他吗？”格雷格问。

“不，只有那些招惹过他的人才恨他。”迈克回答。

五角大楼，即国防部的办公大楼，坐落于第二十一街和弗吉尼亚大街拐角处，格雷格·别斯科夫中尉忧心忡忡地前往格罗夫斯的办公室。这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是曼哈顿工程局的一分子。曼哈顿工程局听上去和军队没有什么瓜葛，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隐瞒他们正在制作一种使用铀的新型炸弹的事实。

格雷格非常吃惊。他知道，在铀的低阶同位素U-235中蕴藏着难以计数的能量。他在科学月报中读过几篇相关的论文。不过这项研究已经好几年没有发表过最新的进展了。现在，格雷格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据说罗斯福总统嫌项目进展太慢，于是派功绩卓著的格罗夫斯负责。

在格罗夫斯履新后的第六天，格雷格加入了工程局。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为格罗夫斯的卡其布衬衫钉上象征着军衔的小星星，格罗夫斯刚被授予了准将军衔。“这是为了便于和民间科学家打交道才授予我的军衔，”他满脸不悦地说，“十分钟后，我要去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开会，你最好和我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的简要情况。”

格罗夫斯很胖。他身高一米八左右，体重却足有一百一十公斤，甚至可能达到了一百三十公斤。他的军裤吊得老高，帆布腰带下腆着一个啤酒肚。他的栗色头发一旦过长，就会显得卷曲。他额头很窄，面颊肥胖，下巴宽厚，嘴唇上留着一圈不易察觉的小胡子。格罗夫斯看上去毫无魅力，格雷格不太愿意为这样一个人效命。

格罗夫斯带着包括格雷格在内的下属离开五角大楼，沿着弗吉尼亚大街朝国家广场走去。在路上，他对格雷格说：“揽下这项工作的时候，他们说新武器能帮我们打赢这场战争，我不知道他们说的对不对，但我的任务就是要发明并使用这种武器。你的任务和我一样。”

“是的，先生。”格雷格说。

国防部长暂时还没搬进尚未完全完工的五角大楼，仍然在宪法大街老旧狭长的“临时建筑”火药大楼里办公。

国防部长斯蒂蒙森是个共和党人。为了平息议会中的党派纷争，全力投入战争，罗斯福总统特地安排斯蒂蒙森这个共和党人出任国防部长。斯蒂蒙森身材矮小，胡子全白了，七十五岁的他在政坛浸淫多年，是个资历很老的政治家。尽管年迈，斯蒂蒙森淡灰色的眼睛里却仍然闪动着智慧的光芒。

参加会议的人穿着盛装，与会者中包括了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等许多大人物。格雷格很紧张，在如此场合下，昨天还是个普通上校的格罗夫斯却宠辱不惊，格雷格不禁敬佩起他来。

格罗夫斯首先陈述了自己的计划案，他准备向曼哈顿计划中的几百个民间科学家和十多所物理研究所下达的命令。他根本就没想过遵从眼前这些自认位高权重的人的命令，言谈中没有用到“你们允许的话”或“如果你们同意”这种息事宁人的语句。格雷格不知道格罗夫斯会不会因为惹怒某个上层而遭到解雇。

从格罗夫斯的陈述中，格雷格听说了许多之前不知道的事情，想拿支笔记录下来。环顾四周，没有人在做记录。格雷格按捺住自己，也没有做笔记。

陈述结束，有个参会者询问格罗夫斯：“听了你的讲解，我觉得铀的储备对这个项目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的铀储备够吗？”

格罗夫斯回答：“我们有一千二百五十吨储藏着铀同位素的沥青铀矿——在斯塔顿岛上。”

“我们最好能弄些沥青铀矿。”提问者说。

“先生，周五我就把斯塔顿岛上的沥青铀矿全买下来了。”

“周五吗？你被任命的第二天？”

“是的。”

国防部长强忍住笑。格雷格对格罗夫斯傲慢的偏见，瞬间变成了五体投地的崇拜。

一个穿着上将制服的男人说：“这个项目的优先级怎么样？你应该和战时生产局 【1】 做好协调。”

“先生，我周六见了唐纳德·尼尔森。”格罗夫斯说。尼尔森是战时生产局的局长，是个民间人士。“我让他提高了我们这个项目的优先级。”

“他怎么说？”

“他说不行。”

“这会是个问题。”

“不再是了。我告诉他，我会向总统报告，曼哈顿计划会因为战时生产局的不合作而被取消。听了这话，他答应把项目的优先级提到最高的三A级。”

“干得好。”国防部长说。

格雷格又一次受到了触动。格罗夫斯是个真正的狠角色。

斯蒂蒙森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将受到一个向我报告的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建议由以下九位……”

“不可能，绝不。”格罗夫斯说。

国防部长问：“你说什么？”

格雷格想，格罗夫斯这次的确有点过分了。

格罗夫斯说：“部长先生，我无法向九人委员会报告。我对付不了这么多人。”

斯蒂蒙森笑了。他很老练，不会被这种交锋惹怒。他温和地问：“将军，你认为几个人会比较合适呢？”

格雷格觉得格罗夫斯可能会说“不需要人监督”，但他说的是：“三个人刚刚好。”

“好吧，”令格雷格惊奇的是，国防部长竟然答应了格罗夫斯的要求，“还有别的事吗？”

“我们需要很大一片场地，需要六万英亩土地建立铀浓缩工厂和相关的其他设施。田纳西的橡树岭符合要求。那里人迹罕至，即便出了事故也不会有大的影响。”

“什么事故？”上将问，“有可能会发生事故吗？”

格罗夫斯没有隐藏对愚蠢问题的奚落态度。“我们是在造一种以前没有的炸弹啊，”他说，“只要一颗就能炸平一个中型城市，傻子才会觉得制造这种炸弹会万无一失。”

上将似乎想争辩，但斯蒂蒙森插话道：“继续说下去。”

“田纳西的地很便宜，”格罗夫斯说，“电也很便宜——我们的工厂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在那里建厂最合适不过了。”

“你是建议在那买地吗？”

“我想先过去看看，”格罗夫斯看了看表，“事实上，我现在就要去赶前往诺克斯维尔的火车了，”他站起身，“先生们，我赶时间，请原谅我的失礼。”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惊呆了，连斯蒂蒙森本人也有点不知所措。在华盛顿，没有人会自说自话地中途离开部长级会议，这是对体制的大不敬。但格罗夫斯似乎一点都不在乎。

他成功了。“好吧，”斯蒂蒙森说，“我们不耽误你了。”

“先生，谢谢你。”格罗夫斯说完，便离开了会议室。

格雷格慌忙跟了上去。

国防部新大楼最漂亮的非军职女秘书是玛格丽特·科德里。她长着黑色的大眼睛和性感的大嘴。如果你把目光投向坐在打字机后面的科德里时，她抬头朝你微笑，你马上就会觉得自己已经爱上她了。

科德里的父亲把烘焙业发展成批量生产的工业集团。“科德里饼干，就像妈妈的味道”，美国人都知道这句广告词。玛格丽特原本不需要为生活打拼，但她决定为战争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约玛格丽特之前，格雷格首先确定对方知道自己也是百万富翁的孩子。女继承人通常只和有钱人的孩子约会：至少对方不是看中钱才找上她的。

十月，天很冷，玛格丽特穿了件海军蓝大衣，是垫肩和收腰的时髦款式，头上还戴了顶军队式样的贝雷帽。

他们去了丽思-卡尔顿酒店，却在那儿的餐厅里看见列夫和格拉迪丝·安格鲁斯在一起吃饭。格雷格不想四个人一起吃，便向玛格丽特解释了情况。玛格丽特对他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去街角的大学女子俱乐部吃饭，我是那里的会员。”

格雷格没去过大学女子俱乐部，但记得似乎和那有过什么瓜葛。他想了一会儿，但什么都没想到，于是把这个念头赶到了脑海之外。

走进俱乐部，玛格丽特脱下大衣，露出衬托她体形的宝蓝色裙子。和其他上层阶级女性一样，外出吃饭时，她没有脱下帽子和手套。

和以往一样，格雷格喜欢搂着美女出入公众场合的感觉。大学女子俱乐部的餐厅里没几个男人，但看得出，仅有的几个男人都非常羡慕他。同和女人睡觉一样，他喜欢被人羡慕的感觉，只是从没向人承认过这点。

他点了瓶红酒，玛格丽特像法国人一样在红酒里加了点矿泉水。她对格雷格说：“我不想把一下午都耗在纠正打字的拼写错误上。”

格雷格对玛格丽特说起了格罗夫斯将军的事情。“他太厉害了。除了衣着差一点，他几乎和我老爸完全一样。”

“所有人都讨厌他。”玛格丽特说。

格雷格点头说：“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惹人生气。”

“你爸爸也这样吗？”

“有时是，不过大多数时候他都会用上自己的个人魅力。”

“我爸爸也一样。也许所有成功人士都是这个德行。”

餐点很快就上来了。华盛顿的餐馆都加快了上餐速度，也许这是因为战时人们都有工作要赶。

一个女侍应给他们拿来了甜点单。格雷格看了女侍应一眼，吃惊地认出了杰姬·杰克斯。“你好，杰姬！”他说。

“你好，格雷格，”杰姬掩饰着紧张，回答道，“最近你怎么样？”

格雷格这时才想起，自己请的侦探说杰姬在这儿工作。那时，他正困扰于杰姬的不告而别。“我很好，”他说，“你呢？”

“我也非常好。”

“你的情况还和以前一样吗？”格雷格很想知道父亲是否还在给杰姬提供津贴。

“完全一样。”

格雷格猜想某个律师在按约定支付这份津贴，列夫肯定早就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就好。”他说。

杰姬想起自己还在上班。“今天要来些甜点吗？”

玛格丽特要了水果色拉，格雷格要了冰激凌。

杰姬走了以后，玛格丽特说：“她很漂亮。”然后期待地看着格雷格的反应。

“是很漂亮。”格雷格说。

“没戴结婚戒指。”

格雷格叹了口气。女人就是如此敏感。“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和一个未婚的黑人姑娘交朋友，是不是？”他说，“我可以告诉你实话。十五岁时我和她交往过一阵子。希望你没有被吓着。”

“当然吓着了，”她说，“我已经愤怒至极了。”她既不认真，又不像是在开玩笑，而是两者之间的状态。玛格丽特并不是真的很生气。格雷格觉得，她可能不想在两性关系方面，给他留下很随便的印象——至少在第一次外出吃午饭时，不会给他留下可乘之机。

杰姬端上甜点，问他们想不想要咖啡。他们没时间喝咖啡——军队的午休时间不长——玛格丽特问杰姬要账单。“这里客人一般不需要付账。”她解释道。

杰姬走后，玛格丽特说：“你还是很迷恋她。”

“我迷恋她？”格雷格惊讶了，“多半是沉迷于回忆吧。我不介意重回十五岁。”

“她却相当怕你。”

“她才不怕呢！”

“怕极了。”

“我不这样认为。”

“相信我没错。男人通常比较迟钝，这种事，女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杰姬送来账单的时候，格雷格认真观察着她，玛格丽特说的没错——杰姬仍然在害怕。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杰姬都会想到乔·布列胡诺夫和他那锋利的刀片。

格雷格很生气，杰姬有权平静地生活。

他必须做些什么才对。

聪明过人的玛格丽特说：“我想，你应该知道她为何如此害怕。”

“我父亲把她吓跑了。他怕我会娶杰姬。”

“你父亲很吓人吗？”

“他总是一意孤行。”

“我爸爸也一样，”她说，“平时很温和。一旦触怒了他，就会变得很凶。”

“很高兴你能理解。”

他们回到五角大楼继续办公。整个下午，格雷格都非常生气。父亲的威胁仍然在对杰姬的生活造成危害。可他又能怎么办呢？

遇到这种情况，父亲会怎么办？可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列夫会一心一意地按照自己的方法行事，不会在乎此过程中伤害到了谁。格罗夫斯将军也是一个样。我也能那样，格雷格想，毕竟：我是父亲的儿子啊！

格雷格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方案。

下午，他看了一份芝加哥大学冶金学图书馆送来的中期报告，并做了摘要。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里，包括第一个设想出核链式反应的科学家莱奥·齐拉特 【2】 。他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在1933年纳粹对犹太人举起屠刀之前，一直在柏林大学读书。芝加哥大学这支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是意大利人恩里克·费米 【3】 ，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在墨索里尼颁布《种族法》 【4】 时，费米离开了意大利。

格雷格很想知道，法西斯分子是不是知道，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把这么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拱手送给了敌方。

他是学物理的，完全明白报告里写了些什么。费米和齐拉特认为，一个中子撞击铀原子以后，产生的撞击力可以衍生出两个中子。两个中子和铀原子撞击，可以产生四个中子，然后是八个、十六个，以此类推。齐拉特把这称为核链式反应——这个理论源于他超群的洞察力。

这样一来，一吨铀可以释放出三百万吨煤的能量——理论上说是如此。

只是理论尚需通过实践的检验。

费米和他的团队在芝加哥大学废弃的斯塔格橄榄球场，建了一个铀反应堆。为了防止反应堆自爆，他们把铀埋进吸收中子、扼杀链式反应的石墨中。他们想逐渐提高放射性，等到产生的放射性大于被吸收的放射性——在产生的能量炸毁反应堆、体育场、芝加哥大学校园和整个芝加哥之前，马上关闭反应堆。

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试验还没有取得成功。

格雷格写了一份简明扼要的报告，让玛格丽特·科德里打出来后马上交给格罗夫斯。

格罗夫斯将军读了第一段，问：“反应堆能正常运作吗？”

“这个——”

“你不是该死的科学家吗？我问你，能运作吗？”

“先生，能。”格雷格说。

“很好。”说完，格罗夫斯把报告扔进了垃圾桶。

格雷格回到办公桌前坐了一会儿，把目光投向了对面墙上挂着的元素周期表。他确信核反应堆是有用的。对他而言，他更牵挂的是如何让父亲不再对杰姬有威胁。

早前，他考虑过以牙还牙。现在，他开始计划起实施的细节。格雷格希望营造一种戏剧性的效果。

行动计划在格雷格心里慢慢成形。

可他有勇气去挑战自己的父亲吗？

傍晚五点，他离开了五角大楼。

回家时，他在理发店买了把折叠式剃刀，非常锋利。理发师对他说：“用这把刀刮胡子，比安全剃刀好用得多。”

格雷格可不准备用它来刮胡子。

他住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父亲的常包房里。格雷格到的时候，列夫和格拉迪丝正在喝鸡尾酒。

他还记得七年前第一次见到格拉迪丝的情形，那时她也坐在同一张天鹅绒沙发上。现在，作为明星的格拉迪丝，比那时更有名了。列夫安排她出演了一系列夸张的战争片。在影片中，她嘲笑纳粹，哄骗日本人，护理英俊的美国飞行员。格雷格发现，她已经没有二十岁时那么漂亮了，皮肤没当初光滑，头发也没那么柔顺了，还戴着以前不屑一顾的普通棉质乳罩，但那双深蓝色的大眼睛，仍然亮丽迷人。

格雷格拿了杯马提尼，坐了下来。他真的要违抗父亲吗？七年前，第一次和格拉迪丝握手以后，他就没有再违抗过父亲了。也许现在正是时候。

我会用他的办法治他，格雷格想。

他喝了口酒，把酒杯放在靠墙的细长腿茶几上，开始和格拉迪丝聊天。“十五岁的时候，父亲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演员，她叫杰姬·杰克斯。”

列夫瞪大了双眼。

“我想，我不认识她。”格拉迪丝说。

格雷格从兜里拿出剃刀，但是没有打开。他把刀拿在手里把玩着。“当时，我爱上她了。”

列夫说：“为什么要旧事重提？”

格拉迪丝感觉到了套房里的紧张气氛，一脸焦虑。

格雷格说：“爸爸生怕我会娶她。”

列夫夸张地假笑一声：“你要娶个下贱的黑女人吗？”

“她才不是下贱的黑女人。”格雷格说，“我认为她是个真正的好演员。”说着，他看了看格拉迪丝。

她被格雷格意有所指的嘲讽弄得脸红了。

格雷格说：“父亲去找了她，带着他的手下乔·布列胡诺夫。格拉迪丝，你见过乔吗？”

“应该没见过。”

“你很幸运，乔有一把类似的剃刀。”说着，格雷格把剃刀打开，露出刺眼的锋利刀片。

格拉迪丝倒吸了一口凉气。

列夫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别忙，”格雷格说，“格拉迪丝还想听完这整个故事。”他对她笑了笑。格拉迪丝显得很害怕。格雷格说：“父亲对杰姬说，如果再跟我见面，他就让布列胡诺夫把她的脸划花。”

格雷格用刀锋指着格拉迪丝，逼近了一点，她惊呼了一声。

“你他妈闹够了没有！”列夫朝格雷格走过来。格雷格高举着拿剃刀的手。列夫停下了脚步。

格雷格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拿刀伤害父亲，不过，列夫也不知道。

“杰姬就住在华盛顿。”格雷格说。

列夫粗鲁地说：“你又和她搞上了？”

“没有，我没和任何人乱来。不过，想把玛格丽特·科德里追到手。”

“那个糕点大王的女继承人吗？”

“为什么这样问？你想派乔去威胁她吗？”

“别傻了，威胁她干吗？”

“杰姬现在是餐馆的女侍应——她一直没得到希望得到的角色。有时我会在街上碰见她。今天她在餐馆里替我上了菜。每次见到我，她都会觉得乔要找上她了。”

“她太神经质了，”列夫说，“要是你不说，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想起她。”

“能这么对她说吗？”格雷格问，“不然这事对她来说都会是块心病。”

“随你怎么说都行。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存在了。”

“那好，”格雷格说，“听你这么讲，她一定非常高兴。”

“把该死的剃刀拿开！”

“等等，我还想给你个警告。”

列夫一脸怒容：“你敢威胁我？”

“如果杰姬遇到了任何危险——不论是什么情况……”格雷格轻轻晃了晃刀片。

列夫满不在乎地说：“别告诉我，你要去割乔·布列胡诺夫的脸。”

“不。”

列夫有点害怕了：“你要割我的脸吗？”

格雷格摇了摇头。

列夫生气地问：“那你要对谁下手？”

格雷格看了看格拉迪丝。

格拉迪丝看见了格雷格投来的目光。她缩在天鹅绒沙发上，用双手护住脸颊，发出比之前更大的一声惊呼。

列夫对格雷格说：“你这个小杂种。”

格雷格收起剃刀，站了起来：“爸爸，这就是你的处世之道。”

说完，他摔门而去。

出来后，格雷格靠在墙上，像刚刚剧烈运动过一样喘着粗气。他从没如此害怕过，但也感到了胜利者的喜悦。他战胜了父亲，用自己的谋略回击了他，甚至还小小地吓唬了他。

他走到电梯口，把剃刀揣进兜里，呼吸也平缓了许多。他回头望着宾馆走廊，觉得父亲或许会追过来。但套房的门紧闭着。格雷格进了电梯，下到大堂。

他走进酒吧，点了杯干马提尼。

星期天，格雷格决定去找杰姬。

他想把好消息告诉她。他记得杰姬的住址——付给私人侦探一大笔钱只换来区区一个地址。如果没搬家的话，杰姬应该就住在联合车站对面。他告诉杰姬他不会去她那里，但现在造成两人不能见面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

他叫了辆出租车。穿城而过时，他对自己说，很高兴能和杰姬做个了断。他对初恋情人难以忘怀，却不想和她再有什么瓜葛了。这样分手，他的良心也好过些。这样，两人再相遇时，杰姬也不会吓个半死。他们可以礼貌地问声好，闲聊一会儿，然后各走各的路。

出租车把他带到一排寒酸的平房前，有个很小的花园，被一段破破烂烂的篱笆围了起来。格雷格很想知道，杰姬这么多年究竟是怎么过来的。一个人生活的这些年，杰姬晚上都在做些什么呢？想必应该和女性朋友看过几场电影。她看过华盛顿红皮队 【5】 的球赛吗？看过国民队的棒球比赛吗？问到杰姬有没有男朋友时，她的样子似乎有点神秘。也许她已经结婚了，但是买不起戒指。回想起来，她也已经二十四岁了。如果先前还没有男朋友的话，现在多半也已经找到了。但她没说自己嫁人了，格雷格请的私人侦探也没这么说。

出租车最终停在一幢前庭摆着盆花的小房子前——杰姬住的房子比格雷格想象中更具有家庭气息。推开院门，他便听到一阵狗吠声。这完全说得通：独居女子养条狗会更安全些。他走上台阶，按响门铃。狗叫得更欢了。听上去像是条大狗，但人很容易被迷惑，格雷格很清楚。

没有人来应门。

狗不叫了，停下来歇口气，格雷格立刻感受到了那种空屋子特有的寂静。

门廊上有把木凳子。他坐下来等了几分钟。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好心的邻居过来告诉他，杰姬是出门片刻、一整天，还是两个礼拜。

他走了几个街区，买了《华盛顿邮报》的周末版，然后走回到杰姬家的门廊上看报纸。屋里的狗察觉到门廊里的他，不住地大声吠叫。十一月了，寒意袭人，格雷格庆幸自己穿了橄榄绿的厚军装，戴了军帽。周二就要进行中期选举，《华盛顿邮报》预测民主党会因为珍珠港事件受到重挫。珍珠港事件改变了整个美国，格雷格惊讶地意识到，到目前，这起事件竟然还未满一年。此时此刻，一群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美国人，正在一座以前从没人听说过名字的小岛上，和日本人浴血奋战，那座岛叫瓜达尔卡纳尔岛 【6】 。

门“咔哒”一声，格雷格抬起头。

杰姬起先没有注意到他，正好给了格雷格观察她的机会。她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戴了一顶朴素的呢帽，手里拿着一本黑色封皮的书，显得非常庄重。如果不了解杰姬的话，格雷格一定会以为她刚从教堂回来。

杰姬身边还有个小男孩。他也戴着帽子，穿着呢子大衣，牵着她的手。

男孩先看见了格雷格：“妈妈，看啊，这里有个大兵。”

杰姬看见了格雷格，惊得用手捂住了嘴。

他们走到门廊里的时候，格雷格迎了上去。一个孩子！杰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这也解释了晚上她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家里。他从来没往这方面想。

“我对你说过，永远别到这儿来的。”她边说边把钥匙插进锁眼。

“我是来告诉你，不用再害怕我父亲了。我不知道你已经有了个儿子。”

杰姬领着男孩进了屋。格雷格期盼地站在门口。屋里的德国牧羊犬朝他吼了两声，然后抬起头看着杰姬，等待主人的命令。杰姬瞪了格雷格一眼，显然在考虑是不是要把他关在门外。但过了一会儿，她长叹了口气，转过身，让门开着。

格雷格进了屋，对狗伸出了左手的拳头。狗警觉地嗅了嗅，暂且为他放行。格雷格跟在杰姬后面，走进了一个小厨房。

“今天是万圣节。”格雷格说。尽管不信教，但他在寄宿学校学过基督教节日的知识。“所以你去了教堂吗？”

“我们每周日都去。”杰姬回答。

“今天真是充满了各种惊喜。”格雷格轻声说。

杰姬脱下小男孩身上的大衣，把他安顿在桌边的椅子上，给了他一杯橘子水。格雷格坐在男孩对面，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乔治。”虽然声音很小，但非常坚定——他一点儿都不害羞。格雷格认真地审视着他。乔治长得很像杰姬，有一张弓形大嘴，相貌很清秀，但皮肤却比杰姬要白，像是奶咖的颜色。和平常的黑人不同，他有一双绿色的眼睛。乔治让格雷格想起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黛西。在格雷格观察他的时候，乔治也热情地注视着格雷格，眼神清澈得令成年人生畏。

格雷格问：“乔治，你多大了？”

乔治转身看着杰姬，向母亲求助。杰姬诧异地看了格雷格一眼，说：“他今年六岁了。”

“六岁！”格雷格说，“你是个大小伙子了，不是吗？你为什么……”

格雷格的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他一下子不说话了。乔治是六年前出生的，他和杰姬相爱是在七年之前。他的心一阵颤抖。

格雷格瞪着杰姬：“他不会是……”

杰姬对他点了点头。

“他出生在1936年。”格雷格说。

“五月，”杰姬说，“是我离开布法罗公寓八个半月后出生的。”

“我爸爸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让他知道的话，我就完全被他捏在手里了。”

杰姬的敌意消失了，眼前的她看上去非常脆弱。格雷格从杰姬的眼中看出她在发出请求，但他完全不知道她在请求什么。

格雷格重新打量着乔治：浅肤色，绿眼睛，与黛西不可思议的相像。你是我的儿子吗？他琢磨着。这是真的吗？

他知道，乔治就是。

他的内心充满着奇怪的情感。乔治在他眼中似乎变成了一个在残酷世界中无可依靠的柔弱男孩，格雷格需要照顾他，保证他不受任何伤害。他冲动地想抱起男孩，但又意识到这样可能会吓着他，于是没有伸手。

乔治放下手里的橘子水。他跳下椅子，绕过桌子，站在格雷格身边，然后直视着格雷格问：“你是谁？”

这也许是乔治所能问出的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格雷格想。他该怎么回答呢？让六岁的男孩突然接受一个父亲真是太难了。我是你母亲以前的朋友，他琢磨着。我只是路过这里，和你母亲打声招呼，没什么大事。也许会再次见到你，也许不会。这样说似乎也不怎么好。

他把视线转向杰姬，发现她脸上满是乞求的神情。他意识到杰姬在想什么，她非常害怕他会拒绝乔治。

“这样吧，”格雷格把乔治抱上膝头，“叫我格雷格叔叔好吗？”

在壁球场，格雷格浑身哆嗦着走在没有空调的观众通道里。壁球场位于芝加哥大学西侧，在废弃的体育场西看台下方，费米和齐拉特在这儿建造了他们的核反应堆。目睹着这里的一切，格雷格深感敬畏。

核反应堆是个通向球场屋顶的灰色立方体，安静地靠着一侧墙壁，墙上仍然看得到几百个圆点状的壁球印。反应堆耗资一百万美元。出事故的话，它蕴含的能量可以炸掉整个芝加哥市。

石墨是制造铅笔笔芯的原材料，石墨散发的粉末覆盖了整个墙面和地板。所有在壁球场的人都像矿工似的黑着脸，身上的白色实验服也都积上了厚厚的一层灰。

石墨不是爆炸物的原料——把它用在核反应堆上是为了抑制核反应堆的放射性。不过反应堆上的一些砖块上钻了小洞，小洞里充满了能传播中子的二氧化铀。反应堆里有十根放着操纵杆的管道，操纵杆由十三英尺长的镉制造而成，镉对中子的吸收力比石墨还要强。目前，这些操纵杆保证着反应堆的平安无事。如果把它们抽走，反应堆就要爆炸了。

铀元素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致命的射线，不过石墨和镉把这些射线吸收干净了。不断“滴答”响的计数器和默不作声的圆柱形描笔式记录器，都在对射线的能量进行计算。格雷格所在通道旁的控制器和仪表，是这里唯一能散发出热量的东西。

格雷格参观反应堆的这天是12月2日，星期三，风很大，天气非常冷。这天，预计反应堆将第一次达到临界值。格雷格代表格罗夫斯准将观摩这次实验。有人问他，格罗夫斯为什么不亲自来。格雷格暗示，格罗夫斯准将生怕爆炸，遇到不测，所以派他来。这么说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事实上，格雷格承担了一项更为邪恶的任务。他将对所有参加这个项目的科学家进行初步评估，判断谁也许会造成安全上的风险。

曼哈顿计划的安保工作非常艰巨。项目的领导者都是些外国人。参加项目的美国人也大多是共产党人或有许多共产党朋友的左翼分子。如果把全部可疑的人都解雇的话，就没人为这个项目干活了。格雷格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最具有安全风险的科学家剔除。

恩里克·费米大约四十岁。他个子矮，鼻子小，没多少头发。观察惊人的科学实验时，费米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他穿着一件背心，外面套着大衣。上午，他下令实验开始。

他下令技师在反应堆里只留一根操纵杆。格雷格问：“一下子拿走这么多吗？”他觉得这么做似乎太猛了一些。

站在格雷格身边的科学家巴尼·麦克休说：“昨天晚上我们就拿过这么多，反应堆运行得非常好。”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格雷格说。

矮胖的大胡子麦克休在格雷格的嫌疑名单上排得很靠后。他是个美国人，对政治没有兴趣。他身上唯一的可疑之处，是他的妻子——她是个英国人，这不算一个优点，但因此叛国似乎也不大可能。

格雷格以为操纵杆的进出需要一种复杂的装置，实际上比他想象得要简单。技师循着一个靠着反应堆的扶梯攀爬上去，爬到一半时用手将操纵杆从反应堆里直接取出来。

麦克休告诉格雷格：“我们本想在阿尔贡森林做这个实验的。”

“那是哪儿？”

“在芝加哥西南二十英里处，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不会造成任何破坏。”

格雷格忍不住颤抖了一下。“你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在五十七街的市中心做这个实验？”

“雇来的建筑工罢工了，我们只能自己建。这样一来，反应堆就不能离实验室太远。”

“你们想把芝加哥所有人的命都搭进去吗？”

“应该不会出这种事。”

格雷格原本觉得不会有事，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

费米正监视着一台报告实验各个阶段射线水平的监视器。他下令把最后一根操纵杆拿出来一半，显然实验最初几个阶段都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了。

项目组准备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果射线强度升得过高的话，一根悬挂在反应堆上的加重杆会自动落下。为了防止加重杆失灵，一根用绳子系在过道栏杆上的横杆会将其取代，一个看上去很傻的年轻物理学家拿着把斧子站在栏杆旁，在危机来临时会把绳子割断。

项目组的最后一招，是安排在房顶附近的三人敢死队，他们站在建造房子时留下的电梯平台上，拿着大罐硫酸镉，准备在射线强度突然失控时，像浇灭篝火一样倒在反应堆上。

格雷格很清楚，中子的数量会在千分之一秒内成倍增长。费米说增长的速度没那么快，可能要好几秒才会成倍增长。如果费米的判断正确，那实验就没问题了。如果他的判断错了，那么拿着罐子的敢死队和拿着斧子的物理学家就会在眨眼间汽化。

在格雷格耳中，滴答声趋于平稳。他急切地看着拿计算尺的费米。费米看上去很开心。格雷格想，费米这样很自然，如果发生不测的话，厄运会降临得非常快，在场的人来不及想任何事就会随着反应堆的爆炸而灰飞烟灭。既然这样，还担心什么呢？

滴答声的频率变慢了。费米笑了笑，命令技师再把操纵杆拉出来六英寸。

更多的科学家穿着冬天的厚重冬装——大衣、帽子、围巾和手套——登上了台阶。格雷格对安全措施的匮乏感到吃惊。没有人检查这些科学家的证件——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为日本效命的间谍。

在这些人中，格雷格认出了早已名声在外的齐拉特。莱奥·齐拉特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圆脸，有一头厚重卷曲的头发。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原子能可以把人类从苦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看到原子能将用于战争，他的心情很复杂，但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个项目组。

操纵杆又被拉出来六英寸，滴答声的频率更快了。

格雷格看了看表，这时是十一点三十分。

突然一声巨响，所有人都跳了起来。麦克休说：“该死。”

格雷格问他：“发生什么了？”

“哦，我明白了，”麦克休说，“射线的强度触发了安全机制，放下了紧急操纵杆，没什么大不了的。”

费米大声宣布：“我饿了，大家吃午饭吧。”他的意大利式英语非常难懂，格雷格听成了“我是匈牙利人，我们去午摊吧”。

这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想着午餐呢？但没人跟他争辩。“谁都不知道实验需要多久，”麦克休说，“也许要整整一天，趁可以去吃饭的时候，赶紧去吃吧。”格雷格被他们不紧不慢的态度急坏了，气得直想大吼大叫。

所有的操纵杆被重新插进了反应堆，锁进其既定位置。然后所有人都离开吃饭去了。

大多数人去了芝加哥大学校园里的餐厅。格雷格买了个烤奶酪三明治，坐在名叫威廉·伏龙芝的物理学家身旁。大多数物理学家都穿得很不讲究，伏龙芝却与众不同，他身着一套绿西装——扣眼、领衬、肩垫、肘垫和袋盖，都用棕色麂皮缝制。在格雷格的嫌疑人名单中，伏龙芝排得很靠前。他是德国人，但在30年代中期去了伦敦。他反对纳粹，但不是共产党——他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娶了个搞艺术的美国女孩。吃饭时，和伏龙芝聊了一阵后，格雷格觉得没理由怀疑他：他似乎很喜欢住在美国，除了事业，对其他都兴趣不大。但谁也说不清，一个外国人内心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吃完午饭，格雷格站在废弃的体育场上，看着千余个空旷的坐席，想到了乔治。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有个儿子——甚至对玛格丽特·科德里都保密，即便他很享受和她的亲密关系——但他想告诉自己的母亲。

不知为何，他感到非常骄傲——除了简单地让杰姬受孕之外，他什么都没为这个男孩做过，但他还是感到骄傲。他尤其感到兴奋。他似乎在开始某种冒险。乔治要长大，要学习，要改变，将来还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格雷格会一直守护着他，观察着他的成长，为他取得的成就而高兴。

下午两点，科学家们重新集合。走道里，监视仪器的科学家大约有四十来人。实验被小心地重置到了他们饭前的状态，费米不时过来看一眼仪器上的数字。

过了一会儿，他说：“把控制杆拉出来十二英寸。”

滴答声变快了。格雷格期待声音像上午一样逐渐平稳下来，但那种效果并没出现。滴答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发展成持续不断的咆哮声。

格雷格发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描笔式记录器，这才意识到射线强度已经超过了计数器的最大值。好在计数器的数值范围是可调的。随着射线强度的增大，数值范围也不断扩展。

费米举起手，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反应堆到了临界状态。”接着，他笑了——却什么都没做。

格雷格想尖叫，该死的，赶紧关掉吧！可费米仍然在不紧不慢地看着描笔式记录器。费米的身上有种不怒自威的气质，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链式反应发生了，但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他让反应发生了一分钟，接着又是一分钟。

麦克休喃喃地说：“我的上帝啊！”

格雷格不想死。他的理想是当上参议员。他想和玛格丽特·科德里一直腻在一起。他想看到乔治上大学。我的人生还没过完一半呢，可不能现在就死，他想着。

最后，费米命令把控制杆推回反应堆内。

计数器的滴答声慢下来，最后完全停止了。

格雷格的呼吸恢复了正常。

麦克休欢呼雀跃。“我们证明了这个理论，”他说，“链式反应的的确确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它是可控的。”格雷格说。

“是的，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点更为重要。”

格雷格笑了。从哈佛的经验看，科学家都是如此：对于科学家来说，理论和现实无异，世界在他们眼里无外乎是个不甚精确的模型。

有人从草编篮里拿出一瓶意大利红酒和几个纸杯。科学家们每人都喝了一小口。这是格雷格不愿成为科学家的另一个理由：他们连找乐子都不会。

有人让费米在草编篮上签字。他在篮子上签了字，接着在场所有人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技师关掉监视器。人们互相道别，陆续离开。格雷格留到了最后，观察着这些人。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过道里只剩下他、费米和齐拉特三个人了。他看见费米和齐拉特，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正在热烈握手。齐拉特是个圆脸胖子，费米是个瘦小的矮个儿。看到他们，格雷格不合时宜地想起了劳莱和哈代 【7】 。

接着，他听见齐拉特说话了。“我的朋友，”他说，“我觉得，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天。”

格雷格琢磨不透：齐拉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格雷格希望父母能接受乔治。

这不会很容易。突然被告知有个隐瞒了六年的孙子，他们一定会紧张不安。他们也许会很生气。除此以外，他们还可能会轻视杰姬。但他们没有立场摆出倨傲的态度，格雷格苦笑——他们自己就生了个私生子——而这个私生子就是他，格雷格本人。但任何人遇上这种事都不可能保持理智。

乔治是个黑人，格雷格不确定这件事对父母的影响会有多大。在种族观念上，格雷格的父母还算开明，不像他们那一辈的大多数人，都把黑人称为黑鬼，但如果知道家里有个黑人血统的孩子，他们的想法也许就变了。

格雷格觉得，父亲可能比较难沟通，因此他决定先去找母亲谈一谈。

他趁圣诞节的几天休假去了布法罗母亲的家。玛伽在城里的高档住宅区有套面积很大的公寓。她一个人住，但有一个厨子、两个女仆和一个司机。她有一个装满了珠宝的保险箱和两个停车库大的衣柜。可她没有丈夫。

那天晚上，格雷格和母亲在公寓里一起吃了晚饭。他穿了件无尾礼服取悦母亲。“我喜欢看到你穿得有板有眼的。”母亲常说。他们吃了鱼汤、烤鸡，以及格雷格小时候最爱吃的桃子派。

“妈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女仆倒咖啡的时候，格雷格紧张地对玛伽说。他生怕母亲听了会勃然大怒。他自己不害怕，只是为乔治感到担心。他琢磨着，也许这就是为人父母的感觉——相对于担心自己，更为儿女的成长和发展忧虑。

“什么好消息？”她问。

母亲近些年胖了不少，但四十六岁的她还是很耀眼。即便曾出现过几缕白发，她也让理发师巧妙地遮掩了。这天晚上，她穿着黑裙子，戴着钻石项链。

“非常好的消息，但我觉得也许会让你有点吃惊，请听了之后千万别发火。”

玛伽抬了抬眉毛，但什么话都没说。

格雷格从无尾礼服的衣兜，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乔治骑在一辆红色自行车上，车把上有一根丝带。自行车后面有一对使自行车不致侧翻的稳定轮。男孩看上去非常开心。格雷格跪在他身边，很自豪的样子。

格雷格把照片递给母亲。

玛伽审视着照片。过了一会儿，她说：“这辆自行车是你送给小男孩的圣诞礼物？”

“是的。”

她抬起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已经有个孩子了？”

格雷格点了点头。“他叫乔治。”

“你结婚了吗？”

“当然没有。”

她扔下照片。“天哪！”她怒气冲冲地说，“别斯科夫家的男人究竟是怎么了？”

格雷格非常失望。“为什么要这么说？”

“又一个私生子！又一个独自把孩子养大的母亲！”

格雷格意识到，母亲把杰姬当成了年轻时的自己。“妈妈，我当时只有十五岁……”

“你为何不能和别人一样呢？”她厉声说，“以耶稣之爱的名义，组建一个正常的家庭，有什么不好吗？”

格雷格低下头：“我没做错。”

他感到非常羞愧。在这之前，格雷格一直把自己视为始终被动的一方，甚至是落入父亲和杰姬圈套的受害者。母亲却没这么看。她说得没错。

他想都没想，就和杰姬上床了；杰姬告诉他，不用担心避孕的问题，他也就没多问；杰姬离开后，他又不敢直面自己的父亲。没错，他那时还是个孩子。但既然到了可以和女人上床的年龄，就要承担因此造成的后果。

玛伽还在发脾气。“你忘了自己是怎么长大的吗？‘爸爸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在这儿睡觉？我们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上黛西家去玩？’还有，上学以后别人叫你小杂种，你打过的架。该死的帆船俱乐部拒绝接纳你为会员时，你是多么生气啊！”

“我当然记得那些事。”

玛伽狠狠地往桌上砸了一拳，水晶玻璃杯晃了晃。“那你怎么能让另一个小男孩再遭受这样的折磨呢？”

“两个月前，我才知道他的存在。爸爸赶走了这孩子的母亲，最近我才和他们重逢。”

“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杰姬·杰克斯，是个女演员。”说着，格雷格拿出了另一张照片。

玛伽叹了口气。“很漂亮的黑人姑娘。”她平静了一些。

“她本来想当个女演员的，但我想，乔治的降生使她放弃了这个梦想。”

玛伽点了点头：“孩子比其他生活上的打击，更能让女人放弃自己的事业。”

在母亲眼里，女演员必须和对她的事业有帮助的男人上床，才能真正获得提升，格雷格想。她怎么能这么看问题呢？思考了一会儿，他释然了，在遇到父亲时，母亲只是一个夜总会里的驻唱歌手……

他不愿意走这条路。

玛伽问：“圣诞节，你送了她什么礼物吗？”

“一份医疗保险。”

“很聪明，比毛毛熊好多了。”

格雷格听到过道里传来脚步声。父亲来了。格雷格赶在父亲进门之前匆忙问母亲：“妈妈，你愿意和杰姬见一面吗？你愿意接受乔治当你的孙子吗？”

玛伽用手捂住嘴：“老天，我竟然当奶奶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震惊还是高兴。

格雷格凑近母亲，对她说：“我想让爸爸认这个孩子，请您帮帮我！”

玛伽还没来得及回答，列夫就走了进来。

玛伽对列夫说：“亲爱的，今天过得还好吗？”

他坐到桌前，看起来很暴躁。“所有鸡毛蒜皮都要向我汇报，能过得不好吗？”

“可怜的，你吃饱了吗？我可以马上为你做份煎蛋卷。”

“随便吃点就行了。”

乔治和杰姬的照片就放在桌子上，但列夫没有注意到。

女仆过来说：“别斯科夫先生，你想要杯咖啡吗？”

“不用，谢谢。”

玛伽说：“拿瓶伏特加来，等一会儿说不定别斯科夫先生要喝酒。”

“好的，夫人。”

格雷格注意到母亲对父亲的一喜一怒非常关切。这也许就是列夫在这儿，而不是在奥尔加那儿过夜的原因。

女仆回来时端着一个银质托盘，里面搁着一瓶伏特加和三个小酒杯。列夫依然喜欢用苏联人的方式喝温热的烈酒。

格雷格说：“爸爸，杰姬·杰克斯——”

“怎么又提她了？”列夫生气地问。

“是的，因为她的一些事情，你还不知道。”

列夫竖起耳朵。别人知道的事情他都想知道。“怎么了？”

“她有个孩子。”说着，格雷格把照片推到桌子那头。

“是你的吗？”

“孩子今年六岁，你认为呢？”

“她瞒得倒是很好。”

“她非常怕你。”

“她以为我会做什么，把那孩子煮了吃吗？”

“爸爸，我不知道——你很容易就能把人吓个半死。”

列夫严厉地看了他一眼：“你学得也不赖！”

列夫指的显然是格雷格用剃刀吓唬格拉迪丝那件事。也许我的确擅长恐吓人，格雷格想。

列夫问：“为什么让我看这些照片？”

“我觉得，你也许会想知道自己有个孙子。”

“一个只想抓住有钱人的小演员生的孙子吗？”

玛伽说：“亲爱的！别忘了，我也只是个一心想嫁给有钱人的驻唱歌手。”

列夫非常生气，他瞪着玛伽。过了一会儿，他的表情柔和下来：“你说得对，我没有资格去评判杰姬·杰克斯。”

格雷格和玛伽看着列夫，对他突如其来的谦逊感到不解。

列夫说：“我也一样。在娶了老板的女儿奥尔加·维亚洛夫之前，我也不过是个来自彼得堡贫民窟的小人物。”

格雷格看了一眼母亲，发现母亲不易察觉地耸了耸肩，似乎在说：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列夫又看了一眼照片。“除了肤色，这孩子和我哥哥格雷戈里几乎一模一样。真是太奇怪了。我还以为这些皮肤黑黑的家伙都长得差不多呢！”

格雷格激动地问：“爸爸，你愿意见他吗？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见你的孙儿吗？”

“当然可以。”列夫拔掉瓶塞，往三个杯子里倒了伏特加，然后分别把杯子递给玛伽和格雷格，“顺便问一声，那男孩叫什么名字？”

“乔治。”

列夫举起酒杯：“为乔治干杯。”

三个人共同举杯，一饮而尽。

第十五章

1943年，伦敦

在一条狭窄的上坡山路上，行进着一队绝望的逃亡者，走在队尾那人正是劳埃德·威廉姆斯。

他气息平稳，对这样的山路习以为常。他已经翻越过好几次比利牛斯山了。他在自己的登山帆布鞋上绕了好几圈绳子，以防在山路上打滑。还在蓝色工作服外面套了件厚实的大衣。虽然现在阳光很好，但等他们到了高海拔，太阳也落山了，气温会降到冰点之下。

队伍中有两匹强健的马、三个本地人，以及八个疲惫而满身泥污的逃亡者，人和牲畜都带着很多行李。逃亡者中有三个美国飞行员，他们驾驶的B-24“解放者”轰炸机在比利时坠机，这三人幸免于难。队伍里，还有两个从斯特拉斯堡战俘集中营里逃出来的英国军官。剩下的三人，一个是捷克共产党员，一个是带着小提琴的犹太女人，还有一个神秘的英国人，叫沃特米尔。在劳埃德看来，这家伙很可能是个间谍。

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历尽艰辛。这是旅途的最后一段，也是最艰险的一段。一旦被德国人抓到，他们就会遭受严酷折磨，还要交代沿途帮助过他们的每一个人。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特蕾莎。对于不习惯爬山的人来说，这一路非常艰苦。他们必须一路小跑，躲避敌人。劳埃德发现，有特蕾莎这个娇小的漂亮姑娘走在前面，大家都走得飞快，生怕跟不上她。

山路逐渐平缓、宽阔了，他们走进了一片空地。突然，有人用德国口音的法语对他们大喊：“都站住！”

队伍随即不动了。

两个德国兵从岩石后面冒出头来。他们各拿着一杆毛瑟手动栓式步枪，这种枪可以装五发子弹。

劳埃德的手伸向大衣口袋，里面装着一把鲁格九毫米手枪。

逃出欧洲大陆变得越来越难，劳埃德的工作也愈加危险起来。去年年末，德国占领了整个法国南部，他们根本没把傀儡政权——维希政府 【8】 放在眼里。德军在西班牙边境设立了纵深十英里的禁区，此刻，劳埃德一行人就在这个区域内。

特蕾莎用法语对德国兵说：“先生们，早上好，一切都顺利吗？”劳埃德很了解特蕾莎，听出了她声音里的恐惧。劳埃德暗暗祈祷，德国兵千万别注意到特蕾莎的这种异常。

法国警察中有不少法西斯分子，也有一些共产党人。无论是何身份，他们都很懒散，没人愿意在天寒地冻的野外追捕逃犯。但德国人不一样。进入边境城市后，德军就开始派兵在劳埃德和特蕾莎经过的山路和小道上巡逻。好在这些巡逻兵不是德军的精锐部队，精锐正在苏联打仗——他们刚经历了艰苦漫长的战斗，成功包围了斯大林格勒。大多数派驻在法国的德军是老人、小孩、以及还有一定战斗力的伤员。但这反而使他们急于证明自己。和法国警察不同，他们很少睁只眼、闭只眼。

两个德国兵中，比较年长的那位身材瘦削、头发灰白，他问特蕾莎：“你们要去哪儿？”

“去拉蒙特村，我们给你和你的战友们带来了日用品。”

德军的这支连队驻扎在偏远山区，离民居非常远。驻扎之后，他们才意识到食物补给是多么不易。能想到以合理的利润出售食物给德国兵，特蕾莎真是聪明极了——等于争取到了一张通过禁区的通行证。

瘦削的德国兵狐疑地看着他们身上的背包。“这些东西都是带给我们的吗？”

“是的，”特蕾莎说，“山上也没有其他人会来买吧。”她从口袋里掏出一页纸，“这是爱森斯坦中士签发的手令。”

士兵认真地看了看，然后把手令还给特蕾莎。接着他把目光投向胖胖的美国飞行员，空军中校威尔·多纳利。“他也是法国人吗？”

劳埃德的手按在了口袋里的枪上。

逃亡者的外貌是个麻烦。不管是法国人还是西班牙人，住在这一地区的居民往往又矮又黑，几乎所有人都很瘦。劳埃德、特蕾莎和当地人很像，捷克人和拿小提琴的犹太女人也没大问题。但英国人和美国人就蒙混不过去了。英国人的肤色很白，美国人都人高马大的。

特蕾莎说：“纪尧姆出生在诺曼底，他从小就吃黄油，所以才会长成这样。”

那个年轻的德国兵是一个戴眼镜的苍白少年，他对特蕾莎笑了笑，似乎觉得她比较容易打交道。“你们带红酒了吗？”他问特蕾莎。

“当然带了。”

两个德国兵的眼睛都亮了。

特蕾莎问：“现在就来喝点儿吗？”

年纪略长的德国兵说：“站在太阳底下就觉得特别渴。”

劳埃德打开其中一匹马背上的驼蓝，拿出四瓶鲁西永 【9】 白葡萄酒递给他们。两个德国兵每人拿了两瓶。大家突然都笑着握起手来。年长的德国兵说：“伙计们，继续赶路吧。”

逃亡者们继续朝前走。劳埃德并不想遇上麻烦，可你永远不知道逃亡路上会发生什么。眼下，顺利通过了德国人的岗哨，劳埃德如释重负。

他们又花了两个小时才抵达拉蒙特村。村子很小，只有一些空羊圈和几幢简朴的石头房子。村子坐落在一片山地上，山上的春草刚刚发芽。劳埃德觉得，住在这里的人真是可怜。他们原本就拥有得不多，可德国人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生活必需品，也给夺走了。

一行人走到村子里，开心地把身上的负重卸了下来，却马上被一群德国士兵围住了。

最危急的时刻到了，劳埃德心想。

爱森斯坦中士带领着一个十五到二十人的排。排里的士兵都过来帮忙卸东西：面包、香肠、炼乳和罐头食品。士兵们很高兴能得到给养，看到新面孔更是开心。他们开始和送食物来的人聊起了家常。

逃亡者们说得越少越好。稍不留神，他们就会暴露自己的身份。有些德国人的法语非常好，可以轻松地分辨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口音。即便法语基本过关的特蕾莎和劳埃德，也有可能因为语法用得不对而暴露自己。比如说，外国人很容易把“靠近边境”说成“边境之上”，而土生土长的法国人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为了不让对方产生怀疑，队伍中的两个法国人主动挑起了聊天的责任。一有德国兵找逃亡者说话，他们就会上前插科打诨。

特蕾莎给中士递了张账单，中士花了一点时间核对金额，然后数了钱给她。

最后，他们终于能带着空背包上路了。离开村子后，他们一下子都放松了。

沿着向下的山路走了半英里，他们分成两拨人各自离开。特蕾莎带着法国人和马匹下山，劳埃德和逃亡者走上了另一条向上的山路。

空地上的两个德国兵也许是喝醉了，没有注意到下山的人比上山的要少。即便被问起来，特蕾莎也会说他们留下来和士兵们打牌了，马上会跟过来的。换班以后，德国兵自然就会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劳埃德带着逃亡者们走了两小时，停下来休息了十分钟。劳埃德事先给了他们瓶装水和小包的无花果干，以补充能量。逃亡者对不能携带其他东西很不高兴：根据以往的经验，劳埃德知道，背着珍本书、银器、装饰品和唱片在身上，途中会变得越来越重，因此闯关前就让他们都扔在大雪覆盖的峡谷中了。

这是逃亡路途中最艰难的一部分。从现在开始，只会更黑、更冷，山路也会更崎岖。

在雪线之前，他让逃亡者们在一条清澈的小溪边用溪水把水壶灌满。

夜幕降临了，他们继续前进。停下睡觉非常危险，睡着了就会被冻死。他们非常累，还可能在石路上打滑或摔跤，但他们还是继续走着。速度减慢不可避免，劳埃德只能尽力不让队伍分散得太开：掉队的人很可能会迷路，很容易掉进陡峭的山谷。到现在为止，劳埃德还没有让任何人掉过队。

大多数逃亡者都是军官，凭着比劳埃德高的军衔，挑战他的权威。劳埃德下令继续走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和劳埃德争吵。正是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劳埃德被授予了少校军衔。

午夜，当逃亡者的士气下落到最低时，劳埃德大声宣布道：“你们在中立的西班牙了！”逃亡者们有气无力地欢呼起来。事实上劳埃德根本不知道边境的确切位置，只是在逃亡者最需要鼓舞的时候给出这样的宣告。

破晓时，逃亡者们的劲头又来了。尽管他们还有不少路要走，但从现在开始都是向下的山路了，他们冻僵的四肢也都开始活络了。

日出时，他们路过一个小镇，镇子里有个破旧的教堂，坐落在山顶。又走了一会儿，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一个巨大的谷仓。里面停着一辆盖着帆布的平板货车。这辆车足够宽敞，所有逃亡者都顺利坐了进来，驾车的是劳埃德的同事——有西班牙血统的英国大叔，席尔瓦上尉。

出乎劳埃德意料的是，主管泰-格温情报课程，反对、或者说是妒忌劳埃德和黛西友情的劳瑟少校竟然也在车里。

劳埃德听说劳瑟被调到了英国在马德里的大使馆，猜测他也许在英国的秘密谍报机构M16工作，但没想到会在离马德里这么远的地方看见他。

劳瑟穿着一身昂贵的白色法兰绒西服，但看上去皱巴巴的。他像个主人般站在车旁。“威廉姆斯，从这里开始交给我吧，”他看了一眼其他逃亡者，“谁是沃特米尔？”

沃特米尔也许是个代号，也可能是个真名。

神秘的英国人上前一步，和劳瑟握了握手。

“我是劳瑟少校，我会把你直接送到马德里。”接着，他转身对劳埃德说，“恐怕你得带着剩下的这些人步行到最近的火车站了。”

“稍等，”劳埃德说，“这辆车是我们部门的，”劳埃德用M19部门提供的帮助战俘逃跑的资金，买了这辆卡车，“司机得听我的。”

“说这些没用，”劳瑟尖刻地说，“把沃特米尔送到马德里是现在的第一要务。”

英国的秘密情报机关总觉得自己有优先权。“我不答应，”劳埃德说，“我们应该按计划从这里开到巴塞罗那。到了那儿以后，你再乘火车送沃特米尔到马德里。”

“小子，我没问你的意见。照我说的办。”

沃特米尔比较理智，他插话道：“我很乐意和这些小伙子一起乘卡车。”

“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劳瑟对他说。

劳埃德说：“这些人刚刚翻过比利牛斯山，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

“那他们最好在继续赶路前休息一会儿。”

劳埃德摇了摇头。“太危险了。山上小镇的镇长同情抵抗力量，因此我们才在这儿逗留。但山谷那边的政治气氛就完全不同了，那里都是盖世太保——大多数西班牙警察都站在他们那一边，而不是我们。这些人很可能因为偷渡，而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你应该很清楚，即便什么罪都没有，逃出佛朗哥的监狱也非常难。”

“我不想在这里跟你废话，我的军衔比你高。”

“不对！”

“什么？”

“我也是个少校，别再叫我‘小子’，不然我就狠狠地揍你的鼻子。”

“我的任务非常紧急！”

“那你为什么不带自己的车辆呢？”

“因为这辆车完全可以用！”

“没我的允许，你就不能用。”

大个子美国人威尔·多纳利向前一步。“我站在威廉姆斯少校这一边，”他拖长了声音说，“他刚刚救了我的命。而你，劳瑟少校，屁事都没有做。”

“少插嘴，这件事和你无关。”劳瑟说。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多纳利说，“卡车由威廉姆斯少校管理，劳瑟少校想用这辆车，就必须征得威廉姆斯少校的同意，否则就不行。结论就这么简单。”

劳瑟说：“走开，这里没你的事。”

“我是个中校，职权比你们两个人都大。”

“可你在这里并没有管辖权。”

“你也没有，”说完，多纳利转身看了看劳埃德，“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按我说的做！”劳瑟气急败坏了。

多纳利转身盯着劳瑟：“劳瑟少校，”他说，“闭上你的臭嘴，这是一道军令。”

劳埃德说：“好吧，所有人都上车去。”

劳瑟恼怒地瞪着劳埃德：“你这个威尔士小杂种，我早晚要你好看。”

水仙花谢的季节，黛西和博伊去找了他们的私人医师。

这个主意是黛西提出来的。她受够了博伊对她生不出孩子的指责。博伊一直拿她和安迪的妻子梅尔相比，安迪和梅尔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他语带攻击地说。

“我小产过一次。”想起那次小产的经历，她不禁眉头一皱。接着，她又想起了那段时间劳埃德对她的照顾，另一种心痛袭来。

博伊说：“在那之后，可能发生过导致你不孕的事情。”

“也可能是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孕的根源也可能在于你。”

“别傻了。”

“这样吧，我们做笔交易。”她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应该用父亲列夫的手腕来处理这件事，“如果你去做个检查的话，那我也和你一起去。”

博伊吃了一惊。他踌躇了一会儿，说：“好吧，你先去。如果问题不在你身上，我随后就去。”

“不，你先去。”黛西说。

“为什么？”

“因为我不相信你会遵守诺言。”

“好吧，我们一起去。”

黛西不知道自己为何要为生不出孩子一筹莫展。她不爱博伊，早就不爱了。她爱的是劳埃德·威廉姆斯，他正在西班牙执行一项不愿对黛西细谈的战争任务。但她嫁的是博伊。博伊和好几个女人有染，背叛了她。不过她也和劳埃德好上了，也有通奸的罪过。黛西不能在道德上指摘博伊，只能维持着目前的状态，得过且过。她觉得如果能履行妻子义务的话，至少还能让她守住最后一点自尊。

医生诊所在离他们所住的中产阶级街区不远的哈利街。诊断令人不快。医生是个男人，他对黛西迟到了十分钟牢骚满腹。他问了黛西的健康状况，经期是否正常，与丈夫的“性关系”保持得如何，一边听一边用圆珠笔把黛西的回答记录下来，对黛西却一眼都没看。记录完以后，他把几样冷冰冰的仪器放在黛西的阴道口。“不必担心，这种检查我每天都在做。”说完却露齿一笑，但这让黛西愈加担心起来。

走出诊疗室时，她暗自希望博伊反悔，拒绝检查。他却没遂她的愿，尽管表情难看，还是进去了。

等待的过程中，黛西又看了遍同父异母的弟弟格雷格写给她的信。他有了个孩子，是十五岁时和某个黑人女孩交往后生下的。黛西万万没想到，格雷格这个花花公子，竟然会因为有了儿子而欢欣鼓舞，急切地想成为孩子生命的一部分，目前他以叔叔的身份陪在孩子身边。更让人吃惊的是，列夫去见了这个孩子，还说他很聪明。

格雷格从没想过要有孩子，却一夜之间有了个孩子。博伊盼望着能有孩子，却连孩子的影子都没见着。这可真是讽刺啊！

一小时后，博伊走出诊疗室。医生答应一周后告诉他们结果。中午时分，他们离开了诊所。

“我想喝一杯再回去。”博伊说。

“我也一样。”黛西说。

他们看着街道两边的联排房屋。“这里很荒僻，连个酒吧都找不着。”

“我不想去酒吧，”黛西说，“我想喝杯马提尼，酒吧可调不好马提尼。”她曾经在切尔西区的王首酒吧点过一杯马提尼，结果他们却上了难喝的热苦艾酒。“去克拉里奇酒店吧，走五分钟就到了。”

“这主意太妙了。”

克拉里奇酒店的酒吧里都是她们认识的人。战时菜单上允许列出的餐点很有限，但克拉里奇酒店找到了一个漏洞：政府的规定对赠送的食物不起作用，因此他们对餐点进行免费赠送，只对酒水征收高价。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供应许多道菜了。

黛西和博伊坐在装饰华丽的酒吧里，品尝着美味的鸡尾酒。黛西的感觉稍微好了一些。

“医生问我是否有腮腺炎。”博伊说。

“你不是得过腮腺炎吗？”腮腺炎多半是儿童会得的病，但博伊却是在成年以后患上的。他随部队在东安格利亚驻扎过一阵，住在教区牧师家里。牧师的三个儿子把腮腺炎传染给了他，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他向你解释过，为什么要这样问了吗？”

“你很清楚医生是什么样的。他们什么事都不肯告诉你。”

黛西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乐和幸运了。过去，她从没想过自己的婚姻竟然会是这样的。她总是像《飘》中的斯嘉丽那样，“等明天再去想吧”。现在，黛西再也没有过如此逍遥的日子了。也许她已经长大了吧。

博伊又叫了杯酒。这时，黛西看见了劳瑟少校，他穿着皱巴巴的军服走到酒吧门口。

黛西不喜欢这个人。自从猜到黛西和劳埃德之间的关系以后，他就一直试图和黛西套近乎，表现出与她保守着同一个秘密的亲近。

他不请自来地坐在他们的桌子边，把烟灰往卡其布裤子上弹了弹，问侍者要了杯鸡尾酒。

看他的表情，黛西就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劳瑟的眼神里透露着恶意，他过来的目的，显然不是享用鸡尾酒。

博伊说：“劳瑟，我有一年多没见到你了，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

“马德里，”劳瑟说，“不能向你透露过多。你懂的，那些事都是秘密。你怎么样？”

“我大多数时间在训练飞行员，最近也执行过几项飞行任务。现在，我们快要去轰炸德国了。”

“真是太好了，该让德国人也尝尝挨炸的滋味。”

“你可以这么说，但飞行员里议论可大呢！”

“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军事目标这类说法都是胡扯。轰炸德国的工厂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德国很快会把它们重新修好。因此我们把目标放在了工人阶级的密集住宅区，他们总不能这么快地替换批工人吧。”

劳瑟很震惊：“你是说，我们的政策是杀戮平民。”

“正是如此。”

“政府不是曾经保证过……”

“政府说了谎，”博伊说，“但轰炸机的机组成员知道这件事。大多数人觉得有命令执行就好，但一些人感觉很不好。他们觉得如果是正确的事情，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去做。但如果是错的，就应该马上停止。”

劳瑟看上去有点不安。“我们也许不应该在酒吧里谈论这个。”他说。

“是啊。”博伊说。

第二杯鸡尾酒来了。劳瑟侧头看了看黛西：“年轻的女士，你怎么样？”他问，“你一定肩负了后方的一部分后勤工作。有句谚语说得好，‘魔鬼会给游手好闲的人找麻烦’。”

黛西不带任何情绪地说：“空袭结束以后，救护队不需要女性救护车司机了，我现在和美国红十字会一起工作。我们在帕尔摩街有间办公室，尽一切所能帮助在这服役的美国兵。”

“男人们总想有女性陪护，不是吗？”

“大多数人只是想家了，他们想听美国口音。”

劳瑟眨了眨眼。“你在抚慰他们这方面，应该很有一套。”

“我只是在尽我所能。”

“我想你在这方面一定做得很好。”

博伊问：“劳瑟，你是不是喝醉了？你应该很清楚，这样说非常不合体统。”

劳瑟的表情变得很狰狞：“博伊，算了吧，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你难道瞎了吗？”

黛西说：“博伊，拜托，送我回家。”

博伊没理她，而是问劳瑟：“你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问问她劳埃德·威廉姆斯的事。”

黛西说：“你不送我的话，我要一个人回家了。”

“黛西，你认识这个劳埃德·威廉姆斯吗？”

他是你哥哥，黛西想。她有一种冲动，当场揭穿这个秘密，击垮博伊。但她调整了情绪。“你认识他，”她说，“他和你一起在剑桥读书。多年以前，他带我们去过东区的一个音乐厅。”

“是他啊。”博伊想起来了，他困惑地问劳瑟，“你指的是他吗？”博伊很难把劳埃德这种来自东区的人视为对手，他轻蔑地补充了一句，“怎么可能？他可是个连西装都买不起的家伙！”

劳瑟说：“三年前，劳埃德参加了我在泰-格温的情报课程，当时黛西也住在那儿。我似乎还记得，你当时正冒着生命危险驾驶飓风轰炸机在法国上空和德国人激战。她却在和那个威尔士小子调情——就在你家的房子里！”

博伊的脸涨得通红：“劳瑟，如果你敢编瞎话，我非踹死你不可。”

“问你的妻子去！”劳瑟奸笑着说。

博伊转身看着黛西。

她没在格温公寓和劳埃德睡过。空袭期间，她和劳埃德在劳埃德妈妈家劳埃德自己的床上睡过觉。但他无法在劳瑟面前向博伊解释，再说这也不过是个细节。通奸的指控没错，她不准备加以否认。既然秘密已经被揭穿了，她所想的只是保持一些尊严。

她说：“博伊，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可以告诉你——但不能在这个一直向我抛媚眼的浑蛋面前。”

博伊吃惊地提高了声调：“这么说，你不准备否认？”

邻桌的客人面露尴尬地看过来，然后马上转过脸去，假装注意力还在自己的酒杯上。

黛西也提高了声调：“我拒绝在克拉里奇酒店的酒吧里，被你们两个人盘问。”

“你承认了，是吧？”博伊大声嚷嚷。

酒吧里安静下来。

黛西站起身。“在这里，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任何事。回家以后，我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文明人在家才会讨论这种事情。”

“上帝啊，你竟然背着我，和他上床了！”博伊咆哮道。

侍者停下了手头的工作，站着看这场好戏。酒吧的顾客就更不用提了，纷纷把目光转向这里。

黛西向门口走去。

博伊大声骂着：“你这个娼妇！”

黛西不想带着这个名声离开。她转过身。“你最了解妓女了，不是吗？我有幸见过你玩的两个妓女，你难道忘了吗？”她环顾了一下酒吧里的人，“没记错的话，一个叫乔妮，另一个叫皮尔，”她轻蔑地说，“有几个妻子受得了这个？”在博伊开口之前，黛西走出了酒吧。

黛西踏上一辆待客的出租车。出租车开离之后，她看见博伊从酒店里出来，上了后面的一辆出租车。

她把地址告诉司机。

从某种程度来说，说出事实使她松了口气。但她也非常伤心。黛西心里清楚，和博伊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菲茨赫伯特家离克拉里奇酒店只有四分之一英里。黛西乘坐的出租车刚一停下，博伊的那辆出租车也停了下来。

博伊跟在黛西身后走进门廊。

黛西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和博伊住在一起，一切都结束了。她不会再和他同处一室，更别提同床共枕了。“请给我个手提箱。”她对管家说。

“夫人，我这就去。”

她看了看菲茨赫伯特家的这幢房子。这是幢建于十八世纪的别墅式家宅，配备有当时很少见的旋转楼梯，但黛西对离开这里并不感到难过。

博伊问：“你准备去哪儿？”

“去酒店，但不会是克拉里奇酒店。”

“去见你的情人吗？”

“不，他出国执行任务去了。但我确实爱他。博伊，我感到很抱歉。你没权评判我——你做的事情比我还糟——但在这件事上，我的确需要自省。”

“别废话，”博伊说，“我要和你离婚。”

黛西意识到，这正是长久以来自己一直在等的一句话。它代表着这段婚姻的正式终结。她的新生活，从这一刻开始了。

她叹了口气：“感谢上帝。”

黛西在皮卡迪利区租了套公寓。公寓里有带淋浴头的美式浴室。还有两个卫生间，其中一个是专门给客人用的——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这种过度的奢侈，简直荒唐。

幸好，钱对黛西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外祖父维亚洛夫留给她很大一笔钱，美元，她从二十一岁起就能自由支配。

新家具很难买到，因此她淘了些价格便宜的旧家具。她在墙上挂了幅亮眼的油画。她雇了两个女佣，年纪大的帮她洗衣服，年轻的那个专门负责打扫。一个家没有管家和厨子，特别是没有娇生惯养的丈夫，反而更便于打理。

梅菲尔街菲茨赫伯特家的仆人把她的衣服打好包，放在一辆家具搬运车里送过来了。黛西和洗衣妇用一下午时间打开包裹，把所有衣物理得整整齐齐。

虽然受了辱，但她也解放了。总的来说，她觉得这种情况也不错。离婚的伤痕需要抚慰，但摆脱博伊终究是件好事。

一周以后，她突然想起检查的结果还没去看呢。医生自然会把检查结果告诉作为丈夫的博伊。她不想去问博伊，再说这件事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因此她把去拿检查结果的事忘在了脑后。

她喜欢装饰新家的感觉。头几周，她一直在忙这件事。装饰好后，她决定探访一下一直以来忽略的那些朋友。

她在伦敦有很多朋友。毕竟，她来这儿已经七年了。最近四年来，博伊不在家的日子比在家的日子多，她一直独自参加各种派对和舞会，因此有没有丈夫，对她来说，并没有实际性的不同。当然，菲茨赫伯特家的派对是不会再邀请她了，但伦敦上流社会远不止他们一家。

她买了几箱威士忌、琴酒和香槟，这些酒大多数是从黑市上买到的，少数是从合法渠道买来的。她给朋友们发了请帖，想要办个特别热闹的派对。

回复来得出人意料地迅速，所有人都拒绝了她的邀请。

她含着泪打电话给伊娃·穆雷，“为什么没人想参加我的派对啊？”她在电话里哭着问。

十分钟后，伊娃就赶过来了。

伊娃带着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奶妈——贾米六岁，安娜四岁，最小的卡伦只有两岁。

黛西带伊娃参观了她布置的公寓，然后叫女仆上了茶。贾米把沙发当做坦克，带着妹妹们玩开了。

伊娃用夹杂着美国、德国和苏格兰口音的英语说：“亲爱的黛西，这里可不是罗马啊！”

“我知道。你觉得待在这里快乐吗？”

伊娃正怀着第四个孩子，肚子已经很大了。“能让我把脚抬起来吗？”

“当然可以。”黛西递给她一个坐垫。

“伦敦上流社会是很讲等级的，”伊娃说，“别以为我很赞成这种风气。我也经常被他们排除在受邀名单之外。可怜的吉米有时也会因为娶了个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妻子而遭到排斥。”

“太可怕了！”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有时我真恨这些英国佬。”

“你忘了美国人是什么样的吗？别告诉我，你忘了自己把布法罗的那些女孩都称为势利鬼的事情。”

黛西笑了：“那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离开了丈夫，”伊娃说，“在克拉里奇酒店的酒吧当众指摘他，这太惊世骇俗了。”

“我才喝了一杯马提尼，真不划算！”

伊娃露齿一笑：“真希望当时我也在场。”

“如果不去克拉里奇酒店的酒吧就好了。”

“告诉你，过去三周，伦敦上流社会的所有人背地里都在议论这件事。”

“我想，我应该能预见到这一点。”

“现在，任何受邀出席你聚会的人都会被认为是通奸和离婚的同道者。我上这来和你一起喝茶都不敢让我婆婆知道。”

“这不公平——是博伊先出轨的。”

“难道你以为女人会和男人一样被公平对待吗？”

黛西想起，相对于自己的被轻视，伊娃还有很多挂心的事情。伊娃的家人还在纳粹德国。菲茨通过英国在瑞士的大使馆询问过他们的处境，得知伊娃的医生父亲已经进了集中营，她那位制作小提琴的弟弟被打断了手指。“想到你所受的苦难，我真为自己的抱怨而羞耻。”黛西说。

“千万别，取消派对就行了。”

黛西取消了派对。

但这样日子就难熬了。白天，她为红十字会工作，到了晚上，她就无处可去，无事可干了。她每周看两次电影，翻了几页《白鲸》 【10】 ，但觉得这书太乏味了。周日，她去了教堂。皮卡迪利区公寓对面的圣詹姆斯大教堂在空袭中严重受损，因此她去了圣马丁教堂。博伊没去做礼拜，但菲茨和碧都在。礼拜时，黛西一直看着菲茨的后脑勺，对自己竟然和这个男人的两个儿子陷入爱河感到不可思议。博伊和他母亲长得很像，却和他父亲一样自私。劳埃德兼具了父亲的英俊外表和艾瑟尔的包容之心。黛西很不解，为什么我现在才看明白这一点呢？

教堂里的人她基本都认识，礼拜结束以后却没人和她说话。在战争中的异国，她感到非常孤独。

一天，她搭出租车去了阿尔德盖特区，敲响了莱克维兹家的门。艾瑟尔一开门，黛西就对她说：“我来向你儿子求婚了。”艾瑟尔笑着拥抱了她。

她从美国空军的一个领航员那里买了听牛肉罐头当礼物。对实行配给制的英国家庭来说，牛肉罐头是种奢侈的礼物。黛西和艾瑟尔、伯尼一起坐在厨房，听着收音机里的舞曲。他们唱着弗拉纳根和艾伦演唱的《穹顶之下》，“弗拉纳根就出生在我们东区，”伯尼自豪地说，“本名是查姆·鲁本·温特洛普。”

莱克维兹一家对最近炙手可热的政府文件《贝弗里奇报告》 【11】 非常兴奋。“由保守党总理策划，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撰写，”伯尼说，“内容却体现了工党的诉求！当对手使用我们的理念时，从政治上来讲我们就赢了。”

艾瑟尔说：“工作的人每周都得支付一定的保险费，这样他们在生病、失业、退休和丧偶的时候就有钱用了。”

“建议很简单，却能改变整个英国，”伯尼动情地说，“这样一来，从生到死，国民就都有保障了。”

黛西问：“政府接受了吗？”

“还没，”艾瑟尔说，“克莱门特·艾德礼一直在向丘吉尔施压，但丘吉尔不肯签字。财政部觉得花钱太多了。”

伯尼说：“必须赢得选举才能推行这项举措。”

艾瑟尔和伯尼的女儿米莉插话说：“我一会儿就走，亚伯正独自在家看孩子。”米莉最近失了业——即便有钱，英国女人最近也不怎么买高档时装了——好在亚伯的皮具生意很红火，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伦尼和帕米。

黛西、艾瑟尔、伯尼和米莉喝着可可，谈到了他们共同想念的人。劳埃德没有什么消息。每隔六到八个月，艾瑟尔就会收到一封劳埃德用英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信纸写的信，信上说他很好，正在为打击法西斯主义尽着自己的绵薄之力。另外，他升职当了少校。害怕被博伊发现，劳埃德一直没给黛西写过信，但现在他可以写了。黛西把新公寓的地址给了艾瑟尔，记下了劳埃德在英国部队的邮箱号码。

他们很想知道劳埃德何时能放假回家。

黛西对艾瑟尔和伯尼讲了同父异母弟弟格雷格和他私生子的事情。她知道莱克维兹家的人非常开明，听了这种消息一定会很高兴。

黛西还说了伊娃在柏林的家人。伯尼是犹太人，听到鲁迪被打断了手指，他不禁流泪了。“一有机会，他们就应该和法西斯分子面对面斗争，”他说，“我们在英国就是这样干的。”

米莉说：“我的背上还有警察把我们推向商店橱窗时留下的伤疤。之前我一直为这道伤疤感到羞耻——亚伯直到我们结婚六个月以后才见到了这道伤疤，但他却说他为这道伤疤为我骄傲。”

“卡布尔街的场面可不怎么好看，”伯尼说，“但我们制止了他们的无理取闹。”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眼镜。

艾瑟尔抱住了丈夫的肩膀。“那天，我让大家都留在家里，”她说，“我错了，你是对的。”

伯尼惨然地笑了笑。“大多数时候都是你对。”

“但卡布尔街的冲突是有用的，冲突后政府颁布的《公共秩序法》结束了英国法西斯主义的蔓延，”艾瑟尔说，“议会禁止民众穿着有政治意义的服装出现在公众场合。这条法令结束了法西斯政党的胡作非为。无法穿着黑衫在公众面前上蹿下跳，他们就什么都不是。有一说一，这的确是保守党的功劳。”

莱克维兹夫妇是政坛上的活跃分子，他们已经在谋划着战后由工党推动的改革了。工党领袖、功绩卓著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是丘吉尔的副手，工会主席厄尼·贝文是劳工部长。他们的愿景使黛西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米莉走了以后，伯尼也很快睡觉去了。厨房里只剩下艾瑟尔和黛西以后，艾瑟尔问黛西，“你真的愿意嫁给我们家劳埃德吗？”

“当然愿意。你觉得我们结婚合不合适？”

“肯定合适。你有什么顾虑吗？”

“我们的家庭背景不同。你们为民生而工作，都是些非常好的人。我们家就不一样了，我爸一心只想着赚钱。”

“我们家的米莉也这样，她像伯尼的哥哥，满脑子都是钱。”

“她的背上还有卡布尔街留下的伤疤呢！”

“这倒也是。”

“劳埃德像你。他把政治作为一种兴趣，而不是负担——政治是他生命的重心。而我爸爸却是个自私的百万富翁。”

“我认为爱情有两种，”艾瑟尔若有所思地说，“一种是适合结婚的。夫妇俩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养育儿女，互帮互助，互相安慰。”黛西意识到，艾瑟尔在说自己和伯尼的婚姻，“另一种是疯狂的，充满了激情、欲望、性和惊喜，但那个对象可能完全不适合你，甚至是你不喜欢也无法尊敬的人。”这是在说她和菲茨的那段恋情。黛西屏住呼吸——她知道，艾瑟尔正在告诉她自己生命中的事实真相。“我很幸运，拥有过这两种爱情，”艾瑟尔说，“我给你个建议。如果有机会尝试疯狂的爱，伸出双手抓住它，然后，让它见鬼去吧。”

“哇哦。”黛西惊叹一声。

几分钟以后，黛西离开了莱克维兹家。她觉得艾瑟尔看穿了她，并为此感到荣幸。回到空空荡荡的公寓以后，她的精神劲又没了。她调了杯鸡尾酒，却又把酒倒了。她在炉子上烧上水，但很快把水壶拿下来了。收音机里的广播很快也没了声。她躺在冰冷的被子里，心想，如果劳埃德在这儿该多好啊！

她把劳埃德家和自己家相比。两家都曾经有过麻烦，但艾瑟尔却在艰难的环境下建立起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家庭，黛西的母亲却一直没做到这点——当然，列夫对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要更大一些。艾瑟尔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劳埃德继承了她身上的许多优良品质。

劳埃德在哪儿？现在又在做什么呢？无论在哪儿干什么事，他的处境一定非常危险。当黛西摆脱枷锁终于可以嫁给他的时候，他不会在战场上死去吧？如果劳埃德死了，她又会怎么样呢？黛西觉得，劳埃德死了的话，自己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没有丈夫，没有情人，没有朋友，甚至连国家也不是她的。午夜过后，她哭着睡着了。

第二天，她起得很晚。中午，她裹着黑色丝绸睡袍，坐在自家饭厅里喝咖啡。没多久，十五岁的女仆就向她报告：“夫人，威廉姆斯少校来了。”

“什么？”黛西尖叫一声，“不会吧！”

劳埃德挎着旅行袋走了进来。

他看起来很疲惫，胡子也有好几天没刮了。劳埃德身上的制服也很皱，显然，他平时是穿着制服睡觉的。

黛西伸出双臂，动情地拥抱着劳埃德，亲吻着他那张胡子拉碴的脸。劳埃德回吻着她，脸上禁不住露出笑容。“我身上很臭，”他在接吻间隙对她说，“我已经一星期没换过衣服了。”

“你闻起来像一座奶酪工厂，”她说，“我喜欢这种味道。”她把劳埃德拉进卧室，开始帮他脱衣服。

“我去冲个澡。”劳埃德说。

“不用，”她把劳埃德拉上床，“我不想再等了。”事实上，黛西喜欢他身上强烈的气味。这股气味本该不讨人喜欢，此刻却恰恰相反。这是劳埃德，她原以为可能牺牲了的爱人，他回来了，他的气息充满了她的鼻腔和肺部。她应该喜极而泣。

脱裤子前需要先脱靴子，黛西觉得这太麻烦了，因此没脱劳埃德的裤子，而是把上面的扣子解开了。她脱掉外穿的黑色睡袍，把里面的睡裙褪到腰部，整个过程中，始终愉快地注视着劳埃德粗布裤子下挺立的阴茎。接着，她跨坐在劳埃德身上，放松下来，俯下身，和他接吻。“老天，”她惊叹道，“你真不知道我有多么想你。”

黛西坐在劳埃德身上，她没有多动，而是一遍一遍地亲吻着他。劳埃德用双手捧住她的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她。“告诉我，这是真的，而不是又一个欢快的春梦。”他说。

“当然是真的。”黛西告诉他。

“如果真的是一场梦，我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是啊，我希望我们一直保持这个姿态。”

“好主意，但我快坚持不住了。”劳埃德开始在黛西身子底下挪动。

“那我来吧。”她说。

黛西主导着劳埃德，两人在床上亲热了一番。

过后，他们躺在床上，交谈了很长时间。

劳埃德有两周的假期。“在这儿住下吧，”她说，“白天你可以回家看父母，但晚上我要你在这里。”

“我不想影响你的名声。”

“我哪里还有什么名声呢？伦敦上流社会早就没有我的立锥之地了。”

“我听说了。”劳埃德在滑铁卢车站给艾瑟尔打了电话，她把黛西和博伊离婚的事情，以及黛西公寓的地址，都告诉了他。

“我们必须考虑避孕这件事，”他说，“我去弄些避孕套来，不过你可能不太想用。对吗？”

“你不想要我为你生孩子？”黛西问。

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里透露出一丝悲凉，而且劳埃德也听出来了。“别误会，”他用胳膊肘撑起上半身，“我是个私生子。妈妈在父亲的问题上跟我说了谎，知道真相的时候，我受了极大的刺激。”劳埃德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决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私生子，决不。”

“我们不用对孩子说谎。”

“要告诉孩子我们不是夫妇，你的丈夫另有其人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会在学校里被欺负的。”

黛西没能被劳埃德说服，但显然避孕对劳埃德很重要。“那你说怎么办？”她问。

“我想和你生孩子，但必须在结婚以后。这样对我们都好。”

“我明白，”她说，“那我们……”

“我们只能再等等。”

男人很难猜透女人的心思。“我不是个传统的女孩，”黛西说，“但有些事……”

劳埃德终于知道黛西在说什么了。“哦，你指的是这个啊，稍等片刻。”说着他直直地跪在床上，“黛西，亲爱的……”

黛西忍不住大笑起来。劳埃德穿着军裤，阴茎却还没塞进裤子里，看上去有趣极了。“能保持这个样子，给你拍张照吗？”她问。

劳埃德低下头，看见了自己的狼狈样。“哦，真是对不起。”

“别……别转换话题。保持这个姿势……把你刚刚要说的话，告诉我。”

他露齿一笑：“黛西，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没问题。”黛西说。

他们抱在一起，又躺下了。

很快，黛西对劳埃德身上的味道就不感到新奇了。他们一起走进了浴室。黛西给劳埃德身上涂满了肥皂，洗到私密处时，因为他的尴尬表情而忍俊不禁。黛西给劳埃德抹上洗发剂，又用刷子用力刷着他脏兮兮的脚。

劳埃德洗干净以后，坚持要帮黛西洗澡。刚接触到乳房，他就忍不住进入了她的身体。他们站在淋浴头下，任由水柱冲刷着身体。劳埃德显然已经忘了自己反对未婚先孕这件事，黛西也不介意。

结束后，劳埃德站在镜子前刮胡子。黛西用一条大毛巾裹住自己，坐在马桶盖上看着他。劳埃德问：“你要多久才能办完离婚？”

“我不知道，这事儿得和博伊谈谈。”

“不是今天就好，今天我要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你什么时候去看父母？”

“也许明天去。”

“那我明天去找博伊。我想赶紧解决。”

“很好，”劳埃德说，“就这么定了。”

回到曾经和博伊一起住过的房子，黛西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一个月之前，这里还属于她。她可以自由出入这幢房子，不需人允许就能进出每个房间。仆人们没有任何疑义地执行她的每道命令。现在，她却完全成了外人。她没脱帽子和手套，像个客人似的，由管家领进了起居室。

博伊没有和她握手，也没有吻她的面颊，一脸义愤填膺的表情。

“我还没请律师，”黛西一边坐下一边说，“我想先和你私下里谈一谈。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不憎恨彼此的前提下解除婚姻关系。毕竟，我们没有孩子要抢，我们两家也都很有钱。”

“你背叛了我！”博伊气势汹汹地说。

黛西叹了口气。像她希望的那样和平分手，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我们都在外面有了人，”她说，“是你先出轨的。”

“我蒙受了耻辱。你让我在全伦敦人面前丢脸。”

“我尽力让你不在克拉里奇酒店出丑——你却一直在羞辱我！你多半已经把那个令人讨厌的劳瑟伯爵摆脱掉了吧。”

“为什么要摆脱他？他帮了我的忙。”

“在俱乐部悄悄告诉你才算帮忙。”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喜欢上威廉姆斯那个乡巴佬。我对他做了点小小的调查，他妈妈曾是个女仆。”

“艾瑟尔是我认识的最具吸引力的女人。”

“没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你恐怕没想过这一点吧。”

最伤人的讽刺也不过如此吧，黛西琢磨着。“我知道他父亲是谁。”黛西说。

“谁？”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你不知道。”

“这跟我们离婚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

“当然有关系。”

“也许我该找个律师给你发封律师函，”说着她站起身，“博伊，我曾经爱过你，”她悲伤地说，“你很风趣，可惜我配不上你。希望你快乐，找个适合你的女人，给你生一堆孩子。你有了孩子以后，我会为你高兴的。”

“算了吧，我不会有孩子了。”

黛西已经快走到了门口，但博伊的话让她转过身来。“为什么这么说？”

“我从医生那里拿到了检查报告。”

黛西早就忘了做检查的事。分开以后，这事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医生怎么说？”

“你那边没问题——你可以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不能生的是我，成年人的腮腺炎有时会导致不孕，我就是其中一个。”说着，他苦笑一声，“可恨的德国人没能制服我，牧师的三个小崽子却让我绝了后。”

黛西为此感到悲伤：“博伊，我很为你难过。”

“那你就再难过点吧，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黛西的心一凉。“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和我离婚？”

“我为什么要劳神和你离婚呢？我不会有孩子，我也不想再结婚了，让安迪的孩子继承家业好了。”

“可我想嫁给劳埃德！”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能有孩子，我却不能有？”

黛西几乎要崩溃了。咫尺之遥的幸福会不会在几乎抓到之前溜走呢？“博伊，你不是认真的吧。”

“当然是认真的，我这辈子从没这么认真过！”

黛西悲切地说：“可劳埃德想要有自己的孩子！”

“他在搞……搞别人的老婆之前，就该想到这一点。”

“那好，”她轻蔑地说，“我要提出和你离婚！”

“以什么理由？”

“当然是通奸了。”

“你没有证据。”黛西正准备说她会找到证据时，他又奸笑着补充了一句，“我会确保让你拿不到证据的。”

如果他谨慎行事的话，黛西的确拿不到。想到这一点，她就慌了神。“可你把我赶出去了啊！”她说。

“我会告诉法官，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回来。”

黛西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从没想过，你会这么恨我。”她悲凉地说。

“你不是也一样吗？”博伊说，“不错，让你知道也好。”

这天中午，劳埃德·威廉姆斯在博伊·菲茨赫伯特最清醒的时刻，去了他在梅菲尔路上的家。他告诉管家他是威廉姆斯少校，是菲茨赫伯特家的远亲。劳埃德觉得男人间的对话或许值得一试。博伊总不会把一生中余下的时间都耗在复仇上吧？劳埃德穿着军服，想用战士之间的情谊感化博伊。给博伊留下好感，余下的事就水到渠成了。

他被带进博伊读报抽烟的起居室。用了好一会儿，博伊才认出他。“你！”回过神来的博伊狠狠地说，“你他妈的快滚！”

“我是来求你同意和黛西离婚的。”劳埃德说。

“快滚出去。”博伊站起身。

劳埃德说：“看得出你在盘算着打我一顿，但我想告诉你这并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比你矮一点，但我是个次重量级的拳击手，赢过很多场拳赛。”

“我才不想弄脏自己的手呢！”

“很好。那我要问你了，你会考虑离婚吗？”

“完全不会。”

“有件事你不知道，”劳埃德说，“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让你改主意。”

“应该不会，”博伊说，“但既然来了，你就把它说出来吧。”他坐了下来，但没有请劳埃德也坐下。

胜负在此一举，劳埃德琢磨着。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既然你如此好心，那就请你再看一眼我这张照片吧。”劳埃德把照片放在茶几上博伊的烟灰缸旁边。

博伊拿起照片。“这不是你。照片看上去像你，但军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这一定是你爸爸的照片。”

“事实上，这是你爷爷的照片。把照片翻过来。”

博伊看了看照片背后的题字。“什么，这是菲茨赫伯特伯爵吗？”他嗤之以鼻地说。

“是的，是你的爷爷上一任菲茨赫伯特伯爵——自然也是我的爷爷。这张照片是黛西在泰-格温找到的。”劳埃德做了个深呼吸。“你对黛西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你错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父亲是菲茨赫伯特伯爵，我和你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停顿了一会儿，等待着博伊的回答。

博伊笑了：“真是荒唐透顶。”

“第一次听说这事时，我的反应和你完全一样。”

“我承认，你的确让我吃了一惊。我原以为你会编个比这荒唐笑话更加好点的故事呢。”

劳埃德原以为揭示真相会让博伊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但这办法没有奏效。劳埃德只能继续进行劝说。“博伊，你听我说——这种事不是常有的嘛！在名门望族中很常见。漂亮的女仆，好色的纨绔子弟，干柴烈火之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孩子出生了，丑闻必须隐瞒下来。别装得像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

“的确很平常，”博伊的自信动摇了，但他还想硬撑，“许多人想和贵族扯上关系，你也一样。”

“我才不想和你们家扯上关系，”劳埃德轻蔑地说，“我从没想过要一步登天。我出生于一个社会党人家庭，外祖父是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的创立者。我从来没想过要和托利党贵族扯上关系。父亲是个伯爵，想想都让我尴尬。”

博伊又笑了，只是没刚才那么自信了。“你尴尬什么，别在这儿假惺惺的了。”

“我没有。不论家庭出身，我比你更有希望当首相。”劳埃德意识到两人开始打嘴仗了，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不提这个了，”他说，“我只想让你知道，你不该把余下的生命都用来报复我——就算看在我们是兄弟的分上。”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博伊把照片放在茶几上，拿起一支烟。

“我起先也不相信。”劳埃德仍然在试图说服博伊——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和黛西的未来就在此一举了，“后来我发现母亲怀孕的确是在泰-格温做女仆的时候，加上她又一直对我父亲的身份语焉不详。另外，在我出生前不久，母亲不知从哪儿得到一笔钱，在伦敦买了套三居室的公寓。根据这些线索，我当面向她提出了我的疑问。她在万般无奈之下承认了这个事实。”

“真是太可笑了。”

“你很清楚这是真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这种事。”

“你知道。作为兄弟，你不能表现得绅士点吗？”

“当然不能。”

劳埃德知道，自己是没有胜算了。他非常沮丧。博伊有能力毁了劳埃德的生活，他决意要使用这种能力。

他拿起照片，放回兜里。“你可以向你父亲求证这件事。你不可能忍着不问，你必须找出真相。”

博伊不屑地哼了一声。

劳埃德向门口走去。“你父亲一定会告诉你的。博伊，再见！”

他走出起居室，关上了门。

第十六章

1943年，柏林

在1943年5月的哈尔科夫会战中，阿尔伯特·贝克上校的左肺中了一颗红军的子弹。他很幸运：战地医生替他做了胸腔引流，勉强救下了他的性命。因为缺血和不可避免的感染，他被火车送回德国，送进了柏林卡拉所在的医院。

贝克是个四十多岁的坚毅战士，他的头发早秃，下巴像维京人的战舰一样高高突起着。第一次和卡拉说话时，头脑昏昏沉沉的贝克很不慎重。“这一仗我们肯定要输了。”他说。

卡拉立即警觉起来。牢骚满腹的军官是潜在的信息源。她轻描淡写地说：“报纸上讲，我们的东部防线正在持续缩短。”

贝克嘲讽地笑了笑：“那就是说，我们正在撤退。”

卡拉尝试着套出更多的话来。“意大利看来也不妙。”意大利的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坚定盟友——已经下台了。

“你还记得1939年和1940年的情况吗？”贝克感伤地说，“那时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

贝克的意识形态显然和纳粹不相符，从政治上来说也不一定支持纳粹。他只是一个不再欺骗自己的爱国战士而已。

卡拉引导他继续说下去。“军队不会从子弹到内裤样样都缺吧？”这种稍微有些犯上的对话在这时的德国已经不少见了。

“我们自然样样都缺，”虽然受了伤，贝克的咬字却非常清楚，“德国生产的枪和坦克远远及不上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总和——在我们的武器工厂轮番遭炸的现如今就更是如此了。不管杀了多少苏联战士，红军似乎总能招来更多的新兵。”

“你觉得这一仗的结果会怎么样？”

“纳粹当然不会承认失败，因此死的人会更多。因为要维护自尊，我们还要死几百万人。疯狂，真是太疯狂了。”说完他便沉沉地睡去了。

只有病人和疯了的人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过卡拉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这么想。尽管政府还在徒劳地做着胜利的宣传，但很明显，希特勒正在输掉这场自己一手炮制的战争。

警察没有调查约西姆·科赫之死。报纸上说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克服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卡拉不时会想到自己曾经杀死过一个人，不断想起科赫死在她眼前的那一刻。想到科赫死时的情景，卡拉经常会全身颤抖，不得不坐下来。好在这样的情形在她当班的时候只发生过一次，她用饿过头的解释蒙混过关了——这个理由在战时的德国完全说得过去。母亲的情况还要更糟。很奇怪，茉黛竟然会爱上愚笨懦弱的科赫。但爱情是无法解释的。卡拉也曾觉得沃纳·弗兰克是个强壮勇敢的人，没想到他又自私，又软弱。

贝克出院以前，卡拉和他聊了很多，希望能了解他是哪一种人。身体恢复以后，贝克再也没抱怨过战争。从交谈中得知，贝克是个职业军人，他的妻子死了，已经嫁人的女儿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以前是柏林市的议员：贝克没有说属于哪个政党，因此不会是纳粹党或纳粹的任何一个同盟。他从没说过希特勒的坏话，不过也没说过什么好话。对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他也没有任何偏见。在纳粹德国，这种态度等同于违抗上级。

贝克的肺会逐渐痊愈，但他再也不能激烈运动了。贝克告诉卡拉，他会被调到总参谋部。进了总参谋部，就能接触到战争的一切机密。卡拉从贝克身上看见了机会。但说服他反对纳粹不是那么容易，甚至要冒上献出生命的危险——但值得冒这个险。

卡拉知道，贝克不会忘了他们第一次交谈时他说的话。“你很真诚，”卡拉在附近没人时，低声对贝克说，“你说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贝克的眼睛里闪现出恐惧。他不再是病床上那个胡子拉碴思路不清的糊涂蛋了。他洗了澡，刮了胡子，穿着纽扣扣到喉咙口的深蓝色睡衣端坐着。“你不会是要给盖世太保打小报告吧，”贝克说，“在我看来，人不应该对他们生病意识不清时所说的胡话负责。”

“你没有意识不清，”卡拉说，“你很清醒，但我不准备给任何人打小报告。”

“为什么不？”

“因为你是对的。”

贝克吃惊了。“那我要去告发你了。”

“如果你告发我的话，我会说你在呓语中攻击了希特勒。为了不被我告发，你故意编了个故事来陷害我。”

“如果我告发你的话，你也会告发我，”他说，“这样一来，我们两个都会倒霉。”

“但你不会告发我，”她说，“我知道，因为我了解你。我照顾过你，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因为对祖国的爱参了军，但你憎恨战争，也憎恨纳粹。”卡拉基本能确定贝克对纳粹的态度。

“这样说太危险了。”

“我知道。”

“现在的对话应该不是什么闲聊了，是吗？”

“是的。你说因为纳粹维持自尊不肯撤退，还有几百万人要死。”

“我这么说过吗？”

“你可以帮助这几百万人中的一些人。”

“怎么去帮？”

卡拉停顿了一下。她能不能活下来就看贝克对接下来这句话的反应了。“我可以把你弄来的军事情报传达给适当的单位。”说完她屏住呼吸。如果看错了贝克的话，她就没命了。

她在贝克眼里读出了惊奇。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做事麻利的年轻护士会是个间谍。但他相信她，卡拉从他眼中能看出这一点。他说：“我想我能理解你。”

卡拉递给他一只医院的绿色空文件夹。

贝克接过文件夹，“用它干什么？”他问。

“你是个士兵，你知道怎么伪装。”

贝克点点头。“你赌上了自己的命。”他说。卡拉在他眼中看到了他的敬佩之情。

“现在，你也和我一样了。”

“是的，”贝克上校说，“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一大早，托马斯·马赫把沃纳·弗兰克带到夏洛滕堡郊区的普芦茨湖监狱。“你应该看看这个，”他说，“然后你就可以告诉多恩将军我们的效率有多么高了。”

他把车停在街上，带着沃纳绕到监狱后门。他们进入一个长二十五英尺、宽十五英尺的房间，等在那里的是一个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和白手套的男人。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香水味，沃纳不禁皱了皱眉。“这是行刑人莱克哈特先生。”马赫说。

沃纳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么说，我们是要观看一次行刑过程了？”

“是的。”

沃纳装出轻松的样子问：“为什么穿这种奇装异服？”

马赫耸了耸肩：“只是传统而已。”

房间里挂了道黑色帘子。马赫拉开帘子，露出房顶铁梁下吊着的八个挂钩。

沃纳问：“是绞刑时用的吗？”

马赫点了点头。

房间里还有一张带有缚人绳索的桌子。桌子的一头是一台特殊形状的装置，地上放着一只沉重的提篮。

年轻中尉的脸色顿时煞白。“这是断头台。”他说。

“是的，”马赫看了看表，“他们很快就到了。”

房间里一下子涌进好多人。其中几个熟人朝马赫点头致意。马赫对沃纳耳语道：“根据法律规定，法官、法警、典狱长和牧师都得在场。”

沃纳干咽了一口唾沫。他不喜欢这个。马赫看得出来。

马赫不是无缘无故带他上这里来的。马赫的目的不是讨好多恩将军，而是要震慑一下沃纳。他很担心沃纳，沃纳身上有一些难以捉摸的东西，他至今都难以参透。

没错，沃纳的确是在为多恩将军工作。他陪多恩将军去了次盖世太保总部。多恩随后写了段笔记，说柏林的反谍报措施令他印象深刻，笔记中还提到了马赫的名字。之后的好几个星期，马赫得意极了，带着满心的骄傲四处执行任务。

但一年前，在东区火车站附近废弃的皮毛加工厂，他们几乎抓到间谍时，沃纳的反常举动，马赫一直忘不了。沃纳吓坏了——是真吓坏了还是装的？不知是巧合还是纯属意外，他给了钢琴师足够的提醒，使对方得以逃脱。马赫一直对沃纳的惊骇存疑，他觉得沃纳其实很冷静，当时他的举动完全是故意的。

马赫没有胆量逮捕和折磨沃纳。当然，这样做完全没问题。但多恩也许会进行干预，马赫会遭到不喜欢他的上司克林勒恩督察的质询。克林勒恩督察会找他要不利于沃纳的铁证——但是，他没有这种证据。

但愿今天的行刑能让沃纳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门又开了。两个狱警带着一个名叫莉莉·马克格拉芙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

马赫听见沃纳重重地吸了口气。“你怎么了？”马赫问他。

沃纳说：“你没说受刑的是个小姑娘。”

“你认识她吗？”

“当然不认识。”

尽管还像个少女，但马赫知道，莉莉·马克格拉芙今年二十二岁。早上，莉莉的满头金发已经被剃掉了，现在，她的头发和男人一样短。她跛着脚，弯着腰走路，似乎腹部受了伤。她穿着没有领子的蓝棉布裙，眼睛哭得通红。狱警牢牢地架住她的手臂，不给她任何挣脱的机会。

“莉莉是被一个碰巧在她房间里发现密码本的亲戚告发的，”马赫说，“就是苏联的五位数密码本。”

“她为什么那样走路？”

“审讯审的。但我们没从她口中问出任何线索。”

沃纳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真是耻辱，”他说，“她也许能帮我们找到其他间谍，但这些人竟审不出来。”

马赫没有看出沃纳装样的迹象。“她只知道自己的联系人姓海因里希——名字根本不知道——这个姓多半也只是个假姓。我们很少能从被逮捕的女人嘴里问出些什么来——她们知道的原本就不多。”

“至少你拿到了她的密码本。”

“价值很有限。苏联人经常改换他们的关键字，因此我们仍然要不断地破译他们的密码。”

“太遗憾了。”

房间里的一个男人清了清喉咙，让足以让所有人听见的声音说了几句。他说他是主审法官，说完便宣读了死亡判决。

狱警把莉莉架到桌子前。他们本想让她自愿躺上去，但莉莉却后退了一步，他们只能强行把她按在桌子上。莉莉没有反抗。狱警把莉莉的脸朝下，在脖子上套上绳索。

牧师开始祈祷。

莉莉开始求饶。“不要，不要……”她机械地叫着，语调里没有丝毫情绪的起伏，“不要，请放我走，请放我走……”她语调麻木，听上去似乎只在让人帮她个小忙。

带着礼帽的行刑者看了看主审法官，法官对他摇了摇头：“现在不行，必须等祷告结束。”

莉莉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我不想死，我怕死，请不要这样对我！”

行刑者又一次看了看主审法官，这次主审法官没有理会他。

马赫打量着沃纳，沃纳看上去好像有点恶心，但房间里的其他人也和他一样。马赫的测试并没有取得成效。沃纳的反应稍微敏感了一些，但并不足以说明他是个叛国者。也许该想想其他的办法。

莉莉开始尖叫。

连马赫都看不下去了，他悄悄地背过了脸。

牧师飞快地读完了余下的祷告词。

牧师说“阿门”的时候，女孩不再尖叫，似乎知道覆水难收了。

主审法官轻轻地点了下头。

行刑者移动了一根杠杆，负重的刀片开始往下落。

轻轻一声，刀片穿过莉莉的粉颈。她那短发的头颅朝前滚落，留下一摊血水。头颅重重地砸在篮子里，似乎留下了一连串回声。

莫名其妙地，马赫想知道，那颗头颅会感觉到疼痛吗？

卡拉在医院走廊里碰到了穿着军服的贝克上校，她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惶恐。自从贝克出院以后，卡拉每天都在担心他会出卖她，盖世太保会把她抓走。

贝克却笑着说：“我是来找厄内斯特医生复检的。” 真是这样吗？贝克已经忘了他们之前的对话吗？他是不是在装傻充愣？门口不会有一辆盖世太保的囚车在等着吧？

贝克手里拿着个绿色的医院文件夹。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癌症专家过来了。他走了以后，卡拉轻松地问：“最近你怎么样？”

“好得不能再好了。也许我再也不能带领部下奋战沙场，但完全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他们身旁不断有人来人往，卡拉担心贝克找不到私下里和她说话的机会。

但贝克却一直很镇静。“我想为你的善良和职业而谢你一声。”

“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护士小姐，再见！”

“上校，回头见！”

贝克离开的时候，文件夹已经到了卡拉手里。

她匆匆走回护士更衣室。更衣室里没人。她用脚顶住门，确保没有人进来。

文件夹里有一个用随处可见的廉价软皮纸做成的大信封。卡拉打开信封。里面放着几张打字纸。她没有拿来，而是隔着信封看了看第一页上的大标题。标题上写着：

第六号行动计划

堡垒行动

这是即将发生在东线战场的夏季攻势的行动计划书，是价值连城的情报。

必须把信封赶紧交给弗里达。但弗里达不在医院：今天正赶上她休息。卡拉考虑着是否要在上班时离开医院，去弗里达家把信封交给她。但她马上抛却了这个想法。表现得正常一点为好，不要引来过多的注意。

她把信封塞进一个挂在衣钩上的肩包，然后用一块藏东西用的蓝里带金的围巾盖在肩包上。她站了一会儿，让呼吸恢复正常，然后走回病房。

卡拉尽自己所能完成了这一天的工作，接着她穿上外套，离开医院，向地铁站走去。走过一幢被炸毁的民宅时，她看见残骸上画了些涂鸦，一个不甘心接受失败的爱国者写道：“我们的墙也许会破碎，但我们的心永远不会。”但也有人讽刺地写上了希特勒1933年时的竞选口号：“给我四年，我会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德国。”

她买了张到动物园的车票。

在地铁上，她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其他的乘客都是忠诚的德国人，她的包里却有叛卖给莫斯科的秘密。卡拉不喜欢这种感觉。没人在看她，她却觉得人们是在避免和她进行眼神交流。她想尽快把信封送到弗里达手里。

动物园地铁站在蒂尔加滕区的边缘。因为防空需要，高射炮台边的大树都被砍矮了。动物园这里的高射炮台高一百英尺，顶上的四角各有一门重二十五吨的一百二十八毫米高射炮。柏林一共有三座这样的高射炮台。为了更好地融入动物园的景色，炮台的水泥基座被漆成了绿色。

尽管非常丑，但柏林人都很喜欢这座炮台。当敌军开始轰炸的时候，炮台发出的炮声至少能让他们知道，还有人在还击。

卡拉提心吊胆地从地铁站走到弗里达家。这时是下午四点，弗里达的父母应该都不在。鲁迪在厂里，莫妮卡多半出去串门了，有时她会去找卡拉的母亲聊天。卡拉在车道上看见了沃纳的摩托车。

男仆为卡拉开了门。“弗里达出门了，不过应该很快就回来了，”他说，“她去卡迪威百货商店买手套了。沃纳先生重感冒躺在床上。”

“我还是在弗里达房间里等她吧。”

卡拉脱下大衣上了楼，手里仍拿着提包。进了弗里达房间以后，她踢掉鞋子，躺在床上看城堡行动的战斗计划书。她像上紧了发条的钟一样紧张，但能把偷来的文件交给弗里达，她又感觉轻松了很多。

隔壁房间传来哭泣的声音。

她很吃惊。那是沃纳的声音。很难想象那个没有担当的花花公子竟然会哭得如此痛心。

但哭声的确出自沃纳，他似乎在压抑着自己的悲痛，但是没有成功。

卡拉不禁为沃纳感到难过。她告诉自己，沃纳多半是被哪个有主见的女人以正当的理由抛弃了，不需要为他担心。但她实在无法对沃纳发自真心的悲痛置之不理。

她下了床，把战斗计划书收进包，走出弗里达的卧室。

她站在沃纳的卧室门口，听着门里的声音，沃纳的哭声更清晰了。卡拉不忍心放着他不管。她推开门，走了进去。

沃纳双手抱头坐在床边。听到推门声，他惊恐地抬起了头。他的脸上都是泪水，脸涨得通红。他的领带松松垮垮，领子没有翻好，眼中满是悲切。他像是被人击倒无法站起来，因为太过痛苦，已经不介意被人知道了。

卡拉不想装出于己无关的样子。“你怎么了？”她问。

“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沃纳说。

卡拉关上门。“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砍下了莉莉·马克格拉芙的头——还逼我在旁边看着。”

卡拉吃惊地张大了嘴：“你究竟在说什么啊？”

“她只有二十二岁，”沃纳从兜里拿出块手帕，擦了擦脸，“你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如果再告诉你这些，会更危险的。”

她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联想。“我大致能猜到，但请把全部情况告诉我。”

他点了点头。“无论如何，你马上都会知道的。莉莉帮助海因里希向苏联发报。如果有人在一旁帮你读发报的数字或字母，发报的速度就会很快。发报越快，就越不容易被盖世太保抓住。但没想到的是，莉莉的表姐去她那儿住了几天，在她的卧室里发现了密码本。该死的纳粹婊子！”

沃纳的话验证了卡拉最坏的猜测。“你知道我们在做间谍的事吗？”

他讥讽地笑了笑。“这事儿是我在管。”

“上帝啊！”

“这就是我不能插手被杀戮残疾儿童的事的原因。莫斯科方面让我别插手那件事，他们是对的。丢了空军部工作的话，我就无法接触到机密文件，也接触不到能够告诉我秘密的那些人了。”

卡拉必须坐下来和沃纳好好谈一谈。她坐在床边，靠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的工作前提是所有人被折磨以后都会开口。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就不会背叛任何人了。可怜的莉莉被他们折磨得很惨，但她只认识现在已经回莫斯科的沃洛佳和海因里希。即便是海因里希，她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其他任何事。”

卡拉的心猛地一凉。所有人被折磨以后都会开口，这真是太可怕了。

沃纳说：“很抱歉告诉你，但看到我这样，你终究会猜到的。”

“我完全错怪了你。”

“不是你的错，我故意误导的。”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我鄙视了你两年之久。”

“我一直想向你解释。”

卡拉伸出双臂，抱住了沃纳。

沃纳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你能原谅我吗？”

卡拉拿不准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她不想在沃纳如此情绪低落的时候抛弃他。“当然，当然可以。”

“可怜的莉莉，”沃纳说。他的声音像耳语一样。“她被打得很厉害，走到断头台的时候腿一瘸一拐的，可直到最后，她都在乞求盖世太保，让他们饶她一命。”

“你怎么会在那啊？”

“我认识了盖世太保的托马斯·马赫支队长，是他带我去的。”

“马赫吗？我记得他——我父亲就是他逮捕的。”卡拉回忆起了那个黑色小胡子的圆脸男人。一想到傲慢无礼的马赫带走她父亲，又把他折磨致死的情形，她的心头充满了愤恨。

“他怀疑我，所以带我去行刑现场观察我的表现。也许他觉得我会失去控制出手干涉。还好，我通过了这一次测试。”

“如果你被捕的话……”

沃纳点了点头。“所有人被折磨后都会开口。”

“而且你还知道一切……”

“是啊。我对所有特工、所有的密码都很了解。我唯一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发报地点。我让他们自由选择发报地，他们也没把发报地告诉我。”

他们安静地手牵着手。过了一会儿，卡拉说：“我本来是有东西要交给弗里达的，但现在完全可以交给你。”

“什么东西？”

“城堡行动的方案。”

沃纳猛地一惊。“我搞了好几个星期都没成功！你是从哪儿弄到的？”

“从参谋部一个军官那儿，也许我不该把他的名字告诉你。”

“别告诉我。但这份文件是真的吗？”

“你最好亲眼验证一下。”她走进弗里达的房间，把浅黄色的信封拿了过来。卡拉从没想过这份文件有可能是假的。“看上去像是真的，但如果是假的，我也分辨不出来。”

沃纳拿出打印纸。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份东西千真万确，太棒了。”

“我很高兴。”

沃纳站起身。“我马上把这份文件给海因里希送去，编码以后，今晚就发报。”

尽管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但卡拉还是对两人的亲密时光如此之短暂感到失望。她跟在沃纳后面走出卧室的门，从弗里达房间拿了手提包，然后下了楼。

走出屋子的大门以前，沃纳对卡拉说：“很高兴和你做回朋友。”

“我也很高兴。”

“你觉得，我们能忘掉那段不快吗？”

卡拉不知道沃纳到底想说什么。他是想恢复两人之前的恋人关系，还是说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呢？“这事儿可以稍后再谈。”她不卑不亢地说。

“很好。”他弯下腰，飞快地吻了一下卡拉的唇，然后打开了门。

卡拉和沃纳一起走出屋子，沃纳骑上了摩托车。

卡拉从车道走到街上，向地铁站走了过去。沃纳很快从她身旁开了过去，经过她时沃纳摁了声喇叭，挥了挥手。

独自一人以后，卡拉可以冷静地考虑一下和沃纳之间的关系了。她是如何感觉的呢？两年来她一直恨着沃纳。但与此同时，她并没交到关系比较固定的男朋友。她是不是一直还爱着他呢？抛开其他的不谈，卡拉在内心深处仍然对沃纳怀有一丝眷恋。今天，看到他如此垂头丧气，卡拉的敌意彻底烟消云散了，只剩下心底的深情。

她还在爱着他吗？

卡拉不知道。

马赫坐在梅赛德斯的后座上，沃纳坐在他旁边。马赫的脖子上挎着个学生用的书包，他没背在后面，而是放在了身前。书包很小，正好被扣着纽扣的制服遮掩住了。包里伸出根细线和耳机相连。“新发明的小玩意，”马赫对沃纳说，“离发报地越近，声音越响。”

沃纳说：“比挂着天线的车谨慎了许多。”

“两者要结合起来用——用天线寻找大致范围，然后再用耳机确定确切地点。”

马赫眼下处境不妙。城堡行动遭到了彻头彻尾的失败。攻势尚未开始，苏联红军就袭击了德国空军的集结地。失去了飞行员，城堡行动一周后就取消了。即便如此，红军的突袭还是给德军造成了无以弥补的损失。

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时，德国领导人总爱把过错归在犹太人或布尔什维克身上，但这次他们说的没错。红军显然在计划开始前就知道了整个行动的内容。在克林勒恩督察看来，这完全是马赫的错。作为柏林的反间谍头目，马赫显然没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的前途变得越来越渺茫，面临着免职甚至更糟的境地。

他只有寄希望于突然的反戈一击，对所有暗中破坏德国战争成果的间谍，一网打尽。这天晚上，他给沃纳设了个陷阱。

如果沃纳无辜的话，他倒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车前座上的步话机发出“哧哧”的响声。司机拿起步话机。“我是瓦格纳。”他发动了汽车，“我们上路了，”他说，“通话完毕。”

行动开始了。

马赫问瓦格纳：“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克罗伊茨贝格区。”那是柏林南部人口密集的工人住宅区。

车刚一发动，空袭警报就拉响了。

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很叫人头疼。马赫看着车窗外面。探照灯亮了，灯光像巨大的柱子一样转来转去。马赫觉得探照灯的灯光也许能照到敌人的战斗机，可他从来没目睹过这一幕。警报声不再响以后，他听见了来袭战斗机的轰鸣声。战争早期，英国的轰炸机群只有十几架战斗机——已经很让人头疼了——现在每次却要派出一百多架。没扔炸弹前，它们发出的近地面飞行声已经够让人胆寒了。

沃纳说：“我们最好取消今晚的行动。”

“不行。”马赫斩钉截铁地说。

飞机的呼啸声越来越大。

快到克罗伊茨贝格区时，英国战斗机开始往地面扔照明弹和小型燃烧弹。这个区域住着许多工人，这些人正好是皇家空军目前的杀戮对象。丘吉尔和艾德礼宣称他们打击的是军事目标，民众的伤亡只是附带的牺牲品，英国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及民众。柏林人非常清楚，他们根本没说实话。

瓦格纳在火光照亮的街道上把车开得飞快。除了防空人员外，街上没有任何人。依据德国战时的法律，空袭警报响以后所有人必须躲进防空设施。除了他们的车外，街上只有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

马赫偷偷地打量着沃纳。沃纳很神经质，他一边焦急地看着窗外，一边紧张地踏着车内的地板。

除了几个手下之外，马赫从来没把自己的猜测告诉过任何人。他很难告诉别人，自己正在向一个被怀疑为间谍的人展示盖世太保的行动。他可以在地下室里对沃纳上刑，逼他说出真相。但在十分确定之前，他并不准备这么做。如果无法抓住沃纳的狐狸尾巴，他就只能再抓一个间谍向上级报功了。

如果怀疑是真的，他不仅要逮捕沃纳，而且还要抓他的家人和朋友，并告诉大家自己摧毁了一个大规模的间谍网。这样一来，形势就瞬间扭转了。马赫不但不会被降职，甚至还有可能得到晋升。

随着空袭的继续，皇家空军投下的炸弹有了变化。马赫听到了高强度炸药发出的撞击声。目标被点燃以后，皇家空军会扔下汽油弹和炸药使火势加剧，不让灭火人员有机会灭火。这样做很残忍。但马赫知道，德国空军用的也是这种战法。

当他们的汽车开过一条两边都是五层公寓的街道时，马赫的耳机里响起了熟悉的发报声。这个区域正在被英军空袭，好几幢大楼刚刚被炸毁。沃纳颤抖着说：“老天啊，我们正处在空袭的中心区域，你还要抓间谍吗？”

马赫完全不在乎：无论如何，生死都在此一举了。“钢琴师也会有这种想法，”他说，“认为空袭时不必担心盖世太保。”

瓦格纳把车停在一幢起火的教堂旁边，指着一条小巷说：“我们要抓的人就在那里。”

马赫和沃纳跳下了汽车。

马赫和沃纳飞快地沿着小巷往前走，瓦格纳跟在他们后面。沃纳问：“你确定声音是间谍发出来的吗？不会是别的什么吧？”

“哪还有什么别人会发出无线电信号啊？”马赫说。

马赫仍旧可以从耳机中听到发报声，但只能时断时续地听到。刺耳的空袭声压倒了一切：飞机声、炸弹声、高射炮声、房屋瘫倒声和大火的呼啸声完全压倒了窸窸窣窣的发报声。

他们经过了一个马厩，几匹马正在马厩里嘶鸣。这时，耳机里的发报声清晰了一些。沃纳紧张地四处张望。如果他是间谍的话，他会担心同伙被盖世太保抓住——琢磨自己该做些什么。他会重复上次的方式，还是用一种新的方法给同伙提醒呢？如果他不是间谍的话，今天的这出戏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马赫摘下耳机，交给沃纳。“你来听。”他继续朝前走。

沃纳点了点头。“的确越来越响了。”他的目光愈加狂乱了。他把耳机还给马赫。

抓到你了，马赫得意地想。

一枚炸弹落进他们刚刚经过的大楼，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转过身，发现火舌正在肆意吞噬着面包店的窗户。瓦格纳惊呼一声：“老天，差点就炸到车上了。”

他们来到一所学校，学校里有一幢低矮的砖房和一条沥青跑道。“他应该就藏在学校里。”马赫说。

攀上几节石头阶梯，三个人走到学校门口。门没锁，三人径直进了门。

他们身处一条宽大走廊的一头。走廊的另一头是一扇可能通向学校礼堂的门。“往前直走。”马赫说。

马赫掏出了他的九毫米鲁格手枪。

沃纳没带武器。

碰撞声，炸裂声，声音越来越近。走廊上的所有玻璃都炸裂了。操场上一定落下了一颗炸弹。

沃纳大喊：“所有人都赶快离开，这楼马上要塌了！”

马赫觉得，大楼没有坍塌的危险。沃纳是在向钢琴师示警。

沃纳开始狂奔，但不是跑向他们来时的路，而是继续朝前，跑向礼堂。

马赫想，沃纳是在向朋友们发出警报。

瓦格纳掏出枪。马赫却说：“别！别开枪！”

沃纳跑到走廊尽头，推开了通向礼堂的门。“都快跑啊！”他大声喊。但他很快就不再大喊，站在原地不动了。

礼堂里，马赫的同事电气工程师曼恩正在一台手提电台上胡乱地敲击着些什么。

施奈德和里特尔持枪，分别站在他两旁。

马赫得意地笑了笑。不出所料，沃纳跌入了他设置的陷阱。

瓦格纳走到礼堂门口，把枪对准了沃纳的头。

马赫说：“下贱的布尔什维克，你被捕了。”

沃纳行动很快。他迅速避开瓦格纳的枪口，抓住了他的胳膊，把瓦格纳拉进礼堂。瓦格纳暂时帮他躲过了众人的枪口。接着，沃纳把瓦格纳猛地一推。瓦格纳踉跄两步，跌倒在地。趁着众人发愣的当口，沃纳一步跨出礼堂。关上了门。

此时走廊里只有马赫和沃纳两个。

马赫用鲁格手枪对准沃纳：“不准动，不然我就开枪了。”

“你不会开枪的，”沃纳迎面朝马赫走去，“你需要审讯我，审讯出我的同党。”

马赫用枪对准了沃纳的腿。“我可以在你的膝盖上留下一颗子弹，然后再审讯你。”说着，他朝沃纳的腿开枪了。

但没有打中沃纳。

沃纳撞向马赫拿枪的手，马赫手一松，枪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沃纳从他身边飞速跑过。

马赫捡起枪。

沃纳跑到学校门口。马赫又瞄准他的腿部开枪了。

前三枪没有击中，沃纳很快就出了门。

马赫对准敞开着的门开了一枪。沃纳大叫一声，倒在地上。

马赫沿着走廊拼命往前跑，后面传来几个部下跑出礼堂的脚步声。

这时，砰的一声，在剧烈的撞击下，楼顶破了个大洞，大火在汽油弹的作用下像瀑布蔓延开来。马赫惊叫一声，但很快便全身着火，痛苦地倒在了地上。迎接他的是死一般的沉默和黑暗。

医生们在医院大厅给病人分诊。发炎和割伤的人被分到门诊病人等候区，等待年轻护士派发消炎药或清理伤口。病情严重的病人留在大堂里进行紧急手术，术后送入楼上的加护病房。死者被扔到院子里冰凉的地上，等待家属来认领。

厄内斯特医生检查了一个不停嚷嚷的烧伤病人，给他开了点吗啡。“把他的衣服脱掉，在烧伤处上点凝胶。”说完，他就去诊治下一个病人了。

卡拉给针管加上药液，弗里达脱去了病人烧黑的衣服。病人的身体右半边全都烧伤了，左半边情况要好些。卡拉发现他只有左侧屁股上的皮肤和肌肉还完好无损。正准备注射时，她认出了病人的脸，一下子僵住了。

她熟悉这张肥猪般的圆脸，熟悉鼻子下那片污渍般的小胡子。两年前，他在乌尔里希家的过道里逮捕了卡拉的父亲。父亲被放回家后，马上就死了。这是她的杀父仇人——盖世太保的托马斯·马赫。

你杀害了我的父亲，她想。

现在我可以杀了你。

杀死马赫很简单，只要给他注射四倍剂量的吗啡就可以了。没人会注意到注射过量的事情，尤其是今天这样一个忙乱的晚上。注射完以后，马赫很快就会失去知觉，几分钟就没命了。缺少睡眠的医生会把他的死归因于突发的心脏病。没人会怀疑这个诊断，没人会提问题。马赫只是千万个死于空袭的遇难者之一，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她知道沃纳一直担心马赫在盯着他。沃纳任何一天都可能被马赫逮捕。所有人被折磨以后都会开口，沃纳会供出弗里达、海因里希和其他人——这里面就包括了卡拉。她可以在分秒之间解救这些人。

但她犹豫了。

她问自己为什么，马赫是个折磨杀害普通民众的刽子手，死上千万次都不足惜。

卡拉已经杀过人了，她杀了科赫，或者说协同艾达杀了科赫。但那是科赫在差点把茉黛踢死的情况下才动手的，两者有本质的不同。

马赫是个病人。

卡拉不信教，但她遵守着一些信条。她是个护士，病人给予她完全的信任。她知道马赫会不加犹豫地折磨和杀死她——但她不像马赫，她不是那种人。这和马赫无关：这完全是卡拉一个人的事情。

卡拉觉得，如果她杀害了某个病人的话，她就再也不能从事护士这个职业，无法再照顾病人。她会觉得自己像个偷钱的银行家，像个接受贿赂的政客，像个见了第一次来忏悔的姑娘就勾起性欲的神父。她会背叛自己当初的信仰。

弗里达说，“你还在等什么啊，平静不下来的话我根本没法给他上药。”

卡拉拿起针管，扎进托马斯·马赫的身体，他很快就不再乱喊了。

弗里达开始给马赫烧伤的皮肤上药。

“这个人只是受了些惊吓。”厄内斯特医生在说另一个病人的情况，“不过他的背上中了一枪。”他提高音调和病人说话，“你是怎么中枪的？皇家空军今夜唯一没向我们扔的东西就是你身上的子弹。”

卡拉转身看了一眼。病人趴在床上，背朝着她。他的裤子被剪掉了，露出大腿的后侧。他是白种人，背后有一小片体毛。他身体虚弱，嘴里一直在念叨着什么事情。

厄内斯特说：“你是说警察的枪走火了吗？”

病人的声音清晰了一些：“是的。”

“我准备把你身上的子弹取出来，这会有点疼，但我们这的吗啡不多了，比你惨的情况多着呢。”

“没事，你现在就取吧。”

卡拉用棉签为伤者的伤口消了毒。厄内斯特医生拿出狭长的医用钳。“咬住枕头。”他说。

他把医用钳伸入伤处。病人发出低沉的吼声。

厄内斯特医生说：“放松肌肉，不然你会更疼的。”

卡拉觉得这话蠢极了，没有哪个病人在医用钳伸入伤口时还能放松的。

病人狂吼：“该死，疼死我了！”

“我碰到子弹了，”厄内斯特说，“试着平静下来。”

病人逐渐平静下来。厄内斯特医生夹出子弹，扔进托盘。

卡拉擦干净伤处的污血，在伤口上放了块纱布。

病人翻过身来。

“不能这样，”卡拉说，“你必须——”

她说不出话了，这人竟是沃纳。

“卡拉？”他试探地唤了声。

“是我，”她欢快地说，“我正准备用绷带包扎你的屁股！”

“我爱你。”沃纳说。

卡拉用极不职业的姿态抱住他：“亲爱的，我也爱你！”

托马斯·马赫慢慢地醒了过来。一开始他处在梦境中，接着他清醒了一点，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被医生打了吗啡。马赫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医院：他的皮肤烧伤得很严重，尤其是右半边身体上的皮肤。他知道，药物极大地减轻了疼痛，但不能完全使疼痛消失。

马赫慢慢地记起了来这的原因。他所在的学校大楼挨炸了，如果不是追踪那个逃犯，他肯定也会烧死在大楼里。跑在他后面的人一定全死了：曼恩、施奈德、里特尔和年轻的瓦格纳。他的支队全没了。

但他抓住了沃纳。

真的抓住了吗？他击中了沃纳，沃纳倒在地上，接着炸弹便炸下来了。马赫逃过一劫，沃纳或许也逃过了这一劫。

现在只有马赫知道沃纳是个间谍，他必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上司克林勒恩督察。他想坐起来，却发现自己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他想喊护士，张开嘴却发不出声。很快，他就精疲力竭地睡着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他知道已经是晚上了。医院里很安静，没有人走动。他睁开眼，看见一张脸出现在他的头上。

是沃纳。

“现在你要离开这儿了。”沃纳说。

马赫想求救，却说不了话。

“你会去一个新的地方，”沃纳说，“在那里，你不能再折磨任何人了——事实上，你会在那儿被人折磨。”

马赫张开嘴，想大叫出声。

一个枕头落在他的脸上，压紧了他的鼻子和嘴。他发现自己无法呼吸了。他想挣扎摆脱，四肢却一点力量都没有。他试图大口吸气，周围却没有空气了。他惊慌失措，开始把头向两边摇晃，但脸上的枕头压得更紧了。最后，他沉闷地哼了一声，但也只不过是一声喉音。

眼前的光逐渐收缩成一个斑点。

最后，完全熄灭了。

第十七章

1943年，莫斯科

“你愿意嫁给我吗？”沃洛佳·别斯科夫屏住呼吸问。

“不，”卓娅·沃洛茨采娃说，“但我要谢谢你。”

对任何事，卓娅都习惯实话实说，但这次她回答得未免也太草率了。

在莫斯卡瓦酒店的房间里，沃洛佳和卓娅正躺在豪华的大床上，两人刚亲热过。卓娅已经来过两次了。她最喜欢让沃洛佳舔她。当他跪在她双腿之间时，她喜欢躺在一堆枕头上。在他们的关系中，沃洛佳是从属者，完全自愿，而卓娅也会热情地回报。

他们已经约会一年多了，两人的关系进展得非常顺利。卓娅的拒绝让沃洛佳完全不知所措。

沃洛佳问：“你爱我吗？”

“当然，我很爱你。你一定也很爱我，所以才会向我求婚。”

谈话的氛围轻松了一点。“那你为什么不肯接受呢？”

“我不想让孩子降生在这个战乱的世界上。”她说。

“好吧，这点我能理解。”

“等打了胜仗，再向我求婚吧。”

“那时，我也许就不想娶你了。”

“如果这样反复无常的话，今天的拒绝反而是好事。”

“对不起，我忘了你不爱开玩笑。”

“我要尿尿。”卓娅下了床，赤身裸体地穿过酒店房间。沃洛佳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有这样的眼福。卓娅的身材比时装模特和电影明星还要标致，她皮肤雪白，头发金黄——美得不可方物。她没有关上门，直接坐在了马桶上。沃洛佳听着里面的水声，她这种不拘小节的个性，总是能给他带来惊喜。

这个时候，他本该在工作的。

每次盟军领导人来访的时候，莫斯科秘密情报机关的工作秩序总会被打乱。10月18日开始的部长会议又一次打乱了沃洛佳的工作安排。

来访的是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 【12】 ，以及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13】 。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签署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国协定。斯大林觉得这完全是无理取闹，搞不懂英美为何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赫尔已经七十二岁了，还不停在咳血——他的医生和他一起来到了莫斯科——但疾病并没有使赫尔软弱，他一直在积极地促成四国协议的签订。

会议期间，NKVD 【14】 ——相当于秘密警察，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得不和老对手，红军情报部门联手进行治安和情报工作。酒店的房间里都安置了窃听器——这里也有一个，不过沃洛佳把电线拔掉了。来访的部长和他们的助手们必须时时在苏联的监视之下。他们的行李必须每天打开检查，他们的电话会被录音，然后译成俄语进行分析。他们碰到的大多数人，包括侍者和酒店女服务员，都是秘密警察。如果在酒店大堂或街上，他们和其他人说话，那个人就倒霉了。轻则被调查背景，重则关起来毒打审讯。对秘密警察和军队情报人员来说，这意味着大量的工作。

沃洛佳很兴奋。他在柏林的线人传送了重大的情报。他们把德国夏季最主要的攻势，“城堡行动”的行动方案发报了过来，红军根据这份情报对德军进行了致命的一击。

卓娅也很高兴。苏联重新开始原子能探索，卓娅成了研制原子弹团队的一分子。因为斯大林的怀疑，苏联已经在这个方面落后西方很多了，但在英美共产党间谍的帮助下，其中包括了沃洛佳的老朋友威廉·伏龙芝，这段差距得到了有效的弥补。

卓娅回到床上。沃洛佳说：“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你似乎不太喜欢我。”

“我不喜欢男人。”卓娅回答，“现在还是不喜欢。大多数男人不是醉醺醺的，就是爱恃强凌弱。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判断出你和大多数男人不同。”

“谢谢你的夸奖，”沃洛佳说，“但男人真有这么糟吗？”

“看看你周围的，”卓娅说，“再看看整个苏联的男人。”

他伸手越过卓娅的身体，打开了床边的收音机。尽管拔掉了床头板后面窃听器的电线，沃洛佳还是不敢太大意。很快，收音机里传出军乐队演奏进行曲的声音。确定没人偷听以后，沃洛佳说：“别担心斯大林和贝利亚，他们不会阴魂不散的。”

“你知道我父亲是如何落魄的吗？”卓娅问。

“不知道，我父母没提过。”

“是有原因的。”

“告诉我吧。”

“妈妈对我说，爸爸厂里举行过一次参加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选举。一个孟什维克的代表带头反对布尔什维克。我爸爸去听了他的演讲。我爸爸既不支持孟什维克，也没有给那个人投票，但所有听他演讲的人都遭到了解雇。几周以后，我爸爸被逮捕，被关在卢比扬卡监狱。”

她说的是设在卢比扬卡广场 【15】 的NKVD总部和监狱。

卓娅说：“我妈妈去找你爸爸，请求他出面帮忙。你爸爸马上带她去了卢布扬卡监狱。他们救下了我爸爸，但他们说，另外十二个工人遭到了枪决。”

“太可怕了，”沃洛佳说，“是斯大林把他们——”

“不，那是1920年的事情。那时斯大林还在苏联和波兰的战争中担任指挥官呢！当时苏联还处在列宁时代。”

“是列宁时代发生的事吗？”

“是的。你明白了吧？不是斯大林和贝利亚。”

沃洛佳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完全被动摇了。“怎么会这样？”

门开了。

沃洛佳伸手去床头柜的抽屉里拿枪。

但进来的只是一个穿着毛皮大衣的女孩。沃洛佳前后看了看，跟她一起来的没有其他人。

“沃洛佳，对不起，”穿着毛皮的女孩说，“我不知道你有伴儿。”

卓娅说：“该死的，她是谁？”

沃洛佳说：“娜塔莎，你怎么能开我的门的啊？”

“你给了我把万能钥匙，这把钥匙能开酒店里所有的门。”

“算了，但你至少应该敲敲门的。”

“对不起，我只是想把坏消息快点告诉你。”

“什么坏消息？”

“我照你吩咐的进了伍迪·杜瓦的房间，但是没能完成你交办的任务。”

“你做了什么？”

“这样。”娜塔莎掀开大衣，露出自己的裸体。她的体态丰满，阴部有一丛黑色茂盛的阴毛。

“好吧，我知道了，扣上你的大衣，”沃洛佳说，“他说了些什么？”

娜塔莎转换成英语说：“他说‘不要’。我问：‘不要是什么意思？’他说：‘是需要的反义词。’接着他打开门，直到我离开房间才关上。”

“麻烦，”沃洛佳说，“我得想想别的法子了。”

下午三点，当范德米尔上校红着脸醉醺醺地走进对敌情报中心的时候，查克·杜瓦知道麻烦来了。

珍珠港的情报中心得到了扩展。之前名为“海波”的情报中心已经更名为太平洋战区联合情报中心。

范德米尔带来个海军中士。“嗨，你们两个娘娘腔，”范德米尔说，“客户来投诉了！”

战争开始以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特殊任务。查克和埃迪的任务是，当美军一座接一座岛屿地横穿太平洋时，画出他们将要登陆的岛屿的地形图。

范德米尔说：“这是多尼根中士。”多尼根中士个子很高，看上去非常坚毅。查克猜测，范德米尔上校多半已经不再为性方面的错乱而困扰了。

查克站起身：“中士，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杜瓦军士长。”

查克和埃迪都得到了晋升。成千上万新兵应征入伍以后，军官有了很多的空缺。遵守纪律的老兵晋升得非常快。查克和埃迪被允许在基地外居住。他们共同租了一套公寓。

查克伸出手，不过多尼根没有和他握手。

查克坐了下来。他的级别比多尼根高一点，不想对粗鲁的人以礼相待。“范德米尔上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在海军中，上校有许多法子可以消遣军士长，范德米尔上校恰巧对这些法子都很精通。他调整了轮班表，使查克和埃迪得不到同一天休息的机会。在海军中，报告必须是“优秀”才算基本合格，因此他给查克和埃迪的报告总是评价为“良好”。他故意给军需官传达混淆的信息，使查克和埃迪不是少拿就是晚拿军饷，必须花好几个小时来澄清原委。他总是能冠冕堂皇地找他们的麻烦。现在，他又想出一个新花样来折磨他们。

多尼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然后打开了。“是你画的吗？”他气势汹汹地问。

查克接过地图。这是所罗门群岛中新乔治亚岛的地图。“让我看看。”他一拿过来，就知道这是自己画的地图，他决定先不说，而是拖延时间，跟他们周旋。

他走到文件柜前，打开一个抽屉。他拿出新乔治亚岛的文件夹，用膝盖顶上抽屉。接着他回到书桌旁坐下，打开了文件夹。文件夹里放着多尼根手上地图的副本，“是的，”查克说，“地图是我画的。”

“告诉你，你的地图根本狗屁不通。”多尼根说。

“怎么说？”

“你看这里。你画的地图上丛林一直延伸到了大海，但事实上那里有四分之一英里宽的海滩。”

“听你这么说，我感到非常抱歉。”

“抱歉！”多尼根和范德米尔喝了同样多的啤酒，一心想着和查克干上一架，“我们在那儿死了五十多个自己人。”

范德米尔打了个嗝：“杜瓦，你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查克震惊了。如果他犯的错导致了五十个士兵的死亡，那绝对有理由受到斥责。“这是我们报告的来源。”他说。文件里放着一张可能是维多利亚岛的不精确地图，一张显示了海水的深度但几乎看不到地形的海军航向图，没有任何实地报告和无线电解密的信息。除了这些，文件里就只有侦察飞机拍摄的模糊不清的照片了。查克把手指放在照片上的对应地点，说：“看上去丛林的确一直延伸到了海岸边。这是海潮吗？如果不是海潮的话，海滩上的沙子在照片拍摄时一定被海藻遮住了。海藻会一下子迸发开来，也会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多尼根说：“如果你本人在那儿打仗的话，就会细心点了，真他妈的操蛋。”

也许他说的对，查克想。多尼根的确粗鲁，的确得理不饶人，又在充满恶意的范德米尔的煽风点火下怒气冲冲，但这不意味着他说错了。

查克试图对多尼根进行巧妙的反驳，琢磨了一会儿，他突然觉得多尼根的主意其实也不错。也许他应该去现场目睹实战，他早已经对文案工作厌倦了。多尼根的建议完全可以采纳。

从另一方面来说，打仗意味着要冒生命危险。

查克直视着范德米尔的眼睛。“上校，这个主意非常好，”他说，“我自愿到前方去。”

多尼根非常惊讶，似乎这时才意识到自己错判了形势。

埃迪第一次开口了：“我也一样，我自愿到前方去。”

“很好，”范德米尔说，“你们也许会在了解了那里的情况后顺利回来——也许，永远都回不来了。”

沃洛佳没有办法灌醉伍迪·杜瓦。

在莫斯卡瓦酒店的酒吧，他把一杯伏特加放在年轻的美国人面前，用蹩脚的英语对他说：“你会喜欢的——这是苏联最好的伏特加。”

“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尽管这么说了，但伍迪没碰眼前的酒杯。

伍迪身材瘦长，看上去有点天真，因此沃洛佳把目标放在了他的身上。

伍迪通过翻译向他发问道：“别斯科夫在苏联是个很常见的姓吗？”

“并不常见。”沃洛佳用俄语回答道。

“我是从布法罗来的，我们那里有个远近皆知的商人，他的名字叫列夫·别斯科夫，不知你们之间有没有亲戚关系。”

沃洛佳吃了一惊。他父亲的弟弟就叫列夫·别斯科夫，他这个叔叔在一战前去了布法罗。但他很小心。“我得回去问问我父亲。”他支吾着说。

“我和列夫·别斯科夫的儿子格雷格一起在哈佛上大学，他也许是你的堂兄弟。”

“也许吧。”沃洛佳紧张地看了看吧台周围的盯梢者。伍迪不会理解，苏联公民一旦和美国牵扯上的话，就会在身上落下怀疑。“伍迪，在我们苏联，拒绝别人的敬酒是不礼貌的。”

伍迪灿烂地一笑。“在美国不是。”他说。

沃洛佳拿起酒杯，看着吧台边装扮成平民和外交官的秘密警察们。“干杯！”他说，“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友谊干杯！”

吧台边的人都高举起酒杯，伍迪也举起了酒杯。“友谊万岁！”所有人异口同声地高喊。

除了伍迪，其他人都喝了杯子里的酒。伍迪杯子里的酒却一动没动。干杯之后，他又把酒放回去了。

沃洛佳开始觉得，伍迪也许没有看上去那么天真。

伍迪把身体探过吧台。“沃洛佳，你应该明白，我这没有任何机密可言，我的职位太低微了。”

“我也是。”沃洛佳说。但这显然不是事实。

伍迪说：“我想说的是，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就尽管问。如果我知道答案，一定言无不尽。因为我知道的事都算不上什么秘密。所以你既不用把我灌醉，也不用派妓女到我的房间里。你可以直接向我提问。”

沃洛佳觉得伍迪是在拿他开涮。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个人会无所保留的。但他决定迁就一下伍迪。“好吧，”他说，“我需要知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你们的代表团，你们的国务卿赫尔，你们的总统罗斯福。你们想从这次会议中得到些什么？”

“我们希望苏联支持四国协定。”

这是美方的标准答案，但沃洛佳决定探究下去。“这正是我们弄不明白的地方，”这时的他很真诚，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要真诚得多，但直觉告诉他应该开诚布公一点。“谁要和中国签订什么协定啊？我们希望在欧洲战场击败纳粹。我们希望美国帮助我们。”

“我们会伸出援手的。”

“你们做到了吗？你们说今年夏天会派兵到欧洲来的。”

“我们确实派兵了，我们派兵进入了意大利。”

“这远远不够。”

“我们答应明年进入法国。”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签协定？”

“这么说吧，”伍迪整理了一下思绪说，“我们必须告诉美国人民，派兵欧洲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要向民众解释这个？罗斯福不是总统吗？他派兵过来不就行了吗？”

“明年是选举年，他想再次当选。”

“所以呢？”

“如果美国民众认为，罗斯福总统不必要地把他们拖入了欧洲战场，明年选举时，他们就不会给他投票了。因此罗斯福总统想把进军欧洲作为他世界和平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如果签订的四国协定能显示我们正准备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美国的选民就会认为进入法国是通向世界和平的必要步骤，从而把选票投给他。”

沃洛佳说：“他是总统，却要解释自己做的每一件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称之为民主。”伍迪说。

沃洛佳隐约地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的确有可能是事实。“因此说，这份协定是劝说美国选民进军欧洲所必须的，是这样的吗？”

“是的。”

“那为什么要把中国牵扯在里面？”斯大林对美英硬要把中国放在协定之中感到非常生气。

“中国也是我们的盟国，只是弱了点。”

“放弃掉不就得了。”

“如果中国被抛弃在外，他们的士气会受到打击，对日军的作战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

“那又怎么了？”

“那样的话，我们就得把一部分兵力放在太平洋战场，这会削弱我们投入在欧洲战场上的军事力量。”

这一点提醒了沃洛佳。苏联同样不希望美英盟军把兵力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战场。“所以你们对中国示好，只是为了给进军欧洲保存更多的兵力吗？”

“是的。”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很好。”伍迪说。

11月1日清晨，在南太平洋岛屿布干维尔岛 【16】 附近的军舰上，查克、埃迪和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的战友们，正在享用牛排早餐。

布干维尔岛长约一百二十五英里，岛上南北方各有一个日本海军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备在防守松懈的西岸登陆。他们要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并夺取足够的土地，以建立一个能对日军基地发动袭击的飞机跑道。

七点二十六分，查克来到了甲板上。戴头盔、背着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开始陆续翻下舰身一侧的绳网，跳到登陆艇上。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几条精力旺盛、始终保持警觉的杜宾犬。

登陆艇快到岸边的时候，查克发现了他准备的地图上有个小错误。汹涌的巨浪拍打在陡峭的海滩上，激起一阵阵涡流。没过一会儿，一艘救生艇就侧翻在海浪里，很快完全倾覆了。海军陆战队的战士们只能游向海岸。

“我们必须在地图上显示海浪的情况。”查克站在甲板上，对自己身边的埃迪说。

“我们怎么能确定海浪的情况呢？”

“侦察机必须飞低一点，把浪花的大小和形状拍成照片。”

“敌人的基地这么近，他们不可能飞得很低。”

埃迪说得对。但他们必须想出个对策。查克把这作为此次任务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这次登陆他们所用的信息比以往要多。这次他们靠的不是不可信的地图和辨认不清的航拍照片，而是六星期前在岛上登陆的侦察队发回的侦察报告。侦察队标出了四英里长海岸线上十二处适合登陆的方位。但是他们没有提到海浪的情况。也许他们侦察的那天浪头还不够高吧。

到这时为止，查克地图的其他方面都是对的。岸边有一百码宽的沙石滩，还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棕榈树和其他植被。根据地图上的示意，沙石滩后面应该有片沼泽。

沙石滩上有少许防卫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员们游向沙石滩后不久，查克就听见了一阵枪炮声，一发炮弹落在眼前的浅海里。炮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日军的射术显然还要改进。陆战队员登陆的紧迫感增强了。他们从登陆艇跳到岸上，跑向沙石滩准备建立美军的滩头阵地。

查克很高兴，来这儿的决定做对了。他从来没有在自己画的地图上马虎过，不过实地看一看自己画的地图如何拯救生命、一个微小的错误又是如何置人于险境，还是有益的。这次出征前，他和埃迪就做过许多有益的尝试。他们请求重拍模糊的照片，对进行侦察的人员进行问询，并打电报给各个地方，寻找更清晰更准确的地图。

这么高兴还有另一层原因。自己终于来到深爱的大海了。他和七百多个男人共住在同一条船上。他喜欢战友之间的情谊，喜欢大家在一起时开的玩笑、唱的歌，喜欢拥挤床铺和多人共浴的那种亲近感。“我的感觉和进入女子寄宿学校的正常男人完全一样。”一天晚上，他对埃迪说。

“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却真真实实地在这样的一条船上。”埃迪说。他的感觉完全和查克一样。他们深深地相爱着，但并不介意看到赤身裸体的水兵们。

这时，七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已经全都跳下了军舰，以各自最快的速度登上了岸。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海滩上的其他八个登陆点。把陆战队员放到岸上以后，登陆艇马上会回到军舰旁，接下更多的陆战队员，但整个过程却似乎出人意料地慢。

藏在丛林中某处的炮手终于有了准星。一发炮弹正好炸在几个美军中间，他们的武器和身体碎片四处乱飞，他们的血把沙石滩染得鲜红鲜红。

查克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屠戮的惨景。这时，军舰上空传来飞机的呼啸声。他抬起头，看见一架日本的零式轰炸机沿着海岸线低空飞行。看见机翼上的红色太阳，查克平添了几分恐惧。上一次，他看见类似的红色太阳是在中途岛战场上。

零式轰炸机对海滩进行了扫射。刚从登陆艇上跳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好被抓个正着。一些人平躺在浅水里，一些人躲在了登陆艇的艇身后面，还有一些人朝丛林跑了过去。陆战队员纷纷倒下，海滩上血肉横飞。

轰炸机很快就飞走了，在海滩上留下了一堆尸体。

很快，查克又从另一片海滩听到了轰炸机的扫射声。

轰炸机还会回来的。

美军应该会派战斗机参战，但查克一架都没看到。美国空军的空中支援就是这样，需要时他们永远都无法及时赶到。

等所有海军陆战队员都不顾一切地上岸以后，登陆艇把医务兵和担架员也送到了岸上。接着，他们开始运送给养：弹药、饮用水、食物、药品，以及各种军备。回程时，登陆艇再把伤员送回到船上。

查克和埃迪作为非军事人员和给养一起被送上了岸。

划登陆艇的人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海浪。他们把艇身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方位，把斜坡的一头放在沙地，任凭波浪拍打着船舷。装着给养的盒子从斜坡滑到海岸上，查克和埃迪则跳进海水，淌水向海岸走去。

查克和埃迪一起上了岸。

刚一上岸，一挺机关枪开火了。

开火的机关枪手似乎藏在离岸四百码远的丛林里。他是一直潜伏在那里，还是从另一个开火点转移过来的呢？埃迪和查克猫着腰，向海岸上的树丛处奔去。

一个扛着一箱子弹的水手惨叫一声，跌倒了。箱子同时掉到了地上。

查克身旁的埃迪突然惨叫一声。

等反应过来时，查克已经往前跑了好几步。他转过身，看见埃迪抱着腿在沙滩上打滚：“妈呀，我的膝盖！”

查克跑回去，跪在埃迪身边。“没事的，我在这儿！”他朝埃迪大喊。埃迪虽然双眼紧闭，但是他还活着。除了膝盖，查克没有在他身上看见任何伤口。

他回过头，看见送他们来的登陆艇还没卸完给养，仍然停在岸边。他可以很快把埃迪背回登陆艇，但机关枪在持续开火。

他蹲伏在地。“可能会有点疼，”他说，“要喊你就尽管喊出来吧。”

他把右臂放在埃迪的胳膊下面，用左臂撑住埃迪的大腿。承受了埃迪的全身重量以后，他挺身站了起来。埃迪随着伤腿的摆动而尖叫起来。“亲爱的，挂在我身上就好。”说完，查克转身走向登陆艇。

突然，一阵无法忍受的剧痛从他的大腿、后背一直延伸到他头上。这一秒，他只想着不能把埃迪丢下。但下一秒，他就明白自己快不行了。这时，查克的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光，让他完全睁不开眼睛。

终于，查克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

轮到休息日，卡拉就会到犹太医院帮忙。

是洛特曼医生请她来帮忙的。洛特曼从集中营里被放了出来——除了纳粹，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被放出来，纳粹也没有把放他出来的原因说出来。他瞎了一只眼睛，腿一瘸一拐的，但至少他还活着，至少还能给犹太人和贫苦人看病。

医院在柏林北部工人阶级聚集的维丁区，但那里的建筑没有一丁点儿工人阶级的特征。维丁区的建筑都修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正是柏林的犹太人繁荣兴旺之时。洛特曼医生的医院有七幢精美的建筑和一个大花园，这七幢建筑由楼间的通道相连，病人和医院的员工可以在建筑间畅通无阻地通行，不用担心会被坏天气影响。

犹太人医院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柏林剩下的犹太人非常少。他们成百上千地被聚集起来，随特别列车离开柏林。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儿，等待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据说他们被送进了大肆杀戮的灭绝集中营，但很多人不愿意去相信这类流言。

留在柏林的少数犹太人生病后不能被雅利安医生和护士看诊。归因于纳粹种族主义紊乱的逻辑，这家医院得以保留。这家医院的职员是犹太人和那些算不上雅利安人的家伙：东欧来的斯拉夫人、先辈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以及那些和犹太人结婚的人。但医院没有足够的护士，因此洛特曼医生请卡拉过来帮忙。

医院经常被盖世太保骚扰，缺少装备，尤其是病人的用药。另外医院人手不够，几乎没有可用的资金。

给空袭中断腿的一个十一岁小男孩量体温时，卡拉就已经犯了罪。从她本人的医院偷出药品拿过来用更是个不得了的罪名。可她却想证明，不是每个人都在纳粹面前屈服，哪怕是向自己证明也好。

巡视完负责的病房以后，卡拉看见沃纳穿着空军的军装站在病区门外。

沃纳和卡拉一连好几天生活在恐慌之中，生怕有人从被炸的学校里生还，指控沃纳是个间谍。不过现在她们知道那些人已经全死了，没有别人知道马赫的猜疑。他们又一次逃过了一劫。

沃纳很快便从枪伤中恢复过来。

他们成了恋人。沃纳搬进了乌尔里希家大而空旷的宅子里，每天晚上和卡拉一起睡觉。双方的长辈都没反对：每个人都可能没几天好活了，人们应该从艰辛和磨难中享受一点点快乐。

但这天隔着病区的玻璃门向卡拉挥手的时候，沃纳的表情严肃了很多。卡拉挥手让他进来，和他接了吻。“我爱你。”这句话卡拉总是说不够。

他总是愉快地予以回应：“我也爱你。”今天也是同样。

“你来这干什么？”卡拉问，“仅仅是和我接吻的吗？”

“我带来了坏消息，我被调到了东部前线。”

“哦，不。”卡拉哭了。

“能捱到现在才上前线已经是个奇迹了。多恩将军不可能一直罩着我。军队里的半数人是老人和学生，我是个二十四岁的适龄军官，我自然应该去了。”

卡拉小声说：“请你千万别死。”

“我会尽力的。”

卡拉仍旧保持着很轻的声音：“但我们的谍报网怎么办？一切都是你在操办，你走了以后谁来负责？”

他一言不发地看着她。

卡拉意识到沃纳在想什么。“不——不能是我啊！”

“你是最佳人选。弗里达是个跟随者，而不是一个领袖。你已经在招募和指挥新人上展示了自己的才干。你从来没有被抓过，也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记录。没人知道你在阻止T4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当局而言，你只是个无可指摘的护士。”

“沃纳，我害怕极了。”

“你可以不接受这项工作，但你不做就没人做了。”

这时他们听见一阵吵嚷声。

隔壁病房住的都是些精神病患者，平时很少有叫嚷或尖叫的声音，但今天的情况似乎有点不同。有人正在隔壁病房厉声争辩着，声音很大，而且似乎有理有据。这时又出现了第二个声音，说话的人是柏林口音，语气霸道，显然是医院以外的人。

卡拉走到走廊里，沃纳跟在后面。

外套上绣着一颗黄色星星的洛特曼医生正在和一个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家伙争辩着什么。平时紧闭的通向精神病区的双开门，此时正向外敞开着。病人们正在离开病房。两个警察和几个党卫队队员正驱赶着一列患有精神病的男女走下楼梯。这些精神病患者大多穿着睡衣。有的抬头挺胸，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有的则走路歪歪扭扭，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什么。

卡拉立刻想到了艾达的儿子库尔特和沃纳的弟弟阿克谢尔，以及阿克尔堡的那个所谓的医院。她不知道这些病人会被送到哪里去，但知道他们将会被杀害。

洛特曼医生气愤地说：“他们是病人，他们需要得到治疗！”

党卫军军官答道：“他们不是病人，是疯子，他们应该到疯子应该待的地方去。”

“去另一家医院吗？”

“你会按程序得到通知的。”

“这个答案不能令我满意。”

卡拉知道自己不能插手这件事。如果党卫军发现卡拉不是犹太人，那她的麻烦就大了。她长着黑色的头发和绿色的眼睛，不太像雅利安人。如果她保持沉默，他们多半不会找她的麻烦。但如果对党卫军的行径提出抗议，那她就会遭到逮捕，受到审讯，最终被党卫军发现是违法到这儿来帮忙的。因此她只能紧紧闭住自己的嘴巴。

军官说话更大声了：“赶紧——把这些白痴送到车上去！”

洛特曼继续据理力争。“你必须告诉我，他们要被送到哪里。他们是我的病人。”

他们算不上洛特曼医生的病人——洛特曼不是精神病医生。

党卫军军官说：“如果你这么关心他们，你完全可以和他们一起去。”

洛特曼医生的脸变得刷白。一起去就意味着死亡。

卡拉想到了他的妻子汉尼洛尔、他的儿子鲁迪，以及他在英国的女儿伊娃，心里不禁一阵恐惧。

党卫军军官笑得狰狞：“突然就不那么关心了吗？”

洛特曼挺起了胸。“正相反，”他说，“我接受你的邀请。多年前，我曾经发誓要尽我的一切去帮助那些患病的人。我不打算违背我的誓言。我希望带着我的良知平静地死去，”说完，他一瘸一拐地走下了楼梯。

一个敞开着睡袍露出裸体的老妇从卡拉身旁经过。

卡拉无法再沉默下去了。“已经十一月了！”她嚷道，“她连件出门穿的外套都没有！”

党卫军军官严厉地瞪了她一眼。“上汽车就热了。”

“我去拿件厚衣服，”卡拉转身对沃纳说，“跟我走，再找些毯子过来。”

卡拉和沃纳在精神病病房内穿梭，从病床和壁橱里拿出毯子。两人各抱着一摞毯子，匆匆奔下了楼梯。

医院的花园天寒地冻。医院门外停着辆灰色的大巴，发动机空转着，司机在方向盘后面吸烟。司机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和手套，车上显然没有装暖气。

几个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聚在车上，冷眼看着上车的病人。

最后，几个病人都上了车。卡拉和沃纳跳上大巴，开始给病员分发毯子。

洛特曼医生站在大巴的最后面。“卡拉，”他说，“你……请你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汉尼洛尔。我必须和病人们一起去。我别无选择。”

“当然。”卡拉的声音哽咽了。

“也许我能保护这些人。”

尽管不相信，卡拉还是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抛弃他们。”

“我会告诉她的。”

“告诉她我爱她。”

卡拉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

洛特曼说：“告诉她这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爱她。”

卡拉点了点头。

沃纳拽起她的胳膊。“我们走吧。”

他们下了大巴。

一个党卫队队员对沃纳说：“穿空军制服的那个，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沃纳非常生气，卡拉生怕他会挑起一场争斗。好在沃纳很镇定，他对那个党卫军士兵说：“给受冻的人分发毯子，这违犯了哪条法律？”

“你应该在东线战场和红军作战才对。”

“我明天就去，你呢？”

“小心你说的话。”

“如果好心在出征前逮捕我，你也许能救我一命呢！”

党卫军士兵转过脸去。

发动机轰鸣，大巴起动了。卡拉和沃纳把目光投向大巴，看见每扇窗后面显现出一张脸。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胡言乱语，流口水，歇斯底里地大笑，心神不宁，或因痛苦而表情扭曲——全都很不正常。精神病病人都被党卫军带走了。疯子把疯子领走了！

大巴开走了。

“如果能让我看看这里的景色，也许我会喜欢上苏联的。”伍迪对父亲说。

“我也是这样想。”

“我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拍到。”

他们坐在地铁站入口旁莫斯卡瓦酒店的大堂里。他们已经打好包，正准备回美国。

伍迪说：“尽管沃洛佳不是那么开心，但我会把遇见他的事告诉格雷格·别斯科夫的。我想应该不会错，他们姓氏相同，长相又……”

“应该不会错。”

“无论如何，我们达成了这次来的主要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盟国都决定要加入新成立的联合国了。”

“是的，”格斯满意地说，“说服斯大林颇费了一番功夫，好在最后他同意了。我想，你和别斯科夫开诚布公的交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爸爸，你为此奉献了一生！”

“我承认，签订协议的时候确实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瞬。”

伍迪突然产生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想法。“你不准备就此退休吧？”

格斯笑了。“当然不。我们的确达成了协议，但这项事业才刚刚开始呢！”

科德尔·赫尔已经离开了莫斯科，但他的一些助理还留在这，这时赫尔的一位助理走近了杜瓦父子。伍迪认识这个叫雷伊·贝克尔的年轻人。“参议员，我这儿有个消息要向您通报。”他看上去非常紧张。

“你正好赶上——再过会儿，我可就要走了，”格斯说，“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

“有关您儿子查尔斯——查克的消息。”

格斯的脸色突然变得刷白，他问：“雷伊，到底是什么消息？”

年轻人变得吞吞吐吐起来。“先生，是坏消息。他参加了所罗门群岛的一场战役。”

“他受伤了吗？”

“不，先生，比这更糟。”

“哦，我的上帝！”格斯哭了起来。

伍迪从来没看见父亲在他面前哭过。

“先生，很抱歉，”雷伊说，“我得到的消息是，他牺牲了。”

第十八章

1944年，华盛顿

在华盛顿的父母家里，伍迪站在卧室的镜子前。他穿着美军第五百一十伞兵团的少尉制服。

制服是请华盛顿知名裁缝定制的，但穿在他身上并不好看。卡其布使他形容消瘦，大衣上的军徽和肩章使制服看上去非常不整洁。

他完全可以不服兵役，但他决定参军。他也盘算过继续帮助父亲，格斯正在为罗斯福总统计划避免更多战争的世界新秩序。他们似乎在莫斯科赢了一城，但斯大林很善变，似乎正在制造新的麻烦。前年，十二月的德黑兰峰会上，苏联领导人又拿出世界议会这个不伦不类的旧方案，罗斯福必须劝他放弃这个念头。联合国组织的成立显然需要付出更多不懈的努力。

但格斯完全不用伍迪的帮忙。伍迪对眼看着别人参战越来越不安，他不能在家里坐享其成。

他觉得自己看上去很不错，于是到客厅展示给母亲看。

罗莎正在接待一个穿着海军白色制服的年轻人。过了一会儿，伍迪才认出这个满脸青春痘的青年是埃迪·帕里。埃迪在沙发上和罗莎坐在一起，拿着根手杖，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伸手和伍迪握手。

罗莎表情悲戚，她说：“埃迪正在跟我说查克死那天的情况。”

埃迪坐回到沙发上，伍迪坐在他的对面。“我也想听听。”伍迪说。

“很快就能说完，”埃迪说，“我们刚在布干维尔岛登陆，一个藏在沼泽地里的机枪手便开火了。我们跑向树林寻求掩护，但我的膝盖中了几颗子弹。查克本应该跑到树下面去的。战场上的法则是——伤员留在原地让医务兵处理。查克违背了这条原则。他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帮我。”

埃迪停下来不说话了。沙发旁边的小茶几上有杯咖啡，他拿起来喝了一口。

“他把我撑了起来，”埃迪说，“真是够傻的，把自己变成了活靶子。但我想他多半是要把我送上登陆艇。船舷很高，而且是铁制的。如果能顺利爬上登陆艇的话，我们就安全了，而且我还能在登陆艇上得到及时的医治。但他没能回到登陆艇。他刚一站直，身体就被一连串子弹击中了——腿部、背部和头部都中了弹。我想，他在倒地前应该就已经死了。事实上，我抬头再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了生气。”

伍迪看见母亲正在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觉得母亲一旦哭了，自己一定也会跟着一起哭。

“我和他的尸体在海滩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埃迪说，“我一直握着他的手。之后医务兵拿了副担架来抬我。我不想跟他们走，我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说着，他低下头，双手掩面，“我这么爱他，他却走了。”埃迪说。

罗莎抱住埃迪宽阔的肩膀，拥抱了他。埃迪把头靠在罗莎胸前，孩子般地哭泣着。罗莎抚摸着埃迪的头发，“好了，没事了，”她说，“好了，没事了。”

伍迪意识到母亲应该知道查克和埃迪的伴侣关系。

过了一阵，埃迪慢慢恢复过来。他看着伍迪说：“你应该知道这种感觉。”

他是说乔安妮的死。“是的，我知道，”伍迪说，“这是世上最糟糕的感觉——但留下的伤害每天都在减少。”

“希望如此。”

“你仍然在夏威夷吗？”

“是的，我和查克在对敌情报中心工作，曾经。”说到这儿，埃迪又哽咽了，“查克觉得我们应该体验一下我们画的地图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和海军陆战队一起上布干维尔岛的原因。”

“你们一定完成得非常好，”伍迪说，“我们似乎在太平洋战场上击败了日本人。”

“一步步把他们逼退了。”说着，埃迪看了看伍迪的制服，“你这是要驻扎到哪啊？”

“我一直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做伞兵的培训工作，”伍迪说，“现在我就要去伦敦了，我明天走。”

伍迪注意到母亲正在看他。罗莎似乎突然变老了，脸一下子显得非常消瘦。她的五十岁生日已经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伍迪猜想，谈论查克的死讯时，又让她看到他穿着军服，母亲一定非常不好受。

埃迪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听人说我们今年要进入法国，打击那里的德国占领军。”他说。

“我想，这就是伞兵训练提速的原因。”伍迪说。

“你应该到战场上亲自去看一看。”

罗莎低声哭泣着。

伍迪说：“我希望能像查克一样勇敢。”

埃迪说：“希望你永远没有面对敌人枪口的那一天。”

格雷格·别斯科夫带着浓眉大眼的玛格丽特·科德里，参加下午场交响音乐会。玛格丽特拥有爱接吻的性感大嘴，但格雷格还怀揣着别的事情。

他在跟踪巴尼·麦克休。

跟踪麦克休的还有联邦调查局探员比尔·比克斯。

巴尼·麦克休是个杰出的物理学学者。他正离开美军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秘密实验室在外休假，带着英国妻子在华盛顿旅游。

联邦调查局事先就得知麦克休要来看下午场的音乐会，比克斯特工设法为格雷格弄了两张票，座位就在麦克休夫妇后面，只隔着几排。对秘密接头来说，可以允许数百人自由出入的音乐厅再合适不过了，格雷格很想知道麦克休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很可惜，他们曾经见过面。在芝加哥原子核反应堆测试的那天，格雷格和麦克休说过话。那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了，但麦克休或许还记得格雷格的相貌。因此，格雷格必须确保不被麦克休看见。

格雷格和玛格丽特到的时候，麦克休夫妇的座位还是空着的。座位两边坐着的都是相貌平常的普通人。左边是穿着灰条纹西装的中年男子和他的胖太太，右边坐着两个年纪很大的女人。格雷格希望麦克休赶快出现。如果他是间谍的话，格雷格希望能快点拿到证据。

音乐会将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看来你喜欢古典音乐。”演奏者开始调音时，玛格丽特打趣地说。她一点都不知道被带到这的真正原因。她知道格雷格正在进行秘密进行的武器研发，但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她对原子弹的事情毫不知情。“我还以为你只听爵士乐呢！”

“我喜欢俄国作曲家——他们的曲子真是出神入化。”格雷格说，“我想，这种爱是渗透在我血液里的。”

“我是听交响乐长大的，爸爸常在午餐会时请来一支小型交响乐团。”玛格丽特非常富有，当她炫耀的时候，格雷格经常觉得自己像个乞丐。但格雷格还没见过玛格丽特的父母。他担心他们会阻止她和好莱坞最有名的好色之徒的私生子交往。“你在看什么？”玛格丽特问他。

“没看什么。”这时，麦克休夫妇到了，“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香水？”

“雷诺香水。”

“真好闻。”

麦克休夫妇看上去很开心，和常见的来华盛顿度假的年轻夫妇没什么两样。格雷格心想，他们也许是因为在酒店房间里做爱才会晚到的吧。

巴尼·麦克休坐在穿灰条纹西装的中年男人旁边——从材质的僵硬程度来看，这应该是套廉价的西装。中年男子没有看刚在他身边坐下的麦克休。趁还没有开始演奏，麦克休夫妇开始做起了填字游戏，他们亲密地把头靠在一起，看着巴尼手里拿的报纸。没几分钟以后，指挥踏上了舞台。

开始曲是圣桑的一首曲子。战争开始以后，美国举行的音乐会就不再演奏德国和匈牙利作曲家的曲目了。常去听音乐会的人会发现乐队演奏一些替代的曲目。西贝柳斯这类音乐家重新又流行起来。

麦克休很可能是个共产党人。格雷格是从罗伯特·奥本海默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奥本海默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顶尖理论物理学家，他是洛斯阿拉莫斯秘密实验室主任，同时也是整个“曼哈顿计划”的带头人。奥本海默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情结，但他一直说自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比克斯特工曾经不解地问过格雷格：“军方为什么要招募这么多左派分子？难道不能让美国年轻的保守派科学家去沙漠里去做科学探索吗？”

“没有那么多，”格雷格告诉他，“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招募他们的。”

相对于热爱自己的国家，共党分子有时会更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也许会觉得把原子能开发的秘密与苏联人分享是理所当然的。这和把情报传递给敌人完全不是一回事。苏联是美国对抗纳粹的盟友——美苏两国的战斗投入事实上大于其他国家的总和。但这种思想是极其危险的。传递给莫斯科的情报很可能会泄露给柏林方面。再说，停战以后，没人会以为美国和苏联还会是朋友。

联邦调查局认为奥本海默是个安全隐患，一直在劝说格雷格的上司格罗夫斯将军，将他解雇。但奥本海默将军是当代原子能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将军力排众议，坚持把奥本海默留了下来。

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奥本海默点出麦克休这个潜在的共产党人，这也是格雷格跟踪麦克休的原因。

联邦调查局对此表示怀疑。“别被奥本海默耍得团团转。”比克斯有一次这样说过。

格雷格对比克斯说：“我不相信，我认识他一年了。”

“和他的妻子、兄弟夫妇一样，奥本海默是个该死的共产党人。”

“他每天工作十九小时就是为了让美国士兵用上更好的武器——这算是哪门子叛国者啊？”

格雷格希望证明麦克休是个间谍。这样不仅能够消除奥本海默的怀疑，加固格罗夫斯将军的可信度，还能提升格雷格本人的地位。

音乐会的前半部分，格雷格一直把视线锁定在麦克休身上。麦克休没有看坐在两边的人，似乎完全沉浸在了音乐之中，只是偶尔把目光从舞台挪开，满怀爱意地看上柔弱的英国妻子一眼。奥本海默对麦克休的判断错了吗？或者说这样做真是为了把嫌疑从自己身上引开？

格雷格知道，比克斯也在监视着麦克休夫妇。比克斯特工在音乐厅二楼的前排座位上。也许他看到了什么情况。

幕间休息的时候，格雷格跟在麦克休后面走出音乐厅，排在他后面取咖啡。中年夫妇和两个年轻的夫妇都没有出现在格雷格的视线之中。

格雷格非常挫败。他不知该如何去想。他的怀疑错了吗？麦克休夫妇来这只是为了看场音乐会吗？

和玛格丽特回到座位以后，比尔·比克斯来到他身旁。比克斯年过三十，略微有些胖，头发差不多掉光了。他穿着一件腋下有汗渍的淡灰色西服。他轻声对格雷格说：“你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

“注意到坐在他身边的那家伙了吗？”

“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那个吗？”

“是的。他是尼古莱·叶科夫，苏联大使馆的文化专员。”

格雷格叹道：“天哪！”

玛格丽特转过身：“你说什么？”

“没什么。”格雷格答道。

比克斯走开了。

“你心里有别的什么事，”他们坐下时玛格丽特说，“圣桑的曲子你一个音节都没听进去。”

“只是在想工作上的事情。”

“不是另一个女人我就原谅你。”

“当然不是。”

后半部分开始以后，格雷格紧张起来。他没发现麦克休和叶科夫之间有什么交流。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传递东西——没有文件，没有信封，更没有胶卷。

交响乐结束了，指挥放下指挥棒，观众们开始从音乐厅鱼贯而出。格雷格的抓间谍之旅眼看就要以失败而告终。

到了大厅后，玛格丽特去了女厕所。格雷格在外等待的时候，比克斯走到他身旁。

“没有任何发现。”格雷格说。

“我也是一样。”

“也许麦克休坐在叶科夫身边只是个巧合。”

“不可能是巧合。”

“也许他们遇到了什么阻碍，比如暗号没对上。”

比克斯摇了摇头。“他们一定传递了什么东西，只是我们没看到而已。”

麦克休夫人也去了女厕所。和格雷格一样，麦克休也等在大厅里。格雷格从一根石柱后面审视着麦克休。他没带公文包，没有穿可以隐藏小包或文件的雨衣。但格雷格总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不对劲。到底是哪里呢？

格雷格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那张报纸没了。”他说。

“什么报纸？”

“巴尼进音乐厅的时候带了张报纸。等待演出开始的时候夫妇俩一直在玩填字游戏。现在那张报纸却没了！”

“不是扔掉了——就是给了叶科夫，里面还藏了什么东西。”

“叶科夫和妻子已经离开了。”

“他们也许还在音乐厅外面。”

比克斯和格雷格朝门口跑了过去。

比克斯推开涌向出口的观众朝前走，格雷格紧跟在他身后。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以后，两人急切地朝马路两边看。格雷格没有看见叶科夫，但比克斯的眼睛比较尖，“在马路对面。”比克斯大喊。

叶科夫和肥胖的妻子站在马路边，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正慢慢朝他们驶来。

叶科夫手拿着一份折叠的报纸。

格雷格和比克斯跑过马路。

豪华轿车停下了。

和比克斯相比，格雷格跑得更快，他首先冲到了街对面。

叶科夫没有看见他们。他不紧不慢地打开车门，然后往后退了一步，先让妻子上车。

格雷格撞向叶科夫，和叶科夫一起倒在地上。叶科夫夫人发出一声惊叫。

格雷格跌跌撞撞站了起来。司机下了车，绕过车身走到人行道一侧。这时比克斯对他大喊：“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一边说一边亮出了自己的徽章。

叶科夫把报纸掉在地上，他伸手去捡，但格雷格比他更快一步。他拿起报纸，后退一步，然后把折叠的报纸打开。

报纸里面夹着一叠纸，最上面一张是份图表。格雷格马上认出了这份图表。图标显示的是钚炸弹的内爆机制。“上帝啊，”格雷格惊叹一声，“这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叶科夫跳上车，关上车门，把车门从里面锁上了。

司机回到车上，开着车扬长而去。

星期六晚上，黛西在皮卡迪利区的公寓高朋满座。一定有一百多人吧，她琢磨着，心里充满了快慰。

她成了美国红十字会驻伦敦人员的社交领袖。每周六，她都会给美国军人办个聚会，同时邀请些圣巴特医院的护士加入。他们畅饮着黛西取之不尽的威士忌和琴酒，随着留声机里格伦·米勒的舞曲翩翩起舞。黛西知道，这可能是军人们的最后一场舞会，因此她尽全力让他们开心——除了接吻，她全都愿意。但其他护士和军人接吻，她就管不了了。

黛西从不在自己举办的聚会上喝酒。她有太多问题要想了。情侣们总是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隔间里，有时他们会被尿憋不住的家伙从隔间里拖出来。如果某个重要的将军喝醉酒，黛西还要想法把他安全送回家。聚会上的冰块经常不够用——她老是无法向手下的英国办事员解释清楚，一场社交聚会究竟需要多少冰块。

在和博伊·菲茨赫伯特分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能和莱克维兹家的人来往。劳埃德的妈妈艾瑟尔从不对她妄加评论。尽管艾瑟尔现在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她以前也犯过错，更能理解黛西的苦衷。每周三晚上，黛西仍然会去阿尔德盖特区艾瑟尔的家，和劳埃德的家人围坐在收音机前喝可可。对黛西来说，这是每个星期里最美好的夜晚。

她已经被社交界抛弃了两次，一次在布法罗，一次在伦敦。她灰心地觉得，这也许就是她的错。也许黛西确实和那些谨小慎微的贵族不同，无法遵守他们那些严苛的律例。想融入上流社会的念头简直是太傻了。

问题在于，她非常喜欢这些形形色色的聚会、野餐会、体育比赛以及其他人们盛装打扮的各种聚会。

但是，她知道自己已经不需要王族或贵族的头衔了，她有了自己的社交团体，这比贵族的社交圈有趣得多。一些在她离开博伊之后不和她交往的人强烈暗示，很愿意参加她在周六晚上举办的聚会。很多客人在吃过梅菲尔街礼仪繁琐的晚餐后，都会来黛西这里彻底放松一下。

今晚的聚会最为盛大，因为劳埃德放假回家了。

劳埃德公开地住在黛西的公寓里。她不知道人们会怎么想：她在贵族社交界的名声已经被毁了，不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了。其实，仓促的战地爱情也不只是她和劳埃德这一对，许多人都有他们这样的经历。王侯贵族的帮佣们可能对这种事很刻板，但黛西的雇员都很崇拜她，因此她完全不用假装和劳埃德分用两间卧室。

黛西喜欢和劳埃德一起睡觉。劳埃德的技巧没有博伊那么纯熟，但他用强烈的感情投入弥补了这一点——他也渴望着能做得更好。每天晚上，黛西和劳埃德都要在双人床上展开一场探索之旅。

看着客人们喝酒吸烟，谈笑打闹，劳埃德笑着对黛西说：“开心吗？”

“还好吧。”黛西回答。

“还好是什么意思？”

黛西叹了口气。“劳埃德，我想有孩子。我不介意我们没结婚。唉，算了，其实我挺介意的，但我还是想要个孩子。”

劳埃德的脸黑了下来。“你很清楚，我不想要个私生子，我当私生子已经当够了。”

“是的，你向我解释过了，但万一你死了，我还想留有你的一部分。”

“我会尽全力活下来的。”

“我知道。”但如果劳埃德像她猜测的那样在占领地做间谍的话，他很有可能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那样被处死。如果劳埃德死了，黛西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知道，上百万妇女都面临这个局面，但我无法面对没有你的生活，我想我会死的。”

“如果能让博伊和你离婚，我们就能有孩子了。”

“算了，聚会的时候不适合讨论这个。”黛西把目光投向客厅另一边，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真想不到，伍迪·杜瓦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伍迪穿着少尉的制服。黛西走过去，向他致以问候。相隔九年的重逢，使她产生了恍若隔世之感——不过，他的样子没有太大改变，只是老成了一点。

“这里已经有上千个美国士兵了，”两人随着《宾夕法尼亚6-5000》 【17】 的曲子跳起了狐步舞，“我们一定在准备攻入法国，对吧？”

“军方上层不会把机密告诉我们这些吃苦打仗的，”伍迪说，“但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如果不是那个理由，我不会被派到这的。我们不能让苏军独自和德国人抗衡。”

“你觉得会什么时候开战？”

“进攻通常在夏天开始。大家都觉得不是五月下旬就是六月上旬。”

“那就快了！”

“但没人知道在哪儿发起攻势。”

“在英吉利海峡，从多佛尔到加来的距离最近。”黛西说。

“因此德军把防守力量都放在了加来。也许我们会让德国人大吃一惊——比如说在马赛附近的法国南部登陆。”

“也许这场战争就如此结束了。”

“没那么简单。一旦建立了桥头堡，我们还需要占领整个法国，然后还有德国。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天啊，太糟糕了。”伍迪似乎需要振奋起精神。黛西知道只有女孩能起到这个作用。伊莎贝尔·赫尔南德兹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目前正在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攻读历史，伊莎贝尔非常漂亮，但因为太聪明，男孩子常把她称为“敌视男性者”。但伍迪不会介意伊莎贝尔聪不聪明。“伍迪，这是我朋友贝拉，她来自旧金山。贝拉，这是布法罗的伍迪·杜瓦。”

伍迪和贝拉握了握手。贝拉个子很高，有着一头黑发，以及和乔安妮·罗赫那样的橄榄色皮肤。伍迪对她笑了笑，说：“你怎么来伦敦了？”黛西走开了，把他们两个单独留下了。

临近午夜，她让仆人们端上了晚饭。除了美国运来的汉堡和鸡蛋，黛西还弄了些黄油三明治。人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边吃边聊，有点像看戏时的中场休息。她看见伍迪·杜瓦仍然和伊莎贝尔·赫尔南德兹在一起，似乎在深入地交谈着。确保所有人都没被晾在一边以后，黛西走到角落里，和劳埃德坐在一起。

“如果还能活下来的话，我已经决定好战后要做些什么了，”他说，“当然，是除了和你结婚以外的事情。”

“做些什么呢？”

“我想试着去竞选议员。”

黛西听了非常激动。“劳埃德，简直太棒了。”她搂住伍迪的脖子，动情地亲吻他。

“离庆祝还早呢。我已经把名字登记在了与母亲选区相邻的霍克斯顿选区。但选区的工党也许不会推举我。即便推举我，也有失败的可能。霍克斯顿选区目前的自由派议员非常强。”

“我想帮你，”黛西说，“我想成为你的得力助手。我会帮你写演讲词——我很擅长写这个。”

“很高兴你能帮我。”

“那就说定了。”

年纪大的客人们陆续离开了聚会，但音乐在继续，其他客人们仍然在尽情地喝着酒。聚会变得越来越热闹了。伍迪正在和贝拉跳着一曲慢舞：黛西觉得，这应该是乔安妮死后，伍迪第一次恋爱。

夜愈深情愈浓，人们纷纷消失在两个卧室里。他们没法锁门——黛西把钥匙拿掉了——因此常有几对男女共处一室的情况，但没人介意这点。黛西曾经在放被子的橱柜发现过在彼此胳膊上熟睡的男女。

午夜一点，她丈夫来了。

她没有邀请博伊，但博伊带了几个美国飞行员，黛西只好装作不在乎地放他进来了。博伊稍稍带着点醉意，他和几个护士跳了舞，然后礼貌地请她跳舞。

博伊是仅仅喝醉了，还是对她的态度软化了呢？如果是后者的话，他会重新考虑离婚的事吗？

她接受了博伊的邀请，和他跳起了吉特巴。大多数客人不知道他们是夫妻，但知道的都非常惊讶。

“报纸上说，你又买了匹赛马。”黛西找了个话题。

“那匹赛马叫‘幸运莱迪’，”他说，“我花了八千基尼——破纪录的价格。”

“希望它值这个价。”黛西也很喜欢赛马，她原以为她能和博伊一起买赛马，一起训练赛马，博伊却不想和妻子共同享受赛马的乐趣。这也是这段婚姻中一个让她颇为沮丧的地方。

博伊看出了她的心思：“我让你失望了，是吗？”

“是的。”

“但你也让我失望了。”

黛西从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想了一会儿，她问：“对你的不忠，我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是的。”博伊喝醉了，不介意说出事实。

黛西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你觉得，我们还要相互惩罚多久？”

“惩罚？”博伊问，“谁惩罚谁了？”

“没离婚就是相互惩罚。我们应该像成年人一样，心平气和地办理离婚手续。”

“也许你是对的，”博伊说，“但现在是尽情欢乐的时光，我们别谈什么离婚不离婚的。”

黛西看见希望了。“回头我去找你吧？”她说，“找一个两个人都清醒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下：“好吧。”

黛西决定乘胜追击。“明天怎么样？”

“好吧。”

“做完礼拜以后，我会去找你。时间就定在中午十二点？”

“行吧。”博伊说。

伍迪送贝拉回南肯辛顿贝拉朋友的公寓。经过海德公园的时候，贝拉亲吻了伍迪。

乔安妮死后，伍迪还没接过吻。起先他愣住了。他很喜欢贝拉——除了乔安妮，她是他遇见的最聪明的姑娘。两人慢舞时，贝拉紧贴着他，那时他便知道，如果他吻贝拉的话，她绝对不会拒绝。但他一直没有那样做，他还在想着乔安妮。

贝拉却采取了主动。

她张开嘴，让伍迪品尝她的舌头，这却让他想起了乔安妮，她也曾这样和他接吻。乔安妮不过去世了两年半。

他想礼貌地拒绝，但身体的感觉占据了上风。他完全被欲望吞没了，忘情地吻着贝拉。

贝拉积极地回应着他的热情。她抓住他的双手，把它们放在她两只又大又软的乳房上。伍迪无助地呻吟着。

周围漆黑一片，伍迪什么都看不见，但从旁边树丛里窸窸窣窣的声音判断，不少青年男女也正在做着和他们相同的事情。

贝拉把身体完全靠在伍迪身上，他知道她感觉得到他的勃起。他非常兴奋，觉得自己任何一刻都可能达到高潮。贝拉看上去和他一样疯狂。他感觉到贝拉正用手指忙乱地解开他裤子上的纽扣，一双冰凉的小手紧握在他滚烫的阳具上。她把它从裤裆里掏出来，接着跪了下来，贝拉的动作让伍迪又惊又喜。当她的嘴唇含住它时，伍迪完全失去了控制，射进了贝拉的嘴里。她品尝着，表情愉悦。

高潮过后，贝拉继续亲吻着伍迪的下体，直到它完全软化才放开。她温柔地替伍迪扣好纽扣，然后不舍地站了起来。

“太刺激了，”贝拉小声说，“谢谢你。”

他原本打算感谢贝拉的，但他没有说话，而是抱住了她，把她拉向自己。伍迪心中充满了对她的感谢，禁不住流泪了。这时，伍迪才意识到，今晚他是多么需要女人的抚慰啊！他精神振奋，似乎从某种阴影中摆脱了。“我无法向你倾诉……”他希望向贝拉解释，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言语。

“那就不必说了，”贝拉说，“我知道，我能感觉得到。”

贝拉把一根手指按在伍迪的嘴唇上，不让他说话。“去吧，赢下这场战争。”她说。

说完，她走进了公寓。

星期天，黛西参加了最近不常去的礼拜。她没有去会众冷落她的西区教堂，而是乘地铁到阿尔德盖特，参加骷髅地福音堂的礼拜。两边的教义有很大的不同，但黛西却一点儿也不介意。东区教堂的赞美诗更动听一些。

她和劳埃德是分开去那儿的。阿尔德盖特教区的会众知道她是谁，他们宁克让一个体面的恶棍坐在其中一张廉价的座椅上，也不能容忍黛西牵着情郎的手，在教堂里走来走去。艾瑟尔的弟弟比利说：“耶稣没有谴责偷钱，却告诉她别再犯了。”

礼拜时，她想到了博伊。昨天晚上的妥协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一时喝醉的妄语呢？博伊离开时，甚至和劳埃德握了手，这代表他原谅劳埃德了吗？但她告诫自己，别抱太大的希望。博伊是她遇到的最自私的人——比他父亲菲茨，以及黛西的弟弟格雷格，更自私。

做完礼拜，黛西通常会去艾瑟尔家吃午饭。但这天，她让劳埃德和家人们先回去，自己一个人匆匆离开了教堂。

她回到西区，敲响了丈夫在梅菲尔街的家门。管家把她带进了起居室。

博伊一进门就冲她大嚷：“这是什么鬼玩意？”他把一张报纸扔在黛西面前的地上。

黛西经常看见博伊怒气冲冲的样子，但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在一次博伊出手要打她，黛西拿起一只沉重的烛台说要揍他一顿以后，博伊再也不敢拿她怎么样了。

虽然完全不害怕，但黛西很是失望。昨天晚上他的情绪还这么好，但一晚上过后，情势却完全变了。但也许他还肯听解释。

“什么让你这么不高兴？”黛西平静地问。

“看这张该死的报纸！”

黛西弯下腰，把报纸捡了起来。这是当天的《星期日镜报》，是一份销量极大的左翼报纸。首页刊登了博伊新买的赛马“幸运莱迪”的照片，配发的标题是：

幸运莱迪

相当于二十八个在矿难中死去的矿工

昨天的报纸刊出了博伊以创纪录的价格买进赛马的消息，但今天的《镜报》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评论。评论指出，博伊买下赛马的价格，相当于死难矿工的遗孀们拿到的抚恤金的二十八倍。

菲茨赫伯特家族的财富正来自矿井开采。

博伊说：“爸爸很生气，他想在战后当上外交部长，这篇社论很可能断送掉他的前途。”

黛西恼怒地说：“博伊，你得向我解释，为什么这是我的错？”

“看看是谁写了这篇该死的社论？”

黛西看了看。

作者：比利·威廉姆斯

阿伯罗温地方议会议员

博伊说：“你男友的舅舅写的。”

“你难道认为他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会征求我的意见吗？”

他挥了挥手指，“不知为何，威廉姆斯家憎恨我们。”

“他们觉得在矿工接受不平等交易的同时你们却大肆花钱是不公平的。你应该很清楚，劳资双方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

“你花的也是继承来的钱，”他说，“昨天晚上，你在皮卡迪利区的公寓也没多少战时紧缩的迹象。”

“你说的没错，”她说，“但我把钱用在了即将出征打仗的战士身上，你却花在了一匹赛马身上。”

“这是我的钱！”

“这些钱却来自矿井。”

“你和威廉姆斯家的浑蛋鬼混了这么长时间，早就和那些布尔什维克合穿一条裤子了。”

“这是我们分手的另一个原因。博伊，你真想和我保持婚姻关系吗？你完全能找到合适的人。至少一半伦敦女孩都想成为阿伯罗温子爵夫人。”

“我才不会为该死的威廉姆斯家做任何事呢。另外，我听说你的男朋友想成为议会的议员。”

“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议员。”

“有你拖后腿，他才当不上议员呢！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你是个前纳粹。”

“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我知道会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这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等着看报上的消息吧，你会和我一样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

“你大概会把这件事告诉《星期日邮报》吧。”

“用不着——他的对手会这样做的。记住我的话，只要有你在，劳埃德·威廉姆斯一辈子当不了议员。”

六月的前五天，伍迪·杜瓦和手下的伞兵排以及其他一千个左右的军人被隔离在伦敦西北部某处的一个机场。机场的一个机库被改造成宿舍，长长地排列着几百张小床。待命期间，战士们可以看电影，听爵士乐唱片。

他们的目标是诺曼底。通过精心制定的伪装计划，盟军使德国最高统帅部相信，他们的登陆地点在诺曼底东北二百英里的加来。如果德国人被成功愚弄，发动攻势的盟军在最初几个小时内不会遇到太大的抵抗。

盟军的伞兵将在半夜第一批降落在诺曼底。紧跟而来的是分乘五千艘船只抵达的十三万主力部队，他们将于黎明时分在诺曼底海岸登陆。那时，伞兵应该已经摧毁了陆上的据点，控制住了关键的交通枢纽。

伍迪的排必须在黎明前占领离海岸线十英里伊格里斯镇上的一座跨河大桥。控制住大桥以后，他们的任务是：阻挡住希望通过大桥对海岸进行增援的德军，等待主力前来汇合。他们要付出一切代价，挫败德军炸桥的企图。

等待开战的时候，艾斯·韦伯一直在和牌友玩牌，赢了一千美元以后，又把这些钱全都输光了。列夫蒂·卡梅隆反反复复地给伞兵常用的M1折叠枪托半自动卡宾枪清洗和加油。罗尼·卡列根和托尼·巴诺尼亚互不喜欢，却每天一起去做弥撒。彼得·施奈德天天磨那把他从伦敦买来的剃刀，最后终于可以用这把刀刮胡子了。帕特里克·蒂莫西不仅和克拉克·盖博长得像，而且长着盖博式的大胡子，他喜欢用四弦琴一遍遍地弹奏同一首曲调，让所有人都感到难受。迪福中士给妻子写下很长的一封信，写完以后再撕了重写。马克·特里夫和乔·摩根为彼此剃了个平头，觉得一旦头部受伤，平头更容易被军医所治疗。

大多数人有了个绰号。伍迪发现自己的绰号叫威士忌。

登陆日定在了6月4日，星期天，后来却因为天气恶劣延后了。

6月5日，星期一晚上，上校对伞兵们发表讲话。“战友们，”他大声说，“今晚我们将进攻法国！”

伞兵们高声庆贺，表示自己已经迫不及待了。伍迪觉得这一幕很好笑。在这又安全又暖和，伞兵们却急于离开这里，从战斗机上跳伞，降落在想杀了他们的敌军手里。

军方给出征的将士准备了一顿壮行宴，宴会上拿出的都是官兵们喜欢吃的东西：牛排、猪肉、小鸡肉、薯条和冰激凌。伍迪不想吃这些东西。他想到了将要面临的形势，不想饱着肚子进入敌军的地盘。他喝了咖啡，吃了个甜甜圈。咖啡是美味的美式咖啡，比难喝的英式煮咖啡好喝许多。

他脱下靴子，躺在小床上。他想到了贝拉·赫尔南德兹，想到了她迷人的微笑和柔软的乳房。

朦胧中，他听见外面鸣响了警笛。

一时间，伍迪还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参加战斗杀戮敌人的噩梦。接着他才意识到听到的警笛声是实实在在的。

伞兵们都穿好跳伞服，整理好了装备。他们带的装备非常多。有的是必要的：一支带有一百五十发三十毫米子弹的卡宾枪、反坦克手雷、一种叫做“腌猪腿”的手榴弹、必要的食物、洁水药片，以及一个包含吗啡的急救包。另一些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挖掘工具、刮胡刀和法语语法教材。他们背的东西实在太多，夜色中，小战士们费尽力气才上了排列在跑道上的运输机。

他们乘坐的是C-47运输机。微光中，伍迪吃惊地发现这些运输机在机身上都抹了显眼的黑白线条。他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飞行员、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坏脾气上尉波纳说：“那是为了防范我们自己人误击才涂上去的。”

上飞机之前，伞兵们都称了重。多尼根和波纳尼奥在腿上挂着的包里放了拆开的火箭炮，使他们的负重增加了八十磅。波纳上尉对总负重的增加感到非常生气。“你们带的东西超重了，”他对伍迪咆哮，“我不会让这些浑蛋飞上天的。”

“上尉，这不是我决定的，”伍迪说，“和上校说去吧。”

迪福中士第一个上了飞机，走向飞机的前端，在通向驾驶舱旁边的拱门旁坐了下来。他将是最后一个跳伞的伞兵。他会把那些最后一刻不愿溶入茫茫黑夜的伞兵从运输机上往下推。

包里放着火箭炮配件和其他必需品的多尼根和波纳尼奥在战友的帮助下步履艰难地登上了飞机。作为伞兵排排长，伍迪最后一个登上了飞机。他将第一个跳伞，第一个落到地面。

飞机内部是一条两边放着铁制座椅的长长通道。伞兵们费力地为自己所带的随身物品系上了隔离带，但也有几个人压根没系。舱门一关，飞机引擎便开始呼啸起来。

除了害怕，伍迪也有几分兴奋。他迫不及待地想投入到战斗中。他想立刻跳下地面，遇到敌人，与他们交火，希望现在的等待能够赶快结束。他十分惊讶自己竟会有这种想法。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再次见到贝拉·赫尔南德兹。

飞机滑行在跑道上时，伍迪觉得滑行得特别艰难。过了一会儿，飞机终于慢慢地提升了滑行速度，却似乎像要永远轰轰隆隆地在跑道上滑行下去似的。伍迪不禁想，这该死的跑道到底有多长啊。最后，飞机终于起飞了。伍迪没有在天上飞的感觉，飞机离地面似乎并不远。他坐在七扇窗的最后一扇旁边，接近舱门。他朝窗外望去，发现基地灰暗的灯光正在离他们远去。他们真的在天上了。

天上有很多云，云层微微地透出一点光亮，这也许是因为云层后面已经升起了月亮的关系。两侧机翼上各有一道蓝光。伍迪看到自己乘坐的运输机和其他的运输机组成了一个编队，组成了一个“V”字形。

机舱里的噪音很大，伞兵们必须对着彼此的耳朵说话才能被听见，很快就没人说话了。伞兵们不断在坚硬的座椅上挪动着身体，徒劳地想让自己更舒服一点。一些人闭上了眼，但伍迪觉得没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睡得着觉。

飞机飞得不高，应该不过一千英尺，伍迪经常能看见河水与湖水反射出的青灰色的闪光。他还看见过一群人。几百张面孔仰面朝天，看着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的运输机。伍迪知道，这时共计有一千多架飞机从英国南部上空飞过。在那些仰望的人眼里，该是多么壮观的一幕啊。他意识到，这些人正在见证着历史，而他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

半小时后，他们飞过了海岸的观光地，到了海面上。月光一度穿过云层，撒在海面上。循着月光，伍迪看见了海面上行驶的军舰。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海面上几千艘军舰像移动城堡似的排成不那么整齐的队伍向东行进。他正准备让战友们见证这难得一见的奇观，云层却又一次遮住了月亮，海面上的一幕像梦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飞机沿着弧形不断向右飞，到了法国海岸线的最西端以后，再沿着海岸线东移，根据地貌特征判别伞兵跳伞的预定地点。

海峡群岛虽然靠近法国，却是英国的属地。1940年德法战役快结束的时候，德军一并占领了这里。当机群经过海峡群岛上空的时候，德军布置在群岛上的高射炮开始猛烈地呼啸起来。飞得如此之低，运输机的境遇十分危险。伍迪意识到，自己在到达战场之前就有可能死。如果这样的话，他会死不瞑目的。

波纳上尉在空中走起了“之”字形，以躲过高射炮的袭击。伍迪非常佩服机长的对策，但乘客倒霉了。包括伍迪在内的所有伞兵都晕机了。帕特里克·蒂莫西是第一个撑不住的，他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在了机舱的地板上。腥臭的气味使其他人感觉更糟了。接着，彼得和其他几个伞兵也纷纷吐了起来。他们吃了太多牛排和冰激凌，现在这些东西都要请地板吃去了。机舱里臭气熏天，地板变得异常滑溜。

离开海峡群岛以后，飞机的行进路线开始变得平直起来。几分钟以后，法国的海岸线出现在他们眼前。飞机倾斜转弯，开始折转向左。副驾驶站起身，附着迪福中士的耳朵说了几句。迪福走到同排战友的面前，向他们竖起十根手指。十分钟后跳伞！

飞机的速度从巡航时的一百六十英里每小时降到了适合跳伞的一百英里每小时。

突然飞机遇上了雾。雾很浓，伍迪连机翼上闪现的光点都看不见了。他的心跳加快了。对编队飞行的飞机来说，这种状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还没参战就因撞机而死，那该多么悲惨啊！但波纳除了沿直线飞行以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冀望于机群的步调一致了。一丁点的方向改变都会引起撞机。

和扎入大雾时一样，飞机顷刻间离开了漫天大雾的包围。伍迪往机窗外看去，两边的飞机仍然保持着完美的队形。

几乎与此同时，地面上的高射炮万箭齐发，炮弹在队列间爆炸，冒出致命的火光。伍迪知道，飞行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维持现在的速度，直接飞向目标地点。但波纳却违背命令，脱离了飞行编队。他把引擎加到最大马力，尽全速向前飞。机头在加速时向下沉了一点。伍迪发现许多机长和波纳一样不遵守命令。他们无法抑制救命的冲动，纷纷不顾一切往前飞。

门上的红灯亮了：还有四分钟跳伞。

伍迪觉得机组亮灯太早了。他们无疑是想赶快抛下这些伞兵，飞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时刻表由他们掌握，伍迪根本无法争辩。

他站起身大嚷。“起立，把拉绳挂好！”大多数人听不见他的话，但很清楚他在说什么。他们站立起来，把拉绳挂在头顶的绳索上，以免意外被抛到机舱外。舱门打开，大风呼啸着往机舱内涌，飞机仍然开得很快。从这个速度的飞机上往下跳会非常危险，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保持如此快的飞行速度的话，着陆的人相隔地会非常远，伍迪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把手下人重新聚在一起。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将会延后，任务也将相应地延期。他大声地责骂着波纳。

飞行员为了躲避炸弹，继续不断地变换着飞行的方向。伞兵们拽着拉绳，努力在充满呕吐物的滑溜地板上保持着平衡。

伍迪朝舱门外看去。波纳在维持速度的同时降慢了速度。飞机在五百英尺的空中——对跳伞来说又太低了一点。伞兵们可能还没把降落伞完全打开就摔在了地上。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示意迪福中士到他这边来。

迪福站在他身边往下看，然后对他摇了摇头。他对着伍迪的耳朵喊：“如果从这个高度跳伞，一半的人会摔断腿的。带着火箭炮零件的那几个家伙肯定会摔死。”

伍迪做了个决定。

“让他们先别跳！”他对迪福大喊。

伍迪解开拉绳，推开两排站立的伞兵，朝前走入驾驶舱。机组有三个人。伍迪扯着嗓门大喊：“往上飞，往上飞！”

波纳毫不示弱地朝他喊：“快回去跳伞！”

“没人会在这种高度跳伞！”伍迪探过身体，指着刻度显示是四百八十英尺的高度仪说，“在这个高度跳伞无异于自杀！”

“少尉，离开驾驶舱，这是军令。”

伍迪的军衔较低，但他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你不爬升我就不走。”

“现在不跳的话，飞机就飞过目标地点了！”

伍迪实在耐不住了。“飞上去，你这个该死的浑蛋！”

波纳的表情很生气，但伍迪动也不动。他知道波纳不想带着满满一飞机伞兵回去。如果那样的话，军方肯定会对此展开调查。这一趟波纳已经违反了太多的规定了，肯定不希望有什么调查。他骂了一声，把操纵杆退回原位。机头重新朝上，飞机开始降速往上升。

“满意了吗？”波纳咆哮道。

“当然不满意！”伍迪不准备立刻回机舱，留给波纳改变策略的机会，“到一千英尺我们才会跳伞。”

波纳加足马力。伍迪把视线集中在高度仪上。

高度仪指针到了一千英尺时，伍迪回到了机舱内。他推开手下走到舱门口，朝舱外看了一眼，竖起拇指示意，然后跳了下去。

伍迪的伞很快打开了。在伞完全打开之前，伍迪的降落速度很快。打开之后，速度就慢多了。几十秒以后他落进了水里。一开始他非常恐惧，生怕懦弱成性的波纳把他们全扔在了海里。接着他的脚碰到了坚硬的土地和一些软土，意识到自己落在一片灌溉过的农田里。

降落伞的丝绒包着他一头一脸。他挣脱出丝绒的包围，解下身上的套具。

他站在两英尺深的水中环顾四周。这应该是块水田，不，更应该是德军为了阻挡盟军的进攻而在这块地上放的水。这里既没有敌军，也没有友军，连动物都没有一只。但隐约看得到微弱的灯光。

他看了看表——这时是凌晨三点半——然后看了看指南针，确定了自己所处的方位。

接着，他从枪盒里取出M1卡宾枪，展开枪把，把装有十五发子弹的弹夹推入枪槽，然后把其中一发上了膛，合上了保险栓。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儿童玩具似的小锡块。按压锡块，就会发出一种滴答滴答的响声。每个人都领到了这样的锡块。以便在不对英语暗号的情况下认出彼此。

做好准备以后，他又看了看四周。

他试着按了两下。没一会儿，前方响起一声回复的滴答声。

他扑着水往前走，很快闻到一股呕吐的气味。他轻声问：“是谁啊？”

“帕特里克·蒂莫西。”

“我是杜瓦少尉，跟我走！”蒂莫西是第二个跳伞的，因此伍迪觉得沿这个方向找下去，能够找到更多的同伴。

走了五十码以后，他们又碰上了已经会合的马克和乔。

他们从被水淹没的田垄走到一条小路上，发现了团里的第一例伤亡。包里放着火箭炮部件的罗尼和托尼落地太重了。“我想罗尼应该已经死了。”托尼说。伍迪检查了一下：托尼说得没错，罗尼已经没有呼吸了，看上去像是摔断了脖子。托尼自己也不能动，伍迪觉得他很可能摔断了腿。他给托尼打了针吗啡，然后把托尼拖离小路，放在前面一块地里。托尼必须等待医疗队来救他。

伍迪让马克和乔藏好罗尼的尸体，以免德国人顺藤摸瓜找到托尼。

他试图看清周围的景物，竭力想辨认出与地图上标识相关的东西。在黑夜里，他很难辨认出什么。如果不知道身处何地的话，他怎能把兄弟们带到目的地呢？他唯一知道的事情是，他们没有跳到预定地点。

他听到一声奇怪的声音，接着便看见了一道光。

他示意所有人猫下腰。

伞兵应该不用手电筒，而法国人民正在接受强制的宵禁，因此来人很可能是个德国兵。

在微光下，伍迪看见一辆自行车。

他站起身，用卡宾枪瞄准了自行车。他本想立刻向骑车者射击，但无法在不清楚来人是谁的情况下动手。他只能用法语大喊：“停车，停车！”

自行车停下了。“你好，少尉。”骑车者说。伍迪这才认出骑车者是艾斯·韦伯。

伍迪放下武器。“你是从哪儿弄来这辆车的？”他难以置信地问。

“一间农房外面。”艾斯简洁地说。

伍迪领着众人沿着艾斯过来的方向朝前走，觉得其余没找到的人大致应该在这个方向。他努力想找到和地图相符的地貌特征，但天实在太黑了。他觉得自己很没用。他是个军官，必须能解决这类问题。

他在这条路上又找到了几个手下，这时他们走到了磨坊的风车下面。伍迪觉得不能再瞎转找路了，于是走到磨坊前敲了敲门。

楼上的窗户打开了，有个男人用法语问：“谁啊？”

“是美国人，”伍迪说，“法兰西万岁！”

“你们想要什么？”

“我们是来帮你们取得自由的，”伍迪用不熟练的英语说。“但首先我想让你帮我看下地图。”

磨坊主笑道：“我马上下来！”

过了一会儿，伍迪进入了厨房，把丝质地图摊开在餐桌上的明亮灯光下。磨坊主告诉了伍迪他们所在的方位。情况比伍迪想得要好。尽管波纳上尉的怯懦使他们偏离了方向，但他们离伊格里斯也只有四英里。磨坊主为伍迪在地图上画出了到达伊格里斯的最佳路径。

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女孩穿着睡袍走进厨房。“妈妈说你们是美国人。”小女孩说。

“是的，小姐。”

“你知道格拉迪丝·安格鲁斯吗？”

伍迪笑了。“当然知道。事实上，我还在一个朋友的父亲那里，见过她一面呢！”

“她真的很美吗？”

“比你在电影上看到的还要美。”

“我就知道！”

磨坊主要拿出红酒给他喝。“谢谢，不用了。”伍迪说，“等我们打赢了再喝吧。”磨坊主激动地亲了亲他的两颊。

伍迪走到屋外，领着手下朝伊格里斯进发。一开始的十八个伞兵，连他也算在内，现在只剩下九个了。罗尼死了，托尼负了伤，等待救援，还有七个人没有跟他们会合。他得到的命令是不用等所有人都到齐。执行任务的人数够了，就可以向目标地挺进。

七个没找到的伞兵中很快就有一个归队了。彼得从地沟里钻出来，没事人似的向大伙打了声招呼，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在地沟里干吗？”伍迪问他。

“我还以为你们是德国人呢，”彼得说，“所以我才藏在那儿呢。”

伍迪看见了丝质降落伞在地沟里发出的光。彼得必定一着陆就藏在那里了。他显然是吓坏了，缩成一团躲在沟里，但伍迪接受了他的说法。

伍迪最想找到的是迪福中士。迪福是个有经验的老兵，伍迪本想在很多方面倚重于他。但哪里都不见他的身影。

接近一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听见了一些噪声。除了摩托车引擎空转的声音之外，还有两三个人的闲聊声。他命令所有人趴在地上，跟在他身后匍匐前进。

爬了一会儿，他看见前面有个骑摩托车的人正停下摩托车和两个步行者说话。三个人都穿着军服。他们说的是德语。十字路口有幢建筑，不是小旅馆就是面包店。

他决定等一等。这些德国军人多半很快就会离开。他希望能不引起注意，悄悄地抵达目的地。

五分钟以后，他的耐心耗完了。他回过身。“帕特里克·蒂莫西！”他小声说。

有人小声揶揄：“呕吐帕特，威士忌找你。”

蒂莫西从后面爬了上来。他身上还有一股呕吐物的气味。现在“呕吐”这个词竟然成了他的绰号。

伍迪见过蒂莫西扔棒球，知道他扔得又狠又准。“把手雷丢到摩托车那里。”伍迪说。

蒂莫西从包里拿出手雷，拉掉引线，用力朝摩托车扔了过去。

“哐当”一声，其中一个德国人问了句：“什么东西？”接着，手雷就爆炸了。

爆炸声响了两次。第一声爆炸把三个德国人都震倒在地上。第二声响是摩托车油箱爆炸的声音。油箱产生的烈火把三个男人都烧着了，释放出一股烧焦的臭肉味。

“待在原地别动！”伍迪对手下大嚷。他看着十字路口的那幢建筑。里面有人吗？五分钟过去了，没人开门或开窗。房子里要么一个人都没有，要么都躲在了床底下。

伍迪站起身，示意手下人都跟上。踏过三具烧焦的尸体时，伍迪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觉。他的命令导致了这三个人的死亡——他们有自己的父母、妻子或女朋友，有的可能还有儿女。现在，他们只是一团团肮脏的血肉。伍迪原本应该有种胜利者的喜悦。这是他第一次遭遇敌人，他成功地消灭了敌人，但感到的只有恶心。

走过十字路口，伍迪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他让手下不要说话也不要吸烟。为了保持体力，他吃了部队发下来的巧克力。他嚼了一口，巧克力像加了糖的砖块一样难啃。

半小时后，他听见远处来了一辆车，他让战士们都藏在田里。汽车开得非常快，在公路上飞驰。这辆车可能属于德国驻军，但盟军也通过运输机运来了吉普车和反坦克炮，因此这也可能是友军的车辆。伍迪趴在树篱下，看着它开了过去。

车行驶得很快，分不清是敌是友。他吃不准该不该让手下射击。不攻击了吧，他做出决断，他们最好把重心放在正执行的任务上。

他们穿过了伍迪能在地图上辨认出的三个小村庄。他们时而能听到狗叫，但没人出门探寻村里到底出了什么事。被德国侵占期间，法国人显然学会了少管闲事。在异国的黑夜里行走，屋子里的人兀自熟睡，丝毫不介意窗外致命的炮火。这种感觉是多么怪异啊！

最后，他们终于走到了伊格里斯的外围。伍迪让手下们小歇一会儿。他们走进一片小树林，坐在了泥地上。战士们对着水壶喝水，吃着分配的口粮。伍迪仍然禁止大家抽烟——即使离得很远，香烟的火点也能被看见。

十分钟后，他下令继续前进。这时，他不必下令禁止说话——伞兵们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他们拖着步子，静悄悄地沿着街道朝前走。他们沿着街道一边，经过民宅、教堂和店铺，以几乎听不见的步伐向前迈进。一扇开着的窗里突然响起一连串猛烈的咳嗽声，伍迪猛地一惊，差点拿起卡宾枪对准窗户射击。

与其说伊格里斯是个小镇，不如说是个大一点的村庄。走了没多久，伍迪就看到了河水的闪光。他举起手，让所有人都停下。大街沿着一条缓缓的下坡道通向桥面，使他完全能看清河上的情况。水面大约有一百来英尺，桥有一个桥拱。他觉得这座桥一定有些年头了，因为桥身狭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

问题是桥两头各有一座碉堡，两个圆顶中间有射击口的水泥碉堡。两个哨兵在碉堡之间来回巡逻，会各自在桥头稍作停留。靠近小镇的哨兵对着射击口说笑着，多半是在和里面的人闲聊。接着，他和河对岸的哨兵在桥中间碰头时，探头看了看桥下漆黑的河水。他们神态轻松，应该还不知道进攻已经开始的消息。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丝毫松懈。始终保持着清醒，以适度的警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伍迪猜不出碉堡里有多少人，更不知道他们掌握了多少武器。射击口里放着的是机关枪还是普通的步枪呢？机关枪和步枪所制造的威胁区别非常大。

伍迪觉得自己能有些战斗的经验就好了。该怎样面对如今的形势呢？一定有几千名新上任的军官和他一样，刚上任就必须自己做决定。如果迪福中士在那该多好啊！

摧毁碉堡的最佳方法是悄悄接近，从射击口扔一颗手雷进去。经验丰富的战士可以在不被哨兵发现的情况下爬到近处的碉堡那里。但伍迪需要同时炸掉桥两头的两个碉堡——不然攻击必将提醒桥那头的守卫。

如何能在不被巡逻哨兵发现的情况下到达桥那头的碉堡呢？

“彼得，”他说，“你爬到近处的碉堡，从射击口扔颗手雷进去。”

彼得面露惊恐，但还是接受了任务。

接着，伍迪叫来了排里射术最佳的两个战士。“乔和马克，”他说，“瞄准两个哨兵。彼得一扔进手雷，你们就把两个哨兵给解决掉。”

乔和马克点了点头，把枪瞄准了哨兵。

迪福不在，他决定任命艾斯为自己的副手。他又点了四个人的名字，说：“你们跟随艾斯行动。乔和马克一开枪，你们就飞奔过桥，端掉桥那头的碉堡。如果动作够快的话，你们到那儿的时候，碉堡里的人可能还在熟睡呢！”

“好的，长官。”艾斯说，“那些浑球还不知道被谁偷袭，就要下地狱了。”他一定是故意这么说，想为自己壮胆，伍迪想。

“剩下的人，都跟我到近处的碉堡。”

伍迪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艾斯和跟着艾斯的四个人，自己则承担了相对轻松的任务。对此，伍迪感觉很不好。但他知道军官不能去冒不必要的危险，如果他死了，这支队伍就没人指挥了。

由彼得领头，那一队人向桥面走去。这是个异常危险的时刻。即便在夜里，这么多人走在路上也不可能长时间不被注意。任何人碰巧往那个方向瞧一眼，就能发现他们的动静。

如果驻守在碉堡里的人很快能得到示警的话，彼得也许就到不了了近处的碉堡，这次进攻就起不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了。

他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近桥梁。

到了一个拐角，彼得停下了脚步。伍迪猜测彼得是在等近处的哨兵离开碉堡外面的哨位，走到桥中间去。

两个狙击手找到隐蔽的地方，猫腰缩了进去。

伍迪单腿跪地，示意其他人也学他的样。跪在地上以后，众人把目光都投向了近处的哨兵。

哨兵吸了一长口烟，把烟蒂扔在地上，踩了两下让它熄灭，接着嘴里吐出一口烟。他直起身，把枪带套在肩膀上，开始朝桥面走去。

桥那边的卫兵也开始向桥上走。

彼得跑过最后一幢房子，到了街的尽头。他趴在地上，迅速向碉堡爬了过去。到了以后，他马上站起身来。

没人注意到他，两个哨兵仍然在向桥中心会合。

彼得拿起手雷，拔掉引信，等了几秒。伍迪猜彼得这样做，是不让里面的人有机会把手雷扔出来。

彼得走到射击口，把手雷轻轻地扔了进去。

乔和马克的卡宾枪响了。近处的哨兵中枪倒地，但远处的哨兵却没有被击中。这个卫兵并没有转身就逃，而是单膝跪地，甩出了他的手枪。但他的速度还是慢了点：乔和马克双枪齐发，把他打倒在地。

很快，砰的一声，彼得的手雷在近处的碉堡里爆炸了。

伍迪全速向前奔跑，他带的人紧跟在后。很快他们就到了桥边的碉堡处。

碉堡有扇木头矮门。伍迪推门走了进去。三个穿着德军军装的士兵躺在地上，死了。

他走到射击口前，观望着外面的情况。艾斯和他带的四个人飞奔过桥，一边跑一边向远处的碉堡射击。桥只有一百英尺长，但还是多了一半。他们快跑到桥中央时，碉堡里的机关枪开火了。桥上的美国大兵没有掩护，被困在狭窄的桥面上进退不得。机关枪疯狂扫射着，很快五个美国士兵全部倒下了。机关枪又扫射了一会儿，确保他们都死了——事实上，也确保了两个德国哨兵的死亡。

枪林弹雨过后，桥面上的人都没了动静。

整个世界一片死寂。

伍迪身边的列夫蒂·卡梅隆惊呼：“耶稣基督！”

伍迪强忍住泪水。他已经让五个美国人和五个德国人去见了阎王爷，但却还没有完成任务。敌人仍然据守着桥那头的碉堡，可以阻止盟军过桥。

他还剩下四个人。如果再次试图一起跑着过桥的话，他们也会被消灭。伍迪需要制定新的战斗方案。

他回想着这一带的地形。该怎么办？要是有部坦克就好了。

行动必须要快。镇上其他地方或许也会有敌人，他们可能已经听到了枪声，马上就会过来支援。如果两个碉堡都占领的话，问题应该不大，不然就会有麻烦了。

如果他的人不能从桥上过，伍迪心想，也许可以从河里游过去。他决定看一下河岸。“马克和乔，”他说，“对另一个碉堡开火，看看能不能把子弹打进射击口。牵制住他们，我到外面侦察一下。”

卡宾枪开火以后，伍迪走出了碉堡。

伍迪藏在碉堡后面，审视着上游河岸的情况。看完以后，他又跑到路那头观察另一边河岸的情况。好在敌人的碉堡里并没有发射出子弹。

桥两边的河岸都没有河堤，平地和河流由一块向下的斜坡贯通。尽管没有足够的光，但伍迪觉得，河对岸的情况应该也是一样。水性好的伞兵应该能游过这条河。从桥拱下游过去很难被敌人发现。游过河的伞兵可以把彼得刚才做的重复一遍，把手雷塞进碉堡的射击口。

看着桥的结构，伍迪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桥栏杆外面有块一英尺宽的横档，胆子大的人完全可以攀着桥栏外侧从横档上走过去，对面碉堡的射击口正好看不到桥栏外的横档。

他回到已经占领的碉堡内。剩下的人里面，个子最小的是列夫蒂·卡梅隆。他是个争强好胜的人，没那么容易被击垮。“列夫蒂，”伍迪说，“桥栏外有一块敌人看不见的横档，多半是工人修桥时用的，你从那上面穿过桥去，把手雷扔进敌人的碉堡里。”

“遵命。”列夫蒂说。

对于目睹了五个战友阵亡的列夫蒂来说，这是个非常勇敢的回答。

伍迪转身对马克和乔说：“掩护列夫蒂。”两人端起卡宾枪，开始向外射击。

列夫蒂问：“如果掉下河该怎么办？”

“桥离河面只有十五到二十英尺，”伍迪说，“你会没事的。”

“好吧，”列夫蒂走到门口，“但我不会游泳。”说完，他就冲出去了。

伍迪看见列夫蒂穿过桥面，看了一眼桥栏就跨了过去，他在在横档外站好，沿着横档走了几步就消失在伍迪的视线中了。

“保持火力，”伍迪对马克和乔说，“他已经上路了。”

他们往碉堡外望去。外面什么动静都没有。伍迪意识到，这时已经是黎明了，小镇清晰地出现在了眼前。但镇上的居民一个都没有上街：他们知道外面正进行着战斗。也许有一支德国部队正从另一条街上匆匆赶来，不过到现在为止，外面什么声音都没有。他意识到自己是在担心列夫蒂会不会掉进河里，关注桥那边有没有落水声。

一条挺大的杂种狗翘着尾巴蹦蹦跳跳地上了桥。它好奇地用鼻子闻了闻死者的尸体，然后径直走开了，像是要奔赴重要的约会似的。伍迪看见它走过桥那边的碉堡，往镇的另一面去了。

黎明意味着盟军的主力在法国的海岸上登了陆。有人说，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海陆两栖登陆战。他很想知道主力部队是否遇到了强烈的抵抗。背着沉重的军械涉水上岸，对步兵来说非常危险，埋伏在沙丘后面的机关枪手，完全可以借助广阔的海滩对他们展开屠杀。伍迪觉得非常幸运，身在如此坚实的碉堡里真是太好了。

列夫蒂很长时间都没动静了。他无声无息地掉到河里了吗？是不是其他地方出了什么岔子？

接着伍迪看见了他。一个瘦小的身影正在跨越桥那一头的桥栏。伍迪屏住呼吸。跨越桥栏以后，列夫蒂趴在地上，爬到碉堡边，站起来背靠着碉堡一侧。他用左手拿出手雷。拔掉引线，等了几秒，最后突然闪到碉堡正面，把手雷扔进了射击口。

砰的一声，射击口出现了骇人的火光。列夫蒂像比赛的胜利者一样把手臂高举过头。

“浑蛋，趴下，回来！”伍迪说，但列夫蒂听不见他的话。附近的建筑里完全有可能藏着正等待为战友报仇的德国兵。

他多虑了，没有什么复仇的子弹。庆祝了一会儿，列夫蒂走进了碉堡。伍迪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过，现在还不能确保绝对的平安。这时，如果有十来个德国兵对桥进行突袭的话，很快就会重新夺回它。他们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他强迫自己再等一会儿，看有没有敌军出现。等了一两分钟，外面仍然什么动静都没有。看来伊格里斯镇上就只有这几个守桥的德军了——他们也许每十二个小时从几英里外的营房过来换一次班。

“乔，”伍迪说，“清理掉这些德国兵的尸体，把他们扔进河里。”

乔把三具尸体拖出碉堡，扔进了河里，对桥面上两具德国哨兵的尸首也做了同样的处理。

“彼得和马克，”伍迪说，“去桥那头的碉堡和列夫蒂会合，注意时刻保持警觉。我们还没把法国的德国兵全杀完呢！如果发现敌军接近你们的碉堡，不要有丝毫的犹豫，只管向他们开枪就行。”

彼得和马克走出碉堡，向河对岸的碉堡行进。

河对岸的碉堡现在有了三个美军士兵。如果德军试图夺回这座桥的话，必须投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兵力才行。在光线充足的白天，夺桥的难度可比晚上要大得多了。

伍迪意识到桥上的美军尸体会让前来换班的德国兵知道碉堡已经失守了。不能让他们有所准备，而是要出其不意地进行全歼。

这意味着他们要把自己人的尸体处理掉。

他告诉身边的人他要去处理同伴的尸体，然后走出碉堡。

清晨的空气既清新又干净。

他走到桥中间，测了测每个战友的脉搏。毫无疑问：他们都已经死了。

他一个一个地抱起这些战友，把他们扔下桥栏。

最后一个是艾斯·韦伯。听到他落水时，伍迪说：“伙计，安息吧。”他低下头，闭上双眼，为了让战友的灵魂得到安息，祈祷了一会儿。

伍迪转过身，看见新一天的太阳正在升起。

盟军统帅担心德军会迅速加强在诺曼底的兵力，以强大的反攻把登陆的盟军赶回海里。这样的话，敦刻尔克的惨痛历史就要重演了。

劳埃德·威廉姆斯的任务就是不让这段历史重演。

发动反攻以后，帮助战俘回家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劳埃德现在正在与法国的抵抗力量一起工作。

五月底，英国广播公司发出暗号，号召抵抗力量在德占法国进行破坏活动。六月的头几天，几百根电话线被割断，这些电话通常设置在很难被常人找到的军事要地。另外，德军的油罐被引燃，车辆轮胎被扎破，路面也被树干给堵上了。

劳埃德的任务是和一个自称为“铁路无产者”的铁路工人无产阶级团体联手抗德。几年来，这个团体一直灵活地进行着破坏活动。德国的军列有时会诡异地被引上支线，开了几十英里才调过头来。有时列车的发动机会突然失灵，导致车厢出轨。铁路系统的运行状况非常糟糕，德国不得不从国内调来列车工人。1944年春天，法国的列车工人开始对铁路进行破坏。他们捣毁铁轨，破坏移除毁坏铁轨必须用到的起重机。

纳粹绝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几百个铁路工人被处决，更多的铁路工人进了集中营。但斗争仍然在继续。登陆日这天法国有些地方的火车甚至不通了。

登陆日后的第一天，劳埃德躺在诺曼底省首府鲁昂主线铁路路堤的最高处。下面是铁道和隧道的连接点。从制高点向远处看，他可以看见一英里开外徐徐开来的列车。

和他在一起的是代号为“退伍兵”和“雪茄”的两个人。退伍兵是当地抵抗力量的领导人，雪茄是个铁路工人。劳埃德带来了炸药。武器供给是英方对抵抗力量进行支援的主要任务。

三个人藏在长满野花的草丛间。劳埃德觉得，晴朗的天气带女孩来这再合适不过了，黛西一定会喜欢的。

火车在不远处出现了。雪茄一直凝视着愈行愈近的列车。他大约六十岁，个子瘦小，长着一张一看就烟瘾很重的满是皱纹的脸。当列车离隧道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时，他失望地摇了摇头。这不是他们要等的车。列车冒着黑烟从他们眼前经过，钻入隧道。火车头拖着几节四个人坐的车厢，车厢里都坐满了人，平民和士兵都有。劳埃德的目标显然不是这个。

退伍兵看了看表。他皮肤很黑，留着大胡子。劳埃德猜想，他的某个祖先有可能来自北非。退伍兵有点神经质。现在是白天，他们在人人都看得见的路堤上。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被人发现。“还有多久？”退伍兵担心地问。

“再等等吧。”瘦小的铁路工人说。

劳埃德用法语说：“想走你可以走，一切都准备好了。”

退伍兵没有回答。他不想错过这次行动。为了保持权威和尊严，他对劳埃德说：“我待在这儿。”

雪茄遥望着远处，突然全身一紧，眼睛周围的皮肤因为用力而起了皱。“应该是这列……”他语义不明地说。接着，他直起了身子。

劳埃德还没看见列车，更不知道它是哪种车，但雪茄比他警觉。劳埃德觉得，这列车似乎比前一列快一点。当列车靠近的时候，他发现这列车非常长：约有二十四五节车厢。

“就是它了。”铁路工人雪茄说。

劳埃德的脉搏加快了。如果雪茄判断无误的话，这应该是德军派往诺曼底战场的军列，载有一千多名德军——应该是多列运兵车的第一列。劳埃德的任务是不让这列车和随后的德军军列通过这个隧道。

接着他观察到其他一些情况。一架飞机正在追踪这列军列。他看见这架飞机跟着军列亦步亦趋，还在慢慢降低高度。

飞机是英国的。

劳埃德认出这是架霍克式对地攻击机，一架单人驾驶的战斗机。霍克式对地攻击机经常深入敌境，执行干扰敌方联络的危险任务。驾驶飞机的一定是个非常骁勇的悍将，劳埃德心想。

但攻击机的出现搅乱了劳埃德的计划。他不希望军列在进入隧道前被毁。

“真该死。”他小声骂了一句。

这时，攻击机对列车车厢开火了。

退伍兵说：“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劳埃德用英语说：“鬼知道。”

这时，他清晰地看到火车上既挂着旅客车厢，也挂着运送家畜的车厢。不过家畜车厢里载的也可能是德国兵。

在越过火车时，飞得越来越快的攻击机不断猛烈地向车厢发射炮弹。飞机上配备四门有炮弹带的加农炮，“咔哒、咔哒”的炮弹声盖过了飞机的引擎声和火车的隆隆声。劳埃德不禁为火车上那些成为活靶子的德国兵惋惜起来，他们根本无处可逃。他不知道飞行员为什么不发射火箭炮，虽然没有一般的炮弹精准，但能给火车和汽车造成重创。也许已经在之前的交战中用光了吧。

一些德国兵勇敢的把头伸出窗外，用步枪和手枪向飞机射击，但发射的子弹连飞机的边都碰不着。

不过，劳埃德很快就发现德国兵在机车后面的平板车后面架起了一门轻型的高射炮。两个炮手手忙脚乱地架起炮，填上炮弹。炮座微微偏移，炮口对准英国的对地攻击机。

飞行员似乎没有看见那门高射炮，他继续沿着车厢的顶部朝前飞，发射的炮弹不断撕裂车厢的顶棚，在车厢中炸开。

高射炮开火了，但没能击中英国战斗机。

劳埃德觉得自己很有可能认识这个战斗机飞行员。英国此时仅有五千名空军飞行员，其中许多参加过黛西的聚会。他们中有赫伯特·圣约翰，赫伯特是个剑桥的高材生，几周前他还和劳埃德一起回忆过两人在剑桥的青葱岁月。有丹尼斯·乔瑟，乔瑟出生于西印度群岛，毕业于圣三一学院的他对英国淡而无味的饭食牢骚满腹，每顿饭都有的土豆泥尤其令他苦不堪言。有布莱恩·曼特尔，曼特尔是他最后一次穿越比利牛斯山时带着的澳大利亚飞行员，曼特尔非常勇敢，和劳埃德交情很好。

高射炮再次射击，但还是没有击中。

飞行员不是没看见高射炮，就是觉得高射炮不能对自己造成实质性的危害。他没有躲避高射炮的打击，而是冒险飞在运兵车顶上，继续对车厢进行打击。

列车快要开进隧道时，战斗机终于被高射炮击中了。

飞机发动机燃起大火，接着喷出一股黑烟。这时，飞行员才把飞机驶离火车轨道，但已经太迟了。

火车进隧道了，车厢从劳埃德眼前疾驰而过。他看见每节车厢里都有上百名德国士兵。

对地攻击机朝劳埃德的方向掉了下来，一时间劳埃德还以为飞机要掉在他躺着的地方了。他平躺在地，愚蠢地把双手抱在头顶，觉得这样就能保护自己似的。

攻击机在他头顶一百英尺的高度挣扎。

退伍兵按下了炸药的按钮。

隧道里传出雷鸣般的爆炸声，接着是车厢出轨相互碰撞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

起先，满载士兵的车厢继续在往隧道里涌入。但很快，列车车厢就和前面的车厢相撞，被阻拦在隧道外面。最后两节更是腾空而起，形成了一个倒转的“V”字。车厢里的士兵发出痛苦的悲鸣声。所有车厢都冲出了路轨，像散落的火柴一样躺在隧道口两侧。铁皮像纸张一样皱着，碎玻璃雨点似的落在路堤上，掉在三个破坏者身上——退伍兵、雪茄和劳埃德很有可能被自己引发的爆炸害死。他们几乎没做任何交流，便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向远处狂奔。

到达安全的距离以后，一切都结束了。隧道里涌出浓浓的黑烟：不大会有人会在如此激烈的碰撞和剧烈的爆炸后活命。

劳埃德的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不仅消灭了成百上千名军人，还破坏了通往诺曼底的铁路线。隧道里的列车残骸需要好几周才能清理干净，德军向诺曼底增援变得愈加艰难了。

劳埃德感到一阵后怕。

他在西班牙目睹过战争造成的死亡和破坏，但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死亡。而且是他一手造成的。

又是一声强烈的碰撞声，霍克式对地攻击机坠落在地。战斗机在燃烧，但油箱并没有爆炸，飞行员也许还活着。

他跑向战斗机，退伍兵和雪茄跟在后面。

战斗机侧翻在地，一只机翼折断了，黑烟从战斗机的单引擎直往外冒。驾驶舱被烟所遮蔽，劳埃德无法看见飞行员的面容。

他踏上机翼，打开了机罩卡钩。雪茄打开了另一侧的机罩卡钩。两人齐心协力将驾驶舱的舱顶掀了开来。

飞行员不省人事。他戴着头罩和护目镜，脸上戴着氧气面罩。劳埃德分辨不出这是不是自己认识的人。

他不知道氧气罐在何处，也不知道它是否已经被点燃了。

退伍兵和他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必须在飞机爆炸前把他弄出来。”他说。

劳埃德把手伸进驾驶舱，解开了飞行员系的隔离带。他把双手放在飞行员的胳膊底下，往外拉。飞行员的四肢都不能动了，但劳埃德不知道他伤在哪儿，他连对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劳埃德把飞行员拉出驾驶舱，扛在肩上，送到离燃烧的飞机很远的地方，仰面放在地上。

劳埃德听到一种介于“嘶嘶”和“咚咚”之间的声音。他回过头，看见整架飞机烧起来了。

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移掉了飞行员戴的护目镜和氧气面罩，看见了一张非常熟悉的脸庞。

飞行员是博伊·菲茨赫伯特。

博伊还有呼吸。

劳埃德擦去博伊鼻子和嘴边的血。

博伊睁开眼。起先，他神情木然，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但很快他就认出了劳埃德：“怎么会是你！”

“我们炸掉了火车。”劳埃德说。

除了眼睛和嘴，博伊似乎什么都动不了。“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他说。

“谁说不是呢！”

雪茄问：“他是谁？”

劳埃德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是我弟弟。”

“老天！”

博伊闭上了眼睛。

劳埃德对退伍兵说：“必须找个医生来。”

退伍兵摇了摇头。“我们必须先离开这儿，德国很快就会派人过来调查列车出轨的原因。”

劳埃德知道他说得对。“我们必须带他一起走。”

博伊睁开眼睛，说：“威廉姆斯。”

“博伊，怎么了？”

博伊的嘴角露出微笑，说：“你可以和那个婊子结婚了。”

他死了。

听说博伊牺牲的消息以后，黛西难过地哭了。博伊是个无赖，对黛西很不好，但她曾经爱过他，在性爱方面，他教了她很多。对他的牺牲，黛西非常难过。

博伊的弟弟安迪成了子爵，将继承伯爵爵位。安迪的妻子梅尔成了子爵夫人。根据贵族的传统，黛西现在是阿波罗温子爵的遗孀——如果嫁给劳埃德，她就会失去这个名头，改叫威廉姆斯夫人了。

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现在开始更是如此。这个夏天，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的希望破灭了。7月20日，德国军官谋杀希特勒的企图被粉碎。德军在东线全线撤退。八月，盟军占领了巴黎，但希特勒执意要战斗到鱼死网破。黛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劳埃德，更别提嫁给他了。

九月，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在阿尔德盖特区的威廉姆斯家，她见到了兴高采烈的艾瑟尔·莱克维兹。“好消息！”黛西一走进厨房，艾瑟尔就对她说，“劳埃德被选为霍克斯顿选区下一任议员的候选人了。”

劳埃德的妹妹米莉正带着两个孩子莱尼和帕米坐在厨房里。“真是太好了，”她说，“总有一天，他会成为首相的。”

“是的。”黛西重重地坐了下来。

“看得出来，你不太高兴。”艾瑟尔说，“就像我的朋友米尔德里德说的那样，像是被人从头浇了一盆冷水。黛西，你究竟怎么了？”

“我在想，和我结婚的话，一定会对他不利的。”因为爱，黛西才如此伤心。她怎么能阻断他的前程呢？但她又怎能放弃他呢？每当想到这些问题，她的心愈发沉重，生活的希望似乎也变得渺茫了。

“因为你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吗？”艾瑟尔问。

“不仅仅是这个。博伊死前曾经告诉我，劳埃德绝对不会找一个前纳粹做老婆。”她看着即便伤人也总是说实话的艾瑟尔说，“他没说错，对吗？”

“只说对了一部分。”艾瑟尔说。她把水壶放在炉子上，然后坐在黛西对面，“我不会说，这完全没有关系。但我觉得，你不该气馁。”

你和我完全一样，黛西心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爱上我并不奇怪——我和艾瑟尔年轻时完全一样。

米莉说：“没关系，爱能战胜一切。”这时，她发现四岁的莱尼正在用木头兵击打两岁的帕米。“别打你妹妹！”她朝儿子大声嚷。接着她回过头对黛西说：“我哥哥把心都交给了你。告诉你，我觉得他不会再爱上别人了。”

“我知道，”米莉的话让黛西直想哭，“但他有改变世界的宏伟抱负，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挡着他的道了。”

艾瑟尔把哭泣的帕米抱在膝盖上，帕米很快就不哭了。她对黛西说，“准备面对质疑和敌意，但不要躲避，更别隐瞒你的过去。”

“我该怎么跟其他人说？”

“你就说你像成千上万普通民众一样，被法西斯主义蒙蔽了。但你在大轰炸期间驾驶过救护车，希望已经借此偿还了旧债。和劳埃德好好商量一下，看看这话该怎么说。自信点儿，拿出你的魅力，别让这件事把你击垮。”

“这会有用吗？”

艾瑟尔犹豫了。“我不知道，”她顿了顿，“我真的不知道，但你必须试一试。”

“如果为了我而放弃理想，那真是太可怕了。这件事会让我们结不成婚的。”

黛西希望艾瑟尔能否认这种可能性，但她只是重复道：“我不知道。”

第十九章

1945年，华盛顿

伍迪·杜瓦很快适应了拐杖。

他是在1944年底比利时的阿登战役中受伤的。推进到德国边境的盟军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德军的强烈反击。伍迪和一零一空降师的战友被阻挡在交通枢纽巴斯托涅小镇上。当德国人送来请求投降的信件时，麦考利夫将军简单地回了一个字：“呸！”

圣诞节这天，伍迪的右腿被机关枪打了个稀巴烂，他的伤势很严重。更糟的是，一个月以后，一零一空降师才突出重围，把他送进了真正的医院。

他的骨头会重新愈合，腿也有可能不再一瘸一拐，但不可能再适应跳伞的强度了。

阿登战役是希特勒在西线的最后反攻。在那之后，德军再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攻。

伍迪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这意味着他住在华盛顿的父母家里，天天得听母亲的唠叨。拆了石膏后，他去父亲办公室上班了。

1945年4月12日，星期四，他在参众两院所在的国会大厦地下室和父亲谈起了难民问题。“我们认为，欧洲大约有两千一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格斯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18】 准备对他们伸出援手。”

“任何一天都可以开始帮助他们，”伍迪说，“红军已经快打到柏林了。”

“美军离柏林也只有五十英里了。”

“希特勒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还有点理智的话，他现在就应该投降。”

伍迪低下声音说：“有人告诉我，苏联人找到了一个大规模杀戮的集中营。纳粹在那一天要杀死几百人。在波兰一个叫奥斯维辛的地方。”

格斯严肃地点了点头。“是真的，公众现在还不知道，但他们迟早会知道的。”

“有人应该为此而被处死。”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已经为此工作了好几年。他们制作了战犯列表，正在搜集他们的犯罪证据。如果战后能保住联合国的话，有人就会因为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而走上法庭。”

“联合国当然能继续存在下去，”伍迪有点生气了，“罗斯福以此为基调参加了去年的总统选举并赢得了胜利。几周以后，联合国大会将在旧金山举行。”对伍迪来说，旧金山具有特殊的意义，贝拉·赫尔南德兹就住在那儿，但伍迪还没向父亲提起过她。“美国人民希望看到国际合作，以保证这类战争再也不会出现。谁会对联合国的存在进行反对呢？”

“这样的人有好多呢。大多数共和党人尽管都是好人，却觉得其他国家的世界观完全和我们不同，没什么可以和它们交流的。共和党内部的极少数强硬分子更是激烈反对联合国的存在。真他妈的操蛋！”

伍迪非常吃惊，他从没见父亲这么骂过人。

“这些人在30年代策划了针对罗斯福的叛乱，”格斯说，“比如亨利·福特这样的生意人。福特认为希特勒是个反共产主义的强大领导人，十分优秀。他们还参加了右翼组织，诸如‘美国第一’。”

在伍迪的记忆中，父亲从没如此生气。

“如果让这些傻瓜肆意妄为，肯定会发生比前两次世界大战更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格斯说，“我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如果我能有孙子的话，我绝对不希望他也死于战争。”

伍迪的心一阵刺痛：如果乔安妮还活着，她或许已经为格斯添了个孙子。

现在伍迪连个约会的人都没有，更别说替格斯添什么孙子了——除非能在旧金山偶遇贝拉·赫尔南德兹。

“我们对这些白痴一点办法都没有，”格斯说，“但我们也许能对付范登堡参议员。”

阿瑟·范登堡是来自密歇根的共和党参议员。他是保守派人士，对罗斯福的新政持反对态度。不过范登堡是格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同事。

“他是个很大的威胁，”格斯说，“自负又不可一世，但是受到很多人的尊敬。连总统有时也不得不向他让步。他的政治观点基本和我们一样，但我怕他会倒退。”

“为什么会倒退？”

“他是个积极的反共产主义分子。”

“这没什么，我们也反对共产主义。”

“但范登堡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偏执。只要他觉得我们对莫斯科卑躬屈膝，就会坐立不安。”

“怎样算卑躬屈膝呢？”

“天知道我们会在旧金山达成什么协议。我们同意承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两个独立国家，这意味着苏联在联合国大会拿到了三票。我们必须把苏联留在联合国——但如果让步太大的话，范登堡会对联合国是否需要继续存在、美国是否需要继续参加提出质疑。到了那一步的话，参议院很可能像1919年拒绝批准加入国联一样把联合国拒之门外。”

“因此我们既要在旧金山让苏联人满意，又不能触怒范登堡参议员。”

“是的。”

他们听到一阵急速奔跑的脚步声，这在庄严的国会大厦是不多见的。两人都转头去看。伍迪惊讶地发现，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正在过道里狂奔。他穿得和平时差不多，灰色双胸袋西装，波点领带，但没戴帽子。和平时不同的是，他身旁既没助手，也没特工。他跑得飞快，气喘吁吁，没看任何人，目标明确地往前奔。

伍迪和格斯都看愣了。其他人的反应也和他们一样。

杜鲁门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后，伍迪问：“出什么事了……”

格斯说：“总统肯定已经去世了。”

沃洛佳·别斯科夫乘着一辆斯图贝克U56军用十轮卡车进入德国。这种卡车制造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市，用铁路运到巴尔的摩，运上船横穿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波斯湾，然后用火车从波斯运到苏联中部。沃洛佳知道这是美国政府送给苏联的二十万辆军用卡车中的一辆。苏联人非常喜欢这种军用卡车：它们坚固可靠。苏联人常说，刻在车身两侧的“USA”代表“Ubit Sukina syna Adolf”，就是“杀死那个狗娘养的阿道夫”的意思。

苏联人也很喜欢美国送来的食物，尤其是“斯帕姆”牌的罐装午餐肉。这种肉呈现出奇怪的粉红色，高脂肪，很合苏联人的口味。

沃洛佳之所以被派到德国是因为他从柏林间谍那里得来的情报已经没有直接从德国战俘那里问来的情报新了。流利的德语使他第一批被送到德国，进行前线战俘的审讯工作。

过境时，他看到一张苏联政府的海报：

红军士兵们：

你们现在到了德国的国土上。报仇雪恨的时刻终于到了！

在各种各样的海报中，这样的宣传还算是隐忍的。一段时间以来，苏联政府一直在煽动红军士兵对德国人的恨意，相信这样能让士兵战斗得更为勇猛。政治委员计算出——他们宣称计算出——战斗中战死的红军战士人数、被焚烧的房屋数量，以及每个村庄和城镇里，那些被怀疑是共产党人、斯拉夫人或犹太人而被杀的平民总量。许多前线战士得知了死于德军之手的家乡人民和被毁的房屋数量后，急切地想给德国人造成同样的伤害。

红军到达了贯穿普鲁士南北的奥得河，这里是柏林面前的最后一道壁垒。一百万红军战士到了离柏林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时刻准备一战。沃洛佳是第五突击军的一员。等待开战的时候，他拿起了军报《红星报》。

报上的内容把他吓了一跳。

《红星报》上宣扬的恨意比他之前读到的更浓。“如果一天不杀一个德国人，你的一天就白费了，”报纸上这样写道，“如果你在等待参加战斗，那你就在战斗之前杀死一个德国人。如果你杀了一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没什么比把德国人的尸体垒起来更有趣的了。杀死德国人——这是家中妈妈的祈祷词。杀死德国人——这是你孩子请求你做的。杀死德国人——这是苏联大地的呼声。不要退缩，不要放弃。杀吧！”

沃洛佳觉得，这种宣传实在有点病态。但更糟的还是一些隐含的内容。作者怂恿红军战士打劫：“德国女人只是失去了本就是偷来的毛皮大衣和银质餐具。”还有一些旁侧敲击，纵容他们强奸：“苏联士兵不会拒绝来自德国妇女的恭维。”

士兵们本来就不是绅士，1941年德军在苏联的所作所为更是触怒了全体苏联人。苏联政府用这种仇恨的宣传方式点燃了红军队伍的恨意。现在，军方的报纸更是向所有战士挑明了，为了击败德国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一把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 。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盼望战争能快点结束。

他和朋友赫尔曼·布劳恩在韦斯医生的带领下，在一个新教教堂建立起一所战地医院。接着他们无所事事地坐在教堂的大殿里，等待马拉的救护车送来严重枪伤和烧伤的伤员。

德军加固了希洛高地，这是俯瞰奥得河、通向柏林的要津。埃里克在后方的急救站，距离前线一英里。

韦斯医生在军情处有朋友，他说，德军正以十一万兵力应对苏联的百万大军。他用一贯的讽刺语气说道：“但我们的士气高涨，加上阿道夫·希特勒是人类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所以我们一定会赢。”

打胜仗是不可能的，但德军士兵依然在顽强地作战着。埃里克相信这是传回来的红军暴行所导致的。红军所到之处，所有战俘都被处决干净，民房被烧毁，妇女遭到强奸后被钉在了谷仓的门上。德国士兵相信，他们的抵抗是为了不让家人遭到共产党的暴行。克里姆林宫的仇恨宣传起了反作用。

埃里克却想快点失败。他希望杀戮赶紧停止，他想马上回家。

他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他也可能很快会死。

埃里克在长条凳上睡着了，但4月16日凌晨三点，这天是星期一，他却被苏联人的炮声惊醒了。之前，他在前线听过两军交战时的炮声，从远处听，声音却比身临其境大了十倍。这也许是因为在前线时他们的耳朵早已被震聋了吧。

黎明时，伤员陆陆续续来到战地医院。埃里克、布劳恩、韦斯医生疲倦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他们截断溃烂的四肢，接上断骨，取出子弹，清洗和包扎伤口。他们不仅没有药，连淡水都找不到。对那些痛得大喊的伤员只能打一针吗啡。

可以行走拿枪的士兵在接受了简单的治疗处理后被送回前线。

德方坚持的时间比韦斯医生预测的要长一些。第一天，天快黑时，德军依然坚守着阵地。天黑以后，送来的伤员少多了。他们三个轮流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沃纳·弗兰克被送到了急救站，他的右手手腕被轧碎了。

沃纳现在是个上尉。他和他的手下们带着三十门八十毫米高射炮守卫着一块前沿阵地。“每门炮只有八发炮弹，”韦斯医生巧妙地将他的骨骼碎片归位时，沃纳说，“我们得到的命令是用前七发打击苏联坦克，最后一发留给自己，不让高射炮落在苏联人手里。”操纵高射炮时，一发苏联炮弹把他掀翻在地，“还好只是手受伤了，”他说，“要是炸在头上，我就没命了。”

手腕被绑起来以后，他问埃里克：“卡拉给你来信了吗？”

埃里克听说妹妹和沃纳成了一对。“我已经好几周没收到信了。”

“我也是。听说柏林的情况很糟糕，希望她没事。”

“我也很担心。”埃里克说。

令人吃惊的是，德军又据守了希洛高地一天一夜。

急救站没有得到前线失守的消息。正在给新的一批伤兵做治疗时，七八个苏军闯入了教堂。一个红军士兵朝拱形的天花板上开了一阵机关枪，埃里克和所有能动的人连忙卧倒在地。

看到教堂里的人都没武器，苏联人放松下来。他们在大殿内走了一圈，把德国兵身上的剩下的戒指和手表取了下来，接着就离开了。

埃里克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他第一次陷在敌人的阵线之后。他们应该放弃战地医院，试图赶上撤走的军队吗？他们撤走的话，这里的病人们还会安全吗？

韦斯医生做出了决定。“继续自己的工作吧。”他说。

几分钟之后，一个苏联士兵抬着战友走进教堂大殿。他拿枪指着韦斯，飞快地说了一连串俄语。他非常慌乱，背上的战友全身都是血。

韦斯非常平静。他用不太流利的俄语说：“不必拿枪指着我，把你朋友放在桌子上。”

红军战士把战友放在了桌上，韦斯医生带着埃里克和布劳恩开始了治疗。红军战士一直把枪口对准着韦斯医生。

这天晚些时候，德国伤兵有的步行，有的被送上卡车的后车厢由红军士兵押往了东面。埃里克看着沃纳·弗兰克作为战俘消失在眼前。小时候，埃里克经常听人讲罗伯特叔叔的故事。一战中，罗伯特叔叔被苏联人抓作战俘，后来却从西伯利亚走了四千英里走回了德国。埃里克不知道沃纳会碰上什么样的命运。

更多的苏联伤兵被带了进来，韦斯、埃里克和布劳恩像对待德国兵一样为他们进行治疗。

忙碌了一天，当埃里克筋疲力尽地进入梦乡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也成了战俘。

在盟军逼近柏林的同时，战胜国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上开始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起来。伍迪觉得这样的会议很乏味，他只想快点联系上贝拉·赫尔南德兹。

在登陆日进攻、法国的战斗，以及送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期间，贝拉一直浮现在伍迪的脑海之中。一年前，在牛津的最后一学期，贝拉曾经计划着要来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除非贝拉在校园边租间公寓，不然她多半会住在太平洋高地的父母家。

不幸的是，伍迪还没能和贝拉联系上。

他给贝拉写了信，但没收到回信。当他拨打黄页电话本上的赫尔南德兹家的号码时，一个他觉得是贝拉母亲的中年妇女冷冰冰地对他说：“她现在不在家，我可以给你带话。”贝拉却没给他回电。

贝拉可能有个正式的男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伍迪希望贝拉亲口跟他讲。但也许她母亲私自把他的信藏起来了，也没把他的口讯传达给贝拉。

伍迪也许应该放弃。再追寻下去，他可能把自己弄得像个傻瓜。但他不会轻言放弃。他回忆起不屈不挠地追求乔安妮的往事，琢磨着自己为何总会遇到这种状况：这是他的宿命吗？

与此同时，每天早上他会和父亲一起去费尔蒙特酒店的空中花园，听国务卿斯特蒂钮斯做前一天联合国会议的情况简报。斯特蒂钮斯是在科德尔·赫尔被送进医院以后，继任国务卿之位的。此时，哈里·杜鲁门也接任了死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总统之位。格斯·杜瓦觉得，在世界局势如此紧要的关头，美国由两个经验不甚丰富的新手来领导，真是个很大的遗憾。

事情开始得很不顺利。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会前碰面时笨拙地惹怒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抵达旧金山时情绪很不好。他宣称如果联合国不接纳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的话，他就马上回苏联。

伍迪不希望苏联开溜。没了苏联，联合国就不成为联合国了。大多数美国代表希望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妥协。但立场强硬的范德博格参议员却坚持不能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达成任何协议。

一天上午，伍迪正好有几个小时空，于是他去了贝拉父母家。

赫尔南德兹家住的时尚社区离诺布山上的费尔蒙特酒店不远，但伍迪仍然需要用拐杖走路，因此他叫了辆出租车。赫尔南德兹家位于高夫路，是一幢漆成黄色的维多利亚式大宅。应门的女人穿着华贵，应该不是家里的女仆。她像贝拉一样对伍迪扬起嘴角一笑，一看就是贝拉的母亲。伍迪礼貌地说：“夫人，早上好。我是伍迪·杜瓦。去年我在伦敦遇见了贝拉·赫尔南德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再见她一面。”

女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审视着伍迪：“看来你就是那个人了。”

伍迪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是贝拉的母亲，卡罗琳·赫尔南德兹。”她说，“你最好进来。”

“谢谢你。”

她没有和伍迪握手，显然对他抱有敌意，伍迪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无论如何，她还是请伍迪进屋了。

赫尔南德兹把伍迪让进了一个能看到海景的大客厅。她指着一把椅子，不算客气地示意他可以坐下。赫尔南德兹夫人坐在他对面，严厉地瞪了他一眼：“你在英国和贝拉相处了多长时间？”她问。

“几个小时，但从此我就忘不了她了。”

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赫尔南德兹夫人说：“在牛津上大学的时候，贝拉就和一个名叫维克托·罗兰德森的聪明小伙订了婚，他们从小就认识了，感情一直不错。罗兰德森夫妇是我和我丈夫的老朋友——至少在贝拉回家突然要取消婚约之前是。”

伍迪的心中燃起了希望。

“她只说她意识到自己并不爱维克托，我猜她一定是遇见了别的什么人，现在我知道她遇见的是谁了。”

伍迪说：“我不知道她已经订婚了。”

“她戴着的钻石戒指你总不会看不见吧，你糟糕的观察力造成了一场悲剧！”

“我非常抱歉。”伍迪说。然后他告诉自己不要太过软弱。“或者说，其实我并没那么抱歉，”他说，“我很高兴她结束了这段婚约，因为她是个完美的女人，我很想娶她。”

赫尔南德兹夫人不喜欢这样的表白：“年轻人，你还嫩着呢！”

伍迪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感到说不出的讨厌。“赫尔南德兹夫人，刚才您用了‘悲剧’这个词。我的未婚妻乔安妮在珍珠港死在了我的怀里。我的弟弟查克被机关枪打死在布干维尔的海滩上。登陆日战役中，为了争夺伊格里斯镇上毫不起眼的一座桥，我亲自指挥艾斯·韦伯和其他四名年轻的美国战士去送死。夫人，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悲剧，破裂的婚约绝对算不上。”

赫尔南德兹夫人吃了一惊。伍迪猜想她大概不常遭到年轻人的反驳。她没有说话，但脸色逐渐苍白。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没有任何解释便离开了客厅。伍迪不知道她想让自己干什么，但还没见到贝拉，他绝不会撤退。

五分钟后，贝拉走进了客厅。

伍迪站了起来，觉得自己心脏狂跳。一看见贝拉，他的脸上就浮现出笑容。贝拉穿着一条与她满头黑发和咖啡色皮肤形成强烈反差的淡黄色裙子。伍迪觉得，贝拉和乔安妮一样，穿得越简单越是好看。他想抱住贝拉，拥紧她柔软的身体，不过他还得等贝拉给他发出爱的讯息。

贝拉看上去很不安。“你来这儿干吗？”她问。

“我来找你。”

“为什么找我？”

“因为我忘不了你。”

“我们连相互了解都谈不上。”

“可以从今天开始了解。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餐吗？”

“我不知道。”

伍迪穿过客厅，走到贝拉站着的地方。

拄着拐杖的伍迪，让贝拉很意外。“你怎么了？”

“在法国战场上，我的膝盖中了一枪，枪伤正在慢慢恢复中。”

“太不幸了！”

“贝拉，我觉得你很完美，我相信你也喜欢我。我们又都没有婚约了，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贝拉嘴角一扬，绽放出伍迪最喜欢的那种笑容。“不是担心，而是尴尬，为伦敦那天晚上的事而感到尴尬。”

“就那点儿事吗？”

“对第一次约会而言，那已经很过分了。”

“那种事天天都在发生。当然，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那天晚上，你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你觉得我会在战斗中牺牲。”

她点了点头。“我从来没做过那种事，甚至和维克托在一起时也没做过。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竟然在公园里和你那样干。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妓女！”

“我很清楚你是什么人，”伍迪说，“你是个心胸宽广，聪明美丽的女人。我们为什么不忘了伦敦的那一晚，像教养良好的年轻人那样开始互相了解呢？”

贝拉的态度软化了一些。“我们真能那样吗？”

“完全可以。”

“那晚上一起去吃饭吧？”

“七点来接你，好吗？”

“没问题。”

伍迪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还是有些犹豫。“我无法形容再见你的感觉，真是太开心了。”他说。

贝拉第一次直视着他。“伍迪，我也是一样，”她说，“我也非常开心！”接着她搂住他的腰，紧紧地拥抱了他。

伍迪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拥抱着贝拉，把头埋进她的头发。他们维持这个姿势站了很长时间。

过了很久，贝拉才从伍迪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七点见。”她说。

“七点见。”

伍迪开开心心地离开了赫尔南德兹家。

他直奔大剧院旁的老兵大厦而去，参加联合国督导委员会的会议。四十六个成员国的代表坐在一张长桌子前，格斯·杜瓦这样的助理坐在代表的后面。作为助理的助理，伍迪只能在墙边坐下了。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做了开场演讲。伍迪发现他的外表并不是很出众。莫洛托夫已经有点秃顶，留着整齐的胡子，鼻梁上架着副眼镜，看上去更像是他父亲那样的商店职员。这样一个人却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幸存了很久。在革命之前，他就是斯大林的朋友，一手炮制了1939年的苏德协定。他工作努力，因为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而有了“石头屁股”的雅号。

他建议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他指出，这两个加盟苏联的共和国遭受了纳粹的侵略，而且分别为苏联红军贡献了一百多万名战士。有人提出反对，指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依附于苏联，不能单独作为成员国。但苏联代表指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属于英联邦，却作为两个成员国加入了联合国。

投票没有异议。伍迪知道，事先都安排好了。拉丁美洲国家威胁投反对票，除非接纳支持希特勒的阿根廷。其他国家做了让步，保证他们能投出支持票。

随后出现了意外。捷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 【19】 突然站了起来。马萨里克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登上过1944年《时代》杂志的封面，他建议让波兰也加入联合国。

美国人坚持波兰不进行自由选举就不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作为一个民主派人士，曾经试图在斯大林的监视下在捷克建立民主制度的马萨里克，应该支持这个立场才对。为了让马萨里克放弃自己的信念，莫洛托夫一定给他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马萨里克坐下时，脸上一副吃了难吃东西的厌恶表情。

格斯·杜瓦的表情同样很严峻。在白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问题上的妥协本应能让会议顺利进行下去，莫洛托夫却给他们出了一道大难题。

和美洲国家代表坐在一起的范登堡出离愤怒。他拿出笔和便笺本，奋笔疾书。片刻之后，他从便笺本上扯下一页纸，点头招呼伍迪过去，他把这页纸递给伍迪，说：“送去给国务卿！”

伍迪走到桌前，伏在斯特蒂钮斯的肩上，把刚刚撕下的那页纸放在他面前，说：“先生，这是范登堡参议员给您的。”

“谢谢。”

伍迪回到靠在墙边的座位上。我在历史上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他这样想着。他在转交纸条时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范登堡在简短而富有激情的字句中要求国务卿拒绝捷克方面的建议。斯特蒂钮斯会采纳他的建议吗？

如果莫洛托夫在波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一意孤行的话，范登堡很可能在参议院提出反对加入联合国的议案。但如果斯特蒂钮斯采纳了范登堡的建议，莫洛托夫很可能现在就离开会场回家，那样的话联合国就胎死腹中了。

伍迪屏住呼吸。

斯特蒂钮斯拿着范登堡写的纸条站了起来。“为了苏联的利益，我们遵守了《雅尔塔协定 【20】 》的精神，”他指的是美国在《雅尔塔协定》中支持承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权，“与此同时，《雅尔塔协定》的其他条例也需要得到遵守。”接着，他根据范登堡那张纸条的提示，说，“呼吁建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波兰自治政府。”

会议室里到处是交头接耳声。斯特蒂钮斯公然对莫洛托夫提出了挑战。伍迪看了一眼范登堡，发现他正轻松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除非波兰建立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斯特蒂钮斯又说，“否则大会不会承认现在的卢布林 【21】 政府。”他直视着莫洛托夫，以范登堡纸条上的语句说，“不然我们会给世界人民做出背信弃义的肮脏示范。”

莫洛托夫看上去火气很大。

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直起身子，站起来表示支持斯特蒂钮斯。他说话很有礼貌，但言辞犀利。“我们政府没办法知道波兰人民支不支持他们的政府，”他说，“因为苏联及其盟国不让英国观察员进入波兰。”

伍迪发现会议的风向开始不利于莫洛托夫。苏联代表团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莫洛托夫激烈地和助理讨论着什么，他的声音非常大，连伍迪都能听出他语气中的怒火。他会走出会场吗？

光头双下巴的比利时外长提出了个折中方案。他提出动议，希望会议结束前波兰能及时地组成新政府，并派代表出现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上。

所有人把目光转向了莫洛托夫。比利时外长给他找了个台阶下，可他会接受吗？

他依然很生气，但不容置疑地微微点了点头。

危机避免了。

很好，伍迪心想，一天里收获了两场胜利。形势会慢慢地好起来的。

卡拉出门了，排队取水。

水龙头已经两天不出水了。不过，主妇们发现，每隔几个街区，就有一个多年不用的和地下井相连的老式水泵。这些水泵大多数已经生锈了，但惊奇的是，其中很多还能继续工作。因此，每天早上，在水泵这里，女人们都会端着盆盆罐罐来排队接水。

也许是敌人快要进城的缘故，空袭突然停止了。但红军仍然在向街上射击，因此街上还很危险。卡拉不知道苏联人在担心什么，大半座城市都已经被毁了。整幢整幢的建筑乃至一大半街区都被炸成了平地。所有的公用设施都被切断了。火车和汽车都终止了运营。上万人无家可归，甚至可能有上百万人。柏林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营。但射击还在继续。大多数人一整天躲在家里的地窖或公共的防空洞里，但他们必须出门取水喝。

在永久性断电之前，英国BBC广播说，苏联红军已经解放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萨克森豪森在柏林北部，显然苏联人不是直接进入柏林，而是先在外围将其包围。卡拉的母亲茉黛断言苏联人这样做是为了不让美军、英军、法军和加拿大军队从西面快速进入柏林。她引用列宁的话说：“控制了柏林就控制了德国，控制了德国就控制了欧洲。”

但德国军队并没有放弃。他们在人数和武器远远少于盟军的情况下，继续战斗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领袖的命令下扑向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凭着意志力奋勇作战，然后成百上千地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这其中就有卡拉深爱的两个人——哥哥埃里克和男友沃纳。她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对敌作战，也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

卡拉终止了间谍活动。战争进入混战的最后阶段，战斗方案已经不需要了。来自柏林的秘密情报对节节胜利的苏军来说没什么价值，已经没必要进行间谍活动了。间谍们烧毁了自己的密码本，把无线电发报机藏在了瓦砾之中。他们同意再也不提曾经从事过的这项工作。他们非常勇敢，缩短了战争的进程，拯救了无数生命，但让战败的德国民众这样看问题实在是太难了。他们的勇气将永远不为人知晓。

卡拉走到水龙头前时，一支希特勒青年团的反坦克小队经过，他们踏着步子，向东边的战场行进。队伍里有两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和十多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他们都骑着自行车，车前把上绑着新型反坦克步枪。军服和军帽对孩子们来说太大了，如果不是他们面临的可悲命运，旁人看到他们头戴的庞大军帽一定会发笑的。他们将从这里出发，到前线与苏联红军作战。

他们完全是去送死。

卡拉把目光转向一边：她不愿记住这一张张脸。

拿桶接水的时候，站在她后面的雷克夫人小声问：“你有个朋友是医生的老婆，是吗？”

卡拉浑身一紧。雷克夫人显然说的是汉尼洛尔·洛特曼。医生和犹太医院的精神病人一起失踪了。汉尼洛尔的儿子鲁迪扔掉了身上的黄星标志，和柏林剩余的一些犹太人，秘密前往柏林人所谓的贫民区“潜水艇”，只有本人是雅利安人的汉尼洛尔还住在他们家原先的房子里。

十二年来，像雷克夫人问出的这种问题——你有个朋友是犹太人的老婆——几乎就等于指控。她到底想干什么？卡拉不知道。雷克夫人是个仅有点头之交的邻居，无法完全信赖。

卡拉关掉了水龙头。“小时候洛特曼医生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她戒备地说，“为什么这么问？”

另一个女人站到水龙头前，用一个以前显然盛食用油的大罐子灌水。“洛特曼夫人被人带走了，”雷克夫人说，“我觉得你也许会想知道。”

这再正常不过了。人们时常会被“带走”。但如果发生在你亲近的人身上，仍然会觉得心头被猛地一击。

没必要去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事实上，发问也很危险：询问亲戚和朋友为什么会消失的人，自己也可能会突然消失。但卡拉必须要问：“你知道他们把她带去哪儿了吗？”

这次她得到了答案。“在舒尔大街的转送站里。”卡拉感觉到了希望，“是维丁区一家废弃的犹太医院，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是的，我当然知道。”卡拉偶尔会非法地去那家医院帮忙，她知道政府占据了那里的病理学实验室，并用铁丝网将那儿围了起来。

“希望她没事。”另一个女人说，“斯特菲生病的时候她帮了很大的忙。”说完，她关掉水龙头，提着水罐离开了。

卡拉匆忙地朝和女人相反方向的家里走去。

她必须为汉尼洛尔做些什么。把人从集中营里弄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正常的工作秩序已经被打破了，也许能想个法子把汉尼洛尔给弄出来。

她把水桶带回家，交到艾达手里。

茉黛排队去领配给的食物了。卡拉换上护士的制服，希望到时候能派上点用场。她把要去的地方告诉艾达，又一次离开了家。

她只能步行去离家两三英里的维丁区犹太医院。她不知道她应不应该这样做。即便能找到汉尼洛尔，也许她也帮不上忙。但很快，她就想到了在伦敦的伊娃和不知藏在柏林什么地方的鲁迪——如果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时刻失去母亲，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她必须尽力一试。

街上站着军警，他们截住过路人，查看他们的身份证明。军警们三人一组，形成即决法庭，主要针对兵役年龄的男性。他们对身穿护士制服的卡拉不感兴趣。

奇怪的是，苹果树和樱桃树竟然在这个被炮火袭击的城市里开出了白色和粉红色的花朵。在爆炸的间歇，鸟儿像往年春天一样，欢叫着。

卡拉恐惧地发现，灯柱上竟然吊着几个男人，有几个竟然还穿着军服。大多数尸体的脖子上挂着写有“懦夫”或“逃兵”的牌子。显然，三人即决法庭认为他们有罪，对他们处以绞刑。纳粹杀了那么多人还不满足吗？卡拉痛苦得直想哭。

一路上，她三次找地方躲避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最后一次躲避时，她离犹太医院只有几百码，红军和德军似乎就在几条街外进行着枪战。射击非常猛烈，卡拉差点掉头就跑。汉尼洛尔多半逃不过被处死的命运，也许已经死了——卡拉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呢？但枪声暂歇以后，她还是迈开步子，继续往医院的方向行进。

到那儿时，已经是晚上了。医院在舒尔大街和伊朗大街的拐角处。街道两旁的大树已经长出了新叶。征用做转运站的实验大楼被重兵守卫着。卡拉本想走到士兵面前，解释自己的来意，但这样做似乎胜算不大。她琢磨着是否能从医院四通八达的过道里穿过去。

卡拉走进医院主楼。医院还在正常运行。所有的病人被转移到了地下室和过道里。医生和护士在煤油灯的光照下进行工作。厕所里一股恶臭，显然已经有段时间没被清洗了。这里唯一的水源是花园里的一口古井。

诡异的是，德国士兵纷纷把受伤的战友往医院里送。这时，他们倒不顾忌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是犹太人了。

卡拉顺着花园下的地道走到实验大楼的地下室。和她预想的一样，连接地道和地下室的门那里有人在守卫。好在年轻的盖世太保看到白色的护士制服就挥手让她过去了。他也许很久都没什么事，已经疏于职守了吧。

卡拉已经身在了转运站里。她不知道出去的时候会不会也这么容易。

这里的气味比主楼更难闻，卡拉很快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地下室里挤了太多的人。几百个人被关在四间储藏室里。他们或坐或站，幸运的人可以找面墙靠一靠。他们身上都很脏，散发出一股怪味，像是都筋疲力尽了。他们用无动于衷的目光看着从门外走过的卡拉。

几分钟后，她看到了汉尼洛尔。

医生的妻子不算漂亮，但她是个端庄的女人，五官鲜明。现在，她却骨瘦如柴，和绝大多数人一样，灰白的头发像枯草。她的脸颊下陷，无力地站着。

汉尼洛尔正在和一个少女说话，后者看起来很早熟。女孩已经有了成熟女性的胸部和臀部，却生着一张娃娃脸。她坐在地上大哭，汉尼洛尔跪在她身旁，握住她的手轻声抚慰着。

看见卡拉，汉尼洛尔起身质问：“老天啊，你上这儿来干吗？”

“我想，如果我告诉他们，你不是犹太人，他们也许就会放你走！”

“你真是太勇敢了！”

“你的丈夫拯救了许多生命，现在应该有人站出来救你。”

汉尼洛尔眉头一皱，似乎马上要哭了。接着她眨了眨眼睛，摇摇头说：“这是丽贝卡·罗森，”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她的父母今天被一颗炮弹炸死了。”

卡拉说：“丽贝卡，我为你难过。”

女孩没有说话。

卡拉问：“丽贝卡，你几岁了？”

“快十四岁了。”

“你马上要变成大人了。”

“为什么没让我死？”丽贝卡问，“我就在他们身边，我也应该死，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你不是一个人，”卡拉果断地说，“我们和你在一起呢。”她转身问汉尼洛尔，“谁负责这里？”

“一个叫沃尔特·多布尔克的人。”

“我去告诉他，必须放你放。”

“他现在不当班。现在当班的是一个满脑子雅利安人至上的军士。但吉塞拉过来了，她是多布尔克的情妇。”

走进房间的年轻女郎非常漂亮，奶白的肤色，柔顺的金发。没人抬眼看她，她似乎被激怒了，一脸愤怒的表情。

汉尼洛尔说：“她和多布尔克在楼上心电图室的床上做爱，以此来交换额外的食品。除了我以外，这里没人和她说话。我只是觉得，我们不能以对方的无奈之举来判断一个人。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地狱里。”

卡拉却不这么想，她是绝对不会和一个跟纳粹睡觉的犹太女孩交朋友的。

吉塞拉看了看汉尼洛尔，不再那么生气了。“上面下了道新命令给他。”吉塞拉说话非常小声，卡拉必须集中注意力才听得清她在说什么。这时，吉塞拉却迟疑了。

汉尼洛尔说：“快告诉我们，命令是什么？”

吉塞拉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射杀这里所有人。”

卡拉的心突然收紧了。所有人——包括汉尼洛尔和小丽贝卡在内。

“沃尔特不想这么干，”吉塞拉说，“他不是一个坏人。”

汉尼洛尔认命般平静地问：“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枪毙我们？”

“很快。但他想先销毁这里的记录。汉斯-彼得和马丁正在把文件扔进壁炉。这项工作很耗时，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也许红军能及时把我们救出去。”

“也许赶不及，”汉尼洛尔干脆地说，“可以想办法劝说他违令吗？看在老天的分上，战争都快结束了。”

“以前我总能劝他听我的，”吉塞拉悲伤地说，“但他已经玩腻我了，你们知道男人的德行。”

“但他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盟军马上就要接管这里了。盟军将会惩罚纳粹的战争罪行。”

吉塞拉说：“如果我们都死了，谁会去指控他？”

“我会。”卡拉说。

汉尼洛尔和吉塞拉一言不发地瞪着她。

卡拉意识到自己尽管不是犹太人，但也会因此而被枪毙。

她沉思着说：“如果多布尔克放了我们，也许会有助于他和盟军打交道。”

“这个想法不错，”汉尼洛尔说，“我们可以签份声明，说他救了我们的命。”

卡拉打探地看着吉塞拉。吉塞拉面露狐疑，却说：“他也许会答应的。”

汉尼洛尔看了看四周。“那是希尔德，”她说，“多布尔克经常让她干些杂活。”她把希尔德叫过来，解释了她的方案。

“我会为所有人打一张释放证明，”希尔德说，“我们先让他签下文件，然后再给他我们的声明。”

地下室没有卫兵，卫兵都在连接一楼和外侧通道的门边，因此犯人们可以随意在地下室里走动。希尔德走进多布尔克在地下室的办公室，先打了一份声明。汉尼洛尔和卡拉在地下室转了一圈，解释了她们制定的方案，并让所有人在声明上签了字。与此同时，希尔德为每个人打了份释放文书。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已经到了午夜。在第二天早晨多布尔克出现之前，她们没什么可做的了。

卡拉躺在地上，和丽贝卡·罗森睡在一起。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她躺平。

过了一会儿，丽贝卡开始小声哭泣起来。

卡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想安慰丽贝卡，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该对一个刚刚父母双亡的孩子说些什么呢？压抑的哭泣声继续着。过了一会儿，卡拉侧过身，抱住了丽贝卡。

她很快就明白自己做得很对。丽贝卡把头压在她的乳房上，蜷起身体依偎着她。卡拉像对婴儿一样拍着丽贝卡的背部。哭泣声慢慢停止，丽贝卡终于进入了梦乡。

卡拉没睡。整个晚上，她都在筹划着该对转运站长官说些什么。有时候她赞扬他美好的天性，有时候她又以盟军的审判相威胁，还有些时候她会从对方的利益出发，冷静地跟他分析形势。

卡拉试着不去想被枪毙的事情。埃里克告诉她纳粹在苏联每组杀十二个人，纳粹在这的效率也差不到哪里去。很难想象他们会怎样痛下杀手，还是不去想为好。

如果现在或第二天一早离开转运站，卡拉也许能逃脱被枪杀的厄运。她不是囚犯，不是犹太人，身份文件也完全对付得过去。她可以穿着白色的护士制服沿进来时的路出去，但那意味着抛弃汉尼洛尔和丽贝卡。无论多么想离开犹太人医院的地下室，卡拉就是无法做出这样的事情。

街上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中断了一会儿。黎明时，战斗重新开始。这时，外面机关枪的枪声和炮声一样清晰可闻，苏联人越来越近了。

一大早，卫兵送来了一罐清水似的汤和一篮被人丢弃的发霉面包。卡拉喝了汤，吃了面包，然后万般无奈地用了充满恶臭的厕所。

她和汉尼洛尔、吉塞拉、希尔德一起上楼等多布尔克。炮轰又开始了，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危险，然而她们想在多布尔克来以后第一时间跟他交涉。

多布尔克没有在平时的上班时间出现。希尔德说，他通常会准时到这里。也许他被街上的战斗耽搁了。当然，多布尔克也许会在巷战中被杀。卡拉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多布尔克的副手埃伦斯泰因是个说不通道理的蠢蛋。

一小时过去了，卡拉渐渐丧失了希望。

又过了一个小时，多布尔克出现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看到一楼大厅里的四个女人时，多布尔克不解地问，“几个母亲聚在这里谈育儿经吗？”

汉尼洛尔说：“这里的囚犯都签署了一份声明，说你救了他们的命。如果你肯接受上面的条件的话，说不定你也能逃过一劫。”

“别胡扯了。”多布尔克说。

卡拉说：“根据英国BBC的广播，联合国手里有一份参加大规模屠杀的纳粹军官名单。再过一个星期，你就有可能遭到审判。你难道不想有一份证明你没有杀我们的签字声明吗？”

“听英国BBC的广播节目是项重罪。”

“比杀人要好得多。”

希尔德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她说：“我打好了释放这里所有囚犯的命令。如果你在上面签了字，我们就把那份声明交给你。”

“我直接把那份声明从你们手上抢过来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都死了，没人会相信你的无辜。”

多布尔克对自己的处境非常生气，但又无法摆脱免责声明对自己的诱惑。“我可以因为你们的无礼行为枪毙你们。”他说。

卡拉不耐烦地说：“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我们已经习惯被命运所左右了。”

多布尔克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卡拉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了，希望能收回刚才所说的话。她瞪着生闷气的多布尔克，尽力不显示出怯懦。

这时，一发炮弹在大楼外面爆炸了。门“咯吱、咯吱”响着，窗户被砸得粉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猫下了腰，不过没有人受伤。

重新站起来以后，多布尔克的表情改变了。愤怒被失落所取代。卡拉的心跳加快了，他真的放弃了吗？

埃伦斯泰因军士跑进来报告：“先生，没有人受伤。”

“非常好！”

埃伦斯泰因刚走开，多布尔克便把他叫住了。“转运站关闭了。”他说。

卡拉屏住呼吸。

“先生，要关了这吗？”埃伦斯泰因军士的声音里有不解，更有反抗。

“刚下的军令。让兄弟们……”他迟疑了一会儿，“告诉他们去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地堡报到。”

卡拉知道多布尔克是在矫造军令，埃伦斯泰因也起了疑心。“先生，什么时候报到？”

“马上。”

“马上吗？”埃伦斯泰因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在等多布尔克进一步的说明。

多布尔克瞪着他，瞪得他不敢再说话。

“遵命，先生，”埃伦斯泰因军士说，“我去告诉兄弟们。”说完他就离开了。

卡拉感觉到一阵胜利的喜悦。但她告诉自己，现在还没有自由。

多布尔克对希尔德说：“把你打出来的声明给我看看。”

希尔德打开文件夹。声明有十几页纸，纸的上半部分打着相同的语句，下面写满了签名。她把这些纸交给了多布尔克。

多布尔克叠起这些纸，把纸塞进口袋。

希尔德把释放文书放在他面前。“请签在这里。”

“现在不需要什么释放文书了，”多布尔克说，“再说，我也没时间签几百次名。”说完，他站了起来。

卡拉说：“街上有军警，他们把有逃兵嫌疑的人吊在灯柱上。我们需要释放文件。”

多布尔克拍了拍口袋。“发现这个的话，我也会被吊死的。”他走向门边。

吉塞拉朝他大喊：“沃尔特，带我走吧！”

多布尔克转身看着她。“带你走？”他说，“我老婆该怎么办？”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吉塞拉哭得像个泪人。

卡拉走到门边，打开门，看着多布尔克快步离去。盖世太保都走了：他们遵守了多布尔克的命令，离开了这座转运站。

到了街上，多布尔克撒开腿跑了。

他没把大门关上。

汉尼洛尔站在卡拉身边，难以置信地看着外面的情况。

“我想，我们自由了。”卡拉说。

“我们必须赶紧通知其他人。”

希尔德说：“我去告诉他们。”说完就下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卡拉和汉尼洛尔沿着从实验楼入口到医院大门的小道心惊胆战地往前走。他们迟疑着，不时看对方一眼。

汉尼洛尔说：“我们害怕自由。”

一个女孩在她们身后大嚷：“卡拉，别抛下我！”丽贝卡沿着小道追了上来，乳房在肮脏的上衣下面直晃荡。

卡拉叹了口气。我凭空多了个孩子，她想。我还没准备好要成为一个母亲。但我又能怎么办呢？

“跟我们走，”她说，“但要做好往前跑的准备。”她意识到自己不必为丽贝卡的活力担心：丽贝卡无疑比她和汉尼洛尔跑得都快。

她们穿过医院的花园，走到大门口。然后停下步子，朝伊斯兰大街两边看了看。大街上没什么动静。她们穿过马路，跑到街角。卡拉朝舒尔大街上望去，看见大街那头正在猛烈地交战，耳旁一阵突突的机关枪响。她看见德军向她这边撤退过来，红军战士则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

她看了看四周，除了树的后面，什么地方都没法躲。即便躲在树后面，也无法保证不被敌人的子弹打到。

一发炮弹落在五十码开外的大街上，然后在她们眼前爆炸了。卡拉感受到炸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冲力，但幸好没有受伤。

没有经过商量，卡拉、汉尼洛尔和丽贝卡又跑回了医院。

她们回到了实验楼。一些囚徒仍然站在铁丝网以内，像是不太敢出去似的。

卡拉对他们说：“那里虽然很臭，却是最安全的地方。”她走进实验大楼，从楼梯走到地下室。其他人都跟了上来。

卡拉不知道自己还得在这里待上多久。德军肯定会投降，但会在什么时候投降呢？她完全无法想象希特勒会在何种情况下投降。希特勒整个一生都在狂叫自己是正确的，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承认自己错了、自己蠢呢？他会承认自己屠杀了千百万人，导致国家被炸成碎片吗？他会甘心作为历史上最邪恶的人被纪录于史册吗？希特勒显然不会。他要么负隅顽抗，要么耻辱而死，要么把枪放在嘴里，按下扳机自杀。

但这要等上多久？一天，一个星期，还是更长时间？

这时，楼上传来一声大喊：“他们过来了，苏联人过来了！”

接着卡拉听到楼梯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这么好的靴子苏联人是怎么得到的？美国人给他们的吗？

接着他们走进了地下室的房间。四个、六个……八个、九个，一共进来了九个满脸污垢、手提轻机枪的红军士兵，他们表情狰狞，像要打死这里所有人似的。士兵们占据了室内很大一块地方。尽管苏联人是来解救他们的，但囚徒们还是纷纷把身体蜷缩起来，尽量远离他们。

士兵们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囚徒们面黄肌瘦，而且大多数都是女人，构不成威胁，于是他们纷纷放下了枪口。一些人走进了相邻的房间。

一个高个士兵卷起了左手的袖管。他的手臂上戴着六七块表。他用俄语高声喊了几句，用枪托指着那些表。卡拉觉得自己知道苏联人在喊些什么，却震惊得不敢相信。接着，他抓住一个老年妇女，转过她的手，指着她手上的结婚戒指。

汉尼洛尔说：“他们想把纳粹给我们剩下的那点财产全给抢走吗？”

苏联人的确是这么想的。高个士兵似乎有些失望，试图把戒指从老妇的手上硬拉下来。意识到苏联人想要她的戒指以后，老妇摘下戒指，交给了高个子苏联人。

士兵点了点头，然后用枪指着其他人。

汉尼洛尔向前一步，用德语说：“这些人都是被纳粹抓起来的。他们不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的家室，纳粹原本是要处决他们的。”

不知道听没听懂，他对汉尼洛尔的话无动于衷，而是把枪托一直对准了手臂上的那些表。

少数几个财物没被偷走或没有用来换食物的囚徒，把身上的财物交给了这些苏联人。

被红军解放不像多数人向往的那样是件开心的事。

但更糟的事还在后面。

高个士兵拿枪指着丽贝卡。

一个略矮的士兵抓住丽贝卡，把她拉走了。丽贝卡尖叫起来，矮个士兵像是喜欢听到这种声音似的微笑着。

卡拉心一沉，她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了。

矮个士兵紧紧抓住丽贝卡，高个士兵粗鲁地揉着她的乳房。高个子用俄语说了句什么话，两人都笑了起来。

周围的人嚷成一片，声讨着苏联士兵的罪恶行径。

高个士兵抬起了枪。卡拉害怕他真会开火。如果在挤满了人的房间里扣下扳机的话，马上就会有十多人送命。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危险，都不说话了。

两个士兵带着丽贝卡朝门口走去。丽贝卡一边大叫，一边死命挣扎，但就是逃不出矮个士兵的掌心。

他们走到门口时，卡拉上前一步大声说：“等等！”

话音中的某种特质使他们停下脚步。

“她太小了，”卡拉说，“只有十三岁。”她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明白她的话。她举起两只手，伸出十根手指，然后又用一只手竖起三根手指。“才十三岁啊！”

高个士兵似乎听懂了她的话。他微微一笑，用德语对卡拉说：“女人就是女人。”

卡拉忍不住说：“你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女人。”她慢慢走上前，“换我吧。”她挑逗地对他们一笑，“我不是孩子，我知道该怎样做。”她离士兵更近了，近得能闻到他们一个月没洗澡的酸腐气，她试着隐藏自己的厌恶，低声说，“我知道男人需要什么。”她暗示着碰了碰自己的乳房，“放开那孩子。”

高个士兵又一次看了看丽贝卡。丽贝卡的眼睛哭肿了，鼻涕流个不停。她看上去更像个孩子，而不是女人。

他回头看了一眼卡拉。

卡拉说：“楼上有张床，要我带你们去吗？”

她还是不知道苏联人有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但她拉过高个士兵的手，把他带到了一楼。

金发的矮个士兵放开丽贝卡，也跟着上了楼。

成功地让他们放走丽贝卡之后，卡拉却对自己的义举有些后悔了。她想挣脱苏联人马上逃跑。但他们也许会开枪把她打死，回过头再去找丽贝卡。丽贝卡昨天失去父母已经遭到了很大打击，如果再被强奸，她的精神说不定就崩溃了，甚至可能会发疯。卡拉必须从悬崖上把她拉回来。

我不会被强奸击垮，卡拉心想。我可以度过这个难关，重新变成原来的自己。

她把两个苏联士兵带到了心电图室。她觉得很冷，似乎心脏都冻结了，思维都缓慢了。床边有一罐医生为了增进热电笔导电性能而用的润滑油。卡拉脱下内衣，用刷子蘸了一大抹润滑油，抹在自己的阴道里。这或许能让她不出血。

卡拉必须把刚才的挑逗继续下去。她转身看着跟过来的两个士兵。让她害怕的是，除了他们，心电图室里又涌进三个苏联士兵。她试图对他们笑，但根本笑不出来。

她躺在床上，分开双腿。

高个士兵跪在她的双膝之间。他撕掉卡拉的护士制服，露出双乳。卡拉看见他玩弄了两下自己的阴茎，使之挺立起来。然后压在她身上，进入了。卡拉告诉自己，这和她与沃纳在一起时做的事情完全不同。

她把头侧向一边，但士兵抓住她的下巴，把她的头扳过来，让她在他上下冲刺时看着他。她闭上眼睛。她感觉到对方在亲吻她，正试着把舌头伸进她嘴里。他的呼吸像臭肉一样难闻。她的嘴巴紧闭，对方狠狠地抽了她两个耳光。她痛哭出声，红肿的舌头迎向了他。她试着想，如果一个十三岁的处女碰到这种事，那该有多糟糕啊！

士兵咕哝了一声，在她体内射精了。卡拉尽力不露出恶心的表情。

高个士兵下了床，金发的矮个很快就爬了上来。

卡拉试着停止思考，让身体进入游离状态，把身体当成一部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机器。矮个子没去吻她，但他吸吮着卡拉的乳房，用牙齿咬乳头。卡拉痛苦地叫起来时，他非常兴奋，动作力度更大了。

过了一会儿，他也射了。

接着，又一个苏联士兵翻身压在了卡拉上面。

卡拉意识到，被他们强奸以后自己连澡都没得洗，城里早已经没自来水了。想到这里，她的心猛地一沉。他们的精液会留在她体内，他们的气息会留在她皮肤上，他们的唾液会留在她嘴里，她却没法把它们洗干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比被苏联人强暴更糟。她绝望了，大哭起来。

第三个士兵满足了以后，第四个又爬了上来。

第二十章

1945年，伦敦

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一处地堡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星期后，周一晚上七点四十分，英国的军事情报部宣布德国已经投降。第二天，也就是5月8日，被宣布为二战胜利纪念日。

黛西坐在皮卡迪利区公寓的窗台边，看着庆祝游行的队伍。街上满满地都是人，轿车和公共汽车根本没法通行。女孩们亲吻着每一个穿军装的人，几千个军人收获了满满的热吻。中午刚过，许多人都醉倒了。黛西听到远处传来了《希望和光荣之地》的歌声，群情激昂的人们一定在白金汉宫门外唱着这首爱国歌曲。她分享着众人的快乐，但劳埃德还身在英国或法国某处，他是黛西唯一想亲吻的士兵。她祈祷着，劳埃德千万别在战争的最后时刻牺牲。

劳埃德的妹妹米莉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她的公寓。米莉的丈夫亚伯·埃弗里也在部队里没回来。米莉带孩子到西区参加胜利游行，她们从人群里挤出来，到黛西的公寓休息一会儿。长久以来，莱克维兹家都是黛西的避难所，她很高兴有机会回报。她给米莉倒了茶——帮佣们都参加胜利游行去了——为孩子们端来了果汁。莱尼五岁，帕米三岁了。

因为亚伯参军的关系，米莉经营起了埃弗里家的皮草生意。亚伯的妹妹诺米在店里做会计，销售是米莉在负责。“我们的经营方向马上要变了，”米莉说，“过去五年最好卖的是牢固的靴子和鞋子。现在我们要把目光放在软一点的皮革制品上，比如小牛皮或羊皮的手提包和公文包。奢侈品市场复兴以后，我们就有得赚了。”

黛西想起父亲列夫和米莉一样，总会提前预见到商机，从市场上找到可能的机会。

伊娃·穆雷带着四个孩子也来了。八岁的贾米带着其他几个孩子玩起了捉迷藏，公寓瞬间变成了儿童乐园。伊娃的丈夫吉米已经升职当了上校，现在也在德国或法国某处服役。她和黛西、米莉一样焦心地等待着伴侣的归来。

“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消息，”米莉说，“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伊娃还非常想知道柏林娘家的消息。但在战后的喧嚣中，她可能要几周或几个月才能得知父母和弟弟的情况。“不知道孩子们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们的外祖父母。”她悲伤地说。

下午五点，黛西调制了一大罐马提尼。米莉走进厨房，用惊人的速度做了喝酒时吃的沙丁鱼土司。调制第二罐马提尼时，艾瑟尔和伯尼也来了。

伯尼告诉黛西莱尼已经识字了，帕米也学会了国歌。艾瑟尔说：“典型的长辈心态，觉得孩子只有自家的聪明。”但黛西打心眼里知道，艾瑟尔同样为莱尼和帕米感到骄傲。

悠闲地喝第二杯酒时，黛西舒心地看着聚在自己公寓里的这些人。他们知道自己在这儿会受到欢迎，没接到邀请就自己过来了。他们属于黛西，黛西也属于他们。黛西意识到，他们就是自己的家人。

她感到非常幸运。

伍迪·杜瓦坐在莱奥·沙皮罗的办公室外面，翻看着一叠照片。这些照片是乔安妮死前几个小时在珍珠港拍的。胶卷在照相机里放了好几个月，不过后来他还是把这些胶卷冲成底片，印成了照片。看着这些照片，伍迪悲从中来，他只能把照片扔在华盛顿公寓的卧室里，不去看它们一眼。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伍迪永远忘不掉乔安妮，但他终于又开始爱了。他爱慕着贝拉，而她对他也是相同的感觉。在旧金山城外的奥克兰火车站道别时，伍迪告诉贝拉，他爱她。贝拉回应：“我也爱你。”伍迪准备向贝拉求婚。他想马上求婚，但似乎太急了点——他们重逢还不到三个月——他不想让贝拉的父母找到反对的理由，毕竟他们对他始终抱有敌意。

同时，他需要对未来做出决定。

他不想跨入政坛。

他知道，这会让父母大吃一惊的。他们觉得他会追寻父亲，成为家族历史上第三个杜瓦参议员。他原本也会不做多想踏上这条路。但在战争中，尤其是受伤后躺在医院的时候，他自问如果能活下来的话想做些什么，答案绝对不是政治。

现在离开正是时候。父亲实现了毕生的梦想。参议院对承认不承认联合国进行了辩论。当初国联成立时就进行过这样的辩论，但留给格斯·杜瓦的却是惨痛的回忆。但这次，格斯却在参议院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范登堡参议员说这是“人类大同的梦想”，参议院以八十九比二的绝对优势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格斯的工作收到了成效，美国加入了联合国。格斯应该不会对儿子不愿参与政治感到失望。

伍迪希望父亲也能这样看问题。

沙皮罗打开办公室的门，示意他进屋。伍迪起身走了进来。

沙皮罗比伍迪想象的年轻一点，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沙皮罗是美联社华盛顿分社的社长。沙皮罗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问：“我要怎么为杜瓦参议员的儿子效劳？”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让你看些照片。”

“当然可以。”

伍迪把照片摊开在沙皮罗的办公桌上。

“这是珍珠港吗？”沙皮罗问。

“是的，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

“我的上帝！”

伍迪坐在对面，他看到的影像是上下颠倒的，但还是忍不住哭了。照片里有美丽的乔安妮，有快乐地和家人及埃迪在一起的查克。接着，日本人的战斗机就来了，他们投下炸弹和鱼雷，在军舰上引发了爆炸。水兵们慌忙翻过船舷，掉进海里，纷纷游向岸边逃命。伍迪拍摄的照片记录了这段史实。

“这是你父亲，”沙皮罗说，“这是你母亲，我认识他们。”

“这是我几个小时后被炸死的未婚妻。这是我后来死在布干维尔岛的弟弟。这是我弟弟最好的朋友。”

“太珍贵了！你想要多少酬劳？”

“我不要钱。”伍迪说。

沙皮罗惊讶地看着他。

伍迪说：“我想要一份工作。”

欧洲胜利日 【22】 之后十五天，温斯顿·丘吉尔决定在英国举行大选。

莱克维兹家对此非常惊讶。和大多数人一样，艾瑟尔和伯尼会以为丘吉尔会在日本投降之后才进行选举。工党领导人克莱门特·艾德礼建议在十月选举。丘吉尔给了他们一个出其不意。

劳埃德·威廉姆斯少校从军队回来以后，当上了伦敦东区霍克斯顿选区的工党候选人。劳埃德对工党未来的愿景充满了期盼。法西斯被消灭了，英国人民得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福利社会。为了避免过去二十年间的灾难重演，工党制定了周密的一揽子方案：建立大范围的失业保险，以帮助贫困家庭度过难关，为避免又一次“大萧条”制定了相应的经济对策，积极参与能维持世界和平的联合国。

“你一点儿机会都没有。”这天是6月4日，星期一，劳埃德的继父伯尼在阿尔德盖特区家里的厨房里这样说。伯尼的悲观不是没道理。“丘吉尔打赢了战争，选民都会把票投给保守党人，”他的语调非常悲观，“和劳埃德·乔治在1918年时的大获全胜一样。”

劳埃德想说话，却被黛西抢先，“战争不是靠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打赢的，”她义愤填膺地说，“是靠一起工作、共挑担子的劳苦大众，是靠在战争中出力的每一个人。这才叫社会主义。”

劳埃德最喜欢黛西充满激情的样子，但他显然更深思熟虑一点：“英国已经制定了一些会被老一代托利党人谴责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政府控制铁路、矿山和船运，这些都是丘吉尔引入的政策。战争时英国的经济都是厄尼·贝文在管。”

伯尼机警地摇了摇头，劳埃德总会被他这种世故的态度所激怒。“选民选举用的是心，而不是脑子，”伯尼说，“他们想表达对丘吉尔的谢意，绝对不会把选票投给工党。”

“没必要坐在这里跟你吵，”劳埃德说，“我这就和选民谈谈去。”

劳埃德和黛西向北坐了几站，到了肖迪奇区的黑狮酒吧，和霍克斯顿选区的工党拉票团见面。劳埃德知道，拉票团的任务不是说服选民投你的票，而是分辨哪些选民会投工党的票，确保他们能在选举那天前往投票站。工党的坚定支持者都做了标记，其他党派的支持者都被划线去除。只有还没打定主意的选民需要费上些工夫：他们有机会和候选人直接谈一谈。

劳埃德吃了些闭门羹。“你是个上校吗？”一个女人问，“我家的阿尔夫是个下士，他说你们这些军官差点输掉这场战争。”

还有些人对任人唯亲大为反感。“你是阿尔德盖特区议员的儿子吗？怎么，议员的儿子就能当议员吗？”

劳埃德想起了母亲的建议。“永远别把选民当傻子，那样的话，你是赢不了选举的。谦逊一点，礼貌一点，千万别发脾气。如果哪个选民对你又粗鲁又抱有敌意的话，感谢他为你腾出时间，然后走开就好了。这样他会有时间考虑他是不是错看了你。”

工人阶级选民是工党的坚定支持者。许多人对劳埃德说，艾德礼和贝文战争期间干得很不错。犹豫不决的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当人们说丘吉尔赢得了战争时，劳埃德引用艾德礼有理有据的反驳说：“英国政府不是一个人的政府，反法西斯战争不是一个人的战争。”

丘吉尔把艾德礼描述为一个过于谦和忍让的人。艾德礼的手段没那么残忍，因此也更为有效——至少，劳埃德是这么想的。

几个选民提到在职的霍克斯顿选区自由党议员给他们帮了不少忙，他们会继续把票投给他。选民们认为遭遇到政府、雇主或邻居的不公时，才会找选区议员帮忙。这是项耗时耗力的工作，但能赢得选民的投票。

总的来说，劳埃德还没摸清选举的走向。

只有一个选民提到了黛西。这位选民塞着一嘴食物走到黑狮酒吧。劳埃德说：“佩金森先生，晚上好，你一定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吧。”

“你的未婚妻是个法西斯。”这位选民咀嚼着食物说。

劳埃德知道这位佩金森先生一定读过了《每日邮报》，这份报纸上登了一篇让人倒胃口的文章《社会主义者和子爵夫人》，对劳埃德和黛西进行肆意的污蔑。

劳埃德点了点头：“和许多人一样，她只是暂时地被法西斯主义蒙蔽了。”

“社会主义者怎么能娶法西斯分子为妻呢？”

劳埃德朝周围看了看，看见黛西以后，他向她点了点头：“佩金森先生问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前法西斯主义者当未婚妻。”

“佩金森先生，很高兴见到你。”黛西和这位选民握了握手，“我很理解您的担心。30年代，我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法西斯主义者，那时我支持了他。”

佩金森点了点头。他也许认为，妻子的确应该支持丈夫的政治观点。

“我们真是太傻了，”黛西说，“但开战以后，我前夫就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战争，他加入了皇家空军，作战时和大家一样勇敢。”

“这是真的吗？”

“去年他在法国飞一架对地攻击机，炸毁了一列德国军列。他的飞机却被德军的高射炮打了下来，他本人也壮烈牺牲了。这么说来，我也算是一个战争寡妇了。”

佩金森吞咽着食物。“真是太遗憾了。”

黛西还没说完。“我本人战争期间一直住在伦敦，大轰炸期间我一直驾驶着一辆救护车穿梭在伦敦的大街小巷。”

“你可真勇敢啊！”

“希望你能觉得我和我前夫都尽到了公民的义务。”

“我无法这样断言。”佩金森乖张地说。

“就不占用您过多时间了，”劳埃德说，“谢谢您前来向我阐述您的观点，晚安。”

离开以后，黛西对劳埃德说：“我觉得我们没能说服他。”

“一次谈话很难让人改变主意，”劳埃德说，“但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晚上在酒吧里再谈到我们时他就不会夸夸其谈，尽说我们的坏话了。”

“嗯。”

劳埃德知道，自己的话并没有让黛西信服。

拉票团的聚会很早就结束了。今天晚上，两党要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第一次的收音机辩论，所有助选的职员都要回去听。丘吉尔获得了第一个演讲的资格。

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黛西对劳埃德说：“我很担心，我会成为你选举时的软肋的。”

“没有哪个候选人是完美无瑕的，”劳埃德说，“这种时候才能体现出一个候选人应对弱点的功力。”

“我不想成为你的弱点，也许我该置身事外才对。”

“正相反，我希望所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你的存在。如果你是我的弱点的话，我就不参与政治了。”

“别，千万别。如果因为我，你放弃了志向，我会恨自己一辈子的。”

“不会发展到那一步的。”劳埃德说。但他发现，自己并没有使她平息心头的焦虑。

回到努特利街的家里以后，全家人围坐在厨房的收音机旁。黛西握住劳埃德的手，说：“你不在的时候，我经常过来，我们经常一边听爵士乐，一边说你的事情。”

劳埃德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丘吉尔开始发表讲话了。他粗声粗气的说话声非常鼓舞人心。在过去无比艰难的五年中，他的声音给人以力量和希望。劳埃德非常丧气——连他都想把支持票投给丘吉尔首相了。

“朋友们，”首相说，“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政策是和英国的民主思想格格不入的。”

没事，这只是保守党人惯用的乱棒打死的伎俩。所有破除陈规的理念都被他们斥为外国的舶来品。但丘吉尔首相又能给民众带来什么呢？工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治国方案，保守党相应地会提出什么方案呢？

“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丘吉尔说。

劳埃德的母亲艾瑟尔说：“看来他不准备说我们和纳粹一样。”

“我想，他不会的，”伯尼说，“他会说，我们已经击败了外部的敌人，现在我们必须打倒我们内部的敌人。标准的保守党思维。”

“人民才不会信他的呢。”艾瑟尔说。

劳埃德说：“别争了，听他接下来怎么说。”

丘吉尔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了各方面的改造以后，就听不进反对的意见了。”

“这句话够狠的。”艾瑟尔说。

“但我会做得更好，”丘吉尔说，“我发自内心地告诉你们，没有政治警察，他们根本无法建立社会主义。”

“政治警察？”艾瑟尔气愤地说，“他是怎么想到这种陈词滥调的？”

伯尼说：“从某种方面来讲，这对我们反而是好事。找不到我们的软肋，他才会拿一些压根和我们无关的事情攻击我们。可恶的骗子。”

劳埃德大声说：“算了，仔细听他还会说些什么！”

丘吉尔说：“他们会求助于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

众人都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大声抗议，首相的演讲声很快被淹没了。“浑蛋，”伯尼把拳头伸向马可尼牌收音机，“浑蛋，真是个浑蛋！”

平静之后，艾瑟尔说：“这就是他们的竞选策略吗？编造关于我们的瞎话？”

“看来是这样了。”伯尼说。

劳埃德说：“但人们会相信他吗？”

新墨西哥州南部，离埃尔帕索不远，有个叫死亡谷的地方。从早到晚，火辣辣的日头炙烤着针刺灌木丛和剑叶丝兰。这里的常住民只有蝎子、毒蛇、火蚁和蜘蛛。现在，“曼哈顿计划”的项目组人员正在这里测试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

格雷格·别斯科夫和科学家们站在离实验现场一万码以外。他有两个愿望：第一，炸弹能达到项目要求。第二，炸弹的威力波及不到一万码开外的地方。

7月16日，星期一早上，东部时间五点零九分，倒计时开始了。这时，天刚亮，东方微微泛出了鱼肚白。

测试的代号是“三位一体”。格雷格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命名，耳朵特别尖的资深犹太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 【23】 ，引用了诗人约翰·邓恩的一句诗：“三位一体的上帝，请猛击我心吧。”

奥本海默是格雷格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作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他能说六种语言。他读过卡尔·马克思的德语原版《资本论》。他唯一不太喜欢的是佛教中的梵文。格雷格喜欢他，也很佩服他。大多数科学家是不善与人交流的怪才，奥本海默却是个例外。他身材高大，讲话幽默，具有亲和力，非常讨女士们欢喜。

在荒漠中央，奥本海默让工程兵部队在水泥基座上竖起了一百英尺高的铁塔。铁塔顶端有个橡木搭建的平台。星期六那天，炸弹被吊到了平台上。

科学家们从不称其为“炸弹”，而是爱把它叫做“小玩意儿”，炸弹的中心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钚金属球，它是核反应堆的副产品。金属球重十磅，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金属钚。有人估计这颗球价值一亿美元。

金属球表面的三十二个探测器可以同时启动，产生使钚元素更稠密，更容易达到临界值的向内压力。

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科学家设立了一个彩池，一美元赌一次，预测小玩意儿爆炸的能量相当于多少吨烈性炸药。爱德华·特勒预测四万五千吨，奥本海默预测三百吨，官方的预测是两万吨。测试的前夜，有人让恩里克·费米预测爆炸的当量能否抹平新墨西哥。格罗夫斯将军觉得这种预测没什么好玩的。

科学家们进行过一次严肃的讨论，研究这次爆炸会不会引燃地球的大气层从而毁灭这颗星球。他们得出了“还不至于”的结论。如果他们判断错了的话，格雷格只希望地球的毁灭进程能快一点。

测试原定于7月4日，但部件的测试过程老是出错，整体测试的日期被延后了好几次。星期六，在阿拉莫斯，一个名为“副本”的模型没有成功点燃。诺曼·拉姆齐 【24】 在彩池里选择了零号球，赌小玩意儿是个哑弹。

这天，测试原本放在凌晨两点，但那时沙漠上打了一阵雷——很难想像，这样的沙漠竟然会打雷。雨水会把小玩意儿里的放射性物质带到旁观测试的科学家头上，爆炸又被延后了。

黎明时，雷电停了。

格雷格站在控制室的一处地堡外面。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为了更清晰地看到爆炸过程，他没有走到地堡里面去。好奇战胜了恐惧，这些人都留在了地堡外面。如果测试最终失败，几百个人的努力——还有两亿美元，会在瞬间化为乌有。如果测试成功，他们也许会在几分钟后被这颗炸弹炸死。

格雷格旁边站着威廉·伏龙芝，他在芝加哥认识的年轻德国科学家。“威廉，如果刚才的雷电引燃小玩意儿的话，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伏龙芝耸了耸肩：“没人知道。”

射向空中的一颗“华利”照明弹把格雷格吓了一跳。

“五分钟倒计时。”伏龙芝说。

安全工作做得非常随意。离阿拉莫斯最近的小镇圣达菲到处都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他们穿着花呢外套，戴着领带靠在墙上，一看就和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牧童靴的当地居民不同。

联邦调查局还非法窃听了与“曼哈顿计划”有关的几百号人的电话。格雷格对此感到茫然。国家的执法机构就能有系统地违犯法律了吗？

但是，军队安全机构和联邦调查局还是找到了几个间谍，并把他们悄无声息地移出了项目组。巴尼·麦考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找出所有的间谍了吗？格雷格无从知道。格罗夫斯将军承担了队伍中混有间谍的危险。如果他解雇了联邦调查局让他解雇的所有人，那就没有足够的人手制造炸弹了。

不幸的是，大多数科学家都是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人物，他们中没有一个保守派。他们觉得科学发现就要被全人类分享，绝对不能被单一国家秘密使用。由此，当美国把“曼哈顿计划”作为国家头等机密时，科学家们却在讨论着要把原子能技术拿给所有国家分享。奥本海默本人就是个嫌疑人：他不是共产党员的理由，仅仅是他从不参加任何俱乐部。

这时，奥本海默正和他的共产党人弟弟、杰出物理学家弗兰克躺在一起。他们手拿着黑色玻璃片，通过它观察小玩意儿的爆炸。格雷格和伏龙芝手持差不多大小的黑玻璃片。一些科学家戴上了太阳眼镜。

又一颗照明弹升上天空。“一分钟倒计时。”伏龙芝说。

格雷格听到奥本海默说：“天哪，这些照明弹快把人急疯了。”

格雷格很想知道，这算不算是奥本海默的遗言。

格雷格和伏龙芝躺在与奥本海默和弗兰克相邻的沙地上。他们都把黑色玻璃片放在眼前，察看实验地点的情况。

面临着死亡威胁，格雷格想到了父亲、母亲以及在伦敦的姐姐黛西。他不知道他死了以后他们会不会思念他。他还带着微小的遗憾想到了因为遇到了一个愿意和她结婚的家伙而甩了他的玛格丽特·科德里。但他把大部分思绪放在了杰姬·杰克斯和他们九岁的儿子乔治身上。他非常想亲眼看着乔治长大，他终于意识到，这个小家伙是他想活下去的最主要原因。这孩子悄悄融入了格雷格的灵魂，偷走了他的爱。这种惊人的情感力量，吓了格雷格一大跳。

一声锣响，这种声音在荒漠中很不和谐。

“还有十秒。”

格雷格产生了转身就跑的冲动。这个念头实在很愚蠢——几秒钟又能跑多远呢——他强迫自己安静地躺在地上。

炸弹于五点二十九分四十五秒准时爆炸。

先是一道惊天动地的闪光，明亮得不可思议，比阳光还要刺眼。格雷格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耀眼的强光。

接着，一大团奇异的火焰，像是从地底喷出来的，以惊人的速度冲过山顶，冲上云霄，群山都在它脚下。

格雷格轻声惊叹：“上帝啊……”

大团火焰铺展开来。仍然比正午的阳光更亮，远处的群山被照得清晰可见，格雷格甚至能清楚地看见山上的每道皱褶和每块岩石。

接着，火焰的形状又发生了改变。底下出现了一根火柱，像上帝的拳头，直冲天际。火柱上方的那团火焰则像伞一样，不断地打开，直到形成了一朵横贯七英里的巨大蘑菇云，混杂着地狱般的橙色、绿色和紫色。

一股呛人的热气直奔格雷格而来，像是有人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火炉似的。与此同时，他听到了一阵天穹裂开似的爆炸声。这种声音远比自然界的雷声要响，隐没了近旁的一切声音。

闪光开始消失，爆炸却一声比一声响，似乎永远都停不下来。格雷格觉得这声音预示着世界的灭亡。

爆炸声消退以后，蘑菇云也逐渐散去。

格雷格听到弗兰克说：“测试成功了。”

他哥哥奥本海默说：“是啊，我们成功了。”

两兄弟握起手来。

世界仍旧在眼前，格雷格心想。

但世界永远地改变了。

7月26日早晨，劳埃德·威廉姆斯和黛西前往霍克斯顿市政厅旁观计票过程。

如果劳埃德输了，黛西准备跟他解除婚约。

劳埃德一再否认黛西是政治上的软肋，但黛西知道她的确对劳埃德不利。劳埃德的政敌叫她“阿波罗温女士”，暗讽她的贵族出身。选民们对她的美国口音非常愤怒，好像她无权参与到英国的政治生活中。

甚至连工党成员都对她态度有异，询问相对于喝茶，她是不是宁愿喝咖啡。

和劳埃德说的一样，黛西可以用自己的魅力消除人们对她最初的敌意，让他们尤其是女人们站到自己这边。但这就够了吗？选举将给出确切的答案。

如果要劳埃德放弃毕生的事业，黛西就不准备嫁给他了。劳埃德说，他甘愿这么做，但真是这样的话，也为这段婚姻埋下了隐患。一想到劳埃德在银行或公共部门不开心地工作，强装这不是她的错，黛西就感到害怕。她不想看到这一幕在生活中出现。

不幸的是，所有人都觉得保守党将在选举中获得胜利。

选举中也出现了对工党有利的一面。丘吉尔“盖世太保”的言论伤及了他自己。连保守党内部都对他的这番言论深感失望。第二天，代表工党在广播辩论中演讲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嘲讽地说：“昨天晚上，我听了首相的演讲，他对工党的政策做了肆无忌惮的歪曲，我马上意识到了他的目的。他希望选民们知道，作为战时英国领袖的温斯顿·丘吉尔，以及作为保守党领导人的丘吉尔先生有多么大的不同。他害怕，战时接受他领导的人不再对他感恩戴德，继续跟随他。在此我要对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让选民觉醒，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艾德礼的斥责让丘吉尔看上去像是个跳梁小丑。人民已经不需要战时的那种激情了，黛西觉得，理所当然会选择过和平时期的平静生活。

选举前一天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工党会赢得大选的胜利，但没人相信这一结果。只针对少数选民的调查难以令人信服。同样进行了民意调查的《新闻纪事报》预测双方会打个平手。

其他所有的报纸都说保守党会赢。

黛西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投票选举，但现在她的命运就维系在这些选票上。她看着选票被拿出投票箱，整理计数捆扎，然后又重新计数。负责整个过程的是选举监察人，担任这一职务的通常是市政厅的办事员。参选的各党派都会派观察员监督计票过程，防止出现不严谨和欺诈的情况。计票的过程很长，黛西一直都非常焦虑。

十点半，他们听说了别的选区传来的计票结果。战时的内政部长、丘吉尔的门徒哈罗德·麦克米兰，在蒂斯河畔的斯托克顿输给了工党候选人。十五分钟后，伯明翰选区传来捷报，工党在那里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市政厅不允许携带收音机入内，黛西和劳埃德完全靠外面的流言判断选举的进程，黛西不知道哪些该信，哪些不该信。

正午时分，选举监察人把参选者和他们的助理叫到屋子一角，在对外公布选举结果前把结果先告诉他们。黛西想跟劳埃德一起过去，却被拒绝了。

选举监察人轻声对参选人交代着什么。除了劳埃德和现任的霍克斯顿选区议员外，参选人还包括了一名保守党人和一名共产党人。黛西观察着他们的表情，但判断不出谁赢了选举。监察人和四名参选人走上讲台，屋里没人说话了，黛西非常紧张。

“我，米切尔·查尔斯·戴维斯，作为霍克斯顿选区的选举监察人……”

黛西跟工党的计票观察员们站在一起，把目光集中在劳埃德身上。她要失去劳埃德了吗？这种想法攫住了她的心，让她呼吸不畅。她已经两次选错了男人。查理·法奎森和她父亲恰恰相反，优雅但却软弱。博伊和她父亲很像，自私而利欲熏心。现在，她终于找到了劳埃德，善良坚强的劳埃德。她不是因为劳埃德的社会地位以及劳埃德能为她做些什么而选择了他，而是因为他是个特别出色的男人。他既绅士又聪明，完全可以信任，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爱她。黛西用了很久才意识到劳埃德才是她梦寐以求的男人。之前她真是太傻了。

选举监察人读出了每个候选人的选票数量。候选人是按姓的首字母排列的，威廉姆斯是最后一个。黛西紧张极了，根本记不住前面几个候选人拿到了多少选票。“雷吉纳德·西德尼·布莱金索普，五千四百二十七票……”

劳埃德赢得的选票数被读出来以后，黛西周围一片欢腾。她用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劳埃德赢了。这时，她发现劳埃德的表情不再紧绷，他露出了笑容。黛西使劲拍手，大声叫好。劳埃德赢了，她不用离开他了！黛西觉得整个人生都被拯救了。

“我宣布，劳埃德·威廉姆斯当选霍克斯顿选区议员。”

劳埃德是议员了！黛西骄傲地看着劳埃德上前一步，发表任职演讲。黛西发现这种演讲都有一定的程式。劳埃德先感谢了选举监察人和全体计票员，然后对败选的对手表达了谢意。黛西觉得很不耐烦，她迫不及待地想拥抱他。演讲最后，劳埃德简单地列举了眼前的任务，提出重建百废待兴的英国，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他的演讲在更加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下了讲台，他径直朝黛西走过来，伸出双臂紧紧抱住她，吻了她。

黛西说：“亲爱的，你干得太棒了。”然后她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坐上了前往运输大楼工党总部的公交车。在那儿，他们听说工党已经获得了一百零六个议席。

这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

所有的专家都错了，大多数预言都被证明是谬误。全部结果出来以后，工党获得了三百九十三个议席，保守党仅有二百一十个议席，自由党十二个，共产党只有斯特普尼顺利当选。工党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晚上七点，战时英国的伟大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前往白金汉宫，辞去了首相一职。

黛西想到了丘吉尔对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嘲讽：“一辆空车过来了，下来一个克莱门特。”丘吉尔认为无足轻重的一个人却无情地挫败了他。

晚上七点半，艾德礼坐着妻子维尔勒开的车前往白金汉宫，乔治六世国王宣布任命他为首相。

在努特利大街的家里，劳埃德听完广播后，问黛西：“竞选获胜了，你能嫁给我了吗？”

“当然，”黛西说，“只要你想，任何时候都可以。”

沃洛佳和卓娅的婚礼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小宴会厅里举行。

苏德战争结束了，但苏联百废待兴，奢侈的婚宴会受到指摘。卓娅穿了条新裙子，沃洛佳还是穿着军装。好在克里姆林宫里吃的喝的应有尽有。

沃洛佳的双胞胎外甥外甥女跟着沃洛佳的妹妹安雅，以及她令人讨厌的丈夫伊利亚·德沃尔金过来了。他们早已经不是六岁小孩了。黑发的德米卡安静地坐着看书，蓝眼睛的塔尼娅则在餐桌间来回奔跑，让客人们很是头疼。他们的性别倒像是弄反了。

卓娅穿着粉红色的裙子，美丽极了。沃洛佳真想马上带她离开婚宴，去床上欢爱一番。这自然是不可能的。爸爸的朋友包括一些等级极高的将军和高层政治家，沃洛佳和卓娅必须招待好他们。格雷戈里暗示稍后会来一个位高权重的客人：沃洛佳希望这位客人不是令人可鄙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

快乐没有让沃洛佳忘了他目睹的暴政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重错误。秘密警察不可言传的暴虐，斯大林对几百万条生命的屠杀，让红军士兵像野兽一样虐待、屠戮德国民众的暴力宣传，这些都使他对从小相信的社会主义准则产生了疑问。他不安地想，德米卡和塔尼娅会在什么样的国家长大啊。不过，今天显然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参加婚宴的苏联高层人士的兴致都很高。他们赢得了战争，战胜了德国。苏联的老对手日本已经快被美国人击败。日本人的自尊不允许他们放下架子投降，但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因为他们的自尊，更多的日本和美国军人会化为尘土，更多日本的妇孺会被美国的轰炸机炸死，这真是悲剧。但结果不会变，日本一定会战败。可悲的是，美国似乎拿不出有效的手段尽快获胜，以避免不必要的死亡。

喝醉了的卓娅父亲高兴地说：“红军占领了波兰，德国再也无法把波兰当作入侵苏联的跳板了。”

老同志们欢呼雀跃，兴奋地敲起了桌子。

“在西方国家，共产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在去年五月的地区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祝贺法国的同志们。”

老同志们又高声欢呼起来。

“环顾世界，牺牲了如此之多热血男儿的苏联革命……”卓娅父亲泪光闪动，声音越来越小。发现周围鸦雀无声，他重新打起了精神。“革命的果实从没像今天一样稳当过。”

众人举起酒杯，“革命万岁，革命万岁！”然后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门打开了，斯大林同志走了进来。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他头发花白，神情疲倦。斯大林大约六十五岁，身体不怎么好：传闻说他中风过几次，心脏也不好。今天他的心情却很不错。“我是来吻新娘的。”他说。

他走近卓娅，把双手放在她肩上。卓娅比领袖略略高一点，她识趣地佝偻着。斯大林吻了吻卓娅的脸颊，长着灰白胡子的那张嘴在卓娅的脸颊上停留了很长时间，沃洛佳不禁心生反感。接着，斯大林退后一步说：“给我来杯酒吧？”

有人赶紧给他送上了一杯伏特加。格雷戈里坚持让斯大林坐在主桌的中间。宾客们又开始低声聊天了，但都克制了不少：不仅心存畏惧，而且对自己的每一句话和每个动作都很小心。斯大林打个响指就能让人送命，而且经常这么干。

又送上来不少伏特加，乐队开始演奏起一曲俄罗斯民间舞曲，人们慢慢放松下来。沃洛佳、卓娅、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跳起了俄罗斯的四人舞，这种舞非常滑稽，让人发笑。接着许多对男女纷纷跳起舞来。男人们玩起了跨步踢，他们先把身子蹲下来，然后向外踢两只脚，因此总是会摔倒。沃洛佳时刻用余光看着斯大林——宴会厅里的许多人都这样——斯大林似乎很开心，跟着舞曲的节奏，用酒杯轻轻地敲击着桌面。

卓娅、卡捷琳娜和卓娅的上司瓦西里——炸弹项目上的资深物理学家——跳起了《三套车》的舞步。沃洛佳坐在桌边，看着他们跳，这时婚礼的气氛突然有些异样。

一个穿着普通的助理走进宴会厅，沿着墙绕了一圈，径直走到斯大林身旁。助理没有客套，直接俯身在斯大林耳边，急促而小声地对他说了些什么。

斯大林先是一愣，然后突如其来地提问了，接着又问了个问题。他神色大变，脸色苍白，一时间似乎六神无主了。

沃洛佳轻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舞者们没注意到，坐在主桌的众人却面带惊恐。

过了一会儿，斯大林站起身，坐在他身边的人马上诚惶诚恐地纷纷站起来。沃洛佳看到父亲还在跳舞。触怒了斯大林的话，他会为此吃枪子的。

但斯大林没多看在场的任何一个人，便带着助理离开了。他穿过舞池，直接向门口走去，正在兴头上的舞者慌忙退到一边。一对舞者倒在地上，他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舞池的人都不动了。斯大林闷着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宴会厅。

一些将军脸色惊恐地跟了出去。

又一个助理走进会场，接着又来了两个。他们走到各自的上司面前，低声地交代了些什么。一个穿着呢子大衣的年轻人径直走向瓦西里。卓娅似乎认识这个人，凑到他们跟前听他们说话。刹那间，她的表情变得非常惊恐。

瓦西里和助手离开了宴会厅，沃洛佳走到卓娅跟前问：“到底是什么事啊？”

卓娅嗓音颤抖着说：“美国向日本投了原子弹。”她那美丽的脸庞比以往更显苍白了，“日本政府起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用了好几个小时才弄清了原委。”

“确定了吗？”

“炸弹炸平了五平方英里的土地，预计七万五千人在顷刻间死于非命。”

“美国投了多少颗炸弹？”

“一颗。”

“仅仅一颗吗？”

“是的。”

“天哪。难怪斯大林会脸色发白呢！”

两人呆立着。宴会厅里的人们显然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很多人枯坐在那里。一些人起身离开，前往各自的办公室忙活去了。

“美国的原子弹改变了一切。”沃洛佳说。

“也包括我们的蜜月，”卓娅说，“我的婚假肯定黄了。”

“我们还以为苏联可以永保平安了呢！”

“你爸爸刚才还说，革命果实从没像现在这样稳固过。”

“没什么是稳固坚实的。”

“是啊，”卓娅说，“除非我们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这是杰姬·杰克斯和乔治第一次前往玛伽在布法罗的公寓，格雷格和列夫正好都在。这天是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他们去了洪堡公园。路上到处都是兴高采烈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的孩子在池塘里嬉戏。

格雷格既高兴又骄傲。原子弹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落在长崎和广岛的两颗原子弹尽管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但它们加速了战争结束的进程，拯救了千百万美国士兵的性命。格雷格也做出自己的贡献。乔治将在自由世界中长大。

“他九岁了是吧？”格雷格和杰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列夫和玛伽则带乔治去买冰激凌。

“我不敢相信他竟然这么大了。”

“我很想知道乔治将来会从事什么。”

杰姬生气地说：“他是个脑瓜好使的孩子，不会去干表演或吹号这样的蠢事。”

“你想让他和你爸爸一样当上大学教授吗？”

“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格雷格不知杰姬会有什么反应，不太敢把这个话题往下深入了，“他应该进所好学校。”

“说说你的想法。”

“寄宿制学校怎么样？他可以进我原来读过的寄宿制学校。”

“他会是那里唯一的黑人学生啊！”

“不一定。我读那个学校的时候，班上有个叫卡马尔的印度学生。”

“只有一个不是吗？”

“是的。”

“他被其他学生欺负吗？”

“是的，我们叫他骆驼。但孩子们很快习惯了他的存在，他还交了几个朋友。”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成了一名药剂师，据说在纽约开了两家药房。”

杰姬点点头。看得出，杰姬不反对他这个方案。毕竟，杰姬也来自一个做学问的家庭。尽管年轻时叛逆地离开了家，杰姬却知道教育的重要价值。“学费怎么办？”

“我找我爸要去。”

“他会替我们付吗？”

“应该会。”

“乔治不一定能适应寄宿学校，”杰姬担忧地说，“他只是个有白人父亲的黑人男孩。”

“我知道。”

“你母亲公寓里的很多人，都当我是女佣——你知道这事儿吗？”

“知道。”

“我没去纠正她们的偏见。如果他们知道你母亲把黑人当成座上宾的话，天知道会有什么麻烦呢！”

格雷格叹了口气说：“对不起，你说得对。”

“乔治往后的人生肯定会很艰辛。”

“我知道，”格雷格说，“但我们会支持他。”

杰姬露出了少有的微笑。“是的，”她说，“他有我们陪在身边。”

Part 3 冰冷的和平

第二十一章

1945年，莫斯科

婚礼后，沃洛佳和卓娅搬进了自己的公寓。在苏联，这样的幸运儿非常少。之前四年，苏联主要发展的是军工业，城市里没造什么住宅楼，许多住宅楼还被炸毁了。不过沃洛佳是红军情报部门的上校，父亲还是个将军，能够找关系弄到一套房子。

公寓很小：客厅里只能放饭桌，卧室里只能放张床。厨房站两个人就嫌挤，浴室里刚好容得下一个洗脸池和一个小淋浴间，过道里摆上一只放着他们衣服的衣橱，就无法容身了。客厅里一打开收音机，整个公寓都听得到。

他们马上把公寓变成了自己的爱巢。卓娅买了一个明黄色的床罩。沃洛佳的母亲送给他们一套陶瓷餐具，这是她1940年就为儿子准备好的结婚礼物，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拿出来。沃洛佳在墙上挂了军事情报学院的班级毕业照。

他们做爱更频繁了。搬出来住和沃洛佳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和卓娅在父母的公寓，以及卓娅的合租套房睡觉时，他从没感到不便。现在却要顾及邻居了。他们必须小声呻吟，不让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还要提防有人突然闯进来。其他人的家也是一样，私密性很差。

他们通常早起做爱，然后躺在床上聊上一小时，再穿衣服上班。一天早晨，沃洛佳和往常一样躺在卓娅的大腿上，回味着刚才的性爱。沃洛佳随口问：“想要喝点茶吗？”

“好啊，去帮我弄点茶。”卓娅头搁在枕头上，慵懒地伸开四肢。

沃洛佳穿上睡衣，从过道走进厨房，在茶壶下点燃了煤气。水槽里放着昨天晚饭没洗的碗和碟子。“卓娅，”他大声嚷，“厨房脏透了！”

卓娅在卧室里清楚地听见了他的话，“我知道。”她回答。

他走回卧室：“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洗碗？”

“你为什么没洗？”

沃洛佳从没想过男人要干这种活，不过他说：“我要赶着写报告。”

“我太累了。”

沃洛佳被自己要承担责任的暗示激怒了。“我讨厌脏兮兮的厨房。”

“我也很讨厌。”

卓娅为何如此迟钝。“讨厌的话，那就洗掉！”

“我们一起洗吧。”卓娅伸开双腿跳下了床，笑着推开了他，走进厨房。

沃洛佳跟着她走进厨房。

卓娅说：“你洗，我擦干。”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干毛巾。

卓娅仍旧一件衣服都没穿，沃洛佳忍不住笑了起来。卓娅很苗条，个头又高，皮肤嫩白如雪。她上围丰满，胸部也很挺，金色的阴毛非常浓密。婚后，卓娅的乐趣之一就是光着身子在家里做事。她的裸体，沃洛佳想看多久就能看多久，卓娅似乎也很享受。沃洛佳凝视她的时候，她不但不显得尴尬，反而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沃洛佳卷起睡袍的袖子开始洗碗，洗完后让卓娅擦干。洗碗不是男人干的活——沃洛佳没见父亲干过——卓娅却觉得家务活就该两个人来做。这实在太稀奇了。卓娅是不是有超前的男女平等的念头呢？他是否太软弱了呢？

他觉得外面似乎有什么声音。他朝过道里看了看：房门离厨房水槽只有两三步，门口没什么异常。

接着，门被砸开了。

卓娅尖声惊叫。

沃洛佳拿起他刚洗的切肉刀。他绕过卓娅，站到厨房门口。一个警察拿着大锤站在被毁的门外。

沃洛佳又气又怒。他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警察往后退了一步，一个贼眉鼠眼的矮个子走进客厅，来人正是沃洛佳的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他也是个秘密警察。今天他戴着一副皮手套。

“伊利亚！”沃洛佳说，“你这个蠢货！”

“说话尊重点。”伊利亚说。

愤怒的同时，沃洛佳非常不解。秘密警察和军队的情报机构井水不犯河水，今天到底是怎么了？看来只能用帮派斗争来解释了。“你为什么让人踢坏我的门？我可以帮你开门的！”

陪同前来的两个秘密警察走进门厅，站在伊利亚一边。尽管还没到秋天，但他们都已经穿上了带独特标志的皮衣。

沃洛佳非常害怕。到底是怎么了？

伊利亚用发颤的嗓音说：“沃洛佳，把刀放下。”

“不必害怕，”沃洛佳说，“我只是在洗这把刀而已。”说着他把刀递给站在身旁的卓娅。“请到客厅，我们可以趁卓娅穿衣服的时候谈一谈。”

“你以为这是串门吗？”伊利亚凶神恶煞般反问。

“不管是哪种拜访，我想你总不会想看见我妻子裸体的样子吧。”

“我在执行警察的公务。”

“为什么派我小舅子来？”

伊利亚压低声音说。“你难道不明白，换人来的话会更糟吗？”

看来他们遇上了大麻烦。沃洛佳努力虚张声势。“你和这些浑蛋到底想要什么？”

“贝利亚同志接受任务，负责整个核物理项目的全局。”

沃洛佳知道这事。斯大林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指导核物理的研究，任命贝利亚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贝利亚对物理一窍不通，无法胜任组织专项科学研究的任务。但斯大林信任他。这是苏联政府工作的通病：忠诚但没能力的人常常能被提拔到他们应付不了的工作岗位上。

沃洛佳说：“贝利亚同志需要我妻子马上回到物理实验室去，你们是不是开车接她来了？”

“别美了，美国在苏联之前就造出了原子弹，我们得查查原因在哪儿。”

“也许是因为他们把物理研究看得更重要一点。”

“资本主义科学不可能比共产主义科学更为先进。”

“这是众所周知的。”沃洛佳很疑惑，秘密警察究竟为什么要抓人，“那你们觉得因为什么？”

“一定有人在搞破坏。”

秘密警察就爱做这种荒唐的臆想。“什么破坏？”

“有些科学家故意延迟了苏联原子弹发展的进程。”

沃洛佳开始了解他们的来意了，感到非常害怕。但他还是据理力争——在这些人面前示弱总是不对的。“那些科学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是叛国者——你妻子就是其中的一员。”

“杂种，最好别这么下断言——”

“我是来逮捕你妻子的。”

“什么？”沃洛佳彻底无语了，“这简直太疯狂了！”

“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你们根本拿不出证据。”

“到广岛去看看，那里有的是证据。”

尖叫以后，卓娅第一次开了口：“沃洛佳，我跟他们走，不然你也会被捕的。”

沃洛佳指着伊利亚的鼻子说：“你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我只是在执行自己的任务。”

“让让，我妻子要回卧室穿衣服。”

“没时间了，”伊利亚说，“她必须现在就跟我们走。”

“别胡闹了！”

伊利亚翘着鼻子神气活现地说：“一个值得尊重的苏联公民才不会光着身子在家里乱走！”

沃洛佳不知道妹妹嫁给这种浑蛋是什么样的感觉。“既然秘密警察认为裸体不道德，为什么还要让她光着身子跟你们走？”

“裸体正是她腐化堕落的证据，少废话，让她跟我们走！”

“别做梦了！”

“滚开！”

“是你要滚开，让她先穿好衣服。”沃洛佳转到过道里，伸出胳膊挡住三个特工，使卓娅能从身后绕进卧室。

卓娅刚一走动，伊利亚就伸出胳膊抓住了她。

沃洛佳打了伊利亚两个耳光。伊利亚叫了两声，蹒跚着往后退。另两个秘密警察走上前，抓住了卓娅的胳膊。沃洛佳朝一个秘密警察脸上扇耳光，但被他躲过了。两个秘密警察一人抓住沃洛佳的一只胳膊。他奋力挣扎，不过他们很强壮，而且这种活似乎已经做了好多次了。两人合力将沃洛佳扔到了墙上。

两人把沃洛佳按在墙上，伊利亚捏紧戴着皮手套的拳头，狠揍沃洛佳的脸。一拳、两拳、三拳、四拳……又朝他的肚子一顿乱打，直到沃洛佳咳血才停下来。卓娅试图干预，但伊利亚很快也给了她两拳，卓娅尖叫着倒在地上。

沃洛佳的睡袍前襟敞开了。伊利亚踢他的睾丸，然后又踢他的膝盖。沃洛佳瘫软下来，无法站立，伊利亚却让两个秘密警察扶他站起来，一顿猛揍。

过了好一会儿，伊利亚才按着指节退后了两步。两个秘密警察放开沃洛佳，沃洛佳瘫软在地。他呼吸不畅，一动都不能动，但神志还算清醒。从眼角的余光依稀可以看到，两个壮警察抓住卓娅，把她裸体架出了公寓，伊利亚跟在了他们身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刺痛感渐渐变成了连续的隐痛，沃洛佳的呼吸慢慢开始正常。

他试着动了动四肢，觉得身体能活动以后，他慢慢站了起来。沃洛佳走到电话机旁边，拨通了父亲的工作电话，他希望他还没下班。听到父亲的声音，他顿时松了口气。“他们逮捕了卓娅。”沃洛佳说。

“该死的浑蛋，”格雷戈里说，“抓人的是谁？”

“伊利亚。”

“什么？”

“帮我找人问问，”沃洛佳说，“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先去把身上的污血洗干净。”

“什么污血？”

沃洛佳挂了电话。

沃洛佳没几步就走进了浴室。他脱下带血的浴袍，走进淋浴间。温热的水让他发肿的身体得到一定的舒缓。伊利亚尽管诡计多端，但远远说不上强壮，沃洛佳的身体没有一处骨折。

他关掉淋浴龙头，看着浴室镜子，他的脸上到处是瘀肿和撕裂伤。

沃洛佳没有费事把身体弄干，用了好一番工夫把红军制服穿在身上。他希望这身制服能给他带来一定的权威。

颤抖着双手把鞋带系上时，格雷戈里赶来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咆哮道。

沃洛佳说：“他们想找我干一架，我很笨，竟然先动手了。”

格雷戈里起初并不同情：“我还以为你会圆滑一点呢。”

“他们不让卓娅穿衣服，坚持马上带她走。”

“该死的畜生！”

“你有什么发现吗？”

“暂时还没。我和几个人谈了谈，没人知道内情。”格雷戈里表情忧郁，“如果不是有人犯了愚蠢错误的话……就是他们对这次的指控非常有把握。”

“开车送我回办公室。莱米托夫一定会气疯的。他不会任秘密警察如此胡作非为。如果可以对我做这种事的话，他们对所有的红军特工都能做这种事。”

格雷戈里的车和司机都等在公寓外面。司机把车开到霍登卡机场。格雷戈里留在车里，沃洛佳一瘸一拐地走向红军情报中心。走进大门以后，沃洛佳直接朝上司莱米托夫上校的办公室走了过去。

他敲了敲门，然后走进去对莱米托夫上校说：“该死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我老婆。”

“我知道这事儿。”莱米托夫说。

“你知道？”

“我同意的。”

沃洛佳吃了一惊：“到底怎么回事？”

“先坐下。”

“到底怎么了？”

“坐下，闭上嘴，听我好好跟你说。”

沃洛佳浑身都疼，他坐进了椅子里。

莱米托夫说：“我们必须有原子弹，而且还要快。现在，斯大林还能跟美国人玩硬的，因为他知道美国还没掌握足以荡平苏联的核武器。但美国人正计划建造更大规模的核武器，他们为此建立了一个核反应堆，不久的将来，新型的原子弹还会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只有拥有了对等威力和数量的原子弹，才有资格和美国对话。”

这番对话于沃洛佳来说根本没有意义。“我妻子不可能在被人殴打的同时设计原子弹。这太疯狂了。”

“闭上你该死的臭嘴。我们的问题是，尽管掌握了几种可能的方案，但不知道哪种能奏效。美国人用五年时间找到了正确的方案。我们没有那么长时间，必须把美国的方案偷过来，为我所用。”

“可我们还是需要苏联的物理学家模仿他们的方案进行设计啊——他们应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而不是在卢布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威廉·伏龙芝的人？”

“我和他过去是同学，我们一起参加了柏林童子军。”

“他给了我们许多有关英国核研究的有价值信息。之后他搬到了纽约，继续原子弹项目的研究。内务人民委员会驻华盛顿的人员联系了他，但那些人办事很不专业，把他吓跑了。我们需要重新联系上他，让他为苏联收集情报。”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信赖你。”

“这可说不准，我和他十二年没见面了。”

“我们希望你去美国找他谈。”

“但为什么要逮捕卓娅呢？”

“保证你能回来。”

沃洛佳告诉自己他完全知道该怎么办。战前他在柏林甩掉过盖世太保的跟踪者，和潜在的间谍人选接触，招募他们，把他们发展成秘密情报的可靠信息源。这种工作不可能很轻松——尤其是说服对方叛卖国家的时候——但他却对这种活很有一套。

但这次是美国。

在30年代和40年代，他分别去过德国和西班牙，但这和现在的美国有本质的不同。

他被亲眼看到的这个国家震撼了。以前他一直听人说好莱坞电影描绘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得都很贫困。但从抵达美国的第一天起，沃洛佳就发现，电影里的一切并没有夸大，马路上的确很难看到穷人。

纽约的马路上到处是汽车，许多车的司机显然不是公务员：年轻人，穿工作服的通勤者，甚至还有出门买东西的女人。每个人都穿得很好！所有男人似乎都穿上了最好的西服。女人的小腿上都套着透明的长筒袜。所有人似乎都穿着新鞋。

沃洛佳提醒自己，别忘了美国坏的一面。美国一定有地方存在着贫困：黑人被肆意地杀戮，南方的黑人没有选举权，犯罪率也居高不下——美国人常说自己的国家罪恶猖獗——奇怪的是，沃洛佳却没发现这种说法的证据，他觉得走在街上非常安全。

到的前几天，他在纽约到处闲逛。他用不熟练的英语与人交流，但这根本没关系——纽约到处是口音很重的人。他熟悉了几张跟踪他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脸，知道了几处可以轻易甩掉他们的地方。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沃洛佳没戴帽子，穿着灰色的宽松裤和蓝色衬衫，像是办些杂事去去就回似的离开了纽约的苏联领事馆。一个穿黑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人很快就跟了上来。

他走到了第五大道的萨克斯百货，买了一套内衣和一件棕黄条纹的衬衫。跟踪沃洛佳的人也许会觉得他只不过在购物呢！

领事馆的秘密警察头子告诉沃洛佳，他在美国期间会有专门一组人跟在他后面，保证他在美国期间行为端正。他无法发泄对囚禁卓娅的秘密警察的恨意，无法抓住秘密警察头子的喉咙把他勒死。沃洛佳必须保持平静。他嘲讽地指出，为了完成任务，他必须把联邦调查局的人甩掉，这意味着同时把秘密警察的人给甩掉，他说他希望秘密警察的人能一直跟下去。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没五分钟他就能把两方面的跟踪人员全都给甩掉。

这次跟踪他的多半是联邦调查局特工，略为保守的穿着印证了这一点。

沃洛佳提着放有衣物的纸包，从萨克斯百货的侧门出来，打车离开了。出租车开走时，跟踪他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还在路边使劲挥手，努力地拦车呢！拐过两个街角，沃洛佳扔给司机一张纸币，下了车。他冲进一个地铁站，然后从另一个出口离开，在一幢办公楼下停留了五分钟。

黑西装的男人再没出现过。

沃洛佳走向宾夕法尼亚车站。

他仔细检查了车站两边，确保自己没有被跟踪，然后买了张车票。他仅仅拿着个购物袋就上了火车。

去阿尔伯克基 【25】 花了他整整三天时间。

火车不断地穿过富饶的农庄、喷着黑烟的大工厂，以及耸立着一幢幢摩天大楼的大中城市。苏联也很大，但除了乌克兰以外，苏联大部分地区都被结冻的草原和松木林覆盖。沃洛佳从没看到过如此繁茂的大片领土。

除了财富之外，沃洛佳隐约觉得这里还有一桩事情和苏联不一样，但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后来他知道了：这里没人查他的身份证明。经过了纽约机场的边检站以后，沃洛佳就再没出示过护照。在美国，人们似乎不必得到允许或说明原因就能到火车站、汽车站买张车票去任何地方。沃洛佳产生了一种自由的愉悦。他想去哪就能去哪！

美国的富裕使沃洛佳加深了对苏联所面临危机的忧患感。德国人几乎摧毁了苏联。美国有德国的三倍大，财富更是德国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果美国有意侵入苏联的话，那苏联该怎么办？他害怕苏联会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这种想法使他暂时忘了秘密警察对他和卓娅的所作所为，暂时打消了对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的怀疑，把精力放在目前的任务上来。如果将来有孩子，他绝不想让孩子在美国行使霸权主义的世界上生活。

火车途经了匹茨堡和芝加哥。一路上，没人注意过他。他的衣服是美国人常穿的；他没和人说过话，因此没人注意过他的口音；他靠手指比划买吃的；他看别的旅客扔下的报纸和杂志，察看文章里的图片，凭借自己掌握的一丁点英语尝试理解内容。

火车的最后一段旅途，让沃洛佳领略到了南方的荒凉之美。远处的雪山顶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血红色，难怪这里会被称为“基督之血山脉”。

他在厕所换了套内衣，穿上在萨克斯百货新买的衬衫。

沃洛佳觉得阿尔伯克基火车站会有联邦调查局或军队特工，而且的确在站台上看到了一个穿着格子外套，目光警觉的年轻人——九月的新墨西哥穿着外套稍嫌太热——他的腋下鼓鼓的，明显放了个枪套。但这位特工显然把注意力放在了从纽约或华盛顿来的长途旅客身上。沃洛佳没戴帽子，也没有外套和行李，看上去更像是个短途旅行的当地人。他走到汽车站，买了票，坐上一辆前往圣达菲的长途车，年轻人并没有跟上来。

傍晚时分，他抵达了圣达菲。他看见了两个联邦调查局特工，两位特工也观察了他一阵子。但他们无法跟踪下车的每个人。沃洛佳又一次凭着平凡的外表摆脱了他们。

他装作知道去哪的样子在街上逛。印第安式的平顶房和阳光中低矮的教堂使他回忆起了在西班牙时的情景。人行道边都是些沿街一面开商铺的公寓楼，给人非常温馨的感觉。

他没住镇广场上教堂旁边的拉方达宾馆，而是入住了设施也不错的圣弗朗西斯旅店。他付了现金，自称罗伯特·彭德，让人以为他是美国人或欧洲人后裔。“我的行李随后送到，”他对前台的漂亮女孩说，“如果我出去的时候行李来了，你能帮我把它送到房间里吗？”

“当然可以，没问题。”女孩说。

“谢谢你，”道完谢以后他又用了句火车上经常听到的感谢语说，“我真的很感激你。”

“如果我不当班的话，其他人会帮你处理的。只要你的名字在行李上就行。”女孩说。

“上面写了名字。”他没有任何行李，但女孩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女孩看着旅客登记簿上的签到记录：“彭德先生，你是从纽约来的吗？”

女孩的声音里带着些许的怀疑成分，无疑这是因为他的口音不像是个纽约人。“我是瑞士人，在纽约工作。”沃洛佳故意提到了一个中立国的名字。

“难怪我不熟悉你的口音。我从没遇见过瑞士人。顺便问一句，瑞士怎么样？”

沃洛佳没去过瑞士，但见过很多瑞士的照片。“瑞士经常下雪。”他说。

“那来这里就对了，新墨西哥的天气非常好。”

“我会喜欢这里的。”

五分钟以后，他离开了旅店。

从苏联大使馆的一些同事那里听说，一些科学家住在阿拉莫斯的实验室附近，但阿拉莫斯比较破落，大多数有钱的科学家在圣达菲租了房子或公寓。威廉·伏龙芝很有钱：他妻子是个漫画家，多家报刊同时连载了她那部主人公名为“懒洋洋爱丽丝”的漫画，而她本人的名字恰好也是爱丽丝。作为画家，爱丽丝能在任何地方工作，因此夫妇二人在历史名城圣达菲安顿下来。

秘密警察在纽约的办公室向沃洛佳提供了这个信息。他们认真地调查过伏龙芝，沃洛佳得到了伏龙芝的地址、电话号码和车的型号——白胎壁的战前普利茅斯敞篷车。

伏龙芝住的那幢公寓楼的底楼有家画廊。楼上的公寓都有一扇向北的大窗户。房子外面停着那辆普利茅斯敞篷车。

沃洛佳不太想进去：屋子里可能被窃听。

伏龙芝夫妇还没孩子，沃洛佳觉得周五晚上他们不会闷在家里听收音机。他决定等一等，看夫妇俩是否会出门。

他在画廊里流连了一会儿，欣赏着待售的艺术作品。他喜欢没有过多装饰的写实作品。离开画廊以后，他在街上找了家咖啡馆，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这里能看见伏龙芝家公寓楼的大门。一小时后，他离开咖啡馆，买了张报纸，站在公车站上假装看报。

在漫长的等待中，沃洛佳发现没有其他人在监视伏龙芝家的公寓，这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和军队的安全机构没有把伏龙芝列为安全隐患。伏龙芝是个外国人，但项目上的外国科学家非常多。除了是个外国人之外，看来没有其他地方于他不利了。

伏龙芝家不在居民区，而是地处镇中心的商业区，街上的人流很多。但几个小时之后，沃洛佳还是担心自己会引人注意。

这时，伏龙芝夫妇出门了。

伏龙芝看上去比十二年前胖——美国在二战中没有出现过食品短缺。才年过三十，但伏龙芝已经开始脱发了。一如既往，他还是那副严肃的表情，身上穿着美国人常穿的运动衫和卡其布长裤。

爱丽丝穿得倒不保守。她把一头金发扎了起来，头上戴着女式软帽。她穿着松垮的普通棉布裙，手腕上戴着各式各样的手镯，手指上还有好几枚装饰戒。沃洛佳记得，希特勒执政前，德国的艺术家都爱这么打扮。

夫妇俩在街上漫步，沃洛佳跟在后面亦步亦趋。

他不知道爱丽丝的政治立场，不知道她的出现会给本来就很艰难的对话带来些什么。伏龙芝在德国的时候是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他老婆不太可能是个保守人士，从衣着看她就更不像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爱丽丝也许不知道丈夫给苏联提供过秘密情报。总之，爱丽丝是谈话中的不可知因素。

他宁愿单独和伏龙芝谈谈，考虑着是否就此放弃跟踪，明天再试试运气。但旅店的前台服务员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外国口音，因此第二天很可能有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工跟着他。尽管这里不是纽约或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但沃洛佳觉得他完全对付得了联邦特工。但明天是星期六，伏龙芝夫妇可能整天都待在一起。沃洛佳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伏龙芝一个人出现呢？

间谍工作从来都不是容易的。权衡利弊后，沃洛佳决定今天晚上就出手。

伏龙芝夫妇走进一间餐馆。

走过餐馆时，沃洛佳往里看了看。这是个带有隔间的廉价餐馆。他本想马上进去坐进伏龙芝夫妇所坐的隔间，但马上改变了主意，决定让他们先吃点东西。饱餐以后他们的精神状态会更好。

他等了半小时，从远处观察着餐馆门口。接着，他不安地走进了餐馆。

伏龙芝夫妇已经吃完了晚饭。沃洛佳穿过餐馆时，伏龙芝抬头看了他一眼，但很快就把目光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伏龙芝显然没有认出他是谁。

沃洛佳在爱丽丝坐的长条凳上轻轻地坐了下来，轻声用德语说：“威廉，你好，还认识我这个老同学吗？”

伏龙芝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接着突然笑了起来：“别斯科夫？沃洛佳·别斯科夫？真的是你吗？”

沃洛佳顿时松了口气。伏龙芝仍然对他很友好，没有敌意的障碍需要他克服。“是我。”沃洛佳说。他和伏龙芝握了手。然后转身用英语对爱丽丝说：“抱歉，我的英语说得很不好。”

“不用说英语，”爱丽丝用流利的德语说，“我家是来自巴伐利亚的德国移民。”

伏龙芝吃惊地说：“我最近认识了一个跟你同姓的人，他叫格雷格·别斯科夫，因此最近还想到过你呢！”

“是吗？我爸爸有个弟弟是1915年来美国的，他叫列夫·别斯科夫。”

“我认识的别斯科夫中尉可没那么老。对了，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沃洛佳笑了。“我是专门来见你的。”在伏龙芝细问前，他就兴奋地聊开了，“上次见你时，你还是新克尔恩区社会民主党支部的干事呢！”沃洛佳的第二步是通过恢复朋友关系提醒伏龙芝不要忘了年轻时的理想。

“那段经历告诉我，社会民主主义根本没用，”伏龙芝说，“在凶悍的纳粹面前，我们毫无还手之力，只有苏联人才能阻止他们。”

伏龙芝说得完全对。沃洛佳很高兴伏龙芝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更重要的是，这句话表明伏龙芝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因为美国的舒适生活而软化。

爱丽丝说：“我们要去街角的酒吧喝几杯。星期五晚上很多科学家都去那。和我们一起去吗？”

沃洛佳不想和伏龙芝夫妇一起在别人面前露脸。“我不太想去。”他说。事实上，他和伏龙芝夫妇在餐馆里已经待得太久了。现在该是第三步了：提醒伏龙芝他所犯下的可怕罪行。沃洛佳靠近伏龙芝，压低嗓门说：“威廉，你事先知道美国会朝日本扔原子弹吗？”

伏龙芝迟迟没有答话。沃洛佳屏住了呼吸。他给自己设了个赌局，打赌伏龙芝正受着自责的煎熬。

一时之间，沃洛佳还以为自己逼得太紧了，伏龙芝像是随时会哭似的。

伏龙芝做了个深呼吸，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

爱丽丝生气地插话说：“我们以为美国军方会通过演习展示原子弹的威力，让日本早点投降。”沃洛佳注意到，爱丽丝在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之前就知道了原子弹的存在。这并不奇怪，男人很难把这样的秘密瞒住他们的另一半。“我们觉得未来的某个时间在某个地方可能会有一次核爆炸，”她接着说，“但我们以为军方会摧毁一个无人居住的岛屿，或是一个没多少人驻扎但有大量武器的军事基地。”

“那也许能算公正，”伏龙芝说，“然而……”他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没人想到他们会把原子弹扔到城市里，炸死了八万名男女和儿童。”

沃洛佳点点头。“我原本就觉得你会这样想。”他正等着这个。

伏龙芝说：“谁不会这样想？”

“问你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是第四步，“美国会再这样做吗？”

“我不知道，”伏龙芝说，“军方可能会再这样做。天父原谅，他们可能会再这样做的。”

沃洛佳掩饰着自己的愉悦。他成功地让伏龙芝对核武器过去和将来的应用感到有责任。

沃洛佳点了点头。“我们正是这么想的。”

爱丽丝敏锐地问：“我们是谁？”

她很精明，也比丈夫更为世故。爱丽丝应该不那么好骗，沃洛佳决定冒摊牌的风险，对她据实以告。“很好的问题，”他说，“我不会骗我的老朋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红军情报机构的上校。”

夫妇俩吃惊地看着他。他们可能已经想到这种可能性了，但沃洛佳的坦率还是让他们诧异不已。

“我有些事需要跟你们谈，”沃洛佳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找个地方私下聊聊吗？”

夫妇俩看上去很迟疑。伏龙芝问：“去我家可以吗？”

“那里可能被联邦调查局窃听。”

伏龙芝有过秘密工作的经验，爱丽丝却大为吃惊。“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她难以置信地问。

“是的。我们可以开车出城吗？”

伏龙芝说：“我们在城外有个经常去的地方，我们经常在傍晚的这个时间去那看日落。”

“很好。回你们的车那里，坐进去，等着我过去。我一分钟后上你们的车。”

伏龙芝付了帐，和爱丽丝一起离开了餐馆，沃洛佳跟在他们身后离开了餐馆。走了一小段路以后，沃洛佳确定没人跟踪，于是回到普利茅斯车旁，坐了进去。三个人坐在这辆美式车的前排。伏龙芝开出了圣达菲。

汽车沿着一条土路开到小山山顶。伏龙芝停下车。沃洛佳示意夫妇俩下车，担心车上也藏有窃听器，他把伏龙芝夫妇带到了一百码开外的地方。

看着硬土地前方徐徐落下的太阳，沃洛佳执行了第五个步骤。“我们觉得下一颗原子弹会落在苏联的某个地方。”

伏龙芝点了点头。“上帝保佑，但你可能是对的。”

“我们对此束手无策，”沃洛佳理性地阐述着自己的见解，“我们没法做防范，没法做有效的防御，没法保护我们的人民。苏联对你们造的原子弹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知道。”伏龙芝内疚地说。如果苏联受到原子弹的攻击，伏龙芝显然会觉得那是他的责任。

该运用第六步了。“唯一的办法是我们也拥有原子弹。”

“你们想用它震慑美国吧。”

“也许是。”

爱丽丝说：“我们不想让原子弹扩散出去。”

“我也不想，”沃洛佳说，“但唯一可以不让美国像对待广岛那样向莫斯科扔原子弹的方法，就是苏联也能拥有原子弹。”

爱丽丝说：“威利，他是对的。真该死，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看得出，爱丽丝比丈夫要强悍得多。

沃洛佳压低声音，开始了说服工作的第七步。“美国现在有多少颗原子弹？”

这是关键的一步。如果伏龙芝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就完全越界了。到现在为止，他们只是在泛泛而谈。现在，沃洛佳要触及的是最核心的秘密情报。

伏龙芝思考了很久，最后把目光投向爱丽丝。

沃洛佳看到爱丽丝不易察觉地向丈夫点了一下头。

伏龙芝说：“只有一颗。”

沃洛佳掩饰住胜利的喜悦。伏龙芝在他的说服下背叛了美国，这是多么大的成功啊！最困难的第一个问题问出来了，第二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伏龙芝又说：“但他们很快又能造出更多的原子弹。”

“这是场竞赛。输了的话，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沃洛佳急迫地说，“在美国掌握足以炸平苏联的原子弹之前，苏联必须拥有一颗自己的原子弹。”

“你们能做到吗？”

伏龙芝的问题给沃洛佳要进行的第八步提供了理由。“我们需要得到各方面的帮助。”

沃洛佳发现伏龙芝的脸色难看起来，猜想伏龙芝可能想到了促使他拒绝和苏联秘密警察合作的那件事情。

爱丽丝对沃洛佳说：“如果我们不能帮你，你会怎么办？这真的太危险了。”

沃洛佳继续按直觉行事。他举手做投降状。“我就回苏联报告自己失败了，”他说，“我不想让你们做你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不会用任何方法强迫你们或向你们施压。”

爱丽丝说：“你不威胁我们吗？”

沃洛佳的猜测没错，秘密警察显然恫吓过伏龙芝。秘密警察对所有人都威胁恐吓：他们只会这一套。“我甚至没想说服你，”沃洛佳对伏龙芝说，“我只是在摆事实讲道理，其他都取决于你。如果你想得到帮助，那我就留下来做你的线人。如果你有不同看法，那这件事就结束了。你们都很聪明。即便我有骗你们的企图，也骗不了你们。”

夫妇俩又一次看了看彼此。沃洛佳希望他们觉得自己和上一个拜访他们的苏联特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等待的时刻让人非常难熬。

爱丽丝开口了：“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这远非同意，但要比拒绝好得多，并自然而然地推进到了沃洛佳计划中的第九步。“我妻子也是个核物理专家，”沃洛佳希望通过这一点和他们套近乎，不让他们把自己看成纯粹的操控者，“她告诉我原子爆炸有几种可能的方法，我们没时间把这些方法一一试过。如果知道哪种方法能奏效，我们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很有道理。”威廉说。

第十步是异常关键的一步。“我们必须知道扔在日本的是哪种原子弹。”

伏龙芝的表情异常痛苦。他看了看妻子。这次爱丽丝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看上去和丈夫一样痛苦。

伏龙芝说：“是两种型号的原子弹。”

沃洛佳既激动又吃惊。“两种不同的设计吗？”

伏龙芝点了点头。“广岛用的是火炮点火的铀弹，我们把这种铀弹称为‘小男孩’。在长崎，我们用的是内爆引发的钚炸弹‘胖子’。”

沃洛佳激动得难以自持，这是最核心的关键数据。“哪种效果更好些？”

“两种炸弹的效果都非常好，不过‘胖子’更容易制造。”

“为什么会这样？”

“找到足够一颗原子弹使用的铀需要好几年。钚可以很快弄到手，有个原子反应堆想要多少都行。”

“苏联应该复制‘胖子’是吗？”

“是的。”

“为了拯救苏联于水火，你还可以做件事。”沃洛佳说。

“什么事？”

沃洛佳看着他的眼睛，说：“把设计图纸交给我。”

威廉的脸色刷白。“我是美国公民，”他说，“你是在让我叛国，对应的惩罚是死刑。我会为此坐上电椅的。”

你妻子也会，沃洛佳心想。她是你的同谋。幸好你们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他说：“在过去几年间，我让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提供情报。一些憎恨纳粹的德国人，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为我们提供了过去那场战争的关键情报，帮助我们赢得了胜利。我对你们说的还是那句对他们说过的老话：‘如果你们不干的话，会有很多人因为这而死的。’”接着他就不说话了。这是沃洛佳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他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了。

伏龙芝看了看妻子。

爱丽丝说：“威廉，是你造的原子弹。”

伏龙芝对沃洛佳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两天后，伏龙芝把原子弹的资料交给了沃洛佳。

沃洛佳把资料带回了莫斯科。

卓娅从监狱被放出来了。对于受监禁，卓娅并没有沃洛佳那么生气。“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革命的成果，”她说，“我没有受伤害，只是感觉有点糟，像是那种非常差的旅店似的。”

卓娅回到家第一天，两人做完爱以后，沃洛佳对卓娅说：“我要给你看样东西，一样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东西。”他翻身下床，打开抽屉，拿出一本大书。“这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商品目录，”沃洛佳坐在卓娅的身旁打开这本书。“你看这个。”

目录展开到女士的裙装页。穿着这些裙子的模特非常苗条，布料也亮丽多彩，图案有格子的，也有一色的。有的裙子有荷叶边，有的扎了皮带。“太美了，”卓娅把手指按在其中的一条裙子上说，“两美元九十八美分非常贵吗？”

“不算很贵，”沃洛佳说，“美国人的工资大多是一周五十美元，房租是工资的三分之一。”

“真的吗？”卓娅非常吃惊，“那大多数人都买得起这些裙子了？”

“是的。只是我不清楚美国的农民买不买得起。但这些目录就是分发给那些住得离最近的店铺一百多公里的农民。”

“怎么可能？”

“客人从目录里挑选好商品，把钱寄给百货公司。几周以后，邮递员就能把你订的东西送上门。”

“简直像沙皇一样。”卓娅从沃洛佳手里拿过商品目录，翻看着页面，“你看，这里还有这么多裙子，”卓娅指着四美元九十八美分的外套和裙子套装。“这一套也非常优雅。”她说。

“继续看。”沃洛佳说。

卓娅吃惊地看着目录上的女式大衣、帽子、鞋、内衣、风衣和长筒袜。“普通人可以买到吗？”她问沃洛佳。

“当然可以。”

“这里一页上的东西就比苏联的整家店要多！”

“是的。”

卓娅慢慢地翻着目录。后面是男式服装和儿童服装，种类和女式服装一样齐全。卓娅指点着一件十五美元的男孩毛料大衣说：“以这个价钱，所有美国的男孩都买得起。”

“也许吧。”

服装后面是家具。二十五美元可以买张床。如果每周挣五十美元的话，目录上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能买得起。目录上有几百种苏联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玩具，化妆品，吉他，精美的椅子，电动玩具，彩色封套的小说，圣诞装饰品和电烤面包炉。

目录里甚至有拖拉机。“美国的所有农民都能买上拖拉机吗？”卓娅问。

“只要他们有钱。”沃洛佳回答。

“他们不用登记，再等上几年吗？”

“不用。”

卓娅合上目录，严肃地看着他。“如果能拥有这些东西的话，”她说，“那谁还想当共产党员呢？”

“问得好。”沃洛佳说。

第二十二章

1946年，柏林

柏林的孩子们玩起了一个叫“女人，快过来”的游戏。这是男孩捉弄女孩的十几种游戏中的一种，但卡拉发现这种游戏有着新的寓意。男孩子排成队伍，去捉一个女孩。抓住女孩以后，他们高喊“女人，快过来”，然后把女孩扔在地上。他们会把女孩按在地上，轮流压在她身上模仿性交的姿势。这种游戏是七八岁男孩在目睹红军士兵轮奸德国妇女之后发明的。所有进入德国的红军士兵都知道这句德语：“女人，快过来！”

为什么强奸她们的是红军士兵呢？尽管一定会有，但卡拉还没见到哪个德国女人被法国兵、英国兵、美国兵或加拿大兵强奸的。与之映衬的是，她认识的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之间的女人至少被一个苏联兵强奸过：她妈妈茉黛，弗里达的妈妈莫妮卡，他们家的女仆艾达，所有人都无法幸免。

但她们还算幸运的——她们都活下来了。一些女人在遭受了几十个苏联士兵一小时接一小时的凌辱后被摧残致死。据说有个德国女孩甚至被苏联人咬死了。

丽贝卡·罗森幸运地逃脱了被强暴的厄运。卡拉在犹太人医院被解放的那天，救出了丽贝卡，之后，她就搬进了冯·乌尔里希家。乌尔里希家在苏联控制区，但丽贝卡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她像个囚犯一样在阁楼里躲了好几个月，只有等夜深人静，残暴的苏联人烂醉如泥时才下来待一会儿。卡拉会抽空到阁楼上去陪陪她，一起玩牌，彼此诉说一些往事。卡拉希望丽贝卡把自己当成年纪略长的姐姐看待，丽贝卡却把她当成了妈妈。

卡拉发现自己真的快要做妈妈了。

茉黛和莫妮卡已经五十多岁了，不可能怀得上孩子。艾达很幸运，没有怀孕。不过卡拉和弗里达都怀上了强暴者的孩子。

弗里达做了流产手术。

流产是违法的，对流产者判处死刑的纳粹法律在德国依然有效。因此弗里达用五根烟找了一个老年助产士。在做流产时，引发了感染，要不是卡拉从医院里偷来的一点青霉素，弗里达也许就没命了。

卡拉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她对这个孩子的感觉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孕吐时她会对那个侵入她身体，留下这个负担的野兽怒不可遏。其他时候她则会按着肚子凝神静思，思考要给孩子穿上什么样的衣服。接着她会想，孩子的模样会不会让她想起强奸她的某个男人，使她仇恨自己的孩子。但孩子也应该继承一点冯·乌尔里希家的基因吧。她既期待又害怕。

1946年1月，卡拉已经怀孕八个月了。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她又冷又饿，衣食无着。肚子明显大了以后，她辞掉了护士的工作，加入到百万失业大军之中。食物每十天配给一次，每人每天只能摄入一千五百卡路里的食物。当然，这些食物还是要付钱的。即便有钱有配给卡的顾客，有时也会遇上没有食物可买的状况。

卡拉考虑过以战时做过间谍，来要求苏联方面给以特殊对待，可海因里希的可怕遭遇断了她这个念头。红军情报机构希望海因里希继续做他们的间谍，为他们刺探美国的军事情报。海因里希说他不想干，他们便威胁要把他送进劳动营。因为不会说英语，苏联人才最终放过了他。听说了此事后，卡拉决定，自己曾为苏联做过间谍的事情，从此只字不提。

这天，卡拉和茉黛都很高兴，因为她们卖掉了一个五斗橱。这个新艺术风格的橡木五斗橱，还是沃尔特的父母在1889年结婚时买的。卡拉、茉黛和艾达把五斗橱搬到了借来的手推车上。

乌尔里希家仍然没有一个男人。埃里克和沃纳是几百万失踪德国士兵的一分子，他们也许都已经死了吧。贝克上校告诉卡拉，东部前线死了三百万德国兵，更多的则死在了苏联的战俘营里——因为饥饿、寒冷和疾病。但有两百万名德军战士还活着，在苏联的劳动营做苦工。一些人已经回来了——有的是从劳动营中逃跑的，有的因为病重无法劳动被送走。这些人离开劳动营以后，就流亡于东欧各国，试图找到回家的路。卡拉和茉黛写了好几封信让苏联红军替她们转交，但一直没收到回信。

对沃纳的回归，卡拉很矛盾。她仍深爱着沃纳，希望他好好活着，但又怕沃纳发现她被人强暴，还怀了孩子。尽管这不是卡拉的错，但她还是觉得非常羞耻。

三个女人推着手推车穿过街道。她们把丽贝卡留在了家里。苏联红军已经不像刚到时那样胡作非为了，丽贝卡也离开了阁楼，但漂亮女孩在街上走还是很危险。

原先德国精英阶层漫步的菩提树下大街，挂上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大幅画像。柏林的大多数道路都被清理过了，破损建筑的瓦砾每隔几百码堆成一堆，便于再次利用，但不知道德国人是否还能重建他们的家园。整幢整幢的房屋被炸平，有些地方整个街区都不见了。德国需要好些年才能重建这些地方。废墟中有上千具死人的尸体，整个夏天柏林都闻得到这股略有点发甜的尸体气味。现在，只有雨后才能闻得到这种味道。

这时，柏林被分成了苏联占领区、美国占领区、英国占领区和法国占领区。许多没有被炸毁的楼房被当地的占领军所使用。柏林人只能随便找地方住，大多都住在挨炸楼房仅剩的几个好用的房间里。柏林恢复了供水和时断时续的供电，但暖气和烧饭用的煤气还是短缺。五斗橱也许被买去的人当柴火用了。

她们把五斗橱推到了法国占领军治下的维丁区。她们用五斗橱跟一个彬彬有礼的法国军官换了一箱“吉塔尼”烟。苏联印了很多占领区货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通常用香烟来完成实物的买卖。

回程路上，茉黛和艾达拉着空手推车，卡拉走在她们旁边。一路推过来让她浑身都疼，但她们好歹有了点钱——一整箱烟足够她们生活一阵的了。

天黑了，温度降到了零度以下。回家的路上她们会途经一段英国的占领区。卡拉有时会想，如果英国人知道了茉黛所经历的苦难，他们会不会出手相助。但茉黛已经到德国二十六年了，她哥哥菲茨赫伯特伯爵尽管有钱有影响力，但在茉黛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婚后却拒绝帮助她。菲茨赫伯特伯爵是个固执的家伙：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对妹妹的态度。

走了不远，她们看见三四十个衣衫不整的德国人站在一幢被英国占领军征用的房子外面。卡拉、茉黛和艾达停下步子，观察他们在看些什么。通过窗户，他们看见房子里灯光明亮，男男女女们举着酒杯高声欢笑，服务生们端着盛有食物的托盘在人群中穿梭。卡拉看了看周围。人群中大多是女人和孩子——柏林乃至德国已经没剩下几个男人了——他们像被抛弃在天堂门外的罪人，贪婪地看着窗户内的情景。这一幕让人看得心疼。

“太气人了，”茉黛愤愤不平地说。接着，她朝宅子的大门走了过去。

守在门口的英国卫兵用德语对她说：“不行，不行。”这也许是卫兵唯一会说的德语单词。

茉黛用过去常说的上层阶级英语对他说：“我必须马上见你的长官。”

和往常一样，卡拉对母亲的勇气和英姿敬佩不已。

卫兵狐疑地看着茉黛破旧的大衣，沉思了一会儿，他还是敲了敲门。门开了，一张脸探了出来。“有位英国女士想见长官。”卫兵说。

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一对男女站在门口。他们像极了讽刺画上的英国军官夫妇：男的穿着晚礼服，戴着黑领结；女的穿着长裙，戴着宝石。

“晚上好，”茉黛说，“很抱歉打扰了你们的聚会。”

军官夫妇吃惊地看着她，不知道这个破衣烂衫的老妇人怎么会用英国上层阶级的口吻跟他们说话。

茉黛说：“我只是在想，你们也许应该看看自己对外面这些可怜的人都做了些什么。”

军官夫妇看了看聚集在屋子外面的人群。

茉黛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至少应该放下窗帘。”

思考了一会儿，军官夫人说：“乔治，我们是不是做了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可能吧，但我们是无心的。”军官粗暴地说。

“能送些食物给他们，以我们的弥补过错吗？”

“可以，”茉黛飞快地说，“这样做既道歉了，又体现了你们的仁慈。”

军官的表情有点犹豫，把食物分给饥饿的德国人也许触犯了他们的某项规定。

军官夫人祈求道：“亲爱的，行不行？”

“行，当然行。”军官赶忙说。

军官夫人转身对茉黛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说完，茉黛便离开了。

几分钟后，客人们端出放着三明治和蛋糕的盘子，把它们分发给屋外的妇女和儿童。卡拉笑了。冒失的母亲又一次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她拿到一大块水果蛋糕，两三口就吃完了。这块蛋糕里的糖分比她过去六个月摄入的总量还要多。

窗帘放了下来，客人们回到屋里，房子外面的人也很快散了。茉黛和艾达重新推着手推车往前走。“妈妈，做得很好。”卡拉说，“一箱烟和一顿免费的晚餐，真是完美的一天！”

卡拉觉得，除了苏联人，其他国家的占领军对德国人都还不错。卡拉觉得这种现象非常奇怪。美国兵经常给德国人分发长条巧克力。自己的孩子在德军占领下忍饥挨饿的法国人也对德国人非常仁慈。尽管德国给法国造成了这么多苦难，卡拉心想，他们也没有那么恨我们，真是够奇怪的。反过来一想，德国历经了纳粹、红军和空袭的折磨，他们或许会觉得，德国人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惩罚了吧。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她们把手推车还给了借车给她们的邻居，又送了包烟当作酬谢，然后回到了家。家里的大多数窗户都已经没了玻璃，石板上都是弹坑，但并没有遭受结构性的破坏。这个家还能使她们免遭恶劣天气的侵袭。

这时，四个女人睡在厨房里。到了晚上，她们就把卧室里的床垫拿到厨房。她们没法使整幢房子都暖和，只能使厨房比外面暖和一点。厨房的炉子原本烧煤，但煤早就弄不到了。好在她们早就想好了其他可以拿来烧的东西：书，报纸，旧家具，甚至网眼窗帘。

她们两个人和两个人在一起睡。卡拉和丽贝卡一起睡，茉黛和艾达一起睡。和父母身亡那天一样，在卡拉的臂膀里睡着以后丽贝卡常会在梦中哭泣。

走了那么长的路，卡拉精疲力竭，很快就躺下了。艾达用丽贝卡从阁楼上带下来的旧杂志把火炉烧旺。茉黛在中午吃的扁豆汤里加了水，准备待会加热当晚饭吃。

坐起来喝汤的时候，卡拉突然感到一阵尖锐的肚子疼。她意识到这不是推车引起的疼痛，应该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不适。她计算了当天和犹太人医院解放的那天之间的间隔。

“妈妈，”她害怕地说，“我想孩子快要生了。”

“太快了吧。”

“怀孕三十六周，我已经开始感到宫缩了。”

“那就做些准备吧。”

茉黛上楼去拿毛巾。

艾达从餐厅里拿来个木凳。她用从被炸的房子里拿来的一段弯铁当锤子，把凳子敲成段，扔进炉子里取暖。

卡拉把双手放在胀大的肚子上。“孩子，你也许应该等暖和点，再到这个世上来。”她说。

很快，卡拉就疼得不觉得冷了，她从没经历过如此剧烈的疼痛。

但疼痛持续了很长时间。整整一夜她都在临产状态中。哭泣呻吟的时候，茉黛和艾达轮流抓住她的手。丽贝卡的脸吓得刷白，眼睛一直盯着她看。

当青灰色的阳光透过厨房报纸钉的窗户照进来的时候，新生儿的头终于钻出来了。尽管疼痛没有立刻消退，卡拉却像卸下了包袱似的，松了口气。

一番激烈的推拉后，茉黛从卡拉的双腿间把孩子拿了出来。

“是个男孩。”她说。

茉黛拍了一下男孩的脸，他张大嘴哭了。

她把婴儿递给卡拉，扶卡拉坐起，靠在从客厅里拿出来的几个枕头上。

新生儿长了不少黑发。

茉黛用一小块棉布扎住脐带，然后把它剪开了。卡拉解开外衣的纽扣，使新生儿的嘴对准自己的乳头。

卡拉很担心自己下不了奶。孕期结束的时候，她的乳房应该开始肿胀，能够滴出奶水，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这或许是因为婴儿出生得太早，或是母亲的营养不足吧。但经过一番吸吮之后，她感到一种奇怪的痛感，奶水出来了！

小婴儿吃饱以后，很快就睡着了。

艾达拿来一盆温水和一块布，轻轻擦洗婴儿的脸和头，然后继续擦其他地方。

丽贝卡小声说：“他太漂亮了。”

卡拉问茉黛：“妈妈，我们能叫他沃尔特吗？”

卡拉没想那么多，茉黛却已经完全崩溃了。她脸一皱，弯下腰，痛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恢复了镇定：“对不起。”但很快她又悲痛得不能自已，“哦，沃尔特，我的沃尔特！”她哭喊着死去丈夫的名字。

最后，茉黛终于止住了眼泪。“对不起，”她再一次道歉，“我没想小题大做，”她用袖子擦了擦脸，“我只希望你父亲也能看到这个孩子。太不公平了。”

艾达让母女俩吃了一惊，她背诵了《约伯记》第一章里的经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卡拉不相信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然而她却从这段经文中感受到了安慰。生命就意味着要接受一切——既包括儿女出生时的痛苦，也包括亲人离去时的悲哀。茉黛似乎也感同身受，情绪平复了不少。

卡拉慈爱地看着新生儿沃尔特。她暗暗发誓，不管前面有什么困难，她都会让他吃饱穿暖。他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孩子，她会永远永远爱着他。

新生儿醒来了，卡拉又把乳房凑到他的嘴边。他满意地吸吮着，在四个女人的注视下发出“哒哒”的咂嘴声。在温暖昏暗的厨房里，一时间听不见其他任何声音。

议会议员的首次演讲称为“就职演说”，通常这种演讲都很乏味。演说必须顾及方方面面，说上些套话虚话，主题也不能有明显指向性。同僚和对手会对新议员表示祝贺。只要遵守了这个传统，新议员就算是融入到议会这个大家庭了。

成为议员几个月后，劳埃德·威廉姆斯才在国家保险法案的辩论中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演讲，这对他才是真正的挑战。

准备演讲词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雄辩专家的形象。外祖父大卫·威廉姆斯喜欢引用《圣经》中的词句。他在教堂里用，但在工会谈及煤矿工人的艰辛以及面对的不公正时则用得更多。在讲到矿井、矿床和埋葬矿工的坟墓时，大卫常会用到辛劳、罪恶、贪婪这几个短小精悍却寓意丰富的词。

丘吉尔也是一样，不过他具有大卫·威廉姆斯缺乏的幽默。他的宏伟长句常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或韵味无穷的比喻作结。1926年大罢工期间，作为政府喉舌《英国公报》的总编时，他曾经这样警告过工会领导者：“你们可要想好啊，如果你们再搞一次总罢工的话，我们就再出一份《英国公报》作为回应。”劳埃德觉得演讲中就是需要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它们像面包里藏着的葡萄干一样让人惊喜不断。

但站起来以后，他马上就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句子突然变得不真实起来。听众们似乎也有一样的感觉，会议大厅里五六十个议员明显开起了小差。劳埃德感到一阵恐慌：他怎么能把一个意义深远的议题如此轻率地在这么多议员面前呈现出来呢？

在政府包厢的前排座位上，他看见了出任教育部长的母亲艾瑟尔和出任煤炭部长的舅舅比利。劳埃德知道，比利舅舅十三岁就下了矿井，母亲也在同一年龄当起了泰-格温的女仆。演讲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积，但却事关这些人的生命。

讲了一会儿，他放下讲稿，开始自由发挥。劳埃德说，由于残疾和失业，一些工人阶级家庭常常饥寒交迫，这类家庭他曾在伦敦东区和南威尔士的矿区亲眼见到过。声音流露出了他的真实情感，有时透出几分苍凉，但他还是继续演讲下去。劳埃德感觉到议员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他的演讲上来，于是他又提到了为了实现就业保险、去除失业恐慌而大声呼吁的外祖父，以及开展工人运动的先行者们。结束演讲时，议员们大声欢呼起来。

劳埃德的妻子黛西在观众席中自豪地笑着，直冲他翘大拇指。

他带着一丝满足聆听着辩论中其他人的演讲，觉得自己通过了作为议员的第一次真正的测试。

辩论结束以后，劳埃德在议院的大厅里遇见了保证本党议员投票无误的纪律委员。对劳埃德的演讲表示祝贺以后，这位纪律委员问：“你愿意成为一名政务次官吗？”

劳埃德非常激动。每个政府部长或国务大臣至少有一个政务次官。事实上，政务次官仅仅是个拎包的角色，但这个职务却是成为部长和大臣的必经之途。“我非常荣幸能担任这个职务，”劳埃德说，“谁将成为我的上司呢？”

“厄尼·贝文。”

劳埃德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竟然会这么好。贝文是外交大臣，是和首相艾德礼走得最近的人。两人的出身天差地别，却是亲密无间的好友。艾德礼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律师，本人是牛津毕业生，在一战中当过军官。贝文则是个女仆的私生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十一岁就开始干活，建立了规模宏大的运输个人工会。他们在体形上也完全两样：艾德礼瘦削沉静，贝文又高又壮，还喜欢高声大笑。外交大臣常把首相称为“小克莱门”。尽管有这么多不同点，他们却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对劳埃德和几百万英国人民来说，贝文是他们心里的大英雄。“我无法要求更多了，”劳埃德说，“但贝文不是已经有了个政务次官了吗？”

“他需要两个，”纪律委员说，“明天早晨九点到外交部开始上班吧。”

“谢谢你。”

劳埃德匆匆走过橡木装饰的走廊，朝母亲的办公室走去。他让黛西辩论后等在那里。“妈妈！”他进门便大声喊，“我被任命为厄尼·贝文的政务次官了！”

这时他发现办公室里除了劳埃德，还站着菲茨赫伯特伯爵。

菲茨用带着惊异和厌恶的目光瞪着劳埃德。

尽管吃惊不小，但劳埃德还是注意到自己的生父穿了件剪裁精细的灰色西装和一件双排扣马甲。

劳埃德看了一眼他的母亲。艾瑟尔很平静。她对菲茨和劳埃德的相见一点也不吃惊，这一定是她事先安排好的。

伯爵显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艾瑟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劳埃德瞪着这个给予他生命的人。即便在如此尴尬的局面下，菲茨也不卑不亢。尽管因索姆河战役患上了睑下垂，但他还是很英俊。那次战役后，他就拐杖不离身了。虽然还有几个月就六十岁了，但他衣着得体，皮鞋擦得锃亮，领带打得一丝不苟，满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劳埃德也喜欢着装整齐。他琢磨着，原来这个习惯是从伯爵那儿遗传的。

艾瑟尔走过去，站在菲茨身旁。劳埃德很了解母亲，知道她这样做有什么含义。想说服对方的时候，她经常会用这一招。可劳埃德不想看到母亲对这个对她始乱终弃的男人如此热情。

“听到博伊的死讯，我非常难过，”她对菲茨说，“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孩子更珍贵了，不是吗？”

“我必须走了。”菲茨说。

在这以前，劳埃德只是和菲茨擦肩而过了几次。以前，他从没有和菲茨长时间在一起，从没听他讲过这么多话。尽管不怎么舒服，劳埃德却很愿意遇上这个场面。虽然脾气暴躁，但菲茨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菲茨，”艾瑟尔说，“你有个还不认识的儿子——一个你应该为之骄傲的儿子。”

“艾瑟尔，你不能这样做，”菲茨说，“男人有权忘掉年轻时的错误。”

劳埃德非常尴尬，但艾瑟尔却不依不饶地问：“为什么要忘记呢？我知道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是我们犯下的错，但你看看现在的他——刚刚做了篇令人激动的演讲，还被指定为外交部长的政务次官。”

菲茨故意不去看劳埃德。

艾瑟尔说：“你把我们的那段感情看成是青年男女之间的厮混，但你很清楚事实是什么。是的，我们那时的确很年轻，的确很蠢，经不起异性的诱惑——你和我都一样——但我们确实深爱着彼此。菲茨，我们那时是彼此相爱的。你应该承认这一点。你知道吗？如果否认事实的话，你就是个失去自我的人了。”

劳埃德发现，菲茨的表情很不平静，他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劳埃德知道，母亲又点中了问题的实质。菲茨不怎么在乎自己有个私生子，但自傲不允许他承认自己爱上过一个女仆。劳埃德觉得，他可能爱艾瑟尔更甚于自己的妻子，但这却违背了他对社会等级制度的大部分信条。

劳埃德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先生，博伊死时，我和他在一起，他很勇敢。”

菲茨第一次看了眼劳埃德。“我儿子不需要你的赞许。”

劳埃德觉得自己似乎被抽了个耳光。

连艾瑟尔都很惊诧。“菲茨！”她大声说，“你怎么能如此恶毒呢？”

这时，黛西走进了门。

“菲茨，你好！”她开心地和菲茨打了个招呼，“你也许以为摆脱了我，但现在又成了我的公公了，这不是很有趣吗？”

艾瑟尔说：“我正在试图说服菲茨和劳埃德握手。”

菲茨说：“我尽量避免和社会民主党人握手。”

艾瑟尔在打一场没有胜算的仗，但她不准备屈服。“看看他身上那些你的影响吧。他长得像你，穿得像你，和你一样对政治感兴趣——也许他还会当上你一直想当的外交部长呢！”

菲茨的表情更加阴沉了。“我不可能当上什么外交部长了，”说着他朝门口走了过去，“如果外交部长神圣的办公室被这个布尔什维克杂种占据，我也不会高兴的，再说那也不太可能！”说完他便扬长而去。

艾瑟尔被他气哭了。

黛西抱住劳埃德。“我为你难过。”她说。

“别担心，”劳埃德说，“我既不震惊也不失望。”这只是个托词，但劳埃德的确不想显得很可怜，“很久以前，我就被他抛弃了。”他看着黛西，眼含爱意，“但我很幸运，拥有这么多如此爱我的人。”

艾瑟尔泪眼婆娑地说：“这事儿怪我，我不该让他来的，我早应该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别介意，”黛西说，“我这有好消息。”

劳埃德笑着问：“什么好消息？”

黛西看着艾瑟尔：“心情转换过来了吗？”

“是的。”

“别绕圈子了，”劳埃德说，“你就快说吧。”

黛西说：“我们很快就要有孩子了。”

这年夏天，卡拉的哥哥埃里克奄奄一息地回来了。他在苏联的劳动营里染上了结核病，因为病得无法工作，他被放出了劳动营。他在外面露宿了几个星期，靠坐货运列车和搭便车回到了德国。回到冯·乌尔里希家时，他光着脚，衣服破破烂烂的。他两颊深陷，像个骷髅头。

但他没死。也许是因为和爱他的人在一起，也许是因为天气慢慢暖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得到了足够的休息，他的身体渐渐恢复过来了。他的咳嗽渐渐好转，已经有精力在家里忙活些家务了。他把砸破的玻璃都给补上，把房顶的瓦片都给排好，把堵塞的水管都给疏通了。

弗里达·弗兰克撞上了好运。

路德维希·弗兰克在毁灭工厂的空袭中丧生。在那以后，弗里达和母亲与其他所有人一样贫困。不过弗里达很快在美国占领区当上了护士。去那没多久，她就告诉卡拉，几个美国医生让她把他们多余的食物和香烟拿到黑市上卖，换上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中一些她可以截留下来给自己用。之后，她每周带着一小篮子东西出现在卡拉的家里：保暖的衣物，蜡烛，手电筒电池，火柴，肥皂，食物——培根，巧克力，苹果，米饭，还有黄桃罐头。茉黛把食物分成几份，分给卡拉其中的两份。卡拉毫不犹豫就接受下来，不是给自己吃，而是给刚生下来的宝宝瓦利 【26】 吃。

没有弗里达从非法渠道弄来的食物，瓦利不可能长得这么好。

瓦利长得很快。出生时的黑发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毛茸茸的金发。六个月大的时候，瓦利的眼睛颜色越来越接近茉黛的绿眼珠了。脸蛋成型以后，卡拉注意到，小家伙的眼角上斜，她觉得他的父亲很可能是个西伯利亚人。卡拉已经记不清强暴她的那几个人了，大多数时候，她都闭着眼睛。

她不再恨那些人了。这种感觉很奇怪，但又十分自然。她很高兴能拥有瓦利，不再去多想过去发生的那些事了。

丽贝卡被瓦利吸引住了。尽管才十五岁，但丽贝卡却开始有了母性，她非常希望帮助卡拉为瓦利洗澡，为他穿衣服。她经常和瓦利一起玩。一看到她，瓦利就开心地笑开了。

埃里克觉得身体完全恢复以后，马上加入了共产党。

卡拉非常不解。在苏联吃了这么多苦，埃里克为何还会加入共产党呢？但她很快就发现，埃里克讲起共产主义的那副认真劲和他十年前阐述纳粹主义时完全一样。卡拉只能希望这次他的幻灭不要来得如此之快。

同盟国希望德国重新建立民主政体，柏林的选举将在1946年的下半年进行。

卡拉觉得，只有把权力交给人民，柏林才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因此她决定支持社会民主党。但柏林人很快发现苏联占领军对民主有着独特的看法。

十一月，奥地利的选举结果，把苏联人吓坏了。奥地利共产党人本打算和社会党平起平坐，结果在一百六十五个议席中却只占据了四席。选民们似乎觉得，共产主义和红军的暴虐是一码事。没有经历过民主选举的克里姆林宫显然没料到这一点。

为了防止在德国出现同样的结果，苏联建议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组成联合阵线管理国家。在巨大的压力面前，社会民主党拒绝了这个建议。在德国东部，苏联开始像1933年的纳粹那样大肆抓人了。在东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迫实现了联合。但柏林的选举是由四个盟国监督进行的，这里的社会民主党不需要和共产党联合执政。

天气温暖以后，卡拉重新开始排队领取食物。她用枕套包住瓦利，带着他一起去——瓦利没有婴儿穿的衣服。一天早晨，卡拉在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领土豆时，吃惊地发现弗里达坐在一辆美国军用吉普的副驾驶座上。中年的光头司机亲了亲弗里达的嘴唇，弗里达从车上跳了下来。她穿着蓝色无袖裙和一双新鞋子。下车以后，弗里达便拿着小篮子匆匆前往冯·弗里达家了。

卡拉瞬间明白了一切。弗里达的东西不是黑市上来的，也没有所谓的以物易物的医生们。她成了美国军官包养的情妇。

这在当时并不鲜见。许多德国的女孩子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看着你的家人挨饿，还是和一个大方的军官睡觉。法国女人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也做过同样的事情。留守在德国的军官夫人们谈到这种事的时候都愤恨不已。

但卡拉还是很吃惊。她以为弗里达很爱海因里希，不会做出这种事来。他们原本打算生活一上正轨就马上结婚。卡拉觉得一阵心寒。

排到队首，买到自己的配额土豆后，卡拉就匆匆回家了。

她在楼上的客厅见到了弗里达。埃里克打扫完房间以后，正在往窗户上贴报纸。没有玻璃的话，报纸是最能御寒的。窗帘早就当床单用了，但客厅的大多数椅子还保留着，只是椅套有些褪色。家里的大钢琴还保存得很完好。一个苏联军官看到了这部钢琴，说第二天要用吊车来拉走，但他却并没有再来。

看到卡拉，弗里达立刻接过了卡拉抱着的瓦利，对他唱起歌来。“A，B，C，小猫咪在雪地里跑。”根据卡拉的观察，没有孩子的丽贝卡和弗里达都很溺爱孩子，但逗弄一会儿就没耐性了。自己生过小孩的茉黛和艾达尽管也很喜欢瓦利，但会用切实可行的方法照料他。

弗里达打开琴盖，示意瓦利在她唱歌的时候按琴键。这架钢琴已经有好几年没人弹奏了：茉黛的最后一个学生约西姆·科赫死了以后，就再也没人弹过它了。

过了一会儿，弗里达问卡拉：“今天你很沉默，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知道你带给我们的食物是从哪儿来的了，”卡拉说，“不是黑市交易来的，对吗？”

“怎么会！”弗里达说，“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今天早晨，我见你跳下了美军的一辆军用吉普车。”

“希克斯上校顺便带了我一程。”

“他亲吻了你的嘴唇。”

弗里达把视线移开了。“早点下车就好了，我应该在美国占领区下车的。”

“弗里达，你准备拿海因里希怎么办？”

“他不会知道的。我发誓我今后会更小心一点。”

“你还爱他吗？”

“当然爱他，我们还准备结婚呢！”

“那你为什么……？”

“我过够苦日子了！我想穿上漂亮的衣服去夜总会跳舞。”

“你才不是这种人，”卡拉坚定地说，“弗里达，我们是这么久的朋友了，你骗不过我，快告诉我实话！”

“实话吗？”

“是的，请告诉我实话。”

“你确定吗？”

“非常确定。”

“我是为瓦利这样做的。”

卡拉惊呆了。她从来没想过这种可能性，但细细想来，很有道理。她相信弗里达的确会为她和她的孩子做出这种牺牲。

但她还是觉得太可怕了。这让她感到对弗里达这样作贱自己负有责任。“你不能这样做——总有办法解决的。”她说。

弗里达抱着怀里的婴儿，突然从琴凳上站了起来。“不可能，你不可能有办法的。”她说。

瓦利吓哭了。卡拉从弗里达手中接过瓦利，拍着他的后背，轻轻地摇着他。

“你想不到办法的。”弗里达的声音小了点。

“你怎么知道？”

“去年冬天，医院里送来了许多报纸包来的、因为饥饿和寒冷而死去的婴儿尸体。我都不忍心看他们一眼。”

“哦，天哪！”卡拉抱紧了瓦利。

“冻死的时候，他们全身出现了一种诡异的蓝色。”

“别说了。”

“我必须说，否则你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没有这些食物，瓦利很可能也会变成蓝色的婴儿尸体。”

“是的，”卡拉小声说，“你说得没错。”

“珀西·希克斯是个好男人。希克斯在波士顿有个乏味的老婆，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性感的女人。他动作很快，总会戴上避孕套。”

“你应该终止和他的关系。”卡拉说。

“你口是心非。”

“是的，我是有点口是心非。”卡拉承认了，“这才是最糟的。我觉得有罪。我是个罪人。”

“你不必感觉有罪。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德国女人必须做这种艰难的决定。我们在为德国男人十五年前的轻率选择付出代价。比如认为希特勒上台有利于做生意的我爸爸和为安保法案投支持票的海因里希爸爸。父亲一辈所犯下的罪恶要由我们这些女儿来偿还了。”

有人在楼下重重地敲门。丽贝卡怕是红军，喘着粗气跑到楼上躲着去了。

楼下传来艾达的声音：“哦，是您啊，早上好！”她吃惊的声音里夹杂着一点点担心，但并不害怕。卡拉不知道谁会给家里的女仆带来这样的感觉。

楼梯上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接着，沃纳走进了客厅。

他全身都很脏，胡子已经很久没刮了，瘦得像根竹竿，但英俊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是我！”他热情洋溢地说，“我回来了！”

接着，他看到了卡拉手里的婴儿。他目瞪口呆，笑容不见了。“哦，”他说，“怎么……谁……这个孩子是谁的？”

“亲爱的，是我的孩子，”卡拉说，“你听我解释。”

“解释？”他发怒了，“还需要什么解释？你都有别人的孩子了！”说完，他转身便要走。

弗里达说：“沃纳，这个房间里站着两个爱你的女人。别不听解释就走，不说清楚你不会明白的。”

“我觉得我什么都明白。”

“卡拉被强暴了。”

沃纳的脸变得苍白。“强暴？被谁？”

卡拉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们？”沃纳语无伦次了，“难道……难道还不止一个？”

“五个红军士兵。”

沃纳的声音小了：“五个吗？”

卡拉点了点头。

“但……你不能……我是说……”

弗里达说：“沃纳，我也是。还有我们的妈妈。”

“天啊，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发生了地狱里才会发生的事。”弗里达说。

沃纳重重地坐在破旧的皮椅上。“我原以为我遭遇的才是地狱呢！”他把脸埋在双手中。

卡拉抱着瓦利穿过客厅，站在沃纳面前。“沃纳，请你看着我。”她说。

沃纳表情扭曲地抬起头。

“地狱般的生活不会再来了。”她说。

“你确定吗？”

“确定，”她坚定地说，“生活很艰难，但纳粹被消灭了，战争结束了，希特勒已经死了。那些红军恶魔也或多或少被控制了，噩梦结束了。我们都还活着，现在又聚在了一起。”

沃纳伸出手，握住了卡拉：“你说得对。”

“我们有了瓦利，过一会儿，你还会见到我阴差阳错认的女儿丽贝卡。我们必须在战争的残骸上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如同在废墟上新建的这座城市一样。”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需要你的爱，”她说，“丽贝卡和瓦利也一样。”

沃纳慢慢地站了起来。卡拉期待地看着他。他什么话都没说，但过了一会儿，他伸出双臂搂住了她和孩子，温暖地抱在了一起。

根据仍然通行的战时规定，英国政府可以在不考虑土地所有人感受的情况下到处开煤矿。赔偿金只是征用土地上农田或商用设施的大致收入。

煤炭部长比利·威廉姆斯下令，在菲茨赫伯特伯爵的世袭领地阿伯罗温郊外的泰-格温建造一处露天矿。

因为不是商业用地，菲茨赫伯特家拿不到补偿金。

此举引起下议院的保守党议员一片哗然，“你们竟然把脏兮兮的煤矿建在了伯爵夫人卧室的窗户底下！”一个愤怒的托利党人提出抗议。

比利·威廉姆斯笑了。“伯爵脏兮兮的煤矿已经在我母亲的窗户底下待了五十年了。”

工程师开始钻洞前，劳埃德·威廉姆斯和艾瑟尔陪同比利到了阿伯罗温。劳埃德不太情愿离开还有两个星期就要生产的黛西，但这是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希望自己能在场。

他的外祖父母都快八十岁了。尽管戴着水晶眼镜，但外公的眼睛已经基本看不见了，外婆也驼着背。“很好，”大家齐聚在厨房的旧餐桌前时，外婆说，“我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她端出萝卜炖牛肉和涂了猪油的烤面包，给每人倒了一大杯加糖奶茶。

劳埃德小时候常吃这些东西，现在却觉得它们太粗糙了。他知道，从苦日子熬过来的主妇都很不容易，即便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法国女人和西班牙女人也会设法用香草来配菜。他为自己的挑剔感到羞愧，尽量开心地吃喝起来。

“泰-格温的花园可惜了。”外婆不合时宜地说。

比利不乐意了。“什么意思？英国需要煤炭。”

“但大家喜欢那些花园，它们很漂亮。我从小时候起，每年至少要去那儿逛一两次，破坏那些花园真让人难过。”

“阿伯罗温的休闲场所有的是！”

“这不一样。”外婆平静地说。

外公说：“女人不懂政治。”

“是啊，”外婆说，“我是不懂你们所谓的政治。”

劳埃德看了一眼母亲。艾瑟尔笑着，什么话也没说。

比利和劳埃德住在小卧室，艾瑟尔在厨房搭了张床。“参军前，每天晚上我都睡在这里，”躺下后，比利说，“每天早晨我都会看见窗外该死的矿堆。”

“比利舅舅，小声点儿，”劳埃德说，“你不想让外婆听到你说粗话吧。”

“没错，你说得对。”比利说。

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饭后，他们沿着山道走向泰-格温。天气阴沉，但没下雨。山岗上长着一些翠绿的青草。看到泰-格温以后，劳埃德觉得，和阶级压迫的象征比起来，它更是一幢美丽的大房子。只要一牵涉到政治，任何事都不会简单。

花园美得令人震惊。大道两旁的栗树枝叶繁茂，几只天鹅在湖面上嬉戏，花圃中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劳埃德觉得，为了让花园保持在最美的状态，伯爵一定费尽了心思。

劳埃德不由得同情起菲茨来。

市长开始做情况说明了：“镇上的人都反对建立这个露天矿，”劳埃德很吃惊，市里的议会被工党把持，市长实在不应该这样说话，“一百多年来，这座花园的美丽治愈了生活在这个艰苦工矿区的人们。”他丢开讲稿，抒发着自己的真实感受，“我让我妻子再去那棵雪松下站一会儿。”

他的演讲声被类似钢铁巨人脚步声的“哐嘡哐嘡”打断了。回头一看，车道上开来了一部庞大的机械，似乎政府把世界上最大的一部挖土机调了过来。挖土机上有个九十英尺长的巨大吊杆和能放进一辆卡车的巨大抓斗。它的钢铁履带只要在地上一滚，附近的大地就要跟着颤抖。

比利骄傲地对劳埃德说：“这部挖土机够大吧，它一次能抓起六吨土。”

照相机镜头对准了渐渐开上车道的挖土机。

劳埃德对工党只有一点疑虑。许多社会主义者有清教徒的倾向，他的外祖父是这样，比利舅舅也是这样，他们完全不能容忍感官上的享受，他们更容易接受牺牲和自我否定。他们觉得花园的美是浮华的，他们完全错了。

艾瑟尔和劳埃德与他们完全不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外祖父和舅舅因为被压迫而产生的那种破坏一切的快意吧。劳埃德希望事实就是这样。

当挖土机开到指定位置时，菲茨在粉红色的砂石路上发表了演讲：“煤炭部长让你们以为煤炭资源正在枯竭，因此这座花园要被纳入他所谓的积极的复兴计划中，”他说，“我在这里告诉你们，那是一派胡言，我的祖父和父亲用了一个多世纪把这座花园开发得这么美，我愿意再用一个世纪把它建设得更美。”

挖土机的吊杆慢慢落下来，和西花园的灌木和花床呈四十五度角，抓斗正好落在门球草坪的上方。机械停顿了一下，人群非常安静。比利大声喊：“看在上帝的分上，赶快开始干吧！”

一个戴着圆顶礼帽的工程师吹了声哨。

抓斗砰的一声撞在地上，它的钢牙钻入翠绿的草坪中。拉绳绷紧了，挖土机发出咯吱咯吱的吃力响声，开始把抓斗往上拉。抓斗经过向日葵花圃、玫瑰花圃、一棵七叶树和一棵木兰，里面满是泥土、花朵和树枝。

抓斗随即抬到二十英尺的高度，松散的泥土和花瓣不断从抓斗上掉落下来。

吊杆横向一扭。劳埃德发现吊杆比房子还要高，生怕抓斗会撞碎楼上房间的玻璃，好在挖土机司机训练有素，及时停止了转动。吊绳松开了，抓斗往下一斜，六吨泥土掉在离别墅入口不远的空地上。

抓斗回到原来的位置，抓土过程又重复了一遍。

劳埃德看了一眼菲茨，发现他正在哭。

第二十三章

1947年，莫斯科

1947年初，全欧洲的国家似乎都有了赤化的倾向。

沃洛佳·别斯科夫不知道全面赤化还是全面民主化会给欧洲带来更大的希望。

红军占据了东欧，共产党人在西方一些国家的选举中获胜。共产党因为抵抗纳粹而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在战后法国的选举中，五百万选民投了法共的票，使法国共产党成了法国的第一大政党。在意大利，意共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联盟获得了百分之四十的选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得到了战后政府的领导权。

奥地利和德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红军在这两个国家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在柏林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百三十个议席中的六十三席，共产党只获得了二十六席。但德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缺衣少食之中，苏联希望德国人像在大萧条时倒向纳粹主义一样在困境中向共产主义伸出求援之手。

英国的局面让苏联很失望。只有一个共产党员进入了战后的下议院。工党政府提供给老百姓所有共产党政府能提供的东西：社会救济、免费的医疗保险、全民教育，甚至连矿工都能一周休息两天。

但在其他欧洲国家，资本主义无法把民众从贫苦的泥沼中拯救出来。

连天气也站在了斯大林一边，当洋葱形圆顶房屋上的雪越积越厚时，沃洛佳这么想着。1946年和1947年之间的冬季是欧洲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冷的冬天。连圣特罗佩 【27】 都下了雪。英国的铁路和公路都无法运行，大多数工厂停了工——战争期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在法国，食物的配给量比战时还低。根据联合国的计算，一百万欧洲人每天只能摄入一百五十卡路里的食物——几乎要造成营养不良。随着生活物资的减少，人们开始感到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革命成了他们唯一能够选择的道路。

苏联一旦有了核武器，其他国家就再不能挡它的路了。沃洛佳的妻子卓娅和她的同事们在科协的二号实验室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苏联给原子能的研究基地起了二号实验室这个讳莫如深的名字。核反应堆在他们的孩子康斯坦丁出生六个月后的圣诞节达到了临界值，此时，康斯坦丁正躺在实验室的托儿所里。卓娅小声对沃洛佳说，如果实验有什么纰漏，科特亚离实验室一英里还是两英里根本不会有差别：莫斯科的中部地区都会被炸平。

儿子出生以后，沃洛佳在原本对未来的矛盾心情上多了一层顾虑。他希望科特亚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公民。他觉得苏联配得上统治欧洲。在四年严酷的战事中，和纳粹军队血战的是苏联红军，其他国家都在旁观，只是在最后的十一个月中打了些零星的战役。他们的伤亡总和与苏联红军的伤亡总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但接着他又想到了共产主义的含义：任意妄为的大清洗，秘密警察在地下室的酷刑，红军战士在被征服土地上的肆意妄为，庞大的国土被一个比沙皇还要残暴的国家元首所统治。沃洛佳真的想把这种严酷的政体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吗？

沃洛佳回忆起到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时，买车票既不用开证明也不用查身份证件，这种感觉多么让人愉悦啊。他早就烧掉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几百页可以自由选择的商品目录，但那些商品都还记忆在他的脑海中。苏联人觉得西方的自由和繁荣仅仅是宣传，但沃洛佳知道那的确是真的。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沃洛佳希望共产主义能被资本主义击败。

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将在1947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所决定。

现在已经升职成了上校的沃洛佳负责会议的情报工作。为方便起见，会议在莫斯科饭店附近飞机制造厂的华丽大办公室举行。和以往一样，外长和他们的翻译坐在圆桌前，助理们坐在他们身后的几排凳子上。苏联外长，外号“石头屁股”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支付十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美国和英国反对这一提案，认为这一提案会给本已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带来致命一击。但这也许正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

沃洛佳又见到了伍迪·杜瓦，伍迪这次负责整个大会的摄影报道工作。伍迪也结婚了，他给沃洛佳看了张一个黑发美女抱着婴儿的照片。在克里姆林宫拍摄了些照片以后，伍迪在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对沃洛佳说：“你们知道德国没钱给你们赔款，是不是？”

沃洛佳的英语有了进步，两人尽量不通过翻译进行交流。沃洛佳说：“既然没钱，他们怎么能养活那么多老百姓，重建他们的国家呢？”

“当然靠我们援助了，”伍迪说，“我们给他们建立了援助基金。如果要德国给你们战争赔款，那钱事实上是我们出的。”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美国在战争中发了笔横财。我们苏联却基本上被摧毁了。也许你们的确应该付这笔钱。”

“美国的选民们不这样认为。”

“美国的选民们也许错了。”

伍迪耸了耸肩：“即使他们错了，也是他们的钱。”

政府又一次屈服于选民，沃洛佳心想。在上次的对话中，伍迪也曾提到选民的看法高于一切。美国人说起选民和苏联人谈到斯大林完全一样：不管是对是错，他们的决定必须遵守。

伍迪摇下车窗。“不介意我看下莫斯科的街景吧，这里的街景很美。”他不迭地按着照相机的快门。

他知道他只能在允许的地方照相。但街上没有什么敏感的东西，只有几个女人在扫雪。但沃洛佳却说：“请不要这样做，”他把手伸过伍迪，摇上了车窗。“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拍照。”

正准备问伍迪要照相机里的胶卷时伍迪突然说：“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提过我有一个和你同姓的朋友格雷格·别斯科夫吗？”

沃洛佳当然记得。威廉·伏龙芝也提到过一个姓别斯科夫的，也许他们是一个人。“不，我不记得了。”沃洛佳撒了谎。他才不想和西方可能的亲戚扯上什么关系呢，这种联系只能给苏联人带来苦难和猜疑。

“他在美国代表团里，你应该和他谈谈，看看你们是不是亲戚。”

“我会的。”沃洛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见到那个人。

他决定不向伍迪要胶卷了，普普通通的街景没什么大不了。

在接下去一天的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提出，四个盟国应该废除在德国划分的界限，把德国统一起来，使德国重新成为欧洲经济、矿业、制造业和流通业的中心。

这是苏联绝不想看到的。

在赔偿金的问题解决之前，苏联拒绝讨论让德国统一起来的议题。

会议陷入胶着状态。

沃洛佳觉得，这正是斯大林希望看到的局面。

格雷格·别斯科夫觉得，国际外交圈很小，英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年轻助理劳埃德·威廉姆斯，恰好是格雷格同父异母的姐姐黛西的丈夫。起初，格雷格不太喜欢劳埃德西装笔挺的英国绅士样，但接触后发现，劳埃德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莫洛托夫就是个小人。”几杯马提尼下肚，劳埃德在莫斯科饭店的酒吧里说。

“那我们该对他怎么办？”

“我不知道，但英国不能接受这些没完没了的拖延。在德国驻扎的经费我们承受不起。冬天一到，存在的问题更是要总爆发了。”

“你知道吗，”格雷格边想边说，“如果苏联不肯合作的话，我们可以抛开它自己玩。”

“我们自己怎么玩呢？”

“美国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格雷格掰起手指算了起来，“我们需要统一德国，进行民主选举。”

“这也是英国希望实现的目标。”

“我们希望废除废纸一样的德国马克，创立一种新的货币，使德国的经济正常运行起来。”

“我们也是。”

“我们希望德国远离共产主义噩梦。”

“这也是英国的想法。”

“苏联不愿加入讨论，我们无法把上述想法在东部德国实施。所以只能把他们扔到一边置之不理。我们拥有德国四分之三的国土——我们可以在这部分国土上实现我们的想法，就让东德走向毁灭吧！”

劳埃德若有所思。“你和你的上司谈过这个吗？”

“没有，这是我才想到的，但这又有何不可呢？”

“我也许会向厄尼·贝文反映一下的。”

“我跟国务卿说说看。”格雷格喝了口酒，转变了话题，“伏特加是苏联唯一还过得去的东西。对了，我姐姐怎么样？”

“她在待产，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黛西当妈妈怎么样？”

劳埃德笑了：“你怕她会不合格吧？”

格雷格耸了耸肩：“她不是当家的料。”

“她有耐心，很稳重，做事井井有条。”

“黛西没有雇六个女佣人帮她照顾孩子吗？”

“就请了一个。这样晚上她可以和我一起出去了，通常是参加政治集会。”

“哦，那她可真变了。”

“没完全变，她还是很喜欢举办聚会。你怎么样——还是单身吗？”

“我正在和一个名叫内莉·福德汉姆的姑娘认真在交往。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有了个教子吧？”

“是的，”劳埃德说，“黛西跟我说过乔治的事情。”

从略显尴尬的表情可以看出，劳埃德知道乔治是他的私生子。“我非常爱他。”

“那就好。”

一个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走进酒吧，格雷格朝这个人看了看，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这个苏联人三十多岁，尽管剃了头军人的短发，长相却很英俊，有着一双令人生畏的蓝眼睛。他礼貌地向格雷格和劳埃德点了点头。格雷格问他：“我们之前见过吗？”

“也许吧，”苏联人说，“我在德国上过学，加入过柏林的童子军。”

格雷格摇了摇头。“你来过美国吗？”

“我没去过美国。”

劳埃德对格雷格说：“这就是那个和你同姓的家伙，他叫沃洛佳·别斯科夫。”

格雷格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对沃洛佳说，“我们可能是亲戚。我爸爸列夫1914年离开怀孕的女朋友移居到美国。后来那个女朋友嫁给了他哥哥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我们会不会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呢？”

沃洛佳的态度很快就变了。“肯定不是。”他说，“对不起，我先走一步。”沃洛佳没买酒就离开了酒吧。

“我太唐突了。”格雷格对劳埃德说。

“是啊。”劳埃德说

“他似乎被惊到了。”

“肯定是被你说的哪句话惊到了。”

这不可能是真的，沃洛佳告诉自己。

格雷格告诉他，格雷戈里娶了个被列夫弄大肚子的姑娘。如果这是真事，那他一直叫爸爸的这个人可能只是他的伯父。

也许这只是个巧合。或许那个美国人只是在挑事而已。

但沃洛佳还是在震惊中无法自持。

沃洛佳在平时到家的时间回了家。他和卓娅都被提拔得很快，已经在父母居住的政府公寓有了套自己的公寓。和大多数晚上一样，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这天也在小科特亚吃完饭的时候到了沃洛佳的家。卡捷琳娜给孙子洗澡，格雷戈里则一会儿给孙子唱歌，一会儿给他讲童话故事。科特亚九个月大，还不会说话，但很喜欢爷爷讲的睡前故事。

这天晚上，沃洛佳一直魂不守舍。他试图和平常一样行事，但就是没办法和父母说话。他不相信格雷格的话，却一直在想这件事。

科特亚睡着以后，格雷戈里在准备和卡捷琳娜一起回家的时候，问沃洛佳：“我的鼻子上是不是长疖子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一晚上都在盯着我看？”

沃洛佳决定说出事实。“我遇见了一个名叫格雷格·别斯科夫的人，他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他觉得我和他可能是亲戚。”

“有这个可能，”格雷戈里的口气很轻松，似乎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的脖子都憋红了，这是他压抑着自己情绪的明显反应，“我上次见到我弟弟是在1919年，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了。”

“格雷格的父亲叫列夫，列夫有个哥哥叫格雷戈里，这个格雷戈里应该就是您吧。”

“那格雷格应该就是你的堂弟了。”

“他说他是我弟弟。”

格雷戈里的脖子上更红了，嘴上却什么也没说。

卓娅插话说，“这怎么可能呢？”

沃洛佳说：“这个美国的别斯科夫说，列夫临走时有个怀孕的女友，后来这个女友嫁给了列夫的哥哥。”

格雷戈里说：“真是荒唐至极！”

沃洛佳看着卡捷琳娜：“妈妈，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接下去的很长时间谁都没有说话。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如果格雷格在说瞎话，他们有什么好考虑的？一种奇怪的寒意像霜冻一样落在沃洛佳心头。

卡捷琳娜终于发话了：“那时我是个轻浮的女孩子。”她看着卓娅说，“和你老婆现在一样，还不知道男人的好坏。”说着，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或多或少可以说是对我一见钟情，可怜的家伙。”她对丈夫慈爱地笑了笑，“但他弟弟列夫却总能弄到香烟，漂亮衣服，买酒的钱，还有一帮喜欢到处惹事的兄弟。相比格雷戈里，我更爱列夫！我真是个傻子。”

沃洛佳惊奇地问：“那就是真的了？”他心中的某一部分仍然希望否定这个传闻。

“列夫做了他那种男人经常会做的事情，”卡捷琳娜说，“他让我怀了孕，然后离开了我。”

“这么说列夫才是我的父亲，”沃洛佳看着格雷戈里说。“你只是我的伯父！”他觉得脚下的地在摇，自己似乎都快跌倒了，周围像是发生了一场地震。

卓娅站在沃洛佳的椅子旁边，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似乎在使他平静，也可能是不让他发作。

卡捷琳娜说：“格雷戈里做了他这种男人常会做的事情：代替弟弟照料我。他爱我，他娶了我，还供养我和我的孩子。”她坐在沙发上握着格雷戈里的手说：“本来没想嫁给他，我也配不上他，但是上帝把我许给了他。”

格雷戈里说：“我担心这一天的来临，从你出生那天起我就在担心了。”

沃洛佳说：“那你为什么要保密呢？你为什么不说出事实呢？”

格雷戈里哽咽了，他泣不成声：“我无法对你说我不是你的父亲，我爱你。”

卡捷琳娜说：“亲爱的儿子，我来跟你说。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在乎你以后是不是还会听我的话，但这次一定要听。忘了美国那个引诱了傻女孩的陌生人，好好看看眼前这个满脸是泪的男人，这才是你要珍惜的人，这才是你的爸爸啊！”

沃洛佳看着格雷戈里，格雷戈里脸上乞求的表情打动了他的心扉。

卡捷琳娜又说：“这个男人给你吃饭，给你穿衣，无怨无悔地爱了你整整三十多年。如果父亲意味着这一切，那他就是你的父亲。”

“是的，”沃洛佳说，“我知道这个。”

劳埃德·威廉姆斯和厄尼·贝文交往得非常愉快。尽管年纪相差很大，但他们具有很多的共同点。在四天穿越白雪皑皑的欧洲大陆的火车行程中，劳埃德偷偷地告诉贝文，他和贝文一样，也是个女仆的私生子。他们都积极反共：劳埃德是因为他在西班牙的经历，贝文是因为看够了工会中共产党员的种种伎俩。“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奴隶，却是其他所有人的暴君。”贝文说，劳埃德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劳埃德就是没办法喜欢上总像是出门前才匆匆套上衣服的格雷格·别斯科夫，格雷格的衣服纽扣总有几颗没有扣好，领子总是耷拉着，有时甚至连鞋带都没系。格雷格很精明，劳埃德试图对他建立好感，但又觉得格雷格在随意的姿态下隐藏着一种冷酷。黛西说列夫·别斯科夫是个强盗，劳埃德觉得格雷格也有同样的天性。

贝文很快把话题转移到德国的问题上，“你觉得他的话能代表马歇尔的意思吗？”外交部长用西部农村的口音问。

“他说不是马歇尔的意思，”劳埃德回答道。“你觉得这法子会有效果吗？”

“我觉得这是我在该死的莫斯科过的三个星期里听到的最好的主意。如果他是认真的，安排个非正式的午餐，我们这边就你和我参加，他们那边让他和马歇尔一起来。”

“我马上去办。”

“其他人谁都不许说。我们不希望苏联人听到风声。他们会说我们背着他们在搞阴谋诡计，事实也确是如此。”

第二天，他们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见面了。大使馆位于斯帕索皮斯卡广场十号，这栋革命前修建的新古典主义别墅十分豪华。马歇尔又高又瘦，活脱脱一个军人。贝文圆滚滚的，近视，嘴角常叼着香烟，但两人都是开诚布公的人，一见面就热络起来了。贝文曾经在斯大林一篇极不绅士的演讲中遭到过谴责，这正是对一个外交部长的最好的奖赏。马歇尔也曾和斯大林针锋相对过。在油漆屋顶和枝形吊灯下，两个斯大林的对头研究起如何在没有苏联帮助的情况下复兴德国的计划来。

他们很快在最基本的原则上达成了共识：建立新的货币，把英占区和美占区合并在一起——可能的话，把法占区也加入进来；西德的非军事化；民主选举；穿越太平洋的新型军事同盟。讨论完以后贝文突然唐突地说：“你们应该知道，所有这些都不会起作用的。”

马歇尔吃了一惊。“我不明白，既然不起作用，我们还坐在这儿讨论干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欧洲在不断衰落。如果老百姓都吃不饱的话，我们的目的很难实现。对付共产主义的最好办法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斯大林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希望德国一直贫困下去。”

“我知道。”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德国进行重建。但我们不可能空手重建德国。我们需要拖拉机、车床、挖土机、车辆——这些我们现在没钱买。”

马歇尔知道他要说什么了。“美国不愿对欧洲再施舍了。”

“我明白，但一定有办法让美国借钱给我们，让我们购买美国生产的机械设备。”

会谈中止了一阵子。

马歇尔不喜欢废话，这阵沉默却出乎意料的长。

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你说得很有道理，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外长会议持续了六个星期。启程回国的时候，外长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一岁时，伊娃·威廉姆斯开始长臼齿。伊娃的其他牙齿都长得很顺利，这几颗臼齿却一直在发炎。劳埃德和黛西什么都帮不了她。伊娃很可怜，她牙齿疼得无法睡觉，这样一来，劳埃德和黛西也无法睡觉，他们同样很可怜。

黛西有很多钱，但他们住得却很普通。他们在劳埃德的霍克斯顿选区买了一幢联排房屋，邻居是一个商店店主和一个建筑商。他们买了辆最高时速为六十英里的莫里斯八座车。黛西仍旧喜欢买漂亮衣服，劳埃德却只有三件外套：一件晚礼服，一件去下议院穿的条纹西服，周末见选民时穿的呢子大衣。

一天晚上，劳埃德穿着睡衣，一边摇伊娃睡觉，一边翻看着《生活》杂志。他看见杂志上登着莫斯科拍摄的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照片拍的是莫斯科街道上一个包着头巾，大衣上连着个包裹形状东西的老妇，她脸上都是皱纹，正在街上铲雪。光线打在她脸上的方式给人出生一种永恒的感觉，似乎她已经在那一千年了似的。他找到了照片的拍摄者，发现照片的拍摄者是他在外长会议期间遇见过的伍迪·杜瓦。

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听见了厄尼·贝文的声音。“打开无线电，”贝文说，“马歇尔在发表演讲。”没等劳埃德说话，他就挂上了电话。

劳埃德抱着伊娃下楼到了客厅，然后打开了收音机。这档节目是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莱昂纳德·米亚尔播报的《美国评论》，此时莱昂纳德正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发来报道。“国务卿告诉这里的校友们，欧洲的重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付出比当初预见的更为艰巨的努力。”米亚尔说。

有希望了，劳埃德兴奋地想。“伊娃，别闹哦。”他对女儿说。这次，伊娃总算安静下来了。

接着，劳埃德听见了马歇尔冷静低沉的声音。“欧洲在接下来的三到四年中购买外国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严重不足——主要来自美国——需要得到持续而额外的帮助……并且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面临严重恶化的局面。”

劳埃德兴奋得难以自持，“持续而额外的帮助”正是贝文向马歇尔所提出的要求。

“办法是打破恶性循环，恢复欧洲人民对经济的信心，”马歇尔说，“美国愿意做一切能使世界经济恢复正常的事情。”

“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劳埃德开心地对不谙世事的女儿说，“他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必须向我们提供援助。但以何种方式提供多少呢？又在什么时候提供呢？”

收音机里的声音变了，米亚尔对听众说：“国务卿没有给出向欧洲提供援助的明确时间表，他说这取决于欧洲各国制定的草案。”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得到了他的全权委托呢？”劳埃德急切地问伊娃。

收音机里又出现了马歇尔的声音：“请求援助的倡议必须来自欧洲。”

报道结束了，电话铃同时响起。“你听了吗？”贝文问。

“他这是什么意思？”

“别去问，”贝文说，“如果你问的话，他一定给你一个你不想听的答案。”

“好吧。”劳埃德觉得有点莫名。

“别去管他的意思。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做。他说倡议必须来自欧洲。这意味着我和你。”

“我能做什么？”

“收拾行李，”贝文说，“我们这就去巴黎。”

第二十四章

1948年，布拉格

沃洛佳作为苏联红军代表团的一员前往布拉格参加了和捷克军队的会谈。他们住在帝国饭店装饰豪华的房间里。

布拉格的雪很大。

沃洛佳想念卓娅和小科特亚。科特亚已经两岁了，认字的速度非常快。孩子身上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似乎天天都会变个样。卓娅又怀孕了。沃洛佳不愿和家人分别整整两周。代表团里的大多数人把这当成一个脱离妻子的好机会。他们喝很多酒，和野女人打情骂俏，但沃洛佳只想回家。

两军间的会谈在稳步进行中，沃洛佳此行却另有任务，他的任务是报告军队情报机关死对头——苏联秘密警察，在布拉格的愚笨行动。

沃洛佳对现在的工作越来越提不起劲了。以前他的许多信仰都渐渐倒塌了。他对斯大林、共产主义以及苏联人民的美德不再有信心。连父亲也不是亲生的了。如果能带上卓娅和科特亚，他一定会投奔到西方去。

但他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在了目前的工作上，通过现在的工作，他可以在剩下为数不多的一些信仰上做些事情。

两星期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抛弃了他们的政治同盟，控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捷克著名的二战英雄、反共先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被监禁在了他的办公楼——切尔尼宫的楼顶。苏联秘密警察无疑是这起阴谋的幕后黑手。事实上，同样住在帝国饭店的沃洛佳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就参与了这个阴谋。

沃洛佳的上司莱米托夫把这个阴谋看成苏联对外关系的灾难。马萨里克原本有机会向世界证明，东欧国家可以在苏联的羽翼下保持自由和独立。他本想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个采取西方民主体制，但又和苏联友好合作的国家。这是个完美的安排，愿景中的捷克政府既可以让美国安心，又能让苏联得到它们想要的一切。但这种均衡却因为苏联秘密警察的横插一杠而被打破了。

伊利亚却还在叫嚣：“资产阶级政党必须被打倒！”一天晚上，他在饭店的酒吧这样对沃洛佳说。

“你知道美国参议院发生了什么吗？”沃洛佳温和地问，“参议院老牌的孤立主义议员范登堡发表了八十分钟的演讲，支持‘马歇尔计划’。他的演讲得到了热烈的鼓掌。”

乔治·马歇尔把不成熟的主意发展成一个计划。这主要得归功于英国外交部长厄尼·贝文的机智。在沃洛佳看来，贝文是反共分子中最危险的一类人：出身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尽管身材臃肿，他的反应却足够敏捷。贝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巴黎召开了一次由欧洲各国参加的会议，对马歇尔的哈佛演讲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从潜伏在英国外交部的间谍那沃洛佳得知，贝文决意将德国归入马歇尔计划，而把苏联排除在外。斯大林号召东欧各国拒绝马歇尔计划，这正好落入了贝文的陷阱。

苏联秘密警察似乎正竭尽全力阻止马歇尔计划在国会通过。“参议院本打算否决马歇尔的这项提案，”沃洛佳对伊利亚说，“美国的纳税人不支持这项提案。但布拉格发生的阴谋让他们觉得有必要让这份议案得以通过，因为欧洲的资本主义有崩塌的危险。”

伊利亚愤慨地说：“捷克斯洛伐克的资本主义政党想接受美国的贿赂。”

“我们应该纵容他们，”沃洛佳说，“这也许是破坏援助的最快办法。国会会以此理由否决马歇尔计划——他们不想把钱交给共产党人。”

“马歇尔计划是帝国主义的诡计！”

“是的，”沃洛佳说，“但我觉得它会起效果。我们的战时同盟正在组成一个反苏联的集团。”

“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必须以有效的方式被清除。”

“是的。”很奇怪，伊利亚这种人竟然可以一直坚持错误的政治判断不动摇。

“我得睡觉去了。”

才晚上十点，不过沃洛佳也回房睡觉了。他躺在床上，心里想着卓娅和科特亚，希望能对他们说上声晚安。

他的思绪转到了这次的任务上面。两天前，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和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 【28】 墓前的一个仪式上，见到了扬·马萨里克。托马斯·马萨里克既是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象征，也是扬·马萨里克的父亲。穿着毛领大衣的扬·马萨里克光着头，站在雪中，显得非常压抑。

沃洛佳想，如果扬·马萨里克可以被说服继续做外交部长，那有些妥协就有望达成。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建立一个百分之百的共产党政府，但在国际关系上却保持中立，或至少保持一点反美的倾向。马萨里克有足够的外交手段和国际信用确保捷克斯洛伐克在两大阵营间走钢丝。

沃洛佳决定，第二天就把他的建议告诉莱米托夫。

他睡得很好，并且按照生物钟在六点准时起床。起床以后，他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仔细一想，应该是昨晚和伊利亚的那段对话。当时，伊利亚说的“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应该是马萨里克，“以恰当的方式”应该是处死。

伊利亚早早上了床，这意味着他们今天一大早就要开始行动。

我是个傻子，沃洛佳心想。这么多迹象都放在我眼前，可我现在才想到。

他跳下床，也许现在还不算太晚。

他动作飞快，穿上厚厚的外套、围巾和帽子。饭店外面没有出租车——时间还早。他可以叫一辆红军的公务车，但叫醒司机，把车开过来至少还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开始步行。切尔尼宫离帝国饭店只有一到两英里路。他朝西面走，经过布拉格优雅的市中心，穿过查尔斯桥，快步朝建在小山上的切尔尼宫而去。

马萨里克没有在等他，也不会听取一个红军上校的意见，但沃洛佳确信，马萨里克见到他一定很好奇。

他快步走过雪地，在六点四十五分抵达了切尔尼宫。这是幢巴洛克式的建筑，楼上三层各自树立着一排科林斯石柱。奇怪的是，这里竟然没有什么警卫。一个警卫向他指了指切尔尼宫的正门，他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地穿过了一楼华丽的大厅。

他原本以为会在前台遇到秘密警察的蠢蛋，但前台没有什么秘密警察。这是个不好的兆头，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大厅的另一边是个内院。透过窗户，他看见雪地里像是躺着一个男人。也许他喝醉了——如果真是那样，直接躺在雪地里，也是会被冻死的。

沃洛佳碰了碰门，发现是开着的。

他冲出门，跑到内院中，那个男人躺着的地方。男人穿着丝绸内衣，脸朝下趴在地上。他的身上没有雪，想必躺在那里还没多久。沃洛佳跪在他身旁。这个男人一动不动，已经没有了呼吸。

沃洛佳抬起头，内院两侧，两排窗户像士兵一样排列着。为了御寒，所有窗子都关上了——只有男人正上方的那扇窗，完全敞开着。

似乎曾经有人从那扇窗户里被扔了出来。

沃洛佳把地上那具已无生气的身体翻过来，看见了男人的脸。

死者正是扬·马萨里克。

为了应对苏联对西欧的入侵，三天以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紧急作战方案。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成了报章的热议话题。“我们刚刚赢得了一场战争，”杰姬·杰克斯对格雷格·别斯科夫说，“怎么又要打一场了呢？”

“我也一直这样问自己。”格雷格说。

他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格雷格正在和乔治扔棒球，此时正好停下来歇一口气。

“还好他的年龄太小，不必出去打仗。”杰姬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看着小乔治，他正在和一个金发女孩聊自己的年龄。他的Keds 【29】 鞋的鞋带散了，衬衫下摆也露在外面。他十二岁了，并且还在一天天长大。他的上唇长出了一点毛茸茸的胡须，个头看起来似乎又比上周高了三英寸。

“我们正以最快的速度把海外的部队往回调，”格雷格说，“英国和法国也是如此。但红军还没撤。造成的后果是，他们驻在德国的军队是我们的三倍。”

“美国人不想再打仗了。”

“没错，每个美国人都这样想。杜鲁门为了赢得十一月的大选，会竭尽全力避免又一次战争。但这场仗还是有可能要打的。”

“你马上就要退出军队了。你今后准备干些什么呢？”

杰姬的嗓音中有一丝颤抖，格雷格怀疑她并不像装得那样随意。他看着杰姬的脸，杰姬的表情却高深难测。格雷格说：“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就参加1950年的国会选举。爸爸同意资助我的选战。总统选举后我这边的准备工作就马上开始了。”

她把目光转向另一边。“哪个党派？”她机械地问出了这个问题。

格雷格不知道自己哪句话使她失望了。“当然是共和党。”

“你的婚姻怎么样了？”

格雷格吃了一惊：“为什么这么问？”

她直直地看着他：“你结婚了吗？”她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我马上要结婚了，新娘名叫内莉·福德汉姆。”

“我猜到了。她几岁啊？”

“二十二岁。你说‘你猜到了’是什么意思？”

“政治家需要找个老婆。”

“我爱她！”

“你肯定爱她。她们家也是从政的吗？”

“她爸爸是个律师。”

“天作之合。”

格雷格被激怒了。“别这样嘲讽人！”

“格雷格，我了解你。我跟你胡混的时候你比现在的乔治大不了多少。你任何人都可以糊弄，唯独糊弄不了你妈妈和我。”

杰姬问：“内莉知道乔治的事情吗？”

“不，保持现在的状态就好。”

“是啊，有个私生子已经够糟了，有个黑人私生子一定会毁了你的前途。”

“我知道。”

“和黑人妻子几乎一样糟。”

格雷格很吃惊，他忍不住问了一句：“你难道觉得我要娶你吗？”

她的表情很痛苦：“天啊，当然不会！如果要我在你和‘酸浴杀手 【30】 ’之间做个选择，我还会要求给我时间好好想一想呢！”

格雷格知道她在撒谎。一时他盘算起迎娶杰姬的主意来。异族通婚在美国非比寻常，在黑人中间会引来和白人中间一样多的敌意，但许多白人还是和黑人结了婚，还承受了由此带来的后果。他从来没像喜欢杰姬那样喜欢过其他女孩，甚至连和他恋爱多年、因为等不来他的求婚而负气分手的玛格丽特·科德里也一样。杰姬伶牙俐齿，但他很喜欢这点，也许因为他母亲也这样。如果三个人能一直待在一起，那也不错，乔治会渐渐学会叫他爸爸的。他们可以在居民思想开明的地方买座宅子，也许是乔治城那种有很多学生和年轻教授的地方。

接着他看见乔治的年幼金发女伴被父母叫走了，女孩表情凶恶的白人母亲侮辱性地向乔治挥了挥手指。这时他意识到迎娶杰姬是世界上最糟的念头。

乔治回到格雷格和杰姬坐着的地方。“学校里怎么样？”格雷格问他。

“我比过去更喜欢学校了，”男孩说，“数学也越来越有趣了。”

“我的数学就很好。”格雷格说。

杰姬说：“总算找到共同点了。”

格雷格站起身。“我必须得走了。”说着，他捏了捏乔治的胳膊。“小子，把数学学好。”

“好的。”乔治说。

格雷格朝乔治挥了挥手，离开了。

杰姬无疑和他一样，也在考虑着结婚的事情。她知道离开军队对他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迫使他对未来进行思考。杰姬不会真以为他会娶她，但必定抱着一份内心的期待。现在他亲手粉碎了杰姬的期待，这实在太糟糕了。即便她是白人，他也不会娶她。他喜欢杰姬，喜欢他们的儿子乔治，但他还有前途要考虑，他要娶一个能给他带来支持和关系的女人。内莉的爸爸在共和党很有权势。

他走到离公园没几个街区的意式餐馆“那不勒斯餐馆”。内莉已经到了，绿色的小帽下面伸出几缕铁红色的头发。“你看上去很不错！”他说，“希望我没迟到。”说着他坐了下来。

内莉表情冰冷。“我看见你去公园了。”她说。

格雷格想：哦，真他妈该死。

“我来得有点早，就去公园坐了会儿，”她说，“你没注意到我，我觉得自己像个偷窥的私人侦探，所以我离开了。”

“你看到我的教子了吗？”他强装高兴地说。

“他是你的教子？这可够奇怪的，我也没见你去过教堂。”

“我喜欢这孩子！对他也非常好！”

“他叫什么名字？”

“乔治·杰克斯。”

“你之前从没跟我提过他。”

“是吗？”

“他多大了？”

“十二岁了。”

“那他出生时，你才十六岁。对一个教父来说，你也未免太年轻了点吧。”

“我想是的。”

“他妈妈是干什么的？”

“他妈妈是个女仆。几年前她做过演员。她在荧幕上的名字叫杰姬·杰克斯。我遇见她的时候，她正在我父亲的摄影棚里拍电影。”这些话或多或少是真的，格雷格不安地想。

“他父亲呢？”

格雷格摇了摇头。“杰姬一个人过。”侍者过来了，格雷格问，“来杯鸡尾酒好吗？”也许鸡尾酒能舒缓一下神经。“两杯马提尼。”他对侍者说。

“先生，马上送过来。”

侍者刚一走开，内莉就问他：“你不就是这个男孩的父亲吗？”

“我是他的教父！”

她变得不耐烦起来。“哦，别再跟我来这套了！”

“你为何如此确定呢？”

“他也许是个黑人，但他很像你。他的鞋带松散，衬衫也没塞进裤子，你在这方面也一样。他把和他说话的金发小女孩迷倒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你的孩子。”

格雷格不再争执了。他叹了口气说：“我正准备告诉你。”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我？”

“我在等适当的时候。”

“在求婚之前，就应该有这种时候。”

“对不起。”他很尴尬，但并不是很后悔，内莉无非是闹一闹罢了。

侍者拿来了菜单，两人一起看着。“博洛尼亚肉酱意大利面。”格雷格说。

“我要一份色拉。”

马提尼上来了。格雷格举起酒杯说：“为婚姻中的相互体谅干杯！”

内莉没喝马提尼。“我不能嫁给你。”她说。

“亲爱的，别反应过度。我已经道过歉了。”

她摇摇头说：“你怎么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呢？”

“怎么没明白呢？”

“公园长凳上，和你坐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很爱你。”

“是吗？”要是在昨天，格雷格一定会马上否定内莉的话，但在今天的对话之后，他不能这样确定了。

“她当然爱你。她为何没再婚？她这么漂亮，只要想找，她一定能找个接受她儿子的男人。但她爱的是你，你这个木头脑子！”

“我无法如此确定。”

“那孩子也爱你。”

“我是他喜欢的叔叔嘛！”

“你不是他的什么叔叔，”内莉把自己的那杯酒推过桌子，“你把我的酒喝了吧。”

“亲爱的，放松一点。”

“我要走了。”内莉站起身来。

格雷格不太习惯这种被女人抛弃的场面，他觉得这太让人不自在了。他已经魅力全无了吗？

“我想娶你。”格雷格说。哪怕在他自己听来，都有点孤注一掷的感觉。

“格雷格，你不能娶我。”内莉把钻石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放在红条纹桌布上，“你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

说完，她走出了餐馆。

六月，两个阵营的敌对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卡拉和家人正好在这场冲突的正中心。

马歇尔计划由杜鲁门总统签署，成为一项法令。援助的第一船物资已经到了欧洲的港口，克里姆林宫对此非常生气。

6月18日，星期五，西方各国同盟告诉德国人，他们将在晚上八点发表一份重要的声明。卡拉一家在厨房里围坐在收音机前，把频率调到法兰克福电台，焦急地等待着声明的发布。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了，可他们还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德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联合还是分裂，自由还是受奴役，未来是繁荣富强还是一片荒芜。

沃纳把两岁半的瓦利抱在膝头坐在卡拉身边。他们已经在一年前悄然成婚。卡拉又当上护士了。她还是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弗里达的丈夫海因里希也是一个市议员。

苏联在东德取缔了社会民主党，但柏林被四个盟国所设立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所管辖，这个委员会反对取缔社会民主党，因此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幸运地得到了保留。在柏林进行的民主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完胜，共产党取得的选票不到三分之一，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落在社会民主党身后。苏联被惹火了，竭尽所能阻挠民选的议会。卡拉很会心，但她并没放弃从苏联独立的希望。

沃纳开始做些小生意。他在父亲挨炸的工厂搜索了一番，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电子元件和收音机部件。德国人没钱买新收音机，但所有人都想把旧收音机给修好。沃纳找来了厂里原来雇佣的一些工程师，让他们修理旧的收音机。他既是经理又是销售员，一家一家上门寻访，招揽修理收音机的生意。

这天晚上同样在厨房餐桌旁的茉黛，正在替美方做翻译。她是最优秀的翻译，经常受邀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翻译工作。

卡拉的哥哥埃里克穿着警察制服。让家人失望地加入了共产党以后，他在苏联统治者建立的东德警察局当上了警官。埃里克说西方联盟试图把德国一分为二。“你们社会民主党人是分离主义者。”他像以前模仿纳粹宣传一样引用着社会主义教条说。

“西方联盟没有进行分裂，”卡拉反驳道，“他们打开了控制区之间的边界。苏联为什么做不到？如果苏联能打开控制区边界的话，那德国就又能成为一个整体了。”埃里克似乎根本没听见她这番话。

丽贝卡快十七岁了。卡拉和沃纳办了领养她的手续。她学习成绩很好，在语言方面更是天赋异禀。

卡拉又怀孕了，不过她没告诉沃纳。她很激动。沃纳收养了个女儿，有了个继子，这次他终于能有自己的孩子了。她知道沃纳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激动，决定一段时间以后再告诉他。

但她更希望知道，自己的三个孩子将在怎样的一个国家生活下去。

一个叫罗伯特·洛克纳的美国军官开始了在电台里的讲话。他在德国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说，从周一早上的七点开始，德国西部将通用一种新的货币，这种新货币叫德国马克。

卡拉对此并不奇怪。原来通用的老马克每天都在贬值。如果德国人有工作的话，他们都能拿到老马克作为工资，但老马克只能买配给的食物和公共汽车票，但所有人都想得到香烟和日用百货。沃纳给工程师发老马克的工资，而他自己会为了五根香烟、三个鸡蛋通宵或到很远的地方去干活。

卡拉从茉黛那听说，新货币已经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过了。苏联要求获得新货币的图版以印刷这种货币。但印刷老马克过多而造成老马克贬值的罪魁祸首正是苏联方面，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发行新货币就毫无意义了。最后，西方各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苏联对此非常生气。

现在，西方决定抛开苏联，自主发行德国马克。卡拉很高兴，因为新货币将给德国带来很大的好处，但她非常担心苏联的反应。

洛克纳说，西德人民可以用通货膨胀后的六十老马克兑换三德国马克九十便士。

接着洛克纳又说，至少在最初，柏林不会使用德国马克，这番话引得厨房里的一阵哀叹。

卡拉上床以后，思考着苏联会怎样行动。她睡在沃纳身边，一边考虑这着心事，一边聆听隔壁有没有动静，生怕瓦利会突然大哭。过去几个月，苏联占领者变得越来越暴躁。一个名叫迪特尔·弗里德的德国记者在美国占领区被苏联秘密警察绑架，然后被监禁。苏联方面先是否认，然后说他们是以间谍罪逮捕弗里德的。三个学生因为在杂志上批评苏联而被从大学里逐出。更糟的是，一架苏联战斗机在英国欧洲航空公司客机于加图机场降落时，与其发生碰撞，削掉了客机的机翼，造成客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十名乘客及苏联战斗机飞行员的死亡。当苏联人发怒时，总有人会遭殃。

第二天上午，苏联宣布把德国马克带到东德是违法行为。这其中也包括了柏林，声明中说，“包括苏联占领区一部分的柏林”。美国立即对这份声明进行了谴责，宣布柏林是四方共有城市，不能被苏联所独占。两大阵营间的剑拔弩张在升温，卡拉的心情非常焦急。

周一，西德发行了新货币。

周二，苏联红军派了辆车，把卡拉带到了市政厅。

她以前被苏联红军的军车带到过市政厅，但离开家时她还是非常害怕。苏联当局完全可以将她监禁。苏联当局和纳粹一样，使用武力都不计后果。他们甚至还恢复了纳粹时代的集中营。

著名的红色市政厅已经被炸毁，现在的市政府位于帕罗齐尔大街的新市政厅。新老两座市政厅都在卡拉居住的米特区，米特区在苏联占领区内。

抵达市政厅以后，卡拉发现代理议长路易丝·施罗德和其他一些人也被红军的车辆送了过来，苏方协调官奥特什金上校把他们招来开会。他告诉他们，东德的货币会进行改革，未来在苏占区内只有东德马克是合法货币。

代理议长路易丝·施罗德马上看出了关键所在。“你是不是告诉我们这适用于柏林的所有占领区？”

“是的。”

施罗德夫人不是这么容易被吓倒的。“根据规定，苏联不能为其他几个国家的控制区制定法规，”她坚定地说，“制定柏林的法规时，必须征求各方的意见。”

“他们不会反对的，”说着他递给她一张纸。“这是索科洛夫斯基上校签署的法令。明天你把它带到市议会。”

深夜上床以后，卡拉对沃纳说：“苏联的策略很明显，如果市议会通过这项法令的话，再向西方盟国要求推翻这项法令就难了。”

“市议会不会通过这项法令。共产党的市议员比例非常少，没人想用老马克。”

“是的。所以我在想索科洛夫斯基上校会有什么秘密武器。”

第二天的早报上说，从周五开始，柏林将有两种不能通兑的货币老马克和德国马克。据说，美国用标记为“泥土”和“星球”的木箱把二十五亿的德国马克运到柏林，存放在各处。

白天，卡拉听说了不少来自西德的流言。新货币在西德制造了奇迹。一天之后，更多的货物出现在了商店橱窗里：一篮篮的樱桃，附近农村送来的胡萝卜、黄油、鸡蛋和油酥饼，以及新鞋、手提包、长筒袜等奢侈品。新货币的出现使人们愿意拿出货品与人进行交易。

这天下午，卡拉出发去市政厅，参加下午四点开始的会议。接近市政厅的时候，卡拉发现十几辆红军的卡车停在市政厅周围的街道上，卡车司机一边四处走动，一边吸着烟。这些卡车大多是战争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支援到苏联的。这时，卡拉听见周围传来流氓的吵闹声，她大致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了。索科洛夫斯基上校的秘密武器大概就是暴民的恐吓了吧。

市政厅前，红旗在几千人的人群中高高飘扬，大多数人都戴着共产党员的袖章。卡车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愤怒的演讲，人群大喊：“打倒分离主义者！”

卡拉不知道该怎样进入市政厅。十几个警察在人群旁边百无聊赖地旁观着，丝毫没有帮助进入会场的意思。卡拉痛苦地想起了十五年前纳粹冲锋队捣毁母亲办公室的一幕。她确信共产党议员都已经进入了会场。如果社会民主党议员无法进入会场的话，少数共产党员将会通过这项法令，使法令合法化。

她做了个深呼吸，开始往人群里挤。

一开始，她悄悄地往前走了几步。接着，有人认出了她。“美帝国主义婊子！”那个人指着她大喊。卡拉继续坚定地往前挤。有人朝她吐唾沫，她的裙子上被人吐上了几口痰。她继续往前挤，但心里却非常害怕。周围尽是些憎恶她的人，卡拉从未体会过这种感觉，她真想拔腿就跑。卡拉被人群推来攘去，她却仍旧试图保持平衡。一只手抓住了卡拉的裙子，她奋力挣脱，裙子发出响亮的撕裂声，她真想开口大叫。他们想把她的衣服都剥下来吗？

卡拉意识到，有人跟在她身后从人群中挤了过来。她回过头，看见了弗里达的丈夫海因里希·冯·凯塞尔。海因里希赶到她身旁，和她并排往前挤。海因里希的动作很猛，他踩着人群的脚，用胳膊推搡着身边的人。两人越挤越快，最后终于挤进了市政厅。

但噩梦还没有完。市政厅里也有几百个共产党的示威者。卡拉和海因里希必须从走廊挤进会议厅。会议厅里也有很多示威者——旁听席和议席上都有。他们的行为和会议厅外的示威者一样具有攻击性。

一些社会民主党议员已经到了，另一些人在卡拉之后也到了。六十三名社会民主党议员中的大多数通过了共产党示威者的重重阻碍。卡拉顿时松了口气，敌人没能把他们吓跑。

议会发言人要求大家维持秩序，一个共产党议员却站在凳子上呼吁示威者都留下。他看到卡拉时大喊：“叛国者都赶快出去！”

这像极了1933年的情况——恐吓，侮辱，民主被暴行所摧残。卡拉非常失望。

卡拉吃惊地在旁听席吵嚷的人群中看到了哥哥埃里克的身影。她朝埃里克大喊：“你在纳粹的统治下生活过，你难道什么都没学到吗？”

埃里克似乎没听见她在说什么。

施罗德夫人站在讲坛上，呼吁所有人保持克制。她的话被示威者的嘲弄声和口哨声所打断。她提高嗓门大喊：“如果市政厅无法进行有效的辩论，我就把会场转移到美国控制区去。”

她的话又引来一阵抗议。但二十六名共产党议员却觉得转移会场不会有好处，如果投票在苏联控制区外进行，共产党的威吓就完全不起效了。简短的讨论以后，一个共产党议员站起身，叫示威者都出去。共产党示威者唱着《国际歌》鱼贯离开了会议厅。

“很显然，他们受了共产党人的指使。”海因里希说。

会场终于安静下来。施罗德夫人解释了苏方的要求，她说除非被其他盟国批准，苏方的这项动议无法在苏控区外实施。

一个共产党议员起身发言，谴责施罗德夫人听从美国方面的指令。

共产党议员不是恫吓就是侮辱，妄图通过苏方的动议。一番吵嚷之后，选举开始了。共产党议员在谴责了其他议员受控于外部势力之后，无一例外地支持苏联的法令，但其他议员都投了反对票。苏联的动议破产了。柏林拒绝被恫吓，被侮辱。卡拉在劳累之余，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

但一切还没有完。

离开市政厅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大多数示威者都散了，但一些顽固分子还流连在市政厅门口。一个年老的女议员在离开时，被示威者拳打脚踢。警察在一边冷眼旁观。

卡拉、海因里希和几个朋友从边门离开，希望悄无声息地赶快回家。但一个骑自行车的共产主义示威者监视着边门。一看见他们，这人就飞快地骑上车给其他示威者报信去了。

议员们快步走了没多久，骑车人便带着十几个示威者赶过来了。一个示威者重重地推了卡拉一下，把她推倒在地。这家伙又往已经倒地的卡拉身上踢了一脚、两脚、三脚。恐惧中，卡拉抱紧了肚子。她怀孕快三个月了——正是最容易流产的时候。她绝望地想，沃纳的孩子不会在街上被共产主义暴徒踢死吧？

很快，这些人就走开了。

议员们各自整饬了一番，没有人受重伤。生怕示威者会卷土重来，他们又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但共产党的示威者们并没有再次出现，他们已经闹腾得够多了。

卡拉八点到家，埃里克还没回来。

看到她身上的肿块和被撕的衣裙，沃纳很是惊恐。“怎么了？”他问，“你还好吗？”

卡拉忍不住哭了出来。

“你受伤了，”沃纳说，“我们去医院吗？”

卡拉用力地摇了摇头。“不用上医院去，”她说，“只是有点肿了，更糟的情况我都经历过。”说着，她瘫倒在椅子上。“老天，我累了。”

“谁干的？”沃纳生气地问。

“还是那帮人，”卡拉说，“只是从纳粹变成了共产党员，搞的也还是1933年的那一套。”

沃纳抱住了她。

卡拉的心情没有平复。“这些地痞流氓一直把持着国家大权！”她哭泣着说，“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这天晚上，苏联的新闻机构发布了一条通告。从早上六点起，所有进出西柏林的客货交通工具——火车、汽车、运河轮渡都被禁止运营。任何物资都不能被从西柏林送到东部：德国的东部地区再也得不到西方的食品、牛奶、药品和煤炭的供应了。因为发电站将因此而关闭，所以他们已经停止了对柏林西区的电力供应。

柏林陷入了层层包围之中。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英国的军事指挥中心。这时正处议会假期，厄尼·贝文去英国南海岸的沙洲地带度假了，不过他对柏林的局势很是担心，他派劳埃德去柏林观察新货币的引入过程，让劳埃德随时把柏林的情况通报给他。

黛西没有配陪劳埃德一起去柏林。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大卫才六个月大。黛西和伊娃·穆雷正在霍克斯顿筹办一个节育诊所，这个诊所也马上要开门了。

劳埃德害怕柏林的危机会演变成一场战争。他参加了前后两场世界大战，可不想再参加第三次。他希望他的两个孩子都能成长在和平的环境中。他和世界上最美最有情趣的女人结了婚，他想和她生活得更长久一些。

工作成瘾的美方军事长官克莱将军命令参谋制定一个方案，使得装甲部队可以从德国西部的赫姆斯塔德从高速公路通过苏联控制区直抵柏林并扫除其中的一切障碍。

劳埃德和英国驻德国总督布赖恩·罗伯特森爵士同时听闻了这一消息，罗伯特森用军人直截了当的口吻说：“如果克莱这么做的话，打仗就免不了了。”

但其他办法都不管用。在和克莱年轻助理的交谈中，劳埃德听说美国人还想了其他不少主意。陆军部长肯尼斯·罗亚尔希望暂缓货币改革。克莱告诉他，货币改革已经推进得差不多了，没有任何回头的余地。之后，罗亚尔又建议先救出所有美国人，克莱告诉他这正巧中了苏联人的下怀。

布赖恩爵士希望通过空运给柏林补给物资。大多数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根据计算，柏林每天需要四千吨汽油和食物。世界上有这么多运输机给柏林空运吗？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布赖恩爵士命令英国皇家空军起这个头。

星期五下午，布赖恩爵士去见克莱将军，劳埃德受邀作为随员参加他们的会谈。布赖恩爵士对克莱说：“苏联人会在装甲车队前的高速公路上设路障，看你们是否有胆量进行攻击。我想他们总不会射落飞机吧。”

“我不知道如何空运足够的补给。”克莱说的还是老一套。

“我也不知道，”布赖恩爵士说，“但在想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们可以先空运些物资试试。”

克莱拿起电话。“替我接通威斯巴登的勒梅将军，”他说。过了一会儿，他问：“柯蒂斯，你那有能运煤的飞机吗？”

他停顿了一会儿，听着电话那头的回复。

“我说的是运煤。”克莱的声音更大了一些。

又一阵停顿。

“没错，我说的就是煤。”

过了一会儿，克莱抬眼看了看布赖恩爵士。“他说美国空军可以运任何东西。”

英国人回到了他们的总部。

周六，劳埃德找了个军车司机，开了辆军车到苏联占领区进行私人活动。他让司机把车开到了十五年前拜访过的冯·乌尔里希家。

他知道茉黛仍旧住在这里。艾瑟尔和茉黛在战争末期恢复了通信。尽管生活艰苦，但茉黛总以勇敢的形象示人。她没有在信中寻求帮助，事实上艾瑟尔也帮不上什么忙——英国还在实行强制的食物配给呢！

乌尔里希家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1933年的乌尔里希家虽然有些破旧，但还不失优雅。现在这里看上去像是个垃圾堆。大多数窗户没有玻璃，而是贴上了报纸。住宅的墙壁上有很多弹孔，花园的墙壁几乎垮塌了。家里的木器已经很多年没油漆了。

劳埃德坐在车里，盯着这幢房子看了一会儿。上次来这儿的时候他才十八岁，那时希特勒刚当上德国总理。年轻的劳埃德没有想到，在这之后，世界上会发生这么多恐怖的事情。没人会想到，法西斯主义者差点统治了整个欧洲。没人会想到，世界各国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才最终击退了法西斯主义。他的心情有点像眼前的这幢房子，受摧残受压迫却依然挺立。

劳埃德从花园里的小道走到屋子门口，敲了敲门。

他认出了替他开门的女仆。“艾达，你好，还记得我吗？”劳埃德问，“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

屋子里的情况比外面好多了。艾达带他去了楼上的客厅，客厅钢琴上的玻璃瓶里插了些鲜花。沙发上放着块色泽明亮的毯子，无疑是用来遮盖沙发上洞眼的。糊在窗户上的报纸折射出异常明亮的阳光。

一个两岁大的男孩走进客厅，好奇地打量着劳埃德。小男孩长得像东方人，穿着手工缝制的衣服。“你是谁？”男孩问。

“我叫劳埃德，你是谁？”

“我叫瓦利。”说完他就跑出了客厅。劳埃德听到男孩在跟其他人说：“那人说话很滑稽！”

显然我的德语说得不怎么好，劳埃德想。

接着，他听到了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别这么议论人，太不礼貌了！”

“外婆，对不起！”

声音刚落，茉黛走进了客厅。

茉黛的样子让劳埃德吓了一大跳。茉黛才五十多岁，看上去却像是个七十岁的老人。她头发花白，面容憔悴，蓝色丝绸裙子全都抽了丝。茉黛用干枯的嘴唇亲了亲劳埃德的面颊。“劳埃德·威廉姆斯，很高兴见到你。”

她是我姑姑，劳埃德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感觉。只是茉黛还不知道艾瑟尔已经把劳埃德的身世告诉了他。

同样已经认不出来的卡拉和卡拉的丈夫沃纳随后也走进了客厅。上次见面时，卡拉才十一岁，现在应该二十六岁了吧。尽管看上去饥肠辘辘——大多数德国人都是一副没吃饱的样子——但卡拉却很漂亮，眉眼中流露出的自信让劳埃德非常吃惊。卡拉的背稍微有点驼，劳埃德猜测她也许怀孕了。从茉黛的信里得知，卡拉嫁给了1933年就非常英俊、现在依旧非常英俊的沃纳。

差不多整整一小时，他们都在聊家常。乌尔里希家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他们也不介意诉说这些苦难，但劳埃德还是觉得他们没有说出最糟糕的那部分。他把黛西、伊娃和大卫的事简单地告诉了他们。谈话的时候，一个十来岁的女孩走进客厅，询问卡拉她是否能去朋友家玩一会儿。

“这是我们的女儿丽贝卡。”卡拉对劳埃德说。

丽贝卡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劳埃德觉得，她一定是沃纳夫妇收养的孩子。

“做完作业了吗？”卡拉问女孩。

“明天早上做。”

“现在就做。”卡拉坚决地说。

“妈妈！”女孩不高兴地嚷着。

“别跟我讨价还价！”说完，卡拉转过身，继续和劳埃德聊天。女孩拖着步子走出了客厅。

他们聊到了目前的紧张局势。作为市议员，卡拉正好处于危机的中心。她对柏林的未来非常悲观。她觉得为了得到整个柏林的控制权，让西方各国屈服，苏联会继续实行对柏林人的饥饿政策。

“我带你们看点东西，你们也许就不会再这样想了，”劳埃德说，“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坐车去看吗？”

茉黛留在家带瓦利，不过卡拉和沃纳跟着劳埃德一起去了。劳埃德让司机把他们带到美国占领区内的滕佩尔豪夫机场。到那以后，劳埃德把他们带到了楼上一扇可以俯瞰跑道的窗户后面。

停机坪上停了十几架C-47运输机，一些运输机上画着美国的星形标志，另一些上画着英国皇家空军的标志。飞机的货舱门开着，门后面各停着一辆卡车。德国搬运工和运输机的机组人员正把飞机上的物资往卡车上卸。货物里有成包的面粉，大桶装的食用油，一箱一箱的医疗用品和放着几千瓶牛奶的木箱。卸下货物的运输机起飞接货，更多的飞机则在滕佩尔豪夫机场徐徐降下。

“太壮观了，”卡拉的眼里闪烁着光芒，“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的确没有过。”劳埃德回答。

卡拉问：“美国和英国能保持住这样的状态吗？”

“不是能保持，而是必须保持。”

“能保持多久呢？”

“需要多久就多久。”劳埃德坚定地说。

美国和英国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第二十五章

1949年，乌斯秋尔特高原

1949年8月29日，二十世纪快过去一半了，沃洛佳开车疾驶在哈萨克斯坦里海以东的乌斯秋尔特高原上。这里是苏联南部的荒漠地区，游牧民族仍然在按照一千多年前的方式骑马放羊。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沃洛佳的军用卡车磕磕碰碰地前行着。太阳出来了，荒漠上出现了岩石、沙地和低矮的树丛。一头瘦骨嶙峋的骆驼孤寂地站在路边，幸灾乐祸地看着从身边经过的军用卡车。

沃洛佳依稀看见远处被聚光灯照亮的炸弹试验塔。

卓娅和其他科学家根据沃洛佳在圣达菲从威廉·伏龙芝那里弄来的设计图制造了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一种内爆引发的钚炸弹。设计方案还有其他几种。但钚炸弹曾经成功地爆炸过两次，一次在新墨西哥，一次在长崎。

今天的爆炸实验也必须成功。

这次实验的代号叫RDS-1，但参测人员都称之为“第一次闪电”。

沃洛佳的军用卡车停在试验塔脚下。沃洛佳抬头仰望，看见几个科学家正站在平台上拿着连接炸弹表面触发器的弯曲电线做着些什么。一个穿着蓝色连体服的身影往后退了两步，沃洛佳看见连体服之间钻出了几缕金发：是卓娅，沃洛佳感到一阵自豪。卓娅既是苏联的顶级科学家，又是我那两个孩子的母亲，他自豪地想。

她和两个男人商量着什么。三个人把头凑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着什么。沃洛佳希望千万别出岔子。

这颗原子弹关系到斯大林的政治生涯，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

在其他方面，苏联诸事不顺。

西方强制在占领区推行民主政治，通过丑化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和利用援助物资收买人心不断打击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甚至没能控制整个柏林：当英国和美国的空运毫无停歇地进行了一年之后，苏联只得恢复了铁路和公路运输。在东欧，斯大林只能靠强权维持统治。杜鲁门连任总统，自认为是世界的领袖。美国生产和储存了许多核武器，在英国部署了几架新型的B-29轰炸机，随时准备把苏联炸成一片焦土。

今天是改变这一切的关键一天。

如果这颗原子弹能顺利爆炸，那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地位又将平衡了。能对美国进行核威慑的话，美国对世界的统治将告一段落。

沃洛佳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这颗原子弹不能爆炸的话，卓娅和沃洛佳都将遭到清洗，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劳动营或直接被枪毙。沃洛佳已经和父母交了底，他们同意照顾科特亚和加丽娜。

如果沃洛佳和卓娅在实验中牺牲的话，孩子也只能由他们来照顾了。

在加强的灯光下，沃洛佳看见，离试验塔或远或近的地方有一些奇怪的建筑——几幢砖木结构的房子，一座孤零零的桥，前往某种地下设施的入口。军方显然想借此测量爆炸的效果。接着，他又看见了一些卡车、坦克和战斗机，显然它们也是因为同样的目的而被放置在那里的。科学家们还将评估爆炸对生物体的冲击：爆炸地点附近放置了马、牛、羊和狗舍里的狗。

平台上的讨论似乎有了结果，三个科学家重新开始了工作。

几分钟以后，卓娅从试验塔上走下来，和丈夫打了个招呼。

“一切都顺利吗？”

“我们觉得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

“只是觉得吗？”

卓娅耸了耸肩。“我们从没做过这种试验。”

他们坐上军用卡车，穿越一片已经废弃了的农田，来到远处的控制堡垒。

其他的科学家跟着他们也进了堡垒。

倒计时开始以后，所有人都戴上了电焊遮光眼镜。

倒计时六十秒时，卓娅握住了沃洛佳的手。

倒计时十秒，沃洛佳对卓娅笑了笑，说：“我爱你。”

倒计时一秒，沃洛佳屏住了呼吸。

爆炸的那一刻，太阳像是突然从平地上升起一样，一道比正午阳光还要刺眼的亮光遍洒在荒漠上。在爆炸试验塔的方向，一团火球升得出乎意料的高，直接朝月亮飞奔而去。沃洛佳被火球耀眼的光芒惊呆了——绿色、紫色、橘黄色的光芒，鲜艳无比。

火球变成蘑菇状，蘑菇的伞盖越升越高。接着传来响声，先是“砰”的一声的枪支击发声，接着又出现了让沃洛佳联想起施劳弗高地战役的炮声。

最后，蘑菇云开始渐渐散开，声音也逐渐消失了。

控制堡垒里一阵长时间的静默。

有人说：“老天，我可没料到会发生这个！”

沃洛佳抱住妻子。“你成功了。”他说。

卓娅神情肃然。“我知道，”她说，“但这有什么意义？”

“你拯救了苏联革命。”沃洛佳说。

“苏联的原子弹，是根据我们在长崎投掷的‘胖子’制造的，”特工比尔·比克斯说，“一定有人把图纸给了他们。”

“你怎么知道的？”格雷格问他。

“从苏联的一个叛变者那里听说的。”

这时是早上九点。格雷格和比克斯正坐在比克斯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铺着地毯的办公室里。比克斯脱下外套，尽管开着空调，他的衬衫腋下却透出了点点汗渍。

“根据这家伙的说法，”比克斯说，“红军秘密情报机关的上校从‘曼哈顿计划’团队的一个科学家那里弄到了那份图纸。”

“他说是谁了吗？”

“他不知道是哪位科学家。这正是我给你打电话叫你来的原因。我们需要找出这个叛徒。”

“联邦调查局当时已经把他们都检查过一遍了。”

“大多数人都有安全风险！但我们却什么都做不了。好在你和他们私下里都认识。”

“那个红军上校是谁？”

“我正是为这个来的。你认识他。他叫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

“我的堂弟！”

“是的。”

“你一定会怀疑我，换个立场的话我也一样会怀疑你。”格雷格笑着说，但心里却非常不安。

“我们当然怀疑过你了，”比克斯说，“对你的调查非常彻底，二十年来局里最彻底的调查也不过如此了。”

格雷格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没跟我开玩笑吧！”

“你孩子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很好，是不是？”

“你是说我的教子吗？”

“格雷格，我说过了，我们对你的调查很彻底。我们知道他是你儿子。”

格雷格很生气，但他很好地抑制住了这种感情。在军队进行秘密情报工作期间，格雷格打探过许多嫌疑人的个人秘密。他无权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表示抗议。

“你是清白的。”比克斯说。

“你的话让我松了口气。”

“苏联的变节者说，情报来自某个科学家，而不是在项目上工作的军队人员。”

格雷格若有所思地说：“我去苏联的时候，沃洛佳说他从未到过美国。”

“他撒了谎，”比克斯说，“1945年9月，他来过，在纽约住了一周。之后的八天，他把我们甩掉了。重新出现以后没两天，他就返回了苏联。”

“把你们甩掉了整整八天吗？”

“是的，的确让人很尴尬。”

“足够去圣达菲逗留几天，再返程回纽约了。”

“是的，”比克斯把身体探过桌子。“但你仔细想想，如果那个科学家已经被招募为间谍的话，苏联为什么不派他的联系人去和他接头呢？为什么要从莫斯科找人过来和他谈呢？”

“你觉得这个叛徒是在这次行程中被他招募的吗？看来似乎太快了一些。”

“也许他以前替苏联工作过，但后来断了联系。无论怎样，我们估计苏联肯定会派这个科学家以前就认识的人。这意味着沃洛佳和科学家中的一人以前就有过联系。”比克斯朝放满了灰色文件夹的茶几做了个手势，“答案就在这些文件夹里，这些是能够接触到原子弹，设计图的科学家的档案。”

“你想让我做什么？”

“把它们看一遍。”

“这不是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吗？”

“我们已经看过一遍了，但却没找到任何东西。我们希望你能发现被我们漏掉的东西。我会坐在这里陪你，帮你做些记录。”

“这是一项很费功夫的工作。”

“你有一整天的时间。”

格雷格皱起了眉——他们知道他？

比克斯自信地说：“你这一天应该没其他事了。”

格雷格耸了耸肩：“你这有咖啡吗？”

他喝了咖啡，吃了甜甜圈，然后又喝了更多的咖啡，午饭时他吃了个三明治，然后拿香蕉做下午茶。他阅读了每个科学家，以及他们妻子和家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童年生活、接受过的教育、职业经历、恋爱和婚姻、个人成就、怪癖，乃至曾经犯过的罪行。

香蕉咬到一半时，格雷格惊叫道：“天哪！”

“怎么了？”比克斯问。

“威廉·伏龙芝加入过柏林的童子军。”格雷格像打赢了一场胜仗似的把文件扔在桌上。

“这又……”

“沃洛佳也加入过童子军——他跟我这样说过。”

比克斯兴奋地敲了敲桌子。“他们是校友啊！那就没错了！终于找到这个浑蛋了！”

“我们没证据。”格雷格说。

“别担心，他会承认的。”

“你怎能如此确定呢？”

“这些科学家觉得知识就应该由全人类来分享，而不应该由一国来独占。他肯定用维护全人类的利益来为自己辩护。”

“也许威廉就是这样想的。”

“他也会因此坐电椅。”比克斯说。

格雷格突然感到一阵寒意。威廉·伏龙芝看上去似乎人不错。“他会被判死刑吗？”

“当然了，你看着好了。”

比克斯没说错。威廉·伏龙芝因为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并在电椅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妻子也一同被处死了。

黛西看着丈夫戴上白色的领结，穿上和最好的西装配套的那件燕尾服。“你看上去非常棒。”黛西说。她没有夸张，劳埃德看上去像电影明星似的。

她还记得，十三年前，劳埃德穿着借来的西服参加三一学院舞会的样子。回忆过去，让她很愉悦。尽管西装大了两个尺码，但劳埃德看上去还是非常英俊。

他们住在黛西父亲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长租套房。劳埃德现在是英国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这次他是来美国进行外交访问的，劳埃德的父母艾瑟尔和伯尼很高兴能替他们带一周外孙外孙女。

今晚，劳埃德和黛西将参加白宫举行的舞会。

黛西穿着克丽斯汀·迪奥设计的丝缎裙——梦幻的曳地粉红百褶裙外层，笼着闪烁的薄纱，十分引人注目。经过了这么多年战时的艰苦，黛西终于又能在巴黎买上时装了。

她想起了1935年布法罗帆船俱乐部的舞会，那次舞会几乎毁灭了她的一生。白宫比帆船俱乐部更有威望，但她心里明白今晚没有任何事情会威胁到她。当劳埃德为她戴上艾瑟尔的玫瑰色钻石项链时，她还在回忆着往事。

十九岁的时候，黛西急切地希望上层社会能接纳她。现在她不会为这种事劳神。只要劳埃德说她看上去不错，她就不再去管别人会怎么想。除此之外，唯一她想得到认同的人，就是艾瑟尔·莱克维兹。艾瑟尔出身低微，从来没穿过巴黎时装。

所有女人在回首往事时，都会觉得自己年轻时非常蠢吗？黛西想到了年轻时也曾干过蠢事的艾瑟尔——被已婚的雇主弄大了肚子——但艾瑟尔从没对以前的事发过牢骚。也许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吧。

黛西细数着自己犯过的错误：跟查理·法奎森订婚，对劳埃德的追求置之不理，嫁给博伊·菲茨赫伯特。她不怎么回首往事，过去的这些事都错得太离谱了。

直到被上层社会彻底抛弃，在阿尔德盖特威廉姆斯家的厨房寻找到温暖以后，她的生活才慢慢变好。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后，黛西便不再要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了，也因此找到了快乐的源泉。

她不再为地位而担忧，对聚会却比以前更为热衷了。

“准备好了吗？”劳埃德问她。

她已经准备好了和迪奥女装配套的晚礼服。他们乘电梯下楼，离开宾馆，踏进候着的豪华汽车。

圣诞夜，卡拉劝母亲弹首钢琴曲。

茉黛已经好多年没有弹钢琴了。也许这会让她悲伤地忆起沃尔特——他生前总是和茉黛一起边弹边唱，而且她时常向孩子们提起，自己多么想教沃尔特弹奏拉格泰姆，但始终教不会。

茉黛已经很长时间不说这件事了，卡拉觉得，钢琴可能也让茉黛想起了约西姆·科赫，来乌尔里希家学钢琴的科赫，被茉黛欺骗、和她调情的科赫，被卡拉和艾达在厨房里杀死的那个科赫。卡拉总是摆脱不了那个晚上噩梦般的回忆，尤其是抛尸。她一点儿都不后悔——她们做得没错——但她还是想忘了那一切。

无论如何，茉黛还是答应了，他们唱《平安夜》，她来弹琴伴奏。沃纳、艾达、埃里克，以及丽贝卡、瓦利和新生儿莉莉，围着客厅里的施坦威钢琴站着。卡拉点了一根蜡烛搁在钢琴上，烛光下，她凝视着家人们，一起唱着熟悉的德国赞美诗。

再过几周，沃纳怀里的瓦利就要四周岁了。在大人们的指点下，他试着独唱。瓦利长着一副东方面孔，和他的强奸犯父亲一样。卡拉决定教育他善待女人，作为对自己不幸的“复仇”。

埃里克热情地哼唱着《平安夜》，他像以前支持纳粹一样盲目地支持苏联。起初，卡拉既不解又生气，但现在她明白了其中令人悲伤的逻辑。埃里克和众多害怕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懦弱者一样，情愿屈服于暴政。他们愿意按政府的命令去做，愿意按政府希望他们想的那样去想。他们既愚蠢又危险，但这样的人恰恰有很多。

卡拉充满爱意地看着年过三十却依然非常英俊的沃纳，回忆起十九岁那个夜晚，在格伦沃尔德夜总会前那辆漂亮的车子旁亲吻他的情景。现在，卡拉还是很喜欢吻沃纳。

想到在那之后经过的这些岁月，卡拉不禁生出许多遗憾，其中最遗憾的，莫过于父亲的死。她经常会想到父亲，每当想起他被盖世太保残酷折磨，没等到医生来便死在家门口的地上，她就会失声痛哭。

但每个人都会死，父亲为了创造更好的世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德国人能更勇敢一些，纳粹绝不会这般为所欲为。卡拉想做父亲做过的所有事——把孩子抚养好，让德国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爱别人，也被人爱着。

最重要的是，当她死的时候，她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她看待她父亲一样，觉得她的一生很有意义，世界因为她而变得更好了。

《平安夜》进入了尾声。茉黛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瓦利把头伸到钢琴盖上，吹灭了蜡烛。

鸣 谢

担任“世纪三部曲”历史顾问的是理查德·欧弗里。与此同时，我也要感谢伊万·茉黛斯利、蒂姆·利斯、马蒂亚斯·莱斯，以及理查德·托耶等历史学家。他们读了《世界的凛冬》的打印稿，帮我做了不少修正。

和以前一样，编辑和助理也给了我许多难能可贵的帮助，尤其是阿米·博克沃尔、莱斯利·杰尔伯曼、菲利斯·格兰、内尔·格兰、内尔·尼伦、苏珊·奥比和杰里米·特雷维森。

1975年，我认识了现在的首席助理阿尔·祖克曼。从那以后，他不光为我鼓劲，还向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还有很多朋友对这本书的书稿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尼格尔·迪恩很注重细节，帮我提了一些错漏之处。克里斯·曼纳斯和麦克沃特还和以前一样感觉敏锐。安吉拉·斯皮和阿玛丽·本科，帮我改动了许多德国部分的错误。

在结束一部作品时，我总会感谢我的家人，这次也不例外。芭芭拉·福莱特、伊曼纽尔·福莱特、简·特纳、金·特纳都读了本书的初稿，提了不少很有助益的建议，同时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爱。

人物表

美 国

杜瓦家族

格斯·杜瓦，参议员

罗莎·杜瓦，格斯的妻子

伍迪·杜瓦，他们的大儿子

查克·杜瓦，他们的小儿子

乌苏拉·杜瓦，格斯的母亲

别斯科夫家族

列夫·别斯科夫

奥尔加·别斯科娃，列夫的妻子

黛西·别斯科娃，列夫和奥尔加的女儿

玛伽，列夫的情妇

格雷格·别斯科夫，列夫和玛伽的儿子

格拉迪丝·安格鲁斯，电影明星，列夫的另一个情妇

洛兹罗赫家

戴夫·洛兹罗赫

乔安妮·洛兹罗赫

布法罗的社会名流

多特·伦肖

查理·法奎森

乔·布列胡诺夫，恶棍

布赖恩·霍尔，工会领袖

杰姬·杰克斯，小明星

埃迪·帕里，查克·杜瓦的水兵朋友

范德米尔海军上校，查克·杜瓦的长官

玛格丽特·科德里，美丽的女继承人

真实的历史人物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玛格丽特·莱汉德，罗斯福总统的助手，昵称“米茜”

哈里·杜鲁门，副总统

科德尔·赫尔，国务卿

萨姆纳·韦尔斯助理，国务卿

莱斯利·格罗夫斯，陆军工程兵团上校

英 国

菲茨赫伯特家族

菲茨赫伯特伯爵，昵称菲茨

伊丽莎维塔公主，昵称“碧”，其妻

博伊·菲茨赫伯特，阿伯罗温子爵，他们的大儿子，儿时昵称“宝宝”

安迪·菲茨赫伯特，他们的小儿子

莱克维兹-威廉姆斯家族

艾瑟尔·莱克维兹（娘家姓威廉姆斯），下议院议员

伯尼·莱克维兹，艾瑟尔的丈夫

劳埃德·威廉姆斯，艾瑟尔的儿子，伯尼的继子

米莉·莱克维兹，莱克维兹夫妇的女儿

其 他

露比·卡特尔，劳埃德的朋友

本·韦斯特安普敦，菲茨的朋友

琳迪·韦斯特安普敦和莉齐·韦斯特安普敦，本的双胞胎女儿

吉米·穆雷，穆雷将军的儿子

梅尔·穆雷，吉米的妹妹

劳瑟侯爵，昵称“劳西”

内奥米·埃弗里，米莉的闺密

亚伯·埃弗里，内奥米的哥哥

真实的历史人物

欧内斯特·贝文，下院议员，外交大臣

德国和奥地利

冯·乌尔里希家族

沃尔特·冯·乌尔里希

茉黛·冯·乌尔里希，其妻（闺名茉黛·菲茨赫伯特）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他们的儿子

卡拉·冯·乌尔里希，他们的女儿

艾达·汉普尔，冯·乌尔里希家的女仆

库尔特·汉普尔，艾达·汉普尔的私生子

罗伯特·冯·乌尔里希，沃尔特的堂兄

容格·施莱彻，罗伯特的合伙人

丽贝卡·罗森，孤儿

弗兰克家族

路德维希·弗兰克

莫妮卡·弗兰克，其妻（闺名莫妮卡·冯·德·赫尔巴德）

沃纳·弗兰克，他们的大儿子

弗里达·弗兰克，他们的女儿

阿克谢尔·弗兰克，他们的小儿子

瑞特，弗兰克家的司机

康拉德·冯·德·赫尔巴德伯爵，莫妮卡的父亲

洛特曼家族

伊萨克·洛特曼医生

汉尼洛尔·洛特曼，伊萨克·洛特曼的妻子

伊娃·洛特曼，伊萨克·洛特曼夫妇的女儿

鲁迪·洛特曼，伊萨克·洛特曼夫妇的儿子

冯·凯塞尔家族

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

海因里希·冯·凯塞尔，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的儿子

盖世太保

托马斯·马赫，盖世太保支队长

克林勒恩督查，托马斯·马赫的上司

莱因霍尔德·瓦格纳

克劳斯·里特尔

冈瑟·施奈德

其 他

赫尔曼·布劳恩，埃里克的好哥们

施瓦布中士，园丁

威廉·伏龙芝，科学家

苏 联

别斯科夫家族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

卡捷琳娜·别斯科娃，其妻

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昵称沃洛佳，他们的儿子

安雅·别斯科娃，他们的女儿

其 他

卓娅·沃洛茨恩特谢夫，科学家

伊利亚·德沃尔金，克格勃官员

莱米托夫上校，沃洛佳的上级

鲍伯罗夫上校，驻西班牙的红军军官

真实的历史人物

拉夫连季·贝利亚，克格勃头子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

西班牙

特蕾莎，文化教员

威尔士

威廉姆斯家族

比利·威廉姆斯，阿伯罗温议员

大卫·威廉姆斯，他的大儿子

凯尔·威廉姆斯，他的小儿子

大卫·威廉姆斯，“外公”

卡拉·威廉姆斯，“外婆”

格里菲斯家族

汤米·格里菲斯，比利·威廉姆斯在政治上的代理人

莱尼·格里菲斯，汤米的儿子

【1】  战时生产局（War Production Board），又称战时生产委员会，是二战时期美国的一个政府机构，于1942年1月16日成立。

【2】  莱奥·齐拉特（Leo Szilard，1898—1964），美国物理学家。二战后，齐拉特不再从事核物理研究，不断主张禁止核战争。1959年，他获得和平应用原子能奖。

【3】  恩里克·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子物理学之父”。193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专门设立了“费米奖”，以表彰为和平利用核能作出贡献的各国科学家。

【4】  从1936年到1944年，纳粹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种族歧视的法案，它们被统称为《种族法》。

【5】  华盛顿红皮（Washington Redskins）是美式橄榄球联盟历史上的老牌劲旅之一，1932年在波士顿成立。

【6】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同盟国部队（盟军）于1942年8月7日和1943年2月9日期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的关键战役，以保护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运输航线，也是日本从战略优势走向劣势的转折点。

【7】  斯坦·劳莱（Stan Laurel，1890—1965）和奥立佛·哈代（Oliver Hardy，1892—1957），是著名的美国喜剧组合。在1927年到1951年的合作中，两人联合参演了107部喜剧电影、短片，名噪一时。

【8】  维希政府（法语：Régime de Vichy），1940年6月德国侵占巴黎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1940年7月政府所在地迁至法国中部的维希（Vichy），故名。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法国解放，维希政权宣告覆灭。

【9】  鲁西永（Roussillon），也被称作“红土城”，位于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10】  《白鲸》（Moby Dick）是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于1851年发表的一部海洋题材的小说。起初，因篇幅太长等原因，并未引起大众注意，在出版70年后，即1920年，这部小说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1】  1941年，英国成立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社会保障计划。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受财政部长阿瑟·格林伍德委托，于第二年提交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

【12】  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1933年初，罗斯福总统上台，赫尔被任命为国务卿，此后全力支持“新政”。赫尔是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国务卿，也是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13】  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首相丘吉尔的副手担任外交大臣，由于他相貌英俊，强烈反绥靖主张，因而在英国深得民心。

【14】  NKVD，指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指其下属的苏联内卫军——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作为苏联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其使命是保卫国家设施和完成苏联内务部担负的其他战勤任务。

【15】  卢比扬卡广场，位于红场东北900米。初建于1480年，在苏联时期，是情报机构的所在地，先后是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的总部。

【16】  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是西南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中的最大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日本侵占，战后转为澳大利亚托管地。

【17】  《宾夕法尼亚6-5000》是诞生于1940年的一首标准的流行摇摆乐。

【18】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英文简称UNRRA，中文简称联总），创立于1943年，发起人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其名称内之“联合国”并非指后来于旧金山组成的联合国组织，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

【19】  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1886—1948），外交家，政治家，生于布拉格。1940年至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

【20】  雅尔塔协定，全称《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了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利益分配问题的秘密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对二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决定了直到今天许多国家的命运与发展方向。

【21】  卢布林，波兰东部的一个省。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纳粹在这里建有庞大的集中营。1944年卢布林被苏军夺取，成为苏联控制的共产波兰国家解放委员会所在地。

【22】  1945年5月8日午夜，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告二战欧洲战场战事结束。英国、美国和法国将这一天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日。

【23】  罗伯特·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著名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1945年主导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24】  诺曼·拉姆齐（Norman F. Ramsey，1915—2011），美国物理学家，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198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研究为核磁共振技术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25】  阿尔伯克基，美国新墨西哥州最大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核能及新能源、宇航、计算工程科研基地。

【26】  瓦利，沃尔特的昵称。

【27】  地中海边的旅游胜地，以终年阳光明媚而著称。

【28】  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s Garrigue Masaryk，1850－1937），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缔造者，开国三元勋之一，也是首任总统，任期为1918年至1935年。

【29】  美国的一个运动品牌，于1916年创立。

【30】  约翰·乔治·海格（John George Haigh，1909-1949），外号“酸浴杀手”，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的连环杀人案凶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边缘 : 全3册 / (英) 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著 ; 陈杰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5

书名原文：Edge of Eternity

ISBN 978-7-5594-0322-3

Ⅰ. ①永… Ⅱ. ①肯… ②陈…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52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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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of Eternity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7-091号

书  名 永恒的边缘

著  者 （英）肯·福莱特

译  者 陈 杰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闵 唯 周奥扬 刘 雨 朱亦红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44.5

字  数 698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322-3

定  价 16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Part 1 高 墙（1961年）

第一章

1961年，一个下雨的星期一，丽贝卡·霍夫曼被秘密警察召了去。

第二章

乔治深情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她那黑巧克力色的皮肤一点都没起皱。“漂亮的黑人不会显老。”黑人妇女们常这么说。

第三章

瓦利·弗兰克在楼上客厅里弹钢琴。为了能让外婆茉黛弹奏，他父亲沃纳经常为这部大尺寸的斯坦威钢琴调音。

第四章

玛丽亚·萨默斯坐在他身边。乔治用对话来掩饰自己的紧张。“那么，你怎么看马丁·路德·金？”

第五章

一大早，坦尼娅·德沃尔金离开了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世界上最冷的城市。她乘坐一架苏联空军的图-16运输机返回三千英里以外的首都莫斯科。

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给外界铁板一块的印象，但事实上，它是个权力的角斗场。

第七章

乔治·杰克斯的心情非常糟。尽管上了石膏，还用悬吊带挂在脖子上，他的胳膊依旧疼得要死。还没开始上班他就失去了梦寐以求的工作。

第八章

德米卡·德沃尔金对二十二岁的自己还是个处男这件事，很难为情。

第九章

乔治·杰克斯带维雷娜·马昆德去赛马俱乐部吃午饭。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俱乐部，而是设在费尔法克斯饭店里的时髦餐厅，肯尼迪家族经常光顾。

第十章

八月，丽贝卡第二次被召到秘密警察总部。她非常害怕，他们已经毁了她的生活。

Part 2 缺 陷（1961—1962年）

第十一章

他一副军人模样：胡子刮得非常干净，头发剃得很短，领带系得很紧，鞋擦得锃亮。“五角大楼方面痛恨种族隔离制度。”他说。

第十二章

“你住的房子真是太炫了。”杜杜·杜瓦对戴夫·威廉姆斯说。戴夫十三岁，打从记事以来就一直住在这里。他打量着一排乔治王朝时代的窗户。“有这么炫吗？”他问。

第十三章

爱欲暂时弥补了他们失去的一切。丽贝卡和伯纳德都失业了。尽管东德急缺教师，但由于秘密警察的阻挠，两人再也没找到活儿干。

Part 3 孤 岛（1962年）

第十四章

瓦伦丁对德米卡意味深长地说过几次：一个接一个地和女人睡觉，是男人年轻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十五章

德米卡神经紧绷，他从来没体验过如此紧张的心情。在进行这个计划之前，德米卡从来不知道压力意味着什么。

第十六章

尼娜被深深地震撼了。和一般的莫斯科家庭比起来，政府公寓无疑要豪华多了。这是像德米卡父亲这样的克格勃高官才有的特权。

第十七章

10月24日，星期三，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乔治从未觉得如此接近死亡。肯尼迪总统把危机状态下所有派得上用场的人都叫了过来。

第十八章

星期五晚上，彼得大街威廉姆斯家的收音机开着。这时，全世界的人都开着收音机，恐惧地等待着最新消息的来临。

第十九章

德米卡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的心狂跳个不停：战争开始了吗？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可活？

第二十章

玛丽亚被一股咖啡香弄醒了，她睁开眼睛。肯尼迪总统正垫着几个枕头，坐在她的身旁。

人物表

美 国

英 国

德 国

波 兰

苏联（俄罗斯）

其他国家

献给所有自由斗士

尤其是芭芭拉

Part 1 高 墙（ 1961年）

第一章

1961年，一个下雨的星期一，丽贝卡·霍夫曼被秘密警察召了去。

这个早晨开始得平平常常。丽贝卡的丈夫汉斯开着他那辆棕色的特拉贝特500 【1】 送她去上班。柏林中心城区优雅的街道仍然留有战时轰炸造成的裂纹，街道边新建的混凝土楼房像无法严丝合缝的假牙，高高低低地矗立着。汉斯一边开车一边想着自己的工作。“法庭为法官、律师、警察和政府服务——却单单忘了罪恶的受害者，”他说，“这一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庭当然更应该为所有人服务。我的同事们似乎没意识到这一点。”汉斯在司法部上班。

“我们结婚差不多快一年了，认识你也有两年了，但我还没见过你的任何一位同事。”丽贝卡说。

“他们会让你生厌的，”汉斯飞快地回答，“他们都是律师。”

“有女同事吗？”

“没有，至少我们部门没有。”汉斯在司法部做管理工作——指派法官，排定审判日程，管理法院大楼。

“可我还是想见见他们。”

汉斯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丽贝卡发现丈夫眼中闪过了熟悉的怒火。他努力克制住了。“我会安排的，”他说，“也许可以找个晚上一起去酒吧。”

汉斯是丽贝卡遇见的第一个能和父亲相提并论的男人。他自信又威严，但总是愿意倾听她的话。他的工作不错——东德有车的人非常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是汉斯不同，他出人意料地和丽贝卡持有同样的政治怀疑论。和她的父亲一样，汉斯高大英俊，穿着体面。他就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男人。

恋爱时丽贝卡只是短暂地怀疑过汉斯一次。他们遭遇了一起轻微的撞车事故。撞上他们那辆车的司机斜着从侧面的街道冲出来，应该负事故的全责。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汉斯却暴怒了。尽管两辆车损失都不大，可他却叫来了警察，出示司法部的工作证使对方的司机因危险驾驶的罪名锒铛入狱。

事后他为自己的失控对丽贝卡道了歉。她被他的眦睚必报吓坏了，几乎要结束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但汉斯却解释说这是工作压力大的缘故，自己平时不是这样。丽贝卡相信了他。她的信任没错——汉斯之后再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当他们约会一年，每逢周末同居了半年的时候，丽贝卡纳闷为什么汉斯迟迟没有对她求婚。他们早已经成人：她二十八岁，他三十三岁。丽贝卡只好开口问汉斯愿不愿意和她结婚。汉斯有些吃惊，但也同意了。

汉斯把车停在她的学校外。学校设在一幢设施良好的现代化大楼内——共产党人对教育非常重视。大楼外面，五六个少年正在树下吸烟。丽贝卡无视他们的注视，亲了亲汉斯的嘴唇，下了车。

男孩们礼貌地和她打了招呼。但在趟过校园里的水塘时，丽贝卡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向她躯体投来的热切目光。

丽贝卡来自一个政治世家。希特勒当政以前，她的外祖父是德国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在东德战后的短暂民主期间，她妈妈曾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市议员。但在东德实行共产党专政的当下，丽贝卡看不到参政有什么前途。于是她把理想放在了教育上面，希望下一代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慈悲和聪慧。

在教职工办公室，丽贝卡看了眼告示板上的非常时期课程表。今天她的课大多是两班大课，两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丽贝卡教的是俄语，但她也必须要教一节英语课。丽贝卡不说英语，但从年已七十却依然矍铄的英国外祖母茉黛那里，她略略学了一点。

这是校方第二次安排丽贝卡上英语课，她开始琢磨课文了。前一次上英语课的时候，她用了美军士兵的传单，那份传单向美国兵讲解了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技巧：学生们觉得传单的内容相当好笑，但从中学到了很多。今天她也许会在黑板上抄一首学生们耳熟能详的英语歌——比如美军电台常放的《扭腰舞》 【2】 ——让学生们将其译成德语。这算不上是常规的英语课，可她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因为半数教师移民去了月薪比东德高三百马克、人民自由的西德，学校里的教师特别短缺。这样做的不只是老师。移居西德的医生，收入能够翻一倍。丽贝卡的妈妈卡拉是东柏林一家大医院的护士长，她正因为医生和护士的短缺而焦头烂额。工人，甚至士兵也一样，缺人是一个全国性的危机。

丽贝卡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扭腰舞》的歌词，试着记住“我的小妹妹”这一段。这时，副校长走进了教师办公室。伯纳德·赫尔德大概是丽贝卡除了自己家人以外最好的朋友。他身材瘦长，是个年过四十的黑发男子，额头上有道青色的疤痕，是他在战争最后时刻坚守施劳弗高地时留下的。他教物理，但和丽贝卡一样对苏联文学有兴趣，两人每周总有几次一起在午餐时吃三明治。“大家听好了，”他说，“我带来了一条坏消息，安塞姆离开了。”

教师们小声交流起来，表情都很惊讶。安塞姆·韦伯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这是成为教导主任的必要条件。但在西德的繁荣和自由面前，韦伯的原则似乎土崩瓦解了。

伯纳德继续说：“在任命新的教导主任前，我将代理这一职务。”丽贝卡和学校其他所有教师都觉得伯纳德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如果做教导主任是完全凭个人能力的话。但因为不愿加入统一社会党——实际的共产党，伯纳德被排除在外。

因为同样的原因，丽贝卡也永远当不上教导主任。安塞姆曾经恳求她入党，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丽贝卡看来，加入统一社会党几乎和住进疯人院一样，假装周围的人都没有疯。

当伯纳德详述非常时期课程安排的时候，丽贝卡琢磨着新的教导主任何时会来。一年之后吗？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没人知道。

在上第一节课前她看了看自己的信箱，里面空空如也，那封信还没有送到。也许邮递员也去西德了吧。

足以改变人生的那封信仍在路上。

她的第一节课是和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讨论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叙事诗《青铜骑士》。当上教师以后，丽贝卡每年都会教这首诗。和以往一样，她引导学生们使用苏联的传统分析法，告诉他们普希金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有效地解决了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冲突。

午饭时，丽贝卡把三明治带到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和伯纳德隔着一张庞大的办公桌相对而坐。她看着架子上放的马克思、列宁及东德共产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廉价陶像。伯纳德发现她在看那些陶像时忍不住笑了起来。“安塞姆太狡猾了，”他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假装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现在却一走了之。”

“你没想过离开这里吗？”丽贝卡问伯纳德，“你离婚了，又没有孩子，毫无束缚。”

伯纳德四处看了看，似乎想知道有没有人在偷听他们的对话：然后他耸了耸肩。“我想过这件事——谁又没想过呢？”他说，“你呢？你爸爸反正也在西德上班，不是吗？”

“是的。他在西柏林有个生产电视机的工厂。但我妈妈坚持要留在这边。她说与其躲避问题，不如解决问题。”

“我见过她，她是个斗士。”

“没错。另外，冯·乌尔里希家已经在这幢房子里住了好几代了。”

“你丈夫呢？”

“他对现在的工作很尽心。”

“所以我不用担心失去你了。很好。”

“伯纳德——”丽贝卡欲言又止。

“说吧。”

“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可以。”

“你是因为妻子有外遇而和她分手的吗？”

伯纳德语塞了，不过他回答了：“是的。”

“你怎么发现的？”

伯纳德后退了一下，露出痛苦的表情。

“你介意我问这个问题吗？”丽贝卡不安地问，“是不是太私人了？”

“我不介意告诉你。”他说，“我找她对质，她承认了。”

“但是什么让你起疑心的呢？”

“许多不起眼的小事——”

丽贝卡打断他的话说：“电话铃响了，你拿起电话，沉默了几秒钟以后，对方把电话挂掉了。”

他点点头。

她接着说：“你的配偶把撕成碎片的纸冲入马桶，周末时常被叫去参加临时召集的会议，晚上还经常花两个小时写些不能让你看的东西。”

“亲爱的，”伯纳德伤感地说，“你不会是在说汉斯吧。”

“他是不是有了个情人？”丽贝卡放下手里的三明治，她没了食欲。“老实说你怎么想。”

“我为你感到难过。”

四个月前，在秋季学期的最后一天，伯纳德吻过她一次。他们说了再见，互道圣诞快乐，他轻轻地抓住她的胳膊，低下头吻了她的嘴唇。丽贝卡让伯纳德再也不要这样做了，她说她仍愿意做他的朋友。一月回到学校以后，两人都装作这件事从未发生过。几个星期后，伯纳德甚至告诉她，他已经和一个与他年纪相当的寡妇在约会了。

丽贝卡不想让他抱有无望的幻想，但伯纳德是除了家人以外她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而丽贝卡还不想让家人因为这件事担心，至少现在不想。“我曾如此确信汉斯爱着我。”说到这，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也爱着他。”

“也许他真的爱你，有些男人只是经不起诱惑罢了。”

丽贝卡不知道汉斯对两人的性生活是否满意。他从未对此有过抱怨，但两人每周仅仅做一次爱，她觉得这对新婚夫妇来说未免太少了一点。“我只想像妈妈那样，有个自己的家庭。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互相爱护。”她说，“我以为我能和汉斯一起拥有这些。”

“也许你仍旧可以，”伯纳德说，“外遇不一定会导致离婚。”

“结婚第一年就有外遇呢？”

“我同意。这的确很糟。”

“我该怎么办？”

“你必须好好问他。他也许会承认，也许会否认，但他会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然后呢？”

“你想怎么办？你会和他离婚吗？”

丽贝卡摇了摇头。“我永远不会离婚。婚姻是一种承诺。不能因为于己无利就不遵守。即便有违自己的心意，也得遵守。这才是它的意义所在。”

“我正做了相反的事。你一定很看不起我。”

“我不会用我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你或者其他人。我只是在谈论我自己。我爱我的丈夫，希望他忠于我。”

伯纳德带着钦佩和遗憾笑了笑。“希望能如你所愿。”

“你是个很好的朋友。”

下午第一节课的铃声响了。丽贝卡站起身，把三明治放回包装纸。她不会再去吃它了，但和大部分经历过战争之苦的人一样，丽贝卡对于把食物扔掉有种恐惧感。她用手帕擦了擦湿湿的眼睛。“谢谢你的倾听。”她说。

“我没能安慰你。”

“不，你做到了。”说完丽贝卡便离开了教导主任的办公室。

去上英语课的时候，丽贝卡才意识到自己没有记完《扭腰舞》的歌词。但长年的教学经验使她能够随机应变。“谁听过一首名叫‘扭腰舞’的歌曲？”一进教室她便大声问。

学生们都听过。

丽贝卡走到黑板前，拿起一个粉笔头。“歌词是什么？”

学生们同声高喊起了歌词。

丽贝卡在黑板上写道：“来吧，宝贝，让我们一起来扭腰。”然后她问：“这句话用德语该怎么说？”

这时她完全忘却了心中的忧愁。

下午课间休息时，丽贝卡在她的收信箱里找到了那封信。她把它带到了教师办公室，拆信前，给自己冲了杯速溶咖啡。看信的时候，她的手一松，杯子掉在地上。

单页纸上印着信头：国家安全部。这是秘密警察的官方称谓，私下里叫斯塔西。信是由一个叫舒尔茨队长的人写来的，这封信命令她到他位于总部的办公室接受质询。

丽贝卡擦干净她洒在地上的饮料，装作没事人一样向同事们道了歉。然后她走进女厕所，把自己关在小隔间里。她想在向人吐露这件事之前好好想想。

东德的所有居民都知道这些人人害怕收到的信。这意味着她做错了什么事——或许只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被暗探注意到了。她从旁人的描述中得知，坚持自己无辜毫无用处。秘密警察的态度，是认定了她在某件事上有错，不然为什么要质询她呢。暗示秘密警察犯错相当于质疑他们的能力，这等于犯下了另一宗罪。

她又看了一遍，发现约定的时间是今天下午五点。

她到底做了什么？毫无疑问，她的家庭背景深受怀疑。她的父亲，沃纳，是个开工厂的资本家，他的工厂位于西柏林，东德政府无法触及。丽贝卡的母亲卡拉是个家喻户晓的社会民主党人。外婆茉黛，则是一名英国伯爵的妹妹。不过当局已经好几年没骚扰过他们家了。丽贝卡本以为，嫁给司法部的官员也许使他们家赢得了当局的认同。情况显然不是如此。

她犯了什么罪吗？她有本乔治·奥威尔的反共寓言《动物农场》，这是禁书。她十五岁的弟弟，瓦利，爱弹吉他，还唱一些诸如《这是你的故土》 【3】 之类的美国歌曲。丽贝卡有时也去西柏林参观抽象画展。而共产党人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校监一样对艺术很保守。

洗手时，丽贝卡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她看上去不是很害怕。她鼻梁高翘，下巴笔挺，还有双坚定的棕色眼眸。她乱蓬蓬的黑色头发一丝不苟地捋到后面。她身材高大，端庄挺拔，有些人觉得她很有压迫感。她可以面对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用一句话让他们安静下来。

但其实她真的很害怕。让她害怕的是，她知道斯塔西什么都做得出来。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们：对他们的抱怨本身就是一项罪名。这让丽贝卡想起了战争结束时候的苏联红军。那时，苏联士兵可以劫掠、强奸、杀害德国民众，并用这种自由肆意施虐。

这天的最后一节课是教授俄语中的被动语态，简直是一团糟。这节课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她当上一名合格的老师以后，上过最糟糕的一堂课。好在学生们能发现并宽容她所犯的错，甚至在她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时给她提示。他们的宽容总算使她挺了过去。放学以后，伯纳德和几个来自教育部的官员聚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多半是讨论如何在半数教师离开的情况下让教学继续下去。丽贝卡不想默不作声地去斯塔西总部，以防他们决定把她扣留在那里。所以她给伯纳德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自己被传召了。

随后丽贝卡搭了辆公共汽车，穿过湿漉漉的街道，前往市郊利希滕贝格区的诺尔曼人大街。

斯塔西总部是幢新建的丑陋办公大楼。它还没完工，停车场上停着推土机，一边的脚手架也没拆。大楼在雨中显得很狰狞，估计在阳光下也好不到哪里去。

进门以后丽贝卡在想，自己还能否从这道门里走出来。

丽贝卡走过开阔的中庭，向前台出示了自己收到的信，然后被护送进电梯上了楼。随着电梯的升高，她感到越来越恐惧。出电梯以后，她踏入了一条墙壁被涂成可怖芥黄色的走廊。然后她被带进一间只有张塑料台面桌子和两把金属椅子的小房间。它充斥着刺激性的油漆味。把她带进房间以后，陪同的人就离开了。

丽贝卡颤抖着独自坐了五分钟。要是抽根烟再来就好了，烟也许能使她镇定下来。她强忍着没哭。

舒尔茨队长进来了。他比丽贝卡年轻一些——她猜他二十五岁左右。舒尔茨队长手中拿着薄薄的一份文件。他坐下来，清了清嗓子，打开文件，然后皱起了眉头。丽贝卡觉得他似乎想让自己显得很重要，心想这会不会是他的第一次讯问。

“你在弗里德里希·恩格尔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任教，是吗？”他问。

“是的。”

“你住在哪儿？”

她回答了他的问题，但觉得迷惑。秘密警察难道不知道她的住址吗？这也许能解释信为什么寄到她的学校而不是家里吧。

丽贝卡不得不说出了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和年龄。“你在对我撒谎！”舒尔茨得胜似的说，“你说你二十九岁，你母亲三十九岁，你母亲怎么可能十岁就生下你呢？”

“我是被收养的。”丽贝卡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而大松了一口气，“我的生父生母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被炸死了，一颗炸弹直接击中了我们家的房子。”那时她十三岁。红军的炸弹落在柏林，整个城市一片废墟。失去了父母的丽贝卡独自一人，又害怕又彷徨。身为一个丰满的青少年，她差点被一群苏联士兵挑出来强奸。幸亏卡拉自愿献身，挽救了她。但这段可怕的经历却使她对性事感到犹豫而紧张。如果汉斯没能得到满足的话，丽贝卡觉得必定是自己的错。

她浑身一震，想把这段记忆从头脑里驱走。“卡拉·弗兰克从苏联人那里……”丽贝卡及时终止了自己的陈述。即便东德的女人都知道发生在1945年的可怕事实，共产党人就是不承认苏联红军士兵犯过强奸的罪行。“卡拉救了我。”丽贝卡略过了容易引发争论的细节，“之后，她和沃纳合法收养了我。”

舒尔茨队长把每句话都记了下来。文件上没有太多的东西，丽贝卡心想，但肯定写着些情况。如果舒尔茨对丽贝卡的家人知之甚少的话，让他感兴趣的又会是什么事呢？

“你是个英语教师吗？”舒尔茨队长问。

“不是，我教的是俄语。”

“你又撒谎了。”

“我没撒谎，之前我也没撒谎。”丽贝卡干脆地说。她吃惊地发现自己正在以挑战的语气跟一个秘密警察的队长说话。她已经没有刚才那般害怕了。也许这是种有勇无谋的表现。舒尔茨队长也许年轻又没经验，她告诉自己，可他依然有能力毁了丽贝卡的生活。“我的专业是苏联语言文学。”丽贝卡一边说，一边试着对舒尔茨队长友善地笑了笑，“我在学校里是俄语教研组组长。但我们学校有一半教师去了西边。所以在课程安排上必须做一些改变。上一周，我上了两节英语课。”

“看，我没说错吧！而你在课上用美国人的宣传毒害了孩子们的思想。”

“老天，”丽贝卡呻吟道，“你是说给美军士兵的建议吗？”

舒尔茨队长拿着一张写了几段话的纸读了起来。“上面写着：‘记住，在东德没有言论自由可言。’这难道不是美国人的口号吗？”

“我向学生们解释过了，美国人对前马克思时期的自由的理解非常肤浅，”她说，“我想你的线人肯定没提到这点。”丽贝卡想知道这个告密者是谁。应该是个学生，或者是某个听说了授课内容的家长。斯塔西的探子比纳粹的还要多。

“建议中还有这样一条：‘在东德，不要找警察问路。和美国的警察不同，他们不会帮你的。’对这你怎么说？”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丽贝卡问，“还没成年的时候，你敢找Vopo询问去最近的地铁站怎么走吗？”Vopo是Volkspolizei的缩写，也就是东德的警察。

“难道你找不到更适合于教孩子的教材了吗？”

“你怎么不自己来我们学校上节英语课试试？”

“我不会说英语！”

“我也不会！”丽贝卡喊道。她马上为自己提高嗓音后悔了。但舒尔茨并没有动怒。事实上他似乎有点被吓住了，他确实没什么经验。但丽贝卡不该大意的。“我也不会。”她的声音轻了一些。“于是我只能就地取材，把任何能拿到的英语材料当教材用。”这时候一定要表现得很谦恭，她想。“我显然犯下了一个错误。队长，我感到非常抱歉。”

“你看上去像是个聪明女人。”他说。

她眯缝起眼睛。这会是个陷阱吗？“谢谢你的赞扬。”她不卑不亢地说。

“我们需要聪明人，尤其是女人。”

丽贝卡被他说得摸不着头脑。“你指什么？”

“睁大眼睛，看看周围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个国家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丽贝卡大吃一惊。过了一会儿，她怀疑地问：“你是要我做斯塔西的线人吗？”

“这是项于国有益的重要工作，”他说，“在青少年形成世界观的学校里，这项工作尤为重要。”

“我明白。”丽贝卡明白的是眼前这个年轻的秘密警察犯了个错误。他调查了她的工作情况，但对她那个臭名昭著的家庭完全一无所知。如果知道丽贝卡家庭背景的话，舒尔茨绝不会想和她有半点瓜葛了。

不难想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霍夫曼”是个非常常见的姓氏，“丽贝卡”这个名字也普普通通。菜鸟警察很可能调查了另一个丽贝卡·霍夫曼的背景资料。

舒尔茨又说：“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完完全全地诚实尽忠。”

这番自相矛盾的言论差点让丽贝卡发笑。“诚实尽忠？”她重复了一遍，“监视朋友算是诚实尽忠吗？”

“当然，”舒尔茨似乎没意识到其中的讽刺，“给我们当线人还有不少好处，”他压低声音说，“你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无须现在决定。回家好好想想，但别和任何人讨论。这事显然必须保密。”

“这是自然。”丽贝卡开始感到有些释然。舒尔茨很快会发现丽贝卡不适合承担线人的工作，收回这项提议。但那时他就很难以资产阶级鼓吹者的罪名控告丽贝卡了。她也许可以毫发无损地逃过这一劫。

舒尔茨站起身，丽贝卡跟在后面。斯塔西总部之行就这样顺利结束了吗？真是难以置信了。

他礼貌地为她敞开门，陪着她走进芥黄色的走廊。五六个秘密警察站在电梯门边，起劲地谈论着什么。其中一个身影看上去非常熟稔：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略微有些驼背，身上穿着件丽贝卡再熟悉不过的浅灰色法兰绒西装。她一边走向电梯，一边难以理解地盯着那个身影。

是她的丈夫汉斯。

汉斯为什么会在这里？她先是害怕地以为汉斯也是来接受审讯的。但从他们站着的姿态来看，她马上意识到汉斯不可能是送到这里的嫌疑犯。

那他是什么人呢？她的心害怕得“扑腾、扑腾”直跳，可她在怕些什么呢？

也许司法部的工作需要他时不时地上这来一趟，她心里想。这时她听见有个人对汉斯说：“中尉，恕我直言……”她没有听清那人又说了些什么。中尉？公务员可不会有什么军衔——除非他们在警察部门……

这时汉斯看见了丽贝卡。

丽贝卡看透了他的表情，男人很容易看穿。首先他困惑地皱起了眉，像是在不相应的地方遇见了熟人一样，比如在图书馆里看见一颗萝卜。证实了的确是丽贝卡以后，他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嘴巴也微微地张开了一条缝。然而最让丽贝卡最受打击的却是汉斯接下来的表情：他仿佛蒙受了耻辱似的脸颊通红，眼神带着明显的罪恶感从她身上挪开。

丽贝卡沉默了很长时间，想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在困惑中试探着招呼了一声，“下午好，霍夫曼中尉。”

舒尔茨的表情又惊讶又恐惧。“你认识中尉吗？”

“我和他相当熟悉，”她产生了一个可怕的疑问，但尽力维持着镇静，“我开始想，他是不是监视我有一段时间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不是吗？

“真的吗？”舒尔茨蠢蠢地问。

丽贝卡死死地盯着汉斯，想知道他对她的猜测有何反应，希望他付之一笑，说出一个她可以接受的解释。汉斯的嘴巴张着，似乎想说些什么，但丽贝卡能看得出他并没打算说真话。她看到的是一个绝望地圆谎，却什么都说不出来的男人。

舒尔茨快哭了。“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丽贝卡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汉斯，她说：“我是汉斯的妻子。”

汉斯的表情又变了，当罪恶感转化为怒火以后，他一脸狂怒的神情。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但不是对丽贝卡说的。“给我闭嘴，舒尔茨。”他说。

丽贝卡知道，自己的世界在转瞬之间坍塌了。

舒尔茨非常吃惊。他没理会汉斯的警告，而是开口问丽贝卡，“你真的是那位霍夫曼夫人吗？”

汉斯火气越来越大地跑到舒尔茨面前，满是肌肉的右拳击中了舒尔茨的面部。年轻人踉跄着往后退，嘴唇流血了。“你这个该死的王八蛋，”汉斯说，“你毁了我整整两年艰辛的卧底工作。”

丽贝卡轻声地自言自语着：“莫名其妙的电话，突然的紧急会议，撕碎的纸条……”汉斯没有什么情人。

但比有情人更糟。

丽贝卡精神恍惚，但她知道这是个机会，她可以趁其他人都不明所以，还来不及说谎编故事前查出真相。她努力维持专注，冷冷地问：“汉斯，你娶我就是为了监视我吗？”

他盯着她，并不回答。

舒尔茨转过身，踉踉跄跄地沿着走廊往前走。汉斯说：“抓住他。”电梯来了，丽贝卡在汉斯喊出下一句话前走进电梯：“逮捕那个傻瓜，把他扔进号子。”他转身想对她说话，但电梯门关上了，她按下了前往底层的按钮。

丽贝卡穿过天井，因为泪水而视线模糊。没人上来跟她说话：痛哭不止的人在这显然太常见了。她穿过大雨滂沱的停车场，找到了去公共汽车站的路。

丽贝卡的婚姻是场骗局。这让她无法接受。她爱他，和他睡觉，嫁给他，而他却一直都在欺骗她。不忠也许会被认为是一时的犯错，但汉斯却从认识她的那刻起就一直在对她撒谎。他一定是为了监视她才开始同她约会的。

汉斯无疑根本没想过要娶她。原本他只是想以调情为手段登堂入室，但这场骗局过于顺利了。当丽贝卡向他求婚的时候，他肯定非常震惊。也许他被迫做过选择：在拒绝丽贝卡并放弃监视，和娶她并继续监视之间。他的上司也许命令他要娶她为妻。她怎么会被欺骗得如此彻底呢？

一辆公共汽车停在丽贝卡面前，她上了车，目光投向低处，坐到了后排，然后用双手捂住脸。

丽贝卡回想起他们约会时候的事情。当她提起阻断她之前恋情的话题时——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她的反共思想，和卡拉的亲近——汉斯都给出了恰如其分的回复。这让她觉得两人奇迹般地志趣相投。丽贝卡从来没想到过，汉斯只是在她眼前演了一场戏。

公共汽车在废墟和新建的楼之间穿梭，朝米特区的中心地带驶去。丽贝卡试着思考未来，但脑子里翻来覆去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她想起他们婚礼那天，蜜月以及婚后的第一个年头，现在想来都是汉斯做的戏而已。他偷走了丽贝卡生命中整整两个年头。想到这里，丽贝卡非常生气，不禁停止了哭泣。

她回忆起自己向汉斯求婚的那个晚上。那时，他们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的人民公园里闲逛，在童话喷泉前的石雕乌龟前停住脚步。丽贝卡穿着一条海军蓝的裙子，最适合她的颜色。汉斯穿着一件新的花呢外套：尽管东德是片时尚的荒漠，他还是设法搞到了一件像样的服装。在汉斯的怀抱里，丽贝卡觉得安全而且被珍视。她想要一个能够共度一生的男人，汉斯就是这个人。“汉斯，我们结婚吧。”丽贝卡笑着说。汉斯吻了吻她，回答说：“这主意非常棒！”

我是个傻瓜，她恼火地想，一个愚蠢的傻瓜。

有件事得到了解释。汉斯从未想过要个孩子。他说他首先想晋升一级，有个自己的家。婚礼前汉斯从未提到过这点，考虑到两人二十九和三十四岁的年纪，丽贝卡觉得非常吃惊。现在她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了。

下车的时候，她感到非常愤怒。她飞快地在风雨中行走，很快便到达了自己所住的高大的连栋房屋。从玄关打开的门往前厅看，母亲正和战后曾经同为社会民主党市议员的海因里希·冯·凯塞尔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丽贝卡没有说话，飞快地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十二岁的妹妹莉莉正在餐桌旁做作业。客厅里传来钢琴的声音：弟弟瓦利正在弹一首蓝调乐曲。丽贝卡上了楼，径直走向她和汉斯使用的两个房间。

走进房间以后，丽贝卡首先看到的是汉斯搭建的模型。汉斯用整整一年的时间用火柴和胶水搭了一座等比例的勃兰登堡门。所有汉斯认识的人都省下了自己的供给火柴。模型快要完工了，放在房间中央的小桌上。他已经搭好了中间的圆拱和两侧的基柱，正致力于雕琢城门顶端的四马二轮战车，这是整个搭建中最难的一部分。

汉斯肯定早已生厌了，丽贝卡苦涩地想。搭建这扇城门无疑是为了奉命和他不爱的女人共度夜晚的消遣。他们的婚姻和这个模型一样，是对真实事物的拙劣模仿。

她走到窗前，看着雨中的景物。不一会儿，一辆棕色的特拉班500停在路旁，汉斯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怎么敢现在来这呢？

丽贝卡不顾被风刮进来的雨水，打开窗户大喊：“快给我滚开！”

汉斯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停住脚步，抬头向上仰望。

丽贝卡注意到身边的地板上放着一双汉斯的鞋。这双鞋是汉斯找的一个老鞋匠手工制作的。她拿起只鞋，把鞋扔向汉斯。尽管他躲了，鞋还是击中了他的头顶。

“你这个疯婆娘！”汉斯喊道。

瓦利和莉莉走进房间。他们站在门边，盯着成年的姐姐，就好像她变成了一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很可能，她是变了。

“你是因为斯塔西的命令才和我结婚的，”丽贝卡朝窗外大喊，“你说谁才是疯子？”她扔下另一只鞋子，但没有砸中。

莉莉吃惊地问：“你们在干什么啊？”

瓦利偷笑着说：“这可真是疯狂！”

两位过路人停下脚步，看着这场闹剧。有个邻居出现在自己家的门口，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汉斯狠狠地瞪着这些人。他是个自负的人，在众人面前遭到戏弄让他很恼火。

丽贝卡看着周围，在找一件可以扔他的东西。她的视线落在用火柴搭建的勃兰登堡门模型上。

模型粘在一块夹板上。丽贝卡拿起模型。模型非常重，不过她能把它举起来。

瓦利惊呼一声：“哇！”

丽贝卡把模型拿到窗前。

汉斯大喊：“那是我的东西，你怎么敢这样！”

丽贝卡把夹板底座放在窗框上。“你这个斯塔西走狗，你毁了我的人生！”她朝着汉斯大喊。

一个旁观的女人在噼里啪啦的雨声中发出奚落的笑声。汉斯愤怒地满脸通红，他看着四周，想知道谁在笑他，但他没找到奚落他的那个女人。对汉斯来说，没有比遭人嘲弄更糟的事情了。

他咆哮道：“臭娘们，把那个放回去，我用了整整一年才搭成那样的。”

“我对我们的婚姻也尽心尽力了整整一年。”丽贝卡一边说一边举起模型。

汉斯狂叫道：“我命令你，把我的模型放下来！”

丽贝卡把模型捧到窗外，放开了手。

模型在空中翻转，夹板转到上面，四马二轮战车落在了下方。丽贝卡觉得，模型的落地似乎用了很长时间，时空像是在这一刻停滞了一样。过了好一会儿，模型才伴着纸被揉碎一样的声音落在地上。它炸裂开了，火柴四处飞溅，有的落在湿滑的马路上，有的卡在了石头缝里。夹板平躺在地，夹板上的一切瞬间消失于无形之中。

汉斯久久地瞪着路面上的破碎模型，嘴巴震惊地大张着。

他镇定下来，用手指指着丽贝卡。“你给我听好了，”那冰冷的声音让丽贝卡突然觉得非常害怕，“我告诉你，你会为此而后悔的。”他说，“我发了誓，一定要让你和你的家人们余生都为此而后悔。”

接着，他跳上车，开走了。

第二章

早饭时，乔治·杰克斯吃了母亲给他做的蓝莓薄饼，还有配着谷物的培根。“如果全都吃下去，我就能去练重量级摔跤了。”乔治重达一百七十磅，是哈佛大学摔跤队的中量级选手。

“放开吃，只是别再去练什么摔跤了，”他母亲杰姬说，“我养你这么大不是让你去当一个可笑的傻子的。”她坐在餐桌的另一边，正在往碗里倒玉米片。

杰姬知道，乔治可不是个傻子。他正要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他刚参加了学校的毕业考试，必定能顺利通过。现在他正在母亲在华盛顿边缘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的不大的家里。“我想保持体形，”他说，“也许我应该找个高中摔跤队当教练。”

“这倒值得一做。”

乔治深情地看着自己的母亲。他知道，母亲曾经非常漂亮——他看见过杰姬·杰克斯还是个青少年时，立志当上电影明星那会的照片。现在杰姬看上去依然非常年轻：她那黑巧克力色的皮肤一点都没起皱。“漂亮的黑人不会显老。”黑人妇女们常这么说。但老照片里那张开怀大笑的大嘴，现在则嘴角下倾，显示出一股坚定的决心。杰姬没能成为一位女演员。或许这是因为她从未获得过机会——本来就少量的黑人女性角色一般都提供给肤色浅一些的美女。但这条路真正终止的原因还是她十六岁时就怀上了乔治。乔治六岁以前，她们住在联合车站背后的一间小房子里，而她在一家餐馆做女仆，饱尝艰辛，那段时间她一下子苍老了不少。她也教给了乔治对勤奋、教育和受人尊重的渴望。

乔治对母亲说：“妈妈，我爱你，但我还是要参加自由之行运动 【4】 。”

杰姬不赞同地噘起嘴。“你已经二十五岁了，”她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这可不行，我以往做过的每个重要决定都是和你讨论以后得出的，今后多半也会如此。”

“你可没都依我。”

“是的。但你依然是我遇见过的最聪明的人，连哈佛大学的老师和同学都没你聪明。”

“你现在是在讨好我。”尽管嘴硬，但乔治知道母亲其实非常开心。

“妈妈，最高法院已经裁决在跨州的公共汽车和公车站上进行种族隔离是违宪的——但那些南方佬就是目无法纪，我们必须对此做些什么。”

“你觉得自由之行运动会有多大帮助呢？”

“我们将在华盛顿上车，然后向南前进——我们将坐在前排座位，使用白人专用的候车室，到白人专用的饭店吃饭，白人提出反对时我们会告诉他们法律在我们一边，他们才是麻烦制造者和罪犯。”

“儿子，我知道你是对的，道理你不说我也明白。我知道宪法规定了什么。但你觉得后果会是如何呢？”

“我猜我们迟早会被捕。接着会有审判，我们会在全世界的人面前进行抗辩。”

杰姬摇了摇头：“真要那么容易脱身就好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在特权阶层长大的，”杰姬说，“至少六岁你父亲认了你以后，你就生活得非常优越。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有色人种是怎样生活的。”

“真希望你没这样说。”乔治被刺痛了，黑人社会活动家也常这么说他，这让他非常苦恼。“有个供我学习的富爷爷没有蒙蔽住我的眼睛，我知道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着些什么。”

“那你就应该知道被捕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如果情况变得更糟会怎么办呢？”

乔治知道母亲说得对。自由之行运动所承担的风险可能比坐牢更糟。但他希望能说服母亲。“我已经上过消极抵抗的课程了。”他说。所有自由之行的参加者都是从有经验的民权活动积极分子中挑选出来的，都经历过包括角色扮演在内的特殊训练课程。“一个扮作南方乡巴佬的白人把我叫作黑鬼，他推我攘我，拽着我的大腿把我拖出房间——尽管我一只手就能把他扔到窗外，但我没有作任何抵抗。”

“这个白人是谁？”

“一个民权活动者。”

“这和实际情况完全是两码事。”

“当然不是真的，他只是在扮演他的角色。”

“好吧。”但从语调看，乔治知道母亲说的是相反的意思。

“妈妈，肯定会没事的。”

“我不再多说了。你还想吃点烤薄饼吗？”

“你看看我，”乔治说，“马海毛的西服，窄版的领带，头发剪得这么短，皮鞋擦得可以当镜子用，你觉得怎么样？”乔治通常都穿得很体面，但自由之行运动者的穿着尤其需要令人尊敬。

“如果不算那只花椰菜一样的耳朵，你看上去棒极了。”乔治的右耳在摔跤时被摔得变形了。

“谁会想伤害这么一个优雅的黑人男孩啊？”

“你根本不知道，”杰姬突然生起气来，“那些南方佬，他们——”乔治惊慌地发现母亲眼中含泪。“老天，我只是在害怕他们会杀了你。”

乔治把手伸过桌子，抓住母亲的手。“妈妈，我发誓我会小心的。”

她用围裙擦干了眼睛。为了让母亲高兴，乔治吃了些培根，但他实际一点胃口都没有。尽管装得很平静，乔治其实非常焦虑。他的母亲并没有夸大其词，有些民权活动家以很可能引发暴力为由反对进行自由之行运动。

“你坐车得花很长时间。”杰姬说。

“从这里到新奥尔良需要十三天。每天晚上我们会停车开会休整。”

“你带什么书去读？”

“圣雄甘地的自传。”乔治觉得他还应该对甘地多了解一些，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抵抗策略启发了很多人。

杰姬从冰箱顶上拿下一本书。“这是本畅销小说，你也许会觉得它很有趣。”

母子俩经常会换书看。杰姬的父亲在黑人学院当文学教授，她打小就很喜欢读书。尽管书中的英雄都是些白人，但杰姬在乔治小时候就跟他一起读过鲍勃西双胞胎和哈代兄弟的故事。现在母子俩经常会交换各自喜欢的书。乔治接过这本书，发现书的外面包着透明的塑料书封，就知道这本书是从当地的社区图书馆借来的。《杀死一只知更鸟》，他读了书名，“是刚得到普利策奖的那本书，对吗？”

“故事的背景就设在你要去的阿拉巴马州。”

“谢谢你。”

过了一会儿，他吻了吻母亲，和她道了别，手拿小行李箱离开了家，坐上了前往华盛顿的公共汽车。在华盛顿市中心的灰狗长途车站下车时，一小群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已聚集在车站附近的咖啡店。乔治在培训课上认识了他们中的几个人。他们年纪跨度很大，男女都有，除了黑人之外，还有些白人。积极分子中除了自由之行运动的参与者以外，还有种族平等大会的组织者，几个来自黑人报刊的记者，以及一小部分民权运动的支持者。组织者决定把这些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将离开长途车站走到街对面，他们既没标语牌也没有摄像机，整个活动必须确保非常低调。

乔治和同是法律系学生的约瑟夫·乌戈打了个招呼。乔 【5】 是个有着一双湛蓝色眼睛的白人青年。两人一起组织了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抵制伍尔沃斯便利餐馆的运动。伍尔沃斯便利餐馆在大多数州都是各种族混用的，但在南方实行与公共汽车类似的种族隔离制度。约瑟夫总有办法在正面冲突前失踪。乔治把乔看成一个心怀善意，但事到临头却决心不够的懦夫。“约瑟夫，你和我们一起去吗？”乔治尽量不流露出怀疑的语气来。

乔摇了摇头。“我只是来祝你们好运的。”他吸着一根白色过滤嘴的薄荷醇长烟，焦躁不安地用烟敲打着锡制烟灰缸的边缘。

“不去真是太可惜了。你不就是来自南方的吗？”

“我来自阿拉巴马的伯明翰。”

“他们肯定把我们称为外来的搅局者，公共汽车上有个证明他们错了的南方人会非常有用。”

“我不能去，我有别的事要办。”

乔治没有向约瑟夫施压。他本人也非常害怕。如果细思起此行的危险性来，他或许会劝自己也别去了。他看了看周围的同行者，欣喜地在他们中间看见了民权运动中最激进的团体：学生非暴力委员会的创始会员，来自神学系的约翰·刘易斯。

他们的领导人让大家集中注意力，对媒体发表了简短的声明。讲到一半时，乔治看到一个穿着褶皱西服的四十岁白人男子走进了咖啡店。这个男人体态发胖，面露醉意，长相比较英俊。他看上去像是个搭长途汽车的乘客，没人对他多加注意。他坐在乔治身旁，用一条胳膊搂了搂乔治，草草地给了他一个拥抱。

来人是乔治的父亲格雷格·别斯科夫参议员。

华盛顿的圈内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但这个秘密从没被公开过。格雷格不是有此类秘密的唯一政治家。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也在给家里女仆生的女儿付大学学费：据传那个女孩是瑟蒙德参议员的私生女——但这不妨碍他当个偏激的种族分离主义者。格雷格出现在六岁乔治面前的时候，他让乔治叫他格雷格叔叔，两人一直没找到更为委婉的称呼。

格雷格是个靠不住的自私男人，但却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怀着乔治。青少年时期的乔治曾长时间地和父亲怄气，最后却还是接受了他。毕竟，有半个父亲比完全没有父亲要好一些。

“乔治，”格雷格轻声说，“我为你担心。”

“你和妈妈完全一样。”

“她是怎么说的？”

“她认为南方的种族主义者会把我们全给杀了。”

“我觉得不会发生这种事，但你会丢掉饭碗。”

“伦肖先生说了些什么吗？”

“没有，他还不知道这件事，但你一被捕他马上就会知道。”

来自布法罗的伦肖是格雷格儿时的伙伴，目前是华盛顿一家很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去年夏天格雷格安排乔治去伦肖的事务所打暑期工。父子俩希望，乔治毕业以后能在这个律师事务所里谋得一个职位。这将是一个伟大的变革：乔治将是律师事务所除清洁工外第一位黑人职员。

乔治带着丝怒气地说：“参加自由之行并不违法乱纪，我们正努力坚持执法。种族分离主义者才是罪犯。我本期望伦肖这样的律师能理解。”

“他理解。但是他也不会雇一个惹上警察的人。就算你是白人也一样。”

“可我们站在法律正义的这一边啊！”

“生活中没有公平可言。你的学生时代已经结束了——欢迎来到现实世界。”

组织人的发言到了尾声，他大声疾呼：“各位，拿上你们的车票，检查一下各自的包，准备出发了。”

乔治站起身。

格雷格问：“我没能说服你，是吗？”

他的表情如此凄凉，乔治真想就此屈服，但他无法这样做。“不行，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说。

“那你千万要小心。”

乔治很感动。“我很幸运，有为我担心的人。”他说，“我会小心的。”

格雷格捏了捏乔治的胳膊，悄悄走开了。

乔治和其他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在购票窗前排成一列，购买了前往新奥尔良的车票。他走向蓝灰相间的长途汽车，把手提箱交给搬运员，由搬运员放进了车上的行李箱。汽车侧面画着长途汽车公司的灰狗标志和公司的口号：“乘我们的汽车非常舒适……开车让我们来就好。”乔治上了车。

一个运动组织者把他引到了前排附近的座位，其他的人被安排坐在人种混合区。司机对参加自由之行运动的人没有多加注意，其他乘客也只是微微有些好奇。乔治打开母亲给他的小说，开始读第一行。

没一会儿，运动组织者把一个女孩带到乔治身边的座位。他高兴地对女孩点了点头。乔治见过她几次，很喜欢她。女孩的名字叫玛丽亚·萨默斯。玛丽亚穿着淡灰色的高领毛衣和宽下摆的连衣裙，打扮得非常得体。她的肤色和乔治的母亲一样黑，长着一只可爱的扁平鼻子，她的嘴唇非常性感，常会使乔治产生想吻的欲望。乔治知道她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读书，和他一样即将毕业，所以他们的年龄应该很接近。乔治觉得除了聪明以外，玛丽亚一定还是个极具意志力的人：作为一个黑人和女人，仍能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这种地方读书。

司机开动长途汽车时，乔治合起了书。玛丽亚低下头，看着小说的标题说：“是《杀死一只知更鸟》啊，去年夏天我就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是阿拉巴马州的州政府所在地。“你在那儿干吗？”乔治问。

“我爸爸是个律师，他的一个客户起诉了阿拉巴马州的州政府。假期时我为爸爸工作。”

“你们赢了吗？”

“没赢。你继续看吧，别被我打扰了。”

“没关系，书什么时候都能看。但长途车能碰上美女邻座的机会能有多少啊？”

“我真是服了你了。”她说，“有人警告过我，你油嘴滑舌。”

“想听的话，我可以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说来听听。”

“我很真诚的。”

她笑了。乔治说：“千万别说出去，这会坏了我的名声的。”

公共汽车穿越波托马克河，沿着一号公路进入弗吉尼亚州。“乔治，你已经进入南方了，”玛丽亚说，“你害怕了吗？”

“当然害怕。”

“我也是。”

高速公路笔直狭窄，穿越春色青葱的树林。他们经过了很多小镇，那里有很多无事可干的人，会停下脚步看着长途汽车驶过。乔治没怎么往窗外看，一直在和玛丽亚交谈。她告诉他，她在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里长大，爷爷是个传教士。乔治说他去教堂只是为了让妈妈高兴，玛丽亚承认自己也一样。聊着聊着，长途汽车不觉已经开出了五十英里，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

在进入弗雷德里克斯堡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小镇后，自由之行运动的参与者立刻安静下来。在这里，白人仍具有极高的统治地位。灰狗长途的终点站位于两座红砖白门的教堂之间，但这里可不像是讲求基督精神的首善之地。长途汽车停下时，乔治看见了厕所，吃惊地发现厕所门上并没有“白人专用”或“黑人专用”的标志。

乘客们走下长途车，在炽热的阳光下眯缝起眼睛。走近了看，乔治发现厕所门上还留有浅显的印记，推测门上的种族隔离标志想必是不久之前才去除的。

行动的参与者们还是展开了行动。首先，一个白人行动组织者走进了位于车站后部显然只对黑人开放的肮脏厕所。他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但这只是计划中容易的部分。出发前，乔治誓言要做个打破种族隔离制度的黑人。“看我的。”对玛丽亚说完，他便朝粉刷一新的、“白人专用”的标志刚刚被去除的厕所走去。

厕所里只有一位梳理大背头的白人青年。他从镜子里看了乔治一眼，但什么也没说。乔治害怕得尿都尿不出，但他不能这就离开，于是到洗手池边洗了下手。年轻人离开以后，一个老头走进厕所，进了个小隔间。乔治在纸巾筒里拿了纸擦干了手。实在找不到别的事情可做，他这才离开了厕所。

其他人都在等他。他耸耸肩：“没发生任何冲突。没人阻止我，也没人说三道四。”

玛丽亚说：“我在柜台上要了罐可乐，女营业员二话没说就卖给我一罐。我想这里一定有人不希望惹麻烦。”

“抵达新奥尔良之前会一直都这样吗？”乔治问，“他们会不会装做没发生任何事？等我们走了以后，却又重新树起种族隔离的标志？那不就就是无意义的吗？”

“别担心。”玛丽亚说，“我见过阿拉巴马州的官员。依我看，他们可没这么聪明！”

第三章

瓦利·弗兰克在楼上客厅里弹钢琴。为了能让外婆茉黛弹奏，瓦利的父亲沃纳经常为这部大尺寸的斯坦威钢琴调音。瓦利记得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唱片《昏乱蓝调》的曲谱，这首乐曲是C调的，相对比较好弹。

外祖母茉黛正在读《柏林日报》上的讣告栏。茉黛已经七十多了，但仍然身板笔直，腰身苗条，穿着条深蓝色的开司米裙子。“这类音乐你弹得相当好，”她仍看着报纸，没有抬头，“除了绿眼睛外，你也继承了我的听觉。你的外祖父沃尔特就一直学不会弹拉格泰姆，我教了他好几次，但总是教不会。愿他的灵魂安息。顺便说一句，你的名字就取自于他。”

“您还会弹拉格泰姆？”瓦利吃惊地问，“过去我只听您弹过古典音乐啊！”

“你妈妈出生不久，是拉格泰姆让我们一家不至于饿死。那时，我在柏林一家名叫夜生活的夜总会弹奏拉格泰姆，一晚上能挣数十亿马克，不过这点钱只够买点面包。有时客人会塞点外币给我，两个美元能让家里过上一周舒坦日子。”

“喔。”瓦利没想到满头银发的外祖母年轻时候竟然会去夜总会弹钢琴赚小费。

瓦利的妹妹走进房间。莉莉比瓦利小了快三岁，近来瓦利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和莉莉相处了。从记事起，他就把她看成一个麻烦，一个像小男孩但比小男孩更蠢的小不点。但最近，莉莉不知为何变得敏感了。更麻烦的是，她的一些朋友已经开始长出了乳房。

瓦利拿起自己的吉他从钢琴旁走开。吉他是瓦利一年前在西柏林的典当店里买的。这把吉他也许是哪个美国兵作为抵押放在那儿的，却一直没去赎回。尽管这把马丁牌的吉他非常便宜，但瓦利把它视为珍宝。他觉得店主和美军士兵都没意识到这把吉他的价值。

“听这首歌。”说着他开始一边弹吉他，一边唱起了英语歌词的巴哈马歌曲《我的苦难》。瓦利是从一家西方电台学会的，这首歌在美国民谣圈里广为传颂。曲调中的和弦使这首歌非常伤感，而瓦利对自己轻拨慢挑的指法非常自得。一曲终了，外婆茉黛放下报纸，抬头看了他一眼，用英语对他说：“亲爱的瓦利，你的英语口语真是太糟糕了。”

“很抱歉。”

茉黛改用德语说：“但唱功还不错。”

“谢谢你，”瓦利侧身问莉莉，“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有点枯燥，”她说，“也许再听几次我会喜欢上它的。”

“这可不太好，”他说，“今晚我要去‘民谣歌手’夜总会弹这首曲子。”夜总会在西柏林的库福斯坦恩大街。

莉莉对他刮目相看，“你要在民谣歌手夜总会演奏吗？”

“今天比较特殊，那里会有个比赛，任何人都能上台表演。优胜者能得到在夜总会驻唱的资格。”

“我不知道夜总会里还有这样的事。”

“的确很少见，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了。”

外婆茉黛问：“你还没到进夜总会的年龄吧。”

“是没到，但是我已经进去过。”

莉莉说：“瓦利看上去比较老成。”

“哦。”

莉莉问：“你从没当众演出过，你不会紧张吗？”

“当然紧张了。”

“你应该唱些快乐点的歌曲。”

“我想你说得对。”

“《这是你的故土》怎么样？我喜欢这一首。”

瓦利弹奏起来，莉莉和声演唱。

兄妹俩弹琴演唱的时候，大姐丽贝卡走进客厅。瓦利很崇拜她。战后那会，父母忙于工作养家，经常把瓦利和莉莉交给丽贝卡带。她像是他们的另一个母亲，但远没有卡拉那么严厉。

而且她还那么有胆量！瓦利亲眼目睹了丽贝卡把丈夫的火柴模型扔出窗外的那一幕。瓦利从来都不喜欢汉斯，暗地里对他的离开感到开心。

邻居们对丽贝卡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一个秘密警察议论纷纷。瓦利在学校里一下子变得显眼了，之前没人觉得弗兰克一家有什么特殊的。女孩们猜测弗兰克家近一年的所言所行也许都被报告给了警察，她们沉迷于这个想法。

尽管丽贝卡是他的姐姐，瓦利很清楚她的美。她体态丰腴，长着张兼具善良和力量的美丽脸蛋。但现在她却看上去像死人似的。瓦利停止弹唱：“姐姐，你怎么了？”

“我被解雇了。”她说。

外婆茉黛放下手中的报纸。

“天哪，”瓦利说，“你们学校的男生都说你教得最好！”

“我知道。”

“为什么要解雇你？”

“我想这是汉斯的报复。”

瓦利回想起汉斯看见模型碎成一地时的反应。看到几千根火柴撒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汉斯在雨里气急败坏地冲丽贝卡大喊，“你会为此而后悔的！”瓦利本以为那是虚张声势，但细想一下，秘密警察的官员的确有能力实施这样的威胁。“我发誓，一定要让你和你的家人们余生都为此而后悔。”想到自己也是威胁的一部分，瓦利禁不住浑身一颤。

外婆茉黛问：“学校不是教师紧缺吗？”

“伯纳德·赫尔德急得直跳脚，”丽贝卡说，“但命令是上面下来的。”

莉莉问：“你准备怎么办？”

“再找一份工作。应该不难。伯纳德给我写了一份评价很高的保证函。东德所有学校都缺教师，很多人都跑到西边去了。”

“你也应该过去。”莉莉说。

“我们一家都应该搬过去。”瓦利说。

“你们应该很清楚，妈妈不会搬。”丽贝卡说，“她总是说，我们应该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

瓦利的父亲走了进来，穿着件带背心的深蓝色西装，古板但优雅。外婆茉黛说：“沃纳，亲爱的。晚上好。丽贝卡需要喝上一杯，她刚被学校解雇了。”茉黛经常怂恿人喝酒，那样她自己也能喝上一杯。

“我知道，”沃纳简明扼要地说，“我已经和她谈过了。”

沃纳的情绪不太好，他很少这样态度恶劣地和自己打小就很崇拜的岳母说话。瓦利很想知道父亲受了什么打击。

他很快就知道了。

“瓦利，到我的书房来，”父亲说，“我有话跟你说。”说完，他率先走过客厅旁的双开门，走进旁边一个被他当作家庭办公室的小隔间。瓦利跟着父亲走了进去。沃纳坐到书桌后面的椅子上，瓦利知道此刻自己必须站着。“一个月前我们说过吸烟的事情。”沃纳说。

瓦利立刻感到很内疚。他最开始抽烟是为了显得老成一些，但他逐渐喜欢上了抽烟，现在已经成了习惯了。

“你答应要戒烟的。”父亲说。

在瓦利看来，抽不抽烟是自己的自由，父亲无权干涉。

“你戒了吗？”沃纳问他。

“戒了。”他撒了谎。

“你知道香烟是什么味吗？”

“我想我应该戒了。”他迟疑地说。

“我一走进客厅，就闻到里面满是你的烟味。”

现在瓦利觉得自己蠢极了。他撒了一个幼稚的谎。这让他对父亲生起气来。

“所以我知道你还没戒烟。”

“既然你知道，为什么还要问呢？”瓦利很讨厌自己声音里流露出的任性。

“我希望你能说实话。”

“你想让我出丑。”

“随你怎么想。你的口袋里一定有包烟吧。”

“是的。”

“把烟放在我的书桌上。”

瓦利从裤子口袋里拿出包烟，生气地把烟扔在桌子上。他的父亲拿起烟，把烟随意地扔进了抽屉。这是包西德买来的鸿运烟，不是东德劣质的F6烟，这包烟还没抽几根呢！

“接下来这个月的晚上你哪里都不准去，”沃纳对他说，“至少这样你就不能去弹班卓琴和吸烟的酒吧了。”

瓦利腹部突然因为恐惧而一阵痉挛。他努力维持镇静。“那不是班卓琴，我弹的是吉他。我不可能在家里待上一整个月！”

“别任性了，照我说的做！”

“好吧，”瓦利孤注一掷地说，“但得从明天晚上开始。”

“即时生效，不容反对。”

“今晚我还要去民谣歌手夜总会呢！”

“我想让你远离的正是这种地方。”

老头儿太不通情理了！“从明天开始的这个月，我保证每天晚上都待在家，你看这样行吗？”

“你不能想什么时候关禁闭就什么时候关禁闭。关禁闭就是要让你得到个教训，让你知道事事不是都遂你所愿的。”

听父亲的语气，他是不会改变决心的。但瓦利气疯了，他横下心来说，“你完全不明白，今晚我是去那参加比赛的——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才不会为了让你玩班卓琴而推迟处罚呢！”

“这叫吉他！老蠢蛋，我再告诉你一次，这叫吉他！”瓦利气急败坏地冲父亲大喊，暴风般冲了出去。

旁边房间里，听见了父子俩整个对话的三个女人吃惊地看着瓦利。丽贝卡惊叫道：“哦，瓦利……”

瓦利拿起吉他离开了房间。

凭着一股怒气冲下楼时，瓦利完全没去想接下来要干什么，但看到大门以后他就打定了主意。他拿着吉他走出去，重重地关上了门。

楼上一扇窗户被人重重推开，瓦利听见父亲在楼上喊：“听见没，快给我回来！现在就回来，不然你的麻烦就更大了！”

瓦利不管不顾地继续朝前走。

开始瓦利只是很生气，但过了会儿他觉得一阵欣喜。他公然违抗了父亲，而且把他叫作老蠢蛋！他一边想一边踏着轻快的步伐向西走。不过很快他又愁起来了，不知这件事会如何收场。父亲一定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他要他的孩子们和雇员们都唯他是从，容不得半点反抗。他该怎么办呢？瓦利已经大了，沃纳已经有两三年没打过他了。今晚沃纳本想把他关在家里，却被他逃掉了。有时父亲会威胁让他休学，去他的厂子里上班，但瓦利却觉得老头只是在说说而已。沃纳是不会让他这个混小子在自己宝贵的工厂里晃悠的。不管怎样，瓦利确定老头肯定有治他的办法。

他走的这条街在东柏林和西柏林的交界处有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角落里，三个东德警察正一边闲晃一边抽烟。他们有权拦住任何通过那条隐形边界的人，但他们不可能拦住所有人，因为为了拿到货真价实的西德马克，而从东德到西德去上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沃纳就是一个在东西德之间往返上班的人，但他赚的不是工资，而是利润。瓦利每周至少过去一次，他经常和朋友一起去西德的电影院看有暴力和情色镜头的美国电影，比东德电影院的教条电影有趣多了。

事实上东德警察只拦一些可疑的人。比如一家全体跨越边境，或是父母带着孩子：这些人显然带有永久离开东德的嫌疑，尤其是带着行李箱的。东德警察喜欢骚扰的另一个群体就是年轻人，尤其是那些穿戴西化的青年人。许多东德的小年轻加入了反对正统的团体：得克萨斯匪帮、牛仔裤帮派、埃尔维斯·普莱斯利鉴赏会，以及其他一些团体。他们和警察互相憎恨。

瓦利穿着一条纯黑色的裤子，一件白色的T恤衫和一件棕色的风衣。他觉得自己看起来很酷，不像帮派里的小流氓，而有些像詹姆斯·迪恩。但瓦利觉得吉他会让他很显眼——吉他在东德警察眼中是“没文化的美国人”的标志，比超人漫画还要糟。

他穿过路口，试图不去看东德警察。通过眼角的余光，他发现一个警察正在盯着他看，但好在这个警察没有让他停步。瓦利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自由世界。

瓦利乘坐沿蒂尔加登公园南边行驶的电车抵达了库福斯坦恩大街。瓦利觉得西柏林最好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女孩都穿长筒袜。

瓦利朝民谣歌手夜总会走去，它就在库福斯坦恩大街旁边一条小巷的地下室里，出售度数不高的啤酒和法兰克福香肠。他来得早了，但这里已经挤满了人。瓦利和年轻的夜总会老板豪斯曼寒暄了几句，把名字写在参赛者名单上。他没被问年龄就买到了一瓶啤酒。这里的很多男孩都带着吉他，一些女孩和几个年纪大一些的人也都带着吉他。

一小时后，比赛正式开始。每组选手表演两首曲目。一些参赛者刚学会吉他，只能弹奏简单的曲调。但瓦利始料未及的是，几个吉他手演奏得比他还好。大部分人都打扮成他们模仿的美国歌手。三个小伙子把自己打扮成“金斯顿三重唱 【6】 ”的模样，唱起了《汤姆·杜利》。一个留着黑长发的姑娘和一个吉他手模仿琼·贝兹 【7】 唱起了《日升之屋》 【8】 ，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一对穿着灯芯绒裤子的年长歌手站起身，在钢琴的伴奏下唱起《农民在游行》 【9】 。这是首民谣，但不是观众们想听的那种。他们已经过气了，只得到了一些零星的带有讽刺意味的欢呼声。

当瓦利越来越不耐烦地等待自己出场的时候，一个漂亮姑娘朝他走了过来。经常有这种事发生。瓦利觉得自己长得有一点怪，他颧骨很高，有双杏仁状的眼睛，好像他有一半日本人的血统似的。但他很受女孩们的欢迎。姑娘告诉他自己叫卡罗琳，看上去像是比瓦利大一两岁。她的长发中分，露出一个漂亮的鹅蛋脸。起先瓦利觉得卡罗琳和其他参加比赛的女歌手没有什么区别，但她的灿烂笑容让他心旷神怡。卡罗琳说：“我原本想让哥哥弹吉他伴奏，和他一起参赛，但他让我失望了——我想你应该不介意和我一起组队吧？”

瓦利本想一口拒绝。他已经准备好了两首歌，其中没有一首是二重唱。但卡罗琳很吸引人，他想找个理由和她再聊会儿。“我们得排练才行。”他迟疑地说。

“我们可以出去排练。你想唱什么歌？”

“我准备了《我的苦难》 【10】 和《这是你的故土》。”

“《再跳一支舞》怎么样？”

瓦利没弹奏过这首歌，但他知道这首歌的旋律，而且这首歌很好弹。“我从来没想过弹这种轻松的曲子。”他说。

“观众会喜欢的。你可以演唱男声部分，就是男主人公让女主人公回到生病丈夫身边的那一部分，接着我会唱‘就再跳一曲吧’，之后我们一起合唱最后一句歌词。”

“我们试试吧。”

两人一起走出夜总会。夏天刚刚来临，天还没有全黑。瓦利和卡罗琳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开始排练起来。他们配合得很不错，瓦利对最后那一句的演绎给曲子添了一份和谐。

卡罗琳的女低音让瓦利觉得非常兴奋，他建议选一首悲伤的歌曲压轴作为对比。卡罗琳觉得《我的苦难》太消沉了一些，提议选择节奏舒缓些的《都是我的错》 【11】 。合作完一次以后，瓦利觉得完美到让自己汗毛竖起。

一个正要进入夜总会的美国兵笑着用英语对他们说：“我的天啊，如假包换的鲍勃西双胞胎。”

卡罗琳笑着对瓦利说：“我想我们真的很像——头发中分，眼睛又都是绿色的。话说回来，鲍勃西双胞胎是谁啊？”

瓦利还没注意到卡罗琳眼睛的颜色，他对卡罗琳注意到了他眼睛的颜色感到高兴。“我没听说过他们。”瓦利说。

“尽管如此，这名字听上去很适合二重唱组合。和埃弗里兄弟组合一样。”

“我们需要起名吗？”

“赢了就要起名。”

“好，我们先回去吧，快到我们了。”

“提醒你一件事，”卡罗琳说，“演唱《再跳一支舞》的时候，我们要时不时地看对方一眼，脸上一直要挂着笑容。”

“没问题。”

“要像恋人似的，你懂了吗？这样在台上才吸引人。”

“好的。”像对女朋友那样对卡罗琳笑应该不难。

夜总会里，一个金发女孩正在拿着吉他弹唱《货运列车》 【12】 。她没卡罗琳漂亮，但非常能打动人。紧接着，一个指法精良的吉他手弹奏了一首难度很高的蓝调。随后，丹尼·豪斯曼叫到了瓦利的名字。

面对观众以后，瓦利感到非常紧张。多数吉他手都在吉他上装上了漂亮的背带，瓦利却从没想过买一根，只是在吉他上绑了根绳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现在，他突然好想也要一根。

卡罗琳对台下观众说：“晚上好，我们是鲍勃西双胞胎。”

瓦利弹了个音符，开始演唱，发现自己不再在乎背带的事了。这首曲子是一首华尔兹，瓦利弹奏得很活泼。卡罗琳的角色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娼妇，瓦利则是个不知变通的普鲁士中尉。

观众们在台下笑个不停。

瓦利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夜总会里只有一百来个人，观众们也只是集体性地笑一笑。但这种感觉却是瓦利从来没有过的，略微有点像第一次吐烟圈时的那种刺激。

观众们又笑了几次。一曲终了，他们用力鼓起掌来。

瓦利觉得这让他更喜欢了。

“观众爱我们！”卡罗琳激动地轻声说。

瓦利开始演奏《都是我的错》，他接连几次猛拉琴弦，以加重七分音符的戏剧性的效果，观众们安静了下来。卡罗琳改变了演唱方式，化身为一个沉沦的绝望女人。瓦利观察着观众们的反应。没人在说话。一个女人噙着泪水，瓦利觉得她大概有类似卡罗琳扮演角色的遭遇吧。

观众们的凝神关注比方才的笑声更让瓦利感动。

一曲结束，观众鼓掌欢呼，叫嚷着让他们再来一曲。

规则是每组选手只能唱两首歌，所以瓦利和卡罗琳只好下了台，豪斯曼却让他们重新上台。瓦利和卡罗琳没有排练过别的歌曲，两人不知所措地对视了一眼。瓦利问卡罗琳：“你知道《这是你的故土》这首歌吗？”卡罗琳点了点头。

观众的参与让卡罗琳的嗓音更加响亮，瓦利被她的嗓音震撼了。他用高音为她和声，两人的演唱盖过了观众们的欢呼。

下台以后，瓦利觉得非常兴奋。卡罗琳的眼里闪着光。“我们真的很棒！”她说，“你比我哥哥强。”

瓦利问卡罗琳：“你有烟吗？”

两人吸着烟，一起坐着观看接下来长达一个小时的比赛。“我觉得我们是最棒的。”瓦利说。

卡罗琳比瓦利谨慎一些。“观众们很喜欢演唱《货运列车》的那个金发女孩。”她说。

结果宣布了。

瓦利和卡罗琳的鲍勃西双胞胎组合获得了第二名。

获胜的是长得像琼·贝兹的姑娘。

瓦利很生气。“她几乎不会弹琴。”他说。

卡罗琳非常理性。“人们热爱琼·贝兹。”

人慢慢开始散了，瓦利和卡罗琳随着人流朝门口走去，瓦利觉得怅然若失。快走到门口时，丹尼·豪斯曼叫住了他们。豪斯曼看上去二十岁出头，穿着时髦的休闲服，翻领黑毛衣和牛仔裤。“下周一你们能来唱半个小时吗？”他问。

瓦利惊讶得说不出话，卡罗琳的反应却很快：“当然可以。”

“可赢的是模仿琼·贝兹的那个人啊。”说完，瓦利不禁想：我为什么争论？

丹尼说：“你们能让观众保持高兴，可不止是一两个观众。你们准备的歌够表演一场吗？”

瓦利再一次犹豫了，卡罗琳又插话了。“到周一时我们会准备好的。”她说。

瓦利想起父亲准备对他宵禁一整个月，但他决定不提这件事。

“谢谢你们。”丹尼说，“你们唱八点半的早场，但七点半就要来。”

他们兴高采烈地走在灯火通明的街上。瓦利不知该如何应对父亲，但又乐观地觉得事情到时候一定会迎刃而解的。

没想到卡罗琳和他一样也住在东柏林。他们坐上一辆公共汽车，开始谈论起下周要唱的歌。两人都会的民谣有很多。

下了公共汽车，他们朝公园走去。卡罗琳皱起眉头说：“后面的那个人。”瓦利回头，发现二三十米后有个戴帽子的男人，边走路边抽烟。“他怎么了？”

“他刚才在民谣歌手夜总会吗？”

尽管瓦利瞪着他，戴着帽子的男人却一直不和他对视。“应该不是。”瓦利说，“你喜欢埃弗里兄弟组合 【13】 吗？”

“当然！”

瓦利一边走，一边用脖子上的吉他弹起了《我只会做梦》 【14】 的旋律。卡罗琳热情地应合着。两人唱着这首歌穿过了公园。随后瓦利又弹起了查克·巴里 【15】 的《回到美国》。

两人尽情地引吭高歌。唱到“我们真幸运生活在美国”时，卡罗琳突然停下脚步，“嘘”了一声。瓦利意识到他们已经来到了交界线上，发现三个东德警察正在路灯下不怀好意地看着他们。

瓦利立刻闭上了嘴，只希望他们停止得还算来得及。

三个警察中有一个是警察队长，他把目光看向了瓦利身后。瓦利向后瞥了一眼，看见戴帽子的男人敷衍地点了点头。警察队长朝瓦利和卡罗琳上前一步。“证件。”戴着帽子的男人拿出一只对讲机，说了些什么。

瓦利皱起眉头。卡罗琳的直觉很对，他们果然被跟踪了。

他意识到汉斯很可能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

他真的可能这么小心眼，报复心强吗？

是的，他可能。

队长看了看瓦利的身份证说：“你才十五岁，不能这么晚还在外面晃。”

瓦利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头，他知道跟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

队长看过卡罗琳的身份证，问：“你都十七岁了，怎么还跟小男孩混在一起？”

这话让瓦利想起了和父亲的争吵。“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他生气地说。

队长没理他。“你可以跟我约会，”他对卡罗琳说，“我才是真正的男人。”另外两个东德警察会意地笑了。

卡罗琳没说话，队长得寸进尺。“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你一定是疯了。”卡罗琳静静地说。

队长被激怒了。“你真是太无理了。”他说。瓦利发现很多男人有这个倾向。如果女孩对他们不予理睬，他们会十分狂躁。如果搭理了他们，他们又会把这看成是一种鼓励。这让女孩子该怎么办呢？

卡罗琳说：“请把身份证还给我。”

队长问：“你是处女吗？”

卡罗琳脸红了。

另两个警察又一次窃笑着。“应该把女人是否是个处女写在身份证上。”队长说。

“够了吧。”瓦利说。

“我对处女很温柔的。”

瓦利气坏了。“这身制服没有给你纠缠女孩的权力。”

“真是这样吗？”队长就是不把身份证件还给他们。

一辆棕色的特拉贝特500停了在一旁，汉斯·霍夫曼从车上下来了。瓦利开始感到恐惧。怎么会惹上这么大的麻烦啊？他只是在公园里唱唱歌而已啊！

汉斯走上前说：“把你挂在脖子上的东西给我看。”

瓦利鼓起勇气问：“为什么要给你看？”

“我怀疑你用这把吉他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偷运到东德。快把它给我！”

尽管很害怕，但把这把吉他视为宝物的瓦利不肯就范。“如果不给呢？”他问，“你要把我逮起来吗？”

队长用左手的手掌揉了揉右手的关节。

汉斯说：“是的，最终会这样。”

瓦利的勇气用尽了。他摘下吉他，把吉他递给汉斯。

汉斯拿着吉他猛击琴弦几下，做出一副要弹的样子，用英语唱道：“你只是条丧家犬。”一边的东德警察歇斯底里地狂笑着。

东德警察似乎也在听流行音乐台。

汉斯把手探到琴弦下，试着在音孔里摸出些什么来。

“注意点！”瓦利说。

“砰”的一声，弹出E调的琴弦绷断了。

“这是件脆弱的乐器。”瓦利绝望地说。

汉斯的摸索被琴弦阻挡了。他问：“谁有刀？”

队长把手伸进外套，从内袋里拿出一把宽刃的刀——瓦利肯定这把刀不是警察局的标准配备。

汉斯试图用刀把琴弦割断，但琴弦比他料想得牢固得多。他设法割断了弹出B调和G调的琴弦，可无法割断更牢固的几根。

“里面什么都不可能有，”瓦利求情道，“掂掂分量你就知道了。”

汉斯笑着看了看他，用刀锋在琴桥旁的共鸣板上指了指。

刀锋直接捅进了木头里，瓦利痛苦地大叫一声。

汉斯对瓦利的反应感到很高兴，他重复着这个动作，让吉他变得千疮百孔。在表面变得脆弱后，琴弦拖动着琴桥和周围的木头从吉他上脱落。汉斯撬开剩余的木头，显露出来的内里像个空棺材。

“没有反共宣传品。”汉斯说，“恭喜你——你是清白的。”他把毁掉的吉他还给瓦利。瓦利接过了它。

队长坏笑着把身份证还给他们。

卡罗琳拽着瓦利的胳膊，把他拉走了。“来吧。”她轻声说，“咱们离开这儿。”

瓦利任由卡罗琳拽着他的手。他不停地哭，根本看不清自己要去的地方。

第四章

1961年5月14日，星期天，乔治·杰克斯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坐上一辆灰狗长途车，这天正好是母亲节。

他神经紧绷。

玛丽亚·萨默斯坐在他身边。两人总是坐在一起。这渐渐成为了一个惯例，所有人都假设着乔治身边的空位是留给玛丽亚的。

乔治用对话来掩饰自己的紧张。“那么，你怎么看马丁·路德·金？”

金是南方最重要民权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主席。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亚特兰大一家黑人开的餐馆里见到了他。

“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玛丽亚说。

乔治却没有如此确定。“他说自由之行运动意义重大，可他却没有和我们一起坐车。”

“换位思考。”玛丽亚理智地说，“他是另外一个民权组织的带头人。将军不可能去当别人军队里的脚夫。”

玛丽亚确实冰雪聪明，乔治就没从这个角度看过问题。

乔治几乎要爱上她了。他极其渴望和玛丽亚独处的机会，但他们寄住在一些很有声望的黑人家庭，他们中大部分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允许家中的客房被当作接吻的地方。尽管玛丽亚魅力四射，但她只不过坐在乔治身边和他说笑而已。她从来没有做过表明想要和他超出朋友关系的肢体动作：她没有碰过乔治的胳膊，没有牵着乔治的手和他一起下长途车，更没在集体活动时挨紧过他。玛丽亚从没和乔治调过情。虽然已经二十五岁了，但她很可能还是个处女。

“你和金聊了很长时间。”乔治说。

“如果他不是个牧师的话，我还以为他对我感兴趣呢！”她说。

乔治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就算是牧师，对如此耀眼的玛丽亚动心也并不为怪。他觉得她还不太懂男人。“我和他也聊了一会儿。”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乔治犹豫了。吓着他的正是马丁·路德·金的一席话。他决定告诉玛丽亚：她有权知道。“他说我们熬不过阿拉巴马。”

玛丽亚愣住了：“他真这样说了吗？”

“他确实这样说了。”

现在他们两个都吓坏了。长途汽车缓缓地开出了汽车站。

最初几天，乔治担心自由之行运动太过平静。在公共汽车上，白人乘客丝毫不介意黑人坐在他们的座位上，有时甚至还会和黑人们一起唱歌。当运动的参与者们扯掉车站上“白人专用”及“有色人种专用”的字样时，也没人加以阻拦。一些市镇甚至自行涂掉了这些字样。乔治担心种族隔离主义者想到了绝妙的对策。没有麻烦就意味着没有宣传效果。他们甚至在白人专用的餐厅里得到了上好的服务。每天晚上他们走下长途车，不受干扰地开会，通常是在教堂。开完会后，他们在支持者的家中过夜。但乔治觉得，一旦他们走了以后，那些文字又会被恢复，种族隔离的阴云又将卷土重来。自由之行运动就是在浪费时间。

真是惊人的讽刺。从记事起，乔治就时不时地被表示他是个下等人的言辞激怒和受伤，虽然有时候是间接的表述，但却堂而皇之。他比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白人都聪明，比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白人更有礼貌，穿着更好，但却被整日只知道喝酒或者给汽车加油的愚蠢抑或懒惰的白人看不起。以前每当他走进商店，餐厅，或是外出寻找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寻思自己是不是会因为肤色原因而被忽视或者被对方驱赶。他常常为此而感到羞耻。但现在，他却反而为没碰到这种遭遇而感到有几分失望。

与此同时，白宫乱了阵脚。运动开始后的第三天，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乔治亚州立大学发表演讲，表示要加强南方的公民权利。三天以后，他的总统哥哥却与他背道而驰，撤回了对两项民权法案的支持。

种族隔离者会这样赢吗？乔治不禁想。避免直接对抗，然后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并不是这样的。平和的状态维持了仅仅四天。

在运动的第五天，一位成员因为强调自己也有雇人擦鞋的权利而被关进了牢房。

暴力冲突在第六天爆发了。

被打的是学习神学的约翰·路易斯。他在南卡罗来纳洛克山的白人厕所遭到了几个暴徒的袭击。路易斯任由对方踢打没有还手。乔治没有看到冲突场面，这也许是件好事，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路易斯甘地般的自制力。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乔治看到了这次冲突的简短报道，但几乎被艾伦·谢泼德 【16】 ——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完全盖过了。这让乔治非常失望。谁会在乎一个被打的黑人呢？他辛酸地想。不到一个月之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刚刚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俄国人在载人航天飞行上胜过了美国人一筹。美国白人能遨游太空，美国黑人却连厕所都不允许进。

在亚特兰大走下长途车时，自由之行运动的成员们受到了一些人的热烈欢迎。乔治的热情又恢复了。

但这只是乔治亚州的情况，现在他们正在前往阿拉巴马。

“金为什么说我们熬不过阿拉巴马？”玛丽亚问。

“有传言说三K党在伯明翰筹划着什么，”乔治阴沉地说，“很显然联邦调查局知道这件事，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当地的警察呢？”

“警察就是三K党员。”

“那两个人呢？”玛丽亚朝走道另一边后面那排上的两个男人甩了甩头。

乔治回头看了眼坐在那里的两个胖胖的白种男人。“他们怎么了？”

“你没觉得有警察的气息吗？”乔治明白了玛丽亚指的是什么，“你认为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吗？”

“他们的衣服很寒酸，不像是联邦调查局出来的人。我猜他们是阿拉巴马高速公路巡逻队的便衣警察。”

乔治大为震撼：“你怎么这么聪明？”

“我妈妈一直逼我吃蔬菜，爸爸又在美国暴徒最为集中的芝加哥当律师，那里可是流氓匪徒之都。”

“那么你觉得他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们不是来保卫我们的公民权的，你觉得呢？”

乔治望向窗外，看见一个标识牌上写着“欢迎进入阿拉巴马”。他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一点，太阳高挂在湛蓝的天空中。要是死在今天，也算挺美好的。他想。玛丽亚想投身政界或是公益事务。“抗议者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改变世界格局的终将是政府。”玛丽亚说。乔治想了一会儿，不知自己是不是同意这句话。玛丽亚曾经到白宫的新闻办公室应聘，并得到了面试机会，但并没有成功。“华盛顿不雇佣黑人律师，”她愤愤不平地对乔治说，“我也许会去芝加哥，在爸爸的法律事务所工作。”

乔治的过道对面坐着一个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中年妇女，她的膝盖上放着个白色大手提袋。乔治笑着对她说：“这天气坐车真好！”

“我去伯明翰看女儿。”尽管乔治没问，她还是说道。

“真是太棒了，我是乔治·杰克斯。”

“我是科拉·琼斯。琼斯是夫姓。我女儿的预产期还有一周。”

“是头胎吗？”

“第三个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说你这个外祖母可真是太年轻了。”

女人神情愉快地说：“我四十九岁了。”

“真想不到！”一辆灰狗长途闪着灯从另一个方向开了过来，运动成员所乘的长途车慢慢停了下来。一个白人走到乔治所在这辆车的驾驶座的车窗旁边，乔治听见他对司机说：“安尼斯顿的长途车站聚集了一大群人。”司机对来人说了些话，但乔治没听清。“小心点。”窗边的男子说。

他们所乘的车又出发了。

“一大群人是什么意思？”玛丽亚焦虑地问，“可能是二十几个人，也可能是一千来人；可能是欢迎我们的群众，也可能是充满愤怒的暴徒。他为什么不多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呢？”

乔治觉得玛丽亚刻意用愤怒遮掩着自己的恐惧。

他回想起母亲的话：“我只是怕他们会杀了你。”参加运动的一些人声称自己愿意为自由的事业而选择去死，乔治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成为名烈士。他还有许多事想要去做，比如和玛丽亚睡觉。

不一会儿，他们到了安尼斯顿。它看起来和别的南方小镇别无二致：低矮的房子，棋盘似的街道，又脏又热。路边站满了人，就好像要举行一场游行。许多人都盛装打扮，女人戴着帽子，孩子们梳洗一新，无疑刚去过教堂。“他们是想看到什么？长着角的人吗？”乔治问，“我们终于到这了，伙计们，真正的北方黑人，打扮体面。”尽管只有玛丽亚能听见他的话，但他却像是在对马路两边的围观者发表演说似的。“我们是来这收缴你们的枪，教你们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但首先我想问一问，这里的白人女孩通常在哪儿游泳啊？”

玛丽亚咯咯直笑。“如果听见了你的话，他们肯定不知道你是在开玩笑。”

乔治不是在开玩笑。这和在墓地吹口哨一样，只是在给自己壮胆而已。

长途车开进了车站，里面奇怪地一个人也没有。车站大楼似乎关着并上了锁。乔治觉得这里的气氛非常诡异。

司机打开了长途车的门。

乔治根本没看清暴徒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突然之间围住了车。他们都是些白种男人，有的穿着工作服，有的穿着礼拜的西服。他们拿着棒球棍，金属管和长长的铁链，并朝车上大喊。大多数都很幼稚，但乔治也听到了一些诸如“希特勒万岁”之类的充满恨意的口号。

乔治站起身，他的第一直觉就是关上公共汽车的门。但那两个男人，玛丽亚觉得他们像是公路巡警，出手比他更快，他们快步上前关上了车门。也许他们是来保护我们的，乔治心想。但也许他们只是在保护他们自己吧。

乔治朝周围的几扇车窗外望去。外面一个警察都没有。当地警察这么可能不知道有一群武装暴徒聚集在车站上呢？毫无疑问，这里的警察必定和三K党是沆瀣一气的。

没一会儿，暴徒们用携带的武器开始袭击。他们用链条和铁橇敲击着车厢，声音十分刺耳。玻璃窗被砸破了，琼斯夫人惊恐地大叫起来。司机启动汽车，但一名暴徒躺在了车前。乔治觉得司机也许会开车从那人身上轧过去，但他却熄火了。

一块石头穿过了车窗并，玻璃碎了，乔治觉得面颊像被蜜蜂咬了下似的刺痛。他的脸被一块玻璃碴划了道。玛丽亚坐在窗边：她的处境很危险。乔治拉住她的胳膊，把她拽向自己。“蹲在过道里。”他朝玛丽亚大嚷。

一个手指上戴着铜套的男人狞笑着把拳头伸进琼斯夫人身边的车窗。“和我一起趴下来！”玛丽亚把琼斯夫人拉到地上，用肩膀护住年老的夫人。

吼声越来越大。“该死的共产分子！”暴徒们尖叫着，“你们这群懦夫！”

玛丽亚说：“乔治，快猫下腰！”

乔治不想在这群暴徒面前表现懦弱。

噪声突然消失了。对车厢的敲击告一段落，也没有玻璃被打碎了。乔治看见外面有个警察。

也该是时候了。他想。

警察挥着警棍，但和手指上戴有铜套的男人说话很和气。

乔治发现又来了三个警察。他们让人群平静下来，但让乔治气愤的是，他们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好像这群人并没有违法似的。他们和闹事者们闲聊着，看起来像是朋友。

两个公路巡警靠在各自的椅子上，看上去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乔治猜测这两个人原本只是来监视他们的，没想到会成为群体暴力的受害者。他们被迫和自由之行运动的参与者一起自卫。经过了这么一出以后，他们也许会用全新的视角看问题。

长途车发动了。乔治看见一个警察在挡风玻璃前清走暴徒，另一个警察正在指引司机往前开。在车站外，一辆警车在长途车前把它带上了开往城外的路。

乔治的感觉好了些。“我想我们逃过这一劫了。”他说。

玛丽亚站起身，显然没有受伤。她从乔治的西装胸前的口袋里抽出一块手帕，轻轻地帮他擦了擦脸。白色的手帕上立刻染上了红色的血渍。“一条狰狞的小伤口。”玛丽亚说。

“没事，我死不了。”

“不过你不会像以前那么英俊了。”

“我英俊吗？”

“你曾经很英俊，但现在……”

平静没有维持多久。乔治瞥见一长排小货车和轿车跟在长途车后面。他呻吟一声。“我们还没逃过这一劫。”他说。

玛丽亚说：“我们在华盛顿上车前，我记得你跟一个白人小伙子说话。”

“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约瑟夫·乌戈，你为什么会提到他？”乔治问。

“我想我在车站的人群中看到了那家伙。”

“不可能，他是我们这边的，你一定搞错了。”但乔治记得，乌戈的确来自阿拉巴马。

玛丽亚说：“他有一对凸出的蓝色眼珠。”

“如果他是暴徒之一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一直假借支持民权运动的名义在监视我们。但他不该是那种告密者啊！”

“你确定吗？”

乔治再次看了看身后。

警车在小镇的边界折转，但其他车辆却没有。

车上的暴徒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声音盖过了汽车的引擎声。

在远郊202高速公路一段车辆很少的直道上，两辆车超过了长途车，然后降速下来，迫使长途车司机刹车。长途车司机试图越过这两辆车，但两辆车一左一右卡在车前，挡住了长途车的超车路线。

科拉·琼斯脸色刷白，不停在抖，像抓着救生圈一样紧紧地抓着白色的塑料手提袋。乔治说：“琼斯夫人，很抱歉把你卷进来。”

“我也很抱歉。”她回答道。

前面两辆车最终停在路旁，长途车超越了它们。但噩梦并没有结束，车队仍然紧随在后。没过多久，乔治听见了一声熟悉的炸裂声，长途车的车身开始摇晃起来，乔治意识到轮胎爆了。司机减慢车速，在路边的一个杂货店边停下了。乔治看了看店牌：福赛斯之家。

司机跳下长途车。乔治听见司机咕哝一声：“怎么爆了两个？”接着他走进杂货店，多半是打电话求助去了。

乔治如同弓弦般紧绷，爆一个胎也许是意外，爆两个就是埋伏了。跟在后面的车果然停了下来。穿着礼拜日西服的十几个白人从车上涌了下来。他们大声咒骂着，挥舞着武器，气势汹汹扑面而来。看到他们的脸充满恨意地扭曲着，乔治的腹部收紧了。他总算明白为何母亲提到南方的白人时泛着泪花了。

领头的是先前在汽车站拿着铁橇敲碎车窗玻璃的少年。跟在后面的那个人试图走上客车。那两个白人乘客中的一个站在台阶上方，拿出一把左轮手枪。玛丽亚的猜测没错，这两个人果然是公路管理局的便衣。入侵者往后退去，便衣警察锁上车门。

乔治觉得这也许是个错误。如果运动参与者需要赶紧下车的时候怎么办呢？车外的人开始摇动汽车，像是要把长途车推翻似的。他们一边摇一边高声喊：“杀死黑鬼，杀死黑鬼！”车上的女乘客们尖叫一片。玛丽亚紧抱着乔治。如果不是面临着生命危险，乔治一定会乐坏的。

乔治看见两个穿着制服的公路巡警朝这边走了过来，心中一下子腾起了希望。但让他发怒的是，这两个巡警并没有约束这群暴徒。他看了眼车上的两个便衣：他们的表情充满了恐惧和愚蠢。显然这两个巡警并不认识他们的卧底同事。阿拉巴马高速公路巡警队显然和这些种族主义者一样，毫无组织纪律。乔治焦虑地思考着解救玛丽亚和自己的方法。下车逃跑？躺在地上？还是抢过便衣的枪射杀几个白人呢？这些选择看起来都比什么都不做要糟。

他满怀怒火地看着窗外那两个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的巡警。该死的！他们都是些警察啊！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如果不能维护法律的话，他们为何要穿上这身制服呢？

接着他看见了约瑟夫·乌戈。肯定不会弄错：乔治看见了那对再熟悉不过的凸出的蓝色眼珠。乌戈走到一个巡警身边，对巡警说了些什么。说完后两个人都笑了。

他是个该死的密探！

如果能活着离开这里，乔治心想，我会让这浑蛋后悔的。

外面的人叫嚷着要运动成员下车。乔治听见他们喊：“快下车，让你们这些黑佬的支持者尝尝我们的厉害！”这让乔治觉得留在车上会安全些。

但情势很快发生了改变。

一个暴徒回到他的车旁，打开了后车箱。很快他拿着一个燃烧物跑向了长途车。过来以后，他往破碎的车窗里扔了一团燃烧物。很快燃烧物腾起一团浓烟。但那不仅仅是个烟雾弹，它点燃了座位上的皮革，黑烟很快让乘客透不过气来。一个女人尖叫着问：“前面的空气足一些吗？”

乔治听见外面的人在喊：“烧死那些黑人，把他们都给烤了！”

人们争先恐后想下车。通道里挤满了气喘吁吁的人们。人们都试图从后往前挤，但前面似乎已经被堵上了。乔治大声嚷：“快下车，所有人都得下车！”

在车厢前部有个人喊着回答了他：“门打不开！”

乔治想起带枪的巡警队便衣为了阻止暴徒上车已经锁上了车门。“我们必须从车窗下去！”他大声喊。“跟我一起跳窗！”

他站上椅子，踢掉了车窗上剩下的大部分玻璃。接着他脱下西装，把它包在窗框上，避免窗框上剩下的玻璃碴伤到跳窗的人。

玛丽亚无助地咳嗽着。乔治对她说：“我先跳下去，你跳的时候我接住你。”他弯腰站在窗框上，抓住车座后背以保持平衡，然后跳下了车。他听见自己的衬衫发出撕裂的声音，但没感觉到疼，于是得出了自己没有受伤的结论。他落在路旁的草丛上。暴徒们害怕燃着的长途车会起火爆炸，早就退后了。乔治转过身，对玛丽亚伸出双臂：“像我一样爬出来就行了。”

和乔治的束脚的牛津鞋比起来，玛丽亚穿的女鞋要轻便得多。看见玛丽亚的小脚站在窗框上，乔治为牺牲了那件西装感到有些高兴。玛丽亚比乔治个子矮，但丰硕的体型却比乔治要宽。乔治看见玛丽亚屁股的部位在窗边的一块玻璃上扫过，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但是玻璃碴没有刮破玛丽亚的裙子，玛丽亚很快落在了他的双臂之中。

乔治的体格很好，能够轻易地把不太重的玛丽亚托举起来。他把她轻轻地放在地上，但她却不禁跪下，猛吸起空气来。

乔治看了看周围。暴徒们仍然远离着公共汽车，看来不会过来。他往车里看了看。科拉·琼斯站在过道里大声咳嗽着，她来回转着圈，吓得不知道怎样逃出来。“科拉，到这边来。”她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把视线投向乔治。“和我们一样跳下窗户就好了。”乔治大声喊，“我会帮你的。”她似乎明白了，仍然紧抓着手提包站上了车座。看见车窗上参差不齐的玻璃碴，她犹豫了一下。她穿着厚外套，但她似乎觉得扎伤比呛死要好，她很快下定了决心，把一只脚放在了窗框上。乔治把手伸过窗户，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抱了下来。琼斯夫人的外套被刮破了，但人并没有受伤。乔治把琼斯夫人放在地上。琼斯夫人蹒跚着，叫嚷着找水喝。

“我们必须离开这辆车！”乔治大声对玛丽亚说，“油箱说不定会爆炸。”但玛丽亚咳个不停，似乎根本动不了。他一只手环在玛利亚脖子上。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后面，把她抱了起来。他把玛丽亚抱进杂货店，放在一个和暴徒保持安全距离的地方。他回头看了看，发现车里慢慢变空。车门最终被打开了，那些没有跳下车的人都跌跌撞撞地走下了车。

车上的火势越来越大。最后一个乘客下车的时候，长途车已经变成了一个烤炉。乔治听见有人在叫油箱什么的，暴徒们接起了这声叫喊：“它马上就要炸了！马上就要炸了！”所有人都退得很远，害怕殃及自身。随着沉闷的一声响和突然爆发的火焰，汽车的油箱爆炸了。乔治很确信车上已经没有人了。他思量着：至少现在还没有人死。

爆炸似乎没有满足暴徒对暴力的渴望。他们围在车旁，看着火越烧越大的公交车。

一小群看上去像是当地人的人聚集在杂货店外面，其中有许多在为暴徒而欢呼。但一个年轻的姑娘却和他们不同，她拿着一壶水和几个塑料杯从一幢房子里走出，给琼斯夫人和玛丽亚倒上两杯水，玛丽亚感激地喝下一杯水，然后问姑娘又要了一杯。

一个年轻的白人一副关心的模样走了过来。他长得像只老鼠，前额和下巴向外凸出，长着一副龅牙，棕红色的头发上涂满了发油。“亲爱的，你还好吗？”来人问玛丽亚。但这个人显然别有他图，当玛丽亚要回答他话的时候，他举起一只撬棍，对准玛丽亚的头顶心砸了下来。乔治伸出胳膊挡住撬棍，撬棍硬生生地砸在了他的左手前臂上。这一撬砸得很重，乔治痛苦地惨叫了一声。年轻人再次举起了撬棍，尽管左臂受了伤，但乔治却扛起右臂，撞到对方身上，把对方给撞飞了。

乔治朝玛丽亚转过身，看见又有三个暴徒朝他们逼近，显然他们想为他们贼眉鼠眼的伙伴报仇。乔治以前从来没想过种族分离分子会如此暴力。

乔治很擅长打斗。大学时，他是哈佛大学摔跤队的一员，拿到法学学位时已经是摔跤队的教练了。但眼下的打斗不同于有章可循的比赛。况且，他这时能用的只剩下一只手了。

另一方面，他曾经上过华盛顿贫民区的学校，知道街上的打斗是多么的不择手段。

三个暴徒并排向乔治扑来，于是乔治退到一边。这样不仅能使他们远离玛丽亚，更可以迫使他们站成一列，必须一个个地和乔治对战。

第一个家伙凶狠地向乔治挥舞起铁链。

乔治往后一跳，躲过了舞动的铁链。铁链的冲力使那家伙一时间失去了平衡。趁他蹒跚的刹那，乔治用力往他腿上踢了一脚，把他踢倒在地，手中的铁链掉在地上。

第二个人跨过地上的同伴。乔治上前一步，侧过身，用右肘击打中了对方的脸，希望能使对方的下巴错位。第二个攻击者惨叫一声，倒了下来，手里的撬棒飞了出去。

第三个攻击者突然害怕地停住了脚步。乔治走到他面前，用尽浑身力气打了他的脸一拳。乔治的拳头正好落在他的鼻子上，骨头被击碎，血液飞溅。他痛苦地发出一声尖叫。这是乔治有生以来挥出的最为满意的一拳。让甘地精神见鬼吧。他这样想到。

两声枪响。所有人都停下打斗，朝枪响的地方看。一个穿着制服的州警高举着手里的左轮手枪。“伙计们，散了吧。”他说，“乐子找完了。”

乔治非常愤怒。乐子？警察目击了暴徒们的杀人未遂，却把这叫作乐子？乔治渐渐开始明白，警察的制服在阿拉巴马不代表任何意义。暴徒们回到了各自的车上。乔治愤怒地发现，四个警察根本没有记下任何一个人的车牌号码，更别提盘问他们的名姓了。不过他们估计也都互相认识。约瑟夫·乌戈已经不见了。

长途车的残骸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乔治觉得车上必定还有个油箱。但此时已经没人处在危险范围内了。大火自顾自地烧着。有几个人躺在地上，更多的人在吸入了浓烟以后狂吸着空气。其他人因为不同部位受伤而在流血。有些人是活动的参与者，有些是普通的乘客，黑人白人都有。乔治用右手抓住左手的胳膊，把左胳膊贴紧身体，试图不让它移动，因为只要轻微一动就是阵钻心的疼痛。方才与他打斗的四个男人互相搀扶着走回了自己的车。

乔治蹒跚地走到州警身旁。“我们需要一辆救护车，”他说，“也许需要两辆。”

两位州警中年轻的一位瞪了他一眼：“你说什么？”

“这些人需要医疗救治，”乔治说，“叫辆救护车来！”

巡警看上去气疯了。乔治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不该叫白人干这干那。但年长的州警对他的同事说：“算了，算了。”接着，他对乔治说：“孩子，救护车已经叫了。”

没一会儿，一辆小巴大小的救护车开过来了，自由之行行动的参加者们互相扶持着上了救护车。当乔治和玛丽亚走到救护车前时，司机却说：“你们不能上来。”

乔治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说什么？”

“这是给白人用的，”司机说，“不是黑人。”

“你说的是什么鬼话啊！”

“别顶撞我，小子！”

一个已经上车的白人行动参与者走下车。“你必须把所有人都送到医院，”他对司机说，“白人和黑人都送去。”

“这辆救护车不送黑人。”司机固执地说。

“我们不能不管朋友。”白人行动参与者们开始挨个走下车。

司机惊呆了。如果空车返回医院，他一定会被人奚落的，乔治猜道。

年纪大些的巡警走了过来，他对救护车司机说：“罗伊，最好带上他们。”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司机说。

乔治和玛丽亚上了救护车。

救护车发动以后，乔治回头看了一眼。长途汽车什么也不剩了，只有滚滚的浓烟和熏黑的残骸，以及一排被熏黑的车顶部支架，它们犹如火刑架上被烧死的烈士的肋骨。

第五章

一大早，吃完早餐以后，坦尼娅·德沃尔金离开了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世界上最冷的城市。她乘坐一架苏联空军的图-16运输机返回三千英里以外的首都莫斯科。机舱被设计成能装下六个军人，但飞机的设计者没顾上考虑乘客的舒适度——座椅用扎人的铝合金制成，而且没有任何防噪音措施。航程历时八个小时，中间有一次降落加油。因为莫斯科和雅库茨克相差六个时区，所以抵达后坦尼娅正赶上另一顿早餐。

尽管莫斯科是夏天，但坦尼娅仍然带上了大衣和绒帽。走出机场以后，她打了辆车，让司机把她送回苏联特权精英所住的政府公寓。坦尼娅和妈妈安雅，以及通常被昵称为德米卡的双胞胎哥哥德米特里住在一起。她们家有三个卧室，但安雅却总说只有以苏联标准这才算是大：她小时候随外祖父格雷戈里住在柏林的外交官公寓，那时他们住的房子比这要豪华许多。

今早家里非常安静：妈妈和德米卡都上班去了。他们的外套都挂在大厅里：坦尼娅的父亲二十多年前在墙上敲了一排钉子。天气很暖和，哥哥的黑色雨衣和妈妈的棕黄色外套都留在了家里。坦尼娅把大衣挂在这些衣服旁边，把手提箱放进了自己的卧室。她原本就没指望他们在，但对母亲不能为自己烧茶，以及德米卡不能听自己的冒险经历而微微有些失望。她想过要不要去看看外祖父母，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他们住在这个公寓的另一层。但她马上又想到自己没有这个时间。她冲了个澡，换了套衣服，然后乘公共汽车前往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 【17】 的总部。她是这里的千多名记者之一，但像她这样能够在空军喷气机上飞来飞去的并不多。她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的文章能在不触碰当局底线的情况下吸引年轻读者的心。知名度高也为她带来了坏处——上面经常给她分派一些难度很大的采访任务。

坦尼娅在餐厅里吃了一碗加了酸奶油的荞麦粥，然后去了自己所在的特别报道部。尽管已经名声在外，但她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她和同事们打了招呼，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把纸和墨桶放进打字机，接着开始写起了报道。

飞机上很颠簸，根本写不了字，不过她已经在脑子里构思好了。因此现在可以根据笔记本上记录的要点飞快地写。报道鼓励苏联年轻夫妇移居到西伯利亚从事采矿和钻探业：这可不是项容易的任务。西伯利亚的监狱提供了足够的壮劳动力，但文化水平不高。西伯利亚需要的是地质学家、工程师、测量员、建筑师、化学家和管理人员。坦尼娅在报道中刻意避开了当地的男人，而是把笔墨放在了他们的妻子身上。报道一开头，她就描绘了一个在零度以下的艰苦环境里仍然能谈笑风生的年轻母亲克拉拉。

快到中午的时候，坦尼娅的编辑达尼尔·安托诺夫拿起放在托盘里的稿纸读了起来。他个子很矮，带着新闻界里不常见的礼貌优雅。“报道非常棒，”看了一会儿，他说，“剩下的什么时候能给我？”

“我已经尽量打得很快了。”

安托诺夫吞吞吐吐地说：“你在西伯利亚的时候，听到乌斯丁·波蒂安的消息了吗？”波蒂安是个男高音歌唱家，他在意大利演出完回国的时候，被查出私带了两本《日瓦戈医生》 【18】 ，现在被关在了劳改营。

坦尼娅的心因罪恶感而紧张地跳动着。安托诺夫怀疑她了吗？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直觉异常灵敏。“没有。”她撒了个谎，“为什么这样问？你听说了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说完，安托诺夫走回了自己的办公桌。

快写完第三篇报道时，彼得·奥普特金走到她的桌旁，叼着根烟看起她写的报道来。奥普特金身材矮胖，皮肤粗糙，是特别报道部的总编。和达尼尔不同，他没有编辑的资历，而是作为党代表出现在这个部门的。他的任务是确保报道不违背克里姆林宫的准则，而他立足的唯一资本是刻板的教条主义。

看了前几页以后，奥普特金对坦尼娅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写天气的。”他来自于莫斯科以北的一个村庄，仍然带着浓厚的苏联北方口音。

坦尼娅叹口气说：“彼得，有关西伯利亚的系列报道不可能不谈到天气。人人都知道那里很冷，没人会被糊弄的。”

“但你的报道通篇都是有关天气的描写。”

“这篇报道描写的是一个来自莫斯科，有理想有追求的苏联妇女。讲述她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养活全家——重点刻画的是她在西伯利亚的伟大经历。”

安托诺夫加入了对话。“彼得，她说得对，”他说，“如果对西伯利亚的寒冷避而不谈，读者就会知道这篇报道全是在瞎说，他们就不会相信。”

“我不喜欢这样。”奥普特金固执地说。

“你必须承认，”安托诺夫据理力争，“坦尼娅把西伯利亚的生活描绘得非常激动人心。”

奥普特金想了一会儿，“也许你是对的，”他把报道放回托盘，“周六晚上我家有个聚会，”奥普特金转换了个话题，“庆祝我女儿大学毕业。不知道你和你哥哥能来参加吗？”

奥普特金常用这种无聊的聚会来结交高层，却总是达不到目的。坦尼娅知道自己可以替哥哥回答。“我和哥哥都很想去参加你的聚会，但不巧那一天正好是家母的生日。真是很可惜。”

奥普特金看起来像是受到了冒犯。“太糟糕了。”说完，他就走开了。

等他走远后，安托诺夫问：“那天不是你母亲的生日吧？”

“当然不是。”

“他会去查的。”

“那他就会知道我是为不想去找了个礼貌的托词。”

“你应该去亮个相。”

坦尼娅不想就这件事和他进行争论。她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写完这些报道以后，她要马上离开通讯社大楼，对乌斯丁·波蒂安展开营救。但丹尼尔是个开明的好上司，所以她克制住了自己的不耐。“彼得才不在乎我去不去呢，”坦尼娅说，“他是想要目前正在为赫鲁晓夫工作的我哥去。”坦尼娅经常会碰到些为了结交她家里的大人物而和她交朋友的人，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她已故的父亲是克格勃上校，舅舅沃洛佳是红军情报机关的将军。

安托诺夫有着记者的坚持。“彼得在西伯利亚的报道上让了步，你最好适当地表达一下谢意。”

“我不喜欢彼得的聚会。他的那班朋友喝醉以后，就开始对别人的老婆动手动脚。”

“我不想让他对你生恨。”

“为什么他要恨我？”

“你很有魅力。”安托诺夫并不是在和坦尼娅调情。他和一个男性朋友同居，坦尼娅知道他是不会对女人感兴趣的那种人。他采取了一种就事论事的语调。“你漂亮、能干，还很年轻，彼得有一万个理由恨你。尝试着对他更好一点吧。”说完，安托诺夫就离开了。

坦尼娅意识到他也许是对的，但她决定之后再去想这件事，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打字机上。

午饭时她去食堂弄了盘腌鲱鱼拌的土豆色拉，在自己的位子上吃了。

坦尼娅很快就完成了第三篇报道。她把打字纸递给安托诺夫。“我要回家睡觉，”她说，“别给我打电话。”

“写得非常好。”他说，“好好睡一觉。”

她把笔记本放进挎包，离开了通讯社大楼。

这时她必须确保没有人跟踪。她很累，这意味她很可能会犯低级的错误。这让她有点担心。

她走过楼下的公共汽车站，沿着公共汽车的线路经过几个街区走到前一站，在那上了车。这不是合理的举动，因此任何和她一样做的人肯定是在跟踪她。但没人这么做。

她在因革命改建成民宅的前王宫下了车。她先沿着住宅绕了一圈，为了确认她又担惊受怕地绕了第二圈。接着她走进阴暗的大厅，登上残破的大理石楼梯，向瓦西里·叶科夫的公寓走去。

正要把钥匙放进锁孔时，公寓门开了，一个十七八岁的苗条金发女孩站在门口。瓦西里站在女孩身后。坦尼娅在心里骂了一句。她既来不及转身就跑，也来不及假装走错了门。金发女孩审视了一眼坦尼娅，把坦尼娅的发型、体态和衣着尽收眼底。她亲了亲瓦西里的嘴，得胜似的看了眼坦尼娅，然后走下了楼梯。

瓦西里三十岁了，但还贪恋年轻的女孩。年轻女孩则被他的高大身材、雕塑般的长相、稍微有点长的浓密黑发，以及一对棕黄色的性感眼睛所吸引。坦尼娅对他的欣赏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她爱他的聪明、勇敢，还敬他是世界级的作家。

坦尼娅走进瓦西里的书房，把包放在一把椅子上。瓦西里是电台的文稿编辑，生性不擅整理。瓦西里的办公桌上铺满了纸张，地板上放满了各类书籍。他似乎正在根据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第一部剧本《非利士人》编写广播剧，他那只名叫小姐的灰色的猫正睡在沙发上。坦尼娅把小姐放在地上，自己坐上沙发。“那个小妞是谁？”她问瓦西里。

“是我妈。”

尽管很生气，但坦尼娅还是笑了。

“抱歉，让她来这儿了。”尽管这么说，但瓦西里没有太懊悔的样子。

“你知道我今天要来的。”

“我本以为你还会再晚一点。”

“她看见了我的脸。不应该让任何人知道你我有联系。”

“她在加姆百货商店上班，叫瓦瓦拉，不会对你起疑的。”

“拜托，瓦西里，别再让这种事发生了。我们的工作已经够危险了，别再增加多余的风险了。你哪天都能搞上年轻姑娘。”

“你说得对，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我给你倒些茶吧，你看上去很累。”说完，瓦西里忙着泡茶去了。

“我是很累，但乌斯丁·波蒂安都快要死了。”

“天杀的，他怎么了？”

“他得了肺炎。”

坦尼娅和波蒂安没有私交，但在他惹上麻烦以前采访过他。除了天赋异禀以外，他还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波蒂安是个享誉世界的苏联艺术家，他的生活中处处都享有特权。但他仍能够惹怒那些不如他幸运的、受到不公待遇的公众——这正是他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的原因。

瓦西里问：“狱方仍然在让他劳动吗？”

坦尼娅摇摇头。“他已经动不了了，但狱方就是不送他去医院。他整天躺在牢里，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你见到他了吗？”

“当然没有。问到他的情况就相当危险。去劳改营的话我多半也出不来了。”

瓦西里把糖和茶包递给她。“他得到任何治疗了吗？”

“没有。”

“你觉得他也许还能活多久？”

坦尼娅摇头。“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了。”

“我们得把这件事传出去。”

坦尼娅非常认同。“要救他的命，就只有把他的病情公之于众。然后指望着政府能在被羞辱的时候保持大度。”

“那么我们出个号外？”

“是的。”坦尼娅说，“今天就出。”

瓦西里和坦尼娅合作出版一份名为《异议》的非法出版物。这份出版物报道审核制度、游行示威、审判和政治犯。瓦西里在莫斯科电台的办公室里有台打印机，平时是用作复印文稿的。他会偷偷用它打印五十份《异议》。大多数拿到这份出版物的人会用自家的打字机，甚至抄写的方式复制出几份送给传给周围的人。这种自制地下出版物的方式叫地下出版物，在苏联传播很广，有整部小说也被这样发行过。

“我来写吧。”坦尼娅走到碗橱边，从碗橱里拿出一个放满了猫粮的纸盒。她把手探进猫粮，从猫粮里拿出一台罩着罩子的打字机。这就是用于为《异议》撰写稿件的那台。

打字和手写一样独一无二。每台打字机都有自己的特征。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从来都不是正正方方的：不是这高了点，就是那偏了点。这导致警方的专家们可以轻易根据字体找到相应的打字机。如果《异议》的文字和瓦西里电台编辑的稿件出自于同一部打字机，也许会被人发现的。于是瓦西里从节目编排部偷了台旧的打字机，把它带回家，藏在猫粮里避免被人看见。搜查认真一点，猫粮里的打字机不难被人发现。不过真有那么一天的话，瓦西里不管怎么说都玩完了。

纸盒里还放着复印机的专用蜡纸。打字机上没有色带：字母穿透纸张，复印机把把墨印在字母钻出的小孔上，形成一行行文字。

坦尼娅写了篇有关波蒂安的报道。她在报道中写道，如果苏联最伟大的男高音死在劳改营里，那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就该为此而负责。她在报道里总结了波蒂安被判有的反苏罪名，包括他对文艺自由的激情保卫。为了撇清别人对自己的怀疑，她把波蒂安在劳改营生病的消息源安在了一个虚构的歌剧爱好者身上。

写完报道以后，坦尼娅把两张蜡纸递给瓦西里。“我写得非常简洁。”她说。

“契诃夫曾经说过，简洁是一种能力。”瓦西里慢慢地读了整篇报道，然后赞赏地点了点头。“我这就去电台印五十份，”他说，“然后我们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散发。”

坦尼娅不感到惊奇，但有几分不安。“会出事吗？”

“当然不会。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有个民间组织的文化活动，正适合我们的目的。”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莫斯科的年轻人经常聚集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雕像前。一些人大声读诗，吸引来更多的人。一个长年的民间诗会渐渐形成。其中有的诗作会隐晦地批评政府。

这种现象在斯大林治下连十分钟都持续不了，但改革家赫鲁晓夫却不然。他的改革包括了对文化界有限度的容忍。至今为止，当局还没对诗会展开过行动。但自由化总是进一步退两步。坦尼娅的哥哥说这完全决于赫鲁晓夫推行自己的政策是否顺畅，以及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保守派施压的力度。正因如此，很难对当局的走向进行判断。

坦尼娅很累，没精力去想这些，她觉得换作其他地方也会有一样的风险。“你去电台的时候，我要在这儿睡个觉。”

坦尼娅走进卧室。床单很乱——看来瓦西里和瓦瓦拉一整个上午都在床上。她揭开床罩，脱下鞋，伸展四肢躺在床上。

坦尼娅很累，但脑子里全是事情。她很怕，但仍然想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尽管印刷粗糙，传播范围小，但《异议》是份重要的出版物。它的存在证明苏联共产党政府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它也给了持不同政见的人支持。宗教界领袖抗议政府起诉演唱反动歌曲的民谣歌手，民谣歌手同样也为宗教界所受到的压迫进行呐喊。与其觉得自己是冲着铁板一块的政府独自呐喊，持不同政见者通过《异议》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立无援，而是千万个希望政府变得更好的人中的一部分。

民众的呼声可以救得了乌斯丁·波蒂安。

坦尼娅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有人抚摩着坦尼娅的脸颊，她被吵醒了。她睁开眼睛，看见瓦西里躺在身边。“快滚开。”她说。

“这是我的床。”

她坐起来。“我二十二岁了——对你来说，已经太老了。”

“我可以为你破例。”

“如果想加入你的红粉团，我会通知你的。”

“为了你，我可以放弃其他所有人。”

“你不会的。”

“我会的。”

“也许五分钟吧。”

“永远。”

“坚持六个月，我就会考虑。”

“要六个月吗？”

“如果连六个月都坚持不了，奢谈永远又有何意义。该死的，现在几点了？”

“你睡了一整个下午，别起来。我只是脱下衣服，和你上床睡一会儿而已。”

坦尼娅站起来。“我们该出发了。”

瓦西里让步了。他也许原本就不是认真的，只是觉得有必要向眼前的女孩示爱而已。示意过后他很快就会忘了这茬儿，至少会忘一阵子。瓦西里递给她一捆大约二十五张的纸，两面都印着一行略微有些模糊的文字：新一期《异议》。尽管天气很好，但瓦西里戴上了一条红色的棉布围巾，这让他看上去更有些艺术家气质。“我们走吧。”他说。

坦尼娅让他等一会儿，她要先去卫生间。镜子里的女孩用蓝色的坚定眼睛看着她，头发杂乱，眼睛浮肿。她戴上了一副太阳镜遮住眼睛，在头发上包上一块棕黄色的头巾。这样一打扮，她就和任何一个年轻女孩没什么两样了。

不去管瓦西里不耐烦的踏脚声，坦尼娅走进厨房，在水龙头那接了杯水。喝光了之后，她对瓦西里说：“我好了。”

两人一起走到地铁站。地铁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工人。他们乘公园环线地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地铁站。他们不会停留太久——分发完五十份出版物两人就会离开。“如果惹上麻烦的话，”瓦西里说，“切记，我们不认识。”出地铁分别以后，两人融入了人群。太阳低沉，夏日正在转凉。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不光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更是个享誉世界的诗人，整个苏联都为他感到骄傲。他的英雄雕像六米多高，矗立在以他命名的广场中央。几百人聚集在草地上，他们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有人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圆领汗衫，打扮西化。一个带着帽子的青年正在广场上兜售自己写的小说，是用线和复写纸装订成的，小说的名字叫《回忆往昔》。一个长发女孩拿着把吉他，但丝毫没有要弹的样子，似乎只是把吉他当成了手提包一样的装饰品。广场上只有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而便衣警察则明显到滑稽的程度：大热天却穿着皮外套，只为了藏住配枪。坦尼娅尽量不去看他们，他们可没那么好笑。参加诗会的人挨个站起来，每个人朗诵一到两首诗。朗诵者基本都是男人，但也有零星几个女人。一个顽皮的男孩读了首以笨拙农夫放牧鹅群为主题的诗歌，人群马上意识到这首诗是在影射管理这个国家的苏联共产党。除了一脸迷茫的克格勃特工以外，所有人很快都乐开了怀。

坦尼娅漫不经心地听着年轻人们朗诵的马雅可夫斯基未来主义风格的诗歌，尽量不为人注意地从人群中走过。每当看到一个表情友善的人时，她就从兜里掏出一份刊物递给对方。她一直在关注着同样在分发刊物的瓦西里。很快她就听到惊讶和担忧的声音，人们开始谈论波蒂安：这里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波蒂安是谁，也知道他是因何被监禁的。坦尼娅用最快的速度分发着刊物，希望在警察闻风而动前溜之大吉。

一个像退伍老兵似的短发男人走上前，他没有朗诵诗，而是读起了坦尼娅有关波蒂安遭遇的那篇文章。坦尼娅非常开心：消息比她希望传播的还快。当读到波蒂安得不到医疗救治的段落时，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怒吼声。穿着皮衣的便衣觉察到气氛的变化，看上去更加警觉了。坦尼娅看到有个秘密警察正急促地对着对讲机说着些什么。

坦尼娅还剩五份刊物没有发，它们几乎要在她口袋里烧出一个洞了。秘密警察本来在人群的周围。但这时他们开始走入人群，对朗诵者形成了包围。朗诵者挥舞着手里的《异议》，丝毫没有注意到步步进逼的秘密警察。有些察觉到秘密警察的围观者凑近在一起，不让试图穿越的克格勃通过。克格勃为了抓住演讲者，把挡路的人粗鲁地推到一边。骚乱就这样开始了。坦尼娅胆战心惊地退到人群的边缘。她手里还剩下一份《异议》，她把这份刊物扔在了地上。

六七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赶到了。坦尼娅惊恐地想象着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她往路对面最近的一幢大楼看了眼，更多的警察从中蜂拥而出：这些警察一定是藏在大楼里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拿着警棍分开人群，毫不留情地痛打周围的人。坦尼娅看见瓦西里转过身，用最快的速度撤离人群，她也立刻行动了起来。但没走几步，一个恐慌的少年人撞在她身上，把她撞翻在地。

坦尼娅蒙了一会儿。视线清晰以后，她看见更多人跑了过来。她跪了下来，一阵晕眩。有人在她身上绊倒了，又把她撞翻在地。这时瓦西里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抓住她的两只胳膊把她拎了起来。坦尼娅愣了一下：她没想到瓦西里会不顾危险来救她。

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瓦西里的头部，把他击倒在地。警察弯下腰，把瓦西里的手臂拽到后面，训练有素地给他戴上手铐。瓦西里抬起头，对坦尼娅做了个口型：“快跑啊！”

坦尼娅转身就跑，但没跑几步，就和一个警察撞上了。警察抓住她的胳膊。坦尼娅试图挣脱，张口大叫：“让我走。”

警察抓紧坦尼娅的胳膊，狠狠地骂道：“贱人，你被捕了。”

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的尼娜·奥尼洛娃厅，是以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战死的女机枪手命名。厅里的墙上挂着一位苏联将军把红旗勋章放在她墓碑上的黑白照片。照片挂在一个白色大理石壁炉之上，上面熏得像吸烟者手指一样乌黑。房间其他部分的墙上，原来挂着照片的地方，现在挂上了带着镶在定制石膏镜框里的油画，这里的墙壁似乎在革命之后就再没粉刷过了。这个大厅在革命之前也许是间优雅的沙龙，现在大厅的中央由几张餐桌拼成了一个大长桌，桌子旁边放了二十来把廉价的椅子。长桌上放着几个每天都被清空但似乎从来擦过的陶瓷烟灰缸。

德米卡·德沃尔金心情沉重、思路混乱地走进尼娜·奥尼洛娃厅。

尼娜·奥尼洛娃厅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部长助理和秘书长经常在一起碰头的地方。

德米卡是总书记兼主席团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助理，但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

维也纳峰会就在几周之后了。这将是赫鲁晓夫和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引人注目的第一次碰面。明天，在今年主席团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上，苏联的领袖们将制定出峰会的策略。今天，领袖的助理们齐集在尼娜·奥尼洛娃厅为主席团会议作准备。这是助理们为峰会准备会议而召开的预备会议。

预备会议上，赫鲁晓夫的助理必须把赫鲁晓夫的想法告诉别的助理，以便他们为各自的上司做好明天的会议准备。德米卡还有件不能明言的任务，那就是发现任何潜在的反对声音，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粉碎它。他的任务就是确保明天的讨论就能按赫鲁晓夫的想法顺利地进行下去。

德米卡熟知赫鲁晓夫对峰会的想法，却觉得应付不来这样的准备会。他是赫鲁晓夫助理中最年轻最没经验的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一年。德米卡之前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预备会议：他的资历尚浅，不够格参加这种会议。但十分钟前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他赫鲁晓夫的第一助理病了，另两个助理又正巧遇上了车祸，因此只得由德米卡出席这天的会议。

德米卡之所以能得到为赫鲁晓夫工作的机会是出于两个理由。其一是他的成绩很好，从幼儿园到大学他几乎都是第一。另一个原因在他舅舅身上，他舅舅沃洛佳是个位高权重的将军。德米卡不知道哪个原因更为重要一些。

克里姆林宫给外界铁板一块的印象，但事实上，它是个权力的角斗场。赫鲁晓夫的权力基础不是很稳固。他是个实打实的共产党员，但又是个看到体制漏洞，想用新思路让国家体制更加完善的改革者。可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残余们却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利用可以找到的每一个机会削弱赫鲁晓夫的势力，阻碍改革的深入。

助理们的会议是非正式的。秘书们没穿正装，没打领带。他们一边喝茶抽烟，一边进行讨论——除了几位女士以外，大多数助理都是男人。在这些人中间，德米卡只认识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助理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娜塔亚二十五六岁，尽管穿着一条单调的黑裙子还是很漂亮。德米卡和娜塔亚说不上熟悉，但也和她说过几次话。他坐在娜塔亚身边，她看见德米卡，露出惊奇的表情。“康斯坦丁诺夫和帕加里出车祸了。”他解释道。

“他们受伤了吗？”

“不太严重。”

“阿尔卡耶夫呢？”

“出疹子了。”

“真是不幸，所以你是领袖的代表？”

“我很紧张。”

“别担心。”

德米卡看了看周围的助理们。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他低声问娜塔亚：“会议的主持人是谁？”

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听见了他的话，他是保守派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服务的助理。菲利波夫只有三十来岁，却打扮得比实际更老。穿着宽大西服和灰色法兰绒衬衫。他用责难的声调高声重复了一遍德米卡的问题。“会议的主持人是谁？当然是你。你是身为主席团主席助理，这你还不知道吗？大学生，赶快开始吧！”

德米卡觉得自己的脸红了，一时间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在他很快来了灵感，说，“因为尤里·加加林伟大的太空行走，赫鲁晓夫同志在世界各国的祝福声中前往维也纳。”上月加加林刚刚领先于美国几个星期，成为太空巡游的第一人。这对苏联和尼基塔·赫鲁晓夫来说是个很好的宣传。

桌子旁的助理们拍起手来，德米卡的感觉好了许多。

菲利波夫又说话了。“如果没有肯尼迪的就职演讲，我们的总书记可能会更出风头。”他的话里似乎总是少不了刺，“我想提醒桌子周围的诸位，肯尼迪谴责我们谋求世界霸权，发誓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我们。尽管我们采取了许多友好的举动——多说一句，这在许多老成持重的同志看来是不明智的——肯尼迪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攻击意图。”他像个老师一样举起手臂竖起根手指说，“我们只能有一个答案：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

德米卡还没想好应对之策，娜塔亚就开始和菲利波夫对着干了。“我们不可能打赢军备竞赛。”她用以理服人的语气说，“美国比苏联富有得多，美国可以轻松地匹配我们对军事投入的增加。”

德米卡感到，娜塔亚比她的保守派主子要理性得多。他感谢地看了娜塔亚一眼，附和道，“赫鲁晓夫同志的和平共处方针可以减少我们在军事上的投入，把节省下来的钱花在工业和农业上。”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痛恨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在他们看来，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至死方休。

通过眼角的余光，德米卡看到自己四十多岁的秘书维拉走进会场。她是个聪明但焦虑的女子。他挥挥手，示意维拉出去。

菲利波夫可不是这么好打发的。“不能允许如此天真的政治观点唱主角，这样会极大减弱我国的军事实力。”他以责备的语气说。“长此以往，我们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取得胜利。中国就是一例，看看中国人是如何羞辱我们的吧。那已经让我们在维也纳处于弱势了。”

菲利波夫为什么不惜一切要证明德米卡是个傻瓜呢？德米卡突然回想起菲利波夫也曾应聘在赫鲁晓夫手下服务——结果那个职位被德米卡获得了。

“就如同猪湾之于肯尼迪。”德米卡回答说。肯尼迪授权行事嚣张的中央情报局入侵古巴的猪湾：这个计划出了岔子，肯尼迪也因此受到了羞辱。“我觉得我们首领才是更强势的一方。”

“不管怎样，赫鲁晓夫失败了——”菲利波夫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了。预备会议提倡开诚布公，但其中还是有限制的。德米卡抓住了菲利波夫一时的漏洞。“同志，赫鲁晓夫在什么上失败了呢？”他问，“请给大家说明白。”

菲利波夫迅速弥补了失误。“我们没能达成外交上的主要目标：找到一个解决柏林问题的永久性方案。东德是我们在欧洲的桥头堡。东德安全了，与它相邻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才会安全。它现在的动荡局势是无法容忍的。”

“就到这吧，我觉得我们对原则问题的讨论已经够多了。”德米卡惊奇地在自己的声音里找到了自信。“会议结束前，我想把总书记目前就这一问题的思路告诉你们。”

菲利波夫刚想开口抗议上个话题突然的结束，德米卡就说开了。“我让你们发言的时候，你们才能发言。”他故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刺耳。助理们全都鸦雀无声了。

“在维也纳，赫鲁晓夫会告诉肯尼迪我们再也不会无休止地等待下去了。我们为了规范柏林的秩序提出了许多合理化的建议，但美国人却说他们不想作任何改变。”长桌边好几位助理点了点头。“如果美国仍然不同意我们的方案，赫鲁晓夫会告诉他们苏联将采取单方面行动。如果美国试图阻止，我们将以武力进行应对。”

会场上出现了冗长的沉默。德米卡利用这个机会站起身。“谢谢你们的参与。”他说。

娜塔亚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因为柏林和美国开战呢？”

“总书记认为不会发生战争，”德米卡把赫鲁晓夫闪烁其词的回答告诉他们，“肯尼迪又没疯。”

离开时，德米卡看见娜塔亚惊讶和崇敬的表情。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表现得如此强硬。他从来都不是软柿子，这是群有权有势的聪明家伙，而他刚刚压倒了他们。他的地位起了作用：尽管他是个新人，总书记助理的身份给了他权力。另外，菲利波夫对他的敌意也起了作用。他们需要理解，试图削弱领袖权力的人不会好过。维拉在大厅门前踱步。她很有经验，不会没来由地惊慌失措。德米卡有了个不好的直觉：“是我妹妹的事情吗？”他问。

维拉惊呆了，她瞪大眼睛充满敬畏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什么超能力。德米卡一直害怕坦尼娅会自找麻烦。“她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被捕了。”

“哦，我的老天。”

维拉向德米卡指了指墙边桌上的一部电话机，德米卡把话筒拿了起来。是妈妈安雅来的电话：“坦尼娅被抓进卢比扬卡了！”卢比扬卡是克格勃在卢比扬卡广场总部的简称。妈妈已经快疯了。

德米卡并不吃惊。兄妹两人都觉得苏联存在着许多问题。德米卡觉得苏联需要改革，坦尼娅却认为要推翻社会主义。这种意见上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到兄妹之间的感情。和小时候一样，两人还是彼此间最好的朋友。

持有坦尼娅思想的人很可能会被捕——这就是苏联存在的问题之一。“妈妈，冷静点，我可以把她弄出来。”德米卡说。他希望自己真能兑现这个承诺。“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在诗会引起的骚乱中被捕了。”

“她肯定是去了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如果只是那样的话……”德米卡不知道坦尼娅干了些什么，但他知道她一定干了远比诵诗更为糟糕的事情。

“德米卡，在他们……”

“我知道。”妈妈是让他在坦尼娅受审问之前就把她弄出来。如影随形的恐惧笼罩了他，让他身上发冷。克格勃总部臭名昭著的牢房让苏联的所有公民都闻之而色变。

他的第一直觉是要打个电话，但现在他想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他必须亲自去一趟。他犹豫了一下：如果让人知道德米卡去卢比扬卡救他的妹妹，他的前途很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但这个想法几乎没让他停下动作。坦尼娅要比他自己，比赫鲁晓夫，甚至比整个苏联都来得重。“妈妈，我这就去，”他说，“打个电话给沃洛佳舅舅，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好主意！哥哥知道该怎么做的。”

德米卡挂了电话。“给卢比扬卡监狱打个电话，”他告诉维拉，“告诉他们你是从总书记办公室打的电话。你就说总书记对主任记者坦尼娅·德沃尔金的被捕非常关注，赫鲁晓夫的助理正在去质询他们的路上，告诉他们在他去之前什么都别做。”

坦尼娅记了笔记。“我要叫辆车吗？”

卢比扬卡广场离克里姆林宫不到一英里。“我的摩托在楼下，骑车去更快一些。”由于手中的权力，德米卡拥有了一辆两根排气管的沃斯科德五速摩托车。

从坦尼娅反常地不再把每件事都告诉他之后，他就预感到妹妹要惹上麻烦了。这对双胞胎兄妹非常亲密，两人之间毫无秘密。妈妈不在，只剩他们俩的时候，坦尼娅会光着身子穿过房间去取放在晾衣橱里的内衣，德米卡尿尿时也不必关厕所门。德米卡的女友们常说这种亲密很色情，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能如此亲密是因为两人的关系中不涉及任何性的因素。

但从去年开始，德米卡知道坦尼娅有事情在瞒着他。他不知道是什么事，但大致能猜得到。肯定不是什么男朋友：两人在各自的恋爱方面毫无隐瞒。他们常就恋爱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他几乎能肯定这事有关政治。坦尼娅之所以要瞒着他是因为要对他加以保护。

他把车停在可怖的克格勃总部大楼外，那是一栋矗立在广场中央的黄砖大楼，革命前是保险公司的总部。想到妹妹被关在这幢大楼里，他就直犯恶心。一时间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吐了。

坦尼娅的主编，丹尼尔·安托诺夫已经到了，他正在大堂里和一个克格勃官员进行争论。丹尼尔又矮又小，德米卡以前觉得他是个无害的男人，但这时候他却很坚定。“我想见坦尼娅·德沃尔金，我现在就要见她。”他说。

克格勃官员一副固执的表情：“那是不可能的。”

德米卡插话说：“我是总书记办公室派来的。”

克格勃官员毫不动容。“你在那干吗，小子——泡茶的吗？你叫什么名字？”他粗鲁地问。他是在威吓德米卡，一般人很怕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克格勃。

“我叫德米特里·德沃尔金。我来这是想告诉你，赫鲁晓夫同志私下里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

“滚蛋吧，德沃尔金。”克格勃官员说，“赫鲁晓夫同志根本不知道这案子，你只是想把你妹妹给弄出去而已。”

尽管很粗鲁，但德米卡却被这位官员充满自信的粗鲁举动镇住了。他猜测一定有许多人声称和上层人士有关系，想把家人和朋友救出来。他改变了策略。“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梅兹上校。”

“你们指控坦尼娅·德沃尔金犯了什么罪？”

“袭警。”

“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袭击你们这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吗？”德米卡讥笑道。“她首先要抢了他的枪才行。得了，梅兹，别犯蠢了。”

“她参加了一个煽动性的集会。集会上传播反苏文学。”梅兹递给德米卡一张皱巴巴的纸。“集会演变成了一场骚乱。”

德米卡看了看这张纸。纸上的标题是《异议》。他听说过这份反动小报，坦尼娅很可能与这份小报有关。小报上有篇关于男高音歌唱家乌斯丁·波蒂安的报道，德米卡吃惊地发现，波蒂安就要因为肺炎死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了。联想到坦尼娅今天刚从西伯利亚回来，他意识到这篇报道肯定是坦尼娅写的。她可能会惹上了真正的麻烦。“你是说坦尼娅拿着这张纸吗？”他询问道，看到梅兹犹豫的表情，他继续说道：“我不这么想。”

“她根本不该在那儿。”

丹尼尔插嘴道：“你这个傻瓜，她可是个记者啊。和你们这些警察一样，她是去观察事态的发展的。”

“她又不是警察。”

“所有塔斯社记者和克格勃合作，你知道这个吗？”

“你无法证明她是新闻社派去的。”

“我是她的上司，我当然能证明。”

德米卡很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他觉得应该不大会是真的。他对丹尼尔舍身为坦尼娅辩护的行为非常感激。

梅兹失去了自信。“她和一个名叫瓦西里·叶科夫的人在一起，叶科夫的口袋里有五份这样的反动宣传品。”

“她不认识任何叫瓦西里·叶科夫的人。”德米卡说。这也许是真的，德米卡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如果发生骚乱的话，你怎么知道她原本和谁一起来的呢？”

“我要找上司谈谈。”梅兹说完就转身走了。

德米卡刺耳地说：“别让我们等太久。克里姆林宫再来人就不会是我这样的端茶小弟了。”

梅兹走下楼梯前往地下室。德米卡心头一紧：所有人都知道这里的地下室里有克格勃的审讯室。

没过一会儿，一个嘴里叼着香烟的老头走到大厅里的德米卡和丹尼尔身旁。他长相丑陋，满脸横肉，下巴挑衅式地前突着。丹尼尔不太高兴看到他。他给德米卡介绍，来人是特别报道部的总编彼得·奥普特金。

奥普特金吊起眼睛，努力不把烟气往德米卡脸上喷。“你妹妹在抗议集会上被捕了是吗？”他的语气很生气，但德米卡觉得不知为何他的声音潜藏着几分开心。

“只不过是诗歌朗读会而已。”德米卡纠正道。

“都是一回事。”

丹尼尔插话说，“我让她去的。”

“从西伯利亚回来的第一天吗？”奥普特金狐疑地问。

“这并不是个任务。我只是建议她有空过去看看。”

“别对我撒谎。”奥普特金说，“你只是想保护她。”

丹尼尔抬起下巴，挑战地看了奥普特金一眼。“你不也是为这来的吗？”

奥普特金还没来得及说话，梅兹上校回来了。“这个案子的审理还在斟酌阶段。”他说。

奥普特金拿出证件，对梅兹上校作了自我介绍。“问题不是坦尼娅·德沃尔金该不该得到惩罚，而是以何种形式受到惩罚。”他说。

“先生，你说得很对。”梅兹逢迎地说，“你能和我过来一下吗？”

奥普特金点点头，梅兹带他走下了楼梯。

德米卡轻声问丹尼尔，“他不会让他们折磨她吧？”

“奥普特金已经对坦尼娅很光火了。”丹尼尔忧心忡忡地说。

“为什么？坦尼娅不是个优秀的记者吗？”

“坦尼娅非常优秀。但她拒绝了奥普特金周六去他家参加聚会的邀请。奥普特金想让你也去，他想请来些封面人物。坦尼娅的拒绝伤害了他。”

“真该死。”

“我让她接受邀约的，但她就是不听劝。”

“你真的派她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采访了吗？”

“没有，我们不可能做这类非官方集会的报道。”

“谢谢你这么维护她。”

“这是我的责任——但我不认为这会起什么效。”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

“她也许会被解雇，不过更有可能会被派到哈萨克斯坦这样令人不快的地方。”丹尼尔皱起眉。“我必须想出一个既能让奥普特金满意，又不至于让坦尼娅太难受的妥协方案。”

德米卡瞥了一眼大楼门口，看见了一个剃着军人寸头，穿着红军将军制服的四十来岁男人。“沃洛佳舅舅，你终于来了。”他说。

沃洛佳·别斯科夫和坦尼娅一样有着双碧蓝色的专注眼睛。“这他妈是要干吗？”他生气地问。

德米卡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快讲完的时候，奥普特金上了楼。他谄媚地对沃洛佳说：“将军，我把你外甥女的事情跟我们在克格勃的朋友谈了谈，他们同意把这件事作为塔斯社的内部事务来处理。”

德米卡一下子放松下来。他在想奥普特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让沃洛佳觉得他欠了自己一次情。

“请让我提个建议，”沃洛佳说，“你们可以把这件事标注成严重事件，在不惩罚任何人的情况下，给坦尼娅换个职位。”

这就是丹尼尔方才提出的建议。

奥普特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像是在考虑沃洛佳的建议一样。但德米卡觉得他必定会采纳别斯科夫将军提出的任何“建议”。

丹尼尔说：“也许可以把坦尼娅派遣到国外，坦尼娅的英语和德语都非常好。”

德米卡知道，丹尼尔这是在夸大其词。坦尼娅在学校里学过这两种语言，但那和能正常交流完全不一样。丹尼尔是想帮她摆脱发配到遥远的苏维埃地区之苦。

丹尼尔说：“去国外以后，坦尼娅仍旧可以给我的部门作报道。我不愿失去她——她真的很优秀。”

奥普特金露出狐疑的神色。“不能派她去伦敦或波恩，那简直就像是在奖赏。”

他说得没错。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首都工作对苏联人来说就是一种赏赐。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津贴很高，尽管不能买很多东西，但西方的生活要比在苏联好过得多。

沃洛佳说：“那就东柏林或华沙吧。”

奥普特金点点头。送到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像是一种惩罚。

沃洛佳说：“很高兴我们能解决这件事。”

奥普特金对德米卡说：“周六晚上我家有个聚会，你愿意来参加吗？”

德米卡觉得这算交易达成了。他点点头，“坦尼娅告诉我了，”他假心假意地说，“我们两个都会去的，谢谢你的邀请。”

奥普特金面露喜色。

丹尼尔说：“我正巧知道我们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个记者，社里马上要安排个人去那里，她可以明天就去。”

“哪个国家？”德米卡问。

“古巴。”

心情愉悦的奥普特金说：“可以这样安排。”

这肯定比哈萨克斯坦要好，德米卡心想。

梅兹和坦尼娅出现在大厅里。德米卡的心猛地一紧：坦尼娅脸色苍白，非常恐惧，但完全没有受伤。梅兹像条只会叫唤的狗一样外厉内荏地说：“请允许我提醒一声，小坦尼娅以后要远离诗会了。”

沃洛佳的表情像是要勒死眼前的蠢蛋似的，但他换上了微笑的表情。“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谢谢你。”

所有人一块走出大楼，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德米卡对坦尼娅说：“我骑摩托来的——这就送你回去。”

“好啊。”坦尼娅显然有什么事想和德米卡谈谈。

沃洛佳舅舅不像德米卡那样能读懂坦尼娅的心思，他对坦尼娅说：“坐我的车吧——你浑身发抖，不太好乘摩托车。”

沃洛佳没想到坦尼娅竟然拒绝了他的好意：“舅舅，谢谢你，但我还是想和德米卡一起走。”

沃洛佳耸耸肩，坐上等在门口的吉尔轿车。丹尼尔和奥普特金和将军互道了再见。

所有人都离开以后，坦尼娅惊悸地看了德米卡一眼。“他们是否提起过瓦西里·叶科夫的事情？”

“提过，他们说你和他在一起。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的。”

“真他妈该死。他是你男朋友吗？”

“当然不是。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他口袋里有五份《异议》。想短期内离开卢比扬卡是不太可能的，就算他朋友身居高位也不行。”

“天哪，他们会审问他吗？”

“我想会审问的。他们想知道瓦西里是分发还是制作了这些印刷品，当然后者要严重得多。”

“他们会搜查他的公寓吗？”

“不搜才怪呢！为什么这样问——克格勃在那会找到些什么？”

坦尼娅看了看周围，发现没人在盯梢。她压低嗓门对德米卡说：“制作出版物的打字机在他的公寓里。”

“我很庆幸瓦西里不是你的男朋友，因为接下来二十五年他都要待在西伯利亚了。”

“别这么说！”

德米卡皱起眉。“看得出来，你没在和他谈恋爱……但你也不是完全对他无动于衷。”

“他很勇敢，作的诗也很棒，可我们不是谈情说爱的关系。我甚至从来都没吻过他。他是那种交了不少女伴的家伙。”

“和瓦伦丁一个德性。”德米卡大学时的室友瓦伦丁·列别德夫也是这样的一个花花公子。

“没错，就是那德性。”

“如果克格勃搜查他的公寓，找到那台打字机的话，你会很在乎吗？”

“是的。我们一起出了《异议》，今天的报道是我写的。”

“该死，我怕的就是这个。”现在，德米卡知道过去一年来坦尼娅在瞒着他什么了。

坦尼娅说：“我们必须去他的公寓把打字机处理掉，现在就去。”

德米卡后退了一步。“不行，肯定不行。”

“我们必须去。”

“我可以为你冒任何险，也可以为你爱的人冒一些险，但我不会为这家伙冒险。被抓住的话，我们会在西伯利亚待上一辈子的。”

“那我一个人去。”

德米卡皱着眉，试图测算出采取不同策略的风险大小。“还有谁知道你和瓦西里的事情？”

“没有人。我们很小心。每次去他那的时候我都会看看有没有被人跟踪。我们从没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

“这么说，克格勃的调查不会把你和他联系在一起了？”

坦尼娅犹豫了一下。这时，德米卡知道他们遇上大麻烦了。

“怎么啦？”德米卡追问道。

“这要看克格勃的调查有多彻底。”

“为什么这样说？”

“今天早晨去瓦西里公寓的时候，有个叫瓦瓦拉的女孩正巧在那。”

“哦，真他妈该死！”

“我去的时候瓦瓦拉正要出门，她不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克格勃给她看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被捕者的照片，她会认出你吗？”

坦尼娅露出心烦意乱的表情。“她认认真真地打量了我一遍，把我当成了潜在的对手。是的，她一定能认出我来的。”

“老天，那我们必须把打字机弄出来。没找到打字机的话，瓦西里最多是《异议》的散发者，克格勃不会把他的女朋友们都调查得很彻底，尤其还有那么多个。你也许能逃过一劫。如果让他们找到打字机的话，你就完了。”

“我自己去处理。你说得对，我不能让你身处险境。”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面对如此的危险，”德米卡说，“地址在哪？”

她告诉了他。“不算很远，”德米卡说，“来，上车吧。”他一踩油门，发动起摩托车。

坦尼娅迟疑了一下，然后坐上了摩托车。

德米卡打开车头灯，驾着摩托车飞奔。

德米卡一边开着摩托车，一边思量着克格勃是否已经对瓦西里的公寓展开了搜索。他觉得有这个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假定克格勃逮捕了四五十人，对这些人进行姓名地址的核对和优先级的排序就得花上一整夜。但小心点还是必要的。

到达坦尼娅给他的地址时，他先没有减速地驶过了那幢楼。在路灯的映照下，德米卡看见了一幢十九世纪的公寓楼。这类公寓楼不是被改造成了政府机关大楼就是被隔成了居民住宅。楼外没有车辆，也没有穿着皮大衣的克格勃特工。他围着大楼行驶了一圈，觉得没有什么可疑情况以后在距门几百码的地方停下车。

兄妹俩下了摩托车。一个遛狗的女人向他们道了晚安，然后走开了。两人一同走进大楼。

大楼的前厅原本是个气宇轩昂的大厅，现在却只有一个灰暗的灯泡孤零零地吊在中央。前厅的大理石地板磨损得很严重，宽大楼梯的扶手也掉了几段。

两人走上楼梯。坦尼娅拿出把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走进公寓以后，两人便关上了门。

坦尼娅带德米卡走进客厅。一只灰猫警觉地看着他们。坦尼娅从壁橱里拿出了一个放着半盒猫粮的盒子。坦尼娅把手探进猫粮，从猫粮下面拿出一台罩着罩子的打字机。接着她又从里面拿出几张誊写用的蜡纸。

坦尼娅撕开蜡纸，把纸片扔进壁炉，然后点燃一根火柴，把纸片给烧了。看着燃起的火苗，德米卡怒问道：“为什么要为这种空洞的抗议押上自己的一切啊？”

“我们正在承受着暴政的压迫，”坦尼娅说，“必须做些什么让希望存留下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时代。”德米卡说。“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你应该帮忙解决问题，而不是四处煽风点火。”

“如果没人被允许谈论这些问题，又怎么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呢？”

“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里一直在谈论着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可同一批目光短浅的人们却总是拒绝作出重大改变。”

“克里姆林宫不是所有人都目光短浅。许多人正在认真工作以期改变苏联的面貌。再给我们更多时间吧。”

“革命到现在都已经四十年了，还需要多久你们才可以承认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啊？”

壁炉里的纸片很快烧成了灰烬。德米卡沮丧地转过身。“我们就这个问题争吵了好些次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要离开这里。”说着他拿起了打字机。

坦尼娅抱起猫，和德米卡一起出了门。

离开大楼的时候，他们在前厅里遇见了一个拎着手提箱的男人。男人在楼道里与德米卡和坦尼娅擦肩而过时对他们点了点头。德米卡暗自希望对方在昏暗的灯光下没能看清楚他们的样子。

走出大楼以后，坦尼娅把猫放在了人行道上。“小姐，以后你得靠自己了。”她说。

猫倨傲地走开了。

他们匆匆地走到街角，德米卡一直在徒劳地把打字机往外套里藏。让他气馁的是，月亮已经升起，两人在月光的照射下无可隐藏。他们走到了摩托车旁。

德米卡把打字机递给坦尼娅。“怎么处理这台打字机呢？”他轻声问。

“扔河里吧？”

思考了一会儿，德米卡想起了学生时代经常和同学们一同前往的一处河岸，他们去过那好几次，在那通宵达旦地痛饮着伏特加酒。“我知道一个地方。”

上了摩托车以后，德米卡骑着摩托车从市中心向南骑行。那处河岸位于市郊，虽然远了点，但丢弃打字机非常合适——被人注意的几率会小上很多。

快马加鞭地骑了二十分钟之后，德米卡把车停在尼科洛-佩洛文斯基修道院的外面。

这座拥有着一座宏伟教堂的修道院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修道院里的财宝被抢夺一空以后，已经荒弃了数十年。修道院坐落在莫斯科往南的铁道线和莫斯科河之间的一块土地上，周围的土地上新盖了好几幢高耸入云的居民楼，但晚上附近却没什么人。目光所及之处德米卡没看到任何人。

德米卡把摩托车推下公路，把车停在几棵树中间。之后他带着坦尼娅经过灌木丛，走进已经是一片废墟的修道院。修道院的残垣断壁在月光下显得特别地诡异。大教堂的穹顶已经掉落在地，但修道院屋顶上的绿瓦大多数都完好无损。德米卡觉得非常恐惧，觉得几代修道士的鬼魂在透过破碎的玻璃看着他们。

向西走过一片洼地，他们来到了莫斯科河边。

坦尼娅问：“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学生时代经常来。那时我们经常喝得醉醺醺的，看着太阳在河面上升起。”

他们走到河边。这里是河道的一个大的折转处，河水在月光下显得特别清澈。德米卡知道此处的河道够深，完全可以保证打字机永远淹没在河底。

坦尼娅犹豫了下。“真是可惜。”她说。

德米卡耸了耸肩。“打字机的确很贵。”

“不是钱的问题。我是说苏联少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少了一种思维方式。这台打字机就是呼吁自由的宣言。”

“你最好丢掉它。”

她把打字机递给他。

德米卡把辊筒拉到最右边，用辊筒当把手托住打字机。“我要扔了。”他说。德米卡向后挥起手臂，用上全身所有力气把打字机扔进河里。他扔得并不远，但随着“扑通”一声，打字机沉入河底不见了。

德米卡和坦尼娅并肩站立着，看着月光下的河水中展开的一道道涟漪。

“谢谢你，”坦尼娅说，“尤其是因为你不认同我的做法。”

德米卡搂住妹妹的肩膀，和她一起离开了河岸。

第七章

乔治·杰克斯的心情非常糟。尽管上了石膏，还用吊带挂在脖子上，他的胳膊依旧疼得要死。还没开始上班他就失去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和格雷格预测的一样，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看到报纸上他在自由之行运动中受伤的照片后，马上取消了对他的雇佣决定。现在，乔治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毕业典礼在红砖校舍围绕的哈佛大学老校场进行。校监委员会的成员们戴着高帽子，穿着裁剪得体的燕尾服。在这届毕业典礼上，哈佛大学将向优柔寡断的英国外交大臣休姆爵士以及肯尼迪总统智囊团里名字古怪的麦克乔治·邦迪授予荣誉学位。尽管心情很不好，但乔治却对离开哈佛感到一丝淡淡的忧伤。他在这读了七年书，先读了四年本科，又读了三年的法学研究生。在这，他遇见过一些杰出的人物，结交了不少朋友。他通过了这里的所有考试，和这里的不少女孩约过会，和其中三个还睡了觉。他喝醉过一次，痛恨喝醉酒后人完全失控的那种感觉。

然而，今天他却愤怒得忘却了怀旧。安尼斯顿的大规模冲突过后，他原本期待肯尼迪政权会有强有力的反应。肯尼迪总统在美国人民面前把自己吹嘘为自由的象征，并在选举中得到了黑人的广泛支持。他弟弟鲍比·肯尼迪出任司法部长，是美国最高的司法长官。乔治原本希望鲍比能清晰而大声地向全美宣布：宪法在阿拉巴马和美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是真实而有效的。

但鲍比却没有这样宣布。

没有人因为袭击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而被捕。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对袭击者所犯下的暴力罪行进行调查。在1961年的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可以随意殴打民权运动抗议者，试图把他们烧死——警察对此却听之任之，处之泰然。

乔治和玛丽亚·萨默斯在一间诊所分别以后就再没见过。被最近的一家医院拒诊之后，自由之行运动的参与者最终还是找到了愿意为他们治疗的人。在护士为乔治包扎手臂上伤口的时候，玛丽亚走到他面前，告诉他自己要坐飞机去芝加哥了。如果可能的话，他真想起身用胳膊抱住她，但是他不能。玛丽亚亲了亲他的脸颊，接着便消失了。

乔治不知道能否再见到她。我很有可能会爱上她，乔治心想。也许我已经爱上了她。在十天毫无间断的谈论中，乔治从来没感到过厌倦：她很聪明，甚至比乔治更聪明。尽管看上去还很懵懂，但那双棕黄色的眼睛却总让乔治在黄昏中想到她。

毕业典礼在十一点半结束。学生、家长和校友们开始在高大的白杨树荫下离开，参加授予毕业生们学位的正式午餐。乔治四下观望寻找着自己的家人，但是没能找到。

但他看到了约瑟夫·乌戈。

乌戈点燃了一根烟，独自站在约翰·哈佛的铜像旁边。他的白色皮肤在黑色毕业礼袍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苍白。乔治攥紧了拳头，他想把这个叛徒痛打一顿。只是他的左手臂还没好利索，另外，如果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在老校场打架的话，两人都会吃不了兜着走，甚至可能会丢掉学位。乔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他最好别去理乌戈，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过去。

然而他还是狠狠地骂了句：“你这个狗杂碎！”

尽管乔治伤了手臂，但乌戈却还是看起来很害怕。他的身高和乔治旗鼓相当，甚至也一样壮，但乔治怒气满满，乌戈心知自己并不占理。他躲避着乔治的视线，试图绕开他，嘴里嘟哝着：“我不想和你说话。”

“你当然不想。”乔治挡在乌戈身前，“狂徒袭击我时你就在一边看着，那些流氓打折了我的胳膊。”

乌戈后退一步。“你原本就不该去阿拉巴马的。”

“你更不该假装成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监视我们。谁付给你钱，是三K党的人吗？”

乌戈自卫地抬起下巴，乔治真想给他来上一巴掌。“我自愿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他说。

“这么说你是不收钱的了。真不知道这样算是更好还是更糟。”

“我很快就不是志愿者了，下周我就要去局里上班了。”他用半是尴尬半是恐吓的语气说，就像有人承认自己是宗教组织的一员时那样。

“你的密探工作做得不错，所以他们才给了你这份工作。”

“我一直想为执法机关服务。”

“你在安尼斯顿的所作所为可不是在执法，在那儿你和罪犯站在一边。”

“你们是共产党人，我听你们谈起过卡尔·马克思。”

“我们还谈论过黑格尔、伏尔泰、甘地和耶稣基督呢！乌戈，你不会那么蠢吧！”

“我痛恨无序。”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乔治苦涩地心想。人们都痛恨无序。新闻报道谴责自由之行的参与者四处惹麻烦，却不提种族隔离主义者拿着棒球棍实施的暴行以及他们进行的爆炸。这让乔治失望得近乎发疯：美国就没人去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吗？

乔治看见维雷娜·马昆德在草地那头向他挥手，他马上就对约瑟夫·乌戈失去兴趣了。

维雷娜今年从哈佛英语系毕业。乔治和维雷娜属于哈佛的少数有色人种，两人自然认识。即便哈佛的有色人种没那么少，乔治也一定会注意到如此漂亮的女孩子。维雷娜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睛和太妃冰激凌色的皮肤。她的袍子里面穿着条绿色连衣裙，露出光滑的长腿，头上的学士帽稍稍歪了点，显得非常俏皮。她可真是美得不可方物。

人们都说乔治和维雷娜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两人从没约会过。每当乔治处于空窗期的时候，维雷娜总是有男朋友。反之也一样。现在再谈约会已经太晚了。

维雷娜是个热情的民权运动参与者，准备毕业后去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那里工作。她激动地对乔治说：“自由之行运动为反种族隔离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你真是太棒了！”

这话一点不过。安尼斯顿长途车遭到燃烧弹袭击的事件发生以后，乔治的手臂上了石膏，他离开了阿拉巴马，但其他人却挑起了重担。纳什维尔的十个黑人学生搭长途车前往伯明翰，在伯明翰被逮捕。一批批自由之行运动者前仆后继，行动的声势越来越大。白人种族主义者相应地也策划了多起暴力袭击。自由之行演变成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

“可我丢掉了工作。”乔治说。

“到亚特兰大为金工作吧。”维雷娜立刻说。

乔治吃了一惊，“他叫你让我去的吗？”

“不是，但他需要个律师。到现在为止，还没任何一个像你这么聪明的人申请这个职位。”

乔治很感兴趣。尽管爱上了玛丽亚·萨默斯，但还是尽快忘了她为好，他也许再也见不着玛丽亚了。他不知道为金工作以后，维雷娜会不会同意和他约会。“这算是个主意。”他说，但他希望能好好想想。

他改变了话题。“你的家人都来了吗？”

“都来了，过来见见他们。”

维雷娜的父母是支持肯尼迪总统的名流。乔治希望他们站出来，谴责总统对种族暴力的软弱反应。乔治和维雷娜也许能说服他们作公开声明。这会从很大程度上消减胳膊的伤给他带来的痛苦。

他和维雷娜一起走过草坪。

“妈妈，爸爸，这是我的朋友乔治·杰克斯。”维雷娜说。

维雷娜的父亲是个穿着考究的高个子黑人，母亲是做了个漂亮发型的金发白种女人。乔治很多次看到过这对夫妇的照片：他们是一对异族通婚的夫妇，非常有名。珀西·马昆德是“黑种的平·克劳斯贝”，是个歌手兼演员。她的母亲李宝宝是个专演胆大女性角色的舞台剧演员。

珀西用热情的男中音说：“杰克斯先生，你在阿拉巴马为我们所有人弄伤了手臂，很荣幸能与你握手。”他的声音就像是从十几张唱片里经常听到的那样。

“先生，谢谢你，但是请叫我乔治。”

李宝宝握住乔治的手，像要嫁给乔治似的望着他的眼睛。“乔治，我们非常感谢你，同时也以你为骄傲。”李宝宝的动作十分挑逗，乔治只能不安地看着她的丈夫，生怕他也许会生气。但珀西和维雷娜对此都没有任何表示，乔治心想她也许对遇见的每个男人都会这样吧。

找到机会把手从李宝宝的手里摆脱出来之后，乔治马上转身面对着珀西，“听说您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了肯尼迪。”他说，“根据一贯以来他对民权运动的态度你就不感到愤怒吗？”

“我们都很失望。”珀西说。

维雷娜插话说，“真想不到，鲍比·肯尼迪竟然让参加自由之行运动的人要保持冷静。他的要求自然遭到了拒绝。美国是法治国家，不该听命于一帮暴徒。”

“这话本应由司法部长来讲。”乔治说。

珀西点点头，对乔治和维雷娜的话颇为赞同。“听说政府和南方各州达成了交易。”他说。乔治竖起耳朵，交易的事情还没有见报。“南方各州的州长同意依照肯尼迪兄弟的愿望约束那些暴徒。”

乔治深知政治上没人会做无本生意。“交换条件是什么？”

“司法部长对自由之行参与者的非法被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维雷娜非常生气，还把气撒在了父亲头上，“爸爸，真希望你早点告诉我这件事。”她语气尖刻地说。

“亲爱的，我就知道你会非常生气。”

维雷娜的脸色阴沉下来，把头扭向一边。

乔治抓住核心问题不放：“马昆德先生，你准备公开进行抗议吗？”

“我考虑过这种可能性，”珀西说，“但觉得不会起多大效果。”

“你的抗议也许能让黑人在下届的总统选举中投票反对肯尼迪。”

“真的确定要这样做吗？迪克·尼克松入主白宫的话我们的形势会更糟。”

维雷娜义愤填膺地问：“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过去几个月南方发生的事表明，现行法律无疑还是太弱了，我们需要一部新的民权法案。”

乔治说：“真能制定新的民权法案就谢天谢地了。”

珀西说：“我也许能为新法案的出炉出力，现在我对白宫还有点微弱的影响力，如果批评肯尼迪兄弟的话，那连这点影响力都没了。”

乔治觉得珀西应该大声疾呼，维雷娜也这样觉得。“你应该把正确的道理说出来。”她说，“美国都是些像你这样的精明人，不然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李宝宝觉得受到了冒犯，“你爸爸以说真话闻名，”她气愤地说，“他一次次不顾自己安危站出来说话。”

看来珀西不能被说服了。但乔治觉得他也许是对的。禁止南方各州欺压黑人的新民权法案也许是目前唯一的解决之道。

“我去找找家里人，”乔治说，“很荣幸见到你们。”

“考虑下为金工作的事情。”维雷娜在他身后大喊。

乔治走到颁发学位的小花园。花园里搭建了个临时舞台，舞台周围放起了颁发仪式结束后吃饭用的搁板桌。他很快就找到了父母。

他母亲穿了条黄色的新裙子。为这条裙子她一定攒了很长时间钱，她很有骨气，不会让别斯科夫家族为她花钱。她只让别斯科夫家在乔治身上花钱。她仔细打量着穿着硕士袍和硕士帽的儿子。“这是我一生中最最自豪的一天。”她说。让乔治惊讶的是，她竟然流出了眼泪。

乔治非常吃惊。这并不常见。过去二十五年来，她从未暴露出自己的软弱。他用手臂抱住母亲搂紧她。“很幸运能有你这样一个妈妈。”他说。

他轻柔地放下母亲，用干净的白手绢帮她抹去泪水，接着他转身看了看父亲，和大多数校友一样，父亲戴了顶帽檐上写有毕业年份的草帽——父亲是1942年的哈佛毕业生。“孩子，祝贺你顺利毕业。”格雷格握了握乔治的手。无论如何，至少他来了。乔治心想。

过了会儿，乔治的祖父母也到了。他们都是苏联移民。他的祖父列夫·别斯科夫原先在布法罗开酒吧和夜总会，现在在好莱坞经营一家制片厂。祖父一向衣着华丽，今天他穿了一身白色的西服。乔治从来都不知道该如何看自己的祖父。人们说他是个藐视法律的滑头商人。但他对自己的黑人孙子很好，除了付他的学费以外，还给他很多零花钱用。

列夫抓住乔治的手臂，悄悄地对他说：“我对你的法律事业有点小小的建议：千万不要为罪犯进行代理。”

“为何不能为他们代理？”

“因为他们都是些失败者。”祖父莞尔一笑。

列夫·别斯科夫在禁酒年代私下里进行酒类的经营活动，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个罪犯。于是乔治问他：“所有罪犯都是失败者吗？”

“被抓住的是，”列夫大笑着说，“剩下的自然也不需要律师。”

乔治的祖母玛伽热情地亲吻着孙儿。“别听你爷爷的。”她说。

“我必须听他的，”乔治说，“他付了我的学费。”

列夫朝乔治竖起一根手指：“我很高兴你没忘了这一点。”

玛伽没去理丈夫。“看看你。你是那么的英俊，”她充满柔情地对孙子说，“现在又是个律师了。”

乔治是玛伽唯一的孙辈，她非常溺爱这个孙子，也许临走前还会偷偷塞给他五十美元呢！

玛伽原先是一家夜总会的驻唱歌手，尽管现在已经六十五了，但穿着紧身衣的她还和舞台上时一样动作矫健。她的黑发大概是最近染的，戴的珠宝超出了合适平时出门的数量。乔治知道奶奶的立场，作为列夫的情妇而不是妻子，奶奶觉得自己需要这些身份的象征。

玛伽跟了列夫快五十年了，格雷格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列夫的妻子奥尔加住在布法罗，他们的女儿黛西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定居在伦敦。这么说来，英国应该有乔治从未谋面的表亲——白人，他猜想。玛伽亲了亲杰姬，乔治注意到周围的人露出惊奇和厌恶的神情。即便在提倡自由的哈佛校园，白人拥抱黑人也是不多见的。乔治家为数不多的全员聚集，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他们总是受到人们的侧目。甚至在所有种族都能出现的场合，一个混血家庭都会受到人们的歧视。他知道在今天结束前准会有人小声说出“杂种”这个词。但他会无视这些侮辱。他的黑人外祖父母早已经去世了，这些人就是他的全部家人。让四个长辈在毕业典礼上为他骄傲，值得他付出任何代价。

格雷格说：“我昨天和老伦肖吃了顿饭，我劝他再给乔治一个进入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机会。”

玛伽说：“那真是太好了！乔治，你就要成为一个华盛顿的律师了！”

杰姬少有地对格雷格露出了笑容。“格雷格，谢谢你。”她说。

格雷格警告地竖起了手指。“但是是有条件的。”他说。

玛伽说：“没问题，乔治会同意任何合理的条件。对他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祖母的意思是对一个“黑孩子”而言，但乔治没说什么。无论如何，祖母说的是对的。“什么条件？”他警觉地问。

“世界上任何一个律师都能满足的条件。”格雷格回答，“你只要不惹麻烦就行，律师总不能站在当局的对立面吧。”

乔治很疑惑：“什么叫不惹麻烦？”

“别在聚众抗议，示威游行之类的活动中深入下去了。作为刚入门的菜鸟律师，你也没有时间参与那些活动。”

这个条件激怒了乔治。“这是要我发誓不再为自由而抗争，才能开启自己的事业咯？”

“别这样看问题。”格雷格说。

乔治克制住自己，没有再反驳。他心里很清楚，家人们都是为了他好。他克制着自己的声音说：“那我应该以什么方式去看问题呢？”

“别在民权运动中做冲锋陷阵的战士，做个支持者就好了，每年寄张支票给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是成立最早的有色人种民权组织，但是也非常保守，他们认为自由之行运动太过激进了一点。“低调一些。让别人坐长途车参加运动。”

“也许还有另一个方案。”乔治说。

“什么方案？”

“我可以为马丁·路德·金工作。”

“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职位吗？”

“我收到了一个口头上的邀约。”

“他给你多少工资？”

“我想不会很多。”

列夫说：“既然你拒绝了一个这么好的工作机会，以后就别想问我要零花钱了。”

“好吧，”乔治说，尽管他的确有这个想法，“爷爷，无论如何我都想得到那份工作。”

他的母亲加入了争论。“乔治，别这样。”她说。杰姬本来还想多说些什么，但这时有人在招呼毕业生列队拿学位证书。“去吧，”她说，“我们之后再谈。”

乔治离开家人，在队伍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仪式开始了，乔治跟随着队伍缓缓向前。他想起了去年夏天在福塞特-伦肖法律事务所当实习生时的情形。伦肖先生觉得自己雇了个黑人雇员是英雄般的壮举，但乔治得到的却是对实习生来说也嫌简单的工作。他很有耐心，一直在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后来还真被他等到了。他做的一项法律调研为事务所打赢了一个案子，事务所这才同意毕业后让他加入。

这种事情在乔治身上经常发生。人人假定哈佛毕业生聪明又具有才干——他是个黑人，那假设就不复存在了。从生下来开始，乔治就在努力证明自己不是个白痴。这让他心怀埋怨。如果以后有孩子，乔治希望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轮到他上台领取证书了。登上短短的几节台阶时，他惊讶地听到了嘘声。

嘘人是哈佛的传统，但只有在教授上课上得不好或粗野对待学生时才会听到。乔治惊恐极了，他停在台阶上，回头往后看，他看见约瑟夫·乌戈正在嘘他。不过乌戈不可能一个人发出这么大的嘘声——但这件事的主使一定是他。

乔治觉得自己被讨厌了。这他觉得非常羞耻，无法沿着台阶继续往上走，只能呆立在台阶上，感觉到血液不断往脸上涌。

这时有人开始鼓起了掌。乔治把目光投过几排座位，看见有个教授站了起来。鼓掌的是学院的年轻教授默芙·韦斯特。其他人加入了鼓掌，鼓掌声很快压过了嘘声。又有一些人站了起来。乔治猜测甚至那些不认识他的人都已经从肩膀上的石膏想到他是谁了。

他重新找回勇气，健步走上台阶。接过毕业证书时，台下响起一阵欢呼声。他慢慢转过身，面向观礼的人群，伴着鼓掌声谦卑地鞠了一躬。接着他走下台。

和其他毕业生站在一起时，他的心怦怦直跳。几个毕业生默默地和他握了握手。他被嘘声吓了一大跳，同时又对掌声感到非常得意。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在出汗，便用手绢擦了擦脸。真是太折磨人了！

他在恍惚中看完了剩下的仪式，很高兴有时间能恢复体力。对嘘声的惊恐过了以后，他看清嘘声只是乌戈和一小撮右翼疯子玩出的把戏，剩下的哈佛人都对他致以了尊敬。乔治告诉自己，他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

毕业生和家人一起吃午餐。乔治的母亲忘情地拥抱着自己的儿子。“这么多人都在为你欢呼。”她说。

“是的，”格雷格说，“虽然一开始看上去，好像要发生别的事情。”

乔治伸开双手，做出请求的手势。“我怎能不挣扎呢？”他说。“我确实想去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也想让多年来一直支持我受教育的家人们开心——但这不是全部。有了孩子的话，我该怎么办？”

玛伽插话说：“那会很好啊！”

“可是奶奶，我的孩子也将是有色人种。他们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呢？他们在美国会不会仍然是二等公民？”

谈话被前来和乔治握手，祝贺他获得学位的默芙·韦斯特打断了。韦斯特身穿一件翻扣领的便装，显得有点随意。

乔治说：“教授，谢谢你带头鼓掌。”

“不用谢，这是你应得的。”

乔治向教授介绍了自己的家人。“我们正在商量就业的事情。”

“希望你还没作最后的决定。”

乔治感到非常好奇。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还没定下来，”他告诉教授，“你为何这样说？”

“我和司法部长鲍比·肯尼迪谈过一次——你应该知道，他也是哈佛的毕业生。”

“希望你能告诉他，他对阿拉巴马事件的处理方式是这个国家的耻辱。”

韦斯特遗憾地笑了笑。“没用你说的这句。但我和他都达成共识，觉得政府对这件事的回应是不足够的。”

“是远远不够。没想到他……”乔治的话被他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念头打断了，“这和我对未来的决定有什么关系？”

“鲍比决定在司法部雇个黑人律师，以利于从黑人的角度考察民权问题。他问我是否有人可以推荐。”

乔治愣住了：“你是在说……”

韦斯特举手提醒他。“我无法向你提供这份工作——只有鲍比本人才行。但我可以给你提供面试的机会……如果你想为他工作的话。”

杰姬惊呼道：“太棒了！和鲍比·肯尼迪一起工作！真是不可思议！”

“妈妈，肯尼迪兄弟最近太让我们失望了。”

“那就为他工作，改变这一切。”

乔治思忖着。他看见了周围一张张渴望的脸：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最后他把视线定格在母亲身上。

“也许我会的。”乔治终于下定了决心。

第八章

德米卡·德沃尔金对二十二岁的自己还是个处男感到很难为情。

他在大学里约会过几个女孩，但是没有一个女孩和他走到了上床那步。事实上，他一直不确定自己应不应该和女孩上床。没人告诉他性爱是长期恋爱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德米卡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他从没像有些男孩那样，约会没多久就急不可耐。但他在这方面的经验缺乏现在让他感到难为情。他的朋友瓦伦丁·列别德夫却恰恰相反。他长着一头黑发和一双碧蓝色的眼睛，高大自信又很有魅力。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完一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和政治系的大多数女生以及一个女老师上过床了。

两人刚交上朋友的时候，德米卡问过瓦伦丁：“你是如何做到……我是说，你是如何避孕的？”

“那不应该是女孩子的事情吗？”瓦伦丁轻描淡写地说，“即便发生最糟的情况，流产也不是什么难事。”

和其他人交谈以后，德米卡发现许多苏联男孩都抱有相同的观点。男人不会怀孕，因此避孕不应该是男人的问题。如果想要流产，在妊娠的前十二周完全可以做到。可能因为是妹妹对这种事很是看不起，德米卡也对瓦伦丁的这种言论感到非常不舒服。

性爱是瓦伦丁的主要兴趣，而学习就退居其次了。德米卡则正相反——所以德米卡现在是克里姆林宫的助理，瓦伦丁却只是莫斯科公园管理部门的一个小公务员。

通过在公园管理部门的关系，1961年7月，瓦伦丁邀请德米卡和他一起去年轻共产党员聚会的活动场所：列宁假日营地度一周假。

营地的帐篷排成一排，每天晚上十点半宵禁，是个有些军事化的露营。但那里有游泳池，可以泛舟的湖，更有一大群女孩。在那里度一周假是每个苏联男孩的梦想。

德米卡觉得自己有权享受个假期。苏联在维也纳峰会取得了胜利，而他为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维也纳峰会的开始对赫鲁晓夫来说并不顺畅。肯尼迪和他那令人眩目的妻子乘着一辆点缀着十几面星条旗的加长型豪华轿车开进维也纳。当两个领袖会面时，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看到肯尼迪比赫鲁晓夫要高出很多，总统的目光顺着他具有贵族气质的鼻子看向赫鲁晓夫的光头，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肯尼迪剪裁得体的西装和精致的领带让赫鲁晓夫看上去像个穿着礼拜日西服的老农民。美国在苏联还没有进入角色之前就在排场上胜出了一筹。

但谈判开始以后，赫鲁晓夫却操控了主导权。肯尼迪本希望谈判是两个理智男人之间的亲切讨论，赫鲁晓夫却相当具有攻击性。肯尼迪说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社会主义的行为毫无逻辑，声称美国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正极力阻止社会主义的脚步。赫鲁晓夫却气势汹汹地宣称社会主义的扩展是历史的必然，无论哪个大国的领导人都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肯尼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会很肤浅，不知该如何应对。

德米卡和其他助理们制定的策略取得了完胜。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以后，立即交代助理们把峰会的备忘录分发下去，不仅发到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还要远至老挝和墨西哥。维也纳峰会以后，肯尼迪就彻底失声了，连赫鲁晓夫夺取西柏林的威胁都不敢应对。德米卡完全可以享受一个平平安安的假期。

第一天，德米卡穿上了一套新衣服，一件格子短袖衬衫和一条他妈妈用破旧的华达呢西服套装中的长裤改成的短裤。“这种短裤是西方流行的样式吧？”瓦伦丁打趣地问。

德米卡笑着说：“据我所知应该不是。”

趁瓦伦丁刮胡子，德米卡外出去买生活必需品。

走出帐篷以后，他看见一个姑娘正在依次点燃每个帐篷都配备的便携式酒精灯。她比德米卡大上些，德米卡猜测大约在二十七岁上下。她长着浓密的棕红色头发，头发剪得很短，脸上长着些可爱的雀斑。她穿着一件橘黄色的宽松衬衫和一条刚到膝盖下面的黑色紧身裤，显得非常时尚。

“你好。”德米卡笑着跟她打了个招呼。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他问：“需要帮把手吗？”

她用火柴点燃了酒精灯，然后什么也没说走进了自己的帐篷。

我才不会把初贞给她呢，德米卡心想，然后继续朝前走。

德米卡在公共澡堂旁边的小卖部买了鸡蛋和面包。回到帐篷的时候，他看见旁边的帐篷外站着两个姑娘：一个是刚刚搭话的那位，另一个是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金发女郎也穿着差不多的黑色裤子，但衬衫是粉红色的。瓦伦丁正和姑娘们谈笑风生，两个姑娘都被他逗笑了。

瓦伦丁把姑娘们介绍给德米卡。红发女郎名叫尼娜，她看起来有所保留，对他俩之前的见面只字未提。金发姑娘叫安娜，她显然比尼娜要外向一些。她笑容可掬，不停用优雅的姿势把头发往后捋。

德米卡和瓦伦丁带了个做饭用的铁锅，准备用它做所有的烹饪。德米卡已经在铁锅里放满水，本来打算用它煮鸡蛋。不过尼娜和安娜带的厨具要更齐备一些，尼娜从德米卡手里接过鸡蛋，准备用鸡蛋摊薄饼。

两个人的关系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德米卡心想。

德米卡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尼娜：观察她窄窄的鼻子，美丽的小嘴，以及每当她出现戒备神情，看上去像是在琢磨事情时昂起的下巴。但尼娜的身材很丰饶，当德米卡想到也许能看到她穿泳装的样子时，他的喉咙直发干。

瓦伦丁说：“我和德米卡准备找艘船划到湖对面去。”德米卡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但他什么都没说。“要不四个人一起去吧？”瓦伦丁说，“我们可以一起野餐。”

不会这么简单吧，德米卡心想，他们才刚认识啊！

安娜和尼娜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尼娜轻快地说：“让我们想想，先收拾完再说。”说完她便开始拾掇起盘子和刀叉。

太令人失望了，不过还有回旋余地。

德米卡拿起几个脏盘子，和尼娜一起走到水槽边。

“你的短裤是哪来的？”尼娜和他边走边聊。

“是我妈妈缝的。”

尼娜笑了：“真是太可爱了。”

德米卡自问，如果妹妹说哪个男人可爱，那会意味着什么？多半是说对方亲切有余而俊朗不足吧。

一个混凝土建的房子内配备了厕所、淋浴和几个巨大的公用水槽。德米卡站在尼娜身边看着她洗碗。他想找些话说，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如果尼娜问他柏林所面临的危机，他可以说上一整天。但他学不会瓦伦丁漫不经心就能说出的那些俏皮话。最后他终于挤出了一句话：“你和安娜结交很久了吗？”

“我们是同事。”尼娜说，“我们都是莫斯科钢铁联盟总部的职员。一年前我离婚了，安娜正好想找个合住者，于是我们就住在了一起。”

离异者，德米卡心想，这意味着尼娜已经有了性经历。他感到有一些忐忑。“你的前夫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人渣，”尼娜说，“我不想谈起他。”

“好吧。”德米卡挖空心思，想找一些无伤大雅的话题。“安娜看上去很不错。”他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来了。

“她人脉很广。”

这么评价朋友似乎很奇怪。“仔细跟我讲讲。”德米卡说。

“这个假期是她爸爸给我们争取来的，他是钢铁联盟莫斯科地区的主任。”尼娜似乎对此非常骄傲。

德米卡把洗干净的盘子带回帐篷。走进帐篷以后，瓦伦丁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我们用面包和奶酪做了三明治，这样我们就可以去野餐了。”安娜看着尼娜，做了个无助的手势，似乎在告诉尼娜她无力阻止瓦伦丁。但德米卡知道安娜并没真的想阻止他。尼娜耸了耸肩，事情就这么定了。

排队上船必须等一个小时，好在莫斯科人早已习惯了排队，快中午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寒冷清澈的湖面上。瓦伦丁和德米卡轮流划桨，女孩们则坐在船上晒太阳，似乎没人有闲聊的念头。

到了湖对岸以后，他们把船系在一个狭小的码头上。瓦伦丁脱下衬衫，德米卡跟着也脱了。安娜脱下了衬衫和长裤，里面穿着件天蓝色的三点式泳衣。德米卡知道这是比基尼，在西方非常流行，但之前他从来没见过，他对心中被撩起的激情感到非常尴尬。德米卡无法把自己的视线从安娜光滑的肚子和美妙的肚脐上挪开。

让他失望的是，尼娜并没有褪下衣服。

他们一起吃三明治，瓦伦丁拿出了一瓶伏特加。德米卡知道，营地的小卖部不出售任何酒类。瓦伦丁告诉他们，“酒是从游艇管理员那里弄来的，他那有一些私货。”德米卡对此并不奇怪：从电视机到蓝色的牛仔裤，人们需要的大多数东西只能在黑市上买到。

他们传递着酒瓶，轮流喝上一口，安娜和尼娜都喝下了一大口。

尼娜用手背擦了擦嘴。“你们俩都是在公园管理部门工作吗？”

“不是，”瓦伦丁笑道，“德米卡太过聪明了。”

德米卡说：“我在克里姆林宫上班。”

尼娜的兴趣来了。“你做什么工作？”

德米卡不大想说，因为说出来像是在自夸似的。“我是总书记的助理之一。”他扭扭捏捏地说。

“你是说赫鲁晓夫同志吗？”尼娜吃惊地说。

“是的。”

“你怎么当上他的助理的？”

瓦伦丁插话说：“我不是说了嘛，他是个聪明人，他到哪儿都是尖子生！”

“光学习好根本没用，”尼娜干脆地说，“你还认识什么人？”

“我外公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在十月革命中参加了攻陷冬宫的那场战役。”

“这无法让你进入克里姆林宫任职。”

“我爸爸在克格勃工作——不过他去年就死了。我舅舅是个将军。而且，我也挺聪明的。”

“还很谦卑。”尼娜的声音里不乏讽刺，“你舅舅叫什么？”

“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家里人都叫他沃洛佳。”

“我听说过别斯科夫将军的大名，原来他是你舅舅啊！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你怎么还会穿家庭制作的短裤呢？”

德米卡很疑惑。听说了他的出身以后，尼娜才第一次对他表示出兴趣，但他弄不清尼娜的态度是尊敬还是轻蔑。或许她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吧。

瓦伦丁站起身。“跟我四处走走，”他对安娜说，“让他们俩留在这讨论德米卡的短裤吧。”他朝安娜伸出手。她抓住了他的手，任由他把她拉了起来。接着两人手牵着手走进了森林。

“你的朋友不喜欢我。”尼娜说。

“他喜欢安娜。”

“她很漂亮。”

德米卡轻声说：“你也很漂亮。”这句话没经过思考就脱口而出了，但他是真心实意的。

尼娜像是对他进行再评估似的打量着他。打量了一会儿以后她问：“你想去游泳吗？”

德米卡对游泳不是很热衷，但他很想看尼娜穿泳装的样子。他脱下短裤：德米卡在短裤里面还穿了条游泳裤。

尼娜没有穿比基尼，而是穿了件棕色尼龙的连体泳装，不过连体泳装把尼娜的身体衬得错落有致，因此德米卡丝毫没有失望。尼娜和苗条的安娜正好相反，她前凸后翘，喉咙上长着雀斑。看到德米卡盯着自己，她转过身，跑到湖里去了。

他紧跟在后。

尽管太阳高照，湖水却凉得刺骨，不过德米卡还是很喜欢湖水通彻全身的感觉。为了保持体温，两人都游得非常卖力。他们游到湖中心，然后又慢慢地向岸边游去。还没游到岸边，德米卡把脚伸到湖底。湖水正好平齐在两人的腰部。这时德米卡正对着尼娜的胸部。冰冷的湖水使尼娜露点了，透过泳衣显得一清二楚。“别盯着了。”尼娜顽皮地用湖水泼德米卡的脸。

德米卡泼还回去。

“有你好瞧的。”尼娜抓住德米卡的头，想把他的头按下水。

德米卡挣扎着抱住她的腰。两人在水中闹成一团。尼娜虽然体重不轻，但身体长得很扎实，德米卡很喜欢这种坚硬的感觉。他用两只手臂抱住她，把她的双脚抱离了湖底。她笑着跳着想挣脱出德米卡的怀抱，德米卡却抱得更紧了。他感觉到尼娜柔软的胸部顶在自己脸上。

“我投降！”尼娜高声大叫。

德米卡不情愿地把尼娜放了下来。他们相互凝视了一会儿。他从她眼中看到一股激情。有些东西改变了尼娜对他的态度：伏特加，意识到他是有权势的官员，水里的戏耍，或者以上全部。德米卡不想管这么多。他在尼娜的笑容里看到了邀请的意味，于是他便吻了她。

尼娜热情地回吻着他。

德米卡忘却了湖水的冰冷，全情投入在了嘴唇和舌头的感官刺激之中。但过了几分钟尼娜却冻得不行了，她挣脱开德米卡的怀抱说：“我们回岸上吧。”

德米卡抓住尼娜的手淌过浅滩上了岸。两人并肩躺在草地上，又开始亲吻起来。德米卡爱抚着尼娜的胸部，心想失去童贞的日子也许快到了。

两人的欢爱被麦克风里沙哑的喊声打断了：“把你们的船开回来！你们的时间到了！”

尼娜喃喃道：“风化警察。”

尽管心里很失望，但德米卡还是咯咯笑了。

他抬起头，看见一艘装载着外挂发动机的橡皮艇在离岸一百多码的湖面上驶过。

他挥挥手表示明白。船的租用时间是两个小时。他猜测给管理人一些贿赂可以延长租用的时间，但他在租船时没想到这一层。毕竟一开始，他也没想到自己和尼娜之间的关系会进展得如此迅速。

“得等他们回来了再走。”尼娜说。好在瓦伦丁和安娜很快就从树林里钻了出来。瓦伦丁和安娜只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而已，德米卡心想，听到麦克风里的喊声以后他们就走出来了。

德米卡、瓦伦丁和两个女孩隔开一小段距离，各自在泳衣外面套上了衣服。德米卡听见尼娜和安娜小声谈论着什么，安娜的说话声非常急促，尼娜笑着，不时点头表示赞同。

接着安娜意味深长地看了瓦伦丁一眼。这似乎是个预先说好的信号。瓦伦丁点点头，转身轻轻地对德米卡说：“今晚我们四个去跳民间舞，跳舞回来以后，我和安娜会进我们住的帐篷，你和尼娜去她们住的帐篷，你看这样行吗？”

这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这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德米卡问：“你和安娜刚才就商量好了吗？”

“是的，尼娜也同意了。”

德米卡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交上了这样的好运，他可以一晚上搂着尼娜厚实的身体了。“她喜欢我！”

“都是短裤的功劳！”瓦伦丁打趣道。

上船以后，他们划船返回游船码头。姑娘们说回去以后她们要先洗个澡。德米卡不知道该如何迅速地打发掉到晚上的这段空白。

回到码头，他们看见码头上站着一位穿黑西装的男人。

德米卡本能地预见到这是位找他的信使。我早该就知道，他遗憾地心想，事情不可能这么顺的。

下了船以后，尼娜看到了码头上穿着西装直流汗的人，“我们不会因为用船的时间过长而被捕吧？”她半开玩笑地说。

德米卡问来人：“你是来找我的吧，我是德米特里·德沃尔金。”

“没错，德米特里·伊里奇同志，”穿黑西装的男人使用德米卡的父名以表尊敬，“我是你的司机，负责送你去机场。”

“什么事这么急？”

司机耸了耸肩。“总书记要你马上回去。”

“我先去拿我的包。”德米卡遗憾地说。

尼娜小声地安慰了他两句，但脸上的表情却非常失落。

汽车把德米卡带到了莫斯科西南的伏努科沃机场，维拉·普莱特纳拿着一个大信封和一张前往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府第比利斯的机票正在那等着他。

此时赫鲁晓夫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他的别墅，或者可以说是他的第二个家：坐落于黑海之滨度假胜地匹斯达的政府公寓。德米卡要去的正是匹斯达。

此前，德米卡还从来没坐过飞机。

他不是唯一一个假期被缩短的助理。在出发大厅正要打开信封的时候，大夏天仍然穿着件法兰绒衬衫的叶夫根尼·菲利波夫走到他面前。菲利波夫表情很开心，对德米卡来说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你的策略失败了。”他心满意足地对德米卡说。

“发生了什么？”

“肯尼迪总统发表了电视演讲。”

打从维也纳峰会以后，肯尼迪连续七个星期没有发声。美国对苏联要和东德签定条约夺取西柏林的威胁一直没作出回复。德米卡觉得肯尼迪太过懦弱，没胆量与赫鲁晓夫正面交锋。“演讲是关于什么的？”

“他告诉美国人民要准备进行战争。”

所以紧急事件就是这个。

登机广播响了。德米卡问菲利波夫：“肯尼迪具体说了些什么？”

“对于柏林，肯尼迪说，‘对柏林的进攻等同于对我们美国的攻击。’演讲稿全文就在你手里的信封里。”

他们登上飞机。德米卡仍旧穿着度假时的短裤。他们乘的是一架图-104喷气客机。客机起飞时德米卡看了看窗外。他知道飞行原理，机翼弯曲的上表面形成气压上的差异，从而把飞机带动起来。但飞机起飞时德米卡仍然觉得这像是魔法。

过了一会，他把视线从机舱外挪开，打开了信封。

菲利波夫没有夸大其词。

肯尼迪不仅仅发出了威胁。他提出要让征兵的数量变成现在的三倍，组织起预备役军人，并把美军的规模扩大到一百万人。他准备建立起一条通往柏林的空中运输线，向欧洲派遣六个师，并准备对华约组织国家进行经济制裁。

他已经把军费预算增加到了三十亿美元以上。

德米卡意识到赫鲁晓夫和谋士们制定的战略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都低估了这位年轻英俊的总统。他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赫鲁晓夫还能做些什么？

他也许会辞去总书记的职位。苏共的前两位总书记都是终身制——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死在任上——但在改革后的苏联，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德米卡读了两遍演讲稿，飞机上剩下的两个小时他一直都在凝神细思。他想到，为了逃脱辞职的命运，赫鲁晓夫只有一个选择：解雇所有顾问和助理，招募新顾问，对苏维埃主席团进行大洗牌，赋予政治上的对手更大的权力。用这些措施证明自己错了，将来会作出更加英明的决策。

无论如何，德米卡在克里姆林宫的短暂里程都到头了。也许自己野心太大了吧，他沮丧地心想。毫无疑问未来等待他的生活不会比现在风光。他很想知道体态丰饶的尼娜在知道他被克里姆林宫逐出之后还会不会和他共度良宵。

客机降落在第比利斯，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把德米卡和菲利波夫专送到黑海岸边的一条飞机跑道上。

外交部的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在跑道边等待他们。海边湿润的气流卷起娜塔亚的头发，使她看上去非常诱人。“普沃克金传来了一条坏消息，”汽车驶离飞机以后娜塔亚说，米哈伊尔·普沃克金是苏联驻东德的大使，“他说移民去西柏林的人越来越多。”

也许是因为没有在娜塔亚之前知道这个消息，菲利波夫似乎有点气恼。“具体的移民数字是多少？”

“每天有近千人。”

德米卡大吃一惊：“每天有近千人吗？”

娜塔亚点点头。“普沃克金说东德政府已经出现了松动，再这样下去，东德政权就要垮了。老百姓很可能会发动起义。”

“看到了吗？”菲利波夫问德米卡，“这就是你们的政策导致的结果。”

德米卡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沿着岸边公路，娜塔亚把车开到一个森林环绕的海湾，进入一道长长的粉刷墙之间的一扇大铁门。进门以后，德米卡看见修剪整齐的草地上矗立着一座白色的别墅，别墅的二层有个大大的阳台。别墅的边上有个标准游泳池，这是德米卡第一次看到带有游泳池的别墅。

“他在海边。”一个保镖朝别墅的另一边摆了摆头。

德米卡穿过树丛走向铺着鹅卵石的海滩。一个携带着机关枪的士兵仔细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挥手让他过去了。

德米卡在一棵芭蕉树下找到了赫鲁晓夫。这个世界上第二有权的人又矮又胖，头上没有了头发，长得非常丑陋。他穿着一条吊带裤，上身穿着袖子卷起的白色衬衫。他坐在一把藤制的海滩椅上，椅子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水杯和一个玻璃水壶。他似乎在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间。

看到德米卡，赫鲁晓夫问他：“这条短裤是从哪弄来的？”

“我妈妈自己缝的。”

“我也应该弄条这样的短裤穿穿。”

德米卡说出他已经演练过的台词。“总书记同志，我马上就向你辞职。”

赫鲁晓夫无视了他。“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就将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上全面超越美国。”赫鲁晓夫似乎在继续正在进行的谈话，“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如何防止霸权主义国家主导全球政治以及遏制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你说说看，我们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德米卡老老实实地说。

“看看这个。”赫鲁晓夫说，“假设我是苏联。”他拿起水壶，把水壶里的水缓慢地倒进水杯，直到水满到杯子的边缘才停了下来。他把水壶递给德米卡。“你代表美国，”他说，“现在，请你把水壶里的水往杯子里倒。”

德米卡照办了。杯子里的水满了出来，水杯底下的白色台布被水浸湿了。

“看到了吗？”赫鲁晓夫像是证实了一个论点似的说，“杯子满了以后，再想倒水就不成了。”

德米卡愣住了。他提出了赫鲁晓夫想要他问的那个问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先生，这个实验代表了什么？”

“这个玻璃杯代表国际政治，冲突双方都想把水倒进去。水一旦满出来以后，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德米卡明白了赫鲁晓夫的意思。“当形势紧张到千钧一发时，双方的任何动作都会导致战争。”

“说得没错。美国人不比我们更想卷入战争。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刻意营造紧张局势——把局势渲染到一触即发——美国总统反而一筹莫展了。除了发动战争，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必须什么都不做。”

德米卡意识到这是个绝妙的决策。势力较弱的一方也能主导世界形势。“所以现在肯尼迪也无能为力？”

“因为他的下一举动只能是开战。”

德米卡很想知道这是赫鲁晓夫的长期策略吗？还是形势不妙以后编出的短期预案？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这等应变能力的话赫鲁晓夫也当不上总书记。追究是长期策略还是短期预案没什么太大的意义。“那你准备如何应付柏林存在的危机呢？”他问。

“我们要造一堵墙。”赫鲁晓夫说。

第九章

乔治·杰克斯带维雷娜·马昆德去赛马俱乐部吃午饭。实际上，这不是一个俱乐部，而是设在费尔法克斯饭店里的时髦餐厅，肯尼迪家族经常光顾。乔治和维雷娜是餐厅里穿着最考究的一对男女，维雷娜穿着一件条纹棉布制成的格子连衣裙，腰上扎着根红色的宽皮带。乔治穿着件深蓝色的亚麻夹克，戴着条纹领带。尽管穿着得体，侍者还是把他们带到了厨房门边的一张桌子。虽然华盛顿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大都市，但不是没有偏见，乔治尽量不让这种偏见影响到自己。

维雷娜是和父母一起到华盛顿的。这天，白宫方面邀请诸如马昆德家这样知名度高的支持者参加答谢鸡尾酒会——乔治知道，举办鸡尾酒会的另一个目的是让这些人在下一次选举中也站在肯尼迪这边。

维雷娜赞赏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我已经好久没在正经餐馆里吃饭了。”她说，“和华盛顿比起来，亚特兰大简直是一片荒漠。”在父母都是好莱坞明星的维雷娜看来，生活的奢华是应当的。

“你应该搬到华盛顿来住。”乔治看着她那对动人心魄的绿眼睛说。维雷娜身穿的无袖裙正好映衬出她咖啡色的完美皮肤，她很清楚这点。如果维雷娜搬到华盛顿的话，乔治一定会约她的。

乔治想忘了玛丽亚·萨默斯。他目前正在和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当秘书的历史学本科毕业生诺琳·拉蒂默约会。诺琳漂亮可人，是个不错的女孩，但那不管用：乔治老是想着玛丽亚，也许维雷娜可以成为一剂更有效的良药。

自然，他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维雷娜。“在佐治亚待得越久，你和时尚就离得越远。”他说。

“有所失必有所得。”维雷娜说。“我在为马丁·路德·金工作。和肯尼迪相比，金牧师更能推动美国的历史。”

“那是因为金牧师只有民权运动要考虑，总统考虑的事要比他多得多。总统是整个自由世界的捍卫者。现在他的心思全都放在了柏林上面。”

“这难道不奇怪吗？”维雷娜说。“他去为东德的德国人争取自由和民主，却不给南方黑人自由和民主。”

乔治笑了，维雷娜总是这么好斗。“这无关信仰，”他说，“要看他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她耸了耸肩。“那你去不去司法部又能有什么区别呢？”

“我去之前，司法部雇佣了九百五十名律师，其中只有十名是黑人。我已经算这种改进的十分之一了。”

“至今为止，你在司法部都做了些什么？”

“司法部对州际商务委员会推行了强硬政策，鲍比要求他们在汽车服务业取消种族隔离设施。”

“你凭什么认为现在的政策比以前的更有效力呢？”

“到现在为止，改变确实不大。”乔治很灰心，但不想把自己的灰心丧气暴露在维雷娜面前。“鲍比的私人团队里有个叫丹尼斯·威尔逊的白人小伙子，他把我视为威胁，一直不让我参加真正重要的会议。”

“他怎么能那样做？你是鲍比·肯尼迪雇佣的——他难道不想让你也参与进其中吗？”

“我需要赢得鲍比的信任。”

“你就是件装饰品，”维雷娜鄙夷地说，“有你在那的话，鲍比就能向人宣称自己在民权问题上参考了黑人的意见。他根本不用听你说了些什么。”

乔治害怕维雷娜也许没说错，但他没承认。“这就要看我了，我会让他听取我的意见的。”

“来亚特兰大吧。”维雷娜说，“金牧师的职位仍然向你开放。”

乔治摇摇头说：“我的事业在这里。”他回忆起了玛丽亚曾经说过的话，他把这句话向维雷娜重复了一遍。“抗议者可以引起巨大的影响，但改变世界格局的终将是各国的政府。”

“不全是如此。”维雷娜说。

走出餐厅，他们在宾馆大堂瞧见了等在那的乔治母亲。乔治约母亲在这见面，没想到母亲一直等在餐厅外面。“为何不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乔治问她。

杰姬没有理会儿子的问题，而是和维雷娜搭上了话。“我记得我们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曾经见过一面，”她说，“维雷娜，你近来过得怎么样？”她不像平时那么有礼，乔治知道，这是她不太喜欢维雷娜的表现。

乔治把维雷娜送上出租车，吻了吻她的脸颊。“很高兴又见到你。”他说。

送走维雷娜之后，乔治和母亲步行前往司法部大楼。杰姬·杰克斯想看看儿子工作的地方。乔治安排母亲在安静的一天——当鲍比·肯尼迪前往华盛顿城外七八英里的中央调查局总部兰利时，过来参观。

杰姬请了一天的假，她像去教堂似的戴上了帽子和手套。母子俩并肩迈步时，乔治问母亲：“妈妈，你觉得维雷娜怎么样？”

“她很漂亮。”杰姬很快回答道。

“你会欣赏她的政治立场的，”乔治说，“赫鲁晓夫也会。”他在夸大其词，但杰姬和维雷娜确实都是极端自由主义者。“她认为古巴人有权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的确有权这样做。”杰姬认同这个观点。

“那你不喜欢她什么？”

“我没有不喜欢她。”

“妈妈，男人的直觉不是那么强烈，但我从小就在观察你，我知道你持保留意见时是什么样的。”

杰姬展开笑颜，亲昵地碰了碰儿子的胳膊。“你被她吸引了，这并不奇怪，她是个令人无法抗拒的女孩。我不想说你喜欢的人的坏话，只是……”

“只是什么？”

“和维雷娜结婚可能很辛苦。我有种感觉，她自始至终都把自己的意愿放在第一位。”

“你觉得她很自私，是吗？”

“人人都很自私，我觉得她是被惯坏了。”

乔治点点头，试着把怒气压了下来。杰姬也许是对的。“不必担心，”他说，“她决定留在亚特兰大。”

“也许这对你们俩都好，我只是想让你过得幸福点罢了。”

司法部坐落在白宫对面一幢宏伟的古典大楼内。走进大楼时，杰姬的表情非常骄傲。她很高兴儿子能在这么一幢久负盛名的大楼里工作。乔治很开心她有这样的反应。杰姬完全有理由这么高兴：她把一生都给了乔治，这是对她最好的回报。

母子俩走进司法部大厅。杰姬很喜欢墙上展示美国人众生像的著名壁画，但对一只女性乳房露在外面的“正义精神”铝像提出了疑问。“我不是个假正经，但我不明白正义怎么会要把乳房露在外面，”她问，“这是什么原因？”

乔治想了想：“是想表示正义没有什么掩着瞒着的吧？”

杰姬笑了笑：“这个解释不错。”

他们坐电梯上楼。“你的胳膊怎么样？”杰姬问儿子。

石膏已经拆了，乔治也不再需要吊带。“伤处还时常会疼，”他说，“我发现把左手放兜里会好一些，这会给胳膊一点支撑。”

他们坐电梯到五楼。乔治把杰姬带进他和丹尼斯·威尔逊以及其他几位律师共用的办公室。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就在这间办公室隔壁。

丹尼斯坐在他的邻桌，靠近门口。丹尼斯脸色苍白，头上的金发早早开始秃了。乔治问丹尼斯：“他什么时候回来？”

丹尼斯知道他指的是鲍比。“至少一小时内不会回来。”

乔治对母亲说：“跟我来，我带你参观下这里的部长办公室。”

“你确定这会没问题吗？”

“他不在这，他不会介意我们在他不在的时候参观一下的。”

乔治带杰姬穿过接待区，向坐在接待区里的两位秘书点了点头，然后走进了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面上贴着胡桃木嵌板，墙边有个巨大的石头壁炉，地板上铺着条纹地毯，窗前挂着幅百叶窗，休闲桌上放着把台灯，与其说是办公室，还不如说是乡间庄园的一个客厅。办公室很大，但鲍比却把它弄得十分零乱。房间里有个鱼缸和一个老虎的绒毛玩具。他的老板桌上散布着各类文件、烟灰缸和家族里的照片。办公椅后面的架子上放着四部电话。

杰姬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联合车站旁住的地方吗？”

“我当然记得。”

“这间办公室比我们当时住的地方还大。”

乔治往周遭看了一圈。“的确是这样哎。”

“这个桌子比你四岁之前你和我睡的那张床还大。”

“我们还有狗都睡在那张床上。”

桌子上放着一个鲍比敬仰的美国特种部队的标志性绿色贝雷帽。但杰姬更感兴趣的是桌子上的那些照片。乔治拿起桌子上的镜框，里面是鲍比和妻子艾瑟尔及他们的七个孩子在家门口的大草坪拍摄的照片。“这是在他们弗吉尼亚麦克莱恩市希科里山的家里照的。”说完他把照片递给了母亲。

“我喜欢这样，”杰姬端详着照片说，“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办公室里响起带着波士顿口音的坚定男声：“你们是在说谁比较顾家啊？”

乔治转过身，看见鲍比·肯尼迪走进办公室。鲍比穿着件皱巴巴的浅灰色夏装，他的领带松开，衬衫纽扣也没有扣。他生着一排很大的兔牙，没有哥哥那么英俊。

乔治很慌张。“很抱歉，先生，”他说，“我以为你一下午都不在呢！”

“没关系，”鲍比说，但乔治不知道他是否真心实意这么说，“这地方属于美国人民——所有人都可以随意进来参观。”

“这是我的母亲，杰姬·杰克斯。”乔治说。

鲍比有力地握了握她的手：“杰克斯夫人，您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他说着，浑身散发出魅力，如同以往任何时候，他和自己的选民在说话一样。

杰姬的脸因为尴尬而涨红了，不过她的应对却特别流利。“谢谢你，”她说，“你有几个伶俐的孩子——我在照片里看到了他们。”

“我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即便从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也都非常棒！”

三个人都笑了。

鲍比说：“杰克斯夫人，很高兴见到你。欢迎您常来做客。”

尽管姿态非常优雅，但这毫无疑问是逐客令。乔治和杰姬离开了司法部长的办公室。

母子俩沿着走廊走到电梯前。杰姬说：“这场面真让人尴尬，但鲍比这个人的确不错。”

“我被摆了一道。”乔治生气地说，“鲍比从不会早到。丹尼斯故意误导了我们，他想让我在司法部长面前表现得很自负。”

杰姬拍了拍他的胳膊说：“就算这是今天最糟糕的事情，我们也毫发无损啊！”

“这还很难说，”乔治想起维雷娜刚才说他的工作只是在装饰门面而已，“你觉得鲍比让我来这只是为了制造他在听取黑人的观点的假象吗？”

杰姬想了想说：“也许是的。”

“如果去亚特兰大为马丁·路德·金工作，我的贡献也许会更大一些。”

“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我觉得你更应该留在这里。”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

乔治把母亲送出了司法部大楼。“你住的地方怎么样？”杰姬问。“下次我要去你住的地方看看。”

“那里很棒。”乔治在国会山附近的一幢高大狭窄的维多利亚式公寓楼内借了个顶层套间。“周日你过来吧。”

“能在厨房里给你烧顿饭吗？”

“那再好不过了。”

“会见到你女朋友吗？”

“我会叫上诺琳的。”

母子俩相互吻了吻脸颊以作告别。杰姬会去搭郊区线火车回她在乔治王子城的家。临走前她对儿子说：“你记住一点，愿意为马丁·路德·金工作的聪明人成百上千，但在鲍比·肯尼迪身旁为他工作的黑人却只有你一个。”

母亲的话是对的，乔治心想。她的话很少说错。

回到办公室以后，他没跟丹尼斯多说什么，而是自己回到办公桌前，为鲍比撰写一份有关校园种族隔离的报告。

下午五点，鲍比和助理们搭上一辆前往白宫的小巴，鲍比约好要在白宫和总统见面。这是鲍比第一次带乔治参加在白宫举行的会议，他很想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比以前更受信任了——还是这仅仅是个不怎么重要的会议而已。

走进白宫西翼以后，一行人走进了内阁会议室。会议室很大，一边有四扇大窗户。一张长条桌边放着二十来把深蓝色的皮椅。这个会议室里作出了许多震惊世界的重大决定，乔治严肃地想。

十五分钟以后，肯尼迪总统依然没有出现。丹尼斯对乔治说：“你去找戴夫·鲍尔斯，让他知道我们已经来了。”鲍尔斯是总统的私人助理。

“没问题。”乔治说。在哈佛读了七年，但我现在干的却是跑腿的活儿，他心想。

和鲍比开会前，总统要参加为名人支持者举办的鸡尾酒会。乔治循着喧闹声往白宫的正厅走去，走到东厅，乔治在巨大的枝型吊灯下看到了一百来个总统的客人，这是他们开始饮酒的第二个小时了。他们有的在喝鸡尾酒，有的在跳舞。乔治朝正在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人交谈的珀西·马昆德以及李宝宝招了招手。

总统不在这间屋子里。

乔治四下张望着，看见东厅一侧有个通向厨房的入口。据说总统为了避免被人拖住，经常利用员工出入口和后走廊。

乔治走过员工出入口，看见总统和助理们正站在员工出入口外面。相貌英俊的年轻总统穿着淡蓝色西服，白衬衫，打着条很窄的领带。他看上去又累又怒。“我不能和异族通婚的夫妇一起照相！”肯尼迪总统像是要充分表明自己观点似的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如果和他们照相的话，我会丢了上千万张选票的。”

舞会厅里乔治只见到了一对异族通婚的夫妇：珀西·马昆德和李宝宝。他感到很生气。自诩为自由派的肯尼迪总统竟然害怕和他们一起照相。

和英俊的总统完全不一样，戴夫·鲍尔斯是个大鼻子光头的中年人。他问总统：“那我该怎么办？”

“让他们离开这儿！”

戴夫和总统私交很好，不介意表现出自己在生气。“看在老天的份上，我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啊？”

乔治不再愤怒，开始进行理智的思考。这对他来说会不会是个机会呢？完全没想好具体的应对之策，他就对总统说：“总统先生，我是乔治·杰克斯，我为司法部长工作。能让我来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吗？”

从总统和戴夫脸上的表情，乔治完全猜得透他们在想些什么。如果珀西·马昆德在白宫遭辱，所有黑人马上都会站在总统的对立面。

“很好。”肯尼迪总统说，“乔治，谢谢你。”

“我这就去办。”说完乔治返回了舞会厅。

可他该怎么办呢？走过打蜡地板朝珀西和李宝宝走过去的时候他一直在努力地思考着。只要把他们带出舞会厅十五到二十分钟就行。他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啊？

除了真话，什么都可以说。

他走到正在谈话的一群人身旁，轻轻碰了碰珀西·马昆德的胳膊，他仍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珀西转过身，认出乔治，微笑着握了握乔治的手。“朋友们，都过来见见自由之行的勇士吧！”

李宝宝用两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像是怕他被谁给偷去了似的。“乔治，你是个英雄。”她说。

这是乔治意识到自己该说些什么了。“马昆德先生，李女士，我现在在为鲍比·肯尼迪工作，他想花些时间和你们聊聊民权方面的问题。可以把你们带到他那里去吗？”

“当然可以。”珀西说。很快乔治便把马昆德夫妇带出了舞会厅。

乔治很快就后悔说这话了。带马昆德夫妇走到白宫西翼的时候，他的心怦怦直跳。鲍比会怎么说？如果说“不行，我根本没这个时间”，不光马昆德夫妇会受到侮辱，鲍比也会觉得受到了冒犯。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一切责任都会落在乔治身上。他为何没把嘴牢牢闭紧呢？

“我和维雷娜一起吃的午饭。”乔治和马昆德夫妇闲聊起来。

李宝宝说：“她喜欢在亚特兰大的工作。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总部的人不多，但他们做的事情却很伟大。”

珀西说：“金牧师是个伟人。在我认识所有的民权领袖中，他是最能打动人的一位。”

他们到达内阁会议室，走了进去。六七个人坐在长会议桌的一头，有的在抽烟，有的在聊天。看到进来的人，他们都露出吃惊的表情。乔治看到鲍比，观察了一下他的表情。鲍比看上去又迷惑又生气。乔治说：“鲍比，你应该认识珀西·马昆德和李宝宝吧，他们想就民权方面的问题跟你聊上会儿。”

一时间，鲍比的脸气得通红。乔治意识到这是他一天之内第二次带不速之客给部长一个措手不及。但鲍比很快就露出笑容。“我感到非常荣幸！”他说，“伙计们，快先坐下，谢谢你们支持我哥哥的选战。”

乔治略松了一口气。情势没有朝最差的方面发展。鲍比恢复了平日的优雅。他问珀西和李宝宝他们所持的观点，真诚地谈到了南方民主党人在国会给肯尼迪兄弟造成的麻烦。夫妇俩感到非常荣幸。

没过一会儿，总统走进了会议室。他和马昆德夫妇握了握手，然后让戴夫·鲍尔斯把他们带回东厅的鸡尾酒会。

门一关，鲍比就责骂起乔治来了。“别再对我这么干了！”他的脸抽筋，显然非常生气。

乔治发现丹尼斯·威尔逊露出了笑容。

“你他妈以为自己是谁？”鲍比继续发怒。

乔治觉得鲍比也许要揍他一顿。他踮起脚趾，准备躲过鲍比的重拳。他不顾一切地说：“总统想让他们离开东厅，他不想与珀西和李宝宝一起拍照。”

鲍比看了看哥哥，肯尼迪总统对他点了点头。

乔治说：“容我考虑不触怒他们的方法的时间只有三十秒。我对他们说你想见见他们。这个办法很有用，是不是？他们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事实上他们觉得自己得到了最高等级的接待。”

总统说：“鲍比，就是这么回事。乔治为我们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乔治说：“我只是想确保他们在选举中对肯尼迪家族的支持。”

鲍比神色茫然地考虑了一会儿。“这么说，”片刻后他问乔治，“你让他们过来和我交谈，只是为了在总统合影时把他们排除在外吗？”

“是的。”乔治说。

总统说：“他的应对很快。”

鲍比的脸色变了。很快他开始大笑起来。总统随后也笑了。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鲍比用胳膊抱住乔治的肩膀。

乔治仍然很紧张，他害怕自己会被解雇。

鲍比说：“小乔治，你是我们的自己人。”

乔治意识到自己被核心层接纳了，他一下子瘫软下来。

不该如此骄傲。对自己的黑人同胞耍这种小伎俩，成为总统种族偏见的帮凶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乔治真想把自己的手好好洗洗。

这时乔治看见了丹尼斯·威尔逊脸上的狂怒，他的感觉一下子好了很多。

第十章

八月，丽贝卡第二次被召到秘密警察总部。

她非常害怕，不知道斯塔西这次想干什么。他们已经毁了她的生活。她踏入了一段虚假的婚姻，后来连工作也找不到，显然这是因为斯塔西命令学校不能雇佣她。丽贝卡不知道他们还能对她做些什么。斯塔西总不能在陷害了她这么多次以后还让她坐牢吧。

但斯塔西可以为所欲为。

天很热，丽贝卡坐公共汽车穿越柏林。斯塔西新的总部大楼和大楼里面的组织一样丑陋不堪。新大楼是个方形的石头盒子，里面住的是一群脑子不会拐弯的人。她又一次被护送上电梯，沿着墙面被漆成病态黄色的走廊朝前走。但这次她被送到了另一个办公室。等待丽贝卡的是她的丈夫汉斯。看到汉斯以后，她的恐惧被强烈的愤怒替代了。尽管汉斯有伤害她的权力，但满腔怒火的丽贝卡绝不会轻易就范。

汉斯穿着件之前她没见过的淡灰色西装。他的办公室很大，有两扇窗和一套全新的时尚家具：汉斯的职位远比她想象得要高。

她花了些时间鼓起勇气：“我还以为会见到舒尔茨队长呢！”

汉斯扭过头。“他不适合这种保密性很强的工作。”

看得出，汉斯在掩藏着什么。也许舒尔茨被开除了，也许被踢到了交警队。“他应该在派出所审问我，而不是把我带到这里来。”

“他本来就不该审问你。你给我坐下。”汉斯指着又大又丑的桌子前的一把椅子说。

椅子由铁管和硬质橘红色塑料所组成——丽贝卡猜测这是为了让受害者更不舒服。压抑着的愤怒让丽贝卡有力气和汉斯相抗衡。她没有坐下，而是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停车场。“你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她说，“你费尽心思监视我的家人，结果却没找到一个间谍和破坏者。”她转身看着他，“你的上司们一定对你很生气。”

“事实完全相反，”汉斯说，“这被认为是斯塔西建立以后最为成功的一次行动。”

丽贝卡完全想不到他成功在哪。“你可没获取任何有趣的情报啊。”

“我的人列出了一张涵盖东德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表格，这张表格清晰地指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他骄傲地说，“其中最关键的信息都是在你家获得的。你父母认识反对派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其中有许多都到你家去过。”

丽贝卡皱起眉。大多数去她家的人以前的确都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这很自然，她家的交际圈就是如此。“我们仅仅是朋友啊。”她说。

汉斯爆发出一阵嘲笑声。“仅仅是朋友吗？！我知道你觉得我们没那么聪明——和你住在一起时你经常这么说——但我们也不是完全无脑。”

丽贝卡意识到，汉斯和其他秘密警察都认为——或至少是假装相信——民间存在着反政府的阴谋。要不然的话，他们的工作就根本没有意义。于是汉斯便根据进出弗兰克家的人虚构了一个以弗兰克家为基地，阴谋推翻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成员关系网。

但这个关系网其实是不存在的。

汉斯说：“当然，这份工作不需要以结婚为前提。我们原本计划，我只要和你调调情，就足以进入你家了。”

“我向你求婚一定让你非常困扰。”

“那时，这个项目进行得非常顺畅，从你那里得来的情报非常关键。在你家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能为我们引出更多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拒绝你的求婚，项目就进行不下去了。”

“你一定为自己的英勇感到非常自豪。”丽贝卡说。

汉斯死盯着丽贝卡。刹那间丽贝卡一点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汉斯在头脑中肯定在谋划着什么，但丽贝卡却不知道他在谋划什么。丽贝卡想到汉斯也许会触碰或亲吻她，这让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接着她像是要驱散这种想法似的摇了摇头。“叫你来这可不是谈论我们的婚姻的。”汉斯恼怒地说。

“那是为了什么？”

“你在职业介绍所引发了骚乱。”

“这能叫骚乱吗？我问排在我前面的男人他失业多久了。柜台后面的女人站起来朝我大嚷。‘社会主义不存在失业！’她尖叫着。我看着队伍前后的人，忍俊不禁地笑了。这难道算是骚乱吗？”

“你歇斯底里地大笑，并且笑个不停，结果被人赶出了职业介绍所大楼。”

“没错，我的确笑个不停。她的说法实在是太荒唐了。”

“这不叫荒唐！”汉斯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和所有恃强凌弱的人一样，碰到有人对抗他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她说得没错，”汉斯说，“东德没有人失业，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了失业这一资本主义国家的顽疾。”

“别这样，”丽贝卡说，“你又要让我笑了。那样一来，我又要被赶出这幢大楼了。”

“冷嘲热讽对你一点好处都不会有。”

丽贝卡看着墙上镜框里汉斯和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握手的照片。瓦尔特顶着圆圆的光头，下巴上长着山羊胡：和列宁滑稽地有几分形似。丽贝卡问他：“乌布利希对你说了什么？”

“他祝贺我升职为上校。”

“冷酷地误导妻子是促成你升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我问你，如果我现在的境遇不算失业的话，那算是什么啊？”

“你现在正作为寄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败类接受调查。”

“太不讲道理了！从学校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为这个国家服务。连续八年没有请过一天病假。因为工作出色，我得到了晋升，还承担了指引新人之类的额外工作。然而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个斯塔西特工，随后我便被解雇了。接着我到六所学校应聘，每个学校都要我立即上任。但不知为何，很快校方又写信告诉我他们无法向我提供职位。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没人想要你当老师。”

“哪个学校都想要我，我非常出色。”

“你在意识形态上很不可靠。对极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来说，你这样的老师非常危险。”

“我的上一个学校对我评价很高。”

“你是说伯纳德·赫尔德吧，他也因为意识形态上的不坚定而在接受调查。”

丽贝卡觉得一阵恐惧。她极力控制自己，保持着不动声色的表情。如果能干的伯纳德因为她受牵连，那真是太可怕了。我必须向他示警，丽贝卡心想。

汉斯一眼看出了她的恐惧。“你动摇了，是不是？”他问，“我一直对他有所怀疑。你一定喜欢着他。”

“他想和我恋爱。”丽贝卡说，“但我不想欺骗你，只不过有时会幻想一下。”

“我会调查清楚的。”

“我已经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是在执行任务。”

“所以你就借指责我是寄生虫阻挠我得到工作。你想让我怎么办——也移民到西边吗？”

“不经允许的移民同样是种犯罪。”

“但许多人都移民了！听说每天移民去西边的人都快上千了。有教师、医生、工程师——甚至还有警察。”她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舒尔茨队长是不是也移民了？”

汉斯似乎有点动摇。“这不干你的事。”

“从你的表情就能看出来。这么说，舒尔茨也到西边去了。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么多受人尊敬的人都甘愿成为罪犯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想生活在一个能自由选举，比东德更为民主的国家吗？”

汉斯愤怒地提高了声调：“自由选举造就了希特勒——他们想要的是这个吗？”

“他们也许不想住在秘密警察可以为所欲为的国家。有你们在，老百姓就无法生活安稳。”

“只有那些掩藏罪恶秘密的人才会觉得生活不够安稳。”

“汉斯，我有什么秘密？快告诉我，你一定很清楚我的秘密是什么。”

“你是寄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害虫。”

“所以你就阻止我应聘，现在又以失业为理由威胁投我入狱。我想你会把我投入劳改营，是不是这样？那样我就有工作了，只是什么报酬都不会有。我热爱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合理的社会制度。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远离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母亲经常在我面前说，她永远都不会移民到西边去。她觉得这就像是在当逃兵。”

丽贝卡不知道汉斯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

“非法移民的话，你就永远别回来了。”

丽贝卡知道汉斯的意思了，她感到非常绝望。

汉斯像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似的神采飞扬地说：“你再也别想见到你的家人了。”

丽贝卡心碎了。她离开秘密警察总部大楼，站在公共汽车站上。在失去家人和失去自由之间，她只能有一个选择。

她心怀沮丧地坐车前往之前工作的学校。走进学校，离愁别绪突然扑面而来：学生们的闲聊声，粉笔灰的气味，衣帽间里的足球鞋，墙上挂着的告示牌和“不准奔跑”的标志，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她无法自已。她意识到当老师是多么快乐。这是份非常重要的工作，她又很擅长这份工作。丽贝卡无法想象要放弃这份工作。

丽贝卡在教导主任办公室里找到了穿着一身黑色绒布西服的伯纳德。西服有点旧了，但黑色很适合他。丽贝卡推开门，伯纳德看到她快乐地笑了。“他们让你当教导主任了吗？”尽管这么问，但丽贝卡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才不会任命我当教导主任呢！”他回答说。“但现在还是我在代理，我喜欢这份工作。原先的教导主任安塞姆现在在汉堡的一所很大的学校当教导主任——拿我双倍的工资。你怎么样？快坐下跟我说说。”

丽贝卡坐下来，讲述了找工作的情况。“汉斯在报复我，”她说，“我不该把他那该死的火柴模型扔到窗外的。”

“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伯纳德说，“这种事我以前经历过。男人有时会痛恨被他不公正对待的人。我想这是因为一看到被迫害的人，他就会自己的那段耻辱经历。”

伯纳德是个聪明人，丽贝卡错过了他。“恐怕汉斯对你也会心怀怨恨。”丽贝卡说，“他告诉我，因为给我写的那封推荐信，你也因为意识形态不坚定在接受调查。”

“老天啊！”他揉了揉前额上的伤疤，每到感到忧虑时他都会去揉额头上的伤疤。和斯塔西扯上关系肯定不会让人感到愉快。

“我感到非常抱歉。”

“别这样。我很高兴为你写了那封推荐信。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还会为你写的。在这个该死的国家，总得有人说真话啊。”

“汉斯还说，他说……你非常喜欢我。”

“他嫉妒了吗？”

“很难想象他还会嫉妒。”

“这很自然，即便他是个暗探，也会难以阻挡地爱上你。”

“别荒唐了。”

“你来是为了向我示警吗？”伯纳德问。

“我还想告诉你……”即便是伯纳德，她也必须非常小心。“我还想告诉你，我可能有段时间见不到你了。”

“哦。”伯纳德会意地点了点头。

很少有人会坦承自己要投奔去西边。如果被秘密警察知道，即便只是暗中谋划也会被逮捕。如果不报告秘密警察的话，知道投奔西边意图的人也会因为知情不报惹上官司。除了最亲密的家人以外，这种事情对谁都不能泄露。

丽贝卡站起身。“谢谢你的友谊。”

伯纳德绕过书桌，抓住丽贝卡的双手。“该谢的是我，祝你好运！”

“你也好运！”

这时丽贝卡知道自己已经在潜意识中打定了去西边的决心。她怀着惊奇和渴望考虑着这样做的可能性和后果，没想到这时伯纳德突然低头吻了她一下。

丽贝卡没想到伯纳德会吻她。这是个轻柔的吻，伯纳德只是用嘴唇碰上她的嘴唇，并没有张开嘴。她闭上眼睛。经过了一年的虚伪婚姻之后，丽贝卡很高兴有人发现她的欲望和可爱。她想要用胳膊抱住他，但抑制了这种渴望。开始一段注定要结束的关系可不怎么明智。很快，她就移开了脸。

丽贝卡觉得自己快要落泪了。她不想让伯纳德看到她哭，鼓起勇气说了声再见，就飞快地转身离开了。

她决定在两天后的星期天早晨离开。

家里的所有人都早早起床送她。

她很难过，一点都吃不下早饭。“我也许会去汉堡。”丽贝卡在家人面前强装出愉快。“安塞姆·韦伯在那的学校当教导主任，他一定会雇佣我。”

穿着紫色丝质长袍的外祖母茉黛说：“只要去了西德，在哪里你都能找到工作。”

“可还是去一个有认识的人的城市比较好。”丽贝卡孤苦伶仃地说。

瓦利插话说：“汉堡的音乐演出很红火，我一毕业就去那和你会合。”

“毕业以后你必须找份工作，”父亲用嘲讽的语气对瓦利说，“对你来说，工作将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

“今天早晨就别吵了。”丽贝卡说。

父亲交给丽贝卡一个装着钱的信封。“到那边以后，马上打辆车。”他说，“让司机送你去马林菲尔德，”柏林南部腾佩尔霍夫机场附近的马林菲尔德有个难民中心。“到那去办移民手续。我想你要排几个小时队，有时甚至会是好几天。把事情都办完以后，到我的厂子里去。我会帮你办好西德的银行账户。”

卡拉已经满脸是泪了。“我们会经常见面的，”她说，“你任何时候都可以飞到西柏林，我们可以跨过边界去见你。我们还可以在万湖的湖滨上野炊呢！”

丽贝卡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拼命不让自己哭。她把钱放在唯一携带的小肩包里。带更多行李也许会使她在边境被东德警察逮捕。她想多在家待一会儿，但又怕这会使她失去勇气。她亲吻拥抱了所有的家人：外祖母茉黛，养父沃纳，养父母的儿女瓦利和莉莉，不是母亲胜似母亲、把她从苏联人手里救下来的养母卡拉。正是因为救命之恩，母女俩的感情才更为珍贵。

丽贝卡满眼是泪地离开了家。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清晨，天空碧蓝，万里无云。丽贝卡试着让自己开心一点：她即将远离德国共产党的暴政，开启自己新的生活。无论如何，她总能和家人再见的。

丽贝卡沿着旧城区中心的街道步伐轻快地朝前走。走过查理特医院门前的广场以后，她朝因瓦里登街走了过去。因瓦里登街的左边便是跨越斯潘杜运河的桑德克鲁格桥，每天有许多人通过运河上的桑德克鲁格桥前往西柏林。

但这天的情况却大为不同。

起初丽贝卡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排汽车堵在桥前。一群人站在车后面探头观望。也许桥上发生了撞车。但丽贝卡右边的蒂尔加登广场上站着二三十个无所事事的东德战士，战士们的身后停着两辆苏联坦克。

丽贝卡又迷惑又害怕。

她挤过人群，走到前面。这时是她知道究竟怎么了。桥的前面竖起了一道瘆人的铁丝网。铁丝网中间的每处缝隙都站着一个东德警察，不让任何人越雷池一步。

丽贝卡很想问问发生了什么事，但又不想惹祸上身。这里离弗雷德里希大街车站不远：她可以在那坐地铁直接去马林菲尔德。

她转向南，脚步更快了，走之字形路线绕过几幢大学楼向车站走。

车站的情况同样不怎么妙。

几十个人堵在车站的入口处。丽贝卡挤到前面，看到墙上贴着的告示分外显眼：此处车站现已停用。楼梯顶上，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组成一道人墙。没人能上得了月台。

丽贝卡开始感到害怕了。选择的前两个越境点被封锁也许是个巧合，但也许不是。

从东柏林前往西柏林的地方有八十一处。离车站最近的一处是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在雄伟的拱门下和蒂尔加登大街接壤。丽贝卡沿着弗雷德里希大街往南走。

向西转到菩提树下大街的时候，丽贝卡就知道这下麻烦了。这里同样站着士兵停着坦克。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前站着几百多号人。挤到人群前边以后，她同样面对着一道铁丝网。铁丝网竖在锯木架上，由东德警察守卫着。

瓦利这样的年轻人——穿着皮夹克、紧身裤，留着猫王埃尔维斯发型的小年轻——在远离警察的地方高声抗议。在西德那一边，服饰发型完全相同的年轻人也在高声抗议，还不断地向警察扔着石头。

到近处看，丽贝卡发现东德警察、边防军和工厂警卫正在挖洞，在这些洞里插上高高的水泥柱，在水泥柱间拉起铁丝网，显然是为了作长久的打算。

长久打算。想到这里，她的心降到了冰点。

她问站在身旁的人。“所有和西柏林交界的地方都建起这种墙了吗？”

“是的，”身旁的人说，“这群浑蛋。”

东德当局干了件没人料到他们会干的事情：在柏林中间竖了道墙。

而丽贝卡在错误的一边。

Part 2 缺 陷（ 1961—1962年）

第十一章

前往“电气餐厅”和拉里·马维尼共进午餐时，乔治非常担心。乔治不知道马维尼为何要和他见面，但出于好奇，他还是同意了。两人年纪相仿，都在做高层的助理：拉里是空军参谋长柯蒂斯·勒梅的助理。但他们的上司却互不相让：肯尼迪兄弟不信任军方。

拉里穿着空军中尉的制服。他一副军人模样，胡子刮得非常干净，头发剃得很短，领带系得很紧，鞋擦得锃亮。“五角大楼方面痛恨种族隔离制度。”他说。

乔治扬起眉毛。“真的吗？我以为军队历来不愿信任持枪的黑人。”

拉里举起手以示安慰：“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首先，这只是个姿态，军队看重的是实际的需要：从独立战争以来，黑人参加了合众国的每一次战争。其次，种族隔离已经成为了历史。现在，五角大楼需要各种肤色的青年服役。我们无法接受种族隔离造成的低效和花费：两种厕所，两种营房，本该并肩作战的人之间的偏见和恨意。”

“好，我相信你说的。”乔治说。

拉里吃了口烤奶酪三明治，乔治舀了勺墨西哥辣肉酱。拉里说：“看来赫鲁晓夫已经达到他在柏林的目的了。”

乔治知道这才是午餐真正的话题。“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和苏联打仗了。感谢上帝！”

“肯尼迪临阵退缩了，”拉里说，“东德政权原本就快要垮了。如果总统采取更强硬路线的话，那里本来很可能会发生政变。但那道墙挡住了涌向西方的难民，这样苏联就可以在东柏林为所欲为了。我们的西德盟友对此非常气愤。”

乔治吹了声口哨：“无论如何，总统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以加强苏联的统治为代价，这根本算不上是胜利。”

“这是五角大楼的看法吗？”

“差不多吧。”

军方的人肯定都那么看，乔治生气地心想。他现在明白了：马维尼来这里是希望向他表明五角大楼的立场，希望乔治能够给予支持。他告诉自己，我应该高兴才对，这意味着人们已经把我看作是鲍比核心团队的一员了。

可他不能任由别人攻击总统：“我本以为还能指望得上勒梅将军呢，人们不是都叫他‘炸弹客’勒梅吗？”

拉里皱起眉，即便觉得这个绰号可笑，他也没有表现出来。

乔治觉得整天叼着根雪茄的傲慢老头配上这个绰号简直可笑极了。“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如果爆发核战争，最后剩下两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的话，那还是美国赢了。”

“我从没听他这样说过。”

“肯尼迪总统告诉他：‘你最好希望剩下的两个美国人是一男一女。’”

“我们必须更强势些，”拉里开始变得恼怒，“我们已经失去了古巴、老挝和东柏林，而且很可能再失去越南。”

“你觉得我们会拿越南怎么办？”

“派军队过去。”拉里张口就来。

“我们不是已经往越南派了几千个军事顾问了吗？”

“那还远远不够。五角大楼一次次向总统提出建议，让他把战斗部队派往越南。但他似乎没这个胆量。”

乔治觉得这种说法很不公平，他对此很是恼火。“肯尼迪总统不缺勇气。”他反驳道。

“那他为什么不对越南的共产党人发起进攻？”

“他吃不准我们会不会赢。”

“他应该向经验丰富的将军们取取经。”

“真是这样吗？进攻猪湾的愚蠢建议不正是那些将军们提的吗？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真的有经验，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总统由古巴流亡者进行的那次攻击一定会失败呢？”

“我们告诉他要实施空中掩护——”

“拉里，别硬撑了，猪湾事件的前提是避免把美国人卷入进去，怎么能空中掩护呢？形势变糟以后，五角大楼想派海军陆战队前去补救，但肯尼迪兄弟却怀疑起了你们的动机。你们让总统卷入一场由流亡者进行的注定失败的入侵，是因为你们想逼他派军队过去。”

“事实并非如此。”

“也许吧，但他认为你们现在想用同样的办法让他卷入越南这个泥潭，决定不被你们愚弄第二次。”

“看来他是因为猪湾事件对我们怀恨在心了。乔治，认真点儿，仅仅因为不想被军方愚弄就能任由越南走向赤化吗？”

“当然不能任由越南走向赤化，但也不是只有战争这一种方法。”

拉里放下刀叉。“要来些甜点吗？”他意识到自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乔治不会成为五角大楼的游说者。

“谢谢你，不用上甜点。”乔治说。乔治加入鲍比的团队是为了争取正义，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拥有和一般美国人同样的权利。和亚洲的共产主义作斗争还是留给别人去干吧。

拉里的脸色变了。他朝餐厅那头挥了挥手。乔治回过头，突然间被吓了一大跳。

拉里正在向玛丽亚·萨默斯挥手。

玛丽亚没有看见他。她已经把脸转向与她同来的一个白人女孩了。

“那是玛丽亚·萨默斯吗？”乔治满心疑惑地问。

“是的。”

“你认识她吗？”

“我们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同窗。”

“她来华盛顿干什么？”

“说来很有趣。玛丽亚应聘白宫新闻办公室的一个职位失败了，但应聘的人没去就职，于是他们又找上她了。”

乔治非常激动。玛丽亚也在华盛顿——而且会一直在华盛顿上班！他决定在离开餐厅之前和玛丽亚搭上话。

他突然想到，也许可以从拉里这儿知道更多玛丽亚的事情。“你在法学院和她约会过吗？”

“没，她只和有限的几个有色人种出去约会过。她是那种冰美人。”

乔治没把这种说法当回事。对一些男人来说，对他们说不的女人都是冰美人。“有没有对她来说比较特殊的人？”

“有个人和玛丽亚约会了一年，但因为玛丽亚一直没肯和他上床而甩了她。”

“这并不奇怪，”乔治说，“她来自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一起参加了自由之行运动，我和她聊了很多。”

“她很漂亮。”

“没错，她的确很漂亮。”

两人平分付了账单。出去经过玛丽亚的餐桌时，乔治停下脚步跟她打了声招呼。“欢迎来华盛顿。”他说。

玛丽亚热情地笑了。“你好，乔治，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碰到你。”

拉里说：“玛丽亚，我刚刚还在跟乔治说你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是个出了名的冰美人呢。”说完拉里大声笑了起来。

这只是个男生们爱开的玩笑，没什么稀奇，但玛丽亚脸红了。

拉里走出餐厅，但乔治留了下来。“玛丽亚，很抱歉他这样说，这让我很不好意思。这样说很没风度。”

“谢谢你，”玛丽亚指着边上的女孩说，“这是安东尼娅·卡贝尔，她也是个律师。”

安东尼娅瘦削、严肃，头发紧紧束在脑后。“很高兴认识你。”乔治说。

玛丽亚对安东尼娅说：“在阿拉巴马时，我差点被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撬棒砸中，乔治为了保护我弄折了胳膊。”

安东尼娅很受触动。“乔治，你是个真正的绅士。”她说。

乔治知道两个女孩正要离开：她们的账单在桌上的茶托里，压在几张纸币下面。他问玛丽亚：“我能陪你走回白宫吗？”

“当然可以。”玛丽亚说。

安东尼娅说：“我要去一下药店。”

三人走进华盛顿初秋的微风中。安东尼娅挥手说再见，乔治和玛丽亚向白宫走去。

穿过宾夕法尼亚大街时，乔治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玛丽亚。玛丽亚穿着漂亮的黑色雨衣，雨衣里是件白色的高领毛衣。作为一名经常要参加白宫活动的政府雇员，她的穿着比较正式，但难掩脸上温暖的笑容。她相貌标致，鼻子和下巴都很小巧，棕色的大眼睛和柔软的嘴唇非常迷人。

“我和拉里在越南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乔治说，“我觉得他是想让我通过非正式渠道把军方的想法传达给鲍比。”

“应该是的，”玛丽亚说，“但总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对五角大楼让步。”

“你怎么知道？”

“今晚他将发表演说，告诉国民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有界限的。我们不可能纠正所有错误，也不可能避免所有不幸。我刚写好这次演讲的新闻稿。”

“很高兴他能如此强硬。”

“乔治，你没听到我说了什么吗？我写的新闻稿！你不明白这有多了不起吗？以前只有男人才能写白宫的新闻稿，女人只有把稿子打出来的份！”

乔治焕发出笑容。“祝贺你。”乔治很高兴能和玛丽亚重新在一起。两人很快恢复了友谊。

“我一回到白宫就会知道人们对新闻稿的想法。司法部的情况怎么样？”

“自由之行运动似乎取得了成效，”乔治热切地说，“很快跨州的长途车都会钉上这样的标语：‘无论何种种族、肤色、宗教、国籍都可以乘坐。’车票也会印上这句话。”乔治对取得的成果非常自豪。“你看怎么样？”

“非常棒。”但玛丽亚很快抛出了关键问题，“这条法令是强制的吗？”

“那要看我们这些司法部的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付出的都多。我们好几次驳回了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当局的判例。其他州的许多城市已经作出让步，开始执行司法部的法令。”

“很难相信我们真的赢了。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卑鄙手段似乎永远使不完。”

“选民登记是我们的下一场战役。马丁·路德·金希望在今年年末把南方黑人选民的数量提高一倍。”

玛丽亚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南方各州难以违抗的新民权法案。”

“我们正致力于起草这部法案。”

“你是不是说鲍比·肯尼迪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

“当然不是。一年前他甚至没考虑颁布什么民权法令。但鲍比和总统很不喜欢白人在南方各州施以种族暴力的那些现场照片。这些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让肯尼迪兄弟面子上很难看。”

“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地缘政治。”

“是的。”

乔治想约她出来，但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他先要尽快斩断和诺琳·拉蒂默之间的恋情：既然玛丽亚已经到了华盛顿，他和诺琳之间就没前途可言了。但他觉得自己先得同诺琳了断才能和玛丽亚约会。若非如此就是对两位女性的欺骗。不会耽搁太久：没几天他就能见到诺琳了。

乔治和玛丽亚走进白宫西翼。黑人在白宫并不常见，遇到的每个人都盯着他们看。两人走进新闻办公室。乔治惊讶地发现新闻办公室空间狭小，挤满了桌子。七八个职员正专心致志地用灰色雷明顿打字机和几排闪着灯的电话机忙着各自的工作。隔壁房间传来电传打字机的咔嗒声，这种咔嗒声时而会被代表重要情报的铃声打断。乔治看到里头还有间办公室，他想那应该是新闻办公室主任皮埃尔·萨林杰的办公室。

所有人都全神贯注，没人闲聊或向窗外看。

玛丽亚把乔治带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向他介绍正在邻桌打字的三十来岁的红发女郎：“乔治，这是我的朋友内莉·福德汉姆小姐。内莉，大家为什么都不说话啊？”

内莉还没来得及回答，萨林杰就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了。他个子矮胖，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欧式西服。肯尼迪总统正和他在一起。

总统对所有人笑了笑，他对乔治点点头，然后对玛丽亚说：“你就是玛丽亚·萨默斯吧？”他说，“你写的新闻稿非常棒——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做得很不错。”

玛丽亚高兴得涨红了脸。“总统先生，谢谢你。”

总统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要办。“来这儿之前你在干什么？”他饶有兴致地问玛丽亚。

“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读书。”

“你喜欢在新闻办公室的工作吗？”

“当然，这份工作非常令人兴奋。”

“你的工作做得很棒，继续努力。”

“我会尽上全力的。”

总统走出了办公室，萨林杰紧随在后。

乔治忍俊不禁地看着一脸茫然的玛丽亚。

过了许久，内莉·福德汉姆说话了：“他只要在这儿一站，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玛丽亚看着她。“是的，”她说，“刚才我就是这种感觉。”

玛丽亚有点孤独，但非常高兴。

她喜欢在白宫工作，身处这些聪慧、诚挚、只想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人们中间。她觉得在白宫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她知道自己必须和偏见作斗争——对女人以及黑人的世俗偏见——但她相信自己可以用智慧和决心超越这种偏见。

她家有不信邪的传统。玛丽亚的祖父索尔·萨默斯从阿拉巴马州的各各他步行到芝加哥，途中因为“流浪”被捕，在一座煤矿里服了三十天的劳役。在那儿，他看见有人因为企图逃跑而被棍棒活活打死。三十天后他没能获释，他跟煤矿的管理人讲道理，反而被暴打了一顿。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煤矿，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芝加哥，后来成了伯利恒福音教会的牧师。已经八十岁的他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还时不时在教堂讲道。

玛丽亚的父亲丹尼尔读了黑人大学和法学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里，他在芝加哥大多数人连张寄信邮票都买不起的南部郊区开了间律师事务所。玛丽亚经常听他回忆起客户们用各种各样的东西付给他律师费的事情：手工做的蛋糕，后院养的鸡孵出的鸡蛋，有时客户还会给他剃个头，做做木工什么的。罗斯福的新政使经济有所起色以后，他才成为芝加哥最有名望的黑人律师。

因此玛丽亚并不害怕逆境。但她的确很孤独。周围所有人都是白人。祖父萨默斯经常说：“白人没什么过错，他们只不过不是黑人。”她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白人即使整天在外面闲逛也不会被当作“流浪汉”，他们对阿拉巴马州直到1927年还在把黑人送往劳役营视而不见。如果她和周围的同事们提起这种事，他们只会怜悯地看上她一阵，然后回头继续自己的工作，她知道他们觉得她是在夸大其词。白人们觉得谈及偏见的黑人和抱怨病痛的病人一样讨厌。

她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乔治·杰克斯。男孩再怎么有吸引力，一个正经的女孩也不该主动去追，但她一到华盛顿就想去找乔治。她很清楚自己见了乔治该说些什么。自从两年前和弗兰克·贝克尔分手以后，乔治是她遇见过的最能让她倾心的男人。如果弗兰克向她求婚她肯定会答应，但弗兰克不想受婚姻的束缚，只想和她上床，她只能选择和弗兰克分道扬镳。当乔治和她一起走回白宫的时候，她以为乔治一定会提出约会，但乔治却没有约她，这让她非常失望。

玛丽亚和两个黑人姑娘租了一套公寓，但和她们毫无共同点。另外两个女孩都做秘书，只对时尚和电影感兴趣。

玛丽亚习惯了被视作异类。大学里很少有黑人姑娘，法学院里更是只有她一根独苗。现在她是白宫里除清洁妇和女厨师之外的唯一黑人女雇员。她从不为此而抱怨：所有人都对她很友善。但她却感到非常孤独。

遇见乔治后的第二天早晨，她正在办公室里研究菲德尔·卡斯特罗最新发表的演讲，从中寻找新闻办公室也许用得上的素材。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有个男人在电话里问她：“想去游泳吗？”

对方的波士顿口音听起来很熟悉，但玛丽亚却一时想不起他是谁。“你是哪位？”

“我是戴夫。”

打电话来的是总统的私人助理戴夫·鲍尔斯，人们常称他为总统的第一伙伴。玛丽亚和他说过两三次话。戴夫和玛丽亚在白宫遇到的大多数人一样和蔼可亲。

但戴夫的提议却让玛丽亚大吃一惊。“去哪儿游泳啊？”她问。

戴夫笑了：“当然是白宫。”

玛丽亚知道在总统办公室和西翼之间的西走廊有个游泳池。她没见过那个游泳池，但知道游泳池是为罗斯福总统而建的。她听说因为严重的背伤，肯尼迪每天至少要游一次泳。

戴夫说：“我还叫上了别的女孩子。”

一提到游泳，玛丽亚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头发。大多数坐办公室的黑人妇女都戴着假发或头套。白人和黑人都觉得黑人的自然卷和办公室里的气氛格格不入。这天玛丽亚就把头发梳成了蜂巢型，外面套上了一个头套，假发经过处理，模仿了白人妇女顺滑笔直的发质这不是什么秘密：每个看见她的黑人妇女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戴夫这样的白种男人不可能注意到这一点。

她怎么能下水游泳呢？如果头发弄湿的话，玛丽亚精心打理的这个发型就全毁了。

玛丽亚非常局促，不知该对戴夫怎么说。但她很快找了个理由。“我没带泳衣。”

“这里有泳衣，”戴夫说，“我正午去接你。”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玛丽亚看了看表，离十二点还有十分钟。

她该怎么办？她可以从容地在浅水区游泳，不把头发弄湿吗？

她意识到自己刚刚没有说在点子上。她真正想知道的是他们请她去干什么。她还想知道总统届时会不会在场。

她看着邻桌的内莉·福德汉姆。内莉为白宫工作十年了，至今仍未婚。她曾经私下里告诉玛丽亚自己在几年前失恋了。加入白宫以后，内莉给了玛丽亚很大帮助。这时内莉一脸好奇。“‘我没带泳衣，’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被邀请去总统的游泳池游泳，”玛丽亚说，“我应该过去吗？”

“当然要去！但回来以后一定要把在那儿的所见所闻告诉我。”

玛丽亚压低嗓门说：“他说那里还有几个别的女孩子，你说总统会在那儿吗？”

内莉四下看了看，发现没人才继续说，“杰克·肯尼迪喜欢在漂亮女孩子的簇拥下游泳吗？不喜欢才怪！”

玛丽亚仍然不知道该不该去。这时她想起了拉里·马维尼给自己起的“冰美人”的外号。她觉得受到了侮辱。她才不是什么“冰美人”呢！二十五岁还是个处女，只是因为她还没遇见能真正把身体和灵魂相托付的男人，但她并不古板。

戴夫·鲍尔斯出现在门口：“可以走了吗？”

“噢，来了。”玛丽亚说。

戴夫·鲍尔斯领着玛丽亚经过玫瑰园的边缘走到游泳池门口。另两个女孩同时也到了。她们俩都是白宫的秘书，玛丽亚以前见过她们几次，每次两人都待在一起。戴夫给她们作了介绍：“这是珍妮弗和杰拉尔丁，叫她们珍妮和杰莉就好了。”

女孩们把玛丽亚带进换衣间，挂钩上挂着十来件泳衣。珍妮和杰莉很快把身上的衣物脱下。玛丽亚注意到两个女孩的身材都很棒。她不常见到裸体的白种女孩。珍妮和杰莉虽然都是金发，但阴毛都是深色的，呈现整齐的三角形。玛丽亚很想知道她们是不是用剪刀修整过。她从来没想过要用剪刀修剪阴毛。

换衣间里都是用棉布制成的连体式泳衣。玛丽亚没有选鲜艳的颜色，而是选了件中规中矩的深蓝色。穿上泳衣以后，她随珍妮和杰莉走到泳池边。

三面墙上画着描绘加勒比海风景的油画，画里有棕榈树，也有远航的帆船。另一面墙上挂着镜子，玛丽亚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穿着泳衣的模样。除了屁股大了点，自己不怎么显胖，她心想。深蓝色泳衣和她的深棕色皮肤也非常相衬。

玛丽亚看见游泳池一边的桌子上放着饮料和三明治。她非常紧张，没胃口去吃这些东西。

戴夫坐在游泳池边，裤脚卷起，光脚在池水里滑水。珍妮和杰莉高声说笑，在泳池里玩得不亦乐乎。玛丽亚坐在戴夫对面，把脚试探地伸进了池水。游泳池的水和洗澡水一样温热。

没几分钟，肯尼迪总统出现了，玛丽亚不禁呼吸急促，心跳加快。

总统穿着平时穿的黑西装和白衬衫，戴着条非常窄的领带。他站在游泳池边，对姑娘们微笑。玛丽亚闻到总统身上发散出一股可人的柠檬古龙水味。肯尼迪总统问她们：“能让我加入吗？”好像这是她们的泳池，而不是他的。

珍妮说：“当然可以，快下来吧！”见到总统，珍妮和杰莉并不吃惊。玛丽亚推测她们不是第一次和总统一起游泳。

他走进换衣间，换了套蓝色的泳衣。总统身材瘦削，皮肤黝黑，也许是因为经常在海恩尼斯港科德角度假别墅经常荡舟，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他坐在游泳池边，然后轻柔地滑入水中。

肯尼迪总统游了几分钟。玛丽亚不知道母亲会怎么说。母亲一定不会同意她和任何一位总统以外的已婚男人一起游泳。但在白宫，在戴夫·鲍尔斯以及珍妮和杰莉面前，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总统游到玛丽亚坐着的地方。“玛丽亚，在新闻办公室工作得怎么样？”他煞有其事地问。

“谢谢你，先生。我的工作很顺利。”

“皮埃尔是个好上司吗？”

“是的，每个人都喜欢他。”

“我也很喜欢他。”

和总统离得这么近，玛丽亚发现他的眼角和嘴角有淡淡的鱼尾纹，红棕色头发之间也夹杂着几许银丝。总统眼睛的颜色没那么蓝，更接近于浅褐色。

总统知道她在观察他，玛丽亚心想。但他并没有介意。也许他习惯被人观察，也许他喜欢被人观察。他笑笑说：“你都在干些什么活？”

“什么活都干。”玛丽亚受宠若惊。也许总统只是礼数周到，但他似乎真的对玛丽亚感兴趣。“大多数时候我为皮埃尔做些调查，今天早晨我梳理了一份卡斯特罗的演讲稿。”

“你比我强多了，他的演讲稿长得看都看不下去。”

玛丽亚笑了，她的脑袋里有个声音在说：总统和我在游泳池一起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玩笑！她告诉总统：“皮埃尔有时会让我写新闻稿，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叫他让你多写一些，你很擅长写新闻稿。”

“谢谢你，总统先生。我无法向你形容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你来自芝加哥，是吗？”

“是的，先生。”

“你现在住在哪儿？”

“我在乔治敦和两个在国务院工作的女生合住在一起。”

“不错，很高兴你能安顿好。我赞赏你至今为止的工作，皮埃尔也一样。”

他转身和珍妮说话，但玛丽亚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她兴奋极了。总统记得她叫什么。他知道她来自芝加哥，对她的评价也很高。他又那么英俊，她觉得自己都快要飞到月亮上去了。

戴夫看了看表说：“总统，十二点半了。”

玛丽亚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已经在这里逗留了半个小时。她以为才刚过了两分钟呢！总统走出游泳池，走进更衣室。

三个女孩走出游泳池。“吃个三明治再走。”戴夫说。女孩们走到游泳池边的小桌子旁。玛丽亚想吃点三明治——午餐时间到了——但她的肚子抽紧，似乎什么都吃不下去。她喝了一瓶含糖汽水。

戴夫离开了游泳池，女孩们换上了平时她们上班时穿的衣服。玛丽亚往镜子里瞧了瞧。她的头发因为游泳池里的湿气而有点潮，但还好没有弄乱。

她同珍妮和杰莉道了别，然后回到了新闻办公室。桌上放着厚厚一份卫生保健方面的报告。萨林杰给她留了张纸条，让她在一小时内完成两页的摘要。

她看了眼内莉，内莉问她：“游完了吗？那里怎么样？”

玛丽亚想了想，然后说：“还真不好说。”

乔治·杰克斯受命去联邦调查局总部见约瑟夫·乌戈。乌戈这时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私人助理。指令说联邦调查局得到了有关马丁·路德·金的重要情报，乌戈想把这个情报告诉司法部长的助理。

胡佛痛恨马丁·路德·金。联邦调查局没有一名黑人特工。胡佛还痛恨鲍比·肯尼迪。遭胡佛恨的有许多人。

乔治想拒绝。他一点都不想和背叛了民权运动和他个人的混球乌戈说话。乔治胳膊上的伤还时不时隐隐作痛——在那场种族分子引发的暴力事件中，乌戈袖手旁观，一直在抽着烟和警察聊天。

但如果是坏消息，乔治却想第一个知道。也许联邦调查局特工发现了金的婚外情，或者类似的事情。乔治希望有机会阻断不利于民权运动的消息的传播。他不想让丹尼斯·威尔森之流把这件事大肆宣扬。为此，他必须去见乌戈，哪怕受到嘲笑也得去见。

联邦调查局总部在司法部大楼的另一层。乔治在局长套间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找到了乌戈。乌戈剃着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标志性短发，穿着灰色西装和白色尼龙衬衫，系着根淡蓝色的领带。乌戈面前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包薄荷卷烟和一个文件夹。

“你想干什么？”乔治问。

乌戈掩盖不了自己的喜悦，“扑哧”一声笑了。他说：“马丁·路德·金的一个顾问是个共党分子。”

乔治非常吃惊。这个指控能给整个民权运动抹黑。他感到非常忧虑。很难证明哪个人不是共党分子——但事实并不重要：戴上这个帽子就很难翻身。如同中世纪对巫师的指控一样，愚昧无知的大众很容易被这样的指控煽动起来。

“你说的那个顾问是谁？”乔治问乌戈。

乌戈似乎要更新回忆似的看了看文件。“斯坦利·列维森。”他说。

“不像是个黑人名字。”

“是个犹太人。”乌戈从文件夹里拿出张照片，递给乔治。

照片上是一个头发稀疏、戴着超大镜片的白人老头，戴着个蝴蝶型领结。乔治在亚特兰大见过金牧师和与他共事的许多人，却没见过这么个人。“你能确定他在为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工作吗？”

“我没说他为金工作。他是个纽约的律师，还是个成功的生意人。”

“那他怎么称得上是金的‘顾问’呢？”

“他帮金出版书，在阿拉巴马的一起逃税案中为金辩护。他们不常见面，但经常打电话通气。”

乔治坐直身子：“你怎么知道他们经常打电话？”

“我有我的消息源。”乌戈自鸣得意地说。

“你指控金经常打电话给一个纽约律师，从他那里得到纳税和出书方面的建议。”

“重点不是律师，那家伙是个共党分子。”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

“我的消息源告诉我的。”

“什么消息源？”

“我不能把线人的身份告诉你。”

“司法部长有权知道。”

“你又不是司法部长。”

“你知道列维森的党员证号码吗？”

“你说什么？”乌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共产党员都有党员证，每个党员证都有编号。列维森的党员证编号是什么？”

乌戈装模作样在文件上找。“我想应该不在这份文件上。”

“看来你无法证明他是个共产党员。”

“我们不需要证据，”乌戈沉不住气了，“我们不准备起诉他。我们只是把怀疑报告给司法部长，这是我们的义务。”

乔治的嗓门升高了。“你们想诋毁金牧师，理由是他求助的律师是共产党人——同时却又提不出任何证据。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你没说错，”乌戈的大言不惭让乔治非常吃惊，“我们的确需要更多证据。所以我们请求监听列维森的电话。”监听请求必须得到司法部长授权。“这份文件是给你的。”乌戈向乔治递出手里的文件。

乔治没有去接。“监听列维森电话的话，你们会听到一些金牧师的电话。”

乌戈耸耸肩。“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人就要承担被监听的风险。这有什么问题吗？”

乔治觉得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搞窃听绝对有问题，但他没有这样说。“我们都没确定列维森是个共产党人呢！”

“所以我们才要去调查。”

乔治接过文件，站起身，然后推开门。

乌戈说：“胡佛下次见到鲍比肯定会提到这件事，因此别想加以隐瞒。”

乔治的确想过要隐瞒，但这时他却否定了这个想法：“当然不会。”知情不报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你会怎么办？”

“我会告诉鲍比，”乔治说，“由他来作决定。”说完他离开了乌戈的小办公室。

乔治坐电梯上了五楼。几位司法部官员刚刚走出鲍比的办公室。乔治往里看了看。和平时一样，鲍比没穿外套，袖子高高卷起，鼻梁上戴了副眼镜。他显然刚结束一个会。乔治看了看表：离开下一个会议之前还有几分钟时间。乔治走进鲍比的办公室。

鲍比热情地和乔治打了声招呼：“乔治，你来了啊，事情办得怎么样？”

打从乔治觉得鲍比要揍他的那天以后，鲍比就一直把他当作自己人看。乔治很想知道，司法部长是否一直走的是这种“不打不相识”的套路。

“不是什么好消息。”乔治说。

“坐下慢慢谈。”

乔治关上门。“胡佛说他在马丁·路德·金认识的人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

“胡佛这个爱找麻烦的舔屁眼的家伙。”鲍比说。

乔治吃了一惊。鲍比说胡佛是个同性恋吗？这看起来有些不太可能。鲍比可能只是发泄而已。“那个人叫斯坦利·列维森。”乔治说。

“是个什么人？”

“为金就税务和其他方面事情提供咨询的律师。”

“在亚特兰大开业吗？”

“不，列维森的事务所在纽约。”

“听上去不像是和金来往过密的人。”

“我也这样认为。”

“但这并不重要，”鲍比疲倦地说，“胡佛总能把事情说得比事实真相要糟上几百倍。”

“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列维森是共党，但却不肯告诉我他们掌握了什么证据，但也许他们会告诉你。”

“我才不想知道他们的信息是从哪来的呢。”鲍比举起手，手掌向外展，做出防卫的手势。“如果出什么岔子，事情就怪到我身上来了。”

“他们连列维森的党员证号码都不知道。”

“这是虚张声势，”鲍比说，“他们只是在猜测，但老百姓还是会信他们。”

“我们该怎么办？”

“金必须和列维森绝交，”鲍比果断地说，“这事传出去的话，金的名声就毁了。民权运动的混乱局面会进一步加剧。”

乔治觉得民权运动没什么“混乱”，但肯尼迪兄弟却这样认为。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胡佛的指控才是他们亟待处理的首要威胁。鲍比说得没错：只要金和列维森断绝关系，那一切都解决了。“怎样才能让金和列维森断绝关系呢？”乔治问。

鲍比说：“你飞到亚特兰大去告诉他。”

乔治有些恍然。马丁·路德·金以藐视权贵而著称。乔治从维雷娜那里听说金是软硬不吃的那种人。在平静的外表下，马丁·路德·金有一颗难以征服的心。“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跟亚特兰大方面约一下。”说完他朝办公室门口退了过去。

“乔治，谢谢你，”鲍比明显松了口气，“很高兴有你可以依靠。”

和总统一起游泳之后的第二天，玛丽亚拿起电话，听见电话里又一次传来了戴夫·鲍尔斯的声音。“五点半白宫的职员有个联谊会，”他说，“你想来参加吗？”

玛丽亚本打算和室友一起看奥黛丽·赫本和英俊潇洒的乔治·佩帕德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但白宫的低级职员是不能和戴夫说“不”的。只能让两个室友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尽情去欣赏佩帕德的精彩表演了。“让我去哪儿啊？”

“上楼就行。”

“上楼吗？”楼上可是总统的私人住处啊！

“到时候我带你上去。”说完戴夫便挂断了电话。

玛丽亚马上就后悔了，要是今天能穿上更漂亮一点的衣服那该多好啊！她穿着一条格子花纹的百褶裙和一件钉着镶金纽扣的白色女式上衣。她的头发刚刚剪成最近流行的短发，后面留得很短，前面的发梢只及到两侧的面颊。她觉得自己和华盛顿几乎所有的白领女孩没什么两样，心里担心极了。

她问内莉：“今晚的员工联谊会邀请你参加了吗？”

“没有，”内莉说，“在哪儿办啊？”

“楼上。”

“你可真幸运。”

五点十五分，玛丽亚去女厕所打理了头发和妆容。她发现厕所里没有其他任何一位女性职员在打扮，看来她们都没有被邀请。联谊会也许是为了欢迎新职员召开的吧。

五点半，内莉拿起手提包下班。“照顾好你自己。”她对玛丽亚说。

“你也多加小心。”

“我可不是在和你寒暄。”玛丽亚还没来得及问内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内莉就走出了办公室。

戴夫·鲍尔斯很快就现身了。他领玛丽亚出门，沿着西侧的柱廊走到游泳池入口，然后乘坐入口旁的电梯上了楼。

下了电梯，他们走进一个装着两盏枝形吊灯的大厅。这里的墙被漆成了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的浅青绿色，为什么涂成这种颜色玛丽亚就没时间细究了。“我们现在在西大厅。”戴夫领她走过下一道门，进入一间放着几个舒适沙发，有面看得见日出的弧形窗户的房间。

珍妮和杰莉也在这里，但再没有其他人了。玛丽亚坐在沙发上，琢磨着还会不会再有人来。咖啡桌上有一个放着鸡尾酒杯和水壶的托盘。“喝杯代基里酒吧。”戴夫没等玛丽亚回答就给她倒了杯鸡尾酒。玛丽亚很少喝酒，但喝了口代基里酒以后，她却很喜欢这种酒的味道。接着她又从甜点盘里拿了块芝士泡芙，这就是所谓的联谊会吗？

“第一夫人会来吗？”玛丽亚问，“我很想见见她。”

片刻的冷场让玛丽亚觉得自己说错话了。过了一会戴夫才说，“杰姬去格伦奥拉了。”

格伦奥拉位于弗吉尼亚的米德尔堡，是杰姬·肯尼迪养马和纵马嬉戏的牧场。那儿离华盛顿只有一小时的车程。

珍妮说：“她把卡罗琳和小约翰也带去了。”

卡罗琳·肯尼迪四岁，小约翰才一岁。

如果嫁的是总统的话，玛丽亚心想，我才不会留下他一个人去骑马呢！

总统突然出现了，戴夫和三个女孩全都站了起来。

他看上去非常劳累，但笑容却和以往一样亲切。他脱下外套，把外套扔上椅背，坐上沙发，靠在沙发背上，然后把脚放上了咖啡桌。

玛丽亚觉得自己被世界上最尊贵的私人俱乐部接纳了，觉得非常高兴。她在总统家里，面对脚跷得老高的总统喝饮料吃甜点。不管未来怎样，她都会把这一刻牢记在心间。

喝光了杯子里的鸡尾酒以后，戴夫帮她又倒了一杯。

为什么把我叫来？玛丽亚觉得有几分不对劲。这里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只是个想快点升到助理新闻官的研究员，总统有什么事也找不到她啊？这里的气氛轻松，周围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这些人对她完全不了解。她又是上这来干什么的呢？

总统起身问：“玛丽亚，想参观下我的住处吗？”

总统带她参观自己的住处？谁会对总统说不呢？

“当然可以。”玛丽亚站起身。刚刚喝的代基里酒上了头，玛丽亚感到一阵晕眩，但这阵晕眩很快就过去了。

总统走过一扇边门，玛丽亚快步跟了上去。

“这里本来是间客房，但肯尼迪夫人把它改造成了餐厅。”总统说。餐厅里贴着美国独立战争的图片。中间的方桌相对于厨房来说显得太小了，玛丽亚心想，方桌顶上的枝形吊灯又显得稍微大了一点。但她的脑海始终被一个念头所占据：我，玛丽亚·萨默斯——独自和总统一起在总统的白宫住处！

总统面带微笑地直视着她的眼睛。“你觉得这里怎么样？”他问，像是只有在听了玛丽亚的意见以后才能打定主意。

“我喜欢这里的装饰。”玛丽亚希望能想出更聪明的回答。

“从这走。”总统领着玛丽亚走回西大厅，进入走廊对面的另一道门，“这是肯尼迪夫人的卧室。”走进卧室以后，总统反手扣上了门。

“太美了。”玛丽亚叹道。

门对面是两扇长窗，挂着淡蓝色窗帘。玛丽亚的左手边是壁炉和沙发，下面铺着淡蓝色格子地毯。壁炉架上的镜框里镶嵌着几张很有品位的画，一看就是杰姬选的。房间另一边的床罩、蚊帐以及小茶几上的桌布同样也是淡蓝色，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即便在杂志上，玛丽亚也没看见过如此舒适的房间。

但她转念又想：总统为何将其称为“肯尼迪夫人的房间”呢？总统平时睡在这吗？卧室里的大双人床被隔成了两半。玛丽亚突然想起，因为严重的背伤，总统睡觉必须睡硬板床。

总统带玛丽亚走到窗边，两人一起看着窗外。柔和的夕阳照在南草坪和草坪边的喷泉上，肯尼迪的两个孩子时常在那里玩耍。“真是太美了！”玛丽亚惊叹道。

总统把手搭在玛丽亚的肩上。这是他第一次碰她，玛丽亚激动地抖了一下。总统身上的古龙香水味扑鼻而来，两人距离得如此之近，近得足以让玛丽亚分辨橘子味里的麝香和迷迭香味。总统露出极其迷人的淡淡微笑。“这是个非常私密的房间。”他小声说。

玛丽亚看着他的眼睛。“是啊。”她轻声说。玛丽亚觉得自己和总统非常亲密，似乎两人已经认识了很长时间，似乎可以毫无疑问地爱他信任他一样。想到乔治·杰克斯，她涌起了一阵罪恶感。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毕竟，乔治还没有约过她。她把乔治抛到了脑后。

总统把另一只手放在玛丽亚的另一个肩膀上，轻轻地把她拉回到床边。两条腿碰到床以后，玛丽亚便坐在了床上。

总统把她继续往后拉，直到她的身体完全靠在他的手肘上。他直视着玛丽亚的眼睛，开始脱下玛丽亚的衬衫。这时，玛丽亚为衬衫上的廉价金色纽扣感到羞耻，这种纽扣实在不配出现在如此优雅的卧室里。脱下玛丽亚的衬衫以后，总统把手放在了玛丽亚的乳房上。

玛丽亚突然开始厌恶隔着她和总统的尼龙胸罩。她飞速地解开了剩下的纽扣，脱下衬衣，把手伸到背后解下胸罩，然后把衬衣和胸罩扔到一旁。总统仰慕地看着玛丽亚的双乳，用柔软的双手触碰它们。他先是轻柔地抚摸，然后用力抓住它们。

他把手伸进她的格子裙，脱去她的内裤。要是能像珍妮和杰莉那样事先把阴毛修剪一下那该多好啊，她想。

总统喘着粗气，玛丽亚的呼吸也急促起来。总统解开西装裤的皮带，脱下裤子，然后伏在玛丽亚的身上。

他总是这么迅速吗？玛丽亚不知道。

总统顺利地进入了她。遇到阻碍之后，他停下了动作。“你以前没做过吗？”他惊奇地问。

“这是第一次。”

“你可以吗？”

“可以。”她不仅可以，而且满心欢喜地渴望继续。

他推进得更轻柔了。有什么东西裂开来了，玛丽亚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她禁不住轻轻叫了出来。

“你可以吗？”总统又问了一次。

“是的。”玛丽亚不想让总统停下。

总统闭起眼睛，继续下去。玛丽亚打量着总统的表情，看着他一脸的专注和幸福的微笑。随着他满意地叹息了一声，一切结束了。

总统站起身，穿上裤子。

他手指角落里的一扇门笑着说：“那里有个浴室。”然后拉上了门襟。

暴露着身体躺在总统眼前，玛丽亚突然觉得非常尴尬。她飞快站起身，抓住衬衣和胸罩，弯腰捡起内裤，飞一般地朝浴室奔了过去。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问：“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失去了贞操，她想，我把贞操献给了一个伟人，他恰好是这个国家的总统……我喜欢这种感觉。

她穿上衣服，补了补妆。好在他没弄乱她的头发。

这是杰姬的浴室，玛丽亚突然感到有几分负罪感。她想立刻离开这里。

卧室里已经没人了。她走到门边，然后转身看了看自己刚才和总统睡过的那张床。

她意识到总统一次都没吻她。

玛丽亚进入西大厅。总统一个人坐在大厅里，脚跷在咖啡桌上。戴夫和女孩们已经不见了，留下托盘里的几个杯子和剩余的一些甜点。肯尼迪看上去很放松，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总统来说，这只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吗？

“想吃点东西吗？”总统问，“这里就有厨房。”

“不用了。谢谢你，总统先生。”

玛丽亚想：他刚和我睡了觉，但我仍然叫他总统先生。

总统站起身。“南门那里有辆车正等着送你回家。”说着他把玛丽亚带出大厅，“你还好吗？”这一天他第三次问。

“我很好。”

电梯来了。玛丽亚很想知道总统会不会和她吻别。

他没有。玛丽亚上了电梯。

“玛丽亚，晚安。”总统说。

“晚安。”话刚说完，电梯门就关上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乔治才找到机会和诺琳·拉蒂默说了分手的事。

他害怕这一刻的到来。

自然，以前他也和其他女孩分过手。只约过一两次很好分，只要不打电话就行了。从他的经验来看，谈了段时间的恋爱再分手，体验大致相同：两个人都清楚激情已经冷却，带着稍微一点遗憾分道扬镳。但诺琳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乔治和诺琳仅仅约会了几个月，两人发展的势头还算不错。乔治原本一直希望能很快和诺琳上床。诺琳一定想不到他会说分手的。

乔治约诺琳吃午饭。诺琳很想让乔治带她去白宫地下室名为“大食堂”的餐厅吃饭，但“大食堂”只招待男客。乔治也不想带诺琳去“赛马俱乐部”这种时髦的地方，害怕诺琳误以为他会求婚。最后，他选择了华盛顿政界人士多年来一直喜欢去的“老埃伯特餐馆”。

诺琳更像是个阿拉伯人，而不是黑人。她头发乌黑，皮肤呈橄榄色，鼻子的曲线很柔和，是个一等一的美人。她穿着件合体的蓬松毛衣：乔治觉得她这样穿是为了不触怒自己的上司。男人对办公室里外形居高临下的女性通常都很反感。

“对不起，昨天晚上临时取消了约会，”点完菜以后乔治说，“我被招去和总统开会了。”

“没事，我没法和总统相比。”诺琳说。

这话说得很没道理，诺琳当然没法和总统相比。但他不想和诺琳就这个话题纠缠下去。他道出了今天来的主题：“我想和你说个事，”他说，“认识你以前，我还认识另一个女孩。”

“我知道。”诺琳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乔治，我喜欢你，”诺琳说，“你很有趣，人也非常好，除了耳朵有点破相之外，相貌也没说的。”

“只是……”

“只是我看得出你恋上了别的女人。”

“真的吗？”

“我猜应该是玛丽亚。”诺琳说。

乔治非常吃惊。“你怎么知道的？”

“你在我面前提到她四五次，却从来没提过以前认识的任何一个别的女孩。不需要过多思考，就能知道她对你很重要。但她在芝加哥，因此我本以为能靠离你近而赢到你。”诺琳的脸色突然暗淡下来。

乔治说：“她来华盛顿了。”

“聪明的姑娘。”

“她不是为我来的，她在这儿找到一份工作。”

“无论如何，你都因为她而不要我了。”

他不能说是，但事实就是如此。于是他索性不说话了。

菜上来了。但诺琳没拿起刀叉。“乔治，希望你幸福，”她说，“照顾好你自己。”

诺琳的话非常突兀，乔治一时来不及反应。“呃……你也要幸福！”

她站起身：“再见了。”

“诺琳，再见了。”乔治只能这么说。

“你可以吃我那份色拉。”说完，她走出了餐馆。

乔治用刀叉摆弄着盘子里的食物，心情非常糟糕。诺琳以特有的优雅姿态跟他做了了断。诺琳没有给他制造一点麻烦。乔治希望她幸福美满，诺琳应该有个幸福的未来。

乔治从餐馆走到白宫。由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主持的平等就业委员会的会议马上要开始了。乔治和约翰逊的一位副手斯基普·迪克逊结了盟。不过这时离会议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于是乔治先到新闻办公室去找玛丽亚。

乔治在白宫外面遇见了玛丽亚。这天玛丽亚穿了件和斑点头箍相配的裙子。头箍下面很可能是个假发套——玛丽亚可爱的鲍勃头看上去有点不太自然。

玛丽亚问乔治最近怎么样，乔治不知该何以作答。他觉得愧对诺琳，但现在他可以以一颗诚挚的心对待玛丽亚。“总体上来说还不错，”他说，“你呢？”

她压低声音说：“有时我还是很讨厌白人。”

“怎么啦？”

“你应该没见过我爷爷吧？”

“我还没见过你任何一个家人。”

“爷爷有时仍旧在芝加哥布道。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老家阿拉巴马的各各他。他说他一直没习惯中西部的寒冷天气。不过他仍然很活跃。他穿上最好的西装，到各各他的镇政府参加公民选举。”

“出什么事了吗？”

“投票站的人侮辱了他，”玛丽亚大摇其头，“你知道他们的鬼花招。他们让人做文化测试：他们让你读一段州宪法，叫你解释并把它写下来。投票站的人选择让你朗读哪一段。他们让白人朗读简单的段落，比如说：‘没人应该为欠债坐牢。’但他们让黑人读的却是冗长复杂只有律师才能懂的段落。判断选民是文盲与否的权力都掌握在选票站的人手里。所以黑人大部分都是文盲，而白人都不是。”

“狗娘养的。”

“这还不是全部。试图投票的黑人都会被解雇以作惩罚，但爷爷早就退休了，他们没法使上这一招。当爷爷离开镇政府的时候，他们就以流浪的罪名逮捕了他。他在狱中待了整整一夜——整整一夜没有饭吃。他们竟然对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做出这种事。”玛丽亚的眼里满是泪水。

这件事坚定了乔治的决心。他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诚然，他做的一些事的确不怎么干净，但只有为鲍比工作才能真的有可能帮到萨默斯老爹这样的人。南方的种族主义分子终有一天会被打倒。

他看了看表。“我要去和林登开会了。”

“把我爷爷的事情告诉他。”

“有机会就告诉他。”和玛丽亚在一起的时间总觉得稍纵即逝。“对不起，我得赶紧走了。干完活后见个面吧？”他提出建议。“一起找个地方喝点东西、吃个饭怎么样？”

玛丽亚笑了：“谢谢你，乔治，但今天晚上我已经有约了。”

“太不凑巧了。”尽管乔治想过玛丽亚也许有了男朋友，但他还是大失所望。“我明天要去一次亚特兰大，但两三天内就会回来，周末见个面好吗？”

“不用了，谢谢。”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解释道，“我和男友的关系现在很稳定。”

乔治大受打击——他觉得自己很愚蠢：玛丽亚这样的漂亮姑娘怎么就不会有稳定的恋情呢？他简直就像是个傻瓜。他像是没站稳一样觉得头重脚轻，愣了很久才说出一句：“那家伙真是个幸运儿。”

玛丽亚说：“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

乔治想知道对手是什么人。“他是谁？”

“你不认识他。”

现在也许还不认识，知道他的名字我就会去认识了。“说来我听听。”

玛丽亚摇摇头：“我现在还不想说。”

乔治非常失望。他有了一个对手，但却连这个对手的名字都无从知道。他想逼玛丽亚说出来，但又不想在她面前表现得像个莽汉：女孩子最讨厌这样。“好吧，”他不情愿地说，“晚上过得愉快。”

“我会过得愉快的。”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玛丽亚回新闻办公室，乔治朝副总统办公的地方走。

乔治心碎了。在遇到的女孩子中间，玛丽亚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她却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他琢磨着：这个人会是谁呢？

玛丽亚脱去衣服，和肯尼迪总统一起入浴。

杰克·肯尼迪一直没间断吃药，但只有洗澡水才能减轻他的背痛。有时他甚至连早上剃胡子都在浴缸里剃。如果可能的话，他宁愿在浴缸里睡觉。

这里是总统自己浴室里的浴缸。洗漱台的架子上放着他的古龙香水。那次以后，玛丽亚就再也没进过杰姬的卧室。总统有自己的卧室和浴室，通过短短的一条走廊和杰姬的卧室相连。不知为何，走廊里放了台电唱机。

杰姬又出城去了。玛丽亚一直试着不去想杰姬，不让这种想法折磨自己。玛丽亚知道自己残忍地伤害了一个好女人，她为此感到难过，她只能不去想杰姬·肯尼迪。

玛丽亚很喜欢这间豪华得让人难以想象的浴室。浴室里配备了绵软的毛巾、白色的浴袍和昂贵的肥皂——还有几个大小不一的黄色橡皮鸭子。

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程序。戴夫·鲍尔斯每周约她一次，下班以后，她会坐电梯前往总统的住处。西大厅里会备好一瓶代基里鸡尾酒和一盘甜点。有时戴夫会在西大厅，有时珍妮和杰莉在那儿，有时西大厅一个人都没有。玛丽亚会喝上点鸡尾酒，在满心的渴望中耐心地等待着总统的到来。

总统来了以后，他们立马就去卧室。肯尼迪总统的卧室是玛丽亚在这世上最喜欢的地方。卧室里有张蓝色顶篷的四柱床，壁炉前放着两把椅子。卧室的各处都堆放着一叠叠的书、杂志和报纸。玛丽亚甚至产生了余生可以一直快乐地生活在这的想法。

总统温柔地教她该如何口交。玛丽亚非常愿意学。大多数时候，总统一来就想和她口交。他总是很匆忙，仿佛一辈子就这一次似的，总统的匆忙常常会撩拨起玛丽亚的情欲。但玛丽亚还是喜欢放松之后性爱中更柔情更感性的总统。

有时总统会放上一盘唱片。他喜欢辛纳特拉、托尼·贝内特和珀西·马昆德。他从没听过奇迹乐队和谢丽尔组合演唱的歌曲。

餐厅里总会准备好些冷食：鸡肉、大虾、三明治和色拉。吃完后，他们会脱衣服入浴。

玛丽亚和总统坐在浴缸两头。总统把两只橡皮鸭子放在水中。“我的鸭子肯定游得比你的鸭子快。”他的波士顿方言很像英国人说的英语，常会漏过词尾的“r”音。

玛丽亚拿起一只橡皮鸭。她最喜欢这时的总统：顽皮，愚笨，有点小孩子气。“这样吧，总统，”她说，“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我们索性赌一美元吧。”

大多数时候她仍然称他为总统先生。杰姬叫他杰克，他弟弟有时会叫他约翰尼。玛丽亚只会在达到高潮的时候叫他约翰尼。

“输你一美元我就破产了。”总统笑着说。但他很敏锐，他知道玛丽亚这天的情绪不对头。“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玛丽亚耸了耸肩，“我不能跟您谈论政治方面的问题。”

“为何不能？政治是我的毕生事业，你不也一样吗？”

“您日理万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让您放松的。”

“今天可以为你破一次例。”总统移过来和她坐在一起，从水里抱起她的脚，用手抚摩着她的脚趾。玛丽亚知道自己的脚非常美，她经常给自己的脚趾磨光。“你不太开心，”他轻声说，“告诉我是什么事。”

看着他浅褐色的眼睛和一脸苦笑，玛丽亚真不知该怎么好了。她告诉总统：“前天，我爷爷因为登记选举而被投入了监狱。”

“被关进监狱了？他们不能这么干。你爷爷被指控了什么罪名？”

“四处流浪。”

“哦，南方有些地方的确会出这种事。”

“在他的故乡，阿拉巴马的各各他。”她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该不该把整件事都告诉他。“你想知道我爷爷出狱时说了些什么吗？”

“他说了什么？”

“他说：‘肯尼迪入主白宫以后，我原以为我可以选举投票了呢，但我想我错了。’奶奶把他的这句话告诉了我。”

“真该死！”肯尼迪说，“他信任我，我却让他失望了。”

“我猜他就是这样想的。”

“玛丽亚，你怎么看？”总统仍然在揉着玛丽亚的脚趾。

看着自己在总统白色双手里的那只黑色的脚，玛丽亚又一次犹豫了。她担心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会一发而不可收拾。肯尼迪不允许别人对他不诚实的暗示，因为这会违反他作为政治家的承诺。如果逼得总统太急，他也许会了断两人之间的关系，那会要她的命的。

但她必须坦诚。她做了个深呼吸，极力保持平静。“在我看来，事情并不是很复杂，”她说，“南方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可以这样做。尽管有宪法，但各州的法律却纵容他们这么做。”

“不尽然吧，”肯尼迪总统打断了她的话，“我弟弟在司法部处理了好几起妨碍选举权的案子，有一个聪明的黑人年轻律师正在为他工作。”

玛丽亚点点头。“是乔治·杰克斯，我和他很熟，但他们现在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总统耸了耸肩。“这点我并不否认。”

玛丽亚继续深入：“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必须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加入新的民权法案。很多人觉得，你既然在选战中作出了承诺，就……他们不明白你为何还没推出新的民权法案。”她抿起嘴唇说，“这里面也包括我。”

总统的脸色严肃起来了。

玛丽亚马上对自己的实诚感到后悔。“别生我气。”她乞求道，“我不想让你不开心——但既然你问了我，我就要诚实地告诉你答案。”说到这，玛丽亚的泪水流了下来。“可怜的爷爷穿着他最好的西装，在牢里坐了一整夜。”

总统挤出笑容来。“玛丽亚，我没在生气。无论发生任何事，我都不会对你生气的。”

“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事，”玛丽亚说，“我崇拜你，永远不会对你说三道四，你必须明白这一点。说出你的感觉就好。”

“我想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自己太弱了，”他说，“民主党只有把南方保守议员统计在内才能达到简单多数。如果我提出民权法案，他们会倒戈相向——但这还不是全部。为了报复，他们会投票否决包括医疗保险在内所有我提出的立法案。就现在而言，医疗保险比民权更能提高美国有色人种的生活质量。”

“这意味着你就要在民权问题上让步吗？”

“当然不会。但我们在明年十一月还有中期选举。我会让美国人民选出更多的民主党议员，以实现我在选战时的承诺。”

“他们会吗？”

“也许不会。共和党人就外交政策问题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我们失去了古巴，失去了老挝，现在正在失去越南。我任由赫鲁晓夫在柏林中间树起了一道铁丝网。现在我已经被该死的共和党人逼到墙角了。”

“这也太奇怪了，”玛丽亚说，“总不能因为你在外交政策上的软弱就不让南方黑人投票选举吧。”

“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自己强势的一面，不然他的目标一个都不会实现。”

“你就不能试一试吗？即便得不到通过，抛出一份民权法案看看大家的反应也好啊。至少这样人们才会知道你是言出必行的。”

他摇摇头说：“如果抛出了法案又得不到通过，我就会被人觉得任人可欺。这会造成连锁反应，导致我在其他问题上的决定也不会有多少人听。在民权问题上犯一次错都不行。”

“那我该对爷爷怎么说？”

“你告诉他，即便身为总统，做正确的事也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总统在浴缸里站了起来，玛丽亚连忙也站了起来。他们帮对方擦干了身子，然后走进了总统卧室。玛丽亚穿上一件总统的蓝色棉内衣。

他们又一次做了爱。如果总统很累，他们会像是第一次做爱时那样蜻蜓点水。但这一晚总统的精力非常充足。他仿佛又变成了一个顽皮的孩子。总统和玛丽亚躺在床上，像把外面的世界全都忘了一样相互嬉戏着。

事后，总统很快就入睡了。玛丽亚躺在总统身边，满心欢喜。她不想早晨来临，太阳出来以后她又要穿上衣服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她现在的生活就跟做梦一样，戴夫·鲍尔斯的电话就像是现实世界和梦想之间的开关，让她在两者之间自由穿梭。

玛丽亚知道有些同事必定在猜测她在干什么。她知道总统永远不会为了她而抛妻弃子，知道自己应该担心会不会怀孕，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又错又蠢，知道这种事情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但入戏太深，玛丽亚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乔治知道鲍比为什么兴高采烈地派他去找金牧师了。如果想对民权运动施压的话，找个黑人信使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乔治认为鲍比对列维森的判断应该没错，但他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很满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帮凶之感。

亚特兰大阴雨连绵，天气很冷。维雷娜穿着一件黑色毛领的灰色大衣到机场接机。维雷娜看上去很美，但乔治还没有从被玛丽亚拒绝的伤痛中走出来，没有被维雷娜所吸引。“我认识斯坦利·列维森，”维雷娜开车带乔治穿过广阔的亚特兰大，“他待人非常真诚。”

“他是个律师，是吗？”

“他不仅是个律师，还在金牧师写作《奔向自由》的时候帮了很多忙。他们的关系很亲密。”

“联邦调查局说列维森是个共产党员。”

“在联邦调查局看来，任何反对埃德加·胡佛的人都是共产党员。”

“鲍比说胡佛是个舔屁眼的。”

维雷娜笑了。“你觉得他是认真的吗？”

“我不知道。”

“胡佛会是个同性恋软蛋？”维雷娜不太相信地摇了摇头，“真那样可就好了，现实生活可没有那么有趣。”

维雷娜在雨中驾车，把乔治带到了老城第四区，那里有几百家黑人店铺。这里每个街区似乎都有座教堂。奥伯本大街一度被誉为是美国最富饶的黑人街区，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总部就在这条街的三百二十号。维雷娜把车停在一幢二层红砖的楼房前面。

乔治说：“鲍比觉得金牧师很自大。”

维雷娜耸了耸肩：“金牧师对鲍比也是这个看法。”

“你怎么看？”

“他们俩都没错。”

乔治笑了，他喜欢维雷娜的一针见血。

两人快步走过湿漉漉的人行道，走进了大楼。他们在金牧师的办公室外等了十五分钟，然后被叫进了办公室。

马丁·路德·金三十三岁，他留着胡须，头发渐稀，显得非常潇洒。他个子不高，乔治觉得顶多一米六出头，身形有点微胖。他穿着熨过的深灰色西装和白色的衬衫，戴着一条黑色的缎子领带，胸袋里放着块白色的丝绸手帕，袖子上钉了两个袖扣。办公室里有股男士用的古龙香水味。金牧师显然是个很在乎自尊的男人。乔治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也很在乎自尊。

金握着乔治的手说：“你参加自由之行运动前往安尼斯顿的时候我们见过一面。你的胳膊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痊愈了，谢谢你，”乔治说，“因为受伤，我被迫放弃了摔跤，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后悔。现在我在常青藤社区的一所高中当摔跤教练。”常青藤社区是华盛顿的一个黑人社区。

“教授黑人男孩一项受规则限制的运动项目，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金说，“快请坐吧。”金牧师挥手让乔治坐下，自己则在书桌后面落座了。“司法部长为何让你来见我？”他的自尊似乎受到了伤害。也许金牧师认为司法部长应该亲自来走一趟吧。民权运动的内部人士都把金牧师称为“上帝”，上帝怎能容得了轻慢呢？

乔治简明扼要地提出了斯坦利·列维森的问题，只保留遭窃听那部分没说，“鲍比让我尽量说服你斩断和列维森之间的一切联系，”他最后总结道，“只有这样，你才能不被指责为共党分子的同党——摊上这个罪名的话，你我致力的民权运动一定会受到损害。”

乔治说完后，金牧师开口了：“斯坦利·列维森不是共党分子。”

乔治张口想问他问题。

金举手让乔治别插话，他最讨厌被人打断说话。“斯坦利从没加入过共产党。共产主义鼓吹无神论，我相信基督耶稣，我不会和信仰无神论的人成为朋友。但——”他把身体趴在桌子上。“这并不完全是事实。”

金牧师沉默了一会儿，乔治知道他在犹豫是否要继续往下说。

“还是把斯坦利·列维森的事情全都告诉你吧。”金终于开口说话了，乔治像是要听篇布道一样等待着。“斯坦利很会赚钱，他心里很过不去，他觉得自己应该尽力帮助别人。于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着上迷了。没错，仅仅是着迷而已。他对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着了迷。尽管从没加入过共产党，但他通过种种方式以自己出众的才干对美国共产党施以援手。很快他就迷途知返，切断了和美国共产党的联系，转而支持黑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运动。于是他就成了我的好朋友。”

乔治等金牧师说完才开口说话：“先生，很遗憾听你说这些。如果列维森资助过共产党的话，他就有了抹不掉的污点。”

“但他已经改变了。”

“我相信你，但其他人不会。和他保持联系等同于向敌人源源不断地提供攻击你的火药。”

“那就顺其自然吧。”金牧师说。

乔治一愣。“你这是什么意思？”

“必须遵守道德准则，即便不适用在我们身上。不然我们为什么需要规则？”

“如果你能进行权衡——”

“我们不作权衡，”金说，“斯坦利的确在帮助美国共产党人这件事上做错了，但他已经做出了补救。我是个为上帝服务的牧师，我必须像上帝那样原谅斯坦利，张开双手欢迎他这头迷途知返的羔羊。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19】 。我本人也常常需要天父的怜悯，才能不致失足。”

“但这样做的代价——”

“乔治，我是个牧师。宽恕之道已经深入了我的灵魂，在我而言比公正和自由更为重要。我不能为了搞什么权衡违背做人的基本原则。”

乔治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是完不成了。金非常坦白。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立场。

乔治站起身。“谢谢你腾出时间阐明观点，司法部长和我对此深表感谢。”

“愿上帝祝福你。”金说。

乔治和维雷娜离开办公室，走出大楼，默然地上了维雷娜的车。“我送你去宾馆。”维雷娜说。

乔治点点头。他在思考金刚才说的话。这时他什么都不想说。

开到宾馆以前乔治一直没开口说话。把车停下时维雷娜忍不住问，“你怎么了？”

乔治说：“见了金，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牧师常常会那样，”他妈妈说，“这是他们的职业使然。不过听听也是有好处的。”她给乔治倒了杯牛奶，给了他一块蛋糕。但乔治两样都不想吃。

乔治坐在厨房里，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了母亲。“他很强势，”乔治说，“只要认为是对的，不管会导致什么后果，他都会立马去做。”

“别把他抬得太高，”杰姬说，“世上才没有天使呢——况且他还是个男人。”这时已近傍晚，杰姬仍然穿着黑衣服和平底鞋的工作装。

“我知道这个，在我为了世俗的问题劝说他离开一个老朋友时，他却在和我谈对和错的问题。这太让我感到羞耻了。”

“维雷娜怎么样？”

“我真想让你看看她穿黑色毛领大衣的样子。”

“你带她出去了吗？”

“我们一起吃了晚饭。”乔治没有和维雷娜吻别。

杰姬不经意地说：“我喜欢玛丽亚·萨默斯。”

乔治大吃一惊：“你怎么会认识她？”

“她和我同在一个联谊会。”杰姬是全美大学女性联谊会餐厅里的有色人种职员。“联谊会里没几个黑人女性，我们聊过几次。她提到她在白宫上班，我把你的事告诉她以后，才知道你们早就已经认识了。她的家庭不错。”

乔治被逗乐了。“你怎么知道她的家庭不错？”

“她带父母到我们的餐厅吃过几顿饭。她爸爸是芝加哥的一个大律师，和戴利市长很熟。”芝加哥市长戴利是肯尼迪的一个重要支持者。

“对于玛丽亚，你了解得比我还多。”

“女人喜欢倾听，男人喜欢夸夸其谈。”

“我也很喜欢玛丽亚。”

“很好，”想起方才谈论的话题，杰姬不禁又皱起了眉头，“从亚特兰大回来以后，鲍比·肯尼迪又对你说了些什么呢？”

“他将同意监听列维森，这意味着联邦调查局会监听到一些金牧师的电话。”

“影响会有多大？金牧师所做的每件事是不是都要因此而公之于众呢？”

“联邦调查局会事先知道金牧师的动向。这样一来，他们就能让种族隔离主义者事先布好局，想办法遏制金牧师的努力。”

“这的确很糟糕，但不会毁了他的事业。”

“我可以提醒金牧师窃听的事情，让维雷娜告诉金牧师在给列维森打电话时用词谨慎一些。”

“你是在背叛同事的信任。”

“是的，我正为此而感到两难呢！”

“事实上，你也许必须为此而选择辞职。”

“是的，因为这让我感到自己是个叛徒。”

“他们也许会得知窃听泄密的事情，在办公室里寻找泄密者时，他们只会看到你这一张黑人面孔。”

“但如果这么做是对的，也许我该这么做。”

“乔治，你如果离职了，鲍比·肯尼迪的圈子里就没一张黑人面孔了。”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闭嘴留下。”

“这样做不容易，但没错，我觉得你应该闭嘴留下。”

“我也这样想。”乔治说。

第十二章

“你住的房子真是太炫了。”杜杜·杜瓦对戴夫·威廉姆斯说。

戴夫十三岁，打从记事以来就一直住在这里。他从来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住的这套房子。他打量着庭院的砖墙和房子里的一排乔治王朝时代的窗户。“有这么炫吗？”他问。

“看上去非常古老。”

“这幢房子始建于十八世纪，应该只有二百年左右的历史。”

“只有！”杜杜笑了，“在旧金山，没有什么东西的历史超过二百年！”

这幢房子在伦敦的彼得大街，离议会只有几分钟的步程。附近的大多数房子都建于十八世纪，戴夫依稀记得这些房子本来就是建给国会议员以及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议员住的。戴夫的父亲劳埃德·威廉姆斯就是个国会议员。

“你吸烟吗？”杜杜从口袋里掏出包烟来。

“有机会就抽。”

杜杜给了戴夫一支，两人开始吞云吐雾起来。

杜杜·杜瓦也是十三岁，但看上去比戴夫老成一些。她穿着紧身毛衣，绷紧的牛仔裤和靴子，显得非常时尚。她说她连开车都会了。杜杜还说英国的广播非常乏味：只有三个电台，没有一个播放摇滚乐——而且午夜就没广播了！看见戴夫盯着自己黑色套头毛衣前的两团隆起时，她一点都没尴尬，只是对他笑了笑。但杜杜一直没给戴夫机会吻她。

杜杜不是第一个和戴夫接吻的女孩。戴夫想让杜杜知道这个，不想让她觉得他毫无经验。算上没有回吻他的琳达·罗伯特森，杜杜将是他第三个吻过的女孩。重点是，他知道该如何去吻一个女孩。

但他至今还没和杜杜接过吻。

就快要吻上了。在父亲的亨伯霍克车里，戴夫小心地揽住杜杜的肩膀，但杜杜却把头转到一边，看着车窗外点亮的街灯。戴夫轻手轻脚地给杜杜挠痒，杜杜却没有被弄得咯咯直笑。他们刚在戴夫十五岁的姐姐伊维的卧室里随着电唱机里的音乐跳舞，但当戴夫放上的《今夜你寂寞吗？》 【20】 这首歌时，杜杜却不愿再跳慢舞了。

戴夫仍然怀揣着希望。很可惜，冬日下午的小花园不是个适合接吻的好地方。两人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杜杜缩紧着身子，想让自己更加暖和一点。他们从家人中间溜了出来，但之后还有个派对要参加。杜杜的手提包里放了小半瓶伏特加。父母大口喝威士忌和琴酒的时候，他们只有软饮料喝，所以杜杜得自给自足。喝了酒以后，任何事都有可能会发生。戴夫看着她叼着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过滤嘴的粉红色嘴唇，一心想着吻上去会是什么感觉。

房子里传来戴夫母亲的美国口音：“孩子们，快进来吧——我们要出发了！”戴夫和杜杜把烟扔进花丛进了屋。

两家人已经集合在了前厅里。戴夫的祖母艾瑟尔·莱克维兹将被“推选进”上议院，这意味着她将以莱克维兹夫人的名号成为上议院议员。戴夫的父母劳埃德和黛西、他姐姐伊维，以及两个孩子的小伙伴加斯帕·默里都已经齐集在了前厅。威廉姆斯家在战争时结交的美国人杜瓦一家也已经准备好出发了。伍迪·杜瓦作为摄影记者被外派到伦敦工作一年，他带着妻子贝拉以及两个孩子卡梅隆和杜杜。美国人很想看看英国议会的进阶仪式是什么样的，所以杜瓦一家人也要参加这个庆祝仪式。他们离开威廉姆斯家，浩浩荡荡地向议会广场进发。

走在雾蒙蒙的伦敦街道上，杜杜把注意力从戴夫转到加斯帕·默里身上。加斯帕十八岁，一头金发，身体又高又壮。他穿着一件厚厚的花呢夹克。戴夫想快点长大，像加斯帕那样有男子气概，这样杜杜就能带着爱慕和钦佩的目光看他了。

戴夫把加斯帕看作大哥哥一样征求他的建议。他告诉加斯帕自己喜欢杜杜，问加斯帕如何才能抓住她的心。“持之以恒，”加斯帕说，“有时坚持的时间长点，女人的心就软了。”

戴夫听见杜杜和加斯帕谈话的声音。“这么说你是戴夫的堂兄了？”走过议会广场时杜杜问加斯帕。

“不是，”加斯帕回答说，“我们不是亲戚。”

“那你怎么不付房租，在他们家自由出入呢？”

“我妈妈和戴夫的妈妈在布法罗是同班同学。他们在那儿认识了你父亲。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是朋友。”

戴夫知道，两家的关系比加斯帕说的要紧密得多。加斯帕的母亲伊娃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戴夫的母亲黛西大方地把伊娃接到家里，加斯帕只是不好意思把威廉姆斯家对自己家的恩情在陌生人面前和盘托出而已。

杜杜问：“你在这里学什么？”

“学法语和德语，在圣朱利安学院，伦敦规模最大的几所大学之一。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在为校报写稿，我想当个记者。”

戴夫很羡慕。他没学过法语，也没到上大学的年纪。他的成绩在班上是最后一名。父亲对他非常失望。

杜杜问加斯帕：“你父母现在在哪儿？”

“在德国。他们随军队在全球轮值。我爸爸是个上校。”

“竟然是上校！”杜杜惊叹道。

戴夫的姐姐伊维附着他的耳朵说：“小贱人，她以为自己在干什么？她先是对你暗送秋波，然后又和一个比她大上五岁的人调情。”

戴夫没说话。他知道姐姐倾心于加斯帕。戴夫本可以借此来嘲弄伊维，但他忍住了。他喜欢伊维，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记下这件事，等到下一次伊维拿他开涮的时候再说。

“必须是个贵族才能进上议院吗？”杜杜问加斯帕。

“再古老的家族也会有第一代，”加斯帕说，“不过现在英国已经有了不世袭的终身贵族制度，莱克维兹夫人就将是个终身贵族。”

“我们要向她行屈膝礼吗？”

加斯帕笑了。“呆瓜，我们用不着行屈膝礼。”

“女王会来参加仪式吗？”

“不会。”

“太让人失望了。”

伊维小声骂了句：“装疯卖傻的臭娘们儿。”

一行人走进上议院入口处旁的威斯敏斯特宫。一个穿着平膝短裤和长筒丝袜宫廷服装的男人在门口迎候他们。戴夫听到祖母用抑扬顿挫的威尔士口音说：“老掉牙的制服标志着我们的制度需要彻彻底底的变革。”

戴夫和伊维经常去议会大楼，但这对杜瓦家的人来说却是第一次，他们对看到的景象赞叹不已。杜杜忘却优雅，惊叹地说：“这里的地砖、花纹地毯、墙纸、木制板条、彩色玻璃和石雕上都做了装饰，真是太了不起了！”

加斯帕饶有兴致地看着杜杜：“这是典型的哥特复兴式建筑。”

“哦，是这样吗？”

戴夫开始对加斯帕试图在杜杜面前表现的行为感到生气了。

一行人分成了几拨。大多数人跟着引座员上楼，走进一条能俯瞰辩论厅的长廊，艾瑟尔的朋友们已经在那等着他们了。杜杜坐在加斯帕身边，但戴夫设法坐在了杜杜的另一边，伊维挤在戴夫身边。戴夫经常去威斯敏斯特宫另一边的下议院，但上议院更为华丽，皮椅是红色的，而不是下议院的绿色。

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楼下一阵喧闹，戴夫的祖母和四个司礼员站成一列走进辩论厅。艾瑟尔和司礼员都穿着带有毛皮装饰的长袍，显得有趣极了。杜杜说：“真是大开眼界！”戴夫和伊维却在一边嬉笑不已。

队列在王座前停下，祖母毫不费力地跪在地上——她已经六十八了，但动作依然利索。司礼官大声朗读着手里拿着的卷轴上的大段内容，戴夫的妈妈黛西向杜杜的父母——高大的伍迪和微胖的贝拉——小声解释着仪式的内容和含义。戴夫却一点没听，他觉得这都是在胡说八道。

之后，艾瑟尔和四个司礼员中的两位坐在了辩论厅的一条长凳上。这时，仪式最有趣的部分开始了。

坐下之后，他们马上站了起来。他们脱下帽子鞠躬，然后又坐下戴上帽子。之后他们又像牵线木偶一样重复了一遍这一整套动作：起身，脱帽，鞠躬，坐下，戴帽。这时戴夫和伊维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楼下的人第三次重复了这套动作。戴夫听见姐姐语无伦次地说：“停下，快停下。”姐姐的话让戴夫笑得更欢了。黛西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但她自己也觉得这套仪式太过滑稽，最后也忍俊不禁地笑了。

过了好一会儿，仪式终于结束了，艾瑟尔离开了辩论厅。家人和朋友们全都站了起来。戴夫的妈妈带众人走过几条走廊和几段扶梯前往地下室的聚会现场。戴夫朝角落看了看，发现他的吉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戴夫和伊维将在酒会上表演，但伊维是主角，他只是伊维的伴奏师。

很快，地下室里就聚集了大约一百个人。

伊维找到加斯帕，开始问校报方面的问题。谈到加斯帕感兴趣的话题，氛围越来越烈，但戴夫知道伊维肯定不会得偿所愿。加斯帕是个懂得保住既得利益的人。现在他免费住在设施豪华的威廉姆斯家，到就读的大学只有短短几站路。在玩世不恭的戴夫看来，加斯帕不可能会动摇，和房东的女儿谈恋爱会破坏现在舒适的生活。

但伊维帮了他一个忙。没有了加斯帕，戴夫可以大大方方地追逐杜杜了。戴夫给杜杜拿了杯姜汁啤酒，问杜杜觉得刚才的仪式怎么样。杜杜没有拿他的啤酒，而是偷偷地在软饮料里倒了点伏特加。没一会儿，艾瑟尔进来了，地下室里响起山呼海啸的鼓掌声。艾瑟尔换上了平时穿的红裙子配红大衣，银发上戴着顶小帽。杜杜小声说：“她以前一定是位美若天仙的夫人。”

戴夫觉得把祖母说成美女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艾瑟尔开始说话了。“很高兴此刻能与你们一起分享，”她说，“我只遗憾亲爱的伯尼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他是我遇见的最聪明的男人。”

伯尼爷爷是一年前死的。

“被人称为‘女男爵’的感觉很奇怪，对我这个社会党人来说更是如此，”她的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如果活着的话，伯尼会问我是要打败敌人还是投入到敌人的那一边。在这里我向大家保证，成为贵族是为了将来能废除贵族制度。”

地下室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同伴们，我之所以放弃阿尔德盖特下院议员的职位，是因为我觉得是时候让位给年轻人了，但我并没退休。社会上还有太多的不公平，太多的简陋住房，太多的贫穷和太多的饥饿——但能让我继续斗争的时间却只剩下最后的二三十年了。”

她的话又引来了一阵笑声。

“有人跟我说，进入上议院以后我应该选择一个议题，把它作为我的议案。我已经拟定好了这个议案。”

人群安静下来。人们都想知道艾瑟尔·莱克维兹下一步的动向。

“上周，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冯·乌尔里希离开了人世。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三十年代遭受了纳粹的摧残，之后一直在剑桥经营餐馆。当我在东区的一家工厂做裁缝的时候，他给我买了条新裙子，带我去里兹大饭店吃饭……”她挑衅地扬起了下巴，“他是个同性恋者。”

地下室里响起一阵惊讶的低语声。

戴夫喃喃道：“天哪！”

杜杜说：“我喜欢你奶奶。”

人们不习惯听人公开讨论同性恋的问题，尤其谈论这个议题的还是个女人。戴夫咧嘴笑起来，奶奶好样的，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制造麻烦。

“别小声议论，你们才不会真正地惊讶呢，”她一针见血地说，“你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只喜欢同性的人。这样的人很少伤害其他人——事实上，从我的经验来看，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的暴力倾向要低——但他们的爱却被这个国家的法律所禁止。更糟的是，便衣警察还乔装成同性恋陷害他们，逮捕他们，拘禁他们。在我看来，这和因为犹太人、和平主义者、天主教徒的身份而遭逮捕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我在上议院主要会致力于同性恋方面的法律改革。希望你们祝我好运。谢谢你们。”

艾瑟尔又赢得了一轮热情的掌声。戴夫觉得地下室几乎所有人都真诚地希望她能成功。他深有感触，把同性恋抓进牢里关起来的确很愚昧。上议院在他眼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如果上议院能促成法律上有关同性恋条文的变化，这里就没那么滑稽了。

最后艾瑟尔说：“最后让我的孙子孙女给美国来的亲戚和各界朋友们献上一首歌。”

戴夫跟着伊维登上台。“奶奶又扔下了颗炸弹，”伊维轻声对戴夫说，“我想她还会赢。”

“她总能得到她想要的。”戴夫捧起吉他，弹出个G调。

伊维马上开始了演唱：

在晨曦初现时，你可看见……

地下室里大多是英国人，而非美国人，但伊维的歌声马上把众人吸引了。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骄傲，在黎明的最后一道曙光中高声欢呼？

戴夫觉得民族自豪什么的都是胡说八道，尽管这样，他还是有些哽咽。美国的国歌太能打动人了。

是谁的旗帜在熊熊的烈火和隆隆的炮声中始终高扬？

地下室里非常安静，戴夫连自己的呼吸都分辨得出。只有伊维能办得到。伊维只要一上台，所有人都能被她吸引。

要塞上面那面英勇的旗帜，在黑暗过后依然耸立。

戴夫看了看妈妈，看到她正在抹眼泪。

飞扬的星条旗是否会在自由的土地和勇者的家园上永久地飞扬？

观众们欢呼鼓掌。戴夫不得不支持这样的姐姐：虽然有时她确实让人头痛，但确实能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

他又喝了杯姜汁啤酒，然后四处找杜杜，但杜杜不在地下室。他看到了杜杜那让人浑身不舒服的哥哥卡梅隆。“嗨，卡梅隆，杜杜去哪儿了？”

“去抽烟了吧。”卡梅隆说。

戴夫想找到杜杜，他决定四处去看一看。他放下酒杯。

他和祖母同时间走到门口，于是他为祖母敞开了门。祖母也许是去上厕所：不记得听谁说过，老太太一般上厕所都上得很勤。祖母对他笑了笑，走上铺着红地毯的楼梯。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于是跟在了祖母身后。

走到楼梯当中的时候，祖母被迎面走来的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叫住了。老人穿着淡灰色条纹的高档西服，胸口的衣袋里伸出一块丝绸的手帕。老人的皮肤斑驳，头上都是白发，但年轻时显然非常英俊。“艾瑟尔，祝贺你。”他握着戴夫祖母的手说。

“菲茨，谢谢你。”两人似乎非常熟悉。

老人抓着戴夫祖母的手不放。“你已经是个女爵了。”

她笑了。“生活是不是很奇妙？”

“的确令人目不暇接。”

两人挡住了楼梯，戴夫只能站在后面等。两人的话很平常，但对话却非常热情。戴夫不知道他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

艾瑟尔说：“家里的女仆当上了贵族，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女仆？戴夫知道祖母早年曾经在威尔士的一座大宅子当女仆。老人一定是她当时的雇主。

“我早就不介意这种事了。”老人说。他拍了拍艾瑟尔的手，然后又收了回去。“准确地说，在艾德礼当政期间，我的立场就已经变了。”

祖母笑了，显然她很喜欢和这位老头交谈。两人的言谈中有一种与爱恨无关的深意。如果不是上了岁数的老人的话，戴夫还以为他们在调情呢。

戴夫不耐烦地咳嗽了一声。

艾瑟尔说：“这是我孙子戴夫·威廉姆斯。如果真的不介意的话，你也许可以握握他的手。戴夫，这是菲茨赫伯特伯爵。”

菲茨犹豫了一会儿，戴夫一度以为伯爵会拒绝和他握手。但伯爵似乎很快拿定了主意伸出手。戴夫和伯爵握了握手，道了声好。

艾瑟尔说：“菲茨，谢谢你。”话没说完，她就哽咽了。祖母没再多说什么，兀自走上了楼。戴夫礼貌地对老伯爵点点头，跟在祖母身后走上楼梯。

很快，祖母就进了厕所。

戴夫觉得两位老人之间一定有什么渊源。他决定问问母亲这件事。这时戴夫看见一个可能通向外面的通道，便把奶奶的事情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戴夫穿过门，发现自己正在一个放着许多垃圾桶的不规则形的内院里。这里不是进出要道，靠这边的楼上没有窗，还有些不易觉察的小角落，很适合谈情说爱。想到这一层，他的心里燃起了希望。

没看见杜杜，但他闻到了烟味。

他走过几个垃圾桶，往内院的角落里看。

和戴夫预料的一样，杜杜左手拿着烟站在内院里。不过加斯帕正和她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戴夫盯着他们。他俩的身体像是粘上了似的，正在富有激情地拥吻，杜杜的右手插在加斯帕的头发里，加斯帕的右手放在杜杜胸部。

“加斯帕·默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浑蛋。”戴夫骂了一句，回到了楼里。

在学校排演的话剧《哈姆雷特》里，伊维·威廉姆斯自荐扮演奥菲莉娅疯癫时候的裸体一幕。

只要一想到伊维演戏的情景，卡梅隆·杜瓦就觉得热得不太舒服。

卡梅隆爱着伊维，只是不喜欢她的政治观点。从保护动物到解除核燃料，伊维参加所有的反抗示威，不持相同观点的人在她看来都是冷酷无情的傻瓜。但卡梅隆已经习惯了——他和大多数同龄人都合不来，和家人也形同陌路，他的父母都是无可救药的自由派，他的奶奶还曾是《布法罗无政府主义者报》的记者。

威廉姆斯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家人都是左派。彼得大街这个家唯一还算正常的只有寄宿在此的加斯帕·默里，他没有那么偏执，只是有点愤世嫉俗。伦敦是许多危险分子的巢穴，比卡梅隆的家乡旧金山还要遭。他迫不及待地盼望着父亲的派遣结束，早点回美国去。

让他舍不得的只有伊维。卡梅隆十五岁了，这是他的初恋。他没想谈恋爱：他要做的事太多了。但在学校的课桌前尝试要记住法语和拉丁语单词的时候，他却禁不住想起伊维在唱《星条旗永不落》时的样子。

伊维也喜欢他，对此他很确定。她知道他聪明，问了他许多问题：核电站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真有好莱坞这个地方吗？加利福尼亚的黑人待遇好不好？更让他高兴的是，卡梅隆说出答案的时候她总是听得很认真。她不大闲聊：和卡梅隆一样，她对聊天没兴趣。在卡梅隆的想象中，自己和伊维将是对集名望与智慧于一身的夫妇。

今年卡梅隆和杜杜将要去伊维和戴夫就读的学校。就卡梅隆所知，这所学校非常激进，学校里的老师都是些共产党人。伊维的疯狂角色所引发的论战瞬间席卷了校园。戴着格子围巾、留着长胡子的戏剧老师杰里米·法尔克纳支持这个主意，教导主任却没这么蠢，他立场鲜明地反对学生光着身子演戏。

对于这个自由主义导致堕落的实例，卡梅隆倒是乐见其成。

威廉姆斯家和杜瓦家一起去学校看演出。卡梅隆很讨厌莎士比亚，但他渴望看到伊维在舞台上的表演。她的表演似乎很容易被观众的情绪渲染，变得极富热情。艾瑟尔说，伊维很像她的曾外祖父，艾瑟尔的父亲，先驱的工会活动家、福音派传教士戴·威廉姆斯。作为戴的女儿，艾瑟尔曾经这样说过：“我父亲也有这种渴望荣光的眼神。”

卡梅隆认真地研读过《哈姆雷特》——为了得到好成绩，他做什么都一丝不苟——知道奥菲莉娅是个非常难演的角色。卡梅隆知道，伊维可以用粗俗的歌曲把这个原本非常悲惨的角色演得十分滑稽。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又如何能演好这个角色，把观众的兴头都调动起来呢？卡梅隆不想在伊维脸上看到失落的表情。但在脑海深处，卡梅隆总会浮现出伊维遇到耻辱性失败时用手臂抱住纤细肩膀的情景。

卡梅隆和父母以及妹妹杜杜一起走进了兼作体育馆的学校礼堂。这里不仅有股旧书味，还有股运动鞋散发出的汗臭。他们在威廉姆斯一家人身旁坐了下来。威廉姆斯一家都到了：工党下议院议员劳埃德·威廉姆斯、他的美国妻子黛西、外祖母艾瑟尔·莱克维兹，以及寄住在他们家的加斯帕·默里。伊维的弟弟戴夫没和他们在一起，中场休息时他在卖东西的铺子里当小工。

过去几个月中，卡梅隆好几次听说战争时父亲和母亲是在伦敦黛西举办的宴会中相识的。那一次，爸爸把妈妈送回了家：每当爸爸讲到这件事时，他的眼中总会出现一道奇异的光芒，这时妈妈总会狠狠地瞪他一眼。好像在说赶紧闭嘴，这时爸爸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卡梅隆和杜杜都很想知道爸爸送妈妈的那一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爸爸在诺曼底跳伞以后，妈妈一度觉得再也见不着他了，但她还是断了和另一个男人的婚约。“你们的外婆很生气，”妈妈说，“她一直没原谅我。”

礼堂的椅子即便对于只有半小时的晨会来说也很不舒服。晚上的演出对卡梅隆必定如同炼狱一般。卡梅隆知道，《哈姆雷特》全长五个小时。伊维向他担保，他们排的是个缩略的版本。卡梅隆很想知道他们究竟缩略了多少。

他问坐在身边的加斯帕：“伊维演疯女人的角色时到底会穿什么啊？”

“我不知道，”加斯帕说，“她什么都没告诉我。”

灯光熄灭，大幕拉起，舞台中央出现了埃尔西诺的城垛。

上色的背景是卡梅隆的杰作。伍迪是个摄影师，卡梅隆也许遗传了他的天赋，色彩感非常好。他对自己画的月亮非常满意，他画的月亮正好抵消了聚光灯的光线，使舞台上的哨兵分外逼真。

其他就没什么可期待的。卡梅隆看过的所有校园剧都令人失望，这部也不会例外。出演哈姆雷特的十七岁少年故作神秘，表演得却和木头一样。但伊维的表演却令人惊艳。

在第一幕中，奥菲莉娅出场不多，她只是默默地听居高临下的兄长和浮夸的父亲说话，只是在末段有几句劝说哥哥别太虚伪的简短对话。在第二幕告诉父亲哈姆雷特野蛮闯入她卧室的那一场，伊维却一下子爆发了。起初她疯疯癫癫，但而后她却平静下来，变得非常专注，当她在台上说到“他深沉、怨艾地长叹”时，观众们连大气都一口不敢出。当下一幕怒气当头的哈姆雷特斥责她不该加入女修道院时，伊维困惑受伤的表情让卡梅隆不禁想上台扇哈姆雷特几巴掌。杰里米·法尔克纳明智地在这时结束了上半场的演出，随之而来的掌声经久不息。

戴夫在中场休息时经营一个出售软饮料和糖果的小摊，他的十几个朋友尽心尽力地为他忙活着。卡梅隆大为感动：他从来没见过如此投入工作的学生们。“你给他们兴奋药丸了吗？”他一边问一边拿起一瓶樱桃饮料。

“当然没有，”戴夫说，“他们每出售一件东西，我给他们百分之二十的佣金。”

卡梅隆希望伊维中场休息时下台和家人们聊天，但直到第二部分开幕铃响时伊维都没出现。他很失望，却又急切地想看到伊维接下来的表现。

表演到用下流的笑话在众人面前羞辱奥菲莉娅这段的时候，扮演哈姆雷特演员的技巧提高了一点。也许这是他的自然流露，卡梅隆不怀好意地心想。在哈姆雷特的羞辱面前，奥菲莉娅尴尬失落，最后几近狂乱。

真正震惊全场的还是她演奥菲莉娅精神错乱的那一幕。

上台的时候，伊维穿着一件破破烂烂、只到大腿根部的薄睡衣，看上去像个疯人院的疯子。她不再可怜，而是攻击性十足，像个街上喝醉的妓女。伊维说：“面包师的女儿变成了一个夜猫子。”这句在卡梅隆看来没有特别意思的话在伊维口中却韵味十足，充满了恶意的嘲讽。

卡梅隆听见妈妈小声对爸爸说：“不敢相信，这女孩才十五岁。”

演到“少年男子不知羞耻，一味无赖纠缠”这句台词的时候，扮演奥菲莉娅的伊维竟然作势要抓住国王在观众面前半遮半掩、微微翘起的男性生殖器。

很快氛围突然变了。跟垂死的父亲说话时，泪水突然从她的面颊淌下，高亢的话音刹那间变成窃窃的低语。在说到“他们把他放在冰冷的土地上，我却只有哭泣”这句台词时，伊维仿佛又变回了一个孩子。

卡梅隆也想哭了。

接着她揉了揉眼睛，踉跄了几步，像个老女巫一样喋喋不休。“来吧，我的马车！”她疯狂地大喊。她把双手放在裙子的领口，把裙子从正面一撕两半。观众们看得气都不敢出了。“夫人们，再见了！”她一边朝观众大喊，一边任由身上的裙子掉在地上。一丝不挂地高喊了三声“晚安”后，伊维才跑下舞台。

接下来的部分乏善可陈。掘墓人非常无趣，剧末的刀光剑影刻意雕琢的成分又太过浓烈。卡梅隆的脑海里只有全裸的奥菲莉娅跑在舞台前方的那一幕，她那娇小的胸部前挺，赤褐色的毛发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伊维把一个疯了的姑娘表演得活灵活现。卡梅隆觉得在场的每个男人一定都这样想。没人会去管什么哈姆雷特。

谢场时，伊维赢得了最多的掌声。不过教导主任并没上台致以颂赞，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对通常都很业余的舞台表演表示感谢。

离开礼堂的时候，所有人都看着伊维的家人。黛西表现得很勇敢，她一直在旁若无人地和其他家长说话。穿着深灰色西服的劳埃德什么话都没说，表情非常严肃。伊维的奶奶艾瑟尔·莱克维兹微笑着，她也许会有所保留，但不会过分抱怨。

卡梅隆的家人们反应不一。妈妈的嘴唇翘得老高，明显不赞成表演成这样。爸爸伍迪却忍俊不禁地笑着。杜杜则啧啧地赞叹个不停。

卡梅隆对戴夫说：“你姐姐表演得太棒了。”

“我却比较喜欢你那个妹妹。”戴夫坏笑着说。

“奥菲莉娅把哈姆雷特的戏全都抢没了。”

“伊维是个天才，”戴夫回答，“经常把爸妈惹得恼火。”

“为什么会这样？”

“爸妈觉得表演不算正经工作，想让我们都投身政界。”说着他揉了揉眼睛。

卡梅隆的父亲伍迪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他说，“我父亲是美国参议员，我祖父也是。他们不明白我为何要当摄影师。在他们看来，拍照片不算是真正的工作。”伍迪在世界上也许仅次于《巴黎竞赛》杂志的《生活》杂志当摄影记者。

威廉姆斯家和杜瓦家都到了后台。没一会儿，伊维穿着运动衫和长裙端庄地从女生化妆室走了出来，显然在说“我才不是露阴癖呢，那是奥菲莉娅”。但她的表情里有股得胜的喜悦。无论人们对裸体演出会说些什么，没人会否认她的表演征服了观众。

劳埃德第一个说话了。这个当爸爸的说：“我只希望你别因为不雅暴露而被捕。”

“我本来没想要全裸，”伊维像接受赞美似的说，“这是临到场上再决定的。我甚至没想到睡衣会被撕开。”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卡梅隆心想。

杰里米·法尔克纳戴着他标志性的大学围巾过来了。他是学校里唯一让学生直呼其名的教师。“真是难以置信！”杰里米赞叹道，“一个里程碑似的时刻！”他激动得两眼放光。卡梅隆想到，杰里米可能也爱上了伊维。

伊维说：“杰里，这是我的父母，劳埃德·威廉姆斯和黛西·威廉姆斯。”

法尔克纳一时间看上去很害怕，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威廉姆斯先生和夫人，你们必定比我还吃惊，”他巧妙地推卸了责任，“我想让你们知道，伊维是我教过的最聪明的学生。”他和黛西握了握手，然后又和明显不怎么乐意的劳埃德握了手。

伊维对加斯帕说：“请你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庆功派对。”

劳埃德皱起眉。“庆功派对？就为这个？”显然他觉得没什么功好庆的。

黛西碰了碰他的胳膊，“没事，让他们闹上一闹吧。”她说。

劳埃德耸了耸肩。

杰里米爽快地说：“给你们一个小时，明天上午还要上课呢！”

加斯帕说：“我比你们都大，我去不太合适吧。”

伊维不高兴地说：“一年前你还不过是个中学生呢，跟我一起去嘛！”

卡梅隆搞不清伊维为什么硬要加斯帕去。他的年龄比他们要大上许多。他已经上大学了：不适合参加中学生的派对。

加斯帕同意了：“一会儿见。”

黛西说：“务必在十一点以前回来。”

伊维的父母离开了。卡梅隆对伊维说：“老天，竟然被你混过去了，没人因为舞台上的表演而指责你。”

伊维莞尔一笑：“我早就猜到了。”

大伙用咖啡和蛋糕庆功。卡梅隆希望杜杜能过来渲染气氛，但她没有参与演出，所以和戴夫一样早早回家了。

伊维是庆功会上的焦点。连扮演哈姆雷特的男孩都承认她是整出剧的明星。杰里米·法尔克纳唠叨个不停地谈论着裸体如何表现出了奥菲莉娅的脆弱一面。他的赞扬让伊维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很快伊维就显得有些飘飘然了。

卡梅隆旁观着众人对伊维的赞颂。他一点也不急：无论你们再怎么称赞，和她一起回家的还是他卡梅隆啊！

十点半，庆功会散了。“很高兴爸爸能常驻在伦敦，”当他们在曲折的小街上步行的时候卡梅隆说，“我不想离开旧金山，但这里真的很棒。”

“那就好。”伊维无动于衷地说。

“最高兴的是认识了你。”

“你真好心，谢谢你。”

“我的人生因你而改变。”

“不会的。”

卡梅隆设想的不是这样。他和伊维独自走在没有人的街上，紧挨在一起走过大片的黑暗和零星的街灯，相互间轻声地说着话，可两人之间却没有一点亲近感。他们更像是在闲聊。但他不打算放弃。“我想和你做亲密的朋友。”他说。

“我们已经是亲密的朋友了。”伊维有点不耐烦地说。

到了彼得大街的时候，卡梅隆仍旧没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走到门前他停下了。伊维却继续朝前走。于是他拽了把伊维的胳膊，把她拉了回来。“伊维，”卡梅隆说，“我爱上你了。”

“卡梅隆，别荒唐了。”

卡梅隆像是被扇了个耳光一样难受。

伊维想继续往前走。卡梅隆却不顾是否会伤害到伊维，紧抓着伊维的胳膊不放。“荒唐？”他的声音颤抖，显然有几分尴尬。平静下心情以后，他又问了一遍，“这怎么叫荒唐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伊维用夸张的口吻说。

这句话给了卡梅隆毁灭性的打击。卡梅隆以无所不知自居，他原以为伊维很喜欢他的这个优点。“我有什么不知道的？”他问。

伊维用力把胳膊从卡梅隆的手中拽了出来。“你这个傻瓜，我正在和加斯帕恋爱呢。”说完，她便走进了家门。

第十三章

早晨，天还没亮，丽贝卡和伯纳德又一次做了爱。

在柏林的米特老城区，他们已经同居了三个月。他们和丽贝卡的父母沃纳、卡拉，丽贝卡的外祖母茉黛、丽贝卡的弟妹瓦利和莉莉住在一起。但房子很大，没人会打扰他们。

在这期间，爱欲暂时弥补了他们失去的一切。丽贝卡和伯纳德都失业了。尽管东德急缺教师，但由于秘密警察的阻挠，两人再也没找到活儿干。

两人都在接受社会民主党寄生者的调查，因为这个罪名，没有哪家学校会接纳他们。丽贝卡和伯纳德迟早会受审下狱。伯纳德会被送到劳役营，也许会在劳役营中死去。

于是他们决心要逃跑。

今天，将是他们在东柏林的最后一天。

当伯纳德轻轻把手沿着丽贝卡的睡衣往上摸时，丽贝卡说：“我真的很紧张。”

“我们也许没有更多的机会了。”伯纳德说。

丽贝卡抓进伯纳德，用身体贴着他。她知道伯纳德是对的。他们也许会因为试图非法越境而死。

如果两人阴阳相隔，那就更糟了。

伯纳德伸手去取避孕套。他们说好一到自由世界就马上结婚，在那之前不能怀孕。这个安排千万不能出岔，丽贝卡可不想在东德抚养孩子。

尽管担心害怕，但对未来的期望却占了上风，丽贝卡热烈地回应着伯纳德的触碰。最近她才发现男女之爱是那般美好。她很喜欢和汉斯以及之前两个恋人和风细雨的性爱，但从未尝试过如此暴风骤雨般的投入，沉浸在完全的忘我状态。丽贝卡想到，如此投入的激情恐怕以后是不会再有了。

结束后伯纳德说：“你是一头母狮。”

丽贝卡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过，这全是因为你。”

“是因为我们俩，”伯纳德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呼吸平稳以后，丽贝卡说：“每天都有人逃到那边去。”

“没有人统计过逃过去了多少。”

偷渡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游泳过河，有的爬过铁丝网，有的藏在汽车和卡车里通过检查点。被允许进入东德的西德人给亲戚们带来假护照，帮助他们蒙混过关。盟军战士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有个东德人在戏服商店买了套美军制服，大摇大摆地走过了边境上的东德检查点。

丽贝卡说：“越境时被打死的人也有很多。”

东德的边防军没有丝毫怜悯心和羞耻感。只要看到有人企图越境，他们就开枪射杀。作为教训，他们有时甚至把伤者留在无人能及的边境上，让国境两边的人看着他血尽而亡。对于试图离开共产天堂的叛徒来说，死刑是最好的惩罚。

丽贝卡和伯纳德计划通过伯诺尔大街逃亡。

讽刺的是，柏林墙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房子在东柏林，门口的人行道却在西柏林的情况。1961年8月13日，星期天，住户们打开门，发现门口拦着道铁丝网。起初，许多住户从楼上的窗户往西柏林那边跳，一些人弄伤了自己，另一些人跳在了西德消防员举着的毛毯上。现在，房屋的住客们已经被疏散了，门和玻璃都钉上了板条。

丽贝卡和伯纳德的计划有所不同。

他们穿上衣服，和家人一起吃了早饭——也许未来很长时间他们都无法和家人一起吃早饭了。这顿早饭和去年8月13日的早饭一样，但这次要紧张得多。上次家人们只是有些伤感：丽贝卡也是要去西德，但那时不必冒生命危险。这一次他们都很害怕。

丽贝卡试着装得愉悦一些：“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们也会跟随我们的脚步越过边境。”她说。

卡拉说：“你很清楚，我们是不会过去的。你必须走——你在这里找不到未来。但我们会留下。”

“爸爸的工作怎么样了？”

“现在还勉强维持着。”沃纳说。因为地处西柏林，沃纳已经不能去自己开办的工厂了。他尝试着远程操控，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东西柏林之间没有电话连线，沃纳只能依靠信件来处理工厂事务，但信件因为要接受审查而经常延误。

这让丽贝卡非常痛心。家庭是丽贝卡在这个世上最为看重的东西，但此时她却被迫要离开家。“没有不倒的墙，”丽贝卡说，“柏林终究将合二为一，那时我们就又会在一起了。”

门铃响了。莉莉从桌旁跳了起来。沃纳说：“希望邮递员送来了工厂账务方面的信。”

瓦利说：“我会尽快到墙那边去。我可不想在老眼昏花的共产党员说了算的东柏林再待一时半会儿。”

卡拉说：“成年以后，你想干啥就干啥。”

莉莉一脸害怕地走进厨房，“不是邮递员，”她说，“是汉斯来了。”

丽贝卡轻轻惊叫一声，已经不怎么往来的丈夫怎会知道她的逃亡计划呢？

沃纳问：“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我想是的。”

茉黛外祖母问卡拉：“还记得我们是如何对付约西姆·科赫的吗？”

卡拉看了看孩子们，他们显然不知道约西姆·科赫遭遇了什么。

沃纳走到橱柜前，打开最下面一个抽屉。抽屉里放了几个很重的平底锅。他把抽屉抽出柜子，把抽屉放在地上。然后他把手伸进柜膛，从里面拿出一把棕色握柄的黑色手枪和一小盒弹药。

伯纳德惊呼道：“我的老天啊！”

丽贝卡不怎么了解枪，但她觉得这应该是把瓦尔特P38手枪。战后沃纳肯定一直保存着这把枪。

丽贝卡很想知道约西姆·科赫究竟遭遇了什么？他是被杀了吗？

动手的是妈妈还是外婆呢？

沃纳对丽贝卡说：“如果汉斯·霍夫曼把你带出去，我们就永远见不到你了。”说完他开始给手枪上膛。

卡拉说：“他也许不是来逮捕丽贝卡的。”

“没错。”沃纳说。接着他转身对丽贝卡说：“跟他谈谈，看他是来干什么的。危急时就大声尖叫。”

丽贝卡站起身，伯纳德也站了起来。“你别去，”沃纳对伯纳德说，“看见你他也许会发怒的。”

“可是——”

丽贝卡说：“爸爸说得对，听我叫了以后再行动。”

“好吧，听你的。”

丽贝卡做了个深呼吸。把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她走到玄关。

汉斯穿着新的深蓝色西装站在门口，脖子上戴着丽贝卡去年在他生日那天送他的条纹领带。汉斯说：“我带来了离婚登记表。”

丽贝卡点点头。“你早就在想着要和我离婚了。”

“可以和你谈谈吗？”

“还有什么好谈的吗？”

“也许还有。”

丽贝卡打开平时家里吃正餐，有时她改改卷子的饭厅。两人走进饭厅，坐了下来。丽贝卡没有关上门。

“你真的想这样吗？”汉斯问。

丽贝卡害怕极了。他是在说逃跑的事情吗？他已经全都知道了吗？丽贝卡鼓起勇气问：“你在说什么啊？”

“当然是离婚的事了。”汉斯说。

丽贝卡迷惑不解。“为什么不？”她说，“你也是这么想的。”

“你真想离婚吗？”

“汉斯，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我想说我们不必离婚。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这次不会再有任何欺骗。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是个斯塔西军官，那我也再没有必要对你撒谎了。”

在丽贝卡看来最愚蠢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但这又是为什么呢？”她问。

汉斯把手伸过桌子：“你不知道吗？你不能至少猜一下吗？”

“我猜不到！”虽然这样说，但丽贝卡已经想到了一点可能性。但这个念头实在太过疯狂，丽贝卡不愿往那个方面去想。

“我爱你。”汉斯说。

“老天，你怎么还敢这样说？”丽贝卡咆哮道，“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是认真的，”汉斯说，“起先我假装很爱你。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你是个何其完美的女人。我想娶你，这不仅仅是在执行任务。你聪明，漂亮，又致力于教育事业——你的一切都让我深感敬佩。丽贝卡，回到我身边吧——求你了！”

“绝不。”丽贝卡大声喊。

“用一天时间好好想想，一周也行。”

“绝不！”

丽贝卡高声拒绝，但汉斯却表现得像是她在虚与委蛇一样。“改天再和你谈。”他笑着说。

“不，”丽贝卡高声嚷，“休想，想都别想！”然后她从餐厅里跑出来了。

家人们表情恐惧地站在打开着的厨房门口。“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他不想和我离婚，”丽贝卡哭着说，“他说他爱我，想和我重新开始——他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伯纳德说：“看我不勒死他。”

他已经来不及了，门口响起关门的声音。

“感谢上帝，”丽贝卡说，“他终于走了。”

伯纳德张开双臂抱住丽贝卡，丽贝卡把脸埋在他的臂膀中。

卡拉声音颤抖着说：“没想到他会那么说。”

沃纳从枪里拿出子弹。

茉黛外祖母说：“事情还没完，汉斯一定会再来的。秘密警察认为老百姓绝不会对他们说不。”

“她说得很对，”沃纳说，“丽贝卡，你必须今天就走。”

丽贝卡从伯纳德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哦，不——今天就必须走吗？”

“现在就走，”她爸爸说，“你的处境很危险。”

伯纳德说：“你爸爸说得对，汉斯下一次可能就使硬的了，我们必须把明天的出走计划改到今天。”

“好吧。”丽贝卡说。

丽贝卡和伯纳德跑回楼上的房间。伯纳德穿上白衬衫，黑色的灯芯绒大衣，戴上一条黑领带，像是要参加一场葬礼似的。两人都穿上了黑色的运动鞋。伯纳德从床下取出上周买的一卷晾衣绳，他把晾衣绳像弹药带吊在肩膀上，然后披上件棕黄色的皮外套做遮掩。丽贝卡穿上了黑色的套头毛衣和黑色的长裤，在毛衣外面穿上了一件黑色的短大衣。

他们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做好了准备。

家人们已经等在了玄关。丽贝卡和所有人拥抱亲吻。莉莉哭着说：“别被他们杀掉。”

伯纳德和丽贝卡戴上皮手套，走到门口。

他们再一次和家人挥手告别，然后便出了门。

瓦利远远地跟着他们。

他想看看他们是怎么逃过去的。丽贝卡和伯纳德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他们的行动方案，甚至连家人也没有。妈妈说要保密的话谁都不能说。她和爸爸都很坚持这点，看来这是他们从隐秘的战争经历中得来的教训。

瓦利告诉家人他要在自己的房间里练吉他。最近他有了一把电吉他。房间里没有声音的话，父母准会以为他在没有插电的情况下练习呢！

他从后门溜出门。

丽贝卡和伯纳德手挽手向前走。他们的步伐轻快，但没有赶忙到会遭人怀疑的程度。这时是早晨八点半，晨雾开始渐渐散去了。瓦利轻松坦然地跟在两人后面，他看见伯纳德的肩膀上有块凸起，应该就是那卷晾衣绳。他们没有回头看，瓦利的运动鞋在行走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发现丽贝卡和伯纳德也穿着运动鞋，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也会选择运动鞋。

瓦利又高兴又害怕。多么奇妙的一个早晨啊！当爸爸拉出抽屉，拿出那把枪的时候，瓦利差点摔了一跤。老家伙真心是要杀了汉斯·霍夫曼！也许爸爸还没有老到昏聩无用的程度。

瓦利为深爱着的姐姐感到害怕。丽贝卡可能马上就要被杀。但他同时也很兴奋，如果丽贝卡能逃过去的话，那他也能逃过去。

瓦利仍然想偷渡去西柏林。违抗了父亲不准去夜生活夜总会的命令之后，瓦利没有摊上更大的麻烦：父亲说吉他被摔已经足够了。但他仍然生活在父亲沃纳·弗兰克和东德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这两个暴君的阴影之下。一有机会，他就想从这两个暴君的掌管中脱离出去。

丽贝卡和伯纳德走到一条直通柏林墙的街上。街道尽头，两个警察正在清晨的寒气中跺着脚。他们的肩上扛着配备着使用弹鼓的苏制机关枪。在瓦利看来，没有人能在两个警察的看管下跨过那道铁丝网。

丽贝卡和伯纳德离开街道，走进一块墓地。

瓦利无法跟着他们一起走在墓地之间的小道上：在空旷的墓地里，跟踪者会非常显眼。他快步折向墓地中间的小教堂，躲在小教堂的后面。藏好以后，他伸出头，看着姐姐和伯纳德，他们显然没看见他。

瓦利看着他们走向墓地的西北角。

墓地西北角树着一道六角形网眼的铁丝网。铁丝网的另一边，是一幢房子的后院。

这解释了他们为何要穿平底的运动鞋，瓦利想。

但晾衣绳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伯诺尔大街上的这幢房子已经没人住了，但侧面的巷子里还住着人。丽贝卡和伯纳德又惊又怕地爬过巷子里一排房屋的后院，和被柏林墙挡住的街尽头隔着五个门洞。他们爬过第二道铁丝网，然后是第三道，所在的位置离柏林墙越来越近。丽贝卡刚过三十，动作很灵敏。伯纳德尽管已经四十岁了，但身材保持得很好：他还在学校的足球队当教练。他们很快就到了离街尽头只有三个门洞的那幢房子。

丽贝卡和伯纳德上个月一袭黑衣扮成吊唁者来过这个墓地，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观察这些房子。丽贝卡和伯纳德观察得不是很清楚——他们不敢冒险使用望远镜——但确信街尽头数过来的第三幢房子有条直达屋顶的通道。

房子之间的屋顶是连通的，最后直达波诺尔大街那幢清空了住客的房屋。

离终点越近，丽贝卡越是不安。

他们原本想从低矮的煤仓爬到副屋的平顶，再爬到山形墙外突出的窗框。然而，从墓地远看过来不算太高的这段高度近看却非常可怖。

他们不能走进房子。居住在里面的人多半会报警：不报警的话，他们会因为纵容偷渡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屋顶雾蒙蒙的，也许会很滑，但至少没有在下雨。

伯纳德为丽贝卡：“你准备好了吗？”

丽贝卡很害怕，她完全没有准备好。“当然准备好了。”她却这样说。

“你是头母狮。”伯纳德又赞叹了一遍。

煤仓刚及胸口，两人爬上了煤仓。松软的运动鞋在煤仓顶上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

伯纳德站在煤仓顶上，用胳膊撑着副屋的边缘，一骨碌爬了上去。然后他俯卧在副屋屋顶，伸下手，把丽贝卡拉了上去。两人很快就一同站在了副屋屋顶上了。丽贝卡担心他们会不会太显眼，但举目四望，她只在墓地里看见了一个孤零零的身影。

接下来是旅程中最为艰险的一部分。伯纳德把一个膝盖跪在狭窄的窗台上。好在窗帘都拉上了，即便屋里有人，他们也不用担心——除非屋里的人听到响声，拉开窗帘探察。接着，伯纳德艰难地把另一个膝盖也跪在了窗台上。他用丽贝卡的肩膀作支撑，努力地在窗台上站起来。站定在窗台上以后，他把丽贝卡拽了上来。

丽贝卡跪在窗台上，试着不往下看。

伯纳德把手伸到他们接着要去的倾斜屋顶的斜边上。他无法从窗台直接爬到屋顶：周围只有一块石板的边缘可以支撑。他们之前已经讨论好了这个问题。丽贝卡跪着挺起胸，让伯纳德把一只脚搁上她的右侧肩膀。攀着房顶的边缘，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在丽贝卡身上。虽然十分沉重，但丽贝卡完全能扛得住。过了一会，伯纳德把左脚踩在她的左肩上。在如此短的一刻之间，丽贝卡尚且能承受住伯纳德的重量。

很快，伯纳德把腿伸过屋顶的边缘，翻身上了屋顶。

他把身体最大限度地展开，然后把手往下伸。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抓住丽贝卡的衣领，丽贝卡一把抓住了他的上臂。

窗帘突然被拉开，一个女人张皇地瞪着离她只隔了几公分的丽贝卡。

女人尖叫一声。

伯纳德使足力气把丽贝卡往上举，终于使丽贝卡把脚跨过了屋顶。他拼命把丽贝卡往自己身边拽，终于把丽贝卡拽上屋顶。

但两人都失去了重心，开始沿着倾斜的屋顶往下滑。

丽贝卡伸展出胳膊，用手掌压住屋顶上的砖，试着停住下滑的势头。伯纳德做出了相同的动作。但两人还是在往下滑，缓慢但却无情地往下滑——滑到屋顶最下方时，丽贝卡的运动鞋碰到了屋檐上的铁制排水沟上。排水沟不怎么坚固，但刚好能挡住他们，丽贝卡和伯纳德几乎同时停止下滑。

“尖叫声是怎么回事？”伯纳德急切地问。

“卧室里的女人看见我了，但街上的人应该不会听见她的叫声。”

“她也许会鸣响警报器。”

“不用管她，我们继续吧。”

他们沿着排水沟往前爬。房子很破，房顶上的一些砖块已经碎了。丽贝卡尽量不把身体重量全都压在排水沟上。两人的进展非常非常地慢。

丽贝卡想象着窗口的女人和丈夫的交谈。“如果什么也不做，我们会作为帮凶而被捕。我们可以说我们睡着了，什么都没听见，但警察也许还是会把我们抓走。即便我们报告了警察，他们也可能猜疑我们协同偷渡而逮捕我们。事态紧急的时候，他们看见谁就抓谁。干脆别管这事了吧，我这就去把窗帘拉上。”

老百姓极力避免和警察有任何接触——但窗口的女人有可能不是普通百姓。如果她或她的丈夫是享有特权的共产党员，警察就不会对这对夫妇不利。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完全有可能大声叫喊，把警察给招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推移着，丽贝卡并没有听见骚动声。她和伯纳德也许闯过了这一关。

他们到了屋顶外立面的一块凸起处。伯纳德把双脚放在突起的两边，不断地向上攀爬，他的双手一会就摸到了屋顶。这时他已经紧紧地抓住了屋顶，但警察仍有可能从街上注意到手套手指的那个小黑点。

他翻过屋顶，沿着另一边外立面的突起处往前爬，离伯诺尔大街和自由越来越近。

丽贝卡跟在伯纳德后面。她回头看了眼，想知道有没有人能看见她和伯纳德。他们的一袭黑衣在灰色的屋顶砖头的映衬下不是很显眼，但并不能完全隐身。有人在看着他们吗？她可以看见墓地和房子的后院。一分钟之前她看到的人影已经从墓地中间的小教堂跑到了墓地门口。一股难以言传的恐惧浮上心头。墓地里的人看见了他们，正在赶着去向警察报告吗？

一阵惊慌以后，丽贝卡觉得这个人影非常熟悉。

“瓦利？”她惊呼道。

瓦利上这干什么？他显然跟着丽贝卡和伯纳德一路走到了这里。他也要去西边吗？匆忙之间他到底想落身何处啊？

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兀自担心。

丽贝卡和伯纳德到了公寓楼靠伯诺尔大街一边的后墙。

大楼这边的窗户都被木板钉上了。丽贝卡和伯纳德讨论过破板而入的可能性。他们想打碎木板潜入楼内，再打碎另一侧的木板出去。但讨论下来，他们觉得这样做太吵也太费工夫。两人根据猜测决定更简单的还是从楼顶过去。

他们所在的这幢楼的屋脊正好与旁边那幢楼的楼顶排水沟等高，他们可以轻松地从这幢楼跃上那幢楼。

从这时开始，只要一抬头，小巷里拿着机关枪的边防军人就能清楚地看见他们。

这是他们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刻。

伯纳德爬到屋脊，两腿跨在屋脊之上，然后沿着屋脊爬到公寓楼屋顶的最高处。

丽贝卡跟在后面。她呼吸急促。她的膝盖瘀肿了，被伯纳德踏过的肩膀疼得厉害。

双脚跨在较低的一节屋脊，丽贝卡往下看了一眼。她吃惊地发现街上的警察离她是如此地近。他们正在点烟。如果有个警察抬头看一眼，那他们就全完了。她和伯纳德这两个显而易见的目标对手持机关枪的警察来说再容易不过了。

不过他们离自由也只有咫尺之遥。

她鼓起精神，沿着面前的屋脊继续往上爬。这时，她左脚下有块砖突然动了动，脚上的运动鞋滑了一下，丽贝卡整个人扑倒在屋脊上。她仍然跨坐在屋脊之上，但腹股沟遭到了重重的撞击。她低沉地叫了一声，人向一边倒，但很快维持住了平衡。

不幸的是，松动的砖块却沿着屋顶往下滑，翻过排水沟垂直下坠，摔在人行道上，发出很大的一声噪音。

丽贝卡僵住了。

警察四下看了看，他们任何一刻都可能想到砖块是从屋顶掉下来的，都有可能往屋顶上看。但在他们注意到屋顶上的奥秘之前，一个警察被扔来的石块砸中了。很快，丽贝卡听见弟弟在喊：“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警察。”

瓦利又拿起一块石头，往警察身上扔，这一块没有砸中。

侮辱东德警察等同于自杀，瓦利知道这一点。他可能被捕，遭到殴打，坐牢下狱，但他必须这么做。

他看见伯纳德和丽贝卡在屋顶上一无遮挡。警察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现他们。一旦发现了他们，警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射程很短，不到五十英尺，两位逃亡者很快就会被警察手里的机关枪打成蜂窝。

除非能让警察分心。

警察看上去没比瓦利大几岁。瓦利十六岁，他们看上去顶多二十。他们叼着刚点的烟，疑惑地打量周围，不知道为何会掉下来一块碎砖，扔过来两块石头。

“猪头！”瓦利大喊，“你们这群猪头，你们的老妈都是些妓女！”

警察们看见他了。尽管有雾，警察们还是看见了一百码开外的瓦利。看见瓦利以后，警察便朝瓦利移动过去。

瓦利开始后退。

警察跑开了。

瓦利转身就逃。

在墓地门口瓦利转身看了看。一个警察意识到不能跑出柏林墙的哨位太远，很快就停了下来。警察还没有时间冷静分析，为什么有人会做出如此鲁莽的事情。

另一个警察单腿跪地，把枪瞄准瓦利。

瓦利钻进了墓群。

伯纳德把晾衣绳绕在石头烟囱上，把晾衣绳拉紧，牢牢地在烟囱上打了个结。

丽贝卡平躺在屋脊上，喘着气向下张望。她看见一个警察追在瓦利身后，瓦利一溜烟钻进了墓群。第二个警察回到了哨位上，但还好——他不断回头向后，看着同事那边。瓦利为了转移警察的注意力，把自己的生命当成了赌注，丽贝卡不知该庆幸还是该担心。

她看着另一边的自由世界。伯诺尔路的另一边，一男一女正看着她，对她指指点点。

伯纳德手拿晾衣绳坐下，然后沿着西侧的房顶往下滑，一直滑到了房檐。接着他把晾衣绳在胳膊下面胸口绕了两圈，留下一段五十英尺左右的晾衣绳末梢。他可以借烟囱上系着绳索的支撑，把身体翻过屋檐。

他回到丽贝卡身边，跨坐在屋脊上。“坐正。”说着他把晾衣绳的末端系在丽贝卡身上，打了个结。伯纳德用戴着皮手套的手牢牢地拉紧了绳索。

丽贝卡最后看了眼东柏林那边，看见瓦利机敏地跨过了墓地远端的一道铁丝网，穿过一条街，消失在了巷子之间。警察放弃了追逐，折回哨位。

在折回哨位的过程中，警察无意间往公寓屋顶抬头看了眼，突然间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丽贝卡知道警察肯定发现了他们。屋檐上的两个身影在蓝天下分外显眼。

警察一边叫一边指点，然后迈开步子奔跑。

丽贝卡翻下屋脊，沿着屋顶斜坡，缓慢滑到屋檐上的排水管处。

楼下传来一阵机关枪的开火声。

伯纳德站定在她身旁，用系在烟囱上的绳子支撑住自己。

丽贝卡感觉到伯纳德用绳子拉住了自己。

行动的时候到了，她心想。

丽贝卡翻过排水管，垂在半空中。

胸口绑着的晾衣绳勒得她生疼。她在空中荡了一会儿，很快伯纳德放出绳索，丽贝卡开始一节一节地往下落。

丽贝卡和伯纳德在丽贝卡家的房子练习过这个动作。伯纳德把丽贝卡从最高层的窗户一直放到楼下的后院里。这样做很伤手，伯纳德说，但如果有好的手套，还是能做到的。在下降的过程中，伯纳德让她一有机会就在楼边的窗台上站一会儿，好让他有机会歇一口气。

丽贝卡听见楼下传来鼓励的叫喊声，心想一定有许多人聚集在了柏林墙西面的伯诺尔路上。

她看见了身子下面的人行道以及沿着楼房外墙展开的铁丝网。她已经在西柏林了吗？东德的军人和警察可以在柏林墙东边杀无赦，但因为苏联不想在外交上惹麻烦，他们无法向西柏林这边开火。但此时她正吊在铁丝网上方，这里既不属于东柏林，也不属于西柏林。

又一阵机关枪的开火声。警察在哪？他们又是在向谁开火呢？丽贝卡猜测警察会尽快爬上屋顶，赶在丽贝卡和伯纳德顺利逃亡之前向他们开枪射击。如果警察也像他们那样从屋外攀上屋顶的话，那警察多半就赶不上了。但他们完全可以进入住宅楼，沿着楼梯跑到屋顶。

丽贝卡几乎就快要落地了。她的脚碰到了铁丝网上。她把手往大楼的墙上一撑，从外墙上摆脱出来，但她的脚却还缠在铁丝网上。铁丝网撕裂了她的裤子，在她的皮肤上划开了几道口子。马上有群人聚过来，接住她，帮她摆脱铁丝网的纠缠，从胸口解开绳子，把她放在地上。

站稳以后，丽贝卡马上抬头看。伯纳德站在屋檐上，正在解开胸口系着的绳子。丽贝卡往后退了几步，以便能看清伯纳德。警察还没赶到楼顶。

伯纳德双手紧紧抓住绳子，然后翻下屋顶，脚蹬着墙面，两只手抓着绳子往下滑。这个动作非常难，因为他把全身重量都放在了抓着的这根绳子上。在不会被外人看见的一天深夜，他在家的后墙上练习过这个动作。但这幢楼房要高出许多。

街上的人群向他欢呼。

有个警察出现在了楼顶。

伯纳德冒着绳索会从手里脱落的风险，下滑得更快了。

有人大喊：“取条毛毯来。”

丽贝卡知道，已经没时间让人拿毛毯过来了。

警察把机关枪对准伯纳德，但还是犹豫了一下。他无法朝西德境内开火。很可能把子弹打在围观者而不是逃亡者身上。这很有可能成为爆发一场战争的导火索。

警察转过身，看着绕在烟囱上的绳索。他可以解开绳索，但伯纳德完全可以在那之前到达地面。

警察会有刀子吗？

显然没有。

他突然灵感勃发，把枪口对准绷紧的晾衣绳放了一枪。

丽贝卡尖叫一声。

晾衣绳断开了，绳子的末端飞扬在伯诺尔街的空中。

伯纳德像块石头一样坠落下来。

人群散开了。

伯纳德“砰”的一声坠在街边的人行道上。

然后他就躺着不动了。

三天以后，伯纳德睁开眼，看着丽贝卡打了声招呼：“嗨！”

丽贝卡说：“感谢上帝。”

丽贝卡担心得失去了理智。医生告诉她伯纳德一定能恢复知觉，但丽贝卡一定要亲眼看到才相信。伯纳德经历了几个手术，其间还注射了许多药。等了这么久，丽贝卡头一次在伯纳德脸上看见了活人的气息。

靠在医院的病床上，丽贝卡克制住想哭的冲动，吻了吻伯纳德的唇。“我很高兴，”她说，“你终于醒了。”

伯纳德问：“发生了什么事？”

“你从半空中掉下来了。”

他点点头：“我还记得屋顶上的情形，但在那之后……”

“警察开枪打断了晾衣绳。”

他看了看自己的身体。“给我上石膏了吗？”

丽贝卡一直在等他醒，但却害怕着这一时刻的来临。“腰部以下都上了石膏。”她说。

“我……我没法动我的脚。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伯纳德的表情很恐慌，“我的腿被截肢了吗？”

“没有。”丽贝卡做了个深呼吸，“你的腿发生了大面积的骨折，但感觉不到腿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脊髓神经部分受了损。”

他沉思了很久，然后问丽贝卡：“我会痊愈吗？”

“医生说脊髓神经也许能痊愈，但不会很快……”

“这么说……”

“你腰部以下的功能也许会得到恢复。但离开医院时你将坐轮椅离开。”

“医生说多长时间才能恢复了吗？”

“他们说……”丽贝卡努力不哭，“你必须做好一辈子摆脱不了轮椅的准备。”

伯纳德把目光抛向一旁。“我是个残疾人了。”

“但我们自由了。你现在在西柏林。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逃进了轮椅里。”

“别那样去想。”

“我他妈的能去做什么啊？”

“我已经想过了，”丽贝卡强装出坚定而自信的样子，“你会娶我，然后重新回到课堂里。”

“那完全不可能。”

“我已经给安塞姆·韦伯打了电话。你也许还记得，他现在在汉堡的一家学校做校长。他为我们俩提供了职位，九月就能上班。”

“坐在轮椅里教书吗？”

“这有什么关系！你完全可以教授物理，你讲解的物理能让班上最迟钝的孩子都能领悟。教课不一定要用到脚。”

“你不会想嫁给一个残疾人的。”

“是的，”丽贝卡说，“但我想嫁给你，也会嫁给你。”

他的语气变得尖刻起来。“你不会嫁给一个下半身完全没用的男人。”

“听我说，”丽贝卡严厉地说，“三个月之前我完全不知道爱是什么。我刚刚找到了你，我才不想失去你呢。我们活着逃出来了，我们会继续活下去。我们会结婚，会教书，会永远爱着彼此。”

“我吃不准。”

“我对你只有一点要求，”丽贝卡说，“你一定不要失去希望。我们会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能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伯纳德·赫尔德，请你现在就对我发誓，永远不离弃我，永远不。”

两人沉默了很长一会儿。

“请向我发誓。”丽贝卡催促道。

伯纳德笑了。“你真是一头母狮。”他说。

Part 3 孤 岛（ 1962年）

第十四章

德米卡和瓦伦丁带尼娜和安娜在高尔基公园坐上了摩天轮。

德米卡从度假胜地被突然叫走以后，尼娜开始跟一个工程师交往，但约会了没几个月就分道扬镳，所以现在她又是一个人了。这时，瓦伦丁和安娜已经是一对恋人了：瓦伦丁大多数周末都在尼娜和安娜合住的公寓里睡觉。瓦伦丁对德米卡意味深长地说过几次：一个接一个地和女人睡觉，是男人年轻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我也会如此幸运的，德米卡心想。

在莫斯科短暂夏天的第一周，瓦伦丁建议四个人一起进行双重约会。德米卡急切地答应下来。尼娜聪明又有主见，还会对他提出挑战：德米卡非常喜欢这点。但除此之外，他更爱尼娜的性感。他经常想起尼娜吻他时的激情澎湃，非常想再和尼娜接吻。他常常想起尼娜在冰冷的湖水中凸起的乳头。德米卡很想知道尼娜会不会回想起湖上的那一天。

但他无法像瓦伦丁那样很自然地和女孩们打成一片。瓦伦丁简单地说上两句就能把女孩哄骗上床。德米卡认为操控对方或仗势欺人是不对的。他觉得如果对方说“不”，你就得接受，而不是像瓦伦丁那样认为“不”其实表示“可以试试”。

高尔基公园是共产主义荒漠里少数的几块绿洲之一，莫斯科人常去那休闲娱乐。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购买冰激凌和糖果，明目张胆地和陌生人调情，在树丛中忘情地接着吻。

安娜假装害怕乘坐摩天轮。瓦伦丁陪在她身边，揽住她，告诉她摩天轮上非常安全。尼娜看上去非常自得，让德米卡没有一点下手的机会。德米卡真希望她也像安娜那样假装害怕！

尼娜穿着件黄绿相间的棉布连衣裙，看上去非常棒。从后面看更迷人，走下摩天轮的时候德米卡心想。为了这一天的约会，德米卡特地穿上了一条美式的牛仔裤和一件蓝格子的衬衫。这是他用赫鲁晓夫不要的两张芭蕾舞票换来的：波修瓦芭蕾舞团表演的著名舞剧《罗密欧和朱丽叶》。

他们在公园小道上散步，喝着小摊上买来的橙汁。尼娜问他：“上次分别以后你一直在干些什么啊？”

“我一直都在工作。”德米卡说。

“没干别的了吗？”

“我总是比赫鲁晓夫提前一小时到办公室，确保做好了一切准备——他需要的文件，国外的报纸以及他可能用到的所有资料。他经常工作到很晚，我很少在他走之前离开。”德米卡希望把自己的工作描述得像事实上那样令人振奋。“我没有多少时间去干别的。”

瓦伦丁说：“他在大学时也是一样——一天到晚都在学习。”

好在尼娜并没有认为德米卡的生活有多单调。“你真的和赫鲁晓夫同志每天在一起吗？”

“大多数时候。”

“你住在哪儿？”

“政府公寓。”这是一幢离克林姆林宫不远的高端住宅楼。

“太棒了。”

“和我妈妈住一起。”德米卡补充道。

“如果能住在那幢楼，我也会把妈妈接来一起住。”

“和我们一起住的还有我的双胞胎妹妹，不过她已经去古巴了——她是个塔斯社记者。”

“我也很想去古巴。”尼娜希冀地说。

“那是个很穷的国家。”

“在一个没有冬天的国家，穷点没什么。想象一下，一月份都能在海滩上跳舞。”

德米卡点点头。他为古巴而激动，有截然不同的原因。卡斯特罗的革命说明，僵化的苏联体制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之路。卡斯特罗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和苏联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卡斯特罗的革命能取得成功。”他说。

“为什么不能呢？”

“美国已经入侵了社会主义古巴一次。对美国人来说，猪湾事件是个彻底的失败，但他们会动用更多的部队再次进行尝试——也许就在一九六四年，那时肯尼迪总统将进行连任竞选。”

“太可怕了，难道不能做些什么来制止他吗？”

“卡斯特罗想和肯尼迪和平共处。”

“他会成功吗？”

“五角大楼反对和平计划，保守的国会议员大肆鼓噪，因此他的计划可能行不通。”

“我们必须对古巴革命进行支持！”

“我同意——但苏联的保守派同样也不喜欢卡斯特罗。他们认为他也许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未来会发生什么？”

“这要取决于美国人。他们也许会把古巴扔在一边置之不理。但我想他们没那么聪明。他们会一直骚扰卡斯特罗，久而久之，卡斯特罗会觉得苏联是他的最后那根救命稻草。也就是说，卡斯特罗迟早会寻求苏联的保护。”

“我们会如何应对？”

“问得好。”

瓦伦丁打断了他们的闲聊。“我饿了，姑娘们在家里准备了食物吗？”

“当然准备了，”尼娜说，“我还买了炖汤用的培根呢。”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我和德米卡在路上会再买些啤酒带过去。”

他们乘地铁回家。尼娜和安娜在雇主钢铁联盟拥有的一幢大楼内有一间公寓。她们的公寓不大：一间只有两张单人床的卧室，一个放着电视和正对着电视的沙发的客厅，一个放着小餐桌的厨房以及一间浴室。德米卡猜测沙发上的蕾丝沙发垫和电视上面的塑料花应该是安娜买的，条纹窗帘和墙上的山景图片应该是尼娜买回来的。

德米卡对唯一的那间卧室感到担心。如果尼娜想跟他睡觉的话，两对恋人难道要在一间卧室里做爱吗？在大学里，德米卡并非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但他不喜欢这种安排。排除其他因素不说，光是想到瓦伦丁会知道他的性交技巧是那么不熟练，他就受不了。

他很想知道瓦伦丁留宿时尼娜住在哪里。这时他注意到客厅地板上有一小叠床单。看来那时尼娜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了。

尼娜把大块的培根放在一个很深的平底锅里，安娜切开了一个大萝卜。瓦伦丁在餐桌上摆上了刀叉和盘子。德米卡负责倒啤酒。除了德米卡，其他三个人似乎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德米卡有些紧张，但知道自己能对付好的。

尼娜做了个由腌蘑菇、薄饼、香肠和吐司组成的小菜拼盘。烧汤的时候，四人聚集在客厅里。尼娜坐上沙发，然后拍了拍身边空的地方，让德米卡坐下。瓦伦丁坐上安乐椅，安娜坐在他脚边的地上。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收听电台里播放的音乐。尼娜在汤锅了放了点香草，厨房里散发的香味让德米卡感到饥肠辘辘。

他们谈到了各自的父母。尼娜的父母离婚了，瓦伦丁的父母分开住，安娜的父母彼此痛恨着对方。“我妈妈不喜欢我爸爸，”德米卡说，“我也不喜欢，没人喜欢克格勃的男人。”

“我结过一次婚——到现在还没有再婚，”尼娜说，“你们知道有谁结了婚还快快乐乐的吗？”

“我认识一对，”德米卡说，“我舅舅和舅妈就很美满。注意。我舅妈卓娅是个物理学家，她长得很美，像个电影明星似的。小时候我一直叫她杂志上的阿姨，因为她看上去像极了杂志上的大美女。”

瓦伦丁抚摸着安娜的头发，安娜以一种德米卡觉得非常性感的姿态把头枕在瓦伦丁的大腿上。他想触摸尼娜，尼娜应该不会介意——不然尼娜请他上门是为了什么呢？——但他还是觉得非常尴尬。他希望尼娜能做些什么：尼娜结过婚，显然比他更有经验。但她沉浸在音乐和美酒之中，全然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晚饭终于准备好了。肉汤很美味，尼娜很会做菜。他们就着汤吃了许多黑面包。

吃完晚饭，收拾停当以后，瓦伦丁和尼娜走进卧室，关上了卧室的门。

德米卡走进浴室。从洗脸盆上的镜子看，他的面貌已经没那么英俊了。他脸上最动人的部分是那双蓝色的大眼睛。但是，他的深棕色头发和其他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一样剪得非常短。镜子里的他像个远远把人间情爱抛在一边的正经人。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避孕套。避孕套很短缺，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了些来。但他不同意瓦伦丁避孕是女人的事的观点。想到女人要被迫在生孩子和流产之间作出抉择，做爱也显得索然无味了。

他回到客厅。令他吃惊的是，尼娜已经穿上了大衣。

“我想我应该送你到地铁站去。”尼娜说。

德米卡愣住了。“为什么？”

“我觉得你对周围的路应该不是很熟悉——我不愿让你迷路。”

“我是想问，你为什么要叫我离开？”

“你还想干什么？”

“我想留下来吻你。”他说。

尼娜笑了。“你虽然不够老练，但却不失热情。”说着她脱下大衣，重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德米卡坐到沙发上，犹豫地吻起尼娜来。

尼娜热情地回吻着德米卡。他兴奋地意识到尼娜不是很在乎他是不是个新手。很快德米卡开始摸索起尼娜衬衫上的纽扣。尼娜的乳房丰满、形状完美。它们藏在令人生畏的胸罩后面，不过尼娜很快把胸罩脱了下来，让德米卡亲吻上去。

接下来，事情就进行得快了。

关键一刻到来的时候，尼娜躺在沙发上，头枕着沙发扶手，一只脚放在地上，姿态非常自然。德米卡觉得她以前一定以这种姿势和别的男人做过爱。

他忙乱地掏出好不容易弄来的避孕套，把避孕套拿出盒子。但尼娜却说：“不需要这个。”

德米卡非常吃惊。“为什么不用？”

“我怀不上孩子。这是医生说的。我丈夫就是为此和我离婚的。”

德米卡把避孕套扔在地板上，把身子趴在尼娜的身上。

“慢慢来。”尼娜指引着德米卡进入了她的身体。

我做到了，德米卡心想，我终于失去了童贞。

快艇原本是用来走私酒类的：他们坐的快艇又长又窄，速度非常快，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快艇以每小时八节的速度穿越佛罗里达湾，用碾压一切的姿态轧过拍打的波浪。快艇上的六个人都把自己的身体绑在艇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在速度如此之快的快艇上保证一定的安全。快艇的小舱里放着机关枪、子弹和燃烧弹。快艇正在向古巴进发。

乔治·杰克斯真不该乘上这艘快艇。

他借着月光朝远处看，感觉一阵晕船。船上有四个人是被流放在迈阿密的古巴人：乔治不知道他们的姓，只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痛恨共产主义，痛恨卡斯特罗，痛恨一切不同意他们主张的人。快艇上的另一个人是蒂姆·泰德尔。

整件事开端于泰德尔的司法部之行。刚见面的时候，乔治觉得泰德尔有些眼熟，以为他是个中央调查局的人。但其实泰德尔已经从官方“退休”，这时在从事自由职业的安全顾问。

办公室里只有乔治一个人。“有事要帮忙吗？”他礼貌地问。

“我是来参加‘猫鼬行动’会议的。”

乔治听说过猫鼬行动，让人无法信赖的丹尼斯·威尔逊参加了这个行动，但乔治不知道这个行动的具体细节。“进来吧。”乔治指着把空椅子说。泰德尔夹着个讲义夹走进办公室。他大约比乔治大十岁，但却一副四十年代的打扮：头发中分，穿着一件双排扣的西装。乔治说：“丹尼斯很快就会回来。”

“谢谢你。”

“进展得怎么样？哦，我是想问猫鼬行动进行得怎么样。”

泰德尔戒备地说：“我会在会上进行报告的。”

“我无法参加会议。”说着乔治抬腕看了看表。他暗示受邀参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不过他对猫鼬行动很是好奇。“我在白宫有个会。”

“那真是太遗憾了。”

乔治回忆起猫鼬行动的片段信息。“在原始的方案中，你们应该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现在是积累阶段是吗？”

发现乔治是圈内人以后，泰德尔的脸色马上就由阴转晴了。“这是报告。”说着他打开了讲义夹。

乔治假装对这个行动了解很多。猫鼬行动旨在帮助古巴的反共人士发起一场反革命的暴乱。这个行动有明确的时间表，其高潮是要在这年十月国会中期选举前推翻卡斯特罗。经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渗透队伍将承担起组织政治集会和进行反卡斯特罗宣传的任务。

泰德尔递给乔治两张纸。乔治假装不怎么在意地问：“行动在按照时间表顺利推进吗？”

泰德尔回避了这个问题。“到了该施压的时候了，”他说，“秘密散发调侃卡斯特罗的传单无法达成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

“如何才能增大压力呢？”

“都写在报告里呢。”泰德尔指着乔治手里的报告纸说。

乔治看着手里的两张纸。报告里的建议比他预料得还要糟糕。中央情报局建议破坏桥梁、炼油厂、发电厂、糖厂和船坞。

这时丹尼斯·威尔逊走进了办公室。乔治注意到，威尔逊的穿着和鲍比一样随意：领口敞着，鞋带松着，袖子卷得老高。只是他的头发没有鲍比的那样繁密。看到泰德尔正在和乔治说话。他先是吃了一惊，然后表现得十分焦躁。

乔治对泰德尔说：“炸了炼油厂造成人员伤亡的话，华盛顿支持这项行动的人就会遭到滥杀无辜的谴责。”

丹尼斯·威尔逊愤怒地对泰德尔说：“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我以为他是自己人。”泰德尔说。

“我是自己人。”乔治说，“我和丹尼斯通过了同等的安全检查，”他转身对威尔逊说，“你为什么如此小心，不把情报告诉我。”

“因为我知道你会给我惹麻烦的。”

“这点你说对了。我们和古巴没有处在战争状态。对古巴人的杀戮与谋杀无异。”

“我们和古巴是在战争状态。”泰德尔说。

“真是这样吗？”乔治问，“这么说的话，如果卡斯特罗派人到华盛顿，炸毁工厂，还把你的老婆给杀了，这也不能算是犯罪了？”

“别荒唐了。”

“除了谋杀以外，你想过这事如果传出去会怎样吗？这将会是一个国际性的丑闻。试想一下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向总统呼吁停止支援国际恐怖主义的场面，试想一下《纽约时报》会刊登哪些文章吧。鲍比也许必须为此而引咎辞职。总统的竞选连任又会怎么样呢？你们难道没想过这里面包含的政治因素吗？”

“我们当然想过，所以才会把它当作最高机密。”

“怎么可能保得了密呢？”乔治翻到第二页，“文件上不是这样写着吗？”他说，“我们试图用毒烟暗杀卡斯特罗。”

“你不是行动的一员，”威尔逊说，“所以请忘记这事，好吗？”

“决不，我要拿着这份文件直接去找鲍比。”

威尔逊笑了。“浑蛋，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吗？鲍比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

乔治被威尔逊的话弄得哑口无言。

但他还是去找了鲍比。鲍比平静地对他说：“乔治，去一次迈阿密，亲眼感受下吧。让泰德尔带你四处走一走。回来以后把感想告诉我。”

于是乔治参观了中央情报局在佛罗里达训练执行任务的古巴流亡者的新营地。泰德尔说：“你也许应该在行动中亲眼去见证一下。”

泰德尔料想乔治不会接受这个挑战。但乔治觉得，如果拒绝泰德尔，自己会落在弱势者的地位。目前他站在正义的一边：从道义和政治两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偷鸡摸狗的猫鼬行动。拒绝参加行动的话，他会被看成是个软蛋。这里面也许还有证明自己勇气的一部分想法。所以他蠢蠢地说：“没问题，你也一起去吗？”

乔治的话让泰德尔很吃惊，他显然认为乔治不敢接受这个邀约。但乔治不仅接受了，还反过来将了他一军。如果被格雷格·别斯科夫知道了，他一定会说这种斗气的抗争实在太过无聊。但面对这种状况，泰德尔已经无路可退了。他只在事后说了句：“最好别把你参加行动的事情告诉鲍比。”

于是他们来到了佛罗里达湾的海上。乔治觉得，肯尼迪总统如此钟情于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的惊险小说真是太可悲了。总统似乎认为现实世界真能像惊险小说里那样被邦德所拯救。邦德可以“予取予夺”。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能拥有“予取予夺”的权力。

他们的攻击目标是一个叫伊萨贝拉的小镇。它坐落在像手指一样抓住古巴北部海岸的狭窄半岛上。伊萨贝拉是个只有商业的港口市镇。行动目标是摧毁它的港口设施。

他们预订在第一缕阳光照在海面上时到达伊萨贝拉。轮机长桑切斯在东方露出鱼肚白时调小油门，发动机的喧嚣停止了，快艇上的人只能听到汽油流动的汩汩声。桑切斯很熟悉这段海岸：革命前，他父亲在这里拥有一家蔗糖种植园。游艇前方的地平线上露出伊萨贝拉的轮廓。桑切斯关掉油门，拿出一副船桨。

海潮把快艇带向伊萨贝拉。船桨只是为了调整航向才用的。桑切斯领航得非常棒，快艇的前方正是伊萨贝拉的混凝土码头。乔治依稀看到码头上有几幢尖顶的巨大仓库。码头里没有大船：只有几艘渔船抛在码头上。海浪扑打着海滩，除此之外周围没有什么声音。快艇悄无声息地碰到了码头上。

舱门打开了，参加行动的人各自拿起武器。泰德尔递给乔治一把手枪。乔治摇摇头。“拿上吧，”泰德尔说，“行动很危险。”

乔治知道泰德尔的目的。泰德尔想让乔治也沾点血。杀了人的话，乔治就没有批评猫鼬行动的立场了。但乔治不是这么容易把控的。“不用，谢谢了，”他说，“我的身份只是一个观察员。”

“我是行动的负责人，叫你拿你就拿上。”

“我叫你滚一边去。”

泰德尔让步了。

桑切斯系上船，所有人都下了船。没人说话。桑切斯指点着近处看上去最大的那个仓库。六个人一起往仓库跑去，乔治跟在最后面。

周围看不见任何人。乔治看到一排比木屋还小的房子。土路那头一匹绑着的驴正在百无聊赖地用嘴拔着地上的杂草。码头上只有一辆美国四十年代产的锈渍斑斑的客货两用车。乔治意识到，这是个特别穷的地方。伊萨贝拉原先显然是个贸易繁盛的港口。乔治觉得这里的衰落应该是从艾森豪威尔总统1960年对古巴推行禁运政策以后开始衰落的。

一条狗突然叫了起来。

仓库由木墙和生锈的铁皮屋顶组成，但仓库没有窗。桑切斯找到仓库的一扇小门，一脚把门踢开。所有人都跑进了仓库。仓库很空，只有些包装用剩的垃圾：破包装盒，纸板箱，用剩的各种绳子，被人扔掉的麻袋和破渔网。

“太完美了。”桑切斯说。

四个古巴人在地上扔了很多燃烧弹。很快燃烧弹就被点燃了。包装垃圾立刻着了火，木墙很快也会烧着。所有人跑出仓库。

有人用西班牙语扯着嗓子喊：“嗨，你们在干吗？”

乔治转过身，看见一个穿着不知什么制服的白发老人。老人年纪很大，不可能是警察或军人，所以乔治觉得他应该是个守夜人。老人穿着拖鞋，但腰上别着把手枪。看到起火的仓库和眼前的这些人，老人摸索着枪套想要拔出枪。

还没摸出枪，桑切斯就向他开了一枪。老人胸口白色的制服衬衫被血染红，他踉跄了几步，向后跌倒。

“我们走！”桑切斯一声号令，除了乔治之外的那五人一齐跑向快艇。

乔治跪在老人面前。老人瞪大的眼睛对着明亮的天空，但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泰德尔在乔治身后大声喊：“乔治！快走吧！”

鲜血从老人胸口的枪伤处迸发出来，但没多久就变成了涓涓细流。乔治去摸他的脉搏，但老人这时已经没有脉搏了。至少他死的时候没有受太多的痛苦。

仓库的火烧得很快，乔治很快就感受到了烈火的灼热。

泰德尔说：“乔治，快跑，不然我们就要把你落下了。”

快艇的油门在咆哮着启动了。

乔治合上死去老人的眼睛。他站起身，低着头，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跑向快艇。

一登上艇，快艇便横跨海湾呼啸而去。乔治把自己紧绑在艇身上。

泰德尔在他耳边朝他大吼：“你他妈的以为自己在干什么？”

“我们杀害了一个无辜者，”乔治说，“我觉得他值得我给予哀悼。”

“他为共产党工作！”

“他只是个守夜人——也许连共产主义和奶酪蛋糕有什么区别都分不清楚。”

“你这个该死的娘娘腔！”

乔治回头看了看，仓库已经变成了一团巨大的火球。镇上的人簇拥在仓库四周，显然想把火焰扑灭。他把目光转到前方的大海，没有再次回头看。

回到迈阿密坚实的土地上以后，乔治对泰德尔说：“在海上的时候，你叫我娘娘腔，请你再叫一次试试看。”乔治知道这样做和参加这次突袭一样蠢，但他不想简单地就这样算了。“我们到了美国，平安地上了岸，何不再把刚才说的话说一遍试试？”

泰德尔瞪着乔治。泰德尔比乔治高，但是没他壮。泰德尔一定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徒手格斗训练，乔治看得出他在衡量利弊，旁边的古巴人倒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神色。

泰德尔看了看乔治残缺的耳朵和魁梧的身材说：“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件事忘了吧。”

“我想也是。”乔治说。

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乔治起草了一份写给鲍比的简短报告，他说在他看来猫鼬行动起不到任何效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古巴人（除了流亡者以外）有推翻卡斯特罗的想法。这对美国在全球的威望也是个威胁，反美的敌意可能变成一股世界性的潮流。递给鲍比这份报告时，乔治简单明了地说：“猫鼬行动起不了什么作用，太危险了。”

“我清楚，”鲍比说，“但我们必须做些事情。”

德米卡才知道，每个女人都是不一样的。

他与瓦伦丁每周末都和尼娜、安娜在女孩们的公寓里同居，两对恋人轮流睡床和卧室地板。一起睡的晚上德米卡都要和尼娜做爱两到三次。现在，他比以前想象时更清楚地知道，女人的裸体是何等婀娜和美味。

之后，他开始用全新的目光看待其他的女人。德米卡猜测着她们裸体时的样子，揣摩乳房的曲线，想象着她们阴毛的形状和做爱时脸上的表情。从某种方面来看，了解了一个女人，就会了解其他所有女人。

在匹斯达海滩欣赏娜塔亚·斯莫特罗夫穿着黄色泳衣，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光脚走在海水里的样子时，德米卡略微感到对尼娜有几分不忠。娜塔亚身材瘦削，不像尼娜那样圆润，但在德米卡眼中也同样耀眼。也许德米卡的这番遐想可以被原谅：他和赫鲁晓夫在黑海岸边已经一起待了两个多星期，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不过他必须按下心中的冲动，因为娜塔亚的手上戴着只结婚钻戒。

中午德米卡游泳时，娜塔亚坐在岸边读着打印的报告。当德米卡上岸穿上妈妈做的短裤时，娜塔亚在泳衣外套了条裙子。两人一起从黑海岸边朝被他们称为“营房”的大房子走去。

这幢房子非常丑陋，里面是提供给他们这种助理以及低级官员的卧室。他们在弥漫着煮猪肉和煮卷心菜味的餐厅里碰到了其他几位助理。

匹斯达正在举行下周政治局会议之前的协调会议。和以往一样，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找到有争议的问题，衡量双方的力量对比。有了这种会议，助理就可以帮助主子们避免提案遭到排斥的尴尬了。

德米卡立即展开了攻击。“国防部为什么要减缓调兵古巴的步伐？”他问，“古巴是美洲大陆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存在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可以席卷全球，而不是仅仅适用于东方。”

德米卡对于古巴革命的热情更多出自于个人。他为那些叼着烟卷，一脸胡子，穿着迷彩战服的英雄而感到激动——古巴的革命者和苏联穿着西装、面容严峻的领导人完全不一样。共产主义道路应该是创建更精彩世界的美好征程。但苏联人民有时却必须像中世纪的僧侣一样忍受贫穷和饥饿。

国防部长的助理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吹了声口哨。“卡斯特罗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他无视古巴社会主义人民党制定的正确路线。”古巴社会主义人民党是古巴亲莫斯科的政治团体，“偏执地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在德米卡看来，社会主义的确需要改良，但他没有这么说。“古巴革命是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重一击。只要肯尼迪兄弟痛恨卡斯特罗，我们就应该全力支持他！”

“他们恨卡斯特罗吗？”菲利波夫问，“我不是很清楚这个。猪湾事件已经是一年以前是事了。他们在那之后还干过些什么？”

“他们藐视卡斯特罗的和平试探。”

“没错，即便肯尼迪想和卡斯特罗缔结和平条约，国会里的保守派也不会让他这么做。但那不表示他会去打仗。”

德米卡环顾周围，看着穿着短袖衬衫、穿着拖鞋的其他助理。他们冷眼旁观着德米卡和菲利波夫，在判断出谁能在争执中胜出一筹以前一直保持着沉默。德米卡说：“我们必须确保古巴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会付之东流。赫鲁晓夫同志认为美国还会再次入侵，新的入侵组织得会更严密，声势也会更为浩大。”

“你的证据在哪儿？”

德米卡被击败了。他费尽了全力，也非常有侵略性，但却处于弱势地位。“现在还没有证据，”他说，“但我们要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我们可以在形势明朗以后再加以增援。”

好几个助理频频点头。菲利波夫给了德米卡重重一击。

这时娜塔亚说话了。“事实上，我这倒有一些证据。”她把在海滩上读到的几页打印文件递给德米卡。

德米卡粗粗扫了一眼这份文件。文件是克格勃的美国站站长发来的，文件的标题为：“猫鼬行动”。

在德米卡飞快阅读文件的同时，娜塔亚说：“和国防部菲利波夫的观点相反，克格勃确信美国人还没放弃古巴。”

菲利波夫非常气愤。“这份文件为何没有拿给我们传阅？”

“这份文件刚从华盛顿传过来，”娜塔亚冷冷地说，“下午你应该能看到文件的副本。”

娜塔亚似乎总能先人一步掌握到关键信息，德米卡心想。这对助理来说非常有用。她对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很有价值，所以才能一直身居高位。

德米卡被读到的东西惊呆了。感谢娜塔亚的帮忙，德米卡可以因为这份文件赢得今天的争论，但对古巴革命来说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这比赫鲁晓夫同志所担心的情况还要糟，”他说，“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渗透小分队破坏了古巴的糖厂和发电站。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他们还密谋要暗杀卡斯特罗！”

菲利波夫绝望地问：“这份文件可靠吗？”

德米卡问他：“同志，你对克格勃有什么看法吗？”

菲利波夫闭了嘴。

德米卡站起身。“很抱歉，准备会要提前结束了，”他说，“我想总书记同志需要尽快看到这份文件。”说完他离开了这幢楼。

德米卡穿过松木林中的林间小道走到赫鲁晓夫的白色灰泥别墅。别墅的房间里装饰着白色的窗帘以及漂白木材做成的家具。德米卡非常想知道这些现代式样的家具究竟是谁选择的：肯定不是农民出身的赫鲁晓夫。如果赫鲁晓夫关注室内装饰的话，他一定会选天鹅绒的沙发套和鲜花式样的地毯。

德米卡在俯瞰海湾的楼上阳台找到了赫鲁晓夫。后者正拿着一架硕大的科姆兹双筒望远镜。

德米卡一点都不觉得紧张。他知道赫鲁晓夫很喜欢自己。赫鲁晓夫很喜欢德米卡敢于同其他助理据理力争的姿态。“您肯定想马上看到这份报告，”德米卡说，“猫鼬行动——”

“我刚读过，”赫鲁晓夫打断了他的话，“你看那边。”他指着黑海另一边的土耳其说。

德米卡把双筒望远镜放在眼前。

“那是美国的战略核导弹，”他说，“炮口就瞄准这里。”

德米卡看不见任何核导弹，也看不见离这儿一百五十多英里的土耳其。但他知道赫鲁晓夫如此戏剧化的姿态切中了问题的实质。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虽然过时，但并不是全无杀伤性的木星导弹。德米卡从红军情报部门的舅舅沃洛佳那里得知了这个情报。

德米卡不知该怎么办。他应该假装从望远镜里看见战略核导弹吗？赫鲁晓夫一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德米卡没来得及回答，赫鲁晓夫就夺回了双筒望远镜。“知道我会怎么办吗？”他问。

“请您告诉我。”

“我会让肯尼迪感同身受，在古巴部署战略核导弹——对准他的别墅。”

德米卡不知该说什么好。他没想到赫鲁晓夫竟然要这样干。在德米卡看来，这绝对是着臭棋。他同意对古巴进行更多的军事援助，还为此和国防部进行争论——但部署战略核导弹未免就太过了。“部署核导弹吗？”德米卡重复了一遍总书记的话，想赢得些思考的时间。

“正是！”赫鲁晓夫指着德米卡仍然捏在手里的克格勃有关猫鼬行动的报告说，“克格勃的报告能让政治局委员都认同我的观点。下毒的卷烟？哈哈！”

“我们承诺不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德米卡以提醒，而不是反驳的姿态说，“我们好几次在公开的场合对美国人做过这个承诺。”

赫鲁晓夫顽皮地笑了笑。“那肯尼迪就更吃惊了。”

这种态度让德米卡感到很害怕。总书记不是个傻瓜，却是个赌徒。如果计划失败，苏联不光将在外交上蒙受耻辱，也会让赫鲁晓夫政权面临垮台——也一起毁了德米卡的事业。更为严重的是，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可能会导致美国对古巴的入侵，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德米卡疼爱的妹妹就在古巴，他不能不对此而感到担心。苏联在古巴部署战略核导弹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全人类的灭亡。

与此同时，德米卡也感到很兴奋。如此重的一拳必将打击自鸣得意、不可一世的肯尼迪兄弟，打击在全球耀武扬威的美国，打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权力集团。如果这个赌下成功了，苏联和赫鲁晓夫将取得史诗般的胜利。

他该怎么办？德米卡回到现实，努力想出一个避免世界末日危机的方法。“我们可以先和古巴签定一个和平协定，”他说，“美国如果反对，就说明他们正计划着入侵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赫鲁晓夫对德米卡的这个提议缺乏兴趣，但口头上什么也没说，于是德米卡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接着我们可以提高古巴常规武器的储备数量。肯尼迪同样很难对此加以抗议：一个国家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的军队买武器呢？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导弹——”

“不行。”赫鲁晓夫斩钉截铁地说。德米卡想到，他讨厌这种循序渐进。“干脆这样，”赫鲁晓夫说，“我们可以把导弹放在贴有‘排水器械’或是别的什么的箱子里，在连船长都不知道盒子里真正装着的是什么的情况下偷运导弹。我们另外派人去古巴部署发射架。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德米卡又恐惧又欣喜，同时还有一点晕眩。即便对苏联人来说，这么一个庞大的项目也很难做到保密。给导弹装箱、通过铁路把它们运到港口，在古巴拆箱，进行安装部署少说需要千余人手。这些人能够做到不泄密吗？

但他什么也没说。

赫鲁晓夫又说：“当战略核导弹部署完毕以后，我们会发表个公告。作为既成事实，美国人将会感到很无助。”

赫鲁晓夫非常喜欢在对外交往中做出这种戏剧性的姿态，德米卡知道自己没法进行说服。他谨慎地说：“我不知道肯尼迪总统会对这样的声明作出如何的反应。”

赫鲁晓夫轻蔑地说：“他就是个孩子——胆小，软弱，又一点经验都没有。”

“没错，”尽管认为赫鲁晓夫也许低估了美国年轻的总统，但德米卡还是附和道，“只是他们要在十一月六日进行中期选举，如果我们在选战时发表公告，肯尼迪可能会做出些出乎意料的举动，以避免选举失败。”

“那么我们就在十一月六日之后发布公告。”

德米卡问：“谁来执行这个计划？”

“你。我任命你为这个计划的总负责人。你将作为和国防部之间的协调人执行这项计划。你要确保国防部方面在万事俱备之前保守这个秘密。”

德米卡非常震惊，他语无伦次地问：“为什么是我？”

“你很讨厌菲利波夫那个软蛋。我给你个机会，让你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

德米卡惊呆了，赫鲁晓夫怎么会知道他对菲利波夫的厌恶的。这个任务对军队来说近乎难以完成——计划失败的话，德米卡将为此而担责。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他来说，这都将是个天大的灾难。

但他知道最好答应下来。“谢谢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先生，”他郑重其事地说，“您完全可以依赖我。”

第十五章

因为美式的流线型尾翼，苏制的盖斯十三型豪华轿车被称为是“天鹅”。这种轿车的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一百英里，只不过以这个时速在苏联的公路上开行不会很舒服。这种车的轮胎一般是红色或白色的，但德米卡的这辆是黑色的。

轿车沿着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码头边的公路向前开。塞瓦斯托波尔位于克里米亚半岛，是半岛伸出在黑海里的突兀一角。二十多年前，这被德国人的机枪和炮弹炸平了。战后，塞瓦斯托波尔经过了重建，现在这里到处是地中海式的阳台和威尼斯式的拱桥，到处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德米卡下车看着船坞里停泊的一艘为了运输树干而加大了船舱容量的木材运输船。在烈日的照耀下，装卸工正在往船上装载滑雪板以及清晰贴着“防寒服装”的大箱子，显然这艘船的目的地是北方的寒冻地带。德米卡故意用西伯利亚小城安纳德尔命名这次行动，以达到迷惑外界的目的。

第二辆“天鹅”豪华轿车停在码头上，和德米卡乘坐的车停在一起。四个穿着红军军服的军人下车立正，等候着德米卡的命令。

铁轨和码头平行，一台巨大的起重机横卧在铁轨上，直接把列车车厢里的货物吊进船舱。德米卡看了看他的手表。“该死的火车怎么还没到。”

德米卡神经紧绷，他从来没体验过如此紧张的心情。在进行这个计划之前，德米卡从来不知道压力意味着什么。

四个军人中最资深的是潘可夫上校。尽管职务比德米卡高，但他却谦恭地问德米卡：“德米特里·伊里奇，要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吗？”

潘可夫手下的中尉迈耶说：“我想应该快到了。”

德米卡沿着铁轨往前看，发现一列车厢很低的货车正载着木制的长条箱从远处缓缓而来。

德米卡问：“你们为什么觉得晚点十五分钟很正常？”

德米卡担心这里有间谍。他找过塞瓦斯托波尔克格勃分部的主管，查阅了此地的可疑分子名单。名单上都是些持不同政见者：诗人、神父、抽象派艺术家以及想去以色列的犹太人——只是些不满足现状的人而已。为以防万一，德米卡把这些人都抓了起来，但这些人看上去都没怎么危险。他能肯定塞瓦斯托波尔一定有真正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但克格勃不知道他们是谁。

一个穿着船长制服的人从船上下来，他跨过起重机架，跟潘可夫打了声招呼：“上校，这里是你在管事吗？”

潘可夫朝德米卡歪了歪头。

船长没有那么恭敬了。“我的船不能开到西伯利亚。”他说。

“这艘船的目的地是绝密信息，”德米卡说，“别对此说三道四。”德米卡的兜里放着一个封闭的信封，船长只有在货轮从黑海进入地中海以后才能拆。那时船长就会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古巴了。

“我需要寒冷天气用的润滑油、防冻剂以及碎冰的设备。”

德米卡说：“把你的狗嘴闭上。”

“但我必须据理力争，西伯利亚的天气实在是——”

德米卡对迈耶中尉说：“打他耳光。”

大块头迈耶下手很重。船长被打倒在地，满嘴都是血。

德米卡说：“回到船上去，等待下一步的命令，管好你那张臭嘴！”

船长离开了。码头上的人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开来的火车上。

安纳德尔行动是个声势浩大的行动。开来的货运列车是相同的十九列列车中的第一列，它们的任务是把导弹团运送到塞瓦斯托波尔。德米卡要把五万名士兵和总共二十三万吨的货物运动到古巴。他掌管着一支由二十五艘舰只组成的舰队。

他依旧不知道该如何对如此庞大的行动保密。

苏联当权者中的大多数人懒散、粗心、爱喝酒，而且还相当愚蠢。他们错会上面下达的命令，健忘，三心二意地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然后又轻易地放弃，有时他们甚至还自作聪明，觉得自己的法子更好。和他们争论一点用都不会有，姿态优雅则会更糟。对这种人好会让他们觉得，你是个可以被忽视的傻瓜。

货车沿着岸边缓缓前行，制动系统发出吱吱的尖叫声。每节特制的车厢只装一个八十英尺长，九英尺宽的大箱子。一个吊车司机登上起重机，走进控制室。装卸工们走进车厢，准备把木箱放上起重机的抓斗。列车上的几个士兵帮着装卸工一起抬箱子。依据德米卡的命令，这些士兵都没穿导弹团的制服。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一个平民装扮的人下了一辆驶来的车。看到是在国防部的死对头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德米卡稍稍有点生气。菲利波夫和刚才那位船长一样先去找潘可夫上校打招呼，但潘可夫说：“这里管事的是德沃尔金同志。”

菲利波夫耸了耸肩。“只迟到了几分钟，”他不无得意地说，“之所以延迟是因为——”

德米卡注意到些情况。“哦，不，”他说，“真他妈该死。”

菲利波夫问：“有什么不对吗？”

德米卡在码头的水泥地面上跺了跺脚：“该死，该死，真他妈的该死。”

“怎么了？”

德米卡怒气冲冲地看着他。“这列车由谁负责？”

“随车一起来的卡茨上校。”

“马上把那个该死的浑蛋带过来。”

菲利波夫不想对德米卡唯命是从，但他无法拒绝德米卡的这个请求，于是他只好去了。

潘可夫狐疑地看着德米卡。

德米卡没好气地说：“你看见箱子两边都印着什么吗？”

潘可夫点点头。“这是部队编号。”

“是的，”德米卡辛辣地说，“这串编号意味R-12型弹道导弹。”

“真他妈该死。”潘可夫说。

德米卡狂怒地摇了摇脑袋。“有些人非要好好折磨一下才能得到教训。”

他担心迟早会在这帮军人面前颜面扫地，于是决定在第一列货车到的时候就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德米卡完全知道该怎么做。

菲利波夫戴着一个上校和一个少校过来了。年长的上校说：“早啊，同志们。我是卡茨上校。到的稍微迟了点，但除此之外一切正常——”

“才不是呢，你这个白痴。”德米卡说。

卡茨不敢相信竟有人这么跟他说话。“你刚才说了什么？”

菲利波夫说：“听着，德沃尔金，在这你不能和一个军官这样说话。”

德米卡没理菲利波夫，他对卡茨说：“因为你违抗军令，整个行动都面临了危险。我命令你抹掉箱子上原先的部队编号，漆上‘建筑用塑料管道’。你应该在箱子上涂上新的标识。”

卡茨愤愤地说：“哪有什么时间啊！”

菲利波夫说：“德沃尔金，请你理智点。”

德米卡觉得菲利波夫也许会为泄密而乐不可支。一旦泄密的话，赫鲁晓夫将为此而遭到质疑，甚至从总书记的宝座上跌落。

德米卡指向南边的黑海说：“卡茨，你这个白痴，北约组织的国家离这里只有一百五十英里。你难道不知道美国在各国都派了间谍吗？你难道不知道美国在塞瓦斯托波尔这样的海军基地和港口城市派了间谍吗？”

“可箱子上的标记只是些代码啊！”

“代码？你的脑子是狗屎做的吗？你觉得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都接受过哪些训练？他们都学过如何辨别制服上的标记——比如你违令在领口上留下的导弹团标志——还有军服上的徽章和仪器上的标识。你这头蠢驴，所有叛国者和中央情报局的任何一个线人都能读懂箱子上的这些代码！”

卡茨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你以为你是谁？”他说，“你怎么敢跟我这么说话？我的孩子都比你大。”

“你被解除了兵权。”德米卡说。

“别荒唐了。”

“让他看看！”

潘可夫上校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把纸递给卡茨。

德米卡说：“没错吧，我有权解除你的职务。”

德米卡发现菲利波夫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德米卡对卡茨说：“你作为叛国者被捕了，跟他们走吧！”

迈耶中尉和另一个潘可夫的手下麻利地站在卡茨的两边，拽上他的胳膊，把他带到豪华轿车旁。

菲利波夫恢复了勇气。“德沃尔金，以上帝的名义——”

“没有有见地的建议，就闭上你的狗嘴，”说完德米卡转身面对至今还一句话没说的导弹团少校，“你是卡茨的副手吗？”

少校一脸惊恐地说：“同志，是的。斯佩克特少校听候您的调遣。”

“这支部队从现在开始由你指挥。”

“谢谢您。”

“把火车开走。北面有个很大的列车集散中心。你去和调度员协商一下，把列车停过去，重新漆一下箱子上的标识。明天再把车开过来。”

“遵命，同志。”

“卡茨上校的余生就要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里度过了，他在那肯定活不了太久。斯佩克特少校，如果不想重蹈他的覆辙，就千万别出任何差错。”

“我不会出岔子的。”

德米卡上了自己的那辆豪华轿车。轿车从码头上站着的菲利波夫身边经过的时候，德米卡发现菲利波夫一脸茫然，仿佛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坦妮娅·德沃尔金站在距离哈瓦那二十五英里的古巴北部港市马里埃尔的码头上。马里埃尔是个隐藏在群山之间的天然良港，港口与外海由一条天然水道相连接。坦尼娅焦虑地看着停在水泥码头边的苏联舰只。码头上听着辆拖着八十英尺长拖车的苏联齐尔-130型大卡车。一个起重机的吊臂正从船上吊起箱子，把箱子慢慢往卡车的方向移动。箱子上写着行俄语：建筑用塑料管道。

这一切都是在聚光灯下进行的。依照哥哥的命令，卸货必须在晚上进行。其他船只都已经清离出港口，连接外海的航道由几艘巡逻艇把守。蛙人在船下的海水里巡游，谨防来自水下的威胁。跟船过来的苏联人只要一提起德米卡就语带敬畏：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命令要不折不扣去遵守。

坦尼娅为塔斯社写了不少关于古巴的文章，她在文章里写到了苏联对古巴的帮助，写到了古巴人民对远隔万里的苏联是如何地感激。但古巴的现实她却用克格勃的电报系统以密电的方式传送了身处克里姆林宫的德米卡。德米卡交给坦尼娅一个任务，让坦尼娅核实他的命令有没有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这也正是坦尼娅为何如此不安的原因。

和坦尼娅在一起的是帕兹·奥利瓦将军。奥利瓦是坦尼娅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

帕兹非常俊美——又高又壮，又有那么点威严感。他的笑容非常爽朗，说起话来总是让坦尼娅想起琴弦弹出的大提琴声。帕兹三十多岁——卡斯特罗手下的大多数军官都很年轻。他皮肤黝黑，头发是自然卷，比起西班牙人来说更像是个黑人。帕兹原本是个送信的男孩，在卡斯特罗种族平等的政策下才成为了一位军官，这在肯尼迪的统治下是无法想象的。

坦尼娅热爱古巴，但她是逐渐爱上古巴的。她思念瓦西里，比自以为的更思念。尽管他们从不是恋人，但失去瓦西里以后，坦尼娅却意识到了自己对瓦西里的强烈感情。一想到瓦西里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中饥寒交迫，坦尼娅就愁眉不展。瓦西里获罪的原因——传播歌剧艺术家乌斯丁·波蒂安生病的消息——已经广为人知：波蒂安被从监狱释放，但很快就死在了莫斯科的医院里。瓦西里一定会觉得这个消息太具有讽刺意义了。

有些事一直不会改变。虽然古巴从来不冷，但坦尼娅出门总会穿上件大衣。厌倦了古巴的扁豆和米饭以后，坦尼娅出乎意料地怀念起加点酸奶油的荞麦粥来了。看腻了长年累月的大太阳，她真想来场好雨，让街道变得清新一点。

古巴农民和苏联农民一样贫困，但也许因为天气，他们看上去都乐呵呵的。久而久之，古巴人民开朗乐天的精神也感染到了坦尼娅。她抽卷烟，喝古巴产的本地可乐，喜欢在古巴民族音乐特罗瓦的伴奏下充满激情地和帕兹一起跳舞。卡斯特罗关闭了所有夜总会，但没人能阻止古巴人弹吉他，古巴的乐手们转移到遍地可见，喜欢到被当地人称为特罗瓦土坯的小酒吧一试自己的身手。

可坦尼娅又在为古巴人担心。他们忤逆自己的邻居——隔着佛罗里达海峡，仅仅相距九十英里的美国。坦尼娅知道古巴人可能吃苦头。为此而担心的时候，坦尼娅总会联想到躲在鲨鱼尖利牙齿间夺食的极讯鸟。

古巴人的抗争有价值吗？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坦尼娅对古巴革命的前景很悲观，但卡斯特罗的一些做法确实令人尊敬。1961年是古巴的教育年。这一年，卡斯特罗让一万名学生到田间地头教农民读书写字，用一场运动扫除了古巴的文盲。文盲们学的第一句话是“农民在合作社工作”，但这又怎么样呢？卡斯特罗的本意就是让不会读书的文盲能切实地理解政府的宣传。

卡斯特罗不是个布尔什维克。他谴责教条主义，不断地产生新思路新想法。这就是他之所以惹恼克林姆林宫的原因。但他也不推崇民主。当卡斯特罗宣布革命意味着不需要选举的时候，坦尼娅为古巴的工农大众深感悲痛。卡斯特罗只在一个领域模仿了苏联：在克格勃的帮助下，他建立了无情的秘密警察机构以清除异己。

总的来说，坦尼娅希望古巴革命顺利进行下去。古巴必须从不发达和殖民统治中摆脱出来。没有人希望美国人带着赌场和妓女卷土重来。但坦尼娅无从知道古巴人能不能作出自己的决定。美国的敌意使古巴投入了苏联的怀抱。但卡斯特罗离苏联越近，美国入侵古巴的可能就越高。古巴真正要的，是摆脱大国的阴影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也许现在正是个机会。只有她和帕兹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木箱里真正放着的是什么。坦尼娅可以向德米卡直接汇报这次行动是否成功有效。如果行动成功，古巴可以永久摆脱美国的威胁，从而得到喘息之机，继续寻找到未来的自由发展之路。

不管怎么说，这是她的希望。

坦尼娅认识帕兹已经有一年了。“你从没向我提起过你的家庭。”看着箱子被放到拖车上时她说。坦尼娅和帕兹说西班牙语：坦尼娅的西班牙语已经很溜了。她还会像大多数古巴人那样说一鳞半爪美国口音的英语。

“革命就是我的家。”他说。

扯淡，坦尼娅心想。

不管怎么样，也许她会和帕兹睡觉。

帕兹也许会是个黑皮肤版的瓦西里，英俊优雅，但从不对女孩忠诚。古巴的女孩们恐怕会排着长队要和他上床呢！

坦尼娅告诉自己别先入为主。不要因为帕兹英俊潇洒，就把他归进花花公子之流。也许帕兹正在等待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携手为古巴的建设添砖加瓦呢！

导弹连同木箱被放进了拖车的车膛。一个喜欢阿谀奉承，名叫洛伦佐的小个子中尉走到帕兹面前：“将军，可以出发了。”

卡车缓慢地离开码头。几辆摩托车厂率先发动，在卡车前清障。坦尼娅和帕兹上了部队给帕兹配的别克名使商旅车。别克车跟在车队后面亦步亦趋。

古巴的公路不适合八十英尺长的加长卡车。过去的三个月，红军的工程队建筑了几座新桥，改造了公路上的几处急转弯，但车队还是行进得非常慢。坦尼娅舒心地看到所有其他车辆都已经从路上被清走了。在他们途径的一座村庄，低矮的两层木楼都黑着灯，酒吧关门歇业。德米卡一定会对此感到满意的。

坦尼娅清楚地知道，第二发导弹已经被装上了另一辆卡车。装车过程要到天亮才告一段落。卸下船上所有的木箱需要整整两夜。

迄今为止，德米卡的策略是奏效的。似乎没有人察觉到苏联人在古巴进行的小动作。外交界和稍有风吹草动就大肆鼓噪的西方报纸至今还没任何动静。白宫并没有作出苏联人担心的勃然大怒的反应。

这时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两个月，导弹在完全机密的状态下完成发射前的准备也需要两个月。坦妮娅不知道准备能否如期完成。

两小时以后，汽车驶入一个红军占领的广阔山谷。工程师们正在山谷里建设发射场。这里是延绵在七百七十七英里长的古巴群山中的十几座发射场中的一座。

坦尼娅和帕兹下车，看着木箱在聚光灯下从卡车上卸下。“我们成功了，”帕兹满意地说，“我们拥有了核武器。”他拿出一支烟，把烟点燃。

坦尼娅谨慎地问：“部署完成需要多久？”

“用不了多长时间，”帕兹轻松地说，“几个星期足够了。”

帕兹心情愉悦，根本没想到部署过程会遇到问题，但坦尼娅却觉得两、三周绝对不够。这里的山谷荒凉，发射场迄今为止还只是个雏形。但帕兹说得也有几分道理：他们已经完成了最难的一部分工作，在美国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把核武器带进了古巴。

“看看那个‘小家伙’，”帕兹说，“将来有一天它会‘砰’的一声落在迈阿密的正中心，真是太刺激了。”

想到原子弹的爆炸，坦尼娅禁不住一阵战栗。“我不想这样。”

“为什么？”

难道还用问吗？“核武器是当威胁用的。美国会慑于它的存在而不敢侵略古巴。如果真要用上核武器的话，我们也不会是胜者。”

“也许吧，”他说，“但如果美国真敢攻击古巴的话，我们就能把美国的所有城市从地球上扫除干净。”

对帕兹描述这番可怕前景时的洋洋自得，坦尼娅感到非常不安。“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帕兹似乎对坦尼娅的问题感到非常奇怪。“这能增强古巴的民族自豪感。”他用西班牙语庄严地说出了“民族自豪感”这个词，好像这个词非常神圣一样。

坦尼娅简直不敢相信帕兹会这么说。“仅仅为了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你们就要挑起一场核战争吗？”

“当然，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

坦尼娅义愤填膺地说：“比如说全人类的生存。”

帕兹轻蔑地挥了挥点燃的烟。“人类的生存算什么，”他说，“我更看重国家的尊严。”

“狗屁。”坦尼娅说，“你没有疯吧？”

帕兹看着坦尼娅。“如果美国遭到攻击，肯尼迪总统就会使用核武器。苏联的赫鲁晓夫、法国的戴高乐以及英国的领导人也和他一样。如果不这样说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被本国的民众所抛弃。”他猛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一口烟。“如果我这算是疯的话，”他说，“那他们也全都疯了。”

乔治·杰克斯不知道什么事这么紧急。10月16日，星期二早晨，鲍比·肯尼迪招他和丹尼斯·威尔逊去白宫参加紧急会议。乔治觉得会议的主题应该和《纽约时报》刊头上的大标题有关。这天《纽约时报》的头条标题是：

艾森豪威尔斥责总统在外交政策上过于软弱

前总统一般不会指责继任总统，这是个不成文的规则。但乔治对艾森豪威尔打破常例丝毫不感到奇怪。杰克·肯尼迪靠指责艾森豪威尔软弱，臆造不存在的美苏“导弹间差距”赢得了大选。艾克显然对肯尼迪的不择手段还在耿耿于怀。现在，肯尼迪面对着同样的谴责，艾森豪威尔自然乐于在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三个星期的时候进行报复。

另一种可能性则更糟。乔治担心猫鼬行动的内容也许会泄露出去。如果让共和党议员知道肯尼迪兄弟参与了针对古巴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那民主党的选情就很不妙了。他们会说肯尼迪兄弟是实施恐怖袭击的罪人，还愚蠢地把消息泄露出来。赫鲁晓夫又会想出怎样的计谋进行报复呢？

看得出，鲍比的火很大。鲍比不善于掩藏自己的感情。他下巴抬起，肩膀高耸，两眼冒火，显得怒火中烧。

乔治很喜欢鲍比的这种情感外露。和鲍比共事的人经常能看出他在想些什么。这使他更可爱也更容易受伤。

走进内阁会议室的时候，肯尼迪总统已经到了。他坐在放着几个硕大烟灰缸的会议桌另一边。他坐在正中间位置，身后和头顶挂满了总统徽章。徽章两边的拱窗正对着外面的玫瑰园。

和总统在一起的不到五岁的白裙小姑娘显然是他的女儿卡罗琳。卡罗琳和父亲一样头发中分，她淡棕色的头发后梳，上面夹着个发卡。卡罗琳正在严肃地和父亲说着什么，总统像倾听这间会议室里其他要事一样专心致志地听她说话。乔治被父女间这种牢不可破的纽带触动了。如果我有女儿的话，乔治心想，我也会这样听她说话，让她知道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人。

助理们在靠着墙边的椅子上坐下了。乔治坐在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助理斯基普·迪克逊身旁。斯基普头发很直，皮肤像白化病病人似的苍白。他撩开眼睛上的金色发卷，用南方口音问。“知道是什么紧急情况了吗？”

“鲍比没说。”乔治答道。

一个乔治不认识的女人走进会议室，把卡罗琳领走了。“中央情报局发来了一些情报，”总统说，“我们开始吧。”

会议室一头的火炉前树立着一个放着巨大黑白照片的架子。站在架子旁边的人自我介绍说是个资深的照片分析师。乔治以前根本没听说过照片分析师这个职位。“你们将要看到的这张照片是星期日从高空飞过古巴的中央情报局U-2侦察机拍下的。”

所有人都知道中央情报局的这种间谍飞机。两年前苏联在西伯利亚上空击落过一架U-2侦察机，侦察机的飞行员以间谍罪接受了审判。

所有人都把目光对准了架子上的照片。照片很模糊，粒子非常粗，除了几棵树以外，乔治什么都辨别不出来。在场的人需要分析师的分析才能知道照片上拍了些什么。

“这是离古巴马里埃尔港大约二十英里的一处山谷，”中央情报局的照片分析师用一根短棍指着照片说，“这里的一片开阔地和一条高等级公路相连。周围的小点是些工程车辆：推土机、反铲挖掘机和自卸车。你们看这里——”他比划着照片中的某个地方以强调重点，中间排成一行的厚木板似的一组图形，“事实上，它们是八十英尺长、九英尺高的大木箱。箱子的形状和大小正好能容纳携带核弹头的苏制R-12远程导弹。”

乔治忍住没骂人，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克制了，很快房间里充斥了愤怒的诅咒声。

有人问：“你确定吗？”

照片分析师说：“先生，我研究航拍照片好多年了，我可以向你担保两件事：一、核导弹就是这个样子的；二、其他任何事物都不会是这个形状。”

上帝保佑，乔治感到非常害怕。该死的古巴人竟然拥有核武器了。

有人问：“他们怎么把核弹头弄过去的？”

照片分析师说：“显然苏联人在完全保密的状况下把导弹偷运到了古巴。”

“竟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把核导弹运送到了古巴。”提问者感叹道。

另一个人问：“这些导弹的射程有多远？”

“超过一千英里。”

“因此它们可以打击到……”

“先生，可以打击到这里。”

乔治抑制住起身马上就走的冲动。

“需要多久才能打到这？”

“从古巴吗？根据测算，大约需要十三分钟。”

乔治不由自主地朝窗户看了看，似乎导弹会跨越玫瑰园朝这里直扑进来一样。

鲍比说：“中央情报局让我们相信他。”

另外一个人说：“选战前剩下的三个多星期看来都要被这件事主导了。”

乔治的心情轻松下来，把思绪转移到国内政治的层面上：核战的可能性所导致的后果非常可怕。他想到了早晨的《纽约时报》。如果知道古巴拥有了核武器，天知道艾森豪威尔现在会说些什么！在他当政期间至少苏联没有把古巴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核武库。

这件事的灾难性后果不仅仅体现在外交上。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的压倒性胜利意味着肯尼迪在后两年任期内将处处受阻，民权的议题更是会无限期延后。国会中新增的共和党议员会站在南方民主党议员这一边，反对黑人获得民主，肯尼迪肯定没机会提出民权法案。玛丽亚的爷爷能畅通无阻地前往投票站投票还需要多久啊？

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

政府必须对导弹做些什么，乔治心想。

但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在总统知道。

“首先，我们必须加强U-2侦察机对古巴的监视力度，”总统说，“我们必须知道古巴拥有多少导弹以及这些导弹部署的方位。下一步，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导弹销毁掉。愿上帝保佑我们！”

乔治振作起精神。问题突然间没那么大了。美国拥有上百艘航空母舰，千余枚核弹，加之肯尼迪总统会马上果断决绝地采取保护美国的行动，民主党人中期选举的前景应该不会受到损害。

所有人的目光都抛向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美军的地位仅次于总统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他的中分头发油光闪亮，让乔治觉得不太可靠。但出乎乔治意料的是，杰克和鲍比都非常信任泰勒将军。“在全美入侵古巴的同时，我们还要辅之以空中打击。”泰勒将军说。

“另外，我们早已制定了应对此类事件的应急预案。”

“我们可以在连续一周轰炸的同时，让十五万名士兵在古巴登陆。”

肯尼迪仍然在考虑销毁苏制导弹的事情。“我们能确保摧毁古巴所有的发射场吗？”他问。

泰勒回答说：“总统先生，事情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

乔治没想过入侵会遇到障碍。但古巴毕竟是个七百七十七英里长的大岛。空军很难发现所有发射场，更别提摧毁它们了。

肯尼迪说：“如果没能完全摧毁，空袭过后，剩下的导弹一定会飞向美国。”

“先生，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泰勒说。

总统的神情黯然，乔治突然切身体会到了总统身上肩负的千钧压力。“请你告诉我，”总统说，“如果一枚导弹落在美国某个中等城市，情况会有多糟？”

乔治把中期选举的事抛在脑后，又一次对核战争的恐怖感到不寒而栗。

泰勒将军侧身和助理交流了几分钟，然后正告总统：“总统先生，根据我们的测算，大约有六十万人将在这样一场空袭中丧生。”

第十六章

德米卡的母亲安雅想见见尼娜，这让德米卡感到非常吃惊。和尼娜的恋爱给德米卡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只要一有机会，德米卡就会找尼娜睡觉，但这和母亲能有什么关系呢？

德米卡问母亲为什么要见尼娜，安雅回答时的语气带有些夸张。“你是学校里最聪明的男孩，但在一些方面像个傻子，”她说，“周末你不是和赫鲁晓夫同志在一起，就是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显然她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们已经约会了三个月。作为母亲，我当然希望知道她长什么样！你怎么会提出这种问题呢？”

德米卡觉得母亲说得没错，尼娜不仅仅是他的约会对象或者女朋友。尼娜是他的恋人，而且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爱母亲，但并不是事事都听她的：安雅不同意他骑摩托车，不喜欢他的蓝色牛仔裤，对他的朋友瓦伦丁很不待见。但只要公平合理，德米卡可以做任何事来让她高兴。于是他请尼娜到家里做客。

一开始，尼娜拒绝了。“我不想被你的家人评头论足，好像我是一辆你还在掂量着买不买的旧车。”她愤恨地说，“告诉你妈妈，我不想结婚，这样她就对我没兴趣了。”

“只有我妈妈，家里没有其他人，”德米卡告诉她，“我爸爸已经死了，我妹妹还在古巴。另外，你为什么那么反感结婚呢？”

“为什么这样问？你是在向我求婚吗？”

德米卡很尴尬。尼娜热情奔放，又不乏性感，是迄今为止和德米卡关系最深入的女人，但他还没产生过结婚这个念头。他真的想一生都和尼娜在一起吗？

他回避了尼娜的问题。“我只是想了解你更深。”

“我尝试过婚姻，发现并不很适合，”她说，“这样你满意了吗？”

尼娜向来吃软不吃硬，德米卡对此并不介意。这是尼娜吸引他的一部分。“你只想一个人啊？”他说。

“是的。”

“独身有什么好处呢？”

“我可以不取悦任何一个男人，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当我需要男人的时候，我可以叫你来。”

“我是恰好来填空的。”

尼娜对德米卡的这句双关一笑而过。“是的。”

但想了一会儿，尼娜又说：“算了，我不想成为你妈妈的敌人，我还是去吧。”

见面那天，德米卡感到非常紧张。尼娜很难捉摸。当她被什么事弄得不开心了——不小心打碎的盘子，被忽视不管真假，德米卡话音中的一丝责备——都能让她像莫斯科一月的寒风似的发出怒吼。德米卡希望尼娜能和安雅好好相处。

尼娜以前没去过政府公寓。看到舞厅大小的公寓大堂，尼娜被深深地震撼了。公寓虽然不大，但配备有厚地毯，昂贵的墙布和放着电唱机和收音机的胡桃木柜子。和一般的莫斯科家庭比起来，政府公寓无疑要豪华多了。这是像德米卡父亲这样的克格勃高官才有的特权。

安雅准备了被平常莫斯科家庭当作正餐的烟熏马鲛鱼、红椒白面包以及夹着黄瓜和西红柿的三明治做小点。桌子当中放着安雅的拿手菜，一盘夹奶酪的烤面包，三角形奶酪像船帆一样立在一根牙签上。

安雅穿了条新裙子，化了点淡妆。德米卡的父亲死后，安雅稍稍胖了一些，这样的体型正适合她。德米卡觉得母亲在父亲死后稍稍活跃了点。也许尼娜对婚姻的看法是对的呢！

一见面，安雅就对尼娜说：“二十三年来，这是德米卡第一次带女孩回家。”

德米卡希望母亲别说这话，这让他看上去像是个雏儿。尽管尼娜早就知道他没有性方面的经验，但他不希望尼娜想到这件事。另外，他学得很快。尽管没有提到细节，尼娜总说德米卡比她的前夫要棒。

出乎意料的是，尼娜一反常态地对他母亲很好，礼貌地称呼她安雅·格雷戈里耶维奇 【21】 。尼娜还在厨房帮忙，问她新裙子是从哪儿买的。

喝了些伏特加后，放松下来的安雅问：“尼娜，德米卡说你不想结婚是不是？”

德米卡抱怨道：“妈妈，这是人家的私事。”

但尼娜看来并不介意。“和你一样，我已经是结过婚的人了。”她说。

“我老了，你还年轻着呢！”

安雅四十五岁，通常认为年纪大得已经不适合再婚了。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个年纪的女人应该保持自己的贞洁。如果保不住贞洁，她们将遭到唾弃。再婚的中年妇女通常会小心翼翼地对周围人说：“我只是为了找个伴而已。”

“安雅·格里戈里耶维奇，你看上去并不老，”尼娜说，“要是在街上走在一块，人家还当你是德米卡的大姐呢！”

尼娜完全是在瞎说，但安雅很喜欢这种恭维。不管是否可信，女人总喜欢这种奉承。总之，安雅没有刻意去否认。“无论如何，我已经不可能再有孩子了。”

“我也不可能有孩子了。”

“真的吗？”安雅被这个事实惊呆了。她完全没有想到尼娜不能生孩子。一时间她忘了策略。“为什么？”她直率地问。

“因为身体上的原因。”

“哦。”

安雅显然想知道更多。德米卡发现女人都对身体上的原因感兴趣。但和以往一样，尼娜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沉默。

有人敲了敲门。德米卡长叹了一口气：他很清楚来人是谁。德米卡打开门。

站在门口的是住在同一幢楼的外祖父母。“德米卡，你在家啊。”外祖父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假装惊讶地说。格雷戈里穿着一身戎装。都快七十四岁了，但还没有退休。在德米卡看来，老人不肯退出政治舞台是苏联面临的一大问题。

卡捷琳娜外祖母刚做过头发。“我们带了些鱼子酱来。”她说。他们显然不是单纯串门来的。他们知道尼娜要来，所以来这看看她。如同尼娜担心的那样，一家子人都来看她了。

德米卡为尼娜和外祖父母做了介绍。外祖母吻了尼娜，外祖父握着她的手久久没放。尼娜仍旧保持着优雅，这让德米卡长出了一口气。她称呼外祖父“将军同志”。意识到老人比较喜欢漂亮姑娘，尼娜就趁着格雷戈里的兴头和他调笑了几句，还不时用“你我都知道男人是什么样”的目光和卡捷琳娜外祖母交流着眼神。

格雷戈里外祖父询问她工作方面的事情。尼娜告诉他，她刚刚升了职，现在是钢铁联盟的出版经理，负责联盟各类新闻稿件的印刷工作。卡捷琳娜外祖母问到她的家庭，尼娜说父母住在需要乘二十四小时火车才能到的家乡彼尔姆，和父母不常见面。

她很快把话题引向了外祖父喜欢的话题：爱森斯坦新拍的电影《十月》与真正历史的差别。两人特别谈到了其中向冬宫发起的进攻，也就是格雷戈里亲身参与过的那段历史。

德米卡对尼娜和家人的融洽相处感到非常开心，但同时又对控制不住事情的发展感到有一丝担心。他觉得自己像是身处平静海面上一艘开往不明目的地的船：现在的情况还不错，但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电话响了，德米卡拿起话筒。一到晚上，他总是抢在母亲前面拿话筒：电话通常都是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娜塔亚·斯莫特罗夫的声音：“我得到了克格勃华盛顿特工站传来的消息。”

与尼娜同处一室时，和娜塔亚说话让德米卡有点不自在。他告诉自己别那么傻，尽管想过，但他从来没碰过娜塔亚。男人不应该为自己的想法而感到罪过。“怎么了？”他问娜塔亚。

“肯尼迪总统准备今晚对美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

和以往一样，娜塔亚总是拿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关于什么主题？”

“他们还不知道。”

德米卡立刻想到了古巴。大多数导弹都已经运到了古巴，随导弹一起的还有核弹头。十几吨辅助设备和几千名军人也已经随船到了古巴。这些武器将在几天内做好发射准备。任务几乎要顺利完成了。

但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两周。德米卡一直在考虑要不要飞古巴一趟——布拉格和哈瓦那之间有定期航线——确保秘密可以多维持一些日子。对苏联来说，把古巴拥有核武器的秘密保守到选举之后非常关键。

德米卡希望肯尼迪总统突如其来的电视演讲是关于别的事情的：比如柏林，又比如说越南。

“电视直播什么时候开始？”德米卡问娜塔亚。

“美国东部时间晚上七点。”

莫斯科时间将是明早两点。“我马上打电话给他，”德米卡说，“谢谢你。”他挂断电话，然后打电话到赫鲁晓夫的住处。

角色相当于管家的内务主管伊万·泰佩尔接起电话。“伊万，你好，”德米卡说，“他在吗？”

“正要上床睡觉。”伊万说。

“请他把裤子穿上。肯尼迪总统将在莫斯科时间明晨两点发表电视讲话。”

“等一下，他就在我旁边。”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低沉的对话声，之后他听见电话那头传来赫鲁晓夫的声音。“他们准是发现了你的那些导弹！”

德米卡心一沉，赫鲁晓夫的直觉大多数时候都很准。秘密没能保住——德米卡将因此而受罚。“总书记同志，晚上好。”他的这句话让公寓里的四个人同时闭上了嘴，“我们还不知道肯尼迪会说些什么呢。”

“肯定是导弹的事情，马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

“什么时候开？”

“一小时之后。”

“没问题。”

赫鲁晓夫挂断了电话。

德米卡给秘书维拉打去电话。“维拉，你好，”他说，“十点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他已经在去克里姆林宫的路上了。”

“我马上给政治局的委员们打电话。”维拉说。

“你家里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吗？”

“我家里有。”

“你当然会有。谢谢你。我很快到办公室。”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尼娜和家人们刚才听到他说：“总书记同志，晚上好。”此时他们全都把视线聚焦在德米卡身上。外祖父神情骄傲，母亲和外祖母似乎有些担心，尼娜的目光闪露出兴奋之情。“我要去单位一趟。”德米卡毫无必要地说。

外祖父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现在还不知道。”

外祖父拍了拍他的肩膀，表情非常感动。“有你和我儿子沃洛佳这样的人在掌权，革命的果实就一定能保住。”

德米卡很想说如果自己也有这种自信那就好了，但他却只是对格雷戈里说：“外祖父，你能不能要辆军车把尼娜送回家？”

“当然可以。”

“抱歉破坏了晚宴……”

“别担心，”外祖父说，“你的工作更重要。快去吧。”

德米卡穿上大衣，亲吻了尼娜，然后就离开了。

乘电梯下楼的时候，他非常绝望，尽管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但导弹的秘密还是被美国知晓了。整个行动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保密，他甚至变成了一个暴君：惩罚微小的错误，羞辱他人，不严格执行命令的人甚至都被送到了劳役营。他还有什么没做的呢？

大楼外面正在为两周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进行操练。坦克、车载火炮、士兵正排着见首不见尾的队伍沿着莫斯科河游行。如果发生核战争，再多的武器和士兵都派不上用场，德米卡心想。美国人或许不知道，但德米卡很清楚苏联的核武器在数量上远远比不上美国。苏联的确可以对美国造成伤害，美国却能把苏联从地球表面完全清除。

因为道路已经完全被游行队伍所阻塞，克里姆林宫离政府公寓又不到一英里。德米卡索性不骑摩托车，徒步朝克里姆林宫走去。

克里姆林宫位于莫斯科河北岸，是座三角形的堡垒，由几座改建成政府大楼的旧时代宫殿所组成。德米卡走向由黄白两色柱子支撑的政治局大楼，进大楼以后，坐电梯上三楼，然后通过一条铺着红地毯的走廊前往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总书记还没到。德米卡走过两扇门，进入政治局会议室。还好，会议室干净整洁。

政治局是苏联的权力中枢，赫鲁晓夫是政治局主席，苏联的国家权力集中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里。赫鲁晓夫会作出怎样的决定呢？

德米卡第一个到会议室。但很快，政治局委员和他们的助理也都到了。没人知道肯尼迪会说些什么。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和国防部长罗季翁·马林诺夫斯基一起到了。“有人犯了个大错。”菲利波夫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德米卡没去理他。

娜塔亚是和一头黑发，矮小精悍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一起到的。娜塔亚穿着美式的牛仔裤和大翻领的羊毛衫，显得非常可爱。

“谢谢提醒，”德米卡小声对娜塔亚说，“真的非常感谢。”

娜塔亚碰了碰他的胳膊。“我站在你这边，”她说，“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赫鲁晓夫到了以后，对全体政治局委员说：“我想肯尼迪的电视讲话应该是关于古巴的。”

德米卡坐在赫鲁晓夫身后，背靠着墙，准备随时供总书记调遣。赫鲁晓夫随时可能需要文件、报纸或报告，有时也会要茶水、啤酒和三明治。总书记的另两位助理和德米卡坐在一起。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重大问题。美国人发现那些导弹了吗？如果发现了，泄密者又会是谁？世界的命运悬而未决，让德米卡感到丢脸的是，这同样也关系着自己的未来。

等待让他很是烦躁。肯尼迪还有四个小时才发表电视讲话。政治局可以在那之前得到讲话的内容吗？克格勃能弄些什么来呢？

罗迪翁·马林诺夫斯基五官端正，一头银发，长得像个老牌的电影明星。他说美国无意入侵古巴。红军情报机构在佛罗里达派遣了特工。美军在佛罗里达驻有一定的兵力，但不足以入侵古巴，马林诺夫斯基这样认为。“电视讲话是为了中期选举而使出的伎俩。”他说。德米卡觉得他的语气过于自信了。

赫鲁晓夫同样不觉得美国会入侵古巴。肯尼迪也许不想与古巴一战，但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吗？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受五角大楼的牵制，还要受洛克菲勒这样的资本家的影响。“我们必须制定美国入侵情况下的应急预案，”他说，“我们的部队必须为各种可能性都做好准备。”他宣布休息十分钟，让委员们考虑各种对策。

德米卡对政治局这么快就把议题转移到战争上感到非常惊恐。作战方案就不该有！决定把导弹送往古巴的时候，赫鲁晓夫压根没想过打仗的可能性。事情怎么会发展成怎样？德米卡感到几分绝望。

他看见菲利波夫鬼鬼祟祟地与马林诺夫斯基及其他几个人围拢在一起。菲利波夫写下几行字。会议重启以后，马林诺夫斯基阅读了给苏联驻古巴最高军事长官伊萨·佩利耶夫的书面命令，授权他使用“各种可行的办法”保卫古巴。

德米卡想问：“你们疯了吗？”

赫鲁晓夫的想法和德米卡一样。“这样佩利耶夫就能开启一场核战争了！”他愤怒地说。

还好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站在赫鲁晓夫这一边。米高扬留着小胡子，头发渐稀，看上去像是个小镇律师。但他是唯一能劝说赫鲁晓夫不做出鲁莽行动的人。在古巴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赫鲁晓夫这一边。米高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是因为他在古巴革命后不久就去过那里。

“把导弹的控制权交给卡斯特罗怎么样？”赫鲁晓夫问。

赫鲁晓夫经常有这种疯狂的念头，在只是做假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即便对赫鲁晓夫而言，把导弹的控制权交给古巴也太不负责了。他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我能提点忠告吗？”米高扬温和地问，“美国人知道我们不希望核战争，只要苏联控制着核武器，美国就会试图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但美国人不信任卡斯特罗。如果美国知道卡斯特罗控制了核武器，他们也许会试图用一次强有力的军事入侵摧毁在古巴的全部核弹头。”

赫鲁晓夫接受这一点，但不想全盘否定核武器在古巴的作用。“那意味着美国又把古巴夺回去了！”他愤慨地说。

这时，阿列克谢·柯西金说话了。尽管比赫鲁晓夫小十岁，但他是赫鲁晓夫最亲近的人。他的头发已经快掉没了，只是在额头前留下了一小圈。他像个醉鬼一样满脸通红，但德米卡却觉得他是克里姆林宫最聪明的人。“我们不应该去想何时使用核武器，”柯西金说，“如果发展到那一步的话，我们会遇到灾难性的失败。我们在这里所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使形势不会恶化到发生核战争的那一步？”

感谢上帝，终于有人在理智地发言了，德米卡心想。

柯西金说：“我建议，佩利耶夫将军可以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采用一切可以采取的办法保卫古巴。”

马利诺夫斯基仍然对此抱有疑虑，生怕美国情报机关会以某种方式知道这项命令。让德米卡感到欣慰的是，尽管有所保留，马利诺夫斯基还是把这条命令发布了。尽管核战的阴云没有驱除，但至少政治局把重点放在了如何避免而不是进行核战上了。

维拉·普莱特纳把头伸进会议室，朝德米卡点点头，德米卡悄悄从会议室里溜了出来。维拉在宽阔的走廊里递给德米卡六页纸。“这是肯尼迪的演讲稿。”她轻声说。

“感谢上帝！”他看了看表。这时是凌晨一点一刻，离肯尼迪总统预定发表电视演讲的时间还有四十五分钟。“怎么弄到的？”

“美国政府慷慨地事先向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提供了演讲稿的样稿，外交部迅速把样稿翻译成了俄语。”

在维拉一个人的陪伴下，德米卡在走廊里把译文飞快地读了一遍。“我们的政府像宣称的那样一直在紧密地监视着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设施。”

德米卡注意到，肯尼迪像是没把古巴当成个真正的国家那样把古巴称为一个岛。

“在过去的一周内，有明确无误的证据显示，在这个封闭的岛上，一系列导弹发射基地正在建设之中。”

什么证据？德米卡心想。

“这些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对西半球进行核打击。”

德米卡越来越生气，肯尼迪依然没说证据是从哪里来的，是间谍还是变节者，是苏联泄露的还是古巴泄露的，亦或是美国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德米卡还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犯了错。

肯尼迪把苏联的这个秘密渲染为一种欺骗。这很公平，德米卡心想：如果立场对调一下，赫鲁晓夫也会把这称为欺骗。但美国总统准备怎样应对呢？德米卡直接把演讲稿翻到最为重要的部分。

“首先，暂停此类进攻性建筑工事的建设，对运往古巴的所有进攻性军事武器开始进行严格的盘查。”

啊，原来是禁运的把戏，德米卡心想。但禁运违反国际公约，所以肯尼迪只能像对付某种疾病一样对船只进行盘查。

“无论哪个国家或港口驶往古巴的一切船只，如果被发现货物中包含进攻性武器，该船都立刻必须掉头。”

德米卡很快看出这只是个初步方案。盘查起不了任何作用：大多数导弹都已经运到古巴，做好了发射准备——如果肯尼迪像看上去那样聪明的话，他必定知道这一点。禁运只是象征性的。

演讲中也不乏威胁：“在美国看来，从古巴发射针对西半球任何国家的任何核弹都将被看作是苏联对美国的攻击，美国都会对苏联采取全面的报复。”

德米卡觉得心头压上了一块冰冷的巨石。这是个非常严重的威胁。肯尼迪不会管导弹是古巴人还是苏联红军发射的。对他来说，两者没有任何区别。肯尼迪也不管轰炸的目标何在，轰炸智利和轰炸纽约的后果完全一样。

德米卡的核弹头只要发射一颗，美国会马上把苏联变成一片核辐射的荒漠。

德米卡的脑海中出现了众人皆知的蘑菇云的景象，他仿佛看见莫斯科的上空出现了这样一朵蘑菇云，克里姆林宫、政府公寓以及自己所熟悉的每一幢大楼都成为废墟，莫斯科河污染的河水上漂浮着一具具烧焦的尸体。

演讲稿里的另外一句话吸引了德米卡的视线。“但在被恐吓的氛围中很难解决甚至说讨论这些问题。”美国人的虚伪让德米卡大吃一惊。猫鼬行动就不是一种恐吓吗？

如果不是猫鼬行动，政治局绝不会同意把导弹运送到古巴。德米卡开始怀疑，也许在国际政治中，侵略就是自掘坟墓。

德米卡大体领会了演讲稿的意思。他走进会议室，飞快地走到赫鲁晓夫身旁，把演讲稿递给赫鲁晓夫。“这是肯尼迪的演讲稿，”德米卡故意抬高声音，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清楚，“美方在演讲前提供的样稿。”

赫鲁晓夫抓起这几页纸开始阅读。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在知道演讲稿的内容之前，漫无目的的讨论毫无必要。

赫鲁晓夫从容地阅读着这段文字，时不时嘲笑地哼哼鼻子，有时还会惊讶地嘟哝几句。随着阅读的深入，德米卡感到赫鲁晓夫似乎大舒了一口气，不再像之前那般焦虑了。

几分钟以后，赫鲁晓夫放下最后一页演讲稿。他什么话都没说，凝神静思了一会儿。最后他终于抬起头，肥胖的农夫脸上露出了笑意。“同志们，”他看着政治局的委员们说，“我们挽救了古巴！”

杰姬和以往一样询问起了乔治的恋爱问题。“你在和人约会吗？”

“我刚和诺琳分手。”

“才不是呢，那都是快一年以前的事了。”

“哦……是有一年了。”

杰姬做了炸鸡块，搭配秋葵和油炸玉米饼，乔治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现在乔治早已不吃炸鸡块了，他现在27岁了，喜欢吃生牛排、色拉以及加了蛤蚧油的意大利面。另外，乔治吃晚饭的时间也推后到了晚上八点，而不是在家时的晚上六点。然而乔治却没对母亲提这些，痛快地吃完了母亲做的食物。他不想破坏母亲悉心喂养他的这份兴致。

和平时在家一样，杰姬和乔治分坐在餐桌两边。“那个十全十美的玛丽亚·萨默斯怎么样了？”

玛丽亚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乔治强打起精神说。“玛丽亚有了个固定的男友。”

“是吗？她的男朋友是谁？”

“我不知道。”

杰姬泄气地说：“你就没问一问吗？”

“我问了，她不肯告诉我。”

“为什么不？”

乔治耸了耸肩。

“肯定是个已婚男人。”杰姬自信地说。

“妈妈，别瞎猜。”虽然这样说，乔治却恐惧地觉得很有可能。

“女孩子总喜欢吹嘘自己的男朋友。如果闭口不谈，那就说明她对这段恋情感到耻辱。”

“可能是其他原因。”

“什么原因？”

乔治一时想不出什么别的原因。

杰姬说：“男方可能是她的同事。玛丽亚当牧师的祖父别知道这件事才好。”

乔治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也许对方是个白人。”

“我敢打赌，一定是个已婚的白人。新闻办公室主任皮埃尔·萨林杰就是一个已婚的白人吧？”

“萨林杰三十多岁，人很和蔼，衣着考究，只是稍微有点发福。他已婚，听说对他的秘书不怀好意，我想应该没时间再找别的女朋友。”

“是法国人就有可能。”

乔治笑了。“你见过法国人吗？”

“没有，但他们有这种名声。”

“我们黑人还以懒著称呢！”

“你说得对，我不该以偏概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你一直是这样教我的。”

乔治敷衍着母亲。在隐瞒美国人民一星期后，古巴拥有核弹头的消息马上就要披露了。在这个星期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少数人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讨论，但到现在为此，谁都拿不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回想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点反应不足。那时，他满脑子都是迫在眉睫的中期选举以及选举对民权斗争的影响，甚至还一度对美国向苏联和古巴实施报复的前景感到快意。但很快他就面对了现实：如果发生核战的话，民权和选举刹那间都无足轻重了。

杰姬改变了话题。“我们餐厅的主厨有个漂亮女儿。”

“真的吗？”

“她叫辛迪·贝尔。”

“辛迪是辛德瑞拉的简称吗？”

“是露辛达的简称。她今年刚从乔治敦大学毕业。”

乔治敦是华盛顿特区的卫星城，但城里占绝大多数的黑人到历史悠久的乔治敦大学入学的却很少。“她是白人吗？”

“不，她是黑人。”

“肯定非常聪明。”

“非常非常聪明。”

“她是天主教徒吗？”乔治敦大学是天主教耶稣会创立的。

“天主教有什么不好？”杰姬似乎有点被儿子触怒了。她虽然参加的是伯特利福音教会，但思想很开明。“天主教徒同样也信上帝。”

“但天主教会反对节育。”

“我也不支持节育。”

“什么？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如果考虑到节育的话，那我就不会有你了。”

“但你也不能否定别的女人拥有选择权啊！”

“别这样气势汹汹。我不想取缔节育。”她怜爱地对儿子笑了笑，“我只是对十六岁时的鲁莽无知感到高兴。”说完她站起身，“我去烧上些咖啡。”这时门铃响了。“能帮我去看看是谁吗？”

乔治打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位穿着紧身长裤和宽松衬衫的漂亮黑人女孩。女孩看到乔治很是吃惊。“哦，我还以为这是杰克斯夫人的家呢！”她说。

“是杰克斯夫人家，”乔治说，“我是来这做客的。”

“爸爸让我路过时把这本书交给杰克斯夫人。”女孩把一本名为《愚人船》的小说交给乔治。乔治听说过本书很畅销。“我想应该是爸爸从杰克斯夫人那里借来的。”

“谢谢你。”乔治接过这本小说。之后他礼貌地问了一句：“你不进来了吗？”

女孩犹豫了一会儿。

杰姬走到厨房门口，从那可以看到屋外的情况，房子本身并不大。“辛迪，你好，”她说，“我刚还谈到你呢。快进来，喝我新做的咖啡。”

“闻着真香。”辛迪一边说一边走进门。

乔治说：“妈妈，我们可以在客厅喝咖啡吗？总统电视演讲的时间就快要到了。”

“你不会是真想看电视吧？快坐下来和辛迪聊聊。”

乔治打开客厅门，然后对辛迪说：“想和我一起观看总统的演讲吗？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你怎么知道的？”

“演讲稿是在我的帮助下完成的。”

“那必须得看看。”辛迪说。

乔治和辛迪走进客厅。乔治的祖父列夫·别斯科夫一九四九年买下并装修了这幢房子给杰姬和乔治住。在那以后，除了乔治的中学和大学学费以外，杰姬拒绝了别斯科夫家的一切支援。杰姬微薄的工资付不起重新装修的费用，因此客厅十三年来变化不大。但乔治很喜欢这个客厅：带有边饰的沙发皮套，东方地毯，一个瓷器柜。虽然式样已经老了，但充满了家的温馨。

家里最近添了台美国无线电公司销售的黑白电视机。乔治打开电视，等着屏幕亮起来。

辛迪问：“你妈妈在全美大学女性联谊会餐厅和我爸爸一起工作，是吗？”

“是的。”

“他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让我顺道来还书，明天上班直接带给你妈妈就可以了。”

“是的。”

“我们被设计了。”

“我知道。”

辛迪咯咯直笑：“哦，真他妈见鬼！”

乔治喜欢辛迪的这种直言不讳。

杰姬拿着个托盘走进客厅。倒咖啡的时候，肯尼迪总统出现在黑白屏幕上说：“晚安，国民们。”总统坐在一张书桌前，面前是两只麦克风。他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戴着条窄领带。乔治知道，因为压力而在总统脸上造成的阴霾，已经巧妙地被电视化妆掩盖了。

当他提到古巴“拥有毁灭整个西半球的核威慑力”时，杰姬深吸了一口气，辛迪大叫一声：“哦，我的老天！”

他用单调的波士顿口音念着书桌上的那几页纸，老是把“r”的音发成“a”。他的演讲不带感情，甚至有些令人乏味，但措辞却激动人心。“总而言之，那里的任何一颗核弹头都能打击到华盛顿特区。”

杰姬尖叫一声。

“巴拿马运河，卡纳维拉尔角，墨西哥城——”

辛迪问：“我们该怎么办？”

“别急，”乔治说，“总统马上会有办法的。”

杰姬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是卑鄙的苏联人搞的鬼。”乔治说。

肯尼迪说：“我们无意统治和征服其他国家，我们也不想把我们的社会制度强加在其他国家的人民身上。”平时杰姬听到这话总会拿猪湾事件来嘲笑总统，但这次她却没有多言语。

摄像机切到肯尼迪的特写，这时肯尼迪说：“暂停此类进攻性建筑工事的建设，对运往古巴的所有进攻性军事武器开始进行严格的盘查。”

“这有什么用？”杰姬问，“导弹已经在古巴完成了部署——他不是刚刚才说过吗？”

总统缓慢而坚定地说：“在美国看来，从古巴发射针对西半球任何国家的一切核弹都将被看作是苏联对美国的攻击，美国都会对苏联采取全面的报复。”

“哦，我的老天，”辛迪说，“这样一来，即便古巴只发射了一颗导弹，也会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了。”

“是的。”参加通过这个决定的会议的乔治说。

总统说完晚安告别后，杰姬关掉电视，转身问乔治：“我们会怎么样？”

乔治想让母亲安心，想告诉她不会有事的，但他没办法这样说。“妈妈，我不知道。”

辛迪说：“总统提到的禁运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连我都能看出这一点。”

“这只是个前奏。”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杰姬问：“乔治，请你老实告诉我，是要打仗了吗？”

乔治犹豫了。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正被送上飞机运往各地，保证至少有一些能在苏联的第一次导弹袭击后留存。入侵古巴的计划正在修改和细化，国务院正在甄别人选以组成占领古巴以后的亲美政府，战略空军已经把警备级别调整到了第三级，可以在接到命令的十五分钟内进行核攻击。

在双方已经剑拔弩张的情况下，最可能的后果又会是什么呢？

乔治心情沉重地说：“是的，妈妈，我想的确是要打仗了。”

最终，政治局让所有仍然在运送导弹途中的货轮调头回苏联。

赫鲁晓夫觉得作出这种让步所承担的代价并不大，德米卡同意这个观点。无所谓多少，古巴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苏联避免在公海和美国短兵相接，在这场危机中把自己置身于和平大使的地位——却依然在距离美国九十英里的古巴建立了一个核基地。

所有人都知道事情不会就这样完了。两个超级大国还没有在如何解决已经在古巴的核武器这个实际问题上找到方案。在德米卡看来，肯尼迪的选项仍是开放式的，其中大部分仍然会导致战争。

赫鲁晓夫决定这天晚上不回家。尽管到家只有几分钟的车程，但离开克里姆林宫还是太危险了：战争爆发时，赫鲁晓夫必须待在这里，作出迅速的应对。

总书记的大办公室旁有个备有舒适沙发的小房间。总书记和衣躺在沙发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作出相同的决定，留在了克里姆林宫。世界第二大强国的领导人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怎么休息地度过了这一夜。

德米卡在走廊边上有间小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沙发：只有一把硬木椅子，一张实用的书桌和一个文件柜。他想找到一个还算舒服的地方把头放下，这时有人敲了敲门，娜塔亚带着一股不同于苏联香水的清香走了进来。

娜塔亚穿着很随意，这点非常聪明——穿着正装和衣而睡会很难受。“我喜欢你这件汗衫。”德米卡说。

“这种衣服叫‘邋遢乔’。”娜塔亚用英语说出了这件大号汗衫的别称。

“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但很喜欢它的英语发音。”

德米卡笑了。“我刚想寻找一个可以睡下的地方。”

“我也是。”

“但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能睡得着。”

“你的意思是，你知道自己也许永远不会再醒来？”

“是的。”

“我也有一样的感觉。”

德米卡思索了一阵。与其担忧一整晚，还不如找个地方睡个舒服觉呢！“这是个空旷的宫殿，”他犹豫了会儿，然后补充道，“我们何不在此探索一番呢？”德米卡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说这个，这本应是花花公子瓦伦丁的台词啊！

“好啊。”娜塔亚说。

德米卡拿起外套，打算找到可以睡的地方以后当被子用。

宫里宽大的卧室和化妆室被草草地分隔成大小不一的办公室，给在此工作的官员和打字员用。办公室里充斥着松木和塑料做的廉价家具味。大一点的办公室里有给大官们准备的软垫椅，但找不到任何适合睡觉的地方。德米卡开始考虑在地板上弄张床的法子。最后，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穿过一条满是水桶和拖把的走廊，走进一个摆满家具的大房间。

房间里没有暖气，他们一呼气，就出现一道白色的水蒸气。房间的大窗户都被冻住了。镀金的壁灯和枝形吊灯里有放蜡烛的小孔，但孔里并没有蜡烛。喷漆屋顶上吊着的两只灯泡发散出微弱的光芒。

横七竖八的家具像是革命后就一直没动过。满目皆是断腿的桌子，皮套发霉的椅子和空空如也的精雕书架。这些昔日沙皇的珍宝如今却成了没人要的垃圾。

这些家具之所以烂在这里是因为它们用在人民委员们的办公室里会显得太过老式，但德米卡觉得其中好多家具能在西方的古董拍卖中卖个好价钱。

家具中有一张四柱床。

四柱床的帐子上都是灰尘，但褪色的蓝色床罩似乎却没被翻动过，床上甚至还放着床垫和枕头。

“很好，”德米卡说，“我找到了一张床。”

“我们也许可以在上面一起睡。”娜塔亚说。

德米卡曾经产生过如此念头，但很快把这个想法弃之一边了。他不止一次产生过漂亮姑娘提出要和他同睡的想象，但现实生活中却没有碰到过这等好事。

现在他碰到了。

他真想和娜塔亚同睡吗？他没和尼娜结婚，但尼娜无疑希望德米卡忠实于她，他自然也希望尼娜没有其他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这里的不是尼娜而是娜塔亚。

他傻傻地问：“你是不是说我们能睡在一起？”

“仅仅是为了保暖，”娜塔亚说，“我可以信任你，对吗？”

“当然可以。”德米卡说。这样就对了，他心想。

娜塔亚掀开老式的床罩。床罩上的灰尘四散，让娜塔亚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床罩下的床单因为年岁的关系有点发黄，但铺得很齐整。“螨虫不喜欢棉布。”娜塔亚说。

“这我倒不知道。”

娜塔亚踢掉鞋，穿着牛仔裤和汗衫躺进被单。她冷得打了个寒战。“过来睡吧，”她说，“别那么害羞。”

德米卡把大衣盖在娜塔亚身上。然后解开鞋带脱下鞋。娜塔亚想和他一起睡，但不想和他发生关系，这种经历很奇怪但却让他非常兴奋。

尼娜肯定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但他必须找个地方睡一会儿。

他解下领带钻上床。床单冰凉。德米卡双臂搂住娜塔亚。娜塔亚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身子抵在他身上。娜塔亚的宽大汗衫和德米卡穿的西装使德米卡感觉不到娜塔亚的身体曲线，但他还是勃起了。德米卡不知道娜塔亚是否感觉到了他的勃起，总之她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他们很快停止了冷战，开始觉得暖和起来。德米卡的脸抵在娜塔亚的头发上，她的头发卷曲、浓密，有股柠檬香皂味。他的手放在娜塔亚背上，但隔着一层宽大的汗衫，他对娜塔亚的皮肤没有丝毫触感。他能通过娜塔亚的脖子感觉到娜塔亚的呼吸，娜塔亚的呼吸渐渐平稳和浅显下来。他吻了吻娜塔亚的头顶，但娜塔亚没有任何反应。

他越发吃不透娜塔亚了。和德米卡一样，娜塔亚只是个助理，不过比他资深三四年而已，却开着一部梅赛德斯，车龄有十二年了，但保养完好。娜塔亚穿着臃肿的克里姆林宫公务员制服，用的却是很贵的进口香水。有时娜塔亚对他的举动近乎于调情，但转眼她却回家烧饭给丈夫吃。

娜塔亚诱使德米卡和她一起上床，却很快就睡着了。

抱着一个躯体温暖的女人，德米卡觉得自己肯定不会睡着。

但很快他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还黑着。

娜塔亚嘟哝着：“几点了？”

德米卡仍然搂着娜塔亚。他伸长脖子看了看压在娜塔亚左肩后的手表。“六点半了。”

“我们还活着。”

“美国人没有实施轰炸。”

“现在还没。”

“我们最好赶紧起床。”话没说完，德米卡就后悔了。赫鲁晓夫还不会醒。即便他已经醒了，德米卡也不想让这令人销魂的一刻就这样溜走。他很恍惚，却非常快乐。他为何要急着说起床呢？

但娜塔亚还没有完全睡醒。“过一会儿再起来。”她说。

想到娜塔亚喜欢躺在自己的怀抱中，德米卡的心情非常愉悦。

这时娜塔亚吻了吻他的脖子。

如同飞落帐子的飞蛾用翅膀扫了他一下那样，娜塔亚只是用嘴唇碰了他一下而已，但德米卡完全没料到娜塔亚会吻他。

娜塔亚吻了他。

他抚摸着娜塔亚的头发。

娜塔亚抽出头，看着德米卡。她的嘴微微张开，丰满的嘴唇中间露出一条缝，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微笑。德米卡在女人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却能意识到娜塔亚表情中所暗示的邀请，但还是犹豫着要不要去吻她。

这时娜塔亚说：“今天我们很可能被炸成灰。”

于是德米卡吻了她。

亲吻马上就升温了。娜塔亚咬着德米卡的嘴唇，把舌头伸进德米卡嘴里。德米卡把双手从娜塔亚的背上移开，伸进娜塔亚的宽松汗衫里。娜塔亚迅速解开了胸罩。娜塔亚的乳房不大，却很坚挺，两粒翘直的乳头直抵他的指尖。德米卡吮吸着娜塔亚的乳头，娜塔亚发出愉悦的呻吟声。

德米卡试图脱下娜塔亚的牛仔裤，但娜塔亚有别的想法。她把德米卡扳过来，兴奋地扒下了他的裤子。德米卡害怕自己会马上射精——尼娜说很多男人都有早泄的毛病——但这次他没有早泄。娜塔亚把德米卡的阴茎从内裤里扯出来，用双手轻揉，把它抵在面颊上，亲吻它，然后把它放进嘴里。

当德米卡忍不住时，他想推开娜塔亚的头，把阴茎从她嘴里撤出来——尼娜就不愿让他把精液射进嘴里。但娜塔亚呜哝一声，揉搓吮吸得更厉害了。德米卡失去控制，射进了娜塔亚的嘴里。

过了一会儿她吻了他。德米卡品尝着娜塔亚嘴唇上自己精液的味道。这很怪异吗？他只感到了其中蕴含的激情。

娜塔亚脱下牛仔裤和内裤，德米卡意识到该自己让娜塔亚满足了。很幸运，尼娜已经教会了他该怎么做。

娜塔亚的阴毛和头发一样卷曲而繁盛。他把头埋在娜塔亚的私处，希望偿还娜塔亚带给他的愉悦。娜塔亚把双手放在德米卡的头上指引着他，通过按压的力度变化告诉他哪里该亲吻得重一点，哪里该亲吻得轻一点，她上下移动臀部，告诉他该把重点放在哪个部位。娜塔亚仅仅是和德米卡发生亲密关系的第二个女人，德米卡沉浸在娜塔亚的味道和气息中不能自拔。

和尼娜发生关系时这只是个前奏，但在极短的时间内，娜塔亚竟然大叫出声，她先是按住他的头，紧贴在她的私处，然后像愉悦太过火了一样，又一把将德米卡推到一边。

他们并排睡在床上，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对德米卡来说，这是种全新的体验。他沉思着说：“性这个问题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令人惊奇的是，德米卡的这句话竟让娜塔亚发出了会心的笑容。

“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吗？”德米卡问。

娜塔亚笑个没停，但她只是说：“哦，德米卡，我太喜欢你了。”

就坦尼娅所见，伊萨贝拉是一座鬼城。在艾森豪威尔贸易禁运的沉重打击下，这个原本活力十足的古巴港口现在满目萧条。伊萨贝拉港距离古巴经济发达地区非常远，周围都是盐碱地和沼泽，皮包骨头的山羊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荡。港口里停泊着几艘破破烂烂的渔船，装载着核弹头的苏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轮正在徐徐靠岸。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货轮号原本开往马里埃尔港。肯尼迪宣布禁运以后，大多数苏联货轮折返，但几艘离古巴只有几小时航程的货轮却接令迅速驶达最近的古巴港口。

坦尼娅和帕兹看着货轮在一阵暴雨中渐渐靠近水泥码头。甲板上的高射炮藏在成捆的绳子下面。

坦尼娅非常害怕。她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哥哥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掩盖这一秘密的努力失败了——在更大的忧患面前，哥哥的境遇并不是坦尼娅最为担心的事情。禁运的影响不亚于公开宣战，现在肯尼迪是更强势的一方。在肯尼迪表现强势，古巴要维护宝贵的民族尊严的情况下，从美国入侵古巴到世界核战的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坦尼娅和帕兹的关系更为亲密了。他们谈到过各自的童年，各自的家人以及各自过去的恋人。他们经常触摸彼此，经常一起大笑，但是两人并没有谈恋爱。坦尼娅被帕兹所吸引，但一直抗拒着帕兹的诱惑。仅仅因为对方比较帅就发生性关系在她看来是不对的。她喜欢帕兹——尽管他有着狭隘的民族自豪感——但她并不爱他。过去，尤其在坦尼娅上大学的时候，她经常亲吻自己不爱的小伙子，但从没和那帮家伙做过爱。坦尼娅只和一个男孩上过床，至少在当时看来，她爱着那个男孩。如果核弹炸落在古巴，她兴许会期待着帕兹的怀抱，在死神降临的那一刻与帕兹进行生命的交融。

码头边最大的仓库被烧毁了。“发生了什么事？”坦尼娅指着烧毁的仓库问。

“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放了把火，”帕兹说，“这里有许多起恐怖袭击。”

坦尼娅朝四周看了看。码头边的建筑空旷而荒凉。大多数的民宅都是一层的木棚。大雨落在马路上，路上都是泥泞。即便炸平这个港口，美国对卡斯特罗政权也造不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美国人为什么要袭击这里？”坦尼娅问。

帕兹耸了耸肩。“半岛尽头的这个港口容易进行攻击。美国特工乘快艇从佛罗里达过来，潜伏上岸，找个地方作掩护，杀死一两个平民，然后飞快地逃回美国。”接着他用英语骂了句，“‘该死的’懦夫！”

坦尼娅琢磨着世界各国的政府是不是都这样两面三刀。肯尼迪兄弟言必自由民主，却派武装匪徒渡海袭击无辜的古巴百姓。苏联的共产党人在大谈劳动者解放的同时监禁和杀害所有的政见不同者，仅仅因为公开抗议他们便把瓦西里送到了西伯利亚。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言行一致的政权存在呢？

“我们走，”坦尼娅说，“回哈瓦那有很长的路，我要告诉德米卡货轮安全到达的消息。”莫斯科方面判断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轮可以到达最近的古巴港口，但德米卡需要得知安全到达的消息。

两人坐进帕兹的别克，帕兹开车离开了伊萨贝拉。路两边种满了高高的甘蔗，秃鹰游荡在甘蔗上面，逡巡捕猎着地里的田鼠。离他们不远，糖厂高高的烟囱像导弹一样直指着天空。没开发的热带雨林里长满了凤凰木、黄檀和巨大的芭蕉树，矮树间不时有野牛出没。野牛身后飞起的白鹭给这片荒芜的土地增添了一抹亮色。

古巴的农村依然大部分靠马车进行运输，但快到哈瓦那的时候，路上出现了很多运送预备役军人到各自基地的军用卡车和公共汽车。卡斯特罗宣布了全民动员，古巴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当帕兹的别克从这些车辆旁加速驶过的时候，车上的兵员挥手朝帕兹和坦尼娅大叫：“不保卫祖国毋宁死，古巴万岁！”

在哈瓦那郊区，坦尼娅看到各处墙上一夜之间都换上了一页新的海报。简单的黑白画面上画着一只紧抓机关枪的手，画旁写着一句振奋人心的标语：“拿起武器。”坦尼娅觉得，和克里姆林宫那帮只知道叫嚷“深化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老人们不同，卡斯特罗更了解宣传所具有的力量。

坦尼娅早已把要发出的消息写成了密码，现在只要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轮到岸的准确时间填进去就行。她把电文带到苏联大使馆，交给相熟的克格勃联络官。

德米卡可以松口气，但坦尼娅依然很害怕。古巴又得到了一船核武器真的是个好消息吗？没有核武器，对古巴人民和坦尼娅自己来说，不是会更安全一点吗？

“今天还有别的任务吗？”想完这些事以后坦尼娅问帕兹。

“我是你的联络官。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工作。”

“但在如此的危机下……”

“在这样的危机下，没有比和苏联这个盟国联系更重要的事情了。”

“那我们沿着海滨大道走走吧。”

帕兹把车停在海边的国民宾馆。士兵们正在古巴这座最为著名的宾馆外架设着高射炮。

坦尼娅和帕兹走下别克，沿着海滨大道慢慢散步。北风掀起的巨浪拍打着防波堤，浪花像雨水一样落在海滨大道上。海滨大道是古巴人喜闻乐见的休闲地，这天大道上的人尤其多，他们并不是为休闲来的。人们三五成群，时而谈上一会儿，可大多数时间保持着静默。他们不像平时那样调情，讲笑话，向同伴们展示自己最好的衣服。所有人都向北看着美国的方向，观察着美国佬的下一步动作。

坦尼娅、帕兹和众人一起北望了一会儿。坦尼娅打心眼里觉得入侵马上就会进行。美国的驱逐舰会乘风破浪驶达古巴，潜艇会在不远处冒出头来，印有星条旗标志的灰色战斗机会在云层中显现，战斗机装载的炸弹很快就会扔在古巴人民和他们的苏联朋友头上。

最终，坦尼娅握住了帕兹的手。帕兹轻轻地捏了她一下。坦尼娅盯着帕兹的深棕色眼眸。“我想我们就快要死了。”坦尼娅平静地说。

“我也这样认为。”帕兹说。

“你想在那之前和我上床吗？”

“很想。”帕兹说。

“去我的公寓吧？”

“好的。”

他们回到车上，把车开到老城区教堂附近的一条小街。坦尼娅在殖民时期建造的楼房里有一间二层公寓。

坦尼娅至今唯一的恋人是大学时的讲师彼得·伊洛延。彼得很痴迷她的身体。他凝视她的双乳，触碰她的皮肤，亲吻她的头发，像从没见过如此美妙的肢体一样。帕兹和彼得同岁，但坦尼娅很快意识到和帕兹做爱将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人做爱时的焦点集中在了帕兹的身上。帕兹像是逗弄着坦尼娅一般慢慢褪下衣服，然后裸身站在坦尼娅面前，让坦尼娅有充分的时间欣赏他那完美的皮肤和身材的曲线。坦尼娅高兴地坐在床边，观赏着他的躯体。这种玩法似乎让帕兹非常兴奋，他的阴茎在情欲的带动下微微翘起，坦尼娅等不及地把它握在手里。

彼得做爱时非常温柔。他能让坦尼娅饱含期待，然后却在欲望的顶峰将要来临时捉弄人地抑制下来。他经常换花样，有时会抱着坦尼娅做爱，有时跪在坦尼娅身后，有时又会让坦尼娅跨坐在自己身上。帕兹也不粗鲁，但活力更甚于彼得。坦尼娅放松心情，由着帕兹把自己带到兴奋和愉悦的顶点。

做爱后，坦尼娅做了鸡蛋和咖啡。帕兹打开电视，一边吃饭一边和坦尼娅一起聆听卡斯特罗的演讲。

卡斯特罗坐在古巴国旗前面，国旗的蓝白条纹在电视里呈现出单调的黑白色调。和以往一样，卡斯特罗穿着土黄色的军装，只有从肩饰上的那一颗星才能看出他是位军官：坦尼娅从没见过卡斯特罗身着便装的样子，卡斯特罗也从不像其他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那样在制服上挂满各式各样的勋章。

坦尼娅突然乐观起来。卡斯特罗不是傻子。卡斯特罗知道即便有苏联的支持，自己也不可能在战争中击败美国。他肯定会做出些戏剧性的和解姿态，以先发制人的姿态改变形势，化解危机。

他的嗓音又高又尖，但蕴含着丰富的感情。尽管在电视台的演播室，但他的那把大胡子却散发着救世主的气息，他那浓重的眉毛生动地在前额上跃动。卡斯特罗的手势非常有意思，他时而伸出前指，做出否定一切异议的姿态，不过大多数时候他都紧捏着拳头。有时他会紧抓着椅子的扶手，像是不想让自己像火箭那样被发射出去。他的面容表达着气愤、骄傲、谴责和狂怒——却没有半点犹豫。卡斯特罗深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卡斯特罗逐条反驳美国向古巴广播的肯尼迪电视讲话的内容。他谴责肯尼迪的讲话是想“迷惑古巴人民”，“我们不会被美国佬的故作优雅所蒙骗。”他气愤地说。

但他只字未提苏联和核武器的事情。

演讲持续了九十分钟。卡斯特罗的演讲和丘吉尔的一样具有磁力：虽然国土面积狭小，但英勇的古巴人民完全能抗击恃强凌弱的美国，不会作半点让步。这样的演讲一定能鼓舞古巴人民的士气。但坦尼娅却对此却非常失望，还比先前更害怕了。卡斯特罗连阻止战争的努力都没尝试。

演讲最后卡斯特罗向古巴人民大声疾呼：“不保卫古巴毋宁死，我们终将获得胜利！”接着他突然站起来，向演播室外冲了出去，像是不想在拯救古巴的道路上耽误稍微一刻似的。

坦尼娅看着帕兹，发现帕兹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坦尼娅吻了吻帕兹，然后在闪着图像的电视前的沙发上又一次和他做了爱。这次他们放缓了一点，两人都更为畅快。坦尼娅用彼得对待她的方式对待帕兹。欣赏帕兹的躯体并不难，帕兹显然很喜欢她的欣赏。坦尼娅捏着帕兹的手臂，吻着帕兹的乳头，把手指伸进帕兹的卷发。“你真是太英俊了。”她一边吮吸着帕兹的耳垂一边说。

事后，他们躺在沙发上分享一根烟。这时，外面的马路上传来了喧闹声。坦尼娅打开阳台门。卡斯特罗演讲时哈瓦那沉寂一片，现在人们却都蜂拥上了狭窄的街道。夜幕降临，一些人掌着蜡烛和手电筒。坦尼娅恢复了自己的记者本能。“我必须到街上去，”她对帕兹说，“这将是个大新闻。”

“我也一起去。”

他们穿上衣服，离开了公寓。街上湿漉漉的，但雨已经停了。越来越来的群众从住家走到街上，空气里充斥着狂欢节的气氛。人们唱着跳着，呼喊着反美的标语。许多人唱起了古巴国歌《巴亚莫之歌》。古巴国歌完全没有拉丁音乐的风格——听上去很像德国的一首祝酒歌——但民众铿锵有力地吟出了每一个字眼。

偷生在枷锁下不如死，

谁愿在耻辱中忍气吞声？

听那嘹亮的号角已吹响，

拿起武器勇敢的人们，冲啊！

坦尼娅、帕兹随着人群在老城区的小巷间行走。坦尼娅注意到许多人都拿上了武器。没有枪的平民拿着园艺工具和大砍刀，腰里别着切奶酪的餐刀和切肉刀，似乎准备在海滨大道和美国人进行一场肉搏战。

坦尼娅想到了美国空军的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每架飞机能携带七万镑炸弹。

你们这些可怜的傻瓜，你们的刀怎么能抵挡得住铺天盖地的炸弹？坦尼娅苦涩地想。

第十七章

10月24日，星期三，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乔治从未觉得如此接近死亡。

早会在十点开始，乔治觉得十一点前战争就将打响。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为“国安周会”的每周例会。但肯尼迪总统把危机状态下所有派得上用场的人都叫了过来。他弟弟鲍比总会参与其中。

顾问们坐在长桌四周的皮椅上。他们的助理坐在靠墙的皮椅上。会议室内的紧张气氛令人窒息。

战略空军的警报等级调整到了仅次于立即开战的二级。空军的所有轰炸机都准备好了起飞作战。许多装载着核武器的战斗机飞翔在临近苏联的加拿大、格陵兰岛以及土耳其上空，准备一得到命令就对既定的苏联目标进行轰炸。

如果战争爆发的话，美国将用原子弹把所有苏联的主要城市炸平。几百万人将在空袭中丧生。苏联至少在一百年里无法恢复元气。

苏联一定对美国也制定了类似的打击计划。

禁运将在十点生效。任何距离古巴五百英里的苏联船只将会成为美国的打击对象。第一艘苏联的导弹艇预计在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被美国军舰“埃塞克斯号”所拦截。十一点时，他们也许都已经死了。

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考恩首先发了言，他首先回顾了所有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的情况。麦考恩低沉的嗓音加深了会议室的紧张气氛，让所有人都很是不耐烦。哪艘苏联船只将先被拦截？接下来会怎么样？苏联人会乖乖地接受检查吗？他们会不会朝美国的军舰开火？如果苏联人开火的话，美国海军又将如何应对？

当大伙试图预测对方会如何应对时，麦考恩的助理递给他一张纸条。麦考恩短小精悍，是个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但同时他也是个生意人，乔治觉得局里的职业特工不会事无巨细都向他报告。

麦考恩透过无框眼镜看着助理递给他的纸条，表情渐渐迷惑起来。看完以后，他对肯尼迪总统说：“总统先生，我们刚收到海军情报办公室传来的消息，目前在古巴海域的六艘苏联船只不是停滞不前，就是掉头返程了。”

乔治心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光头狮子鼻的国务卿迪恩·腊斯克问：“古巴水域，你这是什么意思？”

麦考恩不知道纸条上的古巴水域代表着什么意思。

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国防部长的福特总裁鲍勃·麦克纳马拉说：“这些船中大多数应该是从古巴开回苏联的。”

“为什么还没弄清？”总统十分激动。“我们到底是在谈离开古巴的船只还是发往古巴的船只？”

麦考恩说：“我会查清的。”然后便离开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又增添了几分。

乔治原本以为白宫的危机会议执行力很高，幕僚们可以提供精确的消息，以便总统作出最明智的决定。但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面前，他看到的却是混乱和种种误导。这让乔治更为恐惧了。

麦考恩一回会议室就说：“这些船都是西行去古巴的。”他罗列出了六艘船的名字。

麦克纳马拉接着发话了。他四十六岁，因为使福特汽车公司扭亏为盈而被称为“天才小子”。除了鲍比，会议室里总统最愿意聆听麦克纳马拉的意见。这时麦克纳马拉凭着记忆一口气说出了六条船的位置。大多数离古巴还有几百英里远。

总统不耐烦了。“约翰，苏联人说他们准备怎么办？”

麦考恩答道：“那些船不是停滞不前，就是掉头返航。”

“是所有的苏联船只，还是我们认为有威胁的苏联船只？”

“我们认为有威胁的船只。航行中的苏联船只总共有二十四艘。”

麦克纳马拉又一次用关键信息打断了麦考恩的发言。“这六艘船比较像是总统演讲中需要隔离的那类船。”

乔治小声对坐在身边的斯基普·迪克逊说：“苏联似乎把自己从战争边缘拉回来了。”

“希望你是对的。”斯基普说。

总统问：“我们没想截获其中任何一艘，是吗？”

麦克纳马拉说：“我们没想截获其中任何一艘不是开往古巴的船只。”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拿起电话，“帮我接乔治·安德森。”海军上将安德森是拦截行动的总指挥。几秒钟之后，泰勒对着话筒轻声说起话来。

泰勒停顿了片刻。会议室中的所有人都想知道停顿代表的意思，都想知道洋面上到底在发生什么。苏联人真的屈服了吗？

总统说：“我们应当先确证事实，我们怎能确证六艘船的确是在掉头返航呢？将军，海军方面对这份报告说了些什么？”

泰勒抬头看着总统：“三艘船的确掉头返航了。”

“和埃塞克斯号军舰保持联系，让他们等上一个小时。快去，原定的拦截时间在十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之间。”

会议室的所有人抬腕看了看表。

已经十点三十二分了。

乔治看了眼鲍比的脸色。鲍比看上去像个暂缓被处死刑的人一样。

迫在眉睫的危机消除了，但乔治意识到接下去的这几分钟什么事都解决不了。苏联明显不想和美国在海上对峙，无论如何，他们的核导弹已经在古巴了。时钟拨回去了一个小时，但仍然在恒定地向前走。

国际安全委员会接着讨论起了德国的问题。肯尼迪害怕赫鲁晓夫就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宣布对西柏林进行禁运。如果苏联对西柏林进行禁运，美国同样也束手无策。

会议结束了。乔治不需要参加鲍比的下一个活动，他和斯基普·迪克逊一起离开了内阁会议室。迪克逊问他：“你的朋友玛丽亚怎么样了？”

“我想还不错。”

“我昨天去过新闻办公室一趟，她打电话请病假了。”

乔治的心跳暂停了片刻。他已经放弃了和玛丽亚恋爱的希望，但玛丽亚生病的消息还是令他惊慌失措。他皱起眉。“我没听说。”

“乔治，这事和我无关，但玛丽亚这女孩不错，我想得有人去看看她。”

乔治捏了捏斯基普的胳膊。“够哥们儿，”他对斯基普说，“谢谢你。”

除非病很重，白宫职员不会在冷战巨大危机的当口请病假。想到这个，乔治更加担忧了。

他匆匆赶到新闻办公室。玛丽亚的座位上没有人。玛丽亚邻桌的内莉·福德汉姆对乔治友善地说：“玛丽亚生病了。”

“我听说了，她说是什么病吗？”

“没说。”

乔治皱起眉。“如果能抽一个小时空去看看她就好了。”

“最好能抽出空，”内莉说，“我也很担心。”

乔治看了看表。他确信鲍比午饭前不会找他。“我想能抽出空。她住在乔治敦是吗？”

“是的，但最近她搬家了。”

“为什么？”

“她说她的舍友太吵了。”

乔治领悟到了什么。玛丽亚的舍友一定急切地想知道她男朋友的身份。玛丽亚之所以搬家一定是想守住这个秘密。这说明她对这个男朋友是认真的。

内莉翻找着名片盒里的名片：“我这就给你写地址。”

“谢谢你。”

内莉递给他一张纸：“你是乔奇·杰克斯，是吗？”

“是的，”他笑了，“不过别人都叫我乔治。”

“我认识别斯科夫参议员。”

提到格雷格意味着内莉知道参议员是他的父亲。“真的吗？”乔治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告诉你，我和他谈过恋爱，但后来又分手了。他最近怎么样？”

“很好，我们差不多每个月吃一次饭。”

“我想他应该没结过婚吧？”

“现在还没。”

“他有四十多了吧？”

“我想他的生命中一定会有个女人的。”

“哦，别担心，我早就不想着他了。很久前我就决定和他断了。但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他能过得很好。”

“我会转告的，现在我要拦辆出租车去看玛丽亚。”

乔治匆匆走出白宫。内莉是个心地善良的漂亮女人。格雷格为何没娶她呢？也许他只适合当光棍吧！

出租车司机问乔治：“你在白宫上班吗？”

“我是个律师，为鲍比·肯尼迪工作。”

“别开玩笑了！”司机丝毫不隐藏对黑人律师能身居如此高位的惊讶，“你去告诉鲍比，我们应该把古巴炸成粉末。我们应该把那个该死的小岛炸光。”

“你知道古巴面积有多大吗，从东到西？”乔治问。

“你是在考我吗？”司机充满恨意地问他。

乔治耸耸肩，不再说话了。进入司法部以后，他一般不和外人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老百姓看问题都有些想当然：把所有墨西哥人都赶回家；将流氓团伙送到军队；给同性恋做阉割手术。越是无知，他们的意见就越是过激。

乔治敦离华盛顿很近，但车却似乎一直开不到目的地。乔治猜测玛丽亚可能瘫倒在地，可能躺在床上病得很重，也可能陷入了昏迷。

内莉给的地址是一个分隔成多个隔间的老式住宅。玛丽亚没有回应楼下的门铃声，但一个学生模样的黑人女孩替他开了门。乔治进门后，女孩朝玛丽亚的房间指了指。

玛丽亚穿着睡袍走到门口，看上去病怏怏的。她的表情沮丧，脸上毫无血色。她没说“请进”，却留着门，让乔治进了屋。看到玛丽亚至少还能走动，乔治松了口气——他原本担心情况会更糟。

这是个带有小厨房的单人套房。楼下的浴室应该是合用的。

乔治盯着玛丽亚。玛丽亚病弱痛苦的样子让乔治很是伤心。他想拥玛丽亚入怀，但知道会遭到拒绝。“玛丽亚，你怎么了？”乔治问，“你的样子看上去可怕极了！”

“只是得了女性常有的妇科病而已。”

这么说通常都指的是痛经，但乔治知道应该是别的问题。

“要杯咖啡吗——或者来上杯茶？”乔治一边问一边脱下大衣。

“不用了，谢谢。”玛丽亚说。

乔治决定做一杯咖啡，以表示他对玛丽亚的关心。但这时他看到玛丽亚准备坐的椅子上带有血渍。

玛丽亚也注意到了。她红着脸说：“哎，真是该死！”

乔治对女人身体方面的事情知之甚少，但还是想到了好几种可能性。他问：“玛丽亚，你流产了吗？”

“没有。”回答后，玛丽亚长久没有吱声。

乔治耐心地等待着答案。

玛丽亚不情不愿地说：“我堕胎了。”

“可怜的小东西。”乔治从小厨房抓来条毛巾，把毛巾对折后盖上血渍。“坐下休息一会儿。”乔治对玛丽亚说。他抬起头，看见冰箱上的架子上放着包茉莉花茶。想到玛丽亚平时一定喜欢喝这种茶，他在炉子上烧了壶水。在泡好茉莉花茶之前，乔治再没多说什么。

各个州在堕胎方面的法律各有不同。乔治知道如果生育有害母体健康，华盛顿特区是允许堕胎的。许多医生对这条法律规定的解释很宽泛，把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都包含进去。事实上，华盛顿特区想堕胎的女人只要花钱都能堕胎。

尽管说不想喝茶，但玛丽亚还是拿起了乔治给她泡好的茉莉花茶。

乔治拿着杯茶坐在玛丽亚对面。“你的秘密恋人一定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说。

玛丽亚点点头。“谢谢你的茶。我想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还没爆发，不然你才没空上我这儿来呢。”

“苏联人召回了他们的船只，因此海战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但古巴的核弹头依然瞄准着美国。”

玛丽亚心情很低沉，根本顾不上外界发生了些什么。

乔治说：“他不会和你结婚。”

“是的。”

“因为他已婚了吗？”

玛丽亚没有回答。

“于是他找了个医生，付了堕胎的钱。”

玛丽亚点点头。

乔治觉得这种做法很卑鄙，但如果说这种话，玛丽亚很可能因为心爱的人受辱而把他轰出去。乔治试着压住火气，他问玛丽亚：“现在他在哪儿？”

“他会打电话过来的。”玛丽亚抬眼看了看钟，“也许就要打过来了。”

再问下去太不厚道，乔治决定不再多问了。玛丽亚不用乔治告诉她她有多么蠢。玛丽亚需要些什么呢？乔治决定问个清楚。“你需要什么帮助吗？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玛丽亚哭了起来。她抽泣着说：“我都不了解你！但你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真心朋友。”

乔治知道这是为什么。玛丽亚有个不能为人所知的秘密，这个秘密隔断了她和其他人之间的来往。

玛丽亚说：“有你我真是太幸运了。”

玛丽亚的感谢让乔治非常不好意思。“还是很疼吗？”乔治问她。

“是，疼得要命。”

“需要叫医生来看看吗？”

“没那么糟，医生说会很疼的。”

“你这有阿司匹林吗？”

“没有。”

“帮你买些过来好吗？”

“你能帮我买吗？我不想让个大男人帮我跑腿。”

“没关系，这是要紧事。”

“街拐角有个药店。”

乔治放下茶杯，穿上大衣。

玛丽亚问：“能再帮我个忙吗？”

“当然可以。”

“我要用卫生巾，你能为我买一盒吗？”

乔治犹豫了。一个男人去买卫生巾？

玛丽亚说：“算了，太过意不去了。”

“见鬼，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抓起来吗？”

“要高洁丝的。”

乔治点点头。“我马上回来。”

乔治很快就泄了气。到达药店时他觉得非常尴尬。他告诉自己不会有事，但感觉上还是非常不舒服。同龄的许多美国青年正在南越的森林里打仗，他却在药店帮女人买卫生巾，真是糟糕透了。

药店有三条自助服务走廊和一个柜台。阿司匹林没有放在敞开式的架子上，而是在柜台上售卖。

卫生巾也在柜台上售卖，这让乔治感到非常失望。

他拿了一组六罐装的可乐。玛丽亚流了很多血，需要补充大量的液体。乔治在自助货架前流连了一会儿，但他无法逗留在那太长时间，令人尴尬的一刻终究要来临。

乔治走到柜台前。

药剂师是个中年白种女人。运气不坏，乔治心想。

乔治把可乐放在柜台上说：“我要买点阿司匹林。”

“要小瓶的、中瓶的还是大瓶的？”

乔治吃了一惊。如果药剂师问他卫生巾的型号他该怎么办？“哦，大瓶的。”他说。

药剂师把大瓶阿司匹林放在柜台上。“还要点别的吗？”

一个年轻女子拿着放着化妆品的购物篮走过来，排在乔治后面。年轻女子肯定会听见乔治和药剂师之间的交谈。

“还要什么吗？”药剂师重复道。

乔治，有点男人样，他对自己说。“还要包卫生巾，”他鼓起勇气，“高洁丝牌的。”

年轻女子忍住没笑。

药剂师隔着镜片审视着他。“年轻人，你是不是跟人打赌才来买卫生巾的？”

“女士，不是这样的，”他愤慨地说，“我的朋友病得很重，无法自己来买。”

药剂师仔细打量了他一眼。看见穿着深灰色西装，白衬衫，戴着白领带，胸袋里放着块折叠白手帕的乔治，药剂师说：“好吧，我相信你。”乔治很庆幸，庆幸自己外表不像个打无聊赌的学生。药剂师把手伸进柜台，从柜台里拿出一包卫生巾。

乔治惊恐地看着这包侧面印有“高洁丝”商标的卫生巾。他真要拿着它上街吗？

药剂师看出了他的心思。“要我为你包一下吧？”

“是的，谢谢你。”

训练有素的药剂师飞快地将卫生巾包进了棕黄色的牛皮纸，然后把包裹和阿司匹林一起放进购物袋。

乔治付了钱。

药剂师仔细地审视着他，目前渐渐温和下来。“抱歉我猜想你——”她说，“你和那个女孩的交情肯定很好。”

“谢谢你。”说完乔治便快步走出了药房。

尽管是秋高气爽的十月，乔治却出汗了。

他走回玛丽亚家。玛丽亚从药瓶中取出三片阿司匹林，然后拿着一包卫生巾沿着走廊往浴室走。

乔治把可乐放进冰箱，然后四下看了看。他看见小书桌的架子上放着一些法律书和几个放着照片的镜框。一张全家福里出现了她的父母和一个牧师模样的人，乔治猜测那个牧师一定是玛丽亚那位声名显赫的祖父。另一张照片是玛丽亚的大学毕业照，玛丽亚穿着学士服笑盈盈地站在学校的草坪上。除此之外，还有张肯尼迪总统的照片。房间里有电视机、收音机和收录机。他看了看玛丽亚拥有的唱片，玛丽亚似乎喜欢最新的流行音乐：玛丽亚拥有的大多是水晶乐队、小伊娃、布克·华盛顿，以及M布鲁斯乐队的唱片。床头柜上放着最近非常流行的小说《愚人船》。

玛丽亚还没洗完澡回来，房间里的电话响了。

乔治接起电话：“这里是玛丽亚家。”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能和玛丽亚说话吗？”

声音有些熟悉，但乔治没听出是谁。“她出门了，你是——”看到玛丽亚推开门，乔治又说，“等一会儿，她进来了。”

玛丽亚从乔治手里接过话筒。“你好！哦……只是个朋友，他替我买了些阿司匹林……不算太坏，我会挨过去的。”

乔治说：“我出去会儿，你们私下聊聊。”

他很讨厌玛丽亚的这个情人。即便这个浑蛋已婚，他也应该到这儿来一趟啊！既然让玛丽亚怀孕，就应该在堕胎后照顾她。

乔治以前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见过这种声音。他真的遇见过玛丽亚的情人吗？如果像乔治母亲所说是玛丽亚的某位同事，认识也并不奇怪。不过电话里的声音一定不是皮埃尔·萨林杰的。

为他开门的黑人女孩出门时从他身边经过。女孩像个淘气男孩似的对他笑了笑。“是你做错事的吗？”她问。

“真要是我就好了。”乔治说。

女孩大笑出声，然后继续朝前走。

玛丽亚打开门，乔治走进房间。“我该回去上班了。”他说。

“我明白，你是在古巴危机之间抽空过来的。我永远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和心爱的男人谈话以后，玛丽亚的心情明显好多了。

乔治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电话里那个声音！”他惊呼道。

“听出是谁的声音了吗？”

乔治大为吃惊。“你和戴夫·鲍尔斯有染吗？”

玛丽亚的笑声让乔治大感吃惊。“别逗了。”玛丽亚大声说。

乔治也觉得不太可能。总统助理戴夫已经五十出头，相貌平平，着装古板，不太可能赢得一个漂亮活泼的年轻女郎的心。

很快，乔治就意识到玛丽亚正在交往的情郎是谁了。

“哦，我的老天！”乔治对自己领悟的事实大感吃惊。

玛丽亚什么话都没说。

“你在和肯尼迪总统睡觉。”乔治吃惊地说。

“别告诉别人！”玛丽亚乞求道。“如果让别人知道，他会把我抛弃的。发誓别告诉任何人！”

“我发誓！”乔治说。

成年以后，德米卡第一次做了件无可争辩的错事。

他还没娶尼娜，但尼娜认为他会忠实于她，他对尼娜也有相同的期待。和娜塔亚睡觉显然背叛了尼娜的这种期待。

他原以为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但核战争并没有到来，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他没有真正和娜塔亚发生关系，但这也是个差劲的理由。德米卡和娜塔亚所做的事比真正的性交更亲密，更充满爱意。德米卡感到深深的罪恶感。他本不该是这么个靠不住的骗子。

瓦伦丁也许会在事情败露之前和两个女人同时保持关系。德米卡绝不想这样。欺骗了尼娜一次以后，德米卡的心情就非常糟糕，他绝不可能经常做这种事。对他来说，和两个女人同时保持关系还不如跳莫斯科河一死了之。

他必须把这事告诉尼娜，或是和尼娜分手，兴许告诉了尼娜之后再分手。德米卡无法生活在谎言的阴影里。但他发现自己非常害怕。这真是荒唐。他是德米特里·伊里奇·德沃尔金，是赫鲁晓夫身边的人，为一些人所痛恨，为大多数人所敬畏。他怎么会害怕区区一个女孩呢？但他就是不能面对尼娜。

娜塔亚又是怎样想的呢？

他有数不清的问题要问娜塔亚。他想知道娜塔亚对丈夫的感觉。除了尼克这个名字以外，他对娜塔亚的丈夫丝毫不了解。她会想离婚吗？如果离婚的话，娜塔亚婚姻的破裂和他有关系吗？最为重要的是，娜塔亚会把德米卡视为未来生活的一部分吗？

他经常在克里姆林宫见到娜塔亚，但还没觅到单独和娜塔亚在一起的机会。政治局在周二早中晚各开了一次会——可助理们的午餐晚餐时间却更加忙碌。每次看到娜塔亚时，娜塔亚都似乎比上次见时更美了。和所有需要在克里姆林宫过夜的男人一样，德米卡穿着能和衣而睡的西服，但娜塔亚却换上了让她兼具魅力和权威的深蓝色外套和裙子。尽管德米卡的任务是避免箭在弦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他完全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开会上。他会看着她，想起他们昨夜所做的一切，然后尴尬地别过头去。没过一分钟，他会情不自禁地再看上娜塔亚一眼。

可是导弹危机造成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德米卡连和娜塔亚私下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周二深夜，赫鲁晓夫离开克里姆林宫，回家睡觉去了，所以其他人也跟着效仿。周三赫鲁晓夫一到，德米卡就告诉他一件刚从妹妹那得知的好消息——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货轮平安地在古巴伊萨贝拉港靠岸了。接下来的一天仍然非常忙。他常常能见到娜塔亚，但两人都没有私下聊天的时间。

这时德米卡开始扪心自问起来。自己对星期一的晚上究竟怎么想？对未来又有何许期待？如果一周后苏联能安然无恙，他想和娜塔亚在一起，还是尼娜在一起——或这两个人都不想？

周四这天德米卡急于想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他毫无理智地希望在核战身亡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周四晚上他和尼娜要约会：他们要和瓦伦丁、安娜一起看电影。如果能从克里姆林宫脱身顺利约会的话，他又有什么可对尼娜说的呢？

政治局会议照常在早上十点开始，于是助理们的非正式会议八点在奥尼洛娃厅进行。赫鲁晓夫有条新建议让德米卡在非正式会议上对其他助理吹吹风。德米卡也想私下找机会和娜塔亚谈谈。刚走近娜塔亚，叶夫根尼·菲利波夫拿着那天欧洲各国的早报过来了。“这些报纸的头版都是坏消息，”菲利波夫假装悲愤地说，德米卡知道他的心情恰恰相反，“返回船只的照片被当作苏联的可耻屈服。”

看着摊开在廉价桌子上的报纸，德米卡知道菲利波夫不是在夸大其词。

娜塔亚为赫鲁晓夫进行辩护。“他们当然会这么说，”她朝菲利波夫大嚷，“这些报纸都为资本家所有，你难道指望他们赞扬苏联领导人的聪明和智慧吗？你可真是幼稚！”

“你才幼稚吧？英国的《泰晤士报》、意大利的《晚邮报》和巴黎的《世界报》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阅读和信赖的报纸，我们还想把这几张报纸争取到这边来呢。”

尽管不公平，但相对于共产党的出版物而言，人们更愿意相信资产阶级国家的报纸杂志。

娜塔亚说：“我们不可能针对西方报纸的可能反应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

“导弹计划应该是苏联的最高机密，”菲利波夫说，“却被美国人发现了。我们都很清楚谁应该为这项计划的泄密负责。”他针对的是德米卡。“他为什么还能坐在那张桌子后面？他不应该被送去受审吗？”

德米卡说：“也许是军方的保密工作出了岔子。”菲利波夫为国防部长工作。“弄清机密是如何泄露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谁应该遭到审讯。”德米卡知道自己的说服力不足，但却仍然不知道在哪出了岔子。

菲利波夫改变了策略。“在今早的政治局会议上，克格勃的报告将提到美国正在佛罗里达做规模巨大的动员。铁轨上都是载着坦克和火炮的货运列车，哈伦戴尔的赛马场集结着美国的第一装甲兵团，几千个士兵睡在赛马场的看台上。弹药工厂正在不停机地为美国的轰炸机生产打击苏联和古巴军队的弹药。他们还准备了很多汽油弹以——”

娜塔亚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些都是可以预料到的。”

“但如果他们入侵古巴我们该怎么办？”菲利波夫问，“如果只是用常规武器还击的话，我们不可能赢——美国人太强大了。我们要用原子武器反击吗？肯尼迪总统说古巴一旦发射原子弹，他就将毁灭整个苏联。”

“他只是在说说而已。”娜塔亚说。

“看看红军情报机关的报告吧，美国的轰炸机正在苏联上空来回飞行！”他指着天花板，像是一抬头就能看见美国的飞机似的。“我们面对的只可能是两种结果。运气好点的话，在国际上受点羞辱。不幸的话，我们都要挨原子弹的炸了。”

娜塔亚不说话了。桌子旁的助理们都无从知道局势将如何演变。

德米卡却胸有成竹。

“赫鲁晓夫同志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他说。

助理们吃惊地看着他。

德米卡说：“在今早的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将建议和美国讨价还价。”奥尼洛娃厅一片死寂。“我们将拆除安置在古巴的导弹装置——”

他的话被助理们的喘气声、惊叫声和抗议声打断了。德米卡举起只手，让所有人安静下来。

“拆除炸弹以换取我们一直以来想要达到的目的。美国人必须保证不入侵古巴。”

助理们沉静下来，消化这条建议。

娜塔亚很快领会了这条建议。“太了不起了，”她说，“肯尼迪怎么会拒绝呢？拒绝就等于承认自己有入侵第三世界国家的意图。如果那样的话，他将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殖民主义的谴责。世界其他国家会同意苏联的观点，认为古巴的确需要原子武器来保护。”娜塔亚是助理中间最漂亮最聪慧的那个。

菲利波夫说：“如果肯尼迪接受，我们不是就要把导弹带回来了吗？”

“那样的话，导弹就不再需要了，”娜塔亚说，“古巴革命的果实就不会被抹杀。”

菲利波夫还想反驳，但实在找不出反驳的理由。赫鲁晓夫使苏联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地，但他找到个稳妥的办法把苏联解脱出来了。

会议结束以后，德米卡设法截住了娜塔亚。“我想找你谈谈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照会的用词。”他说。

两人走到食堂角落坐了下来。看着娜塔亚的裙子前襟，德米卡想起了她那对乳头坚挺的小乳房。

娜塔亚说：“别这样盯着我看。”

德米卡觉得自己很傻。“我没盯着你。”但这显然不是实话。

娜塔亚没有理会德米卡的辩解：“再这样盯着我的话，连粗心大意的男人都会注意得到的。”

“抱歉，我只是不能克制住自己而已。”德米卡非常沮丧。谈话没有他预料得那样快乐而亲密无间。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情。”娜塔亚的表情很是害怕。

德米卡觉得娜塔亚和前天诱惑他的快乐女孩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我没准备四处宣扬我们做了些什么，但这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吧。”

“我已经结婚了！”

“你想和尼克继续过下去吗？”

“这算是什么问题？”

“你们俩有孩子吗？”

“还没有。”

“结了婚可以离。”

“我丈夫不会同意离婚的。”

德米卡盯着娜塔亚。事情不会就这样完了：即便丈夫不同意，妻子也可以坚持离婚。但他们的讨论其实和法律没有半点关系。娜塔亚似乎非常恐慌。德米卡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诱惑我？”

“我以为我们都快要死了！”

“你现在后悔了吗？”

“我已经结婚了！”娜塔亚再一次这样说。

这不是问题的答案，但德米卡猜测自己无法从娜塔亚那里得到更多什么了。

赫鲁晓夫的另一位助理鲍里斯·科兹洛夫在食堂的另一头叫他：“德米卡，快过来！”

德米卡站起身：“等一会儿能再抽空谈谈吗？”他小声问。

娜塔亚低下头，什么话都没说。

鲍里斯说：“德米卡，我们快走吧！”

德米卡离开了娜塔亚。

政治局一整天都在讨论赫鲁晓夫提出的方案。委员们有许多疑虑。美国人是否会坚持检查发射场验证导弹有没有被拆除？卡斯特罗会接受让美国人检查吗？卡斯特罗能发誓不从例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引进核武器吗？尽管还存在着这么多问题，但德米卡觉得这个方案是和平的最大希望。

开会的时候，德米卡也在想着尼娜和娜塔亚的事情。和娜塔亚谈话之前，他本以为选择哪个女人取决于自己，现在他才意识到这完全是在自欺欺人。

娜塔亚不会离开自己的丈夫。

德米卡意识到不同于尼娜，自己非常迷恋娜塔亚。每当有人敲办公室的门，他就希望出现的人是娜塔亚。他一次次地回想着两人共度的时光，着迷地聆听着她说的每一句话，尤其是那一句：“哦，德米卡，我太喜欢你了。”

喜欢和爱有本质的区别，但之间也相差不大。

但娜塔亚不肯离婚。

德米卡却只想要娜塔亚。

这意味着他必须向尼娜提出分手。德米卡无法与已经在心里退居到第二位的女孩继续交往：这是对尼娜的不忠。瓦伦丁一定会嘲笑他的假道学，但他就是这么实诚。

在娜塔亚不肯离开丈夫的情况下，德米卡只能是孤家寡人了。

今晚他就要和尼娜摊牌。两对年轻人晚上要在女孩们的公寓里见面。他会把尼娜拉到一旁告诉她…可他该说些什么呢？想到实际要说的话时，他觉得这简直难透了。勇敢去面对，他告诉自己：赫鲁晓夫的演讲稿都是你写的，对一个女孩子说什么话难道你还不知道嘛！

我们的关系结束了……我不想再和你见面了……我以为自己爱你，但现在才意识到……和你相处得很愉快……

这些话听起来都非常残忍。找不到不伤害人的话了吗？也许的确找不到。那就说事实好了。我遇见了一个人，我已经爱上她了……

听上去更糟了。

傍晚的时候，赫鲁晓夫决定让政治局全体成员出席晚上莫斯科大剧院美国歌唱家杰罗姆·海因斯主演的最流行的俄罗斯歌剧《鲍里斯·戈多洛夫》，以这样的姿态对其他国家示好。德米卡觉得这个主意很蠢。谁会被如此的伪善之举愚弄啊。但与此同时，他也为推迟了和尼娜的见面而大松了一口气。

德米卡打电话到尼娜的单位，找到正准备下班的尼娜。“晚上不能见面了，”他说，“我要和上司一起去莫斯科大剧院。”

“不能不去吗？”尼娜问。

“你在开玩笑吗？”有任务在身，总书记助理连母亲的葬礼都未必能到场。

“我想见你。”

“今晚恐怕不行。”

“演出结束以后来呢？”

“演出结束就很晚了。”

“无论多晚，到我这来一趟吧。我整晚不睡也会等你过来。”

德米卡很困惑。尼娜不是个这么认死理的人。尼娜和平时完全不一样，语气里充满了急切。“有什么事吗？”

“我有件事要和你谈谈。”

“什么事？”

“晚上我告诉你。”

“现在就告诉我。”

尼娜挂了电话。

德米卡穿上大衣，向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一箭之地的莫斯科大剧院走去。

杰罗姆·海因斯身高近两米，戴着一只顶上有十字架的王冠。演出的场面非常宏大，他那强有力的低音响彻全场，歌声在广阔的剧场里久久地回荡。但德米卡却根本没怎么听穆索尔斯基的歌剧。一整个晚上，德米卡根本没看这出宏大的演出，而是把思绪放在了美国人对赫鲁晓夫和平建议的反馈以及尼娜对自己断绝关系的反应上了。

与赫鲁晓夫道了别之后，德米卡向离剧院一英里左右女孩子们的公寓走去。路上他一直在猜尼娜会对他说什么。也许尼娜想了断两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轻松了。尼娜或许得到了晋升，需要到列宁格勒任职。她也许和他一样遇见了另一个人，觉得对方才是她的真爱。她也可能病了：说不定是得了什么和她无法怀孕的神秘原因有关的绝症。所有这些可能性都能让德米卡从尼娜身边摆脱。德米卡很清楚，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会让他欣喜，甚至包括绝症在内。这让他感到有些羞愧。

不，他想到，我不是真的希望她死。

和电话里说的一样，尼娜正在公寓里等他。

尼娜穿着件绿色的丝绸睡袍，似乎马上要上床一般，但她的头发梳理得非常齐整，还化了点淡妆。尼娜吻了吻德米卡的嘴唇，德米卡带着满心的羞愧回吻了她。他因为享受着这个吻所带来的快感而背叛了娜塔亚，又因为心里想着娜塔亚而背叛了尼娜。双重的负罪感让德米卡感到了一阵肚子疼。

尼娜给德米卡倒了杯啤酒，德米卡一下子饮了半杯，希望啤酒能让自己增加一点勇气。

两人并肩坐在沙发上。德米卡很确定尼娜的睡袍下什么都没穿。德米卡腾起一股欲望，娜塔亚的身影在他心里暗淡下来一点。

“苏联暂时还不会打仗，”德米卡说，“这是我想告诉你的，你想告诉我什么？”

尼娜从德米卡手里拿过啤酒，把啤酒放在咖啡桌上，然后捧起他的手说：“我怀孕了。”

德米卡像是被人扇了个耳光似的，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尼娜，蠢蠢地重复了一遍她的话：“你怀孕了？”

“两个月出头一点。”

“你确定吗？”

“两个多月来我一直没月经。”

“即便如此……”

“你看，”尼娜掀开睡袍露出乳房，“它们比以前更大了。”

尼娜的乳房的确膨胀了些。德米卡感到很失望，但与此同时，又非常想把尼娜的乳房捧在手中。

“乳房有时还会有些疼痛，”尼娜扣上睡袍，但扣得并不是很严，“现在我一点烟都不能抽，一抽烟就会觉得恶心。真该死，我感觉我怀孕了。”

尼娜不可能怀孕。“你不是说……”

“我说我生不了孩子。”尼娜把头扭向一边。“但那是医生告诉我的。”

“你去看过医生了吗？”

“去了，他确证我怀孕了。”

德米卡难以置信地问：“他现在怎么说？”

“他说这是个奇迹。”

“医生才不相信奇迹呢！”

“我原本也这样想。”

德米卡感到一阵晕眩，他努力稳住自己，想把自己拉到现实中来。现在必须实际一些。“你说你不想结婚，我也不怎么想结婚，”他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你必须付我流产的钱。”

德米卡咽下一口口水：“没问题。”莫斯科允许做流产手术，但做手术是要花钱的。德米卡思量着如何能弄到手术的经费。他本打算卖掉摩托车，买一辆旧车。如果过段时间再换车，他就有钱给尼娜做流产手术了。他也许还能从外祖父母那里借点钱来用。“钱的事没问题。”他对尼娜说。

尼娜的口气立刻软了下来。“我们各付一半，怀上这个孩子我也有份。”

说到“孩子”这个词，德米卡的感觉立马变了。他觉得自己动摇起来。他仿佛看见自己抱着个婴儿，看见这个孩子迈出人生的第一步，看见自己教他读书，送他上学。他问尼娜：“你确定要流产吗？”

“你感觉如何呢？”

“我觉得不太舒服。”德米卡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感觉。“我不觉得这是什么罪，或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刚刚正在想你生的那个孩子将会是什么样的。”德米卡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我们可以让人收养这个孩子吗？”

“生下他，然后交给陌生人收养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不想这样。但靠你一人养他确实很难。如果你要养他，我会帮助你的。”

“为什么要这样？”

“那也是我的孩子。”

尼娜握住德米卡的手，“谢谢你说这些。”尼娜突然看上去非常脆弱，德米卡的心猛地一沉。尼娜说：“我们俩彼此相爱，对不对？”

“是的。”这一刻德米卡的确心系着尼娜。娜塔亚的身影逐渐变得依稀而遥远，德米卡的心里只有身边的尼娜——眼前的才是最重要的，德米卡心想，这句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生动。

“我们都会爱这个孩子，不是吗？”

“是的。”

“那我们……”

“但你不是不想结婚嘛。”

“有段时间我确实这么想。”

“有段时间，你用了过去时态。”

“认为无法怀孕时我的确这么想。”

“你改主意了吗？”

“所有的一切都感觉不一样了。”

德米卡完全不知所措。他们在讨论结婚吗？不知该说什么，他只好讲了个笑话。“没有面包和盐，这哪是在求婚啊？”苏联传统的订婚仪式需要交换面包和盐。

让德米卡吃惊的是，尼娜竟然泪如雨下。

德米卡的心融化了，他用胳膊抱住了尼娜。尼娜推挡了一下，但很快就和德米卡抱在一起了。尼娜的眼泪打湿了德米卡的衬衫。德米卡动情地抚摸着尼娜的头发。

尼娜抬起头，让德米卡亲吻。吻了一两分钟以后，尼娜移开脸庞。“即便我变得又胖又丑，你也会爱我吗？”她的睡袍松了，德米卡看到一只软绵的乳房，上面有几颗诱人的雀斑。

“是的，即便你又胖又丑，我也会爱着你。”德米卡不顾一切地说。娜塔亚的影子早就被德米卡忘到一边去了。

尼娜再一次和德米卡接吻。德米卡抓住尼娜的乳房：它们似乎比以前更重了。

再次分开以后，尼娜问德米卡：“你刚开始不是说真的吧？”

“我说了什么？”

“你不是说你不怎么想结婚吗？”

德米卡抓着尼娜的乳房笑了。“是的，”他说，“我的确不是说真的。”

周四下午，乔治·杰克斯谨慎地感到乐观。

局势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但双方都还没有动手。遣返令已经实施，载有导弹的苏联货轮陆续返航，美苏双方没有在公海上大打出手。美国没有入侵古巴，苏联和古巴也没有向美国发射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看来可以避免了。

乐观仅仅维持了一会儿。

鲍比·肯尼迪的助理们在司法部的办公室里有台电视机。下午五点，这些助理们围坐在电视前观看着纽约联合国总部发来的电视直播。电视屏幕中，联合国安理会的二十名代表正围坐在一张马蹄形的桌子旁开会，马蹄的中央坐着带着耳麦的译员。助理和各方的观察员坐在代表们的后面，旁观着两个超级大国面对面的对抗。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光头阿德莱·斯蒂文森。斯蒂文森是个很有见地的光头，曾在1960年竞争过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但被更上镜的杰克·肯尼迪击败。

脸色苍白的苏联代表瓦莱里昂·佐林用一贯低沉的声音否认了原子弹在古巴的存在。

乔治在华盛顿的电视前恼怒地说：“该死的骗子！斯蒂文森应该把照片拿出来。”

“总统已经吩咐斯蒂文森出示照片了。”

“那他为什么不拿出来？”

威尔逊耸了耸肩。“斯蒂文森这种人总觉得自己才知道该怎样做。”

电视屏幕中的斯蒂文森站起身。“我只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他说，“佐林大使，你是不是在否认苏联在古巴配备中远程导弹以及建立导弹发射基地的事实呢？是还是不是？”

乔治说：“阿德莱，干得好。”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轻声赞同。

电视里，斯蒂文森看着马蹄形桌子旁和他只有几个座位之隔的佐林。佐林低着头，不断在笔记上记着些什么。

斯蒂文森不耐烦地说：“别等翻译了——回答是还是不是。”

司法部的助理们欢笑一片。

佐林用俄语作了回答，译员翻译出佐林的回复：“斯蒂文森先生，请继续您的发言。别担心，你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答案的。”

“不要让我等到天寒地冻就好。”斯蒂文森说。

鲍比·肯尼迪的助理们欢呼起来。美国终于在导弹问题上出了口恶气。

斯蒂文森接着又说：“接下来，我准备在这间会议室里出示美国得到的证据。”

乔治一边挥拳一边大声喊：“这就对了！”

“如果容我再发一会儿言的话，”斯蒂文森说，“美方将在会议室后方搭起一个画架，让所有人都看见我们拿到的证据。”

电视镜头对准了五六个穿着西装，正往画架上挂起几张放大照片的人。

“揭穿他的谎言了！”乔治说。

斯蒂文森的嗓音还是那么干巴巴的，但是多了一点侵略性。“第一列照片是在哈瓦那西南圣克里斯托巴尔附近的坎德拉里亚村拍下的。这张是1962年8月末的情况，那时坎德拉里亚还只是个平静的村庄。”

代表、助理和各方的观察员围住画架，试图看清楚斯蒂文森所指的那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是上星期的某一天在坎德拉里亚村拍下的。一些帐篷和车辆出现在这一地区，村里新建了几条岔路，唯一一条大路的路况也改善了不少。”

斯蒂文森停顿了一下，会场上没有任何声音。“第三张照片是在那二十四小时之后拍摄的，同一片区域出现了一个发射中距离导弹的导弹营。”

代表们非常吃惊，发出一阵感叹声。

斯蒂文森继续往下说。与此同时，更多的照片被放上画架。在这之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的否认。此时，他们完全明白了真相。

佐林面如死灰，什么话都没说。

乔治把视线从电视上挪开，看见拉里·马维尼走进办公室。乔治狐疑地看着他，他们唯一一次交谈的时候，拉里对他动怒了。但这次他看上去却很友好。“乔治，你好。”马维尼像是从来没和乔治吵过架一样和他打了声招呼。

乔治不动声色地问：“五角大楼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我来是想告诉你们，我方正要登上一艘苏联货轮，”拉里说，“总统在几分钟前作出了决定。”

乔治的心跳加快了。“真该死，”他说，“我原以为事态要平息下来了呢！”

马维尼说：“总统显然是觉得不检查一艘疑似载有导弹的货轮，遣返令就将会是一纸空文。他已经对五角大楼发火了，因为我们让一艘游轮进入古巴海域。”

“我们将要检查的是怎样的一艘货轮？”

“是黎巴嫩货轮马库拉号，这艘船员都是希腊人的货轮在苏联注册。马库拉号货轮这次从里加出发，表面上运送的是纸张、硫磺和苏联卡车的备用零件。”

“苏联方面才不会把导弹托付给希腊船员呢！”

“如果你说得对，那就不会有麻烦了。”

乔治看了看表。“什么时候开始检查？”

“海面上还很黑，海军的检查将从早上开始。”

拉里离开了司法部。乔治很想知道美方的检查会带来怎样的危险。很难预料检查的风险。如果马库拉号像证件显示的那样清白，也许什么事都不会有。如果与之相反，又将会发生什么？肯尼迪总统又一次作出了生死攸关的决定。

他还引诱了玛丽亚·萨默斯。

乔治对肯尼迪和黑人女孩的婚外情并不是很吃惊。如果传闻属实的话，肯尼迪应该是个对女人很挑剔的总统。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无论年龄、种族、肤色、职业、聪明程度，这位总统都照单全收。

乔治很想知道玛丽亚是否明白自己只是肯尼迪总统这么多女人中间的一分子。

肯尼迪的种族倾向不是很强烈，认为种族问题只是个政治上的议题。虽然他害怕失去选民，不想和珀西·马昆德夫妇合影，但乔治经常见他愉悦地和黑人男女握手，放松地和他们嬉笑聊天。乔治还听说这位总统经常参加一些有各种肤色妓女在场的聚会，但他不知道这些流言是否是事实。

但总统的麻木不仁却使乔治大受刺激。避开所承受的苦难不说，他也不该把玛丽亚一个人丢下。总统应该在流产手术后把玛丽亚送回家，确定玛丽亚平安无事后才驾车离开。打打电话是不够的。身为总统不是逃避的理由。总统的形象一下子在乔治的心里失色了很多。

想着不负责任让女孩怀孕的这类男人时，乔治的生父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乔治非常吃惊。格雷格从来没进过他的办公室。

“乔治，你好。”父亲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他们像没有父子关系似的握了握手。格雷格穿着件细条纹西服，像是夹杂了些开司米毛料，显得有些皱巴巴的。如果买得起这么件西服，乔治心想，我一定会把它熨平。看到格雷格的时候，乔治经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乔治说：“没想到你会来，最近还好吗？”

“我只是路过而已，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吗？”

两人一起前往附近的餐馆。两人都没叫咖啡，格雷格叫了杯茶，乔治要了一瓶带吸管的可乐。坐下以后，乔治说：“不久前有人向我问起过你的事情，一位在新闻办公室工作的女士。”

“她叫什么名字？”

“内莉什么的。让我想想，是内莉·福特吗？”

“内莉·福特汉姆。”格雷格看着远方，表情中露出回忆往事时的怅然。

乔治被逗乐了：“看来她是你的女朋友了。”

“不仅是女朋友，我们都订婚了。”

“但你没有结婚啊！”

“她撕毁了婚约。”

乔治犹豫着是不是要继续问下去。“这和我没关系……但她为什么要撕毁婚约？”

“告诉你也无妨……是因为她发现了你的事情。她说她不想和一个已经建立了家庭的男人结婚。”

乔治很感兴趣。父亲很少说起过去的事情。

格雷格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内莉也许是对的，”他说，“你和你妈妈才是我的家人。但我不能娶你的母亲为妻——从政的人不能有一个黑人妻子。于是我只能选择事业。我不能说，这让我很快活。”

“你从没对我提起过这个。”

“是啊。如果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我永远不会对你说这个。对了，你觉得形势会怎样发展？”

“别这么快转移话题。我问你，你真的打算过娶妈妈吗？”

“十五岁时我真打算娶，这是我那时的头等大事。但我爸爸切断了那段姻缘。十年后我又有了一次机会，但那时我觉得娶个黑人实在太荒唐了。不同肤色的人结成连理在现在的六十年代都受到歧视，更别说四十年代了。我们三个都可能会很可悲。”格雷格的表情十分惨然。“另外，我也没那个胆量——也许那才是我没娶你妈妈的真正原因。好了，跟我说说古巴导弹的事情吧。”

乔治努力把思绪转移到美国面临的导弹危机上来。“一小时前我还以为我们会避免一场大战呢——但一小时前，总统却下令明早拦截和检查一艘苏联货轮。”乔治把马库拉号货轮的事情告诉了格雷格。

格雷格说：“如果没载导弹，那就万事大吉了。”

“是啊。如果没有违禁物品，海军的人上船检查过货物以后，会给船员们发些糖块下船。”

“糖块？”

“每艘被拦截的船都会配发价值二百美元的见面礼——糖块、杂志、廉价打火机什么的。”

“愿上帝保佑美国。只是……”

“但如果船员是苏联军人假扮的，货物又确实是核弹头的话，货轮势必不会停下乖乖接受检查。交火似乎不可避免。”

“我还是让你快点回到工作岗位，去做拯救世界的工作吧。”

他们站起身，离开了咖啡馆。在咖啡馆门口父子俩又一次握了手。格雷格说：“我之所以会过来……”

乔治想知道父亲究竟会说些什么。

“这个周末，我们都有可能会死。在那之前，我有些事想让你知道。”

“我愿意听你讲。”乔治对父亲将要说出的话感到非常好奇。

“我想告诉你，你是上天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哇哦。”乔治平静地说。

“我没有成为你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对你的母亲也不够好……这些你都知道。但乔治，我想让你知道，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我不指望得到你的原谅，但我真的为你而骄傲。”说到这里，他的眼中已经噙满了泪水。

乔治没有预料到父亲竟然会迸发出如此强烈的感情。他被父亲的真情流露惊呆了，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后，他只是说了句：“谢谢你。”

“乔治，再见了。”

“再见。”

“愿上帝保佑你，一直与你同在。”说完这句话，格雷格就转身走开了。

星期五一大早，乔治就去了白宫的军情分析室。

肯尼迪总统上任以后，把西翼地下室的保龄球房改造成了军情分析室。建立军情分析室的官方理由是为了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加快联系速度，但事实却是总统怀疑军方在猪湾事件时对他隐瞒了情报，他不想再给军方向他隐瞒的机会。

这天早上，分析室的墙上挂着古巴全境以及周围海上通道的大比例尺地图，室内的电传机像夏夜知了一样不停地唧唧直叫。五角大楼收到的电报都转到了这台电传机上，通过这台电传机，总统可以收到所有的军方往来信息。货轮的拦截检查由五角大楼的海军指挥室进行调度，但海军指挥室和军舰之间的联络这里都能听到。

军方恨透了这间军情分析室。

乔治坐在廉价餐桌旁不怎么舒服的硬木椅子上，倾听着电传机发出的对话。他仍然在思虑着昨晚和格雷格的交谈。格雷格希望乔治扑进他的怀抱，喊他一声“父亲”吗？也许没有。格雷格似乎满足于自己所扮演的叔叔角色。乔治无意把格雷格从叔叔转变为父亲。二十六岁的他无法把格雷格再视为父亲。但与此同时，他也为格雷格昨晚的倾诉而产生了些许的高兴。我有个爱我的父亲，他心想，这不算是什么坏事。

“约瑟夫·肯尼迪号”军舰黎明时截住了马库拉号货轮。

这是一艘配备了八枚导弹、两个反潜艇火箭发射架、六根鱼雷发射管和一对五英寸炮筒、重量达到二千四百吨的驱逐舰。军舰上还可以发射深水炸弹。

马库拉号货轮马上熄了火，乔治的呼吸平稳了一些。

驱逐舰放下一只小艇，六名海军官兵乘小艇前往马库拉号货轮。海面上波涛汹涌，尽管马库拉号货轮上的船员们扔下一个绳梯，但汹涌的波涛却使美国的海军官兵很难上船。负责这项任务的军官不想因为落水而出丑，但还是瞅准机会跃上绳梯上了船。他的手下们也跟着上了船。

希腊船员给美军官兵端来了咖啡。

希腊船员们毫无戒备地打开舱门，让美国人检查船舱里的货物，这些货物和他们描述得分毫不差。在美方坚持要打开一箱贴有“科学仪器”标贴的物品时，现场的气氛有一些紧张，结果箱子里放的只是些美国每个高中也许都会有的实验物品而已。

美军官兵下了货轮，马库拉号货轮继续向哈瓦那驶去。

乔治打电话给鲍比·肯尼迪报了平安，然后叫了辆出租车。

他让司机把他载到华盛顿最为落后的第五大道和K大道拐角处，那里的汽车展示厅楼上是中央情报局的国家图片分析中心。乔治很想了解图片分析的奥妙，让中央情报局为他做一次情况通报。因为为鲍比工作，中央情报局为他安排了一场情况说明会。经过满是啤酒瓶的人行道，乔治走进一幢没有任何标识的大楼。通过一个安全检查点以后，乔治被特工护送到大楼的第四层。

图片分析师克劳德·亨利带他参观了图片分析中心。亨利一头银发，从二战时就开始分析德国空袭效果航拍照片。

克劳德告诉亨利：“昨天海军派侦察机低空飞越了古巴上空，我们因此有了更清晰更容易分析的航拍照片。”

乔治觉得这些照片同样很难看懂。对他来说克劳德办公室里钉着的这些照片只是些无序排列的不规则形状，和抽象画一样晦涩难懂。“这是苏联的军事基地。”克劳德指着一张照片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

“这里是块足球场。古巴士兵只玩棒球不玩足球。如果是古巴的军事基地，那就只会有棒球场的钻石形场地。”

乔治点点头。这人可真聪明，他在心里赞了一声。

“这是排T-54坦克。”

照片里的坦克在乔治看来只是些黑色的小方块。

“我们的帐篷分析师告诉我，”克劳德说，“这些帐篷是导弹篷。”

“什么是帐篷分析师？”

“就是分析图片中帐篷的专业人员。其实我是个板条箱分析师，我为局里撰写板条箱的分析手册。”

乔治笑了。“你没在跟我开玩笑吧。”

“苏联人用货轮运送战斗机这样的大东西时，必须把战斗机放在甲板上。他们把战斗机装在大的板条箱里，不被外界发现。装运米格15战斗机的板条箱尺寸和装运米格21战斗机的板条箱尺寸就完全不一样。”

“我问你，苏联有同类的专业人员吗？”乔治问克劳德。

“应该没有。你想啊，他们在击落了一架我们的U-2侦察机后，才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带有摄影器材的高空侦察机。可即便是这样，他们还以为自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导弹带进古巴。如果昨天我们不出示照片，他们还一直否认导弹在古巴的存在。尽管苏联人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侦察机和机载摄影器材，但他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可以在高空的平流层看见他们的导弹。综上所述，我认为他们在图片分析学上远远落后于我们。”

“听上去没错。”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的大发现，”克劳德指着照片上一个像是带着鱼鳍的形状说，“我的上司将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个情况通报给总统。这个物体有三十五英尺长，我们叫它克劳夫野战火箭，是一种战场上用的短程火箭炮。”

“是用来对付一旦进攻古巴的美军的吧。”

“是的，设计这种火箭炮的目的是能使它装载核弹头。”

“真该死。”乔治说。

“肯尼迪总统可能也会这样说。”克劳德告诉乔治。

第十八章

星期五晚上，彼得大街威廉姆斯家的收音机开着。这时，全世界的人都开着收音机，恐惧地等待着最新消息的来临。

威廉姆斯家的大厨房有一只松木长桌。加斯帕·默里烤了个面包，这时正在读报。劳埃德·威廉姆斯和黛西·威廉姆斯拿来了所有伦敦的报纸和一些欧洲大陆的报纸。自从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以后，劳埃德议员就致力于各项国际事务。加斯帕读报的目的和劳埃德夫妇大相径庭，他想在新闻行业走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如果第二天星期六的早晨伦敦依然存在的话，市中心将会举行一场抗议游行。加斯帕将作为学生报纸《圣朱利安新闻》的通讯员到场。加斯帕不喜欢追踪新闻：他喜欢撰写长篇的特别报道，就某个现象或事物进行长篇分析，写特别报道的趣味性会更强一些。他希望将来为杂志工作。运气好些的话，他或许还能进电视台呢！

但首先他要成为《圣朱利安新闻》的编辑。如果能成为该报的编辑，他将有一份微薄的收入，并能休学一年，专心于报纸的报道工作。学生报编辑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因为学生报主编多半能在新闻行业找到份理想的工作。加斯帕应征了这个职位，但被萨姆·凯克布莱德击败了。凯克布莱德家在英国的新闻报道界闻名遐迩：萨姆的父亲是《泰晤士报》的副主编，叔叔是英国广播电台深受爱戴的新闻评论员，同在圣朱利安学院的妹妹正在《时尚》杂志实习。加斯帕觉得萨姆是靠凯克布莱德家的名声，而不是靠自己的真实实力赢得了这个职位。

但仅仅有能力在英国是永远不够的。加斯帕的爷爷是位将军，父亲在娶犹太女子前也在军界前途光明，但和犹太人结婚了以后，父亲就在上校的职位上停滞不前了。英国人永远不会原谅打破阶级法则的人，据说美国不存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

伊维·威廉姆斯和加斯帕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伊维正在制作一张上面写着“把手从古巴身上拿开”的标语牌。

伊维不像以前在中学时那样对加斯帕具有吸引力了。加斯帕没有了以往对她的痴情。伊维现在十六岁了，有种苍白的、优雅的美。但在加斯帕看来，伊维太严肃也太专注了一些。和伊维约会的男孩必须和她一样爱憎分明，对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到对动物进行实验的种种不公进行反抗。加斯帕不想投身于这种于己无关的事情，他比较喜欢十三岁时就放浪地把舌头伸进他嘴里，将身体抵在他的勃起上的杜杜·杜瓦。

加斯帕看着伊维把表示解除核武器运动的四臂标志画在“OFF”的字母“O”里。加斯帕说：“看来你们把两个运动的理想都浓缩在一条标语里了。”

“这不是什么理想，”伊维尖刻地说，“如果战争今晚爆发的话，你觉得苏联先会把核弹投向哪儿呢？我告诉你，他们一定会投向英国。英国拥有核武器，因此他们要在进攻美国前先把英国给消灭。他们不会轰炸挪威，葡萄牙，或是任何置身于核军备竞赛之外的国家。任何对英国国防进行理智思考的人都知道核武器保护不了英国——核武器只会让英国陷入危险。”

加斯帕没想到他的话会遭到一通抢白。但这也并不奇怪，伊维对任何事都很认真。

伊维十四岁的弟弟戴夫正在桌子旁制作古巴的微型国旗。他用模具在厚纸上画出条纹，接着用借来的钉枪把条纹钉在国旗状的小张胶合板上。加斯帕很讨厌依靠父母过着优裕生活的戴夫，但他尽量表现出友善：“做了多少面旗子了？”

戴夫说：“三百六十面了。”

“不会是个随机的数字吧？”

“如果今晚没被炸死的话，我准备把这些旗子带到示威现场，以每面六便士的价格卖给游行的参加者。三百六十个六便士相当于一百八十先令，也就是六英镑。有了这些钱，就能买下我想要的吉他音箱。”

戴夫很有生意头脑。加斯帕记得他在学校汇演上摆出的饮料摊，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为了能弄些零花钱手脚麻利地为戴夫打工。可戴夫的功课却很糟，几乎每门课都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劳埃德为此非常生气，因为戴夫在其他方面看上去很聪明。劳埃德总是骂儿子懒，但加斯帕觉得原因不是那么简单。戴夫对所有写在书本上的东西有认知障碍，写下的词语满是拼写错误，甚至把字母写颠倒。戴夫总让加斯帕想起中学时那个不会唱校歌的好友，那家伙总是赶不上同学的调子，赶不上合唱的节奏。和那位同学类似，戴夫必须集中十分注意才能把字母“d”和字母“b”区分开。戴夫想回应父母对他的高期待，却总是让他们失望。

装订六便士国旗的时候，戴夫的思绪显然跑到了别的事情上面。他毫无来由地说了句：“你妈妈和我妈妈认识的时候一定没有什么共同点。”

“是的，”加斯帕说，“黛西·别斯科娃的上一辈是苏联和美国的恶棍，伊娃·洛特曼却来自于柏林的犹太中产医师家庭。我妈妈的父母为了让她逃避纳粹的迫害，把她送到了美国。你们的妈妈接纳了我妈妈。”

以伊娃名字取名的伊维说：“我妈妈的心胸非常宽广。”

加斯帕半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有人能把我送到美国那就太好了。”

“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去？”伊维说。“你可以让美国人不要插手古巴人民的内部事务。”

加斯帕才不管见鬼的古巴人呢。“我没钱去美国。”即便寄住不需要花钱，加斯帕也买不起去美国的机票。

伊维口中心胸宽广的女人走进厨房。四十六岁的黛西·威廉姆斯一头卷发，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依然非常美丽。年轻时的黛西一定是个诱人的女人，加斯帕琢磨着。这天晚上，黛西穿着淡蓝色的裙子和外套，没有戴什么首饰，显得非常朴素。她是为了扮演好政治家妻子的角色而故意不露财，加斯帕讽刺地心想。尽管没有以前那么纤细，但黛西的身材依旧很苗条。想象着黛西裸体的样子，加斯帕觉得她在床上的表现一定比女儿伊维要好。黛西多半和杜杜一样，愿意为男人做任何事。自己竟然对母亲辈的女人产生性幻想，这让加斯帕感到非常吃惊，幸好女人看不透男人在想些什么。

“看到三个小家伙在这儿安静地干活可真是让人安心啊。”黛西怜爱地说。她仍然带有些美国口音，但在伦敦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生活已经让她的口音弱了不少。她吃惊地看着戴夫做的旗帜。“以前你对国际事务可从来没感过兴趣啊！”

“我打算以每面六便士的价格把它们卖出去。”

“我应该猜到这和世界和平完全没关系的！”

“世界和平还是让伊维去维持吧。”

伊维兴奋地说：“必须得有人考虑这方面的事。妈妈，你应该知道，因为美国人的伪善，我们都有可能在游行开始前死去。”

加斯帕看着黛西，但黛西并没有被女儿的话激怒。她已经习惯于伊维这种伤人的道德宣言了。她温和地对女儿说：“美国人也许被古巴拥有导弹的事实吓坏了。”

“那他们也该想想别人的感受，同样把导弹从土耳其撤走啊！”

“我想你是对的，肯尼迪总统把导弹部署在土耳其本身就是个错误。但这其中又有区别。身处欧洲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被铁幕两边的导弹指着，但美国就不一样了，赫鲁晓夫偷运到古巴的导弹完全打破了现状。”

“正义就是正义。”

“现实社会的政治却完全不一样，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过这个道理。戴夫和我父亲非常像，即便面临着战争，也时刻忘不了赚钱。我女儿比较像我的布尔什维克伯伯格雷戈里，一心想着要改变世界。”

伊维抬头看着母亲。“如果他是个布尔什维克，那他确实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

“但是不是让世界变得更好了呢？”

劳埃德走进厨房。和矿工祖上一样，劳埃德个子不高，肩膀很宽。劳埃德的步态常让加斯帕觉得他以前可能是个拳击场上的常胜将军。劳埃德穿着一件略显鱼骨状条纹的黑色西装，胸口的口袋里放着一条白色的亚麻手帕，显得非常老派。伊维和戴夫的父母显然是要去参加某个政治集会。“亲爱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他问黛西。

伊维问：“会议是关于什么的？”

“除了古巴问题，还会有什么呢？”劳埃德回答的时候注意到了桌子上的标语牌。“看来你已经在这件事上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站在哪边一目了然，不是吗？”伊维说，“古巴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吗？”

加斯帕知道父女俩马上就要大吵一架了。在这个家，吵架都是为了政治问题。他不想再听伊维大谈理想，于是打断了伊维和劳埃德的对话，“汉克·雷明顿明天要在特拉法加广场演唱《毒雨》。”本名哈里·雷利的爱尔兰小伙子汉克·雷明顿，是最近炙手可热的流行乐队科尔德的主唱。这首歌是关于核辐射的。

“他棒极了。”伊维说，“特别有思想。”汉克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他来见过我了。”劳埃德说。

伊维的语气马上变了：“你竟然没告诉我！”

“我们今天才见面的。”

“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是个出自工人阶级的天才！”

“他想要你干什么？”

“他想让我站在下议院门前，谴责肯尼迪总统是个战争贩子。”

“你应该这样做！”

“如果工党赢得下次大选会怎么样？下次大选我也许还会当上外交部长呢！我也许会去白宫，请求美国总统支持工党政府的施政纲领，也许要在联合国大会呼吁解决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如果同意了雷明顿的请求，肯尼迪一定会对我耿耿于怀，让我歇到一边去。”

伊维说：“不管怎样，你就是应该发出正义的呼声。”

“骂人战争贩子什么用都帮不上。如果我认为这能解决目前的危机，我会去做的。只是这种伎俩只能玩上一次，我只会在有必胜的把握时才会去玩。”

加斯帕觉得劳埃德是个非常实际的政客，他很赞同劳埃德的做法。

伊维却不赞同。“我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她说。

劳埃德笑了。“我为有你这么个女儿感到自豪。”他说，“希望你能永远坚持自己的信念，但我现在必须去东区向支持者们解释目前的危机了。”

黛西说：“孩子们，再见。”

道完再见以后劳埃德夫妇就离开了。

伊维问：“我和爸爸谁赢了？”

你爸爸轻而易举地辩过了你，加斯帕心想。但他没这么说。

乔治万般忧虑地回到了华盛顿市中心。所有人都是在入侵古巴铁定会赢的前提下工作的。能携载核弹头的短程火箭炮改变了这一切。如果克劳德所说属实的话，美军将在战场上遭遇核武器。也许美军仍将会取得胜利，但过程会更艰难，美军也将付出更大的伤亡。总之，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都以为短程火箭炮的存在而变得不可预知了。

乔治在白宫门前下了出租车。他进入白宫，走到新闻办公室。玛丽亚坐在办公桌前。乔治欣喜地发现，玛丽亚比三天前好了许多。“我很好，谢谢你。”面对乔治的询问玛丽亚这么说。乔治沉重的心放下了些，但还是蒙着层阴影。身体虽然恢复了，但乔治不知道这段秘密的恋情给玛丽亚的精神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乔治无法询问更私密的问题。一个穿着花呢外套的黑人小伙和玛丽亚在一起。“这是路透社的列奥波德·蒙哥马利，”玛丽亚说，“他是来拿新闻稿来的。”

“叫我李就好了。”小伙说。

乔治说：“华盛顿应该没有那么多黑人记者吧。”

“我是唯一一个。”

玛丽亚说：“乔治·杰克斯为鲍比·肯尼迪工作。”

玛丽亚的话引起了李的兴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份很棒的工作，”乔治没有正面回答李的问题，“我主要在民权方面对部长提出些建议，司法部正准备对南方各州禁止黑人参加选举的行动采取法律行动。”

“但我们最需要的是一部新的民权法案啊！”

“说得对，兄弟。我得走了，”乔治转身对玛丽亚说，“很高兴你感觉好些了。”

李说：“如果你去司法部的话，那我和你一起走。”

乔治不想和新闻界的人同行，但是他在李身上找到了一种同在白人圈子打拼的兄弟情谊，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

玛丽亚说：“李，谢谢你能过来。如果对新闻稿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尽管打电话给我。”

“我肯定会的。”

乔治和李离开白宫，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往前走。乔治问李：“新闻稿里写了些什么？”

“尽管洋面上的货轮遭到了遣返，但苏联仍然在古巴快马加鞭地建设导弹发射场。”

乔治联想到了克劳德刚给他看的航拍照片。他很想把这事告诉李，给年轻的黑人兄弟一个抢头条的机会。但他压下了这种冲动，违反安全条例的事情万万不能去做。“我猜也是如此。”他就事论事地说。

李说：“政府似乎什么都没做。”

“你这是什么意思？”

“检查显然没起什么效果，总统也没采取其他任何措施。”

乔治被刺痛了。尽管只是助理，但他也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李的批评在他看来很不公正。“总统在周一的电视演讲里说检查只是一个开始。”

“那他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吗？”

“他的演讲明显有这个意思。”

“会是什么样的行动？”

乔治被李的坚持不懈逗乐了。“你就等着瞧吧。”他对李说。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司法部长正在发脾气。鲍比不会骂人，不会扔东西，只会瞪起他那双令人害怕的蓝色眼睛。他的愤怒冰冷又带有些残忍。

“他在对谁发火？”乔治问丹尼斯·威尔逊。

“蒂姆·泰德尔。蒂姆派了三组每组六个人的渗透小队进入古巴。还有几个小组正在等待进入古巴的命令。”

“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谁让中央情报局这样做的？”

“这是猫鼬行动的一部分，显然没人告诉他猫鼬行动已经停止了。”

“他们也许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所以鲍比才会如此生气。渗透小组派了两个人去炸掉铜矿——很不幸，这两个人目前处于失联状态。”

“这两个家伙可能被投入古巴的监狱，在苏联人的审问下勾绘迈阿密中央情报局分部的楼层平面图。”

“是的，很有这个可能。”

“在这个时间点上做这种事实在太蠢了，”乔治说，“古巴正在准备打场战争。卡斯特罗的安全戒备本来就很严，现在他的戒备等级一定更高了。”

“是啊。鲍比正要去五角大楼参加有关猫鼬行动的会议。我希望他给泰德尔一点苦头尝尝。”

乔治没跟鲍比一起去五角大楼。他仍然不在有关猫鼬行动的会议的受邀之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让他有点释然：伊萨贝拉之行让他知道猫鼬行动根本就是在犯罪，他不想和这类行动扯上半点关系。

他坐在桌前，却发现自己很难集中起注意力。民权运动的意义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这周没人会考虑要为黑人争取平等。

乔治觉得危机超出了肯尼迪总统的掌控范围。违背自己的判断，总统命令海军登上马库拉号货轮进行检查。这次检查平安无事，但下次会怎么样呢？美军也许会入侵古巴，但如果古巴人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话，美军付出的代价势必会很高昂。中央情报局的玩火更是加剧了美国所承受的风险。

所有人都想尽快把事态冷却下来，但火上浇油的事却在不断发生，形势正在往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方向不断加剧。

傍晚的时候，鲍比手拿着一份通讯社报道从五角大楼回来了。“这是什么狗屁玩意儿啊？”他问助理们。接着他开始读起了报道：“为应对古巴导弹发射基地的加速兴建，肯尼迪总统很快会展开新的行动——”他举着手，竖起手指，“援引司法部长身边人的说法。”鲍比环顾着所有的助理，“谁嚼的舌头？”

乔治骂了句：“哦，真该死！”

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乔治。

鲍比问：“乔治，有什么要说的吗？”

乔治想挖条地缝钻进去。“抱歉，”他说，“我只是引用了总统的演讲，说对货轮的检查还只是个开始。”

“不能对记者说这种话！你的话给了他一个编故事的依据！”

“老大，我现在知道了。”

“所有人都在灭火的时候，你却在那里火上浇油。记者们接下来就要写总统正在盘算什么行动了。如果总统什么都不做，他们又会说他犹豫不决。”

“先生，我知道我错了。”

“你为什么要和他说这些？”

“有人在白宫介绍这位记者给我认识，我和他从白宫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一直走到了司法部大楼。”

丹尼斯·威尔逊问鲍比：“是路透社的报道吗？”

“是的，为什么这样问？”

“报道可能是李·蒙哥马利撰写的。”

乔治在心里哀号一声。他知道将要会面临何种局面。威尔逊显然想让他显得更为不堪。

鲍比问：“丹尼斯，你为何这样讲？”

威尔逊犹豫了一下，乔治干脆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蒙哥马利是个黑人。”

鲍比问：“乔治，这是你对他开口的原因吗？”

“我只是不想对他过于粗鲁。”

“对他或者那些想从你这里套出消息的记者，无论白人黑人，下次你就是要表现得粗鲁一点。”

听到“下次”这个词，乔治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他不会被解雇。“谢谢你，”他说，“我一定牢记。”

“你最好给我长点心。”说完鲍比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又被你逃过去一次，”威尔逊对乔治说，“你这个幸运的浑蛋。”

乔治讽刺地回了句，“威尔逊，谢谢你的帮忙。”

助理们重新埋头于各自的工作。乔治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本已经十分焦灼的形势上添了把油。

乔治万分沮丧的时候，总机给他转来一个亚特兰大打来的长途电话。“乔治，我是维雷娜·马昆德。”

维雷娜的声音让乔治振作起来。“你怎么样？”

“我很担心。”

“全世界的人都和你一样。”

“金博士让我打电话给你，问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知道得不比你们更多，”鲍比的责备让他多了个心眼，“报纸上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写出来了。”

“我们真的会入侵古巴吗？”

“这个你得问总统去。”

“会爆发核武战争吗？”

“这连总统都不知道。”

“乔治，我想你。我希望能和你坐下来好好谈谈。”

维雷娜的话让乔治很是吃惊。他和维雷娜在哈佛并不熟，而且已经有半年没见到她了。维雷娜应该没有到想他的程度。乔治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维雷娜问：“我该怎么对金博士说呢？”

“告诉他……”乔治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他想着肯尼迪总统周围的那些人：希望打上一仗的将军们，梦想成为孤胆英雄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以及把总统的谨慎斥责为迟钝的记者们。“告诉他美国由最聪明的人在掌权，我们无法期待更多的了。”

“好的。”说完维雷娜便挂上了电话。

乔治自问相信不相信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他想因为玛丽亚的遭遇痛恨肯尼迪总统，但谁能比总统更好地处理目前的危机呢？乔治想不到还有什么人具有肯尼迪总统的勇气、智慧、坚忍和沉着。

天快黑的时候，威尔逊接了个电话以后对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说：“赫鲁晓夫来了封信，信是从国务院转来的。”

有人问：“信上说了些什么？”

“只知道了部分内容，”威尔逊看着笔记说，“我们还没拿到这封信的完整内容。‘你对我们发出了战争威胁，但你应该很清楚美国至少也会和我们承受相同的后果……’赫鲁晓夫的信是在华盛顿时间上午十点前递交给美国大使馆的。”

乔治说：“十点？现在都晚上六点了，怎么要这么长时间啊！”

威尔逊像是教导入门者一样倨傲。“我们在莫斯科的同事必须在翻译、解密、加密后再把信的内容发到华盛顿，国务院收到信以后再派人解密和打印。在总统看到信以前白宫还会有人对信逐字逐句的核对三次，这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谢谢你的解释。”乔治说。威尔逊是个自以为是的浑蛋，但懂的却真不少。

第二天就是周末，但办公室没一个人回家。

赫鲁晓夫信件的内容断断续续地发到了司法部的办公室。和预想的一样，最重要的最后才来。如果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的话，赫鲁晓夫在信中写道：“苏联的军事顾问就没有在古巴存在的必要了。”

赫鲁晓夫提出的妥协性方案对美国来说应该算是个好消息。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苏联大约会从古巴撤走所有的核武器。不撤走核武器等于没做出任何让步。

但美国会保证不入侵古巴吗？肯尼迪总统会希望缚住自己的手脚吗？乔治觉得总统肯定不愿放弃除掉卡斯特罗的任何一丝希望。

世界各国对这种交易会如何反应？他们会觉得这是赫鲁晓夫在外交上耍的诡计还是肯尼迪强权打击获得的胜利呢？

乔治完全不知道这事是好是坏。

拉里·马维尼把没有多少头发的头伸进办公室。“古巴已经有短程原子武器了。”他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乔治说，“是中央情报局昨天发现的。”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拥有同样的武器。”拉里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入侵古巴的军队必须同样配备这种武器。”

“这是必须的吗？”

“当然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正要求对参战军队配备上同样的武器，你难道想把装备比敌人差的部队送上战场吗？”

乔治知道拉里说得没错，但这只会带来更为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们只要和古巴开战就会是核战争了。”

“是的。”说完拉里便离开了。

离开司法部大楼以后，乔治去了一次母亲家。杰姬做了咖啡，在儿子面前放上一碟饼干。乔治没去拿饼干。“昨天我见到格雷格了。”他告诉母亲。

“他怎么样？”

“和以前一样。只是…只是告诉我我是上帝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哼！”杰姬用轻蔑的语气说，“他怎么想起说这种话了？”

“他想让我知道他很为我骄傲。”

“很好，那个男人身上还是有些优点的。”

“你有多长时间没见列夫和玛伽了？”

杰姬疑惑地眯起眼睛。“你这算什么问题啊？”

“我看你和玛伽奶奶相处得还不错。”

“那是因为她爱你。如果有人爱你的孩子，你会打心眼里高兴。等有了孩子以后你就知道了。”

“自从一年前的哈佛毕业典礼以后你们就没见过面了是吗？”

“是的。”

“你周末不上班吧？”

“现在周六周日俱乐部都休息。你小时候我周末必须请假照顾你。”

“第一夫人已经把卡罗琳和小约翰带到乡间别墅去了。”

“我还以为你要让我去弗吉尼亚的乡间别墅骑几天马呢！”

“你可以去布法罗见玛伽和列夫。”

“去布法罗过周末吗？”杰姬难以置信地问，“孩子，你要我周六都在去的火车上，周日都在回来的火车上吗？”

“你可以坐飞机去。”

“我没钱买飞机票。”

“我可以给你买飞机票。”

“老天，”杰姬说，“你觉得苏联这周末会轰炸美国吗？”

“事态还没如此紧张。你还是去一次布法罗吧。”

杰姬喝完咖啡，起身走到水槽前洗了杯子。过了一会儿，杰姬问：“那你呢？”

“我必须留在这儿，尽一切努力不让战争发生。”

杰姬果断地摇了摇头。“我不去布法罗。”

“妈妈，你走的话，我就安心了。”

“想安心的话，对上帝祷告就行了。”

“知道阿拉伯人是怎么说的吗？‘既要相信安拉，但也要把骆驼系好。’你去布法罗的话，我照样会祷告的。”

“你怎么知道苏联人不会轰炸布法罗？”

“我无法确定。但我知道布法罗是二类目标。古巴也许不会把布法罗列入炸弹轰炸的范围。”

“作为一个律师，这样的论点可站不住脚啊！”

“妈妈，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杰姬说，“乔治，你是个为母亲着想的好儿子。但你听我说，从十六岁起我就把心思放在你身上。如果我的努力都在核战争中毁于一旦，那我也不想继续活下去了。我会和你一起待在华盛顿。”

“我们要么一起活下来，要么一起死去。”

“耶和华所赐予的一切都将被收回，”杰姬引用《圣经》里的话说，“让我们以耶和华的名义祈祷吧。”

据德米卡在军队里的舅舅沃洛佳所述，美国有超过二百枚能投到苏联国境的原子弹。沃洛佳说，美国人认为苏联掌握了一百多枚同样的洲际导弹。实际上苏联拥有的同类导弹精确地来说只有四十二枚。

而且其中有些已经不能用了。

美国没有立即回复苏联的折中方案，赫鲁晓夫只能让年代更久远性能更不可靠的导弹做好发射准备。

周六一大早，德米卡打电话给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拜科努尔导弹试验场。那里有两枚五年前曾将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送入太空的双引擎R-7火箭。它们正准备进行火星探测任务。

德米卡叫停了火星探测。R-7火箭装上核弹头就成了洲际导弹。这两枚双引擎火箭也是苏联四十二颗州际导弹的一个组成部分。相比于火星探测，它们更应当用在将会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

德米卡命令科学家为火箭装上核弹头，并为火箭加满油。

发射准备需要进行小时。R-7火箭使用一种很不稳定，二十四小时之后就会挥发的液体推进剂。如果这周末不用的话，它们就再也用不上了。

火箭常会发生事故，在发射时爆炸。如果不爆炸的话，它们可以飞到芝加哥，对芝加哥进行轰炸。

每枚火箭都会装上二百八十万吨炸药。

根据德米卡的计算，一枚火箭所携带的炸药可以炸平芝加哥市中心从湖滨到橡树公园七英里间的土地。

确定基地指挥官理解了他的命令以后，德米卡上床睡觉去了。

第十九章

德米卡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的心狂跳个不停：战争开始了吗？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可活？他拿起听筒，听筒里传来娜塔亚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娜塔亚先讲了刚得到的情报：“佩利耶夫将军来了份电报。”

佩利耶夫将军是驻古巴的红军司令。

“什么？”德米卡问，“电报里说了些什么？”

“他们认为美军在古巴的黎明时分就会发起进攻。”

莫斯科天还黑着。德米卡打开床头灯，看了看表。已经早晨八点了：他应该在克里姆林宫才对。不过古巴离天亮还有五个半小时。他的心跳稍稍放缓了一些。“他们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重点。”娜塔亚不耐烦地说。

“那什么才是重点？”

“我给你读信里的最后一句。‘如果美军轰炸我方的军用设施，我们将动用所有的防空手段。’他们将会使用核武器。”

“没有我们的允许，他们不能这样干。”

“白纸黑字写在上面，这就是他们的作战方案。”

“马林诺夫斯基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干的。”

“别把指望放在马林诺夫斯基身上。”

德米卡愤愤地骂了两声。有时军方似乎就想采用核灭绝政策。“我们在食堂碰个头。”

“给我半小时，我马上就来。”

德米卡匆匆洗了个澡。母亲问他要不要吃早饭，他拒绝了，安雅只好让他随身带了块黑面包。“别忘了今天为外公办的聚会。”安雅说。

这天是格雷戈里的生日——格雷戈里已经七十四岁了。家里将举行一场隆重的午宴。德米卡答应带上尼娜。德米卡和尼娜想在晚宴上宣布订婚，让老人们大吃一惊。

如果美国进攻古巴的话，就不会有什么生日宴了。

德米卡正准备走，安雅拦住了他。“跟我说实话，”她说，“会发生些什么？”

德米卡用胳膊抱住母亲。“对不起，妈妈，我不知道。”

“你妹妹就在古巴。”

“我知道。”

“她就在战斗的第一线。”

“妈妈，美国人拥有洲际导弹，我们也在第一线。”

安雅抱了抱儿子，然后转身进屋了。

德米卡骑摩托去了克里姆林宫。他走进政治局大楼，发现娜塔亚正在食堂里等着他。和德米卡一样，娜塔亚也是匆匆赶来的，衣服看上去有几分凌乱。她散乱的头发披在脸上，让德米卡觉得特别美。不能产生这样的想法，他告诫自己：我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娶尼娜为妻，和尼娜一起养育我们的孩子。

他很想知道如果把这话告诉娜塔亚的话，她会如何反应。

现在可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拿出母亲给他带的黑面包。“有茶就好了。”他说。餐厅开着门，但这时不营业。

“我听说美国的餐厅全天都营业，而不只是在员工自己想上班的时候营业，”娜塔亚说，“你觉得这是事实吗？”

“也许只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德米卡一边说，一边坐了下来。

“我们起草个给佩利耶夫的回复吧。”娜塔亚打开笔记本。

德米卡边嚼黑面包边说：“政治局严令禁止佩利耶夫在莫斯科没有特别命令的情况下动用核武器。”

“禁止他在火箭上装入核弹头，这样核武器就不会误发了。”

“这主意不错。”

叶夫根尼·菲利波夫走进食堂。他穿着件棕色毛衣，毛衣外面披着件灰色的大衣。德米卡说：“早上好，菲利波夫，你是来向我道歉的吗？”

“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你责怪我泄露了古巴导弹的机密，甚至说我应该为此而被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导弹是被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飞机拍到了。你应该为此向我进行诚恳的道歉。”

“别荒唐了，”菲利波夫脸红了，“那么高的地方根本拍不清导弹那样的小东西。你们俩在密谋些什么？”

娜塔亚说了实话。“我们在讨论今早佩利耶夫发来的电报。”

“我已经跟马林诺夫斯基说过这件事了，”菲利波夫是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的助理，“他同意佩利耶夫的意见。”

德米卡吓坏了：“佩利耶夫不能自说自话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才不是战争的发起者呢，他是在保护我们的部队不受美国的侵犯。”

“给他的回复不能由国防部说了算。”

“也许没时间再进行讨论了。”

“与其发动核战，佩利耶夫更应该争取时间。”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我们必须保护苏联在古巴的武器。没有了那些武器，苏联的自卫能力会被极大的削弱。”

德米卡没想到这一层。苏联很大一部分的核武器现在存放在古巴。如果这些价值连城的武器被一扫而光的话，苏联将受到极大的削弱。

“不对，”娜塔亚说，“我们的整体战略应当建立在不使用核武器上面。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拿美国的兵工厂做对比，苏联的核武器实在是太少了。”她把身体前倾在餐桌上。“叶夫根尼，你听我说，如果爆发全面核战争的话，赢的将会是他们。”说完她把身体放松下来。“我们可以拿原子弹自夸，可以用原子弹进行威胁，但千万不能动用原子弹。对苏联来说，和美国互扔原子弹无异于自杀。”

“国防部可不这么看。”

娜塔亚犹豫了。“你这么说好像已经作出了决定似的。”

“是的，马林诺夫斯基将军已经批准了佩利耶夫的提议。”

德米卡说：“赫鲁晓夫一定很不高兴。”

“你错了，”菲利波夫说，“他也同意了。”

由于昨天睡得很晚，德米卡错过了清晨的早会。德米卡意识到这对自己非常不利。他站起身，“我们走。”他对娜塔亚说。

两人离开了食堂。等电梯的时候，德米卡说：“我们必须改变这个决定。”

“我敢肯定柯西金想在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对的。”

“你干脆把我们拟定的回复交给柯西金，让他带去会议现场吧。我去试着软化一下赫鲁晓夫的态度。”

“就这么办。”

两人分开后，德米卡去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总书记正在阅读西方报纸的翻译稿，翻译稿被别针别在报纸的原文上。“你看过沃尔特·李普曼的文章了吗？”

李普曼是美国持自由派立场的专栏作家，据说和肯尼迪总统走得很近。

“没看。”德米卡还没拿到报纸呢！

“李普曼建议和我们做交易：我们从古巴撤出导弹，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这是肯尼迪传达给我的信息。”

“李普曼只是个记者——”

“不，他是总统的传声筒。”

德米卡认为美国不会那样进行外交工作，但他什么话都没说。

赫鲁晓夫说：“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提出这种交易，肯尼迪肯定会接受的。”

“但我们已经要求美国发誓不入侵古巴了啊！”

“那就让肯尼迪慢慢猜测我们的意图吧。”

我们当然要让肯尼迪摸不着头脑，德米卡心想。但在他看来，赫鲁晓夫的做法未免太过死板了一些。这只能让美国应对得更加从容。

德米卡换了个话题。“政治局会议上会谈到佩利耶夫的问题。我们真要把核武器的开火权——”

“别担心，”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美国人现在不会动手。他们甚至去找了联合国秘书长。他们希望和平。”

“当然，”德米卡谦恭地说，“您每次都能料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是的，是的。”

几分钟后，苏联的领导人们齐集在墙上装着护墙板的政治局会议室里。会议刚开始赫鲁晓夫就大谈了一阵子，他说美国人已经错过了进攻的最佳时机。接着他抛出了李普曼的建议。委员们对李普曼的建议不是很感冒，但没人提出反对。大多数人知道赫鲁晓夫有着自己的外交风格。

赫鲁晓夫对新冒出来的这个念头感到非常兴奋，又在会上宣读了他给肯尼迪总统写的信。在兴头上，他下令莫斯科电台播出这封信。这样一来，美国大使馆就不需要花时间加密解密，可以直接把信送往华盛顿了。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柯西金提出了佩利耶夫的问题。他说核武器的控制权必须保留在莫斯科，然后朗读了德米卡和娜塔亚草拟的那封回函。

“很好，就这样发电报给他。”赫鲁晓夫不耐烦地说。德米卡的呼吸轻松了一些。

一小时以后，德米卡和尼娜上了政府公寓的电梯。“我们试着把面临的灾难放在一边，”德米卡对尼娜说，“既然给外公过生日，我们就别再谈古巴，好好享受享受吧。”

“我也是这个意思。”尼娜说。

德米卡和尼娜去了外祖父母所住的公寓。穿着红裙子的卡捷琳娜为他们开了门。德米卡吃惊地发现外婆竟然穿着齐膝短裙，是西方最近时髦的款式，双腿仍然很苗条。因为格雷戈里是外交官，卡捷琳娜穿着比大多数苏联女人都更为时髦。

卡捷琳娜用老人毫无歉意的好奇目光上下打量着尼娜。“你看起来很不错。”德米卡很想知道外婆的声音听上去为何会有点怪异。

尼娜接受了卡捷琳娜的恭维。“谢谢您，您看上去也同样很好。我很想知道，您这条裙子是哪里买的？”

卡捷琳娜把他们带进客厅。德米卡回忆起孩提时来这儿的情形，那时卡捷琳娜总会给他一块苏联传统的苹果糖。他流出了口水：现在来块糖该多好啊。

穿着高跟鞋的外婆看上去有点站不稳。虽然电视关着，但和以往一样，外公还是坐在正对电视的安乐椅上。他已经打开了一瓶伏特加，也许这才是外婆站不稳的原因吧。

“外公，生日快乐。”德米卡说。

“来喝上一杯。”格雷戈里说。

德米卡不能喝太多酒。喝醉的话，赫鲁晓夫找他他就不能工作了。德米卡和外公碰了碰杯，然后把酒杯放到外公够不到的地方，以防外公再次把酒添满。

德米卡的妈妈已经在厨房里给卡捷琳娜帮忙了。安雅拿着一盘涂了红鱼子酱的饼干走出厨房。安雅没有继承卡捷琳娜的时髦。无论穿什么衣服，她总是显得矮胖而臃肿。

安雅吻了吻尼娜。

门铃响了。沃洛佳舅舅带着全家进了门。沃洛佳四十八岁，一头的短发已经灰白了。沃洛佳穿着部队里的制服：他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总部召回执行任务。卓娅舅妈跟在沃洛佳舅舅身后，卓娅舅妈尽管已经快五十了，但仍然比大多数姑娘还要美。跟在沃洛佳夫妇后面的是德米卡的表弟表妹科特亚和加琳娜。

德米卡向他们介绍了尼娜。沃洛佳和卓娅热情地和尼娜打了招呼。

“人都到了！”卡捷琳娜说。

德米卡看了看全家人：创立这个家族的外祖父母；朴素的妈妈和一双蓝色眼睛的英俊舅舅；漂亮的舅妈和活泼的表弟表妹；还有自己要娶的这个丰满动人的女子。他们都是他的家人。如果恐惧成真的话，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这个部分就将会失去。他们住在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一英里的地方。如果美国今晚向莫斯科投射核武器，明早这间公寓里的人都将会死去。尸体呈焦黑色，四肢七零八落。唯一让他好过一点的是他不用为亲人们哀悼，因为他将和他们一同死去。

家人们为格雷戈里的生日而干杯。

“如果列夫小弟也在那该多好啊。”格雷戈里说。

“还有坦尼娅。”安雅说。

沃洛佳说：“列夫·别斯科夫也都七十六岁了，他在美国有很多钱，是个百万富翁。”

“不知道他在美国是否有了孙辈。”

“他的孙辈不在美国。”沃洛佳说。德米卡知道，红军的情报部门很容易查到这类情报。“列夫的非婚生子格雷格参议员是个单身汉，他在伦敦的女儿生了一儿一女，和科特亚、加琳娜的年纪差不多大。”

“我是两个英国小孩的姑爷爷了，”格雷戈里喜悦地说，“他们是叫珍和比尔吗？”一家人都被老爷子的奇怪发音逗笑了。

“两个孩子叫戴维和伊维。”沃洛佳说。

“你们也许知道，原本该是我到美国去的，”格雷戈里说，“但在船快开的时候我把船票给了列夫。”格雷戈里开始了回忆。家人们都听格雷戈里说过这件事，但他们又听了一遍，过生日就让老爷子开开心吧。

过了一会，沃洛佳把德米卡拉到一边问：“今天早晨的政治局会议怎么样？”

“会议下了指示，没有克里姆林宫的指示，佩利耶夫绝不能动用原子武器。”

沃洛佳轻蔑地咕哝着：“纯属浪费时间。”

德米卡很吃惊。“为什么这样说？”

“这种命令一点用都没有。”

“你是说佩利耶夫会违抗军令吗？”

“任何一个军官都会那样做。你没打过仗不是吗？”沃洛佳用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探究地看着外甥。“为了活下去而打仗的时候，你会用上一切可以保护自己的武器。这是人类无法违背的本能。如果美国人真的入侵古巴的话，无论莫斯科下了什么命令，那里的军队都会把能用上的炸弹投向他们。”

“妈的。”德米卡骂了句。如果沃洛佳说得没错的话，早晨的所有努力就白费了。

外公的回忆告一段落。尼娜捅了捅德米卡的手臂。“现在这个时候正好。”

德米卡大声说：“在庆祝外公过生日的这个时刻，我有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请大家安静一点。”等到表弟表妹不再吵吵他才开始说。“我向尼娜求了婚，她已经同意了。”

家人们都欢呼起来。

酒杯里又倒上了伏特加，但德米卡没有喝。

安雅亲了亲德米卡。“儿子，干得好，”她说，“在遇见你之前，她还不想结婚呢！”

“也许我就要有曾孙了。”格雷戈里开怀地对尼娜笑了。

沃洛佳说：“爸爸，别让可怜的女孩难堪了。”

“怎么会难堪呢？我和尼娜都已经是朋友了。”

“别担心，”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卡捷琳娜说，“她已经有了。”

沃洛佳抗议道：“妈妈。”

卡捷琳娜耸耸肩：“女人就是能看出来。”

德米卡这时才明白过来，这就是进屋时外婆一个劲看着尼娜的原因。他看见沃洛佳和卓娅在使眼色：沃洛佳扬起眉毛，卓娅轻轻地点了点头，沃洛佳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

安雅像是惊呆了。她问尼娜：“你不是说……”

德米卡说：“当时是那么说的。我们都以为尼娜不会有孩子了。但医生有时也会犯错误。”

格雷戈里又举起一杯酒。“让我们为犯错误的医生干杯。我希望是个男孩——能传承别斯科夫-德沃尔金家族血脉的男孩。”

尼娜笑了。“格雷戈里爷爷，我会尽力的。”

安雅看起来仍然困惑：“医生怎么会犯错呢？”

“医生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犯错，”尼娜说，“他们说这是个奇迹。”

“能活着看到曾孙该多好啊，”格雷戈里说，“让该死的美国人都下地狱去吧。”

十六岁的科特亚问：“美国的导弹为什么比我们多？”

卓娅回答说：“四十年代我们这批科学家开始研究原子能的时候，我们告诉政府原子能可以用来制造武器，但斯大林不相信我们。于是西方就领先了。这就是政府不接受科学家建议的恶果。”

沃洛佳连忙说：“千万别把你妈妈的话传到学校里去！”

安雅说：“怕什么？斯大林杀了苏联的一半人，赫鲁晓夫要把另一半全都给杀光。”

“安雅，别在孩子面前说这种话。”沃洛佳发脾气了。

“我想坦尼娅，”安雅没有理会哥哥的抱怨，“坦尼娅正在古巴手足无措地等着美国人的入侵呢。”她哭起来。“真希望在我们死以前，看一眼我那可爱的小姑娘，”泪水沿着她的双颊往下淌，“能再看上一眼也好。”

周六早晨，美国做好了全面入侵古巴的准备。

拉里·马维尼把白宫地下军情分析室的情况告诉了乔治。肯尼迪总统将军情分析室称之为猪窝，因为他觉得这里很拥挤。只有一直住大房子的人才会这么说：军情分析室比乔治的公寓要大上一些。

根据马维尼的说法，空军在五个基地准备了五百七十六架战斗机，随时准备把古巴炸成一片焦土。陆军调集了十五万人进行空袭后的登陆。海军的二十六艘巡洋舰和三艘航空母舰在古巴附近的海面上巡航。马维尼的语气很自豪，好像这都是他的个人功劳似的。

在乔治看来，马维尼过于自信了。“这些准备完全抵挡不了原子弹的袭击。”他说。

“幸好我们有自己的原子弹。”马维尼说。

这话实在轻巧，好像有了原子弹，美国就不会受到别国原子弹的袭击似的。

“美国如何才能发射原子弹？”乔治问，“我想问的是，总统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才能发射原子弹？”

“总统必须打电话给五角大楼的联合作战室。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电话有个红色按钮，按下这个按钮，电话就会直接打到联合作战室。”

“他会怎么说？”

“总统有个包含了一组密码的黑色皮包，他会把密码报到联合作战室。总统到哪儿都会带着这个皮包。”

“然后呢？”

“接下来完全是自动的。按钮一按，联合作战计划就启动了。携带三千多枚核弹头的战斗机和导弹将立即启动，直扑社会主义国家的千余个目标。”马维尼做了个扫空一切的手势，“把它们统统炸平。”他像是很解气地说。

乔治完全不买账。“他们也能炸平美国的城市。”

马维尼很生气。“听着，如果先展开攻击，我们就能在对方的战斗机和导弹离地之前摧毁他们的绝大部分战斗力。”

“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不会挑起战争。我们更不想挑起伤亡百万的核战争。”

“那是你们搞政治的人的事情。对军人来说，谁先出手谁就会占优。”

“即便率先出手，我们也只能摧毁对方的大部分武器，这点你不也承认吗？”

“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也就是说，即便经过再周密的计算，美国还是有可能遭到核武器的攻击。”

“战争不是野餐会。”马维尼生气地说。

“如果不打仗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办野餐会。”

马维尼看了看表。“十点要开安全理事会 【22】 的会议。”他说。

他们离开战情分析室，去了楼上的内阁会议室。总统的高级顾问和他们的助理已经齐集于此。肯尼迪总统十点刚过走进这间会议室。这是玛丽亚流产后乔治第一次见到总统。乔治用全新的目光审视着这位总统。这位穿黑西装的中年总统玩弄了一个年轻姑娘，却让年轻姑娘独自去诊所流产。一时间乔治觉得又恨又怒，连杀了杰克·肯尼迪的心思都有。

但总统不像是个恶魔。这位四十出头的总统肩负着保卫世界和平的重任。乔治违心地对总统产生了几分同情。

和以往一样，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考恩用情况简报开启了会议。尽管嗓音还是那么催眠，但令人恐惧的情报却使每个人都警醒万分。五个中程导弹发射基地已经在古巴投入了运作。每个基地配备了四枚核弹头。也就是说，古巴导弹发射基地的二十枚核弹头正瞄准着美国，随时都可以发射。

至少有一枚正瞄准着白宫。一想到这个事实，乔治就肚子抽紧，感到毛骨悚然。

麦考恩建议昼夜不断地对发射基地进行监视。海军的八架飞机正准备从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启航，低空飞越古巴的导弹发射场。另八架飞机准备下午进行同样的巡航。天黑以后，这八架飞机将再次前往古巴，向导弹发射场投放照明弹。与此同时，U-2高空侦察机将继续执行它们的高空侦察任务。

乔治不知道这么做有何意义。巡航可以侦查到发射前的准备活动，但即便侦察到了什么，美国也无计可施。就算美国轰炸机马上升空，他们也无法在导弹发射前赶到古巴。

其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苏联红军在古巴除了核导弹以外，还拥有旨在击落战斗机的地对空萨姆导弹。根据麦考恩的报告，所有二十四枚萨姆导弹都做好了发射准备，它们配备的雷达系统都已经打开了。因此，飞越古巴上空的战斗机和侦察机都会受到追踪，被定为攻击目标。

一位助理带着电传机上撕下的一长条纸走进会议室。他把纸交给了肯尼迪总统。“这是莫斯科美联社记者站发来的消息，”说完总统把纸上的消息大声念了出来，“赫鲁晓夫总书记告诉肯尼迪总统，如果美国从土耳其撤出火箭，苏联就将从古巴撤出所有进攻性武器。”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说：“他才不会呢！”

乔治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吃惊。昨天赫鲁晓夫的信要求美国别入侵古巴，信里没有提到土耳其。是美联社犯了错？还是赫鲁晓夫又玩出了他常有的那些鬼把戏呢？

总统说：“他也许又发了一封信。”

这话没错。很快进一步的消息就使形势明朗化了。赫鲁晓夫提了一项全新的提议，并通过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这项提议。

“他把我们置于了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上，”肯尼迪总统说，“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不是项合理的提议。”

麦克乔治·邦迪不喜欢苏联提出的新建议。“总统先生，什么是‘大多数人’？”

总统说：“当赫鲁晓夫提出‘你们退出土耳其，我们退出古巴’的时候，很难向人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在古巴进行带有敌意的军事行动。在我看来，你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意气用事了。”

邦迪把话题退回到赫鲁晓夫第一次的提议上。“在要求我们不要对古巴出手的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他为什么又要求我们撤出土耳其的武器呢？”

总统不耐烦地说：“看他们最新的立场就行——况且这是公开的立场。”这时，新闻界还不知道赫鲁晓夫写的第一封信，但最新提议却是通过媒体发布的。

邦迪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美国和苏联做撤出武器的交易，美国的北约盟国会觉得受到了背叛，他说。

国防部长鲍勃·麦克纳马拉道出了所有人的恐惧和疑惑。“他们先是写信来和我们做交易，现在又通过媒体发布了完全不同的交易内容，”他说，“我们怎么能跟这种没得到回复前就很快变脸的家伙协商呢？”

没人可以答出他这个问题。

星期六，哈瓦那街上的一品红开出了灿烂如血的花朵。

一大早，坦尼娅就去了商店，心情忧郁地购买为世界末日准备的食物。坦尼娅买了熏肉、罐装牛奶、加工过的奶酪、一盒香烟、一瓶朗姆酒和手电筒用的电池。尽管天亮时就排起了长队，但坦尼娅排了十五分钟就买到了东西。这对习惯在莫斯科排长队的坦尼娅来说根本不是事。

老城区的狭窄街道上有股世界末日的气氛。哈瓦那人不像前些天那样一边唱国歌一边挥舞砍刀。他们在桶里装满沙子，准备扑灭即将到来的烈火；他们在窗户上糊上纸，降低飞溅玻璃碎片的危害；他们扛上满满的面粉袋，为即将到来的饥饿时分作准备。古巴人愚蠢地忤逆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现在他们要为自己的愚蠢挨罚了。他们应该早就知道这点才对。

他们的看法对吗？战争真是不可避免了吗？坦尼娅相信世界上所有领导人都不会希望战争，连号称不介意打上一仗的卡斯特罗也不想。但战争有时就是不可避免。坦尼娅沮丧地想起了一九一四年，那时也没有人真正想打仗。如同肯尼迪总统把古巴的独立视为威胁一样，奥地利皇帝把塞尔维亚的独立也视作为一种危险。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以后，连锁效应就产生了，半个地球卷入了不可避免、前世未见的血腥战斗之中。但这次的战争可以被避免吗？

坦尼娅想起了西伯利亚劳役营的瓦西里·叶科夫。讽刺的是，瓦西里也许因此而躲过核战争。克格勃的惩罚也许能救他一命。坦尼娅希望会是如此。

回家以后，坦尼娅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佛罗里达的一家美国电台正在播报新闻。新闻里说，赫鲁晓夫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了一项交易。如果美国从土耳其撤出武器，苏联也会从古巴撤出武器。

坦尼娅看着刚买的罐装牛奶，不禁大松了一口气。也许应急口粮根本用不着买。

她告诉自己，放下心还太早。肯尼迪会接受这个交易吗？肯尼迪总统会证明自己比超级保守的奥地利皇帝弗朗兹·约瑟夫更英明一点吗？

有辆车在楼外响起了喇叭。坦尼娅早就和帕兹约好了，要飞到古巴东部，撰写一篇有关苏联高炮团的报道。坦尼娅没想到帕兹真的会来，但帕兹的别克小旅行车却如约停在了路边。车的雨刷用力地挥舞着，扫除着车窗玻璃上的热带雨水。坦尼娅拿起包和雨衣出了门。

“知道你们领导人做什么好事了吗？”坦尼娅刚一上车，帕兹就怒气冲冲地问她。

坦尼娅对帕兹的发怒很吃惊。“你是说土耳其的交易吗？”

“他甚至没征得古巴的同意！”帕兹发动旅行车，在狭窄的街上狂奔。

坦尼娅根本没想过要把古巴领导人牵扯到交易中来。赫鲁晓夫显然也没想过需要对古巴表现出礼貌。世人把古巴导弹危机看作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但古巴人却觉得这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苏联的和平提议在他们看来无异是一种背叛。

想避免车祸，必须先让帕兹平下心来。“如果赫鲁晓夫征求你意见的话，你会对他这么说？”

“我会说古巴不会把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做交易。”说着他用手掌根狠狠地重击了下方向盘。

核武器没有给古巴带来和平，反而给古巴带来了纷争，坦尼娅心想。现在，古巴的主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但她不想这么说以激怒帕兹。

帕兹把车开到哈瓦那城外的军用机场，一架螺旋桨已经启动的雅克-16苏联轻型运输机正在跑道上等着他们。坦尼娅饶有兴致地看着这架运输机。坦尼娅从没想到要当个战地记者，但为了不显得无知，她还是花时间学会了像军人那样区分战斗机、坦克和军舰的类型。他知道这架雅克军用机在机顶的球形炮塔上设置了机关枪。

他们和两位第三十二飞行警卫团的少校坐进了十座的机舱。两位少校穿着格子花纹的衬衫和上宽下窄的短裤，笨拙地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古巴人。

起飞过程一点不令人兴奋：这时是加勒比海的雨季，阵风非常强劲。透过云间的缝隙，他们看见地面上棕绿交错的田野和黄色的蜿蜒土路。运输机在狂风中颠簸了大约两小时。这时天突然放晴了，运输机顺利地降落在了巴内斯城。

一个很熟悉坦尼娅和她所写文章，名叫伊万诺夫的红军上校到机场迎接。上校开车把他们带到了高炮团基地。他们于古巴时间上午十点到达了目的地。

基地呈六角星状，中间是指挥中心，六个角是高炮台。每个炮台旁边停着辆载有地对空导弹的重型货车。军人们泡在满是雨水的战壕里，显得十分可怜。军官们在指挥中心里热切地注视着不时发出哔哔警报声的绿色雷达屏幕。

伊万诺夫上校向他们介绍了炮台的指挥员少校。少校显得非常紧张，无疑是不想在这样的一天接待什么贵宾。

到了几分钟以后，一架外国飞机出现在机场以西二百英里的古巴高空中。飞机的尾翼上涂着三十三号的标志。

所有人都说俄语，坦尼娅只能为帕兹做翻译。“一定是架U-2间谍飞机，”帕兹说，“其他飞机飞不了这么高。”

坦妮娅很疑惑，“这只是在训练吗？”她问伊万诺夫。

“为了你的报道，我们原本只想装装样子，”伊万诺夫说，“但现在将会是真枪实弹的较量了。”

伊万诺夫神色忧虑，坦尼娅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我们不会真的把它打下来，是吗？”坦尼娅问。

“我不知道。”

“傲慢的美国佬！”帕兹大嚷，“竟敢大摇大摆地从我们头顶飞过去！如果古巴飞机从布拉格堡 【23】 上空飞过会怎么样？他们一定会气得不行！”

少校命令手下进入战前警戒状态，军人们开始把导弹从货车往发射台上搬，然后再连上导线。军人们忙而不乱，坦尼娅猜测他们一定练习过很多次。

一个上尉正在地图上测定U-2间谍飞机的航线。古巴国土狭长，东西长约七百七十七英里，南北却只在五十英里到一百英里之间。坦尼娅发现间谍飞机已经深入古巴国土大约五十英里了。“它们飞得有多快？”坦尼娅问。

伊万诺夫回答说：“每小时五百英里。”

“有多高？”

“七万英尺，大约是普通飞行高度的两倍。”

“我们的高炮真能击中这么高又这么快的目标吗？”

“不用击中。我们的导弹有近发引信，只要靠近飞机爆炸就行。”

“我知道我们已经瞄准了这架间谍飞机，”坦尼娅说。“别告诉我你们真准备对它进行发射！”

“少校正在要求上级下达指令。”

“美国人也许会报复的。”

“决定得由上面来下。”

雷达跟踪着入侵间谍飞机的飞行轨迹，一个中尉读出雷达屏幕上飞机的高度、速度和距离。指挥中心外，炮手们正在调整着准心，时刻跟踪着三十三号间谍飞机。U-2间谍飞机从北向南穿越古巴，然后转向东，沿着海岸线靠近巴内斯。指挥中心外，导弹发射器像瞄准了猎物的狼一样缓慢地在基架上转动。坦尼娅问帕兹：“如果炮手们意外开火该怎么办？”

帕兹一点不介意开火。“间谍飞机正在拍摄古巴阵地的照片！”他说，“这些照片会用来在美国入侵古巴时引导美军——也许就在几个小时之后。”

“入侵更有可能在我们打死美国飞行员后开始。”

看着雷达控制屏的时候少校戴着耳机。他抬头看了眼伊万诺夫说：“指挥官们正在与佩利耶夫进行商议。”坦尼娅知道佩利耶夫是苏军在古巴的总司令。佩利耶夫该不会在没有得到莫斯科许可的情况下击落一架美国飞机吧？

到达古巴的最南端后，U-2侦察机沿着古巴的海岸线向回飞。巴内斯就在海岸线边。侦察机将从他们的头顶飞过。但侦察机可能在任何时候折转向北——如果保持着每秒钟一英里的速度，很可能很快会飞出高射炮的射程之外。

“把它射下来，”帕兹说，“就现在！”

没人听他的。

飞机折转向北，几乎飞在了炮台的上空，距地约十三英里。

只要这一会儿不开炮就好，坦尼娅向不知是哪里的神祈祷着。

坦尼娅、帕兹和伊万诺夫看着紧盯屏幕的少校。除了雷达的哔哔声以外，室内什么声音都没有。

少校突然说：“是的，先生。”

死刑暂缓还是立刻执行？

少校拿着话筒对室内的人说：“发射两枚导弹，消灭三十三号侦察飞机。”

“不！”坦尼娅高声大叫。

外面响起一阵轰鸣声。坦尼娅看向窗外。一枚导弹从发射架升空，眨眼间便无影无踪了。另一枚紧跟着也升了空。坦尼娅用手捂住嘴，觉得自己害怕得都要吐了。

导弹需要一分钟才能到达十三英里的高处。

发射可能会出岔子，坦妮娅心想。导弹可能会哑火，也可能会脱离轨道，不造成任何伤害地落在海里。

在雷达屏幕上，两个小点渐渐逼近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点。

坦尼娅祈祷导弹不会击中目标。

导弹飞得很快，没多久三个点就会合在了一起。

帕兹胜利地呼叫了一声。

屏幕上散布开很多更小的点。

少校对着话筒说：“三十三号间谍飞机已被消灭。”

坦尼娅像是会看到U-2侦察飞机落到地面一样看着窗外。

少校提高嗓音。“我们给了它致命一击。伙计们，干得漂亮。”

坦尼娅说：“不知肯尼迪总统会怎样对付我们？”

周六下午，乔治满心都是希望。赫鲁晓夫的信息虽然多变而模糊不清，但苏联的领导人似乎在积极地寻求着一种摆脱危机的良方。肯尼迪总统一定不希望打仗。没了战意以后，形势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去内阁会议室的路上，乔治在新闻办公室门口停下脚步，看见玛丽亚正坐在办公桌前。玛丽亚穿着条灰色的裙子，但头上却戴着个粉红色的头箍，仿佛在向外人表明自己非常好一样。乔治决定不问她怎么样了：玛丽亚显然不想被人当伤者对待。“你现在忙吗？”他问玛丽亚。

“我们正在等总统对赫鲁晓夫的回复，”她说，“苏联的请求是通过媒体发布的，新闻办公室觉得美国的回复或许也会发布给媒体。”

“我和鲍比正要去参加草拟这份回复的会议。”乔治说。

“把核武同时撤出古巴和土耳其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合理，”玛丽亚说，“尤其是能使我们都幸免于难这一点。”

“真要这样就谢天谢地了。”

“这话应该你妈妈来说。”

乔治笑了笑，继续朝前走。顾问和他们的助理聚集在内阁会议室，正准备参加下午四点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拉里坐在门边的军队助理中间，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们必须阻止共产党人把土耳其纳入版图的企图。”

乔治抱怨一声。军队把一切都视为你死我活的战争。事实上，没人打算放弃土耳其。苏联也只不过是建议把对准它们的导弹撤离而已。五角大楼真的打算拒绝和平交易吗？乔治不相信真会有这种事。

肯尼迪走进内阁会议室，坐在平时坐着的长桌中央背靠一扇窗的位置。所有人手里都有了张早前草拟的回复稿。稿子上说，在古巴的导弹危机解决之前，美国不打算讨论土耳其的导弹问题。总统不喜欢给赫鲁晓夫的回复稿中的措辞。“我们在拒绝对他所传达的信息进行回应。”总统抱怨这样写不好。“他”指的是赫鲁晓夫：这样一来，目前的危机就变成了个人间的纷争。“这样的措辞很难以理服人，他会说我们拒绝了他的建议。我们的立场应该是我们很乐意讨论这件事情——只要得到苏方的积极回应，愿意停止在古巴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对土耳其的问题展开讨论。”

有人说：“我们真的准备拿土耳其做等价交换了吗？”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乔治·邦迪插话说：“我就担心这个。”尽管只有四十三岁却已经没有什么头发的邦迪来自共和党人家庭，倾向于走强硬路线。“如果北约和其他盟国认为我们真有这个念头，那麻烦就大了。”

乔治万般沮丧：邦迪和五角大楼为伍，拒绝和苏联做交易。

邦迪说：“如果拿撤销土耳其的防卫换得古巴威胁的解除，盟国间协作的有效性就会大大减弱。”

乔治意识到，这的确是个大问题。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火箭虽然距离遥远，但至少表明了美国防止共产主义扩展的坚定决心。

总统没有被邦迪说服。“麦克，形势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一步，我们是不想做交易也得做。”

邦迪坚持己见。“对方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觉得我们会拒绝。”

真是这样吗？乔治心想。他确定肯尼迪总统和弟弟都没这样想过。

“对方认为我们会在明后天对古巴发起进攻，”邦迪说，“我们的作战计划又是如何呢？”

乔治没想到会议会是这个走向。会议的主题应该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福特公司的商业奇才，现任国防部长鲍勃·麦克纳马拉回答了邦迪的问题：“先是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然后开启陆上进攻。”麦克纳马拉接着把话题扯回到土耳其。“为了消除苏联在美军攻击古巴后对北约进行报复，我们可以在进攻古巴之前撤出土耳其的朱庇特火箭——并让苏联人知道。在这个前提下，苏联应该不会进攻土耳其。”

要保护土耳其，就得撤出土耳其的核武器，这可真是讽刺，乔治心想。

在乔治看来会议室里最聪明的国务卿迪恩·腊斯克说：“他们也许会在其他地方采取些行动——比如说柏林。”

美国总统要进攻一个加勒比海岛国，还得考虑到五千英里之外东欧的反应，乔治对此感到十分惊讶。这个事实表明，整个地球就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场。

麦克纳马拉说：“这个时刻我不推荐对古巴进行空袭。我只是想说我们必须更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发言了。他一直代表政府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打交道。“军方建议的‘3·12’号空袭计划将在周一早晨之前进行，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古巴将拆除进攻性武器，空袭计划才会被取消。”

坐在泰勒后面的马维尼和朋友们面露欣然。乔治心想，即便面临着世界末日，这些人也迫不及待地要打上那么一仗。他祈祷会议室里的政治家不要被战场上的战士所左右。

泰勒说：“‘3·12’空袭行动执行完以后，紧接着就是七天后代号为‘3·16’的陆上进攻计划。”

鲍比·肯尼迪语带讽刺地说：“太让我吃惊了。”

会议桌旁笑声一片。所有人似乎都觉得军方的建议非常荒唐。乔治感到一阵安心。

但当麦克纳马拉读到助理传递的一张纸条时，气氛一下子变得又严峻起来。纸条上说：“一架U-2侦察机被击落。”

乔治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一架联邦调查局的侦察飞机在飞越古巴执行任务时和总部失去了联系。但所有人都希望飞机只是遇到了通讯问题，这时正在返程的途中。

肯尼迪总统似乎没有接到失踪飞机的简报。“U-2侦察机被击落了吗？”总统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恐惧。

乔治知道肯尼迪总统为何会感到如此恐惧。在侦察机被击落之前，两个超级大国只是针尖对麦芒，相互威胁一下而已。一方动手以后，战争就难以避免了。

“怀特说侦察机刚被发现击落了。”麦克纳马拉说。约翰·怀特上校是国防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鲍比问：“飞行员被杀了吗？”

和以往一样，司法部长问的都是关键性的问题。

泰勒将军说：“飞行员的尸体在坠毁的飞机里。”

肯尼迪总统问：“有人见到飞行员了吗？”

“是的，先生，”泰勒回答说，“飞机的残骸掉在地上，飞行员已经死了。”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飞行员的死改变了一切。美国飞行员被苏联的高射炮射杀在了古巴。

泰勒说：“这就要看我们要不要报复了。”

当然要报复。美国人民会要求报复。乔治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希望总统同意五角大楼的要求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想法。在脑海中，他仿佛看见几百架战斗机排着紧凑的队形飞越佛罗里达海峡，狂风骤雨般向古巴投掷炸弹的情形。他希望炸弹顺利爆炸，苏联部队灰飞烟灭，卡斯特罗也能被杀。他才不在乎整个古巴会遭殃呢：他们得买个教训，再不敢对美国人动手。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会议室里都是烟气。总统宣布休会片刻。乔治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他需要好好平复下心情。如果还有其他人像他那样渴望着马上报复的话，会上很可能会作出不理智的决定。

乔治知道，休会的更重要原因是，肯尼迪总统需要利用休会服药。大多数人知道总统会间歇性背疼，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在和肾上腺机能不足以及肠炎作斗争。医生每天会给总统打两次类固醇和抗生素，使他能保持正常工作。

鲍比在总统信赖的年轻演讲稿撰写者特德·索伦森的帮助下重新起草信函。两人和各自的助理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旁堆满了各类书籍的总统书房。乔治拿出笔和黄色便笺本，把鲍比告诉他的一切写了下来。只有鲍比和索伦森发表意见，草稿很快就完成了。

关键段落如下：

1. 你们应当在联合国大会适当的关注和监督下从古巴解除武器系统。在合适的警戒下停止进一步把类似的武器系统引入古巴。

2. 就我方而言，我们同意——通过联合国的必要安排，保证执行和延续下列条款——（a）立即停止对苏联船只的检查；（b）保证不侵入古巴，并确信西半球的其他国家也不侵入古巴。

美国同意接受赫鲁晓夫的第一项要求。但第二项要求呢？鲍比和索伦森一致同意这样写：

平息世界紧张局势的这种安排可以使我们向您第二封信中提到的控制“其他武器”的总体安排迈进。

这句话只是暗示美国可以接受做某种讨论。再深入下去安全理事会也许就接受不了了。

乔治私底下想，这样的安排也许不足以改变形势。

他把手写的草稿交给总统的一位秘书，让秘书把草稿打出来。几分钟以后，乔治被叫到已经有几个头面人物聚集的椭圆形办公室。这些人中包括总统、迪恩·腊斯克、麦克·邦迪、两三个其他人以及他们最信赖的秘书。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在：在乔治眼中，约翰逊是个聪明的政客，但他大大咧咧的得克萨斯处事方式却常让出自波士顿、做事精细的肯尼迪兄弟感到不爽。

总统希望鲍比·肯尼迪私下把信交给苏联在华盛顿的大使安纳托利·多布雷宁。过去这些天，鲍比和多布雷宁进行了几次非正式的会谈。他们互不喜欢，但能开诚布公地谈上一谈，并且建立起了一道超乎于正式官方渠道之外的幕后通道。在面对面的会谈中，鲍比可以不用暗示，而是向苏方承诺可以讨论土耳其的导弹问题——而不用事前得到安全理事会的同意。

迪恩·腊斯克建议，鲍比在和多布雷宁见面时可以走得再远一点。这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表明，没有人真想把朱庇特导弹留在土耳其。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些导弹放在土耳其也没有用。问题出在面子上：如果美国拿这些导弹和苏联放在古巴的导弹做交易，土耳其和其他北约盟国一定会大发雷霆。腊斯克提了个乔治认为非常聪明的建议。“答应他们稍后就把朱庇特导弹撤出来——就说五六个月以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征得盟国的同意下，悄悄把这些导弹撤出来了。之后我们可以逐步在地中海地区配备核潜艇，弥补朱庇特导弹撤出土耳其的损失。但苏联人必须保证对这项交易严格保密。”

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提议，但乔治觉得非常棒。

椭圆形办公室的所有人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提议。安全理事会扯了一整天，可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小群人却很快作出了决定。鲍比对乔治说：“帮我打电话给多布雷宁。”说着他看了看表。乔治也同时看了看表：这时是晚上七点一刻。“让他半小时后在司法部见我。”鲍比说。

总统补充道：“见面开始后十五分钟把这封信发布给新闻界。”

乔治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旁的秘书办公室，拿起了话筒。“给我接苏联大使馆。”他对接线员说。

大使很快同意和鲍比·肯尼迪见上一面。

乔治把秘书打出来的信交给玛丽亚，告诉她总统希望八点向新闻界发布这封信的内容。

她不安地看了看表，然后说：“姑娘们，我们该开始工作了。”

鲍比和乔治离开白宫，一辆车开过几条街，把他们送回了司法部大楼。在昏暗的灯光中，大厅里的雕像似乎在怀疑地看着乔治和他的上司。乔治告诉大楼保安，一位重要来客马上要过来和鲍比见面。

他们乘电梯上了楼。乔治觉得鲍比看上去很疲倦，事实上司法部长的确觉得相当累。下了电梯以后，他们的脚步声在雄伟大楼的走廊间高声地回荡着。鲍比的大办公室非常暗，但他没有打开更多的灯。他瘫坐在大办公桌后面，揉了揉眼睛。

乔治看着窗外的街灯。华盛顿市中心有个满是纪念碑和宫殿的公园，但剩下的一小块地方却住了五百多万居民，其中大多数是黑人。明天，华盛顿还将存在吗？乔治看过广岛的照片：化为灰烬，绵延几英里的建筑物以及建筑物周围四肢残缺，身上还燃烧着火苗的幸存者。幸存者们不解地看着周围陌生的城市。华盛顿明早也会是这个样吗？

多布雷宁大使准时被带进了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多布雷宁是个四十出头的光头，他显然很享受和总统弟弟的非正式会谈。

“我想告诉你，在总统看来，现在的局势一触即发，”鲍比说，“一架我们的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飞行员牺牲了。”

“你们的飞机无权飞越古巴。”多布雷宁马上说。

鲍比和多布雷宁的讨论总是针锋相对，但今天司法部长的态度却另有不同。“希望你能理解政治上的现实，”他说，“让总统以牙还牙的声浪很大。我们无法停止这类巡航：这是我们检查你方导弹基地建设的唯一途径。如果古巴人炮轰我们的飞机，我们就一定会回击。”

鲍比把肯尼迪总统给赫鲁晓夫总书记写信的内容告诉了多布雷宁。

“土耳其怎么办？”多布雷宁尖刻地问。

鲍比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如果这是唯一给我先前提到的解决办法造成障碍的问题的话，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在总统看来，这不是什么迈不过去的坎。总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这个问题的公开讨论。如果把这个问题公开讨论，北约将瞬间分崩离析。我们需要四五个月时间将导弹撤出土耳其。但这事必须严格保密：只有几个人知道我对你说了这番话。”

乔治仔细地审视着多布雷宁的脸。多布雷宁什么表情都没有。乔治大感吃惊，外交官真能完美地掩饰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吗？

鲍比说：“乔治，把我们平时和总统直接联系的几个电话号码写给大使先生。”

乔治拿起便笺簿，在上面写了三个电话号码，然后把写着电话号码的那页纸撕下来交给多布雷宁。

鲍比站起身，多布雷宁也站了起来。“我明天就需要你们的答案。”鲍比说，“这不是什么最后通牒，但我们的将军们都急切地想打上一仗。别再像上次那样送来需要翻译一整天的赫鲁晓夫的长信了。大使先生，我们需要从你这里得到一个明确的就事论事的答案，而且必须要快。”

“没问题。”苏联大使说完就离开了。

周日上午，克格勃哈瓦那站站长报告克里姆林宫，古巴人认为美国的进攻已经无可避免了。

这是德米卡正在莫斯科郊外诺沃-奥嘉耶伏村的政府别墅。别墅是幢有着白色柱子的小房子，外型上有点像华盛顿的白宫。德米卡正在准备几分钟后中午十二点将要在这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他手拿十八份作战简报绕长条橡木桌一周，每个座位前放上份简报。简报中包含了肯尼迪总统最新发送给赫鲁晓夫总书记，已经被翻译成俄语的信息。

德米卡感到了希望。美国总统答应了赫鲁晓夫原本要求的一切。如果这封信在赫鲁晓夫第一封信发出几分钟后就奇迹般地到了，那危机就很快能解除了。但延迟让赫鲁晓夫又增加了新的要求，更不幸的是，肯尼迪总统的信上没有直接提到土耳其。德米卡不知道赫鲁晓夫会不会死抓着这个问题不放。

娜塔亚·斯莫特罗夫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政治局委员已经都到了。德米卡先是注意到她弯曲的头发变得更长更性感了，然后又注意到她似乎很害怕。德米卡一直在找机会告诉娜塔亚他已经订婚了，他觉得自己无法在告诉娜塔亚之前把这个消息告诉克里姆林宫里的其他同事。但现在又不是一个好时机。德米卡需要和娜塔亚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娜塔亚径直走到他面前说：“那些白痴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

“天哪！”

她点点头说：“击落的是架U-2侦察机，飞行员死了。”

“妈的，是我们还是古巴人干的？”

“没说是谁干的，这意味着很可能是我们干的。”

“可没人下过这种命令啊！”

“是的！”

有人未经授权对美方发起了攻击：他们就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情。

政治局委员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助理们像以往一样坐在他们身后。“我去告诉他。”话还没说完，赫鲁晓夫就进来了。德米卡匆匆走到赫鲁晓夫身边，在赫鲁晓夫坐下时附着他的耳朵把美国侦察飞机挨炸的事告诉了他。赫鲁晓夫没有说话，但表情变得严峻起来。

总书记用显然精心准备过的演讲开启了会议。“我们有1917年10月全线进击的时候，也有1918年3月被迫撤退，和德国人签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协定的时候，”他用回顾历史开始了演讲，“现在我们正面临着战争的危险和可能会灭绝人类的核灾难。为了拯救地球，我们必须撤退。”

德米卡觉得，这段话像是开始发出了和解的信号。

但赫鲁晓夫马上把话题转到了军事上的考量。他问委员们，如果美国今天就像古巴人预计的那样入侵古巴，苏联该怎么办？委员们都认为克里姆林宫应该下令佩利耶夫将军保护苏联在古巴的武装力量，但在动用核武器前必须征得莫斯科的同意。

正在讨论战争的可能性时，德米卡被秘书维拉·普莱特纳叫了出去。有个电话指定德米卡接。

娜塔亚跟在德米卡身后走出会议室。

苏联外交部收到了必须立即传达给赫鲁晓夫的消息——是的，即使正在开会也要马上传达到。外交部刚从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那里收到封电报。鲍比·肯尼迪告诉苏联大使，美国在土耳其配备的导弹将在四五个月之后撤离——但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

“太好了，”德米卡欣喜地说，“我马上去告诉他。”

“还有一点，”外交部官员在电话中说，“鲍比几次提到了要求我们尽快答复。美国总统显然受到了五角大楼要求尽快进攻古巴的巨大压力。”

“和我们估计的完全一样。”

“鲍比一直在说时间非常紧，他们今天就要得到答复。”

“我这就去告诉他。”

德米卡挂上电话。娜塔亚站在他身边，期待地看着他。娜塔亚对消息的嗅觉非常敏锐。德米卡告诉娜塔亚：“鲍比·肯尼迪答应把土耳其的导弹撤走。”

娜塔亚开怀大笑。“一切都结束了！”她说，“我们赢了！”接着她吻了吻德米卡的嘴唇。

德米卡极度兴奋地走回会议室。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正在说话。德米卡走到赫鲁晓夫身旁，轻声对他说：“多布雷宁发来了电报——他接到了鲍比·肯尼迪发来的新提议。”

“把他的提议告诉所有人。”赫鲁晓夫打断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话。

德米卡重复了一遍外交部官员告诉他的话。

政治局委员平时都很少笑，但这时德米卡却看到桌旁的政治局委员都笑得很开怀。肯尼迪答应了他们的一切要求！不仅对苏联，还是对赫鲁晓夫个人，这都是个了不起的胜利！

“我们必须尽快接受，”赫鲁晓夫说，“叫进来一个速记员，我要马上口授一封同意信函，而且必须马上在莫斯科电台公开广播。”

马林诺夫斯基说：“什么时候下令让佩利耶夫拆除火箭发射架？”

赫鲁晓夫像看个傻子似的看着马林诺夫斯基。“就现在。”他说。

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德米卡终于和娜塔亚单独在一起了。娜塔亚坐在一间接待室里，翻看着会议时做的记录。“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德米卡说。尽管没什么好紧张的，但不知为何，他感到肚子很不舒服。

“你说吧。”娜塔亚翻了页笔记本。

德米卡觉得没有吸引到娜塔亚的注意力，感到有点犹豫不决。

娜塔亚放下笔记本笑了。

只有趁这个时候说了。

德米卡说：“我和尼娜订婚了，很快就要结婚。”

娜塔亚的脸色变得苍白，嘴因为震惊而张得老大。

德米卡觉得有必要说点别的。“我们昨天在外公的生日宴会上告诉了家人。”快闭嘴，快别胡说八道了，他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外公今年七十四岁。”可他就是停不下来。

娜塔亚接下来的话让德米卡非常震惊。“那我该怎么办呢？”她问。

德米卡不知道娜塔亚是什么意思。“你该怎么办，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娜塔亚的声音小了一些。“我们共度了一个晚上。”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德米卡迷惑了，“但后来你告诉我你已经结婚了。”

“我感到很害怕。”

“你在害怕什么？”

娜塔亚的情绪非常低落，宽阔的嘴唇痛苦地扭曲着。“别结婚，我求你了！”

“为什么不让我结婚？”

“因为我不希望你结婚。”

德米卡大为吃惊。“起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现在已经太晚了。”

“晚了吗？”娜塔亚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德米卡。“如果你愿意的话……完全可以解除婚约。”

“尼娜就要有孩子了。”

娜塔亚倒吸了一口冷气。

德米卡说：“你应该之前……就告诉我……”

“如果告诉你，你会怎么办？”

他摇了摇头。“现在讨论这个一点都没意义。”

“是的，”娜塔亚说，“我也这么觉得。”

“想开点，”德米卡说，“我们至少躲过核战争了。”

“是的，”她说，“我们都还活着，这已经够棒了。”

第二十章

玛丽亚被一股咖啡香弄醒了，她睁开眼睛。肯尼迪总统正垫着几个枕头，坐在她的身旁。总统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纽约时报》的周日版。和玛丽亚一样，总统穿着件淡蓝色的睡衣。“哦！”玛丽亚惊叫一声。

肯尼迪总统笑了。“你似乎非常惊讶！”

“我惊讶我还活着，”玛丽亚说，“我以为我要死了呢！”

“至少这次没死。”

入睡前，玛丽亚觉得真能这样死了倒也不错。她知道和总统总有天会结束，恐惧着那一天的到来。对总统来说，和妻子离婚会毁掉他的政治生涯，为了一个黑种女人离婚是不可思议的。他甚至根本没想过要离开杰姬：他爱着杰姬，爱着他们的孩子们，他是个快乐的已婚男人。玛丽亚只是他的情妇，一旦厌倦就可以丢弃的情妇。有时她觉得宁愿在那一刻来临之前去死——如果躺在他身旁，在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情况下死于核毁灭那就太好了。

玛丽亚没有说这些：她的任务是使他高兴，而不是悲伤。她坐起来，亲吻着他的耳朵，隔着他的肩膀看着他手中的报纸，拿走总统手里的杯子，喝了些他的咖啡。尽管无法留住总统，她还是很高兴他们仍然活着。

总统没有提到她的流产，似乎他已经把这件事给全忘了。玛丽亚从来没在总统面前提过这件事。怀孕以后玛丽亚打电话给戴夫·鲍尔斯，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戴夫给了他一个电话，说会负责她的医疗费用。总统只是在玛丽亚流产后的一个电话里提到过这件事。他有更大的麻烦要考虑。

玛丽亚曾经想过在总统面前聊起这个话题，但很快打消了这个想法。和戴夫一样，她不想给总统惹麻烦，不给他增添额外的负担。玛丽亚确定这样做是对的，但却对不能和他谈如此重要的事情感到遗憾，感到伤痛。

玛丽亚担心流产后的性事可能会很痛苦。但当戴夫昨晚叫她去总统的住处时，她本打算拒绝这个邀约，最后却决定冒风险接受。事实上，交欢的感觉非常美妙。

“我得走了，”总统说，“今天早上我要去教堂。”

正准备起床，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早上好，麦克。”他说。

玛丽亚猜测总统正在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通话。她跳下床，走进浴室。

肯尼迪早上经常在床上接电话。玛丽亚觉得打电话的人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在乎他的同伴是谁。电话来的时候，她总是会离开总统，以免让总统在谈及最高机密时感到不方便说话。

往浴室门外看的时候，总统正好放下电话。“天大的好消息！”总统说，“莫斯科电台宣布，赫鲁晓夫要拆除古巴的导弹，把导弹送回苏联！”

玛丽亚禁不住喜悦地欢呼起来。危机结束了！

“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总统说。

玛丽亚伸出双臂抱住肯尼迪，亲吻着他的脸颊。“约翰尼，你拯救了整个世界。”她说。

总统看上去似乎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是的，我想是的。”

坦尼娅靠着阳台上的熟铁扶手，呼吸着哈瓦那清晨的潮湿空气。这时，帕兹的车在楼下停了下来，几乎堵住了整条狭窄的街道。帕兹跳下车，抬头看她，然后朝她大嚷：“你背叛了我！”

“什么？”坦尼娅大吃一惊，“我怎么背叛你了？”

“你心里明白！”

帕兹热情善变，但坦尼娅从没见他如此发怒的样子。坦尼娅很高兴他没有上楼到她的公寓，可她还是不知道帕兹为何如此生气。“我没什么事瞒你，我也没有和另一个男人睡觉，”她说，“我肯定我没背叛过你！”

“那苏联为何要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发射架呢？”

“真的吗？”如果真这样的话，危机就结束了。“你确定吗？”

“别装得好像不知道似的。”

“我没装。但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就得救了。”通过眼角的余光，坦尼娅注意到邻居们打开了窗和门，正用难以抑制的好奇旁观着他们的争吵。坦尼娅完全不在意这些邻居。“你为何如此生气？”

“当然是因为赫鲁晓夫和美国佬做的交易了——他甚至都没和卡斯特罗商量过。”

邻居们发出反对的嘘声。

“那我就更不可能知道了，”她气恼地说，“难道你觉得赫鲁晓夫会和我商量这种事吗？”

“你是他派来的。”

“我不是他亲自派来的。”

“他什么事都跟你哥哥说。”

“你不会真觉得我是赫鲁晓夫的特使吧？”

“你以为我这几个月一直跟着你四处奔波是为什么啊？”

坦尼娅的声音轻了几分：“我以为你喜欢我。”

围观的女人们发出同情的叹息声。

“这里不再欢迎你了，”帕兹大喊，“打上包离开古巴，马上就走！”

喊完话以后，帕兹跳上车，开车呼啸而去。

“真高兴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坦尼娅说。

晚上，德米卡和尼娜去她公寓附近的酒吧进行庆祝！

德米卡决定不再去想与娜塔亚那段让人心绪不宁的对话。和娜塔亚的谈话什么都改变不了，他把娜塔亚忘到了脑后。两人有一段短暂的情事，但这段情事已经结束了。他爱尼娜，她将成为德米卡的妻子。

他买了几瓶低酒精国产啤酒，和尼娜一起坐在长凳上。“我们要结婚了，”他体贴地说，“我希望你有条漂亮的裙子。”

“我不想弄得太麻烦。”尼娜说。

“我也不想，但我们双方的家庭可能不这么想，”德米卡皱起眉头，“我是我们这代人第一个结婚的。妈妈和外祖父母希望我们举行一个盛大的结婚仪式。你的家人会怎么想？”他知道尼娜的父亲死于战争，但尼娜的母亲活着，还有个小几岁的弟弟。

“希望妈妈的身体还好，可以过来参加婚礼。”尼娜的母亲住在莫斯科以东九百英里的彼尔姆。不过德米卡觉得尼娜不太想让母亲过来。

“你弟弟怎么样？”

“他会向部队请假，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得到批准，”尼娜的弟弟是名红军战士，“我不知道他驻扎在哪。就我所知，他甚至有可能驻扎在古巴。”

“我去查，”德米卡说，“沃洛佳舅舅可以动用些关系。”

“别太过麻烦。”

“我希望他来，这也许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婚礼。”

尼娜厉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特别的意思。”德米卡为自己的无心之语激怒她而感到自责，“把我的话忘了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像和第一个丈夫那样和你离婚？”

“我的意思恰恰相反，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德米卡强装出笑容来，“我们今天应该高兴才对。我们要结婚了，而且要有孩子了，赫鲁晓夫又拯救了这个世界。”

“你不明白。我不是处女了。”

“我猜你会这么想。”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当然是认真的。”

“婚礼一般是两个年轻人誓言要相爱终身的典礼。人不能一生发两次誓。你难道不明白，我已经失败过一次，对再发一次这样的誓会感到尴尬吗？”

“你一解释，我才知道你的想法！”德米卡说。尼娜的想法有点古板——现在很多人都会离婚——这也许是因为她是个小镇女孩的关系。“你是不是希望一个和二婚相应的婚礼：没有夸夸其谈的誓言，没有人对新婚夫妇开玩笑，能让人感到生活不会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一帆风顺，是这样吗？”

“是的。”

“亲爱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们就办个这样的婚礼。我会如你所愿的。”

“真的吗？”

“你觉得我做不到吗？”

“对不起，”尼娜说，“有时，我会忘了你是个这么好的男人。”

早晨，在危机期间安全理事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乔治听到麦克乔治·邦迪创造了一种描述危机中意见双方的新说法。“谁是鹰派，谁是鸽派已经很清楚了，”邦迪本人是个鹰派，“今天鸽派赢了。”

今天几乎没有人是鹰派：所有人对总统的危机处理都是满口称赞，即便几个先前说他危险地很软弱，敦促他打上一仗的顾问也改了口。

鲍比·肯尼迪很高兴又能见到家人了。“我都快忘了回家该怎么走了。”他说。

只有国防部的将军们不太开心。在五角大楼开会，准备启动对古巴空袭方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感到非常愤怒。他们给总统发了份急电，说赫鲁晓夫的接受只是争取时间的鬼把戏。柯蒂斯·勒梅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大失败。但没人对这些评论多加注意。

乔治在这次危机中学到了很多，他觉得有必要找时间好好消化一下。政治事务中的联系比他原本认为的更加紧密。他原本觉得柏林和古巴的现状是分离的，和民权运动以及医疗保健等美国国内问题更是没有一点联系。但肯尼迪总统却必须在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同时想到会对德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古巴问题处理的不好，中期选举的结果又将会影响到民主党政府对国内问题的解决，通过民权法案就更是遥遥无期了。所有的政治事务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领会到这一点，乔治觉得自己对职业前景还要好好考量一番。

安全理事会的会议结束后，乔治没脱西装，去了母亲那里。这是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树叶都变红变金了。杰姬和往常一样，欢欢喜喜地给他做了牛排和土豆泥当晚饭。牛排烤得过熟了：他无法说服母亲把牛排烤到法式的三分熟。可乔治还是很喜欢母亲烧的饭，因为饭菜里包含着母亲对他的深深情意。

饭后母亲洗了碗碟，他把碗碟擦干，母子俩准备参加伯特利福音派教堂的晚祷告。“必须感谢上帝救了我们。”杰姬站在门口的镜子前戴上帽子时说。

“你感谢上帝，我却要感谢肯尼迪总统。”乔治动情地说。

“我们为什么不两个都感谢呢？”

“说得没错。”说完，乔治和母亲走出了家门。

人物表

美 国

杜瓦家族

卡梅隆·杜瓦

厄休拉·杜瓦，他的妹妹，昵称杜杜

伍迪·杜瓦，他的父亲

贝拉·杜瓦，他的母亲

别斯科夫-杰克斯家族

乔治·杰克斯

杰姬·杰克斯，他的母亲

格雷格·别斯科夫，他的父亲

列夫·别斯科夫，他的爷爷

玛伽，他的奶奶

马昆德家族

维雷娜·马昆德

珀西·马昆德，她的父亲

李宝宝，她的母亲

中央情报局

弗洛伦斯·基莉

托尼·萨维诺

蒂姆·泰德尔，中央情报局返聘人员

基斯·多塞特

其 他

玛丽亚·萨默斯

约瑟夫·乌戈，昵称乔，联邦调查局

拉里·马维尼，五角大楼

内莉·福德汉姆，格雷格的老情人

丹尼斯·威尔逊，罗伯特·肯尼迪的助理

斯基普·迪克逊，林登·约翰逊的助理

利奥波德·李·蒙哥马利，记者

赫伯·古尔德，电视新闻节目《今日》的记者

弗兰克·林德曼，电视网老板

真实的历史人物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昵称杰克

杰姬·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夫人

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昵称鲍比

戴夫·鲍尔斯，肯尼迪总统的助理

皮埃尔·萨林杰，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官

马丁·路德·金，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主席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

理查德·尼克松，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

吉米·卡特，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

雷纳德·里根，美国第四十任总统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

英 国

莱克维兹-威廉姆斯家族

戴夫·威廉姆斯

伊维·威廉姆斯，他的姐姐

黛西·威廉姆斯，他的母亲（婚前姓别斯科娃）

劳埃德·威廉姆斯，他的父亲，英国下议院议员

艾瑟尔·莱克维兹，他的祖母（婚前姓威廉姆斯）

默里家族

加斯帕·默里

安娜·默里，他的姐姐

伊娃·默里，他的妈妈（婚前姓洛特曼）

禁卫兵乐队和桃色岁月乐队的乐手

莱尼，戴夫·威廉姆斯的表兄

刘，鼓手

布兹，贝斯手

杰弗里，首席吉他手

其 他

菲茨赫伯特伯爵，昵称菲茨

萨姆·凯克布莱德，加斯帕·默里的朋友

拜伦·切斯特菲尔德（本名布莱恩·切斯诺维茨），音乐经纪人

汉克·雷明顿（本名哈里·雷利），流行歌手

埃里克·查普曼，唱片公司经理

德 国

弗兰克家族

丽贝卡·霍夫曼（婚前姓罗森）

卡拉·弗兰克，丽贝卡的养母（婚前姓冯·乌尔里希）

沃纳·弗兰克，丽贝卡的养父

瓦利·弗兰克，卡拉的儿子

莉莉·弗兰克，沃纳和卡拉的女儿

茉黛·冯·乌尔里希，卡拉的母亲（婚前姓菲茨赫伯特）

汉斯·霍夫曼，丽贝卡的丈夫

其 他

伯纳德·赫尔德，教师

卡罗琳·孔茨，民谣歌手

奥多·沃斯勒，神职人员

真实的历史人物

瓦尔特·乌布利希，民主德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

埃里克·昂纳克，乌布利希的后继者

埃贡·克伦茨，昂纳克的后继者

波 兰

斯塔尼斯劳·帕拉克，昵称斯塔兹，军官

莉德卡，卡梅隆·杜瓦的女朋友

达努塔·戈尔斯基，团结工会积极分子

真实的历史人物

安娜·瓦伦蒂诺维茨，吊车司机

莱赫·瓦文萨，团结工会领导人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波兰首相

苏联（俄罗斯）

德沃尔金-别斯科夫家族

坦尼娅·德沃尔金，记者

德米卡·德沃尔金，克里姆林宫助理，坦尼娅的双胞胎哥哥

安雅·德沃尔金，双胞胎兄妹的母亲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双胞胎兄妹的外祖父

卡捷琳娜·别斯科娃，双胞胎兄妹的外祖母

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昵称沃洛佳，双胞胎兄妹的舅舅

卓娅，沃洛佳的妻子

尼娜，德米卡的女友

其 他

达尼尔·安托诺夫，塔斯社编辑

彼得·奥普特金，编辑主任

瓦西里·叶科夫，持不同政见者

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外交部官员

尼克·斯莫特罗夫，娜塔亚的丈夫

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国防部长罗迪翁·马林诺夫斯基的助理

维拉·普莱特纳，德米卡的秘书

瓦伦丁，德米卡的朋友

米哈伊尔·普什诺伊元帅

真实的历史人物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安德烈·葛罗米柯，赫鲁晓夫的外交部长

罗迪翁·马林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

阿列克谢·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继任者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的继任者

其他国家

帕兹·奥利瓦，古巴将军

弗雷德里克·拜罗，匈牙利政治家

埃诺克·安德森，丹麦会计师

【1】  特拉贝特（Trabant），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汽车品牌。亦译为“卫星牌”。诞生于1957年，是当时东德最常见的汽车。

【2】  The Twist，于1959年发行的美国流行乐单曲。

【3】  This Land is Your Land，美国“民谣之父”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创作于四十年代的歌曲，后被广为传唱，成为美国精神的代表之一。

【4】  为争取公民权利，民权工作人员去美国南方各州乘坐实行种族隔离的交通车辆的示威旅行。

【5】  乔（Joe）是约瑟夫（Joseph）的昵称。

【6】  The Kingston Trio，美国民谣和流行音乐组合。Tom Dooley（汤姆·杜利）是他们的代表曲目之一。

【7】  琼·贝兹（Joan Baez，1941—），美国乡村歌手、作曲家。

【8】  House of the rising sun，一首十九世纪末的黑人民谣，后被许多著名歌手翻唱。

【9】  Im Märzen der Bauer，一首德语歌曲。

【10】  All My Trials，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抗议运动中的一首民谣。

【11】  Nobody's Fault But Mine，灵魂歌手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的代表曲目之一。

【12】  Freight Train，十九世纪初经典的美国乡村民谣。

【13】  The Everly Brothers，成名于摇滚乐新兴的1957年，是第一个以二重唱形态成为巨星的团体。

【14】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埃弗里兄弟于1958年4月发布的单曲。

【15】  查克·贝里（Chuck Berry，1926—2017），美国黑人音乐家，摇滚乐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艺人之一。

【16】  艾伦·谢泼德（Alan Shepard，1923—1998），1961年5月5日，他乘坐自由7号执行任务，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宇航员，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个。

【17】  塔斯社是前苏联国家通讯社，国际性通讯社之一。

【18】  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因描写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苏联困境，被苏联政府列为禁书，但也为作者赢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  出自《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

【20】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美国经典爵士风格乡村音乐作品。

【21】  苏联人的姓名由三部分组成，按正常顺序排列为：名字、父称（来自父亲的名字）和姓氏。当谈话对象是已熟识的长辈时，只用名字和父称来称呼对方，以表示亲热和尊敬。

【22】  肯尼迪为应对古巴导弹危机而组织的理事会，非联合国安理会。

【23】  布拉格堡军事基地（Fort Bragg）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是全球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边缘 : 全3册 / (英) 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著 ; 陈杰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5

书名原文：Edge of Eternity

ISBN 978-7-5594-0322-3

Ⅰ. ①永… Ⅱ. ①肯… ②陈…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52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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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of Eternity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7-091号

书  名 永恒的边缘

著  者 （英）肯·福莱特

译  者 陈 杰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闵 唯 周奥扬 刘 雨 朱亦红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44.5

字  数 698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322-3

定  价 16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Part 4 枪 声（1963年）

第二十一章

瓦利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将成为一个音乐人，一个乐队的主唱，举世闻名。他打算专攻摇滚乐。

第二十二章

在美国，最有种族歧视倾向的城市也许就是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了。乔治清楚地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他差点被白人种族隔离分子杀掉。

第二十三章

戴夫十五岁了。但让他有点气恼的是，大多数同龄女孩都只愿意和年纪稍大一些的男孩恋爱。

第二十四章

坦尼娅和瓦西里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诗歌朗诵会上被捕以后，瓦西里被判犯有“反苏行动和宣传”罪，需要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服刑两年。

第二十五章

大约一年以前，在密西西比大学招收黑人学生引发的骚乱中，有两个人被射杀致死。肯尼迪兄弟发誓不让这一幕重演。

第二十六章

离开柏林对瓦利来说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他也不敢再次冒险跨越边境：要不是运气好，上次他就会被打死。

第二十七章

加斯帕·默里爱上了美国。这里的收音机频率昼夜无休，电视有三个频道，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早报。在美国，没人会刻意奉承。

第二十八章

加斯帕·默里自信能得到《圣朱利安新闻》的主编职位。他在申请书中附上了为《回声报》所写的记录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报道。

第二十九章

想到粗鲁暴躁的副总统和优雅的肯尼迪一家在海尼斯港泛舟游玩的情形，乔治禁不住笑了：林登如同芭蕾课上闯入的犀牛一样，与肯尼迪家族格格不入。

第三十章

玛丽亚问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愿不愿意和杰姬·肯尼迪换个位置。玛丽亚非常想拥有总统的全部，向世人宣称自己深爱着总统。

Part 5 高 歌（1963—1967年）

第三十一章

新闻充斥着和暗杀相关的报道，电视台毫无同情心地重播了总统被暗杀一小时前，和夫人在爱田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

第三十二章

“拜伦说过：‘百代唱片有披头士，迪卡唱片有滚石，经典唱片需要有桃色岁月。’”

第三十三章

德米卡很想知道，五十年后自己入土之时，世人又将如何评价自己的婚姻呢？“在死之前，没有人能被定义为幸福的。”

第三十四章

每月一次的相见让乔治很是难耐。他希望维雷娜能一直待在身边。但维雷娜不想放弃她在马丁·路德·金那里的工作，乔治也无法离开鲍比·肯尼迪。

第三十五章

1964年10月12日，星期一，勃列日涅夫来电话的时候，赫鲁晓夫和德米卡正在黑海之滨匹斯达的度假胜地。

第三十六章

每次卢森堡电台播放桃色岁月的《爱是什么》，卡罗琳都会哭。莉莉觉得自己此生的任务就是帮卡罗琳和爱丽丝移民到西方，让母女俩和瓦利早日团圆。

第三十七章

前途不明让加斯帕很沮丧。“我真不知道。如果在英国，我会在地方报采写一些马戏或者公务员葬礼之类的小报道，但我觉得我不会甘于做这种事的。”

第三十八章

戴夫·威廉姆斯期待着见到臭名昭著的外祖父列夫·别斯科夫的那一刻。

第三十九章

东德政府允许民众跳传统舞蹈，因此尽管夜总会设在教堂的地下室，政府也不会多加干涉。另一方面，政府也乐于见到奥多·沃斯勒这样的年轻牧师和年轻人谈论恋爱和性。

第四十章

探雷犬累了。充当探雷犬的是个只穿着棉布短裤的越南男孩。加斯帕觉得，男孩大约十三岁，不够机灵，在“亡命连”准备执行任务时闯进了丛林，被抓个正着。

人物表

美 国

英 国

德 国

波 兰

苏联（俄罗斯）

其他国家

Part 4 枪 声（ 1963年）

第二十一章

乔·亨利的舞蹈团每周六晚在东柏林欧洲饭店的餐馆演出，为东柏林的精英以及他们的妻子们表演爵士标准舞曲和流行乐。在瓦利看来，真名为约瑟夫·海因德的乔不是个好鼓手。但他即便醉了也不会影响鼓点，还是音乐家协会官员，所以永远不会被解雇。

晚上六点，乔开着辆黑色的老式弗拉莫V901小货车来到饭店的员工入口，他那面珍贵的鼓绑在后车厢绵软的垫子上。当乔坐在酒吧开始喝啤酒时，瓦利就负责把鼓搬运到舞台上，从皮套里拿出来以后，按乔喜欢的样式组装起来。一整套鼓包括带踏板的低音鼓、两只手鼓、一面小军鼓、一对踩钹、一面铜钹和一个牛铃铛。瓦利像移动易碎的鸡蛋一样小心地搬运着这些乐器：这是四十年代乔从一个美国兵那里打牌赢来的美国名牌斯林格兰鼓，乔永远不可能再弄一套这样的鼓了。

搬鼓赚不了多少钱，但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瓦利和卡罗琳可以像鲍勃西双胞胎那样在中场休息的二十分钟里进行表演。更重要的是，尽管年仅十七岁的瓦利并不够格，但他和卡罗琳已经弄到了音乐家协会的会员证。

把二重唱组合的名字告诉英裔外祖母茉黛的时候，茉黛咯咯直笑。“你们怎么不叫弗洛西和弗雷迪，或伯特和南啊？”她说，“瓦利，你真是把我逗乐了。”原来鲍勃西双胞胎 【1】 不像埃弗里兄弟，一提到鲍勃西双胞胎，人们就想到那对脸颊红润的双胞胎兄妹，以及他们完美的鲍勃西家族。但无论如何，瓦利和卡罗琳都决定要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乔是个笨蛋，但瓦利还是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乔让自己的乐队足够大声，以免被观众忽略，不过有人抱怨这样很难交谈。为了让团员们高兴，每次演出时，他都会用聚光灯对准某个团员，让他单独出现在聚光灯下。乔总是会安排一个观众喜欢的团员开场，当舞池里座无虚席的时候就结束了，让观众期待看到更多表演。

瓦利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将成为一个音乐人，一个乐队的主唱，举世闻名，深受喜爱。他打算专攻摇滚乐。共产党人也许会软化对美国文化的态度，允许成立流行乐团。称心如意的话，瓦利也许会找到去美国的方法。

但这些都还远着呢！现在他只希望鲍勃西双胞胎可以出名到能让他和卡罗琳成为全职乐手。

竖鼓的时候，舞蹈团的团员们悄然登上了舞台。表演在七点整正式开始。

共产党人对爵士乐的态度很矛盾。他们对美国的一切持怀疑态度，但纳粹禁止爵士乐，爵士乐成了反纳粹的象征，最终他们因为爵士乐的喜闻乐见而默认了它的存在。乔的舞蹈团没有歌手，完全可以演奏歌词中带有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乐曲，例如《礼帽、白领带和燕尾服》 【2】 《装扮高雅》 【3】 。

卡罗琳很快就到了，她的到来像蜡烛一样点燃了简陋的后台，使灰色的墙和肮脏的角落刹那间都有了生气。

瓦利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和音乐同等重要的东西。瓦利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事实上钓上她们没费他多少工夫。她们一般都愿意和他发生关系，大多数同班同学难以企及的性事对他来说完全不是个问题。但他从没经历过对卡罗琳那样的爱和激情。“我们思想很接近——有时甚至会说同一件事。”有一次他对外祖母茉黛说。外祖母回答：“我明白——你们是精神上的伴侣。”瓦利和卡罗琳可以像谈论音乐那样轻松地谈论性事，坦言各自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虽然卡罗琳没什么不喜欢的。

舞蹈团还要表演一个小时。瓦利和卡罗琳跳上乔的小货车的后车厢，躺了下来。在停车场昏黄的路灯下，后车厢宛如少女的闺房。车厢里的垫子是天鹅绒的，卡罗琳像个柔弱的宫女一样坐在垫子上，解开衣服让瓦利亲吻。

他们曾经戴着避孕套做过爱，但两人都不喜欢用。有时他们不用避孕套，在高潮快到时瓦利及时撤出，但卡罗琳说这样不能保证不受孕。这天他们用手互相愉悦。当瓦利探进去以后，卡罗琳引导着他的手指，教他如何让她愉悦。随着手指的一进一出，卡罗琳发出更像是惊讶的小声叹息。

“和你爱的人做爱是世界上第二等快乐的事情。”茉黛对瓦利说。祖父母这辈通常会说出父母不会说的话。

“如果这是第二等，那第一等是什么？”瓦利问。

“当然是看到孩子们幸福快乐地成长了。”

“我以为你会说是‘弹奏拉格泰姆’。”瓦利的这话把茉黛逗笑了。

和以往一样，瓦利和卡罗琳像无缝对接一样从性事转移到了音乐上，好像它们是一回事。瓦利教给卡罗琳一首新歌。瓦利的卧室里有台收音机，他能从收音机里收听到西柏林的美国电台，可以听到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最新歌曲。这首新歌名叫《如果我有把锤子》 【4】 ，由一个名叫“彼得、保罗和玛丽”的美国三重唱组合演唱。这首歌的节奏感很强，瓦利觉得观众一定会喜欢。

卡罗琳对歌词里的公正和自由心存疑惑，生怕因此会惹上麻烦。

瓦利说：“在美国，皮特·西格因为写了这首歌都被称为共党分子了！哪里都有恃强凌弱的事。”

“这又帮不到我们！”卡罗琳用实事求是的冷酷口气说。

“反正这里又没人懂英语。”

“好吧，”卡罗琳不情愿地退让了，但接着她又说，“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做这种事了。”

瓦利很震惊。“你这是什么意思？”

卡罗琳表情忧郁。瓦利意识到她不想破坏欢愉的兴致，刻意隐瞒了一些坏消息。卡罗琳有着超强的自控能力。她说：“我爸爸被斯塔西问话了。”

卡罗琳的父亲是汽车站的管理人员，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像会被秘密警察怀疑的那种人。“为什么会这样？”瓦利问，“他们问了他些什么？”

“问你的事情。”她说。

“哦，真该死。”

“他们告诉他，你是个意识形态上无法信赖的人。”

“审讯他的是谁？是个叫汉斯·霍夫曼的人吗？”

“我不知道。”

“我猜是的。”即便汉斯没有亲自审问，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瓦利这样觉得。

“他们说再看到我和你公开登台，爸爸就会丢掉饭碗。”

“你还需要听父母的话吗？你都十九岁了！”

“但我还和他们一起住呢！”卡罗琳已经高中毕业，但还在专科学校学会计。“无论如何，我不能让父亲失业，我担不起这个责！”

瓦利很震惊，他的梦想眼看就要毁灭了。“但……我们是如此之棒！观众喜欢我们！”

“我知道，真是太对不起了。”

“斯塔西怎么会知道你在登台演唱？”

“你还记得认识的那天晚上跟踪我们的那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吗？近来我见过他几次。”

“你认为他一直在跟踪我吗？”

“也许不是一直。”她压低了声音说。即便没人偷听，说到斯塔西时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声音。“也许隔段时间会跟踪一次。跟踪了一两次以后，他很快发现了你和我的关系，于是又开始尾随我。查出了我的名字和住址后，他们就对我爸爸下手了。”

瓦利拒绝接受无法和卡罗琳一起登台的事实，“我们到西边去。”他说。

卡罗琳表情痛苦地说：“老天，我真希望能和你一起过去。”

“经常有人逃过去。”

瓦利和卡罗琳经常谈论逃到西边的事情。叛逃者有的游过运河，有的使用假冒的证件，有的藏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有的干脆直接闯关。西德的广播电台有时会播放叛逃者们的故事。东德的民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流言。

卡罗琳说：“叛逃不成而被打死的人也很多。”

在渴望逃亡的同时，瓦利也在担心卡罗琳会不会在逃亡时受伤甚至被打死。边境的守卫开枪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人打死。同时，柏林墙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变得越来越难以逾越。原来的铁丝网现在在很多地方变成了带有聚光灯的双层水泥墙，之间有些地方还有巡逻的警犬和瞭望的塔楼。柏林墙前甚至造了些防止坦克穿越的障碍物。即便经常有边防军人叛逃到西方，但总不会有人开着坦克硬闯吧。

瓦利说：“我姐姐就逃过去了。”

“但她丈夫却摔成了残废。”

丽贝卡和伯纳德结了婚，住在汉堡。尽管伯纳德没能完全从坠楼中康复，必须坐上轮椅，但两个人都成了学校的老师。他们写给卡拉和沃纳的信经常被审查员拖延。虽然有种种的磨难，但丽贝卡和伯纳德总算到达了西方。

“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待在这儿了，”瓦利自嘲般地说，“待在这儿的话，我永远得唱共产党批准的歌曲，你不是当会计，就是顶替你爸当个车站管理员。与其这样，还不如去死。”

“社会主义不会永远当道。”

“社会主义已经从1917年持续到了现在。如果有了孩子，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说呢？”丽贝卡尖刻地问。

“留下来的话，我们不仅自己要过一辈子监禁的生活，我们的孩子也将被监禁受折磨。”

“你想要孩子吗？”

瓦利原本没想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想要孩子。在结婚要孩子之前，他首先要挽救自己的生命。“我不想在东德要孩子。”瓦利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对问题的答案却非常确定。

卡罗琳的表情很严肃。“我们也许应该逃过去，”她说，“但怎么逃过去呢？”

瓦利有过很多念头，但最钟意的却只有一个。“你知道我学校边上的那个检查点吗？”

“没有真正留意过。”

“运送肉类、蔬菜、奶酪等货物到西柏林的车辆都从那儿通过。”东德政府不想给西柏林送食物。但瓦利的父亲说，东德政府很需要钱。

“我们怎么做？”

瓦利描述着想象中的更多细节。“关口的栏杆有六英寸厚，单层木制。出示证件以后，边防兵拉起栏杆让你的卡车过去。边防兵在两道栏杆之间的空地上检查货物，然后拉起另一侧的栏杆让你过去。”

“是的，我想起来这些程序了。”

瓦利故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自信一点。“司机可以先假装和边防兵吵架，然后开车闯过这两道栏杆。”

“瓦利，那样太危险了。”

“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可以过去。”

“你连车都没有。”

“我们可以偷走这辆车。”演出结束以后，乔总会在瓦利往车里放鼓的时候去酒吧喝酒。瓦利收拾完乐器以后，乔或多或少已经有点醉了，瓦利会开车送他回家。瓦利没有驾驶执照，但乔并不知情，醉醺醺的他根本不知道瓦利在无证驾驶。送乔回公寓以后，瓦利负责把鼓放在玄关，然后把车停进车库。“今晚演出以后，我就能把车弄到手，”瓦利对卡罗琳说，“明天一早检查点开放以后，我们就开车过去。”

“如果晚回家的话，爸爸会到处找我的。”

“你像平时一样回家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床就行。我会在学校外面等你。乔要到中午才起床。等到乔注意到卡车不见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蒂尔加登公园闲逛了。”

卡罗琳亲吻了瓦利。“我很害怕，但我爱你。”她说。

瓦利听到乐队在演奏第一幕的结束曲《阿瓦隆》，意识到两人谈话的时间有点过长了。“五分钟以后得上台，”他说，“我们快去吧。”

舞蹈团离开舞台，舞台上空无一人。瓦利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手脚麻利地支好麦克风和吉他音箱。观众们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聊天。这时鲍勃西双胞胎组合上台了。一些人根本不关注他们，另一些人却饶有兴致地观看着他们的表演。瓦利和卡罗琳是很登对的表演组合，总能以震撼人心的开场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和往常一样，他们用惹人发笑的《再跳一支舞》开场。接着他们唱了几首民歌，两首埃弗里兄弟组合的歌曲以及一首美国二重唱组合保罗和保拉演唱的《嗨，保拉》。瓦利的高音非常棒，和卡罗琳的女中音配合得非常好。瓦利独创的吉他指法使旋律非常有节奏。

他们以一首《如果我有把锤子》结束了演唱。大多数观众很喜欢这首歌，随着曲子的节奏不断鼓掌，不过仍然有几张面孔在听到“公正和自由”时表情压抑。

瓦利和卡罗琳在震耳欲聋的鼓掌声中走下舞台。看到组合很受欢迎，瓦利高兴得手舞足蹈。这不是沉醉，他已经飘飘欲仙了。

乔在舞台的侧翼和他们擦肩而过时说：“再唱那首歌，明天你们就不用来了。”

瓦利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似的，高兴劲儿一下子消失了。他怒气冲冲地对卡罗琳说：“这就好办了，我今天晚上就走。”

他们回到乔的小货车那边。平时他们都会在这时再亲热一次，但这天两人都很紧张。瓦利一肚子火不知道往哪里发。“明天你最早什么时候能来和我会合？”他问卡罗琳。

卡罗琳思考了一会儿。“现在回家以后，我告诉爸妈因为明天早起我要早点睡……我就说明天一大早学校要进行五一大游行的排练。”

“非常好。”瓦利说。

“他们不怀疑的话，我可以七点和你见面。”

“太好了，礼拜天一早，没几辆车会通过那个检查点。”

“再亲我一下。”

他们缠绵地亲吻了一会儿。瓦利抚摸着卡罗琳的乳房，然后从卡罗琳的怀抱中挣脱出去。“再次亲热的时候，我们就自由了。”他说。

他们下了车。“明早七点，不见不散。”瓦利重复了一遍第二天碰头的时间。

卡罗琳挥了挥手，在夜色中消失了。

一整夜，瓦利都在愤怒和希冀中度过。他想对乔表现出不屑，又怕机缘巧合之间偷不到乔的那辆小货车。但即便他表露出了不屑，乔也没注意到。凌晨一点，瓦利把车停在了校外的街道上。检查点离学校有两条街的距离，从学校看不到检查点——这对瓦利来说反而更好，他不希望被边防士兵看见，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瓦利闭着眼睛躺在后车厢的垫子上，但冷得根本睡不着。一晚上他大多数时候在想些家人们的事情。一年多以来，父亲的脾气一直大得吓人。沃纳不再拥有西柏林的电视机工厂了——他把厂子让渡给了丽贝卡，使东德政府无法把工厂从弗兰克家族收回。尽管不能去西柏林，他仍然设法在管理工厂。他雇了一个丹麦的会计师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进行联系。身为外国人的埃诺克·安德森每周可以去一趟东柏林和沃纳会面。通过中间人管理工厂的办法明显是隔靴搔痒，沃纳简直快被急疯了。

瓦利觉得母亲也很不快乐。作为一家大医院的护士长，卡拉把全身心都投入在了工作里。和痛恨纳粹一样，她也痛恨着德国的共产主义。可对于现在的局面，她根本什么事都做不了。

外祖母茉黛还是那么坚忍。她说从她记事起德国就在和苏联争斗，她只希望能活到看见哪方斗赢的那一天。她觉得瓦利会弹吉他是种了不起的成就，而不像沃纳和卡拉那样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他唯一放不下心的是莉莉。她十四岁了，瓦利比以前更喜欢她，幼年时的莉莉总像个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

他试着不去想面临的危险，不想在事情没做之前就被吓破胆。在精神和意志力都趋于薄弱的下半夜，他想到了乔对他说的话：“再唱那首歌，明天你们就不用来了。”一想到这里，瓦利就怒火中烧。继续留在东德的话，他就要听从乔这种死脑筋的话，由他人来指定哪些歌该唱，哪些歌不该唱。这不是生活，这完全是座地狱，瓦利不可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不管发生什么，他都必须离开，很难想象他还会有其他别的选择。

这样一想，他突然间有了勇气。

早晨六点，瓦利下了小货车，到街上找热饮和能吃的早饭。可街上却完全买不到吃的，连火车站边上的商店都关着门。他只好饥肠辘辘地回到车上。好在走路让他身子暖了一些。

日光把寒气赶跑了。他坐在驾驶座上，可以时不时往外看上一眼，搜寻卡罗琳的踪影。卡罗琳只要一来，就能轻松地找到他：卡罗琳认识这辆车，附近也再没有别的车了。

他一次次地想象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要打边防兵一个出其不意。在意识到有人闯关前，他们会愣上几秒，接着也许会朝车射击。

运气好点的话，边防兵会被瓦利和卡罗琳甩在后面，只能对着车尾射上一通。瓦利一点都不知道，这样闯关会有多么危险。他从来没被人当目标射击过。不论是因为何种原因，他都没见到任何人开过枪。瓦利不知道子弹会不会穿过车板，击中他们。爸爸曾经说过，枪支不像电影里那样容易打中人。对于枪械的威力，瓦利就只有这一丁点儿知识。

一辆警车从小货车旁边开过去的时候，瓦利感到一阵紧张。副驾驶座上的警察严厉地瞪了瓦利一眼。如果警察要看驾驶证的话，闯关的企图就全泡汤了。他责骂自己太傻，应该躲在后车厢而不是待在驾驶室里。好在警车没停下，很快就开走了。

瓦利觉得，如果事情出岔子，他和卡罗琳都会被边防兵射杀。但现在他却想到，他们也有可能会一死一活。想到这种可能性，瓦利就觉得非常可怕。他们经常对彼此说“我爱你”，可是现在瓦利对爱却有了全新的认识。现在他意识到，爱上一个人是多么宝贵，他完全受不了失去自己所爱的人。

他又想到一种更糟的可能性：两人中的一个会像伯纳德那样残废。如果卡罗琳因为瓦利的过错而变成残废，他会怎么想。他一定会去自杀的。

表针终于走到了七点。他很想知道卡罗琳有没有产生过同样的想法。瓦利可以肯定，卡罗琳产生过类似的想法。不想这些，卡罗琳这一夜又有什么好想的呢？她会不会沿着街道走过来，坐在他身旁，告诉他自己不愿承担这个风险呢？瓦利不想放弃希望，在铁幕后面了却余生。但他真能抛下她一个人独自离开吗？

七点十五分到了，卡罗琳还没出现，瓦利有点失望了。

七点半时瓦利开始感到担忧，八点时他产生了绝望。

出什么岔子了？

卡罗琳的父亲发现第二天没有五一大游行的排练吗？他为什么要去查证这种事呢？

卡罗琳病了吗？可前一天晚上她完全没有异样啊！

她改变想法了吗？

卡罗琳也许改变了主意。

卡罗琳从没有像他那样打定逃亡的主意。她对瓦利说出了自己的疑虑，预见到了逃亡过程中可能会遇见的种种困难。昨晚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瓦利觉得谈到在东德养育孩子前卡罗琳一直是反对逃亡到西方的。想到养育孩子的问题之后，卡罗琳才趋向于赞同瓦利的想法。但现在，卡罗琳似乎又改主意了。

瓦利决定等到九点。

接着该怎么办？独自闯关吗？

瓦利不再觉得饿了。他非常紧张，完全吃不下东西。但他很渴，如果有人用加奶的热咖啡换他的吉他，兴许他会考虑一下的。

九点钟时，卡罗琳依然没有出现。

走还是留？

再唱那首歌，明天你们就不用来了。

瓦利发动起小货车。

他慢慢往前开，在第一个街口拐了个弯。

他必须把车开得很快才能闯过木栏。但如果这时就开得很快，边防兵一定会注意到。他需要以平时的速度行驶，快到关卡时降速以迷惑边防兵，接近关卡再猛踩油门，一鼓作气冲过去。

不幸的是，踩下油门并没让车加快很多。弗拉莫900系列有个三缸的二冲程发动机。瓦利觉得他也许该把那套鼓留在车上，使鼓的重量能在闯过木栏时给车带来更大的推动力。

转过第二个街口，检查点出现在眼前。三百码开外，路被由警卫室操纵、把空地围在中央的两道木栏挡上了。进口木栏和出口木栏间大约有五十码距离。出口木栏后大约有三十码的空地，之后便是普普通通的西柏林街道。

到了西柏林之后再进入西德，瓦利琢磨着，到了西德之后再去美国。

有辆卡车等在入口的木栏前。瓦利赶紧停下车。如果排在车队里他就有麻烦了，排在队里很难有加速的机会。

卡车通过关卡以后，第二辆卡车停在了关卡前。瓦利只能继续等。这时他看见有个边防兵在朝他看，意识到已经被人注意到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他下车绕到车后，打开后备箱的门。车后面能看到后视镜，可以观察到后面有没有车。第二辆车开到木栏间空地时，瓦利坐回了驾驶座。

他启动了货车，犹豫了起来。现在还可以掉头开回去。他可以把车开回乔的停车库，然后走回家，要解决的唯一问题是向父母解释为什么整夜未归。

是选择生，还是冒死一闯？

如果再等下去，又一辆卡车也许会过来，挡在关卡前。边防兵也许会沿街走过来，问他在检查点前闲逛到底是想干吗。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许就将因此而付之东流。

再唱那首歌……

瓦利放下手闸，把车往前开。

车速到了每小时三十英里以后，瓦利降低了一点车速。站在木栏边的边防兵看着他。他踩下刹车，士兵转头看别的方向去了。

瞅准这个机会，瓦利把油门一踩到底。

边防兵注意到了发动机的声响变化，微微皱起眉头转过身。看到车速变得越来越快，他向瓦利做出了“减速”的手势。瓦利反而加大了踏油门的力气。弗拉莫车像头大象一样突突地向前冲，但根本快不起来。瓦利发现边防兵的表情慢慢地从好奇变成了难以置信。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以后，边防兵变得非常恐慌。尽管不在小货车的行进路线上，但他还是后退三步，紧贴在了墙上。

瓦利半是愤怒半是恐惧地叫了一声。

小货车伴着金属的变形声撞上了第一道木栏。巨大的前冲力把瓦利甩向方向盘，他的肋骨撞得生疼。瓦利事先没想到被撞着，一时完全接不上气来。但木栏却像被枪打过似的裂了一条缝。货车继续向前闯，撞击只使货车的速度略微减慢了一点。

瓦利把排挡拉到第一档，加快了车速。前面的两辆货车都停在一边作检查，给瓦利留下了一条没障碍的通途。三个边防兵和两个司机转身看噪音从何而来。弗拉莫车速越来越快。

瓦利感到非常自信。他就要实现目标了！这时一个处变不惊的士兵单腿跪地，把机关枪瞄准了小货车。

士兵正好在小货车冲向出口途中的一侧。刹那间瓦利意识到士兵可以近距离击中自己。他必死无疑。

他没多想，猛扭方向盘向边防兵撞了过去。

士兵开火了。货车的前挡风玻璃炸裂开来。让瓦利吃惊的是，他并没有被子弹击中。这时他几乎要轧上那个士兵了。他突然对轧上一个活人感到恐惧万分，又扭了下方向盘想避开对方。但他拐弯拐晚了，车头随着令人心悸的重击声撞倒了这位士兵。瓦利大叫一声：“不！”但车轮一侧却还是从士兵身上轧了过去。“哦，我的老天。”瓦利哭号道。他没想要伤害任何人。

伴着满心的绝望，瓦利渐渐把车速放缓下来。他想跳下车，看看士兵是否活着。活着的话，瓦利还想救他一命。很快边防兵又开火了，瓦利意识到如果可能的话，关卡上的边防兵想现在就杀了他。他听见子弹打在车后面的金属板上。

他踩下油门，再一次扭转方向盘，试图把车开到正对出口木栏的路上。车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股冲力，瓦利只是把车头对准了出口木栏。他不知道车速是否能快得冲过木栏。抗拒着变挡的冲动，瓦利开着货车呼啸地向前冲。

他突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像刀扎在腿上一样。他震惊和痛苦地大叫一声。他的脚离开了油门，车速马上变缓了。尽管腿十分疼痛，他还是强迫自己踩上油门。瓦利一边把脚往下踩，一边撕心裂肺地大声喊。他感到湿热的鲜血不断从小腿往鞋里流。

小货车撞上了第二道木栏。瓦利再一次被冲力往前甩，肋骨再一次被撞肿，木栏再一次被撞碎，弗拉莫车终于闯过了第二道木栏。

货车开过一片水泥地，枪声停下了。瓦利看见一条满是商店的街道。街上有香烟和可乐的广告牌，有闪闪发光的新车。最棒的是，面前出现了几个受到惊吓的穿美军制服的士兵。他把脚挪离油门，尽力去踩刹车。疼痛突然间加重了。他的脚像瘫了一样，完全不能动，根本无法踩下刹车。绝望中，他猛打方向盘，把车撞向一根灯柱。

士兵们跑到小货车前，其中一个用力打开门。“小伙子，干得漂亮，你成功了！”他说。

我成功了，瓦利心想。我活着，我自由了，但我失去了卡罗琳。

“你真是太厉害了。”一个士兵由衷地赞叹道。这个士兵看上去不比瓦利大多少。

放松下来以后，瓦利腿上的疼痛加剧了。“我的腿伤了。”他拼尽浑身力气说。

士兵低头查看。“老天，你的腿上全是血，”他转过身，交代身后的人，“快叫辆救护车来。”

瓦利昏过去了。

瓦利的枪伤很快被缝合了。第二天，他带着瘀肿的肋骨和右侧小腿上的绷带出了院。

报纸上说，被小货车碾过的边防兵最后还是死了。

瓦利一瘸一拐地走到弗兰克的电视机工厂，把闯关的事情告诉了厂里的丹麦会计师埃诺克·安德森。安德森保证为他去东柏林向沃纳和卡拉报平安。埃诺克给了瓦利一点西德马克，瓦利在基督教青年会弄到了一个房间。

每次在床上翻身他的肋骨都会感到钻心的疼，他每天都睡得很不好。

第二天，他从车里拿出了吉他。和瓦利不同，吉他在闯关时没有被损坏，但乔的小货车却完全报废了。

瓦利拿到了逃亡者一经申请就可以弄到手的西德护照。

他自由了，逃脱了瓦尔特·乌布利希的社会主义强权统治。他想唱什么歌都可以自由地唱。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非常可怜。

他想念卡罗琳。他觉得自己像失去了一只手似的。他每每会想到第二天要对卡罗琳说的话或提出的问题，然后突然想到他没办法跟她说话了，痛苦的回忆像踢在肚子上的重重一脚让他痛不欲生。在街上看到漂亮女孩的时候，他会想到下周六晚上也许可以和卡罗琳一起在乔的后车厢里狂欢，接着他会意识到不会再有那样的夜晚了，这时他会被悲伤击垮。他时常会走过一些可能会让他临时演出的夜总会，每当这时，瓦利都会想，他是否能在卡罗琳不在场的情况下独自表演。

瓦利和丽贝卡在电话里通了话。丽贝卡让瓦利去汉堡同她和她丈夫一起住。感谢了她之后，瓦利却拒绝了。他无法在卡罗琳还在东边的情况下离开西柏林。

由于对卡罗琳的极度思念，一个星期以后，瓦利在对卡罗琳的回忆中去了两年前他们第一次登台的“民谣歌手”夜总会。夜总会外面的标识牌上写着“周一不营业”，但门开了一条缝，于是瓦利就进去了。

夜总会的年轻老板兼表演主持人丹尼·豪斯曼正坐在吧台前的凳子上记账。“我记得你，”丹尼说，“你是鲍勃西双胞胎的一员，你们表演得很棒。你们后来怎么没再来啊？”

“东德警察砸了我的吉他！”瓦利解释说。

“但现在你不是又有了一把嘛！”

瓦利点点头。“但我没有了卡罗琳。”

“太不幸了，她是个漂亮女孩。”

“我们都住在东德。她留在那里，我逃过来了。”

“怎么逃过来的？”

“我开了辆车冲过了关卡。”

“原来是你啊！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小伙子，你真是太棒了！但你为什么没把小姑娘也给带出来呢？”

“她没能在见面地点出现。”

“太糟糕了！想喝一杯吗？”丹尼绕到吧台后面。

“谢谢。我想回去找她，但在那边被当作了杀人通缉犯。”

丹尼从酒桶里泵出两杯生啤。“共产党人造了不少舆论，他们把你叫作暴力杀人犯。”

东德政府还要求把瓦利引渡回去。西德政府以东德士兵向一个只是想从柏林的一条街道前往另一条街道的居民射击为由拒绝了。西德政府说，一旦瓦利被引渡到东德，就很有可能横死在非民选产生的东德政府控制的监狱里。他们不能纵容这样的事情发生。

瓦利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在心里，他却很难接受自己杀了人这个事实。

他对丹尼说：“过境的话，他们会把我逮起来。”

“是的，我想你死定了。”

“我还是不知道卡罗琳为什么没来。”

“你没办法回去问她，除非……”

瓦利竖着耳朵。“除非什么？”

丹尼犹豫了一下。“没什么。”

瓦利放下酒杯。他不会把这样一条消息就这么放过去。“伙计，快说——究竟有什么法子啊？”

丹尼若有所思地说：“在所有的柏林人中，我想自己能相信的大概也只有杀了东德边防军人的你了。”

这话实在是太疯狂了。“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丹尼下定决心。“哦，只不过是件听说的事情。”

如果只是听说的事情，丹尼不会这样神神秘秘的，瓦利心想。“你听说了什么？”

“也许能找到个不通过检查点回东柏林的办法。”

“怎么过去？”

“我不能告诉你。”

瓦利很生气。丹尼看上去似乎在戏弄他。“那你他妈的说这干吗？”

“别着急好吗？我无法告诉你，但可以带你去见个人。”

“什么时候去？”

丹尼想了下，然后用提问回答了瓦利的问题。“想不想马上就回去？比如说现在？”

瓦利很害怕，但他没有半点犹豫。“可以，但为什么要这么赶呢？”

“这样你就没机会告诉别人了。他们在保密方面不是很专业，但他们并不傻。”

丹尼似乎在说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听上去还挺可靠的。瓦利跳下椅子。“可以把吉他放你这儿吗？”

“我会把它放在店里。”丹尼拿起放吉他的盒子，把它和几件别的乐器以及扩音器一起摆进橱柜。“我们走。”他说。

夜总会离库达姆大街不远。丹尼关上门，然后和瓦利一起走向最近的地铁站。丹尼发现瓦利走路一瘸一拐的。“报纸上说，你腿上挨子弹了。”

“是的，一动就疼得要死。”

“我想我能相信你，斯塔西特工再装也不会真把自己射伤。”

瓦利不知道该兴奋还是该害怕。今天，他真能回到东柏林吗？瓦利完全不敢相信这竟然会是真的。但他还是满心害怕。东德仍然保留着死刑。如果被抓的话，他很可能死在绞刑架上。

瓦利和丹尼乘地铁穿越柏林。瓦利想到这也许是个陷阱。斯塔西也许在西柏林派有特工，民谣歌手夜总会的老板也许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会大费周章把瓦利抓回去吗？这完全是件耗时耗力的活，还很可能暴露夜总会老板的真实身份。但有汉斯·霍夫曼挖空心思报复的前车之鉴，瓦利知道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坐地铁的时候，瓦利一直在偷偷打量着丹尼。他会是个斯塔西特工吗？丹尼二十五岁，一头长发梳理成最新式样，穿着有松紧带的尖头靴。他还有一家生意不错的夜总会。他太时髦了，根本不像个特工。

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夜总会老板，他却可以完美地监视西柏林的年轻反共分子。这些人大多都会去他的夜总会。他肯定认识西柏林几乎所有的学生领袖。斯塔西真在乎西柏林的年轻人都在干些什么吗？

他们当然在乎。他们像中世纪捕猎巫师的神父一样妄想把所有的反共分子都一网打尽。

但如果这意味着只要能和卡罗琳再说上一次话，瓦利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他告诉自己要机警一些。

当他们从韦丁区一个地铁站走上地面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丹尼带着瓦利朝南走，瓦利很快意识到他们在朝丽贝卡逃离东德的伯诺尔大街前进。

在落日的余晖中，他发现这条街已经变了。在南边竖铁丝网的地方立着一道水泥墙。东德那边的楼房正在被拆毁。瓦利和丹尼站立处的西面一片衰败，瓦利猜测这是因为没人愿意住在这道丑陋的墙边。

丹尼把瓦利带到一幢大楼背后，他们从一家废弃商店的后门走进楼内。这家店看上去似乎是家杂货店，店墙上点缀了些罐装沙丁鱼和可乐的珐琅画广告。但店堂和周围的房间都是垒得老高的松土，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过道能走人。瓦利猜测着这里正在发生着些什么。

丹尼打开一扇门，顺着一段被灯泡点亮的楼梯往下走。瓦利紧跟在丹尼身后。丹尼对了句也许是暗语的话：“潜航者过来了！”楼梯底下是间毫无疑问曾经被商店用来当储藏室的大间地下室。这时地下室的地板上已经打出了一码见方的大洞，洞的上面安放着一套看起来很专业的起吊工具。

有人正在挖地道。

“挖了有多久了？”瓦利问。如果知道有这条地道的话，丽贝卡可以从这里逃过来，伯纳德也不会残疾了。

“地道特别长，”丹尼说，“我们上周才最后完工。”

“哦。”丽贝卡是没有机会用上这条地道的。

丹尼说：“只有在黄昏时才能用上它。白天太显眼了，晚上又要用上手电筒，容易吸引不必要的注意。与此同时，每带人通过一次，被人发现的风险就会多上几分。”

一个穿牛仔裤的青年爬梯子钻出洞：多半是个负责钻洞的青年学生。他仔细打量了瓦利一番，然后问：“丹尼，这是谁啊？”

“贝克尔，我可以为这个人担保，”丹尼说，“柏林墙还没建成以前我就认识他了。”

“他为什么在这儿？”年轻人还是敌意重重。

“他要到那边去。”

“他想去东边吗？”

瓦利解释说：“我上星期才逃过来的，但我想回去见女朋友。因为杀了个边防兵，我无法从检查点过境，我因为杀了边防兵正被东德当局通缉。”

“你就是那家伙吗？”年轻人重新打量着眼前的瓦利，“是的，你就是报纸上的那个人。”他的态度变了，“你可以过去，但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他看了看表，“有批人要在十分钟以后从东边过来，地道里没有地方可以擦肩而过。我不希望因为你而造成堵塞，从而减慢他们的步伐。”

瓦利很害怕，但又不想失去这次机会。“我马上过去。”他掩饰着自己的恐惧说。

“好，现在就过去吧。”

瓦利握了握丹尼的手。“谢谢你，”他说，“我会回来取吉他的。”

“祝你女朋友好运。”

瓦利爬下扶梯。

挖出的竖井有三码深。竖井下面是个大约一码见方的地道入口。瓦利很快注意到，地道挖得很整洁。地上铺着厚木板，顶上隔开一段距离就有根柱子支撑。瓦利双手双膝趴在地上，开始向前爬行。

很快他意识到地道里没有灯光。爬了一段以后，地道就全黑了。他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他知道真正的危险来自他从东德那头走出地面的时刻，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道里爬行时，他本能地感到非常害怕。

为了驱除恐惧，瓦利开始想象头上的街景。地道的上方先是西柏林的马路，然后是柏林墙，最后是东德那边拆除了一半的房子。但瓦利不知道地道会延伸多长，更不知道地道的终点在哪里。

他的呼吸随着不断的爬行而越来越沉重，手和膝盖在厚木板上磨得很酸，小腿上的枪伤更是钻心的疼痛。但他没有退路，只能咬牙坚持。

地道不可能永无止境，总有爬到头的地方。他只要一直往前爬就可以了。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迷失，是属于孩子气的恐慌。瓦利必须保持平静，他完全可以做到。卡罗琳就在这条地道的终点——尽管卡罗琳不会在那儿等着，但那张绽放出笑容的性感大嘴却使他驱散了内心的恐惧。

前面真有道闪光，还是仅仅出自他的想象？很长时间这道光一直很微弱，但最后终于变强了，没过一会儿，他出现在了灯光下。

瓦利又站在了一个竖井之间。他沿着相似的一把扶梯往上爬，爬进另一间地下室。三个人瞪着从扶梯爬上来的瓦利。两个带着行李：瓦利猜测他们是这批要逃的人。第三个像是学生组织者的人说：“我不认识你。”

“丹尼带我来的，”瓦利说，“我是瓦利·弗兰克。”

“太多人知道这条地道了。”学生组织者的嗓音里带着焦虑。

当然是这样，瓦利想，所有通过地道逃亡的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他知道丹尼说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地道会越来越危险的意思了。瓦利不知道回程的时候还能不能用上这条地道。一想到会被困在东德，他几乎立刻想掉头再爬回去。

学生模样的人转身对提着行李的两个人说：“出发吧。”接到指令以后，两人下了竖井。看到逃亡者走了以后，他重新把注意力转到瓦利身上。他指着一段石头楼梯对瓦利说：“上去等着，等四边没人的时候，克里斯蒂娜会把滑板门打开。出去以后，你就得完全靠自己了。”

“谢谢你。”瓦利沿着石阶往上走，一直到头顶在一扇铁制的滑板门时才停下脚步。这扇滑板门以前一定是用来传递什么东西的，瓦利心想。他伏在石头台阶上，强迫自己静下心。如果外面没人就好了，不然离开时也许会被人发现。

过了几分钟，滑板门开了。在夜色中，瓦利看见一位戴着灰色头巾的年轻女郎。他跃出滑板门，和两个带着行李踏下石阶的人擦肩而过。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年轻女郎关上滑板门。瓦利惊奇地发现，克里斯蒂娜的腰里竟然别着手枪。

瓦利朝周围看了看。他正站在被拆除楼房后边一个被墙围住的小院子里。克里斯蒂娜指着墙上的一道木门说：“从那儿出去。”她说。

“谢谢你。”

“走吧，”克里斯蒂娜说，“快从我眼前消失。”

两人都紧张得忘了礼貌。

瓦利打开门，走到街上，左边没几码远就是那道柏林墙。他向右拐，迈开步子往前走。

起先他不断东张西望，生怕警车会鸣着警笛开到他面前。接下来他试图表现得正常一点，像以前那样在人行道上闲晃。但不管再怎样努力，他的腿都是瘸的：他的腿伤太重了。

瓦利想直接冲到卡罗琳家里去，但他不能这样做，卡罗琳的父亲会招来警察的。

他原本没有好好考虑过。

第二天下午卡罗琳下课时拦住她也许会更好。在学校外面等女朋友的男孩不会招来怀疑，瓦利过去经常在校门口等待女朋友。但这次不能让卡罗琳的同学看到他的脸。他迫不及待想马上看到卡罗琳，但不会疯狂到不采取预防措施。

在这期间，他该干些什么？

地道出口位于从南面融入米特老城区的斯特雷泽大街，瓦利的父母就住在这个区。事实上，他现在的位置离父母家只隔了几条街。瓦利完全可以回家去看看。

他们也许会乐于见到他。

快到父母住的街道时，瓦利突然产生了几分疑虑，心想是不是有人在监视那幢房子。如果受监视的话，他就没法回去了。瓦利又一次想到了换装的问题，但手头却并没有可以改头换面的衣饰：早上离开基督教青年会的时候，他万万没想到晚上会回到东柏林。尽管家里有帽子、围巾和其他服饰，但首先他必须得平安地回到家。

好在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沿着父母房子对面的街道往前走，不时查看有没有像斯塔西暗探的人。他没看见在街上闲逛的人，没在停着的车里看见人，也没见窗口站着人。但他还是走到街尽头，绕着这片街区走了一圈。走回来以后，他悄悄地钻进了通向家里后门的小巷。他打开后门，穿过院子，走到厨房入口。这时是晚上九点半，沃纳还没锁门。瓦利推开门，走进厨房。

厨房的灯开着，但厨房里一个人都没有。晚饭早吃完了，家里人应该都在楼上的客厅里。瓦利穿过过道上了楼。客厅门开着，瓦利走进客厅，他的妈妈、爸爸、妹妹和外婆都在看电视。瓦利说：“大家好，我回来了。”

莉莉尖叫一声。

茉黛用英语说：“哦，我的老天啊！”

卡拉双手捂嘴，脸色变得苍白。

沃纳站起身。“我的孩子！”惊叫一声以后，他跨出两步，张开双臂把瓦利搂在怀中，“感谢上帝，我的孩子回来了！”

瓦利心中被压抑的情感释放出来，眼泪开始唰唰地往下掉。

紧接着卡拉泪流满面地拥抱了他，然后是莉莉，最后是外祖母茉黛。瓦利用粗棉布衬衫的袖子擦拭泪水，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流。瓦利没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会如此强烈。他原以为十七岁的自己在离开家一个人生活以后已经坚强了很多，但现在他知道自己只是在假装成熟而已。

最后，他们平静下来，擦干了泪水。卡拉为儿子清理了爬过地道时流血的伤口，重新绑上了绷带。接着她煮了些咖啡，给儿子拿来几个蛋糕，这时瓦利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饿坏了。吃完蛋糕，喝了咖啡以后，瓦利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了家人。回答完家人们提出的问题，他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下午三点半，瓦利戴着帽子和墨镜，靠在卡罗琳学校对面的一面墙上。他到早了：姑娘们四点才放学。

太阳暖烘烘地照耀着柏林。城市里宏伟的老式建筑、棱角分明的现代住宅，和战争期间遭到轰炸，现在正逐渐消失的空地不搭调地融合在一起。

瓦利的心中满是期盼。很快他就能看到卡罗琳金色长发掩映下的俏脸，看到她张开大嘴的笑颜了。瓦利会用亲吻来跟她打招呼，用嘴唇感受卡罗琳丰润圆满的唇。也许他们还能在长夜过去之前躺在一起做爱呢！

他同样还很好奇。九天前卡罗琳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会合地点和他一起逃？他几乎可以肯定必然有什么事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卡罗琳的爸爸也许洞悉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把她关在家里；或者类似的坏运气。他同时又有几分轻微却不能忽略的担心，担心她改变了和他一起逃亡的念头。他想不出任何可能的理由。她还爱着他吗？人通常都是会变的。东德媒体把他称为一个没心没肺的杀手。这类报道影响到她了吗？

很快他就会知道了。

他的父母被发生的事吓坏了，但无意改变他的计划。他们觉得瓦利太过年轻，不想让他离家，但他们知道瓦利如果留在东德，就免不了牢狱之灾。他们问瓦利过去以后学习还是工作——瓦利说在和卡罗琳谈过之前，自己什么都决定不了。他们接受了瓦利的想法，沃纳第一次没有对瓦利指手画脚，父母已经把他当作了一个成年人。几年来，瓦利一直想让父母把他看作一个成年人，但这一刻来临的时候，他却心里没底，感到非常害怕。

学生们开始陆续走出校门。

这是个银行大楼改建成的学校。学生都是些十八九岁，想要成为打字员、秘书、会计和旅行代理的女生。她们有的拿包，有的拿着书本和文件夹。她们大都上身穿着毛衣，下身穿着长裙：这些职业的见习生必须穿着得体。

最后，卡罗琳终于出现了：她穿着绿色运动衫裤，夹着个放着书的旧皮包。

瓦利觉得她看起来不一样了：脸似乎稍稍变圆了一些。卡罗琳不可能在一周之间胖了那么多吧？她正在与另两个女孩闲聊，却没有和另两个女孩一样一直在笑。瓦利担心现在上前和她说话会引起那两个女孩的注意。被人注意就危险了：尽管做了乔装，但她们也许知道卡罗琳的男友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怀疑戴墨镜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瓦利。

他又感到害怕了：怎么能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就要成功前功亏一篑呢？很快卡罗琳的两个朋友折转向左，跟卡罗琳挥手作别。卡罗琳则一个人穿过马路。

卡罗琳快走到跟前时，瓦利摘下墨镜对她说：“你好，宝贝。”

卡罗琳很快认出了瓦利，惊恐地尖叫一声，站在原地不动了。瓦利在她的脸上读到了吃惊和害怕，但还有些别的东西——莫非是罪恶感？接着她跑向瓦利，扔掉手里的皮包，扑向了瓦利的怀抱。他们拥抱接吻，瓦利松了口气，感到非常欣慰。他的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答：卡罗琳还爱着他。

很快他意识到路人都在看着他们：有的微笑，有的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瓦利重新戴上墨镜。“我们走，”他说，“我不想被人认出来。”说着他拿起被卡罗琳扔掉的皮包。

他们手牵着手离开了学校。“你怎么回来的？”卡罗琳问，“在这里安不安全？你准备怎么办？有人知道你过来了吗？”

“我们有很多事要谈，”瓦利说，“我们得找个隐秘的地方坐下来。”他看见马路对面有座教堂，也许那里还在为寻求精神慰藉的人开着门。

他把卡罗琳带到教堂门口。“你的腿跛了。”卡罗琳说。

“边防兵打中了我的腿。”

“疼吗？”

“当然很疼。”

教堂门没锁，瓦利和卡罗琳走进去。

这是座简朴的新教教堂，里面灯光昏暗，放着几排硬木的长条凳。教堂一头有个包着头巾的女人正在给讲坛擦灰。瓦利和卡罗琳坐到后排，轻声地交谈起来。

“我爱你。”瓦利说。

“我也爱你。”

“周日早晨怎么回事？你原本应该来见我的。”

“我吓坏了。”她回答说。

这不是瓦利想要的回答，瓦利觉得卡罗琳的回答很难让他理解。“我也很害怕，”他说，“但我们相互发过誓。”

“我知道。”

看得出她很后悔。但其中还包含着一些别的东西。瓦利不想折磨卡罗琳，但他必须知道真相。“我冒了很大的风险，”他说，“你不该不告诉我就退出。”

“对不起。”

“我不会对你这么做，”瓦利说，然后又负气地补充了句，“我真的非常爱你。”

卡罗琳浑身一颤，像被重击了一样，但给出的答案却非常有生气。“我不是个懦夫。”她说。

“如果真爱我的话，你怎么会辜负我呢？”

“我连命都可以给你。”

“如果真是这样，你就会和我一起走了。现在你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呢？”

“因为受威胁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生命。”

“你指的是我吗？”

“还有另一个人的。”

瓦利迷惑了。“老天，究竟是谁的命啊？”

“我是说我们的孩子。”

“你说什么？”

“我们就要有孩子了。瓦利，我怀孕了。”

瓦利的嘴巴大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的世界在顷刻间颠覆了。卡罗琳怀孕了。有个孩子进入了他们的生命。

他的孩子。

“哦，我的老天。”过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说。

“瓦利，我简直崩溃了，”她极度痛苦地说，“你得试着去明白这一点。我想和你一起去，但我不能让孩子去冒风险。听说你要开车闯过木栏，我就更不能上你的车了。我受伤没什么，但不能伤了孩子。”说完她乞求瓦利，“快说你明白的。”

“我明白，”他说，“我想我能明白。”

“谢谢你。”

瓦利握着卡罗琳的手说：“没事，我们商量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我知道我将要做什么，”她坚定地说，“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孩子，我不会把他流掉。”

瓦利猜测卡罗琳已经知道怀孕好几个星期了，对此进行过长时间的思考。但与此同时，他还是被卡罗琳的意志力惊呆了。“你这样说，好像我和这孩子根本没关系似的。”瓦利说。

“孩子在我的身子里。”卡罗琳大声说。清洁工四下张望了一眼，卡罗琳虽然马上压低了嗓音，但声音还是很坚定。“我不需要任何男人对我的身体指手画脚，你和我爸爸都没有这资格。”

瓦利猜测她爸爸可能是让她去流产。“我不是你爸爸，”瓦利说，“我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更不会让你去流产。”

“对不起，我的话说重了。”

“但有一点要弄清楚。这只是你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孩子？”

卡罗琳哭了起来。“这是我们的孩子。”她说。

“那我们是不是该谈谈接下去该怎么办——我和你一起？”

卡罗琳捏了捏瓦利的手说：“你很成熟，对一个十八岁以前就当上父亲的人来说，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卡罗琳的话让瓦利非常震惊。他想到了剃着平头、穿着大衣的父亲。现在瓦利也得扮演起这样一个角色：言出必行，有权威，可以依赖，有能力养家。尽管卡罗琳说他已经很成熟了，但瓦利其实还没准备好。

但无论怎样，他必须有这个觉悟。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瓦利问。

“十一月。”

“你想结婚吗？”

虽然带着泪，但卡罗琳还是笑了。“你愿意娶我吗？”

“当然愿意，我都迫不及待了。”

“谢谢你。”卡罗琳拥抱了瓦利。

清洁工责难地咳嗽了几嗓子。说话可以，但肢体接触绝对不行。

瓦利说：“你应该知道，我无法留在这边。”

“你爸爸不能为你找个律师吗？”卡罗琳问，“或者施加点政治上的压力。解释清楚以后，政府也许会赦免你的。”

卡罗琳出生于平民家庭，但瓦利却出生于政治世家。瓦利很清楚杀了边防兵绝对得不到赦免。“不可能的，”瓦利说，“如果被抓，我会因为杀了人而被判死刑。”

“那你会怎么办？”

“我必须回西边去。除非这里的社会主义国家垮台，不然我必须一直待在那里。社会主义垮台的一天我恐怕见不到了。”

“那一天会来临的。”

“你必须和我一起去西柏林。”

“怎么去？”

“我们可以沿我来时的路返回。几个学生在伯纳尔路下面挖了条地道。”他看了看表，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必须在太阳落山前到那儿。”

卡罗琳表情惊慌。“今天就去吗？”

“是的，马上就走。”

“哦，我的老天啊！”

“你不愿意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自由的国度里吗？”

卡罗琳的内心激烈挣扎，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不想冒太大的风险。”

“我也不想，但我们没别的选择。”

卡罗琳把目光从瓦利身上挪到成排的长凳和勤勉的清洁工，以及墙上写着“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匾牌上。瓦利觉得这句圣言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但卡罗琳却似乎拿定了主意。“那我们走。”说着她站起身。

离开教堂以后，瓦利带着卡罗琳往北走。卡罗琳情绪阴郁，瓦利一直在设法让她高兴起来。“鲍勃西双胞胎要去历险了。”这句话让卡罗琳破天荒地绽开了笑容。

瓦利思考着他们是不是受到了监视。他确信今早离开父母家时没有受人监视：从后门出来以后，没人在后面跟着他。但卡罗琳会被人跟踪吗？有没有哪个伪装高手会不为人注意地在校门口等待着卡罗琳的出现呢？

瓦利每隔一分钟回头看一眼，看看有没有人一直出现在视线之内。他没有看到可疑的人，但他的举动却吓着了卡罗琳。“你在干什么？”她恐惧地问。

“看看有没有尾巴。”

“你是说那个戴帽子的人吗？”

“也许是的，我们搭辆公共汽车吧。”两人正巧走过一个车站，瓦利把卡罗琳拉到队伍的最后面。

“为什么要坐公共汽车？”

“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们一起上一起下。”

但这时正好是下班的高峰时间，几百万柏林人都在赶公共汽车或地铁回家。公共汽车来的时候，瓦利和卡罗琳后面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上车以后，瓦利仔细打量着后面上车的每一个人。这些人包括一个穿着雨衣的女人，一个漂亮姑娘，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人，一个穿着西服、戴着软毡帽的男人和两个少年。

瓦利和卡罗琳向东乘了三站路，然后下了车。穿雨衣的女人和穿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和他们一起下了车。瓦利折转向西，觉得跟他们走回头路的人一定很可疑。

但没人跟在他们后面。

“我确信没人在跟踪我们。”瓦利对卡罗琳说。

“我吓坏了。”卡罗琳说。

太阳西垂，他们必须赶紧了。他们转向北往韦丁区走。瓦利又一次看了看后面有没有人。他看见一个穿着棕黄色帆布外套模样像仓库管理员的人，但这人他之前没见过。“我觉得接下去会很顺利。”他说。

“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卡罗琳问。

“暂时见不到了，”瓦利回答说，“除非他们也逃过去。”

“我爸爸才不会过去呢，他喜欢他的公共汽车。”

“西边也有公共汽车。”

“你不了解他，他死都不会过去。”

卡罗琳说得对，瓦利的确不了解卡罗琳的父亲。卡罗琳的父亲和聪明、意志坚强的沃纳完全不一样。卡罗琳的父亲没有政治头脑，也没有宗教信仰，对推崇自由的演讲更是毫不关心。如果生活在民主社会，他这样的人也许都不会去参加选举。他爱他的工作、家庭和酒吧。他最喜欢的食物是面包。社会主义社会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他永远不会叛逃去西方。

瓦利和卡罗琳到达斯特雷泽大街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沿街快走到柏林墙的时候卡罗琳变得越来越神经质。

瓦利看到前面有对带着小孩的年轻夫妇。瓦利猜测他们也是逃亡到西方去的。没错，他们的确是逃亡者：走进小院门口以后，他们很快就消失了。

瓦利和卡罗琳走到院子门前。瓦利说：“我们进去吧。”

卡罗琳说：“生孩子的时候我想和妈妈在一起。”

“我们都快要成功了！”瓦利说，“穿过门以后，我们会在院子里的地上看到一扇滑板门。从滑板门下面的地下室爬下竖井，我们就可以钻地道过去了。”

“我不害怕逃跑！”卡罗琳说，“我怕生孩子。”

“你会没事的，”瓦利绝望地说，“西边有许多医疗水平很高的大医院，生孩子的时候会有许多医生和护士围着你。”

“生孩子的时候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卡罗琳说。

越过卡罗琳的肩膀，瓦利看见一百多米远外，穿棕黄色帆布外套的男人正在和一个警察说些什么。“该死！”他骂道，“我们被跟踪了。”他看了门一眼，然后又看了看卡罗琳。“现在过不去的话，就永远别想过去了，”他说，“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过去。你是和我一起走还是留下来呢？”

卡罗琳哭了：“我想去，但去不了。”

一辆车疾驶过街角，在警察和暗探身边停了下来。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跳下车：高大微跛的汉斯·霍夫曼。他对穿着棕黄色外套的男人说了些什么。

瓦利对卡罗琳说：“要么跟我走，要么迅速离开这儿，这里马上就要有麻烦了。”他盯着卡罗琳说：“我爱你。”然后飞快冲过院子的门。

克里斯蒂娜仍然戴着头巾，腰里别着把枪站在滑板门边上。看见瓦利以后，克里斯蒂娜迅速打开铁制的滑板门。“你也许需要用枪，”瓦利对克里斯蒂娜说，“警察过来了！”

他往回看了一眼，墙上的木门关着，卡罗琳没跟他一起过来。瓦利觉得肚子一阵绞痛：都结束了。

他跌跌撞撞走下石阶。

地下室里带孩子的年轻夫妇正和一个学生站在一起。“赶紧走，”瓦利大声喊，“警察来了！”

一家三口沿着梯子下了竖井。先是母亲，再是孩子，最后是父亲。孩子在梯子上爬得很慢。

克里斯蒂娜走下石阶，“哐”的一声关上铁制的滑板门。“警察怎么盯上我们的？”她问。

“斯塔西一直在跟踪我女朋友。”

“你这个傻子，你背叛了我们所有人！”

“那我最后走。”瓦利说。

男学生下了竖井，克里斯蒂娜跟着也下去了。

“把你的枪给我。”瓦利说。

克里斯蒂娜犹豫了一下。

瓦利说：“我走在后面的话，你就用不到枪了。”

克里斯蒂娜把枪交给瓦利。

瓦利轻手轻脚地接过枪。这把枪与丽贝卡和伯纳德逃亡那天爸爸从厨房隐蔽处里拿出来的那把枪非常像。

克里斯蒂娜注意到了他的不自在：“你大概没用过枪吧？”

“没用过。”

她从瓦利手里拿过枪，拨动击铁旁边的一根撞针。“这样保险栓就打开了，”她说，“你只要对准目标按下扳机就行。”她挪回撞针，关闭保险栓，把枪交还给瓦利，然后迅速地走下了梯子。

瓦利听见外面的喊声和汽车马达声。他不知道警察在干什么，但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很清楚事情是如何出错的。汉斯·霍夫曼无疑是觉得瓦利有可能会回来找卡罗琳，所以一直在派人监视她。监视者看到卡罗琳和一个男孩见面，并和他一道走了。有人决定不立刻逮捕他俩，而是希望他们能把特工们带到同谋者那里。瓦利和卡罗琳下了公共汽车以后，监视者聪明地换了人，穿棕黄色外套的男人开始负责跟踪。这其间他意识到瓦利和卡罗琳正在向柏林墙行进，于是连忙向上方发出了告警。

警察和特工正在废弃的楼房后部进行搜寻，想知道瓦利和卡罗琳去了哪里。他们随时可能发现那扇滑板门。

瓦利跟在其他人后面，拿着枪走下梯子。

到达梯子最底部的时候，瓦利听见铁制的滑板门发出“哐当”一声响。警察找到了入口。很快，警察发出夹杂着惊讶的胜利欢呼声，他们一定是发现了地上的竖井口。

克里斯蒂娜钻进地道时，瓦利在地道口难熬地等了一会儿。他跟在克里斯蒂娜身后钻进地道，但马上就停下了。他人很瘦，刚好能在地道里转身。他把头伸出地道外面往上看了看，看见好多警察正在沿着梯子往下爬。

警察离他们很近，很难逃出他们的手掌心。警察可能会把枪口伸进地道，然后一通乱射。瓦利将是第一个被击中的，接着子弹会越过他的尸体击中克里斯蒂娜，然后是学生和那个三口之家：这将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他知道警察会毫不犹豫举枪射击，东德警察对逃亡者不会有怜悯。这将是一场大屠杀。

瓦利必须把他们拦在竖井外面。

但他不想再杀人。

瓦利跪在地道口内侧，打开沃尔特手枪的保险栓，然后把手伸出地道，枪口向上，扣动了扳机。

手枪在瓦利的手里震了震，枪响在有限的空间里显得特别刺耳。外面很快传来惊慌和恐惧的声音，但没有惨叫，应该只是吓着他们了，并没有击中任何人。他往外看了看，看见警察疾速爬上梯子，逃出竖井。

瓦利留在地道口。他知道因为带了个孩子，前面的逃亡者爬得会很慢。他听到警察正愤怒地谈论接下来该怎么办。没有警察愿意下竖井——有个警察说，下去等于是送死。可他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逃亡者从眼前逃跑。

为了让警察感受到危险，瓦利又开了一枪。他听见上方传出突然的惊动声，警察一定是从竖井旁往后退。瓦利觉得自己一定成功地把他们吓退了。他转过身，开始继续往前爬。

这时他听到外面传来汉斯·霍夫曼熟悉的声音：“这种情况需要用手雷。”

“哦，真他妈该死。”他说。

他把枪插进腰带，开始沿着地道往前爬。没别的办法了，只有离地道口越远越好。很快他的头就碰上了克里斯蒂娜的鞋。“快点爬！”他大声喊，“警察要用手雷了！”

“前面的家伙爬得很慢，我根本爬不快。”克里斯蒂娜说。

瓦利只能跟在克里斯蒂娜后面亦步亦趋。这时天已经黑了，身后的地下室里没有传来任何声音。他想警察应该不会有手雷，但汉斯可以很快从附近的边防战士那里弄来。

瓦利什么也看不见，但能听见同行逃亡者的喘息声，以及他们的膝盖和身体下木板的摩擦声。孩子开始哭了。要是放在昨天，瓦利一定会责骂孩子的聒噪。但现在，他也是个有孩子的人，他只是为吓坏的孩子感到可怜。

警察会怎么使用手雷呢？他们是为了保命而仅仅把手雷扔下竖井，还是要爬下梯子，把手雷往地道里扔呢？如果是后者，他们全都得玩完。

瓦利觉得自己还得吓吓警察。他卧在地上，翻了个身，撑起左臂。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他还是指着地道后方开了一枪。

周围传来几声惊叫。

克里斯蒂娜问：“你怎么了？”

瓦利收起枪，继续往前爬。“我只是想吓吓警察。”

“看在上帝的份上，下次开枪前告诉我们一声。”

前面出现了灯光，回去的路似乎比来时短了一些。前面的人发出如释重负的叹息声，看来地道的尽头已经到了。头抵在克里斯蒂娜的鞋底，瓦利发现自己的爬行速度也加快了不少。

这时，身后传来了一声爆炸声。

瓦利感受到一阵冲击波，但这阵冲击波并不强。他立刻意识到他们只是把手雷从竖井上方扔下来。瓦利在学校没怎么学物理，但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冲击力应该都是往上的。

但他能预见到汉斯接下来会干什么。确定没人躲在地道入口以后，他会马上派个警察爬下梯子，往地道里扔手雷。

前面的人已经爬出地道，站在废弃杂货店地下室的竖井中了。“快爬上梯子！”瓦利朝前方大喊。

克里斯蒂娜钻出地道，站在竖井里笑了。“这下放松了，”她说，“这是西柏林——我们自由了。”

“手雷就要扔过来了！”瓦利大喊，“尽快沿着梯子往上爬！”

带孩子的夫妇异常缓慢地爬着梯子，男学生和克里斯蒂娜跟在他们后面。瓦利站在梯子底下，恐惧和不耐让他全身发抖。他跟在克里斯蒂娜后面爬上梯子，脸贴在克里斯蒂娜的膝盖上。爬到地下室以后，他看见所有人都搂抱在一起笑着叫着。“卧倒！”他大喊一声，“手雷要扔过来了！”说完他率先卧倒在地。

爆炸声震耳欲聋，冲击波似乎把地下室震了几震。下方传来喷涌的声音，瓦利猜测是地道里的土正在往外冒。仿佛要验证他的猜测一样，一阵土和小石头落在他的身上。竖井上方的起吊装置坍塌了，整套装置掉进洞里。

噪声消失了。地下室里只听得见孩子的哭声。瓦利四下看了看。孩子流鼻血了，但似乎没有受伤，其他人看上去也都毫发无损。瓦利在竖井口往下看了看，发现地道已经塌陷了。

虽然在不停地颤抖，但瓦利却站得笔直。他做到了！他活着来到了自由之地！

可卡罗琳却没有一起来。

丽贝卡花了父亲的很大一笔钱从一位年迈商人那里买了汉堡的一处底层公寓。公寓的房间都很大，每间都可以让伯纳德的轮椅转身——甚至连浴室也行。丽贝卡买来了所有对腰部以下瘫痪患者有用的辅助措施。墙和天花板上装上绳索和抓手，可以让伯纳德自己洗漱、穿衣服、上下床。如果愿意的话，伯纳德甚至可以去厨房烧饭，只不过伯纳德和大多数男人一样只会煮鸡蛋。

丽贝卡决心——痛下决心——尽管身有残疾，她和伯纳德也要尽可能地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他们要充分享受婚姻、工作和自由带来的幸福。他们的生活将是忙碌、多样而令人满意的。生活不如意的话，从东德的暴政下逃亡过来就没有意义了。

离开医院以后，伯纳德的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医生说他也许会康复，千万别失去希望。医生说他们将来甚至也许能生孩子，丽贝卡不应放弃尝试。

丽贝卡觉得让自己舒心的事非常多。她又能进行擅长的教学了，带年轻人领略这个世界拥有的巨大知识财富。她爱着伯纳德，他的仁慈和幽默让丽贝卡觉得自己每天都像身处天堂一般。他们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思想也不受任何约束。在西德，他们不用担心警察和密探的监视。

丽贝卡有个长期目标。她希望将来有一天和家人重新团聚在一起。她希望见到的不是生父生母——生父生母的遭遇虽然令人悲痛欲绝，但他们距离丽贝卡已经很遥远了。把她从战争的地狱中拯救出来的是卡拉，在穷困恐惧的日子里使她生活平安、衣食无忧的也是卡拉。住在米特街的房子里的人都被丽贝卡深爱着并深爱着丽贝卡——瓦利弟弟，她的新爸爸沃纳，还有战后出生的妹妹莉莉。即便是仪表尊贵的英国老外婆茉黛，也深爱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丽贝卡。

西德和东德统一的那一天，她就能和家人团聚在一起了。许多人觉得那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也许他们是对的。但卡拉和沃纳教会了丽贝卡，如果想要改变，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政治行动。“在我们家，从来没有人自暴自弃。”丽贝卡对伯纳德说。于是他们加入了自由民主党，尽管不如威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主流，但同样提倡自由主义。丽贝卡是自由民主党一个支部的书记，伯纳德成了财务主管。

在西德，民众可以自由加入除共产党外的一切政党，共产党已经在西德被取缔了。丽贝卡不赞同取缔共产党。她痛恨共产主义，但取缔是共产党人的做法，崇尚民主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丽贝卡每天开车和伯纳德一起上班。下班一起回家后，丽贝卡烧饭，伯纳德收拾桌子。有时吃完饭后，伯纳德的按摩师会来。因为伯纳德不能动腿，因此必须让按摩师经常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至少得防止神经和肌肉的缓慢坏死。伯纳德和按摩师海因策到卧室里按摩的时候，丽贝卡就开始打扫房间。

这天晚上，丽贝卡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摞练习本批作业。她让学生们写段广告词，吸引游客去莫斯科度假。学生们很喜欢这种寓教于乐的作业。

一小时后海因策离开了，丽贝卡走进卧室。

伯纳德赤裸着身子睡在床上。由于经常用胳膊移动身体，伯纳德上身的肌肉非常发达，相形之下，他的腿部像老人的腿一样苍白而瘦弱。

按摩以后，伯纳德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似乎充满了活力。丽贝卡靠在他身上，持久而深情地吻着他。“我爱你，”她说，“和你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丽贝卡不仅仅是因为爱他而这么说，也更是因为伯纳德需要信心：丽贝卡很清楚，伯纳德有时会琢磨她为什么会爱上残疾的他。

丽贝卡面对伯纳德站着，褪去了身上的衣服。尽管不能让他勃起，但伯纳德说喜欢她这样。丽贝卡知道，瘫痪病人很少因为挑逗或想法引起生理上的勃起，但当她解去胸罩、脱下长筒袜、踢掉内裤的时候，伯纳德的目光中还是出现了确定无疑的欣喜。

“你看上去很棒。”伯纳德说。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我真是太走运了！”

丽贝卡躺在伯纳德身边，慵懒地爱抚起来。不管是出事前还是出事以后，和伯纳德的亲热总是充满了亲吻和柔声细语，而不是简单的肉体撞击。这和丽贝卡的第一任丈夫完全不一样。和汉斯做爱是程序化的：亲吻，脱衣服，勃起，进入。伯纳德不讲次序，只要丽贝卡喜欢就行。

过了不久，丽贝卡跨坐在伯纳德身上，让他可以吻她的乳房，吸吮她的乳头。从第一次开始，伯纳德就很喜欢丽贝卡的乳房，现在他以不亚于事故前的专注和兴奋把玩着。这最能撩拨起丽贝卡的欲望。

兴奋到顶点的时候，丽贝卡问伯纳德：“你想试一试吗？”

“当然想，”伯纳德说，“我们早就可以试试了。”

丽贝卡往后退，两脚分开跨坐在伯纳德萎缩的腿上，把私处对准伯纳德的阴茎。丽贝卡用手把玩着它，变硬了些，伯纳德有了发射性勃起。片刻间伯纳德的阴茎硬得足以进入了，但很快又疲软下去。“别介意。”丽贝卡对伯纳德说。

“我一点都不介意。”伯纳德说。但丽贝卡知道他没说真话。他也想有高潮，也想要孩子。

丽贝卡躺在伯纳德身旁，抓住他的手放在自己下身。他用丽贝卡教他的方式放好手指，她用手按住伯纳德的手，开始有节奏地律动。这有点像手淫，只不过用的是伯纳德的手。伯纳德用另一只手怜爱地抚摸着丽贝卡的头发。和以往一样，手指的按压使丽贝卡迎来了令人满足的性高潮。

事后，丽贝卡躺在伯纳德身旁说：“谢谢你。”

“没关系。”

“不光是这个。”

“还有什么？”

“谢谢你和我一起来，谢谢你和我一起逃亡。无论说什么都表达不了我对你的谢意。”

“不用谢。”

门铃响了。他们疑惑地对视了一眼：这时候应该不会有人来。伯纳德说：“海因策也许落下了东西。”

丽贝卡微微有点气恼，她和伯纳德的欢愉被人打断了。她穿上睡衣，脾气暴躁地走到门口。

门口站着瓦利。他看上去很瘦，但似乎比过去成熟多了。瓦利穿着牛仔裤、美式的棒球鞋和一件很脏的衬衫——但是没穿外套。除了一把吉他以外，瓦利什么都没拿。

“丽贝卡，你好。”瓦利说。

顷刻间，丽贝卡转怒为喜，高兴地笑了。“瓦利！”她说，“没想到你会来！真是太让人高兴了！”

丽贝卡退后一步，把瓦利让进屋里。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丽贝卡问。

“我来投奔你。”瓦利说。

第二十二章

在美国，最有种族歧视倾向的城市也许就是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了。1963年4月，乔治·杰克斯飞到了伯明翰。

乔治清楚地记得，上一次来阿拉巴马的时候，他差点被白人种族隔离分子杀掉。

伯明翰是个肮脏的工业城市。从飞机上看，伯明翰上空有浅玫瑰红色的污染气层，像是年老妓女脖子上围的雪绸纺围巾一样。

走过航站楼的时候，乔治感受到了敌意。他是航站楼里唯一穿西装的有色人种。他清楚地记得在安尼斯顿和玛丽亚以及自由之行参与者受到的攻击，安尼斯顿和伯明翰仅有六十英里之隔。爆炸、棒球棒、挥舞的铁链、一张张充满恨意的扭曲的脸，这些他一辈子都忘记不了。

他走出机场，找到出租车招呼站，跳上队列里的第一辆车。

“伙计，快下车。”司机说。

“你说什么？”

“我不为天杀的黑鬼开车。”

乔治叹了口气。他不愿就这样下车。他想留在车上以表抗议，不想让种族主义者得偿所愿。但他在伯明翰有任务，不能被警察下狱。于是他下了车。

站在打开的车门边，乔治沿着队列往后看。后面一辆车也是个白人司机：乔治认定这个司机也不会载他。但隔着三辆车，有只棕黑色的胳膊正伸出车窗，向他招手。

乔治离开了第一辆出租车。

“关上门！”白人司机大嚷。

乔治迟疑了片刻，然后对白人司机说：“我才不会为该死的种族隔离分子关门呢。”这样说话很没教养，但给了他一些快慰。他留着车门，匆匆地离开了第一辆车。

乔治跳上了黑人司机开的出租车。“我知道你要去的是第十六街的浸礼会教堂。”出租车司机说。

十六街的浸礼会教堂是激进牧师弗雷德·萨特尔沃斯的大本营。在州法庭判决国家有色人种联合会非法以后，萨特尔沃斯建立了阿拉巴马基督教人权运动协会。乔治觉得，所有到达机场的黑人都会被认为是和萨特尔沃斯联手的民权活动家。

但乔治并不想去教堂。“请带我去加斯顿旅馆。”他说。

“我知道加斯顿旅馆在哪儿，”司机说，“我在那儿的大堂看见过斯蒂夫·旺达 【5】 ，旅馆和教堂只隔了一条街。”

天很热，出租车没有空调。乔治摇下车窗，他浑身是汗，间歇吹来的风让他凉快了些。

他是替鲍比·肯尼迪来给马丁·路德·金送信的。鲍比·肯尼迪让马丁·路德·金停止行动，平息事态，结束抗议，静等局势的变化。乔治觉得马丁·路德·金很难接受这个提议。

加斯顿旅馆是个楼层不高的现代化旅馆。旅馆业主加斯顿是个矿工出身的杰出黑人企业家。乔治知道加斯顿对金的运动给伯明翰造成的分裂感到很焦虑，但还是无条件地给了金支持。乔治搭乘的出租车驶过旅馆入口，停在旅馆的停车场上。

马丁·路德·金住在旅馆唯一的套房——30号房间。但在见他之前，乔治在附近的赛马男孩餐厅和维雷娜·马昆德吃了顿饭。当他点三分熟的汉堡时，女招待看他的眼神就像刚才他说的是外语。

维雷娜要了份色拉。穿着白裤子黑罩衫的维雷娜比以前更显诱人。乔治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有男朋友了。“你在走下坡路，”等待上菜时乔治对维雷娜说，“先到了亚特兰大，现在又到了伯明翰。在陷进密西西比的泥石流以前，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华盛顿吧。”乔治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但他知道维雷娜如果回华盛顿，自己一定会找她约会。

“运动进行到哪儿我就去哪儿。”维雷娜严肃地说。

他们的菜上来了。“金为什么把目标对准伯明翰？”吃饭时乔治问维雷娜。

“这里的公共安全长官——也就是警察局长——是一个名叫尤金·科诺尔、外号公牛的残暴种族主义分子。”

“我在报上看到过这个名字。”

“这个外号就说明了他的一切。似乎还嫌麻烦不够大，伯明翰还有美国最乖戾的三K党人。”

“知道是为什么吗？”

“这是个钢铁城市，但工业却在一步步衰退。需要经验的高工资职位总是提供给白人，黑人只能干打扫之类的低薪职业。在黑人要求同工同酬的今天，白人尤其要强调他们的特权和成功。”

维雷娜的分析一针见血，乔治对她的崇敬又增添了几分。“这里的三K党人都做了什么？”

“伯明翰的三K党成员在黑人白人杂居的社区往富有的黑人家里扔自制炸弹，一些人把伯明翰称为炸弹翰。不用说，警察从未逮捕扔炸弹的人，联邦调查局甚至不去调查可能做这种事的有哪些人。”

“这并不奇怪。埃德加·胡佛也不去抓黑手党。但他却熟知美国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字。”

“不过，白人在伯明翰的统治力已经削弱了。一些人开始意识到种族隔离对伯明翰没有任何好处。‘公牛’科诺尔刚在市长选举中败选。”

“我听说了。白宫方面认为，如果伯明翰的黑人足够有耐心的话，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金博士认为现在就要对种族隔离分子施压。”

“施压的效果如何？”

“说实话，我们有点失望。当我们坐上午餐柜台的时候，女侍就关灯说对不起，告诉我们餐馆要关门了。”

“这招很妙。许多地方对自由之行的参与者也会来这一招。店方不惹事，只是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但种族隔离分子却受不了这样，他们很快就对有色人种拳打脚踢。”

“‘公牛’科诺尔没有同意我们的游行申请，因此我们的游行是非法的，抗议者通常会被监禁。但抗议者太少，上不了国内新闻。”

“也许是时候采取别的策略了。”

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走进咖啡馆，走到他们的桌子跟前。“杰克斯先生，尊敬的金博士有空可以见你了。”

乔治和维雷娜没吃完饭就离开了餐馆。和去见总统一样，你不能让金博士等，你只能放下手头的活计去见他。

他们回到加斯顿旅馆，上楼去了金博士的套房。马丁·路德·金和往常一样穿着一身黑西装：高温似乎对他影响不大。乔治又一次被这个英俊的矮个子打动了。这次金没有了上次的机警，显得非常好客。“快请坐。”他指着张沙发说。尽管言辞犀利，但他的语气很温和：“司法部长有什么话是不能在电话里对我说的？”

“部长想让你考虑一下是否能推迟在阿拉巴马的运动。”

“他这样说我一点不感到奇怪。”

“他对你所致力的事业非常支持，但觉得运动的时间点可能不太恰当。”

“说说为什么。”

“‘公牛’科诺尔刚在市长选举中输给阿尔伯特·伯特维尔。伯明翰马上会有新的政府。众所周知，伯特维尔是个改革者。”

“有人觉得伯特维尔只是没那么粗鲁。”

“阁下，事情兴许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但鲍比希望不管怎样，你能给伯特维尔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明白了。所以说，他想让我等等看。”

“是的，先生。”

金看了看维雷娜，似乎在等她发表评论，但维雷娜什么话都没说。

过了半晌，金又开口了：“去年九月，伯明翰商人答应去除侮辱性的‘只卖给白人’的广告牌。作为回报，弗雷德·萨特尔沃斯同意暂停游行示威。我们遵守了诺言，但商人们却违背了他们的承诺。发生了很多次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们的希望破灭了。”

“很遗憾听你这么讲，”乔治说，“可是——”

金不顾乔治的打断继续说：“非暴力行动意在制造紧张局面，给人带来危机感，使整个社会愿意直面问题，从而真诚地进行协商。你们让我给伯特维尔时间证明他真正的倾向性。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伯特维尔虽然没有科诺尔那么残暴，但他是个种族隔离分子，希望维持现状。伯特维尔需要推动他才能行动。”

他的话很有道理，乔治无法假装反对，尽管改变金想法的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

“不施压的话，我们在民权运动方面永远无法取得进展，”金说，“乔治，老实告诉你，我还没真正投入到鲍比·肯尼迪之流眼中‘时机合适’的斗争之中去。这么多年来我听够了‘等待’，这个词钻心地反复在我耳边回荡着。这个‘等待’其实就是‘永不’。黑人为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已经等了三百四十多年。非洲国家正飞速地向自由奔去，但我们美国的黑人却举步维艰，连到午餐柜台喝杯咖啡的权力都没有。”

乔治意识到他在听一出排练好的布道，但他仍然对金博士的讲话着了迷。乔治放弃了为鲍比完成任务的所有希望。

“我们通向自由的最大障碍，不是白人掌权的议会，也不是什么三K党，而是认为秩序重于公正的白人中产阶级，是声称‘我认同你们寻求的目标，但无法认同你们的手段’的鲍比·肯尼迪之流。他像个大家长一样认为自己可以为另一个人的自由制定一张时间表。”

这时，乔治对自己为鲍比当信使感到羞愧。

“我们这代人，不仅会为坏人的罪恶言行而后悔，也会为好人的可怕沉默而后悔。”金说，乔治拼命抑制着眼泪，“时机任何时候都不会错。‘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先知阿摩司曾这么说过。乔治，就把这句话转告给鲍比·肯尼迪吧。”

“先生，我会告诉他的。”乔治说。

回到华盛顿以后，乔治打电话给妈妈为他极力撮合的辛迪·贝尔。他问辛迪能不能见上一面。她回答：“当然可以。”

在甩了洛琳·拉蒂默，失去和玛丽亚·萨默斯的恋爱希望以后，这是乔治第一次跟人约会。

第二周星期六下午，乔治打了辆车，前往辛迪居住的工人阶级住宅，辛迪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辛迪的爸爸开了门。他的胡须很长，乔治心想，厨师用不着看上去非常整洁。“乔治，很高兴见到你，”他说，“你妈妈是我认识的少有的好人，希望你别介意我和你套近乎。”

“谢谢你，贝尔先生，”乔治说，“我的想法和你完全一样。”

“进来吧，辛迪快打扮好了。”

乔治看见过道的墙上有个小十字架，记得贝尔是天主教徒。他记得年少时听人说过，天主教家庭的女孩都很热情。

辛迪穿着紧身毛衣和短裙出现在乔治面前。贝尔先生皱了皱眉，但没多说什么。乔治拼命忍住笑。辛迪没打算掩饰自己玲珑的身材。她丰满的乳房间垂着一个银质的小十字架——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才戴上的吧。

乔治递给她一小盒缠着蓝色丝带的巧克力。

出门以后，辛迪对叫来的出租车扬起了眉毛。

“我打算买辆车，”乔治说，“但现在没时间买。”

坐车进城的时候，辛迪说：“我爸爸非常敬佩你妈妈，因为她一个人把你带大，而且带得很好。”

“我妈妈和你爸爸还换书看，”乔治说，“你妈妈对这完全没意见吗？”

辛迪咯咯地笑了。父母一代的相互妒忌在孩子看来非常可笑。“你这话可真刺人。妈妈才不关心这种事情呢——但她也有她的防备。”

乔治觉得约辛迪出来真是约对了。辛迪聪明，对人和气，他开始想象和辛迪接吻该是多么令人愉悦。玛丽亚的形象渐渐在他的心目中暗淡下来。

他们去了一间意大利餐馆。辛迪说她喜欢吃各种类型的披萨。他们吃了蘑菇意大利面，然后吃了配雪利酒酱汁的裹了面包粉的炸肉排。

辛迪有乔治敦大学的学位，但只能在一个黑人保险经纪人那里做秘书。“即便上过大学，女孩也只能当秘书，”她说，“我想去政府部门任职。我知道一些人认为公职很乏味，但华盛顿是美国的中枢要地，政府部门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可惜，政府部门里稍微重要一点的工作岗位都只用白人。”

“这倒是真的。”

“你怎么进去的？”

“鲍比·肯尼迪希望团队里有一张黑人面孔，以表他对民权运动的真诚态度。”

“这么说你只是个象征喽。”

“开始是，现在已经好多了。”

晚饭以后他们去看蒂比·海德莉和罗德·泰勒参演的希区柯克最新电影《群鸟》。演到恐怖的场面时，辛迪的身子紧贴住乔治，乔治感到非常快慰。

出电影院时两人对电影的结局产生了分歧。辛迪不喜欢这样的结尾。“太让人失望了！”她说，“如果能有个解释就好了。”

乔治耸耸肩。“生活中不是每件事都能有解释的。”

“是的，但有时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他们去费尔法克斯宾馆的酒吧喝睡前酒，乔治要了威士忌，辛迪要了鸡尾酒。辛迪脖子上戴的银质十字架又一次吸引了乔治的目光。“这只是件珠宝，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乔治问。

“不仅仅是件珠宝，”辛迪说，“它让我感到平安。”

“平安……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起一种保护的作用而已。”

乔治感到怀疑。“你难道还真信？”

“为什么不信？”

“呃……我不想冒犯你，可我认为这是种迷信。”

“我还以为你是信教的呢。你不是去教堂吗？”

“我和妈妈一起去教堂是因为这对她很重要。我爱她，为了让她高兴，我会唱赞美诗、做祷告、听布道。但这些对我来说根本……根本毫无意义。”

“你不相信有上帝吗？”

“我觉得世界上可能有高等智能掌控着宇宙，那是一种能定义规则的存在：比如质能等价方程式以及π值这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但那种存在不关心我们是否为它唱赞美诗。在我看来，向圣母玛利亚的雕像祈祷，你的命运也不会变得更好一点。我不相信脖子上戴上十字架，你就会得到特殊的待遇。”

“哦，我的老天，你竟然会这样说！”

乔治发现自己吓坏了辛迪。他意识到自己像在白宫开会讨论重大事项时一样完全不顾对方的感受。“我也许不该说得这么直接，”他说，“你感到被冒犯了吗？”

“没有，”她说，“很高兴你能告诉我。”说完她喝干了杯中的鸡尾酒。

乔治把钱放在吧台上，跳下凳子。“很高兴能与你聊天。”他说。

“好看的电影，只是结局太令人失望了。”她说。

这句话很好地总结了两人的约会。辛迪又乖巧又漂亮，但乔治觉得自己不会爱上世界观与自己如此大相径庭的一个人。

乔治和辛迪走出酒吧，跳上一辆出租车。

回程的路上，乔治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因为约会没有转化为恋情感到遗憾。他仍旧没有完全忘了玛丽亚。他不知道自己还要多久才会忘了她。

回到辛迪家时，辛迪对乔治说：“今天晚上过得非常愉快，谢谢你。”她吻了吻他的双颊，然后下了车。

第二天，鲍比又把乔治派到了阿拉巴马。

1963年5月3日，星期五，中午12点，乔治和维雷娜站在伯明翰黑人区中心地带的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公园对面是一幢黑人建筑师设计的宏伟的拜占庭风格红砖房，这幢建筑便是著名的十六街浸礼会教堂。公园里满是民权运动参加者、围观者和焦急的父母。

乔治和维雷娜听见教堂里传来的歌声：“别让我回头。”一千多名黑人高中的学生正准备开始游行。

公园东面通往市中心的大街已经被几百名警察堵上了。“公牛”科诺尔调来了几辆校车，准备把游行示威者下狱。他还调来了警犬，打算用警犬对付拒捕的学生。警察还得到了带水龙头的消防员的支援。

警察和消防员队伍里都没有黑人。

每一次，民权运动参与者都用合法手段申请游行，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因此只要一游行，游行者就会被捕下狱。

结果，大多数伯明翰黑人都不愿参加游行——这下白人政府就有了口实，说马丁·路德·金的运动得不到支持。

三周以前，金本人于耶稣受难日在伯明翰被捕入狱。乔治惊异于种族隔离分子的愚笨：他们难道不知道那个星期五被捕的还有谁吗？仅仅因为没根据的预谋罪，金就被单独关押起来。

然而，金被监禁的事情并没有上报纸。一个黑人因为争取民权而遭到虐待并不是什么新闻。白人牧师谴责他的一封信在许多报纸上发表。金在狱中写了封义正词严的反驳信。尽管报纸应该反映论辩双方的声音，但没有一张报纸发表金的这封信。总的来说，运动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力。

伯明翰的黑人少年大声疾呼，希望能参加到游行的队伍中去。金最终同意了青年学生的这个要求。可形势并没能改变：“公牛”科诺尔对学生照抓不误，没人在乎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

教堂传出的赞美诗令人振奋，但这还远远不够。和乔治的情感生活一样，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发起的运动注定无疾而终。

乔治看着公园东面街上的那些消防员们。他们拥有了一种新式武器。这种装置从两根进水管道吸水，通过一个喷嘴把水喷出。喷出的水必然冲力很大。这种装置被安在三脚架上，说明人手根本拿不住。乔治为自己只是个观察者，不用参加游行感到高兴。他怀疑被这套装置里的水喷到肯定不仅仅是湿透而已。

教堂门开了，一群学生穿着平时做礼拜唱赞美诗的衣服从三道拱门下走了出来。他们从长而宽的台阶走上街。学生大约有六十来个人，但乔治知道这仅仅是先遣队，更多的黑人学生还在教堂里没出来：里面的学生大约有几百人。这些人大多数是高中生，但也有一部分更小的孩子。

乔治和维雷娜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当游行队伍沿着第十六街走过大部分是由黑人开的店铺和黑人住的房子，公园里的旁观者不断在一旁鼓掌叫好。游行队伍折转向东走上第五大街，在第五大街和第十七街路口警察设置的路障前被挡住了。

一个警长用手提式扩音器大喊：“回去，离开这条街，”他指着身后的消防员对学生们说，“不然你们都会全身湿透。”

以前碰到这种场合警察总会把游行的人押上囚车或公交车，把游行者送监。但乔治知道监狱里已经关满了人。今天“公牛”科诺尔不想逮捕那么多人：他宁愿游行者都早早回家。

但游行者们显然不会草草收兵。六十个少年站在路中间，毫无畏惧地面对着集结着的白人警察，扯着嗓子大声歌唱。

警长对消防员做了个手势，他们立刻转身去拿水龙头。乔治注意到，他们拿的是普通的水龙头，而不是三脚架上安装的高压水龙头。即便不用高压，冲出来的水柱也可以使大多数游行者后退，把围观者赶到远处的公园和附近的大楼。警长不断用扩音器重复着：“撤离这块区域！撤离这块区域！”

大多数游行者后退了——但不是全部。十个游行者坐了下来。尽管水喷到了皮肤上，可他们还是自顾自地大声歌唱。

看到这种情况，消防员拿来了高压水龙头。

效果立竿见影。和讨厌但危害不大的普通水龙头不同，坐在地上的学生立即被压力极大的高压水龙头冲垮了。他们被水柱冲得向后倒，痛苦地大声呼叫。歌声变成了恐惧的尖叫声。

他们中间有个小女孩。小女孩被水柱掀起，像片破碎的树叶似的沿街翻滚。她的手臂和双腿无助地拍打着。旁观者们开始诅咒和大骂起来。

乔治怒骂一声，冲上了街道。

消防队员无情地把放置在三脚架上的水龙头对准小女孩，不给她任何逃离的机会。他们想把女孩像垃圾一样冲走。乔治是最初几个接近她的人之一。他站到水龙头和女孩中间，用背挡住了水柱。

他的背像是被拳头重击了一样。

高压水龙头的冲力使他跪倒在地。但小女孩得到了保护。她站起身，往公园跑。但高压龙头又再次对准了女孩，把她冲倒在地。

乔治出离愤怒了。消防员像猎犬扑倒小鹿一样扑倒小女孩。旁观者的大声抗议让乔治知道他们也都很愤怒。

乔治追在小女孩后面，又一次用身体挡住她。这次他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试着维持住了平衡。他弯下腰，抱起小女孩。女孩粉红色的礼服全都浸透了。乔治抱着女孩跌跌撞撞地朝路边走。消防队员用水龙头追着他，试着再一次把他冲倒。乔治尽全力维持住平衡，到了停着的车的另一边。

他把女孩放在地上，女孩恐惧地尖声大叫。“没事，现在安全了。”乔治对女孩说，但女孩还是惊魂未定。这时一个惊慌失措的女人跑到他们身旁，把女孩抱了起来。女孩紧抓住跑过来的女人不放手，来人应该是女孩的母亲。母亲哭泣着把女孩抱走了。

乔治全身湿透，身上又酸又肿。他转过身，观望着事态的进展。游行示威者都受过非暴力抵抗的训练，但愤怒的旁观者则不然。乔治看见他们已经展开了报复，开始向消防员扔石头，游行示威演变成了一场骚乱。

他没找到维雷娜。

警察和消防队员沿着第五大街往前走，试图把人群冲散，但他们的步伐被扔来的杂物减缓。一些人进入街南面的大楼，从楼上的窗户旁往警察身上扔石头、玻璃瓶和垃圾。乔治匆忙远离骚乱现场。他站在前面一个拐角处的赛马男孩餐厅前，和一些记者和旁观者站在一起，这些人中既有白人，也有一些黑人。

乔治朝北望去，看见更多的游行者走出教堂，走上几条不同的南向道路，避免与警察发生对峙。这给科诺尔出了个难题。要对付所有的游行者，他就不得不分散精力了。

科诺尔用警犬来解决这个问题。警犬们亮出獠牙，咆哮着冲下警车，将脖子上的绳套拉到变形。它们的主人看起来一样恶毒：清一色戴着警帽、墨镜的矮胖白人。警犬和警察同样是攻击欲望极强的动物。

警察和警犬一齐冲进人群。游行者和旁观者试图四散奔跑，但街上到处都是人，许多人根本来不及逃走。警犬们兴奋得有些歇斯底里，它们嘶叫着冲向游行者和旁观者，把他们的腿和胳膊都咬出了血。

一些人在警察的追赶下往西逃进了黑人社区。另一些人逃进教堂避难。乔治发现，没人再从教堂的拱门下出现——游行就这样结束了。

但警察还没尽兴。

两个带着警犬的警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一个警察抓住一位高个子黑人少年：因为穿着一件看上去不便宜的羊毛开衫，乔治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位少年。少年大约十五六岁，仅仅是旁观了整个游行。但警察还是把他背过身，让警犬伏在他身上撕咬着他的背。男孩恐惧痛苦地尖声大叫。有个记者赶紧抓拍了张照片。

乔治正准备干预，警察拉开了警犬。接着警察以未经允许参加游行的名义逮捕了这位少年。

乔治看见一个只穿着衬衫的大肚子白人正旁观着逮捕。他以前在报纸的照片上见过这个人，这人就是外号为“公牛”的科诺尔。“为什么不把更凶恶的狗带来？”科诺尔问执行逮捕的警察。

乔治想上前提出抗议。科诺尔本应是公共安全的护卫者，可他的表现却像街头恶棍。

但乔治意识到这样做只能使自己被捕，此时他最好的一件西服又已经全湿透了。被投入监狱的话，鲍比·肯尼迪一定不会高兴的。

乔治咬紧牙关，拼命抑制住怒火。他转过身，飞快地走向加斯顿旅馆。

幸好他在行李中带了条备用的裤子。他洗了个澡，把全身擦干，然后把湿透的西服送去洗熨。他打电话给司法部，把这天发生的事情口述了一份报告给秘书，让秘书把报告交给鲍比·肯尼迪。他不带感情地完成了这份报告，没有提到被水龙头浇得浑身湿透的事情。

他在旅馆大堂里见到了维雷娜。维雷娜没有受伤，但看上去受惊不小。“他们对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维雷娜说。她的声音仍然有些惊魂未定。乔治同样感到非常惊惧，但维雷娜的情况比他更糟些。维雷娜不像乔治那样参加过自由之行运动，也许是第一次见到种族主义者眼中流露的那种赤裸裸的恨意。

“我给你买杯酒去。”说完两人一起去了酒吧。

之后的一小时，乔治尽力劝慰着维雷娜。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扮演着听众的角色：只是时不时说两句劝导和鼓励的话语。他在稳定住自己的同时稳住了维雷娜。乔治控制住火气，开始平静下来。

两人在旅店的餐馆里平静地用了餐。上楼的时候天才黑下来。在楼道的走廊里维雷娜问他：“愿意来我的房间吗？”

乔治非常吃惊。这一晚毫无浪漫气息，他也没把这当作一场约会。他和维雷娜只是相互同情的伙伴。

维雷娜看出了他的犹豫。“我只是需要人支持而已。”她说，“能来我房间吗？”

乔治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维雷娜的话，但还是点了点头。

玛丽亚的形象闪入他的脑海，他一闪念，甩开玛丽亚的影子。是时候忘记她了。

进门以后，维雷娜关上门，抱住乔治。乔治搂住维雷娜，吻了吻她的前额。她别开脸，把面颊贴在他的肩膀上。只想拥抱不想亲吻，这样完全没问题，乔治心想。他打定主意跟着维雷娜的节奏走。只要维雷娜高兴，他怎样都可以。

过了一会儿维雷娜说：“我不想一个人睡。”

“好吧，我陪你。”乔治不带感情地说。

“搂在一起睡可以吗？”

“可以。”但乔治不相信只是仅仅搂在一起那么简单。

维雷娜脱离了他的怀抱。接着，她飞快地脱下鞋，把毛衣脱过头顶。维雷娜戴着白色的胸罩，穿着白色的短裤，皮肤像奶油一样细嫩。她很快褪去了内衣。维雷娜的乳房扁平结实，乳头非常小，阴毛呈褐色。维雷娜是乔治迄今为止见过的裸体最美的女人。

但乔治只看到了一眼，因为维雷娜很快就上了床。

乔治转身脱掉了衬衫。

维雷娜说：“看你的背！哦——真是太可怕了！”

乔治只是感到背上有点酸疼，完全没想到背会肿。他背对着门边的镜子回头看：维雷娜说得没错，他的背上出现了大片的红肿。

乔治慢慢脱下鞋袜。他的阴茎开始勃起，他想让它软下来，但它就是不肯听话。他实在情难自抑。他站起身，脱下裤子和内衣，然后以不输于维雷娜的速度上了床。

两人抱在一起，乔治的阴茎顶在维雷娜的肚子上，但维雷娜一点反应都没有。维雷娜的头发散落在乔治的脖子上，乳房贴着乔治的胸口。他的欲望被强烈唤起，但理智告诉他要冷静，乔治遵从了自己的理智。

维雷娜哭了起来。起先她只是小声哭泣，乔治不知道这是不是性爱的感受。但很快他感受到了维雷娜落在他胸口的泪水，维雷娜的身体也开始跟着哭泣颤动起来。这时他明白过来，现在的拥抱完全和性无关。乔治开始轻轻地拍打起维雷娜的背。

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到有些惊讶。和一个漂亮女孩裸体躺在床上，他能做的竟然只是轻轻拍着她的背。但细想一下，这样做完全符合常理。他依稀但又确定地感觉到了这种安慰给了两人一种比性更加强烈的情感连接。虽然很难作出定义，但两人同样沉浸在一种强烈的情感之中。

维雷娜的哭泣慢慢地平歇了。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开始放松，呼吸变得平稳而浅显，维雷娜进入了无助的昏睡之中。

乔治不再勃起。他闭上眼睛，集中精力于怀中的女性躯体，以及皮肤和毛发散发的淡淡女性芳香。有佳人在怀，乔治觉得这一夜自己肯定是睡不着了。

然而，他却很快进入了梦乡。

早晨醒来的时候，维雷娜已经离开了。

星期六早晨，玛丽亚·萨默斯情绪悲观地前往白宫。

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马入狱的同时，民权委员会发布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报告，描述了黑人在密西西比受到的虐待。但肯尼迪政府聪明地淡化了这份报告。司法部一个名叫布克·马歇尔的律师写了份备忘录，拼命在报告中找碴儿。玛丽亚的上级皮埃尔·萨林格批评这份报告极端，愚弄了美国的新闻界。

对这种局面负主要责任的当然是玛丽亚所爱的男人。玛丽亚觉得肯尼迪是个天大的好人，但目光总是盯着接下来的一次选举。肯尼迪总统在去年的中期选举中表现很棒：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出的冷静赢得了广泛的支持，阻止共和党赢得压倒性胜利。但肯尼迪总统这时又担心起下一年的大选了。他不喜欢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但又不想在与他们的对抗中成为牺牲品。

这就造成了民权运动的失败。

玛丽亚的哥哥生了四个孩子，玛丽亚很喜欢他们。他们和玛丽亚将来可能生出的孩子一样，将成为美国的二等公民。如果孩子们去南方旅游，他们将很难找到愿意让他们住的旅馆。如果进了白人教堂，他们会被赶出来，只有牧师是自由派人士，才会指定黑人在一块被绳子圈起来的地方就坐。在公共厕所外面孩子们会看到“白人专用”的标识，只能到后院标有“有色人种”的简易棚屋入厕。他们问父母电视上为什么没有黑人，父母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到了办公室以后，玛丽亚看到了当天的报纸。

《纽约时报》头版来自伯明翰的照片让玛丽亚恐惧得透不过气来。照片拍摄了一个牵着野蛮德国牧羊犬的白人警察。警察抓住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的开襟毛衣，让警犬撕咬这个黑人少年。警察张开大嘴，露出狰狞的笑容，好像自己也想上去咬一口似的。

内莉·福德汉姆听见玛丽亚的惊叫声，放下了手中的《华盛顿邮报》。“真是太丑陋了。”她发表评论说。

同一张照片发表在美国的许多报纸和一些国外报纸的海外版上。

玛丽亚坐在桌前，开始看报纸。媒体的风向变了，她燃起了一丝希望。报纸不再一味指责马丁·路德·金，说他展开的运动时机不对，说黑人应该再忍忍了。媒体报道的风向改变非常神秘，让玛丽亚觉得又惊喜又害怕。

看到南方白人走得这么远，她的兴奋劲又上来了。媒体现在谈论的焦点不再是民权运动，而成了儿童在美国大街上遭到的暴行。种族主义者仍然把一切都归结在金和他的狂热支持者头上，但他们平日语气里常见的自信全没了，能做的只是不顾一切的否认。一张照片真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吗？

萨林杰走进办公室。“各位，”他说，“总统看了今天早上的报纸，看到了伯明翰的现场照片，他对此感到非常恶心——他想让媒体知道他这种感觉。但这只是非正式的简报，而非官方声明。关键词是‘恶心’，请快把消息扩散出去。”

玛丽亚看了看内莉，两人同时扬起眉毛。这是个转变。

玛丽亚拿起话筒。

为了缓解背上的疼痛，乔治星期一早上只能像个老头似的小心翼翼地移动肢体。报纸上说，伯明翰消防部门的高压水龙头能在每平方英寸上产生一百磅的压力，乔治的背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他不是这天上午唯一感到疼痛的人。几百个游行者被高压水龙头冲得浑身红肿。一些被狗咬伤的人严重到需要缝针。几千个学生还被投入了监狱。

乔治祈祷他们所受的这些痛苦可以有所回报。

希望终于来了。伯明翰有钱的商人希望结束目前的冲突。冲突过后，很少有人去商店买东西：因为害怕被抓，黑人们都不到市中心白人开的店里买东西。连立场强硬的工厂厂长和铁矿业主也因为伯明翰被戴上“世界种族暴力之都”这顶帽子而担心生意受损。

而白宫不想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外国报纸把黑人有权得到民主和自由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不明白美国总统为何无法把自己制定的法律顺利推行下去。

鲍比·肯尼迪派布克·马歇尔到伯明翰，试图让马歇尔和伯明翰的头面人物达成交易。丹尼斯·威尔逊是马歇尔的副手。这两个人乔治一个也不信任。马歇尔拼命在民权报告中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丹尼斯老是嫉妒乔治的成功。这两个人什么事都做不了。

伯明翰的白人精英不肯面对面地与马丁·路德·金和解。因此丹尼斯和乔治必须作为中间人，和代表金的维雷娜打交道。

布克·马歇尔希望金取消周一的游行。“刚开始占上风，就想让我们解除压力吗？”在加斯顿旅馆简陋的大堂里，维雷娜不可置信地向丹尼斯·威尔逊问道。乔治赞同维雷娜的主张，不断地点着头。

“可不管怎样，市政府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丹尼斯答道。

市政府正面临着一个与当下局面无关但有着一定联系的危机：“公牛”科诺尔对最近一次市长选举的结果提出了司法挑战，导致现在自认为是市长的有两个人。维雷娜说：“趁他们分化、变弱的时机进行游行不是正好吗？如果等对方解决了问题，他们会更为强大也更为果决。你们这些白宫来的人难道一点政治都不懂吗？”

丹尼斯把民权运动的参与者当作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是什么的人，他的这种态度也让维雷娜非常恼火。“我们有四点简单的要求，”她说，“第一，立即在午餐柜台、厕所、喷水池以及商店内的各种设施上解除种族隔离。第二，不在黑人员工的升职和雇佣上设置障碍。第三，释放所有参与游行的人，撤销对他们的指控。第四，在不久的未来，建立一个包括黑人和白人的委员会，对在警察局、学校、公园、戏院和旅馆取消种族隔离的问题进行协商。”她瞪着眼问丹尼斯：“我们的诉求很清楚吧？”

金提出的都是一些理所当然的要求，但这些对白人来说已经太过分了。那天晚上，丹尼斯回到加斯顿旅馆，把白人提出的反议案告诉了乔治和维雷娜。商店业主同意在试衣间立即撤除种族隔离标志，其他设施稍后也将撤除种族隔离标志。一旦游行结束，五六位黑人雇员马上能提升到更高级别的岗位上。商人们无法释放在押犯，因为那是法庭的事情。学校和其他市政设施种族隔离标志的撤除需要市长和市议会解决。

丹尼斯很高兴。白人前所未有地作出了让步！

维雷娜却不以为然。“这没解决任何问题，”她说，“店方从不让两位肤色相异的妇女共用一个试衣间，所谓的解除隔离从根本上就是不成立的。伯明翰能接待顾客的黑人也绝不止五六个。至于其他的——”

“他们说自己无权改变法庭的决定，更无力改变法律。”

“你真是幼稚得可以！”维雷娜说，“在伯明翰，法庭和政府还不是听这些商人的。”

鲍比·肯尼迪让乔治把伯明翰最有影响力的商人家的地址和电话给列出来。总统将亲自给他们打电话，要求他们作出妥协。

乔治看到了一些更加令人振奋的迹象。教堂周一晚上从来弥撒的教徒那里难以置信地募集到了四万美元的运动捐款：金的手下租了一间汽车旅馆，花了一整夜都在点这笔钱。雪片般的信件带来了更多的捐款。民权运动的资金总是紧巴巴的，“公牛”科诺尔和他的警犬却给运动带来了大笔的经费。

深夜，维雷娜和金的其他手下集中在金的套房客厅里，讨论如何继续向对手施压。乔治不在邀请之列——乔治不想知道任何自己觉得必须报告给鲍比的事情——于是他干脆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乔治穿上西装下楼，参加金在十点钟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旅馆门前的小院子里挤满了世界各地来的上百个记者。阳光猛烈，记者们满头都是汗水。拜“公牛”科诺尔所赐，金在伯明翰开展的民权运动成了全世界的焦点。“过去几天在伯明翰发生的非暴力民权运动标志着民权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金说，“千百万黑人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乔治在哪儿都找不到维雷娜，他怀疑真正的行动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他离开旅馆，拐过街角走到教堂。他没有找到维雷娜，但发现学生们走出教堂的地下室，坐上第五大街上排成一列的车。督导他们的成年人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他碰到了丹尼斯·威尔逊，威尔逊正好有事要告诉他。“尊贵市民委员会 【6】 要在商会的会议室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乔治听说过这个外号“大骡子帮”的非官方集团。他们是伯明翰真正有权有势的人。触动到了他们，一些事就有了改变的希望。

丹尼斯问：“金的人在计划些什么？”

乔治对自己不知道金的计划感到很高兴。“我没受邀参会，”他说，“只知道他们在酝酿着一些事情。”

他和丹尼斯分别，独自往城中心走。尽管一个人逛街，但乔治很清楚自己很可能因为未经允许游行而被捕。但他必须冒这个险：如果躲在加斯顿旅馆的话，他就不能为鲍比效命了。

十分钟后，乔治走到伯明翰典型南方风味的商业区：这里有百货商店，有电影院，有民用住宅。一条铁路从商业区中心通过。

乔治亲眼见证了金所要实施的计划。

独自行走或两三人成团的黑人突然间会合在一起，打出了他们藏着的标语牌。一些人坐在地上，挡在人行道中间，另一些人跪在装饰典雅的市政厅台阶上做祷告。唱着赞美诗的少年蜂拥而进实行种族隔离的商店，又蜂拥而出。街上的车辆把速度放缓，最后都停了下来。

警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半英里外的凯利·英格拉姆公园，游行者成功地避开了他们。但乔治却觉得，“公牛”科诺尔只要一反应过来，到现在为止进展还算顺利的抗议活动就会很快被终止。

中午一过，乔治就回到了加斯顿旅馆。他发现维雷娜的表情很忧虑。“行动进展顺利，可是失去了控制，”她说，“我们的人都进行过非暴力抗议的训练，但上千没经过训练的旁观者加入进来，他们一点都不守纪律。”

“大骡子帮身上的压力增大了。”乔治说。

“但我们不希望州长颁布戒严令。”阿拉巴马州的州长是顽固的种族主义分子乔治·华莱士。

“颁布戒严令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插手，”乔治指出，“这样一来，总统就可以命令在局部地区取消种族隔离了。”

“如果压力来自外部，大骡子帮总能找到办法置之不理。最好让他们自己作出决定。”

看得出，维雷娜是个敏锐的政治观察家。无疑她在金那儿学到了很多。乔治只是不知道维雷娜对大骡子帮的看法是否准确。

吃了火腿三明治以后，乔治又上了街。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周围的气氛更紧张了。上百名警察在公园里挥舞着警棍，牵引着跃跃欲试的警犬。消防队员朝所有向市中心进发的人喷水。痛恨消防水龙头的黑人们开始向警察扔石头和可乐罐。维雷娜和其他金团队的核心成员穿梭在人群中，要求人们保持镇定，远离暴力，但收效甚微。一辆外形古怪、被称为“坦克”的白色车辆沿着第十六街来回穿梭，“公牛”科诺尔拿着高音喇叭在车上大喊：“离开街道，都给我散开！”乔治听人说，这并不是改装的坦克，而是科诺尔买的一辆军队富余车辆。

乔治看见了金在民权运动中的对手弗雷德·萨特尔沃斯。弗雷德四十一岁，身材瘦长，相貌坚毅，穿着得体，留着精心修剪过的胡须。他经历过两次爆炸，妻子也被三K党人刺伤过，但他似乎毫无畏惧，拒绝离开伯明翰。“我才不会为了保命而逃跑呢。”他喜欢这样说。尽管是个天生的战士，但他现在却试图保护好孩子们。“千万不能嘲弄警察，”他说，“别表现出要袭击他们的样子。”乔治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孩子们聚集在萨特尔沃斯周围，萨特尔沃斯像穿花衣的吹笛手 【7】 一样领着他们退回教堂。萨特尔沃斯挥舞着一条白色的手绢，试图向警察传递和平的意图。

他的善举差点奏效了。

萨特尔沃斯领着孩子们经过教堂外停着的消防车，朝和街道平行的教堂地下室门口走去，然后引导孩子们走进门，下楼进入地下室。所有人都进去以后，他落在最后准备下楼。正在这时，乔治听见有人说：“我们给牧师浇点水吧。”

萨特尔沃斯皱着眉转身看。水龙头冲出的水柱正好击中他胸口。他踉跄了两步，惨叫着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有人大声喊：“老天，萨特尔沃斯被袭击了！”

乔治冲进地下室入口，看见萨特尔沃斯喘着粗气躺在楼梯下面。“你还好吗？”乔治大声问。但萨特尔沃斯已经伤得无法回答了。“快叫人喊辆救护车！”乔治大声喊。

他对当局的愚蠢感到很吃惊。萨特尔沃斯是个广受拥戴的公众人物。他们真想惹起一场骚乱吗？

有辆救护车正好在附近。很快，两个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进入地下室，把萨特尔沃斯抬了出去。

乔治跟在担架后面走上人行道。黑人旁观者和白人警察危险地混杂在一起。记者们涌过来，媒体的摄影师在担架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刻按下快门。人们看着救护车发动，然后越开越远。

过了一会儿，“公牛”科诺尔过来了。“这个星期我一直都想看到萨特尔沃斯被水冲的情形，”他快活地说，“很遗憾错过了这幕好戏。”

乔治非常生气，他希望有哪个旁观者可以赏科诺尔一个耳光。

一个白人记者说：“他乘救护车离开了。”

“如果是灵车就更好了。”科诺尔说。

为了压住火气，乔治不得不转过身。这时，他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丹尼斯·威尔逊拽住了胳膊。“好消息！”威尔逊说，“大骡子帮让步了！”

乔治转身问：“他们让步了，这是什么意思？”

“大骡子帮成立了一个和运动参与者协商的专门委员会。”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一定发生了使他们作出改变的事情：游行，总统来的电话，或是戒严令所带来的威胁。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他们现在非常想坐下来，和黑人们讨论出解决之道。也许双方能在事态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前商量出个办法来。

“但总得找个地方谈。”丹尼斯说。

“维雷娜肯定知道上哪里谈会比较好，我们去找她吧。”乔治转过身，在离开前又看了“公牛”科诺尔一眼。乔治现在发现，这个人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科诺尔正在街上声嘶力竭地对运动参与者们大喊大叫，但伯明翰真正有影响的人物却在商会的会议室里改变着事件的进程——甚至都没咨询科诺尔有什么意见。也许大腹便便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南方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但也许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星期五召开了宣布和解的记者招待会。被水柱冲断肋骨的弗雷德·萨特尔沃斯参加了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伯明翰终于有了与之相称的良心！”很快他就晕倒，被人送了出去。马丁·路德·金取得了他想要的胜利，飞回了亚特兰大。

伯明翰的白人精英最终答应取消部分种族隔离设施。维雷娜抱怨说这还远远不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是对的：白人只作了一点小小的让步。但乔治却觉得双方的斗争有了根本的改变：白人同意在种族隔离这一问题上和黑人进行面对面的协商。他们无法再颁布只有利于自己的法令了。这些协商将继续进行下去，情况必将变得越来越好。

不管是小小的进步还是跨时代的里程碑，伯明翰的所有有色人种还是在星期六晚上进行了庆祝。维雷娜把乔治叫到了自己房间。

乔治很快发现维雷娜不是那种听凭男人在床上采取主动的女人。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一切。维雷娜的姿态正对乔治的胃口。

一切状态良好。乔治欣赏着维雷娜近乎苍白的皮肤和鬼魅般的绿色眼睛。做爱时维雷娜话很多，她谈到自己的感受，问乔治是快活还是难受。交谈加深了两人的亲密程度。乔治比以前更强烈地感受到，做爱不仅能更加了解对方的躯体，而且能更加深刻地了解对方的性格。

快结束时维雷娜想换到上面去。这对乔治来说同样新鲜——之前从没有哪个女人在跟他做爱时采取主动。维雷娜跨坐在他身上，乔治抱着维雷娜的臀部，随着维雷娜的节奏一起律动。维雷娜闭着眼睛，但乔治没有。在乔治看来，维雷娜的表情非常沉醉。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达到了高潮。

快到午夜的时候，趁维雷娜在洗澡，乔治穿着睡袍站在窗前，俯视第五大街的街灯。他想到了金和伯明翰白人达成的协议。民权运动是胜利了，但死硬的种族隔离分子绝不会接受失败，但他们会怎么做呢？“公牛”科诺尔和阿拉巴马的种族主义州长乔治·华莱士无疑计划破坏这份协议。

根据鲍比·肯尼迪获得的情报，这天，来自佐治亚、田纳西、南卡罗来纳和密西西比的三K党徒和他们的支持者在距离伯明翰十八英里的贝西摩尔进行了一场集会。发言者一整个晚上都在声嘶力竭地控诉着伯明翰白人对黑人作出的退让。这时女人和孩子都已经回家，男人则开始喝酒，吹嘘着他们要怎么做。

明天是5月12日，星期日，又到了母亲节。乔治想起两年前的母亲节那天，他和自由之行运动的参与者差点在距离伯明翰六十英里的安尼斯顿被燃烧弹烧死在大巴车上。

维雷娜从浴室里走了出来。“回床上吧。”说着她钻到了被单底下。

乔治充满了渴望。他希望黎明前至少和维雷娜再做一次爱。但正准备离开窗前时，第五大街上两辆行驶车辆的车前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第一辆是伯明翰警察局的巡逻车，车上清晰地涂着“25”的数字，后面跟着一辆生产于五十年代早期的老式切诺基圆头车。接近加斯顿旅馆时两辆车都慢了下来。

乔治突然发现平时在加斯顿旅馆附近巡逻的当地警察和州警都不见了。人行道上一个人都见不到。

怎么回事？

很快，一样从切诺基后窗扔出的物体越过人行道砸向旅馆墙壁，物体正好落在马丁·路德·金刚刚离开的30号套房的窗户下面。

扔完东西以后，两辆车一起加速离开。

乔治转过身，两步跨过房间，飞身跃起，跳在维雷娜身上。

维雷娜的抗议声很快被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淹没了。整幢房子像地震了似的摇摇晃晃。耳边不时传来玻璃的破碎声和沉闷的落石声。伴随着丧钟声似的噪音，房间的窗玻璃破裂了。接着是一阵诡异的沉默。两辆车的声音渐行渐远以后，旅馆里传来一阵阵尖叫和怒骂声。

乔治问维雷娜：“你还好吗？”

维雷娜问：“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什么？”

“有人从车里往旅馆扔炸弹，”他皱起眉说，“你敢相信吗？那辆车竟然还有警车护送呢！”

“这个该死的地方什么事都会发生。”

乔治翻身从维雷娜身上下来，看了看房间各处，发现地板上到处都是碎玻璃。床尾垂着一块绿色的布，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意识到这是炸开的窗帘布。罗斯福总统的肖像画被炸弹的冲力炸下了墙。肖像画脸朝上躺在地上，总统的笑脸上躺着一片片碎玻璃。

维雷娜说：“我们必须马上下楼，也许有人受伤了。”

“等一等，”乔治说，“我把你的鞋拿过来。”他把脚放在地毯上一小块没有玻璃碴儿的地方，不断从身边的地毯上拿起玻璃碴儿往前走。乔治和维雷娜的鞋并排放在壁橱里：乔治喜欢这样。乔治把脚伸进一双黑色皮鞋，然后拿起维雷娜的白色女式中跟鞋，把鞋交给维雷娜。

灯突然一下子全灭了。

乔治和维雷娜在黑暗中飞快地穿上衣服。他们发现浴室里已经停水了。两人一同下了楼。

黑暗的大堂里都是吓坏了的旅馆员工和住客。几个人流了血，但看似没有人身亡。乔治从众人间挤出旅馆门。在街灯的照射下，乔治看见旅馆的墙上被炸出了一个五英尺见方的大洞，人行道上全都是瓦砾。附近停车场上的拖车被炸弹的冲击力毁损得非常严重。但奇迹是，没有人在爆炸中受很严重的伤。

一个带着警犬的巡警走到旅店门口，随后一辆救护车停了下来。成群的黑人开始在旅馆外以及相邻街道的凯利·英格拉姆公园集结。乔治不安地注意到，这些人不是第十六大街浸礼会教堂唱着圣歌不主张使用暴力的基督徒，而是周六晚上在酒吧、保龄球馆和配备自动电唱机的小酒吧寻欢作乐的黑人民众。他们不认同马丁·路德·金倡导的甘地式非暴力不合作哲学。

有人说几个街区外马丁·路德·金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金居住的牧师别墅也发生了爆炸。有证人看见一个便衣警察爆炸前不久在别墅的门廊上放了个炸弹。伯明翰警方显然想同时谋害金兄弟俩。

人群出离愤怒了。

聚集的人群开始扔瓶子和石块。他们把目标对准了警犬和消防水龙头。乔治走回汽车旅馆。维雷娜借着手电筒灯光从一间被毁的一楼房间里救出了一个老年黑人妇女。

“外面越来越乱了，”乔治对维雷娜说，“人群在向警察扔石块。”

“他们做得没错，警察是爆炸案凶手！”

“你冷静想想，”乔治急促地说，“为什么警察要在今晚挑起骚乱？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他们想破坏刚刚达成的协议。”

维雷娜从前额上擦去石灰粉。乔治发现维雷娜已经不再愤怒了，而是一副深思的模样。“该死的，你说得对。”她说。

“不能让他们得偿所愿。”

“但我们该如何制止骚乱呢？”

“我们必须让民权运动的领导人走上大街，呼吁黑人群众保持克制。”

维雷娜点点头说：“是的，我去把他们叫出来。”

乔治走出旅店。暴乱蔓延得很快。一辆出租车被推翻点火，在马路当中熊熊燃烧。一个街区外，有家百货店也被付之一炬。市中心赶来的巡逻车被密不透风的石块阻挡在第十七街。

乔治抓起一只麦克风，对聚集的群众大喊：“所有人都请保持平静！”他说，“别破坏了刚刚达成的协定！种族主义者试图惹起一场骚乱——别让他们心想事成！回家好好睡一觉去吧。”

一个站在近旁的黑人对乔治说：“为什么每次他们开始使用暴力时我们都得回家呢？”

乔治跳上一辆停着的车的车头盖上。“暴力帮不了我们，”他说，“我们的运动是非暴力的，所有人都给我回家去。”

有人大声嚷：“我们不用暴力，但他们用！”

一个空威士忌酒瓶飞了过来，砸中了乔治的前额。乔治从车头跳下来。乔治摸了摸自己的前额，前额被砸得很疼，但没有流血。

有人接替了他的位置。维雷娜、几个运动领导者和一些牧师出现在人群中间，试图让群众平静。阿尔弗雷德·金跳上一辆车的车顶。“我的家刚被人炸了，”他大声说，“我和家人们却只是向上帝祈祷。上帝，请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你们现在并不是在帮忙——你们在伤害我们！请马上离开这个公园！”

呼吁慢慢开始奏效了。乔治发现，“公牛”科诺尔并不在场：在现场主导局面的是警察局长杰米·摩尔——不似政府雇员，摩尔是个执法者——警察的态度明显有了变化。训练警犬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似乎也不再想惹事。乔治听见有个警察对一群黑人说：“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他是在说瞎话，但至少表示了一种善意。

乔治意识到，种族主义者里也有鸽派和鹰派。马丁·路德·金联合种族主义者里的鸽派共同对抗鹰派。现在种族主义者里的鹰派打算重新燃起仇恨之火。绝不能使他们的这种企图得逞。

没有警察的火上加油，人群很快就没了继续暴动的意愿。乔治开始听见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当燃烧的百货店最终倾倒的时候，民众们似乎感到了懊悔。“真是可耻。”有人说。“我们做得太过了。”另一个人说。

最后牧师们开始引导人们唱圣歌，乔治放松下来。他感觉，一切都结束了。

他在第五大道和第十七街的街口看到了警察局长摩尔。“局长，旅馆需要支维修队，”乔治礼貌地说，“水和电都停了，很快那里就会变得很不卫生。”

“我来看看能怎么办。”说着他把便携式步话机贴近耳朵。

摩尔还来不及说话，州警察出现了。

他们戴着蓝色贝雷帽，携带卡宾枪和双管猎枪。他们有的骑马，有的坐车，突然间在还没散去的人群面前出现了。乔治惊恐地发现，现场很快集结了两三百名州警。这是个天大的灾难——他们会引发一场新的暴乱。乔治意识到，这正是乔治·华莱士州长期望达到的效果。同“公牛”科诺尔以及那帮投炸弹的人一样，华莱士很清楚，彻底地颠覆法律和秩序才是种族主义者的唯一希望。

一辆车停了下来，州政府的安全事务部长阿尔·林格上校提着把猎枪跳下车。两个显然是贴身保镖，携带着汤普森机关枪的人跟他一起跳下车。

摩尔局长把步话机别回腰上。他话音很轻，刻意没去提林格的军衔。“林格先生，如果你们能马上离开，我会很感激的。”

林格可没那么客气。“回你的办公室耍娘娘腔去，”他说，“现在这里归我指挥，我命令把这些黑鬼好好教训一顿。”

乔治以为他们会叫他滚开，但摩尔和林格执著于两人之间的争论，已经完全顾不上他了。

“不需要使用这些枪，”摩尔说，“把它们收起来好吗？不然有人会被打死的。”

“你他妈的说对了，就是要死上几个人才好。”林格说。

乔治匆匆向加斯顿旅馆走去。

走进旅馆前，乔治往回看了一眼，正巧看到州警冲向人群的一幕。

骚乱又重新开始了。

乔治在旅馆院子里看到维雷娜。“我必须回华盛顿了。”他对维雷娜说。

其实他不想回去。他想和维雷娜在一起，和她说话，加深两人才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他希望维雷娜能爱上他。但这些都得再等等。

维雷娜问他：“你准备回华盛顿干什么？”

“让肯尼迪兄弟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必须知道华莱士州长为了破坏协议，引发了一场骚动。”

“现在才凌晨三点啊！”

“我想尽早赶到机场，乘最早的航班离开这里。也许还要到亚特兰大转机。”

“你怎么去机场？”

“我想找辆出租车。”

“今晚没有出租车会愿意载一个黑人——尤其是前额上肿了一块的黑人。”

乔治摸了摸前额，发现前额上真像维雷娜说的那样肿了一块。“怎么会肿呢？”他迷惑不解。

“我似乎记得你被一个瓶子砸中了。”

“哦，是有这么回事。这也许看起来很傻，但我必须尽快赶到机场。”

“你的行李怎么办？”

“天黑打不了包。另外，我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我这就出发。”

“小心点儿。”维雷娜说。

乔治吻了维雷娜。维雷娜搂住乔治的脖子，苗条的身子靠在乔治身上。“刚才你很棒。”轻声说完这句话以后，维雷娜放开了乔治。

他离开了汽车旅馆。通往市中心的路从东边被堵上了：乔治必须绕路去机场。他往西走，然后折转向北，然后再转向东。这时，乔治才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骚乱现场。路上没有一辆出租车。乔治也许得等周日早晨的第一辆公共汽车。

当东方的天空出现几缕微光时，一辆车在他身旁尖声停下。担心来的是白人警员，乔治拔腿就准备跑。看到车上下来了三个荷枪实弹的州警，乔治马上改变了主意。

州警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杀了我，乔治恐惧地想。

领头的是个矮个子男人，乔治注意到他戴着警长的袖章。“孩子，你这是要去哪里？”警长问。

“长官，我要去机场，”乔治说，“也许你能告诉我哪里能找到出租车。”

警长笑着对两个手下说道：“他说他想去机场，”他像是不可思议似的把话重复了一遍，“他还觉得我们能帮他找到一辆出租车。”

两个手下会意地笑了。

“去机场干什么？”警长问，“清扫厕所吗？”

“我赶飞机回华盛顿。我在司法部工作，我是位律师。”

“真的吗？好吧，我为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工作，这里的人很少关注华盛顿的事情。最好在我砸烂你这木头脑瓜之前给我上车。”

“你凭什么抓我？”

“孩子，别跟我玩心眼。”

“如果没有任何理由抓我，你们就不是什么州警，而是作恶的罪犯。”

警长突然挥起手枪，把枪托向乔治甩了过来。乔治一闪身，本能地用手护住脸。木制的枪托重重地打在乔治的右手腕上。另两个州警上前抓住了他的胳膊。他没作抵抗，但州警却像他作了抵抗似的拖着他走。警长打开后门，把他扔上后座。他还没坐进去，他们就使劲关上门，车门夹住了乔治的腿，乔治痛苦地大声尖叫。州警打开门，把他受伤的腿推进车，然后又关上了车门。

乔治瘫坐在后座上。他的腿很疼，但手腕的情况更糟。因为我们是黑人，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乔治心想。这时他真希望刚才不是让民众平静下来回家，而是朝警察扔石块和酒瓶。

州警们把车开到了加斯顿旅馆。他们打开后门，把乔治推出车外。乔治用右手扶住左手腕，跌跌撞撞地走进旅馆的院子。

星期日快到中午的时候，乔治才叫到一辆黑人开的出租车去了机场，然后搭乘班机回到了华盛顿。他的左手腕伤得很重，手臂都抬不起来。乔治只能把手插在兜里护住手臂。为了消减手腕上的疼痛，他只能脱下手表，解开袖子上的纽扣。

乔治用华盛顿国家机场的付费电话给司法部打了个电话，他从电话里得知，傍晚六点白宫有个紧急会议。总统将从戴维营飞回来，布克·马歇尔从西弗吉尼亚乘直升机过来参会。鲍比正在去司法部的路上，需要马上拿到一份简报。不行，没有时间让乔治回家换衣服了。

记住从此要在办公室抽屉里备一件干净衬衫以后，乔治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司法部，然后直接去了鲍比的办公室。

尽管每次抬起左臂都疼得皱眉，但乔治却坚称伤势轻微得不需要治疗。他向司法部长和包括马歇尔在内的顾问报告了昨晚事件的前前后后。不知为何，鲍比的巨大黑色纽芬兰犬布鲁姆斯也出现在了会议室里。

“这么多人一星期来作的努力也许就要毁于一旦了，”乔治把结论告诉了众人，“爆炸和州警的肆虐削弱了黑人们非暴力不抵抗的决心。从另一方面来讲，骚乱的始作俑者完全不把同马丁·路德·金协商的那些白人当回事，并对他们造成了威胁。反对民族融合的乔治·华莱士和‘公牛’科诺尔希望双方或者其中至少一方撕毁协定。我们必须制止这种事的发生。”

“情况已经很明了了。”鲍比说。

所有人都上了鲍比的福特银河500。这时是春天，鲍比没有把顶篷打开。鲍比很快把车开到了白宫。布鲁姆斯很享受这段旅程。

几千个白人和黑人示威者站在白宫门外，打着“救救伯明翰学生”的标语牌。

肯尼迪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喜欢的那把安乐椅上，等待着来自司法部的众人。和他在一起的是几个军队里的高官：天赋异秉的国防部长鲍勃·麦克纳马拉，还有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

乔治意识到，这些人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昨晚伯明翰黑人纵火和扔玻璃瓶。非暴力抗议运动进行到现在，这是白宫第一次召开这类紧急会议。过去三K党人在黑人的家园实施爆炸时都没有召开过这种会议。骚乱造成了目前的紧张事态。

军人们提出派军队进驻伯明翰。鲍比和以往一样只关注政治上的现实性。“国民会呼吁总统采取行动，”他说，“但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我们不能说派去的联邦军队是控制州警的——那意味着白宫向阿拉巴马州宣战。于是我们的理由只能是控制骚乱者——那又相当于白宫向黑人宣战。”

肯尼迪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一旦得到联邦军队的保护，白人很可能会撕毁刚刚达成的协议。”他说。

换句话说，黑人骚乱的威胁是维持协定的保证。他不喜欢这个结论，但不管他喜不喜欢，这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实。

布克·马歇尔说话了。他把这个协定看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如果协定流产，”他疲倦地说，“黑人们就会……”

总统接上了他的话说：“就会变得愈发难以控制。”

马歇尔说：“不仅仅在伯明翰。”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众人都想到了其他美国城市发生类似骚乱的可能性。

肯尼迪总统问：“金今天在做什么？”

乔治说：“他飞回了伯明翰。”乔治在离开加斯顿旅馆前就知道了这件事。“现在，我可以确认，金会去各大教堂，敦促人们在礼拜后平平安安地回家，今晚留在家里别出门。”

“他们会照他说的去做吗？”

“是的。只要没有爆炸，州警也不再出手，黑人们就会依令行事的。”

“怎么能保证呢？”

“你能在伯明翰附近，而不是在伯明翰城内部署联邦军队吗？这样做能体现对协议的支持。华莱士和科诺尔会知道，如果行为失当，他们将失去权力。另外，这样一来，白人就没了背离协议的机会。”

众人反复对提案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决定采纳乔治的建议。

乔治和几个助理转移到内阁会议室，草拟发布给新闻界的声明。总统秘书把声明用打字机打了出来。新闻发布会通常在皮埃尔·萨林杰的会议室召开，但这天的文字记者和电视记者太多了，又是个天气暖和的夏日夜晚，于是发布会索性被安排在了玫瑰园。在乔治的注视中，肯尼迪走出白宫，在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前宣布：“伯明翰协定已经达成了一致，联邦政府决不允许协定被两边的极少数极端分子破坏。”

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后再前进两步，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取得了进步。乔治这样想着。

第二十三章

戴夫·威廉姆斯为周六晚上制定了一个计划。那天晚上，班里的三个女生要去苏活区的飞驰夜总会。戴夫和另两个男孩随意地说，也许可以和她们在那儿碰头。琳达·罗伯特森是三个女孩中的一个。戴夫就觉得琳达似乎很喜欢他。因为戴夫考试总是最后一名，所以许多人觉得他很笨。但琳达总是聪明地找他谈政治上的问题。戴夫来自一个政治世家，所以熟知这类问题。

戴夫打算穿件令人惊奇的长领尖新衬衫过去。他跳舞跳得很好——连男伴们都承认他扭腰扭得棒。他觉得自己有机会和琳达谈恋爱。

戴夫十五岁了。但让他有点气恼的是，大多数同龄女孩都只愿意和年纪稍大一些的男孩恋爱。一年前多以前，他被杜杜·杜瓦吸引了，他想冷不防吻杜杜一下，却发现杜杜亲热地和十八岁的加斯帕·默里搂抱在一起，这至今都让他一想起来就不安。

星期六早晨，姐弟俩去父亲的书房领一周的零花钱。十七岁的伊维拿一英镑，戴夫有十先令。像维多利亚时代得到施舍的乞丐一样，他们拿钱之前都会聆听一番训诫。这天伊维拿了零花钱以后就被父亲打发走了，但戴夫却被留了下来。门一关，戴夫的父亲劳埃德便说：“你的考试成绩很差。”

戴夫很清楚自己的成绩。上学十年来，他没有一次考好过。“我感到很抱歉。”他不想和父亲吵架，只想拿了钱赶紧离开。

父亲穿着周六早晨常穿的条纹衬衫和开襟羊毛衫。“可你并不笨。”他说。

“老师们觉得我很笨。”戴夫说。

“我不这样觉得。你不是笨，而只是懒。”

“我不懒。”

“那你是怎么回事？”

戴夫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读书读得很慢。但更糟的是，只要一合上书，他就把刚刚读到的东西全忘了。他写作也写不好，经常写错字母的顺序，把面包写成胡子这样的错误也经常犯。他的拼写也糟糕透了。“我的法语口语和德语口语在班里排名前列。”他说。

“这只说明只要你肯尝试，就能做到。”

有时再努力也没法取得好成绩，可戴夫不知该如何向父亲解释。

劳埃德说：“我长时间努力思考该拿你怎么办，我和你妈妈也无休止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戴夫不太明白。爸爸到底想说些什么？

“你这个年龄不适合体罚了，你妈妈和我也不赞成体罚。”

这倒是真的。大多数孩子做错事都会挨揍。但戴夫的妈妈已经有好几年没揍过他了。爸爸更是从来没有。让戴夫感到不知所措的是“惩罚”这个词。显然他要挨罚了。

“我唯一能想到的让你用心学习的方法，就是取消你的零花钱。”

戴夫不敢相信父亲会说出这种话。“取消是什么意思？”

“如果学习成绩没有明显进步的话，你就再也拿不到零花钱了。”

戴夫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怎么在伦敦逛呢？”还有买烟，去飞驰夜总会的花费，他恐惧地想。

“你反正是走路上学的。如果想去其他地方，你就必须在学业上做得更好。”

“没有零花钱我就活不下去了。”

“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们从来不会缺你什么。你给我记好了，如果不好好学习，你就没钱去四处走了。”

戴夫非常生气。今天晚上的计划泡汤了。他觉得自己婴儿一般无助。“就这些吗？”

“是的。”

“那待在这儿就是浪费时间。”

“我是尽力教导你走上正路。”

“都是胡扯。”说完，戴夫跺着脚走出书房。

他从过道的衣架挂钩上拿下外套离开家。这是个暖和的春日早晨。他该怎么办？他本打算在皮卡迪利广场和朋友们会合，沿着丹麦街闲逛看人弹吉他，去酒吧喝些淡啤酒，然后回家换上那件长领尖的衬衫。

他兜里还有些零钱——足够买半品脱啤酒了。但他没钱付飞驰夜总会的门票钱。也许他可以打点零工。但这么短的时间内到哪儿去找零工打？他的一些朋友在周六或周日需要增加人手的商店或餐馆打工。他思考着是否可以找家餐馆洗盘子。这值得一试。决定以后，他转身朝西区走去。

这时他产生了另一个念头。

他的几个亲戚也许会雇他。父亲的妹妹米莉在伦敦北部三个富庶的商业区哈罗、戈尔德斯格林、汉普斯塔德各开了一家流行服饰专卖店。米莉姑姑也许能给他提供一个星期六上班的职位，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胜任把连衣裙卖给女士们的活儿。姑父阿比·埃弗里是个皮草批发商，去他在伦敦东区的仓库干活也许是个好主意。但米莉姑妈和阿比姑父都可能先找父亲谈，父亲这时就会说戴夫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而非工作。不过他还可以找米莉姑姑和阿比姑父的儿子、刚过二十三岁的莱尼碰碰运气，他是无足轻重的商人，和一个骗子。周六莱尼总会在东区的阿尔德盖特摆个货摊，以不可思议的低价出售香奈尔五号和其他高级香水。他会轻声对顾客说香水是偷来的，但实际上莱尼兜售的都是些装在奢侈品牌瓶子里的廉价冒牌货。

莱尼也许能为戴夫提供一份一天的工作。

戴夫的钱刚够乘地铁。他走到最近的地铁站，买了车票。如果被莱尼拒绝，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家了。真到那一步的话，他也许得走上几英里。

地铁把戴夫从富庶的西伦敦带到工人阶级居住的东伦敦。市场上满是希望以比寻常价格低的价格买到实惠东西的淘宝者。戴夫觉得这里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偷来的：从工厂流出来的电水壶、剃须刀、电熨板和收音机。另一些是厂家的富余物资：没人要的唱片、不畅销的书籍、很丑的相框、贝壳状的烟灰缸。但这里的大多数商品还是残次品：一盒盒发霉的巧克力，缝坏了的条纹围巾，染色不平均的花斑皮靴，只画了半支花的瓷盘。

莱尼长着密密的黑色头发和棕黄色的眼睛，很像他和戴夫已故的祖父伯尼·莱克维兹。莱尼的头发很油，梳了个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大背头。他热情地和莱尼打着招呼：“小戴夫，你好，想给女朋友来点香水吗？试着来点野花牌 【8】 香水吧。”他的法语发音不是怎么准，“保准让她为你脱裤子。只收你两先令六便士。”

“莱尼，我要找份工作，”戴夫说，“能在你这儿打工吗？”

“你还要找工作？你妈妈不是百万富翁吗？”莱尼促狭地说。

“爸爸断了我的零花钱。”

“为什么他这样做？”

“因为我学习不好。现在我身无分文。我想挣到足够的钱，今晚出去玩。”

莱尼第三次用提问回答了戴夫的问题。“你把我当什么了？哪里的人力中介吗？”

“给我个机会吧，我一定能替你卖掉香水的。”

莱尼转身对一个上前的顾客说：“夫人，你的品味很不错。雅德莉 【9】 香水是近来市场上最畅销的香水——你手上的这瓶却只要三先令。我用了两先令六便士才买下它，我是说收来的价格。”

女人咯咯地笑了，买下了这瓶香水。

“我无法付给你工资，”莱尼对戴夫说，“但可以让你从出售商品的售价中提成百分之十。”

“就这么办。”说完戴夫就兴冲冲地站到摊位后面去了。

“把钱都放在兜里，收摊以后再算。”说完莱尼给他合计为一英镑的找零，让他找钱用。

戴夫拿起瓶雅德莉香水，愣了一下，微笑着对一位路过的妇女说：“这是当今市场上最流行的香水。”

女人笑了笑，但没有停下脚步。

他尽力模仿者莱尼的插科打诨，没过一会儿，便以两先令六便士的价格卖出了一瓶帕图的喜悦香水。他很快学会了莱尼所有的广告词：“只有您这种拥有出色鉴别力的女人才会选择这款香水……如果想让你爱的男人开心，就买这款吧……赶紧买，气味太过撩拨政府就要禁售这款香水了。”

人们心情愉悦，随时都会放声大笑。他们穿上盛装前往市场：对这些贫苦人而言，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对待的公共场合。戴夫学了许多关于钱的俚语：一个六便士的硬币叫双轮马车，五先令叫一个美元，一张十先令的纸币叫半条短裤。

时间过得很快，附近餐馆的女招待送来了两个白面包里夹着油炸培根和番茄酱的三明治。莱尼给了她钱，把其中一个递给戴夫。戴夫没想到一眨眼吃午饭的时间就这么到了。戴夫的烟管裤裤兜里装满了硬币，他非常高兴，这些钱里的百分之十是自己的。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发现街上几乎一个男人都看不到，莱尼说他们都去看球赛了。

快到傍晚时，生意就稀少了。戴夫觉得兜里的钱大概有五英镑，这意味着他能赚上十先令，也就是爸爸平时给他的零花钱——他可以去飞驰夜总会玩了。

五点时莱尼开始收拾货摊，戴夫帮他把没卖出去的香水收进纸板箱，然后他们把所有东西放上莱尼的黄色百福小货车。

收拾停当以后，两人数了一下戴夫兜里的钱，这些钱刚好超过了九英镑。莱尼给了他超过百分之十的一英镑。“你帮我收摊，所以多给你一点。”戴夫非常高兴：今天的劳动收入等于早晨爸爸应该给的零花钱的两倍。他很高兴每周六来这儿卖香水。这样不仅能提高收入，而且能避开父亲无休止的训导。

他们到最近的酒吧，各要了一品脱啤酒。“你会弹吉他，是不是？”当他们坐在一个放着满是烟蒂的烟灰缸的桌子前时，莱尼说。

“是的。”

“你的吉他是哪一款？”

“我有一把吉布森牌的低配吉他。”

“是电吉他吗？”

“是把琴身半空心的吉他。”

莱尼看上去很不耐烦：也许他对吉他本来就知之不多。“我想问的是，你能把吉他弹好吗？”

“当然能弹好——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我需要为乐队打拍子的吉他手。”

太让人兴奋了。戴夫从来没想过加入什么乐队，但马上被这个念头吸引住了。“我不知道你还有个乐队。”他说。

“叫禁卫军乐队。我弹钢琴，还担任主唱。”

“你们玩哪种类型的音乐？”

“我们只玩摇滚乐。”

“你是说……”

“埃尔维斯，查克·贝里，约翰尼·卡什……都是最棒的乐手。”

这些三拍的曲子戴夫都能弹奏。“披头士乐队呢？”披头士乐队的曲子要更为复杂一些。

莱尼问：“你说谁？”

“一个新成立的绝妙乐队。”

“从没听说过这个乐队。”

“算了，摇滚乐的老歌我都能弹。”

莱尼似乎有点不相信戴夫的话，但还是说：“那你想来禁卫军乐队试试吗？”

“当然想！”

莱尼看了看表。“回家把吉他拿来需要多久？”

“半小时回家，半小时过来，一共一个小时。”

“七点在阿尔德盖特的工人夜总会见我。乐队要在那儿演出。我们在演出前让你试一下。你有音箱吗？”

“有个小音箱。”

“那已经足够了。”

戴夫坐地铁回家。作为生意人的成功和刚喝的啤酒使他心头暖洋洋的。他在地铁上抽了根烟，为战胜了父亲感到由衷的喜悦。他想象着自己随意地对琳达·罗伯特森说：“我在一个摇滚乐队玩吉他。”几乎可以肯定琳达会为之而动容。

他从后门回到家，溜进了自己的房间，设法不被父母发现。他只花几分钟就把吉他放进琴盒，并带上了自己的小音箱。

刚准备离开，姐姐伊维走进他的房间。伊维穿着短裙和齐膝长靴，头发盘成蜂窝状，眼影涂得很浓，一身周六晚上出去社交的打扮，完全看不出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女孩。“你这是要去哪儿？”戴维问她。

“参加个聚会，据说汉克·雷明顿也会去参加。”

科尔德乐队的主唱汉克·雷明顿认同伊维的一些政治主张，伊维从对他的采访中了解到这点。

“你今天惹的动静可真是不小。”伊维说。她不是在批评他：和父母争吵时伊维总是站在戴夫一边，戴夫也一样。

“你凭什么这么说？”

“爸爸真的在为你难过。”

“难过？”戴夫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词。爸爸会生气、失望、严厉、独裁、专横，他知道该如何对付爸爸的这些情感。但难过伤心就完全不同了。“他为什么会难过？”

“我猜你和他吵过架了。”

“因为我考试成绩不好，他不肯给我零花钱。”

“你干了什么没有？”

“我什么都没干，我马上就出去了。也许还摔了门。”

“你这一整天都在哪里？”

“我去莱尼·埃弗里的货摊，在那赚了一英镑。”

“真了不起！现在你带着吉他要去哪里？”

“莱尼有个乐队。他想让我去弹调音吉他。”这话有点夸大其词了——戴夫实际上还没得到这份工作。

“运气真不错！”

“我想你会告诉爸妈我去哪里了吧。”

“你想让我说我才会说。”

“没关系，想说就说吧。”说完，戴夫便朝房间门口走去。快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问伊维：“他伤心了吗？”

“是的。”

戴夫耸了耸肩，然后就离开了。

他没被父母发现，顺利离开了屋子。

戴夫希望能通过试奏。他经常和姐姐一起演奏唱歌，但从来没在有鼓的真正乐队表演过。他希望自己足够棒——尽管弹调音吉他并不是很难。

在地铁上戴夫一直想着爸爸。他对能让爸爸伤心略微感到有点吃惊。他一直觉得当爸爸的不应该脆弱——但现在他发现，这种看法很幼稚。他对必须改变自己对爸爸的看法感到有些恼火。既然不是一个人受伤，他就不能对爸爸感到怨恨了。爸爸伤害了他，但他也伤害了爸爸，两个人在这件事上都有责任。有责任的感觉比兀自生气难受多了。

找到阿尔德盖特工人夜总会以后，戴夫带着吉他和音箱走了进去。这是个枯燥无味的地方：氖光灯刺眼的灯光照在胶木桌和成排的钢管折叠椅上，让人想起工厂食堂。这里不像是个能演出摇滚乐的地方。

禁卫军乐队的成员正在舞台上调音。莱尼弹钢琴，刘打鼓，布兹弹贝斯，乔弗里弹主音吉他。乔弗里前面有一个麦克风，想必他要唱一部分的歌曲。刘、布兹、乔弗里都比戴夫大，都二十出头，戴夫觉得他们肯定演奏得比自己好。突然，调音吉他变得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了。

他把吉他的音和钢琴校准，给音箱插上电。莱尼问：“你知道《昏乱蓝调》吗？”

戴夫是知道的，他大松了一口气。这是一首由悠扬的钢琴声带动的C调摇滚乐，吉他调音相对比较简单。戴夫毫不费力地跟上了钢琴的节奏，在与别人的合作中找到了一种独自弹奏时没有的冲击力。

戴夫觉得莱尼唱得很棒。布兹和刘的节奏感很强，击鼓弹贝斯非常平稳。乔弗里在主音吉他上也有着很深的造诣。这是个很棒的乐队组合，如果再有些想象力那就更好了。

一曲结束以后，莱尼对戴夫说：“你的和弦和我们配合得很棒，但你能稍微再加强点节奏感吗？”

戴夫对会挨莱尼批评感到很吃惊。他觉得自己已经弹得够棒了。“没问题。”他对莱尼说。

接下来的一首曲子是《尽情舞动》，这是一首由杰里·李·刘易斯表演的钢琴领奏曲。歌曲部分由乔弗里和莱尼一起合唱。戴夫在弱音时不断变幻着和弦，莱尼似乎比刚才满意了一点。

莱尼宣布下一首曲子是《约翰尼·B.古尔德》，戴夫什么都没问就声情并茂地演奏起了这首查克·贝里成名曲的序曲部分。当演奏到第五小节时，他希望乐队里的其他人能像唱片里那样加入演奏，但其他禁卫军成员却保持着沉默。戴夫停止了弹奏，莱尼说：“我经常用钢琴弹奏这首歌的序曲部分。”

“对不起。”戴夫说。莱尼用钢琴重新演奏起了这首曲子的序曲。

戴夫觉得很懊恼，他表现得实在是不太好。

下一首曲子是《小苏茜，快起床》。乔弗里并没有和莱尼一起合唱这首埃弗里兄弟组合的曲子，这让戴夫感到有些吃惊。第一段唱过以后，戴夫走到乔弗里面前的麦克风旁，和莱尼一起演唱。一分钟以后，两个到桌子前收拾烟灰缸的女侍者驻足开始听他们的演唱。一曲唱毕，两个女孩开心地鼓起掌来。戴夫高兴地笑了。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外人给予的掌声。

其中一个女孩问戴夫：“你们的组合叫什么名字？”

戴夫指着莱尼。“这是他的组合，组合的名字叫禁卫军。”

“哦。”女孩看上去略微有点失望。

莱尼的最后一首歌选了《照顾好我的孩子》，戴夫又一次和莱尼表演了合唱。两个女侍者随着音乐在桌子中间的过道里翩翩起舞。

演奏完以后，莱尼从琴凳上站了起来。“你的吉他弹得还不够好，”他对戴夫说，“但你唱得很不错，这两个女孩明显是冲你来的。”

“那我是能加入还是不能加入？”

“你能今天晚上就参加演出吗？”

“今晚吗？”戴夫很高兴，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始。他一会儿还想见琳达·罗伯特森呢！

“你有更想做的事情吗？”莱尼对戴夫没有立即接受似乎有点生气。

“我准备去见一个女孩子，但我可以让她等等。演出会持续多久？”

“这是家工人夜总会，顾客不会在这里耽搁太久。演出十点半结束。”

可以十一点去夜总会，戴夫心想。“那就没问题了。”他说。

“很好，”莱尼说，“欢迎加入我们的乐队。”

加斯帕·默里仍然付不起去美国的钱。伦敦的圣朱利安学院有个叫北美俱乐部的组织，常常包机出售便宜机票。一天傍晚他去了俱乐部在学生工会的小办公室，询问包机的票价。对方告诉他去纽约需要九十英镑。票价太贵了，他怅然若失地离开了北美俱乐部的办公室。

他在咖啡馆看见了萨姆·凯克布莱德。几天来加斯帕一直想寻找个在《圣朱利安新闻》报社办公室外面和萨姆私下里谈话的机会。萨姆是报纸的主编，加斯帕是新闻类报道的编辑。

萨姆的妹妹瓦莱丽和萨姆在一起。瓦莱丽戴着一顶粗呢帽，穿着迷你裙，也是圣朱利安学院的学生。她为《圣朱利安新闻》撰写时尚类的文章。瓦莱丽很美——放在平时，加斯帕一定不会错过和她调情的机会，只是今天他还有别的事情。他只想和萨姆一个人谈。但一转念，他又觉得瓦莱丽在场也问题不大。

他端着咖啡走到萨姆桌前。“我希望得到你的建议。”加斯帕实际希望得到的是信息，而不是什么建议。但人们通常不愿分享信息，而是对给出建议乐此不疲。

萨姆戴着领带，穿着件鱼骨纹图案的夹克，手里拿着根烟管——也许他想使自己看上去老成一些。“坐吧。”他叠起正在看的报纸说。

加斯帕坐了下来。他和萨姆的关系非常僵。两人曾是竞争主编职位的对手，萨姆赢了，当上主编以后，任命加斯帕为新闻编辑。他们是同事，但绝对不是朋友。“我想成为下一年度的主编。”加斯帕说。他觉得萨姆能帮他，如果不是因为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就是因为这样能减轻萨姆的亏欠感。

“主编由简恩爵士来定。”萨姆推脱着。简恩爵士是学院院长。

“简恩爵士会征求你的意见。”

“提名委员会有很多人呢！”

“但只有你和院长说了才算！”

萨姆不想争论这个。“那你想要什么方面的建议呢？”

“还有谁在争取这个职位？”

“只能是托比了。”

“真的吗？”托比·詹金斯是报社的专栏记者，为沉闷的教职员工专栏写了一系列有关教务主任和出纳员工作的颇有见地的报道。

“他会提出申请的。”

萨姆能得到主编职位部分是因为他有个有权有势的记者父亲。简恩爵士很看重这种关系。这让加斯帕很生气，但加斯帕并没有在谈话中谈及这一点。

加斯帕说：“托比以前干的都是些缺乏想象力的工作。”

“虽然缺乏了点想象力，但他的报道都准确翔实。”

加斯帕觉得这句话是萨姆对他的挖苦。加斯帕和托比完全不一样，相比于准确，加斯帕更看重感情的抒发。在他的报道里，摩擦常常会变成打斗，计划会演变成阴谋，小小的口误会成为弥天大谎。他知道读者看报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了解真相。

萨姆说：“食堂里的老鼠就是他报道的。”

“的确。”加斯帕把这件事给忘了。托比的那篇文章引起了一片哗然。其实这其中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托比的父亲在市议会工作，知道害虫防治部门在圣朱利安学院十八世纪的地下室消灭害虫。但这篇文章却确保了没写出什么像样东西的托比作为专栏编辑的地位。“看来我需要找一条独家新闻。”加斯帕若有所思地说。

“也许吧。”

“比如说院长拿校基金去赌博。”

“简恩爵士应该不会去赌博。”萨姆没有什么幽默感。

加斯帕想到了劳埃德·威廉姆斯。劳埃德兴许能提供一些线报吧。但不幸的是，劳埃德是个事事小心的人。

接着他想到了伊维。伊维报考了从属于圣朱利安学院的欧文戏剧学校，学院报可以把她作为一个专注的焦点。伊维最近在一部名叫《米兰达周围》的电影中得到了生平第一个角色，她还在和科尔德乐队的汉克·雷明顿约会。也许……

加斯帕站起身。“萨姆，谢谢你的帮助。我真的很感激。”

“我任何时候都乐意帮你的忙。”萨姆说。

加斯帕乘地铁回家。越想采访伊维的事情，他的心里就越开心。

加斯帕知道伊维和汉克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仅仅是约会，两人已经发生了亲密关系。伊维的父母只知道伊维每星期晚上和汉克出去两到三次，星期六更是午夜才回家。但加斯帕和戴夫都知道伊维每天放学后都会去汉克在切尔西的公寓，在那里和汉克做爱。汉克甚至写了一首献给伊维的歌：《年轻还不能吸烟》。

可伊维会接受采访吗？

回到彼得大街的家，加斯帕找到了正在铺着红砖的厨房里练习对台词的伊维。伊维的头发胡乱地扎着，身上穿着一件褪色的旧衬衫，但看上去还是美得难以置信。加斯帕和她的关系相当友好。尽管一度倾心于她，但加斯帕总是表现得很友善，没有半点逾越。之所以这样小心，是因为加斯帕不想在自己和她好客的父母之间造成半点裂隙。现在他甚至为与伊维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而暗喜。“练习得怎么样？”他指着伊维手里的剧本问。

伊维耸耸肩。“对台词不难，但表演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也许我该对你进行采访。”

她看上去很为难。“我只能接工作室安排的采访。”

加斯帕微微感到有些恐慌。如果连同住一屋的伊维都采访不上，他还算什么记者呢？“只是学生报纸的采访。”他说。

“我想学生报的采访应该不算是正式的。”

加斯帕腾起了希望。“我确信不算。另外，这还会对你被欧文戏剧学校录取有所帮助。”

她放下剧本。“好吧。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加斯帕抑制住成功的喜悦。他平静地问：“你是如何在《米兰达周围》里得到角色的？”

“我得到了面试的机会。”

“跟我详细说说。”加斯帕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

加斯帕刻意没去提伊维在《哈姆雷特》中的裸体场面，担心伊维会叫他别提那件事。好在他亲眼观摩了《哈姆雷特》，不需要对此进行提问。他问到了这部电影里的明星以及伊维在摄制过程中遇到的其他著名人士，然后渐渐把话题扯到了汉克·雷明顿身上。

一提到汉克，伊维的眼中就流露出强烈的情感。“汉克是我认识的最有勇气、最为投入的人，”她说，“我非常敬佩他。”

“你对他的感情不只是敬佩吧。”

“我很仰慕他。”

“你们还在约会是不是？”

“是的，但我不太想提那个。”

“当然了。没问题。”她说了是，这就足够了。

戴夫从学校回来，用热牛奶做了速溶咖啡。“我还以为你是不能随意接受采访的呢。”他对伊维说。

加斯帕想：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小浑蛋。

伊维回答了戴夫的问题：“只是《圣朱利安新闻》的采访。”

那天晚上，加斯帕写好了这篇专访。

把专访打出来以后，加斯帕意识到这篇专访如果只是刊登在学生报上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汉克是个明星，伊维不过是个小演员，但伊维的父亲却是下议院的议员——这一定是个大新闻，他兴奋地心想。如果可以把这篇专访发上全国性的报纸，那他的事业一定会得到突飞猛进的提升。

但与此同时，他也会和威廉姆斯家的人发生摩擦。

第二天，他把专访交给了萨姆·凯克布莱德。

接着他战战兢兢地把电话打到了全国性小报《回声报》。

他跟接线员说要找新闻编辑，但接线员没把电话转给新闻编辑，而是转给了一个名叫贝里·皮尤的记者。“我是个学生记者，我这儿有篇报道想提供给你们。”他说。

“很好，继续往下讲。”皮尤说。

加斯帕只是犹豫了一会儿。他知道他是在背叛伊维和整个威廉姆斯家的人，但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是一篇有关议员女儿和流行歌星睡觉的报道。”

“很好，”皮尤说，“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可以见个面吗？”

“你是要换点钱吧？”

“是的，但这还不是全部。”

“你还想要什么？”

“登上报纸时我想在文章里看见我的名字。”

“我们要先看到文章才能作考虑。”

皮尤想用加斯帕对伊维用的劝诱手段哄骗加斯帕。“这样吧，”加斯帕坚定地说，“如果你们不喜欢这篇报道，你们就不用登上报纸。如果你们喜欢它，就一定要出现我的名字。”

“没问题，”皮尤说，“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两天后在彼得大街房子里吃早餐时，加斯帕在《卫报》上读到了这则消息：马丁·路德·金计划在华盛顿进行大规模非暴力不反抗示威，以支持一项民权法案。金预计到场的将有十几万人。“我想能亲眼见到这一幕。”加斯帕说。

伊维说：“我也是。”

游行将在学校放假的八月进行，那时加斯帕正好没事。可他没有九十英镑飞到美国的机票钱。

黛西打开一封信说：“老天，劳埃德，这是你在德国的堂妹丽贝卡给你的信。”

家里最小的戴夫咽下一口泡芙问：“这个丽贝卡是谁？”

劳埃德正在以政治家们只抓重点的方式快速浏览着报纸。他抬头对黛西说：“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堂兄妹，丽贝卡只是一个在父母死后被我的某个远亲收养的女孩。”

“我都忘了我们在德国有亲戚了，”接着他用德语说了句，“上帝在天！”

加斯帕注意到劳埃德处理亲戚关系时显得令人疑惑地冷淡。已故的伯尼·莱克维兹是劳埃德的继父，但从没有人提起过他的生父是谁。加斯帕确信劳埃德应该是个私生子。这不算是个能上头条的新闻：和以前不一样，非婚生子算不得什么不名誉的事了。与此同时，他也没从劳埃德那里得到有关他出身的细节。

劳埃德说：“我上次看到丽贝卡是在1948年，那时她大概十七岁，被我的远亲卡拉·弗兰克收养，住在柏林的米特区。因此他们的家一定在柏林墙的另一头。她现在怎么样了？”

黛西回答：“她似乎以某种方式逃出了东德，移居到了汉堡……老天，她的丈夫在逃亡过程中受伤了，现在只能坐轮椅。”

“她为什么写信给我们？”

“她想找到汉娜洛尔·洛特曼，”黛西把视线转向了加斯帕，“汉娜洛尔是你的外祖母，你外祖母显然在丽贝卡父母被杀以后对她很好。”

加斯帕从没见过母亲的家人。“我们不清楚我在德国的外祖父母发生了什么，妈妈确信他们都已经死了。”他说。

黛西说：“我会把这封信交给你妈妈，让她给丽贝卡回信。”

劳埃德打开《回声报》说：“该死，这是什么东西？”

加斯帕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他把手并拢在膝盖上，阻止着膝盖的颤抖。

劳埃德把报纸平摊在桌面上。报纸的第三页上刊登着一张伊维和汉克·雷明顿从夜总会走出的照片，报道的标题是：

科尔德乐队的明星汉克

与工党议员的

裸体演出的十七岁女儿交往

记者：巴里·皮尤、加斯帕·默里

“不是我写的。”加斯帕撒了个谎。这声怒吼在他自己听来都显得有点牵强。他真正感到的是名字印在全国性报纸上的激动。餐桌旁其他人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复杂的情感。

劳埃德高声朗读起来：“流行乐队明星汉克·雷明顿的新欢是霍克斯顿选区工党议员劳埃德·威廉姆斯十七岁的女儿。影坛新星伊维·威廉姆斯以裸体出现在兰贝思中学的舞台上曾一度引起轰动。”

黛西说：“亲爱的，真是太让人为难了。”

劳埃德继续读下去：“伊维说：‘汉克是我认识的最有勇气、最为投入的人。’尽管遭到了身为工党军队事务发言人父亲的反对，但伊维和汉克都支持解除核武器运动。”读到这里，劳埃德严厉地瞪了伊维一眼。“你认识许多有勇气敢于投入的人，大轰炸时期开救护车的你妈妈和在索姆河战役中战斗的叔伯父比利·威廉姆斯都是。能胜过他们，汉斯一定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

“这不是重点，”黛西说，“伊维，没有电影公司的同意，你不是不能接受采访的吗？”

“老天，这是我的错。”加斯帕说，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到了加斯帕身上。加斯帕早就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他毫不费力地装出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像是为此而悔罪。“我为学生报采访伊维。《回声报》一定是转载了我的专访——并在专访的基础上改写以制造轰动效应。”他事先已经准备好了这套托词。

“踏上社会你首先要知道，”劳埃德说，“记者是最最危险的人。”

我就是最危险的人物，加斯帕心想。不过威廉姆斯家的人却似乎接受了他没让《回声报》转载这篇报道的说法。

伊维快要落泪了。“我也许会失去这个角色的。”

黛西说：“我觉得这对电影造不成任何坏影响——而只会有好处。”

“希望你是对的。”伊维说。

“伊维，真是太对不起了，”加斯帕假装真诚地说，“我觉得我让你失望了。”

“你又不是故意的。”伊维说。

加斯帕顺利地闯过了这道难关。桌子旁没有人用谴责的目光看他。他们把《回声报》上的报道看成是一个无心之错。他唯一不确定的是微微皱眉，避开他目光的黛西。但黛西出于喜欢加斯帕母亲，绝对不会批评加斯帕的表里不一。

加斯帕站起身。“我这就去《回声报》的办公室，”他说，“我想见见皮尤那个浑蛋，看他有什么话要说。”

加斯帕很高兴能离开屋子。他成功地度过了一个危险关头，一下子的放松给了他极大的喜悦。

一小时以后他到了《回声报》的新闻编辑室。他对能立身于此感到非常兴奋。他希望来的就是这种地方：采编桌、打字机、应接不暇的电话、在办公室里传送稿件的气压输送管，还有愉悦的气氛。

巴里·皮尤大约二十五岁，他穿着件皱巴巴的大衣和一双山羊皮皮鞋，是个眼睛有点斜视的矮个子男人。“你干得很不错。”皮尤说。

“伊维不知道稿子是我给的。”

皮尤没时间考虑加斯帕的顾忌。“如果每次还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就没有多少报道能登上报纸了。”

“伊维本应拒绝所有电影厂宣传官安排的报道。”

“宣传官是我们的敌人，为你斗过了其中一个而感到骄傲吧！”

“我的确为之而感到骄傲。”

皮尤递给他一个信封。加斯帕拆开信封，发现里面放着张支票。“你的报酬，”他说，“这是你的报道登上第三版头条的收入。”

加斯帕点了点钱，正好是九十英镑。

他想起了华盛顿的示威游行。九十英镑是飞去美国的机票钱。有了这九十英镑，他就可以去美国了。

他的心气一下子提上来了。

他把支票放进兜里。“非常感谢。”他说。

巴里点点头说：“有类似的报道再来找我。”

戴夫·威廉姆斯对在飞驰夜总会表演感到紧张不安。这里离牛津街不远，是伦敦市中心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这里产生过几个新星，还发掘过不少现在登上新歌排行榜的乐队。著名音乐人经常来这里聆听新冒出来的歌手和乐队的演唱。

但夜总会看上去却很普通。夜总会的一头是吧台，另一头是个小舞台，吧台和舞台中间是可以供几百个人同时跳扭臀舞的空间。地板上都是烟灰。唯一的装饰品是几张过去曾经在这儿表演过的成名歌手的破烂海报——厕所的墙上涂满了戴夫从没见过的各种下流淫秽的涂鸦。

在莱尼的帮助下，戴夫和禁卫军乐队的配合有了很大的改善。莱尼知道戴夫的短处在哪儿，虽然只比戴夫大了八岁，莱尼却像个叔叔一样谆谆教导着戴夫。“仔细听鼓点，”他说，“然后你就能跟上节奏了。”另外一次他对戴夫说：“学会不看吉他进行演奏，这样你就能看着观众们的眼睛了。”戴夫很感谢莱尼教他的点点滴滴，但知道自己和专业水平还有那么一点距离。但不管怎样，只要一登台他就会觉得非常畅快。在舞台上，他不再是个劣等生。事实上，他很有能力，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好。他幻想着成为一个不用反复学习的音乐家，但他也很清楚，成为音乐家的几率非常小。

他们的组合每天都在进步。当戴夫和莱尼一起唱歌时，他们的歌声和披头士乐队一样现代。戴夫劝莱尼尝试一下诸如芝加哥蓝调以及底特律灵魂爵士等年轻一代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结果他们得到了更多的邀约，从以前的每两周一次到现在的周五、周六都有演出。

但戴夫如此急切还有另一个原因。他想让伊维的男朋友汉克·雷明顿帮忙推荐他们的乐队。但雷明顿却很不满意乐队的名字。“和四分卫、约旦人乐队一样，禁卫军乐队的名字太过时了。”他说。

“我们也许会改掉乐队的名字。”只要能让组合扬名，戴夫什么都愿意考虑。

“最近组合都喜欢用怀旧蓝调乐曲取名，比如说滚石乐队。”

戴夫想起前些日子听的一张布克·华盛顿和M布鲁斯乐队的唱片，那张唱片有个怪里怪气的名字。“叫桃色岁月怎么样？”他问汉克。

汉克很喜欢这个名字，告诉夜总会应该让一个名叫桃色岁月的组合来试试。汉克这等著名人物的建议相当于是在下命令，只要用上“桃色岁月”这个名字，组合就能获得在飞驰夜总会现场演出的机会。

但戴夫的提议被莱尼干脆地否决了。“我们是禁卫军，我们一直会用这个名字。”他固执地说，然后把话题扯到了其他方面。戴夫不敢告诉他，飞驰夜总会认为他们已经改用了桃色岁月这个名字。

现在危机就要来了。

试奏时他们演奏了《露西尔》。演奏完第一段以后，戴夫停下来看着主音吉他乔弗里。“你在他妈的弹什么？”他问。

“你指什么？”

“中间一部分你弹得非常怪。”

乔弗里会心一笑。“只是一个承转音而已。”

“琴谱上没有这个承转音。”

“怎么啦，你难道不会弹降C大调吗？”

戴夫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乔弗里想让他看起来是只菜鸟。可戴夫的确掌握不好这种降调的音符。

莱尼说：“戴夫，酒吧钢琴师叫它‘双降’。”

尽管不服气，但戴夫还是对乔弗里说：“弹给我听听。”

乔弗里揉揉眼皮，叹了一口气，但还是给戴夫演示了一遍。“这样弹，明白了吗？”他像对待业余演奏者一样没好气地说。

戴夫学着演奏了一遍。这个调子并不是很难。“下次这么弹的时候先他妈的跟我说一声。”他说。

之后一切都很顺利。飞驰夜总会的老板菲尔·伯利站在他们中间聆听。因为过早地谢顶，他又被称为“谢顶伯利”。一曲奏完，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许。“谢谢你，桃色岁月。”他说。

莱尼不满地看着戴夫。“我们是禁卫军。”他坚定地说。

戴夫说：“我们讨论要改掉这个名字。”

“是你说的，我又没有同意。”

谢顶伯利说：“伙计，禁卫军这个名字可不太好哦。”

“我们就叫这个名字。”

“听着，拜伦·切斯特菲尔德今晚要来这儿，”谢顶伯利带着丝绝望说，“他是英国最重要的经纪人——也许在整个欧洲范围都是。你们也许能从他那里得到工作的机会——但用禁卫军这个名字可不行。”

“拜伦·切斯特菲尔德吗？”莱尼笑了，“我很小就认识他，他本名叫布莱恩·切斯诺维茨基。他哥哥在阿尔德盖特市场有个货摊。”

谢顶伯利说：“我担心的是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而不是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非常好。”

“让禁卫军组合上台的话，我这里会臭名昭著的，”谢顶伯利站起身，“伙计们，对不起，”他说，“收拾起你们的乐器给我走人吧。”

戴夫说：“伯利，别这样，你总不想开罪汉克·雷明顿吧。”

“汉克是我的老伙计，”谢顶伯利说，“五十年代我和他一起在咖啡馆玩噪音爵士乐，但他推荐给我的组合是桃色岁月，而不是什么禁卫军。”

戴夫大受打击。“我所有的朋友都来了！”他说。其实他心里想是却只有琳达·罗伯特森。

谢顶伯利说：“没办法，只能说对不起了。”

戴夫转身对莱尼说：“理智点儿，何必在名字上较劲呢？”

“这是我的组合，不是你的。”莱尼固执地说。

看出问题所在以后，戴夫对莱尼说：“这当然是你的组合，但你曾经告诉我，顾客总是对的。”他突然闪现出灵感，“喜欢的话，明天早晨你就能把名字改回禁卫军。”

莱尼说不行，但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果决了。

“总比不能上台要好，”戴夫继续向莱尼施压，“现在回去就什么都完了。”

“该死，你是对的。”莱尼说。

让戴夫高兴的是，危机总算过去了。他大松了一口气。

第一个客人进门的时候，组合的成员正站在吧台前喝啤酒。戴夫秉持一个原则：只喝一品脱。喝到放松的程度就不喝了，绝对不影响演奏。莱尼喝了两杯啤酒，乔弗里喝了三杯。

戴夫高兴地看到了琳达·罗伯特森。琳达穿着粉红色短裙和白色的齐膝长靴，显得非常漂亮。琳达和戴夫的朋友们都没到喝酒的年龄，但他们看上去都足够老成，而法律规定的也没有那么严。

琳达对戴夫的态度完全变了。尽管年纪相同，但原来她却把戴夫看作要好的小弟弟。在飞驰夜总会玩吉他的事实让琳达对他另眼相看，戴夫终于升格成了一个老于世故的成年人。琳达叽叽喳喳地问他各种关于组合的问题。如果在莱尼的乐队里打杂都能有这种待遇，真正成为流行乐明星会怎样？戴夫心想。

他和组合的其他成员去化妆间换衣服。职业乐队的成员通常穿完全一样的衣服，但制作费用太贵了，莱尼只能规定所有成员都穿红衬衫。戴夫觉得都穿一样的衣服已经过时了：滚石乐队的成员就各穿各的。

桃色岁月是临时添加的乐队，被安排在第一个演出。莱尼作为队长介绍了他们要唱的歌曲。他坐在舞台边缘，因为钢琴树立角度的关系，看不到观众。戴夫站在舞台中间又跳又唱，大多数观众的视线都聚集在戴夫身上。现在他不用再担心乐队的名字了——至少暂时不用——可以放松下来尽情发挥。他在舞台中央尽情舞动，像抱着个舞伴一样摆弄着吉他。唱歌时，他想象着正和观众们说话，用不停变幻的面部表情和头部摆动来突出重点的歌词。和以往一样，姑娘们就吃这个，她们微笑着看着戴夫，合着节奏与戴夫一起舞动。

演出结束后，拜伦·切斯特菲尔德来到了化妆间。

拜伦大约四十来岁，穿着带背心的淡蓝色西服，领带上画着雏菊的图案，两侧的头发已经很稀了。他一进门，化妆间里就充斥着一股科隆香水味。

拜伦对戴夫说：“你的组合不坏。”

戴夫说：“谢谢，切斯特菲尔德先生，但这是莱尼的组合。”

莱尼说：“拜伦，你好，难道你不记得我了吗？”

拜伦犹豫了一阵，然后说：“老天，你是莱尼·埃弗里。”他的伦敦口音很重，“你不说我还真认不出，你的货摊怎么样？”

“生意很好，但钱是赚不够的。”

“莱尼，你这个组合很不错：贝斯和鼓的节奏很稳，吉他和钢琴也不错，我喜欢你们的合唱。”他对戴夫竖起大拇指，“姑娘们喜欢这小子，你们接了很多演出的活吗？”

戴夫很兴奋。拜伦·切斯特菲尔德喜欢这个组合！

莱尼说：“我们每个周末都很忙。”

“如果感兴趣的话，夏天我也许能为你们提供六周出去演出的机会，”拜伦说，“每周二到每周六，一周五个晚上。”

“我不知道能不能去，”莱尼不动声色地说，“我不在时得让妹妹经营那个货摊。”

“每周到手九十英镑，没有扣款。”

戴夫心算了一下，这比在其他地方驻唱的收入要高。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学校的假期呢！

莱尼的迟疑不定让戴夫有些气恼。“旅费和住宿费怎么办？”莱尼问拜伦。戴夫意识到莱尼不是不感兴趣，而是想讨价还价。

“住宿夜总会会安排，但旅费得你们自己来。”拜伦说。

戴夫怀疑拜伦提供的可能是个海边度假地的季节性工作。

莱尼说：“拜伦，我不能为了这点钱而离开我的货摊。如果一百二十英镑一周，我会考虑考虑。”

“夜总会可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给到九十五英镑。”

“一百一十英镑。”

“我放弃提成，就给你一百英镑吧。”

莱尼看着组合的其他人。“伙计们，你们看行不行？”

组合的其他成员都不愿放弃如此机会。

“去哪里唱？”莱尼问。

“一个名叫俯冲的夜总会。”

莱尼摇摇头问：“没听说过，这家夜总会在哪儿？”

“我刚才没提到吗？”拜伦·切斯特菲尔德说，“是家汉堡的夜总会。”

戴夫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在汉堡进行为期六个星期的演出！他已经到了可以不去上学的年纪。这会成为一个当上职业音乐人的机会吗？

戴夫拿着吉他和音箱生气勃勃地和琳达·罗伯特森一起回到了在彼得大街的家，他想先把乐器放好，再步行把琳达送回她在切尔西的家。但戴夫的父母还没上床睡觉，黛西在玄关里拦住他。“今晚过得怎样？”黛西声音响亮地问。

“过得非常棒，”戴夫回答说，“我只是回来放吉他的，现在得把琳达送回家。”

“琳达，你好，”黛西说，“很高兴又见到你。”

“你好。”琳达装出一副女生该有的乖巧模样。但戴夫知道母亲已经把她的短裙和性感长靴都看在眼里了。

“夜总会会继续雇你吗？”黛西问。

“一个名叫拜伦·切斯特菲尔德的经纪人给了我们在另一家夜总会进行暑期工作的机会。因为正值暑假，所以不影响我上课。”

劳埃德穿着参加周六晚政治集会穿的那件西服走进客厅。“学校放假你要干什么去？”

“我参加的组合有个六周的演出。”

劳埃德皱起眉。“学校放假你应该复习功课才对。下学期就要进行重要的初级水平学业考试了。目前你的成绩还不足以让你整个假期在外面闲晃。”

“我们的演出都放在晚上，白天我可以学点东西。”

“看来你明显顾不上和我们去滕比过一年一度的假期了。”

“我记得这事，”戴夫撒了个谎，“我喜欢滕比，但这对我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你才十五岁，在我们去威尔士的这两个星期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家。”

“那家夜总会不在伦敦。”戴夫说。

“那在哪里？”

“汉堡。”

黛西问：“你说什么？”

劳埃德说：“别荒唐了。你觉得我们会让你一个人去汉堡吗？再说，十五岁就登台演出也肯定不符合德国的劳工法。”

“不是所有法律都执行得那么有效，”戴夫争辩说，“我敢打赌，你十八岁以前一定在酒吧买过酒。”

“我十八岁时去德国还是和你奶奶一起去的呢。我十五岁的时候从未在没人照看的情况下在国外生活过六个星期。”

“有人照看我，莱尼堂兄也和我一起去。”

“在我看来，他可不是个可靠的监护人。”

“监护人？”戴夫愤愤地说，“你把我当成维多利亚时代的少女了吗？”

“从法律上来讲，你还是个孩子。从现实上来看，你才刚刚迈入青春期。你还远不是一个成年人。”

“你不是在汉堡有表亲嘛！”戴夫孤注一掷地说，“就是那个给你写信的丽贝卡，你可以托她照顾我。”

“她只是个被收养的远亲，我已经十六年没见她了。我不可能把一个任性的孩子交给关系这么远的亲戚。说实话，即便是米莉，我也不大会把你扔给她。”

黛西操起了一种息事宁人的口吻。“劳埃德，从写的信来看，丽贝卡应该是个和善的人。她似乎没有自己的孩子，我想她应该不介意替我们照顾戴夫的。”

劳埃德看起来很生气。“你真想让戴夫去汉堡吗？”

“不，当然不。如果由着我来的话，我会让他去滕比。但他已经长大了，我们也许不应该管得太紧。”她看了眼戴夫又说，“他也许会觉得工作很辛苦，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乐趣，从中学到生活的真谛。”

“不行，”劳埃德用不容再商量的口吻说，“如果他十八岁，我也许会同意。但他太小了，年龄还太小了。”

戴夫想大哭大闹一场，但大哭大闹就能帮他争取到去汉堡的机会吗？

“现在已经很晚了，”黛西说，“这事我们明早再商量。戴夫要在琳达的父母担心前把她送回家。”

戴夫有点犹豫，不愿在问题没解决之前离开。

劳埃德走到楼梯底下。“别抱任何希望，”他对戴夫说，“我是不会让你去的。”

戴夫打开门。如果他什么都不说就这样离开，父母会认为他让步了。戴夫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无法轻易阻止他去汉堡。“你们听我说。”听到他的话，劳埃德一脸吃惊。戴夫下定了决心。“爸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什么事上成功，”他说，“请理解我。如果你这个机会都不给我，那我就离开家，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

和琳达走出家门以后，戴夫重重地甩上了门。

第二十四章

坦尼娅·德沃尔金回到了莫斯科，但瓦西里·叶科夫没有。

坦尼娅和瓦西里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诗歌朗诵会上被捕以后，瓦西里被判犯有“反苏行动和宣传”罪，需要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服刑两年。坦尼娅感到很内疚：她是瓦西里的同犯，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坦尼娅猜测瓦西里判刑前受到过殴打和讯问，但坦尼娅还能自由地进行采访活动，所以瓦西里肯定没把她供出来。他也许拒绝开口。更有可能的是，他编造了一些克格勃觉得很难追查的同党。

1963年春天，瓦西里的刑期满了。如果他还活着——如果挨过了让劳役营许多犯人丧生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他理应被释放了。但让坦尼娅感到不祥的是，瓦西里却一直没有出现。

犯人们通常每个月允许寄一封信、收一封信，寄出和收到的信都会受到严密的审核。可瓦西里不能写信给坦尼娅，因为那相当于把坦尼娅出卖给克格勃。因此坦尼娅对瓦西里的消息一无所知。瓦西里的大多数朋友差不多也同样如此。也许他会写信给在列宁格勒的妈妈。但坦尼娅没见过瓦西里的妈妈：认识坦尼娅的事，瓦西里甚至连母亲都瞒着。

瓦西里曾是坦尼娅最亲密的朋友。坦尼娅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为瓦西里感到担忧。瓦西里是病了还是死了？也许他被判了其他的罪名，刑期又延长了。坦尼娅被这种不确定性折磨，头都疼了起来。

一天下午，她斗胆向上司达尼尔·安托诺夫提起了瓦西里。塔斯社的专题部办公室又大又热闹。记者们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参考阅览室进进出出。如果话说得轻一点，应该不会有人听到。她先绕了个弯子：“乌斯丁·波蒂安最后怎么样了？”瓦西里被捕时身上携带的《异议》刊载的正是持不同政见歌唱家乌斯丁·波蒂安所受到的非人遭遇——稿子是坦尼娅写的。

“波蒂安死于肺炎。”达尼尔说。

坦尼娅知道这事。之所以假装不知道是为了把话题引向瓦西里。“那天和我一同被捕的另一个作者名叫瓦西里·叶科夫。”她沉思着说，“你知道他的遭遇吗？”

“那个电台编辑被判了两年。”

“那他一定获释了。”

“也许吧。我没听说他后来怎么样了。他不可能再做原来的工作，因此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坦尼娅确信瓦西里会回莫斯科。但她耸了耸肩，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转身去打一篇有关于女性砖瓦匠的报道去了。

坦尼娅谨慎地向几位有可能知道瓦西里是否回来了的朋友们打听过，但答案都是一样的：没人听说过任何事情。

之后的一天下午，坦尼娅得到了瓦西里的音讯。

工作了一天离开塔斯社大楼的时候，有个陌生人找坦尼娅搭讪。“是坦尼娅·德沃尔金吗？”坦尼娅回头一看，发现一个苍白瘦弱、穿着脏衣服的男人在叫她。

“怎么了？”坦尼娅有些惊奇：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男人有什么事会找她。

“瓦西里·叶科夫救了我的命。”他说。

坦尼娅完全没料到来人会提到瓦西里，一时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的脑海里产生了太多的问题：你怎么会认识瓦西里？瓦西里是在何时何地救你的？你又为什么来找我？

来人把一张纸大小的脏兮兮的信封塞进坦尼娅手里，然后转身就走。

坦尼娅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她意识到重中之重的只有一个问题。趁男人没走远，她大声问：“瓦西里还活着吗？”

陌生人停下脚步回头看。这一停顿让坦尼娅感到非常恐惧。男人告诉坦尼娅：“是的，他还活着。”这句话让坦尼娅感到一阵释然。

男人离开了。

“你等等！”坦尼娅大声喊，但他却加快了脚步，转过街角消失了。

信封没封。坦尼娅往信封里看了看，看见信封里的几张纸上写满了熟悉的瓦西里的笔迹。她把纸拉出来一半，看见第一张纸上的标题为：

冻 伤

伊万·库兹涅佐夫

坦尼娅把信纸推回信封，朝公交车站走去。她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兴奋。俄语里的伊万·库兹涅佐夫和德语里的汉斯·施密特及法语里的让·拉法埃一样，是个平平常常的假名。瓦西里一定是写了一篇文章或一个故事。她迫不及待地想看，但同时又必须抗拒把这篇文章像个污染源一样扔得老远的冲动，文章的内容必定很反动。

她把信封塞进挎包。坦尼娅上的那辆公共汽车挤满了人——这时是下班的高峰时间——生怕有人可能在背后偷看，坦尼娅不能把信拿出来读。她必须耐心地等到回家再看。

她想起了把信交给她的男人。他的衣着破烂，一副半饥不饱的样子，健康状况非常差，像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人一样戒备。他似乎急于交出信封，不愿对坦尼娅多说什么。但至少他解释了自己为何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他这是在还债。“瓦西里救了我的命。”他说。坦尼娅又一次对瓦西里怎么救了他的命好奇起来。

坦尼娅下了公共汽车，走向政府公寓。从古巴回来以后，她搬回了母亲家。她没理由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也未免太奢侈了一些。

回家以后，坦尼娅和安雅说了几句闲话，然后走进卧室坐在床上，开始看瓦西里写的东西。

他的笔迹变了，字体更小，提笔更短，弯曲部分也没有以前那样华丽。坦尼娅不知道这意味着性格的改变还是纸张的短缺。

她看了起来。

昵称索索的约瑟夫·伊万诺维奇·马斯洛夫在变质的食物到来时欣喜万分。

看守往往会偷走大部分分配的食物拿出去卖。囚犯们只有早上的一点稀粥和晚上的萝卜汤可以吃。在温度总是低于零度的西伯利亚，食物很少会变坏——但共产主义总能创造出奇迹。当肉爬上了蛆，变得不那么新鲜的时候，厨子会把这种肉扔在锅里，惹得囚犯们欣喜异常。索索狼吞虎咽地喝下加了变质猪油的稀饭，希望能获得更多的食物。

坦尼娅一阵恶心，但她必须继续往下看。

随着阅读的深入，坦尼娅被瓦西里写的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文章叙述了发生在持不同政见的文化人和没受过教育的恶棍之间的故事。瓦西里的叙事方式简单直接，非常具有感染力。监狱生活的残忍被他刻画得惟妙惟肖。但文章里有的不仅仅是叙事。也许是因为有着电台工作的经验，瓦西里深知如何将小说写得生动，坦尼娅的兴趣随着小说的进展而一步步被调动起来。

小说中描述的劳役营在西伯利亚松叶林里，狱囚们的劳动就是砍树。没有安全防范措施，没有保护性的衣物和设备，事故经常会发生。文章里有这么一段，恶棍被锯子伤了胳膊上的动脉，文化人用止血带帮他绑住胳膊，救了恶棍一命。瓦西里就是这样救了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那位送信者吗？

坦尼娅把这篇文章读了两遍。这就像是在和瓦西里面对面交谈：小说里的语句极似他俩成百上千次的讨论和争吵，文章里有趣、戏剧化和讽刺的段落常常让她会心一笑。失去瓦西里让坦尼娅觉得非常痛苦。

现在她知道瓦西里还活着。她必须查明瓦西里为什么没有回到莫斯科。文章中没有任何关于瓦西里的线索。但有个人可以知道苏联发生的几乎一切事情——她哥哥德米卡。

坦尼娅把文章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她走出卧室对安雅说：“我有事找德米卡——很快就回来。”说完她坐上电梯，下到德米卡住的那一层。

德米卡怀有九个月身孕的妻子尼娜打开门。“你看上去很不错。”坦尼娅说。

这话说得很不实在。尼娜已经过了人们常说的孕妇看上去体型非常“丰硕”的那个阶段，她身形庞大，乳房下垂，肚子紧绷，长满雀斑的皮肤苍白，红棕色的头发油腻腻的，看上去老得不像个二十九岁的人。“进来吧。”她用疲惫的声音说。

德米卡正在看电视新闻。他关掉电视，亲吻了一下坦尼娅，然后给她倒了杯啤酒。

尼娜的母亲玛莎坐火车从彼尔姆过来照顾她生孩子。玛莎个子很小，脸上满是皱纹，穿着黑衣黑裤，对女儿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房子明显非常骄傲。坦尼娅原本以为尼娜的母亲是位教师，所以刚看到农村妇女一样的玛莎时略微有点吃惊，后来她才了解到玛莎只是在村里的学校做些清扫方面的工作。尼娜有意拔高了父母的地位——在坦尼娅看来，这种做法其实并不鲜见。

四个人坐在一起，谈起了尼娜生孩子的事情。坦尼娅希望撇开尼娜母女，和德米卡单独谈谈。她无法在尼娜和玛莎面前谈瓦西里的事情。凭直觉，坦尼娅不是很相信德米卡的妻子。

坦尼娅不知道自己的怀疑为何会如此强烈，并对这种怀疑抱有一丝负罪感。她想了又想，觉得根子出在怀孕这件事上。尼娜不是知识分子，但她很聪明：不是那种会意外怀孕的笨女人。坦尼娅的心里一直藏着这个疑问，怀疑尼娜是否设好了圈套诱使德米卡走进婚姻。坦尼娅知道哥哥几乎在所有事上都老成持重——只是在女人方面有些天真。尼娜为什么要套住德米卡？是因为她野心勃勃，想通过德沃尔金这样一个精英家庭出人头地吗？

别嚼舌根子了，坦尼娅告诫自己。

坦妮娅和德米卡一家人聊了半小时，然后起身要走。

双胞胎兄妹之间没有什么特异功能，但两人非常了解对方，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德米卡很清楚坦尼娅之所以来绝不是为了尼娜的身孕。他也站起身。“我正好也要去倒垃圾去，”他说，“坦尼娅，帮把手好吗？”

兄妹俩各拿着一个垃圾袋坐电梯下楼。走到后门外没有人的地方时，德米卡问：“找我有什么事？”

“瓦西里·叶科夫的刑期到了，但他并没返回莫斯科。”

德米卡的脸色凝重起来。坦尼娅知道哥哥很喜爱自己，但绝不赞同她的政治主张。“叶科夫竭力诋毁我所效力的政府，我去管这种人干什么？”

“和你一样，他信仰自由和公正。”

“他的颠覆行为只能给强硬派拒绝改革的理由。”

在为瓦西里说话的同时，坦尼娅知道她也是在为自己说话。“如果没有瓦西里这样的人，强硬派会说一切都很好，那就没有作出改变的压力了。打个比方，如果《异议》不发表那篇文章的话，就没人知道乌斯丁·波蒂安被杀的真相了。”

“波蒂安死于肺炎。”

“德米卡，别说这种不合身份的话。你很清楚，波蒂安死于没人照顾。”

“没错。”德米卡学乖了。接着他低声问：“你在和瓦西里·叶科夫谈恋爱吗？”

“不，我只是很喜欢瓦西里，他风趣勇敢，但身边的女人却在不停地换。”

“那是过去的事情，他现在再也没女人换了。”

“无论如何，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已经服满了刑期。”

“世界上到处都有不公平。”

“我想知道他的遭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能帮我查到。”

德米卡叹了口气说：“我的前途怎么办？在克里姆林宫，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情可是不受待见的。”

德米卡口气软了，这让坦尼娅看到了希望。“求你帮帮我，这对我意味着很多。”

“我不作任何保证。”

“尽力就行。”

“好吧。”

坦尼娅满心感谢地亲了亲他的面颊。“你是个好哥哥，”她说，“谢谢你。”

和因纽特人对雪的称谓有很多种一样，莫斯科市民对黑市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呼。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只有在“靠左的地方”才能买到。许多这类交易本身就是在犯罪：你找到一个从西方走私来蓝色牛仔裤的人，然后付一大笔钱买下牛仔裤。另外一些交易介于非法和合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如果要买收音机或地毯，你必须把你的名字写在等候者名单上。如果你是个有权有势或是个能进行利益交换的人，你就可以“走后门”跃升至这份名单的最前面。如果有个能操控这份名单的亲戚朋友，你也能很快买到需要的货品。插队加塞的现象非常猖獗，大部分莫斯科人知道完全靠等永远等不到轮到自己的那一天。

一天，娜塔亚·斯莫特罗夫让德米卡陪她到黑市上买点东西。“平时我会让尼克陪我一起去，”尼克是娜塔亚的丈夫，“但这次要买给他的生日礼物，我想给他个惊喜。”

德米卡不太了解娜塔亚在克里姆林宫外的生活。他只知道娜塔亚结婚了，但是没有孩子。克里姆林宫的职员算是莫斯科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但开梅赛德斯轿车、使用进口香水的娜塔亚一定还享有其他特权。但这个尼克·斯莫特罗夫应该不是共产党的高层，因为德米卡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德米卡问：“你准备送他什么？”

“一台录音机，他想要德国的格伦迪西牌录音机。”

苏联人只有在黑市上才能买到德国的录音机。德米卡无从知道娜塔亚如何买得起如此昂贵的礼物。“哪里能买到那样的录音机？”他问娜塔亚。

“中央市场有个叫马克斯的家伙手里有。”萨多瓦亚区的这个市场是对国营商店的合法补充。私人农庄的产品可以在这里高价被销售。这里不用排长队，也没有让人提不起胃口的橱窗展示，摊位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蔬菜瓜果——但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但在这些货摊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利润巨大的非法买卖。

德米卡知道娜塔亚为什么要他一起去。许多做这种生意的人都是恶棍出身，女人有理由对此保持警觉。

德米卡希望娜塔亚只是为了让他当保镖才叫他去的，他可不想再被诱惑。现在，尼娜快要生孩子了，他刚觉得夫妻之间的感情近了一点。但德米卡和尼娜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亲热了，这让德米卡很难抵挡住娜塔亚的魅力。孕期不能做爱是件没办法的事，德米卡不想在这种时候和娜塔亚偷情。可无论如何，德米卡就是拒绝不了娜塔亚的邀约。

他们在午饭时间去了中央市场。娜塔亚驾驶老款的梅赛德斯带德米卡去市场。尽管车龄很长，但娜塔亚开得又快又舒适，德米卡很想知道这辆梅赛德斯平时更换的零件都是从哪里搞到手的。

路上娜塔亚问起了尼娜。“孩子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生。”德米卡说。

“需要婴儿用品尽管跟我说，”娜塔亚对德米卡说，“尼克的姐姐有个三岁大的孩子，她家奶瓶之类的婴儿用品已经没有用了。”

德米卡大为吃惊。在市场上，奶瓶比录音机更难买到。“谢谢你，到时我会问你要的。”

娜塔亚停下车，和德米卡穿过市场，向出售二手家具的商店走去。这是种打擦边球的交易。人们可以出售自己的所有物，但法律却不允许让交易快捷和顺畅的中间人存在。在德米卡看来，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这种法律凸显了资本主义实践的简捷实际，使民众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

马克斯是个三十多岁的胖男人，他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白色T恤，一副美国人的打扮。他坐在一张松木餐桌前，一边抽烟一边喝着酒。马克斯身边有很多便宜的旧沙发、旧橱柜、旧床，许多都又旧又破。“你们想要什么？”他直率地问。

“上周三我跟你说过要一台格伦迪西牌录音机，”娜塔亚说，“你让我过一周再来。”

“录音机很难到手。”马克斯吊儿郎当地说。

德米卡看不过去了。“马克斯，别跟我们来这套，”他学马克斯的样子刺耳又轻慢地说，“有还是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

马克斯这种男人不愿直接回答简单的问题，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软弱。他说：“你们必须付美元才行。”

娜塔亚说：“我同意了你开的价。我只带了那么多，没带更多的钱了。”

“把钱给我看看。”

娜塔亚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沓美元。

马克斯伸出手。

德米卡握住娜塔亚的手腕，不让她把钱轻易交给马克斯。德米卡问：“录音机在哪儿？”

马克斯朝后喊了一声：“约瑟夫！”

后面的屋子传来几声动静。“怎么了？”

“把录音机拿过来。”

“好的。”

唤作约瑟夫的男人拿着一个普通的纸箱走出后屋。约瑟夫年纪很轻，大约只有十八九岁，嘴里还叼着根烟。尽管年纪不大，但约瑟夫却很强壮。他把纸箱放在桌子上。“箱子很重，”他说，“你们是开车来的吗？”

“车停在路拐角。”

娜塔亚数了数钱。

马克斯说：“收来的价格比预期得要高。”

“我没更多的钱了。”娜塔亚说。

马克斯接过钱数了数。“好吧，”他气乎乎地说，“是你的了。”他站起身，把这卷钱放进裤子口袋。“约瑟夫会帮你们把箱子扛上车。”说完他走进身后的屋子。

约瑟夫抓住纸箱想把它提起来。

德米卡说：“先等等。”

约瑟夫说：“怎么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把箱子打开。”德米卡说。

约瑟夫没理他，搬起箱子就要往前走，德米卡却把手按在箱子上，没让他提起来。约瑟夫异常凶狠地看了他一眼，一时间德米卡以为免不了要打上一架了。但约瑟夫却只是退了一步说：“还是你自己开吧。”

纸箱被胶带封住，还钉上了几个钉子。德米卡和娜塔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纸箱。箱子里放着个磁带式录音机，但品牌却不是德国的格伦迪西牌，而是日本的魔音牌。

“这不是格伦迪西牌录音机。”

“魔音的质量好，”约瑟夫说，“音色比格伦迪西强多了。”

“我要买的是正宗的格伦迪西牌录音机，”娜塔亚说，“这只是日本生产的廉价仿冒品。”

“最近弄不到格伦迪西的录音机。”

“那你退我钱。”

“打开盒子以后，钱就不能退了。”

“不打开盒子，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在搞诈骗呢？”

“没人诈骗你，你要的就是台录音机。”

德米卡说：“不跟你废话。”说完便朝后屋的门走去。

约瑟夫说：“你不能进去。”

德米卡没理他，直接推门而入。房间里都是各种各样的纸箱。几个箱子开着，露出箱子里各种外国牌子的电视机、录音机和收音机。但马克斯已经不在屋子里了。德米卡仔细一瞧，发现屋子还有扇后门。

德米卡转身走出门。“马克斯带着你的钱跑了。”他对娜塔亚说。

约瑟夫说：“他是个大忙人，他有许多顾客。”

“别他妈的犯蠢了，”德米卡说，“马克斯是个小偷，你也是个小偷！”

约瑟夫用指头指着德米卡的脸。“不准说我蠢。”他用威胁的口吻说。

“趁还没惹上真正麻烦的时候，快把钱还给她。”德米卡对约瑟夫说。

约瑟夫笑了。“你想怎么办——把警察叫来吗？”

德米卡和娜塔亚无法把警察叫来，他们牵涉的是非法交易。警察可能只抓走德米卡和娜塔亚，而非显然贿赂警察保护他们做生意的马克斯和约瑟夫。

“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娜塔亚说，“我们走。”

约瑟夫说：“把录音机拿走。”

“不用了，我要的不是这种。”娜塔亚说完便朝门口走了过去。

德米卡说：“我们会回来取钱的。”

约瑟夫笑了。“你们想怎么办？”

“等着瞧吧。”德米卡的气势比先前弱了一点。说完以后，他跟着娜塔亚离开了。

乘娜塔亚的车回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德米卡一直非常沮丧。“我一定帮你把钱要回来。”他对娜塔亚说。

“算了，”娜塔亚说，“那些人都很危险，我不想见你受伤，让这件事过去吧。”

德米卡不想放过这件事，但他没对娜塔亚多说什么。

走进办公室以后，他发现克格勃关于瓦西里·叶科夫的档案已经扔在了桌子上。

这份档案并不厚。在1961年5月因为携带五份名为《异议》的非法出版物而被捕以前，叶科夫是个没惹过麻烦，甚至没受过怀疑的电台编辑。审讯中他承认之前分发了十几份出于对身患肺炎的歌唱家表示同情而印行的非法出版物。对叶科夫公寓的全面搜查没能找到反驳这种说法的线索。他的打字机和打印非法出版物的打字机是两种型号。叶科夫在嘴唇和脚尖通上电极的情况下供出了几个人，不管是无辜还是有罪的人在折磨下表现都差不多。但这些人不是毫无瑕疵的共产党员，就是连克格勃也无法找得到踪影的家伙。综合各方证据来看，秘密警察觉得叶科夫不可能是《异议》的出版人。

德米卡很佩服有胆量在克格勃审讯下撒谎的叶科夫。忍受了无尽的折磨，叶科夫还是保护了坦尼娅，也许这样一个人的确值得获取自由。

德米卡知道叶科夫隐瞒了什么。叶科夫被捕的那天晚上，德米卡开摩托车带坦尼娅到叶科夫家，坦尼娅从叶科夫家拿走打印《异议》的那台打字机，并在半小时后由德米卡把打字机扔进了莫斯科河。打字机不会飘上水面。他和坦尼娅帮助叶科夫避免了更长的刑期。

文件上说，叶科夫已经不在西伯利亚的伐木营里了。有人发现了他所掌握的那点技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莫斯科电台当录音棚助理，因此他了解麦克风和电气连接方面的事情。西伯利亚技师的长期紧缺足以为他谋上一份在电厂当技师的工作。

起初他大概很高兴得到不用担心被斧子砍断四肢的室内工作。但当上电厂技师也有令他不利的一面。当局不愿让如此有能力的技师离开西伯利亚。刑期满了以后，他用通常的方式申请旅行护照回莫斯科，但他的申请被拒了。没法子，叶科夫只能继续他在电厂的工作。这对他打击很大。

这是不公正的。但正如德米卡对坦尼娅所说的那样，不公正到处都有。

德米卡看着文件里的照片。叶科夫面容性感，嘴唇丰厚，眉毛浓黑，头发细密，长得像个电影明星。但照片透露的信息不仅仅是这些。照片上叶科夫的眼角处流露出一丝浅笑，显然有那么点玩世不恭。尽管拒绝承认，但坦尼娅爱上这么个男人不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为了坦尼娅，德米卡得试着让这个男人获释。

他会找赫鲁晓夫谈谈这个案子。但这得等赫鲁晓夫情绪好的时候。他把文件放在了抽屉里。

整个一下午，他都没找到机会。赫鲁晓夫早早就离开了。正要回家的时候，娜塔亚把头探进门。“去喝一杯吧，”她说，“在中央市场的糟糕体验以后我们需要放松下心情。”

德米卡犹豫了。“我要回家陪尼娜，她快要生了。”

“就一杯，很快就能回家。”

“好吧，”他旋紧钢笔笔帽，对他中年的高效秘书说，“维拉，你也一起去吧。”

“我还有活没干完。”维拉是个事事小心的秘书。

河畔酒吧经常被克里姆林宫的年轻人光顾，因此不像普通的莫斯科酒吧那样沉闷。这里的椅子很舒适，小点很美味，吧台后藏着只有高收入的公务员才能买得起的威士忌和波旁酒。这天晚上，酒吧里满是德米卡和娜塔亚熟悉的面孔，大多数是和他们地位相当的领导秘书。有人往德米卡手里塞了杯啤酒，德米卡心怀感激地喝了起来。酒吧里很喧闹，谈话声此起彼伏。赫鲁晓夫的另一个助理鲍里斯·科兹洛夫讲了个不敬的笑话。“大伙告诉我，沙特阿拉伯实现社会主义后会发生什么？”

一阵欢呼后，在场的人纷纷要求科兹洛夫揭晓答案。

“很快沙特的沙子就要开始短缺了。”

所有人都笑了。和德米卡一样，酒吧里的所有人都在为社会主义国家辛勤地工作着，但他们对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却并没有视而不见。对工作的热情和这个国家存在的现实的对比使所有人都深感困扰，讲讲笑话能缓解人们心头的紧张情绪。

喝完杯啤酒以后，德米卡又要了一杯。

娜塔亚干杯似的举起啤酒。“世界革命的最大希望是家名叫联合果品的美国公司。”周围的人都被她逗笑了。“事实上，这家公司从另一面推动了世界革命，”尽管她在笑，但言辞却很犀利，“这家公司劝说美国政府支持中美和南美的右翼独裁统治。如果联合果品聪明一点的话，他们本应用循序渐进的方法使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有法可依，言论自由，成立工会——但于世界共产主义进程有利的是，这家公司非常愚笨，他们无情地践踏改革，把无处可去的群众往社会主义这条路上赶——这恰好印证了卡尔·马克思的伟大预言。”娜塔亚接连和近旁的几个人碰了碰杯。“联合果品万岁！”

德米卡笑了。娜塔亚不仅是克里姆林宫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漂亮的人。此时，娜塔亚因为快乐脸涨得通红，嘴巴大张，显得十分妩媚。尽管知道这样对比十分残忍不公，但德米卡还是觉得娜塔亚比大腹便便、没有任何性感可言的尼娜要好上千倍万倍。

娜塔亚走到吧台前，要了份甜点。德米卡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酒吧待了一个多小时：该回家照顾尼娜去了。他走到娜塔亚身边，想跟她说再见。但看到娜塔亚甜美的微笑，喝酒上头的德米卡竟然吻了她一口。

娜塔亚热情地回吻了他。

德米卡搞不懂眼前的这个女人。共度了一夜以后，娜塔亚大声向他宣布自己是个已经结过婚的女人。但今天她却邀请他一起喝酒，还趁着酒兴吻了他。接着会发生什么？但在娜塔亚和他唇齿相交的时候，他已经什么都不愿意去多想了。

娜塔亚摆脱德米卡的拥抱，德米卡看见秘书维拉站在他们身边。

维拉的表情很苛刻。“我一直在找你，”她的话音里带着一丝谴责，“你刚走，就有电话找你。”

“很抱歉。”其实德米卡也不知道自己是为让维拉费力来找还是为亲吻了娜塔亚感到抱歉。

娜塔亚从侍者那里拿来一盘腌黄瓜，回到德米卡和维拉身边。

“是你岳母打来的。”维拉说。

德米卡的幸福感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

“你妻子开始阵痛了，”维拉说，“情况还不错，但你应该去医院陪陪她。”

“谢谢你。”德米卡觉得很内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忠的丈夫。

“晚安。”维拉说完便离开了酒吧。

德米卡跟在维拉身后出了酒吧。在酒吧外面，他站定了一会儿，呼吸着夜晚街上的冷风。然后他跃上摩托车，向医院驶去。被人看见和同事接吻真是太糟了。他做了件蠢事，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他把摩托车停在医院停车场，走进医院大楼。尼娜正坐在产房病床上。玛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抱着一个用白色披巾包裹着的孩子。“祝贺你，”玛莎告诉德米卡，“是个男孩。”

“男孩！”德米卡惊叹道。他看了看尼娜。尼娜笑着，疲倦但是带着胜利的喜悦。

他看着孩子。男孩一头湿漉漉的乌黑头发，眼睛呈蓝色，让德米卡想起了自己的外祖父。他这时才想起，所有的孩子都有一对蓝蓝的眼睛。他仿佛觉得儿子正用如同格雷戈里外祖父那般审视的眼神打量着外面的世界。这难道仅仅是出于他的想象吗？

玛莎把孩子抱给德米卡。德米卡像抱着个巨大的蛋壳一样抱着包在披巾里的孩子。目睹了如此的奇迹，刚刚发生的事情已经被他忘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我有儿子了，他心想。泪水打湿了他的眼眶。

“他很漂亮，”德米卡说，“就叫他格雷戈里吧。”

这一夜，德米卡因为两件事而彻夜难眠。首先是一件让他感到负疚的事情：当妻子尼娜在流血和痛苦中为他生孩子的时候，他却在亲吻着娜塔亚。其次是对马克斯和约瑟夫的狂怒。尽管被抢夺钱财的是娜塔亚，但他同样感到怨恨和义愤填膺。

第二天早晨上班时，他先把摩托车骑到了中央市场。德米卡大半夜都在练习着对马克斯的说辞。“我叫德米特里·伊里奇·德沃尔金。你去打听打听我是谁，我为谁工作。你再去打听打听我爸爸和我舅舅是谁。打听好以后，你带着娜塔亚的钱明天上午和我在这儿会面，求我不要对你进行你应得的报复。”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胆量把这段话说完。马克斯是心悦诚服还是变本加厉。这番威胁能否讨回娜塔亚的钱款，为他赢回自尊。

马克斯不在松木桌旁，也不在后面的屋子里，德米卡不知道是该松口气还是大失所望。

约瑟夫站在后屋门口。德米卡不知是否应该把准备好的说辞对这个年轻人宣泄一通。约瑟夫也许没能力还钱，但一通发泄至少能让他出口气。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德米卡却发现约瑟夫已经没有昨天那般蛮横了。令人吃惊的是，还没等他开口，约瑟夫已经害怕得连连后退，“对不起，”他说，“我再也不敢了。”

德米卡不可能让他怕成这样。如果约瑟夫一夜间发现德米卡出生于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僚家庭，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约瑟夫也许会道歉和解，甚至把钱还给德米卡，可也不会像恐惧丢掉小命一样地害怕啊。“我只想要回娜塔亚的钱。”德米卡说。

“我们还钱了，我们已经把钱还给她了！”

德米卡非常惊讶。娜塔亚抢在他之前已经来过了吗？“你把钱给谁了啊？”

“那两个男人。”

德米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克斯呢？”他问。

“在医院里，”约瑟夫说，“他的两条胳膊都被打折了，你们还不准备善罢甘休吗？”

德米卡沉思了一会儿。尽管不明所以，但那两个不明来历的家伙似乎狠狠地把马克斯打了一顿，迫使马克斯把从娜塔亚手里骗来的钱还了回去。他们是什么来历？为什么下这样的狠手？

约瑟夫显然只知道这些。德米卡只能带着困惑转身离开。

走回摩托车时，德米卡觉得干这事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军人或克格勃。公务人员会把马克思逮捕入狱，然后在牢里打断他的胳膊。这些人一定来自民间。

民间能干出这等事的就只有黑帮了。娜塔亚的朋友和家人中一定有臭名昭著的黑帮分子。

怪不得娜塔亚从不说家里的事呢！

德米卡飞速地把摩托车开向克里姆林宫，但失望地发现赫鲁晓夫比他先到了。好在赫鲁晓夫的心情很不错：德米卡听到他一直在笑。也许可以趁此机会跟他提提瓦西里·叶科夫的事情。他打开书桌抽屉，拿出叶科夫的克格勃文件。拿上以后，他又拿了叠让赫鲁晓夫签字的文件。这时他再一次犹豫了。即便是为心爱的妹妹，这样做也够傻的。可他克服了焦虑，毅然向赫鲁晓夫的办公室走去。

总书记正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打电话。相比于电话，他更喜欢面对面的交流：他说这样能判断对方是不是在撒谎。但这通电话里的对话似乎很愉悦。德米卡把要签字的文件放在赫鲁晓夫面前。赫鲁晓夫一边签字，一边愉快地和电话那头的人通话。

挂上电话以后，赫鲁晓夫问他：“你手里拿着什么？看着像克格勃的文件。”

“是瓦西里·叶科夫的克格勃文件。这个人因为分发有关持不同政见歌唱家乌斯丁·波蒂安的非法出版物被判了两年。他已经做了两年牢，但仍旧被扣在了西伯利亚。”

赫鲁晓夫停止签字，抬头看他。“这个人和你有交情吗？”

德米卡感到一阵寒意。“没什么私人的交情。”他试着压抑住言语中的忧虑。如果让赫鲁晓夫知道德米卡的妹妹和一个被判刑的反动分子有关联，兄妹俩的前途也许都将毁于一旦。

赫鲁晓夫眯起眼睛。“那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回来？”

一开始拒绝娜塔亚就好了。德米卡本应知道赫鲁晓夫一眼能看透他：没有怀疑一切的能力，赫鲁晓夫也坐不到总书记的位置。德米卡转圜道：“我不是说要让他回家，”他尽可能镇定地说，“我只是觉得您有可能想知道这个人。他的罪不重，而且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释放罪行轻微的持不同政见者符合您谨慎自由化的大政方针。”

赫鲁晓夫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肯定是有人找你帮忙了，”德米卡张嘴想为自己辩解，但赫鲁晓夫却抬起手让他闭嘴，“不用否认，我对此一点也不介意，工作辛苦谋点好处也是正常的。”

德米卡像是被撤销了死刑判决一样大松了一口气。“谢谢你。”他的声音比预想得还要可怜。

“叶科夫在西伯利亚做什么工作？”赫鲁晓夫问。

德米卡意识到自己拿着文件的手在不住地颤抖。他把胳膊按在身侧止住颤抖。“他在电厂当电力工程师。他没有当电力工程师的经验，只是在电台工作过。”

“他在莫斯科做什么工作？”

“他是电台编辑。”

“他妈的。电台编辑？”赫鲁晓夫把手里的笔往桌子上一扔，“电台编辑有什么鬼用？还不如让他在西伯利亚当紧缺的电力工程师呢！在那儿他至少能为国效力。”

德米卡失望地看了赫鲁晓夫一眼，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赫鲁晓夫拿起笔，继续签文件。“屁用也没有的电台编辑。”他嘟囔着。

坦尼娅用两页纸打出了瓦西里写的短篇小说《冻伤》。

如果只在地下发行就可惜了。瓦西里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残忍至极的劳役营生活，以生命为代价向外界展示了西伯利亚的严酷。如果说劳役营代表着苏联，那么瓦西里的小说就是苏联社会的真实写照，坦尼娅万般心痛地意识到这一点。瓦西里用坦尼娅无法企及的方式道出了苏联社会的现实，坦尼娅非常懊悔。每天她在报纸和文件上发表的文章都在全苏范围内发行，但每天她都在逃避着现实。她没有公然撒谎，而是故意忽略了贫穷、不公正、落后等遍布在全国各地的社会事实。看了瓦西里写的文章，坦尼娅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

她把打好的稿子交给编辑丹尼尔·安托诺夫。“这是随一封匿名信寄来的。”丹尼尔也许猜到她在撒谎，但绝不会背叛她。“是篇以集中营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报上不能登这种东西。”丹尼尔飞快地说。

“我知道，但这篇文章写得相当棒——我想也许是哪位伟大作家写的。”

“为什么拿来给我看？”

“因为你认识《新世界》杂志的编辑。”

丹尼尔陷入了沉思。“他的杂志时常发表这类离经叛道的东西。”

坦尼娅压低嗓门说：“不知赫鲁晓夫的自由化进程能开放到什么程度。”

“政策还在摇摆不定之中，但上面已经下了命令，专制时代的残余必须被讨论和批判。”

“你能看看这篇文章吗？如果觉得它好的话，你愿意把它交给《新世界》的编辑吗？”

“当然可以，”丹尼尔随意看了几行，“你知道为什么会寄给你吗？”

“也许是两年前我去西伯利亚碰到的什么人写的。”

“哦，”他点了点头，“这就解释得通了。”丹尼尔是想告诉她拿这个当托词能行。

“如果文章能发表，作者也许愿意暴露身份。”

“好，”丹尼尔说，“我会尽力的。”

第二十五章

阿拉巴马大学是美国最后一所全是白人的州立大学。6月11日，星期二早晨，两位黑人学生到达阿拉巴马大学的塔斯卡卢萨校区，准备作为新生入学。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抱胸跨腿站在校门口，誓言要把他们赶出去。

在华盛顿司法部大楼，乔治·杰克斯和鲍比·肯尼迪以及其他一些人坐在一起，聆听着派到阿拉巴马大学的人打回来的电话。电视开着，但没一个台有电视直播。

大约一年以前，在密西西比大学招收黑人学生引发的骚乱中，有两个人被射杀致死。肯尼迪兄弟发誓不让这一幕重演。

乔治去过塔斯卡卢萨，去过阿拉巴马大学花木繁盛的校园。当乔治在亚拉巴马大学的草坪上，走在穿着长筒袜的漂亮女孩和穿着运动风衣的英俊男孩中间时，男孩和女孩们都皱眉看着他。他曾经给鲍比画过一张阿拉巴马大学有着三扇大门的福斯特礼堂的草图。华莱士州长这时正站在其中的一扇大门前，被高速公路巡警簇拥在一座可移动讲台之上。塔斯卡卢萨六月的气温都快接近三十五度了，乔治完全能想象得到记者和摄影师们围在华莱士面前挥汗如雨，等待暴乱发生的样子。

双方都预料到会有对峙发生，并为此作了准备。

乔治·华莱士是南方民主党人。南北战争时，号召要解放奴隶的亚伯拉罕·林肯是共和党人，拥护奴隶制度的南方人基本都属于民主党。现今，这些南方人还在民主党中，他们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赢得大选，总统上任后他们也制造出了不少麻烦。

华莱士是个又矮又丑的家伙，除了油腻的额头上一撮可笑的毛以外，别的地方已经秃了。但这个人却很狡猾，乔治·杰克斯完全估计不到他在打算些什么。华莱士要的是什么结果？他会制造暴乱——还是搞些更为匠心独运的破坏活动呢？

伯明翰的骚乱过了两个月以后，看似已经停滞不前的民权运动又死灰复燃了。美国各地都在为民权运动筹款：在好莱坞的筹款处，保罗·纽曼和托尼·弗朗西斯科这样的大明星每人都开了一千美金的支票。白宫担心引起更大规模的混乱，费尽心机平息抗议者们的怒气。

鲍比·肯尼迪终于意识到推行新民权法案的必要性。他感到，制定一部在所有公共场所——宾馆、饭店、公共汽车、厕所——视种族隔离为非法的法律迫在眉睫，新的法律必须保护黑人的选举权。但在这个问题上，鲍比还没能让当总统的哥哥完全信服。

这天早上，鲍比假装非常沉静，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一个拍摄小组正在拍摄他日常工作的样子，他七个孩子中的三个正在办公室里到处奔跑。但乔治很清楚，一旦事情出了岔子，鲍比就会撕下伪装，表现出一股冷冷的怒意。

鲍比决心一定不能引起骚乱——同时也要让两个黑人学生入学。一位法官已经颁布了让两名学生入学的法庭令，作为司法部长，鲍比绝不允许自己被一个藐视法律的州长击败。如果有必要的话，他甚至可以派部队把华莱士赶下台。但那将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会给人造成华盛顿欺凌南方各州的不良印象。

穿着长袖衬衫的鲍比弯下腰，把身体凑近放在大办公桌上的麦克风，腋下都是湿漉漉的汗渍。军队在华盛顿和塔斯卡卢萨之间建立了通讯连接，人群中有人实时把发生在阿拉巴马的情况报告给鲍比。“尼克到场了。”电话另一头的人说。司法部副部长尼克·卡岑巴赫的是鲍比派驻到现场的代表。“他正走向华莱士……向华莱士提交了终止令。”卡岑巴赫给华莱士带去了禁止华莱士违抗法庭令的总统令。“现在华莱士正在进行演讲。”

乔治·杰克斯的左侧胳膊依然吊着个黑色绷带。阿拉巴马州警在伯明翰打断了他手腕里的一根骨头。两年前安尼斯顿的种族暴力分子打断的也是他的左手臂，安尼斯顿也同样在阿拉巴马。乔治希望再别来阿拉巴马了。

“华莱士闭口不谈种族隔离，”电话线那头的人说，“他在谈论州的自治权。他说华盛顿无权干涉阿拉巴马学校的内部事务。我试着离他近一点，好让你们听清他的演讲。”

乔治皱起眉。在州长的就职典礼上，华莱士曾经说：“种族隔离现在、将来永远都会存在。”但那时他的听众都是阿拉巴马州的白人。今天他想煽动的又是哪些人呢？肯尼迪兄弟和顾问们对现场发生的一些事一时还理解不了。

华莱士的演讲很长。演讲结束时，卡岑巴赫再次要求华莱士遵守法庭令，但被华莱士拒绝了。局势陷入了僵局。

卡岑巴赫离开了华莱士演讲的礼堂门口——但这幕大戏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维维安·马龙和詹姆斯·胡德两个黑人学生一直等在一辆车内。按照事先所作的安排，卡岑巴赫护送维维安到她的宿舍，另一位司法部雇员把詹姆斯护送回宿舍。但这还不算完，要正常注册入学，两人还必须进入福斯特礼堂。

午间新闻开始了，有人调响了鲍比·肯尼迪办公室里电视机的音量。华莱士站在讲台上，看上去比实际高度要高出很多。他不谈有色人种、种族隔离和民权，而是把话题扯到了中央政府压制州政府是否正确上。他义愤填膺地谈论着自由和民主，似乎把阿拉巴马州的黑人被剥夺选举权完全忘到了脑后。他言必美国宪法，却不知道自己时时刻刻都在践踏着这部神圣的法律。华莱士的华丽演出让乔治担忧不已。

司法部主管民权事务的白人律师布克·马歇尔正好也在鲍比的办公室里。乔治不信任马歇尔，但马歇尔却在从伯明翰回来之后更极端了。马歇尔提出建议，希望派军队进入塔斯卡卢萨解决目前的两难局面。“我们何不这就派军队过去呢？”马歇尔问鲍比。

鲍比同意了。

但这需要时间。鲍比的助理们叫了三明治和咖啡。校园里的各方仍旧在僵持着。

接下来播报了来自越南的新闻。在越南西贡 【10】 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叫释广德的老和尚往身上浇了五加仑汽油，然后点燃火柴自焚了。这次自焚是对美国在越南的代理人——越南总统吴廷琰压迫广大僧侣的无声抗议。吴廷琰本人是个天主教徒。

让肯尼迪总统烦心的大事小事真是没完没了。

鲍比桌子上的麦克风终于响了：“格雷汉姆将军到了……他带了四名士兵。”

“我们能拿出来的军人只有这四个吗？”乔治不解地问。

他们听到一个新来人的声音，格雷汉姆将军似乎在对华莱士说话。他对华莱士说：“先生，尽管有异议，但我还是有义务让你遵守来自美国总统的命令。”

格雷汉姆是阿拉巴马国民警卫队的司令。他显然违背意愿在执行任务。

麦克风里的联络员又说话了：“华莱士走了……他离开了！华莱士离开了！对峙终于结束了。”

办公室里的人们有的欢呼，有的激动地握起手来。

有人发现乔治没有参加大伙的庆祝。丹尼斯·威尔逊问他：“你这究竟是怎么了？”

在乔治看来，周围的人思考得还不够深入。“这是华莱士计划好的，”他说，“他原本就打算好一见联邦军队就撤退。”

“但这又是为什么呢？”丹尼斯问。

“让我头疼的就是这个问题。整个上午，我一直有个疑问，怀疑我们被利用了。”

“华莱士能从中得到些什么呢？”

“能展示他自己。他在电视上把自己刻画成一个不怕中央政府欺负的普通人。”

“华莱士州长抱怨被人欺负？”威尔逊说，“你不是在说笑话吧。”

鲍比一直在听幕僚们的争论。这时他插话进来。“认真听乔治讲，”他说，“乔治的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对你我来说也许真是个笑话，”乔治说，“但美国的大多数工人阶级却觉得种族融合是华盛顿我们这种既得利益者硬塞给他们的东西。”

“我知道，”威尔逊说，“尽管从……”他原本想说黑人，但马上改变了主意。“从一个进行民权运动的人嘴里说出来很不寻常。那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华莱士今天是在对广大白人的工人阶级选民讲话。这些人会记得华莱士站在讲台上，对尼克·卡岑巴赫提出宣战——也就是对卡岑巴赫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进行挑战——他们会记得华莱士在联邦军队的威吓下不得不退场。”

“华莱士只是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他为何要对全国的工人们公开讲话呢？”

“我怀疑他会在明年的总统初选中公开抵制杰克·肯尼迪，也要竞选总统。在我们的帮助下，他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里开启了选战。”

办公室里一阵安静，每个人都在思考着乔治所说的话。看得出，他们都被说服了，为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感到担忧。

“现在，华莱士引领着新闻导向，他看起来像是个英雄，”乔治发表完了自己的见解，“肯尼迪总统也许需要夺回主导权。”

鲍比开启了桌子上的内部通话器说：“帮我接通总统。”然后点燃了一支烟。

丹尼斯·威尔逊接起一部打进来的电话说：“两个黑人学生进入了礼堂，完成了各自的注册。”

没过一会儿，鲍比拿起话筒，和兄长通了话。他首先向总统汇报了非暴力运动所取得的胜利，然后开始了倾听。“是的，”鲍比听了总统的话后说，“乔治·杰克斯说了相同的话……”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今晚吗？但没安排演讲啊……当然可以写。不，我觉得你的决定是准确的。就这么干。”他挂上电话，环顾了一下整个房间。“总统准备推行一项新的民权法案。”他说。

乔治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新的民权法案是乔治、马丁·路德·金和所有民权运动斗士一直以来的期盼。

鲍比说：“他将在今晚的现场直播中宣布。”

“今晚吗？”乔治惊奇地问。

“再过几个小时。”

尽管略显仓促，但这样做很有用，乔治心想。这样他就能位于乔治·华莱士和释广德之前，重新回到新闻板块的头条。

鲍比对乔治说：“总统想让你过去，和特德一起起草演讲稿。”

“遵命，我现在就去。”乔治说。

乔治高度兴奋地离开了司法部大楼。走到白宫时，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在白宫西翼，他定了定神，让呼吸平缓下来。接着他上了楼。在特德·索伦森的办公室，他找到了特德和特德的几个同事。乔治脱下外套坐了下来。

散布在桌上的文件中有份马丁·路德·金发给总统的电报。电报中说，在弗吉尼亚的丹维尔，六十五名黑人集会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其中的四十八名遭到警察的毒打，被送进了医院。“黑人的忍耐力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上。”金在电报中说。乔治在这句话下面划了条横线。

乔治、索伦森和索伦森的助理们忘我地撰写着演讲稿。演讲稿首先提到这天在阿拉巴马发生的事情，强调为执行法令甚至动用了军队。但总统不会拘泥于争执的细节，很快把论点引申到体面美国人的正确价值观上。在讨论的间歇，索伦森不断地把写好的稿纸交到打字员手里。

乔治对如此重要的事情只是匆匆带过感到很沮丧，但他很清楚演讲稿为何要这样写。立法是个理智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却是靠直觉进行判断的游戏。肯尼迪总统有着良好的直觉判断，理智告诉他这天要采取主动。

时间过得很快。当电视拍摄组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开始搭建灯光的时候，演讲稿还没有写完。肯尼迪总统沿着走廊，走到索伦森的办公室，询问演讲稿起草得怎么样了。索伦森给他看了几页，总统不是很喜欢。他们移步到秘书办公室，肯尼迪向打字员口授了几处改动。八点转眼就到了，演讲稿还没最终完成，可总统却要进行直播了。

乔治咬着指甲，在索伦森的办公室里看直播。

肯尼迪总统进行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场演出。

演讲的开场有点拘谨。但讲到一个黑人孩子的生活前景时，他的声音马上动情起来：黑人只有二分之一能高中毕业，三分之一能大学毕业，失业的几率却比白人大两倍，平均寿命也要比白人少七年。

“从根本上说，我们面对的是个道德问题，”总统说，“这个问题和圣经一样存在久远，和美国宪法一样清晰无比。”

乔治非常惊讶。总统演讲中的大部分内容不是出自他们起草的演讲稿，一个全新的总统形象展现在全美人民面前。极具现代感的肯尼迪总统发现了圣言的力量。也许这是他跟马丁·路德·金学来的吧。“我们中有谁可以安心改变肤色的吗？”他改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说，“又有谁满足于让你耐心等待又反复推迟的劝勉？”

乔治心想，让黑人耐心等待的正是肯尼迪兄弟俩。他高兴地看到，总统终于发现了此类建议的严重缺陷。

“我们在全世界宣扬自由。”总统说。乔治知道，总统马上就要提到欧洲了。“但是，我们如何对世界上的所有人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身边的人说：这是自由的国度，但黑人除外；我们没有二等公民，但黑人除外；我们没有等级或阶级制度，没有种族隔离聚居区，没有优等民族，但黑人除外？”

乔治欢喜异常。使用优等民族这个词非常具有说服力——可以让人想起差点把地球毁灭的德国纳粹。乔治想象中的总统演讲应该是这样的。

“失望和纷争之火在每座城市燃烧，在南北方没有法律弥补措施的地方燃烧，”肯尼迪说，“下周，我将要求美国国会采取行动，作出其在本世纪尚未完全实现的承诺，”总统用正式的口吻代替了先前那些浅显易懂的语言，“让种族歧视在美国的生活和法律中毫无立足之地。”

“让种族歧视在美国的生活和法律中毫无立足之地。”这句话正好可以被报纸引用，乔治想到。他兴奋极了。美国此刻正在进行着改变，乔治也是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所作为者是在自取其辱和鼓励暴力。”总统说，尽管直到几小时以前总统什么都没做，但乔治知道他是真心这么想的。

“我请求美国的全体国民给予支持。”肯尼迪以恳请的语气结束了演讲。

直播结束了。走廊那头，摄制小组关掉灯光，电视台工作人员开始收拾装备。索伦森对总统表示了祝贺。

乔治欢欣鼓舞，但精神疲累。他回到公寓，吃了几个煮鸡蛋，收看电视新闻。和预计的一样，总统的演讲成了头条新闻。上床以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几声电话铃把他吵醒了。打电话来的是维雷娜·马昆德。维雷娜哭泣着，话音很不连贯。“你怎么了？”乔治问她。

“迈德加。”道出了这个名字以后，维雷娜接下来的话乔治就听不清了。

“你是说迈德加·埃尔维斯吗？”乔治知道迈德加是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黑人活动家，是非激进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全职雇员。他调查了埃梅特·蒂尔的谋杀案，组织过对白人商店的抵制。迈德加的辛勤工作使他成了全国性的人物。

“白人在他家门口枪杀了他。”维雷娜哭泣着说。

“他死了吗？”

“是的。乔治，他有三个孩子——三个啊！他的三个孩子听到枪声，跑到门外，看见自己的父亲死在车道上。真是太残忍了！”

“哦，我的老天！”

“这些白种浑蛋到底是怎么了？乔治，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做？这到底是为什么？”

“宝贝，我不知道，”乔治说，“我真的不知道。”

鲍比·肯尼迪又一次派乔治去亚特兰大给马丁·路德·金送信。

打电话给维雷娜约定见面时间的时候，他在电话中说：“我想去你的公寓看看。”

维雷娜好像变了个人。在伯明翰，他们做爱后从种族主义者的爆炸中逃生，那时他觉得自己和维雷娜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但他们已经几周没有见面没有做爱，这种亲密感就烟消云散了。但当维雷娜为迈德加·埃尔维斯被杀的消息黯然神伤时，她没有打电话给马丁·路德·金，没有打电话给父亲，而是把电话打给了乔治。现在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和维雷娜之间是种什么关系。

“当然可以，”她说，“你过来吧。”

“我会带瓶伏特加过来。”乔治听说维雷娜最喜欢喝伏特加。

“我和另一个女孩同住一套公寓。”

“需要带两瓶吗？”

她笑了。“男子汉，放轻松点儿。劳拉很乐意晚上出去逛逛。她男朋友来的时候，我也经常给她让路。”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要一个人做晚饭？”

“我的厨艺并不是很好。”

“你做牛排，我做色拉可以吗？”

“你的口味很老派。”

“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真是伶牙俐齿。”

第二天，乔治飞到了亚特兰大。他希望和维雷娜过夜，但不想让维雷娜觉得自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他先去一家饭店登记入住，然后叫了辆出租去维雷娜家。

他心里想的不仅仅是男女间的情事。上次为鲍比给金带信的时候，乔治的心理是矛盾的。这次他认为鲍比是对的，金是错的，乔治决定改变金的心意。所以首先他要试图改变维雷娜的心意。

亚特兰大的六月非常热，维雷娜为他开了门，她穿着露出浅黑色胳膊的短袖网球装。维雷娜赤着脚，这让乔治对维雷娜的网球装里面有没有穿着内衣感到很好奇。她蜻蜓点水般吻了吻乔治的嘴唇，这让乔治觉得有点不明所以。

维雷娜的公寓很时尚，公寓里摆放的都是些现代派的家具。乔治心想，靠从马丁·路德·金那里领到的工资，维雷娜承担不了这些花销。珀西·马昆德一定用唱片的版权费替维雷娜付了房租。

乔治把伏特加放在厨房桌面上，维雷娜递给他一瓶苦艾酒和一个鸡尾酒调制器。调酒前乔治对维雷娜说：“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情。肯尼迪总统遇到了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麻烦，目前的局势比猪湾事件时还糟。”

如同预料的一样，维雷娜非常震惊。“把原因告诉我。”她说。

“当然是因为他的民权法案了。电视讲话完隔天——也就是你打电话告诉我迈德加被谋杀之后的那天上午——国会多数党领袖打电话给总统。他说农场法案、公共交通债券、对外援助、外层空间基金等多项内阁的提案看来是都通不过了。总统的立法项目被毁于一旦。和我们担心的一样，南方的共和党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一夜之间，总统的民调支持率下降了十个百分点。”

“但对他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有所帮助的啊，”维雷娜指出，“国内的暂时不利可以靠时间扛过去。”

“请相信我，现在的局势的确是千钧一发，”乔治说，“林登·约翰逊也在蠢蠢欲动呢！”

“约翰逊？你没在和我开玩笑吧？”

“当然没有，”乔治和副总统的一位助理斯基普·迪克逊非常熟悉，“你知道休斯敦市政府断码头的电，以抗议海军让有色人种士兵和白人士兵一起上岸休假的新政策吗？”

“知道，那群浑蛋。”

“林登解决了那个问题。”

“怎么解决的？”

“美国宇航局计划在休斯敦建立一个耗资几百万美元的雷达站。林登只是威胁要取消这个计划，休斯敦市政府方面就马上恢复供电了。千万别低估了林登·约翰逊。”

“政府可以更频繁地采取这种强硬态度。”

“是的。”但肯尼迪兄弟自视甚高，不想弄脏自己的手。他们希望以理服人，不乐意耍手段。因此，他们没有对约翰逊物尽其用，反而对约翰逊闪转腾挪的手段看不过去。

乔治在鸡尾酒调制器里放满冰，然后在里面放了点伏特加摇了摇。维雷娜打开冰箱，拿出两个鸡尾酒杯。乔治在两个冻住的杯子里各放了一调羹苦艾酒，然后晃了晃酒杯，把苦艾在杯身上晃匀，然后往杯子里加入伏特加。维雷娜往两个杯子里各扔入一颗橄榄。

乔治喜欢和维雷娜一起做事的感觉。“我们合作得很棒，不是吗？”他说。

维雷娜拿起杯子喝了一口。“你调制的鸡尾酒很不错。”她说。

乔治感伤地笑了笑。他要的是证实两人关系的答案，而不是在说什么鸡尾酒。他抿了一口说：“是的，的确不错。”

维雷娜拿出莴苣、西红柿和两块西冷牛排。乔治开始洗莴苣。他一边洗，一边谈到了来此的真正目的。“我们以前谈过这个问题，但白宫还是认为金博士有共产党人做同伙。”

“谁这么说的？”

“联邦调查局的人。”

维雷娜轻蔑地哼了一声。“这就是你们的可靠信息源啊！乔治，别信他们的！你想必知道，包括鲍比·肯尼迪在内，所有与埃德加·胡佛意见不一致的人都被他视为共产党员。我只想问他的证据在哪里。”

“联邦调查局显然有证据。”

“显然。也就是说你没有见过他们的所谓证据了？鲍比见到过他们的证据吗？”

乔治觉得很尴尬。“胡佛说证据必须得保密。”

“胡佛拒绝把证据出示给司法部长？胡佛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工作吗？”她一边喝酒，一边做沉思状，“总统看到过那些证据吗？”

乔治什么话都没说。

维雷娜更加怀疑了。“胡佛不可能拒绝总统。”

“我想是因为总统不想把事情推到两相对峙的状态吧。”

“你们这些人可真是太幼稚了。乔治，告诉你，根本就没什么证据！”

乔治决定承认这点。“我想你也许是对的。也许杰克·奥戴尔和斯坦利·莱维森以前可能是共产党员，但我不相信他们现在还是。但你难道不明白事实如何根本是无足轻重的吗？拿他们两人做证据，联邦调查局就可以质疑整个民权运动了。总统提出民权法案之后，联邦调查局同样能以杰克·奥戴尔和斯坦利·莱维森为借口，质疑总统。”乔治把莴苣放在毛巾里，然后挥动起手臂，把莴苣叶甩干。满腔的怒火使他比平时更用力了。“杰克·肯尼迪把政治生命赌在了民权运动上，我们不能让他因为共产党同谋的罪名而遭到失败。”说着他把莴苣叶拨进碗里。“跟那两个家伙脱离关系，把屁股擦擦干净。”

维雷娜耐心地说：“和我一样，杰克·奥戴尔是马丁·路德·金的雇员。但斯坦利·莱维森和金之间根本没有雇佣关系，他只是金的朋友和顾问。你难道真想给埃德加·胡佛替马丁·路德·金择友的权力吗？”

“维雷娜，这两个人只能给民权法案添乱。请告诉金，尽快和他们脱离关系。”

维雷娜叹了口气说：“我想他会的。和长期忠诚的战友脱离关系对他来说是种良心上的煎熬，但最终他会和他们脱离关系的。”

“真能这样就感谢上帝了。”乔治的精神雀跃起来：这次总算能给鲍比带回好消息了。

腌好以后，维雷娜把牛排放进煎锅。“我想告诉你，”她说，“脱不脱离关系不会有任何区别。胡佛仍旧会透露消息给新闻界，说民权运动是共产党人活动的前沿阵地。只要共和党人在国会里的势力依旧，他就会肆无忌惮地这样做。胡佛是个憎恨黑人的病态骗子。肯尼迪没勇气解雇他真是个耻辱。”

乔治想反驳，但维雷娜说得没错。他把番茄切成小丁，拌进色拉。

维雷娜问：“你的牛排要煎熟吗？”

“不用太熟。”

“和我一样三成熟吧。”

乔治又调了几杯酒，然后和维雷娜坐在小桌子前开始吃饭。乔治开始传递他所带来的另一半信息。“金博士如果能取消华盛顿的静坐，那会对总统非常有益。”

“那完全不可能。”

与全国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相结合，金在华盛顿发起了一次“广泛、团结、里程碑式”的静坐示威。肯尼迪兄弟对这次静坐示威感到非常害怕。“仔细想想，”乔治说，“国会里一部分议员一直投民权法案的支持票，另一部分一直投反对票，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摇摆不定的议员。”

“你是说摇摆人是吧。”维雷娜用上了最新才传播开来的流行语。

“是的。这些人觉得法案在道德上是正义的，但在政治上却不太受人欢迎，静坐示威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投反对票。他们会说：‘我们支持民权运动，但不会受裹挟投赞成票。’静坐示威的时机选的实在是太糟糕了。”

“如同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在白人看来，任何时候进行抗议都时机不对。”

乔治笑了。“你比我白一点。”

维雷娜甩了甩头：“还比你更漂亮。”

“这倒是真的，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

“谢谢你，快吃饭吧。”

乔治拿起刀叉。吃饭时，两人几乎没有说话。乔治夸赞维雷娜牛排做得好。维雷娜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乔治把色拉做成这样已经够可以的了。

吃完饭，两人拿着酒杯走进客厅。坐上沙发以后，乔治重启了讨论。“你难道没看出来吗？现在的形势已经不一样了。政府站在我们这边。总统正在尽力促成我们要求了这么多年的民权法案。”

维雷娜摇了摇头。“要说从这件事中学会了什么事情，我只能说保持压力才能取得进步。你知道伯明翰的餐馆里已经有白人女侍为黑人顾客服务了吗？”

“我听说了，这是个不可思议的转变。”

“这不是靠耐心等待换来的。是扔砖头纵火得到的。”

“形势已经变了。”

“金不可能取消示威。”

“他能做些改进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乔治拿出了自己的备选方案。“能不能不搞静坐，来一次法律允许的游行呢？这样的话，议员们的受威胁感会小一些。”

“我不知道，金博士也许会考虑的。”

“周三前最好不要有行动，叫参加者不要整个周末都逗留在华盛顿，尽早结束游行，好让游行的群众在天黑前离开。”

“你是想尽量减少麻烦。”

“如果必须举行示威，我们必须确保游行的非暴力性质，尤其在电视上要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如果进行游行的话，能不能让鲍比在游行路线上设一些流动厕所呢？不用解雇胡佛，鲍比也应该能做到这一点吧？”

“这个主意很棒！”

“找点白人支持者参加游行可以吗？如果又有白人，又有黑人，电视上的效果无疑会更好些。”

乔治想了想。“我打赌鲍比会同意派工会代表去支援。”

“如果你能搞定这两件事，金博士就有很大的可能改变心意。”

乔治发现维雷娜开始认同自己的观点，已经把侧重点放在如何说服马丁·路德·金上来了。他感到自己已经成功了一半。他说：“如果你能说服金博士把静坐改为游行，我多半就能让总统批准这次游行。”他这是在冒险，但成功的概率很高。

“我会尽力的。”维雷娜说。

乔治搂住她。“没说错吧，我们是很棒的团队。”他说。维雷娜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乔治追问道：“你不认同吗？”

维雷娜吻了她。这个吻和他们前一次的吻非常相像：超越了友谊，但未到两性之间的关系。维雷娜若有所思地说：“爆炸波击碎了我住的旅馆房间玻璃之后，你赤脚跑过房间去拿我的鞋。”

“我记得，”乔治说，“那时房间的地上都是些碎玻璃。”

“是啊，”维雷娜说，“但你错了。”

乔治皱起眉。“我不明白。这不是在对你好吗？”

“乔治，就是因为你对我太好了，我才这样说的。”

“什么？真是太疯狂了。”

维雷娜的话是认真的。“乔治，我生活不检点。我老爱喝醉。我无法从一而终。甚至和金博士都发生过一次关系。”

乔治扬起眉毛，但什么话都没说。

“你应该要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子，”维雷娜说，“你的职业蒸蒸日上，也许会成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你需要一位忠于你、支持你、和你一起进步、为你增光添彩的妻子。这个人不应该是我。”

乔治发呆了。“我没看得那么远，”他说，“我只是希望再多吻你几次。”

维雷娜笑了。“这我完全做得到。”她说。

乔治神情而专注地吻着维雷娜。他把手放到她的大腿外侧，慢慢移到网球裙里，然后摸到了她的屁股。他猜得没错：维雷娜没穿内衣。

维雷娜知道他怎么想。“看到了吧，我就是这么一个坏女孩。”

“我知道，”他说，“但我为你疯狂。”

第二十六章

离开柏林对瓦利来说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卡罗琳在柏林，瓦利想离她更近一些。但隔着一道柏林墙，离得再近也毫无意义。尽管距离不到一英里，但两人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了。瓦利也不敢再次冒险跨越边境：要不是运气好，上次他就会被打死。但无论如何，搬到汉堡对他来说依然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瓦利告诉自己，应该理解卡罗琳留在家里生孩子的决定。卡罗琳生孩子的时候，谁最有资格待在她身边陪着她——是卡罗琳的母亲，还是只有十七岁的吉他手？但这样想也只能给瓦利带来可怜的一点点安慰。

晚上上床，早晨醒来，他都在想着卡罗琳。在街上看到漂亮姑娘时，他就会为卡罗琳感到悲伤。他很想知道卡罗琳现在怎么样了。妊娠是让她不舒服，还是让她更闪耀了呢？卡罗琳的父母是非常生气，还是为马上会有一个外孙而激动呢？

他们相互写信，信中总少不了一句“我爱你”。但他们不敢过分暴露彼此的情感。瓦利和卡罗琳知道，信中的每个词都会被审查办公室的秘密警察一看再看，这些人里甚至可能包括那个可恨的汉斯·霍夫曼。他们可不想在这些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情感。

瓦利和卡罗琳只是在柏林墙的两边，却像分隔千里。

于是瓦利搬到了汉堡，住进了姐姐宽敞的公寓。

丽贝卡从来不对瓦利唠叨。父母在信中老是让他回学校上学，甚至进大学深造。他们想让他成为电气技师、律师，或像丽贝卡和伯纳德那样的老师。但丽贝卡却什么都没说。她任由瓦利整天在房里弹吉他，只是让他别把脏茶杯放在水槽里，要自己顺手洗干净。谈到将来，丽贝卡总是说：“急什么急？你才十七岁！做你想做的事吧，看看会发生什么。”伯纳德在瓦利的前途问题上也是一样宽容。瓦利一天比一天更喜欢自己的姐姐和姐夫了。

瓦利还没完全习惯西德。这里的人拥有宽敞的轿车、时髦的衣服和舒适的住宅。政府会经常遭到报纸甚至电视的公开批评。阅读批评年迈的阿登纳总理的新闻报道时，瓦利总会心神不定地看看背后，害怕有人发现他在阅读反动报道。这时他都会提醒自己，他已经到了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的西德。

离开柏林让他很悲伤，但让他高兴的是，汉堡是西德流行音乐的中心。这是个海港城市，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们提供各类娱乐活动。汉堡红灯区的中心绳索大街有许多酒吧、脱衣舞俱乐部、半秘密的同性恋夜总会和音乐表演的场地。

瓦利毕生只有两个心愿：和卡罗琳生活在一起；成为职业音乐人。

搬到汉堡后不久的一天，他背着吉他沿着绳索大街往前走，进入每一家酒吧询问店方是否需要驻场的吉他歌手。他相信自己的表演非常棒。他可以唱歌，可以弹吉他，可以让观众开心。他需要的只是个机会。

被拒绝十几次以后，他在一个名叫埃尔帕索的啤酒吧碰上了好运。啤酒吧的装饰明显是美式的：门上挂着一个长牛角，墙上贴满了西部电影的海报。老板却是个戴着牛仔毡帽、名叫迪特尔的德国北方人。“会唱美国歌吗？”迪特尔用带有低地口音的德语问瓦利。

“当然啦。”瓦利用英语回答了他的提问。

“你七点半过来试演一下。”

“付我多少薪水？”尽管爸爸厂里的会计师埃诺克·安德森仍然在给他零花钱，但他急切想证明自己财务上能够独立，证明自己拒绝听父母话的决定是正确的。

迪特尔似乎有点生气，像是瓦利说了什么失礼的话似的。“试演半小时左右，”他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我喜欢你，再提薪酬的问题。”

瓦利没有干这行的经验，但他并不傻，知道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意味着对方开的钱会很低。但这是两小时内他得到的第一份邀约，他只能接受。

他回到家，用一下午时间排练了晚上试演的美国歌曲。他可以用《如果我有把锤子》开场，东柏林欧洲饭店的观众很喜欢这首歌。接着他还要唱《这是你的故土》和《昏乱的蓝调》。他把这几首歌都反复练习了好多遍，尽管他其实并不需要这样。

丽贝卡和伯纳德下班后，他把晚上试演的事告诉他们，丽贝卡说要和他一起去。“我从没见过你在观众面前表演，”她说，“你在家只是乱玩一气，哪首歌都没唱完过。”

这天晚上还有另一件事让丽贝卡和伯纳德激动万分：肯尼迪总统对德国的访问。

瓦利和丽贝卡的父母认为，是美国的强硬阻止了苏联夺取西柏林并把它纳入东德。肯尼迪是他们的英雄。瓦利本人则喜欢任何能让暴虐的东德政府不好过的人。

丽贝卡做晚饭的时候，瓦利在桌子上摆好了刀叉。“妈妈总说，如果要实现什么目标，你就加入一个党派，为这个目标奋斗吧。”她说，“我和伯纳德希望东、西德重新合并在一起，和千千万万的德国人一起，与家人团圆。所以我们都加入了自由民主党。”

瓦利打心眼里希望东西德可以重新合并，但他无法想象这件事将如何实现。“你觉得肯尼迪会怎么做？”他问丽贝卡。

“他也许会说，至少在现阶段，我们要接受东德的存在。这是事实，但不是我们想接受的事实。要我说，我真希望他能狠狠揍那些共产主义者。”

吃完饭，三个人一起看了电视新闻。弗兰克工厂最新型号的电视机黑白分明——不像老式的电视机那样绿莹莹的，模糊不清。

这天，肯尼迪总统在西柏林。

他在舍嫩贝格市政厅的台阶上发表了演讲。市政厅大楼前的广场上挤满了听他演讲的观众。新闻播报员说，现场有四十五万听众。

年轻英俊的总统在发表露天演讲，他身后挂着一面巨大的星条旗，微风吹乱了他茂密的头发。他的演讲充满了战斗力。“有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一股潮流，”他说，“让他们来柏林试试！”人群欢呼着表示同意。当肯尼迪总统用德语不断重复着“柏林人万岁”的时候，场上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瓦利发现丽贝卡和伯纳德对肯尼迪总统的演讲感到非常兴奋。“他没说现在的局面是正常的，也没简单地让我们接受现实。”丽贝卡赞许地说。

肯尼迪的演讲有着挑衅的意味。“自由面临着许多困难，民主也并不完美。”他说。

伯纳德说：“他这是在指黑人问题。”

肯尼迪话锋一转：“但即便那样，我们也从来没竖起一道墙，阻隔我们的人民！”

“没错！”瓦利大声嚷着。

六月的阳光照在总统头上。“所有行动自由的人，无论他身处何方，都是柏林的市民。”他说，“因此，作为一个行动自由的人，我为‘我是个柏林人’ 【11】 而自豪。”

人群彻底疯狂了。肯尼迪从麦克风前后退半步，把纸条塞回大衣口袋。

伯纳德笑起来。“我想苏联人肯定能明白他的言下之意。”他说。

丽贝卡说：“赫鲁晓夫肯定要气疯了。”

瓦利说：“越疯越好。”

坐在丽贝卡为伯纳德和他的轮椅改装的小货车上，瓦利和丽贝卡都很兴奋。埃尔帕索酒吧下午没什么人，只有几位顾客。戴毡帽的迪特尔原本就不怎么友好，这时更加暴躁了。他假装忘了让瓦利来试演的事情，瓦利怕他反悔，只能苦苦哀求。最后，迪特尔才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小舞台，让瓦利上去试试。

和迪特尔在一起的是个穿着格子衬衫、头上戴着方巾、胸部丰满的中年妇女，瓦利觉得她应该是迪特尔的妻子。迪特尔夫妇明显想给酒吧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色，但这对夫妇都没什么品味，他们既吸引不来美国人，也吸引不来德国本国人。

瓦利真希望自己有足够的魔力把外面的人群拉进来。

丽贝卡买了两杯啤酒。瓦利给吉他音箱插上电，打开了麦克风。他非常兴奋。在喜欢的舞台上表演擅长的音乐，这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他看了看迪特尔和他的妻子，想知道他们希望他什么时候开始，但两人似乎都对他毫无兴趣。他只能弹起了和弦，唱起了《如果我有把锤子》。

酒吧里仅有的几位顾客好奇地看了他一会儿，很快回到各自的谈话中去了。丽贝卡热情地打着拍子，但没有其他人这么做。尽管如此，瓦利还是使出了全力，他放声高歌，有节奏地扫着和弦。也许得再唱两三首才能赢得观众，但他们一定会被他所吸引，他告诉自己。

唱到一半，麦克风和音箱都失灵了，舞台显然是断电了。瓦利在没有音箱的情况下唱完了这首歌，觉得这至少比唱了一半要对得起观众。

他放下吉他，走向吧台。“台上的电断了。”他对迪特尔说。

“我知道，”迪特尔说，“是我断的。”

“为什么？”瓦利不解地问。

“我不想继续听你唱那些破玩意儿。”

瓦利仿佛被打了一耳光。他每次上台都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从来没有人把他的音乐说成破玩意儿。瓦利感到一阵阵难受，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迪特尔又说：“我要的是美国音乐。”

瓦利弹的就是美国音乐。他不服气地说：“《如果我有把锤子》是美国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我的酒吧以马蒂·罗宾斯的《埃尔帕索》命名——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曲。我还以为你会唱这种类型的歌呢。我要听的是约翰尼·卡什、汉克·威廉姆斯、吉姆·里维斯这些人的歌，《田纳西华尔兹》《在老斯莫基山顶》这种。”

在瓦利看来，吉姆·里维斯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歌手。“你说的是西部的乡村音乐。”瓦利说。

迪特尔不需要瓦利的提醒。“这才是美国音乐。”他的语气里带着自信和不屑。

没必要和这种傻瓜争论。即便知道迪特尔想要的是什么，瓦利也不会弹。他才不愿以《在老斯莫基山顶》这种歌进入乐坛呢！

他回到舞台上，把吉他放回琴盒。

丽贝卡很迷茫。“怎么了？”她问。

“老板不喜欢我的音乐。”

“可他连一首歌都没听完！”

“他觉得他很懂音乐。”

“可怜的瓦利啊。”

瓦利可以忍受迪特尔的藐视，丽贝卡的同情却让他直想哭。“没关系，”他对丽贝卡说，“我还不想为这种浑蛋工作呢！”

“我去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丽贝卡说。

“别，”瓦利说，“再怎么说他也没用。”

“我想也是。”丽贝卡说。

“走吧。”瓦利一边说，一边拎起琴盒和吉他音箱，“我们回家。”

戴夫·威廉姆斯和桃色岁月乐队满怀希望地到了汉堡。他们最近运气很好，乐队在伦敦很受欢迎，现在他们要去征服德国了。

俯冲夜总会的老板叫弗拉克 【12】 ，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好笑。但他们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这位弗拉克先生不喜欢他们。更糟的是，两晚以后，戴夫不得不承认这位弗拉克先生是对的。乐队并没有取得他们预想的轰动。

“来首舞曲！”弗拉克先生用英语对他们喊道，“多来点舞曲！”夜总会里的顾客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把主要兴趣都放在舞蹈上。夜总会里最受欢迎的是能让姑娘们走进舞池的音乐，因为只要她们走进舞池，小伙们就能和她们凑成一对，翩翩起舞了。

但乐队却没有几首能让人产生跳舞欲望、让所有人都群情激昂的音乐。戴夫对眼前的局面非常绝望。汉堡的演出对桃色岁月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他们却没能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如果没有进展，他们会被送回家。“爸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什么事上成功。”说了这句话后，他那个疑虑重重的父亲才让他来汉堡。他难道要回到家，向父亲承认自己又一次失败了吗？

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但莱尼知道。“问题出在乔弗里身上，”乔弗里是主音吉他手，“他想家了。”

“想家让他弹不了琴？”

“不是，他一想家就喝酒。一喝，他就弹不好了。”

戴夫只能站在鼓边，更用力地弹他的节奏吉他，以弥补主音吉他的不足，但演出的效果并没有多大改善。他意识到哪怕只有一个环节表现得不完美，乐队整体的演出水准都会差好几个档次。

到达汉堡的第四天，戴夫去了丽贝卡姑姑家。

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在汉堡竟然有两个亲戚。除了丽贝卡以外，还有十七岁的、会弹吉他的瓦利。戴夫在学校学过德语，瓦利也从茉黛外祖母那里学了些英语，但两人主要靠音乐进行交流。整个一下午他俩都在切磋琴艺、分享心得。晚上，戴夫把瓦利带到俯冲夜总会，提议老板让瓦利在桃色岁月演出的间歇进行表演。瓦利弹了一首美国最新的流行歌《答案在风中飘扬》。弗拉克先生很喜欢这首曲子，让瓦利以后来驻唱。瓦利终于得到了工作机会。

一周后，丽贝卡和伯纳德邀请桃色岁月的小伙子们来家里吃饭。瓦利告诉丽贝卡，乐队每天都工作得很晚，第二天要到中午才起床，登台前的晚上六点吃饭会比较合适。丽贝卡下课也是这个时间，对她来说也正合适。

乐队五个成员中的四个接受了邀请：乔弗里没有去。

丽贝卡做了很多拌了丰富酱汁的猪排，还有炸薯片、蘑菇和包心菜。戴夫觉得丽贝卡是想用母亲的方式让他们吃上一周最棒的一餐。丽贝卡的担心没错：这些孩子基本上就靠啤酒和烟维生。

丽贝卡的丈夫伯纳德帮着烧饭和摆桌子，他活动起来惊人地灵敏。戴夫被丽贝卡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对丈夫深深的爱震撼了。

小伙子们狼吞虎咽地吃着丽贝卡做的美味佳肴，宾主间用德语和英语愉快地交流着，尽管不能完全明白对方在说什么，气氛却非常棒。

吃完饭后，乐队成员不吝赞词，感谢了丽贝卡的款待。然后他们坐上公共汽车，回绳索大街的俯冲夜总会进行这一天的表演。

汉堡的红灯区有点像伦敦的苏活区，但更不拘谨，更开放。来这里之前，戴夫还不知道世界上除了妓女，还有男妓。

俯冲夜总会在肮脏的地下室里。相比之下，飞驰夜总会就豪华多了。俯冲夜总会的家具破破烂烂，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厕所设在后院里。

吃饱了回到夜总会的时候，他们看见乔弗里正坐在吧台前大喝啤酒。

乐队在八点登台演出。虽然中间有几次休息，但他们一直要演出到凌晨三点。每首歌他们至少要演一次，拿手的要演三次。弗拉克先生让他们好好干。

这天晚上的演出效果比之前更糟了。

第一段演出时，乔弗里把能犯的错通通犯了一遍，他不但弹错音，独奏也弹得乱七八糟。他的表现也拖累了其他成员。他们无法把精力放在取悦观众上，而是努力帮乔弗里弥补差错。这段结束时，莱尼非常生气。

演出间歇，瓦利坐在舞台前的凳子上，弹着吉他唱起了鲍勃·迪伦的歌曲。戴夫坐在一旁听他唱。瓦利在脖子上套了把口琴，这样就可以像迪伦一样一边弹吉他一边吹口琴。瓦利真是个出色的音乐人，戴夫心想，而且还很聪明，知道迪伦现在最火。俯冲夜总会的客人大多数喜欢更摇滚乐，但瓦利唱的也有人听。他下台时，角落一张桌旁的姑娘们热情地鼓起了掌。

跟着瓦利回到更衣间的时候，戴夫发现大事不好。

乔弗里醉醺醺地躺在地上，没有人扶根本站不起来。莱尼跪在他面前，不断重重地打着他的耳光。这也许能让莱尼解气，但无法让乔弗里恢复清醒。戴夫从吧台拿来一杯咖啡，强迫乔弗里喝了一些，但这也没什么效果。

“我们必须在他妈的没有主音吉他的情况下继续表演，”莱尼说，“除非戴夫能弹乔弗里的那部分独奏。”

“我只能弹查克·贝里的曲子，其他的不行。”戴夫说。

“我们可以略过其他人的部分，反正那些观众也可能他妈根本没听。”

戴夫不知道莱尼说的是否正确。吉他独奏是舞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创造出一种如光影对比般的新鲜感，克服重复曲调造成的无趣。

瓦利说：“我能弹乔弗里的那部分。”

莱尼轻蔑地看了看他：“你又没和我们排练过。”

“我整整三晚都在看你们的演出，”瓦利说，“这些歌我都能弹。”

戴夫看着瓦利，发现他的眼里有种令人触动的渴望。瓦利显然真的想得到这个机会。

莱尼仍有些怀疑。“真的吗？”

“当然，这些曲子并不难。”

“不难吗？”莱尼颇有些恼火。

戴夫急切地想帮给瓦利一个机会。“莱尼，瓦利弹得比我好。”

“那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比乔弗里还好。”

“他组过乐队吗？”

瓦利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我和一个女歌手组过二重唱。”

“他没和鼓手一起练过。”

戴夫知道这是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他回忆起第一次和禁卫军乐队合作时自己是多么吃惊，吉他必须和鼓点严丝合缝才行。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做到了。瓦利也一定做得到。“莱尼，让他试试吧，”戴夫为瓦利争取着，“如果觉得他跟不上，你可以在演完第一首歌以后让他下台。”

弗拉克先生把头伸进门：“还磨蹭什么，轮到你们了！”

“好了，好了，我们这就上台。”莱尼回答说。然后他站起身：“瓦利，拿起你的吉他上台！”

瓦利跟着桃色岁月一起上了台。

第二部分的第一首歌是《目眩神迷的丽兹小姐》，是一首吉他主导的歌。戴夫问瓦利：“要换首容易点的吗？”

“不用了，谢谢你。”瓦利说。

戴夫希望这份信心经受得起考验。

鼓手刘开始倒计时：“三、二、一。”

瓦利在倒计时结束时奏响了吉他。

其他成员适时地跟了上来。他们演奏了歌曲的前奏。莱尼演唱前，戴夫和他对视了一眼。莱尼赞许地点了点头。

瓦利没费太大力气就弹得非常出色。

歌曲结束时，戴夫对瓦利眨了眨眼。

这部分进行得非常顺利。瓦利在每首歌上都表现得很好，甚至还参与了部分和声。瓦利的表演提升了乐队的感染力，让女孩们纷纷走下舞池。

这是他们到德国后表现最出色的一场。

下台的时候，莱尼搂着瓦利的肩膀：“欢迎加入我们！”

瓦利一夜没怎么睡。和桃色岁月一起表演让他觉得自己在音乐上有了归属感，也提升了整个乐队的水平。高兴之余，他又害怕这一切终将会失去。莱尼欢迎他加入的话是真的吗？

第二天，瓦利去了圣保利区的廉租公寓。他是中午到的，乐队的成员们刚刚起床。

瓦利和戴夫以及贝斯手布兹练习了乐队的全部歌曲，对前奏和尾奏进行了精雕细琢。他们都认为瓦利还会和乐队一起演出。瓦利也想要确认这件事。

莱尼和鼓手刘下午三点出现在他们面前。莱尼直白地问：“你真想加入我们吗？”

“是的。”瓦利说。

“那就这么定了。”莱尼说。

瓦利不敢相信。“那乔弗里怎么办？”

“他起床以后我再跟他谈。”

他们去了自由大街一个名叫哈拉德的咖啡馆，在那里喝咖啡、抽烟，度过了一个小时，然后他们回到公寓叫醒了乔弗里。乔弗里看上去很不好，喝了那么多酒难免是这个样子。他坐在床沿听莱尼对他讲话，其他人则站在门口听。“你不再是乐队的一员了，”莱尼说，“我对此非常难过，昨晚你太让我们失望了，你喝得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演奏了。瓦利昨晚替你演弹了，我想让他在乐队里做主音吉他手。”

“他不过是个孩子。”乔弗里醉醺醺地说。

莱尼说：“他不仅不会酗酒，吉他也弹得比你好。”

“我想喝咖啡。”乔弗里说。

“去哈拉德咖啡馆喝吧。”

去夜总会之前，他们没再见到乔弗里。

晚上八点前，他们在舞台上装好乐器，准备开始表演，这时乔弗里却手拿吉他神志清醒地走了进来。

瓦利惊慌地看着他。之前他觉得乔弗里已经接受了被解雇的命运。也许那时他只是醉意没过，不愿争辩吧。

无论如何，乔弗里并没有打道回府，这让瓦利非常焦虑。他经历了不少挫折：警察砸碎了他的吉他，使他无法在民谣歌手夜总会登台表演；卡罗琳退出了欧洲饭店的现场表演；埃尔帕索酒吧的老板听了一半就切断了舞台的电源。这会是又一次的失望经历吗？

成员们放下手中的乐器，看着乔弗里登上舞台，打开琴盒。

这时莱尼发问了：“乔弗里，你这是干什么？”

“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你见过的最棒的吉他手。”

“别闹了，你已经被解雇了。快去车站买张票滚回去！”

乔弗里换成了一种巴结的口气。“莱尼，我们都已经合作六年了。这么老的交情，你总得给我次机会吧？”

在瓦利看来，乔弗里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莱尼一定会同意乔弗里的要求。但莱尼却摇了摇头。“你是个不错的吉他手，但不是天才，你还是个可恨的浑蛋。来这儿以后你就一直表演得很差劲。昨晚如果没有瓦利救场，我们就要被赶回去了。”

乔弗里四下看了看。“其他人怎么看？”他问。

“谁告诉你我们是一个民主的乐队了？”莱尼问。

“谁告诉你不是了？”乔弗里转身看着正在调整脚踏开关的鼓手刘，“你怎么看？”

刘是乔弗里的表弟。“给他次机会吧。”他说。

乔弗里问贝斯手：“布兹，你看呢？”

布兹是那种很会察言观色的人，善于见风使舵。“要我说的话，我会给他次机会。”

乔弗里得意洋洋地说：“莱尼，你看，我们已经是三比一了。”

戴夫说：“不。在民主的环境里，你得先会数数。应该是三比三。你们三个对莱尼、瓦利和我——两边打平。”

莱尼说：“别扯什么几比几了。这是我的乐队，我有最后的决定权。乔弗里不是这个乐队的人了。乔弗里，把你的乐器拿走，不然我他妈把它们都扔出门外去。”

乔弗里这时才意识到莱尼是动真格的了。他把吉他收回琴盒，“砰”的一声合上琴盖。他说：“你们这群浑蛋，我发誓，我要是走了，你们也都得走。”

瓦利不知道他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也许这只是个空洞的威胁。但他没时间去细想——很快演出就要开始了。

瓦利的恐惧烟消云散了。他知道自己很棒，因为自己的加入，桃色岁月也更棒了。表演时时间过得很快。幕间休息的时候，他一个人回到台前，唱起了鲍勃·迪伦的歌曲。他在里面插了首自己写的《卡罗琳》，观众们似乎很喜欢这首歌。之后他又和乐队成员们一起开始进行第二部分的演出，唱起了《目眩神迷的丽兹小姐》。

唱到《你抓不住我》时，瓦利看到几个警察正在夜总会的后排位置和老板弗拉克先生说话。他看了几眼，但没往心里去。

午夜，演出结束以后，弗拉克先生在更衣间等着他们。他出其不意地问戴夫：“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岁。”戴夫说。

“别蒙我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德国的法律禁止酒吧雇佣童工。”

“我十八岁了。”

“警察说你只有十五岁。”

“警察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和被你们解雇的吉他手乔弗里谈过话了。”

莱尼说：“该死，他出卖了我们。”

弗拉克先生说：“我经营的是夜总会。妓女、毒贩和形形色色的罪犯都会来这里。我必须一再向警察保证我为遵守法律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警察说我必须把你们所有人送回家。对不起，只能和你们说再见了。”

莱尼问：“我们什么时候走？”

“你们现在必须离开我这里，明天必须离开德国。”

莱尼说：“真是蛮不讲理。”

“你要是开了家夜总会，也得听警察的，”说着他指了指瓦利，“他是本国人，他不需要离开德国。”

“真该死，”莱尼骂道，“我一天失去了两位吉他手。”

“你没有，”瓦利说，“我跟你们一起走。”

第二十七章

加斯帕·默里爱上了美国。这里的收音机频率昼夜无休，电视有三个频道，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早报。美国人很慷慨，家里都很大，他们举止放松，不拘小节。而故乡英国就不一样了，英国人即便在做生意、进行电视采访，举行体育比赛时都像在维多利亚式客厅里喝茶一样拘谨。加斯帕的军官父亲没看出这一点，但他的德犹混血母亲却看得很清楚。在美国，人们的举止要更直接。餐馆里的侍者不鞠躬，也不虚情假意地和客人打招呼，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却比英国要高得多。在美国，没人会刻意奉承。

加斯帕计划为《圣朱利安新闻》写一组美国纪行的文章，但他还有更大的野心。离开伦敦前，他找到巴里·皮尤，问《回声报》是否有兴趣看他写了些什么。“看啊，如果你写的东西够特别。”皮尤无动于衷地说。上周加斯帕在底特律采访了奇迹乐队的主唱史莫基·罗宾逊，然后把采访的稿子邮递给了《回声报》编辑部。他觉得稿子应该已经到了伦敦。他在信里附上了杜瓦家的电话号码，但皮尤一直没打电话。加斯帕仍然满怀希望，他想今天打电话问问皮尤。

在美国，加斯帕住在华盛顿的杜瓦家。杜瓦家住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一座豪华住宅里，房子很大。“我爷爷卡梅隆·杜瓦一战前买下了这里，”早饭时，伍迪·杜瓦对加斯帕说，“他和我爸爸都是参议员。”

名叫贝特西小姐的黑人女仆为加斯帕倒了橙汁，问他要不要吃些鸡蛋。“谢谢你，我喝点咖啡就行了，”他说，“一小时后我还要和家里的一个老朋友再吃顿早饭呢！”

加斯帕是在杜瓦一家出游伦敦时，在威廉姆斯家彼得大街的房子里见到他们的。除了杜杜，他和杜瓦家的其他人都说不上熟悉，但杜瓦一家还是热情地欢迎加斯帕的来访。和威廉姆斯家一样，杜瓦家的人都很大方，对年轻人更是如此。劳埃德和黛西经常收留流浪在外的年轻人——少则一天，多则一周。加斯帕更是在他们家待了好几年。杜瓦家的人似乎也很好客。“谢谢你们让我住在这里。”加斯帕对贝拉说。

“别客气，这没什么。”贝拉说。

加斯帕转身问伍迪：“没猜错的话，今天您要为《生活》杂志拍摄民权大游行的现场照片吧？”

“是的，”伍迪说，“我会混在人群里，用小型三十五毫米相机小心地把现场最真实的镜头拍下来。别的摄影记者会拍摄平台上发言的名人的特写。”

伍迪穿着很随意的休闲裤和短袖衬衫。对他这样的大高个来说，在人群中抓拍照片也并非易事。但伍迪的新闻照片仍然闻名世界。“和所有对新闻职业有兴趣的人一样，我很熟悉你拍的那些照片。”加斯帕说。

“你有没有感兴趣的专题？”伍迪问，“犯罪、政治，还是战争？”

“我想涉及尽可能多的方面——就像您那样。”

“我感兴趣的是面孔。无论是葬礼、橄榄球赛，还是凶杀案调查，我首先会拍这些场合下的一张张最真实的脸。”

“今天你想拍下些什么？”

“没人能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马丁·路德·金预测参加游行的有十多万人。如果真有这么多，这将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权游行。人人都希望现场能气氛平静，但这根本无法保证，看看伯明翰都发生了些什么吧。”

“华盛顿可不一样，”贝拉插话说，“这里有黑人警察。”

“黑人警察的数量很少，”伍迪说，“而且他们也不一定都在现场。”

杜杜·杜瓦走进餐厅。她十五岁了，身材娇小。“谁会在现场？”她问。

“希望别是你，”她妈妈说，“你可别去给我惹麻烦。”

“我当然不去了，妈妈。”

加斯帕发现，分别的两年里，杜杜变得谨慎了很多。这天她穿着棕褐色的牛仔裤和宽松的牛仔衬衫，显得很可爱，而非性感。对于也许会最终失控的游行日来说，这身装束非常合适。

杜杜对加斯帕的态度仿佛她已经忘了他们在伦敦的调情似的。她示意加斯帕别想当然地重拾他们那段过往。显然，这两年她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加斯帕反倒大松了一口气，幸好她没觉得自己是属于她的。

最后一个出现在餐桌上的是比杜杜大两岁的哥哥卡梅隆。他身穿白衬衫和亚麻西服，戴着领带，像个中年人。“卡梅隆，你也别去惹麻烦。”贝拉说。

“我根本不想沾游行的边。”卡梅隆拘谨地说，“我打算去史密森尼博物馆逛逛。”

杜杜问：“你们觉得有色人种应该得到选举权吗？”

“我不觉得他们会惹出什么麻烦。”

“有了选举权的话，他们就不会以别的方式惹麻烦了。”

贝拉说：“够了，你们俩都别说了。”

加斯帕喝完咖啡。“我要打个越洋电话。”接着他又自觉地补了一句，“我会付钱的。”尽管他也不知道钱是不是真的够。

“快去打吧，”贝拉说，“用书房的那部，别担心钱。”

加斯帕松了口气。“您真是太好了。”他说。

贝拉挥手让加斯帕不用在意，“《生活》杂志也许会帮我付电话账单的。”她含糊地说。

加斯帕走进书房。他打给伦敦的《回声报》编辑部，找到巴里·皮尤。皮尤问他：“加斯帕，在美国过得好吗？”

“非常好，”加斯帕紧张地咽了口口水，“收到我采访史莫基·罗宾逊的那篇文章了吗？”

“收到了，写得很棒，谢谢你。但不适合登在《回声报》上，你改投《新音乐评论》试试。”

加斯帕大失所望。他没兴趣为流行音乐杂志写稿。“好吧，”尽管这么说，但他不打算放弃，“我原本以为，史莫基是披头士最感兴趣的歌手这件事会让读者对采访更感兴趣呢。”

“你的尝试不错，但还差了点火候。”

加斯帕努力不表现出失望。“谢谢你。”

皮尤问：“华盛顿今天有游行吗？”

“今天有民权大游行，”加斯帕又看到希望了，“我会去那里——要我写篇报道吗？”

“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给我们打个电话。”

如果一切正常，就不需要他了。加斯帕失望地想。但他还是说：“没问题，我会的。”

加斯帕放下听筒，焦虑地看着电话。他史莫基·罗宾逊的报道上花了很大的心思，认为报道中史莫基和披头士的联系肯定能吸引读者。但他错了，他只能再试一次。

他回到餐厅里。“我得走了，”他说，“我要去威拉德宾馆见别斯科夫参议员。”

伍迪说：“马丁·路德·金也住在威拉德宾馆。”

加斯帕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也许能对他做篇专访。”《回声报》一定会对马丁·路德·金的专访感兴趣的。

伍迪笑了。“那里有几百个准备采访他的记者呢！”

加斯帕转身问杜杜：“我等会能见到你吗？”

“我们十点在华盛顿纪念碑集合，”她说，“据说琼·贝兹要在那里演唱。”

“我到那里找你去。”

伍迪问：“你说你要去见格雷格·别斯科夫吗？”

“是的，他是黛西·威廉姆斯同父异母的弟弟。”

“这我知道。我和你妈妈年轻时，他父亲列夫·别斯科夫的家庭纷争是布法罗热议的话题。替我跟格雷格问声好吧。”

“没问题。”说完，加斯帕便离开了。

乔治·杰克斯走进威拉德宾馆的咖啡店，四下寻找维雷娜的踪影，但维雷娜还没到。他看见父亲格雷格·别斯科夫正在和一个梳着披头士发型的、二十来岁的金发青年人吃早餐。乔治坐到他们那桌，向两人问了声早。

格雷格介绍说：“这是来自伦敦的学生加斯帕·默里。他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儿子。加斯帕，认识下乔治·杰克斯。”

加斯帕和乔治握了握手。和大多数第一次见到格雷格和乔治两人在一起时的人一样，加斯帕有些吃惊。但也和大多数人一样，他礼貌地没去问其中的缘由。

格雷格对乔治说：“加斯帕的母亲是从纳粹德国逃到美国的犹太难民。”

加斯帕说：“我妈妈永远忘不了那年夏天美国人对她的欢迎。”

乔治对加斯帕说：“那你一定很熟悉种族歧视的话题。”

“这倒没有，我妈妈很少谈起过去的事情。”他笑了笑，“在英国的学校，一开始有人叫我犹太小子加斯帕，但很快就没人这么叫了。乔治，你会参与今天的游行吗？”

“也算是参与吧。我为鲍比·肯尼迪工作，我的任务是保证这一天顺顺利利地过去。”

加斯帕很感兴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在国家广场设置了临时的自动饮水机、救护站、移动厕所，甚至还有一处支票兑现装置。纽约有一个教堂做了八千份三明治供组织者免费分发。所有演讲被限制在七分钟以内，保证游行能准点结束，参加者能在天黑前离开华盛顿。另外，华盛顿今天全天禁止售卖酒类。”

“这会有效果吗？”

乔治不知道答案。“坦白说，一切都取决于白人。只要有几个白人警察耀武扬威，用上警棍、消防水龙头和警犬，局势就乱套了。”

格雷格说：“华盛顿可不同于最南边那些保守的州。”

“但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方，”乔治说，“很难说会发生什么。”

加斯帕继续着自己的问题：“如果发生骚乱会怎么样？”

格雷格说:“郊区有四千个军人待命，临近的北卡罗来纳准备了一万五千名空降兵。华盛顿的医院取消了所有的非紧急手术，为可能的伤者腾地方。”

“太厉害了，”加斯帕说，“看来你们是严阵以待了。”

乔治皱了皱眉头。这些预防措施不是公共信息，作为议员，格雷格被简报过，但他不该告诉加斯帕。

维雷娜现身在咖啡馆，走到他们的桌子前。三个男人同时站了起来。维雷娜对格雷格说：“参议员先生，早上好，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格雷格把她介绍给加斯帕时，加斯帕的眼珠子都要跳出来了。维雷娜对白人同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维雷娜替马丁·路德·金工作。”格雷格介绍说。

加斯帕满脸笑容地说：“能为我安排一下采访他吗？”

乔治打断了他的话。“为什么要采访金？”

“我是学生报的记者，刚才没跟你们提吗？”

“你没提。”乔治语带怒意。

“对不起。”

维雷娜对加斯帕的魅力也无法抗拒。“真的很抱歉，”她遗憾地笑了笑，“不过今天是不可能采访到金博士了。”

乔治很生气，格雷格应该事先告诉他加斯帕是个记者。上一次和记者接触时，乔治由于说话不谨慎甚至触怒了鲍比·肯尼迪。希望刚才没有说太露骨的话才好。

维雷娜转身看着乔治，声音中带着烦恼。“我刚和查尔顿·赫斯顿谈过。据他说，联邦调查局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们在各界名流中的支持者，说今天的游行很可能会发生暴力，让他们留在家里。”

乔治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联邦调查局担心的不是游行会发生暴力，而是会成功。”

维雷娜不满意这个答复。“不能试着阻止他们对游行的破坏吗？”

“我会告诉鲍比，但我想他不会在这种小事上和埃德加·胡佛发生争执。”说着乔治碰了碰格雷格的胳膊，“我和维雷娜还有事要谈，我们先过去一下。”

维雷娜说：“我的桌子在那边。”

两人穿过咖啡馆走到维雷娜的桌子前。乔治很快就把鬼鬼祟祟的加斯帕·默里忘掉了。坐定以后，他问维雷娜：“现在形势怎么样？”

她趴在桌上，声音很小，语气却很兴奋。“这将是一次规模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的游行，”维雷娜的眼睛闪闪发光，“估计十万人都不止。”

“你怎么知道的？”

“所有今天到华盛顿的长途包车、火车和飞机都是满座的，”她说，“今早至少有二十多辆包座火车到达华盛顿。联合车站里都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歌声，在那种环境下，你都无法认真地思考问题。每小时有一百辆大巴通过巴尔的摩地道朝这边过来。爸爸包了架飞机，送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到华盛顿。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加纳都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播出整个游行的实况。”

“你觉得总共会有多少人？”

“我们猜是原先估算的两倍。”

乔治非常吃惊。“二十万人？”

“这是现在的估算，也许还会更多。”

“说不清这是好是坏。”

维雷娜生气地皱起眉。“怎么会坏呢？”

“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我不想惹出麻烦。”

“乔治，这是抗议游行——不可能不惹麻烦。”

“我希望向世人展示十万黑人团结一心的力量，而不是开启一场斗争。”

“我们已经在斗争了，这场斗争是白人先挑起来的。乔治，你难道忘了试图去伯明翰机场时手腕被打折的事了吗？”

乔治条件反射地碰了碰胳膊。医生说他的骨折已经痊愈了，但伤处有时仍然会感到一阵钻心的疼。“你看《与媒体见面》 【13】 了吗？”他问维雷娜。在这档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金博士被一群记者轮流提问，场面很是火爆。

“当然看了。”

“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民权运动中的黑人暴力和共党分子的。我们不能让这些成为话题的主流。”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策略被《与媒体见面》牵着鼻子走。你觉得那些白人记者还会问些什么？别指望他们会让马丁·路德·金谈到白人警察的暴力、南方法院审判的不公正、腐败的白人法官或者三K党的事情。”

“换种说法跟你说吧，”乔治的声音很平静，“假设今天的游行能够平稳地进行下去，但议会仍然会否决民权法案，那样就势必会发生骚乱。金博士就能够说：‘十万人来华盛顿秩序井然地进行示威，歌唱圣歌，给你们选择正确的机会——但你们却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现在，你们看到了自己的顽固所造成的后果了吧？现在发生的骚乱你们只能怪罪在自己头上。’你觉得这怎么样？”

维雷娜不情愿地笑了，然后赞同地点了点头。“你知道吗，乔治？”她说，“你真是太聪明了。”

国家广场是个又长又窄、占地三百公顷的公园，从国会山到林肯纪念堂，绵延两英里。游行者们集中在中间五百多英尺高的华盛顿雕像前。乔治到达的时候，雕像前已经树立起一个舞台，琼·贝兹正在台上以清脆嘹亮的嗓音演唱《哦，自由》。

加斯帕寻找着杜杜·杜瓦，但台前已经聚集了至少五万人。加斯帕自然找不到她。

他正在度过有生以来最不同寻常的一天，而现在还不到上午十一点。格雷格·别斯科夫和乔治·杰克斯这两个华盛顿的内部消息人士无意间说了些独家内幕：如果《回声报》能感兴趣就太好了。另外，绿眼睛的维雷娜·马昆德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乔治和她睡过了吗？如果睡过的话，他简直太幸运了！

琼·贝兹之后登台的是奥德塔和约什·怀特，但使人群狂欢达到最高潮的却是彼得、保罗和玛丽的民谣三重唱组合。乔治不敢相信，他居然不需要买票就能看到这些巨星的演唱。彼得、保罗和玛丽演唱了最新上榜歌曲《答案在风中飘扬》。这首歌是鲍勃·迪伦写的，似乎写的是民权运动，歌里唱到了“那些人还要生存多少年，才能最终获得自由？”

鲍勃·迪伦本人上台的时候，现场的气氛近乎癫狂。他演唱了关于迈德加·埃尔维斯被杀的新歌《他只是他们游戏中的一个人质》。乔治觉得这首歌听起来谜一般高深莫测，但大多数观众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只是沉醉在这位最炙手可热的巨星的歌声里。

人群越聚越多。加斯帕很高，可以越过大多数人的头顶看到远方，却看不到人群的边缘。华盛顿纪念碑西面闪烁的人工湖直通纪念亚伯拉罕·林肯的希腊式神殿，估计游行者稍晚些才会到那里。但加斯帕看到许多人已经走到公园最西边的林肯纪念堂前，也许是为了占据观看演讲的最佳方位才这么早去的吧。

尽管媒体悲观地认为会发生骚乱，但现场并没有骚乱的迹象——难道这只是媒体的一厢情愿吗？

人群周围站满了报纸杂志的摄影记者和电视台的摄像师。或许是因为加斯帕的流行歌星发型，他们几次将镜头对准了他。

加斯帕开始在头脑里撰写起报道来。他觉得游行像森林里的野餐，游行者走在太阳照射的林间空地中，周围的森林里则潜伏着无数嗜血的捕食者。

加斯帕随着人群向西行走。黑人们穿着星期日做礼拜穿的服装，男人们系着领带，戴着草帽，女人们穿着印花裙，戴着头巾。白人的穿着倒是很随意。游行的主题超越了种族隔离，海报上提到了选举问题、就业问题和住房问题。队伍中有来自工会、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的代表。

加斯帕在林肯纪念堂附近遇见了杜杜。杜杜和一群女孩也正在朝同一个方向走。他们在台阶上的一个地方停下了脚步，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舞台的全貌。

女孩们传递着一罐温热的可乐。加斯帕发现其中一些人是杜杜的朋友，另一些则只是跟过来的路人。女孩们对来自外国的加斯帕非常感兴趣。演讲开始前，加斯帕一直和她们闲聊。开始时，人群已经蔓延得无边无际。他确信至少有十万人。

讲坛树立在林肯总统雕像前的一方大理石上。林肯的大手搭在椅子扶手上，他眉梢立起，表情肃然。

演讲者大多数都是黑人，但也有包括拉比在内的少数白人。马龙·白兰度跳到台上，挥舞着一支阿拉巴马加兹登白人警察对付黑人用的电警棍。加斯帕喜欢伶牙俐齿的工会领导人沃尔特·鲁特尔。鲁特尔在演讲中严厉地说：“如果不承认伯明翰的自由，我们就不能保卫柏林的自由。”

人群这时变得骚动起来，开始大喊马丁·路德·金的名字。

金博士几乎是最后一位演讲者。

马丁·路德·金是个布道者，而且是个非常好的布道者。他用词犀利，语调抑扬顿挫，演讲能感动在场的每一个人。加斯帕非常羡慕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然而，金也许从来没有对这么多人布过道。很少有人在这么多人面前布过道。

加斯帕同时注意到，尽管游行和演讲进行得非常成功，如果美国不真正作出改变，也仍然没有意义。“如果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些认为黑人宣泄一番就会满足的人将大失所望。”人群为每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发出欢呼。“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将不得安宁，”金警告说，“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

临近七分钟演讲的结尾时，金的演讲越来越贴近《圣经》了。“如果我们的孩子依然被剥夺自我，依然没有尊严，依然要在‘白人专用’的标志前折返，那我们就永远得不到满足。”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入江河滔滔。’” 【14】

福音歌手马哈莉娅·杰克逊在他身后的平台上大喊：“我的主，我的上主啊！”

“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想。”他说。

加斯帕感觉到金丢弃了准备好的讲稿。他不再需要控制观众的情绪，而是从几个世纪黑人所受的磨难中组织语言。加斯帕意识到黑人们描述痛苦都喜欢用《旧约》里的《预言书》，寻求苦痛的安慰时都会用《新约》里的《福音书》。

金的声音因情绪而颤抖，他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非正义的、充满着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他的演讲非常有韵律，二十万人的心弦随着他的演讲而摇动着。他又不仅仅是在演讲——他的话像诗，像圣歌，像肃穆的祈祷词。在每段话的最后，“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像基督教里“阿门”的起应一样令人心碎。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今天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阿拉巴马州会有所改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滔滔不绝地说什么要对联邦法令提出异议并拒绝执行——在那里，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兄弟姐妹般携手并行——今天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深谷弥合，高山夷平，歧路化坦途，曲径成通衢，上帝的光华再现，普天下生灵共谒。

“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将带回南方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从绝望之山开采出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把这个国家的嘈杂刺耳的争吵声，变为充满手足之情的悦耳交响曲。

“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一同工作，一同祈祷，一同斗争，一同入狱，一同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

加斯帕环顾四周，看见周围的黑人白人脸上都流淌着热泪。尽管同样很感动，加斯帕却没有流泪。

“当我们让自由之钟鸣响，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府城镇，我们就能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孩子，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是犹太教徒还是非犹太教徒，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听众们几乎鸦雀无声。

金的话音因为强烈的感情而剧烈地颤抖着。“都能携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灵歌：

“终于自由了！

“终于自由了！

“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演讲完，他从麦克风前往后退了几步。

人群发出加斯帕从没经历过的山呼海啸。众人欢呼雀跃。掌声像无尽的海洋一样此起彼伏。

金白发苍苍的导师本杰明·梅斯走到台前祈祷时，人群才安静下来。意识到今天的活动已经结束，游行者才不情愿地离开舞台，迈步回家。

加斯帕感觉自己像经历了一场风暴、一场战役，或是一场性爱：耗费了大半体力，但心情却非常愉悦。

他和杜杜朝杜瓦家走，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加斯帕心想，《回声报》肯定会对十多万人闻听祈求公义祷告的宏大场面感兴趣。充斥着性丑闻的英国官场怎么能和如此酣畅淋漓的一幕抢头版呢？

他的想法非常准确。

回到家，杜杜母亲贝拉正坐在餐桌边剥豆子，贝特西小姐正在剥土豆皮。加斯帕一走进厨房，贝拉就告诉他：“伦敦《回声报》的一个皮尤先生打电话来找了你两次。”

“谢谢你，”加斯帕的心扑腾扑腾地跳得很快，“能让我回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快去打吧。”

加斯帕去书房打了个电话给皮尤。“你参加游行了吗？听金演讲了吗？”他连珠炮似的问。

“是的，是的，”加斯帕忙不迭地说，“非常不可思议——”

“我知道。我们都看了直播。你能写一篇现场见闻吗？把你的个人观感和最感动的事情写出来。不用刻意遵照事实，也不用考虑具体的人物形象。我们会在新闻版的重大新闻报道中展现那些东西。”

“很高兴能有机会写些见闻。”这是保守的说法，事实上他已经乐坏了。

“写个一千字左右，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删减。”

“没问题。”

“半小时后打电话过来，我帮你把电话转给文稿誊写员。”

“能多给我点时间吗？”加斯帕问。但皮尤已经挂上了电话。

“啊！”加斯帕对着墙嘟哝着。

伍迪·杜瓦的书桌上有本黄色的拍纸簿。加斯帕拿过来，顺手拿起支铅笔。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在拍纸簿上写下：

“今天我站在二十万人的庞大人群之中，听马丁·路德·金重新定义了美国人。”

玛丽亚·萨默斯非常兴奋。

新闻办公室的电视开着，萨默斯停下手头的工作，和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几乎所有白宫人一样，观看马丁·路德·金在游行中的演讲。

演讲结束，玛丽亚兴奋极了。她迫不及待想知道总统对演讲怎么想。没几分钟她便被叫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想要抱住总统的冲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他非常棒”是肯尼迪总统的反应。接着他又说：“他在来这儿的路上了。”玛丽亚非常高兴。

杰克·肯尼迪变了。玛丽亚爱上他的时候，他只是理智地看待民权运动，并没有投入太多情感。改变他的不是他们的情事，而是种族主义者的残酷无情和目无法纪。总统决心不惜代价使新的民权法案得以通过。玛丽亚比任何人都知道总统对此有多担心。

乔治·杰克斯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他的穿着和以往一样得体：深蓝色西装、浅灰色衬衫、条纹领带。他热情地对玛丽亚笑了笑。玛丽亚很喜欢乔治：乔治是个需要时能赶到身边的朋友。在她眼里，他是魅力仅次于肯尼迪总统的男人。

玛丽亚知道，她和乔治之所以被叫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是政府里仅有的几位有色人种雇员之一。他们原本作为一种象征被吸纳进政府。但这并不能算是一种不诚实：尽管数量还是很少，但肯尼迪提拔的黑人雇员已经比几个前任都要多了。

马丁·路德·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肯尼迪总统和他握了手，说了一句：“我有一个梦想。”

总统的意愿很美好，但玛丽亚担心这话说出来有点不合适。金的梦想来自无数次的被打击、被压迫。杰克·肯尼迪出身美国精英阶层，一生下来就有权有势：他怎么能说自己有个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梦想呢？金明显也感到了这点，他看上去非常尴尬，很快把话题岔开了。玛丽亚知道总统稍后会在床上问她自己什么时候说错了话，她会找个能让他安心的解释。

早饭以后，金和其他民权领袖就没吃过东西了。总统意识到这一点，让白宫厨房送来了咖啡和三明治。

玛丽亚让所有人站好拍了张照，然后开始了讨论。

金和其他民权领袖的情绪都非常高涨。他们告诉总统，在今天的大游行之后，新民权法案的出台已经箭在弦上了。法案中应该包括一条禁止种族就业歧视的条款。黑人年轻人正以令人吃惊的比例辍学，看不到一丝未来的曙光。

肯尼迪建议黑人应该像犹太人那样重视教育，鼓励孩子们上学。玛丽亚就来自这样一个黑人家庭，她非常同意总统的观点。难道黑人孩子辍学的账都要算在总统头上吗？不过她很清楚，总统这只是故意把话题转移开，不想谈几百万个职位只留给白人的事实。

民权领袖们要求总统成为民权运动的领头人。玛丽亚知道总统不能出口的一层心思：如果为黑人争取权益的态势过于明显，所有白人的选票都会流到共和党那边。

精明的沃尔特·鲁特尔给出了另一条建议。找出共和党背后的商人，分散他们的力量，他建议道。跟他们说，如果不合作，他们的利润就会削减。玛丽亚知道这种威逼利诱的伎俩一直是林登·约翰逊的拿手好戏。总统没把这条建议当回事——这根本不是他的做事风格。

肯尼迪估摸着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投票意向，数着手指计算可能反对民权法案的议员人数。结果，这些冷漠、怀有偏见的议员竟然是大多数。对他来说，通过一条走过场的法案都很困难，立场强硬的法案就更不用说了。

忧郁像葬礼上披着的披巾一样笼罩了玛丽亚。她感到劳累、沮丧、悲观。她开始头疼，希望能马上回家。

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议结束以后，兴高采烈的气氛不见了。民权领袖们一个接一个走出椭圆形办公室，神情都很沮丧。金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梦想，但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有这个梦想。

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事，虽然玛丽亚仍不敢相信，但平等和自由似乎也不远了。

第二十八章

加斯帕·默里自信能得到《圣朱利安新闻》的主编职位。他在申请书中附上了为《回声报》所写的记录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报道。所有看过的人都说这篇报道写得非常好。报社为这篇报道付给他二十五英镑，比采访伊维的那篇低一些：与政治相比，名人的丑闻更有利可图。

“除了学生报以外，托比·詹金斯没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任何一段文字。”加斯帕在彼得大街威廉姆斯家的厨房里对黛西说。

“他是你唯一的竞争对手吗？”黛西问他。

“据我所知，是。”

“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

尽管知道时间，但加斯帕还是看了看表。“委员会正在开会讨论。十二点半散会吃午饭的时候，他们会在简恩爵士办公室外面贴上告示。我朋友皮特·邓根今天正好在学校。他将是我的副主编。一有消息他会马上打电话来。”

“你为什么那么想当上主编？”

因为我知道自己有多棒，加斯帕想，凯克布莱德无法和我比，托比·詹金斯更是不及我的一根小指头。主编是我应得的。但他不想对黛西·威廉姆斯开诚布公。他对黛西一直留了个心眼。黛西喜欢的是加斯帕的母亲，而不是他加斯帕。当伊维的名字出现在《回声报》上时，威廉姆斯一家似乎都被故作惊慌的加斯帕骗过去了，只有黛西看上去还有点怀疑。加斯帕担心黛西已经看穿了他。但因为和妈妈亲如姐妹，黛西对他还是非常好。

他只能找了点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想让《圣朱利安新闻》变得更好。现在的报纸就像份教堂小报。学生报只报道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规避争论和冲突。”他想到一件和黛西理念相悖的事。“比如说，圣朱利安学院有一个校董理事会，理事会的几个成员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有投资。我会在报上公布这条信息，质问这种人为什么会有权管理圣朱利安学院这样一座闻名的自由派学院。”

“很好，”黛西欢欣鼓舞，“那样会让他们如坐针毡的。”

瓦利·弗兰克走进厨房。已经是中午了，但他显然刚刚才起床：摇滚乐演出经常持续到下半夜。

黛西问瓦利：“戴夫回学校了，你准备怎么办？”

瓦利往杯子里倒了些速溶咖啡。“我就练练吉他。”他说。

黛西笑了。“如果你妈妈在这儿的话，我猜她会问你为什么不试着挣些钱。”

“我不想挣钱，但必须挣钱。因此我有了份工作。”

瓦利有时太拘于语法，说话反倒让人难以理解。黛西问：“你不想挣钱，却有了份工作，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飞驰夜总会找了份洗啤酒杯的工作。”

“太棒了！”

门铃响了，没一会儿，女仆就把汉克·雷明顿带进了厨房。汉克散发着典型的爱尔兰人特有的魅力，他满头红发，见人就露出爽朗的笑容。“威廉姆斯夫人，您好，”他说，“我是来带你女儿出去吃饭的——如果你允许的话。”

女人们都喜欢汉克的这种体贴和奉承。“你好啊，汉克。”黛西热情地说。接着她转身吩咐女仆：“去告诉伊维，雷明顿先生到了。”

“我成了雷明顿‘先生’了吗？”汉克说，“最好别让人觉得我是什么值得尊敬的人——这会把我的名声弄臭的。”说完他热情地和加斯帕握了握手，“伊维给我看了你那篇马丁·路德·金的报道，写得太棒了。”接着他又转身和瓦利打了个招呼。

瓦利对这位大明星的谦逊感到惊奇不已，但总算还能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戴夫的堂兄，桃色岁月乐队的吉他手。”

“你们的汉堡之行怎么样？”

“在因为戴夫的年龄问题被赶回英国之前，都非常不错。”

“我们的科尔德乐队也曾在汉堡演出过，”汉克说，“那段经历很棒。我出生在都柏林，但人生经历都是在绳索大街获得的，你们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加斯帕觉得汉克非常有魅力。他富有出名，是世界流行乐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却极力想讨厨房里每个人的欢心。他是不是有一种被人喜欢的强烈渴望呢——这种渴望又是不是他成功的秘诀呢？

伊维走进了厨房，她的样子很不错。她把头发剪成了形似披头士乐队的短鬈形状，穿着能展示出美丽腿型的马莉官 【15】 A字裙。汉克做出被迷倒的样子。“老天，你穿成这样，我得带你去个时髦的地方，”他说，“去新开的酒吧怎么样？”

“不管去哪里，我们都得速战速决，”伊维说，“下午三点半我要参加舞台剧的试演。”

“什么试演？”

“一出叫《女人的审判》的法庭剧。”

汉克非常高兴。“这将是你的舞台剧首演。”

“如果能得到那个角色的话，这的确是。”

“你肯定会的。走吧，我的车还停在马路的黄线上呢！”

汉克和伊维走出家门，瓦利回到自己的房间。加斯帕看了看表：十二点三十分。主编的评议结果随时有可能揭晓。

他没话找话：“我喜欢美国。”

“你想去那里住吗？”黛西问他。

“当然想了。我想去电视台工作。《圣朱利安新闻》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报纸已经不行了。电视新闻才是主流。”

“美国是我的家，”黛西悠悠地说，“但我在伦敦找到了爱情。”

电话铃响了。主编的人选出来了。是加斯帕，还是那个托比·詹金森呢？

黛西拿起电话。“他在这里。”她把话筒递给心跳怦怦作响的加斯帕。

来电话的正是皮特·邓根。邓根说：“是瓦莱丽·凯克布莱德。”

加斯帕一开始没弄明白。“什么？”他问，“你说谁？”

“瓦莱丽·凯克布莱德当上了《圣朱利安新闻》的主编。萨姆把职位留给了自己的妹妹。”

“瓦莱丽吗？”理解了邓根的话以后，加斯帕大吃一惊，“除了几篇时尚报道以外，她可什么都没写啊！”

“她在《时尚》杂志干过端茶送水的活儿。”

“他们怎么能这么干？”

“我怎么知道。”

“我早知道简恩爵士是个浑蛋，但没想到……”

“我现在能去你那儿吗？”

“你来干吗？”

“我们可以去酒吧借酒消消愁。”

“好吧。”加斯帕放下话筒。

黛西说：“是条坏消息吧，我为你感到难过。”

加斯帕激动地说：“他们竟然把主编职位授予了现任主编的妹妹！我从来没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他想起了在学生会咖啡馆与凯克布莱德兄妹的对话。这对阴险的兄妹，至始至终两人都没提过瓦莱丽参选的事情。

他被比自己更会算计的人整惨了，加斯帕痛苦地意识到。

黛西说：“这简直是丑闻。”

加斯帕气愤地心想，这就是所谓的英国方式。在英国，关系比才能更管用。他的父亲因为同样的原因受害，到现在还只是个上校。

“你会怎样应对？”黛西问。

“我会移居到美国去。”他的决心比以前更坚定了。

“先完成大学学业再说，”黛西说，“美国人很重视教育程度。”

“我想你是对的。”加斯帕说。可相对于采访技巧来说，他的学习成绩却不怎么好。“我无法在《圣朱利安新闻》为瓦莱丽工作。去年被萨姆击败之后，我还接受了寄人篱下的工作。我不想再重复一次这样的经历。”

“没错，”黛西说，“这会让你看起来像是二流记者。”

加斯帕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他的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个计划。他说：“糟糕的是，没有人再会把校董在南非投资的事公之于众了。”

黛西上当了。“你也许可以创办一份报纸，和《圣朱利安新闻》竞争。”

加斯帕装出怀疑的样子。“恐怕不行吧。”

“戴夫的祖母和瓦利的外祖母早在1916年就这么干了。她们创办了一份名为《军人之妻》的报纸，如果她们能……”

加斯帕摆出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指出了关键的问题。“她们哪来的钱啊？”

“茉黛家很有钱。其实印几千份报纸也花不了多少。卖出第一期以后，你就可以用赚来的钱印第二期了。”

“马丁·路德·金那篇文章让我赚了二十五英镑，但那点钱我想应该不够……”

“我可以帮你。”

加斯帕假装不愿意。“这钱你也许永远收不回来了。”

“我们可以制定一份预算。”

“皮特正在来的路上，我们可以打几个电话。”

“如果你投入自己的钱，我也会相应地投入。”

“谢谢你。”加斯帕根本无意花自己的钱。他很清楚，预算和报纸的闲聊专栏是一个性质：里面大多数东西是虚的，永远没人知道有多少真相。“加把劲的话，我们在学期开始就可以出第一份报纸。”

“你可以在报纸首页刊登南非投资的事情。”

加斯帕的劲头又上来了。这比当《圣朱利安新闻》的主编要棒很多。“太好了……《圣朱利安新闻》只会刊登‘欢迎来伦敦’这种空洞无物的东西。我们的报纸将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他开始兴奋起来。

“预算一做出来就给我看，”黛西说，“我们绝对能做出些好东西来。”

“谢谢你。”加斯帕说。

第二十九章

1963年9月，乔治·杰克斯买了辆车。尽管华盛顿的公共交通很发达，但乔治喜欢车，又完全买得起，他更喜欢外国车：他认为外国车更时尚。他买下了一辆已经用了五年的、深蓝色的双门梅赛德斯-奔驰敞篷车。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他开车去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探望母亲。母子俩会一起吃晚饭，然后开车去伯特利福音派教堂参加晚祷告。最近即便是周日，乔治也很少有空来探望。

九月的阳光下，汽车沿着苏特兰公路向前行驶，乔治思考着回家后母亲会问他哪些问题，他又能给出什么样的答案。首先，母亲一定想知道维雷娜的情况。“妈妈，她说她对我来说还不够好，”他会这样回答，“你这么看？”

“她说得没错。”母亲也许会这样说。在杰姬看来，没几个女孩能配得上她儿子。

母亲还会问他和鲍比·肯尼迪相处得怎么样。事实上鲍比是个极端的男人。他执拗地恨着一些人。埃德加·胡佛就是其中的一个。乔治对此并不反感：胡佛的确是个卑鄙小人。但鲍比还很恨林登·约翰逊。乔治觉得很遗憾，林登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和他结怨非常可惜。遗憾的是，两人就是水火不容。想到粗鲁暴躁的副总统和优雅的肯尼迪一家在海尼斯港泛舟游玩的情形，乔治禁不住笑了：林登如同芭蕾课上闯入的犀牛一样，与肯尼迪家族格格不入。

鲍比一向爱憎分明，幸运的是，乔治是他喜欢的人。乔治是鲍比身边即便做错事也会被认为是出于好心的那小部分人之一。他会怎样向母亲说起鲍比呢？“他是个真心实意让美国变得更好的聪明人。”

杰姬一定想知道肯尼迪兄弟在民权法案上的推进为何会如此迟缓。乔治会这样对她说：“如果力度过猛的话，白人就会强烈反对。这样会导致两个结果。首先，议会会否决民权法案。其次，杰克·肯尼迪会输掉1964年的总统选举。如果肯尼迪输的话，当选总统的又会是谁呢？可能是迪克·尼克松，也可能是巴里·戈德华特，甚至可能是极端仇恨民权运动的乔治·华莱士。”

乔治把车停在杰姬·杰克斯乡村风格的住处门前的车道上，走进门的时候，他还在设想着和母亲可能的对话。

但母亲的低声哭泣打消了他的这些想法。

童年时的恐惧突然又回来了。他很少听见母亲哭——小时候，母亲对他来说就是坚强的代名词。在母亲少有几次情绪崩溃而痛哭的时候，小乔治总是会感到彷徨而恐惧。但现在，听到母亲的低声哭泣，乔治必须压抑住童年的那种恐惧，告诉自己已经是个成年人，不应为母亲的眼泪感到害怕。

他关上门，跑过玄关进了客厅。母亲正坐在电视前面的深褐色天鹅绒沙发上。她双手按着两侧的面颊，像是要把头支撑住一样。泪水不断地从杰姬的脸庞上往下淌。她双眼紧盯着电视，嘴巴大张，痛哭不已。

乔治说：“妈妈，天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四个女孩就这样没了。”她哭泣着说。

乔治看着电视上的黑白画面。他先看见了两辆像是被粉碎了的车辆。接着镜头转向了一幢墙体开裂、窗户破碎的房子。循着记忆，乔治很快认出了这幢房子。他心一惊。“天啊，这是十六街的浸礼会教堂。”他说，“那帮家伙都干了些什么？”

他妈妈回答说：“白人炸毁了教堂的主日学校。”

“不！”乔治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即便是在阿拉巴马，也没人会去炸教堂的主日学校啊！

“他们炸死了四个女孩，”杰姬说，“上帝怎么能允许发生这种事？”

电视里传出了播音员的旁白：“死者被确认为十一岁的丹尼丝·麦克莱尔……”

“才十一岁！”乔治说，“这不是真的！”

“……十四岁的埃迪·梅、十四岁的卡萝尔·罗伯特森和十四岁的辛西娅·韦斯利。”

“她们都只是些孩子啊！”乔治说。

“二十多个人在这起爆炸中受伤。”播音员用不带感情的声音说。画面上，一辆救护车正从爆炸现场离开。

乔治坐到杰姬身旁搂住她。“我们该怎么办？”他迷茫地问。

“祷告。”杰姬说。

播音员不带感情的声音在继续着。“这是过去八年伯明翰发生的第二十一起针对黑人的爆炸，”他说，“伯明翰市警察没能把任何一起爆炸的嫌疑人送上法庭。”

“只有祷告吗？”乔治的声音里满是凄凉。

这时，他甚至产生了杀人的冲动。

主日学校爆炸案震惊了全世界。在威尔士，矿工们开展募捐，用募捐来的钱购买新的不锈钢窗户，以替代十六街浸礼会教堂被炸碎的玻璃窗。

马丁·路德·金在葬礼上说：“尽管度过了如此黑暗的一刻，但我们不应丧失对白人兄弟的信心。”乔治想遵从金博士的劝导，却发现这样做非常难。

一时间，乔治觉得民意开始倾向民权法案。议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拥护肯尼迪总统的法案，并增加了运动参与者梦寐以求的禁止就业歧视的条例。

但几星期后，种族主义分子开始了他们的困兽之斗。

十月中旬，司法部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被放在乔治的案头。信里放了一份薄薄的报告。署名是联邦调查局：

对共产主义和黑人运动关系的最新分析

“这他妈是什么？”乔治轻声问自己。

他飞快地读完了这份报告。这份十一页长的报告极具毁灭性。报告中把马丁·路德·金称为“一个不检点的家伙”。报告宣称马丁·路德·金“经常性自愿”地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报告用对内情了如指掌的口气说：“共产党高层预见到了操纵马丁·路德·金的可能性。他们怎么说，马丁·路德·金就会怎么去做。”

这些言之凿凿的断言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支持。

乔治拿起电话，打电话给和司法部共处一幢大楼，但居于另一层的联邦调查局总部的乔·乌戈。“这是什么鬼东西？”他问乌戈。

乔马上知道了他在说什么，所以也没刻意假装。“他和共产党人交朋友又不是我的错，”他说，“别把气出在我头上！”

“这根本不是什么报告，这是赤裸裸的污蔑。”

“我们有证据。”

“不能被证实的证据不算证据，乔，那叫道听途说——你在法学院没学过这个吗？”

“我们必须保护信息源。”

“你把这鬼东西都发给了哪些人？”

“让我看看。啊……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

“也就是说整个华盛顿都收到了，你这个浑蛋！”

“我们不会隐瞒关于国家之敌的情报。”

“你们想故意破坏总统的民权法案。”

“乔治，我们不会做那种事。我们只是执法机关。”说完乔挂上了电话。

好不容易压住火气以后，乔治又仔细察看了一遍报告中那一条条令人发指的指控。他在打字机上打出乔所述的那些政府部门名单，然后把文件带到鲍比那里。

和以往一样，鲍比穿着衬衫，戴着眼镜，领带松散地坐在办公桌前。他的嘴里叼着根烟。“又要让您生气了。”他把报告递给鲍比，然后对报告的内容作了简述。

“胡佛这个同性恋！”鲍比骂道。

这是乔治第二次听鲍比说胡佛是个同性恋。“您说的是真的吗？”乔治问。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了？”

乔治大吃一惊。“胡佛真是个同性恋吗？”很难想象这竟然是真的。胡佛又矮又胖，体重超重，没几根头发，鼻子像被人揍过一样，五官不正，脖子老粗。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会是同性恋。

鲍比说：“听说黑社会掌握了他穿裙子的照片。”

“原来他在各种场合声称美国没有黑社会是因为这个啊！”

“这也是一方面原因吧。”

“天哪。”

“明天安排我跟他见次面。”

“没问题。同时，还请允许我查看一下对列维森的监听记录。如果列维森想用马克思主义影响马丁·路德·金，监听记录里就一定找得到证据。列维森会谈到资产阶级、人民大众、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马克思和苏联这类词。我会对这类词做出记录，看看他的话会对马丁·路德·金造成多少影响。”

“好主意，和胡佛见面前把记录交给我。”

乔治回到办公室，叫人去拿对斯坦利·列维森的监听记录——胡佛的联邦调查局把监听内容完整地交给了司法部。半小时后，一个文件管理员推了辆小车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乔治审阅起了报告。直到下班后清扫办公区的清洁工问他可不可以开始清扫时，他才抬起头。清洁工清扫办公室的时候，他一直坐在办公桌前看着这份报告。乔治只有在哈佛法学院才这样“挑灯夜战”过，还是在学业任务特别繁重的第一年。

刚看了几页，他就知道列维森和金的对话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对话里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乔治之前所列的那些关键词。他们谈到了金正在撰写的一部著作，谈到了筹集资金的事情，谈到了华盛顿大游行的准备工作。金说到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以及对朋友们的疑虑：即便运动是非暴力的，他也担心自己会因为和平示威引起的骚乱和爆炸而受到谴责。他们的通话很少提到其他方面的政治问题，共产党员关心的涉及到古巴、越南和柏林问题的冷战更是提都没提。

凌晨四点，乔治把头放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八点，他从抽屉里拿出仍然包在洗衣房口袋里的干净衬衫，去厕所洗了个澡。接着他为鲍比写了份简短的报告，报告中说列维森和金两年来的电话中从没提到过共产主义和与之相关的话题。“如果列维森是共产主义的鼓动者，他绝对不合格。”乔治下出了结论。

这天稍晚些时候，鲍比去联邦调查局见胡佛。回来以后他对乔治说：“他答应撤回报告。明天他的信使将去各个收信地收回所有发出的报告。信使会告诉收信方，这份报告还需要修改。”

“很好，”乔治说，“但这是不是太晚了？”

“是的，”鲍比说，“危害已经造成了。”

似乎嫌1963年秋天肯尼迪的麻烦还不够多一样，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越南危机又发酵了。

在肯尼迪的支持下，南越军队废黜了不得民心的总统吴廷琰。凌晨三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叫醒了肯尼迪总统，告诉他，他所授权的政变已经成功了。吴廷琰和弟弟吴廷瑈遭到了逮捕。肯尼迪下令放吴廷琰和家人一条生路，让他们流亡国外。

鲍比让乔治和他一起参加上午十点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

会议中，一位助理拿着一封电报走进会议室，说吴廷琰兄弟已经自杀了。

乔治从没见肯尼迪总统如此震惊过。总统看上去备受打击，黝黑的脸庞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他站起来，冲出了会议室。

“他们不会自杀，”会后鲍比对乔治说，“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乔治知道蒂姆·泰德尔正在西贡做中央情报局和南越军队之间的协调人。如果泰德尔把事情搞砸了，那也不奇怪。

午后，中央情报局发来电报说，吴廷琰兄弟是背靠着一辆装甲运兵车被处决的。

“我们无法控制那里的一切，”乔治灰心地对鲍比说，“我们试着帮助他们寻求自由和民主，但我们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再等一年看看，”鲍比说，“我们不能把越南拱手让给共产党人——不然我哥哥会在明年十一月的总统选举中落选的。只要能再次当选，他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出许多新的举措，你就等着瞧吧。”

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司法部的助理们郁闷地坐在部长办公室隔壁的办公室里。胡佛的干预奏效了，民权法案似乎难以通过。耻于承认自己是种族分子的议员们正苦于没有反对法案的理由，胡佛就替他们找了一条。

议案按照常规被提交给参议院的法律委员会。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史密斯来自弗吉尼亚州，是个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他以联邦调查局指控共产党人为依据，威胁要把民权法案永远搁置起来。

这让乔治异常愤怒。他们没看到是自己的态度导致了主日学校的女孩们被杀吗？只要有教养的上等人觉得黑人理应得到非人的对待，那些无知的歹徒就会认为自己也拥有杀戮孩童的权力。

更糟的是，在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的当下，杰克·肯尼迪正在渐渐失去民心。他和鲍比对得克萨斯的形势尤其担忧。总统选了来自得克萨斯的林登·约翰逊做搭档，才勉强赢得了1960年得克萨斯的选举。不幸的是，与总统三年的合作使林登失去了得克萨斯保守派精英对他的信任。

“不光是因为民权法案，”乔治说，“我们建议取消石油损耗津贴，他们这是在报复。得克萨斯的石油企业已经十来年没交税了，他们因为特权被剥夺而痛恨我们！”

“几千个得克萨斯保守分子脱离了民主党，加入了共和党，”丹尼斯·威尔逊说，“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事实。他们都投入了戈德华特参议员的旗下。”巴里·戈德华特是想废除社会保险、往越南扔原子弹的右翼共和党人。“如果戈德华特参加总统竞选，得克萨斯就是他的了。”

另一位助理说：“总统应该去得克萨斯，迎合一下那些混账东西。”

“他会去的，”丹尼斯说，“总统夫人也会一起去。”

“他们什么时候走？”

“他们将在11月21日前往休斯敦，”丹尼斯说，“第二天就会去达拉斯。”

第三十章

玛丽亚·萨默斯在白宫的新闻办公室，看着电视里阳光照耀下的空军一号在被叫作“爱之田”的达拉斯机场缓缓降落。

空军一号的后舱门前架设了一道舷梯。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妻子伯德·约翰逊站在最前排，准备迎接总统夫妇。远处的铁丝网围栏外站着两千多名欢迎的群众。

机舱门开了。一阵令人焦急的间歇后，肯尼迪夫人穿着香奈儿套装、戴着与之相配的圆帽出现在众人面前。她的丈夫、玛丽亚的情人约翰·肯尼迪总统接着也出现了。私下里，玛丽亚爱用总统的弟弟们偶尔对他的爱称“约翰尼”来称呼他。

当地的电视播音员说：“从这里我能看见他已经被阳光晒黑了不少！”玛丽亚觉得这个播音员可能是个新手：电视机是黑白的，播音员却没有告诉观众他们关心的颜色。所有观看直播的女性一定很想知道肯尼迪夫人的外套是不是粉色的。

玛丽亚问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愿不愿意和杰姬·肯尼迪换个位置。玛丽亚非常想拥有总统的全部，向世人宣称自己深爱着总统，想指着他对别人说“这是我丈夫”。但除了快乐，婚姻也少不了悲伤。肯尼迪总统经常背叛自己的妻子，不仅是和玛丽亚一个人搞外遇。尽管从没正面承认过，但玛丽亚渐渐知道她只是总统“红颜知己”中的一员，这样的“红颜知己”也许有十几个。作为总统的情妇，玛丽亚不愿把他和别人分享：知道总统和那么多别的女人亲近，知道他亲吻那么多女人、摸她们的私处、一有机会就把阳物放在她们嘴里，总统妻子有多痛苦就可想而知了。玛丽亚必须保持平静：情妇所能得到的一切，她都已经得到了。杰姬却没得到作为妻子所应得的。玛丽亚不知道哪种情况更糟些。

总统夫妇走下舷梯，开始和等待他们的得克萨斯重要人物一一握手。玛丽亚不知道今天喜气洋洋接机的接机者中有多少会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他——也不知道有多少微笑着迎接他的人已经在密谋背叛他了。

得克萨斯报界对肯尼迪总统充满了敌意。极端保守分子控制的《达拉斯新闻晨报》过去两年一直肆无忌惮地痛骂着总统。报纸把肯尼迪叫做“骗子”“共产党同情者”“小偷”和“真相的傻瓜”。今早，这份报纸努力找了个负面的标题来形容总统和总统夫人这次成功的得克萨斯之旅：“肯尼迪的旅行被政治纷争所笼罩”。但在报纸内页上，一个名为“美国发现真相协会”的组织打出了一个充满恶意的整版广告，上面充斥着诸如“美国共产党领袖盖斯·霍尔为什么拥护你的几乎每一条政策”之类针对总统的问题。在玛丽亚看来，这些问题很蠢，把肯尼迪总统看成地下共产党员的人肯定是个疯子。但报道的语气却让她不寒而栗。

一个新闻官打断了她的思绪。“玛丽亚，如果你不忙的话……”

正在看电视的玛丽亚显然并不忙。“要我做什么？”她问。

“我想让你去国家档案馆跑一趟，”国家档案馆离白宫不到一英里，“我需要这些文件。”他递给玛丽亚一张纸。

玛丽亚经常写新闻稿，或者打草稿，但没当上新闻官：从未有女性出任过白宫的新闻官。在白宫工作了两年以后，她仍然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员。如果不是和总统的情事，她也许早就离开白宫了。她看了看纸上的这些文件名，然后对这位新闻官说：“我马上替你去取。”

“谢谢你。”

她最后看了眼电视。总统正离开那些头面人物，向围栏外的群众走去。他把手伸过围栏，和群众一一握手。杰姬戴着圆帽站在总统身后。人们因为能够真实地触碰到他们而兴奋地大声欢呼。玛丽亚看到熟悉的特情人员一边尽可能靠近总统，一边审视着人群，观察着有可能遇到的危险。

玛丽亚在心里对这些特情人员发出呼唤：“请帮我照顾好约翰尼。”

然后她离开了办公室。

乔治·杰克斯一大早便开着自己那辆梅赛德斯前往距离白宫八英里的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鲍比·肯尼迪和他的一大家子就住在麦克莱恩希克里山的一座有十三间卧室的白砖房里。司法部长中午要在家开一个关于有组织犯罪的会议。有组织犯罪不是乔治的专长，但在触及到部长的核心圈子以后，乔治也参与到了鲍比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中来。

乔治和他的对头丹尼斯·威尔逊站在客厅里，一同看着来自达拉斯的电视直播画面。总统夫妇正在做乔治和政府里所有其他人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和达拉斯市民交谈，用手触摸他们，以自己的魅力感化他们。杰姬露出她那著名的不可抗拒的微笑，伸出戴着手套的手，和一位位市民握手。

乔治在画面中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身旁看到了自己的朋友斯基普·迪克逊。

最后总统夫妇回到了车上。他们坐的是一辆林肯大陆型四门敞篷车，车顶的敞篷放了下来。车窗也都开着，市民们可以不受车窗的阻隔，看见总统本人。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戴着高顶宽边帽站在打开的车门旁。总统和夫人坐在车后座上。肯尼迪总统把右手的手肘枕在座位边缘，看上去愉快而放松。车开得很慢，后面跟着摩托车队，再后面是三辆载着记者的巴士。

车队开出机场上了公路，电视直播到此告一段落。乔治关上了电视。

华盛顿的天气也很好，鲍比决定会议直接在室外进行，于是他们走出后门，穿过草坪，来到已经备好桌椅的游泳池旁。乔治回望着屋子，看见主屋的侧面正在搭建新房。几个工人正在新房外刷油漆，他们开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因为隔得比较远，乔治听不见收音机在播什么。

乔治对鲍比在有组织犯罪上所做的工作非常敬仰。鲍比把政府的各分支机构调动起来，分散打击各个家族的头目。联邦禁毒署充满了干劲，烟酒和武器管理局也同样被动员起来了。鲍比还让国税局调查黑社会头目的交税情况，让移民和规划管理局把涉及有组织犯罪的非美国公民遣返回家。他的这一系列举措给美国的犯罪带来了行之有效的打击。

但联邦调查局却在拖他的后腿。本应是他强有力同盟的埃德加·胡佛置身事外，公然宣称美国没有黑手党的存在。乔治现在才知道，胡佛可能是因为受到了黑手党同性恋照片的讹诈才这么说的。

和肯尼迪的许多政令一样，鲍比的举措也在得克萨斯遭到了阻力。这个州犯罪横行，很多上层人士都参与赌博、嫖娼和吸毒。《达拉斯新闻早报》不止一次地攻击鲍比·肯尼迪，说他把政府搞得太强势，还说地方上的犯罪应该由州执法机构来处理。但大多数人都知道，州警腐败无能，很多时候根本派不上用场。

鲍比的妻子艾瑟尔端来了金枪鱼三明治和海鲜杂烩浓汤，使会议中断了一会儿。乔治充满敬意地看着鲍比的夫人。艾瑟尔是个苗条而美丽的三十五岁女人，很难相信四个月前她刚产下了他们的第八个孩子。她的穿着低调而不失质感。乔治已经意识到，这就是肯尼迪家女人穿戴的风格。

游泳池旁的电话机响了，艾瑟尔拿起话筒。“是的，”她拖着长长的电话线把话筒递给鲍比，“埃德加·胡佛打来的电话。”

乔治非常吃惊。胡佛是知道司法部在没有他的参与下调查有组织犯罪，打电话来兴师问罪了吗？他连鲍比家的庭院都能监听到吗？

鲍比从艾瑟尔手中接过话筒。“喂？”

乔治注意到草地那头有一个喷漆工行动十分诡异。那个人拿起无线电收音机，转过身，开始向鲍比和他们几个正在开会的人狂奔过来。

乔治又看了一眼司法部长。他露出可怕的表情，乔治突然觉得非常害怕。鲍比紧捂着嘴避开了他们。乔治想，那个浑蛋胡佛又对他说了些什么啊？

接着，鲍比转身面对正在吃饭的部下们说：“杰克被枪击了，可能是致命的。”

乔治的思维变得缓慢起来。“杰克”，鲍比是在说总统；“被枪击了”，总统一定是在达拉斯被人枪击的；“可能是致命的”，他也许已经死了。

总统也许已经死了。

艾瑟尔跑向鲍比。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拿着收音机的油漆工走到游泳池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一阵沉默过后，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乔治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他想起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人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应。亚特兰大的维雷娜会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妈妈会在工作的全美大学女性联谊会餐厅里很快得知噩耗。议会正在开会，格雷格会在议会听说总统遇刺一事。玛丽亚——

玛丽亚·萨默斯。玛丽亚的秘密情人被枪击了。她一定极其悲伤——现在可没人在玛丽亚身边安慰她。

乔治必须马上去见她。

他跑过草地，穿过屋子，到达前面的停车场，跳进车门开着的梅赛德斯，以最快的速度开上了公路。

华盛顿时间下午两点，达拉斯时间下午一点，旧金山时间上午十一点。卡梅隆·杜瓦正在数学课上学习微分方程，觉得这种方程式很难理解——以往的课程对他非常容易，难解的微分方程对他是种全新的经历。

在伦敦的一年对他无害无益。最多也就是因为上学时间早，英国孩子似乎比他领先了一点，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唯一让他伤心的，是伊维毫不留情的拒绝。

卡梅隆对剃着平头、戴着针织领带、希望和孩子们交朋友的数学老师马克·范肖没有一丝敬意。他认为老师必须有点权威才行。

校长道格拉斯先生走进教室。相比马克·法比安·范肖，卡梅隆更喜欢校长。校长是个孤傲的老学究，只要师生都按照他说的做，他根本不在乎他们喜不喜欢他。

法比安惊奇地抬起头：道格拉斯先生很少出现在教室。道格拉斯轻声对法比安说了些什么，这一定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法比安黝黑的脸突然变得煞白。谈了一会儿以后，法比安点了点头，校长走出教室。

上午的课间休息铃响了，法比安却语气坚定地说：“请留在各自的座位上，安静地听我说些话好不好？”法比安有个古怪的习惯，常会用“好不好”和“明白了吗”这些不必要的语气词来陈述一件事。“我有些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他说，“事实上，是非常不好的消息，明白了吗？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卡梅隆说：“总统今天就在达拉斯。”

“没错，但请别打断我好不好？我说的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总统被人枪击了。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死了，明白了吗？”

有个学生大声骂了出来。令人惊讶的是，法比安竟没搭理他。

“现在我希望你们保持平静。学校里的一些女孩可能非常不安。”数学课上没有女孩子，“比你们更小的孩子需要安抚。希望你们表现得像小男子汉，能帮助比你们软弱的人，明白了吗？现在，和平时一样去休息一下，留意之后课程表可能的变化。好了，休息去吧。”

卡梅隆拿起书本，从教室走进走廊。走廊不像老师希望的那样安静有序。跑出教室的孩子们马上就喧闹起来：一些孩子漫无目的地乱跑，一些孩子瞠目结舌地愣在那里，一些孩子在哭，大多数孩子则在扯着嗓门喊。

所有人都想知道总统是不是已经死了。

卡梅隆不喜欢杰克·肯尼迪总统的自由主义政策，但突然间，这无关紧要了。如果到了可以投票选举总统的年龄，卡梅隆无疑会选理查德·尼克松，但他还是会对此感到愤怒。肯尼迪是民选的美国总统，袭击总统就相当于袭击整个美国。

谁枪击了我的总统？他突然想到。是苏联人吗？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吗？是黑手党还是三K党？

他在校园里看见了妹妹杜杜。杜杜对他叫着：“总统真的死了吗？”

“没人知道，”卡梅隆说，“谁有收音机？”

杜杜想了一会儿。“校长先生有。”

校长办公室的确有一台胡桃木的老式收音机。“我这就去他那里。”卡梅隆说。

他穿过走廊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前，敲了敲门。“进来吧。”道格拉斯校长说。卡梅隆走了进去。校长正和其他三个老师一起听着收音机。“杜瓦，你来干什么？”道格拉斯校长用一贯没好气的语气问。

“先生，学校里所有人都想听收音机。”

“孩子，校长办公室没办法容纳那么多人。”

“我想你也许可以把收音机放在礼堂，调大音量，让所有人都听得见。”

“我？现在？”道格拉斯校长似乎想轻蔑地加以拒绝。

可副校长埃尔科特夫人却轻声说：“这主意不坏。”

道格拉斯校长犹豫了一阵，然后点了点头。“杜瓦，想法不错，去礼堂吧，我会把收音机给带去。”

“谢谢你，先生。”卡梅隆说。

加斯帕·默里受邀参加伦敦西区国王剧院《一个女人的审判》的首演。学生报记者一般不会受邀出席，但参演的伊维·威廉姆斯却把加斯帕列入了嘉宾名单。

加斯帕的报纸《真相》办得非常顺利。加斯帕特意休学了一年，专心运营这份报纸。简恩爵士在迎新周对第一期关于监事会的报道表示了愤怒，结果第一期很快销售一空。加斯帕很高兴能激怒这样的英国特权阶级，他把满腔的热情都投入了这份报纸。第二期报纸深入揭露了学校高层的不法行为和他们失败的投资。《真相》第三期就实现了盈利。加斯帕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黛西·威廉姆斯，他怕黛西会找他还钱。

第四期明天就将下厂印刷。他对这期不是很满意：没有什么有争议的内容。

加斯帕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不再去想他的报纸。这时伊维已经放弃学业，专心于表演了——如果已经在电影中有了角色，在西区的舞台剧中也获得了出演机会，就没必要再上戏剧学校了。曾经对加斯帕有莫大吸引力的伊维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而自信的女人，她还看不透自己的能力如何，却对前进的方向坚信不疑。

伊维那著名的男友坐在加斯帕身旁。汉克·雷明顿和加斯帕一样大，尽管他是个百万富翁，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出名，却没有轻视加斯帕这样的学生。事实上，因为十五岁就辍了学，他一直都很尊敬他觉得有知识的那类人。这点让加斯帕非常高兴，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觉得汉克的天赋比学校的考试更有用。

伊维的父母和他们坐在同一排，伊维的外祖母艾瑟尔·莱克维兹也坐在这排。只有当晚同样有演出的弟弟戴夫没来。

幕布拉起了。伊维参演的这部是部法庭剧。加斯帕听伊维背过台词，知道第三幕发生在法庭上，但第一幕戏却开场于一个律师事务所。扮演律师女儿的伊维在第一幕中段登场，和父亲展开争论。

加斯帕被伊维的自信和在舞台上的统治力征服了。他只能一再提醒自己，伊维只是和他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那个小孩子。他发现自己很讨厌戏中父亲的傲慢，对女儿的愤怒和沮丧感同身受。第一幕接近结束时，伊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她慷慨激昂的诉求让观众们屏住呼吸，纷纷为之而动容。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观众们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起初台上的演员没有注意到台下的动静。加斯帕四处张望，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晕倒或呕吐了，但并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况。观众席的另一侧有两个人离开座位，与一个显然是来叫他们的人匆匆离开了剧院。坐在加斯帕身边的汉克低声骂道：“这些浑蛋为什么就不能保持安静呢？”

又过了一分钟，伊维的表演出现了短暂的停顿，加斯帕知道她显然也发现了观众席上的不对劲。伊维试着放大角色的戏剧性来赢回观众的注意。她的声音更大了，语调里饱含着情感，在舞台上做出各种略显浮夸的动作。这种努力使加斯帕对她愈加敬佩。但这些都没有用。叽叽喳喳的小声交谈很快就变成了嗡嗡的谈话声，有人甚至开始大呼小叫起来。

汉克站起来，转过身，对身后的人说：“你们能闭上嘴好好看戏吗？”

伊维在台上显得不知所措。“想想那个女人……”她犹豫了一会儿，“想想那个女人经历了什么……忍受了什么……又……”她陷入了沉默。

扮演律师父亲的老演员从书桌后站起身，“亲爱的，别慌。”这句多半不是剧本上的台词。他走到伊维站着的地方，抱住伊维的肩膀。接着，他转过身，在聚光灯的照耀下，直接对观众开口说话。

“女士们、先生们，”他用招牌的浑厚男中音说，“有人能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丽贝卡·赫尔德的时间很赶。和伯纳德一起下班之后，她做了晚饭，在伯纳德收拾的时候又准备去市议会开会了。作为渐渐增多的女性成员之一，丽贝卡刚当选为汉堡市议会的议员。“你确定不介意我出去吗？”她问伯纳德。

伯纳德转过轮椅面对着丽贝卡。“别为我放弃任何事，”他说，“别为我作任何牺牲。永远不要因为要照顾残疾的丈夫而放弃什么。我希望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这样你才会快乐，才会继续爱着我，才会留在我身边。”

丽贝卡的话只是出于礼貌，但伯纳德显然对这个问题已经想得很透了。他的话感动了丽贝卡。“你真是太好了，”她说，“你和我父亲沃纳很像，像他一样强壮，也像他一样永远正确，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你了。”

“说到沃纳，”伯纳德说，“你从卡拉的信中看出了些什么？”

所有出入东德的信都会被秘密警察审阅。如果在信里——尤其是寄往西德的信里说错话，就会被投入监狱。信里如果有“艰苦”“短缺”“失业”或者“秘密警察”这种字眼，寄信人就要大祸临头了。因此卡拉总是会在信里用上各种暗语。“她说卡罗琳现在与她和沃纳住在一起，”丽贝卡说，“所以我觉得，这可怜的姑娘多半被父母赶出来了——秘密警察多半施了压，说不定还就是汉斯本人干的。”

“那家伙的报复就没完没了了吗？”伯纳德问。

“好在卡罗琳很快就和十五岁的莉莉交上了朋友，莉莉这个年纪恰巧对怀孕这种事很感兴趣。卡罗琳还能从外祖母茉黛那里得到很多生产方面的建议。如同我父母被杀的时候一样，那幢房子可以成为卡罗琳最安全的避难所。”

伯纳德点了点头。“你从来没想过去寻根吗？”他问，“你从来没跟我谈过犹太身份。”

丽贝卡摇了摇头。“我父母都不信教。我知道沃尔特和茉黛以前常去教堂，但卡拉脱离了教会，我更是和宗教无关了。种族什么的也已经忘掉了，我只想以为东德和西德的自由民主作斗争来祭奠父母。”说完她惨然地笑了笑，“抱歉对你说这么多，我应该把这些话留到议会上。”说完她拿起装有文件的手提包去了议会。

伯纳德说：“走之前看看新闻吧，也许里面有你需要知道的内容。”

丽贝卡打开电视。新闻刚开始。新闻播报员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今天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遇刺身亡。”

“不！”丽贝卡尖声惊叫。

“年轻的总统和总统夫人在乘着敞篷车穿过街道时，遭到了一个枪手的袭击，枪手发射了几颗子弹，总统被击中，数分钟后在医院里被宣布死亡。”

“他妻子真是太可怜了！”丽贝卡感叹道，“还有孩子们。”

“据信，同在车队里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将即刻返回华盛顿接任总统一职。”

“肯尼迪是西柏林的守护者，”丽贝卡神色惨然地说，“他曾经说‘我是个柏林人’。他是我们的英雄。”

“他的确是。”伯纳德说。

“现在我们会遭遇什么？”

“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卡罗琳对莉莉说，她们坐在柏林米特区家中的厨房，“我应该和瓦利一起过去。能给我倒杯热水吗？我又有点痛了。”

莉莉从碗橱里拿出一个橡胶瓶，在热水龙头下接满了水。她觉得卡罗琳对自己太严厉了。莉莉告诉卡罗琳：“你已经为孩子作出你当时的最佳选择了。”

“我太懦弱了。”卡罗琳说。

莉莉在卡罗琳背后忙活着。“要来点热牛奶吗？”

“来点吧。”

莉莉把牛奶倒进锅里，放在火上加热。

“我的行为都是因为恐惧，”卡罗琳说，“我觉得瓦利太年轻，不值得信任，只有父母才能让我依靠。事实正好与之相反。”

斯塔西威胁卡罗琳的父亲要剥夺他的车站管理员职位。在斯塔西的威胁下，卡罗琳的父亲抛弃了自己的女儿。莉莉听说后非常吃惊。她不知道竟有父母能做出这样的事。“无法想象父母这样对我。”莉莉说。

“你父母永远不会。”卡罗琳说，“当我身无分文、带着六个月的身孕出现在你家门口时，他们毫不犹豫就收留了我。”又一阵阵痛袭来，她的脸因痛苦而扭曲了。

莉莉将热牛奶倒进杯子里，递给卡罗琳。

卡罗琳啜了一口牛奶：“我非常感谢你和你的家人。但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我慢慢发现，可以依赖的人永远只有自己。”她皱起眉：“哦，天啊！”

“怎么了？”

“我把自己弄湿了。”卡罗琳的裙子前端出现了一块水渍，正在逐渐扩散。

“你的羊水破了，”莉莉说，“这说明孩子就要生了。”

“我得洗洗干净。”卡罗琳站起身，但马上又呻吟起来。“我觉得我走不到浴室了。”她说。

莉莉听到家里的门开了又关的声音。“妈妈回来了，”她说，“感谢上帝！”很快卡拉就走进了厨房。她看了眼情况，问：“阵痛多久来一次？”

“每隔一两分钟。”卡罗琳回答道。

“天啊，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卡拉说，“没时间把你弄上楼了。”她手脚麻利地在地板上铺了几条毛巾。“你就在这儿躺平。”她说，“我就是在这儿的地板上生下瓦利的，”她鼓励卡罗琳，“你也一定能在这生下孩子。”卡罗琳躺在毛巾上，卡拉帮她脱下浸满羊水的内裤。

尽管有见多识广的母亲在场，莉莉还是被吓坏了。莉莉无法想象如此大的婴儿怎能从如此狭小的通道里钻出来。几分钟后，当阴道口开始撑大时，莉莉比刚才更害怕了。

“生得很顺利，”卡拉镇定地说，“你很幸运！”

卡罗琳的痛苦呻吟似乎开始减轻了。莉莉觉得要是换了自己，一定会把喉咙喊哑的。

卡拉对莉莉说：“把手放在这里，宝宝的头出来以后，用手托住。”看到莉莉在犹豫，卡拉对女儿说：“没事的，照我说的办。”

厨房门开了，莉莉的父亲走了进来。“你们听新闻了吗？”沃纳问。

“这里不是男人该待的地方。”卡拉看都没看自己的丈夫，“去趟卧室，把柜子最底下的抽屉打开，把浅蓝色的羊绒披肩拿来。”

“好，”沃纳说，“但是，有人枪击了肯尼迪总统，他已经死了。”

“待会儿再说，”卡拉说，“先把羊绒披肩拿来。”

沃纳消失了。

“他说肯尼迪怎么了？”过了一会儿，卡拉问莉莉。

“我觉得婴儿就快要出来了。”莉莉恐惧地说。

卡罗琳痛苦而用力地长吼一声，婴儿的头终于挤出来了。莉莉用一只手托住婴儿的头，小小的头湿滑而温暖。“她生命力很强！”莉莉突然间对眼前的小生命产生了爱和保护的欲望。

她也不再害怕了。

加斯帕的报纸是在学生会大楼的一间小办公室办的。小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两部电话和三把椅子。离开戏院半个小时以后，加斯帕在那里和皮特·邓根碰了头。

“我们学院有五千个学生，伦敦的其他大学有两万多名学生，其中有不少美国人，”皮特一进门，加斯帕就对他说，“我们要打电话给报纸的每位作者，让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必须找能想到的每个美国学生谈谈，最好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上午。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能赚上一大笔钱。”

“着眼点放在哪儿？”

“也许可以放在美国学生的‘心碎’上面。记得留下说得好的人的面部照片。我去找美籍的教师：教英语文学的希斯洛普、教工程学的罗林斯……还有教哲学的库珀，他肯定会说出很多耸人听闻的话，他一直都那样。”

“我们应该在侧边栏附上肯尼迪总统的生平，”邓根说，“也许可以专门弄一页他的生平照片——在哈佛上大学时的照片、海军时期的照片、和杰姬在婚礼上的照片——”

“等等，”加斯帕说，“他不是在伦敦读过书吗？他老爸曾经是美国驻英国的大使——我记得是个支持希特勒的右翼分子——但我记得他是在伦敦经济学院上的学。”

“对的，我想起来了，”邓根说，“但几星期以后，他就中断学业回国去了。”

“没关系，”加斯帕兴奋地说，“学院里一定有人见过他。能找到一个和他说过四五分钟话的人就好。我们只需要一句评论。即便只是‘他非常高大’也好。这里的侧重点在于‘我所认识的学生时代的肯尼迪’。”

“我马上去找。”邓根说。

距离白宫一英里的时候，车流不知为什么停了下来。乔治·杰克斯不停地按着车喇叭。他的脑海中出现了玛丽亚躲在不知什么地方独自哭泣的样子。

周围的车开始纷纷响起喇叭。前面有辆车的司机跳下车，和路边的人聊起天来。六七个人围在街拐角一辆开着车窗的汽车前，好像是在听车里的收音机。乔治看见一个衣着考究的女人用手捂住嘴。

乔治的梅赛德斯前面停着一辆崭新的白色雪佛兰英帕拉。车门开了，司机下了车。他穿着西装，戴着帽子，像是一个四处奔走的销售员。他看了看四周，看见了敞着车篷的乔治，便走过来问：“这是真的吗？”

“是的，”乔治说，“总统被枪击了。”

“他死了吗？”

“我不知道。”乔治的车上没有收音机。

销售员走到一辆打开了车窗的别克车前。“总统死了吗？”

乔治没有听见车里人的回答。

排成长队的车依然一动不动。

乔治熄了火，跳下车，开始朝白宫方向狂奔。

乔治失望地意识到自己的身材已经走了形。他总是很忙，没有时间锻炼。他试图回忆起上一次积极地锻炼是在什么时候，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跑了不久，他就呼吸困难，浑身开始出汗。尽管希望快点抵达白宫，他还是不得不把奔跑改成了快步走。

到达白宫的时候，他已经全身是汗了。玛丽亚不在新闻办公室。“她去国家档案馆取东西了，”满脸泪水的内莉·福德汉姆说，“她也许还不知道总统遇刺的消息呢！”

“知不知道总统是不是真的死了？”

“他是死了。”说完，内莉又啜泣起来。

“我不想让玛丽亚从陌生人嘴里听到这个消息。”说完，乔治离开白宫，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向国家档案馆跑去。

德米卡和尼娜已经结婚一年了，儿子小格雷戈里也已经六个月大，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其实还是娜塔亚。

娜塔亚和朋友们下班后经常去河畔酒吧喝酒。德米卡也养成了习惯，赫鲁晓夫没让他加班的时候，他也和他们一起去。有时德米卡不只喝一杯。有很多次，他和娜塔亚是最后走的。

德米卡发现自己能把娜塔亚逗笑。他不是爱说笑话的人，但知道许多苏联人生活中反讽的话。娜塔亚同样如此。“一个自行车厂的工人向人展示如何才能更快地生产出自行车的挡泥板，他把锡块压成一块长方形再切割，而不是先一块块地切割再把切下来的小块一一折弯。这个工人因为危害五年计划而受到了指控。”

娜塔亚大笑起来，嘴巴大张，露出牙齿。她的笑十分不羁，常会让德米卡觉得心驰神往。他常常会想象两人做爱时娜塔亚也这样头往后仰。然后他会想象接下来五十年每天看着她笑该是多么美好。德米卡意识到，这才是他所想要的生活。

不过德米卡并没有表露心迹。她有丈夫，和丈夫在一起似乎还很快乐。尽管从没赶着回家和丈夫在一起，娜塔亚对丈夫却从没有过任何抱怨。更重要的是，德米卡已经有了妻儿，必须对他们保持忠诚。

他很想对娜塔亚说：“我爱你。我准备离开我的家人和你在一起。你能离开丈夫和我在一起，成为我余生永远的朋友和爱人吗？”

但他说的却是：“天晚了，我必须得走了。”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娜塔亚说，“这天气骑摩托车太冷了。”

娜塔亚把车停在靠近政府公寓的街角。德米卡把头伸到娜塔亚身旁和她吻别。娜塔亚让他蜻蜓点水般吻了一下她的嘴唇，然后很快把头抽开了。德米卡下车走进政府公寓大楼。

上电梯时他盘算着该编造什么理由向尼娜解释。克里姆林宫的确面临着一件麻烦事：今年麦子收成很不好，苏维埃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国外购买粮食，让苏联人民不致挨饿。

他走进公寓时，小格雷戈里已经睡着了，尼娜正在客厅里看电视。他吻了吻尼娜的前额说：“对不起，我在办公室待晚了。我们必须完成一份有关歉收的报告。”

“你这个该死的骗子，”尼娜说，“你的办公室每十分钟打电话过来一次，想快点找到你，告诉你肯尼迪总统被人刺杀了。”

玛丽亚饿得肚子咕咕叫。她看了看表，意识到自己忘记吃饭了。一连两三个小时，她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中，没人过来打扰她。不过这时她的工作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她觉得结束以后应该马上去吃个三明治。

她低下头，看着老式账本上的数字。没看一会儿，她突然听到一阵噪音。抬头一看，乔治·杰克斯满身是汗，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眼神中似乎还有一丝慌乱。“乔治！”她说，“你究竟是……”说着，她站起身来。

“玛丽亚，”他说，“我很难过。”他绕过桌子，用双手按住她的肩膀。两人已经明确了纯粹的朋友关系，这样的动作未免太亲密了一些。

“难过什么？”玛丽亚问，“究竟是怎么了？”

“这么跟你说吧，”玛丽亚试图挣脱，但乔治却抓得更紧了，“他们枪击了他。”

玛丽亚发现乔治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她放弃了挣扎，靠得离乔治近了些。“谁被枪击了？”她问。

“在达拉斯的人。”乔治说。

她渐渐明白过来了，一阵恐惧从她的心底升腾起来。“不！”她嚷了起来。

乔治点点头。他轻声说：“总统死了。我真的很难受。”

“死了，”玛丽亚说，“他不会死。”她腿一软，一下子跪倒在地。乔治也跪在地上，双臂搂住玛丽亚。“肯定不是我的约翰尼。”她呜咽起来，“约翰尼，我的约翰尼啊！”她悲叹着，“约翰尼，请别离开我，请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周围的世界突然变得一片昏暗，玛丽亚无助地瘫倒在地，很快，她闭上眼睛，失去了意识。

桃色岁月乐队在飞驰夜总会唱完一曲狂放版的《目眩神迷的丽兹小姐》，下面的观众不断在喊：“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莱尼在后台对成员们说：“伙计们，这是我们组队以来演得最棒的一次。”

戴夫看了看瓦利，两人同时咧嘴笑了。乐队进步很快，每次演出都会有新的提高。

戴夫吃惊地发现伊维在化妆间里等着他。“演出怎么样？”他问，“很遗憾我没法到场。”

“第一幕没演完就结束了，”她说，“演到一半传来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

“美国总统死了吗？”戴夫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几小时以前。”

戴夫想到了在美国出生的母亲。“妈妈很伤心吗？”

“非常伤心。”

“谁开的枪？”

“没人知道。枪击发生在美国得克萨斯一个叫达拉斯的地方。”

“没听说过。”

贝斯手布兹问：“我们返场演什么曲目？”

莱尼说：“别返场了，肯尼迪总统被人暗杀了，再加演就是种不敬。我们可以默哀一分钟，或者做些别的表示哀悼的事情。”

瓦利说：“可以唱一首伤感的歌曲。”

伊维说：“戴夫，你知道我们该干什么。”

“我？”戴夫想了一会儿，“哦，我知道了。”

“跟我上台去吧。”

戴夫和伊维上了台，给吉他插上电，两人一起站在麦克风前。乐队的其他成员站在舞台侧面看着他们。

戴夫对着麦克风说：“我和姐姐都是一半英国血统、一半美国血统，但此刻，我们觉得自己是完完全全的美国人。”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已经听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了。”

他听见人群中许多人倒吸了一口气，看来好多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夜总会很快安静下来。“我们现在要演唱一首特别的歌，献给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美国人。”

他弹起了G和弦。

伊维开始唱：

哦，你可看见，透过清晨的第一线曙光，

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声浪？

夜总会一片死寂。

哪里的条纹和星星，冒着一夜炮火，

依然迎风招展在我军的碉堡上？

伊维的歌声高扬起来。

火炮闪闪发亮，炸弹轰轰作响，

它们见证了国旗的安然无恙。

戴夫看见观众中有几个人痛哭了起来。

你可看见，星条旗不是还高高飘扬在

这自由的国度、勇士的家园吗？

“谢谢大家的聆听，”戴夫说，“愿上帝保佑美利坚。”

Part 5 高 歌（ 1963—1967年）

第三十一章

玛丽亚没被允许参加葬礼。

暗杀次日是星期六，但和大多数白宫雇员一样，玛丽亚还是去上班了。她一边流着泪一边履行着自己在新闻办公室的职责。没人发现她的异样：白宫半数以上雇员都在流泪。

待在这里比独自在家要好。工作能稍微分散她的悲痛。新闻办公室的工作无休无止：各国媒体都想知道葬礼的种种细节。

电视台直播了葬礼的整个过程，周末上百万电视观众都端坐在自己家的电视机前。三大电视网取消了常规的电视节目。新闻充斥着和暗杀相关的报道，新闻间隙播放着有关肯尼迪总统生平、家人、经历，以及总统任上所取得的成就的纪录片。电视台毫无同情心地重播了总统被暗杀一小时前，和夫人在爱田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玛丽亚回想起曾不止一次自问是否想和杰姬交换个位置。现在，她们都失去了所爱的人。

周日中午，达拉斯警察局的地下室，暗杀的主要嫌疑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电视直播时被一个名叫杰克·鲁比的匪徒暗杀，给这起悲剧又平添了一道疑云。

周日下午，玛丽亚问内莉·福德汉姆，参加葬礼是不是需要门票。“办公室其他人都没有受到邀请。”内莉轻声说，“除了皮埃尔·萨林杰。”

她感到非常恐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她心爱的男人被送进坟墓时，她怎么能不在场？“我必须去，”她说，“我要和萨林杰谈谈。”

“玛丽亚，你不能去，”内莉说，“绝对不能。”

内莉的语气让玛丽亚觉得有点异常。她的语气很惊恐，绝不是单纯地在给出建议。

玛丽亚问：“为什么不能？”

内莉压低声音：“杰姬知道你的事情。”

这是办公室第一次有人承认玛丽亚和总统的婚外恋。但伤心的玛丽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一直很小心，她不可能知道。”

“别问我她是怎么知道的。我也不知道。”

“我不信。”

内莉似乎受到了冒犯，但她只是伤心地摇了摇头。“从我对这种事的一点点经验来看，妻子总能知道丈夫的外遇。”

玛丽亚想激烈地加以否认。但当她想起白宫秘书珍妮和杰莉，想起经常出入白宫的交际花玛丽·梅尔、朱迪斯·坎贝尔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时候，她就想通了。玛丽亚确信她们和总统都有关系。她没有证据，但看到总统和她们在一起时的样子，她就完全可以明白。杰姬的女性直觉也一定不比她差。

她明白，这意味着自己无法出席葬礼了。在这种时候，遗孀一定不能受和丈夫的情人见面的刺激。玛丽亚痛苦地全盘接受了这个事实。

于是周一这天，她只能在家里看电视。

尸体被庄重地存放在国会山的圆形大厅内。十点半，国旗覆盖的棺材被抬出圆形大厅，放在一辆由六匹马牵引的弹药车上，运往白宫。

送葬队伍中，两个高个子分外显眼：他们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和美国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

玛丽亚哭了出来。她已经兀自饮泣差不多三天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只是美国政府精心组织的、给全世界看的表演。对玛丽亚来说，国旗、锣鼓、军人身上的制服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失去了那个总是洋溢着笑容的性感男人，那个背很不好、淡棕色眼睛的眼角显露出淡淡皱纹、浴池边缘总是放着一对橡皮小鸭的可亲男人。玛丽亚永远见不到他了。没有他的生活将会是多么漫长，多么空虚啊。

电视镜头聚焦在杰奎琳·肯尼迪身上。尽管蒙着面纱，杰姬还是显得非常美丽。玛丽亚觉得她也已经悲伤得麻木了。“我错怪你了，”玛丽亚对着电视上的杰姬说，“愿上帝原谅我！”

门铃声把她吓了一跳，来人是乔治·杰克斯。乔治一进门就对她说：“这种时候你不应该一个人待着。”

她觉得很无助。每当需要安慰的时候，乔治总能赶到她身边。“进来吧，”她说，“很抱歉让你看到我如此不堪的样子。”她穿着睡袍和一件旧睡衣。

“你看上去很好。”乔治看见过玛丽亚比这更狼狈的样子。

乔治带来了一包丹麦点心，玛丽亚把这些都装了盘。玛丽亚没吃早饭，但点心也一点没动。她不觉得饿。

据电视报道，送葬的路上围了上百万人。棺材在白宫短暂停留以后，又被抬到进行弥撒的圣马太教堂。

正午开始有五分钟的默哀。这时全美的车辆都停止了运行。电视里，美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上都站满了默哀的人群。在华盛顿街头听不到车辆的行驶声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乔治和玛丽亚站在狭小公寓的电视机前，低头为总统默哀。乔治抓住玛丽亚的手，然后紧紧握住。玛丽亚心头浮上一层暖意。

五分钟默哀结束以后，玛丽亚做了咖啡。她又有了食欲，和乔治一起吃了丹麦点心。教堂禁止摄像，因此他们不知道葬礼的最新进展。乔治设法找些其他话题让玛丽亚分心，她对此非常感激。乔治问她：“你还会留在新闻办公室吗？”

玛丽亚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她也知道答案。“不会，我准备离开白宫。”

“这主意不错。”

“别的不说，我在新闻办公室已经看不到前途了。女人在新闻办公室得不到提升，我也不想永远做一个研究员。我为政府工作是想得到个人发展。”

“司法部有个挺适合你的职位空缺，”乔治说得好像是突然想到有这么件事，但玛丽亚怀疑他早就盘算好了。“这个职位专门和不守法的公司企业打交道，要求它们遵纪守法，会非常有趣。”

“你觉得我会有机会吗？”

“你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又有两年白宫新闻办公室的经验，绝对没问题。”

“但司法部不会雇佣太多的黑人。”

“你知道吗？我觉得林登·约翰逊会改变这个局面。”

“怎么会？他可是个南方佬啊！”

“别先入为主。老实说，我们这个圈子的人老是怠慢他。不知为什么，鲍比也很讨厌他。或许这是因为他老说自己尺寸惊人吧。”

玛丽亚三天以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你在开玩笑吧？”

“他的那个的确很大。如果想恐吓什么人的话，他就会掏出来：‘叫你知道它的厉害。’这事很多人都知道。”

玛丽亚知道很多男人喜欢这样的黄段子。这种事真真假假，说不清楚。她重新严肃起来。“白宫所有人都认为约翰逊冷酷无情，尤其是在对肯尼迪一家的态度上。”

“我不这么认为。你想，总统刚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这时美国非常脆弱。如果苏联选择这个时候强占西柏林该怎么办？我们是世界上最强有力国家的政府，无论多么悲痛，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履行我们的责任。林登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其他人都没想到过这些。”

“鲍比都没想到吗？”

“尤其是鲍比。你应该很清楚，我喜欢鲍比这个人，可是他被悲痛压垮了。他安慰杰姬，并组织了葬礼，但没有考虑如何在总统死后带领美国向前进。老实说，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或许有人认为林登冷酷无情，但我却觉得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总统职责。”

弥撒的尾声阶段，棺材被抬出教堂，放在弹药车上，送到阿灵顿国家公墓。送葬者不再步行，而是坐在黑色的豪华轿车里，跟在弹药车后面。队列经过林肯纪念堂，跨过了波托马克河。

玛丽亚问：“约翰逊会怎么处理民权法案？”

“这才是需要我们考虑的大问题。局势很清楚了，民权法案根本没有通过的指望。法规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史密斯连什么时候开始讨论民权法案都没谈起过。”

玛丽亚想起了主日学校的爆炸案。怎么会有人甘愿和南方的种族主义分子为伍？“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不能对他施加影响吗？”

“理论上，他们可以对他施加影响。但一旦共和党和南方的民主党结盟，他们就会在议会中形成大多数，不考虑民众的看法，公然对民权法案进行反对。我真是不懂这些人怎么能自称崇尚民主。”

电视里，杰姬·肯尼迪点燃了墓地上方的长明灯。乔治抓起玛丽亚的手，玛丽亚看到他的眼中闪着泪光。他们安静地看着棺材在电视中慢慢入土。

杰克·肯尼迪永远地走了。

玛丽亚说：“天啊，我们接下来会面对些什么啊？”

“我不知道。”乔治说。

乔治很不情愿地离开了玛丽亚。穿着棉布睡袍和丝绒睡衣、披着头发的玛丽亚超乎想象地性感。但玛丽亚已经不需要他了：晚上她要和内莉·福德汉姆以及白宫的其他几个女孩去中餐馆进行一场私人性质的守夜，她不再孤独无依了。

乔治和格雷格一起吃了晚饭。他们在离白宫不远的一家烤肉店吃饭。乔治再一次笑起了父亲的穿着：和以往一样，格雷格穿着一身邋里邋遢的昂贵衣物。黑色绸缎领带皱巴巴的，袖口的纽扣没有扣上，黑色西服的翻领上有块白色的污渍。幸好乔治没有遗传他的这种不修边幅。

“我想我们也许需要振奋一下。”格雷格说。他喜欢高级餐馆和美味佳肴。这点乔治和他一样。他们点了龙虾和夏布利酒。

古巴导弹危机以后，格雷格对乔治敞开了心扉，乔治觉得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更为亲近了。作为一个私生子，乔治总觉得自己是个难堪的存在，而格雷格也并没有认真扮演好父亲的角色。那次令人吃惊的谈话以后，他才意识到格雷格发自内心地爱着自己。他们的关系比起真正的父子关系仍然有点远，但乔治觉得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的，一定能持续下去。

等侍者把食物端来的时候，乔治的朋友斯基普·迪克逊走到他们桌前。迪克逊穿着葬礼场合穿的深色西服，打着黑领带，这和他的白色皮肤、金色头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用南方口音拖长了调子说：“乔治、参议员，晚上好。我可以打扰你们一会儿吗？”

乔治给父亲介绍：“这是为林登工作的斯基普·迪克逊。哦不对，应该说他在为总统工作。”

“拉把椅子过来吧。”格雷格说。

斯基普拉来一把红色的皮椅。刚一坐下，他就前倾着身子，专注地对格雷格说：“总统知道你是个科学家。”

乔治心想，他到底想说什么？斯基普从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上。

格雷格说：“是的，我的大学专业的确是物理。”

“从哈佛毕业的时候，你的成绩是同专业最好的。”

“林登总是关心这些事。”

“你还和别的科学家一起发明了原子弹。”

“没错，我的确参加了曼哈顿计划。”

“约翰逊总统想知道你是不是赞成伊利湖研究的计划。”

乔治知道斯基普在说什么。联邦政府正在资助布法罗一个也许会最终演变成码头建设工程的湖滨研究计划。对纽约州北部的几个大公司而言，这个项目价值上百万美元。

格雷格说：“斯基普，我们想确保这项计划在资金上不会被缩减。”

“先生，请您放心，总统认为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谢谢你。”

乔治确信父亲和斯基普的对话和科学研究搭不上任何关系。这是个议员口中的“好处”问题——议员可以把联邦经费分给与自己亲近的州。

斯基普说：“谢谢你，尽情享用晚餐吧。哦，还有件事——你会在粮食法案上支持总统吗？”

苏联的粮食收成非常不好，急需进口农产品。作为恢复美苏邦交关系的一部分，美国将以赊账的方式向苏联出售余粮。

格雷格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说：“议员们认为，如果共产党政府养不活自己的国家民众，我们就更没有必要来帮他们养活。蒙特参议员提出的粮食法案将取代肯尼迪总统的法案，我觉得这个法案更为可行。”

“约翰逊总统也是这个看法！”斯基普说，“他自然不想帮助共产党。但这是肯尼迪总统死后的第一次表决。我们真的想让刚死的总统难堪吗？”

乔治插话说：“这是约翰逊总统的真实想法吗？他应该是想向外界传递信息，让人们知道他已经掌握了外交政策吧？另外，通过这个举动，他还可以不让议会对他所作的决定妄自猜疑。这可真是一举两得啊！”

格雷格笑了。“有时候我都忘了你有多聪明了，乔治。林登的目的就是这两点。”

斯基普说：“总统想在外交政策上和议会深入合作。但明天他尤其需要得到您的支持。他觉得，如果蒙特的粮食法案被通过，这就是对故去的肯尼迪总统的不敬。”

乔治注意到，父亲和斯基普谁都没把现状说清楚。其实约翰逊是想告诉格雷格，如果格雷格支持粮食法案，他会威胁要否决布法罗的码头建设工程。

格雷格投降了。“请告诉总统，我知道他的用心，投票时我会照他说的去做。”他说。

斯基普站起身。“参议员，谢谢你，”他说，“总统一定非常高兴。”

乔治说：“斯基普，在你走以前，我有件事要拜托你……我知道新总统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但我希望他能在未来的几天里抽空想想民权法案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尽管打电话给我。”

“乔治，我记住了。”斯基普说完就走了。

格雷格说：“干得不错。”

“我只是让他知道我这边的大门一直敞开着。”

“这在政治上非常重要。”

他们的食物上来了。侍者退下以后，乔治拿起刀叉。“我彻彻底底是鲍比·肯尼迪的人，”他边说边用餐刀切着龙虾，“但约翰逊也绝对不能被小觑。”

“没错，但也不能高估他。”

“这是什么意思？”

“林登有两个弱点。首先，他不够聪明。他的确有得克萨斯鼬鼠那样的狡猾，但狡猾和聪明完全是两码事。他念的是师范学院，没学会抽象思维。他总觉得自己比我们这些哈佛毕业的人低一等，这种看法是对的。他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力很弱。中国人、南亚的佛教徒、古巴人、布尔什维克——这些人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而他永远不会理解这一点。”

“另一个弱点呢？”

“他道德观念薄弱。约翰逊这个人很没有原则。他发自内心地支持民权法案，但不是在道义上加以支持。他支持不被当人看的有色人种，是因为他来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也曾经不被当人看。他对民权法案的支持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乔治笑了：“不过他倒很会支使人。”

“是的，林登很会用人。他是我遇见过的最有心计的议会活动家，但还远远称不上是一位政治家。杰克·肯尼迪和他恰恰相反：他不会操纵议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却如鱼得水。林登可以从容地操纵议会，但如果是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呢？说真的，我不知道。”

“你觉得他有机会使民权法案在众议员霍华德·史密斯把持的委员会通过吗？”

格雷格笑了。“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会有什么表现。快把你的龙虾吃了吧。”

第二天，蒙特的粮食法案获得五十七票赞成，三十六票反对，没有通过。

报纸的标题是：

粮食法案——约翰逊的第一个胜利

葬礼结束，肯尼迪永远地离开了，约翰逊成为了新任的总统，世界因此发生了改变，但乔治和其他许多人都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约翰逊会成为什么样的总统？他在哪些地方和肯尼迪不一样？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家伙成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成了自由世界的领袖。他将做些什么呢？

他就要表态了。

国会山会堂里坐满了人。摄像机的耀眼灯光打在集结在会堂里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身上。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穿着他们的黑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军装上勋章闪亮。

乔治和斯基普·迪克逊坐在同样座无虚席的旁听席里，过道的台阶上也坐满了人，乔治看着坐在阁僚席一头的鲍比·肯尼迪。鲍比低着头，直直地看着地板。暗杀以后这五天，鲍比一下子瘦了许多，再加上穿着死去的兄长不太合身的衣服，整个人看上去更像是缩了一圈。

总统包厢里坐着约翰逊夫人和约翰逊夫妇的两个女儿。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朴素平凡，一个美丽动人，但都和妈妈一样梳着老式的发型。包厢里还有一些民主党的重要人物：芝加哥市市长达利、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劳伦斯，以及肯尼迪的智囊团核心阿瑟·施莱辛格。乔治无意中得知，阿瑟·施莱辛格曾经密谋在第二年的总统选举中把约翰逊从副总统的位置上拉下来。乔治意外地在包厢里看到两张黑人面孔，乔治知道他们是约翰逊家的厨师泽法里·怀特和管家萨米·怀特，他们是一对夫妇。这会是一个有利迹象吗？

庞大的双层门被推开了。一个有着滑稽名字“鱼饵”·米勒的看门人大声宣布：“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就要发表演讲了！”林登·约翰逊走进会堂，所有人起立鼓掌。

乔治对新总统林登·约翰逊怀有两个疑问，这两个疑问都将在这天得到解答。第一个是，他会抛弃只会给他惹麻烦的民权法案吗？民主党内的实用主义者正在敦促他这样做。约翰逊总统完全找得到抛弃民权法案的理由：肯尼迪总统没能使法案得到议会支持，民权法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新总统有权放弃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儿。约翰逊完全可以说，这项先天不足的反种族隔离的法案必须等到第二年的总统选举后再议。

如果他这么说的话，民权运动就要倒退好几年了。种族主义分子会欢庆胜利，三K党人会觉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南方的腐败警察、法官、教派首领、政治家不用担心受到公正的审判，继续肆意殴打、折磨、杀戮广大黑人群众。

但约翰逊没有说过这种话。如果他支持民权法案，那就来了第二个疑问：他有继承肯尼迪总统政策的那种权威吗？这个问题同样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得到解答，但前景却不是非常妙。林登单独和人说话时态度比较圆滑，面对一群人发表讲话时却不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这是他现在不得不做的事。对于广大的美国人民，无论是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这次电视讲话都将使他们对约翰逊总统留下最初的印象。

斯基普·迪克逊正在咬指甲，乔治问他：“是你写的演讲稿吗？”

“是整个团队一起写的，我只写了几行。”

“他会说些什么？”

斯基普焦躁地摇了摇头。“你就等着瞧吧。”

华盛顿内部人士都觉得新总统会搞砸。他缺乏演讲技巧，讲话呆板而拖沓。有时他的语速很快，有时又显得过于沉闷。想突出重点时，他只会大喊大叫。他的动作又滑稽又让人觉得尴尬：有时他会举起手伸出手指，有时又会扬起双臂挥舞拳头。演讲会把他最坏的一面暴露在公众面前。

当约翰逊总统从鼓掌的观众中走过，登上讲台，打开一本黑色活页笔记本时，乔治无法从他的举止中分辨出任何东西。他戴上一副无框眼镜，既没有显得紧张，也没有展示出自信。准备好以后，他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等待掌声告一段落，也等待观众们在各自的座位上坐好。

会堂安静下来以后，演讲终于开始了。他用字斟句酌的语气说：“如果我能选择，我情愿今天不站在这里。”

会堂鸦雀无声。他的开场词饱含着伤痛。很不错，乔治心想。

约翰逊语调平缓，用和开场白一脉相承的语气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觉得语速变快的时候，他会坚定地控制住自己。他穿着深蓝色的西装和领口固定着名牌标签的衬衫，打着深蓝色的领带，整体上是一种在南方人看来颇为正式的着装。他不时把目光从会堂一边转向另一边，不仅表示自己在对所有人说话，也传达了一种掌控全局的气势。

如同马丁·路德·金一样，他谈到了美国梦：肯尼迪征服太空的梦想、全民受教育的梦想、和平部队的梦想。“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他说，“不要犹豫，不要停顿，不要在这罪恶的一刻止步不前，把我们的事业继续下去，直到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为止。”

因为掌声经久不息，说到这里时，约翰逊不得不停下了演讲。

掌声渐弱以后，约翰逊总统继续说：“我们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就在这座国会山上。”

这正是难点所在。1963年这一整年，国会山的议会和肯尼迪总统之间一直争执不断。议会有拖延立法的权力，即便总统赢得了民意对法案的支持，议员们也经常使用这种权力。自从肯尼迪总统宣布他的民权法案以后，议员们更是像工厂里的激进工人一样，罔顾民意和美国的民主进程，拖延包括常规法案在内的一切议会事务。

“首先——”约翰逊说。乔治屏住呼吸，想看看约翰逊总统想先说什么。

“没有任何纪念演说和悼词能够与肯尼迪总统为之奋斗了那么久的民权法案相媲美。”

乔治跳起来，激动地鼓起了掌。他不是一个人：掌声此起彼伏，持续的时间比开场时还长。

约翰逊停下来等掌声平息，又接着说：“这个问题已经谈论得够久了，一百多年以来我们都在谈论这个问题。现在是时候开启新的篇章——把它归到美国的法律体系中了。”

掌声又一次响起。

乔治愉悦地看着会堂里少数几张黑人面孔：五名黑人众议员，其中包括长得和白人相差不多的加利福尼亚众议员盖斯·霍金斯；总统包厢里正在大拍其手的怀特夫妇；还有旁听席里的几张黑人面孔。所有这些黑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希望和快慰。

接着乔治把目光落到阁僚坐席后大多数来自南方的资深参议员坐席上，看见他们一脸阴沉，满心嫌恶。

没有一个参议员鼓掌。

六天后，斯基普·迪克逊在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小书房里跟乔治摊了牌。“我们唯一的机会是表决请愿书。”

“什么意思？”

迪克逊把金色的卷发从眼前拨开。“如果一项议案得到了大多数众议员的签名支持，法律委员会必须把这项议案提交到参众两院进行投票表决。”

乔治对这些晦涩难懂的流程感到很沮丧。如果没有这些流程的话，玛丽亚的祖父也不会因为投票选举而被捕入狱了。“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个流程。”他说。

“表决请愿书需要有大多数议员的支持才行，南方各州的民主党议员肯定不会支持，我想我们至少需要五十八个签名。”

“真该死，那就是说我们要收集到五十八位共和党议员的签名才行？”

“是的。这就是我让你来这儿的原因。”

“我？”

“许多共和党人声称自己支持民权法案。毕竟他们和解放奴隶的亚伯拉罕·林肯出于同一个政党。我们想要马丁·路德·金和黑人民权领导人打电话给他们的共和党支持者，对他们晓以大义，让他们敦促各自选区的议员签名请愿。要让他们知道，没有请愿，就没有民权法案。”

乔治点点头说：“这个办法好。”

“有人也许会说他支持民权法案，但不想使用这种非常规的流程。你必须让他们知道，霍华德·史密斯这个顽固的种族隔离者会让他的委员会反复讨论民权法案，一直到迟得无法通过为止。他不是在拖延，是在破坏。”

“我明白了。”

一个秘书把头伸进书房说：“他有空了。”

两个年轻人站起身，走进椭圆形办公室。

和以往一样，乔治被林登·约翰逊的庞大身躯所震撼。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头颅硕大，鼻子很长，耳垂如同烙饼的边。他一只手握着乔治的手不放，另一只手抓住乔治的肩膀，站得离乔治非常近，这种过度的亲密让乔治很不舒服。

约翰逊说：“乔治，我已经请肯尼迪的幕僚们继续留在白宫帮我了。你是哈佛的高材生，而我只是得克萨斯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你看，我比肯尼迪更需要你的帮助。”

乔治不知该说些什么。这种过于谦逊的态度让人感到非常尴尬。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总统先生，我愿意用能做的一切来帮助您。”

一定有成百上千个人对总统说过类似的话，但约翰逊却表现得像头一次听人这么说似的。“乔治，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他热切地说，“太谢谢你了。”然后他转到了正题。“很多人劝我改掉民权法案里的一些激进的条款，让南方人易于接受。他们建议拿掉在公众场合取消种族隔离的条例。乔治，因为两个原因，我不想这么干。首先，不论我如何退步，他们都痛恨这个法案；即便一退到底，他们也不可能支持这个法案。”

乔治爱听这话。“如果想斗争的话，就要斗到点子上，把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全都实现。”

“是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原因。我的雇员怀特夫人就是一个黑人，她同时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乔治回忆起在议会会堂总统包厢里看到的怀特夫妇。

约翰逊又说：“一次，她准备开车到得克萨斯去，我让她带上我的狗。她说：‘请别让我帮这个忙。’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黑人开车跨越南方就已经够难的了，没地方停车上厕所睡觉，更别提带上一条狗了。’乔治，这话让我很难过，我差点流出了泪。告诉你，怀特夫人是个大学毕业生。只是因为是个黑人，就得承受这样的非人对待。那时我才意识到在公共场合消除种族隔离是多么重要。乔治，我知道被人歧视是什么感觉，我不想让这种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了。”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乔治说。

乔治意识到自己被感动了。约翰逊仍然抓住他的手和肩膀，仍然用过近的距离把他拉在身前，两只深色的眼睛也仍然在热切地看着他。乔治知道约翰逊总统的目的所在——但他还是被感动了。乔治被怀特夫人的故事所感动，相信约翰逊总统真的知道被人歧视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对高大、感性、略有些羞涩、似乎真的站在黑人这边的约翰逊总统，乔治突然间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

“这条路将会很难，但我相信我一定能顺利通过，”约翰逊总统说，“乔治，请尽力帮我吧！”

“是的，先生，”乔治说，“我一定尽力而为。”

在马丁·路德·金前往椭圆形办公室面见总统之前，乔治向维雷娜·马昆德简单地介绍了约翰逊总统的策略。维雷娜穿着一件亮丽的红色塑料雨衣，但这次乔治却没有为她的美丽而分心。“我们必须尽力让这次请愿成功，”他急切地说，“如果失败的话，南方的黑人可能又会回到原点了。”

他把没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和党议员名单交给维雷娜。

维雷娜动容了。“肯尼迪跟我们说过请愿的事情，但没有提供过如此详细的名单。”她说。

“林登就是这么个人，”乔治说，“如果民主党在议会里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预计能取得多少赞成票，他就会说：‘预计是不够的——我需要确切知道！’他想知道投赞成票的有哪些人，投反对票的又有哪些人。他的想法没错，光靠猜测还远远不够。”

乔治告诉维雷娜，民权领袖必须向自由派的共和党人施压。“名单上的所有人必须接到他认同的人所打来的电话。”

“早晨总统要和金博士说的也是这件事吗？”

“是的。”约翰逊已经接连见过了大多数重要的民权领袖。杰克·肯尼迪会把这些人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一起谈。林登却无法在一大群人面前展示他的魔力。

“约翰逊认为民权领袖能让这些共和党人回心转意吗？”维雷娜狐疑地问。

“不止那些民权领袖，他还动员了许多其他人。他已经见了几乎所有的工会领导人。今天他还和乔治·米尼一起吃了早饭。”

维雷娜吃惊地摇着头，她依然很美。“必须为他的这种努力叫好，”然后她又若有所思地问，“肯尼迪总统为什么没这样做呢？”

“这和林登不会驾驶潜艇是一个道理，”乔治说，“他只是不知道该怎样去做。”

约翰逊总统和金博士相谈甚欢，但第二天早晨，乔治对民权法案通过的前景抱有的乐观被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强烈抵制投上了阴影。

共和党高层对请愿活动进行了指责。俄亥俄州的麦卡洛克参议员说请愿活动也许会惹怒那些想以其他方式支持民权法案的人。杰拉德·福特告诉记者，应该给法律委员会一些时间，让他们去召开听证会。这根本就是废话：所有人都知道史密斯想扼杀这项法案，而不是讨论这项法案。在这种形势下，所有记者都认为请愿会以失败而告终。

但约翰逊并没有气馁。周三早晨，他对由八十九名美国最顶尖商人组成的工商咨询理事会发表讲话。他说：“我是你们唯一的总统。如果你们让我失败了，那你们也会失败，这个国家也就失败了。”

接着他又对美国最大的工会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发表讲话：“我需要你们，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希望能确定你们站在我这一边。”他得到了工人们的起立鼓掌，钢铁工人联合会的三十三名说客顷刻间攻陷了国会山。

乔治和维雷娜在白宫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时，斯基普·迪克逊走到他们桌前小声说：“克拉伦斯·布朗去见霍华德·史密斯了。”

乔治对维雷娜解释说：“布朗是史密斯委员会里的资深共和党人。他不是让史密斯不顾游说挺过去……就是告诉史密斯共和党人再也承受不住压力了。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委员会有两个人反对史密斯的话，他的决定就会因为反对方占了简单多数而被推翻。”

“事情真的能这么快被反转吗？”维雷娜吃惊地问。

“史密斯可能还会挣扎一下，这会让他显得比较有尊严。”乔治推开盘子，紧张打消了他的食欲。

半小时后，迪克逊又走过他俩的身边。“史密斯退让了，”他说，“明天将发表正式声明。”说完他又到别的地方继续散布这个消息去了。

乔治和维雷娜相视一笑。维雷娜说：“愿上帝保佑林登·约翰逊。”

“阿门，”乔治说，“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怎样庆祝呢？”

“去我的公寓吧，”乔治说，“我肯定能想到该怎样庆祝的。”

第三十二章

戴夫的学校没有校服，但学生们的穿着却非常考究。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戴夫穿着四排扣正装、高领白衬衫、裤腰很低的蓝裤子，戴着花纹领带，被许多人嘲笑。戴夫并不理会这些嘲笑，他有着自己的任务。

莱尼的乐队已经登台表演好几年了，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他们在酒吧和夜总会再表演个十来年都没有问题。1964年，戴夫觉得应该有下一步发展了，那就是录一张唱片。

放学后他乘地铁去了托特纳姆的科特路地铁站，从那里走到了丹麦街的一个地方。一楼是个卖吉他的琴行，旁边有扇通往楼上办公室的门，门前的牌子上写着“经典唱片”。

戴夫跟莱尼提起过唱片合同的事情，但莱尼的回答却令人沮丧。“我曾经试过，”他说，“那个圈子很封闭，你进不去的。”

这没关系。肯定有办法打入这个圈子，不然就没人能录唱片了。但戴夫知道很难和莱尼讲道理，于是他决定自己先去闯一闯。

他首先查看了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涉及的唱片公司名字。这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因为排行榜的歌属于众多厂牌，这些厂牌却为少数几家唱片公司所拥有。他在电话目录的帮助下给这些唱片公司分了类，从中挑选出“经典唱片”这家公司。

打通经典唱片的电话以后，戴夫说：“这里是英国铁路局的失物招领处，我们捡到了一个无主的包装盒，盒子上的标签上写着‘经典唱片，演艺部主任’的字样，我们该把包装盒送给谁？”接电话的女孩给了他丹麦街上的一个姓名和一个地址。

上楼后，他在楼梯口看到一位接待员，多半就是电话里的那个女孩。为了不显得过于慌张，他用了女孩告诉他的那个名字。“我是来见埃里克·查普曼的。”他说。

“我该告诉他来的是谁呢？”

“我叫戴夫·威廉姆斯，就说拜伦·切斯特菲尔德让我来的。”

这是个谎言，但戴夫也无所谓，他没什么可失去的。

接待员消失在一扇门后。戴夫往四周看了看，发现大堂里装饰着镶金镶银的各色唱片。墙上挂着一张“黑种的平·克劳斯贝 【16】 ”珀西·马昆德的照片，上面写着：“埃里克，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戴夫注意到这些唱片至少都是五年前的了。想必埃里克迫切需要新鲜血液的加入。

戴夫很紧张，他不习惯撒谎。他告诉自己，不要过于羞怯。这样做又没有犯法。就算被识破，最多也就是被训斥一顿，被人赶出去。这个险值得一冒。

秘书回到大堂，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他穿着白衬衫，外面套着绿色的羊毛衫，戴着非常普通的领带，头发花白而稀少。他靠在门框上，打量了一会儿戴夫，然后问：“是拜伦让你来的？”

他语带怀疑：他显然不相信戴夫的说辞。戴夫不想用一个谎去圆另一个谎。“拜伦说过：‘百代唱片有披头士，迪卡唱片有滚石，经典唱片需要有桃色岁月。’”其实拜伦从来没这样说过，戴夫通过在音乐杂志上看过的内容编出了这番话。

“桃色什么？”

戴夫递给查普曼一张乐队的照片。“我们和披头士一样在汉堡的俯冲夜总会演出过，和滚石一样在伦敦的飞驰夜总会演出过。”戴夫对自己没有立刻被赶出去感到非常吃惊，不知道他的好运还会持续多久。

“你是怎么认识拜伦的？”

“他是乐队的经理。”戴夫又撒了一个谎。

“你们玩什么音乐？”

“摇滚乐，不过加了许多和声。”

“和现在那些流行乐队没什么两样嘛。”

“我们比其他乐队更好。”

对话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戴夫对至少能和查普曼说话感到非常高兴。莱尼说“那个圈子你进不去的”，戴夫已经证明他错了。

查普曼说：“你是个该死的骗子。”

戴夫想开口反驳，但查普曼却抬起手让他别说话。“别再说谎了。拜伦不是你们的经理，他也没派你过来。你也许见过他，但他绝没有说过‘经典唱片需要有桃色岁月’这种话。”

戴夫无话可说，他已经被识破了，这让他很难堪。他试图以谎言打入唱片公司，但这种努力失败了。

查普曼说：“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

“戴夫·威廉姆斯。”

“戴夫，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

“一份唱片合同。”

“真让人吃惊。”

“给我们一个试演的机会吧，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戴夫，跟你说一个秘密吧，我是谎称自己是个有证书的电工才加入录音棚的，那年我十八岁。当时我只有一张钢琴七级证书。”

戴夫的心底燃起了希望。

“我欣赏你的胆量。”查普曼说。接着他略带伤感地补了一句：“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不介意再冒险一次。”

戴夫屏住呼吸。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试演的机会。”

“谢谢！”

“圣诞节以后到录音棚来。”说着他对接待员伸出拇指，“切莉会跟你约个时间。”说完他退回自己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戴夫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交上这样的好运。他愚蠢的谎言被查普曼识破了——但与此同时，乐队也获得了试演的机会。

他和切莉约了个大致时间，告诉切莉，他和乐队其他成员定好时间以后再打电话给她最后敲定。接着他脚步轻快地回了家。

回到彼得大街的家以后，他立刻拿起玄关里的电话打给莱尼。“我为乐队争取到了经典唱片的试演机会！”他洋洋自得地说。

莱尼没有戴夫预料的那样热情。“谁让你这么干的？”莱尼因为被戴夫抢了先而有些恼怒。

戴夫没泄气。“反正我们也没什么可以失去的。”

“你怎么得到这个机会的？”

“我混进了唱片公司，见到了埃里克·查普曼，他说没问题。”

“瞎猫碰上死耗子，”莱尼说，“这种事倒还真时常会有。”

“是的。”尽管嘴上这么说，戴夫心里却在想：如果乖乖待在家里的话，根本不会有这样的运气。

“经典唱片其实不是主打流行音乐的。”莱尼说。

“所以他们才需要我们，”戴夫没耐心了，“莱尼，这肯定不是件坏事。”

“这的确挺好的，看看这会不会带来好结果吧。”

“现在我们必须决定试演唱什么歌。秘书说我们可以录两首。”

“那我们一定得表演《尽情舞动》。”

戴夫心一沉。“为什么？”

“这是我们最拿手的曲子，反响一直很好。”

“你不觉得太老套了点吗？”

“它很经典。”

戴夫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和莱尼争辩。莱尼已经让过他一次，自尊心无法再让他退让第二次。可以适当地对莱尼加以引导，但不能用力过猛。好在他们表演的曲目不止一首，也许第二首可以打动人心。“来一首蓝调音乐怎么样？”戴夫热切地问，“用这种对比来显示我们风格的多样化。”

“没问题，那就来一首《我是男子汉》吧。”

这首比较好一点，更像滚石的那些歌曲。“好，就这首。”戴夫说。

他走进客厅。瓦利正抱着吉他站在那里。自从和桃色岁月一起从汉堡到英国之后，瓦利就住在威廉姆斯家。从戴夫放学到全家一起吃晚饭之间的这段时间，他经常和戴夫坐在客厅里，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

戴夫把获得试演机会的事告诉瓦利。瓦利很高兴，但对莱尼选的歌却表示担心。“这两首都是五十年代流行的歌曲。”他说。瓦利的英语近来提高得很快。

“这是莱尼的乐队，”戴夫无奈地说，“如果你觉得能让他改变主意，那就试一试吧。”

瓦利耸了耸肩。在戴夫看来，他的音乐虽然非常棒，但个性却有点被动。伊维说，和威廉姆斯家的人相比，其他人都会显得被动。

戴夫和瓦利还在为莱尼的选曲口味纠结不已时，伊维和汉克·雷明顿从外面进来了。尽管开场那天接到了肯尼迪的噩耗，《女人的审判》还是在伦敦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汉克和他的科尔德乐队最近则录制了一张新的唱片。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下午，然后进行各自的演出。

汉克穿着裤腰很低的丝绒裤和斑点衬衫。伊维上楼换衣服的时候，他与戴夫和瓦利聊起了天。像以往那样，他风趣地讲起了科尔德乐队在巡回演出时的事。

汉克拿起瓦利的吉他，漫不经心地弹了几个音。然后他问戴夫和瓦利：“想听首新歌吗？”

他们当然想听。

这是一首叫《爱是什么》的伤感情歌。曲子的节奏有些摇摆，立刻吸引了戴夫和瓦利的注意力。他们让汉克再弹一遍，汉克照做了。

瓦利问：“过渡时你用的是哪个和弦？”

“升C。”演示完一遍以后，汉克把吉他还给瓦利。

瓦利弹起吉他，汉克第三次唱起这首歌。戴夫唱起了和声。

“听上去不错，”汉克说，“很遗憾不能把这首歌录进新专辑。”

“什么？”戴夫觉得难以置信，“这么好听的歌都不能录进去吗？”

“乐队其他人觉得这首歌太伤感了。他们说我们是个摇滚乐团，不应该唱得像‘彼得、保罗和玛丽三重唱’那样。”

“我觉得这是首可以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歌曲。”戴夫说。

戴夫的妈妈把头伸进客厅。“瓦利，”她说，“找你的电话——从德国打来的。”

戴夫猜想，一定是瓦利的姐姐丽贝卡从汉堡打来的电话。东柏林的瓦利家不可能给他打电话：东德不允许民众与西方通话。

瓦利出去接电话的时候，伊维回到客厅。她扎起头发，穿上牛仔裤和T恤，为接受造型助理的化妆做好准备。汉克准备在去录音棚录音的时候顺便把她捎到剧院。

戴夫对《爱是什么》这样一首好歌竟然被科尔德乐队放弃感到有些惆怅。

瓦利回到客厅，黛西跟在他身后。瓦利说：“丽贝卡打来的。”

“我喜欢丽贝卡。”戴夫还记得丽贝卡做的猪排和薯片。

“她接到封延迟很久的信，是卡罗琳从东柏林寄来的。”瓦利停顿了一会儿，他似乎十分激动，过了好一会儿，才蹦出几个字来。“卡罗琳生了，是个女孩。”

所有人都向他表示祝贺。黛西和伊维吻了他。黛西问：“什么时候生的？”

“11月21日。很好记——就是肯尼迪遇刺的一天。”

“宝宝生下来多重？”黛西问。

“多重？”瓦利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让人费解。

黛西笑了。“这是谈到新生儿时人们常会提及的一点。”

“我在电话里没问。”

“别介意，她叫什么名字？”

“卡罗琳提议叫爱丽丝。”

“很可爱的名字。”黛西说。

“卡罗琳会寄来女儿的照片，”瓦利的语气有些恍惚，“但得经过丽贝卡才能寄来，因为寄往英国的信在审查办公室扣留的时间会比较长。”

黛西说：“我真想马上看到小家伙的照片！”

汉克不耐烦地摆弄着车钥匙。也许他觉得有关新生儿的话题非常无趣，戴夫心想，也许他不喜欢被新生儿抢了风头。

伊维说：“哦，天啊，都什么时候了。我走了。瓦利，再次祝贺你当上了父亲。”

看到他们要走，戴夫赶紧问汉克：“科尔德乐队真的不准备录制《爱是什么》了吗？”

“是的。他们反对起一件事来一般都很顽固。”

“这样的话……我和瓦利能不能把这首歌拿给桃色岁月唱呢？明年一月，我们要去经典唱片试演。”

“当然可以。”汉克耸了耸肩。

星期六早上，劳埃德·威廉姆斯叫戴夫去他的书房。

戴夫正准备出门。他穿着蓝白条纹衬衫、牛仔裤和皮外套。“什么事？”他问，“你不是早就不给我零花钱了嘛！”他在桃色岁月赚得不多，但也足够买地铁票和饮料了，时不时还能为自己添一件新衬衫或一双新鞋子。

“难道你为了钱才和父亲说话吗？”

戴夫耸耸肩，跟着父亲走进书房。书房里放着一张古董桌和几把皮椅。壁炉里生着火。墙上有张劳埃德三十多岁时在剑桥拍的照片。书房的种种在戴夫看来已经过时了，有一种荒废的气息。

劳埃德说：“昨天我在改革俱乐部碰到了威尔·法布罗。”

威尔·法布罗是戴夫学校的校长。因为光头，他不可避免地被起了个“头顶光”的外号。

“他说你可能哪门考试都通不过。”

“他从来都不是我的歌迷。”

“如果考试通不过，你就不能在学校里上学了，你的正规教育也将就此结束。”

“那真的要感谢上帝了。”

劳埃德继续劝说着戴夫。“从会计到动物学家，每份职业都在向你招手，但是所有这些职业都需要通过考试。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你可以去当个学徒，学些有用的技术，你应该好好想想你喜欢干什么：泥瓦匠、厨师还是汽车修理工……”

戴夫怀疑爸爸是不是疯了。“泥瓦匠？”他问，“你确定你认识我吗？我可是戴夫啊！”

“别大惊小怪。通不过考试的人只有这些工作可干。没有文化，你就只能做商店店员或工厂工人。”

“无法想象你会说这种话。”

“恐怕你只有这些活可以干，面对现实吧。”

你根本没面对现实，戴夫心想。

“我已经意识到，你已经过了听我话的年纪了。”

戴夫惊呆了。这又是新的说法。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形势。我希望你一离开学校就去工作。”

“我在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努力。我每周工作三到四个晚上，我和瓦利还在尝试写歌。”

“我是说我希望你能养活自己。尽管你妈妈继承了很多钱，但我们早就说好了，我们不会养一个懒汉。”

“我不是懒汉。”

“你觉得你是在工作，但别人不这么看。无论如何，如果你想继续住在这的话，你就得付生活费。”

“你是想让我付房租吗？”

“如果你把这钱叫作房租的话，是的。”

“加斯帕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他从来不付房租。”

“他还是个学生，而且每门考试都通过了。”

“那瓦利呢？”

“因为来历，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但他迟早要付他的生活费的。”

戴夫悟出了父亲的意思。“如果我不去做泥瓦匠或商店店员，赚不到足够的钱付房租，那我就……”

“那你就得另找房子住了。”

“你想把我赶出家门。”

劳埃德看起来很痛苦。“你生下来就拥有一切：豪华的住宅、上等的学校、美味佳肴、玩具和故事书、钢琴课、滑雪假期。但那只是因为你还是个孩子。现在你就快成年了，你必须面对现实。”

“这是我的现实，不是你的现实。”

“你不屑于做那些普通人的工作。你和别人不同，你是个叛逆者。很好，但叛逆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迟早会领会这一点。我说完了。”

戴夫坐在椅子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很好，”他说，“我懂你的意思了。”他走出书房。

出门前，他回头看了一眼，父亲正用一种古怪的表情打量着他。

摔上门的时候，戴夫一直在想着父亲的表情。那是什么眼神？又意味着什么呢？

买地铁票时他还在想着父亲刚才的表情。下自动扶梯时，他看见旁边贴着张话剧《心碎之屋》的海报。心碎，戴夫悟出来了，父亲刚才那是心碎的表情。

他看上去心碎了。

夹着爱丽丝彩色小照片的信来了。瓦利急切地看着信里的照片。照片上的婴儿和大多数新生儿都差不多：粉扑扑的小脸蛋，警觉的蓝色眼睛，稀疏的深棕色头发，长着些斑点的喉咙，身体的其他部分被一条淡蓝色的毯子紧紧地包着。尽管这样，瓦利还是突然涌起一股爱意和保护这个无助婴儿的冲动。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她。

随照片来的是卡罗琳写的信。她说她爱瓦利，想念瓦利，准备去东德政府进行移民西方的申请。

在照片里，卡罗琳怀抱着婴儿面对着镜头。卡罗琳胖了不少，脸也变得更圆了。她把头发梳在了后面，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披在脸颊两侧。卡罗琳身上已经看不到以前在民谣歌手夜总会叱咤风云时的影子。现在她是个母亲，这也让她更合瓦利的意了。

他把照片拿给戴夫的母亲黛西看。“好漂亮的孩子啊！”黛西惊叹道。

尽管在瓦利看来所有的新生儿都不太好看，连他自己的也不例外，他还是笑了。

“瓦利，我看她的眼睛很像你。”黛西说。

瓦利的眼睛带着些东方风情。他觉得自己的某位先祖一定是中国人。不知爱丽丝的眼睛是否也有这样的特征。

黛西夸赞个不停。“这是卡罗琳吧，”因为瓦利没有照片，黛西没见过卡罗琳的模样，“真是个美人啊！”

“真想让你看到她盛装表演时的样子，”瓦利自豪地说，“观众都会目瞪口呆的。”

“希望将来有一天能亲眼见到她。”

瓦利的快乐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如同阴云遮住了太阳。“我也想啊。”他说。

他时常关注来自东柏林的新闻，去公共图书馆阅读各类德国报纸，向主管外交事务的国会议员劳埃德·威廉姆斯提出各种问题。瓦利知道现在离开东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柏林墙更为牢固，也更为难以穿越了。柏林墙东侧也增加了许多边防军，新建了更多的监视塔。有了孩子以后，卡罗琳更不会尝试着逃亡了。但也许还有其他的办法。东德政府没有从官方层面上说明过不允许移民，也没说过哪个部门处理移民申请。但劳埃德从波恩的英国大使馆获悉，每年东德有一万人能获得移民准许。也许卡罗琳能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我确信总有一天她会拿到移民许可的。”黛西说。但她这话也只是出于好心。

瓦利把照片拿给在客厅里看剧本的伊维和汉克·雷明顿看。科尔德乐队要拍一部电影，汉克希望伊维能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两人放下剧本，看着照片中的婴儿。

“今天我和戴夫要去经典唱片试演，”瓦利告诉汉克，“戴夫放学后和我一起去。”

“祝你们好运，”汉克说，“你们要唱那首《爱是什么》吗？”

“希望能唱，莱尼想唱《尽情舞动》。”

汉克摇了摇头，能让上百万少女为之倾倒的红色长发随之飘扬起来。“老掉牙的歌了。”

“我知道。”

彼得大街这幢房子出入的人很多。加斯帕带了个瓦利从没见过的女人走进客厅。“这是我姐姐安娜。”加斯帕说。

安娜是个二十来岁的黑眼睛美人，加斯帕也很帅——瓦利觉得这家人一定都很漂亮。安娜的身形很丰满，不像大多数模特那样修长。

加斯帕为安娜介绍了客厅里的所有人。汉克起身和安娜握手：“我一直希望能见到您。加斯帕说你是个图书编辑。”

“没错。”

“我一直想写本自传。”

瓦利觉得二十出头的汉克写自传还太年轻了，但安娜却有不同的见解。“这主意很棒，”她说，“有上百万人想看你的自传。”

“你真这么想吗？”

“你的自传肯定大受欢迎，这一点我很肯定，尽管传记文学不是我的专长——我主要编辑德国和东欧的翻译作品。”

“我有个波兰舅舅，这会有所帮助吗？”

安娜大笑起来。她的笑容感染了瓦利和汉克。汉克坐下来，和安娜讨论起书的事情。瓦利本来想给他们看看照片，但他觉得这不是时候。不管怎么说，他都该走了。

瓦利拿着两把吉他离开了客厅。

瓦利觉得汉堡和东德比起来已经够令人吃惊了，伦敦却和这两个地方都不同，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大街上有人戴圆顶礼帽，有人却穿着迷你裙，服饰千奇百怪。在这里，男孩留长发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政论何止是自由，简直可以说自由得离谱：电视上有个演员模仿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他不仅戴着白色的假胡子，还学首相的腔调说了很多蠢话。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威廉姆斯家人不仅不以为意，还乐呵呵地笑个不停。

瓦利还对街上的众多黑色面孔震惊不已。德国有许多咖啡色皮肤的土耳其移民，但伦敦却有更多来自加勒比海岛国和印度殖民地的人。这些人在医院、工厂、大巴和火车上工作。瓦利注意到加勒比的姑娘穿着特别时尚，显得非常性感。

他在校门口见到了戴夫，他们一起乘地铁去了北伦敦。

看得出戴夫非常紧张。瓦利自己倒一点也不紧张。他知道自己是个优秀的音乐人。在飞驰夜总会，他见过好多吉他手，没几个弹得比他好。大多数人空有一腔热忱，却只会简单的几个和弦。听到水平高的吉他手弹唱时，他会放下手里的杯子看表演，学习吉他手的技巧，直到老板让他不要偷懒才拿起要洗的酒杯。回到家以后，他会马上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模仿那位吉他手的弹奏，直到练得尽善尽美才放下吉他。

不幸的是，精湛的技艺并不能让人成为一个流行明星，需要的因素还有很多：魅力、长相、得体的穿着、亲和力、合理的安排，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好歌。

桃色岁月这次就有了一首好歌。瓦利和戴夫向乐队其他成员演示了一遍《爱是什么》，并在繁忙的圣诞演出季好几次表演了这首歌。歌反响不错，但正如莱尼指出的那样，这首歌不适合跳舞。

莱尼不想在试演时表演这首歌。“这首歌不适合我们。”他的想法和科尔德乐队的人一样：对摇滚乐队来说，这首歌太伤感了。

瓦利和戴夫从地铁站走到旧房子改造成的录音棚。他们在大厅里等了一会儿，很快其他成员就陆续出现了。一个接待员让他们签了一份“关于保险”的文件。在瓦利看来，这份文件就跟合同差不多。戴夫边看边皱起眉头。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在上面签了字。

没一会儿，里面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年轻人懒散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穿着衬衫和V领毛衣，戴着领带，拿着支手卷烟。“你们来得正好，”他一边把头发从眼角边拨开，一边用介绍的口吻说，“我们差不多都准备好了，这是你们第一次进录音棚吗？”

他们承认说是的。

“我们的任务是让你们的声音达到最佳状态，所以一定要听我们的指挥，明白了吗？”他似乎觉得他帮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忙，“进来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开始录音。”

戴夫问：“你叫什么名字？”

“劳伦斯·格兰特。”劳伦斯没说自己的职位，瓦利猜他是个希望彰显自己重要性的低级助理。

戴夫向劳伦斯介绍了自己和乐队的其他成员，这让劳伦斯颇不耐烦，随后他们一起进了录音棚。

录音棚是个灯光昏暗的大房间。一边放着一台巨大的施坦威钢琴，和瓦利在东柏林家的那台非常像。钢琴被罩子罩着，一部分隐没在一块幕布里。莱尼坐在钢琴前，从低音区到高音区试弹了所有琴键。这台钢琴具有施坦威特有的温暖音色，莱尼看上去很受触动。

一套鼓已经放好了。刘带来了自己的鼓，他准备换上。

劳伦斯问：“我们的鼓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我只是习惯了自己的鼓。”

“我们的鼓更适合录音。”

“那好吧。”刘收起自己的鼓，把录音棚里的鼓放回原位。

录音棚地板上放着三只音箱，指示灯亮着，显然已经通上了电。瓦利和戴夫把吉他连上VOX AC-30型音箱，布兹也把电贝斯连上了AMPEG牌音箱。然后他们用钢琴给各自的乐器校准音。

莱尼说：“我看不见乐队的其他人了，一定要有这块幕布吗？”

“是的。”劳伦斯说。

“幕布有什么用？”

“隔音。”

瓦利从莱尼的表情中看出他并没有被说服，但他并没有争执下去。

一个穿着羊毛衫的中年男人叼着烟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一进门，他便和显然已经认识的戴夫握了握手，然后向乐队其他成员做了自我介绍。“我是埃里克·查普曼，是今天试演的监制。”他说。

这是掌握着我们未来命运的人，瓦利想，如果他觉得我们够棒，我们就有机会录制唱片。如果他不这么认为，我们就无法更进一步了。不知道他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更喜欢弗兰克·辛纳屈的爵士乐，而不是他们表演的摇滚乐。

“我想你们应该没进过录音棚，”埃里克说，“但千万别把这当回事。首先，别管录音棚里林林总总的录音设备，放松下来，就像平时在夜总会一样。如果有了点小错误，就让它过去。”接着他指着劳伦斯说，“拉里是这里的杂工，茶水、咖啡、换弦，需要什么都可以找他。”

瓦利不知道英语里的“杂工”是什么意思，但大体能猜出来。

戴夫说：“埃里克，有件事要和你商量。我们的鼓手刘带来了自己的鼓，他更习惯自己的鼓。”

“什么牌子的？”

刘回答说：“路德维希的牡蛎黑珍珠系列。”

“应该没什么问题，”埃里克说，“换上吧。”

莱尼问：“一定要有这块幕布吗？”

“我想是的，”埃里克说，“幕布能防止钢琴的麦克风录到鼓的声音。”

埃里克知道问题所在，瓦利心想，那个劳伦斯则是满嘴胡言。

埃里克说：“如果我喜欢你们，会交代你们接下来该怎样做。如果不喜欢，我不会拐弯抹角，我会直接说你们不是我想要的。明白了吗？”

乐队所有人都说明白了。

“好，那就试一下吧。”

埃里克和拉里退到一扇隔音门后，站在玻璃窗后面。埃里克戴上耳机，对着麦克风说话，他的声音通过墙上的一个小扩音器传到乐队成员耳中。“准备好了吗？”

他们都说准备好了。

“很好。孩子们，尽情表演吧。”

莱尼开始演奏起布吉伍吉 【17】 。施坦威的音色非常完美。四个小节以后，鼓手、吉他手、贝斯手适时地加入进来。乐队每次在夜总会都会表演这首歌，他们可以娴熟地驾驭它。莱尼全神贯注，充满感情地把这首杰瑞·李·刘易斯的摇滚名曲表现出来。完成以后，埃里克未置可否，把他们的表演回放了一遍。

瓦利觉得听上去很棒。但埃里克是怎么想的呢？

“表演得很棒，”埃里克在第一首曲子结束以后通过内部通话器说，“有什么更流行一点的歌吗？”

他们表演了第二首《我是男子汉》。瓦利觉得莱尼这首歌的钢琴弹奏也同样无与伦比，音符像涓涓流水一样从琴弦中缓缓流出。

埃里克让他们再弹一遍这首曲子，于是他们又弹了一遍。接着埃里克走出了音响控制室。他坐在一只音箱上，点燃了烟。“我说我会照直说出自己的想法，”这话刚一出口，瓦利就知道他们没什么希望了，“你们演奏得很好，但内容太过时了。世上不需要第二个杰瑞·李·刘易斯或穆迪·沃特斯。我正在寻找下一个优秀的歌手或乐队，很可惜不是你们。我感到很遗憾。”他猛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一个烟圈。“录音你们可以拿去随意处置，感谢你们的试演。”说着他站了起来。

乐队成员面面相觑，失望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

埃里克走回音响控制室。透过玻璃，瓦利看见他从唱片机上取下刚刚录好的唱片。

瓦利站起身，准备收好吉他。

戴夫打开自己的麦克风，声音扩大了好几倍：所有的设备都还开着。他弹响了一个和弦。瓦利犹豫着，戴夫这是想干什么啊？

戴夫开始唱《爱是什么》。

瓦利赶忙加入一起唱，两人同声合唱着。刘轻柔地敲起了鼓，布兹给他们加上了流畅的贝斯。不一会儿，莱尼的钢琴也加入进来。

两分钟以后，拉里把所有的音响设备都关了，演奏随即化为沉寂。

结束了，他们的试演以失败而告终。瓦利比自己预想的还要沮丧。他觉得他们的乐队非常棒，埃里克怎么会看不出这一点呢？他解下了吉他的背带。

埃里克走出控制室。“这他妈怎么回事？”他问。

戴夫说：“是我们的一首新歌，你喜欢吗？”

“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埃里克说，“你们为什么要停下？”

“拉里关掉了所有的音响设备。”

“拉里，你这个蠢货，快把它们全打开，”说完他转身问戴夫，“这首歌哪儿来的？”

“汉克·雷明顿为我们写的。”

“科尔德乐队的汉克·雷明顿吗？”埃里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疑惑，“他为什么要为你们写歌？”

戴夫仍然保持着坦诚。“因为他在和我姐姐约会。”

“哦，这就解释得通了。”

回到控制室之前，埃里克轻声对拉里吩咐了几句。“去给保罗·孔蒂打个电话，”他说，“他就住在附近。如果在家的话，你赶紧让他过来。”

拉里离开了录音棚。

埃里克退到门后。“准备好了就开始录音。”他通过内部通话器说。

桃色岁月乐队又一次表演了这首歌。

埃里克让他们又重复了一遍。

第二遍表演完后，埃里克又一次走出了控制室。瓦利担心埃里克觉得他们的表现不够好。“再来一遍，”他说，“这次先录伴奏，再录人声。”

戴夫问：“为什么？”

“你们不唱歌的时候弹得比较好，不弹的时候唱得比较好。”

他们演奏了一遍，然后在耳机里的伴奏下又唱了一遍。表演完以后，埃里克走出控制室，和他们一起听了一遍。这时录音棚里来了个留着披头士式蘑菇头的年轻男子，瓦利猜测这人应该就是保罗·孔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所有人再一次听了一遍伴奏和人声。埃里克坐在音箱上吸着烟。

播放结束以后，保罗用伦敦口音说：“这歌不错，我很喜欢。”

尽管只有二十岁，但他看上去自信而有权威。瓦利很想知道这个年轻小伙为什么有说这种话的权力。

埃里克猛吸了一口烟。“现在我们也许能做些什么，”他说，“但有个问题，钢琴部分还不怎么够格。莱尼，我不想冒犯你，但杰里·李·路易斯那种风格太沉重了。保罗来给你示范一遍，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们让保罗来弹钢琴，重新录一遍。”

瓦利看着莱尼。看得出莱尼很生气，但他却在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莱尼坐在琴凳上，平静地对埃里克说：“埃里克，我直说了吧，这是我的乐队，你不能把我踢走，让保罗进来。”

“莱尼，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才不会担心呢，”埃里克说，“保罗是皇家爱乐乐团的钢琴师，出过三张贝多芬的奏鸣曲专辑。他才不会想加入任何流行乐队呢。我倒希望他能考虑考虑——许多乐队渴盼着他的加入，期望依靠他的才能赶快登上排行榜呢。”

这下莱尼显得很傻。他语带不满：“好吧，只要我们能相互理解就行。”

保罗和除莱尼之外的乐队成员表演了一遍这首歌，瓦利很快就明白埃里克是什么意思了。保罗用右手弹奏出轻微的颤音，用左手奏出和弦，比刚才更加完美地演绎出了这首歌。

保罗示范完以后，莱尼又录了一遍。他试着模仿保罗，做得也还算不错，但就是缺了那种天分。

伴奏录了两次，一次由保罗弹钢琴，一次由莱尼弹。接着又录了三次人声。埃里克这才满意。“唱片的另一面还需要一首歌，”他说，“你们有没有水平相近的另一首歌？”

“等等，”戴夫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已经通过试演了？”

“当然通过了，”戴夫说，“难道我会在一个要打回去的乐队身上费这么多事吗？”

“这么说，《爱是什么》会被录成唱片吗？”

“希望如此。如果老板不同意，我立马就辞职。”

瓦利很惊讶埃里克竟然还有上司。在这之前，他一直觉得埃里克就是这家唱片公司的老板。这算是个小小的欺骗，瓦利记住了。

戴夫问：“你觉得这首歌能打榜吗？”

“我已经在这行干了很多年，我不会作任何猜测。但如果我认为这首歌无法打榜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和你们谈，而是直接去酒吧逍遥了。”

戴夫笑着环视了一下乐队的其他成员。“我们通过了试演！”他说。

“是的，”埃里克不太耐烦地说，“现在，你们该想想唱片的另一首歌了。”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一个月之后，埃里克·查普曼在电话里对戴夫·威廉姆斯说，“你们要去伯明翰了。”

戴夫起初不明白埃里克在说什么。“伯明翰？”伯明翰是伦敦以北一百二十英里的一座工业城市，“去伯明翰干什么？”

“白痴，那是《美妙歌声》节目的录影棚。”

“太棒了，”戴夫高兴得差点透不过气来，《美妙歌声》是一个让歌手和乐队展示他们歌曲的电视节目，“我们可以上这个节目吗？”

“当然可以！《爱是什么》是当周最佳。”

唱片发售五天了。《爱是什么》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音乐节目里播放了一次，在卢森堡电台播放了好几次。令人吃惊的是，埃里克不知唱片总共卖出了多少——唱片业在销量统计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唱片选用了保罗弹钢琴的那个版本，莱尼假装对此不以为意。

尽管莱尼强调乐队是自己的，埃里克却把戴夫看作乐队的头。他问戴夫：“你们有合适的衣服上电视吗？”

“就穿平时的红衬衫黑牛仔裤就好了。”

“反正是黑白电视，穿这样就行，记得把头发洗干净。”

“我们什么时候去？”

“后天。”

“那我得翘课了。”戴夫担忧地说。翘课也许会惹麻烦。

“戴夫，你可能要辍学。”

戴夫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不知道埃里克的预言会不会成真。

埃里克说：“后天早上十点在尤斯顿火车站会合，我这儿有你们的车票。”

挂上电话以后，戴夫又盯着电话看了好一会儿。他要上《美妙歌声》了！

看来他真的可以靠弹吉他唱歌维持生计了。当这种前景变得越来越真实以后，害怕会有变数的担忧也越来越强烈。如果父亲让他必须找份正式工作的话，他的前途就全完了。

他立刻给乐队的其他人打电话，但暂时没跟家里人讲。戴夫不想承担被父亲阻止的风险。

这天晚上，戴夫整夜怀揣着这个激动人心的秘密。第二天午饭的时候，他请求和外号“头顶光”的校长威尔·法布罗先生见上一面。

进了校长的书房，戴夫感到有点心虚。低年级时他常因为在走廊里跑步等琐事被关在这个书房里。

他向校长解释了情况，假装父亲没来得及帮他写条子。

“在我看来，你已经在接受正规教育和成为流行歌手之间做出了选择。”法布罗先生皱着脸，带着明显的不屑地说出了“流行歌手”这个词，看上去像是被人逼迫吃了狗粮似的。

戴夫想对校长说：“其实我最想做的是妓院的守门人。”但法布罗校长的幽默感和他的头发一样稀少。“你就告诉我爸爸，说我的所有科目都不及格，被学校开除了好了。”

“如果你的成绩无法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如果没法及格，你就升不上六年级，”校长明确地说，“你还有别的理由吗？放弃学业去上那个垃圾节目的理由。”

戴夫想反击校长的“垃圾”一词，但想想还是算了。“我还以为你会觉得电视台之行是一种体验式教育。”他有理有据地说。

“不对。现在谈什么体验式教育还为时甚早，教育是在课堂里实践的。”

尽管法布罗顽固得像头骡子，戴夫还是试着跟他讲道理。“我想在音乐界找到份工作。”

“你都没加入过学校的管弦乐团。”

“学校的管弦乐团根本不用一百年以内的乐器。”

“古老的乐器更好。”

戴夫发现很难控制住自己的火气。“我的电吉他弹得相当好。”

“在我看来，电吉他根本不是什么乐器。”

戴夫再也忍不住了，他提高音量，挑衅地问：“那电吉他是什么？”

法布罗抬起下巴，表现出目空一切的神态。“只不过是个制造噪音的玩意儿罢了。”

戴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爆发了。“那是你自大无知！”他说。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

“你不仅自大无知，还是个种族主义者。”

法布罗站起身。“马上给我出去！”

“你自己还不觉得你的自大和无知有什么问题，那是因为你只是个富人子弟学校的无能校长！”

“快给我闭嘴！”

“你想都别想！”说完他离开了校长的书房。

到了书房外的走廊里，他才意识到自己永远回不到教室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意识到，自己也永远无法待在学校了。

他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在出了这么一通气以后，戴夫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学校。

就这样吧，他无奈地离开了学校大楼。

戴夫去附近的咖啡馆，要了鸡蛋和薯片。怒骂校长以后，学校再也不会收留他了。感到解放的同时，他又非常害怕。

但戴夫并不为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他有机会成为流行巨星——怎么能听凭学校让机会从他身边白白溜走呢？

讽刺的是，得到了自由以后，他反倒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回到校门口等琳达·罗伯特森。

放学后，他把琳达送回家。班里的同学自然注意到了他的缺席，但老师却什么都没说。把事情告诉琳达以后，琳达大为吃惊。“你无论如何都要去伯明翰吗？”

“是的。”

“那你就要辍学了。”

“实际上我已经辍学了。”

“辍学后你想干什么？”

“如果这张唱片能上流行歌曲排行榜，我就租套房子和瓦利一起住。”

“太棒了，但如果上不了榜呢？”

“那我就麻烦了。”

琳达把戴夫领进了家门。琳达的父母不在，他们和以往一样进了琳达的卧室。接吻之后，琳达让戴夫抚摸了她的乳房，但戴夫知道琳达心有不安。“怎么了？”她问。

“我很清楚，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流行乐巨星。”琳达说。

“你高兴吗？”

“你会被贪图虚荣的女孩们团团围住的！”

“能那样就好了！”

琳达哭了起来。

“对不起，”戴夫赶忙道歉，“我是开玩笑的。”

琳达说：“对我来说，你一直是那个喜欢和我聊天的小男孩，那个没有任何女生想和你接吻的小男孩。但自从你加入乐队，成为学校里最酷的男生以后，所有女孩都嫉妒我。现在你又要出名了，我也要失去你了。”

戴夫知道琳达是想让他发誓忠于她。他的确很想表示这份忠诚，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戴夫真的很喜欢琳达，但他还不到十六岁，还不到被爱束缚的年纪。可无论如何，他都不想伤害琳达。于是他说：“我们先看看接下来会怎样好吗？”

尽管掩饰得很快，戴夫还是看出了她的失望之情。“这样也好。”琳达说。擦干眼泪以后，两人一起喝茶，吃巧克力饼干。直到琳达的妈妈回家，戴夫才离开。

回到彼得大街的家以后，家里一如往常，看来校方没有打电话给父母。自以为是的“头顶光”校长显然更想写一封信。这至少能让戴夫多消停一天。

第二天早晨来临之前，戴夫什么都没和父母说。早晨八点，父亲离开了家。看到父亲离开，戴夫对母亲说：“我不去学校了。”

黛西并没有勃然大怒。“想想你爸爸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她说，“你也知道，他是个私生子。参政前你奶奶在东区一家血汗工厂里上班。你奶奶的父亲是个矿工。尽管出身如此贫寒，他还是进了世界最好的大学。三十一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在政府里任部长了。”

“我和他不一样。”

“你们当然不一样，但不去读书的话，他会觉得你是想把威廉姆斯家这好几代人孜孜以求才得到的东西弃之而不顾。”

“我有我的生活。”

“这我知道。”

“我已经离开了学校。离开学校前，我和‘头顶光’大吵了一架。你们今天也许会收到他的信。”

“天啊，你爸爸可能会觉得这种事很难原谅。”

“我知道，所以我也要离开家。”

黛西哭了。“你这是要去哪儿？”

戴夫也有想哭的冲动，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我会在青年旅舍待上几天，然后和瓦利合住一个套间。”

黛西把手放在儿子胳膊上。“别气你爸爸，他很爱你。”

“我没生他的气，”戴夫言不由衷地说，“我只是不想被他拖住前进的步伐。”

“都怪我，”黛西说，“你和我一样固执，一样倔。”

戴夫很吃惊。他知道妈妈的第一段婚姻很不快乐，但从来没有把母亲想成一个很倔的人。

黛西补充道：“希望你别像我那样，犯下难以挽回的错。”

离开家之前，黛西把钱包里的钱都给了戴夫。

瓦利在玄关等着戴夫，两人带着吉他离开家。离开家走在街上，戴夫就不觉得懊悔了，只是感到兴奋和不安。他要上电视了！可他为此却赌上了一切。每次想到自己已经离开了家和学校，他就觉得有些眩晕。

他们乘地铁到了尤斯顿车站。必须确保电视亮相能够成功，这对戴夫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唱片不能大卖，导致乐队失败，之后会怎么样？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了。他也许得和瓦利一样，在飞驰夜总会洗杯子。

如何才能使唱片销量大增？他该做些什么呢？

戴夫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唱片卖得更好。

埃里克·查普曼穿着条纹西装等在火车站。戴夫和瓦利到达火车站的时候，布兹、刘和莱尼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们带着吉他上了火车。拉里·格兰特这时正开着一辆小货车把音箱和鼓送到伯明翰，没人敢把珍贵的吉他交付于他。

在火车上，戴夫对埃里克说：“谢谢你的车票。”

“别谢我，火车票钱从你们的酬金里出。”

“你是说电视公司会给我们演出的酬金吗？”

“是的，除了开销以外，我要拿掉四分之一的分成。余下的才是你们的。”

“怎么会这样？”戴夫问。

“因为我是你们的经理人。”

“你是我们的经理人吗？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早就签了合同。”

“我签过什么合同了吗？”

“当然签过，不然我就不会帮你们录音了。我看上去像个义工吗？”

“我明白了——你是说试演前签的那张纸吧。”

“是的，就是那张纸。”

“接待员说那是保险文件。”

“保险也是文件上的事项之一。”

戴夫觉得自己被戏弄了。

莱尼说：“埃里克，电视周六才播，你怎么让我们周四就来啊？”

“节目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先拍好的，只有一两个环节进行现场直播。”

戴夫非常吃惊。《美妙歌声》节目给他的印象是个年轻人们载歌载舞的快乐聚会。他问埃里克：“会有观众吗？”

“今天没有。你们必须装作面对几千个激动得愿意为你们献身的少女在演唱。”

贝斯手布兹说：“这很简单，十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一边想象着看我表演的少女一边演出了。”

这显然是在说笑，但埃里克却说：“他说得没错。看镜头的时候，你们就想着你们认识的最美的少女正在那里褪去胸罩。我向你们发誓，这样你们就会露出观众想看的那种笑容了。”

戴夫意识到自己笑了，埃里克的魔法也许会有用。

下午一点，他们到达了摄影棚。摄影棚不像他们想的那么漂亮，反而像工厂一样有些脏乱。拍摄进镜头的部分非常华丽，其他地方却又烂又破。职员们忙碌地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根本顾不上理睬他们。戴夫觉得，所有人都像知道他们是菜鸟一样在轻看他们。

他们到的时候，一个叫“比利和他的孩子们”的乐队正在台上演唱。乐队正在合着大声播放的唱片又唱又跳。他们没有戴麦克风，吉他也没连上音箱。戴夫从朋友那里听说过，大多数观众并不会意识到表演者其实都是在假唱，真不知道电视观众为什么会这么笨。

莱尼很看不起这个乐队，但戴夫却深受触动。他们笑容可掬地对着并不存在的观众进行表演，一曲结束，他们像是在接受着掌声一样对着观众鞠躬挥手。接着他们又不乏热情地再次表演了一遍。戴夫意识到，这才是职业的态度。

桃色岁月的更衣室又大又干净，四周的几面大镜子非常闪亮，化妆间里还有个放满了饮料的冰箱。“这比我们过去用过的更衣室都好，”莱尼说，“厕所里甚至有卫生纸。”

戴夫换上红衬衫，然后回到摄影棚旁观。米姬·麦克菲正在舞台上表演。她在五十年代有许多打榜歌，现在正图谋东山再起。戴夫觉得米姬至少有三十岁了，但穿着凸出曲线的紧身粉红色衬衫的她看上去格外性感。米姬的声线非常迷人。她正在演唱的是一首悲伤的灵歌《伤我太深》，她的嗓音像黑人女孩一样奔放。戴夫很想知道，拥有这么强的信心是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像肚子里全是毛毛虫一样，感到紧张万分。

摄像师和技术人员都很喜欢米姬的表演——他们大多数都是比戴夫大一辈的人。米姬的表演结束以后，他们致以了长时间的掌声。

米姬下台的时候看见了戴夫，“小鬼，你好。”她说。

“你的表演很棒。”说完，戴夫向她作了自我介绍。

米姬向戴夫问起乐队的事情。讲到汉堡的时候，他们的对话被一个穿着菱形格子衬衫的男人打断了。“轮到桃色岁月出场了，”来人轻声说，“米姬，对不起打断了你们的谈话。”接着他转向戴夫。“我是制片人凯利·琼斯。”他上下打量着戴夫，“你看上去很不错，拿着你的吉他，赶快登台吧。”说完他再次看了杰姬一眼。“演出以后你把他吃了都行。”

杰姬抗议道：“你连和这孩子做戏的机会都不肯给我。”

“宝贝，会让你得逞的。”

米姬挥手告别，然后就消失了。

戴夫知道这些话里没一句是真的，他们只是在调侃。

没时间想这个。上台以后，桃色岁月的几个成员被带到了各自应该站的位置。和往常一样，莱尼像猫王一样竖起了领子。戴夫告诉自己千万别紧张：他们只是在假唱，弹错了唱错了都没关系。各就各位以后，唱片开始播放，瓦利伴着唱片弹起了前奏。

戴夫看着空空荡荡的观众席，想象着米姬把衬衫从头顶脱掉，露出里面黑色胸罩的样子。他一边想，一边开心地面对镜头唱起了和声。

唱片播放了两分钟，但戴夫却觉得没几秒就结束了。

戴夫希望制片人让他们再表演一次。乐队成员都等在台上，看着凯利·琼斯和埃里克进行激烈的讨论。过了一会儿，两人走到乐队成员面前。埃里克说：“伙计们，有个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和你们商量。”

戴夫害怕他们的表演有什么差错，从而葬送了这次露脸的机会。

莱尼问：“什么技术问题？”

埃里克说：“莱尼，我很抱歉，问题就在于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

埃里克把目光转向凯利。凯利说：“这个节目要求穿着时髦的衣服，留披头士发型，表演者都是些贴近最新时尚的年轻人。莱尼，我感到很抱歉。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发型也早已过时了。”

莱尼愤怒地说：“那我还真是抱歉啊。”

埃里克说：“莱尼，制作方希望你不要参与。”

“想都别想，”莱尼说，“这是我的乐队。”

戴夫很害怕。他牺牲了一切才得到了电视演出的机会，怎么能眼看着它泡汤呢！他赶忙说：“如果让莱尼放下领口，把头发往前梳，你们看行吗？”

莱尼说：“我不可能这么干。”

凯利说：“那也显得年纪大了点。”

“我无所谓，要么全留下，要么一个也不剩，”他环视了一遍乐队成员，“伙计们，你们说是吗？”

没人接他的话。

“你们说是吗？”莱尼又问了遍。

戴夫非常害怕，但还是鼓足了勇气说：“莱尼，很抱歉，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莱尼气急败坏地说，“一开始我就不应该同意让乐队改名字的。‘禁卫军’更具有摇滚精神，现在只有那些校园乐队才他妈叫什么‘桃色岁月’。”

“在没有莱尼的情况下再表演一次吧。”凯利不耐烦地说。

莱尼说:“所以我这是从自己的乐队里被赶走了吗？”

戴夫觉得自己像个叛徒。他说：“就今天，就这一次。”

“不是这么回事。”莱尼说，“我的乐队上了电视，但我却不在里面，这让我怎么向朋友们交代？真他妈该死。这是个是与非的问题。如果你们现在让我离开，那我就永远地离开了。”

仍然没有人接他的话。

“那我走了。”说完他离开了摄影棚。

所有人都满脸羞愧，仿佛做了错事一般。

布兹说：“太残忍了。”

埃里克说：“可演出行业就是这样。”

凯利说：“我们再拍一次吧。”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以后，戴夫担心自己无法愉快地表演。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表演得竟然非常好。

他们唱了两遍，凯利说非常喜欢他们的表现。凯利对能得到他们的理解表示感谢，希望他们不久后能再次登台。

乐队回化妆间后，戴夫却一个人留在摄影棚里，在观众席独自待了一会儿。戴夫觉得身心俱疲。他完成了电视初演，却背叛了自己的表哥。他忘不了莱尼给他的种种建议。我是个忘恩负义的无赖，他心想。

回化妆间的路上，他朝一扇打开的门里看了一眼，看见米姬·麦克菲在自己的化妆间里，拿着一个酒杯。“你喜欢伏特加吗？”她问。

“我没喝过伏特加，不知道是什么味。”戴夫说。

“我来告诉你。”米姬用脚踢上门，搂住戴夫的脖子，张嘴亲吻着他。她的舌头带着些琴酒的味道。戴夫激情地回吻了她。

米姬挣脱开戴夫，往杯子里添了些伏特加，然后把酒杯交给戴夫。

“你喝吧，”戴夫说，“我喜欢刚才那样。”

米姬喝干了杯中的酒，然后再次和戴夫接吻。吻过之后，她说：“孩子，你简直像洋娃娃一样可爱。”

米姬退后一步，把粉红色的紧身衣撩过头顶，扔在一旁。这让戴夫既吃惊又欣喜。

她戴着黑色的胸罩。

第三十三章

德米卡的外祖母卡捷琳娜死于心脏病，享年七十岁。她被安葬在满是纪念碑和小教堂的新圣女公墓。墓石就像一块块冰块，上面全是雪。

新圣女公墓是为重要人物准备的安息之所。卡捷琳娜能安葬于此是因为德米卡的外公、十月革命英雄格雷戈里也将安葬于此。他们已经结婚快半个世纪了。当一生的伴侣被安葬时，格雷戈里神情恍惚，完全接受不了妻子已逝的事实。

德米卡很想知道爱着一个女人半个世纪然后突然失去是什么样的感觉。格雷戈里总是对子孙们说：“我很幸运能拥有她，我真是太幸运了。”

这样的婚姻也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德米卡琢磨着。他们相亲相爱，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经历了一次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还养育了儿辈和孙辈。

德米卡很想知道，五十年后自己入土之时，世人又将如何评价自己的婚姻？“在死之前，没有人能被定义为幸福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曾这样说过。德米卡在大学的课堂上听到了这句名言，之后曾经好多次回想起这句话。年轻时的誓言很容易被之后的种种伤心事击碎，智慧也常常伴着苦难。回顾以往，年轻的卡捷琳娜曾经被格雷戈里风流成性的弟弟列夫迷惑，之后列夫却留下怀孕的她一个人去了美国。格雷戈里娶了卡捷琳娜，把沃洛佳当作自己的儿子养大。尽管开始很不顺利，但外祖父母的一生却很幸福，他们的幸福生活印证了埃斯库罗斯这句名言。

德米卡的婚姻同样是一次令人吃惊的怀孕触发的。也许他和尼娜的婚姻也能像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一样快乐和幸福。尽管还对娜塔亚恋恋不舍，但德米卡希望自己能和尼娜白头到老。他希望自己能忘了娜塔亚。

他看着墓碑另一边的沃洛佳舅舅、卓娅舅妈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五十岁的卓娅依然非常美丽。他们的婚姻看来也非常美满。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如何。故去的父亲是个非常冷酷的人。也许是秘密警察的身份造就了这样的性格：怎能指望一个做如此残酷工作的人能有爱和同情心呢？德米卡望着为失去母亲而痛苦垂泪的妈妈安雅。父亲死后，母亲似乎比以前更快乐了一点。

德米卡透过眼角的余光审视着尼娜。尼娜看上去很悲痛，却没有流泪。嫁给他，她快乐吗？尼娜离过一次婚，两人相遇时，尼娜说她不想结婚，也不会有孩子了。现在她抱着他们九个月大的孩子，裹着条熊皮毯子的小格雷戈里站在他身旁。德米卡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尼娜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格雷戈里参加过1917年攻占冬宫的战役，许多人参加了他妻子的告别式，其中有许多人在苏联位高权重。浓眉大眼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正忙着和前来吊唁的人打招呼。格雷戈里二战时的手下米哈伊尔·普什诺伊元帅抚着繁茂的灰白胡子，向卓娅舅妈施展着自己的魅力。

沃洛佳舅舅知道会有这么多人来，于是在红场附近的一家餐馆摆了个招待宴。苏联的餐馆里的菜大多很难吃，侍者态度也很差，是一类让人提不起劲的地方。德米卡从格雷戈里外公和沃洛佳舅舅那里听说过，西方的餐馆比这强多了。但沃洛佳舅舅订的却是典型的苏联餐馆。到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满是烟蒂的烟灰缸和肮脏的桌子。食物都谈不上美味：干巴巴的烤薄饼、放了几天的烤面包、切得零零碎碎的煮鸡蛋和熏鱼。好在餐馆里准备了很多苏联人都喜欢的伏特加。

苏联的粮食危机结束了。赫鲁晓夫成功地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买来小麦，冬天不再会有饥荒了。但这次危机暴露了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赫鲁晓夫希望提高苏联农产品的产量，实现农业现代化——但是他失败了。他大声疾呼要解决农业上的低效和愚昧，但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赫鲁晓夫在农业上的失败标志着他的改革的全盘失败。尽管不乏好点子，也敢于进行雷厉风行的改革，但除了军事力量，苏联在各个方面都落后了西方几十年。

更糟的是，克里姆林宫反对赫鲁晓夫的人中，不仅有反对改革的人，更有正在宴席上为格雷戈里的战斗功勋大唱赞歌的勃列日涅夫和普什诺伊元帅等保守派。德米卡前所未有地为苏联，为赫鲁晓夫，为自己的前程感到了担忧。

尼娜把婴儿交给德米卡，喝了一杯酒。很快，她就和勃列日涅夫、普什诺伊元帅一起笑开了。德米卡早就注意到，人们经常会在葬礼后的宴席上谈笑风生。

尼娜有权好好享受一下——一年来，她承受了怀孕、生子、哺乳的巨大牺牲，是时候让她好好轻松一下了。

她原谅了肯尼迪遇刺那天晚上德米卡对她撒的谎。德米卡用另一个谎让她平静了下来。“工作晚了以后，我和几个同事喝了点小酒。”她生了一会气，但很快就消了，现在更是完全忘了有那么回事。德米卡很确定，尼娜丝毫没有怀疑他对娜塔亚的那份不正当的感情。

正想到这里，他妹妹叫住了他。“你看到尼娜在干什么了吗？”

德米卡笑了。“她喝醉了是吗？”

“还在和人调情。”

德米卡并没感到心绪不宁。他没有谴责尼娜的立场：和娜塔亚在河畔酒吧喝酒的时候，他也在无意之中背叛了尼娜。他对坦尼娅说：“只是个聚会而已，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坦尼娅压抑不住抱怨的冲动。“我发现每次她总是接近宴会厅里官职最高的那个人。勃列日涅夫就算了，她竟然还跟比她大二十来岁的普什诺伊元帅眉目传情。”

“有些女人就喜欢权力嘛。”

“你知道尼娜的第一任丈夫把她从彼尔姆带到莫斯科，为她在钢铁联盟找了份工作的事吗？”

“我不知道。”

“她转眼就离开了他。”

“你怎么知道的？”

“尼娜的妈妈跟我说的。”

“尼娜从我这里得到的只有一个儿子。”

“还有政府公寓的住房。”

“你觉得她是那种招摇撞骗的女人吗？”

“我是在担心你。你很聪明——只是在女人方面常犯蠢。”

“尼娜是有点物质，但这并不算是什么大罪。”

“那你是不在乎了。”

“我不在乎。”

“好吧。如果她胆敢伤害我哥哥的话，我就把她的眼珠子给挖出来。”

丹尼尔走进塔斯社大楼的食堂，坐在坦尼娅对面。他放下盘子，在衬衫领口塞了块保护领带的手帕。接着他对坦尼娅说：“《新世界》杂志的人很喜欢那篇《冻伤》。”

坦尼娅非常激动。“太好了，”她说，“这时间也太长了——至少六个多月了，但他们喜欢就好。”

丹尼尔往塑料杯里倒了点水。“这将是《新世界》刊登的最大胆的文章之一。”

“你是说他们会在杂志上发表吗？”

“是的。”

坦尼娅真希望能把这个消息告诉瓦西里。但他只能自己在杂志上找到这篇文章。西伯利亚的图书馆一定有《新世界》，她很想知道瓦西里能不能看到这份杂志。“什么时候发表？”

“还没决定，他们做任何事都不希望太过急切。”

“我会耐心等。”

德米卡被电话铃声吵醒了。电话里，一个女人对他说：“你不认识我，但我有些事要告诉你。”

德米卡很疑惑。这声音是娜塔亚，但她为什么会说“你不认识我”呢？他愧疚地看了躺在身旁的尼娜一眼。尼娜的眼睛依然紧闭。他看了看钟：这时是早上五点三十分。

娜塔亚说：“听我说，别问问题。”

德米卡的脑子开始运作了。娜塔亚为什么装成一个陌生人对他说话？显然，娜塔亚也想让德米卡把她当成陌生人。娜塔亚是怕躺在德米卡身边的妻子听出她对他的感情吗？

德米卡按娜塔亚设计的台本配合演戏。“你是谁？”

“有人在密谋反对你的上司。”

德米卡意识到他原先的想法完全错了。娜塔亚怕的是电话会被窃听。她不想让克格勃的监听者从对话里打探出她的身份。

他感到一阵害怕。无论真假，这对他都意味着麻烦。他问娜塔亚：“谁策划的？”

睡在身边的尼娜睁开了眼睛。

德米卡无助地耸了耸肩，向尼娜示意：我也不知是怎么了。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联手其他政治局成员正在谋划一场政变。”

“该死。”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六七个权力最大的阁僚之一。他很保守，缺乏想象力。

“他已经把波德戈尔内和谢列平收买了。”

“他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德米卡违背了娜塔亚不准提问的约定。

“他们意图在赫鲁晓夫从瑞典回国的时候逮捕他。”赫鲁晓夫计划六月出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觉得赫鲁晓夫已经疯了。”说完这句，电话就断了。

德米卡挂上电话，又骂了句。

“什么事啊？”尼娜睡眼蒙眬地问。

“工作上的事情，”他说，“继续睡你的吧。”

尽管情绪很不稳定，经常在狂喜和焦虑之间切换，但赫鲁晓夫绝对没疯。他焦虑的原因是苏联的农业危机。不幸的是，他经常会被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吸引：药效超强的农药、特别的授粉方法或是新的农产品种类。他唯一明确拒绝的是放松中央调控的建议。尽管如此，他仍是苏联的最大希望。勃列日涅夫一点都没有改革思想。如果让勃列日涅夫成了总书记，等待苏联的只能是倒退。

德米卡担心的不只是赫鲁晓夫的未来，还有自己的未来。他必须把娜塔亚告诉他的事通知赫鲁晓夫。总的来说，告诉比隐瞒要好，但骨子里是个农民的赫鲁晓夫却总是惩罚告诉他消息的人。

德米卡问自己，是不是到了作出改变、抛弃赫鲁晓夫的时候。这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事：助理们必须听令行事。但也不是没办法换个上司：另一个大人物可以以需要他的特殊技能为由调他过去。德米卡可以试着攀上一个政变者，比如说勃列日涅夫。但这有什么意思呢？他的工作也许能继续下去，但已经全然没有了意义。德米卡可不想去帮勃列日涅夫开历史的倒车。

想挽救改革果实的话，他就应该帮助赫鲁晓夫挫败政变的图谋，坐视不管只能使现在的政权遭受灭顶之灾。

这天是196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的七十岁生日。德米卡将是第一个向他祝寿的人。

这时，小格雷戈里在隔壁哭了起来。

德米卡说：“他被电话声吵醒了。”

尼娜叹口气，坐了起来。

德米卡飞快地洗漱穿衣，然后把摩托车推出车库，骑车前往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市郊列宁山的别墅。

他和一辆给赫鲁晓夫送生日礼物的小货车同时抵达了列宁山。他看见警卫们把一个带有刻字金属铭牌的电视机送进客厅。铭牌上写着：

和你共事的

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

敬赠

赫鲁晓夫经常愠怒地叫人不要拿公款给他买礼物。但人人都知道他私下里很喜欢接受这些礼物。

管家伊万·泰珀把德米卡带到楼上赫鲁晓夫的更衣室。更衣室的衣服架子上挂着一套新的黑西装，是赫鲁晓夫用来参加今天庆祝仪式的。赫鲁晓夫的三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已经别在了胸口。他正穿着睡袍，一边喝茶一边看报纸。

伊万帮赫鲁晓夫穿衬衫系领带的时候，德米卡把电话里听说的政变一事告诉了赫鲁晓夫。如果他让克格勃调查这通电话，克格勃就会发现这是个匿名来电。娜塔亚和以往一样聪明。

“我不知道这事重不重要，我觉得这个不应由我来决定。”德米卡小心谨慎地说。

赫鲁晓夫对此不屑一顾。“亚历山大·谢列平还没有做好当领袖的觉悟。”他说。谢列平原先是克格勃头子，现在当上了副总理。“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气量太小。勃列日涅夫也不怎么适合。你知道人们把勃列日涅夫称为‘芭蕾舞女’吗？”

“不知道。”德米卡很难把那个一点都不优雅的壮实大汉和芭蕾舞女联系在一起。

“那是战前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当州委书记时得到的绰号。”

德米卡知道赫鲁晓夫想让他把话问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绰号？”

“因为任何人都能让他改变主意！”大笑了一阵以后，赫鲁晓夫穿上了西装。

政变威胁被一句玩笑话轻松地化解了。德米卡为没有因轻信愚蠢的报告受到批评而大松了一口气。但他很快又被新的担忧笼罩了。赫鲁晓夫的直觉对吗？他的直觉一直很可靠。但娜塔亚总能得到第一手的信息。就德米卡所知，娜塔亚也是一次都没错过。

这时赫鲁晓夫开始追因溯源起来。他眯起狡黠的双眼问：“这些精明的密谋者有什么不满吗？匿名的来电人想必把原因告诉你了。”

这是个很尴尬的问题。德米卡不敢告诉他有人觉得他疯了。他急中生智：“是粮食问题，有人把去年的歉收归罪于你。”他觉得这个原因不太站得住脚，希望没有冒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有些恼怒。“我们需要新的播种方法，”他说，“必须让农民都按李森科教的方法种田！”他摸索着西装纽扣，最后还是由伊万帮他扣上了。

德米卡一直面无表情。特洛菲姆·李森科是个四处行骗的二流研究员，他的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却因为骗取了赫鲁晓夫的信任而扶摇直上。李森科承诺的增产从没实现过，但他却设法让国家领袖认为他的对手都是些“对抗进步”的家伙，这和在美国称人为“共党分子”一样严重。

“李森科在奶牛身上做实验，”赫鲁晓夫说，“他的竞争对手用的却是果蝇。那他妈的能得出什么狗屁结果？”

德米卡想起了卓娅舅妈口中的科学实验。“我想基因在果蝇身上会进化得——”

“基因是什么狗屁玩意儿？”赫鲁晓夫说，“任何人都没见过所谓的基因。”

“也没人见过原子核，但原子弹却毁灭了广岛。”话一出口，德米卡就后悔了。

“你懂什么？”赫鲁晓夫咆哮道，“你只是鹦鹉学舌地把听到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别有用心的人就是专门利用你这种无知的家伙散布谣言的。”他摇动拳头，“看着吧，收成马上就要提高了。一边去，别挡我的道！”

赫鲁晓夫拨开德米卡，离开了更衣室。

伊万·泰珀对德米卡抱歉地耸了耸肩。

“别担心，”德米卡说，“他以前也对我吼过，明天他就不记得了。”他希望这是真的。

德米卡宁愿赫鲁晓夫对他发发脾气，也不愿总书记一错再错。赫鲁晓夫对农业的判断完全错了。政治局里最出色的经济学家阿列克谢·柯西金做了放松对工农业控制的改革一揽子计划。在德米卡看来，相比奇迹般的产量增加，柯西金的方案才是该走的正道。

赫鲁晓夫和阴谋政变者一样错了吗？德米卡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经尽全力进行了预警，但他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政变企图。

下楼的时候，他听见餐厅里传出鼓掌声。赫鲁晓夫正在政治局成员那里接受祝贺。德米卡在过道里停下了脚步。掌声停歇以后，他听见勃列日涅夫用特有的男低音说：“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我们是你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亲密同伴。在你七十岁生日之际，作为你的亲密同事和友人，我们向你致以最衷心的祝愿和问候。”

即便在苏联，勃列日涅夫的祝词也太过了一些。

这不是什么好迹象。

不久，德米卡分得了一套别墅。

他得付点房租，但那只是名义上的。和苏联许多奢侈品一样，能否轮得上比价格多少要关键得多。

度假用的别墅是许多苏联家庭的第一梦想。（其次是汽车。）这样的奢侈品自然只有共产党员才轮得上。

“不知道别墅是怎么来的。”德米卡打开信以后沉吟着。

尼娜觉得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为赫鲁晓夫同志工作，”她说，“我们早就该分到别墅了。”

“不是的，一般要工作好些年才能分到别墅。我想不出最近我有什么让他满意的地方。”说到这里，他想起了和赫鲁晓夫在基因问题上的争执，“事实恰恰相反。”

“他喜欢你啊。有人给他列了张空闲别墅的列表，他把你的名字列了上去，这种事他根本不会思考超过五秒吧。”

“也许你是对的。”

别墅可能在海边，也可能位于乡间。之后的那个星期天，德米卡和尼娜终于知道自家的别墅是什么样的了。他们带上野餐的材料，然后带小格雷戈里坐上火车。火车把德米卡一家带到了距离莫斯科三十英里的乡村。夫妇俩充满渴望和惊奇。一个火车站员为他们指路，告诉他们去所谓的“山林小屋”该怎么走。他们十五分钟就走到了那里。

房子是一层的木屋，有一间兼作厨房的客厅和两间卧室。屋外有个沿着小溪建成的花园。德米卡觉得这里简直就像天堂一样。他不知自己做了什么，竟然会如此幸运。

尼娜也很喜欢这个别墅。她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打开各处的橱柜。德米卡已经好几个月没看到尼娜这么高兴了。

还没完全学会走路的小格雷戈里似乎很高兴能找到个新地方，能让他跌倒站起身，起身再跌倒。

德米卡对未来很乐观。他仿佛看见自己和尼娜之后的每年夏天都到这里过周末，每次都会为小格雷戈里和前一年的不同感到惊喜。小格雷戈里的成长可以用每年夏天在这里的假期进行度量——下个季节他就该开口说话了，再下个夏天会数数，然后是玩接球、读书和游泳。小格雷戈里很快就能从学步的婴孩变成爬树的儿童，变成长着雀斑的少年，变成让农庄里的女孩子感兴趣的小男子汉。

别墅已经一年多没用过了，他们打开了所有的窗户，然后开始擦拭家具，清扫地板。别墅已经装修了一部分。夫妇俩列出了一张下次需要带来的物品清单：收音机、茶壶、水桶。

“夏天的时候，我可以带格雷戈里周五一早就来这儿，”尼娜一边在水槽里洗碗，一边对德米卡说，“你可以周五晚上来，加班的话也可以周六早上来。”

“你不介意晚上一个人待在这儿吗？”德米卡在擦拭厨房里油迹的时候问，“会有点孤单的。”

“你很清楚，我不是那种神经质的人。”

小格雷戈里哭着要吃东西，尼娜坐下来喂他。德米卡看了看屋外的情况。为了防止他掉进小溪，有必要在花园四周围一道栅栏。小溪并不深，但德米卡记得曾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孩子在三英寸浅的水里都能溺水。

隔墙是一个更大的花园。德米卡很想知道隔壁住着谁。墙上的门没锁，因此他推开门，走进了隔壁的花园。他进入了一个小树林，走出树林后，他看见了一幢更大的房子。德米卡的别墅很有可能是这家园丁的住宅。

因为担心触及别人的隐私，德米卡折返回家，却面对面遇上了一个穿着制服的士兵。

“你是谁？”士兵问他。

“我是刚搬进隔壁小屋的德米特里·德沃尔金。”

“那房子很不错——你运气真好！”

“我只是想四处看看，希望没有冒犯你。”

“你最好乖乖待在墙的另一边。这是普什诺伊元帅的别墅。”

“普什诺伊元帅吗？”德米卡问，“他是我外公的朋友。”

“看来这就是你能分到别墅的原因了。”士兵说。

“是的，”德米卡却有些担心，“我想是的。”

第三十四章

乔治的公寓在国会山附近一幢又高又窄的维多利亚式排屋的顶楼。和现代的住宅相比，他宁愿住在这里：他喜欢十九世纪房屋特有的结构。他有几把皮椅、一个高保真音箱、几个书架和代替了繁琐窗帘的帆布百叶窗。

维雷娜的出现更是给这套公寓锦上添花。

他喜欢看着维雷娜在公寓里的日常起居：坐进沙发踢掉鞋；穿着胸罩和短裤煮咖啡；裸体在浴室里刷她那口完美无瑕的牙齿。但他还是最喜欢看维雷娜这时睡在床上的样子：柔软的嘴唇张开，表情安宁，纤细的手臂微微舒展，露出性感的腋窝。乔治常会凑上前，亲吻她的腋窝。维雷娜总会哼上几声，但不会醒来。

维雷娜每月来一次华盛顿，每次都会住在乔治的公寓。每月一次的相见让乔治很是难耐。他希望维雷娜能一直待在身边。但维雷娜不想放弃她在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那里的工作，乔治也同样无法离开鲍比·肯尼迪。两人的关系只能停滞不前。

乔治起身，光着身子走进厨房。他煮上了一壶咖啡，想到了只顾着和杰姬一起怀念兄长、政治生涯无限受阻的鲍比。

鲍比是公众希望的副总统人选。十一月时约翰逊没有请求鲍比成为他的竞选伙伴，但也没把鲍比从可能的人选之中划掉。约翰逊总统和鲍比·肯尼迪都不喜欢对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组队在竞选中带领民主党走向胜利。

无论如何，鲍比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和约翰逊交上朋友，摆低一点姿态就能和林登长期合作。乔治和朋友斯基普·迪克逊做着谋划：约翰逊总统接受鲍比和艾瑟尔的邀请，去他们在弗吉尼亚州希克里山的宅邸进行午餐会；两人当着众人的面在国会山的走廊里握几次手，或让鲍比在演讲中说林登是哥哥合适的继任者。这些安排都不难做到。

乔治希望这些能够发生。选战可能可以使鲍比摆脱悲痛所致的懒散，也可以让他享受到参加总统竞选的喜悦。

和对司法部长的职位进行变革一样，鲍比也同样能在通常无关紧要的副总统工作中做出非同一般的事业。他可以在自己信仰的事业上提出备受瞩目的主张，民权法案就是其中一个方面。

但鲍比首先得恢复以前的活力。

乔治倒了两杯咖啡，回到卧室。上床前他打开了电视机。和埃尔维斯一样，乔治在每个房间都放上了电视机：太久不看新闻，他就会浑身不自在。“我们来看看谁能赢得共和党在加利福尼亚的预选。”他说。

维雷娜睡意蒙眬地说：“宝贝，我想就这么睡到死。”

乔治笑了。维雷娜经常能逗他发笑。这是她身上最好的地方之一。“别闹了，”乔治说，“你不是也想看新闻吗？”

“你说得对。”她坐起来，啜饮着乔治拿来的咖啡。床单从维雷娜身上落下，乔治努力不去看她的裸体，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画面上。

在共和党的预选中领先的是来自亚利桑那的右翼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提倡自由主义的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戈德华特痛恨工会，痛恨社会福利，痛恨苏联，尤其痛恨民权法案。洛克菲勒拥护取消种族隔离，是马丁·路德·金的崇拜者。

至今两人的对抗一直很胶着，但昨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可能是决定性的。胜者可以得到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选票，这些票数占了共和党预选总票数的百分之十五。昨夜的获胜者几乎肯定能拿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广告结束以后，新闻开始了，共和党的预选是这天的头条新闻。戈德华特赢得了加利福尼亚。他的优势不大——百分之五十二对百分之四十八。但他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选票。

“天啊！”乔治惊叹道。

“是啊，糟得不能再糟了。”维雷娜说。

“确实非常糟，参加最后总统选举的人中竟然有一个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分子。”

“也许有好的一面，”维雷娜争辩道，“他一参选，明事理的共和党人就会转投民主党，不会让戈德华特得逞了。”

“可以对此抱些希望。”

电话响了，乔治拿起床边的分机话筒。他很快就听出了电话那头斯基普·迪克逊那拉长调子的南方口音：“看到加利福尼亚共和党的预选结果了吗？”

“该死的戈德华特赢了。”乔治说。

“我们觉得这是个好消息，”斯基普说，“洛克菲勒也许能击败我们民主党的候选人，而戈德华特这样的极端保守派就好对付多了。约翰逊一定会在十一月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把他击垮的。”

“马丁·路德·金的人也这么想。”

“你怎么知道的？”

乔治之所以知道，是因为维雷娜是这么说的。“我和……他们中的人谈过了这次的结果。”

“你已经和他们谈过了？选举结果可是刚刚公布的啊！乔治，你不会是和金博士睡在一起吧？”

乔治笑了。“你别管我和谁睡在一起。约翰逊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斯基普犹豫了一下。“你肯定不喜欢听。”

“我一定要知道。”

“他是这么说的：‘现在不需要那个小畜生的帮忙就可以赢了。’很抱歉，但既然你问了，我就得照实对你说。”

“真该死！”

小畜生指的是鲍比。乔治马上看出了约翰逊在政治上的考量。如果洛克菲勒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约翰逊就必须在自由派选民身上花一番工夫，就要仰仗鲍比去赢得这些人的人心了。但对手是戈德华特的话，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自由派人士就全都归在约翰逊旗下了。约翰逊的对手变成了大多数是种族主义分子的白人工人阶级。他不再需要鲍比了——事实上，鲍比的存在反而对他不利了。

斯基普说：“乔治，很抱歉，但这就是现实中的政治。”

“嗯。我会告诉鲍比的，尽管他可能已经猜到了。谢谢你。”

“应该的。”

挂上电话以后，乔治对维雷娜说：“约翰逊不想让鲍比做他的竞选伙伴了。”

“这很自然。他原本就不喜欢鲍比，现在不需要他了。他会选谁来代替鲍比呢？”

“基尼·麦肯锡、赫伯特·汉弗莱或是托马斯·多德。”

“那鲍比将会置于何地？”

“这就是问题所在，”乔治站起身，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小，然后回到床上，“总统遇刺以后，鲍比这个司法部长就不起作用了。我仍然在努力推动着南方各州必须允许黑人参加选举的法案，但鲍比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他甚至把自己倾注了那么多心血的打击有组织犯罪都给忘了。我们设法给吉米·霍法定了罪，但鲍比根本不过问。”

维雷娜敏锐地问：“那你会怎么样？”维雷娜是少数几个像乔治那样会事事想在前面的人。

“我也许会辞职。”乔治说。

“哇。”

“近半年来我一直停滞不前，我不想让这种状态继续持续下去了。如果鲍比到了强弩之末，我就要继续走我的路了。鲍比是世界上我最尊敬的人，但我不想把一生都搭在他身上。”

“你准备做些什么？”

“我也许可以在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份好工作。我在司法部工作了整整三年，这段经历对我的价值非常大。”

“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不怎么雇用黑人。”

“没错，许多法律事务所甚至不给我面试的机会。但也有些律师事务所为标榜自己的自由主义精神愿意雇用我。”

“真的吗？”

“形势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林登对就业问题就很是上心。他曾经给鲍比写过信，抱怨司法部雇用的女律师太少了。”

“约翰逊真是好样的。”

“鲍比被那封信气疯了。”

“所以你准备去律师事务所工作？”

“如果仍然留在华盛顿的话，我就准备找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你还会去什么别的地方吗？”

“如果金博士需要我的话，我想我会去亚特兰大。”

“你会搬到亚特兰大吗？”维雷娜陷入了深思。

“我可以搬去亚特兰大。”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默默地看着电视上的画面。新闻播报员说林戈·斯塔尔 【18】 患上了扁桃体炎。乔治说：“搬到亚特兰大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

维雷娜陷入了沉思。

乔治问：“你喜欢这种安排吗？”

维雷娜仍然什么话都没说。

他知道维雷娜为什么会这样。乔治没说他们将怎样在一起。虽然他还没计划过，但他们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维雷娜在等待着他的求婚。

乔治的脑海中不合时宜地浮现出玛丽亚·萨默斯的形象。他犹豫了。

电话响了。

乔治拿起电话。“乔治，该醒醒了。”电话那头传来鲍比打趣的声音。

乔治集中起注意力，试图把和维雷娜结婚的事情暂时抛到一边。鲍比的声音听上去比前些时候欢快得多。乔治问他：“看到加利福尼亚共和党的初选结果了吗？”

“看到了，这意味着林登不再需要我了。因此我准备竞选参议员。你怎么看？”

乔治非常吃惊。“哪个州？”

“纽约州。”

鲍比这是想进入参议院了。也许他的出现可以震动那些抗拒和拖延新法案的老顽固参议员。“太好了。”乔治说。

“希望你能加入我的竞选团队。你看怎么样？”

乔治看着维雷娜。如果不是这通电话，他可能已经向维雷娜求婚了。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可能再去亚特兰大了。他将加入鲍比·肯尼迪的竞选团队。如果鲍比获胜的话，他将为肯尼迪参议员工作，重新回到华盛顿政坛。顷刻间，形势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好了，”乔治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

第三十五章

1964年10月12日，星期一，勃列日涅夫来电话的时候，赫鲁晓夫和德米卡正在黑海之滨匹斯达的度假胜地。

赫鲁晓夫远不在他的最佳状态。他缺乏活力，老在说年纪大了就应该退休、给年轻人让路这类话。德米卡怀念过去那个身材矮胖、总能想出绝妙点子的赫鲁晓夫。他不知道赫鲁晓夫什么时候能重返那种状态。

书房镶有木制的墙板，地板上铺着层东方地毯，红木桌上放着一排电话。桌子上响的那台电话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和党和政府办公室连线的那一台。德米卡拿起电话，听到话筒中传来勃列日涅夫低沉的声音，便马上把话筒递给了赫鲁晓夫。

德米卡只能听到电话这头赫鲁晓夫的说话声：“为什么……是什么议题……我正在度假，有这么急迫吗？你说你们都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明天吗……好吧！”

挂上电话以后，他告诉德米卡，政治局想让他回莫斯科，讨论十万火急的农业问题。勃列日涅夫坚持让他马上回去。

赫鲁晓夫坐着沉思了很长一会儿。他没有让德米卡走开。沉思完以后，他对德米卡说：“他们根本不是要我去讨论农业问题。半年前我生日那天你对我的警告变成了事实。他们准备把我一脚踢开。”

德米卡非常震惊，看来娜塔亚没有说错。

六月赫鲁晓夫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访问后回国的时候，娜塔亚预言中的逮捕并没有发生，德米卡相信了赫鲁晓夫的不会发生政变的保证。那时，娜塔亚承认自己并不知道事情的进展。德米卡觉得政变的阴谋已经不攻自破了。

现在看来，那伙人的阴谋只是推迟了一些而已。

赫鲁晓夫一直是位斗士。“你准备怎么办？”德米卡问他。

“什么都不干。”赫鲁晓夫说。

这比政变的阴谋更让人吃惊。

赫鲁晓夫说：“如果勃列日涅夫觉得他能比我干得更好，就让他去试试吧。”

“勃列日涅夫掌权了会怎么样？他完全没有通过官僚机构推动改革的精力和想象力。”

“他觉得没必要改变，”这位老人说，“也许他是对的。”

德米卡对赫鲁晓夫的这番话非常吃惊。

四月时德米卡曾经考虑过，是离开赫鲁晓夫还是试着在克里姆林宫别的高层那里找份工作，但他很快打消了那个想法。现在看来，那似乎是一个错误。

赫鲁晓夫转到现实的问题上来。“我们明天回莫斯科，帮我取消明天和法国国务部长的午餐会吧。”

德米卡带着心头的阴云做着种种安排：让法国代表团早点过来；让赫鲁晓夫的私人飞行员做好飞行前的各项准备；改变第二天的日程；但这一切他都是在恍惚中完成的。在总书记手下工作的日子就这样轻易地结束了吗？

苏联领导人没有退休的先例。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死在任上的。赫鲁晓夫会被杀吗？他的助理们的命运又将会如何？

德米卡不知道还能活上多久。

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会允许他去见小格雷戈里。

德米卡把这些想法抛到脑后。如果一味害怕，他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飞机于第二天下午一点准时起飞。

去莫斯科的航程耗时两个半小时，出发地和莫斯科位于同一个时区。德米卡很想知道，在莫斯科迎接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

飞机降落在莫斯科以南专供公务机起降的伏努科沃二号机场。紧随赫鲁晓夫走下飞机的时候，德米卡看到迎接他们的只是一小群中下级官员，而不是平时的政府部长们。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飞机跑道上停着两辆车：一辆吉尔-111型的豪华轿车和一辆五人座的莫斯科人牌汽车。赫鲁晓夫走向吉尔牌豪华轿车，德米卡被带往莫斯科人牌汽车。

赫鲁晓夫意识到自己和助理被人为地分开了。上车之前，他转身叫了声德米卡。

德米卡忍住眼泪。“什么事，总书记同志？”

“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总书记同志？”

“你妻子正在和普什诺伊私通。”

德米卡瞪着赫鲁晓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最好心里有个底。”赫鲁晓夫说，“再见了。”他乘上车离开了。

德米卡茫然地坐在莫斯科人牌汽车的后座上。他也许再也见不到有些淘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了。离别的时候，他又从赫鲁晓夫嘴里听说了妻子和灰白胡子中年元帅睡觉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叫人太难以接受了。

过了一会儿，司机问他：“是回家还是去办公室？”

德米卡非常吃惊，没想到司机还给了他选择的余地。这意味着，至少今天，他还不会被带到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他被施以了缓刑。

他琢磨着是回家还是去办公室。他没什么工作要做。没必要为一个即将下台的领导人安排日程。“还是回家吧。”他对司机说。

回到家，德米卡发现自己竟然不想当面指责尼娜。他觉得很尴尬，好像自己才是做错事的人似的。

他觉得自己也有罪。和娜塔亚那一夜的风流尽管没有赫鲁晓夫对尼娜的私通指控那么严重，但也已经够糟的了。

看尼娜喂小格雷戈里的时候，德米卡一句话都没说。接着他给小格雷戈里洗了澡，把他送上床。与此同时，尼娜在厨房准备着晚饭。一起吃饭的时候，德米卡告诉尼娜赫鲁晓夫将在今晚或明天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他猜这事还要过几天才能见报。

尼娜警觉起来。“那你怎么办？”

“不知道会怎样，”德米卡焦虑地说，“现在还没人考虑我这种助理，他们也许正在决定要不要杀了赫鲁晓夫，之后再来考虑我们这些蝼蚁。”

“你会没事的，”尼娜想了一会儿说，“你的家人都很有影响力。”

德米卡没那么确定。

收拾桌子的时候，尼娜发现德米卡没吃多少饭。“不喜欢喝汤吗？”

“我很烦躁，”他脱口而出，“你是普什诺伊的情妇吗？”

“别说傻话。”她说。

“我是认真的，”德米卡说，“你是吗？”

尼娜“砰”的一声把盘子扔进水槽。“你怎么会有这么蠢的想法？”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的。他一定是从克格勃那里弄来的情报。”

“克格勃怎么会知道？”

德米卡注意到尼娜在用问题回答问题，显然想蒙混过关。“克格勃监视所有政府高官的行动，把一切与身份不符的行为都记录在案。”

“别胡说了。”尼娜坐在沙发上，拿出几根烟。

“外祖母的葬礼上，你就在和普什诺伊元帅调情。”

“那只是——”

“之后我们得到了一套紧邻他家的别墅。”

尼娜往嘴里放了一支烟，点燃火柴，却很快熄灭了。“那似乎只是个巧合——”

“尼娜，你平时都很冷静，现在你的手却在抖。”

尼娜把熄灭的火柴扔在地上。“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她愤怒地说，“除了孩子和你妈妈，这房子里一个和我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想住上别墅，你却根本不去争取！”

德米卡回击她。“所以你就去干那些烂事？”

“现实一点吧，还有什么办法能在莫斯科搞到东西？”尼娜点燃烟，狠狠地吸了一口，“你为一个疯狂的总书记工作，我为一个色迷迷的元帅张开双腿。两者根本没什么区别。”

“那你为什么肯为我张开双腿？”

她什么都没说，却不由自主地环顾了一下这个房间。

德米卡马上明白过来。“是为了政府公寓的房子吗？”

尼娜没有否认。

“我还以为你爱着我呢。”他说。

“我确实很喜欢你，但这点哪够啊？别像个小孩子似的。这个世界很现实。如果想得到什么，就必须得付出点代价。”

德米卡觉得光谴责她有点伪善，于是也说出了自己的不忠。“也许应该告诉你，我也曾经出过轨。”

“我还以为你没这个胆量呢，”尼娜说，“和你出轨的是谁？”

“我不想说。”

“无外乎是克里姆林宫哪个漂亮的打字员了。”

“只是一夜情，而且我和她并没有来真的，但瞒着你让我感觉很不好。”

“天啊，你觉得我会在乎吗？你就好好地继续享受吧。”

这是尼娜愤怒中的胡言乱语，还是她的真实感受呢？德米卡非常彷徨。他说：“我从来没想到过我们的婚姻会是这样的。”

“对我而言，婚姻就是这样的。”

“是啊。”他说。

“你有你的梦想，我有我的梦想。”说完她打开电视。

德米卡盯着电视机屏幕，但他什么都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过了一会儿，他上了床，却一点都睡不着。又过了一会儿，尼娜躺到他的身边，但他们都没触碰对方。

第二天，尼基塔·赫鲁晓夫永远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德米卡继续每天早晨去克里姆林宫上班。穿着一身蓝色新西装的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得到了晋升，整天耀武扬威地在克里姆林宫里走来走去。菲利波夫显然是阴谋的一部分，因此得到了他的酬劳。

两天后的星期五，《真理报》刊登了赫鲁晓夫辞职的消息。

百无聊赖地坐在自己办公室的德米卡发现，在报纸刊登赫鲁晓夫辞职的同一天，英国首相也发生了更迭，贵族出身的保守党领导人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被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在大选中击败。

在德米卡看来，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尚能根据民众意愿，让崇尚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上台，而代表人类先进生产力的苏联却由一小撮所谓的精英密谋政权更替，之后才向温顺驯服的国民宣布。

英国甚至没有禁止共产主义的传播。有三十六名共产党员参加了议会选举，但没有一人当选。

一星期以前，德米卡会把这种专制看成共产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方面，因为它更有利于改革。但现在，改革的希望破灭了，在可预见的未来，苏联的种种错误都得不到纠正。他知道妹妹会怎么说：对改革的阻碍是现有体制的一个天然组成部分，这本身就是现有体制所造成的错误。但德米卡就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第二天《真理报》批判了主观主义、轻率的教条主义、夸张其事以及其他一些赫鲁晓夫的罪行。在德米卡看来，这完全是胡诌。现在发生的一切只是历史的倒退。苏联高层拒绝进步，作出了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严格控制经济、压制不同政见、拒绝进行任何尝试。这会让他们更舒服些——并且让苏联在财富、权力和全球影响力上继续落后于西方。

德米卡经常被勃列日涅夫招呼去干些杂事。在赫鲁晓夫去职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和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助理共用一间办公室。对德米卡来说，被赶出克里姆林宫只是时间问题。赫鲁晓夫仍然住在列宁山。德米卡开始觉得自己和前上司还有存活的可能。

一星期以后，德米卡得到了新的任命。

维拉·普莱特纳给他带来了封有任命书的信封。维拉表情很悲伤，没打开信封，德米卡就知道她带来的是坏消息。他飞快地读了一遍任命书的内容。任命书祝贺他被任命为哈尔科夫市委副书记。

“妈的，”德米卡骂道，“哈尔科夫。”

德米卡家族显赫的名声显然没能帮到他，他还是受到了身败名裂的总书记的牵连。这是个断崖式的降职。尽管工资有了提高，但钱在苏联根本没什么用。他会分到房子和车，但却被发配到了远离权力中心的乌克兰。

更糟的是，他将和娜塔亚相隔四百五十英里。

德米卡沮丧万分地坐在桌前。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的工作发生了大踏步的倒退，苏联也必将回到过去。在个人生活上，他和尼娜的婚姻亮了红灯，唯一所爱的娜塔亚又将和他分居两地。德米卡扪心自问，他到底哪里做错了？

最近他没怎么去河畔酒吧喝酒。但那天晚上，德米卡从匹斯达回来后第一次去那里就碰到了娜塔亚。娜塔亚的上司安德烈·葛罗米柯没有被政变影响，仍然留任外交部长，因此娜塔亚还留在克里姆林宫当秘书。

“赫鲁晓夫给了我一件离别礼物。”德米卡告诉娜塔亚。

“什么礼物？”

“他告诉我尼娜在和普什诺伊元帅私通。”

“你相信吗？”

“我想是克格勃报告给他的。”

“但还是有可能弄错吧。”

德米卡摇了摇头。“她承认了。我们得到的小别墅恰好在普什诺伊元帅乡间别墅的隔壁。”

“哦，德米卡，真为你感到难过。”

“我真想知道他们上床的时候，谁在照顾小格雷戈里。”

“你准备怎么办？”

“我并不觉得非常气愤。如果有胆量的话，我也会和你搞外遇。”

娜塔亚的表情很不安。“别这样说。”她说。她的表情快速变换着，从同情、悲伤、期待、害怕，迅速转化为惆怅。她紧张地把乱糟糟的头发向后一捋。

“无论如何都已经太晚了，”德米卡说，“我被派到哈尔科夫去了。”

“什么？”

“今天得到了任命。我被派到哈尔科夫当副书记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也许永远见不着了。”

娜塔亚的眼中满是泪水。“我不能没有你。”她说。

德米卡非常吃惊。他知道娜塔亚爱着他，但即使他俩单独在一起的那天晚上，娜塔亚都没如此赤裸裸地表达过。“你这是什么意思？”德米卡呆呆地问。

“你难道不知道我爱着你吗？”

“我不知道。”德米卡呆若木鸡地说。

“我一直都爱着你。”

“为什么没告诉我呢？”

“我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我丈夫。”

德米卡早就预感到会是这样。尽管没有证据，但他很肯定，痛殴欺骗娜塔亚的黑市商人这件事就是尼克策划的。有尼克这样一个丈夫，娜塔亚自然不敢公开承认对另外一个男人的爱。因此，娜塔亚对他从浓情蜜意到渐渐疏远就不难解释了。“我想我也害怕尼克。”德米卡承认。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我叫了星期五的搬场车。”

“这么快啊！”

“在办公室，我已经被看作一个难以驾驭的危险人物了。他们不知道我会干出些什么来，希望我早点滚蛋。”

娜塔亚拿出一块白手帕擦了擦眼睛，然后把身体探过面前的小桌子。“还记得堆满沙皇时期旧家具的那个房间吗？”

德米卡笑了。“我不会忘的。”

“那张四柱大床呢？”

“当然也记得。”

“那张床很脏。”

“还非常冷。”

娜塔亚又变得欢快起来。“你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

答案马上跃入了他的脑海：那对乳头坚挺的小乳房。但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来。

娜塔亚说：“没关系，尽管告诉我。”

说出来又能失去什么呢？“你的乳头。”德米卡有点尴尬，又很兴奋。

娜塔亚咯咯笑了。“你想再看看它们吗？”

德米卡艰难地吞了吞口水，强装轻松：“你猜。”

娜塔亚站起身，突然间像是拿定了主意。“七点，老地方见。”说完她离开了酒吧。

尼娜非常气恼。“去他妈的哈尔科夫，”她咆哮道，“在那儿我能干什么啊？”

尼娜很少说脏话，她早已不是那种低层次的女人了，觉得那样太粗野。脱口而出的脏话证明了她的沮丧。

德米卡冷冷地说：“那里的钢铁工会应该可以给你安排一份工作。”作为一般的苏联母亲，既然小格雷戈里已经到了上日托班的年龄，尼娜自然也应该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

“我不想被流放。”

“我也不想，你以为我是自愿要求去那里的吗？”

“你没预见到会被流放吗？”

“我预见到了，甚至打算要改换门庭。后来我觉得自己不会被清算，但没想到清算只是推迟了而已。阴谋政变的那帮家伙显然是想让我永远不得翻身。”

娜塔亚审视着德米卡。“昨天晚上你不会是去和打字员说再见了吧？”

“你说过你不在乎的。”

“好吧。我们什么时候走？”

“星期五。”

“妈的。”尼娜愤怒地收拾起东西来。

星期三，德米卡对舅舅沃洛佳谈起调动的事情。“我的工作调动倒无关紧要，”他说，“我在政府工作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证明共产主义行得通。无论怎样，共产主义制度都必须得到增进和改善。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况，恐怕我们只能走回头路了。”

“我们会尽快把你弄回莫斯科的。”沃洛佳说。

“谢谢你。”德米卡感激地说。舅舅总是能给他支持。

“这是你应得的，”沃洛佳说，“你很聪明，知道怎么办事，政府里就缺你这样的人。我都希望我的办公室有一个你这样的。”

“我可当不了军人。”

“但你要知道，发生这种事以后，你必须努力工作证明你的忠诚，什么都别抱怨——最关键的是，你别老对人说想回莫斯科。如果这样坚持五年，我就能开始为你运作回来的事情了。”

“需要五年吗？”

“至少五年，也许需要十年。事实上，你也别抱十分的指望。到现在为止，谁都不明白勃列日涅夫到底想干什么。”

经过十年的倒退，苏联一定又会回到贫穷和落后的老路上去，德米卡心想。但和舅舅说这个也没用。沃洛佳舅舅不仅是他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周四那天，沃洛佳碰见了娜塔亚。她嘴唇破了。“是尼克干的吗？”德米卡怒气冲冲地问。

“我在结了冰的楼梯上摔了一跤，脸撞在了台阶上。”娜塔亚说。

“我不信。”

“是真的。”娜塔亚说。但她没有再约他在储物室见面。

周五早上，一辆吉尔-130小型货运卡车停在了政府公寓外面，两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开始把德米卡和尼娜的物品搬上车。

快装满时，工人停下来在房间里休息了会儿。尼娜给工人端来了三明治和热咖啡。这时电话响了，是门房。“克里姆林宫的信使要直接传令给你。”他说。

“让他上楼吧。”德米卡说。

两分钟以后，娜塔亚穿着一身香槟色的大衣出现在门口。嘴唇受伤的娜塔亚看上去像个受过蹂躏的女神。

德米卡不甚了了地看着娜塔亚，然后把目光转到尼娜身上。

尼娜看出了德米卡眼神里的负疚，她气势汹汹地瞪着娜塔亚。德米卡觉得眼前的两个女人可能会打成一团，做好了随时出手干预的准备。

尼娜抱起手臂。“德米卡，”她说，“这位应该就是你那个小可爱打字员吧。”

她指望德米卡怎么说？“是的”？“不是”？承认两人间的情人关系吗？

娜塔亚显得很受伤。“我不是什么打字员。”她说。

“别担心，”尼娜说，“我很清楚你是什么东西。”

德米卡觉得这番争风吃醋的话出自一个为了别墅和老将军睡觉的女人很是讽刺。但他没有这样说。

娜塔亚摆出一副骄傲的神态，递给德米卡一个貌似来自官方的信封。

德米卡打开信封。文件出自改革派经济学者柯西金。尽管官场上发生了巨变，但柯西金却没有受到冲击，他的权力不降反升，勃列日涅夫任命他为新政府的部长会议主席。

德米卡的心猛地一跳。柯西金任命他为助理，就职地点就在莫斯科。

“你怎么办到的？”德米卡问娜塔亚。

“说来话长。”

“好吧，谢谢你。”他想伸出手臂抱住娜塔亚，狠狠地吻她两下，但是他忍住了。他转身对尼娜说。“我得救了，娜塔亚帮我在柯西金那里找到了份工作，这下我可以留在莫斯科了。”

两个女人憎恨地瞪着彼此，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个搬运工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所以我们要把车上的东西重新搬回来是吗？”

坦尼娅搭乘经停鄂木斯克的飞机前往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飞机是舒适的图-104型客机。八小时的夜间航程中，坦尼娅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坦尼娅名义上是去完成塔斯社交派的采访任务，私下里却是去找瓦西里的。

两周前，丹尼尔·安托诺夫走到她的办公桌前，偷偷地把《冻伤》的打印稿交还给她。“《新世界》还是不能发表这篇文章，”他说，“勃列日涅夫收紧了政策，现在又提倡所谓的‘正统’了。”

坦尼娅把打印稿塞进抽屉。她很失望，但对这个结果早已有了思想准备。她问安托诺夫：“还记得三年前我写的那组关于西伯利亚生活的文章吗？”

“当然记得，”安托诺夫说，“那组文章很受欢迎——政府因此收到了许多家庭愿意落户西伯利亚的申请。”

“应该写篇追踪报道，与文章里提到的人再次谈谈，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再采访一些新迁过去的人。”

“这主意不错，”安诺托夫低声问坦尼娅，“知道他在哪里吗？”

安托诺夫猜到了她的意图。“不知道，”坦尼娅说，“但应该能查出来。”

坦尼娅仍然住在政府公寓。卡捷琳娜死后，她和妈妈住进了楼上外祖父母的公寓照顾格雷戈里。格雷戈里说自己不需要人照顾：一战前在圣彼得堡贫民区的一室户房子里，他和弟弟列夫的家务事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对此他颇为自得。但事实上，七十六岁的他革命后既没扫过一次地，也没烧过一顿饭。

这天晚上，坦尼娅乘电梯下楼，敲响了哥哥家的门。

尼娜开了门。“是你啊！”她粗鲁地说。她留着门，退进房间里。尼娜和坦尼娅彼此憎恶着。

坦尼娅走进狭小的玄关。德米卡从卧室走出来。看到坦尼娅，他露出了笑容。坦尼娅问：“私下说几句好吗？”

德米卡从小桌子上拿起一串钥匙，带坦尼娅走出公寓，随手带上了门。兄妹俩乘电梯下楼，坐在宽敞大厅的一把长凳上。坦尼娅说：“我想让你帮我查查瓦西里在哪儿。”

德米卡摇摇头：“不行。”

坦尼娅差点哭了。“为什么不行？”

“我刚万幸地避免了被发配到哈尔科夫的命运，从事新的工作。如果到处去问一个犯罪的流放者的下落，会给人造成什么样的印象？”

“我得找瓦西里谈谈！”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想想瓦西里的感受吧。他一年多以前就结束了服刑，现在却仍留在西伯利亚。他也许在担心会一辈子留在那儿！我必须去告诉他，我们没有忘了他！”

德米卡抓起妹妹的手。“坦尼娅，我很抱歉。我知道你爱他。但把自己拖下水又会有什么好处呢？”

“从《冻伤》这篇文章可以看出，瓦西里拥有成为伟大作家的潜质。他把这个国家的错误浓缩在一篇文章里，表现得非常完美。我必须再让他多写一点。”

“那又能怎么样？”

“你在克里姆林宫工作，却不能使这个国家有多大改变。勃列日涅夫永远不会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任何变革。”

“我知道，对此我也很失望。”

“苏联的政治已经没有希望了，文学是我们现在的唯一希望。”

“区区一篇小说能作出任何改变吗？”

“这谁知道呢？但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德米卡，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革还是要根本废除的问题上一直意见不一，但谁都没有放弃。”

“反正我不知道。”

“帮我查查瓦西里·叶科夫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就说这是一篇报告所必须的秘密政治调查好了。”

德米卡叹口气说：“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

“谢谢你。”

两天后德米卡得到了信息。瓦西里已经被从劳役营释放，但不知道为什么，文件里却没有他的新住址。不过，文件上记录着他在离伊尔库茨克几英里的一个发电厂工作。当局禁止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得到旅行许可。

西伯利亚的招募机构找了个名叫伊莉娜的三十多岁的女人来接待她。坦尼娅宁愿接待自己的是个男人：女人的直觉都很准，伊莉娜也许能猜出她的真实目的。

“我想我们可以从中央百货商店开始进行采访，”伊莉娜爽朗地说，“那里能买到许多在莫斯科很难买到的东西。”

坦尼娅强迫自己表现出热情。“谢谢您！”

伊莉娜开着自己的莫斯科人410型轿车带坦尼娅进了城。坦尼娅把带来的包放在中央宾馆，而后跟随伊莉娜前往百货商店。她强忍住不耐烦，采访了经理和一个柜台职员。

采访完后，她对伊莉娜说：“我想采访岑科夫发电站。”

“好啊，”伊莉娜说，“但你为什么想去那里呢？”

“上次来这里时我走访过岑科夫电站，”伊莉娜不会知道这是个谎言，“记录西伯利亚的变化是这次采访的一个主题。我很想采访一下上次采访过的对象。”

“可你事先没说过要采访发电站啊！”

“别担心，我不会打扰那里的工作的。我只是四处走走，吃中饭时找几个人谈谈而已。”

“那就依你吧，”伊莉娜不想去什么发电站，但她必须让眼前这个来自莫斯科的重要记者满意，“我得提前给发电站打个电话。”

岑科夫发电站是个老式的烧煤式发电站，建成于不考虑环境的三十年代。空气里都是煤炭的味道，到处都蒙着厚厚的煤灰。一个穿着西装和肮脏衬衫、看上去非常吃惊的经理迎接了坦尼娅和伊莉娜。

被带着四处参观的时候，坦尼娅一直在寻找着瓦西里。瓦西里个子高大，长着一头细密的黑发，像个电影明星，应该很好认。但坦尼娅不能让伊莉娜和旁边的人知道两人从前就很熟悉，她是专门为瓦西里过来的。“你看上去很眼熟，”见到他时坦尼娅会这样说，“上次来这时我一定采访过你。”聪明的瓦西里一定会很快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坦尼娅会尽可能拖长自己的谈话，让瓦西里从震惊中平复过来。

坦尼娅原本估计瓦西里可能在中央控制室或是锅炉边当电力工程师，但这时她又意识到他可能是在什么地方修理着电力开关和照明电路。

坦尼娅很想知道瓦西里这几年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许瓦西里仍旧把她当作朋友——毕竟他把自己写的文章托人转交给了坦尼娅。无疑他在这里已经有了女朋友——以塔尼娅对他的了解程度，没准儿还有好几个。另外坦尼娅还想知道，他对变相延长了的刑期是理智接受还是怒气满满，对坦尼娅没有把他弄出来是心如死灰还是心怀恨意。

她不折不扣地完成着自己的工作，向这里的工人询问他们以及家人对这里的工作怎么想。受访者都提到了因为技术工人短缺而导致的高工资和快速晋升。许多人提到工作的艰苦时都很兴奋：他们在工作中体会到了一种振奋人心的同志之爱。

到了中午，坦尼娅还是没能见到瓦西里。她很沮丧：瓦西里应该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啊。

伊莉娜带坦尼娅到管理人员的食堂，但坦尼娅坚持和工人一起吃饭。人在吃饭的时精神更放松，说的话也更真诚，内容更多样。坦尼娅一边把工人们说的记录下来，一边环顾着工人餐厅，在寻找下一位受访者的同时搜索着瓦西里的踪影。

可吃饭的时间都快要过了，瓦西里还迟迟没有现身。餐厅都快没人了。伊莉娜提议到下一站的学校采访年轻的妈妈们。坦尼娅想不出理由拒绝。

坦尼娅也许应该直接提到他的名字。她想象着自己这样说：我记得上次似乎在这遇见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想是一个名叫瓦西里的电工……像是叫瓦西里·叶科夫之类的名字？能帮我查查他是否还在这里工作吗？这样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伊莉娜会帮她去问，但伊莉娜并不傻，必定会发现坦尼娅对瓦西里有着特殊的兴趣。她很快会发现瓦西里是作为政治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这时问题就转移给伊莉娜了，她是会闭嘴还是尽苏联公民的本分？在苏联，人们遇到这类问题时通常会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也就是把坦尼娅询问的事情报告给上级党委。

坦尼娅和瓦西里之间的友情一直都没人知道。这种私下来往对他们是种保护。因为没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两人逃过了私下印刷反动杂志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命运。瓦西里被捕以后，坦尼娅出于无奈，让双胞胎哥哥知道了两人的秘密。坦尼娅的上司丹尼尔也猜到了。但现在，坦尼娅却面临着秘密被陌生人知道的风险。

她鼓足勇气拖延着和受访者的谈话，然后，瓦西里出现了。

坦尼娅赶紧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尖叫。

瓦西里看上去像个老头似的。他身形很瘦，背驼得很厉害。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已经有了不少白发，以前的丰满脸庞现在刻满了皱纹。他穿着灰不溜秋的工作服，工作服口袋里插着几把螺丝刀。走路的时候他一直拖着步子。

伊莉娜问：“坦尼娅同志，你怎么了？”

“只是有点牙疼。”坦尼娅急中生智地说。

“真是太不幸了。”

坦尼娅不知道伊莉娜是不是真的相信她的话。

她的心跳个不停。她为找到瓦西里而兴奋，但又对他被摧残的外表感到惊惧万分。坦尼娅必须对伊莉娜隐藏起自己如此复杂的感情。

坦尼娅站起身，让瓦西里能看见自己。食堂里没剩下几个人了，瓦西里不可能看不见她。为了不让伊莉娜怀疑，坦尼娅故意把头朝旁边侧，没有跟瓦西里打照面。她拿起包，做出要走的样子。“一回莫斯科我就要找个牙医。”她说。

透过眼角的余光，她发现瓦西里突然停下来看着她。为了不让伊莉娜发现，她故意问伊莉娜：“说说我们要去的学校吧，那里的学生都是什么年龄啊？”

伊莉娜一边回到坦尼娅的问题，一边和她一起走向食堂门口。坦尼娅试着用眼睛瞄瓦西里。瓦西里仍然愣着看了坦尼娅一会儿。两人走到瓦西里身边的时候，伊莉娜狐疑地看了看瓦西里。

坦尼娅再次直直地看了瓦西里一眼。

瓦西里憔悴的脸上露出了吃惊的神色。他嘴巴半张，眼珠一眨不眨地瞪着坦尼娅。不过他的目光里除了吃惊还有别的东西。坦尼娅意识到那是希望——惊奇、怀疑，然后是带着期待的希望。他没有被击垮：这个饱经创伤的男人依然有写出完美小说的力量。

坦尼娅想起了自己准备的那套说辞。“你看上去很眼熟——三年前我在这是不是采访过你？我叫坦尼娅·德沃尔金，为塔斯社工作。”

瓦西里闭上嘴，似乎想稳定住自己，但仍然呆若木鸡。

坦尼娅按着自己的剧本往下说：“我正在写移民西伯利亚系列文章的后续报道。可我已经不记得你的名字了——过去三年里我采访过好几百人呢！”

“叶科夫，”怔了半晌以后他才说，“我叫瓦西里·叶科夫。”

“我记得我们曾经有次非常有趣的谈话，”坦尼娅说，“请务必再让我采访你一次。”

伊莉娜看了看表。“我们的时间很紧，这里的学校放学都早。”

坦尼娅点点头，然后对瓦西里说：“今晚能见面吗？能不能到中央宾馆来找我？说不定我们还能喝上一杯呢！”

“中央宾馆。”瓦西里重复了一遍。

“六点可以吗？”

“六点，中央宾馆。”

“到时候见。”说完，坦尼娅离开了发电站。

坦尼娅想让瓦西里放心，他没有被人忘却。她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这样就足够了吗？她能不能给他带去哪怕一点点希望？她还想告诉他，他写的小说非常棒，应该再多写一些，可她却拿不出更能激励他的东西：《冻伤》无法发表，瓦西里写的其他的文章可能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坦尼娅担心到头来瓦西里只会感觉更糟，而不是更好。

她在宾馆的酒吧里等待着瓦西里。这个宾馆不错。来西伯利亚出差的人都是些贵客——没人会来此地旅游——因此宾馆非常奢华，和来此居住的共产党高层十分相称。

瓦西里走进酒吧，他的样子比刚才好了一些。他梳过了头发，换了件干净的衬衫。他依旧像是个大病初愈的人，目光里却闪动着智慧的光芒。

瓦西里抓住她的双手。“谢谢你来看我，”他的嗓音激动地颤抖着，“我无法形容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是个真正的朋友，是我金子般的朋友。”

坦尼娅吻了吻瓦西里的双颊。

他们叫了啤酒。瓦西里像饿坏了一样猛吃着免费的花生。

“你写的小说非常棒，”坦尼娅说，“不是一般的棒，而是出类拔萃。”

瓦西里笑了。“谢谢你，也许在这么可怕的地方反而能写出些东西来呢！”

“除我之外，还有许多人喜欢这篇文章。《新世界》的编辑们甚至准备把它发表在刊物上。”瓦西里开心地露出了笑容，但坦尼娅不得不打击他的兴致，“但赫鲁晓夫下台后他们又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瓦西里又从盘子里抓了把花生，看上去非常沮丧。“这并不奇怪，”他恢复了平静，“至少他们喜欢——这点很重要。写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

“我复印了几份寄了出去——自然是匿名的——寄给几个《异议》的读者。”说到这里，坦尼娅犹豫了。接下来她准备说的话极冒风险。一旦说出口，就没有收回的余地了。她孤注一掷地说：“要是国内无法发表，我只有把稿子送到西方去了。”

坦尼娅在瓦西里眼中看到了兴奋的希望之光，但他却装出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来。“这对你来说会非常危险。”

“对你也一样。”

瓦西里耸了耸肩：“他们能对我怎么样——我已经在西伯利亚了。而你却有可能失去一切。”

“你能再写些小说吗？”

瓦西里从外套里拿出一个用过的大信封。“我已经写了。”说着他把信封递给坦尼娅。随后他又一口喝干了杯里的啤酒。

坦尼娅往信封里看了看，纸上密密麻麻地遍布着瓦西里工整而细小的字体。“这简直能编成一本书了！”兴奋过后，坦尼娅意识到，如果被人发现拿着这个信封，她自己也很有可能被永远囚禁在西伯利亚。想到这里，她飞快地把信封塞入了挎包。

“你准备拿它们怎么办？”

坦尼娅已经有了些成熟的想法。“东德的莱比锡每年都举办图书交易会。我可以去社里争取到那边采访——我还算会点德语。巴黎、伦敦和纽约的编辑和出版商都会参加交易会。你的这些作品也许能翻译成别的文字出版发行。”

瓦西里浮现出笑容。“你真这样想吗？”

“我觉得《冻伤》完全优秀到可以出版。”

“真能那样的话就太好了，可你必须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她点点头说：“你也一样。如果当局查出作者是谁的话，你也会惹上相当大的麻烦。”

瓦西里笑了。“你看我的样子——食不果腹，衣着褴褛，住在一个永远没有暖气的小客栈里——再坏也不过如此了。”

坦尼娅没想到瓦西里会吃不饱。“这里有个餐馆，”她说，“我们去吃晚饭吧？”

“乐意之至。”

瓦西里点了奶油牛柳和煮土豆。和所有顶级的宾馆餐厅一样，女侍在桌子上放了一小盘面包卷。盘子一端上来，瓦西里就把面包卷全吃了。牛柳吃完以后，瓦西里又点了梅子馅的小酥饼。他不仅吃掉了自己那一份，还把坦尼娅剩下的全吃了。 坦尼娅说：“我还以为这里的技术工人工资会很高呢！”

“志愿来这儿的人确实很高，刑满释放的人就不一样了。上头只在确实有必要的时候才发给我们维持生计的一点点工资。”

“我能给你寄食物吗？”

瓦西里摇了摇头。“克格勃会从包裹里偷东西的。打开的包裹上会标记‘可疑包裹，经官方检验’，之后所有好点的东西都不见了。我隔壁房间的家伙收到六罐果酱，可罐子全是空的。”

坦尼娅签单付了账。

瓦西里问：“你的房间里有浴室吗？”

“当然有。”

“能洗热水澡吗？”

“当然可以。”

“能去你那洗个澡吗？客栈的热水一周只有一次，每次只能在热水用完以前匆忙洗个澡。”

两人一起上了楼。

瓦西里在浴室里待了很长时间。坦尼娅坐在床上，看着窗外肮脏的积雪。她非常吃惊。坦尼娅以前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劳役营的情形，但和瓦西里的见面却给了她生动的直观感受。坦尼娅从没想到过犯人们在劳役营遭了多大的罪。好在瓦西里并没有被苦难击倒。事实上他反而从中获得了勇气和力量，以充满热情的幽默笔触写下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坦尼娅比以前更崇敬瓦西里了。

瓦西里从浴室里出来以后，两人道了别。以往两人分别的时候，瓦西里会跟坦尼娅调调情，但这天他似乎根本没想到这一点。

坦尼娅把皮夹里所有的钱、一块巧克力、两件对瓦西里来说稍微有点短的内衣给了瓦西里。“可能比发给你的内衣好些。”坦尼娅说。

“那是肯定的，”瓦西里说，“我根本就没有内衣。”

瓦西里走后，坦尼娅大哭了一场。

第三十六章

每次卢森堡电台播放桃色岁月的《爱是什么》，卡罗琳都会哭。

十六岁的莉莉觉得自己有点知道卡罗琳是什么感觉了。这和瓦利回家后在隔壁弹唱，她们却不能去隔壁告诉他唱得有多好是一回事。

爱丽丝醒着的时候，她们会把她抱到收音机前，告诉她：“唱歌的是你爸爸！”爱丽丝完全不能理解，只知道这是件让人兴奋的事情。有时卡罗琳会对着她唱，莉莉则在一旁弹吉他唱和声。

莉莉觉得自己此生的任务就是帮卡罗琳和爱丽丝移民到西方，让母女俩和瓦利早日团圆。

卡罗琳仍住在米特区的弗兰克家。卡罗琳的父母已经和她撇清了关系。他们说卡罗琳生下一个私生子，是对他们的侮辱。但事实上，他们是因为卡罗琳的父亲受到斯塔西的威胁，要因为卡罗琳和瓦利的关系而剥夺他的车站管理员职位才抛弃她的。从家里被赶出来后，卡罗琳便一直和瓦利的家人住在一起。

莉莉很高兴有卡罗琳作伴。卡罗琳像个大姐姐一样，完美地替代了丽贝卡原先在她心中的位置。莉莉也很喜欢卡罗琳的新生儿。每天放学以后她总会帮忙看一会儿爱丽丝，让卡罗琳休息几个小时。

这天是爱丽丝的一周岁生日，莉莉做了个蛋糕。爱丽丝坐在一把高脚椅上，快乐地用木勺敲着一个小碗。莉莉则把蛋糕捣碎成婴儿可以吃的小块。

卡罗琳正在楼上的房间里收听卢森堡电台。

爱丽丝的生日正好是肯尼迪被暗杀的纪念日。西德的电台和电视台在做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报道，评论他的死造成的深远意义。东德的电台对此却噤若寒蝉。

林登·约翰逊因为肯尼迪的死而担任总统也有一年了。但三个星期前他才以压倒性的胜利击败了极端保守派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大选。莉莉对此很是高兴。尽管出生在希特勒死后，但了解那段历史的莉莉很害怕戈德华特这种为种族仇恨拼命找理由的政客，害怕他们会使历史倒退。

约翰逊不像肯尼迪那样深得人心，但他似乎也决意要保卫西柏林。这是柏林墙两边的德国人关心的头等大事。

莉莉把蛋糕从烤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卡拉下班回家了。尽管人们都知道卡拉是个社会民主党党员，她还是保住了大医院护士长的职位。有一次，医院传出了解雇卡拉的流言，听到以后，护士们威胁说要罢工。医院院长被迫承诺让卡拉继续做护士长，化解了护士们的罢工威胁。

尽管仍然在试着远程控制自己的工厂，莉莉的父亲却被强行安排了一份工作。弗兰克在东德的一个国有工厂当工程师，生产一些质量远不如西德同类产品的电视机。一开始他提了些改进产品的建议，但这被看成是对上级的批评，所以他很快就默不作声了。下班后，弗兰克一走进厨房，便和家人们合唱起了德国传统的生日快乐歌。

接着他们坐在餐桌四周，谈论起爱丽丝还能不能看到父亲的问题。

卡罗琳进行了移民申请。偷渡到西柏林越来越难了：如果只是一个人，她还可以试着偷渡。但现在她不能拿爱丽丝的性命冒险。每年，东德都有一些人能获得合法移民的许可，但没人知道这类许可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大多数被准许移民的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还有些孩子和老人。

卡罗琳和爱丽丝也属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但她们的申请却被拒绝了。

和往常一样，当局没有给出拒绝的理由。

政府自然不会告诉你哪些申请有可能获得通过。因为缺少信息流通的渠道，东柏林充斥着关于向西方移民的种种流言。有人说可以直接向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发出吁求。

瓦尔特·乌布利希个子很矮，留着列宁式的胡子，在所有事情上都讲求正统。据说，他因为赫鲁晓夫不是个教条式的领导人而对莫斯科发生的政变暗自窃喜。尽管这样，卡罗琳还是给他写了封私信，说自己想和孩子的父亲结婚，希望能移民。

“据说他是个有着老式家庭观念的人，”卡罗琳说，“如果这种说法没错的话，他应该能帮上一个只是想让孩子拥有父亲的女人的忙吧。”

东德人大半时间都在猜测政府的想法和行动。东德政府的政策不可预知，而且变化很大。他们会允许在满是年轻人的夜总会播放摇滚乐，然后又突然在一夜之间禁止摇滚乐。他们曾经对穿着很宽容，后来却开始逮捕穿牛仔裤的年轻人。政府开放了外出旅行的权利，但几乎没什么人得到去西德走亲戚的许可。

茉黛外祖母加入了莉莉和卡罗琳的对话。“很难判断暴君会怎样做，”她说，“他们习惯用这种不可预知性来统治人民。我在纳粹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生活过，两者令人沮丧地极为相似。”

有人敲了敲门。打开门以后，莉莉惊恐地发现已经和姐姐离婚的姐夫汉斯·霍夫曼站在门口。

莉莉把门只开了一条缝，“汉斯，你想干什么？”

汉斯是个壮汉，能轻易地把门撞开，但他没有这样做。“莉莉，把门给我打开，”他不耐烦地说，“我是警察，你不能把我关在门外。”

莉莉的心狂跳，但她却一边把着门，一边对身后狂喊：“妈妈，汉斯·霍夫曼在门口。”

卡拉跑着过来了。“你是说汉斯吗？”

“是的。”

卡拉站在莉莉刚才站着的位置上。“汉斯，这里不欢迎你。”她的话音平稳而不屑，莉莉却觉得她的呼吸里带有着一丝焦躁。

“是这样吗？”汉斯冷冷地问，然后他话音一转，“即便这里不欢迎我，我还是想和卡罗琳·孔茨谈一谈。”

莉莉恐惧地叫出了声。为什么偏偏是卡罗琳呢？

卡拉问出了这个问题：“找她干什么？”

“她给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写了封信。”

“给总书记写信就犯罪了吗？”

“恰恰相反。总书记是人民的领袖，任何人都可以给他写信。他很高兴收到来自人民的信件。”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威吓卡罗琳呢？”

“我会把我来的目的解释给孔茨小姐听的。你不觉得应该让我进来吗？”

卡拉小声对莉莉说：“他也许有关于卡罗琳移民申请的事情要说，最好让他进来，看看他要说什么。”说着她敞开了门。

汉斯走进玄关。他年近四十，块头很大，背有些驼。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双排扣大衣，一看就是东德一般商店里买不到的高档货。这件颜色阴郁的大衣使他显得更为阴险了。莉莉本能地远离着他。

汉斯熟悉这里的一切，表现得好像他仍然住在这里一样。他脱下大衣，挂在玄关的衣架上，然后自说自话地走进厨房。

莉莉和卡拉跟在他后面走进去。

沃纳站在厨房里。莉莉怀疑他会拿出藏在放锅的抽屉后面的那把枪。卡拉之所以到门口周旋也许就是为了让他有时间拿到枪。莉莉试着控制双手的颤抖。

沃纳没有掩饰自己的敌意。“我很吃惊，竟然会在这里看到你。”他说，“你做了那些事，居然还有脸出现在这里。”

卡罗琳看上去惶恐而焦虑，莉莉意识到她根本不知道汉斯是谁。她在一旁对卡罗琳说：“他是斯塔西的人，他娶了我姐姐，在这里住了一年监视我们。”

卡罗琳捂住嘴倒吸了一口冷气。“就是他啊？”她轻声问，“瓦利和我说过他的事情，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汉斯听到了她们的窃窃私语。“你一定就是卡罗琳吧，”他说，“你写了封给总书记同志的信。”

尽管很惊恐，卡罗琳还是壮着胆子说：“我想和我孩子的父亲结婚，你可以让我达成这个心愿吗？”

汉斯看着坐在高脚椅上的爱丽丝。“孩子挺可爱的，”他说，“男孩还是女孩？”

仅仅是汉斯对爱丽丝的打量就让莉莉害怕得浑身打战。

卡罗琳不情愿地说：“是个女孩。”

“叫什么名字？”

“爱丽丝。”

“爱丽丝，嗯，你信里好像是这么写的。”

他对孩子的假装友好比赤裸裸地威胁更让人害怕。

汉斯拉出一把椅子，坐在厨房里的饭桌旁。“卡罗琳，这么说，你想离开这个国家是吗？”

“我想你们会很乐意让我离开——政府不喜欢我的音乐。”

“可你为什么要表演腐朽的美国流行音乐呢？”

“摇滚乐是美国黑人发明的，是被压迫的人的音乐，是革命的音乐。因此我对乌布利希同志不喜欢摇滚乐感到十分不解。”

汉斯总是对在争辩中处于下风表现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德国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音乐，你们为什么不表演呢？”他问。

“我喜欢德国的传统音乐，自信在这方面比你了解得更多。但音乐是不分国界的。”

茉黛外祖母倾身向前，带着怒意说：“共产主义也是，同志。”

汉斯没理她。

卡罗琳说：“我父母把我抛弃了。”

“这是因为你的腐朽生活方式。”

莉莉出离愤怒了。“那是因为你，汉斯，你威胁要让她父亲失业！”

“不是那回事。”他柔和地说，“值得尊敬的父母在发现女儿变得反社会、不知廉耻以后，都会这么做。”

卡罗琳流下了愤怒的泪水。“我没有不知廉耻。”

“可你生下了一个私生子。”

茉黛又发话了。“汉斯，你似乎不懂生物学。不管是不是合法的，人类都需要繁衍后代。这和廉耻没有任何关系。”

汉斯说不出话来，但他还是拒绝承认失败。他对卡罗琳说：“你要嫁的人是个通缉犯。他杀了个边防兵，然后逃到西方去了。”

“我爱他。”

“卡罗琳，你是要总书记给予你移民的特权是不是？”

卡拉说：“这不是什么特权，只是公民应得的权利。自由人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卡拉的话提醒了汉斯。“你们这些人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你们根本没意识到你们属于一个一心同体的社会。你要知道，就连海里的鱼都知道要成群游泳！”

“但我们不是鱼。”

汉斯没有理会卡拉的反驳，而是转身对卡罗琳说：“你是一个因为不检点而被家里赶出来的堕落女子，又寄居在一个众所周知有反社会倾向的家庭，现在还想和一个杀人的逃犯结婚。”

“他不是杀人犯。”卡罗琳小声说。

“人们写给乌布利希的信都得送到斯塔西去评估，”汉斯说，“卡罗琳，你的信被送到一个下级警官手里。因为年轻没经验，这位下级警官对你产生了同情心，建议批准你的申请。”莉莉觉得汉斯的话听上去不错，但她知道后面肯定有转折，她的判断没错，“还好，他的上司记得我以前处理过你们这不守规矩、老是惹麻烦的一家人，”他带着憎恨的表情环顾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把报告交给了我来处理。”

莉莉已经知道汉斯会这么说了。他们一定会得到一个令人心碎的结果。汉斯之所以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他们他已经以官方的名义把申请抹杀在了摇篮之中，也是为了以个人身份让他们死心。

“你会收到一份每个人都会收到的正式回复，”他说，“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不会被准许移民。”

“我能去看瓦利吗？”卡罗琳乞求道，“几天就行，爱丽丝还没见过她父亲呢！”

“不行就是不行，”汉斯僵硬地笑了笑，“申请移民的人禁止出国旅游。”接着他又恨意满满地补充了一句，“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

“明年我会继续提交申请。”卡罗琳说。

汉斯站起身，露出压倒一切的笑意。“不管是明年、后年还是再往后，你能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他依次看了看客厅里的每一个人，“你们所有人都得不到出国的准许，永远得不到。我在这儿发誓，永远不让你们这些人离开东德。”

说完这些，汉斯便离开了。

戴夫·威廉姆斯打电话给经典唱片。“你好，切莉，我是戴夫，”他说，“能和埃里克谈上几句吗？”

“他现在不在。”切莉说。

戴夫又气又失望。“我这已经是第三次给他打电话了。”

“你可真不走运。”

“他可以给我回电话。”

“我会问问他的。”

戴夫挂上电话。

这不是不走运，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桃色岁月乐队经历了非常成功的1964年。《爱是什么》占据了排行榜第一，没有莱尼的桃色岁月与包括传奇巨星查克·贝里在内的一众巨星进行了环英巡演。戴夫和瓦利搬进了戏院区的一套两室公寓。

但让人沮丧的是，他们的事业没有继续红火下去。

桃色岁月录制了第二张专辑，是为了圣诞节录制的，一面是《尽情舞动》，另一面是《我是男子汉》。埃里克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就确定了这两首歌。如果是戴夫，他宁愿录首新歌做主打。

戴夫的想法没错，《尽情舞动》在销量上遇到了滑铁卢。这时已经到了1965年1月，展望新的一年，戴夫突然感到一阵恐慌。晚上做梦时，他经常梦见自己从屋顶、飞机或梯子上掉下来，在感到生命即将结束时一下子惊醒过来。对于未来，他也产生了类似的感觉。

戴夫让自己确信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音乐家。他离开了家，离开了学校。他已经十六岁，到了可以结婚和交税的年纪了。他原以为自己已经有了份工作，但突然间一切都分崩离析了。他不知该怎么办。除了音乐，他一无所有。他无法面对回家住的耻辱。在流传至今的古老传说中，少年英雄常常会以“扬帆远航”为归宿。戴夫也有过就此消失、五年后胡子拉碴地带着满身的军功章回来的想法。但他从内心里深处知道自己受不了海军的死板纪律，去那儿可能比上学还糟。

他甚至都没了女朋友。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结束了和琳达·罗伯特森的恋情。当时琳达哭了，她说自己早料到会发生这种事。领取《美丽歌声》节目酬劳的时候，戴夫从埃里克那里要来了米姬·麦克菲的电话号码。他打电话给麦克菲，问她愿不愿意和他吃饭或看电影。麦克菲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说，“你的确很可爱，但我不能被人看见和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约会。我的名声已经很糟了，我不想看起来像个傻瓜。”戴夫被这番话深深地伤害了。

瓦利坐在戴夫身边，像往常一样拿着把吉他。他用戴着金属指套的左手按着和弦，弹唱道：“今早醒来，我会把扫帚弄干净！”

戴夫皱起眉头。“这是埃尔默·詹姆斯的弹法啊！”过了一会儿，他说。

“这叫瓶颈吉他 【19】 ，”瓦利说，“以前他们用破瓶子的瓶颈来弹吉他，不过现在有些人已经改用金属物件来弹了。”

“听起来还不错。”

“你为什么一直打电话给埃里克？”

“我想知道《尽情舞动》卖了多少，想知道《爱是什么》在美国市场上的反响怎么样，想知道我们接下来的演出日程——但经理人就是不跟我谈。”

“开掉他，”瓦利说，“他只会拖我们的后脚。”

瓦利的英语已经很娴熟了，但这地方还用得不对。“你说的是‘拖累我们’的意思吧。应该说‘拖后腿’，而不是‘拖后脚’。”

“谢谢。”

“如果电话找不到他，我又怎么能开掉他呢？”戴夫闷闷不乐地说。

“直接去他的办公室找他。”

戴夫看着瓦利。“你有时候还真能说到点子上呢，”他感觉好了一些，“我正要去他的办公室找他谈。”

戴夫走出公寓，感觉无精打采。伦敦街道的一些特质总能让他振作起来。伦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这里一切都可能发生。

丹麦街离他们的住处不到一英里。戴夫十五分钟就走到了那里。他上楼走到经典唱片的前台。“埃里克出去了。”切莉说。

“你确定？”他鼓足勇气，推开了埃里克办公室的门。

埃里克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被戴夫抓个正着，显得有点蠢。但他马上改换成一副气势汹汹的姿态。“你来这儿干什么？”

戴夫没有立刻回答。父亲时常对他说：“别因为有人问你问题，就觉得自己必须回答，我在多年的从政经历中学到了这一点。”戴夫一言不发地走进门，顺手把门关上。

他知道，如果一直站着，埃里克会觉得自己任何时候都能把他打发走。于是他坐在埃里克办公桌前的座位上，交叉起了双腿。

坐定以后，他问埃里克：“你为什么避着我？”

“你这个小鬼，我一直很忙，找我有什么事？”

“找你的事多了，”戴夫略显夸张地说，“《尽情舞动》卖得怎么样？我们在新年里要参加哪些演出？美国有什么消息？”

“零，零，零，全都是零，”埃里克说，“满意了吗？”

“我为什么要对此满意？”

“这里有二十英镑，”埃里克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卷纸币，“这就是你们从《尽情舞动》里得到的全部收入。”他把四张五英镑钞票扔在桌上。“现在你满意了吗？”

“我想知道具体数字。”

埃里克笑了。“具体数字？你以为自己是谁？”

“我是你的客户，你是我的经理人。”

“白痴，我没什么可帮你经理的。你们只是个昙花一现的乐队而已。这在音乐行业里并不少见。你们运气不错，拿到了汉克·雷明顿的一首歌，但没有真正的才能。一切都结束了，就当做了个好梦吧，回学校去吧。”

“我不能回学校了。”

“为什么不能，你现在只有十六七岁吧？”

“我每门考试都不及格。”

“那就去找个活干。”

“桃色岁月将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乐队，我会成为音乐家。”

“小子，做你的梦去吧。”

“我会的。”戴夫站起身。正准备离开，他突然想到未来发展还存在一个障碍：他和埃里克还签有合同，如果乐队未来发展得好，埃里克有可能会要求分成。他问埃里克：“你不再是‘桃色岁月’的经理人了，是这个意思吗？”

“感谢上帝，你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要拿回我那份合同。”

埃里克突然变得很疑惑。“什么？为什么？”

“我们签署合同是因为你听了《爱是什么》，现在你不想继续执行那份合同了，不是吗？”

埃里克踌躇着。“那你为什么要拿回那份合同？”

“你刚跟我说我们没有才干。如果你觉得我们有广阔前景的话——”

“别说笑了。”埃里克拿起电话，“亲爱的切莉，把桃色岁月的合同拿出文件袋，在戴夫出门的时候还给他。”说完他挂上电话。

戴夫从桌上拿走了钱。“埃里克，我们俩有一个是傻瓜，”他说，“我想知道究竟是哪一个。”

瓦利爱上了伦敦。伦敦到处都有音乐：民谣俱乐部、打击乐俱乐部、剧院、音乐中心，还有众多的歌剧院。只要桃色岁月不演出，瓦利就到各处的俱乐部和剧院看演出，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和戴夫一起。他还时常去参加一些独奏会，从别人的演奏中获得一些新的灵感。

英格兰人很怪。每当他说他是个德国人，他们就会提起二战。英格兰人觉得他们打赢了二战，当瓦利向他们指出击败德国的其实是苏联红军的时候，他们总像是受到了冒犯，有时为了防止陷入无意义的争吵，瓦利会索性说自己是个波兰人。

但伦敦的半数人并不是英格兰人：这里有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加勒比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伦敦的毒贩子大多出自英国殖民地：马耳他人出售兴奋剂药丸，海洛因贩子来自香港，买大麻则找牙买加人。瓦利喜欢去加勒比人开的夜总会，加勒比音乐的节奏明显和摇滚乐不同。那里通常有很多女孩围着他转，但每当受到女孩子的包围，他都会告诉她们自己已经订婚了。

有一天，戴夫不在公寓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来电的人问：“能帮我叫一下沃尔特·弗兰克吗？”

瓦利差点回答说外祖父早在二十年前就死了。“我是瓦利。”他犹豫了一下以后说。

对方换成了德语。“我是埃诺克·安德森，从西柏林给你打的电话。”

安德森是为瓦利的父亲管理工厂的丹麦会计师。瓦利记得他是个总把圆珠笔插在胸口口袋里的秃头男人。“出什么事了？”

“你的家人都不错，但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卡罗琳和爱丽丝的移民申请被拒绝了。”

瓦利像被人揍了一拳一样难受。他重重地坐了下来。“为什么？”他问，“是什么原因？”

“东德政府不会为他们的决定解释原因。我只知道一个你认识的名叫汉斯·霍夫曼的斯塔西特工去过你家。”

“那个卑鄙小人！”

“他说你们家的人永远都别指望移民，或者得到去西方旅游的许可。”

瓦利捂住双眼。“永远？”

“他是这么说的。你父亲让我把这些话转达给你。我很难过。”

“谢谢你。”

“有话要带给你家人吗？我仍然会每周去一次东柏林。”

“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瓦利哽咽了。

“我会替你带到的。”

瓦利咽了一口口水。“告诉他们，我们家总有一天会团圆的，我非常确信。”

“我会告诉他们的，再见。”

“再见。”瓦利凄凉地挂上电话。

怔了一会儿以后，他拿起吉他，弹起了和弦。音乐能给人慰藉。音乐里只有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各个音符，没有奸细，没有叛国者，没有警察，更没有墙。他唱着：“爱丽丝，我想念你……”

戴夫很高兴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姐姐。他在伊维所在的经纪机构“国际巨星经纪人公司”的办公室外碰到了姐姐。伊维戴着粉红色的宽边礼帽。她说：“没有你在，家里无趣多了。”

“因为没人和爸爸吵了吗？”戴夫笑着问。

“工党赢得大选以后，他比以前忙多了。现在他进入内阁了。”

“那你在忙些什么呢？”

“在拍一部新电影。”

“祝贺你！”

“听说你把经理人给踢了？”

“埃里克觉得桃色岁月只能昙花一现，但我们并没有放弃。不过我们必须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可我们现在只能每周在飞驰夜总会表演几个晚上，这点钱连房租都不够。”

“我无法保证我们公司可以收留你们，”伊维说，“他们只是说可以和你谈谈。”

“我明白。”戴夫知道，没有哪个经纪公司会为了拒绝别人而找他们谈话。另外，“国际巨星”明显想要讨得伦敦近来最炙手可热的女星伊维·威廉姆斯的欢心。因此他对这次会面保有着很大的希望。

伊维带戴夫走进公司。“国际巨星经纪人公司”的办公室和查普曼那里很不一样。接待员不像切莉那样总是在嚼口香糖。接待室的墙上也没有贴各种优胜图片，而是涂成了各种水粉色。尽管没那么摇滚，但这里看起来很漂亮。

他们根本不需要等。接待员把他们带到了马克·巴特勒的办公室。巴特勒二十多岁，穿着时髦的拉袢领衬衫，戴着编织领带。巴特勒的秘书用托盘送来了咖啡。“我们喜欢伊维，很愿意帮她弟弟的忙。”最初的客套以后，巴特勒换了一副脸色，“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尽情舞动》对桃色岁月的伤害很大。”

戴夫说：“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我想知道你这话的确切含义。”

“要我实话实说的话……”

“尽管说吧。”虽然同为经理人，但马克·巴特勒还真是和埃里克·查普曼不一样啊，戴夫在心里感叹着。

“你们看上去只是个碰巧拿到汉克·雷明顿一首歌的普通乐队。人们只觉得歌非常好，而不觉得你们这个乐队好。这个世界不大——少数的几家唱片公司、凤毛麟角的策划、两个电视节目——他们对桃色岁月的看法大致相同。我无法向任何一处把你们推荐出去。”

戴夫咽了口口水，没想到巴特勒会如此开诚布公。他试着掩饰起自己的失望。“能拿到汉克·雷明顿的歌的确非常幸运，”他承认道，“但我们不是普通的乐队。我们有一流的节奏声部和出类拔萃的主音吉他手，我们的形象也不差。”

“你们必须向听众证明自己并非昙花一现。”

“我知道。但没有录制合同、没有更多演出机会的话，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证明我们的与众不同。”

“你们需要另一首好歌。你能从汉克·雷明顿那里再弄来一首吗？”

戴夫摇摇头说，“汉克不给人写歌。《爱是什么》是科尔德乐队不愿意录的歌，那只是个特例。”

“雷明顿也许能再写一首，”巴特勒摊开双手，做出个谁能说得准的姿势，“我没有音乐上的天分，所以当了个经理人，但我知道雷明顿绝对有那个能力。”

“好吧……”戴夫看了眼伊维，“我想我可以问下他。”

巴特勒轻松地说：“问一下又没关系。”

伊维耸了耸肩。“我不介意。”

“那就这样吧。”戴夫说。

巴特勒站起身，和戴夫握手。“祝你好运。”他说。

离开经纪公司大楼的时候，戴夫问伊维：“我们现在能去见汉克吗？”

“我要去买点东西，”伊维说，“我们约了晚上见面。”

“伊维，这事很重要，不然我的一生都得毁了。”

他们开着伊维的车去了切尔西。戴夫不时咬着自己的嘴唇。巴特勒残忍地告诉了他真相，使他能够面对事实。但巴特勒不认为桃色岁月有天赋——在他看来，那只是雷明顿的天赋。但无论别人怎样想，如果能从雷明顿那里弄来另一首好歌的话，他们的乐队就能重新走上正轨了。

但是怎么跟他开口呢？

“汉克，再写些民谣吧！”这么说太随意。

“汉克，我有困难。”这么说又显得太巴结了。

“我们的唱片公司在做《尽情舞动》的时候犯了个大错，但只要你能帮上点小忙，我们就能逆转局面。”戴夫不喜欢任何一种说辞，因为不愿意向别人伸手。

但他必须得做。

汉克在泰晤士河边有套房子。伊维带戴夫走进一套大房子，乘着吱吱作响的电梯上了楼。现在，伊维大多数晚上都待在这里。她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汉克，”她大叫一声，“我回来了！”

戴夫跟着伊维走进公寓。公寓的走廊里挂着一幅醒目的现代派画作。他们走过餐厅，朝放着一部巨大钢琴的客厅里看了一眼。哪里都没有人。

“他不在。”戴夫失望地说。

伊维说：“他也许在睡午觉。”

一扇门开了，汉克一边从一间明显是卧室的房间里走出来，一边拉上牛仔裤。“嗨，亲爱的，”他跟伊维打了声招呼，“我在睡觉呢！”接着他又看见了戴夫。“戴夫，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让伊维带我来这里，是想请你帮我个忙。”戴夫说。

“是这样啊，”尽管在和戴夫交谈，但汉克的眼睛却一直在看着伊维，“我还以为你会晚点过来呢！”

“戴夫等不及了。”

戴夫说：“我们需要一首新歌。”

“戴夫，现在不是时候。”汉克说。戴夫希望他解释，但汉克却没有给出解释。

伊维问：“汉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确实有一些事。”汉克说。

戴夫很震惊，人们一般总会回答说“没什么事”的。

伊维的女性直觉起了作用。“卧室里有什么人吗？”

“亲爱的，对不起，”汉克说，“没想到你会在这时回来。”

这时卧室门开了，安娜·默里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戴夫吃惊地张大了嘴。加斯帕的姐姐竟然在伊维男朋友的床上！

安娜穿着包括长筒袜和高跟鞋的一身正装，但她头发纷乱，上衣纽扣也扣错了位置。安娜没说话，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她走进客厅拿了个小公文包，又走了出来。她走到公寓门口，拿下钩子上的大衣，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

汉克说：“她是来跟我谈我的自传的，结果就……”

伊维哭了起来。“汉克，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我也没想到，”他说，“只是顺其自然发生了而已。”

“我以为你是爱我的。”

“我确实爱你。只是……”

“只是什么？”

汉克祈求地看着戴夫。“有些诱惑，男人完全无法抵挡。”

戴夫想起了米姬·麦克菲，于是点了点头。

伊维愤怒地说：“戴夫还是个孩子。汉克，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

汉克一下子火了：“伊维，请注意你的言辞！”

伊维难以相信汉克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叫我注意言辞？我抓住你和另一个女人上床，你却叫我注意言辞？”

“我是认真的，”汉克带着威胁的语气说，“别得寸进尺。”

戴夫突然害怕了。汉克像是要打伊维耳光似的。爱尔兰的下层工人阶级都是这个德行吗？他应该怎么做——保护姐姐不被殴打吗？他是不是要和这个自猫王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天才打上一架呢？

“得寸进尺？”伊维愤怒地问，“那我立马就从这扇门出去，这样就不算得寸进尺了吧？”她转过身，气势汹汹地向门外走去。

戴夫看了看汉克。“呃……关于那首歌……”

汉克无声地摇了摇头。

“好，”戴夫说，“今天先不谈这个。”他无法继续对话。

汉克为戴夫敞开门，戴夫走了出去。

伊维在车里哭了五六分钟，然后擦干泪水。“我开车送你回家。”她说。

车开到西区戴夫的公寓以后，戴夫对姐姐说：“到我的公寓来吧，我给你做杯咖啡。”

“谢谢你。”伊维说。

瓦利正坐在沙发上弹吉他。“伊维很伤心，”戴夫告诉瓦利，“她和汉克闹翻了。”说完他走进厨房，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

瓦利说：“在英语里，‘很伤心’就是很不高兴。如果被人忘了生日什么的，不怎么高兴的话，应该说‘特别伤心’是吗？”

伊维笑了：“瓦利，你总是这么逻辑分明。”

“我还具有丰富的创造力！”瓦利说，“听听这个，你就会高兴了。”弹了会儿吉他，他开始唱道：“爱丽丝，我想念你。”

戴夫从厨房里走过来听他唱。瓦利用D小调唱了一首悲伤的民谣，里面有一些戴夫从没听过的旋律。

一曲唱完，戴夫说：“这首很棒。是电台里听来的吗？哪个歌手的？”

“是我写的。”瓦利说。

“厉害，”戴夫说，“再唱一遍给我听。”

这一次，戴夫即兴加入了和声。

伊维说：“你们俩很棒。你们根本不需要那个浑蛋汉克。”

戴夫说：“我想把这首歌唱给马克·巴特勒听。”他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五点半。他拿起话筒，打电话给“国际巨星”。巴特勒还在办公。“我们有了一首歌，”戴夫说，“能去你的办公室弹给你听吗？”

“我很想听，但我正要下班呢！”

“你能在回家的时候顺道来一下亨莉埃塔路吗？”

犹豫了一会儿，巴特勒说：“那我顺道过去一趟吧，那里离地铁站不远。”

“想喝点什么？”

“金汤力就行。”

二十分钟后，巴特勒拿着杯酒坐在沙发上。戴夫和瓦利一边弹吉他一边合唱，伊维也加入了进来。

唱过一遍以后，巴特勒说：“再唱一遍！”

第二遍唱完以后，戴夫、瓦利和伊维期待地看着巴特勒。沉默了一会儿，巴特勒说：“我听过一首歌马上就能知道能不能打榜。这首歌肯定能上榜单。”

戴夫和瓦利笑了起来。戴夫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喜欢这首歌，”巴特勒说，“有了这首歌，我可以给你们唱片录制合同。”

戴夫站起身，放下吉他，和巴特勒握手表示交易完成。“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了。”他说。

马克抿了口酒。“这首歌是汉克现写的，还是他放在哪个抽屉里的啊？”

戴夫笑了。成交以后，他可以把真相说出来了。“这不是汉克·雷明顿写的歌。”他说。

巴特勒扬起了眉毛。

戴夫说：“你以为是首汉克的歌才会过来听，很抱歉没有及时告诉你真相，我只是不想给你留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是首好歌就够了。但这歌是从哪儿来的啊？”

“这首歌是瓦利在我去你的办公室的时候写的。”戴夫告诉他。

“你写得非常棒，”巴特勒转身看着瓦利，“能为唱片的另一面再写首歌吗？”

“你应该出去走走。”莉莉·弗兰克对卡罗琳说。

事实上这是莉莉的妈妈卡拉而非莉莉的主意。卡拉对卡罗琳的健康状态很担心。汉斯·霍夫曼走后，卡罗琳日渐消瘦。她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卡拉对莉莉说：“卡罗琳才二十岁，她不能像修女那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你能带她出去走走吗？”

此时她们正在卡罗琳的房间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给坐在地板上、被玩具包围的爱丽丝听。有时爱丽丝会兴奋地鼓鼓掌，但大多数时候她都不理她们，自己玩。爱丽丝最喜欢的正是那首《爱是什么》。

卡罗琳说：“我没法出去，我得照看爱丽丝。”

莉莉对卡罗琳的反对早有准备。“我妈妈可以照看她，”她说，“茉黛外祖母也能。最近爱丽丝晚上都很乖。”十四个月大的爱丽丝已经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我觉得这样做不大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出去。”

“你已经好几年没晚上出去过了。”

“但瓦利会怎样想？”

“他才不希望你躲在家里一个人闷着呢。”

“我还是拿不定主意。”

“今天晚上我要去圣杰特鲁德青年会，我们一起去那儿玩吧。那里能唱歌跳舞，有时甚至还会有辩论——我想瓦利应该不会介意的。”

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知道年轻人需要娱乐，但他担心过于放宽会削弱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因此流行音乐、时尚、漫画和好莱坞电影在东德不是被取缔就是被禁止。只有体育运动被允许，但也得男女分开。

莉莉知道她这个年纪的大多数人都讨厌政府。十来岁的孩子不关心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他们比较热衷于发型、时尚和流行音乐。乌布利希那种轻视自身所珍视事物的清教徒思想和莉莉这代人相去甚远。更糟的是，他们经常有不切实际的遐想，觉得西方的同龄人卧室里都有自己的录音机，衣橱里满是新衣服，每天都能吃上美味的冰激凌。

基督教青年会被允许作为填补青春期空白的一种尝试。它不会引起争议，但也不像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那样政治正确。

卡罗琳沉思了一会儿。“也许你是对的，”她说，“我不能像个受害者一样过完这辈子。我的运气已经够糟的了，但我不能让这种运气陪伴我一生。斯塔西觉得我是个男友杀了边防军人的女孩子，但我绝不接受这种说法。”

“说得没错！”莉莉非常高兴。

“我准备写信给瓦利，把这些写在信里。不过我会跟你一起去的。”

“那我们换衣服吧。”

莉莉回房换了条短裙——不是东德人在西方电视节目里看到的迷你裙，但裙摆也在膝盖以上。卡罗琳同意出去以后，莉莉心里却打起了鼓：卡罗琳说得没错，她不能让斯塔西决定一辈子。但瓦利知道以后会怎么想？他会担心卡罗琳忘了他吗？莉莉已经快两年没看到哥哥了。瓦利已经十九岁了，是个流行歌手。莉莉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卡罗琳向莉莉借了条牛仔裤，然后两人一起化了妆。莉莉的姐姐丽贝卡从汉堡给她们寄来了黑色的眼线膏和蓝色的眼影。令人惊讶的是，斯塔西没有把它们拿走。

两人去厨房和家人说再见。卡拉正在喂爱丽丝吃饭。爱丽丝看到卡罗琳要走，兴奋地和她挥手再见，这让卡罗琳稍稍有些生气。

她们去了几个街区外的新教教堂。家里只有茉黛外祖母常去教堂做礼拜，但莉莉去过两次教堂地下室的青年会。夜总会是一个留着披头士发型的新来的牧师开办的，这位牧师二十五岁，名叫奥多·沃斯勒，对莉莉来说年纪稍嫌大了一点。

奥多有一台钢琴、两把吉他、一台录音机。这里的晚会以政府不会禁止的民族舞开场。莉莉总是和同龄的贝特霍尔德一起跳舞。贝特霍尔德很标致，但并不性感。莉莉看上了年龄稍大、长得像保罗·麦卡特尼的索尔斯滕。

舞蹈伴着拍手和旋转，非常有活力。莉莉高兴地看到卡罗琳在跳舞时绽放出笑容，恢复了精神。卡罗琳看上去已经比在家里好多了。

但民族舞只是个幌子，是接受带有敌意询问时的掩饰。跳了一会儿，有人开始放起了披头士的《我很好》，舞池里的人都扭了起来。

一小时以后，跳舞的人们停下来休息，喝东德产的维他可乐。这时莉莉发现卡罗琳涨红了脸，显得非常快乐，这让莉莉十分满意。奥多依次和每个人谈话。他告诉人们，如果他们有私生活和性方面问题的话，他可以倾听并给出建议。卡罗琳告诉他：“我的问题在于我孩子的父亲远在柏林墙的那一头。”在舞蹈重新开始之前，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晚上十点，录音机关上的时候，莉莉吃惊地发现卡罗琳拿起了奥多的一把吉他。卡罗琳向莉莉做了个手势，让她拿起另一把。卡罗琳和莉莉常在家里弹吉他唱歌，但莉莉从没想过当众表演。卡罗琳奏起了埃弗里兄弟的名曲《小苏茜，快起床》。两把吉他配合得很完美，卡罗琳和莉莉的合唱也非常动听。地下室所有人都跳起了舞。唱完之后，人们纷纷喊着要她们多唱几首。

她们又弹唱了《我想握住你的手》和《如果我有把锤子》，然后是适合慢舞的《爱是什么》。年轻人们想让她们一直继续下去，但奥多却说最多还能再唱一首，所有人必须在警察来逮捕他之前回家。奥多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但却不容抗拒。

卡罗琳和莉莉把《回到美国》作为这天的最后一首。

第三十七章

1965年初，加斯帕·默里一边准备大学的毕业考试，一边给能找到地址的美国各大广播电视网写了信。

各大广播电视网收到的是同一封信。他把伊维和汉克约会的报道、对马丁·路德·金的采访以及《真相》的暗杀特辑都附在了信里，希望能得到份工作。只要能到电视台工作，加斯帕什么活都愿意干。

加斯帕从来没有对任何事如此孜孜以求过。电视新闻比报纸杂志上的新闻好得多——更为快速，更为深入人心，也更为逼真——美国的电视台比英国的要好。加斯帕知道自己一定会在电视台干得很出色。他所需要的只是个起步。他的愿望非常迫切，为此伤透了神。

因为寄信花了很多钱，加斯帕便让姐姐安娜请他吃午饭。他们去了左翼作家和政治家们喜欢去的匈牙利饭店盖伊餐馆。“如果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你该怎么办啊？”点完菜以后，安娜问加斯帕。

前途不明让加斯帕很沮丧。“我真不知道。如果在英国，我会在地方报采写一些马戏或者公务员葬礼之类的小报道，但我觉得我不会甘于做这种事的。”

安娜要了餐馆的特色菜冷樱桃甜汤，加斯帕要了拌有塔塔酱的炸蘑菇。安娜说：“听着，我欠你一个道歉。”

“是的，”加斯帕说，“你确实该对我道歉。”

“可汉克和伊维根本没有订婚，更别说结婚了。”

“但你知道他们是一对。”

“是的，我不该和他上床的。”

“但你还是上了。”

“别这样道貌岸然，我不太做这种事，你却是经常的。”

加斯帕没有争论，因为这的确是事实。他经常和一些已经订婚甚至结婚的女人上床。他撇开这个话题问：“妈妈知道了吗？”

“是的，她发火了。黛西·威廉姆斯是她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她又收留你住在她们家，对你非常好——现在我却伤害了她的女儿。黛西对你说些什么了吗？”

“你给她女儿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她对此非常生气。但她也说了，她和劳埃德·威廉姆斯陷入爱河的时候也已经嫁了人，因此她觉得没必要把这件事提升到道义的高度。”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算了，没事。”

“但我其实并不是很后悔。”

“这话怎么说？”

“我和汉克上床是因为我爱上了他。自从有了第一次以后，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和他在一起。他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男人，如果能把他的心拴住，我想我是会嫁给他的。”

“作为你弟弟，我想问你一句，他到底看上你的哪一点？”

“你是不是想说无非就是我的大胸？”安娜笑了。

“你不仅相貌不出众，还比他大几岁。你要知道，只要打上个响指，他就能让无数未婚少女上他的床呢！”

她点点头。“他和我上床是因为两点。首先，他聪明，但没受过教育。我是他通向心灵世界的导师：我带他走向了艺术、戏剧、政治和文学的广阔天地。他很愿意和肯俯就和他谈这些的人说话。”

加斯帕并不觉得奇怪。“他以前很喜欢与黛西和劳埃德聊这些。那另一点是什么呢？”

“他是我第二个情人，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加斯帕点点头。女孩们不太愿意说这种事，但安娜和加斯帕姐弟却对各自的情史了如指掌。

安娜说：“我和塞巴斯蒂安一起生活了快四年，在那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汉克对性了解甚少，他没有和哪个女孩长时间交往过，没有建立过真正的亲密关系。伊维是和他在一起最久的一个，但伊维年纪太小，无法对男人进行调教。”

“我明白了。”加斯帕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但安娜的话听起来的确很有道理。加斯帕有点类似于汉克。他心想，不知道女人们是不是觉得他在床上太嫩了。

“汉克从一个名叫米姬·麦克菲的歌手那里学到了很多，但他们只睡了两次。”

“真的吗？戴夫·威廉姆斯在后台的更衣间里跟她搞过。”

“是戴夫告诉你的吗？”

“我想他告诉了每一个人，这应该是他的第一次吧。”

“米姬·麦克菲很随便的。”

“所以你应该算得上汉克的爱情导师了。”

“他学得很快，成长也很快。对伊维做的那些事，他以后不会再做了。”

加斯帕觉得不一定，但没有对安娜说出心中的想法。

1965年2月，德米卡·德沃尔金和一个包括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在内的、包含许多外交部官员和助理的代表团前往越南。

这是德米卡的第一次海外之行，但和娜塔亚一起去更让他感到兴奋。他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却充满了被解放的愉悦，他觉得娜塔亚也会这么想。他们远离了莫斯科，摆脱了他妻子和娜塔亚丈夫的控制范围。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德米卡对目前苏联的形势大体感到乐观。赫鲁晓夫倒台以后他的上司是柯西金，柯西金认为苏联很可能因为经济上的劣势而输掉冷战。苏联的工业很不发达，苏联人民更是贫穷。柯西金的工作就是提高苏联的生产力。苏联必须学会制造那些别国国民都想去买的商品。不只是在坦克和导弹上，而且要在人民生活的富足程度上和美国竞争。只有这样，苏联才能使更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之路。柯西金的执政思路使德米卡大受鼓舞。尽管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是个死硬的保守派，但柯西金也许能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

苏联的经济有很大一部分问题出在军费的过度使用上。为了平衡畸形的经济，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希望在不打仗的前提下，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赫鲁晓夫对此所做的却不多——他在柏林和古巴闹出的动静进一步增长了军队开支。不过克里姆林宫的改革派却仍然希望能实现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

越南将是一次严格的检验。

走出舱门，一阵从没体验过的湿热气息朝德米卡迎面扑来。越南比德米卡到过的所有地方都更为拥挤，也更为五彩斑斓。

越南同样被分成了两部分。

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五十年代的反殖民斗争中击败了法国。但胡志明却是个拒绝民主的共产党人，美国不承认他的统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南越首府西贡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这个未经选举的政权实行苛政，不受人民拥戴，被“越共” 【20】 的抵抗力量所打击。1965年，南越傀儡政权旗下的南越政府军的力量非常弱，依靠两万三千名美国军人的支持，才勉强保有一点战斗力。

和苏联人假装东德是一个国家一样，美国人也假装把南越当成一个国家。尽管德米卡没胆量那么说，但越南实际上就是德国的一面镜子。

部长们和北越领导人举行晚宴的时候，苏联的部长助理们和越南的部长助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越南这些做助理的都会说俄语，有的还去过莫斯科。食物大多是蔬菜和米饭，只有少量的鱼和肉，但都非常美味。越南的助理中没有女性，看到娜塔亚和另外两位女助理，他们似乎非常惊讶。

德米卡坐在一个面容阴沉、名叫彭安的中年助理身旁。坐在他们对面的娜塔亚问彭安，越南想从两国的谈判中获得些什么。

彭安回答了。“我们需要飞机、大炮、雷达、高空防御系统、轻型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他说。

这正是苏联人想避开的话题。娜塔亚说：“现在战争都快结束了，你们不应该需要这些才对啊！”

“到了最终击败帝国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的需要会有所不同。”

“我们自然希望能对南越军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娜塔亚说，“但也会有其他的各种可能性。”她试着提出和平共处的理念。

“只有打胜仗这一种可能性。”彭安不屑一顾地说。

德米卡很失望。彭安固执地拒绝了对苏联人带来的议题进行讨论。他也许觉得和一个女人讨论会没面子吧。德米卡希望这是他这么顽固的唯一原因。如果越南人不肯谈论战争的替代方案，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娜塔亚执著于达成自己的目标。她说：“军事上的胜利肯定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德米卡对娜塔亚这种有勇气的坚持感到非常骄傲。

“你难道想说我们会失败？”彭安生气——至少在假装生气地说。

“不，”娜塔亚平静地说，“但战争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谈判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我们和法国人谈判过很多次，”彭安怒气冲冲地说，“每次的条约签署都是他们为进一步侵略争取时间的工具。越南人民早就在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得出这条我们牢记在心的经验了。”

德米卡读过越南的历史，知道彭安生气是有道理的。法国和其他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一样背信弃义。但不能因为谈判崩盘就放弃。

娜塔亚有充足的理由进行坚持，因为这是柯西金要传递给胡志明的信息。“我们都知道帝国主义者很残暴。但革命者也能利用谈判。列宁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领土问题上也进行过谈判。他为保住权力作出了让步，接着又在羽翼丰满以后夺回了让掉的土地。”

越南的助理们鹦鹉学舌般强调胡志明所制定的国策。“在西贡没有成立包括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中立政府之前，我们不考虑谈判。”

“请你们理智一些，”娜塔亚温和地说，“把主要需求作为前提条件只是避免谈判的一种手段。你们也要考虑让步的可能性。”

彭安愤怒地问：“德国入侵苏联、进军到莫斯科城下时，你们让步了吗？”他用拳头砸了下桌子，这个动作让一向觉得东方人含蓄的德米卡吃了一惊。“我们不要谈判，不要让步——更不要美国人！”

晚餐很快就结束了。

德米卡和娜塔亚回到住地宾馆。德米卡陪娜塔亚走到她的房间。走到门口时，娜塔亚简单地说了句“进来吧”。

这将是他们第三次一起过夜。前两次都是在克里姆林宫满是灰尘的储藏室的四柱大床上。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作为多年来的情人，共处一室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自然了。

他们接吻，脱鞋，再次接吻，刷牙，再次接吻。他们并没有沉溺于情欲，反而想用一种更放松的方式进行欢爱。“这一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德米卡觉得这是他所听到的最性感的一句话。

他们做了爱，然后吃了一些娜塔亚带来的伏特加和鱼子酱，又做了一次爱。

欢爱过后，他们躺在褶皱的被子里，看着天花板上慢慢旋转的风扇。娜塔亚说：“我猜有人正在监听我们。”

“我想应该有，”德米卡说，“我们花了很多钱，从克格勃派了组人过来教他们如何监听宾馆。”

“也许彭安正在偷听我们这个房间。”说完这话，娜塔亚咯咯地笑开了。

“如果是真的，我希望他喜欢这个多于喜欢晚餐。”

“嗯，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他们必须改变想从我们这里获得武器的想法。就算是勃列日涅夫也不想在东南亚卷入大规模的战争。”

“如果拒绝给越南人武器，他们可能会投入中国人的怀抱。”

“他们不喜欢中国人。”

“我知道。可是……”

“就是这样。”

德米卡和娜塔亚缓缓入眠，但很快被电话铃声惊醒了。娜塔亚拿起话筒报出姓名。听了一会儿对方的话，娜塔亚骂了句“该死”。又过了会儿，她挂上电话。“南越来的消息，”她说，“越共昨晚袭击了美军的一个基地。”

“昨晚？就在柯西金到达河内的几个小时以后吗？这肯定不是巧合。那个美军基地在哪儿？”

“在一个叫波莱古的地方。八个美军士兵被杀，受伤的有一百来个。袭击者摧毁了地面上的十架战斗机。”

“越共死了多少人？”

“他们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只留下一具尸体。”

德米卡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你应该好好跟越南人提一提这事，他们真是一群可怕的战士。”

“越共的确如此。南越政府军相比之下就差多了，因此他们需要美军来帮他们打仗。”

德米卡皱起眉：“美国有什么大人物正好在南越吗？”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他是最为臭名昭著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分子之一。”

“他现在可能已经在给约翰逊总统打电话了。”

“是的，”娜塔亚说，“我很想知道他会怎么说。”

这一天晚些时候，娜塔亚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美国航空母舰“漫游者号”上起飞的战斗机轰炸了北越边境洞海市的兵营。这是美军第一次轰炸北越，从而开启了南北越冲突的一个新阶段。

德米卡绝望地看到，柯西金的立场在一天之内一点点地倒退。

美国对北越的轰炸在共产党国家和世界广大不结盟国家受到了广泛的谴责。

第三世界国家都希望莫斯科能出面援助被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共产主义国家越南。

柯西金不希望越南战争升级，克里姆林宫也拿不出钱对胡志明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这正是他们正在做的事。

但这钱必须得出。如果止步不前，中国会替代苏联成为各共产党小国最亲密的伙伴。苏联作为世界共产主义捍卫者的地位危在旦夕。所有人都认清了这一点。

所有关于和平共处的对话都被抛到一边去了。

和整个苏联代表团一样，德米卡和娜塔亚对这种变化非常忧郁。同越南人的谈判立场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柯西金无计可施——他必须同意胡志明提出的一切条件。

苏联人在河内又待了三天。德米卡和娜塔亚整夜整夜地做爱。但到了白天，他们只能一项一项详细记录彭安的要求。在他们启程的前一天，苏联援助给北越的地对空导弹已经上路了。

回程的飞机上，德米卡和娜塔亚坐在一起。德米卡打了个盹，梦见了在懒洋洋旋转的风扇下和娜塔亚共度的四个潮湿的夜晚。

“你在笑什么？”娜塔亚问他。

德米卡睁开眼。“你应该很清楚。”

娜塔亚笑了。“除了……”

“什么？”

“回顾我们这段旅程时，你难道没感觉到……”

“我们被越南人设计和欺骗了是吗？是的，我从来的第一天就感觉到了。”

“事实上，胡志明聪明地操纵了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是的，”德米卡说，“我有同样的感觉。”

坦尼娅带着放有瓦西里反动文稿的手提箱去了机场，她害怕极了。

以前坦尼娅也做过其他一些危险的事情。她出版过一份煽动性的反动报纸；她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被捕，被关在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她还冒险和一个西伯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联系。但这次她格外害怕。

私通西方是更高的罪名。她把瓦西里的文稿带到莱比锡，希望把它托付给一个西方出版商。

坦尼娅和瓦西里印刷的报纸只是在苏联内部流传。如果这种宣传不同政见的印刷品流传到西方，当局一定会更为生气。犯下如此罪行的人不仅会被当作反动分子，而且会被看作是叛国者。

想到所承担的风险，坐在出租车后座的坦尼娅不禁因恐惧感到一阵恶心。她惊慌地用手捂住嘴，直到恶心的症状消除以后才把手放下。

到机场的时候，她差点告诉司机掉头送她回家。这时她想起了在西伯利亚又冷又饿的瓦西里。她鼓起勇气，拿着手提包走进航站楼。

西伯利亚之行完全改变了她。之前，她觉得苏联共产主义是个用心良苦却失败了的社会实验，必须去除。但现在她看清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实质。每次想到瓦西里，坦尼娅心里都充满了对使他走到这步田地的人的憎恨。她现在甚至不愿和双胞胎哥哥德米卡多谈，德米卡觉得苏联共产主义应该得到改进，而不是全盘废除。她爱德米卡，但他闭上了眼睛，不愿面对现实。她意识到在所有存在残酷压迫的地方——比如在美国南方，在英国的北爱尔兰，在东德——都有好多和她家人一样不愿正视可怕现实的人。可坦尼娅不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她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无论有多大的风险。

到了海关检查站，她把证件交给边检员，把手提箱放在秤上。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她肯定会祷告一番。

出关的边检员都是克格勃的人。对坦尼娅进行检查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大胡子男人。她有时会通过想象对方会怎样接受采访来评估一个人。通过观察，这个人应当侵略性非常强，他会带有敌意地去回答采访者所提出的没有明显趋向的问题，反复检查问题中有没有暗示或隐含的批评。

边检员仔细地看着坦尼娅的脸，和护照上的照片进行了好几次比对。她试着不表现出紧张。她告诉自己，不用担心，没有哪个苏联公民在遇见克格勃时不会表现出恐惧。

边检员把坦尼娅的护照放在桌上，然后对她说：“打开箱子。”

边检员可以任意检查出国公民的行李。他们可能是觉得你可疑，可能是正好无事可干，可能是想翻翻女人们的内衣。边检员不需要给出理由。

坦尼娅打开手提箱，心跳得飞快。

边检员弯下膝盖，翻查坦尼娅的物品。他很快就找出了瓦西里的那份手稿。他拿出手稿，看着标题页：“战俘营——纳粹集中营的故事，作者：克劳斯·霍恩斯坦”。

小说的标题和其后的目录、前言和序言一样，都是坦尼娅做的掩饰。

边检员问：“这是什么？”

“是本东德小说翻译稿的一部分。我正要去参加莱比锡书展。”

“这本书审核过了吗？”

“在东德当然审核过，不然也不会出版了。”

“在苏联呢？”

“没审核过。没翻译完的小说自然不会送审。”

边检员一页页往后翻，坦尼娅努力保持着平稳的呼吸。

“这里有一些苏联人的名字。”边检员说。

“你应该知道，纳粹的集中营里有许多苏联人。”坦尼娅说。

坦尼娅知道，如果边检员要查证，她的说法很快就会穿帮。如果边检员花些时间看看后面的内容，他很快就会发现小说不是发生在纳粹集中营，而是发生在古拉格的劳役营。然后克格勃会花几个小时发现东德根本没有哪个出版社出版过这部小说，坦尼娅则又要被送到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了。

边检员懒散地翻动着文稿，还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为难她一下。这时，隔壁的边检站发生了一阵骚动——一个要上飞机的乘客对所带的圣像被没收提出抗议。边检员把手提箱里的文稿和登机牌一起还给坦尼娅，挥手让她过关，就匆匆赶到隔壁检查站帮同事的忙去了。

坦尼娅腿一软，觉得自己也许无法再向前走了。

她很快恢复了体力，完成了后续的登机手续。她所搭乘的是平民乘坐的图-104客机，每排有六个座位，稍嫌拥挤。到莱比锡的航程有一千英里，需要坐三个多小时。

在莱比锡机场的行李提取处拿到手提箱以后，坦尼娅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手提箱，但没找到打开过的痕迹。但她还不能完全放下心。坦尼娅像拿着放射性物品一样把手提箱小心翼翼地提到海关和移民区，她记得曾听人说过东德政府比苏联政府还残暴，斯塔西比克格勃更无处不在。

坦尼娅出示了她的护照。一个警察仔细地审视着她的护照，然后粗鲁地一挥手让她出关。

坦尼娅走向航站楼出口，没敢去看正紧盯着过关旅客的警察的一张张脸。

一个警察走到她面前：“你就是坦尼娅·德沃尔金吗？”

坦尼娅差点流出内疚的眼泪。“是的，我是。”

海关官员用德语对她说：“请跟我来。”

完了，我这辈子都完了，坦尼娅心想。

坦尼娅跟着警察穿过一扇边门。让她吃惊的是，边门通向一个停车场。“书展的策展人为你派了辆车。”这位警察说。

司机正在车里等她。司机向坦尼娅作了自我介绍，把放有罪证的手提箱放进了白绿两色瓦尔特堡311型车的后车厢。

坦尼娅倒进车后座，身体瘫软下来，像喝醉了似的无助。

车快开到市中心时她才渐渐恢复过来。莱比锡很久以前就是个四通八达的重镇，中世纪就有了集市。莱比锡火车站是欧洲最大的火车站。坦尼娅在为塔斯社所作的报道里会提到莱比锡浓烈的共产主义氛围，提到莱比锡对纳粹持续到1940年代的抵抗，不会把现在的观感写进去。在她看来，莱比锡十九世纪的华丽建筑看上去比近旁苏联时代的粗犷建筑优雅多了。

司机把她带到了图书交易会现场。在一个仓库一般的大厅里，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地的书商竖起展示架，展示各自的书籍。策展人带她四处看了看。策展人告诉他，书展的目的不是实体书的买卖，而是这些书在国外发行和翻译的许可。

快傍晚的时候，坦尼娅设法摆脱了策展人，一个人在展厅里走来走去。

她被书籍的总量和多样性惊呆了。参展的有汽车的维修和使用手册、科学杂志、各类年鉴、童书、经书、艺术书籍、地图册、字典、教科书以及所有欧洲主要语言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集。

坦尼娅想找到一个想翻译苏联文学并在西方出版的出版商。

她开始浏览那些放着俄文小说译著的书架。

西方各国所用的拉丁字母和俄文字母完全不一样，不过坦尼娅中学学过德语和英语，大学学过德语，因此她能大致猜出这些俄国作家的名字以及译文小说的标题。

她和几个出版商谈了谈，她说她是塔斯社的记者，询问他们在图书交易会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益处。她为自己的报道找到了一些有用的引证，但没有提到有本俄文小说要找人出版的事情。

在一个叫罗利的伦敦出版商的摊位上，坦尼娅看到了亚历山大·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的英文译本，这本书在苏联非常受欢迎。坦尼娅很熟悉这本小说，试着阅读了这本翻译小说的第一段。看完这段话的时候，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妙龄女子打断了她的阅读，女子用德语问她：“请问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坦尼娅作了自我介绍，询问了对方对这次交易会的观感。坦尼娅很快发现罗利出版公司这位编辑的俄语比她的英语要好，于是两人换成俄语进行交谈。坦尼娅问起了苏联小说的英译本情况。“我想把更多的苏联小说带到英国，让更多的人读到，”这位编辑在回答中提到，“但大多数苏联文学——包括你手里拿着的这本——宣扬共产主义的痕迹都太浓了。”

坦尼娅假装生气。“你是想出版那种反苏共小说吗？”

“不，”编辑露出笑容，“作家们当然要爱自己的政府。我们出版社就出版过许多描绘大英帝国荣耀和帝国所取得的成绩的书籍。但一个感知不到周遭社会缺点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就算是为了可信性方面的考虑，他们也应该在作品中发出一点批评的声音。”

坦尼娅很喜欢眼前这个女人。“我们能再见面吗？”

编辑犹豫了一下。“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商量吗？”

坦尼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住哪儿？”

“欧罗巴旅馆。”

为坦尼娅预留的房间也在欧罗巴旅馆。这样就方便多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安娜·默里，你呢？”

“我会再找你谈的。”坦尼娅说完就走开了。

坦尼娅从直觉上愿意相信安娜，这种直觉是她在苏联二十五年的生活练就的。她的这种直觉也有证据的支撑。首先，安娜是个正牌的英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或东德人伪装的英国人。其次，她不是共产党人，也没有故意在坦尼娅面前伪装自己的政治信仰。第三，她的话里没有任何政治术语。在苏联长大的人都会无意中在谈话中提到党派、阶级、干部和意识形态等词语。但安娜没提过其中任何一个词语。

白绿相间的瓦尔特堡车等在展览大厅外面。司机把坦尼娅带到欧罗巴旅馆，坦尼娅办好了入住手续。在房间里把东西收拾停当以后，坦尼娅马上返回了大堂。

坦尼娅不想引起任何人对她的注意，因此连去前台问安娜·默里房间号码这种事都免了。饭店前台至少有一个招待是斯塔西的线人，这个线人很可能会记录下苏联记者寻访英国编辑的事情。

好在坦尼娅很快发现前台后面许多写着房间号码、放着房间钥匙和留言口信的小格子。坦尼娅封上一个空信封，在信封上写上“安娜·默里小姐”这几个字，默不作声地把信封递给前台的接待员。接待员立刻把信封放在了标着“305房间”的格子里。

格子里放着把钥匙，这意味着安娜·默里这时并不在房间里。

坦尼娅走进旅馆的酒吧，安娜也不在那里。坦尼娅坐了一个小时，一边喝啤酒，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下报道的草稿。接着她走进餐厅，但餐厅里也不见安娜的踪影。坦尼娅猜测安娜也许跟同事到莱比锡的哪个餐馆吃饭去了。坦尼娅坐下来，点了莱比锡的一款风味素食，一边吃菜一边喝咖啡，然后离开了餐厅。

走过大堂的时候，她又看了一眼前台后面的那些木格，305房间的钥匙已经不见了。

坦尼娅回到自己的房间，从手提箱里拿出手稿，走到305房间门口。

她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做了这事以后，她就有罪了。她把宣传反苏的小说带到了西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她这种行为。如果被人抓住，她这辈子也就完了。

她敲了敲门。

安娜开了门。她赤着脚，手里拿着把牙刷，显然正准备上床。

坦尼娅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上，示意安娜不要出声。然后她把文稿交给安娜，轻声说：“两小时后我再来。”

随后她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上不住地颤抖。

安娜如果只是不接受这份文稿，那还不算很坏。如果坦尼娅错判了她，安娜也许会觉得有义务向当局报告有人给了她一本反动小说。她可能会担心如果保守秘密的话，自己也会因为参与密谋而遭到指控。安娜或许会觉得把坦尼娅对她的不当接近报告给当局才是最恰当的选择。

但坦尼娅知道大多数西方人都不会这样考虑问题。尽管坦尼娅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但安娜绝不会想到会因为读一份手稿而获罪。

因此现在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安娜是否喜欢瓦西里的这部小说。丹尼尔喜欢瓦西里的小说，《新世界》的编辑们也喜欢，但他们都是苏联人。外国人会有何反应？坦尼娅自信安娜会觉得这部小说写得非常棒。但她能否被打动呢？她会为此而伤心吗？

十一点过几分，坦尼娅又去了305房间。

安娜拿着手稿开了门。

她的脸上满是泪水。

她小声说：“太令人发指了，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些事。”

一个周五的晚上，戴夫发现桃色岁月的鼓手刘是个同性恋。

以前他觉得刘只是有些害羞罢了。许多女孩想和玩乐队的发生关系，化妆间有时甚至像个妓院，刘却从没因此占过哪个女孩的便宜。这并不奇怪：有人热衷于此，有人却不太喜欢。瓦利从不和这些女孩有瓜葛，戴夫偶尔会和几个心仪的女孩出去，贝斯手布兹则是来者不拒。

桃色岁月重新得到了现场表演的机会。《艾丽西亚，我想念你》登上了流行歌曲排行榜，占据了第十九位，而且还在不断攀升。戴夫和瓦利一起写歌，希望做一张不只有正反面两首歌的密纹唱片。一天傍晚，他们前往波特兰街的英国广播公司，为节目做预录。为广播公司做节目的报酬微乎其微，但却是一个提升《艾丽西亚，我想念你》知名度的好机会。也许这首歌能借助电台的传播攀上排行榜的第一位呢。另外，正如戴夫说的那样，一点点钱也够花上好一阵子。

他们在落日的余晖下走出电台大楼，决定去附近一家名叫“金色号角”的小酒馆喝上一杯。

“我不想喝。”刘说。

“别闹了，”布兹说，“你哪次拒绝过喝酒啊？”

“那去别的酒吧吧。”刘说。

“为什么？”

“我不喜欢那家。”

“不想被纠缠的话，把墨镜戴上就行。”

他们上过几次电视，有时会在酒吧和餐馆里被歌迷认出来，但很少遇到真正的麻烦。他们不再去学校旁边那些年轻人聚集的咖啡店，避免造成围观。但都是成年人的酒吧还是可以去的。

他们进入金色号角酒吧，走到吧台前。酒保笑着问刘：“露西，要伏特还是金啊？”

大家吃惊地看着刘。

布兹说：“原来你是这里的常客啊！”

瓦利问：“伏特和金是什么？”

戴夫问：“露西又是怎么回事？”

酒保有几分紧张。“露西，哪个是你的伴？”

刘看着另外三位成员：“妈的，被你们发现了。”

布兹问：“你是同性恋吗？”

被发现以后，刘索性放开了。“我很明显和你们不一样，喜欢花花草草和粉红色的东西。如果你们不聋不瞎的话，早该在一年多以前就发现我是个同性恋了。只要能不被人抓住，我一有机会就和男人接吻上床。但别担心我会去找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你们几个都太他妈丑了。现在我们来喝一杯吧。”

戴夫欢呼鼓掌。最初的震惊过后，布兹和瓦利也跟着一起欢呼鼓掌。

戴夫很好奇。他知道同性恋，但仅仅是些理论上的东西。至今为止，他还没有一个同性恋的朋友——这大概是因为同性恋在英国犯法，大多数的同性恋和刘一样保守秘密吧。戴夫的祖母莱克维兹女士为同性恋的合法化一直在斗争，但迄今也没取得成功。

戴夫支持祖母发起的运动，这主要是因为他痛恨压制祖母的那帮人：自高自大的牧师、愤世嫉俗的托利党人，还有那些退役的将军们。戴夫从来没想过法律的演变还能影响到他的朋友。

他们又喝了第二杯和第三杯。戴夫的钱快用完了，但他的兴致却特别高。《艾丽西亚，我想念你》这张唱片将在美国发售。如果主打歌能在美国打榜的话，他们的乐队就成功了。戴夫也不用再为写歌而绞尽脑汁了。

酒吧很快就挤满了人。大多数人有个共同点：走路说话显得有点浮夸。他们之间互称“宝贝”或“亲爱的”。很快，酒吧里谁是同性恋、谁不是，就很容易判断了。也许这才是他们都会来这的原因吧。酒吧里也有几对姑娘，她们留着短发，穿着长裤。戴夫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他们并不排外，都很高兴让异性恋的男女进入这个酒吧。酒吧里有半数人都认识刘，乐队成员很快发现很多人都过来找他们搭话。同性恋们独特的开玩笑方式经常让戴夫发笑。一个和刘穿着相同衬衫的男人说：“哦，露西，你和我穿的是情侣衫，真是太棒了！”然后他又轻声补充了句：“你个没创意的小娘们儿。”包括刘在内的所有人都笑了。

一个高个男子走到戴夫身边轻声问：“伙计，你知道谁能卖给我一些药丸吗？”

戴夫知道对方要买毒品。许多音乐人都嗑药。飞驰夜总会这类地方一般可以买得到好几种毒品。戴夫试过几种，但都没什么感觉。

他仔细地看着眼前的这个陌生人。高个男人穿着牛仔裤和并不相配的条纹衬衫，还都是廉价品，但军人式的短发却让戴夫非常不自在。“我不知道。”简略地做了回答以后，戴夫就转身摆脱了那个人。

酒吧的角落里有个放着麦克风的小舞台。晚上九点，一个男扮女装的喜剧演员走上舞台。尽管头发和化妆完全像个女人，但戴夫还是能看出这其实是一个男人。

“大家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来吗？”他问，“我有个重要的公告要向大家宣布。杰里·罗伯特森得了那病。”

所有人都笑了。瓦利问戴夫：“那病指的是什么？”

“性病，”戴夫说，“就是下面得的病。”

消停了一会儿，那个喜剧演员又说：“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是我传给他的。”

他的话又博得一阵笑声。这时门口出现了一阵喧闹。戴夫往门口张望，看见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进酒吧，把挡在面前的人纷纷推向一边。

喜剧演员说：“哦，法律的护卫者来了！我喜欢他们的这身制服！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穿制服的经常会来这？我真想知道吸引他们的是什么。”

他在拿警察开玩笑，但警察可是动真格的。他们推开挡道的人往前冲，似乎很喜欢这样费力的事。四个警察冲进男厕所。“也许他们只是来尿尿的。”演员又说。一个警官跳上舞台。“你是不是警长啊？”演员跟走到他面前的警官调情，“要不要把我浑身上下好好检查一番？”

跟上来的两个警员把演员拽下舞台。“别担心，”他大声叫道，“我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的。”

警长抓起麦克风。“你们这些肮脏的同性恋，”他说，“我得到线报，说这家店有毒品交易。如果不想受伤的话，面朝墙站着，准备接受我们的检查。”

警察仍然在蜂拥而入。戴夫四下张望，想找到一个可能的出口。但所有门都已经被警员封死了。有些顾客走到墙边，面朝墙站着，像是以前接受检查似的显得非常顺从。戴夫思考着，尽管几乎公开在卖毒品，可警察怎么从没突袭过飞驰夜总会呢？

冲进男厕所的警察架着两个男人出来了，一个男人鼻子被打破了，满脸都是血。一个警员对警官说：“警长，他们在同一个蹲位。”

“以公共场所有伤风化的罪名起诉他们。”

“遵命，警长。”

戴夫的背被狠狠地打了一下，他大叫了一声。一个挥舞着警棍的警察对他说：“到墙那边去！”

戴夫说：“你怎么能打人？”

警察用警棍指着戴夫的鼻子说：“同性恋，快给我闭嘴，不然我就用这根警棍让你闭嘴！”

“我不是——”说到一半戴夫就不说了。随他们怎么想吧，戴夫琢磨着。与其和警察同流合污，还不如站在同性恋这一边。他走到墙边，依令面朝着墙，用手摸着背上的痛处。

他发现身边站着的是刘。刘问他：“没受伤吧？”

“只是起了个肿块，你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戴夫现在总算明白祖母为什么想改变针对同性恋的法律了。他为一直以来不知道同性恋的境遇感到非常羞耻。

刘低声说：“还好警察没认出乐队的人。”

戴夫点点头说：“他们不像熟悉流行明星的那种人。”

透过眼角的余光，戴夫看见警长正在与先前询问自己哪里有卖药丸的那个满身便宜货的高个男人在交谈。现在他知道这个穿着廉价牛仔裤、剃着军人平头的是什么人了：是个乔装打扮得非常粗糙的便衣警察。便衣耸耸肩，摊开双手对警长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戴夫觉得他也许是没能找到任何一个卖毒品的人才如此失望吧。

警察搜了所有人的身，让顾客们翻开衣服口袋给他们看。检查戴夫的警察用了很长的时间检查戴夫的胯部。这些警察也都是同性恋吗？这就是他们来这检查的原因吗？

几个顾客反对近身的检查，结果被用警棍狠揍了几下，接着以袭警的名义被逮捕。一个人持有据称是医生开的一袋药片，他也同样被逮捕了。

检查完以后，警察终于离开了。酒保宣布这一夜的酒水都免费供应，但没几个人贪这个便宜。桃色岁月的成员离开了酒吧，戴夫决定回去早点睡上一觉。

“同性恋经常遇到这种事吗？”分开的时候戴夫问刘。

“伙计，这是常事，”刘说，“真他妈该死。”

一天晚上七点，加斯帕觉得姐姐应该下班回家了，于是他去安娜现在待的汉克·雷明顿在切尔西的公寓找她，结果他发现安娜和汉克这一天都还没有出门。他有些紧张。他有求于安娜和汉克，他想让他们帮的忙对他的未来非常重要。

他坐在厨房里，看着安娜为汉克做他最喜欢吃的烤土豆三明治。“你的工作怎么样？”加斯帕找了个话题。

“非常棒，”安娜的目光中闪动着热情，“我找到了一个新作家，一个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名，但他的确是个天才。我要出版一本他写的小说，背景是西伯利亚地劳役营，叫《冻伤》。”

“听上去并不是很有趣。”

“小说有一部分很有趣，但整部小说却有打动人心的感染力。我正在翻译这本小说。”

加斯帕感到狐疑：“谁会想知道劳役营里发生的事啊？”

“全世界的人都会想知道，”安娜说，“你就等着瞧吧。最近你怎么样——毕业以后干些什么，定下来了吗？”

“《西部邮报》给了我一个实习记者的职位，但我不准备去就职。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已经是自创报纸的主编和记者了。”

“美国那边有回音吗？”

“来了封回信。”

“只有一封吗？说了些什么？”

加斯帕从口袋里拿出信交给安娜。这是封来自《今日》电视节目组的信。

安娜看了这封信。“信上只是说他们不会不经面试就招人，太令人失望了。”

“我准备让他们实践诺言。”

“什么意思？”

加斯帕指着信头上的地址说。“我准备拿着这封信去他们的办公室说‘我来面试了’。”

安娜笑了：“他们会佩服你的胆量的。”

“我只有一个问题，”加斯帕急切地咽了口口水，“机票钱要九十镑，我只有二十镑。”

安娜把一篮土豆拿出煎锅，把它们晾干。接着她看了一眼加斯帕。“你就是为这过来的？”

他点点头：“能借我七十英镑吗？”

“当然不行，”她说，“我没有七十英镑。我是个图书编辑，这几乎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加斯帕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但这还不算完。他咬咬牙说：“能从汉克那要来七十英镑吗？”

安娜把炸过的土豆放在一块涂了黄油的白面包片上，在上面浇了些麦芽醋，撒上许多盐，接着又盖上了一块面包片，最后把做好的三明治切成两半。

汉克走进厨房，他的衬衫胡乱塞在橙色的灯笼裤里，红色的长发因为淋了雨而有些湿。“加斯帕，你好。”他和平时一样热情地跟加斯帕打了个招呼，接着他亲了亲安娜，“宝贝，什么东西这么香？”

安娜说：“汉克，这也许是你吃的最贵的一顿三明治了。”

第三十八章

戴夫·威廉姆斯期待着见到臭名昭著的外祖父列夫·别斯科夫的那一刻。

1965年秋天，桃色岁月前往美国进行演出。全明星环球巡演每两天为演出者提供一夜的宾馆房间，没房间住的那个晚上，他们则通常会在长途大巴上过。

演出完一场以后，他们在午夜登上大巴，前往另一个城市。戴夫从没在大巴上睡过好觉，车上的座位很不舒服，后部还有个臭气熏天的厕所。唯一让他感到舒畅的是车上冰柜里巡演赞助人佩珀先生免费提供的汽水。来自费城的“上旋”乐队总是在车上打牌：自从一个晚上输了十美元之后，戴夫再没有和他们打过牌。

早上他们会抵达下一站住的宾馆。如果幸运的话，他们可以立即开房入住。反之，他们就得一身脏臭地待在大堂里，焦躁地等待前一天晚上入住的客人腾出房间。晚上的演出结束以后，他们会在宾馆里住上一夜，隔天早晨再乘大巴出发。

桃色岁月热爱这次巡演。

巡演的报酬不多，但他们能在美国四处旅行——即使拿不到钱，他们都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还有喜欢他们的姑娘们。

在每个城市逗留的一天一夜里，贝斯手布兹的房里常有好几个歌迷。刘则流连于美国各地的同性恋酒吧——美国人比较愿意用“同性恋者”这个词汇。瓦利仍忠于卡罗琳，不过看着流行巨星之梦正一步步实现的他也同样非常兴奋。

戴夫不太愿意和热衷于乐队的那些姑娘发生关系，但仍然在巡演中遇到过几个不错的女孩。他曾经想拉塔梅特的金发女郎约琳·约翰逊上床，但被她一口回绝了，约琳说她十三岁时就快乐地做了新娘。然后他又试着去引诱露露·斯莫，斯莫尽管一直在和他调情，却不肯去他的房间。有天晚上，他终于和来自芝加哥的黑人女子组合中的曼迪·拉夫搭上了。曼迪有一双棕黄色的眼睛，一张大嘴，以及摸起来像丝绸一样的淡黑色皮肤。曼迪让他抽上了大麻，戴夫觉得大麻比啤酒刺激多了。离开印第安纳波利斯以后，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不过他们非常小心——不同肤色的人性交在一些州会被判罪。

一个周三的早餐，载着环球巡演乐队的大巴开进了华盛顿特区。戴夫和外公别斯科夫约了一起吃午餐，黛西替他们安排了这次约见。

他穿上一套流行歌星的行头去见外公：红衬衫、蓝色的低腰裤、红色格子花纹的花呢外套、鞋尖很窄的中跟鞋。他从乐队住的廉价酒店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外公的套房所在的高级宾馆。

能见到外公让戴夫非常激动。据说这个老头做过许多坏事。如果家人说的都是真的，列夫曾在圣彼得堡杀过一个警察，接着对怀孕的女朋友不辞而别。在布法罗，他搞大了老板女儿的肚子，娶了她，继承了一笔遗产。据说他和岳父的死有关，但从没受到指控。禁酒期间他靠黑市生意大发其财。尽管娶了黛西的妈妈，但他还有包括电影明星格拉迪丝·安格鲁斯在内的好多情妇。

在宾馆大堂等待时，戴夫猜测外公会是什么样子。爷孙俩从没见过面。列夫只在黛西和博伊·菲茨赫伯特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去过伦敦一次，之后就再没去过了。

黛西和劳埃德每五年去美国一次，主要是为了见黛西住在布法罗老年公寓里的妈妈奥尔加。戴夫知道妈妈对外公没有太多的爱，黛西小时候大多数时间都不和列夫一起住。列夫在布法罗还有第二个家——那里有他的情妇玛伽和私生子格雷格——相比黛西和奥尔加，列夫显然更愿意和玛伽母子在一起。

戴夫看见大堂那头出现了一个穿着银灰色西装、戴着红白条纹领带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记得妈妈说，外公任何时候都衣冠楚楚。戴夫笑着对老人招呼了一声：“你是别斯科夫外公吗？”

握手以后，列夫问外孙：“你怎么没系根领带呢？”

戴夫经常被人这么问。不知为何，老一辈人总觉得他们有权对年轻人的衣着横加指责。对于这种指责，戴夫有时会彬彬有礼地加以解释，有时也会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对于第一次见面的外公，他却狡猾地用上了反诘：“外公，你十来岁那会儿，圣彼得堡帅气的男孩们都穿些什么呢？”

列夫严峻的表情一下子柔和下来。“我有件珍珠母纽扣的外套、一件背心和一串铜表链，还有一顶丝绒帽，留着和你一样的中分长发。”

“这么说我们很像了，”戴夫说，“只是我从没杀过人。”

列夫愣了一下，然后突然笑了。“你很聪明，”他说，“继承了我的脑子。”

一个穿着浅蓝色大衣、戴着浅蓝色帽子的女人走到列夫身边。尽管年龄和列夫相仿，但老太太的身板却像时装模特一样笔挺。列夫说：“她是玛伽，不过她不是你的外祖母。”

肯定是外公的情妇了，戴夫心想。“你很年轻，还没到做外祖母的年纪呢，”他笑着对玛伽说，“那我该如何称呼你呢？”

“你真会哄人，”玛伽说，“就叫我玛伽。跟你说，我以前也是个歌手，但没取得你这样的成功。”她似乎有些感伤，“那时候我每天都把像你这样的英俊小伙子当早饭吃呢。”

戴夫想到了米姬·麦克菲，年轻女歌手总是这么轻佻。

三人一起走进了餐厅。玛伽问了许多有关黛西、劳埃德和伊维的问题。列夫自己在好莱坞有家制片厂，因此列夫和玛伽对伊维蒸蒸日上的演艺事业非常感兴趣。但列夫最在意的却是戴夫和他的乐队。“戴夫，听说你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他说。

“这是个谎言，”戴夫说，“我们的确卖了不少唱片，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能赚钱。卖一张唱片我们只能分到一点点。就算能卖到一百万张，我们挣的那点钱也仅够每人买辆小汽车的。”

“你们这是被人剥削了啊。”列夫说。

“这并不奇怪，”戴夫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解雇了我们的第一个经理人，现在这个要好多了，但我仍然买不起房子。”

“我身在电影行业，有时会销售电影的原声大碟，知道些唱片的销售渠道。你想听我给些建议吗？”

“当然想。”

“自己开家唱片公司吧。”

戴夫非常激动。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但这更像是个幻想。“你觉得这可行吗？”

“你可以找个录音棚租上个一两天，或者需要租多久就多久。”

“我们可以在录音棚里录制唱片，我想我们还应该找个工厂生产唱片，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销售。即便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想把时间花在组建销售团队上面。”

“你不需要组建销售团队，给大唱片公司点提成，让他们去做销售和分销。给他们点蝇头小利，大头你们来拿。”

“不知他们会不会同意。”

“他们不喜欢这种合作方式，但还是会和你们合作，他们不想失去你们这个潜在的合作伙伴。”

“我想也是。”

尽管他名声不好，戴夫却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个精明的老头吸引了。

列夫还没说完。“唱片发行情况怎样？这些歌不都是你写的吗？”

“通常我和瓦利一起写。”戴夫的字太差，没人看得懂他写了些什么，实际写歌的都是瓦利。不过酝酿一首歌的过程都是两人在一起完成的。“我们能分得版权费的很少一部分。”

“很少一部分吗？你们应该拿到更多。你们的唱片出版商肯定请了个需要分成的国外代理。”

“是的。”

“如果仔细调查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国外代理商还找了个同样分成的二级代理，之后还可能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小代理。这些代理总共要拿走版权费的四分之一以上，比你们拿到手的要多得多。”列夫厌恶地摇了摇头，“自己成立个出版公司吧。不把这些控制在手，你永远都赚不到钱。”

玛伽问：“戴夫，你多大了？”

“十七岁。”

“真年轻啊。但你至少已经足够聪明，开始关注你所处的行业了。”

“我真希望自己能再聪明一点。”

午饭后他们走进了休息室。“你舅舅格雷格会和我们一起喝咖啡，”列夫说，“他是你妈妈同父异母的弟弟。”

戴夫想起妈妈曾经兴味盎然地提到过这个格雷格舅舅。她说格雷格以前曾经做过不少荒唐事，不过她也一样。格雷格是个共和党参议员，但这点上黛西也原谅了他。

玛伽说：“我儿子格雷格没结过婚，但有个叫乔治的儿子。”

列夫说：“这算是个公开的秘密。没人会提这件事，但华盛顿所有人都知道。议员里有私生子的也不是只有他一个。”

戴夫知道乔治。黛西提过他，加斯帕还见过他。戴夫觉得有个黑人表亲的感觉真是非常不错。

戴夫说：“这么说我和乔治都是你的孙辈了？”

“是的。”

玛伽说：“格雷格和乔治来了。”

戴夫抬起头，迎面走来的是一个穿着时尚的法兰绒西服、但需要好好洗熨一下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身边站着个穿着得体的英俊黑人，大约三十来岁，他穿着件海毛西服，戴着窄领带。

父子俩走向他们这张桌子。两人都亲吻了玛伽。列夫说：“格雷格，这是你外甥戴夫·威廉姆斯。乔治，这是你的英国表弟。”

父子俩坐了下来。戴夫发现，尽管是休息室里唯一的一个黑人，乔治却表现得很自信。和所有表演行业的人一样，黑人流行歌手通常都留着一头长发，或许是因为投身于政治的关系，乔治却留着一头齐耳的短发。

格雷格问：“爸爸，你想象过会拥有一个这样的家庭吗？”

列夫说：“老实告诉你，如果回到戴夫这个年纪，有人把现在的情形告诉当时的我，你知道我会怎么说？我会说他在胡扯。”

那天晚上，乔治带玛丽亚·萨默斯去餐馆庆祝她的二十九岁生日。

乔治很担心玛丽亚。玛丽亚换了工作，搬了家，但还没有男朋友。她和国务院的朋友们一周聚会一次，时不时和乔治外出约会，但还没有合适的对象。乔治担心她仍然在想着已经去世的肯尼迪总统。暗杀已经过去了快两年，但恋人死去的痛苦可不是那么容易忘却的。

乔治对玛丽亚的感情自然不是简单的兄妹之情。自从前往阿拉巴马的自由之行运动以后，乔治就一直觉得玛丽亚性感又迷人。但和对好朋友斯基普·迪克逊美丽诱人的妻子一样，他和玛丽亚一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如果没有之前发生的那些事，他也许会高兴地迎娶玛丽亚。但现在他已经有了维雷娜，玛丽亚也不想再和人谈恋爱了。

他们去了赛马俱乐部。玛丽亚穿着朴素但十分漂亮的灰色毛线裙。她没有戴首饰，一直戴着副墨镜，发饰稍嫌老气。她的五官很精致，有一张性感的嘴——不过更重要的是有一颗温暖的心：只要稍微做点尝试，她不愁找不到个好男人。因为没见她有男人，周围的人总是把她看作那种把工作看成头等大事的职业女性。乔治觉得玛丽亚听见这种评价肯定不会开心，他为玛丽亚感到着急。

“我刚升了职。”在桌子旁坐下以后，玛丽亚对乔治说。

“喝杯香槟好好庆祝下。”乔治说。

“谢谢你，不用了，我明天还要上班。”

“今天可是你的生日啊！”

“可我不怎么想喝酒。也许待会会喝杯白兰地帮我入眠。”

乔治耸了耸肩。“我想正是这份认真让你得到升职的。我知道你聪明、有能力，教育程度也很高。但如果你是黑人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些都派不了什么用场。”

“是的，黑人一般不可能在政府中升到很高的职位。”

“能克服偏见真是太了不起了，这是个非常大的进步。”

“你离开司法部以后，形势又有了变化——想知道为什么吗？政府试图让南方各州的警察局招收黑人，但那些南方佬却说：‘看看你们自己——你们那里也都是白人啊！’于是政府也承受到了压力。为了表示没有偏见，他们只好给一些黑人雇员升职。”

“他们也许觉得有你这个例子已经足够了。”

玛丽亚笑了：“升了好几个呢。”

他们点了菜。乔治觉得虽然他和玛丽亚打破了种族界限，但这个界限并不是不存在了。恰巧相反，他们只是特例而已。

玛丽亚和乔治想的是一回事。“看来鲍比·肯尼迪是对的。”她说。

“我刚遇见他的时候，他觉得民权只会给更重要的政治议题添乱。但鲍比这个人的一大优点是很理性，有需要的话可以很快改变主意。”

“他最近干得怎么样？”

“刚开始干呗。”乔治含混地说。鲍比在纽约州当选参议员，乔治是他亲信中的一个。乔治觉得鲍比还没有调整好他的角色。最近这段时间，鲍比经历了不少变化：从总统哥哥的头号顾问到被约翰逊总统冷落，现在则成了初出茅庐的参议员——很可能一时之间找不到方向。

“他应该起来反对越南战争！”玛丽亚显然热衷于这个议题，乔治感到玛丽亚早就计划好要游说他。“肯尼迪总统减少了我们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并多次拒绝派遣地面部队去越南，”她说，“但约翰逊当选以后，他很快就派三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去越南，五角大楼还要求派去更多的军队。他们要求六月派出十七万五千名士兵——威斯特摩兰将军说可能还不够！约翰逊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对国人说谎！”

“是啊。本来我们觉得对北方的轰炸能让胡志明走上谈判桌，但看上去却像坚定了共产党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五角大楼进行军事演习以后已经预测到了这个结果。”

“真的吗？鲍比应该还不知道。”乔治明天会告诉他。

“知道的人不多。我听说五角大楼为试验对北越的轰炸效果做过两次军事演习。两次的结果都一样——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会加强对越南南方的攻击力度。”

“已故的肯尼迪总统就怕接连的失败会使得我们不断派兵，从而陷入战争的泥潭。”

“我哥哥的大儿子正好到了服兵役的年纪，”玛丽亚的脸上笼罩着阴云，显然对侄子很担心，“我不想让斯蒂夫死！肯尼迪参议员为什么不能大声反战呢？”

“他觉得这会孤立他。”

玛丽亚无法接受这种说法：“怎么会呢？没人喜欢这场战争。”

“没人喜欢借批评战争贬低军队的政治家。”

“他不能被公众舆论牵着鼻子走。”

“在民主国家，忽视公众舆论的人是没办法在政坛上安身立命的。”

玛丽亚提高了音调：“这么说，就没人可以公开反对战争了吗？”

“也许这就是有那么多仗要打的原因吧。”

菜来了，玛丽亚改变了话题。“维雷娜最近怎么样？”

两人的亲密关系足以让乔治对玛丽亚开诚布公。“我很爱她，”他说，“维雷娜每月来一次华盛顿，都住在我的公寓，但她似乎还不想安定下来。”

“如果决定这辈子跟着你，她就必须住在华盛顿了。”

“这难道不好吗？”

“可她的事业在亚特兰大啊！”

乔治还是没有看到问题所在。“大多数女人都住在丈夫的工作地。”

“形势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如果黑人能够平等，那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呢？”

“别这么说，”乔治气愤地说，“这完全是两码事！”

“这可不是两码事。男性至上比种族隔离更糟，世界上有一半人正在遭受男性至上的奴役。”

“奴役？”

“知道有多少家庭妇女整天工作却没有酬劳吗？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离开丈夫的妻子会被逮捕，送回到丈夫那里。乔治，工作没有报酬又不能离职的人不是奴隶是什么？”

乔治对这番争论感到非常恼火，玛丽亚在争论中取得上风更是让他很不爽。但他找了个机会转到了一个他关心的话题上。他问玛丽亚：“这就是你还单身的原因吗？”

玛丽亚的表情有点不自在。“是部分原因吧。”她没看乔治。

“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再开始约会呢？”

“我想应该快了。”

“你不想马上找个男人约会吗？”

“当然想，但我的工作很忙，没有太多空余时间。”

玛丽亚的话无法让乔治信服。“你觉得没人能比得上你失去的那个男人。”

她没有否认。“你认为我错了吗？”她问。

“我觉得你肯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对你更好的男人。一个聪明、性感、对你忠实的男人。”

“也许吧。”

“你想去相亲吗？”

“也许吧。”

“相亲对象是黑人白人都可以吗？”

“最好是黑人。和白人约会太麻烦了。”

“好，我去替你找一个。”乔治想到了黑人记者列奥波德·蒙哥马利，但这时他还不准备告诉玛丽亚，“你的猪排怎么样？”

“很好吃，谢谢你记得我的生日，还带我到食物如此美味的地方。”

吃了甜点以后，他们又喝了咖啡和白兰地。“我有个白人表弟，”乔治顺便提到，“他叫戴夫·威廉姆斯，我今天见了他一面。”

“以前为什么没见过他呢？”

“他是个流行歌手，这次是跟着桃色岁月乐队到美国巡演来的。”

玛丽亚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乐队。“十年前音乐排行榜上的所有乐队我都知道。是我老了吗？”

乔治笑了。“今天你二十九了。”

“差一岁就三十了。光阴飞逝啊！”

“他们的主打歌是《艾丽西亚，我想念你》。”

“哦，我在收音机里听过那首歌。这么说你表弟是那个乐队的了？”

“是的。”

“你喜欢他吗？”

“挺喜欢的。他很年轻，还不到十八岁，但他很成熟，我那个脾气很差的俄国爷爷都被他征服了。”

“你见过他表演吗？”

“还没。他给了我一张免费的票，但他们只在华盛顿逗留一晚，而今晚我已经有约了。”

“哦，乔治，你本可以取消和我的约会的。”

“不给你庆祝生日吗？肯定不行。”说完他把侍者喊来结账。

乔治开着老款的梅赛德斯把玛丽亚送回家。玛丽亚最近刚搬进乔治敦同一住宅区的一间更大的公寓。

他们惊讶地发现住宅楼门口停着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

乔治陪玛丽亚走到大楼门口。一个白人警察站在楼外。乔治问他：“警官，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今晚楼里有三间公寓被劫匪闯入，”警察说，“你们也住在这里吗？”

“我住这里！”玛丽亚说，“四号房间被人闯入了吗？”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乔治、玛丽亚和警察一起走进大楼。玛丽亚公寓的房门被强行打开了，玛丽亚面无血色地走进公寓。乔治和警察跟在她的身后。

玛丽亚不知所措地四下里看了看。“和我离开的时候没两样，”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只不过抽屉全被打开了。”

“你确认一下有什么东西被偷了。”

“我家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

“窃贼经常拿走钱、珠宝、烈酒和武器这些东西。”

“我戴着表和戒指，我不喝酒，我肯定没有枪支。”玛丽亚走进厨房，乔治隔着门看着她。玛丽亚打开一个咖啡罐。“我在咖啡罐里放了八十美元，”她告诉警察，“这些钱不见了。”

警察把情况记录在笔记本上。“确定是八十美元吗？”

“三张二十块纸币，两张十块的。”

公寓里还有另外一个房间。乔治穿过客厅，推开卧室的门。

玛丽亚大声喊：“乔治，别进去！”

玛丽亚喊得晚了一点。

乔治站在卧室门口，吃惊地看着玛丽亚的卧室。“哦，天啊。”现在他知道玛丽亚为什么没和人约会了。

玛丽亚避开他的视线，满脸都是羞愧。

警察经过乔治身边走进卧室。“喔！”他惊叹道，“这里一定有一百来张肯尼迪总统的照片了。你很迷他，是吗？”

玛丽亚努力地说：“是，我很迷他。”

“还有这么多花和蜡烛，真是太厉害了。”

乔治把视线挪开。“玛丽亚，抱歉被我看到了。”他轻声说。

玛丽亚摇了摇头，示意乔治不需要道歉。只是碰巧遇见而已。但乔治知道，自己侵入了一个秘密而神圣的地方。他真想给自己来上一脚。

警察仍然在夸夸其谈。“这简直就像是，你们是怎么说的来着，就像是天主教堂里的，对了，祭坛，天主教堂里的祭坛。”

“没错，”玛丽亚说，“这的确是座祭坛。”

《今日》是一个拥有电视台、电台、摄影棚的电视网所办的节目，这个电视网的许多办公室都在纽约的同一幢摩天大楼里。人事部的一个名叫萨尔兹曼夫人的中年女士和之前加斯帕碰到的许多人一样，被加斯帕的魅力所打动。她抬起秀丽的双腿，隔着蓝色眼镜框淘气地看着加斯帕，称他为“默里先生”。加斯帕帮她点烟，叫她“蓝眼夫人”。

萨尔兹曼夫人为加斯帕感到遗憾。加斯帕大老远地来美国，可是他所要面试的工作岗位却压根儿不存在。《今日》从不雇佣新手：节目的所有职员都是资深的电视记者、制片人、摄影师和研究员。其中有几个在各自的领域已经很有名望了。即便当助理的也是新闻界的老人。加斯帕辩解说自己不算是个新人：他说他是自己报纸的主编。虽然感到同情，但萨尔兹曼还是对他说，学生报不能算正规的报纸。

加斯帕不能回伦敦：这样回去简直太没面子了。只要能留在美国，他什么事都愿意做。况且，他在《西部邮报》的职位一定已经被人顶掉了。

他乞求萨尔兹曼夫人帮他在《今日》所在的电视网找份工作，任何卑微的工作都可以。他向萨尔兹曼夫人出示了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得到的绿卡，这意味着他可以在美国找工作。萨尔兹曼夫人却叫他在一周内回去。

他住在下东区一美元一晚的国际青年旅舍。他用了一周游历纽约，为了省钱，到哪儿都是步行。之后他带着玫瑰又去见了萨尔兹曼夫人。这一次，萨尔兹曼夫人给了他一份工作。

加斯帕得到的是一份非常卑微的工作。萨尔兹曼夫人要他去纽约的一家电台当文书打字员。他的工作是一整天听广播，把听到的内容打下来：广告里播了些什么，播的是哪张专辑，接受采访的是谁，新闻报道的时长，以及天气预报和交通路况的内容。加斯帕完全不在乎得到的是这么一份繁琐细碎的工作。至少他已经入门，在美国找到份工作了。

人事部、电台、《今日》的摄影棚都在同一座大楼。加斯帕希望能在日常交往中认识些《今日》节目组的人，但他从没遇上这样的机会。节目组都是些不太愿意与外人交往的精英人士。

一天早晨，加斯帕在电梯里遇到了《今日》节目的制作人，总是留着深黑色胡子、四十来岁的赫伯·古尔德。作了自我介绍以后，加斯帕对古尔德说：“我是你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谢谢你。”古尔德礼貌地说。

“我梦想为你们工作。”加斯帕说。

“眼下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古尔德回答说。

“等哪天你有时间的话，我想把我给英国国家级大报写的文章给你看看。”电梯停下了。加斯帕孤注一掷地继续着：“我写过——”

古尔德举起只手让他别再说了，然后走出了电梯。“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说完他就离开了。

几天以后，加斯帕戴着耳机坐在打字机前收听克里斯·加德纳的十点播报。加德纳话音流畅地说：“流行乐队桃色岁月今晚随摇滚全明星巡演来到我市。”加斯帕竖起耳朵认真听。“我们希望对这支被称为‘新披头士’的乐队进行采访，但推广人却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了我们的采访，接下来播出的是戴夫和瓦利写的最新单曲《再见伦敦城》。”

唱片开始播放以后，加斯帕一把扯掉耳机，从办公桌前站起身——他在走廊里的一个小隔间里工作——走进摄影棚。“我能采访到桃色岁月的人。”他说。

加德纳的声音在播音时听上去像电影里那些饰演恋爱角色的人，但生活中却是个羊毛衫肩膀上留着头皮屑的男人。“加斯帕，你怎么能采访到他们呢？”他略微有点疑问。

“我认识乐队的人。我和戴夫·威廉姆斯一起长大。我妈妈和他妈妈是最好的朋友。”

“能让桃色岁月进摄影棚吗？”

加斯帕也许可以做到，但这不是他的目的。“恐怕不能，”他说，“但如果你能给我麦克风和录音机的话，我应该能在他们的化妆间采访他们。”

经过了一番事务上的扯皮——电台台长不愿意让加斯帕把昂贵的录音机带出电台——但晚上六点，加斯帕还是在剧院后台采访到了桃色岁月乐队。

克里斯·加德纳只是想从乐队成员那里听到几分钟的评论而已：他们都喜欢美国的哪些地方？对在音乐会上尖叫的女孩们怎么看？他们是不是很想家？但加斯帕想要的不只是这些。他希望这次采访能成为打进电视台的通行证。这次采访必须能给美国带来些许震动。

首先他把乐队成员召集在一起，问了些极为普通的问题。他让他们谈起在伦敦发迹的日子，让他们放松。加斯帕告诉他们，电台想在节目中展示他们的真实一面：这是记者对侵犯隐私问题的术语，但未经世事的乐队成员还不知道这个。戴夫知道加斯帕那篇有关伊维和汉克·雷明顿的文章，所以对加斯帕有所保留。其他人则毫无保留，他们很信任加斯帕。只有在经过了世事的磨砺之后，他们才会知道记者都是不可信的。

接着加斯帕对乐队成员进行了单独的采访。他知道戴夫是乐队的领袖，因此首先采访了戴夫。他驾轻就熟地引导着戴夫，不做任何刺探，也不对戴夫的回答进行质疑。戴夫表情平静地回到化妆间，其他人因此而镇定了很多。

加斯帕最后采访了瓦利。

瓦利是个有故事的人。可他会开口说话吗？加斯帕就是要从他这里得到效果。

加斯帕把两人的椅子靠近在一起，低声对瓦利说话。尽管加斯帕的采访会被千百万人听到，但他还是费心营造出让瓦利安心的私密效果。他把一个烟灰缸放在瓦利的椅子边，觉得吸烟能让瓦利感觉自在些。瓦利点起了一支烟。

“你小时候是个调皮还是听话的孩子？”加斯帕微笑着进行提问，刻意让瓦利感觉轻松。

瓦利笑了。“我小时候很淘气。”他说。

采访有了个好的开始。

瓦利谈到了战后他在柏林的儿时生活以及最初对音乐的兴趣，然后又讲到了在民谣歌手夜总会获得歌唱比赛第二名的事情。谈到歌唱比赛，自然就会谈到卡罗琳，谈到他们成立组合的那个夜晚。瓦利动情地谈到了两人组合表演的那些日子，谈到他们的选曲以及两人一起表演的方式。尽管没有明说，但瓦利显然深爱着卡罗琳。

这次采访的效果比加斯帕以往采访大多数流行歌手都好很多，但对加斯帕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你们过得很愉快，制作出非常棒的音乐，让观众感到身心愉悦，”加斯帕说，“但后来为什么没能继续下去呢？”

“我们唱了那首《假如我有把锤子》。”

“能解释一下这首歌有什么问题吗？”

“警察不喜欢这首歌。卡罗琳的父亲生怕会因为我们的表演而丢掉饭碗，让她退出了组合。”

“因此最后你只能来西方进行表演了。”

“是的。”瓦利言简意赅地回答。

加斯帕感觉到瓦利正在试着隐藏起自己的感情。

迟疑了一会儿，瓦利如加斯帕所料地说：“我不想谈太多卡罗琳的事——这会给她惹麻烦的。”

“我想东德秘密警察应该不会听我们的电台。”加斯帕适时地笑了笑。

“可这还是有点……”

“我向你保证不播出任何可能造成危害的内容。”

这是个不怎么可靠的保证，但瓦利还是接受了。“谢谢你。”他说。

加斯帕很快转变了话题：“离开时你唯一的随身物品就是那把吉他吧。”

“没错，当时决定得很突然。”

“你偷了辆车。”

“我为乐队的领队管理乐器，那辆车归我用。”

加斯帕知道这个在德国广为流传的故事还没有在美国报道过。“你开车到检查点……”

“冲过了木栅栏。”

“边防兵向你开枪了。”

瓦利点点头。

加斯帕压低声音：“车撞上了一个边防军人。”

瓦利再次点点头。加斯帕真想对他喊：这是广播——别光顾着点头。但他却只是说：“之后……”

“我撞死了他，”瓦利最后缓缓地说，“我撞死了那家伙。”

“可他想杀了你啊！”

瓦利像是觉得加斯帕错过了重点一样摇了摇头。“他和我同龄，”他说，“后来我看了报纸，他也有个女朋友。”

“这对你很重要……”

瓦利再次点了点头。

加斯帕问：“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很像，”瓦利说，“只是我喜欢的是吉他，他喜欢的是枪。”

“可他是为把你囚禁起来的东德政府服务的啊！”

“我们只是两个男孩而已。我要逃是因为我不得不逃，他要开枪是因为他不得不开。作恶的是那道墙。”

这句话说得非常棒，加斯帕尽力压制住自己的喜悦。他已经想好了给街头小报《纽约邮报》所写的文章，甚至想好了标题：

流行巨星瓦利生命中的隐痛

可他的采访还没有完。“卡罗琳没和你一起走。”

“她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很失望，完全不能理解。于是我只能一个人逃过来了。”在回忆的痛苦中，瓦利丢掉了谨慎。

加斯帕又给了他一个刺激。“但你又回去找过她了。”

“我遇见了一些为逃亡者挖地道的人。我必须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出现。于是我通过地道回到了东德。”

“这么做极其危险。”

“是的，被捕的话就会没命。”

“你见到了卡罗琳，之后……”

“她告诉我她怀孕了。”

“她不肯和你一起逃亡。”

“她担心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歌里的‘艾丽西亚’吗？”

“她叫爱丽丝，为了押韵，我在歌里把她的名字改成了艾丽西亚。”

“我明白。瓦利，现在你们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瓦利哽咽了。“卡罗琳的离境申请没有得到通过，甚至连短期的出境都不行。现在我也回不去了。”

“这么说，你们一家被柏林墙分在两处了？”

“是的，”瓦利啜泣着，“我也许永远都见不到爱丽丝了。”

加斯帕心想：要的就是这个！

四年前伦敦一见以后，戴夫·威廉姆斯就再没见到杜杜·杜瓦。他非常想再次见到她。

全明星巡演的最后一站是杜杜居住的旧金山。戴夫从妈妈那要来了杜瓦家的地址，给杜瓦一家寄了四张音乐会门票和一张让他们结束后到后台的纸条。因为戴夫每天在不同的城市，因此他们不可能回信，戴夫也就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了。

他已经不再和曼迪·拉夫睡觉了——这让他感到很遗憾。曼迪教会了他包括口交在内的许多性爱技巧，但她一直觉得和英国白人男朋友在外面约会不怎么适合，于是又回到了以前的钢琴手男友身边。戴夫估计曼迪和她的男朋友也许会在巡演结束的时候结婚。

和曼迪分开以后，戴夫一直没找到女伴。

这时的戴夫知道自己在床上要什么、不要什么。女孩子在床上有的紧张，有的放荡，有的热情，有的顺从，有的只希望个人的满足。戴夫最喜欢以性交为享受的那种女人。

他觉得杜杜就是那种女人。

他不知道杜杜如果出现的话，今晚会发生些什么。

他还记得杜杜十三岁时在彼得大街他家的房子里叼着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时的样子。她身材娇小，非常漂亮，比任何一个十三岁的少女都要性感。对异常敏感的戴夫来说，杜杜分外吸引人。那时他为杜杜感到疯狂。但虽然他们相处得不错，杜杜却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让他失望的是，杜杜明显喜欢比他年长一点的加斯帕·默里。

他的思绪转移到了加斯帕身上。采访在电台播出以后，瓦利非常不安。更糟的是《纽约邮报》也发表了相关的一篇报道，标题为：

“我也许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了”

——流行歌手父亲的心里话

——加斯帕·默里

瓦利担心这篇报道会给身处东德的卡罗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戴夫回忆起加斯帕对伊维的采访，决定今后再也不相信加斯帕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了。

他很想知道杜杜过去四年改变了多少。她也许长高了，也许胖了点。他还会觉得杜杜有着难以拒绝的美吗？戴夫年长一点以后，她会对他更感兴趣吗？

她很可能已经有了男友。今晚她很可能和男友一起出去，而不是来看他的演出。

演出开始前，他们有好几个钟头可以外出转转。他们很快意识到旧金山是去过的城市中最繁华的一个。街上都是穿着流行服饰的年轻人。迷你裙已经不时兴了。女孩们穿着拖地的长裙，头上戴着花，裙子上的小铃铛随着步伐叮叮作响。男孩子的头发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男孩的都要长，甚至比伦敦男孩的都要长。有些黑人把头发弄成惊人的爆炸头。

瓦利尤其喜欢旧金山。他说他觉得这里似乎什么事都能发生。旧金山和东柏林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摇滚全明星巡演有十二个乐队，大多数乐队唱两到三首歌就下台。排行榜榜单上居首的乐队表演压轴的二十分钟。已经有些名气的桃色岁月在半场结束的十五分钟唱五首短歌。巡演时没有扩音器：他们会用上所到之地能用的所有扩音装置，通常是运动会宣布成绩用的那种最原始的扩音器。观众大多是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一般都从头叫到尾，因此唱歌的人根本听不清自己唱了些什么。这根本无关紧要——没人真的在听。

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新鲜劲已经过去了。成员们开始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烦。他们想快点回到伦敦，回去以后他们将要录制一张新的专辑。

演出结束以后他们回到后台。这次的演出地点是个剧院，因此化妆间很大，厕所也很干净——比伦敦和汉堡的摇滚乐夜总会要好得多。化妆间里唯一能提神的东西是赞助商免费供应的汽水，但看门人通常都愿意帮他们从外面买啤酒回来。

戴夫告诉伙伴们，他父母的朋友可能会到后台，因此必须表现得正经一点。乐队的其他成员纷纷发出抱怨：这意味着他们只能等老一辈的人走了才能抽大麻，才能和围着他们转的歌迷调情。

下半场开始以后，戴夫在入口找到看门人，和他确认了四个客人的名字：伍迪·杜瓦先生、贝拉·杜瓦夫人、卡梅隆·杜瓦先生和杜杜·杜瓦小姐。

演出全部结束十五分钟之后，他们出现在了化妆间门口。

戴夫欣喜地发现，杜杜几乎没什么变化。她仍然身材娇小，和十三岁时差不多高，但丰满了许多。她的牛仔裤紧紧地包着大腿，膝盖以下却向外展开。她上身穿着合身的蓝白两色宽条纹衬衫。

她是为了戴夫才这样打扮的吗？不太可能。所有准备到音乐会后台的少女肯定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戴夫和四位来客握了手，把他们介绍给乐队其他几位成员。他担心其他人的表现会连累到他，但实际上他们的表现都很好。每个人都有邀请家人或朋友来的时候，都希望自己家年纪比较大的亲戚或父母的朋友来的时候，其他人能稍微克制些。

戴夫强迫自己不一直盯着杜杜。她的目光里有人们常说的性吸引力，曼迪也有这种吸引力。杜杜脸上的顽皮笑容、摇摆的步伐、时而露出的好奇神色都让戴夫不能自已。他又变回了十三岁处男时候的样子，对杜杜充满了渴望。

他试着和比杜杜大两岁、现在已经在旧金山城外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的卡梅隆交谈。但两人完全不是一类人。卡梅隆热衷于越南战争，他说民权运动应该慢慢来，觉得同性恋行为的确是种犯罪。他还更爱听爵士乐。

和杜瓦一家交流了十五分钟后，戴夫说：“今天是巡演的最后一晚，等下在我们的旅店有个告别晚会。杜杜、卡梅隆，你们愿意来参加吗？”

“我不行，”卡梅隆马上说，“但还是要谢谢你。”

“太可惜了，”戴夫真诚地说，“杜杜，你呢？”

“我很想去。”杜杜看了眼妈妈。

“午夜之前回来。”贝拉说。

伍迪说：“叫出租车回家，记住。”

“我会确保她叫到车的。”戴夫使他们安下心。

杜瓦夫妇和卡梅隆走了以后，参加巡演的乐队和他们的客人乘上了从剧院开往旅店的短驳车。

晚会在旅店的酒吧进行，但到了大堂，戴夫却贴着杜杜的耳朵说起了悄悄话：“试过抽大麻吗？”

“大麻吗？当然抽过！”杜杜说。

“别这么大声——抽大麻是违法的。”

“你有吗？”

“是的。我们可以去我的房间抽，然后再参加晚会。”

“就这么办。”

他们去了戴夫的房间。戴夫卷大麻烟的时候，杜杜在收音机里找到个摇滚乐电台。两人坐在床上，你一口我一口地吸起来。放松下来以后，戴夫笑着说：“你来伦敦的时候……”

“怎么了？”

“你对我丝毫不感兴趣。”

“我喜欢你，但那时你太小了。”

“对于我想对你做的事情来说，那时你也太小了。”

杜杜狡黠一笑。“你想对我做什么？”

“我想做的事可多呢。”

“第一项是什么？”

“第一项？”戴夫不想告诉她。但这时他转念想到：为什么不呢？于是他说：“我想看你的乳房。”

杜杜把大麻烟递给戴夫，然后手脚麻利地把条纹衬衫往上一撩。汗衫里没有内衣，也没有胸罩。

戴夫又惊又喜，光是看看已经让他硬了。“太美了！”他赞叹道。

“是的，”杜杜意乱神迷地说，“我有时自己也要忍不住摸一摸。”

“天啊！”戴夫已经语无伦次了。

“在你的计划表里，”杜杜问，“第二项是什么？”

戴夫把航班换到了一周后，又在旅店里住了七天。每天杜杜放学后以及整个周末两人都腻在一起。他们去看电影，去买时尚的衣服，去逛动物园。他们每天做两三次爱，都用了避孕套。

一天晚上，戴夫脱衣服时，杜杜对他说：“脱下牛仔裤。”

戴夫看着躺在旅馆床上、浑身上下只有短裤和粗棉布帽子的杜杜。“你在说什么啊？”

“今晚你是我的奴隶，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快脱掉牛仔裤！”

戴夫已经把牛仔裤脱下了，正准备告诉她自己没穿什么牛仔裤，他才意识到杜杜已经展开了性幻想。他觉得很有趣，决定予以配合。他假装不情愿地说：“唉，必须要脱吗？”

“我说什么你都必须照着做，因为你属于我，”她说，“快把你那条该死的牛仔裤给我脱了。”

“好的，夫人。”戴夫说。

杜杜坐在床上看着戴夫。戴夫在杜杜淡淡的微笑中看到了恶作剧的满足。“非常好。”她说。

戴夫说：“接下来我该干什么？”

戴夫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十三岁和几天之前两次对杜杜一见钟情。那是因为杜杜很有趣，总是想尝试新鲜事物，沉迷于各种新的体验。对于平常那些女孩，戴夫一般睡上两次就厌倦了。他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对杜杜感到厌倦。

他们做爱了。戴夫假装对杜杜要求他做的那些他其实非常向往的事情非常不情愿。这样的经历异常令人兴奋。

事后他懒散地说：“顺便问一句，你那个‘杜杜’的外号是哪儿来的？”

“我没告诉过你吗？”

“没有。关于你的事，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可我觉得这些年我们都在一起。”

“小时候我有辆玩具车，那种可以让小孩坐进去、转动方向盘开一下的玩具车。事实上，我甚至已经忘了那辆车是什么样的了，但那时显然很喜欢它。我会开上好几个小时，嘴里不停说着‘嘟嘟、嘟嘟’。”

他们穿上衣服，开始吃汉堡。戴夫看到杜杜咬下一口，酱汁沿着下巴往下流，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爱河。

“我不想回伦敦。”他说。

她咽下一口汉堡包，对戴夫说：“那就留下呗。”

“我无法留下。桃色岁月要发一张新专辑。接着还要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巡演。”

“我喜欢你。”杜杜说，“你走了我会哭的。但我不想因为对未来的担忧而扫了今天的兴致。吃点汉堡吧。你需要增加蛋白质。”

“我感觉我们心意相通。我知道我还年轻，但也交过许多不同的女孩。”

“别吹了，我交过的男孩可不会比你少。”

“我不是吹，我甚至没觉得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当个流行歌手泡妞很容易。我只是希望向你也向我自己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如此确定。”

杜杜拿一根薯条蘸了番茄酱。“确定什么？”

“确定我想和你永远这样。”

杜杜把要放进嘴里的薯条放回盘子。“你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能和你永远在一起，我想和你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怎么才能住在一起啊？”

“杜杜。”戴夫唤了她一声。

“我在。”

戴夫把手伸过桌子，拉住她的手。“你就没想过我们也许可以结婚吗？”

“哦，天啊！”杜杜惊叫一声。

“我知道这很疯狂，我的确知道。”

“这并不疯狂，”杜杜说，“可实在太突然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也有这种想法呢？”

“你说得对，我们心意相通。以前从没有哪个男友带给过我如此多的乐趣。”

杜杜依然没有正面回答戴夫的问题。戴夫只能放慢节奏但又明确地问：“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迟疑了很长时间，然后说：“见鬼，我愿意。”

“这种问题都不用提，”伍迪·杜瓦生气地说，“你俩走不到一起的。”

伍迪身材高大，穿着花呢外套和领尖有纽扣的衬衫，系着领带。戴夫必须使尽浑身解数才能不被杜杜父亲的气势所吓倒。

杜杜问：“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可我太他妈喜欢他了，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杜杜说。

“别说脏话，说脏话也没用。”

戴夫和杜瓦一家齐聚在诺伯山区高夫路杜瓦家维多利亚式住宅的客厅里。漂亮的旧式家具和昂贵却已经有些褪色的窗帘使戴夫想起了自己家在彼得大街的房子。戴夫和杜杜并肩坐在红色丝绒沙发上，贝拉坐在古董皮椅上，伍迪站在饰有石雕的壁炉前面。

戴夫说：“我知道这很突然，但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伦敦录音，去澳大利亚巡演，以及林林总总的其他事。”

“只是突然吗？”伍迪说，“这简直是不负责任！一周的约会以后就提出求婚，只能说明你还很不成熟，还完全达不到结婚的要求。”

戴夫说：“我不想自夸，但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离开父母两年了。在这两年里，我创建了上百万的全球业务。尽管没有外人想象得那么有钱，但我完全能让你女儿生活得很安逸。”

“杜杜才十七岁！你也才十七岁。没有我的允许，她不能嫁人。我也绝不会允许她现在嫁人。戴夫，我想劳埃德和黛西会和我持相同的态度。”

杜杜说：“有些州十八岁就能结婚。”

“我不会允许你去那种地方结婚。”

“爸爸，你想把我送到修道院吗？”

“你这是在威胁我要私奔吗？”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其实根本无法阻挡我们。”

杜杜说得没错。戴夫在旧金山拉尔金路的公立图书馆查过相关的资料。大多数州的结婚年龄都在二十一岁。但在有些州，女孩不需要父母的同意，十八岁就能结婚。在苏格兰，女孩十六岁就能结婚。事实上，父母很难阻止两个下定决心的年轻人凑成一对。

伍迪却说：“想都别想，我说不让你们结婚，你们就一定结不成婚。”

戴夫平和地说：“我们不想就这点与您争论，但我觉得杜杜说得不错，这事不能您一个人说了算。”

戴夫觉得这话没什么恶意，他的语气也很礼貌，但伍迪似乎更生气了。“在我把你扔出去前，给我离开！”

贝拉第一次加入了谈话：“戴夫，你留在这儿！”

戴夫没有离开。伍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了腿，没法把戴夫扔出去。

贝拉转身看着伍迪：“亲爱的，还记得吗，二十年前你和我妈在这儿也吵过一架？”

“那时我可不止十七岁，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妈妈责怪你破坏了我和维克特·布兰德森的婚约。她说得没错：虽然此前我们只在一起过了一夜，但你的确是导致婚约破裂的原因。我们在戴夫妈妈举办的聚会上认识，接着你就去诺曼底作战了，我们有一年多没见。”

杜杜问：“仅仅一夜吗？妈妈，那一夜你对爸爸做了些什么？”

贝拉看着女儿，犹豫了一会儿说：“亲爱的，我在公园里给他口交了。”

戴夫非常震惊。贝拉和伍迪？口交？这简直难以置信。

伍迪怒不可遏：“贝拉！”

“伍迪，没必要闪烁其词。”

杜杜说：“第一次约会就这样吗？妈妈，你们真行！”

伍迪说：“看在老天的份上……”

贝拉说：“亲爱的，我只是想提醒你年轻是什么样的。”

“我至少没马上求婚！”

“这倒是真的，你是迟钝得讨人厌！”

杜杜咯咯直笑，戴夫露出了笑容。

伍迪问贝拉：“为什么要拆我的台？”

“因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自大了，”贝拉握住伍迪的手笑着说，“我们相爱了，他们也和那时的我们一样。我们很幸福，他们也很幸福。”

伍迪没那么生气了：“这么说，他们想做什么都随他们了？”

“当然不是，但我们也许能作出妥协。”

“我不知道怎么妥协。”

“比方说，让他们一年后再来跟我们谈。在此期间，戴夫可以在有机会休息的时候随时过来住在我们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戴夫甚至可以住进杜杜的房间。”

“这肯定不行！”

“这里不行他们就会找其他地方。没机会赢的仗就不要打了。别做个伪君子。我们结婚之前就睡在一起了，你在遇见我之前还和乔安妮·罗赫睡过呢！”

伍迪站起身。“让我想想。”他走出客厅。

贝拉转身对戴夫说：“戴夫，无论对你还是对杜杜，我都不会说一定要你们这样或是那样。我只是让你——或者说求你——要耐心一点。你出自名门，是个优秀的人，我很愿意看到你和我的女儿结婚。但无论如何，请你再等上一年。”

戴夫看着杜杜。杜杜点了点头。

“好吧，”戴夫说，“我等一年。”

早晨离开旅馆的时候，加斯帕看了看前台后面每个房间对应的那个小格子。格子里有两封信。一封是蓝色信封的航空信，上面落着妈妈优雅的笔迹。另一封上的地址是打字机打出来的。还没来得及打开信，加斯帕就听到有人叫他：“加斯帕·默里的电话！”他把两封信一起塞进了外套的内袋。

打电话来的是萨尔兹曼夫人。“默里先生，早上好。”

“你好，蓝眼女士。”

“默里先生，你戴领带了吗？”萨尔兹曼夫人问。

领带已经不流行了，文书打字员也不需要穿戴得那么正式。“没戴。”他对萨尔兹曼夫人说。

“戴上，赫伯·古尔德十点要见你。”

“他要见我？为什么？”

“《今日》节目有个调查员的空缺。我给他看了你写的报道。”

“谢谢你——你真是个天使！”

“记得戴条领带过来。”萨尔兹曼夫人挂上了电话。

加斯帕回到房间，穿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戴上一条庄重的暗色领带，接着在衬衫外面套上夹克和轻便外套，便出门上班去了。

在摩天大楼大堂的报摊上，加斯帕买了一小盒巧克力，准备送给萨尔兹曼夫人。

九点五十分，加斯帕去了《今日》节目的办公室。十五分钟以后，一位秘书把他带到了古尔德先生的办公室。

“很高兴见到你，”古尔德说，“谢谢你专门过来一趟。”

“很高兴能来这。”加斯帕觉得古尔德已经忘了他们在电梯见过一面了。

古尔德正在看《真相》的暗杀专辑。“简历里说这份报纸是你办的。”

“是的。”

“这份报纸是怎么来的？”

“我曾经在大学的官方报纸《圣朱利安学生报》工作过，”开始讲话以后，加斯帕就不紧张了，“我申请了主编职位，但这个职位却被原主编的妹妹夺走了。”

“这么说，这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产物了？”

加斯帕咧嘴一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我确定我能比瓦莱丽干得更好。于是我借了二十五镑，自己办了份与之相竞争的报纸。”

“结果怎么样？”

“三期以后，《真相》的销量就超越了他们的报纸。《圣朱利安学生报》靠补贴度日，《真相》却实现了盈利。”这话稍稍有点夸大，其实《真相》办了一年以后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这是个很大的成就。”

“谢谢您。”

古尔德拿起《纽约邮报》上那篇对瓦利的专访。“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瓦利身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个秘密。德国报纸早就报道过了。只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什么明星。恕我冒昧……”

“想说什么尽管说。”

“我觉得记者的艺术不在于发现事实，有时在于对已知事实的再意识和再发掘，把已知的事实以正确的方式写出来，归结成一个大新闻。”

古尔德点头表示同意。“说得非常好。那你为什么想从报纸转行到电视呢？”

“作为新闻界的从业人员，我们都知道首页有一张好的照片比任何爆炸性的头条标题都要好。流动的画面就更好了。报纸在深度报道上无疑有很大的市场，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多数人都会在电视上看新闻。”

古尔德笑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古尔德办公桌上的蜂鸣器响了，古尔德的秘书说：“华盛顿分部的托马斯先生打电话找你。”

“甜心，谢谢你。加斯帕，很高兴和你交谈。稍后我们会再联系你的。”说完他拿起电话，“喂，拉里，什么事？”

加斯帕离开了古尔德的办公室。面试进行得不错，但结束得太过突然。如果有机会能问问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就好了。但他只是个求职者：没人会在乎他的感受。

他回到电台。去古尔德的办公室面试时，午饭时替他的秘书帮他做了文书的工作。谢过秘书以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脱下外套的时候，他想起了揣在兜里的那两封信。他戴上耳机，坐在狭小的办公桌前。这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球赛前瞻报道。加斯帕拿出那两封信，打开地址是打印的那一封。

信的落款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这是封标准格式的信，他的名字被写在一个方格内。

信是这样写的：

此致：

在此特令您加入美利坚合众国武装部队。

加斯帕大叫一声：“什么？”

请于1966年1月20日早晨七点到信中指定的征兵站报到。

加斯帕努力保持镇定。这显然是个制度上的错误：他是英国人，美国军队肯定不会招募外国公民吧。

但他必须尽快澄清此事。美国的官僚机构超乎想象的无能，如果弃之不顾，也许会惹来数不清的麻烦。如同在根本没人的路口遇到红灯一样，遇到这种事最好还是处理得认真一点。

征兵站离电台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秘书回来替他以后，他穿上外套，戴上帽子，走出了工作的大楼。

他竖起衣领抵御纽约的寒风，然后穿过几条马路，前往联邦大厦。他登上三楼，走进征兵办公室，在一张办公桌前看到一个身着上尉制服的男人。在中年人都开始留长发的这个时代，上尉板刷式的平头看上去尤其荒唐。“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上尉问他。

“我确定我收到的这封信是寄错了。”说着他把信递给上尉。

上尉浏览了一下信的内容。“你知道我们的抽签系统吗？”他问，“应征的兵员是在适龄青年当中抽出来的，因此新兵的选择是随机的。”说着他把信交还给加斯帕。

加斯帕说：“我觉得我并不符合征兵的条件。”

“为什么呢？”

上校也许还没注意到他的口音。“我不是美国公民，”他说，“我是个英国公民。”

“那你到美国来干什么？”

“我是个记者，为电台工作。”

“我想你应该有工作许可吧。”

“是的。”

“那你就是个外籍居留者。”

“是的。”

“那就达到了征兵的条件。”

“但我压根儿不是个美国人啊！”

“这个没关系。”

上尉是在夸大其事，肯定是征兵办公室弄错了。和许多气量小的军官一样，上尉只是不想承认自己犯了错。“你是说美军也会征召外国人吗？”

上尉不为所动。“征兵取决于居住地，而不是国籍。”

“肯定不是这样的。”

上尉有点生气了。“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查。”

“我会去查的。”

加斯帕离开联邦大楼回到办公室。人事部门应该知道这类事情，他可以去问问萨尔兹曼夫人。

他把那盒巧克力交给萨尔兹曼夫人。

“你很乖巧，”她说，“古尔德先生也很喜欢你。”

“他怎么说的？”

“只是为我对你的推荐谢了我。迄今为止，他还没打定主意。但除了你以外，他没考虑其他任何人。”

“太好了，但有个小问题希望你能帮我。”他把部队来的信递给萨尔兹曼夫人，“这一定是搞错了吧？”

萨尔兹曼夫人戴上眼镜，读了这封信。“哦，亲爱的，”她说，“在你事业发展得这么好的时候却遇上了征兵，真是太不幸了。”

加斯帕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我真的要去服兵役？”

“当然是真的，”萨尔兹曼夫人悲伤地说，“这里的外籍员工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政府说如果你想生活在美国、工作在美国，你就应该保护美国。”

“你是在说我要去参军吗？”

“这倒也不一定。”

加斯帕的心里燃起了希望。“还有什么办法？”

“你可以回家啊。军方不会阻止你回国。”

“这太不合理了！你能帮我避免服兵役吗？”

“你有什么隐疾吗？平足、肺结核或是心脏上有个洞之类的毛病？”

“我基本上不生病。”

萨尔兹曼夫人压低声音说：“我想你应该不是同性恋吧？”

“当然不是！”

“你家没有那种不能参军的宗教信仰吧？”

“我爸爸是英军的上校。”

“那我就没办法了。”

加斯帕有点相信了。“看来我真的得离开了，即便能被《今日》节目组选上，我也无法去就职。”这时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服完兵役以后他们能让我回《今日》工作吗？”

“只有工作超过一年的人才能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

“这么说，一年后我可能连打字员都当不成，是这样吗？”

“的确无法保证。”

“如果我现在离开美国……”

“你可以回家，但你以后永远无法在美国工作了。”

“天啊！”

“你准备怎么办？离开还是参军呢？”

“我真不知道，”他说，“谢谢你的帮助。”

“默里先生，谢谢你的巧克力。”

加斯帕在恍惚中离开了萨尔兹曼夫人的办公室。他没有回到办公桌前——他必须好好想想。他又一次离开了电台所在的办公大楼。他喜欢纽约的街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大型的运货卡车、奢华的各类小汽车，以及商店橱窗中亮闪闪的各类展示品。今天，这一切在他眼中都突然失色了。

他走向东河，坐在一个可以看得到布鲁克林桥的公园里。他想着抛开这一切、夹着尾巴回到伦敦的家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想着在英国的地方报纸工作上两三年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想着永远无法在美国工作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接着他又想到了参军：留短发、操练、虐待新兵、数不清的暴力。加斯帕想到了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他也许会向穿着睡衣的瘦小农民开枪。他也许会被杀，也许会终身残疾。

他想到了伦敦那些羡慕他去美国的人：临出发前带他去萨伏伊宾馆举行庆祝晚宴的汉克和安娜，在彼得大街家里为他开离别派对的黛西，还有为他高兴得直哭的母亲。

如果他回到英国，别人会把他看作是个蜜月中落跑、宣布要离婚的小新娘。这种羞辱比在越南战死还糟。

他该怎么办呢？

第三十九章

圣杰特鲁德青年会和以前不一样了。

在莉莉的记忆里，那里原先是个没有任何危险的地方。东德政府允许民众跳传统舞蹈，因此尽管夜总会设在教堂的地下室，政府也不会多加干涉。另一方面，政府也乐于见到奥多·沃斯勒这样的年轻牧师和年轻人谈论恋爱和性，因为奥多似乎秉持着和政府相似的清教徒似的道德观念。

但在两年后的现在，圣杰特鲁德青年会似乎不像以前那般单纯了。晚会不再以传统舞蹈开场，乐队一开场就响起摇滚乐，年轻人跟随音乐跳着世界流行舞步。跳了一会儿，莉莉和卡罗琳会边弹吉他边唱一些关于自由的歌曲。晚会总是以奥多牧师引导的讨论结束。这些讨论通常会发展到政府禁止的领域：民主、宗教、东德政府的种种缺点，以及西方生活的莫大影响力。

这类话题在莉莉家里已经司空见惯。但对有些孩子来说，听到政府被指责、共产主义受到挑战却是种新奇的经历，会让他们感到自己不被束缚。

这类讨论不光在圣杰特鲁德青年会进行。每周有三到四个晚上，莉莉和卡罗琳会带吉他到不同的教堂和柏林附近的隐秘住宅进行表演。她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危险，但都觉得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卡罗琳知道，只要柏林墙还在，自己和瓦利就不能重新聚首。美国报纸报道了瓦利和卡罗琳的事情以后，斯塔西把莉莉逐出校园，以示对弗兰克家的惩罚。莉莉现在只能在交通部食堂做女招待。莉莉和卡罗琳都下定决心不被政府所击垮，两人在地下反对共产党政府的年轻人中非常有号召力。她们制作的歌曲录音在歌迷当中不断相传。莉莉觉得只要坚持下去，希望就不会破灭。

圣杰特鲁德青年会对莉莉有着另层吸引力：在那里能见到索尔斯滕·格雷纳。索尔斯滕二十二岁，一张保罗·麦卡特尼似的娃娃脸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几岁。他和莉莉一样热爱音乐。最近刚和一个名叫赫尔加的女孩分手。在莉莉看来，赫尔加不够聪明，根本配不上索尔斯滕。

1967年的一天晚上，索尔斯滕把披头士最新发行的唱片带到圣杰特鲁德青年会。唱片的一面是首名叫《潘尼小巷》的欢快歌曲，年轻人们在它的伴奏下跳着热舞。另一面是《永远的草莓地》，莉莉和参加晚会的其他人在这首歌里地跳着梦幻般的慢舞，他们的手臂像水下植物一样随音乐慢慢摆动。他们一遍遍地播放着这两首歌，随音乐起舞。

有人问索尔斯滕这张唱片是哪来的，他神秘地拍拍鼻子，什么话都没说。不过莉莉知道唱片的来历。索尔斯滕的叔叔霍斯特每周都要开着载有东德的出口货物——布匹和廉价衣服的货车去西柏林。回来时总会带上连环漫画、流行音乐唱片、化妆品和时装，并把其中的一部分送给边防兵。

莉莉的父母觉得音乐很无聊。对他们来说只有政治是严肃的。他们不知道，对莉莉这代人来说，即便是爱情歌曲也可能带有政治含义。唱歌和玩吉他不仅与长发和奇装异服联系在一起，还和种族之间的宽容以及性自由息息相关。披头士乐队和鲍勃·迪伦在每首歌里都对老一代人发出宣告：“我们不用你们的方法行事。”对东德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刺耳的政治宣言，东德政府知道这些唱片的政治色彩，禁止它们在东德流通。

警察赶来的时候，年轻人们正沉醉在《永远的草莓地》的节奏中。

莉莉正在和索尔斯滕跳舞。她懂英语，被约翰·列侬“闭上眼睛，生活就会容易些，别去理解你所看见的一切”这句歌词迷住了。她觉得这句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了东德大多数人的生活现状。

莉莉是首先看到警察从门口冲进来的人之一。她马上就明白了，秘密警察终于盯上了圣杰特鲁德青年会。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年轻人总喜欢谈论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没人知道有多少东德公民在为斯塔西通风报信，莉莉的妈妈估计这种人比盖世太保的线人还要多。“战争中做的事情我们怕是再也不能做了。”卡拉说。但当莉莉问起妈妈和外祖母她们在战争中都做了些什么，她们却还是像以前那样沉默不语。无论如何，秘密警察知道圣杰特鲁德教堂地下室的活动是迟早的事。

莉莉立刻停下了舞步，四下寻找卡罗琳的踪影，可并没看见她。她也没看见奥多。他们一定离开了地下室，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地下室入口对面的角落里，有一部通向教堂旁边牧师公寓的楼梯，他们也许有什么事上楼去了。

莉莉对索尔斯滕说：“我去找奥多。”

在大多数人意识到秘密警察来搜捕之前，莉莉机敏地脱身，溜上了楼梯。索尔斯滕跟着她也上了楼梯。在列侬要唱到“让我带你去吧”时，他们走到了楼梯顶端，音乐也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莉莉和索尔斯滕在牧师住宅的走廊里匆忙行走时，秘密警察开始用沙哑的嗓音发出指令。对单身男人来说，这幢房子很大——奥多可真幸运！莉莉不常来，但她知道奥多在一楼沿街的一侧有个书房，她觉得奥多很有可能正在那里。书房的门开了条缝，莉莉推开门走进去。

在这间用橡木壁板装饰、放满了基督教著作的书房里，奥多和卡罗琳正热情地搂抱在一起。他们热烈地舌吻着。卡罗琳的手指插在奥多长而浓密的头发里。奥多正在揉捏着卡罗琳的乳房。她贴紧着他，身体像弓一样张开着。

莉莉惊呆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尽管卡罗琳没有和瓦利真正结婚，但她一直把卡罗琳当嫂子看。她从来没想过卡罗琳会爱上另一个男人——更别说是牧师了！一时间她疯狂地在脑海中搜索着其他的可能性：他们正在排练，或是在做健美体操。

索尔斯滕叫了起来：“天啊！”

奥多和卡罗琳一下子分开了，显得有点滑稽，他们的脸上浮现出惊奇和罪恶感。很快，他们同时说话了。奥多说的是：“我们正要告诉你们。”卡罗琳说：“哦，莉莉，真是太对不起了……”

震惊过后，莉莉意识到了书房里的种种细节：奥多的格子花纹外套、卡罗琳在连衣裙下凸出的乳头、墙上铜边镜框里奥多的教职证书、壁炉前那块抽丝的老式花纹地毯。

接着她想起了迫使他们上楼的突发情况。“警察来了，”她说，“他们在地下室呢！”

奥多骂了声该死，他跑出书房，莉莉听见他急匆匆地下楼去了。

卡罗琳盯着莉莉。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卡罗琳打破了沉默：“我必须和他一起去。”她跟着奥多下了楼。

莉莉和索尔斯滕留在书房里。镶木壁板、火炉、书、地毯——确实是个亲吻的好地方，莉莉悲伤地想。她很想知道奥多和卡罗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经常这样。这时她想到了瓦利。可怜的瓦利。

听到楼下的吵嚷声，莉莉浑身一激灵。她意识到自己没有理由回地下室。她的大衣还在地下室，不过天还不算太冷，不穿大衣也行。也许她还能顺利地逃出去。

房子的前门在地下室入口的另一面。她不知道警察是否已经把房子整个围住了，她觉得可能没有。

她穿过走廊，打开前门。前门没有警察。

她问索尔斯滕：“我们要离开吗？”

“是的，得赶紧。”

出门以后，他们轻手轻脚地关上了门。

“我送你回家。”索尔斯滕说。

他们匆匆拐过街角，在远离了教堂之后才放慢了步伐。索尔斯滕说：“你一定很震惊吧。”

“我以为她爱着瓦利，”莉莉悲叹着，“她怎么能这样对瓦利？”莉莉开始哭了起来。

索尔斯滕把手搭在莉莉肩上，陪她慢慢朝前走。“瓦利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快四年了。”

“卡罗琳的移民可能性增加了吗？”

莉莉摇了摇头：“没有增加，反而更加渺茫了。”

“她需要有人和她一起抚养爱丽丝。”

“她还有我，还有我们一家！”

“也许她觉得爱丽丝需要个父亲。”

“但……那可是个牧师啊！”

“大多数人都不会考虑娶个未婚妈妈。正因为是个牧师，奥多才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放钥匙的大衣在教堂的地下室，回家以后莉莉只好按了门铃。门开了，卡拉看到莉莉满是泪痕的脸：“到底发生了什么？”

莉莉和索尔斯滕进了门，莉莉说：“警方突袭了教堂，我去找卡罗琳，发现她正在亲吻着奥多。”莉莉一下子又掉下泪来。

卡拉关上门。“卡罗琳吻奥多？你是说真的吗？”

“是的，疯了似的吻他。”莉莉说。

“到厨房喝杯咖啡暖暖身子吧，你们俩都去厨房。”卡拉对他们说。

说完整件事以后，莉莉的父亲离开了厨房，显然是想竭尽全力不让卡罗琳在牢里过夜。卡拉担心索尔斯滕的父母听说了警方突袭的事情，会担心他，让他赶紧回去。莉莉把索尔斯滕送到门口，临走前，索尔斯滕短暂而愉快地亲吻了她的嘴唇。

厨房里只剩下莉莉、卡拉和外祖母茉黛三个女人，三岁的爱丽丝正在楼上睡觉。

卡拉对莉莉说：“别对卡罗琳这么苛求。”

“为什么？”莉莉问，“她可是背叛了瓦利了啊！”

“都已经四年了——”

“外婆也等了沃尔特外公四年，”莉莉说，“她可是连孩子都不曾有过啊！”

“那倒是真的，”茉黛说，“尽管那时我也曾经喜欢过格斯·杜瓦。”

“伍迪的父亲吗？”卡拉吃惊地说，“我不知道竟然还有这种事。”

“沃尔特也对别的女孩动了心，”到这个年纪，茉黛也没什么尴尬了，说话也不用太多顾虑，“是一个名叫莫妮卡·范·德·赫尔巴德的姑娘，但他们没有发生什么。”

外祖母无所谓的态度惹恼了莉莉。“外祖母，你是可以无所谓，”她说，“这都已经过去了。”

卡拉说：“莉莉，我很难过，但我觉得我们没有生气的理由。瓦利也许再也回不了家了，卡罗琳也许再也不会离开东德。我们真的希望她用一生去等待一个她永远见不了的人吗？”

“我原以为她准备一直等下去呢，我以为她下定了这个决心。”这时莉莉才意识到她实际并没听卡罗琳这么说过。

“我觉得她已经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四年算很长吗？”

“这点时间已经够让一个年轻姑娘问自己是不是要一生生活在回忆中了。”

莉莉失望地意识到妈妈和外祖母都在同情卡罗琳，都站在卡罗琳的立场上为她着想。

三个人的讨论一直到午夜沃纳带卡罗琳和奥多回来的时候才结束。

沃纳说：“两个试图和警察抗争的男孩被抓走了，其他人都没事，还算不错。但青年会是保不住了。”

所有人都坐在了餐桌前。奥多坐在卡罗琳身边。莉莉惊恐地发现，奥多竟然在所有人面前牵着卡罗琳的手。奥多说：“莉莉，我本打算马上告诉你的，但碰巧提前被你发现了，真是很抱歉。”

“告诉我什么？”尽管答案完全可以猜到，莉莉还是气势汹汹地问。

“我们互相爱慕，”奥多说，“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很难接受，对此我们也非常抱歉。但我们考虑了很久，并为此做过了祷告。”

“卡罗琳做祷告吗？”莉莉难以置信地问，“我可没见她为任何事做过祷告。”

“人是会变的。”

软弱的女人为了迎合男人会作出改变，莉莉想。但话还没出口，卡拉就发话了。“奥多，我们对这件事都很难接受。瓦利爱着卡罗琳和他从没见过的女儿。我们从他的信里知道他对他们的爱。从桃色岁月的歌里也一样听得出：他们的许多歌都是关于分离和失落的。”

卡罗琳说：“如果你们想，我今晚就可以离开这里。”

卡拉摇摇头说：“我们难受，但你应该比我们更难受。我不能让一个正常的年轻女子把她的生命都献给一个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即便他是我们深爱的儿子。我和沃纳为此谈过，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莉莉惊呆了。爸爸妈妈竟然预见到会发生这种事！他们可什么都没对她说过。他们怎么能如此无情？

或者说他们只是比她更敏感吗？无论是哪种情况，她都不愿去相信。

奥多说：“我们想结婚。”

莉莉站起身大喊：“绝对不行！”

奥多说：“我希望大家给予我们祝福：茉黛外祖母、沃纳、卡拉，还有伴着卡罗琳度过这几年艰难岁月的最好朋友莉莉。莉莉，我们尤其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滚！”莉莉说着离开了厨房。

在一群摄影记者的跟随下，戴夫·威廉姆斯推着祖母的轮椅绕了议会广场一圈。桃色岁月的公关人员向报纸透露了消息，戴夫和艾瑟尔知道有记者会来，他们配合记者摆出各种姿势拍了十来分钟照。拍完以后，戴夫道了声谢，然后推着轮椅走进了威斯敏斯特宫的停车场。他在上议院的入口处向外界挥手致意，又让记者们拍了一会儿，然后推着轮椅走进上议院。

引座员说：“早上好，女男爵。”

艾瑟尔祖母——也就是莱克维兹女男爵——得了肺癌。她用强效药止痛，但神志还十分清醒。她还能走一点路，不过很快就上气不接下气了。她有充足的理由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但这天上议院讨论的是她非常关注的1967年性犯罪法案，她必须过来。

对这项法案的异常关注部分是因为艾瑟尔的同性恋朋友罗伯特。让戴夫吃惊的是，被他认为是个老顽固的父亲也热衷于修改这份法案。劳埃德亲眼目睹过纳粹对同性恋的摧残，永远都忘不了当时的场面。但他一直不愿意把当时的细节告诉戴夫。

艾瑟尔无法在辩论中发言——身体情况使她无法参与辩论——但她一定要参加投票。一旦艾瑟尔·莱克维兹下定了决心，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挡她。

戴夫推着轮椅经过上议院入口处作为衣帽间的门厅。每个衣钩上都有一个粉红色的、可以让议员们挂上剑的圆环。上议院甚至连与时俱进的样子都不愿意装一装。

在英国，同性之间发生性关系是有罪的。每年都有几百人因为同性恋而被指控受审，更糟糕的是，还要登报受到侮辱。今天讨论的法案将把地下的同性恋行为合法化。

这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大众都对这项法案很不了解，但风向却有利于法案的变革。英国教会决定不对法律的更改提出抗议。他们仍然声称同性恋行为是种罪过，但也同意这不能构成犯罪。这项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正的法案很可能得以通过，但法案的支持者却担心在最后一刻功败垂成——这也是艾瑟尔决心参加投票的原因。

艾瑟尔问戴夫：“你为什么如此热心地让我参加这次辩论？在我的印象中，你对政治可并不积极啊！”

“我们的鼓手刘就是个‘基佬’，”戴夫用上了美国人的说法，“有次我和他去一家名叫‘金色号角’的酒吧喝酒，结果遇到了警察的突袭。警察把我看成是个同性恋，他们那时对我的所作所为真是恶心极了。从那以后我就决定站在刘那样的同性恋者一边。”

“太了不起了，”艾瑟尔到了垂暮年岁总有些急躁，“很高兴你的骑士精神没有被摇滚乐所泯灭。”

桃色岁月比以前更成功了。他们发表了一张名为《一夜欢愉》的概念专辑，试图诠释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一些元素：古典、民谣、蓝调、摇摆、福音、汽车城音乐——他们想表明这些都是桃色岁月的元素。这张唱片在全世界卖到了了上百万张。

一个警察帮戴夫把轮椅抬上了一段楼梯。戴夫谢过了他，心想不知道这位警察是不是也突袭过同性恋酒吧。上楼以后，他们进入上议院大厅，戴夫一直把轮椅推到辩论室门口。

艾瑟尔经上议院议长同意坐在轮椅上进行投票，但戴夫无法亲自把外祖母推进辩论室，因此他们只能等艾瑟尔的议员朋友注意到她，把她推进去。

辩论已经开始了，辩论室装修得像迪士尼动画片里的宫殿一样奢华，议员们坐在辩论室两边的皮椅上。

一个贵族议员正在发表着自己的论点，戴夫侧耳倾听。“这个法案等于是给同性恋者颁发执照，对那些令人作呕的家伙、对那些男妓予以鼓励，”这位贵族傲慢地说，“会给成长道路上的青少年带来不良的诱惑。”戴夫觉得这些话非常奇怪。难道这家伙觉得所有人都有同性恋倾向，只是有些人抵挡不了诱惑吗？“我不但不同情不幸的同性恋者——也不同情那些被他们拖下水的人。”

拖下水？这说的是什么胡话？戴夫非常不解。

一个男议员从工党席位站起身，接过了艾瑟尔的轮椅扶手。戴夫离开辩论室门口，上楼去旁听席了。

到达旁听席以后，另一个贵族站起来发言了。“上周日，有些议员也许在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周末报纸上看到了发生在欧陆国家的一场同性恋婚礼。”戴夫在《世界新闻》上看到了这篇报道。“我觉得报纸是想祝贺，或者说拔高这件丑陋的事情。”婚礼怎么会丑陋呢？“我只希望，如果这项法案真的得到通过的话，我们必须警惕这类事情的发生。我认为这种事绝对不能在英国发生，但这的确是有可能的。”

戴夫不知道这些顽固不化的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幸好不是所有的贵族议员都这样想。一个满头银发、面容可畏的女议员站起身。戴夫在妈妈家里见过这位女议员，她叫朵拉·盖茨凯尔。朵拉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私下里容忍了许多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倒错者。社会和法律都对他们的存在视而不见。”戴夫惊呆了。朵拉怎么会知道性倒错者？“这些人有的生来就是，有的在发育过程中成长为，有的被引导成一个同性恋者。对于他们，我们应该给予和性倒错者同等的容忍。”朵拉，你真的很棒，戴夫心想。

但戴夫最喜欢的还是一个眼中闪烁着光芒的老年女议员的演讲。她也曾经到彼得大街威廉姆斯家做过客：这位女议员名叫芭芭拉·伍顿。在一位男议员鼓吹了一通鸡奸的罪恶之后，芭芭拉作了一番嘲讽的发言。“我问自己：那些反对这项法案的议员在害怕些什么？”她说，“他们不是在害怕那些令人恶心的行为会被自己看到，因为同性恋行为只有在私下里才是合法的。他们也不是在害怕青年人的堕落，因为同性恋行为在你情我愿的成人间才算合法。因此，在我看来，法案的反对者们只是因为想象中的同性恋行为会因为自己在现实中所见证的实例破灭而在坚持己见。”这句话显然是在暗示那些意图把同性恋者视为罪犯的议员本身也有同性恋的想法。戴夫放声大笑——不过马上被引座员喝止了。

投票于六点半进行。戴夫觉得反对的议员似乎比支持的要多。投票过程极为冗长。不同于往投票箱里投票和按按钮投票，议员们必须起身离开座位，走过写着“同意”或“不同意”的两条走廊。艾瑟尔的轮椅被一个议员推进了写着“同意”的那条走廊。

最终法案以一百一十一票对四十八票的绝对优势得以通过。戴夫想大声欢呼，但在上议院欢呼和在教堂鼓掌一样不合时宜，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戴夫在辩论室门口接到了艾瑟尔祖母，从艾瑟尔的一个朋友手里接过轮椅把手。她满脸胜利的喜悦，但同时也已经筋疲力尽了。戴夫不禁好奇她的生命还能维持多久。

把祖母从装饰华丽的走廊推向上议院出口的时候，戴夫想象着祖母度过的是怎样的一生。和祖母的人生相比，他从差生到流行歌手的转变根本算不了什么。外祖母出生在阿伯罗温贫民窟的的一间两室农舍内，现在却身居上议院镀金的辩论室。她为自己所支持的事业而斗争，取得了大大小小许多胜利——妇女的选举权、工人的福利、免费医疗保险、女孩的受教育权，现在又在为少数被判有罪的同性恋者的自由展开斗争。戴夫写了好几首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的歌曲，但和祖母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比起来，他的这点小小成功根本不算什么。

一个拄着两根拐杖的老人在过道里挡在他们面前。他的优雅风度让戴夫想起，大约五年前祖母在上议院被册封为女男爵的时候他曾见过这位老人。老人亲切地对戴夫的祖母说：“艾瑟尔，你那个允许法案通过了，恭喜你。”

“谢谢你，菲茨。”艾瑟尔说。

戴夫想起老人是谁了。老人是在阿伯罗温拥有泰-格温别墅的菲茨赫伯特伯爵，现在那里是一所继续教育学院。

“亲爱的，听说你病，我很难过。”菲茨赫伯特伯爵似乎很喜欢祖母。

“我不想瞒着你，”艾瑟尔说，“我活不了多久了，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真的很难过。”戴夫吃惊地看到泪水从老伯爵满是皱纹的脸上滚滚而下。菲茨赫伯特伯爵拿出胸口口袋里的手帕擦去流下的泪水。戴夫现在完全回想起来了，上次看到两人见面时，曾经被两人难以掩饰的热烈情感所打动。

“菲茨，很高兴能认识你。”艾瑟尔用菲茨似乎压根想不到的语气说。

“真的吗？”菲茨问。让戴夫惊讶的是他紧接着说出的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像爱你那样爱过任何人。”

“我也是，”祖母的话让戴夫更是惊讶了，“亲爱的伯尼死了以后，我可以这么说了。他是我的灵魂伴侣，而你不一样。”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我只有一个遗憾。”艾瑟尔说。

“我知道，”菲茨说，“你是说那孩子。”

“是的，如果我有遗愿，那就是你能和他握一握手。”

戴夫很想知道“那孩子”指的是谁。应该不会是他。

伯爵说：“我就知道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求你了，菲茨。”

他点点头：“到了这个年纪，我已经有气量说做错了什么。”

“谢谢你，”艾瑟尔说，“有你这句话，我就能愉快地去见上帝了。”

“如果有来生就好了。”菲茨说。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来生，”艾瑟尔说，“再见了，菲茨。”

老人吃力地朝轮椅弯下腰，吻了吻艾瑟尔的嘴唇。站直以后他说：“别了，艾瑟尔。”

戴夫推着轮椅，从伯爵身边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问祖母，“那应该是菲茨赫伯特伯爵吧。”

“是的，”艾瑟尔说，“他是你的祖父。”

女孩是瓦利唯一的麻烦。

年轻、漂亮而又性感的女孩们以美国人特有的方式成群结队闯进瓦利的家门，希望能和他做爱。对身在东柏林的女朋友的忠贞不仅没赶走她们，反而增加了瓦利对这些女孩的吸引力。

“都去买套房吧，”戴夫对所有乐队成员说，“等到泡沫破灭，没人再需要桃色岁月的时候，你们至少还有套房子住。”

瓦利渐渐意识到戴夫的精明了。自从戴夫建立了“岁月唱片公司”和“桃色出版公司”以后，乐队赚了越来越多的钱。瓦利还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百万富翁，但等拿到《一夜欢愉》的版税以后，他就是了。拿到那笔钱以后，他就可以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了。

1967年上半年，瓦利在旧金山阿什伯里区海特街的街角买了一幢弓形前沿的维多利亚式住宅。一年以来，这个街区都因为是否要在附近建条高速公路而大打口水战。高速公路最后没有建成，附近的房价于是大跌特跌。低廉的房租吸引了学生和其他一些年轻人。久而久之，这个街区的懒散气氛又吸引了不少乐手和演员。“感恩而死”和“杰弗逊飞机”两个乐队的成员就住在这里。在这条街上，遇见摇滚明星是件稀松平常的事，瓦利几乎可以像个普通人那样在这里的街上行走。

瓦利在旧金山唯一认识的杜瓦一家希望他能改变房子的内部装修，把房子弄得现代一些。但瓦利觉得方格天花板和木头壁板都不错，因此就保留了原样，只是把墙面都刷成了白色。

瓦利装修了两间豪华的卧室和一间带洗碗机的普厨房。他买了电视和一台最时髦的录音机。另外，他还买了些普通的小家具。他在打过蜡的木地板上铺上地毯和垫子，在卧室里放上了床垫和衣架。瓦利没买椅子，只在录音室里放了六个专门为吉他手定制的小板凳。

卡梅隆·杜瓦和杜杜·杜瓦都是位于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卡梅隆是个穿着像中年人的怪人，可能比巴里·戈德怀特还要保守。杜杜却很时尚，她把自己的许多朋友介绍给瓦利，其中一些人就住在瓦利的这个街区。

没有巡回演出，也不去伦敦录音的时候，瓦利就住在旧金山。在那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吉他。台上行云流水的演出需要高超的技艺，瓦利每天都至少要在家里练上好几个小时。练完吉他以后他会把时间花在写歌上：试音；把零碎的旋律组合在一起；判断歌曲的哪些部分歌词和旋律已经融合得非常完美，哪些部分还只是旋律刚过得去。

他每周给卡罗琳写信。有时很难想出该写些什么。在信上写些电影、音乐会、各类餐馆这类她完全不可能享受的事情似乎也太残忍了一些。

在沃纳的帮助下，他每月寄钱给卡罗琳供养她和爱丽丝。这笔数额不大的钱可以让她们在东德买许多东西。

卡罗琳每月写一次回信。她学会了吉他，和莉莉组了一支乐队。她们演唱抗议歌曲，并录制成唱片传播。但相较于瓦利，卡罗琳的生活看上去还是空洞了许多，信上大多数话题都是有关爱丽丝的。

和住在这个街区的大多数人一样，瓦利压根儿不锁门。朋友和陌生人可以在他家自由出入。他把心爱的吉他放在顶楼一个上锁的房间里——家里的其他东西都不值一偷。每周，附近的一家商店会给他家的冰箱和橱柜放满食物和日用品。客人们想吃、想用什么尽可以自己拿。吃完的话，瓦利就下馆子吃。

到了晚上，他会去看电影和各类演出，听其他乐队的演唱，或是在自己家或其他音乐人的家里和他们一起喝啤酒抽大麻。外面有许多可看的节目：即兴演奏会、街头影院，以及被人们称为“自发式演出”的艺术表演。1967年夏天，这一带作为世界嬉皮运动的中心而名闻遐迩。中学和大学放假以后，全美的青年人搭便车到旧金山，向阿什伯里以及海特街进发。警察决定对使用广泛的大麻和迷幻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在比尤维斯塔公园几乎全公开的露天性行为也视而不见。这里所有的女孩都会吃避孕药。

女孩是瓦利唯一的麻烦。

塔米和丽莎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对。她俩从得克萨斯的达拉斯乘灰狗巴士前往旧金山。塔米是个金发美人，丽莎是拉丁人的后裔。两人都是十八岁。她们原本只想得到瓦利的亲笔签名，到了海特街以后，却吃惊地发现瓦利家的门开着，瓦利正坐在地板的一张大垫子上弹吉他。

她们说长途旅行之后需要好好洗一把澡。瓦利让她们尽管用他的浴室。瓦利在思考和声的时候突然想小便，发现她们没锁门，在一起洗澡。当时塔米正在用白色的双手给丽莎的一对橄榄色小乳房打肥皂。这真是个巧合吗？

瓦利退出来，到另外一个浴室去小便。但这一幕让他魂不守舍。

邮递员送信来了。其中一封是桃色岁月的经理人马克·巴特勒从伦敦寄来的，另一封上留着卡罗琳的笔迹，贴了张东德邮票。他把信放在一旁，准备过会儿再看。

这是阿什伯里海特街平平常常的一天。一个音乐人朋友闲逛到瓦利家，和瓦利一起写歌，但没有任何收获。戴夫·威廉姆斯和杜杜·杜瓦顺路来看他：戴夫住在杜杜的父母家，正在旧金山寻找可以下手的房产。一个叫热苏斯的毒品贩子给他送来一磅大麻，瓦利把其中的大半部分放在了放吉他扩音器的柜子里。他并不介意把大麻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可如果不留余粮的话，不到天黑肯定都被抽完了。

晚上，瓦利带着塔米、丽莎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一家小餐馆。尽管离开苏联集团已经四年了，他还是对美国食物的丰富感到吃惊：大块的牛排、多汁的汉堡、一堆堆的炸薯条、小山一样的爽口色拉、风味道浓郁的奶昔，这些食物都可以不花什么钱吃到。咖啡甚至可以免费续杯！东德的问题倒不是贵——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些食物。肉店永远没有最好的肉，餐馆里脾气暴躁的服务员们只能端上毫无吸引力的食物。瓦利在东德从来没见过奶昔。

晚饭时，瓦利听丽莎说丽莎的父亲是达拉斯墨西哥人社区的一位医生，丽莎想学医，追随父亲的脚步。塔米家开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加油站，但那会被她哥哥所继承，她想去艺术学校学时装设计，未来想开一家服装店。她们是极为普通的两个姑娘。但这是1967年。对塔米和丽莎来说，嗑药以及和他人发生性关系再正常不过了。

这是个温暖的夜晚。吃过饭，所有人都去了公园。他们和一群人坐在椅子上唱赞美诗。瓦利也加入一起唱，黑暗中，没有人认出他是谁。塔米在长途旅行后累了，把头靠在瓦利的膝盖上。瓦利抚摸着塔米金色的长发，塔米很快就睡着了。

午夜过后，人们纷纷离去。瓦利漫步回家，发现塔米和丽莎跟他到了家。“你们有过夜的地方吗？”瓦利问。

塔米用得克萨斯口音说：“我们可以在公园睡。”

瓦利说：“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在我家地板上睡。”

丽莎问：“你想和我们哪个人睡吗？”

塔米说：“或者三个人一起睡？”

瓦利笑了。“不用了，我在柏林有个叫卡罗琳的女朋友。”

“是真的吗？”丽莎问，“我看过那篇报道，可是……”

“是真的。”

“你有个女儿吗？”

“她三岁了，名叫爱丽丝。”

“可现在没人还相信什么忠贞啊！守住贞洁之类的都是些屁话，尤其是在旧金山。你需要爱，不是吗？”

“姑娘们，晚安。”

他上楼回到卧室，脱去衣服。楼下传来姑娘们四处走动的声音。一点半刚过，他就上了床，这对音乐人来说还算有点早。

瓦利最喜欢在一天的这个时候看或重看卡罗琳的信。想到卡罗琳，瓦利的心就会平静下来，他常在想象着卡罗琳在自己的臂弯中时进入梦乡。他坐在床垫上，靠着贴在墙上的枕头，把被子拉到下巴。接着他打开了信封。

他读道：

瓦利——

很奇怪，卡罗琳通常会用“亲爱的瓦利”或“我亲爱的”。

我知道这封信会给你带来痛苦和不安，为此我感到非常抱歉。与此同时，我觉得自己心都碎了。

怎么回事？他读信的速度快了起来。

你离开了四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我们没有希望再见了。我很软弱，无法面对孤独一生的境遇。

她要结束两人间的关系——要和他断了。这是瓦利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我遇见了一个人，一个爱着我的好人。

她有了男友！这就更糟了。她背叛了瓦利。他开始生气了。丽莎说得没错：没人相信守住贞洁之类的鬼话。

奥多是柏林米特区圣杰特鲁德教堂的牧师。

瓦利大骂：“该死的牧师！”

他会喜欢和照顾我的孩子。

“她把她叫作‘我的孩子’——可爱丽丝也是我的孩子！”

我们就要结婚了。你父母很伤感，但他们像对其他所有人一样，仍然对我很好。尽管非常难，但你妹妹莉莉也试着开始理解我了。

莉莉肯定很难接受，瓦利想，她会坚持最久。

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你给了我幸福。你还给了我珍贵的爱丽丝。因为这些，我会永远地爱你。

瓦利感觉脸上淌着热泪。

我希望你能渐渐从内心里原谅我和奥多，将来有一天，也许是在我们又老又衰的某一天，我和你能以朋友的身份再相会。

“该死的，也许会吧。”瓦利说。

爱你的

卡罗琳

门开了，塔米和丽莎走了进来。

瓦利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但他似乎看见两人都光着身子。

丽莎问：“你怎么了？”

塔米问：“哭什么？”

瓦利说：“卡罗琳和我分手了，她要嫁给一个牧师。”

塔米说：“我为你感到难过。”丽莎说：“真是太可怜了。”

瓦利为泪水感到羞耻，但就是止不住。他扔下信，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塔米和丽莎在他身子两侧躺下。瓦利睁开眼。面对着他的塔米正用手指轻柔地擦拭着他的泪水。丽莎在他背后用温暖的身体紧贴着他的背。

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想这样。”

塔米说：“你不该一个人悲伤。我们只是依偎着你。闭上眼睛吧。”

瓦利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悲伤很快就转化成了麻木，不再想卡罗琳以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醒来时，塔米正在吻着他的嘴，丽莎正在舔着他的阳物。

瓦利依次和她们做了爱。塔米温柔而甜美，丽莎热情又充满活力。他为她们在悲伤中抚慰他而高兴。

但尽管如此，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没能达到高潮。

第四十章

探雷犬累了。

充当探雷犬的是个只穿着棉布短裤的越南男孩。加斯帕觉得，男孩大约十三岁，不够机灵，在号称“亡命连”的D连正准备出发执行任务时闯进了丛林，被抓个正着，充当了探雷犬。

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绑着他手的带子用一根三十码长的绳子连在一个上校的腰带上。男孩走在亡命连前面的小路上。但路很长，探雷犬还只是个孩子，此时他的脚步已开始有些不稳，跟在后面的美军很快就赶上了他。每当快赶上他时，史密斯中士就会往他的头或背上扔颗石子。男孩会凄切地叫上一声，马上加快步伐。

丛林里的小路被通常叫作“查理” 【21】 的越共埋了雷，挖了陷阱。他们的地雷都是改装过的：由美军炸弹改制的地雷、美军的老式跳雷、哑弹改造的地雷，甚至还有五十年代法军留下的水压雷。

尽管回美国没人会承认，但使用越南农民当探雷犬其实并不鲜见。有时充当探雷犬的东方人知道哪里埋了雷，哪里没埋雷。有时他们可以看出外人看不懂的警示标志。如果探雷犬没看出地雷或陷阱的话，被杀的就会是他们。说到底，用越南人当探雷犬是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加斯帕对此非常厌恶，但在越南的六个月里他已经见过了太多比这更糟的事情。在加斯帕看来，所有国家都会施加暴虐，尤其是他们害怕的时候。他知道英军在肯尼亚就犯下过惨无人道的罪行：加斯帕的父亲去那服过役。现在每当提到肯尼亚，父亲都会脸色苍白，用听不太清的声音说，那时两边都很残暴。

但D连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亡命连是别名为“飞虎队”的101空降师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军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骄傲地称之为“我的消防队”。亡命连不穿军服，而是穿着没有明显标志的豹纹作战装。他们可以留胡子，用手枪。他们的特长是和敌人讲和。

加斯帕一周前加入了亡命连。这次任命很可能是一次错误——他根本就不属于这里。但飞虎队从各个不同的单位里吸纳成员。这是他第一次随他们去执行任务，这里有二十五名成员，基本上一半是黑人一半是白人。

他们不知道加斯帕是英国人。大多数美国兵从来没有过英国战友，他也烦透了成为大家好奇的对象。于是他改变了口音，故意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的腔调和连里的人说话。他不想一遍一遍地跟他们解释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披头士的人。

他们这天的任务是“清扫”一个村庄。

他们正在南越北部的广义省，军事上这里被称为“第一战略区”，或干脆被称为“北方区域”。和南越的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不归西贡政权管辖，而是归南越游击队管，他们组建了农村政府，甚至开始征税。

“越南人不理解美国人的做法。”和加斯帕并排行走的士兵说。他叫内维尔，一个说话绵里藏针的得克萨斯高个子。“这里被越共占领时，还有许多未开垦的荒地。这些土地归西贡的富人所有，那些富人却懒得对这些地方进行开垦。于是‘查理’把这些地都分给了当地的农民。当我们夺回这些地以后，西贡政府就把这些地还给原先的所有者。所以越南农民把气都撒向我们。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他们一点都没私有财产的概念。太蠢了。”

一个被叫作多尼的黑人下士约翰·多纳兰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说：“内维尔，你这个该死的共党分子。”

“我才不是共党分子——我投的是戈德华特的票，”内维尔温和地说，“他说不会动摇黑人上层的地位。”

听到他们谈话的士兵都笑了：他们就爱听这种斗嘴。斗嘴有助于士兵们驱除恐惧。

加斯帕也喜欢听内维尔的冷嘲热讽。上午第一次停下来歇脚时，他看见内维尔卷了支大麻烟，在大麻里混了些被称为“黄糖”的未经提炼的海洛因。即便内维尔以前不是个瘾君子，他很快就会是了。

游击队员像海里的鱼一样在人群中出没，威斯特摩兰将军对付越南游击队的策略就是把他们的海挪走。三十万广义省农民被集合起来分送到六十八个加强了戒备的集中营。这样，广义省的农村就只剩下游击队员了。

但这个策略没有起效。如同内维尔所说的那样：“这些人啊！他们像是觉得我们没权来他们国家、命令他们离开家园住到集中营似的。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许多农民避开了集合，留在自己的家园附近。有些人去了，但马上从到处是人的肮脏集中营溜回家。在美军眼中，这两种人现在都是正当的打击对象。“离开了并且不在集中营的人，对我们而言就是赤化的激进分子，”威斯特摩兰将军说，“他们是共产党的支持者。”连里的中尉把这点阐述得更加清晰。“这里没有友军，”他说，“你们听明白了吗？这里没有友军。这里不应该有人。所有移动的物体都可以进行射击。”

今早他们的目标是一个曾经攻下，但又被南越人民军夺回的村庄。他们的任务是把人民军清洗出这个村庄，把它夷为平地。

首先他们必须找到这个村。因为地标稀少和视线受阻的，在丛林里定位是件难办的事情。

游击队员可能在任何地方，甚至可能只有一码远。因此亡命连的战士们时刻保持着警觉。加斯帕已经学会了在层层叠叠的植物中识别物体，通过找到与周边环境不一样的颜色、形状和地质特征识别出敌人。不过人在疲倦、流汗、被蚊虫叮咬的时候很难保持警觉。但一旦在需要警觉的时候放松了，就有惨遭杀害的危险。

丛林也分很多类。尽管最高统帅部不承认，但竹林和象草地几乎是不可穿越的。因为阳光不足导致生长缓慢，灌木林反倒更容易穿越。橡胶种植园最为理想：橡胶树排列成行，小型灌木依附在橡胶树上，大树之间的道路完全可供通行。这天加斯帕行进在一片菩提树、红树林和菠萝蜜树的混合林地中。绿色的大树中夹杂着美丽的兰花、菊花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热带花卉。加斯帕想，地狱应该不会有这般美丽吧。这么想的时候，一颗地雷爆炸了。

“砰”的一声巨响，加斯帕被气浪冲倒在地上。他很快定了定神，从地上爬起来，藏在一丛小型灌木后面，端起步枪四处查看。

队伍的最前面躺着五具一动不动的尸首。来到越南以后，加斯帕在实战中几次看到过人死，但他就是无法习惯。前一刻站在队首的五个人还在一边走一边聊家常，后一刻他们就变成了泥土地上血肉模糊的尸块。他们中有的给他讲过笑话，有的给他买过酒，有的把他拉出过陷阱。但一瞬间，他们全都灰飞烟灭。

他能猜测出发生了什么。一定是有人踏上了隐藏的水压雷。为什么探雷犬没有引爆这颗雷呢？男孩一定看见了这颗雷，但他却打定主意不说，并悄悄绕过了这颗雷。现在男孩已经不见了。最终他战胜了捕获他的美军。

另一个人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蓄着一把黑色大胡子、外号“疯子”的中西部人杰克·巴克斯特大嚷：“那个该死的亚洲人故意把我们引到这儿来！”他冲上前，端起步枪朝林地里开火，恣意浪费着子弹。“我要杀了那个狗娘养的！”他尖叫道。弹夹里的二十发子弹打完以后，他停止了射击。

所有人都很生气，但一些人还保持着理性。史密斯已经开启无线电呼叫医疗队了。多尼下士蹲在地上，乐观地希望在躺在地上的人当中找到一个还有脉搏的。加斯帕注意到直升机无法在如此狭窄的林间小道上降落。他跳出灌木丛，对史密斯大喊：“我去找一块空地！”

史密斯点点头：“麦凯恩和弗雷泽，你们和默里一起去！”

加斯帕从身上摸出了一对白磷弹，然后带着两人动身寻找空地。

一路上，加斯帕一直在寻找丛林哪里有变成山地和沙漠的标志，以便找到一个植被稀少、直升机能够降落的空地。他仔细地记下所有能记住的地标，防止回来的时候迷路。过了好几分钟，他们从丛林里探出头，走到一块稻田的边缘。

加斯帕看到稻田那头站着三四个穿着单薄棉衣的农民模样的人。还没来得及数清楚，这些人就看见了他，逃进了丛林。

他不知道这些人的村庄是不是他们要打击的目标。如果是的话，他已经在不经意中提醒了他们。尽管要优先抢救伤者，这还是太糟了。

麦凯恩和弗雷泽跑到稻田的另一边。加斯帕扔出了一颗白磷弹，白磷弹点燃了稻谷，但因为稻谷很潮湿，火焰很快就熄灭了。好在一股白烟腾上了天空，标志出了他所在的具体位置。

加斯帕看了看周围。“查理”的人很清楚，美军被伤员和死者分神的时候，正是打击他们的最佳时机。加斯帕双手端着步枪，观察丛林里的动静。准备一旦有人开火就马上趴到地上开枪回击。他发现麦凯恩和弗雷泽也摆出了相同的姿势。事实上，他们很可能根本就找不到趴下的机会。树上的狙击手有大把时间进行瞄准，给他们致命一击。加斯帕心想，在这场该死的战争中，事情总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查理”能看到我们，我们却看不到他们。他们总是打了就跑。前一天狙击完美军，后一天狙击手就变成了一个在稻田里拔草、完全不知道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哪头能开枪的普通农民。

等待急救直升机的时候，加斯帕想起了英国。他想到，如果没来越南的话，我现在也许已经在《西方邮报》工作了。如果在地方小报工作的话，他很有可能在议会舒适的会议室，趁某个议员唠叨街道照明不足的危害性时偷偷摸摸地打个小盹，完全不用像现在这样，在稻田里挥汗如雨的同时，还要担心下一秒会不会被越共的子弹击中。

他想到了家人和朋友。在挖掘了一个笔名为伊万·库兹涅佐夫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后，姐姐安娜已经成为了出版界的大人物。曾对小时候的加斯帕充满吸引力的伊维·威廉姆斯，也已经成长为一个生活在洛杉矶的电影明星。戴夫和瓦利则是身价百万的流行巨星。只有他离家千里，在愚蠢而残忍的越南战场当个最下级的步兵。

他很想知道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进行得怎么样了。有进展了吗？美国人民不会还在被共产党人和抗议者要破坏美国的虚假宣传所蒙骗吧？明年是1968年，美国又将进行总统选举。约翰逊会被击败吗？获胜的总统候选人会不会终止这场战争？

直升机落地以后，加斯帕领着担架队深入丛林，来到爆炸地点。加斯帕记得来时路上的标记，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连队。回到爆炸地点以后，他马上从战友的表情中看出，所有的遇难者都已经死了。担架队需要抬回去的只是五个尸袋。

幸存者们大发雷霆。“那个亚洲小子故意把我们带进了陷阱，”多尼下士说，“我们周围都是这种该死的狗杂种吗？”

“该死的亚洲浑蛋。”杰克·巴克斯特骂道。

和以往一样，内维尔总是用唱反调的方式表示着对战友观点的认同。“那个傻孩子也许以为他对我们没用以后，我们会杀了他，”内维尔说，“他根本没意识到史密斯中士还打算带他到费城，送他上大学呢。”但是没有人笑。

加斯帕把在稻田边看见农民的事告诉史密斯。“我们要去的村庄就在那个方向。”史密斯说。

连队和抬着尸体的担架回到直升机旁。起飞以后，多尼用M2火焰喷射器没几分钟就烧光了稻田里的所有稻谷。“干得很棒，”史密斯说，“要让他们知道回来以后根本没东西吃。”

加斯帕对史密斯说：“我猜直升机引起了这里村民的警惕，我们也许会发现这里根本什么人都没有。”或许会有伏击。不过加斯帕并没有这个猜测告诉史密斯。

“没人就好了，”史密斯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扫清这个村庄。情报机关说这里有地道，我们必须找到，并摧毁。”

从1946年抗击法国殖民者开始，越南人就挖起了地道。丛林下上百英里的地道里有弹药库、兵营、厨房、手工作坊，甚至还有医院。这些设施很难被摧毁。地道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个储水装置，防止地道里的人被烟熏出来。高空轰炸常常会错过目标。摧毁地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内部开始。

不过他们必须首先找到地道。

史密斯中士带领全连的人沿着小道从稻田边走到椰子种植园。穿过一层层的椰树林以后，他们看见了俯瞰着田地的一百多幢房子。房子里不像有人，但他们走进这些房子时还是很小心。

房子里显然已经没了人。

村里人察觉到美军要来，从一幢房子跑向了另一幢房子，用越南语大喊着“快逃”。加斯帕朝一幢房子里看了看，房里和大多数越南平民的家一样，放了个神龛：几根蜡烛、卷轴、香壶，以及献给家族祖先的挂毯。多尼下士很快引燃了燃烧弹。屋子的墙是用竹子涂泥搭成的，房顶盖着芭蕉叶，凝固汽油弹很快把整幢房子付之一炬。

拿着枪走向村镇中心的时候，加斯帕听到了一阵有节奏的敲击声，大吃一惊。他意识到这种空灵的声音是一种击鼓声，觉得应该是有人在用鼓声叫人逃跑。但人都没了，他为什么还继续击鼓呢？

加斯帕和连里的人跟着鼓声一起到达了村庄的中心。在村子中心，他们看到了一个小型的村公舍和前面浮着莲花的喷水池。村公舍是村子日常活动的中心：寺庙、议事大厅、校舍全设在这里。

进入村公舍以后，他们在泥地上看见有个剃着光头的和尚正在敲一个大约十八英寸长的木鱼。和尚看见他们进来了，却没有停下来。

连里有个懂一点越南语的士兵。尽管是个来自艾奥瓦的白人，但因为会越南语，大家都叫他“亚洲人”。史密斯对他说：“亚洲人，问问这家伙地道在哪儿。”

亚洲人用越南语对这个和尚大声说了些什么。和尚没理他，继续敲着木鱼。

史密斯对疯子杰克点了点头。杰克走上前，用美军沉重的丛林靴使劲踢了下和尚的脸。和尚向后倒去，嘴和鼻子都出了血，木鱼和击鼓棍朝两边飞去。诡异的是，和尚一点声音都没出。

加斯帕咽了口口水。他见过美军严刑拷打越共游击队员、希望从他们嘴里套取情报的场面：眼下的场面再平常不过了。尽管不怎么喜欢，加斯帕却认为这么做很合理：毕竟拷打的是想杀了他们的人。这里抓获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不是游击队员就是游击队的积极支持者。即便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和美国人作过战，加斯帕也很愿意看到他们受折磨。眼前的这个和尚看上去像是个非战斗人员，但加斯帕也目睹过十岁的女孩向直升机扔手雷。

史密斯拎起和尚，强迫他站直，面对着士兵们。和尚眼睛闭着，但还在呼吸。亚洲人又问了他一遍地道在哪儿。

和尚没有回答。

疯子杰克拿起木鱼的一端，使劲地击打着和尚。他砸了和尚的头、肩膀、胸口、腹股沟、膝盖。不时停下让亚洲人提问。

加斯帕感到很不自在。站在一旁观看就已经犯战争罪了，但困扰他的不是这样做合不合法——加斯帕知道军队的调查员对战争中的暴行通常都会以证据不足结案。他只是觉得和尚不该受这样的罪。加斯帕有点不舒服，把头转向一边。

他不责怪施虐的战友。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有人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加斯帕觉得该谴责的是知道这类事情发生却什么都不做的人，是对媒体撒谎的将军们以及没有勇气站起来承认“这样做错了”的华盛顿的政治家们。

过了一会儿，亚洲人说：“杰克，别打了，这浑蛋死了。”

史密斯骂了一句，放下和尚，和尚瘫倒在地。“我们一定要找到那条该死的地道。”他说。

多尼下士拽着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大约十五岁的女孩走进寺庙。“这家人自以为能躲在椰子园的工棚里避开我们。”他说。

三个越南人惊恐地看着和尚的尸体，他身上的袈裟浸透了血，脸早已肿胀得没了人样。

史密斯说：“对他们说，如果不交代地道在哪，他们也是一样的下场。”

亚洲人做了翻译。身为父亲的农民说了句什么。亚洲人告诉身旁的战友：“他说这个村没有地道。”

“这个撒谎的浑蛋。”史密斯骂道。

杰克问：“我是不是该……”

史密斯沉思了一会儿。“杰克，你去干那个女孩，”他说，“让她父母在一边看。”

杰克露出饥渴的目光。他撕掉女孩的衣服，女孩马上大声尖叫起来。杰克把女孩推倒在地。她皮肤雪白，身材苗条。多尼把她压在地上。杰克拔出已经勃起的阴茎，揉搓着它，使它变硬。

加斯帕再一次感到惊恐，但知道这不奇怪。强奸不算是平常的事情，但也经常发生。刚来越南的新兵常会向上级报告。军方介入调查后，常会发现支持该指控的证据不足。这意味着其他士兵都不想惹麻烦，声称自己什么都没看见。调查往往会到此为止。

中年女人歇斯底里地乞求着。亚洲人说：“她说女孩还是处女，还是个孩子。”

“什么狗屁孩子，”史密斯说，“看她阴部的黑毛就知道了。”

母亲对天发誓村里没有地道。她说，她是村里的放债人，生意被“查理”叫停了，因此她并不支持越南人民军。

史密斯说：“杰克，干她！”

杰克趴在女孩身上，庞大的身躯盖住了瘦弱女孩身体的大部分。一开始，他似乎在深入时遇到了点困难。战友们有的大叫加油，有的开他的玩笑。杰克猛地一冲，女孩突然尖叫起来。

在杰克来回抽插的一分多钟里，女孩的母亲还在继续乞求，但亚洲人已经不翻译了。父亲什么话都没说，但加斯帕看见他脸上已经满是泪水。满意地咕哝了几句后，杰克停止动作，站起身来。女孩雪白的大腿上出现了点点鲜红色的血迹。

史密斯问：“谁是下一个？”

“我。”多尼一边说一边解开裤子拉链。

加斯帕离开了寺庙。

这不正常。让女孩父亲开口的托词已经不成立了——如果知情的话，做父亲的肯定在女儿被施暴之前就开口了。加斯帕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为连里的战友申辩。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威特斯摩兰将军创造出一个恶魔，又不对他严加管束。这群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不是动物，但连动物都不如。他们疯了，简直是一群疯了的恶魔。

内维尔跟在加斯帕身后走出寺庙。“加斯帕，我想要你记住，”他说，“这对征服越南的人心来说是必须的。”

加斯帕知道这是内维尔承受无法面对的现实的一种方式，但这时他连这种冷幽默都无法忍受。“快闭上你的臭嘴。”说完就走开了。

加斯帕不是寺庙里唯一看不过去的人。大约半个连队的人都离开了寺庙，在寺门外看着燃烧的村庄。一团黑烟像裹尸布似的挂在空中。寺庙里传来女孩的尖叫声，但过了一会儿就停止了。又过了几分钟，他听到一声枪响，然后又是一声。

怎么办？如果提交申诉，军方只会因为惹麻烦而处罚他，真正该接受惩罚的人却一根毫毛都伤不了。但加斯帕想，他还是应该做点什么。他发誓，回到美国以后，他会用余生揭露纵容这种暴行的骗子和傻瓜。

多尼走出寺庙，走到他身旁。“史密斯让你进去。”他说。

加斯帕跟着下士回到寺庙。

女孩四肢张开躺在地上，前额上有个枪眼。加斯帕看见她的乳房上还有一处流着血的咬痕。

她父亲也已经死了。

女孩的母亲跪在地上，应该是在乞求饶命。

史密斯说：“默里，你没有丧失意志吧？”

他是说加斯帕还没有犯下过战争罪行。

加斯帕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史密斯说：“杀了那个老太婆。”

“操你妈，史密斯，”加斯帕说，“你自己干吧。”

疯子杰克举起枪，把枪口按进加斯帕的脖子。

突然间，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史密斯说：“杀了这个老太婆，不然杰克就杀了你。”

加斯帕确信史密斯会下这样的命令，杰克也一定会遵照执行。他知道其中的奥妙。他们需要他作为同谋。一旦杀掉眼前这个中年妇人，加斯帕就和他们一样有罪了，也就不会再制造麻烦了。

他四下看了看。所有人都在看着他。没人提出疑问，也没人看起来不自在。看得出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类仪式。无疑史密斯和杰克对新来的人都做过这种事。加斯帕很想知道不遵照他们命令行事而死的有多少人。也许这些人都记在了牺牲的名册上。这样做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史密斯说：“做个决定别花那么长时间，我们还有仗要打！”

加斯帕知道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杀了眼前这个女人。即便拒绝行刑，他也救不了她。即便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什么都换不来。

杰克拿枪捅了捅他。

加斯帕拿起步枪，对准女人的前额。加斯帕发现她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黑发里有了一丝丝白发。她没有躲开加斯帕的枪，也没有退缩，只是继续用加斯帕完全听不懂的话乞求着什么。

加斯帕把枪的保险打开，调到“单发”模式。

他的手端得非常稳。

他扣动了扳机。

人物表

美 国

杜瓦家族

卡梅隆·杜瓦

厄休拉·杜瓦，他的妹妹，昵称杜杜

伍迪·杜瓦，他的父亲

贝拉·杜瓦，他的母亲

别斯科夫-杰克斯家族

乔治·杰克斯

杰姬·杰克斯，他的母亲

格雷格·别斯科夫，他的父亲

列夫·别斯科夫，他的爷爷

玛伽，他的奶奶

马昆德家族

维雷娜·马昆德

珀西·马昆德，她的父亲

李宝宝，她的母亲

中央情报局

弗洛伦斯·基莉

托尼·萨维诺

蒂姆·泰德尔，中央情报局返聘人员

基斯·多塞特

其 他

玛丽亚·萨默斯

约瑟夫·乌戈，昵称乔，联邦调查局

拉里·马维尼，五角大楼

内莉·福德汉姆，格雷格的老情人

丹尼斯·威尔逊，罗伯特·肯尼迪的助理

斯基普·迪克逊，林登·约翰逊的助理

利奥波德·李·蒙哥马利，记者

赫伯·古尔德，电视新闻节目《今日》的记者

弗兰克·林德曼，电视网老板

真实的历史人物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昵称杰克

杰姬·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夫人

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昵称鲍比

戴夫·鲍尔斯，肯尼迪总统的助理

皮埃尔·萨林杰，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官

马丁·路德·金，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主席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

理查德·尼克松，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

吉米·卡特，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

雷纳德·里根，美国第四十任总统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

英 国

莱克维兹-威廉姆斯家族

戴夫·威廉姆斯

伊维·威廉姆斯，他的姐姐

黛西·威廉姆斯，他的母亲（婚前姓别斯科娃）

劳埃德·威廉姆斯，他的父亲，英国下议院议员

艾瑟尔·莱克维兹，他的祖母

默里家族

加斯帕·默里

安娜·默里，他的姐姐

伊娃·默里，他的妈妈（婚前姓洛特曼）

禁卫兵乐队和桃色岁月乐队的乐手

莱尼，戴夫·威廉姆斯的表兄

刘，鼓手

布兹，贝斯手

杰弗里，首席吉他手

其 他

菲茨赫伯特伯爵，昵称菲茨

萨姆·凯克布莱德，加斯帕·默里的朋友

拜伦·切斯特菲尔德（本名布莱恩·切斯诺维茨），音乐经纪人

汉克·雷明顿（本名哈里·雷利），流行歌手

埃里克·查普曼，唱片公司经理

德 国

弗兰克家族

丽贝卡·霍夫曼（婚前姓罗森）

卡拉·弗兰克，丽贝卡的养母（婚前姓冯·乌尔里希）

沃纳·弗兰克，丽贝卡的养父

瓦利·弗兰克，卡拉的儿子

莉莉·弗兰克，沃纳和卡拉的女儿

茉黛·冯·乌尔里希，卡拉的母亲（婚前姓菲茨赫伯特）

汉斯·霍夫曼，丽贝卡的丈夫

其 他

伯纳德·赫尔德，教师

卡罗琳·孔茨，民谣歌手

奥多·沃斯勒，神职人员

真实的历史人物

瓦尔特·乌布利希，民主德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

埃里克·昂纳克，乌布利希的后继者

埃贡·克伦茨，昂纳克的后继者

波 兰

斯塔尼斯劳·帕拉克，昵称斯塔兹，军官

莉德卡，卡梅隆·杜瓦的女朋友

达努塔·戈尔斯基，团结工会积极分子

真实的历史人物

安娜·瓦伦蒂诺维茨，吊车司机

莱赫·瓦文萨，团结工会领导人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波兰首相

苏联（俄罗斯）

德沃尔金-别斯科夫家族

坦尼娅·德沃尔金，记者

德米卡·德沃尔金，克里姆林宫助理，坦尼娅的双胞胎哥哥

安雅·德沃尔金，双胞胎兄妹的母亲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双胞胎兄妹的外祖父

卡捷琳娜·别斯科娃，双胞胎兄妹的外祖母

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昵称沃洛佳，双胞胎兄妹的舅舅

卓娅，沃洛佳的妻子

尼娜，德米卡的女友

其 他

达尼尔·安托诺夫，塔斯社编辑

彼得·奥普特金，编辑主任

瓦西里·叶科夫，持不同政见者

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外交部官员

尼克·斯莫特罗夫，娜塔亚的丈夫

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国防部长罗迪翁·马林诺夫斯基的助理

维拉·普莱特纳，德米卡的秘书

瓦伦丁，德米卡的朋友

米哈伊尔·普什诺伊元帅

真实的历史人物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安德烈·葛罗米柯，赫鲁晓夫的外交部长

罗迪翁·马林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

阿列克谢·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继任者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的继任者

其他国家

帕兹·奥利瓦，古巴将军

弗雷德里克·拜罗，匈牙利政治家

埃诺克·安德森，丹麦会计师

【1】  Bobbsey Twins，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丛书，其中最早的七十二本小说从1904年开始出版，直到1979年。上文提到的伯特和南、弗洛西和弗雷迪，也是该系列中的双胞胎角色。

【2】  Top Hat, White Tie and Tails，欧文·柏林为1935年的电影《礼帽》写的流行歌曲。

【3】  Puttin'on the Ritz，1930年的同名歌舞影片的插曲。

【4】  If I Had a Hammer，这首歌由皮特·西格和李·海斯共同创作于1949年，为了支持当时的进步运动。1962年由彼得、保罗和玛丽组合演唱，并成为当年的十大金曲之一。

【5】  美国黑人歌手。

【6】  控制阿拉巴马州议会的精英集团。

【7】  德国传说中的人物，被请来驱逐镇上的老鼠，却拿不到报酬，因而吹笛子把镇上的小孩拐走。

【8】  Fleur Sauvage，法国香水品牌。

【9】  Yardley，品牌创建于1770年，是得到英国皇室认证的香皂和香氛品牌。

【10】  即胡志明市。1975年4月30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统一全国后，为纪念越南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胡志明，便将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

【11】  原文中，肯尼迪在此处说的是德语。

【12】  弗拉克（Fluck），在英语里近似“性交”（Fuck）。

【13】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档电视访谈节目。

【14】  摘自《旧约·阿摩司书》五章二十四节。

【15】  玛莉官（Mary Quant）是著名设计师品牌，创立于1966年，上世纪的“迷你裙之母”。

【16】  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1903—1977），美国超级巨星，集歌星、笑星、影星于一体，连续十四年被评选为全美十大明星之一。

【17】  一种爵士乐钢琴曲。

【18】  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1940—），披头士乐队的鼓手。

【19】  Bottleneck Guitar，吉他演奏的一种特殊技法。

【20】  Vietcong，即西方人和南越所谓的“越共”，当时叫越南劳动党，此处的越共，特指越南劳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及其武装力量。

【21】  美军在无线电通讯时有一套特殊词语表示英文字母和数字，回避清辅音，以免混淆。越共简称VietCong，缩写是VC，字母C的无线电代码是Charlie，即查理。另外，亚裔劳工在美国多取名查理。在越战时，美国人把越共叫作查理，也是一种蔑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边缘 : 全3册 / (英) 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著 ; 陈杰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5

书名原文：Edge of Eternity

ISBN 978-7-5594-0322-3

Ⅰ. ①永… Ⅱ. ①肯… ②陈…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52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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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of Eternity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7-091号

书  名 永恒的边缘

著  者 （英）肯·福莱特

译  者 陈 杰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闵 唯 周奥扬 刘 雨 朱亦红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44.5

字  数 698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322-3

定  价 16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Part 6 花 朵（1968年）

第四十一章

加斯帕·默里在军队里待了两年，一年在军队里受训，一年在越南打仗。1968年1月，他没受什么伤就复员了。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第四十二章

戴夫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电视节目《戴夫·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们》。制片人建议让他的明星姐姐来做嘉宾。

第四十三章

德米卡正式离婚那天，克里姆林宫头面人物的助理们正要开个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讨论会。

第四十四章

丽贝卡背着伯纳德和别人发生了婚外情，但她不想对伯纳德撒谎。在悔恨中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第四十五章

坦尼娅发现，在布拉格很难买到报纸。这是杜布切克取消新闻审查的讽刺结果。

Part 7 监 听（1972—1974年）

第四十六章

尼克松总统气疯了。他咬牙切齿地说：“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堵住这些漏洞，防止进一步未经授权的泄密。我不介意你们会采取何种手段。”

第四十七章

戴夫没有遇到钱上面的麻烦，但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每年买部法拉利了。他的事业前景并不是很美妙。

第四十八章

“克里姆林宫对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感到非常恐慌。”德米卡对坦尼娅说。

第四十九章

戴夫·威廉姆斯很紧张。桃色岁月几乎快五年没有进行现场演出了。现在他们要在旧金山的烛台公园面对大约五万名观众。

第五十章

加斯帕·默里非常沮丧，尼克松这个骗子和坏蛋以极大的优势连任了总统。

Part 8 围 场（1976—1983年）

第五十一章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快要死了。老战士今年八十七岁，患上了心力衰竭，已经没几天好活了。

第五十二章

杰姬身边坐着的是乔治的父亲格雷格·别斯科夫参议员。前排还坐着乔治俄罗斯裔的爷爷奶奶，八十多岁的列夫和玛伽。两人的样子都很孱弱，但还是从布法罗飞来参加孙子的婚礼。

第五十三章

弗兰克一家分乘两辆特拉班大轿车去匈牙利旅行。他们是去那儿度假的。能买得起汽油的东德家庭常去匈牙利过暑假。一路上没人跟踪他们。

第五十四章

卡梅隆·杜瓦的上司基斯·多塞特是个长着姜黄色头发的矮胖男人。和多数中央情报局的人一样，他穿着很普通。

Part 9 爆 炸（1984—1987年）

第五十五章

里根总统在军费上的支出大幅增加，但谁会负担这笔费用呢？当然不是缴税额大幅下降的有钱人。

第五十六章

丽贝卡的泪水冷冷地贴在脸颊上。这座占地一千英亩、包含着悲伤和哀悼的公墓是世界上最大的墓地之一。但并没有特殊的区域悼念柏林墙的受难者。

第五十七章

卡梅隆不顾一切地往前跑。这时他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杀手了，是个留着小胡子的阿拉伯年轻人，脸上一副惊恐的表情。“别引爆！”

第五十八章

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新领导人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德米卡开怀地笑了。

Part 10 墙（1988—1989年）

第五十九章

1988年秋天，加斯帕·默里遭到了解雇。他并不感到奇怪。华盛顿的氛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第六十章

莉莉·弗兰克和她的家人非常吃惊。此刻，东德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收看西德的电视节目。就在5月2日这天，匈牙利人开放了和奥地利之间的边境。

第六十一章

戈尔巴乔夫从根本上来说是个诚实的人。过去六十年，苏联领导人最显著的特征都是拒绝面对现实。德米卡对戈尔巴乔夫满怀敬意。

第六十二章

坦尼娅觉得东德像是马上要心脏病发作了似的。这里的一切都陷入了停滞状态。像是在复制1961年柏林墙竖立前的情况。

尾 声（2008年11月4日）

第六十三章

午夜前，环视着杰姬·杰克斯家客厅里的众人，玛丽亚觉得这个组合真够奇怪的。

鸣 谢

人物表

美 国

英 国

德 国

波 兰

其他国家

Part 6 花 朵（ 1968年）

第四十一章

加斯帕·默里在军队里待了两年，一年在军队里受训，一年在越南打仗。1968年1月，他没受什么伤就复员了。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黛西·威廉姆斯付钱给他买机票让他飞回伦敦探望家人。加斯帕的姐姐安娜已经当上了罗利出版社的编辑主任。安娜最终嫁给了汉克·雷明顿，事实证明，汉克比任何摇滚乐明星都更专情。彼得大街的房子出奇的安静：孩子们都搬出去住了，只剩下劳埃德和黛西老两口还住在那儿。劳埃德是工党政府的部长，基本上不着家。

艾瑟尔这年一月刚去世，她的葬礼在加斯帕飞回纽约的几小时前举行了。

葬礼仪式在阿尔德盖特区加略山福音堂进行，五十年前她和伯尼·莱克维兹也是在此完婚的，那时正值一战，她弟弟比利和不计其数像比利一样的年轻人在冻僵的战壕里奋勇作战。

木头搭的小教堂能坐一百来个凭吊者，后面能站二三十人。但出现在福音堂见艾瑟尔最后一面的足有一千多人。

牧师把追悼仪式改到教堂外面，警方禁止汽车在教堂门外的大街上行驶。致辞者站上椅子对人群发言。艾瑟尔的一儿一女，已经五十来岁的劳埃德·威廉姆斯、米莉·埃弗里和艾瑟尔的外孙、外孙女，以及几个重孙、重孙女都站在教堂的最前面。

伊维·威廉姆斯读了《路加福音》中好牧人的那段隐喻。戴夫和瓦利拿着吉他弹唱了《艾丽西亚，我想念你》。内阁的一半成员及菲茨赫伯特伯爵也来到了追悼会现场。从阿伯罗温来的两辆大巴送来一百多个威尔士人齐唱圣歌。

不过大多数来追悼的都是被艾瑟尔事迹感动的普通伦敦市民。他们站在一月的寒风中：男人们手拿着帽子；女人们竖起手指，让玩耍的孩子们安静；老人们穿着廉价的大衣瑟瑟发抖。当牧师祈祷让艾瑟尔灵魂安息的时候，所有人一齐道了声“阿门”。

乔治·杰克斯1968年的计划很简单：帮助鲍比·肯尼迪当上总统。结束越南战争。

鲍比的一些助理却并不赞同。丹尼斯·威尔逊更希望鲍比只是个纽约州的参议员。“人们会说我们已经有个民主党人的总统了，鲍比应该支持林登·约翰逊竞选连任，而不是和他唱对台戏，”他说，“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1968年1月30日，乔治和威尔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等待鲍比，他将在此和十五名记者进行早餐会。

“才不是这样呢，”乔治说，“杜鲁门在党内不也曾面临斯特罗姆·瑟蒙德 【1】 和亨利·华莱士 【2】 的竞争吗？”

“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无论如何，鲍比这次都不可能赢得民主党的提名。”

“我觉得他比约翰逊更得人心。”

“民心和获得提名没有任何关系，”威尔逊说，“大多数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被掮客控制：工会领袖、州长或市长，也就是戴利这种人。”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既残忍又腐败，是最糟的那种老派政治家。“约翰逊最擅长内斗，他一定会把鲍比啃得骨头都不剩。”

乔治失望地摇了摇头。他之所以投身政治就是想摧毁这种旧的政治结构，不对之屈从。鲍比本质上也是这样一个人。“鲍比会在这个国家掀起一股飓风，让那些权力掮客无法忽视他。”

“你难道没就此跟他谈过吗？”威尔逊装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说，“你难道没听他说过，如果和民主党现任总统竞争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一个自私而有野心的家伙吗？”

“大多数人觉得鲍比接替他的哥哥是顺理成章的。”

“当他在布鲁克林大学演讲时，学生们打出了‘鸽派，鹰派——或者只是只小鸡？’的标语牌，这事儿难道你忘了吗？”

学生们的嘲笑刺痛了鲍比，让乔治觉得非常失望。但乔治现在试着用乐观的角度看待这件事。“这说明他们希望他参加竞选！”他说，“他们知道鲍比是唯一能把老人和年轻人，黑人和白人，富人和穷人联系在一起的竞选人，是唯一能团结所有人结束战争，让黑人得到他们应得的平等权利的竞选人。”

威尔逊嘴角一撇，准备对乔治理想主义的说法嘲笑一通。但没等他开口，鲍比就走进了宴会厅。所有人都坐下来，开始吃早餐。

乔治对林登·约翰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反复。一开始约翰逊干得很不错，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1965年通过了《选举权法案》，并计划对贫困开战。但正如乔治的父亲格雷格预计的那样，他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很不够，把握得有所偏差。他只知道不能在自己的任上把越南拱手让给共产党人，而让美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还自欺欺人地告诉美国人民他正在赢得这场战争。

美国人的用词也发生了变化。乔治年轻的时候，“黑”字是个粗俗的词汇，“有色”听上去更得体一点。“黑种人”最为礼貌，自由派的《纽约时报》就经常用“黑种人”这个词，和“犹太人”这个词一样，《纽约时报》经常把“黑种人”的首字母大写。现在，“黑种人”这个词则被认为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有色人种”则被视为一种推搪。所有人都说黑人、黑人社区、黑人荣耀，甚至黑人权力。他们说“黑”这个字眼很美。乔治很纳闷，不知道这些词究竟有何区别。

他早饭吃的不多——一直在笔记上记录记者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鲍比进行的解答。

有个记者问：“你觉得竞选总统时身上的压力大不大？”

乔治抬起头，看见鲍比毫无笑意地笑了笑说：“太大了，真是太大了。”

乔治浑身一紧。鲍比有时太实诚了。

记者问：“你如何看待麦卡锡议员的选战？”

记者提到的不是五十年代疯狂反共的参议员乔·麦卡锡，而是诗人政治家、名声素来很好的尤因·麦卡锡。两个月前，尤因·麦卡锡宣布自己有意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作为一个反战人士向约翰逊发起挑战。不过新闻界认定他必将失败。

鲍比回答：“我觉得麦卡锡的选战将有助于约翰逊。”鲍比仍然不肯把约翰逊称为总统，乔治的朋友、约翰逊的助理斯基普·迪克逊对这点颇有怨言。

“那你会参加竞选吗？”

鲍比有很多办法不去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绕开这个问题说些别的。但鲍比没有这么做。“不。”他直截了当地回答。

乔治大吃一惊，把笔都掉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鲍比补充道：“在目前可以想象到的各种情况下，我都不会去参加竞选。”

乔治真想冲他大喊：那样的话，我们又在这里干什么呢！

他发现丹尼斯·威尔逊偷偷地笑了起来。

乔治真想马上离开，但他太礼貌了，做不出这种事。他坐在餐桌边，一直记录到早餐会结束。

回到国会山鲍比的办公室以后，乔治像个机器人一样写了份新闻通稿。他把鲍比的措辞改为：“在目前可以预见到的各种情况下，我都不会去参加竞选。”但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天下午，三位助理离开了鲍比的团队，他们不打算为失败者工作。

乔治非常生气，也有要离开的冲动，但他没有马上行动，他还需要好好想想。他想和维雷娜谈谈这件事。

维雷娜正好在华盛顿，和往常一样住在乔治的公寓。维雷娜在乔治的卧室里有了自己的衣橱，放置那些在亚特兰大永远用不到的冬衣。

听了乔治的叙述以后，维雷娜伤心得几乎快流泪了。“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维雷娜说，“你知道去年我们在越南战场死伤了多少人吗？”

“我当然知道，”乔治说，“死伤有八万人。我在为鲍比准备的一篇演讲里提到过这个数字，但他在演讲中没用那段话。”

“牺牲、受伤、失踪了八万人啊，”维雷娜说，“太可怕了——鲍比不竞选的话，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

“今年的死伤肯定会继续增加。”

“鲍比错过了缔造伟大的机会，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做这种事呢？”

“我很生气，没去找他谈这件事，但我觉得他对竞选的目的还存在疑问。他问自己是为这个国家还是在为自己参加竞选，并为这种责问而饱受折磨。”

“马丁也是一样，”维雷娜说，“他一直在自问，南方各城镇发生的暴动是不是自己的过错。”

“可金博士没有把自己的疑问对外人说啊！对一个领袖来说，有些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万万没有示弱的道理。”

“你觉得鲍比这样说是经过计划的吗？”

“不，鲍比应该是冲动之下说的。这也是他难相处的地方。”

“你准备怎么办？”

“也许会辞去现在的职务。我还在考虑。”

两人换了衣服，准备出去安静地吃个晚饭，再看看今晚的电视会怎么说。系粗条纹领带时，乔治看着镜子中正在穿内衣的维雷娜。与五年前第一次看她裸体比起来，她的体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维雷娜已经二十九岁了，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活力，但她现在有了以前缺乏的自信和优雅。乔治觉得成熟后的她更美了。维雷娜留着一头自然的浓密头发，使她的绿眼睛更有诱惑力。

穿上衣服以后，维雷娜坐到乔治的刮脸镜前画眼妆。“辞职的话，你可以到亚特兰大来为金工作。”

“我不去，”乔治说，“金博士只是个议题单一、组织抗议运动的活动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改变世界。”

“那你要干什么？”

“也许会参选议员。”

维雷娜放下睫毛刷，转身直视着乔治。“啊，”她惊叹一声，“太令人惊讶了！”

“我来华盛顿是为民权而战的，但黑人遭受的不公正不仅在公民权利方面。”他想了很久这个问题，“还有住房和就业的平等，还有每天都有黑人士兵牺牲的越南战争。从长远看，黑人的生活还会被莫斯科和北京所影响。金博士这样的人能激励人，但国会里也必须要有个为黑人利益着想的人做出点实事来。”

“的确两者都需要。”说完，维雷娜又去弄她的眼影了。

乔治穿上那件总是能让他感觉良好的西装。晚饭时，他也许会喝上杯马丁尼，甚至会喝上两杯。七年来他的生活一直和罗伯特·肯尼迪绑在一起，也许作出改变的时候到了。

乔治问维雷娜：“你想没想过，我们的关系很特别？”

维雷娜笑了。“当然想过！我们住在两地，每月为了激烈的性爱而相会一两次，而且已经有好几年了！”

“只有男人会像你那样在出差时会情人，”乔治说，“对男人来说这很普通，尤其是结了婚的男人。”

“我有点喜欢这样，”维雷娜说，“在家吃平常的肉和土豆，外出吃点鱼子酱。”

“我倒挺喜欢当鱼子酱的。”

维雷娜舔了舔嘴唇。“嗯，咸。”

乔治笑了，决定这晚再不去想鲍比的事情了。

开始播新闻了，乔治调高了电视机的音量。他认为鲍比在早餐会上的宣言会是今天的头条，但他猜错了。在越南人的春节，越共发起了大规模的“春季攻势”。他们袭击了六个大城市、三十六个省级城市和六十个小城镇。这次攻势的庞大规模让美军瞠目结舌：没人预料到游击队有能力发起如此大规模的进攻。

五角大楼说越共的攻势被有效抑制了，但乔治不信。

新闻播报员说第二天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攻势。

乔治对维雷娜说：“我很想知道，这对尤因·麦卡锡的竞选会有何影响呢？”

杜杜·杜瓦劝瓦利·弗兰克做一次政治演讲。

起初瓦利拒绝了。他是个吉他手，他害怕外人像看那些在公众场合唱流行歌的议员一样，认为他是个傻瓜。但瓦利毕竟来自于政治世家，他所受的教育不允许他对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他清楚地记得父母对不抗议柏林墙的西德人，以及压制自由的东德政府进行的责难。那些西德人和东德的共产党政府一样有罪，卡拉曾经这样说。瓦利意识到，如果拒绝了为和平发声的机会，那自己就和林登·约翰逊一样糟糕。

加之，他发现杜杜的魅力越发不可抗拒了。

于是他同意了杜杜要他演说的请求。

杜杜开着戴夫的红色道奇挑战者接上瓦利，把他送到尤因·麦肯锡在旧金山的竞选总部。瓦利在竞选总部向一些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的热情助选员发表了讲话。

站在人群面前让瓦利有些紧张。他准备了开场词。他缓慢但不拘礼地对众人说：“有人告诉我，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最好远离政治，”瓦利耸了耸肩，用平静而令人信服的语气说，“但他们觉得美国人可以去越南随意杀人，所以我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来这儿谈谈政治……”

瓦利惊奇地发现人群爆发出笑声，并且掌声不断。也许来演讲的决定没有作错。

越共的春季攻势开始以后，许多年轻人蜂拥到麦卡锡的竞选总部积极助选。这些年轻人都穿得很整洁。男孩子修剪了胡子和长发，女孩子穿着运动衫和沙滩鞋。之所以改变形象是因为他们想让投票人知道麦卡锡不仅仅是嬉皮士的总统，更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他们的口号是：“为了尤因让自己洁净起来。”

瓦利停顿了一下，让人群等待了一会儿，然后碰着自己的齐肩金发说：“很抱歉，我的头发有点长了。”

人群再一次鼓掌大笑。瓦利意识到，政治和娱乐业没什么两样，如果你是个明星的话，即便你有那么点不正常，他们也会照样爱你。在桃色岁月的演唱会上，戴夫和瓦利的粉丝们会为他们对着麦克风所说的任何一句话而疯狂欢呼。同理，名人嘴里说出的笑话也会比实际有趣十倍。

“我不是个政治家，我不做政治演讲……我想你们也都快听腻了吧。”

“没错。”一个男孩大声喊。人群又一次笑了起来。

“你们也许知道，我有过些个人的体验。我过去居住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一次警察因为我唱查克·贝里的《回到美国》抓了我，还砸烂了我的吉他。”

人群安静下来。

“那是我的第一把吉他。那时我只有一把吉他。砸碎了我的吉他相当于砸碎了我的心。因此，你们应该知道，我了解共产主义。我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可能比林登·约翰逊要多得多。我痛恨共产主义。”说到这儿，他稍稍提高了声调，“但即使这样，我仍然反对战争。”

人群又一次欢呼起来。

“一些人相信耶稣有一天会降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人群不知道该如何理解瓦利的这句话，显得有些不安。接着他们却听见瓦利说：“如果他降临到美国的话，他或许也会被认为是个共党分子。”

他侧头瞧了瞧杜杜，她和别人一样，脸上挂着笑容。杜杜穿着汗衫和不太露骨的短裙，头发扎成了一束。尽管这样，她还是非常性感：打扮再简朴也遮掩不了她浑然天成的美丽。

“耶稣或许也会因为反美行为而被逮捕，”瓦利说，“不过他不会感到奇怪：这和他第一次降临时的遭遇几乎一样。”

除了开场词，瓦利几乎什么都没准备，于是他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没想到这些话却使人群非常愉悦。但他决定见好就收。

结束词也事先准备好了。“我来这儿只是想给你们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我要对你们表示感谢，对代表了全世界几百万反战人士的你们表示感谢。我非常赞赏你们在这儿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工作。继续努力吧，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你们能赢。晚安！”

他离开麦克风，后退了几步。杜杜上台走到他跟前，牵住他的手，在掌声和欢呼声中和他一起从后门离开。上了戴夫的车以后，杜杜惊呼道：“老天——你真是太棒了！你该去竞选总统才对！”

瓦利笑着耸了耸肩。“他们只是没想到我和他们有着相同的情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你是发自内心的——演讲还那么诙谐！”

“谢谢你。”

“也许这种天赋是从你母亲那儿继承来的。你不是告诉过我，她也投身于政治吗？”

“现在她和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东德没有容她投身的政治环境。共产党主政以前，她曾经是柏林的市议员。对了，你注意到我的口音了吗？”

“就一点点口音。”

“我就担心他们会听出来。”瓦利对德国口音很敏感。人们常会从德国口音联想到电影里的纳粹。瓦利总是试着说话像个美国人一样，但达到那种程度并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你的演讲非常有感召力，”杜杜说，“真希望戴夫也能来听一听。”

“对了，他现在在哪儿？”

“我想是在伦敦。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瓦利耸了耸肩。“我只知道他在照顾生意。只要我们需要写歌，拍电影，或者巡演什么的，他立马就会出现。我想你们应该快结婚了吧。”

“是的，不过我们一直没时间操办婚礼，他太忙了。另外，他来旧金山时我父母不介意让他住在我的房间里，因此我们也并不急着要离开父母。”

“很好，”车开到阿什伯里区海特大街，杜杜把车停在瓦利的房子外面，“想进来喝杯咖啡吗？”瓦利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让杜杜进门：一张口，这句话就自然而然地说出来了。

“好啊。”杜杜关掉了轰隆作响的汽车引擎。

家里除了他们外，没有别人。塔米和丽莎帮助瓦利度过了得知卡罗琳结婚后的悲痛时光，他为此一直感谢她们，但三个人只是一起过了一个暑假。和1967年的大部分嬉皮士一样，到了秋天，塔米和丽莎就离开旧金山，回达拉斯上学去了。

那是一段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瓦利放上披头士乐队的最新专辑《魔幻奇妙之旅》，然后煮上咖啡，卷了支大麻烟。瓦利盘腿坐上床垫，杜杜跪坐在床垫上。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传递着大麻烟。瓦利很快进入了他非常喜欢的虚无状态。“我不喜欢披头士乐队，”听了一会儿音乐后，瓦利说，“他们太他妈的棒了。”

杜杜咯咯地笑了。

瓦利说：“他们的歌词都很诡异。”

“我也发现了！”

“‘四块鱼和手指派 【3】 ’是什么意思？这简直像食人族的歌词。”

“戴夫跟我解释过，”杜杜说，“英国有一种同时出售油炸鱼和炸土豆条的海鲜餐馆，英国人称之为‘炸鱼薯条’。‘四块鱼’的意思是四便士的炸鱼薯条。”

“‘手指派’又是什么？”

“那是指男孩把手指放进女孩的，你知道的，阴道。”

“这其中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你给女孩买炸鱼薯条，她就让你把手指放进去。”

“还记得那些勇敢的日子吗？”瓦利有些怀旧地问。

“感谢上帝，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杜杜说，“不用再遵守那些清规戒律，爱是自由的。”

“现在第一次约会就口交。”

“你最喜欢哪样？”杜杜沉思着问，“主动还是被动？”

“这个问题太难了！”瓦利不知道该不该和最好朋友的未婚妻探讨这个问题，“但我想我还是喜欢被动一点。”他禁不住诱惑反问道，“你呢？”

“我喜欢主动。”杜杜说。

“为什么？”

杜杜犹豫了。一时间，她看上去有些内疚：尽管发表了爱是自由的嬉皮士言论，杜杜兴许同样不知道该不该和未婚夫最好的朋友谈论这个话题。她深深地吸了口大麻烟，吐出口烟圈，然后精神一振地说：“大多数男孩的活儿都不好，被动的一方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愉悦。”

瓦利从杜杜手里接过大麻烟。“如果能对美国男孩在床上技巧方面给些建议的话，你会说些什么？”

杜杜笑了。“首先，别马上开始舔。”

“别？”瓦利很惊奇，“我一直以为除了舔就没别的了。”

“当然不是。一开始男孩必须轻柔一点，吻就行了。”

瓦利茅塞顿开，接着便迷失在自己的想象里了。

他低头看着杜杜的双腿。她的膝盖紧紧地并拢着。这是防卫的姿态，还是兴奋的先兆呢？

兴许两者都有！

“没有哪个女孩告诉过我这些。”说着他把大麻烟递还给杜杜。

瓦利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性冲动。杜杜同样感觉到这种冲动，还是仅仅在戏弄他？

杜杜吸了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扔在烟灰缸里。“大多数女孩比较害羞，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怎么样，”她说，“事实上一开始吻都太过了。其实……”说着杜杜直视了瓦利一眼，瓦利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她也已经情不自禁了。她压低嗓门说：“其实，你只要往那儿呼气，就能让她颤抖。”

“哦，我的老天！”

“隔着内裤那层棉布呼气效果会更好。”杜杜说。

她轻轻地动了动，终于分开双腿，瓦利看见她的短裙里面穿着条白色内裤。

“太美了。”瓦利沙哑着嗓子说。

“想试试吗？”杜杜问。

“是的。”瓦利说，“求你。”

加斯帕·默里回到纽约后去见了萨尔兹曼夫人，她安排他去面试电视新闻节目《今日》的调查员，进行面试的是赫伯·古尔德。

加斯帕和两年前的立场完全不一样了。两年前他刚从学校毕业，急切地想得到一份工作。但那时他还是个菜鸟，没人欠他什么。而现在，他是个拿生命作赌注为美国而战的复员军人。随着年纪的增大，他的心胸也更开阔了。更重要的是，没去参战的人都会觉得欠他些什么。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这份工作。

刚复员，加斯帕的感觉非常怪。他完全忘记冷天是什么样。上班时的正式穿着也常会让他困扰：除了必备的西装、纽扣领的白衬衫，还必须系上领带。脚上的牛筋底皮鞋是如此之轻，加斯帕常会产生打赤脚的错觉。从家里到办公室的路上，他不时会查看人行道两边，看看有没有地雷。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忙。平民生活很少有军队里那些令人焦躁的冗长等待：等待上司下命令，等待转移，等待敌人。从上班的第一天开始，加斯帕就不断打电话，不断查文件，不断到图书馆找资料，不断对采访做着各种准备。

初进节目组时，加斯帕稍稍吃了一惊。他在学生报时的对手萨姆·凯克布莱德也加入了这个节目。萨姆不用去越南作战，已经是个羽翼丰满的记者了。加斯帕厌恶地发现，自己必须为萨姆镜头前做的报道进行许多调研工作。

加斯帕调研时尚、犯罪、音乐、文学和经济方面的新闻。他调查了姐姐出版的畅销书《冻伤》及其不知名的作者，根据写作风格和坐牢经历揣测，这部小说大约是苏联某位持不同政见者所写。最后他得出结论，《冻伤》应该是世人没有听说过的无名作家写的。

接着，他决定对令美国人瞠目结舌的越共“春季攻势”做个专题。

加斯帕仍然对越南很生气。他的怨气像带着湿气的炉火一样郁结在心底。他什么都没忘记，尤其没忘记揭露对美国人民撒谎的人的誓言。

二月的第二周，战势开始平息以后，赫伯·古尔德让萨姆·凯克布莱德做一个战争进程的总结报告，评估这次攻势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走向。萨姆向包括调查员在内的整个团队参加的编辑会议提交了他的总结报告。

萨姆从三点说明春季攻势对北越来说是失败的。“首先，共产党军队对这次攻势下了死命令：‘奋勇向前夺取最终胜利。’我们从被俘的战俘那里得到了这份文件，但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第二，尽管战争还在霍尔和溪山进行，但越共连一座城市都保不住。第三，他们损失了两万人，一点战果都没有获得。”

赫伯·古尔德环视四周，看看有没有人要发表意见。

加斯帕是这个团队中的新人，但他忍不住不说话。“我有个问题要问萨姆。”他说。

“加斯帕，你说吧。”赫伯吩咐道。

“你他妈的住在哪个星球啊？”他气势汹汹地问。

参会者被他的粗鲁惊呆了，一时间没人接得上话。沉寂片刻之后，赫伯和颜悦色地问：“加斯帕，许多人对这个结论持怀疑态度，但我想请你说出原因——别带那么大怨气可以吗？”

“萨姆刚才给我们展示的是约翰逊总统对春季攻势的评论。我们这个节目何时变成白宫的宣传工具了？我们难道不应该挑战政府的观点吗？”

赫伯没有否定。“你准备如何挑战？”

“首先，我们不能仅从字面意思理解从俘虏那儿得到的文件。普通士兵手里拿着的文件不太可能是敌人的战略目标。我有那份文件的准确译文：‘战胜一切艰险困难，展示我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这不是战略，而是激励士气的宣告。”

赫伯问：“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展示他们的力量和能力，以此挫败南越政府军、美军和美国人的士气。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得逞了。”

萨姆说：“他们没有取得任何一座城市。”

“他们不需要占领城市——他们已经在那儿了。你觉得他们是怎么包围西贡美国大使馆的？他们不是跳伞进去的，而是大摇大摆走过去的。他们也许本来就住在相邻的街区。他们不占据城市是因为他们已经在那儿了。”

赫伯问：“萨姆说的第三点伤亡人数有什么问题吗？”

“五角大楼关于敌军的伤亡人数没有一次是可信的。”加斯帕说。

“如果我们的节目能告诉美国民众，政府在对所有人说谎，对节目来说将是一个相当大的飞跃。”

“从林登·约翰逊到在丛林里巡逻的所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因为他们需要夸大敌人的死亡人数以表明他们的正确性。但我去过那儿，所以我知道真相。在越南，只要是死人都会被当作敌军的死伤数。往一个防空洞扔个手雷，杀死里面的所有人——两个女孩、四个妇人、一个老头、一个婴儿——在官方报告里，这就算杀死了八个越共。”

赫伯有所怀疑：“我们怎么能验证你说的是事实呢？”

“问任何一个老兵就知道了。”加斯帕说。

“这很难让公众相信。”

赫伯很清楚加斯帕说得没错，只是对持有如此强硬的立场心有顾虑。加斯帕察觉到赫伯就要被说服了，他说：“你看，我们派第一支地面部队到南越至今已有四年了。在这四年里，五角大楼那边捷报频传，《今日》不断把胜利公告发布给美国民众。积累了四年的胜利，敌人怎么还能深入南越首都的中心地带，包围美国大使馆呢？请你们正视现实，可以吗？”

赫伯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加斯帕，如果你对了，萨姆错了，那我们该如何报道呢？”

“很简单，”加斯帕说，“主题是政府在春季攻势上的诚信。去年十一月，副总统汉弗莱告诉我们，美军正在越南节节胜利。十二月，帕尔默将军声称越共已经被击败了。今年一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告诉我们北越方面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另外，威斯特摩兰将军还亲口告诉记者，越共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公布了这么多好消息以后，他们却在一夜之间攻击了几乎每座南越的主要城市和重要乡镇。你说，这让人怎么想？”

萨姆说：“我们从未质疑过总统的诚信，没哪个电视节目这样干过。”

加斯帕说：“现在是时候了。总统是不是在撒谎？一半美国人在问这个问题。”

所有人都看着赫伯。该做决定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总统是不是在说谎’，这是我们报道的主题，放手干吧。”

戴夫·威廉姆斯乘早班飞机从纽约前往旧金山，在头等舱吃了烤薄饼夹培根的美式早餐。

生活是美妙的。桃色岁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戴夫再也不用参加任何一场考试了。他深爱着杜杜，等他空下来，就准备娶杜杜进门。

他是桃色岁月里唯一还没买房的，但他准备今天就买。他不仅仅要买一幢房子。那将是乡间的一处地方，除了房子以外，他还想买些地，建造自己的录音棚。每年录制专辑的几个月时间，乐队的全体成员都能住在那儿。戴夫经常带着笑容回忆起，他们如何在一天内录制完成第一张专辑。

戴夫非常兴奋：之前他还没买过房。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杜杜，但他觉得还是先处理买房的事为好，这样他就可以不受打扰地和杜杜在一起了。戴夫的业务经理莫蒂默·舒尔曼到机场接机。戴夫雇佣莫蒂 【4】 处理他与乐队无关的个人业务。莫蒂四十来岁，穿着加利福尼亚风格的淡蓝色运动上衣和领口敞开的蓝衬衫。因为戴夫只有二十岁，所以他经常发现律师和会计师们会给他指令，多过建议。但莫蒂不一样，莫蒂一直很清楚主次，把他当上司。处理日常事务时，莫蒂会给出各种可能的选项，让戴夫本人去作决定。

上了莫蒂的凯迪拉克以后，汽车驶过海湾大桥，向北穿过杜杜就读的伯克利大学城。莫蒂一边开车一边对戴夫说：“我给你接了个活儿，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我想他们觉得我比较像你的私人助理才找到我的。”

“什么活儿？”

“一个名叫查理·拉克洛的人想和你谈谈，制作一档属于你的电视节目。”

戴夫很吃惊：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制作自己的电视节目。“什么样的节目？”

“就是类似于《丹尼·卡耶访谈》和《迪恩·马丁访谈》这样的节目。”

“不是在开玩笑吧？”这太不可思议了。有时戴夫觉得成功就像雨点一样落在自己身上：上榜歌曲、超过一百万销量的唱片、广受欢迎的各地巡演、获得巨大成功的电影——现在又有了这档电视节目。

每周美国的电视上会有十来档个人访谈节目，大多数由电影明星和谐星主持。主持人每期将请到一个客座明星，两人交谈一阵后，由客座明星表演其最新的打榜单曲或喜剧小品。桃色岁月上过许多这样的访谈节目，但戴夫从来没想过整个乐队作为主持人会怎样。“这档节目会被定名为‘桃色岁月访谈’吗？”

“不，一旦你决定了，就叫‘戴夫·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只要你，而不是整个乐队。”

戴夫有点犹豫。“的确挺让人动心的，可……”

“要我说的话，这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流行乐队通常热的时间都很短，当访谈节目主持的话，你将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可以一直做到七十岁。”

这句话引起了戴夫的共鸣。他一直在考虑桃色岁月不再流行以后自己会做些什么。除了像猫王之外的少数，大多数流行乐队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戴夫想要娶杜杜，想要有几个孩子，但又觉得当流行明星不足以帮他实现这个愿景，他必须找其他门路才能养活这么一大家人。他考虑过成为唱片制作人或艺人经理：他为桃色岁月充当过这两个角色，干得都还不错。

但这也太快了。桃色岁月正在最火的时候，还在赚大钱呢。“我无法做这个电视节目，”他对莫蒂说，“这也许会分裂桃色岁月，这么火的时候我无法承担乐队分裂的后果。”

“要我告诉查理·拉克洛你不感兴趣吗？”

“好，告诉他我挺遗憾的。”

凯迪拉克又穿过一座桥，进入了一处遍布着果园的山地。早春时节，这里的桃树和杏树上开满了粉红色和白色的花。“我们在纳帕河谷。”莫蒂说。他把车开上了一条蜿蜒朝上的泥泞山路。又过了一英里，他开车穿过一道敞开的大门，把车停在一幢巨大的乡间别墅前。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处房产，也是离旧金山最近的一处，”莫蒂说，“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两人下了车。这是一幢向四周延伸、一眼望不到头的木结构别墅。别墅在不同的几处还连着些不同时代修建的附属建筑。走到别墅的最远处向外遥望，正好可以一览山谷的全景。“哇！”戴夫惊叹道，“杜杜会喜欢这儿的。”

耕田从别墅的庭院一直向远处延伸。“他们在这里种什么？”戴夫问。

“葡萄。”

“我可不想当什么农民。”

“你将成为这里的地主，别墅附属的三十公顷地全都租出去了。”

两人走进别墅。房子没怎么装修，只是杂乱地放了些桌椅。别墅里没有床。“有人住这儿吗？”戴夫问道。

“暂时没有。采摘葡萄的季节，工会把这儿当宿舍用，不过只有几周。”

“搬进来的话……”

“别担心，这里的农民会另找地方给季节工当宿舍的。”

戴夫四下里看了看。别墅年久失修，但非常优美。房子的木结构框架看来非常牢固。主屋天花板很高，还有一道美观的楼梯。“我很想让杜杜马上来看看。”他说。

主卧室同样能一览山谷。他想象着自己和杜杜早晨起来，一起遥望窗外的山谷，然后煮上咖啡，和两三个赤着脚的孩子一起吃早饭的情景。这简直太完美了。

别墅有足够的空间布置六七间客房。不远处那座现在放满了农用机械的谷仓将来正好可以当录音棚用。

戴夫想立刻买下这处别墅。他告诉自己别这么感情用事。他问莫蒂：“这里要价多少？”

“六万美金。”

“这是一大笔钱了。”

“产量恒定的葡萄田一公顷就要两千美元，别墅算是白送的了。”莫蒂告诉他。

“但需要大量的修复工作。”

“没错。中央供暖，重新布线，隔音设施，加建浴室……几乎还需要六万美元。”

“差不多十万美元，还不包含录音器材。”

“这是一大笔钱。”

戴夫笑了。“还好我能付得起。”

“你肯定能。”

走出别墅的时候，戴夫发现别墅门外停了辆小货车。下车的男人肩膀宽阔，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他看上去像个墨西哥人，但说话完全没有墨西哥口音。“我是这里的农民丹尼·梅迪纳。”握手前，丹尼把双手在工作服上猛擦了两下。

“我在考虑要不要买下这里。”戴夫说。

“有你这么个邻居真是太好了。”

“梅迪纳先生，你住在哪儿？”

“我在葡萄田那头有间农舍，就在那道山梁边上。你是欧洲人吗？”

“是的，我是英国人。”

“欧洲人大多喜欢喝葡萄酒。”

“这里生产葡萄酒吗？”

“产一些。这里的大多数葡萄都直接售卖。美国人不大喜欢葡萄酒，只有意大利人的后裔会从欧洲进口一些来喝。大多数美国人喜欢喝鸡尾酒和啤酒。但这里的葡萄酒很棒。”

“红的还是白的？”

“红葡萄酒。来几瓶尝尝吗？”

“好啊！”

丹尼从小货车的驾驶室里拿出两瓶红葡萄酒递给戴夫。

戴夫看了看葡萄酒瓶身上的商标。“黛西庄园红葡萄酒吗？”他问丹尼。

莫蒂替丹尼回答：“我没告诉过你吗，这个农庄就叫黛西庄园。”

“黛西是我妈妈的名字。”

丹尼说：“这也许是种祝福。”说完他跳上车，“祝你好运！”

丹尼开车走后，戴夫说：“我喜欢这地方，买下这里吧！”

莫蒂争辩道：“还有五处房产没看呢！”

“我等不及要去看未婚妻了。”

“你也许会觉得其他地方的房产比这儿更好呢！”

戴夫指了指眼前的葡萄田。“其他地方有这样的风景吗？”

“这倒没有。”

“回旧金山吧。”

“听你的。”

回程路上，戴夫开始对接下来要进行的浩大工程感到有些担心。“我想我们要找家建筑公司。”他说。

“或许一个建筑师就行。”莫蒂说。

“只需要装修一下就行了吗？”

“建筑师可以跟你谈你想要什么，制订装修或改建方案，然后在几家建筑公司中招标。从理论上讲，他还会充当监理——但从我的经验看，他们一般没兴趣当什么监理。”

“听你的，”戴夫说，“你认识什么建筑师吗？”

“你想找一家资历很深的建筑师代理公司，还是一个有嬉皮精神的年轻建筑师？”

戴夫想了想：“有那种为资深建筑师代理公司服务的年轻嬉皮建筑师吗？”

莫蒂笑了。“我去打听打听。”

莫蒂开车把戴夫送回旧金山。中午刚过，莫蒂把戴夫放在诺伯山的杜瓦家。

杜杜的妈妈把戴夫迎了进来。“快进来吧！”她说，“能提前回来真是太好了，只是杜杜现在不在。”

戴夫有些失望，但并不奇怪。他原本计划一整天和莫蒂一起看房子，告诉杜杜傍晚时才能碰头。“我想她应该去学校了。”杜杜是伯克利分校的二年级生。戴夫知道杜杜几乎不学习——杜瓦夫妇倒不知情——很有可能因为通不过考试而被开除。

戴夫走进和杜杜共用的卧室，放下手提箱。杜杜的避孕药品放在床头柜上。杜杜很粗心，有时会忘了服药，戴夫却不怎么介意。如果杜杜怀孕的话，他们就马上结婚。

他回到厨房，和贝拉一起坐在餐桌旁，把刚刚看过的黛西庄园的情况告诉她。贝拉被戴夫的热情感染，急切地想实地看看。

“吃午饭吗？”贝拉问他，“我正准备做汤和三明治。”

“不用，我在飞机上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餐。”戴夫兴致很浓，“我想去瓦利那儿跟他谈谈黛西庄园的事。”

“你的车在车库。”

戴夫坐上红色道奇挑战者，经过市区的一条条马路，把车从旧金山的上流社区开到最为贫困的地方。

瓦利一定会喜欢住在一起做音乐的主意，戴夫想。有了那么个地方，他们就会有时间把音乐做到最好。瓦利急切地想用上最新的八轨磁带式录音机——人们已经在谈论音域更为宽广的十六轨磁带式录音机了——他们现在所做的音乐比以前更为复杂，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录制完成。但租用录音棚很花钱，歌手和乐队有时会觉得时间非常赶。弄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就没这个问题了。

开车的时候，戴夫的脑中突然冒出一段音乐，他唱道：“我们都去黛西庄园。”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也许能把它完善成一首好歌。“红色黛西庄园”将是个不错的标题。红色可以指代一个女孩，一种颜色，也可以是某种大麻。他唱着：“我们要去葡萄满枝的红色黛西庄园。”

他把车停在海特大街瓦利家门外。和以往一样，门没锁。一楼的客厅没有人，只是散落着些昨晚狂欢后的杂物：比萨的外卖盒、没洗的咖啡杯、满是烟蒂的烟灰缸，以及一些空的啤酒瓶。

戴夫很失望没能立即找到瓦利。他急切地想和瓦利谈谈黛西庄园的事情。他决定去楼上叫醒瓦利。

他上了楼，整幢房子很安静。瓦利可能早起没打扫屋子就出去了。

卧室的门关着。戴夫敲了敲便推开了门。他哼着“我们都去黛西庄园”的歌词，走进了瓦利的卧室。进去以后，他突然不唱了。

瓦利在床上正要起身，表情非常吃惊。

杜杜躺在床垫上，瓦利的身边。

一时间戴夫震惊得完全说不出话来。

瓦利说：“嗨，伙计……”

戴夫像乘着一部降速过快的电梯一样肚子缩紧，经历着恐怖的失重状态。杜杜在瓦利的床上，这里没有戴夫的立足之地。他傻傻地问：“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伙计，这没什么……”

震惊转化为愤怒。“你在说什么啊？你和我的未婚妻在床上，怎么会没什么呢？”

杜杜坐了起来，她的头发乱蓬蓬的。被单从她的乳房上滑落下来。“戴夫，请听我们解释。”她说。

“好，我听你们解释。”戴夫抱起手臂说。

杜杜站起身。她全身赤裸。看着杜杜的完美身体，戴夫像是当众被人打了一巴掌似的，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她了。他真想痛快地大哭一场。

杜杜说：“我们喝点咖啡，然后边喝——”

“不用喝什么咖啡了，”戴夫不想受当众流泪的屈辱，故意恶声恶气地大声说，“我只想要个解释。”

“我还没穿衣服。”

“那是因为你和未婚夫最好的朋友乱搞一气，”戴夫发现愤怒的话语可以掩饰自己的痛苦，“你说要向我解释，好，我正等着呢！”

杜杜把发丝从眼前拨开。“戴夫，妒忌早已经过时了，你明白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爱你，我想和你结婚，但我也喜欢瓦利，我喜欢和他一起上床。爱是自由的，难道不是吗？你为何要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呢？”

“这就是你的解释吗？”戴夫简直不敢相信杜杜竟会这样说。

瓦利说：“伙计，放轻松，我仍然有点晕。”

“你俩昨天晚上磕了药——是不是嗑药之后才转变成这样的？”戴夫燃起一丝丝希望。如果他们只做过这一次……

“伙计，她爱的是你。她只是在你不在家的时候，到我这儿消遣消遣而已。”

戴夫的希望破灭了。这不是第一次。他不在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这里鬼混。

瓦利起身穿上牛仔裤。“一夜之间我的脚似乎变大了，”他说，“这可真是诡异。”

戴夫没有理会瓦利嗑药后的呓语。“你们两个甚至都没说一句道歉的话，真是太过分了！”

“我们不会道歉，”瓦利说，“我们喜欢做，于是就做了。这改变不了任何事。现在没人再讲忠诚什么的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爱——难道你还没弄明白那首歌的意思吗？”他热切地盯着戴夫，“你知道自己头上有道光环吗？散发着光晕的光环。我以前从没发现你头上还有光环。我觉得应该是蓝色的。”

戴夫自己也服用过致幻剂，知道很难让瓦利摆脱目前这种迷幻的状态。他转身问逐渐平静下来的杜杜：“你对此感到抱歉吗？”

“我并不觉得我们做错了什么，我的认识已经完全超越了那种陈腐的道德观了。”

“这么说，你还会和他鬼混？”

“戴夫，别和我分手。”

“有什么分不分的？”戴夫狂暴地低语，“你和任何你喜欢的人都能上床。如果愿意的话，你就一直以这种方式生活下去吧，可这种关系永远都不可能发展成婚姻。”

“你应该把这种老观念都扔在一边！”

“我应该离开这幢房子。”戴夫的愤怒转化为悲哀。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杜杜：把她输给了毒品和自由之爱的理念，把她输给了他的音乐促使形成的嬉皮士文化。“我必须离开你。”说完他转身就走。

“求你别走。”杜杜说。

戴夫走出了瓦利的卧室。

他跑下楼梯，离开了瓦利的房子，然后跳上车，呼啸着开走了。他差点撞上一个闲荡着穿过阿什伯里地区一条大街的长发男孩。男孩露出空洞的笑容，显然刚刚嗑过药。该死的嬉皮士，戴夫心想，尤其是瓦利和杜杜。他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了。

他同时意识到，桃色岁月完了。他和瓦利是乐队的核心，发生争吵后乐队也就不复存在了。就这样吧，他想。他将独自展开自己的艺人生涯。

他看见街边有个电话亭，于是停了车。他打开工具箱，从里面拿出一卷硬币，然后去电话亭拨打了莫蒂的电话。

莫蒂说：“嘿，戴夫，我去找过了不动产经纪人。我还价五万美元，最后在五万五千美元的价位上成交，你觉得怎么样？”

“莫蒂，干得不错。”戴夫说，独自工作同样需要录音棚，“对了，那个电视制片人叫什么名字？”

“查理·拉克洛。可你不是担心会拆散乐队吗？”

“我突然没这个担心了，”戴夫说，“安排开会！”

三月，对乔治和整个美国来说，前景不容乐观。

周二这天，乔治和鲍比一起在纽约。新罕布什尔州三月的初选对民主党内有希望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考验。鲍比在五十二大街上的“21”餐厅约了些老朋友一起吃夜宵。鲍比和友人们在楼上聚餐，乔治和鲍比的其他助理在楼下吃饭。

乔治还没辞职。鲍比宣称不再竞选总统，他似乎就此获得了自由。越共的春季攻势之后，乔治写了篇公开谴责约翰逊总统的演讲稿。鲍比破天荒地没有对演讲稿进行修改，用上了稿子里所有犀利的言辞。“有着充足后备力量和现代化武器支持的五十万美军和七十万越军，竟然无法在二十五万叛军的攻击下保住哪怕一座越南城市。”

正当鲍比似乎要被反击时，乔治对约翰逊总统的最后一丝幻想被打破了，总统回应了肯纳调查机构，命令他们调查1967年夏天种族骚乱的原因。调查报告的结论合情合理：骚乱由白人种族主义引起。报告严厉地谴责了政府、媒体和警察在事件中所充当的不光彩角色，要求在住房、就业和种族隔离方面采取果断的措施。调查报告被印成书，出售了两百万本。但约翰逊就是不接受这份报告。促使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推动黑人民主进程的约翰逊总统放弃了这场斗争。

决定放弃总统选举的鲍比一直被选择正不正确的疑虑所折磨——他就是这么个性格。他和老朋友们、一些泛泛之交、包括乔治在内的助理们和一些新闻记者都谈过这件事。鲍比改变主意的说法正开始传开。除非鲍比亲口说，否则乔治不会相信。

初选由党派希望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各位候选者在各地展开。民主党内的第一场初选将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尤因·麦卡锡是年轻人的希望，但他在民意测验中表现很差，远远落后于期望连任的现任总统约翰逊。麦卡锡的竞选资金很少。一万名年轻志愿者奔赴新罕布什尔州为麦卡锡站台助选，但在“21”餐厅里，包括乔治在内的一众助理都觉得约翰逊将以极大的优势取得胜利。

乔治以既恐惧又渴望的心情期待着十一月的最终选举。在共和党方面，温和派共和党人乔治·罗姆尼已经提前退出了大选，为性格古怪的保守人士理查德·尼克松最终参选扫除了障碍。这么一来，最终的选举几乎肯定在两位拥护战争的候选人约翰逊和尼克松之间进行。

气氛沮丧的晚宴快结束时，乔治接到了一个最先知道新罕布什尔州预选结果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所有人都没猜对，结果完全出乎预料。麦卡锡获得了百分之四十二的选票，令人诧异地和约翰逊的百分之四十九很接近。

乔治意识到约翰逊有了被击败的可能。

他冲上楼，把这一结果告诉鲍比。

鲍比的反应很悲观。“他得到了太多的选票！”鲍比说，“这下我怎么才能让麦卡锡退出选举呢？”

乔治这才知道，鲍比已经打定了参选的主意。

瓦利和杜杜前往鲍比·肯尼迪的竞选集会，准备对其加以破坏。

两人对鲍比很生气。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获胜，在瓦利和杜杜看来，他甚至连尝试的胆量都没有。于是尤因·麦卡锡冒着风险站出来，宣布参加竞选。尤因干得很不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看到了击败约翰逊总统的希望。

可现在尤因·麦卡锡遇上了大麻烦。鲍比·肯尼迪宣布竞选以后，他把麦肯锡支持者所做的工作据为己有，尤因·麦卡锡之前所取得的胜利都在顷刻间付诸东流。瓦利和杜杜认为鲍比·肯尼迪是个玩世不恭的投机分子。

瓦利很平静，杜杜却很震怒。瓦利的反应之所以缓和是因为他知道政治现实远远超出于个人的品德。麦肯锡选战的群众基础只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他巧妙地把追随他的青年学生组成了自愿的助选大军，取得了没人预料到的成功。可这些志愿者足以把他送到白宫吗？小时候瓦利一直听父母谈竞选的话题，作出了类似的判断——当然不是东德的虚假选举，而是西德、法国和美国的全民选举。

鲍比的支持者来源更为广泛。鲍比拉来了那些认为他站在他们那边的黑人选民，还拉来了信仰天主教的广大工人阶级——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以及西班牙人。瓦利痛恨鲍比人品上的缺失，但他也承认——尽管杜杜很生气——鲍比·肯尼迪比尤因·麦卡锡更有机会击败约翰逊总统获得民主党内的提名。

尽管如此，今晚他还是要给鲍比·肯尼迪喝倒彩。

人群中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留着长发长须的青年男子和赤足的嬉皮女孩。瓦利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前来喝倒彩的。人群中还有老老少少的黑人：留着被称为“非洲式”发型的年轻黑人，还有他们身穿色彩斑斓裙装和礼拜日西装的父母。鲍比支持者的来源之广还能从在旧金山早春的寒冷中穿着毛衣和斜纹裤的白人中产阶级身上看出。

瓦利把头发扎成一束，塞在牛仔帽里。为了掩饰身份，他还戴上了一副墨镜。

舞台出人意料地空旷。瓦利原本以为会看到电视上看到的其他竞选集会经常出现的旗帜、横幅、海报，以及竞选人的大幅照片，但鲍比的演讲台上只有一个讲台和一个麦克风。如果换了另一个竞选者，人们会觉得他很缺钱，但人人都知道鲍比拥有肯尼迪家族取之不尽的财富。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瓦利看来，这意味着——“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我”。瓦利觉得非常有趣。

这时，讲台上站着一个为演讲预热的旧金山民主党人。瓦利觉得这有点像舞台演出的序幕。观众在大笑鼓掌的同时，对即将出场的竞选人变得愈发期待。桃色岁月以往举行的音乐会便会请一些小乐队垫场以烘托气氛。

只是桃色岁月已经不存在了。这时，乐队原本应该在伦敦录制为圣诞节准备的新专辑。另外，瓦利还写好了几首原本准备给戴夫做局部修改的歌曲。以往一曲奏毕，戴夫总会兴高采烈地说：“很好，我们就叫它《灵魂之吻》吧。”可是，戴夫离开了。

戴夫写了一封言辞礼貌却非常生分的短信给杜杜的母亲贝拉，对杜杜的父母让他住进他们家里表示了感谢，还让贝拉帮他打包好衣服，说他会派一个助理过去拿。瓦利给在伦敦的黛西打了电话，知道戴夫正在纳帕河谷装修一处农庄，计划要在那里修建一个录音棚。此外，加斯帕·默里也打电话给瓦利，想证实戴夫打算独自开档电视节目的传闻是不是真的。

戴夫被过时的嫉妒所伤害，与时兴的嬉皮思想已经完全不合拍了。他应该意识到人们不该受原先的道德观念束缚，想和谁做爱就和谁做。瓦利相信，自己完全不应该有什么罪恶感。从汉堡的绳索大街相识以后，他和戴夫一直很亲近，他们相互喜欢，相互信赖，从来没发生过争吵。瓦利对伤害了这样一位朋友感到很不开心。

杜杜并非瓦利一生中不可或缺的挚爱。他喜欢杜杜——她漂亮、风趣，床上技巧也不错，两人看上去很登对——但杜杜并不是世上唯一的女孩。如果知道会让乐队解散，瓦利也许不会和杜杜搞上。他像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只为这一刻活着，嗑完药以后，尤其容易在不管不顾的状态下做出冲动的事情来。

杜杜仍然没从被戴夫抛弃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也许这正是她和瓦利在一起感到舒服的原因：她失去了戴夫，瓦利失去了卡罗琳，两人都失去了自己一生的挚爱。

宣布肯尼迪上台的时候，瓦利才把纷乱的思绪转到正在进行的竞选集会上来。

鲍比的个子比瓦利想象得要矮，姿态也没有他以为的那般自信。鲍比带着尴尬的笑容走上讲台，羞涩地向人群挥了挥手。他把手插在西装外套的口袋里，瓦利记得肯尼迪总统也常做这样的动作。

人群中有人立刻举起了标语牌。瓦利在其中看见了“吻我，鲍比！”和“鲍比最棒”的标语。杜杜从裤腿里拿出一张卷着的标语，打开后和瓦利一起举起来，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叛徒！

鲍比照着从西装内袋里拿出的一沓卡片开始演讲。“首先我要道歉，”他说，“越南问题的许多早期决策都有我的参与，这些决策导致了目前这种情况。”

杜杜大声喊：“说得太他妈的对了！”周围的人都笑了。

鲍比继续用波士顿口音进行演讲。“我愿意承担我应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只是过去的错误不应该永远存在下去，我们可以从悲剧中吸取教训。‘没有哪个人不会犯错误，’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曾这样说过，‘但聪明人会知错就改，只有骄傲才是真正的罪孽。’”

与会者喜欢听这种话，纷纷热烈鼓掌。支持者们鼓掌的时候，瓦利注意到鲍比犯下了个很大的错误。在这种场合，竞选者应该和台下的支持者进行双向交流。支持者希望竞选者能看着他们，接受他们的赞许。鲍比却似乎对此感到尴尬。瓦利意识到鲍比·肯尼迪很不习惯这样的政治集会。

鲍比继续着越南的话题，但进行得没有开场那段自白来得成功。他表现得很踌躇，经常有些结巴，有时甚至会出现大段的重复。他像块木头似的站得笔直，不做手势，甚至看上去连身体都懒得动。

场内的少数几个反对者开始对他进行诘问，不过瓦利和杜杜并没有加入。无需外界施压，鲍比这样的表现已经形同于自杀。

台下没那么喧闹的时候，有个婴儿哭了。瓦利斜眼一看，发现一个女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出口走了过去。鲍比中断演讲，对这位母亲说：“女士，请不要走！”

人们偷偷地笑了起来。女人在过道上转过身，看着台上的鲍比。

鲍比说：“小孩哭我已经很习惯了，请你别走！”

所有人都笑了：鲍比有十个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如果你走了，”鲍比说，“明天的报纸会说我无情地把一对母子从演讲厅赶了出去。”

人群开始欢呼：报界对竞选的歪曲报道遭到了许多人的痛恨。

女人笑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鲍比低头看笔记。他原本可以通过刚才所说的那番话建立一个温暖的家里人形象，但低头看手里准备好的讲稿却又使他失去了民心。瓦利觉得鲍比失去了争取民心的最佳机会。

鲍比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他抬头问台下：“我觉得这里很冷，你们觉得冷吗？”

人群鼓噪着说演讲厅很冷。

“拍拍手，让身体热起来。”他开始示范着拍手。参加竞选集会的人群笑着加以应和。

过了一会儿，他停止拍手说：“我感觉热一点了，你们呢？”人群叫嚷着表示同意。

“现在我想讲一讲有关体面的问题，”他回到了演讲中，但是没有看稿，“有些人觉得长发、赤脚、在公园尿尿是不体面的，我想告诉你们我所认为的不体面是什么，”人群再次高声欢呼，“我觉得没文化是最大的不体面，”又是一阵掌声，“我要对加利福尼亚的各位说，对所有努力工作却失去了让孩子上大学机会的人说，这才是最大的不体面。”

没人还会对鲍比相不相信自己的演讲产生怀疑。鲍比已经把提词的卡片扔在了一边。他挥舞着手，不断指指点点，有时还用拳头砸一下讲台，变得很富有激情。人群被他迸发的情感所打动，为他每一句发自肺腑的演讲而喝彩。瓦利看着周围的一张张脸，发现人们的脸上挂着他在台上经常看见的那种表情：年轻人瞪圆眼睛，大张着嘴，整张脸因为敬畏而闪闪发光，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状态之中。

从来没有什么人用这种表情面对过尤因·麦卡锡。

瓦利意识到，他和杜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叛徒”的标语给扔在了地上。

鲍比又谈到了贫困。“在密西西比州的德尔塔市，我看见过饿得脸上长疮、肚子胀大的孩子们，”说着，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音，“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印第安人没鞋穿，依靠一点点配给的食物生活，许多十来岁的孩子自杀，生活完全看不到希望。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来自黑人贫民窟的孩子们坐在老鼠满地跑的肮脏校舍里聆听自由民主的誓言，我相信美国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看得出来，他已经炒热了气愤。“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希望在接下来几个月得到你们的帮助，”鲍比说，“如果你们也认为贫穷是一种不体面，请给予我支持。”

人群用尽全力大声欢呼。

“如果你们同样认为让儿童挨饿是不能被允许的，请为我的选战出力。”

人群再次欢呼。

“你们是否和我一样，相信美国会变得更好呢？”

人群欢呼着表示同意。

“跟着我走——美国一定会变得更好。”

鲍比退后一步，人们变得更疯狂了。

瓦利看了眼杜杜，感觉到杜杜和他想的一样。“我想他会赢的，你觉得呢？”瓦利问。

“是的，”杜杜说，“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他肯定会入主白宫。”

鲍比十天内走访了十三个州。最后一天的行程结束以后，鲍比和幕僚在菲尼克斯 【5】 坐上了返回纽约的飞机。这时，乔治·杰克斯肯定鲍比会当上总统。

公众的反响出人意料，朝鲍比一边倒。几千名支持者聚集在机场。他们站在街道两边，看着载有鲍比的车队经过。鲍比通常站在敞篷车的后排，乔治和其他助理蹲在他脚边拽住他的腿，防止街道边拉扯他的人把他拉出去。跟着敞篷车跑的孩子们一遍遍地叫着鲍比的名字。每当车停下的时候，一旁的人们都会前赴后继地冲向敞篷车，拉扯下鲍比的袖扣、领带夹和西装上的纽扣。

在飞机上坐下以后，鲍比从口袋里掏出狂欢节五彩纸屑一般的纸片。乔治在地上捡起一些。这些纸片都是围观人群写好精心折叠以后塞在鲍比衣兜里的。他们中有人要求鲍比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有人要他去医院探望病儿，还有人告诉他，他们在家为他祈祷，在乡间的教堂里为他点燃了蜡烛。

鲍比像平时一样脱下西装，卷起衬衫袖子。这时乔治看见了他的胳膊。鲍比的前臂体毛浓密，但触动乔治的是鲍比肿胀的双手和到处是红色抓痕的手臂皮肤。乔治意识到，这些都是疯狂群众接触他时留下的。尽管不是故意伤害，但人群的疯狂敬仰已经使他受伤，手臂被抓出了血。

人们找到了他们需要的英雄——但鲍比也从中找到了自己。这也正是乔治和别的助理把这次旅行称为“自由之旅”的原因。鲍比创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风格，营造出肯尼迪家族全新的魅力。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虽然魅力十足，但非常内敛——对1963年来说正适合。鲍比比他更为开放。他倾尽全力告诉人们，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内心打开给所有人看。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想做对所有事，但有时不知道怎么做才对的平凡人。1968年流行“毫无保留地诉说”，鲍比正巧精于此道，因此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厚爱。

半数搭乘此架班机回纽约的乘客都是新闻记者。十天来，他们一直在拍摄参与竞选活动的疯狂人群，报道重生的鲍比·肯尼迪如何赢得了广大选民的心。民主党内的权力掮客也许不喜欢鲍比略显幼稚的自由主义思想，但他们不会忽略鲍比赢得的广泛支持。在全美国的人为鲍比大造声势的同时，他们不会眼瞎到硬要让林登·约翰逊竞选连任的程度吧。如果他们选择支持越战的另一位候选人——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或是马斯基参议员——这两个人也只能得到原本支持林登·约翰逊的那部分选票，影响不到鲍比的支持率。乔治认为鲍比肯定能获得民主党内的提名。

鲍比肯定也会战胜共和党的竞选人。能在共和党突出重围的铁定是已经被肯尼迪兄弟击败过一次的理查德·尼克松。鲍比再把他击败一次又有何难呢？

通向白宫的道路似乎一帆风顺。

飞机快抵达约翰·肯尼迪机场 【6】 时，乔治琢磨着鲍比的对手们会使出何种招数对付他。约翰逊总统预定将在飞机还没降落的时候发表一次全国性的电视讲话。乔治急于想知道约翰逊总统会说些什么。只是在他看来，无论总统会讲些什么，鲍比领先的局面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飞机降落在以你哥哥命名的机场，你的心情一定会有些不一样吧？”有个记者问鲍比。

这个记者显然是想用伤人的问题让鲍比反应过度，从而构思出一篇吸引人眼球的文章。但见惯了这些的鲍比只是说：“我倒希望它还叫爱德怀德机场。”

飞机滑到下机门旁。安全带指示灯还没熄灭，一个熟悉的身影冲上飞机，沿着走道向鲍比奔来。来人是纽约州的民主党主席。还没到鲍比跟前他就喊开了：“总统不准备参加竞选！总统不准备参加竞选！”

鲍比说：“请你再说一遍！”

“总统不准备参加竞选。”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乔治惊呆了。但他马上就想到，痛恨肯尼迪家族的约翰逊不参加竞选的原因，只能是约翰逊意识到自己铁定拿不到党内的提名。他显然把击败鲍比的希望寄托在了其他支持越战的候选人身上。在他看来，只有自己退出竞选才能破坏鲍比通向白宫之路。

双方已经打出了自己手里的牌，就看最后谁能发力取胜了。

第四十二章

戴夫·威廉姆斯知道姐姐正在谋划着什么事情。

戴夫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电视节目《戴夫·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们》。起初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戴夫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有了桃色岁月的成功，他完全不需要这样的画蛇添足。但乐队解散以后，这个节目对戴夫来说就至关重要了。这将是他个人事业的开端。他必须把这个节目做好。

制片人建议让他的明星姐姐来做嘉宾。眼下，戴夫那位电影明星姐姐伊维比以前更火了。伊维在最新一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雇佣黑人律师的势利女孩。这部电影的上座率非常高。

伊维建议在节目中和她在电影里的拍档珀西·马昆德表演二重唱。制片人查理·拉克洛喜欢这个主意，但觉得很难选歌。查理是个声音刺耳、生性好斗的小个子男人。“必须是首欢乐的歌曲，”他说，“别唱《真爱》或《宝贝，外面很冷》这种歌。”

“说得容易，”戴夫说，“大多数二重唱都是爱情歌曲。”

查理像拨浪鼓一样地摇着头。“不可能让他们唱爱情歌曲，这是在拍电视，任何能让人联想到白种女人和黑种男人之间性关系的暗示都不能有。”

“他们可以唱《你能做的事，我完全能做得更好》，这首歌很好笑。”

“不行，观众们会觉得这是在为民权运动说话。”

查理·拉克洛很聪明，但戴夫不喜欢他。没人喜欢查理·拉克洛。他是个坏脾气的浑蛋，尽管他时常做出讨好别人的尝试，但这种尝试只能让他看起来更糟。

戴夫试着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你看《知更鸟》怎么样？”

查理想了想。“如果那只知更鸟不歌唱，他会给我买一枚钻石戒指，”他唱起了这首歌中的一句歌词，唱完后他说，“我想我们可以用这首歌蒙混过关。”

“当然可以，”戴夫说，“这首歌最初是由伊涅兹·福克斯和查理·福克斯这对姐弟组合录制的，没人会把这首歌和乱伦联系在一起。”

“好，就这么定了。”

戴夫向伊维解释了美国电视观众的过分敏感，向她解释了选择《知更鸟》这首歌的原因，伊维同意演唱这首歌——只是眼中闪烁出一种戴夫非常熟悉的亮光。戴夫知道有麻烦了。伊维在学校里裸体演出《哈姆雷特》前，眼中闪烁的恰恰是这种亮光。

他们也谈到了戴夫和杜杜分手的事。“每个人都觉得这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做的恋爱游戏，根本长不了，”戴夫抱怨道，“可我早在成人之前就结束了恋爱游戏，不喜欢四处寻情。我对杜杜是认真的。我想要自己的孩子。”

“你比杜杜早熟，”伊维说，“当年我也一样，我比汉克·雷明顿早熟些。最近我听说汉克和安娜·默里结了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四处鬼混了。也许杜杜将来也会这样。”

“和你的情况一样，等她成熟就太晚了。”戴夫苦涩地说。

管弦乐队开始调音，伊维化起了妆，珀西穿上演出服。与此同时，节目导演托尼·帕特森让戴夫开始录嘉宾介绍。

这个节目是彩色的，戴夫穿着件深紫红色的天鹅绒西装走上台。他看着镜头，想象着杜杜微笑着伸出双臂，重新走进他的生活。“观众们，今天我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参加我们这个节目，他们就是电影《我和我的委托人》中的男女主角珀西·马昆德和伊维·威廉姆斯。顺便说一下，伊维是我亲爱的姐姐。”说完他率先鼓起了掌。录音棚里很安静，不过在电视播出之前，观众的鼓掌声会被加入音频。

“戴夫，希望你多一点笑容，”托尼说，“再来一次。”

录了三遍，托尼才感到满意。

这时查理和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五十来岁男子走进摄影棚。戴夫马上看出查理摆出了一副阿谀奉承的姿态。“戴夫，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的赞助商，”他说，“这位是美国顶尖的商界人士，全国洗涤品公司的老板阿尔伯特·沃顿先生。他专程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飞过来见你，真是够伟大的了，对吗？”

“的确很伟大。”戴夫说。每次戴夫开演唱会总会有很多观众飞越半个地球过来捧场，他总会装出一副快乐的样子。

沃顿说：“我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和一个十来岁的女儿，他们都很羡慕我能见到你。”

戴夫正在专心于制作一档伟大的电视节目，不愿把时间消磨在和洗衣粉巨头的对话上，但他意识到必须对眼前这个人以礼相待。“我可以为你的两个孩子在照片上签名。”他说。

“他们一定很激动。”

查理对跟在他身后的秘书普里查德打了个响指。“亲爱的珍妮，”查理做作地对四十多岁的普里查德小姐说，“去我的办公室拿几张戴夫的照片来。”

沃顿一头短发，身上的衣服很无趣，看上去是个典型的保守生意人。戴夫不禁问：“沃顿先生，是什么让你决定赞助我的节目？”

“我们的最新产品是一款名叫‘泡沫’的洗涤剂。”

“我看过那款产品的广告，”戴夫笑着说，“‘泡沫’比洗衣粉洗得更干净！”

沃顿点点头。也许每个他遇到的人都会提到这段广告词。“泡沫更可以信赖，而且已经用了好些年了，”他说，“基于这个原因，它还有些念旧的意味。年轻的家庭主妇常会说：‘泡沫，是的，我妈妈那时就经常用。’这非常好，但也有些危险。’”

戴夫饶有兴致地听着沃顿对商品的拟人化描述。不过沃顿的语气里既没幽默也没有讽刺的意味，戴夫知道，对金主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你想让我在节目里告诉大家，泡沫时髦又好用？”

“是的，”沃顿说，这时他终于笑了，“同时，我还想让你在节目里给美国的千家万户带来流行音乐和满满的幽默。”

戴夫笑了。“幸好我没去滚石乐队。”

“是的。”沃顿无比真诚地说。

珍妮带着两张10×8厘米的彩色照片和一支签字笔走进摄影棚。

戴夫问沃顿：“你的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卡罗琳和爱德华。”

戴夫在两张照片上分别写下了“致卡罗琳”和“致爱德华”的祝词，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托尼·帕特森说：“准备录制歌曲《知更鸟》。”

节目组为这首歌设置了布景。看上去是豪华商店的一角，玻璃展示柜里满是金光闪闪的奢侈品。珀西像个铺面巡视员一样穿着黑西装、系着银领带上了台。伊维则戴着帽子和手套，拿着手提包，像个有钱的顾客。他们分站在展示柜的两边。看着查理极力暗示两人的表演不能表现出恋爱的感觉，戴夫就禁不住笑了。

他们在乐队的伴奏下排练了一遍。歌曲曲调轻快，乐观向上。珀西的男中音和伊维的女低音配合得恰到好处。在适当的时候，珀西会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和一托盘戒指。“我们会在那时加入预先录好的笑声，让观众知道我们想让节目变得有趣。”查理说。

他们在摄影机前录了一遍。第一遍录制就很完美。但和以往一样，安全起见，他们还是又录了一遍。

快结束的时候，戴夫觉得一切都完美极了。对美国观众来说，这将是一档非常理想的娱乐节目。他觉得自己的这档节目一定能取得成功。

唱到歌词的最后一段时，伊维把身体探过柜台，踮着脚尖亲吻了珀西的面颊。

“太美妙了！”一曲唱毕，托尼走上台说，“谢谢各位，准备拍摄戴夫接下来的一段介绍词。”托尼有一种明显的窘迫，戴夫很想知道为什么。

伊维和珀西走下舞台。

站在戴夫身边的沃顿说：“不能播那个吻。”

戴夫还没来得及说话，查理·拉克洛抢先讨好地说：“当然不能播。沃顿先生，别担心，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用，比如说临时把镜头切给正在鼓掌的戴夫。”

戴夫温和地说：“我觉得这个吻很动人，没有任何挑逗的意思。”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沃顿厉声问。

戴夫有点担心，觉得这真有可能成为播出的障碍。

查理说：“戴夫，放弃吧，美国的电视上不能播出黑人和白人接吻的镜头。”

戴夫很吃惊，但仔细想想，出现在美国电视屏幕上的黑人的确连和白人触碰的镜头都很少。“这是美国的法律还是别的什么？”

“更像是种不成文的规定，”查理说，“不成文，但绝不能违背。”他坚定地说。

伊维听到对话，不依不饶地说：“为什么会这样？”

看见伊维的表情，戴夫暗暗在心里骂了一句。伊维不会就这样算了，肯定会和制片人争论。

摄影棚冷场几分钟。没人知道该说什么，尤其是珀西·马昆德在场的情况下。

最后，沃顿用干巴巴的会计师语气回答了伊维的问题。“观众不会认可，”他说，“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不同种族不能通婚。”

查理·拉克洛说：“是的。你的孩子和岳母都会在客厅里看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

沃顿看了眼珀西，意识到珀西娶的是李宝宝这样一位白人女子。“马昆德先生，如果有所冒犯的话，请你原谅我。”他说。

“我习惯了。”珀西温和地说。他没有否认被冒犯的事实，但也没想把这当成一件大事。戴夫觉得珀西做人很大度。

伊维愤慨地说：“也许电视能改变观众的偏见。”

“别幼稚了，”查理粗鲁地说，“如果给观众们看他们不喜欢的节目，他们马上会换台的。”

“让所有电视台都这样做，把美国刻画成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这没用的。”查理说。

“也许没什么用，”伊维说，“但我们还是应该试一试，不是吗？我们有这个责任。”说完她依次看了看查理、托尼、戴夫、珀西和沃顿。和伊维对视时，戴夫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因为他知道姐姐是对的。“我们这些做电视的有责任引导观众。”伊维又说。

查理说：“这可未必——”

戴夫打断了他的话。“查理，别争了。做电视的就是要影响人，影响不了的话，沃顿先生就不会把钱投在这儿了。”

查理很生气，但一句话都没说。

“我们现在有机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伊维说，“如果我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亲吻平·克劳斯贝，没人会介意。我们有责任让观众知道亲吻一个皮肤黑点的人也没什么大不了。”

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沃顿先生。

戴夫觉得自己的紧身衬衫上都沾满了汗水。他不希望沃顿产生被人冒犯的感觉。

“姑娘，你说得对，”沃顿说，“但我要对我的股东和雇员负责。我之所以在这儿，不是因为我想把世界变得更好，而是想把我们公司的产品卖给家庭主妇。我不想冒犯马昆德先生，但如果把我们的产品和跨种族婚恋联系起来，这个目标就达不到了。珀西，顺便提一句，我是你的歌迷——我有你所有的唱片。”

戴夫的思绪转到曼迪·拉夫身上。他一度迷恋着曼迪。她是个黑人——没有珀西那样黑，皮肤带点棕黄色。戴夫曾如饥似渴地亲吻着曼迪的皮肤。如果她没有回到前男友身边的话，戴夫也许已经向她求婚了。那样的话，戴夫就会处在珀西相同的位置，被迫忍受别人对他的婚姻说三道四。

查理说：“如果没有跨种族婚恋这个刺激的主题，你们的二重唱将是民族和谐的完美象征。如果把那个吻去掉，我觉得我们做了一项相当完美的工作。”

伊维说：“查理，你的想法不错。但你也应该明白，这是胡说八道。”

“这是严酷的现实。”

戴夫试着缓和下气氛：“查理，你刚才是不是说跨种族婚恋很‘刺激’，这么说倒挺有趣的。”

没有人被他逗笑。

伊维看了眼戴夫。“戴夫，别开玩笑了，告诉我你想怎么办？”伊维的话像是在奚落戴夫，“我和你从小到大接受的是坚守正义的教育。我们的父亲在西班牙内战中战斗过，祖母为全英国的妇女争取到了选举权。现在，你却准备服输了吗？”

珀西·马昆德说：“戴夫，你是个天才，他们需要你。没有你他们拍不成这个节目。你有权作出决定。用你的权力做些有益的事吧。”

查理说：“现实一点，没有全国洗涤品公司，就没有这个节目。我们很难找到新的赞助商——尤其在人们知道沃顿先生为什么退出之后。”

戴夫注意到，沃顿并没有说播放那个吻就要取消赞助。查理也没说寻找新赞助商完全不可能——只是说会比较难。如果坚持播放那个吻的话，播出也许会继续，戴夫的电视节目也许仍将得以保留。

一切都是未知数。

“真要我作决定吗？”

伊维说：“好像是的。”

他准备要承担这个风险吗？

不，他不想冒险。

“去掉那个吻。”他说。

四月，加斯帕·默里飞往孟菲斯，采访那里愈演愈烈、甚至变得愈发暴力的环卫工人大游行。

加斯帕知道暴力是什么样子。他知道，无论好人坏人，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在一定条件下都会表现出暴力的倾向。人一般会过上平静守法的一生，但有了一定的推动，大多数人都会犯下故意伤人、强奸、杀人的重罪。这个道理他早就知道了。

到了孟菲斯以后，他听取了两边的意见。市政厅发言人说外部势力煽动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罢工者则谴责警察的暴虐。

加斯帕问：“这儿谁是管事的？”

管事的是亨利·洛伯。

加斯帕听人说，孟菲斯的民主党市长洛伯毫不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洛伯坚信种族隔离制度的正确性，支持在公共场所为黑人和白人设立“分开但平等”的设施，并当众对抗进行种族融合的法庭令。

几乎所有的环卫工人都是黑人。

环卫工人的工资非常低，许多人都有接受救济的资格。他们经常被要求强制性无偿加班。孟菲斯市政厅不承认环卫工人组织的工会。

不过引发罢工的是安全问题。两位环卫工人被出故障的卡车轧死。洛伯拒绝淘汰过时的旧卡车，也不愿加强安全管理制度。

市议会表决通过了认可环卫工人工会的议案，罢工本应就此结束。但洛伯否决了市议会的决议。

罢工就此升级为广泛的抗议活动。

1968年4月3日，星期三，在加斯帕到达孟菲斯的同一天，马丁·路德·金再次飞到了孟菲斯。那天晚上，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了孟菲斯。在如注的雨水中，加斯帕前往梅森坦普尔教堂聆听金对集会信众的演讲。

拉尔夫·阿伯内西负责在演讲前造势。阿伯内西比金更高更黑，相貌普通，更有攻击性。根据传闻，他不仅是金最亲密的朋友，还和金一起喝酒、追女人。

参加者包括环卫工人、他们的家人，以及罢工的支持者。看着他们褴褛的衣服和破旧的鞋帽，加斯帕意识到美国确有些非常穷苦的人。他们没受过多少教育，干最脏最累的活，在居住的城市里被称为黑鬼或二等公民。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志气。他们不想这样生活下去，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梦想。

现在，他们有了马丁·路德·金。

金三十九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五年前，加斯帕在华盛顿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只是稍微有点胖，但现在他的身形已经完全鼓出来了。如果他没穿着这么件笔挺西装的话，旁人很可能把他误认为一位书店店主。但只要他一开口，他就变成了一位巨人。

这天，他的演讲带有些启示的意味。当他的演讲被窗外的雷鸣闪电打断时，他告诉信众，那天早晨他乘坐的飞机因一起爆炸威胁延误了。“但这完全影响不了我，因为我正走在迈向山顶的路途上，”这番话引来信众们的一番欢呼鼓掌，“我只想按着上帝的指引前进。”这时他被自己的演讲感动了，声音和五年前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时一样，急迫中夹杂着颤抖，“他让我登上山顶，”金朝着信众大声喊，“让我可以向下俯视，”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亢，“现在，我已经看到那块应许之地了！”

看得出，金被极大地感动了。他泪流满面，出了很多汗。信众们分享着他的热情大声喊：“是的！”“阿门！”

“我也许不会和你们一起到达那里。”金的声音因为倾注着感情而颤抖着。加斯帕想起了《圣经》里没能到达迦南地的摩西。“但我想让你们知道，今晚我们将作为独立的人到达应许之地。”两千多名听众爆发出祈祷声和欢呼声，“所以今晚我很高兴，我不担心任何事情，不害怕任何人。”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我亲眼见证了上天荣耀的降临。”

说完这句话以后，他缓缓地从讲道坛退后。拉尔夫·阿伯内西连忙冲上前撑住他，扶他下去坐着，人群发出的如潮掌声淹没了电闪雷鸣。

第二天，加斯帕用一整天时间报道了一起法律纠纷。市政府试图让法庭取缔金计划在下周一进行的示威游行，金准备做出些让步，确保小规模和平游行的正常进行。

这天傍晚，加斯帕和纽约的赫伯·古尔德通了话，决定由加斯帕做出安排，让萨姆·凯克布莱德在周六或周日采访洛伯和金。另外，赫伯还会派出一个电视报道小组拍摄周一的游行，并在周一晚的电视里播出。

和古尔德谈完以后，加斯帕去了金下榻的洛林汽车旅馆。旅馆只有两层，站在二楼阳台上可以俯瞰停车场。走到汽车旅馆门前，加斯帕看见了停车场上金租用的白色凯迪拉克，以及车里坐着的孟菲斯一家黑人殡仪馆的司机。车旁有一群金的助理，加斯帕在其中看见了维雷娜·马昆德。

维雷娜和五年前一样美艳动人，但看上去却和那时完全不一样了。她留着黑人发型，戴着念珠，穿着件扎有腰带的长袖衣服。加斯帕发现她的眼睛周围多了一圈圈细小的鱼尾纹，心想为马丁·路德·金这样一个被一些人爱戴、又被另一些人痛恨的伟人工作，肯定不容易。

加斯帕对维雷娜露出最灿烂的笑容。作了自我介绍以后，他对维雷娜说：“我们以前见过。”

维雷娜面露疑惑。“应该没见过吧。”

“我们肯定见过，但你完全不必介意，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63年8月28日，那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金博士‘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

“那时我是个学生报的记者，想从你这里得到一个采访金的机会，你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加斯帕还记得当时自己被维雷娜的美貌迷得不行。五年后，他觉得维雷娜仍然有着让他无法放下的魔力。

维雷娜不像刚才那样毫无回旋余地了，她笑着对加斯帕说：“这次你一定又想采访金博士了是吗？”

“萨姆·凯克布莱德周末要来孟菲斯，他会和亨利·洛伯谈谈，我想他也应该采访下金博士，听听你们这边的声音。”

“默里先生，我尽力帮您争取。”

“叫我加斯帕就行。”

她犹豫了一下，问：“我很想知道，那时我们在华盛顿是怎么相遇的？”

“那天我和我们家的朋友格雷格·别斯科夫众议员一起共进早餐，你那时和乔治·杰克斯在一起。”

“在那之后你都在干什么？”

“有段时间在越南。”

“你参战了吗？”

“是的，经历了几次战役。”加斯帕不想和别人谈越南，于是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

“你先问，我不保证一定回答。”

“你和乔治还是一对吗？”

“我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他们听到金的声音，两人同时抬头看。金博士站在房间外面的阳台上，正低头对停车场上加斯帕和维雷娜附近的一位助理说着些什么。金像是刚洗完澡，正把衬衫往裤子里塞。加斯帕觉得他也许正要出去吃晚饭。

金把两只手放在栏杆上，探出头和楼下的某个人开着玩笑。“本，我想你今晚为我演唱那首《我宝贵的上帝》——像以前那样完美地唱。”

白色凯迪拉克的司机抬头大声说：“先生，天气转凉了，晚上你也许得戴顶帽子。”

金说：“好的，琼西。”说着他从栏杆前直起身子。

突然一声枪响。

金踉跄地后退两步，像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一样张开双臂，撞在身后的墙上，然后跌倒在地。

维雷娜尖叫一声。

金的助理们用白色凯迪拉克作掩护躲了起来。

加斯帕单腿跪地。维雷娜伏在他面前。加斯帕用双臂抱住维雷娜，把她的头护在胸前，四下寻找子弹发射的位置。旅馆对面有幢公寓楼，子弹很可能是从那里面射出的。

枪手没有再次开枪。

加斯帕感到一阵痛心。缓过来以后，他放开维雷娜。“你还好吗？”他问。

“哦，马丁。”维雷娜立刻抬头往阳台方向望去。

两人警觉地站起身，不过枪击似乎停止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冲向通往阳台的内楼梯。

金仰卧在地，双脚倒挂在栏杆上。拉尔夫·阿伯内西和另一位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比利·凯尔，正俯身看着他。停车场上目睹枪击的人发出此起彼伏的尖叫和责骂声。

子弹打烂了金的脖子和下巴，打飞了他的领带。子弹造成的伤口很严重，加斯帕马上就知道，金是被一颗击中目标后会立即膨胀的达姆弹弹头击中的。鲜血不断往金的两侧肩膀上方涌出。

阿伯内西连声喊着：“马丁！马丁！马丁！”他拍了下金的脸颊。加斯帕觉得似乎在金的脸上看见了微弱的意识。阿伯内西说：“马丁，我是拉尔夫，别担心，很快就没事了。”金的嘴唇动了动，但发不出任何声音。

凯尔第一个赶到了房间里的电话前。他拿起电话，但总机没人。凯尔敲着墙大声喊：“接电话！接电话！快给我接电话啊！”

他很快就放弃了，跑回阳台对楼下停车场里的人喊：“打电话叫辆救护车，就说金博士遭到了枪击！”

有人从浴室拿来条毛巾，包起了金被打碎的头部。

凯尔从床上拿起一条橘黄色的床单，把金受伤的脖子及以下的身体都裹住了。

加斯帕熟悉枪伤，知道人最多能失多少血，知道伤员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康复，在何种情况下会走向死亡。

他知道，马丁·路德·金是在劫难逃了。

凯尔抓起金的手，拉开他的手指，拿掉一包烟。加斯帕从没见过金抽烟：显然他私下里才会抽。即便到了现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凯尔仍然在维护着朋友的形象。加斯帕的心被凯尔的忠诚打动了。

阿伯内西仍然在对金说着话。“能听到我说话吗？”他问，“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加斯帕发现金的脸色戏剧化地改变了，棕黑色的肤色先是变白，然后变成死灰，英俊的面庞呈现出不自然的平静。

加斯帕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金便处于这种死亡的过程之中。

维雷娜同样也意识到了死亡。她走回房间，低声地哭泣着。

加斯帕用双臂搂住她。

维雷娜瘫倒在他身上大哭着，热泪浸湿了加斯帕的白衬衫。

“我很难过，”加斯帕轻声说，“非常非常难过。”为维雷娜感到难过，也为马丁·路德·金难过。

更为美国而感到难过。

那天晚上，美国所有城市都炸开了锅。

住在贝弗利山酒店的戴夫·威廉姆斯恐惧地看着电视里的实况报道。美国的一百一十座城市发生了骚乱。在华盛顿，两万民众击垮了警察，在各处的建筑物里纵火。巴尔的摩的骚乱造成六人死亡，七百多人受伤。在芝加哥，两英里长的西麦迪逊路被夷为废墟。

第二天一整天，戴夫都待在屋里，叼着根烟看电视。要责怪谁呢？这不能只怪枪手，而要怪所有燃起仇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要怪对极度的不公平无动于衷的所有人。

这当中也包括了戴夫。

在几天前伯班克的电视摄影棚里，他曾有机会站出来反对种族制度。有人告诉他白种女人不能在美国的电视镜头里亲吻黑人男子。他姐姐本想用自己的行动挑战种族主义。但最终，戴夫还是向偏见屈服了。

和亨利·洛伯、巴里·戈德华特及乔治·华莱士一样，戴夫也是刺杀马丁·路德·金的凶手之一。

《戴夫·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们》将在第二天，星期六的晚间八点播出，节目里没有那个吻。

戴夫让客房服务送来一瓶波旁酒，喝了酒之后，很快在沙发上睡着了。

早晨醒来的时候，戴夫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他冲了个澡，为宿醉服下两片阿司匹林，穿上自己最保守的服装——阔翻领的绿色格子西装和喇叭裤，叫了辆车，在十点钟的时候抵达伯班克的摄影棚。

他知道即便在周末，查理·拉克洛也一定在办公室。周六是节目的播出日，节目播出前的最后一刻常会出些乱子——这次戴夫也要惹出些乱子。

查理的中年女秘书珍妮坐在外间办公室的办公桌前。“普里查德小姐，早上好。”戴夫跟她打了个招呼。查理平时对珍妮很怠慢，戴夫看不过去，对珍妮格外尊重。将心比心，珍妮也很敬重戴夫，愿意为他做任何事。“能不能替我查查去克利夫兰的航班？”

“俄亥俄州是吗？”

戴夫露齿一笑。“美国还有另一个克利夫兰吗？”

“今天就去吗？”

“尽快。”

“你知道有多远吗？”

“大约两千英里。”

珍妮拿起电话。

戴夫说：“帮我在克利夫兰机场叫辆车接我。”

珍妮做了下记录，然后对着电话说：“下一班去克利夫兰的班机是在什么时候？……谢谢，我拿着电话等你。”她又看了眼戴夫，“你要去克利夫兰的哪里？”

“把阿尔伯特·沃顿家的住址告诉司机。”

“沃顿先生叫你去吗？”

“我想给他个惊喜。”戴夫朝珍妮眨眨眼，然后走进了里间办公室。

查理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因为是周六的缘故，他穿着件花呢外套，没有打领带。“你能制作两个版本的节目吗？”戴夫问，“一个有吻，一个没有吻。”

“很简单，”查理说，“我们已经制作了一个没有吻的版本，准备今天晚上播出。我们今天早上就能制作出一个有吻的版本，但我们不打算这么做。”

“今天过些时候你会接到阿尔伯特·沃顿的电话，让你把吻加进去。我只想让你作下准备，你不会想让赞助商失望吧。”

“当然不想，但你如何能确定会让他改变主意呢？”

戴夫当然无法确定，但他不会对查理这样说。“如果有两个版本在手的话，哪个时间点以后，你就不能再作更换了呢？”

“东部时间八点差十分。”

珍妮·普里查德探进头。“戴夫，十一点的飞机，机场离这儿有七十英里，你现在就得走了。”

“我正打算走呢！”

“飞过去要四个小时，两地有三个半小时的时差，因此你会在晚上六点半的时候落地。”她把一张写有沃顿家地址的纸条递给戴夫，“七点应该能到。”

“时间刚刚好。”戴夫对珍妮说。然后他对查理挥挥手说：“别离开电话。”

查理看上去有些困惑。他不习惯被人指手画脚。“我哪儿都不去。”他说。

走出查理的办公室以后，普里查德小姐对戴夫说：“他妻子叫苏珊，两个孩子分别是卡罗琳和爱德华。”

“谢谢你，”戴夫关上了查理办公室的门，“普里查德小姐，厌烦为查理工作的话，我这儿正好缺了一个秘书。”

“我已经烦透他了，”她说，“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下周一。”

“九点到贝弗利山酒店报到吗？”

“十点吧。”

宾馆的车把戴夫送到洛杉矶国际机场。为了避免在候机处引起混乱，普里查德小姐给航空公司打了电话，让空姐带他走贵宾通道。

戴夫早上只吃了一片阿司匹林，因此很高兴能在航班上吃到一顿午餐。当飞机开始在伊利湖畔的克利夫兰降落的时候，戴夫盘算起该对沃顿先生说些什么。说服沃顿将会非常难。但处理得好的话，他也许可以完全改变沃顿的立场。这对戴夫之前的懦弱将是一种补救。他想告诉姐姐，他已经完成了自我救赎。

普里查德小姐安排得很好，戴夫一下飞机，已经有辆车在霍普金斯国际机场等着他了。出租车把他送到了绿树成荫的市郊。七点刚过，汽车开进了一幢豪华却不显山露水的牧场式大宅。戴夫走向入口，按响了门铃。

他感到非常紧张。

沃顿穿着V字领毛衣和休闲裤亲自来开门。“戴夫·威廉姆斯，”他说，“你怎么……”

“沃顿先生，晚上好，”戴夫说，“很抱歉来打扰，但我有事要找你谈。”

惊讶过后，沃顿看起来很开心。“快进来见见我的家人。”他说。

沃顿领着戴夫走进餐厅。一家人似乎刚吃完晚饭。沃顿有个三十多岁的漂亮老婆，一个十六岁的女儿和一个看上去比女儿小两岁、脸上长满了雀斑的儿子。“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沃顿说，“这位是桃色岁月乐队的戴夫·威廉姆斯先生。”

沃顿夫人用白嫩的手捂着嘴说：“哦，我的老天啊！”

戴夫和她握了手，然后回头看着沃顿夫妇的两个孩子。“你们一定是卡罗琳和爱德华吧。”

沃顿满脸笑意，显然对戴夫能记住两个孩子的名字感到高兴。

以往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流行巨星突然来家里造访，让孩子们非常吃惊。爱德华几乎说不出话。卡罗琳挺起胸，让两只乳房看上去十分坚挺，戴夫见惯了女孩这种邀请的姿态。这种姿态的潜台词是：“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戴夫假装没有注意。

沃顿说：“戴夫，坐吧，和我们一起聊聊。”

沃顿夫人说：“要甜点吗？我们正在吃草莓酥饼。”

“给我来点儿，谢谢你，”戴夫说，“我一直住在酒店里——能吃到家里做的点心真是再好不过了。”

“真是太可怜了。”说完她便走去厨房了。

“你是今天从洛杉矶过来的吗？”沃顿问他。

“是的。”

“应该不会是特地来找我的吧。”

“事实上，我就是来找您的。我想就今晚的演出再找您谈一次。”

“好啊。”沃顿不置可否地说。

沃顿夫人拿着装有草莓酥饼的盘子回到餐厅，开始切分酥饼。

戴夫希望两个孩子站在自己这边。他对卡罗琳和爱德华说：“我和你们的爸爸做的节目中有个二重唱，演唱者是珀西·马昆德和我姐姐伊维·威廉姆斯。”

爱德华说：“我看过那部电影，他们的表演非常棒！”

“歌唱完以后，伊维吻了珀西的脸颊。”说到这里，戴夫故意停顿了一下。

卡罗琳说：“真的吗？太了不起了！”

把一大块草莓酥饼递给戴夫的时候，沃顿夫人调情似的对他抬了抬眉毛。

戴夫说：“我和沃顿先生谈论过这个镜头会不会冒犯电视观众——我和他都不想造成这个局面，因此决定去掉这个吻。”

沃顿说：“我觉得这么做非常明智。”

戴夫说：“沃顿先生，我今天之所以来见您，是因为作出那个决定以后，形势已经有了变化。”

“你说的是马丁·路德·金遇刺的事吧。”

“金博士被杀了，但美国仍然在流血。”像平时写歌词一样，戴夫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句话。

沃顿摇着头，嘴巴固执地噘着。戴夫开始不那么乐观了。沃顿生硬地说：“我有一千多名员工——顺便提一下，其中有许多是黑人。如果因为冒犯了观众造成销售额大幅下滑的话，他们中的很多人兴许会失业。我可承担不了这样的风险。”

“我们都得承担风险，”戴夫说，“我的流行歌手事业也可能受到威胁。可是我想为这个国家越变越好做些事情。”

沃顿像对待子女们说出过于理想化的话语时那样，宽容地笑了笑：“你觉得一个吻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戴夫声音沙哑地小声说：“阿尔伯特，现在是周六的晚上。你想想看：全美国的黑人青年现在都在思考，今晚是要出去放火砸玻璃，还是平静下来远离麻烦。在作决定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因为主持人是摇滚明星而收看《戴夫·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们》。你希望他们看完节目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但显然——”

“想想现在节目中为珀西和伊维设置的场景。场景中的所有部分都在说黑人和白人是不相容的：他们的装扮，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还有他们中间的那张桌子。”

“我们就是想要达到那个目的。”沃顿说。

“我们过于强调了他们的不可兼容，我不想让黑人兄弟们看到这种镜头，尤其是他们最崇拜的英雄刚刚遇刺的今晚。但伊维在二重唱时的那个吻填平了之前的隔离。这个吻说明白人和黑人不用相互压榨，不必鞭打彼此，更无须杀戮。它告诉人们，黑人和白人可以相互触碰。这原本无足轻重，但眼下却能改变人们的想法。”

戴夫屏住呼吸。事实上他并不知道这个吻是否能阻止今晚的众多骚乱。之所以留下这个吻，是因为他希望真理最终能战胜谬误。不过他觉得这番话也许能说服沃顿。

卡罗琳说：“爸爸，戴夫说得对。你应该让他们留下那个吻。”

“说得没错。”爱德华说。

沃顿没有被孩子们的意见左右，但让戴夫有些意外的是，他却转向了妻子：“亲爱的，你认为如何？”

“我不会让你去做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她说，“这点你应该很清楚。不过我觉得，播放那个吻或许还能有利于我们的公司。如果被人批评的话，你就说是为马丁·路德·金而这样做的就好了。你可以成为一位英雄。”

戴夫说：“沃顿先生，现在已经七点四十五分了。查理·拉克洛正在电话旁等着。如果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给他打电话，他还有时间更换带子。最后的决定就等你来做了。”

餐厅里非常安静。沃顿想了一分多钟，他终于站起身：“见鬼，我想你也许是对的。”

他走出餐厅，来到走廊里。

餐厅里所有人都听见了他的拨号音。戴夫咬紧了自己的嘴唇。“请给我接拉克洛先生……你好，查理……对，他是在这里，在和我们一起吃甜点……我们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是想让你把那个吻放到节目里……没错，这是我说的。谢谢你，查理，晚安。”

听到沃顿挂上电话的声音，戴夫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沃顿回到餐厅。“电话打完了。”他说。

戴夫说：“谢谢你，沃顿先生。”

“那个吻取得了巨大的反响，其中大部分是好的。”周二，在贝弗利山的马可·波罗酒廊吃午饭时，戴夫对伊维说。

“全国洗涤品公司因此受益了吗？”

“我的新朋友沃顿先生是这么说的，他说全国洗涤品公司的销售额不降反升。”

“你的那个节目呢？”

“也很成功。他们已经预定了一季。”

“这是因为你作了正确的选择。”

“我的个人事业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对一个门门功课不及格的家伙来说，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查理·拉克洛坐到他们这桌。“抱歉我迟到了，”他毫无诚意地说，“我正在撰写和全国洗涤品公司共同发布的新闻稿，所以稍稍迟了些。节目才播了三天，他们却已经在想着利用良好的观众反响获利了。”说着，他递给戴夫两张纸。

伊维问：“能让我先看看吗？”她知道弟弟在阅读上有障碍。戴夫顺水推舟地把纸交到了姐姐手里。读过以后，伊维对弟弟说：“戴夫，他们想让你在节目里说：‘我想赞扬一下全国洗涤品公司的总经理，为他在坚持播出有争议的吻时表现出的勇气和远见而赞扬他。’他们可真是好意思！”

戴夫拿回那两页纸。

查理递给他一支圆珠笔。

戴夫在纸的最上方写下“可以”这两个字，签上名，把纸递还给查理。

伊维很生气。“这种做法真可恶！”她说。

“没办法，”戴夫说，“电视就是这么个行当。”

第四十三章

德米卡正式离婚那天，克里姆林宫头面人物的助理们正要开个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讨论会。

德米卡非常兴奋。他期望娶娜塔亚为妻，这时两人结婚的最主要障碍已经去除了。德米卡希望尽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娜塔亚，但到达尼娜·奥尼洛娃厅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个助理在那儿了，他必须再等等。

娜塔亚披着一头卷发走了进来，德米卡笑容满面地看着她。娜塔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还是欢快地报之以笑容。

德米卡对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发生的事也感到非常兴奋。捷克斯洛伐克的新任总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是个合乎德米卡心意的改革派。自德米卡在克里姆林宫工作以来，终于有一个苏联的卫星国宣布，共产主义不一定要参照苏联的模式。4月5日，杜布切克宣布了包括自由演讲，公民可以去西方旅行，禁止非法逮捕，以及加大工业企业的自由度等一揽子改革方案。

如果这些政策在捷克斯洛伐克可行的话，在苏联也同样可行。

与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应该废除的妹妹坦尼娅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一样，德米卡一直觉得社会主义可以进行改革。

会议开始以后，叶夫根尼·菲利波夫抛出了一份克格勃的报告，称资产阶级分子正试图破坏捷克革命的根基。

德米卡重重地叹了口气。这是勃列日涅夫治下克里姆林宫典型的办事风格。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从不询问提出的问题是否合理，而总会寻找——甚至杜撰问题中包含的恶意。

德米卡轻蔑地说：“我觉得在二十多年的共产主义进程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资本主义余孽。”

菲利波夫拿出了作为证据的两张纸。一张是维也纳犹太人档案中心馆长西蒙·维森塔尔的信，他在信中赞扬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布拉格的工作。另一张是捷克斯洛伐克印刷的传单，号召乌克兰脱离苏联。

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在桌子另一边嘲笑地说：“这明显是可笑的伪证！西蒙·维森塔尔根本不可能在布拉格组织反革命活动。克格勃难道不能再做得真一点吗？”

菲利波夫愤怒地说：“杜布切克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这句话里有一部分是事实，先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失宠以后，杜布切克被勃列日涅夫定为接班人，因为他看起来迟钝且忠诚。对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来说，他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菲利波夫义愤填膺地说：“杜布切克允许报界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这个问题上，菲利波夫并不占理。杜布切克的前任安托宁·诺沃特尼是个骗子。德米卡说：“刚解禁的报纸揭露诺沃特尼利用进口执照购买美洲虎汽车，以极大的利润卖给党内的同事。”他摆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菲利波夫同志，你真想保护这样的人吗？”

“我希望用严厉的纪律和制度来统治共产主义国家，”菲利波夫说，“反动报纸马上会要求开始西方所谓的民主，但这种民主只是两个敌对的资产阶级政党相互对抗而营造出的假象，其实质是工人阶级的被压迫、被践踏。”

“没人想看到这样的局面，”娜塔亚说，“不过我们希望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西方游客纷至沓来的文明国家。如果抑制了它的改革，造成旅游业发展滞后，苏联就要付出更多的钱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

菲利波夫嘲笑说：“这是外交部的观点吗？”

“外交部希望和杜布切克协商，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个共产主义国家，而非不分青红皂白地野蛮介入。”

最后，大多数人的意见倾向于从经济方面加以考虑，建议政治局在东德德累斯顿进行的华沙条约组织的下一次会议上，就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质询杜布切克。德米卡非常兴奋：至少在这一刻，强硬清洗的威胁去除了，令人激动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改革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走出尼娜·奥尼洛娃厅以后，德米卡对娜塔亚说：“我离婚了，不再是尼娜的丈夫，在法律上已经和她没关系了。”

娜塔亚的回答很平静。“很好。”她的表情却很激动。

德米卡已经与尼娜、小格雷戈里分开了一年。他找了个小房间，每周抽时间和娜塔亚在那儿聚一两次，每次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对德米卡和娜塔亚来说，这样的安排不能算尽如人意。“我想娶你。”德米卡说。

“我也想嫁给你。”

“你会和尼克谈吗？”

“会的。”

“今晚吗？”

“我会尽快的。”

“你在怕什么？”

“我不是为自己害怕，”她说，“他再怎么对我，我都不怕。”想起娜塔亚被打裂的嘴唇，德米卡不禁皱了皱眉。“记得那个卖录音机的人吗？”她问，“我担心的是你。”

德米卡当然记得。那个胆敢欺骗娜塔亚的人被痛打了一顿后进了医院。娜塔亚觉得，如果她请求尼克和她离婚，同样的事很可能发生在德米卡身上。

德米卡不相信尼克动得了他。“我不是底层的罪犯，我是总理的左膀右臂。尼克动不了我。”他对这话有近乎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说不准，”娜塔亚没精打采地说，“尼克也有上层的关系。”

德米卡小声问：“你还和他上床吗？”

“很少了，他还有别的女人。”

“你喜欢和他上床吗？”

“当然不！”

“他呢？”

“也不是很有兴趣。”

“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问题出在他的自尊心上。只要一想到我爱上别的男人，他就变得非常生气。”

“我不怕他生气。”

“我怕。但我发誓会去和他谈。”

“谢谢你，”德米卡的声音低到只有娜塔亚能听得清，“我爱你。”

“我也爱你。”

德米卡回到办公室，把开会的情况简单报告给上司阿列克谢·柯西金。

“我也不相信克格勃，”柯西金说，“安德罗波夫想阻挠杜布切克的改革，捏造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行动。”新任克格勃头目尤里·安德罗波夫是个狂热的强硬派。柯西金接着说：“可我需要从捷克斯洛伐克得到可靠的情报。克格勃不可信赖，但我又能找谁去呢？”

“派我妹妹去那儿，”德米卡说，“我妹妹是塔斯社记者。她在古巴危机期间曾经通过红军的电报装置为赫鲁晓夫发了不少有用的情报。她可以在布拉格为你做相同的事情。”

“好主意，”柯西金说，“就这么办吧。”

第二天，德米卡没见到娜塔亚。但第三天晚上七点，在德米卡正要离开办公室时，娜塔亚却来了电话。

“你和尼克谈过了吗？”德米卡问。

“还没，”德米卡还没来得及表达自己的失望，娜塔亚又说，“但出了件别的事情，菲利波夫找过我丈夫了。”

“菲利波夫？”德米卡非常吃惊，“国防部官员怎么会去找你丈夫？”

“他故意使坏，把我和你的事情告诉了我丈夫。”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总在会议上起冲突，可是……”

“我有件事没告诉你，菲利波夫曾经向我献过殷勤。”

“那个该死的傻瓜，是什么时候的事？”

“两个月前在河畔酒吧，那时你跟随柯西金出差去了。”

“简直不可思议。他以为，我不在，你就会和他上床吗？”

“差不多吧，太让人难堪了。我告诉他即便莫斯科只有他一个男人，我也不会跟他上床，也许我应该表达得委婉一些。”

“你认为他是为了报复才告密的吗？”

“我想是的。”

“尼克对你说了些什么？”

“什么都没说。这正是让我担心的地方。真把我嘴唇打裂，我就没这么担心了。”

“别那么说。”

“我担心的是你。”

“别担心，我没事。”

“当心点儿。”

“我会的。”

“回家时记着开车，千万别走路。”

“我一直开车回家的。”

说完再见以后，两人挂了电话。德米卡穿上大衣，戴上皮帽，离开了办公大楼。他的莫斯科人408型小汽车停在克里姆林宫的停车场，因此他至少在单位是安全的。他开车回家，路上一直在琢磨着尼克是否有胆量开车撞过来，好在什么事都没发生。

到住处后，德米卡把车停在一个街区外。这是他最容易受到袭击的一刻。他必须从汽车停放的地方走到路灯下的公寓楼门口。如果有人要痛打他一顿的话，很可能选择在此时动手。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但伏击者有可能躲起来了。

德米卡猜测，尼克本人不会出手，可能会派些手下过来。德米卡想知道会来多少人。他要还击吗？如果只来两个人，德米卡或许有赢的机会——他不是个软蛋。如果来三四个的话，他就只能挨打，自认倒霉了。

德米卡下了车，锁上。

他沿着人行道朝前走。袭击者会从停在路边的车子后面冲出来，从前面一幢楼房的拐角冒出来，还是潜伏在哪幢大楼的楼道里呢？

德米卡走进公寓楼，袭击者会不会等在大堂呢？

他等了一会儿，电梯才来。

进了电梯，门关了以后，他又开始担心对方会不会已经进了他的公寓。

他打开公寓门。屋里很安静。他检查了卧室、客厅、厨房和浴室。

这些地方都没有人。

他锁上房门。

接下来两个星期，德米卡走在街上时一直担心会不会被袭击。日子一长，他觉得不必担心，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了。也许尼克不介意妻子的婚外情，也许尼克不愿与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人结怨。德米卡渐渐开始安下心了。

德米卡仍然对叶夫根尼·菲利波夫的恶意感到迷惑不解。他怎么会惊讶于娜塔亚对他的不屑一顾呢？菲利波夫是个毫无情趣、衣着随便、性格阴沉的男人：怎么会想去勾搭一个既有丈夫又有情人的漂亮女人呢？菲利波夫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他的复仇显然没有成功。

然而，德米卡的心思主要还是放在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上。“布拉格之春”对克里姆林宫造成的分裂，比之前的古巴导弹危机更严重。以德米卡的上司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为代表的一些人，对“布拉格之春”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捷克人可以为共产主义经济呈现出的低效和浪费找出解决之道。出于政治上的谋略，他们没有表现出热烈拥护的态度，而是建议仔细观察杜布切克的为政之道，以避免和强硬派发生直接对抗。但菲利波夫的上司，国防部长安德烈·格里森科，以及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却对布拉格的事态焦躁不安。他们惧怕布拉格的巨变会影响苏联的权威，影响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削弱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力量。他们希望把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废黜杜布切克，重新建立一个依附于莫斯科的强权国家。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以往一样，暂时没发表意见，等待着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

尽管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也害怕犯错。马克思-列宁主义能解决世上一切问题，因此他所作的决定必须绝对正确。任何意见不和主流一致的人都会被认为离经叛道。德米卡有时很想知道梵蒂冈教廷是否也存在着同样恶劣的氛围。

因为没人想出头率先发表意见，政治局的委员们只能让他们的助理事先非正式地开个会，对政治局会议接下来的议题进行讨论。

“杜布切克的改革不仅包括新闻自由，”一天下午，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在政治局会议厅外的宽阔走廊里对德米卡说，“杜布切克还想给他所在的、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斯洛伐克族以更大的自由。如果这种思想流传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会怎么样呢？”

如同以往一样，菲利波夫还是用十多年前的老眼光在看待问题。现代几乎每个人都留着长发，菲利波夫却仍然剪了个部队里的平顶头。德米卡试着不去想菲利波夫给自己惹了多大的麻烦。“你说的这些威胁还都遥不可及，”德米卡争辩道，“苏联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没有理由进行强硬的军事干涉。”

“杜布切克小瞧了克格勃。他驱逐了几名在布拉格搜集情报的苏联特工，还开始调查前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之死。”

“克格勃得到暗杀友好国家部长的授权了吗？”德米卡问，“匈牙利和东德的领导人知道了会怎么想？一旦这种事传出去，克格勃的名声肯定会比中央情报局更糟。美国最多在古巴这样的敌对国家杀些人罢了，我们却连友好国家的人都杀。”

菲利波夫暴躁起来：“容忍布拉格方面这样下去，形势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在外交上会陷入停滞——这点你很清楚。”

“那又怎么样呢？”

“这会损害我们和西方的关系。为了减少在军事上的投入，我们正尽力消除和美国之间的紧张氛围。如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话，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甚至有可能让理查德·尼克松当上总统——尼克松一旦当上总统，肯定会在军费上增加投入。你好好想想，这会让我们在军费上增加多少支出！”

菲利波夫想打断德米卡的话，却被他的气势压制住了。“入侵还会吓到第三世界国家。为了胜过想取代我们充当共产主义国家核心的中国，我们必须加强和广大不结盟国家的联系。这也正是我们今年十一月将举办世界共产党人大会的原因。如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次大会肯定会收到羞辱性的失败。”

菲利波夫冷笑道：“那你就准备让杜布切克为所欲为了吗？”

“恰恰相反，”德米卡借此抛出了柯西金的建议，“柯西金会去布拉格进行协商——得出一个不用武力的解决办法。”

菲利波夫马上抛出了国防部的方案：“国防部会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会马上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一旦协商失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就将展开。”

“没问题。”德米卡知道，无论如何，国防部都会做好入侵的准备。

作出决定以后，德米卡和菲利波夫离开会议室，各自朝两个相反的方向走去。德米卡走进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发现秘书维拉·普莱特纳正拿着电话。这时，维拉的脸像打字机里的纸一样苍白。“发生什么事了吗？”他问。

维拉把话筒递给他：“你前妻的电话。”

德米卡压制了抱怨的冲动，接过话筒问：“尼娜，怎么了？”

“快回来，”尼娜尖叫道，“格里沙不见了！”

德米卡的心瞬间停跳了似的。小格雷戈里被昵称为格里沙，他快五岁了，还没开始上学。“不见了是什么意思？”

“我找不到格里沙，他不见了，所有地方都找过了！”

德米卡一阵心痛，他极力保持着平静。“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哪儿？”

“他上楼去你妈妈那儿。我让他自己去——就在楼上三层，以往我都是让他自己去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到一小时前——你必须马上回来！”

“我这就回去。你赶快打电话报警。”

“快点儿回来。”

“打电话报警，记住了吗？”

“我马上打。”

德米卡放下电话，离开办公室，冲出办公大楼。他没顾上穿大衣，这时已经顾不上莫斯科的严寒了。他跳上自己的莫斯科人汽车，将变速杆推到第一档，驶离了克里姆林宫。尽管狠命踩着油门，但小车仍然开得不是很快。

尼娜仍然住在他们先前住的政府公寓里，那儿离克里姆林宫不到一英里。德米卡把车停在路边，跑进了公寓楼。

门厅里有个隶属于克格勃的门卫。“德米特里·伊里奇，下午好。”门卫礼貌地跟他打了声招呼。

“你看见我儿子格里沙了吗？”德米卡问。

“今天没有。”

“他不见了——会从大楼里跑出去吗？”

“不会，至少是一点钟以后，我吃完午饭回来。”

“今天有陌生人进过这幢大楼吗？”

“和往常一样有那么几个，我这儿有他们的名单——”

“我等下看，如果你见到格里沙，请马上给我家打电话。”

“好的，没问题。”

“警察马上就到。”

“我会领他们到你家。”

德米卡在楼道里等电梯，身上焦躁得全是汗。进了电梯以后，他神经质地按错了楼层，使得电梯在底楼到尼娜住的公寓楼层之间多停了一次。到达尼娜所住的楼层以后，德米卡看见尼娜和妈妈安雅在一起。

安雅不住地用手擦着印花围裙。她说：“格里沙没来过我的公寓，我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会不会迷路了？”德米卡问。

尼娜说：“他自己上去不止二十次了——他知道该怎么走——但他才五岁，很容易分心走错地方。”

“门卫肯定他没离开过大楼。我们只需在楼里找找就可以了。我们先挨家挨户去找吧。不用，先等等，大多数住户都有电话。我现在就下楼去门卫那儿打电话。”

安雅说：“他可能不在某户住家里。”

“你俩到每层楼的走廊、垃圾房和各处的楼梯找一找。”

“好，”安雅说，“我们坐电梯到顶楼，一层层往下找。”

尼娜和安雅坐上电梯，德米卡从楼梯上往下跑。到了门厅以后，他把情况告诉门卫，开始挨家挨户打电话。他不太清楚公寓里有多少住户：也许有一百多户吧？“有个男孩走失了，您见过他吗？”对方接起电话以后，他总会这么问。对方一说“没有”，他就马上挂电话，然后拨打下一家。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把没接电话和没有电话的人家记录下来。

胖警长带着年轻巡警来的时候，德米卡已经打了四层楼的电话了，可还是没有一点发现。两个警察的平静让人焦心。“我们很熟悉这幢楼，马上到各处去看一遍。”胖警长说。

“两个人根本不够，再多派些警察来！”德米卡说。

“先生，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增派人手。”警长说。

德米卡不想花工夫与人争论。他回去继续打电话，但觉得尼娜和安雅会更有可能比他先找到格里沙。如果格里沙走错人家的话，那家人必定已经通知门卫了。格里沙很可能在上下楼时迷了路。想到小男孩现在有多么害怕，德米卡真想哭上一场。

又打了十来分钟电话，两个警察把格里沙夹在中间，顺着楼梯从地下室走上楼，格里沙和警长手牵着手。

德米卡扔掉话筒，朝格里沙奔去。

格里沙说：“我打不开门，于是就哭了。”

德米卡抱起格里沙，搂紧了他，拼命忍住眼泪。

过了会儿，他问儿子：“格里沙，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叔叔找到我了。”格里沙说。

安雅和尼娜从楼道里冲下来，欣喜若狂。尼娜从德米卡手里抱过格里沙，把小家伙搂在胸前。

德米卡转身问警长：“在哪儿找到他的？”

警长沾沾自喜地说：“在地下室的储藏室里。门没锁，但他够不到把手。他受了惊，但看上去没有受伤。”

德米卡问儿子：“格里沙，你为什么要到地下室去？”

“有人说那里有条小狗——可我没找到。”

“是个男人吗？”

“是的。”

“你认识他吗？”

格里沙摇了摇头。

警长戴上帽子。“找到就好了。”他说。

“等等，”德米卡说，“我儿子说有人用小狗当诱饵，把他骗到了储藏室。”

“是的，先生，他也告诉我了。可是，没人触犯法律。”

“有人想诱拐儿童！”

“很难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小的孩子说的话更不可信。”

“事实很清楚。有人把我儿子骗到地下室，又把他丢下了。”

“他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

“听着，我很感谢你能帮我找到我儿子，但你不觉得对这件事的处理稍显轻率了吗？”

“每天都有孩子迷路。”

德米卡有点起疑了。“你怎么知道到哪儿去找他？”

“侥幸猜中而已。一来我就说了，我非常熟悉这幢楼。”

德米卡决定不在如此激动的状态下说出自己的疑惑。他转过身，朝着格里沙又一次发问：“那个人告诉你名字了吗？”

“说了，”格里沙回答，“他说自己叫尼克。”

第二天早上，德米卡要来了尼克·斯莫特罗夫的克格勃文件。

他非常生气，真想拿把枪干掉尼克。但他告诉自己必须保持镇静。

对尼克来说，前一天骗过门卫不会是什么难事。他可以假装成一个帮忙搬东西的跟在楼里的某个住户后面，或是仅仅出示一下党员证就走进大楼。但是，尼克知道格里沙常从尼娜住的地方去他妈妈家，对于这一点，德米卡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不过他很快就想到，尼克也许几天前就踩好点了。他可以和一些邻居闲聊，找到格里沙的活动规律，选择最佳时机进行诱拐。他甚至可能贿赂了这里的片警。他就是想把德米卡吓个半死。

他成功了。

但德米卡发誓要让他后悔。

从理论上来讲，阿列克谢·柯西金作为总理可以查看他想看到的任何文件。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柯西金能看什么文件却需要尤里·安德罗波夫来决定。德米卡认确信，尼克的犯罪行为牵扯不到政治，克格勃没有理由扣住他的个人档案。果然不出所料，尼克的档案这天下午就出现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尼克的档案非常厚。

如同德米卡所料，尼克是个黑市商人，和大多数黑市商人一样是个机会主义者。只要在苏联难买的商品，尼克都会进行非法交易——花衬衫、昂贵的香水、电吉他、女士的贴身内衣、苏格兰威士忌。德米卡仔细地浏览着这份文件，希望从中找到能够足以摧毁尼克的关键点。

克格勃靠流言就能随意抓人，对付尼克，德米卡却需要确凿的证据。他可以带着这份克格勃文件找到警察，要他们进行调查。但尼克显然贿赂过警察——不然也不可能长时间地逍遥法外。尼克的保护伞自然希望这种贿赂能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警方有调查，这种调查也会很快就不了了之。

文件里写了许多尼克私生活方面的事情。他有个情妇，还有好几个女朋友。他和其中的一个女朋友甚至在一起吸大麻。德米卡觉得，娜塔亚对他的这些女朋友肯定知道得不多。每天下午，尼克几乎都会在中央市场附近的马德里酒吧和人谈生意。他有个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漂亮——

德米卡吃惊地在文件中看到，尼克的妻子长期和柯西金总理的助理德米特里·伊里奇·德沃尔金保持着长期的情人关系。

尼克档案里出现了自己的名字，这让德米卡非常害怕，看来没有任何事能在苏联保密。

幸好没有照片和录音。

文件里有张尼克的照片，德米卡从没见过他。尼克是个有着迷人笑容的英俊男子。照片上，尼克穿着一件饰有肩章的高档大衣。档案里的记录说，尼克身高一米八，是个体格健硕的男子。

德米卡真想把他打个皮开肉绽。

他把复仇的想法放到一边，继续往下读档案。

很快，他就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

尼克从军队里购买了电视机。

军队里有笔很大的经费，因为怕被定性为不爱国，没人敢质疑这笔经费的用途。其中一部分被用来从西方购买高科技设备。苏联红军每年都要用这笔资金从西方购买几百台昂贵的电视机。他们最喜欢买画面精致、声音清晰的西柏林弗兰克牌电视。根据记录，军队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电视机。它们是几个中级军官订购的，这几人的名字都被记录在了档案里。买来这些电视机后，他们会说款式已经过时了，然后把它们便宜卖给尼克。尼克再把这些电视机拿到黑市上高价卖出，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

尼克的大多数生意都赚不了什么钱，但和军队的电视机交易能让他每年都赚上大钱。

没有证据能表明确有其事，但德米卡知道肯定有这回事。克格勃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军方，但军队的内部调查却以证据不足而草草了事。德米卡心想，调查员多半也牵涉了这桩交易。

他打电话给娜塔亚的办公室。“立马回答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家的电视是什么牌子的？”

“弗兰克牌，”娜塔亚立刻作出了回答，“弗兰克牌电视机非常棒，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弄一台。”

“不用了，谢谢你。”

“为什么问这个？”

“我之后再跟你解释。”德米卡挂了电话。

他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五点。他离开克里姆林宫，把车开到一条名为萨多瓦娅-萨摩特察纳卡娅的马路上。

他必须吓吓尼克。这事不会简单，但他必须行动。他必须让尼克明白无论将来还是过去，他都不该威胁德米卡的家人。

德米卡把莫斯科人轿车停在路边，但没有立刻下车。他回忆起古巴导弹危机时，自己从始至终不惜一切代价保守秘密的往事。当时为了完成任务，他毫不犹豫地毁了许多人的工作，甚至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现在他同样要毁了尼克。

他锁上车，走向马德里酒吧。

德米卡推开门，走进酒吧。他站定，四处张望了一会儿。这是个阴郁却极具现代感的地方，桌椅都是塑料的。电暖炉冒出的热气和墙上弗拉门戈舞者的照片，不合时宜地给酒吧增添了几许暖色。不多的几位客人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德米卡，看上去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流氓。很难想象这种地方竟然和档案中的尼克有所联系。

酒吧尽头有个带转角的小吧台，边门上标着“内部场所”几个字。

德米卡像这里的老板一样大步流星地穿过酒吧，还没站稳就劈头盖脸地问吧台后的男人：“尼克在里面吗？”

男人似乎想让德米卡停下步子，但看了眼德米卡的表情后，他马上改变了主意。“在里面。”他说。

德米卡推开门。

四个男人正在狭小的密室里打牌。桌上放了许多钱。两个浓妆艳抹、穿着短裙的女孩看上去有些无聊地坐在一边的沙发上，抽着长条美式烟。

德米卡很快就认出了尼克。他和照片上一样英俊，但相机镜头没抓住尼克的冷酷表情。尼克对德米卡说：“这是私人场所，滚出去！”

德米卡说：“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尼克把牌扣在桌子上，往椅背上一靠。“你他妈的是谁？”

“可能有不太好的事会发生。”

两个玩牌的人站起身，转过来看着德米卡。一个人把手伸进外套，德米卡心想他也许要拿出武器。但看到尼克懒洋洋地举起手以后，这个人犹豫着没把家伙掏出来。

尼克盯着德米卡问：“你在说什么啊？”

“发生不太好的事情后，人们一般总会问是谁惹出来的。”

“你会告诉我吗？”

“我现在告诉你，将要给你找上麻烦的是德米特里·伊里奇·德沃尔金。”

“狗娘养的，我不会有任何麻烦。”

“之前确实没麻烦——但在犯了昨天那个错误以后，你的麻烦就大了。”

尼克周围的人紧张起来，他却依然保持着平静。“昨天吗？”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你就是和她乱搞的小子？”

“当你陷入棘手的大麻烦时，请一定记住我的名字。”

“你就是德米卡！”

“我们还会见面的。”说完，德米卡缓缓转身，走出密室。

穿过酒吧时，里面每个人都盯着他。德米卡直视前方，觉得任何一刻都有可能被子弹击中。

他走到门口，从容不迫地走出了门。

德米卡笑了笑。侥幸成功了，他琢磨着。

现在他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

他从市中心驱车六英里前往霍登卡机场，把车停在红军情报中心的停车场。情报中心大楼是幢斯大林时代的诡异建筑，九层高楼的周边搭建了两层裙楼。中心准备在附近再建一幢十五层的大楼：情报组织从来不担心规模会缩小。

德米卡拿着尼克的克格勃文件走进情报中心老楼，要求面见沃洛佳·别斯科夫将军。

一个卫兵问：“你有预约吗？”

德米卡提高嗓门说：“小子，别闹，快打电话给将军的秘书，告诉他我已经在这儿了。”

一阵忙乱以后——很少有人不请自来——德米卡被引导着穿过一个金属探测器，坐电梯前往顶楼办公室。

情报中心大楼是附近最高的建筑，可以把莫斯科一览无余。沃洛佳跟德米卡打了招呼，给他端了杯茶。德米卡一直很喜欢这位舅舅。五十多岁的沃洛佳已经有了些白发。尽管眼神颇为严厉，但他是真正的改革者——在保守的军队高层可并不多见。他曾经还去过一次美国呢！

“怎么了？”沃洛佳问，“你看上去好像准备要杀人。”

“我碰到个问题，”德米卡告诉他，“我树敌了。”

“在你的圈子里并不少见。”

“和政治无关。尼克·斯莫特罗夫是个恶棍。”

“你怎么惹上这样一个人了？”

“我和他老婆睡了。”

沃洛佳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威胁你了是吗？”

沃洛佳舅舅也许从没对聪明美丽的卓娅舅妈不忠过，这意味着他并不同情德米卡。可如果他蠢得去娶尼娜这种女人的话，或许对德米卡的看法会有所改变吧。

德米卡说：“尼克诱拐了格里沙。”

沃洛佳坐直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昨天。最后我们找到了格里沙。尼克仅仅把他关在政府公寓的地下室里，但这不过是个警告。”

“你必须放弃这个女人！”

德米卡继续自己的话题。“舅舅，我是因为一个特别的理由来找您的。您可以在帮我忙的同时为军队做件好事。”

“说下去。”

“尼克是一场骗局的主谋，这个骗局每年榨取军队数百万卢布。”德米卡把尼克将红军用特别经费购买的电视机转手倒卖的事告诉他。说完以后，他把尼克的档案放在沃洛佳的桌子上。“详细情况都写在这里——还包括了策划这整件事的几个军官的名字。”

沃洛佳没去拿文件。“我不是警察，我无法逮捕那个尼克。如果他贿赂了警察的话，我就没什么可以帮你的了。”

“但你可以逮捕涉事的军官啊！”

“这倒是。他们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被捕入狱。”

“你可以终止他们的买卖！”

“很快就不会有这种买卖了。”

没有了倒卖军队电视机的买卖，尼克就完蛋了，德米卡心想。“舅舅，谢谢你，”他说，“你帮我大忙了。”

尼克来见他的时候，德米卡正在打点行装，他要去捷克斯洛伐克出差。

政治局同意了柯西金的方案。德米卡将随柯西金乘飞机前往布拉格，协商应对这次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他们想找到一个既能让强硬分子不用担心会对苏联体系构成威胁，又能让匈牙利的改革试验顺利进行下去的折中方案。可是，德米卡希望不久的将来整个苏联体系都能有所改变。

布拉格的五月气温适宜，不过会有点潮湿。门铃响的时候，德米卡正在叠雨衣，准备往包里放。

他所住的大楼没有门卫，没有内部通话系统。大楼沿街的那扇门永远不上锁，任何访客都能不请自来。这里远没有德米卡前妻所住的政府公寓那样奢华。德米卡有时会觉得有点不公，但很高兴格里沙和奶奶住得近。

德米卡打开门，吃惊地看到情人的丈夫站在门口。

尼克比德米卡高大，但德米卡早就做好了面对他的准备。他退后一步，拿起近身很重的一个玻璃烟灰缸，准备用来当武器。

“不需要用那个。”尼克一边说，一边走进玄关，关上门。

“走开，”德米卡说，“在惹上麻烦前快离开这里。”他试着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更有自信。

尼克满怀恨意瞪着他。“你表明了立场，”他说，“你不怕我。你完全有能力摧毁我的生活。我应该怕你。很好，我明白了。我确实怕了。”

这话似乎有点言不由衷。

德米卡问：“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根本不在乎那个贱人。我是为了让已经死了的老娘高兴才娶了她。但被别的男人戴绿帽子任谁都会受伤。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别废话，快说重点。”

“我的生意全被你毁了。军队里所有人都不跟我说话了，更别提卖给我电视机了。靠我赚到钱买了四居室别墅的人，在街上看到我一句话都不说——我是指那几个侥幸没入狱的人。”

“你不该威胁到我儿子。”

“我现在知道了。我以为我妻子为哪个小人物张开了双腿，没想到你是这么个难缠的主儿，我低估了你。”

“那就快离开我家，自己疗伤去吧。”

“我必须得挣钱活命。”

“试着找个活儿干。”

“别开玩笑了。我找到了另一条买卖西方电视机的渠道——和军队没有干系。”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重新打造起被你毁灭的生意。”

“那又怎么样？”

“能让我进屋坐下谈吗？”

“别他妈的犯傻。”

尼克的目光中又一次充满了怒气。德米卡担心自己有点太过了，但这股怒火很快就消失了。尼克谦卑地说：“你看这样行吗？我让你抽成百分之十。”

“你想让我参与你的不合法生意吗？你一定是疯了。”

“那就百分之二十。只要别来惹我，你就能拿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傻瓜，我不要你的钱。这是苏联，不像美国那样有钱什么都能买。我的关系网远比你给我的钱更有用。”

“你一定有想要的东西。”

在说到这个话题之前，德米卡之所以和尼克争吵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脸面。但现在他发现机会来了。“哦，是的，”他说，“我的确有想要的东西。”

“你想要什么？”

“和你老婆离婚。”

“你说什么？”

“我想要你和你妻子离婚。”

“和娜塔亚离婚吗？”

“和你妻子离婚，”德米卡又说了一遍，“你难道对这六个字理解有困难吗？”

“天杀的，这样就行了吗？”

“是的。”

“你可以和她结婚，我不会再去碰她了。”

“如果你和她离婚，我立马就放过你。我不是警察，我也不想针对苏联的腐败展开讨伐。我有更重要的活儿要干。”

“成交，”尼克打开门，“我立马送她上来。”

德米卡吃了一惊。“她在这儿吗？”

“正等在车里呢。我会让她把东西打好包，明天送过来。我不想在家里再见到她了！”

德米卡提高嗓音说：“别想伤害她。即便磨破一点皮，整个交易也会取消。”

尼克在门口转过身，竖起一根手指威胁德米卡。“你也别想违约。如果再想搞我，我就用厨房里的餐刀割掉她的乳头。”

德米卡知道逼急了的话尼克会说到做到。他努力克制住颤抖。“快走吧你。”

尼克没关门便下了楼。

德米卡像是长跑过后一样呼吸艰难。他定定地站在狭小的玄关里，聆听着尼克拖着步子下楼的声音。他手心全是汗，把烟灰缸放回玄关的小桌上时差点把烟灰缸失手摔在地上。

刚才他像是做了一场梦。尼克真的站在门口，同意离婚了吗？德米卡真的把他吓退了吗？

一分钟以后，他听到楼道上传来比先前更轻更快的脚步声。德米卡没有出门迎接：他觉得自己像是被钉在了玄关里。

娜塔亚站在门口，她的爽朗笑容让整个玄关都亮了起来。娜塔亚一下扑进他怀里。德米卡把脸埋进她的发卷。“你终于来了。”他说。

“既然来了，”她说，“我就不会再走了。”

第四十四章

丽贝卡背着伯纳德和别人发生了婚外情，但她不想对伯纳德撒谎。在悔恨中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遇见了一个真正喜欢的人，”她说，“我吻了他，吻了他两次，真是太对不起了。我不会再这样了。”

丽贝卡很担心伯纳德接下来会怎么说。他也许会马上提出离婚。大多数男人都这样。不过伯纳德比大多数男人都要好。可如果他不动怒，而是感到羞辱，丽贝卡反而会觉得伤心。她会对世界上她最爱的人造成伤害。

伯纳德对这番坦白的回应与她事前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你完全可以继续，”他说，“继续和那家伙保持现在的关系吧。”

两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躺在床上。丽贝卡翻过身看着伯纳德。“你怎么这样说呢！”

“现在是提倡自由恋爱的1968年，每个人都有权和自己喜欢的人发生关系。为什么你就不行呢？”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我是认真的，但没想这么轻描淡写。”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爱我，”他说，“我知道你想和我发生关系，但你需要的是真正的性爱，不能一辈子都满足于跟我过家家。”

“真正的性爱也没你说得那么好，”丽贝卡说，“这种事因人而异。和你在一起比和汉斯那时要好得多。”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会觉得好。但我还是觉得你需要享受真正的性爱。”

丽贝卡知道伯纳德说得对。她爱他，喜欢两人间特殊的性爱，但当丽贝卡一想到克劳斯是怎样伏在她身上，亲吻她，在她里面抽插，与此同时她又是怎样抬起屁股迎合的时候，她的下面马上就湿了。她对这种感觉感到非常羞耻。她难道只是动物吗？也许她的确是。不过伯纳德对她的需求倒把握得很准。

“也许是因为在战争中的经历，”她说，“我觉得我这个人很怪。”她告诉过伯纳德——不过没有跟其他任何人提过——红军士兵本打算强奸她，但卡拉替她遭了那份罪。德国女人即便在私下之间也很少提到那个年代的事情。但丽贝卡永远忘不了卡拉高昂着头上楼，后面跟着几个哈巴狗似的苏联士兵的场面。十三岁的丽贝卡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并为这种事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如释重负流了泪。

伯纳德敏锐地问：“你为自己逃脱让卡拉遭罪感到内疚吗？”

“是的，这会很奇怪吗？”她说，“我是个孩子，还是个受害者，我却觉得做了件非常羞耻的事情。”

“这并不少见，”伯纳德说，“经历过战争的人常因为别人死了，他们却活了下来而感到有罪。”伯纳德的前额上有个希洛高地战役留下的伤疤。

“卡拉和沃纳收养我以后，我的感觉才好上些，”丽贝卡说，“这让卡拉替我受罪的事看上去顺理成章了。父母不是常为儿女在作出牺牲吗？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非常痛苦，或许这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成了卡拉的女儿以后我却开始觉得她的那些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了。”

“是的，人常常会这么想。”

“你真的不介意我和其他男人上床吗？”

“是的，不怎么介意。”

“但这是为何呢？”

“因为情况反过来会更糟。如果不和他上床的话，你在内心里就会觉得因为我的缘故而失去了些什么，你为我作出了牺牲。我情愿你继续进行尝试。你用不着跟我说你们怎么怎么样——只要回家时说你爱我就行。”

“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夜，丽贝卡睡得很不安稳。

第二天晚上，在汉堡的议会会议厅，一幢新文艺复兴风格、有着绿色屋顶的巨大建筑里，丽贝卡坐在希望当她情人的克劳斯·克劳恩身边。她是市议会的一员。他们正在讨论拆除一处贫民窟，改造成商业中心。但这时丽贝卡的脑子里只有克劳斯。

丽贝卡知道，结束后克劳斯会请她去酒吧喝酒。这是他们第三次一起去酒吧。第一次喝酒之后两人吻别了。第二次喝酒之后在停车场亲热了一会儿，舌吻，克劳斯还摸了丽贝卡的胸。今晚丽贝卡确信克劳斯会邀请她去他家。

她不知该怎么办。她无法集中精力于议会的讨论上。心里全都是自己的事。她觉得又害怕又渴望。会议很无聊，可她希望这会永远都别结束，因为她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感到非常恐惧。

克劳斯非常有吸引力：聪明、善良、幽默、风趣，还和她一样都是三十七岁。他妻子两年前死于车祸，两人没有孩子。克劳斯不像电影明星那样英俊，笑容却很温暖。今晚他穿着适合政客穿的蓝色西装，但整个会议厅只有他一个男议员敞开着领口。丽贝卡想和他做爱，非常想。却又十分害怕。

会议结束以后，克劳斯如丽贝卡所料地邀请她去离市政厅很远但也很安静的游艇俱乐部喝酒。两人分别开自己的车前往游艇俱乐部。

酒吧又小又暗，白天有人出航时生意很好，这时却几乎没什么人了。克劳斯要了瓶啤酒，丽贝卡要了杯起泡的葡萄酒。坐定以后，丽贝卡对克劳斯说：“我把我们的事告诉了我丈夫。”

克劳斯很吃惊。“为什么啊？”接着，他又说，“不过也没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但他还是露出负罪的表情。

“我无法对伯纳德撒谎，”她说，“我爱他。”

“你显然也无法对我撒谎。”克劳斯说。

“我很抱歉。”

“不需要道歉——恰恰相反，我要对你的诚实表示感谢。我很欣赏你的这种诚实。”克劳斯看上去有点垂头丧气，丽贝卡对克劳斯因为爱她而表现出失望反倒觉得有些高兴。克劳斯悲伤地说：“如果你向你丈夫吐露了实情，那你为何今天还会跟我在这儿见面呢？”

“伯纳德让我继续下去。”丽贝卡说。

“你丈夫同意我们接吻吗？”

“他想让我做你的情人。”

“这很诡异，是不是和他的残疾有关系？”

“不，”丽贝卡撒了个谎，“伯纳德的状况对我们的性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关系到伯纳德的面子问题，丽贝卡对母亲和几个女性密友一直保持着这种说法：如果让人知道真相，丽贝卡觉得伯纳德一定会感到耻辱。

“如果今天是幸运日的话，”克劳斯说，“就直接去我的公寓吧。”

“不介意的话，我建议别这么赶。”

克劳斯把手放在丽贝卡手上。“紧张是自然的。”

“这种事我以前不经常做。”

他笑了：“即便生活在自由恋爱的时代，心有余悸也不算是什么坏事。”

“我在大学里和两个男孩睡过，然后嫁给了汉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秘密警察。接着我爱上了伯纳德，和他一起逃到了西德。这就是我的整个恋爱史。”

“说些别的吧，”克劳斯说，“你父母仍然在东德吗？”

“是的，他们一直得不到移民许可。一旦同我的第一任丈夫汉斯·霍夫曼这样的人树了敌——那就永远没好果子吃了。”

“你一定很想他们吧。”

丽贝卡无法表达自己对家人汹涌的爱。柏林墙建成那天，东德就阻断了两边的电话联系，因此丽贝卡甚至无法和父母通话。丽贝卡和家人只能通过信件联系——被斯塔西打开查看，经常延迟和受到审查，信里附着的贵重物品还会被警察偷走。丽贝卡收到过不多的几张照片，她把这些照片都放在了床边：沃纳头发都白了，卡拉变得很胖，莉莉已经是个漂亮的大姑娘了。

丽贝卡没有谈自己的不幸，而是问克劳斯：“说说你自己吧，你在战争中遭遇了些什么？”

“只是和大多数孩子一样饿了几顿而已，”他说，“我家隔壁的房子被炸毁，所有人都被炸死了，但我们都安然无恙。我爸爸是个测量员：战争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评估爆炸损失，保证建筑物的安全。”

“你有兄弟姐妹吗？”

“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你呢？”

“我妹妹莉莉仍旧在东柏林，弟弟瓦利在我之后也很快逃过来了。他是桃色岁月乐队的吉他手。”

“原来你弟弟就是那个瓦利啊！”

“是的。他在厨房里出生的时候，我就在旁边，那是家里唯一暖和点儿的房间，对十四岁的女孩来说，那绝对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经历。”

“这么说，他也是偷渡过来的了？”

“刚开始瓦利和我一起住在汉堡，后来他去绳索大街一家地下夜总会弹吉他。”

“现在他已经是个流行巨星了，你常见到他吗？”

“当然，每次桃色岁月来西德演出时我都会见到他。”

“太激动人心了！”克劳斯看着她的酒杯，发现酒杯已经空了，“再要杯葡萄酒吗？”

丽贝卡觉得心头一紧。“谢谢你，不用了。”

“有件事我想让你知道，”克劳斯说，“我很想和你做爱，但我知道你还没拿定主意。记住，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主意。你我之间没有什么不能回头的事情。如果感觉不舒服，尽管说好了。我发誓既不会坚持也不会生气。我不想让你感到我让你做了任何还没准备好的事情。”

丽贝卡希望克劳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她开始慢慢放松下来。她害怕作出错误决定，陷得太深而无法抽身。克劳斯的诺言让她安心了。“现在去你那儿吧。”她说。

他们各自上了车。丽贝卡开车跟在克劳斯后面。开车时她感到极度兴奋。她终于要把自己献给克劳斯了。她一边解开衬衫，一边想着克劳斯的面容——她在衬衫里面穿着新买的黑色蕾丝胸罩。他想象着他们会如何接吻——癫狂后转为抚爱的深情之吻。她想象着她把他的睾丸含在嘴里时他所发出的叹息。丽贝卡觉得自己从未如此渴望过做任何事，她不得不咬住牙关，不让自己大叫出声。

克劳斯在一处新建的大楼里有一间小公寓。跟着克劳斯上电梯的时候，丽贝卡又开始有些忐忑。脱下衣服以后，他不满意我的身体该怎么办？丽贝卡已经三十七岁：不再有坚挺乳房和十来岁姑娘的柔嫩皮肤。如果他有着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又该怎么办？他也许会拿出手铐和鞭子，然后锁上门——

她告诉自己别这么犯傻。她和任何一个平常女人那样都能识破变态，克劳斯无疑是个相当正常的男人。但在克劳斯打开房门领她进屋时，她还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些许不安。

屋里有股浓重的男人气息。屋里没什么装饰，除了几样实用的家具外，只有一台大电视和一个贵重的唱片机。丽贝卡问克劳斯：“你在这儿住了多久？”

“一年了。”

不出所料，这果然不是他和死去的妻子一起住的那个家。

克劳斯显然早就计划好了。他动作麻利地点燃暖气炉，把一张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唱片放进唱片机，然后在一个托盘上摆上一瓶杜松子酒、两个杯子和一盘咸味坚果。

两人肩并肩坐在沙发上。

丽贝卡很想知道克劳斯在这个沙发上引诱过多少女人，提这个话题也许有些不合适，但她就是想问。另外，丽贝卡还想知道克劳斯是希望独身，还是希望再娶一位女子。又是个很难开口的问题。

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克劳斯在两个杯子里倒上杜松子酒。为了找点事做，丽贝卡拿起酒杯喝了一口。克劳斯说：“如果现在接吻，我们就能尝到对方舌头上的酒了。”

丽贝卡说：“好吧，就这么干！”

克劳斯凑近丽贝卡。“我不想浪费钱。”他轻声说。

丽贝卡说：“很高兴你是个简朴持家的人。”

因为笑得太欢，她们一时没能吻上。

笑过之后，克劳斯和丽贝卡亲密地接了吻。

当卡梅隆·杜瓦邀请理查德·尼克松到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的时候，人人都觉得卡梅隆疯了。他们说这是全美最激进的学校，尼克松会被钉上十字架的，演讲时肯定会引发一场冲突。但卡梅隆置若罔闻。

卡梅隆觉得尼克松是美国的唯一希望。尼克松体魄强壮，做事有毅力。很多人觉得他狡猾和寡廉鲜耻：但那又怎么样呢？美国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千万不能让鲍比·肯尼迪这种不停纠结于是非对错的人当上总统。下任总统不能一味讲良心，而要果断决绝地消灭贫民窟和越南丛林里的匪徒。

在给尼克松的信中，卡梅隆说左派媒体把目光都集中在校园里的自由派和秘密共产党员身上，但校园里的大多数学生实际上是遵纪守法的保守人士，许多人都会来参加尼克松的演讲集会。

卡梅隆的家人都很生气。卡梅隆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民主党参议员，父母也一直投票支持民主党。他妹妹更是气得不行。“你怎么能站在谎言、战争和不义的那一边呢？”杜杜问他。

“和没有交通规则街上就乱成一团一样，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美国丝毫没有和平可言。”

“你难道眼瞎了吗？你难道没看到非暴力不抵抗的黑人被警棍和恶犬所袭击，没看到里根州长鼓励警察殴打学生示威者吗？”

“你是在和警察过不去。”

“我是和罪犯过不去。警察殴打示威者就是犯了罪，罪犯应该坐牢。”

“这正是我之所以支持尼克松和里根这种人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对手想把警察投进监狱，而不是那些惹出麻烦的人。”

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宣布要寻求民主党党内提名的时候，卡梅隆感到非常开心。汉弗莱唯唯诺诺地在约翰逊手下干了四年，没人相信他会赢得越南战争，也没人相信他会通过协商停止战争，因此汉弗莱根本不可能当选总统。但他这一掺和，更有竞争力的鲍比·肯尼迪就要遭殃了。

尼克松竞选团队的约翰·埃利希曼给卡梅隆回了信，建议见他一面。卡梅隆非常激动。他早就希望投身于政治：也许这对他来说会是个起点。

埃利希曼是尼克松的先遣助选员。他身材高大，眉毛浓密，但头发却有点稀疏了。“迪克 【7】 很喜欢你的信。”他对卡梅隆说。

他们在电报街的一家咖啡馆见了面，坐在一棵新发芽的树底下，看着学生们在阳光下骑车从眼前经过。“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埃利希曼说，“我是洛杉矶分校毕业的。”

埃利希曼问了卡梅隆许多问题，对杜瓦家的民主党渊源感到非常吃惊。“我祖母曾是一家名叫《布法罗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的记者。”

“这印证了美国是怎样越来越保守的。”埃利希曼说。

听说家庭不会成为在共和党谋职的阻碍以后，卡梅隆大松了一口气。

“迪克不会来伯克利校园演讲，”埃利希曼说，“这样做风险太大。”

卡梅隆很失望。他觉得埃利希曼的看法错了：演讲会得到巨大的成功。

还没来得及争辩，埃利希曼又说：“但他希望你为竞选组织一个伯克利学生会。新成立的这个组织将表明，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被尤因·麦卡锡愚弄，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站在鲍比·肯尼迪这一边。”

卡梅隆对得到总统竞选人的重视感到非常高兴，没多想便同意了埃利希曼的这个提议。

卡梅隆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是贾米·马尔格雷夫。贾米和卡梅隆一样专修俄语，也是个年轻的共和党党员。他们宣布建立共和党伯克利学生会，在学生报《加利福尼亚人日报》上刊登了广告，但只有十个人加入。

卡梅隆和贾米组织午餐会以吸引会员。在埃利希曼的帮助下，卡梅隆找到三个著名的共和党人进行演讲。他订了个能容纳两百五十位与会者的会议厅。

卡梅隆发了份新闻通稿，这一次他从对伯克利学生会支持尼克松感到惊讶的当地报纸和电台得到了广泛支持。几家报纸和电台报道了共和党人演讲的消息，表示要派记者进行采访。

《旧金山观察家报》的莎伦·麦基拉克打电话给卡梅隆。“迄今为止你们已经有了多少人？”她问。

卡梅隆对莎伦做作的声音有种本能的反感。“我不能告诉你，”他说，“这相当于军事机密。在打仗之前，你不会告诉敌人你有多少把枪。”

“这么说，是没有多少了？”莎伦讽刺地说。

媒体显然看不上这样的演讲会。

雪上加霜的是，他们无法出售门票。

他们本可以免费分发门票，但那样做很危险：左派学生很可能在会上对演讲者进行诘问。

卡梅隆仍然相信大多数学生是保守派，但他意识到这些人在现时的大环境下并不愿意承认。这样做很懦弱，不过他知道，政治和大多数人并没有切切实实的关系。

但他该怎么办呢？

演讲会前一天他还剩两百来张票没有卖——埃利希曼打电话来问售票的大体情况。“我只是想问问，”他说，“准备得顺不顺利？”

“约翰，演讲会肯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卡梅隆说。

“媒体感兴趣吗？”

“有些兴趣，会出现几个记者。”

“卖了多少票了？”埃利希曼似乎能隔着电话看出卡梅隆在想什么。

卡梅隆陷在先前的谎言中无法自拔。“票快卖完了，会来很多人。”运气好的话，埃利希曼识破不了他的谎言。

这时埃利希曼投下了颗重磅炸弹。“我明天去旧金山，会去参加演讲会。”

“太好了。”虽然这样说，但卡梅隆的心猛地一沉。

“到时候见。”

下午上完一节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以后，卡梅隆和贾米在会议厅里大摇其头。到哪儿去找两百个共和党的学生啊？

“不一定真的是学生。”卡梅隆说。

“报上会说参加者都是些冒牌货。”贾米激动地说。

“不算冒牌货，只是些碰巧不是学生的共和党人而已。”

“我还是觉得这么干很危险。”

“我知道，但总比会场空荡荡的要强。”

“我们去哪儿找人啊？”

“你有奥克兰共和党青年会的电话吗？”

“我有。”

他们找到付费电话，卡梅隆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我需要两百个人，让演讲会看上去热闹一点。”他向对方交了底。

“我尽量帮你办。”对方承诺。

“让他们别接受记者采访。我们不希望媒体发现为尼克松呐喊助威的伯克利学生大多数根本不是学生。”

卡梅隆挂上电话以后，贾米说：“这不是欺骗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卡梅隆其实很明白贾米的意思，但他并不准备承认。他不愿因为一个小小的谎言，就错失了和埃利希曼搭上线的机会。

贾米说：“我们跟人说伯克利学生都支持尼克松，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卡梅隆生怕贾米会取消演讲会。

“我想也是。”贾米犹犹豫豫地说。

第二天早上，卡梅隆一直都很焦虑。十二点半的时候，会议厅里只有七个人。演讲者来了以后，卡梅隆把他们带到侧面的小房间，给他们送上咖啡和贾米妈妈烘制的小饼干。十二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会议厅里依然空荡荡的。但五分钟以后，人们开始陆续进场。一点钟时，会议厅几乎坐满了。卡梅隆稍稍心定了些。

卡梅隆请埃利希曼主持会议。“我不主持，”埃利希曼说，“学生主持的话效果会更好。”

卡梅隆向参加演讲会的人介绍了几位演讲者，但之后的演讲却一点都没听进去。演讲会很成功，埃利希曼非常高兴——但没到最后结束，演讲会还是有可能出岔子。

演讲者说完以后，卡梅隆作了结语，他说演讲会标志着学生们对游行示威、自由化思想和毒品泛滥的极度抵制。他的讲话迎来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结束时，他恨不得人马上都走光，以免自己的伎俩曝光。

莎伦·麦基拉克出现在现场。莎伦的脸上一副大无畏的表情，让卡梅隆想起了年少时无视自己爱的表白的伊维·威廉姆斯。莎伦走近正在离开会场的人群进行采访。一些人拒绝接受采访。好在她接着走近的是一位真正在伯克利读书的共和党学生。等到采访完这位学生，会议厅外已经没有人了。

两点半，卡梅隆和埃利希曼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厅里。“干得好，”埃利希曼说，“你确信这些人都是学生吗？”

卡梅隆犹豫了一下。“我们创造历史了吗？”

埃利希曼笑了。“学期结束以后，你愿意来迪克的竞选阵营工作吗？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卡梅隆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当然愿意。”

菲茨到威廉姆斯家拜访时，戴夫正好也和父母一起待在伦敦彼得大街的家里。

劳埃德、黛西和戴夫正在厨房——伊维在洛杉矶拍戏。这时是晚上六点，戴夫和伊维小时候的所谓“茶点”时间，那时候劳埃德和黛西会陪着他们坐一会儿，聊聊一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出门参加一些政治集会。黛西时常在“茶点”时间抽烟，劳埃德有时会弄点鸡尾酒喝。戴夫和伊维成人以后，只要有人在家，这样的传统依然还继续保持。

正和父母聊到和杜杜的分手时，女仆进门说：“菲茨赫伯特伯爵来了。”

戴夫发现父亲突然紧张起来。

黛西把手放在劳埃德的手臂上说：“不会有什么事，别那么紧张。”

戴夫充满了好奇。他已经知道，菲茨赫伯特伯爵年轻时引诱了当时在庄园当女佣的艾瑟尔，爸爸就是他们的私生子。他还知道菲茨五十多年来一直顽固地拒绝承认有这么个儿子。伯爵今晚究竟是来干吗的呢？

菲茨扶着两根拐杖走进厨房。一走近厨房，他就说：“我妹妹茉黛去世了。”

黛西站起身。“菲茨，我感到很难过，”她说，“快来坐下吧。”说着，她搀扶起他的手臂。

但菲茨犹豫地看着劳埃德说：“我无权坐在这幢房子里。”

看得出，菲茨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劳埃德尽力控制着自己焦躁的情绪。毕竟，眼前站着的是遗弃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男人。“坐下吧。”他僵硬地说。

戴夫拖出一把椅子，让菲茨坐在餐桌边。“我会参加两天后她的葬礼。”菲茨说。

劳埃德问：“她不是住在东德吗？你怎么知道她去世的消息呢？”

“茉黛有个叫卡拉的女儿。她给东德的英国大使馆打了电话。他们好心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茉黛去世的消息。我在1945年以前当了很多年的外交部长。自豪地说，这还是管点用的。”

没有问菲茨要喝什么，黛西直接从壁橱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往杯子里倒了一点，然后又在菲茨面前放了一小杯白水。菲茨往威士忌里加了点水，喝下一口。“黛西，亏你还记得。”戴夫想起，妈妈嫁给博伊·菲茨赫伯特的时候，曾经和公婆一起住过一段。妈妈显然还记得菲茨喝威士忌时的习惯。

劳埃德说：“茉黛女士是我已故母亲最好的朋友。”他的声音似乎稍稍有些放松，“我最后一次见她是1933年妈妈带我去柏林的时候。那时茉黛正作为记者写一些反对希特勒的文章。”

菲茨说：“1919年以后，我既没见过她，也没和她说过话。我对她未经我允许就嫁人，而且嫁了个德国人感到非常生气。我为这事气了快有五十年了。”菲茨苍老的脸上露出极度的悲伤，“现在原谅她已经太晚了，我真是个傻瓜。”接着他直视着劳埃德说：“我在其他事上也犯了傻。”

劳埃德飞快地点了下头。

戴夫看了一眼母亲的眼神。他感到刚刚发生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母亲的表情验证了他这种感觉。菲茨的遗憾深重得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但他的到来本身就表明了一种道歉的含义。

很难想象这个弱不禁风的老人曾深陷一段热恋。但菲茨爱过艾瑟尔，从奶奶昔日的只言片语中，戴夫知道她也爱过菲茨。尽管菲茨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的私生子，但回首往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这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啊！

“我跟你一起去。”戴夫自告奋勇地说。

“你说什么？”

“我跟你一起去柏林参加葬礼。”戴夫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不过他觉得这兴许会有治愈的效果。

“戴夫，你真是太替人着想了。”菲茨说。

黛西说：“戴夫，你能去就太好了。”

戴夫看了看父亲，生怕他会不同意。令人惊讶的是，劳埃德竟然落泪了。

第二天，戴夫和菲茨飞往柏林，在西柏林的宾馆里过了夜。

“介意我直接叫你菲茨吗？”晚饭时，戴夫问，“尽管我们知道伯尼·莱克维兹是爸爸的继父，但我们一直叫他‘爷爷’。小时候我又从来没见过你，所以现在再改总觉得晚了。”

“我无权要求你必须叫我爷爷，”菲茨说，“事实上，我对你怎么称呼我一点儿都不在乎。”

他们谈到了政治。“我们保守派人士对共产主义的见解一点都没错，”菲茨说，“我们说它没用，它还确实没什么用。但我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判断完全错了。当艾瑟尔说人人都应该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享受失业保险的时候，我说她是在做梦。但你看看现在：她所争取的议案全都得到了通过，英国也在越变越好。”

菲茨具有勇于认错的能力，这一点使他格外具有人格上的吸引力，戴夫心想。伯爵以前显然不是这样一个人：不然也不会和威廉姆斯家吵上几十年。这也许是年老以后才具有的品质。

第二天一早，戴夫的秘书珍妮·普里查德订的一辆黑色梅赛德斯就停在宾馆门口，要送他们过边界，前往东柏林。

汽车开到了边境检查点。

通过一道篱笆，开进一条递交护照的长长通道，边防兵让车等在那儿。

边防兵收走护照以后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没穿制服的高大驼背男人走了过来，让他们下车跟着他走。

驼背男人急走几步之后回过头，对菲茨缓慢的步履显得非常生气。“请走快一点。”他用英语说。

戴夫在学校里学过德语，在汉堡时他的德语又大有长进。“我爷爷年纪大了。”他用德语怒气冲冲地说。

菲茨轻声对戴夫说：“别和他吵，这个王八蛋是个斯塔西特工。”戴夫吃惊地扬起了眉毛：以前他从没听菲茨说过脏话。“他们和克格勃一样，但比克格勃更心狠手辣。”菲茨补充道。

他们被带到了一间只有一张金属桌子和几把木椅子的空房间。驼背男人没有让他们坐，但戴夫拖出了一把椅子给菲茨。他感激地坐下了。

高个男人边抽烟边用德语对翻译说：“问他们为什么要进入东德。”

“参加今天上午十一点一个近亲的葬礼，”菲茨说着，看了看腕上的老式欧米茄表，“已经十点了，希望问话别耽误了葬礼。”

“需要问多久就得问多久，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这也要问？”

“你说你来参加妹妹葬礼，怎么能不问名字呢？她叫什么？”

“我只说来参加近亲葬礼，并没说是我妹妹。你显然已经都弄清楚了。”

戴夫意识到，秘密警察早就在等他们了。这实在让人费解。

“回答问题。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你们的眼线应该汇报过了吧，她叫茉黛·冯·乌尔里希。”

戴夫发现菲茨越来越烦躁，已经忘了要尽量少说话。

驼背男人问：“菲茨赫伯特伯爵怎么会有一个德国妹妹呢？”

“她嫁给了我的朋友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沃尔特那时在英国当外交官。二战时沃尔特被盖世太保打死了。你在那时又干了些什么？”

戴夫从驼背男人脸上的狂怒看出，他知道菲茨在问什么，但他没有回答菲茨的提问。高个驼背男人转身问戴夫：“瓦利·弗兰克在哪儿？”

戴夫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你们属于一个乐队。”

“乐队散伙了，我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可不信，你们可是搭档啊！”

“搭档也会吵架拆伙。”

“你们为什么争吵？”

“我们在个人问题和音乐上都有分歧。”其实他们的矛盾只存在于个人生活之中，在音乐上什么分歧都没有。

“既然有分歧，你还想参加他外婆的葬礼吗？”

“她是我的姑奶奶。”

“你最近一次在哪儿见到瓦利·弗兰克？”

“在旧金山。”

“请告诉我地址。”

戴夫犹豫了，事情在越变越糟。

“请告诉我他的地址，瓦利是杀人通缉嫌犯。”

“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在海特大街的布埃纳·维斯塔公园。我不知道他住哪儿。”

“你知道阻碍警察执行公务是违法的吗？”

“当然知道。”

“如果在东德犯下这样的罪行，会被逮捕入狱，知道吗？”

戴夫突然间被吓住了，但他极力保持平静。“全世界几百万歌迷还在等着我的新专辑呢！”

“和维持正义相比，这根本不值一提。”

菲茨插话说：“你确定莫斯科方面会对你在这么件小事上引发国际争端感到高兴吗？”

高个子男人轻蔑地笑了笑，但显然不那么自信了。

戴夫看穿了对方的身份：“你是汉斯·霍夫曼，是不是？”

译员没翻这句话，而是飞快回答：“他的名字和你无关。”

不过从高个子男人的表情来看，戴夫知道自己猜对了。“瓦利跟我说过你的事情，他姐姐把你赶出家门以后，你一直在报复他们一家。”

“快回答我的问题。”

“这也是你报复的一部分吗？骚扰两个去参加葬礼的无辜男人！你们共产党员都是这种人吗？”

“在这儿等着。”汉斯和译员离开了房间，戴夫听见门那头传来上锁声。

“很抱歉，”戴夫说，“这事似乎跟瓦利有关，当初该让你一个人来的。”

“不是你的错，我只希望别错过葬礼。”菲茨拿出香烟盒，“戴夫，你不抽烟吧！”

戴夫摇了摇头。“我不抽这种烟。”

“大麻对你有害。”

“香烟就健康了吗？”

菲茨笑了。“讲得我没话说了。”

“我和父亲为这事吵过。他喝威士忌。你们议会的人都一样：除了你们喜欢的东西，一切危险的毒品都违法。然后再开始抱怨年轻一代不愿意听你们的训导。”

“没错，是这么回事。”

菲茨抽了根长烟，抽完后，把烟蒂扔在了锡烟灰缸里。十一点很快就过去了，他们错过了专程从伦敦赶来的葬礼。

十一点半的时候，房门开了。汉斯·霍夫曼站在门口。他窃笑着说：“你们可以进入东德了。”接着他便走了。

戴夫和菲茨回到车上。“现在我们直接去弗兰克家。”菲茨把地址告诉司机。

汽车沿着弗里德里希大街驶到菩提树下大街。旧政府大楼保存完好，但马路两边没什么人。“天啊！”菲茨说，“这里曾是欧洲最繁华的商业街。现在连周一的威尔士小街都比它热闹。”

汽车停在一处比周围住家看上去相对要好一点的独栋住宅前。“茉黛的女儿似乎比邻居有钱些。”菲茨说。

戴夫说：“瓦利的父亲在西柏林有家电视机厂。他设法在这儿进行遥控管理。他们家的钱应该是通过经营工厂赚来的吧。”

他们进了屋。认识了这一家人。瓦利的父亲沃纳很帅，母亲卡拉五官端正。瓦利的妹妹莉莉是个十九岁的小美人，长得和瓦利很不像。见到头发中分、披在两侧的卡罗琳，戴夫有点惊讶。瓦利的那首《艾丽西亚，我想念你》的创作灵感就来自卡罗琳母女在一起的场景——爱丽丝只有四岁，见到陌生人还很害羞，头上戴着追悼曾祖母的黑色发带。卡罗琳的丈夫奥多年长一点，三十多岁的样子，留着时髦的长发，却穿了件教士领的衬衫。

戴夫解释了错过葬礼的原因。尽管德国人说英语比英国人说德语要利落得多，但他们还是英语德语混着说。戴夫觉得弗兰克家对菲茨的态度很暧昧，这完全可以理解：菲茨一直对茉黛很严酷，卡拉也许觉得现在再做弥补可能已经太晚了。但现在再去追究也已经太晚了，因此没人在见面时提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疏离。

十来个参加葬礼的邻居和朋友正在享用卡拉和莉莉准备的咖啡和小点心。戴夫和卡罗琳聊起了吉他。从谈话中，戴夫了解到卡罗琳和莉莉是东德地下演出的红星。因为她们在歌里高唱自由，因此不能录成唱片，但人们录下了她们的演出，私底下流传。这有点像苏联地下出版物的发行。他们谈到了最新流行的磁带，磁带比唱片方便携带，但音质不如唱片。戴夫提出给卡罗琳寄磁带和录音机，她却说这些东西只会被秘密警察偷走。

戴夫本以为抛弃瓦利和奥多结婚的卡罗琳是个狠心的女人，但出乎预料的是，他很喜欢卡罗琳。她长得漂亮，心地也很善良。卡罗琳情意满满地谈到瓦利，想从戴夫嘴里知道瓦利在西方所经历的一切。

戴夫把自己和瓦利争吵的事告诉了她。卡罗琳显得很不安。“这不像他会做的事，”她说，“瓦利不是滥情的男人。很多女孩都喜欢他，他可以每个周末都换女孩，但从没背叛过谁。”

戴夫耸了耸肩：“他变了。”

“你的前女友是个怎样的人？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厄休拉，小名杜杜。老实说，她不忠并不奇怪。她生性不羁，这也正是她如此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觉得你仍然在爱着她。”

“我很迷恋她。”戴夫之所以没用“爱”这个字眼是因为他也不知道现在的感觉究竟如何。他对杜杜很生气，对她的背叛怒气冲冲，但如果杜杜想回到他身边的话，他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办。

菲茨走到坐着的两人身边。“戴夫，”他说，“我想在回西柏林之前看看茉黛的墓地，你介意和我一起去吗？”

“当然不介意，”戴夫站起身，“我们可以快去快回。”

卡罗琳对戴夫说：“如果你有机会跟瓦利说话，请把我的爱带给他。告诉他，我很期待他见到爱丽丝的那一天。也请你告诉他，等爱丽丝长大，我会把他的事情都讲给她听。”

沃纳、卡拉和莉莉也都有话要带给瓦利。戴夫想，就算是为了给他们带话，他也必须和瓦利见一面。

分别时，卡拉对菲茨说：“你应该拿一件卡拉的遗物。”

“那再好不过了。”

“我知道有一样东西。”她回了屋，稍后，拿着一本皮革包着的相册走到门口。里面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有些黑得很难辨出景物，有些已经褪色。每张照片后面都用大写字母写着字，很可能是茉黛写的。最老的一张拍摄于一处乡间别墅。戴夫读道：“泰-格温，1905年。”那是菲茨赫伯特家的乡间别墅。现在那里是阿伯罗温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

看见自己和茉黛年轻时候的样子，菲茨禁不住哭了。眼泪从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滑落下来，弄湿了他干净白衬衫的领口。他费力地说：“好时光都一去不复回了啊！”

他们和弗兰克一家道别。司机把他们带到一个平凡无趣的公墓，找到了茉黛的墓地。墓已经填平了，形成了一个人样大小的小坟包。戴夫和菲茨沉默地并肩站了会儿，周围只听得见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菲茨用一块白手帕擦了擦脸。“我们走吧。”他说。

两人在检查站再次被扣留。汉斯·霍夫曼面带笑容，看着他们和他们的车被彻底检查了一遍。

“你在找什么？”戴夫问，“我们为何要把东西偷带出东德？你们这里没有西方人想要的任何东西！”但周围的人谁都没去理他。

一个穿着制服的海关官员抓出相册，递给霍夫曼。

他随意翻了翻，说：“这个得通过我们技侦部门的检查。”

“好吧。”菲茨悲伤地说。

只有把照相本留在东德，他们才能离开。

车开动后，戴夫回头看了一眼，汉斯把照相本扔进了垃圾桶。

乔治·杰克斯揣着钻戒，坐上波特兰飞往洛杉矶的班机去见维雷娜。

乔治一直跟着鲍比·肯尼迪进行竞选旅行。自从七周前在亚特兰大参加马丁·路德·金的葬礼以后，就一直没见过维雷娜。

这次暗杀对乔治的冲击很大。金博士本来是美国黑人的希望，现在他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用猎枪暗杀了，本来燃起的那一点点希望瞬间被全盘扑灭。肯尼迪总统也给过黑人希望，但同样被一个白人用枪暗杀了。如果伟人能这么容易被暗杀，那政治还有什么用呢？但乔治又转念一想，好在我们还有鲍比。

维雷娜受的打击更大。葬礼上她显得狂乱、愤怒和迷茫。她敬仰、热爱、服务了七年的金博士去世了，有这般表现是理所当然的。

令乔治不解的是，维雷娜却不想让乔治安慰她。乔治为此感到非常难过。他们相隔六百英里，但乔治是维雷娜生活中唯一的男人。乔治觉得这种拒绝是维雷娜悲伤的表现，应该很快就能过去。

维雷娜对亚特兰大已经无可眷恋了——她不想为金的继承人拉尔夫·阿伯内西工作，于是她辞了职。乔治本以为维雷娜会住进华盛顿自己家，没想到维雷娜未经解释就回到了父母在洛杉矶的家里。也许她还需要时间独自疗伤。

也许维雷娜希望乔治不仅仅是接她回家。

于是，乔治带来了戒指。

初选的下一站是加利福尼亚，乔治终于有机会去找维雷娜了。

他在洛杉矶机场租了辆便宜的白色普利茅斯猛士车——租车钱由竞选总部支付——驾车开往贝弗利山中的北洛克斯伯里路。

他开车穿过高大的铁门，把车停在一幢有普通都铎式农庄五倍那么大的都铎式建筑里。维雷娜的父母，珀西·马昆德和李宝宝，跟其他的好莱坞明星一样住在这样的豪宅里。

一位女佣为他开门，把他领进一间毫无都铎风格的客厅：白地毯，空调，一排能看到户外游泳池的落地窗。女仆问他想喝什么饮料。“苏打水，”他说，“任何牌子的都可以。”

维雷娜走进客厅的时候，乔治吓了一大跳。

她剪掉了非洲式风格的发型，头发贴着头皮，和他一样短。维雷娜穿着黑色长裤、蓝衬衫、皮外套，头上戴着顶黑色的贝雷帽。这是号召黑人自卫的黑豹党制服。

乔治强压着怒气，上前和她接吻。维雷娜迎上来，但吻得很敷衍。乔治马上就知道她的心情还没恢复。他希望自己的求婚能让她走出葬礼的阴影。

他们坐在橘黄咖三色的条纹沙发上。女仆端着托盘给乔治送来了一杯加了冰的可乐。女仆走后，他拉起维雷娜的手，压下怒火尽可能温柔地问：“为什么要穿这套制服？”

“不是很明显吗？”

“我不懂。”

“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是非暴力运动，他们却射杀了他。”

乔治对维雷娜很失望。他原本希望听到一个更好的理由。他说：“亚伯拉罕·林肯 【8】 打了一场内战，后来也被射杀了。”

“黑人有权保护自己。没人能践踏黑人——尤其是警察。”

乔治无法掩饰对这种观点的不屑。“你们只是想吓唬白人，这种行为什么都得不到，只是在哗众取宠。”

“非暴力不合作又得到了什么？几百个黑人被处私刑或暗杀至死，更多的人被殴打、被投入监狱。”

乔治不想和维雷娜争论——他只想让维雷娜回到以前那种状态——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声调。“进行非暴力的民权运动以后，我们有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现在，我们甚至有了六个黑人参议员。”

“白人说这已经走得够远了。但其实根本不够，没人有能力通过一项反对‘住房歧视’的法律。”

“白人也许会害怕穿着盖世太保制服的黑豹党人拿着枪在他们豪宅周围走来走去吧。”

“警察有枪，我们也要有。”

乔治意识到，这番看似只涉及政治的话题其实已经影响了他们的关系。他就要失去她了。如果说服不了维雷娜脱离黑豹党，她就回不到他的生活当中。“我知道全美的警察都是些暴力的种族主义分子，但解决之道是改进警察的素质，而非杀了他们。我们必须赶走罗纳德·里根这种鼓励警方实施暴力的政治家。”

“我无法接受白人有枪，而我们没有的现状。”

“那就发起一场控枪和提高黑人在警界地位的民主运动。”

“马丁相信民主运动能帮助美国，他却死了。”维雷娜带着挑衅的口吻说道。然后，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乔治想去抱她，但被推开了。但他还是想让她明白原委。“如果你想保护黑人，来为我们助选就好了，”乔治说，“鲍比会当上总统的。”

“即便他赢了，议会也会束缚住他的手脚。”

“议会会试着阻挠他，但我们会和议会进行斗争。议会赢不了的话，我们就会赢，这就是让美国做出改变的方式。美国的政治体制很差劲，但别国的比这还差。有些国家甚至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我们不允许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以前也经常意见不同，”乔治小声说，“但我们依然深爱着彼此，对吗？”

“此一时彼一时了。”

“别这么说。”

“我的人生都已经改变了。”

乔治盯着维雷娜的脸，发现她的表情里夹杂着愧疚和不屑，他立刻明白了。“你和一个黑豹党成员睡过了，是不是？”

“是的。”

乔治感觉胃部一阵抽搐，像被灌下了一大杯冰啤酒。“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

“我正在告诉你。”

“我的上帝。”乔治非常悲伤。他摸着口袋里的戒指。这个戒指应该不会拿出来了吧。“你知道我们从哈佛毕业已经七年了吧？”他拼命抑制住眼泪。

“我知道。”

“我们在伯明翰面对过警犬的袭击，在华盛顿听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经历了约翰逊总统通过《民权法案》的历史性时刻，以及两次暗杀……”

“但黑人还是最穷的美国人，住在最简陋的房子里，接受最敷衍的治疗——但在越南战场上做出最大牺牲的却还是黑人。”

“鲍比会改变一切的。”

“不，他不会。”

“他会的。我会邀请你到白宫，让你知道你完全错了。”

维雷娜走到门口。“乔治，再见了。”

“没想到我们会这样结束。”

“女仆会带你出去。”

乔治很难理清思绪。他爱了维雷娜好多年，觉得迟早会和维雷娜结婚。现在维雷娜却抛弃他，加入了黑豹党。他觉得怅然若失。尽管他们一直分开住，但他总是在想着下一次见面时对她说什么话，怎样爱抚她。现在，他又独自一个人了。

女仆走进客厅说：“杰克斯先生，请跟我来。”

乔治木然地跟着。到了玄关，女仆为他开门。“谢谢。”乔治说。

“再见，杰克斯先生。”

乔治开着租来的车，离开了。

加利福尼亚初选投票那天，乔治和鲍比·肯尼迪一起在马里布海滩，电影导演约翰·弗兰肯海默的家里。早晨天很阴，但鲍比还是和十二岁的儿子戴维在海里游了个泳。他们被卷在回头浪里，爬上岸时浑身是砂砾造成的擦伤和划痕。午饭后，鲍比张着嘴，横躺在两把椅子上睡着了。透过玻璃移门，乔治注意到鲍比的前额留下了刚才游泳造成的明显伤痕。

乔治没告诉鲍比，自己和维雷娜分手的事。他只告诉了母亲。乔治没时间在竞选中途考虑感情上的事，在加利福尼亚也是马不停蹄：机场上的混乱场面、汽车巡游、疯狂的人群、没完没了的开会。乔治很高兴能这样忙。睡觉前能有几分钟时间让他暗自神伤就已经够奢侈的了。即便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他还在设想着说服维雷娜投身到合法的政治活动中，为鲍比进行助选的事情。也许两人走的不同道路早就预示了分道扬镳的结局了吧，只是乔治一直不愿意去相信而已。

下午三点，第一个开票的投票站公布了竞选结果。鲍比以百分之四十九对百分之四十一领先于尤因·麦卡锡。乔治非常兴奋。我无法赢得一个女人的爱，但可以赢得选举，他心想。

洗完澡、刮完胡子后，鲍比穿上了白衬衫和蓝色条纹西服。西服和爆棚的信心让鲍比更具有总统的样子了，乔治想。

鲍比前额的伤痕太明显。约翰·弗兰肯海默找了点拍电影专用的化妆品，几乎全部遮住了。

六点半，肯尼迪竞选团队的一班人坐上了开往洛杉矶的汽车。到了国宾饭店以后，他们发现庆祝活动已经在舞厅开始了。乔治和鲍比一起去了五楼的总统套房。大客厅里的一百来位朋友、顾问和亲近肯尼迪阵营的记者正喝着鸡尾酒相互庆祝。套房里的几个电视机都打开着。

乔治和鲍比几位最亲密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穿过客厅，走进卧室。和以往一样，鲍比总是把聚会和政治演讲合二为一。和加利福尼亚的情况一样，这天他仍以微弱优势赢得了赫伯特·汉弗莱出生地南达科他州的初选。加利福尼亚的初选结果公布后，鲍比对在纽约州获胜更有信心了，毕竟他现在还是纽约州的参议员呢！“干得好，我们击败了尤因·麦卡锡！”鲍比坐在卧室的角落里，一边看电视，一边亢奋地说。

乔治渐渐对民主党大会有了些担心。怎么能让鲍比的受欢迎程度在那些没有预选的州的党代表投票中体现出来呢？“汉弗莱在伊利诺斯等州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伊利诺斯州的党代表票都由戴利市长所把持。”

“没错，”鲍比说，“但戴利市长之流最终也无法不顾民意。他们同样想让民主党获胜。他们知道汉弗莱赢不了尼克松，而我一定能赢。”

“这是事实，但他们知道，不代表民主党的党棍也知道。”

“八月时他们就知道了。”

乔治和鲍比一样知道他们的阻力很大，但他更清楚前面有多大危险。“我们需要麦卡锡退出以全力对付汉弗莱，我们可以和麦卡锡达成交易。”

鲍比摇摇头说：“我没法承诺让他当副总统。他和我一样也是天主教徒。新教徒可以容忍正副总统里有一个是天主教徒，但绝不会容忍两个。”

“你可以把内阁里的最高职位让他来当。”

“你是说国务卿吗？”

“如果他现在退出的话。”

鲍比皱起眉头。“很难想象在白宫与他共事会是什么样子。”

“不能赢的话，你连白宫都进不了。要我去试探一下吗？”

“让我再考虑考虑。”

“好吧。”

“乔治，你知道吗？”鲍比说，“现在我才第一次觉得不再是杰克的弟弟了。”

乔治笑了。这简直是个飞跃。

乔治回到客厅同记者交谈，不过他没去拿酒。和鲍比在一起时他必须保持清醒。鲍比喜欢波本威士忌，但极其讨厌随从因为喝酒而误事，他会毫不犹豫地痛责让他丢脸的人。只有在鲍比不在的时候，乔治才能心安理得地喝酒。

临近午夜的时候，乔治陪鲍比到楼下的舞厅发表胜选演讲，此时乔治依然非常冷静。鲍比的妻子艾瑟尔穿着黄白相间的短连衣裙和白色的紧身裤。尽管怀着他们的第十一个孩子，但看上去非常迷人。

如同往常一样，参加舞会的人群很癫狂。男孩们戴着肯尼迪式的草帽，女孩们则穿着制服：蓝色的长裙，白色的上衣，扎着为肯尼迪助选的红色腰带。乐队奏响了助选的歌曲。电视摄像机的炽烈灯光照在台上，使本来就非常热的舞厅更热了。鲍比和艾瑟尔在贴身保镖比尔·巴里的引导下走过人群。年轻支持者们伸手摸他们，拉他们的衣服。鲍比和艾瑟尔好不容易才走到舞厅前方的一个狭小讲坛上。横冲直撞的摄影记者使场面更加混乱。

对乔治和鲍比的其他助理来说，歇斯底里的人群是个很大的麻烦。但这正是鲍比的强大所在。能从群众中获得感情投入正是把鲍比带向白宫的关键所在。

鲍比站在一堆麦克风后面。他没有让助理准备演讲稿，只是写了一些提示词。他的演讲乏善可陈，但在场的人一点都不在乎。“我们是个伟大的国家，慷慨的国家，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国家，”他说，“我将把这些作为我的竞选基调。”这些都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拥护他的人一点都不介意。

乔治决定，接着就不和鲍比一起去舞厅了。看到成双成对跳舞的男女只能让他想到独自一人的现实。在第二天早晨开启纽约州的竞选旅程前，他会美美睡上一觉。情伤只能靠工作来治。

“今晚，我要感谢使这个庆功晚会成为现实的所有人。”鲍比一边说，一边做了个丘吉尔常做的“V”字手势。舞厅里的几百个年轻人也学他的样，伸手摆出了“V”字。鲍比走下讲坛，握了握几只伸出的手。

这时他遇到了小麻烦。演讲结束以后，鲍比本要去附近的媒体工作室接见新闻界代表，本应穿过人群离开舞厅。但比尔·巴里却无法从尖叫着鲍比名字的歇斯底里女孩中间清出一条路来。

一个穿着领班制服的宾馆员工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向鲍比指了指侧面一扇显然经过员工工作区通往媒体工作室的转门。鲍比和艾瑟尔跟在这个人后面走进一条阴暗的走廊。乔治、比尔·巴里和其他随员赶忙跟了过去。

走廊通向放着几张不锈钢保温餐桌和一台巨大制冰机的食品准备区。一个电台记者跟在不停向前走的鲍比后面问：“参议员，你准备如何对付汉弗莱先生？”鲍比不时和走廊里遇到的面带微笑的宾馆员工握手。一个年轻的厨工从一个托盘架前转身，似乎要和鲍比打招呼。

但让人惊恐的是，乔治竟然在年轻厨工的手上发现了一把枪。

厨工手里拿的是一把枪管很短的黑色左轮手枪。

厨工把枪对准了鲍比的头。

乔治还没来得及开口，子弹已经射出了。

小手枪发出“砰”的一声，仅仅比普通的碰撞声稍响一些。

鲍比用双手遮住面部，蹒跚地后退两步，倒在水泥地上。

乔治大喊：“不要，不要啊！”这种事不能发生——这种事万万不能再发生了。

接着又发出了一阵爆竹般的枪响。乔治的胳膊突然一阵疼痛，但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鲍比平躺在制冰机旁的地上，两腿分开，双手放在头上，眼睛还是睁着的。

走廊里的人大喊大叫起来。电台记者语无伦次对着自己的麦克风说：“肯尼迪参议员遇刺了！肯尼迪参议员遇刺了！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好几个人一齐扑向了枪手。有人在喊：“把他手里的枪夺走，快把他手里的枪夺走！”乔治看见比尔·巴里狠狠地往枪手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乔治跪在鲍比身边。鲍比还活着，血却开始从耳朵下面的伤口不停往下流。他看上去很不好。乔治帮他松开领带好让他呼吸，有人在鲍比的头下面垫了件大衣。

乔治听见有人发出呜咽：“老天，不要啊……上帝……”

艾瑟尔分开众人，跪在乔治身边对丈夫说话。鲍比似乎认出了艾瑟尔，试着想对她说话。乔治觉得他像是在问：“其他人都还好吗？”艾瑟尔没有回答，而是不停地抚摸着他的脸。

乔治往四周看了看。他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人被后面一连串子弹击中。接着他注意到自己的前臂，他的西装袖子被撕裂了，鲜血正从伤口往外涌。他也被击中了。现在他才觉得手臂上的伤口非常疼。

远处一扇门开了，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蜂拥而出。摄影记者粗鲁地挤开鲍比周围的人，抢占位置，在炉子和水槽之间抢占最佳位置拍摄流血的伤者和悲痛的妻子。艾瑟尔恳求道：“请给他留一点空气！让他好好呼吸！”

几个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进了走廊。他们提起鲍比的肩膀和脚，把他往担架上抬。鲍比低语道：“哦，不要啊……”

“轻点儿，”艾瑟尔恳求救护人员，“请你们轻点儿。”

救护人员把乔治抬上担架，绑上绑带。

鲍比的眼睛闭上了。

这双眼再也没有睁开。

第四十五章

夏天，德米卡和娜塔亚乘阳光直射进房间的时候粉刷了公寓。他们常在粉刷的时候停下来做爱，因此多耗了些时间。娜塔亚把金发扎成一束，包在头巾里，身上穿着件德米卡磨破领子的旧衬衫。但下身却穿着条紧绷的短裤。每次看到娜塔亚踏上梯子的时候，德米卡总要情不自禁去吻她。德米卡经常拉下娜塔亚的短裤，过了没多久，娜塔亚就干脆只穿着件衬衫了。他们又做了更多次。

在娜塔亚的离婚手续还没办好之前，他们还无法结婚。为了体面，娜塔亚在德米卡的房子附近找了间小公寓，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德米卡的公寓里展开了新生活。两人按照娜塔亚的喜好调整了家具，买了张新沙发。他们渐渐养成了一些习惯：德米卡烧早饭，娜塔亚烧晚饭；德米卡帮娜塔亚擦鞋，娜塔亚帮德米卡熨衬衣；德米卡买肉，娜塔亚买鱼。

他们再没见过尼克，但娜塔亚和尼娜之间却建立起了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此时，尼娜已经是普什诺伊元帅公开的情人，大多数周末，她在元帅的乡间别墅举办宴会招待他的密友们，而他们大多数也带着各自的情妇。德米卡不知道普什诺伊元帅是如何摆平公众场合常出现在他左右的那位表情和蔼的原配的。尼娜去乡间别墅的时候，德米卡和娜塔亚就负责照看格里沙。起初没有自己孩子的娜塔亚很紧张——尼克不喜欢孩子。但她很快就喜欢上了和德米卡有点相像的格里沙。这并不奇怪，娜塔亚也有大多数女人都有的母性本能。

德米卡和娜塔亚的私生活很快乐，但工作却不是很顺心。克里姆林宫的死硬派虽然暂时接受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和解，但在柯西金和德米卡从布拉格回来之后，这些保守派却开始破坏协定，施压要粉碎杜布切克之改革的入侵。炎热的莫斯科，在共产党要员避暑的黑海别墅里，两派人马的争吵持续了整个六月和七月。

对德米卡来说，这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格里沙和他将来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的问题。十五年后，格里沙要上大学，再过二十年他要参加工作，再过二十五年他也许就会有自己的孩子。苏联会不会建立起如同杜布切克那样更具人性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系？还是会继续坚持目前这种共产党权威不可挑战、民众被克格勃残酷压制的暴政统治呢？

令人气愤的是，苏联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却是个随风倒的骑墙派。德米卡很瞧不起勃列日涅夫。因为害怕站在失败者一方，勃列日涅夫从不在确认哪方的意见会占上风之前随意做决定。他没有远见，没有勇气，没有让苏联变得更好的整体方案。勃列日涅夫算不上是个真正的领袖。

冲突在8月15日，星期四开始的政治局会议上达到了最高潮。和以往一样，正式会议只是大员们聊聊天握握手，真正的斗争发生在政治局委员助理们的准备会上。

在阳光下，德米卡和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在漆成黄白两色的政治局大楼外面停着的车辆之间相遇了。“看看克格勃从布拉格发来的报告，”菲利波夫说，“反革命学生集会！公开谈论反共的俱乐部！秘密的武器储备！”

“这些事我一概不信，”德米卡说，“没错，的确有些改革的议论，但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的危险被那些因失败而退居二线的前领导人夸大了。”事实上，这些敏感的报告是采取强硬路线的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为了迎合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一手炮制的。只是德米卡不傻，不会把真相大声说出来。

德米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他的双胞胎妹妹坦尼娅就在布拉格。到了布拉格以后，坦尼娅除了发些立场含糊的文章给塔斯社之外，主要给德米卡和柯西金发送一些反映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现状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说，除了一些守旧的共产党人以外，杜布切克是所有捷克斯洛伐克人眼中的大英雄。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人们很难探知外部社会的真相。苏联领导人扯了数不清的谎。在苏联，几乎所有文件都信不得：农产品产量、对外政策的评估、警方对嫌疑犯的审问记录，以及经济上的预测分析。人们常私下里说，报纸上唯一真实的版面是对电台和电视台节目的预报。

“我不知道形势会怎样发展。”周四夜里，娜塔亚对德米卡说。娜塔亚仍然在为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工作。“来自华盛顿的信号表明，如果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约翰逊总统什么都不会做。他有太多国内的麻烦需要处理——黑人发起的骚乱，对政治人物的暗杀，越南战争的进退，已经接踵而至的总统选举。”

他们结束了白天的粉刷，正坐在地板上一起喝啤酒。娜塔亚的前额有块黄色的漆印，不知为何，德米卡产生了想马上和她做爱的冲动。他不确定是现在就干，还是等两人洗完澡上床、娜塔亚说到“在我们结婚之前……”时再干。

德米卡不想把话题引到结婚上。“你怎么不说话了？”他问说完美国形势的娜塔亚。

“我们应该谈谈孩子的问题。”

“我们应该在一整个夏天没日没夜地干之前就考虑这个问题。”他们从来没进行过避孕。

“是的，但你已经有个孩子了。”

“是我们有个孩子，格里沙是我们的孩子，你是他的继母。”

“我很喜欢他，喜欢这个如此像你的孩子非常容易。可如果再多几个孩子你会怎么样？”

德米卡知道，不知为何，娜塔亚正在为孩子的事情担心。他要让娜塔亚安下心。他放下啤酒，抱住娜塔亚。“我爱你，”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生孩子。”

“感谢上帝，”娜塔亚说，“我已经怀孕了。”

坦尼娅发现，在布拉格很难买到报纸。这是杜布切克取消新闻审查的讽刺结果。过去，很少有人阅读国有报纸上平淡又不真实的新闻报道。报纸开始说出真相以后，印出来的报纸又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坦尼娅必须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在报摊售空前抢到一份。

电视也开禁了。在现在的电视节目中，工人和学生可以质疑甚至批评政府部长。释放的政治犯可以向当初把他们投入监狱的秘密警察当众提问。所有宾馆大堂的电视机旁几乎都围着如饥似渴看着电视上激辩的民众。

同样的场景发生在所有的咖啡馆、工人餐厅和市政厅里。被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民众突然间可以吐露心声，畅所欲言了。

对自由的向往是很容易传染的。坦尼娅开始相信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不会再担惊受怕了。她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捷克斯洛伐克是个还存在着秘密警察和实施酷刑的地下室的共产主义国家。

她随身带着瓦西里第一部小说的打印稿。

和第一次收到的短篇小说一样，这部小说是在她离开莫斯科前不久一个不愿透露来历的陌生人在塔斯社办公楼外的街上交给她的。和前一次相同，瓦西里的字又小又密——无疑是为了节省纸张。这篇小说有个讽刺性的标题：《自由人》。

坦尼娅把小说打印在航空信纸上。她做好了自己的行李被人打开的心理准备。尽管坦尼娅是塔斯社的一名资深记者，但所住的旅馆房间依然有被人翻个底朝天的可能，布拉格老城区分配给她的公寓也可能被搜查。但她自认找的隐藏处还不错。尽管如此，她还是非常害怕。藏着的小说就像是只烫手的山芋。坦尼娅希望尽快把小说交出去。

她和英国一份报纸驻布拉格的记者交上了朋友，时机成熟以后她对那位记者说：“我在伦敦认识一位擅长东欧小说翻译的图书编辑。她是罗利出版社的安娜·默里。我想就捷克文学对她进行采访。你能帮我给她带个话吗？”

这条线索可以追查到坦尼娅和安娜的关系，所以十分危险。但坦尼娅必须冒些险，在她看来，这是可以承受的风险。

两周后英国记者对坦尼娅说：“安娜·默里下周二来布拉格。我没有你的电话号码，所以不能让她打电话给你，不过她会住在皇宫酒店。”

周二那天，坦尼娅给皇宫酒店去了个电话，留了个口信给安娜：“四点在扬·胡斯的纪念碑前和雅各布见面。”扬·胡斯是中世纪一位因坚持弥撒用本国语言而被教皇火刑烧死的哲学家。时至今日，他依然是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外国统治的象征。他的纪念碑坐落于老城区的中心广场。

各个宾馆的秘密警察对西方来客特别感兴趣，坦尼娅假定留在宾馆的口信秘密警察都会检查一遍，这意味着他们会到纪念碑监视，看看和安娜会面的是什么人。因此坦尼娅不会出现在会面地点。坦尼娅会在安娜前往纪念碑的必经之路上拦住安娜，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城区一家餐馆的名字，以及“晚上八点钟在雅各布预定的那桌见面”。

从宾馆到餐馆的路上，安娜仍然有被跟踪的可能。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秘密警察没有足够的人手跟着所有的外国人东奔西跑。但坦尼娅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尽管天气已经热了，但她还是穿着件皮外套早早地来到了餐馆。她没有坐在预定的餐桌上，而是换了张桌子。安娜走进餐馆以后，她马上低下头，偷看着安娜走到预定的餐桌边直至最终坐下。

安娜明显是个外国人。东欧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衣着有她那么讲究。安娜穿着一身与丰满体型非常相配的深红色套装，另外还配了条显然是从巴黎弄来的彩色围巾。安娜长着很可能继承自雅利安-犹太人混血母亲的黑色头发和黑色眼睛。坦尼娅估计她应该快三十岁了，虽然青春不再，但安娜越来越漂亮了。

没有人跟在安娜身后。坦尼娅等待了十五分钟，观察着新来的客人。安娜坐下以后叫了瓶匈牙利白葡萄酒，喝下了一小杯。在此期间有四个人走进餐馆，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和一对正在约会的年轻人：看上去不会是警察。确定没有危险以后，坦尼娅走到预定的那桌，把外套脱下放在椅背上，然后和安娜坐在一起。

“谢谢你能来。”坦尼娅说。

“不必谢，这是我的荣幸。”

“这一路很远吧。”

“你给了我《冻伤》，为了你，走十倍的路也愿意。”

“他又写了本小说。”

安娜靠在椅子上，满意地叹了口气。“我就希望你说这个来着，”她往坦尼娅的杯子里倒白葡萄酒，“稿子在哪儿？”

“我藏起来了，离开餐馆之前再交给你。”

“好吧，”安娜很疑惑，因为四处没有任何能放打印稿的地方，但她接受了坦尼娅的说法，“能见到你我很高兴！”

“我早就知道《冻伤》是部杰出的作品，”坦尼娅话锋一转，“但没料到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因为没找到作者是谁，克里姆林宫内部为这事而恼羞成怒。”

“我想告诉你，他能拿到很大的一笔版权费。”

坦尼娅摇摇头说：“如果收到海外汇来的钱，那他的身份就曝光了。”

“也许将来有一天这笔钱会汇给他的。我已经让伦敦最大的作家代理公司为他做代理。”

“什么是作家代理？”

“寻找合适的作家，代表作家和出版社敲定合同，确保出版社按时付酬。”

“我从来没听说还有这种机构。”

“这家作家代理公司为他用伊万·库兹涅佐夫的名字开了个银行账户。你应该好好想想是不是要用这笔钱来进行投资。”

“这笔钱有多少？”

“一百多万英镑。”

坦尼娅非常吃惊。这笔钱能够到手的话，瓦西里将成为全苏联最富有的人。

他们点了晚餐。近几个月，布拉格的餐馆改进了很多，但供应的仍然是匈牙利的传统饭食。很快，她们点的牛排和涂了奶油和一调羹红莓果酱的切片方糕就上来了。

安娜问：“布拉格的局势怎么样了？”

“杜布切克是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希望把捷克斯洛伐克留在华沙条约组织内部，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对莫斯科构不成真正的威胁。但克里姆林宫的大佬们却并不这样看问题。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有孩子吗？”

坦尼娅笑了。“问得好。也许我们这代人可以忍受目前苏联的这种体系，平安地把生活过下去。但我们是否有权让下一代继续承受这种悲惨和压迫呢？告诉你，我没有孩子。但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侄子格里沙，格里沙是我双胞胎哥哥的儿子。今天早晨我收到哥哥的一封信，信中说即将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人怀孕了，因此我又会有个侄子或侄女。为了他们，我希望杜布切克能成功，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能仿效捷克斯洛伐克的成功实例。但苏联主导的这个体系非常保守，比资本主义更不知变通。从长远看，这会给共产主义社会带来最为致命的打击。”

吃完晚饭以后，安娜问坦尼娅：“如果无法给作家支付报酬的话，你能帮我们转送礼物给他吗？你知道西方有什么东西是他需要的吗？”

瓦西里最需要的是台打字机，但会暴露他的作家身份。“要件毛衣，”她说，“一件真正厚实的毛衣。他总是觉得冷。还要些内衣，那些长袖长裤管的内衣。”

安娜似乎对伊万·库兹涅佐夫的生活如此艰辛感到非常吃惊。“我明天去维也纳，给他买质地最好的毛衣和内衣。”

坦尼娅高兴地点了点头。“星期五还是在这里见面，可以吗？”

“当然可以。”

坦尼娅站起身。“我们最好分别离开。”

安娜的脸上出现了惊慌的神色。“你说的打印稿在哪儿？”

“穿上我的外套。”坦尼娅说。安娜比坦尼娅壮，外套对她来说略小了一点，不过还是可以穿上。“到了维也纳以后，拆开衬里。”她握着安娜的手说，“别弄丢了，我没留备份。”

后半夜，坦尼娅被床的震动惊醒。她惊恐地坐起来，以为秘密警察来抓她了。开灯以后，她发现房里没有别人，但并不是她在做梦。床头柜上放着格里沙照片的相框也震个不停。梳妆台玻璃台面上的化妆品瓶也不断发出“叮当、叮当”的撞击声。

她跳下床，走到打开的窗前。天空已经出现了微光。附近的大街上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但坦尼娅不知道声音的来源。她依稀感到一阵害怕。

她想把皮外套穿上，但马上想起已经把它给了安娜。她飞快地套上蓝色牛仔裤和毛衣，穿上鞋，匆匆地离开了宾馆房间。尽管时间很早，但街上已经聚集起人群。她行色匆匆地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

到了主干道以后，坦尼娅马上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噪音来自于轰隆行进的坦克。坦克在街上缓慢却不可阻挡地前进，履带发出难听的喧闹声。驾驶坦克的是穿着苏军制服的年轻士兵，有的甚至还只是孩子。坦尼娅在黎明的微光下放眼望去，看见前前后后有几十辆或上百辆坦克一直延伸到了查尔斯桥，以及更远处。人行道上捷克人三三两两地站着，许多人还穿着睡衣，他们失望和迷茫地目睹着自己的城市被苏联人践踏。

坦尼娅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赢了。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入侵。希望随着改革的转瞬即逝而破灭了。

坦尼娅看了站在身边的中年妇女一眼，这个女人戴着妈妈安雅每晚都会戴的老式发网。她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

这时，坦尼娅才感觉到自己的面颊也湿了。她已泪流满面。

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一周之后，乔治·杰克斯穿着内衣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看着电视里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现场直播。

午饭时他加热了一罐番茄汤，就着锅草草地喝下。喝完汤以后，他把残留着黏稠汤汁的锅顺手放在了桌上。

他知道该去做什么。他应该套上件西装，找新工作，新女友，展开全新的生活。

但不知为何，他就是定不下心。

他知道什么是沮丧，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情万分沮丧。

他被电视画面上芝加哥警察的横冲直撞稍微分了下心。几百名示威者平静地坐在会议中心外的路边。警察挥舞着警棍，残暴地击打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直播的电视镜头中犯罪——或者说，虽然知道，但根本无所谓。

有人命令放警犬咬示威者，这个人很可能是戴利市长。

乔治大略估计了一下政治局势。非暴力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已经走到了尽头，马丁·路德·金和鲍比·肯尼迪的死说明这种策略完全错了。黑豹党才是对的。戴利市长、罗纳德·里根州长、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和他们手下推崇种族主义的警察头子会用暴力来打击一切不符合他们口味的人。黑人和美国社会一切要挑战恃强凌弱社会现象的人只有用枪来保护自己。现在，芝加哥警察正在用以往对待黑人的方式对待中产阶级的白人青年。斗争策略的确不改不行了。

门铃响了。乔治皱起眉，不知这个时候谁会来。这个时候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不希望家里会来客人。他没理睬门铃声，希望来人会自行离开。门铃又响了。我也许不在家，他琢磨着，来人怎么会知道他在家呢？门铃固执地响了第三次，乔治意识到来人不见到他是不会走了。

他开了门。来的是他母亲。杰姬带来了一锅盖着盖子的炖杂烩。

杰姬上下打量了他一遍。“我就知道会这样。”她直接走进了乔治的房间。

杰姬把锅放在乔治的炉子上，打开火，开始炖。“去洗个澡，”她告诉儿子，“刮干净脸上的胡子，穿上体面的衣服。”

乔治想争辩，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争辩的力气。照着杰姬的话做应该更容易一点。

杰姬开始收拾屋子。她把汤锅放进水槽，叠好随处乱扔的报纸，最后打开了窗户。

乔治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脱掉内衣，洗了个澡，然后又刮了胡子。但明天起床以后，他多半还会保持刚才那副样子。

乔治穿上卡其裤和纽扣领的蓝衬衫回到客厅。炖肉确实很香。杰姬摆好饭桌。“快坐下，”她说，“晚餐准备好了。”

杰姬用番茄酱、青椒和乳酪块炖了鸡。乔治无法抵挡食物的诱惑，吃下去两大勺。杰姬洗好餐具以后，乔治负责擦干。

他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收看大会的实况转播。亚伯拉罕·雷比科夫参议员正在发言，在最后一刻提名乔治·麦克格文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候选人。他的话掀起了一阵波澜：“如果乔治·麦克格文能当上美国总统，那芝加哥的警察就不能像盖世太保那样在街上胡作非为了。”

杰姬说：“老天，他当众对芝加哥的警察提出了控诉。”

会议厅一下子安静下来。这时导演把镜头切给戴利市长。他脸色通红，脖子上青筋直露，两只眼睛像青蛙一样凸出。一时间他和手下的警察一样忘了自己在电视上，愤怒地对雷比科夫狂吼。

麦克风没能录到他说的话。“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乔治自言自语地说。

“我能告诉你。”杰姬说，“我会读唇语。”

“我从来不知道。”

“九岁的时候，我生病耳聋了。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出病因，通过手术治疗，我的听力恢复了。但我一直记得读唇的技巧。”

“妈妈，证明一下，告诉我，戴利市长对亚伯拉罕·雷比科夫说了什么。”

“他说：‘去你妈的，你这个犹太人生的狗杂种。’”

瓦利和杜杜住在芝加哥希尔顿酒店十五楼，尤因·麦卡锡竞选总部就在这一层。大会最后一天，周四午夜回房时他们又累又沮丧。他们失败了——约翰逊的副手赫伯特·汉弗莱最终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竞选将在两位支持越南战争的政客之间展开。

他们连抽大麻的兴致都没。因为害怕被新闻界逮到攻击麦卡锡的把柄，他们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吸大麻了。他们看了会电视，上了床，伤心得没有做爱。

杜杜说：“该死，还有两个星期我就要回学校上学了。我实在没心思去上学。”

“我想我会录盘唱片，”瓦利说，“我又创作了几首新歌。”

杜杜感到狐疑。“你觉得能和戴夫恢复以前的关系吗？”

“我想和他恢复朋友关系，但他不太会肯。打电话告诉我探访柏林家里人的时候，他的语气很冷淡，不过他真是为我做了件大好事。”

“上帝啊，我们真的伤到了他。”杜杜的语气悲伤。

“他的事业倒发展得不错，出了个人专辑，还制作了自己的电视谈话类节目。”

“那你怎么录唱片？”

“我去伦敦录。刘会为我击鼓，布兹会弹贝斯：他们都对戴夫拆散乐队而怀恨在心。我会和他们把曲子大体录一遍，然后加上我自己的歌声，之后再花点时间增加一些吉他声和和音，也许还会增添一些拨弦和号角声。”

“喔，看来你真的用过心了。”

“会花上些时间，我已经有半年没进过录音棚了。”

门口突然传来“砰”的一声，从玄关照进来一束强光，瓦利吃惊和害怕地意识到有人破门而入。他把床单扔在一旁跳下床，高声对来人喊：“该死，到底怎么回事？”

房间灯亮了，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穿过被击碎的门走到他们面前。瓦利问警察：“究竟怎么回事？”

警察没有回答，其中一个警察拿起警棍，对他进行击打。

瓦利试图闪躲，警棍虽然没落在他的头上，但还是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痛苦地叫了起来，杜杜则尖声大喊。

瓦利抓着受伤的肩膀退到床边。警察再次举起警棍。瓦利往后一跃，跳上床，警棍砸在了他的脚上。瓦利疼得不能自制，痛苦地发出呜咽。

两个警察齐齐地举起警棍。瓦利翻过身，用身体护住杜杜。一根警棍打向了他的背，另一根警棍打向他的大腿。杜杜告诉喊：“请你们快停下，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别再打他了。”

瓦利又遭到两次重击，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了。突然，击打停止了，警察踏着沉重的靴子穿过房间，离开了。

瓦利从杜杜身上翻下来。“该死的，还真疼啊。”他说。

杜杜跪在地上，试着查看瓦利身上的伤势。“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杜杜问。

瓦利听到房间外面传来更多门被砸破的砰砰声，以及更多人被拖下床遭受殴打而发出的尖叫声。“芝加哥警察可以任意妄为，”他说，“这里比东柏林的情况还要糟糕。”

十月，在一架飞往纳什维尔的飞机上，戴夫·威廉姆斯坐在一个尼克松支持者身旁。

戴夫去纳什维尔录张唱片。位于纳帕河谷的黛西庄园里，他自己的录音棚还在装修。其次，一些著名音乐家住在纳什维尔。戴夫觉得，摇滚乐变得太循规蹈矩了——混合迷幻乐和二十分钟吉他独奏，他要制作一张专辑，采用经典的两分钟流行歌曲，类似《我最好朋友的女友》 【9】 《我在葡萄树间聆听》 【10】 和《越野越强》 【11】 。另外，他知道瓦利正在伦敦录制个人专辑，他不想落在后面。

他去纳什维尔还有另一个理由。摇滚乐全球巨星巡演中和他调情的露露·斯莫这时正在纳什维尔当伴唱。他需要有人帮他忘掉杜杜。

戴夫手里报纸上的头版照片来自正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照片拍摄的是两百米短跑的颁奖仪式，金牌获得者是打破两百米世界纪录的美国黑人托米·史密斯。银牌获得者是澳大利亚白人选手，另一个美国黑人获得了铜牌。三个人都在自己的奥林匹克选手服上戴上了人权徽章。奏响《星条旗进行曲》的时候，两人低下头，举起拳头做出了象征黑人权利的致敬礼。报上登的就是他们敬礼时的照片。

“真丢脸。”头等舱里坐在戴夫旁边的人说。

那人大约四十来岁，穿着西装、白衬衫，打着根领带。他从一个文件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打印文件，正用一支圆珠笔在上面作标注。

在飞机上，戴夫一般不和陌生人说话。只要一谈话，对话总会往当个流行巨星感受怎样的方向转，戴夫不喜欢谈论这个话题。但身边的这个陌生人显然不知道戴夫是谁。戴夫不知道这种人整天都在想些什么。

邻座又说：“我希望国际奥委会的主席把他们扔出奥运会，这些人真他妈该死！”

“国际奥委会主席名叫艾弗里·布伦戴奇，”戴夫说，“报纸上说，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他就抵制过德国人行纳粹礼。”

“我也反对行纳粹礼，”这位商人说，“奥运会比赛应该与政治无关。我们的运动员是作为美国人在参赛。”

“赢得比赛和参军的时候他们是美国人，”戴夫说，“但当他们想买你家隔壁房子的时候，他们却又是黑人了。”

“事实上我赞成种族平等，但循序渐进肯定好过快速切换。”

“也许在美国社会做好完全平等的准备之前，我们在越南应该有一支全都是白人的军队。”

“我也反对战争，”商人说，“如果越南人犯傻想加入共产党，那就随他们去。我们应该担心的是美国的共产党人。”

戴夫觉得和他的想法相差太远。“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为电台拉广告。”他向戴夫伸出手，“我叫容·琼斯。”

“我叫戴夫·威廉姆斯。我是做音乐的。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问十一月你准备投谁的票？”

“尼克松。”琼斯毫不犹豫地说。

“你反对战争，又同意循序渐进地实现种族平等，这应该是汉弗莱的主张啊！”

“我才不管什么政治主张呢！我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要养，还有汽车贷款和房屋贷款，这才是我关心的头等大事。我努力奋斗当上了地区销售经理，希望在几年后当上全国销售经理。我为这个目标竭尽心力，不想被任何人挡道：引发骚乱的黑人别想挡我的道，嗑药的嬉皮士别想挡我的道，为莫斯科工作的共产党人别想挡我的道，赫伯特·汉弗莱这个没种的自由主义者更别想挡我的道。我不在乎你对尼克松有何看法，我只想告诉你，他代表着像我这样的很多人。”

戴夫感觉厄运将至，尼克松的取胜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乔治·杰克斯穿上白衬衫和西装，戴上领带，几个月来第一次前往赛马俱乐部和玛丽亚·萨默斯吃午饭。午餐的邀约是玛丽亚提的。

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玛丽亚和杰姬谈过。杰姬告诉玛丽亚乔治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玛丽亚肯定会让他振作起精神。

他一点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人生已经被毁了。鲍比死后，总统将在汉弗莱和尼克松中产生。没有任何办法能制止战争、实现种族平等，新总统甚至无力阻止警察肆意殴打他们讨厌的人。

不过他还是答应了玛丽亚的邀约。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成熟的玛丽亚越发美丽。她穿着黑裙子，深色短外套，颈间戴着一串珠宝，表现出了司法部中级官员应该有的自信和权威。她没要鸡尾酒，而是直接点了餐。

侍者走后，玛丽亚对乔治说：“这次是你没扛过去。”

乔治知道玛丽亚是在拿他对鲍比遇刺的悲痛和她失去肯尼迪总统的痛苦作对比。

“心里破开了个口子以后，就再也弥补不了了。”玛丽亚说。

乔治点点头。玛丽亚说得很对，这种悲痛很难忘却。

“工作是最好的解药，”玛丽亚说，“还有时间。”

乔治意识到，玛丽亚已经从失去总统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了。玛丽亚显然比他更痛苦，肯尼迪总统不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情人。

“你帮了我，”玛丽亚说，“你帮我在司法部找了份工作。司法部的新环境和新挑战成了我的救赎。”

“你没有新男友吗？”

“没有。”

“你仍然一个人住吗？”

“我有两只猫，朱利叶斯和露比。”

乔治点点头。独身状态有助于玛丽亚在司法部立足。司法部上层不愿提升可能怀孕和离职的已婚妇女，愿意保持独身的老姑娘能获得更多的机会。

菜上来了，他们安静地吃了几分钟菜。过了一会儿，玛丽亚放下刀叉。“乔治，我想要你重回职场。”

乔治被她的关切所打动，对她重建人生的决心深感钦佩，但却一点劲头都提不起来。他无助地耸了耸肩：“鲍比死了，麦卡锡没取得提名，我还能为谁工作呢？”

玛丽亚说出了一个令他感到惊讶的名字：“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

“给那家没良心的律师事务所打工吗？”乔治从哈佛毕业时就拿到过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录取资格，后来因为参加自由之行取消了。

“你可以做他们的民权律师。”玛丽亚说。

乔治对这种讽刺的对比感到很兴奋。七年前，他因为参加民权运动而被取消了在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资格，现在他却有望当上这个律所的民权律师。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感觉开始好了一些。

“你在司法部和国会山都工作过，你的资源对他们来说是无价之宝，”她说，“另外，现在对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来说，有个黑人律师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需要律师呢？”乔治问。

“我们的工作和他们有很多交集，经常需要敦促他们的客户遵守政府法令。”

“我可不想代表那种违犯民权法令的公司。”

“就把这当作一种学习体验吧。你可以学到有关平等的法规是如何实施的。如果哪天你重返政坛，这会对你大有裨益。同时，你还会赚到很大一笔钱。”

乔治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重返政坛。

他抬起头，看见父亲穿过餐馆向他走来。格雷格说：“我刚吃了午饭——能和你们一起喝杯咖啡吗？”

乔治觉得这个巧合很可能是玛丽亚安排好的。他记得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老伦肖是格雷格儿时的玩伴。

玛丽亚对格雷格说：“我们正谈到让乔治重返职场的事呢！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要他过去。”

“伦肖跟我提了。你对他们很有用，你在司法部和国会山的关系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尼克松看来会当上总统，”乔治有些顾虑，“我的大多数线人都是民主党人。”

“他们仍然会对你有用。尼克松在总统的位置上应该坐不长。他终将会身败名裂的。”

乔治惊奇地扬起眉毛。格雷格是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希望尼尔森·洛克菲勒这种人出任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尽管如此，乔治还是对父亲的背离感到吃惊。“你觉得呼吁和平的运动会摧毁尼克松吗？”乔治问。

“做梦去吧。但他会以另一种方式毁灭。尼克松不是林登·约翰逊，尼克松熟知外交政策——兴许比华盛顿大多数人都懂。别被他有关共产党人的愚蠢演讲蒙骗，那只是说给住活动住房的支持者们听的。”格雷格对政治相当内行，“尼克松会把美国带出越南战争的泥沼，他会说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和平运动影响了我们的军事实力。”

“那为什么尼克松还会身败名裂呢？”

“迪克·尼克松爱撒谎，”格雷格说，“尼克松只要一张开他那张该死的嘴，就没有一句真话。1952年共和党入主白宫以后，尼克松宣称在政府里发现了几千名奸细。”

“你们找到了多少？”

“一个都没找到。作为年轻的共和党众议员，我对当时的事情一清二楚。他告诉媒体，我们在卸任的民主党政府文件里发现了一份让美国走向共产主义的计划书。记者们要求查看这份计划书。”

“他根本拿不出这份计划书。”

“是的。他还说他还找到了一份美国共产党的秘密备忘录，备忘录中详细记载了渗透民主党的计划方案。这份备忘录同样没人见过。我猜迪克的妈妈从来没告诉过他撒谎是项大罪。”

“政治上的欺骗太多了。”乔治说。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充满了欺骗。但很少有人像尼克松那样不知廉耻地整天撒谎。他根本就是个骗子，坏到骨子里了。目前为止，尼克松还没有因为欺骗而受过惩罚。普通人可以撒谎，但总统不一样。记者们知道他们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受了骗，因此他们会越来越认真地审视政府之后的一言一行。迪克很快会被他们抓到现行而倒台。告诉你，就算到那时他也不会悔改，他会说记者和他完全一样。”

“希望你是对的。”

“乔治，投入工作吧，”格雷格请求道，“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发挥。”

乔治点点头。“好吧，我会考虑。”

克劳斯·克劳恩长着一头红发。他的头发是深红色的，但身体其他部分的体毛却是姜黄色的。丽贝卡特别喜欢克劳斯腹股沟到肚脐那块三角形的体毛。进行两人喜欢的口交时，丽贝卡常看着那里。

她躺在克劳恩的肚子上，把指尖插入他的头发。这是个周一的晚上，他们一起待在克劳恩的公寓里。丽贝卡不用在周一晚上开会，但她假装有会，伯纳德会配合着假装相信她。

在两处轮流住很好安排，心里却很难适应。丽贝卡无法把克劳恩和伯纳德分隔在心房的不同两处，最后她只能放弃。她为自己对伯纳德的不忠感到有罪。但这种罪恶却换来了一个喜欢她的男人热情而令人舒适的性爱。伯纳德也默许了。丽贝卡一次次告诉自己，这种安排是行得通的。

这年头人人都在偷情。人们像飞蛾扑火一样地渴求爱。丽贝卡不是嬉皮士——她是个教师，还是个受人尊敬的市议员——但如同无意中会吸些大麻一样，丽贝卡同样也被滥交的大环境所影响。有何不可呢？她常这样自问。反正造不成什么伤害。

回首迄今为止的三十七年人生，丽贝卡只对几件自己没有做的事感到后悔：她没能看清坏透了的第一任丈夫；没有在可能的时候为伯纳德生个孩子；没有早几年逃脱东德的暴政。

至少今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丽贝卡不会为没和克劳斯穷尽鱼水之欢再怅然若失了。

克劳斯问：“你快乐吗？”

是的，她心想，当短暂忘了伯纳德的时候我很快乐。“当然，”她说，“不然我就不会摆弄你的阴毛了。”

“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但时间实在太短了。”

“我知道。我也想有第二种人生，能整天和你在一起。”

“如果周末能在一起我就满足了。”

想改变话题已经太迟了，丽贝卡知道这个问题早晚会被提及。她一时忘却了呼吸。

丽贝卡一直担心将要面临的这一刻。周一晚上对他们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克劳斯或许对这种一周一次的安排从来没满足过。“真希望你没这么说。”丽贝卡对克劳斯说。

“你可以找个护士照顾伯纳德。”

“我知道。”

“我们可以开车去没人认识我们的丹麦，住在一家不大的海边旅馆。沿着漫无边际的海滩，呼吸弥漫海水咸味的空气。”

“我也想这样，”丽贝卡站起身，她心烦意乱地寻找着自己的内衣，“问题是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

“不必着急，我没强迫你。”

“我知道，你很为我着想。”

“如果你不想整个周末都离开家，我们就不特别安排。”

“周末不行。”丽贝卡找到内裤穿上了，又去拿胸罩。

“那你为何现在就穿上衣服呢？我们至少还有半小时啊！”

“一开始，我就对自己发誓，要在不可收拾前悬崖勒马。”

“不！抱歉我有了和你共度周末的想法。我保证不再提了。”

“不是这个问题。”

“问题在哪儿？”

“在我身上。我很想和你去丹麦过周末，甚至比你还想。”

克劳斯表情疑惑。“那为什么……”

“所以要我作出选择的时候到了。我无法同时去爱你们两个。”丽贝卡拉上裙子的拉链，穿上鞋。

“选我吧，”他乞求道，“你已经陪了他六年了。这难道还不够吗？他怎么会感到不满足呢？”

“我对他发过誓。”

“那就违背好了。”

“违背诺言的人在人格上很渺小，就像身体上缺了一块似的。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比真正残疾还要糟糕。视发誓为儿戏的人在灵魂上残缺了一块。”

他的表情很羞愧：“你说得对。”

“克劳斯，谢谢你爱我。我会永远记住周一晚上的每分每秒。”

“我不相信我竟然失去了你。”克劳斯背过脸去。

丽贝卡想再吻他一次，但决定还是算了。

“再见。”说完，她就离开了。

选举终于迫近了。

九月时，卡梅隆确信理查德·尼克松就要赢了，他感到欣喜若狂。尼克松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期间警察引起的骚乱时时回荡在电视观众的脑海中，严重败坏了尼克松对手赫伯特·汉弗莱的形象。但到了十月，卡梅隆才发现选民是健忘的，汉弗莱在逐渐缩小和尼克松的差距。选举前的星期五，哈里斯民意调查表明，尼克松以百分之四十比百分之三十七领先三个百分点。周一，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尼克松以百分之四十二比百分之四十领先两个百分点。选举日当天的哈里斯民意调查说，汉弗莱稍稍领先了一个“身位”。

选举日的晚上，尼克松住进了纽约的华道夫宾馆。卡梅隆和一些主要志愿者集中在配备有电视、冰箱里装满啤酒的很不错的房间里。卡梅隆看着身边的众人，兴奋地揣测着尼克松如果获胜的话，这些人有多少可以进入白宫。

在竞选的过程中，卡梅隆结识了一个长相普通、做事认真的女孩，名叫斯蒂芬妮·马普尔。无论是为了庆祝胜利，还是失败后相互安慰，卡梅隆都想寻求和她上床的机会。

十一点半时，他们在电视上看见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尼克松新闻助理的赫伯·克莱因正在七层楼之下的新闻发布厅发表讲话。“我们仍然以三百到五百万张选票的优势领先，我想现在是三百万张。”卡梅隆和斯蒂芬妮对视了一眼，会意地扬起了眉毛。他们知道赫伯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到午夜为止，汉弗莱在已经统计的选票中领先了六十万张。午夜过后，传来了更令卡梅隆感到失望的消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汉弗莱赢得了纽约州——不是一丁点儿，而是整整五十万张选票。

这时，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比东部晚三个小时截止计票的加利福尼亚州身上。好在尼克松赢得了加利福尼亚。接下来就看伊利诺斯的了。

没人可以预测得准伊利诺斯州的选举结果。伊利诺斯州民主党大佬、芝加哥市市长戴利经常明目张胆地说谎。戴利的权威会被电视直播中警察欺凌孩子的画面削弱吗？他对汉弗莱的支持可靠吗？汉弗莱曾经含沙射影地批评过戴利，他说：“去年八月的芝加哥充满了痛苦。”恃强凌弱的人容易被激怒，据说戴利一直对汉弗莱的批评耿耿于怀，他的支持并不是那么地真心实意。

无论是何种原因，最终戴利并没把伊利诺斯交给汉弗莱。

当电视里宣布说尼克松以十四万张选票的优势获胜时，尼克松的志愿者们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竞选结束，尼克松赢了。

相互庆祝了一会儿以后，志愿者们各自回房，他们要在明早尼克松发表胜利演讲之前小睡几个小时，卡梅隆小声对斯蒂芬妮说：“再喝一杯吧！我的房里放了一瓶酒。”

“不喝了，谢谢你，”斯蒂芬妮说，“我已经很累了。”

卡梅隆隐藏着自己的失望。“改天吧。”

“好的。”

回房间的路上，卡梅隆遇见了约翰·埃利希曼。“先生，祝贺您。”

“卡梅隆，我也祝贺你。”

“谢谢。”

“你什么时候毕业？”

“六月。”

“毕业后来找我，我也许可以给你找份活儿干。”

这正应了卡梅隆的希望。“谢谢你！”

尽管被斯蒂芬妮拒绝，但回房时卡梅隆依然情绪高涨。他设了闹钟，倒在床上，筋疲力竭但精神亢奋。尼克松赢得了选举。自由主义横行的六十年代终于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人们想得到什么必须要工作，而不是通过游行去争取。美国将再次成为一个强大、保守、富有的法治社会。华盛顿将成立一个全新的政府。

卡梅隆将是其中的一分子。

Part 7 监 听（ 1972—1974年）

第四十六章

杰姬·杰克斯做了烤鸡、甜土豆、甘蓝菜和玉米面包。“正合我胃口。”玛丽亚·萨默斯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杰姬做的饭。玛丽亚很喜欢这些菜。她注意到乔治吃得不多。他只吃了一点烤鸡和一点蔬菜，没吃面包。乔治一直很挑食。

这是星期天。自从四年前玛丽亚帮乔治找了福塞特·伦肖事务所的工作以后，她就像自家人一样在杰克斯家进进出出。那年感恩节，乔治邀请玛丽亚到家里吃传统的火鸡晚宴，试着把两人的情绪从尼克松竞选胜利而导致的消沉中走出来。每到逢年过节，玛丽亚总是很想念芝加哥的亲人，乔治的邀请让她心存感激。她喜欢杰姬的热情和满满活力，杰姬似乎也开始喜欢上她了。从那以后，玛丽亚每隔几个月都会上杰克斯家一次。

晚饭后，三人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乔治走开后，杰姬问玛丽亚：“孩子，你似乎很烦恼。有什么心事吗？”

玛丽亚叹了口气。杰姬很敏锐。“我要做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玛丽亚说。

“关于爱情还是工作？”

“工作。首先，尼克松并没有我们担心得那么糟。他为黑人所做的事远超所有人的预想。”她伸出手指数算，“首先，他要求建筑工会在行业里接受更多的黑人雇员。建筑工会极力反对，但他坚持己见，毫不让步。第二，他扶植有色人种的生意。三年来，有色人种开的公司所签的政府合同从八百万美金提高到两亿四千两百万美金。第三，他取消了学校的种族隔离。约翰逊时代通过了民权法，但真正实施的是尼克松。到尼克松第一任任期结束，黑人学生在南方各州黑人学校里的比例从原先的百分之六十八下降到现在的百分之五十八。”

“好吧，我信你。你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在帮助黑人的同时，政府也在做着些完全错误的事情——我指的是犯罪。总统的一些作为完全没把法律看在眼里。”

“亲爱的，罪犯都这副德性。”

“但人民公仆本应言行谨慎才对。我们本应谨言慎行，即便不赞同一些政治家的行为，也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告发。”

“恩，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当对上司的本分和对国家的本分背离时，你就无所适从了。”

“我本可以一走了事的。离开政府，我也许能挣得更多。但尼克松和手下却还会像黑手党党羽那样胡作非为下去。我不想在私人企业工作。我想让美国变得更好，尤其对黑人变得更好。我愿意为此付出一生。为什么我要因为尼克松是个浑蛋而放弃这份工作呢？”

“许多政府人士都对媒体谈过类似的看法。报道里经常看得见‘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几个字。”

“我们之所以震惊是因为尼克松和阿格纽是宣誓遵从美国宪法才当选的。这种堂而皇之的欺骗让每个人都很火大。”

“你得决定是不是要向媒体进行‘披露’。”

“我的确为这事而苦恼不已。”

“作出决定以后，”杰姬不安地说，“你一定要小心点。”

玛丽亚和乔治跟杰姬去伯特利福音堂做晚礼拜。晚礼拜结束以后，乔治开车送玛丽亚回家。乔治仍然驾驶着第一次来华盛顿时开的那辆深蓝色梅赛德斯。“这辆车几乎所有零件都换过了，”他说，“花了我好大一笔钱。”

“幸好你能在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赚上大钱。”

“我在那儿干得还不错。”

玛丽亚意识到自己的肩膀挺得笔直，背疼得不行。“乔治，我想和你谈件正事。”

“好啊，你说吧。”

她犹豫了。这个机会抓不住就永远没了。“过去一个月，司法部对三家不同公司的反垄断调查被白宫直接下令取消了。”

“他们给出了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都没给。但这三家公司都是1968年尼克松参选时的主要捐款人，多半会在今年的连任选举中继续资助他。”

“可这是对司法独立的公然对抗啊！这是桩大罪。”

“没错。”

“我知道尼克松是个骗子，但没想到他这么坏。”

“的确很难相信，我理解你这种感觉。”

“为什么告诉我？”

“我想把这件事告诉媒体。”

“喔，玛丽亚，这会有点危险。”

“我已经准备好要承受风险。但我会非常小心的。”

“很好。”

“你认识记者吗？”

“当然，李·蒙哥马利就是一个。”

玛丽亚笑了。“我和他约会过几次。”

“我知道——是我安排的。”

“这意味着他知道你我的关系。最好找个没见过我的记者。”

“没错，找蒙哥马利的确不合适。加斯帕·默里怎么样？”

“《今日》节目华盛顿分部的主任吗？那太理想不过了。你怎么认识他的？”

“几年前他当学生记者缠着维雷娜采访马丁·路德·金时，我就认识他了。六个月前，在我客户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又见了一面。他告诉我，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的汽车旅馆遇刺的时候，他和维雷娜正好都在现场。他问我维雷娜怎样了。我只得告诉他我一点也不知道。加斯帕大概也被维雷娜吸引了。”

“大多数男人都这样。”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你会去见默里吗？”玛丽亚生怕乔治拒绝卷进情感纠纷，突然紧张起来，“你会把我告诉你的事对他说吗？”

“这么一来，我就像你们之间的联络人了，你和加斯帕之间就不会进行直接联系了。”

“是的。”

“这简直像一部007的电影。”

“你会做这个联络人吗？”玛丽亚屏住呼吸。

乔治露齿一笑。“当然可以。”他说。

尼克松总统气疯了。

总统站在椭圆形办公室金色窗帘旁的双台座书桌后面。他低着头，弓着背，浓密的黑色眉毛皱成一团。总统双下巴上的胡子和以往一样没有刮净，表情凶巴巴的。他噘着嘴，一副似乎随时会变成自怜的挑衅表情。

他咬牙切齿地说：“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他说，“堵住这些漏洞，防止进一步未经授权的泄密。我不介意你们会采取何种手段。”

卡梅隆·杜瓦和上司约翰·埃利希曼聆听着总统的训话。和父亲祖父一样，卡梅隆个很高，但埃利希曼的个子更高。埃利希曼是总统的国内事务助理。这个文绉绉的称谓有些误导：其实，埃利希曼是尼克松最亲近的私人顾问之一。

卡梅隆知道总统为何会这么生气。他和埃利希曼都看了前一晚的《今日》。加斯帕·默里把目光聚焦在尼克松的资助者身上。加斯帕宣称尼克松取消了对三家大公司的反垄断调查，这三家公司都对尼克松的选战投入过大量的金钱。

这是事实。

更糟的是，加斯帕还暗示只要在竞选年给尼克松的竞选连任班子，即所谓的CREEP 【12】 ，捐赠大量的金钱，任何涉入调查的公司都可以改变调查的走向。

卡梅隆觉得这或许也是实情。

尼克松用总统的权力帮助朋友，打击敌人。他用税务审计和其他种种调查方式对献金给民主党的公司造成不利。

卡梅隆觉得这则报道虚伪得令人厌恶。所有人都知道政治就是这么回事。竞选资金除此之外还会从哪来呢。即便家族已经有了用不完的金钱，肯尼迪兄弟不也在做着几乎同样的事吗？

泄露给媒体的消息损害着尼克松的统治根基。《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内部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揭露尼克松政府的头等机密是对越南的近邻老挝进行轰炸。自由记者西莫·赫希发文披露，美军在越南的美莱村屠杀了几百名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五角大楼千方百计想遮掩这项暴行。1972年1月，尼克松的支持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迪克·尼克松觉得这是针对他个人的，他把一切都认为是针对他个人的。这天早晨他看上去像是受到了伤害，表情非常震怒。他认为世界上都是对他恶意满满的人，情报的泄露证实了他的妄想。

卡梅隆同样很生气。入职白宫以后，他希望成为改变世界的一分子。但尼克松政府所做的一切全被自由派和白宫内部具有反心的“消息来源”所败坏。真是太让人火大，太让人沮丧了。

“这个加斯帕·默里是什么人？”尼克松问。

卡梅隆记得加斯帕。十年前杜瓦一家造访伦敦的时候，加斯帕就住在威廉姆斯家。现在那里成了共产党同情者的乐土。

尼克松又问：“他是个犹太人吗？”

卡梅隆觉得不耐，但还是把脸绷得紧紧的。尼克松经常会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把犹太人看作天生的间谍就是其中的一例。

埃利希曼说：“我不这样看。”

卡梅隆说：“多年前我在伦敦见过默里。他母亲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他父亲是个英军军官。”

“默里是英国人吗？”

“是的，但我们不能用这个理由打击他。他在越南为美军服过役，经历过实战，拿到过军功章。”

“无论如何，想办法堵住这些漏洞。我不想听做不到的理由，不接受任何辩解。我要的是结果。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堵住这些漏洞。”

卡梅隆爱听这种杀气腾腾的话。让他精神振奋，充满干劲。

埃利希曼说：“谢谢你，总统先生。”说完就带卡梅隆走了出去。

“任务安排得很明确。”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后，卡梅隆急切地说。

“尽快安排对默里的监视。”埃利希曼斩钉截铁地说。

“我会顺利完成任务的。”卡梅隆说。

埃利希曼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卡梅隆离开白宫，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向司法部。

“监视”意味着很多事情。在某处隐藏录音设备并不违反法律，但闯进房间偷放窃听器就同时犯了私闯民宅和抢劫两项罪行。除了极少的例子以外，窃听和进行电话录音都算违法。尼克松政府认为，只要得到了司法部长的授权，窃听就合法了。白宫在过去的两年里安排了十七次窃听，每次都以国家安全为由得到了司法部长的授权，由联邦调查局进行实施。卡梅隆此行是落实司法部长对第十八次窃听的许可。

卡梅隆对加斯帕·默里年轻时的记忆已经很依稀了，但还记得残忍地把十五岁的他一脚踢开的伊维·威廉姆斯。当卡梅隆向伊维表白后，她斥责他荒唐。卡梅隆追问原因，伊维回答：“你这个笨蛋，我爱的是加斯帕。”

他告诉自己那只是愚蠢的青春期行为。伊维现在是电影明星，支持从民权到性教育的一切共产主义主张。在她弟弟的电视访谈节目里，她甚至吻了珀西·马昆德，使那些连白人触碰黑人都不习惯的电视观众大为震惊。伊维自然早就不爱加斯帕了。她和汉克·雷明顿约会过很长一段时间，但现在已经不在一起了。

但被拒绝的记忆仍然让他烧心地疼。卡梅隆仍然总是被女人排斥，甚至在尼克松当选总统那夜被斯蒂芬妮·马普尔拒绝。后来，卡梅隆和斯蒂芬妮都在华盛顿工作，斯蒂芬妮最终同意和卡梅隆上了床。但只睡了一次，斯蒂芬妮就不愿意再和他约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一开始就拒绝他还糟。

卡梅隆知道自己又高又笨，但同样又高又笨的父亲却很招女人爱。卡梅隆就这点委婉地问过母亲。“你是怎么爱上爸爸的？”他曾经这样问过，“他可不算英俊。”

“但他特别好。”贝拉说。

卡梅隆不能理解母亲说的话。

到达司法部以后，卡梅隆走进安置着装饰吊灯的大厅。他知道授权不会有障碍：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是尼克松的密友，担任过1968年选战的竞选经理。

铝制的电梯门开了，卡梅隆走进电梯，按下到五楼的按钮。

在华盛顿十年的官场纵横中，玛丽亚学会了怎样进行观察。她的办公室处于通向部长办公室的走廊一侧，她一直把门开着，便于看到进进出出的人。《今日》节目爆出她报料新闻的隔天，她对外面的动静非常警觉。她知道白宫肯定会反应很大，很想看看白宫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看见埃利希曼的一个随从从走廊里走过去以后，她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司法部长正在开会，暂时别去打扰他。”玛丽亚赶上他之后说。她以前曾见过这个人。这是个又高又瘦的白人青年，样子笨笨的，两只肩膀像西装的晾衣杆一样愣愣地杵在那里。玛丽亚很了解这种聪明但却幼稚的人。她露出友善的笑容说：“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这种事不能和秘书谈。”青年人怒气冲冲地说。

玛丽亚感觉到了什么。她预知到了危险。她装出一副乐于助人的样子。“好在我不是秘书，我是个律师，名叫玛丽亚·萨默斯。”

青年显然对黑人能当上女律师感到难以置信。“你从哪儿毕业的？”他狐疑地问。

他也许希望玛丽亚说出一个没人听说过的黑人学院的名字，这让说出“芝加哥法学院”这个名称的玛丽亚感到非常快慰。她禁不住反问了句：“你是从哪儿毕业的？”

“我不是律师，”他说，“我是加大伯克利分校俄语专业毕业的，我叫卡梅隆·杜瓦。”

“我知道你，你为约翰·埃利希曼工作。去我的办公室谈吧。”

“我要等司法部长来。”

“是关于昨晚电视节目的事吗？”

卡梅隆偷偷地四下看了两眼。没人偷听他们的话。

“我们必须做点事情，”玛丽亚断然说道，“政府工作不能允许这种漏洞一直存在，”她假装愤慨，“这是无法想象的。”

年轻人的态度热络起来。“总统也是这个想法。”

“但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要对加斯帕·默里进行监听。”

玛丽亚倒吸了一口冷气。幸好被我碰着了，她心想。但她却说：“非常好——终于有人采取强硬行动了。”

“能从政府内部得到机密信息的记者肯定会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是的。你完全不必担心文件方面的事。今天我会把授权申请放在米切尔的办公桌上。据我所知，他肯定会签字。”

“谢谢你。”

玛丽亚发现卡梅隆正在盯着她的胸部。把她当成秘书和黑人之后，他终于把她当作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在看了。嘴上没毛的男人总是这么好猜。“这是所谓的秘密调查。”具体指非法潜入和窃听，“乔·乌戈在联邦调查局负责这方面的事情。”

“我现在就去见他，”联邦调查局也在同一幢楼内，“玛丽亚，谢谢你的帮助。”

“杜瓦先生，再见。”

看着卡梅隆离开走廊以后，玛丽亚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她拿起电话。拨了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号码。“我想给乔治·杰克斯留个口信。”她说。

乔·乌戈长着一对湛蓝色的眼睛，皮肤苍白，像是三十多岁的样子。和所有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一样，他的衣着非常保守：灰西装，白衬衫，普普通通的领带，一双尖头皮鞋。卡梅隆自己也穿得很保守，但到了调查局办公室以后，他那带有大翻领的棕色条纹西服和喇叭裤马上就显得卓尔不群起来。

卡梅隆告诉乌戈，他为埃利希曼工作，然后马上说出了此行的目的：“我需要对电视记者加斯帕·默里进行监听。”

乔皱起眉。“监听《今日》节目的办公室吗？如果这种事传出去……”

“不是他的办公室，是他的家。我们所说的这个泄密人很可能晚上偷偷溜出门，找付费电话给他家打电话。”

“这样做也会有问题，联邦调查局再也不干那种活儿了。”

“什么？这是为什么？”

“胡佛先生认为联邦调查局有为政府的人背黑锅的风险。”

卡梅隆无法进行反驳。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如果在侵入记者的家时被抓个正着，总统肯定会推个一干二净。这就是干这行的规矩。多年来埃德加·胡佛一直在违章办事，但不知为何最近收敛多了。七十五岁的胡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心智健全。

卡梅隆抬高了嗓门：“总统要求进行窃听，司法部长很愿意给出授权。你想拒绝吗？”

“放松点，”乌戈说，“总统的需要总会有办法满足。”

“你是说你肯干吗？”

“我是说找得到办法，”乌戈在便笺簿上写了点字，然后把写了字的那张纸撕下来，“给那家伙打电话，过去他一直为调查局搞窃听。现在他退休了，这意味着他可以私下里做这种事。”

卡梅隆对私下干这个感到很不安心。他很想知道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又感到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

他接过乌戈递过来的纸。纸上写着“蒂姆·泰德尔”的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我今天就给他打电话。”卡梅隆说。

“记得打公用电话。”乌戈说。

密西西比州罗斯市的市长坐在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乔治·杰克斯的办公室里。市长的名字叫罗伯特·丹尼。“就叫我丹尼吧，所有人都认识丹尼，甚至连我娇小玲珑的老婆也叫我丹尼。”乔治十几年来一直在和这种丑陋、肥胖、满嘴脏话、愚蠢的白人种族分子作斗争。

罗斯市在政府的帮助下建起了机场。但联邦资金的受益人必须是就业机会均等的雇员。但司法部的玛丽亚却听说，除了搬运工外，机场完全没有黑人雇员。

乔治经手的都是这类案子。

丹尼居高临下地说：“乔治，南方做事稍微与这有点不一样。”

这我还不知道吗？乔治心想。十一年前你们这群流氓打折了我的胳膊，现在天一冷，受伤的地方还钻心的疼呢！

“罗斯人可不想去黑人管理的机场，”丹尼说，“他们会有安全方面的顾虑。我想你应当会理解我。”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你这个白痴种族分子。

“老伦肖是我哥们儿。”

乔治知道，伦肖和丹尼根本不怎么熟。律师事务所的资深顾问伦肖仅仅见过他两次。丹尼这样说只是想让他紧张而已。如果把事情弄糟了，上司肯定会迁怒于你。

丹尼说：“他说你是华盛顿能让我摆脱司法部纠缠的最佳人选。”

乔治说：“他说得对，我对付司法部的确很有一套。”

和丹尼一起来的有两位市议员和他们的三位助理，六个人全都是白种人。他们靠在椅子上，神态安然。乔治再次保证他们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现在我们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事，”乔治说，“我们可以上法庭，挑战司法部的裁定。他们的裁定书一般都不会很严密。我们可以在裁定书的论点中寻找差错，在报告中找到错误和偏见。上庭起诉对我们公司很有利，我们打官司的收费很高。”

“我们付得出这笔钱。”机场显然是件有利可图的买卖。

“上法庭也有两个不利之处，”乔治说，“首先，官司会拖得很久——你们希望机场尽快造好投入运营。其次，没哪个律师有把握告诉你法庭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法庭会怎样判决谁都预料不准。”

“华盛顿也许如此。”丹尼说。

罗斯的法庭判决显然可以依丹尼的意志而改变。

“或者，”乔治说，“我们可以寻求和解。”

“和解可能会包含哪些内容？”

“分阶段引入各种层次的黑人雇员。”

“什么要求都可以先答应下来！”丹尼说。

“他们并不傻，工资会反映在和解协议上。”

“你觉得他们还会提出哪些条件？”

“只要能反映出的确有了改变，司法部完全不会在乎条件的具体内容。但他们会向罗斯的黑人团体征求意见。”乔治低头看了眼桌子上的文件，“这个案子原本就是由罗斯平等权利基督教协会向司法部提出的。”

“该死的共产党人。”丹尼说。

“司法部多半会同意得到那个组织首肯的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协议，司法部就和你们两方一点不相关了。”

丹尼的脸涨得通红。“我才不去和那个该死的罗斯平等权利基督教协会协商呢！”

“如果想快点解决问题的话，还是和他们协商会比较好。”

丹尼被激怒了。

乔治赶紧又说：“你不用和他们面对面。事实上我建议你根本别和他们说话。”

“那谁去和他们协商呢？”

“我去，”乔治说，“我明天就飞过去。”

市长开心地笑了。“只有你能做得到。因为肤色的缘故，只有你能说服他们回心转意。”

乔治真想勒他的脖子。“市长先生，或许该改叫你丹尼吧，别会错意了——你应当作出一些真正的改变。我的工作是尽可能让他们不惹麻烦。你是极富经验的政治人物，应当知道公共关系的重要性。”

“这倒是真的。”

“出现任何关于平等权利基督教协会让步言论的话，整个交易就毁了。尽管不情愿，但你们最好还是优雅地做些让步，以利机场尽快投入建设为城市服务。”

“明白了。”丹尼眨了眨眼说。

丹尼不知不觉地同意改变几十年来的陋习，在机场雇佣更多的黑人员工。这仅仅是前进之路上迈出的一小步，但乔治却对此感到有些欣慰。除非让自己和别人信服在黑人用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乔治才会真正感到高兴。

乔治对他回眨了几眼。

田纳西州的客户代表离开办公室以后，乔治的秘书颇有些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递给他一张纸。

纸上记着一条电话口信：“明天晚上六点巴尼环形街福音堂有个祷告会。”

秘书露出吃惊的表情，像是对乔治把晚饭前的时间花在教堂感到很不理解。

乔治知道这条口信是玛丽亚留下的。

卡梅隆不喜欢蒂姆·泰德尔。蒂姆留着军人短发，穿着件猎装。在这个所有人都会留上点鬓角的时代他甚至连鬓角都没留。卡梅隆觉得蒂姆给人留下的印象太过狂热，这个人显然很喜欢一切偷偷摸摸的事情。卡梅隆很想知道如果他要蒂姆杀了加斯帕·默里，蒂姆会是何种反应。

泰德尔不介意违法，但习惯为政府工作的他还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出现在卡梅隆的办公室，向卡梅隆递交了手写的计划书和预算报告。

在计划中，他首先会安排三个人对加斯帕·默里的公寓监视两天，以摸清默里的活动规律。接着他们会在确定保险的时间潜入默里家，在他的电话里植入一个发报机。他们还会在附近放一个磁带式录音机，也许会放在楼顶，把录音机放在一个外面贴有“五万伏高压——禁止触碰”标签的箱子里，以避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之后的一个月，他们每二十四小时会换次磁带，泰德尔将向卡梅隆提供所有电话的录音。

整个计划需要的开支是五千美元。卡梅隆可以从CREEP的行贿基金里拿到这笔钱。

卡梅隆把建议书呈交给埃利希曼，心里明白自己已经跨越了一条红线。有生以来，他还从来没做过犯法的事情。从这一刻开始，他将变成非法闯入民宅的同谋。但这却是必需的：漏洞必须得堵上，总统也说过了：“我不介意你们会采取何种手段。”但卡梅隆的感觉还是不太好。他像是在黑暗中跳下跳水板，却完全看不见跳水板下方的水。

约翰·埃利希曼在同意栏里打了个对勾。

然后他又写下了一行令人心惊的小字：“必须保证此次行动的不可追踪性。”

卡梅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出了岔子，他得付上所有的责任。

五点半，乔治离开办公室，驱车前往国会山以东遍布着廉租房的巴尼环形街。教堂是被六角形网眼铁丝网围着的空地上的一间小屋。教堂里的硬木椅已经坐得半满了。进行祷告的都是黑人，大部分是妇女。这是个私下里会面的好地方：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这会像桌布上的污渍一样显眼。

一个女人转过身，乔治马上认出这是玛丽亚·萨默斯。他坐到玛丽亚身旁。

“怎么了？”他轻声问，“什么事这么急？”

玛丽亚在嘴唇上竖起根手指。“之后再跟你说。”

乔治无奈地笑了笑。他得在祈祷时坐上一个小时。这说不定对他的灵魂治愈会很有好处呢！

乔治很高兴成为玛丽亚间谍游戏的一分子。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无法满足他对正义的向往。他的工作能为黑人争取到一些平等的权益，但既零碎又收效甚微。三十六岁的他已经知道，更完美的世界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但他还是希望除了让机场多雇几个黑人员工之外，再多做一些为黑人谋福祉的事情。

一个穿着袍子的牧师走进教堂，开始了约十五分钟的即席祷告。接着他让会众安静，在沉默中和上帝对话。“我们很愿意让被圣灵打动的祷告者向其他人分享他的祷告。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女人在教堂里应该保持沉默。”

乔治心知玛丽亚会对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性别歧视感到非常愤怒，故意用手肘支了支玛丽亚。

乔治的母亲很喜欢玛丽亚。乔治猜测杰姬也许觉得自己如果能晚生二十年的话，也许能成为玛丽亚那样的人。她也许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一份好工作，买得起镶嵌珍珠的黑裙子。

祷告时乔治想到了维雷娜。加入黑豹党以后，乔治就再没有维雷娜的消息了。他试着去相信维雷娜在黑豹党里承担的都是些诸如为那些一早到白人办公室洗洗刷刷的黑人母亲的孩子烧免费早餐的工作。但了解维雷娜的乔治知道，如果有人要维雷娜抢银行，她也会横下心去干。

又一次冗长的祷告以后，牧师结束了祷告会。说完“阿门”之后，会众们开始三三两两交谈起来。会众的说话声很大，乔治知道自己可以不必害怕被人偷听，自由地和玛丽亚交谈。

玛丽亚飞快地说：“他们准备窃听加斯帕·默里家里的电话。埃利希曼的一个手下从白宫过来拿授权书时正好碰上了我。”

“显然是加斯帕上次电视节目惹的事。”

“被你猜对了。”

“他们要找的其实不是加斯帕。”

“我知道，他们要找透露消息的人，也就是我。”

“我今天就去见加斯帕，让他在家打电话时尽量留心。”

“谢谢你。”她看了看四周，“我们在这儿还是太显眼了。”

“为什么？”

“穿着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我们不属于这儿。”

“秘书也觉得我很奇怪，我们快走吧。”

“我们不能一起走。你先走。”

乔治离开小教堂，驾车前往白宫。

他觉得玛丽亚不是唯一把情报泄露给媒体的人：应该还有很多。总统对法律的肆意践踏震惊了许多政府雇员，他们不惜违背谨慎原则，把消息透露给媒体。这种罪行出现在一个以法律和秩序为准绳进行竞选的总统身上完全难以想象。乔治觉得美国人民都是这个巨大骗局的受害者。

乔治琢磨着哪里去见加斯帕为好。上次他直接去了《今日》节目的办公室。去那一次也许不那么危险，但他不应该再去第二次。乔治不想让政府里的人知道他经常和加斯帕见面。另外，为了不让人觉得可疑，两人的见面应该是随意的，而非鬼鬼祟祟的。

乔治把车开到加斯帕办公室附近的停车场。停车场三楼有块地方是《今日》员工的专用车位。他把车停在专用车位旁边，找了个公用电话。

加斯帕正巧在办公桌前。

乔治没有说出名字。“周五晚上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

“马上。”

“最好现在。”

“好吧。”

乔治挂上电话。

几分钟以后，一头金发的加斯帕拎着件雨衣下了电梯，走向黑色布顶篷的林肯大陆车。

乔治坐在加斯帕旁边，把窃听的事告诉了他。

加斯帕说：“我得把电话拆开，拿掉接收器。”

乔治说：“窃听不到任何通话的话，他们就会知道窃听的事已经被识破了。”

“那又怎么样呢？”

“他们会另找办法窃听你，下次我们就没那么幸运能提前发现了。”

“该死，我几乎所有重要的电话都打到家里。怎么办？”

“重要线人打来电话，你就说很忙，待会儿再回电。然后出去找公用电话。”

“我会查出东西的。谢谢提醒。这是以前的线人告诉你的？”

“是的。”

“他的消息可真灵通。”

“没错，”乔治说，“他确实如此。”

第四十七章

杜杜·杜瓦赶到纳帕河谷的黛西庄园，在戴夫·威廉姆斯的录音棚里，和他见面。

庄园内的别墅简朴舒适，但录音棚的设备是世界顶级的。这里制作过几张摇滚乐专辑，把录音棚租借给乐队成为一项微小但利润丰厚的生意。这些乐队有时会请戴夫担当他们的制作人，戴夫似乎天生具有能帮助乐队演奏出他们想要效果的能力。

这对戴夫来说非常不错，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挣钱了。桃色岁月散伙后，他出过一张很棒的上榜专辑、一张现场录制的专辑，以及一张收录了他许多老歌的专辑，后来又出了新版。这些专辑的销量每况愈下。作为拆伙的乐队成员，独唱专辑能卖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戴夫没有遇到钱上面的麻烦，但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每年买部法拉利了。他的事业前景并不是很美妙。

杜杜打电话问戴夫第二天能不能开车过来拜访他，戴夫非常吃惊，连杜杜来的理由都忘了问。

第二天早晨，他在洗澡时清洗了胡子，穿了件干净的牛仔裤，挑了条宝蓝色的衬衫。这时他不禁问自己，见过去的女友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他不再爱杜杜了。为什么还要在意她对他的外表会怎么想呢？他意识到自己希望杜杜在看到他时，会对抛弃他而感到后悔。“你真是个天大的傻瓜。”他一边大声对自己说，一边穿上了件旧T恤。

但与此同时，他也在想她究竟来干什么。

门铃的指示灯无声地闪动时，戴夫正在录音棚里陪一个创作歌手录制他的第一张专辑。他离开正唱得兴起的歌手，走出录音棚。杜杜开着辆合上顶篷的红色美洲狮向屋子驶来。

戴夫想知道他是不是变了，好奇地想知道她现在的样子。但事实上杜杜几乎没任何变化：娇小美丽，眼神中带着丝淘气。她几乎还是十年前的那个令人心神难安的十三岁美丽姑娘。今天她穿了条蓝色的斗牛裤和一条斜纹背心，头发剃得很短。

戴夫先把杜杜带到屋后欣赏了山谷的景色。这时还是冬天，山谷里几乎没有什么植被，但太阳却很耀眼，光秃秃的树木在阳光的照射下在土地上投射出蓝色的阴影，形成美妙的一笔状曲线图型。

杜杜问：“你这种什么类型的葡萄？”

“经典的卡白内红葡萄酒。这个品种耐寒，黛西庄园坚硬的土地正好与之相适合。”

“农庄酿葡萄酒吗？”

“当然酿，葡萄酒的品质不是最优，但每年都在进步。快进来尝尝。”

杜杜喜欢这里全木装修的厨房。尽管厨房里都是现代化的小玩意，但木制饰品给人一种传统的感觉。壁橱用手工打制的天然松木制成，松木上涂了淡淡的一层染料，使壁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戴夫拆掉了水平的天花板，使空间直通到尖形的屋顶。

戴夫在厨房的设计上狠下了一番工夫，他想使之成为彼得大街家里厨房那样融休闲、吃饭、喝酒和谈话于一体的地方。

戴夫和杜杜坐在一张古典风格的松木桌旁，戴夫拿出一瓶黛西庄园1969红葡萄酒，这是他和丹尼·梅迪纳合伙出产的第一款红葡萄酒。这酒有点酸，杜杜稍稍皱了皱眉头。戴夫笑了：“我想你应当更看好它的潜力。”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的。”

杜杜拿出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烟。戴夫说：“你十三岁时就在抽这种烟了。”

“我应该把它戒了。”

“我从没见过这么长的香烟。”

“你那时候很可爱。”

“你用嘴叼着切斯特菲尔德烟的样子特别让我着迷，但我实在说不出好看在哪儿。”

杜杜笑了：“本来可以告诉你的。”

戴夫又喝了口红葡萄酒。这款红葡萄酒的质地未来几年肯定会更好。他问杜杜：“瓦利现在怎样？”

“还好，只是嗑药多了点，但这也没啥，他毕竟是个摇滚明星嘛！”

戴夫说：“多数时候我晚上都会抽一支大麻烟。”

“你在和谁约会吗？”

“萨莉·达席尔瓦。”

“是那个女演员啊！我见过你俩出席某个电影首映式的照片，只是不知道你们是否真是一对。”

戴夫和萨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朋友关系。“她住在洛杉矶，我们的工作都很忙，我们偶尔会隔几周一起度个周末。”

“顺便说一句，我很佩服你姐姐。”

“伊维是个优秀的女演员。”

“她那个菜鸟警察的形象让我笑得流出了眼泪。但真正让我佩服的是她那种说干就干的精神。许多人都反战，但像她那样有勇气去北越的却没几个。”

“她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我想也是。”

戴夫放下酒杯，直视着杜杜，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好奇了。“杜杜，你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首先，我要感谢你肯见我。你本不必答应见我的，感谢你的不计前嫌。”

“没关系。”戴夫当初几乎要拒绝了，但好奇最终战胜了怨恨。

“其次，我为1968年犯的错向你道歉。很抱歉我伤害了你。这很残忍，我一直为此感到羞愧。”

戴夫点点头。对此他并不否认。女孩所能做的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和未婚夫的挚友上床并被未婚夫发现，杜杜还未满二十岁的事实根本不足以成为戴夫原谅她的理由。

“瓦利也感到很抱歉。我和他依然爱着彼此，别误会我的话，我们知道自己做过些什么。如果能给瓦利一个机会的话，他也会对你这样说的。”

“我知道了。”戴夫的情绪开始被杜杜调动起来了。愤怒、厌恶、怅然若失等早已忘却的情感都涌上心头。他急切地想知道杜杜接着还会说些什么。

杜杜问：“你能原谅我们吗？”

戴夫完全没料到杜杜会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还没想过。”他无力地说。这天之前他很可能会说他完全不在乎，但杜杜的提问唤醒了他的悲伤。“你指的原谅是什么？”

杜杜深深地吸了口气：“瓦利想重组乐队。”

“哦！”戴夫没想到杜杜会提这个。

“他怀念和你一起工作的日子。”

尽管方式很残忍，但杜杜的话让戴夫感到欣慰。

杜杜说：“瓦利的个人专辑出得不怎么好。”

戴夫说：“他的比我的卖得好。”

“瓦利不担心销量，他不在乎挣多少钱花多少钱，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人能合力做出更好的音乐。”

“这点我并不否认。”戴夫说。

“他有几首歌想和你一起唱，你可以把刘和布兹从伦敦叫过来。我们这些人可以都住在黛西庄园。等专辑发行的时候，你也许可以搞个重组音乐会，甚至搞次巡演。”

戴夫不由自主地感到兴奋。从汉堡到海特大街，桃色岁月那段演出的日子太令人难以忘怀了。尽管被欺骗，被压榨，还经历了莱尼和乔弗里的离开，但戴夫和瓦利还是很享受桃色岁月的每一分钟。尽管戴夫现在有着电视人、农场主、唱片出版商的多重身份，在社会上广受尊敬，但欢乐却比原来少了许多。

“走回头路吗？”他斟酌着，“不知这样可不可行。”

“认真想想，”杜杜恳求道，“别忙着说行或不行。”

“好的，”戴夫说，“我会认真考虑的。”

但戴夫已经知道了答案。

他把杜杜送到车旁。副驾驶座上放着张报纸。杜杜拿起报纸，递给戴夫。“你看过这张报纸吗？”她说，“报上有你姐姐的照片。”

照片上，伊维·威廉姆斯身穿一件迷彩服。

最打动卡梅隆·杜瓦的是伊维的诱人。尽管穿着鼓鼓囊囊的衣服，但卡梅隆却知道衣服里包裹着世人在电影《艺术家的模特》里看到的那副傲人身材。重重的靴子和一顶普普通通的军帽只是让她更显妩媚。

照片上伊维坐在一部坦克上。卡梅隆对军事装备了解不多，但从坦克上的字母看，他知道这是辆配备了一百毫米炮的苏制T-54坦克。

伊维周围都是穿着北越军队制服的士兵。伊维的表情非常生动，似乎在跟他们说些趣闻。士兵们跟世界其他地方好莱坞明星的拥趸一样喜笑颜开。

附文中说，伊维此行肩负着和平的使命。她从北越人那里得知他们其实并不想和美国人打仗。“这么说可真奇怪。”卡梅隆辛辣地说。伊维在文中说，越南人只想要美国不干涉其内政。

报上刊登的照片是反战运动在公共关系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美国的一半女孩想成为伊维·威廉姆斯那样的人，一半男孩想娶她为妻，他们对伊维只身前往北越的勇气深感钦佩。糟糕的是，共产党人并没有伤害伊维。他们和伊维聊天，说他们想和美国人交朋友。

邪恶的总统怎能向这么好的人头上扔炸弹呢？

这种论调让卡梅隆直想吐。

但白宫不会就这么算了。

卡梅隆开始忙着给相熟的记者打电话。尽管憎恨尼克松的自由派记者很多，认为政府软弱的保守媒体也不在少数，但卡梅隆觉得报界应该有足够的支持者愿意与政府合作，对这些人进行反制。

卡梅隆准备了好几种套路和这些记者谈话，他会依据不同的谈话对象选择其中的一种。“你认为被这种坦克杀害的美国兵有多少？”他问一个访谈节目的写手。

“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们吧。”这位写手回答。

正确答案也许是无，因为越南坦克只和南越政府军交过战，还没遭遇过美国军队。但这根本无关紧要。“你的节目应该问自由派这个问题。”卡梅隆说。

“你说得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给一个右翼报纸的专栏作家打电话时，他又换了另外一种说法：“你知道伊维·威廉姆斯是个英国人吗？”

“她妈妈是美国人。”这个专栏作家指出。

“她妈妈不喜欢美国，1936年离开以后就再没回来过。”

“不错，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写专栏。”

对于一个经常攻击尼克松的自由派记者，卡梅隆又换了套说辞：“你应该承认，伊维让自己被北越人当反美宣传的枪口非常幼稚吧。你真的以为她在肩负着一项和平的使命吗？”

这些电话的效果非常好。第二天，媒体就发起了一股质疑伊维·威廉姆斯的声浪，这股浪潮很快把伊维早前取得的胜利冲了个七零八落。伊维很快取代了黑豹党头目、强奸惯犯埃尔德里奇·克莱弗，成为了美国人眼中的头号公敌。中伤诽谤伊维的信件源源不断地涌进白宫——除了全国各地共和党党部号召起来的人以外，还有一些被媒体报道煽动起来的普通民众。伊维被投票给尼克松的人所憎恨，被那些认为你不支持美国就是反对美国的人所憎恨。

卡梅隆对事态的发展大感欣慰。每当他在报纸杂志上看到又一篇中伤伊维的报道时，他就会记起伊维嘲讽他的爱太过荒唐时的样子。

但卡梅隆还没能彻底将她击败。

质疑伊维的浪潮达到最高时，卡梅隆打电话给一位支持尼克松的电视网高层，梅尔顿·法尔克纳。卡梅隆让白宫的交换台替他接通电话，好让梅尔顿的秘书告诉他电话来自于白宫。

电话接通以后，他先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先生，总统让我打电话给你，就你们台最近要拍摄的一部有关珍妮·亚当斯的剧提些建议。”

死于1935年的珍妮·亚当斯为支持妇女参政积极活动，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没错，”法尔克纳说，“总统是她的崇拜者吗？”

是，才怪，卡梅隆心想。珍妮·亚当斯恰好是尼克松最不喜欢的那种头脑不清的自由主义者。“是的，总统很崇拜她，”卡梅隆说，“《好莱坞记者》杂志说，你们正考虑让伊维·威廉姆斯成为珍妮。”

“没错，是有这事儿。”

“最近你也许看过有关于伊维·威廉姆斯的新闻，听说了她自愿充当美国敌人宣传工具的事情。”

“是的，我看见过这条新闻。”

“你觉得主张社会主义的反美英国女演员是扮演美国英雄的合适人选吗？”

“我只是董事会的一员，无权在选择演员方面……”

“总统无权在演员的选角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但他觉得你也许有兴趣听听他的意见。”

“我自然很有兴趣。”

“法尔克纳先生，很高兴能与您交谈。”卡梅隆挂上电话。

他曾听人说过复仇很愉快，但没人告诉过他复仇会如此愉快。

戴夫和瓦利拿着吉他，坐在录音棚的高凳子上。他们在录制一首名叫《重聚首》的歌曲。这首歌有两个部分，两个部分的基调不同。他们需要为两个部分的链接找到一个承转音。他们一遍遍唱着这首歌，尝试不同的解决办法。

戴夫很高兴，他和瓦利仍旧合作得非常好。作为原作者的瓦利构想出前人没想到过的旋律与和声，然后与戴夫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出如何使和声更加完美的点子，这番头脑风暴想出的点子远比一个人能想出的要好得多。桃色岁月必将迎来非常成功的复出。

杜杜没什么变化，但瓦利变了。他瘦了许多。他的高颧骨和杏核眼因为消瘦显得更为突出，看上去像吸血鬼一样英俊。

布兹和刘吸着烟，一边聆听一边等待。他们很有耐心。等戴夫和瓦利定好曲调以后，布兹和刘就走到各自的乐器前，进行鼓和贝斯的伴奏。

这时是晚上十点，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三个多小时了。他们会一直工作至凌晨三四点，然后睡到正午。这是摇滚乐队标准的作息时间。

这是他们在录音棚的第三天。第一天他们弹了些老歌，重新熟悉彼此。瓦利弹了些音调优美的吉他曲。第二天瓦利肚子不好，很早就睡了。所以这天他们才第一次认真地投入了工作。

瓦利旁边的扩音器上放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和一个高脚杯的冰块。原先乐队在一起玩音乐时经常一边喝酒一边吸大麻，喝酒吸大麻能给他们助兴。乐队拆伙以后，戴夫不再用酒和大麻麻痹自己，可是瓦利还没改掉他的那些老习惯。

杜杜端着一个放着四瓶啤酒的托盘走进录音棚。戴夫知道杜杜不想让瓦利喝威士忌，只想让他喝点啤酒。杜杜经常往录音棚里带食物：蓝莓冰激凌、巧克力蛋糕、瓶装花生及整串的香蕉。杜杜想用零食让瓦利戒掉酒瘾。瓦利通常会吃一勺冰激凌，抓一把花生，然后继续喝他的威士忌。

新歌演唱过一遍以后，戴夫发现瓦利还是那么出色。不过他对没有找到适合的承转音有些心浮气躁。“该死，”他说，“我知道该用什么调子，但就是哼不出来。”

布兹说：“伙计，你们走进死胡同了，不如找点音乐开阔一下思路吧。你们说听什么比较好？”

戴夫说：“索恩伯格的歌剧。”

刘说：“戴夫·克拉克的鼓乐独奏。”

瓦利说：“德米斯·鲁索的音乐。”

门铃指示灯闪了闪，杜杜拿起听筒。“进来吧。”说完她挂回听筒。接着她对瓦利说：“是希尔顿。”

“好。”瓦利跳下凳子，把吉他放在小桌上，走出录音棚。

戴夫好奇地看了眼杜杜，她告诉他：“希尔顿是个药贩子。”

戴夫继续弹着吉他。药贩子拜访录音棚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不知道音乐界人士为何比普通人更喜欢嗑药，但事实就是如此：查理·帕克 【13】 吸海洛因就上了瘾。要知道，帕克还是他们上一代的音乐人呢！

戴夫漫不经心地弹着吉他，布兹拿起贝斯进行伴奏。刘坐在了套鼓后面，寻找着合适的鼓点。即兴弹奏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后，戴夫停止拨弦，问周围的人：“瓦利到底怎么回事啊？”

众人跟着戴夫离开录音棚，一起回到了主屋。

他们在厨房里找到了瓦利。他四肢摊开，毫无知觉地躺在地板上，胳膊上还扎着支皮下注射器。毒品买到后，他就给自己来了一针。

杜杜俯在瓦利身边，轻轻地拔出针头。“他会一直昏迷到明天早上，”她说，“我很抱歉。”

戴夫骂了句。一天的工作只能到此为止。

布兹问刘：“我们去酒廊吧？”

山脚有个酒吧，客人大多数是墨西哥农场的佣工，这个酒吧有个“梅菲尔酒廊”的荒唐名字，因此布兹和刘称之为酒廊。

“去逛逛也好。”刘说。

贝斯手和鼓手一起离开了。

杜杜对戴夫说：“帮我把他弄上床。”

戴夫架起瓦利的胳膊，杜杜抬起瓦利的腿，两人合力把他送进卧室。然后回到了厨房。戴夫开始煮咖啡，杜杜靠在橱柜上。

“他是个瘾君子，对吗？”戴夫摆弄着滤纸问。

杜杜点点头。

“你觉得我们还能制作出这张专辑吗？”

“当然能！”杜杜急切地说，“别放弃他，他只是……”

“别着急，慢慢说。”戴夫打开咖啡机的开关。

“我可以控制他，”杜杜不顾一切地说，“他很少在晚上嗑药，平时只会在白天嗑一点，睡上几个小时。今天这种情况很少见。他很少这样嗑药嗑得失去知觉。通常我会把毒品分好份，分个几次给他。”

戴夫非常惊奇。他看着杜杜说：“你成了毒虫的护士了。”

“我们不太懂事时就染上了毒品。现在，我们只能忍受着和毒品相伴的生活了。”说着她哭了起来。

戴夫用手臂抱住杜杜，她伏在他的胸膛上哭泣。戴夫任由杜杜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衬衫前襟。过了一会儿，厨房里充满了咖啡的香气。戴夫轻轻挣脱了杜杜，倒了两杯咖啡。

“别担心，”他说，“既然知道了问题所在，我们就能解决。瓦利状态好的时候，我们搞定最难的部分：写歌，录制吉他独奏和音乐和声。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录制伴奏曲，做一些粗略的合奏。录制一定会取得成功。”

“哦，太感谢你了，你挽救了他的生命！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真是太好了。”说完，杜杜踮起脚尖，吻了下戴夫的嘴唇。

戴夫感觉很诡异。杜杜竟然在感谢他救了自己男朋友的同时吻了他。

杜杜又说：“放弃你我真是个傻子。”

这是对躺在卧室里的瓦利的不忠，但杜杜从不知道何为忠贞。

杜杜用双臂抱住戴夫的腰，紧贴住他的身体。

戴夫先是投降似的举起双手，尽可能和她保持距离。但很快他就放弃了挣扎，再一次搂住了杜杜。戴夫也许同样不知道忠贞的含义是什么。

“吸毒的人很少做爱，”杜杜说，“我和他已经有段时间没在一起了。”

戴夫感觉全身在抖。他意识到，从某种程度来说，从杜杜开着红色顶篷车前来黛西庄园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件事终将会发生。

颤抖是因为戴夫急切地想得到她。

他仍然没说一句话。

“戴夫，带我上床，”杜杜说，“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做吧，为了纪念过去的日子，就这一次。”

“不。”戴夫抗拒着。

但他还是做了。

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逝世那天，他们完成了专辑的制作。

第二天中午，在黛西庄园的厨房里吃饭时，杜杜说：“我爷爷是个参议员，他曾经说，埃德加喜欢舔卵。”

在场的人都被逗乐了。

戴夫笑了。他确信格斯·杜瓦的确对孙女说过“舔卵”这种话。杜杜喜欢毫无顾忌地说这种话，她知道这样会使他们兴奋。杜杜很淘气，这是她之所以招人喜欢的原因之一。

杜杜说：“爷爷告诉我，胡佛和一个叫托尔森的副局长住在一起。他们像夫妇一样，到哪儿都如影随形。”

刘说：“就是胡佛这种人给我们同性恋招来了坏名声。”

意外早起的瓦利说：“嗨，专辑发行的时候，我们要搞个重组音乐会，有这么回事吗？”

戴夫说：“是的。你有什么想法吗？”

“把重组音乐会作为乔治·麦戈文的募捐集会吧。”

摇滚乐队开音乐会为自由派政治家募集竞选资金这时非常普遍。作为主张停战的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正在民主党的提名战中领先。

戴夫说：“这主意不错，把重组音乐会作为募捐集会既能提高我们的知名度，又有助于停战。”

刘说：“我支持。”

布兹说：“随你们高兴，我不发表意见。”

吃完早饭之后，刘和布兹马上赶回伦敦的飞机去了。瓦利去录音棚把吉他收回盒子，他从不把这活儿扔给录音棚的帮工干。

戴夫对杜杜说：“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

“为什么不能？”

“因为过去六周，每当瓦利昏睡过去的时候，我们都干得天昏地暗。”

她笑了。“很棒，不是吗？”

“因为我们爱着彼此。”戴夫想知道杜杜是承认还是否认。

她既没承认也没否认。

戴夫重复了一遍：“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

“不走你要我干什么？”

“跟瓦利谈谈，让他找个新的女护士，你来和我一起住。”

杜杜摇摇头。

“我十几年前就认识你了，”戴夫说，“我们曾经是一对爱侣，我们曾经订过婚。我想我很了解你。”

“那又怎么样呢？”

“你喜欢瓦利，一直在照顾他，你希望他好。但很少和他做爱。尽管你说不介意，但在我看来，这说明你根本不爱他。”

杜杜还是既没承认也没否认。

戴夫说：“我以为你爱我。”

杜杜定定地盯着喝空了的咖啡杯，像是能在沉淀了的咖啡渣中找出答案似的。

“我们可以结婚吗？”戴夫问，“你犹豫是不是因为想让我求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就向你求婚。杜杜，嫁给我。我爱你。十三岁时我就爱上你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

“真敢说，你和曼迪·拉夫上床的时候也爱着我吗？”

他感伤地笑了笑。“我不时会忘了你一阵子，但最后在我心里的还是你。”

杜杜笑了。“现在我相信你了。”

“孩子的事呢？你想要孩子吗？我想要好几个孩子。”

杜杜什么也没说。

戴夫说：“我把心都掏出来了，我毫无保留地爱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杜杜抬起头，戴夫发现她正在哭。杜杜说：“如果离开瓦利，他很快就会死。”

“我不信他会死。”戴夫说。

杜杜举起一只手，示意他不要说话。“你问我究竟怎么想。如果真想知道的话，先别反驳我的话。”

戴夫闭上嘴。

“我做了不少自私的坏事，有些你知道，但不知道的更多。”

戴夫知道这是真的。但他想告诉杜杜，她同样给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带去了欢乐和笑声。但杜杜叫他好好听着，因此他便没有开口。

“瓦利的命在我手里。”

戴夫抑制住反驳的冲动，但杜杜说出了他想说的话。“没错，他是毒虫错不在我，我不是他妈妈，我没必要救他。”

戴夫觉得瓦利比杜杜想象得要坚强。但另一方面，吉米·亨德里克斯 【14】 死了，詹尼斯·乔普林 【15】 死了，吉姆·莫里森 【16】 也死了……

“我想作出改变，”杜杜说，“更重要的是，我想弥补之前那些错误。是时候做些不那么吸引我的事，是时候做些好事了。因此，我会继续和瓦利在一起。”

“这是你最终的决定吗？”

“是的。”

“那就再见吧。”戴夫匆匆走出厨房，不愿让杜杜看见他哭泣的样子。

第四十八章

“克里姆林宫对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感到非常恐慌。”德米卡对坦尼娅说。

兄妹俩在德米卡的住所内，德米卡三岁的女儿卡佳坐在坦尼娅的膝头，她们正在看一本关于农场动物的图画书。

德米卡和娜塔亚搬进了政府公寓。这时，别斯科夫-德沃尔金家族已经在政府公寓里有三套房了。外祖父格雷戈里依然住在原来的住所，和女儿安雅、外甥女坦尼娅住在一起。德米卡的前妻尼娜和已经是个小学生的八岁儿子格里沙住在一起。现在，德米卡、娜塔亚和卡佳也搬了进来。坦尼娅很喜欢侄子侄女，乐于照顾他们。她有时觉得，政府公寓就像一座相互扶持、照顾孩子的农庄。

人们经常问坦尼娅，她是否不想要自己的孩子了。“还有大把时间呢。”她总是这样说。她三十二岁。然而，她觉得自己还没有结婚的自由。瓦西里不算她的恋人，但她把她的人生都投入在了两人共同致力的秘密工作中，先是出版《异议》，接着把瓦西里写的书偷送到西方。她偶尔和屈指可数、条件不错的单身汉约会，跟他们出去甚至是上床，但她从来没让他们看到过自己生活的另外一面。

对坦尼娅来说，瓦西里比她更为重要。《自由人》出版以后，瓦西里成了世界上最有知名度的作家之一。他把苏联的现状反映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瓦西里的第三本书《停滞时代》出版以后，他是否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但颁奖委员会显然不可能把奖项颁给一个无名氏。坦尼娅是瓦西里的作品流向西方的中介，她完全不可能把这么一个可怕的秘密瞒着未来的丈夫。

共产党人痛恨这个“伊万·库兹涅佐夫”。全世界都知道，因为恐惧苏联政府的压制，作者绝不会透露出真名，这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看上去像非利士人 【17】 一样。每次提到他的作品时，媒体都会指出，因为苏联的审查制度，这部作品从没用母语出版过。这让克里姆林宫非常恼怒。

“尼克松的中国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坦尼娅对德米卡说，“塔斯社收到了西方来的新闻推送，人们对尼克松的政治远见赞叹不已。他们说，这是对迈向世界和平的巨大一步。他的支持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毕竟，这是美国的竞选年。”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帝国主义世界的领导人和特立独行的中国共产党人联手是件相当可怕的事情。他们立即邀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试图做出补偿，维持以往的平衡。

“现在他们特别希望尼克松的莫斯科之行同样获得成功，”德米卡说，“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不让美国和中国结盟。”

坦尼娅吃了一惊：“不惜一切吗？”

“我稍微夸大了点。你在想什么啊？”

坦尼娅觉得心跳加快。“他们会释放持不同政见者吗？”

“哦。”德米卡心知坦尼娅指的是瓦西里，但他没有说。德米卡是少数几个知道坦尼娅与持不同政见者保持联系的人。他很小心，从没提起过这件事。“克格勃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他们想采取压制措施，要把所有可能向美国总统车队挥舞抗议标语的人都关进监狱。”

“真是愚蠢，”坦尼娅说，“如果一下子把几百个人关进监狱，美国人马上会发现——他们在苏联潜伏有间谍——肯定会因此而不高兴。”

德米卡点点头。“尼克松不希望批评他的人说，他在访问苏联的同时却忽略了苏联的人权问题——尼克松绝不希望在大选年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是的。”

德米卡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必须用好这个机会。明天我正好要和美国大使馆的人开会，也许可以以此……”

德米卡变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造成了这种改变。在那之前，他一直固执地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可以变革的。但1968年他亲眼看到，只要一有人对共产党政府做些微小的改变，他们的努力就会被那些希望维持现状的人所粉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之流热衷于权力、地位和特权：他们为何要冒险进行改变呢？现在，德米卡和妹妹的看法完全一致：共产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掌控一切的苏联共产党高层拒绝改变。和六十年前老格雷戈里在普梯洛夫机械厂做工的沙皇时代一样，苏联的政治机器保守且固步自封。

在苏联第一个呼吁进行社会改变的却是苏联共产党的先驱者列宁，德米卡觉得这个事实非常可笑。

第二天，德米卡主持了尼克松访苏前美苏双方的一次长时间交涉。娜塔亚参加了交涉。但叶夫根尼·菲利波夫也参加了这次交涉。美国代表团由中年外交官埃德·马卡姆带领。所有人都通过翻译进行交流。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要签署两项武器限制协定和一份环境保护协定书。“环境”不是苏联官场的一个议题，但尼克松对环境却很看重，在美国推动通过了一项具有先导性的立法。如果这三项协定都能得到通过，尼克松此行将成为历史性的成功，对防止中美结盟会有很大帮助。尼克松夫人将造访苏联的学校和医院。除此之外，尼克松坚持要和他在华盛顿见过的持不同政见者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见上一面。

和以往一样，今天的会上美方和苏方要讨论安保和有关协定的细节性问题。会上，娜塔亚顺便提到了德米卡会前交代她的问题。她用随意的口吻对美方人员说：“我们考虑过就你们提到的人权问题，释放大批所谓的政治犯。”

埃德·马卡姆惊奇地看了主持会议的德米卡一眼。马卡姆对此一无所知，美方从未提过类似的要求。德米卡快速地挥了挥手，示意马卡姆不要说话。美国人很有这方面的经验，配合着没有吭声。

菲利波夫同样非常惊讶。“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

德米卡提高嗓门：“叶夫根尼·达维多维奇，别打断斯莫特罗夫同志说话！我强调，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

菲利波夫看上去很火大，但共产党员的教养要求他要守规矩。

娜塔亚说：“苏联没有政治犯，我们不能因为迎合外国领导人的来访，就把真正的犯人放到大街上。”

“没错。”德米卡说。

马卡姆很奇怪。苏联人为何要提出一个虚构的要求，然后又予以拒绝？不过他还是没说话，等着看娜塔亚会如何继续。这时，菲利波夫负气地用手指敲打着书写纸。

娜塔亚说：“不过，苏联确有一些人因为与反社会的群体和制造事端者的联系而被拒绝授予旅行护照。”

这正是坦尼娅的朋友瓦西里面临的局面。德米卡曾经尝试过使他获释，却失败了。也许这次能行。

德米卡认真地审视着马卡姆。他是不是意识到他们在说什么，愿意进行配合呢？德米卡希望美国人装出要求释放持不同政见者的姿态。这样他就可以回克里姆林宫，告诉上方美国人把释放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尼克松出访的先决条件了。出现这种局面的话，克格勃和其他任何组织的反对都将无济于事，因为克里姆林宫的所有人都急切地盼着尼克松的到来，希望他能回心转意，远离可恨的中国人。

娜塔亚说：“这些人没有正式地被法庭审判，因此政府没有合法的理由对他们采取行动。为了表达友好的意愿，我们可以放松限制，允许他们去国外旅行。”

德米卡问美国人：“放松对他们的限制能让总统满意吗？”

马卡姆的面容舒展了，他已经知道了娜塔亚和德米卡的把戏了。他很高兴被人如此利用。“是的，我想应该够了。”他说。

“那就这样吧。”德米卡带着巨大的满足感靠在椅背上。

五月，大雪消融，阳光开始照耀苏联大地，尼克松总统造访了莫斯科。

坦尼娅希望大批政治犯伴随尼克松总统的来访得到释放，但是她失望了。这原本是多年来帮助瓦西里脱离西伯利亚的小屋回到莫斯科的最好机会，可尽管哥哥作了努力，但还是没有成功。坦尼娅情绪低落得直想哭。

坦尼娅的上司丹尼尔·安托诺夫给她布置了一个任务。“坦尼娅，今天请你时刻跟在总统夫人身边。”

“去你的，”她说，“是个女人不意味着我一直要做关于女人的新闻报道。”

工作以来，坦尼娅一直在跟做“女性有关的”新闻报道的要求作斗争，有时她赢了，有时则输了。

这次她妥协，接受了任务。

丹尼尔是好人，也是个坚持己见的人。“我没有让你每次都做有关女人的报道，我也永远不会这样做。所以别废话，照我说的去采访帕特·尼克松。快去干吧。”

丹尼尔是个好上司，坦尼娅只能照办。

这天，帕特·尼克松一行来到莫斯科大学，一幢三十二层的黄色石建筑，有一千多间教室。几乎都是空的。

尼克松夫人问：“学生到哪儿去了？”

校长通过翻译告诉她：“现在是考试季，他们都在复习。”

“这样我就见不到苏联的普通民众了。”尼克松夫人抱怨着。

坦尼娅真想告诉她：你肯定看不到苏联的普通民众——他们可能把这个国家的事实真相告诉你。

即便以莫斯科的标准，尼克松夫人也显得非常保守。她的头发高高盘起，吹得很直，像是在头上戴了一顶维京人的头盔似的。她穿着一套对她来说太显年轻的过时套装。即便有随行的记者不守规矩，她的脸上也总是固定着笑容。

尼克松夫人被带到一间自习教室。课桌旁的三个学生见到她很惊讶，显然不知道她是谁。他们明摆着不想见到她。

可怜的尼克松夫人也许不知道同西方人交谈对普通苏联人来说十分危险。会面后他们很可能被逮捕，被问到说了些什么以及会面是不是预先安排好的。只有最傻的莫斯科人才会和访苏的外国人说话。

跟着来宾东奔西跑的时候，坦尼娅在头脑里构思着报道的内容。尼克松夫人显然对新建成的现代化莫斯科大学校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没有一所大学的校舍能与之相比。

来访的重头戏发生在克里姆林宫，这正是坦尼娅之所以迁怒于丹尼尔的原因。尼克松正在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使世界更为和平的条约，这才是坦尼娅想作的报道。

从国外的媒体报道上，坦尼娅知道尼克松中苏之行改变了他十一月总统选举的前景。他是支持率从一月开始连连飙升、现在有很大机会连任的总统。

尼克松夫人穿着短夹克和保守的长裙，脚上踏着双白色的低跟鞋，脖子上围着条白绸巾。坦尼娅最不愿意做这类妆容方面的报道，当年她可是从古巴发来了有关导弹危机的第一手消息。

第一夫人来访的第一天终于在一部克莱斯勒勒巴龙轿车里结束了，尾随的媒体记者各自散去。

在停车场的春日阳光下，坦尼娅看见了一个穿着破大衣的高个子男人。他长着一头杂乱的白发，曾经俊美的脸庞刻满皱纹。

是瓦西里。

坦尼娅把手指伸进嘴里，咬着，不让自己发出尖叫。

发现她认出了自己，瓦西里咧开嘴，露出没牙的豁口，笑了。

她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慢慢走到他身边。瓦西里没戴帽子，因为过于强烈的阳光而眯着眼。

“他们放你出来了。”坦尼娅说。

“为了迎合美国总统，”瓦西里说，“我真该好好谢谢迪克·尼克松。”

他应该谢的是德米卡·德沃尔金。但这事最好不要告诉包括瓦西里在内的任何人。

她警觉地看了看周围，没有一个人。

“别担心，”瓦西里说，“两周来这里都是秘密警察，但他们在五分钟前全跑光了。”

坦尼娅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伸开双臂扑向瓦西里的怀抱。他抚慰似的拍着她的背。坦尼娅拥得他更紧了。

“老天，”瓦西里说，“你身上可真好闻。”

坦尼娅挣脱出瓦西里的怀抱。她有几百个问题想问瓦西里。她抑制住自己的冲动，问出最切实的一个：“你住在哪儿？”

“他们分给我一套斯大林时期造的公寓——很旧，但很舒适。”

斯大林时期造的公寓比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造的公寓房间更大，天花板更高。

坦尼娅满怀惊喜地问：“我能去那儿看你吗？”

“现在不行，需要看看我被监视的力度大不大。”

“你有工作吗？”不让人工作，然后说对方是社会蛀虫，这是苏联共产党常玩的把戏。

“我在农业部工作，为农民们写些新耕作方法的小册子。别可怜我：这是件我很擅长的重要工作。”

“你身体好不好？”

“我胖了！”瓦西里掀开大衣让坦尼娅看。

坦尼娅开心地笑了。瓦西里并不胖，但可能不像先前那么瘦了。“你穿着我寄给你的毛衣，能收到真是太好了。”这是安娜·默里在维也纳买的那件毛衣。坦尼娅必须把至今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瓦西里，但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穿着它整整四年了。五月的莫斯科并不需要穿这件毛衣，但我老是摆脱不了外面天寒地冻的想法。”

“我可以再给你买一件毛衣。”

“你一定挣了很多钱。”

“我没挣大钱，”坦尼娅笑着说，“挣大钱的是你。”

瓦西里吃惊地皱起眉。“这么多钱哪儿来的？”

“找个酒吧，”坦尼娅搀起瓦西里的胳膊，“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

6月18日早晨，《华盛顿邮报》头版发表了一篇诡异的报道。大多数读者都不知所云，但一小部分人看到报道之后非常紧张。

五人在窃听民主党办公室的犯罪现场被捕

《华盛顿邮报》特约撰稿人

阿尔弗雷德·刘易斯

昨天凌晨两点半，包括一名自称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在内的五位疑犯在被警方称为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窃听的行动中遭到逮捕。

其中三人是土生土长的古巴人，另一个据说是在猪湾事件 【18】 后接受过游击训练的古巴流亡者。

弗吉尼亚大街2600号六楼，整层都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租用为办公室，当特区警察局的三名便衣冲进去，用枪指着试图安装窃听器的五位疑犯时，他们很惊讶。

警方没有就这五人为何要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进行窃听，以及他们是否为任何组织或个人工作而作出解释。

看到报道，卡梅隆·杜瓦惊呼一声：“哦，真他妈该死。”

卡梅隆把已经硬得不能吃的玉米片推到一边。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将对尼克松总统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选民们知道应该把法律和秩序放在第一位的总统让人潜入对手办公室的话，他的连任之路就难了。

卡梅隆迅速浏览着报道，寻找疑犯的姓名。他担心蒂姆·泰德尔在这些疑犯里面。好在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蒂姆的名字。

但五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泰德尔的朋友和同事。

泰德尔和一些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前雇员组成了白宫特别调查组。他们在白宫对面老行政大楼的一楼有间安全级别很高的办公室。门上钉着的一张纸上写着：管道工。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的工作的确是堵漏的。

卡梅隆不知道他们计划窃听民主党的办公室。但他并不觉得奇怪：这是个好主意，能找到泄密的源头。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愚蠢的白痴竟然被该死的华盛顿警方抓个正着。

总统正在巴哈马，预计第二天回来。

卡梅隆打电话给水管工办公室。蒂姆·泰德尔接了电话。“你在干什么？”卡梅隆问他。

“销毁文件。”

卡梅隆听见电话里传来碎纸机的声音。“很好。”他说。

他挂上电话，穿好衣服前往白宫。

起先，五位闯入者似乎和总统没有直接联系。周日这天，卡梅隆觉得丑闻应该可以避免了。接着一个交代了假名的被捕者暴露了。报上的“爱德华·马丁”实际上就是詹姆斯·麦科德，麦科德是总统连任委员会全职雇佣的一位退休中央情报局特工。

“真是够了。”卡梅隆说。这太可怕了，他觉得自己几乎要崩溃了。

星期一的《华盛顿邮报》上，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署名文章介绍了麦科德的来历。

卡梅隆依然希望总统能出面掩盖真相。

这时联邦调查局插手了。调查局开始调查这五位闯入者。卡梅隆怀念以往的那些日子：过去，埃德加·胡佛绝不会插手这种事。但胡佛已经死了。尼克松任命好友帕特里克·格雷为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但格雷不了解调查局，没法将其完全掌握。联邦调查局终于开始像个真正的执法机关了。

闯入者被查出拥有连号纸币的巨额现金。这意味着联邦调查局迟早能找到钱的来历，找出这笔资金的幕后提供方。

卡梅隆很清楚这笔钱是哪里来的。和许多秘密项目的资金一样，这笔钱来自CREEP的行贿基金。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必须立刻停止。

卡梅隆·杜瓦走进玛丽亚·萨默斯的办公室时，她一阵惊恐。她暴露了吗？白宫通过一些调查手段知道她是加斯帕·默里的内部信息源了吗？站在文件柜前的玛丽亚感到腿一阵发软，生怕自己会跌倒在地。

不过卡梅隆很友好，这让玛丽亚平静下来。他笑着拉了把椅子坐下，用情窦初开的小伙子才有的目光打量着玛丽亚。

白人小子，再做会儿梦吧，玛丽亚想。

他来干什么呢？玛丽亚坐在桌前，摘下眼镜，对卡梅隆绽放出热情的笑容。“嗨，杜瓦先生，”她说，“窃听怎么样了？”

“到头来也没什么重要的信息，”卡梅隆说，“我们觉得默里也许在别的地方有部专门打机密电话的保密电话。”

感谢上帝，玛丽亚想。“太糟了。”嘴上她却这么说。

“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你的帮助。”

“不用谢。还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是的，总统希望司法部长下令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水门大厦潜入一事。”

尽管心里千头万绪，但玛丽亚还是极力掩饰着自己的震惊。看来这是白宫主导的勾当了。她非常吃惊。美国历史上从没有像尼克松这般傲慢和愚蠢的总统了。

如果要发现更多的事实，她还得表现出支持的样子来。“没问题，”她说，“但我们得好好谋划一下。你也知道，克莱迪恩斯特可不是米切尔。”约翰·米切尔为主持CREEP的工作辞去了司法部长的职务。他的继任人理查德·克莱迪恩斯特也是尼克松的好友，但没有米切尔那样好说话。“克莱迪恩斯特会问你要个理由。”玛丽亚说。

“我们可以给他个理由。就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可能会牵扯到对外政策上的一些机密信息。尤其是会暴露肯尼迪总统时期中央调查局涉入猪湾事件的有关情报。”

这是迪克拿手的把戏，玛丽亚厌恶地想。所有人都假装在保护美国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给总统擦屁股。“看来这是个国家安全问题了。”

“是的。”

“很好，这就能说服司法部长命令联邦调查局收手了。”但玛丽亚不想让白宫就这么逃过去，“可克莱迪恩斯特也许需要确凿的证据。”

“这证据我们完全拿得出。中央情报局准备提出正式申请。沃尔特斯会提出请求。”维农·沃尔特斯将军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如果有正式申请的话，事情就好办了。我想司法部一定会让总统满意的。”

“谢谢你，玛丽亚。”卡梅隆站起身，“你又帮了我一次。”

“没关系，杜瓦先生。”

卡梅隆离开了玛丽亚的办公室。

玛丽亚若有所思地看着卡梅隆坐过的那张椅子。总统必定授权了这次潜入，或者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卡梅隆·杜瓦卖力掩饰只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政府里有人违背了尼克松的意愿做这种事，那他现在一定蒙羞遭到解雇了。尼克松对犯错的同僚历来不讲情面。政府里他唯一保护的只有他自己。

能让他逃过去吗？

她可绝不会就这样算了。

她拿起话筒说：“给我接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

第四十九章

戴夫·威廉姆斯很紧张。桃色岁月几乎快五年没有进行现场演出了。现在他们要在旧金山的烛台公园面对大约五万名观众。

现场演出和在棚里录歌完全是两码事。录音带容许犯错——弹错调子，唱歌走调，忘了一段歌词的话，删掉错误的地方，重新录就好了。

晚上演出中的任何一点小岔子都会被在场的所有人听见，没有纠正的机会。

戴夫告诉自己别犯傻。他参加的现场演出少说也不止一百次了。他回忆起年少时和禁卫军乐队在伦敦东区的酒吧里共同演奏的事，那时他是多么大胆啊。接着他又想起了汉堡俯冲夜总会乔弗里醉酒昏睡过去的夜晚，那天瓦利没有和他们合练就担任了主音吉他。真是一段逍遥自在的时光。

现在，戴夫已经有了九年现场表演的经验，比许多流行乐手整个的职业生涯都长。但在确信戴夫将给他们带来一个美妙夜晚，购买了啤酒、T恤和热狗的观众面前，他却害怕了。

一个帮助桃色岁月发行唱片的音乐公司的年轻女郎走进化妆间，问戴夫有什么需要。女郎穿着宽松裤和露脐上衣，体形优美。“亲爱的，不用了。”他说。这里所有的化妆间都有小吧台，准备了啤酒、烈酒、软饮料和冰块，以及一整条烟。

“如果想要点东西放松，尽管向我开口。”女郎说。

戴夫摇摇头。他现在不想嗑药。演唱会后也许会抽大麻。

女郎仍旧想坚持：“如果能帮上忙，我愿意……”

她想为戴夫提供性服务。她和大多数加利福尼亚女孩一样丰满漂亮，可戴夫实在没心思。

自从上次和杜杜分别以后，他便再也没心思做爱了。

“演出之后再看，”戴夫说，也许喝醉酒能行，“谢谢你的提议，但现在我想让你离开这儿。”他坚决地说。

女郎没有被触怒。“改主意再来找我。”她欢快地说完，便离开了。

今天的音乐会也是乔治·麦戈文的筹款晚会。麦戈文的选战成功地把年轻人重新拉回到政治中来。戴夫知道，麦戈文在欧洲会被认为是一个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家，在美国他就有点偏左了。他对越南战争的强烈批评赢得了自由派人士的拥护。因为具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所以他的演讲特别有说服力。

戴夫的姐姐伊维到化妆间预祝他演出顺利。为了不被人认出来，她戴了呢帽、墨镜，还穿了件摩托车手的外套。“我要回英国了。”她说。

这让戴夫很吃惊。“河内的照片刊登以后，的确有一些不利于你的报道，可是……”

她摇了摇头说：“不仅仅是那些报道。人们在一年前有多爱我，现在就有多恨我。奥斯卡·王尔德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人们突然间能从一面走向截然相反的另一面。”

“我想你也许能扛得住。”

“我是扛了些日子。但我已经六个月没什么正经的角色演了。现在我只能在西部片里扮演大胆女孩，在不受欢迎的舞台剧里演脱衣舞女郎，或是在宗教电影里找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对不起——我一点都不知道。”

“这不是无缘无故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几个记者告诉我，他们接到了白宫打来的电话。”

“这是有组织的吗？”

“我想是的。你看，我是个一逮到机会就攻击尼克松的电影明星。给了他机会以后，他肯定会暗地里对我捅刀子。这没什么不公平：我也在尽全力把他拉下台。”

“这对你来说太难了。”

“这甚至也许都不是尼克松干的。我们认识的人里有在白宫干活的吗？”

“杜杜的哥哥，”戴夫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卡梅隆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做呢？”

“多年前在伦敦，他迷恋过我，我非常粗鲁地甩了他。”

“他一直对你怀恨在心？”

“这我可证明不了。”

“该死的浑蛋。”

“我把好莱坞的时髦住宅挂牌出售了，敞篷车也已经卖了，正在给收集来的现代艺术品打包。”

“你下一步要干什么？”

“首先会去演麦克白夫人。”

“太厉害了，在哪儿演？”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剧场。我加入了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一扇门关上了，自然有另一扇门为你打开。”

“很高兴能重新出演莎士比亚的戏剧。离我在学校出演奥菲利亚已经整整十年过去了。”

“那可是裸体出演的。”

伊维悲伤地笑了笑。“那时我就爱卖弄。”

“那时你已经是个好演员了。”

伊维站起身。“我要离开这儿，准备动身了。弟弟，好好享受这个夜晚，我会在观众中随着音乐跳舞的。”

“你什么时候动身回英国？”

“明天坐飞机回去。”

“《麦克白》开演以后通知我，我会回去看的。”

“那太好了。”

戴夫和伊维一起离开了化妆间。舞台搭在场地一头的临时脚手架上。打杂的、调音的、唱片公司的人和特约记者都聚集在草地上。化妆间其实只是几个在绳子拦开的区域里搭建的帐篷而已。

布兹和刘已经到了，但没有看见瓦利。戴夫需要杜杜及时把瓦利弄到这儿。他急切地想知道他们到哪儿了。

伊维刚离开，杜杜的父母就到了后台。戴夫与贝拉、伍迪夫妇恢复了友谊，决定不把卡梅隆挑唆新闻界中伤伊维的事告诉他们。生来就是民主党员的他们，一直痛恨卡梅隆为尼克松工作。

戴夫想知道伍迪如何看待麦戈文竞选总统。“乔治·麦戈文有个大问题，”伍迪说，“要击败赫伯特·汉弗莱获得提名，他必须打破由民主党大佬、州长、市长和工会领导形成的传统势力。”

戴夫没怎么听明白，“他怎么和这些人结上仇了呢？”

“1968年芝加哥骚乱以后，民主党重修了党章。麦戈文正是这个党章重修委员会的负责人。”

“这有什么问题？”

“利益受损的权力掮客不肯为他效命。仇视他的少数几个甚至发起了‘民主党人投票支持尼克松’的运动。”

“年轻人喜欢麦戈文。”

“年轻人的支持还远远不够。”

杜杜终于把瓦利带来了。贝拉和伍迪去了瓦利的化妆间。戴夫穿上登台时穿的连体服和工程靴，叫上两声把嗓子活动开。进行声部练习的时候，杜杜进了他的化妆间。

杜杜灿烂地对他笑了笑，吻了下他的脸颊。和以往一样，她的出现仿佛照亮了整个化妆间。真不该放手，戴夫心想，我是个大白痴。

“瓦利怎么样了？”他担心地问。

“他打了一针过瘾，够撑完演出了。下台以后他马上得再注射一支。表演应该没问题。”

“感谢老天！”

杜杜穿着缎面紧身裤和用金属片装饰的性感上衣。戴夫觉得杜杜似乎比上次在庄园录音时胖了点：屁股大了，腰围也胖了一圈。戴夫问杜杜要不要喝点什么。杜杜要了罐可乐。“自己拿根烟抽。”他对杜杜说。

“我戒了。”

“这是你增重的原因吗？”

“不是。”

“我不是在讽刺你，你看上去美极了。”

“我要离开瓦利。”

杜杜的话使戴夫吃了一惊。他从吧台转身，两眼盯着杜杜。“哦，”戴夫惊呼了一声，“他已经知道了吗？”

“等今晚演出结束，我就告诉他。”

“太好了。但你也说过要救瓦利的命。”

“我有更重要的生命要拯救。”

“你自己的吗？”

“我孩子的。”

“天哪，”戴夫坐下来，“你怀孕了！”

“三个月了。”

“怪不得你体形变了。”

“抽烟让我呕吐，我甚至连酒都不碰了。”

化妆间里的广播响了，场记说：“离演出开始还有五分钟，所有舞台工作人员请各就各位。”

戴夫问：“怀孕的话，你为何要离开瓦利呢？”

“我不能在那种环境下带孩子。牺牲自己是一回事，我可不能把孩子也搭进去。我得让孩子过上正常的生活。”

“你准备去哪儿？”

“我要搬回父母家，”她困惑地摇了摇头，“太难以置信了。十多年来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推开。当我需要帮助时，他们却只是简单地说一声那行，真是太奇妙了。”

广播里的声音说：“准备好，还有一分钟开场。请乐队成员前往舞台一侧做好准备。”

戴夫突然想到了什么。“三个月……”

“我不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杜杜说，“应该是你们录唱片时怀上的。我一直在服避孕药，但也会忘，尤其是醉酒时。”

“你不是说和瓦利很少做了吗？”

“很少不意味着没有。我想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是瓦利的。”

“那百分之九十是我的。”

刘探头进戴夫的帐篷。“我们该走了。”他说。

“我这就来。”戴夫说。

刘走后，戴夫对杜杜说：“和我一起住吧！”

她盯着他：“你是说真的吗？”

“是的。”

“即便不是你的孩子吗？”

“我肯定爱你的孩子。我爱你。该死，我也爱着瓦利。请跟我一起住吧。”

“老天，”她哭了起来，“我一直期盼和你住在一起。”

“这么说你愿意了？”

“当然，我期待你会这样说。”

戴夫觉得眼前一下子亮了。“那我们就一起生活吧。”他说。

“我们拿瓦利怎么办？我不想让他死。”

“我有个主意，”戴夫说，“演出以后再告诉你。”

“上台吧，他们在等你。”

“马上去。”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唇。杜杜用双臂搂住戴夫，拥抱了他。“我爱你。”戴夫说。

“我也爱你，离开你，我真是疯了。”

“别再离开我。”

“永远不会了。”

戴夫离开了化妆间。他跑过草地，登上几级台阶，和队友们站在舞台一侧。这时他突然冒出个念头。“我忘了东西。”他说。

布兹恼怒地说：“不是吧，吉他都已经在台上了。”

戴夫没有回答。他快步跑回自己的化妆间。杜杜依然坐在那儿，用手擦着眼睛。

戴夫提出了求婚：“我们结婚吧！”

“好的。”杜杜说。

“太好了！”

戴夫跑回脚手架处。

“都准备好了吗？”他问伙伴们。

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戴夫率领乐队成员走上舞台。

克劳斯·克劳恩邀请丽贝卡在汉堡市议会开会之后喝一杯。

丽贝卡很吃惊。她和克劳斯结束恋爱关系已经四年了。丽贝卡知道，克劳斯过去十二个月一直在和一个漂亮的工会办公室职员约会。与此同时，克劳斯在丽贝卡所属的自由民主党内的地位正越发重要。克劳斯和女朋友很般配。事实上，丽贝卡听说他们正计划着要结婚。

因此她严厉地看了他一眼。

“不是去游艇俱乐部，”克劳斯飞快地说，“去个不那么私密的地方。”

丽贝卡安心地笑了。

两人前往市中心离市政厅不远的一处酒吧。回忆到以前的日子，丽贝卡叫了杯起泡葡萄酒。“坦白地说，”酒刚端上来，克劳斯就说，“我们希望你代表自由民主党参加国会选举。”

“哦，比起你找我调情，这更让人惊讶。”她惊叫道。

克劳斯笑了。“别吃惊，你又聪明又漂亮，讲话有说服力，人们都爱你。你得到了汉堡所有自由民主党党员的拥戴。你已经在政界有了近十年的经验，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但这太突然了。”

“选举看上去总是很突然。”

威利·勃兰特总理策划了八周后即将进行的这次临时选举。如果丽贝卡同意，她将在圣诞节前成为国会议员。

克服了起初的惊讶以后，丽贝卡的心中腾起一阵渴望。她决心要使德国重新统一，使自己和千万个家庭被拆散的德国人合家团圆。市议会达不到这个目标——如果当上了国会议员，丽贝卡也许就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了。

丽贝卡所属的自由民主党和威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丽贝卡赞同勃兰特提出的“东方政策”，试图绕开柏林墙和东德进行联系。丽贝卡觉得这是破坏东德政府根基的最快途径。

“我必须找我丈夫谈谈。”她说。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女人总要找丈夫商量。”

“这意味着我离开他的时间更长了。”

“议员的配偶都这样。”

“但他比较特殊。”

“这倒是的。”

“我今天晚上去找他谈。”丽贝卡站起身。

克劳斯也站了起来。“在我看来……”

“你说什么？”

“我们两个互相了解。”

“是的……”

“这是你的使命，”克劳斯很认真，“你注定要成为西德政坛的佼佼者，不然就浪费了你的天赋。这种浪费是犯罪。我是认真的。”

丽贝卡惊讶于他的坚持。“谢谢你。”她说。

开车回家的路上，丽贝卡感到既高兴又迷茫。一个全新的未来突然展现在他眼前。她想过投身国会，但害怕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残疾人的妻子，做国会议员会分身乏术。但在梦想触手可及的情况下，她又感到非常期待。

但伯纳德会如何反应呢？

她停好车，匆匆走进公寓。伯纳德坐在轮椅上，用红色削尖的铅笔批阅餐桌上的作文。他已经脱下了外套，换了一身他可以自由穿脱的睡袍。让伯纳德头疼的是穿裤子。

丽贝卡马上把克劳斯的建议告诉伯纳德。“先别忙着说话，我还有一点要告诉你，”丽贝卡说，“如果不想让我去国会，我就不去。我没有遗憾，完全听你的。我们是夫妻，这意味着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无权单方面改变我们的生活。”

“谢谢你，”伯纳德说，“但我们还是来谈谈细节吧。”

“议员每周一到周五要去上班，一年二十周，不得缺勤。”

“这意味着你每年八十天晚上回不来。如果能找个护士早晨帮我的话，这完全没有问题。”

“你会介意吗？”

“当然不介意，但你晚上在家会更好。”

“伯纳德，你太好心了。”

“你必须当上国会议员，”伯纳德说，“这是你的使命。”

丽贝卡浅浅地露出了微笑。“克劳斯也是这么说的。”

“这很自然。”

丈夫和前情人都认为她应该去竞选国会议员，丽贝卡本人也这么想。丽贝卡觉得稍稍有些不安：她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家庭议会两不误，但这会是个巨大的挑战。国会比市议会艰难和复杂得多，新闻界更是对国会恶意满满。

妈妈会为此而自豪的，丽贝卡心想。卡拉本应成为政界领袖，如果不是陷在东德那样一个牢笼，卡拉也许早就是了。卡拉肯定会为女儿实现了自己被挫败的政治抱负而激动万分。

夫妻俩商量了三晚。第四天晚上，戴夫·威廉姆斯出现了。

戴夫是个不速之客。他站在门口，穿着棕色麂皮大衣，拎着带有汉堡机场标签公文包。看到他，丽贝卡惊讶极了。“你应该先打个电话过来！”她用英语说。

“我把你的电话号码弄丢了。”戴夫用德语答道。

丽贝卡吻了吻戴夫的面颊。“太让人惊喜了！”桃色岁月在绳索大街夜总会演出时，她就很喜欢戴夫。丽贝卡曾经邀请组合成员到她家吃了那周他们最丰盛的一餐。戴夫对瓦利也很好，帮助他发挥出了自身的才干。

戴夫走进厨房，放下公文包，和伯纳德握了握手。“刚从伦敦飞过来吗？”伯纳德问他。

“从旧金山过来，我在飞机上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他们仍然像以往那样英语德语混着说。

丽贝卡煮上咖啡。惊讶过后，她意识到戴夫此行一定有原因，她非常好奇。戴夫向伯纳德介绍起自己的录音棚，但丽贝卡急切地打断了他。“戴夫，你来这儿为了什么？出事了吗？”

“是的，”戴夫说，“我是为瓦利的事来的。”

她的心跳差点停了。“什么？快告诉我！他不会是死……”

“没，他还活着，不过他染上了毒瘾。”

“哦，不，”丽贝卡重重地坐了下来，“哦，不。”又一声悲叹后，她用双手埋住脸。

“另外，”戴夫接着说，“杜杜离开了他，她怀孕了，不想在吸毒的环境中把孩子养大。”

“哦，我可怜的弟弟！”

伯纳德说：“杜杜准备怎么办？”

“她打算搬进黛西庄园和我住一起。”

“哦，是这么回事啊。”丽贝卡发现戴夫露出尴尬的表情。她猜测他们一定是又续前缘了。这只会使他弟弟的境遇更糟。“我们能为瓦利做些什么？”

“他需要戒掉毒瘾，不再碰海洛因。”

“你觉得他能做得到吗？”

“需要得到正确的帮助。美国和欧洲都有戒毒项目，常用美沙酮这类替代品和治疗相结合，达到最终使吸毒者戒毒的目的。但瓦利住在海特大街，那里到处都是毒贩子，即便他不出门，也会有人上门兜售。在那儿根本别指望他戒毒。”

“这么说他必须搬离那里了？”

“我觉得他应该搬到这儿。”

“哦，我的老天！”

“住在这里的话，我想，他应该能摆脱毒瘾。”

丽贝卡看了看伯纳德。

“我在乎的是你，”伯纳德对她说，“你有工作，也有你的政治事业。我当然也爱瓦利，那主要是因为你爱着他。但我不想看到你把整个前途都牺牲在他的身上。”

“不用很久，”戴夫飞快地插话，“如果你们能让他远离毒品，保持清醒一整年……”

丽贝卡仍然看着伯纳德。“我不会把一生都搭进去的，但可能会休息一年。”

“如果拒绝了议员席位的话，也许永远都没机会了。”

“我知道。”

戴夫对她说：“希望你和我一起去旧金山，说服瓦利搬来。”

“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我已经预定了机票。”

“明天？”

丽贝卡知道，在瓦利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她没有别的选择。没有任何事比救弟弟的命更要紧。她应该把瓦利放在第一位，这理所应当，想都不用去想。

但她也为放弃近在眼前、令人万分激动的职业前途而悲哀。

戴夫问：“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国会的议席吗？”

“没什么，”丽贝卡说，“只是我想做的另一件事而已。我会和你一起去旧金山，我一定会去。”

“明天就去吗？”

“是的。”

“谢谢你。”

丽贝卡站起身。“我去收拾行李。”她说。

第五十章

加斯帕·默里非常沮丧，尼克松这个骗子和坏蛋以极大的优势连任了总统。尼克松赢得了四十九个州。乔治·麦戈文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差的竞选记录，他只赢下了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更糟糕的是，在水门事件刚被披露的事实让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倍感震惊的同时，尼克松的支持率却依然很高。选举后的1973年4月，总统的支持率是百分之六十，反对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三。

“我们该怎么办啊？”加斯帕逢人便灰心地问。以《华盛顿邮报》为首的媒体接连揭露尼克松在总统任上犯下的罪行，但尼克松却拼命掩饰和潜入水门大厦一事的关系。法官在审理水门事件疑犯时当庭宣读了其中一个疑犯写的信，信中说有人向他们施压，让他们认罪保持沉默。如果这是真的，这意味着总统在试图干扰司法自由，但选民们似乎压根儿不在乎。

风向改变的4月17日，星期二，加斯帕正好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室里。

新闻发布室有一个一头微微高起的舞台，惬意的蓝灰色幕布前立着一个小讲台。新闻发布室里的座位永远不够，因此在摄影记者们争抢最佳拍照位置的时候，一些文字记者会干脆地坐在棕褐色地毯上。

白宫方面说，总统将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但并不接受提问。记者三点都到了，但这时已经四点半了，总统却还没有出现。

尼克松在四点四十二分来到了新闻发布室。加斯帕注意到他的双手像是在抖。尼克松宣布白宫方面和参议院与萨姆·欧文为首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达成协议，白宫雇员可以向欧文委员会作证，但他们可以拒绝作答。加斯帕觉得这个让步不算很大。可无辜的总统压根儿不会引起这类争议。

尼克松说：“我们不会庇护任何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政府中拥有相当职位的人都能请求豁免，但这次不行。”

加斯帕皱起眉。这意味着什么？有人一定请求了豁免，而且是尼克松身边的人。现在尼克松公开拒绝了这样的请求。他准备拿人做替罪羊了。但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无论是谁，所有遮掩的尝试都该受到谴责。”一说完这句话，尼克松就离开了新闻发布室。可试图阻止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就是他本人啊！

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一走上讲台，就迎来了排山倒海的问题。加斯帕一个都没问，他对豁免的声明感到十分好奇。

齐格勒说总统刚刚发表的声明是份“有效”声明。加斯帕马上就知道这只是托词，意图是蒙蔽真相而不是澄清真相，新闻发布室里的许多记者都认清了这一点。

《纽约时报》记者约翰尼·阿普尔马上就问，先前所有的声明是不是都是无效的。

“是的。”齐格勒说。

记者们群情激愤。这意味着他们被蒙骗了。这么些年来他们基于对总统的信任一直在忠实地对尼克松的声明进行报道，但他把他们都当成了傻瓜。

他们不会再信任尼克松了。

加斯帕回到《今日》节目的办公室，脑瓜里依然在琢磨着谁才是尼克松“豁免声明”的真正目标。

两天后他知道了答案。加斯帕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女人在电话中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她是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恩的秘书，她想找个资深记者，宣读一份来自迪恩本人的声明。

这件事很诡异。总统的法律顾问想对新闻界发声，一般通过白宫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安排。白宫内部显然出现了分歧。

“有些人也许希望我成为水门事件的替罪羊，”这位秘书念道，“任何听信这种话的人都应知道……”

啊，加斯帕心想，终于有一只老鼠要从正在沉没的大船上跳下去了。

玛丽亚对尼克松很好奇，这个贵为总统的人竟没有一点尊严。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尼克松是个大骗子时，他却拒不辞职，继续待在白宫颠倒黑白，极尽威胁和撒谎之能事。

四月底，约翰·埃利希曼和鲍勃·海德曼一起辞了职。这两人都是尼克松的亲近随从。因为埃利希曼和海德曼的德国名字，被两人拒于门外的人把他们称为“柏林墙”。他们为总统犯下了非法侵入和作伪证的罪行：有人真的相信这些罪行是违背了总统的意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的吗？相信的话就太可笑了。

第二天，参议院一致同意在已经蒙上污名的司法部外指定一个独立的特别检察官，由他进行调查，看看总统是否要被起诉。

十天后，尼克松的支持率下降到了百分之四十四，反对他的倒有百分之四十五。反对他的人第一次占了上风。

特别检察官马上投入了工作。他雇佣了一组律师。玛丽亚认识以前在司法部工作过的安托尼娅·卡佩尔。安托尼娅住在乔治敦，住处离玛丽亚不远。一天晚上，玛丽亚按响了安托尼娅家的门铃。

安托尼娅打开门，露出惊讶的神情。

“别叫我的名字。”玛丽亚说。

安托尼娅很吃惊，但马上就心领神会了。“好的。”她说。

“我们能谈谈吗？”

“当然——快进来吧。”

“能去街边的咖啡店见我吗？”

安托尼娅露出困惑的表情，但还是说：“行，我让老公给孩子洗澡……呃，等我十五分钟行吗？”

“没问题。”

安托尼娅一到咖啡店就问：“我家的房子被人窃听了吗？”

“我不知道，但为特别检察官工作就有这个可能。”

“喔。”

“首先强调一下我的立场，”玛丽亚说，“我不为迪克·尼克松工作。我所忠实的对象是司法部和美国人民。”

“我明白……”

“现在我没什么特别的事可以告诉你的，但我想让你知道如果能有任何办法帮到特别检察官的话，我完全愿意帮这个忙。”

安托尼娅很聪明，知道玛丽亚是想在司法部内部给她做线人。“这确实很重要，”她说，“但我们如何在不泄密的情况下保持联系呢？”

“从公用电话给我打电话，别提你的名字，说些关于咖啡的事情。我会在同一天来这儿见你。你看这个时间点怎么样？”

“很好。”

“调查进行得怎么样？”

“还刚开始呢！我们正在为团队寻找合适的律师。”

“关于这点，我倒可以推荐一个人：乔治·杰克斯。”

“我想我应该见过他，提醒我一下他是谁。”

“他为鲍比·肯尼迪工作了七年，在鲍比担任司法部长和参议员的时候都为他干过。鲍比遇刺以后，他在福塞特·伦肖法律事务所工作。”

“听上去还不错，我会给他电话的。”

玛丽亚站起身。“我们分头离开吧，这样可以降低我们被人看到在一起的几率。”

“做正确的事情却要偷偷摸摸难道不可怕吗？”

“是很可怕。”

“玛丽亚，谢谢你来见我。我对此非常感激。”

“再见，”玛丽亚说，“别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上司。”

卡梅隆·杜瓦的办公室里有台电视机。参议院欧文委员会的听证会直播的时候，卡梅隆的电视机和华盛顿市中心所有电视机一样，一直开着。

7月16日，星期一下午，卡梅隆正在为代替鲍勃·海德曼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新上司阿尔·海格写报告。卡梅隆对电视里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的作证没有多加注意。巴特菲尔德是白宫中层，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负责安排总统的日程，现在则掌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一个名叫弗雷德·汤普森的律师正在向巴特菲尔德提问。“你知道椭圆形办公室里装过窃听装置吗？”

卡梅隆抬起头。他没料到有人会提这个问题。通常被称为窃听器的窃听装置装在椭圆形办公室？这完全不可能。

巴特菲尔德沉默了很长时间。会议室里一片沉静。卡梅隆小声说：“老天，这是怎么回事？”

过了半晌，巴特菲尔德终于开口了：“我知道窃听装置的事情。没错，椭圆形办公室里的确有窃听装置。”

卡梅隆站起身。“不！”他咆哮道。

电视里的汤普森问：“那些装置是什么时候被安装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

巴特菲尔德犹豫了，叹口气说：“大约是1970年夏天。”

“全能的上帝啊！”卡梅隆朝着空旷的办公室大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总统怎么会这么傻？”

汤普森说：“讲些这种装置的工作原理好吗——比如说它们是如何触发的。”

卡梅隆大嚷：“闭嘴，快闭上你的臭嘴。”

巴特菲尔德解释了一通窃听器工作的原理，窃听装置显然是通过声响触发的。

卡梅隆重新坐了下来。这是场天大的灾难。尼克松秘密地把椭圆形办公室发生的一切都录了下来。总统在办公室里谈过贿赂、敲诈和入室安装窃听器的事情，对这些涉嫌犯罪的词被录下来心知肚明。“愚蠢，愚蠢，真是太愚蠢了！”卡梅隆大声说。

卡梅隆猜得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欧文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都会要求收听窃听的内容。他们肯定能迫使总统交出磁带：这些磁带是几起罪案的关键证据。这些磁带交出以后，全世界的人都会了解到真相。

尼克松也许不会交出磁带，也许会将磁带损毁，但这也同样糟糕。如果无辜的话，磁带会帮他洗脱罪名，那他为什么要藏着掖着呢？损坏磁带会被当作承认有罪——在他不断延长的被诉罪名中又加上一项。

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就这么完了。

他也许还会扛上一阵。卡梅隆很了解这位总统。尼克松从来不惧批判，这原本是他的优势，但现在可能导致他受难。也许再经过几个月的持续羞辱和可信度下降，尼克松才会最终屈服。

卡梅隆可不想跟着他受辱。

他拿起电话，打给蒂姆·泰德尔。一小时后，他们在一家名叫电气餐车的老式餐厅见了面。“你不会是害怕被人发现和我在一起吧？”泰德尔问。

“这无关紧要，我要离开白宫了。”

“为什么？”

“你没看电视吗？”

“今天没看。”

“椭圆形办公室里安装了声音触发的窃听系统，这套系统录下了过去三年那里说过的几乎每一句话。都结束了。尼克松已经完蛋了。”

“等等，我只知道他窃听别人，现在怎么连自己也窃听？”

“是的，他连自己的话都录了下来。”

“使自己惹祸上身吗？”

“是的。”

“他怎么这么白痴啊？”

“我觉得他很聪明。我猜他把我们都给骗了。他一定把我当成个傻瓜看。”

“你准备干什么？”

“这正是我打电话找你的原因。我想在人生中有个新的开始。我想找份新工作。”

“你想在我的安保公司工作，我可是那里唯一的雇员……”

“不，你听着，我二十七岁，有五年的白宫工作经历，我又会说俄语。”

“这么说你想为……”

“我想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我绝对够格。”

“你的确够格，但必须通过基本的训练。”

“没问题，这是新开始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很高兴给中央情报局的朋友打电话，为你美言几句。”

“我很感激，不过我还有件别的事。”

“什么事？”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我确实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中央情报局在整个水门事件中破坏了一些制度，我对中央情报局的卷入范围和卷入程度都了如指掌。”

“这我知道。”

“我不想讹诈任何人。你应该知道，我对上司一向非常尽忠。不过你也许可以向你的朋友暗示一下。我肯定不会向未来上司泄密。”

“我明白了。”

“你怎么看？”

“我觉得你是个做任何事都十拿九稳的人。”

乔治很高兴能成为特别检察官律师团队中的一员。为鲍比·肯尼迪工作时的感觉又回来了，他觉得自己是引领美国政坛团队的重要一员。他唯一不知道的是，处理过这种世界瞩目的大案子以后，如何回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处理那些不值一提的小案子。

历经五个月的死缠烂打以后，尼克松最终向特别检察官提交了三份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原声带。

乔治·杰克斯和团队里的其他成员一起住办公室，聆听1972年6月23日，水门大厦潜入事件之后不到一周的录音带。

乔治在其中听见了鲍勃·海德曼的声音。“因为格雷无法掌握全局，所以联邦调查局才这么不受控制。”

录音带的杂音很大，但海德曼有教养的男中音听起来格外清晰。

有人问：“总统为什么要控制联邦调查局？”乔治觉得答案太明显了。原因只可能是惧怕调查局调查到总统本人的罪行。

海德曼在音带里继续说：“调查快见成效了，因为他们可以追踪到那些钱的来源。”

乔治想起，警方确实从闯入水门大厦的嫌犯那里搜出很多连号的新纸币。这意味着联邦调查局迟早会查出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笔钱来自竞选连任委员会。但尼克松仍然否认自己知情。但在录音带里，他却堂而皇之地谈论着六天前潜入水门大厦的事情。

尼克松粗哑的嗓音响了。“捐赠这些钱的人可以说他们把钱交给了古巴人。”

乔治听见办公室里有人惊叹道：“哇！”

特别检察官停止了播放。

乔治说：“如果没弄错的话，总统这是在让捐赠人作伪证。”

特别检察官若有所思地说：“真是没想到。”

检察官按下按键，海德曼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们不能依赖太多人。解决这事的唯一办法是让沃尔特斯打电话给帕特·格雷，对他说：‘离这事远点儿。’”

这听起来和加斯帕·默里在玛丽亚透露信息的基础上写成的报道就差不多。维农·沃尔特斯将军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签有一项长期协议：如果一个机构的调查有可能会暴露另一个机构的秘密行动，那调查就可以被简单的一个请求所中止。海德曼似乎是想让中央情报局知会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从某种程度上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这是对司法公正的扰乱。

尼克松在录音带上说：“很好，放手去干吧。”

“你们听到了吗？”乔治难以置信地问大伙，“尼克松竟然会让他们放手去干！”

尼克松继续说：“就说这将暴露出猪湾事件的前前后后，对中央情报局，对美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都将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他似乎在替中央情报局谋划该怎样对联邦调查局撒谎，乔治心想。

“没问题，”海德曼说，“我们就以此为基础开干吧。”

特别检察官说：“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竟然在自己的办公室教下属作伪证，真是骇人听闻！”

办公室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总统是个罪犯，他们拿到了总统有罪的证据。

乔治说：“这个撒谎的浑蛋，我们抓到他了。”

尼克松在录音带里说：“我不想给他们造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政治原因的印象。”

海德曼说：“没错。”

办公室录音机旁的律师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乔治打来电话的时候，玛丽亚正坐在司法部办公室自己的办公桌前。“我刚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玛丽亚马上就知道乔治说的是加斯帕，之所以用暗语是为了防止电话被窃听，“白宫新闻办公室打电话给各大电视网，为总统空出电视讲话的时段。今晚九点，总统将发表电视讲话。”

这天是1974年8月8日，星期二。

玛丽亚的心怦怦直跳。事情终于要结束了吗？“也许他要辞职了。”她说。

“也许吧。”

“老天，快让他辞职吧。”

“如果不是辞职，总统肯定会把自己无辜的陈词滥调再说一遍。”

玛丽亚不想在那时独自待着。“你愿意来我这儿吗？”她问，“我们可以一起看。”

“好的。”

“我做好晚饭等你。”

“别做让人发胖的食物。”

“乔治·杰克斯，别言不由衷了。”

“色拉就好。”

“七点半过来。”

“我带瓶红酒来。”

在华盛顿八月灼热的阳光下，玛丽亚出门去买做晚饭的食材。她不再那么关心自己的工作，对司法部更是全然失去信心。如果尼克松这天辞职，她会开始找下一份工作。她仍旧希望为政府工作：只有政府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玛丽亚厌烦了和犯罪及罪犯所提的种种理由打交道。她希望作出改变。她想也许该试试去国务院任职。

她买了色拉，还买了些面团、帕尔马干酪和油橄榄。乔治很挑食，人到中年以后，他的挑食更严重了。但他倒不胖。玛丽亚自己也不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也不算瘦。和母亲当初一样，快到四十岁时反倒圆润了起来，尤其是臀部。

将近五点，玛丽亚就下班了。一群人聚集在白宫外面。有人叫着“把总统关进监狱”，但也有些人在叫“向总统致敬”。

玛丽亚坐上了前往乔治敦的公共汽车。

工资每增加一点，玛丽亚就在同地区换一套公寓，每次比原来大上一点。最近一次搬家时，玛丽亚只留下一张肯尼迪总统的照片。玛丽亚现在住的地方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乔治的家里只是放了些直线形的家具和简单的装饰。玛丽亚却喜欢在家里摆上流线形的家私，以及许多饰有曲线和花纹的垫子。

和平时一样，玛丽亚一开门，家里的母猫露比就蹿出来，用头摩擦着玛丽亚的脚。公猫朱利叶斯要矜持一点：它等下才会出现。

她摆好桌子，给色拉装盘，把干酪切片。接着她洗好澡，换上一条宝石绿色的棉布裙。她琢磨着要不要来点口红，但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

晚上的新闻以揣测为主。尼克松和明天可能出任总统的杰拉德·福特见了一面。新闻秘书齐格勒向白宫记者宣布，总统将在晚上九点发表电视讲话。齐格勒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就匆匆离开了新闻发布室。

乔治七点半准时到了。他穿着宽松裤、休闲鞋和领口敞着的条纹衬衫。玛丽搅拌了色拉，把面团放进沸腾的水里煮。乔治则打开了带来的基安蒂红葡萄酒。

卧室门开着，他看了一眼。“很好，没有祭坛了。”他说。

“我把他的大多数照片都扔了。”

两人坐在小餐桌前开始吃饭。

他们已经做了十三年朋友了，都目睹过对方极度消沉的时刻。两人深爱的恋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离去：维雷娜·马昆德投入了黑豹党的怀抱，肯尼迪总统则离开了人世。乔治和玛丽亚以不同的方式被人甩了。两人的共同点很多，因此坐在一起可以无话不说。

玛丽亚说：“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张世界地图，听过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乔治老实承认。

“我看过一张中世纪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世界呈圆盘状，耶路撒冷在圆盘的中心。罗马比整个非洲都大，美国自然更是找不到了。心就是这类地图，人总是把自我放在地图的中心，其他的一切都无法与之相比。你把年轻时的朋友画得很大，当新朋友需要加进来的时候，你却没法把原来的那些朋友变小。对你造成伤害的人总是显得过大，你爱的人往往也是如此。”

“哦，我明白了，可你……”

“我把杰克·肯尼迪 【19】 的照片全都扔了。但他在我心里所占的面积依然很大。我只是想说明这个意思。”

晚饭后，他们洗了碗碟，然后拿着剩下的一点红葡萄酒坐在电视机前松软的沙发上。两只猫在地毯上睡着了。

九点，尼克松准时出现在电视上。

让痛苦赶紧结束吧，玛丽亚想。

尼克松坐在椭圆形办公室，身后挂着一幅蓝色的窗帘。他的右手边立着一面星条旗，左手边立着一面总统旗。电视里很快响起了尼克松深沉沙哑的嗓音。“这是我第三十七次从这个办公室对你们发表讲话，这些讲话里包含了许多改变这个国家历史的重要决定。”

摄像机开始慢慢拉近到总统身上。尼克松穿着熟悉的蓝色西服，系着领带。“在整个漫长而艰难的水门事件调查过程中，我一直把‘坚持’作为自己的职责，我要尽全力走完人民赋予我的总统任期。然而在过去的几天，我发现在国会中已经找不到坚实的政治基础来证明这种坚持的必要性。”

乔治亢奋地说：“我们成功了，他辞职了！”

玛丽亚兴奋地抓起了乔治的胳膊。

摄像机继续拉近，给了总统一个特写镜头。“我从来都不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尼克松说。

“真见鬼，”乔治说，“他还想打回马枪吗？”

“但作为美国总统，我必须把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

“不会了，”玛丽亚说，“他必定辞职。”

“因此，我愿意辞职，并将于明天中午生效。副总统福特届时将成为美国总统。”

“太好了！”乔治挥舞了一下手臂，“他辞职了，他终于选择了离开。”

玛丽亚没有太多胜利的感觉，反而觉得如释重负。噩梦终于结束了。在这个梦中，美国的高官竟然都是些罪犯，可没人能够阻止他们。

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他们的罪行被揭发，并因此而蒙受耻辱。玛丽亚感受到一种安全感，意识到两年来这种感觉已经远离了自己。

尼克松不承认有错。他没说自己犯罪说谎，试图把罪名嫁祸到其他人头上。他翻动着演讲稿，更多谈到的是自己的成功：中美建交，军备控制对话以及中东的外交新政。他以目中无人的骄傲姿态结束了演讲。

“结束了！”玛丽亚以难以置信的口吻说。

“我们赢了。”乔治用手臂抱住玛丽亚说。

想都没想，两人就接吻了。

仿佛接吻是世界上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不是突然爆发的激情。他们玩笑似的探索着彼此的嘴唇和舌头。乔治品尝到一股红酒的香味。两人像是发现了以往被忽视的有趣主题一样。玛丽亚发现，自己接吻的同时也在微笑着。

不过拥抱瞬间就变得富有激情起来。喜悦来得如此之强烈，让玛丽亚的呼吸变得艰难。她解开乔治的衬衫纽扣，感受着他的胸膛。她几乎已经忘了抱着男人的身体是种什么滋味了。她享受着乔治双手触及身体私处的感觉，这种感觉和用又小又软的手指自慰完全不一样。

通过眼角的余光，玛丽亚看见两只猫偷偷溜出了卧室。

乔治令人惊讶地爱抚了她很长时间。此前玛丽亚只有过一位情人，那位情人可没有这般耐心：杰克·肯尼迪此时肯定早就伏在她身上了。玛丽亚在接受爱抚的喜悦和渴望他深入到自己深处的希冀中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最后，乔治终于进入了她。玛丽亚已经忘了性事的绝妙。她压紧乔治的胸膛，抬腿诱导他继续挺近。她一遍遍地叫着乔治的名字，但很快她就喜极而泣，完全说不出话了。很快，她感觉到了乔治的抽插，这让她再一次剧烈地抽搐起来。

两人躺在一起，粗重地喘息着。玛丽亚怎么触摸乔治都不够。她一只手按压着乔治的背，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头。感受他身体的同时，她却担心这不是真的乔治，只是做了个梦而已。她亲吻着他残缺的耳朵。乔治呼出的热气弄得她的脖子又热又痒。

玛丽亚的呼吸慢慢回归正常。周围的世界又一次变得真实起来。电视仍然开着，播放着各界对尼克松辞职的反应。一个评论员说：“这真是伟大的一天。”

玛丽亚叹了口气说：“确实非常伟大。”

乔治觉得卸任总统应该被投入监狱，许多人都这样觉得。尼克松犯下了这么多罪行，完全够得上坐牢的标准。这不是中世纪国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欧洲：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出决议，尼克松应当受到弹劾，国会以四百一十二票对三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这个决议。民意调查赞成弹劾的占百分之六十六，反对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约翰·埃利希曼已经因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被判处了二十个月的监禁：如果给他下命令的人逃脱惩罚，那就没有公平可言了。

尼克松辞职一个月后。福特总统宣布赦免尼克松。

乔治和几乎所有人都非常愤怒。福特的新闻秘书因此而辞职。《纽约时报》称赦免是个“不明智，造成不和”的不正当决定，一下子把新总统的可信度打到了最低点。所有人都认为尼克松在向福特移交权力之前两人做了笔交易。

“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乔治在自家厨房对玛丽亚说。他正在罐子里用橄榄油和红酒醋调制色拉的调料。“我无法在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眼看着这个国家越变越糟。”

“你准备怎么办？”

“我考虑了很多，我想重回政界。”

玛丽亚转身看着乔治，他吃惊地在她脸上看见了非难的表情。“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我妈妈所在的马里兰州第九选区的众议员已经退休两年了。我认为我可以得到这个提名，事实上我觉得自己绝对能行。”

“这么说你已经和那里的民主党组织谈过了。”

玛丽亚显然对他很生气，但乔治不明就里。“是的，但只是做了些探讨。”他说。

“你都没和我谈过。”

乔治非常吃惊。他们的恋情只开始了一个月。他说过要娶她了吗？他几乎要说了，但话到嘴边又憋回去了，乔治想找个更适合的场合用委婉一点的方法提出。“也许应该先对你说，但我当时没想到。”他把拌好的调料淋到色拉上，开始用力搅拌。

“我告诉过你，我正在向国务院申请一个非常适合我的职位。”

“是的，我知道。”

“我想你也该知道我正在尽全力爬到顶层。”

“我相信你能做得到。”

“和你在一起的话，我肯定做不到。”

“你这是什么意思？”

“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必须和政治无涉。他们必须以同样的勤勉服务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如果让人知道我和议员在一起，那我就永远得不到晋升。他们会说：‘不能相信玛丽亚·萨默斯，她和杰克斯众议员一起睡。’他们会认为我效忠的是你，而不是国会。”

乔治没想过。“我很抱歉，”他说，“但我该怎么办呢？”

“这段关系对你重不重要？”玛丽亚问。

乔治知道这个呛人的问题包含着一种请求。“事实上，”他说，“我觉得谈论婚嫁还有点早——”

“还算早吗？”她越来越气了，“我三十八岁了，你是我的第二个恋人。你觉得我只是在找你调情吗？”

“我正想告诉你，”乔治耐心地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想要几个孩子，你会待在家照顾他们。”

玛丽亚的脸色气得通红。“哦，你是这么想的啊！你不仅不想让我获得晋升，还想让我把事业都放弃！”

“女人结婚以后不都这样嘛！”

“才不是呢！乔治，你醒醒吧！我知道你妈妈放弃了一切，从十六岁就开始照顾你，但那是在你出生的三十年代的事情。现在是七十年代，妇女都解放了。工作不再是女人等待男人屈尊让她们做家务奴隶时解解闷的工具了。”

乔治感到不知所措。他没想到玛丽亚会突如其来提出这种说法。他的想法很正常，但玛丽亚却对此嗤之以鼻。“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乔治说，“我既没有毁了你的事业，也没让你当家务上的奴隶。事实上，我都没向你求婚呢！”

玛丽亚的声音小了。“浑蛋，”她说，“你这个浑蛋。”

她离开了厨房。

“别走。”乔治说。

他听见门“砰”的一声被甩上了。

“该死。”乔治骂了一句。

他闻到一股焦味。牛排烧焦了。他关上了平底锅下的火。牛排变得焦黑，不能吃了。他把烧焦的牛排扔进了垃圾桶。

“真该死。”他又骂了一句。

Part 8 围 场（ 1976—1983年）

第五十一章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快要死了。老战士今年八十七岁，患上了心力衰竭，已经没几天好活了。

坦尼娅设法把消息告诉了格雷戈里的弟弟列夫。列夫今年八十二岁，他说要乘私人飞机到莫斯科来看望哥哥。坦尼娅不知道列夫能不能获准入境，但列夫得到了私人飞机的入境许可。前一天他坐飞机抵达了莫斯科，预定今天前来探望格雷戈里。

格雷戈里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地躺在自己的卧室里。他对外力很敏感，连脚上床单的分量都经受不了。坦尼娅的妈妈安雅只能在床上放了两个盒子，用毛毯架了个帐篷，在不让毛毯触及的情况下为他保暖。

尽管很虚弱，但坦尼娅还是能感到他强大的气场。即便是睡觉，他的下巴也好斗地凸起着。当格雷戈里睁开眼睛时，他的目光仍旧像以往一样锐利，足以让工人阶级的敌人吓破胆。

这天是星期日，家人和朋友们都来探望格雷戈里。他们是来向格雷戈里告别的，但嘴上自然不会这么说。坦尼娅的双胞胎哥哥德米卡和他妻子娜塔亚带来了七岁的漂亮女儿卡佳。德米卡的前妻尼娜则带来了她和德米卡十二岁的儿子格里沙。尽管年幼，但格里沙已经有了曾祖父的那般震慑力。格雷戈里对在场的所有人慈祥地笑着。“我参加了两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他说，“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

他很快又睡过去了。家人们都离开卧室，只剩下坦尼娅和德米卡坐在他的床边。德米卡的事业有了进步——他现在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并进入了政治局。他依然是柯西金的下属，但他们改革苏联经济的努力却仍然被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所阻挠。德米卡的妻子娜塔亚已经晋升为外交部分析司的司长。

坦尼娅告诉哥哥最近为塔斯社写的一个专题。在目前为农业部工作的瓦西里的提议下，她飞到了土地丰饶的南方重镇斯塔夫罗波尔，那里的集体农场正在尝试着根据收成给农场员工分成。“产量上去了，”坦尼娅告诉德米卡，“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克里姆林宫不喜欢分成制，”德米卡说，“他们会说这是修正主义的残余。”

“分成制已经实施了好几年，”她说，“斯塔夫罗波尔的第一书记是个名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青年实干家。”

“他一定在高层有人。”

“他认识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常去斯塔夫罗波尔的一个温泉浴场。”克格勃头子患上了令人疼痛难忍的肾结石。坦尼娅心想，如果有人该得如此令人痛苦的疾病，那一定非安德罗波夫莫属了。

德米卡非常惊讶。“这个名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竟然是安德罗波夫的朋友吗？”他问，“这个人一定很不寻常，我必须对他多留点儿心。”

“他一定很懂得为官之道。”

“我们需要新思维。你还记得赫鲁晓夫1961年曾经预测，苏联在生产力和军事力量两方面二十年后能赶超美国吗？”

坦尼娅笑了。“那时他想得太过乐观了。”

“在过了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仅没能赶超美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反而加大了。娜塔亚告诉我，东欧国家也远远落后于他们的近邻。那里之所以没闹出乱子，多亏了我们给的大量援助。”

坦尼娅点点头。“幸好我们有大量出口的石油和原料，足可以对付这么大一摊子。”

“但这还不够。看看东德吧。我们必须建上一堵墙，才能阻止人们逃向资本主义社会。”

格雷戈里动了动。坦尼娅感到很内疚。她不该在外祖父临死之际对他的基本信仰提出质疑。

门开了，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来人年龄很大。他消瘦驼背，衣着却完美无瑕。他穿着一身量身定做的深灰色西服，白衬衫一尘不染，红领带泛着亮光。这种穿戴的人只可能来自西方。坦尼娅从没见过这个人，却对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来人一定就是列夫。

他没有理会德米卡和坦尼娅，而是看着躺在床上的病人。

格雷戈里外祖父看了来人一眼。他知道来访者，但一时半会儿没能认出来。

“格雷戈里，”来人说，“亲爱的哥哥，我们怎么都已经这么老了呢？”他用带着列宁格勒工厂工人粗野嗓门的老式俄语开口说话。

“列夫，”格雷戈里问，“真的是你吗？你过去是多么英俊啊！”

列夫俯身亲了亲哥哥两边的面颊，然后两人拥抱在一起。

格雷戈里说：“你来得很及时，我就快不行了。”

一个八十岁上下的老妇人跟着列夫走进卧室。她穿着时髦的黑裙子，踏着双高跟鞋，化了很浓的妆，身上戴了许多珠宝。坦尼娅觉得这样的穿着简直和妓女一样。她很想知道这种穿着在美国是不是很普遍。

“我在隔壁房间看见了你的孙子和曾孙，”列夫说，“队伍可真壮大啊！”

格雷戈里说：“这是我一生的幸运，你怎么样？”

“我从没喜欢过的妻子给我生了个女儿，一直跟着我的玛伽给我生了个儿子，我这次带来的就是玛伽。对于我的两个孩子，我都难说自己是个称职的父亲。我从来没有你的这种责任感。”

“有了第三代吗？”

“三个孙子孙女，”列夫说，“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流行歌手，还有个黑人。”

“黑人？”格雷戈里很吃惊，“这是怎么回事？”

“傻瓜，这种事多了去了。我儿子格雷格——顺便说一句，我给他起了你的名字——睡了个黑人姑娘。”

“他可比我这个叔叔厉害多了。”格雷戈里说。两个老人都笑了。

格雷戈里说：“我过了惊心动魄的一辈子，随部队席卷冬宫，打倒沙皇，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纳粹的侵略面前保卫了莫斯科。我和沃洛佳都成了将军。我对你很是愧疚。”

“对我有愧吗？”

“你去了美国，无法得到这一切。”格雷戈里说。

“我绝对没有抱怨。”列夫说。

“我甚至得到了卡捷琳娜，尽管她痴情于你。”

列夫笑了：“我得到了上亿美元。”

“是的，”格雷戈里说，“总的看来你吃亏了。列夫，我感到很抱歉。”

“没事，”列夫说，“我原谅你。”他的话里有嘲讽的意味。但坦尼娅觉得外祖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沃洛佳舅舅进来了。他穿着将军制服，显然正要去参加军队里的某个仪式。坦尼娅震惊地意识到这也许是沃洛佳舅舅和生父的第一次见面。列夫看着眼前从未谋面的儿子。“格雷戈里，”他说，“他和你很像嘛！”

“但他是你的儿子。”格雷戈里说。

父子俩握起手来。

沃洛佳什么话都没说，似乎深陷的感情漩涡让他完全说不出话了。

列夫说：“沃洛佳，你没了我这个父亲，但失去的并不是很多。”他抓住儿子的手，上下打量起来：沃洛佳穿着锃亮的军靴、红军的将军服，身上戴着一排军功章。他有一头灰白的头发和一双能看透人心的眼睛。“但是我想我失去了很多。”列夫说。

离开外祖父的公寓以后，坦尼娅陷入了思索。她考虑着布尔什维主义在哪儿出了错，格雷戈里外祖父投入全部精力和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演变为暴政。她走向公共汽车站，准备和瓦西里碰头。在车上，坦尼娅回想起革命的最初年月，她很想知道列宁废止布尔什维克报刊以外的一切报纸杂志是不是苏联犯下的最关键的错误。这意味着此后所有的不同意见都得不到传播，固有的一些观念得不到挑战。戈尔巴乔夫被允许在斯塔夫罗波尔做一些改革的尝试，但这只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戈尔巴乔夫这类人很少能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坦尼娅是个记者，觉得自己可能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地强调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但她又觉得，批评报道的缺乏的确是各种形式的压迫越发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

瓦西里已经回来四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精明地恢复了以往的生活。他在农业部策划了一个场景设置在集体农场的广播教育系列剧。广播剧除了描写不忠的妻子和不听话的孩子外，剧里的角色还讨论一些农业的生产技术问题。系列剧里描写了不听莫斯科建议的懒散农民，敢于挑战党的权威、考试不及格被朋友们抛弃的歧途少年。这个广播系列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瓦西里借此回到了莫斯科电台，住上了政府分给认可作家的一套大房子。

两人的会面是私下的，不过坦尼娅经常在工会会议和朋友聚会中碰到瓦西里。他早已不是1972年回来时的那个活死人了。他增加了不少体重，气色好了许多。四十五六岁的他虽然不可能恢复电影明星般的英俊，但脸上的皱纹却为他平添了几分诱惑力。他的魅力依然和被捕前一样大。每次坦尼娅见他的时候，他总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她们不是瓦西里三十来岁时围着他转的十来岁无知女孩，但这些三十来岁的女人也许就是之前的那些少女：她们穿着高跟鞋、长筒袜和时髦的衣服，用苏联很难弄到的指甲油、染发膏化妆，个个都非常漂亮。

坦尼娅私下里每月见他一次。

每次他都会把正在写的小说的最新部分交给她，用的依然是在西伯利亚为了节省纸张练成的工整小字体。坦尼娅会把文章打出来，并在打字过程中改掉拼写和标点的错误。下一次见面时，坦尼娅会把打印稿交给瓦西里进行核对和讨论。

世界上好几百万人买瓦西里的书，但这些读者瓦西里一个都没见过。他甚至连西方报纸用外文印的书评都看不到。这样一来，坦尼娅就成了唯一能跟他交流作品心得的人，他如饥似渴地聆听着坦尼娅说的每一句话。她成了他的编辑。

每年三月，坦尼娅都要去莱比锡参加书展，每次都能在那儿碰上安娜·默里。她总会从莱比锡书展带回安娜给瓦西里的礼物——有时是台电动打字机，有时是件羊绒大衣——据说，瓦西里伦敦的银行账户上正积累着越来越多的钱，他可能永远用不上这些钱了。

去见瓦西里时，坦尼娅依然采取谨慎的提防措施。这天，她在距离会面地点还有一英里时就跳下了公共汽车，确定没人跟踪以后才走向一家名为“约瑟夫”的咖啡馆。瓦西里已经到了，坐在一张放着杯伏特加的餐桌前。瓦西里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只大号的浅黄色信封。坦尼娅像是偶然遇到位熟人一样，随意地对瓦西里挥了挥手。她在吧台里拿了瓶啤酒，然后坐在瓦西里对面。

看到瓦西里气色不错，坦尼娅非常开心。他的面容里有了十五年前没有的那种尊严。他仍然有着一双浅棕色的眼睛，但现在这双眼睛不时顽皮地闪烁着，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坦尼娅意识到除了家人之外，她最了解的就是眼前这个人。她知道瓦西里的优点：出众的想象力、非凡的智慧、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以及使他在西伯利亚生存了十几年并坚持写作的强大毅力。她同样知道瓦西里的缺点，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老想招惹女人。

“谢谢有关斯塔夫罗波尔的消息，”坦尼娅说，“我写了篇很棒的报道。”

“很好，我们只希望试验不要被人为破坏。”

坦尼娅把打印好的最新章节递给瓦西里，然后看了看椅子上的大信封。“又写好一章了吗？”

“最后一章。”他把信封交给坦尼娅。

“安娜·默里肯定会很开心。”瓦西里新写的小说名叫《第一夫人》。小说中美国的第一夫人——或许指的就是帕特·尼克松——在莫斯科失踪了二十四小时。坦尼娅对瓦西里的创造力感到十分惊讶。小说从一个好心美国保守人士的角度看待苏联的芸芸众生，对苏联的社会现实进行了鞭挞，手法十分有趣。坦尼娅随手把信封塞进了手提包。

瓦西里问：“你什么时候能把整部小说拿给出版商？”

“能去国外出差就给他们，最迟是明年三月的莱比锡。”

“要三月吗？”瓦西里显得十分失望，“还有三个月呢！”他用非难的语调说。

“我会试着寻找到国外出差的机会替你送过去。”

“要尽快哦。”

坦尼娅非常生气。“瓦西里，我冒着生命危险为你传递文稿，你竟还这样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找别人去干，或者你自己去。该死，我才不在乎呢！”

“你说得一点没错，”瓦西里马上表现出悔悟，“对不起，我只是投入太多——整整三年下班后不眠不休地写这部小说。可我无权对你这么急躁。”他把手伸过桌子，压在她手上，“你一直是我的救星，不止一次地救了我。”

坦尼娅点点头。瓦西里说的是大实话。

但在挎着放有小说结尾段落的手提包离开咖啡馆的时候，坦尼娅还是感到有些生气。她在气什么呢？一定是那些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们。她觉得瓦西里应该早点跨过那个阶段。劈腿是年轻人干的事情。每次文学圈聚会换一个女人只能贬低他的身份。瓦西里应当找个身份地位相当的女人早点安定下来。这个女人或许可以年轻一些，但要欣赏他的作品，和他差不多聪明，甚至要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他需要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侣，而不是现在这些战利品一样的女人。

她回到塔斯社的办公室。没到办公桌前，她便被兼任本部门政治督导的主编彼得·奥普特金拦住了。和平时一样，奥普特金的嘴上叼着根烟。“我接到农业部打来的电话，对方说你那篇斯塔夫罗波尔的报道不能发。”他说。

“什么？为什么不能发？分红制是农业部同意的，而且确实行之有效。”

“你错了，”奥普特金很喜欢指出别人的错，“分红制已经被废除了。现在那里采用最新的伊帕托沃法，把联合收割机送到州里的所有地方。”

“中央控制又取代了个体责任。”

“是的，”他从嘴上拿掉烟，“你得写篇描述伊帕托沃法的报道。”

“那里的第一书记怎么说？”

“你说的是小同志戈尔巴乔夫吧？他正在实施农业部下达的新法子呢！”

戈尔巴乔夫自然会这么做，坦尼娅心想。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该闭嘴，照上面的安排去做。不然怎么当得上第一书记！

“好吧，”坦尼娅克制住愤怒说，“我会另外写一篇报道。”

奥普特金点点头，然后便走开了。

坦尼娅心想，分红制的确非常好，但也太超前了：这是个全新的理念，农场工人根据产量进行分红，客观上提高了产量，完全排除了莫斯科的插手。老实说，分红制能实施上几年就已经是个奇迹了。从长远看，分红制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

完全不可能。

第五十二章

乔治·杰克斯穿了件新的无尾礼服。他觉得穿这件礼服看上去非常棒。他四十二岁了，已经没有了年轻时为之骄傲的摔跤手体形，但他仍然瘦削，身板笔挺，黑白双色的结婚礼服更是让他感到满足。

乔治站在母亲做了几十年礼拜的伯特利福音堂里，地处华盛顿近郊，乔治正是这里的众议员。教堂是一幢简朴而低矮的砖房，平时只装饰着几幅装裱过的《圣经》金句：一幅是“耶稣是我的牧者”，另一幅是“太初有道”。这天却用横幅、彩带和大量的白花盛大装饰了一番。在乐队《就快来到》的乐声中，乔治等待着自己的新娘。

乔治的母亲穿着新买的深蓝色西装和饰有一截短白纱的圆顶帽坐在前排。“不错，我很高兴，”当乔治告诉她自己要结婚时，杰姬这样说，“我五十八岁了，一直在为你耽搁的时间太长而担心，好在你终于站在这儿了。”杰姬通常嘴不饶人，今天却难掩骄傲的笑容。乔治将在她做礼拜的教堂，在她的邻居和所有朋友面前结婚。此外，乔治还是个众议员呢！

杰姬身边坐着的是乔治的父亲，格雷格·别斯科夫参议员。他的礼服皱巴巴的，看上去像是件睡衣。他忘了在衬衫上戴袖扣了，领带也系得歪歪扭扭的。不过没人会注意这些。

前排还坐着乔治俄罗斯裔的爷爷奶奶，八十多岁的列夫和玛伽。两人的样子都很孱弱，但还是从布法罗飞来参加孙子的婚礼。

出现在婚礼现场并坐在教堂前排，乔治的白人父亲和祖父母向外界表明了真相。但没人会在意这些。这时已经是1978年，人们早已经把过去认为是耻辱的那些秘密不当一回事了。

乐队开始唱起《你是如此美丽》，所有人都转过身，把目光投向教堂门口。

维雷娜挽着父亲珀西·马昆德，走进了教堂。她的样子惊艳了乔治，以及教堂里的其他人。她穿着露肩的鱼尾白婚纱，露出的好看肩膀上，那焦糖似的皮肤像婚纱的缎子一样又软又滑。维雷娜的样子完美得让人心疼。乔治觉得泪水刺痛了他的双眼。

仪式浑浑噩噩地过去了。乔治设法跟上结婚仪式的每个环节。但心里只想着，从现在到永远，维雷娜只是我一个人的了。

婚礼仪式的气氛非常平和，但仪式后新娘的父亲操办的喜宴就奔放多了。珀西租下了乔治敦一家名叫“双鱼座”的俱乐部，以门口汇入巨大金鱼池的二十英尺高的瀑布和舞池中央的巨大玻璃鱼缸而远近闻名。

乔治和维雷娜跳的第一支舞是比吉斯乐队的《活着》。乔治的舞跳得不怎么好，但这根本无关紧要：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跳舞时一只手托着裙裾的维雷娜身上。乔治高兴坏了，真想和每个人都拥抱。

第二个和新娘跳舞的是特德·肯尼迪，他没带妻子琼参加婚礼——据说他们已经分居了。杰姬和珀西·马昆德携起手。维雷娜的母亲李宝宝则和格雷格跳起了舞。

乔治的远房堂弟、流行歌星戴夫·威廉姆斯，带着性感的妻子杜杜，以及他们以蓝调歌手约翰·李·胡克尔命名的五岁儿子约翰·李，也到场了。男孩和妈妈一起跳舞，他的动作之大让所有人都忍俊不禁：他一定看过《周末狂热夜》 【20】 这部电影。

伊丽莎白·泰勒和据称是百万富翁的最新一任丈夫约翰·沃纳跳舞。她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镶嵌着著名的方形切割的三十三克拉的克虏伯钻石。高兴地看着这一切的同时，乔治恍惚地意识到自己的婚礼已经演变成了年度的社交界盛会。

乔治邀请了玛丽亚·萨默斯，但被她拒绝了。两人的短暂恋爱以吵架收场之后，他们有一年没说话。乔治受了伤，感到非常困惑。他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该怎样过：世道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也感到了不满。女人想要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她们希望男人不经提醒就知道她们要什么，并且无条件同意。

在七年音讯全无后，维雷娜却出现了。她在华盛顿开了自己的游说公司，致力于民权和其他平等问题。她最初的客户是一些没钱雇佣全职说客的小型施压集团 【21】 。维雷娜曾经是黑豹党成员的流言反倒替她增加了可信度。很快，她就和乔治在一个项目上展开了合作。

维雷娜似乎变了。有天晚上，她对乔治说：“政治在戏剧性事件中能起一定作用，但最终是靠反反复复的日常工作推动的：草拟法案，和媒体记者交流，以及赢得选举。”你成熟了，乔治想，但他没让自己说出这句话。

变了一个人的维雷娜希望结婚和生孩子，觉得这些可以和工作并存。和玛丽亚不欢而散的乔治原本不想重蹈覆辙，但既然维雷娜觉得家事和工作可以并重，那他在这个问题上就不用和维雷娜发生争执了。

乔治给玛丽亚写了一封措辞圆滑的信，信的开始是这样的：“我不希望你从别人那里听说这事。”他告诉玛丽亚自己和维雷娜又在一起了，而且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玛丽亚以充满朋友情谊的口吻回了信，乔治和玛丽亚又回复到尼克松辞职以前的知心朋友关系。但玛丽亚依旧单身，也没来参加乔治的婚礼。

跳舞的间歇，乔治与父亲、祖父坐到了一起。列夫饶有兴致地喝着香槟，笑话一个波兰主教刚刚当选了教皇。列夫有许多关于波兰教皇的烂俗笑话。“他创造了一个神迹——让瞎子的耳朵聋了。”

格雷格说：“我觉得这是梵蒂冈教廷非常激进的一项政治举措。”

乔治对父亲的话很吃惊，但格雷格说话通常都是有依据的。“怎么讲？”乔治问他。

“天主教在波兰比其他东欧国家都更受欢迎。波兰共产党不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那样强硬，完全压制宗教的传播。波兰有宗教出版社，有天主教大学，还有形形色色致力于庇护持不同政见者和观察践踏人权的行为的慈善组织。”

乔治问：“那梵蒂冈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造成不和。我想他们应该是把波兰看成了苏联的软肋。你看着吧——波兰教皇的作用不仅仅是在阳台上朝游客挥挥手。”

乔治想问父亲新教皇上台后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但这时俱乐部突然安静下来，乔治这才意识到卡特总统到场了。

在场的的所有人一齐鼓掌，甚至连共和党人也鼓了掌。总统吻了新娘，和乔治握手，从侍者手里接过一杯粉红香槟，不过只是浅浅地抿了一口。

卡特总统和民主党长期支持者珀西夫妇交谈时，总统的一位助理走近乔治。寒暄了一番以后他问乔治：“你考虑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职吗？”

乔治非常高兴。议会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非常重要。委员会的议席代表着一种力量。“我在众议院才仅仅待了两年。”他说。

助理点点头说：“总统致力于黑人议员的发展，蒂普·奥尼尔同意让你进情报委员会。”蒂普·奥尼尔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有权授予专门委员会的席位。

乔治说：“我愿意尽我所能为总统服务——可怎么会是情报委员会呢？”

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向总统和五角大楼报告。但在理论上，它们却需要国会的资金投入，受到国会的授权和控制。为了安全起见，控制权被授予了两个情报委员会，一个在众议院，另一个在参议院。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助理说，“情报委员会的议员一般都是倾向于军方的保守人士。你在越南问题以及中央情报局在水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抨击过五角大楼。可这正是我们需要你的原因。当下这些委员会起不到监督作用，只会跟在后面鼓掌。能容忍杀戮的情报机关本身就是杀人凶手。所以我们需要能提出尖锐问题的人进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情报界会被吓坏的。”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助理说，“在经历了尼克松时代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之后，情报界是要重组一下了。”这时助理把目光投向舞池的另一头。循着助理的目光望去，乔治发现卡特总统正要离开。“我必须得走了，”助理说，“需要时间好好想一想吗？”

“不需要，”乔治说，“这个委员我当！”

“让我当教母？”玛丽亚·萨默斯问，“你是认真的吗？”

乔治·杰克斯笑了。“我知道你不怎么信教。其实我也不怎么信教。我去教堂是为了取悦于我的母亲。维雷娜过去十年只进过一次教堂，那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但我们都想让你当我们孩子的教母。”

乔治和玛丽亚在国会山一楼众议员餐厅的著名壁画《康沃利斯请求休战》 【22】 前吃午饭。玛丽亚吃的是肉馅卷，乔治吃色拉。

玛丽亚问：“孩子什么时候出生？”

“大概还有一个月——应该是在四月上旬。”

“维雷娜感觉怎么样？”

“很不好。不是昏睡就是对我发火。她还感觉很累，总觉得非常累。”

“这种症状很快会过去的。”

乔治回到了刚才那个问题上：“你愿意做我孩子的教母吗？”

玛丽亚仍然避开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我当？”

乔治想了想。“我想是因为我信任你。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想这世上我最信任的也许就是你。如果我和维雷娜因飞机失事而亡，我的父母老迈或者死去，我确信你会以某种方式把我的孩子照顾好。”

玛丽亚显然被感动了。“听你这么说真是太好了。”

乔治觉得玛丽亚也许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但是他不会把这种话说出口——乔治估计玛丽亚应该有四十四岁了——这意味着玛丽亚可以把过剩的母爱垂注在朋友的孩子们身上。

玛丽亚像他的家人一样。乔治和玛丽亚的友情快有二十年了。玛丽亚仍然每年数次去探望杰姬。和格雷格一样，列夫和玛伽也很喜欢玛丽亚。认识玛丽亚的人都很难不喜欢她。

乔治没有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玛丽亚。他对她说：“这对我和维雷娜意味着很多，希望你能同意。”

“维雷娜真的希望我做你们孩子的教母吗？”

乔治笑了。“是的。她知道你我之间曾经有一段恋情，但维雷娜不是那种爱吃醋的女人。事实上，她很敬佩你在事业上达到的成就。”

玛丽亚看着壁画上身穿十八世纪大衣和靴子的将军和士兵说：“好吧，我就像康沃利斯将军一样投降了。”

“谢谢你！”乔治说，“我很高兴。这种时候我本该喊上瓶香槟庆祝庆祝，但我知道你工作时是不喝酒的。”

“也许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可以喝一点。”

女侍收走盘子，他们又要了咖啡。“国务院的情况怎么样？”乔治问。玛丽亚已经是国务院的大人物了。她现在的职位是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一个影响力比名头大得多的职位。

“我们正在试着弄清楚波兰发生了什么，”她说，“这并不简单。我们认为波兰共产阶级政党统一工人党内部存在许多针对政府的批评。工人很贫穷，精英阶层权势太大，‘对共产主义的成功宣传’只能让老百姓意识到失败的现实。事实上，去年波兰的国民收入都下降了。”

“你知道我进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了吗？”

“当然知道。”

“你从情报机关得到重要信息了吗？”

“得到了一些，但在我来说，现在的信息还远远不够。”

“你想让我在委员会里打探消息吗？”

“那再好不过了。”

“也许我们还得在华沙增加几个情报员。”

“我也这样想。波兰会非常重要。”

乔治点点头。“梵蒂冈选出了一个波兰教皇时，格雷格也这么说。而且他经常是对的。”

四十岁时，坦尼娅对自己的人生越发不满意了。

她问自己接下来四十年该怎么活，觉得不能把生命浪费在追随瓦西里·叶科夫上面。坦尼娅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把瓦西里的天才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但她自己什么都没得到。是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坦尼娅心想。但该怎么打算，她却一点都不知道。

她的不安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获得列宁文学奖的庆祝会上到达了顶点。这个获奖结果非常可笑：苏联领袖的这套三卷本自传既不真实，也不流畅，甚至都不是勃列日涅夫自己写的，这套书由影子写手为他代笔。然而，苏联作家协会却把颁奖看成了一个举办聚会的机会。

去聚会以前，坦尼娅把头发扎成了非法录影带《油脂》中奥利维亚·牛顿-约翰的马尾式。新发型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让她鼓起劲来。

离开政府公寓大楼的时候，她在一楼大堂里碰到了哥哥，把自己要去颁奖聚会的事告诉了德米卡。“你看好的戈尔巴乔夫作了篇虚情假意的演讲，盛赞了勃列日涅夫的文学天才。”

“米哈伊尔善于把握拍马屁的时机。”德米卡说。

“你最好能把他弄进中央委员会。”

“他已经得到了喜欢他的安德罗波夫的支持，”德米卡解释说，“我只要让柯西金相信戈尔巴乔夫是天才的改革者就行。”安德罗波夫渐渐成为了克里姆林宫保守势力的头子，柯西金是改革派的代表。

坦尼娅说：“能让两边都同意，那就厉害了。”

“他是个非同寻常的家伙。尽情享受你的聚会吧。”

聚会在作家协会简朴的办公室里举行，组织者设法弄来了几箱巴格拉季昂，格鲁吉亚香槟。在酒精的作用下，坦尼娅和她的塔斯社上司彼得·奥普特金大吵了一架。没人喜欢不是记者的政治委员奥普特金。但因势力大，这样的社交聚会必须邀请他。他揪着坦尼娅的衣领谴责道：“教皇的华沙之行真是场灾难！”

在这个问题上，奥普特金的观点没错。没人会想到保罗教皇二世竟然是天才的宣传家。在奥肯锡军用机场一下飞机，保罗二世教皇立刻双膝跪地，亲吻波兰的泥土。第二天早晨，教皇亲吻故国泥土的照片上了西方报纸的头版。坦尼娅知道——教皇一定也很清楚——这些报纸会通过地下途径流入波兰。坦尼娅私底下非常高兴。

丹尼尔，坦尼娅的上司，一直在听他们对话。他插话道：“教皇乘坐敞篷车进入华沙，受到了两百万波兰人的欢迎。”

坦尼娅问：“两百万？”她还没看到这个统计数字。“可能吗？两百万是波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波兰每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去迎接教皇了吗？”

奥普特金生气地说：“老百姓都到现场围观教皇去了，再控制新闻报道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他这种人来说，控制意味着一切。

奥普特金继续说道：“他在胜利广场的二十五万人面前做了弥撒。”

这个数字坦尼娅听说了。非常惊人。因为这个事实令人揪心地表明了共产主义在波兰失去民心的事实。除了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苏联的这套体制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没能改变任何人。她用恰如其分的共产主义术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波兰工人阶级一找到机会就向他们原先的反动派主子效忠。”

奥普特金用食指戳了戳坦尼娅的肩膀，指责道：“这就是你们这些改革派坚持要教皇去波兰的后果。”

“胡说。”坦尼娅斥责道。包括德米卡在内的克里姆林宫改革派，的确曾敦促允许教皇访问波兰，但他们输了，莫斯科吩咐华沙禁止教皇入境——可是波兰共产党没有遵守莫斯科的命令。波兰领导人爱德华·盖莱克少有地违背了勃列日涅夫的旨意，这在苏联的卫星国中是不多见的。“让教皇出访的决定是波兰领导人自己作出的，”坦尼娅说，“他们担心禁止教皇访波，波兰人民会起义。”

“我们很清楚该如何对付起义。”奥普特金说。

坦尼娅知道顶撞奥普特金会危害自己的前途，但四十岁的她已经厌烦了对这种白痴唯唯诺诺。“波兰领导层因为经济上的压力不得不同意教皇到访，”她说，“波兰从苏联得到巨额资助，但也希望从西方得到贷款。卡特总统访问波兰时态度非常强硬，他表明经济援助必须同他们所谓的人权联系在一起。如果你想为教皇在波兰取得的成功发难的话，那就去怪吉米·卡特吧。”

奥普特金知道这是事实，却不想承认。“我一再说，让共产党国家向西方银行借钱是不对的。”

坦尼娅本该离开，给奥普特金留点面子，但她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那你就要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不是吗？”她说，“依靠西方的经济援助能搞活波兰的农业，使波兰生产出足够国民生活所需的食物。”

“深化改革！”奥普特金愤怒地说，“你总是提出这种方案！”

“波兰人总能买到物美价廉的食物，所以他们从不闹事。哪天政府对食品提价，他们准会闹出些事情来。”

“我们很清楚怎么对付暴动。”说完，奥普特金便走开了。

丹尼尔看上去有些困惑。“说得好，”他对坦尼娅说，“但他也许会让你付出代价。”

坦尼娅说：“我还想喝点香槟。”

在酒吧，坦尼娅遇见了瓦西里。他没有伴儿。坦尼娅想起瓦西里最近参加此类活动时总会拉上个放荡的女伴，她很想知道今天他为什么没带。但今晚她决定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对瓦西里说。

他递给她一杯酒。“你不能再怎样下去了？”

“你心里清楚。”

“我希望我能猜到。”

“我四十岁了，必须拥有自己的生活。”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不知道，这正是问题所在。”

“今年我四十八岁，”瓦西里说，“也有类似的感觉。”

“什么感觉？”

“我不想再追女孩，或者说女人了。”

她讽刺地说：“不追求——还是仅仅不勾搭？”

“我觉察到你的怀疑了。”

“你很敏锐。”

“听着，”他说，“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再继续假装不认识对方。”

“为什么这样说？”

瓦西里压低声音，凑近坦尼娅，她必须很仔细才听得清他在说什么。“所有人都知道安娜·默里是伊万·库兹涅佐夫的出版人，但没人把你和她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们特别小心，从没让人看见我们在一起。”

“这不就行了，让人知道你和我是朋友不会有危险。”

她无法如此确定。“也许吧。那又怎么样呢？”

他恶作剧地笑着。“你曾经说过，如果我肯放弃其他女人，就跟我上床。”

“我不信自己这样说过。”

“也许你的哪句话里隐含了这个意思。”

“无论如何，那都是十八年前的事了。”

“现在接受邀请已经太晚了吗？”

坦尼娅瞪着瓦西里，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打破了沉默。“你是我唯一真正在乎的女人。其他人只是我的战利品。有些我甚至根本不喜欢。只要一个女人没和我睡过觉，我就有足够的理由去引诱她。”

“你觉得，这样会对我更有吸引力吗？”

“离开西伯利亚以后，我试图恢复那种生活，这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但最后我意识到：这种生活无法让我快乐起来。”

“是吗？”坦尼娅越发生气了。

瓦西里没有注意到她的愤怒。“我和你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是灵魂上的伴侣。我们互相拥有。上床只是个自然而然的渐进过程而已。”

“哦，我明白了。”

瓦西里没有听出坦尼娅的嘲讽。“你是单身，我也是单身。我们为什么要单身？我们应该在一起。我们应该结成伴侣。”

“好吧，总结一下，”坦尼娅说，“你穷极一生都在追求自己不怎么在乎的女人。现在你快五十岁了，她们不再吸引你了——或者说你不再对她们具有吸引力了——于是，这个时候，你就屈尊来向我求婚了。”

“我也许没能说得很明白。我最好写下来。”

“你说得非常清楚了。我是落魄卡萨诺瓦最后的度假胜地。”

“老天，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生气完全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

“我不是要你收留我，我想和你一起收获幸福。”

这时，坦尼娅看到了站在瓦西里身后的丹尼尔。她一气之下，穿过酒吧，走到丹尼尔身旁。“丹尼尔，”她说，“我想再次出国工作。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当然可以，”丹尼尔说，“你是我手下最出色的记者，我会在合理的范围内尽我所能让你开心。”

“谢谢你。”

“最近，我正巧在考虑增强我们在一个国家的报道力量。”

“哪个国家？”

“波兰。”

“你要派我去华沙吗？”

“现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儿。”

“好吧，”坦尼娅说，“我去波兰。”

卡梅隆·杜瓦受够了吉米·卡特。他认为卡特执政很软弱，尤其在处理苏联问题上。卡梅隆在中情局兰利总部的莫斯科组工作，距离白宫九英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但卡特的执政风格相当谨慎。

好在这是竞选年，卡梅隆希望罗纳德·里根能当上总统。里根在对外政策上激进些，承诺要把情报机关从卡特软弱无力的伦理约束下解脱出来。卡梅隆希望他能更接近于尼克松。

1980年初，卡梅隆吃惊地被苏联科的副科长弗洛伦斯·基莉招了过去。基莉比卡梅隆年长，人很漂亮——卡梅隆三十三岁，基莉三十八岁。基莉作为培训师被招进中情局，但这些年来一直当秘书，只有在她抱怨工作不对口时才让她当了一阵培训师。现在，基莉是个能力很强的情报官员，但因为惹过些麻烦，局里的许多男人都很讨厌她。

这天，她穿着格子裙和绿毛衣。卡梅隆觉得她看上去像个学校老师，一个有着迷人胸部的性感老师。

“坐吧，”基莉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认为我们从波兰弄来的情报太少了。”

卡梅隆找了把椅子坐下。他望着窗外，尽量不去看她的胸。“他们应该知道这该怪谁。”他说。

“谁？”

“中情局局长特纳海军上将，以及任命他的卡特总统。”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特纳轻视人工情报，”人工情报一般都是从间谍那里得到的。特纳比较青睐通过监控通信发报得到的技术情报。

“你呢？”

卡梅隆发现，基莉有张美丽的嘴。她双唇粉红，牙齿整洁白净。卡梅隆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回答基莉的问题上。“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情报是不可信的，因为叛国者显然都是骗子。如果告诉我们的是事实，他们必定对自己人撒了谎。但这并不表明人工情报一钱不值，尤其在它和我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不符的时候。”

“很高兴你能这么想。我们需要增强人工情报网。你觉得去海外工作怎么样？”

卡梅隆燃起希望。“从六年前加入中情局到现在，我一直要求去海外供职。”

“很好。”

“我的俄语很流利。我想去莫斯科工作。”

“人生很奇妙。你将去华沙。”

“不要开玩笑。”

“我从不开玩笑。”

“我不会说波兰语。”

“你会发现俄语很有用。波兰的学生从三十五年前就开始学俄语了。但你也应该学点波兰语。”

“没问题。”

“就这些。”

卡梅隆站起身。“谢谢你。”他走到门边，“弗洛伦斯，我们可以就此讨论得更深入些吗？”他问，“或许一起吃午饭？”

“不。”她态度坚决。为了防止卡梅隆没弄明白她的意思，她又补充道：“绝对不行。”

卡梅隆走出办公室，关上门。华沙！总的来说，他非常开心。这是个海外工作机会。他很乐观。虽然弗洛伦斯拒绝了一起吃午饭的邀约，但他很清楚该怎么处理。

他拿上大衣，走到自己的银色水星卡普里车旁。开到华盛顿，随着车流进入亚当·摩根区，停在距离“嫩手”按摩沙龙一个街区的地方。

前台女接待跟他打招呼：“嗨，克里斯托弗，今天还好吗？”

“很好，谢谢你。苏茜有空吗？”

“你很幸运，她正好有空。三号房间。”

“太好了。”卡梅隆递给女接待一张纸币，继续往里走。

他掀开帘子，走进摆着一张窄床的小隔间。一个二十多岁的壮硕女子正坐在塑料椅上看杂志，穿着比基尼泳装。“你好，克里斯，”她放下杂志，站起身，“和往常一样用手吗？”

卡梅隆从没和妓女有过完整的性行为。“是的，苏茜。”他递给她一张纸币，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我很乐意。”她说着，把钱收了起来。她帮他脱掉内裤，接着说：“躺下，然后放松，宝贝。”

当苏茜开始忙碌的时候，卡梅隆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他开始想象在办公室里的弗洛伦斯·基莉，她把绿色毛衣撩过头，拉开格子裙的拉链。“卡梅隆，我就是无法抵挡你的魅力。”在他的想象中，基莉这样说道。她只穿着内衣，绕到办公桌前抱住他。“卡梅隆，对我为所欲为吧。”她说，“不过，请用力。”

按摩沙龙里，卡梅隆大声吼道：“太棒了，宝贝儿！”

坦尼娅看着镜中的自己。她拿着一小罐蓝色眼影和一个睫毛刷。相比莫斯科，化妆品在华沙更容易弄到手。坦尼娅没怎么用过眼影，只是注意到有些女人特别爱用。她梳妆柜上的杂志正好翻在碧安卡·贾格尔 【23】 的照片那页。频繁地看了几眼以后，坦尼娅开始为自己的睫毛上起色来。

她觉得，抹上眼影的效果非常好。

斯塔尼斯劳·帕拉克穿着军官制服坐在她的床上，他没脱靴子，而是在床罩上垫了张报纸。他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坦尼娅。他高大英俊，又很聪明，坦尼娅痴迷他。

坦尼娅到了波兰以后就在一次军营的采访中认识了帕拉克。帕拉克是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为了军队的快速进步而组建的黄金军团的一分子。军团成员经常轮流接受不同的任务，获得将来指挥他们注定要完成的军令所需的足够经验。

坦尼娅之所以注意到昵称为斯塔兹的帕拉克，部分原因在于他长得很英俊，另外，就是他明显被她吸引了。和坦尼娅谈了担负着和红军联络任务的自己所在连队之后，斯塔兹陪同坦尼娅完成了余下有些无聊的采访。

第二天晚上六点，斯塔兹出现在了坦尼娅所住公寓的门口，他从波兰秘密警察那里弄到了坦尼娅的地址。斯塔兹把坦尼娅带到新开的时尚餐厅“鸭子餐馆”吃晚饭。交谈了一会儿，坦尼娅很快意识到斯塔兹和她一样对共产主义有所怀疑。一周以后，她就和他上床了。

她仍然会想着瓦西里，猜测他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了，他是否还怀念他们以往每月一次的相见。不知为什么，坦尼娅发自内心地对斯塔兹感到生气。他很愚钝，但男人大多数都很愚钝，尤其是相貌英俊的男人。让她真正生气的是瓦西里求婚之前荒废的那么些年。在某种程度上她觉得自己这么些年来为他所做的一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真以为在自己做好成为坦尼娅丈夫的准备之前，坦尼娅会年复一年的等着他吗？想到这一层，坦尼娅就非常恼火。

现在，斯塔兹每周有两三个晚上住在坦尼娅的公寓。他们从没去过他那里：斯塔兹说他的住处仅比军营好一点。不过他们过得很快乐。两人交往时，坦尼娅一直在琢磨着，不知斯塔兹会不会把他的反共思想落实在行动上。

坦尼娅转身面对着斯塔兹：“你喜不喜欢我的眼睛？”

“喜欢，”斯塔兹说，“你的眼睛让我沉醉，它们就像——”

“傻瓜，我指的是我抹的眼影。”

“你化妆了吗？”

“男人都这样。你怎么能凭如此糟糕的观察力保卫国家呢？”

斯塔兹的心情又一次阴沉了。“我们没打算保卫自己的国家，”他说，“波兰军队完全依附于苏联红军。我们的所有战斗计划都是围绕着西方入侵时给红军作支援来进行部署的。”

斯塔兹说话间经常抱怨苏联对波兰军队的主宰地位。这说明斯塔兹很信赖她。除此之外，坦尼娅发现波兰人常常大胆地谈论共产党政府的失败。他们觉得自己有权用其他苏联从属国国民不敢用的方式进行抱怨。华约集团的大多数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宗教，把谴责共产主义视为罪恶。波兰人长期忍受着共产主义的折磨，一旦生活没有达到希望，他们就开始抱怨个不停。

为了安全起见，坦尼娅还是打开了床头上的收音机。坦尼娅觉得自己的公寓不会被窃听——波兰的秘密警察忙着追踪来自西方的记者，也许顾不上苏联记者——但小心点总归不错。

“我们都是叛国者。”斯塔兹得出结论。

坦尼娅皱起眉。他以前从没自称为叛国者。这个指控很严重。她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联有套使用名为第二战略梯队的武装力量入侵西方的应急方案。大多数红军坦克和人员运输车在前往西德、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时候都会经过波兰。美国会试图用原子弹在这支武装力量到达西欧前将他们毁灭——也就是在第二战略梯队经过波兰的时候。我们估计波兰会遭到四百到六百枚原子弹的轰炸。波兰将成为一片焦土，从地球的版图上消失。如果在这个应急方案上和苏联合作的话，那我们都将成为叛国者。”

坦尼娅全身发抖。这是个噩梦般的场景，被吓到是正常的。

“美国不是波兰人民的敌人，”斯塔兹说，“如果美苏在欧洲交战，我们应该和美国合作，从莫斯科的极权统治中解脱。”

斯塔兹在发脾气，还是真这么想？坦尼娅小心翼翼地问：“斯塔兹，是不是只有你这么想？”

“当然不是，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军官都这么想。他们只是敷衍苏联人，如果喝醉时你去和他们谈，听到的是另一回事。”

“假如那样的话，你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坦尼娅说，“到开战的时候，你们再想赢得美国人的信任已经来不及了。”

“这正是让我们拿捏不准的地方。”

“办法很明显，你们现在就要建立和美国的沟通管道。”

斯塔兹冷冷地看着她。坦尼娅突然想到斯塔兹也许会是个密探，为了让她说出发动言论遭到逮捕才故意接近她。但她觉得密探这种冒牌货做爱时不可能那么温情。

他问：“我们仅仅是随便聊天，还是在做认真的讨论？”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是很认真地在和你讨论。”

“你真觉得这样可行吗？”

“我知道这很难，”坦尼娅动情地说，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在私下里散发和运输反动读物，“和美国人联系上很容易——但要保密并坚持就难了。你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你觉得我应该那样去做吗？”

“当然！”她热情地说，“我不希望下一代苏联儿童——还有波兰儿童——继续生长在这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暴政下。”

斯塔兹点点头。“看得出你是发自内心的。”

“我的确这么想。”

“你愿意帮我吗？”

“当然愿意。”

卡梅隆·杜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间谍。他为尼克松总统做的卧底工作实在太业余了，他很幸运没有和上司约翰·埃利希曼一起去坐牢。进入中央情报局以后，卡梅隆进行了情报秘密传递以及和间谍短暂会面的训练，但他从没在实际的工作中用过这些技巧。在兰利总部待了六年以后，卡梅隆终于得到了在外国首都工作的职位，但他仍然没有做过任何秘密工作。

美国在华沙波茲亚多夫大道上的大使馆是座豪迈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中央情报局占据了大使办公套房旁边的一整间办公室。办公室边上有一个没有窗户，专门冲印照片底片的储藏室。中央情报局在华沙派驻了四名特工和一个秘书。因为中央情报局在华沙的线人很少，所以做波兰的谍报力量相当有限。

卡梅隆没有什么可做的。他借助波兰语字典读些华沙的报纸。他把在波兰街头看到的标语传送到总部：“教皇万岁”“我们要上帝”。他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国家，尤其是西德、法国和英国和他职位类似的情报人员交谈。他开一辆二手的灰色波兰菲亚特，这辆车很耗油，如果前一天晚上不加油，第二天就启动不起来。他想在大使馆秘书里找个女朋友，不过没能找到。

他的前途曾经一度看似充满了希望，但现在他却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他在中学和大学是明星学生，第一份工作是在白宫。但很快卡梅隆的人生便走上了歧途，他决心不让自己的生活被尼克松破坏。但他需要一次成功，希望再一次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军者。

但他对各种聚会乐此不疲。

大使馆有家室的职员晚上一般都乐于回家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和家人一起看录像机里的美国电影，因此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招待会会让单身汉去参加。这天，卡梅隆去埃及大使馆，参加埃及驻波兰代理大使的欢迎会。

发动了菲亚特以后，车上的收音机打开了。他把收音机设定在秘密警察的频率上。车上的信号很弱，但有时他能听见波兰秘密警察在华沙实施盯梢时相互间的谈话内容。

有时秘密警察也会尾随他。他们会更换车辆，但总是那两个人，皮肤比较黑的一个卡梅隆称作马里奥，胖的一个卡梅隆把他唤为奥利。他们的盯梢似乎没有一定的模式，因此他假定自己或多或少一直被人监视着。也许波兰的秘密警察就是要他这么想。也许他们想用随机监视的方式使卡梅隆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不过卡梅隆也受过专门的训练。他在课程中学到，不能用太过明显的方式逃避监视，因为这等于是在告诉对方你在谋划些什么事情。在课堂上他被告知要养成一种规律性的习惯：比如说周一去A餐馆，周二去B酒吧，给监视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在对方的监视中找到缺口，找到他们一时疏忽的时刻，这时你就能摆脱监视去做些事了。

从美国大使馆开车出来以后，卡梅隆看到一辆蓝色的斯柯达105开上马路，跟在隔了两辆车的后方。

斯柯达跟着他穿越华沙的大街小路。卡梅隆看见马里奥开车，奥利坐在副驾驶座上。

卡梅隆把车停在阿尔扎卡街上，看见蓝色斯柯达开过他，停在菲亚特前面一百码的地方。

有时他真想上前和他们聊聊，因为马里奥和奥利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局里早就告诉过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更换人手，卡梅隆又需要花时间来认识新的监视人员了。

卡梅隆走进埃及大使馆，拿了杯鸡尾酒。酒稀释得很厉害，里面的杜松子酒味很难分辨了。卡梅隆和一个澳大利亚外交官聊起了在华沙购买舒适男士内衣的不便。外交官走后，卡梅隆环顾四周，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金发女郎孤零零地站着。女孩发现卡梅隆在看她，露出笑容，他连忙上前和她说话。

卡梅隆很快就知道女孩是波兰人，名字叫莉德卡，在加拿大驻波兰大使馆当秘书。莉德卡穿着紧身毛衣和能映衬出两条大长腿的黑色短裙。她英语很好，听卡梅隆讲话的时候非常专注，这让卡梅隆感到非常高兴。

这时一个穿着条纹西服的男人蛮横地把她叫了过去，卡梅隆心想这个男人一定是莉德卡的上司，两人的谈话不得不中断了。很快，又一位漂亮女郎走到卡梅隆身旁，卡梅隆开始觉得这一定是自己的幸运日。这个女人年纪稍微大一些，大概在四十岁左右，但她长着一对明亮的蓝色眼睛，一头金黄色的短发，长得比莉德卡更美。“我以前见过你，”她说，“你是卡梅隆·杜瓦，我叫坦尼娅·德沃尔金。”

“我记得你，”卡梅隆很高兴能卖弄一下自己流利的俄语，“我记得你是塔斯社的记者。”

“你是中情局的特工。”

卡梅隆肯定没有透露过自己的身份，显然她是猜出来的。他例行公事地否认了。“没有那么刺激，”他说，“仅仅是个平淡无奇的文化参赞。”

“你是文化参赞吗？”坦尼娅问，“那正好能帮上忙了。我想请教你，扬·马特伊科是哪一派的画家？”

“我不太清楚，”卡梅隆说，“我想应该是印象主义画家。为什么问这个？”

“艺术真是你的所长吗？”

“我更偏重音乐。”卡梅隆觉得自己被坦尼娅逼到了墙角。

“你也许很喜欢波兰的小提琴家席皮尔曼。”

“是的，他拉的小提琴真是棒极了。”

“你觉得波兰诗人维斯拉瓦·申博尔斯卡怎么样？”

“很遗憾，我没怎么读过他的诗。这是对我的测试吗？”

“是的，你没通过我的测试。申博尔斯卡是个女诗人，席皮尔曼是个钢琴家，不是小提琴家。马特伊科是个专画法庭和战争场面的传统派画家，不是印象主义画家。你也不是文化参赞。”

卡梅隆对这么轻易就露出破绽感到很窘迫。真是个没用的卧底！他试着打趣来挽回：“我也许是个能力偏弱的文化参赞。”

坦尼娅压低声音：“如果有个波兰军官想找美国政府代表谈一谈，我想你一定能安排是吧？”

谈话方向突然发生了大转变。卡梅隆很紧张，这可能是苏联人给他设的圈套。

也可能是个捷径——这对他说也许是个机会。

他漫不经心地说：“没问题，我可以安排任何人和美国政府的代表交谈。”

“私底下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的，私底下。”

“很好。”说完她就走开了。

卡梅隆又拿了一杯鸡尾酒。谈话是关于什么的？是真有这么个波兰军官，还是坦尼娅在嘲弄他？

欢迎会渐近尾声。卡梅隆不知道接下来的时间该干什么。他考虑着是不是要去澳大利亚大使馆找他刚认识的几个澳大利亚玩伴玩飞镖。这时他看见莉德卡一个人站在近旁。莉德卡看上去真的很性感。卡梅隆问她：“晚饭有安排吗？”

莉德卡表情很困惑。“你是指食谱吗？”

卡梅隆笑了。莉德卡显然没用过安排这个短语。卡梅隆换了种提问的方式：“我想问你，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饭吗？”

“哦，好的，”她立刻说，“我们可以去鸭子餐馆吗？”

“当然可以。”鸭子餐馆价格昂贵，但用美金付账就还行。他看了看表。“现在就走吧？”

莉德卡朝大厅里四处看了看，穿着条纹西服的男人已经不在了。“走吧。”她对卡梅隆说。

他们出口走去。穿过大门的时候，刚才那个苏联记者坦尼娅又出现了，她用不流利的波兰语对莉德卡说：“你落下了这个。”她手里拿着一条红围巾。

“这不是我的围巾。”莉德卡说。

“我看见它从你手里掉下来的。”

有人碰了碰卡梅隆的胳膊。他摆脱坦尼娅和莉德卡不知所云的对话转过身，看见一个约四十岁、穿着波兰人民军上校制服的英俊男人。军人用流利的俄语对卡梅隆说：“我想和你谈谈。”

卡梅隆同样用俄语回答：“好的。”

“我会找个安全点的地方。”

卡梅隆只得说：“好吧。”

“坦尼娅会把时间地点告诉你。”

“好的。”

军人转身离开了。

卡梅隆重新把注意力放在莉德卡身上。坦尼娅装模作样地说：“我真是太蠢了，竟然会犯这样的错误。”说完就飞快地离开了莉德卡身旁。显然她刚才是想分散莉德卡的注意力，让那个波兰军人有机会和卡梅隆说上话。

莉德卡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事可真有点奇怪。”离开埃及大使馆时，她说。

卡梅隆很兴奋，但装出不明所以的样子。“是挺奇怪的。”

莉德卡追问他：“和你说话的波兰军官是谁？”

“不知道，”卡梅隆说，“坐我的车吧。”

“哦。”莉德卡很吃惊，“你有车？”

“是的。”

“太好了。”她看上去很开心。

一周后的早晨，卡梅隆在莉德卡公寓的床上醒来。

说是公寓，其实只是一套大房子里的一个单间：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台电视机和一个水槽。莉德卡和公寓里的其他三个住客合用过道那头的淋浴和厕所。

对卡梅隆来说，这却是天堂般的所在。

他在床上坐了起来。莉德卡正在用卡梅隆带来的咖啡豆站在橱柜边烧咖啡：莉德卡买不起纯咖啡。莉德卡身上什么衣服都没穿。她转过身，端着杯咖啡走向床。她长着棕黄色的钢硬阴毛和带着淡黑色乳头的娇小乳房。

起先，卡梅隆对莉德卡裸体在房间里走动感到很不自在，因为他老想盯着莉德卡的裸体看，这让他觉得非常粗鲁。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以后，莉德卡对他说：“想看就随你看，我喜欢这样。”卡梅隆仍旧感到有些害羞，但没有之前那么尴尬了。

这一周，他每天晚上都能见到莉德卡。

卡梅隆和莉德卡做了七次爱。不算按摩沙龙妓女帮他做的手淫，这比他有生以来做爱的总次数都要多。

一天早上，莉德卡问他早晨是否还要再做一次。

卡梅隆问她：“你是个性爱狂吗？”

莉德卡很不高兴，但他们还是做了。

莉德卡梳头的时候，他喝着咖啡，想着接下来一天要做些什么。他还没有得到坦尼娅·德沃尔金传来的进一步消息。他把他们在埃及大使馆的交流报告给上司基斯·多塞特，两人都同意只能先等待对方的进一步行动。

卡梅隆还有更大的麻烦要处理。他知道东欧情报机关常会给外交人员设置“桃色陷阱”。只有傻子才会觉得莉德卡和他上床会没目的。他也曾考虑过莉德卡为波兰秘密警察工作的可能性。他叹了口气对莉德卡说：“我必须把你的事报告给上司。”

“你要把跟我交往的事上报吗？”莉德卡似乎没有感到警觉。“为什么要上报？”

“美国外交官只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国民交往，我们把这称为‘该死的北约法则’。上面不让我们和共产党国家的人恋爱。”莉德卡只知道他是个外交官，而不知道他是个间谍。

莉德卡神情悲伤地坐在他身边。“你要和我分手吗？”

“不，当然不，”这个想法把卡梅隆吓了一大跳，“但我必须向上汇报，他们会对你进行身份检查。”

莉德卡的表情变得忧虑起来。“那意味着什么？”

“他们会调查你是不是波兰秘密警察或其他情报部门的特工。”

她耸了耸肩。“哦，那没关系。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和那方面的事情根本不沾边。”

莉德卡似乎对特工身份的调查完全不介意。“对不起，但这方面的调查必须进行，”卡梅隆说，“一夜情没关系，可如果次数频繁，就会发展成情侣，就要上报了。”

“好的，你汇报吧。”

“我们已经是情侣，是吗？”卡梅隆紧张地问，“是严肃的恋爱关系，对吧？”

莉德卡笑了。“哦，当然，”她说，“我们确实在恋爱。”

第五十三章

弗兰克一家分乘两辆特拉班大轿车去匈牙利旅行。他们是去那儿度假的。能买得起汽油的东德家庭常去匈牙利过暑假。

就他们所知，一路上没人跟踪他们。

他们通过东德旅游局的办公室预定了假期的行程。他们原本以为即便匈牙利是个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签证也会被拒绝。但他们得到了个惊喜。汉斯·霍夫曼错过了迫害他们的机会：也许他太忙了吧。

因为要带上卡罗琳和她的家人，因此她们需要两辆车。沃纳和卡拉很宠爱他们十六岁的孙女爱丽丝。莉莉喜欢卡罗琳，但对卡罗琳的丈夫奥多却很不感冒。他是个好人，让莉莉当上了教堂孤儿院的管理员。但奥多好像在强迫着自己喜欢卡罗琳和爱丽丝，好像爱着她们是在做善事一样。莉莉觉得一个男人的爱应该是由内而外迸发出的激情，而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卡罗琳与她的感觉大致相同。两人的关系很亲密，彼此分享对方的秘密。卡罗琳私下里向莉莉承认，她的婚姻是一个错误。她并没有可怜奥多，但也并不爱他，他既绅士又善良，但并不性感。他们一个月才做一次爱。

因此度假的一共有六个人。沃纳、卡拉和莉莉坐黄铜色的车，卡罗琳、奥多和爱丽丝坐白色的那部车。

这是趟漫长的旅程，对于一辆六百CC双充程内燃机特拉班汽车来说尤其漫长：穿越捷克斯洛伐克就需要六百英里。第一天晚上他们到达了布拉格，在布拉格的宾馆过了夜。第二天早晨离开宾馆的时候，沃纳说：“我确定没人在跟踪我们，我们似乎已经把盯梢的给摆脱了。”

他们把车行驶到了中欧最大，长五十英里的巴拉顿湖。巴拉顿湖离自由国度奥地利非常之近。不过为了防止有人从工人阶级的天堂逃脱，两国的边境线上建立了长一百五十英里的电子围栏。

他们在巴拉顿湖南岸的宿营地上并排搭了两个帐篷。

他们有个秘密的目标：这次匈牙利之行要去见丽贝卡。

这是丽贝卡的点子。丽贝卡花了一年照顾瓦利，成功地使瓦利摆脱了毒瘾。现在，瓦利住在离丽贝卡家很近的一套公寓里。为了照顾瓦利，丽贝卡放弃了当选西德议会议员的机会。不过瓦利身体好了以后，她又一次得到了当议员的机会。丽贝卡目前是西德议会的当选议员，致力于制定西德的对外政策。他去匈牙利进行过公务旅行，发现匈牙利对西方旅游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旅游业和白葡萄酒是匈牙利赚取外汇、消除庞大贸易赤字的唯一渠道。西方的旅游者住在隔离的特殊度假营。但在度假营之外，就没什么可以阻止两大阵营之间的人交朋友了。

因此，弗兰克一家要做的完全不犯法。他们的旅行和丽贝卡一样完全合法。和他们一样，丽贝卡也会假装独自出游的样子。弗兰克一家将和丽贝卡在指定地点“偶遇”。

但法律在东欧国家只是官样文章。如果让秘密警察知道弗兰克一家的真正目的，他们就有大麻烦了。因此，丽贝卡私底下和此时仍然经常从西柏林跨境去东柏林的丹麦会计师埃诺克·安德森秘密地安排好了整个行程。丽贝卡和安德森所作的安排没有记录，丽贝卡和东德的家里也没有电话往来。他们很担心丽贝卡会因此而被捕——或者被斯塔西所绑架——送进东德的监狱。这将引起东、西德之间的外交纠纷，但斯塔西还是有可能这样干。

丽贝卡的丈夫伯纳德没有来。他的肾功能衰竭，身体状况恶化。他只做些兼职工作，不能到很远的地方旅行。

沃纳钉上一颗帐篷桩以后起身，轻声对莉莉说：“到四处走走，看看秘密警察有没有在跟踪我们，也许他们觉得不必跟踪，因为他们预先把人派到这了。”

莉莉像是在找东西一样在营地里四处逡巡。巴拉顿湖的露营者待人友善，个个喜气洋洋。见到莉莉这样一个年轻女孩，许多人都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招待她啤酒、咖啡和小点。大多数帐篷都住着一家人，但也有几个男生或几个女生合住的帐篷。单身的旅游者无疑会在接下来几天找到合适的伴侣。

莉莉目前单身，她喜欢性，曾经和几个人交往过——其中包括了一个女人，不过这段往事她家里人并不知情。她觉得自己和其他女性同样存在母性本能，她很喜欢瓦利的女儿爱丽丝。不过她把生养个孩子的念头放在了一边，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前途暗淡的东德长大。

因为家庭政治倾向的原因，她没有能够上大学，于是她接受了托儿所保育员的职业培训。在东德当局的通知下，莉莉永远找不到出头的日子，好在奥多在雇人不受政府控制的教堂帮她找了份工作。

不过她的主业仍然是音乐，她继续和卡罗琳一起在小酒吧和青年人夜总会唱歌和玩吉他，有时也会在教堂大殿进行表演。她们的歌反对工业污染，反对对古建筑和纪念碑的破坏，反对砍伐原始森林，反对建造丑陋的建筑。政府痛恨卡罗琳和莉莉，把她们逮捕入狱，警告她们不得进行反动宣传。但共产党人也不赞成工业污水污染河流，他们发现很难对环境保护主义者采取严厉的打击。事实上，政府还经常试着指派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没什么约束力的官方环境保护组织。

莉莉的爸爸说，美国的保守派经常以保护环境破坏商业机会为由责怪环境保护主义者。对苏联集团的保守派来说，责怪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共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毕竟，共产主义服务的对象不是少数老板，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一天晚上，莉莉和卡罗琳溜进一间录音棚，灌制了一盘唱片。她们灌制的磁带不可能通过官方的渠道发行，但转录的没有包装纸的盒带卖了一千多盒。

莉莉在绝大多数游客都是东德人的宿营地里走了一圈：给西方人提供的宿营地离这有一英里。回到家里的帐篷旁边时莉莉注意到，紧邻他们家帐篷的一个帐篷外有两个和她年纪相仿的男人正在喝啤酒。一个金发渐稀，一个留着十五年前流行的披头士发型。金发男人和她眼神相遇，然后马上把目光挪开了，这引起了她的怀疑——小伙子和她对视都来不及，哪有避开她目光的。这两个男人既没邀请她喝啤酒，也没让她过去聊聊。“哦，不。”莉莉轻叹了一声。

斯塔西特工很容易辨认。他们一般都很丑，脸上一脸凶相。只有追求威望和权力，没有太大能耐的人才会干这活。丽贝卡的丈夫汉斯就是这么一个人。汉斯是个不讲理的流氓，但他晋升得很快，目前已经跻身于斯塔西的上层，他开着辆豪华汽车四处兜风，住在高墙环绕的巨大别墅。

莉莉不愿惹祸上身，但是要证实自己的猜测，她必须胆大一点。“伙计们，你们好。”莉莉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

两个男人敷衍着和她打了招呼。

莉莉不想轻易地让他们逃过去。“你们的妻子在吗？”她问。他们肯定知道这是莉莉识破他们的招数。

金发男人摇了摇头，另一个只是简单地说了个“不”字。他们很笨，不知道该如何装模作样。

“你们没带妻子来吗？”丽贝卡觉得这个回复几乎验证了自己的猜测。不找女孩的话，两个男人到夏季露营地干吗来啊？两个人的衣着都很普通，不可能是同性恋者。“讲给我听听，”莉莉强迫自己用欢快的语气说，“晚上去哪儿找乐子？有没有可以跳舞的地方？”

“我不知道。”

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如果这两个男人在度假，那莉莉就是勃列日涅夫夫人。于是她便走开了。

这就麻烦了。弗兰克一家怎么能在不被斯塔西特工发现的情况下见到丽贝卡呢？

莉莉回到家人那里。两个帐篷都已经搭好了。“我发现了两个斯塔西特工。他们在我们南面那排往东数的第三个帐篷。”

“我就怕这个。”沃纳说。

弗兰克一家预定了两天后在丽贝卡初次匈牙利之行去过的餐馆见面。但上那之前弗兰克一家必须把秘密警察甩掉。莉莉很担心，但沃纳和卡拉异常平静。

隔天一大早，沃纳和卡拉就开着棕黄色的特拉班轿车离开了宿营地，临走前他们说要出门侦察侦察。斯塔西特工开着绿色的斯柯达跟在他们后面。沃纳和卡拉出门了一天，回来时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沃纳告诉莉莉他要带她出去走走。父女俩在帐篷外背上帆布背包，相互帮忙背好。他们穿上结实的靴子，戴上宽帽沿的帽子。瞧见他们的人都可以看出，两人正准备出发去远足。

与此同时，卡拉正准备带着购物袋出门，她拟了个单子大声说：“汉堡，奶酪，面包……还要点别的什么吗？”

莉莉担心他们装样装得太明显了。

两个秘密警察正坐在帐篷外面，一边抽烟，一边监视他们的行动。

弗兰克一家朝两个方向分头走。卡拉往停车场走，莉莉和沃纳朝湖边走去。留着披头士发型的特工跟上卡拉，金发特工跟上了沃纳和莉莉。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沃纳说，“我们成功分开了他们。”

到了湖边以后，莉莉和沃纳沿着湖岸朝西走，沃纳显然前一天已经侦察过这条路线。湖畔的沙地坑坑洼洼，金发的斯塔西特工步履艰难地远远跟着他们：他穿的鞋不适合远足。父女俩过段时间停下来一阵，假装需要休息，让特工能跟上。

走了两个小时以后，他们走到了一处狭长没有人的湖岸。湖岸当中的树林里掩映着一条一头通向“高潮位”标识牌的死路。

路上停着他们家的棕黄色特拉班车，驾驶座前坐着卡拉。

小路上没有其他任何人。

沃纳和莉莉坐进车，卡拉驾车离开，把远远跟踪的斯塔西特工一个人落在了湖岸上。

莉莉克制住挥手对特工说再见的冲动。

沃纳问卡拉：“你把另一个特工也甩掉了是不是？”

“是的，”卡拉说，“我在百货店外面的垃圾桶放了把火，把他的注意力引开了。”

沃纳咧嘴笑了。“这是多年前你从我这学来的把戏。”

“没错。他很自然地下了车，去垃圾桶那边查看情况。”

“接着呢……”

“趁他分神的机会，我用钉子扎破了他的车轮胎，把他留在那里一个人换轮胎。”

“太棒了。”

莉莉问：“你们在战争期间干过这事，是吗？”

谈话陷入了停顿。他们从不说起战争时候的事情。过了半晌卡拉才说：“是的，我们的确做了点贡献，但没什么可吹的。”

接下来，三个人都没再说话。

卡拉把车开进一个小村，把车停在一个写着英语招牌“酒吧”的小屋前。屋外站着个男人把车指引到酒吧后面马路看不见的空地上。

沃纳、卡拉和莉莉走进酒吧。酒吧装饰得很可爱，看上去不像是国营的酒吧。莉莉很快看见了她的丽贝卡姐姐，立刻伸出双臂抱住丽贝卡。她们已经分别八年了。莉莉想好好看看丽贝卡的脸，但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卡拉和沃纳依次拥抱了丽贝卡。

最令他们吃惊的是丽贝卡时髦的穿着。她穿着条带着小点的蓝色裙子和一件蓝色的夹克衫。丽贝卡的脖子上戴着根镶嵌着一颗大珍珠的银链，手臂上戴着一个沉重的银质手镯，小巧的凉鞋有个软木跟。她的肩膀上挎着一只淡蓝色的皮包。就莉莉所知，政客在西德并不是个高收入的职业。西德所有人的穿着难道都这么考究吗？

丽贝卡带着他们穿过酒吧，走进一个放着张长桌子的密室。长桌子上有一个放着熏肉的盘子，一个放着色拉的碗和几瓶红酒。桌子旁站着一个穿着白色T恤衫，黑色牛仔裤，形容憔悴的消瘦男人。他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了，如果生过病，他的年纪也许还会再轻上一点。莉莉觉得他一定是这个酒吧的雇员。

卡拉倒吸了一口冷气，沃纳惊叫道：“哦，我的老天啊！”

莉莉发现眼前这个清瘦男人正饱含期待地看着他。她突然注意到男人脸上杏仁状的眼眸，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正是哥哥瓦利。她轻声惊叫了一声：没想到瓦利看上去竟然会如此地苍老。

卡拉抱着瓦利说：“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

莉莉拥抱亲吻着瓦利，哭得一塌糊涂。“你完全变了个人，”她哭着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摇滚乐害我吸了毒，”他笑着回答，“但我已经摆脱了毒瘾。”他看了一眼姐姐，“丽贝卡放下了事业——陪了我一年——帮我从毒瘾中解脱出来了。”

“我是你姐姐，”丽贝卡说，“这个忙当然要帮。”

莉莉知道丽贝卡做这件事不会有半点犹豫。对丽贝卡说，没有任何事优先于家里的事情。莉莉认为丽贝卡是因为收养的原因才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感。

沃纳用双臂搂着瓦利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他的声音里包含着强烈的情感，“我们不知道你要来。”

丽贝卡说：“我决定把这件事完全保密。”

卡拉说：“是因为考虑到危险吗？”

“当然是，”丽贝卡说，“但瓦利决定要冒险。”

卡罗琳和家人一起走进密室。和其他人一样，她用了好一会才认出瓦利，然后惊奇地大叫一声。

“卡罗琳，你好。”瓦利伸出手，吻了吻卡罗琳的两侧面颊，“很高兴能再见你。”

奥多说：“我是卡罗琳的丈夫奥多。很高兴终于能见到你。”

瓦利的脸上浮上一层阴云，不过他的脸色很快就由阴转晴。莉莉知道奥多身上的某种东西让瓦利吃了一惊，但瓦利很快就掩饰住了自己的惊奇。瓦利和奥多热情地握着手。

卡罗琳说：“这是爱丽丝。”

“是爱丽丝吗？”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个金发像帘子一样垂在脸上的高个十六岁少女。“你小时候，”瓦利说，“我写了首关于你的歌。”

“我知道。”爱丽丝吻了吻他的脸颊。

奥多说：“爱丽丝知道她的身世。到了明白事理的年岁以后，我们就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莉莉不知道瓦利是否在奥多的口吻中听出了自以为公正的语气。或许是她过于敏感了吧？

瓦利对爱丽丝说：“我爱你，但奥多把你抚养长大。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点，我想你应该也不会。”

一时间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不一会儿，他重新平静下来说：“大家都坐下吃饭吧。这是个快乐的日子。”莉莉意识到瓦利多半已经把一桌菜的钱都已经付了。

密室里的人在桌子边坐了下来。开始时他们像陌生人一样感觉尴尬，试着找话来说。接着几个人又同时开口向瓦利提问。所有人都笑了。“一个个来！”瓦利说。大伙这才放松下来。

瓦利告诉他们他在汉堡有间顶层套房。他没有结婚，但是有个女朋友。每隔一年半到两年，他会去一次加利福尼亚，在戴夫·威廉姆斯的农场住四个月，和桃色岁月乐队一起灌制唱片。“我是条毒虫，”他说，“但已经七年没碰毒品了，到九月就八年了。和乐队一起进行现场演出时，我会派个保镖站在更衣室外检查出入更衣室的人员，看看他们有没有携带毒品。”说着，他耸了耸肩，“这样做看似很极端，但必须得这样做。”

瓦利也问了家人很多问题，尤其是爱丽丝。爱丽丝回答问题的时候，莉莉环顾着桌旁的众人。桌子旁边坐着的都是她的家人：她的双亲，她的姐姐，她的哥哥，她的侄女，她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和二重唱同伴。看着他们集中在一个房间，一起吃饭，一同交谈，共品美酒，这种感觉是何等的舒畅啊！

她又想到，许多家庭每周都能聚在一起，并把这视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卡罗琳坐在瓦利身边，莉莉注视着他们。瓦利和卡罗琳曾经有一段相知相恋的日子。莉莉注意到，他们仍然能把彼此逗乐。如果当初情况能有所不同——如果柏林墙能够早点倒塌——他们的缘分能否再续？他们仍然还很年轻：瓦利三十三岁，卡罗琳三十五岁。莉莉赶紧把这个想法抛到一边：这是个无聊的揣测，想法本身就很愚蠢。

为了爱丽丝的缘故，瓦利重新叙述了一遍逃出东柏林的往事。当讲到等了卡罗琳一夜，但卡罗琳一直都没出现时，卡罗琳打断他的话。“我吓坏了，”她说，“为自己害怕，为肚子里的孩子害怕。”

“我并不是在指责你，”瓦利说，“你什么都没做错，我也什么都没做错。错都出在那道柏林墙上。”

他描述了开车闯过检查点，撞过几层栅栏的情况。“我永远忘不了被我撞死的那个人。”他说。

卡拉说：“不是你的错——他正在朝你开枪！”

“我知道不是我的错。”瓦利说。莉莉可以听出来，他的心情平复了。“我感到很遗憾，但并不觉得自己有罪。我逃跑没有错，他拿枪射我也没有错。”

“就像你说的，”莉莉插话道，“都是那道柏林墙的错。”

第五十四章

卡梅隆·杜瓦的上司基斯·多塞特，是个长着姜黄色头发的矮胖男人。和多数中央情报局的人一样，他穿着很普通。这天，他穿着棕色的花呢夹克衫、灰色的法兰绒裤子、带有棕色竖条的白衬衫，脖子上戴着条灰绿色的领带。在街上看到多塞特，你很容易忽略他，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卡梅隆觉得，多塞特也许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但也许他只是品味差了点而已。

“我找你来，是想和你谈你女朋友莉德卡的事情。”基斯坐在美国大使馆的一张大办公桌后说。

卡梅隆确信莉德卡没有牵涉到任何不好的事情当中，但他希望能证实这一点。

基斯说：“你的要求被否决了。”

卡梅隆很吃惊。“你在说什么呢？”

“你的要求被否决了。这句话你理解有困难吗？”

有时中央情报局的人举止像军人似的，下起命令来丝毫不给下属质疑的余地。但卡梅隆不是那么容易被恐吓吓倒的。毕竟，他曾经在白宫工作过。“为什么被否决？”他问。

“我不必告诉你理由。”

到了三十四岁，卡梅隆才交上了第一个女朋友。被拒绝了二十来年以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只为了让他高兴而和他睡觉的女人。想到会失去莉德卡，卡梅隆变得不顾一切起来。“你也不必如此混账。”他厉声说。

“你竟敢对我说这种话。你再说一句，我就让你坐下一班飞机回家。”

卡梅隆不想被遣返回家。他退缩了。“我道歉。但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知道要求被否决的原因。”

“你和她有着被我们称为‘连续和亲密’的接触，是吗？”

“是的，而且我已经亲口告诉你了。这怎么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呢？”

“这是由统计数字决定的。根据调查，大多数被抓的背叛美国的叛徒都有外国的亲戚或朋友。”

卡梅隆一猜就是这么回事。“我不想因为统计数字上的理由而放弃她。你有特别针对她的证据吗？”

“凭什么你觉得自己有权盘问我？”

“你是说你没证据是不？”

“我早就告诉过你，别在这样和我油腔滑调。”

特工托尼·萨维诺的出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托尼手里拿了张纸。“我刚看了早晨新闻发布会的参加人员名单，”他说，“其中有来自塔斯社的坦尼娅·德沃尔金。”托尼看了看卡梅隆，“她就是在埃及大使馆和你说话的那个女人？”

“没错。”卡梅隆说。

基斯问：“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什么？”

“通告上写着，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波兰和美国的博物馆相互把艺术品借给对方的协议草案。”托尼看了看手里的纸，抬起头，“塔斯社的记者应该不会对这个感兴趣，不是吗？”

卡梅隆说：“她一定是来见我的。”

一走进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中心，坦尼娅就看见了卡梅隆·杜瓦。高大瘦削的他像根电线杆一样站在后面。如果他不来，坦尼娅会在新闻发布会结束了以后去找他。但他在就最好了，这样不会惹人注意。

但坦尼娅不想显得是来找卡梅隆的，因此她决定先听听新闻发布的内容。坦尼娅坐在相交甚好的波兰记者达努塔·戈尔斯基身旁。达努塔是一个名叫防卫委员会的半地下组织的一员，这个组织常制作一些反映工人困苦和抗议侵犯人权的传单。波兰人把这种非法印刷品称为比布拉。达努塔和坦尼娅住在同一幢房子里。

新闻发言人在诵读通稿之前，已经把打印好的文稿分发给记者了。达努塔小声对坦尼娅说：“也许你想到格但斯克 【24】 去。”

“为什么要去？”

“列宁船厂会举行一次罢工。”

“波兰各地到处都有罢工。”工人们提出增加工资，使他们能够买得起大幅提价的食品。坦尼娅在报道中称之为“停工”，因为罢工只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

“告诉你，”他说，“这次罢工与其他地方的不一样。”

波兰政府对罢工应对地很迅捷，一般都会在当地物价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工资或作出其他让步，以免抗议活动迅速蔓延。持不同政见者想利用这类罢工威胁政权的根基，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共产党政府才不会让他们得逞呢！

“怎么不同了？”

“厂房解雇了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吊车操作工——这回他们欺负错人了。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是个五十一岁的寡妇。”

“因此她得到了具有侠义精神的波兰人的广泛同情是吗？”

“她是个公众人物，人们尊称她为安妮夫人。”

“我也许会去看看。”德米卡希望得知波兰抗议活动愈发严重的消息，以制止克里姆林宫可能的镇压。

新闻发布会结束以后，坦尼娅从卡梅隆·杜瓦身边经过时轻声用俄语说，“星期五两点去圣约翰大教堂。到那以后，你抬头看着巴茨科维斯基十字架就行。”

“那不是个碰头的好地方。”卡梅隆飞快地说。

“别讨价还价，不去就算了。”

“你必须告诉我去那儿干什么。”卡梅隆坚定地说。

坦尼娅意识到自己必须冒险和他多说几句。“有关于在苏联入侵西欧时建立一条联络通道的事情，”她说，“一些波兰军官想在那时投奔西方，我们想探讨一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卡梅隆惊呆了。“哦……哦……”他结结巴巴地说，“没问题，好的。”

坦尼娅朝卡梅隆笑了笑。“满意了吗？”

“他叫什么名字？”

坦尼娅犹豫了。

卡梅隆说：“他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坦尼娅决定相信眼前这个男人。她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了他手上。“斯塔尼斯劳·帕拉克，”她说，“昵称斯塔兹。”

“告诉斯塔兹，为了安全考虑，不能和大使馆里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谈起这件事。”

那天晚上，坦尼娅把白天和卡梅隆的交谈告诉了斯塔兹。第二天，坦尼娅和斯塔兹吻别，向北驱车二百英里，来到波罗的海海滨的格但斯克。坦尼娅有辆用了很久，有两只平行放置的车头灯，开得却很平稳的梅赛德斯-奔驰280S。傍晚时，坦尼娅在格但斯克老城区和奥斯特罗岛上列宁船厂的码头和干船坞隔河相望的一家旅馆办理了入住手续。

第二天正好是安娜·瓦伦蒂诺维茨被解雇一周的日子。

坦尼娅早早起床，穿上帆布工作服，过桥到了奥斯特罗岛，在日出前到达造船厂门口，和几个青年工人漫步走进船厂。

这天是她的幸运日。

船厂用糨糊新张贴了要求安妮夫人复职的海报。一小群人正聚集在海报四周。一些人正在分发传单。坦尼娅拿到份传单，翻译出传单上的波兰语文字。

因为激发其他工人的示范效应，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成了厂方的心病。厂方之所以觉得她麻烦是因为她为其他人争取权益，而且能把同事们组织起来。当局总想孤立有领袖气质的人。如果我们不奋起抗争的话，当厂方提高工作份额，当医疗和安全管理规定被违背，当厂方强制工人加班的时候，就没人为我们说话了。

坦尼娅被传单上的文字打动了。传单上没提到增加收入，减少劳动时间：而是有关和共产党特权阶层相独立，拥有把工人们组织起来的权力。坦尼娅觉得这是个显著的进步。她的内心里产生了微小的希望之光。

她在渐渐加强的日光下在厂区四处走动。船厂的规模令人生畏：几千个工人，几千吨钢材，无数个铆钉。在建中船只的一边高耸在坦尼娅头顶，数不清的脚手架支撑着船只的重量，巨大的吊车像俯瞰着马槽的东方三博士一样把头低在船只上。

坦尼娅所到之处，工人们放下工具，一边阅读传单，一边讨论着当下的形势。

一些工人开始进行游行，坦尼娅跟在他们后面，他们举着将就做成的标语牌列队绕着厂区走了一圈。他们号召围观的工人加入游行队伍，很快游行的人数就庞大起来。最后他们来到工厂的大门口，告诉来上班的工人他们正在进行罢工。

他们关上厂门，拉起汽笛，在厂门旁边的一幢楼上飘扬起波兰国旗。

接着他们选举出罢工委员会。

正当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时候，罢工突然被打断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攀上挖掘机，开始对人群大喊。坦尼娅一点都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但大致猜得出他是在反对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工人们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听他在讲些什么。坦尼娅问旁边的人这个人是谁。“这里的厂长克莱门斯·格尼希，”她被告知。“这个人还不错。”

坦尼娅惊呆了。这些人太软弱了。

格尼希答应，只要工人先回去工作，厂方就可以和工人进行协商。坦尼娅觉得他摆明了是在糊弄工人。许多人发出嘘声起哄，但其他一些人却点头同意。几个人走开了，显然返回了工作现场。游行群众这么快就被打散了吗？

这时有人跳上挖掘机，拍了拍厂长的肩膀。这个人身材矮小，肩膀厚实，长了一口茂密的胡子。尽管坦尼娅觉得这个人不太显眼，但认出他的人群却欢呼雀跃起来。他们肯定知道这是谁。“你还记得我吗？”小个子用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嗓音高声问，“我在这儿工作了十年——接着你却把我解雇了。”

“他是谁？”坦尼娅问身旁的人。

“莱赫·瓦文萨。他只是个电工，但所有人都认识他。”

厂长试着和瓦文萨在人群面前辩论，但黑胡子小个子男人却丝毫不留面子。“我宣布进行占厂罢工！”他咆哮道，人群大呼着表示支持。

厂长和瓦文萨分别从挖掘机上走了下来。游行群众似乎都无条件地接受瓦文萨的发号施令。瓦文萨命令厂长的司机开豪华轿车把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接过来，司机马上照办，更让人吃惊的是，厂长竟然没有表示反对。

瓦文萨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的选举。豪华轿车接来了安娜，安娜的到来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安娜是个头发和男人一样短的矮个子女人。她戴着圆镜片眼镜，穿着件粗条子的宽松上衣。

厂长和罢工委员会成员走进卫生安全中心进行谈判。坦尼娅本想跟在他们后面混进去，但决定不去碰运气：能走进厂门已经很好运了。工人们欢迎西方媒体，但坦尼娅的采访证却显示她是个为塔斯社工作的苏联记者，如果被罢工者知道身份的话，她很快就会被工人们赶出去。

不过谈判者在桌子上放了麦克风，所有的讨论被扬声器传到站在外面的人群中——这让坦尼娅感到极度震撼。罢工者可以用嘘声和欢呼来表达他们对谈判内容的爱憎。

除了重新聘用安娜以外，罢工者们还提出了包括不对罢工者进行报复在内的几项要求。令人惊奇的是，厂长竟无法接受在船厂门外为反对1970年食物涨价被工厂警卫屠戮的示威者建立纪念碑的要求。

坦尼娅不知道这次罢工是否也会以一场大屠杀而告终。她心惊胆战地意识到，如果真有大屠杀的话，自己正站在能被机枪扫到的第一排。

格尼希解释说，正门前面的那块地被指定给一所医院了。

罢工者说他们就想在那建座纪念碑。

厂长建议他们在厂里另选别处建造纪念碑。

罢工者拒绝了厂长的建议。

麦克风里传来一个工人代表不耐烦的声音：“我们别像路灯下的乞丐那样围绕牺牲英雄讨价还价好吗？”

卫生安全中心门外的工人们开始鼓起了掌。

另一个谈判代表直接向聚集在门外的人群发问：你们想要纪念碑吗？

人们高声说要。

厂长离开卫生安全中心，去和上司协商。

厂门外已经站了几千个罢工的支持者，他们给罢工者带来了配给的食物。波兰几乎没有家庭会把分配所得的食物拿出来送人，但罢工的支持者们却拿了十几袋食物递给厂门内的男男女女，让罢工者吃上了一顿午饭。

下午，厂长回到谈判桌前，宣布当局原则上批准了建立纪念碑的诉求。

瓦文萨宣称只有全部要求得到满足，工人才会复工。

临了他又像是刚想到似的补充了一句，工人们还想讨论讨论自由的独立工会的组成问题。

现在，坦尼娅心想，形势变得真正有趣了。

周五午饭以后，卡梅隆·杜瓦开车去了华沙老城区。

马里奥和奥利仍旧开车跟在他的车后面。

华沙的大部分地方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波兰人在废墟的旧址上建立起包括笔直马路、宽阔人行道和现代化建筑在内的新城区。但新城区不适合私下见面以及情报交换。但老城区的改造完全不一样，设计者们在旧址的基础上增添了圆石路面，幽深的小巷和不规则形状的房子。老城区有点改造得太过完美了，线条、格局和色彩像电影场景似的看上去过于新式。但这里的环境比市里其他地方更适于进行间谍的秘密活动。

卡梅隆停下车，向一幢高大的房屋走了过去。这里的二楼是个相当于华盛顿“自梳女”按摩沙龙的地方。遇见莉德卡之前，卡梅隆是这里的常客。

几个女孩穿着贴身的内衣裤坐在大房间里看电视抽烟。看见卡梅隆，一个丰饶的金发女郎马上站了起来。她故意让睡袍的前襟敞开，好让卡梅隆看见她丰腴的大腿和睡袍里面穿着的蕾丝内衣。“伙计，你好，我们好几个星期没见你了。”

“佩拉，你好。”卡梅隆走到窗边，俯视着楼下的酒吧。和以往一样，马里奥和奥利坐在对面的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审视着来往穿着漂亮衣裙的姑娘们。他们希望卡梅隆逗留半个小时，最好是一个小时。

至今为止，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佩拉问：“怎么啦？是不是你老婆在跟踪你？”

其他女孩都笑了起来。

卡梅隆取出钱，把平时做一次手淫的费用递给佩拉。“今天我要你帮个忙，”他说，“介意让我从后门溜出去吗？”

“你妻子是不是要来这捣乱啊？”

“不是我妻子，”卡梅隆说，“是我女朋友的丈夫。如果他来找麻烦的话，你就替他免费做个口交，事后我来付钱。”

佩拉耸了耸肩。

卡梅隆走下后楼梯，穿过院子，感觉非常棒。他在跟踪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甩掉了他们。他会在一小时内回来，那时他会从前门出去。马里奥和奥利不会知道他曾离开过公寓。

他匆匆地穿过老城区市场广场，沿着斯维特扬斯卡街走到被毁于战争，战后重建的圣约翰教堂。卡梅隆的身后已经没有了波兰秘密警察——但他们可能会跟踪斯塔尼斯劳·帕拉克。

中央情报局华沙站为决定如何进行这次接触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议。每一步都精心地考量过。

卡梅隆在教堂外见到了上司基斯·多塞特。这天他穿上了波兰店里买来的四四方方的灰色西装，他只有在进行谍报活动时才会穿上这套西装。他的西服口袋里塞了顶帽子。多塞特发出的信号很清晰。带着帽子意味着教堂里潜伏有波兰的秘密警察，这次会面将会被终止。

卡梅隆从西边的哥特式门进入教堂。教堂建筑令人敬畏，大殿里弥漫着一股圣洁的气息，卡梅隆心里的不详感愈发浓厚。他将和敌方的重要线人进行接触，这将是个千钧一发的时刻。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卡梅隆将继续以间谍的身份在国际政坛驰骋。如果出了岔子，他很快会被遣送回兰利，重新进行案头工作。

卡梅隆对斯塔兹假称在美国大使馆的人里只能见他。卡梅隆撒这个谎的目的是让基斯难以把他送回美国。尽管调查显示莉德卡既不属于波兰的秘密警察组织，也不是共产党员，但基斯就是不让卡梅隆和她交往。不过如果卡梅隆能成功地招募到一位波兰上校为美国做间谍的话，这个功劳可以使他公然地和基斯展开对抗。

他看了看周围，寻找四周有没有秘密警察，不过看到的只是游客、礼拜者和牧师。

卡梅隆沿着北走廊走到一个放着著名十六世纪十字架的小堂。英俊的波兰军官正站在十字架前，看着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表情。卡梅隆站在军官身边。小堂里这时只有他们两个人。

卡梅隆用俄语对波兰军官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

斯塔尼斯劳同样用俄语问：“为什么？”

“太危险了。”

“对你来说吗？”

“不，是对你来说。”

“我们如何联系呢？通过坦尼娅吗？”

“不。事实上，从现在开始，不要告诉她任何你我之间的事情。把她隔离在你我的圈子外面。如果正和她一起睡觉的话，你们可以继续睡下去。”

“那真要谢谢你了。”斯塔尼斯劳用嘲讽的语气说。

卡梅隆没有理会他的讽刺。“你开什么车？”

“一辆1975年产的绿色萨博99。”斯塔兹把车牌号码告诉了卡梅隆。

卡梅隆记下了车牌号码。“你把车晚上停在哪儿？”

“停在我家附近的亚娜·奥尔布拉查路上。”

“停车时，给车窗留条细缝，我们会塞个信封进去。”

“太危险了，被别人读到便条上的内容该怎么办啊？”

“别担心。里面会有张洗车店的低价招揽广告。但如果你拿熨斗在纸上烫一遍，就会立即显现出传递给你的消息。纸上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哪儿和我们会合。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到达会面地点，那也没什么要紧，我们会再送个信封给你。”

“会面时会做些什么事？”

“我正要说，”经过同意，卡梅隆有一长串的事情要告诉斯塔兹，他必须尽快说完，“是有关于你的同道们的。”

“这是什么意思？”

“别过早抱团。”

“为什么不能？”

“你们会暴露的。人一多总会暴露。必须等到最后一刻再把你的同道组织起来。”

“那我们该怎么办？”

“两件事。第一，做好准备工作。在脑子里拟定一张你信任的人的名单。判断清楚这些人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是不是会反对苏联。让瓦文萨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知道你，但一定不能告诉他们你要做什么。去电视台做一番探查，拟定夺取电视台的计划。但你要切记，这些事你务必都搁在脑子里，不要对任何人提及。”

“那第二件事呢？”

“为我们提供信息。”卡梅隆试图遮掩自己的紧张。这是个稍嫌过分的请求，斯塔尼斯劳也许会拒绝这样的请求。“我们需要苏联以及其他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战斗序列方面的信息：参战人数，坦克数量，战斗机数量——”

“我很清楚战斗序列是什么意思。”

“还有他们在危急时刻的战斗方案。”

停顿了很长时间，斯塔尼斯劳说：“这些我都能弄到。”

“很好。”卡梅隆略带感情地说。

“我能得到什么作为回报呢？”

“我会给你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密码字。你只能在苏联入侵西欧的时候用到它们。拨通这个电话以后，五角大楼的一名高级军官会用波兰语接你电话。他会把你当成波兰反抗苏联入侵的代表。事实上，那时你就成了自由波兰的领导人。”

斯塔尼斯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卡梅隆知道，斯塔兹已经被他的邀约吸引了。过了一会儿，斯塔兹说：“如果答应了，我等于把命交给你了。”

“你已经把命交给我了。”卡梅隆说。

格但斯克列宁船厂的罢工者让国际媒体报道了罢工运动的全过程。讽刺的是，这是罢工者和波兰人民联络的最佳渠道。波兰有新闻检查制度，不会报道罢工的新闻。西方报纸的报道会被美国投资的自由欧洲电台所选取，然后播送回波兰。自由欧洲的报道是波兰人了解自己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实的主要渠道。

莉莉·弗兰克通过西德的电视台得知了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东柏林人只要把电视天线对准正确的角度就能接收到西德电视台的节目。

让莉莉高兴的是，尽管波兰政府想尽办法阻挠，但罢工却在蔓延。格丁尼亚的船厂罢工了，同情船厂工人罢工的公共交通工人也接着罢了工。他们组成了厂际罢工委员会，并把总部设在格但斯克的列宁船厂。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组成自由的工会组织。

和许多东德家庭一样，弗兰克一家经常在柏林米特区独幢式住宅二楼客厅的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些事情。铁幕已经出现了一丝丝裂缝，他们急切地估计着形势演变会走向何方。如果波兰人可以揭竿而起的话，东德人或许也行。

波兰政府试着挨个厂子协商，许诺给脱离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工人大幅提高工资，并及时予以结清。但政府的策略失败了。

短短一周以内，三百家罢工企业加入了厂际罢工委员会。

步履蹒跚的波兰经济经不起太长时间这样的折腾。政府最终接受事实，派副总理前往格但斯克处理罢工的事情。

一星期后达成了协议。罢工者们被赋予了建立自由工会的权力。这个胜利震惊了全世界。

如果波兰人能够赢得自由，东德人会是下一个吗？

基斯对卡梅隆说：“你仍然在和那个波兰女孩约会。”

卡梅隆什么话都没说。他自然仍旧在和莉德卡约会。卡梅隆像是进了糖果店的小孩一般快乐。只要他想要，莉德卡可以随时和他做爱。在这之前，几乎没有女孩肯和他做爱。“喜欢这样吗？”两人做爱时莉德卡常会这样问。如果卡梅隆承认，她会问：“你是有一点喜欢，很喜欢，还是喜欢得愿意去死？”

这时基斯却告诉他：“我已经说过，你的请求被否决了。”

“但你没说为什么。”

基斯看上去很生气。“我已经作出了决定。”

“但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吗？”

“你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吗？”

“是你在质疑我的女朋友。”

基斯更生气了。“因为斯塔尼斯劳不愿意和除你以外的任何人交谈，你就觉得可以随意摆布我了吗？”

卡梅隆正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却给予了否认。“这和斯塔兹没关系，我只是不想无缘无故地放弃她。”

“我也许必须得解雇你。”

“我仍旧不想放弃她，事实上——”卡梅隆犹豫了。他想要说的话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但还是对基斯说了。“事实上，我想娶她为妻。”

基斯的口气变了。“卡梅隆，”他说，“她也许不是波兰秘密警察的特工，但和你睡觉也许会另有所图。”

卡梅隆吹了声口哨。“如果和情报工作没关系，那也就和你没关系了。”

基斯仍然试图说服他，但说话声柔和了点，似乎不想伤害卡梅隆的感情。“你应该清楚，很多波兰女孩都很想去美国。”

卡梅隆知道这点。他早就想到莉德卡是为了去美国而和他恋爱的。但这话出自基斯之口，他却感到受到了羞辱。他仍旧板着脸。“我知道。”他说。

“原谅我这么说，不过她很可能因为想去美国而欺骗你，”基斯说。“你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吗？”

“考虑过，”卡梅隆说，“但我压根儿不在乎。”

摆在莫斯科面前的重大问题是是否要入侵波兰。

政治局讨论的前一天，德米卡和娜塔亚在尼娜·奥尼洛娃厅的预备会议上和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又起了冲突。菲利波夫说：“我们在波兰的同志们需要立刻得到军事上的支援，以抵抗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叛变者的进攻。”

娜塔亚说：“你希望苏军像1956年进入匈牙利，1968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进入波兰吗？”

菲利波夫没有给予否认。“当社会主义制度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苏联有权入侵任何国家。这是勃列日涅夫的信条。”

德米卡说：“我反对军事行动。”

“这倒奇怪了。”菲利波夫讽刺地说。

德米卡没有理会他的讽刺。“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运动都由共产党统治阶层的修正主义元素所领导，”他说，“因此我们只要像从小鸡身上把头砍掉那样把这些元素清除就可以了。他们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这次危机为什么和前两次不一样呢？”

“因为波兰的反革命分子由广大工人阶级支持的工人阶级领袖所领导。莱赫·瓦文萨是个电工。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是个吊车司机。现在波兰已经有几百家工厂罢工停产了。我们对付的是基础广泛的群众运动。”

“我们还是要将其粉碎。你真想建议我们放弃在波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吗？”

“这是另一个问题，”娜塔亚插话说，“钱的问题。1968年，苏联和盟国没有欠几亿美元的外债，今天我们这些国家完全靠西方的贷款在支撑。你一定听过卡特总统在华沙的演讲了吧。西方的贷款是要和人权挂钩的。”

“那又怎么样……”

“如果我们把坦克开进波兰，他们会取消我们的信用额度。这样一来，菲利波夫同志，你们的入侵将摧毁整个华约组织国家的经济。”

尼娜·奥尼洛娃厅一阵沉默。

德米卡问：“其他人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吗？”

对卡梅隆来说，在波兰工人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的同时说服一个波兰军官反对红军简直是个天大的吉兆。两起事件是同一种转变的标志。前往会合地点见斯塔尼斯劳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许会是某种历史巨变的一部分。

他离开大使馆，坐上车。和预料的一样，马里奥和奥利开车跟在了后面。和斯塔尼斯劳见面时有他们监视至关重要。如果两人的见面按计划进行的话，马里奥和奥利将如实地报告称没有任何可疑的事发生。

卡梅隆希望斯塔尼斯劳收到并明白他的指示。

卡梅隆把车停在老城区的市场广场。他手拿一张波兰官方报纸《人民论坛报》，漫步走过市场广场。马里奥下了车，在他身后跟着他。半分钟以后，奥利也远远地跟上了。

卡梅隆带着跟在身后的两个秘密警察朝一条小街里走。

他走进一间酒吧，坐在窗户边，要了杯啤酒。他看见跟踪的两个秘密警察在酒吧外徘徊。啤酒一上来，他就付了酒钱，这样他就能在想离开酒吧的时候很快离开了。

喝啤酒的同时，他不住地看着表上的时间。

三点差一分的时候，卡梅隆走出酒吧。

他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中央情报局培训营佩里营反反复复练习过交换情报的技巧。训练时他可以完美地交换情报。但这将是他在实践中第一次进行交换。

走到小街尽头的时候，卡梅隆稍稍加快了步伐。转过一个弯以后，他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马里奥在后方三十码处。

拐过弯就是一个出售香烟和雪茄的杂货铺。斯塔尼斯劳就站在卡梅隆想让他站着的地方，站在店外向窗户里的店堂观望。马里奥拐过这个弯还要三十秒——足够卡梅隆和斯塔兹交换手中的情报了。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他所要做的只是拿手里的报纸和斯塔尼斯劳手中那张一模一样的报纸进行交换，只是斯塔尼斯劳拿的那张报纸里藏有军队总部保险箱里的文件影印件。

但这时他却碰到了一个阻碍。

斯塔尼斯劳没拿报纸。

他手里拿着一个浅黄色的大信封。

他没有遵照信里的指示。斯塔兹不是没弄明白，就是觉得是否遵照信里的具体步骤根本无关紧要。

不管是何原因，现在已经出岔子了。

卡梅隆感到一阵恐惧。步伐变得蹒跚起来。他不知该怎么办，真想大声辱骂斯塔兹一通。

接着他控制住了自己。他强迫自己保持平静，并立刻作出了决定。继续交换情报，他会把这次任务进行到底。

他径直朝斯塔尼斯劳走去。

擦身而过时，卡梅隆用手中的报纸换来了斯塔兹的信封。

斯塔尼斯劳立刻拿着报纸走进店铺，在卡梅隆眼前消失了。

卡梅隆拿着一英寸厚，放有文件的信封继续朝前走。

在下一个路口，他回头看了眼，瞥见了马里奥。波兰特工这时离他二十码，一副放松自信的神情。他一点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他甚至没看见斯塔尼斯劳。

他注意到卡梅隆拿的是个信封而非报纸了吗？如果发现了，他也许会逮捕卡梅隆，扣押他手中的信封。那样的话，卡梅隆的好运就到头了——斯塔尼斯劳的生命也将被终结。

这时是夏天。卡梅隆没穿可以隐藏信封的大衣。把信封藏起来会更糟糕：空着手的话，马里奥更可能生疑。

他经过一个街头报摊，但马上就意识到不能在马里奥的眼皮子底下买报纸，因为这会让马里奥意识到卡梅隆先前手里的那份报纸已经没了。

卡梅隆发现自己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他一直沉迷于交换报纸的传递情报方法，以致于完全没有想过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应对之策。那时的应对其实很简单，他只要拿上信封，保留自己手拿的报纸就可以了。

再想弥补已经太晚了。

他觉得自己逃不掉了。卡梅隆心情沮丧，真想开口叫上一嗓子。因为一个纰漏，他制定的一整套完美计划竟然全毁了。

他可以走进一家店铺，另买一份报纸。他在街上寻找报刊杂志店。但这里是波兰，不是美国，并不是每条街上都有。

他又拐过一处街角，看到个垃圾桶。感谢主！他加快步伐，往垃圾桶里看了看。真不走运：垃圾桶里没报纸。垃圾桶里有份彩色封面的杂志。他抓起杂志，继续朝前走。他一边走，一边鬼鬼祟祟地叠起杂志，把封面叠在里面，让一页白纸黑字的杂志页面暴露在外。他皱了皱鼻子：垃圾箱里一定倒了令人恶心的垃圾，杂志上带有着垃圾发出的异味。把信封夹进杂志的时候，卡梅隆尽量不做太深的呼吸。

他感觉好上了点，现在他几乎和交换情报前完全一样了。

他回到车前，拿出钥匙。他们也许会在这一刻拦下他。他猜测马里奥也许会说：“等一等，让我看看你想藏的信封里放了些啥。”他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了车门。

他发现马里奥离他只有几步路远。

卡梅隆坐进车，把杂志放在副驾驶座的踏脚地板上。

他抬起头，看见马里奥和奥利正朝自己的车走去。

看来他过了这一关。

一时间，他觉得自己虚弱得动都动不了。

接着他发动起汽车，把车开回了大使馆。

卡梅隆·杜瓦坐在莉德卡兼作起居室的卧室里，等她回家。

莉德卡在梳妆台上放了张他的照片。卡梅隆觉得如此举动太让人激动了，他感动的差点要哭。以前从没有哪个女孩想要他的照片，更别提镶在镜框里，放在自己的镜子旁边了。

这间卧室完全反映了莉德卡的个性。莉德卡最喜欢亮粉红色，因此她的床罩、桌布和垫子都用上了亮粉红色。她的衣橱里衣服很少，但都能凸显她曼妙的身材：短裙、V字领连衣裙，漂亮的人造珠宝，缀着小花或蝴蝶结的印花布服装。她的书架上放着所有简·奥斯丁著的英文原版书和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波兰文译本。莉德卡还在床下像是藏着黄色读物的盒子里放了些有关室内装饰的美国杂志，杂志上尽是些涂着明亮漆彩，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厨房照片。

这天，莉德卡开始了作为中央情报局特工潜在妻子受调查的冗长过程。这类调查比单纯的女友调查要彻底得多。她必须把以前经历的大事小事记录下来，接受几天的问询，参加一次范围很广的测谎测试。卡梅隆进行日常工作时，所有这些都在大使馆的其他地方进行。莉德卡回家之前，卡梅隆一直不能见她。

基斯·多塞特解雇卡梅隆变得越发困难了。斯塔兹提供的资料对美国来说非常宝贵。

卡梅隆交给斯塔兹一台苏联仿制莱卡的三十五毫米卓尔基相机，这样斯塔兹就不需要在秘书的大办公区用照相复印机复制文件，可以关上门在自己办公室里把文件拍下来了。斯塔兹可以用几卷胶卷传递给卡梅隆几百页的文件。

中央情报局华沙工作站最近向斯塔兹提出的问题是：红军的第二战略梯队在何种情况下会执行向西的进攻？斯塔兹回答这个问题所采用的文件非常详尽，基斯·多塞特受到了兰利少有的书面表彰。

马里奥和奥利还是没能抓住斯塔兹。

卡梅隆坚信自己不会被解雇。除非莉德卡被证明是克格勃特工，否则他们的婚姻不会被禁止。

与此同时，波兰正在朝自由飞奔。一千万人加入了名为团结工会的波兰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自由加入的工会。这意味着，每三个波兰工人当中就有一个加入了团结工会。波兰当前的最大问题不在苏联，而是事关钱的问题。罢工以及罢工所导致的共产党领导的弱化使本已孱弱的波兰经济更加恶化。恶化的结果是所有物资都面临短缺。政府对肉食、黄油和面粉进行配给供应，工资得到大幅提升的工人发现拿钱买不到什么东西。黑市的美元汇率比牌价的两倍还高。牌价一百二十兹罗提能换到一美元，黑市则要二百五十兹罗提。总书记塞莱克被卡尼亚所接替，接着又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所替换，但经济衰退的大趋势却并没有改变。

令人着急的是，莱赫·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却在需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的边缘徘徊不定了。总罢工已经万事俱备，最后一刻却在害怕发生流血冲突的教皇和新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建议下被叫停。卡梅隆对里根的软弱感到非常失望。

他下了床，在桌子上放上餐具和盘子。卡梅隆带回家两块牛排。自然，外交官不必忍受影响波兰人的食品短缺之苦。他们领的是波兰人急需的美金：可以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莉德卡吃的可能比共产党高层都好。

卡梅隆琢磨着是在吃牛排之前还是吃牛排之后和莉德卡做爱。有时享受一下期待的滋味也不错。大多数时候他都性子太急，一看到莉德卡就想做爱。莉德卡对这两种方式倒都不介意。

等了很久，莉德卡终于回到家。她吻了吻卡梅隆的面颊，放下包脱掉大衣，沿着走廊走进浴室。

莉德卡走进卧室以后，卡梅隆给她看了带回家的牛排。“很好。”莉德卡说，但她仍然没有正眼瞧他。

“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卡梅隆问。他从来没见过莉德卡情绪低落的样子。这回的情况很不一般。

“我觉得我做不成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妻子。”她说。

卡梅隆努力克服住恐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明天不会再去了。我实在忍不了了。”

“出了什么问题？”

“我感觉自己像个罪犯。”

“怎么了？他们干什么了？”

莉德卡终于把目光对准了他。“你觉得我是为了去美国在利用你呢？”

“没，我从没这么想过。”

“那他们为何那样问我？”

“我不知道。”

“这问题和国家安全有关吗？”

“完全没有关系。”

“他们责备我撒谎。”

“你撒谎了吗？”

她耸了耸肩。“我没把所有事情告诉他们。我不是修女，我也曾有过恋人。我遗漏了一两个过去的恋人没说——但你们那些可怕的家伙竟然全都知道！他们一定去过我以前的学校。”

“我知道你以前有过恋人，我以前也有。”尽管没几个，卡梅隆想，不过他没把这话说出来，“我不介意。”

“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妓女。”

“对不起。但他们怎样想我们其实并不重要，只要能通过他们的诚信调查就行。”

“他们会告诉你许多我不堪的往事。这些事是讨厌我的人告诉他们的——嫉妒我的女孩以及我不愿和他们上床的男孩。”

“我才不信他们呢。”

“你能发誓吗？”

“我发誓。”

莉德卡坐在卡梅隆的膝盖上。“对不起我发牢骚了。”

“我原谅你。”

“卡梅隆，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感觉好多了。”

“这样很好。”

“你想让我使你感觉再好些吗？”

这句话让卡梅隆口干舌燥。“当然想。”

“那我们开始吧。”说着，莉德卡站起身来，“宝贝，你只要躺下放松就行。”她说。

戴夫·威廉姆斯携妻子杜杜和儿子约翰·李，乘飞机前往华沙参加小舅子卡梅隆·杜瓦的婚礼。

尽管已经八岁，就读的学校也非常好，但约翰·李就是不识字。戴夫和杜杜带他去找了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得知儿子得了一种名叫阅读障碍的常见病。约翰·李可以认识一些字，但需要特别的帮助，并付出加倍的努力。阅读障碍是种家族遗传病，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被遗传。

戴夫这才明白自己也有阅读障碍。

“读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很笨，”那天晚上夫妇俩把儿子送上床后，戴夫在黛西庄园松木装饰的厨房里告诉杜杜，“老师们都说我很笨。我父母知道我不笨，所以他们说我很懒。”

“你才不懒呢，”杜杜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人。”

“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当时我和父母都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可以使约翰·李不受你当时遭的罪。”

戴夫生来和读写所作的斗争就此告一段落。自从他开始写歌，开始靠唱歌挣得上百万美元以后他就不再遭这份罪了。但他还是感到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与生俱来的秘密被揭示，他只是得了一种残忍的疾病而已。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怎样才能保证这种病不再对他的孩子造成危害。

“你还知道别的什么了吗？”杜杜倒了杯黛西庄园自产的卡白内红葡萄酒。

“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是我的。”他说。

杜杜一直不很确定约翰·李的父亲是戴夫还是瓦利。随着约翰·李的一天天长大，孩子越来越像戴夫，但他们都不知道这种相像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获得的：手势、转折词和感叹词这些，孩子都能从深爱的父亲身上学到。“这不是决定性的证据，”杜杜说，“但已经很有力了。”

“再说，其实我们也不在乎。”戴夫说。

不过他们发誓永远不对外说这种疑虑，包括约翰·李本人。

卡梅隆的婚礼在华沙郊区小镇奥特沃茨克现代化的天主教教堂举行。卡梅隆皈依了天主教。戴夫觉得卡梅隆的这种转变很好笑。

新娘穿着母亲结婚时穿过的白色婚纱：波兰人很穷困，衣服必须轮着穿。

莉德卡长着一双大长腿，身材丰满，体型非常苗条，戴夫觉得她很漂亮，可是她的嘴型却让戴夫产生了一种无情的感觉。也许他太严厉了：十五年摇滚歌星的生涯使他对女孩的看法有些愤世嫉俗。就他的经验来看，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女孩和男人上床基本是为自己谋取某种利益。

三个伴娘用亮粉红色的棉布为自己做了短裙。

招待会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伍迪·杜瓦为招待会付了账，大使馆办招待会可以保证吃到更多的食物，以及不同于伏特加的许多好酒。

莉德卡的父亲用波兰语夹杂着英语说了个笑话。有个人走进国营肉店，说要买一磅牛肉。

“Nie ma 【25】 ——我们这里没有牛肉。”

“那就要猪肉吧。”

“Nie ma. ”

“那小牛肉呢？”

“Nie ma. ”

“鸡肉。”

“Nie ma. ”

顾客离开了。屠夫的妻子说：“这家伙简直太不切实际了。”

“是啊，”屠夫说，“但我还蛮佩服他的记忆力的。”

美国人的表情很尴尬，但波兰人却都会心地笑了。

戴夫叫卡梅隆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的妹夫是桃色岁月乐队的摇滚明星，但和往常一样，这个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戴夫很快被莉德卡的朋友们围住了。伴娘们在他周围吵吵嚷嚷，显然戴夫可以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上床，甚至——有个伴娘给他了个暗示——如果他愿意的话，同时和她们三个一起上床也不是不可以。

“你们应该去找我的贝斯手，”戴夫说。

卡梅隆和莉德卡跳第一支舞的时候，杜杜轻声对戴夫说：“我知道他很怪，但他是我弟弟，我还是为他终于找了个人结婚而感到高兴。”

戴夫问：“你能确定莉德卡不是个只是想要张护照的掘金者吗？”

“我父母就担心这个，但卡梅隆已经三十四了，还是个单身汉呢！”

“我想你是对的，”戴夫说，“他又能失去什么呢？”

参加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大会时，坦尼娅·德沃尔金满心都是恐惧。

会议最先在格但斯克北郊奥利瓦小镇的天主教堂开始。代表们依次走进面目狰狞的两座尖塔之间簇拥的一扇巴洛克式的低矮大门。坦尼娅和她在华沙的邻居，既是记者又是团结工会组织者的达努塔·戈尔斯基坐在一起。和坦尼娅一样，达努塔在撰写空洞的官样文章之余，也在私下地进行自己的活动。

大主教做了有关和平与热爱祖国的四平八稳的布道。尽管教皇呼吁波兰各界团结一心，但波兰的神职人员对团结工会却很抵触。他们尽管痛恨共产主义，但他们自身却是些独裁主义者，对民主抱有敌意。一些神父勇敢地对抗共产党的专制，但教会上层却希望用基督的专制来代替无神论的专制。

不过让坦尼娅担心的不是教会，也不是意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其他力量。比教会和分裂力量更险恶的是苏军所采取的威胁策略。苏联海军在格但斯克湾驻扎了许多舰艇，苏联红军在波兰的东部边境进行了有十万军队参加的“陆上演习”。达努塔在这天《人民论坛报》上的文章中说，苏联的这种武力炫耀是对日益增加的美国威胁的回应。没人会被这种谎话所蒙骗。苏联是想告诉所有人，如果团结工会有错误言论的话，这些苏军可以随时入侵波兰。

布道结束以后，九百名团结工会会员乘公共汽车从教堂转移到格但斯克大学校园，大会余下来的部分将在格但斯克大学庞大的奥利维亚体育馆举行。

会议内容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克里姆林宫痛恨团结工会。十几年以来，苏联的盟国内部从来没发生过如此危险的事情。从波兰各地选举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用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决议，共产党无法作任何控制。除了名号是个工会以外，这样的组织和议会没什么两样。如果革命这个词没有被布尔什维克玷污的话，那么他们进行的无疑就是一场革命。难怪苏联要为此而狂乱了。

体育馆配备了电子的记分牌。莱赫·瓦文萨起身发言的时候，记分牌上出现了一个十字和一句拉丁文口号：“永远忠于波兰。”

坦尼娅走出体育馆，打开收音机。所有频率的节目都在正常播出。苏联还没入侵波兰。

周六余下的时间不愠不火地过去了。直到周二那天，坦尼娅才又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波兰政府公布了工人自治的法律草案，工人有权对管理层的任命给予建议。坦尼娅苦涩地想，里根总统根本不用考虑就能赋予美国人这样的权利。尽管如此，团结工会仍然认为这项法案不够激进，因为这项法案没有赋予工人自由应聘和辞职的权利。因此他们建议对这项法案进行全民公投。

列宁一定在墓里躁动不安了。

更糟的是，团结工会在决议里增加了一条，如果政府拒绝继续全民公投的话，团结工会将自己组织全民公投。

坦尼娅再次感到了恐惧。团结工会开始扮演起了平时只有共产党才能扮演的领导角色。无神论者接管了教堂。苏联哪能忍得了这个啊！

只有一名代表队决议投了否决票，代表们起立，为通过的这项决议大声鼓掌。

但事情还不止如此。

有人建议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以及“所有受苏联奴役的国家”的工人送信。信中特别提到：“我们支持你们中间愿意走艰苦道路，为建立自由工会而斗争的人们。”这封信的内容得到了举手表决的通过。

坦尼娅觉得，他们走得实在是太远了。

最让苏联害怕的是，波兰掀起的这场自由风暴会席卷到其他铁幕国家——团结工会的代表们却不计后果地鼓励这样做！苏联的入侵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第二天，报纸上写满了苏联发怒的消息。报纸叫嚣，团结工会干涉了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但苏联还是没有入侵波兰。

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想入侵波兰。他付不起在西方银行丧失信用的代价。他另有安排。卡梅隆·杜瓦从斯塔兹那里探知了他的想法。

分析斯塔兹传递的原始情报往往需要几天。手递手危险地从斯塔兹那里拿到胶卷只是个开始。胶卷必须在美国大使馆的暗室里被冲印，然后由专门的人员对照片上的内容进行打印，并将其影印出来。通过高等级安全检查的翻译再将文件从波兰语翻译成俄语，然后译成英语。如果文件超过一百页——斯塔兹送来的文件大多超过一百页——这样的过程得进行好几天。文件的分析结果同样需要进行打印和影音。进行完这一番过程以后，卡梅隆才能知道自己这次的收获能有多大。

华沙冰封季节到来的时候，卡梅隆注视着最新分析出来的情报资料，发现波兰政府精心设计了一个取缔团结工会的计划，计划里附有取缔的详细方案。波兰政府将进行军事管制，人民不再自由，所有和团结工会缔结的协定将会被取消。

这仅仅是个预案。让卡梅隆吃惊的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上台一周的时间内就做好了准备。显然上台之初他已经想好了该怎么办。

勃列日涅夫无情地推动他实施这个方案。

这年的早些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本想抵挡住来自团结工会的压力。但团结工会迅即占领了波兰全境的大多数工厂，为总罢工作了万全的准备，率先抢占了先手。

那时，团结公会占了先，共产党政府似乎屈服在了团结工会的压力之下。但现在工人似乎丧失了警觉。

与此同时，他们又累又饿又冷。所有物资都短缺，通货膨胀得非常厉害，食物配给被希望回到过去岁月的共产党特权阶层所破坏。雅鲁泽尔斯基觉得，在过了段这种苦日子以后，波兰人就会觉得还是回到以前极权政府的时代会比较好了。

雅鲁泽尔斯基盼望苏军能进入波兰。他直截了当地写信问克里姆林宫：“我们能指望莫斯科的军事援助吗？”

雅鲁泽尔斯基得到的答复同样直截了当：“苏联不会派出部队。”

卡梅隆觉得，这对波兰来说是极大的好消息。苏联会暴跳如雷，以大欺小，但他们不愿走出最关键的一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波兰的改变都将由波兰人民完成。

但即便没有波兰坦克的支援，雅鲁泽尔斯基可能也会进行镇压。他的方案就在斯塔兹的胶卷里。斯塔兹显然很担心这份方案会被执行，因此他在传递来的情报里附上了一张手写的纸条。对卡梅隆来说，斯塔兹的这番举动很不寻常，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斯塔兹在纸条上写道：“里根威胁切断经济援助，就能阻止当局的镇压。”

卡梅隆觉得这样做很狡猾。来自西方政府和西方银行的贷款可以让波兰保持稳定。比民主更让波兰领导人接受不了的是国民经济的崩溃。

卡梅隆之所以投票里根当总统是因为里根承诺在对外政策上会更具攻击性。现在卡梅隆的机会来了。如果他能行动迅速的话，里根可以阻止波兰大踏步地往后退。

乔治和维雷娜在华盛顿首都圈之外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有个温馨的家，乔治是这个地区的众议员。他必须每周日去一个不同教派的教堂，和选民一起做礼拜。他的工作包括不少这类杂事，但每次他都会热情地参与。吉米·卡特被罗纳德·里根所替代，乔治终于有机会为大多数是黑人的贫困美国人战斗了。

每隔一两个月，玛丽亚·萨默斯都会来探望现在已经十八个月大，渐渐显露出和祖母杰姬一样精力活跃的教子杰克。玛丽亚通常会给杰克带本书。餐后乔治洗盘子，玛丽亚擦盘子，两人往往会谈到情报工作和外交政策上面的问题。

玛丽亚仍旧在国务院工作。玛丽亚现在的上司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乔治问玛丽亚国务院是否从波兰收集到了更多更精确的情报。“现在收集到的情报比以前好多了，”玛丽亚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怎么样，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确实干得更漂亮了。”

乔治递给玛丽亚一只碗让她擦干。“华沙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联不会入侵波兰。我们知道这点。波兰共产党人要求苏联派军队进入波兰，被苏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勃列日涅夫正在力促雅鲁泽尔斯基进行军事管制，取缔团结工会。”

“这太可耻了。”

“国务院也这样认为。”

乔治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支支吾吾地说：“我刚才听你提到不过这个字眼……”

“你太了解我了，”玛丽亚笑了，“我们有能力阻挠波兰颁布进行军事管制的法案。里根总统只需要宣布未来的经济援助需要看波兰的人权状况就可以了。”

“总统为什么没有这样宣布呢？”

“他和黑格国务卿不太相信波兰人会在自己身上动用军事管制。”

“这很难说，最好先给他们个警告。”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行动呢？”

“他们只是不希望对方意识到我们的情报工作有多么优秀。”

“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情报，情报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他们最终会使用的，”玛丽亚说，“但现在他们还在犹豫。”

圣诞节两周前的周末，华沙就开始下雪了。坦尼娅一个人过了周末。斯塔兹对是否有空去她那里从不作解释。尽管坦尼娅知道斯塔兹住在哪，但坦尼娅从没去过斯塔兹的家。自从她把斯塔兹介绍给卡梅隆·杜瓦之后，斯塔兹就对军队里的事情闭口不言了。坦尼娅猜测这是因为斯塔兹把军队里的秘密透露给了美国人。斯塔兹像个晚上挖地道，白天却很守规矩的犯人似的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可是，这已经是斯塔兹连续第二周没到她这来了。坦尼娅不知道到底怎么了。他腻味她了吗？许多男人都这样。唯一一个成为她生命一部分的男人是瓦西里，但她从来没和瓦西里睡过觉。

坦尼娅发现自己非常想念瓦西里。瓦西里的生活很混乱，她从没让自己真正地爱上过瓦西里，但她却不自觉地被瓦西里吸引住了。她开始逐渐意识到，男人身上吸引她的因素是他们的勇气。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是帕兹·奥利瓦、斯塔兹·帕拉克和瓦西里。这三个男人恰巧都非常英俊。不过他们同样也很勇敢。帕兹不惧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力量，斯塔兹泄露了红军的秘密，瓦西里反抗克里姆林宫的强暴统治。在这三个人当中，最能激发她想象力的无疑是瓦西里。瓦西里在西伯利亚饥寒交迫，却写出了足以摧毁苏联统治的震撼故事。她很想知道瓦西里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他又在写些什么。她不知道他是否又过上了过去那种左拥右抱的生活，还是真正安定下来了。

她回到床上，看起了德文版的《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仍然没有被翻译成俄语——感觉到困意之后她才关上了灯。

她被一阵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坐起来，打开灯。这时是凌晨两点半。有人在用力敲门，但不是坦尼娅家的门。

坦尼娅起床朝窗外看。街道两边的车上蒙上了薄薄一层的积雪。马路当中停着两辆警车和一辆BTR-60装甲运兵车。三辆车歪歪扭扭地停着，开车的警察显然觉得他们想怎样就能怎样。

门外的声音从敲门变成了冲撞，听上去像是有人想用大锤把房子砸烂似的。

坦尼娅披上件睡袍，走到玄关。她从玄关里放着塔斯社记者证、钥匙和零钱的小桌子上拿起记者证。她打开门，往走廊里看。除了两个邻居把头伸出门紧张地东张西望以外，走廊里什么动静都没有。

坦尼娅用一把椅子撑住门，从屋里走出来。声响来自隔壁的楼下。她透过楼梯的扶栏往下看，看见几个穿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迷彩服的男人正挥舞着铁橇和大锤，用力砸坦尼娅朋友达努塔·戈尔斯基家的门。

坦尼娅大声问：“你们在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一些邻居也嚷嚷着提问，但警察却熟视无睹，继续砸门。

门从里面被打开了，达努塔的丈夫站在门口。他穿着睡衣，戴着眼镜，显然已经被吓坏了。“你们要干什么？”他问。屋子里面传来孩子哭泣的声音。

警察大步走进屋，把达努塔的丈夫推到一边。

坦尼娅跑下楼梯。“你们不能这么干！”她高声大嚷，“你们必须出示证件！”

两个身形愧伟的警察把达努塔拉出屋子，达努塔散乱着浓密的头发，身上只穿着睡衣和薄纱睡袍。

坦尼娅挡在他们之前，阻挡住楼梯。她举起记者证。“我是苏联记者！”她对波兰秘密警察大声嚷。

“那就快他妈的把路让开！”有个警察答道。他用左手拿着的铁橇朝坦尼娅这边挥了下。因为右手按着拼命反抗的达努塔，所以他挥的这一下并不是很重，但铁橇还是划过了坦尼娅的脸。坦尼娅感到一阵疼痛，踉踉跄跄地往后退了两步。两个警察把她拨到一旁，将达努塔拖下楼梯。

坦尼娅的右眼出了血，但是可以用左眼看东西。在坦尼娅身后，另一个警察拿着打字机和电话答录装置走出达努塔家的门。

达努塔的丈夫抱着个小孩站在门口。“你们要把她带到哪？”他大声问。但警察却没有回答。

坦尼娅对达努塔的丈夫说：“我这就打电话给部队里的人，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一只手托住受伤的脸，回到楼上自己的公寓。

她照了照玄关里的镜子。她的前额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脸颊上出现淤肿，颜色鲜红。但她觉得秘密警察刚才那下并没伤到她的骨头。

她拿起电话，打电话给斯塔兹。

可电话里并没有拨号音。

坦尼娅打开电视机和收音机。电视机屏幕一片空白，收音机寂静无声。

看来行动不仅仅是针对达努塔的。

有个女邻居跟她进屋。“请让我给医生打个电话。”这个女人说。

“我马上要出去，你尽量快一点。”说完坦尼娅自顾自走进小浴室，在水龙头下放上毛巾，小心翼翼地擦着脸。接着她回到卧室，飞快地穿上保暖内衣，牛仔裤，笨重的毛衣和一件带有毛领的厚外套。

她跑下楼梯，坐上自己的车。又开始下雪了，但大路上没有积雪，她马上察觉到了原因。路上到处是坦克和军车。她怀着末日的恐惧渐渐意识到，达努塔的被捕只是一场邪恶的大规模行动的一小部分。

大量涌进华沙市中心的并不是苏联红军。这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完全不是一回事。军车上标有波兰军队的标记，军人穿着波兰军队的制服。波兰军队侵入了本国的首都。

军人设置了路障，但他们不过是刚刚开始，坦尼娅这时还可以绕开他们。坦尼娅不顾下雪路滑，飞快地把车开到华沙西部的亚娜·奥尔布拉查街，把车停在斯塔兹所住的大楼外。她知道斯塔兹住哪，但以前从没来过——斯塔兹总是说他家只比营房大一点。

坦尼娅跑进斯塔兹所住的楼，花了好几分钟才找到斯塔兹的公寓。她猛敲着门，祈祷斯塔兹能在家，尽管她极度担心斯塔兹正在街上和军队里其他人在一起。

门被一个女人打开了。

坦尼娅震惊得完全说不出话来。斯塔兹难道还有另一个女朋友吗？

开门的是个满头金发，身上穿着件粉红色睡袍的漂亮女人。她惊慌地看着坦尼娅的脸。“你受伤了！”她用波兰语说。

坦尼娅在女人身后的玄关里看见一辆红色的微型自行车。眼前的女人不是斯塔兹的女朋友，她是斯塔兹的妻子，他们有个孩子。

坦尼娅像被电击了似的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她从斯塔兹的家人那里夺走了斯塔兹。斯塔兹对她说了谎。

她努力把心思转移到目前的突发情况上来。“我需要同帕拉克上校谈谈，”她说。“这事非常紧急。”

女人听出了她的俄国口音，态度顷刻间就变了。她生气地瞪着娜塔亚。“你就是那个苏联婊子！”她说。

斯塔兹显然没有把外遇瞒住妻子。坦尼娅想告诉她自己完全不知道斯塔兹已经结婚了，只是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现在没时间说这事，”她毅然决然地说，“他们占领了华沙！他在哪？”

“他不在这儿。”

“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不能。你快滚开去死吧。”女人甩上了门。

“真该死。”坦尼娅说。

她站在公寓门外，把手放在发疼的脸颊上——她的脸颊似乎怪异地肿了起来。她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也许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另一个人是卡梅隆·杜瓦。她也许无法打电话给他：坦尼娅猜测华沙的电话通讯也许全都被切断了。不过，卡梅隆也许会去美国大使馆。

她跑出公寓楼，跳上车，往华沙的南面驶去。她避开多半设了路障的市中心，沿着华沙的外围往南开。

看来斯塔兹有了个老婆。他一直在欺骗着两个女人。斯塔兹是个精明的骗子，坦尼娅痛苦地心想：反过来说，恰恰因为这种品质，他可能也是个优秀的间谍。坦尼娅非常生气，感觉自己不会对男人再有期待了，男人该死的都一个德性。

她看见几个士兵正在电线杆上贴告示。她停下车看，但并没有冒险下车。告示上写的是名为全国救亡委员会的组织发布的命令。坦尼娅没听说过这个全国救亡委员会——无疑是雅鲁泽尔斯基刚成立的组织。她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灯柱上的告示。军事管制开始实施。民权被暂停行使，边境被关闭，城际旅游被禁止，所有的公开集会都是非法的，每天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是宵禁时间，军队被授权采用高压手段维持法律和秩序。

这是实实在在的镇压。这次镇压蓄谋已久——电线杆上的告示早就提前印刷好了。政府制定的计划得到了高效率的执行。波兰还能看得到希望吗？

坦尼娅又发动起汽车。在一条漆黑的街道上，两个秘密警察的人站到她的车头灯前，其中一个举起手让她停车。坦尼娅感到脸颊上一阵钻心的疼，迅即作出决定。她猛踩加速踏板，飞速往前开，暗自感谢着德国汽车的强力马达。她的举动让两个秘密警察吃了一惊，两人连忙跳到了一边。在他们端枪瞄准之前，汽车呼啸着拐了个弯，离开了秘密警察的视线。

几分钟以后，她把车停在了白色大理石的美国大使馆外面。大使馆里的所有灯都开着，美国人也想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冲出车外，跑到美国大使馆门前站着的士兵面前。“我有重要的情报要交给卡梅隆·杜瓦。”她用英语对士兵说。

士兵指着她身后说：“那好像就是他。”

坦尼娅转过身，看见一辆灰绿色的波兰菲亚特停了下来。卡梅隆坐在驾驶座上。坦尼娅跑到车前，卡梅隆放下驾驶座这边的车窗。和以往一样，卡梅隆用俄语和坦尼娅打招呼：“我的老天，你的脸究竟怎么了？”

“我跟这里的秘密警察有过番交流，”她说，“你知道究竟是怎么了吗？”

“政府逮捕了几乎所有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逮捕了几千个人，”卡梅隆忧心忡忡地说，“所有的电话线都不通，波兰每条主要的道路上都设置了巨大的路障。”

“可我没看见苏联人啊！”

“没有苏联人。这是波兰人自己干的。”

“美国政府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吗？斯塔兹告诉你了吗？”

卡梅隆什么话都没说。

坦尼娅把这当作了默认。“里根不能做些什么来制止目前的事态吗？”

卡梅隆看上去和坦尼娅一样困惑和失望。“我觉得他可以。”卡梅隆说。

坦尼娅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看在上帝份上，那他为什么没有行动啊？”

“我不知道，”卡梅隆说，“我真不知道。”

回到莫斯科以后，坦尼娅发现瓦西里给她妈妈家送来了一大捧花。在莫斯科的一月，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玫瑰的呢？

瓦西里送来的鲜花给一派荒凉的莫斯科带来了几许亮色。坦尼娅受了两次震动：首先，斯塔兹欺骗了他。其次，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背叛了波兰人民。斯塔兹并不比帕兹·奥利瓦好多少，坦尼娅不禁自问自己的判断力究竟是怎么了。也许她对共产主义的判断也错了。她一直觉得共产主义国家可以一直延续下去。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斗争被镇压时，坦尼娅还在上学。十二年后的布拉格之春同样被苏联所镇压，那时她已经是个记者了。又过了十三年，团结工会又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也许正如格雷戈里外公坚信的那样，共产主义道路可以适用于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待坦尼娅的侄子侄女，德米卡的儿子女儿格里沙和卡佳的仍将是无比严酷的命运。

坦尼娅回家后没多久，瓦西里就请她外出吃饭。

两人都同意，从这时开始，他们可以公开以朋友的关系相处。瓦西里恢复了名誉。他的收音机节目一直都很成功，他在作家协会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红星。没有人知道他其实就是伊万·库兹涅佐夫，是撰写了西方畅销书《冻伤》和其他反共小说的持不同政见作家。坦尼娅觉得，能长时间隐瞒这个秘密实在是非比寻常。

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见瓦西里的时候，嘴唇之间叼着根香烟，被烟熏得眯着眼的彼得·奥普特金上前来跟她搭话。“你又犯事了，”他说，“高层对你写的那篇有关死牛的文章意见很大，都跑我这来埋怨了。”

坦尼娅采访了弗拉基米尔州，那里的官员人浮于事，耕牛死了很多，本来要喂给它们的食物却烂在谷仓里。坦尼娅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评报道，丹尼尔把这篇报道登上了报纸。坦尼娅说：“一定是那些把牛饿死的腐败浑蛋们向你投诉了吧。”

“才不是他们呢，”奥普特金说，“我收到了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部长写来的一封信。”

“他知道死牛的事吗？”

奥普特金把信扔给她。“这下我们得刊发撤销声明了。”

坦尼娅接过信纸，但没看信上的内容。“你为何要费心保护那些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害的人呢？”

“我们不能诋毁共产党的干部！”

坦尼娅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坦尼娅拿起电话。“我是坦尼娅·德沃尔金。”

话筒里传来十分耳熟的声音：“弗拉基米尔州死牛的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

坦尼娅叹了口气。“是我写的。我已经因为写这篇文章受到了斥责，请问你是谁？”

“我是分管农业的部长。我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你在1967年采访过我。”

“是的，我还记得。”坦尼娅猜想，戈尔巴乔夫多半想在奥普特金的基础上责怪她一通。

戈尔巴乔夫说：“我打电话给你，想对你精彩的分析报道表示祝贺！”

坦尼娅非常吃惊。“我……呃，戈尔巴乔夫同志，谢谢你！”

“在苏联的农场消除这些低效率的现象非常重要。”

“呃，部长同志，介意和我的主编谈谈吗？我们刚才还在讨论这篇文章，他说需要刊发一份撤销声明。”

“要撤销吗？扯淡。叫他来听电话。”

坦尼娅笑着对奥普特金说：“戈尔巴乔夫部长想和你谈谈。”

起先奥普特金不相信。他拿起话筒问：“请问你是谁？”

接着他沉默下来，只是在听对方说话其间会插上句：“是的，同志。”

听了一会儿，他放下话筒，没对坦尼娅说话就走开了。

带着强烈的满足感，坦尼娅把撤销声明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坦尼娅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瓦西里的公寓。坦尼娅希望瓦西里别让她成为他后宫的一员。为了以防万一，她穿了毫不招引人的粗纺裤子和毫无生气的灰色毛衣，希望借此让瓦西里感到气馁。但与此同时，她内心里也在期待着今天的这个夜晚。

瓦西里穿着白衬衫蓝毛衣开了门，衬衫和毛衣都看上去很新。坦尼娅吻了吻瓦西里的面颊，然后凝神注视着他。瓦西里的头发灰白，但仍然油亮卷曲。五十岁的他身材瘦削，腰板笔直。

瓦西里打开一瓶格鲁吉亚香槟，在桌子上放上小点心、拌上鸡蛋色拉和西红柿的吐司以及就着黄瓜吃的鱼子酱。坦尼娅很想知道谁做的这些食物。瓦西里无外乎是叫了哪个女朋友才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吧。

瓦西里的公寓非常舒适，满是书籍和照片。瓦西里有个播放盒带的卡带式录音机。即便没有来自国外的版权费，他的生活也很舒适。

瓦西里希望了解波兰发生的事情。克里姆林宫如何在不入侵波兰的前提下击败了团结工会？雅鲁泽尔斯基为何背叛波兰人民？瓦西里认定自己的公寓不会被窃听，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放了盘柴可夫斯基的盒带。

坦尼娅告诉瓦西里团结工会并没有消亡。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到了地下。许多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军事管制下被捕入狱，但性别歧视的秘密警察忽视了妇女对团结工会所作的重大贡献。几乎所有的女性组织者都平安无事，其中就包括开始被捕，后来又获释了的达努塔。达努塔重新开始秘密工作，制作非法报纸和传单，重建团结工会的联络网。

但坦尼娅却看不到希望。如果团结工会继续组织反抗活动的话，他们的反抗会被当局所粉碎。瓦西里比她更乐观一些。“胜利就快到了，”他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谁比他们更接近于击败共产主义。”

坦尼娅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来电话的事告诉瓦西里。“这个人很特别，”瓦西里说。“我们在农业部经常能见到他。他是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宠臣，看上去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老婆就更糟了。但在不违背上司意旨时，他很支持改革派的想法。”

“我哥哥对他的评价很高。”

“等勃列日涅夫一死——他的死期就快要到了——安德罗波夫将谋求当上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支持他。如果安德罗波夫失败的话，他们俩就都完了，会被发配到地方。可如果安德罗波夫当上总书记的话，戈尔巴乔夫的前途就光明了。”

“五十岁这个年龄在任何国家掌权都合适。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却太年轻了。”

“克里姆林宫就是个老年病房。”

瓦西里上了甜菜根和牛肉做的罗宋汤。“很好吃。”称赞完她禁不住问：“这是谁做的？”

“当然是我做的。还能有谁啊？”

“我不知道。你请管家了吗？”

“只有一个清扫房间，熨熨衬衫的老婆婆。”

“是你的哪个女朋友吗？”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坦尼娅很迷惑。她回忆起离开华沙前两人的最后一次交谈。他说自己变了，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坦尼娅觉得他不该嘴里说，而是应该用行动来表现。当时坦尼娅认为这是瓦西里把她骗上床的一种方式。她判断错了么？坦尼娅完全说不上来。

吃完饭以后，坦尼娅问瓦西里他对伦敦越积越多的版税有什么感觉。

“这些钱应该归你，”瓦西里说。

“别傻了，那些书是你写的。”

“我没什么可失去的——我本身就在西伯利亚。除非杀了我，他们无法再拿我怎么样了。杀了我倒是让我早点解脱。但你却冒了失去一切的危险——职业、自由，甚至是生命。你比我更应该拿这笔钱。”

“即便给我，我也不能要。”

“就把那笔钱放在伦敦吧，也许一直放到我死的那一天。”

“你就不想逃到西方吗？”

“不想。”

“你的话听起来很肯定。”

“是很肯定。”

“为什么？到了西方以后你就可以一直写你喜欢的东西，不用再做广播系列节目了。”

“除非你也去……否则我不会去的。”

“你不会真这么想吧。”

瓦西里耸了耸肩。“我并不指望你相信我。你为何要相信我呢？但你的确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到西伯利亚找到我——没有别人这么做。你一直在想办法让我获释。你还把我的作品偷运到自由世界。这二十年来，你做了一个好朋友能做的任何事。”

坦尼娅被感动了。她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来看过问题。“谢谢你这样说。”她说。

“事情就是这样，我不会走。”接着他又补充道，“除非你也跟我一起走。”

坦尼娅盯着瓦西里。他是在认真地提出建议吗？她不敢问瓦西里这个问题。她把目光投向窗外，看着雪花飞舞中的电线杆。

瓦西里说：“二十年了，我们甚至都没接过吻。”

“是的。”

“你还把我看成一个没心没肺的情场老手。”

事实上她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去想了。他变了吗？人真的能改变吗？坦尼娅说：“过了这么多年，把这个记录打破旧太可耻了。”

“但我真心想和你接吻。”

坦尼娅改变了话题。“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愿意叛逃到西方吗？”

“和你一起的话，我愿意。不然我就不去。”

“我总是想让苏联变得更好，不想离开苏联。但在团结工会的失败以后，很难相信苏联会变得更好。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进程可能得延续上千年。”

“至少你我这辈子是见不到了。”

坦尼娅犹豫了。她对自己想吻瓦西里的欲望如此强烈感到吃惊。她更希望能在窗外大雪纷飞的时候留在瓦西里温暖的家里，坐在这张沙发上长时间地和瓦西里说话。这是种多么奇怪的感觉啊，坦尼娅心想。也许这就是爱吧。

坦尼娅不由自主地亲吻了瓦西里。

过了一会儿，他们走进卧室。

有了新消息娜塔亚总能第一个知道。圣诞夜的晚上，他神情焦急地走进克里姆林宫德米卡的办公室。“安德罗波夫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她说，“他病得很重，无法离开医院。”

下一次政治局会议将在圣诞节的后一天进行。

“该死，”德米卡说，“这下危险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尤里·安德罗波夫是个非常好的苏联领导人。当上总书记之前的十五年，他是残暴秘密警察克格勃心黑手辣的领导人。现在，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仍然毫不留情地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但在党内他却令人惊奇地容忍新想法和改革。如同中世纪残害异教徒但在教会内部却公开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中世纪教皇一样，安德罗波夫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谈话毫无拘束——德米卡和娜塔亚都是这个小圈子的一员——小圈子里的人经常谈到苏联在体制上的缺陷。这种谈论经常能导致实际的行动。戈尔巴乔夫所做的简报从农业扩展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并在苏联经济的问题上推出了一个分权的方案。戈尔巴乔夫提出，把部分决定权从莫斯科拿掉，赋予问题发生所在地的实际管理者们。

不幸的是，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的圣诞节前不久病倒了，他在苏联总书记的职位上只干了一年。这让娜塔亚和德米卡感到大为担忧。安德罗波夫的保守派对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仍然在领导顺位的第二位。德米卡担心契尔年科利用安德罗波夫的疾病取得支配权。

娜塔亚说：“安德罗波夫口授了一份演讲稿，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

德米卡摇了摇头。“这完全不够。安德罗波夫如果缺席，契尔年科将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把他看作总书记的继任者。整个国家将因此而倒退。”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苏联的前景将暗淡得不容卒想。

“我们肯定想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

“但契尔年科是总书记的副手。他要是也一样进医院就好了。”

“他很快会进医院——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但也许没那么快。我们有办法绕开他吗？”

娜塔亚想了想。“无论怎么说，政治局总该照安德罗波夫的吩咐去办吧。”

“那他可以颁布条命令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吧？”

“是的，他能，他还是总书记。”

“他可以在发言稿里加上这么一段。”

“很好，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向他提出建议。”

这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德米卡被叫到娜塔亚的办公室。到了那以后，他发现娜塔亚眼睛里散发着兴奋和胜利的光芒。安德罗波夫的私人助理阿卡迪·沃尔斯基和娜塔亚在一起。安德罗波夫把沃尔斯基叫到医院，交给沃尔斯基一份演讲的手写附录。这时，沃尔斯基把这份附录交给了德米卡。

附录上说：

因为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原因，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将不能主持政治局和秘书处的会议。在这里我希望政治局的全体成员看看能不能把政治局和秘书处的领导权交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安德罗波夫的意思是通过建议表达的。但在克里姆林宫，总书记的建议相当于直接下的命令。

“这个附录具有决定意义，”德米卡说，“他们不可能违背。”

“那我该拿它怎么办？”沃尔斯基问。

德米卡说：“首先，复制几份影印件，这样就不担心有人把它撕了。然后……”说到这德米卡犹豫起来。

娜塔亚说：“这事谁都不能提。把它交给博戈柳博夫就行了。”克拉夫迪·博戈柳博夫管理为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文件。“稍微低调一些。告诉他把附件加入存放有安德罗波夫演讲稿的红色文件夹就行。”

他们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案。

圣诞节在苏联不算是个很隆重的节日。共产党不喜欢圣诞节所具有的宗教含义。他们把圣诞老人改成“冰之父”，把圣母玛丽亚改成“雪姑娘”，还把庆祝仪式搬到了新年。直到新年那天，孩子们才能得到各自的礼物。二十岁的格里沙得到了一个录音机，十四岁的卡佳拿到了一件新裙子。尽管都信教，但资深的共产党政治家德米卡和娜塔亚从没想过要过什么圣诞节。两人都和平时一样去上了班。

圣诞节之后的第二天，德米卡去主席团会议室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在门口碰到了先到的娜塔亚。娜塔亚显得心烦意乱。她手里拿着打开着的放着安德罗波夫演讲稿的红色文件夹。“他们把它拿走了，”娜塔亚说，“把最后那段附录拿走了。”

德米卡重重地坐了下来。“没想到契尔年科是这样的小人。”他说。

德米卡意识到，他们没什么可做的了。安德罗波夫还在医院。如果安德罗波夫冲进会议室向所有人怒吼，他的权威将重新得到主张。但他无法亲自前来。契尔年科准确地估计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弱点。

“他们赢了吗？”娜塔亚问。

“是的，”德米卡说，“萧条的年月又要开始了。”

Part 9 爆 炸（ 1984—1987年）

第五十五章

乔治·杰克斯前往华盛顿市中心参加非洲裔美国人艺术展的开幕式。他对艺术不是非常感兴趣，但黑人众议员必须支持这类事情。作为众议员参加的大多数工作都很重要。

里根总统在军费上的支出大幅增加，但谁会付出这笔费用呢？当然不是缴税额大幅下降的有钱人。

乔治经常重复一个笑话。一个记者问里根如何在减税的同时增加军费的支出。“我这存有两套账。”里根这样答道。

事实上里根计划裁剪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支出。如果实施他的计划，失业人员和单身母亲将失去补助，这笔钱将用在直线上涨的国防工业费用上。这项计划让乔治气得发疯。乔治和其他众议员奋力斗争，希望阻止里根的意图得逞，至今为止，他们都还是胜利的一方。

这造成了政府借款的疾升。里根增加了政府的赤字。五角大楼所有金光闪亮的新式武器将由未来几代人付钱。

乔治从侍者端着的托盘式拿起一杯白葡萄酒，在展览会现场走了走，然后简短地跟一个记者说了几句。他要赶时间。维雷娜这晚要参加乔治敦的一个政治晚宴，因此他要回去带他四岁大的儿子。他们请了个保姆——他们的工作都非常重要，必须请个保姆——不过两人中总会尽量留个人在家，这样即便保姆不来孩子也有人照顾。

他没喝一口，便把酒杯放回了托盘。便宜的白葡萄酒不值得去喝。他穿上大衣离开艺术展。开始下雨了，他把展会目录遮在头上，匆匆向车跑去。他早就不用先前那辆外形优雅的梅赛德斯了——政治家必须开美国的国产车。他现在开一辆银色的林肯牌城市轿车。

他坐上车，打开雨刷，向乔治王子县驶去。他穿越南国会街大桥，沿着苏特兰林荫路往东开。看到的拥挤路况让乔治暗暗地骂了一声：他回家要晚了。

回到家以后，他看见维雷娜的红色美洲豹车头朝外停在车道上，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这辆车是维雷娜的父亲送给她的四十岁生日礼物。乔治把车停在红色美洲豹旁边，拿着装满了晚上工作文件的公文包走进屋。

维雷娜站在玄关里，她穿着黑色的短裙和别致的高跟鞋，看上去美极了。她心急火燎，看上去急疯了。“你迟到了。”一见乔治她就大声喊。

“真的很抱歉，”乔治说，“今天的苏特兰道真是太堵了。”

“今天的晚餐会对我很重要——里根内阁的三位成员都会参加，我却要迟到了。”

乔治知道她为什么要发火。对议会的说客来说，跟权势人物进行社交见面的机会非常少有。“我已经到家了。”他说。

“我不是你的女仆，做好安排你就要遵守。”

乔治见惯了维雷娜发怒的样子。维雷娜经常生气地对他吼。乔治总是试着泰然处之。“蒂芬妮保姆来了吗？”

“她没来，她请假在家，所以我必须留在这等你。”

“杰克呢？”

“他在自己的小房间看电视。”

“我现在就过去和他一起看电视。你快去吧。”

维雷娜抱怨一声，匆匆地走了。

乔治有些妒忌晚宴时将和维雷娜坐在一起的人。维雷娜仍旧是他所遇见过最为性感的女人。但他现在知道，像以前那样和维雷娜爱情长跑比做她的丈夫要好得多。过去他们在一个周末的做爱次数比他们现在一个月都多。结婚以后，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他们经常进行激烈争吵，这些争吵像缓慢滴下的浓硫酸一样逐渐伤害到他们的感情。他们住在一起，共同照顾孩子，也各自继续着自己的事业。他们还彼此相爱吗？乔治已经说不清了。

他走进杰克的小房间。杰克正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杰克是乔治最大的安慰。乔治坐在杰克身边，用胳膊搂住杰克小小的肩膀。杰克依偎在他的怀抱里。

杰克在看一出中学生进行某种历险的探险剧。“你在看什么？”乔治问他。

“《神童历险》。这个很好看。”

“这是讲什么的？”

“大孩子怎么用电脑抓坏蛋。”

乔治注意到剧里有个电脑神童是黑人，他心想：世界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被邀请参加这次晚宴真是好运，”当出租车停靠在乔治敦图书馆旁R大街宏伟的大楼外时，卡梅隆·杜瓦对妻子莉德卡说，“我希望我们都能在宴会上给人留下好印象。”

莉德卡对丈夫的话非常不屑。“你是秘密警察的重要人物，”她说，“我想他们需要给你留下好印象才对。”

莉德卡不明白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不是秘密警察，”卡梅隆说，“对参加宴会的人说，我的身份并不算很重要。”

但卡梅隆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人。因为有过白宫的工作经验，现在他是中央情报局和里根政府之间的协调人。他对能担任这个职务感到非常激动。

他克服了对里根政府在波兰失败的失望。他把这归结于里根在对外关系上的经验不足。团结工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时候，里根执政尚不满一年。

卡梅隆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个声音在说，总统从进入白宫的第一天起就应该有足够的知识和聪慧作出自信的决定。他记得尼克松曾经说过：“里根是个好人，但完全不知道外交政策是怎么回事。”

但里根的信仰没错，这是最主要的。里根是个积极的反共分子。

莉德卡说：“可你爷爷是个参议员啊！”

这根本不算不什么。格斯·杜瓦已经九十岁了。卡梅隆的祖母死后，格斯就从布法罗搬到了旧金山，和伍迪、杜杜及他的曾孙约翰·李住得近了些。格斯早就脱离了政坛。另外，他是个民主党人，按里根班子成员的标准，他是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

卡梅隆和莉德卡走上一小截台阶，走到一幢类似法国封建时代城堡的红色房子前。房子的板岩屋顶上开了排老虎窗，石头门上筑着希腊式的山形墙。这里是弗兰克·林德曼和梅贝尔·林德曼夫妇的家。林德曼夫妇是里根参选总统的重量级资助人，他们从里根的减税政策中收益了数百万美元。梅贝尔是主导华盛顿社交界的十来个女人之一，经常设宴款待领导美国的男人们。这也是卡梅隆来这觉得幸运的原因。

尽管林德曼是共和党人，但晚宴却是跨党派的，卡梅隆希望在晚宴上见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高层人士。

一位管家接过了他们的大衣。莉德卡环顾了一眼豪华的大厅，对卡梅隆说：“为什么他们要挂上那些可怕的油画啊？”

“这是西方艺术，”卡梅隆说，“这些画是雷明顿画的——要值好多钱呢。”

“有这些钱的话，我才不会买画着牛仔和印第安人的画呢！”

“挂这些画只是为了表明他们的品味。印象派画家从来都不是最好的画家，美国本土的艺术家同样很棒。”

“美国画家才没那么出色呢——所有人都知道这点。”

“这取决于各人不同的观点。”

莉德卡耸了耸肩：她又看到了美国人身上一处奇怪的地方。

管家带他们走进一间巨大的客厅。客厅里铺着画有中国龙图案的地毯，放着几把包着黄色丝绸的细长形椅子，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十八世纪的沙龙。卡梅隆意识到他们是第一批来这的客人。过了一会，梅贝尔从另一扇门走进客厅。梅贝尔有着一头也许天生也许是后来染的红色头发，长得像尊雕塑一样。她脖子上带着一串在卡梅隆看来很难见到的巨大钻石。“感谢你们来得这么早！”她说。

卡梅隆知道这是种指责，莉德卡却浑然不觉。“我等不及来看看这幢壮观的房子了，”她说。

“你喜欢住在美国吗？”梅贝尔问她，“告诉我，在你看来，这个国家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莉德卡想了想。“你们有这么多黑人。”她说。

卡梅隆克制住自己，没有发出呜咽。她到底在说些什么啊？

梅贝尔惊讶得说不出话了。

莉德卡挥手指着托着一只放满香槟酒杯托盘的侍者，然后又指着拿来开胃小菜的男仆和刚才那位管家，示意他们都是黑人。“他们帮人开门，替人端酒水，还给家里打扫，几乎样样都做。波兰没人做这类工作——这种事所有人都得自己做。”

梅贝尔看上去有点狂乱。即便在里根时代的华盛顿，这种话也是不合时宜的。这时她看到莉德卡背后又来了一个客人。“亲爱的卡里姆，你来了啊！”她尖着声音喊，说着拥抱了一位穿着挺括条纹西服的深色皮肤的英俊男子，“快来见见卡梅隆·杜瓦和他的妻子莉德卡，这是沙特使馆的卡里姆·阿卜杜拉。”

卡里姆和卡梅隆夫妇依次握了手。“卡梅隆，我听说过你，”他说，“我曾经和你在兰利的一些同事密切合作过。”

这话是让卡梅隆知道他在沙特的情报部门工作。

卡里姆转身看着莉德卡。莉德卡看起来很吃惊。卡梅隆知道这是为什么。莉德卡没料到梅贝尔的晚宴会邀请皮肤如此黑的人。

可是卡里姆的魅力征服了莉德卡。“有人告诉我波兰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他说，“但在此之前——我一直都不信。”说着，卡里姆吻了吻莉德卡的手。

这种胡话再多莉德卡都听不够。

“我听到你们刚才那番关于黑人的谈论，”卡里姆说，“我同意你的观点。沙特阿拉伯也没有黑种人——所以我们必须从印度进口。”

卡梅隆发现，莉德卡完全被卡里姆对种族主义的歪曲沉醉了。对卡里姆来说，印度人是黑种人，阿拉伯人不是黑种人。好在莉德卡知道何时该闭嘴好好听男人讲话。

更多的客人走进客厅。卡里姆低下嗓门。“不过，”他像和莉德卡密谋什么事一样鬼祟地说，“我们必须对说出的话非常小心——这里的客人也许是自由主义者。”

似乎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一样，一个满头金发的运动型男子走进林德曼家的客厅。这个看上去像电影明星的男人便是加斯帕·默里。

卡梅隆很不高兴，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不喜欢加斯帕。加斯帕后来成了调查记者，促成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加斯帕撰写的尼克松总统的书《狡猾的迪克》成为一本畅销书，并被拍成一部成功的电影。卡特当政期间，加斯帕相对安分了一点，但里根执政以后，他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里根。现在他与皮特·詹宁斯和芭芭拉·沃尔特斯一起，成了美国电视上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就在昨天晚上，他的《今日》节目用半个小时时间，报道了萨尔瓦多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默里在节目中重复了人权组织公布的数字，声称萨尔瓦多政府的行刑队杀害了三万多名平民。

播放《今日》节目的电视台为梅贝尔的丈夫弗兰克·林德曼所有，因此加斯帕也许觉得无法拒绝梅贝尔的晚宴邀请。白宫向弗兰克施加压力，让他开除加斯帕，但到现在为止，弗兰克一直拒绝白宫的请求，尽管弗兰克拥有电视网的绝大部分股份，但他要接受董事会的监督，如果解雇电视网的某个大明星，投资者很可能会惹出麻烦来的。

梅贝尔似乎在心焦地等待着什么。接着有一位客人姗姗来迟了。来人是魅力四射的议会黑人女说客维雷娜·马昆德。卡梅隆没见过她，但以前看见过她的照片。

管家宣布晚宴开始，宾客们穿过双层门走向餐厅。看到长桌子上放着晶光闪亮的玻璃器皿和放着温室里养的黄色玫瑰的银碗时，女客们纷纷发出赞叹。卡梅隆发现莉德卡瞪大了眼睛。卡梅隆猜想，这可能大大超出了她在家居装饰杂志上看到的所有照片。她没见过，也没想过世上还有如此奢华的事物。

桌子旁做了十八个人，但话题很快被一个人主导了。主导话题的是一个喜欢写诽谤性报道的八卦记者苏茜·卡农。她写的一大半报道最后被证明是不真实的，但她对人的弱点却嗅觉敏锐。她很保守，但相较于政治，却对丑闻更感兴趣。任何事到她那里都保不了密，卡梅隆祈祷莉德卡千万别乱说话。今晚说的任何话都可能出现在明天的报纸上。

让卡梅隆奇怪的是，苏茜竟然把矛头对准了他。“我觉得你和加斯帕应该互相认识。”她说。

“不完全是，”卡梅隆说，“我们在伦敦相遇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但我听说你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

她怎么会知道那件事的呢？“苏茜，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卡梅隆说，“我可能会爱上伦敦一半的女孩。”

苏茜看着加斯帕。“你呢？你还记得这个竞争对手吗？”

加斯帕正在和坐在身边的维雷娜·马昆德深聊。听了苏茜的话他觉得气愤异常。“苏茜，如果你想写发生在二十年前的早恋故事，并把它称为新闻的话，我只能说你一定和主编上过床了。”

所有人都笑了：苏茜嫁的恰巧就是她所在报纸的新闻主编。

卡梅隆注意到苏茜的笑容很不自然，她一直在憎恨地瞪着加斯帕。卡梅隆记得苏茜年轻时曾经因为写了一系列不准确的报道而被《今日》节目解雇。

苏茜说：“卡梅隆，你一定对加斯帕昨天晚上的脱口秀节目非常感兴趣。”

卡梅隆说：“我既不感兴趣，也不失望。昨天的节目报道了总统和中央情报局试图支持萨尔瓦多反共政府的事情。”

苏茜说：“加斯帕似乎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是吗？”

加斯帕说：“苏茜，我站在了真理的一边。我知道你会觉得难以理解。”卡梅隆注意到加斯帕的英国口音已经没有了。

卡梅隆说：“很遗憾看到主流媒体上出现这种宣传。”

加斯帕反唇相讥道：“换作是你的话，对一个杀害了本国三万国民的政府，你会如何进行报道呢？”

“我们不接受这个数字。”

“那你觉得萨尔瓦多有多少国民被本国的政府杀戮呢？请把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数字告诉我们。”

“你在放这个节目之前就应该问了。”

“我问了，但没有得到答案。”

“没有哪个中美洲政府是完美的。你偏盯着我们支持的萨尔瓦多政府不放。我觉得你根本是个反美分子。”

苏茜笑了。“加斯帕，你是个英国人对吗？”她的话音虽然甜美，但包含着十足的恶意。

加斯帕看上去被激怒了。“我早在十来年以前就是美国的公民了。我爱美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美国打仗。我在美军待了两年——其中一年是在越南。我并没有缩在西贡，而是参加了真正的战斗，我在战斗中还杀死过人。苏茜，你从没干过这个。卡梅隆，你也没有吧？我问你，你在越南干过些什么？”

“我没被应召入伍。”

“那就把你那只该死的臭嘴闭上。”

梅贝尔打断了这番对话。“我想关于加斯帕和卡梅隆的话题已经聊得够多了。”她转身看着坐在身边的纽约州议员。“我听说纽约州颁布法令禁止对同性恋歧视。你同意这项法令吗？”

话题转移到了同性恋权益问题上，卡梅隆放松下来——他放松得太早了点。

话题从纽约的同性恋法令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同性恋立法上面。苏茜问：“莉德卡，波兰的相关法令是怎样的？”

“波兰是个天主教国家，”莉德卡说，“波兰没有同性恋。”在紧跟着的一阵沉默之后，莉德卡又说：“这真得感谢一下上帝。”

加斯帕·默里和维雷娜·马昆德同时离开了林德曼的家。“苏茜·卡农就爱到处生事。”走下台阶时加斯帕说。

维雷娜笑了，在路灯下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加斯帕陪维雷娜走到维雷娜的车边。“苏茜是想报复我。”他说。

“她才造不成多大的伤害呢，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物了。”

“恰恰相反。就在现在，华盛顿正在掀起一场针对我的严厉批判。今年是竞选年，政府不希望看到昨晚我做的那种节目。”向维雷娜吐露了这番真言以后，加斯帕感到非常放松。从目击马丁·路德·金遇刺到现在，加斯帕从没这么放松过。那时他和维雷娜之间形成的亲密感其实一直都在。

维雷娜说：“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击退这类流言。”

“这可说不准。我的上司是从没喜欢过我的老对手萨姆·凯克布莱德。电视网老板弗兰克·林德曼希望找个借口尽快把我除掉。董事会担心解雇我会摊上妨碍报道公正的骂名。只要犯个小错，我就立马出局。”

“你应该学苏茜那样和上司结婚。”

“有机会我会的。”他前后打量着街道，“我叫了辆出租车十一点来接我，但街上还没看到那辆车。节目组不肯帮我付雇专车的费用。”

“要我搭你一程吗？”

“太好了！”

两人坐进维雷娜的美洲虎。

维雷娜脱下高跟鞋，把高跟鞋交给加斯帕。“把鞋放在你那边的地板上好吗？”维雷娜穿着长筒袜开车，加斯帕感到一阵性冲动。他一直都觉得维雷娜具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加斯帕看着维雷娜把车汇入子夜的车流，加速沿着街道往前开。虽然开得有点快，但维雷娜是个好司机——加斯帕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

“我能信得过的人很少，”他说，“我是美国最知名的人之一，但现在我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但我信任你。”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孟菲斯那可怕一天以后我就再没有相信过任何人了。我从没像听见枪声的一刻那样脆弱过。你用胳膊盖住了我的头。人是不可能忘记那种事的。”

“如果在乔治之前遇见你就好了。”

维雷娜瞥了他一眼，笑了。

加斯帕不太确定这个笑的含义。

美洲虎开到加斯帕住的大楼，维雷娜把车停在单行道的左边。“谢谢你送我。”说完加斯帕下了车。接着他把身子探进车，从副驾驶座的地板上把鞋放在副驾驶座上。“这双鞋非常漂亮。”接着他随手甩上了门。

加斯帕绕过车，走到驾驶座车窗旁的人行道。维雷娜放下车窗玻璃。“我忘记跟你吻别了。”他说。加斯帕把头探进车，吻了吻维雷娜的嘴唇。她马上张开了嘴。这个吻很快变得缠绵起来。维雷娜把手放在加斯帕的脖子后面，把加斯帕的头往车里拉。两人的情欲都上来了，开始忘情地接吻。加斯帕把手探进车，伸进维雷娜的短裙下面，一直摸到覆盖着双腿间三角区的那层棉布才停了下来。维雷娜一边呻吟，一边把大腿朝加斯帕的手掌上移。

他气喘吁吁地移开嘴。“我进来了。”

“不要。”维雷娜把加斯帕的手从禁区挪开。

“明天再见一面吧。”

她没有回答，而是把加斯帕的头和肩膀都推到了车外。

加斯帕又问了一次：“明天见一面好吗？”

维雷娜挂上挡g。“给我来电话。”说完她一踩油门，把车呼啸着开走了。

乔治·杰克斯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加斯帕·默里在脱口秀节目里所说的内容。即便在乔治看来，里根总统也不太可能支持一个杀戮了数万国民的政府。节目播出的四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耸人听闻地揭露，萨尔瓦多行刑队的头目尼古拉斯·卡兰萨上校是个每年从美国的纳税人手里拿到九万美元的中央情报局特工。

选民们愤怒了。他们原本以为水门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守规矩了，但没想到中央情报局却变本加厉，变成了一只实施大规模杀戮的猛兽。

晚上十点前一刻，乔治在书房结束了对公文包里文件的审阅。旋上钢笔的笔帽以后，他坐着思考了几分钟。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与之地位相同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没人知道这个卡兰萨上校。被新闻界打了个猝不及防，两个委员会都感到非常尴尬。他们本应起到督导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国民会觉得现在这个局面是两个委员会的错误。但如果中央情报局的那班妖魔一味说谎的话，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乔治叹了口气，站起身。他离开书房，关上灯，走进杰克的房间。杰克上床以后很快就睡着了。每当看到杰克睡得如此平静的样子，乔治就会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尽管曾祖父母是一对白人，但杰克的柔软皮肤却像杰姬一般黑。尽管有很多以黑为美的论调，但非洲裔美国人社会还是以浅黑色为美。但杰克在乔治看来却很美。杰克的头以一个看起来不怎么舒服的角度枕在一只泰迪熊上。乔治把一只手插在杰克的头下面，感受着和自己一样的发卷。他轻轻地把杰克的头抬起来，拿出泰迪熊，然后小心翼翼把杰克的头放回到枕头上。杰克浑然不觉地继续睡了下去。

乔治走进厨房，倒了杯牛奶，然后把放着牛奶的玻璃杯带进卧室。维雷娜已经穿着睡袍在床上了。维雷娜身边放着摞杂志，她一边看电视一边看着杂志。乔治喝完牛奶，然后走进浴室刷了牙。

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转好了一些。近来他们很少做爱，但维雷娜的脾气似乎也平和了不少。事实上她已经有一个月左右没发过脾气了。她工作得很苦，晚上常常需要加班——也许繁忙的工作能使她更快乐一点吧。

乔治脱下衬衫，打开柳编篮的盖子。正要把脏衬衫扔进柳编篮时，他无意中看见了维雷娜的内衣。他看见柳编篮里丢着一只黑色的蕾丝胸罩和一条黑色的女士短裤。胸罩和短裤看上去很新，乔治不记得看见她穿过。如果维雷娜买性感内衣的话，她为什么不让乔治看到呢？维雷娜完全不是对这种事情会感到羞涩的那种人。

凑近看，他发现一样更为奇怪的东西：一根金色的头发。

乔治被巨大的恐惧感包围了。他的胃一阵痉挛。他把胸罩和短裤拿出柳编篮。

乔治把内衣拿到卧室，对维雷娜说：“告诉我是我疯了。”

“你是疯了，”这时她看见乔治手上拿着的东西，“你拿我要洗的衣服干什么？”她讥讽道。但乔治看得出她内心很紧张。

“这内衣很不错。”乔治说。

“你太幸运了！”

“可我从来没有看你穿过。”

“你真是太不幸了。”

“但有人见过。”

“那一定是伯恩斯坦医生。”

“伯恩斯坦医生是个光头，可你的内衣上却有一根金色的头发。”

维雷娜咖啡色的皮肤有些发白，但她还是保持着目中无人的姿态。“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你推论出了些什么？”

“你和一个金色头发的男人做了爱。”

“为什么一定要是个男人？”

“因为你喜欢男人。”

“我也许同样也喜欢女孩。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是双性恋者。”

乔治感到非常悲伤。“我发现你甚至都没否认自己有婚外恋。”

“乔治，你的确抓住我现行了。”

乔治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你承认了吗？”

“我想我不得不承认。”

“既然承认了，那告诉我跟你发生关系的是什么人？”

“我不想告诉你，所以不要再问了。”

乔治越来越难抑制自己的火气。“你像是没做错任何事一样。”

“我不想在你面前装样。是的，我是在见我喜欢的人。很抱歉伤害了你的感情。”

乔治很疑惑。“这一切怎么发生得这么快？”

“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我们已经结婚五年多了。正如歌里唱到的一样，激情已逝，再也不回。”

“我做错了什么？”

“你不该娶我。”

“你怎么变得如此气势汹汹了啊？”

“我气势汹汹吗？我想我只是厌倦了。”

“你想要做什么？”

“我不想为了很难再继续下去的婚姻放弃那个人。”

“你应该很清楚，我无法接受你的外遇。”

“那就离开吧。你不是我的囚徒。”

乔治在维雷娜梳妆台前的凳子上坐下，把脸埋进双手。他被一股强烈的感情所席卷，发现自己突然被带回到了童年。他回忆起了作为班里唯一没有父亲的孩子所感受到的尴尬。心头又重新浮现起了看到别的孩子和父亲一起玩接球游戏，一起补自行车轮胎，一起买棒球棒，一起试新鞋时那种又妒忌又痛苦的心情。他重新又燃起了对那个在他眼中抛弃了他和母亲，丝毫不关心把全身心献给他的女人以及他们爱的结晶的男人的愤恨。他想大喊大叫，他想掌掴维雷娜，他想痛哭一场。

最后他好不容易说话了。“我不会离开杰克。”他说。

“这事你做主。”维雷娜说。她关掉电视，把杂志扔在地上，关掉床头灯躺在床上，把脸背着他。

“就这些吗？”乔治难以置信地问，“你要说的就只是这些吗？”

“我要睡了，明天我有场早餐会。”

乔治瞪着背对着他的维雷娜。他真的了解过她吗？

他当然了解。他打心眼里知道维雷娜具有两重性：一个是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另一个是派对女孩。他喜欢维雷娜的两种性格，他相信在他的帮助下这两种性格会使维雷娜成为一个能适应社会的快乐的人。结果他错了。

他仍旧坐了几分钟时间，借着街转角路灯散发出的微弱灯光看着维雷娜。历经这些年的长距离恋爱，我等了你那么长时间，他心想。最后，你嫁给了我，我们有了杰克，我原本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过了一会，乔治终于站起身。他脱下外套，换上睡衣。

他无法在床上维雷娜的身边躺下。

客房里有张床，但床上没有被子。他走到门厅，从衣柜里拿出最暖和的一件大衣。接着他走进客房，披着这件大衣躺下。

但他一直都没睡着。

不久前乔治注意到，维雷娜有时会穿些不适合她穿的衣服。她有条希望能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个天真女孩的印花裙，但事实上这条裙子穿在她身上却让人感到十分荒唐。她还有件棕黄色的西装，一穿上这件西装，她的脸上就没了血色。但这件西装很贵，维雷娜不愿意承认自己挑选时犯了错。她另外还有件让深绿色眼睛看上去暗淡无光的深黄色毛衣。

乔治知道每个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也有三件希望领口马上磨破，好让他能尽快扔掉的奶白色衬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常常穿一些他们不喜欢的衣服。

可乔治从没想过维雷娜会穿戴一新去见什么情人。

当维雷娜穿上黑色阿玛尼西服、蓝绿色女式衬衫，戴着黑色珊瑚项链的时候，她看上去就像个电影明星，维雷娜对这点心知肚明。

她一定是去见情夫的。

乔治感到一阵揪心般的耻辱。他无法再让自己蒙受这种羞耻。维雷娜的背叛使他产生了跳桥的冲动。

第二天，维雷娜早早地离开了家，她说她会早点回来。乔治和杰克一起吃了早餐，然后把杰克交给了蒂芬妮保姆。接着他去了国会山附近佳能众议院大楼自己的办公室，撤销了一天的所有安排。

和往常一样，维雷娜的红色美洲虎中午十二点停在她市中心办公楼的停车场。乔治把银色林肯轿车停在马路上，注视着停车场出口。美洲虎十二点半开出了停车场出口。乔治把车汇入车流，跟在维雷娜的后面。

美洲虎穿过波托马克河，进入了弗吉尼亚的乡村。车流渐稀以后，乔治不再跟得那么近。如果让维雷娜看见他，气氛会很尴尬。跟得远一点，乔治希望维雷娜不会注意到这辆普通的银色林肯。如果还开原来那辆旧梅赛德斯的话，维雷娜一准会发现的。

一点不到，维雷娜把车停在一家名叫伍斯特调味汁的乡村餐馆门外。乔治加速超过去，在路上继续开了一英里之后再折转回来。他把车开进餐馆的停车场，停在一个看得见美洲虎的车位上。然后便坐在驾驶座上等待。

他凝神思考着。他知道这样很蠢。知道接下来的对峙将尴尬结束。他知道自己应该开车马上离开。

但他必须知道维雷娜的情夫是谁。

三点的时候，他们走出了餐馆。

从维雷娜的步态来看，乔治知道她中饭时喝了一到两杯红葡萄酒。两人手牵着手走过停车场，维雷娜对男人说的什么话咯咯直笑，乔治的内心腾起一股狂怒。

男人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留着一头长长的金发。

走近以后，乔治认出了加斯帕·默里。

“这个狗娘养的。”乔治大声骂。

乔治知道，从在威拉德酒店听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时，加斯帕就对维雷娜满怀着渴望。但许多男人都对维雷娜怀有渴望。乔治没想到维雷娜的垂青者中加斯帕会是那个背叛者。

两人走到美洲虎旁，开始接吻。

乔治心里知道，他应该发动汽车，马上离开这里。他已经知道了该知道的一切，没什么可做的了。

乔治看见，维雷娜张开了嘴。她把大腿紧靠着加斯帕身上。两人的眼睛都闭上了。

乔治下了车。

加斯帕抓住了维雷娜的乳房。

乔治甩上车门，沿着柏油碎石路朝他们奔去。

加斯帕沉浸在两人的欢爱之中，但维雷娜听见了车门甩上的声音，睁开了眼睛。看到乔治以后，她马上一把将加斯帕推开，发出尖利的叫声。

可这已经太晚了。

乔治挥起右拳，用背部和肩膀的力量向加斯帕挥去。他的这一拳打在了加斯帕的左脸上。乔治感到自己的拳头深深地埋在加斯帕脸上的柔软肌肉里，感到一阵满足。接着他的拳头又感受到了坚硬的牙齿和骨头，这时他又感到一股疼痛。

加斯帕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了几步，然后跌倒在地。

维雷娜大声叫：“乔治，你看你做了什么啊？”她不顾会弄坏长筒袜，跪在加斯帕身旁。

加斯帕用一只胳膊肘把自己从地上撑起来。“该死的畜生。”他对乔治说。

乔治希望加斯帕从地上爬起来还击。他希望更多的暴力，更多的疼痛，更多的流血。他盯着加斯帕很长时间，期待着加斯帕的回击。但很快他就明白了，加斯帕没打算从地上爬起来和他干上一架。

乔治转过身，回到车里，把车开走了。

回到家以后，他看见杰克正在玩他的几辆玩具车。乔治关上门，不让自己和儿子的对话被保姆蒂芬妮听见。他坐在铺着像赛车跑道一样的床单的床上。“有件很难启齿的事情要告诉你。”他说。

“你的手怎么了？”杰克问，“你的手很红，而且很多地方肿了。”

“我用手砸东西了，先听我跟你说。”

“好，我听你说。”

让四岁孩子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非常难。“你知道我会一直爱着你，”乔治说，“就像我不再是小孩子以后，杰姬奶奶还爱着我一样。”

“奶奶今天过来吗？”

“明天也许会过来。”

“她会带饼干过来。”

“你听我说，有时爸爸和妈妈不会再爱彼此了。这个你明白吗？”

“明白。彼得·罗宾的爸爸就不再爱他妈妈了。”杰克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他们离婚了。”

“很高兴你能明白，因为你爸和你妈也不再彼此相爱了。”

乔治观察着杰克的表情，想看看杰克到底明不明白。杰克表情迷茫，好像一件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样。杰克的这种表情伤透了乔治的心。他心想：我怎能对这世上我最爱的人做这种事呢？

我怎么会走到今天这步的？

“你知道近来我都睡在客房吗？”

“知道。”

到了最难出口的部分了。“今天我准备睡到奶奶家去。”

“为什么？”

“因为我和你妈妈已经互不相爱了。”

“好吧，那明天再见。”

“从现在起，我会经常住在你奶奶家。”

杰克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将因此而受影响。“睡前你还会给我讲故事吗？”

“你想让我给你讲故事的话，每天晚上我都会给你讲，”乔治许诺每天晚上仍然会给杰克讲故事。

杰克还是想弄明白乔治刚才那番话的含义。“每天早饭你会给我烧热牛奶吗？”

“有时会。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或蒂芬妮阿姨会烧。”

听到这话，杰克明白大致的意思了。“这么一说，”他说，“我想你最好别住在奶奶家。”

乔治没了刚才的勇气。“好，我们再看吧，”他说，“现在，我们去吃点冰激凌好吗？”

“好！”

这是乔治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

从国会山往乔治王子县开车回家的时候，乔治一直在考虑着人质的事情。这一年在黎巴嫩，四名美国人和一名法国人被绑架了。一名美国人获释，但其他人还在某地的牢房里受着折磨，或者已经死了。乔治知道其中一人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的站长。

绑架者几乎可以肯定是“真主之党”黎巴嫩真主党的成员，真主党是为了回应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而创建的。伊朗资助了真主党，伊朗的革命卫队还训练了真主党民兵。美国觉得真主党是伊朗政府旗下的一支武装力量，把伊朗定义为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不应允许伊朗这样的国家购买武器。联想到里根总统正在资助疯狂进行杀戮和绑架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乔治觉得美国的决定非常讽刺。

但乔治还是对黎巴嫩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怒。他希望美国海军陆战队把硝烟带进贝鲁特。应该让黎巴嫩人知道侵犯美国公民的代价！

他极其希望美国派兵进入黎巴嫩，可也知道这样的回应很幼稚。如同以色列的入侵催生真主党一样，美国对真主党的大举进攻必将激起更大一波的恐怖主义浪潮。新一代的中东年轻人将誓言对大魔头美国进行报复。乔治和所有理智思考问题的人都知道，一方冷却下来以后，另一方的报复心理就不会那么重了。要改变中东的局势，唯一的方法是打破眼下这种对峙的局面。

但做总比说得要难。

乔治知道自己在个人生活方面失败了。他拳击了加斯帕·默里。加斯帕不是软蛋，但他理智地没对乔治进行回击。加斯帕的退却使伤害不至于太过剧烈——加斯帕不亏欠乔治什么了。

四十八岁的乔治又和母亲住在一起了！维雷娜仍然带杰克住在他们在乔治王子县的家。乔治觉得加斯帕也许会去那儿过夜，但并不知道具体情况。和几百万男女一样，乔治极力想找到离婚以后的生存之道。

这时是周五的晚上，乔治把思绪放到周末。乔治正在去维雷娜那的路上。他们已经为杰克做好了安排。乔治每周五晚上去接杰克，带杰克到杰姬奶奶家过周末，然后周一早晨再送他回去，乔治不想以这种方式抚养孩子，但这是目前他所能作的最好安排。

他琢磨着周末和杰克一起玩什么。明天他们也许会一起去公共图书馆，借一些睡前读物回家。周日他们自然一起去教堂做礼拜。

他很快就到达了那幢过去属于自己的牧场式的家。维雷娜的车不在车道上：看来她还没到家。乔治把车停在车道上，走到门前。出于礼貌，他按了按门铃，然后用钥匙打开门。

屋里很安静。“是我啊，”他嚷道。厨房里一个人都没有。他看见杰克孤零零地坐在电视前。“嗨，小伙子，”乔治坐在沙发上，用手臂搂住杰克的胳膊。“蒂芬妮阿姨呢？”

“她必须得回家了，”杰克说，“妈咪没来得及赶回来。”

乔治控制住自己的怒气。“所以就留你一个人在家吗？”

“蒂芬妮说这是紧急情况。”

“她什么时候走的？”

“我不知道，”杰克还不太会算时间。

乔治非常生气。自己四岁的儿子竟然被一个人丢在家里。维雷娜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他站起身，四下里看了看。杰克的周末行李包放在走廊里。乔治往包里看了看，发现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睡衣、换洗的衣物、泰迪熊。蒂芬妮保姆在处理杰克口中的“紧急情况”前替杰克收拾好了行装。

乔治走进厨房，留下一张便条：“我发现杰克一个人在家，有时间给我来电话。”

然后他牵着杰克向车走去。

杰姬的家离他原先的家不到一英里的路程。到家以后，杰姬递给杰克一杯牛奶和一块手工饼干。杰克把隔壁那只经常来家里玩，喝上一茶托牛奶的猫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杰姬。听完杰克的唠叨以后，杰姬看了眼乔治问：“乔治，你怎么了？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

“到客厅我告诉你。”两人走进客厅，乔治说，“杰克被单独留在了家里。”

“哦，怎么能发生这种事？”

“是啊，真他妈该死。”

这次杰姬原谅了儿子的脏话。“为什么会留他一个人？”

“维雷娜没有按时回家，保姆又有事必须要走。”

这时他们听到了一阵轮胎的磨地声。他们望向窗外，看见维雷娜走下美洲虎，沿着小径朝门口跑来。

乔治说：“我要杀了她！”

杰姬开了门。维雷娜跑进厨房，亲吻着杰克。“宝贝，你还好吗？”她泪眼婆娑地问。

“我很好，”杰克若无其事地说，“你看，奶奶给了我一块饼干。”

“奶奶的饼干很好吃，是吗？”

“是的。”

乔治说：“维雷娜，你最好过来跟我好好解释解释。”

维雷娜满身是汗，喘得很厉害。这一次她不像往常那样表现得很傲慢。“我只晚回了几分钟！”她大声说，“不知道那个该死的保姆为什么要留下杰克一个人先走。”

“轮到你照顾杰克你就不能晚回家。”乔治严厉地说。

维雷娜讨厌乔治这样说话。“你能保证自己从不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吗？”

“我从没把他一个人落下过。”

“对单身带孩子的我来说，完全避免很困难。”

“单身带孩子全他妈是你的错。”

杰姬说：“乔治，这样说就是你的不对了。”

“妈妈，别在这瞎掺和。”

“这是我的房子，你们在为我孙子在吵架，我不可能置之于事外。”

“妈妈，我无法对此视而不见。这件事她做错了。”

“如果不做错事的话，我就不会生下你。”

“这完全是两码事。”

“我只是说我们都会犯错，有时事情的结果倒并不坏。所以别再责怪维雷娜了。这不会带给你任何好处。”

尽管不很情愿，但乔治知道妈妈这番话是对的。“但我们该怎么办呢？”

维雷娜说：“乔治，我真的很抱歉，但我实在是对付不了了。”说着她开始哭了起来。

杰姬说：“别大吵大嚷了，也许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现在看来，你们请的这个保姆并不是很尽责。”

维雷娜说：“你不知道找保姆有多难！尤其对我们这种搞政治的人来说。其他人可以雇佣非法移民，用现金付账，但政治家必须找有绿卡的人做保姆，以方便交税。所以没人想来我这做保姆。”

“我知道，平静一点，我不是在责怪你，”杰姬对维雷娜说，“也许我能帮上点忙。”

乔治和杰姬一齐把目光对准了杰姬。

杰姬说：“我六十四岁了，马上要退休，我想要找点活干。我可以做你们的后备。如果你那的保姆让你失望的话，就把杰克送过来吧。需要的时候让他在这里过夜都行。”

“很好，”乔治说，“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棒。”

维雷娜说：“杰姬，真能这样就太好了。”

“亲爱的，别谢我，我也有自己的考虑。这样一来，我能更多地见到自己的孙子了。”

乔治说：“妈妈，你确定这没给你添太多的麻烦吗？”

杰姬轻蔑地“哼”了一声。“上次我觉得工作太重是什么时候的事来着？”

乔治说：“我想从来没有过吧。”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第五十六章

丽贝卡的泪水冷冷地贴在脸颊上。

十月的冬日，北海吹来的凛冽寒风在汉堡的奥尔斯多夫公墓吹过。这座占地一千英亩、包含着悲伤和哀悼的公墓是世界上最大的墓地之一。公墓里有一座为纳粹受难者所建的纪念碑，有一道为抵抗斗争战士树立的纪念墙，还有一座为纪念1943年在盟军蛾摩拉行动中被炸死的三万八千名男女老少的而竖起的合葬墓。

但公墓并没有特殊的区域悼念柏林墙的受难者。

丽贝卡跪下来，捡起散布在丈夫墓边的枯叶。然后在地上放了一支红玫瑰。

她安静地站着不动，看着墓碑回忆着丈夫生前的点点滴滴。

伯纳德已经死了一年了。他活到了六十二岁，这对一个脊髓损伤的人来说颇为不易。他死于肾衰竭，是脊髓损伤患者常见的死因。

丽贝卡回想着他的生平。他的人生被柏林墙损害了，逃离东德的时候他受了重伤，但除此以外他一直过得很好。他是个优秀的教师，几乎可以称为完美。他挑战东德社会主义暴政，逃到了自由社会。他的第一次婚姻以失败而告终，但和丽贝卡相濡以沫了二十年。

她不用来这就能回忆起他。她几乎天天都在想着他。他的死像是截断了她的一段身体似的：她经常会惊讶地发现伯纳德不在该在的地方。当她独自一个人待在两人居住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家时，她经常想象着跟他说话，告诉他一天发生的事情，对这天的新闻进行评论，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告诉他。她没有对家里进行改变，让伯纳德自由移动身体的绳子和把手都还在。伯纳德的轮椅就放在床边，好像时刻准备着让他从床上坐起来，把自己的身体拖进去一样。自慰的时候，丽贝卡总会想到伯纳德躺在自己身边，用一只胳膊抱着她的情景。丽贝卡仿佛能感受到他的体温，品尝到她的热吻。

好在丽贝卡的工作非常有挑战性，能让她全身心地融入进去。丽贝卡现在是西德政府对外事务部门的一位副部长。因为会俄语，曾经在东德生活过，她专门从事东欧事务的工作。她的空闲时光非常少。

可悲的是，两德的统一似乎还遥遥无期。死硬的东德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似乎无可动摇。人们仍然在试图闯过柏林墙时被杀。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尽管死去了，但上台的是又一位垂垂老者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从柏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联这个大帝国像一个居住者经常挣扎摆脱，但却永远挣脱不了的泥沼一样，永远取得不了进步。

丽贝卡意识到自己的思绪跑偏了。是时候离开墓地了。“亲爱的，再见。”她轻声说，然后缓缓地向墓地外走去。

穿越墓地时，她穿上大衣，抱起手臂。丽贝卡带着感恩的心情坐上车，发动起引擎。她仍然在开那辆带有轮椅升降机的小汽车，是时候换辆车了。

丽贝卡开车回家。公寓外停着一辆亮光闪闪的梅赛德斯S500，一个戴着帽子的司机站在车旁。她的精神一振。和预料的一样，瓦利已经用他的那把钥匙进了门。他开着收音机，坐在厨房的餐桌旁，随着一首流行音乐的调子踩着步点。桌上放着桃色岁月乐队的最新专辑《梦的解析》。“很高兴能等到你，”他说，“我正要去机场，坐飞机前往旧金山，顺路过来跟你打声招呼。”说着他起身吻了吻丽贝卡。

再过几年，瓦利就四十岁了，他的精神看上去非常好。瓦利还抽烟，但已经戒了毒品和酒。他穿着蓝色的牛仔衬衫和棕色皮夹克。一些女孩会抢着要他，丽贝卡心想。尽管已经有了女朋友，但瓦利似乎不着急安定下来。

回吻瓦利的时候，丽贝卡碰了碰瓦利的胳膊，注意到瓦利身上的皮夹克软得像丝绸一般。这件皮夹克可能得花上好大一笔钱。丽贝卡问：“你们的新专辑不是才录完吗？”

“我们要进行美国巡演。我先去黛西庄园做三周的排练。一个月以后，美国的巡演从费城开始。”

“帮我跟孩子们问声好。”

“没问题。”

“你们上一次巡演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

“三年了。所以排练的时间需要长一点。但这次的演出在体育馆里进行，不像之前十二支乐队，每支乐队唱两三首歌，在剧院或体育场举行的全明星摇滚乐队巡演。这次体育馆里只有我们和五万名观众。”

“你们会做欧洲巡演吗？”

“当然会做，只是日子还没定。”

“德国会有吗？”

“肯定会有。”

“到德国的话跟我说一声。”

“当然，我会送你张票的。”

丽贝卡笑了。作为瓦利的姐姐，桃色岁月演出时她在后台总会受到皇室成员一样的对待。组合成员采访时总会谈起汉堡的往日岁月，谈起瓦利的大姐给他们做了那周唯一的一顿大餐。因为这个原因，丽贝卡在摇滚乐界中颇为知名。

“演出愉快。”丽贝卡说。

“你准备去布达佩斯，对吗？”

“是的，去参加一个贸易会议。”

“会有东德人参加吗？”

“有，为什么这么问？”

“会有人能把这张专辑带给爱丽丝吗？”

丽贝卡扮出苦相。“我不知道。我和东德政治家的关系不是很密切。他们觉得我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我觉得他们的一帮实行专制统治，把人民监禁起来的匪徒。”

瓦利笑了。“是找不到什么共同点。”

“没错，但我会试试的。”

“谢谢你。”他把唱片交给丽贝卡。

丽贝卡看着唱片封套上穿着牛仔裤的四个长发中年人照片。好色的贝斯手布兹有点发福，同性恋鼓手刘脱发脱得很厉害，乐队主唱戴夫的头发已经依稀灰白。他们已经在流行乐坛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事业成功，家庭富裕。她还记得若干年前去汉堡她家的几个饥饿小子：骨瘦如柴，衣着邋遢，但言语诙谐，招人喜欢，满是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你们干得很不错。”她说。

“是的，”瓦利说，“我们的确取得了成功。”

布达佩斯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组织者邀请丽贝卡和其他代表试喝托卡伊葡萄酒。来宾被带到了波兰政府瓶装酒协会所属的一个酒窖。酒窖在多瑙河以东的佩斯区。主人上了几种不同的白葡萄酒：有干葡萄酒，有度数很高的葡萄酒，有诸如爱真霞一样的低度葡萄酒，还有阿苏这样缓慢发酵的葡萄酒。

全世界的政府官员基本都不太善于举办聚会，丽贝卡担心酒会会很沉闷，但叠放着一箱一箱葡萄酒，上有拱顶的酒窖却给人一种温馨的气氛。主人们还拿出了塞有蘑菇和香肠的风味匈牙利饺子。

丽贝卡看到一位东德代表，对他露出最巴结的笑容。“我们德国的葡萄酒比这更好，你觉得呢？”她问。

丽贝卡调情一般地和东德代表闲聊了几分钟，然后问了她想问的问题。“我在东柏林有个侄女，我想给她带一张流行歌曲的唱片，但我担心唱片夹在信里弄坏了。你能帮我把唱片带给她吗？”

“我想能行。”对方犹豫着说。

“如果可以的话，我明天早饭时拿给你。你真是太好心了。”

“好的。”他表情很不安，丽贝卡猜测他也许会把唱片交给斯塔西。但她也只能尝试一下了。

所有人喝下葡萄酒放松以后，和丽贝卡同龄的匈牙利政客弗雷德里克·比罗走到丽贝卡面前，丽贝卡对和自己一样从事外交事务的比罗非常欣赏。“匈牙利到底怎么样了？”丽贝卡问比罗，“我想知道你们发展得好不好。”

他看了看表。“这里离你住的宾馆大约有一英里，”和大多数教育程度高的匈牙利人一样，比罗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你介意和我一起走回去吗？”

他们拿上大衣，离开酒窖，然后沿着漆黑的大河往宾馆那走。在多瑙河的另一边，中世纪名城布达的灯火一直延续到山顶的宫殿。

“共产党人承诺给老百姓带来繁荣富强，但却让人民失望了，”比罗边走边说，“现在连共产党人本身都在抱怨卡达尔政权。”丽贝卡觉得不可能受到窃听的户外更能让比罗畅所欲言。

丽贝卡问：“你们想过对策没有？”

“奇就奇在所有人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在政治上分权，引入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使以前半公开的灰色经济合法化以促进经济。”

“谁在挡你们的道？”丽贝卡意识到自己正在像法庭上的律师似的随意向比罗发问。“请原谅我，”她说，“我没想审问你。”

“没关系，”他笑了笑说，“我喜欢直接和人交流，这会比较省时间。”

“许多男人不愿意如此直接地和女人说话。”

“我不是那种男人，我很愿意和自信的女人开诚布公地谈话。”

“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但现在又离了。”

丽贝卡想到这和自己没关系。“你正要告诉我谁在挡改革的路呢！”

“如果改革的话，一万五千名官僚不是丧失权力就是丢掉工作。现在，五万名共产党高层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从1956年起，亚诺什·卡达尔就是匈牙利的领袖。”

丽贝卡扬起眉毛。比罗的话出奇地坦白。她突然想到，比罗的这番坦白也许不全然是自发的。这番对话也许是计划好的吧？丽贝卡问比罗：“卡达尔有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吗？”

“有，”比罗说，“为了提高匈牙利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从包括德国银行在内的西方银行借来了更多的钱。”

“你们怎么还这些贷款的利息呢？”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比罗说。

到了丽贝卡宾馆对面的河边时，丽贝卡停下脚步，靠在防波堤墙上。“卡达尔永远都会是匈牙利的领导人吗？”

“这倒不尽然。我倾向于一个名叫米克洛斯·内梅特的年轻人，他的前途非常远大。”

啊，丽贝卡心想，这才是谈话的主题：比罗想用这种非官方的方式告诉德国政府，内梅特是卡达尔的改革派对手。

“他三十来岁，而且非常聪明，”比罗说，“我们害怕匈牙利走苏联的老路。勃列日涅夫之后是同样老迈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这简直和在老人院排队洗澡没什么两样。”

丽贝卡笑了。她喜欢比罗的直率。

比罗低下头，吻了吻丽贝卡。

丽贝卡没太过惊讶。她早就感觉到比罗喜欢她了。让她惊讶的是被吻之后心头的那股兴奋劲。丽贝卡热情地回吻了他。

很快丽贝卡就退后了。她把双手放在胸前，把比罗往后推了一点。她借着街灯的光线审视着比罗。五十来岁的男人不可能像阿多尼斯 【26】 那样俊美，但比罗长着一张富有热情的聪明脸，还能对生活中的嘲讽之处应之以苦笑。比罗长着一对蓝色的眼睛，留着一头灰白的短发。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大衣和一条鲜红色的围巾，好似在保守之中加上了一点喜气。

丽贝卡问：“你为什么离婚？”

“我出轨了，我妻子离开了我。你想怎么说我都可以说。”

“我没有权利说你，”丽贝卡说，“我也在生活中犯过错。”

“我很后悔，但幡然醒悟时已经太晚了。”

“你有孩子吗？”

“我有两个孩子，他们都已经成年了。他们原谅了我。玛塔再婚了，但我还是一个人。你怎么样？”

“发现第一任丈夫是秘密警察以后我和他离了婚。我的第二任丈夫在带我闯过柏林墙的时候受了伤。他坐上轮椅，不过我们一起幸福生活了二十年。他去年病故了。”

“相信我，你一定会交上好运的。”

“也许吧。能请你送我到宾馆入口吗？”

他们穿过马路。在街区一角路灯不那么明亮的地方，丽贝卡又吻了比罗一次。她比刚才更享受这个吻，完全把身体贴在了比罗身上。

“和我一起过夜吧。”比罗说。

丽贝卡完全被他说动了。“不行，”但是她说，“太快了，我还不怎么了解你。”

“可你明天就要回家了啊！”

“我知道。”

“我们也许再也见不了面了。”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我们可以到我的公寓，或是去你的宾馆房间。”

“虽然被你的坚持弄得有点动心，但不行就是不行。祝你晚安。”

“那晚安吧。”

丽贝卡转过身。

比罗说：“我经常去波恩出差，十天后我就要去波恩。”

丽贝卡转身对他笑了笑。

比罗问：“到那时能和我一起吃午饭吗？”

“当然能，”她说，“给我打电话。”

“好的。”

丽贝卡笑着走进了宾馆大堂。

侄女爱丽丝在大雨里来米特区家里借书的时候，莉莉正好在家。尽管每门课的成绩都很优异，但因为母亲是抵抗歌手的关系，大学不让爱丽丝入学。不过，爱丽丝决定自学，从工厂下班以后，她会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学英语。卡拉正好有几本从外祖母茉黛那里继承的英文原版小说。爱丽丝来叫门的时候，莉莉恰巧在，她们一同到客厅，伴着窗上的雨点声一起找书。莉莉猜想这应该都是些战前的老版英文书。爱丽丝挑选了几本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莉莉估计爱丽丝将是看这书的第四代人。

爱丽丝说：“我们提交了去西德的申请。”她的语气里透露着年轻人的渴望。

“我们是谁？”莉莉问她。

“我和赫尔穆特。”

赫尔穆特是比爱丽丝大一岁，今年二十二岁的爱丽丝男朋友，目前正在大学就读。

“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我说我要去探望汉堡的父亲。赫尔穆特的祖父母在法兰克福。不过桃色岁月正在进行世界巡演，我们实际上想去看舞台上的父亲。如果父亲在西德演出的话，我们也许恰巧能赶上德国站的演出。”

“我想他在西德应该有场演出。”

“你觉得当局会让我们去吗？”

“你也许会走运的。”莉莉不想挫伤年轻人的乐观情绪，但她对爱丽丝和赫尔穆特的西德之行并不是很看好。她本人就被拒绝了去西德的申请。很少有人被获准离境。当局必定怀疑爱丽丝和赫尔穆特这样的年轻人一去就不回头了。

莉莉本身也有这个疑问。爱丽丝的言辞里经常透露着对西德的向往。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她希望看不经审查的小说，看新电影和新演出，听不需要七十二岁的埃里希·昂纳克批准才能听的音乐。如果爱丽丝设法离开了东德，她凭什么还要回来呢？

爱丽丝说：“这个家大多数和当局起冲突的事都发生在我出生之前。他们不该拿我来出气啊！”

但爱丽丝的母亲卡罗琳仍然在唱触怒共产党当局的那些歌，莉莉心想。

门铃响了，莉莉和爱丽丝听到楼下的走廊里传来一阵杂音。他们下楼去看，发现卡罗琳穿着湿雨衣站在楼下的走廊里。莫名其妙的是，她的手里竟然拿了个手提箱。卡拉为她开了门，卡拉在护士服外面套了条围裙，站在卡罗琳身边。

卡罗琳的脸蛋因为哭泣而显得又红又肿。

爱丽丝问：“妈妈，你怎么了……”

莉莉问卡罗琳：“发生什么事了？”

卡罗琳说：“爱丽丝，你继父离开我了。”

莉莉大吃一惊。奥多·沃斯勒把卡罗琳抛弃了吗？她压根儿没想到温顺的奥多有胆量弃妻子而去。

爱丽丝用胳膊搂住母亲，一句话也没说。

卡拉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卡罗琳用手帕擦了擦鼻子。“他三小时前跟我说的，他要和我离婚。”

莉莉心想：可怜的爱丽丝，接连被两个父亲离弃了。

卡拉激愤地说：“可牧师是不能离婚的啊！”

“他连神职都不要了。”

“真是太可悲了！”

莉莉意识到家里迎来了一场剧变。

卡拉开始就事论事。“你最好坐下来好好说。我们去厨房说。爱丽丝，拿上你妈妈的大衣，挂起来晾干。莉莉，去烧点咖啡。”

莉莉把水烧上，从橱柜里拿出块蛋糕。卡拉问：“卡罗琳，奥多究竟是怎么了？”

卡罗琳看上去很消沉。“他是个……”显然，卡罗琳觉得要说的话难以启齿。她避开众人的目光轻声说：“奥多告诉我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同性恋。”

爱丽丝轻叫了一声。

卡拉说：“太令人震惊了。”

莉莉突然想到了什么。五年前一起去匈牙利度假的时候，瓦利和奥多第一次见面，莉莉发现瓦利在看到奥多时闪过吃惊的表情，莉莉对瓦利当时刹那而过的表情记忆得特别清晰。那时瓦利就察觉到了奥多的真实性向了吗？

莉莉一直觉得奥多对卡罗琳的爱不是男女之爱，而更像是上帝指派给他的任务。如果有人向莉莉求婚，莉莉不希望对方是因为善良可怜她而向她求婚。对方应该爱她爱得不能放手而向她求婚：爱才是求婚的最重要基础。

卡罗琳抬起头。道出了可怕的真相以后，她终于能直视卡拉的目光了。“事实上我不是很震惊，”她说，“其实我早就有点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曾经有个名叫保罗的英俊小伙子经常到我们家来。奥多每周让他几次到我们家吃晚饭，吃完饭去教堂的小礼拜室研经。周六下午他们经常去特雷普托公园漫步。也许他们什么都没做——奥多不是那种会撒谎的人。但和他做爱的时候，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在想着保罗。”

“后来怎么样了呢？他和保罗的关系是如何结束的呢？”

莉莉一边听卡罗琳讲话，一边把蛋糕切成小块。她把切成块的蛋糕放在一个盘子上。但没有人去拿盘子里的蛋糕。

卡罗琳说：“我一直不了解全部情况。突然有一天，保罗就不再来我们家，也不再去教堂了。奥多从来没解释过这是为什么。也许他们都从肉欲之爱里回头了吧。”

卡拉说：“作为一个牧师，奥多的心里一定经历了激烈的争战。”

“我知道。当我不对他生气时，我为他感到惋惜。”

“可怜的奥多。”

“但保罗只是六七个和他有关系的男孩之一。这些男孩都很俊美，而且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奥多找到了真爱。他惨兮兮地向我道歉，他下定决心，诚实面对自己的真实性向。他要搬出去和一个名叫尤根·弗洛伊德的男人一起住。”

“将来他怎么办？”

“他想到神学院教书。他说这是他的真正使命。”

莉莉把开水倒进壶里磨碎的咖啡里。她很想知道瓦利对奥多和卡罗琳的离异会怎样看。因为那道该死的柏林墙，瓦利自然无法与卡罗琳和爱丽丝重新住在一起。可是他想和她们一起住吗？他没和任何一个女人真正安定下来。在莉莉看来，卡罗琳确实是他生命中的真爱。

但这只是在理论上说得通。共产党的法令使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卡拉说：“如果奥多从教堂里辞去神职，你就得离开现在的那个家。”

“是的，我无家可归了。”

“别傻了，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卡罗琳突然放声大哭。

门铃响了。

“我去开。”莉莉说。

门口站着两个男人。来人中的一个是汉斯·霍夫曼，另一个人穿着司机制服，这位司机为汉斯撑着伞。

“我可以进来吗？”没等他们回答，汉斯就走入了玄关，汉斯手里拿着个一尺见方的包裹。

司机回到路边停着的黑色齐尔豪华轿车上。

莉莉厌恶地说：“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和你的侄女爱丽丝谈一谈。”

“你怎么知道她在这儿？”

汉斯笑了笑，对这样的问题显得很不屑。斯塔西什么都知道。

莉莉走进厨房。“汉斯·霍夫曼来了，他想找爱丽丝。”

爱丽丝站起身，脸色因为恐惧而显得苍白。

卡拉说：“莉莉，带他上楼，谈话时和他们待在一起。”

卡罗琳从椅子起身。“我应该和莉莉一起去。”

卡拉用手按住卡罗琳的肩膀。“你现在的状态不足以应付斯塔西的人。”

卡罗琳接受了卡拉的劝说，重新坐回到椅子上。莉莉为爱丽丝敞开门，爱丽丝从厨房进入走廊。莉莉和爱丽丝一起走上楼，汉斯跟在她们后面。

出于与生俱来的礼貌，莉莉差点端给汉斯一杯咖啡。但她克制住了自己。先让他渴死好了。

汉斯拿起爱丽丝先前放在桌上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英语小说。”他像是证实了自己的疑问似的说。他坐下来，捋了捋毛料裤子膝盖的地方以防起皱。他把方形的包裹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然后说：“小爱丽丝，你是想去西德旅行了吧。你为什么要去？”

汉斯现在已经是个大人物了。莉莉不知道他的确切头衔是什么，但肯定不只是一个秘密警察。他经常在全国性的会议上讲话，还频频接受记者采访。但他的职位还没大到能迫害弗兰克一家的程度。

“我爸爸就住在汉堡，”爱丽丝回答他的问题说，“还有我姑姑。”

“你爸爸是个杀人凶手。”

“那是我出生以前的事了。你要拿那事惩罚我吗？共产党的公义不是这样的……我说错了吗？”

汉斯自以为是地点了点头。“和你的祖母一样伶牙俐齿。你们这家人就是记不住教训！”

莉莉愤怒地说：“就我们所知，共产党里芝麻绿豆大的官员都能抛开法律和公义进行报复。”

“你以为这样能说服我给予爱丽丝旅行许可吗？”

“你已经打定了主意，”莉莉疲倦地说，“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批准她去的。来这，你就没打算说同意。你只是来这看笑话的。”

爱丽丝问：“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里说过共产党国家的工人不能被允许去其他国家旅行吗？”

“从普遍情况来说，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

“才不是必要的呢！我要见我爸爸。你就是不让我见。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不想让我去见。这和社会主义没任何关系，这就是赤裸裸的暴政。”

汉斯的嘴角扭曲了。“你们这些贪图物质享受的家伙们，”他用厌恶的语调说，“当遇到强权的时候，你们就受不了了。”

“贪图物质享受吗？”莉莉问，“下车走到家时，我没有穿制服的司机为我打伞。爱丽丝也没有。汉斯，这里贪图享受的只有你一个。”

汉斯拿起包裹，递给爱丽丝。“把包裹打开。”他说。

爱丽丝打开棕黄色的纸质封皮。里面放着桃色岁月的最新专辑“梦的解析”。她的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

莉莉很想知道汉斯是在玩什么把戏。

“听听你父亲的唱片吧？”汉斯建议说。

爱丽丝从彩色封套里拿出白色的唱片袋，然后用拇指和食指从唱片袋里抽出一张黑色的唱片。

爱丽丝抽出的是一张碎成两半的唱片。

汉斯说：“看起来碎掉了，真是太遗憾了。”

爱丽丝开始哭了。

汉斯站起身。“我知道该怎么出去。”说完他离开了。

菩提树下大街是东柏林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宽阔大道。这条街道以另一个名字在西柏林横穿蒂尔加登公园。但从1961年开始，菩提树下大街就断在了勃兰登堡门，被柏林墙所阻断。从西侧的公园看，勃兰登堡门的景色被一道画满涂鸦的高大围墙玷污了，墙前面有张告示上用德语写着：

示警

您正要离开西柏林

墙后面是众多想逃离东柏林却未能如愿的东德人的葬身之地。

桃色岁月的路演团成员背对着丑陋的柏林墙搭了一个舞台，正对着公园放了许多麦克风。在瓦利的指示下，同样多的麦克风面朝着另一边东柏林的方向。他希望爱丽丝能听到他的演唱。一个记者告诉他东德政府对朝东放置的麦克风提出了抗议。“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把柏林墙拆了，我就把我这些麦克风也给拆了，”瓦利的这番话登在了所有的报纸上。

他们原本打算在汉堡进行现场演出，可在瓦利得知汉斯·霍夫曼掰碎了他给爱丽丝的唱片后，为了报复东德当局的暴行，他恳请戴夫把演出地点改在柏林，让上百万东德民众都能听见霍夫曼试图阻止爱丽丝听到的唱片内容。戴夫觉得这个点子非常棒。

当数以万计的歌迷聚集在公园里时，瓦利和戴夫看着他们搭起的舞台。“这将是乐声最为嘹亮的一次演出。”戴夫说。

“是的，”瓦利说，“我希望乐声能一路传到该死的莱比锡。”

“还记得起初棒球场上的那些小扬声器吗？”戴夫问瓦利。

“观众听不见我们在唱什么——我们自己也听不见。”

“现在，十万名听众能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听我们唱歌。”

“这真是个奇迹！”

回到化妆间的时候，瓦利碰见了丽贝卡。“太令人震撼了，”丽贝卡说，“公园里一定有十万多名观众。”

丽贝卡正和同龄的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在一起。“这是我朋友弗雷德·比罗。”丽贝卡说。

瓦利和这个男人握了手，比罗说：“很荣幸能见你。”他的德语里带着匈牙利口音。

瓦利被逗笑了。他五十三岁的姐姐竟然在和人约会。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这男人像是丽贝卡喜欢的类型，聪明但不是很严肃。丽贝卡剪了个戴安娜王妃的发型，穿了条粉红色的裙子，显得非常年轻。

他们闲聊了一会儿，便离开了化妆间，留下瓦利一个人作准备。瓦利穿了件干净的蓝色牛仔裤和一件火红色的衬衫。接着他对着镜子描了一圈眼线，让观众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表情。他带着苦涩的心情想起了以前每到这个时候都要留心嗑药的情景：吸上一点毒品让自己演出时保持正常状态，演出后再猛吸特吸作为对自己的奖赏。他再也不愿再去吸毒了。

他被叫上舞台，和戴夫、布兹以及刘在一起。戴夫的全家都来给他助阵：他的妻子杜杜，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斯，戴夫的父母黛西和劳埃德，连戴夫的姐姐伊维也都来了。他们看上去都在为戴夫而骄傲。瓦利很高兴看到他们，但他们的出现却让他辛酸地想到自己无法看到的家里人：沃纳和卡拉、莉莉，还有卡罗琳和爱丽丝。

但幸运的话，他们可以在柏林墙的另一边听到他的歌声。

乐队走上舞台，人群欢呼着表示欢迎。

菩提树下大街聚集了男女老少几千名桃色岁月的歌迷。莉莉和包括卡罗琳、爱丽丝以及爱丽丝男友赫尔穆特在内的家人一大早就到了。他们在警察设立的把人群与柏林墙隔开的障碍物后面找了个位置。白天人群越聚越多，大街上洋溢着一股节日的氛围。人们有的和陌生人聊天，有的用便携式音箱播放桃色乐队的磁带。夜幕降临以后，人们打开了啤酒和葡萄酒。

桃色岁月乐队登台以后，人群陷入了疯狂。

除了勃兰登堡门门拱上四匹拖着胜利战车的铜马之外，东德那边的人什么都看不见，但他们能听见演唱会的一切声响：刘的鼓声；布兹敲响的贝斯声；戴夫的伴奏吉他和高扬的和音声；以及瓦利最棒的男中音和极具旋律感的主音吉他声。熟悉的旋律从叠放在一起的扬声器里发出，激越着跳舞的人群。是我哥哥，莉莉禁不住地心想：我的大哥正在向世界歌唱。沃纳和卡拉的表情很自豪，卡罗琳在微笑，爱丽丝的眼睛里在闪着光。

莉莉抬头看了眼附近的政府办公大楼。在街灯的映照下，丽贝卡看见六七个穿着黑色大衣戴着领带的人站在小阳台上。他们没有跳舞。其中一个在拍人群的照片。莉莉意识到，这些一定是斯塔西的人。他们正在给背叛昂纳克政权的人拍照记录——这时东德几乎所有人都对现政权不忠。

更仔细看，莉莉觉得自己似乎认出了秘密警察的其中一个。她几乎可以肯定那人便是汉斯·霍夫曼。汉斯个子很高，背微微有点驼。他似乎在愤怒地说着些什么，右手重重地往下砸。瓦利在采访中说之所以选择在柏林演出是因为东德人不被允许听他们的唱片。汉斯必定知道他把爱丽丝的唱片掰碎才是这么多人在这听桃色岁月的音乐会的真正原因。无疑他对造成眼下这种局面非常生气。

莉莉看见汉斯失望地举起双手，转过身离开阳台，进入大楼不见了。一首歌唱完，另一首歌紧接着开唱，听见是桃色岁月乐队最流行的一支曲子，人群欢呼着表示嘉许。瓦利的嗓音通过麦克风传了出来：“接下来这首是为我女儿写的歌。”

接着他开始唱起了《艾丽西亚，我爱你》这首歌。

莉莉看着爱丽丝，泪水从爱丽丝的脸上流淌而下，但她的脸上却显露出了笑容。

第五十七章

美国官方把1934年3月16日被绑架的威廉·巴克利描述为一名贝鲁特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事实上，巴克利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的站长。

卡梅隆·杜瓦认识比尔·巴克利，觉得巴克利这个人还不错。巴克利身材瘦小，经常穿一件保守的布鲁克斯兄弟牌西服。他一头浓密的灰发，长着一张受女观众喜欢的明星脸。作为一名职业士兵，他在朝鲜战场奋战过，在越南加入过特种部队，退役时的军衔是上校。六十年代他加入了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行动组。这是中央情报局中实施暗杀的专门小组。

五十七岁的比尔还是单身。兰利有流言说，比尔正在和北卡罗来纳农村一个名叫坎黛斯的女士进行远距离恋爱。坎黛斯给比尔打电话，比尔从世界各地给坎黛斯写信。比尔在美国时，他们是一对恋人。至少情报局里有人这么说来着。

和兰利的其他人一样，卡梅隆对巴克利被绑架非常生气，决意让比尔早日获释。但让比尔获释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糟糕的事情一件连着一件。比尔在贝鲁特的手下和线人开始一个接一个消失。真主党一定从比尔嘴里问出了他们的名字。这意味着比尔在监禁地受到了摧残。

中央情报局知道真主党会采取哪些手段，猜得到比尔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会一直被蒙着眼睛，膝盖和手腕上上了铐子，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被扔在一个棺材状的盒子里。没几个月，他就渐渐疯了：流口水，说胡话，浑身颤抖，揉眼皮，不连续地发出害怕的尖叫声。

当终于有人抛出对付绑架者的计划时，卡梅隆高兴坏了。

计划不是中央情报局提出的，而是来自于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巴德·麦克法兰。麦克法兰的下属中有个昵称为奥利的海军陆战队中校奥利弗·诺斯。诺斯雇来的帮手中有个叫蒂姆·泰德尔的人，想出这个计划的正是蒂姆·泰德尔。

卡梅隆热情地把蒂姆带进了弗洛伦斯·基莉的办公室。蒂姆是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和弗洛伦斯早就认识。和往常一样，他仍然剃着军队时的平头。这天他穿着便装中最接近军装的猎装。

“我们要和外国人一起工作，”蒂姆解释道，“他们将组成三支队伍，每支五个人。他们不是中央情报局雇员，甚至都不是美国人。但中央情报局会训练他们，武装他们，并为他们筹集经费。”

弗洛伦斯点了点头。“这几支队伍要干什么？”她不露声色地问。

“我们要在绑架者进行绑架之前找到他们，”蒂姆说，“知道他们在计划绑架、爆炸和其他任何一类恐怖主义行动之后——我们就派三支队伍中的一支潜入，消灭这些行凶者。”

“我就挑明了吧，”弗洛伦斯说，“三支队伍将在恐怖分子犯下罪行之前消灭他们。”

弗洛伦斯对这个计划的反应显然不像卡梅隆那样兴奋，卡梅隆的感觉很不好。

“是的。”蒂姆说。

“我有个问题，”弗洛伦斯说，“你们俩没发疯吧？”

卡梅隆非常恼火。弗洛伦斯怎么能反对这个计划呢？

蒂姆带有怨气地说：“我知道这有点不合常规——”

“仅仅是不合常规吗？”弗洛伦斯打断了他的话问，“参照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这都是确确实实的谋杀。你们不走正常的法律程序，你们不需要证据，你们自己也承认你们的目标或许只不过是在谋划犯罪。”

卡梅隆说：“事实上，这根本不是谋杀。我们和那些面对罪犯的枪口，不得不先开枪的警察没什么两样。这是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

“卡梅隆，看来你是个律师了。”

“这是斯波尔金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斯坦利·斯波尔金是中央情报局的法律顾问组组长。

“那我要说斯波尔金错了，”弗洛伦斯说，“因为我们永远看不到指着我们的枪口。我们不知道谁会进行恐怖主义行动。我们在黎巴嫩没有如此灵通的情报力量——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因此我们必须结束杀戮那些我们以为正在策划恐怖主义行动的人。”

“也许我们可以提高情报的可信度。”

“你们说的那些外国人的可信度如何。五人小组中的外国人都是些什么人？是贝鲁特当地找来的地痞流氓？雇佣兵？还是从欧洲那些保全公司找来的人？你们能相信他们吗？你们能控制他们吗？他们所做的事都将要我们负责——如果他们滥杀无辜的话，责任肯定会落在我们头上。”

蒂姆说：“你搞错了，我们会和外国人小队保持一定的距离，事后也能推脱得一干二净。”

“听你们的说法，我不认为你们能摆脱干系。中央情报局负责他们的培训、武装并筹集经费，这怎么能摆脱得了干系呢？你们想没想过这么干的政治后果？”

“这么办的话，绑架和爆炸就会少上很多。”

“你们怎么这么幼稚呢？如果我们这么打击真主党的话，你们认为他们就会收手说：‘老天，美国人比我们想象得强悍得多，我们干脆放弃这一揽子恐怖主义计划吧。’不会，才不会呢。他们会强烈要求进行报复！在中东地区，暴力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到现在你们连这点还不了解吗？真主党轰炸了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的兵营——为什么他们要轰炸美国的兵营？海军陆战队当时的指挥官杰拉蒂上校说，真主党这么做是为了报复美国第六舰队对苏克埃尔格拉布村无辜穆斯林平民的轰炸。一起爆炸总会带来另一起爆炸。”

“于是你就选择放弃，说我们连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艰难的政治磋商。我们可以消解紧张气氛，可以压制冲突双方，无论离开多少次，我们都可以一次次地把他们重新带到谈判桌上来。我们不能放弃政治磋商这条路。另外，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能激化暴力。”

“我想我们可以——”

可弗洛伦斯还没把话说完。“你们的方案是犯罪，是不切实际的。这个方案将给中东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也会危急中央情报局、总统和整个美国的声誉。但这还不是全部。还有一个因素完全否决了你们的方案。”

她停顿了会，卡梅隆禁不住好奇地问：“什么因素啊？”

“总统禁止我们进行暗杀。‘美国政府的雇员或代表美国政府的个人不能参与或阴谋参与暗杀行动。’这是里根总统1981年签署的12333号总统令的内容。”

“我想总统早就把自己签署的总统令给忘了。”卡梅隆说。

玛丽亚和弗洛伦斯·基莉约在俗称为“伍迪”的伍德沃德和莱斯洛普百货商店见面。她们约在店里的胸罩柜台见面。大多数特工都是男人，跟踪她们到胸罩柜台的男人一定很显眼。他甚至有可能会被捕。

“过去我是A罩杯，”弗洛伦斯说，“现在我要戴C罩杯的了。这究竟是怎么了？”

玛丽亚扑哧一笑。她今年四十八岁，稍微比弗洛伦斯大一点。“在中年妇女里面，”她说，“我的屁股算是大的，但以前我有一对挺拔的小乳房，但现在我必须要用乳罩撑住它们了。”

在华盛顿的二十年职业生涯中，玛丽亚发展了许多线人。不论是好是歹，她总能通过个人关系事先探知到自己所需要了解的情报。在弗洛伦斯在中央情报局只能当秘书，而不像当初答应的那样培训她当特工的日子里，玛丽亚处在女人的立场很同情弗洛伦斯所处的两难之境。玛丽亚的这些线人基本是女人，而且都是些自由派的女人。玛丽亚经常和她们交换些情报，提早告知政治对手可能采取的一些威胁性举动，使她们那些原本会被保守男政客丢之一边的提案获得更高的优先级。男人通常也和女人一样相互抱团。

她们各自拿了五六个胸罩到试衣间试穿。这是个周二的早晨，试衣间里没什么人。但弗洛伦斯还是把声音压得很低。“巴德·麦克法兰想出了一个非常疯狂的提案，”她一边解开衬衫的纽扣，一边对玛丽亚说，“但中央情报局把持在比尔·凯西手里，”里根总统的密友凯西这时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总统说这个方案可行。”

“什么方案？”

“我们训练由外国人组成的暗杀小组，让他们杀戮贝鲁特的恐怖分子。他们把这称为‘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

玛丽亚感到非常震惊。“可按美国的法律，这完全是在犯罪啊。如果实施这个方案的话，麦克法兰、凯西和罗纳德·里根都将是杀人凶手。”

“是的。”

弗洛伦斯和玛丽亚脱下刚才戴上的乳罩，并排站在镜子前。“看见了没有？”弗洛伦斯说。

“已经没那么挺立了。”

“我的也一样。”

玛丽亚想到，要是放在从前，和白种女人裸体站在一起她会感到很尴尬。也许时代真的是变了。

她们开始试戴胸罩。玛丽亚问：“凯西知会情报委员会了吗？”

“没有。里根决定只通知两院情报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以及参众两院的两党领导人。”

这就是乔治·杰克斯不知情的原因，玛丽亚心想。里根的举动非常聪明。情报委员会有一部分自由派议员，让他们知道这个方案的话，肯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里根想法子绕开这些批评者，仅仅告知了那些支持他的人。

弗洛伦斯说：“其中的一个小组现在正在美国，进行两周的操练。”

“因此这个方案已经在快速推进了。”

“是的。”弗洛伦斯看着戴着黑色胸罩的自己，“我家的弗兰克很高兴我的胸大了。他一直想要个胸大的老婆。他说他要去教堂感谢上帝。”

玛丽亚笑了。“你有个好丈夫，希望他喜欢你新买的胸罩。”

“你怎么样呢？谁来欣赏你的胸罩呢？”

“你了解，我是个职业女郎。”

“今后还会这样继续下去吗？”

“很久以前我有个男朋友，但是他早就死了。”

“真为你感到遗憾。”

“谢谢你。”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吗？”

玛丽亚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个人很接近和我结婚。你知道，我喜欢男人，也喜欢性，但我没准备放弃我的生活，作为谁的附属物。你的弗兰克显然能理解这一点，但许多男人并不理解。”

弗洛伦斯点点头说：“宝贝，你说得对。”

玛丽亚皱起眉头。“你想让我对这些杀人小队做些什么呢？”她想，弗洛伦斯毕竟是个特工，很可能察觉了玛丽亚曾经把内线消息泄露给加斯帕·默里的事情。弗洛伦斯想让她把这件事也泄露给加斯帕吗？

但弗洛伦斯却说：“眼前我不想做任何事情。这个方案仍然只是个很可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愚蠢念头。我只是想让情报界以外有人知道这件事。如果流传出一些胡说八道，里根像尼克松对窃听一事那样对杀戮撒谎的话，至少你还了解真相。”

“现在，我们只能期待这个方案永远不要施行。”

“老天保佑。”

“我们已经选好了第一个目标，”蒂姆·泰德尔对卡梅隆说，“我们要搞个大家伙。”

“法德拉拉吗？”

“就是他本人。”

卡梅隆点了点头。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是穆斯林学者中的权威和什叶派的领袖。在布道中，法德拉拉号召穆斯林武装起来，对抗黎巴嫩的以色列占领军。真主党说法德拉拉的布道只是起到了精神鼓舞力量，但中央情报局却坚信他是绑架事件的主谋。卡梅隆乐于看到他死。

卡梅隆和蒂姆坐在卡梅隆兰利的办公室。卡梅隆的书桌上放着一个附有照片的镜框，照片上卡梅隆正在和尼克松总统进行深谈。兰利是几个少有几个人们仍然以为尼克松工作过为傲的地方之一。“法德拉拉正在谋划更多的绑架事件吗？”

蒂姆反问道：“教皇正在谋划着做更多的洗礼吗？”

“暗杀队伍怎么样了？他们可靠吗？他们听话吗？”弗洛伦斯·基莉的反对没有成功，但她的担心不是没道理的，卡梅隆这时想起了她说过的话。

蒂姆叹了口气说：“卡梅隆，如果他们能信得过，是一些尊敬权威、有担当的人，那就不会应召做雇佣杀手了。他们的可靠性和以往的雇佣杀手差不了太多。就现在而言，我们或多或少还可以控制得住他们。”

“至少我们没在出钱养他们。我从沙特人那里弄到了三百万美元。”

蒂姆扬起眉毛。“这事办得好。”

“谢谢你这么说。”

“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在技术上把这个方案置于沙特情报机关的控制之下，便于到时候更容易否认和这件事的关系。”

“好主意。但即便是这样，在法德拉拉被杀以后，我们还是需要准备好一番说辞。”

蒂姆想了一会以后说：“把责任推到以色列头上好了。”

“这个主意很棒。”

“所有人都会相信这种事是摩萨德干的。”

卡梅隆不自在地皱起眉头。“我仍然很担心。希望能知道他们想如何实施这个方案。”

“毫不知情会更好。”

“我必须知道。我可能会去黎巴嫩实地去看一看。”

“如果要去的话，”蒂姆说，“千万小心一点。”

卡梅隆租来一辆白色的丰田科罗拉，从贝鲁特开车向南前往穆斯林聚居的比尔阿尔拜德区。这个区域都是丑陋的水泥住房，其间点缀着几座雄伟的清真寺。每座清真寺的地基都很宽广，像是在粗糙松树林中间的空地上种了几株园景树。尽管街区很穷酸，但狭窄马路上的车却有很多，小店里和街摊旁都聚满了人。天很热，丰田车没有空调，但卡梅隆还是紧闭着车窗，不想和桀骜不逊的穆斯林打交道。

卡梅隆曾经和一个中央情报局向导来过一次，很快发现阿亚图拉法德拉拉就住在这条街上。卡梅隆缓慢地开过一幢幢高层住宅楼，然后绕过街区，把车停在离目标大楼一百码的对面街沿。

同一条街上有几幢别的住宅楼，一家电影院，以及最为重要的一座清真寺，每天下午，法德拉拉都要从住宅楼走到清真寺做祷告。

暗杀小队准备利用这个机会杀了他。

千万不要出岔子啊，卡梅隆祈祷道。

在法德拉拉从住宅楼到清真寺的短短这条路上，路边停着的车一辆接着一辆。这些车里的一辆藏着炸弹，但卡梅隆不知道究竟放在哪一辆上。

附近藏着个杀手，这个杀手和卡梅隆一样观察着这条街道，等待着阿亚图拉的到来。卡梅隆细细审视着汽车和居高临下的窗户。但没找到那位枪手。这非常好。刺客应该像要求的那样好好隐藏。

沙特人向卡梅隆保证，无辜的旁观者不会受伤害。法德拉拉总是被卫兵所环绕：一些卫兵难免会受伤，但他们能使寻常百姓远离阿亚图拉。

卡梅隆担心炸弹的威力是否可以预测得很准确。不过平民经常会在作战中受伤。日本在广岛和长崎死了多少妇孺啊！不过，那时美国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但黎巴嫩和美国却并不敌对。卡梅隆只能告诉自己，情况虽然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少许过路人受些擦伤和瘀伤也完全没事。

但他还是对街上过多的路人感到担心。汽车炸弹更适用于人迹罕至的地带。这里更适合于携带者高性能步枪的枪手。

现在再要改主意已经太晚了。

他看了看表。法德拉拉比平时晚了。这让人非常不安。卡梅隆希望他能赶快出现。

不知为何，街上有许多女人和女孩。过了一会儿，卡梅隆才看出她们正从清真寺走出来。清真寺想必举办了一场类似于基督教母亲聚会的活动。挤满在这条小街上的女人让卡梅隆有些气急败坏，暗杀小组也许得延迟他们的爆炸行动。

卡梅隆希望法德拉拉能出现得更迟些。

他再一次朝街上看过去，寻找似乎隐藏着无线电发报装置的警觉男人。这次他想他应该找到那个人了。离他三百码的清真寺对面，一幢出租公寓楼的一楼边墙开着扇窗户。如果不是缓缓西下的夕阳反射出人的倒影，卡梅隆不会注意到那扇窗。卡梅隆无法看见这个人的面容，但能辨认出他的肢体语言：紧张，绷直身体不动，等候，害怕，两只手抓着可能是带着长长的可伸缩天线的晶体管收音机似的东西，但没人会拿着晶体管收音机给人以致命一击。

更多的女人从清真寺里出来，一些人仅仅戴着头巾，另一些人穿着隐没全身的罩袍。这些女人挤满了马路两侧的人行道。卡梅隆希望这番拥堵可以早点结束。

他望着法德拉拉住的那幢住宅楼，惊恐地发现阿亚图拉在六七个人的簇拥下正在从楼里出来。

法德拉拉是个长着白色长胡子，个子很小的老人。他戴着顶黑色的圆帽，穿着件白色的长袍。法德拉拉的脸上露出智慧警觉的神情，当一行人从住宅楼走上小街时，他对同伴说的什么话微微地笑了笑。

“不要！”卡梅隆大声说，“千万别是现在。”

他看着街道。人行道上仍然簇拥着女人和女孩，她们谈笑风生，像所有做完庄严仪式离开圣殿的人一样如释重负地笑着闹着。这一天的任务完成了，她们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准备回到世俗的生活之中，进行晚上的饭食，谈话和消遣，和家人和朋友们待在一起。

但其中一些人即将迎来的是死亡的命运。

卡梅隆跳下车。

他疯狂地向杀手隐藏的出租公寓楼窗户挥手，但窗户那边并没有反应。这并不奇怪：卡梅隆离那扇窗太远了，杀手的注意力又都在法德拉拉身上。

卡梅隆看着马路对面。法德拉拉正迈着轻快的步伐远离卡梅隆，朝清真寺和杀手躲藏处走去。爆炸马上要发生了。

卡梅隆沿着街道朝出租公寓楼跑去，但因为街上的女人实在太多，他跑的速度非常慢。作为一个在穆斯林妇女间左冲右撞的男人，他遭到了许多白眼。跑到法德拉拉的正对面时，一个卫兵把他指给了另一个卫兵。不用多久，就会有人过来招呼他。

卡梅隆不顾一切地往前跑。他在离住宅楼五十码的地方停住脚步，一边挥手，一边朝窗户里的杀手大嚷。这时他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杀手了，是个留着小胡子的阿拉伯年轻人，脸上一副惊恐的表情。“别引爆！”尽管知道这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但卡梅隆还是对他大声喊。“终止，终止，看在上帝的份上，快终止引爆！”

有人在后面抓住他的肩膀，用刺耳的阿拉伯语说着些威胁性的话语。

这时，响起了一阵巨大的冲击声。

卡梅隆被放平在地。

他像被人用木板打在背上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头受伤了。他能听见尖叫声，男人的诅咒声以及掉下的瓦砾砸在地上的声音。他喘着气翻了个身，尽力站了起来。他还活着，至少受伤不重。一个阿拉伯男人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脚边的地上，也许就是刚才抓住他肩膀的那个男人。这个男人似乎承受了爆炸产生的冲力，用身体遮挡住了卡梅隆。

他看着街对面。

“哦，我的老天啊。”他惊叹道。

马路对面到处都是尸体，有的扭曲变形，有的浑身是血，有的断了四肢。没躺在地上的人有的蹒跚行走，有的在给伤口止血，有的在寻找亲戚或朋友。一些人中东式样的宽松衣服被炸飞了，许多女人在邪恶的死亡气息中半裸着身体。

两幢住宅楼的前沿遭损。建筑物上的石块和住家里的东西在不断往下掉，其中既有大块的石料，也有椅子和电视机。几幢大楼着了火。马路上到处都是毁坏的汽车，这些车像是被从一定高度抛下，随意地掉在地上似的。

卡梅隆立刻意识到这次爆炸的威力很大，大得超出了他的预想。

他在街对面看到了白胡黑帽的法德拉拉，这位阿亚图拉正被几个贴身保镖簇拥着送回他所居住的住宅楼。他看上去没有受伤。

任务失败了。

卡梅隆看着发生在法德拉拉周围的这场大屠杀。大屠杀中死了多少人？他估计死了五六十个人，甚至可能有七十人。受伤的应该不下百人。

他必须离开这里。很快人们就会考虑这起爆炸是谁干的。尽管脸肿了，西装破了，但人们还是知道他是个美国人。他必须在有人意识到可以立刻展开报复之前尽快离开这里。

他匆匆回到车旁。所有车窗都被震碎了，但车似乎能开。他打开车门，看见驾驶座上全都是碎玻璃。他脱下夹克，用夹克扫去了座位上的玻璃碴子。担心没有把玻璃碴子清除干净，他索性把夹克垫在了驾驶座上。他坐进车，把车发动起来。

车开动了。

他调了个头，把车开离了爆炸现场。

卡梅隆回忆起弗洛伦斯·基莉当时那番他觉得过分夸大的话。“在任何文明国家的法律看来，这种事都是谋杀。”她说。

但这不仅仅是谋杀，这是大规模屠杀。

里根总统是这次大规模屠杀的罪人。

卡梅隆·杜瓦也是。

杰克正在客厅的小桌子上和教母玛丽亚玩拼图游戏，杰克的父亲乔治则在一旁看着。星期日下午，玛丽亚和乔治父子一起在乔治王子县杰姬·杰克斯的家里。这天上午，他们一起去了伯特利福音教堂，然后吃了杰姬做的淋了洋葱汁的炸猪排，另外还吃了豇豆。玛丽亚选了一套对五岁孩子来说既不太难，也不太容易的拼图板过来。再过一会儿，玛丽亚就会回家，乔治要把杰克开车送回维雷娜那里。接着乔治要在厨房的餐桌上研习几小时文件，为下周的国会会议作准备。

但他很享受没急事要处理时的这份安逸。下午的阳光照在垂在拼图板上的杰克和玛丽亚头上。杰克很快会变成个翩翩少年，乔治心想。他额头很高，长着大眼睛，扁平的鼻子，充满笑意的嘴，整洁的下巴，五官的比例非常匀称。杰克的表情已经反映出了他平易的性格。杰克完全沉迷在拼图板带给他的挑战中，和玛丽亚拼出正确的一块拼板后，他会露出满意的笑容，小脸蛋上喜笑颜开。乔治从来没遇见过比看到自己孩子心智成长，对数字、字母和周遭的事物每天都有新的理解，对周围的人和社会组织一天比一天感兴趣更具吸引力，更让人感动的事情。看着杰克跑跑跳跳，扔一只球，乔治觉得自己简直像在目睹一个奇迹似的。但眼前杰克这种凝神专注的样子却更让他心动。看到儿子专注的样子，乔治不禁流出了敬畏、感恩、骄傲的泪水。

他也很感谢玛丽亚。玛丽亚每个月总会来一次，每次来都会带礼物，每次来都会陪教子玩上一会儿，给他讲故事，跟他说话，陪他玩游戏。在父母离婚的创伤中，玛丽亚和杰姬使杰克的情绪稳定下来。乔治离开和维雷娜一起居住的家已经一年了。杰克不像起初那样在半夜惊醒，大哭大闹了。他似乎已经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但乔治还是忍不住为父母离婚对杰克造成的长期影响感到担心。

杰克在玛丽亚的帮助下完成了拼图。杰克把杰姬奶奶叫进客厅欣赏拼图，接着杰姬把杰克带进厨房喝了杯奶，吃了块饼干。

乔治对玛丽亚说：“谢谢你为杰克所做的这一切，你是世上最伟大的教母。”

“这不算是牺牲，”玛丽亚说，“能多了解一点他对我是种快乐。”

玛丽亚明年就五十岁了。她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孩子。她在芝加哥有侄子侄女，但她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了杰克身上。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玛丽亚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玛丽亚起身关上客厅门，乔治很想知道玛丽亚会对他说些什么。

玛丽亚坐下对乔治说：“我要对你说的是前天贝鲁特汽车炸弹爆炸的事情。”

“太可怕了，”乔治说，“贝鲁特的汽车爆炸造成八十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和女孩。”

“汽车炸弹不是以色列人放的。”

“那会是谁呢？”

“是我们干的。”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

“这是里根总统主动挑起的反恐行动。执行行动的都是些外国人，但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受训，由中央情报局资助，听中央情报局指挥。”

“我的老天！可法律规定总统实施的任何秘密行动都得向我所在的委员会报告啊！”

“我想你会发现他知会了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太耸人听闻了，”乔治说，“但我听你的口气很确定。”

“是一个资深的中央情报局雇员告诉我的。许多中情局老资格特工反对这个方案。但总统想这么干，比尔·凯西强制局里通过了这个方案。”

“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啊？”乔治不理解总统和凯西为什么决定这么干，“这是大规模的屠杀！”

“他们极力想停止在中东日益增加的绑架事件。他们觉得法德拉拉是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谋，试图把他除掉。”

“他们把事情搞砸了。”

“但还是杀了好多人。”

“这件事必须被曝光。”

“我也这样想。”

杰姬走进客厅。“我们的小男子汉要回家见妈妈了。”

“我这就来，”乔治站起身，“交给我，”他对玛丽亚说，“这事我来搞定。”

“谢谢你。”

乔治和杰克一起上了车，林肯缓缓地经过城郊的街道开到维雷娜家。乔治看到加斯帕·默里的黄铜色凯迪拉克和维雷娜的红色美洲虎在车道上停在一起。如果凯迪拉克意味着加斯帕在维雷娜家的话，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维雷娜穿着一件黑色T恤和一条褪色的蓝色牛仔裤走到门前。进门以后，维雷娜马上带杰克去洗澡了。看到加斯帕走出厨房，乔治马上上前搭话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你说上会儿话。”

加斯帕立刻警觉起来，但还是同意了。

“进书房聊——”乔治差点把话说成“进我的书房聊好吗？”但他及时修正了自己，没把“我的”这个字眼说出来。

“好吧。”

他痛苦地看着原先自己书桌上加斯帕的那台打字机以及记者也许会用到的一摞参考书：《美国名人录》《世界地图集》《王室贵族百科全书》和《美国政治年鉴》。

书房很小，里面只有一把扶手椅。乔治和加斯帕都不想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尴尬了一阵以后，加斯帕拿来一把办公椅，把办公椅放在扶手椅的对面，两人才坐了下来。

乔治把玛丽亚说的事情告诉了加斯帕，但没有点出玛丽亚的名字。说这件事的时候，他心里暗暗在想，维雷娜为何宁可要加斯帕却不要他。在乔治眼里，加斯帕是个无情又自私自利的人。乔治向妈妈问过这个问题，杰姬说：“加斯帕是个电视明星，维雷娜的父亲是个电影明星。维雷娜为民权运动的明星马丁·路德·金整整工作了七年。也许她希望她的男人必须是个明星。说到底，这种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乔治把整件事说出来以后加斯帕说，“你的消息来源信得过吗？”

“和以前告诉你的消息是同一个来源，完全可以信得过。”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里根总统就是大屠杀的凶手。”

“没错，”乔治说，“这我完全清楚。”

第五十八章

同样是这个星期天，当杰姬、玛丽亚、乔治和小杰克在教堂里唱着《我们聚集在河边》的时候，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在莫斯科病逝了。

契尔年科是莫斯科时间晚上七点二十分病逝的。这时，德米卡和娜塔亚正在家和十五岁的中学生女儿卡佳以及正在大学就读的二十一岁儿子格里沙喝扁豆汤。七点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娜塔亚拿起电话。一听到妻子说“你好，安德烈”，德米卡就知道是什么事了。

契尔年科十三个月前继任时就进入了病危状态。现在正因肝硬化和肺气肿在住院。整个莫斯科都在焦躁地等待他过世。娜塔亚给医院护士安德烈塞了些钱，叫安德烈在契尔年科咽气的时候马上给她打电话。挂上电话以后，她向德米卡证实了契尔年科的死讯。“他死了。”娜塔亚说。

这是带来希望的时刻。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苏联第三位令人生厌的保守派领导人走向死亡。苏联又一次有了迎来年富力强、锐意革新的领导人的机会，使苏联可以全然改变，具有德米卡希望格里沙和卡佳能够抚育孩子茁壮成长的清新氛围。但这种希望之前已经落空了两次。同样的事还会发生第三次吗？

德米卡把盘子推到一旁。“我们必须立刻行动，”他说，“继任者将在几小时后确定。”

娜塔亚点头表示同意。“下一次政治局全会的主持人是谁最为关键。”她说。

德米卡觉得她说得对。这正是苏联上层的运作方式。一位竞争者领先以后，其他人就没有冒出头的机会了。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的副总书记，也就是故去的契尔年科的副手。但这项任命遭到了苏共老兵，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维克托·格里申的强烈阻击。格里申年过七十，也是个保守派。戈尔巴乔夫仅仅以一票的优势当选了副总书记。

德米卡和娜塔亚离开餐桌，走进卧室，不想在孩子们面前讨论继任者问题。德米卡站在窗边，看着窗外莫斯科的灯火。娜塔亚坐在床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德米卡说：“契尔年科死后，包括戈尔巴乔夫和格里申在内，政治局正好有十位成员。”这十个人是苏联权力中心的最高层。“根据我的计算，他们正好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势态，戈尔巴乔夫有四位支持者，格里申有四位支持者。”

“但他们并不全在莫斯科，”娜塔亚指出，“支持格里申的人中有两个出差在外：舍切别斯基在美国，库纳耶夫在离莫斯科有五个小时航程的哈萨克斯坦。”

“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沃洛特尼科夫正在南斯拉夫。”

“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戈尔巴乔夫仍然有三票对两票的优势。”

“戈尔巴乔夫一定要在今晚召集一次政治局全员的会议，让目前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我建议他说会议有关于葬礼。作为会议的召集者，他自然将主持这次会议。一旦主持会议，主持接下来的会议看起来就自然而然了，他将因此成为苏联的领袖。”

娜塔亚皱起眉。“你说得对，但我更想把这件事确定下来。我不希望缺席者明天飞回来以后说，因为他们不在，所有的事情都得推翻重来。”

德米卡想了想。“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

德米卡拨了戈尔巴乔夫的卧室电话。戈尔巴乔夫同样已经知道契尔年科已经死了——他也有他的眼线。他对德米卡马上开会的提议表示同意。

德米卡和娜塔亚穿上厚重的棉衣，套上棉鞋，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

一小时以后，苏联权力最大的几个男人齐聚在政治局的会议室里。德米卡仍然觉得需要施以巧计才能使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一事成为既成事实。

会议开始前，戈尔巴乔夫先出招了。他走到主要竞争对手维克托·格里申面前，颇为正式地说：“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可以请你主持这次会议吗？”

站在近处能听到他们对话的德米卡惊呆了。戈尔巴乔夫到底在做什么啊——他这就承认失败了吗？

但站在德米卡身边的娜塔亚却露出洋洋得意的笑容。“非常棒！”她压抑着自己的兴奋之情说，“如果建议格里申主持会议，一定会有人提出反对。这是个假情假意的邀请，戈尔巴乔夫想故意让格里申难堪。”

格里申思考了一会儿，显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同志，这样做不合适，”他说，“应该由你来主持这个会。”

德米卡心情喜悦地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计谋成功了。拒绝主持会议以后，格里申就很难改变主意，在他的支持者到的时候要求上位了。让格里申主持的提议会被他本人已经拒绝过一次的理由所阻止。如果再要坚持的话，格里申看上去会像是个举棋不定的人。

由此看来，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新领导人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德米卡开怀地笑了。

戈尔巴乔夫的确成了苏联新一任总书记。

坦尼娅急匆匆地赶回家，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赶紧告诉瓦西里。

他们时断时续地已经一起住了两年，但并没有结婚：一旦成为合法夫妻的话，他们就不能一起离开苏联。他们决心早日离开苏联控制的版图。两个人都觉得像憋在牢笼里一样难受。坦尼娅继续奴隶一般地按照党的方针为塔斯社写报道。瓦西里作为电视台的首席剧作家，正在写满脸正气的克格勃特工智斗小丑般的美国间谍的愚蠢电视剧。坦尼娅和瓦西里希望告诉世界，瓦西里就是大受欢迎的小说家伊万·库兹涅佐夫。他的最新小说《老年病房》——一部冷酷讽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所施行的老人政治的政治讽刺小说——在西方很畅销。瓦西里有时对坦尼娅说，重要的是他写的东西能让世界各地的读者了解到苏联正在发生的事实。但坦尼娅知道，瓦西里希望能因为自己的著作得到赞誉，而不想像偷偷摸摸做着坏事的人一样担惊受怕。

尽管坦尼娅想赶快把自己的方案告诉瓦西里，但她还是在说话前打开了厨房里的收音机。她倒没觉得家里被人窃听，但打开收音机已经习惯成了自然，他们犯不着去冒风险。

电台播音员正在描述戈尔巴乔夫和妻子对列宁格勒牛仔裤工厂的视察。坦尼娅领会到了这则新闻背后的深意。以往的苏联领导人只会视察钢铁厂和船厂。戈尔巴乔夫却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用品。他总是说，苏联制造的民用品应该和西方一样好——他的前任们对这个问题想都没想过。

视察时他还带上了妻子。和前任们的妻子不同，赖莎不仅仅是个花瓶。她像美国的第一夫人一样漂亮而打扮得体。赖莎也很聪明：在丈夫出任苏联总书记之前，她一直是个大学讲师。

所有这些都给人希望，但仅仅还是象征性的，坦尼娅心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不能取得效果取决于西方。如果德、美能认识到苏联自由化的意义，做工作促使苏联作出改变，戈尔巴乔夫或许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如果波恩和华盛顿的鹰派把这作为苏联的弱点，做出威胁或攻击性的举动，苏联高层肯定会回到意识形态上正统和军事上穷兵黩武的老路。戈尔巴乔夫也将和柯西金与赫鲁晓夫一样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那不勒斯要开个剧作家的研讨会。”坦尼娅在收音机的杂音中对瓦西里说。

“啊！”瓦西里很快就明白了坦尼娅的意思。那不勒斯有个民选的共产党政府。

他们并肩坐在沙发上。坦尼娅说：“他们想把苏联和苏联盟国的剧作家请过去，证明不只有好莱坞能能拍出好的电视节目。”

“这是自然。”

“你是苏联最成功的电视剧作家，你应该去。”

“去那的人选得由作家协会来定。”

“自然还要参考克格勃的建议。”

“你觉得我会有机会吗？”

“你去申请，我让德米卡帮你说好话。”

“你能去吗？”

“我会让丹尼尔派我去进行报道。”

“这样的话，我们就都在自由社会了。”

“是的。”

“接下去我们怎么办？”

“我还没想好每一步该怎么走，但只要到了那，一切就简单了。我们可以从旅馆房间打电话给伦敦的安娜·默里。安娜知道我们在意大利以后，肯定会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要想办法逃过克格勃的监视，和安娜一起去罗马。她会告诉世人伊万·库兹涅佐夫的真名叫瓦西里·叶科夫，他和他的女朋友正在申请去英国的政治避难。”

瓦西里轻声问：“你觉得这真能实现吗？”问这句话的时候他像个听童话故事的小孩一样天真。

坦尼娅把瓦西里的两只手握在手中。“我不知道，”她说，“但我想试试。”

德米卡这时正克里姆林宫有了间大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放着两部电话的大办公桌，一张小会议桌和壁炉面前的两个沙发。墙上有张苏联名画《在普梯洛夫机械厂进行反对尤登尼奇的总动员》的等比例复制油画。

来他的办公室的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匈牙利政府部长弗雷德里克·比罗。比罗比德米卡大两三岁，但在坐上沙发问德米卡的秘书要杯水时他的表情却很害怕。“我是来受斥责的吗？”他强挤出笑容问。

“为什么这么问？”

“众所周知，我是那些认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一直踏步不前中的人中的一个。”

“我不想为此和其他任何事斥责你。”

“那我会受到称赞吗？”

“也不会。我知道你和你的朋友们等亚诺什·卡达尔死了或辞职以后就会组建匈牙利的新政权，我祝你们好运，但我让你来不是谈这事的。”

比罗没有喝水就放下了水杯。“现在我真的很害怕。”

“那我就为你解解忧吧。戈尔巴乔夫的第一要务是通过削减军费和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来提振苏联经济。”

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案，”比罗用警觉的语气说，“匈牙利有许多人想做同样的事情。”

“但问题是这个方案并没起作用。准确地说，起作用还不够快，这和没作用是一个结果。结果苏联经济只能崩溃滑坡，处在破产的边缘。原油价格的下降是我们面临危机的根本原因，但长期的问题却是计划经济造成的瘸腿和积弱。靠取消购买导弹的合同，多生产几条牛仔裤来振兴经济是不现实的。”

“这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将不再资助你们。”

“仅仅是匈牙利吗？”

“所有东欧国家。你们一直无力维持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们靠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原油和原材料，购买没人想要的糟糕商品来资助你们。”

“没错，这是事实，”比罗承认，“但这是唯一让共产党保持执政，国家保持太平的方法。如果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他们很快就会开始问为什么还需要共产党。”

“我明白。”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德米卡故意耸了耸肩。“那是你们的问题，和我无关。”

“是我们的问题吗？”德米卡难以置信地问，“你他妈的到底在说什么啊？”

“我在说你们必须自寻出路。”

“如果克里姆林宫不喜欢我们寻找的出路该怎么办？”

“没关系，”德米卡说，“你们可以自己拿主意了。”

比罗对德米卡的话嗤之以鼻。“你是说苏联对东欧的四十年统治将告一段落，我们将成为独立的国家了吗？”

“是的。”

比罗长时间地凝视着德米卡。然后他说：“我不信。”

坦尼娅和瓦西里去医院探望坦尼娅的舅妈物理学家卓娅。七十四岁的卓娅患上了乳腺癌。因为是将军的妻子，她可以住上单间。探望者每次只能进两个人，因此坦尼娅和瓦西里只能和家里的其他人等在外面。

过了一会儿，沃洛佳舅舅搀着三十九岁儿子科特亚的胳膊出来了。沃洛佳曾经在战斗中有英雄一样的表现，现在却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被儿子搀着走，不住地用已经被泪水浸湿的手帕擦拭眼泪。毕竟，沃洛佳和卓娅已经是结婚四十多年的老夫老妻了。

坦尼娅和表妹，沃洛佳和卓娅的女儿加丽娜一起走进病房。坦尼娅被舅妈的外表吓了一大跳。卓娅原来是个回头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大美人，六十来岁时还十分美丽。但现在她却瘦得很瘆人，几乎没了头发，离生命的尽头只有几天或几小时了。她时睡时醒，看来并不痛苦。坦尼娅觉得这也许是打了吗啡的缘故。

“沃洛佳战后去了美国，探寻美国人制造广岛原子弹的秘密，”卓娅在药物的作用下把话说开了。坦尼娅本想让她别再说了，但马上又想到这些秘密早已不成其为秘密了。“他带回来一本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商品目录，”卓娅一边回忆，一边甜甜地笑了。“目录里全是美国人可以买到的漂亮东西：裙子，自行车，唱片，孩子们穿的厚衣服，甚至农民用的拖拉机。我原本不会相信这类东西——我会把它当作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但沃洛佳实地去了美国，知道这都是真的。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到美国去一次，不过是想去那看看，去看看美国人应有尽有的各类商品。但我想我是去不成了。”说完她再一次闭上了眼睛。“去不成就去不成吧。”卓娅的声音越来越轻，似乎又睡着了。

几分钟后，坦尼娅和加丽娜走出病房，下一代的两个孩子站在了床边。

德米卡来了，和走廊里的亲人聚在一起。他把坦尼娅和瓦西里叫到一边，轻声对瓦西里说：“我推荐你去参加那不勒斯的会议。”

“谢谢你——”

“别谢我。我没能推荐成功。我和讨人厌的叶夫根尼·菲利波夫为此争论了一番。现在他负责这类事情。他知道你在1961年参加颠覆活动被送到西伯利亚改造的事情。”

坦尼娅说：“可瓦西里已经完成改造了啊！”

“菲利波夫知道这点。他说完成改造是一回事，允许出国是另一回事。他说让你出国完全不可能。”德米卡碰了碰坦尼娅的胳膊。“妹妹，我感到很抱歉。”

“这么说我们被陷在苏联了。”坦尼娅说。

瓦西里激愤地说：“因为二十五年前诗歌朗诵会上散发的几张传单，直到现在我还在接受惩罚。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国家正在改变，但其实一直都没变。”

坦尼娅说：“和卓娅姑姑一样，我们永远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

“现在还别放弃。”德米卡说。

Part 10 墙（ 1988—1989年）

第五十九章

1988年秋天，加斯帕·默里遭到了解雇。

他并不感到奇怪。华盛顿的氛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尽管他犯的罪行比尼克松严重得多：资助尼加拉瓜大搞恐怖主义的反政府武装，为了解救人质和伊朗做武器交易，把活蹦乱跳的妇女和女孩变成贝鲁特街上的一具具尸体，可他还是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戴。里根的副手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似乎即将成为美国的下一届总统。加斯帕发现，挑战总统或发现总统欺骗的人不再像七十年代那样被视为英雄，而是被认为是不忠于美国甚至反美的人。加斯帕不知道总统玩了什么把戏。

尽管不十分惊讶，但加斯帕还是感觉受了伤害。二十年前他就加入了《今日》栏目组，努力帮助它成为在美国受人拥戴的电视节目。被电视网解雇似乎像是对他整个工作生涯的否定。电视网给的慷慨的分手费并不能完全抚平他的伤痛。

他兴许不该在最后一次节目的末尾再次对里根总统加以嘲笑。告诉观众他即将离去之后，加斯帕说：“请你们记住：如果总统告诉你们现在正在下雨，而且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非常真诚——无论如何，请你们看看窗外……还是得亲自验证一下。”弗兰克·林德曼对他的这番话非常生气。

加斯帕的同僚在电气餐车给他办了个欢送会，华盛顿的许多头面人物都参加了他的欢送会。夜深以后，加斯帕靠在餐厅的吧台上做了一番演讲。他悲伤而激愤地说：“我爱这个国家。1963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就爱上了它。我爱美国是因为美国是个自由国度。我母亲从纳粹德国逃了出来，但家里的其他人却没能逃出来。希特勒上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新闻界，把新闻界作为政府的附庸。列宁也是一样。”加斯帕喝了好几杯红酒，他说出的话也更为坦诚了。“美国之所以是个自由社会是因为美国有不听命于政府的报纸和电视节目，可以让弃之于宪法而不顾的总统原形毕露，蒙受羞耻。”说着他举起酒杯。“敬不受约束的新闻记者们，敬你们的无礼，愿上帝保佑美国。”

第二天，一贯爱痛打落水狗的苏茜·卡农发表了一篇言辞尖酸的长文奚落加斯帕。她在文中暗示，加斯帕在越南的服役和在美国的归化都是为了掩盖他对美国恨意的绝望尝试。苏茜还把他描述为一个无情的性爱狂魔，他不仅在六十年代从卡梅隆·杜瓦那里偷走了伊维·威廉姆斯，还从乔治·杰克斯那里夺走了维雷娜。

结果他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另一份工作。试了几个星期之后，另一家电视网给他提供了驻欧洲记者的工作——不过常驻波恩。

“你应该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维雷娜说。她一贯看不起失败者。

“没有哪个电视网会雇我做新闻主播。”

两人在客厅一直待到深夜，看完电视正要上床睡觉。

“但那可是在德国啊？”维雷娜说，“这种职位不是为那些正在积累经验的年轻人准备的吗？”

“这可不尽然。东欧正处于混乱之中。未来一两年，东欧可能出现一些有趣的新闻。”

维雷娜不打算让加斯帕美化那个职位。“还有比那更好的工作，”她说，“《华盛顿邮报》不是要请你写专栏吗？”

“我一辈子都在电视行业工作。”

“你还没去地方的电视台试过，”维雷娜说，“说不定你就是他们想要的大鱼呢！”

“不行。在他们眼中，我尽管曾经风光过，但已经是个走下坡路的人了。”想到这儿，加斯帕不禁羞辱得全身发抖，“我不准备去地方电视台。”

维雷娜脸上浮现出蔑视的神情。“别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德国。”

加斯帕早就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还是因为她的直率吃了一惊。“为什么不能和我一起去？”

“你会说德语，可我不会。”

加斯帕的德语也不好，但他不打算拿语言说事。“这将会是一次冒险。”他说。

“现实点，”维雷娜粗暴地说，“我还有个儿子。”

“这对杰克也将是一场冒险。他将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

“乔治会上法庭，阻止我把杰克带出国。我们需要共同监护杰克。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带他出国。他需要父亲和奶奶。另外，我的工作又该怎么办？加斯帕，我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已经有了十二个手下，这些手下现在都在政府各部门为自由主义游说。你不会真的想让我放弃领导他们的工作吧。”

“那好，我想我会回来度假的。”

“你是认真的吗？我们这算是什么关系？我想你很快就会和一个金发辫子的德国少女上床了吧。”

加斯帕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私生活的确很混乱，但他从没欺骗过维雷娜。失去她的前景突然看上去是那么地不可承受。“我会忠实于你。”他毅然决然地说。

维雷娜看出了他的苦恼，语气软了下来。“加斯帕，你的话让我很感动。我想你这是在说真的。但我很清楚你是什么人，你也很清楚我是什么人。我们俩都不可能禁欲很长时间。”

“你听我说，”加斯帕乞求道，“美国电视界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找工作，德国的外派记者是我唯一能得到的工作机会。这你明白吗？我被逼得无路可走了。我没有其他选择。”

“我明白，并且为你感到遗憾。但我们必须现实一点。”

加斯帕觉得让维雷娜同情比被维雷娜责难更糟。“不管怎么说，我不会永远这样。”他挑衅地说。

“真的不会吗？”

“当然不会，我会东山再起的。”

“在波恩吗？”

“美国的电视上今后将更多地出现来自欧洲的头条新闻。你看着吧！”

维雷娜的表情悲伤起来。“该死，你还真去那不成？”

“我告诉过你，我必须去。”

“那好，”维雷娜遗憾地说，“别指望你回来的时候我还在这。”

加斯帕从没去过布达佩斯。年轻时他总是把目光投向西边的美国。另外，到现在为止，匈牙利一直被共产主义的阴云所笼罩。但在1988年的11月，伴随着匈牙利经济的崩溃，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小部分有改革意识的年轻共产党人控制了政府，其中的米克洛斯·内梅特成为了匈牙利政府的总理。内梅特上台以后作了许多改变，首当其冲的便是创立的股票市场。

加斯帕觉得这一举措令人震惊。

仅仅在六个月前，匈牙利共产党强盗一般的总书记还告诉《新闻周刊》杂志的记者，多党制的民主在匈牙利“永无可能”，可内梅特却颁布了一部新的法律，允许独立的政治“俱乐部”在匈牙利境内展开活动。

这是件相当大的事情。但这些变化能永久持久吗？莫斯科会很快将其镇压吗？

加斯帕在一月的大雪中飞往布达佩斯。在多瑙河畔，大雪厚厚地覆盖在新哥特式建筑的宏伟国会大楼上。加斯帕正是在国会大楼和内梅特见了面。

加斯帕在丽贝卡·海尔德的帮助下采访到了这位新总理。尽管以前没见过丽贝卡，但他从戴夫·威廉姆斯和瓦利·弗兰克那听说过丽贝卡的事情。一到波恩，加斯帕就去拜访了丽贝卡：她是加斯帕能找到的最便利的德国联系人。这时，丽贝卡已经是德国外交部里的一个大人物了。更妙的是，她是米克洛斯·内梅特助理弗雷德里克·比罗的好朋友，加斯帕猜测他们甚至可能是一对恋人。比罗为加斯帕安排了这次采访。

比罗在国会大楼的大厅里迎接加斯帕，他带加斯帕穿过迷宫般的走廊和步道，到达总理办公室。

内梅特只有四十一岁。他个子很矮，棕黄色的浓密长发一直披到前额。他的表情显露出智慧和决心，但也有几分紧张。采访时他坐在橡木书桌后面，神经质地让助理围绕在他左右。显然他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和加斯帕交谈——而是在向美国政府喊话——同时，莫斯科也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和大多数总理一样，他谈的大多数是加斯帕料得到的陈词滥调。他说，匈牙利会有一些艰难的时刻，但终究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种套话没太大意思，加斯帕心想。内梅特需要谈些更为实质的内容。

他问内梅特，匈牙利现存的政治“俱乐部”有没有可能成为自由的政党。

内梅特凝视了加斯帕一眼，用坚定而清晰的语调说：“这是我们最大的理想之一。”

加斯帕掩藏着自己的吃惊。铁幕国家从来没有过独立的政党。内梅特这么说当真不当真？

加斯帕问内梅特，共产党是否会放弃在匈牙利社会的“领导”地位。

内梅特又凝视了他一眼。“再过两年，我想政府的首脑也许就不是政治局成员了。”他说。

加斯帕差点惊叫出声。

加斯帕撞上了大运，而且这次的运气出奇好。“苏联会像1956年那样出兵干涉吗？”

内梅特第三次凝视着他。“戈尔巴乔夫才是那个揭开锅盖的人，”他缓慢却清晰地说，然后又补充道，“蒸汽的确会伤人，但改变是不可逆的。”

加斯帕知道，他已经采写到了自己在欧洲的第一个重大报道。

几天后，他观看着自己的采访在美国电视上播出的录像带。丽贝卡坐在他一旁观看。丽贝卡五十来岁，她镇静，自信，待人和气，但举手投足之间显露出一股权威。“是的，我认为内梅特所说的每句话都很认真。”她似乎在回答加斯帕在报道中提出的问题。

在报道的末尾，加斯帕在漫天的雪花飞舞中，对准放置在国会大厦前的摄像机镜头发表了一番评论。“东欧仍然天寒地冻，”他在电视屏幕上说，“但和以往一样，春天的种子正在地下萌动。匈牙利人民显然希望改变。但他们的苏联主子允许吗？米克洛斯·内梅特认为克里姆林宫出现了容忍改变的新风。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到这加斯帕的采访就结束了。让他吃惊的是，电视网在他的报道后面加了另一段影像内容。在这段播出的内容中，新就任总统乔治·布什的国务院发言人正在接受镜头中没有出现的采访者的采访。“共产主义软化的迹象是不可信的，”这位发言人说，“苏联企图给美国造成一种安全的假象。我们没理由怀疑克里姆林宫在感受到威胁时干涉东欧的意愿。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威慑力。”

“老天，”丽贝卡说，“他们生活在哪个星球上啊？”

1989年2月，坦尼娅回到了华沙。

她很伤心把瓦西里一个人留在莫斯科，这主要是因为她会很想他，但一小部分原因是怕他又把性感女郎带回公寓。她不太相信这种事真的会发生。瓦西里游戏人生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但她还是有点小小的担忧。

不过华沙的任务尤其重要。波兰正处于动荡之中。团结工会不知怎地又死灰复燃了。令人吃惊的是，七年前践踏自由，违背誓言镇压独立工会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竟然无可奈何地同意和反对派召开圆桌会议。

在坦尼娅看来，雅鲁泽尔斯基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克里姆林宫。雅鲁泽尔斯基还是过去的那个暴君，但他已经不相信苏联能给他支持了。在德米卡看来，克里姆林宫一定告诉他波兰必须在没有苏联帮助的状况下自己解决问题。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头一次这么说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还不信。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都不相信苏联会是这个态度。但那是三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苏联的这种态度已经开始渐渐深入人心了。

坦尼娅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此生中坦尼娅从没听过这么多有关改变、解放和自由的谈论。不过共产党人还在控制着苏联和苏联的盟国。坦尼娅和瓦西里把他们的秘密公之于世，向世人公布伊万·库兹涅佐夫真身的日子快到了吗？过去，这种希望总是被苏联坦克的履带给碾压个粉碎。

一到华沙，达努塔·戈尔斯基就请她到家共进晚餐。

站在门口按响门铃的时候，坦尼娅回忆起上次看到达努塔时，达努塔正被穿着迷彩服的波兰秘密警察拖出同一间公寓。达努塔的丈夫马利克打开一瓶雷司令白葡萄酒，桌子上摆着一盘不是很多的香肠和一小碟芥末。

“我在牢里待了十八天，”达努塔说，“我想他们之所以把我放出来是因为我煽动其他的囚犯。”她仰着头笑着。

坦尼娅佩服她的勇气。如果是个同性恋的话，我一定会爱上达努塔的，坦尼娅想。她爱过的所有男人都很有勇气。

“现在我已经是圆桌会议的一员了，”达努塔说，“我们每天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开会上。”

“真的有一个圆桌吗？”

“真的，有个大圆桌。我们的原则是没有人主导。但在实际上，会议由莱赫·瓦文萨主持。”

坦尼娅非常吃惊。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电工竟然主宰了决定波兰命运的讨论。这曾经是她外祖父，布尔什维克工人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的理想。但瓦文萨是反对共产党的。在某种程度上，她对外祖父没有活到看到这讽刺的一幕感到有些高兴。这也许会伤透他的心。

“圆桌会议传出了什么消息吗？”坦尼娅问。

达努塔还没来得及回答，马利克就说：“这只是一种手段。雅鲁泽尔斯基想通过收编反对派的领导者，在不改变现有体制的条件下使他们成为政府一部分，并以此来削弱反对派的力量。他想运用这个策略继续执政。”

达努塔说：“马利克也许对。不过他的伎俩不可能奏效。我们要求成立独立的工会，创办自由的报纸，进行真正的选举。”

坦尼娅很震惊。“雅鲁泽尔斯基已经在讨论自由选举的事情了吗？”波兰已经有了虚假的选举，但只有共产党和他们的盟友才能被推举为候选人。

“谈判几次进行到破裂的边缘。不过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需要停止罢工，因此他重新开启了圆桌会议，我们在圆桌会议上要求再次进行选举。”

“你们为什么而罢工？”坦尼娅问，“我是想知道你们的基本诉求是什么？”

马利克再次打断了她们的谈话。“你知道人们是这么说的吗？‘共产党统治波兰四十五年了，但我们却依然连厕纸都没有。’还不是穷闹的！社会主义根本不起作用。”

“我老公说得对，”达努塔又说话了，“几周以前，华沙的一家商店宣布将从下一周的周一开始预收电视机的定金。其实店里没有电视机，只是希望能弄到点。星期五开始却已经有人在排队了。星期一早晨排队的人达到了一万五千人——只是希望在名单里加入他们的名字。”

达努塔走进厨房，端出一碗坦尼娅喜欢的香气四溢的酸黄瓜汤。“接下来会怎么样？”坦尼娅边吃边问。“会有真正的选举吗？”

“不会。”马利克说。

“也许吧，”达努塔说，“最新提出的动议是三分之二的议席留给共产党，余下的议席通过自由选举进行分配。”

马利克说：“所以选举还是虚假的！”

达努塔说：“但这总比现在要好吧？坦尼娅，你看呢？”

“我说不上来。”坦尼娅说。

融雪季还没到来，莫斯科还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雪。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匈牙利新总理前来莫斯科，拜访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知道米克洛斯·内梅特要来以后，叶夫根尼·菲利波夫会议的几分钟前在总书记的办公室门外截住德米卡。“这种乌七八糟的事情必须马上停止。”

根据德米卡的观察，菲利波夫这些天来越来越烦躁不安。他的灰白头发很不整洁，到哪都匆匆忙忙。菲利波夫六十岁出头，脸上永远皱着眉。他穿的宽松西服，留的板寸头早就过时了：西方的年轻人把这称为复古妆。

菲利波夫痛恨戈尔巴乔夫。现任苏联领导人代表着菲利波夫一生反对的所有东西：以宽松的制度代表严格的党章；突出个人的能动性，反对中央计划；和西方交朋友，而不是向资本帝国主义宣战。德米卡都快要可怜上这个把生命浪费在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的男人了。

至少德米卡希望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还远未结束。

“乌七八糟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啊？”德米卡警觉地问。

“当然是独立的政治党派了！”菲利波夫像是说什么暴行一样说出这个字眼。“匈牙利人开启了一种十分危险的模式。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难以想象，雅鲁泽尔斯基竟然会这么干。”

德米卡理解菲利波夫的震惊。很难想像，波兰的这位暴君竟然开始谈论把团结工会作为波兰未来的一部分，并允许不同的政党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竞选。

菲利波夫还不了解全部的情况。德米卡为塔斯社在华沙工作的妹妹给他发来了许多精确的情报。雅鲁泽尔斯基遇到了难缠的对手，团结工会就是不肯改变立场。他们不只是说说，他们真的在准备一场选举了。

这正是菲利波夫和克里姆林宫保守派所极力避免的情况。

“这样的发展太危险了！”菲利波夫说。“他们为反革命和修正主义趋势打开了大门。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问题在于我们不再有钱去支援这些卫星国——”

“我们没有卫星国，我们只有盟国。”

“不管怎么称呼，如果我们不肯出钱去换取他们的服从，他们就不肯按照我们说的去做。”

“过去我们有一支捍卫共产主义的军队——但现在没了。”

菲利波夫的夸张言辞中有一部分是事实。戈尔巴乔夫宣布从东欧撤出二十五万军队和一万辆坦克——出于经济上的必要考量，但也是种和平的姿态。“我们养不起这样一支军队。”德米卡说。

菲利波夫像是马上要爆发一样义愤填膺。“你难道没有发现，你正在谈论我们从1917年所开始奋斗的一切将要消亡了吗？”

“赫鲁晓夫说我们需要二十年才能在国力和军力赶上美国。现在这个差距达到了二十八年。我们比1961年赫鲁晓夫说这话时又落后了八年。叶夫根尼，你在努力维护的是什么啊？”

“当然是我们伟大的苏联！在我们把军队撤出东欧，允许令人谈之色变的修正主义在盟国中横行的时候，你觉得美国人会怎么想？他们在一边偷乐着呢！布什总统是位冷战的勇士，意图颠覆我们。再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德米卡说，“我们裁军裁得越多，美国越没有理由扩建他们的核反应堆。”

“为苏联考虑，”菲利波夫说，“希望你是对的。”说完他就走开了。

德米卡同样也希望自己说得对。菲利波夫指出了戈尔巴乔夫策略中的瑕疵，德米卡只能希望布什总统能理智点。如果美国人回应以和苏联同样的裁军措施，戈尔巴乔夫就会被证明是明智的，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对手就会显得愚蠢。但如果布什不做回应——或增加军费上的支出——那显得愚蠢的就是戈尔巴乔夫。他会被人看不起，他的竞争对手会利用这个机会颠覆他，世界就又要回到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旧时代了。

德米卡走向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套房。他希望能马上见到内梅特。发生在匈牙利的一切非常令人激动。德米卡很想知道戈尔巴乔夫会对内梅特说些什么。

苏联领导人的反应不可预知。他是个一生的共产主义者，却不愿将共产主义强加在其他国家头上。他的策略很清晰：开放和改革，开放市场，重建国家的经济。德米卡不知道他具体会用什么方法，不知道他会在具体问题上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德米卡一直对这位总书记保持着应有的警觉。

戈尔巴乔夫对内梅特并不十分热情。匈牙利总理希望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谈上一个小时，最终却只得到了二十分钟时间。这将是一场艰难的会谈。

内梅特和德米卡已经认识的弗雷德里克·比罗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的秘书立刻把他们带到了大办公室。这件大办公室是个屋顶很高的大房间，墙板被漆成了奶黄色。戈尔巴乔夫坐在角落里一张漆成黑色的时髦木制办公桌后面。除了电话机和台灯，书桌上什么都没摆。来客们坐在了时尚的黑色皮椅上。办公室里的所有物品都包含着现代派的气息。

内梅特没做客套就直奔主题。他说他准备宣布在匈牙利进行自由的选举。他说的自由是实打实的：可能选出一个不是由共产党员主导的政府。莫斯科对产生这样的结果会如何考虑？

戈尔巴乔夫脸红了，光头上的粉红色胎记似乎颜色深了许多。“正确的道路是回归列宁主义的本源。”他说。

这意味不了太多。每个试图改变苏联的人都会声称他在回归列宁主义的本源。

戈尔巴乔夫说：“回到斯大林时代以前的状态，共产主义可以重新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才找不到呢。”内梅特直白地说。

“只有共产党才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对此我们不应存有侥幸心理。”

“我们不这样认为。”内梅特似乎显得有点不舒服。他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内梅特看上去像是个挑战教皇权威的大主教。“我必须非常直白地问你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进行选举，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的话，苏联会不会像1956年那样进行武力干涉？”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连德米卡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会如何作答。

戈尔巴乔夫迸出了一个俄语的“不”字。

内梅特看上去像个死刑判决被撤销的人一样。

戈尔巴乔夫补充道：“至少我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不会。”

内梅特笑了。他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有被废黜的危险。

他完全想错了。克里姆林宫在世人面前是铁板一块，但从未像假装的那样统一和谐。外人一点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是多么地脆弱。内梅特对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意图非常满意，但德米卡却比他更清楚内情。

不过内梅特的话还没完。他从戈尔巴乔夫那里获得了巨大的让步——答应苏联不会进入匈牙利，保证匈牙利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会被颠覆！但内梅特却用更令人震惊的厚颜无耻催逼戈尔巴乔夫做出进一步的保证。“围栏已经快瘫了，”他说，“不是换上新的就是得完全废弃。”

德米卡知道内梅特在说什么。共产主义匈牙利和资本主义奥地利之间一百五十英里长的边境线被一道不锈钢电动围栏隔离开。这道围栏的维护费用非常高。换上一道新的围栏得花上几百万美元。

戈尔巴乔夫说：“要换就换吧。”

“我们不换。”内梅特说。他也许的确很紧张，但对这个问题却打定了主意。德米卡很敬佩他的这份勇气。“我们没钱，我们也不需要围栏，”内梅特说，“这是华沙公约组织的设施。如果你们需要围栏，那你们就要出钱。”

“我们不会出钱，”戈尔巴乔夫说，“苏联再也不会出那种钱了。十年以前，原油四十美元一桶的时候我们白送给你们。现在想用九美元一桶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买吗？别做梦了，我们自己都快破产了。”

“我们确定一下是不是了解彼此的意图大致了。”内梅特说。内梅特在不停地出汗，他不停地用手帕擦汗。“如果你们不付钱的话，我们就不建新围栏，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就缺少了一道有效的屏障。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奥地利，我们无法阻止他们。”

又一阵难忍的沉默过后，戈尔巴乔夫说：“就这样吧。”

会谈就此结束。再见的礼节潦草地一笔带过。匈牙利人恨不得能早点离开克里姆林宫。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内梅特和比罗与戈尔巴乔夫握了手，飞快地离开了大办公室。他们像是想在戈尔巴乔夫改主意前早点坐上回匈牙利的飞机似的。

德米卡沉思着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让他吃惊了两次：首先是出人意料地对内梅特的改革表现出敌意，其次是不对匈牙利进行实质上的援助。

匈牙利人会废弃围栏吗？这道围栏是铁幕的基本组成部分。突然可以越过边境进入西方是比自由选举更为重大的改变。

不过菲利波夫和其他的一些保守派分子还没有投降。他们随时对戈尔巴乔夫哪怕最为细微的一点软弱表现保持着警觉。如果他们有政变的应急方案的话，德米卡丝毫不会感到奇怪。

娜塔亚打来电话的时候，德米卡正若有所思地看着办公室墙上一张巨大的革命时期的照片。“你知道什么是兰斯导弹吗？”

“一种短程的地对地战略核武器，”他回答说，“美国在德国布置了七百枚兰斯导弹。好在它们的射程只有七十五英里。”

“导弹的射程加长了，”娜塔亚说，“布什总统希望升级兰斯导弹。新一代兰斯导弹的射程将加大到二百八十英里。”

“该死，”这是德米卡所担心的，却正中菲利波夫的下怀，“可这根本就说不通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不久前不才撤出两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吗？”

“布什觉得里根在裁军方面步子迈得太大了。”

“这个方案是如何确定的？”

“克格勃在华盛顿的人说，这个方案是围在总统身旁的一帮具有冷战思维的鹰派人士定下的。他们的国防部长切尼就是一个有冷战思想的狂热分子。还有那个斯考克罗夫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那个叫康多莉扎·赖斯的女人也一样糟。”

德米卡很气馁。“菲利波夫会说：‘我早就说会成这样了。’”

“菲利波夫和其他一些人都会这么说。事态的发展对戈尔巴乔夫很危险。”

“美国人的时间表呢？”

“他们将在五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对西欧施压。”

“该死，”德米卡说，“我们有麻烦了。”

深夜，丽贝卡·赫尔德正坐在汉堡公寓圆形餐桌旁，钻研着摊开在桌面上的文件。一旁的案板上放着一个脏的咖啡杯和一个剩有三明治碎屑的盘子，这天的晚饭她吃了个三明治。她脱下了精干的工作装，卸了妆，洗完澡后换上了宽松的旧内衣和一条旧的丝质披肩。

丽贝卡正在准备自己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她将随自己的上司副总理兼外长，同时又是她所在的自由民主党的党首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一起去美国。他们的任务是向美国人解释为什么西德不再需要核武器。在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苏联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威胁。升级核武器不仅不需要，而且有可能取得反效果，损害戈尔巴乔夫的和平举动，为莫斯科的鹰派助力。

门铃响的时候，丽贝卡正在读西德情报机构有关克里姆林宫内权力斗争的评估报告。

她看了看表。这时是晚上九点半。她没想到会有客人，身上穿的衣服也不适于待客。也许是同一幢楼里的哪家邻居前来叨扰，需要借盒牛奶。

丽贝卡没有资格使用贴身保镖：感谢老天，她的职位还没到引来恐怖分子的程度。但她还是在门上安置了一个窥视孔，可以在开门前查看来人的身份。

站在门外的竟然是弗雷德里克·比罗。

丽贝卡的心情很复杂。恋人的突然来访让她感到欢喜——但同样也吃惊不小。到了五十七岁这个年纪，任何一个女人出现在恋人面前以前都希望好好准备一番。

但她又不能在化妆和换下内衣的时候让比罗在走廊里干等着。

丽贝卡打开门。

“亲爱的。”比罗吻了吻她。

“很高兴见你，但你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她说，“我现在看起来糟透了。”

比罗走进屋，关上门。比罗伸出胳膊搀扶住丽贝卡，认真地审视着他。“乱蓬蓬的头发，戴着眼镜，穿着睡袍，光脚，”他说，“你看上去美极了。”

丽贝卡笑了，带比罗走进厨房。“吃过晚饭了吗？”她问，“要给你做点煎蛋卷吗？”

“给点咖啡就行了。我在飞机上吃了点。”

“你来汉堡干什么？”

“我上司派我来的。”比罗在桌子旁边坐下，“内梅特总理下周将出访西德拜会你们的科尔总理。他想问科尔总理一个问题。和其他政治家一样，他在发问之前就想知道答案。”

“什么问题？”

“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些时间。”

丽贝卡把一杯咖啡放在比罗面前。“慢慢解释吧，我有一晚上时间。”

“希望不用花太长时间。”他把一只手伸进丽贝卡的睡袍，沿着丽贝卡的腿往上摸。“还有别的事要做。”他的手伸到了丽贝卡的内裤。“哦！”他惊叹道，“你穿的是宽松的内裤啊。”

丽贝卡脸红了。“没想到你要来。”

比罗笑了。“我可以把两只手都放进去——也许两只胳膊都能放进去。”

丽贝卡把比罗的手推开，走到桌子的另一边。“明天我要把这些内衣全扔了。”她坐在比罗对面，“别那我开涮了，说说你来干什么。”

“匈牙利将开放和奥地利的边境。”

丽贝卡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在说什么啊？”

“我们准备开放和奥地利的边境。让边境上的围栏因年久失修而废弃。这样，我们的国民可以想去哪就去哪了。”

“你们不是认真的吧。”

“这不仅是个政治上的决定，而且是个经济上的决定。围栏马上就不能用了，我们根本没钱去修。”

丽贝卡开始有些明白了。“可如果匈牙利人能够出境的话，那其他国家的人也同样可以。你们怎么阻止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或是波兰人……”

“我们无法阻止他们。”

“……还有我们东德人。老天，我的家人终于可以离开东德了！”

“是的。”

“这种事不会发生，苏联不会允许。”

“内梅特去过莫斯科，就这事已经和戈尔巴乔夫交涉过了。”

“戈比怎么说？”

“他没说什么。他的确有点不高兴，但不打算进行干预。他也出不了换围栏的钱。”

“可是……”

“两人在克里姆林宫会谈的时候我也在场。内梅特直接问他，苏联准备像1956年那样出兵干涉吗？他的回答是没打算。”

“你相信他吗？”

“我相信。”

这将是一件能改变世界的大事情。丽贝卡穷极政治生涯一直在为此做着努力，但却不信这一幕真的会发生：她的家人可以从东德过来了！他们终于自由了！

比罗说：“可能有个障碍。”

“我就担心这个。”

“戈尔巴乔夫说苏联不准备出兵干涉，但没说不对我们继续经济上的制裁。”

丽贝卡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匈牙利的经济将调头向西，会发展很快的。”

“这正是我们的愿望。但这需要时间。人们会面临困难。克里姆林宫也许希望我们的经济在有时间调整之前迅速崩溃。这样反改革的势力就又会冒头了。”

丽贝卡知道，比罗说得没错。这对匈牙利的改革是个严重的威胁。“我知道要实现经济的发展非常难。”她沮丧地说。

“别灰心，我们找到了办法，我就是为这来的。”

“你们的办法是什么？”

“我们需要从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得到支持。如果我们能在德国的银行弄到很高的授信额度的话，就能抵挡住苏联施加的压力了。下周，内梅特将向科尔请求贷款。我知道你无法亲自授权，但我希望你能给我引导。看看科尔总理会怎么说。”

“如果能开放边境，无法想象他会说不。除了政治上的收获以外，这对德国经济也意味着很多。”

“我们也许需要许多钱。”

“需要多少？”

“也许十亿德国马克。”

“别担心，”丽贝卡说，“你们会拿到的。”

从众议员乔治·杰克斯眼前的这份报告来看，苏联的经济正变得越来越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治上的分权、更多的消费品、裁减武器——并不足以使苏联经济走出泥潭。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说，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在压力之下希望仿照苏联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但这种改变是缓慢而循序渐进的。如果有哪个国家公开反对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就会把坦克开进去。

参加众议院情报监管委员会会议的乔治觉得这个结论听起来不那么对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在公开市场和政治民主方面走在了苏联的前头，戈尔巴乔夫也没做什么去拦阻它们。

但布什总统和切尼国防部长却认为邪恶的苏联会无所不为。和以往一样，中央情报局在压力下尽捡他们喜欢的说。

会议让乔治觉得不满和焦虑。他搭乘整洁的国会山地铁回到佳能办公大楼，他在大楼里有个拥有三个拥挤房间的套房。套房大堂有张前台，有个为等待客人准备的沙发，还有个开会用的圆桌。大堂一边是秘书办公室，里面放满了雇员的办公桌，书架和文件柜。另一边是乔治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和一张会议桌，墙上挂着张鲍比·肯尼迪的照片。

他惊奇地在下午要接见的人员名单里看到了来自阿拉巴马州安尼斯顿的克拉伦斯·鲍耶牧师，这位牧师想就民权方面的问题和他聊聊。

乔治永远忘不了安尼斯顿。安尼斯顿是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受到暴徒袭击，所乘的大巴被燃烧弹焚烧的地方。暴徒们真心想杀害乔治，那是乔治生命中唯一一次差点被杀的经历。

尽管不记得为什么，可他一定同意了对方的会面请求。乔治猜想求见他的阿拉巴马牧师必定是个非洲裔美国人，但却惊奇地发现助理带进来的是一位白人。鲍耶牧师和乔治年龄相仿，穿灰西装白衬衫，戴着条黑领带，也许是要在华盛顿走很多路的缘故，他的脚上踏着双运动鞋。他头发渐稀，长着松鼠一般的栗红色头发和两只大板牙。乔治觉得鲍耶牧师依稀有点眼熟，随鲍耶一起来的是个十来岁的少年人。

“我试着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安尼斯顿兵营里的士兵和其他一些人，”鲍耶牧师向乔治介绍了自己，“会众中的许多人是非洲裔美国人。”

乔治觉得鲍耶很真诚。他的会众中黑人白人都有，这有点不同寻常。“牧师，你怎么会对民权方面的问题有兴趣？”

“先生，我年轻时是个种族隔离主义者。”

“许多人都是，”乔治说，“我们从中都得到了教训。”

“我不仅得到了教训，”鲍耶说，“还用几十年时间做深深的忏悔。”

这番表态看起来有点过了。一些求见众议员的人或多或少有点疯。乔治的雇员们尽力把疯子从求见名单上去除，但不时总会有那么一两条漏网之鱼。但乔治觉得鲍耶很理智。“你说的是忏悔吗？”乔治故意拖延着时间。

“杰克斯众议员，”鲍耶严肃地说，“我来是向你道歉的。”

“为什么道歉？”

“1961年我用一根铁橇打了你，我想我打断了你的胳膊。”

乔治刹那间明白对方看上去为何这般眼熟了。他是安尼斯顿那些暴徒里的一员。鲍耶试图用铁橇击打玛丽亚，乔治替玛丽亚挡了这一击。直到现在，天冷时乔治的胳膊仍然会有点隐痛。乔治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位一腔热忱的神职人员。“原来是你啊。”他说。

“先生，就是我。我没有什么理由好说的。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做错了。但我从来没忘记过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多抱歉。我想让儿子克拉姆亲眼见证我对过犯的忏悔。”

乔治感到很窘迫。以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看来你当上了牧师。”他说。

“起先我沉溺于酒精。因为贪杯，我丢掉了工作、家庭和汽车。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帝把我带到了贫民区棚屋里的一个小型聚会点。那天牧师布的道正好关于《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节的内容：‘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乔治听过很多围绕这段经句的布道。这段经句说的是，对人犯错，就是对基督耶稣犯错。比其他人受难更多的非洲裔美国人从这段话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这段经句甚至被贴在了伯明翰十六街浸礼会教堂的信息发布窗上。

鲍耶说：“我去那个聚会点只是为了嘲弄嘲弄那些基督徒们，没想到出来的时候却已经得到了拯救。”

乔治说：“牧师，很高兴听你诉说内心转变的故事。”

“众议员先生，我不应该得到您的原谅，但我希望能得到上帝的谅解。”说完鲍耶站起身，“我不会占用您更多宝贵的时间。谢谢你。”

乔治也站起身。他觉得自己对这个沉浸在强烈情感中的男人回应得还不够充分。“在你离开之前，”他说，“我们握一握手吧。”他把鲍耶的两只手都抓在手里，“克拉伦斯，如果上帝能原谅你的话，我想我也能。”

鲍耶哽咽了。握住乔治的手时，他的泪水不禁开始往下流。

冲动之下，乔治拥抱了他，发现鲍耶的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过了一会儿，乔治松开手，后退两步。鲍耶想说话，但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哭泣着转过身，离开了乔治的办公室。

鲍耶的儿子走过来和乔治握手。“众议员先生，谢谢你，”男孩声音颤抖着说，“我无法形容你的原谅对我父亲来说有多重要。先生，你是个伟大的人。”说完，他跟在父亲身后走出了乔治的办公室。

乔治坐回椅子上，感觉到有些晕眩。这真是太好了，他心想。

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玛丽亚。

玛丽亚却没有表示同情。“被打断的是你的胳膊，你有权原谅他们，”她说，“但我不想这么简单地原谅种族隔离分子。我想看到鲍耶牧师在监狱里服几年刑，或是做上一段苦工。在那之后，我或许会接受他的道歉。你应该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腐败的法官、暴虐的警察和炸弹制造者依然逍遥于法外。他们没有为自己所做的坏事而被绳之以法。其中一些甚至领上了养老金。这种人也需要原谅吗？我不想让他们因为得到原谅而心安理得。我很高兴他们因为负罪感而受伤。这是他们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惩罚。”

乔治笑了。年过五十，玛丽亚变得越发好战了。她是国务院里最资深的雇员之一，同时得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尊敬。玛丽亚的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自信和权威。

乔治和玛丽亚在玛丽亚的公寓。乔治收拾桌子的时候，玛丽亚在用香料烧一条鲈鱼。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香气，乔治不由得垂涎欲滴。乔治给自己满上一杯夏敦埃白葡萄酒，然后在蒸锅里放上一棵花椰菜。玛丽亚比过去稍微重了点，她决定采纳乔治提供的清淡食谱。

晚饭吃过以后，他们带着咖啡杯走到沙发前。玛丽亚的心情很不错。“离开国务院后回首往事时，我希望自己能够说，比起进入国务院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安全多了。”她说。“我希望我的侄子侄女和教子杰克能够在没有超级大国屠杀的威胁下抚养自己的孩子们。这样我就能说自己的一辈子过得值了。”

“我理解你的感受，”乔治说，“但看上去却像是在做白日梦。这可能吗？”

“也许吧。苏联和其盟国比二战后任何时候更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完蛋了。”

勃列日涅夫主义叫嚣苏联控制着东欧，这和门罗主义授予美国在南美相似的权力是一个道理。

乔治点了点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再想统治社会主义帝国的话，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将获得很大的裨益。”

“我们将尽力帮助戈尔巴乔夫留在台上。但因为布什总统坚信这是戈尔巴乔夫设的局，所以我们没有这么做。他还在计划着要增加我们在欧洲的核武器呢！”

“他的计划将破坏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根基，助长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势力。”

“是的。不过明天会来些德国人对他进行说服。”

“希望他们能说服成功。”乔治抱有怀疑地说。

“我也这么希望。”

乔治喝完了咖啡，但还不想走。他享用了食物和美酒，感到非常惬意。另外，他还很喜欢和玛丽亚交谈。“告诉你，”乔治说，“除了我儿子和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你。”

“那维雷娜呢？”玛丽亚直截了当地问。

乔治笑了。“她正在和你以前的男朋友李·蒙哥马利约会。蒙哥马利现在是《华盛顿邮报》的主编，我想这次她是认真的。”

“这很好。”

“你还记得……”乔治也许不应该提这个，但他已经喝了大半瓶红酒了，说上些胡话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你还记得我们在这张沙发上做爱的事情吗？”

“乔治，”玛丽亚说，“这事我不常干，怎么可能忘呢？”

“不幸的是，我也没忘。”

玛丽亚笑了，却说：“很高兴你没忘。”

乔治萌生出一股怀旧之情。“那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

“是十五年前尼克松辞职的那天晚上。你那时又年轻又英俊。”

“那时的你和现在一样漂亮。”

“你这个花言巧语的家伙！”

“我们那时很愉快，对吧？我是指我们两人的做爱。”

“愉快，”玛丽亚假装受到冒犯的样子，“仅仅是愉快吗？”

“感觉非常享受。”

“是的。”

乔治的心里充满了丧失机会的遗憾。“我们后来是怎么了？”

“我们有不同的路要走。”

“是的。”片刻的沉默过后，乔治问，“想再来一次吗？”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提了呢！”

他们接了吻，乔治马上想起了他们第一次接吻时的感觉：那么放松，那么自然，那么心安理得。

玛丽亚的身体变了，变得不那么紧绷，更加柔软，触摸下的皮肤也更加干爽。他猜测自己的皮肤也起了同样的变化：摔跤练出来的腹肌早就没有了。但这根本不算什么。玛丽亚饥渴地把嘴唇和舌头迎向他的嘴唇和舌头。投入感性又深爱着的玛丽亚的臂膀时，乔治同样也感到饥渴难耐。

玛丽亚解开他的衬衫纽扣。乔治脱衬衫的时候，玛丽亚站起身，飞快地褪去了身上的裙子。

乔治说：“在更深入之前……

“你说什么？”玛丽亚重新又坐下了，“你还要重新考虑吗？”

“正相反，我已经准备好了。顺便提一下，你的胸罩很漂亮。”

“谢谢你，你马上就能把它从我身上脱下了。”说着，她开始解乔治身上的皮带。

“我有话想说，但又怕坏了现在的气氛……”

“有话就说，”玛丽亚说，“趁现在把话说出来。”

“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我想我早该意识到了。”

玛丽亚含笑看着他，什么话都没说。乔治奇怪地感觉到，玛丽亚完全知道他要说些什么。

“我意识到我爱你。”乔治说。

“你真的爱我吗？”

“是的。你介意吗？我可以爱你吗？我是否把好气氛破坏了呢？”

“你真傻，”她说，“我已经爱你好多年了。”

一个温暖的春日，丽贝卡抵达了华盛顿的国务院。花床上盛开着水仙，丽贝卡对不久之后的会见充满了希望。苏联及其盟国受到了削弱，甚至可以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德国有机会得以统一，重新获得自由。他们只需要把美国在正确的方向上稍微推动一下就能心想事成。

丽贝卡想告诉收养她的母亲卡拉，她正在华盛顿代表自己的国家，与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一群人进行交涉。二战的时候，卡拉在柏林收养了十三岁时惊恐万状的她，赋予她自信使她成为国际知名的女政治家。我得弄张照片寄给她，丽贝卡心想。

她和上司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以及几个助理走进充满现代艺术气息的国务院大楼。国务院大楼两层的大堂里《保护人类自由》的大幅壁画，壁画上显示了美国军队所保护的五类自由。

仅仅在电话中听到过其睿智声音的玛丽亚·萨默斯迎接了来访的德国人一行。丽贝卡惊奇地发现萨默斯竟然是个非洲裔美国人。接着她为自己的大惊小怪感到有些内疚：非洲裔美国人当然也可以在国务院占据如此高位。过了一会儿，丽贝卡意识到大楼里的确没有几张黑人面孔。玛丽亚是国务院里不常见的几个黑人，她的惊讶是有理由的。

玛丽亚很友好，也很欢迎她们来，但很快玛丽亚就发现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尔的态度完全不同。德国人在他的办公室门外等了五分钟，很快就到了十分钟。玛丽亚非常窘迫。丽贝卡开始担心起来。这不会是单纯的意外。让德国副总理在门外等待是算计好了的羞辱。贝克尔一定对他们抱有敌意。

丽贝卡听说美国人会做出这种事。之后美国人会说来客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而受到了怠慢。回国之后，媒体上会出现令他们尴尬的报道。罗纳德·里根对英国反对党领导人尼尔·基诺克就做过这种事情，因为基诺克也是个裁军的倡议者。

丽贝卡倒不是很在意这种羞辱。男性政治家经常摆出这样的做派。这和男孩喜欢拽着他们的阴茎耀武扬威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国务卿的怠慢却代表着将要进行的会谈不会有太大的成效。这对国际形势的缓和来说是个坏消息。

十五分钟以后，他们被带进了国务卿的办公室。贝克尔是个说话带有得克萨斯口音的瘦高个。他衣着得体，头发剪得非常整齐。他明显心不在焉地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握了下手，然后对根舍说：“我们对德国的态度感到很失望。”

好在根舍不是个容易被欺负的软蛋。根舍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已经有十五年了，知道如何对谈判对手的无理态度视而不见。根舍光头戴眼镜，脸上总是一副好战的表情。“我们觉得美国的政策已经过时了，”他平静地说。“欧洲的局势变了，你们应该把欧洲局势的变化也纳入考量。”

“我们必须保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威慑力量。”贝克尔像念咒一样重复着。

根舍明显地控制着自己的不耐。“我们不能同意——我们的人民也不能同意。五个德国人里至少有四个希望把核武器从欧洲撤出去。”

“他们被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愚弄了。”

“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最终，这种事还需要人民来做决定。”

美国国防部长切尼也在国务卿办公室。“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欧洲的无核化，”他说，“我们不能落入他们的圈套。”

根舍明显被在欧洲问题上比他见地要浅的切尼的说三道四惹怒了。他像是一个对不开窍学生讲课地老师一样无望。“冷战已经结束了。”他说。

丽贝卡吃惊地发现，讨论正在向徒劳无功的方向发展。没人认真听对方在说什么：双方事先都已经打定了主意。

丽贝卡的判断无误。在说了些负气的话之后，会谈不欢而散了。

她没等到拍照的时机。

离开的时候，丽贝卡搜肠刮肚地思虑着挽回局面的方法，但什么都没想到。

玛丽亚·萨默斯在国务院大厅对丽贝卡说：“会谈没有朝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这不是道歉，但玛丽亚所在的地位迫使她只能这么说。“没事，”丽贝卡说，“很可惜双方交流不够，没取得什么收获。”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更高层的人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吗？”

正准备说自己不知道时，丽贝卡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也许有办法，”她说，“何不把布什总统带到欧洲看一看呢？让他亲眼目睹一下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让他和波兰人、匈牙利人交流一下。交流之后他或许会改变主意的。”

“你说得没错，”玛丽亚说，“我会作出建议的，谢谢你。”

“祝你好运。”丽贝卡说。

第六十章

莉莉·弗兰克和她的家人非常吃惊。

他们正在收看西德的电视新闻。此刻，东德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收看西德的电视节目。甚至连共产党官员也在看：从他们屋顶上的天线角度就可以判断出来。

莉莉的父母卡拉和沃纳、卡罗琳和爱丽丝以及爱丽丝的未婚夫赫尔穆特和她一起坐在电视机前。

就在5月2日这天，匈牙利人开放了和奥地利之间的边境。

匈牙利没有偷偷摸摸开放边境。他们在布达佩斯到维也纳之间跨越边境的海杰什丘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们也许尝试着招惹苏联展开行动。在几百名外国摄影记者的镜头下，匈牙利政府用这场盛大的仪式关闭了整个国境线上的电子报警器和监视系统。

弗兰克一家难以置信地看着电视里的这一幕。

拿着巨大断线钳的边防军人开始切割铁丝网，然后捡起切割开来的铁丝网带走，随意地堆放在一起。

莉莉说：“我的老天，铁幕落下了。”

沃纳说：“苏联人受不了这个。”

莉莉没父亲那么确定。现如今她对什么事都没那么确定。“除非苏联接受，匈牙利人才不会这样做呢，你说是吗？”

沃纳摇了摇头。“他们也许觉得自己可以侥幸得手……”

爱丽丝的眼睛亮了。“这意味着我和赫尔穆特可以过去了！”他说。爱丽丝和未婚夫渴望能早日离开东德。“我们可以像度假一样开车去匈牙利，然后走过边界。”

莉莉很同情爱丽丝：她希望爱丽丝能碰上她本人没能遇到的机会。只是穿越边境不可能那么简单。

赫尔穆特问：“我们真能去西方了吗？”

“你们不能，”沃纳手指电视坚决地说，“首先，我还没见到走过边界的人。我们先看看有没有人能走过去。第二，匈牙利政府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改变主意，开始大肆抓人。第三，匈牙利人如果真的开始让人离开，苏联肯定会派坦克进行阻止。”

莉莉觉得父亲也许太悲观了。沃纳七十多岁了，年纪越大越胆小。莉莉在父亲经营工厂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他嘲笑为电视机配遥控的念头，当遥控器变得不可或缺以后，他的工厂才开始迎头赶上。“看着吧，”莉莉说，“很快就会有人尝试离开，到时我们就知道是否有人阻止他们了。”

爱丽丝兴奋地说：“如果沃纳爷爷说错了呢？我们不能错失这种机会！我们该怎么办啊？”

爱丽丝的母亲急切地说：“这种事听上去很危险。”

沃纳问莉莉：“凭什么你觉得东德政府会继续允许我们去匈牙利呢？”

“他们必须允许，”莉莉争辩道，“如果取消几千个家庭的夏季假期，那真会有人革命的。”

“即便结果对别人来说很安全，对我们也会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弗兰克家的人，”沃纳用夸张的语气说，“你妈妈是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你姐姐羞辱了汉斯·霍夫曼，瓦利杀死了一个边防军人，你和卡罗琳演唱抗议歌曲。另外，我们在西柏林还有生意，他们无法没收我的工厂。在共产党人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麻烦。很不幸，我们因此总会得到特殊的待遇。”

莉莉说：“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必须加倍小心。”

“不管有什么危险，我都想去那边，”爱丽丝断然说，“我明白会有风险，但我愿意承担这份风险。”她责难地看着沃纳爷爷，“你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抚养大两代人。这是种邪恶、残忍、愚蠢、接近破产的制度——但还在这里存在。我想在西方住，赫尔穆特也想。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自由富强的社会长大。”说完她转身问未婚夫，“你说是吗？”

“是的。”赫尔穆特说，只是莉莉觉得他比爱丽丝更为谨慎。

“你们真是疯了。”沃纳说。

卡拉第一次说话了。“亲爱的，这不叫疯，”她具有说服力地对丈夫说，“没错，去那边的确很危险。但你忘了我们为奔向自由所做的事了吗？那儿比这儿还要危险百倍呢！”

“我们的一些同伴牺牲了。”

卡拉没让沃纳继续把话说下去。“但我们觉得值得冒这个险。”

“那时正在打仗，我们必须击败纳粹。”

“冷战对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来说也是场战争。”

沃纳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也许你是对的。”他不情愿地说。

“很好，”卡拉说，“既然你同意了，那我们就来拟个方案吧。”

莉莉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电视机。电视上，边防军人依然在拆卸着铁丝网。

波兰选举那天，坦尼娅和作为参选人的达努塔去了教堂。

这天是6月4日，星期天，蓝天上有几朵白云。达努塔给她的两个孩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替他们梳了头。马利克打上了代表团结工会的红白两色的领带，红色和白色同时也是波兰国旗的颜色。达努塔戴了一个稻草做的白色圆顶帽，帽沿上插了根红色的羽毛。

坦尼娅感到疑虑不安。这一切真的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发生了吗？波兰真的可以选举了？匈牙利的国境围栏真的拆除了吗？欧洲真的在裁军？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和重构是真的吗？

坦尼娅梦想着和瓦西里一样奔向自由。他们俩希望环游世界：想去巴黎、纽约、里约热内卢、德里看一看。瓦西里将在电视上接受采访，谈到他的著作以及这些年来的隐秘生涯。坦尼娅会撰写一些旅游手记，或许还会写本自己的书。

从白日梦中醒来之后，她却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着坏消息的来临：设置路障，开进坦克，逮捕不同政见者，实行宵禁，或是哪个穿着蹩脚西服在光头在电视上宣布他们挫败了帝国主义者资助的反革命图谋。

神父告诉会众把票投给最虔诚的参选人。因为共产党人都是无神论者，因此他的话具有明显的导向。讲求绝对服从的波兰神职人员不喜欢自由主义的团结工会，但他们很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谁。

选举比团结工会希望得来的要快。团结工会必须赶紧筹集资金，租用办公室，雇佣员工，发动全国性的竞选活动，这些都得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完成。雅鲁泽尔斯基知道政府组织坚实，随时可以应付选举，因此把竞选的准备期设定得非常短，希望让团结工会猝不及防。

但这却是雅鲁泽尔斯基做的最后一件聪明事了。从那以后共产党人变得毫无生气，似乎觉得铁定会赢而懒得去进行竞选活动一样。他们的竞选口号是“和我们一起会更安全”，这句口号活像是避孕套的广告词。坦尼娅在给塔斯社写的报道中提到了这个笑话。让她惊讶的是，编辑们竟然在审核时没有把这一内容去掉。

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次选举是近十年来波兰的残暴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和总要惹麻烦的电工莱赫·瓦文萨之间的一场个人较量。达努塔有张和瓦文萨合影的照片，每个团结工会的参选人都有。在竞选活动中，团结工会把这样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竞选期间团工会发行了一张日报，报纸上的文章基本上都由达努塔和她的女性朋友们所写。团结工会发散最广的一张传单上出现的是加里·库珀扮演的威尔·凯恩元帅，只不过他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一张写着“1989年6月4日，我们的大日子”的选票。

也许共产党在选战中的无为是可以预料的，坦尼娅心想。毕竟，对选民毕恭毕敬，对他们说“请投我一票”在波兰精英阶层是无法想象的。

被称为参议院的新的上层领导机构拥有一百个议席，共产党希望赢得其中的大多数。在坦尼娅看来，比起特立独行的瓦文萨，被独裁统治禁锢的波兰人民更可能投票给熟悉的雅鲁泽尔斯基。在被称为色姆的下议院，共产党人就更不可能输了，色姆百分之六十五的席位是预留给共产党和共产党盟友的。

团结工会的要求并不高。团结工会成员认为，如果他们能以微弱的优势获胜，共产党人就不得不允许在政府里出现不同的声音。

坦尼娅希望他们是对的。

弥撒以后，达努塔和教堂里的每个人都握了手。

接着坦尼娅和戈尔斯基一家去了投票站。选票上的内容又长又复杂，于是团结工会在选票站外设了一个棚子，向选民们演示该如何投票。选民不能在心仪的参选人的名字上作标记，而要在不喜欢的参选人的名字上画上条线。在团结工会助选人员向选民们出示的选票上，所有共产党人都被用线划掉了。

坦尼娅旁观着选民们的投票过程。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的经历。她看见一个衣着褴褛的女人拿着支铅笔往下移，每当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时她的嘴里便发出满意的咕噜声，然后伴着满足的微笑在名字上画上条线。坦尼娅觉得，政府采用让选民获得巨大满足感的划线方式进行选举真是太不明智了。

坦尼娅和一些选民谈了话，问他们做选择时心里在想什么。“我把票投给了共产党人，”一个穿着昂贵外套的女人说，“他们使这场选举成为了可能。”但大多数选民似乎都挑选了团结工会的参选人。坦尼娅显然采访错了人。

坦尼娅去达努塔家吃午饭。吃完饭之后，坦尼娅和达努塔留马利克在家照顾孩子，乘坦尼娅的车前往市中心惊奇咖啡馆楼上的团结工会总部。

那里的气氛高涨。民意调查说团结工会领先，但没人会依赖民意调查的结果，因为大约一半的选民还处于犹豫不决之中。但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都说那里的士气非常旺盛。坦尼娅本人感到乐观和高兴。不管是何结果，苏联的盟国似乎有了一场真正的选举。为这就有理由高兴。

选票站关闭以后的那天晚上，坦尼娅和达努塔一起去观看达努塔选区的计票过程。这是紧张的一刻。如果当局决定欺诈的话，他们有许多种伪造结果的方法。团结工会的计票人严密地监视着计票过程，但没人发现有不合规矩的事情发生。这本身就非常奇妙。

达努塔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从她脸上的震惊来看，坦尼娅知道达努塔没有预料到自己会以那么大的优势获胜。“我是人民选出的代表。”她难以置信地说。接着她张嘴大笑，开始接受在场每个人的祝贺。太多人亲吻了她，坦尼娅不禁为卫生问题担心起来。

脱身以后，她们驾车沿着路灯闪耀的街道，回到惊奇咖啡馆的总部，总部里的所有人正围坐在电视机前。达努塔不是唯一大胜的参选人——至今为止，团结工会参选人的表现都很不错。“真是太好了！”坦尼娅说。

“到底怎样还很难说！”达努塔阴郁地说。

坦尼娅发现团结工会成员的情绪不是很高涨。她对他们的消沉反应非常不解。“到底哪里不对啊？”

“我们的表现太好了，”达努塔说，“共产党人不会接受，他们一定会有所反应。”

坦尼娅没想到这一层。

“至今为止政府还没取得任何一个选区的胜利，”达努塔说，“即便在不被反对的地方，他们也没拿到百分之五十的选票。这太没面子了。雅鲁泽尔斯基必定不会允许这样的结果出现。”

“我去找我哥哥谈谈。”

坦尼娅有一个可以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特殊号码。时间已经很晚了，不过德米卡依然在办公室。“是的，雅鲁泽尔斯基刚刚打来过电话，”德米卡告诉她，“那里的共产党人觉得受到了羞辱。”

“雅鲁泽尔斯基说了些什么？”

“他想像八年前一样颁布戒严令。”

坦尼娅的心一沉。“真该死。”她回忆起波兰秘密警察不顾孩子们的哭喊把达努塔拖出家门的那一幕，“戒严令不能再颁布第二次了。”

“他建议宣布选举无效。‘我们仍然把权力的杠杆牢牢地握在手中。’他说。”

“这倒是真的，”坦尼娅失望地说，“军队在他们手里。”

“但雅鲁泽尔斯基不想亲自做这种事。他希望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坦尼娅心一热。“戈比是怎么说的？”

“他还没回答。有人正在把他唤醒。”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他也许会让雅鲁泽尔斯基自己解决。过去四年他一直这么说。但我不是很确定。眼看着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被彻底抛弃……哪怕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个结果也是无法承受的。”

“什么时候会知道结果？”

“戈尔巴乔夫说完同意或不同意之后会接着继续睡。一小时后给我打电话。”

坦尼娅挂上电话。她不知道该怎么想。雅鲁泽尔斯基显然想进行镇压，逮捕所有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抛弃民主和自由，像1981年那样恢复独裁。共产党国家闻到自由的气息时总会这样做。但戈尔巴乔夫说过，旧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戈尔巴乔夫说了实话吗？

通过戈尔巴乔夫对波兰选举的反应就能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

坦尼娅在痛苦地等待中盯着眼前的电话机。该怎么对达努塔说呢？她不想让这里的所有人陷入恐慌。不过她也许应该把雅鲁泽尔斯基的意图事先告诉他们。

达努塔问她：“你看上去很忧郁。你哥哥说了些什么？”

坦尼娅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什么都还没决定。这倒也算是事实。“雅鲁泽尔斯基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但还没联络上他。”

他们继续盯着电视屏幕。团结工会赢得了一切。到现在为止，共产党人还没能赢得选举中的任何一个席位。更多处的结果印证了早前的迹象。用压倒来形容还不足够：团结工会可以说赢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

在咖啡馆楼上的房间里，人们的欣喜中夹杂着恐惧。他们所希望的权力转移已经成为了现实。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肯定会发生两件事中的一件。共产党人也许会用武力攫取权力。如果共产党人不这样做的话，他们的时代就结束了。

坦尼娅在给莫斯科打电话前强迫自己等待了一整个小时。

“他们谈过了，”德米卡说，“戈尔巴乔夫拒绝支持镇压。”

“感谢上帝，”坦尼娅说，“那雅鲁泽尔斯基准备怎样做？”

“他会尽快下台。”

“真的吗？”坦尼娅不相信竟然有这等好消息。

“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我想他的确别无选择了。”

“尽情地庆祝吧。”

坦尼娅挂上电话，对达努塔说：“不会有暴力了，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暴力镇压的方式。”

“哦，我的老天，”达努塔的声音里夹杂着欣喜和难以置信，“我们真的胜利了，是吗？”

“是的，”坦尼娅带着从心底腾起的希望和满足感说，“噩梦般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

7月7日正值盛夏，布加勒斯特热得透不过气。德米卡和娜塔亚随戈尔巴乔夫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华约组织领导人峰会。接待他们的是罗马尼亚的疯狂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这次峰会最为主要的议程是“匈牙利问题”。德米卡知道这个讨论项是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提出来的。匈牙利的自由化运动唤起了没有改革的那些国家被压抑的本能，威胁到其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其中以东德最甚。几百个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人离开他们的帐篷，走进森林，穿过破旧围栏上的破洞进入奥地利，投入了自由的怀抱。从巴拉顿湖到边境的公路上到处是东德越境者毫不遗憾丢弃的特拉班车和瓦尔特堡车。大多数越境者没护照，但这完全没关系：他们会被送往西德，到那以后可以自动获得西德公民的身份，在西德政府的帮助下安顿下来。他们无疑能用上更为舒适可靠的大众车。

华沙组织的领导人会在桌子上放着国旗，桌子摆成长方形的会议室里会面。和以往一样，德米卡和娜塔亚这样的助理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昂纳克是这次会议的推动者，但主持会议的却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从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座位上起身，开始攻击匈牙利政府推行的改革政策。他身材矮小，弓着背，眉毛浓密，目光狂野。尽管只是对会议室的几十个人说话，但他却像对体育场里的几千个人演讲一样手舞足蹈。咆哮时，他的嘴唇里不时会迸出口水。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求：像1956年那样再次出兵匈牙利。他号召华沙条约组织入侵匈牙利，驱逐米克洛斯·内梅特，使匈牙利恢复为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德米卡环顾会议室四周。昂纳克频频点头。捷克斯洛伐克强势的领导人米洛斯·雅克什露出赞同的表情。保加利亚领导人图多尔·日夫科夫显然也表示同意。只有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无动于衷地一动不动，也许他是对自己在竞选中被击败感到丢脸吧。

这些人都是暴君、虐待狂、大肆杀戮者。斯大林就是个这样的人，他是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典型。德米卡心想，任何允许这种人当家的政治体制的人都是十足的恶魔，我们为何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弄清楚这点呢？

不过和会议室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德米卡一直在看着戈尔巴乔夫。

言辞无关紧要，谁对谁错根本毫无意义。没有光头上有葡萄酒渍男人的同意，房间里的人无权做任何事。

德米卡觉得他知道戈尔巴乔夫会怎样做。但他不是很确定。和他统治的大帝国一样，戈尔巴乔夫常在保守和改革之间摇摆。别人说什么都很难改变他的主意。大多数时候他只是看上去有些漫不经心。

齐奥塞斯库几乎在尖叫了。这时戈尔巴乔夫看了米克洛斯·内梅特一眼。在齐奥塞斯库大喷口水，大骂脏话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对内梅特微微地笑了笑。

让德米卡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接着竟然对内梅特眨了眨眼。

微笑了一会儿，戈尔巴乔夫把目光移开，恢复了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

直到布什总统的欧洲之行快结束时，玛丽亚一直在避免和加斯帕·默里见面。

玛丽亚从来没见过加斯帕。她知道加斯帕长什么样：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她在电视上见过加斯帕。这些年来玛丽亚一直是加斯帕某些最佳新闻报道的秘密信息源，但加斯帕并不知情。和加斯帕打交道的是他们的中间人乔治·杰克斯。他们很小心。所以这条线到现在一直没被人发现。

他知道加斯帕被《今日》栏目解雇的前因后果。白宫向电视网老板弗兰克·林德曼施加了压力。所以这位明星记者遭到了驱逐。因为东欧卷起的骚动，加之灵敏的新闻嗅觉，加斯帕担任的似乎又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

布什和包括玛丽亚在内的随从最后来到了巴黎。7月14日是巴士底日 【27】 ，那天，她和记者团的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一起观看法国军队的冗长阅兵，心里盼着能快点回家和乔治做爱。这时，加斯帕过来和她搭话。加斯帕指着伊维·威廉姆斯巨大的面霜广告。“她十五岁时迷恋上了我，”他对玛丽亚说。

玛丽亚看着广告。伊维·威廉姆斯因为政治倾向上了好莱坞的黑名单，但在欧洲却是个巨星。玛丽亚记得在报道中看到过，伊维在个人品牌护肤产品上所挣的钱比她演电影加起来所挣的钱还多。

“我和你从没见过面，”加斯帕说，“但我在和维雷娜·马昆德同居的时候，认识了你的教子杰克·杰克斯。”

玛丽亚机警地和他握了握手。和记者交谈总会存在危险。不管你说了什么，和记者的交谈总会使你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之后总会对你究竟说了些什么展开争论。“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你。”玛丽亚说。

“我很尊敬你的作为，”他说，“你至今所做的一切即便对白人男性来说也很不容易。对于一个非洲裔美国妇女来说，你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讶的。”

玛丽亚笑了。加斯帕很有魅力——他就是靠这个让人开口说话的。同样他也完全不可信赖，他是那种为了一篇新闻报道可以出卖自己的母亲的人。玛丽亚不动声色地问加斯帕：“你对欧洲的感受如何？”

“现在这是欧洲最令人激动的地方，”他说，“我真是太走运了。”

“太好了！”

“不过，”加斯帕说，“这次出访对布什总统来说却远远谈不上成功。”

该来的还是要来，玛丽亚心想。尽管同意加斯帕的分析，但她必须捍卫总统和国务院的政策。布什总统太胆小了，没能取得东欧自由化运动的领导权。但玛丽亚却说：“我们觉得这可以算是一种成功。”

“算了，你一定会这么说。私下里我想问问你，布什总统是不是敦促雅鲁泽尔斯基——旧体制下的共产主义暴君——竞选波兰总统了呢？”

“雅鲁泽尔斯基也许是监督循序渐进的改革的最佳人选。”尽管不相信，但玛丽亚却还是这样说。

“布什把瓦文萨惹恼了。团结工会请求一百亿美元的援助，布什却只答应援助一亿美元。”

“布什总统是个小心行事的人，”玛丽亚争辩道，“他认为波兰人首先需要改革他们的经济，然后才能获得援助。不然援助款就浪费了。总统是个保守派。加斯帕，你可能不喜欢，但美国人支持他这么做。所以他们才会选他当总统。”

意识到打开了玛丽亚的话匣子，加斯帕开心地笑了，但他还要继续对玛丽亚施压。“在匈牙利，布什总统为拆除围栏对匈牙利政府表达了赞赏，而不是相反地继续施压。他反复告诫匈牙利人，路不要走得太远，步子不要迈得太快。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给出的这算是哪门子建议啊？”

玛丽亚没有否定加斯帕的话。他说的绝对正确。她决定附和加斯帕。看着一辆运有侧面印着法国国旗的狭长形状的导弹的低货架挂车从眼前经过，玛丽亚静心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她对加斯帕说：“你错过了一条大新闻。”

加斯帕狐疑地扬起眉毛。他很少受到这个方面的指摘。“说下去。”他带着一丝感兴趣的口吻说。

“这不是正式采访。”

“那就算是非正式的。”

玛丽亚长时间地审视着加斯帕。“只有澄清了这个问题，我才会继续往下说。”

“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我们的对话是非正式的。”

“好吧。你可能知道总统得到的一些建议暗示戈尔巴乔夫是个骗子，开放和改革只是共产党人的诳语，整个自由化进程只是诓骗西方丧失警惕，解除武器的圈套而已。”

“这是谁给的建议？”

答案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防部长。但即便是非正式访谈，玛丽亚也不愿对记者说出这些人的身份。她说：“加斯帕，如果不知道他们是谁的话，那你就不是我们心里的那个名记者了。”

加斯帕咧嘴一笑。“好吧，可你说的那条大新闻究竟是什么啊？”

“布什总统原本想接受这个建议——在他踏上这次旅途之前。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欧洲的土地上目睹了欧洲存在的现实以后，布什总统也相应地改变了看法。他在波兰说：‘我兴奋地感觉到，我正经历着创造历史的一刻。’”

“我能在报道中引用这句话吗？”

“可以，他对我说了这句话。”

“谢谢你。”

“总统现在相信共产主义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是真实而永久的，我们要给予谨慎的鼓励，而不是自欺欺人说这种事没有发生。”

加斯帕长时间地看着玛丽亚，玛丽亚觉得加斯帕的目光里包含有惊讶和尊重。“你说得对，”加斯帕思忖了一会儿，说，“这是条大新闻。迪克·切尼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些华盛顿的冷战分子看了这条新闻，一定会气得发疯。”

“这话是你说的，”玛丽亚说，“我可没说过这种话。”

莉莉、卡罗琳、爱丽丝和赫尔穆特驾车从柏林前往匈牙利的巴拉顿湖。和以往一样，这一路要走两天两夜。路上，莉莉和卡罗琳唱了会唱的每一首歌。

她们通过歌唱来掩饰心中的恐惧。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准备尝试逃到西方。没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莉莉和卡罗琳将会回到东德。虽然都是单身，但她们的人生却属于东德。她们痛恨东德现政权，但只是想反对，而不是想逃离。对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的人生还没展开呢！

莉莉仅仅认识两个试图离开东德的人：姐姐丽贝卡和哥哥瓦利。在跨越柏林墙的时候，丽贝卡的未婚夫掉下房顶，落得了终生的残疾。瓦利把车从一个边防军人的身上轧过去，把军人轧死了，因此而产生的创伤萦绕了瓦利很多年。他们的先例绝对称不上圆满。但现在的大形势变了——难道不是吗？

在度假营度过的第一晚，他们遇见了一位名叫贝特霍尔德的中年男子。贝特霍尔德正坐在自己的帐篷外面，滔滔不绝地对六七个拿着啤酒罐喝啤酒的年轻人说话。“这难道不明显吗？”他用自信而带有感染力的语气说。“整件事就是斯塔西设的圈套。这是他们逮捕颠覆分子的一种新办法。”

一个坐在地上吸烟的年轻人似乎有所怀疑。“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穿过边境以后，你就会被奥地利人逮捕。奥地利人把你押解给匈牙利警察，匈牙利警察会给你戴上手铐，把你送回东德。你会被直接送到利希滕贝格斯塔西总部的审讯室。”

一个站在他旁边的女孩问：“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我的堂兄试图从这越过边境，”贝特霍尔德说。“离开前他对我说：‘我会从维也纳给你寄明信片。’现在他在德累斯顿附近的一座劳改营的铀矿里劳改。政府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招人在铀矿里工作，没人肯去那工作——铀发出的射线会导致肺癌。”

上床前，弗兰克家的四个人轻声讨论着贝特霍尔德的话。爱丽丝轻蔑地说：“贝特霍尔德是那种只会夸口说大话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堂兄在铀矿里劳改呢？政府才不会承认这样使用囚犯呢！”

但赫尔穆特却很担心。“他也许只是个白痴。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开放的边境线也许的确是个圈套。”

爱丽丝说：“奥地利人为什么要遣返逃亡者呢？他们对共产主义无爱啊！”

“他们也许不想惹麻烦，也许不想把钱花在逃亡者身上。奥地利人为何要管我们东德人的死活呢？”

四个人讨论了一个小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莉莉躺了很久都没睡着，一直为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在担心。

第二天早晨，莉莉看见贝特霍尔德在公共厨房对另一群年轻人侃侃而谈，他的面前放着一大盘火腿肉和奶酪。他的话是真的，还是斯塔西特工做的虚假宣传呢？莉莉觉得有必要搞个清楚。贝特霍尔德像是还要在食堂里待段时间。冲动之下，莉莉决定搜一搜贝特霍尔德的帐篷。她离开了公共厨房。

帐篷并不安全：营方建议度假者不要再帐篷里留下钱或贵重物品。但贝特霍尔德的门帘还是被用绳子牢牢地捆上了。

莉莉开始解开绳子，她试着摆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好像自己有权这么做似的。但她的心里却直打鼓。莉莉习惯了鬼鬼祟祟——她和卡罗琳的现场演出都是半公开的——但她以前从没做过类似的事情。如果贝特霍尔德因为什么原因丢下早饭，比她预料得先回帐篷的话，她又该怎么说呢？“哦，我跑错帐篷了，真对不起。”帐篷差不多都一样。贝特霍尔德也许会相信她——但他会怎么做，把警察叫来吗？

她掀开门帘，走进帐篷。

作为男人来说，贝特霍尔德算是够整洁的。他的衣服齐整地叠在手提箱里，帐篷里有个放着塞满换洗衣服的拉绳袋。除此之外，贝特霍尔德还有个放有安全剃刀和剃须皂的盥洗用品袋。他床上的金属床架之间铺着一层帆布。床边放着一小摞德语杂志。从外观上来看，这是个普通旅游者的帐篷。

别匆忙下结论，莉莉告诉自己。仔细寻找蛛丝马迹。贝特霍尔德是谁？他是干什么来的？

行军床上放着个折叠的睡袋。拿起睡袋时莉莉感到里面有点重。她打开睡袋，把手探进去摸索，从里面拿出一本满是黄色照片的书——还有一把枪。

这是把枪管很短的黑色小手枪。莉莉对武器知之不多，不知道它是哪种型号，但觉得这应该是人们口中的九毫米手枪。这种手枪看上去是为便于隐藏设计的。

莉莉把枪塞进牛仔裤口袋。

她对自己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贝特霍尔德不是个无所不知的夸夸其谈者。他是个斯塔西特工，被派来传播威慑人的故事，阻止希望潜逃者逃到西方。

莉莉重新叠起睡袋，走出帐篷。贝特霍尔德还没回来。她颤抖着手指，飞快地把门帘重新绑上。再过一会她就平安了。贝特霍尔德一开始找枪，他就会知道有人来过了。如果莉莉能不被人发现顺利离开，贝特霍尔德就无从知道谁进过他的帐篷了。莉莉觉得他甚至不会把丢枪的事报告给匈牙利警方，匈牙利警察肯定会对带枪到本国度假营的德国特工感到不悦。

她飞快地离开了贝特霍尔德的帐篷。

卡罗琳在赫尔穆特和爱丽丝的帐篷里，仍然在小声争论放开边界会不会是个圈套。莉莉打断了他们的讨论。“贝特霍尔德是个斯塔西特工，”她说，“我搜了他的帐篷。”说着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是把马卡罗夫手枪，”曾经在军队里服役的赫尔穆特说，“这种苏联制造的半自动手枪是斯塔西的标准配置。”

莉莉说：“如果开放边境真的是圈套的话，斯塔西肯定会把事实保密。这么看来，贝特霍尔德告诉大伙的不可能是真的。”

赫尔穆特点点头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过去了。”

四个人同时站起身。赫尔穆特问莉莉：“想让我帮你把枪处理掉吗？”

“帮我处理掉吧。”莉莉把枪交给赫尔穆特，突然间感觉轻松了不少。

“我去湖岸边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枪扔进湖里。”

赫尔穆特处理枪时，三个女人把毛巾、泳衣和装着的防晒霜的瓶子放进特拉班的后备箱，像是要外出远足，使这次的假期更加圆满一样。赫尔穆特处理枪回来以后，他们开车去了趟杂货店，买了野餐时吃的奶酪、面包和红葡萄酒。

接着他们把车朝西开。

莉莉不时回头看看，但一直没看到跟踪者。

五十公里以后，特拉班在靠近边境的地方下了公路。爱丽丝有张地图和一个指南针。在乡间小路上绕圈，假装在森林里寻找合适野餐地点时，他们看见路边有几辆东德牌照的遗弃车辆。他们知道来对地方了。

附近没有官方的检查站，但莉莉却还是很担心。东德的秘密警察显然对逃亡者很感兴趣，但他们也许什么都做不了。

经过一个小湖时爱丽丝说：“我估计离边境的围栏已经不到一英里了。”

很快，驾驶汽车的赫尔穆特把车从乡间小路开到森林中间的一条土路上。开了一段路以后，他把车停在湖边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

赫尔穆特关闭汽车发动机。“好了，”他对沉默着的三个女人说，“我们还要继续假装吃午饭吗？”

“不装了，”爱丽丝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抬得很高，“我现在就想过去。”

四个人都下了车。

爱丽丝一边看着指南针，一边给其他人带路。森林里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路相对比较好走。高大的松树过滤了阳光，把一块块的金色投射在脚下的松针上。森林里很安静。莉莉听见附近湖里水鸟的叫声，不时还会听见远处拖拉机传来的突突声。

他们经过了一辆半掩在树木下的黄色沃尔特堡车，车的窗户破了，挡泥板也已经生锈了。一只鸟从打开着的后备箱里飞了出来，莉莉估计这只鸟一定在后备箱里做了窝。

她不时朝四周看看，寻找能暴露官员身份的灰色或绿色布料，但没有发现任何人。她注意到赫尔穆特和她一样警觉。

他们爬过一个坡，这时森林突然消失了。他们走上一块长条形的空地，看到几百码前方的边境围栏。

围栏很普通。树立着的桩子都是些随便砍出来的木桩。木桩间有几排多半曾经通过电的电线。围栏的最上方有一道六英尺高的铁丝。围栏的另一边是八月阳光下长满金色谷物的田野。

他们穿过长条形的空地，来到围栏前。

爱丽丝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翻过去。”

赫尔穆特说：“他们肯定断了电……”

“是的。”爱丽丝说。

卡罗琳急躁地伸出手，碰了碰电线。她碰了每根电线，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没通电。”她说。

爱丽丝亲吻拥抱了母亲和莉莉。赫尔穆特和两位长辈握了手。

一百码外，两位穿着灰色束腰外衣，戴着尖顶帽的匈牙利边防战士走上山坡。

莉莉高呼：“哦，不。”

两个边防战士举起枪。

“大家都别动。”赫尔穆特说。

爱丽丝说：“没想到到了边境却功亏一篑。”她哭了起来。

“别灰心，”赫尔穆特说，“事还没完呢！”

靠近他们以后，匈牙利士兵放下枪，用德语和他们说话。边防战士显然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你们来这干什么？”一个士兵问。

“我们来森林里野餐。”莉莉说。

“真是来野餐的吗？”

“我们可不是来干坏事的。”

“这里是禁区，你们不能来这。”

莉莉很担心边防战士会逮捕他们。“好吧，”她说，“我们这就走。”

莉莉担心赫尔穆特会挑起一场打斗。他们四个可能因此而被杀。她浑身颤抖，腿虚弱得都快站不住了。

第二个士兵说话了。“尽量小心点。”他说。接着他沿着他们来的方向指着围栏。“从这里走过去四分之一英里，围栏上有个缺口，你们也许可以在不经意间跨过边境。”

两个士兵对视了一眼，然后绽放出会心的笑容。之后他们又继续巡逻去了。

莉莉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越走越远的背影。边防战士继续向前走，一次也没有回头看他们。莉莉和家人们在安静中看着他们渐渐走出视线。

周围再一次没有人以后，莉莉说：“他们似乎告诉我们……”

“去找围栏的缺口，”赫尔穆特说，“我们马上去找吧。”

他们急忙朝士兵所指的方向走去。为了便于躲藏，他们贴着森林的边缘往前走。果不其然，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以后，他们找到了围栏一处断裂的地方，围栏的木桩被连根拔起，拉断的电线躺在地上，像是被重型卡车闯过去一样。周围的泥土被重复地踩踏过，黄绿色的草稀稀拉拉。缺口的另一边，两块田之间的一条小道尽头，几个屋顶在大树之间若隐若现：一个村落，或仅仅是个小村子。

终于自由了！

围栏边的一颗小松树上挂着许多钥匙串，也许有三十到五十串。人们把家里或车上的钥匙挂在松树上，以这种激烈的姿态表示自己再也不会回去。当树枝被微风轻轻摇动的时候，钥匙串在阳光下闪着光。小松树看上去倒像是棵圣诞树了。

“别犹豫，”莉莉说，“十分钟前我们已经道过别了，你们快走。”

爱丽丝说：“妈妈，莉莉姑姑，我爱你们。”

“快走。”卡罗琳说。

爱丽丝拉起赫尔穆特的手。

莉莉前后审视着围栏边的长条空地。举目望去，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爱丽丝和赫尔穆特走过缺口，小心地跨过倒地的围栏。

到了另一边以后，他们停下脚步，朝莉莉和卡罗琳挥手。事实上，他们之间只隔了十英尺的距离。“我们自由了！”爱丽丝说。

莉莉说：“替我向瓦利致意。”

“还有我。”卡罗琳说。

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手拉手沿着田野之间的小路继续朝前走。

走到小路的尽头以后，他们再次转身，朝莉莉和卡罗琳挥手。

接着他们走进小村，消失不见了。

卡罗琳的脸被泪水浸湿了。“不知还能不能相见。”她说。

第六十一章

西柏林让瓦利涌起一股怀旧之情。他还记得年少时在库福斯坦恩大街的民谣歌手俱乐部用吉他弹唱埃弗里兄弟的歌曲，梦想有朝一日到美国成为流行巨星的情形。我实现了年少时的理想，他心想——但同时也失去了很多。

在宾馆入住的时候，他遇见了加斯帕·默里。“听说你上这儿工作了，”瓦利说，“我猜德国发生的事应该比美国更为令人激动吧。”

“是的，”加斯帕说，“美国人一般不太关心欧洲发生的事情，但这段时间很特别。”

“《今日》没了你以后就两样了，听说节目的收视率一直在下滑。”

“我也许应该假装遗憾。这些天你都在干嘛啊？”

“我正在制作一张新的专辑。我把戴夫留在加利福尼亚做录音合成。他也许会把弦乐和钟琴部分搞得一团糟。”

“你怎么来柏林了啊？”

“我来见女儿爱丽丝的，她从东德逃出来了。”

“你父母仍然在东德吗？”

“是的，他们和我妹妹莉莉住在一起。”还有卡罗琳，瓦利心想，不过他没有在加斯帕面前提到她。瓦利希望卡罗琳也能逃出东德。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但瓦利在内心深处依然想念着她。“丽贝卡早就来西德了，”他补充道，“她现在是西德外交部的一个大人物。”

“我知道。她帮过我。也许我们可以做篇关于被柏林墙分隔的一家人的报道。报道中应该体现出冷战所带来的苦难。”

“这个就算了。”瓦利坚定地说。他一直没忘加斯帕六十年代所做的那篇报道给东德弗兰克一家带来的麻烦。“报道一出来，东德政府又会找他们麻烦的。”

“太遗憾了。不管怎么样，见到你真好。”

瓦利入住了总统套房。他打开客厅电视。电视是父亲工厂生产的弗兰克牌。电视上充斥着东德人经匈牙利以及近来经捷克斯洛伐克逃到西德的新闻。他把声音调小，从电视机边走开了。他习惯在做其他事情时把电视机着。听说埃尔维斯也有这个习惯时，他感到有些兴奋。

他冲了把澡，换上干净衣服。很快前台打来电话，说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已经在楼下等着了。“让他们上来。”瓦利说。

略微有些愚蠢的是，他竟然会感到有些紧张。来人是他的女儿。但在女儿二十五年的人生中，他只见到过她一面。那时爱丽丝还是个留着金色长发的瘦弱少女，和他六十年代第一次遇见卡罗琳时卡罗琳的样子很像。

一分钟后，门铃响了，瓦利打开门。爱丽丝没有了十来岁时的笨拙，已经是个妙龄女郎了。她的金发剪短了，不像年轻时的卡罗琳那样引入注目，但她却具有卡罗琳极富魅力的笑容。她穿着东德的破旧衣服和一双脏鞋子。瓦利心想，待会一定要带她买衣服去。

瓦利局促地吻了吻卡罗琳的双颊，然后和赫尔穆特握手。

爱丽丝环顾着总统套房，大声惊叹道：“喔，这房间好棒啊！”

这里和洛杉矶的宾馆完全没法比，但瓦利没告诉爱丽丝。爱丽丝需要了解很多事情，但留给她的时间还有很多。

瓦利通过客房服务叫来了咖啡和蛋糕，然后和爱丽丝、赫尔穆特围坐在客厅的桌子旁。“感觉很奇怪，”瓦利真诚地说，“你是我女儿，我们却是陌生人。”

“但我很熟悉你的歌，”爱丽丝说，“每首我都很熟悉。你虽然不在我身边，但我出生以后你一直在对我唱歌。”

“真是太好了！”

“是啊。”

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把逃跑的细节告诉了瓦利。“回想起来，逃出来很容易，”爱丽丝说，“但当时我简直要吓死了。”

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暂时居住在弗兰克工厂会计师埃诺克·安德森替他们租的房子里。“你们对将来有何打算？”瓦利问他们。

赫尔穆特说：“我是个电气工程师，但我想学点做生意方面的事情。下周我将和厂里的一个销售员到外地出差。你爸爸沃纳说，这是做生意的基础。”

爱丽丝说：“在东德的时候，我在药房里上班。一开始我也许会在这的药房找份工作，但将来我想开家自己的药房。”

瓦利很高兴他们想到了自力更生。他原本有些焦虑，担心他们也许会靠他养，这对他们的未来不会有任何好处。听了他们的打算以后，瓦利的心彻底放了下来。他笑着对他们说：“很高兴你们没人想迈入音乐这一行。”

爱丽丝说：“但我们首先想要个孩子。”

“我很高兴，这样我就能成为爷爷辈的摇滚明星了。你们准备结婚了吗？”

“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事，”爱丽丝说，“在东德时，我们没考虑结婚，可现在我们很想结婚。你对结婚这事怎么想？”

“结婚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如果你们决定结婚的话我会很兴奋。”

“真是太好了。爸爸，你会在我们的婚礼上演唱吗？”

女儿的问题让瓦利感到猝不及防，他拼命忍住才强迫自己不哭。“亲爱的，当然会唱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很高兴在你们的婚礼上唱歌。”为了掩饰自己的感情，瓦利把注意力转移到电视上。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前一天晚上东德莱比锡示威游行的画面。抗议者从教堂出发，举着蜡烛进行游行。参加游行的人很守规矩，但警方的车辆却冲进人群，撞倒了好几个人。接着警察跳下警车，开始逮捕游行者。

赫尔穆特说：“这些混账东西。”

瓦利说：“这次游行是主张什么的？”

“人民希望获得自由出入东德的权利，”赫尔穆特说，“我们是逃出来了，但再也回不去了。爱丽丝有了你，却没法回去探望母亲。我和我的父母也分离了。我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到他们。”

爱丽丝愤怒地说：“人民之所以示威，是因为我们没理由要这样生活。我理应像见到您一样时常可以见到妈妈。我们应该可以在东德和西德之间自由通行。德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我们应该拆除柏林墙。”

“让我们为此而祈祷吧。”

德米卡喜欢自己的上司。戈尔巴乔夫从根本上来说是个诚实的人。列宁死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是骗子。他们都喜欢掩饰错误，不去接受事实。过去六十年，苏联领导人最显著的特征是都拒绝面对现实。戈尔巴乔夫和他们完全不一样。在侵袭苏联的暴风骤雨中掌舵的时候，他一直秉承着一个指导方针，那就是必须要说出真相。德米卡对戈尔巴乔夫满怀敬意。

埃里希·昂纳克被免职的时候，德米卡和戈尔巴乔夫都很高兴。昂纳克失去了对东德和东德共产党的控制。但他们对昂纳克的继任人很失望。昂纳克的忠实副手埃贡·克伦茨接任了东德的总书记职位，这让德米卡非常恼怒。东德的做法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任何改变。

不过德米卡觉得戈尔巴乔夫会对克伦茨伸出援手。苏联不允许东德的崩溃。苏联也许能够容忍波兰的民主选举，能够容忍匈牙利的市场推动，但绝对不会允许德国出状况。和欧洲被分为东欧和西欧一样，德国也被分成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块。如果西德获得了胜利，那将标志着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标志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梦想破灭。即便是戈尔巴乔夫，他也不会允许发生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吗？

两星期后，克伦茨来莫斯科进行例行觐见。德米卡和这个长着浓密金发，满脸是肉，总是带着自命不凡的笑容的家伙握了手。克伦茨年轻时候也许是个让无数姑娘心动的万人迷。

在贴着黄色墙板的大办公室里，戈尔巴乔夫礼貌但不是很热情地接见了克伦茨。

克伦茨带来了东德经济总体规划师写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东德的经济已经破了产。克伦茨说，昂纳克扣下了这份报告。德米卡知道，东德经济的实际情况被隐瞒了几十年，绝非扣下一份报告这么简单。所有经济增长的宣传都是谎言。东德工厂和矿井的劳动生产力还不足西德的一半。

“我们只能靠借款撑着，”克伦茨对坐在大办公室黑皮椅上的戈尔巴乔夫说，“每年要借一百亿德国马克。”

一向沉稳的戈尔巴乔夫惊呆了。“一百亿吗？”

“我们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借短期贷款还长期贷款的利息。”

德米卡说：“这是不合法的，如果被银行发现的话……”

“我们现在每年要付四十五亿美元的利息，相当于我们整个外币收入的三分之二。我们必须得到你们的帮助，以渡过这个难关。”

戈尔巴乔夫吹了声口哨。他很讨厌东欧领导人问他要钱。

克伦茨继续用糖衣炮弹哄骗苏联领导人。“东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是苏联的孩子一样。”他开了一个并不可笑的玩笑，“做父母的总得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才行。”

戈尔巴乔夫笑都没笑。“我们没理由给你们援助，”他直截了当地说，“在苏联目前的情况下绝对不行。”

德米卡很吃惊。他没料到戈尔巴乔夫竟然会如此强硬。

克伦茨还想挣扎。“那我该怎么办啊？”

“你必须对你的人民诚实以待，告诉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

“会有大麻烦的，”克伦茨说，“我必须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后还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对柏林墙的大规模冲击。”

德米卡觉得克伦茨简直是在进行政治讹诈。戈尔巴乔夫显然也有这样的想法，他的身体僵硬起来。“那样的话，别指望红军会给你收拾烂摊子，”戈尔巴乔夫说，“所有的事你必须自己解决。”

他是说真的吗？苏联真的从东欧收手了吗？伴随着吃惊，德米卡的情绪瞬间高涨起来。戈尔巴乔夫真的不愿再走回头路了吗？

克伦茨像个意识到没有上帝的神父一样无助。东德是苏联创建的，接受苏联的资助，被苏联军队所保护。他无法接受一切都结束了的事实。克伦茨显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克伦茨走后，戈尔巴乔夫对德米卡说：“给我们在东德的军队指挥官发个消息，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别去卷入当地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冲突。他们必须把这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

老天，德米卡心想，苏联对东欧的介入真的到头了吗？

十一月，东德的主要城市每周都会举行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数不断上升，人们也越来越勇敢。游行群众再也不会被暴虐警察的棍棒冲垮了。

莉莉和卡罗琳应邀到离家不远的亚历山大广场的集会上演出。这次集会有几十万人参加。有人做了块“我们是人民大众”的巨型标语牌。广场周边站着许多拿着防暴设施的警察，时刻等待着手持棍棒冲进人群的命令。但他们的表情却比示威者更恐惧。

先后上台的演讲人谴责了共产党现政权，可警察却无动于衷。

组织者也允许拥护共产党的演讲者上台发言。莉莉惊讶地发现政府选定的演讲者竟然是汉斯·霍夫曼。莉莉和卡罗琳站在讲台侧面，瞪着这个折磨了弗兰克家整整二十五年的驼背身躯。尽管穿着昂贵的蓝色大衣，但汉斯却冷得发抖——也许是因为恐惧而在发抖的吧。

汉斯尝试着对听众露出和蔼的微笑，可看上去却跟个吸血鬼似的。“同志们，”他说。“共产党听取了人民的意见，正准备实施新的制度。”

人们知道这是在胡说，开始发出嘘声。

“但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有序推进，承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地位。”

嘘声响成了一片。

莉莉紧密地注视着汉斯。汉斯露出狂怒和挫败的表情。一年前，汉斯一句话就能毁了人群中的任何一个人。但现在人们似乎突然间拥有了权力。汉斯连让他们闭嘴都不行。即便有麦克风，他都必须提高音调，才能让自己的话被人听到。“尤其是，我们不能让国家安全组织的任何一位成员为前任领导人所犯下的每个错误当替罪羊。”

这无异于为压迫了东德人民几十年之久的流氓和虐待狂讨饶。人群出离愤怒了。他们嘲弄地大叫着：“斯塔西的人快滚出去。”

汉斯声嘶力竭地大嚷：“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啊！”

这句话引来了一阵不信的大笑声。

对汉斯来说，被人嘲笑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他生气得脸红了。莉莉突然想起了二十八年前丽贝卡把汉斯的鞋扔出楼上窗子的那一幕。那时，邻居家女人们的轻蔑笑声使汉斯陷入了癫狂。

即便用麦克风，汉斯也无法让自己的声音压过喧嚣的人群。这是汉斯和抗议者之间的意志之战，汉斯失败了。他没有了刚才的傲慢表情，似乎快要哭了。最后，他只好离开麦克风，走下讲台。

他又看了眼嘲笑他的人群，最后选择了放弃。离开时，汉斯看见并认出了讲台边的莉莉。莉莉和卡罗琳拿着吉他上台的时候，莉莉和汉斯的目光相遇了。汉斯像条被斗败了的狗一样悲惨，莉莉几乎快要为他感到难过了。

莉莉从汉斯身边经过，走到舞台中间。人群中的一些人认识莉莉和卡罗琳，另外一些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欢呼着对莉莉和卡罗琳表示欢迎。两人走到麦克风前，拨动琴弦定了个调，然后开始一起唱《这是你的故土》。

人群狂野了。

波恩是莱茵河畔的一个地方性城市。波恩不适于作为首都，只是因为暂时性的需要和人们对柏林将成为统一德国首都的信心而成为了西德的临时首都。四十年过去了，但波恩却依然还是西德的首都。

波恩很无聊，但这很适合丽贝卡。她的工作很辛苦，除了弗雷德·比罗在的时候，丽贝卡根本挤不出社交时间。

她很忙。丽贝卡负责东欧事务，东欧正处于革命的剧变中，谁都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大多数时候她只吃工作午餐，但这天她却休息了一会儿。她独自离开外交部，在一家普通餐馆里叫了自己最喜欢的土豆、苹果烩咸肉——美其名曰“天与地”的一道菜。

吃饭的时候，汉斯·霍夫曼出现了。

丽贝卡把椅子推到后面，站了起来。她首先想到的是汉斯是来杀掉她的。正要发声求救，丽贝卡注意到了汉斯脸上的表情。他看上去很悲伤，像打了场败仗似的。丽贝卡不害怕了：汉斯不再像以前那么危险了。

“别害怕，我无意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她仍然站着。“你想干什么？”

“跟你说几句话。一两分钟就好，不会再多了。”

丽贝卡一时间不知道他是怎么从东德过来的，不过马上就意识到旅行禁令并不适用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他们可以想去哪就去哪。他也许告诉同事自己要去波恩执行情报任务。也许他真是执行任务来的。

餐馆老板走上前问：“赫尔德女士，一切都好吧？”

丽贝卡盯了汉斯一会儿，然后说：“冈瑟，谢谢你，我想不会有事的。”她重新坐了下来，汉斯坐在了她对面。

“帮帮我。”汉斯说。

丽贝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她问，“要我帮你吗？”

“东德全乱套了，我必须离开那。人们嘲笑我，我怕会被他们杀掉。”

“你到底觉得我会帮你做什么？”

“我需要地方住，还需要证件和钱。”

“你疯了吗？在你对我和家人造成这么大伤害以后，你还指望我向你提供住处、证件和钱吗？”

“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吗？”

“因为你恨我们！”

“因为我爱你。”

“别荒唐了。”

“没错，我的确是被派来监视你和家人的。和你约会是为了潜入你家。但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我爱上你了。”

在丽贝卡越过柏林墙逃到东德的那天，汉斯曾经这么说过一次。他说的是真心话。汉斯的确疯了，丽贝卡心想。她又开始害怕了。

“我没把我对你的感情告诉任何人。”他怀旧地笑着，像是回忆里只有青葱时代的恋爱往事，而没有邪恶的欺骗一样。“我假装利用你，操纵你的感情。但我确实很爱你。接着你说我们应该结婚。听你这么说，我简直高兴极了。这样我就有了对上司交代的绝佳理由。”

汉斯生活在空想的世界中，东欧的整个统治阶层不也是一样吗？

“和你作为丈夫和妻子共同生活的一年是我生命中最完美的一段时期，”汉斯说，“你对我的抛弃伤透了我的心。”

“你怎么敢这么说？”

“你想想看，我为何没有再婚？”

丽贝卡惊呆了。“我不知道。”她说。

“我对别的女人根本没兴趣。丽贝卡，你是我的一生之爱。”

丽贝卡瞪着汉斯。她意识到这不是汉斯的随口胡说，不是想骗取她同情的无奈尝试。汉斯是真诚的。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实话。

“带我回去。”汉斯请求道。

“没门。”

“请带我回去。”

“我的回答是不，”她说，“永远是不。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心意。别强迫我用粗口让你明白我。”不知道我为何不愿意伤害他，丽贝卡心想。对我残酷的时候他可从没半点犹豫。“听我话，快离开这！”

“好吧，”汉斯悲伤地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但我必须试上一试。”说完他站起身，“丽贝卡，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度过的快乐的那一年。我会一直爱你。”说完他转身离开了餐馆。

丽贝卡看着他的背影，沉浸在震惊之中。老天，她心想，我可没想到这个啊！

第六十二章

柏林寒冷的十一月，空气中弥漫着迷雾和地狱般的东德工厂散发出来的硫黄味。坦尼娅匆匆从华沙赶来，协助报道东德日益严重的危机。她觉得东德像是马上要心脏病发作了似的。这里的一切都陷入了停滞状态。像是在复制1961年柏林墙竖立前的情况，许多人逃到西方，学校因为缺少教师而关闭，医院的骨干人员在不断流失。留下的人变得越来越失意，越来越愤怒。

东德新任总书记专注于制定和完善有关出国旅行的政策法规。他觉得如果能在这方面让民众满意，其他的不满也会烟消云散。坦尼娅觉得他搞错了——要求更多的自由很可能成为东德人的一种习惯。11月6日，克伦茨颁布了新的旅行法令，允许人们得到内政部许可便可出国旅行，随身可以带只能买一盘香肠和一罐啤酒的十五马克。这个让步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批评。11月9日这天，愈发绝望的总书记要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披露另外一项有关旅游的法令。

坦尼娅很同情东德人自由国外旅游的渴望。她希望自己和瓦西里能得到同样的自由。瓦西里是个世界闻名的作家，但只能以假名示人。瓦西里从来没离开过他的书从没出版过的苏联。他应该以个人名义去接受他的另一个自我所获得的荣誉，感受对他的喝彩——坦尼娅想和他一起去。

很遗憾，她看不出东德政府会怎样让人民自由。一旦让老百姓获得自由，东德就不成其为一个独立国家了——不然当初也不会竖起一道柏林墙。如果允许公民自由旅行，几百万百姓会永远离开东德。西德在妇女权益的问题上很古板，可能算是个保守国家。但和东德比起来，西德简直像是个天堂。没有哪个国家在大量流失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之后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克伦茨不会愿意让东德人实现他们的首要愿望。

因此，在六点之前去默赫伦路国际新闻中心的时候，坦尼娅并没有抱有太多的期待。新闻发布厅里满是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摄像机。几排红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坦尼娅只能站在发布厅四周的人堆里。外国记者来了很多：他们嗅到了浓重的血腥味。

六点整，克伦茨的新闻官君特·沙博夫斯基和另外三个官员走进新闻发布厅，坐在讲台上的桌子旁。他头发灰白，穿着灰色的西装，打着灰色的领带。沙博夫斯基是坦尼娅喜欢和信赖的那种干吏。从六点到七点，他将宣布内阁的变化和行政上的改革。

坦尼娅对共产党政府巴结地迎合公众对改变的需求感到非常吃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少数几次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苏联军队的坦克。她极度痛苦地回忆起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1年团结工会的遭遇。不过，据哥哥所说，苏联不再有能力或是意愿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了。坦尼娅不敢相信这竟然会是真的。她想象着自己和瓦西里可以没有担心地书写事实的情形。他们迎来自由了吗？真是太让人难以想象了。

七点，沙博夫斯基宣布了新的旅行法。“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边境检查站离开东德，”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很明白，几个记者提问要求他给出解释。

沙博夫斯基似乎也不是很明白。他戴上一副半月形的眼镜，高声读出了法令的内容。“不需遵照现行护照要求、不需证明旅行的必须性或家庭关系，就可申请私人的国外旅行。”

尽管都是些故弄玄虚的法律术语，但内容听上去不错。有人问：“这部新法律什么时候实施呢？”

沙博夫斯基显然不知道这部新法何时推行。坦尼娅注意到他出汗出得很厉害。她猜测这部新的法律应该是在匆忙间起草的。他翻动面前的纸张，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我所知，”他说，“这部法律将不会有拖延地立即执行。”

坦尼娅很疑惑。这条法律的确颁布得蛮快的——但具体会怎样执行呢？东德公民可以直接驾车到检查点，然后穿越国境吗？可新闻发布会却在没有进一步信息的情况下结束了。

在走回弗雷德里希大街大都会酒店的不长路途中，坦尼娅一直在琢磨着该在报道中写些什么。穿着皮装和牛仔裤的斯塔西特工在宏大却又肮脏不堪的大理石大厅里闲逛，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一部图像不好的电视机。屏幕上显示出新闻发布会的图像。拿到钥匙时，坦尼娅听到一位前台服务员对另一位说：“发布会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直接可以过去了吗？”

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瓦利在西德宾馆的套房里和前来探望爱丽丝和赫尔穆特的丽贝卡一起看电视。他们打算一起吃顿饭。

瓦利和丽贝卡苦苦思索着西德电视二台七点档《今日》节目的一篇低调报道。东德人有了新的旅行法，但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法令意味着什么。瓦利不知道家人是否被允许来西德探望自己。“我想也许很快就能见到卡罗琳了。”他沉思着说。

几分钟以后，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到了。一进套房，他们便脱下了冬衣和围巾。

八点，瓦利把电视调到西德电视一台，收看电视一台的《今日新闻》，但并没得知更多的消息。

给瓦利生活带来最大破坏的柏林墙似乎不太可能开放。在一瞬间熟悉的记忆中，他想起了驾驶着乔·亨利老旧的黑色弗拉莫车的揪心一刻，想起了看见边防战士跪地拿起机关枪时心头的恐惧，想起自己狂打方向盘撞向边防战士时的惊慌，想起子弹打破挡风玻璃时的困惑。察觉卡车轧过人的时候他感到一阵恶心，但接着他就冲过栅栏奔向了自由。

柏林墙使他不再清白，从他手里夺走了卡罗琳，夺走了爱丽丝的童年时代。

现在，这个离二十六岁生日还有短短几天的女儿在说：“柏林墙还会不会继续存在呢？”

丽贝卡说：“我弄不清。听上去像是他们偶然犯错打开了边境一样。”

瓦利说：“我们干脆出去到街上看看吧。”

和东德的上百万人一样，莉莉、卡罗琳、沃纳和卡拉经常收看西德电视一台的《今日新闻》。不像东德新闻节目里政府鼓吹的那些没人相信的幻象，东德人觉得《今日新闻》里播出的才是事实。但他们却被八点新闻里模棱两可的报道迷惑了。卡拉问：“边境到底开了没开啊？”

沃纳说：“不可能开的。”

莉莉站起身。“我去看看吧。”

最后，四个人都过去了。

走出家门，感受到寒冷的夜风以后，他们觉得街上的气氛和平时有点不一样。昏暗照射着黄色路灯的东柏林街道到处都是人和车，这是以往未曾有过的景象。所有人都朝柏林墙那边去，大多数都是几个人一起去的。一些年轻人举手搭便车，这在一周前会被捕。人们和陌生人谈话，询问对方知道些什么，想知道现在是否真的能去西柏林了。

卡罗琳对莉莉说：“我听收音机里说，瓦利就在西柏林。他一定是去见爱丽丝的。”她脸上一副深思的表情，“希望他们能够喜欢彼此。”

弗兰克一家沿着弗雷德里希大街向南一直走到离聚光灯照射下的检查哨不远。这个检查哨占据了整个街区，靠他们一边的是共产主义东德的齐默尔路，另一边是自由西德的科赫大街。

走近以后，他们发现斯塔德米特地铁站涌出的人流使得人群越来越拥挤。街上还停着一列车，这些车的司机显然不知道该不该靠近检查点。莉莉感觉到一种庆祝的氛围，但不知道有什么好庆祝的。她往检查站那边看过去，发现检查站的门并没有打开。

许多人退到聚光灯照射的范围之外，不愿暴露自己的面容。但一些大胆的人却走近了检查站，他们犯下了“未经允许侵入边境地区”的罪名，很可能因此而被捕，在劳役营里待上三年。

越靠近检查站，街道越窄，人群也越为密集。莉莉和家人在人群中钻到了最前面。在灯光像日头一样的敞亮前方，他们看见了供行人和车辆通过的红白两色门，看见了拿着枪在门前四处巡逻的边防军战士，看见了海关大楼，看见了矗立在这所有一切之上的瞭望塔。在一个玻璃幕墙的岗哨里，一位军官正对着电话机说着些什么，说话时不断做出挥舞手臂的失望动作。

在检查点的两边，可恨的柏林墙沿科赫大街不断延伸。莉莉感到一阵恶心，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这道墙就把家里的人分成了两部分，几乎一直没能相见。相比于可恶的汉斯·霍夫曼，她更恨这道墙。

莉莉高声问：“有人尝试走过去吗？”

一个站在她身边的女人愤怒地说：“他们会赶你回来。他们说你必须去警察局申请张签证。我已经去过警察局了，那里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放在一个月以前，这个女人很可能对这种混乱的手续耸耸肩，然后无可奈何地回家，但今晚她却不会这么做。她仍旧站在检查站前，不满地大声抗议。这个时候，没人愿意回家。

莉莉周围的人群开始有节奏地大喊：“快开门，快开门。”

声音弱下去以后，莉莉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检查站的另一边也有喊声。她竖起耳朵。检查站另一边的人在喊些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明白他们在喊什么了。“过来，快些过来！”她意识到西柏林人也聚集在了检查点前。

接下来会怎么样？这一幕会如何收场？

五六辆车沿着齐默尔路开到检查点，五六十个边防战士从车上下来。

站在莉莉身边的沃纳冷冷地说：“来增援了。”

德米卡和娜塔亚坐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黑色皮椅上，感觉又兴奋又紧张。戈尔巴乔夫让东欧卫星国自生自灭的政策似乎引起了此起彼伏的危机。这可能很危险，也可能意味着希望。也许两者会兼而有之。

德米卡看重的依然是自己的孙辈会在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成长。他和尼娜的儿子小格雷戈里已经结婚；和娜塔亚生的女儿卡佳正在上大学。接下来的这几年，小格雷戈里和卡佳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孩子。等待这些孩子的将是什么样的未来？过时的共产主义真的结束了吗？德米卡还是说不上来。

德米卡对戈尔巴乔夫说：“几千个民众聚集在柏林墙检查点外面。如果东德政府不肯开门，那里肯定会引发一场骚乱。”

“这和我们无关。”戈尔巴乔夫说。他很爱说这句话，“和我们无关”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我想和西德的科尔总理谈谈。”他之后说。

娜塔亚说：“今晚他在波兰。”

“尽快让他和我通话——要在明天之前。我不想让他谈什么德国统一。那会加剧目前的危机。东德的不稳定因素全部集中在柏林墙上面，保持柏林墙的现状可能是东德政府唯一能做的事了。”

他说得没错，德米卡心想。如果柏林墙打开的话，统一的德国就近在眼前了。不过现在还是不要说什么煽动性的话为妙。

“我马上去和西德人联系，”娜塔亚说，“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谢谢你。”

娜塔亚和德米卡站起身。戈尔巴乔夫仍然没告诉他们会如何处理迫在眉睫的危机。德米卡问：“如果埃贡·克伦茨从东德打电话过来该怎么办？”

“别叫醒我。”

德米卡和娜塔亚离开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

走出总书记办公室以后，德米卡说：“如果他不能尽快采取一些行动的话，也许就太晚了。”

“什么太晚了？”娜塔亚问他。

“拯救共产主义制度就太晚了。”

天还没黑，玛丽亚·萨默斯在圣乔治王子县杰姬·杰克斯家和教子杰克一起吃晚饭。电视开着，玛丽亚看见加斯帕·默里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从柏林发来报道。加斯帕站在柏林墙自由一边的西德检查点外，和弗雷德里希大街中间盟军不是很大的检查点外面的人群站在一起，检查点外有块用四种语言书写的“你正要离开美国控制区”的牌子。在电视屏幕上，玛丽亚看见了他身后的聚光灯和瞭望塔。

加斯帕说：“今晚，共产主义的危机到了紧张的巅峰。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游行示威之后。东德政府今天宣布开放和西德之间的边境——但似乎没人告诉边防战士和边境警察这件事情。数千名柏林人聚集在臭名昭著的柏林墙两边，要求体验他们的这项新权利，但政府却什么都没做——武装士兵的增加加剧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杰克吃完三明治，去浴室洗澡去了。“九岁以后他反而知道害羞了，”杰姬苦笑着说，“他说他已经长大，不能再让奶奶帮他洗澡了。”

玛丽亚对发自柏林的新闻很感兴趣。她记得她的情人肯尼迪总统曾经用德语对全世界说过这么句话：“我是一个柏林人”。

“我一辈子都在为美国政府工作，”她对杰姬说，“这其间，我们的目标一直是摧毁共产主义制度。但最后，打败他们的却是他们自己。”

“我弄不明白，”杰姬说，“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新一代领导人掌握了这些国家的大权，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打开统计报表，看见上面写的数字的时候，他们说：‘如果只能做到这样，那还要共产主义干什么？’我觉得还是没加入过国务院才好——我和其他几百名工作人员根本什么忙都没帮上。”

“你还想做别的什么事呢？”

玛丽亚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结婚了！”

杰姬坐了下来。“乔治一直没把你的秘密告诉我，”她说，“但我觉得在六十年代，你一定和哪个结过婚的男人爱上了。”

玛丽亚点了点头。“我这辈子就爱过两个男人，”她说，“一个是他，一个是乔治。”

杰姬问：“发生什么了？他回到妻子身边去了吗？一般男人都这样干。”

“没，”玛丽亚说，“他死了。”

“哦，我的老天！”杰姬说，“是肯尼迪总统吗？”

玛丽亚吃惊地盯着杰姬。“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是我猜的。”

“请别告诉任何人！乔治知道，但其他人都不知道。”

“我可以替你保守这个秘密，”杰姬笑着说，“乔治长到六岁，格雷格才知道自己已经是个父亲了。”

“谢谢你。如果这事传出去的话，超市的小报上会登满我的事情。天知道这会对我的事业会构成什么样的伤害。”

“这事你完全不用担心。听我说，乔治马上要回来了，你们俩实际上已经住在一起了，你们也很般配。”杰姬低下声音，“再者说了，相比于维雷娜，我更喜欢你。”

玛丽亚笑了。“相比于肯尼迪总统，我的亲戚们更喜欢乔治。如果他们知道我的过往的话，他们一定会选乔治的。”

“你觉得你和乔治会结婚吗？”

“问题在于嫁给众议员以后我就不能继续工作了。我必须在两党之间不偏不倚，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你总有一天要退休的。”

“再过七年我才到六十岁。”

“到那时候你会嫁给他吗？”

“如果他向我求婚的话——我会嫁给他的。”

丽贝卡和瓦利在检查点的西边一头，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爱丽丝和赫尔穆特。丽贝卡小心地避开了默里和他的摄像镜头。她觉得作为议员来说，最好不能被人发现和街头聚集的民众在一起。作为政府官员，就更不能那样了。但她不想错过这历史性的一幕。这是丽贝卡生平最大的一次反对柏林墙的游行示威——这道弄瘫了她所爱的男人，毁了她的人生的可恨的墙。东德政府再也无法安然度过这次的危机了——难道不是吗？

天很冷，但身旁的人群却让丽贝卡觉得浑身暖洋洋的。站在通向检查点的弗雷德里希大街的有几千个人。丽贝卡和其他一些人接近队伍的最前面。过了盟军的临时营房，弗雷德里希大街和科赫大街的交叉处有条白线，这条线就是西柏林和东柏林的交接处。这时，街角上的阿德勒咖啡馆正在红红火火地做着生意。

柏林墙正是沿着和弗雷德里希大街交叉的科赫大街建立起来的。柏林墙实际上是两道高大的水泥墙，中间被一条空地相分隔。墙的西面画满了五颜六色的涂鸦。丽贝卡站的地方对面是柏林墙当中的一块缺口，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三扇红白相间的闸口门前，其中两扇供车辆通过，另一扇供行人通过。三扇闸口门后面是三座瞭望塔。丽贝卡看见塔上的士兵正在玻璃窗后面用双筒望远镜充满敌意地看着下面的人群。

丽贝卡身边的一些人向东德的边防战士喊话，恳求他们让东德那边的人过来。边防战士没有任何答复。一个军官走上前，试图告诉人们，东德暂时还没有任何有关于旅游的新法出台。没人相信他的话：电视上已经播出了沙博夫斯基的那番讲话了。

后面的人不断往上压，丽贝卡被推得越来越往前，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已经越过了白线，实际上已经在东德的地界了。边防战士什么也不干，无助地站在一旁观看。

过了一会，边防战士从闸口门边走开了。丽贝卡非常吃惊：东德战士不大从人群中撤离——他们总是用一切需要用到的残忍暴力控制住人群。

现在交叉路口上已经没有了战士，人群继续往前涌。在缺口的两边，双层墙的侧面有一道连接墙连接起内外两层墙体，封住了两层墙面之间的长条状空地。让丽贝卡吃惊的是，两个胆大的抗议者竟然爬到墙上，坐在水泥面板的圆边上。

边防战士走到他们跟前说：“请下来吧。”

攀爬者礼貌地拒绝了。

丽贝卡的心跳得飞快。和丽贝卡一样，攀爬者在东德的这一边，可能和过去二十八年来许多攀爬柏林墙的人一样，因为偷越国界的名义而被开枪射杀。

但边防战士却并没有开枪。接着，另几个人从不同的地方爬上墙，坐在墙顶，把脚放在墙的两面摇晃。他们向边防战士发出公开挑衅，看看对方会怎么办。

边防战士回到门后面各自的哨位上。

太神奇了。以共产党的标准来说，这是目无法纪的无政府状态。但这时却没人来制止这种局面。

丽贝卡回忆起1961年8月那个星期天的事情。那时，三十岁的她离家走到西柏林，却发现所有的路口都被用铁丝网隔离起来了。从那以后，这道屏障存在了她的大半个人生。这个时代终于走到尽头了吗？她满心希望会是这个结果。

人群公开表现出了对柏林墙，对边防军战士，对东德现政权的敌意。这时边防战士的态度也变了，一些战士开始和抗议者交谈，这在过去是禁止的。一个抗议者伸手拿掉一位战士的军帽，把军帽放在自己头上。战士对这位抗议者说：“能把帽子还给我吗？没有军帽的话，我就会有麻烦了。”

丽贝卡看了看表。这时已经快到午夜了。

在东柏林，莉莉身边的人大喊：“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

检查点西面传来西柏林群众的呼应声：“来吧！来吧！来吧！”

人群越来越接近边防战士，过了一会，他们只要一伸手就能触摸到闸口门了。战士们都退到了两边门之间的隔离地带。

莉莉回过头，看见数以万计的人和一列小汽车沿着弗雷德里希大街，延伸到她视力触及不到的远方。

所有人都知道形势还非常不稳定。莉莉担心边防战士会突然间向人群开枪。他们没有足够的弹药抵挡如潮而来的愤怒民众。但除了开枪以外，他们又有什么可做的呢？

很快，莉莉发现他们能做什么了。

一位军官出现在人们面前，大声喊了声：“开门。”

所有的闸口门都被打开了。

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开始纷纷往前涌。当人们纷纷从行人通道和车辆通道涌入西柏林时，莉莉尽力和家人待在一起。人们跑着，叫着，欢呼着，快速通过东、西柏林之间的隔离区。西柏林一侧的门早就开着了。人群蜂拥融入。东德人和西德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

人们哭泣、拥抱、接吻。等候在西柏林一边的群众带来了鲜花和香槟。欢庆的声音震耳欲聋。

莉莉看了看周围。沃纳和卡拉紧跟在她身后。卡罗琳在她前面。莉莉说：“不知道瓦利和丽贝卡他们在哪啊！”

伊维·威廉姆斯回归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在百老汇经典剧目《玩偶之家》中的第一夜演出获得了观众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易卜生这出自省的戏正需要伊维极富艺术张力的表达。

观众们鼓掌鼓累了离开剧院以后，戴夫、杜杜和他们的十六岁儿子约翰·李走到后台，加入到仰慕者的行列之中。伊维的化妆室里满是鲜花和人，还有几瓶浸在冰水里的香槟酒。但奇怪的是，人们却鸦雀无声，香槟酒也没有打开。

化妆间角落有部电视。大多数演职人员围在电视机前，收看从柏林发来的新闻。

戴夫问：“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卡梅隆在兰利的办公室和蒂姆·泰德尔一边看电视，一边喝威士忌。加斯帕·默里正在屏幕上做现场直播。加斯帕兴奋地对着摄像机大喊：“门开了，东德人正在朝这里涌来！他们成百上千地来到了西柏林！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柏林墙终于不再是东、西德之间的屏障了！”

卡梅隆按下静音键。“你相信他的说法吗？”

泰德尔举起酒杯做出敬酒的姿态。“共产主义终于走到头了。”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卡梅隆说。

泰德尔疑惑地摇了摇头。“我们做的那些完全没起效果。尽管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但越南、古巴和尼加拉瓜还是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看看另外一些我们避免共产化的国家：伊朗、危地马拉、柬埔寨、老挝……哪个都没把我们当成一回事。现在，东欧也在没有我们的帮助下抛弃了共产主义。”

“可我们也得想个办法揽功啊。至少让总统揽上这份功劳。”

“布什当上总统才不到一年，再说他是那种后知后觉的人，”蒂姆说，“他无法说自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事实上，他甚至还试图拖慢东欧的自由化进程呢！”

“也许可以说是里根总统的功劳吧？”卡梅隆沉思着说。

“理智一点，”泰德尔说，“有功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和油价促成了东欧的演变。再说，共产主义事实上根本就没起过作用。”

“那星球大战计划呢？”

“包括苏联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武器系统从来没有越过科幻小说的阶段。”

“但里根作过一篇演讲：‘戈尔巴乔夫，拆掉那道墙吧。’你还记得他的那次演讲吗？”

“记是记得。但你准备对人说共产主义的垮台是因为里根的一次演讲吗？才不会有人信呢！”

“他们会信的。”卡梅隆说。

丽贝卡第一个找到的是爸爸沃纳。沃纳个子很高，披着稀疏的金发，大衣的“V”字领上齐整地打着一根领带。他看上去老多了。“快看！”丽贝卡朝瓦利大嚷，“那是爸爸！”

瓦利张开嘴，高兴地笑了起来。“是啊，”他说，“没想到能在这么多的人中找到他们。”他用手抱住丽贝卡的肩膀，带着丽贝卡穿过极度拥挤的人群。赫尔穆特和丽贝卡紧跟在他们后面。

行动变得极其不易。人群越来越密集，每个人都在舞动跳跃。人们不住地和陌生人拥抱。

丽贝卡看见母亲站在父亲身边，然后看见了莉莉和卡罗琳。“他们还没看见我们，”丽贝卡对瓦利说，“快对他们挥手！”

叫喊没什么用。每个人都在大叫。瓦利说：“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街头派对。”

一个金色卷发的女人撞上了丽贝卡。在瓦利的抱拥下，丽贝卡没有被撞翻在地。

接着，来自东德和西德的弗兰克家的人终于聚在了一起。丽贝卡扑入了父亲的怀抱。她感到父亲正在用嘴唇吻她的前额。父亲下巴上又短又粗的胡子轻轻掠过她的脸颊，身上微微带着须后水的芳香，这熟悉的一吻几乎要使她的心崩裂了。

瓦利拥抱了他们的母亲。接着丽贝卡拥抱了母亲，瓦利拥抱了父亲。因为视线被泪水所阻隔，丽贝卡完全没看清母亲的样子。接着他们又拥抱了莉莉和卡罗琳。卡罗琳亲吻了爱丽丝，她对爱丽丝说：“没想到这么快会再次见到你。我甚至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你了。”

丽贝卡看着和卡罗琳打招呼的瓦利。瓦利抓住卡罗琳的两只手，两人彼此对笑。瓦利的话很简单：“卡罗琳，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真是太高兴了！”

“我也一样。”卡罗琳说。

他们手臂连着手臂，在马路中间，在寒夜之中，在欧洲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圆圈。“我们团聚了，”卡拉看着围成一圈的家人高兴地开怀大笑，“在经过了那么多苦难以后，我们终于又团聚在一起了。”停顿了片刻后，她又重复了一遍，“经过了那么多苦难以后，我们终于又团聚在一起了。”

尾 声（ 2008年11月4日）

第六十三章

午夜前，环视着杰姬·杰克斯家客厅里的众人，玛丽亚觉得这个组合真够奇怪的。

客厅里有玛丽亚的婆婆杰姬，她已经八十九岁了，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力旺盛。

有玛丽亚结婚十二年的丈夫乔治，他今年七十二岁，头发都已经白了。玛丽亚在六十岁时第一次当上了新娘。如果不是真心快乐的话，她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有乔治的前妻维雷娜。她无疑是美国最漂亮的六十九岁女人。维雷娜和第二任丈夫李·蒙哥马利是来亲眼见证接下来的历史性时刻的。

还有乔治和维雷娜的儿子杰克。他今年二十八岁，是个律师。这天，杰克和妻子带着他们五岁的漂亮女儿玛伽一起来的。

他们在客厅里一起看电视。电视正在直播芝加哥一个聚集了二十四万快乐民众的公园，公园里的人群正在疯狂庆祝。

台上站着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家庭：英俊的父亲、漂亮的母亲，以及两个甜美的女儿。这是四年一度的选举之夜。巴拉克·奥巴马赢得了这次的总统大选。

米切尔·奥巴马带着两个女儿走下台，当选总统对着麦克风说：“芝加哥，你好！”

杰克斯家的长老杰姬说：“嘘，大伙都别说话，好好听他讲。”说着她调高了电视机的音量。

奥巴马穿着深灰色的西服，打着酒红色的领带。奥巴马身后，玛丽亚数都数不过来的美国国旗正在微风中飘动。

奥巴马说得很慢，每段话之后都会停顿一会儿，他说：“如果还有人对美国是否凡事都有可能存疑，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的梦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依然鲜活，还有人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小玛伽走到坐在沙发上的玛丽亚身边。“玛丽亚奶奶。”她叫了一声。

玛丽亚把小女孩抱到膝盖上，对她说：“宝贝，小点儿声，我们都想听听新总统要说些什么。”

奥巴马说：“ 这是所有美国人民共同给出的答案——无论老少贫富，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黑人、白人、拉美裔、亚裔、原住民，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从来不是“泛红”和“泛蓝”的对立阵营，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整体，永远都是。”

“玛丽亚奶奶，”玛伽小声说，“你看爷爷。”

玛丽亚看了看丈夫乔治。乔治正在看着电视，但他满是皱纹的棕黄色脸上噙满了泪花。乔治用一块大白手绢擦去泪水，但擦干以后，又有泪水挂在了脸上。

玛伽问：“爷爷为什么哭啊？”

玛丽亚知道原因。乔治是在为鲍比·肯尼迪而哭，为马丁·路德·金而哭，为杰克·肯尼迪而哭，为四个主日学的女孩而哭，为迈德加·埃尔维斯而哭，为所有还活着和已经死去的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而哭。

“爷爷为什么哭？”玛伽又问了一次。

“亲爱的，”玛丽亚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帝王息争，乃时光之风采，

将谎言揭穿，让真相大白，

将岁月印记，给往事封印，

将黑夜守望，唤黎明醒来，

将恶人惩治，直至其悔改，

将傲然大厦以光阴蚀毁，

尘封它们那金色的光辉。

——莎士比亚 《鲁克瑞斯受辱记》

（世纪三部曲 终）

鸣 谢

担任世纪三部曲历史顾问的是理查德·欧弗里。帮助我完成这卷书的其他历史学家还有克莱伯恩·卡森、玛丽·弗尔布鲁克、克莱尔·麦卡莱姆和马蒂亚斯·莱斯。

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给了我许多帮助，他们为我检查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中我特别要对下面这些人士表示感谢：米米·阿尔福德在肯尼迪时代的白宫方面给了我很多建议，彼得·艾舍作为流行歌星给了我很多帮助，杰伊·科尔伯恩和霍华德·斯特林格告诉我许多越南战场的情况，弗兰克·加农和他的同事吉姆·卡瓦诺、托德·胡林、杰夫·谢泼德向我透露了不少尼克松时代白宫的状况，约翰·刘易斯众议员向我介绍了当年民权运动的情况，安杰拉·斯皮茨和安妮玛丽·贝恩克告诉了我许多德国生活方面的状况。和以往一样，纽约作家研究会的丹·斯塔勒帮我找到了这些能在各个方面提供帮助的顾问。

在美国南方调研期间我的向导是：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巴里·麦克尼利；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隆·弗拉德；华盛顿特区的伊斯梅尔·纳斯凯伊。另外，弗里克德里斯堡灰狗总站的雷伊·扬慷慨地为我找来了许多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照片。

我的朋友约翰尼·克莱尔和克里斯·曼纳斯读了初稿以后，给了我许多有用的建议。夏洛特·昆奇为我指出了许多错误。

我的家人给了我不可估量的帮助。金·特纳医生给了我许多建议，其中医学方面的建议尤其宝贵。简·特纳和芭芭拉·福莱特看了初稿，给了我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

读过初稿并给出意见的编辑和助理包括艾米·博克沃、切里斯·菲舍尔、莱斯利·吉尔伯曼、菲利斯·格兰、尼尔·奈伦、苏珊·奥佩、杰里米·特拉万，以及我的多年老友阿尔·祖克曼。

人物表

美 国

杜瓦家族

卡梅隆·杜瓦

厄休拉·杜瓦，他的妹妹，昵称杜杜

伍迪·杜瓦，他的父亲

贝拉·杜瓦，他的母亲

别斯科夫-杰克斯家族

乔治·杰克斯

杰姬·杰克斯，他的母亲

格雷格·别斯科夫，他的父亲

列夫·别斯科夫，他的爷爷

玛伽，他的奶奶

马昆德家族

维雷娜·马昆德

珀西·马昆德，她的父亲

李宝宝，她的母亲

中央情报局

弗洛伦斯·基莉

托尼·萨维诺

蒂姆·泰德尔，中央情报局返聘人员

基斯·多塞特

其 他

玛丽亚·萨默斯

约瑟夫·乌戈，昵称乔，联邦调查局

拉里·马维尼，五角大楼

内莉·福德汉姆，格雷格的老情人

丹尼斯·威尔逊，罗伯特·肯尼迪的助理

斯基普·迪克逊，林登·约翰逊的助理

利奥波德·李·蒙哥马利，记者

赫伯·古尔德，电视新闻节目《今日》的记者

弗兰克·林德曼，电视网老板

真实的历史人物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昵称杰克

杰姬·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夫人

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昵称鲍比

戴夫·鲍尔斯，肯尼迪总统的助理

皮埃尔·萨林杰，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官

马丁·路德·金，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主席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

理查德·尼克松，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

吉米·卡特，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

雷纳德·里根，美国第四十任总统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

英 国

莱克维兹-威廉姆斯家族

戴夫·威廉姆斯

伊维·威廉姆斯，他的姐姐

黛西·威廉姆斯，他的母亲（婚前姓别斯科娃）

劳埃德·威廉姆斯，他的父亲，英国下议院议员

艾瑟尔·莱克维兹，他的祖母

默里家族

加斯帕·默里

安娜·默里，他的姐姐

伊娃·默里，他的妈妈（婚前姓洛特曼）

禁卫兵乐队和桃色岁月乐队的乐手

莱尼，戴夫·威廉姆斯的表兄

刘，鼓手

布兹，贝斯手

杰弗里，首席吉他手

其 他

菲茨赫伯特伯爵，昵称菲茨

萨姆·凯克布莱德，加斯帕·默里的朋友

拜伦·切斯特菲尔德（本名布莱恩·切斯诺维茨），音乐经纪人

汉克·雷明顿（本名哈里·雷利），流行歌手

埃里克·查普曼，唱片公司经理

德 国

弗兰克家族

丽贝卡·霍夫曼（婚前姓罗森）

卡拉·弗兰克，丽贝卡的养母（婚前姓冯·乌尔里希）

沃纳·弗兰克，丽贝卡的养父

瓦利·弗兰克，卡拉的儿子

莉莉·弗兰克，沃纳和卡拉的女儿

茉黛·冯·乌尔里希，卡拉的母亲（婚前姓菲茨赫伯特）

汉斯·霍夫曼，丽贝卡的丈夫

其 他

伯纳德·赫尔德，教师

卡罗琳·孔茨，民谣歌手

奥多·沃斯勒，神职人员

真实的历史人物

瓦尔特·乌布利希，民主德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

埃里克·昂纳克，乌布利希的后继者

埃贡·克伦茨，昂纳克的后继者

波 兰

斯塔尼斯劳·帕拉克，昵称斯塔兹，军官

莉德卡，卡梅隆·杜瓦的女朋友

达努塔·戈尔斯基，团结工会积极分子

真实的历史人物

安娜·瓦伦蒂诺维茨，吊车司机

莱赫·瓦文萨，团结工会领导人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波兰首相

苏联（俄罗斯）

德沃尔金-别斯科夫家族

坦尼娅·德沃尔金，记者

德米卡·德沃尔金，克里姆林宫助理，坦尼娅的双胞胎哥哥

安雅·德沃尔金，双胞胎兄妹的母亲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双胞胎兄妹的外祖父

卡捷琳娜·别斯科娃，双胞胎兄妹的外祖母

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昵称沃洛佳，双胞胎兄妹的舅舅

卓娅，沃洛佳的妻子

尼娜，德米卡的女友

其 他

达尼尔·安托诺夫，塔斯社编辑

彼得·奥普特金，编辑主任

瓦西里·叶科夫，持不同政见者

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外交部官员

尼克·斯莫特罗夫，娜塔亚的丈夫

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国防部长罗迪翁·马林诺夫斯基的助理

维拉·普莱特纳，德米卡的秘书

瓦伦丁，德米卡的朋友

米哈伊尔·普什诺伊元帅

真实的历史人物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安德烈·葛罗米柯，赫鲁晓夫的外交部长

罗迪翁·马林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

阿列克谢·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继任者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的继任者

其他国家

帕兹·奥利瓦，古巴将军

弗雷德里克·拜罗，匈牙利政治家

埃诺克·安德森，丹麦会计师

【1】  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1902—2003），美国政治家，担任了长达四十八年美国参议员。

【2】  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1888—1965），是第三十三任美国副总统。

【3】  原文为“Four of fish and finger pies”，出自披头士乐队的单曲《便士巷》（Penny Lane）。

【4】  莫蒂（Morty），是莫蒂默（Mortimer）的昵称。

【5】  菲尼克斯（Phoenix），又译凤凰城，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府及最大城市。

【6】  机场始建于1942年，并于1948年7月31日正式命名为“纽约国际机场”，也被称作“爱德怀德机场”（Idlewild Airport）。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12月24日机场更名为“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以纪念这位前总统。

【7】  迪克（Dick），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昵称。

【8】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第16任美国总统，在任期间，美国爆发内战，林肯坚决反对国家分裂。他废除了叛乱各州的奴隶制度，颁布了《宅地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内战结束后不久，林肯遇刺身亡。

【9】  The Girl of My Best Friend，“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935—1977）的单曲，收录于1960年发行的专辑Elvis Is Back! 。

【10】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原唱者是灵魂乐歌手马文·盖伊（1939—1984）。

【11】  Woolly Bully，摇滚乐队“骗子山姆和法老王”发行于1965年的流行单曲。

【12】  全称为Committee for the Re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支持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

【13】  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1920—1955），美国中音萨克斯演奏家，对波普爵士乐的贡献最大。

【14】  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1942—1970），美国吉他手、歌手、作曲人。1970年9月17日晚因服食药物过量死亡。

【15】  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1943—1970），美国女歌手。1970年10月4日，在好莱坞的一家酒店内因吸食过量海洛因致死。

【16】  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1943—1971），美国创作歌手和诗人，其最出名的身份是洛杉矶摇滚乐队“大门”的主唱，长期吸毒、酗酒。1971年7月3日在法国巴黎住处的浴缸中去世。

【17】  非利士人（plishtim）居住在迦南南部海岸的古民族，亦是《圣经》中唯利是图、恃强凌弱的庸人。

【18】  猪湾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也称吉隆滩之战，是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入侵。

【19】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通常被称作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JFK 或杰克·肯尼迪（Jack Kennedy）。

【20】  Saturday Night Fever，1978年上映的美国爱情音乐电影，讲述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名年青店员舞技出众，只有在当地的夜总会大跳迪斯科舞时才能找寻到自我的意义。

【21】  施压集团（pressure group），通过政治压力以扩展他们本身利益的集团。

【22】  查尔斯·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1738—1805），英国军人、殖民地官员及政治家。1781年他在约克镇战役大败后率大军投降，标志着英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大势已去。

【23】  碧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1945—），出生于尼加拉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纽约城中的夜店女王，也是滚石乐队主音米克·贾格尔的第一任妻子。

【24】  格但斯克，德国称但泽，是波兰滨海省的省会城市。

【25】  Nie ma，波兰语，意为“没有”。

【26】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27】  巴士底日，又称法国国庆日，纪念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从而揭开法国大革命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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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巨人的陨落I

巨人的陨落II

巨人的陨落III

世界的凛冬I

世界的凛冬II

世界的凛冬III

永恒的边缘I

永恒的边缘II

永恒的边缘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