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出版说明

修订版说明

自序：关于“潜规则”和这本书

正编

身怀利器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

第二等公平

当贪官的理由

恶政是一面筛子

皇上也是冤大头

摆平违规者

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新官堕落定律

正义的边界总要老

官场传统的心传

晏氏转型

崇祯死弯

有关潜规则的定义

杂编

笑话天道

古今中外的假货

我们的人格理想

理解迷信

代后记: 农民与帝国

附录

《新周刊》：潜规则十周年专访吴思

吴思《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提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吴思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2（2015.11重印）

ISBN 978-7-309-06366-0

Ⅰ. 潜… Ⅱ. 吴…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2147号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

吴 思 著

责任编辑/李又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X1000 1/16 印张 18 字数166千

2015年11月第1版第17次印刷

ISBN 978-7-309-06366-0/ Ⅰ · 464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吴思先生所著《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出版于2001年。在这部以历史为解读对象的著作中，作者以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写作方式，叙述了历史上值得人们思考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案例，在生动、有趣地讲述官场故事的同时，作者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并将其名之曰“潜规则”，进而指出潜规则的产生在于现实的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书中对于潜规则的定义、特征，潜规则阴影下皇帝、官员、百姓的不同处境与抉择，潜规则盛行的社会土壤，以及潜规则何时会萎缩，均有论述。潜规则现象产生、盛行于我国的封建社会，但它一时还难以消 失，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能最后根除潜规则。

《潜规则》一书问世之后，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最近作者对该书作了补充、修订，使其内容更丰富，观点更明确，值得重读。为此，我社征得吴思先生同意，正式出版《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冀望给人以启迪。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2月1日

修订版说明

本书的第一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1月出版发行。这次修订撤掉了杂编中的两篇文章：《造化的报应》和《探究雷锋》，增加了三篇文章：《潜规则的定义》、《正义的边界总要老》，以及一篇关于潜规则概念的访谈。

第一版的开篇处，类似影壁的地方，有一段关于“潜规则”的说明，这次不再收入，节录如下：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第一版出版后，我对潜规则的认识又有深化，补写了一篇《潜规则的定义》，收在《血酬定律》里，这次移了过来。

《正义的边界总要老》为潜规则勾勒了一幅正式法规变迁的背景，又未曾收入《血酬定律》，也收入本书。

在“潜规则”概念问世十周年之际，《新周刊》的主编采访了我，追问这个概念诞生的经过和随后的进展。本书编辑提议将访谈录附于书后。我愿意以此作为向读者的汇报。

吴思

2008年10月22日

自序：关于“潜规则”和这本书

“潜规则”是我杜撰的词。我还想到过一些别的词，例如灰色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等，但总觉得不如“潜规则”贴切。这个词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它来源于我的一段生活经历。

1983年，我在《中国农民报》（现在叫《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经常阅读群众来信。有一封来信说，河南省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部门的领导人大量批条子，把国家按计划分配供应的平价化肥批给了自己的私人关系。他们的“关系”又将平价化肥高价转卖，转手之间，关系就生出了暴利。其实这就是后来人们见怪不怪的利用双轨制牟利问题，当然违反国家的正式规定，只是禁止不住。政府强行压低化肥的市场价格，凭空制造出一大块利益，这利益名义上属于农民，实际上却掌握在官员手里，官员们便依照自身的利害关系计算将这块利益分了。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不懂这些道理，见到这等坏事，立刻像堂吉诃德见了风车一样亢奋起来，在想象中编织出大量的丑恶交易，编排出自己追根寻源、智斗邪恶、锄暴安良的英雄故事。我急不可耐地邀了两位同事下去调查。

使我惊讶的是，那些我以为应该掩藏起来的类似贼赃的条子，居然都保存完好，就像机关衙门里的公文档案，内部人似乎也没有见不得人的担心——你想看吗？请吧，这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层可以批出多少“条子肥”，每一层中谁有权力批多少条子，圈子之外的哪个领导的条子有效，哪个领导的条子不灵，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这些显然不符合明文规定的事情，内部人竟安之若素，视为理所当然。在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恰恰是......而不是......”这种句式可能比较偏激，但这么说至少有局部的事实作为依据。在政府的正式规定中，供应给农民的几乎都是平价化肥，它与农民平价交售的棉花和小麦挂着钩，所以也叫挂钩肥。而我们采访小组调查了将近一个月，竟然没有见到一位承认买到平价化肥的普通农民。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资源控制者都会开出条子，从平价肥当中切出一块给自己的什么人。这就好像一条严重渗漏的管道，还没有到达百姓厨房，管道里的水就被截留干净，厨房的水龙头竟拧不出一点一滴。那么，滋润这个社会的究竟是什么？是正式管道还是推着水车叫卖的水贩子？这不是很明白么？

后来，我们把这次追踪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影响也不算小，商业部和中纪委还专门发了通知，重申正式制度。几个月后，商业部和中纪委派联合调查小组去开封调查处理此事，当我作为小组成员跟着下去调查的时候，我再次惊讶地发现，条子仍然在批，与我们报道之前毫无区别。这就是说，当地政府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部门的上级领导，并没有把我们报道的现象当问题。他们明明知道了也不去管--原来他们不管并不是因为不知道。官方理论中的领导显然不应该这样，这又是一种潜规则。

长话短说。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化肥分配规则的演变和我的认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追究下去一定会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发现。

五年前我脱离了官方单位，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时间了，便重新拣起了这个念头，不久就开始读明史。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史记》，就好像看小说一样，遇到没故事的"表"和"志"便跳过去。当记者后啃过《汉书》和《后汉书》，完全被乱七八糟的人名和事件淹没了，感觉昏昏欲睡。我还赶时髦读过《资治通鉴》，读到后汉时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废了。出乎意料的是，心里存了个“潜规则”的念头，再读起历史来居然津津有味，满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我也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就跟朋友鼓吹读史心得，又被朋友撺掇着写下了这些文章，随写随发，渐渐也有了一本小书的篇幅。我明白，不同动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透过不同眼镜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这些文章描绘的就是我戴上潜规则的眼镜后看到的中国官场及其传统。

这些随笔大体都在讲“淘汰清官”，解释清官为何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至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淘汰清官”只是我能排列出来的官场潜规则之一，其下层有许多小一号的潜规则的支撑。“淘汰清官”的上下左右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潜规则，那是我以后要继续写的。回头看去，现有的这十一篇随笔，可以整理出如下结构：

讲官吏与老百姓的关系：《身怀利器》、《老百姓是个冤大头》、《第二等公平》。

讲官吏与上级领导包括皇上的关系：《当贪官的理由》、《恶政是一面筛子》、《皇上也是冤大头》。

讲官场内部的关系：《摆平违规者》、《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把几种关系混在一起讲：《新官堕落定律》、《晏氏转型》。

总结：《崇祯死弯》。

目录就是按照这个结构排的。

本书还附了几篇潜规则之外的文章。潜规则在明朝的一个近义词是“陋规”，写多了这种东西，人也容易显得“陋”，满脑袋利害计算，算的还都是陈年老账，全不知今夕何夕，更不知道精神和理想为何物。我不想给读者留下这种印象，希望本书和作者的模样丰满一些，便加了几篇杂七杂八的文章，其中还谈到雷锋和人格理想。谈人格理想的文章写得比较早，如果现在动笔，用冯友兰先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衡量，自以为还能高明一些，关于造化和迷信的那两篇文章可以提供一点佐证。

正编

收入本书的这些随笔，大体都在讲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淘汰清官”的，解释清官为何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至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

身怀利器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1

张居正大概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了。他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圆熟地游刃其间，居然凭一己之力完成了明朝的中兴大业。如此高明的先生讲述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必定大有深意，不可不听。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

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较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较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1]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明朝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就讲了一个县太爷运用这种艺术剥刮财主的故事。故事说，武进县一位叫陈定的富户，有一妻一妾。妻姓巢，妾姓丁，两个人闹气，巢氏呕气生病死了。邻里几个平日看着他家眼红的好事之徒，便撺掇死者的兄弟告官，宣称人死得不明不白，要敲陈定一笔。死者的兄弟很乐意跟着敲一笔，便和那几个泼皮讲好了，由他们出面，他躲在暗处做手脚，敲出钱来对半分。

故事说：

武进县知县是个贪夫。其时正有个乡亲在这里打抽丰，未得打发。见这张首状是关着人命，且晓得陈定名字，是个富家，要在他身上设处些，打发乡亲起身。立时准状，佥牌来拿陈定到官，不由分说，监在狱中。

请注意这里的选择空间：首先，这状子是可准可不准的；其次，准了之后拿来问讯，对陈定的申辩也是可听可不听的。在这两个具有合法选择空间的关口，那位知县全选择了最具伤害性的一头：“立时准状、不由分说”，而且谁也不能说他这样做出了格。我是法学方面的外行，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这种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姑且称之为“合法伤害权”。

却说陈定入了狱，赶紧托人把妻弟请来，让他各方打点。破费了几百两银子，各方都打点到了，特别是县太爷的那位打秋风的老乡满意了，替陈定说了好话，果然就放了陈定。这次释放更充分地体现了“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的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没想到那位妻弟嫌自己赚得不足，又追上了那位知县的老乡，把贿赂他的四十两银子强讨了回来。四十两银子折算为现在的人民币，少说三四千，多说一两万，显然也值得一追了。奈何他低估了合法伤害权的伸缩性。知县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出牌重新问案，并且以“私和人命”的罪状捎上了陈定的妻弟。该妻弟立刻出逃。

故事说，陈定和妾丁氏被重新拿到官后，“不由分说，先是一顿狠打，发下监中。”然后下令挖墓验尸，要查查那位亡妻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同时召集当地各方人等，一边验尸，一边调查了解情况。“知县是有了成心的，只要从重坐罪，先吩咐仵作（法医）报伤要重。仵作揣摩了意旨，将无作有，多报的是拳殴脚踢致命伤痕。巢氏幼时喜吃甜物，面前的牙齿落了一个，也做了硬物打落之伤。竟把陈定问了斗殴杀人之律，妾丁氏威逼期亲尊长致死之律，各问绞罪。陈定央了几个分上来说，只是不听。”

这案子本来已经算完了，如今，知县要报复，竟可以把两个人重新问成死罪。可见一位知县合法地祸害他人的能力有多么强。当时的人们对这种能力十分敬畏，把知县称为“灭门的知县”，又称“破家县令”。最后，这位知县果然叫陈定破了家。丁氏见两个人都活不成，干脆把罪过全揽在自己身上，写了供状，然后在狱中上吊自杀，这才了结了这桩案子。

细品这个故事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发现当事双方承担的成本或风险极不对称。 武进知县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执法的旗号下进行的，只要他发句话，国家的暴力机器就按照他的意愿开动起来，并不用他个人破费一文钱。对付上边的审核，他有法医的证据的支持，应当说风险极小。他这种进退自如的处境，用古代民间谚语的话说，叫作“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怎么断都不算错。与进退自如的知县相反，陈定的小命却完全捏在人家的手心里。他面临着被绞死的风险。即使能侥幸保住性命，坐牢、丧妾、挨板子、耽误生意，这些损失注定是逃不掉的。

这就好比美国人面对伊拉克。美国有巡航导弹，能够随心所欲地炸人家的总统府或任何找得到的地方。你随时随地可以打人家，人家却打不着你。这正是“利器”的妙用。掌握了这样的利器，谁还敢惹你生气？你又怎么能不牛气冲天？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叫作“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在如此实力悬殊的战争中，自己最多不过蹭破点皮，俘获的却是众多的子女玉帛，这样的仗自然就特别爱打，也特别能打。官吏们要顶住多打几仗的诱惑，很有必要定力过人。

2

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的眼睛里，老百姓形同鱼肉。我们的祖先也就以“鱼肉百姓”一词来形容这些人和老百姓的关系。

据《竹叶亭杂记》[2]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做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

最初看到这些历史记载的时候，我曾经设身处地替那些被敲诈者想过，结论是；如果换了我，就要读书科举，混个功名在身，让他们不敢敲诈。不过这是很有个人特色的对策，只能自保却不能普度众生，并且远水解不了近渴，显然不是正经办法。后来我找到了正经办法。在清朝人段光清写的一本书里，我看到了安徽宿松县民间用来对付这种敲诈的高招，不禁被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

据《镜湖自撰年谱》[3]道光十七年（1837年）记载，这年九月，小地主段光清（当时已经中了举人，即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的佃户及其家境稍好的几户邻居，忽然被差役传唤，诬陷他们接了贼赃。段光清说，这是失主与捕役串通好了，嘱咐盗贼咬他们一口，借此敲一笔钱。佃户找到段光清的哥哥哭诉，段光清的哥哥就找他商量对策。

段光清首先回顾历史，从前人的智慧和经验里寻求启发。他说，父亲曾经说过，嘉庆初年（1797年前后）乡里有一种恶习，乞丐生病倒毙了，地方无赖就要借机生出波澜，说必须要经过地方官验尸才能掩埋。而地方官每次下乡验尸，必定要带一大群人。仵作和刑书自是必需的，还要包括县衙门里院的门印、签押、押班、小使，外院的六房、三班，再加上地方官的仪卫、皂隶、马仆、轿夫，浩浩荡荡多至百余人。于是，只听得地方官验尸的锣声一响，乡下有数百亩家产的人家，就要倾家荡产，连灰也剩不下了。

段光清说，父亲当时的办法是：召集同乡的绅衿到县里向领导请示，如果乞丐确实是自己死了，经检验没有伤痕，可以由地保掩埋，无须报官府验尸。领导同意了，还把这条规定刻在石碑上，立在路旁。段光清没有说他父亲拜见县领导的时候带没带银子，从情理推测，应该不至于空手去求人。从下文推测，前辈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孝敬了父母官。

段光清联系现实，说如今嘱托盗贼栽赃，这又是一种恶习。兄长最好召集同乡开一个会，大家凑一笔经费，每年给负责本片的捕役数千，作为他们辛辛苦苦为我们抓盗贼的奖励，同时要求他们别再嘱托盗贼诬扳良民。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议，召集同乡开了会，果然大家踊跃掏钱，贼开花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双方满意的解决。至于和吏胥谈判的具体过程，段光清没有记载，但有三个意思恐怕兜多大圈子也要表达出来：“我们承认你们能害我们，我们掏钱，你们别再用这种手段害我们了。”这看上去很像是和黑手党打交道，我也承认，在辨别专制政府与黑手党的实质性区别时，我经常感到自己愚钝无能。

总之，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钱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用古汉语一个简洁贴切的词来表达，这叫“势所必至”。势之所至，潜规则生焉。即使这规则不合法，也可以转弯抹角将它装扮起来——广大群众爱护人民警察，凑点钱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3

合法伤害权在监狱里表现得最为充分，陋规也就特别多。

清朝文学家方庖蹲过中央级的监狱，并且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狱中杂记》。他写道：康熙五十一年三月（1715年），我在刑部监狱，每天都看见三四个犯人死掉从墙洞里拉出去。一块坐牢的洪洞县的杜县令说，这是病死的。现在天时正，死的还算少，往年多的时候每天死十数人。……我问：北京市有市级的监狱，有五城御史司坊（监察部系统），为什么刑部的囚犯还这么多？杜县令回答说：刑部的那些喜欢折腾事的司局长们，下边的办事人员、狱官、禁卒，都获利于囚犯之多，只要有点关联便想方设法给弄到这里来。一旦入了狱，不管有罪没罪，必械手足，置老监，弄得他们苦不可忍，然后开导他们，教他们如何取保，出狱居住，迫使他们倾家荡产解除痛苦，而当官的就与吏胥们私分这些钱财。

方庖提到的这些榨取钱财的手段，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在《活地狱》里有详细的描写：

山西阳高县有个叫黄升的人，无辜被牵连入狱。衙役的快班头子史湘泉把他关在班房里，故意用链子把他锁在尿缸旁边，那根链子一头套在脖子上，一头绕在栅栏上。链子收得很紧，让他无法坐下，就这样拘了大半天。直到掌灯时分，史湘泉出来与黄升讲价钱了。

“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麽，有什麽。”说着便把黄升链子解下来，拿到手里，同着他向北首那个小门，推门进去，只见里面另是一大间，两面摆着十几张铺，也有睡觉的，也有躺着吃烟的。黄升看了一会儿，便对史湘泉说：“这屋里也好。”史湘泉道：“这个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黄升问他怎的，史湘泉说：“进这屋有一定价钱。先花50吊（按粮价折算，每吊钱至少相当于60元人民币），方许进这屋；再花30吊，去掉链子；再花20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30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5吊。如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

黄升听了，把舌头一伸道：“要这些吗？”史湘泉道：“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瞧那边蹲着的那一个，他一共出了300吊，我还不给他打铺哩。”

这位黄升偏偏身上没有带钱，史湘泉一怒，将他送入一道栅栏门，里边的犯人又让他掏钱孝敬，黄升拿不出来，众人便一拥而上，将他打了个半死，又罚站了一夜。

即将处决的死刑犯应该是最难敲诈的了，但是吏胥们依然有办法，他们可以在行刑和捆绑的方式上做交易。

据方苞记载，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行刑者先在门外等候，让他的同伙入狱谈判，索要财物。当时的术语叫“斯罗”。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的亲戚谈。如果犯人穷，就找他们本人谈。他们对陵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还不死。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就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在此提一句，李大钊先生就被缢了三次才死）。最难做手脚的斩首，他们还可以“质其首”——难道刽子手还能扣留脑袋么？我搞不清楚究竟如何“质”脑袋，姑且原文照抄。

以上是行刑者的交易方式。凭借他们手里的“合法伤害权”，一般能从富裕者那里敲出数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从贫穷者那里也能把衣服行李敲干净。完全敲不出来的，就按照事先威胁的办法痛加折磨。

负责捆犯人的也这样。方苞说，不贿赂他，在捆缚时就先将其筋骨扭断。每年宣判的时候，死刑和死缓犯一概捆缚，押赴刑场待命，被处决的有十之三四，活下来的要几个月才能将捆伤养好。有的人会落下终身残疾。

方苞曾经问一个老胥，说你们无非想要点东西，又没有什么仇，实在没东西，最后也别那么折磨人家，这不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吗？老胥回答说：这是“立法”，目的是警告旁人和后人。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心存侥幸。

吏胥们对自己立的法——“刑狱潜规则”显然是一丝不苟的。与方苞同时被捕上刑的有三个人，一个人以三十两银子行贿，骨头受了一点伤，养了一个月才好。另外一个人贿赂的银子比前者多一倍，皮肉受了点伤，十来天就好了。第三个人掏的银子还要多一倍，当天晚上就可以像平常一样走路了。曾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罪人贫富不均，都掏钱就行了，何必再制造多寡的差别呢？回答说：没有差别，谁肯多掏钱[4]？

监狱和班房（类似临时拘留所）是合法伤害权密集的大本营，因此也是贪官污吏的镇山之宝。说到极端处，犯人在监狱和班房中冻饿病死，或者叫庾毙，官府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这是比巡航导弹还要厉害的一种武器。巡航导弹固然是低风险伤人的利器，毕竟还需要花钱生产，而庾毙几条人命却不用你掏一文钱，甚至还能帮助你赚点囚粮、囚衣、医药和铺盖钱。合法伤害权的根基既然如此美妙，抽出许多粗黑的枝条，开出许多贼花样，一概在情理之中。

4

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经常出现一个字：“赇”。《辞海》上的解释是贿赂。其实无须解释，大家一看便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以贝相求，不就是权钱交易吗？

挥动伤人的利器需要使用者心存恶意，这就需要克服良心的障碍。“赇”则替人免除了这些麻烦。只要你手中有了权，它就会主动找上门来，甜蜜蜜地腻上你，叫你在绝对不好意思翻脸的情境中缴械投降，放下武器，跟他们变成一拨的，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你无须任何恶意，甚至相反，拒绝这种赇，倒需要几分恶意，需要翻脸不认人的勇气和愣劲。因为赇通常是通过亲戚朋友的路子找上门来的。你不仅要翻脸不认谦恭热心的送礼人，还要翻脸不认你的亲戚朋友。

于是，贪赃枉法的成本又进一步降低了，拒绝贿赂的成本则进一步提高了。良心的障碍和礼节的训练在此全面倒戈，反对他们本来应该维护的东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多数人恐怕只有叹一口气，然后甜蜜蜜地，无可奈何地，半推半就地倒在美人的怀抱里。又一位清官从此消失。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

冤大头是贪官污吏的温床。在冤大头们低眉顺眼的培育下，贪官污吏的风险很小，麻烦很少，收益却特别高，因此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

我见过明成祖朱棣（1403—1424年在位）的一道圣旨，一字不差地抄录如下：“那军家每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5]

这道圣旨的口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假如我是当时在南京开小铺的买卖人，官府摊派到我头上，勒索到我头上，我敢执拗一句半句么？我自以为并不特别胆小，但是我得老实承认，我不敢执拗。皇上分明说了，“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像我这样的小老板，拿了就拿了，打了就打了，宰了就宰了，不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么？皇上就是这样看待我们的，我认为他看得很准。

皇上的事情就不多说了。在名义上，他是天道的代表，有责任维护我们小民的利益，下手不应该太狠。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贪官污吏身上。

对中华帝国的官吏们来说，勒索老百姓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并不需要费心策划。想要他们的钱，只管开口要就是了，难道还有人胆敢抗拒政府收费么？无人抗拒是正常的，偶然有个别人跳出来反对，那就不正常了，如同异常天象一样，我们就能在历史中看到记载了。

据四川《眉山县志》记载，清光绪初年，眉山县户房（财政局）每次收税，都直截了当地在砝码外另加一铜块，叫做戥头。乡民每年都被侵蚀多收，心里痛苦，却没有办法。

关于此事的另外一种记载是：

眉山县户科（财政局）积弊甚重，老百姓交纳皇粮正税之外，每户还要派一钱八分银子，这叫戥头。官员和胥吏把这笔钱据为己有，上下相蒙二十年不改。

一钱八分银子并非要命的大数字，按照对大米的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80多块钱。按照现在的贵金属行情计算，还不到20块钱。我们折中一下，姑且算它50块钱。数字虽小，架不住人口多，时间长。眉山县地处四川盆地，天府之国，一个县总有三五万户，如此收上二十年，这就是三五千万人民币的巨额数目了。

眉山县有个庠生，也就是州县学校的读书人，名叫李燧。《眉山县志》上说他“急公尚任侠”，是个很仗义的人。这50块钱的乱收费不知怎么就把李燧惹火了，他义愤填膺，“破产走五千里”，到上级机关去告状。既然闹到了上访的地步，我们就可以很有理由地推测，他在眉山县一定也闹过，但是没有成果，县领导一定不肯管。县领导要掐断部下三五千万人民币的财源，说不定其中还包括领导本人的若干万，想必是很难下手的。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重大决策。

李燧的上访并不顺利，他把更高一级的领导惹怒了，被诬陷为敛钱，革除了他的生员资格。生员资格也是很值钱的，清人吴敬梓写的《儒林外史》第三回说，穷得叮当响的私塾先生周进，在众商人的帮助下花钱纳了个监生，可以像生员一样到省城的贡院里参加乡试，花费了二百两银子。折中算来，这笔银子价值四五万人民币。如此估价生员身份并没有选择高标准。《儒林外史》第十九回还说，买一个秀才的名头（即生员身份）要花一千两银子。请枪手代考作弊，也要花费五百两。我的计算已经打过四折了。

李燧为什么这么倒霉，其中内幕只能推测。他要断人家的大财源，不可能不遭到反击。官吏们熟悉法律条文，又有权解释这些条文，再加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同情，反击一定是既合法又有力的。遥想当年，李燧上访难免得到一些老百姓的支持，大家凑了一些钱。这既是非法集资，又是聚众闹事，还可以算扰乱社会秩序，甚至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结果，李燧丢掉生员资格后，因敛钱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在他漫长的坐牢生涯中，几次差点被杀掉。

李燧入狱后，当地老百姓更加痛苦无告，也没人敢再告了。眉山的官吏们严防死守，杀鸡吓猴，保住了财源。

十二年后，省里新来了一个主管司法和监察的副省长，他听说了这个情况，很同情李燧，可怜他为了公众的利益受此冤枉，放他回了家，还赠给他一首诗。———破了产，丢了生员的资格，走了五千里，关了十二年，得了一首诗。这就是李先生本人的得失对比。至于那个戥头，据说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那一年，眉山县令毛隆恩觉得不好，主动给革除了。从时间上看，这与释放李燧大约同时，不过功劳却记在了新领导的账上。我宁愿相信是李燧发挥了作用，不然这牢也坐得太窝囊了。[6]

假定此事完全是李燧的功劳，毛县长贪天之功，根本没起什么作用，那么，凡是有李燧的地方，就不会有乱收费。问题是，李燧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呢？为了区区五十块钱，是否值得变卖家产，奔波五千里上告？而且究竟能不能告下来还在未定之天？就算你信心十足，肯定能够告下来，究竟又有几个如此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即有文化又不怕事，还肯花费全部家产和成年累月的时间，去争取这区区五十块钱的正义？如果这种人罕见如凤毛麟角，那么我们就敢断定，官吏衙役们乱收费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什么人会跳出来跟他们闹别扭。万一有这么一个半个的也不要紧。即使他真成功了，告了下来，也并没有什么人因此受到处罚。大不了不过是以后不再收了，毛县长们还可以借此机会留名青史。

对于这种结局，即官吏衙役失败而告状者胜利的结局，四川《荣县志》上也有记载。

大约在十九世纪中期，四川荣县收粮的时候，户房书吏（县财政局干部）总是大模大样的晚来早走。栅门一步之隔，门里悠哉游哉，门外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后边的人挤不过来，前边的人挤不出去。为了不受这种苦，很多人出钱托有后门的揽户代交。就好像现在一些手续复杂作风拖沓的什么局门口总有许多代理公司一样，只要你肯多掏钱，总能找得到包揽钱粮的代理人。有的人干脆直接出钱贿赂。不如此，十天半个月也不见得能纳上粮，家里的农活也耽误不起。另外还有一些欺负老百姓的地方，譬如几分银子便凑整算一钱，银和钱的折算率也从来没有个准头，总是向着有利于官吏，不利于百姓的方向狠狠地折，等等。

有个叫王开文的农民，很有气节，愤恨不平地到县里告状。县里不受理，王开文就去更高一级的衙门上诉。县里派人将他追捕回来，将他枷在大街上示众，还是那套杀鸡吓猴的老手段。没想到王开文气壮山河，在众人面前大呼道：谁和我同心？！谁愿意掏钱跟他们干？！

当地农民受了多日的鸟气，憋的难受，就挥舞着钱币来表示愿意，只听挥舞钱币的声音如同海潮，响成一片。《荣县志》上描写道：“县令大骇”，赶紧把王开文释放了，还安慰了他一番。从此收粮的弊病有所好转。

荣县的乱收费问题并没有因为一个英雄般的王开文得到根本解决。数十年之后，到了光绪初年，这里又冒出了一个刘春棠事件。

刘春棠是书院的生员，也是读书人。他的朋友梁书安和吕瑞堂在纳粮的时候也被搜刮勒索，提出异议还被训斥谩骂了一顿。这二位不服，知县就说他们喧嚣公堂，要以这个罪名惩办。后来听说是书院的生员，就好象现在的大学生，归教委系统管的，很可能还是未来的国家干部，这才饶了他们。

当时，每年征税的时候，书役百余人威风凛凛，顾盼左右，正税之外还索要房费、火耗、票钱、升尾等诸多名目。交税的人稍微有点异议就挨一顿呵斥。畸零小数的税额，一厘（千分之一两，约0.04克）银子凑整，竟要征钱二百文，多收一百多倍。老百姓早已满肚子怨气。有人闹起来后，民众集资捐钱，请刘春棠出面上诉。

到了公堂之上，刘春棠先请知县颁布从前定过的征粮章程，然后又出示了将一厘算做二百钱的票据。知县推托道：过去定的章程，年代久远无从稽查。至于多收这点钱嘛，乃一时疏忽。

总之是告不下来。这时候又出了一件事。一位名叫戴龙恩的人，被收了双份的津贴和捐输，他要求退还多收的部分，可是多收的人就是不退。于是戴龙恩和刘春棠联手，一起到省里告状，把荣县境内乱收费的种种弊端都给抖搂出来了。但是和李燧一样，这两位在省里并没得到好下场，刘春棠也被省里拘留起来。剩下个戴龙恩，不屈不挠地上北京告状。

结果还算他运气。户部（中央财政部）将这个案件发还四川审讯，第二年，四川按察使司真审了，而且判决下来了。这一场拼出性命的折腾，换来了一块铁碑，上边铸着征税的正式规定，譬如早晨就要开始征收，到下午三点以后才能停收，收粮的人不许擅自离开让粮户等候，银和钱的折算率按照市价计算等等。拼出命来才争取到一个下午三点之前不许停收，真不知道那些衙役原来是几点下班的。[7]

我不知道后来的结果。但我估计，用不了多久，这些铁铸的话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我读过苏州府常熟县从明末到清初立的六块石碑，都禁止收漕粮过程中勒索老百姓的相似勾当。如果勒石刻碑真能管用，何至于重复立上六座？

现在可以算个总账了。李燧为了五十块钱破产走五千里。王开文为了排不起队上访告状。排队值多少钱呢？一般说来，农村日工一天不过二三十文钱，雇人排上十天队也不过二三百文。刘春棠赴省告状之前，向知县出具的证据也是将一厘银子折成二百文的票据。就算白白收了他二百文钱，又能有多大的损失呢？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这二百文不过六七十块钱。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就可以胸中有数：究竟能有多少人，肯为这几十块钱耗时几个月，奔走几千里？那可是一个没有汽车和火车的年代。

这笔账还不能如此简单地计算。因为历史经验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奔走几千里并不是惟一的代价。被告必定要反击，要找茬治你的罪，给你戴枷，关你入狱，拿你杀鸡吓猴。站在贪官污吏的立场上算一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抵得上告状者的一百倍。假如三五万户老百姓供养着三五百位贪官污吏蠹役，人家一个吃着你一百个，你的几十块钱就是人家的几千块钱，如此重要，贪官污吏岂能不奉陪到底？如果你是为了尊严或者叫面子，人家难道就不需要尊严和面子？官家的面子当然比小民的面子更加值钱。

即便你甘愿付出上述两道代价，仍然不等于解决问题。争取胜利的决心与胜利本身的距离还遥远得狠。究竟有多么遥远呢？胜利的概率究竟有多高呢？清嘉庆四年（1799年），参与编修《高宗实录》的洪亮吉分析了告状中的利害格局，然后给出了一个估计数字。

洪亮吉说，在大省里当领导，成为一个方面大员，就像过去一样，出巡时每到一站都有按规矩应得的礼物，还有门包。平时在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的时候，还有私下馈谢的，这里姑且不算。以上这些钱，无不取之于各州各县，而各州县又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来加倍还不止。

省里几套班子的领导们，以及下属的地、市，全都明知故纵，要不然，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就无处出了。各州各县也明白告诉大家：“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实是各级衙门的用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细究起来，各州县打着省地市各级领导的旗号，借用他们的威势搜刮百姓，搜刮上来的东西，上司得一半，州县揣到自己腰包里的也占了一半。刚开始干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所顾忌，干了一年二年，成为旧例，现在已牢不可破了。

这时候你找总督、巡抚、藩台、臬台、道、府告状，谁也不会管你，连问都不问。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当中，偶然有一个两个咽不下这口气，到北京上访的，北京方面也不过批下来，让总督巡抚研究处理而已。派钦差下来调查就算到头了。试想，老百姓告官的案子，千百中有一二得到公正处理的吗？即使钦差上司比较有良心，不过设法为之调停，使两方面都不要损失太大罢了。再说，钦差一出，全省上下又是一通招待，全省的老百姓又要掏钱。领导们一定要让钦差满载而归，才觉得安心，才觉得没有后患。

所以，各州县的官员也明白了，老百姓那点伎俩不过如此。老百姓也明白了，上访告状必定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往往激出变乱。湖北当阳和四川达州发生的事变，都证明了这一点。……

洪亮吉把他的这番分析交给了军机大臣成亲王。亲王又给嘉庆皇上看了。洪亮吉说了这么多话，核心的意思，就是官逼民反，或者叫造反有理。搜刮老百姓是各级官员的共同利益所在，这就决定了老百姓告状的成功率不过千百之一二。因此，除了造反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看了这种观点，皇上很生气，说这家伙说话怎么这么愣，于是撤了他的职，让廷臣一起审他，不过也嘱咐说不要上刑。会审的结果，廷臣们建议砍掉这个愣家伙的脑袋。最后处理的时候，皇恩浩荡，从宽发落，将洪亮吉发配新疆伊犁戍边。洪亮吉老实认罪，痛哭流涕，感谢宽大处理。[8]

各级官员都是聪明人。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大家都认清了局势。

这种局势，对老百姓而言，首先就是不值得为了那点乱收费而用几个月的时间，跑几千里路去告状。告状花的钱，打发一辈子的乱收费也有富余，告状必定是亏本的买卖。其次，贪官污吏准备付出更大的代价打掉出头鸟。一旦坏了规矩，他们的损失将极其巨大。因此出头鸟很可能赔上身家性命。第三，在付出上述重大代价之后，告状者的成功概率不过千百之一二。结论：民不和官斗。出头的椽子先烂。屈死不告状。

对官吏而言，结论就是洪亮吉说的那句话：老百姓的那点伎俩不过如此。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且不必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不必说什么“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人家骂了他，打了他，吸了他的血，他连找人家的家长哭诉告状都找不起。惟一合算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忍气吞声，继续让人家吸血。

这很像是狼和羊在一起。一个长着利齿，而且不吃素。另一个吃素，偏巧还长了一身好肉。虽然头上也有一对犄角，但那是用于公羊之间打架的，在异性面前自我显示的时候还管用，见到那个大嘴尖牙的灰家伙就只有哆嗦的份了。只要是狼和羊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定局了。假如你愿意，尽可以规定羊称狼为父母，狼称羊为儿女。颠倒过来当然也可以，让狼跟羊叫爹娘或者叫主人，羊则有权把狼叫作儿子或者仆人。随便你怎么规定，反正狼要吃羊。如果某羊不反抗，也许能多活几天，一时还轮不上被吃。敢于反抗者，必将血肉模糊，立刻丧命，绝少成功的希望。

冤大头是贪官污吏的温床。在冤大头们低眉顺眼的培育下，贪官污吏的风险很小，麻烦很少，收益却特别高，因此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但是最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好象狼群在羊群的养育下迅速扩大一样，大到一定的程度，羊群生长繁殖的速度就供不上人家吃了，羊群要被吃得缩小以至消亡了。这时候，狼的末日也就不远了。这竟是双输的结局。

其实，中国历代老狼的经验很丰富，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那些为天子牧民或者叫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生存的根本——简称“民本”。大家都懂得爱护羊群的重要意义。奈何抵抗不住眼前绵羊的诱惑，也抵抗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诱惑。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别的狼照样吃；我不生，别的狼照样生。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集体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我的自我约束对羊群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在老狼忍不住饕餮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一声叹息：它们要是变成刺猬，俺们不就变成清官了么？

第二等公平

儒家并不反对“家天下”。因此皇亲贵族就应该当纯粹的寄生虫，百姓就应该掏钱给皇上供养众多的后宫佳丽，供养伺候她们的成千上万的宦官。但王道毕竟比秦始皇的不加掩饰的霸道上了一个台阶，这也是流血牺牲换来的。

公平是有等级的

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西巡抚（省委一把手）申启贤到雁北一带视察工作。路过代州（今代县），当地一些里正（类似村长）和绅耆（类似老知识分子或退休老干部）拦住轿子告状，反映驿站在征收号草中的问题[9]。拦大官的轿子和敲登闻鼓告状一样，都是很叫领导反感的行为，所告事实如有出入，按规定就要打八十板子，这是足以要老头们的性命的责罚。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让这些老头和村干部感到不公平，非要鸣一声不可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清朝的驿站近似现在的邮政局，号草就是驿站马匹食用的草料。这些草料由本县百姓分摊，定期交纳。那些老人和村长控诉说，驿站收号草有两条不公平，一是大秤不准，经常七八十斤号草上秤而秤不起花；二是必须向收号草的驿书和家人交纳使费，不然他们就不肯收。

第一条无须解释了。第二条，用当代语言来说，就是非得再掏一笔辛苦费，才能请动驿书和“家人”的大驾，劳动他们收你的号草。驿书近似现在的县邮政局领导，“家人”则是县领导的私人亲信，近似生活秘书。《大清会典》规定，驿站的财政费用由当地州县政府提供，县领导派亲信来收号草，就体现了这重权力和责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告状者的无奈：县领导的家人敲诈勒索，怎能不拦住省领导告状？

据申启贤巡抚自己说，那些老头拦住他告状的时候，他已经生了病，性情烦躁，也没有深究是非对错，就下令掌责——打了那些老头一顿耳光。不过刚打完就后悔了，心里感到不安。他说，那些挨打的老头“俱白发飘萧”，他害怕这顿耳光打会出人命来。于是将此案件批给道台张集馨（近似雁北地委一把手）亲自讯问，在半路上申巡抚又专门写了一封信，叮嘱张集馨处理好这件事。

申启贤感到不安是有道理的。人们为了千八百斤草料可以拦路告状，却不见得去“京控”。去北京上访是一件代价很高、成功率却很低的事情。但是出了人命就不一样了，苦主轻易不会善罢甘休。再说那些老头和村干部还可以分担“京控”的费用，这就不仅愿意告，也告得起。一旦进入告省级领导的京控程序，就可能有钦差大臣下来调查。按照常规，钦差大臣会抹平此事，但是省、地、县都要付出相当可观的代价，两三万两银子的“钦差费”肯定是免不了的。按粮价折算，两三万两银子将近五百万人民币，逞一时之快值不值这笔巨款，申启贤不能不犯嘀咕。以上推测还没有考虑到良心的作用。不过就我所知，申巡抚虽然不是恶棍，但他的良心也不是很敏感，不算也罢。

我想讲的故事到此才算正式开始。

经过调查，张集馨发现，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重刁难的号草，按规定竟要由政府向民间购买。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折算为现在的货币和度量单位，大概就是两毛多钱一公斤。当地每年收驿草十多万斤，财政拨款将近人民币两万元，但是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里。张集馨写道：“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民习安之。”

我想强调一句：这里显现了三种公平的标准。按照正式规定，老百姓在名义上的权利竟然如此之大，他们不仅不应该被官府的黑秤克扣，不应该交纳使费，相反，他们还应该从官方拿到一笔买草钱。这当然是头等的公平，但只是名义上的东西，并不是老百姓真正指望的标准。“民习安之”的标准，是白交驿草但不受刁难的标准，这是比正式规定降低了一个等级的标准。百姓胆敢不满意的，只是使用黑秤外加勒索使费，并不是白交驿草。官吏和衙役们得寸进尺，想让老百姓在认可第二等标准之后再认可这第三等标准，村干部们不肯认帐，这才有了拦路告状。

第一等公平的由来

说到驿站事务方面的第一等公平标准，尽管只是名义上的标准，我们也不能不怀念明末豪杰李自成。

李自成与驿站有特殊的关系。一说他本人在造反之前就是驿卒，因为驿站裁员，下岗失业了，于是造反。一说他的爷爷和父亲摊上了给驿站养马的义务，赔累破产了，而李自成造反则由于还不起债务。这两种说法都与驿站事务有关。清朝的开国元勋是和李自成交过手的，至少他们亲眼见到李自成推翻了明朝这个庞然大物，想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清朝皇帝和大臣眼里，驿站和驿马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处理起来便有了面对未来李自成的意思，不敢把百姓当成好欺负的冤大头。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体现出第一等公平的正式规定。

康熙皇帝决定，改革明朝向民间摊派养马任务的制度，将民养官用改为官养官用。同时，改革明朝在民间无偿佥派夫役的制度，夫役由官方出钱雇佣。皇帝如此规定，也是下了大决心的。清朝全国有两千多个驿站，使用的牛马驴骡将近七万，每年开支三百多万两银子，这还不算遍布全国的一万四千多“铺递”——靠步行传送邮件的官方组织。皇帝真怕制造出李自成来，对政府的权力做了价值连城的约束，而这些改革和制度都载入了《钦定大清会典》，属于行政法规性质的最正式的制度。

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驿站的每年费用是有定额的，每年都要上报考核。而养马用的草料开支就是额定费用中的一个大项[10]。《大清会典》规定，驿站的额定费用从州县征收的田赋正额和地丁银子中拨给，这就是说，州县百姓已经在交纳皇粮国税的时候为马草掏过一次钱了。在这个意义上，再让百姓无偿交纳号草，等于是一件东西卖两次，在现代术语里，这叫“重复收费”。

如果不讨论“家天下”的制度是否公平，《大清会典》的这些规定在技术上是无可指责的。驿站是国家的神经网络，是国防和行政信息的通道，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而支撑这个网络的，最终必然是百姓的赋税。只要百姓的赋税水平合理，国家的神经系统不腐败变质，我们就得承认这个标准很公平。这就是我们应该感谢李自成的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该感谢秦始皇，至少要感谢陈胜吴广。秦始皇横行霸道，把老百姓当作可以任意践踏的冤大头，征发数十万上百万的老百姓给他本人建造宫室陵墓，给他的帝国修建围墙，结果他设计的万世江山不过二世就完蛋了。这个教训想必也给汉朝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没有秦朝短命的暴政，恐怕就不会有汉朝的“独尊儒术”。这个前车之鉴使得儒家的威胁显得比较可信，仁政和王道的主张也显出了皇帝认可的好处。因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才有资格与皇上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双赢的协议：皇上获得儒生的支持和代理天道的地位，儒生也获得了表述天道的特权。儒家经典很像我们在《大清会典》中看到的关于驿站的漂亮规定，说起来相当公平合理，其地位也很像如今的宪法。

当然，儒家并不反对“家天下”。因此皇亲贵族就应该当纯粹的寄生虫，百姓就应该掏钱给皇上供养众多的后宫佳丽，供养伺候她们的成千上万的宦官。但王道毕竟比秦始皇的不加掩饰的霸道上了一个台阶，这也是流血牺牲换来的。

第二等公平的根据

我认为，代州百姓根本就不指望第一标准能够实现，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第一等公平的标准接近市场上等价交换的标准，而市场交易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双方平等，拥有参加或退出交易的自由，谁也不能强迫谁。很显然，官府并不是老百姓的平等交易伙伴，官府是有权收费的。无论当时还是现代，抗粮、抗税或抗拒苛捐杂费，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下边我们以每年春秋两季的钱粮交纳程序为例，看一看老百姓不听招呼的常规后果。

每到开征之时，县衙前贴出告示，要求百姓按照惯例主动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交纳钱粮。交纳的过程当然免不了许多盘剥，不服盘剥也可以不交，后边自有对付你的合法手段。

没有交纳或没有交够的人，就要在簿册上留下拖欠记录，这些人要按照规定的期限去指定地点补交。

过期不交，书吏差役就要下乡催科了。催科是一件很有油水的事情，是需要竞争上岗的。清朝光绪年间，屠仁守在《谨革除钱粮积弊片》中说，下乡催役的差使都是要花钱买的。有的人甚至提前买下差使囤积起来。到了催科的时候，揭票下乡，向粮户征收。除了勒索酒食供给外，每票总要勒索钱数百文，甚至数千文。稍不如意，辄以抗粮的罪名报官。乡民畏惧，不得不满足这些人的贪欲，以免被罪名拖累。[11]

如果催科之后还没有交够钱粮，就要抓到衙门里打板子，站枷号。这里就更黑了，需要另文细说。

总之，官府并不怕零散百姓的对抗，吏胥们甚至怕你不对抗。他们虎视耽耽，就等着你因对抗而落网，送上一口肥肉呢。处在这种虎狼环俟的情境之中，只要州县官打一个招呼，谁敢不老老实实地交纳号草？谁敢晚交？谁不怕驿书和家人拒收自己交纳的号草？谁还敢把自己在名义上拥有的权利当回事？

垄断价格的比喻

对官府强加的第二等公平，中国人民好像存在着不分时间地点的广泛认可。如果打一个富于现代色彩的比喻，这很像是对某种垄断价格及相关的隐性支出的接受。七八年前我们装电话，要交五千元的初装费，像我这样不熟悉外边世界的普通百姓竟以为这规定公平合理，活该如此。在我眼里，这就是第一等公平。

我有点不满的只是他们收了钱还要拖你半年以上，不催几次，不走后门，安装工人就不来给你装。我当时也知道安装工人上门，按规矩还要塞给他们一二百元的辛苦钱，至少要塞他们两条好烟，不然装上了电话也未必能接通。就连这笔费用我也愿意掏，只要你别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我认可半年的拖延，也认可辛苦费，如果电话公司强迫我买他们的电话机，我也准备认可。这就是我眼中的第二等公平，也是我真正指望的公平。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是我主动的，并没有人拿刀子逼我排队装电话，更没有人逼我往工人手里塞钱塞好烟，我愿意认账，我也不会告状和揭发。

在晚清官员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的记载中，我看到了类似的故事。他讲了宁波渔民和商人购买海上安全的经历。

当时宁波外海不靖，海盗很多，渔民和商人的生意大受影响。这本来是清朝水师（海军）的失职，他们领饷吃粮却不干活。但是这又很正常。公务员偷懒，按术语说就是追求闲暇效用的最大化，这是很有名的，举世公认的，中国人民也是充分理解的。大家并不真指望官员们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许有这种良心，但是没有这种必要。满清王朝垄断了公共服务业务，没有人敢和他竞争，所有竞争都叫造反，那是杀头之罪。

商人和渔民们没有办法，就自己凑钱激励水师，麻烦他们出海维护治安。这又属于一件东西卖两遍了。商人和渔民已经在各种税费中掏过钱，其中已经包含了供养水师维护海上安全的费用，现在却不得不再掏一遍。当然，并没有人逼他们掏钱，我们只能说他们是自愿的，他们认可了这第二等公平。更准确地说，是认可了自己的二等身份。

据宁波知府（类似宁波市长）段光清说，这办法开始还管用，水师干活了。但是今年给了钱，明年又给了钱，一年一年地给下去，这笔钱好像又成了水师该得的一笔陋规，水师再次懈怠起来，渐渐又不干活了。另外一种解释是，海盗越来越厉害，水师缺乏训练，打不过人家，不敢出海干活了。不管怎么说，总是百姓花了两次钱，仍然没有买到海上安全。

好在——也许应该说坏在——清朝水师的垄断地位被洋人打破了。宁波的商人见水师实在不顶用，就掏钱请洋人的战船为他们保驾护航，又求段光清给洋人发了航行和入港的许可文书。过了不久，朝廷接到了报告，说北方海防发现有轮船“捕盗甚力”，查起来还有宁波知府发的许可文书。有一次洋人与海盗遭遇，炮战一场，一个洋人水手受了重伤，也击沉了海盗头子的船，从此威风大震。可见没有垄断地位的洋人拿了钱是真干活的，并不像清朝水师那样卖假货。

不公是易燃的危险品

最后我们看看张集馨是如何处理号草问题的。

他调来了驿站收草的大秤，经检验，果然是百姓所控诉的那种黑秤。于是张集馨下令另造官秤，同时宣布：按照每斤一文的官价支付草价，不许驿书和家丁“干没”。他说，对这种处理，“民甚欣悦，而州牧及丁胥皆不乐。”

这样就算完了？完了。没有提到敲诈勒索问题，没有追究贪污的责任，没有任何官员吏胥家丁为持续多年的不法行为付出任何代价。所有处理，不过是发一杆新秤，重申一遍正式规定。按照这种逻辑，不公平能够存在多年，难道就是因为缺少一杆准确的秤？就是因为缺少一纸不准贪污的规定？

在我看来，这样的处理与其说是处罚，不如说是鼓励。不处理，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或许还有点心虚。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他们便可以放心了：告到省委书记那里，又指定名声不错的地委书记亲自处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不过给了我们一杆新秤。过一年我们还贪污，还敲诈勒索，大不了再得一杆秤。这也能算风险吗？因此，他们的不高兴不过是暂时的。他们手里的加害能力并没有丝毫的削减，他们的反扑欲望已经在不乐中展现出来。有能力又有愿望，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呢？

后边的事情张集馨没有记载，我也就不知道了。但我估计当地百姓从此会死了告状的心。至于清朝全国通行的驿站潜规则，我读史不博，说不确实，但我敢确信：清朝在整体上没有实现儒家主张和《大清会典》规定的第一等公平，连第二等公平也未必能够普遍实现。以鲁迅“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标准，我们不妨把第一等公平称为臣民级的公平，把第二等公平称为奴隶级的公平。奴隶级公平没有普遍实现的证据，就是太平天国起义。

山西代州的村长和老头告状十一年后，太平军起义爆发了，起义的旗号正是“太平”——其中就有特别公平的意思。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令人感叹的是：太平天国实际展现出来的内部关系，与他们那面漂亮旗号的差距，并不比《大清会典》与黑秤的差距近多少。

当贪官的理由

“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海瑞应得的下场吗？

《明史》上记载了皇帝和监察官员之间的一个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版，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500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大概相当于43000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注1）。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块钱人民币，四万或二十万都要算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唧唧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12]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读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13]。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  [14]。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三十石大米。而三十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二十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两石（将近200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15]。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130元人民币。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县太爷每个月1130块钱的工资，人均17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更准确地说，这位县太爷与如今最贫穷的农民阶级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2090多元。

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这两石大米，价值不过500元人民币，就算是开了大臣退休给米的先例。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退休金才给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的估计。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两斤肉！”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帏（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有个叫秦纮的清官。秦纮为人刚毅，勇于除害，从来不为自己顾虑什么。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称其为伟人。正因为他清廉，坚持原则，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

成化十三年，秦纮巡抚山西，发现镇国将军奇涧有问题，便向皇帝揭发检举。奇涧的父亲庆成王为儿子上奏辩护，同时诬陷秦纮。皇帝当然更重视亲王的意见，就将秦纮逮捕，下狱审查。结果什么罪也没审出来。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来的只有几件破衣裳。宦官报告了皇帝，皇帝叹道：他竟然能穷到这种地步？于是下令放人。

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证明正式工资不够花了。

请留意，比起普通官员来，清官们还少了一项大开销：他们不行贿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韩一良说的那数千两银子的费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客人、晋级考核和上京朝觐等，就算是两千两银子，即2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花销，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觐，不过用了48两银子。由于他们真穷，真没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地揭发检举，而且名声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险敲诈他们。但是腰杆子没那么硬的小官，不仅会被敲诈，还会被勒索——当真用绳子勒起来索。为了证明这类开支是刚性的，决非可有可无，我再讲一个故事。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驿吏招待得不够意思。驿吏相当于现在的县招待所所长兼邮电局局长，而总督是省部级的大干部。我猜想，这也不能怪驿吏不识抬举，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锐意改革，整顿干部作风，禁止乱收费，把下边的小官收拾得战战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样的东西来。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气，叫人把驿吏捆了，头朝下吊了起来——这就是节省开支的下场。

海瑞接到报告，说：过去胡总督有过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许铺张招待。今天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将胡公子扣押，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这数千两银子，也像前边一样算作二千两吧，根据贵金属价格和购买力平价的不同算法，其价值在20万至80万人民币之间。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开，期望值也被培养得很坚挺，到了穷馊馊的淳安，诸事都不顺心，理所当然要发发脾气。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没收了他的银子，再派人报告胡总督，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弄得胡宗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过，此事供说笑则可，供效法则不可。试想，天下有几个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后边豁出命顶着，那位驿吏会有怎样的下场？痛定思痛，他又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

驿吏属于胥吏阶层，比入流的有品级的正式“干部”低，相当于“干部职工”中的职工。这些人更穷一些，平均工资大约只有干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个月一石米，价值不过250元人民币。但在人数上，职工自然比干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级别更低，人数更多的，是胥吏领导下的衙役。这是一些不能“转正”的勤杂人员。譬如钟鼓夫，譬如三班衙役，即现在的武警、法警和刑警。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杂人员，最初都靠征发当地老百姓无偿服役。既然是无偿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也不发工资，只给一点伙食补贴，叫做工食银。这些钱，用清朝人傅维麟的话说，“每日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他问道：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得慌，这数十万人肯空着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侧，为国家效劳么[16]？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韩一良说了，工资就那么一点。我们也算了，县太爷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币。这样一年也不足1.4万，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14万。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韩一良没有说这笔巨款是几年的开销。孝敬上司和送往迎来是年年不断的，外地官员上京朝觐是三年一次，考满则需要九年的时间。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九年花二十万，这个大窟窿需要县太爷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相差如此悬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强去做，当然不能保证相对体面的生活，不能让老婆孩子不数叨，不能留下像样的遗产，弄不好还有头朝下被领导吊起来的危险。另外，在开支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的问题。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

考虑到上述的收支平衡问题，崇祯向韩一良追问五百两银子的来历，便显得很不通情理。这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皇上毕竟年轻。在逻辑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处罚送银子的官员，而是计算整个生命周期的账目，把显然做不平的预算摆平，然后再号召文官不爱钱。当然，明末财政危机，官吏的人数又多到了养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纯粹是痴人说梦。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说，造成官员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好比牧人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羊犬喝两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饭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规矩对抗，他也没有打算对抗，并不情愿当这样的清官。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授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总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附记：

明朝的1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7克多一点。银子的购买力，在明朝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波动很大，有1两银子买7石大米的时候，也有1 石大米卖1两6钱银子的时候。崇祯年间的米价普遍较高。整个明代平均起来，每石粳米似乎在0.7两上下。

明朝的大米1石，大约相当于现在1.073石，即107公升。我不知道俸禄米一般是稻谷还是加工好的大米，不知道是粳米还是糙米，还不清楚应该用现在大米的收购价、批发价还是零售价。京官领到的俸禄经常是加工好的大米，当时叫做白粮。根据加工好的白米每石160斤，明朝的一斤为590克的说法，一石白米为94.4公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每公斤粳米的零售价在2.6元人民币左右。本文的计算就是根据这些一概从优的假设。

实际上，当时每月只发给1石大米，每年发12石，这叫本色。上上下下都是这么点。其余部分要折银、折钞、折布发放，这叫折色。按照常规，这位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会典》卷39）。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十贯钞折俸一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按照明朝的规矩，官越大，折色所占的比重越大，吃亏越多。

恶政是一面筛子

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1

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2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古诗十九首中描写洛阳的皇宫说：“两宫遥相望，双阕百余尺。”两宫相距七里而可以遥遥相望，门前的两座望楼竟有百尺之高，由此可以推想皇宫的规模和巨额耗资。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天下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来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三百万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二千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上二千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一万三千[17]。皇上要的三百万，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两千万，更相当于太守们128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做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18]。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汉灵帝向官员预征的这笔修宫室的钱，连同后来充分发展为卖官鬻爵的收入，很像是一笔承包费。皇上派官员下去当官征税，治理百姓，并发给他工资，这本来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是皇上和他的参谋们心里明白：“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在各项正式的赋税收入之外，多数地方官还有个小金库，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是一笔黑灰色的钱，你问起来谁都不承认，实际上数量又不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是让下边独吞又不甘心。于是皇上就采取了大包干的政策：交够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不许上任。实际上，这是对黑灰色收入的批准、强求和分肥。这条政策一出，本来不收黑钱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这就是司马直的真实处境。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同时也进一步看看，那些活蹦乱跳地交钱承包的人，到任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来。

2

转眼又过了1400多年。明朝万历24年（公元1597年）3月9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

征税不同于卖官鬻爵，属于皇上的正当权力，难道可以叫恶政么？这要看怎么说。按照现代的说法，税收就是老百姓向政府支付的公共服务费用，可以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安全，支付公务员工资，但是不能用来给公仆的家庭建造豪宅，因此万历皇帝加税盖新房就是恶政。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不同看法。皇上是什么人？皇上是天子，是万民之主，是人间的最高领导。天子要征一些与公共服务完全无关的税费，给自己营造宫室别墅和坟墓，供养后宫的众多佳丽和伺候她们的数以千计的阉人，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这一点，当时的老百姓完全认账，谁叫人家是皇上是天子，天命如此，凡人掏钱就是了。

但是，即使是专制帝国，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帝国征收的税费已经包括了从官员工资到后宫胭脂钱的所有项目，其中皇家占用的比例相当高。譬如正德、嘉靖之后，皇家的伙食费每年要花36万两白银，仅此一项就占帝国全年白银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面对这种类型的收支账单，老百姓已经老老实实地掏钱结账了，你尽可以慢慢修你的宫室。反过来说，你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充满了假冒伪劣的货色，不治水不救灾，盗贼遍地，豪强横行，你这个天子是如何代理天道的？不敢跟你较真退货甚至另请高明也就罢了，凭什么还叫老百姓额外掏钱给你修宫室？这个道理，即使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帝国官员也知道讲不通，于是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他们需要上缴的税额也有点承包的色彩：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19]。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29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20]。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衔，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大大小小的陈奉们各自率领着数以百计的恶棍党羽横行霸道，“吸髓饮血，以供进奉。”进奉给皇上的大概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承包利润高得惊人。结果闹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3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太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1900年—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21]。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的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4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这些都是官场必需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怎么就把人家说成吸血的蚊虫？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袁宏道在圣贤书里没有读到这些规矩，居然就如此满腹牢骚，恐怕要怪他太理想主义了。

袁宏道说，他自己在少年时看官就好像看神仙一样，想象不出的无限光景。真当上官了，滋味倒不如当个书生，劳苦折辱还千百倍于书生。他说，这就好比婴儿看见了蜡糖人，啼哭不已非要吃，真咬了一口，又惟恐唾之不尽。作官的滋味就是这样[22]。

袁宏道的感觉书生气十足，只能代表一部分被官场淘汰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他惟恐唾之不尽的东西，有的人拼命要从人家嘴里往外抠，有的人则含在嘴里咬紧牙关，死死捂住，惟恐被别人抠走。拉关系走后门，巴结讨好分肥，乐此不疲者满世界都是。

5

其实，汉灵帝和万历本人都不是恶毒得不可思议的魔鬼。

汉灵帝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在后宫里扮装小商贩，让宫女们也扮装成各种商贩，做各种买卖，他穿上一身小商贩的衣服周旋其间，坐在假装的酒楼里喝酒。后代的史学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好责备他心理变态。汉灵帝很有一点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家性格，能在资本的增殖中获得巨大的乐趣。这本来是在人类历史上大有贡献的品格。此外，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感动的人，可以为了司马直的一封遗书暂时抑制自己的乐趣。问题是他当了皇上，当了名义上的公众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代表显然不应该以搜刮公众的财富为乐趣。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不当皇上并不是由他本人决定的。

万历也不是纯粹的恶棍。冯应京被捕后不久，皇上曾有一次病危，他召来了首辅大臣，对他交代后事，皇上口授的遗嘱听起来通情达理。皇上说：先生到前边来。我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享国已久，没什么遗憾的。佳儿佳妇就托给先生了，请你辅导他当一个贤君。矿税的事，我因为宫殿没有完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废止不要了，派遣出去的内官都叫他们回京。法司也把久系的罪囚释放了吧。因为提建议而获罪的诸臣都恢复官职，给事中和御史就如所请的那样批准补用好了。我见先生就是这些事[23]。

由此可见，万历心里也明白是非，不过他的病第二天刚见好，立刻就后悔了，继续征他的矿税，一直征到18年后他真死掉为止。他似乎是一个很懒惰也很缺乏自制力的人，但任何人都拿他的懒惰和缺乏自制力没办法，结果就是恶棍横行。

恶政选择了恶棍，恶政本身又是如何被选择的呢？立皇帝就如同掷色子，皇帝的好坏主要靠碰运气。以明朝的十六个皇帝论，不便称之为恶筛子的不过五六个，大多数不能算好东西，可见恶政被选中的概率相当高。东汉九个皇帝，不算恶筛子的只有三个，与明朝的恶政出现概率差不多。东汉的多数恶筛子，譬如汉灵帝，登基时还是个小孩子，近乎一张白纸；嘉靖和万历之流年轻时还算不错，后来却恶得一塌糊涂，可见恶政被培育出来的概率也不低。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6

最后该说说交税的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

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船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萎缩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

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

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政策。

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皇上也是冤大头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1

明朝也流传着一些官场笑话，《万历野获编·补遗》中就记载了有关钱能的两条。

钱能是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的著名太监，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南。镇守太监这个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设立的。皇上不放心下边的官员，就派那些经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太监下去盯着。应该承认，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明朝的官员经常糊弄皇上，皇上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譬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掏钱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上。所以，派遣家奴们下去替皇上盯着，这已经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博弈的第三回合了。皇上被逼无奈，到此亮出了最后的武器。试想，再派他还能派谁？而且仔细想来，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应该比一般官员的私欲少些。设身处地替皇上想想，我们不能不敬佩皇上选贤任能的良苦用心。

问题在于，钱能之类的最后预备队也乐意被收买。更要命的是，镇守太监们权力极大，有合法伤害众人的能力，下边便不敢不来收买。

当时云南有个富翁，不幸长了癞。富翁的儿子偏偏又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很为父亲的病痛担心。于是钱能把这位孝子召来，宣布说：你父亲长的癞是传染性的，要是传染给军队就糟了。再说他又老了。现在，经研究决定，要把他沉入滇池。孝子吓坏了，立刻就想到了收买。他费了许多心思，掏了一大笔钱，反复求情，最后总算取得了领导的谅解，撤消了这个决定。

当时云南还有个姓王的人，靠倒卖槟榔发了财，当地人都叫他槟榔王。钱能听说了，便把这位姓王的抓了起来，道：“你是个老百姓，竟敢惑众，僭越称王！”书上没有仔细描绘这位槟榔王的反应，但我敢肯定，无论是什么季节，他听到这个罪名之后一定汗如雨下。擅自称王就是向皇上宣战。谁抓住这个王，谁的功劳就大得足够封侯了。槟榔王深知这个罪名的厉害，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灾免祸，史书上说他“尽出其所有”，才算逃过了这一劫。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说，钱能的贪虐，古来无有。后来，在镇守云南的官员中，贪求无厌的人也不少，但是听说钱能做的这两件事，没有不失笑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完成于万历四十七年（1618年），作者沈德符是浙江嘉兴人，与钱能的精彩演出相隔一百五十余年，相距约两千公里。可见此事流传之久远。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人多地少，人口过剩，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败的人们，最后便沦为流民。追究起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没有流民，老百姓安居乐业，闯王恐怕只能当个小团伙的头头。甚至闯王李自成本人也不会去闯，他没有土地，又被驿站（邮电局兼招待所）裁员下岗，走投无路才加入了老闯王的团伙。钱能啃净了槟榔王，其作用正是制造李闯王。本来那位槟榔王可以给众多农民和小商贩带来生意，现在其中一些人却要失业甚至成为流民，从这个角度看，钱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考虑到本来还会有很多人愿意学习槟榔王，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而槟榔王等人的遭遇却将他们吓了回去，钱能的影响就更显得要命了。

性质如此要命，并且影响久远的一个祸害，皇上又是怎么对付的呢？

皇上依靠耳目了解情况，御史和镇守太监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他们之间也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成化六年（1470年），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24]给皇上写报告，专门汇报了镇守太监钱能的情况。郭瑞说：“钱能刚强果敢，大有作为，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如今钱能生了病，恐怕要召还京师休养。乞求皇上圣恩，怜悯云南百姓，永远令他镇守云南。”皇上回答说，知道了。

耳目把皇上糊弄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齿地说：“钱能这个大恶棍，为天下人所痛恨，而郭瑞竟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奏保他，就是把郭瑞一寸一寸地剁了，也不足以弥补他的罪过。”但这只是气话。郭瑞似乎并没有出什么事，没人去追究他。蒙骗皇上又怎么样？蒙了还不就是蒙了。由此看来，皇上是个容易糊弄的冤大头。

钱能糊弄皇上连连得手，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开始打交趾（即越南）和云南少数民族的主意。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事关边疆的稳定，动静很大，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问题就不容易压住。果然，钱能派出的亲信惹出了麻烦。朝廷担心了，就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监察部常务副部长）王恕去云南调查。王恕为人刚正清严，数年后国内将传开两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两京指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每一京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大部，这是明朝全套高干班子。可见王恕声望之隆。

王恕很快就查清了钱能的问题，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分量的几句话是：“当年在越南问题上，就因为镇守太监选错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当年还要严重。为了安定边疆，陛下还吝惜一个钱能么？”王恕的这笔利害关系账替皇上算得很透彻，钱能害怕了。他立刻托自己在皇上身边的太监哥们儿活动，将王恕召回。王恕很快被调任南京监察部当领导，钱能之围立解，一点事也没有了。

不仅没事，钱能还继续走运，先回北京跟皇上说了些王恕的坏话，撺掇皇上派了他一个苦差事。钱能自己则当上了南京守备，镇守南京军区。以职务而论，南京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条件比云南强多了。大名鼎鼎的太监郑和，当年下西洋回来，也就当了个南京守备[25]。

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主人还给他加工资发奖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有人路见不平，揭发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反而打了揭发者一巴掌。这样的主人，不是冤大头又是什么？

以上说的皇上是成化皇上朱见深。这位皇上身材粗壮，说话有些结巴，反应也有些迟钝，但是心眼并不坏。奈何在去世前的十多年里，三十多岁的皇上迷上了春药和房中术，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受到一个善于影响他的贵妃及其亲信太监汪直的控制。辅佐这位皇上的大臣也不得力，当时京城内外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说，可见那几位总理副总理和政府部长尸位素餐、混事糊弄的德行。这样的皇上不说也罢。

成化皇上的儿子弘治皇上，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好皇上。他身材瘦弱，据说长着明亮的眼睛和稀疏飘逸的胡须。这位年轻人满怀儒家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感兴趣，而且努力按照圣人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可惜17岁即位，35岁就去世，只当了18年皇上。在这样一位好皇帝的治下，钱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487年9月17日，弘治皇上登基。第二年年底，户部员外郎（财政部副司长）周时从上疏，请求依法惩办先朝遗奸汪直钱能等辈，同时考核两京和各地的镇守太监。面对共同威胁，宦官集团迅速反击。他们仔细研究周时从的奏书，挑出了一个书写格式方面的错误。本来，在提到皇上、祖宗、社稷、宗社之类尊贵词的时候，一定要另起一行，越出格外，顶着天书写，就好象文革中报纸上引用最高指示一定要用黑体字印刷一样。而周时从奏中的宗社就没有越格。这不是蔑视宗社吗？于是将周时从逮捕，交司法部门处治。钱能又平安无事了[26]。

钱能最终也没出什么事。《明史》上说完他的经历，最后交代了一句“久之卒。”似乎得了善终。《万历野获编》说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师，弘治的儿子正德皇上登基，又赐葬最胜寺，哀荣也不算差了。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么？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钱能怎么就一漏再漏，作恶多端仍有善报呢？沈德符说，这使人们怀疑，究竟还有没有天道。

当时的人们显然不肯接受这种现实，就编了一个故事，说钱能的养子钱宁负责掌管他的钥匙，为了得到他的遗产，在他生病的时候下了毒药，把钱能毒死了。沈德符说，如果是这样，钱能也就不算漏网了。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故事编得显然不合情理。除了钱宁这么一个养子，钱能在中国再不认得别的亲戚，遗产不给他又给谁？连钥匙都掌握在手里了，又无须亲自端屎端尿，何必给一个垂死的老人下毒呢？顺便交代一句，钱宁确实不是好鸟。后来他当了正德皇上的干儿子，皇上赐他姓朱，他的名片上就写着：“皇庶子朱宁”。朱宁掌管特务机构，在政界的实际地位排在最前边的三五位里，比养父还有出息。

2

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混过关，并不是什么个别例外。即使励精图治的弘治皇帝，也经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涂。

弘治17年（1504年）6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见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刘大夏。当时皇上34岁，已经登基17年。刘大夏年近七十，进士出身，但工农兵和财政监察都管过，中央地方都干过，可谓阅历丰富。皇上召见刘大夏，是为了追问一句话。

起初，皇上任命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身体不好，推辞了多次。但皇上坚持让他干，刘大夏只得上任。见到刘大夏，皇上诚恳地问道：“朕好几次任用你，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大夏回答得也很诚恳，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皇上听了，默然无语。

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使皇上深感震动。现在，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追问道：“你以前说过一句话，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皇上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皇上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27]。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问题在于，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支配运行的。钱能敲诈并走运的个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规模民困军穷的现实也表明，这种规则已经通行天下。而皇上对这类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潜规则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我得声明一句：在皇上身边工作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著名的清官王恕当了一段吏部尚书（中组部长），选拔推荐了一大批刘大夏这样正直能干的人，史书上说：“一时正人充布列位。”这在明朝要算相当难得的一段好时光。那么，皇上怎么会被糊弄到不了解基本状况的程度呢？他身边的好干部对情况又了解多少？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近似中宣部和外交部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现象，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李东阳给皇上写了份汇报，描述了亲眼见到的形势，分析几条原因。李东阳是当时的大笔杆子，这份上疏又写得直言不讳，一时广为传诵。

李东阳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臣如果不是亲自经过这些地方，尽管在政府部门工作已久，每天还接触文件汇报和各种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详细情况，更何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调查，大家都说现在吃闲饭的太多，政府开支没有章法，差役频繁，税费重叠。北京城里大兴土木，奉命施工的士兵被榨得力尽钱光。到了部队演习操练的时候，宁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权势人家，豪门巨族，土地已经多得跨越郡县了，还在那里不断请求皇上的赏赐。亲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养竟要二三十万两银子。那些游手好闲之徒，托名为皇亲国戚的仆从，经常在渡口关卡都市的市场上征收商税。国家建都于北方，粮食等供应依赖东南，现在商人都被吓跑了，这绝对不是小问题。更有那些织造内官，放纵众小人搜刮敲诈，运河沿线负责政府税收的官吏也被吓跑了。小商贩和贫穷百姓被搅得骚动不安，这些都是臣亲眼看见的。

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宽容和隐瞒在开端处很小，蒙蔽的结果则祸害很深。

臣在山东的时候，听说陛下因为天灾异常，要求大家直言无讳地反映情况。然而，尽管圣旨频频下发，下边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况，一旦事情涉及到内廷和贵戚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弃了。我恐怕今天的这些话，还要变成空话。请皇上把从前的建议找出来，仔细研究选择，决断实行。

皇上看了，称赞了一回，又感叹了一回，批转给了有关方面。

在上述事件、情景和当事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李东阳说了：“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这大意是不错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老百姓和皇帝之间只隔了两道信息关卡，即郡县和朝廷。实际上，在充分展开的情况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七道信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这是第一关。衙役要向书吏汇报，这是第二关。书吏再向州县官员汇报，这是第三关。州县官员向府一级的官员汇报，这是第四关。府级向省级官员汇报，这是第五关。各省向中央各部汇报，这是第六关。中央各部向内阁（皇上的秘书班子）汇报，这是第七关。信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这还没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处、局和秘书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传递仍不失真。

更何况，信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在无数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每天面对的选择。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说领导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难道有谁能天真地指望钱能向皇上汇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么？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当然还有监察官员，包括御史、给事中和钱能那样的宦官。这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说来，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官场关系学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到了最严重的时期，譬如《万历野获编·补遗》说到的嘉靖末年，上边的恩宠和下边的贿赂互相促进，上下彼此蒙骗，作者竟说，他没听说过向皇上揭发贪官污吏之类的事情。贪赃枉法者无人揭发，这就意味着监察系统的全面失灵，皇上整个瞎了。

最终摆到皇上面前的，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在这种小眼筛子里漏出的一点问题，摆到皇上面前之后，也未必能得到断然处理。皇上的亲戚和亲信将拖延和减弱皇上的惩办决定。这也难为普通的皇上们。就连毛泽东主席那样的雄才大略，他的秘书田家英还说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28]，还有江青在旁边捣乱。我们怎么好苛求那些在皇宫里长大的年轻人呢？

总之，都说皇上如何威严了得，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块头很大却又聋又瞎的人。他不了解情况，被人家糊弄得像个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侵犯了他家的根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顿，左右又有亲信拉手扯腿，说他认错了人。说不定这人还真是他的亲戚。皇上本来就够孤独无助了，就算有点怀疑自己的亲信，总不能连他们一并收拾了吧？

3

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处境并非他个人所独有，他只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中的一环。这是一场持续了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别的朝代不说，在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局下不完的棋。

朱元璋平定中国之前，中国的形势很像是一场四国演义。朱元璋先吞了西边的一个，又惦记着吞东边的张士诚。他派人打听，听说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

朱元璋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平定中国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务网，监督官员，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官污吏的概率和力度。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但是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29]

在这段话里，我听出了焦躁和疲惫。这种不耐烦的感觉将直接影响对局者的战斗意志。一旦松懈下去，失败就要降临了。

朱元璋是个责任感很强，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劳的意志坚强的人。他都不能取得彻底胜利，他的那些在深宫里长大的后代能超过祖宗么？

两个世纪之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临北京。25日午夜刚过，崇祯皇上来到景山的一棵树下，他要把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崇祯在自己的衣襟上写了遗书，但他最终怨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断糊弄他的官僚集团。他写道：“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我死了没脸见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分裂我的尸体，不要伤害一个百姓。”[30]

崇祯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十七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亲自指挥的，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论，皇上和官吏集团的是这样过招的：皇上说，你们都要按照我规定的办，听话者升官，不听话者严惩。官员们也表态说，臣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实际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机会，试探性地违法乱纪一下。结果如何呢？一般来说，什么事都没有。皇上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胁中的雷霆之怒并未降临。于是这位占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励，寻找机会再来一次。背叛一次，没有反应；再背叛一次，还没有反应。即使你本人没有进行这类试探，也会看到其他人的试探结果。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的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钱能，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污吏改造成好人。

譬如钱能，大家都知道他满肚子坏水。后来他当了南京守备，类似南京军区政委。不幸的是，他的对头，“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的那个王恕，也去南京当了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正好管着钱能。王恕的才干足够对付钱能，斗争的弦儿想必也绷得很紧。在王恕的威慑之下，钱能表现得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对人说：“王公，天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31]由此看来，钱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让冤大头惯坏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头，钱能未必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

最后还得做两点修正。

第一，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只是泛泛而论。朱元璋杀官如麻，为了一个开空白申报单问题（史称空印案），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杀掉了数百个在“空白介绍信”上盖章的官员。如此过激的反应，不仅不是冤大头，连“睚眦必报”的形容也显得太弱了。不过，明朝十六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睚眦必报的也就一个半。放宽标准可以算两个半，百分之十几而已。所以，我们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准确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二，我们说皇上是冤大头，是把皇上当成天道的代理人来说的。他作为个人可能非常贪婪非常苛刻，斤斤计较，甚至带头糊弄天道。对这样甘愿当败家子的皇上，我们也就不好说他是冤大头了。天道才是冤大头呢。

摆平违规者

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

1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官场出现危机：介休一位姓林的县令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串高级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恳请将报告转奏皇上。林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省长不能隐瞒不报。可是林县令的揭发实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发的内容共二十二项，其中最要命的一条，竟是告发钦差大臣接受厚礼[32]。

林县令揭发说，在钦差大臣来山西的时候，比如前不久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尚书分别驾到，总要由太原府（类似现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财税和人事）借二万两银子招待钦差。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

三五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当时福建一带家族械斗，雇人打架，一条人命不过赔三十两银子，这三五万两银子可以买上千条人命。当时在江南买一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价格不过一二百两银子，这三五万两可以买二三百处院子。若以粮价折算，这笔款子大约在一千万人民币上下。同时，林县令所告的大学士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地位近似现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或国务委员，尚书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长——那时候中央政府可只有六个部，不像现在有好几十。

林县令揭发的问题，其实是一项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交往的潜规则，当时叫做“陋规”。陋规二字，在明朝的文献里便经常出现了，而陋规二字所指称的行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便不稀罕了，堪称源远流长。陋，自然不好明说，说起来也不合法，但双方都知道这是规矩，是双方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钦差一出京就知道会有这笔收入，地方官员也知道钦差得了这笔收入，会尽量关照本省，凡事通融，至少不会故意找麻烦。送钱的具体方式也随着时代演变，原来是作为盘费交给钦差带走，后来钦差不肯带了，地方便等他们回京后通过汇兑送到家里。总之，双方配合早已默契，违规才是意外。大概正由于这种习以为常，太原府的领导们也就放松了警惕，竟然亲笔给下属写信，要求摊派款项，并送太原府汇总。林县令手里拿着这些证据，其中包括首道[33]姜梅（类似太原市委书记）的亲笔信，真称得上铁证如山。

此外，藩司（即布政使司，近似现在的省政府）在给县里办事的时候，经常索取额外费用，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在中央这叫部费（如今大概叫跑部费，不如古称简洁），在地方则统称使费。这一切都是官场中的潜规则，是心照不宣的内部章程，如今全被林县令抖搂出来了，并且有藩司官吏开出的收据为证，谁也别想抵赖。

据说，藩台（布政使，近似省长，为二把手）张澧中接到林县令的揭发，一连数夜睡不着觉。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里，肯定没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扣压给皇上的奏章，恐怕罪过更大，最终也未必捂得住。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权衡，不得已，张澧中向杨国桢巡抚（近似山西省省委书记，一把手）请示汇报。

杨巡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视察。看了张省长的汇报材料，很是惊愕——不是为钦差费和使费惊愕，而是为山西官员的“不上路”而惊愕——连官场共同遵守的“陋规”都要告发，山西官员未免也太“生”了点。杨巡抚把张藩台的汇报给陪同他视察的朔平知府（近似现在的雁北地区行署专员）张集馨看了，问道：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呀？张集馨清楚山西官场上这段恩怨的内幕，答道：这是激出来的。

2

介休的林县长并不是埋伏出击的清官，也不是生瓜蛋子。他是个老滑的官吏，很懂得官场上的潜规则，也认真遵守这些规矩。领导让他摊派，他就摊派，上级部门索取好处，他就送上好处，并没有抗拒的意图。但是上级领导却有不守规矩的嫌疑。

几个月前，山西接到皇帝的一道指示，说据汪御史（近似现在中纪委的处长）汇报，平遥县大盗张金铃的儿子结伙轮奸妇女，奸后将女人的小脚剁下，如此重案地方官却不缉拿严办。皇帝命令立刻严拿惩办。接到皇帝的命令，山西立刻紧急行动，委派张集馨去平遥介休一带调查处理。

据张集馨说，他去介休调查的时候，林县令送这送那，他本人一概不要。林县令再三苦求，他才收下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由此可见，林县令是很懂规矩的。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正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领导实利和面子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张集馨描绘说，因为他只收下一两种食物，“林令以为东道缺然，心甚不安。”这更证明林县令懂规矩。他知道怎样做东道，人家不让他遵循东道的规矩就不安心，可见这规矩已经深入心底。

不过，对方不按照规矩收礼也暗示着另外两种可能，第一是人家要公事公办、不徇私情。御史已经告地方官失职了，公事公办当然令人担忧。第二种可能是嫌你送得少，要敲你一笔狠的。这便是危险的迹象了。张集馨明白林县令的担忧，遇到轮奸剁足案之外的百姓上访控告，一概按常规送交林县令的上司，自己并不插手，毫无搜罗敲诈理由的意思。于是林县令的顾虑打消了，感到自己欠了张集馨的情。这种领情再一次证明了林县令懂规矩：他承认，人家本来是应该多吃多占、收礼受贿的。

轮奸剁足案很快就有了结果。大盗张金铃的儿子被拿获了，但是只承认盗窃，不承认轮奸剁足。张集馨查了报案记录，访问了乡绅，也说没有这种案子。查来查去，了解到一个传闻，说介休县某贡生的女眷花枝招展地在村里看戏，被盗贼看中，尾随入室强奸，最后还把女人的弓鞋脱走了。张集馨又传来贡生，反复开导，贡生只承认家里被盗，坚决不承认有轮奸之类的事。

这案子本来就可以结了。但皇上交办的案子，查来查去却说没那么回事，不过是一起寻常的盗窃案，总有不妥的感觉。正好原山西巡抚去世，新的一把手接任，下令再查。二把手张澧中藩台接受了任务，委派他信任的虞知府赴介休调查，这一查就查出了毛病。

却说虞知府到介休后，百般挑剔，要这要那，日夜纵酒，甚至挟优宿娼。这一切林县令都忍了。毕竟人家是来查自己的，处理此事的权力在人家手里，要什么给什么就是。闹了两个月，得出的结论与张集馨并无不同，虞知府也玩够了，满载而归。回到省里，向皇上写了汇报，大意是事主只承认盗，不承认奸。这关系到两家的脸面，一经供认，乡里见难以见人。反正盗犯已经问斩，轮奸属实也不过如此了，建议就此结案。皇上同意，还夸奖说办得好。

如此说来，介休的林县令并没有隐瞒失职之处，自然不该处分。但是御史既然告了，总要给人家一个面子，虞知府就撺掇张藩台把林县令在另外一起案子上隐瞒不报的错误附带上奏，结果中央下令，将林县令“斥革”。林县令鸡飞蛋打，白守规矩了，白白巴结上司了。

林县令的反击是极其凶悍的。我们知道他凭着铁证揭发了钦差大臣，揭发了省政府，揭发了太原府。他还揭发了虞知府，并且把帮助虞知府找娼妓的差人的供词，把虞知府嫖过的娼妓的供词一并搜集齐全，显示出很高的专业水平。只要把林县令的报告往北京一送，山西乃至全国就要兴大狱了。

3

在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并不常见。我在读史书时留心搜集数月，收获寥寥。时间长了，我也想通了其中的道理。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生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而帝国体制延续两千多年，利害格局已经相当稳定。双方都认识到，遵守这套成规对自己最有利。这就好比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不成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是交易，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害人家，对无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

在虞知府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已经尽了东道的责任，连娼妓都帮他找了，虞知府还要撺掇张藩台出卖林县令，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就是虞知府不对。

在张藩台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也算小心伺候了。省政府办事索取使费，介休就老老实实地给，并没有说三道四。招待钦差大臣本来并不是林县令的直接责任，钦差大臣得了数万两银子，只能领几个省市领导的人情，绝对不会领他林县令的人情，但是上级摊派下来，林县令并没有说二话。他买的是省市领导的面子。既然林县令已经尽到了在陋规中的责任，并没有露出公事公办的脸色，省市领导也就有义务替他担待遮掩，不能再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把他的小错误卖给御史呢？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又是张藩台的不对。

总之，尽管从表面看来林县令违规了，好像他不懂规矩，揭发了钦差大臣与山西几位领导人的私下交易，但在本质上，并不是林县令违规，相反，他的所作所为正是维护潜规则的尊严，他要惩罚违规者。出卖钦差大臣只是一个间接的连带，一张惩罚违规者的王牌。

遭到林县令的重击，张藩台很快就清醒过来，他立刻决定向七品芝麻官低头。在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的同时，张藩台和姜首道（太原一把手）与林县令谈判，答应赔他一笔巨款，补偿被“斥革”的损失，也请他认个错，撤回上诉。张藩台肯出的巨款数目是一万两银子，虞知府激变责任最重，一个人掏三千两，其余七千两由张藩台、姜首道和太原的王知府分担。

以当时中央规定的粮价折算，一万两银子将近二百万人民币，数字不算小了。我不清楚道光年间捐一个县令的官价是多少，但我知道清朝同治年间，也就是此事发生的二三十年后，买一个县令只要三千两银子[34]。由此看来，林县令赚了不少，但是他仍然不干。几经周折，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林县令宣称介休财政亏空巨万，张藩台和姜首道答应由后任承担这笔亏损。按照清朝的正式的规矩，林县令的亏空要由他自己赔补，赔不起就要抄家。现在林县令不用赔了，等于又得了一万两银子。对张藩台一方来说，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不用自己掏腰包，麻烦是需要找一个肯顶着这笔巨额亏损接任介休县令的冤大头。姜首道找到了这样的大头，名字叫多瑞，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于是，林县令认错撤诉，姜首道则出面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说事已查明，不用入奏皇上了。杨巡抚看了汇报，对张集馨说：姜道等人既然已经查办明白了，我也不愿入告。一旦入奏皇上，张藩台恐怕不能不受连累。不过这摊派钦差费一项，事关重大，必须再查，以免后患。杨巡抚委派张集馨和叶名琛专查这笔款子。

我以为杨巡抚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林县令凭着几封信，把山西的省领导们折腾得焦头烂额，用两万两银子才算把事摆平，这分明树立了一个危险榜样，想学习林县令的人还有多少？这种地雷一般的、一旦处分下级官员就会爆炸的信件还有多少？花多少银子才能摆平？留着如此重大的隐患，省领导还怎么当？

张集馨受命之后，与叶名琛商量了一个清除地雷的办法，其名义之严正，构思之巧妙，清除之彻底，直叫我看得目瞪口呆，拍案叫绝。张集馨声称，此事固然不能因为林县令说一句话就信以为真，也不能因为林县令认一个错就断定全无。因此，特为此事通知山西全省各级政府，凡摊派过钦差费的，立刻要据实上报。没有摊派过的，也要出具切实的书面保证，加印盖章，送省备案。

试想，林县令与领导翻脸时是什么处境？他已经被中央下令“斥革”，整个成了无产者，再没什么可损失了。现在的各级领导又是什么处境？他们最要紧的是保官和升官，谁愿意拿自己的前程冒险，像绑票的土匪一样敲诈领导？果然，张集馨很快就收到了下属各级政府盖了大印的保证书，全省皆无摊派问题。地雷报废了，危机摆平了。

4

如果把官场上的潜规则体系比喻为一座大楼，那么，这座大楼始终躲藏在堂皇的正式规则大厦的阴影中，而上述事件不过是在灰暗大楼的一个高层套间里闹了几个月的一段小事。大楼里还有许多楼层和许多房间，那里边的人们每天过着平凡多于热闹的日子。在大楼外边的院落里，也不时上演一些精彩的剧目。

全面描绘潜规则大楼内外及其悠久历史，远非本文所能胜任，但我们不妨随张集馨在西北角的楼梯上转几层，看看其他楼层和房间的模样。因为楼层和房间太多，我只能以静态描绘为主，迅速浏览一遍部分房间的门窗尺寸，房间里发生的故事只好简略或者由前边的事件代表了。但读者不难想象，每一间房子里，都可能演出过精彩纷呈的戏剧。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七日，上述危机过去五年之后，四十五岁的张集馨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陕西督粮道。这个官是著名的肥缺，近似现在的陕西省军区后勤部主任，勉强也可以叫省粮食局局长，主要负责征收、保管和供应西北地区的军粮。俗话说“过手三分肥”，陕西粮道每年过手粮食二十万石（约一万五千吨），他该有多肥？又该如何分肥[35]？

我得先声明一句：张集馨不是贪官，按照官场的真实标准衡量，他的操守要算相当不错。这一点就连皇上也很赞赏。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张集馨拜见皇上，皇上说：听说你的操守甚好，前几年申启贤（山西一把手）年终密考，还称赞了你的操守。此去陕西，你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保持人臣的晚节。张集馨表示：谨遵圣训。

拜领皇帝的教导之后，张集馨开始按照潜规则处理分肥问题。

一般来说，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可是京官对外官的升迁和任命又有比较大的影响，“朝中有人好作官”的道理并不难懂。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前边提到的“钦差费”就是这类交换的一种。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

张集馨接到任命时，已经在北京住了四个月，旅费快用完了。他写道：“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于是大举借债。他托人从广东洋行以九厘行息借了九千两银子，从山西钱庄借了五千两银子，又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借了二千两。张集馨记载道：连同我在京买礼物的数百两银子，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几乎都没有路费了。

一万七千两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吓人。我们知道这相当于人民币三四百万，可以买上百处房产或五六百条人命。陕西粮道能有这么肥么？此外，用得着如此出血分肥么？究竟粮道有多肥，我们一会就会看到。至于分肥，从情理推测，掏私人腰包的一方肯定是知道心疼的，张集馨也用了“不得不”这个词，想必是无可奈何，不敢不遵守规矩。

这次在北京究竟是如何分肥的，张集馨没有详细记载。但两年之后他调任四川臬司（主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长），在北京又送了一万五千两银子的别敬，并记下了具体的“尺寸”：军机大臣（类似政治局委员）的别敬，每处四百两银子。上下两班章京（类似为军机处服务的秘书处，共三十二人），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的，或者与他有通信联系，帮助他办折子的，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类似监察部长），每位一百两。侍郎（副部长们）、大九卿五十两。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要应酬到。看看这些数字，动辄就出手一两座宅院，少说也送上半条人命，潜规则所承担的分配财富的重任，真叫人刮目相看。

在张集馨任上，每年还往京城送炭敬，具体数目未见记载。

我们已经转完潜规则大楼的京官层，现在随着张集馨下一层楼梯继续转。

5

陕西粮道的日常工作是收发军粮。发放军粮的程序中包含了重大的利害关系，其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粮食质量。这方面的冲突，张集馨刚刚到任就领教了。

张集馨的前任叫方用仪，为人贪婪，卸任前他的子侄和家人在大雁塔下的市场上买了四千石麦壳搀入东仓。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用这批麦壳替换出小麦卖掉，用载重量三吨的卡车运，大概要装一百车，价值高达数十万人民币。按说，规模大了便难以掩人耳目，作弊也就不容易得逞——后任不肯替前任背这么大的黑锅，听到风声后通常会拒绝签字接手。但是与张集馨办理交接手续的不是方用仪本人，而是代理督粮道刘源灏。代理督粮道是公认的发财机会，如果刘源灏和方用仪办交接手续的时候拒绝签字，显然会失去这个好机会，于是他签了字，方用仪作弊得逞了。我估计方用仪所以敢如此大规模作弊，正因为他算透了刘源灏的心思。当时有一个流行比喻，叫做“署事如打抢。”署事就是代理的意思，连打带抢则是标准的短期行为特征。这个比喻所描绘的可以叫“署事潜规则”。

张集馨到任后访知此事，便拒绝从刘源灏那里接手签字。刘源灏苦苦劝说，说仓粮肯定没有其他方面的亏损短缺的问题，再说方用仪已经回了江西老家，还能上奏皇帝将他调回来处理此事么？细品刘源灏说服张集馨的理由，其中包含了一个暗示：如果漏洞确实就这么几千两银子，为了等待方用仪回来重办交接，公文往来加上路途花费的时间恐怕需要好几个月，张集馨因等待而蒙受的物质损失恐怕还要超过这几千两银子。如果再算上得罪人的损失，算上在官场中不肯通融的名誉损失呢？换句话说，等待公事公办的代价太大，不值得，还是认账合算。张集馨果然被说服了，认了账。由此反推回去，方用仪离任前决定掺一百卡车麦壳，而不是五十卡车，也不是二百卡车，这分寸实在拿捏到了老谋深算的水平。

按照常规，满营八旗的官兵每个月分八天领粮。到了领粮的日子，张集馨叮嘱部下说：我这是初次放粮，绝对不许像方用仪任上那样掺假，让众官兵轻视我，以后的公事反而不好办。他指定用好粮仓放粮。

领粮的官兵们来了，他们早就知道方用仪掺麦壳的事，警惕性很高，断定仓吏带他们去的仓是麦壳仓。仓吏极力辩解，官兵更加怀疑，“围仓大哗”，坚决不肯在张集馨指定的粮仓领粮。于是粮道方面请官兵自己指定仓库，没想到官兵们指定的仓库，恰好是掺了麦壳的仓库，开仓一看，官兵们脸色变了，开始互相抱怨。张集馨下令打开刚才指定的仓库让他们看，里面装的果然是圆净好麦。最后张集馨下令把这四千石麦壳筛了出去，铺在粮仓的路上，解除了众兵的怀疑。

八旗的骄兵悍将并不是好惹的。激军队闹事，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遮掩的大罪过，粮道不能不小心伺候。

按照程序规定，八旗每月领米之前，粮仓要派官员将米样送到将军那里检验。这里说的将军是各省驻军的最高领导，省军级干部，粮道的伺候对象。他对粮食质量的态度，对领取粮食的官兵影响极大，将军稍微挑剔两句，在第一线领粮的八旗骄兵就能闹翻天。张集馨说，粮道必须应酬将军，因为怕他从中作梗。

应酬将军的方式早有成规。首先，按照规定，将军和两个副都统本人的月粮是大米和小米并放，而大米贵小米贱，将军自然不愿要小米，粮道便全给他们大米。这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其次，将军和副都统推荐家人在粮道工作，甚至只挂个名，到时候领钱，粮道也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规给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送礼。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陕西粮道送给将军的三节两寿数目如下：银子每次送八百两，一年五次总计四千两；表礼、水礼每次八色；门包（给门政大爷的小费，由他分发给将军的私人助手）每次四十两，一年二百两。我不清楚八色表礼和水礼的价值几何，但每年给将军的陋规尺寸当在五千两银子以上。

在粮食问题上有权说话的军官还有副都统和八旗协领。粮道也送两个副都统三节，但没有两寿。三节的陋规是每节二百两银子，一年六百。此外还有四色水礼。八旗协领有八位，每节每位送银二十两，上等白米四石。

我们已经知道，直接到仓库领米官兵有理由保持警惕，不能太老实了。话又说回来，他们并不老实，从来就不是省油灯，也需要粮道方面小心应酬。张集馨说，每到放米的日子，满营的一位低级军官率士兵来领粮，按照规矩，粮道要备一桌酒席，叫做“送仓”，由粮道方面的官员陪同带队的低级军官吃一顿。满营八旗，一连要陪八天。遇到挑剔的旗人，仓库方面的人员必须忍气吞声，闹大了还要请将军和副都统推荐来的家人从中做工作，好言安慰劝说，才能不闹出事来。

粮道在军队方面的固定应酬，还有每年春秋年节的宴会。请将军、副都统的筵席必须有戏班子唱戏，叫做“戏筵”。驻扎在西安城里的满营和绿营（汉族军队）的中级军官，每年春秋也要宴请一次。这些联络感情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在张集馨之前，一个叫豫泰的官员曾当了半年督粮道代理，代理期间专收坏粮，希图民间踊跃交粮，以便得到过手的好处。这位官员收下的坏粮最后自然要到士兵及其家属的肚子里，却又没见到张集馨关于军队方面为此闹事的记载，想必粮道把军官们糊弄得不错。

与军界有关的陋规大体如此。下边我们再换一层楼，看看粮道与地方官员的关系。

6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期间，陕西巡抚（一把手）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我们知道，林则徐写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名联，他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了。这样的好官收不收陋规？据张集馨记载，那一年由于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以至陕西粮道深感困难。所谓督抚，指的是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这就分明告诉我们：林则徐也和大家一样收陋规。我并没有贬低林则徐的意思，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正派廉洁的官员。我想强调的是，如此高洁的操守并没有排斥陋规——这进一步证明了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是多么宽广。

粮道给林则徐送的陋规比给任何领导的都要多。这是因为陕西巡抚每年都要向皇上密报下属官员的操守才干和各方面的表现，这叫年终密考，对官员的前程影响巨大。粮道给巡抚的陋规按季节送，每季一千三百两，一年就是五千二百两。此外还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这是上百万人民币的巨款。

陕甘总督的官比陕西巡抚还要大一点，但是隔了层，不算直接领导，人也不住在西安，所以陋规的数量反倒略低于巡抚。总督的陋规按三节送，每节一千两，此外还有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所有这些东西，都由督粮道派家人送到总督驻节的兰州。

陕西粮道有“财神庙”之称，省领导们自然不容庙里的和尚独吞好处，他们把粮道当成小金库来用，来往客人一概由粮道出钱招待，这也是长期形成的规矩。下边我们来仔细看看清朝官场如何请客吃饭。张集馨在这方面的记载极为详尽，语言也比较明白，我将原文照抄如下：

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引者注：即陕西巡抚）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引者注：即各位领导回到本衙门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引者注：即张集馨请的师爷）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引者注：半夜一点左右）。群主将客送出登舆（引者注：即送客登轿），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贴，到客公馆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纯粹是给本省的军政领导作脸），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清楚自己真正的伺候对象）。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

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引者注：即二百多两银子，折人民币四万上下），程仪在外。

其他如副都统，总兵，非与院（引者注：即巡抚）有交情者不大宴会，惟送酒肴而已。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必持城里大人先生书来以为张罗计，道中送以四菜两点，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

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引者注：即藩司和臬司的领导，藩司负责全省的钱粮，臬司负责全省的刑狱）、道、府（引者注：道府皆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官员）、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

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引者注：藩司和臬司）、盐道（引者注：负责全省盐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由国家垄断，是历代王朝的利税大户）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

陕西粮道衙门的三堂上有一副楹联，清楚地描绘了督粮道的生活，楹联曰：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别看张集馨那么忙，花了那么多的银子，人家还不领情。因为这是规矩，是应该的，你做得也许还很不到位呢。即使领情，外客主要也领省领导的情，省领导满意就算张集馨没有白忙。

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一样，在竞争声望、关系、安全和人缘的官场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官场利益平均化的趋势。当然这么说不确切，因为官场利益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流动的，如果制造利和害的能力谁都有一点，就会呈现利益均沾的局面，不过这种能力的分布并不那么平均。从平均的方面说，每个在官场上有影响的官员都有理由认为：我们都没有说你的坏话，我们有能力害你却没有害你，我们甚至还说了你的好话，让你得了这么一个美差肥缺，难道你就不能出点血，让大家也沾点光么？从不平均的方面说，京官、将军、上司之类的官员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应该多分。这种能力的强度像水波一样呈环状递减，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递减。打秋风、请客吃饭、表礼水礼、程仪、炭敬冰敬别敬、三节两寿等等，都是在此规律下支配的官场利益分配机制。

如果不遵守这些陋规又会怎么样呢？张集馨只简略地提了一句：如果你请客时不上白鳝和鹿尾之类的贵重难得之物，别人就会说你“悭吝”。显然，一个被大家看作吝啬、别扭、不懂规矩、吃独食的人，其仕途恐怕就不那么乐观：说你坏话，挑你毛病的人多了，你又不是圣贤，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某个地方莫名其妙地栽了。张集馨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在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找到生动的补充。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写道：

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引者注：给上司跟班的钱），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大臣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

后来，在这些规矩之上又生出了一个规矩：前后任交接时，要用数十两银子甚至上百两银子买这本账。《官场现形记》中的一位候补官员好不容易得了个缺，不懂这个规矩，惹怒了前任账房师爷，该师爷便给他做了一本假账，记载的尺寸都是错的。结果这位知州按照假账孝敬上司，得罪了一圈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就被参劾革职了——好多懂规矩的候补官员正排队等着这个位置呢。

7

现在我们转到了潜规则大楼的基层。

据张集馨记载，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包括京城炭敬）方面的银子在五万两左右，他本人的进项每年在一两万两银子之间，粮道每年的入项有六万多两银子。按照当时中央规定的粮食价格折算，这相当于一千多万人民币[36]。

这么一大笔额外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张集馨说得很清楚：“虽非勒折，确是浮收。”“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

“浮收勒折”是明清社会的常用语，其流行程度与如今粮食收购中的“打白条”和“压级压价”不相上下。所谓“勒折”，就是粮食部门不肯收粮，强迫百姓交纳现金，而现金与粮食的比价又由官方说了算，明明市场上六毛钱一斤大米，官方硬规定为一块，他还一定有理，譬如说三年中市场平均价就是一块等等。于是，百姓每交一百斤大米，就要被官方“勒折”走四十块钱。

“浮收”则是变着法地多收，多收的手段花样繁多。张集馨没有记载当地浮收的花样，但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参照。下边是清朝康熙十七年（1679年）和乾隆十七年（1752年）苏州府常熟县禁止浮收的两块石碑上提到的花样，原文罗列就用了二三千字，我摘录部分名目如下：

不许淋尖、踢斛、侧拖、虚推。不许将米斛敲松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许索取看样米、起斛米、扒斛钱、筛箱钱。不许勒索耗费、外加、内扣。不许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不许索取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不许索要兑例、心红、夫价、铺设、通关席面、中伙、较斛、提斛、跟役、催兑、开兑等陋规。不许开私戳小票，令民执此票到家丁亲友寓所额外私加赠耗，方给倒换截票。不许故意耽搁，挨至深夜收受。[37]

这一切手段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农民必须完成纳粮任务，否则就受到合法暴力的追究惩罚。不交皇粮是要挨板子蹲班房的。这样一来，农民就成了求人的一方，衙役就成了被求的一方。利害格局如此，各种敲诈勒索的花样早晚要被创造发明出来。张集馨明白这一点，他说：“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他的数万银子就是如此鱼肉百姓的成果。因此，他写道：“余居是官，心每不安。”

从每年二十万石粮食周转，得六七万两银子的数字推算，农民比应交数额多交三分之一。但这只是张集馨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民间还有棍徒包揽，官方还有仓手斗级等一大堆在第一线搜刮的喽罗，他们的所得也绝不是小数。我看到过清朝四川一个县里负责征收钱粮的典吏（比副科级干部略低）因为分赃不均而写的揭发信，这个小吏每年浮收勒折的收入就有一万多两银子[38]。张集馨把这等巨额数字说成“斗斛盈余”，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

顺便再提一句：本文讲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清）雍正（1723—1735年）之后，这并不意味着雍正之前就没有这类事情。雍正之前的陋规非常严重，不过官员的工资很低，雍正皇上体谅部下，认为官员们离开陋规很难生活，干脆把陋规的收入合法化了，变成了养廉银子。按理说俸禄高了，陋规从灰变白了，天下也该太平了。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表明，皇上考虑不周，对潜规则的性质认识不透，他的期望落空了。

8

以上提到的人物事件，都是一些生活在潜规则阴影里的人，叫人看了难免生疑：莫非“洪洞县里没好人”么？有好人。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清官中的侥侥者，坚决不肯拿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做交易。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闹灾，人民流散，朝廷下诏放赈。江苏山阳县当年领得赈银九万余两，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这时，两江总督铁保按照惯例派官员赴各地检查赈灾工作，派到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刚分配到江苏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达后，山阳知县王伸汉就派出自己的长随（近似生活秘书）包祥，与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行话叫“二爷们代老爷讲斤头”，一般都是讨论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是常规，贪污者不能独吞，监督者总会凭借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或小的份额。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告诉王伸汉的长随包祥，自家的老爷到各乡巡视了，看到灾民濒死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调集户册核对后，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况，正打算拟文呈报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他亮出了一张王牌：我们老爷掌握了证据，能害你们老爷，你肯花多少钱买安全？王伸汉立刻开出了价格，让自己的长随传话，愿意拿出一万两银子。

没想到李毓昌是个新官，一心要当个清官，不熟悉这些官场黑幕，当即严词拒绝，还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情向两江总督汇报。

这样一来，不仅贪官王伸汉和包祥骂他是书呆子，李毓昌的长随李祥等人也骂他。不替自己打算，也不替自家人打算，放着这么好的买卖不做，这长随还有什么干头？包祥看出了对方阵营的内部矛盾，就许以重利，让他们把李毓昌掌握的清册偷出来烧毁。李毓昌复命的时间要到了，一旦烧了，没有时间从头查。以后再查，就有时间做手脚了。李祥等同意。没想到李毓昌警惕性很高，长随难以得手。王伸汉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谈判，只要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还要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想来合算，反正李毓昌这家伙也不懂事，跟着他发不了财，不如先拿他卖个好价钱。于是他们在茶水中投毒，然后又用绳子将将李毓昌勒死，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查赈官员自缢，按说也不是小事。但是王伸汉拿了二千两银票找淮安知府王毂活动，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大事先就化小了。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杀的结论，两江总督铁保也点头同意，小事又进一步化无了。万事大吉之后，王伸汉通知死者家属来领棺柩，再把李祥推荐给长州通判当长随，把另外两个长随也推荐出去，又给了重金酬谢，事情就算处理妥当了。

偏偏死者的家属在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文稿，上面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家人顿生疑心。但是这案子连总督都核准了，没有特别过硬的证据很难翻案，只好先运棺柩回乡。

灵柩到了家，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遗物，发现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迹，疑心大起，告诉了运灵柩回来的族叔。族叔做主开棺验尸，发现了中毒症状。家属立刻进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序奏呈皇帝，皇帝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很快破案。

后来，李毓昌被树为官员的榜样，皇上亲自写诗褒扬，追加知府衔，皇上还为他过继了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并赏这儿子举人功名。王伸汉和包祥处斩。李祥和另外两个参与谋杀的长随被凌迟处死。有关领导也受到了严厉处分[39]。

那么清官究竟在哪里呢？清官光荣地牺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样。

我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案例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当然，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李毓昌与王知县互斗，真正的赢家是根本就没资格上台面当对手的零散百姓，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得到的却是“双输”的结局，双方同归于尽。既然这场对局成了一场要命的灾难，恐怕双方的策略都难以为后人效法，我们也就不能指望其成为定势或者叫常规。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间。沿着这条灰色道路上来的放牧者则是个大杂烩，勤狗懒狗、好人坏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赶上谁是谁。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孙丕扬于万历22年（公元1595年）出任吏部尚书，时年62岁。他的职责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孙丕扬的职务类似现在的组织部长，在明朝的地位高居中央六部尚书之首。明朝在名义上没有宰相，六部尚书之首在名义上简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明史》卷224上说，“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遥想当年，这个陕西籍的倔老头整天板着脸端坐办公，成千上万善于钻营的官迷，居然没人敢打他的主意，真叫我们这些五百年后的晚生肃然起敬。意味深长的是，这位孙先生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创建了“掣签法”，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一个聪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

按照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不同的职位对人员素质有不同的要求，要根据不同的职务要求选择人才，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道理当然是不错的，当时的人完全明白。于慎行比孙丕扬年轻十来岁，当过礼部尚书，他就在《谷山笔尘》卷五中批评孙丕扬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难道遮上了镜子还能照见面貌，折断了秤杆还可以秤出分量么？于慎行的这些批评很精当，简直就像是比照着管理学原理说出来的，而且他还考虑到了上任路途远近这个时代特点很强的问题。顺便提一句，那时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笔债。在工资不高的条件下，还债的压力很容易转化为贪污的动力。因此，这个距离因素便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德”。赴任的官员到了千里之外，情况不熟，语言不通，办事便要依靠名声很坏的吏胥，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就无从谈起。这又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才”。可见这个不起眼的距离因素也不容小看。

明朝大学者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他从孔圣人的教导的高度出发，径直联系到天下兴亡，真是堂堂正正，义正词严。

顾炎武说：孔夫子对仲弓说“举尔所知。”如今科举取士，礼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这是“举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签安排干部，这是“用其所不知”。用这套办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如此选出来的官员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于是吏治就要变坏，吏治变坏则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则大动刀兵[40]。

总之，孙丕扬创建的抽签法很危险——甄别使用人才的重任怎么能转交给没头没脑的竹签呢？这位正人君子既违反圣人的教导，又违背职责的规定，用现代的说法就是“违宪”地另搞一套，他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2

据《明史》记载，孙丕扬谁都不怕，惟独怕太监。千千万万的文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敢，于是就发明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孙丕扬用心良苦。

宦官在名义当然没有孙丕扬的官大。孙丕扬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头子，也就是担任太监的宦官，不过是个四品官，与孙丕扬差着四档。而且宦官是不许干预政事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宦官干预政事者斩。同样，明朝也是没有宰相的，开国初期的三个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杀掉他们，然后就废除了宰相制度，并且在《皇明祖训》中写下一句严厉之极的话：

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灭九族。如此说来，孙丕扬只需直接向皇上负责，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么人。但是实际情形不然。

朱元璋废除宰相，就等于迫使他的子孙后代亲自出面管理国家。必须由所有者亲自出面管理一个大企业的制度，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况管理一个大国。这是个体户的思路。这个思路容不下专业分工的出现，不承认臣民之中有更善于管理而且乐于管理的专家人才。

这种制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显然，生长在深宫内院的皇太子，对民间实际情况的了解必定是肤浅的，中国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笔法的隐恶扬善教育，告诉学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说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一个满脑子教条和理想的书生，就是这种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领导者。这不过是一个有德无能的最高管理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个无德又无能的管理者，一个既缺乏理想又没有头脑的败家子。这两种皇上都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协助他处理六部首脑提出的复杂问题。

在实际情形中，皇上批阅的章奏，譬如孙丕扬的什么奏疏，首先要由内阁大学士——皇上的秘书——看一遍，替皇上草拟一个处理意见，用小纸条贴在奏疏的前面，这叫拟票。现在的官场用语譬如“拟同意”之类，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票拟过的章奏呈到皇上手里，皇上便参考大学士的意见口授旨意，秉笔太监持红笔记录，这叫批红。无论名义上如何规定，呈送章奏的人，总不如阅读章奏并提出处理建议的人权力大；提建议的拟票人，总不如拿着红笔写批示的人权力大——特别是在皇上又懒又好糊弄的条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贪玩，太监刘谨便把章奏拿回家与亲戚和哥们商量着批，首辅李东阳也难以辨别真假。于是，就在这个并不违背常识和情理的过程中，行政权力的重心悄然转移。

《明史·职官志》总结明朝的行政权归属，说：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天下事就由各部尚书负责处理。大学士当顾问，皇帝自己做决定。这时候的大学士很少能参与决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间，大学士因为有太子的老师的资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经在六部尚书的地位之上了，内阁权力也从此超过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严嵩用事，其地位已经赫然为真宰相。不过，内阁的拟票权，不得不决于内监的批红权，于是，宰相权实际就到了宦官手里。

不知不觉中，朝廷决策、官员进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不许干政云云，早就成了一纸空文。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八讲了一个宦官对这种权势变化的亲身体会。嘉靖年间的一位宦官说：“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复矣。昔日张先生（引者注：内阁大学士中的首辅张璁）进朝，我们多要打个躬。后至夏先生（首辅夏言），我们只平着眼看望。今严先生（首辅严嵩）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

这套体现在鞠躬拱手上的礼节变迁，实际上标出了明朝行政权力的变迁。名义上权力在皇帝手里，但是皇帝不能干、不肯干，这时候，在没有合法的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条件下，行政大权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顾问和随从手里了。这是潜在的规矩，却是真正管用的规矩，不懂这个规矩的人将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究竟是公开代理的宰相制度好，还是明朝的悄悄代理好呢？公开代理好歹还有个公开推选宰相的过程，悄悄代理则全凭个人的私下手段，譬如刘谨那种引导皇上玩鹰玩狗讨皇上欢心的手段。

话扯远了。简单地说，就是明朝必定出现一个灰色的权势集团，一个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权势集团。这个集团有能力让正式制度的维护者给他们让路。孙丕扬不愿意让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让路。双方较量的结果，就是孙丕扬带头放弃自己手里的安排干部的权力，放弃肥缺的分配权，同时也就取消了灰色权势集团的肥缺索取权，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标准安排干部，一切由竹签和当事人的手气决定。这个抽签制度建立后，吏部的后门果然堵住不少，当时的人们便盛赞孙丕扬公正无私。在这种盛赞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严重程度。

3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考察了论资排辈的由来。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制度一样，都是舍弃了选贤任能功能的官员选择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运气的肥缺分配制度。这两种制度还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够资格，够年头，然后才轮得上你抽签。有意思的是：在论资排辈制度的源头，顾炎武看到了我们在抽签制度的源头看到的景象。

顾炎武说，如今谈到论资排辈制度，都说起源于北魏的崔亮。读读崔亮的本传，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41]。

据《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记载，崔亮当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作官。但是官位少，应选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书李韶按照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对，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于是久滞官场的人都称赞崔亮能干。

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对舅舅的作法很不满，就写了封信规劝崔亮，大意是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现在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拔标准片面，途径狭窄，淘汰不精，舅舅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了论资排辈呢？这样一来，天下之士谁还去修厉名行呢！

崔亮写信回答说：你讲的道理很深，我侥幸当了吏部尚书，经常考虑选贤任能，报答明主的恩情，这是我的本意。而论资排辈，实在有其缘故。今天已经被你责备了，千载之后，谁还知道我的苦心呢？

崔亮说，过去天下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拔人才，你还说十收六七。今日所有选拔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天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入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计算，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一官，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了，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上边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边不接受。所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够明白我的心。

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不过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当时的形势，羽林之变并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滥给的，崔亮用这个规矩也是不得已。奇怪的是，现在上边没有那些立下功勋的人压着，下边没有鼓噪的叛党逼着，究竟怕的是什么，还用这论资排辈的办法呢？

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压力集团的，是被迫的让步。我们也从孙丕扬的故事中看到，顾炎武所说的“现在”——明朝末年，也同样面对着权势集团的压力。抽签等等也是不得已。孙丕扬和崔亮这两位吏部尚书相隔一千余年，但是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相同，形成的情势相近，形成的结果自然也差不多。一个很明白的问题竟然用一千年也解决不了，真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4

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层次的选任官员的方式。表层是理论上冠冕堂皇的“选贤任能”，中层是论资排辈和抽签，底层是权势集团的私下请托，或者叫走后门。

明朝小说《醒世恒言》卷三十六介绍了一种在吏部走后门当官的规矩，名字叫“飞过海”。明朝沿袭元朝制度，吏员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为考满，考满的吏就可以去吏部候选当官。“吏”是不入流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是官。用当代语言打个比方说，他们没有干部身份，只能算国家正式职工。如果想工转干，就要苦熬九年，通过三次考察，这才有了“工转干”的资格，可以混个三把手四把手干干。但是有了资格并不一定能当上干部，人多位置少，什么时候能上岗是很难说的。于是就有人发明了一种抢先的办法，这便是“飞过海”。

《醒世恒言》中说：

原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都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做‘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叨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

当然这也不能怨绍兴人。绍兴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总要谋一条出路。（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山阴、会稽、余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连一半的人口也供养不起，于是聪明敏捷的人，就进京当了都办，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到处都是这一带的人。——全中国的大小衙门里充满了绍兴人，原来是生存环境逼的。而从绍兴人的角度看，“飞过海”不过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的一种手段。民间的生存压力，就是这样转化为官场内部的“请托制”的运行动力。

绍兴人在北京托人走后门花的钱，只是推动请托方式运行的一小部分费用，因为它只涉及到吏员“工转干”这一条途径，不过是明朝选官的数条途径之一，并且还是很小很不重要的途径。至于推动整个“请托制”运行的费用总额有多大，当时没有正式统计，我现在也很难估计。但我们知道，在孙丕扬上任前的嘉靖年间，也就是《醒世恒言》中写到的“飞过海”的流行年代，吏部的一个吏员的肥缺就价值上千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县太爷二十年的名义工资。权贵们收了人家的厚礼，经常点着名安排某个人到某个位置。另外，在孙丕扬生活的万历年间，如果某人从官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你想让他推荐你接任，即使你的学历资格年头全够，这笔推荐费也要五六百两银子[42]，大概相当于一户自耕农二十年的收入。上边这两个例子不过是群豹身上的两块斑点，明朝文职官员的“岗”在两万个以上，吏员超过五万五，武职更超过十万，这两块斑点的大小，可以帮助我们管窥和推测请托费用的整体规模。

这笔官场上的巨额投资，最终自然要从老百姓身上一钱一两地捞本取利，《醒世恒言》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

请托盛行，意味着谁有路子谁当官。这又大体相当于谁有银子谁当官，谁会巴结谁当官。谁有银子谁当官的道理还可以再推进一步，因为明朝的官员工资甚低，不应该有很多银子，银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入多，贪赃枉法的嫌疑大。这就意味着溜须拍马高手和贪赃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当官。当然也可以像《醒世恒言》中说的那样，大家先凑钱买个官当，按入股的比例分赃——这就意味着贪污准备最充分、贪污压力最大的人最可能当官。这显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门里充满了贪官污吏和结伙打劫强盗，动辄敲诈一二两银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见穷山恶水贪官刁民了。

在上述情景之下，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孙丕扬想一想，就会发现他胆识过人。

掣签法一出，请托无处容身了，那些权贵，包括孙丕扬的那些花大钱钻营进来的部下，都断了一条财路。没有过人的胆量，或者头上有许多小辫子被人家攥在手里，谁还敢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先断了自己的财路，谁又肯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此外，论资排辈和抽签本身堪称极其高明的流线型设计。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那就是论资排辈加抽签。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人人都会老的，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以成势。至于在相同资格和辈分的条件下抽签抓阄，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排，而天意和命运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无法反对的。

最后还有一条好处，一旦开始了论资排辈，再要废除就不太容易，代价会很高，因为耐心等待多年的编织了坚实的关系网的人们会群起围攻，说他的坏话，造他的谣言，保护自己即将到手的利益。

事实上权贵们也犯不上去招惹众怒，因为请托的道路并没有被孙丕扬彻底堵死，他只是在自己领导的吏部堵住了这条路，而吏部的考选只是官员升迁的途径之一。另外还有一条途径叫做保举。为了弥补吏部考选的不足，京官五品以上和州县正官以上，都有权保举官员。被保举者的升迁调用不论年头和资格，也不用抽签。崇祯年间的刑科给事中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记载，曾有一个人求他保举，开口就要送他三千两银子，由此可以想见保举的行情。在保举的道路上，权贵们的乡里亲旧僚属门下络绎不绝，从来就没有断过。这条溢洪道虽然不那么干净，但也起到了稳固大堤的作用——权贵们可以绕开抽签制度，无须推翻它。

到了明朝的最后几年，崇祯皇上觉得抽签选上来的官员实在不好用，又提倡保举。第一批保举出来的人果然不错，但接下来便一塌糊涂了。经皇上的倡导，保举的口子越开越大，请托方式也逐渐取代了抽签方式，溢洪道豁成了主渠道。作为主渠道的吏部也同流合污，挤入捞一把的行列，于是形势大坏。忧国忧民的人又呼吁恢复抽签制度，却发现这东西也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梦想。李自成破陕西，京都大震，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这时吏部仍然在选官的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崇祯听到了报告，就把祖宗牌位摆在朝廷上，让官员们在神圣的气氛中抽签定岗。当时许多地方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有的地方危机四伏，险地和肥缺全在一个箱子里装着。崇祯规定，不管是什么地方，一旦抽签抽中了，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有的官员规避不出，就令排在他前边的人替他抽签，不能让他溜了[43]。这就是说，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关头，抽签制度再获新生，而主持恢复这个制度的竟是励精图治、与朝廷共命运的崇祯皇帝。皇帝本人也和孙丕扬一样让步了。皇上有权，但是找不准打击或提拔的对象，分不清敌我友，贪官污吏用信息战打败了他。

抽签当然不好，但考虑到这许多复杂情况，《明史》的作者最后还是说了许多体谅孙丕扬的话。这位史官前辈说得十分到位，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转述如下：孙丕扬创建掣签法，虽然不能辨才任官，关键是制止了放任营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说不定情况更糟。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圣贤的话去责难他[44]。

5

说了半天，官场上的各种关系都摆平了，大家都没牢骚了，老百姓又如何呢？老百姓缴了皇粮国税，养了千千万万的文武官员，自然期望上边派来一个贤能的领导，否则很应该大发牢骚。不过发牢骚也白发，他们的嗓门不够大，掌权者听不见。这个比喻是嘉靖和万历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说的，原话是：“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45]海瑞这句话说得异常简洁精确，后人很难超越。但是这话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可疑的前提：上边知道了老百姓的不满一定会替他们做主么？事实上，大量的官办企业经营不善，面临破产，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官员的服务对象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这条信息通道并没有堵塞，但是那些工部和户部的官吏很少因此丢官，除非他们在官场上瞎了眼。海瑞的假定显然不能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老百姓的嗓门确实有问题，但是加害于人或者造福于人的实际能力更成问题。

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也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那时候又没有“海选”的手段，难道某粒沙子还能跑到吏部去为你争肥缺或者砸饭碗么？如果不能，考虑他们岂不是多余？

作为整个政权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论和原则上非常重要，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之类的大原则和正式规则，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这一套，老百姓也会感到十分幸福，当牛作马虽然免不了，皇亲贵族的三宫六院和伺候他们的万千宦官也要好好养活着伺候着，但身边毕竟有了一个好牧人。只要他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地替天子放牧，屠宰的季节和数量掌握得比较有分寸，老百姓也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暂时作稳了奴隶。

但是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什么也传不上去，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就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出了官场请托，豺狼饿虎们一个个地混进了牧人的队伍，吃得牛羊们纷纷断子绝孙，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按照鲁迅的比喻，这就进入了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间。沿着这条灰色道路上来的放牧者则是个大杂烩，勤狗懒狗好人坏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赶上谁是谁。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孙丕扬等有觉悟有勇气的好干部，运筹帷幄，建立各种同盟，巧妙地动员官场上的各种力量，经过努力才给牛羊们争取到这个政治成果。这个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称之为成功，也可以称之为失败，这大概也是各朝代总能够维持二百多年，最后却终于难免灭亡的道理之一。

新官堕落定律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娼女盗。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帐。

朱元璋说：

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46]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赴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

朱元璋说：

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47]

请留意中间那一句话：“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绝对化了，但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这条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脚。仔细分析起来，朱元璋发现的这条规律，背后大有道理。

科举制实行之后，官僚大体是读书人。他们读了十几年圣贤书，满脑袋都是理论上的人际关系，如忠君爱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书生气十足，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计之上的真实的人间关系。这种关系，圣贤们不愿意讲，胥吏和衙役的心里却清楚得狠。《红楼梦》第四回便详细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主席把《红楼梦》看作那个社会的百科全书，就以这一回为全书的总纲。因此我不避罗嗦，转述几段。

却说贾雨村走了贾府的后门，当上南京知府，一下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当地名门望族子弟薛蟠，打死小业主冯渊，抢了个丫头，然后扬长而去，受害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来。贾雨村听说，登时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说着就要发签，派人去抓。这时他看见旁边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

进了后边的密室，门子和贾雨村有几段精彩的对话。门子问：“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说着拿出一张抄好的护官符来，上边就有薛家。

贾雨村问门子此案该如何处理，门子说，薛家和帮助你当上知府的贾家是亲戚，何不作个人情，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的人。贾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贾雨村低了半日头，最后嘴里说着不妥，还要再研究研究，实际上完全遵循门子的建议，很巧妙地解脱了薛蟠。

曹雪芹卒于1764年，与朱元璋相隔约四百年，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变化。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经写道：建国以来，浙东、浙西、广东、广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干到任满。往往还未到任期考核的时间，自己就犯了赃贪的罪过。这里确有任人不当的问题，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些官员是被当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务四业（士农工商为四业）之徒害了，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劝说和引诱[48]。因此，当年朱元璋与上任的官员谈话，总要警告他们当心那些胥吏，不要让胥吏支配决策[49]。看看贾雨村的实际经历，朱元璋的预防针确实对症下药，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劝诱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帐，同样算得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还会碰到一个不请自来的教师，这就是土豪。在这里，土豪是一个比地主富农更恰当的名词。他们有可能是地主富农，也可能是商人，但绝对不是老实胆小的土财主。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正经职业，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骗为生，即朱元璋所说的那些把官员教坏的不务四业之徒。在《水浒》对西门庆、镇关西、祝家庄等的描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这些人是地头蛇式的强者，在当地苦心经营多年，已经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们很愿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们适应并且保护这种格局。

《明史》中描绘了两个不肯好好学习适应的新官的遭遇：

有一个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间在广东当阳春县主簿，这个官类似现在的县政府秘书长。阳春地方偏僻，土豪盘踞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赂拉拢腐蚀，最后也总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徐均刚到阳春，一个吏便向他提建议，说他应该主动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个土豪。也不知道徐均是不懂，还是不吃这一套。他问：难道这家伙不是皇上的臣民吗？他不来，我杀了他。说着还拿出了自己的双剑给那位吏看。

莫大老听了那位吏的通风报信，害怕了，就主动去拜谒徐均。徐均调查了解了一番，掌握了他的违法勾当，将其逮捕下狱。莫大老或许认为这是一种敲诈手段，就很知趣地送给徐均两个瓜，数枚安石榴，里边塞满了黄金美珠。徐均根本就不看，给他带上刑具，径直押送至府。没想到府里的官员也被买通，将莫大老放回家了。面对强权，莫大老的脾气很好，再一次给徐均送上那些装满金珠的瓜果。徐均再次大怒，打算再将其逮捕法办。在这关键时刻，府里来函将徐均调离，到阳江县任职去了。[50]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声不响地收下瓜果，难道真会像朱元璋说的那样被送进劳改工场吗？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判断，他的前任都被拉拢腐蚀了，结果并没什么事。他在府里的上司也被拉拢腐蚀了，并且动静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结果还是没事。收几个瓜果又能有什么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烦。可见门子算的账很正确：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而朱元璋算的账显然有问题，下狱和苦役云云，多半是吓唬人的。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间，道同（蒙古族）出任广东省番禺县知县。知县号称一县父母，为当地最高行政首脑，但是还有他管辖之外的权力系统，这就是军队和贵族。

坐镇番禺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开国元勋，征讨杀伐立过大功。《明史》上说，朱亮祖勇悍善战而不知学，办事经常违法乱纪。而道同偏偏是一个执法甚严的清官，没有道理的事情，不管来头多大，坚决顶住不办。

当地的土豪数十人，经常在市场上干一些巧取豪夺的勾当，以低价强买珍贵的货物。稍不如意，就变着法地栽赃陷害。道同严格执法，打击这些市霸，将他们当中的头头逮捕，押在街头戴枷示众。于是斗法开始。

这些土豪明白，道同这家伙不好教育，便争相贿赂朱亮祖，求他出面说句话。应该说，土豪的这样做是很合理的。贿赂既是必要的买命钱，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有了永嘉侯撑腰，将来谁还敢惹？如果没人敢惹，这个市场就是他们的金饭碗，永远衣食不愁。

朱亮祖果然被土豪们勾引教坏了。他摆下酒席，请道同吃饭。在席间点了几句，为土豪头子说情。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应该说，以他的身份出面请客，算是很抬举道同这个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识抬举。他厉声道：“公是大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压不服他。朱亮祖也不再跟他废话，干脆就派人把枷毁了，将街头示众的土豪头子放了。这还不算完，随后又寻了个差错，抽了道同一顿鞭子。

有一位姓罗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结朱亮祖，把女儿送给了他。这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惩治，朱亮祖又将人夺走。

道同实在气不过，便将朱亮祖的这些事一条条地写下来，上奏朱元璋。朱亮祖恶人先告状，劾奏道同傲慢无礼。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折，便遣使去番禺杀道同。这时候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想，道同这么一个小官，敢顶撞大臣，告他的状，这人梗直可用。于是又遣使赦免道同。两位使者同一天到达番禺，赦免的使者刚到，道同也刚被砍掉脑袋。于是，门子的预言再一次应验：“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不屑于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一般情况下，这事到此也就算完了。为非作歹的王侯比比皆是，遵纪守法的却如同凤毛麟角。即使朱亮祖直截了当，擅自将道同收拾了，只要他给道同按上适当的罪名，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碰到开国之君朱元璋，这事就不能算完。朱元璋吏治之严，堪称空前绝后。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这一点我们已经在道同的下场中看到了。此外还爱发脾气，激烈且毫无宽容。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将朱亮祖和他儿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然后亲自为他写了墓志，以侯礼下葬。两种规则的斗法至此告一段落。[51]

我没有仔细计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贪赃枉法者被揭发处罚的概率有多少。在阅读时得到的印象是：离朱元璋越近，被揭发处罚的概率越高。而不归朱元璋直接管的小官，被揭发处罚的概率则逐级下降。也就是说，在省部级官员这一层，朱元璋算的账比较有说服力。而到了县处级，门子算的账更有说服力。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手段极其酷烈，大规模地砍头剥皮截肢剜膝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也惩办了大量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间的官场乃是整个明朝最干净的官场。不过即使在最干净的时候，仍有大批高级官员不认朱元璋的账，例如朱亮祖。我估计，在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级官员之中，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比例一定很高，很不容易管理。

朱元璋死后，管账的大老板不那么能干或不那么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凶狠了，朱元璋的那套算法便越发不对路了。不过，他发现的新官堕落定律却越发灵验了。

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乡本土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胥吏和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土豪们就更不必说。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的潜规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员们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学费大幅度下降，许多摸着石头过河的麻烦都可以省去了。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的实现过程。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附记：

关于官场潜规则的十多篇随笔中的六篇，原载于1999年1-11月的《上海文学》，原作者按语如下：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官场内部有许多层面和方面的潜规则，我想先写一个”淘汰清官“的定律又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因素，不是一两篇短文就能说透彻的，我想分开揉碎了曼曼说。几篇能说清楚，我也不敢确定，也许四五篇，也许七八篇。

读史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不敢冒充专家。我所写的，都是一些我再读史的时候冒出来的心得，很可能见笑于大方。但我愿意姑妄说之。能姑妄发之，且有姑妄读之者，则幸甚。

正义的边界总要老

海瑞很快就向皇上提出了爆炸性建议。他说，陛下励精图治，为什么不能大见成效？因为处罚贪官污吏的刑法太轻。海瑞搬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立法：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他还提到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填草，作成人皮口袋挂在公堂上惩戒后任的办法。海瑞认为，如今就应该用这种办法惩办贪官污吏。此论一出，舆论大哗。

世道变了

万历十二年冬（1584年），蛰居十四年的海瑞奉召出山，承担了为帝国监督和考察官员的重任。这年海瑞七十二岁，其顽梗刚峻却一如既往。他没有按照惯例推辞谦让一番，而是立刻上路。海瑞把自己在垂死之年赴任比喻为“尸谏”，这等阴沉刚烈的意象恐怕也只有他才想得出来。

正如众人预料的那样，海瑞很快就向皇上提出了爆炸性建议。他说，陛下励精图治，为什么不能大见成效？因为处罚贪官污吏的刑法太轻。海瑞搬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立法：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他还提到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填草，作成人皮口袋挂在公堂上惩戒后任的办法。海瑞认为，如今就应该用这种办法惩办贪官污吏。此论一出，舆论大哗。

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意味着什么？这条法律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实行的，当时一贯等于一两银子的大明宝钞已经贬值到票面价值的20%之下。即使以票面价值估算，如果按照对粮食的购买力折成人民币，八十贯往宽里说也不过两三万元。贪赃枉法两三万元就要判处死刑吗？还要剥皮填草？

《明史》上说，海瑞规切时政，话都讲得很剀切，惟独劝皇帝“虐刑”这一点，“时论以为非”[52]。

“虐刑”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批评。朱元璋主持制订的《大明律》乃是堂堂正正的国法，认真执法怎么可以叫“虐刑”？想当年，朱元璋采用更加严苛的贪赃枉法六十两银子处死的标准，杀贪官如秋风扫落叶，赢得了生前和身后的广泛赞誉，即使有批评者，也不过指责一些超标的滥杀，并没把法律看作“虐”法。然而，一百八十年之后，“时论”却有了这个意思。世道真是变了。

今日的边界也在动

读《较量——中国反贪历程》一书时[53]，我忽然冒出一个疑问：假如刘青山和张子善活在今天，他们会被枪毙吗？

1952年2月，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因严重贪污而被处决，史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贪第一大案。据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这二位贪官党籍的决议介绍，刘张二位共贪污挥霍三亿多元旧币[54]。旧币的三亿元等于新币三万元，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1951年的一元新币大体相当于2000年的七元人民币。这就是说，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二位大贪官平均每人贪污了十万元左右。贪污到这个数目的官员，如今该当何罪？

《较量》一书从先秦写到1997年，倒数第三页提到了八个最新贪官的名字，我查到其中七位的案情和下落，抄录如下[55]：

1、陈希同，北京市委原书记，贪污礼物折合55.6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2、王宝森，北京市原副市长，贪污25万、美元2万、挪用3.5亿，自杀。

3、阎健宏，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贪污65万、美金1.4万、合伙贪污150 万，被判处死刑。

4、郭子文，中国煤炭销售公司原总经理，受贿193.6万，死刑。

5、李善有，海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受贿人民币43万、股票8万，死缓。

6、胡建学，山东泰安市委原书记，受贿60万，死缓。

7、欧阳德，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受贿53万，有期徒刑15年。

比照上述各位，刘青山和张子善如果不再做十倍的努力，不贪到百万以上，只要厚着脸皮不自杀，今天就不至于死。十万元级别的贪污犯，根据如今的案例推测，也就是坐牢十年的罪过。试比较下列案例：

1、康辉，人事部工资福利司原司长，受贿10万，有期徒刑10年。

2、孟庆平，湖北省原副省长，受贿人民币24.5万、港币10万，有期徒刑10年。

3、梁高才，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公司原总经理，受贿10万，有期徒刑10年。

4、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受贿款物合计17万，有期徒刑10年。

5、钱棣华，黑龙江大庆市原市长，受贿22.5万，有期徒刑10年。

6、杨善修，河南安阳市原市长，受贿款物折合13.8万、美金3300元，有期徒刑10年。

7、彭虎，深圳市南山区原人大主任，受贿人民币20万、港币42万(俱乐部会员证)，有期徒刑8年。

8、滕国荣，江西省国税局原局长，受贿12万，有期徒刑7年。

由此看来，与五十年前相比，如今的世道也变了。

假设海瑞活在今天，呼吁恢复建国初期的惩贪标准，众人会不会骂他劝诱皇上“虐刑”呢？我估计干部会骂，百姓不会骂。这种说法有点阶级分析的味道，恐怕低估了共同的人性，我们不妨比喻得再极端一些。

1942年10月15日，晋察冀根据地民主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其中规定：贪污数目在5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斤小米以上500斤未满者，处死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943年8月抗日根据地政府公布施行的《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贪污公粮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56]

三五百斤粮食不就是三五百元人民币吗？这条标准让我想起了当代民间流传的笑话：“把所有干部拉出来排队枪毙，难免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漏网太多。”

这太过分了。这才是无可置疑的“虐刑”。假如海瑞胆敢倡导这种标准，我估计广大干部群众会一致起来反对。奇怪的是，六十年前，通过这条法令的时候，大家怎么不这么感觉呢？

历代的重复

这类世道演变，本身就是一种常规。将两千年间的十余次反复集中到一本书里，这种常规就比较容易显现出来。我们试以明朝为起点再追溯两步看看。

宋朝初年（960年起），赃满五贯者处死。五贯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宰相每月的俸禄是三百贯，小县主簿每月的俸禄为六贯。小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干部，月薪不足一千元人民币。贪污数额不足一个科级干部的月薪就要处死，真有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感觉。而且，当时的执行措施也颇为得力，监察御史每月都要完成参劾任务，百日不纠弹，就是给台谏（近似监察部或中纪委）丢脸，要罚“辱台钱”[57]。

过了四十年（998年），到了宋朝的第三代领导真宗赵恒手里，年轻气盛的标准渐露老态，流配海岛代替了死刑。再过六七十年，贪官流放时无须受杖了，脸上也不再刺字。又过三四十年，宋徽宗赵佶即位，《水浒》所描写的这个时代是贪官们的好时光，据说，当时廉吏的比例不过10%，而贪官的比重达到了90%，皇上发现了贪官污吏，只给一个行政处分，“去官勿论”，惩贪的法律名存实亡。南宋亦然。“不屑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58]

唐朝的立法也很严厉。当时以绢计价，官吏受赃一尺，杖一百；贪赃枉法十五匹，以绞刑处死。据说，唐太宗立法后执法心切，有一次竟派人去贿赂官吏，故意勾引官员们犯法。刑部司门令史没有经受住皇上的考验，受贿一匹绢，唐太宗就要将他处决。多亏了户部尚书裴矩依法力争，批评皇上求治心切，矫枉过正，这才救下一条人命[59]。一匹绢的长度为三丈，按照明朝的折算率，价值七钱银子，相当于一百多元人民币。唐朝的立法竟以十两银子为处死标准，而唐太宗竟然要为七钱银子杀人。如此咄咄逼人的执法气势，又叫人想起解放区那晴朗的天空。当然，这股气势又渐渐衰竭，《唐律》中有关官吏贪赃的刑罚规定，最后也与一纸空文差不多了。

法行故法在

我重复四遍描述了同一种现象：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行为边界总要朝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如果更细致地划分，行为边界的移动还有名义移动与实际移动之别。

法律是公开标明边界，改动起来比较麻烦。实际管用的边界，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换了位置。套用一句哲学名言来说，“法行故法在”，无人防守的边界其实算不得边界。由于无人把守，实际边界便暗自移动，名义边界也会羞答答地渐渐跟上，上述四个朝代的故事里都有这个程序。

“行为边界”这种提法，来自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梁先生官至湖广巡抚兼右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在《海忠介公行状》[60]一文中，他把海瑞最后一次出山的主要工作概括为“正官民界限”。他说，南京一带的火甲组织（近似如今的联防），本来并没有杂差，如今南京的千百官员却利用这个系统摊派各种劳务和费用，官吏侵犯平民，百姓把官吏看成病害。海瑞重新制订规矩，一项一项地削减摊派，将官民界限重新调正了。

梁先生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拉开视野。海瑞最后一次出山，干了三件惊世骇俗的事，其实质都属于“正疆界”。建议恢复严刑是其一，大规模削减摊派是其二，杖责御史是其三。前两件已经说过，无须解释。第三件杖责御史，相当于如今的监察部或中纪委领导仿效文革传统，给一位处长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开批斗会，而这么做的原因，不过是该处长违反纪律吃喝玩乐唱卡拉OK——“宴乐游戏”。据说，海瑞将部下的御史召集一堂，问道：你们大概听说过高皇帝（朱元璋）颁布的杖打御史的法令吧？说完就下令行杖，众御史大惊，争辩劝解。至于劝解是否管用，最后到底打没打成，后世有两种流传版本，前半段故事却是一致的。

国家干部领取的工资，号称是皇家发的俸禄，最终来源于百姓。国家干部办公，可以看作为皇帝服务，也可以看作拿百姓的钱为百姓干活。奈何这些干部光拿钱不好好干活，还要贪赃枉法，这既侵犯了百姓的疆界，也侵犯了皇权的疆界。海瑞忠君爱民，高举义旗，反击官吏集团的侵略蚕食，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快就感觉到“窝蜂难犯”，攻击者连他家里的婆媳关系和妻妾关系都抖搂到皇上面前。由此可见，官僚集团对本方疆界把守甚严，反应迅速，反击有力，而且不择手段。

正义的边界为什么总要老呢？这与把守者的态度有关，与情报的准确和及时有关，与攻守双方的人数组织和装备有关，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且不管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边界两边较量了数千年，进退生死，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兀自重复着。

官场传统的心传

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送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璧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

我读过几本清朝人写的笔记，恰好知道一些百年前福建官场的情况。今年1月中旬，我在《南方周末》（2000年1月14日）上读到两篇描写当代福建官场的文章，题目是《贫困县的“红包书记”》和《另一起“红包丑闻”》。古今对比，迢迢暗递的传统浮现眼前。

报上说，“红包书记”丁仰宁在福建省政和县当政两年，收受红包一百多万元。当地向领导干部送红包已经形成风气，层层都在送，层层都在收。另一篇谈到福建宁德地区官场的文章也说，红包的大小与官员的级别成正比，红包是权力运作的润滑剂，个人、单位、党政机关全都大送红包。

在红包的大小、作用和普及程度方面，今日福建官场与清朝官场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名称和递送技巧方面，区别却很显著，让人感觉到传统断裂的痕迹。红包书记亲自介绍了几种送红包的花样，他使用的语言很贫乏，翻来覆去就是“红包”、“送礼”这两个词，而他列举的那些花样，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以同样贫乏的语言提到的花样，在清朝官场都有很确切的名字。

红包书记说的逢年过节送红包，还有利用生日送礼，在清朝的术语叫“三节两寿”。这个词通行全国。“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自己和官员夫人的生日。现在领导干部出差收授的红包，在清朝叫“程仪。”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在清朝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还有几十种名目，譬如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领导的秘书跟班送门敬或跟敬，等等。我不熟悉情况，对应不好，就不一一列举了。以三节两寿为首的所有这些花样，明清时统称为“官场陋规”，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风”，全然不顾其规则性的作用。在明朝和清朝，这些术语是延续使用的。经过五六百年的积累和充实，词汇像官场规矩一样变得丰富细腻，体现了官场“潜文化”积淀的丰厚。

我在这里杜撰了一个“潜文化”的词，目的是与官场上正式的“红头文件”划清界限。“潜文化”的东西是很少形诸文字的，积累和发展的道路自然不那么顺畅，红头文件则不然。历代的行政法规按中央六部的分类归为“六典”，清朝的阎镇珩仅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十三年，写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二百卷的篇幅。这些红头文件大体都说得很漂亮，勤政爱民云云，规定也越来越具体细致。假如当真行得通，我们的文明肯定有资格征服世界——无须花那些冤枉钱搞大选、维持议会和最高法院，统治集团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样慈爱，像圣贤一样英明。奈何这些漂亮东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说的“潜文化”生命力极强，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劲头。打算学习研究这种东西的人，最好潜入官场生活之中，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如果想研究前朝，就要扎到小说笔记和原始档案之中翻检搜寻。

谈到小说，我想起了高阳先生在《胡雪岩》一书中写到的行贿办法。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送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璧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画价格的模糊性提供了安全性。字画店的老板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规矩收一笔手续费。我想，这些门道和规矩，都凝结着我们祖先千百年的智慧和知识，相形之下，现在的官员真是太俗太蠢太无知了。红包书记说现在的人送礼，经常在香烟、酒盒、果箱里藏钱，还送一些空调和微波炉之类的夯货。这再次表明了潜文化传统的断裂，似乎一切都要从头摸索。从好的方面说，技巧的笨拙表明行贿发生的次数不多或时间不长。从坏的方面说，又表明这种现象的生存环境更好，官员的脸皮更厚，无须精巧打扮。即使将来打击得紧了，官员的脸皮薄了，其发展潜力仍不可限量。未来的监察官员们，你们任重而道远。

红包书记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恰好我也是那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同龄人，我深知他所受的教育是多么干净。所有染上“封资修”色彩的读物一概查禁，即使在大规模的批孔运动中也读不到孔夫子的原著。领导们怕我们抵抗力不强，中了孔老二的毒。毛泽东主席想把我们培养为一代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我们整天读到的都是雷锋式的思想和行为。我估计，这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清洗和建设，在切断传统的意义上比焚书坑儒彻底得多。颇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典籍尚且读不到，更何况关于官场潜规则的腐朽知识。这些年“沉渣泛起”，继承传统受到了鼓励，但我又不敢指望现在的官吏有那份能力或耐心去翻检古籍了。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如今的官员和整个官场根本就用不着翻检什么古籍，他们无师自通，与明清官场患上了一模一样的病症，就连“三节”也和明清一样选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绕开了官定地位远高于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国庆节。这真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持续数十年的决裂传统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只造就了一点行贿名称和技巧上的差距。从发展速度判断，弥补这点差距，赶上并超过明清官场的水平，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我对这一点要比“超英赶美”乐观得多。

根据毛泽东《实践论》的观点，我们知道，人的认识，包括行贿的名目和知识，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中国的基本政治现实是：政府的专制传统很少改变，人民无权也无力监督和更换统治者。五十年来，这个传统不但没有削弱，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

以《另一起“红包丑闻”》中提到的事实为证：“林（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原党委书记林亚宁）透露，红包主要送给上级领导和省、地、市有关部门。给上级领导送红包是为了联络感情，给上级有关部门送是为了争取资金、项目。”

这里提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联络感情，说明白点就是为了升官，这与明清官场是一样的。如今官员的升迁仍然取决于与上级的关系，层层递升上去，每一层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争当“接班人”的技巧，而整个过程中都像明清一样没有老百姓插手的份。第二个目的是争取资金项目。在传统上这本来是民间的事情，现在也收归政府了。难道政府官员那么愿意辛辛苦苦给国有企业争资金上项目吗？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钱到手后不用操心去还。所谓“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一路吃下来，官员们的肚子就肥胖饱满了。如此成熟完善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债务软约束体系，如此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反抗的吞噬民间财产的体系，属于当代国人的新创造，明清时代只存在一点不值一提的苗头。这就是我说专制传统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的意思。

与上级领导和部门联络感情的利益如此巨大，送红包便势在必行了。有了这种根基，没有名词可以发明名词，没有经验可以摸索经验，没有传统可以创造传统，断裂个二三十年乃至百八十年，无非是一次冬眠。所谓“野火烧不尽”，就是因为烧掉的只是表面的几个名词，地表下的草根还活得好好的，沃土也没有变成沙漠：人心还是那颗“食色性也”的心，社会还是那个“莫非王臣”的社会。一旦春风吹拂，不绿满中华才叫见鬼。如此比喻并没有贬低“潜知识”传统的意思。这就好比摸着石头过河，河一定要过，此乃升官发财的必由之路。如果祖先告诉我们石头在哪里，就可以少淹死几个人，少弄湿几次鞋。如果祖先的知识没有传下来，就难免付出血的代价，前赴后继地摸索和积累。

其实，现代人如果肯下功夫，关于官场运作实况的潜规则的知识还是可以找到的，明清野史中甚至还有如何走私，如何收买“海关”和“水师”（海军），如何处理不同走私团伙的利益冲突的知识。走私者和受贿者学习好了，可以少犯“远华”案中的错误。监察者学习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心的领导人学习好了，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

晏氏转型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老百姓是虾米，靠泥土中的微生物生活。县太爷之流的小官是小鱼，靠百姓生活。权贵以及权贵左右的助手是大鱼，靠勒索小官生活。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吃的数量适当，别超过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这就是合理的。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记载了一段晏子改规则的故事。晏子（名婴，卒于公元前500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年龄大概相当于孔子的父辈。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为后世建立种种基本规则的所谓轴心时代，他的故事也蕴涵了这类规则问题。

故事说，齐景公派晏子去东阿当领导，在晏子领导东阿的第三年，齐景公把他召回来训斥了一顿。齐景公说：“我还以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东阿。现在你竟把东阿给我搞乱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处理你。”晏子的态度极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说：“请允许我改弦更张，换一个办法治理东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愿以死谢罪。”齐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来汇报税收工作的时候，齐景公迎上前去，祝贺道：“好极了！你治理东阿很有成绩嘛！”

晏子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后门全部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池塘里的鱼都造福穷人了。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后来我治理东阿，大走后门，大行贿赂，加重老百姓的税赋，搜刮来的财富不入国库，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里的鱼，也都入于权贵之家。现在东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饿，您反而迎上来祝贺我。我这人傻，治理不了东阿。请您准许我退休，给贤能的人让位。”说着连连磕头，请求退职还乡。齐景公听了，从座位上走下来道歉说：“请你一定勉力治理东阿。东阿是你的东阿，我不再干涉了。”

分析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要点。第一，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第二，晏子后期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第三，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这三个要点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读读中国历史，这类制度变迁总是在人们的眼前晃来晃去，似乎生怕大家不认识它。为了识别方便，我们干脆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晏氏转型。

在晏氏转型的前型中，老百姓也要纳税，但是还不至于被剥夺到挨饿的程度。在晏氏转型的后型中，老百姓的赋税大大加重了，一半的人在挨饿，继续下去，恐怕纳税人口将锐减。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想象为那条传说中的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老百姓是虾米，靠泥土中的微生物生活。县太爷之流的小官是小鱼，靠百姓生活。权贵以及权贵左右的助手是大鱼，靠勒索小官生活。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吃的数量适当，别超过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这就是合理的。孟子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治于人者食（音饲，喂养之意）人，治人者食于人”，就包含了这个意思。领导当然是应该吃虾米的，但是要有规矩。例如皇上一顿可以吃多少，皇后一天可以吃多少，县太爷一个月可以吃多少，都有一个规定，不能过分，不能竭泽而渔，不能让人家拼命生长繁殖还供不上你吃。如果吃的分量恰当，就是仁政，譬如晏子前型。如果吃得过分，像晏子后型那样，就是苛政。苛政猛于虎，吃人可以不吐骨头。苛政越过了界限，虾米的种群被吃得急剧缩小，大大小小的鱼们没了食物，最后谁都活不下去。所以，苛政是公认的坏政，仁政是公认的好政。难题在于，仁政总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按捺不住地转变为苛政。

在《晏子春秋》这本书里，晏子治东阿的故事先后讲述了两遍，上面引用的那个版本是在“外篇”里讲的，还有一个版本是在“内篇”里讲的。在内篇的版本里，晏子刮穷了百姓，喂足了权贵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回嘉奖，同时还让晏子介绍一下经验——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的。于是晏子向齐景公分析了前后两种政策所涉及的利益集团及其利害关系。听听这位贤人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仁政堕落为苛政的压力来源，领会晏氏转型的动力机制。

晏子对齐景公说：过去我治理东阿，堵住小路，关紧后门，邪民很不高兴；我奖励勤俭孝弟的人，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不高兴；我断案不偏袒豪强，豪强很不高兴。您左右的人求我办事，合法我就办，不合法就拒绝，您的左右很不高兴；我侍奉权贵不超过礼的规定，权贵们也不高兴。邪民、懒民、豪强这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坏话，您的左右和权贵这二谗在里边进我的谗言，三年内坏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

晏子说，后来我小心地改变了政策，不堵小路，不关后门，邪民很高兴；不奖励勤俭孝弟的人，不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高兴；断案时讨好豪强，豪强们很高兴；您的左右求我办事，我一概答应，您的左右很高兴；侍奉权贵超出了礼的规定，权贵们很高兴。于是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好话，二谗在里边也说我的好话，三年内好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其实，我过去招致指责的行为才是应该奖赏的，我现在招致奖赏的行为正是应该惩罚的。所以，您的奖赏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讨厌正式规则和喜欢潜规则的人分成了两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大利益集团：一个是民间的“三邪”，另一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这两类人的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非常重大。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渠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信息渠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作为信息通道的把关人，二谗在晏子面前碰壁，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预期中的利益未能实现，积攒了满腔怨恨，自然不肯传达有利于晏子的好话，也不肯拦截诋毁晏子的坏话。如果实在听不到什么坏话，我想，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也愿意编造出一些谣言。更何况民间还有三邪存在，不愁听不到坏话。

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搭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二谗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因此他们在政界的嗓门格外大，就好像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游说攻击的目标。

那么，从正式规则中受益，在潜规则中受损的普通老百姓呢？他们自然是支持晏子的，可惜，他们的力量太弱，声音太小。他们的赞赏不能使晏子升官，而三邪二谗却可以。他们挨饿并不能让晏子丢官，而三邪二谗却能够。这些老百姓，按照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是一麻袋毫无组织的土豆。而缺乏组织的土豆，一麻袋也好，一火车也好，在土豆们进行利害计算的时候，损益得失无异于一个土豆，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是所有的土豆之和。零散的土豆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们，赐予他们雨露阳光。

按照马基雅维里的分析，这些土豆不仅能力不足，热情也不够。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获利的老百姓，只是一些无精打采的支持者。他们怕三邪二谗，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够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谗却热情十足，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晏子进攻。当然，我们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够意思，说他们胆小怕事。如果把晏氏转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在每次转变造成的新增得失中，每个人确实摊不上多少。他们犯不上为这一点东西冒险招惹政府官员。而分摊到三邪二谗的头上，每个人得失的份额都足够多，足以激发起大家高昂的热情。总之，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谗的政治热情高昂，这是有数学计算上的根据的。

双方的热情和影响力的差距如此巨大，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行政官员何去何从已经命中注定了。

我还要再补充一句：晏子在分析中忽略了他本人和他的同事们的物质利益。难道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就不爱吃鱼虾么？难道只有三邪二谗的嘴馋么？当然晏子本人很廉洁，而且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比较早，中华帝国尚未建立，大量官吏衙役的职位还没有发育成熟，食物链还比较简单。不过，二千多年之后回头再看，我们就必须补充上这一点：包括晏子本人在内的官僚集团也是可以从晏氏转型中获益的。他们可以参与分肥，可以多吃几口虾米。在三邪二谗之上再加上这块砝码，理想秩序向潜规则坠落的速度将愈发势不可挡。

让我们在想象中变成这块砝码，从个人在官场中生存和发展的策略的角度，设身处地验证一下这个说法。

最开始，我们遵守仁义道德，不欺下不媚上，努力当好父母官。这是理想中的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场进步策略，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可是我们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强大压力。我们发现，原来上边是很想让我们媚的，诱导我们媚，暗示我们媚，强迫我们媚，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上贡，就要贡鱼贡虾，这就难免欺负下边，让鱼虾们倒点霉。出乎意料的是，下边也很愿意我们欺负，虾群中的积极分子会主动协助我们欺负，把他们的邻居加工好，送货上门，并不用我们太费心。如此容易地“欺下”之后，我们又进一步认识到，原来老百姓并不难欺负，欺负了他们几次，他们也没什么办法。那么我们如何是好？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呢，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要跟领导和群众对着干呢？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看，对抗当然是要倒霉的，听话才有出路，自己也可以跟着沾点光。但是从道德是非的角度看，欺下媚上毕竟有点不对劲。怎么办？这是每个官员都躲不开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可以逼迫大多数人显现原形的问题。如果碰上思想不那么纯洁，立场不那么坚定的人，恐怕就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我对抗领导，然后丢掉饭碗，真能起到什么好作用么？白白牺牲了自己，换上来一个新的，说不定一点良心也没有，欺压老百姓更加残酷，还不如我呢。为了减轻东阿人民的损失，我要坚守岗位，多跟领导合作，少搞对抗。——如此一想，良心竟然被我们糊弄平整了，我们也就可以坦然地媚上欺下了。这种官场生存策略的转变正好与晏氏转型相对应。

晏子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聪明过人，路子也过人。晏子拒绝正面回答问题，避开了尖锐的选择及其政治风险和良心负担。他利用最高领导亲自听取汇报的机会，把不同的选择方案及其后果摆到了领导本人面前，请领导替他做主。最高领导倾听之后，亲笔批示：特准晏子在官场上遵守仁义道德，不媚上不欺下。钦此。

崇祯死弯

——帝国潜规则的一个总结

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就越大，帝国新增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到了这种地步，崇祯只好上吊了。

致命的U形弯

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或政治局委员）蒋德璟和皇上顶嘴，说了几段为时已晚，但在我看来仍然非常要紧的话，惹得皇上大怒，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起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祯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国范围内加派730万两白银，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确实也是出于无奈。中原一带的农民造反还没有平息，满州又闹翻了天。就在决定加税的一个多月前，清兵在河北山东一带纵横蹂躏二千里，掳掠人口牲畜五十余万，还在济南杀了一个德王。人家大摇大摆地杀了进来，又大摇大摆地满载而归，明朝的官军竟然缩做一团不敢跟人家交手。这样的兵岂能不练？练兵又怎能不花钱？不过皇上也觉得心虚，税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类似现在的国防部长，他办事认真，聪明干练，替皇上做了一番阶级分析。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一百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皇上还听过另外一种支持加税的分析。崇祯十一年考试选拔御史，一位来自基层的名叫曾就义的知县也说可以加税。他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官不廉洁，如果他们都廉洁了，再加派一些也未尝不可。皇上觉得这种观点很对心思，便将他的考试名次定为第一，又升了他的官[61]。据说曾知县为政廉洁，他的见解想必是有感而发，在逻辑上也绝对正确。从百姓负担的角度看，腐败等于一笔额外的重税。假设真能减去这笔“腐败税”，多派一些军饷当然无妨。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62]。假如是现在，决策者大概需要追问一些数字，譬如腐败造成的额外负担究竟有多重，有把握消除多少？究竟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豪强手里，又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自耕农手里？豪强们的佃户负担如何？等等。奈何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和他的顾问都不擅长定量分析。

一晃练饷征了五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官军照样不灵；清兵还在闹着；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从西安向北京进军，已经走到了大同一带；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检讨一下大政策了？这时一位叫光时亨的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给皇上写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上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皇上看到这段话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璟却说什么“聚敛小人”，谁是小人？皇上把蒋德璟叫来，当面问道：聚敛小人指的是谁？

蒋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死在岗位上，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蒋德璟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璟在指桑骂槐，非要问个明白。于是蒋德璟就拉出一只替罪羊来，说他指的是前任财政部长。皇上不信，为自己辩护道：朕不是聚敛，只想练兵。

蒋德璟道：皇上当然不肯聚敛。不过那些部长的责任却不可推卸。他点出了一连串征税的数字，任何人听了都会感到这是搜刮百姓；同时他还点出了一连串兵马的数字，任何人听了都会明白练兵毫无成绩。搜刮了巨量的银子，却没有练出兵来，这究竟应该算聚敛还应该算练兵，已经不言自明了。

后边的话还长。总之是蒋德璟顶嘴，皇上震怒，蒋德璟又为自己申辩，诸位大臣替他讲情。最后财政部长主动站了出来，说本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头上。皇上听了这话，火气才消了一点。

这位蒋阁老是福建人，说话口音重，不擅长争辩，但是文章典雅，极其博学。蒋德璟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贼反而欢迎，甚至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63]

请注意这几句话。蒋德璟向皇帝描绘了一种反向的关系：你不是想加饷平贼么？偏偏你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贼，饷更没处征了。这意味着一个空头政策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为了表达这个意思，内阁最博学的蒋阁老惹怒了皇上，并且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与这种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64]用现代汉语更简明地表达，就是：皇帝也知道征税越多盗贼越多。

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一百万的时候，这种思维似乎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一百万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军费，新增加的兵力，还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反叛。如此描述这个转弯，带了点现代边际分析的味道，明朝人确实没有如此清晰地讲出来。不过他们显然意识面前存在一个致命的拐弯。这个死弯在我们两千多年帝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要过无数人的性命，现在又来要崇祯的命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率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更多的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

总而言之，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在我看来，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故称其为崇祯死弯。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社会集团来说，崇祯死弯的谷底是在不同的时刻出现的。陕西是明末最早露出谷底地方。至于确切时间，如果以推翻明朝的核心人物李自成的反叛为标志，这个谷底出现在崇祯三年（1630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一路压榨下来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这块硬石头。

关于发生在这一天的故事，我看到过三种说法。其中与政府催粮派款联系最为直接的说法，出自毛奇龄的《后鉴录》卷五。毛奇龄是《明史·流贼列传》的撰写人，算得权威人物了。他说“自成......相推为里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李自成被村民推选为行政村的村长。明末征收税费的途径和现在差不多，也是通过村干部进行的。钱粮交不齐，拿村干部是问。毛奇龄说：“值催科急，县官笞臂，枷于市。”明朝有一套固定的催粮派款的办法，这里记载的“笞”——打板子，“枷”——戴上木枷在大街上示众，都是“催科”的常规程序。按照这种程序，逾期未完税的，每隔五天十天便要打一顿或者枷上示众一回，直到你完成政府分派的交纳任务为止。如果李自成在村子里收不齐钱粮，自己又赔不起，只好逃到一个政府逮不着的地方去。李自成正是如此。

与政府催粮派款的联系稍微间接一点的说法，是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的记载：“李自成，陕西米脂县双泉堡人。......因负本邑艾同知应甲之债，逼勒为寇。”

按照这种说法，李自成也是被政府的赋税逼反的，不过中间经了当地一个叫艾同知的乡绅之手。所谓乡绅，大体是指那些退休或养病在家，有干部身份或者叫干部任职资格的地主。所谓“应甲之债”，是在支应政府派到村里的差役时欠下的债务。大概李自成为了支应官府，找艾同知借了债，恰好赶上灾年，一时还不起，被有权势的财主往死路上逼，于是反了。

从名义上说，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之后，所有的乱收费乱摊派都并入了一个总数，不应该再有什么额外的支应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官总有办法征收额外的钱粮，更何况中央政府也没有起到好的带头作用。在偏僻一些的地方，地方政府竟敢公然签派各种额外的追索，连借口都懒得找。

关于那个谷底的故事的第三种版本，是说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那辈人，已经在为政府驿站养马的差役中赔累破产，李自成自幼贫穷，吃不饱穿不暖，出家当了小和尚，俗名黄来僧。稍大又给一户姓姬的人家放羊，二十岁便到驿站当了驿卒（近似邮递员）。崇祯二年，因为财政困难，中央政府背不起驿站这个邮局兼招待所的巨额亏损，便下决心大规模裁减驿站。次年，二十四岁的李自成下岗失业。

郑廉在《豫变纪略》卷一中记载了李自成失业后的遭遇。他说，李自成在当驿卒的时候人缘很好，那年饥荒，姓艾的乡绅放贷，李自成还不起欠款，被艾家的奴仆戴上木枷，在大街上暴晒。他的驿卒哥们儿想把他移到荫凉地方，给他点水喝，艾家的人不许。李自成也不肯屈服求情。他的哥们儿按捺不住愤慨，干脆毁了木枷，拥着李自成出走城外。饥民们跟着入伙，于是就成了一支队伍。《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被李自成的军队俘虏，在农民军中多年，这套说法可以看作造反队伍中的流行版本。

我罗罗嗦嗦地罗列了三种版本，是因为这三种版本涉及到的所有因素都对崇祯死弯的形状和谷底的位置有重要影响。譬如天灾的影响，地主的影响，政府的赋税和额外摊派的影响，严厉的追逼手段的影响，失业下岗的影响等等。

地主的影响就不必细说了，我们受共产党教育多年，听过许多地主压榨农民的故事。中国历代的田租确实很高，常规是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如果佃户拖欠，政府也会动用专政工具帮助地主，因为田租中含着皇粮。我们已经看到李自成被枷在大街上暴晒，而“枷”是政府专用的刑具，枷的出现是官府介入的标志。在勾结官府失去约束的状态中，土豪劣绅是将全社会压向崇祯死弯谷底的一股重要力量。

天灾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明末的大乱从陕西开始，这一点很有自然地理方面的道理。据说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想必降雨区域普遍南移。从气象记载来看，就表现为陕西一带连续多年的大旱，动辄七八个月不下雨。在陕西那个靠天吃饭的地方，这意味着大面积的饥荒。明朝曾有人观察到一个现象：江南的米价从每石四五钱银子涨到每石一两五到二两银子的时候，路上就可以看到饿殍了。而在李自成造反前后，陕北的米价在每石六两到八两银子的超高价位徘徊不落，与此相应的就是饿殍遍地和大量的人相食的记载。更何况陕西不比江南，底子本来就很薄，哪里架得住这样连年的天灾。

到了这种关头，官府应该做的是救济和赈灾，绝不应该继续加税压榨。而崇祯所做的正是加税，而且催逼严厉。《明史·流贼列传》记载说：当时陕西所征的名目有新饷、间架、均输，名目恨不得每天都有增加，而且腐败的吏胥们因缘为奸，民大困。李自成在造反的第一个版本中挨县官的板子，戴枷示众，就很好地体现了官府火上浇油的作用。

按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规定，各地遭灾，地方官一定要及时报告，隐瞒不报者死。如果情况紧急，地方官有权直接开仓放粮，事后补报户部批准备案。中央政府自然更有赈灾的责任。这是合乎儒家治国理论的正式规定，但不过是一纸规定而已。据《明史·流贼列传》记载，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近似国防部里的局长）李继贞曾经上奏崇祯，说延安一带饥荒，眼看老百姓都要当强盗了，他请求国库发放十万两银子赈济饥民。结果“帝不听”。皇上不听，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对明朝的皇帝来说，朱元璋是他们的祖宗，祖训的地位相当于如今的宪法，但皇上就是违宪了，谁又敢拿他怎么样？

话又说回来，各地的粮仓里也未必有多少粮，好多地方账面上有，实际已被那些冗官冗兵偷偷吃了黑了，或者换成糟朽了。李自成围困开封的时候，开封的粮仓就露出了这样的黑馅，结果开封大饥，一个人单身走路经常失踪，被人像偷鸡摸狗一样悄悄杀了吃掉。我国粮食部门的黑暗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难道崇祯就能找到根治的灵丹妙药？

李继贞申请赈灾的十万两银子并不是大数，大体相当于皇室三四个月的伙食费。再说，那几年仅仅加征辽饷这一项，陕西百姓就多掏了26万两银子。比起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军饷来，比起即将发生的许多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战役和高级将领的胜利或者自杀来，这些钱粮方面的小数字不过是一些没有多少人注意的零碎，但是就在这些零碎中，在人们无可奈何的官府腐败和官家冷漠中，崇祯死弯已经逼近了谷底。

我看到过一句崇祯元年农民造反前的动员口号：饿死也是死，当强盗也是死，坐等饿死，还不如当强盗死[65]！这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当良民和当强盗的风险已经相等了，而当强盗活下去的希望却大得多，这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

一般说来，赋税加重意味着皇上豢养的专政工具更加强大，老百姓造反的风险也应该随之加大。尽管从钱粮变成威慑的转化渠道腐败朽坏，严重渗漏，那一大笔钱粮总要变出一些军队和刀枪，明晃晃地逼到造反者面前，并且在心怀不满的百姓面前晃动，构成冷飕飕的威胁。可是，如果压榨过度，老百姓到了横竖也是一死的地步，风险就无法继续加大了，上述道理就失灵了。万一官府的镇压力量跟不上劲，或者外强中干，或者可以收买，让老百姓看出犯上作乱倒是一条活路，这时候，崇祯死弯就见了底。在这块地方，造反有收益，当良民却没有。造反有风险，但良民同样有，说不定还更大。这就是崇祯死弯形成的微观基础。

更深广的背景

李自成造反并非偶然。他不过是一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深广的政府与民间冲突的一部分。统治集团垄断了所有权力，压榨老百姓，这本来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老百姓一盘散沙，根本抵挡不住，这个社会迟早要沉落到崇祯死弯的谷底。而李自成不过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块硬石头，他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秦二世元年七月，农民陈胜吴广和九百戍卒到现在的北京一带服役，大雨路断，不能按期赶到，依法当斩。这二位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内容就是如何对付政府，不同的对策有什么样的风险和前景。继续赶路无疑是自己送死，而逃亡与造反比起来，吴广认为二者的风险差不多，仍是一个死。陈胜说天下苦于秦朝的统治已经很久了，造反倒有可能成功。于是决定造反。通过这个我们已经熟悉的计算，可以断定陈胜吴广正处于标准的崇祯死弯的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则意味着全国人民的处境离崇祯死弯的谷底不远了，这确实是造反成功的绝好条件。后来陈胜吴广对同伙做了一个的动员报告，大讲众人的“谷底”处境。这大概是中国历史所记载的最早的造反动员报告。

动员报告说：大家遇雨，全都不能按期赶到了。误期就要砍头。就算不砍头，戍边的死亡率通常也有十之六七。壮士不死则已，死就要干大事出大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66]众人赞成这个结论，于是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由此灭亡。

这是公元前209年发生的事情，但这类事情在随后的两千多年中不断重复着。政府和百姓的这种致命的冲突，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体制性的解决。我们的祖先竟好像记吃不记打一样，总在同一个问题上犯错误。

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陈胜吴广造反的1560年之后，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创始人朱元璋25岁，正在安徽凤阳的一座寺院里当和尚。和李自成一样，他也是因为家里太穷才出家当和尚的。当时元朝已经用沉重的徭役和赤裸裸的腐败逼出了红巾军，官兵和造反者杀来杀去，天下已乱，官兵经常捕杀良民冒充战功。这时候朱元璋开始计算凶吉。他想入伙造反，又怕风险大。留在寺院里，又迟早要给官军捆去请赏。正在计算不清的时候，同村的哥们儿汤和托人带给他一封信。信中说，他投奔了红巾军，已经当到千户（类似现在的团长）了，劝朱元璋也去入伙。朱元璋烧掉信，犹豫了好几天，同屋的师兄悄悄告诉他，前天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府告发[67]。

我们知道，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走投无路，接近崇祯死弯的谷底了。但是朱元璋办事很慎重，他拿不定主意，就回到村里和另外一个哥们儿商量。他的问题是：是在庙里等着人家抓呢，还是起来跟他们拼了[68]？那位哥们儿认为还是投红巾军好，但又不敢肯定，就劝他回去向菩萨讨一卦，听菩萨的。朱元璋回到寺院，发现寺院被烧光了，和尚们也跑光了。据说官军认为红巾军供奉弥勒佛，和尚也供奉弥勒佛，怕和尚给红巾军当间谍，就挨着班烧寺院。这天正好烧了朱元璋的安身之处，他没了吃饭的地方。谷底到了。

朱元璋还是讨了一卦。结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吴广当年分析的结果一样，风险相同。投红巾军呢？答案是吉。于是，这位即将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红巾军去了。

还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转了一个圈，轮到朱元璋的子孙面对当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时间是天启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王二高叫道：“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当时的口语与现在非常接近，这敢不敢的问答是史书记录的原话，并不是我的翻译。问答之后，这伙黑面人下山，拥入县城，守门者吓得躲在一旁。众人径直闯入县政府大院，而此时的张知县正在“坐堂比粮”——按照条文规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粮纳税。黑面人各持兵器拥上公堂，张知县逃到自己在县政府大院后面的住宅里，乱民直入私宅，将张知县乱刀砍死。然后，王二等人退聚山中[69]。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从此开幕。

在我看来，张知县死得颇为冤枉。他怎么会死呢？按照官方理论的说法，这类恶性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官府和百姓是一家人，他们的关系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朱元璋来自贫苦大众，本人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中的一块有名的石头，很明白政府和人民的亲情是怎么回事，也很注意强调他们一家人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有赈灾方面的漂亮规定，那就是亲情的证明。按照那些漂亮的规定，坐在大堂上的张知县应该正在放粮而不是催粮。下边应该有颂声一片，怎么竟冒出一群黑脸的持刀大汉呢？谁都明白，开仓放粮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甚至是很有油水的事情，更何况放粮又不是放他张家的粮。难道张斗耀这家伙有毛病，不喜欢用别人的钱给自己买好，偏偏要冒险得罪人，替别人讨债么？或者他别有苦衷？

据给事中李清记载，崇祯刚即位，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做了一些具体严格的规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任务干脆就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这是用胡萝卜勾引毛驴前进的政策。同时还有大棒驱赶的政策。完不成钱粮任务要降级，还要扣罚俸禄。这可不是虚张声势，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竟有扣罚俸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而且参与考成的完粮纳税指标不仅是正额辽饷，后来又加上了许多杂七杂八的项目。其内容之庞杂，连户部（财政部）的局长们都搞不清楚了，只能依靠具体登记办事的书手处理[70]。

如此说来，县官催比钱粮，根本就是中央政府和皇上逼的。工资和乌纱帽毕竟在人家手里，而不在老百姓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知县们如何是好呢？

目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种办法。第一个办法，也是最老实或者叫最笨的办法，就是拿百姓开刀。张知县是在崇祯即位前一年被杀的，我们不好把导致张知县死亡的责任扣到崇祯头上，但崇祯实行的政策更加严厉，手段也更多，县官和百姓身上的压力更大。给事中李清有一次路过鲁西北的恩县（今山东平原县一带），亲眼看到县令催比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他说，这里本来就是穷地方，钱粮任务难以完成，但是正饷杂项无一不考成，通过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于是无人不催科[71]。中央政府设置的赏罚格局如此，张知县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简单问题：你自己的前程和工资重要，还是某个欠税农民的屁股重要？

当然也有取巧的办法。既然财政部的司局长们都搞不清楚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便很有可能蒙混过关。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账的，在没有完成钱粮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帐目上做手脚，“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反正皇上和那些局长也搞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书手比天子更能影响地方官的命运，自然要排在皇上前边。

我在顾山贞的《客滇述》上还看到过一个知县完成钱粮任务的高招。他说，崇祯派廖大亨当四川巡抚的时候，彭县的欠税很多，当地的知县就想了一个办法，以这些欠账作为衙役的工资，让衙役们自己去要。这显然是一个调动广大衙役追讨欠款积极性的好办法。崇祯十三年除夕前，衙役们大举追索，闹得民间怨声载道。

没想到衙役们的积极性一高，老百姓被逼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了。进入正月，彭县“豪民”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出“除衙蠹”的倡议，众人热烈响应，将衙役们的家全部捣毁。四川的各州各县闻风而起，将彭县的“除衙蠹”运动扩充为“除五蠹”运动。其中既包括了州县的吏胥衙役，还包括了府蠹——依仗王府势力横行霸道者，豪蠹——民间恃强陵弱者，宦蠹——缙绅地主家的豪奴恶仆，学蠹——包揽词讼生事害人的秀才。在这场群众运动中，“五蠹”中被活活打死的，被扔到锅里炖烂的，被推入土窖活埋的，“不可胜记”。

这场运动在新繁、彭山等县蔓延，省会成都的城门前也聚集了众多的百姓，“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抚慰，而老百姓似乎非要讨个什么说法，不肯听政府的话。于是政府派出正规军镇压，这才恢复了安定团结局面。此事的最后处理结果，是以激起民变的罪名将四川巡抚廖大亨撤职，发配边疆。

我不清楚廖大亨为人如何，但就事论事，他也怪倒霉的，完全给皇上当了替罪羊。民变的直接起因是追讨欠税，而这一条原因与崇祯的政策有关，廖大亨最多不过是执行者之一。在执行的过程中，衙蠹想必还有许多敲诈勒索多吃多拿的腐败行为，但这只能算依附性的。再说衙门中的腐败乃是明朝二百多年深厚积累的成果，廖大亨何许人，能有清除百年腐败的本事？

有意思的是，群众运动中打出了“除五蠹”旗号，这分明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表白。我们的先人只要求除去旗杆上的蠹虫，并不想砍倒龙旗。衙门还是好的，但里边的蠹虫很坏。如此主张是出于自卫策略的考虑呢，还是我们祖先的真实想法呢？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因为我们在别处并没有看到什么高见。李自成似乎走得最远，他反皇帝，但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然后再像朱元璋那样制订出许多漂亮的规定，再渐渐变成具文，过二三百年再重复闹那么一场。这算不得高见。我这么说并没有责备古人的意思。想想如今我们的状况和水平，我们的祖先确实也无须惭愧，应该惭愧的倒是我们这些不长进的子孙。

通向谷底的路途

要把一个繁荣的社会压榨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我想用田地价格的走向作为这项工程进度的浮标。

我们知道，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这就像开饭馆一样，除了交纳各项税费之外，三天两头来几个穿官服的横吃横喝，吃完一抹嘴走了，你还得陪笑脸，不然就给你撕一张罚款单，这样的饭馆很难赚钱，自然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是说，皇上的好坏，贪官污吏的多少，对土地价格影响甚大。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政府对百姓压榨程度的浮标。压榨越狠，价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地广人稀，田地的价格很便宜，不过一二两银子一亩。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六百元左右。明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赋税也不太重，田地的价格达到高峰，每亩能卖到五十两到一百两银子。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一两万公斤大米，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三万元左右。后来，富于理想的好皇上弘治死了，他的顽童儿子正德皇上即位，赋税繁重，土地价格开始一路走低。据说，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们一度以田为大累赘，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72]。当然这不是常规，南方土地每亩一般还可以卖十两八两银子，但是政治状况对地价的影响已经很显然了。

嘉靖是在顽童正德之后即位的皇帝。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以敢骂皇帝著称，他骂嘉靖帝，说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与此相近，崇祯即位后老百姓中也传开了一句话，把崇祯称为重征。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我没有替崇祯辩护的意思，但我得老实承认，这个数字实在太离谱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可能。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不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票子。就算福建的粮价涨疯了，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怎么可能收十两的饷？后来，我看到明朝刑科给事中孙承泽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问题。设身处地进入他所描绘的地方，我就得承认顾炎武说的十两并非不可能。孙承泽这样描绘地方官吏的处境：------忽然就下来了个发文，要取几千石豆和大米，几千束草，若干头健骡，若干条口袋，若干口铜锅，若干匹战马，送到某某部队驻地交纳。------州县没有办法，就先借用正饷送上去。可是摊派到村子里的，那就比比皆是了。所以，私派比正赋要多。[73]

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这才是要害。由此我也再一次长了教训，就是我恶习不改，经常对统治者存有幻想。说到这里，我干脆就一并承认了吧：尽管我自称没有替皇上辩护的意思，但我内心深处潜伏着对崇祯的同情。这位年轻人当了十七年皇上，满心焦虑，天天熬夜，不近女色，没完没了地批阅文件，处理他难以胜任、恐怕也没人能够胜任的天下特大号难题，动不动还要下一道罪己诏作自我批评。十七年如一日，简直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换了我当皇上，被那许多诱惑包围着，我能像他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吗？说话要凭良心，皇上可不是坏人，我愿意相信皇上，也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种种明文规定。可是，我这样是要犯错误的。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蔽在漂亮文章下边的实际利害格局。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骗人唬人的企图。

我们还是接着说税收摊派和土地价格。公派私派和明税暗税征到十两银子的份上，地还能要么？按照顾炎武的说法，这时候人们的反应是：“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这就意味着，在到达崇祯死弯的谷底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大面积的土地抛荒和流民的出现。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队伍的后备军，他们的出现又可以更多地制造荒地和流民，进一步压低田价。 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每亩田价不过一二两银子。田的成色稍差，也有白送没人要的[74]。如果一个饭馆白送也没人要了，或者便宜得一塌糊涂，我们当然可以推测，这时候不会再有人开饭馆了，饭馆的厨师和服务员也要大规模失业了。事实上这正是明末农民的处境。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户口（纳税单位）“逃亡过半”，流民遍天下的记载。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军队的数目却越来越大，他们总要穿衣吃饭。这就要求我们的父母官更加严厉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农民，把他们也逼跑。（明）杨士聪在《玉堂荟记》卷四里痛骂杨嗣昌，说他服毒自杀活该，不死也要建议砍了他的脑袋，砍了脑袋仍然死有余辜。如此痛骂就是因为杨嗣昌建议加派。他加派的兵饷，只能加于尚未造反的地方，湖广、河南、陕西、四川这些已乱的地方根本就没法加。而未乱的地方，“一日未乱，则加派一日未已。”最后闹到天下全乱，无处加派拉倒。杨士聪描述的大体是一个恶性循环，是崇祯死弯最后阶段的加速下跌。

以上说的都是农村和农业，没有涉及工商业。实际上，工商业的财富更集中，敲诈勒索起来也比较省事，而官场与乡绅联系密切，与工商业的联系却弱得多，敲诈起来的内部阻力也小得多。所以，在农村发生危机的时候，工商业的失业大军也出现了。据统计，在山东临清，73家布店中的45家，33家绸缎店中的21家，都于17世纪初被迫倒闭关门。北京门头沟的矿工曾在1603年进城示威。苏州、松江、杭州、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几乎每年都出现市民暴动[75]。工商业对税率和腐败的反应比农业敏锐得多，农民以肚子的忍耐程度为底线，工商业没了利润便要破产。工商业的崩溃导致农产品市场萎缩，又会加剧农村的危机。这方面的内容讲起来另是一大篇文章，在此暂且从略。

在崇祯死弯的下坡路上，明朝的官军又狠狠地踹了社会一脚。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高斗枢不愿细说官军的“淫污之状”，但我们可以在别处找到补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公平地说，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好歹还能打仗，这总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抱头鼠窜的家伙管点用。另外，官军抢劫百姓，明朝官府要负多一半的责任。尽管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军官们也就不敢真管——已经有许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在这个意义上，官军的抢劫等于一次刮地三尺的极其凶残的高额征税，过度和违法之处，则相当于政府摊派和收税时免不了的“腐败税”，当时的正式称呼叫“陋规”，或者叫“常例”，反正都是那些按规矩必定落入贪官污吏腰包的黑钱。

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这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在计算崇祯死弯及其谷底的时候无法忽略。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马世奇还向皇上汇报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他说“贼”知道百姓恨什么，专门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号，结果百姓望风投降。而“贼”进一步发放钱粮赈饥，结果老百姓把“贼”当成了归宿[76]。形势发展到这个份上，剿匪已经没有“剿兵”的旗号吸引人了，漂亮话的作用也就到头了。——漂亮话本来对安抚人心大有作用：同样是饿肚子，心里以为饿得对，饿得公道，就可能缩在家里等死；心里以为不公道，就很可能骂一声娘，拎着大棒子出门。所以林彪元帅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漂亮话确实可以当枪用。

皇上听说了“剿兵”之类的事，会有什么感想呢？李清记载了崇祯和蒋德璟等内阁大学士的一段对话。

皇上听说百姓多跟着李自成跑，叹息了很久，然后说：我以前当面对河南的督抚说过，叫他们选好将领，选好官员。有了好将领，自然兵有纪律，不敢扰民。有了好官员，自然安抚百姓。百姓视之如父母，谁还肯跟着贼跑？这是固结人心，是比剿贼还要靠前的事[77]。

在明朝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崇祯想要的“巧媳妇”究竟能不能选到，选到后如何做出无米之炊，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我在这里想说的还是崇祯死弯，而李自成等人的出现，对崇祯死弯的谷底的高度有重大的影响。

没有李自成，谷底会比较深，非等到“反正也是一死”的时候才算到了底。有了李自成之类的强大反对势力，人们利害计算的结果顿时改变，崇祯死弯的谷底就要抬高了。李自成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反过来倒有得天下的可能，这时候入伙的风险就降低了，甚至比当流民的风险还要低了。而自己当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入人生预算了。此外，李自成等辈将大批官军吸引过去，闹得全国各地兵力空虚，无论是造反起义还是当土匪抢东西，风险都大幅度降低了。到了这种时刻，当然不必等到快饿死的时候再造反。这已经不是生死之间的选择，而是怎样更有利的选择，是比生死底线高出一大截的选择。

对于一无所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民来说，答案是很明白的。对于躲在城里的良民来说，跟谁走的利弊恐怕还要算算清楚。这时候，李自成散布的歌谣给出了一个粗直的答案。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对于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来说，对于那些即将被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逼得倾家荡产的人们来说，痛痛快快地吃他娘几顿饱的，穿他娘一身暖的，不再给狗日的纳粮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结局

崇祯十七年（1644）旧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西北三百余里的军事重镇宣府（今河北宣化），巡抚朱之冯开会，号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传李自成免徭役、不杀人，全城喜气洋洋，张灯结彩，点上香准备迎接。镇守太监杜勋打算带人去三十里外欢迎李自成。朱之冯痛斥这位皇上的特派员没良心，杜太监嘻嘻一笑，兀自领着人走了。李自成的队伍到了，朱之冯无可奈何，亲自登上城楼，向左右下令发炮，左右默然，谁都不动。朱之冯亲自点火放炮，又被左右拉住。细看时，大炮的线孔已经被铁钉钉死。朱之冯叹道：没想到人心至此。然后仰天大哭，给崇祯写了封遗书，劝皇上收拾人心。随后上吊自杀[78]。

五天后，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北京，发炮攻城。十八日，崇祯在炮声中发出罪己诏，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饷旧饷。当晚，北京城破。十九日凌晨，崇祯自缢于皇宫后的景山脚下，时年三十三岁。

有关潜规则的定义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出版后，有几个朋友向我追问潜规则的定义，我一直推说书里有。《潜规则》一书中确实有两处类似定义的段落，尽管有点糊弄事。当然糊弄事也未必不好，“潜规则”本来就是对一种大家并不陌生的社会现象的提示，这个词可以唤醒各种各样的个人知识，启发有心人继续探索，给出定义反倒有僵化之虞。定义不过是一块垫脚石，彼岸莽莽社会丛林中的真实生态，才是真正要紧的关注对象。

不过，想通了这一点，给出定义又无妨了。下边是我想到的垫脚石：

1、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

2、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

3、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

4、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5、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我想再强调一句。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但是，当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杂编

李零说孔子是丧家狗，孔子自己也认账，我觉得也是这样。关键是看孔子在历史上干了什么。他，还有后来的孟子，一直在游说各个暴力集团的首领。孔孟去跟这样的人对话，对话的核心是，你们要仁，要有同情心。你说他的命运会怎么样？

孔子是最倒霉的人吗？是最可怜的人吗？孔子想干的事一件也没干成。孔子是最反对用暴力的，整个儒家都有这个意思，要仁，要有同情心；当然我也充分尊重你的权利，你打天下也不容易，我们也尊重。在前一个意义上，孔子一生不得志，他的后代也没怎么得志。但是孔子充分尊重了大人的利益，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又被人家抬到大成圣至文宣王的位置上。他的折中，使得双方都得到了好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又是最走运的人。

笑话天道

在代表天道的问题上，曾有“民”从中插过一杠子，企图削弱皇上的代理权，惹得皇上很不高兴。这个“民”惹怒了皇上的代表，就是儒家的亚圣孟老先生。

朱元璋当了三年皇上，脾气渐渐大了。皇上“审查”孟子的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对君主不够尊重的地方，大发脾气，对人说：“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

1

我在一个搞收藏的朋友家里，见过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圣旨真品。一卷明黄色的丝织物，平滑精美厚实，上面写着极漂亮的楷书。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那下面的文字，当然都是传达天意了。

“奉天承运”这个意思，在圣旨出宫的仪式中得到戏剧性的体现。明朝的制度规定，颁布诏书时，要将诏书装在盒子里，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上缓缓放下去，就好像圣旨从天而降，下边则有人跪接。明朝的历史学家余继登在《典故纪闻》卷十四里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成化四年（1468年）秋天，负责办这件事的人不认真，降旨的时候绳子断了，装着诏书的盒子摔坏了，于是有御史参劾，要求将此人治罪，皇上竟饶了他。当时的人们都感叹皇上宽大。

我猜想，既然有这种仪式，承天门上一定还会有某种往下放绳子的沟槽，而且位置一定在承天门的正中央。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名字是清朝建立后改的，但模样并没有改。如今天安门却作了很多修整，更高了也更大了，正中央早已改换成了扶手，沟槽肯定是寻不着了。

奉天承运，粗略地意译为现代用语，大概就是遵循历史规律、完成历史使命的意思。这么翻译显然有点勉强，“奉天”所奉的天道，乃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共同遵行的规律，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但是现代人不像古人那样讲“天人合一”，除了“历史规律”之外，我在现代观念体系中找不到结构上同位、功能上近似的更恰当的概念，只得如此硬译一句。与历史规律运行一样，天道运行也是有阶段性的，国运昌或国运衰，三阶段或五阶段，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等等，运行的每个阶段上都有要承当的特定历史任务，这是命中注定，早已由圣贤算好，等闲人更改不得的。

“奉天承运”这四个字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改定的。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里说，在元朝，诏书开头的套语是蒙古语的音译：“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为这口气不够谦卑，改为“奉天承运”。

仔细品一品，朱元璋这话确实谦卑了许多。“上天眷命”，很容易给人自作多情的感觉——天凭什么单单眷恋你？而朱元璋就不自作多情，他遵奉天道，代理天道，体现天道，如此恭敬行事，天还会找别的什么人当代表么？

“代理天道”云云，并非我凭空瞎说，朱元璋的自我感觉正是如此。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朱元璋感觉忙不过来，便指示秘书班子帮助他严格把关，朱元璋指示的第一句就是：“朕代天理物”。朱元璋死后，他的后代给他上的尊谥长达21个字，开头两个词便是“开天行道”。此后的明朝皇帝，除了半截被人夺了权的建文帝、景帝和崇祯帝之外，每位名字之前的十七个字的尊谥里，最前边的两个词必定是谈天说道的。譬如定陵地下宫殿埋的那位很贪财的万历皇帝，其尊谥就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十七个字，前两个词就赞扬他合乎天道的规范。

总而言之，皇上是真命天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道。天道是神圣至尊的东西，一个人代表了天道，他的神圣至尊自然也就毫无疑问了。

2

正德皇上朱厚照，就是我在朋友家看到的那卷圣旨的发出者，闹出过许多笑话。

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德皇上南巡到了扬州，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王宪，抄发了皇上的一个命令通告天下。通告说，养猪杀猪本是寻常事，但是今年正是我的本命年，而且猪与朱姓同音，再说吃猪肉也容易长疮生病，很不妥当。因此通告各地，不许喂养猪、买卖猪和屠宰猪。如果故意违抗，本犯及一家老小，发配最远的边疆充军，永远不许回来。

命令一下，各地的老百姓纷纷杀猪，肉多了一时吃不了，便纷纷腌制贮存起来。这条命令显然执行得不错，到了第二年春天，孔庙的祭祀典礼要用猪的时候，果然找不出一只猪，只好以羊代替。

这则逸事见于明朝人沈德符写的《万历野获编》卷一。为了追根溯源，沈德符同时讲了两个这样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杀狗的。

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谏官范致虚向皇帝提了一条建议，说陛下生肖属犬，人间不宜杀犬。宋徽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严令禁止屠狗。沈德符说，这已经成了古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没想到本朝又出现了。

我想，如果不提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可笑的不过是二位皇上。如果联系到天道，可笑的就是天道或者“皇上代表天道”这种说法了。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恐怕属于特大号的胡说八道。如果不这样解释，我们就只好承认，天道在二位圣上当政的时候变成了猪道或者狗道，这未免又有亵渎天道之嫌。当天道的解释权和代表权固定在某个具体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天道的笑话是经常发生的。三五百年的时间抵挡不住我们深厚悠久的传统。

明末张献忠造反，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这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用“杀人如麻”这四个字形容张献忠，显然力度不够。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我读到《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上的这些描写的时候，曾经怀疑写史的人蓄意污蔑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也是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提醒我们警惕的东西。后来，偶然看到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得到佐证，才不得不怀疑我自己的怀疑了。民国《温江县志》卷一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简州赋役，原额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这些都是政府为征税而做的统计，后边有实际利益督着，数字有误差也不至于差得太远。[79]

张献忠凭什么理由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张献忠在成都立过一块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德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原来，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而且仔细想想，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辑。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3

在代表天道的问题上，曾有“民”从中插过一杠子，企图削弱皇上的代理权，惹得皇上很不高兴。这个拿“民”惹怒了皇上的代表，就是儒家的亚圣孟老先生。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当了三年皇上，脾气渐渐大了。皇上“审查”孟子的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对君主不够尊重的地方，大发脾气，对人说：“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遂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将孟子逐出孔庙。后来有人替孟子求情，说他讲的道理基本上还是对皇帝有好处的，才恩准孟子回到孔庙[80]。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特命老儒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掉了《孟子》中85条皇上不喜欢的内容。下边我摘录一些被删除的内容，看看究竟什么东西惹怒了皇上。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孟子说民比皇上贵重，皇上不高兴是可以理解的。

2、“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孟子在这里把皇上用人和杀人的权力削弱了，需要获得大夫和国人的认可，朱元璋显然有理由不赞成。

3、“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篇）孟子这话的意思也很可疑：究竟这天下是天给的，还是民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天子代天理民——代表历史规律领导人民前进。

4、“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篇）孟子竟然把天的耳目安装到民的身上，如此说，真命天子的耳目又该往哪里摆？

5、“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篇）这分明是宣扬造反有理了。

总之，我看朱元璋与孟子的核心分歧，就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至于天道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代表，无非是这个问题的哲学性表述，就好像“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著名争论一样。用“讲政治”的方法来讲这个问题，一切就显得很明白：究竟是人民听天子的，还是天子听人民的？

我感觉自己讲政治讲出了一点毛病，再往回找一句：孟子并不是民主主义者，那不是中国圣贤的发明。中国圣贤发明的叫“新民主主义”，孟子不懂这个。但孟子很明白“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道理，很清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滕文公篇）。孟子无非是想强调一下，治野人也不能乱治，不能任性胡来，要守一定的规矩，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险。奈何皇上“无法无天”惯了，不喜欢“规矩”之类的东西。

4

朱元璋粉碎孟子进攻数年之后，撒手西归，他的儿子朱棣又在天道与民心的问题上犯了一回糊涂。当时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即位，开始削藩，燕王朱棣感觉到了威胁。道衍和尚姚广孝密劝朱棣举兵造反，和尚与未来的真命天子之间有一番对话。

朱棣问：民心向彼，奈何？

和尚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姚广孝后来推荐了两个算卦的见朱棣。如此这般地推演一番，闹明白了天意赞许的东西，于是朱棣下了反叛的决心。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81]。

由此可见，真命天子一时急糊涂了，竟忘了天道与民心并不是一回事。有了天道，民心大可不论。而天道是可以卜筮的，从夏商周三代起，就有了一套凭借卜筮手段领会和理解天道的办法。请注意，这里凭借的是卜筮，而不是民意调查。这是一套遇事查书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如果皇上本人就是这套书本和指示的作者，竟连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开口出来的自然是天音，表达的自然是天意。

说了这么多，我努力想证明的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天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叫法，譬如天命天意或者历史规律，但在深层结构上这两者是一回事。第二，天道或者历史规律与民心或者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现冲突，这时必定要遭遇究竟谁服从谁的问题，皇上们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从天道，因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

5

无论如何，天道毕竟不会自己说话，一定要有个什么代表。既然皇上和起义领袖都未必称职，天道的代表权到底应该归谁呢？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也有过争论。他们的问题是谁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称教会代表了上帝，准确点说，是垄断了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渠道。凭借这种垄断，那些组织严密的人类先进分子就干出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把他们的追随者激怒了，结果就产生了直接与上帝交流的观点，说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里，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用不着那些出卖灵魂的家伙当代理。这就是新教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历史故事。

后来，在政治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议会诞生了，各色人等都在议会中得到代表，替他们立法。这个代表们搅在一起立出来的法，作为各方利益合纵连横出来的结果，大概就好比试验室中模拟出来的天道了。当然，谁也不敢保证模拟得丝毫不差，可是现在似乎还没有发明比这种模拟更高明的寻求天道的办法。我们可以拿这种办法与皇帝代表天道的信念比较一下优劣。像正德皇上那样的人，满肚子山珍海味，满脑袋歌儿舞女，让那些雄性激素和别的什么激素模拟工农商学兵和各族同胞，难道真能搅出一个天道来，而且比议会里搅出的东西更高明？这真是奇怪之极的幻想。

皇上可以代表天道的高论，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民国号称是人民的国，偏偏不肯让人民当家作主，说要经过“军政”和“训政”这两个历史阶段之后，才能“还政于民”，实行宪政。这套说法的理论根据是三民主义。主义云云，听起来很像是天道的变种。中国共产党人揭露说，这套为“还政于民”设置条件的说法，本质是为一党独裁和蒋家王朝的专制打掩护。当然，这种揭露是很深刻的，但我觉得，宣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而且是临时代理人，总比宣称自己是天道的代表进了一步。毕竟他失去了可以永远领导老百姓的借口，失去了永远也不还政于民的理由。

古今中外的假货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不仅我国制造和贩卖假货的技艺高超、历史久远，假货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

读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发现了几个关于假货的故事。纪晓岚是乾隆年间的大才子，四库全书的主编，他记载的这几件发生在北京的旧事，距今已经二百多年了。

一件事是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我不懂墨，不知道这个牌子有多么响亮，想必当时是很出名的。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可是买回去一用，居然是泥抟的，染以黑色，还带了一层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纪晓岚骗了。

另一件事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几只蜡烛，回到寓所怎么也点不着，仔细一看，原来也是泥做的，外面涂了一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有吆喝叫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下鸭头、鸭脖子、鸭脚和一副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家的奴仆赵平，曾以二千钱买了一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一天下雨，赵平穿着皮靴出门，光着脚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乌油高丽纸做的，揉出了皱纹，貌似皮子。靴子底则是破棉花粘糊的，再用布绷好。

讲了这几个假货的故事之后，纪晓岚又讲了两个更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说来话长，恕不转述。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不仅我国制造和贩卖假货的技艺高超、历史久远，假货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不妨在情理之中推测一番。就说那做烤鸭的，肯花如工艺品一般精细的做工，再搭上等鱼上钩的时间和被人识破打一顿的风险，只为了赚一只烤鸭的价钱，这种高成本低收入的买卖，当今还有几个人肯做？为了这点小钱尚且有人费心费力地制假贩假，更多更大的机会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这恐怕也是当时人生之艰难和资源之贫乏所决定的。这一点，现在应该是有所改善了。

另外还应该提一下商业方面的“制度安排”。纪晓岚提到的那几件假货，显然都是在地摊买的。当时似乎还没发明百货商场。本世纪北京人闹起来的东安市场，直到文革前还类似一个地摊汇集，并非现代意义的百货商场。西方人发明的百货商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不用顾客花很多时间满世界地寻找他要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相对降低了卖主的等待时间。在百货商场里卖假货，更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麻烦。因此，沾新制度的光，如今的北京人在大大小小的百货店里买东西，应该比当年纪晓岚在地摊上买东西的风险小多了。

如今人们都觉得假货泛滥，恐怕也是国营商业体制的背景衬托出来的，再一个原因大概是假货的标准变宽了。国营商店的盈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买假货。国有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二三十年。现在忽然放开，假货也忽然冒了出来，大家很不习惯，便觉得假货特别的多。再说，假货的标准也比古时候严格了。古时候也没那么多的名牌，假冒的自然也就少了些。不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名牌就难免有冒牌货。譬如“王麻子剪刀店”就有“老王麻子剪刀店”和“真老王麻子剪刀店”及“真真老王麻子剪刀店”之类的竞争者。李逵碰到过李鬼，孙悟空遇到过六耳猕猴。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说到这里，我想起美国了。美国的假货并不少见。我在美国街头的许多地摊上见过劳力士表，外观极其漂亮。一问价，才二三十个美元。我笑道：“假的吧？”对方也笑笑：“你看看价钱呀。”我在美国街头还遇到过推销瑞士军官刀的。在纽约的百货商店里，瑞士军官的多功能刀卖三十多美元，而街头的年轻黑人，手里拿着同样的刀，吆喝着只卖三美元。后来我在一个亚裔人开的小店里，花3.5美元买了一把冒牌货。店主人不会说中国话，不知道是韩国人还是越南人。

我猜想，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我们的人格理想

公民人格很有资格成为我们今天乃至未来数代人的理想人格。假设这个理想真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描绘的靠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现象虽然不会寿终正寝，赤裸裸的坑蒙拐骗总不会有了。

仁孝人格

汉恒帝时期（公元147—167年），陈蕃出任乐安太守，听说治下有一位叫赵宣的平民百姓，乡邑间盛赞其人至孝。父母去世，按常规要守丧三年，或居家，或结庐墓旁，这位赵宣竟然守丧二十余年，而且一直住在未封闭的墓道之中。

陈蕃——就是《世说新语》开篇说的那位“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仲举——听到了众人的推荐，便会见了这位“州郡数礼请之”的孝子。聊起家常，陈蕃发现赵宣有五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陈蕃大怒。这家伙睡在墓道中干了什么？这不是“诬（三点水+于）鬼神”吗？“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语出《礼记》），你踮着脚尖够不上倒也罢了，假充什么圣贤？这不是“诳时惑众”吗？于是陈蕃将赵宣治罪[82] 。

恒帝时期的东汉并不是什么好世道。连年歉收，盗贼四起，宦官干政，党祸不断，立国一百二十多年的东汉已然日薄西山，露出了衰亡之象。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故事仍然可以想见当时的道德风尚，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怎样诳时惑众，凭借何种表现就能够诳时惑众。

时代真是不同了。试想，今天的中国还会有人做赵宣做的事吗？即使他想诳时惑众？赵宣的行为恐怕已经超出了今日疯子的想象力范围。再退一步想，如果有人重新提倡守丧三年，我们会觉得这很正常，很自然，因而衷心拥护吗？如今国家规定的丧假是三天，似乎没有人建议延长十倍八倍以捞取政治资本道德资本或别的什么资本。两千年屹立不倒的常规，如今已经不正常了。

我这里说的不是某种无足轻重的礼数。“孝为仁之本。”孔子叫世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又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83]，他为我们描述的是一种以仁孝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据说上合天理，下依人性，发为礼义。它为两千年来数以亿计人们提供了为什么生活和怎样生活的权威答案，而且获得了吸引人去假冒的崇高地位。

孔子真死了？

雷锋人格

好像雷锋也死了。十多年前，一位不知姓名的父亲抱小孩乘车没人让座，当父亲的便对孩子说了一句：“雷锋叔叔不在了。”这句话的版本之多，流传之广，恐怕要远远超出尼采的那句“上帝死了。”可见时势不仅造英雄，还能造哲学家，至少能造名言。

其实现在还是有人给老人小孩让座的，孝敬父母的孩子也不罕见。但是大概没有人不承认道德风尚确实变了。作此断言的基本依据，就是很少有人为了诳时惑众而像赵宣假充孝子那样假充雷锋了。假充雷锋的现象曾经相当普遍，“假积极”这个词也曾经相当流行。时过境迁，现在还有谁骂别人“假积极”么？现在诳时惑众的是假洋鬼子和真真假假的大款大腕，而不是假孝子假道学假仁假义和假积极。

“雷锋叔叔不在了”，这句话非同小可。雷锋所代表的是一种以“为人民服务”（人民不包括敌人）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据说它合乎科学规律，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人类未来。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可以当接班人，生得伟大，死且不朽。这种人格理想曾经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雄踞二三十年，为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了为什么生活和怎样生活的标准答案。

人格与时代

人格理想不像时装发式，其变化的根据要深刻得多。

孔子和毛泽东倡导的人格理想，都很合时宜地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当时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并且很有力地证明这种处理方式合乎天道人心或者历史规律，具有终极价值。

现在，我们离宗族大姓毗邻而居，宗亲世交触目皆是的时代已经很远了，我们离革命同志团结一心、兴无灭资、推翻三座大山的时代也不近了。出门上班，满眼小商小贩雇主雇员，下班上路，到处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和讨价还价的顾客。想叫一声同志，招呼一声兄弟，真不知冲谁开口。

孔夫子和毛主席没有教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里怎样做人，没有来得及为我们树立一种合乎此时此境的人格理想，并把它与不知躲在何处的终极价值联系起来。

呜呼，我们失去了精神支柱。

公民人格

西方人有什么好主意吗？据说西方人面临精神危机时常常把眼睛转向东方，那我们也不妨看看西方。在上帝去世或弥留之际，西方人总要拿出个办法来处理他们的人际关系。

西方基本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呢？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开始，他认为商品交换是那个社会的基本关系。他又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引入，在遵守等价交换规则的条件下，推演建立了一个逻辑严密、令人瞠目的理论大厦。

现在正吃香的西方经济学，其所有理论都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假设之上：一，每个人都归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人是理性自利的。二，每个人在市场上都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强迫谁，只能平等地交换各自的产品和服务。于是我们又看到两不相亏的交换波涌而出。

似乎不必再说等价交换的原则如何渗透了西方社会，以至社会学中的交换理论成为主流。也不必再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家庭和政府行为的努力如何频频斩获诺贝尔奖。总之，西方人处理基本人际关系的常规是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这算是什么人格理想？再说得好听一点：做一个善于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权利的好公民，一个自利同时也遵守社会义务的好公民，这能算是理想吗？为人民服务呢？爱呢？天理呢？道呢？历史规律呢？人生的意义呢？终极价值呢？难怪西方人说自己精神危机！

但是我以为西方人的主意并不坏。公民人格很有资格成为我们今天乃至未来数代人的理想人格。假设这个理想真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描绘的靠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现象虽然不会寿终正寝，赤裸裸的坑蒙拐骗总不会有了。此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之类的痼疾，满口的为人民服务，一肚子营私舞弊之类是顽症，居然也出乎意料地失去了流行的适宜温度。剩下一个大家诚实地劳动，干净地挣钱，尊重自己也敬重别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很糟糕很庸俗的结果吗？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84]，这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英美人彼此相称的“Mr.”这个词很妙。Mister作为Master的弱化形式，在词源上的基本意思仍是“主人”。你也是主人，我也是主人，大家都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照顾自己，同时也自己承担责任。谁也无权欺负谁，至少是不能强迫谁。这正是等价交换的前提，公民人格的要义。

公民人格与传统

咱们不能崇洋媚外。他们是主人，咱们也是主人。他们的传统生出了公民人格，咱们也有能生出公民人格的传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85]，天下的人心本是相通的。

在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想人格中，就分明蕴涵着公民人格的生长点。

子贡曾经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6]孔子在此既尊重了别人，也肯定了自己。这不是一句无足轻重的话，孔子告诉子贡的是可以奉行终身的大原则，而且类似的原则也曾在位居核心的“仁”的范畴里出现。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87]这里更直截了当地肯定了“欲立”和“欲达”的自己，也尊重了有同样欲望的他人。如此两不相亏地行事，正是公民人格的核心。

我无意把两千多年前儒家倡导的理想人格混同于今日西方的公民人格，这样做自然经不起知人论世的推敲。我也无意当一个儒家修正主义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不必死抱住某句箴言不放——西方的公民们似乎也没有死死抱住耶稣“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的训诫推导不已。

我想说的是：不必担心丢了咱们的传统。古今中外的人心自有相通之处，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的时代，在劳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或莫大乐趣之前，在纳贡服徭役修陵寝的时代过去之后，人有一种不得不然的为人之道，不管你叫它什么，也不管你的传统是什么。

公民人格与终极价值

自利不损人的公民人格未必就与飘渺的终极价值挂不上钩。我先在这里挂挂看——我挂不好不等于别人也挂不好。

最简捷的挂法，就是把公民人格说成自本自根的终极状态。人是什么？“食色性也”，用中国农民的话说：“人活两个脑，一头吃饭，一头生养。”这是“本我”。再加上“超我”的约束，责任感义务感或曰礼义廉耻之类，这就是人了。谁也不会追问蚂蚁或猴子在其自身生存繁衍之外的终极价值，那么也不必向人类发问。

这种挂法有点耍赖之嫌，但不能说它没理。事实上弗洛依德的本我，萨特的选择自由，确实被许多人视为终极价值。你可以另有高见，却不能说人家赖皮。

如果不肯接受这种终极价值，只承认传统的终极价值，我们可以再往传统上挂。马克斯·韦伯在他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用一个“天职”的概念当钩子，把公民的赚钱工作与上帝、天堂、灵魂不死这一套终极价值挂起来了。利己的行为都能挂上尊重他人的行为自然不必多说。我们中国人要想挂，似乎也不必太费劲。我们的祖先把道、天道、天理等等视为自本自根的终极存在，而且用天人合一的概念把天道与人性挂得结结实实。《中庸》有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那么我们只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行了，终极价值已在其中。一定不肯接受这种自然而然的包容，非有与外在的天硬挂，我们也可以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88]什么叫自强？拼命工作算不算自强？算就挂上了。这就是以天为则，顺天意，行天命，正好比服从上帝。再加上一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89]，宽容地对待别人，帮助别人，那更是阴阳调和。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算到头了。

如果说东西方传统中的终极价值太老了，不适用了，我们还可以换不太老的，流行于十几年前的。西方经济学中有个“激励相容”的概念，就是说每个个人理性自利的行为经过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便会结出社会进步、人人受益的善果。那么，好好赚你的钱就行了，只要别违法，其结果必定是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如此，关心国计民生的人便可以安心：历史正在你的生意中前进。实在安不下心来的不妨将来多做慈善事业，直接摘取善果，现在的工作可以看作打基础。性急一些的甚至不必等待将来，值此新规未立之际，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可以干些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

如果说这种终极价值还不称心，恐怕就要问问自己的心究竟是什么心了。明心见性，认清自己的真心自性，这是佛家特别擅长的功夫，也是佛家认可的终极价值——见性成佛。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大可不必关心什么理想人格。既然有理想，总是对现实的自我有所不满，而这正是大彻大悟者不会有的妄念。也许，释道儒的明心见性传统能为人类提供如何成为真人的答案，帮助我们成为可能是、应该是、本来是的那种人。但是即使有了明白易懂的答案，恐怕在有人挨饿受冻，有人互相残杀的时代也不容易大行于世。

话说远了。最后收一句：好公民是不会干涉别人明心见性的，他自己也可能做同样的事。等大家都有适宜的条件和巨大的兴趣做这样的事了，公民人格自将让位，替代它的东西或许很有仙风道骨。

理解迷信

我们还没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

尽管我受过正统的唯物主义教育，最近还是从事了一回“迷信活动”。

五月下旬我在安徽农村搞调查，和一位承包鱼塘的农民聊了半天。我听他讲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在北京卖菜，然后卖鱼，再回家养鱼，赚了数以十万计的辛苦钱。这是一位瘦小的中年人，小学文化程度，和气而小心，看起来有点腼腆。村干部说，如果他不赌博，日子过得还要好。他在赌场上输了总有十多万。村干部当着我的面追问他：你今年又输了多少？他不好意思地答：“七千。”

我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他说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干的是北京十个人干的活。起早贪晚，养猪养鸡养鱼种稻，建立起来一套生态农业的生产模式。他挣的钱太干净了，我不愿意看到他拿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于是我端详了他一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你的命里没有横财的运。你的晚年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有一道凶纹悬着，追求横财有家破人亡之祸。”这位农民听了满脸肃然。村干部和我的同事也满脸敬意。后来，我的同事反复请我给她看看相，我说我是瞎说八道呢，古人所谓“神道设教”，目的是劝人改恶从善。你需要我劝你改恶从善么？

话虽如此说，但我相信，这番包含了凶吉预言的劝戒，那位农民会记一辈子。对此我有切身体验。

二十多年前，毛主席还在世的时候，我去一个山村劳动。村里的民兵排长和我关系挺好，晚上便拉着我，偷偷去找一位富裕中农看相。那个老头盘腿坐在炕上，就着油灯端详了我一会，说：“一满星，想当兵。”然后问我对不对。当兵是当时多数年轻人的理想，但不是我的理想。我那时很左，满脑袋毛泽东思想，我的理想就是上山下乡，干一番改天换地的事业。但我不好意思说他说得不对，就胡乱点了点头，说对对对。其实在我心里，半信半疑的玩笑已经染上了轻蔑。那位老头又看了看我的额头，接着说：“天肖（音），克父母。”前两个字我没听懂，后三个字我听懂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克，他说二十四五岁。我问怎么办，他说，你家当院的大门上，有一颗大钉子，拔下来就好了。我家住在机关大院的宿舍楼里，哪里有什么当院？我心里更不以为然了，就应付说，好好好，要是不管用我来请你。最后老头向我要了一斤粮票。

那是毛泽东思想所向无敌的时代，是“妖魔鬼怪”被彻底扫荡的时代，我根本就不信那个富裕中农的胡说八道。从逻辑上说，他也确实在胡说八道。按说这事笑笑就算完了，没想到，六七年之后，在我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老头的预言。那时我在大学住校，特地嘱咐我弟弟注意大门上的钉子。每个星期我回家的时候，经常要看看楼门和家门上有没有大钉子。我怕老头的预言应验。当时的心理似乎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人类不懂的东西很多，别真出什么事。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和担心，直到我过了二十五岁才彻底打消。当然，什么事也没有出。可是这种预言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真实有力的。将心比心，我估计深受算命看相之类的预言影响的人，数量不会太少。

近来的报纸和电视上，宣传破除迷信的东西多起来了。我很理解这种现象。自从法轮功的门徒到中南海静坐示威之后，破除迷信就有了“政治”意义。官方对来自民间的意识形态挑战做出了反应：调兵遣将打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这种格局本身便足以证明，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正处于战国时代。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早就崩溃了，不过上上下下仍有一些信奉者；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正在大力宣扬和努力高举之中，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西方的民主人权理论有许多信奉者，却又不断受到官方的批判，缺乏合法生存的条件；各种气功理论在民间广招信徒，但是百年来其儒释道的根基饱经政治摧残和自然科学的蚕食，败军之将要收复山河谈何容易。总之，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已经过去，新的统一尚未完成，什么都有人信，但什么都缺乏真正的权威和普遍的说服力。

我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但是现在这场迷信讨伐战，在我看来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即使倚权仗势侥幸获胜，也未必是中国之福。毕竟政府提供的意识形态产品质量低劣，满足不了需要，而中国确实存在着广泛而迫切的需要，需要一套对生活社会人生历史等等的令人信服的说法。

昨天半夜，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帮他出主意。他是一家宾馆的老板，他发现自己的员工普遍贪污，从领班到服务员结伙盗窃。本来给顾客的优惠，被她们自己装进腰包。本来是自己上门的客人，被她们说成是出租车司机送来的，按照规矩给那些司机的提成也进了她们自己的腰包。这位老板最近连续解雇了三个员工，一个是有上述行为被他发现的，一个是涉嫌盗窃顾客财物的，一个是负责买菜却贪污菜款的。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好了：“我也不能把她们都开了，都开了谁来干活呀？”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的工资给得太低。我说你虐待员工吧？他说他们的工资标准属于中上等，绝对不低，他对员工也彬彬有礼。我说你监督不严吧？他说规章制度和执行情况都很严格，但是你不可能整天盯着她。只要有一点空子她就贪污，而一点空子也没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说你为什么不逐步换人呢？他说换过人，新来的还是这德行。这时我想起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贪污的风险不大，贪污就是他们的最佳策略。我说，那你就认帐吧，她们贪污是很自然的事情，别大惊小怪的，这是你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别太过分就行。你就把这笔钱当成管理费用吧。他想了一会，说，也只好如此了。

话虽如此说，回头细想，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为什么这里一点道德因素也没有呢？我们面对的毕竟是有尊严和良心的活人呀。我问自己：如果我是那些员工，我会贪污么？我确信自己不会。我可能偷懒，但绝对不会贪污，连想都不会想。那么她们为什么与我不同呢？也许，她们觉得自己那么做很合理？譬如，按照马列主义的说法，老板是剥削者，她们是被剥削者，剥夺剥削者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等等。或者干脆连这种自我辩护都不需要，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今天早上起来去上班，我买了一份刚出版的1999年7月9日的《南方周末》，在第十四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黑”木耳暗访报告》。一位名叫刘根林的山东好汉，一次吃了劣质黑木耳呕吐，便自费追踪这劣质黑木耳的由来。他在安徽涡阳的两个镇数十个村庄见到了大规模的假货加工。在河北大城县的某村庄看到家家户户用硫酸镁等有害物质加工黑木耳，目的是增加分量和以次充好。他在黑龙江的木耳产地也见到黑木耳掺杂掺假。如此大规模的假货害了中国顾客的健康，也害了俄罗斯顾客的健康，俄罗斯已经不从中国进口黑木耳了。我估计许多中国顾客以后也不会再买黑木耳了。

这就是说，报复最终会落到整个黑木耳产业头上，大家的饭碗都要砸。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最合理的抉择应该是停止造假。但是团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在此发生了冲突。每个造假的个体都有理由在最终的报复来临之前，努力捞上最后一把。反正自己不捞别人也要捞，这个产业早晚是要完蛋的。这种个人想法显然是合理的，于是这个产业就会真地完蛋。市场机制并不能摆平个人眼前利益和团体长远利益的冲突，负责这件事的应该是法律道德宗教之类的东西。在黑木耳产业里，我们显然看不到这类东西。

刘根林看到的景象，家家户户公然伤天害理的景象，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壮观。一个人偷偷干点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不希奇。一个村庄一片地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大干，我们就很有理由怀疑，整个社会还有没有道德良心这种东西。这样的社会和人群在我看来是很希奇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干呢？他们如何为自己辩护呢？刘根林的文章里没有说。我猜想，自我辩护之类的需要恐怕只是我的需要，未必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大概也是信奉“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人。不过，如果一定需要找一个辩护理由的话，我也能替他们想到，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满世界都是贪官污吏，倚权仗势巧取豪夺，老百姓弄点假货赚点钱养家糊口，总比戴着大盖帽明抢道德多了。

如果我迁居到这样的村庄，我能拿出什么样的理由来劝阻呢？为人民服务？笑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神经病。“五讲四美三热爱”、争当“四有新人”？大傻帽。天理良心，损阴德折阳寿，伤天害理，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下十八层地狱，除了这些古人的话，我想不到什么更有力量的说法。我好像出了毛病，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出了毛病，很容易就能找到替损人利己的行为辩护的理由，但是却找不到有力的反对理由。天理良心，这是宋明理学的东西，被几百年来的英雄好汉斥为假道学的东西。损阴德折阳寿下地狱，这是迷信，传媒们正在起劲地反对着。反对了，打倒了，然后呢？光天化日之下还剩下什么？

明清两朝所有州县衙门的头门内，甬道之上，都立着一块“戒石”，上边刻着十六个字，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叫戒石铭。这句话的地位大概相当于现在政府大门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我觉得，古人的这句话比“为人民服务”更有分量，因为古人讲理。说你的俸禄就是民脂民膏，这已经规定了你与人民的基本关系。说欺负小民天理不容，这又宣布了恶行将要导致的结果。这是一个无法确证的结果，所谓抬头三尺，即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话在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分量，绝对不同于现在的说笑。这种神秘的威胁是永远无法证实，也永远无法打消的，它永远是一把悬在贪官污吏头上的剑：欺压百姓不得好死。就算得了好死，地狱里也有油锅等着你。你可以不信，但是又不敢完全不信。就是“迷信”的力量。我们可以说这是神道设教，说这是胡扯，但是你发明一个既不胡扯又有威慑力的说法试试？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90]（《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压迫者就在这种关于来世的想象和期待中，对虚无飘渺的报应的信念中，得到了替代性的安慰。反过来，压迫者也感觉到了一些威胁和不安。如果一报还一报可以延伸到阴间，延伸到死后，这毕竟叫作恶者心里有点不塌实。如果说这种信念不好，需要批判，那么，剩下的恐怕将是另外一种无所顾忌的更糟糕的信念：损人利己占了便宜，不占白不占。与人为善吃了亏，亏了也白亏。这是鼓励害人的信念。如果我们企图将恶人心里的最后一点不塌实也铲除干净，却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建立遏制恶行的机制，那你到底在干什么？

明清小说里充满了因果报应的故事。那是一个渐渐脱离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步进入市民社会的时代。在那个充满了陌生人的世界里，害了人可以一走了之，不像在亲戚间和村庄里那样结下躲不开的三代深仇，让人不得不瞻前顾后。在这种现实的报复难以实行的情况下，就需要创造出某种想象中的约束。皇上和官僚集团不能提供公正，说故事的人就编了出来，用浓墨重彩将公正画入社会和人生的阴阳全景图，画入他们心目中的世界。这是他们希望如此的世界，他们认为理当如此的世界，他们“迷信”的世界。他们津津乐道，一头愿说，一头愿听。这类故事流传甚广。这便是社会心理正在寻求报应均衡的表现和证明，也是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补充和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努力以一种“迷信”的方式解决正统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

总之，这是解决问题的努力。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努力。也是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失效的证明。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祖宗们未完成的努力，是多次努力的中断，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关帝庙塌完了，语录牌拆掉了。过去的问题仍在，过去的努力却消失了。目前的意识形态舞台上，回荡着高昂的陈词滥调，演出着战国争雄的故事。而最终决定胜负的，大概是台下和台后的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

代后记: 农民与帝国

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91]。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92]。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名字。

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他们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93]。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农民得到了较多的权利，公家得到了较多的粮食，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形式。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私田交易的增加，自耕农出现了，地主、佃农和雇农也随之分化形成了。作为暴力-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财政实体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在庶人、自耕农、地主和佃农雇农的基础上，依靠着他们提供的剩余产品，也依靠着这种人力资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展开了对小国的吞并和对霸主地位的竞争，这是对安全、利益和声誉的严酷竞争。

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领地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王”则是居于顶端的最大巨石，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巨石。帝国制度则不然。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领地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这种结构可以比喻为金属管材建构的井架，动力在顶端，资源在基层，两端之间的钢管架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由于破除了世袭的等级制贵族政体，对各级行政官员的选择范围从贵族扩展到平民，选择标准也从血统转向称职。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94]。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95]，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96]，依仗着最适者生存的强大生命力，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97]，并且调整了统治策略和控制形式。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铁制农具耕种收割的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和基层的里甲组织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国君恩赐给各层臣民的相对权利，并向社会提供福利。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看法。

儒家描绘的均衡关系，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长期互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由皇室、贵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意识形态劝说能力，因而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农业生产者通过怠工、避税、逃亡以及走投无路时揭竿造反等对策，决定着统治集团在选择不同的土地制度、人身权利、赋税形式和赋税比例时的风险和利益，决定着不同统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在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

因此，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暴力-赋敛性质。增强统治策略中劝导说服和人心控制的成分，减少赤裸裸的暴力威慑的成分，同时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对物质生产者的意愿有所尊重，这是统治集团降低统治风险的需要。而且，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也是以暴力维护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利益关系合乎暴力赋敛集团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均衡体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王朝更替是帝国制度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希望维持各集团关系的稳定和均衡，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但这种愿望受到了自身利益和客观能力的双重限制。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承担着维护人间秩序的主要责任，同时也在这个秩序体系中占据了很大的利益份额。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皇帝是终身在位的，他可以追求千奇百怪的个人偏好，可以荒淫暴虐，可以不理朝政，同时又不必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他可以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帝国，转嫁给整个统治集团，转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反之，精心维护帝国秩序所带来的利益，却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帝国秩序各方面的受益者，属于未必见过面的子孙，而辛劳却完全属于自己。这种利益关系也体现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正像皇帝自称的那样，他本人也是受“天”委托的代理人，而天对皇帝的约束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自己愿意接受的程度，根本不存在立杆见影的惩罚或奖励，既无法撤换也无处提拔。在这种成本-收益不对称的利害机制的激励下，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和庸君比比皆是，合乎儒家理想的圣君却寥若晨星。

皇帝作为天道的大股东兼最高代理人，要通过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管理帝国，维护帝国的秩序，而这些部门和地方衙门都有不同于甚至对立于帝国整体利益的特殊利益。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诺的体系，一套并不明说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潜规则体系对正规道德法令体系的偏离，源于从皇帝到官吏的真实行为对正式角色规定的偏离。各级代理人追逐代理人的私利，损害受托维护的公共秩序，这种倾向构成了贯穿帝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只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条件下，帝国的正式规则才是真实的。官吏的私心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度，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度。

相对皇帝及数目有限的廉洁的监察官员来说，那些以权谋私的衙门和官吏拥有难以对付的信息优势。他们以欺瞒手段谋取私利的效益很高，到手的利益又有助于他们在官场竞争中编织关系网和保护网，猎取更高的职位。于是，帝国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卖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之中。抑制这种对帝国整体利益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说是困难的，是帝国财政难以承担的；从利害关系上说则是难以指望的，因为徇私卖法的受益者正是各级监督者，受害的平民百姓不仅无权监督，还被阻挡在官方的信息通道之外。

帝国不得不承担上述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当官僚代理制度以郡县制的面目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正在分封制培育出来的诸侯大夫的战争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对他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豪门大族和各种民间组织都受到帝国警觉的限制。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收益颇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98]。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制度对自身弱点的修补一直没有停止。汉朝有削藩，有独尊儒术；隋唐发明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宋朝完善了抑制军阀藩镇的代理军官制度；明朝发明了代替相权的内阁制度和提高皇帝个人监控能力厂卫制度；清朝的皇位传贤原则又建立了激励皇子进行素质竞争的新机制。此外还有不断改进但成效不佳的宦官控制制度、后戚控制制度等等。尽管帝国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完善和发展，但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在农业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的关系方面，一直不能出现有效的权力制衡。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也经历了许多进步，出现了新的作物品种、新的栽培技术、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地租形式、更精密的土地产权制度等等。不过，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终究有自己的极限。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便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一方面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获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失败的大量人口沦为佃户、雇农、奴仆、流民、乞丐、土匪或盗贼，他们造反的机会成本很低，帝国崩溃的风险也因此加大了。

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这又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于是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生产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在战乱和饥荒中大批死亡。帝国制度便以这种方式解决人口过剩问题。这种问题是儒家认知框架无力分析也未曾认真看待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帝国秩序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增加的同步交织确实容易搅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但是，帝国对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离与复位，毕竟有别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人口与土地均衡关系的破坏与重建，尽管这两种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里的工商业吸纳了大量人口，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化肥农药等新投入的生产要素，从而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发达的商业也保证了外来的食品供应，支撑着工商业分工的深化和繁荣。如此分工与专业化交互促进又相互支持，逐步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这种新的文明体系及其市场色彩浓厚的激励机制，改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最后达到了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

上述过程未能在帝国两千多年的轮回中展开。

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在早期阶段，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分工本身就产生于暴力赋敛集团及其支配的行政权力的需求和指令，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99]。官营工商业以暴力强制为基础，垄断山林池泽和矿产资源，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国的官营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战车、兵器、航船、宏伟的建筑、精巧的手工艺品，以及相应的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但是，无论官营工商业如何发达，它终究是帝国的附庸，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所支撑的政治军事组织的附庸。它没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动力。

官营工业生产体系还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体系越复杂，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与官营工业不同，民营工业在市场体系中的分工和发展，是一种利益主体不断生成的过程。官营工商业只有一个行政头脑，分工好比是肢体的分化和延长，存在着信息不通、指挥失灵和尾大不掉的风险。而民营工业在肢体过长时就会自然断裂，生成新的利益主体。只要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100]，分工和发展的进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永远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制边界。专业化分工导致的专业知识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这个自发演化过程持续下去，便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强大的新文明。

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统治集团对民间工商业集团的看法和态度也渐趋缓和。但是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转嫁给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业主。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

为了发展和自卫，民营工商业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他们被迫在政治领域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以行贿送礼、捐钱买官和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的方式，为本人和后代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保护。帝国前期曾以死刑遏制工商业者进入官场的企图，后期在财政压力下放宽了政策，但帝国对民营工商业的正式保护并未超出牧人对羊群——地位低于农民的二等羊群——的保护，目的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于民营工商业者对帝国个别官员的成功拉拢，就好像平民地主对官员的拉拢一样，作用和影响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不足以动摇暴力赋敛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整体决策。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不仅如此。民间工商业者的牟利动机，他们收买官员的行为，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还是对仁义道德和帝国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的少数幸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被当作缓解帝国财政危机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为独大的暴力-财政实体，大一统帝国可以自己说了算，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调整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这些社会集团的生存发展条件。欧洲众多的统治者也希望自己说了算，但是缺乏这么做的实力。在危机时期，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只管加税，并不用出让自己的任何权力，而欧洲那些互相征战的国君却要拿出垄断权甚至征税权与纳税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权力让给纳税人选举出来的议会，以此换取他们对加税的支持。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欧洲统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退一步说，即使资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难，资本的增量部分也会望而却步，这就意味着自身财政基础逐渐被竞争对手超过，长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并的危险。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在英格兰或荷兰那样独立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局部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获取“主义”的地位。资产阶级可以向相对弱小的统治者购买城市自治权，也可以凭借自身财力聘请雇佣军夺取或维护自治权，而资产阶级的封建对手却不得不在厉害权衡中瞻前顾后，担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资本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摸索建立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稳定公正的司法，适度的税收，对贸易和财产的保护，比较清廉的政府。总之，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又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开辟发展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却很难在中国产生。比起中国来，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大一统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战争频繁。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101]，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缺乏实现愿望的实力。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尽管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至于苏州城市“民变”那样的局部暴乱，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镇压，毫无动摇帝国秩序的可能。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

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和天主教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的试错淘汰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毒品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军队腐败，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附录

“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我发现这个词时，心中窃喜。

人权、天赋权利、自然权利、公民权利，这些常用概念都有平等的含义。同时，这个概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又占有首要地位，比权力更加显赫。

中国社会始终不平等，权力的大小，决定着权分的大小。官家之分必定大于良民之分，良民之分必定大于奴婢之分。

《新周刊》：潜规则十周年专访吴思

“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我发现这个词时，心中窃喜。

为什么采访吴思？因为潜规则概念提出10周年了。

同为传媒人，我敬佩吴思。他采访历史，对视现实，是我们时代罕有的追问者。

拜访吴思，我视为一次“吃小灶”的机会。很遗憾，大家只能吃大灶了。

因为珍惜这个机会，也因为忐忑，还约了我的学弟十年砍柴一同采访，给我助阵。在此鸣谢。

封新城

“潜规则”提出十年了

封新城: “潜规则”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98年吧？已经十周年了。

吴思: 这个我得回去查一下，差不多。没想到这么快，都十年了。你要不说还真是想不到。

封新城: 我昨天在百度上搜“潜规则”，有1600多万的搜索量。

吴思: 出书的那一年，2001年，我也搜过，在一两百条徘徊了几个月，年底用谷歌搜，潜规则第一次超过600条。

封新城: 潜规则这个词是你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了工具，大家都在用它去分析社会现实中的很多现象。可以说你是“潜规则之父”了。

吴思: 应该是“潜规则概念之父”。

封新城: 那个时候发在哪个媒体上？

吴思: 发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上海文学》。有一个思想随笔的栏目。

封新城: 发表这篇文章时，没有像现在出书一样热？

吴思: 没有。《上海文学》跟那时所有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不大，那时文学已经边缘化了。有一次我和他们的特约编辑梁晓燕在一块儿吃饭，跟她说起我读史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说起朱元璋，就说当时挣多少钱，工资是多少，把银子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她说你先别说，回去就把这个写成一篇文章。我回去花了大约一个礼拜就写完了。那篇文章很好写，就是算算明朝的官员挣多少钱，再在前面安一个头儿，把话题引起来。文章开头有一个争论，一个大臣跟崇祯皇帝说，就这么点钱，不是天生不是地长，你说这钱从哪来？这么点钱到处都要用根本不够，不贪怎么行？结果是皇帝要大臣揭发那个贿赂他的人，那个大臣宁可丢了官也没供出那个人来。我就从这个故事说明“做个贪官”的正当性，把这笔账算了出来。

封新城: 2004年我们将您评为年度“知道分子”，颁奖词是“你在历史上写下现实的眉批”。

吴思: 以前老觉得说不清楚历史上的事情。正着说、反着说，总是觉得表达得不到位、不准确，有什么东西没说透。现在用潜规则的概念来说，在规则之外还有一个潜规则。

封新城: 你这个是21世纪第一词。

吴思: 对我个人，从1974年开始，就憋着东西说不出来了，就是知道有个东西，但表达不好；然后到1984年有一个笨拙的表达，是没有被接受的表达；到了1997年是一个弱势的表达，在一个边缘的题材之中，然后一直到表达出这个词，我清楚了，我明白了。这是一个个人过程。

十年砍柴: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个人的人生经历，这个小世界和中国的大历史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这个东西？小的人生坐标和大的历史坐标如果不碰到一起，就不可能成功。如果仅仅坐在书斋里，看明史、考据，这都碰撞不出来。以前我看过您的《我的极左经历》，70年代学工，《极左经历》是学农，后来当知青，再后来又当记者。

吴思: 对，比如说作为一个管理者，当生产队长，当大队副书记，去管农民的时候，包括你跟人家去耍横，人家也跟你耍横，你都知道潜规则运作起来，最后在每个细节上会怎么展开，怎么让对方没法办，最后认账、低头，遵循你的这个东西，你全都能够设身处地地、一个细节不落地在你看史书的时候复原出来。

十年砍柴: 你这个特别典型。1974年你接触的是工人，后来你去当记者，剖析的是官员，中国的社会不就是这几个角色吗？

封新城: 这挺有趣的，你们出来都是做记者，我也是。现实中的传媒人去治史，有优势吧？

吴思: 我觉得有。比如说你要采访一个行业，不管一个话题、一个行业、一个领域，一般来说一个礼拜就够了。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专家意见，人家看了都觉得，是这么回事儿，肯定不能说你是外行，因为你都是跟这个行业内最熟悉情况的人在谈。这样干多了自然就形成一个记者的自信。我进入任何一个领域，花十天半个月，我能知道个大概；要花一年两年呢，肯定更不一样。你完全有自信：我跟专家差不多。因为你经常十天半个月就把精华给领悟过来，你已经不是外行了。于是你用这个方法去读史、写史，你也知道，你写这些专家的话，写出来，你不也跟专家似的？你就用这种心态去采访历史，采访历史人物，那一个个不都是人吗？他说他这辈子怎么过的，你事先就有了一个问题，有了一个采访的话题，有了一个读者肯定感兴趣的、想看的新闻，然后你去采访谁谁谁，然后写出来，特好看。

封新城: 这个比喻挺生动啊。

十年砍柴: 实际上说白了就是狗鼻子。当一个成功的记者就是要有嗅觉，大家说一千句话，你知道哪句话有价值，就跟公安破案一样，也是要找证据—— 在一大堆史料里面，突然觉得哪个话题可能会触到大家的痒痒肉。

封新城: 反向来说，书斋中治史的专家们岂不是有问题？

吴思: 他们那是另外一个路子。比如说一个学术框架搭起来了，二层楼建起来了，二层楼的柱子上再建三层楼。他是缺什么弄什么。比如说熟悉的像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生产力这一段，清朝的政治研究完了，清朝的农业研究完了，工业还没呢，商业还没呢，生产关系相应的还没呢。清朝完了还有汉唐、宋元明，等等。就顺着这些缺什么补什么，有那么一套路数。

封新城: 那么这个路数的人对你们这种治史的方法有微辞吗？

吴思: 我没听到人家有微辞。

十年砍柴: 我觉得吴老师对我们这些写史的人来说，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树立了标杆；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指明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就是无论职业是什么，只要我这个事，就应该在方法上、在史料上，不应该有什么业余的、专业的、民间的差别。这个对我们的启发特别大。

吴思: 就刚才说的治史的路子，就是学院派的，按照一个框架走。业余的心态呢，首先我们不管这个框架，比如记者管的是兴趣，新闻价值就是读者的兴趣，从这里出发，即使做的是同一个东西，你揪的也是离读者更近的东西，表达的也是读者市场的角度，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写得好看，言而无文，其行不远。学术框架本身离读者就远，表达起来又有点涩，有点给专家学者看的那个路数，有这两个劣势。而这两个劣势恰恰是业余的两个优势。由于有这个优势，渐渐地这倒可能成了主流了，人们都觉得，“这个省事儿啊，这个容易成功，那我们就干这个了”。

发现潜规则，不是无奈，是更好办了

封新城: 我用个很文学的描述，就是：现实的一端还是历史的一端更让你揪心呢？

吴思: 你要说揪心肯定是现实揪心，因为是跟你利害关系大。古人的你都知道后边什么结果嘛，揪心也揪不起来，没悬念了。可能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把历史和现实的差别给抹掉了。你说这是现实吗？它就是历史啊！历史的核心结构和现实的核心结构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现实是没有差别的，我研究历史实际上也是研究现实；反过来研究现实，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也在研究历史。中国历史，中国社会这么大，就说潜规则相关的核心结构，现在，十年前，一百年前，一千年前，完全可以拿过来，互相对换，没什么变化；这时候的研究你再强调历史和现实的差别，都显得多余。今天的事可以发生在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的事也可以发生在今天。

封新城: 你们研究历史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看着现实，有一种发笑的感觉，或者说是更无奈，比我们常人更无奈？

吴思: 说不上发笑。你能看到后边有什么结果，就能看得远一点儿。比如说黑砖窑，他们问到我了，我就说，清朝也有啊，清朝是黑煤窑，水蛤蟆，都是把良民给抓进去，干，干，不敢跑，敢跑就打，跟那个黑砖窑差不多；当年也是从上到下的监督，领导带队普查，而且比现在处理得还重，但过了上百年仍然不绝。在空间上，你也敢说绝对不只是山西有。我就点了几个省的名字，后来一看，果然就有，而且时间上也将得到证明，不会就这么几年，用现在这种办法打击也不可能灭绝。

十年砍柴: 前两天河北也有一个，也是黑砖窑，河北，临西县，等于是把刚解救的，又送回了黑砖窑。

吴思: 对，这些事儿你看历史的感觉就是，看一个现代事，如果在历史上你能找到前身，就能更好地预测过10年、20年它会是什么样子。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了。

封新城: 当年鲁迅说狂人发现书上全是“吃人”两个字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描述他的心情，文学点儿说可能是绝望，就是他看透了。发现潜规则，你心情会更灰一点儿吗？

吴思: 我心中窃喜啊！我找到它了！这是第一个感觉。另外就是把东西说透了，其实它不是无奈，而是更好办了。一说透了，你就好分析了，你就别拿那大话、虚话糊弄我。要害就摆在那儿了。

十年砍柴: 就像吴老师刚才说的，可能生态没有变，但是可以给你不断地换名词。比如说黑砖窑，它根本上就没有变，为了和古代区别开来，叫资本的罪恶，叫投资；有的人就是一定要有意识地把它和明清同类的事件换一个标签，觉得不一样。这也就是吴先生的潜规则让有的人感到不痛快的根本原因。

封新城: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中国人的消化能力。那个穴位你点到了，但大家又都能消化掉，消解掉。这不是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吗？

吴思: 我觉得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就是这些事之前你可以说不正之风等等一系列的话，就是刚才说的那一堆词儿；但那是什么风啊？让我们怎么捕风捉影对付它呀？它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结构的方式。无非是有那么一拨人掌握了合法伤害权，欺负另外一边，而另外一边反抗成本太高，那我只有认账了——行，就按你说的来吧，多交点儿就多交点儿，多上点贡就上点贡。这不就潜规则出来了？很简单，用不着捕风捉影讲那些虚的。

封新城: 我们当时给你的颁奖词里少了一句，其实你是第一时评人，21世纪第一时评。我觉得这帽子不算大。

十年砍柴: 解读历史，要先把钥匙找到。现在包括理论界，御用社会科学家，不知花多少钱。这些钱搞那么多课题，拨那么多经费干什么？说白了就是在演魔术，演障眼法。所有的功能都是这样的，无非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是封建思想、是遗毒。

吴思: 你说的遗毒这个词，过去也用来表示潜规则。遗毒，不正之风，按照更学术的话语，甚至还有鲁迅先生说过的“国民性”，反正就这些东西，都能给你说得云山雾罩。国民性怎么回事？一说能把人吓着，真复杂。

中国的历史，就是权分的变迁史

封新城: FT中文网有篇文章，刘再复写的，标题很耸动，叫“谁是最可怜的中国人？”。他对目前的孔子热现象做了一个观察。你们关注吗？

吴思: 这篇文章没有读过，孔子热当然会关注。但是说孔子是最可怜的中国人，恐怕还要看从哪个角度说。

李零说孔子是丧家狗，孔子自己也认账，我觉得也是这样。关键你看孔子在历史上干了什么。他，还有后来的孟子，一直在游说各个暴力集团的首领。那会儿暴力集团可是赤裸裸的暴力集团，连一点礼义都不讲，就是公然宣称，我要多收税，寡人好财，寡人好色，就直接这么说，我怎么能去行仁义呢？那个暴力集团真是土匪般的。孔孟去跟这样的人对话，对话的核心是，你们要仁，要有同情心。你说他的命运会怎么样？

孔子是最倒霉的人吗？是最可怜的人吗？孔子想干的事一件也没干成，孔子是最反对用暴力的，整个儒家都有这个意思，要仁，要有同情心；当然我也充分尊重你的权利，你打天下也不容易，我们也尊重。在前一个意义上，孔子一生不得志，他的后代也没怎么得志。但是孔子充分尊重了大人的利益，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又被人家抬到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位置上。他的折中，使得双方都得了好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又是最走运的人。

能使双方得到好处，反过来说，也能使双方都得到坏处。孔子不得势，因为他要约束统治者，想给统治者套上笼头，尽管是用松紧带做的笼头。他的后代、后学，想给人家套个硬皮条做的真笼头，立刻就有性命之忧，所以也不得势。从这个不得势的角度来看，从上也不讨好。从下面来说，我们曾经批判孔老二为统治阶级服务，麻痹人民，欺骗人民，对下也不讨好。

于是两头都不讨好，同时又两头都可以讨好。看你强调哪一头。你强调两头都讨好，那你是大走运的一个——你何德何能？几句大白话，说要讲理，说不要杀人，他就成了中国的圣人，一圣就是两千多年，他真是太走运了！反过来你要强调两头都不讨好，也可以说他是最倒霉的人。刘再复的文章可能强调了他的那一面，当然他还存在着另外一面，我觉得他要是两方面都合起来，就完整了。

封新城: 现在说孔这么热闹，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需求？

十年砍柴: 我觉得是几千年的道统。孔子是这几千年来我们的一个道统的源头，一讲合法性，一讲道统，就讲孔子，所以说一旦谈到道统之争，孔子肯定是个尖锐人物。

吴思: 找道统的话，你要有点民族自信，就能找到。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接孔孟？就是这么一个庞杂的、巨大的体系，你取什么？我刚才说孔子就是一个“血酬定律”的坚决反对者，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坚决反对者，这就是一种解释；你说孔子是统治者的最大的帮凶，但他又是最大的限制者，两种说法都行。

十年砍柴: 薛涌最近出了本书，他认为孔子的仁义是权利之约，他讲的是一种文化意图。

吴思: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每个阶层，每个集团，每个个人，他的权利的面积是在变化的。在变迁中，你能看出博弈双方的兴衰。西方说他们的公民的自由是天赋人权，是天降的，比如说上来就是10平方米，上帝就给你这么多，一点不增，一点不减，一直不变，政府就要保护这个。按照那个思路重新解读孔子，你就会发现，10平方米其实是可变的，一直就在变，在哪个时代，在什么条件下就是1平方米，什么条件是5平方米，什么条件是8平方米，你能给他算成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可计算的博弈双方的利害关系。这个计算的路数，我觉得就比天赋人权要合理得多，更有历史纵深感，而且更可信。你说天赋人权，天在哪儿？怎么赋的？你追问几下，那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信仰。

十年砍柴: 信仰是不需要论证的，别的需要论证，信仰不需要。

吴思: 对，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的这些事可不是不言自明的。关键要打通几个重要概念，就是当代西方，不管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还是西方宪政民主的核心概念——公民权利，还有自由，权利，是利益的利，要跟中国古代的概念接轨。我说的接轨的词就是“分”，本分，名分，你的名分就是10平米，臣民，他的名分是皇上，100平米，但是你得守你的边界，你得各守本分。

十年砍柴: 孔子说的各安其分实际上就是说，一种秩序，他说的秩序不是平等的，但是一种和谐的秩序。和谐是说该得多的得多，该得少的得少，你得10%的不要去嫉妒别人90%的。他讲的是这种差距格局，是大家都认可的格局。

吴思: 对。咱们来说古今中外如何接通。中国古代，说名分，本分，不能犯分，不能越分，这些名分有大有小，合起来就是礼义结构。名分、礼义就是不同角度，在谈同一个东西，都是各种权利构成的体系。

在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那里，权利最大，分最大，然后对这个说法又有一个合法性正当性的论证，上帝给的，天赋人权等等。到朱熹那儿也有论证，也求助于天，什么是天理，什么叫仁义等等。比如说你是县级干部，你的午餐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就是天理；五菜一汤，多的那一个菜，那叫人欲。这个区分很好，不是说我好色，我贪吃，就是人欲，是你该吃的那一份，恰到好处，这就是天理；超出来的，多的那一份，那才叫人欲。天理人欲得到了这么好的区分，相应的他会从天理这个层面上支持你这个分。你如果注意这个分等于权利、公民权，你就看，哎哟，这个论证很好，这个论证的思路很精彩，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能得到各色人等的认账和支持，宋代发展出两种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论证方式，一种向外走向天理，一种向内走向良知。我们的传统有不少好东西，一旦与当代接通了，我们就可以老根发新枝，很有历史厚度地茁壮成长。

我就想用一个字把古今中外的核心概念这个打通，打通的关键，就是“right”这个词怎么翻译。这个词的翻译只要接上了中国的传统，马上中西方就通了。那怎么翻译呢？现在译成权利，是晚清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他后来当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北大的副校长。严复当时就说译得不好，以霸译王，你看看，“权”多霸道，“利”多霸道，“right”那个词带着正义感，把这么一个正义的、正当的、应得的东西，译成权，还有利，这两种东西，把那正当的意思弄丢了。“right”本来不就是“正确”吗？我们打一个对勾，不就是“right”的简写吗？这全都给译丢了，严复说应该译成直，直截了当的直，对，理直气壮。或者译成“民直”。你说说看，这词多拗口啊，人们不接受，没流传开来，包括严复自己写文章都要用“权利”。但这个词又跟“权力”那个词，也就是“power”，在发音上完全一样。丁韪良自己也觉得“权利”这个译名不好，他为自己辩护说，新的学问进来，很难用一个老词对应上，不得不造一个新的。其实，他解释说，权利所指的就是个人应得之分。他在给自己辩护的时候用了“分”，可是译的时候却没用这个“分”字。如果咱们替他补救一下，换个译法，译做“权分”，这就具备正当性的感觉了。是该我得的，那就是我的分，你可以大喊：这是我的分！充满了正当性。

这么一来，这个“权分”的译法一改，你就发现中国的历史，完全可以看作权分的变迁史，你看《资治通鉴》的开篇，第一段，说的是三家分晋，然后周天子承认“犯分”的合法性，他用的就是“分”这个字。你发现，中国史学传统的核心原来是对“名分”变迁的分析。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合法，封三家犯分的大夫为诸侯，这就意味着，与权分相关的意识形态，在那个时刻改了。司马光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最核心的利益变化，就是权分的重新划分。每个朝代都在做这个事情。你看，中国史学并不肤浅。一旦你意识到这个观察角度，二十四史就不是满本的帝王将相家谱了，而是权分变迁史，还有非常精妙的辨析。

封新城: 你就专门写一本有关分的书，不是挺好吗？

吴思: 我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总之，我觉得接通道统或继承传统这个问题的关键环节就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体系跟中国的过去怎么对接。

潜规则这种现象会逐步萎缩，但近期不会消失

封新城: 在潜规则这个话题上你还会有进一步的文章出现吗？

吴思: 在《潜规则》那本书出了以后，还有进一步的东西，一个是说，什么东西决定潜规则的面积扩张或者是缩小，我说的是合法伤害权。合法伤害权又来自哪里呢？来自暴力集团，暴力集团的成本和收益要用血酬定律来计算。暴力集团他们与规则有什么关系呢？暴力最强者可以立法定规，于是又说了个“元规则”。元规则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元规则。

另外一步进展，又是一个新概念——抱歉，我老杜撰新词，杜撰新词很讨厌，你每次都得跟人家解释，你用起来人家都不懂，但是不杜撰你又没法办。我杜撰那个新词叫官家主义。从潜规则和元规则、血酬定律的角度看中国历史，可以看到一些新景象，官家主义就是我对这幅包含新景象的社会体系的称呼，我认为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就是官家主义社会。

这是我出完那本书之后，又往前走的几步，以后还能往哪儿走我不知道。

封新城: 你做潜规则的解释时有一个限定——中国社会，那你这本书有没有翻译成英文呢？

吴思: 没有，翻译成韩文了。

封新城: 那最准确的英文译法呢？

吴思: 他们有两种译法，经常看到有“Hidden Rules”就是藏起来的规矩。

封新城: 藏起来的规矩，这翻译回汉语又没有那个味道了。西方有潜规则吗？

吴思: 我看赫尔岑写的《往事与回想》，他生活那个时代，19世纪中的俄国社会，就跟中国明清差不多，比中国明清还野蛮一点，还赤裸裸一点，但仍然是大规模的贪污，徇私枉法，充满这类的事。

封新城: 再往前看，你觉得潜规则会不会消失，或者会怎么变？

吴思: 二三十年之内，在中国，潜规则这种现象不会消失，然后会逐步萎缩。我说的萎缩是在有了宪政和民主的条件之下，它会逐步萎缩，但萎缩了十年八年之后，比如说在台湾，在台湾《潜规则》卖了将近3万册，人均密度比大陆还要高。台湾那个社会的潜规则已经没大陆厉害了，它尚且能卖那么多，我看即使大陆实现了宪政民主之后，二三十年之内，这个现象和这个概念，就是需要把它当作工具来用的迫切性，需要的强度，不会大幅度衰竭。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

封新城: 3月1日我们要做一个专题，想请教你们。现在网络在中国的作用不是很大吗？我们假设人大期间，人大代表是1000个，那我们想做一个“网民——第1001个人大代表”这么一个封面专题。

吴思: 挺有想象力的，现在网民的影响也挺大的。这一个可能顶人家100个。

封新城: 你是我们评的第二届知道分子，2007年我们评的是李子勋，他是一个心理学家，我在今年第一期有一个他的访谈——怪了！本来是一个心理学家说心理的事儿，非常奇怪的是采访的过程中他一下把方向给转了，他谈国家，谈国家的运势，国家的心理。其中有一个言论，看你们怎么看——他说中国这几百年的落后，其实对全球而言隐藏了一种和谐，说总要有人来扮拖后腿的角色，而现在钟摆摆向了东方.

吴思: 是这么说的吗？这种东西是难以证实的一个说法，我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这个太玄了。中国的命运真能这么研究吗？上帝或者是天道或者是时运决定中国来扮演一个拖后腿的角色，然后风水轮流转，现在该美国拖后腿了。历史不是这么走的。说着玩可以，但是你要讲清楚历史怎么走的，中国为什么拖后腿，就要详细说他内部怎么互相掐架。后来中国财富的迅速膨胀，和随之的国运上升，国势的上涨，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计算出来的，都能把它变成一块一块的人民币，变成一个一个的美元，这都能算出来。美国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它要创新，要再往前走一步都很难，而反过来，中国的便宜劳动力的竞争把他们大量的就业机会夺过来，造成了那边一些失业的增加，当然这也把他们逼到更高科技的端口上去。这双方的对比和经济实力的转化，都是可以一分钱一分钱算的。但是，你如果说时运，那时运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不是更复杂更玄虚了吗？所以我觉得，那个说法很好玩，但是搞历史的不会那么说。

吴思《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提要）

“right”译错了！它更好的译名应该是“权分”。

“right”的各种译名:

“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拥有或获得某物，或以特定的方式行为举止。”(《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1839年，林则徐的翻译袁德辉选择了“道理”。

1862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选择了“权”。有时觉得不确切，便添上“利”字，造了一个新词：“权利”。

1870年前后(明治初期)，日本人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权理”。(李贵连，1998)

1933年，胡适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义权”。胡适说：“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

“权利”二字联用，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古人已有的用法中，都没有仁义的影子。人家在欧美老家原本是“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到了中国，竟换成满脸的权势和利益。

权分与历史纵深

“right”译错了！它更好的译名应该是“权分”。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最大的问题在于：“权利”这个译名截断了历史传统，好像这东西纯属洋货。试想，如果我们以“分”字接续传统，以“权”字照应一百多年来围绕“权利”形成的人权、产权、选举权等表达方式，用“权分”译right，用“义分” 或仍用“义务”译duty，那么，不仅可以清除“以霸译王”的余味，摆脱“权利”与“权力”的音义纠缠，更重要的是，一片宽广深厚的经验世界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分析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可见，无论在历史记载中，还是在圣贤典籍中，都储存了丰富的关于权分变迁的理论和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君有君分，臣有臣分，主有主分，奴有奴分，固然从未平等过，但边际变化也从未停止。人们动用各种手段扩张自己的分，限制别人的分，贵者维护差别，贱者追求平等，每一寸的变迁都伴随着相应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如此争斗数千年，留下了复杂的演变轨迹。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的先民也经常用“分”字规定彼此的权利义务。

既然权分不是西洋独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各个社会集团长期博弈的结果，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有历史厚度的概念。一个“分”字，接通了我们祖先以数千年血汗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人权、天赋权利、自然权利、公民权利，这些常用概念都有平等的含义。同时，这个概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又占有首要地位，比权力更加显赫的地位。

中国社会始终不平等，权力的大小，决定着权分的大小。官家之分必定大于良民之分，良民之分必定大于奴婢之分。区别尊卑贵贱既正当又合法，无君无父属于大逆不道。我们传统的茶杯，也对应着“分”这个盖子。近百年来，打倒了皇帝，又砸了孔家店，家天下变成了官天下，茶杯和盖子都有变化，但核心结构依旧稳固。

[1]参见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十八，杂著。转引自《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关文发、颜广文著，P251。

[2]（清）姚元之、赵翼撰，中华书局，2007年1月版。

[3]（清）段光清撰，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

[4]《方苞集》第二册，纪事，P710。

[5]《皇明经世文编》卷191，汪应轸：《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6]参见民国《眉山县志》卷十一人物志，P 68；卷九，职官志，P24-25。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P593。

[7]参见民国《荣县志》，食货第七，P5-8。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P591。

[8]《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列传143，洪亮吉。

[9]整个故事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

[10]关于清代驿站制度的描述，本文主要参考了马楚坚的《清代驿传述略》，见《明清人物史事论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出版。

[11]《光绪财政通纂》，卷二十九，赋役。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87页。

[12]参见《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13]参见《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14]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15]参见（明）余继登著《典故纪闻》第十五卷，中华书局，2006年3月版。

[16]参见《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17]参见《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结尾处，荀绰的《晋百官表注》，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版。

[18]《后汉书》卷七十八，张让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版。

[19]《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宦官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20]《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冯应京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2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年—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65页。

[22]《袁中郎随笔》，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4，94页。

[23]《明史》卷二百十八，沈一贯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24]《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御史阿内侍”作“郭瑞”，《明史》卷三百四作“郭阳”，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25]参见《明史》卷一百八十二，王恕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26]参见《明通鉴》纪三十六，弘治元年十一月甲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27]参见《明通鉴》纪四十，弘治十七年六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28]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

[29]刘辰《国初事迹》，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第108、196页。

[30]《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二，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31]参见《明史》卷一百八十二，王恕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32]关于整个事件的描述，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第1版。

[33]北洋政府时期，道是省与县之间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1913年1月8日设，1924年7月1日废。基本沿用前清旧制。治所在省会的称首道。

[34]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七，页30。转引自鲁子建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页521。

[35]全部描述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五年，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第一版。

[36]据《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三十年记载，甘肃一带粮食“部价每石一两”，清代每石稻谷的重量为71.6公斤。本文通过粮价进行的银子与人民币比价的折算，大体以此“部价”为根据。在平常年头，西北粮食的市场价格并没有这么高，稻谷的比重也不如圆净小麦。所以本文对银子的购买力的估计偏低，读者不妨把我提到的人民币的数字看作很保守的估计。

[37]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页605，P647。转引自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页568、571。

[38]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藏《巴档抄件》，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页580。

[39]引自完颜邵元：《封建衙门探秘》，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页210。

[40]顾炎武：《日知录》卷八，选补，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41]顾炎武：《日知录》卷八，停年格，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42]《万历野获编》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2月第一版，1997年11月第三次印刷。

[43]《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5月第一版。

[44]《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孙丕扬传赞，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45]《海瑞集》上编，《淳安县政事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

[46]（明）朱元璋：《大诰·谕官之任第五》。参见《全明文》第一册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47]参见《明朝小史》卷二。原文是：“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48]朱元璋：《大诰续编·松江逸民为害第二》。参见《全明文》第一册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49]朱元璋：《大诰·谕官之任第五》。参见《全明文》第一册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50]参见《明史》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51]参见《明史》卷一百三十二，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52]见《明史》海瑞列传，另见《海瑞集》附录。

[53]《较量——中国反贪历程》，王杰和刘振华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54]同上，第388页。

[55]参见刘斌：《双百贪官犯罪缉要》，www.chinanews.com.cn。

[56]转引自《较量——中国反贪历程》，第364-366页。

[57]同上书，第86页。

[58]转引自《较量——中国反贪历程》，第95页。

[59]同上，第82页。

[60]见《海瑞集》附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

[61]（清）严有禧：《漱华随笔》卷一。顺便提一句：曾就义上任不久就病死了。严有禧恨恨地骂道：“夫国计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一己之官，此天地不容。曾之死，阴祸致然也！”我觉得他骂得有点不分青红皂白。

[62]《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杨嗣昌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63]（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中华书局，1982年5月第一版。

[64]（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版。

[65]《明季北略》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版。

[66]参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一版。

[67]参见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第47页。

[68]皇陵碑上这几句话的原文是：“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第47页。

[69]参见《烈皇小识》卷一，《颂天胪笔》卷二十一。转引自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70]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给事中的职位，近似如今总统办公室中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职位不高，但有权驳回中央各部甚至皇帝本人的不合成法的决定。

[71]《三垣笔记上·崇祯》，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

[72]参见黄冕堂：《明史管窥》，齐鲁书社，1985年3月第一版。

[73]参见（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74]这并不是天方夜谭。1999年春，我到安徽农村调查，发现那里就有白送土地给人耕种而无人接受的现象。当地每亩土地分摊各项税费将近二百元，扣除种子肥料等项成本后，种地只能挣出来低廉的工钱。只要有机会干两个月的临时工，就没有种地的道理。当地抛荒的顺序，也是先从差地没人要开始。还有一点也是有启发性的：按照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规定，农民负担不能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五。而那里每亩土地的负担竟在“减负办（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的眼皮下达到了百分之二三十。这也进一步证明，每亩赋税10两银子，并不是顾炎武在胡说八道。尽管这等数目在名义上是不存在的。

[75]（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370页。

[7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

[77]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

[78]《明通鉴》卷九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79]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10页

[80]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88页。

[81]《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广孝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82]事见《后汉书·陈王列传》。

[83]《礼记·中庸》。

[84]《庄子·月去 箧》。

[85]《论语·阳货》。

[86]《论语·卫灵公》。

[87]《论语·雍也》。

[88]《周易·乾》。

[89]《周易·坤》。

[9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1]这项条件可以如此表达：掠夺(防御)收益-掠夺（防御）成本﹥生产收益-生产成本。显然，初次掠夺需要镇压反抗，需要建立掠夺体制，一次性成本会比较高。此后只要支付维持威慑力和掠夺体制的成本就可以了。暴力与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在社会性昆虫那里已经出现，譬如兵蚁。在蜜源紧张（蜂蜜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蜜蜂的“盗性”也会随之上升。盗蜜行为可以导致蜂群之间的战争，导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

[92]在帝国时期，暴力赋敛集团主要由皇室、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构成，他们凭借超经济的权力分配并占有资源。而福利生产集团，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构成。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与暴力赋敛集团在成员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方面，暴力赋敛集团也有生产性的作用。

[93]《诗经·齐风·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

《吕氏春秋·审分》：“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

准确的用语应该是“封建”制。两千多年来，“封建”二字在汉语中一直指称西周创建的那种制度，即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描述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与八世纪首先出现于法兰克王国，随后在欧洲流行数百年的那种制度颇为近似。不过，封建二字近50年来获得了额外的涵义，指称了另外的东西。为了避免混乱，我在这里暂且用分封二字代替。

[94]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比较大一统帝国制度与战国时期诸侯制度的利害得失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参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版，第一册，页283。）

[95]游牧民族的侵掠行为是应付灾害的生存策略之一。《史记·匈奴列传》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参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版，第九册，页2879。）因此，来自草原地带的暴力掠夺威胁，构成了帝国外部环境的一个固定存在。

[96]建立帝国制度是对中国社会一次重组，重组后的社会只需要同样甚至更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投入，就可以获得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安全和秩序。这既是司马迁笔下士庶的共同信念，也是后代帝国臣民的普遍感觉，故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之说。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制度是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因此本文反复强调其高效率的特征。找到并且建立这样一种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成功地实现这样的社会重组，不能不称之为伟大的文明成就。

[97]均衡是指博弈论（或作为其特殊形态的微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所描绘的一种状态：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每一方都同时达到了约束条件下可能实现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而这种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存在。

[98]在理论上，官吏集团对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将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止步。如果边际成本由上级监督和民众反抗共同构成，那么，在官吏平均分摊到的监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现实趋势中，真正能够阻止官吏集团侵犯脚步的，只有民众的反抗。由于个别性反抗的胜算极低，迫使侵犯止步的那一点只能是大规模造反，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秩序的崩溃点。这是民众权利不敌官吏权力的专制制度的衰亡常规。

[99]《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

[100]交易成本，大体可以看作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这个概念将在本文中多次出现，需要多解释几句。

张五常教授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约翰·伊特韦尔等编，1992，经济科学出版社）“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条目中写道：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这样定义，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这些成本的确很重要，把它们称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它们甚至在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的经济里，也会赫然耸现。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织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101]以大宪章诞生前夕的英国为例：1205年，英国国王约翰与教皇英诺森三世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之争发生冲突。1208年，英诺森给英格兰和威尔士下了一道禁令，停止那里的一切宗教仪式，而且六年不予恢复。1209年约翰本人被革出教门。约翰本人和一般世俗社会对这一事态似乎都不放在心上，由于约翰对这一禁令的反应是没收教会的财产，这事倒的确有助于缓解他的财政困难。但是1212年一次诸侯密谋和菲利普横渡海峡的计划却使约翰认识到，被革出教门的国王特别容易招致叛乱和入侵。因而他决定与教会和解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更为危险的敌人。1213年5月他同意以英格兰为教皇的采邑，因而完全赢得英诺森的谅解并确保在未来的战斗中支持他。（参见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页143）

目录

再版前言

自序

【正编】

【一】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二】命价考略

【三】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

【四】刘瑾潜流

【五】县官的隐身份

【六】灰牢考略

【七】庶人用暗器

【八】出售英雄

【九】硬伙企业

【十】洋旗的价值

【十一】地霸发迹的历程

【十二】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

【十三】白员的胜局

【十四】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杂编】

【一】《万历十五年》没说透

【二】潜规则的定义

【三】废渠的事理

【四】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

【五】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寓言）

后记 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

附录 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再版前言

《血酬定律》2003年出版，至今已过去五年，我仍沿着这条思路摸索前进。三个月前，我找到了对这个定律的更完整的表述方式。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

一、血酬就是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

二、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

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

根据第一个要点，冒险狩猎或挖煤的收益不算血酬。暴力掠夺特指以人类及其所拥有的财富为对象的行为。

根据第二个要点，在暴力掠夺发生时，人类必定权衡成本和收益。成本至少有四类：1、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2、机会成本。在权衡中，与卖命并列的还有卖力、卖身和卖东西等选项，人们会比较血、汗、身、财的付出与收益。3、人工和物资的消耗。4、暴力对抗带来的风险。无论是暴力镇压，暴力反抗，还是暴力掠夺者之间的竞争，暴力掠夺都要面临一定的伤亡风险。以上四类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每类都能演义出一串历史故事。

根据第三个要点，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只能转移财富，这就会引出暴力掠夺者与财富创造者互动的漫长故事。

五年前，我表述的血酬定律包括了第一和第三个要点：血酬就是对暴力的酬报；暴力掠夺不创造价值，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目标的价值。我还谈到了第二个要点的第四类权衡：在暴力争夺的过程中，当事人的核心计算是，为了获得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伤害到什么程度。

随后的进展是：我找到了计算良心的方式，又算出了流血与流汗的替代关系，在第二个要点中补上了第一和第二类权衡。血酬定律于是有了更完整的定义。同时，我继续从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关系的角度解释一些历史现象，用暴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关系解释一些重大的制度变迁。

这些话题会生出许多文章。我一边摸索一边写，积累起来，就是我下一本书的主要内容。我努力把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的内外关系说清楚，同时考察各种生存策略的互动和演化，描绘演化而成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轮廓。这种历史观——姑且称之为血酬史观——或许能构建出一套比较好用的中国历史分析框架。

在《血酬定律》再版之际，简要介绍一下作者进一步的想法，希望读者能和我一样，包容这本书，超越这本书。

吴思

2009年 1月13日

自序

一、关于这本书

在上本书《潜规则》里，我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那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后来，我继续追寻这种能力的踪迹，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在追究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前人未曾命名的事物，草拟了一些名称，如灰牢、白员、隐身份、刘瑾潜流等等，并写了专门的介绍文章。在这轮追究的最后阶段，我碰到了更深层的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本书最后完成的几篇文章，提出了血酬和元规则等概念，这些概念代表了我力所能及的深度。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这个道理很浅显，却可以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如果再引入一些因素，一层一层地推论下去，还可以解释书中的其他概念，成为贯穿全书的基本逻辑。因此，我把“血酬定律”当作书名。

“元规则”这个概念比“血酬定律”提出得更晚，也更加深入。这个概念触及了生命、生存资源和资源分配规则三者之间的关系。文中的原话是：“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如此简略地点到，只能算探针的一刺。不过，一针刺出，我感到了心脏的抽缩。全身随之扭动变形。以前所写的文章顿时有了不同的意义，原先想定的本书结构也改变了。

从生存竞争的角度看来，那些有生命的个体或团体，投入自己或他人的性命，动用各种策略，争夺生存资源。竞争造就了资源分配的规则体系，在体系中的真实位置又注定了个体或团体的性质。依据这种看法，本书的文章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官，合法暴力的代理集团。他们对生存资源的占有，这个集团的性质和扩张策略。这类文章有三篇：1、刘瑾潜流，2、县官的隐身份，3、灰牢考略。

第二类：民，农工商生产集团。他们对环境的适应，生存策略和结果。这类文章有四篇：1、庶民用暗器，2、出售英雄，3、硬伙企业，4、洋旗的价值。

第三类：“贼”，仰仗暴力谋生的非法团体。包括三篇文章：1、地霸发迹的历程，2、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3、白员的胜局。

第四类：文化梦想中的暴力：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第五类：综合。暴力竞争的计算逻辑——生命与生存资源的换算，条件的改变导致结果的改变，暴力对规则的决定作用。这类文章有三篇：1、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2、命价考略，3、正式规则与潜规则切换的秘密。

本书目录就是按照上述方式编排的，但是把相对枯燥的综合类提到了前边，以便读者一上来就可以俯瞰全局。所谓全局，其实也是“打哪儿指哪儿”。这些文章的写作各有初衷，前后相距三年多，结构是后来追认和拼凑的，难免有牵强之处，聊胜于胡乱堆放而已。

与《潜规则》比起来，我觉得本书又深入了一层，开掘的范围也有所扩展。但本书的开掘又有不够系统完整的感觉，好似描绘全豹身上的斑斑点点。这都是功力不足又急躁冒进的缘故。我对中国历史全貌满心好奇，按捺不住地做过各种想象，三年前还根据管窥到的斑点拼凑出一幅草图：《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这幅草图是个人临时性工作假说，随着对元规则的了解，随着对牵连着生产力的破坏力的了解，我已看出草图的不足。若干年后，这张草图应该绘制得更精确，更少猜想成分。但我舍不得丢掉全局性视野，姑且把草图附在书后，权充后记。

另有几篇文章，读来还有些意思，也一并收入，是为杂编。

二、补说元规则

“元规则”这个词，我在杰弗里•布伦南和詹姆斯•M•布坎南的《规则之理：宪政经济学》中初次看到 [1]，英文原文是“meta-rules”，用以称呼那些决定或选择规则的规则，位于更高和更抽象层次的规则。这种区分，让我感觉眼睛一亮。

我家最厚的英文工具书是《英汉辞海》，里边查不到这个词。大概杜撰不久，尚未流行。根据前缀meta-的通常译法，这个词可以译为“元规则”。元是初始、首要和根本的意思。

元规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规则之理》第七章中，布伦南和布坎南先生谈到了正义性，谈到了同意的广度和强度，还谈到了多数原则。作为生活在民主宪政国家的公民，他们这么说当然不错，但在我这个遥远的读者看来，却句句别扭，满心抵触，闹得几乎读不下去。中国历史清晰而强悍地告诉我：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不对。他们的说法，只有加上苛刻的限制条件之后才是对的。

我留心看过《大明律》的制订过程，也留意过明朝初年更高级别的法规《大诰》如何制订，如何实施，如何失而复行，又如何架空撤消。制订《大明律》的时候，几个大儒参照唐朝的法律，一条一条地修订，一条一条地草拟，朱元璋又一条一条地品评，修改，改了又改，最后立为天下法。但是皇帝本人并不遵行，另外编撰了一套个人色彩浓重的严刑苛法《大诰》。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即位，放弃了《大诰》，随后被自己的叔叔打败，夺了帝位。新皇帝上台，又恢复了《大诰》。在这些来回折腾中，决定和选择法规的规则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晚清的频繁变法中，这条元规则再次清晰地显露出来：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无论胜利者是洋人还是女人。

那么，正义在什么地方呢？多数同意又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可以说，正义就在草拟法规的大儒的心里，就在审定法规草案的皇帝的心里？皇帝得了天下，意味着他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而多数人所以拥护他，又因为他代表了正义？

这种回答拐了个弯，已经不是针对规则制订所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了。而且，拐弯后的答案依然成问题。成吉思汗的铁骑践踏了欧亚大陆，生杀予夺，随心所欲，只是因为他掌握了最强的暴力，与常规意义上的正义和同意并不搭界。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到处立法，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元规则：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

更进一步说，什么叫正义？正义又是如何决定的？儒家教义被赋予宣示正义的正统地位，这本身也是暴力最强者的选择。

打下江山之后，朱元璋曾经审查儒家经典，他读到孟子的一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句话强调了社会关系中正义的交互性，并无不妥。但是，朱元璋正是一个“视臣如土芥”的君主，他怒道：“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朱元璋下令撤消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资格，同时下令，有为此而谏者，以大不敬论。[2]后来，皇帝又命令儒臣重编《孟子》，删去85条，被删除的都是一些强调民比君更重要的文字。明朝科举考试，用的就是删改后的《孟子节文》。

再往远说，在中华帝国的源头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体现了暴力最强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权。细读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他劝皇帝独尊儒术的基本逻辑，就是强调儒术合乎皇家的根本利益，如此选择对皇帝有利，对天下有利，不如此将重蹈秦朝的覆辙，等等。

即使汉武帝做出了独尊儒术的决定，在实际操作中，他的孙子汉宣帝也非常明白地训诫自己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依然把儒家的王道当作次要的统治手段和装饰，并不全心服从。[3]

或许根本不必寻找历史证据。简单的逻辑可以告诉我们，在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来，问对手想死想活，任何争执都不难解决，任何意见都不难统一。暴力可以压倒所有规则，反之则不然。

这种逻辑所蕴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选规则的时候，拥有让对手得不偿失的伤害能力的一方，拥有否决权。死亡是最彻底的损失，所以，暴力最强者拥有最高否决权。

总之，逻辑和历史经验共同告诉我们：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当然，平民并非不重要。在长时段上，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竞争胜利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法规的选择，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

三、杜撰新词

禅宗和尚说，觉悟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经过多年努力，我好像进入了半生不熟的阶段，看什么不是什么。

打个比方说，在钦定的社会权利图上，县官占地一亩，平民占地一分，奴婢占地一厘。也可以倒过来说，占一亩地的就是县官，占一分的则是平民，占一厘的就是奴婢，等等。山是山，水是水，历历分明。

然而，县官悄悄扩张自己的权利边界，将平民的实际权利压缩到了两三厘，父母官和子民的关系也逐步转向主奴关系。这时的父母官便不再是父母，子民也不再是子民。那么，实际成色不过二三成的子民应该叫什么呢？叫子民还是叫奴婢？在纯度渐变的系列上，哪里是性质突变的临界点呢？这类问题经常让我犯难。

我们知道，人的能力和意志存在巨大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能力和决心也在不断变化。刁狠的县官可能把某些平民的权利空间压缩到一厘之下，尚不及法定的奴婢；而狡猾的奴婢又可能将实际权利扩张到一两亩地，超过寻常的县官。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就描述了给宰相看门的家奴的实际身份。

如果考虑到行为主体不仅是一些个体，还包括了家族、团体、党派、阶级之类的社会集团，实际情形就更加复杂多样，而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错综多变的真实地貌已然如此复杂，观察角度和观察距离又增添了一重变化。于是，小山头可能高过钦定地图上的三山五岳，一条暗沟的流量也许超过钦定地图上的大江大河。放眼望去，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那么，请恕我不顾逻辑地强问一句：不是山的那座山，到底是什么山？不是水的那道水，又该叫什么水？

据说，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对白色有详细区分。我们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们眼里却有丰富的层次和色彩。他们可以用丰富的词汇描述我们视若无睹的差异，譬如阳光之下的白和背阴处的白。他们之所以能看见我们视若无睹的东西，因为他们有相应的语言和命名。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所以有那些语言和命名，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没有留意的东西。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语言和命名既是认知的成果，又是认知的工具。

儒家的规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了许多东西。晚清至今，西方思想大举涌入中国，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和命名系统，在开辟新视野的同时，也难免留下新的盲区。对于上述凝聚了巨量人类智慧的命名体系，我们不能不敬重，不能不学习，但是又不能敷衍偷懒，靠在前人身上吃现成饭。

近一两年，母语中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命名，多次给予我巨大的启发，在先民智慧的引导和帮助下，我借用或改造了一些来自民间的词汇，还杜撰了一些词汇，称呼那些未经正式命名的山川雪原。祖国语言是一座宝库。先行者要在雪中行走觅食，不得不去细看，不能不去强说，不得不努力理解那些事物之间的关系。看、说和理解的成果，积淀为母语的词汇和叙事，其中凝结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我希望，浸透这种智慧之后，我会像实践者一样明了事物的真相，达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成熟境界。

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国家，正在努力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和脚下的地质构造，我们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猜测和描绘这些构造。我们被迫回顾历史，探询当前问题的来龙去脉。在回顾和理解的努力之中，一个更加吻合大型文明悠久经验的概念体系将渐渐浮现出来。在我的想象里，我一直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个自我理解和自我描述的观念体系准备钢筋和砖瓦。

欢迎读者批评指教。我的电子信箱是：wusi5454@sina.com

吴思

2003年6月11日

【正编】

[ 一】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这个道理说来简单，却能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解释许多费解的历史现象。

现象之一：土匪种地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农历七月初五，南、赣巡抚王阳明向皇帝上疏，报告江西剿匪的战果，疏中提到了山贼的日常生活。

王阳明说，各贼探知官府练兵，准备进剿的消息后，“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精壮贼徒，昼则下山耕作，夜则各遁山寨。”[4]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始而惊讶，继而奇怪：土匪也种地？土匪为什么要种地？我想象出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专业土匪，一端是专业农民，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生产与抢劫的组合：以抢劫为生的土匪渐渐变成以耕种为生的农民。那么，决定这种比例关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现象之二：土匪保民

1922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河南土匪绑票，获释后，伦丁牧师写下了关于土匪的见闻：[5]

还在商酒务的时候，有一天，一片浓重的阴郁笼罩了匪首和整个营地。匪首的一个下属违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盘里，有些做法与在行军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干下几乎任何暴行而不会因此受罚。而在这里，在土匪地盘里，匪首们是很注重自己名声的。正在受审的这个土匪以匪首的名义偷取了一条毯子。当消息传到匪首耳朵里时，他暴跳如雷，命令马上把这个该死的土匪宰了。这个土匪的许多朋友为此都来求见，希望他宽大处理，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人被枪毙了，一切都已过去，但处决的命令却令人耿耿于怀。好几天里，营地里人气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显的郁郁寡欢。

伦丁牧师本来对土匪的印象还不错，但是：

我们刚出土匪区，对他们的印象一下子就变坏了。他们无恶不作，烧杀抢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远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毁，烟与火是土匪所到之处留下的最明显的痕迹。随着土匪队伍的移动，遭难的地区实际上扩展到了10英里以外，到处是浓烟、烈火、灰烬和废墟。

伦丁牧师对土匪执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盘里，土匪比警察还要严厉地打击犯罪。我又想象出另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纯粹的害民贼，另一端是纯粹的保民官，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保护和加害的组合。那么，决定这种组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最大化追求

无论是保民还是害民，暴力集团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明）顾山贞在《客滇述》中记载：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为官军所败，从四川仪陇奔回陕西，一部分人留在山里继续当土匪。这些土匪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当播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以为人不耕种，则无从而掠也。”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扰农民耕种，是为了有的可抢。

抢劫行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抢的东西；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的前提，是人质有支付赎金的财力。如血酬定律所说，人质的命价，是由当事人支付赎金的意愿和能力决定的。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反过来说，抢劫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土匪就没法干了。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依据血酬定律做出五个方向的推想。

第一推想：匪变官

第一推想：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6]中写道：

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我不清楚当时当地的物价水平，仅仅从田租或土地税的角度看，“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土匪制订的税率在5%—10%之间，大有什一而税的儒家之风。这笔钱该如何定性呢？从来源看，这是对抢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从形态看，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体现为制度收益，或曰“法酬”。从功能看，土匪收费之后，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有时还杀几个违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这笔钱又有点公共税收的意思。

那么，土匪征收的这笔钱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以为，这笔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公共税收，或曰公共产品的价值，譬如维持治安的费用。另一部分是法酬——血酬的存在形态之一，即超过公共产品价值的多收部分。以简明的公式表达：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法酬（血酬）。将此公式倒过来，则得出法酬的定义：法酬=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

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土匪世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帝国的全部税费，扣除公共产品的价值之后，剩余部分便是法酬。

举个例子说，尽管我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肯花多少钱雇一个皇帝，但我们知道美国人民以20万美元的年薪雇了总统克林顿，俄国人民以3.3万美元的年薪雇了总统普京，而中国皇帝，譬如颇为节俭的崇祯和他的皇后，仅仅两个人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费，每年就有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中国的工资和物价水平比较接近俄国，就算普京总统一家的伙食开支占了总收入的30%，每年吃掉一万美元（8.3万人民币），崇祯夫妇（不算儿女和众妃子）吃掉的竟是人家的52倍。[7]依此而论，普京家吃掉的一万美元可以看作人民愿意支付的第一家庭伙食费，视为合理的公共开支，而崇祯夫妇多吃的51万美元，就要视为法酬了。

所谓公共产品的价值，在土匪世界和帝国时代，只能根据“影子价格”——民主财政体制下的公共开支——估算一个大概。维护公共安全和兴修水利道路桥梁总是要花钱的，也是民众需要的。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官员们的工资也是应得的。皇帝或总统的工作复杂，责任重大，当然还应该享有高收入。不过，皇帝比总统多吃52倍，这笔开支实在无法从公共产品价值的角度去解释。即使不谈民主财政，作为大老板，明朝皇帝给自己最高级雇员一品文官开的俸禄，每年也不过1044石大米，约折2.2万美元。考虑到免税因素，与普京总统的年薪相差不远，相当于崇祯夫妇半个月的伙食费。

所谓法酬，在帝国制度中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皇家和贵族的“工资外”收入，即崇祯比普京或克林顿多出来的收入；二是官吏们通过潜规则攫取的收入。皇家和贵族的“工资外”收入类似股东收益，那是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流血牺牲打天下换来的。官吏的潜规则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额外收益，那是在行使代理权的过程中私下交易所得，这种灰色收入虽然不那么合法，但这笔账却不能不算在皇帝头上。皇家贵族为了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为了保护法酬，减轻工作负担，不能不雇佣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们建立的潜规则体系。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官爵赏罚和军队一样，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天洪水。

我们还是接着说第一推想。这个推想也可以解释李自成的变化。

最初，李自成在“流寇主义”时期，一路烧杀抢掠。《明史纪事本末》说：“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后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李自成“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侈然以为天下莫与争，”觉得自己可能得天下了，便把江山看作自己的地盘。于是行为大变。“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李自成到底是流贼头目呢，还是仁义之师的领袖呢？这个问题不好答。事实上，李自成一直是暴力集团的好领导。作为暴力集团头子，李自成始终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流贼烧杀抢掠，追求一次性血酬的最大化；进城后秋毫无犯，追求打天下坐江山的长期法酬的最大化。

第二推想：官变匪

第二推想与第一推想的方向相反：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

1918年，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召开整军会议，确立了各派系军队“就防划饷”的防区制。用大军阀刘文辉的说法：“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四川军阀混战十六年，大多为此。”[8]

刘文辉用了“独立王国”一词。当时四川的局面颇像战国时代，六七个暴力集团的首领在这片土地上合纵连横，群雄争霸。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度、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经该防区的军阀认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过，由于争夺激烈，防区主人频繁变换，稳定程度比不上独立王国，也比不上诸侯领地，倒有些像黑帮地盘。

刘文辉说，他“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

军阀陈光藻说：“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到1935年（民国24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的。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征收烟款，便设烟馆，抽收红灯捐。各军防区还设立水陆关卡，征收过道捐税。”[9]

除了预征之外，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据1934年对四川15个县的调查，田赋附加税有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26种名目，附加税额之沉重，到防区制末期，竟有达正供数十倍者。[10]

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土匪毕竟没有“预征”，也没有“附加”，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路。而军阀恰恰追求“竭泽而渔”。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第三推想：匪变民

依据血酬定律，再引入生产收益的因素，就可以形成第三推想：随着血酬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

在王阳明笔下，江西土匪从事耕作的背景有两条。一条是官府创立了保甲制度，各村镇的防范越来越严，同时官府开始练兵，准备剿匪，抢劫的风险增大了。另一条是土匪数量在两三年内增长十倍，从三千多人发展到数万人，民众贫苦逃亡。狼多、羊瘦、羊少，抢劫收益势必下降。这两项背景意味着：土匪流血多了，收入少了。血酬降低了。

著名作家姚雪垠生活在土匪横行的地点和时代，又有被土匪绑票的亲身经历，他如此描写土匪造就的环境：“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乡邓县说，大约从1928年到1933年，东乡由红枪会控制，西乡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区因农民流亡，形成几十里荒草区域，当时县政府上报的荒地有四万顷，虽然可能有夸大，但情况的严重可想而知。我曾经进入荒区看过，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鸡乱飞，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处处。”[11]

试想，这几十里土匪控制区中荒草遍地，土匪如何生活？倘若出境抢劫很危险，倒不如以打猎为生。这样一来，土匪就开始向劳动人民转化了。

据民国版的四川《温江县志》记载：由于张献忠的屠杀，温江县境内“人类几灭，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顺治十六年（1659）清查户口，尚仅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12]

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食货篇：“简州赋役，……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温江和简阳都是成都附近的好地方，资源潜力足以供养数十万人口。如此大片地区“概成旷野”，“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全县只剩下一二十户人家，做什么营生好呢？此时，绑票或抢劫的搜寻成本很高，人质赎买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很低。在羊少羊瘦的环境中，与其当找不到肉吃的狼，不如转而当吃草的羊。

不过，土匪种地未必等于当农民。王阳明笔下的土匪自己结寨种地，同时也掳人种地，把他们当奴隶或农奴用。蒙元统治集团和满清八旗集团早期也做过类似的事，他们用掳来的人口建立了规模可观的奴隶和农奴制度。

乱世的农业生产者可能有多种形态，譬如军屯，庄丁，部曲等等。居住形态则有坞堡、山寨和土围子，欧洲则有城堡和领主——都是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围绕着一个暴力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暴力集团的竞争和垄断程度，对农业生产者的存在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土匪要转化为标准的中国农户，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户，都要以帝国秩序的恢复为条件，即以皇帝为首的军政组织成为天下唯一的暴力核心。[13]

王阳明剿匪成功，恢复了帝国秩序，加大了当土匪的风险，提高了当农民的收益。于是，许多山贼下山投诚，转化为农民，王阳明称之为“新民”。

第四推想：民变匪

第四推想与第三推想的方向相反：假定血酬不变，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大量生产者将转入暴力集团。

朱德回忆说，（1921年前后）几乎全中国每一省都处在军阀部队的铁蹄下，农民的收成被践踏得一干二净，成了一望无垠的黄土沙漠。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为了混一碗饭吃，成千上万地当兵去了。[14]

如果部队溃败了，或者将士兵遣散了，这些士兵就沦为无业游民。从民国档案中可以看到，数以千计被处决的土匪中，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无业游民，其次是士兵，第三位是苦力，第四位是农民。其中，无业游民的比例在70%以上。[15]

这种排序，恰好是生产性收益递减的次序：农民有地种，只要不闹天灾人祸，就可能有一些生产收益。一旦失去土地或者绝收，只好“以身为业”，去干苦力或者当兵，干苦力挣的工钱还算生产收益，当兵已经被看作“卖命”。如果再失业了，生产性收益彻底断绝，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无业游民一无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资源，有抢劫能力者便沦为土匪。

在选择排序上，当兵优于当土匪，因为当土匪的前途不如当兵，收入的稳定程度也不如当兵，死亡风险却极高。我根据关东土匪的下落估算过当土匪的风险，“职业死亡率”超过38%。[16]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一下统计和计算的意义。从金文到小篆，“贼”字都是戈下之人抢夺戈下之财的图像。这幅图景显示出生命与生存资源的换算。生产或掠夺活动的收益与风险，决定着贼性的强弱。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人类。当蜜源紧张，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蜜蜂的“盗性”也会随之上升。盗蜜的行为将引发蜂群之间的战争，导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在足够大的样本中，人类的贼性和蜜蜂的盗性一样，都可以如此统计计算，个别人的道德操守对结果的影响很小。

第五推想：变法改制

第五推想是对第一推想的延伸。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既然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那么，当某种秩序带来的收益超过旧秩序时，立法者和执法者也应该愿意变法，提高或降低对掠夺对象的保护程度。

降低保护程度的变法就不多说了，历朝历代推出恶法横征暴敛的故事比比皆是。各级官僚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潜规则替换正式规则，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这里着重考虑更加重大的制度变迁，看看变法改制的终点能推至多远。

据《清世祖实录》（清世祖即顺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卷九十记载：“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同书卷二十说，入关以后，“俘获人口，照例赏给登城被伤之人。”[17]

“血战所得”之类的措辞表明，当事人确实有以奴婢为血酬的观念。正如前边提到的那样，满族统治集团最初就像土匪一样掠人为奴。稍后，他们又像强盗一样，以圈地的方式掠夺了15万至22万顷土地，分给八旗将士，让奴仆为他们耕种。[18]主子对奴仆可以任意拷打虐待。这种制度安排对主子来说很痛快，操作起来既简单又方便，蒙元初期也曾如此办理。

问题在于，奴仆可以偷懒，可以装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还可能逃亡。顺治三年（1646年），“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1649年，奴仆“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1654年，“一年间，逃人几及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从血酬的角度说，大规模逃亡意味着“无以慰其主而劝有功，”[19]制度设计的酬报和激励功能丧失了。不仅如此，圈来的土地大量抛荒，“历年并未收成，”失地者和逃亡者又纷纷当了土匪，这种结果未免让人生出鸡飞蛋打的感觉。

满清统治者的初步反应是双重的，有退让，也有进攻。

先说退让。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下令：“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顺治八年（1651年）再次下令：“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康熙八年（1669年），皇帝再次反击复辟的圈地行径：“比年以来，复将民间田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20]

再说进攻。顺治三年（1646年），“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21]

这些法规初看很奇怪。奴仆逃亡，换来的不过是一百鞭子并归还本主，而隐匿者却要被处死，还要没收家产。被株连的邻居和村干部们也要挨一百鞭子，还要流徙边疆。对逃亡者的惩罚，远不如对被牵连者严厉。这种法规背后的计算是：奴仆像牛马一样是贵族立法者的财产，牛马好不容易找回来了，总不能杀掉，那等于处罚财产的主人。而隐匿者却是外人，无论处罚多么凶狠，立法者也不会疼。

对奴隶主来说，这确实是精明的计算。对天子皇帝来说，这却是狭隘近视的计算。

在满清厉行“逃人法”之前四百年，蒙元也有类似的法律。1232年，蒙古大军攻占河南，“俘获甚众。军还，逃者十七八。”于是皇帝下令：“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这种处罚窝主的方式似乎比满清还凶狠，达到了“灭其家”的程度。这时，耶律楚材（1190-1244，官至元朝宰相）为皇帝另外算了一笔账，他说，河南既然平定了，民都是陛下的，逃又能逃到哪里去？何必因为一个俘囚，牵连处死几十人上百人呢？

当时，耶律楚材刚刚在中原建立赋税体系，多一个百姓便可以多收相当于十几元人民币的税，蒙元大军的军需就要依靠这些赋税。为了那些二三流贵族的一点利益，破坏皇上的一片税基，这种法律究竟对谁有利？

于是，“帝悟，命除其禁。”[22]

几经周折之后，满清也修改了逃人法，窝主免死，处罚减轻。同时又从根本上修改奴婢或农奴制度，规定不得虐待奴婢，殴打奴婢致死，家主也要治罪。后来，租佃制渐渐取代了农奴制，逃人的问题自然也随之消失。

我猜，两千多年前井田制被“初税亩”替代，大量服劳役的农奴成了纳税的自耕农，这种大包干式的制度变迁，便可以解释为统治集团对血酬（法酬）最大化的追求。同样，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晚清官府逐步退出企业，放松官家对工商业的垄断，容许民间工业发展等一系列的新政策。

杀人和害人本身毕竟不是目的，要获得更大的利益，首先要创造条件让牛羊长大，调动它们长肉和繁殖的积极性。根据血酬定律，同样是劫掠，对象价值一万元，或者价值一亿元，血酬的价值可以相差一万倍。那么，创造条件让对象发财，让他们拥有几十亿的身家，即使把劫掠强度降低十倍，依然是非常合算的。

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做法更令人大开眼界。何思源在《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中说，韩复榘野心不大，他感到保存山东地盘，也就很不容易，既怕蒋介石釜底抽薪，拉拢韩的部下从内部瓦解他，又怕蒋介石布下圈套，使韩落入陷阱。

何思源说，韩复榘怕自己军政内部日趋腐化，自己垮台。他常常说要改革，不然就会垮台。韩复榘请梁漱溟到山东办乡村建设，他说：“我不会改革，请梁来替我们改革吧！”韩复榘邀青年党来山东，最后又想和共产党合作，都是从需要改革的心出发的。[23]

由此看来，为了收入的长期最大化，暴力集团的首领甚至可以搞改革，反腐败。如此继续走下去，暴力集团是否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从人民的主人变成人民的仆人呢？

我不清楚台湾的经验应该如何归类。在欧洲历史上，可以看到城市市民集团重金购买自治权的故事。统治集团向市民们出售“自治特许证”，不妨理解为血酬或法酬的一次性征收；出售主人权力，则可以看作变法改制权的有偿转让，这本身就是根本性变法。中国的历史经验中缺少这类东西。虽然不流血的主仆互换并不罕见，但是，变成主人的从来也不是“人民”。“人民”是什么？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农民是一盘散沙，一粒一粒，互无关联。那时候既无议会，又无农会，数千万互无关联的沙粒如何变成主人呢？变成了主人的又怎能算作农民——人民呢？

2003年3月28日

【二】命价考略

一、命价问题

咸丰九年（1859年）旧历九月十八日上午，咸丰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近似福建省省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24]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命价”一词。作者还给出了准确价格：三十洋元（西班牙银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2.4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过2000元人民币。[25]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二、官价

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很，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26]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纪、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42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从数字上看，明朝的命价比清朝便宜许多，实际上，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计算命价的时候也应该打个三折。另外，清朝经济要比明朝繁荣，人们的支付能力强，性命也应该贵一些。最后，如果回忆一下咸丰皇帝打听到的行情，就会发现官价大大高于市价，福建民间开出的30洋元，只能兑换21两白银。

明朝并不是以钱赎命的首创者。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再往前追，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性命可赎，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司马迁若家境富饶，就可以免受宫刑，奈何“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说法。   [27]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价等级资料，来自西藏噶玛政权（噶玛丹迥旺布，1632年—1642年在位）时期的《十六法》，和五世达赖时期（清初）的《十三法》[28]。法律将命价分为三等九级，最高级是“无价”，或等身的黄金；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

上等

上上：藏王等最高统治者（无价。《十六法》规定，上上等命价为与身体等量的黄金）

上中：善知识、轨范师、寺院管家、高级官员［有三百以上仆从的头领、政府宗本、寺庙的堪布等（命价三百至四百两）］

上下：中级官员、僧侣［扎仓的喇嘛、比丘、有三百多仆从的政府仲科等官员（命价二百两 ）］

中等

中上：一般官员，侍寝小吏、官员之办事小吏［属仲科的骑士、寺院扎仓的执事、掌堂师等（命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两）］

中中：中级公务员［小寺院的扎巴（命价五十至七十两）］

中下：平民［世俗贵族类（命价三十至四十两）］

下等

下上：［无主独身者，政府的勤杂人员（命价三十两）］

下中：［定居纳税的铁匠、屠夫、乞丐（命价二十两）］

下下：妇女、流浪汉、乞丐、屠夫、铁匠（命价草绳一根，《十六法》规定，下下等命价为十两。）

这套法律不仅规定了命价，还规定了“血价”——五官或四肢受伤致残，伤人者要根据具体情况，向受害者赔偿所属等级命价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29]

从上述数字看来，明末清初藏区的命价与明朝相比偏高，与清朝相比偏低，总体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无价”的字样。我们知道，这是主体自我估量的感觉。法律表达了这种感觉，恰好表明了谁是法律的制订者。不过，自我估量归自我估量，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最高统治者的生命并不是无价的。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囚禁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双方谈妥，国王性命的赎金是一大笔金银，金银要在囚室内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这间囚室长约7米，宽约5米，据说堆积了黄金1.3万多磅，白银2.6万磅。这就是印加国王的命价。顺便说一句，皮萨罗得到金银后，照样处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只把烧死改成了绞死。这是一锤子买卖，不讲信用也难以报复。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恶么？这要看怎么说。一二品贪官犯了死罪，法定赎金是一万二千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一千二百两银子即可赎命，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一万两，够他们赎八条命了。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二十两银子，也要一万二千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同虚设。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据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价格，买不买听凭自愿，比起明朝的一刀切来，应该是一个正视现实的进步。

实际上，当代的命价也不一样。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在现实操作中，赔农民的钱往往不及赔城里人的一半。美国的价差也不小。9•11事件后，联邦赔偿基金确定的遇害者赔偿办法据说有很大差别：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能得到50万美元的赔偿。如果遇害者是华尔街经纪人，他的遗孀和两个孩子却能得到430万美元。这种差距招致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强烈抗议，美国政府被迫承诺修改赔偿金发放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真要修改了，是压低华尔街经纪人的命价呢，还是提高家庭妇女的命价？经纪人一年就可能赚三五十万，纳税额也非常高，压低了明显亏待人家遗属。把家庭妇女的赔偿金提高到430万，纳税人又会有意见：干脆你把我这条命也拿走算了。

三、赎票：买命计算之一

最典型的买命，即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关于这套规矩及其术语，蔡少卿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30]中写道：

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绑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这年轻妇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如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

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根据被架者家庭的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间地点之不同而有所变化。据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陆军部档1011，2，269）这个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时报也载，1917年，“濮县盐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为匪架去，声称赎资六万元。”（时报1917年9月14日）

同年，山东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儒等三家六人，各家属邀公民李翔臣为六人之代表，赴毛思忠处求情。毛思忠云：“汝来义气可钦，看汝之面，减去一万元。回籍后速备军费二万元送来，即放六人去也。”（时报，1917年9月11日）。

山东土匪的抢架勒赎，后来发展为四处抢掠，逢人即架时，票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时报1923年9月1日）。

河南土匪架票勒赎的情况，与山东土匪相似，“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同上）。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时报1927年7月31日）

绑票术语，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吊羊、接财神、请猪头、养鹅生蛋、票、肉票、架票、绑票、新票、彩票（富人）、当票（穷人）、土票（农民）、花票（女人）、水头（票价）、压水（说票者）、叫票（讲票价）、领票（赎回肉票）、看票（看守人质）、票房（拘留肉票之处）、票房头（管票房的头目）、叶子（肉票）、叶子官（看管肉票的头目）、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撕票（杀人质）。

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

首先，所谓买命，譬如买儿童人质的命，意味着儿童的性命在土匪手里，儿童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土匪掌握了人质的性命，却不在乎人质的生死，只关心钱。人质的亲属关心孩子的生死，不那么在乎钱。即使不算亲情只算钱，养育儿童的花费，儿童未来对家庭的贡献，也是一笔可观的大数，而对土匪来说，这个数字无非是绑架、看守和喂养人质的那些花费，感情更是扯不上。对同一条性命的估价如此不同，这就是交易的基础。

其次，票价差异巨大，因为肉票的价值确实不同——赎命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不同。这一点无须解释。不过这个道理隐含着一个逻辑推论：当平民百姓普遍贫穷时，绑票也会逐渐无利可图，我们看到，票价已跌得不足十年前的十分之一。这时候当土匪的风险依然，收入却未必足以糊口了，土匪也就不能再当，大乱便可能转向大治。真所谓物极必反。另一个推论是：所谓“吃大户”，“劫富济贫”，号称也是一种道德，其实在经济上这是合算的买卖。后来竞争激烈，生意不好做了，就要吃到小户头上。势之所至，不得不然，非把经济选择说成道德选择，未免有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之嫌。

再次，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叫票（讲票价），这些都属于定价程序，是绑票者确定赎票者的支付能力的过程。这方面出现误差，不能成交，便要出人命。

最后还要注意，掏钱赎票者并不是人质本人，而是他的亲属、代理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人质的性命的估价，对人质生死与自身利害关系的预测，直接决定着掏不掏钱，掏多少钱。这道弯子可以绕出无数离奇故事。

我所见到的最离奇的买命故事，是一个英国人讲述的。[31]

1932年9月，两个英国人，医生的女儿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国洋行的雇员，在辽河边上的牛庄被中国土匪绑票。土匪为这两张洋票开出了天价。

下边是土匪写给人质父亲的信：

第一封信想必已经收到，但数天来何故迟迟不复？波利女士的赎金为70万大洋，科克伦先生为60万大洋，外加100枝步枪、3万发子弹、200盎司上等烟土、50码黑缎、100只金戒指、30只金手表、2挺重机枪、5万发子弹、4枝毛瑟枪、120把左轮手枪、120枝来福枪并配子弹。倘若一个星期内不予答复，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伦先生的耳朵奉上。倘两个星期内不见答复，就毙了他俩。万勿以为我等心慈手软，仅危言耸听而已。不照此办理，定然说到做到。

信里还提到，如果日本人一周内撤出满洲，他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

价格如此巨大，就连印加国王的命价都不及此数，但土匪硬是开出来了。对此，绑匪北霸天和波利有一段对话。

波利说：“我俩都是小人物，你怎么老是看好我们值一大笔钱，肯掏钱救我俩的只有我父亲，可是他的钱根本就不多。”

“你们政府会掏钱的。”他肯定地说。

“不，不会的。他们为什么要掏钱？假如你们中谁被绑架了，你们的中央政府会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钱吗？当然不会，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对政府来说，你我都算不了什么。”

“那么让日本人掏钱，他们有责任，就该负担这笔钱。”

“我转过脸去，不耐烦地耸耸肩。关于赎金的争论，每次谈到这里就卡住了。随你怎么解释，北霸天总认为日本人应该、能够而且愿意为我俩出钱的。”

离奇的是，后来日本人确实掏钱了，他们出面谈判，达成了协议，1932年10月20日，日本人用马车拉着两个红色的大箱子，装了崭新的票子，从中国土匪手里赎回了英国人质。这就意味着，中国土匪看得比较准，比英国人质更清楚地认清了形势，算清了利害。

据说，由于人质危机，英国海军开进了中国内河，威胁日本说，如果他们不解决此事，英国就要自己解决。这样一来，英国人质的生死就成为英国介入满洲，干预日本统治的借口。日本人不能让这个借口成立，英国的介入对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太不利了，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向土匪付了成箱子的钱。在这里，英国人质的命价，取决于日本人肯花多少钱避免英国军队介入所造成的麻烦。

官府在赎票问题上的计算和谋略还可能更加复杂。人质亲属赎票的计算比较简单，只要考虑支付能力和自身利益就行了。官府则不然。首先，官府凭什么掏钱？人质是官员的儿子吗？其次，如果面对某种压力，譬如面对国外政府的压力，政府不得不赎票，那也要考虑让土匪得逞的负作用。赎票和退让可以解决眼前危机，但是由此形成的激励，却给将来造成了更大的隐患。这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换算。总之，官府与亲属一般是有矛盾的。亲属赎票不必考虑外部效应，政府则不然。政府是秩序第一，亲属是亲人安全第一。

1923年10月至12月，德国的助理教士F. Strauss先生在湘西的洪江一带被土匪绑架，土匪开价12万。传教士在《被湘匪绑架的80天》[32]中写道：

迄今为止与土匪的所有谈判都失败了。土匪们坚持他们的要求——钱或生命。考虑到我的生命有危险，洪江的将军们不敢对土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为我支付一大笔赎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于是拖延就成了不了了之的办法。

最后，这场人质危机是拐弯解决的。当地驻军的首领张将军答应收编一股土匪，但是有一个条件：释放传教士。这股期盼招安的土匪便出面与绑架传教士的土匪谈判，用800吊铜钱从绑架者手里赎出了传教士，然后完成招安。

这个价格似乎只比当时的土票稍高一点，不足12万开价的百分之一。之所以能够成交，是因为另有一种利害计算。这股土匪不能敲诈另外一股土匪，不给面子，就意味着将来结仇，在长期关系中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使自己的生命承受更大的风险。通过这一系列算计，官府没有让步便救出了人质，赎票者没花多少钱就得到了招安，绑匪没有白忙还捞了人情，大家都高兴，危机就这样摆平了。

四、投资：买命计算之二

1929年5月，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颁布了《清匪奖励办法》[33]：凡军警搜捕匪首一名，赏现大洋3000元。搜捕匪徒一名，赏现大洋1500元。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每名发抚恤金5000元，士兵发1000元。

张学良出手阔绰，命价开得太高了。1929年12月，东北各省制订出实施细则，给土匪的命价打了三折，官兵的命价分别打了二五折和八折。奉天省规定：捕获匪首一名，赏1000元，捕匪徒一名赏500元。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发抚恤金1200元，士兵发800元。这些经过修改的价格，与当时土匪绑票的要价比较接近，更贴近市场行情。

这里出现了两个命价：土匪的命价和官兵的命价。土匪的命是官兵们拼命夺来的，买土匪的命，等于买官兵去拼命。为了简明，我们只讨论官兵的命。

军阀买官兵的命，不同于亲属赎买人质的命。赎票买命，好比百姓买粮是为了自己吃。军阀买官兵的命，好比糕点厂的老板买粮是为了加工出售。在军阀的计算里，官兵的性命是一种资本品，只要运用得当，就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高于命价本身的价值。不过这种投资的风险非常大，使用不当，很可能血本无归。张家父子是打天下的人，需要考虑的因素多，账目比较复杂，不容易算清楚。本文开头提到的福建械斗就比较好算。

皇帝听到的汇报说，小姓械斗是因为不堪大姓的欺凌。这种欺凌，很可能体现为某些争议田产的分配和占用。历史上，福建广东一带的械斗，往往为了争夺产权不明的沙田，而田地的价值是可以算清楚的。小姓为了免于被欺凌而博命厮杀，意味着欺凌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大，值得雇人拼命，或者用本族的人命去换。大姓也认为，为了维护欺凌小姓的体制，即使付出人命的价钱也是合算的。譬如，死了二十人，支出命价600元，而夺到的田地价值很可能超过1000元——寥寥几块钱恐怕难以挑动众人集体拼命。

买命争利是历史上的寻常事，在国际上也不新鲜。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九日，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向关东马贼开出的命价如下：[34]

1、凡生擒俄兵者赏银40元，抓获军官者加倍。

2、凡击毙俄兵缴获其肩章、军帽、刀剑者赏银15元，击毙军官者加倍。

3、凡缴获俄军良马者赏银30元。

4、战斗中负伤者赏银50元，战死者加倍。

5、凡勇敢善战建功者，给予破格奖赏。

除了上述赏金之外，日本还负责向关东马贼供应武器弹药，发放军饷，承诺战后安排工作。结果，数以千计的关东马贼多次与俄军战斗，切断俄军的电话线，充当日军的向导和侦察员，甚至直接冲锋陷阵。在日俄战争中，关东马贼为日军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的这笔投资得到了丰厚回报。俄国则相反，丧师失地，血本无归。

五、重大历史事件：买命计算之三

我读到过的数目最大的人命计算，发生在1230年。《元史》列传三十三，有两处耶律楚材劝皇帝不杀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千万平民的性命掌握在皇帝手中的时候，元太宗窝阔台如何决定其生死，如何估量其价值。

《元史》说，太祖（成吉思汗）之世，每年都在西域打仗，无暇经营中原，中原一带的大多数官吏私自聚敛财富，资产多至巨万，而官府却没有储存。因此，窝阔台汗即位的第二年（1230年），近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重大建议。别迭等人把国库空虚归咎于农业，误以为汉族农民对国家财政没什么帮助，不如空出这块地方放牧。这种政策也确实在一些地方实施过。别迭建议的“悉空其人”，有人认为是大屠杀，把中原一带的汉人杀光。这类事情，成吉思汗的骑兵很擅长，但也未必用得着一刀一箭地苦干，只要空出地来，汉人流离逃亡，大规模死亡必定出现。

耶律楚材（字晋卿，1190—1244年）是高度汉化的契丹贵族，这从他名字所依据的“楚材晋用”的典故就能看出来。耶律楚材知道，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牧业，他对皇上说：“陛下即将讨伐南方，军需从哪里出？如果均平确定中原的地税、商税，征收盐、酒、铁冶、山泽之利，每年可得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帛、四十余万石粟，这些物资足以供应军需了，怎么能说‘无补’呢？”

皇上说：“你为朕试试看。”于是，耶律楚材在燕京等十路建立了征税体系。1231年秋，皇帝到大同，十路的税收登记册和征收来的金帛都陈列于廷中，皇帝看了，笑问耶律楚材：“你一直在朕左右，人不离开就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还有如你这么能干的吗？”当天，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宰相），事无巨细，都先与他商量。

上述白银、粮食和布帛的总数，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大约可以折为70万两白银[35]，这笔钱救了多少中原汉人的性命呢？当时占据北方的金国人口在六千万上下[36]，金国设中都路（今北京一带）等十九路，扣除人口最多的南京路（开封一带）和山东东路（今山东半岛一带），人口再折一半，比耶律楚材设置的十路少一两路，仍有两千万条性命，平均每条命每年可以贡献三分五厘银子，约等于人民币14元。皇上为什么不降旨扫空汉人？关键就在这14块钱。

我不知道农业能比牧业多提供多少税赋，即使牧业对军需和国用毫无贡献，汉人性命的价格，也不过14元/年。换个角度说，汉人以每人每年14元的赎金，从皇帝手里买下了自己的性命。这个交易隐含的前提是：平民的性命不属于自己，生杀予夺由暴力统治集团说了算。

两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在开封重演。在攻克汴梁（今开封）前夕，蒙古大将速不台派人向皇帝请示。速不台建议：“金国人抗拒持久，我们的士兵多有死伤，城下之日，应该屠城。”速不台的建议是有根据的。按照成吉思汗时代的规定，攻城时敌方如果抵抗，就属于拒命，城破之后必须屠城报复。

耶律楚材闻讯后，“驰入奏”，对皇帝说：“将士们辛辛苦苦数十年，想要的不就是土地和人民吗？得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土地又有什么用！”这番话说得比较虚，压不住皇上的杀心，“帝犹豫未决”。于是耶律楚材很实际地说：“能工巧匠，厚藏之家，都聚集在这里了。如果都杀了，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皇上同意了这个说法，下诏只杀姓完颜的，其余勿问。开封城内147万人因此获救。

我还见过关于这场对话的更详细的记载，但一时想不起出处。我记得耶律楚材把开封工匠每年能够生产的弓箭和盔甲的数字都报了出来，并且与蒙元每年的军需做了对比，扎扎实实地证明了他们对国家的用处。算清了用处之后，皇上才同意饶人民一命。

当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人民的生存权，与牛羊猪鸡的生存权一样，说到底，还是自己用肉蛋奶和皮毛换来的，具体到某个品种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靠比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竞争来的。耶律楚材先生的作用，无非是帮助皇帝认清了汉人的真实价值，纠正了别迭的错误估计。

六、卖命的计算之一

严景耀先生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介绍了一个土匪的个案[37]：

刘某是东北的一个佃农，为了从地主那里租佃土地，他与其他佃农竞争甚烈。按照当时的规矩，佃户在第一年要预付地租，第二年才能耕种。1927年收获很差，刘某交不起租。他知道，如果不能当年年底或来年年初交满租银，他就不能再种这地了。但是他因歉收无力付租。

收成后，刘某离开家乡，参加了土匪组织，出外抢劫。到了来春，他交了全部租金并且继续租佃。他的东家对于他付租非常高兴，因为其他佃户在那年都付不起租。

第二年，年成又不好，刘某又照去年一样干了一番。其他佃户对于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产生疑心。最后，他们肯定他当了土匪。否则，哪里来这么多钱？刘某因为被疑为匪，一不作，二不休，就干脆参加土匪群了。他说：“我一被拖进匪群，我就被介绍给其他匪徒，我发现我的邻村有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被迫为匪。”

其实这个土匪个案并不典型。按出身行业计算，农民当土匪的比例排在第四位，但我们不妨先借此分析一下。

直截了当地说，刘某为什么当土匪？为了保住租佃的土地。对佃户来说，土地可不是什么等闲的产业，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命根子，是“命产”。一般来说，物质资源都是“身外之物”，但是，随着资源的匮乏程度逐渐逼近甚至突破维持生存的底线，身外之物便逐渐演变为“等身之物”，成为性命所系的“命资”，可以提供“命资”的生产资料则是命产。

在资源瓜分完毕的社会格局中，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血线之下，各种物资都获得了命资的意义，一碗饭可以延续一天的性命，一杯水也可以等于一条人命。突破血线必定导致流血，要么自己失血折命，要么博命威胁他人，劫夺活命之资。

简而言之，刘某当土匪是为了保住命产，从而获得命资，由此保住性命。

当土匪的风险并不小。田志和、高乐才两位先生根据档案、志书、报纸等材料编制了清末民初（1931年前）的东北匪首名录[38]，共开列了1638个土匪的匪号或姓名，其中，给出下落的共732人，占44.6%。我大概算了一下，假定那些下落不明的人（约55%）全部逃脱了惩罚，在有下落的732人中，因土匪生涯而死亡626人，仍然占到总数1638人的38.2%，占有下落者的85.5%。

38.2%，这就是当土匪的死亡概率。

土匪的基本战术近似游击战，八路军是打游击的顶尖高手。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死亡人数约为40万，抗战结束时全军总人数为120万，生死相加共160万，简单计算的死亡率为25%。关东马贼在战术素养和群众关系方面根本无法与八路军相提并论，由此估算，38%的土匪死亡率，可能与事实相差不远。

土匪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又如何呢？说来话长。与通常的印象和传闻不同，除了暴饮暴食的机会多一些外，匪众生活和收入的一般状况，未必能超过普通自耕农，很少有财富积累，其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又苦于自耕农。这种基本估计，与大多数土匪向往招安，愿意“吃粮当兵”的状况也是吻合的。当然，匪众的收入不能代表匪首，匪首在分红中占大股。当年梁山泊好汉分红也是如此，抢劫来的财富，留寨50%公用，其余50%再一分为二，十一位头领分一半，七八百个喽罗分另外一半，收入差距高达六七十倍[39]，还不如清末民初的土匪平等。

以38%的死亡率，换取仅够维持温饱的生存资源，这便是土匪的生意。这条以性命博取命资的活路，其实是拿未来数年间的较低死亡率，替换目前旬月间的较高死亡率。这是对生存机会最大的追求。

什么人愿意做这种死亡率将近40%的生意？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察哈尔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物一览表”，1917年1月至12月，被枪决的106个盗匪出身如下：[40]

1、无业游民38人，2、苦力21人，3、士兵19人，4、农民8人，5、小贩5人，6、匠人4人，7、佣工和商人各3人，8、伙夫和工人各2人，9、医生1人。

另据陆军部档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民国三年至民国十四年，山东、安徽、河南南阳、东北地区、贵州等地共处决土匪1105人，其中：

1、游荡无业860人，2、当兵70人，3、佣工苦力53人，4、务农33人，5、其他78人（包括手工匠，小贩，拉车，剃头，唱戏等等）。被处决的一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来自上层阶级。[41]

在这两份统计中，农民都排在第四位。请设想一下，假如刘某被地主夺佃了，失去了命产，而他又没有别的本事，眼前还有什么出路呢？一是卖命当兵，二是卖力气当苦力。这恰好就是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土匪出身。这两个行业虽然没有命产，却能“以身为业”，用血汗换取命资。

再设想一步，假如刘某被军队遣散，或者被老板解雇，他却如何是好？这时候，刘某的身份就成了无业游民，即土匪的最大来源。当时的无业游民，大体是挣扎于血线之下的社会集团。在较大范围的陆军档案统计中，土匪中无业游民的比例高达78%，而且立场也最为坚定，他们是土匪团伙中的永久性骨干。

由此看来，刘某为了保住佃权而当临时土匪，竟然有了避免沦为专业土匪的意义。奈何行事不秘，引起了佃权竞争者的怀疑，风险陡然增大，被迫转为专业。

七、卖命的计算之二：制度建设

同样是以命换钱，发展水平却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

低水平的马贼，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性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强的低级阶段。高水平的马贼，发出通知（喊票），立下规矩，坐等人家纳贡交费，与官府收税相似。此时，性命换来的乃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较小的高级阶段。

《关东马贼》[42]介绍说，专有一种“吃票”的土匪，一般不抢劫，不绑票，依仗雄厚的武力，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山必经的山门河口等地方设立关卡，对货主、商旅的货物提成。他们常在一个地方坐等吃票，或季节性派出崽子临时设卡吃票。反抗者、逃避者、报官者命运难卜。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猎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多得很。匪绺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栈、车站、码头、江沿等要隘地方设下暗卡，底线、坐线，经过者必须被吃。一般而言，吃票少则一成，最高三成。

可以想象，只要能够坐吃，土匪就不会辛辛苦苦地冒险抢劫。问题在于，要有许多人命和精神的投入，多年的苦心经营，拉好保护网，布下侦查网，铲平反抗者，赶走竞争者，吃票制度才能有效建立。不过，一旦建立了这种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只需付出维护制度的成本就行了，不必再刀刀见血地苦干。那时，有能力抢劫却不必抢劫，甚至还要禁止抢劫。而处于低级阶段的土匪，只能靠抢劫为生，被迫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如此一比，高下立见。

海盗的情况也是如此。（清）乾隆嘉庆年间（1790—1810年），经过几代人的潜伏发展，华南海盗进入了鼎盛时期。穆黛安在《华南海盗（1790—1810）》[43]第五章中介绍了“海盗的进账”，总共开列了四条财路。抢劫和绑票属于临时性收入，是海盗早期收入的主要来源。征收税费则可以带来稳定的高收入，是海盗鼎盛时期的主要收入方式。作者讲述了这种收费体制的创建经过：

19世纪初，广东有22个盐场，其中大多数都位处该省最南端的州府——高州、雷州、琼州、廉州。……大部分盐都是用帆船运往各地的。大型运盐船队每年四次集中于电白，将盐运往400英里之外的广州。

早在1796年，海盗便已开始涉足盐业。那时，小股海盗每隔一定时期就袭击一二艘盐船。后来，在西山军的旗帜下，随着其组织愈趋完善，技巧也愈趋熟练。他们已能集拢70至100艘船对整个运盐船队实施截击。到1801年时，他们更以300艘帆船组成的大型船队，明目张胆地袭击尚未离开电白港口的运盐船只。……到1805年时，他们已足以控制运盐航线。因此，当时广州盐价猛涨，尽管皇帝下令各盐船均要配置乡勇护航，但收效甚微。盐商不久便发现，直接与海盗进行谈判，向他们交纳大笔费用以换取盐船的安全航行更为方便。

由于地方会党的帮助，海盗们成功地使得上述活动日趋完善，以致于每一艘开往广州的船只都发现，不购买保险费就难以成行。海盗收取保险费的比率是100包盐交纳50元。有时候，海盗甚至还为交纳保护费的船只护航。1805年，一支运盐船队每船向海盗交付200西班牙银圆，海盗便将其护送至广州。通过收取盐船保护费，海盗一年四季便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

为了使这一收入来源不至枯竭，海盗毫不客气地对那些不愿听命的船只进行打击。一旦实施这种打击，其行为是十分残忍的。1805年6月28日，在大洲盐场，有70艘进行抵抗的官盐船被海盗焚毁，几天后，另有110艘船又被化为灰烬。同年9月13日，120艘海盗船袭击并焚毁了停在电白港的90艘船，至该年年底，不在海盗控制中的官盐船仅有4艘。随着保护费的不断缴纳和收取，海盗和盐商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最终，盐商甚至开始将粮食给养和武器弹药提供给海盗。

海盗可能也以同样的方式控制了鸦片贸易……

海盗能够向海面上的各种船只征收保护费，表明其势力达到了顶峰。无论商人、船主、舵手和渔民要把船驶往何方，都必须向海盗购买保险。他们按规定交付钱款之后（有“号税”、“港规”、“洋税”和“勒税”诸种名目），便得到海盗首领签字的路条执照。

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购买临时的特许执照，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保护费是按年征收的。保护费很是昂贵，有些地方，商船按其货物价值交纳银钱，每个航次所交费用在50至500元洋银之间。在另一些地方，一艘远洋商船离港出海时要交400西班牙银圆，返回时要交800元。家底殷实的船主单程一次便要交几千两银子的事也并非鲜见。

收费保险制在广东西部发展的十分完备。到1803年时，广州以西的贸易，无处不在海盗的保护之下。一年后，他们又将其势力扩张至珠江三角洲，有70艘大船在澳门附近岛屿长期驻扎，每天都有船出海拦截往东航行而未交保险费的船只。到1806年时，这一带所有船只都难以自保，很少有船胆敢未获海盗许可而自行出海。

海盗首领对执行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双方达成的协议十分严格认真，或者说，在整个海盗联盟内都很重视这一点。当海盗进行海上拦截时，被拦截者只要出示缴费证明即可放行。如果违反这一规定，海盗首领会断然下令部属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有一次，一位海盗头目误劫了一艘受保护的渔船，大盗首不仅命令他将船归还原主，还勒令他为这一错误向船主赔偿500西班牙银圆。

转述至此，我已经感到界限模糊了。百姓服输认帐之后，海盗与执行高税率政策的官府到底有什么区别？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民众来说，无论向谁交纳税费，反正都没有选择权和退出权。如同对海盗制订的税率没有发言权一样，民众对官府的政策也没有发言权。明清两代，官府都实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当于百分之百的高税率，他们并没让老百姓投票表决。这时候，到底谁比谁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请护航者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海盗的安全服务似乎比官家水师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选择空间，民间竟选择了海盗。

八、博命集团及其制度背景

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刘某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当土匪。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势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民国初年，严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县作调查，县长向他诉说了这种难处：

县长说，在两年县长任内，他对于灾荒的事件穷于应付。他说，别处的灾民跑来我县抢走粮物，老百姓就来告他们的状。可是我无能为力。因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第二，我没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卫兵去抓这些土匪。即使我抓了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牢房收容他们。

当我说这些老百姓（这些土匪）是捉不完时，他们就控告他们的亲属、叔舅、表兄弟等，并要我去抓他们。在过去株连亲属是合法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不允许株连亲属的。于是老百姓就说我包庇匪类，或诬我贪赃纳贿。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个悲剧，我们县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到处你都可以听到强盗、绑票和暴动的新闻。我简直没有办法行使我这个县长的职能，因为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们实际并不是匪而是灾民。[44]

在这个故事里，县长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难。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为了避免道德判断，我们不妨使用“博命集团”这个中性称呼，只关注他们以命换物的特征。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据《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报道[45]，1934年旱灾之后的江浙地区，灾民无米充饥，便纷纷涌往富户商家抢米。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是暴动。仅浙江一省，发生较大规模抢米骚动的就有嘉兴、海宁、桐乡、长兴、临安、萧山、嘉善等县。

农民的闹荒，不但表现在抢米分粮方面，而且表现为焚屋焚仓，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将他们视为“匪”而大肆镇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背井离乡，甚或真的沦为匪寇了。

——由此可见，在临时土匪和平民之间，还存在闹荒这样一种过渡状态。闹荒有比较明显的道德合理性。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贬低人类之最要，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为这种制度辩护也难以令人心服。

九、综合平衡

最后，我们从“集团交易”的角度，对上述买卖关系做一个总结。

一、皇帝、军阀或匪首之类的暴力集团首领，他们是“招兵买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他们是买主，士兵是卖主。为了将暴力行业中的这两大集团区别开来，我们类比资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称首领们为“血本家”。血本家与士兵构成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出钱越多，兵马就越多，打江山坐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来的预期收益高了，也更能吸引人才。军政制度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交易。譬如贵族制度，军功封侯制度，就是针对血本运营的高级人才设置的卖命激励机制，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或期权制。“抓壮丁”则是赤裸裸地喝“兵血”，剥削卖命者的“剩余价值”。

血本家永远是有竞争者的。即使最高层的皇帝，有时也不止一个。更何况还有中层的大小军阀与下层的土匪海盗山大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血本家之间往往掐得你死我活。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直到民初的军阀混战，再加上每个朝代的末尾和开头，都是他们拼命表演的时代。

二、血本家招兵买马之后，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暴力强权，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活下去，就要以劳役或贡赋自赎。这又是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凭借生杀予夺的实力，努力从百姓手里榨取更多的赎金，可又要掌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损。倘若杀光抢光，破坏了再生产能力，正如耶律楚材警告的那样，“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即使不杀，管得太严也未必合算。固然可以把民众当牛马奴隶驱使，但防不住人家偷懒，挡不住人家逃跑，反而不如把皇粮承包下去，不少收钱还落得省心。不能过分的另一个理由，即赎金开得越高，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搜刮到血线之下，不让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拼命就成了合算的选择。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境。

不同类型的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流寇不怕杀光抢光，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窝边草。军阀吃不吃，取决于驻防时间的长短，有没有扎根的打算。至于皇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饿疯了，一般不肯杀鸡取蛋。但是随着官僚代理人的暗自加码，皇粮和劳役往往征收过度，逐步走向杀鸡取蛋。

三、在上述两类交易关系中，活动着三个社会集团：士兵——血本家——民众。和工农兵一样，血本家也在创造历史：血本家勾挂两边，霸占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搜刮的财富则是官兵与民众双方的关键性重合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血本家搜刮的财富越多，他们招兵买马的数量越大、质量越高，因此决定了他们实力的强弱，又决定了控制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而搜刮财富的多少，偏偏又受制于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受制于血本家与民众的共同利益——竭泽而渔也是对鱼塘主人的损害。在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谁玩得高明，谁善于发挥儒家兵家和法家的智慧治民治军治吏，在综合平衡中争取最大收益，谁就有希望攫取天下。

2003年  2月18日

【三】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

——说官话的利害计算

说官话，还是不说官话，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选择问题。我看过清朝人笔下的几个对话，都出现了话语体系抉择的场面，其中还有迫使说官话者改口的场景。细品当事人的应对和选择，颇有一番能够以利害计算出来的道理。

1853年9月4日，小刀会在上海造反，擒获上海道吴健彰，与上海一湾之隔的宁波顿时紧张起来。小刀会本是洪门天地会的一支，活跃于宁波上海一带，宁波人加上海人与广东帮和福建帮并列为小刀会三大帮之一。如今上海的吴道台被小刀会擒了，生死难测，宁波知府心里该如何想？

宁波知府段光清46感觉到了治下的造反骚动，他立即组建民间联防体系，安排联防队巡夜。具体办法是：各户轮流出成年男子值班，每五天一轮。巡夜也不完全白巡，段光清劝谕商人捐献粮食，给巡夜的联防队员们熬粥当夜宵。当然，事出紧急，这些措施只能算临时性的土政策，合法手续多少是有一点问题的。

在落实土政策的过程中，一个地保找段光清告状，说城西有个开小铺的营兵，派不动，就是不肯去巡夜。营兵是清朝正规军绿营的兵，在八旗腐烂透顶的情况下，绿营已经成为主力部队，并不归地方行政系统管辖，地保派不动营兵并不足怪。不过左邻右舍攀比起来，追问这个开小铺的凭什么白白让大家保卫他，公平何在，确实也够让地保为难的。

这时段光清出面了。他来到营兵家，问他为什么不去。下边是段光清记录的二人对话。[46]

营兵跪对余曰：“营兵每夜要跟本官巡夜，不能再派巡丁。”

余笑曰：“尔不必对我说官话。若营中果每夜出巡，何需百姓巡夜？今我劝百姓巡夜，原欲其互相保卫耳，百姓不言苦，营兵反畏劳乎？

“且尔既吃粮当兵，日中则当操练，夜则缉贼，是尔营兵事也。何以来城西开店？我带尔去见营官，问尔真是营兵否？”

营兵无语，惟叩头承允出丁巡夜。

这可真有意思。一个当兵的坚持要说官话，一个大官却威胁他，不许他说官话，这“官话”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官话表述的是一套有关军队的性质任务之类的正统说法，据说这支军队的士兵每日白天操练，夜晚随军官巡逻，辛苦得很。一旦进入这套说法，就进了一套地方官插不上手的规则体系，人家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按照规定为国为民奉献出来了，当然没时间参加民间巡夜。这套官话冠冕堂皇，地保大概就是被这套话噎住了。

段知府拒绝进入这套系统，他说了另外一套话。准确点说，段知府拒绝了“北京话”，代之以“宁波话”。宁波话表述了土政策，一旦进入这套规矩，营兵就不能不参加巡夜，否则就不公道。试问：平民百姓凭什么干那些本该由军人干的事？那些职业军人每个月拿四两银子的饷，折合一天二三十斤大米，而平民熬夜巡逻，才给一碗粥喝。拿二三十斤大米的职业军人躺在家里睡觉，喝一碗粥的平民倒要去保卫他——那套“北京话”维护的现实未免也太不像话了。

总之，话语之争，其实是规则体系的选择之争。而规则之争，说到底又是利益之争。

我们继续拆解这个故事，看看决定胜负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继续拆解之前，我想先嘲笑那位营兵两句。这位老兄可真够傻的，还算职业军人呢，难怪清朝绿营那么不中用。孙子兵法云：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孙子兵法又云：多算胜，少算不胜。难道这样的仗也可以打么？对那位营兵来说，输赢无非是熬几十天夜的问题，而对段知府，输赢却关系到联防体系的建立和稳定，关系到维护这种稳定所必需的权威，而这些又关系到段知府的前程甚至身家性命。且不说双方的地位如何悬殊，单算战斗意志，算奋战到底的决心，营兵已经算不赢了。

我猜，营兵从一开始就没有算过，别看他是开小铺的，眼光只够看一步棋。他以为地保根本就请不动知府，只要把地保噎回去就算胜利了。没想到地保也是奉领导指示行事，巴不得把困难推给领导，知府也不得不出来为地保撑腰。此时，骄兵恐怕就要阵脚大乱。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早已想过了，并且准备顽抗到底。老子又不是你的子民，你管得着么？老子不巡夜犯哪家的法啦？

不参加巡夜地方官也管不了，这是营兵一步到位的如意算盘。段知府却比营兵算得深远，他一下子算出了三步棋，并且把这三步棋摆给营兵看。

段知府说，你按我的规则玩，虽然难免熬夜，对你也是有利的，保护大家的安全自然要大家出力。这是第一步的利害计算。

如果你非要碍我的事，非要按你的规则玩，一毛不拔，我只好陪你玩到底。你以为按你的规则玩我就赢不了你么？用不用我带你去找你们领导去？我不仅要让你的如意算盘落空，还要让你损失惨重，鸡飞蛋打，连老本都赔进去。这是第二步的利害威胁。

如果真走出了第二步，真闹到官场上去，发生条条块块之间的利益之争，知府真能在那些骄兵悍将手中占到便宜吗？万一绿营的军官害怕为小兵的过失承担责任，要为他做主，联手抵抗知府呢？这就是知府要考虑的第三步棋。段知府考虑到了，而且亮出了招数。

段知府说，在和你们领导下棋的时候，我会问他一句，你这个城西开小铺的是不是真营兵？这是一个暗示出顺杆爬对策的提问，其潜台词是：你们军队系统的领导无须为管理不严承担责任，我也无意追究这种责任。你可以说这营兵是冒牌的，可以把责任完全推到这个小瘪三身上。试想，军官们要害一个小兵有什么难的？又不是自己的儿子，砍下他那颗给领导惹麻烦的脑袋还可以吃空额呢，每月四两银子。

按说，算到这第三步已经可以分胜负了，营兵惨败，知府完胜。不过，万一军队的大老粗们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或者，万一那开小铺的就是某军官的儿子，军官们不肯以顺杆爬的方式了断此事，我们可以发现，知府的那番话里还埋伏了第四步棋。假如军官们真要与知府叫劲，那么，宁波驻军就可能在整体上受到追究，因为他们没有承担起自己的守土职责，需要宁波百姓替他们巡夜。在这方面军官们必定心虚。这种心虚，也保证了不会有任何军官与段知府叫劲，除非他们在整体上傻到了根本就不配当官的程度。

段知府的威胁是可信的。他若不肯对付这点麻烦，治一治不听使唤的人，地保就有理由不好好干活，宁波就可能沦陷，知府的损失就太大了。承受一点小麻烦，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并不是段知府的肚量小。况且，连一个小兵都治不了，知府的面子又往哪里摆？小民的面子都值钱，知府面子的价值就更不要说了。

总之，段知府算路深远，且步步都是胜算，步步都是“打将”式的命令手——不想输棋，就要在段知府指定的位置落子。只要对局者不是疯子，知道趋利避害，知道丢卒保车，乖乖就范便是惟一的选择。实际上，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正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便是过招的实质。而展示影响这种成本和收益的能力，便是段知府采用的威慑策略。

往极端处说一句：规则选择者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自身的死亡。暴力可以制造死亡，因此，暴力最强者拥有规则选择权或决定权。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我们的营兵虽然棋艺不高，人还是明白的。在整个故事中，营兵只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表明他坚持原来的立场，要按照官话表述的规则玩。第二句表示认输，按照段知府指定的规则玩。这两句话都是合理的，都是合乎他本人利益的最佳选择。第一句话，是只能看到一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第二句话，是看明白了三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既然双方都在知府制订的规则中得到了自己的最佳选择，说通了“宁波话”，放弃了北京话，这局棋也就玩妥帖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段知府不过寥寥几句话，为了分析清楚这几句话背后的利害关系，讲明白不同选择的不同后果，解释一遍放弃官话及其所代表的正式规则的决策过程，我居然罗嗦了这么长时间。我应该闭嘴了。可是，史学特别不喜欢孤证，为了向史学的模范靠拢，我不得不继续罗嗦下去，再抄两段话，然后再解释几句。

刘鹗（1857-1909）也是当过知府的人，他在《老残游记》第四回讲了一个尼姑庙变妓院的故事，也牵涉到官话问题，原文如下。

老师父说：“我们庙里的规矩可与窑子里不同。窑子里妓女到了十五六岁，就要逼令他改装，以后好做生意。庙里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传下来：年轻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应酬客人，其中便有难于严禁之处，恐怕伤犯客人面子。前几十年还是暗的，渐渐的近来，就有点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还是个半暗的事。您只可同华云（引者注：庙里的一位漂亮尼姑）商量着办，倘若自己愿意，我们断不过问的。

“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说，在先也是本庙里传下来的规矩，因为这比丘尼本应该是童贞女的事，不应该沾染红尘；在别的庙里犯了这事，就应逐出庙去，不再收留，惟我们这庙不能打这个官话欺人。可是也有一点分别：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庙里供给，别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别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尘事，他就算犯规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项，俱得自己出钱制买，并且每月还须津贴庙里的用项。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须摊在他们几个染尘人的身上。因为庙里本没有香火田，又没有缘簿，但凡人家写缘簿的，自然都写在那清修的庙里去，谁肯写在这半清不浑的庙里呢？您还不知道吗？况且初次染尘，必须大大的写笔功德钱，这钱谁也不能得，收在公账上应用。”

这里的老师父主动声明不讲官话，因为官话代表了正式规则，而正式规则是不能给当事的双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说明的潜规则却能在交易中为双方创造福利。

这里的“官话”与上一个故事稍有不同。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官话”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明末的《二刻拍案惊奇》，其涵义近似如今的“普通话”。以“官话”比喻官方的正式规则，这种用法初见于段光清写的《镜湖自撰年谱》。到清末《老残游记》的写作时代（1903年——1906年），这种比喻又扩展出泛指各种正式规则的意思，宗教界的正式规则也收在其中了。不过这么说有点冒失：明清的宗教界也在官府的严格管理之下，宗教界的领导也有官授的品级，也用官授的大印，如同我们熟悉的处级道士、局级和尚一样。即使当群众级的和尚道士，也需要向官府报批备案，官府收了钱，发了度牒，和尚道士才算当上了。这样说来，宗教界的正式规则早已染上官场规则的色彩，并不是后来扩展进去的。

还有一点提请读者注意：老师父的实话透彻地分析了正式规则向潜规则转化的成本和收益。如此一转，庙就成了半清不浑的庙，虔诚的信徒不愿意在此施舍了，正式规则所能提供的收益自然减少。这就是损失。为了补偿损失，想在潜规则中获益的人就要大大地写一笔功德钱。倘若这笔钱给得少，不足以补偿转入潜规则的损失，谁肯放弃正式规则和官话呢？如果给得不少，那么，在这种转变中，当事双方都是受益者，承受损失的是宗教界的清誉。当然这是整体利益的事，也是官府的事，本庙和本人先赚了才是要紧。

以上两个故事都是不讲官话的，也有坚持讲官话的故事。譬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回，讲到一个在河道上把关收税的小官，揪住四川学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长）贩卖良家女子的把柄不放，咬定了官话，无论怎么求情行贿都不改口的故事。这位小官倒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学政过去害过他，他想报一箭之仇，所谓“官报私仇”。在那个故事里，小官坚持说官话，同样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则体系，难得的是，他在得逞之时也解救了七十余位姑娘。自然也有反过来的可能：如果他的脾气不那么大，收一笔银子就改了口，他和学政就可以在潜规则中双赢，倒霉的则是那七十余位姑娘。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范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问题在于，水并不总能以洪水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暴民造反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力量。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当真去做便是自找亏吃，而多数人是不会自找亏吃的。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个贬义词，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 四】刘瑾潜流

一、千年世界级巨富

我在“中青在线”网站读到一条2001年4月9日发布的消息，标题是《千年最富50人 中国6人上榜》，全文抄录如下：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报日前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过360亿美元的汶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出现时间前后横跨800年，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宋子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还说，如果按征服土地来计算，在职业一栏是“征服者”，财富来源一栏是“掠夺”的成吉思汗可称“天下最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中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明末国库仅得200万公斤白银。

清朝的和珅被查出贪污白银达2．2亿两。

20世纪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学成回国后，迅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其妹宋美龄嫁于蒋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为当时中国与美国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说在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鉴是十三行的买办，他继承了当时只得少数人获准经营的丝绸和瓷器生意，身家至少有好几百万银元。

这种大视野看起来很痛快，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但我恰好留心过刘瑾的家当，也抄录过与明朝国库有关的一些数字，看了刘瑾家的金银数目便感觉疑惑，似乎数字太大了。至于明末国库的白银存量，更是错得离谱，张居正改革十年，国库丰盈，太仓（专门存银子的国库，又称银库）的白银储备不过600万两，亚洲华尔街日报却说刘瑾一家就有725万公斤，竟敢说明朝破败时还有200万公斤，其误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祯真有这笔相当于二十年中央财政现金收入的白银储备，何至于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缴获这一大笔银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国大举搜刮，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隐约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数字，李自成打下北京，发现太仓里只剩下二十多万两白银，不禁感叹道：这么个大国，只有这么点银子，岂能不亡？——我查不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了，姑且摆在这里，仅供参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不错，怀疑翻译错了，就上网搜索原文，结果在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的网站找到了出处。翻译果然有些小错。下边是我选译的刘瑾简介[47]：

刘瑾（1452-1510）

社会地位：宫廷太监

财富来源：渎职

财产：金银

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瑾滥用职权，聚积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处死时，他被发现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译者注：折37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3360公斤），白银2.59亿盎司（译者注：折805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725万公斤）。作为对比，明朝倒台时皇宫国库只有白银3000万至7000万盎司（译者注：确实可以折为200万公斤）。不过，关于刘瑾的财富的报道可能被严重夸大了，因为历史学家们要用他的故事警告人们：太监干政时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并不想在数字和细节上较劲，要紧的是刘瑾荣登千年世界级最富排行榜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刘瑾、和珅的上榜，揭示了潜藏在中华文明光辉表面下的大东西。我想深究的就是这种东西。华尔街错多错少并不要紧，只要在刘瑾“富可敌国”这个关键点上没错，我的深究便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几步，想算算账，折成人民币算一算，搞清楚刘瑾家到底有多少钱。我估计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对此感到好奇。

这一追还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来华尔街提供的刘瑾家产数字大有根据。

我总共找到了三组数字，第一组就是华尔街所依据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华尔街把明朝的一两（36.9克）误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将刘瑾的家产低估了7.5万公斤黄金，150万公斤白银。我明白，数字太大了让人眼晕，多两个零少两个零早已没了感觉。这么说吧，华尔街的这个误差，仅仅白银这一项，就超过了明朝全盛时期国库白银储备的六倍。这可不是小错，如此大刀阔斧地削减刘瑾的家产，犯在他本人手里，一百条命也丢了。

这第一组数字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十三，陈洪谟的《继世纪闻》卷三。《明通鉴》说王世贞也引用过这个数字。这几个作者均为明朝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陈洪谟在刘瑾死时正当壮年，36岁，中进士十余年，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退休。这样的人写起刘瑾来，如同今日在财政部和最高法院干过的人，以高级干部的身份退休后写陈希同或成克杰，五百年后的晚辈小子怎敢不洗耳恭听？

第二组数字见于《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清）赵翼说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这个数字大约只有第一组数字的五分之一，但赵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这本书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称，我等晚辈也不敢不重视。

第三组数字属于滑头数字。《明通鉴》卷四十二列举了第一组数字后，对比了汉朝董贤的42亿钱家产，梁冀的30亿钱家产，都比刘瑾差了一个数量级，作者夏燮因此怀疑对刘瑾的家产高估了。于是《明通鉴》宣布与正史保持一致，给了个“金银累数百万”的说法。“累数百万”，到底是一百万还是九百万？是金是银？单位是斤还是两？这里的每个差别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过去，这样的数字实在没法用。当然我们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态度，一概选择小头，说刘瑾至少有几百万两银子。几百万呢？就选个最少的二百万吧。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得势，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白银还不足二百万两。从1522年到1532年，太仓平均每年的白银收入恰好是二百万两。

根据会计工作的谨慎原则，我这里采纳第二组数字。不喜欢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结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个数，只要不超过五，就不算胡说八道。而担心后代御用文人将刘瑾妖魔化，拿刘瑾当替罪羊，宁愿保守至极的人，只要记住刘瑾的家产和国库每年的白银收入相当就行了——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八亿人民币。

根据第二组数字，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我们就不算“他珍宝”，再把黄金按当时的常规一比七折为白银，刘瑾的家产总值为6750万两白银——比张居正辛辛苦苦十余年充实起来的太仓还要多十倍。这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在当时的平常年景，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米，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48]。我刚刚上网查了，2000年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够格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国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荣智健，身家为10亿美元，不足刘太监的三分之一。

我们再冒说一句。有超人之称的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有多少钱？《福布斯》杂志说他的家产为113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诚1999年排名世界第十，这两年让那些IT暴发户挤下去不少。假如刘瑾活着，他的排名恐怕还要下降。只要我们像华尔街那样选择第一组数字，也就是把刘瑾的银两乘以五，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便是1274亿人民币，约153亿美元，比李嘉诚还要多40亿美元。

这么大的数字，可信么？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诚比下去的第一组数字，但足以把三个荣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组数字就不好不信了。刘瑾一流的巨富，即贪污受贿渎职而成的巨富，在中国历史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绝非孤立现象。前边提了一句汉朝的董贤和梁冀，积钱至三四十亿。明朝前有王振，后有严嵩、魏忠贤，其家产清单开起来也是一长串大数目，我就不拿这些数字烦读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刘瑾还富。“中青在线”引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说他有2.2亿两白银。我还见过更大的数字。据籍没其家产的清单记载，和珅有赤金58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地产8000余顷。另有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等库多座。没收的财产总计估银约8亿两，少说也顶四个刘瑾。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每年的实际收入为银4359万两，和珅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49]。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见同代人的感觉也支持了富可敌国的数字。

二、财政阴史

国库的银子汇集百川，来历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间，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库惊现于国库侧畔，地面径流却只有孤零零的一条毛渠，即正四品官员每年288石米的俸禄，折合白银144两。按照这种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满刘瑾家的水库也需要47万年。实际上，司礼监太监刘瑾虽然也是四品官，但明朝的立法者认为太监无须拉家带口，用不了那么多钱，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粮和服装，折成银子还不及四品文官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地表径流需要500多万年才能注满刘瑾家的水库，而刘瑾的积累仅仅用了五年。理论与现实相差如此悬殊，难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释么？

只要一想到解释，任何人都敢断定：地表之下必有潜流，有阴沟，有地下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就借用世界名人刘瑾的声望，称这套地下网络为“刘瑾潜流”。

古有食货志，今有财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闻，看过的史、志似乎都把重点放在地表径流上：罗列各州县的钱粮徭役，国家的盐铁茶马，酒榷商税，着重描述并解释种种明面上的开支收入及其变迁。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地下潜流在资源的总流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描写“刘瑾潜流”的财政史只能叫“财政阳史”，如欲完整，还应该补上“财政阴史”。

“财政阴史”很难写，那些阴账暗账恐怕早在阴沟里烂没了，找不着了。这么说并不是打比方。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师爷汪辉祖写过一本《学治说赘》，其中就扎扎实实地谈到账本问题，他要求建立四个账：正入簿、正出簿、杂入簿、杂出簿。正入簿“记银谷应征之数，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正出簿“记银谷之应解、应支、应放、应垫之数，及廉奉幕修等项”；这两项都是明账。杂入簿“记银之平余，谷之斛面，及某岁额有之陋规等项。应入己者可质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讳也。若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杂出簿“记应捐、应赠之断不可省者，及日用应费各项。”这后两项显然是小金库的账。

汪辉祖要求官员们经常算账结账。正入簿亏了，可以先用杂入账上的钱补。由此可见，清朝的小金库很重要，“断不可省”，官吏们管理小金库的账目也很有一套，来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同时还包括一些“正出”项目中没有的日常费用。

假如我们掌握了许多这样的账本，“财政阴史”就会好写一些，不过仍缺少“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对这个巨大缺口，恐怕只能拿抄家清单填补一二了。

我下边要做的，就是在刘瑾周围搜集一些历史碎片，尽量拼凑出“刘瑾潜流”在明朝正德初年的历史横断面。实在凑不上，就用其他年代的碎片代替，聊胜于无而已。

三、抽水机规则

正德初年，刘瑾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那一刀下手很重，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

按照级别，给事中不过“从七品”，还不如七品知县的官大。按照实际的地位和权力，六科给事中在皇帝身边负责监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诸司，各部各地的大员们也不敢不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错误指示，只要不合圣人之教、祖宗之法，给事中在名义上也有权“封驳”，顶回去不准下发。科道之官是官场上的鹰，是最高层级的食肉动物，是以各级官员的身家性命为食的动物。在科道任职，成为六科给事中或十三道御史的一员，乃是明朝读书人的仕宦美梦，一个美梦成真的人何必自杀？

《明史》卷188上说，那时刘瑾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瑾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千金”，以应付刘瑾，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

读完这段介绍，我仍然不懂周钥何必自杀。一千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如今的40万人民币，诚然是一笔大数。但这笔贿赂即使像债务一样硬，确实还不起又能怎么样？竟值得自杀么？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个给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荣誉的高峰，成了亲友和众乡亲的骄傲，忽然有可能丢官，荣耀将变为耻辱，半生的努力和未来的前程也一并付诸东流，这些东西加起来，不值得自杀么？——对我来说依然勉强。

最后，时人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帮助我理解了周钥的选择。据《继世纪闻》卷二说，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出京查盘钱粮，返京后刘瑾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大发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当时正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如果不是这场大雨，恐怕二位早就中暑死了。

原来是著名的一百五十斤枷。据《明史》卷95介绍，刘瑾通过亲信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让两厂竞争，调动了特务们的积极性，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150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明史》卷192也说，“枷死者无数”，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周钥的自杀便有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思，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看了这个故事，不知诸位是否发现了点什么。我初读时感觉有点古怪，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古怪，更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又读了六七项记载，都是关于刘瑾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读着读着，忽然就明白了，原来刘瑾向我们展示了一条资源分配规则。与潜流的比喻对应，我为这条规则想了个名字，叫“抽水机规则”，换一个比喻也可以叫“捕鱼规则”。或者，索性就叫“横（第四声）规矩”。

我读到的官场徇私舞弊故事，给我留下一个总印象：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按说，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换个比方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流过去完成权钱交易。但是刘瑾不然。他根本就不用钓饵，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过去，他径直把钓竿换做鱼网，将进京的官员一网打尽，直接往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了马力硬往上抽。

刘瑾的管子长度有限，口径也太大，通常够不着下层百姓。按照渠道系统的分类方式，最高级别的渠道为干渠，次为支渠，再次为斗渠，下为农渠，最下为毛渠。刘瑾看不上农渠毛渠，主要往干渠支渠里插管子。

周钥、安奎之类的中央监察官员，被刘瑾像堵住笼子抓鸡一般地随意收拾，其实他们出了北京就是官场上的鹰。在他们监视之下的地方官员很愿意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纳贿，明末也流传着给事中是受贿之王的说法。如今这些大王必须统一向刘瑾纳贿了。上述官场之鹰的总数，六科给事中有58人，十三道御史有110人。监察系统还有一批官员，大约20多人，他们挂着左右副都御史（近似监察部副部长）之类的头衔巡抚四方，常年在外，这些鹰也要统一向刘瑾纳贿。

《明史•宦官列传》说，当时内阁的焦芳、刘宇（近似国务委员），吏部尚书张綵（近似中组部部长），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近似国民党的中统局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都是刘瑾的心腹。他们变更原来的制度，令各地巡抚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时向刘瑾纳贿。延绥巡抚刘宇不来，被逮捕下狱。宣府巡抚陆完来晚了，几乎被判罪，贿赂了之后才让他“试职”。《明史》卷186还提到一个叫冒政的清官，挂着右副都御史的头衔巡抚宁夏。冒政为官廉洁，刘瑾索贿不得，就找了一个岔子将他逮捕，又罚米三千石。刘瑾死后，冒政才恢复原官职退休。

比监察大员低一个级别的渠道，当属各省的行政长官。

《继世纪闻》卷二说，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刘瑾下令每个布政司（近似省政府）送银二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银子则由刘瑾等人分用。各地官员无奈，纷纷向京师巨室借贷，回任后，为了还贷再加倍搜刮民财。这个过程假如反映到账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填补正簿中的“杂出”。而刘瑾等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继世纪闻》记载的这次大规模索贿已经是第二次了。按照明朝规定，各地官员每三年入京朝觐一次。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刘瑾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一千两银子，多的要到五千两。不给的则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挥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为732石米，按市价折成银子不过366两。布政使（近似省长，从二品）的俸禄是每年576石米，折银不过288两，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刘瑾也不够。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设左右或正副二职计，大约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

刘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运、盐政、屯田和科举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正式制度，譬如盐引制度之类，解释清楚已不容易，再讲明白其中的猫腻更费笔墨。我在这里只选一个科举方面的简单故事作为示意。

《明史》卷174说到一个叫安国的人，接父亲的班当了军官。正德三年，安国考中了武状元，分配到陕西三边当代理师长（进署指挥使）。这时候刘瑾索贿来了。安国和同时中武会举的六十人都拿不出钱来，刘瑾便发配他们下连当兵（编之行伍），随时听候调遣，禁止擅自归家。这六十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几乎难以维持生存。而边疆的守臣害怕刘瑾，谁也不敢收用他们。直到刘瑾死后，安国才回到考试前的起点——接父亲的班当军官。

刘瑾也干过许多卖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当，这属于权钱交易，不是抽水机运转。除了数额特别巨大，交易对象身份特殊，出卖公众利益时特别肆无忌惮之外，这些行为并无创立新规则的特殊意义，这里暂且从略。

总之，刘瑾具有出类拔萃的进攻性。我们可以在上述故事中发现一个共同点：那些官员们付出的贿赂并不是升官发财的投资，而是避祸消灾的费用，如同对黑手党欠下的保护费。汉语好像还没有对此作出区别，将这两种性质的钱财潜流统称之为贿赂。考虑到刘瑾敛财主要依靠让对方流血丧命的暴力，这笔财富应该叫作“血酬”。

四、抽水机是怎样制造的

监察御史蒋钦向皇帝揭发说：......昨天，刘瑾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每人一千两银子，甚至有要到五千两的。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拔。全国都感到寒心，惟独陛下把他放在身边使用。这是不知道左右有贼，把贼当成心腹了......请立刻杀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

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刘瑾牌抽水机运行的初次记录。蒋钦写到的“昨天”，即正德二年闰正月初八（公元1507年2月19日），初六那天他刚刚挨过廷杖的打，三天后便再次冒死上疏。[50]可见刘瑾抽水也不容易，真有人不要命地跳出来破坏捣乱。

为了理解当事双方的勇气，刘瑾抽水的勇气和蒋钦跳出来砸抽水机的勇气，我们要追溯发生在数月之前的一场殊死搏斗。

刘瑾很会哄孩子。正德皇帝登极时不过十五岁，喜欢玩打仗，刘瑾是个粗人，颇能理解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毬”，“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大欢乐”，对刘瑾便日渐信用。

文官们听说以刘瑾为首的八位太监引诱皇帝“游宴”，不学好，便纷纷上疏论谏，大学士（近似政治局常委）刘健、谢迁、李东阳带头，一堆尚书（近似部长）、给事中和御史呼应，形成了外廷文官对内廷宦官的攻击之势。小皇帝烦透了那些文官讲大道理，却被五官监候（正九品，近似天文局历法科科长）杨源拿星相变化说事的一篇上疏说害怕了。见小皇帝有点怕，刘健等人发起一轮更凶猛的攻势，要求皇帝诛杀刘瑾，以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众大臣摇旗呐喊，声势大振。小皇帝心虚了，有让步的意思，就召来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让他们阁臣们商量，把刘瑾等人发到南京闲住。

正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506年10月27日）这一天，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与大臣们讨价还价，皇帝希望缓和处理，大臣非要杀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劝刘健也让一步，以免过激生变，但刘健寸步不让。

据说太监王岳比较正直，又有些嫉妒刘瑾。刘瑾是皇帝的亲信，而他这位地位更高的太监却常常被晾在一边。在传话的过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对小皇帝说，阁臣们的意见对。于是刘健胆气更壮，与众大臣约定次日早朝“伏阕面争”，诛杀刘瑾，王岳为内应。

当天晚上，吏部尚书焦芳派人向刘瑾报警。刘瑾大惧，连夜和他那几个太监哥们儿伏在小皇帝周围磕头痛哭。哭到小皇帝动了心，刘瑾说，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结阁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进出行动，我们不让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锄掉我们这些障碍。再说了，玩鹰玩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点损失也不过万分之几。如果司礼监太监用对了人，那些文官岂敢这么闹？

小皇帝一下想通了，这些人内外勾结是要管住他，不让他玩，顿时大怒，立命刘瑾出掌司礼监，另外两个趴在地上哭的太监出掌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逮捕王岳等三位帮助文官的太监，连夜发配南京充军。

次日早朝，众大臣正要伏阕面争，发现形势已经大变。其实，在与皇帝讨价还价时，除了说两句“皇上，这样对陛下不好，那样对陛下更好”之外，大臣手里并无王牌，皇上决心一下，他们除了干瞪眼，只剩下辞职一途。刘健等三位阁臣立即辞职求去。按照常规，辞职报告连上三次皇帝再予批准才算不失礼貌，但刘健等的报告刚送上去就批下来了，除了李东阳谁也不挽留。在官场的语言中，这就等于让刘健等人滚蛋。同时，任命焦芳入阁为大学士。刘瑾初战告捷。

刘瑾立刻开始镇压反对派，杀人立威，扩大战果。首先派人追杀充军的王岳等人；其次“杖责”上疏请留刘健的六位给事中和十三位御史；再次把上疏为给事中挨打鸣不平的王阳明等四人打了一顿板子，撤职贬谪；然后又杖死杨源——那位拿星相说事，险些要了刘瑾性命的天文局小科长。直打得朝廷上下鸦雀无声，刘瑾大获全胜。

《明史》说，刘瑾用事后，每当向皇帝请示汇报时，必定先侦察一番，专挑小皇帝玩得上瘾的时候。皇帝烦他打扰，火急火燎地挥手赶他走，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一件一件的老来麻烦我！从此，刘瑾便奉旨独断专决，不用向皇上汇报了。[51]

刘瑾牌抽水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厂的。由于出厂许可证是最高领导签发的，许多隐蔽和伪装无须再用，潜规则就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横规矩。

遥想刘瑾当年，手握重权，口含天宪，连战连捷，心气难免大壮。实际上，明眼人早把这种变化看在眼里，主动向权力靠拢的聚集运动已像百川归海一般滥觞了。

大约在正德元年岁末，右都御史刘宇（近似监察部常务副部长）通过大学士焦芳的介绍拜见了刘瑾，刘宇的见面礼是上万两银子（约400万人民币）。据《明史•阉党列传》记载，这是刘瑾收的第一笔上万两银子的贿赂。《明史》说，当时刘瑾“初通贿”，对贿赂的期望值不过几百两银子，见了万两银子不禁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刘宇的投资迅速获得回报，正德二年正月，刘宇升为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

刘宇知恩图报，成为“阉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发现刘瑾特别恨御史仗着谏官的职权说三道四，便请来一道圣旨，发布了管制御史的新政策，有点小过失就打他们一顿屁股。刘瑾见刘宇能封住部下的嘴巴，有真本事，便给了这位御史首领新的奖赏，让他当上了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部长），加太子太傅——仅次于太子太师的至尊头衔。刘宇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贿赂狼藉”，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至当他再次高升，当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职官员的贿赂不如武官出手大方，竟挹挹叹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瑾的势力壮大了，政策选择空间也大了，便把“等水政策”改为“抽水政策”。“抽水”并不排斥“等水”，主动流过来的照旧接纳就是，但遇到缺乏自觉性的干部，刘瑾可以直接过去抽，这就主动多了。显然这是一项对刘瑾更有利的政策。政策颁布试行后，总的反应也是好的，只有蒋钦等个别人跳出来反对。

蒋钦已经随着众多御史跳出来一次，要求皇帝挽留刘健，结果全体挨打，各自三十廷杖，其中一位被打死了。挨廷杖的打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照明朝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廷杖时可以穿棉裹毡，刘瑾改了规矩，廷杖要扒下裤子打。据说刘瑾训练打手很有一套，做个皮人，里边塞入砖头。练狠的，就要平平常常地打下去，打完后看那皮子依然完好，里边的砖头却要粉碎。练轻的，就在皮人外边裹上一层纸，重重地打下去，打完后连纸都不许破。行刑时，只要监刑太监的脚站成外八字，就轻打。如果站成内八字，就往死里打——当然，这些都是难以得到确证的传说，不过，设身处地替蒋钦等人想一想，谁有胆量去试试真假？

蒋钦第二次跳出来后，又被打了三十廷杖，打完后关入监狱。第二天，蒋钦又在狱中动笔写上疏，大意如下：

昨天臣因为上疏受杖，血肉淋漓，伏在狱中的枕头上，终于还是难以沉默不语。......请陛下将臣与刘瑾比较一下，是臣忠呢，还是刘瑾忠呢？忠不忠，天下人都看得明白，陛下也很清楚，为什么如此仇恨臣，而信任那个逆贼呢？臣的骨肉都打烂了，涕泗交流，七十二岁的老父亲也顾不上赡养了。但我死了并不足惜，陛下随时可能遭到亡国丧家之祸，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希望陛下杀掉刘瑾，悬首于午门，使天下都知道臣蒋钦直言敢谏，知道陛下英明诛贼。如果陛下不杀此贼，就请先杀了臣，使臣能够与龙逢、比干同游于地下。臣不愿与此贼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据《明史》和《明通鉴》共同记载，蒋钦在狱中起草上疏时，灯下微闻鬼声。蒋钦猜测这是祖先之灵在警告自己，怕他上疏之后遭遇奇祸，于是整顿衣冠道：如果是我的先人，何不大声告诉我。果然，墙壁中传出更加凄怆的声音。蒋钦叹道：我已经献身国家了，按照忠义的要求不得再顾私利。如果从此沉默不语，对不起国家，那才是对先人的羞辱，是更大的不孝！说完继续奋笔上疏，说，死就死，这份稿子不可更改！于是鬼声停息。

上疏递了进去，又换来三十廷杖。三天后蒋钦死于狱中，终年四十九岁。[52]

实践检验证明：抽水政策是行得通的，反不掉的。于是，这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横规矩就在各种备用规则中横空出世，成为刘瑾的标志性特征。

其实我们也不好过分责备刘瑾。抽水机规则行得通行不通，并不是刘瑾这位太监所能决定的，刘瑾不过是在皇权不受制约的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他甚至不得不追求更大的权力，因为有人想要他的命。而权力一旦到手，那些巨大诱人的物质利益就显得唾手可得，伸手即得，叫世间凡人如何按捺伸手之心呢？

换句话说，只要帝国的权力格局不改，抽水机总是难免出现的。只要存在个别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凡夫俗子，只要他们将几颗管用的官印混到手，有了蛮横加害的能力，刘瑾的徒子徒孙便难免繁衍开来。这种繁衍与性能力无关，与武器装备有关。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要他几条人命都没事，要几个钱又算什么。

五、潜流的网络和源头

周钥自杀事件发生后，那位惜贷的赵知府被逮捕问罪，讨债一般逼人致死的刘瑾却什么事也没有。此事传得沸沸扬扬，影响自然很不好。于是，阉党骨干张綵找刘瑾谈了一次话。张綵说，如今天下送给您刘公的财富，并不都是私财，往往先借贷京师，回去后动用官库中的银子偿还。刘公您何必搜敛怨恨、遗留祸患呢？

刘瑾深以为然。他早已不缺银子了，安全却越来越可宝贵，抽水机继续狂转下去已经得不偿失。这时候，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恰好按照老规矩纳贿来了，刘瑾揭发检举了他们的行贿行为，将他们全部治罪，给自己换来了拒贿一次的名声。随后，刘瑾派遣十四位给事中和御史下去，严格盘查各地官库。官库的银子早被刘瑾等人抽亏空了，如何经得住那些鹰犬的严查？于是，各地政府争相厚敛百姓，弥补亏空，众多小抽水机响成一片。[53]

现在我们进入了潜流网络的下几个层级，斗渠农渠毛渠系统。我们应该考察那些向刘瑾输送钱财的人如何抽取钱财，他们抽取的钱财又来自何方，如此一层层地追根寻源，把下层网络的所有源流、节点和流量描绘清楚，然后再把其中的利害关系与演进历史讲清楚。不过，这项工作太吓人了。

实际上，每个官、吏、役的职位，包括临时性的职位，都是潜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不同节点所连接的潜流数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与苦差之别。这是一幅复杂得可怕的庞大图景，即使我们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间，并且获得调查采访的自由，这些隐秘知识也只能先切成条条块块，分开掰碎了向各处的内行人请教，再逐步拼凑成一幅接近完整的画面。我了解的情况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细写起来仍将篇幅浩大。这里暂且以概述与示例相结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拼凑一二，粗浅地勾勒一个轮廓。

我们先说“官、吏、役”中的官。全国上下文武官员之“缺”数以十万计，每个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规和常例的滋养。这种断言涉及十余万职位，很难证实，但我们可以试着证伪：看看最清苦最没人爱干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规和常例的滋养。据说，明朝最清苦的官是州县级儒学教官。《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开篇道：“天下的官随你至卑极小的，如仓大使、巡简司，也还有些外来钱。惟有这教官，管的是那几个酸子。有体面的，还来送你几分节仪；没体面的，终年也不来见你，有甚往来交际？所以这官极苦。”话虽如此说，作者接下去却讲了一个学生当了御史，老师去看望，众人为了巴结御史纷纷巴结御史的老师，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两银子的故事。这套陋规也是有名头的，属于“打秋风”名下的“撞太岁”。这就是说，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没有固定潜流的滋润，未必没有间歇泉或季节河的接济，而季节河的来源最终也是众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再说，《二刻拍案惊奇》说得也不全对。教官与学生的关系能够影响助学金的发放，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换。更何况那“几分节仪”也不能不算常例，不过尺寸小了点而已。在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实际是国家财政的教育拨款，还有升官发财的才能——最终仍要由百姓付钱。

我们再说说“官吏役”中的吏。吏员之“缺”的数目，在名义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实际数目却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这些严重超编的吏员靠什么生活呢？中央财政的地方存留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少数在中央财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员，名义收入也少得可怜。但他们的生活却很不错，并不比如今县委县政府的中层干部的自我感觉差。他们是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收取陋规和常例的机会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读到过《巴档抄件》中的一封揭发信，清朝一位户房书吏因内讧而把这个位置上每年的陋规常例条分缕析地开列出来，结果，总数大得吓人：巴县户吏彭泽膏每年可以吞蚀银子一万六七千两。其中最主要的源头是巴县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约，总价值约一百数十万两。按照惯例，每百两收三钱契税，税率是千分之三。这就有四千两之数。这笔钱用来支付众吏役的伙食费已经绰绰有余。而这位户吏每张契约又另收银子一两二钱。巴县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张契约，仅此一项，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两银子。

最后要多说几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义数量已经多于吏员，实际数量还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明）佚名《虞谐志》中说到了苏州府常熟县的衙役数量：“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是常熟有万余虎狼，横行百里之中，弱肉强食无已时也。凡乡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于此。”[54]名义上不过二百个编制，实际上竟然有万人，相差五十倍，读起来未免骇人听闻，难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间人刘衡的记录中看到过类似的佐证。刘衡说，他当四川巴县的知县时，衙门里有七千多名衙役。巴县的正役名额只有70个，名实之间相差100倍。

这批数目惊人的差役几乎没有正式收入。正役的名义收入也微薄到了难以维持生活的程度，所以他们主要依靠陋规和常例生活。

现在我们进入了官场的最底层，也是潜流网络的最底层，直接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毛渠系统。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恰恰最稳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筑材料一样，不管建筑样式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力分布的变化而花样翻新，基本构成总是秦砖汉瓦，永远是衙役们面对百姓时的那副抽水机嘴脸。

清代退休高官李榕《十三峰书屋书札》卷三也讲了一个亲身见闻的故事。

故事说，四川剑州有一种“查牌”差役，有时四五人，有时七八人，四散于乡，既不知道这份差使起于何时，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负责查什么，乡下人只管他们叫“查牌”。查牌差役所到之处，市镇街坊上的生意人，有的为他们安排酒食，有的送他们一些盘费。这些差役到了路边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顿，还不断抱怨自己干的是苦差。从来也没有人敢和他们对抗。一旦遇到有酗酒的、赌博的、偷窃瓜果鸡狗的，这些人立刻窜入其中，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要将人拘拿捆走，再根据其贫富程度讹一笔钱，至今也没有真把什么人抓到官府去。

李榕说，近年来有一些小贩，从广元贩运硫磺去中坝的花炮厂，路过他们那一带，多次被查牌差役敲诈勒索，本地的无赖子弟也和他们串通起来敲诈分肥。这些小贩多次跑到我家哭诉，我只能劝他们改业，安慰一番后劝走他们。因为无人向查牌差役讨个说法，这些差役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李榕写道，昨天听说街坊的一个酒馆，查牌差役径直闯了进去，把酒壶收走，还用酒壶敲打着酒馆老板说：县长大人下令禁酒，天旱缺粮，不许用粮食煮酒熬糖。说完转身就走。今日我们这里所有与酒业有关的老板都来到我家，向我打听煮酒到底犯的是什么法，说这关系到我辈的家业资本，怎么能说禁就禁？我还听他们说，查牌差役已经在乡下敲诈了某酒馆很多钱了。

后边还有很多话，最后一句话是：天下衙门如此，又怎么能怨恨洪秀全呢！[55]

细品上述两个故事，毛渠系统中体现出来的实力格局，属于加害能力相差悬殊的捕鱼格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换格局。这与刘瑾是一样的。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我可以让你尝尝苦头。我成事不足，但我败事有余。你不想被害得倾家荡产，就要掏钱。横规矩就是这么牛气。差役和刘瑾一样想害谁就害谁，被害一方完全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只能找乡绅哭诉一番。按照李榕的说法，由于被害者不敢和差役们对抗，差役的胆子便越来越大。但是替那些小商贩和小老板想一想，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屈从合算呢？只要不封商店，只要差役的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成三次敲，每一次敲诈的数目都让对方不值得翻脸拼命，那么，个体小商贩还是屈从合算。如果小商贩胆敢拼命，“妨碍公务”，差役们更有机会敲诈一笔，小商贩更不合算。

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种计算方式。假如李榕这位乡绅答应小商贩和小老板们的请求，专门替他们打抱不平，成立一个商会之类的自我保护组织，按期收一笔会员费，乡绅本人在必要时可以直接找县太爷告状，县太爷处理不利时便联合别的协会提出罢免案，那么，基层的利害计算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小商贩单兵作战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值得为了一笔小钱与官家冲突。如果有了商会，为了众人的一点点小钱便值得冲突甚至上访。从李榕的角度考虑，越显得自己有用，越有理由多收会员费。从会员的角度考虑，养活李榕一人比养活一堆差役便宜多了，而且交过会员费后，只要找李榕一说，李榕就去找县太爷，差役的顶头上司就心慌了，就要处分人了，这该有多么省事，多么牛气？据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据此判断则不然。商会之类的聚集民间实力的制度，可能保护小商贩安心干活挣钱吃饭，让那些搞米面加工的小老板有动力去生产更多的大米白面，让那些在酒馆打工的人保住饭碗，不至于失业。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权利是可以换算成大米白面的，而且价值不菲。

当然，扯这么远已经属于畅想了。李榕的时代是官员们替民做主的时代，民众要自己做主，官吏们当然要坚守阵地；民众想加大压力逼官吏退让，官吏们岂能向压力低头。如此一来二去，难免就有点“聚众闹事”的味道，更准确地说，是“聚众抗粮”，“聚众罢市”。《大清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从者绞监候，被胁同行者各杖一百。”假如不罢市，不抗粮，单找县太爷讨个说法呢？那也很危险：“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斩枭示，同谋斩立决，从犯绞监候。”[56]

总之，在潜流的发源之处，官吏衙役们拥有重重保护之下的合法伤害老百姓的权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风险伤害老百姓的实力，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合算的反制手段。

说到现在，我仍没有直接回答刘瑾时代的小抽水机们是如何补充各级官库的亏空的，因为我没有找到那两年的资料。我手头倒有一份明朝洪武年间官员如何填补亏空的资料，洪武年间的官场是整个明朝最谨慎廉洁的，用这块比较干净的积木填补这处空白，可以避免夸大阴暗面之嫌。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发现户部侍郎（近似财政部副部长）郭桓与各地官员串通贪污作弊。譬如某地应当上缴中央400万石粮食，只要贿赂郭桓50万两银子，就可以少缴一半，地方官员私下分赃。朱元璋顺藤摸瓜，追根寻源，杀人成千上万。据朱元璋计算，郭桓案造成的损失，价值2400万石精粮，应当追讨的数目为700万石。[57]于是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赃。此时此刻，各地官员的处境与刘瑾派人下去严查官库时的处境是一样的，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必须填补仓库的亏空。

朱元璋描述了当时各地官员的对策。例如大名府开州州判刘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罗从礼手中寄存有一万七千贯赃款，却发了一个通知，向乡下农民收费。他发的通知说，如果百姓不以朝廷的追赃工作为重，抗拒交纳，就要关押起来严肃处理。朱元璋说，许多地方官员借此机会在全县范围内科敛百姓，等于加征了一道税。收税的总额之中，大约上缴百分之一就足以补偿赃款，其余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原来收藏的赃款自然还是自己的。[58]

朱元璋说的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的情况，是抽水机加速运转时的情况。横则横矣，未必能代表常规。借用朱元璋的描述，我们再看一眼潜流最稳定的主要源泉是如何涌流的。这是没有额外抽水时的状态，是每年交皇粮时的模样。刘瑾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对这种状态都没有多少影响，在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上，我们随时可以找到相似的描述。

朱元璋写道：在浙江西部，府、州、县的官吏们像“虎狼”一样科敛老百姓。譬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不收粮食，要百姓折钞票交纳，每石米折钞二贯（引者注：即二千文，而市场价格不过五百文），他们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管仓库的衙役又要“辨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59]根据朱元璋提供的数字，我们可以算出，正额二千文，竟有额外索取九百文，多收了45%。如果从根本上算起，每石米的价值不过五百文，官吏们竟然收二千九百文，多收了5.8倍。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刘瑾潜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远流长，秘密就在于：虎狼与牛羊的伤害能力相差悬殊。牛羊们在虎狼的包围中出血流膏，势在必然，一味责备虎狼的道德修养不好，未免强“人”所难。

六、潜流的潜作用

巨量的资源通过潜流网络流向刘瑾集团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许多太监自称洒家，尊奉佛教，喜欢投巨资建立庙宇，因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旅游景点，这不挺好吗？即使不建庙宇，我在刘瑾家产的清单上见过“宝石二斗、金钟二千、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等成堆的宝物[60]，这不也创造出了珍贵文物吗？谁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不合帝国的财政规范，那么颐和园便是潜流的辉煌结晶了。我们一边赞赏结晶，一边骂潜流，是不是应该打个磕巴？

再进一步说，修建颐和园花费的巨额银两，转个身就变成了手工艺品制造者、木匠、油漆匠、泥瓦匠、土木小工等平民的工钱，从他们手里再转个身，又变成了粮农菜农小商小贩的收入。如此追究下去，“刘瑾潜流”究竟有什么不好？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又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以提升为更大的长期性问题：腐败且不断膨胀的官吏集团，对中国历史的走向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后边这个问题泛了些，不容易说清楚，这里还是收敛一些，揪住刘瑾不放。

我们可以拿刘瑾与其他千年世界级巨富做个对比，从来源和去向这两个方面讨论刘瑾潜流的影响。

在排行榜上，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有软件大王比尔•盖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这些人财富的来源与刘瑾截然不同。人们主动购买他们提供的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比较高，价格比较低，物有所值，买了之后可以获得福利而不是损失。

这些人手中财富的去向也与刘瑾截然不同。巨量的财富集中到他们手中之后，小部分被个人消费掉，这相当于刘瑾的金钩玉带。大部分却不像刘瑾那样藏在家里，而是继续投资。无论这些资本家如何追求垄断地位，如何大鱼吃小鱼，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投资还是变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变成了更大的厂房，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而工资等等转个身又拉动了衣食住行的消费和生产，这些消费和生产再转个身又推动了软件、钢铁和汽油之类的产品的消费和生产，如此循环往复，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社会也进步了。

等到这些世界级富翁走近生命的终点时，洛克菲勒用自己的财富建立了基金会，资助教育等社会福利事业，卡内基用自己的财富修建了2811座图书馆，盖茨也表示将来要做类似的事情。这就是说，在我们所能追踪到的个人财富源流的尽头处，这笔巨量财富又开始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服务。

在华尔街的千年世界五十最富排行榜上，我辨认出了七类身份，其中以暴力为后盾的统治者最多，占22位；贸易商或金融商，与生产商（盖茨、洛克菲勒等）并列第二，各有9位；官场上的贪污受贿者第三，共有4位，中国和法国各占2位；并列第四的有三种身份：殖民者2位，教皇2位，官商2位。两位官商都是中国人。

与盖茨等生产商比起来，刘瑾自然很不是东西。与贸易商和金融商比起来，刘瑾照样不是东西。皮茹兹（Peruzzi，死于1303年）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做批发生意，放贷，开酒店，搞运输，他的财富来源于他为欧洲提供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让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刘瑾潜流的来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们敲诈酒店老板，封掉酒店，设立关卡，刁难商贩，他们的财富恰恰来源于提高交易成本，使人们更不容易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使产品交换所支撑的社会分工及其扩展变得困难重重，社会分工导致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发育也被迫停滞。刘瑾的财富，乃是暴力勒索而来的财富，是“血酬”的巨量汇集，潜流的网络则是“血利”的流通渠道。

顺便交代一句：皮茹兹的财富最后在国王们的没收、赖账和处罚之下消失了，欧洲的资产阶级后来之所以闹革命，就是企图控制经常被国王滥用的破坏力。

我们再拿刘瑾与皇帝国王之类的统治者比较一番。

统治者的财富主要来源于税收和掠夺。从掠夺的角度说，刘瑾比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温和多了，从税收的角度说，刘瑾却不如他们。忽必烈打下中国当了皇帝，掠夺收益便逐渐减少，税收最终成了大头，而税收是有最佳比例的。儒家圣贤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最有利于社会安定，统治者也不至于感觉匮乏的比例是10%。在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上，这个数字在理论上便成为纳税集团与食税集团和平共处的疆界。统治者当然愿意多收，但是秦帝国横征暴敛、二世而亡的教训太惨痛了，他们不大敢放纵。

刘瑾则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并不是刘瑾的天下，亡了国也是亡他朱家子孙的国，刘瑾没儿没女，死后不怕洪水滔天，凭什么不能放纵？刘瑾不忌讳杀鸡取蛋，反正那是别人的鸡。因此，在鸡的眼睛里，刘瑾肯定是比皇帝坏得多的东西。他的腐败收入是强加于百姓的额外税收，他侵入了纳税集团的疆域，因而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刘瑾之流的行为可以导致秦帝国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我们也确实看到这场戏重演了一遍又一遍。在刘瑾活着的时候，这场戏已经在大同一带开演了，起因正是刘瑾派下的御史搜刮过度，把军队农场刮得心理老大不平衡，于是随着一位亲王造反，还打出了清君侧的古老旗号。这正是刘瑾之流严重破坏儒家均衡后的标准结果。这次造反使刘瑾很不安，给了争宠者说刘瑾坏话的机会，最后导致刘瑾被皇帝处死。

在来源方面，刘瑾潜流对百姓造成的损害已经超过帝国税收，在去向方面，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却不如帝国开支。秦始皇和忽必烈之流掠取的财富，除了个人消费外，大量投向了开疆辟土的战争和帝国扩张，而在历史学家的评论里，譬如在司马迁的评价中，秦帝国一统天下是一件大好事。[61]司马迁说，秦帝国为天下提供了秩序，制止了战争，元元之民得以安定生活，获得了当时天下的拥护。忽必烈也有同样的功能。他打通了亚欧大陆的贸易通道，维护了秩序，平息了战争。秦帝国和元帝国都曾逼反百姓，但那是在修建长城的时候，在治理黄河的时候。长城和黄河毕竟关系到公共福利，而刘瑾的钱根本不会往公共福利上投。据我所见，刘瑾的开支至少有一部分变成了家奴的收入，庞大的家奴队伍又狐假虎威，到处敲诈勒索，也就是说，刘瑾的开支制造出来更多的小刘瑾，更多的掠夺者，而不是阻止掠夺的设施。

我好像把刘瑾说得一无是处了。这有点不公平。从爱国主义的角度看，刘瑾并没有把家产转移到国外，他甚至从日本使臣那里敲了一万两银子的贿赂，如此说来，刘太监也可以算爱国人士。不过，他对边防和国力的损害又远远不止几万两银子。另外，从当时人的角度看，毕竟刘瑾为手工艺匠人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也创造了更多的家丁和狗腿子的就业岗位，不过，他剥夺的就业机会又要多得多。从后代的角度看，某些精美文物的制造和保留也要托刘瑾之流的福，不过，没有刘瑾，我们的祖先可能要少经历许多战争，少被人家掠夺多次，有机会创造并保留更多的文物。刘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成绩还是有的，整体上却得不偿失。

但刘瑾还是留下了一项确定无疑的功绩，思想建设方面的功绩，这是几乎与刘瑾同时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31-1503）启发我想到的。这位教皇排在千年最富的第16位，据说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教皇。他的腐败和放荡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再虔诚的信徒也无法继续相信这家伙可以代表上帝，于是就转向自己的内心寻找上帝。

刘瑾也逼出了儒家最后一个高峰，逼出了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成就。在刘瑾“杖责”为大学士刘健说情的众御史的时候，王阳明是国防部的一个处长（兵部主事）。王阳明跳出来为众御史说情，说杖责御史将堵塞信息通道，不利于皇帝全面了解情况，不合圣贤的教导和祖先的规定等等，说得堂堂正正，无法辩驳。刘瑾根本就不辩驳，下令打了王阳明四十廷杖，又在监狱里关了数月，然后撤消干部身份，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当了偏远地区的小邮局兼招待所的职工头头。

王阳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为，追问自己到底要什么，寻找支撑正义行为的精神力量。最后他发现那力量无须依赖外人的奖罚，因为它不在身外，而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名曰“良知”。“良知”被后世的哲学家们骂作主观唯心主义。我读不明白这些唯心唯物的高论，只见那些认识的字句在眼前飘过，却一句也不能落入心里。但我却可以从心底理解王阳明。他在恶人得势、好人倒霉的处境中冥思苦想，以决定自己未来如何生活，在这种处境中的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要不要继续自找倒霉，等等。换了我也会苦想，尽管未必能想出他那种简洁有力、以圣贤之道为根据的观点。我认为他的观点的正确性不足一半，但我仍然替王阳明高兴，他找到了一种善行的基础，找到了对抗“钦定真理代表”的力量，因而获得了许多精神上的安宁和解放。

总之，上述比较表明，刘瑾潜流的潜作用几乎是各种历史选择中最糟糕的一种，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大笔财富就这样走上了死路。

好在还有希望。法国和中国一样也出产刘瑾式的人物，但是法国在英国邻居的挑战下洗心革面，继而脱胎换骨，八九十年后初得正果。法国走得通，中国更大更集权走得自然要慢一些，最终却也应该能走通。从戊戌变法开始洗心革面，中国一路血雨腥风地走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2001年 5月13日

【五】县官的隐身份

（明）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写下了一项重大发现。如果套用孟子的比喻，“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那么，海瑞发现的不过是那一车柴火。奈何人们习焉不察，日用而不知，无人继续阐发，竟使这项发现埋没至今。

为了这车“柴火”免遭轻视，请恕我绕个圈子，先从这项发现的来历说起。

一、招待客人的故事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当教谕（近似县教育局局长兼官校校长），写了《驿传申文》和《驿传论》。驿传近似现在的招待所兼邮政局，与教育并无关系，但是海瑞见那些往来的官员及其亲友在招待所横吃横喝，用夫用马，巨额负担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实在不忍不说话。他上纲上线地写道，地方官为了献媚于人，而使小民投河上吊，这是为媚人而杀人。

海瑞说，从正式规定和建国初期的实践看来，百姓负担根本不至于那么重。他呼吁复古，严格照章办事。他说，地方官认为照章办事就会“不安于位”，就要丢乌纱帽，这是不正确的。他还举出两个例子，证明削减一些招待费未必影响仕途升迁。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海瑞43岁，进入官场不过两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够深切全面，甚至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三年后，海瑞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他有机会躬行自己的主张，严格照章办事了。

照章办事是什么意思？譬如，按照当时流行的常规，显要官员路过淳安，大概要用接待费二三十两银子，以粮价折算，在人民币六七千元上下[62]。如果巡抚（近似省委书记）路过淳安，接待费要用去银子三四百两，将近十万人民币。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一般官员的伙食费、下程路上的伙食费、下程用船用夫，合计不过五六钱银子，约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币。如果上司驾到，另加一只鹅、一只火腿，市价二钱银子，再补充五六分银子的蔬菜，合计不过二百元人民币。中央的部级离退休干部路过，也按这二百元的标准办理[63]。海瑞说，这个标准足以保证客人吃得可口了。后来海瑞自己当了巡抚，以身作则，只接受一般官员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币的接待标准。

从六七千元砍到一百四五十元，从十万元砍到二百元，将上司的既得利益砍得只剩一个零头，这就是海瑞的照章办事。这种章程，谁看了都知道要惹是生非，果然，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四年里频频惹事，其中还有两个故事上了官修《明史》。

第一年。[64]总督（近似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被淳安驿丞（近似招待所所长）的接待方式激怒，将所长倒吊了起来。

这个故事在《明史•海瑞列传》中写得很简略，《海瑞集》的正文中又不见记载，我也闹不清楚胡公子究竟指望着什么，又遭遇了什么。按照海瑞坚持的章程，官员的公子根本就没有资格享受公家的驿传服务，不过淳安驿丞未必有胆量拒绝服务，他很可能按照一百四五十元的标准接待了胡公子。二百元的标准是给总督巡抚一级的，胡公子恐怕享受不到，即使享受到了也难免动怒。据说胡公子载着地方官一路孝敬的数千两银子，从数量和路程推断，各地是按照副省级一二百两银子的老规矩接待的，依照这种旧规，当地长官还要出面宴请和出城迎送。到了淳安，海瑞这个七品芝麻官不但不迎送不宴请，期待中的一二百两银子也降格为五六钱，叫有自尊心的人如何不怒？

公子大怒，海瑞也大怒，下令将胡公子关押起来，银子没收，上报胡总督，说您在通知中明确指示不许大操大办地搞接待，现在却有人冒充您的公子招摇撞骗。海瑞请示如何处理，闹得胡总督有苦说不出。

第二年。直接领导海瑞的严州知府批转了邻县的申请，要求淳安协助分担一些驿站费用，海瑞拒不领命。

海瑞说，建德县的驿传负担确实比我们淳安重，我们县每丁负担四五两银子，建德县每丁负担九两，他们想“分害”是有道理的。但是，海瑞说，我已经把淳安原来的每丁四五两压到了每丁二钱五，这是上司和过客的非分所得，我们能减，建德为什么不能减？建德县想减轻负担，应该先从这里下手，而不应该自己不做努力，先向我们伸手。[65]

拒绝了邻居之后，海瑞又把上司的常规摊派顶了回去。

淳安县属严州府管辖，府里接待过客，馈赠人情，最终都出在各县，其数字自然远远超出明文规定的标准。但是，海瑞偏偏和上级领导较真，不折不扣地按正规标准执行。解送至府后，韩知府拒收这笔不足惯例之数的银两，同时引用孟子“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的教导劝海瑞让步。[66]

海瑞将这笔打回来的银子再次解送至府，不肯增加一丝一毫。他说，孟子讲的屈从权势，那是战国时代的情况，如今圣明在上，我辈又都是知礼义的读书人，你的权力和才干也足以砥柱中流，为什么还要行此“非礼之礼、非义之义”？难道想制造一个“无道之天  ”么?[67]

凭良心说，海瑞以“圣明在上”诘难韩知府，很有些强词夺理。当时嘉靖皇帝已经十余年不上朝，著名奸臣严嵩当政，贿赂狼藉，哪里有什么“圣明在上”？数年后海瑞上疏骂皇帝，说天下人早就不认为陛下正确了，还劝皇帝痛改前非，可见他并不是不知道。知道还要装傻，用赞颂最高领导的话堵知府的嘴，这就不是切磋讨论的态度，很难让人家心服口服。当然，不与知府切磋讨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争论输了就应该多交钱，海瑞不肯多交。

顺便再提一句，海瑞借用孟子的话“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来形容的东西，正是我努力描绘的潜规则。此时的海瑞已经明白了，他抵制和对抗的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犯罪行径，而是另外一套规范着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获得双方认可的义礼体系。海瑞强调了这套规则与正式规则的不同，但是他还没有找到一个简明概念。

第三年。嘉靖三十九年三月（1560年），鄢懋卿以都御史总理盐政的身份南巡，将要路过淳安。都御史的地位近似中纪委第一书记兼监察部部长，总理盐政意味着他还负有财政部副部长的特殊使命。当地很少见到这等中央首长，但人人都明白这既是升迁的机会又是倒霉的关口，于是，一场巴结讨好的竞争开始了。

鄢首长出巡之前，特地向前方各站发了通知，说自己“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俭朴为尚。毋得过为华侈，糜费里甲。”还说：“方今民穷财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务宜体谅。”话说得很是恳切。然而，我们祖先私下办事，总以潜规则的标准揣度人，并不信赖仁义道德。地方官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鄢首长的圣贤话，到处大摆酒席，山禽野兽，每席都价值三四百两银子（约十万人民币），供帐之华丽，连尿壶都是银的。而鄢首长也不负众望，好像根本就没说过那些圣贤话，十万元一席地一路吃将过来。地方官员的消息极是灵通，早派人打探清楚了各地的接待标准和菜品，自己这边则先从什么地方垫出一笔款子，花样翻新地策划讨好办法。

这时候，海瑞向鄢首长禀报，说首长的指示非常好，而我们得到的探报却完全相反。现在府县都怕因供应不周而得罪，极力买办，整得百姓嗷嗷叫，我怕您因不了解情况而后悔，特此汇报。

鄢首长接到海瑞的信，临时决定绕开淳安，严州府诸位领导见首长去向突变，连忙打听，知道原委后大恐，将海瑞召来骂道：“不大点的官，好大胆子！”后来，中央首长似乎倒没说什么，但是首长的部下，巡盐御史袁淳看不下去了，表示要替领导出这口气，便找茬参了海瑞一本。按照常规，被御史（近似中纪委的处长）揭发的官员要避位待罪，临时下台，但是海瑞偏不下台，他写了一份请示报告，说自己上对得起君，下对得起民，没什么罪，如果需要我离职听候处理，请派人来办正式交接手续。[68]——如果不是厚着脸皮不让位，海瑞也算下过一回台了。

嘉靖四十年（1561年），海瑞49岁，到了一个任满升迁的关口。这年七月，他因为迎送不远，供应不丰，有吩咐不唯唯应，再次得罪了巡盐御史袁淳。袁御史讨厌海瑞对领导缺乏热情的那股劲，啐骂道：“你现在就想学府官的派头，还早！还早！”[69]袁御史在海瑞的《给由申文》上批驳说，刚刚呈上给由，便摆出了一副升官的架势，“倨傲不恭，不守安分”。考察不予通过。

本来，已经内定海瑞升任浙江省嘉兴府通判，官阶从正七品升为正六品，经袁御史这么一闹，海瑞平调江西兴国，到一个更穷的地方继续当知县。

二、说破真身

我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陈年旧事，因为这些故事从不同方面体现出过客权利的真实边界。过客的权益不仅可以直接表现为他们的要求和勒索，间接地表现为同级或同事的讨好竞争，还可以表现为上级机关的财政提取，表现为兄弟单位的协助申请，表现为部下挨打犯难，甚至可以表现为关于儒家经典的哲学争论。

在这些一对一的具体关系中，任何一点不合作，任何一点冷淡和逃避，任何一点冒犯，都可能得罪某个权势者，都可能招致记恨和报复。反过来，让人喜出望外的恭敬和供应，则可能带来更好的官运。这才是真正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县官与农民之间就不存在如此密切而多方位的报应关系。

于是，形格势禁之中，县官的真实身份也势必改变，成为他本来不应该是的东西。那么县官不是县官又是什么呢？海瑞的结论是：“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招待所所长）”。

这就是我生怕遭人轻视，绕了半天不肯直说的那句大实话。

自从秦朝普设郡县，谁不知道县官是什么？所谓亲民官，父母官，县太爷，县领导等等，可是，又有谁扎扎实实地说过一句“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海瑞的这句话说破真身，因而推翻了一个常识，截断了一种思维定势：连县官这种恒定的身份，都会依据利害关系网中的真实位置改变涵义，我们还能不假思索地接受什么？在我听来，这句话犹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

海瑞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突兀的感慨，而是对制度变迁所伴随的身份变迁的完整描述。在继续阐发先贤的发现之前，特将海瑞《督抚条约》中的这段原文恭录如下：

“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祖宗制也。阿谀作俑，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殊失初制。”

三、身份的色彩

当招待所所长不是说着玩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些东西从何而来？

先说时间。海瑞在私人信件中说，今人身居官位，舍弃职分之内的事不做，日日奔走迎送那些过客[70]。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海瑞直接向皇上报告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路当冲要，府县官每日以迎送过客为事。小民有了冤屈，虽然也想替他们分理，却“日无暇时，往往弃置不理。”结果案子大量积压。

可见，县官用来伺候过客的时间，是从百姓那里挖来的。从《后汉书》首创“百官志”描述官员职责，到《明史•职官志》，县令的钦定任务只有两方面。在与上级官府的关系方面，主要是缴纳赋税，输送人才。在与百姓关系方面，则是从汉朝就确定的老四项：一、宣传倡导道德法令，二、维持社会治安，三、养老扶贫，四、听讼断狱。

这就是说，一千多年来，县官并无接待过客的任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如此多的工作时间用得不明不白，非公非私。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灰色时段”。

再说金钱。海瑞说，淳安县支应过往、支应上司、支应本县各项用度，从前每丁出银少则三两，多则四两。本职到任以来，每丁只征银二钱五分，大约每年征银九百两上下。其中县里的用度少，支应过往和上司的用度多。如果上司怜悯百姓穷困，不拿穷人接济富人，留意节省，每丁征收二分五厘银子也就足够了，奈何并无留意之人。我身当一县之任，上不能请领导裁减长夫贺礼，中不能严格执法削减接待费用，不能不继续征收那二钱五分银子，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尽到父母官的责任。[71]

海瑞给出了三条标准：过去每丁征收三四两银子，现在每丁征收二钱五分银子，理想状态是每丁征收二分五厘银子。淳安县的丁额[72]在3700——4000上下波动，以3700丁计算，海瑞上任后每年征收925两，过去竟要征收12950两，而理想的数字只需要92.5两，高低之间相差140倍。这三条标准中的哪一条算是正当的？

假如我为你看家护院，每天领10元工资，月薪三百，按照现在保安每月850元，私人贴身保镖每月3000元的行情，三百元是少要了，这可以说是亲戚关系。如果增加十倍，月薪三千元，也在公平交易的范围之内。如果增加140倍呢？每天1400元，月薪四万二千？这时候就很有理由怀疑，我究竟是看家护院的，还是打家劫舍的？如果是打家劫舍的，那么，又从哪一点开始，我从一个保安转变成一个强盗呢？从月薪四千？五千？一万？

如果把海瑞上任后征收的银两作为正当标准的边界，从前每年征收的12950两银子，只有925两是应该的，其余12025两都属于不义之财，不义的分额约占93%，正当的分额不过7%，实际征收额竟然是正当征收额的14倍。这一大笔不义之财，主要部分用于支应过客和孝敬上司了。孝敬上司的那部分，又有一大笔转为上级政府支应过客的费用。那么，瓜分这笔不义之财的过客集团又应该叫什么呢？不义集团？分赃集团？黑帮集团？同样，搜刮并参与瓜分这笔不义之财的知府和知县又应该叫什么呢？仅仅是招待所所长吗？是否应该算黑帮分子？

我有点意外之感。为了追究和定义一种身份，又拉出来一笔没有正面命名的巨额费用，牵扯出一个不知如何称呼的“过客”集团。为了一个确切的命名，扯出来两个需要命名的东西。

仔细分辨起来，海瑞的前任多征的一万多两银子，虽然违反了中央规定，虽然有点黑，却不是独吞的赃款，也不是纯粹的不义之财。依据“非义之义、非礼之礼”的潜规则标准，这笔银子符合官吏集团内部的“义”，得到了合乎潜规则的分配。因此，这笔钱不是“黑钱”，而是“灰钱”。于是，搜刮和瓜分这笔灰钱的人也不应该被打成黑帮，只能算“灰帮”。[73]

倘若以灰色税费在全部徭役中的比例计算县官的灰度，那么，海瑞在淳安的前任知县们，作为灰帮分子的成色达到93%，作为知县的成色不足7%。不足7%并不意味着接近7%，我估计，其实际成色还要打个对折，折到3.5%上下——我们需要折掉“灰色时段”。

假如我们雇了一位公仆，每天八小时的上班时间，他用三四个小时陪过路的公仆喝酒打麻将，工资一分不少拿，该他打扫的垃圾却堆积如山，这位先生的公仆成色有多少呢？打个对折似乎并不苛刻。在打对折的时候，我们毕竟承认公仆做了一些公益方面的事。如果算得苛刻一些，考虑到过客的酒钱和赌资都摊到我们头上，考虑到百姓与过客集团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冲突——在过客那边越热越红，在百姓这边就越冷越黑，两者之间存在反比关系，那么，公仆提供的那点“公益”应该被“公害”冲销干净才对。

总之，“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县官真成了一个“灰帮分子”。

四、灰帮化机制

海瑞凭借一己之力与灰帮对抗，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对灰帮的优势和灰帮化的实现机制也有独到发现。

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出任“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巡抚应天十府”（近似江苏省委书记）。在《督抚条约》中写下了“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的结论之后，他针锋相对地发布了一系列禁令，并严格照章办事。海瑞甚至动用刑具，亲自审讯借用工部勘合（建设部驿传使用介绍信）的人，逼他交代介绍信的来历。很快，官僚集团的抱怨和议论便弥漫开来。

在众人的攻击之下，海瑞不得不向内阁诸公（近似政治局委员）写信诉苦求援。他说，我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不可行的，也不是行不通的，“纷纷口舌，何自而来哉？何自而来哉？”他说，看看想想如今这些事情，真叫人百念俱灰。[74]

海瑞“日与群小较量是非”，感觉到“窝蜂难犯”。他的新规矩损害了千百官吏的切身利益，只要有一两个忍不住咬他一口，就足以叫他大病一场，何况是一窝蜂。不过一年，海瑞被迫辞职，再次验证了苏辙阐发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75]。在辞职之后的私人信件中，海瑞叹道：“事与心背，奈之何，奈之何！百凡经理，垂成中止，可惜，可恨！”[76]

在写给皇帝的辞职申请上，海瑞将这些感慨和疑问提升到理论高度。他呼吁：伏愿皇上，饬令我的继任者，不要因为我受到诽谤而轻易改变我制订的政策，“勿谓乡官过客口大难犯，不可不厚；小民口小，口碑不得上闻，而不恤小民。”[77]

这又是标准的海瑞风格：透彻地了解症结所在，却不肯承认“形势比人强”的道理，指望以个人的道德力量抵抗  大势所趋。

海瑞所谓的“口大口小”，说透了灰帮化的体制根源。早在十年前，在《淳安政事•兴革条例》里，海瑞就如此描述了官僚集团或过客集团的信息优势。他说：大家都说应该怜惜百姓，节省民力，又说接待过客决不可薄。然而，“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不如意则颠倒是非，谤言行焉。”

这就是说，欺负百姓无妨，上边听不见；得罪了过客却要招致诽谤。这叫广大追求进步的干部如何选择呢？他们的权力虽说是领导给的，但大家都懂得“三人成虎”和“曾参杀人”的道理，明白自己的权力其实也是信息传递集团给的。为了进步，县官不能不巴结“口大”集团，牺牲“口小”集团。在这个意义上，灰帮化乃是领导说了算的体制和官僚集团的信息垄断地位的自然结果。灰帮身份虽然并非钦定，却是“势定”的，更准确地说，是政局中互动各方依仗各自实力“局定”的，个人道德的优劣已经无关大局。

更何况，厚待过客又不用自己掏钱，完全是“取之百姓”。这又很简单，“不过一开口而已，不过一发牌而已”[78]。走这条路的成本如此低，风险如此小，再指望其他结果，未免就有点天真浪漫。海瑞下台时似乎也有所觉悟，骂道：“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79]

五、整体演变的历程

明朝政权的灰帮化或黑帮化，走过了一个和平演变的历程。

明初驿递管理甚严，只有很少的军务和钦差人员可以使用公家的驿站。陆仲亨以侯爵之尊，违规用了公家驿站的马，便被朱元璋罚往雁门捕盗。这位将军终于被逼加入了谋反团伙。这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之前的事。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出任淳安知县后，在当地老人中进行过调查，据老人说，近二十年民间比前二十年苦，负担重。近四五十年又比前四五十年负担重，这就是因为官员的招待费用越来越丰厚了。[80]

（明）陈全之《蓬窗日录》卷四中的一则记载，更加精确地支持了这种民间感觉。他说，驿传之弊，到如今可以说走到了极端。官员无“关”（使用驿传系统的证明信）而借关，关可以借，便滥借起来。地方官员又乘待客之机自肥自便。例如淮扬驿递，嘉靖初年，每年接的证明信大约三千。不过二十年，如今上万了。所用的船也比过去大，需要三倍于前的纤夫才能拉动[81]。由此可见灰帮化进程的速度：二十年间灰度加重三倍以上。

这一年上万的过客，究竟有多大比例是真的呢？（明）胡缵宗《愿学编》（下）说：“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入驿者，十每八九。陆行皆非，水行尤甚。……即今海内民穷财尽，日不聊生，大抵驿传之致之也。”[82]

海瑞的抵抗努力失败后，又过了六十多年，毛羽健向崇祯皇帝汇报说：“驿递一事，最为民害。”他说，证明信的发放范围更宽了，不仅互相借用，还转手买卖了。“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纸。敲骨吸髓，见闻心惨。”他呼吁皇帝悬赏捉拿使用假证明信的人。[83]

证明信泛滥，实质是敲诈勒索权的扩大。以大名鼎鼎的徐霞客为例。崇祯十年（1637）秋，徐霞客在广西游历，他无权免费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使用驿传的证明信），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村里人手不够时，还用“二妇人代舆”——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

在《粤西游日记三》中，徐霞客记载了崇祯十年十一月下旬的经历。这位有马牌的先生驱赶着夫役整天赶路，傍晚时分看到了下一站的村子，众夫役开始逃散，徐霞客赶紧抓住一个捆上，牵着进了村。村中男子已逃遁入山，徐霞客便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搜出两位妇女，命令她们去找人搬行李做饭。被捆的人质和他的同伴们也大呼大叫，让村里人接班。过一会，负责驿传事务的老人来了，徐霞客说，老人怕我拿鞭子抽他的子孙，不得不来。这老人的儿子是个瘸子。

吃过饭，上了老人和妇人为他铺好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我喝令快去给我找抬轿子扛行李的夫役，然后躺下）。”

徐霞客是我们的文化精英，但《徐霞客游记》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他旅游的许多费用，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违反中央规定，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这等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

崇祯皇帝当然愿意整顿，但多次下令都不见效，终于意识到有驿站就有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于是，他来了个一刀切，砍掉驿站三分之一，没有驿站了看你们到哪里去敲骨吸髓。在这次裁员中有大批驿卒下岗，其中一位就是李自成。

在李自成对明朝开战的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皇上并不太坏，但总是被蒙蔽着。臣下全部结党营私，绝少有公正忠诚的。于是贿赂和利益都进入官僚集团的腰包，百姓的脂膏都被榨干了。[84]

李自成指控的结党营私，正是我们所说的灰帮化。在古汉语中，“党”是一个贬义词，“私党”更有加倍的贬义，因此就有了灰得发黑的意思。我的疑惑是：在灰色和黑色之间，在灰帮和黑帮之间，是否存在一道清晰的分界呢？譬如，多收了一万两是灰钱，两万呢？一亿呢？把全县百姓都榨干了也凑不够一亿，全体榨干还不算黑帮吗？那么，在一万和一亿之间的哪一点上，在榨干一个人和榨干全县人之间的哪个数上，灰钱转变成为黑钱，灰帮转变为黑帮呢？

我找不准这个转折点的位置，但我知道，朱元璋创建的明朝和朱元璋推翻的元朝一样，其统治集团最后都被百姓看作黑帮。元人小令中的名篇《醉太平•无题》说得很清楚：“堂堂大元，奸佞专权，……贼做官，官做贼，……”[85]直把官和贼混为一谈。

远远望去，县官的身份始终处于变迁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为黑白之间的不同灰度。至于灰到什么程度可以叫黑，灰在什么程度之前仍可算白，那是有命名权的人贴的标签，体现了他们的利弊权衡，与现实利害格局所“局定”的真实身份是两码事。

2002年 9月8日

【六】灰牢考略

“灰牢”就是非正式监狱的意思，这是我杜撰的词。我经常犯杜撰新词的毛病，其实也是被逼无奈。按照法律法规，这东西不该存在，不过考察历史和现实，这东西又随处可见，而且各有公开认可的名称，并未躲躲闪闪。这种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东西见多了，想给个统称，一时又找不到，只好临时杜撰一个。

最近一次发现灰牢，是在李昌平描写亲身经历的书里[86]。李昌平先生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初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为负担沉重的农民叫苦，引起了高层领导重视。经过《南方周末》头版头条的报道，此事闹得全国皆知，李昌平也因敢讲真话被《南方周末》评为当年的年度人物。

在李昌平的书里，灰牢以两种不同的名称出现。首先出现的叫学习班，随后出现的叫小黑屋。

一、学习班

1997年 5月，湖北省监利县柘木乡茶卜村农妇朱长仙喝农药自杀，直接起因就是“学习班”。

1996年7月，监利县南部遭水灾，农民颗粒无收。但是县里5月份提早征粮，朱长仙一家已交纳负担款800元。受灾后，湖北省委书记视察灾区，号召“举全省之力，抗监利之灾”，可当时的监利县县长却挪用救灾款修建超标准的宾馆、机关和宿舍大楼，还拨救灾款给各科局买高级小车。朱长仙一家大灾之年不仅没有得到救济，提前交给政府的800元钱也没有退还。

次年，县政府又安排在5月份征收全年税费的25%，朱长仙家应交700元。朱长仙要求用去年交的800元抵交，管理区干部和村长说，县政府下达的夏征任务一定要完成，要抵帐年底再说。双方争吵，打骂，最后干部把朱长仙的丈夫关到村小学“办学习班”。朱长仙有理无处讲，绝望之下用自己的生命讨说法——喝农药自杀。

这里提到了朱长仙的丈夫被关入村小学“办学习班”，讲得不详细，但我们可以用随后一个故事中的细节补充。[87]

监利县黄歇口镇新熊村五组农民熊华品，按当地标准应交税费2085元，税费拖欠未清。2000年11月1日晚，熊家刚刚睡下，黄歇口镇副镇长、管理区总支书记、副书记等7名干部和几个打手来到熊家，让熊华品到管理区去办学习班，问为什么，说你们欠钱。众人有的卡脖子、有的拉手、有的拉脚，将他双脚腾空架上车。有人还猛击他的后背，用电筒将他的头打破。到管理区后，熊华品和其他三个农民被关进一间房子。总支书记说，不管你们到哪里去告，我们都不怕。

熊华品被放回家后，四处找干部要医药费，但是要不来。他说，我身上被打烂，脖子被卡伤，头被打破，找干部们不理不睬，要医药费也一推再推，反正我搞不过他们，不如死了算了，他们不愿出三五百元医药费，我用三五元钱农药对付他们。他到村小卖店给在部队的儿子打电话未通，偷偷拿了店里的一瓶农药，边往家走边喝，十几分钟后被送往医院抢救，不治身亡。

二、小黑屋

熊华品死后不足20天，监利县新沟镇南禅管理区红阳村农民李启栋被从床上抓走，关进管理区所设的“小黑屋”，两天两夜后冻死。

死者李启栋68岁，公社时期欠下粮款和电费190元。承包制以后，村里换了五任支书，都没有找李启栋收这190元。2000年11月23日深夜，南禅管理区总支书记、副书记和村支书、村主任带着一些打手来到李启栋家，要求交清由190元利滚利已变成1800多元的欠款。李交不出，连衣服都没穿好，就被带到管理区，与其他十人关入十几平方米的“小黑屋”。

同关的一位年轻人说：“屋里只在水泥地上铺了点稻草，23日被关进来不久天亮了。24日晚，管理区炊事员黄师傅见我们冷得发抖，半夜偷偷丢进来几条麻袋让我们挡寒。青壮年都冻得手发抖、脚抽筋，尤其是人一打盹后，时常冻醒。25日天快亮时，我们发现李启栋冻得快不行了，喊干部们来救人，他们说是装的，没有理睬。等了一会，见他实在不行，我们又喊又叫又踢门，唐辉和严泽华来了，骂骂咧咧：‘一清早，喊什么喊？吵了老子的早觉，一脚踢死你们！’隔着窗户看到李启栋是不行了，他们才打电话给村支书姜大迪，一个多小时后姜大迪来了，他让每天以40元雇来的两个看门人开门进去看看是不是装的，一看确实是不行了，才送往医院，听说死在路上”。

同被关的人说，李启栋死后，镇里害怕，才将其他被关的几十人放了，并说李启栋是病死的，叫我们不要乱说。

据记者调查，新沟镇一贯采用抓人关人等手段强行征收税费，李启栋是南禅管理区2000年秋征时所抓的第二批。

三、小黑屋与学习班异同考

看了上述故事，自然可以明白小黑屋和学习班是什么东西了。那是一个权威部门用来关押“有过失”的人的地方，在这里，关押是强制实施的，是作为惩戒手段使用的，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具有这些特征的地方正是监狱。然而，乡镇政府和管理区属于行政部门，没有权力建立监狱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我们又不好称之为监狱。如果不叫“灰牢”的话，我们就只能向当地人一样称之为学习班或小黑屋。

但是为什么有两个名称呢？小黑屋与学习班有什么不同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词语的产生时间有先有后。开始都叫学习班，后来人们发现这里只关人不开课，渐渐改口，直称小黑屋。不过追究起来，学习班这个词在上边引文中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是2000年11月1日晚10点左右，流行时间并不早于小黑屋。我的推测不对。

无奈之中，我打电话向作者请教。李昌平回答说：“学习班，这是干部的叫法；小黑屋，这是农民的叫法。都是一个东西。”

我再一次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乡镇政府不是无权建立监狱吗？那我们就在权限之内办一个学习班。为了躲避捕食，某些昆虫长成树枝甚至粪便的形状，生态学家称之为“拟态”。广大干部的拟态策略更简捷，也更便宜，只要挑选一个名词即可。农民群众不肯接受这个名词，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这些不是监狱的监狱，于是白描曰“小黑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场识别与反识别的游戏玩得有声有色。

往远说一句。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上，有一段描写官府如何强迫商人“自愿”捐款的文字：“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10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黑窑’。”[88]

湖北人住屋，山西人住窑，黑屋即是“黑窑”。时隔二百年，相距千余里，用词居然如此相似，其间仿佛有鬼神出没。

四、学习班续考

以学习班之名，行关押拘禁之实，其历史几乎与学习班的名称一样悠久。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于是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纷纷涌现，许多让人联想起拘禁的名称也先后亮相，譬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小偷小摸学习班”等等。

在我读到的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具有灰牢性质的学习班早在1968年6月便出现了，距离最高指示的发表不过半年。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一书中记载，1968年春节后，他被关入北京半步桥监狱。1968年9月底的一天，“三辆卡车把我们这些人拉到了北郊的北京市第一少管所。原来，我们这些人是托毛泽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福，被送到这里参加第二期学习班的。”

遇罗文写道：“第一期在三个月前到的这里，在我们来之前已全部释放回原单位。这无疑预示给我们美好的希望，但没有人告诉我们一定释放和哪天释放。（一个多月后，轻工业学院一位大学生从这里逃跑，就被毫不留情地抓了回来。）

“这里还住着一伙‘学习班’，有五、六十人，我们私下叫它‘黑干学习班’，成员都是被明确定为‘黑帮’的子女，像刘少奇的女儿、贺龙的儿子等，已经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好象还没有释放的意思。”

追溯到关于学习班的最高指示发表的日子，似乎并没有追到源头。专门研究延安时期的学者朱鸿召和我谈起过当时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把人扣下开会学习，不转变立场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开的一次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作开幕报告，为了让那些与毛主席不是一条心的人转变过来，会期竟长达88天，不转变就不散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那些被扣下的领导该如何打小算盘：脱离权位越久，自己的影响就越小，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转变，想闹二心也没本钱了。

这个故事使我更进一步理解了事物的复杂性。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东西。既然开会学习总要把人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之中，与会者总要暂时丧失部分自由，那么，圈三五个小时是圈，圈三五个月也是圈；小事小病可以请假准假，悠悠万事惟此惟大一概不准请假——在这不间断的连续系列上，拘禁关押与开会学习的分界究竟在哪里呢？这种模糊性提供了一个空间，在此模糊空间之内，可以产生一种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这可是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班这个词尚未流行，但是“学习组”和“整风班”已经出现。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她的丈夫“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韦君宜写道：“整风！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她说，“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

韦君宜写到的整风班活跃于1942年12月，但这仍然不是尽头。在此之前，国民党已经发明了训导团和训练班之类的灰牢，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集中关押。

还可以再往前追。我在《清代社会的慢变量》一书中看到[89]，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浔镇的乡绅自发设立了“洗心迁善局”，将一些不够绳以官法的“故家不类、市井无赖、镇之不逞者”禁锢其中，朝夕巡逻把守，“局之司事者日与之讲说善事”，“锢其身足使桀骜之气不得不消，发其天良使愧悔之萌不得不力”，时间久了，这些被关押的人有了悔改之意，又有亲族来保，再将其释放。看来这已经是很地道的监狱学习班了。

五、牛棚考

这里说的牛棚是文革期间各单位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大量产生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棚也不是正规监狱，可算是文革中的灰牢。那么，什么人属于牛鬼蛇神呢？

按说，我也算经历过文革的人，好像明白什么叫牛鬼蛇神。不过较真起来，又觉得说不清楚了。向当过牛鬼蛇神的父母请教，他们商量了一会，给出的答案是：“地富反坏右，封资修，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符合公安六条的人，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基本没有一个真的，最后都平反了。”

我又请教了两位当过牛鬼蛇神的老干部，他们的答案几乎完全相同。为了突出这个定义的正确性，当过右派的老宋还给我举了一个反例。他说，他们的校团委书记属于保皇派，有婚外关系，上床时被造反派抓住，脖子上挂着破鞋批斗，然后关入牛棚。过了不久，更高层级的造反派组织下令放人。由此可见，牛鬼蛇神还是讲标准的，“破鞋”就不够格。

对照上述标准，我检验了几个熟悉的样本。老宋当过右派，被当牛鬼蛇神收拾了，对得上“地富反坏右”的“右”。我母亲当大学教师，讲课时提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肃反政策，被人贴了大字报，说她宣扬调和论，是修正主义分子，于是游街批斗，对得上“封资修”中的“修”。我父亲出身破落地主家庭，他住牛棚的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这一条好像难以归类。什么算阶级异己分子呢？与理论上“高大全”的无产阶级“标准人”相比，真能找出没有异己成分的活人么？真正要紧的是，掌权的那一派要找茬收拾他，而整人总要找个罪名。

我继续对照，翻出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季先生也住过牛棚，他的罪名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是当年他苦苦思索，反复考量过的。走资派？作为系主任，大体也能算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似乎都够得上。最后他被关入了北大的“黑帮大院”（季先生说这是牛棚的另外一种叫法，可以归入灰牢系列），又获得了一个黑帮的头衔。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后来都平反了，都不算了。这叫什么标准呢？认真考察上述标准和定义岂不成了瞎折腾么？

话又说回来，这种模糊性正好开发出低成本伤害他人的权力。对各单位的得势者来说，握有这个武器便比较容易整人。东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确实在文革中普及到几乎每个单位。

比起牛棚来，学习班的参加标准更宽泛。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至牛鬼蛇神监狱囚犯，谁能说自己不应该学习呢？这种更加模糊的特性，使学习班的生命力和普及程度又超过了牛棚。

六、班房考

从知道班房这两个字起，我就一直把班房当成监狱的口语化叫法。《辞海》（1979年版）对“班房”的解释是：“看押犯人场所的俗称，指看守所、监狱等。”看来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只我一个。

前些年开始认真读古书了，才知道班房并不等于正式监狱。在原初意义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里的差役们值班或休息的地方，后来这地方用来临时关押人了，便渐渐发展出灰牢的意思。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班房二字最早出现于（明）汤显祖（1550-1616年）的《牡丹亭•闹宴》。官衙里举办宴会，秀才要进去找岳丈，被差役拦住，秀才想：“怕进见之时，考一首太平宴诗，......且在这班房里等着，打想一篇，正是有备无患。”这里说的班房便是衙役值班之处。一百五六十年之后，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写到大夫看病，“一时出了园门，就在守园的小厮们的班房里坐了，开了药方。”这个班房也是家仆值班和休息之处。

再过半个世纪，著名师爷汪辉祖（1730-1807）在《学治说赘》里提到的班房，已经有了明确的“灰牢”性质。在谈论为政要点时，汪辉祖告戒官员要建立班房的“管押簿”，经常查看，他说：“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

请注意“律所不著”这四个字。监狱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却没有。班房中的关押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关押，这就不能叫“白”；但这是由合法官府“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关押场所，正是“灰牢”。

我们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灰牢的名称也难以统一，譬如在四川就叫卡房，有的地方叫官店，还有差馆、押馆之类的名称。班房只是流行比较广泛的一种。

班房中关押什么人呢？据汪辉祖说，最多的是贼盗嫌疑人，还有与命案有牵连的人。与民事诉讼有关的人也常被关押。

张集馨曾经出任四川臬司（主管刑狱的副省长），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记载中描绘了四川班房的规模和状况：“卡房最为残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将户婚、田土、钱债、佃故被证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前此通省庾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全省每年在灰牢里关死一二千人，这意味着什么？当时，四川省每年明正典刑的处决人数不过一二百[90]，“灰色处决”比合法处决多十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量化的判断，明白煌煌国法与灰色规矩孰强孰弱。

如此悬殊的比例可信吗？张集馨会不会夸大了“灰色处决”的数字？我看到的一则材料表明，张集馨很可能缩小而不是夸大了这个数字。道光初年，四川省丰都县监生陈乐山因卷入一场诉讼案件，在巴县（属重庆）羁押七个月，在华阳县（属成都）羁押两个月，亲眼看见数十人庾毙。他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推算，四川全省每年庾死六七千人。[91]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去，班房在实际的社会控制中越来越有影响，终于在百姓口中成为监狱的代称，原初意义反而消失了。

七、灰牢利害考

灰牢对什么人有利？对什么人有害？这些利害又是如何分配的？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从灰牢制度中获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按照汪辉祖在《学治说赘》中的说法，衙役们很善于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盗贼嫌疑人，可以纵使夜出盗窃，得赃分肥。民事诉讼的牵涉人，可以用来作弊诈骗，索取利益。命案牵涉人，可以押在污秽不堪的处所，冬天冻他，夏天热他，平时饿他，以此向他敲诈勒索。

以上三种办法只是一部分。我知道的办法还包括：1、迫使在押人扳指无辜，然后敲诈无辜；2、向所有住班房的人索取高价饭食钱；3、调戏奸污在押女人；4、私下收钱放人；5、以关班房为威胁手段敲诈平民。

如此说来，班房可算是衙役的利薮，他们自然是班房拥护者。但是衙役地位低下，官员们犯不上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冒险违规。那么，对衙役的上级领导来说，班房的利弊得失又如何权衡呢？

张集馨看到了每年瘐毙一二千人的大弊病。1848年，他在四川臬司任上，严令拆毁全部卡房：“已往不究，以后如再有私设卡房者，定即严参。”

张集馨在四川只管了一年多刑狱，拆毁卡房的命令贯彻得如何，出现过什么问题，他没有留下后续记载。话又说回来，他何必太执著呢？每年瘐毙一二千人，受到伤害的首先是被关押者及其家庭，然后是因此遭人怨恨的朝廷，而两者的利益都不同于他的个人利益。张集馨下令拆毁全部卡房，说明他是一个还把朝廷和百姓的利益当回事的好官，为了做一个好官，他愿意发一道公文。其实，身居副省长的高位，发一道公文很容易，毕竟取消班房的代价并不由他张集馨承担。

汪辉祖笔下也有禁革班房的记载。他说，数年前禁革班房，但那些临时关押的实际需要仍然存在，于是官员们便让衙役将人关押于“私家”，结果更难稽查，弊病更多，还不如关押于“公所”。

汪辉祖一直在师爷和知县的位置上转，他亲自查点班房，随时审结随时放人，以防衙役作弊。汪辉祖比张集馨更了解实际情况。他知道，禁革班房的代价是由被关押的人承担的，他们将因此更容易遭到衙役的敲诈勒索。本来关押三五天的，很可能被悄悄关押上几个月——在自己家里，衙役们更加不受监督了，为什么不乘机多挤榨一点油水呢？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观点。原来班房并不是坏透了的东西，而是一种利益折中的产物，其中还包含了对被关押者适当保护的意思。

由此看来，真正要紧的是那种“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关押需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从汪辉祖谈到的内容看，这种需要似乎关系到破案或断案的效率，关系到官员们付出的努力和收获的政绩。在这方面汪辉祖说得比较粗略，既没有详细展开，更没有追根寻源，而李昌平提供的当代案例正好可以补充上述不足。

李昌平引用了一篇记者写的调查报告，其中追究了监利县小黑屋的历史和产生原因。原文抄录如下：

据了解，监利县动不动就是关、押、打、罚农民是从1989年开始的，发源于当时的城郊乡。

城郊乡政府有一个‘小黑屋’，各个管理区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击抗粮抗款的坏分子的‘纠察队’，直属乡主要领导的指挥，备有橡皮棍、电棍、手铐等警具。城郊乡的‘小黑屋’因关押过一个特殊的‘抗粮抗款的坏分子’——县人大某主任的外甥而名震全县，一时间也让全县上下‘抗粮抗款的坏分子’闻风丧胆，制造了很多‘冤案’。

虽然城郊乡的‘小黑屋’在上级人大和检察机关的干预下撤除，但没有一个干部因此受到处分，相反城郊乡的领导同志还荣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县的‘小黑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几乎是各个乡的各个管理区都有了，甚至有的村里也搞‘小黑屋’。

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蹲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

这段调查写得很清楚，关押的需要产生于征收粮款的需要。有人抗粮抗款，基层政府不得不打击震慑，于是，“灰牢”小黑屋出现了，“灰警”纠察队也出现了。

经过两千多年的教育培养，中国农民一般是不抗粮的。在他们心目中，种地纳粮乃天经地义之事。在名义上，皇粮一般也不太沉重，汉朝之后每亩三十税一，税率不过3.3%，抗粮又有正式监狱和一班如狼似虎的衙役伺候着，很有点得不偿失。

农民天经地义的观念并没有明显变化，干部方面却有变化。他们要盖超标准的办公楼和宿舍楼，要买高级小车。天经地义应该由政府出面该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赈济，却公然撒手不管了。

不仅如此。按照如今的规定，农民的合理负担不能超过年收入的5%，尽管这比汉朝之后历代王朝的名义负担多了1.66个百分点，农民倒也没有不满的表示，毕竟从前的数字也不过是个名义，何况什么都在涨。但是一家人一年交2000多元，实在高得离谱。根据李昌平提供的数字，监利县农民合理负担的总额大约是1.7亿元，县政府同意征收的是2.2亿元，多收了5000万元。经过层层加码，全县实际负担的总额是3.87亿元，比合理负担增加了2亿多元。超出了1.27倍。实际上，如今农民的负担已经达到了全部收入的25%左右，比儒家经典的“什一而税”高出一倍还多。这样，农民抗粮的意愿自然增加。他们觉得不公道，又觉得心疼，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来也确实有困难。

政府收了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呢？除了一次性的建楼买车之外，据李昌平介绍，主要用来发工资养干部了。监利县各级干部任意安排亲朋好友吃财政饭，导致人员严重超编。仅一个容城镇财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编制不过20来人，超编130多人。

现在我们知道关押的需要从何产生了：根子在额外征收的税费。而额外的税费又产生于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楼和小轿车，产生于严重超编的人员。

这还不算完。李昌平说，在征收出现困难，上级政府又严厉督催的时候，基层干部经常向亲朋好友借高利贷垫付，有的干脆自己借自己的钱。2000年，监利的县、乡、区、村四级债务约10亿元，为此，全县每年支付利息约2亿元，而全县合理的农民负担不过1.7亿元，还不够还高利贷的。每到收款的季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截留下来偿还自已经手的高利贷。结果，利率高达20%的10亿巨款，又成为新的农民负担。于是，在超编人员工资和超标准的大楼小车之外，我们在灰牢背后中还可以发现第三种需要：干部及其亲朋好友构成的债主集团的利息收入。

在上述背景上，农民的抗粮和干部的镇压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是真实而要紧的利害冲突，灰牢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其功能是维护干部受益、农民受害的利害分配格局。按说，超标准楼房、超编干部工资和高利贷收益都不属于合法权益，属于利益分配的潜规则体系，但它们又确实获得了地方权势半公开的、瞒上不瞒下的支持，对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于躲躲藏藏。据此，我们可以把灰牢定义为支持“潜规则”和“横规矩”的威慑手段。

八、灰牢利害续考

写出上述定义之后，我又觉得心虚了。莫非灰牢完全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作用吗？如此断言恐怕有失公正。在实际征粮的时候，公共利益（合法征收部分）与代理人利益（冗员和超标准用品等）是搅和在一起的。谁说得清抗粮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够搭便车，正因为有这种模糊性存在。

另外，据我所知，灰牢并不仅仅关押抗粮者，前些年还大量关押过违犯计划生育规定的人。一位河北农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对付超生游击队的主要办法，就是把潜逃孕妇的公婆或父母抓起来，锁在小黑屋里冻着饿着，同时放出话去，让孕妇拿着流产证明来赎。

我觉得这是株连，不妥，那位朋友反问我有什么妥当办法，我又答不出来。设身处地替基层干部想想，假如计划生育的完成状况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几个超生户将使我在仕途上的多年努力付诸东流，我会有什么感觉？真的进入情境了，便觉得“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谁不知道计划生育符合全民族包括生育者本人的利益？凭什么你们非要多生几个？我发现自己也很愿意设立小黑屋，关押那些有同谋嫌疑的公婆们。假如这么做不出事，不犯错误，不丢乌纱帽，那我就放开手去抓。如果县里追问，我就采用拟态策略，说这是计划生育学习班。我相信县长和我可以达成默契。

同理，办小偷小摸的学习班也有维护公众利益的作用。用这种办法，我可以更自由灵活地收拾他们，更少受到约束，更有效率。同样，如果想敲诈勒索，想制造冤案，我会感到身怀利器，当贪官污吏自然也更方便了。

于是就出现一种权衡：对中国社会来说，究竟是因此而多出的贪官污吏更有害，还是因此而多出的小偷和超生游击队更有害？假如正式制订了计划生育法，干部们就难免受到许多约束，至少株连政策是不好再用了。如此或许可以减少不公和非法侵害，但是难免增加超生人口。我猜，计划生育法迟迟不能出台，部分原因就在这种权衡之中，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立法人的价值判断。

话又说回来，即使计划生育法出台了，我相信照样“下有对策”。只要计划生育完成指标对干部的升迁有影响，我们广大干部就可以找到株连九族的办法。不许办公婆学习班了，“收容”这些被子女遗弃的老人行不行？收容也不许，“双规”总可以试试吧？让公婆们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讲清楚，他们的儿媳妇躲到什么地方了，这也算违法吗？如果非算不可，你究竟还想不想搞计划生育了？

九、灰牢利害逆考

我们考察了灰牢对谁有利，还没有仔细考察对谁有害。我们已经知道，小黑屋的发明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荣升了。这就是说，他们是只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无权势的下层百姓，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考察的。不过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线，越过这道界线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伤害。这种反制能力正是维护权益边界的关键因素，即决定灰色界线位置的关键因素。这个道理就如同国防军的数量和武器装备影响着边界线的位置一样。假如没有杀伤入侵者的实际能力，界碑再多再大，也不过是一些摆设。

除了延安时代的整风班之外，本文引用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平民对灰牢所代表的对自身权利边界的压缩的认可。从班房开始，经过牛棚到学习班，灰牢一直没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没有遭到质疑。中国农民接受潜规则式的征粮标准，也接受灰牢的关押。他们不闹，也不告，他们并没有把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之类的漂亮说法当真。不过这已经是底线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难免遭遇抵抗。譬如，不能在该给救济的时候不给，同时还按照潜规则的标准征粮。再譬如，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坏；关入灰牢也可以，但不能把人冻死。越过这些界限，农民就要上告，就要闹，实在不行就要自杀。

说到这里，我应该交代上述三起死人事件的结局了。

1、朱长仙。农妇朱长仙自杀后，尸体抬到了乡政府，时任柘木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外学习已有一月，闻讯后立即赶回乡政府处理后事。时隔7天，监利尺八镇一位民办教师因农民负担问题自杀身亡。两起农民自杀事件发生在香港回归前夕，中央领导批示从重从严从快处理。按中央文件精神，一个县连续发生两起死人事件，不仅监利县主要领导要受处分，荆州市领导也要受处分，湖北省委应给中央写检查。

于是监利县委书记想了一个丢车保帅的办法，派李昌平最尊敬的老领导找他谈话、做工作、许愿，要求李昌平顾全大局，做到“四不推”。一不推过去——不说1996年救灾政策没落实，不说柘木乡财政赤字1200多万元；二不推同志——不说自己不在家；三不推兄弟乡镇——不说其他乡镇提早征粮、死人、关人事件；四不推上级——不说县里文件、讲话、纪要、电报不合中央精神。

按照县委书记的要求，李昌平向荆州市委书记写了一封请求处分的信，荆州市纪委随即撤销了李昌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2、熊华品。熊华品喝农药自杀后，黄歇口镇委镇政府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安葬费2万元，抚恤费5万元，若6日12时前火化再给一万元，12时以后火化不给这一万元。6日12时前，熊华品遗体被火化。在记者调查之时，除5万元的抚恤金需进一步落实外，其它3万元已到位。

3、李启栋。李启栋被干部关进管理区所设的“小黑屋”两天两夜后冻死，镇里赔偿其家属8万元，同时释放所有被关押者。

这里的两起自杀有一个共同动机，就是唤起更高层的注意，给侵犯者施加压力，让他们受处分，赔钱，因此受到损害。百姓用一条命换官员的一个行政处分和一笔丧葬费和抚恤金，似乎亏得很，但是毕竟没有白死，多少换来了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看作人命的官价——上下共同认可的公平价格。对照明清两朝历史，尽管现在人口数量更大，人命的官价仍然上涨了，而不是下降了，这种反损害能力正是意义重大的新生事物。

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的规定：“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务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并追埋银一十两（引者注：不到两千元人民币）。”（明）刑部官员雷梦麟《读律琐言》解释此条，特别强调说：“官吏公使人等，追征钱粮，勾摄公事，追捕罪人，因而威逼人致死者，官司所行皆是正法，彼自轻生耳，又何罪焉？”可见，当年追征钱粮者的合法伤害权更大，逼死了人竟是白死，连一个对官吏的处分都换不来。当年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如今官员是百姓的公仆。父让子死，子不敢不死；公仆让主人死，总应该遇到一些麻烦。这一点差别或许有助于解释班房与小黑屋的不同。班房不怕被押者死亡，小黑屋冻死人却要赔钱，因此其长期关押的人数和死亡数字便大大下降。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总之，真正能阻止我们官吏成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级，也不是良心。把上级和良心糊弄好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分配损害，也换句话说，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损害的人。所谓惹不起，就是损害他们的风险很大，我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损害。所谓惹得起，就是损害他们是件有赚头的事。一盘散沙般的农民没权没势，告状既费钱又费力，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正如《老残游记》中的老董所说：“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在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

反过来说，如果上告既简单又省事，还很公正有效，民家就不必忍气吞声了，官家也就惹不起民家了。

即使在明清时代，即使在告状等于白告的时候，官吏对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线的。《大明律•兵律•军政•激变良民》条的规定，“凡牧民之官，失于抚字，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这里的激变良民就是底线。当然，官吏们也可以对症下药，一边照旧欺负他们，一边将反叛扼杀在萌芽状态，防止他们私下串通聚众结党，建立非法组织等等。这些工作做好了，便可以进一步压低底线的位置。

无论如何，一步又一步的压缩总要导致风险递增。随着对民间权利边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间的不公平感便积蓄起来，反弹或反抗的力量也积蓄起来。一旦找到一个相对薄弱的突破口，或者，虽然没有找到突破口，却像陈胜吴广一样走到了绝境，像李自成一样被“灰枷”（半正式的刑具）枷到没法活的程度，整个天下，无论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便要共同承担更大的损害了。正因为担心这种情景，中国古代的正式法规对百姓的权利边界并不敢压缩太甚，奈何正式界碑后边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

最后，在说够了灰色的牢房和规矩之后，我抄录几条中外正式法规作为一个光明的尾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这是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临时约法》，这部推翻帝制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1912年3月12日，《临时约法》公布的第二天，当时的革命家、从英国学习法律归来的著名报人章士钊撰文质疑：“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92]

章士钊由此谈到了英国，他说滥用权力的欲望，中国人外国人都是有的，但是英国人发明了一种保障自由之法：“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 现译人身保护令），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之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

2001年12月19日

【七】庶人用暗器

《诗经•齐风•甫田》描述了公田的草荒，在荒草丛中，我认出了庶人阶级的“斗争武器”，那是一种“蔫坏”的暗器[93]。

诗云：

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的骄。

怀念不要怀念远方的人呀，白白地忧心劳劳。

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高。

想念不要想念远方的人呀，白白地伤心劳劳。

（原文：“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怀远人，劳心忉忉。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

所谓甫田，就是井田制中的公田[94]。二千七八百年前的“公家”是指贵族集团，是庶人集团头上的领导阶级，公家的田就是公田。

孟子曾描绘过“同养公田”的制度：“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听上去就像在说人民公社制度下的集体大田和自留地。当然比重不同，井田制中的公田不过九分之一，而人民公社的大田占了全部耕地的97%；公田占用庶人劳动日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人民公社的田要占用劳动日的绝大部分，自留地只能在业余时间种。不过，自留地带来的收获却远远超过这个业余水平的比例，因为社员在公田里不像在自留地里那么好好干。

二十多年前，我在农村当生产队长，很为公田里的草旺而发愁。看了《诗经》才明白，原来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时代愁”。倒退两千七八百年，到周王朝的地里看看，公田里已然杂草丛生。这并非孤证，《春秋公羊传》何休注中也说，“民不肯尽力于公田”。

偷懒是庶人对付公田的武器。《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身影，那这是贵族阶级对付偷懒的工具。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意味着贵族战败了。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庶人很难用正规战法在战场上取胜，但是惹不起却躲得起。庶民人多分散，监督困难，干活使劲不使劲只有自己最清楚，干得仔细不仔细只有自己最明白。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就可以大打信息战。这是贵族很难对付的“低成本伤害能力”。

两千多年前的那场失败，迫使当时的领导阶级放弃了“借民力以治公田”的制度，大量的公田转化为私田。公田里的集体劳动也改革掉了，改成向私田征收“公粮”的制度，这便是鲁国的初税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这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视为革命的制度变迁，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双赢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则其实并不神秘，无非是我们熟悉的那一套：“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也就是1978年冒头的大包干——原来大包干也不是首创。

想象一下那个时代，《诗经》的时代。年轻的恋人们还在彼此思念和怨恨，蟋蟀还是同样地叫着，从田野里叫到屋檐下。人世过去了上百代，但人的本性和蟋蟀的本性一样，并没有多少变化。我们的心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

那些不通的心灵和思想到哪里去了？那些不肯采纳新规则的人到哪里去了？这样的流派和人物必定会有，不过无关大局。春秋五霸或战国七雄中只要有一两个认可新规则的就够了，譬如，一个秦国的商鞅就够了。那些冥顽不化之国和冥顽不化之辈最后都被灭了，被淘汰出局了。他们的后勤供应不足，军队的士气不足，国力比较弱，早晚要被淘汰掉。

刚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我曾问过偷懒的社员，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一位贫农反问道：“有我多少？”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这就是在公有制中生活的农人的核心计算。在自留地里，苦干也好，偷懒也罢，好坏都是自己的。在集体的地里则不然。譬如大寨有80户人家，你刨80镐，才有一镐是给自己干的。反过来，你偷懒少刨80镐，自己才承担了一镐的损失，其他79镐的损失可以转嫁给同队社员。激励大寨社员多刨两镐或少刨两镐的力量，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计算起来，只有自留地的八十分之一，而领导们的感召力和威慑力又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份，这便是大寨道路让位给大包干的道理。

我们的祖先还从信息或监督成本的角度说过另一层道理，《吕氏春秋•审分》云：众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因为有办法隐藏偷懒。分地后干活就快了，因为无法偷懒了。（原文：“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毛泽东统帅着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一路阳刚纯取攻势，既要清除小农，又要彻底改造人心，试图创造出一套新价值观和计算得失的方式。当时宣传得铺天盖地，灌输得无孔不入。不过二十多年，许多东西就好像《诗经》中的遥远故事了。

【八】出售英雄

——修改规则的代价

一、请平粮价

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旧历二月，浙江宁波府鄞县的农民因两项土政策闹事，放火烧了宁波和鄞县的衙门。挑头反对税收土政策的人叫周祥千，领头反对食盐专卖土政策的人叫张潮青。[95]

鄞县百姓纳税，要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封钱投柜。贫民碎户用白封，绅衿大户用红封。红色包装标志着一种特权，可以免交官吏敲诈勒索的那部分“陋规”，于是，小金库和官吏衙役的灰色收入全扣在了白封小民头上。众小民议论起来，自然切齿怨恨，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谁也不敢带头闹事。

周祥千是个监生，像如今的大学生一样属于候补干部阶层。作为红封阶级的一员，他竟然也说土政策不公道，而且几次动心，邀集大户联名向县政府递交请愿书，“请粮价一例征收”，只是大户们不肯签名。

这年正月喝年酒，一些客人到周祥千家，大家又聊起红白封的事。客人们撺掇周祥千领头请愿，众人表示大力支持。周祥千被鼓动起来，与众人一起去附近的地神庙求签问神，看看这事办得办不得。签上说，此事吉利，今年就可以成功。一个半世纪之下，我仍能体会周祥千当时的心情：神签说可以成功，众人又衷心拥戴，胜利的凯歌先在心中奏响，一股英雄气回荡胸中，热血冲头，举止也平添了几分将帅气概。周祥千当下就在神庙向各乡发出通知书，邀集粮户在指定的时间进城请愿，“请平粮价。”

“请平粮价”是一个容易发生误会的词。取消红白封的差别是平粮价；取消所有额外需索，按照正式规定的数目征收钱粮也是平粮价。当时鄞县的县太爷姓冯，他听说周祥千领头在庙里“聚议粮事”，立刻派差役将周祥千抓到县里问话。冯太爷认为周祥千倡议的平粮价就是“减粮价”，而粮价一减，他本人和官吏们的灰色收入就要受影响。周祥千分辨说，他们要求的是平红白封，言外之意是冯太爷不必担心，官府的利益不会受影响。冯太爷不由分说，以聚众的罪名将周祥千关进监狱。

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府眼里，“聚众”都是重罪。《大清律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斩立决就是立即斩首。“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者斩枭示。”斩枭示就是将头砍下悬在杆子上示众。而参加闹事的群众，按照刑律规定，即使属于被胁同行，也要“杖一百”。[96]

周祥千入狱之后，撺掇他领头闹事的人们很过意不去，乡民们也恨恨不平。

二、重划市场

周祥千是鄞县南乡人，而鄞县的东乡人在两个月前也闹过一场，领头人张潮青也被冯太爷关过。

东乡靠近海边，当地人吃盐都买“私盐”。私盐贩子与官家特许经营的盐商竞争很激烈。从价格上说，盐商争不过私盐贩子。同样的盐，私盐没有税收负担，盐商却要以高价从政府手里购买运销许可证，在术语中这叫盐引，相当于高额税收。商人想把市场夺回来，只能依靠政府，利用法律掐死私盐贩子。于是盐商就展开了影响立法和执法的政治努力。

《大清律例•户律•盐法》严禁买卖私盐，卖私盐者发配二千里充军，买私盐者杖一百。但是立法者也明白，管住海边小民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网开一面：沿海的贫难小民，背装手提少量私盐，换取谷物，以维持生计者，不在治罪之列。[97]鄞县东乡就属于这种手提肩背的私盐贩子的地盘，名曰“肩引”之地。这种局面从清朝开国一直持续到乾隆（1736-1795年）年间，各方相安无事一百余年。

乾隆数次南巡，江南盐商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将皇上伺候得身心舒畅，盐商的地位迅速上升。盐商们借机扩展市场，经过一系列活动，中央政府批准了盐商的请求，肩引之地也必须买盐商的盐了。从逻辑上说，这项新政策与级别更高的《大清律例》有冲突之处，似乎有点中央级的“土政策”的味道。不过这种现象并不稀罕，从儒家的治国理论到圣旨到中央政府的“律例”和“部案”，再到地方官府的“告示”，最后落实到实际执行的“陋规”，或者翻译成现代语言，从宪法到最高指示到法律到中央文件到地方政策再到大家真正遵行的潜规则，每一级别的规矩与上一级别的规矩比起来，都难免有些冲突或堕落之处。在这种情境中宣扬宪法或其他正式法规，很容易造成“舆论导向”的混乱，周祥千便大有被儒家经典的“错误导向”教坏了的嫌疑。这些话说来容易添乱，我们还是专讲盐商影响政策的努力。

有了中央文件，还要将文件精神落到实处。到了道光初年（1823年左右），地方官府已被全面买通，盐商的意愿成了官府的决定。恰好一位盐商的儿子得了科名，他的房师又到宁波当官，利益加上情面，执法便空前严厉起来。多方缉捕，广为侦察，只要发现谁家的盐不是从盐店买的，就要以食私盐治罪。这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开支，也断了肩贩们的生路。于是冲突日渐增多，肩贩和消费者忍无可忍，在张潮青的积极活动下联合起来，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原来的盐界。当地政府派官员下去调查，认为商人确实侵占了肩贩引地，失业问题严重，长此下去恐怕要出事，最好能恢复老办法。调查结果报到省里，领导不同意，嘲笑调查者说：你有能力更改中央文件吗？

政府不肯修改政策，民间就想办法闹。大概在周祥千入狱前两个月，浙江巡抚（省一把手）到宁波招安海盗，宁波府和鄞县为了保护领导安全，先整顿社会治安，抓了一些在逃犯和不安定分子。这时商人们就撺掇鄞县的冯太爷将肩贩运动的急先锋张潮青抓起来，冯太爷果然差人将张潮青拿了。

巡抚到宁波后，东乡人便进城请愿，恳请释放张潮青。张潮青有一个助手，叫俞能贵，勇悍善斗。他们二位还有一个军师，叫李芝英，和周祥千一样也是监生。李芝英善计划，有谋略，进城请愿大概就是这二位组织的。乡民们恭恭敬敬，在衙门前燃香下跪，求保张潮青。据下一任鄞县县令段光清说，冯太爷当时有一个错觉，以为有省最高领导在城里镇着，乡民必定不敢闹事，因此任凭乡民在那里跪香，根本就不理睬他们。但冯太爷忽略了一个问题：鸦片战争后官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大降，老百姓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欺软怕硬、缺德无耻的政府。既然软求无效，乡民便改为硬干，众人拥入监狱将张潮青抢出。巡抚慌了手脚，放号炮调集正规军，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兵一个也没有露面。

五个多月后，周祥千与县太爷段光清谈起此事，介绍了民众的心理：官既不足以服民心，兵又不足畏，省最高领导在鄞县尚且如此，大家还怕什么呢？

抢出张潮青后，官府没有心气或能力组织报复，这等于默许了劫狱。于是，咸丰二年二月二十日，鄞县乡民再次蜂拥入城，将宁波府和鄞县县署团团围住，先将周祥千抢了出来，再将一向刚愎暴躁的宁波知府押到城隍庙的戏台上，凌辱威吓，逼着他出了一张平粮价的告示。众人闹得性起，干脆将宁波府衙门抢掠一空，再放一把火烧了。接着又抢掠烧毁了鄞县衙门，捣毁了征收钱粮的房屋。得意浓时，乡民们难保不生出阿Q参加革命的感觉，威风凛凛地将许多城市居民一并抢了。

三、文武各有利害

“哄堂塞署、逞凶殴官”已是枭首的罪过，烧毁衙门简直就是反了。主管全省治安的浙江臬台（即按察使，省里的三把手）立即亲自挂帅，调兵遣将前往镇压。同时，省里委派能员段光清出任鄞县县令。

鄞县百姓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人心惊惶，担心官府的报复。段光清到任的次日，便针对这种担心，不带任何武装人员，让一个差役举着“鄞县正堂段”的牌子，带着一个书役负责传话，下乡巡视安定人心。他让书役传来几个老民问话。

段光清问：你们真要一县同反吗？

老民纷纷表示不敢反。说他们听周祥千讲，完粮有红白两封的名目，太不均平，大家入城只是请平粮价。

段光清道，连衙门都烧了，还说不敢反么？众老民惊恐起来，问他如何是好。段光清便使出分化瓦解策略，建议他们先把自己摘干净。各自写一份呈文，声明本村并未进城闹事，应完钱粮也情愿照常交纳。这样写了，即使将来官兵来抓周祥千，也不干你们的事。于是东南西北各乡纷纷具呈，不过五天，段光清就收到380多份呈文。众人表示自己是顺民和良民，在书面上与周祥千划清了界限。

民间的经验很丰富：官兵平叛是非常残酷的，大兵过处，烧杀掳掠，鸡犬不留。官府也不隐讳这一点，有时还特别在告示上声明“不日大兵云集，必至玉石不分”。所以，村民写呈文，等于在身家性命和道义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不存在两全之道。

正当段光清的分化策略初见成效之际，浙江臬宪和运宪统帅的数千官兵开到宁波。臬宪运宪都是省级文职大员，军队方面则有副将和参将，属于从二品和正三品大员，正四品的地司级干部和七品的县级干部还有许多。

地方官并不愿意军队进自己的地盘。清兵腐败，是蝗虫一般的祸害，更何况分化策略已见成效，百姓情愿完粮，剩下一个周祥千，鄞县的捕役足以对付了。因此鄞县和宁波府都反对用兵。但是军队方面有自己的利益。首先，军方并不认为这是真的平叛。一群老百姓闹事起哄，乌合之众，大军一到早就吓酥了，所以这行动是没有风险的。其次，名义上这就是平叛。转一圈，抓几个人，砍一些脑袋，干部们便可以邀功请赏。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士兵们奸淫抢掠，也会有许多收获。因此军方坚持用兵。

一连数日，随军的文武官员们天天带着兵下乡拿人，可是周祥千早已逃跑。军方很不过瘾，就主动扩大行动范围，要去东乡抓张潮青。三月二十五日，一群官兵到东乡的石山衕拿人，没找到张潮青和俞能贵，便很过瘾地抢了许多财物，烧了两间民房，顺便抓了13个人带回去请功。东乡人愤恨不平，鸣锣聚众抵抗官兵，官军见势不好便逃回城里。

听说东乡人聚众抵抗官军，臬司决计发大兵镇压。咸丰二年旧历三月二十六日黎明，官军乱哄哄地登上百余条紧急征调的民船开往东乡，摇船的船夫基本都是东乡人。带兵的是张副将和薛参将，相当于现在的军级干部。直到这时，官军好像也没有真正准备打仗，登舟前只管抱怨地方官伺候的不够周到，在开往东乡石山衕的路上，官兵沿岸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就连卧床产妇的衣被也夺走了。

消息早已传到东乡。面对数千屠夫，人们除了拼命无路可走。运兵船过了一道浮桥，开到了一座庙前。埋伏在此的东乡人开炮轰击，炮声一响，乡民蜂拥而出，官军顿时大乱。船上的官兵被炮打死无数，上岸的又被砍翻，紧急后撤的船退到浮桥，又被桥上拦截的乡民杀掉。这一仗，官兵死了二百多人，文武官员死了二十多人，俞能贵一人就亲手杀了十多个官兵。张副将被打死抛到河中，薛参将被乡民活捉。据后来赶去谈判的段光清说，河边死尸乱倒，河水红流，他认识的几个县级干部一丝不挂地倒在河边，河里还有半浮半沉的尸首。

这一下，等待报捷的臬司运宪傻眼了。城中商店纷纷关门，城里哄传东乡人要进城活捉臬司。第二天，随军的所有委员一概逃得不见踪影，臬司说了一句“我等在此，事更不可测，”也和运宪一起在半夜溜了，将烂摊子留给地方官收拾。

四、打破僵局

在我看来，地方官处理此事的办法非常高明，周祥千的表现更是令人敬佩。

却说鄞县县令段光清赶到东乡谈判，用官兵抓来的13个百姓“交换战俘”，收拾尸首，最必要的事情做完之后，竟然撒手不管此事了。他说这是省领导的事，他管不了。而东乡老百姓的目标无非是恢复“盐界”，要回被官兵抓走的13个人，像过去一样安稳过日子。他们并没有推翻政府的野心，但又不敢掉以轻心。张潮青和俞能贵在乡亲们的支持下，组织起一支民兵队伍，站岗放哨，提防官兵偷袭报复。双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僵持着，不知如何了局。

转眼就到了四月。由于从正月就开始闹平粮价，接着又抓人又开仗，人心惶惶，早该征收完毕的钱粮至今尚未开征。乡民早就写了保证书，愿意交纳钱粮，早日安定下来。政府则怕刺激百姓闹事，不敢征收钱粮。正在犹豫之际，段光清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的大意是：如果不开征钱粮，动乱就不能算结束。而鄞县征收钱粮向无定价，您持平定价，民情自然配合，争先恐后地交纳。假如把银与钱的折算率定为每两银子2600文（白封小民原为3200文，红封绅衿为2200文），取消红封白封的差别，民间心平，官府的开销也够了。如此立即开征，人心自定，百姓各安生业，原来跟随周祥千进城闹事的人，必定不肯再当他的党羽，周祥千就被孤立了。周祥千孤立了，东乡的张潮青和俞能贵还能长久为患吗？

段光清读了匿名信，便请来众绅商量。众绅表示，信中观点平允，但不知道乡民接受不接受。段光清说，如此定价，只怕绅衿大户不肯，你们既然说平允，此事就算定了。于是开征钱粮。果然一切顺利，人心大定。

公元前201年，刘邦平定天下不久，就逮捕了为他打天下的大英雄韩信。韩信被绑在后车上，感叹道：“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98]韩信毕竟是大英雄，一句“我固当烹”，道出了对现实利害格局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邱吉尔也有这等大见识。他领导英国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德国，1945年7月，他正在德国的波茨坦与美苏讨论战后秩序，英国国内的大选就把他选掉了，更加重视劳工利益的工党上台。邱吉尔在卸任时说：“对杰出内阁首相的无情，是伟大民族的象征。”

现在鄞县也到了“天下已定”的关头，平民胜利了，大家要过平常日子了。假如没有危险，老百姓还不妨保持对昔日英雄的尊敬。如果英雄只能给百姓招致官府的报复，或者利用这种尊敬出格越轨，他就成了多余的祸害——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

开征钱粮不久，周祥千便到官府投案自首。城乡大众听说周祥千前来投案，观者如堵，人声鼎沸。周祥千坦然坐在大堂的地上，等着官府来拿。而宁波毕知府惊魂未定，听到外边的喧闹，吓得不敢出来见周祥千。段光清被招到现场，在众目睽睽之下握住了周祥千的手，说：大丈夫做事一身承当，你今天来这里，毫不波及同乡，真不愧为大丈夫！说着，扫视围观的民众，朗声道：要不是周祥千今天来，恐怕你们的身家都不得安静。你们都应当感激周祥千一人！此话一说，那围观的人山人海顿时波澜不兴，一片肃静。

从全局看来，这是决定周祥千命运的最后关头。设身处地替那些看着周祥千跳入虎口的乡民想一想，他们的内心是有愧的。他们暗自希望周祥千投案自首，所以不会认真劝阻他。现在他真来投案了，却加强了他们心中的愧疚。此时此刻，如果官府的态度稍有失误，哪怕动他一个手指头，就可能有人绷不住大声喊打，再次闹翻天。

进了后堂，段光清与毕知府商量了一个办法，认为此案不能在这里办。按律条惩办周祥千，民心不服。释放周祥千，案子太重，对上头交代不过去。最佳方案，莫过于把此案推到上边，请周祥千到上边投案。周祥千一走，围观的人自然就散了，此事就彻底平息了。到了省上，还要建议缓办此案。立即严办，石山衕的党羽就不易散伙了。商议已定，当天便礼送周祥千赴省投案。到了臬司那里，他们果然整天酒肉款待，显示了对周祥千的人格的尊重。

时隔一个半世纪，我在书本和实际生活中见过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便知道周祥千还是有其他选择的。投奔“解放区”自不必说了，更有利于闹事首领的策略，就是把事情挑大，得寸进尺地将目标提高，让官府难以让步。对周祥千来说，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激化官府和民众的冲突，联合东乡揭杆而起，率领一支人马加入太平军，甚至自己闹出一场太平天国运动。那些中农自然是不容易卷入的，但是还有贫农，还有闹事的积极分子，可以利用他们组建纠察队，严厉打击一切企图与官府妥协的机会主义倾向。按照律条，周祥千反正也是一死，何不闹他个痛快？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胁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我对他们充满同情和敬意。

五、天下已定  英雄当烹

假如周祥千不去投案自首，我们也能根据张潮青和俞能贵的遭遇推测出他的结局。

段光清去石山衕谈判的时候，与张潮青和俞能贵的谋主李芝英私下交换过看法。段光清问李芝英最后是不是要造反，李芝英说，百姓抗官出于无奈。官府不问罪，百姓就不会主动进攻。段光清也告诉他，此事闹大了，官府不可能完全不问罪，但只要抓到挑头的人，也可以敷衍了事。段光清劝李芝英及早为自己考虑后路。李芝英没有接茬。

周祥千投案后，段光清通过一个医生约李芝英私下会晤，以免罪的许诺换取他的合作。李芝英此时面临的抉择是：或者与官府合作，或者造反。与官府合作，干脆说就是当叛徒，是个人风险最小的选择。不合作，长期拖延下去肯定不是了局，东乡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支足以对抗政府的军队。那就要将事情闹到造反的程度。事实上当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主张，一个邻县的举人，建议他们先打下宁波，再打下绍兴，然后占领杭州，同时派人与广西的太平军取得联系。这个彻底革命的方案显然很对张潮青和俞能贵的心思，举人的名头也比李芝英这个监生高一大截，因此这位举人几乎成了东乡的谋主。目前企图造反的领袖正努力说服大家跟他们干，所谓“日扬狂言，煽惑人心。”如果李芝英选择这条路，风险极大不说，利益也很不确定。毕竟谋主的地位已经归了举人。

李芝英最后选择了与官府合作。他建议立刻划定盐界。这大概是良心上最容易通过的背叛方式：出卖了造反首领，却为乡民争来了实际利益。段光清立刻接受，备下上百根石柱，刻上肩贩地界的字样，同时晓谕全县。界桩很快就大张旗鼓地安插到位，人民胜利了，“天下已定”的局面又在东乡形成了。

李芝英明白此事的意义，界定之后，便卧床不起，好像大病了一场。俞能贵前往探病，李芝英流泪道：盐界既然定了，大家各自安居，谁还肯和我们一起抗拒官兵呢？我也要像周祥千那样去投案自首了。俞能贵这时才明白过来，骂道：原来我们中了毕、段二贼的计了！邻县那位举人也明白大势已去，当晚潜逃回乡。

进入五月，张潮青和俞能贵仍然占据石山衕，跟随者却日益减少，最后只剩下十余人，而且防卫懈怠。时机成熟了。

官府方面继续贯彻分化方针，发布公告，专拿张、俞二人，其余概不株连。公告说，乡民有能擒两犯送案者，每名赏洋八百元。以粮价折算，这笔钱大约有十五六万人民币，三四十户农家苦干一年也未必能挣这么些钱，其诱惑力可想而知。

六月的一天，段光清正在坐堂问案，街上忽然大乱，哄传东乡数百人手持器械蜂拥入城。正询问时，一个穿着湿衣服的东乡乡民跪到堂前说，他们把张潮青抓住送来了。他说，昨夜张潮青自石山衕潜回村里，村中数百家共同商议，说县里已经出了告示，只抓张、俞两人，不连累东乡，而且有重赏。我们东乡为什么不拿张潮青归案，以保东乡安宁呢？于是全村同心，黎明时分一起行动。张潮青听到风声，翻后墙逃到河里，乡民又在河里捉住他。现在我们乡民一同来送张潮青归案。

六、变心的计算

在最后结案之前，我想站在乡民的立场上算算帐。他们一直隐蔽在幕后，却又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利益和心态是如何变化的？

假定这位白封小民是一户殷实的中农，有五六口人，十五六亩地，五六间房的院落，总计近十万人民币的家产。纯粹从经济角度计算，他愿意带头闹事吗？

清朝各地征收的地丁银子数量不一。以每亩一钱二分计算，十六亩地约交二两银子，这笔银子是折钱交纳的[99]。按照土政策，白封小民以3200文钱折银一两，红封绅衿却按市价以2200文钱折银一两。这一场大闹如果成功，与红封阶级享受同样的折算率，该中农每年可以少交二千文钱。以粮价折算，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一百二三十元人民币[100]。但是全交红封，政府的小金库就空了，官吏衙役一点外快也没有了。这个目标太高，恐怕不能指望。真正有可能实现的结果，是大家分担陋规，绅衿不要按2200文折，小民也别再按3200文折，折中之后再减少一点，大家都按2600文折。这样算来，闹事的利益也就是每年少交1200文钱，约合人民币七十元左右。这大概相当于中农全家七八天的生活开支。

这笔钱足以让他动气，让他愿意参加闹事，但是不足以让他挑头。假如他是四十出头的男人，在中国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官府是多么不好说话。不管小民的请愿有理没理，公道不公道，只要他看着不顺眼，说抓你就抓你，说杀你就杀你，最后肯定还是官府有理。带头惹政府生气，不是玩命也是玩火，这风险岂是百八十块钱所能抵偿的？把那十万家产都搭上，也未必抵偿得了！

算清了这笔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潜规则通行数十年而不遭抵抗。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受儒家理想主义精神熏陶的周祥千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他是红封阶级的一员，却热情地为白封小民争取道义要求的公正。这样的人，即使在读圣贤书的环境里也难得一见。所以，在他入狱后，那些愿意闹事又不敢挑头闹事的中农，在后怕和庆幸之余，难免会感到愤慨和良心的冲动。张潮青入狱后，东乡人的心理也应该类似。只要别太危险，他们当然想踹官府一脚，同时也为周祥千和张潮青做点什么。

那么究竟有多大风险呢？在那段时间里，江南的空气中弥漫着骚动的气息。用段光清的话说，就是“人心思变”：大家都感到世道要变，都期待着某种重大社会变化的到来。洪秀全在广西建立了太平天国，随后向江南进军，一路如摧枯拉朽，势不可当——这既是人心思变的结果，也是人心思变的原因。此外，尽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十来年，官军的无能仍然被全社会耻笑。本来军官们带着顶子上街，骑在马上，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战争过后却威风不起来了。宁波的老百姓指指点点，笑话他们遇到洋人就扔了顶子逃命，见到老百姓就戴上顶子扬威。于是军官上街便不再戴顶子招骂。政府内忧外患，财政拮据，被迫削减马粮，军官们上街连马也不骑了。官府的表面威风和实际威慑能力双双下降，鼓起了民间闹事的胆量。

总之，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

事情闹大之后，利害格局突变，乡民在官府眼里由顺民转变为暴民。此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不要被官军作为暴民镇压，为此连平粮价的要求也可以放弃——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先要保住本。这个前提保住后，平粮价的目标不妨尽量争取。官府若厉害不妨退让，政府若退让就该坚持。假如官府以平息事态为第一目标，不仅承诺不报复，连平粮价的要求也一并满足，被官吏私下扭曲的秩序得以恢复，周祥千这颗火种便如同落入了湿柴。此时，交纳钱粮并抛弃周祥千，乃是符合乡民利益的最佳选择。

最需要费心理解的要算捉拿张潮青。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自从县里打桩定界，两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那里闹个没完，这不是给乡亲们惹祸吗？这不是硬往乡亲们头上扣暴民帽子吗？开始大家还不好说什么，也愿意凑钱维持他们的自卫团。但政府满足了买卖私盐的要求，又说了不株连百姓，被盐商勾结官府扭曲的秩序得以复原，大家可以继续当良民了，就没理由再支持他们了。看看人家周祥千，好汉做事好汉当，对比之下，张潮青和俞能贵不能不掉价。至于悬赏，几百户平分十五六万元，每家也不过几百块钱，有诱惑，但不足以糊弄良心。关键不在钱。关键在于，一旦有人倡议抓他，村里开会人人表态，如果大家都不反对，个别人即使不情愿，也不敢反对，不敢不参加行动。利害计算还告诉我们，从根本上乡民们是不会反对这类倡议的。另外一方的风险计算也会告诉我们，倡议者一定不愿意单干，一定要召集全村开会，以免在万一失利的情况下单独面对张潮青和俞能贵的报复。

从头到尾分析起来，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而这个利益的安排和变动又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

民众开始并不敢闹事，在正当秩序中的良民早就当不成了，他们照样在贪官污吏建立的潜规则中当了数十年顺民，如果没有替他们承担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的英雄出现，顺民还会继续忍受霸道不公和敲诈勒索。英雄的出现改变了利害计算，顺民发现搭便车闹事风险不大，才作出官府所谓的暴民行径。后来，比较正当的秩序恢复之后，如果官府不把他们当暴民对待，不以镇压相威胁，不拿赏金去诱惑，他们也未必去做洗刷自己出卖英雄的勾当。伟大的民族可以不选邱吉尔，也不至于砍下英雄的脑袋。

鄞县民众的困难在于，开始的平粮价的愿望，后来的对周祥千和张潮青的同情和敬意，很难找到表达的正常途径。假如周祥千或张潮青组织了一个农会，或者发动了一场诉讼，必定有许多人愿意交纳会费，愿意捐款请律师，就好像他们愿意维持自卫团一样。这样做既是合理的，又是合算的；既没有多大风险，又维持了一个良民的身份。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中，这些人力和财力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诺的公平，还可以使领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奈何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们代表。于是，可以克服搭便车障碍的、挑头谈判的主体无法组成，同时掌权者又一手遮天，民众也找不到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既和平又合法的其他途径，良民硬是当不成。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调整不过来，又非常想调整，却如何是好？盐商的影响制度的办法是用钱，小民的办法是用命——当暴民烧衙门。

在这种体制中，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我们中国人民是非常好的人民，大家都不愿意当暴民，都知道那不是长久之计。

七、重归太平

张潮青归案了。段光清当时就拿出八百大洋让乡民去分，他说还有八百，为什么不把俞能贵一块抓来？乡民拿了钱，喜道：我们这就去石山衕抓他，太爷在后边慢慢走，只要他没跑，一定逮住他。众人赶到石山衕，俞能贵早听到消息跑了。乡民们便将俞能贵的家眷和送信让他逃跑的亲戚抓来——这些人是引导或发起报复的隐患，清除隐患的行为应该不难理解。段光清后来说，他宣布过不株连他人，也知道将家眷送到省里便难以活命，但是乡民既然送来了，他也不敢放，只是不给钱罢了。于是乡民散去。

一个月后，有乡民送信，说俞能贵躲到奉化海边山上的庵里，鄞县的乡民不好越出县境去抓。官府派了十几个兵丁赶去，果然将俞能贵抓获，装到木笼里，送到省上。很快，省里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将周祥千、张潮青和俞能贵“斩枭示”，首级解回县里悬挂示众。

周祥千的妻子从此发了疯，整天在南乡的田野里乱跑。东乡人觉得张潮青和俞能贵起初也是为了乡亲，恳请不要悬挂首级了，免得乡民“目击心伤”。官府接受了建议，让地保将三颗脑袋埋了。

2000年1月28日

【九】硬伙企业

一、小企业猝死官场

北京安定门外的地坛是明朝修建的，当时叫方泽坛。方泽坛西门外的官街叫泰折街，即如今的安定门外大街。明朝的时候，商人们在官街旁搭了一些棚子做生意，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就是临时建筑。同今天一样，这些临时建筑随时面临着被官府拆除清理的风险。

按照嘉靖之后的惯例，明朝的皇帝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崇祯十三年阴历五月三日为夏至（1640年6月21日），阴历四月二十日，司礼监太监派了两个宦官到工部营缮司，向该司主管道路的杨所修主事（近似如今的处长）传达指示，凡皇上所经之处，排棚、接檐、榥竿等一律拆除，以肃观瞻。杨主事向各坊（近似如今的街道委员会）发出通知后，担心执行不力，又亲赴现场督办。

据杨主事说，尽管都市之中居处鳞集，大家还是遵守规定拆除了临时建筑。但是，在方泽坛泰折街的牌坊对面，偏偏有一座高架脊棚，侵占官街，棚上有黄纸大书：“司设监堆设上用钱粮公署”。

这几个字，在当时人看来非同小可。司设监是皇宫内廷的二十四衙门之一，专管御用的仪仗帷幕等物，黄纸上也写得明白，这里堆设着皇上用的东西和钱粮。有此一纸坐镇，谁还敢动这棚子一根毫毛？

但是杨主事又说，他进去看了，里边并没有堆放“上用钱粮”，只是一家开张的烧酒杂货店，店主是铺户赵二。所谓铺户，大体就是如今的工商个体户，他们无权无势，是太监、官吏和衙役们敲诈勒索的常规对象。

就在杨主事在棚子里追问店主的姓名身份的时候，一位宦官挺身而出，神态倨傲地反问杨主事是什么身份，同时又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司设监管理官陆永受。陆太监宣称，这棚子就是为圣驾往返准备的，如果拆除，万一皇上怪罪下来，谁来负责？

杨主事并不好吓唬。他和颜悦色地请陆永受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职务，然后劝说他不要插手此事，最后硬是不买太监的账，逼令赵二立即拆除高架脊棚。杨主事有备而来，身后又有衙役助威，说拆便拆，哪里肯与赵二罗嗦。

二、抗害要素与代价

以上故事出自杨所修自己抄录的劾太监题本，见于（清）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卷二，我的转述近乎逐字逐句。至于赵二与太监究竟是什么关系，赵二的那张黄纸是怎么弄来的，陆永受掩护赵二的动机何在，原本并无说明，我也无从考证。不过，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卷七中又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可以为我们的推测提供一个参考。

姚元之说，听说明朝在严嵩当政的时候，“凡质库能得严府持一帖往候者，则献程仪三千两。盖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

这里需要解释两句。严嵩是大名鼎鼎“奸相”，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人阴险，无人敢惹。质库是从事抵押贷款业务的当铺，这个行业在唐宋时代便相当发达了——别看老也长不大，我国金融资本家的历史居然悠久到一千多年。而所谓程仪，则是明清流行的礼节或陋规的一种，即以路费的名义送上的礼物或贿赂。那两句古汉语的意思是：如果能让严府的人持严嵩的名片来拜访一次，当铺愿意献上三千两银子作为路费。

三千两银子是什么意思？在严嵩当政时代（1550年前后），一两银子能买两石大米[101]，依据粮价折算，这笔银子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多万人民币。这个数太大了，即使从北京到南京坐马车走一个来回，也用不了这笔钱的一个零头。那么，这笔钱的整数部分究竟买了什么呢？姚元之说了，买的是“免外侮之患”的能力，也就是消灾免祸的保险单，更准确地说，是通过贿赂弄来一张吓阻豺狼的虎皮。汉语中找不到描述这种交易的体面词汇，“程仪”二字虽有“以点盖面”之嫌，古人在遣词造句时的苦心却不难理解。

姚元之说他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亲眼见过这张虎皮。那是一张五寸长的纸片，满满地写着“嵩拜”两个颜体字。南京“松茂”号当铺把这张虎皮当作古玩收藏。遥想当年，严嵩显赫一时，大小官员的前程甚至生死都在其掌握之中，而他又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家伙，某官吏看到这张帖子会有什么想法？他当然有理由推测，这家当铺或许与严嵩有金融往来关系，至少能与严府说上话，当铺有如此硬的关系，还是不要敲诈勒索为妙。

严嵩晚年失宠，威风不再，那张虎皮吓唬人的有效期最多不过二十年，每年分摊的吓唬费高达五万元人民币。这五万元花得值吗？即使可以有效地吓阻豺狼，吓得住狐狸或豹子吗？

我在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上读到过一个向当铺勒索陋规的故事。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段光清在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当知县，遇到了三件要花钱的事：一是宁波新知府到任，二是浙江巡抚（省府一把手）到宁波阅兵路过慈溪，三是浙江学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到宁波监考途经慈溪县境。遵循潜规则，县里照例要掏钱意思意思，偏偏县财政紧张，拿不出钱来。财政方面便向段光清请示，说慈溪有一个惯例，城乡各当铺此时都要帮贴费用，是否发文催促一下？

段光清说，此等陋规，怎么能发公文呢？你等去和他们好好商量，各当铺自愿帮贴，我便接受。如果不肯帮忙，你也别多说什么。

好好商量的结果，各当铺果然“自愿”掏钱，“帮贴公费数千串”，相当于上千两银子，而且不留文字。

我觉得我们的祖先说话特别高明。用现在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就是乱摊派吗？但是仔细品品人家的措辞，“帮贴公费”——行为的主动发出者一举从索取方变成了掏钱方。在“公”字面前，人家“自愿”，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和境界，这能和摊派搭界吗？帮贴不是摊派。群众的自觉行动，怎么能叫摊派？

俗话说：“灭门的知县，破家的县令。”意思是县令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子民折腾到倾家荡产的地步。掌握了如此手段的县太爷和颜悦色地来了，找你商量“帮贴公费”的公事，而且又不是找你一家，公费的去向又那么尊贵，一个开当铺的，即使身上披着虎皮，真有胆量拒绝吗？毕竟那张虎皮不过是一张皮，并不是真虎，连“为虎作伥”的“伥”也不是。这“伥”也不知用什么手段从主人家弄出来一张名帖，卖了三千两银子，一旦真闹出事情让老虎知道了，他能有好果子吃吗？我在后边还要接着开头的故事讲陆太监把事情闹大后的情况，诸位自会发现“伥”们闹事也是有风险的。更要紧的道理是：当铺方面不过买了一张虎皮，只出了一张虎皮的价钱，并没有提出售后服务的要求，也没有支付售后服务的费用，难道可以指望伥们学雷锋吗？

这就是说，那家当铺每年花费五万人民币，买来的并不是全保险，而是部分保险的可能性。至于这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现实，还要看豺狼狐狸方面的后台、胆略和智慧。我们所能确信的只有一点：当铺方面最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的这笔投入，应该低于因官员敲诈勒索而造成的损失的预期值。

除了吓阻作用之外，虎皮会不会有助于扩大市场份额呢？如果有这种作用，价值评估就要引进新的因素。不过，根据我的当代生活经验，生意做得好坏，与虎皮的关系不大，忽略不计也罢。我认识的某些朋友，就在自己公司里挂着某首长的题字，或者挂着与某领导的合影，或者给自己的公司找了顶红帽子，据我所知，这对他们的产品竞争力并无帮助。我在某些宾馆饭店里也见过这类当代虎皮，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知道这东西对我的选择并无影响，或许还有一些宰客欺客的负面担心——老虎总是可以引发这种担心的。

其实，不仅在古今中国，披虎皮的策略在整个生物界都是很普遍的，因为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行为生态学上有一个词：“拟态”——明明是没有毒的蝴蝶，偏要长成有毒蝴蝶的模样；明明是低毒性的蝴蝶，偏要长成剧毒蝴蝶的模样。有毒的昆虫往往色彩张扬，不但不肯伪装隐蔽，反而生怕捕食者认不出自己。钱商和铺户在市场上买进卖出，和气生财，并无可靠的加害能力和防御手段，可以类比为无毒物。官员和太监可以影响行政，调动合法暴力自卫或者害人，不妨比喻为毒物。

在自然界的拟态关系中，模拟者是占了便宜的。它们无须自己制造毒素，节省了资源，又获得了近似毒物的安全度。在人类社会中，模拟者要占这个便宜，就必须分肥。铺户和钱庄老板每年要拿出部分利润，从不好惹的人手里买一身不好惹的装扮。

按说政府应该保护他们不让人欺负，国家已经征收了税费，官吏们也从国家领取了俸禄，这种私下的二次分配在名义上不应该存在。实际上这套规矩却很流行，因为欺负人的人通常就是官府中人，或者是官府支持的人。而且，三千两银子的开价表明，私下规矩的分寸相当精确。同时也表明，商人的安全很稀缺，父母官的恩情很昂贵，整个政府则既无能又昂贵。这种昂贵将抑制甚至阻塞一个新方向的摸索和进展，遏制一个在今日社会分工中极其重要的集团的成长。

三、官场上的硬度较量

当杨主事扯下黄纸，拆了铺户赵二的棚子的时候，他便损伤了虎皮的价值。经此一伤，假如严府的家仆再卖名片，便难以卖到三千两银子了。假如陆太监和赵二之间有某种交易，以后再进行交易的时候，太监的身价也必将下跌。根据这种逻辑推测，太监们为了维护产品的声誉和原来的价格，必须采取报复措施，为自己挽回声誉。

杨所修是什么人呢？在《明史》中，杨所修这个名字多次出现于崇祯年间，他先当谏官，又投靠著名的恶棍太监魏忠贤，给魏忠贤当鹰犬，爬到副都御史（近似监察部副部长）的高位，崇祯登基后，他又首先揭发魏忠贤以洗清自己。但是到底也没有洗干净，终于被撤职处分，最后发回河南商城县老家。崇祯末年，农民造反军攻陷商城县城，杨所修被持“大骂而死”。

此杨所修和彼杨所修是一个人吗？我考证不出来。杨所修并非常见名，同时、同名、同在中央供职的概率似乎不会太高，这两个杨所修很可能是一个人。拆棚子的杨所修的职务是“署……主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代理处长”，这或许是那个给太监头子当鹰犬的杨所修被处分后担任的临时职务。[102]果真如此的话，这个人便不是海瑞式的清官。杨主事很难缠，但也可能被收买。

杨主事究竟该不该拆那个棚子呢？按照正式规定当然该拆，他代表的是维护皇帝尊严的秩序，这在当时是最硬气的理由。但是，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出发，这棚子就不该拆，因为双方都需要它。这在今天是最硬气的理由。假如这棚子侵占官道，妨碍公共交通，该不该拆就要两说了，我们要看它究竟侵占了一寸还是一丈，左右是不是早已被别人侵占，等等。不过杨主事没有强调这一点，我们也不必把事情复杂化，只管像他那样考虑维护皇家秩序即可。

即使完全为了维护皇家秩序，这棚子也是有理由不拆的。太监已经在上边贴了存放御用物品的黄纸，标明这是皇家秩序的合法组成部分。杨主事进去检查，陆太监又亲口证实了这一点，同时还签下自己的名字和职务，并无皇上追究时推卸责任的迹象。更何况，皇帝哪会管这等闲事，很难想象崇祯也像杨主事一样跑进来查看。既然拆不拆两可，杨主事为什么非拆不可？

我猜，杨主事是被神态倨傲的陆太监激怒了。你不过是一只小伥，还敢在我面前充大，你以为我是谁？

假如陆太监不充大，换一种策略，把杨主事拉到后边坐下，让随行的衙役们也在前边坐下喝一杯，然后，诚恳地告诉他，上用的东西还没有到，棚子闲着也是闲着，先租出去两天给宫里的哥们儿赚点茶钱。最后，再塞给杨主事一个红包，天热了，随便叫冰敬或瓜敬或程仪都行，总之要利益分沾，不要独吞卖虎皮的收益，更不要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如此这般，此事未必不能找到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

奈何太监们霸道惯了，非要吃独食不可；杨主事背后有真老虎，也没有忍气吞声的道理，于是矛盾升级。杨主事有备而来，当下拿赵二的棚子开刀，赌气吞了这只羊，同时也伤了与羊合伙的伥。

数日后，皇帝祭地大典的前五天，工部的部长和副部长率领一个检查团到方泽坛视察准备工作，检查团成员有工部的一些司局长，几位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还有几位监察御史，杨主事也带着他手下的衙役随行。进入祭坛禁地后，陆太监率领打手王识货和十多个宦官拥上前来，揪住杨所修连骂带打，还扯碎了他的官服。跟随杨主事的衙役们也挨了暴打，其中一个叫董科的衙役，大概是那天拆棚子最积极的人，竟被按在地上重责二十二板，打个半死之后，又锁上关了起来。

众大臣在一旁看着这出武打戏，谁也不动。

事发后，杨主事立刻写本向皇帝告状。他说，拆除棚子是为了“净街道肃观瞻而光大典”，陆永受竟敢不遵守命令，殴打主管官员，在祭坛重地擅自行刑，这是“事出异变”。他伏乞皇上命令司礼监将陆永受和王识货一并严提究治，以维护皇家体统。

五月二日，祭地的前一天，崇祯批示，要求司礼监问明情况回报。司礼监立刻向皇上汇报了事情经过，皇上再次批示，说街道应该清理。陆永受擅自殴打官吏，属于认识问题，降三级，打二十板。工作照旧。王识货释放，别人不再追究。

此事就这样处理完毕了。

四、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形式

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打着皇家旗号，依仗合法伤害权，重新瓜分“血酬”或“法酬”的战斗。血酬——破坏性要素应当分到的资源——必定会有，但是分配必须公平，必须依据破坏能力的变化而灵活调整，否则就难免开战。

中国企业家创造了适应“破坏力水平”的多种生产关系形式。买虎皮算是一种简单形式。赵二不仅买了一张虎皮，还把“伥”——太监——拉了进来，这是比较紧密的合伙形式。赵二当然明白伥要吸血，但是面对吃人的毒蛇猛兽，赵二甘愿出血。为了生存，他反正要出血。在江湖黑话中，送钱就叫“上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103]从官吏方面看，把企业说成罪犯，挑毛病收拾企业，并不是什么难事，有这种合法伤害权的部门可以开出一长串。如果说，商场竞争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官场竞争往往决定着企业的生死。于是，中国企业被迫创造出“上血”的各种形式。按时送钱似乎是破坏要素分肥的最常见的形式。再过二三百年，股份制在中国渐渐流行，赵二们还会与时俱进，创造出相应的“硬股”——包括黑股和权力股。所有这些生产关系形式，都体现出中国企业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明智。

那么，花钱买虎皮，按时主动“上血”，拉权势入伙，被迫送硬股，这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企业应该如何称呼，以区别教科书上的企业呢？套用“硬股”和“合伙”的造词思路，我们不妨称之为“硬伙企业”——合伙对象都是那些很有害人本事或人家惹不起的硬家伙。这种企业形态的流行，表明了企业自身的欠缺——缺少抵御侵犯的能力或权利，换一个角度说，也表明生存环境中破坏因素的浓度超常增加。

硬伙企业的硬度大有差异。明朝社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支配下的社会，身份等级制度严格细密，不同身份和级别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不同的损害能力和防御能力。于是，硬伙企业也呈金字塔状，有特硬企业，部级硬企业，省级硬企业，还有县硬乡硬等等。上个世纪我在安徽农村调查，听说某县把产值超过一千万元的民营企业家一概定为副乡级待遇，以对抗本地小官吏的骚扰，这是硬伙企业系列中的新创造。

实际上，硬伙的损害能力和防御能力因人而异，随时变化。同样是内阁大学士，严嵩不可一世，一张名片价值三千两银子，徐阶就要弱一些。杨所修在工部当主事，缺少损害商人铺户的机会，论权势也敌不过太监，但是皇帝要举行祭祀大典，他负责清理临时建筑，损害能力和相应权势便临时壮大了。实力一变，分肥的份额就应该及时作出调整，太监不肯调整，这才打了起来。

如何评价参战各方的得失呢？被代理的皇帝大获全胜。出血的铺户鸡飞蛋打。争夺血酬的双方两败俱伤，都挨了打，都付出了血的代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其中太监方面吃亏更多，除了各自二十大板基本持平外，另有降三级的额外损失。

如果总结经验教训，那么，从太监方面来说，最要紧的一条便是认清局势。虎皮是可以吓唬人的，也是可以卖出好价钱的，但是要看吓唬谁。自己已然理亏了，对方又有能力直接向老虎告状，就要顺应临时变化的形势，利益分享，不能太独。

从主管官员方面来说，则要注意掌握分寸，攻势不宜太猛，不妨跃马盘弓，引而不发，给对方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不能得理不让人，硬断人家的财路，偷鸡不成还挨一顿打。

从皇帝方面来说，则要加大挑拨离间的力度。要鼓励内官和外官互相监督，互相告状，千万不能让他们团结一致，找到合作之道。以此标准衡量，皇上应该让杨所修有所收获，值得为皇上继续得罪人。

从赵二方面来说，硬伙企业仍要办下去。虎皮还是有威慑力的，太监们的售后服务也比较认真负责。不过，合作前最好看清楚吓唬的对象，别做披上虎皮吓唬伥甚至吓唬老虎之类的买卖，否则就难免出血之后继续大出血。——如此要求赵二，真所谓求全责备，但是，百姓方面的改进余地确实所剩无几了。

2001年9月初稿，2003年1月改定

【十】洋旗的价值

一、花钱挂洋旗

1927年11月26日，重庆富商黄锡滋与法国吉利洋行签定密约，称两家合资的聚福洋行是假合资，法方在名义上拥有的三分之一股份是“虚股”。中方借用法商之名，挂法国国旗，每年支付“挂旗费”三万两白银。[104]

三万两白银不是小数。以1901年至1910年的米价折算，这笔钱可以买五百多吨大米，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多万人民币。聚福洋行只有三条百吨级的小轮船，在川江上游从事客货运输，总投资不过三十万两白银。每年掏这么一大笔“挂旗费”，相当于总投资的10%，合算吗？

假合资还会带来当真的风险。后来公司做大了，法商果然摆出一副依法办事的嘴脸，非要拿“虚股”当真，狠敲了中方一笔。至于法方挂名经理和船长的私人生活开支，包括云南漂烟和白兰地名酒，20年下来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

但是，算上这些代价之后，甚至算上当“假洋鬼子”被嘲骂的屈辱，聚福洋行的总经理黄瑾瑩仍然认为这笔交易做得值，“真是值得”。[105]

这可不是个别企业家的糊涂账。在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大多数轮船都挂着欧美国家的旗帜。据1925年9月26日出版的《中外经济周刊》报道，从事川江航运的16家轮船公司中，未挂洋旗的只有3家。如果以轮船计算，总共36条轮船，32条挂着法国、意大利、美国或瑞典的国旗，比例高达89%。然而，细查这些轮船公司的创办人，我只找到了一个洋名字。[106]

这种现象不仅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据1904年11月号《东方杂志》说，福建厦门每日开往外埠“计商船三百数十余艘，皆各埠华商所有，现均挂英法美各国之旗，由各洋行代为经理。此项利权，终年核计，溢于外人之手者，不下数百兆。”[107]另据《中外日报》1905年10月7日报道，江苏镇江一带，商船多挂洋旗，“最为恶习”，经当地官绅报请商部批准，设立商船公会，普劝改挂龙旗。[108]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东地方政府甚至下令改革，原定商船挂龙旗要交纳的五十两牌费，一概豁免，劝令华商勿挂洋旗。[109]

全国各地的商人如此大规模地抛弃龙旗，挂上昂贵的洋旗，洋旗到底有什么价值？下面我们就顺着聚福洋行黄瑾瑩总经理的思路，看看他每年三万两挂旗费买来了什么东西。这是一笔富于中国特色的交易。古往今来，无论是捐官衔还是送干股，无论是挂洋旗还是戴“红帽子”，这类交易频频发生，这笔费用很有理由列入中国工商业的常规开支。

二、作为环境构成的军阀

在算账的时候，黄瑾瑩总经理首先强调了军阀。他说：“聚福洋行凭借这块‘法商’的招牌，在那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确（实）减少了许多麻烦。十多年来，船未打过兵差。在那个时期，有所谓营业税、直接税、二五税等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但聚福洋行从成立到结束，从未完纳过任何一项税捐，因而避免了军阀的压榨。”

这段话涉及到两项可能的损失，一是当差，二是苛捐杂税。如何估算这两项损失的潜在数目呢？比照未挂洋旗轮船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损失的影子。

蜀江公司成立于1915年，有一条元济号轮船。由于官府刁难，土匪堵劫，负债累累，股东们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出资最多的马则卿苦苦支撑。1917年，川军与滇军开战，滇军便把元济号扣下当差，半年后放归。返回重庆后，北军又扣船运送军需。北军撤出四川，元济号刚刚开始在重庆宜昌之间运营，又被宜昌的北军扣用。

无奈之中，马则卿邀请法商麦司洋行入股，投资两万两，在上海登记注册，蜀江公司改称麦公司，元济号也挂上了法国国旗，1919年回到四川。次年，川军和滇军再次开战，重庆卫戍司令王文华又把元济号扣作军用，结果法国领事出面交涉，军阀被迫放船。

当时，由于战事不断，交通断绝，元济号成了唯一安全运营的交通工具，生意红火之极。八个月之间，清偿了以往的债务，还有数千两银子的利润。这时候，以前退避的股东们又回来了，要求购回外股，从大中银行贷款二万两退还麦司洋行。麦司洋行退出后，麦公司改称大中银行航业部。不久，大中银行倒闭，作为大中银行的债权人，军阀杨森没收了元济号，改作兵船。1922年，元济号随杨森部开往宜昌，船只朽坏，不知下落，蜀江公司随之消亡。[110]

由此看来，洋旗是抵御军阀的保护伞，有则兴，无则亡。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四川。

据《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说，1920年下半年，广州发生战事，“军人纷纷封用轮船，遂令全行如患瘫痪，租金极难追讨，是以船东受亏甚大。”[111]

据湖南岳州口岸（岳阳）报道：“本年（1916年）贸易，有数次因军队运输扣留华商船只，大小火轮及民船全充军用，遂陷于停顿地位。中有一次，被扣之船停泊江岸，延长几及三里，为时有数星期之久。”[112]

1923年，广西梧州口岸报告说：“中国航务中人，因感受军队不时封船之痛苦，遂相率投挂洋旗，藉资保护。于秋季本口商务恢复之际，多数华船，已改隶英葡国籍。”[113]

这些报道大体可以表明，仅仅军阀扣船当差这一项，就足以造成航运公司亏损，甚至可以要公司的命。优胜劣汰，中国的旗帜被淘汰出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黄总经理说，他们挂洋旗十多年，没有向军阀缴纳过苛捐杂税，这项权利又值多少钱呢？我试图计算却算不清楚，只能抄录几段原始资料示意。

据1926年3月《东方杂志》报道：“四川自军兴以来，各种税捐，如云而起，或原有其税，从而加重；或同一税捐，重复征收；或就驻所区段，各立关卡；或藉各种名目，巧为搜括。就其取费之名称言之，有护送费、江防费、送船费、护商费、验放费、船厘、团防费、清乡费、估本费、验船费、统捐费、护农费、红十字费、落地费、临时军费、盖戳费、划子费、公票费、乐捐费、兴学费、出口税、抵岸费，其他名称，不一而足。

“就征费机关言之，有护商事务处、全川江防军征收处、百货统捐局、江防验卡水道警察、禁烟查稽处、国防征费处、保商处、印花验卡、烟酒验卡、船商所、各军护商处、黔军乐捐处等，星罗棋布，到处诈索，商人视为畏途。”[114]

以上抄录的税费名目共有22种，收费机构12类，而且普遍重复征收，加重征收，这已经难以计算了。更何况这些情况还随时变化，与日俱进。据1923年广西南宁口岸报告：“军队假保护之名，抽收保护费，船只每至一地，即有一地之军事长官，从事勒收。春初每船不过共缴小洋六百元，讵知与日俱进，秋间竟有一船须缴三千六百元之多。”[115]

到底要收多少费，当时的商人已经算不清楚了。据广东三水口岸1923年报告：“沿江各处军队设立机关，征收商船保护费……此项征收机关，随时随地均可设置。小轮航行一次，纳费几何，不能预算，盈亏亦难逆料。……倘政局长此不变，必有仅存洋轮数只之一日也。”[116]

说到这里，需要补充几句，为什么挂上洋旗就可以避难消灾？我们知道，最能体现衙门和军阀作派的是这样一句反问：我就这么办了，你能怎么着我？有本事你告去！

洋人确实告。他们的政府替商人告。从各地领事交涉开始，不行就闹到中央政府外交部，实在不行就派兵打。事实上，我们的军阀蔑视任何规则和道理，他们只认打。他们知道打不过洋人，打不过洋人支持的更大的军阀，真打起来得不偿失，于是他们就很听话。

据四川万县口岸报告，1918年，四川棉纱销路渐广，驻万县的田钟谷团长忽然于10月21日下令设立捐局，根据装载棉纱的数量，向挂洋旗的轮船抽收特别军事保险费，不交者扣船。轮船被扣80余只，外国领事和海关及各商家竭力抗议无效。半个月后，英国兵舰介入，舰长直截了当地发出威胁，田团长随即放船。[117]

次年，我们在重庆口岸的报告中看到，田团长发明的办法在省级政府的支持下全面推广，但只对中国商人有效：“凡系华商货物，无论轮船旗船输运，一律征收。至洋商货物，暨真确洋商船只，所装之货，概不收捐，以冀免外交之困难。”[118]

三、作为环境构成的土匪

在算洋旗账的时候，黄总经理还提到了土匪。他说：“法国人每年每月拿了我们的‘挂旗费’，也势必要出面为我们撑一下场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吉利洋行除派沙礼担任法方经理而外，船长也是由法国人来担任，每艘船上还派法国水兵五六人担任护航队。在匪风猖獗时，又有法国兵轮护送。船上不仅涂着、挂着法国旗帜，还写上‘法国商船不装士兵’，而且不许中国乘客走上轮船的三楼。我们的轮船得到这样的掩饰、庇护，所以在我们内河畅行无阻，甚至任意开辟航线。”

这回我们看到了三万两（约等于100万人民币）挂旗费换来的实在东西：五六个法国水兵组成的护航队，还有土匪猖獗时前来护航的法国兵轮。聚福洋行有三条轮船，应有十六七个法国水兵常年护航，按照现在的行情，请一个保安或保镖，每年总要花一两万人民币，动用这些法国水兵，一年的成本至少要二三十万元，价值挂旗费的四分之一左右。动用兵轮自然更加昂贵，关键是买不到。普通商人动用兵轮，在中国简直就是做梦。

这里算的只是成本，没有算水兵和兵轮的效用。假如买不到这些保护，生意恐怕就无法做了。如重庆口岸1919年的报告所说：“今岁大半年，自云阳以至重庆，持械盗匪，流行甚炽，无兵士护送船只，不敢行驶其间。”[119]

不仅重庆如此。据1927年3月的《上海总商会月报》报道，1926年，广东内河的小轮船公司和渡船公司普遍亏损，“其原因以各江海盗横行，致河道梗塞，小汽船多被匪劫夺，往往一船被掠，则损失数万。至各江渡船，因被匪勒抽不规则费用，而商货又寥寥无几，以是皆无利可获。”[120]

由此看来，仅仅对付土匪这一项，挂旗费就花得值。土匪和军阀这两样东西，都是公司经营环境中的既定存在，好比农民必须设法对付的旱涝和病虫害。如今只花了一笔治虫费，居然连旱灾一并治了。

说到这里，我们也明白法国吉利洋行靠什么赚钱了。他们私下倒卖给聚福洋行的，乃是法国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安全。

法国公民纳税之后，便获得了要求政府保护的权利，法国政府则有义务在世界各地保护自己的公民。这个以契约为原型的道理，保证这种契约不落空的制度，来自卢梭等人掀起的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吉利洋行向聚福洋行出售的，也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生活在民主宪政制度中的公民的权利。这些东西在中国格外值钱。

享用公共产品很容易搭便车。公民已经为这些产品纳过税，付过钱，要求军队和兵舰保护的时候就不必另外交费，军费已由法国的全体纳税人分摊了。正因为这样，吉利洋行只要按常规纳税，就可以享受昂贵的服务，并靠私下出售这种服务赚大钱。而法国政府则要严格把关，生怕中国人冒充他们的公民，赚法国纳税人的便宜。

从1920年到1927年，聚福洋行一直以挂旗费的方式从法国公民手里买法国政府的公共服务，因而经营顺利，资本翻了一番。1927年，法国政府察觉了他们的猫腻，声称他们的公司不合规矩，不能享受法国的保护，必须改成股份制公司，法方的股份必须占到三分之一以上。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描写的场面：吉利洋行和聚福洋行签定了一份合乎规矩股份公司的章程，法国吉利洋行的股份占三分之一。同时，双方又签定了一份密约，声明法方的股份是虚股，实际上仍然维持挂旗费交易。

从清末开始，欧美国家的公民就开始向中国船商出售自己的公民权利，后来竟发展为一项产业。据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1903年）《外交报》报道，“镇江所有华船，近由美日两国商人，代为经理，悬挂洋旗，以免地方官封差之累。常镇关道郭观察闻之，照会美日领事，谓该商并不买卖货物，专以兜销船旗为事，务请勒令闭歇云。”[121]

1905年2月7日《时报》发自镇江的报道说，美国领事葛威布，报请该国外交部批准，美国商人在华“为人挂旗之产业”，一概不予保护。[122]

顺便说一句，挂旗交易在航运之外的领域也不罕见。北军将领冯玉祥在《我的生活》[123]中描写了民国初年的两段见闻，抄录下来作为本节的结尾：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并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出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讧的要冲。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我相信稍有血性者，听到这番情形，没有不痛心难过的。当时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谈话，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召齐。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但以往是为溃兵骚扰，大家不得已而出此，现在我们的队伍是严守纪律的，必能负保护地方的责任，绝不会再有骚扰的事。如果他们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大家把我冯某逮捕枪决。我们是中华民国，若是挂起了外国旗，不但贻笑外邦，自己也应该觉得可羞可耻的。请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毁，永远不要再做这种辱国辱己的事了。当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统统撕毁。同时又去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那种布告。那舰长说：

"这是贵国的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说的很委婉客气，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毁，不许他们再有这种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至于那些日本旗从哪里来的呢？查询的结果，知道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但这所谓洋行，只雇用一个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实店老板却是中国人。我派人检查他的账目，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价钱，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来，问老板何以做这种欺骗商民，污辱国家的无耻买卖？他说：‘因为有人家需要，我们所以办这个货。’问那日本浪人，答说：‘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为的生活。他做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两个都是奸宄，没一个好东西!’当即把那日本浪人驱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来。

当日查看账目，共计卖日本旗所赚的钱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来地方正绅，迫令老板交出那款子，交由绅士们收存。那时常德城内街路不平，地方污秽。乃用此款为修路浚沟以及清除秽积之用，把地方上整理的一新。

人民被军队逼的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北洋政府总理——引者）等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穷兵黩武政策的赐与；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胡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当然的道理。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我把这事办完，越想越是悲愤，多天还是恨的牙痒痒的。”

稍后，冯玉祥又写道：

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中躲藏。张军知道，冲向那教会搜查。一位美国教士上前拦阻，乱兵即将此教士枪杀。这事传出去，激起美人愤慨，当派武力前来镇制。那美舰从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驰向岳州，显其威风，致在沿途江中冲翻了许多民船，许多无辜人民受灭顶之灾。这一方面是美舰不能处之镇静沉着之咎，但一方面也是张敬尧军所间接赐予人民者。这真是可耻可恨的事。看看人家军队保护他的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国军队不但不能保护中国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杀之，而驱之托庇于外人，又将此外人一并杀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无妄之灾祸。这样的军人，还让他高高在上的当督军，是什么缘故？只因为他是老段的学生和同乡罢了。” [124]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挂洋旗，入洋教，确有一番不得已——这是寻求不被人任意宰割的基本权利，寻求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军队。

四、作为环境构成的贪官污吏

黄总经理在算洋旗收支账时，考虑到了军阀、土匪，也考虑到了作为竞争对手的船户和船工，但他没有细说衙门和官吏。聚福洋行创建于清朝倒台之后，军阀土匪横行中国，暂时抢了贪官污吏的风头。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因素对企业盈亏的影响甚大，我必须替他补上。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御史董丙炎上奏说，商民在缴纳厘金的时候，要遭遇许多需索留难，“譬如一船到卡，未完厘以前，必须花钱报到，名曰挂号。既完厘之后，又须花钱请行，名曰打号。否则将船扣除不得行，是为需索一类。

“又如一货到卡，初卡既已全完，至中卡必照数而议加，名曰补票。中卡业经补过，到末卡又必照数请益，名曰加票。否则将货盘查，必至稽延时日，而损伤更多，是为刁难之类。

“此外如任意取货，曰叼光。无故挑钱，曰加水。强名偷漏而议罚，妄指用物而充公。种种节外生枝，无非于中取利。”[125]

需索留难商民的，不仅是厘卡税务官吏。从上到下，每个有伤害权的衙门和官吏，都在努力行使这种权力，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李作栋在《新辑时务汇通》中说，无论铁路、矿务、内河轮运，中国人办都办不成，洋商一出面就办成了，于是华商必须依附于洋商。即使股份全是华商的，如果不挂洋旗，不找一个洋商出面，已经办成的事也必然失败：“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所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或谓其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内河行轮，或谓碍民船、碍厘金，……凡待华人莫不如是。”[126]

1905年7月19日《中外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其中有一段中国商人朱立兴诉苦的文字。他说，我是徐州人，以贩运油、酒、饼、豆、牛皮、猪只、枣梨鲜果为业，虽然照章纳税纳捐，依然屡遭阻挠需索，“惟悬挂洋旗者，彼不肖之徒，皆畏之如虎，不敢扰害……且洋票经过捐卡，验规皆有减折，华票则格外留难，私费则转形益重，若不及早挽回，势不至尽为洋商不止。商等情愿悬持商旗，以振我国之威，而杜外溢之弊。但仅悬商旗而无保护实据，仍不足以抵制洋商。”[127]

江苏镇江商船公会的调查也说：“一经冒挂洋旗，官不敢封，差不敢扰，可以自由谋生。”[128]

想想看，只要高高一挂，就可以自由谋生了，就可以吓住贪官污吏了，这样的旗帜，叫商人如何不向往？且不论军阀土匪，仅仅在船商与官吏衙役的关系方面，洋旗的有无就可以决定企业的盈亏以至生死。黄总经理的一笔钱，已经买到了三样东西，似乎每样都值三万两。

五、作为环境构成的木船船帮

黄总经理算的另一笔账，牵涉到与木船船户和船工的关系。他写道：

川江运食盐出川，过去一直由木船装载，转运到宜昌、沙市。我们为了贪图更多的运输业务，曾与当时军阀官僚联系勾结，破例地将运出川外的食盐交由福源轮（引者注：聚福洋行的轮船之一）装运，当即引起木船船户、船工大为不满，认为‘抢夺了他们的生意和饭碗。’因此，满载食盐的福源轮在南岸玄坛码头正待启航时，即被聚集起来的几百木船船户、船工阻止，不许开航，发生冲突，并上船捣毁轮船锅炉，杀死三领江颜永林。事件发生后，法国兵船立刻开来‘保护’，驱散聚集的船工和群众，后又护送福源轮开驶到上海修理。善后事务，则由法方向外交部提出交涉处理。

在清末民初，这个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各地的木船船帮，面对强大快捷的轮船，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殊死搏斗。

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轮船是应该赞美的。轮船挤垮木船，这是很正当甚至很正义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便是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消费者受益。这套逻辑当然不错，不过，必须有一张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拦着，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逻辑不被生存竞争的逻辑挤垮。中国官府没有少收费，却没有编织这张网。

1824年，清政府试行将运河漕运改为海运，漕帮水手陆续失业。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南北运河漕运全部停止，四千艘漕船的水手、纤夫、脚夫彻底失业。在没有安全网的社会里，这些人干什么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当了盐枭或土匪，另有一部分加入太平军，稍后又有部分盐枭和土匪转入捻军，还有一些加入了镇压太平军的湘军。

1886年，运河漕运重开。1901年，由于轮船和火车的兴起，漕运最后停止。失去饭碗的六大漕帮又干什么去了？他们流入江湖，赌博贩毒，走私敲诈，组成了强大的黑社会——清帮。[129]

《经世文续编》卷四一概括说：“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为为贼捻。”[130]所谓“势不得不……”，这种逻辑，就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资源的逻辑，即生存竞争的逻辑。这是比市场经济逻辑更硬更原始的逻辑。

上述历史事实，都发生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甚至就发生在眼前，真所谓“殷鉴不远”。对社会和官府来说，到底是救济一个失业者合算呢，还是逼人为匪抢劫谋生合算呢？答案是明摆着的。在实际操作中，清朝官员也采取了减少失业的政策，但是他们的办法更加省事，只消画一个圈，批几个字，驳回轮船的运营申请，不许他们“与小民争利”。这是不给救济给政策的老办法。问题在于，中国官府给出的政策压缩了船商的权利，而按照欧美国家的规矩，船商的权利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保护。两相冲突，到底谁说了算？

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清政府打不过洋人，只好由洋人说了算，让轮船抢木船的饭碗。而木船船帮又打不过官府，要不来救济，只好向轮船开战。

中国船帮自有一套打码头的传统，一套争夺饭碗的码头规矩。饭碗属于暴力竞争的胜利者。面对轮船，他们照例开打，砸锅炉，杀领水员，把官府不管的民事纠纷闹成刑事案件甚至人命大案。根据老经验，豁出偿命大闹一场之后，竞争对手在船帮打砸和官司敲诈的两面夹攻下，自然得不偿失，知难而退。本帮的偿命者，可以采用抽签抓阄之类的办法事先安排好，一条命换来众人的饭碗和生计，风险和收益不难计算。奈何世道变了，这套老办法引来了法国的兵舰和外交官的交涉。对手身后有一个和中国官府完全不同的政府。

黄总经理的叙述比较简略，没有交代这个事件的处理经过和结局，但我们可以在1924年四川万县发生的同类事件中看到常规。

杜之祥在《1924年万县事件》[131]中写道：

1924年6月19日下午，英商太古洋行的‘万流’轮驶至万县城对岸的陈家坝停泊，那里存放有英商安利英洋行的大批桐油待运。……安利英洋行的这批桐油，本已由万县的川楚船帮承揽，全部用木船装载从万县运出川，但当‘万流’轮一靠岸，安利英洋行的大班美国人郝莱立即出现在陈家坝码头，突然向中国船夫宣称：该洋行存放在陈家坝待运之桐油，全部改由‘万流’轮装运。洋船又要抢中国船夫的饭碗！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在广大船夫中引起很大骚动。川楚船帮会首向必魁等代表广大船工出面与郝莱交涉，提出在川楚船帮未承揽到其他货物装运时，要求这批桐油仍由该帮木船装运，以维持广大船工生计。郝莱拒不接受。……

船工眼看饭碗将被打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的便上前阻拦运油力夫，郝莱赶来，竟蛮不讲理，抡起手杖毒打，不少船夫被打伤，有的甚至被打得鲜血直流。……愤怒之下，有的拿起桨脚向郝莱还击，有的要拉他滚水，被郝莱强迫运油的力夫，搁下肩上的桐油，也来参加反帝的斗争。郝莱见触犯了众怒，十分惊惶，想逃之夭夭，愤怒的船工和力夫，不准他逃窜，双方又发生殴斗，慌乱中郝莱失足落水，由于他不识水性，以至自取灭亡，丢掉了老命。

事情发生后，英方不但不察当时起事的实情，相反，迁怒于我国船户，驻泊万县一英国军舰，立即将大炮对准城市示威，胁迫万县知事及当地军警，要求斩首船帮会首，以抵偿郝莱溺毙之命。如不能捕获并斩首船帮会首，那就要处决船帮所属的两个船夫，用两个中国无辜的生命，去抵偿一个白种人的命。同时，还提出郝莱下葬时，地方当局必须亲自送葬以表示敬意，还要附送抚恤款给郝莱的家属。并限定两天以内履行这些条件，若不能完全照办，英舰长槐提洪宣称：军舰的大炮就要对准城市轰击。与此同时，英政府向我国北洋政府提出抗议。一贯媚外丧权的北洋政府，便饬令四川善后督办署严惩‘凶手’。英国政府并派其驻渝领事来万县督办此案。当时四川军阀对英领事百依百顺，不顾人民大众的坚决反对，竟于6月22日，将川楚船帮船夫向国源崔帮兴等二人，无辜杀害在陈家坝河边，……而英军舰舰长槐提洪，因这次施行炮舰政策压迫中国人民有功，得到了一枚勋章。

尽管大打一场，经过几个月的过渡之后，桐油运输的饭碗还是由市场规则分配了。熊登洲在《万县港木船运输的演变及发展》[132]中写道：“当年（1924年），经万县知事衙门裁定，上水棉布、海带，下水油、盐、糖、纸，均由木船承运。不久，知事衙门又规定，四月初一起由轮船装运，十月初一起由木船装运。以后，由于轮船运输较木船运输具有快速、安全和价廉的优点，加之轮船增设了油柜，取得了装运散舱桐油的优势，又1925年万县知事张某，会同城防司令刘某致函海关，今后不再加限制，是装木船还是装轮船，听凭货主自便。”

如果说，在船商与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的关系方面，洋旗所保护的只是中国法律承诺的国民待遇，那么，在轮船与木船的关系方面，洋旗所支撑的就是欧美国家的公民待遇，超出了中国臣民待遇的待遇。这种伴随着技术优势的公民待遇，为轮船带来了额外的业务和利润，真所谓锦上添花。而从中国船帮的角度看来，这种超出惯例的保护不大公平，洋旗很有特权色彩。

六、价值所在

洋旗的收支账基本算完了，黄总经理得出的合算的结论完全正确。现在的问题是：洋旗的价值应该如何定性？换句话说，洋旗带来的钱，到底属于什么钱？属于劳动报酬吗？属于土地厂房之类的租金吗？属于投资或存款的利息吗？

在我看来，这笔钱应该叫法酬——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

权利和义务是来自西方的法律用语，在古汉语中，表示这种意思的近义词是“分”。普通人都有增加权利或减轻义务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都有立法定分的企图。不能立大法，立国法，那就立小法，立家法，立村规、行规，立特区，立土政策，立潜规则。这些小法与大法一致倒也罢了，如果不一致，如果钦定大法分给船商价值100元的权利，军阀和贪官污吏只认可50元，另外50元私下分掉了，那就有好戏看了。本文描述的正是这样一场戏。

前边已经谈到，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制订规则的规则。皇帝掌握的武力最强，钦定法规也最具权威性。不过，在皇家爪牙够不到或不愿够的深山大泽，在皇家耳目看不清或不愿看清的黑牢密室，在皇权衰落军阀骄横的乱世，钦定的“分”必遭重分。拥有伤害能力的各类强者，公开或暗自挤占弱者或其他冤大头的分额，真实的权利疆界与钦定地图所描绘的相差很远。

事实上，在黄总经理买洋旗的时候，钦定的船商权利早已成为一纸空文。打个比方说，经过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的瓜分蚕食，价值100元的权利，所剩未必有50元。船商所损失的50元，则是军阀的恶法、土匪的横规矩和贪官污吏的潜规则带给他们自己的法酬。这时候，船商挂上了洋旗，获得了强大的武力支持，因而敢于蔑视恶法、横规矩和潜规则。当时，欧美国家的政府和军队已经在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那是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力，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使用，用来夺回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瓜分蚕食的50元，用来保住自己应得的100元，甚至用来争取更多的权利。

这夺回的价值50元的权利的性质，就是钦定国法的法酬，即横规矩和潜规则早已瓜分蚕食，因而不能实现的那一部分价值。从根本上说，所有法酬都是流血牺牲换来的，因此，法酬又是血酬的一种存在形式。

七、结局

最后交代一下洋旗和聚福洋行的命运。

1905年前后，清政府企图收回“利权”，以龙旗替换洋旗。许多商会应运而生，想乘机捞一笔龙旗的挂旗费。奈何各关卡的贪官污吏和骄兵悍将不认龙旗的账，敲诈勒索一如既往，而收了挂旗费的那些人又无力震慑，于是，这场运动好像一阵凉风吹过，很快就不见踪影了。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海关挂号的内港船只中，挂洋旗的船占16-17%。1924年，这个数几乎翻了一番，超过了32%。[133]

1941年，希特勒占领法国。聚福洋行屡遭官府刁难，而法方无能为力，于是黄总经理决定另找靠山，结识了国民党政府粮食部部长徐堪。在徐部长的支持下，黄总经理赶走了法国人，将聚福洋行改组为“强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黄总经理将五分之一的股份赠与徐堪及其助手——这回可不是“虚股”。

借助国民党高官的势力，强华公司要钱有钱，要货有货，要船有船，一度高速发展。徐堪为了加强控制，派亲信王孟范出任强华总经理，黄瑾莹退居副总的位置。王孟范上任后，大量安插私人，机构臃肿，开支庞大，公司负债累累。

1949年，国民党战败溃逃。共产党建国后，强华公司在反五毒运动中挨整。1952年5月，强华公司申请公私合营，改组为川江轮船公司。1956年，公私合营川江轮船公司并入长江航务局。这家由民族资本家创建的公司，在36年的航程中几经改头换面，终于完成了彻头彻尾的改造。

2003年 5月8日

【十一】地霸发迹的历程

《话说当年的谦德庄》[134]描绘了一块地盘，勾画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强人，这个人运筹经营，凭借暴力定分立规，留下了另一种发财致富的故事。我先摘录这个故事的原文，然后挑几处我认为值得强调的地方，做一番解释和补充。

一、李珍的发财故事

谦德庄位于天津城南，方圆二里多地，这里的居民多数是指身为业、卖苦力气的人。民国六年（1917年）闹大水，一些灾民流落在此谋生。这片土地基本上属于两家所有：一是天津有名的富户“李善人”，一是天主教会崇德堂。

谦德庄初开辟时，本是韩慕莲父子的天下。韩慕莲是天主教徒，崇德堂的收租人。他有个儿子韩相林在谦德庄开了韩家小店，暗设宝局，招赌窝娼，从中抽头渔利。父子二人四方进财，腰包越来越鼓，这就惹得附近西楼村的李珍、李玉兄弟俩眼红起来。

恶霸李珍，是天津青帮头子白云生的徒弟。李玉绰号“花鞋小李三”，在天津也是个知名的“混混儿”。李家兄弟自幼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专干骗人、讹人、坑人的勾当。他们勾结小王庄地保甄连发——这个人手眼宽，能串通官府，闹起事来打官司，甄连发在衙门里有人——又买通路春贵当“肉墩子”（肉墩子是挨刀的意思）。此人是西郊辛家院人，担筐卧篓一条扁担来谦德庄一带找饭吃，李家兄弟看他身高体壮，有个虎把劲，就指使他去打头阵。路春贵前往韩家小店砸宝局，刀砍韩相林。韩家父子人单势孤，打官司又输在堂上，从而气走塘沽。

挤韩夺地，李家兄弟如愿以偿了。为了在这块地上站住脚，免得再被别人挤走，李珍走了三步棋。

第一步，由甄连发出面，花钱运动乡西五所（类似今日的警察分局）的毛署员，办下来几套警察服，两条大枪，在谦德庄义园前建立了“小局子”（即警察局派出所），先后几任警长都是李珍的心腹。干脆说，“小局子”等于是李珍开的。

第二步是建立组织。李珍纠结了甄连发、路春贵、穆文彬，还有人贩子程海庭等，成立了一个名叫“保安公司”的机构，网罗了一批地痞、市侩、讼棍、刀笔。在谦德庄它占着天，霸着地，平地抠饼，雁过拔毛。

第三步是广收门徒。保安公司的杏黄旗一举，开山门，摆香堂，三山六岳的妖魔鬼怪，江河湖海的鱼鳖虾蟹，都聚集在李珍门下。

李珍走了这三步棋，坐镇保安公司，勾挂官私两面，上有官府托庇，下有爪牙驱使，不几年的功夫，就羽毛丰满，独霸一方了。

保安公司的一项主要收入是经管房地产。在谦德庄养房产的，不管你是谁，都得由保安公司代收代管。崇德堂该如何？树德里房产的主家是下野军阀孟恩远，又该如何？都得买保安公司的账，否则就要落个不素静。

有这样一件事：西楼村村董曹八，据说其祖父是光绪皇帝七叔的“替僧”（替主人出家修行），有财有势，也算个人物。曹八在谦德庄盖下了连荣里、福厚里，养房吃租。李珍找到曹八，提出要代收代管，同时还要把福厚里租给开窑子的。曹八也不是省油灯，一口回绝：“不行！”李珍扬言“若是不拿下曹八，保安公司就干不成啦！”便唆使手下流氓二十余人前往曹八家闹事。哪里知道曹家早有准备，从院里窜出十来个身穿军装、手提匣枪的大兵，这一伙流氓一看傻了眼，俗话说：“光棍不斗势力”，一哄而散都跑啦！原来曹八在天津营务处有人，事先他听到了点风声，便花钱雇来大兵，严阵以待。事隔三日，几个穿军装的来到了保安公司，二话没说就把李珍绑走了。保安公司于是赶紧花钱托门子，把李珍搭救出来。

李珍岂肯善罢甘休，回来以后扬言要“二打曹八”。真是强龙难压地头蛇，曹八服输，托中人出面摆席请客，依从李珍经管房产，才算了却这一场风波。杀—儆百，连曹八都软了，其他房主就更不在话下了。

保安公司的所谓代收代管，实际上形同霸产，这边克扣房主，那边勒索房客，一面两吃，肆意盘剥。

除了经管房地产，保安公司还有很多来钱的路子。你开商店，它代征捐税；你做小买卖，它要“地份钱”；走江湖的吃“毛钿”；开赌场的拿“挂钱”，就连掏腰包的扒手也不能随便来到谦德庄作案。拿妓院来说，除了向保安公司交租纳捐而外，还得租保安公司的门，赁保安公司的被子。说起来好象是笑话，租房哪有不带门的？不行，门租单收；开窑子的哪能没有被子？不行，给你抱来几床被，用不用按天算钱。

对一般居民铺户，征敛的名目也很多，什么卫生费、路灯费、修路费、自治费……，接三差五地总来敛钱，说多少就得交多少，言无二价，谁敢不给。李珍够得上十六路进财了。

三十年代是谦德庄的兴旺时期。在谦德庄中心，永安大街的方圆左近，开设了一些茶园、酒肆、落子馆，光戏院就开了六个。再有说评书的，唱时调的，说相声的，演皮影戏的，大小商店也布满周围。一些像样的买卖都得有李珍的“干股”，就是挂个名字，坐享其成。如宝兴戏院、宝兴池澡塘，都有李珍的股。李珍号叫宝轩，所以这两家字号中都有一个“宝”字。

李珍死于一九四○年，在谦德庄横行霸道了二十几载。

二、打造与草食动物的关系

在整个故事中，最抢眼的冲突，要数李珍斗曹八。用李珍的话说，这关系到保安公司能不能干成。

曹八养房吃租，又有些势力，房客不敢赖帐，自己经管房产自然合算。李珍横插一手，非要代收代管，这分明是硬抢，曹八当然想对抗。问题在于，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依从合算。

如果选择对抗，收益明摆在哪里，假定每月可以少损失一百块大洋。风险呢？李珍派二十多个流氓来曹家闹事，将造成多大损失？这取决于闹事者打算闹到什么程度，闹多久，是伤人还是毁东西。无论如何，损失必定超过每月一百大洋，不然就失去了威慑力。在不知道对方来多少人闹，什么时候来闹，闹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曹八花钱雇了十多个大兵，应该说，这是很叫人为难的决策。设身处地替他想想，雇一个还是雇二十个？雇一天还是雇一个月？雇这么多大兵要动用多少关系？花多少钱？合算不合算？

曹八显然认为合算，他以为可以把李珍吓住，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甚至更进一步动用关系，把李珍绑走了。但是李珍方面在官府也有关系，花钱托门子把李珍捞出来了。李珍不屈不挠，扬言要二打曹八。曹八失算了。

曹八失算，是因为他光想到了自己的损失，没有算清楚人家的损失。假定曹八赢了可以节省每月一百大洋的“代理费”，李珍栽了不仅拿不到这一百，还可能失去几十户甚至上百户人家的代理费，单凭这笔账曹八就要输。再说，曹八即使输了，不过输掉一笔代理费，大部分房租仍在，李珍输了却要一无所有，只能背水一战。更何况他把李珍一绑，让人家威风扫地，在李珍的行当里，没了威风便没了活路。曹八搏的不过是那点钱，李珍除了搏钱，更多的钱，还要搏前程，搏活路，这简直就是博命。曹八打算为节省一点“代收代管费”而博命吗？曹八知己而不知彼，理当一胜一负。

此时曹八有三种选择：一是继续走官路，靠官府解决问题，这就要花钱托人拼关系。真拼起关系来又将如何？曹八买通官府的最高出价不过每月一百大洋，李珍买通官府不仅可以赢来曹八的一百，还可以横征整个谦德庄，因此他的出价必定高于曹八，曹八并无胜算。第二种选择是雇人自卫，但是雇佣的规模和时间很难掌握，而且防不胜防，开支不小，效益不高。第三条路就是向李珍让步，每月让人家横吃一口。三条路条条受损，三害相权取其轻，曹八认为向李珍让步的损失最轻。

曹八是大房主，有钱有势，值得对抗也有能力对抗。他认为让步合算，其他房主就更不必说了。于是，房产的代收代管费，便成了保安公司的主要收入。

这笔貌似代理费的收入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其价码又是如何确定的？

细品《话说当年的谦德庄》的原话，保安公司“占着天，霸着地，平地抠饼，雁过拔毛。”“平地抠饼”这个说法，来自天津混混儿的传统用语，蕴涵着当事人对这笔钱的性质的理解，牵连着一种源远流长的资源分配方式。

在《旧天津的混混儿》[135]一文中，李然犀先生写道：“天津城厢一带，需用青菜瓜果甚多，都来自四乡和外县。乡民运货来到天津，在沿河一带及冲要地点趸售，自由成交，并无任何花销。左近的混混儿就出头把持行市，硬要全数交给他们经手过秤，转卖给行贩。成交后，向双方取佣。初时当然无人听从，他们便使用武力解决，打翻几个，不怕你不俯首帖耳，百依百从。这叫作‘平地抠饼，抄手拿佣’。打下来的天下成为定例，便作行规。最大的要数西头老老店，是大批瓜菜总汇，当初设立时不知经过几次恶战，伤亡了多少人，才奠定根基。”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打翻几个”是索取“佣金”，建立“行规”和“定例”的关键。

肉体伤害是有价格的，任何损害都是有价格的，在历史事实中，甚至人命也是有价格的，其价格取决于被害者对损害的估价，取决于他实际支付多少钱避害，取决于受害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譬如绑票赎票，民国初年华北一带小康人家的“票”价大概在银洋二百元上下，而富裕人家的票价动辄成千上万[136]，人命的价格差距数十倍。

实际上，决定损害价格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避害的其他方式的成本，套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避害选择的机会成本。譬如受害者家属可以请警察出面解救人质，曹八可以请军阀出面收拾李珍，菜农也可以要求官府维持市场秩序。这样做要花时间，打官司要花钱，托人走后门还要花比较多的钱，甚至可能出现加害方和受害方争相抬价买通官府的场面。同时，受害方还有进一步遭到报复的风险，官方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成功率也未必理想。人们通常会依照潜规则的标准估计官家出场的价格和出场后的态度，这种货色质次价高，但毕竟是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视为避害产品的价格竞争。受害方将选择风险和成本最低的避害方式，避害的价码由此确定。

按照中国民间惯例，牙行的佣金为成交额的3-5%，由买卖双方分担。菜农拿一车菜价的2-3%买个平安，免得被人“打翻”，显然是合算的，对抗和告状却不那么合算。而混混儿之所以满足于3%而不追求20%甚至更多，是因为3%可以叫佣金，牙子（经纪人）空手拿佣金并不犯法，20%以上却近似“买路钱”，那是土匪剪径的勾当，容易招致菜农反抗和官府镇压，风险大且难以持久。

总之，“抄手拿佣”也好，代理费也好，从受害方的角度看，都是消灾避害的费用，都是对破坏力量的赎买。从加害方的角度看，都是平地抠饼，无中生有，强横加害，挣的是破坏钱。这笔钱不是对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破坏要素”参与资源分配所得的份额。土地要素的报酬叫地租，资本要素的报酬叫利息，劳动要素的报酬叫工资，破坏要素的报酬应该叫什么呢？考虑到暴力与流血的必然联系，考虑到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互换关系，我们不妨称之为“血酬”。

这个称呼与当事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江湖黑话中，钱就被称为“血”，钱多就是“血旺”。送钱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规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137]山东匪也把绑票得来的钱称为“红钱”，借用了血的颜色。[138]

我还见过其他叫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川北土皇帝黄清沅》一文中就出现过“混财”的说法。民国初年，黄清沅的父亲替儿子选择人生道路，想让他当袍哥，“提起脑袋耍”。当父亲的说：“人无混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后来黄清沅当了浑水袍哥（土匪），果真大发了一笔混财。“混财”，泛指打破公平交易的常规，蛮横耍混弄来的财富。这个说法有点意思，但不够一针见血，稍有粉饰之感。倘若缺了“提起脑袋耍”的气概，不流血杀人，单靠混岂能发大财？

总之，把破坏要素之所得称为“血酬”比较贴切。需要强调的是：破坏力毕竟不是生产力，血酬是第二性的东西，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所能损害的正面价值。

三、肉食动物之间的规矩

李珍发财故事的第二个亮点，他发财的第一步，就是指使路春贵砸赌局。李珍勾结好“在衙门里有人”的地保甄连发，又买通了靠一条扁担吃饭的路春贵当“肉墩子”，让他去韩家小店砸宝局，刀砍韩相林。韩家父子人单势孤，打官司又输在堂上，从而气走塘沽。李珍“挤韩夺店”成功。

如果把打曹八和打菜农比喻为肉食动物吃草食动物，那么，砸赌局的故事就有了狼吃狼或黑吃黑的性质。整个过程说来简单，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传统和精巧的利害计算。

十九世纪末，天津混混儿已经发展出一套争夺赌场的完善规矩。《旧天津的混混儿》[139]一文介绍道：

赌局抽头，可谓日进斗金，羡慕的自然大有人在。若想从中染指，也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单人独马，闯进赌局大闹一场。方式方法各有不同。有的到时横眉竖目，破口大骂，声称把赌局让给他干几天。局头见祸事到来，挺身应付，说不到三言五语，两下说翻，一声令下，打手们取出斧把便打。来者应当立时躺下卖两下子。

躺下有一定的姿势：首先插上两手，抱住后脑，胳臂肘护住太阳穴，两条腿剪子股一拧，夹好肾囊，侧身倒下。倒时拦门横倒，不得顺倒，为的是志在必打，不能让出路来替赌局留道。如果一时失神躺错，主人借此自找下梯，诬赖他安心让路，不是真挨打来的，奚落几句不打了。这一来便成僵局，来人空闹一场无法出门，结果是丢脸而已，不曾达到目的，反闹一鼻子灰。

横倒下后，仍是大骂不休，要对方打四面。其实只能打三面，打前面容易发生危险，既无深仇大恨，谁也不肯造成人命案子，那一来赌局便开不成了。

打时先打两旁，后打背面。打到分际上，局头便自喝令‘擎手吧！够样儿了’。打手们立时住手，听候善后处理。另有人过来问伤者姓名、住址，用大叵罗或一扇门，铺上大红棉被，将伤者轻轻搭上，红棉被盖好，搭回去治伤养病。有礼貌的主人亲自探病，好言安慰，至此改恶面目为善面目，少不得送钱送礼。这便是天津俗语所谓‘不打不相识’。伤愈后，经人说合每天由赌局赠予一两吊线的津贴，只要有赌局一天存在，风雨无阻，分文不少，或自取或派人送到，名为‘拿挂钱’，江湖切口叫‘拿毛钿’。从此反成好友，那人算有了准进项，便可安然享受。如果被打的喊出哎呀二字，不但白挨—顿打，而且要受奚落，自己爬着走，也得算数。当年颇有些初出茅庐的未经考验，率尔轻举妄动，势必丢脸而回。

还有的混混儿另用一种方式：进门后不动声色，到赌案前自己用刀在腿上割下一块肉作为押注，代替押宝的赌资。有的宝官只作未见，押上时照三赔一的定例割肉赔注。这一来便不好了结，双方造成僵局。另由旁人过来，满脸赔笑婉言相劝，结果仍须给挂钱。不幸押输，宝官把肉搂走也是不好下台的。对方只好将案子一掀，作二步挑衅，少不得重新挨打。遇有识事的赌头急忙赶到笑着说：‘朋友，咱不过这个耍儿……’。随向手下人说：‘快给朋友上药。’便有人拿过一把盐末，捂在伤口上。这时来者仍然谈笑自若，浑如不觉疼痛的模样，神色如常，少不得经人解劝，结果也可以每天拿钱。总之，不打出个起落，是不成的。及至言归于好，反成莫逆之交，便是俗语说的‘好汉爱好汉’了。

至于集体的搅局，必须带领一群，扬言整个接收。赌局中素有防备，双方便是一场恶战。但看结果如何，败者退出，胜者占有，也就是说败者无条件让渡，扬长一走也不顾惜。若打不出胜负来，必经外方和事人说合，赌局成为共有，通力合作，利益均沾。

如何理解上述规矩呢？在混混儿的术语中，上门找打叫“卖味”，这是赤裸裸的以血肉之躯的痛苦换取“挂钱”的交易。顺便提一句：我不清楚“挂钱”一词的来历，《话说当年的谦德庄》说到李珍拿“干股”时解释道：“就是挂个名字，坐享其成”。似乎也可以如此解释“挂钱”：挂个名字拿钱。

在“卖味”交易中，赌局方面的计算与曹八和菜农的避害计算是一样的。人家打上门来，他们不能不拿东西对付。赌博是著名的无痛税收，开赌场如同开税务所，因此，赌博一般都是官府垄断的生意，要买通官吏和衙役才能悄悄营业。在这种情况下，赌场方面的选择空间很小。正式求助官府意味着自杀。容人家捣乱下去，赌场就没法开了。打死人家，光天化日之下闹出人命案，赌场也没法开了。于是掏“挂钱”摆平破坏要素，就成了“诸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佳策略。

同时，也要注意把破坏者打“够样儿”。打轻了，让人看到破坏者挣钱容易，就会引发更多的图谋。打得太狠，“血债”太重，恐怕“挂钱”也要多掏一些。

从卖味者的角度说，坏人家的好事也有点迫不得已。富裕人家绝不肯亲身从事。而路春贵那样的人，“指身为业”，全凭一身力气和一条扁担生活，如果没人雇佣他，唯一的“生产要素”卖不出去，就进入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境地。于是，用血肉之躯所受的伤害，换取这个躯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就成为一种“活路”。土匪绑票的道理也是如此。被绑者的家庭愿意用一二百银洋买亲人的命，绑票者则愿意为一二百银洋铤而走险，前者拿钱换命，后者以命换钱。土匪的卖命生涯，也显现出他们对自身性命的估价。

卖命者的核心计算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伤亡的风险？或者，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用古人一句更简明的话表达，就是“身与货孰亲？”孰亲呢？那就要看身是谁的身，别人的身还是自己的身，百万富翁之身还是饥寒交迫之身，身也要看具体部位，是小手指还是整个脑袋，是钢琴家的小手指还是乞丐的小手指；货也要分什么货，锦上添花的货还是雪中送炭的货，百两银子的货还是万两银子的货，等等，不可一概而论。权衡种种利害之后，依然打上门去，说明卖命者认为这是合算的买卖。破坏方和赌场方都找到了合算的策略，有关卖味和挂钱的规矩便形成并固定下来。

我想再强调几句。生存资源是分层次的，所谓身外之物，只能用以称呼那些生存必需品之外的金钱货物，这条界线之内的则是“等身之物”，那是养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这道界线是一条“命-物等价线”。突破了这条线，博命换物就可以视为等价交换。此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博命之人越多。庞大的博命集团的存在，不断制造这个集团的社会机制的存在，乃是解释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要素。

其实，正如“卖命”这个常用词所表示的那样，生命和生存资源之间的交换关系早已得到大众的深刻理解。在意识到这种关系之前很久，早在与猴子分道扬镳之前，人类已经熟悉了这种计算。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民国总统黎元洪，对这种历史悠久的交换常规还做过一句时髦的概括。他对冯玉祥部下的士兵训话说：“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140]黎大总统生活在流行革命的时代，为卖命披上了革命的外衣。不过，革命者大体都是博命者，这一点并不错。在动物世界里，进食次序的改变，也往往需要流血，这就意味着：生存风险与生存资源的换算已经在动物的心中完成。这是动物界最古老的计算之一。

四、血酬的各种名目

我们已经见识了赌场的“挂钱”，保安公司的“代理费”，抄手拿佣的“佣金”，再加上顺便提到的赎票钱和买路钱，“血酬”已经有了五种表现形式。《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提到的形式至少还有五种：

1、做小买卖的“地份钱”。

2、走江湖卖艺的“毛钿”。

3、妓院的“门租”和被子钱。

4、一般居民的自治费、路灯费、卫生费和修路费等。考虑到“接三差五地总来敛钱，说多少就得交多少，言无二价，谁敢不给，”我们似乎不能把修路之类公益名头太当真，又不好完全不算，姑且打个五折。

5、“一些象样的买卖都有李珍的干股。”

“干股”就是企业无偿赠与的股份，这个词用得并不错，但还可以更准确。我在四川《彭县志》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袍哥大爷刘治平）“坐吃牙行斗秤、烟馆赌场硬股”。[141]初读此句，犹如醍醐灌顶。“硬股”这个概念和“卖命”的说法一样，蕴涵着造词者和用词者对这种社会现象的透彻理解，这是地道的中国思想和民间智慧。这种智慧给予我巨大的启发。我还见过当代民间的一些语言创造，譬如黄股（资金股）、白股（技术股）、红股（实权人物的干股）、黑股（送给黑势力的股），以及“权力股”和“好汉股”等等，但我认为，这些概念都没有达到“硬股”的深度。硬股，正是“血酬”在股份制中的存在形式。这种东西的存在，勾勒出中国“成事要素”的常规范围，反衬出官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的欠缺。人们对这种欠缺习以为常，发展出弥补的办法，并成为固定的规矩。

资源分配必定遵循某种规则，必定发展出某种规矩。在我们看到的情景中，无论是打翻菜农“抄手拿佣”，还是砸赌场“拿挂钱”黑吃黑，这些规矩都赤裸裸地建立在强横的基础上，建立在以暴力损害对方的基础上，因此，我称之为“横（第四声）规矩”。在中国历史上，横规矩一直肩负着资源分配的重担，据此分来的资源，便是不断改头换面、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血酬”。

血酬和横规矩并非一无是处。小偷不敢随意在谦德庄行窃，土匪不许客匪在自己的地盘内抢劫，这未必不是平民之福。从老百姓的角度说，流寇不如土匪，业余土匪不如专业土匪，短期捞一把的专业土匪又不如土匪世家。真把一块地盘当成自己的家产了，反而不肯胡乱糟蹋了。随着预期统治时间的延长，为了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狼群也要调整自己与羊群的关系，培养税基，确定最佳屠宰率，保护草场，维护羊群生存繁殖的有利条件，打退其他肉食动物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血酬与报酬、掠夺与皇粮正税、横规矩与天经地义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重合部分。

五、暴力组织的外表和内部关系

《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描述了保安公司的建立过程：开山门，摆香堂，招揽地痞讼棍。看起来这不像办公司，倒像建立黑帮组织。用帮会开山门的仪式开公司，说明当事人在自我意识里并没有把“公司”当真。与关东马贼办团防，湘西土匪办保安团同样，这不过是一张糊弄人的画皮。套用《水浒》中瓦罐寺老和尚的话说：“这两个那里似个出家人（公司经理），只是绿林中强贼一般，把这出家（办公司）影占身体。”[142]之所以选择公司的形式，因为这种组织形式既流行又合法，如此冒充一下，横规矩就显得比较顺，血酬也可以显得比较平和。

不过话又说回来，公司和保护费之类名号的出现，也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否则，像《水浒》时代那样直接叫“供奉”，或者称之为贡、税、饷、捐，横主儿和地霸们直接索贡、征税、派饷、喊捐就行了，此乃替天行道，天经地义，何必涂上平等交换的油彩？

博命组织的内部关系也值得一说。无论在“公司”内部，还是在土匪和黑帮内部，博命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1913年12月10日，四川都督胡景伊想解散哥老会，特地发布《四川都督民政长劝告哥老改行通告》，挑拨袍哥组织的内部关系，描述了哥老会内部的不平等，通告云：

盖哥老首领向称大爷，凡良懦无识，任彼诱致，以为拜弟，即当听其指挥，生杀惟命。凡作奸犯科之事，皆嗾使使拜弟为之。事成，则大爷享其利；案破，则拜弟罹于法。至有引颈就戮死而不悟者。彼大爷且逍遥法外，窃喜操术甚工。[143]

建立和维护横规矩是要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代价的，这个代价，往往要由老幺（洪门）、门徒（青帮）、喽罗或崽子（土匪）支付，收益的大头却归“大爷”或“掌柜”。在李珍指使路春贵当“肉墩子”砸赌场的案例中，路春贵卖命为李珍夺来了韩家小店，他自己得到了李家保安公司骨干的位置，从此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他本人或许很满意，可这两者的价值并不相当。即使扣除了买通官府、应付官司和策划运作的费用，其中仍有类似“剩余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顺着“血酬”的思路称之为“血利”。李珍经营和追求血利，便超越了个体博命者的水平，进入了“血本”经营家的层次。

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要估算自身的风险，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应付同行的挑战，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规模，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比起寻常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这等大题目需要专文细说。

六、大大小小的地霸，层层叠叠的地盘

谦德庄方圆不过二里，距首都不过一百公里，却成为特色鲜明的“特区”，这并不是当时的特例。与官府规定的社会秩序大有差别的地霸秩序，或者中性一点称作地盘秩序，随处都可以见到。前边提到的湘西土匪和关东马贼，那里就有一套匪世界的秩序，广东则有“大天二”秩序，中原一带有“土围子”秩序，上海青帮使当地秩序严重变形，四川袍哥同样如此。更高一层，天津先后成为不同军阀的地盘，四川的军阀防区制度则有更强的独立性，每个防区近似战国七雄的一个独立王国。再高一层，山西广西等省又有自己很稳定的一套秩序。放眼望去，中国有大大小小的地盘，大圈小圈，条条块块，层层叠叠。每块地盘上都有一套横规矩，有一个地霸，或军阀，或民团，或黑帮，或豪门大族，或道门教会，或贪官污吏，或里长保长之类的村干部，或者直接就是土匪。这种地盘秩序充分发育的社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见于春秋战国前流行的封建制度，层层叠叠分封下来的制度，许多小王架着一个大王的制度。这种体制在魏晋时期也兴旺过一阵子。

毛泽东说中国“百代都行秦政制”，当然是不错的，这是“真龙”横空，百兽退避的格局。可是“飞龙在天”，不能一天到晚不睡觉，一年到头不休假。龙也有强有弱，有老有幼，有勤有懒。即使是一条勤快的强龙，高高在上，一双眼睛岂能看住伪装良好遍布天下的地头蛇？与真龙天子的控制强度反向对应，有多少漏洞死角，就有多少毒蛇猛兽。因此，帝国制度必定伴随着“半封建”或“小半封建”或“隐形半封建”制度，体现为地盘或地霸秩序。——越说越像是说大话了，就此打住。

2003年1月26日

【十二】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

——漕口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空间

一、踪迹

一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看周育民先生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平生初次见到“漕口”、“白颈”和“白规”这三个词。反复看了几遍，竟然体会到生物学家发现新物种的快乐。

周先生引用了一段湖南巡抚骆秉章（1793-1867）的奏折，介绍漕粮陋规的瓜分方式，其中出现了“漕口”一词，转抄如下：

官吏既视钱漕为利薮，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甚至纠聚多人，闯署殴吏，酿成事端。 [144]

这段话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的名称，介绍了这个群体的人员构成、规模和收入，描绘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和斗争策略。下边拆开了细说。

二、安身立命的根基

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六百年。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专有名词曰“漕规”。

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与农民的关系，通过“浮收”多刮农民几刀；然后调整内部关系，根据各自的利害能力分肥。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我抄录过江苏省常熟县的六块禁革漕规的石碑，从明至清跨越130余年，平均每代人都要在衙门和漕粮仓库之前立碑一块，禁革之词也如出一辙地严厉而具体。

譬如乾隆十七年（1752）的禁革碑，就点出了胥吏剥刮农民的十四种花样。碑文说，如果收漕粮者“故意憎嫌，筛扬刁蹬，明加暗扣，浮收斛面，并在仓人役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扒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并呈样米、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以及借称积谷，按石勒捐，巧立种种名色，婪OOO者，定行分别参处。”

这些入廒钱顺风米之类的花样，就是禁革前农民每年多付的漕规。

这块石碑上还点出了官员与胥吏分肥的五种花样，禁止官员向“漕总记书”索取好处：“本官不许勒取朱价、贽礼、册费、随礼、门包等项。……倘印官婪收规礼，纵容O弊，定行严参治罪。”[145]

在抄录这些碑文的时候，我似乎能体会到立碑者的苦衷。经过数百年的博弈，谁输谁赢早已见了分晓，各个群体利害相制，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规矩。百姓应该出多少血，各级官员胥吏应该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构成了稳定的均衡状态，形格势禁，改动非常之难。这六块碑本身就证明了改动之难。如果立碑真能解决问题，何必立上六块？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条目居然百年不变，甚至不肯改头换面换个新名字。

在我当时的想象中，这六块碑就好像威严的皇上，肃穆地屹立在那里。如果大家愿意理睬他，他就是极其令人尊敬的。如果大家不理他，糊弄他，他就变成一块石头，又瞎又聋，动也不动。我甚至想专门写写这六块碑，追究一下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是如何成为冤大头的。但是我又有一些疑惑：如果说这些石碑不管用，人们为什么还要一立再立？这是拉锯战的结果吗？沽名钓誉的企图吗？难道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吗？

看到“漕口”的谋生方式之后，我认识到石碑上面的正式规则至少有一种用处：它显示了漕规的不合法。这是潜规则分配体系的一个大把柄，“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

三、漕口和白颈

漕口是由“刁衿劣监”组成的。“青衿”和“监生”泛指一群“生员”级别的读书人，俗称秀才。这些人年龄差别很大，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十岁的老人，只要考入府州县的国立学校就算数。入学后，每天听点名，在学官的教谕和训导下准备考举人。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编的有一点廪膳（学生伙食费），大概每天两升米的样子。编外生连这点收入也没有。

在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监”位于倒数第二级。如果不能来个“范进中举”，他们几乎没有谋求官职的机会。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们身上的穷酸气，给他们起了“穷酸秀才”之类难听的名字。这种穷苦地位注定了漕规这块肥肉对他们的吸引力，也鼓励着他们的“刁”和“劣”。

“刁衿劣监”拥有平头百姓所缺乏的优势。其一，他们读书识字，了解朝廷的法规。其二，他们生活在基层，经常与官吏交往，经常聚集在州县学校里交流议论，知道官吏们违法分肥的内幕。其三，他们与更高级别的官员往往有私人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至少可以自己“砌词控告”。其四，他们已经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不那么怕见官。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教委”（学政）系统，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其五，他们人多集中，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增强力量，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总之，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意识到这些，就可以领会“漕口”二字的贴切和传神。

这种合法的、低风险低成本的伤害能力价值几何呢？根据骆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我们假定平均索费为五十两。当时一户中农的年收入不过价值二三十两，仅凭这项收入，漕口竟可以养家糊口，过上颇为体面的生活了。漕口靠嘴挣钱，挣到的正是堵嘴的钱。

骆秉章说，多的时候，各县漕口的人数可至数十。假如他们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会采取三种对策：一、阻挠农户完纳漕粮；二、赴上司衙门控告；三、聚众闯入衙署，殴打官吏，酿成事端。

上访告状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说。而发动群众抗粮和冲击官府殴打干部均属重罪，使用起来惊险万分，特别需要拿捏好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让分享漕规的既得利益集团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肯与漕口分肥，自己就别想继续吃肉。事情闹大了，闹到上级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办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亏，而既得利益集团吃亏更大，损失将远远超过漕口索取的那几百两银子。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及时让步。正因为算准了让步是漕规利益集团最终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铤而走险。

“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据周育民先生说，漕口在江苏叫“白颈”。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在《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附片》说，有一种“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146]

这段话进一步证明：漕口这个社会集团普遍存在，漕口集团的规模颇为可观，集团分取的资源已经不是小数。

四、次级物种

漕粮的陋规滋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就如同牛羊之类的食草动物滋养了虎狼之类的食肉动物。这并不是我杜撰的比喻。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7）说：“崇阳圜万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乡催征漕米，久鱼肉其民。”[147]

他把勒索漕规的胥役比喻为戴着帽子的老虎，下乡催粮就是去吃农民的肉。“戴着帽子的老虎”这个比喻形象生动，似乎魏源明确意识到这种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根本区别。他们所吃的食物不同，生存技能不同，在食物链中的位置也不同，确实是两个物种。

顺着这个比喻想下去，漕口属于什么动物呢？道光七年（1827年），最高领导给出了定性。皇上说，由于州县找借口需索百姓，“刁绅劣衿因得持其短长，有所挟制”[148]。皇上明察，看出漕口以食肉动物为食，在食物链中处于更高的位置。这有点像虱子和蚊子，但虱子和蚊子不仅吸虎狼的血，也吸牛羊的血，而漕口却以虎狼的血为主要食品。自然界的进化精彩纷呈，有了动物还会有专门麻痹它们神经的毒物，毒物之后还会进化出善于解毒的以毒物为食的动物，如此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生态体系也日趋复杂丰富，每个生态位上最终都会出现一个物种，可以充分利用那个位置上的资源流和能量流。我们的老大帝国历史悠久，社会生态的进化水平傲视全球。这个生态体系既然产生了肥硕的食肉物种，就难免产生吃他们的次级物种。

五、白规的疆界

作为一套潜规则体系，漕规私下划分了官吏集团、漕帮和农民集团的利益疆界，安排了官吏集团内部的分肥次序和分额。那么，经过反复较量，在漕口与官吏集团之间确立的利益再分配方案，又属于什么“规”呢？我们的祖先把这称为“白规”。《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中有这样一句话：“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149]

“白规”这两个字让我吃了一惊。这两个字可以理解为白食漕规，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官吏身份的白丁分享漕规，还可以理解为借白吃黑而形成的分肥规则。潜规则在是暗中运行的，而白规却以曝光相威胁，这正是抓住了潜规则体系的致命弱点的一击。陶澍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得明白：“仗讼分肥，以长其白规之数”[150]，白规依靠公开打官司的威胁而扩大分肥的数额。在对祖国语言的反复品味中，我再次感到一种智慧的存在，这种智慧如此清晰明辨，如此深刻入微，如此宽广博大，简直无处不在。

漕口这个物种的发展前景如何呢？如果接着上边那段引文抄下去，在“索取白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刁劣绅衿”继续发挥优势：“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151]

这就是说，被敲诈勒索的小户人家认为漕口可以提供保护伞，便纷纷投靠他们，请他们代交漕粮，以避免官吏的敲诈。漕口也愿意包揽此事，于是进化为“包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小户喂一个漕口肯定比较便宜，漕口一人独吞也肯定比分肥的收益高，这是双赢的局面。但是漕口如此一包，官吏的敲诈面缩小了，为了维持原有利益，只好加大敲诈力度。没有找到保护伞的小户便遭到了更凶狠的搜刮，造成了畸轻畸重的局面，众怨沸腾了。

闹事意味着给省级领导添麻烦。事情闹大了，漕运的期限和漕粮的质量也要受影响，这意味着给中央添麻烦。于是，负责漕运的省领导就要处理漕口，平息事态。负责教育的省领导却认为不公平，漕运方面严重违法乱纪，自己不思改正，板子竟打到我们秀才的屁股上？事情闹了上去，圣旨下来，在重申漕运纪律的同时，要求严肃处理漕口，三百一十四名秀才受到严重警告[152]。漕口方面的扩张势头受挫，生态平衡有所恢复。

六、简短的评说

漕口敲诈官吏，官吏自然仇视漕口。但是从百姓的角度看，漕口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对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恐怕要算好人。比起官吏的敲诈来，漕口的代理费比较低，为小民提供了富于竞争力的选择。对于未曾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他们就不能算好人了，因为他们把贪官污吏都赶了过来，自己的负担因而加重了。由此可见，如何评价漕口，取决于百姓被敲诈的总额（漕规总量）是否可以压下来，但这又不是漕口所能决定的。漕规的总量取决于百姓与官家的总体关系。

如何评价漕口这类物种，至今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2000年5月30日，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一审法院公开审理了号称“地下组织部长”的陈仕松案，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据说，陈仕松有一手“恶毒的政治流氓手段”，他通过跟踪、盯梢干部，探挖他人隐私，以此要挟、控制干部。他凭借这一“绝招”，逐渐成为瑞安市的“头面人物”。几年中，帮助4名干部提职（两名副县级、两名科局级），帮助多名“受益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老百姓如何看待此事呢？重庆《商界》杂志上一篇署名浩之的文章介绍说：

当地媒体报道说，陈仕松被捕后，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记者接触当地百姓后，发现单纯拍手称快者不多，人们在如何看待这一人物时都有自己的思考。

他们首先认为，陈仕松不是一个好人，从纪检部门对他的查证情况看，他的行为已触及到有关法律，但需要提及的是，如果没有他，包括市委书记叶会巨在内的瑞安十几名局级以上的腐败官员就不会这么快落网，有的甚至会隐藏一辈子。从这个角度讲，陈仕松是有功的，他把我们纪检部门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给做到了。尽管他的手段是违法的，目的也是错误的，但人们更关注十几个腐败分子被揭露这一社会效果。

其实，如果我们较真，“十几个腐败分子被揭露这一社会效果”也可能引发争议。设身处地替百姓想想，倘若牧羊的反正都是狼，羊群到底是喜欢肥狼还是饿狼呢？

2002年3月10日

【十三】白员的胜局

——兼及淘汰良民假说

一、正名

2002年春节期间，我闲翻顾炎武的《日知录》，忽然被一句话触动，心中大震，绕室疾走，浮想联翩。下边抄录这段话（括号内为引者注释）：

“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嚇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153]

这里描绘了一种常见现象：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那么，我问自己，这多余的五六个人及其所属的集团叫什么名字呢？

现代汉语称这五六个人为“超编人员”，古汉语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作“冗员”。超出三五成不妨如此称呼，如今多余部分是正额的五六倍，究竟谁超谁？谁是谁的“冗”？最不像话的是：“超编”和“冗员”一样，都特别强调了这个集团的附属性质，似乎他们只是赘肉，没有脑袋和四肢，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没有自己的追求和生命，竟不肯从正面给人家起一个名字。这样做有助于掩饰重大问题，却很不公道。

其实，描述这个集团的文字并不少见，各个分支的学名和诨名也传下来不少，例如“传奉”、“小书”、“白书”、“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白役”等等。其中较有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干，非官身而做官事，不领工资而做官事，这就是白役。《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

我国古代官府的干部职工分为官、吏、役，“白书”单指编外书吏，见于清代四川巴县档案[154]，词典和正史上都查不到。“白役”一词流行稍广，却偏指差役。这两个词中都没带官员的位置，很不尊重领导。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不妨依据“白役”和“白书”的造词法[155]，生造它一个“白员”。“白员”是白役和编制外官吏的统称。

我有一个猜想：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员兴则社稷衰。而且，历代都不缺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却又根除乏术，屡战屡败。在为这个猜想求证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做过五六十条与白员相关的笔记，又几十次上百次地视而不见，与这个规模超过官吏集团的庞然大物擦肩而过，真所谓“有眼不识泰山”。这回不能再让它溜了。

二、朱元璋的发现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松江府位于今日的上海市松江县，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 如果以当政年头计算，洪武十九年相当于共和国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156]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157]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我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清代巴县档案看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四川巴县的正吏（典吏）不过15名，一等临时工（半正式工）“经书”常有200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158]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159]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160]，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说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白员为正员的三倍。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2000年，湖北监利县容城财政所的正式编制为30多人，实际工作人员140多人，编外人员是编内人员的三四倍。[161]不如明初，却好于明末。

三、赶尽杀绝

面对白员集团，朱元璋的反应极为凶狠，杀手叠出。

朱元璋说，竟有官员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闲民当“干办”和“的当”。官员擅自起名，闲民擅自承当，这是乱政坏法，罪当处斩。今后捉拿进京，官员和闲民一概斩首于市。[162]

没过多久，朱元璋就觉得仅仅砍当事人的脑袋不解气了。他说：如今的官府故意违反法律，滥设无藉之徒。这些人自称“的当”、“干办”、“管干”，出入城市乡村，祸害百姓比虎狼还厉害。……今后再有敢这么干的，“的当”本人、“管干”本人、“干办”本人，连同政府官吏，族诛。[163]

灭族？灭族。《大明律•吏律•滥设官吏》规定，对滥设编外人员的官吏，最重处罚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严酷，已经比唐朝规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于钻营滥充者，《大明律》规定杖一百、迁徒。容留（错误轻于滥设）滥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朱元璋竟不加区别，一概满门抄斩。

朱元璋不仅立下严刑酷法，还发动群众保障实施。

《大诰续编•吏卒额榜第十四》规定：今后，各省、府、州、县衙门的官员，必须把应役皂隶的名额张榜公告，让民众知道。公告最后还必须声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

为了鼓励百姓替他捉拿白员，朱元璋悬下重赏：

“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锭等于一百贯钱，如果不考虑次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这笔钱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价值六七千元人民币，似乎比务农的收益高。

后来朱元璋又提高了赏格。《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规定：闲民私下擅称名色，与官吏共同祸害老百姓的，族诛。如果被害人告发，将犯人的家产赏给首告人。有关官员凌迟处死。

《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处理的各类案例的汇编，其地位相当于“文革”或“严打”时期的暂行法规。《大诰》像《毛主席语录》那样发行全国，朱元璋要求人人学《大诰》，家家户户有《大诰》，这就在全国城乡撒下了天罗地网。

如果把这种局面比喻为一盘棋，那么，延续千年的棋局上出现了朱元璋的新杀着。除了皇帝之外，对局者还有白员集团、百姓和官吏集团，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四、当白员的利害计算

知道了在衙门“钻营滥充”的法律风险，还应该理解钻营的实际好处。

《儒林外史》开篇就写到几位衙役，百姓尊称其为“老爹”，能和他们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荣。他们的真实收入，据《儒林外史》第二回对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绍：“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黄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玩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的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

与此对照，这一回说到教书先生的收入，每年的馆金不过十二两银子。李老爹一年的进项，顶教书先生的83年。这并非特例。据统计，清朝四川巴县典吏的平均年收入超过一千两白银，巴县差役的平均收入也在一千两左右[164]。按说，三班衙役的名义收入从六七两到十二两不等，未必比得上教书先生，但他们有机会捞外快。

不仅教书不如当衙役，开小商店也不如。（明）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九回说到一个合伙开南货店的小商人的收入，以三百两银子为资本，经营有方，每年可以赢利一二百两（明朝的二百两银子以粮价折算约四五万元人民币，银子在清朝的购买力渐趋走低，这里不作购买力比较），而这不过是李老爹的五分之一。有了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想见钻营的强度和朱元璋严防死守的难度。

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负责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来白役，却不能代表白役。晚清退休官员李榕曾经给父母官写信，详细描绘差役（白役）是如何谋生的，下边将几段内容再抄一遍：[165]

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于乡，不知其差自何时，所查何事，乡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处，市镇街坊头人，或为具酒食，或量给盘费。临路小店及乡僻零星之户，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赌博、偷窃瓜果鸡狗之贼，乡愚不忍小忿，若辈窜入其中，横架大题，动辄黑索拘拿，视其肥瘠而讹之，从未有事发到官者。

这段文字介绍了三种收入：一、酒食或一餐饭。无论有事无事，工作餐已经有着落了。二、市镇街道的首脑们支给的盘费。这是比较有保证的日常现金收入。至于当地领导如何摊派这笔钱，那是他们的事。三、讹诈酗酒、赌博和偷鸡摸狗者。我们知道，抓赌至今仍是基层干警和联防队员额外收入的来源。至于其他轻微犯罪，只要竹杠敲得恰当，也可能出一笔小财。凭借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温饱和小康之间。

近年有私磺小贩由广元趋中坝（今四川江油）花爆房，路经下寺巾子山一带，屡为旗牌诈索，地方无赖子弟相与串通分肥。小贩累向舍下泣诉，但有令其改业，慰而遣之。亦更无人焉向查牌理论者。以此，若辈之胆愈横。

这是拦路敲诈硫磺运销税。硫磺用于生产火药和爆竹，属于违禁品，犯者以贩卖私盐论处。有了合法伤害的依据便容易敲诈。这项收入想必更丰厚也更稳定，以至当地的“无赖子弟”也能“相与串通分肥”。无赖算什么呢？如果查牌差役是正役，无赖就是白役。如果查牌已经属于白役，无赖就是二级白役，就好像小牢子下边的野牢子。无赖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增加查牌收入并分担查牌的辛苦，接纳他们想必是合算的。由于这些人有权合法伤害他人，百姓不敢对抗，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昨闻街坊某酒店，查牌直入，收取其壶，撞击酒家翁，口称：‘台尊示禁（州县领导宣布禁令），天旱粮贵，不得煮酒熬糖。’掉臂径去。今日下寺业酒之户咸来舍下，问讯煮酒究犯何法，我辈资本所关，讵能歇业？且闻查牌在乡已诈某家钱若干矣。

这是合法伤害权的更加主动和放肆的应用。合法伤害权，确切些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差役们找上门去，口称奉领导之命，以禁止营业相要挟，勒索钱财。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难估量告状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业、告状和贿赂之间，三害相权取其轻，行贿是很正常的。合法伤害权的价值就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确定的。当然，假如有办法降低告状的成本，比如找到请乡绅李榕给州县领导写信告状之类的便宜途径，那么，贿赂的数目就会被这种便宜所限制并压低。在“三害相权取其轻”的格局中，次轻之“害”封住了合法伤害权价值的上限。

李榕最后说：

切恳台尊根查，此种差票，立与销除，并选派干役将查牌追摄回州，有无白役混充。转恐若辈一类同弊：承票之始便有规费，销票之日更有酬谢，被人讦告则以白役混充远扬无迹为词，如营勇（正规军）骚扰百姓，转以游勇掩饰。使此害竟成痼疾，有累盛德多矣。

通过李榕的呼吁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差票”就是合法伤害权的凭证。差票也确实是有价格的，可以买卖的。在有差票的情况下，白役与正役的区分便不再重要，但是正役仍可以利用白役降低违法敲诈的风险：万一被告发，他们可以推说这是白役干的，而白役已经畏罪潜逃。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像李榕那样当过省级高官的乡绅肯出面告状，他们照样缺乏可靠的制约机制，只能指望县太爷的良心和荣誉感。假如他的荣誉感不强，差票的价值应该有望提高。

李榕在此透露了“差票”交易的过程：承票时有一次付费，那叫“规费”。销票时还有一次付费，名曰“酬谢”。

差票的发放程序常规是这样的：先由书吏草拟一稿，写上原告、被告姓名，被传人姓名，案由，执行衙役姓名、人数，发票日期、有效日期等，官员过目后由刑房书吏填写，再由县典史或州吏目签发，最后由州县官拿朱笔在被传人的名字上点一下确认。民谚说：“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指的就是这一点。执行衙役拿到票后，转让就可以进行了。在这种交易中，买卖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出售者很像出租土地的二地主或三地主，他们靠票（合法伤害权）的占有权挣钱；而购买者则相当于佃户，他们靠合法伤害权的使用权挣钱。假如正役的“土地”多，忙不过来，或者比较富裕，懒得跑腿搜刮，他们就可以租给白役去耕种收割。

现在我们大体知道当白役的成本和收益了。买差票的钱是直接成本，敲诈勒索的钱财和酒食是直接收益。

我说“直接成本”，意思是还有别的成本，至少还有机会成本。为什么乡镇无赖热心参与此事？因为他们反正没有正经事，机会成本很低。那么，农闲时节广大贫下中农的机会成本接近零，他们会热心参与吗？以收入而论，贫下中农难得吃一顿酒肉，挣钱也不如白役多，但是老实巴交的人不善敲诈勒索，良心太敏感的人不忍敲诈勒索，孤陋寡闻的人缺乏争购差票的机会，这些精神、心理和信息方面的成本也限制了众人的进入。比较起来，流氓无产者的优势更加明显，他们是白役的后备军。

假如我想进一步，直接当二地主或三地主，成为直接从官吏手里接票的正役，或者更进一步当个地主，当个填票写票签票的官吏，那价钱就高多了。这笔钱叫“顶首钱”或“顶头银”。

明朝书吏的顶头银一般要三四十两，多者百余两。京师衙门书吏的价格更高，要数百两。数额最大的是两淮盐政，据明末陈仁锡《无梦园初集•九边盐法》称，盐院书吏一名，顶首银一万两。盐道书办八千两。广盈科顶首银二千两。其他房科，最少亦四五百两[166]。以粮食价格折算，一百两银子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三万左右。如今一个财政所（户房书吏）的名额大体也是这个价钱[167]。

明末清初一亩粮田不过卖三五两银子，上述许多“缺”的价格已经够买块土地安身立命了。在古人的心目中，“缺”的交易与土地交易并无本质不同。“缺”有肥瘦正如田有肥瘦。缺有“缺主”正如地有“地主”。缺有“缺底”，正如农田也分“田底”（所有权）和“田面”（佃户使用权）。地可以出租，“缺”也可以出租。细细想来，古人的想法大有道理。土地所有权是稀有资源，合法伤害权也是稀有资源，而且是确保其他资源如何分配的基础性资源，堪称第一资源。所谓“钻营滥充”，就是争夺这种稀缺资源的占有权或使用权。

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合法伤害权之类的东西，就好比是一个利薮，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白员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尽管这是一个以害人为生的大物种，我们却不好痛骂人家。资本和劳动力总要无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较高的领域，不消除这块培养基，单骂跑来繁殖的细菌觉悟不高，还要挡人家的财路，就有点不大讲理。

五、官吏的利害计算

算完了白员再算官吏。纯粹从官僚个人的眼前利益考虑，削减白员有害，增添白员有利。

（明）正德十六年（1521），正德皇上驾崩，嘉靖皇帝即位。当时的文官首领杨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极诏书，痛裁白员14.87万人，减漕粮153.2万石。这些白员不在锦衣卫就在内监，而且来头不小。有的人原来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认的干儿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迁的“传升”或“乞升”。可以想象，为了谋求这些美差，那十四万人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诏书公布后，中外称颂，都说新天子是圣人。

在这场运动中，新皇上捞到了圣人的声誉，老百姓减轻了153万石漕粮的负担，杨廷和却遇到了生命危险。

《明史》说，裁员之后，“失职之徒”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杨廷和上朝时，有人藏着白刃在轿旁窥伺机会。皇上听说后，诏派百名禁卒护卫杨廷和出入。

据《万历野获篇•大臣用禁卒》记载，明朝只有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位用过禁军。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长），他痛恨军官冒滥，斥去军营将校三十余人。结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门，又搜罗了他的过失，飞书射入皇宫。于是皇帝赐给马文升锦衣卫士十二人。由此看来，裁员不仅有丧命危险，还有掉乌纱帽的危险。怨恨者搜罗裁员者的过失，写匿名信告状，这是常见的官场手段，而在官场混过十几年的人，有几个干净得可以经住这种挑剔？这挑剔相当于一道限制裁员资格的高门槛，偌大的官僚集团未必能挑出几个够资格的人。

过去大臣裁员难，如今小官裁员也同样难。

199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讲了一个镇党委书记清退临时工失败的故事，大标题是《惩治腐败裁减官员实施新政 董阳变法遭遇强敌惨败河口》。董阳43岁，调至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当书记11个月，清退了48名临时工。这关系到临时工的饭碗，也关系到把临时工塞进来的人物的脸面。结果本镇干部18人联名上书，要求将他调走，上级果然就将他调到区科技局当局长，手下有一个兵，享一份闲差。调走董阳的理由是：他是好干部，但不是好书记。

为什么古往今来总是这么难呢？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引述了白员的一段话，其中大有深意。超编数倍的容城财政所在上级的压力下准备裁员，被裁的人放出话来：“进容城财政所都是花了钱的，少于三五万进不来。现在要我们走？没门！”[168]

我觉得这话很在理。三五万不是小数，那是人家一生的重大投资，指望将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资，你说两句话就不算了？这不是没收土地搞土改吗？非要没收，你就要准备闹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别指望某个阶级会束手就擒，平白让你消灭掉。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看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位前辈动用军队的境遇，也比较容易理解如今董阳和李昌平们的下场。在李昌平笔下，裁减容城财政所白员的努力最后不了了之；在他治下裁掉的上百人也陆续回来了，真正被挤走的是他自己。

后退一步天地宽。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干部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更何况，白员的那三五万元的投资也是一笔可观的外快，这是对民脂民膏搜刮权的发包费，一次性预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以上谈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没有考虑上级和皇帝的要求，也没有考虑法律和条例的规定。假如官吏们执法对自己有利，这个法律就不难贯彻。反之，如果执法对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还得不到上级的奖赏，那么，皇上下达给官员的命令就近似一纸空文。清朝人刘愚分析四川吏治之坏，就把高官不肯真正执法限制白员说成首要原因。他说：四川吏治之坏，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有多么邪恶，关键是官员太多。为什么多呢？因为违例。敢违例吗？大官容忍这么做。大官中没有一人认真办事，明知其违例也不肯处理。[169]

为了不执行或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时又不受到上边的怪罪，官员们发展出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五杂俎•事部二》这样介绍这套通行策略：

上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这是通行的套路。大体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骗官员，官员假装振刷欺骗百姓。说什么禁止参谒、禁止馈送、禁止通关节、禁止私下攻讦、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华、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有了这套久经考验的伪装术，来自法令方面的风险也可以大大降低了。

六、百姓监督的利害计算

从理论上说，真正能阻挡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白员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只要民众保护好自身的血汗，滔滔江河就可能变成涓涓细流。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他也寄希望于人民。

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写下了一段充满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过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与吏员、衙役和顽恶泼皮勾结起来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员替百姓辨别曲直，但是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官。今后，民间的老人和豪杰要帮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给我把刑房（近似县法院）官吏捆来。再赋役不公平，给我把户房（近似县财政局）官吏捆来。……只要民众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贪官污吏就会全部转化成贤人。为什么呢？因为良民自己能辨别是非，奸邪难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员成为好官。谁敢阻挡民众捉拿贪官污吏，满门抄斩！[170]

群众监督政策的实行情况及其效果如何？我找到的历史记载不多，难以作出准确评估，但从零星记录中已经可以看出，确实有一些百姓使用了这种权利并且获得奖赏，还有一些刁难权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盖甚至被处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笔调记载了一个县官向老百姓求饶的故事。他说，乐亭县（今河北乐亭）的主簿（县府三把手）汪铎想方设法害民，擅自征发劳役，避劳役者要交五匹绢。结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赵罕辰等34人联合起来将其绑缚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当”人、“说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两种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错误，协助赵罕辰等人将具体执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统管全县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领导）张进等八人一并绑缚进京。走出乐亭县四十里后，县主簿汪铎求饶说：我十四岁读书，用灯窗之劳换来了今天，你免了我这一次吧，别毁了我的前程。[171]

设身处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李榕笔下的那些酒店老板被逼停业，他们一定会打听一下停业的禁令是否合法。倘若可以确认不合法，倘若可以确认是差役害人，他们很可能利用这个政策，把害人的家伙绑缚进京。不过我要强调这仅仅是可能，真要成为现实，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条件。

首先，打听信息是有费用的，到县城里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和金钱，需要有关系，找对人，这并不容易。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许多模糊地带，官吏衙役不至于笨得让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钱花时间的，有的时候定义模糊，潜规则当政，再加上档案保管严格，百姓根本就别想弄清楚，即使费劲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产了。再往后，过五关斩六将闹清楚了一切，绑缚几个人从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盘缠？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当是否够用？他们反抗或逃跑怎么办？百姓有权将其监禁甚至击毙吗？最后，终于把贪官污吏和白员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谁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们这么容易说上话，我自己去告状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状是一面之词不可信，抓来了被告他就会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各级官员向来把百姓踢来踢去的当皮球，抓了几个他们也不在乎其死活的小官，他们就不踢我们了？万一他们再把我们踢回四川却如何收场？

上边提到的所有风险、成本和技能，本来都该由政府来承当。政府征税，雇佣了许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专家，又雇佣了许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赋予他们镇压反抗的权力和武器，每年还要拨出大笔的差旅费和办案费。朱元璋指望老农民把这一切都承担起来吗？如果他们真来承担的话，恐怕比承担贪官污吏的侵害还要倒霉。而且，我总觉得这么做有生命危险，难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毙，让你捉去灭族吗？

总之，我不敢指望朱元璋的“群众监督”能够解决多少问题。或许可以解决一些值得拼命的大问题，但我们经常面对的是单独哪个都不值得拼命的一大堆小问题。

另外，群众监督还有并不干净的一面，经历过文革的人想必不会陌生。朱元璋讲过某些刁民如何滥用这种权利的故事，如何借机横吃横喝，到人家杀鸡宰羊，敲诈勒索，如何拿获贪官污吏白役后做私下交易。[172]这倒也罢了，反正可以降低贪官污吏和白员们的收益。问题在于难以正常执行政府公务。朱元璋本来限制了衙役的合法伤害权，不准他们拿着牌票下乡抓人，只能发牌传唤，三次传唤不到才可以用强。结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众正常服役的时候，某县一传不来，二传不来，三传都不肯来的达251户，更有一位叫刘以能的刁民，不仅三牌不至，还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绑缚进京。

我们可以想象，各级官员如何窃笑着把这些信息迅速而夸张地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们的潜台词是：不是要限制我们的权力吗？不是要群众监督我们吗？那好，你安排下来的工作我们无法完成，这可不赖我们。朱元璋听多了这类报告，感叹道：呜呼！为了方便民生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没有人知道仁义在哪里。呜呼，治国难呀！[173]

七、皇帝的利害计算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他的孙子建文帝登基。在即位诏书中，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建文帝宣布：“今后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断，无深文（刻意罗织从重从严）。”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今后不许依照《大诰》中的严刑苛法断案。《大诰》被不动声色地废除了。建文帝很年轻，生长于深宫，不熟悉基层情况，又被一群文臣包围着，这个决定背后显然有官僚集团的影子。

朱棣以维护“祖训”的名义起兵，夺了他侄子的皇位，恢复了《大诰》的法典地位。不过，坚持了19年后（1421），朱棣也宣布：法司所问囚人，今后一依《大明律》拟罪，不许深文。

三年后，朱棣去世，他的儿子朱高炽即位，在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发布的诏书中，朱高炽宣布他爷爷创建的群众监督制度为非法。朱高炽是个弱皇帝，身边有一个觊觎皇位的兄弟，他的诏书有一股争取官僚集团支持的味道：“朝廷建置文武官，所以统治军民。其间有官非其人，不得军民之心者，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有伤大体。今后凡有害军害民官吏，许被害之人，赴合该上司陈告。上司不为准理，许诉于朝，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174]

这就是说，历史用三十多年的时间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起点的位置。农民被叮咬吸血，只能向长官反映，不能自己动手打蚊子了。但长官自己不疼不痒，他真会着急替农民打蚊子吗？朱元璋说他十九年没见过一个，因此立法让农民自己打。朱元璋生活的年代太早，又没有出国考察过，难免有些孤陋寡闻。现在看来，长官未必没有打蚊子的积极性，这取决于他的乌纱帽在谁手里。如果在农民手里，他就会帮农民打。话扯远了，我们接着谈立法。

朱元璋也担心子孙后代废除他的良法，专门写了《祖训录》预防。不过这仍是凭良心的事，子孙硬不理睬，他也不能从坟墓里爬出来撤人家。而生来富贵的子孙，花钱办事的感觉必定不同于创业者。

开国皇帝好比一个小牧童，含辛茹苦创建了一个牧业王国，当上了牛羊百万的大牧主。他很清楚，牛羊的利益是吃好喝好繁殖好，别被狼吃了，这与牧主的利益是共同的。为了实现这块共同利益，最好精挑细选一万名牧工。牧工不好不行，超编也不行。假如牧工的数字达到90万，所谓十羊九牧，那多出来的89万自称牧工的家伙，在朱元璋和老百姓看来无异于虎狼。朱元璋动杀心，因为他见不得虎狼糟蹋自己的心血，严刑苛法很合乎创业者的性格和利益。

问题在于，选择牧工和捕杀虎狼是很劳神费力的。《春明梦余录》提到过朱元璋的工作量：“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175]由此计算，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以每天工作十小时计算，每个小时要读二十份奏章，处理四十件事情。平均每份奏章只有三分钟，每件事只有一分半钟。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不眠不休苦干十个小时，这个皇帝究竟还有什么当头？

朱元璋自己也发牢骚，据说他写过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176] “江南富足翁”不过是牧主的一条牛，竟然活得让大牧主羡慕不已，究竟谁是主，谁是奴？朱元璋自己苦惯了，发发牢骚也就算了。但朱元璋的后代舒服惯了，假如他们减轻工作量，把过去一天的工作分成五十天慢慢干，多留下一些享受生活的时间，这样做岂不是更合情理？干得不好，无非让牛羊多吃点苦，容虎狼多吃几口肉，与皇帝的个人福利关系很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子孙后代或许要因此受到一些损失，不过三五代之后的子孙的祸福，贴现到今天又能值几个钱？

历史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自从明英宗登基后（1436年），明朝皇帝的工作量就削减到每天早朝处理八件事，相当于朱元璋每日工作量的五十分之一。王錡《寓圃杂记》卷一记载：英宗以冲幼即位，三位内阁大学士担心皇上身体受不了，规定每日早朝，只许言事八件。而且要在前一天将副本送到内阁，由内阁预先提出处理意见。有意思的是，这个临时照顾小孩子的规矩居然定型了：英宗长大成人了，三位阁老也相继去世，没人要求复旧，于是成为定制。

后来，明朝皇帝的生活更加滋润，竟有人敢二十多年不上朝，而且不爱上朝的皇帝都比较长寿，各自占据皇位四十多年。他们死后，明朝还要经过三五个皇帝才最后灭亡。说得更彻底一些，即使明朝灭亡了，亡国之君个人也未必受多少苦。崇祯上吊自杀是因为他气性刚烈，假如他不死，捞个王的封号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可是足以让无数英雄折腰的待遇。

总之，皇上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他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是很自然的。

再进一步说，皇帝也是有私人关系的，他的私人关系的利益比国家社稷的利益离他更近。明宪宗喜欢珍宝，成化年间（1465—1487），四方“白丁”勾结内臣，进献珍玩，哄皇上高兴了，动辄便赏个什么官。按照规定，官员任命都要经过吏部，但是皇上硬要照顾私人，破坏祖宗的规矩，官僚们也挡不住。这样的“编外官员”有个专用名词，叫作“传奉官”。前边提到的马文升给过一个数字，他说：“京官额一千二百余人，传奉官乃至八百余人。”[177]明武宗（1506—1521）时代的传奉官似乎更多，《明史》卷一百八十六提到的数字是：“传奉冗员，多至千百”。由此看来，皇上竟是最大的白员滥设者和容留者，按《大诰》的规定，不灭族也该陵迟处死。

八、对局结果

对局各方的利益分析完了，现在可以做总结了。

苏州府是朱元璋亲自抓过的典型。二百多年后，《虞谐志》如此描绘苏州府常熟县的白役阵容：“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虞谐志》的作者说，这意味着万余只虎狼，在方圆百里内横行，无休止地弱肉强食。愚昧善良的乡下人之所以丧家亡命，都是因为这个。

明朝人一般算术水平不高，“万余虎狼”相当可疑。我根据上边给出的数字计算，最多不过8000人。就算这样，白员也在“正身”的十倍以上。（明）黄省曾在《吴风录》中也提供了一个数字：“隶人之害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与吏胥夤缘为奸。”这里也是十倍。

至于吏（白书）的情况，四川巴县的档案表明，晚清光绪一朝的清剿也以惨败告终。光绪25年3月（1899年），巴县在册吏员243名，其中15名是中央认可的正吏，228名是地方政府认可却不敢上报中央的“灰吏”，还有一大批给灰吏当学徒的“白书”。由于白书不注册，准确数字不详，不过能够统计出来的数目已经与灰吏相近了。这就意味着，吏级白员已经接近正吏的三十倍。光绪26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巴县大举裁汰冗吏，次年在册吏员只剩113人，不及前年的一半。又过了一年，巴县在册吏员的数字又反弹到233名，增加了一倍多，裁员失败[178]。

巴县的白役数字同样骇人听闻。刘衡在清朝道光年间任巴县知县，他说巴县吃衙役饭的约七千人。巴县的额定衙役只有七十人，白役竟是正役的一百倍。

总之，朝廷失败了，白役和白书胜利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官僚队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明末的刑科给事中（近似负责监督司法部的总统秘书）解学龙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谈到官员的数字：“国初，文职五千四百有奇，武职二万八千有奇。神祖时，文增至一万六千余，武增至八万二千余矣。今不知又增几倍。”[179]根据他提供的数字，文武官员差不多增加了三倍，然后“不知又增几倍”。

明朝人关于实际情形的记录也支持上述数字。正统十四年（1449），周忱巡抚江南，发现各州县衙门里有许多佐贰（超编副职），昆山县有两个知县（一把手），三个县丞（二把手），四个主簿（三把手）。县民王廷佩在他来视察时，在驿站的墙壁上题诗诉苦：“昆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胜两大夫。巡抚相公闲暇处，思量心里忸怩无？”[180]

其实，按照如今四套班子的标准衡量，一个县才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品官，重叠的两套班子，寥寥几个超编副职，实在是清爽之极。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中组部和人事部明确规定县长的职位是一正二副，最多也不能超过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监利县2000年的实况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时一正十副。科局长一般都是一正八副。[181]这还仅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况。

写到这里，我再次遇到了定义方面的困惑。一正十副中多出来的那六七位副县长也算“白员”吗？他们在地方政府认可的编制内，而且从财政拿工资，哪方面都不“白”。但他们又不在中央的明文规定之内，类似清朝巴县的那些灰吏。我们要判断对局的胜负，不能不确定一个标准，将这些灰官灰吏归归类。

在当代西方的观念中，官府和民众的关系只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民众掏钱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譬如安全和抗灾。官吏衙役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完全取决于民众愿意掏钱购买的数量，就好像村代销点每年进的糕点取决于村民购买量一样。超出这个量哪怕只有一块，那块也属于废物点心——多余的白员。

这条标准太理想化了，恐怕不能指望民众及其代理人将公共服务公司能管理得这么清爽。别说民众的代理人，即使是私人老板直接管理的公司，一旦管理层级增加，中间加入几个代理人——有资格慷他人之慨的人——冗员和偷懒现象就是难免的。因此西方政府和大公司多少都要染点官场病。不过这条西方标准毕竟提供了一个衡量中心，那就是民众的购买意愿。按照这个尺度，朱元璋身边的太监也属于白员，因为百姓并不需要他们。

中国的传统标准是认可太监的，毕竟皇上是大老板，掏钱雇人的是皇上而不是民众。问题在于太监的数量。朱元璋自奉俭朴，用的宦官很少。明朝嘉靖年间的刑部尚书郑晓说，洪武二年规定设置的内官编制（内使、监、奉、御）不过六十人，如今自太监（宫内二十四监局的领导，正四品）至火者（宫内的杂役）已经将近万人了。[182]这上百倍的差距体现出好老板与败家子的距离。个人色彩如此浓重，我们以哪个皇上为标准呢？

除了民众中心和皇帝中心这两套标准之外，实际上还有第三套标准，那就是官府标准或代理人标准。按说他们不是老板，自己不掏钱，根本就不该以他们为标准，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代理人往往能当家作主，至少当个二地主。在这第三套标准中，高级代理人和低级代理人的尺度仍有不同。按照中央政府的尺度，那多余六七位副县长就是白员。按照地方政府的标准，副县长就可以不算白员，容城财政所30多个正式编制之外的那一百多人才算白员。但是这一百多人也拿工资，也吃财政，根据容城财政所的标准，他们也不算白员，不吃财政而吃政策的临时工才是没有争议的白员。

这太复杂了。我们在评判帝国时代的对局的胜负，只能采纳皇帝的标准，准确点说应该是开国皇帝的标准。朱元璋划定的圈子之外的官吏衙役，一概要算作白员。为了贯彻这条标准，我们不得不把太监当成公务员，也不得不把平民百姓可能需要的公务员当成白员。皇帝不肯为百姓掏钱，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他是天下万物的总代表，垄断了对错标准的确定权。我们说朱元璋败于白员，依据的便是他的标准。

当然，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内发动了几次大扫荡，取得过局部和暂时的胜利，但这是一场持久战和游击战。我们可以把儒家信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正式法规看作一种共识，一项边界协定，一条统治集团与百姓之间在长期互动中摸索出来的公认疆界。我们已经看到，官吏、白员甚至皇帝都乐意侵犯百姓的边界，而百姓缺乏应手的反击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式的迂阔和梗直。这未免过于软弱单薄了。既然无法借用民间力量构筑利益对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之中，败局由此确定。

九、局势：淘汰良民假说

白员的胜局又意味着什么呢？复社名士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目睹明朝灭亡，入清后在《壮悔堂文集》“正百姓”中写了一段文字，我想把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思想称为“淘汰良民定律”。“定律”需要更充分的论证，不能妄称，这里先称其为“假说”。 侯方域的“淘汰良民假说”，从百姓的视角展现了白员必胜之局所牵涉的全局。

侯方域说：明朝的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此时老百姓的对策是什么呢？侯方域说，富裕的百姓，争相出金钱入学校；狡猾的百姓，争相拉关系充吏胥。用这种办法可以逃避七项负担中的两项。

这里需要解释几句。按照明朝的规定，州县学校的生员（俗称秀才）和胥吏可以免除赋役。生员是官员的后备军，官员食税而不纳税；胥吏已经是领伙食补助的服役人，因此不再承担赋税。于是，这两种身份就提供了针对“税加之”和“役加之”的避难所。我们知道，胥吏的身份是可以用“顶首钱”买的。生员的身份同样可以买到，譬如《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周进，那位每年挣十二两银子的私塾先生，就用二百两银子买了个相当于生员的监生身份。这种交易实际上包含了避税权的买卖。

不过，侯方域把这两种身份仅仅当成避难所，未免有些消极片面。生员可以领取国家发的伙食费，大体是每天两升米的样子。胥吏不仅有工食银，还有种种陋规收入。这一增一减，对金钱和人力投入来说便是可观的回报。更何况，加入生员和胥吏队伍也将提高对抗刑罚、兵、胥吏和豪强吞并的能力。

侯方域接着说：现在单说赋役问题。百姓正在痛苦无告之时，进学校就免除了，当吏胥就免除了。免除的结果如何呢？侯方域开始进行动态计算。他说，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将那十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恶性循环，逃避的压力越来越大，逃避的竞争越来越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以学校和胥吏加于百姓，后来就是以百姓加于百姓了。

说到这里我想插两句话：第一，侯方域又忽略了生员和胥吏的侵渔能力，按照我们熟悉的比方说，他们从牛羊变成了牧工，他们也要吃牛羊肉的，李榕笔下的白役就是证明。第二，我在描绘白员队伍成员时忽略了生员等身份。那些额外的生员，编外的士兵（专有名词为“挂兵”），吃官饭而无官身的师爷家人长随，甚至无官身而做官事的保甲长（近似如今的村党支部书记），都有理由根据他们吃官饭的程度获得完整或部分的白员身份。

侯方域说：剩下那些没有办法的百姓怎么办呢？如果不死于沟壑（指逃荒要饭病饿而死），就只好相率为盗贼。天下怎么能不乱啊。

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挤入白员队伍，或者沦为盗贼。这条定律比我开头猜想的“白员兴则社稷衰”确切得多。社稷兴衰是难以计算的，良民的数量却可以计算。白员是低成本伤害能力的追求者和使用者，是“破坏力”集团的成员，一旦他们超过某个比例，便吞噬了良民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白员在人口中的比例继续扩大，还将吞噬良民的简单再生产能力。越过这个转折点之后，良民的数量便开始下降。

许多人奇怪，说中国明清有那么多“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长出资本主义，看看这条定律就不奇怪了。

在侯方域列举的七条负担中，税、兵、刑罚、劳役、水旱瘟疫、官吏侵渔、豪强吞并，五条来自官府，一条豪强吞并有半官方色彩，只有水旱瘟疫属于自然力量。同样的资本和人力，百姓可以用于生产抗旱排涝设备，也可以用于购买胥吏之类的身份。假如七项负担同等沉重，对付水旱只能免其一，当白员却可以免二减三外加得一。此时，有心对付水旱的良民，究竟何去何从呢？难道不应该加入侯方域描绘的恶性循环吗？

“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这种“官本”一旦“主义”起来，甚为蛮横，说什么便是什么，说多少便是多少，越过边界一味地自我扩张，如同李榕笔下的白员所显示的那样，官家的繁荣与商家的繁荣便直接呈现为反向关系。官本繁盛之处，良民简单再生产的本钱都被吞噬了，哪里还能长出别的主义？

2002年 4月21日

【十四】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早就有人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这些年，金庸编织的成人童话风靡汉语世界，2001年又大举进军影视，席卷了大众文化的各个领域。那么，金庸给我们编织了什么梦？席卷中国的白日梦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如此上瘾地读金庸，显露出我们内心和我们社会的什么东西？

金庸对武侠的想象色彩缤纷，但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伤害，自己却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

当然，有能力伤害别人，并不一定就要使用这种能力。真正的武侠，可以称为侠的人，一定要有武德，要遵守天道，不仅不使用超常的暴力害人，还要保护弱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武侠就是凭一己之力匡扶正义的人，也是替天行道的人。

我们愿意当这样的人吗？如果需要算计一下再做回答，那好，请留意以下几项条件。

第一，当这样的人门槛很低。无须特别的家庭背景和超人的资质，我辈寻常人就可以入选。入选后，也无须吃特别多的辛苦，莫名其妙的几次奇遇就能使你获得常人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积累起来的功夫。保持这种功夫，还无须戒酒肉，更无须远女色。

第二，一旦成为这样的人，便会有美女——通常还不止一个——芳心暗许，闹得你的生活充满月影花香，情趣盎然。

第三，你的大名在江湖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敬。凭着这个名头，走哪吃哪儿，华服美屋，还动辄有几百两银子的进项（明朝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不过二三十两），无须当牛做马为稻粱谋，永远不必为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操心。

第四，法律管不着你。哪怕杀人如麻，大侠们也没有通缉逃亡之苦。没有查夜，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住店也不用登记姓名。

其实，不用这么充分的条件，只要有一两条就足够我满意的了。孔圣人说，如果富裕可以求得，即使执鞭之类的事我也做。如果不可求，那我就干自己喜欢的事了（论语•述而）。金庸笔下的大侠既富且贵，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正义的事，受人感激的事，但愿这等十全十美的好事能让我撞上。

我们当然知道，维护正义是很麻烦的。在当代社会中，这是检查官、律师和法官们，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费了无数的心血和麻烦，勉勉强强还未必能维持一个大概的。指望一个武术高手在短时间内明辨是非，以暴力维持公平和正义，这简直是一个神话。不过神话恰恰是既省事又省心的故事。我们特别怕麻烦，怕费心，怕受约束，还怕合作，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怕走复杂的组织程序，怕背诵复杂的法律条文，我们幻想舍弃这一切麻烦，不支付任何代价，像呼唤神灵一般地把正义从空中呼唤出来。

原来，我们的白日梦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懒汉的富贵幻想。

究竟什么人拥有超强的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胁，却能以暴力贯彻自己的意图？究竟什么人可以衣食无忧，既富且贵，身边美女如云？这种拥有匡扶正义的地位，凭借暴力获得立法和执法权威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皇帝的生活，乃是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尘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不过金庸又替我们想象了一个比皇上还幸福的角色，也就是大侠。

皇帝还有许多不自由，还有上早朝的义务，处理公文的义务，不能睡懒觉，不能自由出入民间，被迫忍受许多约束。明朝的正德皇帝就因此深感痛苦，与文官们闹了一生。武侠没有这些烦人的事。这是一个摆脱了讨厌的义务，又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角色。除了内心，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力量。

总之，武侠梦就是中国男人的改良皇帝梦。

我得承认，金庸对帝制颇为反感。在他笔下，凡是有一统天下的野心的人，几乎都是大号的反面角色。但是，设身处地替皇上想一想，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一统天下正是追求社稷安全的合乎逻辑的行为。大侠凭着独步天下的武功不受任何威胁，皇上只有剪除异己才能不受任何威胁。在寻求绝对安全的意义上，追求绝顶武功的人，与追求天下一统的人，实属一丘之貉。

其实，做改良的皇帝梦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就很喜欢做。皇帝梦中的许多东西，也是人类普遍的幻想和渴望。譬如公正，强大，受人尊敬，衣食不愁，美女如云，安全，有成就，匡扶正义，偷懒，不受管束和约束，不干没有意思的苦工，等等。我们当然可以看出来，这些幻想不仅简单幼稚，而且自相矛盾。但我们愿意梦想的恰恰是这种简单幼稚和自相矛盾的东西。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愿意不愿意，而在于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譬如皇上享受的一夫多妻制度，扣到女性头上显然不公道，当代男人也不敢再拿这种制度当真，于是金庸笔下就飘出了来自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的爱情气息。与几百年前的《水浒》和三侠五义比起来，在金庸笔下，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许多说教消失了，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西方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出现了。经过这些调整，金庸编织的梦境就更对当代人的胃口，更容易通过具有当代口味的良知或超我的审查，

为什么武侠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气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适宜。中国人从自己的悠久历史中发现了核心秘密，发现了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规则，出财富，出尊敬，出美女，出成就，出一切。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枪杆子的幻想，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缺少类似的先例。孙悟空，梁山好汉，都是超强暴力的拥有者。他们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即使那些大魔头，由于武功高强，也成为人们羡慕尊敬的对象。只有平民是不值得一提的。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假如换一个社会和时代，幻想的对象大概就不再是武侠，而是亿万富翁，似乎那才是西方男人的幻想中心。体现这些幻想的作品有《百万英镑》，《基督山恩仇记》，还有那些畅销的关于巨富的传记。西方男人的幻想可以集中在巨大的财富上，但中国的财富很缺乏自卫能力，不那么值得幻想。在一个缺乏安全和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加害能力的幻想那么具有根本性，那么肆无忌惮所向披靡。这就是说，对加害能力和自卫能力的热切幻想，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切幻想，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缺陷。中国的合法暴力控制者长期失职，因此公正问题格外严重。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的社会有病，所以我们特别馋这些东西，在幻想中大口吞食这些东西。

在金庸笔下，男主人公最后总是赢了，清除了对自身和江湖的重大威胁，挟神仙美眷飘然而去。不过在我看来，更普通因此也更深刻的问题此时刚刚出现：大侠赢了以后怎么办？大侠在逃避了追杀，赢得了美人心，清除了各种威胁之后，终于可以过正常生活了，就好象我们大多数人如今每天面对的问题一样，那时候，他怎么过？如何养家糊口供房子？当保镖？当武术教练？他不觉得口中寡淡吗？如果这种问题不能提出来，如果解决这种问题的想象不能流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还不到提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民族还不成熟？我们还没有走出童年？或者我们太老太懒太累太无能，只好在装嫩中尝一点乐趣？

2002年1月10日

【杂编】

【一】《万历十五年》没说透

■甘 琦■吴 思

甘

读了你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自然联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因为你们都熟悉明史，都关注财税制度，甚至都对同一些人物感兴趣，比如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还有，你们的写法都有点怪，说学术不学术，说故事不故事，因此我觉得你可能解答得了我多年来的一个疑问：《万历十五年》究竟有什么缺陷？

吴

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但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前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潜规则”这个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种积累之后再看《万历十五年》，就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说明白的，正是这个潜规则。

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

甘

我知道你说的沸点就是真正支配游戏的规则。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那些游戏。黄仁宇笔下特别有趣的是海瑞和张居正的命运，黄仁宇每讲起这些，就象一个故事高手，往往合情合理地讲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局。比如海瑞，一身正气、刻板教条，结果失败了；张居正呢，算计深远、布置精巧、聪明过人、不择手段，最后也失败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例还是通则？

吴

当然是通则。无论是海瑞，还是张居正，他们都触犯了官场上的潜规则，因此才遭到报应。海瑞严格按照正式规定办事，禁止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自己带头拒收“陋规”和“常例”，也停止向上级供奉陋规和常例，这等于剥夺了各级官吏的既得利益。张居正则动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手段，逼着帝国的官吏完成税收任务，挤压他们的闲暇，也挤压皇帝的闲暇，督着他们提高效率，又不能提供额外收入。他们二位从不同的方向压缩了官吏集团的既得利益边界，破坏了根深蒂固的官场规矩。他们的失败或倒台，不过是违规者必然要遭遇的惩罚。

其实，黄仁宇已经在故事里透露出了这些意思，他的问题是没有点透，使得读者仍然有不足感，需要问一句“这到底是为什么？是特例还是通则？”我不愿意留下这种模糊和不足，就把这类现象单独拎出来讨论，并且给这类可以总结出模式的现象起了名字。譬如“晏氏转型”，说的是晏子奉命治理东阿，百姓安居乐业时晏子受到齐景公的指责，晏子遂转变政策，闹得民不聊生反而受到表扬。问题就出在信息渠道上，即便百姓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信息筛选者的偏好。

甘

你在书中讲了一个县太爷如何断案的故事。案情稍有模糊，他们就拥有很宽广的合法选择空间，可杀可放，可轻可重，“官断十条路” ，怎么断怎么有理。你还转述了一个张居正讲的故事，那个大官贿赂小吏的故事，张居正对此还有精辟总结，说，大官怕小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取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总之，你发现合法地制造麻烦或为害他人的权力是值钱的，也确实不断地卖着大价钱，于是你给这种权力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合法伤害权”。

“合法伤害权”是一个能帮助我们洞察隐秘和真相的词，借助这个词，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顿时了然。“合法伤害权”威力巨大、成本低廉，人们几乎可以无中生有、凭空攫取利益；相比之下，造福的权力却有限得多，离不开实际资源的支撑。因此，“合法伤害权”对社会和历史的实际运行影响深远，也是潜规则形成的根据。

吴

应该说，对暴力的掌控才是最终的根据。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着这种能力流动的，正如你说，造福于人的能力反在其次。马基雅维利也是这样说的，他认为，施恩能不能得到回报，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无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则可以单方面控制局面，因为加害只须依赖对方的恐惧。任何人都有恐惧，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将“合法伤害权”用到平头百姓身上，其影响和意义最为惊心动魄。我替上访告状的清朝百姓算过几笔账，为了告掉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乱收费，究竟要冒多大的风险，付出多高的代价，胜算又有几何？反过来，官吏们敲诈勒索，收取苛捐杂税，一旦被百姓告倒又有多大风险，多大损失？几笔账算下来，结论竟是骇人听闻的两句话：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

这种利害格局又进一步决定了挤进官场的利润很高，于是我们就看到无法遏止的官僚集团的膨胀。例如朱元璋时代，各县官、吏的正式编制也就二十来人，充当衙役属于民间的无偿劳役，不过得点伙食补助。但是因为衙役拥有合法伤害权，反而成了需要钻营甚至花钱购买的身份，以至衙役的队伍迅速膨胀，衙役下面还有衙役的助手和临时工。朱元璋就做过一个统计：松江府有一千三百五十名在官场上钻营的市井之徒，他们在官场帮闲，一个牢子的名目下边便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帮虎等许多名色。朱元璋下令清理，一个松江府竟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九百余名。正式规定与实际运行的潜规则真有天壤之别。如此愈演愈烈，直至十羊九牧，将羊吃绝种，食肉动物也随之绝种。

甘

看来，合法伤害权的最大受益者是整个官僚集团，连皇帝都算不上，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农民集团。如果拿现代工商社会打比方的话，那么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老板而是经理层，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消费者群体。

吴

不错，忽视官僚集团与农民集团的关系，正是我对《万历十五年》整体布局的最大批评。黄仁宇用浓墨重彩描绘了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关系、官僚集团内部的关系、直至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间的关系，偏偏没有以专门笔墨描绘官吏集团与农民集团的关系。这就好比描绘山大王们如何大碗喝酒，大块分肉，如何拜把子排座次，却不讲他们如何剪径绑票，如何打家劫舍一样，而那才是决定命运的基本关系。官僚集团内部分肥所分的油水，最终都出自老百姓；张居正和海瑞企图解决的问题，例如推行一条鞭法等，也是试图调整官僚集团与百姓的利益关系，不谈这个最基本的关系，就象谈公司只谈内部管理，却不提市场和消费者一样。

其实这方面的故事并不少。万历十五年，山东东阿和阳谷等地农民三千人计划夺取县城起事。万历十四年，河南淇县农民王安率众数千人造反。这是什么意思？消费者来砸你公司的牌子了，竞争者来抢你的市场了。难道可以不关注消费者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吗？明朝最后恰好就死在他们手上。

甘

看来你们关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公司的命运；所担忧的症结却不同，黄仁宇最担心的是公司管理，而你最担心的是公司与市场的关系。相比之下，黄仁宇更象一个管理学教授，而你更象是一个公司研究者。那你怎么看管理学教授所推重的数目字管理呢？

吴

我认为数目字管理不过是说说而已，并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指的是与工商社会对应的那套技术，在明朝呼唤它或者指望用它来拯救明朝都是天方夜谭。就是说，在明朝的“体”上根本长出不来这种“用”，即便引进了这种“用”，在那个“体”上也活不了。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明朝为什么不能长入可以产生数目字管理的工商社会。

如果他指的是更加工具化的数目字管理，明朝并不是没有——田亩计量、户口统计、离任审计、钱粮征收都没有离开过数字，但在处处是潜规则的制度格局中，这些数字不过体现了数字需要者和提供者的意愿和利益，它们掩盖的东西比揭示的还要多。这样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

2000年10月

【二】潜规则的定义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出版后，有几个朋友向我追问潜规则的定义，我一直推说书里有。《潜规则》一书中确实有两处类似定义的段落，尽管有点糊弄事。当然糊弄事也未必不好，“潜规则”本来就是对一种大家并不陌生的社会现象的提示，这个词可以唤醒各种各样的个人知识，启发有心人继续探索，给出定义反倒有僵化之虞。定义不过是一块垫脚石，彼岸莽莽社会丛林中的真实生态，才是真正要紧的关注对象。

不过，想通了这一点，给出定义又无妨了。下边是我想到的垫脚石：

1、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

2、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

3、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

4、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5、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我想再强调一句。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但是，当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三】废渠的事理

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里讲述了一个水渠遭废弃的故事[183]，并且给出了高远而清晰的解释。这本书是我近年读过的关于中国农村的最好作品之一，详实广泛，带着读者在黄河边上走村串户，与各色人等促膝谈心，读来竟有享受之感。不过，作者的某些思考和解释我却不能同意。这里要置疑的，就是中国农民不善于合作的论断，以及曹先生对中国农民不善于合作的解释。顺便再说几句“不善合”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这类说法与鲁迅先生提出的国民性问题相似，深奥玄远，但我不敢附和。这个说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比企图解决的问题还要复杂，我更信服对趋利避害这类人之常情的简单计算。

水渠的故事与解释

河南省兰考县董园村和小靳庄村共有一条水渠，数百米长，在董园村那一段连接着常年有水的河道，可以随时抽水灌溉。董园村珍惜这条水渠，以水泥衬砌，而小靳庄村却把自己这段水渠废弃了，地里浇不上水。小靳庄村的小麦平均亩产因此比董园村低二三百斤。

董园村比较大，据他们的村的董书记计算，由于浇水，每年可以增加收入二十多万元。小靳庄村稍微小一点，也没有算过这笔账，但是保守地估计，每年总要少收十多万元。这条水渠已经废弃了四五年，五六十万元人民币就这样没了。小靳庄村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过温饱而已，如何能让这笔巨款白白流走呢？

在对比鲜明的两段水渠的交界处，恰巧有四五个小靳庄的村民在聊天，曹锦清与他们有几句问答，抄录如下[184]：

“你们这条水渠是哪年修造的？”

“七八年了吧”，“大概是1988年开始修造的。”

“什么时候废弃不用的？”

“已有四五年了。”

“东边水渠里的水，为什么不流到你们的水渠里来呢？”

“董园村的人不让我们用他们的水，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可以与他们商量啊！”

“商量？不中（没有用的），俺村的干部不行，他们不去说，叫我们怎么办？”

“村干部不行，你们也可以联合起来，开个会，商量个办法嘛。”

“要我们商量啥？”

“他们浇上水的麦子，亩产可达七八百斤。你们这边的小麦，亩产最多五百来斤。如每浇一亩地，给他们五十斤麦子，你们每亩不是还可增收二百来斤嘛。每亩给他们五十斤麦，总肯让你们用水的吧？”

曹锦清写道：“四五个村民讨论开来，但我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

返回的路上，陪同他的村民老李对他说：“即使我们出钱买水，他们会在那边放闸偷水，你有什么办法？”曹说：“放水时，可派人看守啊。整条河渠才几百米，派一个人就解决了。”老李说：“那也不行。他们会说，你们的水经过我们的土地，我用你一点水，还要计较吗？”老李的结论是：“如今分田单干，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也不管这码子事。反正全村都浇不上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

曹锦清追问道，干部不管事，“那么老百姓呢？他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商量个办法来解决问题呢？为什么在需要合作协商的地方，我们往往能听到诸如‘没有人管’或‘没有办法’的答复呢？‘没有人管’‘没有办法’或许是村落社会内最为普遍的一种心态，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两句村民习用语的文化学含义。‘没有人管’，是说‘要有一个人来管他们’，‘没有办法’是说他们无力通过合作协商想出一个办法，而只能靠‘别人’来替他们作主。”

十天后，曹锦清把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表达清晰有力，我继续摘录如下：

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而不善合......

善分，并非是中国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家庭而止，西方人分到个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为曹先生所加）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说，村民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对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的关系是感恩与崇拜。崇拜是因为这个代表者能识别他们认识不到的共同利益，感恩是代表者替他们实现了共同利益。......

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好谈专制与民主。他们只把专制与民主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又将政治制度视为一件可以随时替换的衣服。他们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习惯。当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要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185]

另一种解释

我们先不谈政治，单说村民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倘若他们果真如曹先生所说，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此不能建立超家庭的合作组织，那么，这些村民确实就需要开导，需要教育，因为他们确实目光短浅。

但我以为，用农民目光短浅来解释水渠的破坏，这是肤浅的解释，是想当然的解释。废弃的水渠所体现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他们的明智。

从总量上看，小靳庄已经流失的财富价值高达五六十万人民币，这确实是一个大数。但是分摊到每户村民头上呢？我们可以根据作者提供的数字算出，由于浇不上水，每户村民每年少收入七八百元人民币，四五年下来，总计损失三千多元人民币。假如我们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假如我们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假如我们目光远大，看清楚了过去的损失和未来的损失，并且不想承受更大的损失，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呢？

我将计算得失。如果付出千八百元的代价可以解决问题，我就会开始努力。如果付出万八千元的代价才能解决问题，或者，还不一定解决问题，我就会抛弃这个念头。这么做不大合算。即使把子孙后代的利益拉进来，合算了，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村民的思维方式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作者也记下来了，奈何没有真听进去。

我们先看看干成这件事情的总成本是多少，董园村的例子就在前边摆着。

董园的村支书当时39岁，高中毕业，当过村会计，很会算帐。他的大弟弟是兰考县财办主任，二弟是驻马店某农场的司法员，三弟是兰考县政府秘书办主任，四弟在乡财政办任职，姐夫在兰考县工商稽查大队任职。用董支书的话说：“我们在县、乡政府，在财税、司法、工商部门都有人。”在寻常百姓的理解里，以上各条意味着董支书不仅聪明，还有能力动用政府资源，给他人提供好处或者造成伤害。

董支书1986年就当了村会计，1990年又当了村支书，所以有长期培养出来的村级全局眼光。他说：

本村地少人多，靠天吃饭，最好的年成，平均亩产不过四五百斤。为彻底解决村民的温饱问题，并能腾出一部分土地来发展高效农业，首先必须提高单产。要提高单产，必须修水利，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在我们村东数百米处，有一条黄河古道，常年有水。若开一条河引水至村边，再建一引水站，便能实行引黄自流灌溉。1988年，村委由我负责实施这一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主要有两大困难，一是说服县水利局投资30万，二是说服邻里的乡村、农户让我们在他们的土地上挖河引水。

因为我在县里有亲戚，说服县水利局来此考察还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县水利局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投给我们30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1988年冬，县水利局派人来考察，跑到黄河故道一看，河水太浅，认为开了河也无水可提，说我这个计划行不通。我当时不顾一切跑进冰冷的河心，双脚跪下，河水及胸。水利局的同志或被我的诚意所感动，或以为黄河故道在冬季也有一两米的水位，终于当场同意拨款。

困难的事情还在后头。因为我们与邻县分属两个省，加之分田单干，土地全分到各农户，要动用邻省、邻县、邻乡的土地本来就很难，何况得占用农户的承包地。我公私兼顾，到曹县水利局，邻乡水利站找负责人谈，又通过亲戚朋友找沿途的农户谈。往返百余次，终于打通了各种公私关系，总耗费3.5万。（这笔钱是向村民集资的，他们信任我。）

1989年，我们挖成一条数百米的河渠，建成一座引水站，一条百余米的地上干渠。全村数百亩土地实现自流灌溉。自1990年以来，我村的小麦亩产均保持在七八百斤以上，玉米、棉花的亩产也得到大幅度提高。[186]

我们看到了做成一件事有多么困难。董支书认为最难的两条，一是向水利局要30万元，一是说服占用土地的农户。

前一件事情，连带着“县里有人”这个特殊因素，可遇不可求。假如没有这个特殊因素，我们可以很有道理地推测，这30万不会到手，水利工程也不会开工。即使有了这个特殊因素，我们还看到了冬天跑进河心，在冰冷的水里跪下这种机智勇敢的英雄般的行为，还看到了水利局干部被这种英雄般的行为打动了。显然，生为英雄和欣赏英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特殊因素。假如没有这个因素，我们同样有理由推测，这件事不会办成。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在董园村，如果我们是平民，没有县里的关系，也没有英雄般的气质，我们是不会考虑水渠问题的，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也没用，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特殊资源。

小靳庄村不用这么麻烦。但是，董园那30万也不能白白让你用，董园人付出的代价总要由你分担一部分。这样一来，县水利局投入的30万就变成了小靳庄的谈判代表的麻烦。这个麻烦又会转化为在小靳庄村收水利费的麻烦。一亩给人家五十斤，说来容易，做起来是需要交易成本的。董园的人可能要价一百斤。小靳庄村的人可能连三十斤都嫌多。即使五十斤谈了下来，也一定有人不肯交这笔钱，一定有人不交钱还要偷水抢水。全村132户人家，如何摆平这种收费的事情？这笔谈判费用价值多少？谁来支付这笔费用？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全村分摊，但这又需要谈判，需要召集会议。即使我们有很大的本事，这种谈判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组织谈判和召集会议的努力很可能白搭进去，那么，这笔启动费用，这许多麻烦，又由谁来支付？

还不仅仅是钱和麻烦的问题。我们城里人多数都有单位生活经验。在一个五六百人的单位里，或者以户为单位计算，在一个一百三十多人的单位里，某个普通群众要召开一次全体大会，讨论集资办一件大事，办一件应该由现任领导班子负责的大事，这个会开得起来开不起来？就算开得起来，你敢开不敢出面召集？你的领导会怎么看你，怎么对待你？就算你有勇有谋，这个会也开成了，集资也集来了，协议也通过了，要执行这个协议，落实这个协议，也一定需要一个固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功能与本单位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

我得老实承认，我不会去召开这样的大会。我认为这个大会只能招来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不会有多少会议的正式参加者。即使参加者很多，我也有这个能力，我依然不会挑这种事。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的宣战，这是挑战现政权，这是另立中央。倒找我一两万我也不会干，更何况还要我掏钱。总之，和小靳庄的村民一样，我连想都不会想。我认为这是明智，不是愚昧。

关于这套计算，小靳庄村民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商量？不中。俺村的干部不行，他们不去说，叫我们怎么办？”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就会明白他们说得千真万确。他们就是没办法。反过来，替干部想一想，麻烦如此之多，他们不肯自找麻烦也是明智的。干部一家也不过五六亩地，并不是大地主，修好了水利设施自己并不能多受益，不修也不过承担每年七八百元的损失。有了时间和精力，到哪里找不来这七八百元？这套麻烦可以被七八百元抹平吗？不去自找麻烦，村民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算帐。假如一切顺利，每亩五十斤小麦换来了渠道使用权，内部收费机制也达成了协议，收费本身的费用也分摊好了，下边就会遇到董园村支书遭遇的第二个问题。他要说服农户们允许渠道占用自己的承包田。由于涉及外省外县外乡，这件事情只能谈判，不能弄权。董书记说此事最难，往返百余次，耗资三万五。

渠道系统分为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共五层。干渠的占地问题解决了，毛渠在自己家的地里，不用解决，支渠斗渠的占地问题却不能不谈判。没有权威组织，只能讨价还价，这132户人家的谈判又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说来幸运，我在插队的时候当过两年生产队长，为了水渠问题和社员打过三次架，其中还有一次达到了“肢体冲突”的水平，因此有胆量断言：每个村都有别扭人，别说132户，就是32户里也不缺这样的人，他就要拿你一把，多捞一把，单靠谈判，靠利益引诱，却没有合法伤害别人的权力，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两个人闹别扭的问题，他们要搭便车，要占大家的便宜，而希望如此占便宜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缺乏。没有强制力做后盾的合作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哪里经得住这种对公平感撕扯？镇不住这种撕扯，如何对付接踵而来的攀比？有没有人愿意冒着打架的风险，为了减少三五千元的损失，去做这种往返百余次，花费若干万的事情？

即使这一关也顺利通过了，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条千辛万苦开通的渠道可以顺利运行下去吗？陪同曹先生的村民老李认为不行。他说：“即使我们出钱买水，他们会在那边放闸偷水，你有什么办法？”曹说：“放水时，可派人看守啊。整条河渠才几百米，派一个人就解决了。”老李说：“那也不行。他们会说，你们的水经过我们的土地，我用你一点水，还要计较吗？”

我不知道这番话是不是可以说服曹锦清先生，也不知道这番话对他意味着什么。不过，老李这番话唤起了我的好几个回忆，这番话是可以直达我的心底的。我甚至可以接着他把这个故事讲下去：派去看守渠道的人遇到了扒水的，又是外村的，而守渠道的人并不代表任何权力机构，你制止他，他反驳你，动口之后呢？你有什么好办法？任凭你说破大天，最后的办法只有一个：动手。你扒，我堵，你推，我挡，跌跌撞撞之中，事情就闹大了。试想，作为一个巡渠的，这里又有我多少水？我愿意闹出深仇大恨吗？可是扒水的那一方比较愿意闹，因为他扒出去的水，百分之百是他的。仅看这一笔账，胜负就可以预测了。

去年我回当年插队的地方，听老乡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老乡集资开了一个采石场，修了路，买了车，投入了将近二十万元，好不容易开工了。这时，承包田边有道路通过的一家人忽然发难，派了个老太太躺到路中间，挡住车辆，要求补偿。补多少？采石场一年大概能赚十万，他要八万。这边不肯，少了也不肯，怕先例一开，招来更多的老太太。于是开始讲理，先在村里讲，再到乡里讲，最后到县里打官司。司法介入的成本之高昂，解决问题的时间之漫长，大家都是知道的。最严重的是，当我那位老乡胜诉之后，老太太依然躺在路上，法院判了也是白判。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执行难。走投无路之下，他用的办法就带点黑色了。

我的意思是：讲理不行，法院不灵，为了几百元收入又不肯动武，不肯玩黑的，这条渠道的前途便很不乐观。过五关斩六将还要面对一条不乐观的渠道，还有谁肯去挑这个头呢？这时候，当事人就会安于现状，甚至可以找出自我安慰的理由。这种心理，便是老李所表达的：“反正全村都浇不上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人民公社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

在那条废弃的渠道下边，就埋藏着这许多利害计算。因为账算不通，渠道才不通。把问题拉到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的高度，拉到东西方文化对比的高度，其实大可不必。

合作成本与民主制度

水利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以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或行政收费就显示出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无须那许多谈判，领导的决心一下，内部的关系问题就解决了一半。遇到反抗的，横竖都谈不拢的，还可以动用其他威胁手段，不批给他宅基地，不给他开外出打工介绍信，总之要让他得不偿失。当然，如果冲突较小，水利设施建成后也可以转而采用经济手段管理收费，但是在启动阶段，政权力量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

在历史上也有一些别的替代办法，譬如大户人家牵头，或者由几个大乡绅牵头，其中都难免带一些公益事业的色彩，难免让小户搭搭便车，占点便宜。这里有些“智猪博弈”的道理，大户人家即使让小户占些便宜，自己这方面还是合算的，不牵头反倒不合算。毕竟他们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如果我家现在的承包田不是四五亩，而是四五十亩甚至百八十亩，每年的损失不是七八百元，而是七八千元甚至一两万元，我当然有很强的动力和另外几个大户协商讨论，挑头兴修水利，显示出中国农民的另外一种传统：善于合作乃至热心公益的传统。由于我那百八十亩地可以支撑孩子多读几年书，我家八成属于地主和乡绅了。地主乡绅算不算农民呢？如果算，中国农民的传统行为就显得更加复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有不同，有的善于合作修渠，有的善于合作造反，很难一言以蔽之曰“不善合”。 山西洪洞县的几大渠系，从唐宋开辟至今，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细致入微地分配用水和修渠的权利与义务，民间定期选举“掌例”（掌握条例的渠长），尽管有许多不公和冲突，乡绅、地主、小农和官府之间毕竟合作了上千年，千年不断的水流便是“善合”的历史证据。如今，家家户户土地平均分配，每家不过几亩零碎，有挑头动机的大户很难出现。即使出现了，发育出一套水利方面的合作秩序，也要容人家几代人的时间。

另外一种替代办法，就是由大家族牵头。家族内部的账另有算法，彼此之间斤斤计较的程度要弱一些；分摊费用时，家族首领也拥有某种大家认可的强制力。这类带有家族色彩的合作在中国有深厚而悠久的传统。不过，这种解决问题的前景在中国如何，我说不清楚，只好存而不论。

应该说，在目前的土地分布格局下，主流办法还是手握政权的英雄的介入。在此，政治英雄或道德英雄替代了土地大户的功能，他们不算自家的土地收益账，他们算的是政治账、道德账甚至人生意义账，他们更能欣赏与人奋斗的乐趣，因此比较容易跨越合作成本或组织成本过高的门槛。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报酬也不拘泥于物质利益。我们可以从曹先生的描述中看出农村社会对承担起这种功能的个人的激励机制：赋予他特殊的崇拜、感恩和服从。不过，能够对这类激励做出反应的人，已经不是寻常之辈。我们确实不应该把解决常规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不世出的英雄身上。

到底有没有常规解决办法呢？所谓村级选举，草根民主，能不能产生合理收费与公共产品相交换的常规机制？这是一个正在试验中的东西，现在就说它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恐怕为时太早，就好像现在就宣布它包治百病一样太早。

套用上边的故事讲下去，我们至少可以期待村级民主为村民挑出本村既有能力又有愿望兴修水利的人。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和愿望，我还可以公开竞选村长，不用扎根串联，擅自聚众集会结社，冒额外的政治风险搞“非组织活动”，也不会遭遇“另立中央”是否合法的问题。这就降低了兴修水利的组织成本，也就是降低了合作成本。一旦承诺兴修水利的人当选了，村级民主还可以对村长构成压力，村干部不管事就有可能丢官，村民不至于处于完全被动境地，再推说什么“俺村的干部不行，他们不去说，叫我们怎么办？”那时村民们就有了常规办法，可以低成本地更换干部。总之，农民的合作成本降低了，合作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即使有了权利不去用，可以换人不去换，容易合作不去合，那也不应该断言他们天然如何如何。任何人都需要一个适应新制度的学习过程。既然他们认为维持现状很合算，不妨如此熬下去，熬到强烈地感到不合算的时候，民主课程就快学成毕业了。

在实际生活中，上述逻辑并不能充分展开。由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村级政权担负着替上级政权榨取高额税费的功能，上级政权不敢放松对村级政权的控制权，因此村民选举往往流于形式。也就是说，试验尚未正式开始，还不到写试验报告的时候。

假设村民选举名实相符了，不乐观也是有理由的。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交换机制，一些事情自己干不了，需要一个公仆替大家办，因此就要一边指挥并监督公仆，一边给他公平的报酬。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强，与外界的交往少，对外界的依赖小，不那么愿意支付这笔费用。因此，小农经济很难自发地产生超家庭的合作组织。维持这种组织的费用太高了，谈判的费用太高了，监督的成本太高了，组织建立后向零散农户收取费用的成本也太高了，打起小算盘来竟然全面不合算。于是这样的组织在历史上就难以出现，出现了也未必可以长期维持，维持下来的往往要凭借霸权，并且难免腐化变质，效率渐低，成本渐增。山西洪洞县的那套水利组织，尽管由于乡绅和大户的介入已经超出的小农一盘散沙的水平，依然难以避免这类问题。结果，两千多年来，我们在小农经济之上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强制专横的行政权力，很少见到通过谈判建立的什么联合会。如今小农经济并没有变大，小农对交易费用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又能提高多少呢？这就是不乐观的理由。

话又说回来，如今农民对外界的依赖程度毕竟提高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格局早就破坏了，商品率也今非昔比了。村级政权所提供的服务又与他们息息相关，现在断言村级民主的试验一定失败，一定不能持久，也有卤莽之嫌。

其实，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上看问题，无论这种试验成功与否，形成的状态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身已经不是一种可以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农民集团与迅速膨胀的官吏集团的关系也不是可以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农业作为一种产业，其所剩无几的剩余正被过度榨取，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程度。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村级民主尽善尽美，这种方式选举出来村级领导者也未必能够实现众人指望的功能。事情实在太难做。太难找到能干的人去做。被选举出来的人本身就面临着进城或打工或进入工商业的多种选择，这使得他们当村官的人生抉择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也使得农村对人才的选择空间大大缩小。再合理的制度，面对着全行业的萧条，面对着本行业人才的外流和匮乏，也只能发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叹。这种状态意味着：我们看到的试验，不过是一个萎缩中的产业和社会集团在整体地位下降的途中进行的试验。

假如这种试验彻底失败了，在高度分工基础上崛起的其他社会集团，他们对自己的权利的争取意愿和支付能力，仍然可能支撑起一种水乳交融的民主制度。这恐怕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对这些靠交换产品为生的社会集团来说，交易成本的升降，已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他们不能也不敢搭便车。当然他们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需要在降低合作成本方面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不过，在这种客观而坚实的收支计算中，已经扎下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主张的根据，这种根据，仅仅算农户账是不容易算清楚的。

2001年 4月12日

【四】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

我想讲几个离乡农民的简单而平凡的故事——绝对不是什么英雄故事。

1999年5月下旬，我在长江北岸走村串户，走了三个村庄，串了十三户人家，在每家坐上两三个钟头，听农民讲了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我的身份是官方的调查研究人员，我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提问并且记录，问题全都是中性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作为记录者，我这方面也没有任何虚构[187]。

一、三个人生故事

小刘是个33岁的男人，在家种地，还要带两个孩子。他的妻子小叶在天津当保姆，每个月挣500块钱，占他们家总收入的80%。小刘告诉我，1992年村里闹灾，他的妻子小叶跟着熟人去天津找活干，这一走就是七年。小叶每年春节回家看看。有一年回家，小的孩子见了母亲竟然不认识，小叶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小叶每年会往村里打六七个电话，打到一个装了电话的邻居家。在电话里小叶经常诉说委屈，说她想回家。小刘完全理解小叶的心情，他说，小叶在外边省吃俭用，住在一间小屋里，自己做饭吃，每年攒二三千元带回家。尽管如此，小刘仍然不赞成妻子回家，妻子一回来，生活就难以维持了。两个孩子要上学，每年的学杂费需要一千多元，再加上生活费，加上各项税费，就所剩无几了。其实，人们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笔又一笔枯燥无味的家庭收支账目决定的。这套账我就不在这里细算了。

1998年村里又闹灾，水灾之后闹棉铃虫，棉花几乎绝收，化肥种子农药钱都收不回来，家里便欠了一些债。小叶计划再干一两年，还清债务之后就回来。小刘最后说，妻子究竟回来不回来，还要看孩子的情况。如果孩子有能力，是读书的材料，小叶就要多干几年，多积累一些钱给孩子当学费。如果孩子没出息，还了债，攒些钱就回来。

小叶回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居然是孩子是否有出息，是否值得培养。这个说法让我心里一动。这里好像藏着一个意思。这个意思使我想起了另外两个小伙子给我讲的故事。

一个小伙子姓邱，31岁，小学文化程度，目前在家种田，他曾经外出挖了五年煤。他在私人开的小煤窑挖煤，住在工棚里。每个班大约干六七个小时，定额背五六吨煤。在完成定额的条件下，每天的工资在二三十元之间。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村的三个人死于小煤窑冒顶。我曾经去一位死者的家里访问，现在死者的妻子已经和死者的弟弟结婚了，弟弟和哥哥一起挖煤，哥哥死了，弟弟侥幸活了下来。有了熟人死亡的教训，危险就变成了很具体的东西。小邱害怕了，就回到家种地。但是种地是挣不来钱的，没有钱就不能盖房，也不能娶妻生子，这些人生的大事很难完成。于是他再次外出挖煤。每天挣20元，又干了四年，1997年彻底不干了。他说挣钱虽然不少，就是太苦。背煤比种田要苦，趴在地上爬，而且非常危险。结婚后，他的妻子也认为太危险，不让他干了。小邱说，他以后也不想再挖煤了，挖煤已经挣下了盖房的钱。他带回来的钱大约有二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盖房。

小邱反复几次谈到了挣钱盖房。他说，不出去挣钱是盖不起房的[188]。他家的住房是1996年盖的，砖水泥结构，共三间，面积大约有六七十平方米。盖这栋房子花了他一万五千元。

另外一个姓李的小伙子，也用同样的口气讲到了外出和盖房的关系。现在这位小伙子还在家乡和上海之间来回跑，他是做装修的水暖管子工，有活干就进城，没活干就回家种地。他家的房子也盖起来了，但是比较小，他计划挣够了钱再接出一间来。

二、基本模式及其变型

讲完了三户农民家庭的收支状况，我应该老实交代其中隐藏着的那点意思了。这就是：在他们的叙述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种人生的收支预算，一种以整个生命周期和核心家庭为单位进行的预算。外出打工，不管是当保姆是挖煤还是搞装修，乃是这个整体预算中的一个必要部分，任务是挣盖房钱和孩子的教育费等。没有这宗收入，单单靠种田养鸡，收支账是做不平的。这是一种以家乡种田养鸡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外出只是一个填补盖房之类的额外用度的青春期插曲。如果外出者没有在中途转变立足点，没有发生整个人生设计的改变，这些农民早晚是要回乡的。别小看这项简单的账目计算，它决定了数以亿计的当代中国农民的人生模式及悲欢离合。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的基本故事。

在我访问的三个村庄里，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民，最少也占到劳动力总数的25%，最多的竟占到88%。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这个基本故事之中。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主要变型：有一部分农民从家乡出发，走到半途，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人生计划。他们不回去了，不再种田养鸡了。原来的人生插曲演变成了主旋律。这样的人我听说过几个，也亲眼见过一个。

我访问的这位“变型”农民姓丁，是长江上一条百吨级的运输船的船主。他的儿子刚到入学年龄，为了孩子上学，他卖掉了船，回到家乡。他打算歇业两年，把上学的儿子安顿好，再找个同伴重操旧业。歇业是没有办法的事。船主的生活本来是很稳定的，一家三口住在船上，好像一个水上运输个体户。生活和收入都很好，本来就这样过下去就行了。丁家在村里没有房子，原来的房子毁了，他也不打算盖。他的承包田已经转给了哥哥。这一切都说明他不打算回来了。但是儿子没法上学，这个问题难住了他。于是妻子被迫下船，回到家乡带孩子读书。只剩下一个人，船上的活就没法干了，于是他被迫歇业。但是丁船主仍然不打算盖房，他寄居在亲戚家里，一旦有条件就会继续当他的船主。对他来说，回乡反而成了一段插曲。

像丁船主这样的人，在他的村庄里有将近二十个。有的人买了上千吨的大船，很难想象这些人会再回来种地养鸡了。在外边发财买房子的人，找到永久性职业的人，在我去的各个村子里都有几个，有的连户口都转进城镇了。他们的外出已经成为迁移。对他们来说，以家乡农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早已彻底改变。愿意作这种改变的农民大有人在，问题是缺乏能力和条件。

三、两种模式的制约因素

当代农民的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为的因素。

决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沉重的税费负担，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和狭小的土地。在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上，种植卖不出几个钱的农作物，再无偿上缴二三成的收入，这就注定了农民要向外寻找机会。只要地少人多，只要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不暴涨，只要吃皇粮的干部职工不减少，农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继续演下去。

决定变型故事的因素，包括城市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城市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户口政策，教育政策及相关的财政政策，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加复杂，但也更容易有所作为。

我访问了好几户外出回来的农民家庭，一个经常听到的回乡原因，就是孩子读书。城市的教育体系排斥和歧视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于是，由于城里人或者教育部门的利益，另外一种人生故事便不得不上演。这并不是由于农民不肯干，不能干，而是由于他们面对着一种歧视性规则。譬如最开始谈到的小刘和小叶，他们为什么不能举家迁入天津？小房已经有了，并不需要多少额外的代价。小刘也说，九八年大灾之后他去了天津，还找到了一份在食堂打杂的工作。他对天津的印象极好，认为工作的机会很多，收入也比在家种地高好几倍。他给我举的例子有餐馆打杂、卖菜、卖水果和看收费厕所，这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但是他不得不回来，因为孩子在城里无法上学。让孩子上学的要求简直太正当了，按照九年义务教育的法律规定，这份正当还得到了法律保护，如此既正当又合法的要求居然不能得到满足，这使我想起了在南非之类的地方发生过的事情。至少从道义的角度，我看不出这种城乡分割政策与种族隔离政策和种姓歧视政策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我怀疑中国能否产生马丁•路德•金，或者曼德拉那样的人物，这不是人种问题，而是土壤和气候问题。

制约着这种变型故事规模的，还有许多政府方面的因素。为了迎接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北京和上海清理了许多路边的摊点，结果有大量农民被无偿赶走了。这样的农民我遇到了两个。他们本人倒没有多少怨言，似乎理当如此。这又让我想起了《汤姆大叔的小屋》里的那个老实的黑人。但无论他们如何老实，不敢以城市为家的念头总是抹不掉的。那里显然是一个很不安全很不稳定的地方，一旦政府心血来潮，他们就可能衣食无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变型故事恐怕也不会多到哪里去。

其实，这种城乡隔离政策也在伤害城里人。大量的下岗失业，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为什么不足呢？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市场，购买力上还比不过城市市场。中国号称有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市场，其中一大半是不能当整数算的。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愿当个整数，而是遭到了限制。

总之，这许多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变化，将决定变型故事能不能由弱转强，演变为主流故事或者叫基本故事。那将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彻底改变中国的故事。

四、故事的历史

我参与的这项农村调查，正式题目是“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课题主持人是白南生和宋洪远。2002年9月，研究成果正式出版，书名是《回乡，还是进城？》。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读到对古词的几条解释：

“雁户”，居于异乡之民户。雁因时迁徙，故以为喻。《全唐诗》三五七刘禹锡《洛中送崔司业使君扶侍赴唐州》：“洛苑鱼书至，江村雁户归。”

《辞源》3306

“雁户”，流庸谓之雁户。唐编民有雁户，谓如雁去来无恒也。

[明]张自烈《正字通》，引自《康熙字典》亥集中九

“流庸”，流亡在外受人雇用的人。《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注》：“流庸，谓去其本乡儿行为人佣作。”

《辞源》2450

雁户这个词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唐朝已经有了如此贴切的命名和相应的户籍分类。按照这种比喻，我说的主流故事和变型故事，无非是雁户定居城镇，或者回归乡村，两者必居其一。但是，流庸这个词又把我带入了更深远的时空，使我意识到，在上述两种故事之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多次重复的故事。

始元四年的诏书说，“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描绘了公元前83年的情景。此时，假如在家吃不饱，在外又找不到工作，流庸们将演出什么故事呢？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字就被时人开过玩笑，所谓“长安居，大不易”，进城农民想必感受更深。在城镇找不到活路，无人雇佣，流庸就不能叫流庸，要叫流民，更古老的用词是“流氓”，当代人熟悉的词是“盲流”。流民遍地，博命谋生，啸聚山林，天下大乱，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历史故事，也是历朝历代总也闹不好的悲剧故事。

现在，雁户越来越多了，关于他们归宿的主流故事和变型故事，正是在数千年的悲剧背景上展开的。

【五】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寓言）

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在六千多万年前吧，还是在恐龙时代，一只老虎长出了翅膀。

当然，彼老虎不是此老虎，长出翅膀的不是大型猫科哺乳动物，而是一种卵生的食肉动物，森牙利爪，奔跑如飞，会游泳，还能上树，堪称兽中之王。这家伙其实也属恐龙的一种，为了标识方便，我们称之为恐虎。又因为恐虎是极古老的虎，便简称为老虎。

老虎以众恐龙为食，吃起来不避同门同种。这与如今最高级的哺乳动物是一样的：人们以同属哺乳动物的猪牛羊为家常便饭，顺便时也吃猿、猴、猩猩和狒狒，人身的各部位也列于或神秘或暗藏的食谱之中。不过，与如今的哺乳动物喜欢吃卵生动物不同，卵生的恐虎并不吃哺乳动物，这倒不是因为忌口，当时的哺乳动物个头实在太小了，比如今的老鼠还小，还不够老虎塞牙缝的。这些小东西钻在地下不好逮，逮起来自身热量消耗过大，得不偿失，这道理与人类不去捉跳蚤和臭虫吃是一样的。

长话短说。有一天，一只母虎孵出来一只小虎，其肩部有两只肉芽。这稍微有点怪，但也不太怪，就好像如今某个人多长了两个手指一样，大家新鲜一阵便习惯了。没想到，这小虎肩部的肉芽渐渐发育为肉翼，展翅飞翔时，翼展十余米，如同飞机一般，而且还是有垂直起降功能的飞机，只消凌空一跃，再扇乎两下翅膀，翼虎就升空了。

翼虎比寻常老虎多了飞翔的本事，便在捕食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才能。恐牛恐羊恐鹿等等，捕捉起来直如探囊取物。就连平时不大敢招惹的恐狮恐熊恐犀恐象，照样如人吃白薯一样揪来便吃。翼虎横空出世，简直牛大发了。

这只翼虎是男的。小时候，姑娘们笑话他丑，都不爱搭理他。待到翼虎的才华漫天横溢时，姑娘们迅速改变了审美观，纷纷认为他漂亮极了，帅呆了，酷毙了，每当翼虎大雕般地降落，地面的姑娘便尖叫着晕倒一片，醒着的则哇塞哇塞地感叹着涌上前去，争着比着对他好。那些无翼雄虎看得醋意大起，未婚的就生出打光棍的危机感，已婚的则生出离婚的危机感，迟钝者也难免感到第三者插足的危机。众雄虎有意加害翼虎，但是也明白打不过他，打群架又追不上他。偷袭倒有可能得手，奈何姑娘们组成了翼虎卫队，里三层外三层地保卫着酣睡的翼虎，忠心耿耿，只求轮上自己侍寝一回，或增加几分被临幸的机会。无翼之虎见此，只好绝了望，转而在模仿翼虎方面动心思，用各种办法伪造肉翼，假装成翼虎的样子。流行时髦于是一变。可惜模仿的难度颇大，动辄露馅，被姑娘们当秃驴一般嘲笑。

翼虎的基因是显性的，用术语说，当无翼基因遭遇有翼基因时，无翼基因不能表达出自己的遗传性状。这就意味着翼虎的所有后代都有翅膀，翼虎的男女后代的后代，无论其配偶有没有翅膀，也会以一半的概率生出翅膀。

在姑娘们的怂恿和鼓励下，翼虎的性能力获得了超常发挥，不久就子孙满天下了。至于这个“不久”究竟是多久，由于年代久远，考证困难，我们只能给出一个大致估计。以一年一百个后代计，翼虎在二十年的生育期里，直接后代就达两千。这两千个后代中的一半是男性，并且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繁殖两千，仅此一条途径，三四十年间就繁衍子孙百余万。以显性基因的遗传方式计算，翼虎的子孙不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就将超过百亿。当然，这只是一个假定数字，假定原来虎口基数已经很大，因此姑娘们足够多，食品也供得上。实际上，短期问题是没有那么多姑娘，长时段的问题则是没有那么多食物。

我们不去做讨厌的算术题了。总之，不过一两个世纪，翼虎就成了地球上最大最成功的物种，这个估计是绝对不会错的。对男性翼虎来说，那可真是美好的黄金时代啊，地球上所有体积够大的动物，都成了手到擒来的方便食品，一天到晚要吃有吃，要日有日，日子过得要咋美有咋美。然而，好景不长，食品危机出人意料地降临了。

最初，食品危机表现为大型草食恐龙越来越少。草食恐龙，即那些恐牛恐羊恐鹿们，本来是翼虎最喜欢吃的方便食品，肉多，骨头少，容易抓，味道也比较习惯。但是翼虎繁殖得实在太快了，草食恐龙无论如何努力生长繁殖，也赶不上翼虎消费规模的高速扩张。随着草食恐龙的减少，为了得到同样的一口肉，翼虎的飞行搜索时间逐步延长：半倍，一倍，两倍，三倍。

稍后，食品危机进一步深化，翼虎意识到其他肉食恐龙在与他们争抢食物，非常厌恶，于是就开始吃他们。吃多了，便吃顺了嘴，吃出了味道，渐渐喜欢上了，于是就有更多的翼虎，宁肯多费一点时间，多添一点麻烦，也要抓几只恐狮恐狼吃，这些翼虎得风气之先，随后又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扩展食谱运动，既增加了营养源，又维护了对草食恐龙的消费垄断，翼虎的食品危机因而得到暂时的缓解。

与此同时，翼虎们也发起了自我控制运动。他们号召计划生育，反对大吃大喝，还制订了惩罚措施。惩罚措施是大家举爪通过的，这样符合翼虎的物种利益和长远利益。麻烦在于，个体利益不同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又不同于物种利益，个体翼虎和形形色色的小集团发明了层出不穷的对策逃避监管，他们偷着生，逃着生，买着生。大吃大喝更是防不胜防。那么，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进一步加强管理力度呢？因为他们是翼虎中最聪明的分子，只消闪念一算，就得出认真管理不如被收买合算的正确结论，于是很乐意被收买过去，主动申请被收买过去，甚至逼迫群众过来收买。结果，自我控制运动并没有像领导干部公开宣传的那样取得伟大的胜利，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彻底失败了。

再往后，翼虎实在太聪明太伟大了，地球上的大型动物竟被他们吃绝了种，食品危机便全面爆发了。这时候翼虎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改吃草，许多翼虎咬着牙皱着眉试了试，奈何吃惯了肉，肠子的长度不足，一时又难以进化出足够的长度来，吃下去的草便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吃什么拉什么，试验未能成功。另外一种选择，则是吃地球上唯一的大型动物，也就是翼虎自己。被逼无奈，翼虎们开始自相残杀，进而发展为大兵团作战。战败者的下场一概为腌制食品，因而这场战争中没有一个贪生怕死的。

那是地球上空最初的空战。哺乳动物的那些乒乓球大小的祖先们，蹲在自己家的洞口，目睹了这些庞然大物的空中撕杀。血雨腥风，怒吼惨号，不过十余年间，地球上就剩下了最后一只翼虎。他吃完了自己的孩子，高高地在天空中飞翔，看着下面郁郁葱葱的大地，在树林和草原中寻找着食物。他看不见任何食物。老鼠们还要用上千万年的时间，才能进化出他看得上眼的大型哺乳动物，而他的寿命只能以天来计算了。他飞呀飞呀，向天际飞去，远远地融入了苍茫。

六千万年后，地球上最伟大的哺乳动物提出了一个问题：恐龙为什么突然灭绝了？

我们不必理睬这个复杂问题，只管回答一开始就提出的童话般简单的问题：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参考答案是：老虎自己很想长，也长出来过，但是造化容不下这种打破均衡的厉害东西。已经长出来的，地球无力支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只好绝了种。能够活下去的，都是比较安分守己的，地球和其他物种撑得住的。

2001年3月25日

后记          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

——帝国组织的兴亡条件及其演变

农民与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189]。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190]。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暴力主体的得失损益的影响或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化，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他们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191]。《吕氏春秋》说，众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因为有办法隐藏偷懒。分地后干活就快了，因为无法偷懒了[192]。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农民得到了较多的权利，公家得到了较多的粮食，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形式。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私田交易的增加，自耕农出现了，地主、佃农和雇农也随之分化形成了。作为暴力-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赋敛集团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193]，中国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暴力-财政实体分化兼并的时代。在庶人、自耕农、地主和佃农雇农的基础上，依靠着他们提供的剩余产品，也依靠着这种人力资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展开了对小国的吞并和对霸主地位的竞争，这是对安全、利益和声誉的严酷竞争。

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立法权与合法暴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

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领地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王”则是居于顶端的最大巨石，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巨石。帝国制度则不然。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领地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这种结构可以比喻为金属管材建构的井架，动力在顶端，资源在基层，两端之间的钢管架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由于破除了世袭的等级制贵族政体，对各级行政官员的选择范围从贵族扩展到平民，选择标准也从血统转向称职。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194]。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导致第一帝国灭亡的社会基本关系的失衡，即暴力赋敛集团对福利生产集团的过度侵害，也是此后多数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195]，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196]，依仗着最适者生存的强大生命力，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197]，并且调整了统治策略和控制形式。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铁制农具耕种收割的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和基层的里甲组织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国君恩赐给各层臣民的相对权利，并向社会提供福利。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看法。

儒家描绘的均衡关系，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长期互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由皇室、贵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意识形态劝说能力，因而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农业生产者通过怠工、避税、逃亡以及走投无路时揭竿造反等对策，决定着统治集团在选择不同的土地制度、人身权利、赋税形式和赋税比例时的风险和利益，决定着不同统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小农的行为特征，管仲在“牧民”篇中表述统治原则说：“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198]”在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这种政府功能，儒家称之为天恩或德政，西方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称之为“公共产品”，由公民以付税的形式购买。无论叫什么名字，在帝国制度中，它终究是一个暴力-财政实体稳定存在所必须提供的。

因此，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暴力-赋敛性质。增强统治策略中劝导说服和人心控制的成分，减少赤裸裸的暴力威慑的成分，同时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对物质生产者的意愿有所尊重，这是统治集团降低统治风险的需要，也是暴力统治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兵家权威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199]。”重视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不过是暴力赋敛集团在和平时期选择的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手段。在王道式的手段好用也够用时，自然可以用王道；感到王道妨碍了自身利益的时候，不妨公开或私下行霸道。选择权毕竟在统治集团手里。更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也是以暴力维护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利益关系合乎暴力赋敛集团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均衡体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王朝更替是帝国制度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希望维持各集团关系的稳定和均衡，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但这种愿望受到了自身利益和客观能力的双重限制。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承担着维护人间秩序的主要责任，同时也在这个秩序体系中占据了很大的利益份额。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皇帝是终身在位的，他可以追求千奇百怪的个人偏好，可以荒淫暴虐，可以不理朝政，同时又不必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他可以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帝国，转嫁给整个统治集团，转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反之，精心维护帝国秩序所带来的利益，却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帝国秩序各方面的受益者，属于未必见过面的子孙，而辛劳却完全属于自己。这种利益关系也体现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正像皇帝自称的那样，他本人也是受“天”委托的代理人，而天对皇帝的约束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自己愿意接受的程度，根本不存在立杆见影的惩罚或奖励，既无法撤换也无处提拔。在这种成本-收益不对称的利害机制的激励下，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和庸君比比皆是，合乎儒家理想的圣君却寥若晨星。

皇帝作为天道的大股东兼最高代理人，要通过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管理帝国，维护帝国的秩序，而这些部门和地方衙门都有不同于甚至对立于帝国整体利益的特殊利益。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诺的体系，一套并不明说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潜规则体系对正规道德法令体系的偏离，源于从皇帝到官吏的真实行为对正式角色规定的偏离。各级代理人追逐代理人的私利，损害受托维护的公共秩序，这种倾向构成了贯穿帝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只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条件下，帝国的正式规则才是真实的。官吏的私心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度，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度。

相对皇帝及数目有限的廉洁的监察官员来说，那些以权谋私的衙门和官吏拥有难以对付的信息优势。他们以欺瞒手段谋取私利的效益很高，到手的利益又有助于他们在官场竞争中编织关系网和保护网，猎取更高的职位。于是，帝国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卖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之中。抑制这种对帝国整体利益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说是困难的，是帝国财政难以承担的；从利害关系上说则是难以指望的，因为徇私卖法的受益者正是各级监督者，受害的平民百姓不仅无权监督，还被阻挡在官方的信息通道之外。

帝国不得不承担上述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当官僚代理制度以郡县制的面目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正在分封制培育出来的诸侯大夫的战争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对他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豪门大族和各种民间组织都受到帝国警觉的限制。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因此小农对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并不苛刻，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这两种状态对统治集团的利害影响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几大社会集团的构成格局中，产生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秩序。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200]。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制度对自身弱点的修补一直没有停止。汉朝有削藩，有独尊儒术；隋唐发明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宋朝完善了抑制军阀藩镇的代理军官制度；明朝发明了代替相权的内阁制度和提高皇帝个人监控能力厂卫制度；清朝的皇位传贤原则又建立了激励皇子进行素质竞争的新机制。此外还有不断改进但成效不佳的宦官控制制度、后戚控制制度等等。尽管帝国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完善和发展，但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在农业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的关系方面，一直不能出现有效的权力制衡。因为最有制衡欲望的受害者，始终是毫无权力的平民百姓。

作为帝国制度基础的农耕技术和小农经济，是比采集和狩猎更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方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也经历了许多进步，出现了新的作物品种、新的栽培技术、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地租形式、更精密的土地产权制度等等。不过，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终究有自己的极限。

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便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获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失败的大量人口沦为佃户、雇农、奴仆、流民、乞丐、疍民[201]、土匪或盗贼，他们造反的机会成本很低，帝国崩溃的风险也因此加大了。

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这又像火上浇油一样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迫使帝国通过更过分的搜刮聚集力量进行镇压，因而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直到每次搜刮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过新聚集的帝国镇压能力。于是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生产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在战乱和饥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自然资源相对宽裕。此时劫掠的利益低于维护秩序并从事生产的利益，生产开始恢复，各暴力集团小范围的割据局面形成，各暴力集团相互攻杀吞并，最后建立新的帝国。

帝国无法吸纳自身创造的过剩人口，便以这种方式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帝国在安排皇族迅速膨胀的人口时都显得束手无策。这是儒家视野之外的问题，是儒家认知框架无力分析也未曾认真看待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帝国秩序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增加的同步交织确实容易搅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但是，帝国对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离与复位，毕竟有别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人口与土地均衡关系的破坏与重建，尽管这两种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里的工商业吸纳了大量人口，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化肥农药等新投入的生产要素，从而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发达的商业也保证了外来的食品供应，支撑着工商业分工的深化和繁荣。如此分工与专业化交互促进又相互支持，逐步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这种新的文明体系及其市场色彩浓厚的激励机制，改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最后达到了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

上述过程未能在帝国两千多年的轮回中展开。

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在早期阶段，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分工本身就产生于暴力赋敛集团及其支配的行政权力的需求和指令，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202]。官营工商业以暴力强制为基础，垄断山林池泽和矿产资源，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国的官营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战车、兵器、航船、宏伟的建筑、精巧的手工艺品，以及相应的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但是，无论官营工商业如何发达，它终究是帝国的附庸，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所支撑的政治军事组织的附庸。它没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动力。

官营工业生产体系还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体系越复杂，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与官营工业不同，民营工业在市场体系中的分工和发展，是一种利益主体不断生成的过程。官营工商业只有一个行政头脑，分工好比是肢体的分化和延长，存在着信息不通、指挥失灵和尾大不掉的风险。而民营工业在肢体过长时就会自然断裂，生成新的利益主体。只要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203]，分工和发展的进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永远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制边界。专业化分工导致的专业知识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这种提高又进一步提高了对交易成本的支付能力[204]，这个自发演化过程持续下去，便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强大的新文明。

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统治集团对民间工商业集团的看法和态度也渐趋缓和。但是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转嫁给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业主。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

为了发展和自卫，民营工商业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他们被迫在政治领域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以行贿送礼、捐钱买官和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的方式，为本人和后代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保护。帝国前期曾以死刑遏制工商业者进入官场的企图，后期在财政压力下放宽了政策，但帝国对民营工商业的正式保护并未超出牧人对羊群——地位低于农民的二等羊群——的保护，目的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于民营工商业者对帝国个别官员的成功拉拢，就好像平民地主对官员的拉拢一样，作用和影响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不足以动摇暴力赋敛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整体决策。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不仅如此。民间工商业者的牟利动机，他们收买官员的行为，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还是对仁义道德和帝国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的少数幸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被当作缓解帝国财政危机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为独大的暴力-财政实体，大一统帝国可以自己说了算，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调整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这些社会集团的生存发展条件。欧洲众多的统治者也希望自己说了算，但是缺乏这么做的实力。在危机时期，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只管加税，并不用出让自己的任何权力，而欧洲那些互相征战的国君却要拿出垄断权甚至征税权与纳税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权力让给纳税人选举出来的议会，以此换取他们对加税的支持。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欧洲统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退一步说，即使资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难，资本的增量部分也会望而却步，这就意味着自身财政基础逐渐被竞争对手超过，长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并的危险。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205]，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206]。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局部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获取“主义”的地位。而国王和封建领主却不得不在冲突中瞻前顾后，担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如此复杂的格局中，资本有机会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稳定公正的司法，适度的税收，对贸易和财产的保护，比较清廉的政府。总之，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又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开辟发展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却很难在中国产生。比起中国来，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大一统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战争频繁。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207]，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缺乏实现愿望的实力。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尽管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至于苏州城市“民变”那样的局部暴乱，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镇压，毫无动摇帝国秩序的可能。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

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和天主教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的试错淘汰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毒品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军队腐败，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分封制之外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战国，定型于汉唐。就好像经理阶层依附资产阶级一样，士阶层依附国君。

帝国制度一统天下之后，士阶层面对着皇家垄断的人才需求，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诸多竞争性的学说体系中，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描绘的秩序为立国蓝本，儒家把这种秩序中最神圣最尊贵的地位赋予皇权，并献上臣民的忠诚和儒生的效力。

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这个集团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教职和特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儒家集团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

作为法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统，更可能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儒家集团努力控制皇权，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甚至暗藏着对尧舜传贤禅让制度的幻想。不过，在控制皇权的现实竞争中，儒生集团并不比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成功。儒家集团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政治对手也不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因而，儒家集团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

2、解释变局的努力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破了帝国的隔绝状态，中国被拉进了一个广阔而陌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环境。这相当于一次灾难性的环境突变，帝国制度对新环境的适应发生危机。面对这种新局面，儒家意识形态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对策。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帝国延续官营工业的传统，在三四十年间建立了数十家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企业，但官营工商业照旧经营不善，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凸显了帝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弊端。康有为用儒家的概念体系重新解释帝国的历史和处境，企图通过君主立宪的根本性变法赶超欧美。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康有为对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看法过于简单疏阔。

中国思想领域群雄竞起，士大夫集团在各地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学会，在失去了传统指导的陌生环境中寻找行路指南。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源于西方的学说纷纷登场，给出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争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义开出了“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药方，将汉民族各阶层的不满集中于满清帝国的上层统治集团，瓦解了其所剩无几的威慑力和凝聚力，造成了“王纲解纽”之势。

满清帝国很快就倒台了，民国的旗号很容易就挂上了，然而帝国专制制度的小农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帝国的种种新旧问题，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民国的旗号之下。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逐鹿中原的传统局面。

中国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围的世界，需要一个对历史和现状的透彻解释。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引发了人们对体系庞大、逻辑严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注。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对欧洲资本主义来龙去脉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性呈现。那是商品经济的逻辑展开，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发展及其导致的危机与革命的图景。

中国的弱小资本被军阀、官僚、地主和农民挤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与马克思重笔描绘的核心图景相去颇远。在马克思关注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组织者为自己选择和雇佣守夜人，资产阶级控制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帖帖地为自己选择的秩序服务。但在帝国秩序中，暴力赋敛集团的最高代表宣称自己拥有天下，本身就成为各种生产要素名义上的终极所有者。暴力集团确立了最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筛选并改造了为这套体系辩护的意识形态。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强调，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甚至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划分，在解释帝国两千余年的停滞和治乱循环时颇为勉强。

不过，尽管中国和欧洲存在着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宏大锐利的眼光，特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仍然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找到了一套关于自身使命的逻辑严密的说法。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定比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于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蕴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这种利益分配方式，特别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期待。

中国一直是所知文明环境的中心和顶峰，这种历史地位的急剧失落，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张力——恢复传统地位和民族荣耀的强烈渴望。按照列宁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的环节，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夺取政权，领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隐藏着一种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关系：落后可以转化为优势，中国可以获得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地位。这正是民族心理张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理论隐藏着更富于诱惑力的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关于自己的理论中获得了最崇高的中心位置，他们将掌握国家权力，支配一切，最后还要名垂青史。其次，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将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获得的是整个世界。最后，所有人类成员，最终都会在共产党人的事业中受益，人类将进入物质极大丰富，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理想世界。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潜伏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而科学的表述之下。中国的读书人很熟悉这种路数。儒家的天道中就潜伏着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权至高无上，官僚集团代天子牧民，劳力者交皇粮服劳役。马列主义在重新解释世界和历史的同时也重新进行利益分配，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利益的分配是否妥当。

2000年

附录          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孤云访谈吴思

人生：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发生了。

孤云：您的著作流行于世已久，许多读者对你个人却知之甚少。从一般介绍仅能得知，你插过队，当过编辑记者，现为《炎黄春秋》执行主编。能否具体谈谈你的人生经历？

吴思：我1957年生于北京，父亲在军队杂志当编辑，母亲是大学教师。1976年1月高中毕业，3月到山区农村插队。1978年到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下属的中国农民报（后来改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

孤云：在《农民日报》呆了几年？

吴思：差不多十年。1993年，我去了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一家刊物，任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在此之前，我曾经准备出国留学。1989年夏天开始，用了半年时间复习英语，考托福。有两所中上等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我，但是没有奖学金。我付不起到美国的学费。再加上我当时正在忙着写作，也就没有再折腾这方面的事情。

孤云：这么说，毕业后你便在报刊杂志任职，直到现在？

吴思：不是。1993年我去的那家刊物，不久后便由于种种原因停刊。其后我在一家港资控股公司设立在北京的部门编了半年书。还当过半年《东方》杂志筹备复刊的执行主编，炒过两年股票，写过一年小说。除了炒股票，其他事都失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放弃铁饭碗之后失业了。于是借机静心读史。本来也有兴趣读史，但读得三心二意，1996年后心里比较静，大概是折腾够了，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

孤云：后来又是怎么到目前单位的呢？

吴思：1996年底，我在《农民日报》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拉我去《炎黄春秋》杂志。编这种历史杂志正合我读史的心思，于是就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一晃已经七年了。这七年除了办杂志编稿子之外，写了两本关于历史的随笔，一本是《潜规则》，一本是《血酬定律》。现在，我还看不出读史写史的尽头，兴致正浓，未来数年大概不会有什么变化，说不定这辈子就要全搭进去了。

孤云：上山下乡是你们这代人的独特经历，对你日后的人生选择也有独特的影响。能否谈谈那阶段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否因为这一类事情，引发你对历史的兴趣？

吴思：对我来说，那段时间的生活是由一系列的强烈冲击构成的。当学生的时候，我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到农村接触实际之后，这幅观念中的图景立刻遭遇重创。用我熟悉的教条竟然无法分析甚至无法表达这种重创。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在经济学里找到描述这种情况的逻辑和语言。

譬如，人民公社的样板大寨大队有80户人家，你每刨80镐，才有一镐是自己的。如果偷懒少刨80镐，自己的损失只有一镐，其余79镐可以转嫁给同队的社员。于是，从经济角度看来，人民公社体制所提供的激励，只有自留地或承包田的1/80，如果干部的道德感召力和行政的威慑力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分，在效率上，人民公社必定要败于大包干。

这些事实的冲击，这些观念和理论上的失败，迫使我寻找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新理论和新说法。我找了很久，总想找到可以替我解决疑惑的新教条，找来找去都不够理想，于是被迫自己杜撰，也有了自己杜撰的勇气。

孤云：也就是说，你极力寻找能够解释当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的一套方法，这使你一路寻觅到如今？

吴思：是这样。除了寻找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理论之外，我还在寻觅对人心和人性的解释。我对人性和自身的看法也曾遭到强烈冲击。19岁那年，我当了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个生产队57户人家，每年的工分分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努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要由我负责安排。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我勉强胜任了，但是感觉很痛苦，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意识到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惰性，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

同时，我在艰难困苦中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我并不是自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原来我身上有许多我根本不知道的暗处，原来我的本性与想象中的样子相去甚远。这些看法也影响了我对别人的看法，对一般人性的看法。

上述理论的无力和缺陷，一直是我努力填补或重建的。从上大学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做这类事情。我关注的与其说是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对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解释。我在应对自己的失败，努力在失败和崩溃后重新站起来，重新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界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插队生活对我影响非常深远，直到现在，我仍在应对二十多年前的失败，仍在对这个失败做出反应。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的特殊性中，高浓度地包含着普遍性。

孤云：这样的经历，在你们这代人里并不罕见，但你好像得到了更多的感悟。

吴思：自我感觉就是大开眼界，有了理解重大历史变革的感性基础，形成了对重大问题的直觉，因此就有了拿出自己的答案的勇气。看看那些表达我们经历的老词语，就不能不对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感到惊讶。从“红卫兵”到“插队落户”，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指导员”，我使用的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几乎全部消失了，每个概念都需要解释，还要有许多制度性介绍才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发生了，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

□血酬定律：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

孤云：《潜规则》及刚出版的《血酬定律》，正是你多年来对所关注的问题，往中国历史传统探寻的结果吗？你是否认为，中国历史犹如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我们身处的社会的影子，并可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吴思：我独立完成的第一本书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那本书直接探讨了学大寨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原因。如果满足于追究这种失败，对我来说，一本书就够了。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遇到了大量新问题，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需要一个更深广、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需要重新建立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框架，《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种说法并不错，但是还不够准确。镜子是身外之物，而历史是我们的昨天。昨天没睡觉，对今天是有影响的。小时候没上学，对成年后的生活和处境是有影响的。祖上溺水而死，后代对游泳的态度便与常人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至少，我所关注的历史是这样的历史。

孤云：“潜规则”一词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也是一种新工具。通过这么一个高度概括的词语，历史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官场运作规则，有了“明白”的解释，从而形成一套有别于“正史”的新话语模式。这很重要，因为，“潜规则”所指的那些东西，一直不为正统历史学家所重视，或者是有意忽视。你觉得呢？

吴思：确实有“话语模式”的问题。中国的史家前辈对潜规则运行的记录并不少，也做过表达和概括的努力。孟子就说过“非礼之礼，非义之义”这种东西。但是，中国传统的历史理论或社会理论并没有展开这方面的分析。不仅这方面没有展开，比起上个世纪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来，儒家的许多见解都处于混沌未开的阶段，许多萌芽没有长大，许多枝条没有抽出。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也和中国差不多。在这方面，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话语体系，更精致的分析工具，有可能发现一些前人忽视的东西，并给出更透彻的解释。

孤云：那么，何谓“血酬定律”？它体现了你在历史探索中哪些方面的努力？

吴思：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非常基本的问题。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前辈学人提出并解答这个问题。血酬定律就想揭开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计算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劳动换取的收益叫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对象的价值。如果拼抢的对象是人本身，譬如绑票，“票”价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简明有力地解释历代兴亡。打天下的过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坐江山的制度，就是用暴力攫取生存资源的制度。这个概念还可以解释那些凭借害人手段榨取的钱财的本质，包括“潜规则”带来的灰色收入的本质。

孤云：与《潜规则》相比，《血酬定律》在哪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开掘？

吴思：首先是更深入了，我在《血酬定律》中继续追究潜规则所依据的合法伤害权，顺着这条路，追出了血酬，即买命和卖命的钱。其次是宽广了，潜规则处理的主要是官吏、民众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血酬定律又增加了土匪、黑帮之类的暴力集团，同时也更仔细地探讨了在横规矩和潜规则之中的生存策略，探讨了这些生存策略对当事人的身份和性质的影响。

孤云：正如你所说，在《潜规则》中，之所以关注历史上的官吏集团，是因为“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而在《血酬定律》，关于民间（“农工商生产集团”）与底层（“仰仗暴力谋生的非法团体”）的内容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这能否说明，你的关注点由官场规则转移到一般民众的生存之道？

吴思：确实有所扩展。上本书没有谈到的东西，这本书就要多谈一些。但这不是平面移动，我想挖掘得更深入一些，就要扩大挖掘范围，画一个更大的圈子往下挖。

孤云：可否认为，《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乃是从两条不同路径进入历史的核心，由此勾勒出中国社会全景。这便是你在《血酬定律》中提到的“全局性视野”吧？

吴思：《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写法都是剑走偏锋，专攻一路，不顾其它。这两本书，自我感觉都写得比较深入，尤其是血酬定律，我确实有了探入历史核心的感觉。但是，这两本书并没有勾勒出中国社会的全景，深入了，却不够广阔，更说不上完整。我最近比较着迷的问题，恰好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也许以后可以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全景图来。

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孤云：还应该提到一个新词——元规则。照你的说法，“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是否意味着，它实际上是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之上的创造性的统领整个历史观的根本原则？

吴思：元规则自然是决定潜规则和其它各种规则的。谁的真实伤害能力强，谁就可以扩展自身的利益疆界。但血酬定律却是元规则的内涵之物，并不是两个东西。血酬定律所讨论的是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元规则说的是暴力决定生存资源的分配规则，增加了一个规则因素，即用鲜血和生命打造生存资源的分配规矩，并且用暴力保护这种规矩。如此行使暴力，用生命换取资源，到底合算还是不合算？赚了还是亏了？这就需要根据血酬定律计算一番了。

元规则可以解释重大的制度变迁，好像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但我不敢说这是最根本的。生产力和暴力哪个更根本？我没有想透彻，回答不好。似乎生产力更重要，暴力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也未必。如果看得更远一些，猴群并不种树，只摘果实，暴力比较强的群体和个体可以获得比较丰富的生存资源，在优胜劣汰中活下来。或许追问最根本的思路就不对，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思路一样不对。有阴有阳，阴阳对应，并无先后之分。

孤云：也许你说得对，阴阳消长乃世界常道。但是，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元规则的核心内涵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话似曾相识，可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又让人感觉焕然一新。我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能否解释其中微妙之处？

吴思：大概是理论彻底的缘故吧。马克思说，理论彻底才能征服人。把一种逻辑贯彻到底，用这种逻辑解释众多的历史现象，而且是互相关联的现象，显然比孤零零的一两句箴言更有力量，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更何况，“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句话并没有被哪套社会历史理论整合进去，至少我不知道有这样的理论。“霍布斯丛林”很有名，其基础却是契约论，大家商量着办，而“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恰好是打你没商量。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苏联所代表的马列主义正统理论视为异端，因为马列主义并不那么抬举暴力。而毛泽东的这句话，也是安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枪杆子只是上层建筑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级手段，并不那么具备根本性。

孤云：阅读《血酬定律》，我对其中关于民间与底层部分的内容尤为兴趣。比如《庶人用暗器》，说的是老百姓自有自己的“利害计算”，这个道理正好解释了你上面所提到的当时在大寨所遭遇的困惑。《出售英雄》，更进一步说明正义与“利害计算”之间的较量。历史上相关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吴思：我觉得写“地霸秩序”的那篇也很有意义。这两年，学界在解释黑社会现象的时候，常常提到“西西里化”，这个说法是一个进步，因为提出了一种民间暴力控制社会的模式。缺点是，当代西西里的政治制度与我们不同，黑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策略也随之不同。中国历史如此丰富，如果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发现民间暴力控制社会的模式，并且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岂不更有解释力？

孤云：还有几篇文章，比如《硬伙企业》与《洋旗的价值》中所提到的，在那个历史阶段企业所需支付的非正常交易成本，这在当下仍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能否谈谈，在完善市场经济方面，这两则故事所能提供的启示？

吴思：这两个故事刻画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中国企业实际上是有等级身份的。按照公开宣称的说法，应该是人人平等，法人也人人平等，但是，如果企业是县太爷的儿子办的，就可以像县太爷一样享受本县百姓根本不能享受的特权。同样道理，皇家企业有皇家特权，黑道企业有黑道人物事实上享受的特权。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身份和相应的权利，最弱的是没有任何硬关系的平民身份。在中国，身份是企业构成的一个要素。

请注意：什么是企业？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说法，企业就是一组合约，关于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约，这组内部合约替代了市场交易。譬如我租两层临街楼开餐馆，雇十几位厨师，几十位小工，再请一位总经理，送他一些管理股，这家企业就是投资者与经理、厨师、小工和房东之间的一组合约。可是，我们在中国企业里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执法官员或黑帮老大的干股干薪，或者，发现了一张谁也不敢欺负，否则就要引起外交纠纷的洋面孔。这些人本来与生产无关，然而，这些欧美国家视为公职、公器或公共安全的东西，却像私人物品一样进入了中式企业合约，他们的身份也随之成为企业特征。试问：这样的企业应该叫什么企业？这样的社会又应该叫什么社会？再追问一句：那些干薪干股，很可能是被迫奉送的，是在送钱或送命的形势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这也能算“合约”吗？企业真是一组合约吗？如此提问，可以逼迫我们正视中国社会的特点，正视中国企业的特点，或许还可以扩大我们对一般企业性质的理解。

科斯对企业的定义仍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的。但是契约关系并不是天生的，就如同所谓的天赋人权其实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契约关系的建立，需要真实而严格的条件，即欺诈或偷窃或暴力之类的手段不合算，不如自由交易合算。在这项条件不具备之前，中国的企业就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

孤云：在谈论西方思想学术大师的时候，你已经两次提到“以契约论为基础”了，而且很不以为然。那么，你认为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吴思：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历史的方式，更灵活宽广的智慧。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术语和名称，但思路大体是一致的。譬如，阴阳五行，一物降一物的相生相克，这叫什么论？阴阳论？斗法论？还有我们都熟悉的矛盾论，如今正在流行的有博弈论，或者叫对策论，等等，古今中外都有。相比起来，契约论就要狭窄一些。如果斗法的双方可以选择一百种招数，契约论的圈子里只圈进来十种。可以讨价还价，却不许欺诈，不许动刀子，不许砸玻璃，不许开飞机撞大楼。作为一种理想的规范，应该如何如何，以契约论为基础的研究当然不错，但我们的目标是实事求是地解释历史。站在契约论的狭窄基础上，理解社会和解释历史就难免捉襟见肘。

阅读与研究：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

孤云：除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之外，你还创作过哪些作品？

吴思：我的第一本书是和《农民日报》副总编王太合写的关于中国个体户崛起的调查，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二本是我牵头翻译的《怎样与你的孩子休战》，1992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三本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孤云：您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

吴思：读书。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因为学校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从那时起，三十多年来，有闲功夫就看书，也算得手不释卷了。中间有几年下围棋上瘾，耽误了读书，后来戒了。

孤云：能不能开个书目，谈谈对你的思想产生影响的书籍？

吴思：第一本，我很不情愿，但是又不得不承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十七岁那年，我就把保尔那段“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二十岁前后，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经常翻看保尔修铁路的那一段。当时我在山里修路，干的活和保尔差不多，琐碎而艰辛，还吃不饱，很需要用人生意义之类的说法来支撑自己。

可是，六年前我重读此书，竟有不忍卒读的感觉。保尔的褊狭和自负让我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我当年的偶像吗？我竟然努力模仿这种人？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不会向我女儿推荐这本书，我以后也不会再读，除非要挑毛病说坏话。

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8226;卡列尼娜》。在主人公安德列、彼尔和列文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句子可以直达我的心底，让我在不同的状态中再生活几遭。

三、《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代表，我已经翻烂了一本，以后还会一读再读。古诗词可以迅速调动起我的人世沧桑感，呼唤出我的“根本性焦虑”。人生短暂，年华易逝，这种感觉让人的心境深远厚重，超越蝇营狗苟，进入造化的幽深，以至言语寥落，欲说还休。古诗十九首、宋词、元曲、《红楼梦》也有类似的功能。

四、贝克尔的《反抗死亡》。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超过各派心理学的作品。这本书，还有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帮助我理解了人心和人性———超越动物的独有特性。10年前读毕此书，叹为观止，从此不再看心理学方面的书。

五、《庄子》。庄子描绘的人生和宇宙图景很精彩，可以把我们拔出自负和局促的泥潭，让我们面对那些最要紧的问题，同时又不至于沉溺太深，忘记自己在天地中的真实位置。

六、微观经济学，任意一本。尽管书中分析的是市场，但是理性清明，分析精巧，对我理解人心的一般状态和人际关系的均衡状态大有助益。读后有散光眼配了眼镜之感。

七、制度经济学，任意一本。用微观经济学的清明理性来分析制度变迁，这是一门历史学可以借用的好手艺，一旦领会了这种思路，想忘掉不用都难。

八、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此书，便生出历史还可以这么写的感慨。数年后我也转向历史，多少受了这本书的影响。我还模仿过这本书的笔法，但不如我原来的写法顺手，只好作罢。至于写作深度，《万历十五年》沾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光，给读者留下了见仁见智的余地，大体没什么问题。不过，真到了说几句硬话解释历史的关头，黄老先生的概括往往伤痕累累。

九、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本书让我领会了美国及其政法制度的实质和演进历史。最难得的是，我觉得自己似乎随着林达在那个世界生活了一遭，所得所思格外深切。

如果再提炼一下，超越专业或职业需要，上述诸书，《唐诗三百首》和《庄子》对我最为要紧，其次是托尔斯泰的书。知识无涯，可多可少，灵魂却只有一个，不能让他枯萎了。

孤云：有哪些书对你分析历史的方法产生影响？是否因为在作品中引入制度经济学等新方法，所以作品显得那么独树一帜？

吴思：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我有影响，博弈论和进化论也有影响。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中的许多观点对我也有影响。中国古代的圣贤，譬如韩非子和孙子，很擅长利害计算，他们对害的计算也对我有很大影响。不过，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最熟悉的，是学校教育涂上的底色。我在分析和写作时，一定要处理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问题，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如果想调整，则需要想出道理来。在这个意义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历史唯物论。

独树一帜大概是不伦不类造成的。说文学不是文学，说史学也不是史学，说社会理论又不是社会理论。《潜规则》第一版的分类号是随笔散文，属于文学类，第二版分类，改为社会问题。但是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又摆在历史通论的架子上。我不靠体制化的学术吃饭，敢由着性子写，根据我的兴趣和我对读者兴趣的了解写，于是就有了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

孤云：你认为，你所做的这项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吴思：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过去的解释不足以回答当代人的疑问，结果，中国人面对自己的历史陷入了失语的境地。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不容易说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走到了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就不容易说明白自己是谁。对一个民族来说，不了解自己，不能理解自己，说不清楚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2003年10月27日

脚注：

[1] <The Reason of Rules: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eoffrey Brennan and James M. Buchanan，2002年4月下载于The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网址为： http://www.econlib.org/，原书为英文，中文书名是我暂拟的。

[2]《明史》卷一三九，钱唐列传。朱元璋骂孟子的话见《朱元璋传》，吴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188页

[3]《汉书•汉元帝第九》

[4]《南赣擒斩功次疏》，《王阳明全集》，上，第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

[5]（美）安东•伦丁：《在土匪魔爪中，也在上帝手中》，《洋票与绑匪》第583页

[6]《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7]明朝皇室伙食和宴会等由光禄寺负责，法定开支为24万两白银，按粮价折，相当于743万美元。嘉靖万历之后，实际开支超过36万两白银，即超过一千万美元。由于这笔开支包括宴请和祭祀等公共事务的内容，这里只取其零头，仅仅计算皇帝和皇后的伙食开支。

[8]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9]陈光藻：《四川军阀最后的一场混战》，《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10]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226页

[11]姚雪垠：《长夜》，前言

[12]《温江县志》，卷三，民政，户口。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10页

[13]罗海钢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对这段叙述很有启发。他问：帝国的农民是如何形成的？

[14]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54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一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

[15]见陆军部档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46-48页

[16]参见拙作：《探寻命价》

[17]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第205页。以下叙述均参见该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二节，第六章第四节

[18]戴逸《简明清史》第202页

[19]张宸：《平圃杂记》，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7页

[20]《清圣祖实录卷三十》，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1页

[21]《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刑一，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7页

[22]《元史•耶律楚材列传》

[23]《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208页

[24]《道咸宦海见闻录》，咸丰九年，第266页

[25]米的白银价格为63克/石，见彭信咸《中国货币史》，清代米价表，转引自余耀华《中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904页。白银与洋银的比价在1比1.4左右，清朝的一石为143斤，价值洋银2.4元，洋银30元可以买12.5石大米，折合今日1787市斤。以一斤一元一角计，不足2000元人民币。另外，由于国外银圆大量涌入，洋银在中国流通甚广。

[26]参见《清史稿•刑法志》

[27]参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第114页

[28]据《十三法》、《十六法》编制。方括号内的内容，摘自《十六法》。见周润年、郭卫平《西藏古代法典选编》中《十六法》，第3～79页； 《十三法》，第83～ 121页，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转引自《西藏五十年》，见“东方民族网”。关于立法时间和十六法部分内容的叙述，参见《藏族法制史研究》，第八章和第九章）

[29]徐晓光：《藏族法制史研究》，第168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30]《民国时期的土匪》，蔡少卿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31]《我的土匪主人》，乔伊•帕克笔录，见《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徐有威，（英）贝思飞 主编

[32]见《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

[33]《关东马贼》田志和、高乐才，第14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34]《关东马贼》，第110页

[35]粟价约四钱银子/石。参见《中国价格史》第704页。元初布帛的价格不详，我用明初的价格代替，布一匹一般合米一石。明初0.25-0.3钱，细布可以至五钱。这里以四钱计算。

[3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5，第169页

[37]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41页

[38]《关东马贼》，第182页—235页

[39]参见《水浒全传》第二十回

[40]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329页

[41]转引自《民国时期的土匪》，第46-48页

[42]《关东马贼》，第50页

[43]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44]转引自《民国时期的土匪》，第41页

[45]转引自《民国时期的土匪》，第234页

[46]段光清（1798——1878年），安徽宿松人，官至浙江按察使，著有《镜湖自撰年谱》，本文讲述的故事来自该书咸丰三年的记载。

[47]文章的作者是Rachel Emma Silverman, 文章的标题是“过去一千年中最富的50人”，发表时间是1999年1月11日。

[48]明朝的一石白米为94.4公斤，如今的零售价至少是两元人民币/公斤，按此折算，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377.6元。

[49]转引自孙翊刚编《中国财政史》。八亿两银子的说法，钱穆先生也引用过，见《国史大纲》下册第866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三版。

[50]日期考证见明通鉴卷四十二，纪四十二，正德二年。《明史•蒋钦列传》中记录时间不详。

[51]整个故事见《明史•宦官列传》

[52]《明史•蒋钦列传》卷304

[53]《明史•宦官列传》

[54] 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第370页

[55]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74页

[56] 转引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第457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57]朱元璋：《大诰》第二十三，第四十九

[58]《大诰续编，追赃科敛第三十六》，《全明文》，第643页

[59]《大诰•折粮科敛第四十一》

[60]《继世纪闻》卷三

[61]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62]本文写作期间，普通大米的市场零售价大约500克/1元人民币。以明朝嘉靖和隆庆年间常用的一石大米折银七钱计算，一（明）石大米的重量为94.4公斤，一两银子可购买135公斤大米，约合人民币270元。

[63]《兴革条例•兵属》，《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64]本编年根据“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见《海瑞集》第577页。

[65]见《协济夫役民壮申文》，《海瑞集》第153页。

[66]语出《孟子•离娄上》。朱熹注：天者，理势之当然也。

[67]见《均徭禀帖》，《海瑞集》第166页。以下引用海瑞的文字，不另标明者，均出自此书。

[68]见《交印文》，第164页。

[69]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第529页

[70]《复吴悟斋操江都院》

[71]《兴革条例•兵属》

[72]丁不是人口单位，而是赋役单位。譬如嘉靖三十九年，淳安号称有3787丁。而该年除优免外，实有丁43764。关于丁作为赋税单位的来历和意义，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二章，“丁的实质”。三联书店2000年11月第1版。

[73]在本文写作的准备阶段，我的老朋友王力雄专门来电话，说刘立群先生向他介绍了自己对“政权黑帮化”的研究，建议我在潜规则研究中参考这个观点。我正在追究潜规则对相关主体的自身性质的影响，这个提法对我大有启发，特此致谢。

[74]《启阁部李石麓诸公》

[75]见《宋史•苏辙传》：“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

[76]《复余斗南御史》

[77]《告养病疏》

[78]《淳安政事•兴革条例•户属》

[79]《复吴悟斋操江都院》

[80]《协济夫役民壮申文》。

[81]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第220页

[82]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第219页

[83]《明史•毛羽健列传》

[8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

[85]“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无名氏：《醉太平•无题》，引自卢润祥《元人小令选》，第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

[86]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87]原文是《农民日报》记者写的调查报告，转引自《我向总理说实话》。

[88]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262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89]张研：《清代社会的慢变量》第14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90]见《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13页，第88页，参见第86页。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

[91]见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92]转引自袁伟时：《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炎黄春秋》杂志2002年第3期。

[93]在修改本文的时候，读到郭于华介绍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这两部著作的文章——《“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暗器”的提法深受她这篇介绍文章的影响，特此致谢。

[94]甫田即大田（毛亨、朱熹），大田为贵族所有（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华锋等《诗经诠译》，大象出版社，1997）。《诗经•小雅•甫田》中对甫田上的劳动场面和劳动关系的描绘也支持这种解释。

[95]整个故事来源于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咸丰二年。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

[96]转引自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97]转引自（美）布迪和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

[98]《史记•淮阴侯列传》

[99]清代浙江省田每亩科银的幅度从三分二厘至一钱四分三厘不等。另加米一合一勺至一斗九升六合七勺不等。参见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20页。我在这里以每亩七分银子另加三升米的税率计算。

[100]据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二十九年记载，浙江海盐一带平年的米价为每升34文，灾年时民间米价每升50文。

[101]参见黄冕堂：《明史管窥》，“明代物价考略”。明朝度量衡单位与公制折算，一石白米为94.4公斤，一石稻谷为70.8公斤。

[102]不过这种推测有一个漏洞。按照《明史》记载，商城县陷落时杨所修被杀，时间为崇祯十四年二月。而《竹叶亭杂记》上记载，本文引用的那份题本由杨所修本人抄录于崇祯十五年八月。存疑。

[103]见“近代江湖春典（〈海底〉摘录）”，曲彦斌《中国镖行》，附录一，第14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1版

[104]黄瑾瑩：《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1月第1版。签定密约的日期，原文印为1921年，与前后文所述时间不符，疑为编校错误。根据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汇编《川江航运发展史参考资料》改为1927年。参见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105]黄瑾瑩：《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211页。

[106]《四川之航业》，转引自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107]转引自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37页

[108]《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65页。

[109]丁未社会公报，李默辑《一九○七年两广人民法队英帝国主义攫夺西江缉捕权的斗争》，载《广东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343页

[110]郑少琴：《川江航业史》，载《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4期，第22页，1943年10月。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64页

[111]《华洋贸易情况论略》，载《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1920，第26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74页

[112]《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海贸易统计及报告》，1917年，第565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81页

[113]《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关册贸易及统计报告》，1923年，第8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77页

[114]《东方杂志》，23卷，6号，第55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95页

[115]《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关册贸易及统计报告》，1923年，第6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78页

[116]《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关册贸易及统计报告》，1923年第718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77页

[117]《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1918年，第447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83页

[118]《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1919年，第406-407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85页

[119]《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1919年，第406-407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85页

[120]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79页

[121]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49页

[122]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41页

[123]冯玉祥：《我的生活》，岳麓书社出版发行，1999年4月第1版，第256页

[124]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90页

[125]《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99页

[126]《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07页，第1345页

[127]《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44页

[128]《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48页

[129]郭绪印：《清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60页

[130]转引自《清帮秘史》，第160页

[131]《万县市文史资料》第四辑

[132]《万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133]《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286页附表

[134]米秀沣、刘金荣、蒋茂增、蔡国儒、刘文秀：《话说当年的谦德庄》，尹文华记录整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以下的引文来自对原文的删节，个别语句及其位置有所调整。

[135]李然犀：《旧天津的混混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136]《镇平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二三十年代匪患专辑，阎宝庆《土匪洗劫土寨村的回忆》等。另见《民国时期的土匪》，第67页，蔡少卿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各种材料还可见于《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徐有威，（英）贝思飞 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 版；姚雪垠：《长夜》等。

[137]见“近代江湖春典（〈海底〉摘录）”，曲彦斌《中国镖行》，附录一，第14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1版。另见《中国秘密语大辞典》，第538页，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138]山东省安丘县一支千余人的土匪队伍被招安后，匪首当了保安队长，说：“吾辈改变后的收入虽比吃红钱（勒索赎金）时少，但我们当土匪是因饥寒所迫，为匪不但自身难保，而且也祸连家族，不得安宁。今官军对我等一视同仁，我辈身家共享安宁，理当尽职，报效乡里。”参见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转引自江仁宝：《民国时期土匪组织内幕》，《炎黄春秋》2002年第3期。

[139]李然犀：《旧天津的混混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

[140]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42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1999年4月第1版。全句是：“你们是有革命历史的队伍。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我从床底下被革命党拉了出来，领导民军，推翻满清，所以才当到总统。你们将来慢慢遇到机会，自然也会和我一样，能够高升，能够飞黄腾达。”

[141]《彭县志》，第92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142]《水浒》第六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143]转引自王纯五：《袍哥探秘》第133页，巴蜀书社，1993年6月第1版

[144]骆秉章《沥陈湖南筹饷情形折》，《骆文忠公奏议》卷12，转引自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145]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47-649页，转引自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第571页

[146]《陶澍集》，上，第68页，岳麓书社1998年8月第1版

[147]《湖北崇阳县知县师君墓志铭》，《魏源集》上册第338页，转引自《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134页。

[148]《复奏苏省钱漕查禁帮费陋规折子》，《陶澍集》，上，第81页

[149]转引自《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138页。

[150]《陶澍集》，上，第70页

[151]《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139页。

[152]参见《陶澍集》，上，第69页，第76、77页，第79页

[153]（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八，吏胥，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家刻本（道光十四年）增文，转引《菰中随笔》。周苏平、陈国庆点注，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11页

[154]见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历史档案》季刊，1989年第1期

[155]与白役相近的古汉语词汇还有“白直”和“白捕”。关于白直，《汉语大词典》解为：南北朝时在官当值无月薪的小吏，后泛指官府额外吏役。关于白捕，《汉语大词典》云：旧时捕快的助手，《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江南人说阴捕，就是北方叫番子手一般，其在官有名者谓之官捕，帮手谓之白捕。”

[156]朱元璋：《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全明文》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668页

[157]《大诰续编•松江逸民为害第二》，《全明文》第623页

[158]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

[159]《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

[160]这个数字从三县平均中得来。我在沈榜《宛署杂记》中统计得出，明万历十八年（1590）北京宛平的“本县之役”约220人。李少华《平遥县衙》（山西经济出版社，第24页）说清光绪八年（1882）山西省平遥县的差役有302名。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说四川巴县的额设衙役为70名，三县平均为197名。

[161]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89页，第105页

[162]《大诰续编•妄立干办等名第十二》

[163]《大诰续编•滥设吏卒第十六》

[164]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

[165]李榕：《十三峰书屋书札》卷三，致杨子赓大令，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74页

[166]参见刘小萌：《胥吏》，第21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版。

[167]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第106页

[168]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第106页

[169]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十一，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第549页

[170]朱元璋：《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

[171]《大诰三编•县官求免第十七》

[172]《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

[173]《大诰三编•民违信牌第三十六》

[174]转引自杨一凡：《明大诰的实施及其历史命运》，见《中国法制史资料》第229页

[17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上册，卷二十五，转引自《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第9页

[176]（明）刘玉：《已疟编》，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第309页

[177]《今言》卷二，第一百三十五条

[178]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

[179]《明史》卷275，解学龙列传

[180]王錡《寓圃杂记》卷八

[181]《我向总理说实话》，第108页

[182]郑晓：《今言》卷二，第二百八十六条

[183]《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曹锦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84]同上书，第115页

[185]同上书，第167页

[186]同上书，第119页

[187]本文中提到的故事，除了小邱的故事之外，均见于《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白南生、宋洪远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下篇（访谈资料选编），第303-317页

[188]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仔细计算一下小邱家在1998年的收支账目。

据小邱自己说，他家去年上缴各项税费500多元，平均一亩地负担160多元。从村里的税费清册上查出：邱家承包土地3.31亩，全年税费合计541元。其中：1、农业税121.5元。2、特产税81.6元。3、村提留180元，包括公积金49.5元，公益金24.75元，管理费106.4元。4、乡统筹120元，其中包括乡村两级办学72元，计划生育12元，优抚9.93元，民兵训练6.62元，民办公助事业19.86元。5、外资还贷57.69元。6、预排电费19.86元。7、集体站水费46.3元。8、两工（义务工和积累工）13个。

邱家的3.3亩土地如果种两季稻，正常收获价值约2000元，种子化肥农药的开支约550元，再减去税费541元，纯收入只有909元。这笔钱显然不足以支撑一个三口之家。小邱的办法是捉黄鳝。每年的收入在五百元左右。再加上养鸡养鹅，温饱问题可以解决，盖房则很困难。

[189]这项条件可以如此表达：掠夺(防御)收益-掠夺（防御）成本﹥生产收益-生产成本。显然，初次掠夺需要镇压反抗，需要建立掠夺体制，一次性成本会比较高。此后只要支付维持威慑力和掠夺体制的成本就可以了。暴力与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在社会性昆虫那里已经出现，譬如兵蚁。在蜜源紧张（蜂蜜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蜜蜂的“盗性”也会随之上升。盗蜜行为可以导致蜂群之间的战争，导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

[190]在文明史早期，暴力赋敛集团的核心通常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体。在帝国时期，暴力赋敛集团主要由皇室、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构成，他们凭借超经济的权力分配并占有资源。而福利生产集团，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构成。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与暴力赋敛集团在成员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方面，暴力赋敛集团也有生产性的作用。

[191]《诗经•齐风•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怀远人，劳心忉忉。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甫田即大田（毛亨、朱熹），大田为贵族所有（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华锋等《诗经诠译》，大象出版社，1997）。相当于井田制中的公田。《诗经•小雅•甫田》中对甫田上的劳动场面和劳动关系的描绘也支持这种解释。

[192]《吕氏春秋•审分》：“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

[193]准确的用语应该是“封建”制。两千多年来，“封建”二字在汉语中一直指称西周创建的那种制度，即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描述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与八世纪首先出现于法兰克王国，随后在欧洲流行数百年的那种制度颇为近似。不过，封建二字近50年来获得了额外的涵义，指称了另外的东西。为了避免混乱，我在这里暂且用分封二字代替。

[194]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比较大一统帝国制度与战国时期诸侯制度的利害得失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195]游牧民族的侵掠行为是应付灾害的生存策略之一。《史记•匈奴列传》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因此，来自草原地带的暴力掠夺威胁，构成了帝国外部环境的一个固定存在。

[196]建立帝国制度是对中国社会一次重组，重组后的社会只需要同样甚至更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投入，就可以获得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安全和秩序。这既是司马迁笔下士庶的共同信念，也是后代帝国臣民的普遍感觉，故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之说。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制度是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因此本文反复强调其高效率的特征。找到并且建立这样一种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成功地实现这样的社会重组，不能不称之为伟大的文明成就。

[197]均衡是指博弈论（或作为其特殊形态的微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所描绘的一种状态：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每一方都同时达到了约束条件下可能实现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而这种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存在。

[198]见《管子•牧民第一》。管仲随后解释说，不为不可成，指量民力而行；不求不可得，指不强民以其所恶；不处不可久，指反对短期行为；不行不可复，指反对欺诈行为。

[199]《韩非•说疑》

[200]在理论上，官吏集团对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将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止步。如果边际成本由上级监督和民众反抗共同构成，那么，在官吏平均分摊到的监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现实趋势中，真正能够阻止官吏集团侵犯脚步的，只有民众的反抗。由于个别性反抗的胜算极低，迫使侵犯止步的那一点只能是大规模造反，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秩序的崩溃点。这是民众权利不敌官吏权力的专制制度的衰亡常规。

[201]疍民：以船为家，生活在水上的居民。通常被视为贱民，被看作陆地生存竞争的失败者。海盗和水匪中多有疍民出身者。

[202]《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

[203]交易成本，大体可以看作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张五常教授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约翰•伊特韦尔等编，1992，经济科学出版社）“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条目中写道：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这样定义，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这些成本的确很重要，把它们称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它们甚至在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的经济里，也会赫然耸现。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织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204]关于专业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专业分工的演进与交易费用的关系问题，见杨小凯：《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第24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12月第1版。

[205]十二世纪初，法国东北部的琅城以重金从主教高德理手里买下自治权。主教花完了钱后背约，要收回自治权。于是市民向国王路易六世行贿400里佛尔寻求支持。主教则用700里佛尔行贿，于是国王支持主教，取消了自治特许证。1112年市民发动起义，杀了主教。国王联合封建领主出兵镇压，市民则坚持斗争。十六年后，琅城市民再度获得自治特许。此后，路易七世为了获得支持，主动发放了25个自治特许证。其子腓力二世发放了41个旧城，43个新城的特许证。

欧洲城市的力量与国王的力量比较接近。1302年布鲁日市民起义反抗重税，杀了3000法国人，腓力四世出兵镇压。在7月11日的库尔特累战役中，国王方面有6000骑士和200大贵族阵亡，战场上留下4000双金马刺，号称“金马刺之役”。遭此挫折，腓力四世被迫放弃对包括布鲁日在内的佛兰德尔地区的吞并。对比中国，皇帝镇压叛乱时动辄调遣百万大军，不到全国力竭绝不轻言放弃。死伤万八千人根本不值一提。

[206]17世纪30年代，仅德国就有军事承包人300余，可以提供相当高水平的雇佣军服务。此外，欧洲的堡垒战术非常普及，这种战法对财力的要求大于对兵力的要求。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拉近暴力统治者与平民的距离。平民可以找到许多用财力对抗暴力的途径。

[207]以大宪章诞生前夕的英国为例：1205年，英国国王约翰与教皇英诺森三世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之争发生冲突。1208年，英诺森给英格兰和威尔士下了一道禁令，停止那里的一切宗教仪式，而且六年不予恢复。1209年约翰本人被革出教门。约翰本人和一般世俗社会对这一事态似乎都不放在心上，由于约翰对这一禁令的反应是没收教会的财产，这事倒的确有助于缓解他的财政困难。但是1212年一次诸侯密谋和菲利普横渡海峡的计划却使约翰认识到，被革出教门的国王特别容易招致叛乱和入侵。因而他决定与教会和解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更为危险的敌人。1213年5月他同意以英格兰为教皇的采邑，因而完全赢得英诺森的谅解并确保在未来的战斗中支持他。（参见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P143，商务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吴思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

ISBN 978-7-309-07875-6

Ⅰ．我…　Ⅱ．吴…　Ⅲ．中国–历史–研究　Ⅳ．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2156号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

吴思著

责任编辑/李又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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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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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字数200千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0

ISBN 978-7-309-07875-6/K·317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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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

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

理论的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

元规则理论的根基：生命换资源的原始策略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再到元规则

官家主义这个词

官家主义和血酬史观

建构血酬史观

重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基本概念出了问题

命名是认识世界的手段

历史与公正计算

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

局观历史

规则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

拆解人间对局：潜规则的系列概念

历史对局的终极法则

我的写法就是解局之法

观念版图的融合

老子曲线

儒家与自由主义是可能调和的

《中庸》可以和自由主义接轨

谎言的成本和收益

我对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从历史看现实

黑窑事件与地霸秩序

黑社会是怎样挣钱的

掠夺性策略的利益关系

官职交易的三种机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进化

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

我的心病与我的写作

研究苹果掉下来的道理

理论创造源于绝望

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出版后记

自序

本书收入了29篇对我的访谈，从2003年至2010年。编这本书，完全是编辑的创意。他收集了文章，分类整理，编出了初稿。在此基础上，我补了几篇，删了几篇，然后调整分类，重做标题，再补写这篇序言。

分类肯定出毛病。如果不分类，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便于内容浏览。如果分类，几乎每篇访谈都是综合性的，有眉毛有胡子还有头发，到底应该放在眉毛的位置上，还是胡子的位置上？没奈何的办法是，胡子多就放在胡子的位置上，眉毛多就放在眉毛的位置上。或许有几根眉毛特别醒目，也连胡子带头发一并放在眉毛的位置上。

访谈录的原标题风格各异，都比较抢眼。强行分类之后，多数标题重做，强调了重点内容，难免损伤文采。还有，一些近似的提问和答复多次出现，我怕读者烦，删了许多，损伤了原作。原作有个别误解误记之处，还有笔误，我也擅自改了。上述种种，请访谈者原谅。尽管有所删节，各篇内容仍有一些重复，也请读者原谅。

2003年《血酬定律》出版之后，我写过一些文章，整理过几篇讲演稿，想结集出版，又感觉单薄，整体上也不够成熟。现在，更不成熟的访谈录结集出版，需要说几句弥补缺陷的话。

我努力构建的历史观的核心支柱，是一个从行为生态学借来的概念：生存策略。采集渔猎是生存策略，暴力掠夺也是生存策略，游牧、务农、做工、经商，都是生存策略。所有生存策略，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各种职业，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所得≥所付。在等式之上，得付比越高，发展潜力越大，反之则衰亡。各种生存策略集团互动演化，好像不同物种互动演化一样，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形成世态平衡——人类社会各种生存策略的得付比平衡。换句话说，人往高处走，直到力尽计穷或得不偿失为止。

这种历史观，接着生物进化的故事，讲述人类生存策略的演化，又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称之为造化史观。本书一再提及的血酬史观，只是造化史观的一个特型，一种描述暴力集团主导的世态变迁的理论。

书里说“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就结构而言，这话不错，就过程而言则未必。盖房之前，工匠早有成竹在胸，我却没有。我的感觉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先有两三砖瓦，再有一二梁柱，构件积累多了，因材顺势，设想出房屋的样子，然后一边盖，一边改，一边积累构件，至今还在施工。在我的想象里，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也是如此。既然如此，添砖加瓦，共襄大事，不成熟就不成熟吧。

吴思

2011年3月13日

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

理论的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

访谈者：《名人传记》郑雄

时间：2009年1月6日

我们的信仰问题，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的病灶引发的

访谈者：吴老师，我先给你念一段话。北大的钱理群老师几年前有篇《矛盾和困惑中的写作》。这篇文章里，钱老师说：“我发现，对大至国家、民族、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具体到自己专业范围的文学的现代性，我都只能说‘不＇——我拒绝、否定什么，例如我无法认同我们曾经有过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我也不愿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但我却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我不过是在矛盾与困惑中，勉力写作而已。这并不只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实在是因为90年代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太大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且我们对这一切太缺乏思想准备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为自己80年代的单纯付出代价。”

钱老师的这段话您怎么看？

吴思：总体上这种描述我赞成。他说的大概是一代人的感觉：过去非常清晰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文艺观，现在崩溃了。崩溃之后，新的价值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思想深处一片混乱。我觉得，从1978年前后开始一直到现在，情况可能一直是这样的。不过，我跟钱老师有几点不一样。

第一点是，他说，为自己80年代的单纯付出代价，我觉得说短了。源头不是在80年代，而是更早——我们一直都在付出代价。我们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先走错了路，走不下去了，改革开放就开始转向。回头一看，原来建立的那套主张、观念、理论体系全部崩溃，我们的世界观随之崩溃。

看起来，似乎是中国人付出了差不多三十年的代价。其实如果再往远处说有更广更深的背景。世界范围内，从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全体知识分子开始“向左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一种强大的威胁，直到前苏联解体以后，从1990年代开始，重新接着自由主义往前走。人类绕了一个大圈。

普京说，苏联走了一条大弯路。我们呢，也是在为人类的一段历史付出代价，为全人类的天真付出代价。

第二点不同是，钱老师说无法形成自己的判断。我一直在试图形成自己的判断。

钱老师说，对过去的那些东西，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说“不”。其实，知道在什么地方说“不”，本身也是有建设性的。原来的不行，就想建立新的，感觉对就走下去，一旦走偏了，感觉不对了，就会探索新的方向。他其实还是肯定了一些东西——否定之中包含了肯定。他在不断地否定，否定完了一圈，中间留下的那个空档可能就是需要肯定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可以说一说中间的那个空档是什么。文学观我说不清楚，但历史观我觉得是可以说点什么的。也就是说，在旧的历史观崩溃的时候，新的历史观的地基打在哪儿，几根柱子，几根房梁，先盖起一两层，最后可能到七八层，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我觉得我能说到十之六七。

访谈者：我知道，您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要搭起这个新的历史观的基本构架。那么，如果我们把钱老师的这个说法作为一种当今社会的精神现象，你觉得这个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我们知识准备上有问题，还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不够？

吴思：不是知识准备的问题。没有经验，根本就谈不上知识。如果连基本的经验都没有就更谈不上。

人类从原初走到工业文明，发展出资本主义，然后出现经济危机，等等，这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前苏联或者说斯大林的模式搞社会主义建设，搞现代化，又是全人类都没有的经验。

斯大林在前面走，毛泽东在后面跟。他觉得自己能走得更好一点。他有的地方的确要好一点，至少在搞人民公社的时候不像前苏联似的那么稀里哗啦。但是后面紧接着他就出了更大的问题——大跃进……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在缺乏前人经验的情况下前进的，所以知识准备这个要求就没法说。你不能说是知识准备不足，因为知识是准备不出来的。没做过的嘛，没有那段历史经验到哪里去学那种知识？只能摸索着走。

所以，我觉得不是知识准备不足的问题。我们还能看到，斯大林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知识不足，他们觉得真理在握，掌握了历史规律，根本不容反对，显现出极端的自负。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面对历史上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无论是谦虚还是自负，都应该允许试错和调整，如果不允许争论，让自负的掌权者一条道走到黑，这才是大问题，而且是中国和俄罗斯历史上的致命之病。于是，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的病灶引发的。

访谈者：从一般意义上，你觉得“信仰”是什么样的概念？

吴思：应该说，人类的生活有多广，信仰就涉及得有多广。比如说我们信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甚至什么样的婚姻关系、两性关系，等等。你相信那是最理想的，那就是信仰。这是广义的信仰。但是我们通常谈信仰，说的都是所谓终极关怀层面的东西，就是最核心的东西：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哪里？怎么安身立命？怎么让人生意义最大化？仅就这一点来说，信仰就是在哪儿找到安身立命的处所，找到人生意义最大化的办法，这样做了才觉得死而无憾。我觉得这种信仰是我们通常谈到的最高层次的信仰。

很多西方人觉得，上帝是无限的，是永恒的。走近上帝，同化于上帝，你就进入了不朽，进入了永恒和无限。

中国儒家也有一套说法。最标准的答案就是张载的《西铭》所表达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就是说，生存的时候按照天地的道理走，与天地万物精神往来，赞天地之化育；死就踏踏实实地死去。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办法，就这么活，就这么死。他在那套天道人伦、物我关系之中追求我与他人、我与天地万物、我与道融合的最高境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就是天地境界。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流行开来之后，上帝和天道就被置换成了共产主义事业或历史规律。人们信奉雷锋那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假如把为人民服务替换成“共产主义事业”，那就变成了保尔的话：“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都是在解答人生的最高价值、最高意义、终极关切的问题。

解释历史得从单细胞生命出发

访谈者：刚才你说到历史领域，你能不能够确信在历史领域你有什么样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是一种实在的价值观或精神境界。另外，在这种观点之上还有没有更加超越性的东西？这种更加超越性的东西可以在更高层面上把历史观啊文学观啊都能够统率起来？

吴思：我觉得能。你是想让我来说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对吗？

访谈者：就是说，有这么一种现成的理论——如果没有，我们就建设一套理论，所谓哲学的哲学，能够用它来把所有的学科给统领下来。您觉得这个可能吗？

吴思：可能。因为在根子上所有的生物最初都是源于单细胞。单细胞生物存在的问题，生命展开后出现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那个根源。顺着单细胞生命演化的思路，物质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能得到解释。

当然，人这个物种出来以后，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就是人的精神怎么安顿。吃饱了喝足了，他活着是为什么？

也就是说，造化从一个单细胞开始，往前走，最终造出了造化本身不包括的东西，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我”是干吗的？我有什么用？我活着是为什么？本来，活着为什么在基因的层面上是很清楚的，就是永远活着，再创造新的基因，更多的生命。这就完了。但是人还是要发问，人不会满足于这个答案。不过，寻找新的答案，解决精神问题的答案，和解决基因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方向是一致的，最终还可能归结到一个本源之中。

访谈者：那么，分析这个单细胞生命的方法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找到？

吴思：有可能。所有的社会科学，其实都是一个根本问题的展开，根本问题，就包含在单细胞的生命之中。

单细胞的问题是什么呢？单细胞生命，例如草履虫，放到水里，再滴一滴盐水，草履虫就躲避着盐水。它能感觉到高浓度盐水有害，高浓度的溶液会把它的体液吸光。但若滴下去的是糖水，它就会感知到，这是一种能量，就会向那边移过去，获取它需要的东西。别看是单细胞生物，它已经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它在事实上进行了比较和计算。如果获取这种利益路程太远，那种能量的浓度很弱，激不起它的行动，它就不去了。只要得不偿失，它就不去——单细胞拥有利害计算的能力。当然它的计算不用数学符号，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如果它没有这种本能，不知利害，不计得失，害不知躲，利不知趋，这样的东西你能想象它不会被淘汰吗？它活不下去。

所以，算得越准确，获取收益的效率越高，那个物种就越繁盛。不管是树木、花草还是海藻，在同一个竞争的环境里，哪个物种最善于利用资源，而且得大于失，利大于弊，那个物种就会越来越成功。这就是单细胞生命的利害计算方式：权衡付出和得到的关系，“得付比”高的昌盛，“得付比”低的衰亡，“得付比”中等的停滞。“得付比”是负数，活不了几天就死。

同样方法可以解释物种的出现、物种的演化、物种的兴衰。例如屎壳郎，它找到了利用能量的独特方式——粪便也是一种能源。自然界竞争太激烈了，它别的不会用，只会用粪便。所以说，一种生态位出现后，只要能找到利用这个生态位的能量的适当方式，相应的物种就会诞生，就会存在下去。

我们人类也是这样的一个物种。人类特殊的技能是会制造工具，能认识、分辨更广阔环境中的利害，用更多的手段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能量和资源。我们可以用符号来表达、交流，能够作出一些推理，深入认识环境，并且使得制造工具、对环境的认识超出个人的经验范围，变成可积累的文化。人类文化核心的一点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能量和资源、趋利避害——比如说，如何获取食物，如何逃避山火、野兽的袭击，甚至反过来可以袭击野兽，等等。只不过，人类已经不再是依靠本能，而是依靠文化积累来完成这一过程。

好了，我们已经从单细胞生物的计算方法跳跃过来，从生物的进化讲到了人类文化了。人类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生存策略。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生存策略有不同的得付比。比如说，采集、狩猎两种生产方式，你付出了多少，得到了多少？算一算，如果可采的食物越来越少，可打的猎物也越来越少，也许我们种植和畜牧就更合算。于是，农业，包括种植和畜牧，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出现了。它的“得付比”比较高嘛。

当然，抢劫也是一种生存策略。有人抢你的粮食，抢他的牲畜——暴力集团产生了。如果暴力集团的付出很少，收益很高——用我的话说就是血酬很高，利益很丰厚，而且可以长期维持，那么这个暴力集团就诞生了，不管它是土匪、军阀还是贵族、皇帝。暴力集团是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的载体和化身。

同样，农民就是耕种、收割这种生存策略的化身，猎人就是狩猎策略的化身，牧人就是畜牧策略的化身，每种生存策略都有自己不同的得付比。有人说世界是平的，我说这个世界上的“得付比”是平的。如果一个行当得付比特别高——所付甚少，所得甚丰，比如说当官——人们就会蜂拥而去当官。这时候就必须建立一个壁垒，让人轻易进不去。中国人就发明了科举。想当官，你得考。等你付出十年寒窗苦的代价，当上了官，一算，得付比基本还是平衡的。其实历经十年寒窗，也很少有人能够有当官的运气。如果一个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材料，那二十年可能也考不上，这辈子可能就瞎了。有这个天赋，超越了官场壁垒，进去了，他们是赚了。但是对于读书方面的笨人来说，可能永远爬不进去，即使爬进去可能也是像范进似的，最后头发白了才考上，那你说他这辈子整体计算是亏了还是赚了？其实还不如去当个杀猪的。日子过得还好点，不那么惨。范进最后是考上了，但他要再晚个五年呢？或者他中了以后没那么顺畅呢？或者是贪得太过分被人当贪官给抓起来呢？就是说他这辈子还是亏的。

整个社会有一个均衡的得付比。我们用这个均衡，按照得付比就可以解释很多问题。比如说，政治学或法学上的成本收益计算就是计算义务和权利。如果你的义务特别多，权利特别少，那你是一个被压迫阶级——你的徭役负担重，可你却没有获得各种社会福利的权利。如果你是贵族，那就吃铁杆庄稼，干不干每年都有你那一份，权利就多，义务就少。

我所要说的历史观或者社会演进观，根本上就从这里出发。都是一种得付比的计算。对于单细胞生物来说是趋多大的利，避多少害的权衡，是这种趋利避害的器官和本能的进化；对于法律意义来说就是权利、义务的计算；对于市场来说就是成本、收益的计算；对于土匪来说就是生命伤亡和血酬的计算。这样，就能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这些领域都给串起来了。所有领域背后都是一个得付比的计算问题。得付比最终是均衡的，是平的。

访谈者：这个能不能说是现在您正在“建造的那个房子”的基础部分？再往上是一种什么情况？

吴思：这是地下室部分，打地基的，打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才算到了硬底。如果再往上“盖房子”的话，就得从中国历史的第一页说起。

第一页是黄帝。黄帝为什么跟炎帝打仗，为什么征伐各部落，为什么跟蚩尤打仗，都要从投入和收益的角度解释。核心概念就是暴力的投入和收益，即血酬定律。历史上，社会的主导阶级或者主导的统治集团都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些人。黄帝也是这样。他一出来就要一统诸侯。人家不服，他就开始打。诸侯服了之后，先打炎帝，又打蚩尤，三战然后得胜。中国历史的开篇就是这样。你不喜欢暴力，指望他们签订一个契约来彼此约束，那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想象。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不服就开打，打赢了呢，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统治者的基础就是这个。

再比如夏朝的建立。本来禹要传位给益，夏启不服，就开打，把益打败了，这样夏启就成为夏朝的创始人。本来还是“官天下”，到他这里就开始了“家天下”。然后，商汤灭夏，武王伐纣，都是靠暴力。

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就开始“分封天下”，告诉亲戚朋友：这块地是你的，那块地是他的。我把地分给你，你还要按照我制定的秩序来治理。按照这个秩序，你可以决定这一块地上人的生死，让他们贡献你需要的东西。

这时候，生产者和暴力集团也开始了博弈。生产者会反抗、偷懒。那好，就用井田制。有公田，种的粮食归公家；再给你一片自留地。但人们在自留地里好好干，在公田里偷懒。干脆，大包干吧，地都给你，你交租子吧。租佃制取代了井田制。

统治者和生产者在博弈，但是不管怎么说，说了算的是统治者，是暴力集团。暴力集团开始计算，到底用什么样的管理办法收益最高，成本最低。这就可以解释生产关系的变化。暴力集团跟生产集团的关系从那种简单、粗暴的、把人当牛马来使的关系逐渐变化。暴力集团慢慢地想办法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做大蛋糕。这样一来，剥夺的相对数量减少，但总体的收益增加。反正就是往“大包干”的方向走，最后稳定下来：个体农民交皇粮，纳税，向地主交租子；地主也交皇粮，国税。维持在双方收益都达到最大化的一个边界。

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也在变化。从一个个独立王国演变成郡县制。一个董事长下面聘一堆代理人或几个部门经理；而不是一个商会大老板下面一堆商会小老板，就是那么一个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格局。这是中国的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暴力分散的格局向暴力集中的格局演变。

中国文明的大致格局就这么确定下来，一直持续两千年。

以暴力集团的计算为主轴，从统治者的角度，以他们能够容忍的取舍标准去算成本和收益，就可以来分析中国历史上一个个不同的王朝，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制度。

中国历史上，暴力的浓度本来是很高的。像战国时候，不到六千万人口，常备军四百万。六千万人口中一半是男的，三千万。扣除老人、小孩一千五百万，还剩一千五百万。可以作战的一千五百万人中有四百万是常备军，说明暴力能达到将近百分之三十的浓度，百分之三十的壮劳力是为打仗而生，他的职业就是打仗。等到明朝时，整个国家的人口大概上亿了，那时候的军队总量却减少了。到这个时候，暴力浓度低多了。

所以，和封建主义（注：这里指周朝分封天下的制度。应该说，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社会形态为郡县制）相比，郡县制，或者我所称的官家主义体制的暴力掠夺少多了。这说明，文明程度提高了，历史是在向光明的方向走。同样，井田制进化到租佃制，生产者的自由也增加了。

访谈者：你的理论框架把几千年来的历史连成了一条线，一路贯穿下来。

吴思：我说的是事实。至于叙述者的色彩应该如何评价，我认为，隐瞒或歪曲事实的叙述才黑暗。明明黑暗硬说光明才黑暗。

至于人性本身，我充分肯定，每一个人的心中，仁和义，也就是同情心和正义感都是天生的。很多人嘲笑性善论。我觉得不应该。我就认为人天生就是善良的。

访谈者：你觉得你这套理论在什么时候它会是无效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吴思：在什么时候无效？我想你应该换一个问法。应该问：它什么时候显得多余。

我的这套理论直接从暴力的计算开始。利害计算最重要的是生死计算。所以我先算这个，算暴力掠夺的收益和代价。

我觉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说了算，控制了暴力，控制了国家机器，控制了军队、法庭，有了立法权，这时候，我的算法可能就多余了。因为在这时候，作为生产集团的指挥者，资产阶级不再靠掠夺为生，但是他又控制了武装力量，控制了掠夺者，那他就可以决定上层建筑。血酬史观到这时仍然有效。为什么有效呢？因为依然是暴力最强的说了算。

访谈者：只不过这个时候暴力已经被资产阶级控制了，它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显示出来。

吴思：对。这时候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就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解释到这个层面就可以，用不着什么事都要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说当年资产阶级是怎么控制了国家机器，控制了暴力，使它为自己服务。用不着绕这么大的圈子。这时候我刚才说的那一套就显得多余了。

但是很快，用唯物史观也解释不了了。因为后来工会强大起来了，工人也参与立法、投票了，黑人、妇女也有投票权了，你说这还是资本家说了算吗？工人有时候选票比资本家的还多，有时候甚至能使立法政策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行使，如果生产力发展违背劳工利益，还能限制竞争。每一个自由人通过自己的投票来影响着世界的发展。

我说的这套以暴力计算为核心的血酬史观，在解释当今西方社会的时候已经显得多余了，但绝不意味着它就失效。它没失效，只是拐弯拐得太多，扯得太远。

访谈者：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中，暴力集团的“暴”字可能就不那么流行了，它会变成一个“利”字，来平衡来自各个方面的力量。

吴思：那时候，暴力就变成了武装的那个武字。武，止戈，就是抑制非法暴力的一种方法。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不受侵犯，你要用暴力侵犯别人，我就用暴力把你关起来，这个暴力实际上起到了农药的作用。比如我们的庄稼好好长着，你虫子别来啊，如果你来糟蹋庄稼，我就喷药了。但其实，没有农药是天然状态，有害虫是天然状态，喷农药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有暴力是天然状态，除暴安良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虽然我不谈暴力掠夺的收益，不谈暴力对历史的影响，但是暴力仍然到处都在影响我们——国家做财政预算的时候就得有一笔钱专门用到这里：造出一个和平的、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是天然的、人们达成契约后自觉遵守的状态，而是需要以暴力来维持的状态。它会让我们重新想起人类历史上那种暴力天然存在的状态。

访谈者：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古代官场里的潜规则，你这样说：“监察者学习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心的领导人学习好了，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但是监察者为什么一定要学呢？许多人自己可以终老于高位，他们的后代可以拿一张绿卡，他们真有必要在乎这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吗？他们不在乎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办法呢？整个民族的命运悬在个别几个人的良心上，乃是我们的悠久传统，十几次兜圈子的历史经验表明，老百姓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是你对中国社会走向的一个基本看法吗？

吴思：我说的是历史。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不管这个天下是赵家天下还是刘家天下，反正是家天下。天下是他们家的。别人劝他他不听，别人能怎么样？后来的天下不是某一家的天下，但也不是老百姓的天下。权力仍然来自更高级权力的授予。但这个获得权力的人跟皇帝有很大不同。皇帝要为子孙后代考虑。这个人十年八年就下来了，天下也不给儿子，不用为子孙后代作长远的计划和打算，长远计划只能依靠个人的历史责任感来保障。也就是说，后来社会比起帝国时代家天下的时候，对于强化最高统治者的责任心或者是给他们创造激励机制方面，更弱。上上下下都是代理人，都可以是短期行为。

当年，罗马一个皇帝发感慨，谈到他手下那四五个顶尖的大臣时说，我一不注意，他们就合起伙来骗我。你想想，如果掌权的不是皇帝，只是这四五个人中的一个，那大家商量商量一起分赃也有可能吧？有了皇帝他们就不能分赃，因为那是分皇帝的钱；如果没有皇帝，就那四五个人说了算，若纯粹从利益计算的角度来说，最合算的就是大家分赃。当然有一个人可能正义感特别强，或者使命感特别强，坚决不同意——我们又是把民族的命运落实在这一个人身上了；如果有两个，那我们民族运气大好；如果五个都是，那我们遇上天使了——我们赌了一把，中了头彩。但正常情况下就算那四五个人都不错，但他们下面的人还想分呢，就像赵匡胤讲自己不想当皇帝，但部下把黄袍往你身上一披，你怎么办？部下可都想当大官。你一下子从一个军区司令变成皇上了，那他们这些军区的副司令都可以当国防部部长了，团长一下子都可以当军长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状态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坏了。

访谈者：就是对暴力集团更有利。

吴思：对。瓜分利益的时候，更少利害计算上的限制。过去要考虑长远利益，现在只要考虑我这一点短期利益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大伙的，我为什么要去得罪人？我还恨不得多拿点呢。只要说得过去，不太难看，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问题极大的制度。所以中国历代“官天下”都不长久。禅让制如果不改变，天下就不稳定，最后只是到了家天下才稳定下来，或者到了“民天下”才能稳定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

寻找我们安身立命的观念体系

访谈者：我们回望过去的时候会发现，当年，坚信、确信，甚至狂热地迷信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状况。而现在，坚信什么似乎是困难的。面对当下的精神状况，人们想要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似乎很难。那么，你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不应该有一个大家共同信仰的价值观？

吴思：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我不讨论应不应该的问题。当然应该，人应该找到一种安身立命的观念体系，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在寻找，并且很多人都找到了。

儒家提供的答案，让人们活得很踏实，所谓“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得很安宁，不存在所谓信仰的困惑问题。道家和佛家也有一套很完备的说法。甚至到了当代，也有，雷锋和保尔的话就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总之，哪个时代都有，无非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而已。

今天的问题是，没有一种观念能够让大家共同认同，像当年的儒家或者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一样，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历史阶段的主流精神。现在没有，但它一定会有的。人们都在寻找它。总有一种说法比较有竞争力，会为大家共同接受。

访谈者：你现在能不能做一种假设，它是什么样的？

吴思：我不知道它在细节上是什么样，但我猜测，在整体上它得满足几个条件：最上面的一点是合乎天理，最下面的一点是合乎人心，中间的一点是合乎日用人伦。

访谈者：合乎天理是怎么理解的？

吴思：中国哲学中有一句话叫做“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先生用这两条标准衡量各家学说所达到的水平。

“极高明”的意思是，要给人提供一个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要让这个解释达到天地境界。道德境界不够，功利境界更不够，像动物似的自然境界就更不用说了。要与天地合一，与宇宙精神往来，像道家所说的那样，神游无限，这才算是最高境界，解决了人的终极问题。

什么是“道中庸”？我先打个比方，一个人“极高明”，可以像道家那样与天地进行精神往来，但每天“和光同尘”，在单位当一个老好人，在家就是一天到晚看电视，吃饱了就睡，这看不出他的高明。他的精神和世俗生活是分开的，“极高明”有了，“道中庸”却没有。怎么办呢？要像儒家，犹如刚才我说的，乾称父，坤称母——天，是我的父亲，地是我的母亲，我呢，就在这中间，皇帝是我的大哥，天下人都是我的同胞，天下万物包括猪、马、牛、羊都是我的朋友，我也如此对待他们。这样，他的日常生活贯彻了日用伦常关系，背后有强大的天理支持、终极意义的支持。这样，“极高明”和“道中庸”就结合得很好。

访谈者：你说的道，是不是已经接近宗教的层面？

吴思：儒家不说宗教，儒家只讲人性，后来有道学，讲道，也是“率性之谓道”，当然人性来自天理。道的说法在一种学说那里，变成了历史规律——只要你遵循了历史规律，加入了为人类解放而努力的伟大斗争，你的生命就进入了不朽，你就如同一滴水融入整个历史潮流，就和历史潮流一起创造了历史。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碰了这么多钉子，如果还是停留在这个层次，就说明我们对“极高明”的追求没有长进。

访谈者：你觉得它追求得太高还是太低？

吴思：太低了，还不够高。因为道也好，天理也好，历史规律也好，是人可以掌握的。你掌握了历史规律，我就得跟你走。或者我掌握了历史规律，我就可以指挥你。我是“奉天承运”，我就要“皇帝诏曰”，我成了道的一部分，我就是道的代表，你就得听我的。这是皇权统治的根基。每一个皇帝，拿出来的诏书，一定是“皇帝诏曰”，或“皇帝制曰”，其前面一定是“奉天承运”。

访谈者：这个时候，所谓的“道”已经成了一种手段。

吴思：是他们统治正当性的证明。道可以被他们利用。他说按照历史规律，我们一定要，一定可以怎么怎么样。你认为你是历史规律的掌握者，你代表了历史规律，那我们就得听你的。我们历史上栽了那么多跟头，我们还要这样来尊重道吗？还信这种东西吗？我们要把它看低点，要超越这种东西。

什么概念能够超越它呢？汉语中有一个概念，就是“造化”，可以超越它。造化比道大。如果你说你掌握道了，无非是造化之中多了一个自称掌握道的人，而造化还是造化。你掌握不了造化，你就在造化之中，多了一个自称掌握造化的人，无非让造化变得更复杂而已。但决不能说你就是造化。

访谈者：造化，它接近于自然？

吴思：那个词应该叫存在。因为自然不包括人。存在特别大，只要在，什么都包括在内。只要在那儿都可以说是存在。但存在是一种静态的感觉。没反应，木头木脑的。

访谈者：造化是一直在运动着的。

吴思：对。并且造化是能够报应你的。你干了什么坏事它能惩罚你，你干了什么好事它能奖赏你。它比较灵动，似乎是有灵魂的。但存在作为一个整体似乎没有灵魂。没灵魂我们怎么信仰它？所以我觉得“极高明”这一部分要超越道。具体办法就是进入到造化的层面。这是一。

然后，“道中庸”，日常生活中的人伦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过去都得到了道的支持。但现在我们发现，它有问题。我们就不服气。不服气，就要调整这个边界。

怎么调整？我们现在所给予的解释一般是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权利、义务——这些概念界定了所谓人伦的边界。

权利、义务要在古汉语里找对应的话，就是“分”。安分守己、本分，不要“逾分”，都是这意思。“分”这个词其实比“权利”、“义务”好。它有形象感。它告诉人们，“分”是可以看出来的。到底有几平方米，就在这儿，它给画出来了。众多的“分”在法律支持下，叠加起来，就成了一个立体化了的“礼”。它叫名教，也叫礼教。核心内容就是对于“分”的规定和证明。

这套新结构，上面的依据就是天理。下边的支持就是人心。它在中间，即中庸之道，分寸恰当之道，是一种礼义结构，或者叫名分结构。

说到“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当年丁韪良翻译英文right这个词时，不应该译成权利，而应该译成“权分”。对于“权利”这种翻译方法，严复当年就批评它“以霸译王”——“权”是霸道的，“利”也是霸道的，而right本身带着合乎王道的正当性——这么一译，哪有什么正当性？把“权利”译成“权分”不就有正当性了吗？同样，把“义务”译成“义分”不就完了吗？

译法一改，我们说的权利、义务结构就改成权分结构了，而权分结构的分际和中国古代的名分规定相比，有很多改变。怎么解释这个改变呢？从造化的高度就能解释。造化之中，哪股力量强了，比如说，官权总是堕落，就应该抑制它，让各种力量之间互相制约、制衡，调整官民之分。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有柴油了，有化肥了，有农药了，生产者的力量变强了，跟自然界的关系就变了，对环境的伤害能力提高，对环境的权分就要重视起来。造化之中引进了新的力量，整个生产关系也就跟着有了调整。相应的，生产的组织者，那些资本家们，他们的权分也会增长起来，相对官府，他们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同时，社会其他阶层的权分也要成长起来，比如工人就要组建工会。社会各方面的权分都要跟着调整。

这样，中间的层面，就已经改了。

下边的这一层面是人心。从儒家的观点看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之初，性本善。你如果追问，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向善之心呢？我们从单细胞生命可以一直追过来。有同情心的人能够体谅别人的喜怒，有更强的合作能力，于是他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能更有效地躲避风险或者联合起来抗击风险，于是就有了生存竞争的优势，生存率更高，死亡率更低。这个解释也合乎我们前边对单细胞生命趋利避害的解释。进化论也能支持我们说的权分结构。

其实，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都有可能形成这么一种结构。下面是本性，上面是造化，中间，不仅仅是洒扫庭除，也是一种深合天理，深合人心的伦理生活。单个人的行为，日常生活中一些简单的行为，已经包含了无限的东西。我们无须外求就可以又一次感受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那种踏实。我们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它沿着向外、向内两个方向去寻找，它有着日常生活中的一套东西，也包含超越天理的知识。从单细胞生物开始，它一直延续下来，顺着先贤的足迹走来，又超越了前人的高度和深度。这就是我所想象的未来的信念体系。这个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参赞造化的高度，诚恳地合乎本性生活的深度。

“我怎么也得有‘六十度’吧”！

访谈者：我注意到，无论是你在跟我谈话，还是你在写文章的时候，都显得非常“冷静”，几乎是做数学题的一种方式，好像感觉不到你有来自情感方面的影响。它让我想起来，现代小说写作中有一个概念叫“零度叙述”——叙述人不把个人的主观感情渗透到字里行间。但有人因此而批评你说，吴思是“不道德的”，把这些东西说得这么明白，给一些贪官提供了活教材，使潜规则成了社会的毒药。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思：历史的进退跟道德关系很少，它主要是利害计算的结果。要是看多了历史或者更深地卷入过历史，就会非常清晰地认识到，道德的力量是存在的，但力量是有限的，我们给它百分之二三十的权重就很可以了，如果想用它来解决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必定失败。给道德的负担太重了，是在戕害它，最后让人对它失望。

批评我的人大概没看明白我写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说没道德，无非是你别用道德来解释一切，用利害关系去解释百分之七八十的事挺好。如果用利害关系就能解释百分之百的事，干脆就别说道德。

这不等于道德不存在。饥荒时候，人吃人，道德吗？不道德。可也能看出一些道德。有一个最明显的可计算办法。据说人肉和牛羊肉味道差不多。李自成围困开封时，市场上有人肉卖。按说，味道差不多，应该价钱一样。可还是牛羊肉贵，人肉便宜。人性、道德就隐藏在这里呢。我没有不讲道德，无非是想给它适当的权重。你不同意这个权重，那咱们可以讨论，你说多少权重更好？总不能100%吧？

其实我觉得，说我的计算“不讲道德”也好，或者你说我是“零度写作”也好，都没说确切。重要的是，我说出了事实，说出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利害是怎么计算的。我觉得，批评我的人，对于那些贪官污吏有用这点他算出来了，这只是其一。但还有其二。其二是什么呢？要知道，被伤害者也会算。他们原来觉得，清官、父母官、好心的领导，天使一样，蒙着温情脉脉的面纱。但用我的方法一算，知道了，哦，他们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得防范了。或者再算算，我们如果跟他死磕，我们可能损失惨重，最后还得失败。权衡过了，磕得过就磕，磕不过就先让步。最后一算成本和收益，可能是所得大于所失。还有其三——我们可以用成本收益计算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不正之风的问题。

对于“潜规则”这个病根子，道德的药一副一副用下去，几千年都治不好。那些鼓吹道德的人为什么不去看看这些药管不管用？我们不停地进行道德教育，整风，搞先进性教育，推出一些英雄模范人物，总之，基本路子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吧。你不能说它没用。但是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用就不错了——可能就这还高估了。更多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分量应该是让他的乌纱帽攥在公众手里。你欺负我，我们大家投票让你下台。这样，这个机制就变成一种利害计算的机制。潜规则有什么大不了的？潜规则对上面来说没法办，但是每一个潜规则的受害者都是明白人。你潜规则我我就投你的反对票，你就得下台。这一下，所谓风气不正的问题，腐败的问题一下子变成实实在在的利害计算了。你干的那个事你可能丢百分之多少的选票，你的竞争者会不会揪住你不放，一下子就算得清清楚楚。这一来，整个是釜底抽薪，改良了土壤。你把这产生潜规则的土壤改成一个民主的投票的土壤，那这些东西不都没了吗？至于还有些人，确实坏，但我们已经解决了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只剩下百分之二三十的问题了，到这时候再用道德这剂药。

批评我的人只知其一，就是人关在屋里看书可以学坏；不知其二，就是老百姓看书可以学精；还不知其三，就是如果我们把病根子找到了，给它改了，就不会有那种潜规则了。

如果把这三条都算上来，我觉得我不是“零度”。如果最高温度是一百度，我怎么也得有“六十度”。我不知道“一百度的叙述”是什么，“一百度的叙述”可能是热情洋溢的诗歌，用来写历史恐怕反而让人看不下去。

访谈者：在学校里你曾经做过学生干部，插队时你当过生产队长，如果用你现在的角度来看，你也曾经是暴力集团的代表或者是一个代理人。现在回忆当年，你心里边是真诚地想呢还是有别的利害计算？

吴思：当时我意识中浮现的计算都是堂堂正正的。比如说我们生产队要成为学大寨的标兵、模范，要成为县里的模范，省里的模范，如果有余力的话争取成为全国的模范，可以和大寨有一比。反正这目标越高越好。即使有个人计算也藏在潜意识里。

访谈者：现在回忆起来，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目标实现了以后对谁会有利？为什么要这样来做？

吴思：当时是全国学大寨，成功了当然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但当时的人不会问这个问题。

访谈者：就是坚信？

吴思：对。

访谈者：那你现在觉得当时那种精神状况是不是它也算是一种信仰？

吴思：是，强烈的信仰。就是觉得如果中国普及大寨县了，那么中国的农业问题全解决了。中国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富强国家了。这就像号召学雷锋的时候，就想，学好了雷锋，中国就是一个到处是天使的国家。

访谈者：当时也没有想到要追究一下？

吴思：没有。不仅我不追究，中央领导恐怕也没有人想到去追究一下。我详细看过昔阳县的档案，当年，毛泽东派纪登奎去昔阳考察，调查的是普及大寨县具体的实现途径。陈永贵陪着纪登奎到昔阳各处去，见各种各样的人，讨论普及大寨县的问题。那已经是最高层决策了。但他们只是讨论怎么干，至于该不该干，甚至可行性如何之类的问题，根本就没有问到。

访谈者：你生活在北京，在著名的杂志社当总编辑，在全国又有广泛的影响，按照普通人的理解，这应该是一种非常值得羡慕的生活。但你似乎觉得简单生活才是自然的。我看到有人写文章，说你不开车，上班时就走半小时的路，住在一间三四十平方的蜗居里。一般人看来，这种生活，说得好听点是特立独行，说得不好听的就是这人有点毛病。为什么中国人想要追求一点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就这么难？对那些东西你真的就不动心？

吴思：我向往过。我1982年大学毕业，1984年年底就是副处级了，在《农民日报》当总编室副主任，刚当上这个官儿，觉得腰杆子很直，不一般。但是当官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每天晚上上夜班，有点什么差错都是你的事，还要把大家拢好，把活干好，你要自己想干点事反而没时间了。慢慢地就有一种强烈的为他人做嫁衣的感觉，觉得当官就必须为他人做嫁衣裳，无论你是否喜欢那个人，是否喜欢当裁缝。自己有很多想干的事没法干，自己想看的书没时间看，想写的东西没法写，内心就吵嚷起来了，觉得我的才能不在这儿，我最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个。后来我就要求给我换到一般人都不愿去的群工部。再后来报社成立机动记者组，我努力进了机动记者组。这一来，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写什么写什么，干的事都是自己喜欢的。我觉得这种选择对我来说，太正常了。不这样做，我才觉得是因小失大，因名失实。

访谈者：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跟你相反的选择。现在回想起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老谋深算”？当时你有没有感觉到将来会过现在的生活？

吴思：我觉得我更喜欢自己选择的生活。我躲避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我非常清楚那些当官的人日子是怎么过的。所谓高官厚禄的日子，对我来说不是想象，就是熟悉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没有神秘感，没有诱惑，反而让我看到它内在的简陋和苍白。他们付出的代价我不愿意付。他们身不由己，难得自由自在，让我拿机动记者的生活来换我都不愿意，那我为什么要奋斗那么多年去追求那样的未来呢？

访谈者：和你的父辈比起来，你觉得你的怀疑更多一些还是他们的怀疑更多一些？你更清醒一些还是他们更清醒一些？

吴思：父辈们并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杂志社的社长也可以说是我的父辈了，他都八十多了。他们那一辈人，有的人怀疑不深，有的人怀疑极深，而且比我们还要痛苦，因为他们陷得比我们深。我们陷到二十岁出头就拔出来了，他们是一直陷到四五十岁才开始往外拔，所以他们痛苦、怀疑，痛彻心扉的感觉远远超过我们。拔得也更吃力，不容易像我们这么快。所以和他们比较起来，也就难说，看看跟谁比了，不能一概而论。

访谈者：将来，如果人们能够拥有一个类似于你所讲的信仰体系的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解脱？

吴思：如果人们找到了可以安顿身心的清晰的理论体系，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不会被很多身外之物比如浮名、虚利迷惑得那么深。他们会更踏实。当个扫大街的也好，当个卡车司机也好，当个编辑、记者也好，当个省长、部长也好，都会自尊、自得。有一双巧手，就当一个好钳工；有一个好头脑，当一个好教授、好研究员；有一支好文笔，当一个好编辑或者好作家，都会觉得活得很尽性。那时候人们就会心安理得，就会不那么敬仰高官厚禄发大财。

访谈者：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叛逆的人？

吴思：我觉得我是一个缺乏叛逆性的人。

访谈者：你觉得你不叛逆，但是你没有发现你那种“零度叙述”的方式就像一把刀子一样，就像一个正在往前走的人，忽然转身，向走来的方向刺了一刀。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我第一次看你的文章，是在《上海文学》上。那时候你的文章在那里连载。当时我并不知道谁是吴思，但我就觉得，这个人的文章，把感情控制得特别好，有一种力量，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感觉。你这样写文章是有意的还是天生就这种“冷漠”的叙述方式？

吴思：我认为，我在遵循传统和前辈要求我们实事求是的教导，是遵从而不是叛逆。我遵从得甚至有些刻板。至于不露声色，那是因为事实和道理复杂微妙，不容我爱憎分明。其实很多叙述还是带情绪的。比如说我讲李自成造反，老百姓喊，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我要是那时候的老百姓我也一样高兴。终于吃一顿饱饭，太幸福了，这时候我就直接跳出来说话了。忍不住啊。再比如说，崇祯皇帝，为他那个帝国，不近女色，每天都兢兢业业干十几个小时。放我在他那个位置，凭良心说我做不到。我就讲——皇帝也不容易啊。这种说法你说是调侃吧，其实也不完全是，我是真心地对他表示同情。其实这个味道都在里面，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不露声色。

元规则理论的根基：生命换资源的原始策略

访谈者：《青年时报》

时间：2006年6月10日

访谈者：世人喜于从历史上所书写的“正史”去看待和了解历史，而你却在自己的书中，体现着“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这一思维方式，对历史问题不大喜欢人云亦云，而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是，如果每个人都习惯于用另类视角去看历史，那么历史岂不是成了个人化的叙述？对历史的解释会不会变得众说纷纭？历史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么？你认为该如何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你觉得自己的视角接近吗？

吴思：在我看来，不同的历史观好比不同的地图。有行政区划图、交通图、气候图、地下管道图、矿产图，等等。我们经常挂在墙上的地图是行政区划图，这就好比“正史”或统一的历史观。但我们知道，行政区划图绝对不等于当地实况。在这张地图上，你找不到吃饭喝水的地方，挖不到煤和铁，看不出酷暑严寒，用这张地图指引生活，是可能出人命的。

顺着这个比喻说下去，我并没有用另类的眼光看历史。我的《潜规则》描绘了一张地下管道图，《血酬定律》描绘了一张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易网点图。建筑公司和水暖工应该有一张地下管道图，普通居民就未必用得上。每个人的需要不同，自然就有自己的视角，并且逐步形成自己对世界和历史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大家的看法都一样，都用一张行政区划图，那才成问题——谁都想当官，进政府，衣食住行由谁提供？

但是，可以有不同的地图，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地图画错，把大山画成小丘，把大河画成暗渠。比例关系不能错。在这个意义上，我提供的地图，大体是接近真相的。我觉得我比“正史”的地图更接近真相。我在“刘瑾潜流”一文中已经证明，“地下暗道”流动的资金，在数量上能够与“长江大河”相匹敌。在正史中以“冗员”一笔带过的社会集团，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官僚集团本身。这些隐藏在灰暗中的庞然大物，拥有巨大影响的社会存在，在正史中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正史描绘的比例关系不如我的描绘准确。

访谈者：通过你的眼睛，我们看到了历史上除正式规则外被掩藏的“潜规则”，看到了血腥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和“血酬定律”……你想以自己的努力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中国历史的解释”。不过，你的努力总让人觉得我们的历史是“灰色”和残忍的，你眼中的中国历史，果真如此吗？那么，它会让你觉得很丧气吗？和其他各种对中国历史的解释相比，你觉得自己的解释具有哪些优势？你的“重建”，是对以前中国历史的描述的一种颠覆吗？你的解释建立在哪些理论基础之上？

吴思：我描绘了我看到的历史，当然还不够全面。我没有描绘风花雪月，前人已经有不少描绘了，无须我来锦上添花。我描绘的是被遮蔽的历史。如果这类历史事实让人感觉残忍，并不是我的错。正视真实并没有让我感觉丧气，反过来，如果我们坚持戴着粉红色的眼镜，扭曲黑色，忽略灰色，还不肯正视一次又一次撒遍江山的鲜血，那才令人感觉丧气——不能看清真相，就失去了正确理解世界并加以改进的可能。

其实，中国人对这种“血腥”的描绘并不陌生，毛泽东咏史说：“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我与前人的区别，无非是把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凸显出来，把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计算公布出来，并且引到全局的形势分析之中。我的基本观点是：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他们打天下坐江山，立法定分，然后，这些法规又渐渐变形，在利害计算中合乎逻辑地变形，引发另一轮暴力竞争。这种解释并没有颠覆前人的历史叙述，但是有所修正，更加强调了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

事实上，人类这个物种出现之前，在劳动生产行为出现之前，各个物种就在拼命争夺生存资源。以生命换取生存繁衍资源的逻辑，比劳动生产和产品交换的逻辑更加古老和原始。这种理论体系，这种观点，我不清楚前人是否建立过，但是前人对历史的记载中一再显示出这种理论的基本逻辑。

访谈者：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你曾在《血酬定律》的自序里表示，自己在提出这一设想时，“一针刺出，我感到了心脏的抽缩。”我不知道这“抽缩”是你发现这一设想所带来的兴奋造成，还是为自己的所发现而感到恐慌，抑或混合了各种复杂的情绪？你是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自己这一设想的？这一设想，和“优胜劣汰”、还有伟人那句著名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什么区别？你遭遇过“暴力”吗？是否有过那种被“暴力”压制而“说了不算”的苦衷？

吴思：主要是兴奋。我觉得忽然想通了，想到根子上了，眼前的世界豁然开朗。

譬如一盘棋，我认出了不同的棋手，也知道下棋的规矩，也熟悉一些定式。但是，我不知道规矩是怎么形成的，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商量出来的，还是打出来的？我不相信天赋人权之类的说法，不相信天上可以掉馅饼。我也不相信人们之间的平等协商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是无须保障条件的。如果杀人抢劫很容易，为什么要去生产交换？一旦明白了暴力竞争与规则确立的关系，规则的建立，无论是正式法规还是潜规则，就成为内生自发的结果，不用到外部寻找解释了。各位棋手的身份和等级也由胜利者设立的规矩确定。于是，这局棋的历史，局本身的来龙去脉，都可以说清楚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很接近我所谓的“元规则”。但是，“元规则”谈论的是暴力与规则制定的关系，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谈论的是暴力与夺取政权的关系，表面上是不同的。深入一步说又有重合之处，政权意味着什么？立法？司法？行政？如果可以包括立法，那么，立法又由谁说了算？人民说了算？皇帝说了算？孔子说了算？马克思说了算？我的意思是：暴力集团的控制者说了算。如果皇帝是控制者，皇帝说了算。如果人民可以控制暴力集团，人民就能说了算。孔子是否能够说了算，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由最终的控制者决定。如果皇帝是这个控制者，他要抛弃儒家了，譬如元朝把儒生排到老九的位置，儒家也没有什么办法。尽管这种选择可能影响统治寿命。

另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说的是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事情。但我觉得，在解释中国历史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区分经常出现纠缠不清的问题。皇家贵族打天下，坐江山，成为土地、山河、矿产的最终所有者，官府甚至直接出面经营工商业，这个集团到底属于生产关系中的一员呢，还是上层建筑中的一员呢？“元规则”不把自己安置在上层建筑领域。“元规则”讲述的故事，比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故事更具根本性，扎根于人类以各种生命活动获取生存资源的物种生存策略，这是一个比生产劳动本身更加古老的生存策略，并且直接介入了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迁。

在我本人的生活经验中，并不缺乏暴力或不讲理的经验。我插队时当过生产队长，在《农民日报》群工部工作时接待过许多上访人员，也调查采访过许多涉及阴暗面的事件，我知道人们如何说漂亮话，实际上又如何趋利避害，我见多了人欺负人的现象，明白人们如何普遍地不讲理——只要不讲理有利可图，不遭报应。

访谈者：有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你说你看透了历史。但你能认得清生活中的现实吗？在一些问题上，比如“潜规则”，现实是否和历史“一脉相承”？你对现实的不良现象抱以什么样的态度——也愤世疾俗吗？据说你现在的生活比较平淡，看书，写东西，编杂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不知道有没有一些“逃避”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嫌疑？不过，如今你沉溺于历史之中读史、写史，是不是也想对现实有某种程度上的指导意义，像“以史为鉴”？

吴思：我不敢说我看透了整体历史，我可能画了一幅大体不错的地图，但是历史的全景和实体远远不是一幅地图可以描绘清楚的。对于一位流行病研究者来说，行政区划图可能毫无用处，什么也没说出来，更别提说透了。

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历史知识是有帮助的。通过读史，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是暂时的，什么东西是长久的，反复出现的，反复出现的道理何在。潜规则就是反复出现的，与历史一脉相承。其反复出现的道理，就是受害一方缺乏反制能力，连告状都投诉无门。拥有合法伤害权的人可以借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个人可以获得好处，却不用个人承担成本，而且风险很小。在受害者无权监督反制的格局中，这种行为很难控制，因而愈演愈烈，于是，公开宣布的公共法规就变形了，被潜规则悄悄取代了。

对这种现实，我并没有逃避的意思。想逃避也逃避不开，经常碰个头破血流。碰壁之后把这堵无形的墙描绘出来，把这堵墙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以史为鉴，这就是对现实的介入。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这样一堵墙，行走路线自然会有变化，现实生活也会因此发生一些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我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强度，在我的生活历程中是空前的。

访谈者：像有人所说，《血酬定律》打破了“生命无价”的迷思。在被“绑票”的时候，人的生命是有价钱的，“票”价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说，生命是无价的，因为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你是如何做到“生命无价”与“生命有价”之间的切换？你又如何评价自己的“生命”？对“生命”，你是怎样掂量，以及做到“利害计算”的？

吴思：生命无价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的估价。谁都认为自己的生命无比宝贵，给多少钱也不卖。这种想法当然有道理。人都死了，钱还有什么用？但是，我不得不说，这种感觉是一种流行的错觉。

首先，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无价，别人却未必这么感觉。譬如医院就未必这么想。为你支付药费的单位和保险公司，政府，甚至包括你的亲友，都未必这么想。花一万元医药费还好说，但是，让你的亲友倾家荡产的一百万呢？让单位关门的一个亿呢？让保险公司破产的一百亿呢？总有个数吧？另外，建筑商，汽车制造商，菜农，也不认为你或者任何人的生命无价。否则他们就应该大幅度提高房屋的抗震等级、汽车设计的安全系数，降低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量，等等。

其次，你自己口头上说生命无价，实际上却未必当真，否则你就应该永远买高价的绿色蔬菜，买抗震等级高的住房，躲避一切高风险的职业，下井挖煤干脆就不会有人干了。事实上，维持生存和生命安全是要付出代价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资源是常规代价，有时候冒险挖煤也是难免的，不然就挣不来盖房钱和结婚钱。这些钱，你不支付，难道别人会替你支付？那就要压迫别人，这也是有风险的。

一旦认识到生命对生存发展资源的依赖关系和交换关系，意识到生命存在所需要的资源并不是无限供给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生命无价的错觉就难以维持了。生命的价格就可以计算了。

譬如我自己的命，我买了大病保险，十万元档次的。如果我得了某种重病，需要换器官，十万之内我付得起，如果远远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譬如要花一千万才能得救，那我就老实承认，我支付不起，我的命不值一千万。我当然希望值一千万，但这不是希望的问题，而是支付能力的问题。不是我不要命，而是我要不起这条命。如果不接受这种现实，那我到底应该去挤占谁的养老金或糊口钱呢？谁让我挤占呢？

访谈者：潜规则在历史中的盛行，以及在《血酬定律》中揭露出的“吃人”本相，难免让人怀疑，历史会在这种局部或个体受益而整体坏死的环境里，走向“不归路”。只是到如今，历史还是活力旺盛地一直延续下去。你觉得是什么保证着历史的长命不衰？是人的良知，还是一种好的制度的孕育和完善？然而马克思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这种好的制度是生产力“说了算”，还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吴思：中国历史并不是“一直”活力旺盛的。我们看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从兴起到崩溃，眼见他起楼台，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造成这种循环的机制，关键就是个体利害与整体利害的不对称。个体受益而整体受害，可以转嫁成本，可以无偿霸占，可以以权谋私。好人不得好报，恶人不得恶报，于是好人越来越少，恶人越来越多。

究竟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还是生产力说了算？从直接决策的角度看，当然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问题是，暴力最强者的地位是如何获得的？如果奴役过度，譬如暴秦，严刑苛法，过分地搜刮百姓和征发劳役，闹得民不聊生，不仅后勤供应有问题，军队士气有问题，对手和潜在的敌人也遍布满天下，暴力最强的地位就难以维持了。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对制度的形成有重大影响，通过影响统治者及其决策的成本和收益，间接地影响规则的制订或修订。

访谈者：您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农民，也做过农民的“官”——人民公社时的大队副书记。然而正是学大寨却失败的这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让你思考起历史中的问题。对你的“出身”很感兴趣，在“三农问题”被关注需要被重点解决的当下，对农村和农民问题，你又是如何看待？以前人民公社时的农民问题，和现在的农民问题，在你眼里又有什么不同吗？你觉得解决农民问题，以你个人看法，需要下哪些功夫？

吴思：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不干活的问题。多劳不多得，于是就怠工。如今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找不到活干的问题，在外边很难找到多劳多得的工，在农田上投工再多也难以多收。

尽管不能说农业本身就没有出路了，但是，农业的出路确实不大，人们已经够吃了，务农的人已经够多了，又有国外的农产品价格比着，中国农产品的价格也没有多大涨价空间了，这条小路确实容纳不了数亿个剩余劳动力。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根本的出路是农村城市化，农民进城，大幅度减少农民，使他们成为城里人、工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等等。这个过程必定需要时间，需要一步一步地走，需要一个购买力扩大——市场扩大——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增加——购买力再扩大的良性循环。

问题在于，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在农民进城方面，政府是否设置了障碍呢？我看障碍重重。办公司难，乱收费，吃拿卡要，不能提供公正便宜的司法环境，让企业难以存活，难以盈利，难以扩大再生产，因而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每走一步都那么难，综合起来，农民往外走的路就堵塞了，速度就放慢了。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原因，但是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强的人为色彩，也有严重的道德缺陷和体制弊病，改起来也比较容易一些。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由人民更多、更有效地控制政府，真正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步最终总是绕不开的。历代王朝都没有绕开，前车之鉴比比皆是。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再到元规则

访谈者：《南方都市报》吴钩

时间：2003年9月2日

访谈者：您是研究“潜规则”的专家，潜规则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物，但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概念，却是您率先提出来的。这个名词经过您提出之后，可以说，为观察历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贡献了一个新鲜的视角。您最近又提出了一个“血酬定律”，进一步拓宽了观察历史的视界。我看过一些学者的读书评论，有人认为“血酬定律”其实就是“潜规则”之一种。我想知道，血酬定律与潜规则，两者有什么联系？您是怎样从潜规则研究中发现血酬定律的？

吴思：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关系，说来话长。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晚清安徽省宿松县的平民，定期送警察一笔“辛苦钱”，这就可以看做一种潜规则。为什么要送钱？不这样做，警察往往找他们的麻烦。一旦出现盗案，就大规模指定嫌疑犯。警察手头紧了，往往嘱托盗贼诬陷平民窝赃，迫使平民行贿摆脱干系，把平民闹得倾家荡产。于是平民们聚会协商，大家都愿意出一笔钱，破财消灾，一条潜规则就诞生了。

在这条潜规则形成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东西，我称之为“合法伤害权”。确定嫌疑犯，追查赃款及其窝主，这都是警察的合法权力，怀疑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被怀疑者承担的风险就大了，那是可能出人命的。在破财消灾这边的人看来，他们掏的那笔钱，其实就是自己的买命钱，而买命钱或卖命钱就是血酬。越是富裕人家，越肯破财消灾，害他们也就越有油水。潜规则就是对这种伤害能力的赎买制度。

总之，我在追究潜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发现了合法伤害权，或者叫低成本伤害能力，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不是福利交换。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能让你尝尝苦头。你不想吃苦，就要掏钱。一旦谈到害人挣钱，各种人值多少钱，是赔是赚，这就是血酬定律研究的领域了。

访谈者：不管是潜规则，还是血酬定律，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之所以然”的力量。您将这一力量解释为“合法伤害能力”，合法伤害能力决定了潜规则的成立，这种规则的建立由暴力“说了算”的规律，您认为就是血酬定律。我这样理解，对吗？还有一个问题是，除了合法伤害能力，您认为潜规则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还包括哪些？我有一个看法，不知您是不是同意？潜规则之“潜”字，说明了这一规则系统的隐蔽形态，因为它是由暴力决定的、由利害计算产生的，而不是建立在人们所尊崇的道德理想之上的，因而是见不得人的，我认为这也反映了正统的正式规则“伪善”的一面，其实潜规则应该是一种次规则，是正式规则的补充，它的存在也有一定合理性，这个“一定合理性”就是建立在正式规则的“不尽合理”之上的。

吴思：第一个问题，“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我称之为元规则，也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上边谈到的那条潜规则的诞生过程，便是加害能力比较强大的警察，迫使弱势平民建立规则破财消灾的过程。这就说明，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条元规则，是可以解释潜规则的建立过程的。

元规则不完全等于血酬定律。血酬定律讨论的是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而元规则，作为决定规则的规则，又在这两者的交换中加入了一个规则因素，变成了生命与资源分配规则的交换。人们流血拼命，有时候并不仅仅是抢钱抢东西，而是要打天下，坐江山，称王称霸，这是生命与特权的交换，生命与有利于自己的规则的交换。

造就潜规则的力量，主要是一些造福或加害的能力，简称利害能力。这种能力未必都是合法伤害权。比如偷懒，怠工，拖延，反正都是一些对利害计算造成影响的东西。

我同意你的看法，潜规则中的“潜”字，体现了这种规则的不合法或者不合道德，所以不能公开。但是，如果正式法规或流行的道德观念有问题，本身就是恶法邪说，躲避它们的潜规则便有了合理性甚至正当性。大包干最初诞生的时候，就可以看做一种潜规则，后来大受欢迎，升级为正式法规。

访谈者：我知道，您的作品在大学生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可能从您的作品中获得了某种启蒙，比如，他们发现，对一些历史问题，如果从潜规则或血酬定律的角度来观察，可以找到恍然大悟的解释，而这也许是大学教科书所不能提供的。也有部分大学生，可能不是将潜规则或血酬定律当成观察历史的方法论，而是作为了解社会、了解现实的一面镜子和参考书，并从中获得某些实用主义的启示，“活学活用”，就像他们对待《厚黑学》或《三十六计》。对这一遭遇，你有什么感触？如果您作为这些年轻的学子的师长，您会告诉他们什么？

吴思：潜规则主要揭示那些流行于官场的不明说的规矩。但是，我们的生活领域并不仅仅是官场。人们之间有朋友关系，有家庭关系，有同学关系，有熟人关系，等等。在这些关系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体还是对应的。这时候，采用厚黑学之类的策略，最后恐怕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些实力相当、施报对应的领域里，潜规则也很难起主导作用。我认为，认真工作，老实做人，那才是最合算的策略。

如果说到官场，由于官员利益与百姓利益往往存在冲突，许多奖金恰好就是乱收费收来的，人们确实可能陷入道德困境。要当通情达理的好同僚，就不能当关心百姓的好官员。一心为百姓着想，两袖清风，往往就要得罪同僚和上司。在体制改革之前，在向百姓负责的体制取代向上负责的体制之前，我觉得，这个困境很难得到两全其美的解决。这时候，我希望大家生活得良心平静，在算人生的总账目的时候，不要亏损了自己的良心。如今，衣食温饱已经不难获得了，在我看来，精神上的感觉，才是判断人生质量的主要因素。

访谈者：毫无疑问，在历史上潜规则一直顽强地存在，从不曾绝迹过，即使在今天，潜规则的影子还是不难见到。那么，您认为要消除潜规则，关键在于什么？

吴思：消除潜规则是非常困难的，两三千年也没有消灭掉。如果继续走这两三千年的老路，我认为前景很不乐观。但是，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和黄炎培有一次著名的谈话，史称“窑洞对”。黄炎培问毛泽东如何避免历史上的恶性循环，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了，这就是民主，由人民监督政府。

在潜规则当中，谁最有动力和能力消灭潜规则？当然是受害的一方。受害者便是被搜刮的百姓，他们人多，眼睛多，感受深，坑害他们的坏事很难逃过他们的眼睛。一旦官员的命运和前程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潜规则发挥作用的空间必定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消除潜规则的关键。

官家主义这个词

访谈者：博客中国

时间：2007年4月19日

几个重要概念错下来，整个理论体系都会出问题

访谈者：您现在推广的“官家主义”这个名词，影响似乎没有“潜规则”那么大，感觉“官家主义”不能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你自己是否认可这一点？

吴思：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潜规则离我们的生活和日常困惑更近，官家主义比较抽象，离我们生活的困惑比较远，在使用频率上“官家主义”肯定不如“潜规则”。但要说对我们世界和生活认识的帮助，“官家主义”和“潜规则”的深度和作用是一样的，都是找到一个确切概念，揭示我们生活和社会的一个被忽略的重要特征。

访谈者：可不可以说“官家主义”是以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纷繁复杂的现象？

吴思：可以，我就是想说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从秦汉以来到民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已有的概念，比如说封建主义社会、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我觉得这些概念都不够准确。在秦汉以前你可以说是封建主义社会，封建贵族说了算；秦汉以后封建贵族基本都退居二线了，第一线的主要是官员，这时候还说是封建主义社会，那怎么把“封建贵族说了算”和“废封建立郡县”之后的社会形态区分开？

皇权专制主义显然比封建主义更准确，但历史上常有“政令不出紫禁城”的现象，“紫禁城”之外通行的又是什么规则？这些规则又是谁制订的？

访谈者：用您的“官家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到秦朝时已经结束了，但历史教科书还是把秦汉以后称为封建社会，如果这个概念不纠正过来的话，会有什么危害？

吴思：对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历史观和世界观会有大毛病。比如我们说皇帝和官员位于上层建筑，地主和农民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也就是说皇帝和官员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实际上是这样吗？刚好相反。官家集团用“牧”字比喻官民关系，到底是牛羊为牧人服务，还是牧人为牛羊服务？理论框架颠倒了，就无法解释历史事实。我认为“封建主义”这个词偏离了中国的史实，深究起来漏洞百出。这种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理论框架本身，也不能准确解释中国历史各种各样的现象。不仅概念有问题，概念所依托的理论框架也有问题。

访谈者：对我们认识现实也没有帮助。

吴思：封建主义这个概念比起儒家的礼法观念来，它的认识加深了很多，它至少认识到社会上存在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冲突。但主要阶级是什么？中国历史向来是官逼民反，很少有“地主逼民反”，即使有地主逼民反，也是在小范围内很容易解决的，官家一出手，很容易就摆平了。如果不讨论天灾、人口和外族入侵等因素，只讲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那么，官逼民反和官家内斗才是解释每个王朝兴衰的核心和关键。

再进一步说，官家集团既然这么重要，可以称之为一个阶级吗？阶级是在生产关系中定义的，官家属于上层建筑，却又极深地介入了各种经济活动，甚至直接组织生产，从《盐铁论》的时代就是如此。那么，阶级的概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是否也要依据中国的史实重新审视呢？审视下来，一些概念修改了，理论框架是否也要修改呢？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很大的动作，关系到我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访谈者：按照您的理解，原来我们说的从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就是“官家主义”社会。

吴思：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皇帝，他说了算，制定王法；第二层是衙门，就是各个地方的利益和部门的利益，根据各自的部门利益，形成了各种法规；第三层是官员个人，围绕着他们形成了各种“潜规则”。这三个主体都是官方，他们既合作又有各自的利益，形成一个立法定规的动态结构，在整体上他们说了算。“官家主义”制度，就是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在其中潜滋暗长的基本结构。

访谈者：您研究历史特别注重概念的提炼，这是出于怎样一种考虑？

吴思：概念是对现实和各种现象事实的一种把握，概念错了，说明你没真正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及其相互关系，几个重要概念错下来，整个理论体系都会出问题。如果这一关都过不了，不能准确描述各种事实的话，各种各样的关系也就很难再深入地追究。

访谈者：您强调概念的创新吗？

吴思：我不强调概念的创新，我只追求准确。如果有了准确的概念就不要创造新的。当然你可以创造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发现概念之间的新关系。我强调这种创新。没有新见解写那么多论文干什么？

访谈者：但在大众读者看来，可能会觉得“官家主义”缺乏创新，从而难以对它产生深刻的印象，而“潜规则”大家一听就记住了。

吴思：一说“潜规则”你就恍然大悟，是因为这个概念正好解释了你的困惑。如果让你困惑的是其他问题，比如你不断追究中国两千年以来，跟西方究竟有什么不同，跟西周又有什么不同，困惑不已的时候，忽然看到“官家主义”这个概念——对我来说，这个概念带来的冲击力和震撼不亚于“潜规则”。人们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思路被堵塞的地方不一样，造成心灵震撼的概念自然也不一样。这是因人而异的。

民主化是遏制“潜规则”发挥作用的根本出路

【虽然吴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潜规则这个词的流行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潜规则”无疑可说得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不过，在“潜规则”发现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潜规则”要在怎样的体系和框架内才能发挥作用？怎样才能遏制“潜规则”发挥作用？吴思虽然没有在他的书中提出来过，但这次，他说了。】

访谈者：您在描述“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社会”的时候，用了“资本–官家主义”的说法，如果用您的概念解释美国，人家又是处于什么阶段？

吴思：我们现在用的概念是“资本主义”，但美国是一个资本家说了算的国度吗？在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罢工之后，美国的工人阶级登上了立法定规的舞台。现在美国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立法，这肯定是一个事实；另外美国自称中产阶级的群体控制了大量选票，也对于立法和各种重大决策有强大的影响，如果这些人，包括黑人和妇女都在一定程度上当家做主了，都可以用选票影响立法和决策了，就不能说美国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说了算的国家，所以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并不准确。有一种“人民资本主义”的说法，虽然也有问题，但比“资本主义”确切得多。更准确地说，可以叫资本-民主主义。

访谈者：“官家主义”和“潜规则”是不是一脉相承的概念？

吴思：有密切关系。“潜规则”描述的是真实发生作用的一套规则体系，由于违背当时的法律和道德，必须以隐蔽的形式出现。它通常围绕着作为代理人的官员个体建立起来。但是“潜规则”怎样在一个更大的体系和框架内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在一个民主框架之内，它受到各种上上下下的监督，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它能发挥作用的范围就很小。但在“官家主义”体系内，人人都是代理人，一层一层代理上去，人人都不是主人，天下无主，“潜规则”发挥的作用就特别大，就成为“官家主义”制度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

访谈者：您刚才的话，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中国如果要尽可能遏制“潜规则”的作用，方向也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吴思：我在追究“潜规则”的时候，通常会在“潜规则”发挥作用的背后，找到一种“合法伤害权”。比如说我害你，你怎么办，去上访？上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比如你花了两千块钱但事情还未必得到解决，而我害你你只损失一千块钱。这时候“潜规则”就发挥了作用，大家都忍气吞声，而我就可以在这个范围内为所欲为。如果大家都当家作主了，比如说议员或代表是你选出来的，你可能只要打一个电话，根本不用花两千块钱上访，可能就会有一个可以影响官员命运的人出来替你打抱不平，一旦官员不老实，就可能丢乌纱帽。另外，如果报刊言论方面能全面放松，那么你的事只要有新闻价值就会有人登出来。

总之，我敲你一千块钱，你只要花两百块钱或者两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这时候“潜规则”的空间能有多大？它绝不会有一千块钱的空间，最多两百块。从原来的一千压缩到两百，“潜规则”仍然可能存在，但你有了一种低成本的手段去对付“合法伤害权”，这个手段概括起来说就是民主，就是人民有非常顺畅的监督政府的渠道，有各种便宜有效的反制手段，像管理仆人一样管理官员，真能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做主。

访谈者：民主化是消灭或遏制“潜规则”发挥作用的根本出路。

吴思：是这样。

访谈者：自从您提出“潜规则”这一概念之后，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潜规则”旗号的书籍。有人说这些书对行业“潜规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吴思：任何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如果能被说透，对人们认识生活都是有价值和帮助的。当然，有些人可能取了一个“潜规则”的书名，实际上谈得很肤浅，他们可能在蒙读者，读者需要多翻几页辨别一下，别花冤枉钱买回假冒伪劣产品。

至于“潜规则”这个词流行起来会不会助长“潜规则”——比如说我是一个刚进入官场的官员，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一旦来了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我可能会抵制，不愿同流合污，就是说“潜规则”本来很顺畅，但在我这里碰到了障碍。但我读了《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这本书后发现，原来大家都这样，古来如此，这样我抵制的决心可能会减弱，即使在我堕落的时候，也会为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从这个意义说，《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是有负面作用的，它减少了“潜规则”行进过程中的阻力和抵抗，也减少了你内心的抵抗。

但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很少有纯粹有利没有弊的事，也很少有纯粹有弊没有利的事。《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的弊现在很清楚，但好处呢？好处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根子在哪，找到病根然后对症下药，比如遏制“合法伤害权”的扩张，就要用民主的药来治。道德教育是治标的，制度创新才是治本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对治标不利，对治本有利。

访谈者：您过去有没有在书中或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过遏制“潜规则”的办法？

吴思：没有，我只说“潜规则”是怎么来的。在描述中国历史的时候，你不能替它开药方。开出民主药方来恐怕也是错药。比如你说要在明朝建立民主制度，但农民跟外界打交道很少，他们没有监督政府的需求——经济学上所谓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当真为此花钱费工夫的需求；如果是一批企业家或者工会，就会迫切需要监督政府。在一个一盘散沙的小农社会里，你开出民主药方是莫名其妙的。

访谈者：那您有没有替现在和将来开药方？

吴思：我替现在开药方，那就意味着我自己跳出来鼓吹民主了，就表示我有一种非常强的倾向性。在讨论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前途的时候，我愿意直接表达自己的倾向和主张，我确实也在鼓吹民主宪政。但从写历史的角度来说，非常强的倾向与公正客观的态度有抵触，你可以通过事实来描述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子在哪，但你跳出来说要民主才能解决问题，那是“政治宣传”。我不喜欢在史实陈述中掺杂任何政治宣传。更何况你宣传的主张超越了历史提供的可能性。

访谈者：这个任务就交给那些“潜规则”的读者来完成。

吴思：我觉得他们自然会引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访谈者：有人说您“研究历史的重点是中国古代，但矛头直指现代社会”，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吴思：也不能说完全是指向现代，我现在的兴趣和眼光，肯定会影响我对历史的看法。我看什么关注什么，为什么把它拎出来细写而不写别的，这都跟现实有关系。但要是纯粹为了解释现实而拿历史说事，这个也不完全这样，好多历史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性，本身就很有意思，比如我计算明长城的投资和收益，主要是出于好奇。另外，某些东西古往今来一直存在，写古代和写当代其实并没多大差别。

访谈者：有一个词现在人们也提得比较多，就是“原罪”，以前还曾经有过“民营企业家原罪”的讨论，您认为“潜规则”和“原罪”这两个概念有什么相似之处？

吴思：“潜规则”首先是一个规则，其次就是“潜”，因为它违背当时的法规和正当的标准。像大包干时候，小岗村的农民按手印把地分了，悄悄地干这事，这事谁都不能外传，一旦有人为此进监狱，就把他的孩子养大成人，就是说他们悄悄地制定了一个规则。这是标准的“潜规则”，因为它跟当时的宪法相抵触，不仅违法而且犯罪。但是你怎么评价这个事呢？农民所对抗的那个法本身就有问题，是一个让中国人民吃苦受罪的法。

访谈者：就是说这些农民制定的“潜规则”是有积极作用的。

吴思：对，有积极作用，你可以说它是“原罪”，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准备坐牢。但是因为定罪的那套大规则和宪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东西，你说谁有罪？现在说资本家有没有原罪，最初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都难免违法乱纪，甚至是违背宪法，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嘛，计划经济，公有制，消灭了私人雇工。私营企业属于剥削，乡镇企业也难免干扰破坏国家计划。

整个民营企业在宪法修改肯定他们的合法地位之前，都有违法嫌疑，但这是法律的问题，不是民营企业的问题。他们创造了大量财富，既没偷也没抢人家的东西，他们可能走后门收买官员，但这时候你要处在他们这个地位，会发现有时候你不得不干这个事。如果他们公事公办，就死定了。这种原罪是被逼出来的，是一个更不合理的“官家主义”体系造成的一个结果，与其称之为原罪，不如称其为胁从犯罪，有的甚至可以算正当防卫。当然一些人防卫过当，在可以不犯罪的时候仍然犯罪，官商勾结共同犯罪，因为利益大于风险，这时候，在这个分寸上，你说他有原罪，更准确地说是持续犯罪，这点我承认。但在这个分寸上讨论问题，我们最好说这是一部分人的问题，而且有犯罪低风险、高收益的体制的纵容。统称为一个阶级的原罪，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了。

访谈者：“潜规则”算不算是一个中国特色？

吴思：我觉得不是，你看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历史，官员也是敲诈勒索成风。但英国不是，英国始终不是一个“官家主义”社会，贵族和国王相互牵制，而法国在1789年之前跟中国没多大差别。再看俄国，你看赫尔岑写的《往事与随想》，把里面的地名人名换了，你会觉得这就是中国，就是晚明或晚清，甚至比明清更加野蛮。

说袁伟时是汉奸的人倒有一点汉奸嫌疑

【历史热是这两年的一个现象，那么形成历史热的原因到底何在？吴思说“谈现实谈到五分就到了边界，而谈历史能更充分地表达”。然而，并非所有的谈历史都能获得充分的表达，比如前几年全国“两会”期间引起过广泛关注的“惩治汉奸言论”提案，在历史研究者听来可能就会不太舒服。“遏制自由研究表达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地重复犯错误”，吴思对此表示担忧。】

访谈者：这几年“历史热”成了一个现象。您平时看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吗？

吴思：我从不看连续剧。太长了，我舍不得花那么多时间。

访谈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互联网上的历史热：“网络历史热”主要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抗战和国共内战时的历史事件为讨论对象，和学术界的历史热不太一样。

吴思：我知道网络上的历史热，包括卖书、电视剧历史热，你想不看见都不行。但他们在说些什么、讨论什么我就不太清楚。

访谈者：现在研究明朝历史的相对多一些，包括您在内也是研究明朝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明朝的历史和当代社会有更多相似的地方？

吴思：我研究明朝是有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你要研究清朝，会发现清朝跟现在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清朝由一个异族统治，有部族统治因素，而现在没有。研究清朝要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就会增加这么一个因素，而明朝没有这个因素。另外清朝的体制基本是承袭明朝。所以明朝既看得明白又省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的史料多得没完没了，任何时候别人都可能翻出一个档案来，说你说得不对，我这里有新发现的史实。

访谈者：前几年“两会”期间，有人建议人大立法“惩治汉奸言论”。如果哪一天真有这么一部法律通过，您觉得对一些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会不会是一个灾难？

吴思：他怎么定义汉奸？

访谈者：比如说袁伟时，在他眼里可能就是一个汉奸，理由是袁伟时为侵略者招魂。

吴思：这么过分？我怎么觉得说袁伟时是汉奸的人，倒有一点汉奸嫌疑。袁伟时在讨论义和团的时候强调了我们自身的问题，你可以不同意袁伟时的观点，但不能因为他强调自身过失、对外方的罪恶一笔带过就说人家是汉奸，要是这样，大家踏踏实实地研究找问题的根子在哪，就会受到重大的遏制。我们遏制自由研究表达的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地重复错误，老百姓跟着遭殃，整个民族也跟着倒霉。所以我觉得这种主张倒有一点汉奸嫌疑。——这么说有换位体验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往人脑袋上扣屎盆子可不是好玩的比赛。这种比赛很有破坏性，毫无建设性，我们以前赛过很久，越赛大家越没出息。

再说，强调我们自身的过失，“我们”又是谁？是清朝统治集团吗？为他们说话算不算汉奸？吴三桂帮助满清，当年就被称为汉奸。你替清朝统治集团说话，或者替吴三桂说话，是不是也算汉奸言论呢？这些标准太难掌握了。其实，客观地评价吴三桂，他是贡献大还是害处大？我们现在是沾他的光了还是受他的害了？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说清楚。

访谈者：那您是怎么看的？

吴思：看你强调什么。强调道德？谁的道德？领土？谁的领土？进一步说，中国的大一统好还是欧洲的多国竞争好？对什么时候的什么人好？再进一步说，现在认为好将来也会认为好吗？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引起争论的问题。我不赞成把道德判断尤其是现在的道德判断加到历史人物身上。对当时的道德判断，不妨做出客观描述，别自己跳进去掺和。

访谈者：就是说假如某人真的是汉奸，我要替他辩护的话也不能说我是汉奸，否则律师就没法做了，因为律师经常替犯罪的人辩护。

吴思：对，不要轻易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话就说人家是汉奸，还要惩办治罪，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而且最后对中华民族是不利的。

访谈者：现在历史热的背后，是因为人们有复古倾向呢，还是因为现实的原因，使得大家避开谈现实而从历史里面找感触？

吴思：对我来说，历史本身是有趣的，历史能大大扩展自己的眼界。另外，你谈现实，谈到五分就到了边界，谈历史谈到九分还不至于犯规，你能更充分地表达。

访谈者：您平时关注时政或社会现实问题吗？

吴思：大事会关注。

访谈者：在您眼里什么样的事才算大事？

吴思：一切与制度变迁有关的事，都是大事，比如说崔英杰案件，城管的常规做法和小商贩的权利发生冲突，出了人命，利益划分的边界是否合理引起争论，可能还要发生边界调整，我看就是大事。孙志刚案件，一个有人喜欢有人害怕的制度取消了，也是大事；还有农业税取消了，这些都是重大的制度变迁；农村中小学真的要开始义务教育了，也是个大事。这些东西将强烈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面貌将因此发生重大变化。

访谈者：您现在作为一个已经十分著名的历史学者，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您的同行，或者那些年轻的对历史感兴趣的研究者？

吴思：同行水平都很高，我没什么可跟他们说的（笑）。对年轻的历史爱好者可以讲一点经验教训：首先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你去看最原始的史料，读读古人的文章，比如读读《史记》中的传记，读读小说，《三言两拍》、《儒林外史》……读读古人的诗、文、信件、奏折，这样一来，你就会对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心态，有第一手的感觉，好像在当时活过一遭。有了基本感觉，才好判断别人的叙述是否对头，感觉不对头才好追究哪里出了问题。

访谈者：您鼓励他们像您这样去提炼概念吗？

吴思：如果能提炼出好概念，对于提升中国的理论思维水平是件大好事，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挺可怜的，给人的感觉是整体层次上不去。当然我觉得这是挺难的一件事。

访谈者：做到您这一步非常难。

吴思：还要担风险。当你制造概念的时候，你可能会提高未来交流的效率，但你首先却制造了语言交流中的障碍，大家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认为这家伙又像鲁迅嘲笑的那样生造别人不懂的词。我经常有这种担心——我是不是在干这种讨人厌的事？所以我也是在迫不得已、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表达清楚的时候，才去生造概念，生造的时候也尽量借用前人的基础。

访谈者：那您对“官家主义”这个概念有这种担心吗？

吴思：没有。首先“官家”是古汉语里一个长期存在的词，不难懂。其次，“官家主义”这个概念来自对现有概念的强烈不满——我认为这是广泛存在的不满，不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皇权专制主义，在描述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时候都不够准确，而用“官家主义”就准确得多。我目前见到的所有概念，都没“官家主义”好，你要说不好，请指出一个更准确的，我很愿意用更准确的。最后，概念是有生命的，生死和发育要经历众人的淘汰和选择，我的心态是：尽人事，听天命。

官家主义和血酬史观

访谈者：《深圳商报》刘悠扬

时间：2009年9月27日

吴思看历史，有点儿像鲁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正是这般冷冰冰，从浩瀚史籍的犄角旮旯里挖出些活生生的事例，条分缕析，反倒将历史看得更透更彻底。

正是这种“冷冰冰”，让吴思在当代历史学家中多少显得神秘。而眼前这位身着黑衣的中年人，一口标准的“京片子”，语速快可语气不高挑，用词准但态度仍谦和，丝毫没有“大牌学者”的架子。

“潜规则”一词最流行

访谈者：出版《读库》的张立宪称你是“修辞学家”，意为创造流行名词的修辞学家。在你创造的词汇中，如“潜规则”、“官家主义”、“血酬”、“法酬”等，为何“潜规则”流传最广？

吴思：因为离人们的生活近，人们每天都可能会碰见潜规则。很多人每天都会说到“电视”这个词，因为电视离人们生活近，但“哲学”这个词，可能一般人一年也说不了一次。同样，我们在生活中常见潜规则，而且议论起来非常有戏剧性、有故事感、有神秘感，那就经常会提到。“血酬”这个词常常和卖命钱联系在一起，在和平年代中不是日常用语，“官家主义”是我对封建主义的替代语，这也不是生活中会经常提到的，所以不如“潜规则”流行得广。

访谈者：“官家主义”也是您发明的，为什么您要用这个词代替“封建主义”？

吴思：当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建立起来的体系还能称为封建主义吗？他实际上已经废了封建，建立起郡县制，在这个制度下，皇帝、衙门、官员之间形成一个总体主义的动态结构，合称“官家主义”。现在是习惯性的用“封建主义”，但认真做史学的人，用“封建主义”来形容秦以后的社会是有疑虑的。还有用“皇权专制主义”、“集权主义”、“专制地主”来形容的。“皇权专制主义”中的皇帝应该是非常牛的，实际上，历史上经常出现“政令不出紫禁城”的现象，地方势力和官员个人势力集合起来，对中国社会的立法和执法影响不比皇帝的权力小。这个概念比较单薄，它忽略了官员、衙门立法定规的力量。唐朝毁于藩镇割据，这就说明皇权不是真正有效。而“官家”这个词，包括了皇帝、官员、衙门三方面，比“封建主义”、“皇权专制主义”更适合。

“做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访谈者：您的历史著作，写出来却有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的味道。去年《私人阅读史》的采访中，你提到看过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是刻意为之吗？

吴思：一开始我是在研究暴力，暴力是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我有半个多月一直在想暴力掠夺时人们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在思考中我觉得我卡在一个东西上了，这个东西就是如何表达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关系，我感觉到一种语言的空白，非常强烈的空白感。于是我就想要造这么一个词，前思后想又过了半个月后，脑子里充满了付出、玩命、报酬、血汗、工资、回报、利润这些概念，终于想到“血酬”这个概念，之后就经过一系列的证明、计算、验证、界定。开头是仔细琢磨一件事，琢磨明白了，然后自觉地把这个空白填上了。做了这两件事后，我感觉这是我做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访谈者：能用一句话来解释“血酬史观”吗？

吴思：血酬史观是用来分析暴力要素所主导的社会的历史观。它仅仅是历史观的一种特型。血酬史观很适合分析前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暴力集团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一旦暴力集团被生产集团取代，作为生产集团的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集团，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守夜人，当作自己的保安，资本主义就诞生了。这时候，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解释力开始上升，因为资产阶级就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他们支配经济，同时有力量影响上层建筑。

官家主义是“第四层楼”

访谈者：最近在研究什么？接下来还会有新著问世吗？

吴思：我一直都在写文章，核心就是从暴力的角度看历史。我正致力构建一个新的史学观框架，好像在盖楼，我打算盖六层。已经引入了暴力、破坏力等概念，解释了一些历史现象，提出了血酬、法酬等观点，现在还只盖到第四层。剩下的两层就抽象一点，最后一层是涉及儒、道、释的观念史，从血酬和法酬这个角度看世界的划分，如何论证各类人应有的利益，看一路走来的人类历史为什么会这样转变，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除了这个之外，我还在写一些零碎的文章，算煤矿工人的命价，算中美煤炭工人状况的比较，算血和汗的替换率。如果人们通过生产获得利益最大化，就会有很多自发的生产力，可是如果通过暴力也能获得利益最大化，那很多人会通过暴力来获得利益，最后就会形成一个暴力和破坏力控制、束缚、盘剥、敲诈、侵夺生产力的模式，暴力集团控制生产集团。

建构血酬史观

访谈者：莫离

发表时间：《嘉人》杂志

2010年11月号

“潜规则”提出已经十年，2009年再版至今销量超过30万，从无人知晓到人人心知肚明，吴思用他的精准与冷静抓住了这个世界最隐秘又最关键的一线。十年后，他又有哪些发现？用了一个下午讲述，原来这些都与内心的安然有关。

月坛西街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可能是这时代硕果仅存的老式编辑部：处处都是书，杂志，来自四面八方的手写信，空气里有股子历史陈腐味儿，凉且潮湿。吴思就在最庞大的那纸垛里，起身向我们招手，又用老式的军绿色铁网暖水瓶，倒水泡茶。这暖水瓶市面上早已绝迹，放在这里，竟十分合衬。

53岁的吴思在这间办公室里已经坐了13年，在这个可能是“地球上年龄最大的编辑部”（四个顾问均超过90岁，编委平均年龄80岁上下，编辑部人员的平均年龄一度超过70岁）里，他还是“小吴”。“小吴”被誉为“中国当代最理智最冷静的学者”，写历史，笔下不是宏大场面的交叠，而是一个个冷冰冰的算式，计算出人命的代价。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不能被精确度量的，包括人性中最为幽微难测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他的“潜规则”系统提出已经十年，2009年《潜规则》再版，至今销量三十多万，台湾地区也卖出了三万多，还被翻译成韩文。这个新造词在百度上的相关页面，从零变成了五千四百三十万。相对生僻的“血酬”，相关页面也有三十八万五千个。但他说，所谓名气，“是已经解决的事”。整个下午他都极为耐心，语气不变，语速不变，像一个虔诚的传道者，为了更多人听到他的声音，力气不竭——他正在辛勤建设一个“血酬史观大院”：院里有栋六层的楼房，刚刚搭到四层半。这是个庞大的工程，他并不知道有生之年是否能建完，但还是“野心勃勃”：那一天，血酬史观会成为主流历史观；他正在做的，是“一流的事业”。

他等着那场巨变的到来。

周五的黄昏，北京下着小雨。采访结束，他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站得直直的，右手举到耳朵的高度，说再见。

很难清晰地描述吴思：一个老式的、温和的人；一个野心勃勃、毫不掩饰的人；一个希冀着再来一场翻天覆地大变革的人……还是看看他说了些什么吧。

消除潜规则很容易，有独立的司法、开放的传媒和专职的人大代表就可以。

访谈者：您思考的领域一直挺跳跃的，最近在写哪方面的文章？

吴思：最近在说市场，说《卖炭翁》，“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标题下四个字：“苦宫市也”。市场本来是自愿自由的买卖，但“手把文书”，念一个红头文件，给点钱，就可以把炭拉走了。根据当时的物价折合成人民币，“半匹红纱一丈绫”相当于760元；一车千余斤的炭，相当于1700元多块。念了个红头文件，1700多元的东西卖了760元，相当于打了四五折。从唐朝到今天，权力能抵的价格份额经常在50%左右。借用白居易的说法，我把这种权力介入的市场叫做宫市——皇权介入的市场；明万历年间一个版本把这“宫市”写成了官市，官权介入。中国市场自古就是官权侵入的市场，只有一些局部消费环节是真正的市场，一旦涉及原材料，涉及工匠的身份，涉及瓷器的样式，涉及买家的不同身份，它就变得复杂，至今如此，譬如金融行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国家不断把矿收回，实现官家垄断，越来越官进民退。每年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一次世界各国经济体的自由度，香港多年第一，欧美国家多是80分左右，中国52分，低于世界平均值的62分。

访谈者：现在最热的、存在官市的领域，应该是房地产市场吧？政府一直在出台各种政策试图平缓房价，但事实是房价不降反涨。

吴思：我没做过专门的调查，试着分析一下。首先内地的房地产有一部分直接被权力切走，公务员可以不到市场买房，直到现在还有变相的福利分房，凭借行政权力切下一块地不进入市场流通，再用行政权力找一个公司盖起楼房，然后制定一个“说得过去”的价格，按内部权力大小进行分配。

撇开这部分，即使在属于市场的那部分中，看得见的手很大，伸得很长，也很有力量。

理论上来说北京房价如此之高，利润如此丰厚，供给应该大量增加，使得价格降下来。但实际不是这样。政府用权力控制了土地供应。土地资源并没有市场化，或者说，土地仍在官市中交易。要改变房地产市场的现状，最根本的还是提高市场的纯度。即使政府依旧凭借权力分走一大块，如果拿这一大笔钱建廉租房，也可以改变现有的供求关系。另外好多人买房是为了回避通胀的危险，如果市场上投资途径增加，包括放开民间的金融，分流出部分资金，供求关系也会发生变化，高房价或许不至于如此过分。

访谈者：要消除潜规则需要什么条件？还是说在国内它是没办法消除的？

吴思：能消除，只要降低潜规则的受害一方的反抗成本——有独立的司法、开放的传媒和专职的人大代表就可以。譬如台湾地区《潜规则》的读者跟我说过，曾经台湾警察也是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但台湾开放报禁后，如果警察欺负百姓，这个百姓就给当地议员打电话，议员就发动媒体，兴高采烈地打上门去。折腾几回，警察就高度专业化了。议员为了拉选票，媒体为了博眼球，都会积极投身这件事，这种利害关系的设计让民众的反抗成本降低到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潜规则当然无处藏身了。

访谈者：说到成本，很多人都很奇怪，您是怎么从一个认为人人都该是无私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看起来冷冰冰的“计算历史学家”的。在你笔下连正义感都变成可以用数字考量的东西。

吴思：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都是有分量的，它们经常进入人类行为的计算。同情心和正义感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它们无可置疑地长在大脑中固定位置，同情心长在大脑中央运动前皮层一个叫F5的区域，那个区域有镜像神经元，它让我们有“同情心”：看到你快乐，我也觉得快乐；看到你被针扎到，我也感同身受地皱皱眉。当然你疼十分，我可能才疼两分。正义感则长在中脑系统的壳核和尾核上，叫鸦片报偿区，鸦片报偿区负责所有上瘾的行为，看武侠小说为什么觉得过瘾，因为正义得到伸张。这个区域让我们对不公正感到愤怒，对公正感到欣慰，哪怕我们个体不见得会从这公正中受益。

假设同情心和正义感在我们心中发挥不高不低的作用，算30分。用口渴打比方，我渴到80分，你渴到90分，这杯水是我喝还是给你？这取决于我感受到的你渴的程度。你我是老朋友，我能感到你40分的渴；你我是陌生人，我可能只能感受到你的10分。虽然能从外在表现看出你渴到90分，但我会选择自己喝。但当喝下这杯水，我渴的感觉只剩下30分，对你的同情却达到40分，神经元激活程度的计算结果，同情心就开始喧嚣着催我把水给你。管仲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同情心、正义感这种精神作用的强度与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正相关。如果我们有饭吃有水喝，心中不喧嚣而是相当平静，同情引起的那30分就很突出，显得你知书达理，充满同情心；如果你饥寒交迫，就只能抢吃抢喝，完全看不出你的礼义和同情。这其实是一直存在的计算，我只是如实描述它的运行。

访谈者：你怎么想到要用医学上的知识去描述它的？

吴思：我偶然看到一本书叫《神经元经济学》，汪丁丁主编的，用神经元讨论经济问题，立刻觉得找到了我要的东西。我一直想盖一座血酬史观的楼，它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严格的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历史的起点就是生命的起点，追踪起来就到了神经元，用神经元和其他生物学知识来做血酬定律的基础，把整个史观扎扎实实落在了科学基础上。

访谈者：这个起点是很坚固，但你怎么解释那些舍生取义的人？

吴思：这间办公室曾经有个老先生叫徐孔，我们的副社长，不久前去世了。徐孔替人打抱不平，结果得罪了领导，被打成右派，前10年劳教，拿四分之一工资；后十年返乡务农，一分没有。受了这么大损失，两个月前徐老先生出了本书，叫《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生涯》，还说无悔。你想想同情心和正义感在他心里占到什么分量！圣人确实是有的，我们这里就有。但又必须承认这种人在全部人口中比例很低，实验经济学证明，这种人的比例相当固定，不管什么时代什么环境，我记不清具体数字了，似乎不足3%。

我们应该正视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多数人”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但不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主要是利己的，不是利他的。承认这个事实，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政治制度的种种设计都要有所变化。

访谈者：我觉得您有两个突出于环境之处，一是您的文风，之前在《农民日报》，如今在《炎黄春秋》，整个的文字环境挺严肃的，但您的书却是很轻松的笔调。

吴思：1996年我失业在家想写小说，写了三四十个开头都不对，就想找个简单的事来做，那就写历史。因为之前看过大量的史书，下笔就很轻松，带点嘲讽——对自己的嘲讽，对这个时代的嘲讽。我满心同情崇祯皇帝，可我受的教育全是阶级斗争，怎么能够同情皇帝呢？这么矛盾，只能自嘲。现在回想来，我当时已经跳出主流历史观了，嘲笑自己，其实是在嘲笑某种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很安全的策略。

我们每一个行为都跟历史的进程连在一起，让人天生的仁义道德良知获得满足，当下心安。

访谈者：现在您的血酬史观有什么样新的发展？

吴思：首先“血酬定律”有更精确的定义，而后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这两个工具去分析中国社会，认为吃血酬的人构成一个暴力集团，或者叫破坏力集团，可以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它被遏制的时候生产力才能顺畅发展，这构成了一种新史观，我叫它“血酬史观”，用它去看中国历代王朝的演变，就会看到秦汉以来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官家主义”社会，是暴力集团打下江山后，选拔一批官员做自己的代理人，他们握有重权，形成一个“官家集团”；不仅政治上是这样，经济上也是，比如说一直有官市，还有民间的杂霸经济。官家把最好的东西拿走了，剩下的粗瓷大碗民间也要当成宝贝似的用暴力去争，形成一道道壁垒，整个市场被割得四分五裂。这样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一种既有官方暴力、又有民间暴力的杂霸经济。

这就是我在社会形态上多走的几步，从政治状态到经济状况，还想再往下走，就是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也抛弃已久，好像是儒家复兴，但新儒学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西方舶来的一些思潮譬如自由主义影响越来越大，但它没有扎根，跟中国的历史不接轨，我就想第四步，寻找到一种价值观，它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自然发展，又顺畅地走到了现在的自由主义，把舶来品变成一个在中国有根的东西。

访谈者：是不是再往上，就到了信仰的层面？

吴思：对，当下中国人的信仰是缺失的，能不能找到一个综合性的东西，把中国人说的“天理”、马列主义说的历史规律和西方的上帝，包容起来，让人们一提到它就有敬畏感。我想了很多词，说它是“上帝”，多数中国人不信；称之为天理，这个词已经被糟蹋了；最后我找到儒释道共认的一个词：造化。它是可以做奖惩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次又是中国人所共知的、有灵性的。

访谈者：提到因果，好像跟佛学很接近。

吴思：儒家也讲因果报应。譬如五经之首《易经》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孔夫子也直接谈过报应关系，“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直”就是自作自受的恰当分寸，我觉得这是特别妥当的得、付关系。这样，“造化”就是最高的仲裁者和奖惩者，能包容天理、地理、物理和人的心理，它值得敬畏，它承载了现代中国人的终极价值，又跟中国历史上仁义名分最基本的概念相连。

访谈者：那现代人应该怎么去理解“造化”这个词？

吴思：首先是相信善恶必有报应，即使你逃过了，你所在的群体也要承担这报应的结果。往深了说，外在的权威并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心中的感觉。如果你畏惧造化惩罚，即使去做善事也无非是奴隶行为；如果你渴望造化奖励，即使做善事也近乎谄媚。造化灌注给人的行为准则应该是：你因造化赋予的天生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而行善，它满足了你对同情和正义的要求，行善本身即是报偿。那时每个人不必再为意义焦虑，当下心安。此外，每天我们都在参赞造化，每一个行为都跟历史的进程连在一起，外在的意义也是很丰满的。

不做二流，每次都应该做一流的事。

访谈者：现在写历史的人很多，您怎么看待这些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历史的人？譬如黄仁宇、易中天，十年砍柴，唐德刚等等。

吴思：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我影响挺大的，他的写法有点像《史记》，用几个人物拼出那个时代的特有场景，在当时读来让我耳目一新。但他的写法形象大于思想，让读者读完觉得好像认识那个时代的人，却又说不出什么来。易中天的书我看过一些，就那些部分而言我觉得他讲得很精彩，而且他不是纯讲故事，他是有理想有思想的；十年砍柴有一种史观上的追求，看过他的《闲谈水浒》，觉得他对历史的分析框架更敏感一些；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我看了前1/3，见解自然不错，但觉得他调侃的味道很浓，仅仅从风格上说，稍微有点不舒服。

访谈者：那写史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真正通过《史记》或者《资治通鉴》去了解历史的人并不多，多数人还是通过当下的讲历史的书来了解的，您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历史普及性的写作？

吴思：写史对我意味着一种新发现。只有发现新的、同时跟现代相关的东西，我才会写。我特别享受有新发现的写作，写了开头还不知道结尾，一路不断地有新景象在眼前出现，笔下龙腾虎跃——“文思泉涌”这词儿比较弱，不足以形容文章逻辑的自主性和意外性。到结尾处，经常跟设想的大不一样，一路充满创造性的惊喜。

你说普及性的写作，假如一百人里面有十个能把历史故事写得好看，但能从历史里找到新发现的可能只有两个。我既然能做一些别人做不好的事，那就别把时间放在很多人能做好的事上。时间这么紧，不能做二流的事，每次都应该做一流的事。

访谈者：那你希望自己的发现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设想你站在一百年后，会怎么评判自己现在的工作？

吴思：野心勃勃地说，就是建构起一种新的更加精确的历史观，用它来代替现在的主流历史观。形象地说，我想盖一个叫“血酬史观”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栋六层的房屋，现在盖到了四层半。盖完之后还得装修呢，也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做完。

要是站在一百年后，大概会看得更清楚点：我就是那群人中的一员——他们曾是极“左”分子，经历了严重挫败后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找的过程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看到了某些正确的方向，最核心的就是如实面对真相，不被任何教条所影响，他们找到了一些规律，而后又走偏，想构建一种新的教条，但在新的教条竖立起来之前，他们做的一些事对后人来说是有价值的。

访谈者：有篇访谈文章提到，在香港地铁里你问别人找到归宿了吗，归宿是什么呢？你说归宿就是可以认真生活下去的安定感，香港是有的，但你还没有找到。我觉得中国文人一直很重这种归宿感，尤其您这代知识分子，生命经历密度特别高，您对人生的终极意义怎么看？

吴思：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最后发现最重要的还是“我”是否喜欢，是否能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于我不断地受挫、不时还要写检查，戴着镣铐跳舞，别人看起来觉得我活得特惨，可我觉得这生活特别适合我，因为我戴着镣铐跳舞跳顺了，跳得炉火纯青，可以成为一流舞者，如果大家都摘下镣铐来跳，我就成了个三流舞者，我用全部的知识对付这个环境，也知道这个环境会提供给我内在、外在的双重意义。

曾经很多人都追求外在的意义，这固然不错，但外在的东西往往不可靠，不归你掌握。儒家有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儒家最核心的观念在于内心满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张载的《西铭》，被认为是儒家表达世界观最精彩的一段，“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天地是父母，我就在中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类，最后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的时候我就顺势而为，做天命或造化让我做的事；死了我踏踏实实地死。人活到这个份上，那是真的找到归宿了。

重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访谈者：孤云

发表时间：2003年10月

28日《深圳商报》

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访谈者：还应该提到一个新词——元规则。照你的说法，“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是否意味着，它实际上是“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之上的创造性的统领整个历史观的根本原则？

吴思：“元规则”自然是决定“潜规则”和其他各种规则的。谁的真实伤害能力强，谁就可以扩展自身的利益疆界。但血酬定律却是元规则的内涵之物，并不是两个东西。“血酬定律”所讨论的是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元规则”说的是暴力决定生存资源的分配规则，增加了一个规则因素，即用鲜血和生命打造生存资源的分配规矩，并且用暴力保护这种规矩。如此行使暴力，用生命换取资源，到底合算还是不合算？赚了还是亏了？这就需要根据“血酬定律”计算一番了。

“元规则”可以解释重大的制度变迁，好像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但我不敢说这是最根本的。生产力和暴力哪个更根本？我没有想透彻，回答不好。似乎生产力更重要，暴力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也未必。如果看得更远一些，猴群并不种树，只摘果实，暴力比较强的群体和个体可以获得比较丰富的生存资源，在优胜劣汰中活下来。或许追问最根本的思路就不对，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思路一样不对。有阴有阳，阴阳对应，并无先后之分。

访谈者：也许你说得对，阴阳消长乃世界常道。但是，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元规则”的核心内涵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话似曾相识，可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又让人感觉焕然一新。我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能否解释其中微妙之处？

吴思：大概是理论彻底的缘故吧。马克思说，理论彻底才能征服人。把一种逻辑贯彻到底，用这种逻辑解释众多的历史现象，而且是互相关联的现象，显然比孤零零的一两句箴言更有力量，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更何况，“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句话并没有被哪套社会历史理论整合进去，至少我不知道有这样的理论。“霍布斯丛林”很有名，其基础却是契约论，大家商量着办，而“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恰好是打你没商量。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苏联所代表的马列主义正统理论视为异端，因为马列主义并不那么抬举暴力。而毛泽东的这句话，也是安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枪杆子只是上层建筑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级手段，并不那么具备根本性。

访谈者：阅读《血酬定律》，我对其中关于民间与底层部分的内容尤为兴趣。比如《庶人用暗器》，说的是老百姓自有自己的“利害计算”，这个道理正好解释了你上面所提到的当时在大寨所遭遇的困惑。《出售英雄》，更进一步说明正义与“利害计算”之间的较量。历史上相关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吴思：我觉得写“地霸秩序”的那篇也很有意义。这两年，学界在解释黑社会现象的时候，常常提到“西西里化”，这个说法是一个进步，因为提出了一种民间暴力控制社会的模式。缺点是，当代西西里的政治制度与我们不同，黑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策略也随之不同。中国历史如此丰富，如果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发现民间暴力控制社会的模式，并且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岂不更有解释力？

访谈者：还有几篇文章，比如《硬伙企业》与《洋旗的价值》中所提到的，在那个历史阶段企业所需支付的非正常交易成本，这在当下仍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能否谈谈，在完善市场经济方面，这两则故事所能提供的启示？

吴思：这两个故事刻画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中国企业实际上是有等级身份的。按照公开宣称的说法，应该是人人平等，法人也人人平等，但是，如果企业是县太爷的儿子办的，就可以像县太爷一样享受本县百姓根本不能享受的特权。同样道理，皇家企业有皇家特权，黑道企业有黑道人物事实上享受的特权。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身份和相应的权利，最弱的是没有任何硬关系的平民身份。在中国，身份是企业构成的一个要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对企业的定义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的。但是契约关系并不是天生的，就如同所谓的天赋人权其实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契约关系的建立，需要真实而严格的条件，即欺诈或偷窃或暴力之类的手段不合算，不如自由交易合算。在这项条件不具备之前，中国的企业就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

访谈者：在谈论西方思想学术大师的时候，你已经提到“以契约论为基础”了，而且很不以为然。那么，你认为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吴思：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历史的方式，更灵活宽广的智慧。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术语和名称，但思路大体是一致的。譬如，阴阳五行，一物降一物的相生相克，这叫什么论？阴阳论？斗法论？还有我们都熟悉的矛盾论，如今正在流行的有博弈论，或者叫对策论，等等，古今中外都有。相比起来，契约论就要狭窄一些。如果斗法的双方可以选择一百种招数，契约论的圈子里只圈进来十种。可以讨价还价，却不许欺诈，不许动刀子，不许砸玻璃，不许开飞机撞大楼。作为一种理想的规范，应该如何如何，以契约论为基础的研究当然不错，但我们的目标是实事求是地解释历史。站在契约论的狭窄基础上，理解社会和解释历史就难免捉襟见肘。

阅读与研究：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

访谈者：除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之外，你还创作过哪些作品？

吴思：我的第一本书是和《农民日报》副总编王太合写的关于中国个体户崛起的调查，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二本是我牵头翻译的《怎样与你的孩子休战》，1992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三本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访谈者：您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

吴思：读书。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因为学校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从那时起，三十多年来，有闲工夫就看书，也算得手不释卷了。中间有几年下围棋上瘾，耽误了读书，后来戒了。

访谈者：能不能开个书目，谈谈对你的思想产生影响的书籍？

吴思：第一本，我很不情愿，但是又不得不承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十七岁那年，我就把保尔那段“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二十岁前后，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经常翻看保尔修铁路的那一段。当时我在山里修路，干的活和保尔差不多，琐碎而艰辛，还吃不饱，很需要用人生意义之类的说法来支撑自己。

可是，六年前我重读此书，竟有不忍卒读的感觉。保尔的褊狭和自负让我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我当年的偶像吗？我竟然努力模仿这种人？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不会向我女儿推荐这本书，我以后也不会再读，除非要挑毛病、说坏话。

第二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在主人公安德烈、彼尔和列文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句子可以直达我的心底，让我在不同的状态中再生活几遭。

第三本、《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代表，我已经翻烂了一本，以后还会一读再读。古诗词可以迅速调动起我的人世沧桑感，呼唤出我的“根本性焦虑”。人生短暂，年华易逝，这种感觉让人的心境深远厚重，超越蝇营狗苟，进入造化的幽深，以至言语寥落，欲说还休。古诗十九首、宋词、元曲、《红楼梦》也有类似的功能。

第四本、贝克尔的《反抗死亡》。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超过各派心理学的作品。这本书，还有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帮助我理解了人心和人性——超越动物的独有特性。10年前读毕此书，叹为观止，从此不再看心理学方面的书。

第五本、《庄子》。庄子描绘的人生和宇宙图景很精彩，可以把我们拔出自负和局促的泥潭，让我们面对那些最要紧的问题，同时又不至于沉溺太深，忘记自己在天地中的真实位置。

第六本、《微观经济学》，任意一本。尽管书中分析的是市场，但是理性清明，分析精巧，对我理解人心的一般状态和人际关系的均衡状态大有助益。读后有散光眼配了眼镜之感。

第七本、《制度经济学》，任意一本。用微观经济学的清明理性来分析制度变迁，这是一门历史学可以借用的好手艺，一旦领会了这种思路，想忘掉不用都难。

第八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此书，便生出历史还可以这么写的感慨。数年后我也转向历史，多少受了这本书的影响。我还模仿过这本书的笔法，但不如我原来的写法顺手，只好作罢。至于写作深度，《万历十五年》沾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光，给读者留下了见仁见智的余地，大体没什么问题。不过，真到了说几句硬话解释历史的关头，黄老先生的概括往往伤痕累累。

第九本、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本书让我领会了美国及其政法制度的实质和演进历史。最难得的是，我觉得自己似乎随着林达在那个世界生活了一遭，所得所思格外深切。

如果再提炼一下，超越专业或职业需要，上述诸书，《唐诗三百首》和《庄子》对我最为要紧，其次是托尔斯泰的书。知识无涯，可多可少，灵魂却只有一个，不能让他枯萎了。

访谈者：有哪些书对你分析历史的方法产生影响？是否因为在作品中引入制度经济学等新方法，所以作品显得那么独树一帜？

吴思：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我有影响，博弈论和进化论也有影响。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中的许多观点对我也有影响。中国古代的圣贤，譬如韩非子和孙子，很擅长利害计算，他们对害的计算也对我有很大影响。不过，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最熟悉的，是学校教育涂上的底色。我在分析和写作时，一定要处理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问题，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如果想调整，则需要想出道理来。在这个意义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历史唯物论。

独树一帜大概是“不伦不类”造成的。我的书说文学不是文学，说史学也不是史学，说社会理论又不是社会理论。我的同一本书第一版的分类号是随笔散文，属于文学类，第二版分类，改为社会问题。但是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又摆在历史通论的架子上。我不靠体制化的学术吃饭，敢由着性子写，根据我的兴趣和我对读者兴趣的了解写，于是就有了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

访谈者：你认为，你所做的这项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吴思：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过去的解释不足以回答当代人的疑问，结果，中国人面对自己的历史陷入了失语的境地。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不容易说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走到了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就不容易说明白自己是谁。对一个民族来说，不了解自己，不能理解自己，说不清楚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此文收录时有删节）

基本概念出了问题

访谈者：草梅

发表时间：2005年11月

加拿大华人媒体

访谈从命名谈起

访谈者：吴思先生，你好，我知道你很擅长命名，你命名的很多概念像“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一经命名，立刻就流传开来，成为一种社会语言。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自己的名字是你父母起的吗？父母当初给你起这样的名字，是对你有着怎样的期待？

吴思：其实很简单，我的生日是五月五日，父母翻日历，当天正好是马克思诞辰，就用了这个思字作为纪念。

访谈者：那你父母是希望你成为马克思的信徒吗？如果是，你觉得你现在做事，写书，有没有背离父母当初的期待？

吴思：他们都是马克思的信徒，也希望我是。我从中学起就开始读马克思的原著，受他的影响很深，但我现在写的东西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更超出了列宁斯大林的圈子。比如，我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完全贴切地解释中国历史。阶级斗争，甚至阶级这个概念，在中国与欧洲的所指大不一样。官家集团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他们直接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直接介入生产过程本身，他们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吗？他们是一个阶级吗？如果这些基本概念都出了问题，都要重新建构，一套体系就要修改得面目全非了。

我好像背离了父母当初的期待，但他们的期待也在改。我父母现在也支持我在历史和理论领域的探索。某种意义上说，我倒觉得自己在更深的层次上实现了父母当初的期待。

有趣的史料

访谈者：在你的书里，让人看到了有些历史人物的另一面，比如徐霞客给人的印象好像就是旅行家、文化精英，但你说“《徐霞客游记》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他旅游的许多费用，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违反中央规定，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这等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你担心他的后人会像陈永贵的后人那样告你吗？

吴思：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写的时候没有想。你这一问，我觉得也有可能。台湾就闹过韩愈的后代为祖先打名誉权官司并且获胜的事。但我相信我不至于再败诉了。我引用的东西，都是徐霞客自己在游记里记载的，不是我编造的。当然，在写陈永贵的时候我也没有编造。

访谈者：你在史书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资料，包括那些招待费用的记载，我很好奇，这些东西既然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是谓“潜”字，见不得阳光，只能是私下的交易。为什么会有人把它们记载在史书里呢？而要发现这样的史料是不是比较困难？

吴思：不困难，不过有时候要碰运气，从一些人的年谱中能发现许多线索，像晚清官员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都有这方面的记载。有时候也可以参考小说，像《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虽然有虚构的成分，但结合真实的数据，还是能够分析出一些与事实差不离的东西。还有很多人的文集，如《海瑞集》，从中能找到不少东西。历史档案里也有。清代的四川巴县档案里就有。

访谈者：怎么理解你所说的中国商人挂洋旗那个时代的情形？你说洋旗的价值在於是洋人国家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安全，那你认为现在很多人办投资移民，是不是通过一本洋护照来购买这样的服务？还有一些贪官外逃，你认为他们寻求的服务又是什么？

吴思：中国商人挂洋旗那个时代和现在是不一样的，那时，有些国家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例如法国，而中国自己的政府比较弱，所以给外国公司超国民待遇，中国商人通过挂洋旗而购买这样的待遇，后来法国被希特勒占领，法国政府不能保护自己的公民了，法国旗就不再具有这样的价值，中国商人就舍法国旗而改投国民党高官了。

我觉得投资移民也有购买外国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意思，当然包括公共安全和教育等。至於贪官外逃，那是逃难了。

隐身份成了比显身份更重要的身份

访谈者：你在《县官的隐身份》里谈到，海瑞提到县官本来应该是管理民事的，如今却成了驿丞，也就是迎来送往的招待所所长，招待所所长倒成了县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隐身份。这个说法可以解释当今中国的很多事情，比如律师，本来应该好好钻研法律业务，但现在有些律师引以为傲的资本却是和法官的关系比较铁，当事人一见到律师，问的也是，你和法院的关系硬吗？再比如有些医生，开处方时想的是药厂的那些高额回扣，而不是病人的病情……

吴思：律师的隐身份变成了法律买卖的掮客，医生的隐身份变成了药商，隐身份成了比显身份更要紧的身份。潜规则成了比正规则更重要的规则。

访谈者：你的《潜规则》被评为继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之后最富创见的历史著作，说出了《万历十五年》没说透的地方。但我注意到也有人评价你和黄仁宇一样没能跳出困境。历史学家吴晗写过一本书叫《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你们三个人都关注明史，都关注海瑞，都借古喻今，你能谈谈这其中的奥妙吗？

吴思：黄仁宇说，他关注明史是为了追究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我能理解这种说法。清朝的许多制度都继承了明朝，要寻找初衷就要追到明朝。

我关注明朝，一是因为时间近，史料多，又不至于多到让人绝望的程度。二是清朝有一个部族统治问题，凭空添出一段复杂，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想绕开。还有明初的措施与“文革”前后的政策非常像，看得我惊叹不已，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总之，我想通过了解完整的帝国兴亡史，加深对体制的认识。向后看是为了向前走。

我不清楚吴晗为什么选择了明史，从他写《朱元璋传》的过程可以看出，他的现实关注也很强，他在通过理解朱元璋而理解当时的政权首脑，他有鉴往知来的动机。“文革”中的人们也是如此理解他的。如果说有什么奥秘，企图深入透彻地理解现实，鉴往知来，这就是共同之处吧？至于说我和黄仁宇一样没有跳出困境，我不懂这困境指的是什么。

命名是认识世界的手段

访谈者：《南方都市报》黄兆晖

时间：2004年8月27日

命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标志

访谈者：吴思先生你好，这两年，你的著作《潜规则》、《血酬定律》都成为文化关键词。可是在某些人士看来，你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命名能力，而不是学术水平，你怎么看这个意见？

吴思：因为一直做新闻，所以取标题是我的职业长处。不管是办杂志还是办报纸的时候，我都是做标题的好手。在学术上，比如纯粹的历史学，我的水平比起一些专业高手有相当大的距离，有的学者是二十四史全过下来的。所以他们说得不错。但是命名本身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标志，很多事物你感觉到了，命名出来就能仔细理解它，而且能够讨论。命名是很重要的，也是学术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如果把学术活动理解得更宽点，不仅仅是对资料的掌握，而是对事物内在联系的把握，对事物本身特质的辨认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个方面做得还可以。

访谈者：他们甚至认为你提的某些概念，比如血酬定律，国内外思想家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并非你真正首创。

吴思：国内与血酬定律的研究最接近的，是一位研究过中国土匪的经济学家奥尔森，他提出了坐寇、流寇之分，土匪坐久了就有转变成政权的趋向，这就是所谓的“成王败寇”，中国的古汉语表达得很清楚。他解释了“成王败寇”的现象，但是还没有揭示出形成“成王败寇”的机理。他并没有提出类似于“血酬”的概念，而“血酬”正是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核心概念，即追求卖命收益的最大化，这是“成王败寇”的关键所在。我也没有看到西方有这样的解释，我觉得这是西方社会生活的特点造成的，他们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严重到我们这个地步。我目前没有看到别人做了跟我同样层次的工作。

访谈者：你曾经拿自己的研究和“体制化的学术”做对比，你怎么看待体制化的学术？

吴思：因为我不在体制化的学术机构里，只能说一种“在外”的感觉，评价得可能不够中肯。我们的体制学术，有些问题是伪问题，或者没有问到点，回答这样的问题，好多精力就浪费了。当然它起到了整理资料、澄清一些细节问题的作用，这些都是有益的。但是在研究框架上，有些是扭曲的，也许并不适应中国社会，你用这些既定观念去套，去解释中国历史非常困难，捉襟见肘，自我矛盾。这是因为体制内学术受到限制。既然有这些框架上的限制，可能很多问题都说不透，其成就可能让我们的读者觉得不够满意，不能够解决内心深处的许多困惑，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历史，理解我们的社会。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了解真相就意味着去除蒙蔽

访谈者：有人说读了你的著作，感觉“潜规则”像空气一样潜伏在我们的四周。

吴思：潜规则并不能够解释一切，而所能解释的是那些“名不副实”的灰色地带。比如说三纲五常，在中国的帝国时代，起到了很大作用。官僚集团说代天子牧民，但是官僚集团是按照皇帝的要求，或者是按照老百姓所期望的那个儒家的规定去做的吗？没有。他们部分地做了，但是掺杂了很多代理人利益在里边，那个代理人利益带来了对原来体制的偏离，这一部分，正是潜规则要解释的东西。体制越合理、越完备，潜规则发挥的空间也越小。

访谈者：有人担心，随着你的著作的畅销，潜规则的观念也会流行，这样人们会更加自觉地运用潜规则来解决问题，而绕开正常的程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思：我觉得一种科学的观念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澄清真相。至于在真相澄清之后，人们如何做出选择，那是他们自己的事。由于有一种观念可以帮助我们澄清真相，使得选择更加自觉，利害计算更加清楚，即使受害，受害者也被害得更明白。但是观念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观念只能让你不要糊涂，不要张冠李戴，不要走弯路。但是有没有这个观念大不一样，对于强势一方来说，即使不懂这个观念，也玩得如鱼得水；但是对于弱势一方来说，他们对这个东西一知半解，而且对方看起来很神圣。如果前者的水平原来已经是80分了，看了这个东西更加自觉，增加到85分；弱势一方呢，原来他们是不及格的，才50分，看了之后，也不可能像强势一方那么明白，但是增加到70分，至少及格了，他们绝对的涨幅比强势一方大得多。

一切掩盖真相、扭曲真相、糊弄人，都是强势一方掩盖不当收益的有效手段。了解真相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了解真相就能去除蒙蔽。

好好地把自己的病找清楚，说明白

访谈者：西方历史上是否也有“潜规则”，与中国相比有哪些异同？

吴思：比起民族性，制度对“潜规则”影响更大。旧时代的西方社会，也有不少和中国历史类似的“潜规则”，但是随着制度的进步，公民权益的提高，监督力量的加强，“潜规则”发挥作用的空间日益减小。

访谈者：有人质疑你的“潜规则”手术刀更多地挥向中国历史，而很少挥向西方，是不是对自己太苛刻，而对别人太宽容了？

吴思：对这个问题，我还专门写了一篇答复的文章，首先我对外国不够了解，我只能说我了解的事，回避外国也是扬长避短。其次，我们要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自身的问题，你去给别人治病干什么？好好把自己的病找清楚，说明白，我觉得这都是人之常情。人们总是关心自己身边的事。自己还在生病，却集中精力、没完没了地嘀咕别人的病症，我觉得那才是病态。

访谈者：“潜规则”横行是否影响到我们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的表达？比如我们的文化喜欢的是“言此意彼”、“心领神会”。

吴思：潜规则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一个表现，不是我们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如果谈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应该在形成潜规则的体制中找问题。

知识分子应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真相

访谈者：有一些读者认为，利益的量化和较量是你分析问题的主要途径，你的作品中忽略了道德、情感等因素，甚至缺乏终极追求，你怎么看这个批评？

吴思：是说我写的东西没有，还是我这个人没有？我觉得我有。在我写的这个层面上，不用引进这些内容，就可以说清楚了。如果要引进那些东西，反而有点画蛇添足。按照马斯洛的说法，人们各种层次的需求中，第五层才是自我实现。先寻求安全，然后再寻求温饱，这些需要满足不了的时候，是不会去想自尊的；而在取得自尊、获得归属感之后，更高一层的需求才会在你的心灵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即使到了现在，全社会也还没有进入到那个最高的层次——可以更加充分地关注精神生活，物质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要解释这样的状况，无需把那些因素拉进来，解释最基本的东西就可以了。

访谈者：那么对于你自己，你的终极追求是什么？

吴思：知识分子要对社会提供他们的产品，即观念的产品。这种产品应该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把握真相，更清晰地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我觉得这件事，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做。当然做起来困难重重：有外界的限制，也有自身其他方面的诱惑。但是大家还是在不断地努力，包括向外国学习一些东西，把老百姓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构建一种更准确地把握现实的思路，构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等等。

访谈者：这正是你研究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吧。

吴思：是，这是我安身立命的东西。我的人生意义就在这里。

访谈者：能否透露你下一本书的写作计划？

吴思：我打算补补课，看点世界史方面的东西，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另一方面，观念史这个方面我一直不碰，因为觉得水很深，现在我也想在这方面碰一碰；另外，以前血酬定律涉及的好多领域还没说完，我也想再继续深入。

历史与公正计算

访谈者：《南方周末》戴志勇

时间：2010年10月17日

公正：自作自受，得付相称

访谈者：“五四”时期打出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1978年后摸着石头过河，三十多年后，是不是可以说，改革的目的，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公平？

吴思：公平是一个组合，意思是既公且平，大家都服气、认账。公平是公正的近义词，既然正了、公了，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自然平了。

访谈者：平是公的结果？

吴思：是的。但有人问，市场经济不公平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贫富差距？所以我尽量不用公平这个词，有歧义。公正是公正，平等是平等。平等又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机会平等属于公正，结果平等则未必。如果把公平看作公正和平等的合称，两者并不是一个东西。

每个人得其所应得，付其所应付，就是公正、正义。有个词特贴切：自作自受。一说自作自受，大家都服气。印度的种姓制度，明明有人受歧视，只要说上辈子造孽了，这辈子当牛做马也认账。

这跟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相似，造孽就该遭报应。“自作自受”这个词有贬义，不妨说“自付自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种公正标准是否公正，都可以用“自作自受”衡量，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这是根。

凭什么这是根？我们可以追溯到生命的根源。单细胞生物要活下去，总要付出一定的能量，以获得能量和营养物质，同时躲避危险，这才能活下来。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还要得付相称，得不偿失也活不下来。不遵从这套道理的生物，或者死光了，或者不能进化。这个道理就成为进化而来的公正观，成为存活下来的动物都接受的道理，反对者被进化淘汰了。

回到开头的问题。你说改革的目的，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公平。其实自由和公正的主体部分是重合的。公正是自作自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得付相称。如果再把自作自受的范围缩小，剔除暴力欺诈，禁止作恶害人，那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剔除了恶性付出的自付自得。在这个有限范围内，自己选择，自己承担选择的后果。前三十年的改革为什么有成就？就是自由度提高了。但还不够，应该继续提高。

继承制与遗产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访谈者：如果从“自作自受”的公正观出发，一个新秩序初立时搞土地革命，重分田地，或如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这其中的公正怎么看？

吴思：自耕农是标准的“自作自受”。人跟土地直接发生关系，没有其他人的截留。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大体有一个比例关系。自耕农的得付比既普遍又单纯，所有人都认账。这是基础得付比，可以作为各行业对比的基准。

井田制，耕九分替公家付出一分，相当于1/9的税率。凭什么1/9劳动白给你？如果土地是领主给的，可以看作庶人用劳动换取土地使用权。领主付出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土地这种生产要素。这也是正当的，也是自付自得，多付多得。但土地付出的正当性，不像劳动或生命的付出那么直接，换算起来有可能打折扣。马克思就认为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不承认生产资料所有者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现在则有“要素分配”的说法，承认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的贡献。

土地等生产要素又是怎么来的？贵族领主可以说，江山是我打的。地主可以说，土地是我攒钱买的。两者还可以说，这是祖先传下来的。继承遗产也是正当的，因为是前辈辛辛苦苦挣来的、打来的或买来的，前辈有权处置自己的东西，包括传给儿子。遗产继承的正当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开。但儿子是白得的，难免打个折扣。按中国的标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每传一代的平均折扣为20%。

遗产税征多少合理？按照五世而斩的原则，应该是20%。至于政府拿走20%干什么，用途是否公正，取之于民是否用之于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总之，对比自耕农制度，井田制的正当性要打折。第一个折扣，就是土地和劳动的交换，要讨论交换的比例。从一比九，到五比五，再到九比一，多少才算合适？第二个折扣，地主的土地是怎么来的？如果是继承的，一传再传，世袭罔替，一代又一代永远吃下去，是否正当？第三个折扣，从效率角度说，人们给自己干活，通常比给别人干活的效率高。自耕农无须对自己偷懒。

前两个折扣是正义方面的损失，第三个折扣是收成方面的损失。我这里把井田制和租佃制混为一谈，实际上，井田制下的贵族领主要保卫安全、维护等级秩序，同时索取劳役和兵役，比地主索取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更加复杂，是一整套利益交换，而且带有强制性。

从井田制到租佃制，从有限的历史记载看，直接动力是追求效率，不是追求公正。当然，拐个弯说追求公正也行，公正往往带来效率。公正不是自付自得、得付相称吗？井田制里是集体劳动，有机会偷懒，嫁祸于人，“自得他付”，于是效率低。《吕氏春秋·审分》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分了地，大包干了，自作自受了，效率就提高了。

井田制之后是租佃制。佃户租地主的土地，交50%的收成作为地租，不用监督劳动，农民也不会偷懒。这种制度在效率方面问题不大。但地主凭什么拿走那么多？辩护者说，这是自愿的，自作自受，市场行情如此，你不愿意当佃户，后边还有好几个人争佃呢。反对者说，劳动创造价值，地主吃租是不劳而获。地主对生产没有贡献。资本家还要投资，还要承担市场风险，地主承担了什么？土地是天生的，又不是地主制造的，他们是寄生虫。这是土改的正当性依据。辩护者说，土地不是天生的，需要投入，需要维护，提高肥力，防止退化，不能没有主人。公共地必定滥用，必定退化。总之，依靠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过日子，容易引起正当性方面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争论，大家都默认一个原则：自付自得，得付相称。

访谈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个比是怎么出来的？

吴思：我不知道设计者当时怎么想的。五代之后，按照遗传学家的说法，五代前祖先基因的浓度已经降低到跟随便大街上拉来的人差不多了。不是要照顾有血缘关系的后代吗，五代以后就没有特殊的血缘关系了。

法酬与血酬

访谈者：中国的历史往往是，一帮人打了天下，然后制订法规，确定税率。这个公正性怎么看？法酬要算多少合适？

吴思：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暴力集团确实付出了。打天下的人常说，天下是我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我们当然有权如何如何。有理吗？从“自作自受”的角度说，有理，问题是这理在多大范围内管用？第二，税率多少算合适？咱们先说税率问题。

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但暴力最强者并不能为所欲为。他制订规则时追求利益最大化，怎样达到最大化呢？讨论最佳税率的理论，有个拉弗曲线，抛物线形状，最高点就是税率最优点。假设税率25%是最高点，如果收10%，税收总额还有增加的潜力。如果收高了，35%，税收总额反而下降。因为很多公司破产了。如果税率百分之百，没人干活了，一分钱税也收不来。所以，暴力最强者在制订税率时，一定要考虑纳税人会不会破产，会不会逃跑，会不会反抗。他们被迫考虑生产者的利益，调整税率，寻找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一点。

访谈者：这种调整的空间非常大，逃跑、反抗都需要各种条件。不让纳税人逃走，既可以用优惠的税率，也可以用各种弱化对方或强制的办法等。

吴思：对。可以控制调整各种条件，也可以调整掠夺制度。像寻找最佳抢劫率一样，寻找低成本高收益的掠夺制度。

比如清入关，在入关前他们可以维持奴隶制，因为关东平原一片旷野，要逃亡很困难。而且人烟稀少，逃亡了也不容易生活。进了关，遍地青纱帐，到处都是人，你知道他藏在哪儿？当时也想维持奴隶制，结果遍地逃奴，县政府的头号工作就是抓逃奴。怎么抓？抓住怎么办？如果不杀他，还跑。杀他，等于把自己的牛羊抓回来了杀了。那就杀收留逃奴的人？他们都是纳税人，把他们杀了，皇帝的纳税人少了，皇帝受损，奴隶主受益。利害计算的结果是，奴隶制成本太高，对皇帝来说，维持奴隶制得不偿失。奴隶制被迫解体。

从成本收益计算的角度看，奴隶制不行，井田制也不行；人民公社不行，自留地也不行，租佃制是地主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最佳制度。寻找最佳制度是一个历史过程，可能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第一代人可能对新政策很满意，觉得比过去好。但第二第三代就不满了。第二代农民工对允许进城打工的政策不会再有感恩之情，他们更容易对歧视性待遇不满。

访谈者：照利害计算来分析，抢劫者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冒了风险，他的所得，是不是也符合公正原则呢？

吴思：符合。但要讨论符合的范围。咱们讨论的是人类社会的公正观，不是单说某一个人，某一个抢劫团伙。从抢劫者的个人角度说，冒险抢劫也是自付自得，问题在于被抢的那个人。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打了几百斤粮食，让你抢走了，你说你自付自得，那我的“自付自得”怎么办？对我公正吗？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抢劫是对公正的破坏。从抢劫团伙的角度看，用《庄子》转述盗跖的话说，盗亦有道。冲在前边是勇，退在后边是义，公平分配是仁。他们也讲论功行赏。这是抢劫者内部的价值观。把抢劫行为放到全社会的背景上评价，基础就是不公正，甚至，抢劫集团内部越公正，抢劫的效率越高，整个社会所承受的不公正就越大。在这个背景上看，抢劫者的自作自受，得付相称，在绝对值的意义上虽然是公正的，但在绝对值前边要添正负号。更何况抢劫本身还有消耗，比如消耗30%，双方只有付出、没有收益，于是，抢劫的正当性，还要再降低30%。

访谈者：抢劫还要冒险，无论是正是负，总还有点正当性，有没有什么都不付出，就把东西抢来的？

吴思：在逻辑推理上有。在实际生活中，好像贪官污吏的“高衙内”比较接近你说的这种人。他们的父辈还要辛苦巴结，还要有歪才，衙内横行霸道，却什么都不付。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在仇恨之外又多了一层轻蔑。

访谈者：刚才还说到，怎么看打天下坐江山的公正性？

吴思：历史上的皇帝，冒险打天下、坐江山，大家都认这个账。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皇帝领导的暴力团伙，消灭了流寇和其他暴力团伙，天下太平了，抢劫率下降了，天下受益。皇帝团伙难免为非作歹，但功大于过，他们坐江山大体是公正的。可是深入分析一下，皇帝打天下时如何动员民众？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付出最多的又是谁？皇帝说解救大众苍生，为此流血流汗、奋战牺牲的也是大众苍生，现在天下打下来了，从自作自受的角度说，凭什么皇帝自己坐江山，还传给自己的儿子，不让民众当家作主，不传位给民众推选出来的人？这不是贪天之功为己有，掠众人之美吗？即使第一代真有天大的功劳，终身执政有理，君子之泽，也该五世而斩吧？

皇帝和流寇的不同之处，就是他在有限抢劫的同时也维护了秩序。他的正当性来自后者。反过来说，一旦他和他建立的体制破坏了秩序，或者，他提供的秩序违背了公正，抢劫率比土匪还高，他就失去了正当性。

公正与否是主观感受？

访谈者：假如城郊菜农每个月的卖菜收入2000块钱，也没有农业税，不少人觉得还不错。去城里，有中学教师觉得，凭什么我一个月2000块钱，公务员收个红包上万？他们又觉得很不公正。在多大程度上，公正是一种主观感受？

吴思：得付相称，有一个得与付的比例关系。每个时代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集团也不一样。采集狩猎时代、农牧业时代、大工业时代，各有各的得付比。其他条件不变，技术水平越高，得付比越高。一定时期，人与自然的交往有个一般的生产力标准，这是很客观的标准。

对得付比是否满意，要看参照系。农民过去种粮，现在种菜，投入跟过去差不多，但挣钱比过去多了，参照系是自己的过去，主观感觉满意。远郊种粮的挣一万，近郊种菜的挣三万，得付比不同，但别人是近郊，他在远郊，远郊人都挣一万，他也认账。

教师的得付比参照系一般怎样选择？一个是，以前教书挣多少钱？再一个是，选择近似行业能挣多少钱？公务员可以算近似行业，这是教师有可能做的，不像把远郊的地移到近郊来那么不可能。到近郊承包大棚，相当于考公务员，如果允许教师考公务员，没考上，也不会觉得不公平。如果别人走后门进去的，教师就会觉得不公平。

没红包时，公务员一个科员的月薪大概是2000多块钱，科长平均月薪也就是3000左右，对教师来说，得付比差距不大，没什么可羡慕的。

收红包另是一笔账，属于受贿，以权谋私，有可能进监狱。而且还有一个良心问题。羡慕收红包者应该自问：第一，红包是不是正当收入？第二，如果不正当的话，就不能光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将来你可能因为这笔钱进监狱，你愿意冒这个险吗？第三，如果这个人良心敏感的话，还要加上良心的代价，自尊心受伤的感觉，等等。

访谈者：是不是统治者可以靠某种力量重新设定参照系，改变社会各个阶层的公平感？

吴思：问得好。得付比主要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对公正的感觉就建立在这个客观基础上。但是，我自己每个月挣两千块钱是否公正，主要取决于我选择的参照系。这就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比较容易改变。调整参照系，就可以调整公平感。忆苦思甜就属于这种调整。关于中国税负排在世界第几位的讨论，就是建立横向参照系。控制者可以淡化对自身不利的参照系，强调有利于自己的参照系。

人们对某件事情是否公平的看法，除了选择参照系之外，还取决于新信息的出现。比如说，2003年那一年，挖煤工人死亡率千分之四，愿意下井冒险的，可以多挣2500多块钱。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可以走。这是关于生命的得付比，选择者并不觉得不公平。但是，忽然有人说，千分之四的死亡率算错了，光算矿难不行，还要算尘肺病。死于尘肺病的人比死于矿难的人更多。新信息一出现，当事人马上就觉得不公平，要求补偿，开胸验肺也得补。这时候，要控制公平感，就需要控制信息传播，甚至需要控制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

访谈者：跟全方位的博弈能力有关系？如果其他因素进来，比如，在新闻自由条件下会形成社会舆论压力，公正的标准又会变？

吴思：在信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的参照系都冒出来竞争，最后会博弈出一套比较客观的标准。

工人组织权利值多少钱

访谈者：如果换算一下，工人讨价还价的组织能力值多少钱？

吴思：有个1928年到1933年期间枣庄煤矿工人有工会和无工会状态的调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工会可使工人工资提高32%。

如果工人明确意识到组织工会是涨工资的必要条件，而政府剥夺了组织起来谈判的权利，一个月可挣工资1500，实际才挣1000，就会引发政治上的不满。要是不知道这点，就不会有不满，本来就没有工会，谁知道工会这么值钱？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需要启蒙，提供新的参照系，让当事人知道自己吃亏了。

访谈者：说到启蒙，是认同有一套权利价值观在后面？

吴思：启蒙就是让人别犯糊涂，算明白账。明白自己有什么权利，权利和义务是否相称。谁能说一切都明明白白？没有大糊涂也有小糊涂。在工会方面，几乎是大糊涂，工人还没形成普遍自觉的权利要求。有的明白道理，但势单力薄，惹不起就认账了，忍着。

访谈者：只是因为没有能力去改变？

吴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也是自作自受。其实，很多道理大家也知道，政府应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工人的各种权利。公民纳税，政府提供等值的服务，这才是公正的。但现实往往是打天下坐江山。

访谈者：什么情况下才会改变这种规则？

吴思：规则有好几种。宪法是一种规则；地方和部门法规是一种规则，潜规则又是一种规则。各种规则都有改变的可能。改的时候，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官和民，都在做利害计算。不同社会集团的内部，具体的操作者，还有自己的小账本。综合计算起来有利可图才能改。

访谈者：俄罗斯式的权贵要保住自己掠夺来的成果，从而与改革派的合流，这种“改革动力”怎么看？

吴思：既得利益集团和改革派可能有某些共同利益。利益比良心更可靠。公正，良心，对一般人的行为有影响，但影响更大的是利害计算。没有生命威胁了，衣食足了，礼义廉耻就容易发挥作用。一旦面临生死威胁，饥寒交迫，这些东西嚣张起来，可以压倒一切。仁义就处于这种二三流的地位。

官家主义制度

访谈者：不是从公正出发，而是从利害计算出发，可不可能到最后算出一个比较公正的结构或局面？

吴思：公正也要利害计算。计算得付是否相称。如果得付不相称，比如说官家集团付出少，得的多，谁都想往这个集团里钻，它就越来越膨胀，十羊九牧，最后自己垮掉，历代王朝都有这种趋势。

与小波动比较，这种大循环使整个社会损失惨重。因此，要通过宪政、民主、权力制衡来抑制统治集团，别吃过头，这对整个社会有好处，对统治集团也是有益的。

但这是非常理性的抉择。怎么让统治集团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一致？怎么让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一致？怎么才能形成这样的架构？第一，需要知识，以前不知道有民主选举，权力制衡，不知道这是长期双赢的利益格局，现在知道了。第二，需要有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两方面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第三，还需要相应的人格支持，这个人既要有担当，还要有节制，别不知道节制再试一把“人间天堂”，干砸了，还要折腾一回。

访谈者：暴力集团是不是还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历史上，官家集团里面有皇帝、文武百官，有太监。

吴思：封建制是分权制，主体不是委托代理关系。周天子分封诸侯，每个公侯甚至大夫都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一堆小王架着一个大王。人人都是主人，不是代理人。

但这个制度不好，暴力集团的首领太多，暴力均衡一旦破坏，就爆发战争。为了避免战争，发明了郡县制。郡县制就是一个皇上带领一帮哥们儿打了天下坐了江山，然后委托代理人管理国家。

访谈者：只有一个老板。

吴思：皇帝当董事长，立功受赏的贵族便是股东。贵族打天下时卖命了，坐江山时杯酒释兵权，让他们回家享受红利，好好过日子，但不要干政，尤其不要带兵。

从政的是谁呢？通过推举考试，找出一批读书人，根据一定的标准，成为各个部门的管理者。他们是代理人，随时可以撤换。这就是秦汉以来一直持续的制度，我称之为官家主义制度。

官家有三个主体，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皇帝，皇帝“主义”——当家作主，立法定规，立的法是王法；第二是条条块块的衙门，立的法是地方法规或部门法规。第三个含义是官员个人，官员个人凭借他代理的权力立法，就是潜规则。

这三种规则有时互相矛盾，但都管用。各有各的地盘。但立法定规的主体就是官家集团。官家内部的不同主体相互博弈，争地盘、捞好处，分配各种资源。

访谈者：老板和代理人之间有很强的博弈关系。把权力往上收，弱化下面的权力，或通过隔几年来一次群众运动，压制官僚体系。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博弈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吴思：一个人面对庞大的官僚代理集团，皇帝很快就知道不是对手。但大体也能维持住。道光皇帝派张集馨去四川当副省长，跟他说，你不用什么环节都管，管不过来，能管住结果就行了。皇帝说，比如驿站，按规定都得有几匹马，下边的人用马干私活儿。马租借出去了，你去查，他从别的驿站借几匹马顶上。没法管。你只要盯住驿站的任务完成没有就行了，其他事睁只眼闭只眼。皇帝说的办法，相当于承包制。

现在也用这种办法。比如控制上访，一个人到北京上访一次算一分，每个县每年给一定额度，假设100分，超额就别想升迁。至于各地用什么办法减少上访，管不了那么多。计划生育管理是一票否决，都有点承包的意思。

总的来说，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走向简明易查的核心指标，钱粮刑名任务的承包。同时皇帝逐步退让。官员不断膨胀，不断夹带私活儿，潜规则边界扩张，久而久之法不责众，正式法规也跟着调整。过去贪污十万就枪毙，现在贪污千万都不见得枪毙。这就是代理人跟大老板的博弈。

朱元璋曾经发动老百姓监督官员，老百姓可以把下乡扰民的县官绑送京师。但是他一死，这套办法就废了。官员集体反对群众监督，新皇帝权威不足，镇不住那么多官员。

中国的历史经验，总的趋势，是皇帝逐步在博弈中败给官僚集团。

访谈者：有没有跳出失败命运的办法？

吴思：毛泽东早就跟黄炎培说，我们找到办法了，这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民众当家作主和皇帝作主发动群众不一样。皇帝是为民作主，为他人作嫁衣，积极性不高。老百姓自作自受，永远有积极性。县长敲诈我们，不好好干活，就换个新的，这样，县长自然就成了老百姓的公仆。很简单。

访谈者：自上而下的博弈会失败，跟他信息不对称、处理能力不够相关。选的话，是因为信息更对称，还是因为博弈机制变了？

吴思：如果皇帝像神仙，谁是贪官谁是清官都清楚，肯定用不着派巡抚、派太监，更用不着发动群众。每年清算一次就完了，撤的撤，升的升。问题是不可能。话又说回来，即使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提高了，还有一个利益问题。现在有电脑、互联网，搜集传播信息的成本下降了。据说中纪委收到的举报信成堆。问题是查不查？查一个要付出多少成本？谁来付？谁得好处？得付相称吗？

访谈者：即使皇帝及时知道，也还存在皇上跟民众的利益不一致？

吴思：对。皇帝的利益肯定跟民众的利益有差别。皇帝终生是皇帝，干好干坏一个样。他也想偷懒，也不想找麻烦，对某些贪官或许还有私情。老百姓就没这个问题，你压迫我，我就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重，一报还一报。

工商阶层推动宪政文明

访谈者：有什么动力可走到这一步？

吴思：农业社会的民，主要是农民，小民，一盘散沙，反抗能力不强。工商社会出了新民，是大民，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像农民，只要饿不死就能忍下去。企业税费增加几个百分点，就可能破产。对政府，他们比农民更挑剔。

小民收买官员是不合算的，买不起，也惹不起。资本家可能有实力跟科长、处长甚至局长叫板，收拾或收买他。在局部，官员有可能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照顾他的利益。在这个局部，官家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资本家完成了一个人的革命。一个人的革命不合法，但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全国到处都是。

虽然还是官家主义，但千疮百孔，到处都能看到局部非法的资本主义。不过，对资本家来说，这并不是理想状态。第一个问题就是官员的任期短，没法做长远安排，什么百年企业？十年企业都别想。第二个问题是缺乏安全。生意做大了，少挣点钱不要紧，安全最要紧。合乎这个阶级利益的理想状态，就是稳定的宪政秩序。

大民出现，带来的两个方向：一是官商勾结，严重腐败，官家主义被腐蚀得千疮百孔，社会变得很糟糕。另一个方向，资本力量兴起，追求稳定的宪政秩序，尤其是资本主导的宪政秩序。大民可以成为这种运动的资助者、组织者，甚至主导者。

访谈者：这可能需要跟知识精英、做NGO的结合起来？在社会转型的过程里，工商力量起主导作用？

吴思：工人也有作用。传媒人、知识分子、农民工都在发挥作用。有良知的共产党人，甚至某些既得利益集团，都是变革的力量。但资产阶级是新的历史力量，他们既有这个眼界，也有变革的动力，还有强大的实力。

访谈者：很多资本家没有安全感，但他们可以走，用脚投票。只有土地走不了。

吴思：年龄大不想干的，可以走，到外国当寓公去。但生意很难带走，扩张阶段的资产者，要损失很多东西，不甘心。那么，或者冒险官商勾结，或者使劲弄出个好制度来，往哪个方向使劲，取决于当事人的价值观和利害计算。

访谈者：公正的制度，还是通过利害计算算出来的？

吴思：建立公正的秩序，利害计算排第一，公正排第二。但公正可以强化利害计算。狗到别人家门口，看门狗冲它叫，它夹着尾巴不叫。到自己家门口了，它就叫得很凶。它觉得是自己的地盘。有了这个正当感，斗志可以加倍。大街上摆摊，你理不直气不壮，官员没收你的东西，打你两巴掌，你也灰溜溜地走了。如果你理直气壮，哪怕别人骂你一句，你也敢跟他拼命。加入公正之后，利害计算就要乘以一点几，例如一点三，一点五，偏离公正越远，乘数越大。这就是公正的作用。

访谈者：对。内心有判断标准或天理在。通过利害计算，把这种天理外化。

吴思：而且强化了。公正能增强你的斗志，能帮助你赢得支持，还能让对方觉得理亏。

你有理，警察要是找你麻烦，他也觉得理亏，说“吃这碗饭没办法”，跟你客气。他要觉得你真是坏蛋，就可能找机会揍你一顿。心亏和理直气壮的时候不一样，会导致一系列利害计算的改变。

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

局观历史

访谈者：AA

时间：2003年6月5日

访谈者：读了你的《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想起了黄集伟在《南方周末》上的一段话。他说你兴致勃勃地讲述历史故事，背后却隐藏着清晰的学术建构，同时创造了许多新概念。这种意图表现得更强烈了。在讲述历史故事的同时，你构建了一种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框架。五阶段理论遭到广泛置疑后，探索新框架的努力就开始了。且不说从西方引进的各派理论，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八十年代已有超稳定结构的理论，近两年又出现了“中层理论”的旗号，黄仁宇还有“大历史观”或“宏观历史”的说法，你的框架到底是什么框架？

吴思：我没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但我在读史的时候经常想起前人的一个比喻，多少起到了分析框架的作用。

1874年，李鸿章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描述中国在西方列强冲击下的处境：环境范围变了，对手变了，对局的手段也变了。李鸿章的“变局”说广为人知，但他并不是这个比喻的发明者。李鸿章之前约一百年，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就有“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样的题目，赵翼说：“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他说，秦汉以前是“封建诸侯”社会，君和卿大夫都是世袭的。秦灭六国，开创了“一统之局”，随后，布衣可以当皇帝，无赖匹夫立功也可以当将相，封建之局大变。赵翼还用了定局、新局等说法。

再往前追，《三国演义》描写刘备三顾茅庐，听到诸葛亮作的一首歌：“苍天如圆盖，陆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已经以棋局比喻人世。宋代大儒朱熹也说过这样的话：“天地间道理有局定底，有流行底。”（朱子语类卷六五）朱熹已有用“局”内的互动关系来为事物定性的意思。

套用“对局”的比喻，我们可以很形象地分析对局的主体、对局的规则、对局的结果、各方的利害计算、各方的策略、各方对形势的理解，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和包容力的框架。

访谈者：如果我们借用“宏观”、“微观”，“中观”之类的命名思路，你的框架是否可以叫“局观”框架？局观框架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有多深的渊源？这种方法与当代西方的博弈论有什么不同？

吴思：“局观”的说法很贴切，局观框架或局观历史都是不错的标签。不过，中国的史家前辈并没有把“局观”提升到史学研究方法的高度，他们只是用过这种工具，显示出一种分析问题的路数，但是自觉性不够。

说到西方的博弈论，我只是略知一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如“纳什均衡”，肯定是要引进“局观”框架的，否则就难以解释定式的形成，难以解释局面的稳定和变化。但是，“局观”又牵连着丰富的中国概念和中国思想，譬如“局定”这个概念。围棋中的一手黑子，是妙手还是败着，是疯狂还是懦弱，其性质只能由各子的相互关联及其引发的应对来判定，即所谓“局定”。类似的概念和深刻思想，我不知道博弈论中有没有可以对应的东西。

另外，西方学者已经把博弈论和进化论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对策分析再加上优胜劣汰，整个框架便更加完整，更适于分析历史演进了。

其实，一种方法究竟来源于哪里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认清真相。西方学者创造了许多犀利的分析工具，我们的前人也创造了许多揭示真相的词汇。譬如法家的“法”，近似博弈论中的规则；“术”，近似博弈论中的策略；“势”很传神，很有解释力，但我不知道如何翻译为博弈论中的概念。这些古老的词汇都能帮助我们认识和描述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复杂社会，毕竟这些词汇本身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同时它们还介入了历史创造者的认知过程，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和决策。

访谈者：在历史哲学领域，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形态、阶级、产权制度等等。在“局观”框架中，这些概念处于什么位置？你特别强调的暴力和暴力集团又处于什么位置？你怎样把前人的这些思想成果整合到“局观”框架中？

吴思：“局观”历史尚未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也许经过从朱熹到赵翼、到李鸿章、到后来学者的努力和积累，理解消化了蕴涵在汉语相关词汇中的智慧，加上对西方知识的吸收，这个体系能够渐渐完善。现在我很难讲清那些概念的确切位置，但我有一些类比而来的直觉。

打个比方说，小农是怎样形成的？清光绪年间的一则彝族史料说，统治者用鞭子抽打奴隶种地，抽打得太厉害，他们会逃亡或反叛。抽打少了，生产的粮食还不够奴隶自己的口粮。于是，统治者改变方式，把一半土地分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用一半的时间给主子干活，得到了两全其美的结果。

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看作暴力拥有者与农业生产者的对局。产权可以理解为调动生产积极性的手段，理解为奴隶主激励奴隶劳动的一种策略。不过，一旦采用了这种策略，奴隶主就不再是奴隶主，而成了农奴主；奴隶也不再是奴隶，而成了有一定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农奴。私田的产品，主子不能再无偿拿走，这又可以理解为双方遵循的基本规则。规则，策略，产权制度，生产关系，激励机制，在这里都是一个东西，而且是内生自发的东西，是生产者和统治者互动的结果。策略或规则的改变，同时又意味着主体性质的改变，或者叫阶级性的改变：奴隶和奴隶主双双消失了，在新的互动关系里获得了新的身份。这就是所谓“局定”。

还可以接着把这个故事讲下去。在井田制中，庶人在公田里偷懒，统治者管不过来，结果公田里荒草丛生，远不如“自留地”里的庄稼长得好。两败俱伤的后果，逼出了效率更高的制度，“初税亩”了，分田单干了，劳役地租改为实物地租或皇粮国税了，农奴也成了自耕农，他们直接向官府纳税，这就开创了新局，分封制的旧局解体了。

生产力说的是人类这个物种与自然环境和其他物种的博弈关系。这是另外一个大局。劳动者不好好伺候庄稼，农作物就要歉收甚至绝收，依赖庄稼的群体就会衰亡。

访谈者：在我们的对话里，你提到了许多历史活动的主体，用棋局的比喻，就是众多的棋手。你提到了农业生产者，包括奴隶、农奴、个体农民，提到了统治者，所谓主子、奴隶主、农奴主，还有国家、皇帝、诸侯大夫、西方列强，这些主体如何组合博弈，如何形成种种新局，变局，最后又如何定局？中国历史上有几种定局？

吴思：定局的划分，取决于我们讨论什么东西。如果讨论人与其他物种的博弈，有所谓渔猎和采集时代、畜牧时代、农业时代，农业时代中又可以分为刀耕火种时代和施肥灌溉等不同阶段，这些划分方式都不错。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等，可以看作博弈工具或武器材料的划分，这也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当我们讨论中国历史的时候，在这块土地上，决定人类这个物种的存亡兴衰的基本关系是什么？什么导致了千里无人，十室九空？问题确定了，划分方式就不能随意了。

中国历史表明，决定天下兴亡的基本关系，是暴力集团与生产力集团的关系。暴力失控，横征暴敛，土匪遍地，流寇横行，结果就是蓬蒿千里，十室九空。

中华帝国在内外关系上很有特点。在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的关系方面，帝国体制确立了基本均衡关系，这就是皇家贵族及其官僚代理集团与个体农户的关系，即官家与编氓的关系。在暴力集团之间的关系方面，秦帝国在暴力竞争中取胜，吞并六国，废除封建，建立了防范游牧民族入侵的防御体系，造成了暴力垄断体制。秦汉开创的帝国体制，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定局。

李鸿章所谓变局，其实是指暴力竞争对手的改变。西方列强轻易打败了中华帝国，打破了数千年的均衡，而西方的暴力又是在资产阶级这个生产集团的控制之下的，完全代表了另外一种内部关系格局，帝国无法像同化游牧民族一样同化比自己高级的对手。这就是变局的深刻之处。孙中山学习西方，高举民国的旗号，以民众控制暴力为建国理想，但他实际建立的是党国体制，那是帝国的变体，是凭借专制的行政力量赶超西方列强的过渡性体制，恐怕并非定局。

帝国之前有西周的封建制度，农业生产者依附王侯、贵族、大夫等拥有暴力的主子，大大小小的暴力拥有者又有血缘关系，服从周天子的号令，这另是一种格局。另有一套暴力集团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生产集团的关系。

总之，用局观框架考察中国历史，就要审视历史活动者的各种能力。生产力当然非常重要，暴力或破坏力也不可忽视。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制订规则的规则。不计算暴力拥有者的利害得失，变法、改制或生产关系的变迁就说不清楚。单独摆出一方棋手的着数，怎能理解全局？

访谈者：按照你对基本关系的看法，血酬定律恰好揭示了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关系的秘密。人们心中都模模糊糊地知道这种关系，但是血酬定律把这种模糊的感觉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变得可以讨论甚至可以计算了。

吴思：血酬定律正要计算人们熟悉的统治关系：凭什么统治者说了算，凭什么由他们立法定规，为什么生产者俯首帖耳很合算，为什么统治者又会变法改制。血酬定律可以解释暴力手段在博弈关系中的作用，也可以算出这种手段的局限。

规则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

访谈者：《大连新商报》张悦

时间：2003年11月23日

访谈者：现在，“吴思”已成为以另类视角看历史、看官场的“揭灰”代名词了，您对此了解吗？您听到过类似或其他的读者反馈吗？读者的反应出乎您的预料吗？

吴思：“揭灰”？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个词挺有味道——我们知道那些灰色东西的存在，它们并没有刻意隐藏，也未必装在黑箱中，但我们没有正视它们，没有打上一道强光，于是，视而不见，见而不思，见怪不怪了。顺着这个比喻说，“揭灰”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也是各种科学概念应该承担的功能。譬如看见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也算把灰变白吧？我觉得这是正道。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事物之间的关系，这种视角也就不再是另类了。

我经常收到读者的反馈，几乎每天都接到电子邮件。大家都在鼓励我，有的读者对我还有知识方面的帮助。好像没有出乎预料的反应。也有人说我教贪官污吏学坏，但这并不出乎预料。我猜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都是大好人、善良人，他们不知道贪官污吏比我懂得多。哪里有贪官污吏大学或贪官污吏专业？人在一定的利害格局中，自然会找到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当事人比外人的信息多，也更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才是最精明的。倒是圈外的老百姓不知深浅，往往被蒙在鼓里。我努力描绘培育贪官污吏的利害格局，但我画出来的只是一般结构，对贪官污吏来说，这种知识实在太粗糙了，没有多大用。

访谈者：《血酬定律》中涉及了很多“匪”的内容，你是怎么想到关注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这个群体对历史的发展影响轻重如何？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现实当中的黑社会吗？

吴思：土匪和黑社会都是非法的暴力集团，都是靠玩命过日子的人。我关注他们，首先是为了理解中国当代社会，我们这几年不是经常大规模扫黑吗？可见他们是不容忽视的。其次，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并不多。太平盛世尚且有黑社会活动，别的时候，土匪之类的暴力集团就更活跃了。理解中国历史，根本就离不开对土匪和暴力活动的理解。更何况官府也是一种合法的暴力集团，有时候他们的活动与非法的暴力集团很难区分。理解了暴力活动背后的计算逻辑，才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

访谈者：书中阐述的是这样一个观点，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并且将此作为元规则，也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你随后这样写道：“一针刺出，我感到了心脏的抽缩，全身随之扭动变形，以前所写的文章顿时有了不同的意义，原先想定的本书结构也改变了。”你开始预想的结构是怎样的？元规则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暴力和强权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吗？

吴思：我原来把历史想象成一局棋，在我努力描述的这局棋里，有棋手，有策略，有规则，有定式，有胜负，有开局、定局和终局。棋手有明有暗，策略有明有暗，对局也有明有暗，我描述的是“暗局”。这个比喻一度是《血酬定律》的书名。古人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这是一种富于洞察力和解释力的历史观，如今的博弈论可以为这种历史观提供精确的计算方式。然而，“元规则”的提法迫使我承认，规则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而且是更原始、更根本、更血腥的博弈的结果。有效的规则总是内生自发的，不是外来的。外来的规则往往水土不服。特别要紧的是，通过血酬定律，这种血腥博弈的结果竟然还可以计较胜负盈亏。我觉得这种见解更宝贵，于是就改变了书名，也改变了全书的结构。

暴力与强权之间当然有因果关系。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政权，就可以立法，可以执法，可以制定规则。在这个层面上活动的，是人类历史上的大玩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等无权的社会集团，不过是按照人家制定的规则下棋的人，一旦犯规就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们也另有对策，那又是一局棋了。

访谈者：在书中，每个社会中的人都在计算做每件事的成本，从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元规则发生效力之后，最终结果是只有暴力集团和统治者才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权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这个结论会不会过于令人泄气？元规则对社会的伤害在哪里？它会永远作用下去吗？

吴思：暴力并不能永远控制社会。实际上，人类社会已经发明了一些办法，可以很有效地控制暴力。民主就是民众控制暴力，资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控制暴力，这些都是生产集团控制暴力集团的社会形态。宪政制度和自由制度甚至还可以进一步限制民众掌握的暴力，限制资产阶级掌握的暴力。

另外，统治集团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的范围也是受到限制的。他们可以编出一套精妙的说法，譬如，可以说你当牛作马是应该的，我作威作福也是应该的，因为你上辈子造孽了，我上辈子积德了，这是报应。但是请注意，从这套说法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难以修改的正义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了造福的事，就应该得利，否则就不该得利。这是无法修改的。如果可以修改这一点，人类这个物种就会消亡。任何物种都无法修改趋利避害的动机和随之而来的得付对称的观念，否则就要被造化淘汰，就相当于自杀。这并不是令人泄气的结论，恰好相反，这个结论表明，统治集团想说服被统治者甘心情愿地当牛作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玩出许多复杂的花样，编造很玄乎的说法，建立很微妙的制度，这才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他们的万岁梦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访谈者：对于你而言，关注历史的目的何在？

吴思：我想更深入地理解我的处境，理解现实，理解中国社会。我写历史方面的东西，就是从反省自己学大寨失败的经历开始的。从自己的问题一步步走到社会问题，走到社会问题的来历和根源，这就进入历史了。

访谈者：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之后，你对下一步的写作以及长期的写作是否有规划？

吴思：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没有具体的规划。我的读书和写作好比是在陌生的荒原上乱闯，虽然有一个大概的目标，走着走着就发现另外一个目标更有吸引力，不久又发现还有更有意思的东西，最后不知就岔到哪里去了。我现在很难预测。即使做出规划也难免改得面目全非。

访谈者：您愿意作为研究依据的史书都有哪些？您建议我们的读者到哪里去读“真正的历史”而非“官方的历史”？

吴思：我觉得最要紧的不是史书，而是心态或眼光。我读的史书就是常见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明清笔记。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是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头脑想，还是放任别人在自己的头脑中跑马。最严重的，大概也是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读书的时候连想都不想，根本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比较起来，我宁可用心读一页，也不胡乱读一本。除非是消闲打发时间。学而不思则殆，读不出想法来，还不如不读。

拆解人间对局：潜规则的系列概念

访谈者：《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王鲁湘

时间：2004年3月29日

访谈者：“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

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规则的社会里头，强盗有强盗的规则，黑帮有黑帮的规则，警察有警察的规则，我们无论是踢球还是下棋都有规则，如果没有规则，这盘游戏就根本没有办法玩下去。因此，我们说到玩游戏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规则，因此，游戏规则成为这十几年来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但是最近又有一个新词冒了出来，叫做“潜规则”。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发明潜规则这个名词的吴思先生。

我是很多年以前就知道吴思这个大名，我当时想到吴思的时候，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人叫吴用。有些父母非常会取名字，吴用他父亲就特别会取名字。实际上梁山水泊一百零八将中间最有用的一个人，可他偏偏叫吴用。那么吴思先生也是一样，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思想，最有思想的一个人，可是他父母就偏偏给了起了一个名字叫吴思。

我想，你小的时候，听说有一段时期老是被父母关在家里，只是管弟弟，不让出去，是不是他觉得你这个“无思”是假的，其实是“有思”，在那个时候思想会给家庭惹来祸害？

吴思：那会儿还没那么多思想。那会儿就在家看书，怕我惹祸吧。

访谈者：那个时候主要读什么书呢？

吴思：大量的回忆录，还有小说，第一本看的是《欧阳海之歌》，然后是《星火燎原》，现在还看。

访谈者：《星火燎原》，就是讲解放军军史的，是吧？

吴思：对。

访谈者：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培养了你对文史的一种兴趣？

吴思：好像是，读的第一部书，第一套书就是文史。

访谈者：我想你在当《农民日报》记者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你的履历，我觉得一般的人衡量他在社会上成功不成功，总是台阶越上越高，职务越升越高，我看你好像是，至少在《农民日报》，你是职务越做越低。

吴思：好像是。我1984年就当了总编室副主任，然后第二年，就去当群工部副主任了，在报社的排位中……

访谈者：是中层干部了，从高层干部变成中层管理了。

吴思：对。又过了两年又当机动记者了，到机动记者组了。

访谈者：那就到最基层了。

吴思：反正从“要害”来说，是离“要害”越来越远。

访谈者：那你肯定得罪谁了。

吴思：没有，都是我主动要求的。

访谈者：都是主动要求的，就是想接触真实的农村社会。

吴思：群工部每天接触大量的读者来信，直接看到的就是人们正在发生的，一点儿没有加工过的事情。机动记者组在各报社都有点儿“特权”似的，就是你爱写什么写什么，爱去哪儿去哪儿，那就更自由了。

访谈者：那后来为什么又去了《炎黄春秋》呢？

吴思：《炎黄春秋》是1996年去的，那会儿我在家当时失业了，没事干，《农民日报》的老领导，说我们办《炎黄春秋》，你到这儿来，帮帮忙，一帮忙到现在，帮了七年了。

访谈者：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吴思先生用讲故事的形式，来给我们讲一讲“潜规则——如何拆解真实的人间对局”。

吴思：我讲的这个故事大家也可以看作是一道社会生活经验的测试题，不妨各位设身处地替当事人想一想，换你们在那个位置怎么做。整个这个故事的来源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记载，就这个《镜湖自撰年谱》，作者是段光清，他是清代安徽宿松县的举人，他写的这段事发生在1837年9月份。那年9月有一天，段家的一些佃户跑到他这儿来诉苦，说捕役，就是差役，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警察传唤他们，说他们家有贼，说他们是窝赃了，这几个人大惊，就到这儿来求助。然后段光清就跟他的哥哥商量怎么对付。

如果我们把刚才说的这个事想象成一局棋的话，现在大家看到有一个棋手是警察，一个棋手是佃户。警察向佃户将了一军，说你们窝赃了，这局棋现在开局了。这一将军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拱卒还是将军呢？按照《大明律例》每一个窝赃的人他应该受什么刑罚？这个幅度非常宽。最重的刑罚，如果你是这一次抢劫行为的发起者、组织者，而且还涉及的数额特别巨大的话。

访谈者：首恶。

吴思：首恶，那这个人是可以斩立决的。最轻的，你只是听说这边有了赃款，你明知道是赃然后你还接了这个赃，最轻的，而且银子数量很小，也是六十板，杖六十。这六十板意味着什么？那六十板如果我很会打的话是可能致人死命的，不会打的话，这六十板挨起来也不舒服。另外，不管你是挨六十板也好，斩立决也好，当时就要拘留起来，这是跑不了的，一定要进班房，说不定还要进监狱。班房和监狱还是有区别的。

这是中国民间的常规，如果遇到了大事，就要找读书明理的人拿个主意。现在你们的佃户找你们来了，说帮着出个主意。还不仅仅是主意的事，你们如果拿不出好主意来，你们最多是丢人，这书白读了，人家白信任你们了。你们注意这是佃户来找来了，你的佃户来找，如果你拿不出主意，他被人将军抽車，把那个車抽走了，倾家荡产，到年底你还好意思收人家租子吗？所以大家一定得帮着出好主意。有什么好主意吗？你们自己心里想，我估计未必能想出像段光清这么好的主意来。

如果段光清想不出好主意，各位也出不了什么好主意，后边的事情，我可以讲这个事是发生在安徽宿松县。在那个同时期，在四川，就经常有这么一种惯例，常规或者叫陋规，我称之为潜规则，有这么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贼开花”。就是如果这一个地方发生了盗案，失主或者是这个贼，就在衙役、捕役，或者叫警察的吩咐下，说你开始咬周围的人，说这个是窝（主），那个是窝（主），或者接赃，咬到谁，谁就处于随时可以把他逮捕，关进去的危险之中，然后这个人怎么样不面临，怎么样摆脱这种困境呢？通常就掏笔钱给那个衙役，衙役接了这个钱。这个到处咬的术语叫做“贼开花”，那个掏钱把自己洗干净的叫“洗贼名”。这都是一旦发生了盗案，大家都可以预期贼要开花了，一会儿一帮人解脱自己了，大家知道，洗贼名了，洗干净了。这些事都形成一种惯例，一旦发生，人们就可以知道后面出现的事情。

那段光清当时怎么办呢？他怎么能让人不抽掉这个車，或者怎么不用掏钱、洗贼名，就把这个危机给解了呢？他就跟他哥在一块，两个人首先回顾历史：他说，在嘉庆初年，也就是1795年左右，与这个事将近40年前，我们这一带安徽宿松有一种恶习、恶俗，一旦这一片地方有一个乞丐倒毙了，冻饿而死，当地就会有一些好事的人，一些恶少、恶棍、无赖，马上向县里举报，然后县地方官就带着法医叫仵作，这么一批人就要来验尸，浩浩荡荡一百多人就来验尸了。地方官验尸的锣声一响，当地人，被怀疑的那个人得多少钱呢？一般的一个中产之家上百亩地，就灰飞烟灭了，这个损失非常严重。

面对这种恶习，当时段光清说，他的父亲就联络了当地的一批乡绅集体找到县太爷，向县太爷申请，说以后立一个规矩，再有乞丐倒毙了，只要没有明显的凶杀迹象，当地的地保、村长什么的，就可以报一下案，然后就把尸首掩埋了，无需再验尸。然后地方官就同意了，立了块碑，就把刚才这个规矩立在村口，以后就再没有这么一套东西了。他说，当时的这个恶习是用这个方式给打掉的，现在我们怎么办呢？说那些衙役无非是想敲点儿钱，干脆大家开一个会，大家每一个人掏点儿钱，咱们跟衙役去谈一次，说以后我们固定地每年给你一笔辛苦费，给你几千块钱，你也就别再来让贼开花了，也别再敲我们了，大家一致同意，都踊跃掏钱。这个具体操办的人，找到衙役一商量，这个事就妥了，就这么处理完毕。于是双方都找到了自己最佳的对策，然后一个惯例就形成了，一个默契，大家不说什么，但是以后就固定这么办了。这就是一个潜规则，它就这么诞生了。

吴思：这一局棋我刚才描述完了，一来一回，一个回合，现在我们就围绕着刚才的这一局棋再深入分析，看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些什么东西。我们把这一局棋放在这儿，看看可以从中引出一些什么概念，对中国历史可以有更深入的认识、更深入的了解。

最明显的，就是刚才已经几次提到了，就是潜规则。这个潜规则的特征，刚才大家已经注意到了，首先它肯定不合法，它不是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不许敲诈勒索的，但是它就敲诈勒索了。这是第一，它不合法。

第二，它是一个规则，大家都认账，都遵循，甚至于被害方还主动地说，以后你别敲诈我，你这样收我一笔钱吧，收我一笔辛苦费吧，这是大家都认可的，是社会共同遵循的一个规矩。

第三个特点是，这个规则是潜的，不能明说，叫辛苦费，不能叫做免于敲诈勒索费。因为这个东西是违反公认的正义观念，也违反正式的法律制度的，所以这等于是一个三方的博弈关系。我们之间，比如我，给我一笔辛苦费，我说行了，就这样吧，我不敲你了。但是咱们俩的这个交易，实际上都有一种隐含的前提，就是那儿有一个人盯着咱们呢，咱别让他知道，大家都认可，都接受这种，你也不主动，我也不主动。你主动了，虽然你可以免去这一次的损失，但是逮着机会我狠狠地收拾你，咱们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这样的三方关系之中，就形成了一种潜规则。这是第三个特征。

第四个特征，潜规则明显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本来我想方设法地要找一个机会敲你一笔，要找一个贼让他开花，还得费心地去吓唬你、诈你，现在这些事都不用了。于是我这个敲诈者的成本降低了，同时被敲诈者也不至于说警察，过来，召唤你来了，先吓你一跳，然后你还得托人找关系跟他说，行了，帮我洗清楚，再掏钱。这些交易费用全都免了，于是大家都照这个惯例行事，心里踏实多了，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于是各方都增加了一点儿利益。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特征，这个潜规则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什么都不作为，就是按照“贼开花”和“洗贼名”的那个位置，可以说将军抽車这个边界，我大军压境，你的权利边界被我压缩得最小，你损失最大。仍然你得有损失，但是这个损失要大得多，如果你们努力点儿，让乡绅替你们做一个交易，把大家组织起来，分担这个成本，然后跟衙役有一个谈判，弄得他也觉得合算，这个潜规则的边界，你这一方就能够顶住他一点儿，往后推他一点儿，他不至于敲你敲得那么狠，这个边界就有这么一个差别，都是潜规则，却不一样，如果你们更强大，你们几个是乡绅，联合起来了，找县太爷去了。如果你们这么强大，能够影响县太爷的身家性命，那他就立个碑，说以后咱们按规矩来，以后我们没人敲你，这个边界与你们自己的实力是有密切关系的，于是我们就发现潜规则的具体位置，随着双方实力对比均势的不同，而实际的位置不同。

下面我们再说招数，最有用的招数。从刚才的故事之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呢？衙役说怀疑各位是窝主。怀疑各位是窝主，他犯法了吗？办案、破案，这是衙役的权力，是他的责任。他怀疑谁谁谁是嫌疑犯，也是他的权力，把嫌疑犯给弄到班房里去关着，仍然是他的权力，他没有一点儿违法。但是对于被害的一方，对于老百姓来说，你怀疑我是窝主，然后要把我弄到监狱里关着，刚才说了，这是有可能出人命的，不出人命也要受尽皮肉之苦，最轻了你也要损失一大笔钱。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中，你发现对手他拿的那个东西，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合法伤害权”。他伤害你没错吧？不违法吧？你没话说吧？最多，他说误认了，误认了知道错了，改了就好。你也不能说，以后不办案了，不许怀疑人了，不许怀疑人怎么再破案啊。所以他这个合法伤害权非常厉害，这是警察手里的。

如果你要到县太爷那儿，在法律有一个词儿叫“自由裁量权”。一说我们判某某罪，判五至七年、三至七年。我判你三年和判你五年、判你七年，对我来说，是我的自由权力，我判你三年，我也没违法，我判你七年我还对。但对你们来说三年期和五年期，还有七年，这差距太大了。

就是这种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东西，它能够给当事的加害方，用招数的这方带来巨大收益。被害方也是很愿意掏这个钱来破财消灾的。当然有的时候合法伤害权不那么合法，像刚才说的那个，我嘱托一个贼说你咬这几个人，我让人家去诬陷别人、诬陷良民，这是不合法的。但是我让他这么做了，我的风险很小。我有一种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凭着这个可以伤害在座的任何一个。你说这个东西值钱不值钱？合法伤害权值钱，这个低成本伤害能力也值钱。我们就看到，一旦手中有了这种东西，你是什么感觉？中国古代民间的一句老话叫做“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你手里有这个东西，揣着这个东西，你是很难老实的。

访谈者：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做“不要轻易练把式”，练把式，会两下武功以后，你动不动就想去试。

吴思：是。这么便宜的东西，这个衙役就凭着这种厉害的招数，想将谁的军就将谁的军，说砸哪儿就砸哪儿，想抽谁的車就抽谁的車。于是这个潜规则、这个边界，真实的权利边界，我这方就要大幅扩张，各位那方面就大幅度压缩，这就是我们刚才从这局棋里看到的第二个概念，一个非常厉害的招数，叫合法伤害权。

下面再讲第三个招数。合法伤害权有多种存在形式，刚才说到的敲诈、勒索是一些办法，低成本、伤害能力，这都是一个抽象的词儿，它具体体现在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固定的形态，刚才那里提到了班房。班房跟监狱大不一样。我原来就以为，在我的语感里，一直认为那个班房就是监狱，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词这么解释大有问题。

我最早看那个班房，咱不说太远了，明朝就开始用了，指的是官府或者是私人府邸之中，家仆或者是衙役值班的地方，值班和休息的地方，这个用法一直到清朝，在《红楼梦》里还能看到。《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大夫到大观园里看了病，然后出了园子就在那个班房里坐了，给小厮们开了药方，那时候那个班房还是非常清晰的，指的是值班室。

比《红楼梦》再晚大约五十年左右，有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师爷，叫汪辉祖，他写过一本书，《学治臆说》，这是中国清朝一个著名师爷的著作。他那里再谈班房的时候，就不是《红楼梦》里班房的意思了。他说班房，比如他这里提到的几个字，他就告诫官员，当官要注意什么呢？注意，你要建立一个“管押簿”，管人、押人的那个簿，在这个“管押簿”之中，要经常查看，查看里边有几个人，是不是该放了，他说“管押之名”，就在这个班房里定期的巡视班房，“管押之名，律所不著”，就是法律没有这么一说的，所以“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你不得不用这个办法，法律没有允许的办法，你就要注意，押了人把他赶紧记一下，过一段去查查，看看是不是该放了。“律所不著”，注意这四个字，它不合法。法律不许你把人扣在这个值班房里，几天不让人回家，这就很有点儿像孙志刚案那个……

访谈者：非法拘留。

吴思：我就不让你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未经法院许可，公安局执行，是不能够，以各种形式剥夺公民的自由，这都是禁止的。可是我就给你弄到收容所里来了，你不想去，不想去不行，我没逮捕证，没有逮捕证我还可以留你。就像这样的方式，在古代已经源远流长了。这不是合法的，就是你不能说它“白”，但是你说它“黑”吗？它也不黑，这是官府的行为。

访谈者：一个灰色空间。

吴思：一个灰色空间，我给它起个名字就叫“灰牢”，灰色的监狱。它是非正式的监狱，但是你又不能说它是一个黑帮随便押人的地方，它又半合法。这样一个固定的形式“灰牢”，是合法伤害权非常密集的地方，特别充分地体现了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和合法伤害权的地方。它在实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比监狱还大，那里发生的灰色处决比正式处决还多，所以最后老百姓用来用去“班房”这俩字，人们都感觉到，真正影响他们生活的，在实际社会中，发挥真实的控制效力的，倒不是正式监狱了，倒不是正式处决了，而是这个地方。于是“班房”这个词渐渐取代了“监狱”的意思，在人们的口语中流传起来，反而喧宾夺主了。从这个词的演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加害手段的兴起和繁荣，它是对于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的一种替代。有了这种手段，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下棋的时候，真正的规则要发生变化，你的权利边界要被大幅度压缩。

说完了这个灰牢，我们再往下说。

如果我作为一个棋手，我可以拿出合法伤害权来对付你，我可以用潜规则来压缩你的权利边界，我可以扩张我的边界。原来比如说我是父母官，大家是子民，这个子民的边界原来在这儿，我给压到这儿来了，我的边界在这儿，我给扩张到这儿来了，我还是父母吗？被压缩的那个还是子民吗？他本来是十平方公里给压缩到一平方公里了，原来是儿子现在成孙子了，然后再压缩，压缩成了奴婢了，原来我是父母，我这么扩张扩张，我成爷爷了，我再扩张扩张，我还成了祖宗了呢，再大成皇上了。随着这个真实的权利边界的移动，当事人的身份也开始发生变化了。

比如说刚才谈到，最初的那局棋之中，这个衙役名义上是什么人啊？衙役名义上是保护平民的人，是抓盗贼的人。但是他把这棋往这一拍，将军抽車，他到底是抓盗贼的人，还是盗贼自己啊？他的行为比盗贼还厉害呢。所以他的真实身份也随着刚才发生的这些悄然变化而变化，他的真实身份已经成了一种隐蔽的身份，我用的词叫“隐身份”。

下面我们再追究一下，这个隐身份，我们都发现可以加害人的这一方，风险很小，收入很高，按照人们趋利避害的这个本性，自然就有大批人向这个集团挤进来，你挡都挡不住，于是这个集团迅速膨胀。比如说刚才那里说到地方官在验尸的时候锣声一响，浩浩荡荡一百人去验尸去了，那一百人都是国家正式编制人员吗？在那里提到的比如说，长随、家人、门印，那些都是县太爷自己带来的，长随、家人，他肯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更像这个人各种私人的助手，包括这师爷，他都不是国家正式的编制人员，而是私人助手。但是他吃的这个饭肯定是官家的饭，这是一大批人。

另外还有说那三班衙役。三班衙役，一般地来说，这一个役，比如说明朝的非常著名的一个思想家顾炎武，他就在《日知录》那里说到过，他说每一个县之中，“食利于官者”，就是靠官家吃饭的人总有好几百人。他说靠着“恃讼烦刑苛”，就是诉讼烦多刑罚苛，这些人就“得以嚇射人钱”，得以敲诈勒索，于是每一个役，就这一个正式编制的位置上，“恒六七人共之”，经常有六七人在这一个编制上。诸位起个名字，这一个正式编制的人我们可以叫他衙役，多出来的那五六个人应该叫什么？古代叫冗员，当代叫超编人员。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集团，而且它似乎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这个庞大的集团，它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己的脑袋，就是一堆赘肉。实际上这个集团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固定的收入来源，有谋生之策，按照这顾炎武的说法是“恃讼烦刑苛”，就是敲诈勒索。他用合法伤害权去生存，他有固定的社会位置，大家对他都有一些固定的叫法，具体的某个角色都有叫法，但是没有一个整体的对这个集团的称呼，我就借用一个具体的角色，比如衙役，这个人是编制外的衙役，是一个位置上那六七个人，是属于非正式的，那五六个的，大家老百姓怎么叫？老百姓叫他们“白役”，白丁的白，白干的白，但是白身白丁，同时又干着官家的事，于是叫白役。同时他也不从官家挣任何钱，他白干，白给政府服务，但是他通过那些别的路，敲诈勒索就够他吃的了，比如说刚才谈到那个辛苦钱，每天他们主动的给一笔费，这一点那一点，最后我的收入比一般的人收入高得多，他们有自己的固定收入，这些人叫白役。

借用白役这个词，白役单讲的是役，职工给注意到了，那干部呢？他忽略了干部，于是我们把干部、职工、蓝领、白领都加在一起，我给他起名叫“白员”，固定人员的员，叫白员集团，刚才说的这局棋里，白员集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集团。对于中国社会历朝历代都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实际上，由于在这个统治集团的位置，由于合法伤害权的存在，越到王朝晚期，白员集团越庞大，最后就形成“十羊九牧”之局，十羊九牧就是十只羊有九个放羊的，九个牧人，这个词是隋朝人创造出来的。十羊九牧，那羊养活不了牧人了，肯定这个局就维持不下去了，一定要崩溃的，这就是我们在对局分析中、拆解中看到的又一个潜在的、逐渐的在对局中形成的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白员集团。

好，现在我们这局棋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那这个局势会怎么走呢？基本的发展趋势什么样的？由于白员集团、合法伤害权、隐身份的这些人他要活，他要改变规则，在资源分配规则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且他不断地膨胀，不断地要扩大收益，于是潜规则的边界就不断地向生产者、向老百姓那方面压缩。这就出现一个非常常见的，不断地一次一次出现的局面。

在明末清初一个著名的文人，叫侯朝宗，侯方域，复社的一个名士。他在明朝亡了之后，眼看着明朝的崩溃，然后在清朝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他描述的这个规律、这个现象，我给它起的名字叫“淘汰良民定律”。他说，明朝的老百姓，这一个老百姓“税加之”，税收加在他头上，“兵加之”，所有的军费或者是临时的抓差，压在他头上，“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七重负担，七座大山压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做什么反应了？他说老百姓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我去当白役去，混入那个队伍里，我就成了敲诈勒索的人了，我不会被人敲诈勒索。第二个办法，想办法成为有钱的人家，买一个秀才的身份，上大学，上了大学，有了干部身份了，没人敢敲了。

于是，本来十个人，现在有两个人出来了，一个当了白员，一个上了大学，十个里剩八个。但是那些人还得吃啊，于是原来十个人的负担就加到这八个人的身上，然后里边又有更强的动力往外跑，又跑了两个，还剩六个。这新增的四个人还得吃他们啊，就这么如此恶性循环，他说最后百姓两条路：一条路，当土匪，造反。这回你压不着我了吧。第二条路，死于沟壑，就是逃荒、要饭，死在路沟里了。他说，天下怎能不乱啊？然后天下大乱，然后再出现人打江山，打天下、坐江山，一轮新的王朝开始，又一个新的轮回，然后这局棋再重下。这就是我们历史上非常熟悉地看到王朝循环的故事。

这局棋分析完了，最后我总结一下，在这个对局中我们看到了双方遵循的潜规则，而且追踪了一条潜规则形成的全过程。

第二，我们看到了，在对局中有一方掌握了致命的武器，也就是合法伤害权，或者拥有一种低成本的伤害能力。

第三，这个合法伤害权有一种固定的，非常常见的形式就是灰牢，还有相应的灰色处决。

第四，就是由于拥有合法伤害权的这一方，他带来的收益很高，于是他就不断地吸引入加入进来，然后一个白员集团形成了，越来越庞大，原来的那些人渐渐的身份也发生悄然变化，拥有一种隐身份，而不再是原有的、开局时候的正式身份。于是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上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一切的变化都导致了这一局最后的崩溃。

访谈者：崩盘。

吴思：崩盘。刚才我反复地说这个局，说这个对局，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看待历史的方式，李鸿章说“数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比李鸿章再早一百年，清朝一个著名的史学家赵翼，他也用这个局的方式来分析历史，他说“秦汉一大变局”；再往早，比如宋诗，有那么一句很有名的诗叫“世事如棋局局新。年光似鸟翩翩过”，每一年的时光就像鸟一样翩翩飞过，也是用博弈的、这种局的方式去看待历史；然后，再往早还有，杜甫的诗里就有“闻道长安似弈棋”，也是从一种局的这种角度，把局作为一个单位去分析历史，这可以说是一种源远流长“局观历史”的，在我们传统中早就存在的一种看法，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历史、去讨论历史，就像咱们刚才一样，可以看到很多很精彩的东西。

好，今天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访谈者：你刚才说到潜规则，我过去没有仔细地、认真地想过“规则”这两个字，从汉字造字上头，说文解字去解一下这个字，听您这么一说以后，我倒想解一下这个字。规，什么叫做规？规，是一个设定半径和范围的工具。把他拿到我们社会学的领域里边来，实际上讲的是我们人的行为的半径和范围。你刚才其实已经涉及这一点，我到底划多大的半径，然后在多大的范围之内来做这个事情，这就是规。

则的话，则这个字，就是宝贝的贝，一个刀字，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利益分配。则这个字我没有仔细地去考证过它，它肯定是和货币的分割有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说，通俗一点、抽象一点，是一个利益分配原则。但是这个规则如果前面再加上一个潜的话，你刚才说，实际在你说的几点中间，所有参与潜规则这个游戏，这个局里头的人，无非都在怎么样的从这个半径范围跳到那个半径范围，把自己的半径扩张，把别人的半径缩小，最后在这个行为，最终的过程中，无非是利益分配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这个法制社会的里头，我们经常会进入一些圈子，比如演艺圈、文化圈，或者是艺术圈，反正会进入一个一个的圈子。我们经常会发现，你一旦进入圈子以后，你会发现圈子里头有圈子里头的潜规则，当然在您发明潜规则这个词之前，大家不会用这个词，大家有一个词叫规矩，动不动就说，你进入这个行业以后，你假如没有按行里头的，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定办事的时候，就会有老一辈的人跟你说，小子，懂不懂规矩？这个规矩它又没写在字面上，咱们读书人就认字嘛，你没有在字上写着我当然就不懂。所谓这种行里头的规矩，实际上是在老一辈的言传身教中间，以及在混事中间你慢慢地通过教训而得来的。

比如说，像前一段时期报纸上炒得热热闹闹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想进演艺圈必须要和导演“上床”这个事，您觉得这也算是属于你说的潜规则的事情吗？

吴思：是。

访谈者：这个导演和演员之间是怎么博弈的，这个过程？

吴思：首先它是潜规则，就是大家都当个规则来做，都预期我这么做就会有什么什么结果，如果你要违反这个，上了床了你却不用我，那我可要告你了，这事就闹起来了。我专门有一篇文章，叫《惩罚违规者》，惩罚-摆平违规者，就是清朝的官员也有这个事，我该做的我都做了，反过来你该给我的却没给，那我就要给你告状，我要揭发了。潜呢，是因为它不合乎主流规范，一说起来，这事不道德吧，不合适吧，所以它就叫潜。但是实际内部又都遵循，成了一个惯例，所以它是一个潜规则。

这个潜规则我觉得，它这里的利害计算的核心就是，如果我用谁都行，用你也行，用他（也行），如果水平都差不多，我这儿有类似一种合法伤害权或者合法恩惠权。我不用你就伤害了你，我用他就恩惠他了，我实际在拿这个在做交易。但是我这个权也不是我的，比如给老板打工，所以这事我还最好瞒着老板，我要选一个稍微水平弱一点的，那个水平高但是她不跟我上床，那我不选她，我选这个。这事是害了老板，害了投资者，也害了观众，这事就变得代理人的利益在其中起了作用，他买卖其他人的东西，为自己谋取私利，就成了这么一个利害计算。

访谈者：好，下面我想把问题给现场的同学。

观众：吴老师，您好！刚才我听了您的演讲之后，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潜规则？潜规则滋生的渊源到底是些什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潜规则它到底意味着的是人们心理道德上的一种腐败，还是一种法制上的不健全或者是腐败呢？

吴思：如果你不用潜规则的话，刚才说了，将军抽車。

访谈者：代价更大。

吴思：你不想被我将死吧？那你就把一个車垫过来，最后你说我車我也不想给，那你总得给我一个卒子吃吧？人们心里做的是一种利害权衡、利害计算。这里有没有道德问题？被害一方是没有道德问题的，你害我我总得避害嘛。人家敲诈勒索，问我要钱要命，我说要命，那你把钱掏出来，这没有什么道德。你说抢劫的人他有没有道德问题，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首先他肯定算的是利害计算，有的时候他是讲道德的，他想当一个清官，但是他发现这个清官当不下去，那有一种道德困境。比如说我想当一个好官，对老百姓很好，但是我要是不做这个乱收费，我周围的这些同事，他们奖金就发不出来。然后同事们都纷纷说，咱们编个茬，过年了，收点儿钱去，他们去了，收回来一千，一个人分一百，给我一百，我说不要，因为我要想对老百姓好，那我肯定不是一个好同事，我无形地在指责同事，说他们做得不道德，但是我又不能给他们提供正当来路的东西。于是我成为好同事、成为好朋友、成为一个好的合作者，就意味着我对老百姓不好，我对老百姓好，我就意味着我对同事不好，这种道德困境经常出现。遇到这种道德困境，我想它是没解，它就是困境，一个非常现实的，扎扎实实的困境。

只要我的乌纱帽是上级官员给的，同事要都到上面替我说好话，我就升上去了，一搞民意调查，周围人全都说我坏话，组织部来（调查），十个人有八个人说我不称职，那我大概就升不上去了。这时候，第一，对我重要的是领导，第二，对我重要的是同事，我就得按这个路走，你说我缺德吗？我肯定对老百姓不好，我非常难过，但是我也得养家糊口，我还得政治进步呢，那我就这么走了，很难受，但是无可奈何。

如果我的乌纱帽在各位手里，我一旦害了各位，我就掉帽子了，那时候我的利害计算就改变了，反过来同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敢敲我，他敲了我就耽误我的前程，你这害我不是，大家彼此都知道，不能太过分地去害别人，你要害我，就成了你不够哥们儿了，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道德困境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才能使这个困境消除。你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观众：吴先生，您好！在我听您阐释潜规则的产生与它的发展，以及各种情况的那种论述过程中，我觉得一直是在讲多方博弈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怎样多方的不均势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最后均衡，或者在这种均衡被打破以后，会得到一种什么样的惩罚？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您觉得您的那种“潜规则”的学说跟“博弈论”的学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有多大程度上的统一性？谢谢！

吴思：博弈论我略知一二，看过两本小册子，博弈论还有制度经济学提到的这个博弈论的方式对我有很多启发。但是我的数学不好，所以我对博弈论研究得不透彻，它经常给我带来的是启发，而很难非常详细地运用它，比如我怎么算均衡，我知道一个基本的理论。更多的启发，比如我围棋下得不错，我经常用围棋比方，刚才说棋手、定式、规则，还有那个策略等等，我用围棋的这个比喻、这个类比，而且我觉得也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认识方式，跟我略知一二的博弈论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方法论去看待这个社会。那博弈论对我的帮助就是，它能够更清楚的，比如在它纳什均衡的时候，更清楚地告诉我双方都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策略，然后达成了均衡，这个规则就可以生成了，就稳定了，像这些表述都非常清晰，而且非常有力量，它给我带来的启发很多，更多的东西可能就是中国古典的那种思维方式和下围棋那个实际经验带来的类比的那种影响。

访谈者：吴思先生，你今天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但是现在想考您一下，用一句话把您今天的精彩的演讲概括出来。

吴思：让受害者拥有得心称手的武器。

访谈者：好，非常感谢吴思先生的精彩演讲，因为吴思先生今天在演讲中间把潜规则这个坏逻辑的来龙去脉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而且也传达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感受，就是人不能生活在这样的潜规则中间，生活在这样的潜规则中间，人实在没有自在、自由和幸福可言。

好，再一次感谢吴思先生。

历史对局的终极法则

访谈者：简志忠

时间：2004年7月23日

血酬定律到底是什么，与潜规则又有何不同？

访谈者：你前次提出来的潜规则，说破了中国官场里不为人知的真实游戏规则，这次的血酬定律则是打破「生命无价」的迷思，直指中国历史深处的终极法则。大家都很好奇，血酬定律到底是什么？它与潜规则之间又有何种依存关系？

吴思：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这是一个古老而基本的问题。血酬定律揭开了潜藏在人们心底的一种计算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

“血酬”是我杜撰的词。谁都知道，劳动换取的收益叫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命争夺的对象的价值。如果拼抢的对象是人本身，譬如绑票，“票”价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这个道理说来简单，却能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解释许多令人费解的历史现象，其中包括潜规则现象。

血酬定律可以帮助我们计算改变规则的成本。制订规则，说到底，总要由暴力最强者者说了算，这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个层面的变动，规则的变动，往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即使私下修改规则，形成潜规则，也要仰仗伤害能力，而最大的伤害就是对生命本身的伤害。这些涉及性命与食货的利害权衡，在历史事实和现实生活中，都是可以计算的。例如饥民暴动，打出“王法虽重饥难忍”的旗号，分明就是一道饥饿与刑罚的不等式。在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之中，这种计算特别重要，不可不察。

中国历史的另类读法：“枪杆子出政权”是历史铁律？相互算计的结果形塑了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人类的道德与良知应该放在什么样的地位？

访谈者：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既然是一切规则中的规则，然而不管是“潜规则”还是“血酬定律”的核心，似乎都是您曾提过的“利害计算”思考模式。官僚集团蒙上欺下，博取最大利益；黑帮恶霸视收益多寡难易，游移于良民、土匪双重身份之间；毫无反抗力的小民阳奉阴违，能偷懒的绝不多做，宁可花钱消灾了事。在您的观点中，人的行为动机、人际关系的互动、社会制度的建构，似乎都是依循着这个逻辑。不同阶层的人本着各自的利益考虑，结果形成了互动紧密的社会格局，这样的理论体系有点像某种变形的博弈论（又称赛局理论），它可以算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另一种切入角度吗？

吴思：“另类”的说法似乎有点单薄。我觉得，我在继承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借用“大局观”、“全局观”或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之类的表达方式，这种传统可以称为“局观历史”的传统。一百年前，李鸿章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严复说“一治一乱之局”；二百年前，著名史学家赵翼用“局”来描述秦汉社会之变；世事如棋局的观点，一直可以追溯到魏晋甚至更早。围绕着这种观点，更积累了数十个甚至上百个精彩概念，如全局、局势、定局、局内、局外等等，隐然成体系之象。至于相关的利害计算，法、术、势等概念的运用，在先秦诸子那里就不新鲜了。我觉得，吸收博弈论、进化论和经济学的思想之后，这种根基深厚的观点极富潜力，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中国历史。在行家的评论中，这种研究角度，凭借出色的解释力，很有希望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

这个角度并不忽视道德良知的作用。对局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认知方式，并且根据这些决定行为取舍。无论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是误会还是真知，必定影响互动的过程和结局，忽视了就要出错。

贪官当道下的生存之道：贪官的危害是否古今皆然？从历史现象归结出来的规则、定律，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官场、商场运作，或是市井小民的平凡人生，究竟有什么样的帮助？

访谈者：你在书中提到了明代兵科给事中周钥，因缴不起孝敬宦官刘瑾的贿银而自刎身亡，实在令人讶异官场索贿竟然能弄到这般地步。刘瑾的“抽水机式”超级吸金大法使他在数年中能够敛聚巨额财富，从而跻身全球历史巨富排行榜，而近年来大陆接连传出金额骇人的重大贪渎案件，不知古今敛财秘招有多大的差异？进大陆的台商，其实相当关注潜藏在现象下的当地官商利害格局。能更快从中国历史里看透、适应官场商场运作的潜规则，或许会是台商比外商更具优势之处。

吴思：在贪渎方面，古今官场没有什么重大差异。官吏敛财，总要仰仗规则的制订权和实施权，其实就是划分和分配利害的权力——说给你就给你，说剥夺就剥夺。认清这种格局，可以帮助人们少走弯路。追求改革的人们可以对症下药，努力适应环境的小民可以尽早发现窍门，减少摩擦和时间损失。

说到适应环境，我也感觉很矛盾。就个人来说，顺应潜规则，更容易带来成功。纯正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做人来说是优点，对办企业来说却未必。企业发展自有逻辑。《孙子兵法·九变篇》把廉洁和爱民说成将领的致命弱点，因为这两种做人的优良品质与战争的逻辑有冲突，很容易被对手利用，导致覆军杀将之灾。办企业也是如此。坚持正义，未必不能战胜一两个小人，但是，用海瑞的话说：“窝蜂难犯。”一个小人倒下了，一大群小人补上来，趋利避害如同水之就下，无须任何勉强。

但是，就社会来说，这条路——顺应潜规则，让贪官污吏得逞之路——终究是一条死路。这是局部或个体受益、整体衰亡之路。整体衰亡，意味着个体的生存环境遭到毁坏。我觉得还是要凭良心去做。在生意之外的领域，平民可以尽力发挥自己的那一份影响，推动好制度的发育，这关系到更深远、更长久的大利大害。

狐假虎威的现实必要性：公司、企业花钱买“平安符”的理由何在？效用如何？要付出的代价为何？另一种挟洋威以自保的新世纪模式？

访谈者：在这本书中，您前后两次提到了一种中国人独有的现象，一个是船商挂洋旗，另一个则是商家巨资收购高官名帖，行为虽然不同，但动机都是花钱买张老虎皮，好吓退黑白两道的勒索。这些现象指出了某种中国企业的一个基调：它们总是处于一个破坏性因素过大的环境，必须用其他的方式来增强抵御侵犯的能力。书中提到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企业与外资合伙以便在市场规则中博得较大的生存空间，究竟是当年挂洋旗的另一种变形，还是保护本地企业的一种手段？今天在许多店家里，仍能见到店主与显贵的合影或是高官的字画，到底是纯粹攀龙附凤的虚荣心表现，还是华人社会中普遍存有如此的需要？

吴思：我不熟悉台湾的情况，从大陆的情况看来，破坏性因素过多的环境依然存在。所谓破坏性因素，主要是官吏们不受民间制约的权力——划分和分配利害的权力，说给你就给你，说剥夺就剥夺，不顺心就给你撕张罚单。黑道也是破坏性因素，但是黑道的生长也要以政府的弱点为基础。在这种环境中，企业掏钱购买专门保护，送干股，买虎皮，拉权势者入伙，都是正常的理性行为。

不过，请注意：什么是企业？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说法，企业就是一组合约，关于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约，这组内部合约替代了市场交易。譬如我租两层临街楼开餐馆，雇十几位厨师，几十位小工，再请一位总经理，送他一些管理股，这家企业就是投资者与经理、厨师、小工和房东之间的一组合约。可是，我们在中国企业里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执法官员或黑帮老大的干股干薪，或者，发现了一张谁也不敢欺负，否则就要引起外交纠纷的洋面孔。这些人本来与生产无关，然而，这些欧美国家视为公器或公共安全的东西，却像私人物品一样进入了中式企业合约。试问：这样的企业应该叫什么企业？这样的社会又应该叫什么社会？再追问一句：那些干薪干股，很可能是被迫奉送的，是在送钱或送命的形势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这也能算“合约”吗？企业真是一组合约吗？如此提问，可以逼迫我们正视中国社会的特点，正视中国企业的特点，或许还可以扩大我们对一般企业性质的理解。

有了这种理解，就不难判断权势人物题字的性质了。在我看来，许多大陆企业张挂的显贵题字，写的都是同样一句话：“我的后台很硬。”

劣币逐良币，劣民汰良民：良民的唯一下场就是惨遭淘汰？厚黑学是救命良方？

访谈者：《潜规则》里曾提过“淘汰清官”定律，如今你又提出“淘汰良民”定律，是否表示所有奉公守法、行事端正的人注定趋于社会劣势？以往我们认定老实的人只是吃亏，现在听起来似乎变得像是要绝种了。难道唯有加入侵害集体利益的行列，才不会成为被淘汰的族群？当良民汰尽、残存的所有人都奉行“厚黑学”的思考，整个社会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中国历史上有这类的事例可供参考吗？

吴思：其实，无论是淘汰清官，还是淘汰良民，都是一种历史趋势，中间还有相当长的稳定甚至反复，并不是十年八年或者一两代人就可以完成的。因此，中国各大王朝才能有二百余年的寿命。从个人的角度说，老实人也未必个个吃亏。人际关系互动是多领域多层面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不是罕见的现象。

我所描述的，主要是专制的官僚制度下，由于代理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由于受害者无权或无力反制，造成了公共领域的报应机制的错乱。于是，良民和清官往往不得好报，贪官和刁民往往不得恶报。但是，在家庭中，在小团体中，在熟人圈子中，报应机制并不那么容易错乱，大家都是识好歹的。即使不谈道德，即使以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为唯一标准，我也不认为厚黑学是高明的生存策略。

不过，公共领域报应机制的错乱，已经足以导致毁灭性后果了。一个又一个恶人逃避了恶报，一个又一个好人不得好报，这种糟糕的社会机制，一次又一次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几乎每个朝代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

（本文作为《血酬定律》台湾版第一版的前言发表）

我的写法就是解局之法

访谈者：朱雨晨

发表时间：《市民》杂志

2006年3月号

“你斗不过农民”

访谈者：我认为您首先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然后转身去研究历史，寻找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您的经历，和书斋到书斋，理论到理论的学者有天壤之别。您在自己的书中也曾经谈到过自己在农村当生产队长的经历。这种经历对您的历史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吴思：影响很大，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这得慢慢说。

我下乡的时间不长，但是密度非常高。我们生产队一共57户人家，220多口。当时的农村进行军事化管理，生产队就是一个连，还有一个指导员。我就是这个指导员，按当时的规矩，指导员是一把手。队长副队长老找我撂挑子。所以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也难免兼任生产队队长。

很多农村的事情我都经历过。几乎天天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这边偷东西，那边谁不卖力，罚工分吵架，谁和谁又打起来了。有时候还要给社员分家。最焦头烂额的问题，就是生产队长或者别的队干部撂挑子不干了，然后我就得说服别人去干，或者劝他回来干。为什么他们不干？这里面有一大堆道理可以说。怎么能把别人拉出来干，又是一大堆道理。

于是我面对的是他们最深的算计，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想，怎么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决策？

访谈者：您说到“决策”这个词。这是个挺时髦的术语。但是当年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语言和理论去面对这些问题？

吴思：我面对的多数问题，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法解决的，甚至是无法描述的问题。书本当中告诉我们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小资产阶级或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其实用如今流行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这就是严重的“搭便车”现象。

我在写陈永贵那本书的时候打了这么个比喻：大寨有80户人家，你每刨80镐，里面有一镐是你的。如果你偷懒少刨80镐，分摊到你手中的损失只有一镐。这是非常厉害的转嫁损失，分摊劳动收益的机制。这种利益机制激励人们偷懒，惩罚辛勤劳动。除非管理者用非常强大的道德力量或者行政压力去补足这79镐的利益激励，才能让大家像在自留地里面一样干活。这可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阶级斗争。

当时大家都是人民公社社员。按说利益是一致的。但我发现贫农往往最敢偷懒，反而是那些中农比较勤快，地主把柄最多，最不敢偷懒。这能用阶级斗争的理念去描述吗？

当然，不是所有的贫下中农都偷懒，但是中农是比较理性办事、会算计的人，否则他当不上中农。他们干活不会太糟糕。贫农里面有的干得好，也有干得非常糟糕的，属于两个极端。但是，最敢占集体便宜的人都是贫农，而且是根子特硬的贫农。

访谈者：可是你和精英知识分子不同的很重要一点，是你承认、确认甚至会推崇农民固有的智慧。你用了平视的视角，而不是像精英知识分子一样俯视他们。

吴思：没错，我和各类农民掐过好几年，我斗不过他们。他们都是利害计算和策略选择的好手。我绝不敢说我比他们高明，有的时候我能有点局部胜利，但是整体而言我是失败的。城里人看不起他们，我觉得那是因为没和他们打过交道，在他们那个环境里面，你和他们斗一把试试？

“我梦见了毛主席”

访谈者：当时您属于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现实有抵触吗？

吴思：我从中学开始就是极左，到了农村更是极左。当时遇到这些描述和解释的困难，第一反应就是去找经典，尤其是把公私之争扭曲为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之间的斗争。

这其实是非常荒唐的做法，“公私之争”在儒家的观念体系里很重要，并不是马克思的经典概念。我们把“私”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把“公”和无产阶级连续起来，用这个东西来解释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

可是你越认真地去读那些经典，你就越要嘀咕：“对吗？是这样吗？”

到后来就是一种世界观的全面崩溃。这是一个过程，有好多方面的原因。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民兵拿着大棍子冲进天安门广场去砸人。我的中学同学就有毕业了以后分到工厂当民兵，当时参加了这一活动。

访谈者：当时您感到的世界观崩溃，是信仰崩溃还是理论的崩溃？难道当时的理论完全无法把握现实吗？

吴思：我干了两年的基层农村干部，对人民公社的弊病比较清楚。但在我离开农村之前，既不能进行物质刺激，更不能分田单干，这是想都不敢想的。那就靠思想教育，靠道德感召让农民拼命干活。眼前一片黑暗，我知道这一套不管用。

只要与物质刺激有关与承包有关的那些事，我当时在意识形态上都非常抵触，觉得那是在刺激人们的私心，是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强化私有制的道路，——这恰好是陈永贵反对大包干时的说法。同时我也隐隐感到，那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一条道路，要像列宁签布列斯特条约那样，要做一些妥协和让步。这就是我在极“左”的框架里面安排一些理论修改的方式。当时的理论体系，只能以这种“让步”的方式理解和容纳大包干。

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在理智上已经无法相信原来的东西，但是在信仰上还无法扭转，很想获得权威的认可。我曾经两次梦见毛主席。孔子说自己老了，好久没梦见周公了，特别沮丧。我梦见毛主席，则是跟毛主席争论。

我父母曾经在怀仁堂看戏，隔着三排就是毛主席，这种场面不知怎么就跑到我的梦里来了。我梦见毛主席坐在中间稍微偏右的位置，我就探过头去对毛主席说：“毛主席，我能跟您说几句话吗？”

毛主席说：“你说吧。”

我就蹭蹭翻过两排椅子坐到毛主席身边，说：“农村这么弄，真不行，我认真试过，实在不行……”

毛主席用非常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准备接着跟他说为什么不行，不行在哪儿，得像列宁那样做必要的妥协和让步，要向小生产让步。可憋了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就憋醒了。我梦到毛主席是要向他介绍真实情况，我梦想说服他。这是1980年我读大学的时候。

净损失的制度

访谈者：从您在农村的经历中，我感觉您相信每一个人都具有“有限理性”。任何一个制度都给每个人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让每个占着格子的人用他们的有限理性去博弈。问题在于历史制度恰恰在扭曲这些有限理性，甚至可以说是逆人性而动，所以会产生“潜规则”。我这样理解对吗？

吴思：这话说得有些大了。

我理解的是这样的：比如有个市场交易，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可以退出，所以这里面完成的所有交易都是双赢的。问题在于有一种交易不是双赢的，也不是能够随意退出的，那不是市场交易，是拦路抢劫，要钱还是要命？这种交易肯定是一方输一方赢的买卖。

说土匪抢劫，卖命来抢东西，是不是理性？不仅仅是中国老百姓，全世界都对卖命得来的东西表现出一种尊重：“人家那是打天下得来的，人家也不容易。”三千万脑袋换来的天下，你不得用几百万颗脑袋去换？这账咱们得认。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人性。是你冒着生命的危险，你得到了你应得的报酬，这里面有一部分合理性。但这里只有一半合理性，另外一半则是不合理的净损失。

在中国的历史中，用暴力损人利己，加害别人的行为，生存空间非常大。在历史上的正式制度中，这些行为甚至有很多安全保障。那些官员可以用自己的公权力去害人，自己得私利，风险非常小。公权害人和土匪害人的道理其实一样，都是以暴力作为后盾。暴力不创造新东西，它和生产、交易不一样，只抢存量，不加增量。而且在抢的过程中还会激发对方的躲避或者抵抗，产生更高的消耗——我一定要杀一只鸡才能吓住猴子。

在这之前肯定有个净损失——你不相信我会烧房子是吧？我一把火就把房子给点了，下回这些人就信了，就把钱交出来了。被烧掉的房子就是净损失。更不用说杀人了。杀掉几个，就算埋藏起来的金子银子都能敲出来。

这种发财的方式，在中国社会中很成功，比如说刘谨为首的那些抽水机，他们都靠着这种方式发起来了。广泛流行的潜规则，实际就是利用这些合法伤害权形成的获利分配体制。

局观史学

访谈者：大学毕业以后，您成为一名记者并做了整整十年。这种新闻式的写作风格现在在您的书里也看得出来，您总是不动声色地讲一个历史故事，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会心微笑，然后您再开始讲您的道理，让读者拍案叫绝。我总觉得您讲的都是常识，是常识进行演绎逻辑之后的结果。你觉得你写的东西是一种理论还是常识？是不是包含了大量常识信息的理论？

吴思：我想是包含了很多理论的常识。我讲的故事其实都是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生的故事，没有人会怀疑其真实性，我所做的就是把这个故事说一遍，然后抽象起来点破它。

访谈者：您在讲故事的时候，我感觉用了很多工具，历史、新闻、文学、经济学等等。您的经济学工具是从哪里来？

吴思：我读中学的时候数理化还可以，不太怕理论。当记者的时候曾经到中央党校进修过半年，受了一些经济学训练。主要是后来炒股的时候读了大量经济学方面的书。学以致用，非常有效，因为马上就关系到赔钱赚钱。

其实你仔细看我的书，用的经济学工具并不多。一个就是“利”、“害”，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这谁都会算，任何一个小孩、老头都会算。第二个和经济学有点关系的，就是边际分析，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把每一点新增的部分怎么样，亏了还是赚了的都说清楚，其他的都是常识。总之很简单，无非是我老给人算账。用到经济学术语也不发憷。

访谈者：您还运用了哪些分析工具？

吴思：还有些博弈论的东西，其实我也就是知道纳什均衡怎么算。凭我了解的那点博弈论知识，真正用来分析历史的时候也是捉襟见肘，很多概念根本就没有。我就把围棋的东西给拉进来了。

我们拿围棋举例子。要是用博弈论分析，两个利益主体博弈，各自寻求最佳对策，避实就虚，你就是你，我就是我，身份不变，规则也是先定的，不变的。

可是你看实际的历史。实际历史中，规则本身就是会变化的，而不是给定的，它究竟是什么样子，需要进行分析。这个规则本身只是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前提。

我们还是用“交易”这两个字来说历史。历史和围棋不一样，交易的任何一方的身份都不是确定的，都会变。当博弈的双方发现换个做法更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时候，他就变了：农民可以变成土匪，土匪可以变成农民，土匪还可以变成官员。此外还有数量的变化，一个农民可以变成一群农民，一个土匪可以变成一个军团——古汉语管互斗的双方叫“造”，“两造”，造就是可以人为改变的东西，造着造着就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主体在博弈过程中是可以变的，我不知道博弈论怎么对付这个问题，我对博弈论也是一知半解，恐怕这个问题太复杂了，现在的博弈论还对付不了。任何一个博弈者，规则变了他的性质也变了，或者他的身份变了规则就跟着变了，变了的同时策略也一起变了……这是一个多方面互相联动的家伙，你非要用博弈论理论去解释，大概能把人弄傻了。

可你要是用围棋和你对生活的理解去解释，就说得很清楚了，生活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在用博弈论的时候，只是领会它的互动和均衡的思想，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我胡乱修改，添油加醋，结果，这东西成了什么？我叫它“局观史学”——把东西看成是一个局，局本身就是两个以上的主体发生关系的一个场，一个领域。它的要害就是一种关系，而不是把棋枰放在这里，形成的一块空白空间。我们要是对着干起来那才叫一个局，博弈中的关系叫做“局”。

我把历史就看成这样的在博弈中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个“局观史学”是我起的名字，我杜撰的方法论，我能够自觉意识到的方法论，我的写法即是“解局”之法，不断拆解这个局——谁和谁在博弈？用了什么策略？在什么样的规则下发生的？随着博弈的进展规则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形？变形的过程中各个主体怎么因此发生变形？利益是怎么分配的？什么利益生成了？什么利益损失了？对局各方如何分析局势，理解局面？

比如电信公司和信息产业部掐，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局；一旦国务院要规范行业，影响到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马上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利益主体，和国务院掐，这就是变局；要是他们联手跟老百姓掐，又成了另外一个局。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说事物是在普遍联系中运动的。什么叫普遍联系？怎么联系的？如果用这个“局”来解释的话，说得清清楚楚。主要联系次要联系，不能乱联系。谁和谁之间是怎么联系的，在具体的“局”里是可以量化分析的。一旦他们要联盟对付一个新的利益主体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立刻就开始变形，他们的合作成分在这个领域就升高了。要是他们俩对着干的时候，他们的合作成分就降低了，对抗争夺的成分就增加了。一旦他们之间形成一个协议，各自的招数使完了，形成了一个边界，他们就稳定下来了，一个均衡状态就生成了。

在解局的过程中，你能把相当复杂的，不同层面的联系，不同局的联系讲得很明白，有的时候这个局一下子就扩大了，可以进入人类与自然或其他物种的互动；有时候又很小，小到家庭内部的一次小摩擦，这个工具用来伸缩自如，我觉得很顺手。

“官天下”到“民天下”

访谈者：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你反复写的过去的故事，可以找到现在的故事来印证。你可以不断找到当代史、近代史和古代史都有的，一模一样的故事，你是否不赞同过去那种历史阶段的划分？

吴思：那种划分很成问题。我能看到的东西，秦汉之后是一个样子，秦汉以前是另外一个样子。三代那种样子。二十世纪又是一个样子。

按照古汉语说法，三代那叫封建，分封制，大王、小王叠层架屋地搭起来，下面是士大夫。“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新局开始了。秦汉到现在，改得东西并不多，毛泽东也说过“百代都行秦政制”。其实还是有一改，就是党国和帝国是不一样的。孙中山仿照苏联建立了党国体制。

这样的话，大的历史轮廓是三个，秦汉之前的分封，秦汉至晚清的帝国，也就是家天下，还有民国的党天下。这么三个状态。

其实以前就有“官天下”这么一说：“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官天下的官，本意是公，官天下传位于贤，家天下传位于子。问题在于“官天下”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传着传着就可能传位于子了。民国的“党天下”也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因为人人都是代理人，这个天下到底是谁的？人人都是代理人，谁都不负责，对社会来说很危险。

访谈者：可是，按照您的文章，比如明朝的刘谨，就是个代理人，您把他比喻成“抽水机”。下面还有小“抽水机”，轰隆作响，他们都是代理人啊。

吴思：“官天下”的特征，在于没有一个主子。刘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主子，罗马史里面，有一个皇帝发牢骚，说这些个大臣啊，只要为了他们的私利他们可以联合起来骗我。这种感慨和崇祯的感慨特别像——别看是首辅，是大学士，照样合伙骗我。

在天下无主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何必骗你呢？我们把你拉下水一起干不就完了？我骗你干吗？得有一个老板，才有骗的必要。这就像私人老板从来不吃回扣，这就是我的，生意就是我私人的，你别跟我谈回扣。有了部门经理和副经理这些代理架构才会有吃回扣的事情。

其实，再具体深究起来，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也不一样。在王朝初期，是“小农—官家主义”。官家必须依靠关心生产的人，向他们收税，这个“他们”就是农民。到了后期，成了“地主—官家主义”，官家仍然是说了算的。地主能说了算吗？有的时候地主会有影响，因为他们的利益对官家有影响，他们自身可能也是身兼官僚，官僚要收税得靠地主，“地主—官家主义”在帝国时代比较贴切的。现代就不那么贴切了，地主的影响渐渐不如工商了。这个道理放到现在看就特别明显。

现在地主还有影响吗？现在中国已经没农业地主了，整个农业产值已经无足轻重了。对中国影响大的是资本。问题在于，到底是资本家说了算呢，还是官家说了算？还是官家说了算。吴敬琏先生说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说得很好，他说出了一个要点。如果中国是资本主义的话，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但中国不是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并不由资本家说了算。

所以最好把这个概念倒过来，应该说是“资本–权贵主义”，而不是权贵资本主义。但是这个说法仍然不够准确。权贵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究竟谁是权贵？究竟谁在“主义”？仍然是官家。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我觉得还是资本“官家主义”。

和以前不同的是，以前是“小农–官家主义”或“地主–官家主义”，官家最需要注意听取地主的呼声和意见。地主是自耕农经济体制中的成功者，是当时经济体制的成功者。现在则不然。一些官僚如今已经兼有资本运营的身份，他运营资本的身份和官家的身份是有各种重合方式的，自己出面或者是儿女出面。无论如何他们不是像过去一样发包土地收租子，而是运营资本，因为他们发现运营资本是一个很好的行当，收益很高。

当我们以“主义”来命名社会的时候，中国其实一直是“官家主义”。无论是帝国还是民国的党国。区别在于，官家依靠的纳税集团是在变化的，以前是小农，是地主，后来是资本家。官家主义不等于官僚主义，官僚是代理人，官家则有当家作主的意思。“官家”是个多义词，我们恰恰要用好这个多义。

访谈者：您愿意预测将来吗？也许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很傻。

吴思：你能预测股市吗？你说这股市明天是涨还是跌？某个股票一个星期以后是涨还是跌？说不清。可是要是说明年这时候，粗轮廓地长时间地预测一下，猜对的概率却高得多。

我的预测是，中国要走向民主化，这在一两代人的时间中是挡不住的，“官天下”早晚得变成“民天下”，变成民主社会，组合形态可能很复杂。但官家的地位要下降，受到限制。

另外一个预测，资源短缺和人口压力会让中国和美国、日本大不一样，可能得用技术的创造补偿资源的不足，也可能是用意识形态方面的创造去遏制消费，补偿资源的不足，也可能是多重制度上的创造，和自然达成协调。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和过去是不一样的。

访谈者：你有没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母本？

吴思：民主社会的母本有很多，美国也罢法国也罢。不过，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我实在看不出什么母本。我甚至不敢确信我们能走出新路来，对此我只能保持谨慎的乐观。

中国社会的算计者

访谈者：现在您的身份是个杂志的主编。你是个在历史学界之外写历史的人。你对于现在的历史学研究怎么看？

吴思：说实话我不熟悉现在的历史研究。我没有受过历史学训练，除了文学史方面。

不过，我用了很多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比如文史资料。一旦我想要找什么东西了，就看看这方面的书，至少在资料整理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再比如某些专题研究，关于私盐的，关于陶瓷的，对我都有帮助。

访谈者：这么说，您有自己的一套打通社会科学的体系，历史只是一个载体？

吴思：也不完全是。历史本身就是创造和灵感的源泉。我很早就有这种感觉，当你面对生活的时候，比如你的采访，生活本身的复杂、丰富和精细就蕴涵着强大的创造性。事实和真相具有冲破任何理论教条的创造力。

历史不仅仅是理论和框架的载体，它本身就在创造这些观念和框架。好的历史理论来自丰富的事实和史实，历史不仅是载体还是理论的来源。

我不断挖掘历史，因为它的浓度非常高。你现在去采访，闹清楚一件重要的事情可能需要20天，但是历史里面你花5天就可以多次重复地跟踪这类事情，发现它们的前因后果。

访谈者：最后一个问题，关于身份的定位。您给自己最精确的定位是什么？

吴思（笑，第一次出现较长时间的停顿）：实在不好定位，非要说的话，就是个编辑，但编辑不是写作的，作家？常规意义上的作家也不是我这样的。

我就算是一个中国社会的算计者吧。

观念版图的融合

老子曲线

——吴思与刘苏里谈老子

发表于《SOHO小报》2009年第5期

对话时间：2009年7月24日

访谈者：不能肯定，一千人读老子，会读出一千个老子。但一百人解老子，一定解出一百个老子。更远的不说，今人多有解老子者，确是一人一老子。有高明的老子，有陈鼓应的老子，有尹振环的老子，有李零的老子，当然还有止庵的老子，刘笑敢的老子，王蒙的老子，等等。对了，还有一个别致的杨鹏老子。今天我们将看到老子的另一解版本，精彩之极。

老子约5000言，多称《道德经》。一般认为它是对统治者的“进言”或“训诫”。古希腊、罗马都有这个传统，色诺芬有《居鲁士的教育》，和《西耶罗或僭政》。于此一点，古典作家不分中外，心心相印。仔细读孔子的《论语》，包括孟子的著述，无一不是对着统治者在说话。古典作家说话的另一共同点，便是教育君主的同时，开出理想国的政治方案。柏拉图的著作干脆就叫《理想国》。现在看来，我们不能把它们都当作乌托邦式的异想天开。

李聃有他的理想国，但不是被通常理解的“小国寡民”，否则也不会有他的“治大邦若烹小鲜”之说。但李聃的理想国，跟许多先贤的不一样，它确实在历史上，有被实践的机会，不止一次。像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谁见过地上孔、孟的理想国？或柏拉图的理想国？老子不一般。这或许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比中国其他先贤的言说，被中外更多关注的原因。

西方思想原点，政治方案有替统治者说话的（柏拉图），但也有替老百姓说话的（耶稣）。西方后来的历史，沿着这两条脉络发展，校正。相比较，中国像是只有替统治者说话的方案。但统治者却谁的账也不买，只考虑自己的得失、利益。中国历史的吊诡，不止古典时期，近现代亦如是也。老子方案，似乎就是这一切吊诡的原点之一。它更像是陷阱。

李聃聪明，历史上一部分统治者也比较聪明，多数是笨蛋、傻蛋、糊涂蛋，听不懂老子说什么。甚至以为老子方案是它们追求快活的陷阱。

老子及其《道德经》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请出贤人吴思，来谈谈他的版本的老子。

访谈者：在展开老子前，你能否就《道德经》的基本情况跟大家作个交代，像版本啊，老子解读流行的几条路线啊等，让读者进入你的问题前有个准备。

吴思：版本我略知一二，解读路数所知有限，就别露怯了。

我们以前一直用的是所谓“今本”，有名的版本，比如说王弼注的《道德经》，还有河上公注的，唐朝傅弈注的。最古的是郭店楚简，2000多字，大概是公元前300年以前的版本。马王堆帛书有两个版本：甲本，乙本。甲本、乙本之间大概差30来年，前者是公元前200年左右，后者大概是公元前170年左右。

访谈者：你为什么在电脑上读，而不是直接读书？

吴思：我在电脑里对照着贴了两个版本，一个帛书本，一个今本。在电脑上倒来倒去比较方便，好分类。《道德经》总共81章，按照那81章的顺序读，横竖理不顺内部的逻辑关系。有三五章的逻辑关系能够说顺就不错了。还有好多重复，颠三倒四地说。后来我想，这不就是一个格言集嘛，格言汇总。既不遵守叙事逻辑，也不遵守论文的逻辑，论点论据什么的。既然是格言集，我就可以根据内容给它重新分类。用电脑读老子就是为了重新分类。

访谈者：你做分类的目的，是想彻底把老子格言化？

吴思：正好相反，我是想把格言集编辑成一篇文章，不同的章节说不同的事，说完就了，后边不再重复。为此还拆开了原来有逻辑关系的篇章，有好多篇章原来也有逻辑关系，但也就是三四章，最多四五章。

访谈者：这种情况也不多。

吴思：既然不多，就重新排列一下吧。按照原来的排列方式，能把人读晕了。我读了五六遍都闹不清楚老子到底说了些什么。

访谈者：我也有这个感觉。你读来读去，要想对老子思想做一个总结，几大块，主要谈了什么东西，非常难。就像你说的，因为它隔一段就重复一次。你这个分类读法，是很好的思路。按照什么标准分类呢？

吴思：我在琢磨历史的时候，发现两件事有一个关系：统治者的利益，和他们给予老百姓的自由，两者之间有一种正比关系。比如让老百姓自主经营，自由贸易，给他们比较多的自由，同时，统治者限制自己，减少作为，比如盐铁垄断，开放给民间去做，比如井田制，集体劳动，改成分田单干。这样干起来后，老百姓富了，统治者日子也好过了，省心了，税收也增加了。我就想用一条曲线把这个关系表现出来。我给你画出来看看：（图一）

拉弗曲线

这叫拉弗曲线，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给美国总统讲税率和税收总额的关系，在讲这个关系的时候，他就在餐巾纸上给总统画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是税收的总额（纵坐标），这个是税率（横坐标）。税率提高，税收总额也提高，10%的税，比如说10个亿，20%的税，收到20个亿，25%的税，还能收25亿吗？收23个亿，35%的税呢？又变成收20亿了。70%的呢？就变成10亿多一点，100%的税呢，就没有税了。没人种地了，因为干了都让你拿走了。

统治者收税，或者土匪抢东西，都跟这道理一样，抢劫率超过一个点，抢劫率继续提高，你抢来的东西反而会少。

访谈者：竭泽而渔，最后是一无所得。

吴思：对。这是一条线。

我受这条线的启发，就想到另外一个东西，我给这条线当时起的名字就叫“老子曲线”，这根线描述“法酬”与自由的关系，法酬就是法规带来的收益，搞垄断就有垄断利润，立法征税，调整税率，这类法规也有相应的收益。（图二）

老子曲线

访谈者：但是法规收益比税率要复杂。

吴思：制度不一定是直接拿东西，比如搞人民公社，搞统购统销，关闭自由市场。干这些事的时候，统治者的制度收益就是法酬。反过来，不限制、法规放开的那部分，就是自由。

老子曲线的意思是：如果民众的自由增加——大包干，农民爱种什么种什么，自由种植，自由交易，放开限制，那么，统治者的法酬也会增加。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粮食产量提高了，税收就可以增加，不仅税收增加，管制成本还会下降。

再往下走，官办企业也放开了，承包了，抓大放小了，企业利润就会增加，财政补贴就可以减少。当自由进一步增加的时候，比如外贸和金融领域放开了，整体经济效率提高，统治者的法酬也进一步增加，两者之间有正比关系，曲线往上走。

但是走到一个最高点，自由再增加，比如民众有了知情权，监督权，选举权，自由大到这个份上的时候，统治者的法酬反而开始下降。它靠法规吃到嘴里的剩余逐步消失了。法酬是什么呢？全部税收，减去公共开支，其剩余部分就是法酬。

访谈者：你这个法酬，就是统治者的利润？

吴思：暴力的利润。

如果没有暴力，自由契约，老百姓跟官府做交易，民众交税，换官府的公共服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自然没有剩余。自由如果到了100分，连政治自由都给老百姓了，那么法酬为零。统治者要是不老实，贪污受贿，吃剩余，民众可以把他选下去。

访谈者：这时的“法酬”等于彻底的公共开支。

吴思：公共开支是没有剩余的。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老子曲线什么意思呢？前半段，统治者跟民众的关系，有共同的利益，双方是一致的。到了最高点，就开始分道扬镳。

访谈者：这边是增加自由，那边是增加法酬。

吴思：对，这是一致的。但是越过最高点之后，老百姓还想继续增加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统治者的法酬将要下降，这时候老子说什么呢？愚民政策就出来了。老子整个关于愚民政策说了几句话。

访谈者：也不多。

吴思：不多。跟老百姓有直接冲突的话只有三四段。第三章说：“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这是第一段。让民众保持在无知和无欲的状态。老子不肯跟随民众往下走了，开始抑制民众了。

再往下说，第十二章：“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不让人家视五色，听五音，尝五味。控制民众的欲望。他还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直截了当要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总之，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剥夺他们的认识权，抑制他们的欲望，降低他们的期望值，让他们觉得世间就是这样的，不敢做，不敢想，不再追求更多的自由。到此，老子与民众分道扬镳。

想到这条曲线之后，我就想起来老子的很多话，可以支持这条曲线的话。例如支持前半段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给民众的自由越多，统治者得到的利益也越多。

反过来，限制民众的自由：“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当年人民公社时期不就是什么都限制吗？限制越多，民众越穷。“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上边想干的事太多了，老百姓就不听话了，开始反抗了。而且犯法的也多。“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后来改革了，放开搞活了，“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关于无为而治的论述非常多，我就不举例了。

老子的这些话，描述了统治者和民众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众自由增加，好处增加，统治者的收益也随之增加，然后到达拐点。我想到了这条曲线，就称之为老子曲线。但我又有点心虚，老子是这个意思吗？整个《道德经》讲的都是这个东西吗？于是我重读《道德经》。把相关的话归成类。归类可以有许多角度，我选的角度就是统治者跟老百姓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去分类。我原来最基本的分类就是“民跟官的一致”，“民跟官的分歧”。总共81章，跟老百姓冲突的有三章，跟老百姓一致的有四章。

访谈者：一致的只有四章吗？我印象中很多似的。

吴思：以退为进，欲取先予，讲这种反向行动的原理的有25章。这25章里头包括了与民众利益一致的4章。给民众好处，就是一种反向行动，结果是：“以其无私，是以成其私”——统治者越干无私的事，对他自己越有利。这是反向行动部分。

此外还有“无为而治”部分，也可以认为和自由放任的政策有关系，无为而治部分有24章。两部分将近50章，比重非常大。这两部分之下还可以分作几个单元。

在我看来，整个道德经，一级分类有五个部分。还有二级分类和三级分类。

访谈者：一套章节目录？

吴思：看看我的分类目录：

一、什么是道（共15章）

1.1　什么是道，对道的认识（8章）

1.2　道利而不害，（7章，）

二、守道（共63章）

2.1　道之重要（2章）

2.2　无为而治（共24章）

2.2.1 无为而治（1章）

2.2.2　无为而治为上，其次的排列（4章）

2.2.3　无为而治道理之一：守道（2章）

2.2.4　无为而治道理之二：虚无（2章）

2.2.5　无为而治道理之三：守静（3章）

2.2.6　无为而治道理之四：反用（2章）

2.2.7　无为而治道理之五：柔克刚（1章）

2.2.8　无为而治：谨慎，逐步，简易（2章）

2.2.9　不过度，跟随自然而已（7章）

2.3　反向行动（共25章）

2.3.1　反用术的一般道理，道的特征（3章）

2.3.2　欲取先予，以退为进，反用的治国术及其原理（12章）

2.3.3　对民众多予少取反而有利（与民的共容利益）（4章）

2.3.4　节制暴力，以下为上（国际关系）（4章）

2.3.5　以合道的方式进行战争，反向行动（2章）

2.4　统治者的修养（与自身的关系）（共12章）

2.4.1　统治者的自我修养（11章）

2.4.2　不守道的统治者近似盗贼（1章）

三、与民的冲突性关系（共3章）（右倾）

四、理想统治者和理想世界（共2章）（左倾）

五、对吾道的知与行（共2章）

我稍微解释几句。

第一部分，什么是道，可以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什么是道，对道的认识和描述，如何难以认识，如何难以描述等等。第二单元，“道利而不害”，“往而不害，安平泰”。“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总之“道”是建设性的。而且，“天道无亲，恒与善人”，只要你办善事，天道给予的回报总是好的，从结果上看，道也鼓励善人。

第二部分，就是守道。守道这一部分就占了63章。这是《道德经》的主体内容。

第三部分，与民众的冲突，在以上分类的逻辑中无处安插，于是单独作为一部分。

第四部分，老子描绘出一种理想统治者的形象，又描绘出一个理想世界。这也无法安插在以前的三部分中，于是单列。

最后是结尾，好像一个后记，老子说他的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因为人们不虚心等等。这部分有两章。

这就是我做的分类。因为有四章的内容包含了两种以上的意思，需要同时归入不同单元，所以总章节超过81章，各部分的分类加上重复共有85章。

分类之后我发现，所谓老子曲线，总的说来，可以获得《道德经》在思想上的支持。但是又有一些小冲突。按老子的逻辑说，既然“道利而不害”，排除了其中的暴力或伤害人的成分，那么，这样的无为而治，自发成长，就应该一路发展下去，但老子又说不让老百姓发展知识和欲望，抑制民众，让他们无知无欲，这是自相矛盾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内容，我只好单独列为第三部分。

另外，老子又说，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知道，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也是道的逻辑，只要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利而不害，那么，随着交易增加，专业程度增加，这个社会必将走向繁荣，“我无事而民自富”。另外一种可能，随着人口增加，资源紧张，如果控制不住暴力的话，就会出现战争。如果你把暴力控制住了，就会高度繁荣。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他想象的“小国寡民”都不会出现：有战争时不可能出现，大吃小，将有大国出现，大国就是暴力竞争的产物。如果没有战争，会出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老子描述了理想统治者：“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老子曲线就会走到头，不会出现统治者与民众的冲突。怎样保证“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呢？老子只给了这么一句话，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们知道，民选总统可以保证统治者大体符合民心，民主监督也可以让百姓把不顺心的统治者换下去，换上来的肯定是顺百姓心的，如此，这条老子曲线就可以走到头。但是老子只有一句空话。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很扎实的话与这句空话相反，堵住民众不让他们往下走。所以，这条走到头的线，这后半段，只能是一条虚线。

这段无法归类的理想描绘，单独列为第四部分。

分完类之后，我才明白《道德经》的思想有这样一种结构，我才第一次能讲清楚老子究竟说了些什么。

访谈者：你怎么看老子曲线的后半段？

吴思：这一段，他实际上只有一句话。在曲线顶点或者叫拐点的位置上有三句话，还与这一句话有矛盾。

访谈者：对，你刚才讲清楚了，后半段老子只是提出了问题，而且还左右摇摆了一下。何以致此？向右上这条线肯定走不通，或走到“小国寡民”，或无限繁荣，都不可能。有一个强约束因素，像你说的人口增长。按当时他们处的自然条件，或者社会环境条件，难以想象。人口增长没有控制会导致什么？一定是战争嘛，以至于“人相食”嘛。

吴思：我这么理解。我们假定作者老子是一个人，一个很复杂的人，有内心矛盾的人。如果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作者合起来，互相之间更会有差别和矛盾。总之作者自身存在矛盾。但他非常聪明，能反向看问题，在百姓和统治者一致方面，他提的策略都是可操作的，可行的，很有智慧。他就像后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给官方出主意的时候，考虑得很现实很具体。但并不等于这位知识分子没理想，没良心，他有。在给官方提了很有操作性的建议之后，他补充说，您应该克服私心，为民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老子提出了这个理想，但是没有制度措施，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条虚线。

他描述理想世界也同样很虚，就一句，也没有重复和支持，就是“小国寡民”。

访谈者：我们就顺着你这个曲线来看老子。如果按照你刚才讲的他不仅把问题讲清楚了，包括细致的方案、怎么做他也有了。以至于这么做的好处也点出来了，可是老子之后的2500年，除了个别历史时段，我们看到老子曲线上半段被呈现出来，最典型的就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那比起我们更长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这几乎是一瞬间。

吴思：还要加上改革开放30年。说实在的，我能画出这条线来，就是在勾勒改革开放给我的印象。我觉得我理解了老子，就是因为我理解了现实。老子也要求你通过这种方式去理解他。帛书本的第14章，他叫我们“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就是用今天的道理来把握今天的事实，“以知古始"——由此来知道古代的初始状态，“是谓道纪”。这叫道纪。

今天的道理是什么呢？我前一段在读田纪云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读的时候，我就发现改革者把握了几条规律性东西，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没真正抓住点规律，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吗？那么，改革者到底抓到什么规律了？我看出两条全党形成共识的规律：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

第一定律：财富创造律。财富创造取决于生产者是不是有积极性，生产者是否有积极性，又取决于是不是多干多得，少干少得，自作自受。自作自受的制度是什么呢？承包制度是浅层的，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层的。最能调动财富创造积极性的产权制度是：个人自主决策，成功了自己受惠，失败了自己承担结果，自作自受，这就是自由的标准定义。这种自由的深度和广度，与财富创造正相关。两个东西之间稳定持久的正相关，不就是一个定律吗？这就是改革者认识到的第一定律：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财富创造的强度与自由度正相关。

再进一步说，如果把市场引进来，优胜劣汰，有竞争，干不好的自然淘汰，留在这里都是能干的，效率不错的，这种自作自受的制度，在整体上必然是一个创造财富非常有效的制度。总之，自由市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个体层面和宏观整体的自作自受的制度，与财富创造活动的强度，有很强的正相关。这是第一定律。

尊重了第一定律，这个政府就得民心，就安定，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越来越多，政权越来越稳固。这就是第二定律：统治集团的兴亡取决于你对第一定律的接受和遵从。当然，最彻底的遵从就是民主，让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维护自己自由，谁侵犯他们就把谁选下去，换上来的人都是维护百姓自由的。目前还没有贯彻他们对第二定律的认识，没有贯彻到底，就像老子似的，表达了一些理想，但只给虚的，下半段还是一条虚线。

这两条定律，老子都讲到了，所谓“我无事民自富”，你不去干预，民众就能富裕起来，这就是财富创造律，或者叫改革开放第一定律。民怎么富？统治者少干预，减少苛捐杂税，少垄断，于是财富就增加了。如果政府遵循第一定律，政府也就跟着强大起来，这就是第二定律。老子曲线的前半段，可以根据改革开放的经验，拆解成两条定律，自由度、财富创造、政权强大程度，三者之间正相关。老子曲线的前半段合并描绘了这种相关关系：给民众的好处越多，统治者的收益越高。

理解了这些今天的道理，回过头再看老子说的道理，就发现他说的是这个贯穿古今的道理。“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你想想，那时候跟现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井田制不行了，后来被初税亩代替，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大概就相当于人民公社解体了，分田单干了。老百姓自由了，于是财富创造增加了。初税亩是公元前594年的事，这是《老子》的作者可以看到的历史经验。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据说孔子曾拜访过老子。

访谈者：你怎么用老子这条曲线解释这样一种现象：中国所谓有钱，或者给人感觉富起来了，实际上是入关（WTO）以后。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入关前的199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440亿美元。入关8年，超过2万亿。这个增长速度在所知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

吴思：刚才把老子曲线拆解成的两个定律，第一定律是财富定律，“我无事民自富"，你给老百姓自由，财富就增加，用这个可以解释加入WTO之后的成绩。

怎么解释呢？第一，破除贸易壁垒了，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了，意味着我们的自由可以跨国界了，各生产要素的流动，产品的流动可以自由跨国界了。全世界都是我们的自由空间了。

第二，这个自由必须剔除暴力，所谓道“利而不害”，自由也有同样的特点，利而不害，就是不侵犯别人的权利，这个范围之内你是自由的。道和自由有相同的灵魂，就是利而不害。在我们加入WTO之前，中国国内的制度歧视民营企业，设立了种种壁垒，而这些壁垒都是以暴力为依托的，非法集资，坐牢，枪毙。加入WTO之后，至少拆了一部分壁垒，老百姓所受到的束缚，就是强制捆住你手脚的东西减少了，就是老百姓自由的深度增加了。无论在质上量上，中国老百姓的自由都增加了，财富的增加就是经济自由增加的自然结果。

访谈者：好，我们还是回到你这个图上来。人类存在本身所追求的只是前半段吗？还是统治者实际上最希望追求这一段？

吴思：对统治者来说，最佳自由度就到这个最高点，再往前走，其纯收益就要下降。

访谈者：这样就好理解了。统治者在自由这一条线上放一放，并不是他对自由有什么理想追求，顺道增加他的法酬，而是他首先想到如何增加法酬，才发现还有这么一条可以适度扩大的自由线。而我们实际看到的，更可能是在这条线的后半部分来回推磨，收一收，放一放，像是螺旋式运动，实际上既不倒退，也不前进。如此一来，这个自由与人类代代追求、被思想家们不断强调的具有本质规定性的自由，相去十万八千里。

吴思：当然有差别。

访谈者：但你一直在用自由这个词。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个物欲的自由。统治者增加你欲望的度，将导致他财富或者力量的增加。物欲的自由就是吃饱饭的自由。

吴思：我们在这加一个字：“度。”“自由度”在理论上的满分是100分。但对统治者最有利的时候是一半，50分。民众希望100分，统治者希望50分，有50分属于共同利益，还有50分属于分歧。

访谈者：对，用“自由度”。如果你把整条线看成是自由度的话，你怎么看这后半段呢？后半段你用虚线表达，如果虚线坐实了，是不是就是真正的自由了？

吴思：对。

访谈者：后半段统治者不肯坐实，要极力限制民众的权利和选择空间。

吴思：人满足了低级需要，就转向高级需要，高级需要发展下去，就要争取荣誉，自尊心，社会地位，自我实现，最后整天下棋，跟神仙似的，不干活了，追求闲暇。对统治者来说，你光闲着，不给我生产，不给我打仗，这种人没用。按照李零的说法，扣除了那些高级欲望之后，人满足于吃饱穿暖，那是牛马。古代统治者心目中的最好的民众就是牛马。没有更高的欲望。这个分寸对古代的统治者最好。所以这个最佳自由度就到这个顶点或拐点的位置，就给你50平方米的自由空间。再多增加10平方米，你就会有了某些政治权利，要求监督权，要求知情权，要求掌握更多的知识，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要求和欲望的增加，都是老百姓的自由度在增加。但是统治者的法酬就要下降。要真的让老百姓能够选举公仆了，统治者的法酬就会变成零。他们就真成公仆了。这就是民主社会中可能达到的自由度，100分，100平方米。没这么理想也有80分吧。

访谈者：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一直沿着老子曲线的前半段走，是开不出后半段来的——把这个虚线变成实线。古典智慧当中，还有谁能给我们从虚线到实线以启发吗？

吴思：我不知道。前半段曲线，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里充分扩大自由。能够使经济发展，这些确实能给我们带来“文景之治”，能够给我们带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但是，再往前走，自由度再扩大的话，我们历史没这个经验，别说没这个经验，在想象力上，老子也没想象出来。

访谈者：这个叫动物自由。

吴思：动物自由有点狠了，经济自由吧。经济一般都是为了满足一般人的物质欲望。吃饱穿暖。但是再往前走，涉及人的尊严、政治权利，涉及人可以不干活了……

访谈者：这是人的自由的时候。

吴思：主要是政治领域，因为人们一旦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了，他爱干吗就是自己的事了。

访谈者：也不光是政治领域，包括信仰、艺术创造。

吴思：我们这条线讲的是法酬和自由度的关系。前半段重点在经济领域，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经济自由都可以做。再往前走就是政治自由了。这半段是涉及到对统治者的限制和监督的问题，民间增加一点，统治者减少一点，民间增加到100，统治者的剩余变成零，这是不能容忍的。我认为，我们改革走到这一点，就到了这个双方利益一致的最高点，也是从统治集团看来的最佳自由点，到了50分了。再往前走到51平方米的时候，民间自由增加1平方米，官方的收益要降低1寸，这时候分歧开始。这就是我们的改革到现在难以推进的缘故。

有的时候阻碍者是一个利益集团，他的最佳利益和总体统治集团的利益不一样，他到45、47就不肯放权让利了，不往前走了，尽管还有一段利益，比如开放电信，开放金融。尽管整个国家经济受损，他也咬住，就不往前走。于是可能就发生这样的博弈，在各个集团利益的阻击之下，连50平方米的自由空间都达不到，就45到47之间拉锯。

访谈者：现在大体还是40到50之间在博弈。你走到50又能怎样？

吴思：没有质变。走到50平方米，就是老子政策的理想境界。当然不是小国寡民，而是官民双方的繁荣。但是这个繁荣都是没有保障的。

访谈者：谁都没有保障，包括统治者自己在内。今天打住吧。收获很大。多谢吴思！

儒家与自由主义是可能调和的

访谈者：《深圳商报》刘悠扬

时间：2008年7月10日

北大学者李零的著作《丧家狗：我读〈论语〉》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上下，批判与赞赏者各执一词。本报记者专访了著名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在他看来，“丧家狗”，之争存在着重大误解，双方缺乏实质性的冷静对话。

在对儒家的“名分”分析的基础上，吴思向记者预测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来可能的走向，并表示，对传统资源的借用，绝不仅限于儒家这一家，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也不是不可调和的，二者之间的分寸调整和彼此借鉴可能为中国社会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文价值体系。

我赞赏李零对于“原典”的解读

访谈者：“丧家狗”之争首先是书名的争议，其实质是人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孔子，您认为李零对孔子的解读公允吗？

吴思：实际上，书名之争是有误会的。“丧家狗”首先是孔子的自嘲，而李零在用“丧家狗"这个比喻的时候，借用了孔子的自嘲，并不是当作一个贬义词来用的。现在大家在讨论什么呢？讨论这个词对于圣贤是不是足够恭敬，而不是谈论这个比喻背后李零真想说的——孔子的那套观点和主张在现实中不能落地，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所以成了没有“主”的“丧家狗”。就我所看到的批评李零的文章，包括网上针对我的一些跟贴，好像自说自话的成分更多，没有就对孔子的解读和对儒家的认识进行深入交流，并不是有深度的批评和讨论，只是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这是没法儿结出成果的对话。

访谈者：相对批评者而言，力挺李零的学人多半由于“批判意识”与当年的孔子、今天的李零产生了共鸣。因此除了字面上的误解之外，在批评者与赞赏者之间还会不会存在心态上的差距？

吴思：我不敢肯定。比如批评李零的那些人，也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忧虑，他们也可能有找不到精神家园的感觉。说他们对孔子当时的处境没有理解，没有认同，没有同感，可能不准确。另外，赞成李零观点的人，比如说我，也未必强烈地感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只“丧家狗”，未必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我可能更赞赏李零对孔子处境、见解的描述和解释，很有知人论世的妥贴，更赞赏他的文本，他对“原典”的解读。这本书实际上是对《论语》的注释和解读，至于孔子是个什么人，用一个什么符号，是用“丧家狗”还是“圣人”把他勾勒出来，那是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的意思了，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孔子说了什么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这些话的，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最扎实的工作，李零做得挺好。

“丧家狗”之争存在重大误解

访谈者：有观点认为，《丧家狗》一书引发的争议已经远远超过了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折射出当下种种文化思潮看待儒学和传统的心态，您怎么看待？

吴思：我看争论的价值不大，因为争论中存在重大误解。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双方的冷静对话。尤其是批评方，他们对于批评的对象是想象的，与李零表达的核心意思有很大距离。

当然批评者表达的情绪本身是有意味的，即对圣人要尊敬，对传统文化和遗产要敬畏。这是批评者的主张。那么，是不是李零就不尊敬、不敬畏了？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我觉得他对孔子很尊敬。那么，是不是说我们要充分敬畏传统文化和圣贤的遗产呢？是不是说孔子的遗产不容批评呢？这需要详细分析。

我们深入讨论一下：对传统是敬畏到100%还是10%呢？这中间差距很大。如果要求100%的敬畏，要求者会忽略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在最敬畏孔子的时代，孔子的主张也没能解决中国的核心问题。中国始终走不出治乱循环。如果完全蔑视传统，可能也会忽略一个问题，即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儒家的很多概念现在还活在中国人心中，还流行在我们生活和语言之中，作为评价事物的指标，让很多中国人在那里找到安身立命的理由，而无须到上帝那里寻找。恰当的方法是找到一个度，找到恰当的分寸，仔细分辨在孔子的传统里吸纳什么？修改什么？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些都是可以深入讨论的，靠动气和骂人解决不了问题。

人文精神如何重建

访谈者：在这一场讨论之后，隐藏着更大的背景，即近年来迅速兴起的“国学热”。和李零唱反调的学人，大多基于对中国现状的焦虑，希望能借“国学”这一灵药解决目前中国的人文精神危机。

吴思：你实际上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文精神匮乏，需要重建；第二个问题是怎么重建。

第一个大体上是个真实的问题，现在大家都活得没根似的，心里不踏实的东西不一定能用钱解决，但那东西是什么？用儒家的东西能解决吗？再深说一步，在中国古代，即使在儒家盛行的时代，人们都有精神家园吗？人们都不贪婪吗？也未必。只是一些精英在寻找人生终极意义的时候，能得到一个比较现成的、没有太大争议的解决方案，即儒家的方案。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任何社会，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都是一小撮人，更多人没有那么强烈的精神需求，他们更多面临着生存问题。

过去的意识形态的确是崩溃了，新的东西没建起来，精神支柱就这样没了，至少对精英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但他们也各有各的高招，各有各的解决办法。

总的来说，人文精神的问题虽然存在，但我认为中国当代和古代的差距，并非远到一个南极一个北极。这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而且只是这部分人的部分问题。更多的社会问题都是体制所致，而不是道德危机所致。

第二个问题，现在需要重建的人文精神，究竟如何重建？在多大程度上要从传统中寻找资源，又在多大程度上向西方寻找资源？我认为将来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新的观念体系，应该更多立足于中国传统资源。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向内心、向人世、向我们生活的天地自然寻找归宿，而不是向上帝寻找。这种最根本的寻找归宿的方向以及相应的概念体系，很合乎中国人的心理特点。这种追寻方向可能是未来文化重建的主导方向。

但传统中的许多粗糙、不足之处，又需要西方学说的补充，它一定是个杂糅的综合体，当然，这个综合体大概还是立足在我们的传统基础之上。至于其中的比例分配，是个挺技术性的问题，就看未来的创造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透彻和转化的高明程度，其中掺杂了极强的个人色彩与偶然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官家”文化

访谈者：现在“儒学即国学”似乎已经成为压倒性的声音，儒学真的是国学的精髓所在吗？它真的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吗？

吴思：一提起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就是儒家，其实儒家仅仅是被选择的一家。从孔子孟子个人的坎坷遭遇，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者的利益在哪里？被选择者是主导力量，还是选择者是主导力量？这里有很多误解。历代选择者都是官家集团，是官僚，是皇帝，是衙门，即使要拒绝孔子，让他成为一只“丧家狗”，也是他们在拒绝。在历史上，孔子和儒家的命运经常是由官家来决定的。中国文化的主导者其实不是儒家，而是官家，一直是官家在决定要多少儒家的东西，要还是不要，或者表面上把儒家作为掩护、内在却装了一堆法家的东西，中国古代社会“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是有道理的。

准确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和主导者一直是官家，是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儒、释、道、法家等不同比例，综合创造出官家文化。他们实际上在“阉割”儒家，把儒家改造得更合他们的胃口。儒家地位的高低，某一个主张的地位高低，它能不能流传开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宣扬或压制甚至扼杀。必须看清这个重要的力量，即官家集团的利益所在，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认定。从官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选择哪种说法，限制哪种说法，限制到什么程度，接受到什么程度，才更符合它的长远利益、长治久安，这一整套选择的标准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儒家等诸家学派也只能是被选择的配料，并非选择的主体。

在这个意义上，谈到对中国传统的吸收和再创造，对于体现了暴力集团主张的兵家、法家，就应该有自觉的批判意识。

自由主义和“新儒家”是可能调和的

访谈者：有人认为，此次以《丧家狗》为导火索，激化了近年来“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冲突，他们之间的争论对于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吗？

吴思：自由主义和“新儒家”的分歧其实不是不可调和的。什么是自由主义？它是把“权利”和相应的“自由”认作至高无上的价值，认为所有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都应该把“自由”看作第一位值得尊重的东西。而儒家怎么看待呢？儒家最重要的内容是“礼义名分”，“礼”即礼法结构，“义”即规则，在礼法结构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即“分”，要求人们“安分守己”，这个“分”，用自由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权利、义务。

如果从这个概念生发出中国现在的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就能把儒家体系和自由主义的见解综合起来，还能取长补短。双方都有对人的“分”的尊重和强调，自由主义偏向其中的权利和自由，儒家比较注意其中的义务，但两家都不反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儒家的长处是，对“守本分”的必要性的证明无须求助上帝，人的权利、义务不是天赋的，就在社会关系之中，那么平常那么自然，当你服从了这一切，就会感到整个人生都是和谐的，不会再有额外的焦虑和不满。儒家在人们的内心和天地万物的体系中寻找“分”的终极根据，给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地。这套论证方式很精彩。

但是儒家思想体系又有现代人无法接受的内容。“三纲五常”的具体的划分很不平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这种君臣父子的“分”，在现代来看就很“过分”。这就应该调整它的分寸，本来一平方丈的得压缩到一平方米，本来半平方米的你给它扩张到一平方米，方方面面大体都相等，儒家的礼义体系就可以和当代的权利、义务体系接轨了。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并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分歧转化为一种分寸问题。

调整分寸之后，你会发现儒家那套论证方式、对“仁义”的根据的追寻，很有道理，很对中国人的胃口。

做这种分寸的调整，是可能创造出一种新东西来的，双方的优点都可以吸纳进去。

自由主义有一个儒家缺乏的优势，它告诉我们，让人们守本分、限制人们过分扩张的时候，仅仅靠自律是不够的，要有民对君的“反制”，还有权力之间的分权。这样的制约机制比良心和仁义道德教育更可靠。这一套政治设计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儒家就相当缺乏。

总之，我们的讨论涉及到学术体系的融合，涉及到概念的调和、涉及到观念体系的再创造，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讨论，而且是扎扎实实的一个个概念的探讨，这才是学人们需要冷静下来去做的事情。

对传统资源的借用，不仅限于儒家这一家，“分”和“权利、义务”的接轨，只是传统创新、传统再创造的可能的根基性概念之一，在这些根基之上，能够开启许多传统和西方、传统和现代融合的实质性工作。那将是一个长期的逐渐积累的过程。

《中庸》可以和自由主义接轨

访谈整理：《深圳商报》刘悠扬

时间：2010年11月18日

从唐代宫市到儒家核心价值观

我今年的阅读主要是两个主题。去年年底延伸到今年年初的一个主题是，唐朝的“宫市”，推而广之就是“官市”。与此有关的阅读有《文献通考》的相关部分，延伸到盐、铁、茶、酒专营和粮食粜籴制度，捎带回顾了当代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还有《新唐书》中记载的相关人物，比如王叔文、柳宗元、白居易、唐德宗、杜佑等人。

当年，德宗朝有一套“宫市”的制度，后来为何取消这个制度，背后的利益关系又是怎样？我想搞清楚有权力介入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权力是如何介入市场的，有什么样的介入形式，介入之后权力的估值又如何体现。同时阅读的还有价格史部分的资料，比如“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半匹红纱一丈绫”值多少钱？值多少粮食？一车炭又值多少粮食？宫使强买打了多少折？还有后来“宫市”的命运，怎么被取消的？总之，寻找与此有关的人物和史实，还有相关的文献记载。

另一个主题是我今年花费大半年时间在做的事，阅读与核心价值观来龙去脉有关的各种书。比如说儒家部分，核心就是“四书五经”，其中，《中庸》读了五六遍，读出了新东西。《礼记》以前没有看全，好多细节跳过去了，今年也通读了。这是儒家原始言说部分。对儒家原典解说并发挥的，比如朱熹的《朱子性理语录》，张载的几篇文章；还有后人整理的，比如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原来只是片段读过，今年看完整了，感觉甚好；以前读过两遍冯友兰的《新原道》，这次又重过一遍；当代学者写的，比如陈来的《宋元明哲学史教程》也过了一遍。阅读这些，是为了看看后人对中国历史上各家学说和基本价值观是如何整理和评论的。之后再看看对于价值观的纯理论探讨，印象最好的就是王海明的《新伦理学》。当代核心价值观部分，以前看过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今年又翻了一遍，还有与自由主义相关的那些书，像密尔的《论自由》，斯金纳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钱满素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等。

活在老百姓心中的儒家概念

这一阅读主题的起因是年初我应邀参加《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论坛”，他们提议我谈一谈中国文化的未来。这个题目大得没法谈，我就把这个话题给分解了，单谈核心价值观。而且按照古训“述往事，知来者”的方式谈。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出发，开始梳理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现在有什么问题、未来一旦解决了这问题又是什么样子。只是一个很短的发言，勾了一个轮廓。但是谈完以后，意犹未尽，想把记录稿整理成一篇文章。就在整理过程中，又不断地回过头去读书，去深究，重看以前读得不太细的书，每当说一些概括性的话时，还想看看他人是怎么概括的，就这么陷进去了。讨论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力不从心的，现在后悔动手早了，过早陷进去了。我原以为岔开一两个月就能把这篇文章整理好，没想到一下岔进去快一年了还没完成，至少文章还没整理好。这段“岔路”至今还没走完。

在价值观领域，我的基本想法是，任何一种核心价值观都不可能凭空虚造，一定要借助一些基本概念，而且是刻印在人们心中，能调动他们感情的概念。既表达事实，又能让老百姓动感情，那样的概念才寄托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这样的儒家概念，在老百姓心中显然还有很多是活着的，比如中国人骂人，最强烈的诅咒其实不是说脏话，而是“丧尽天良”、“天理不容”之类的话。这些概念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良知”是心学的核心概念，“天理”是理学的核心概念，这两个儒家不同派别的核心概念，现在仍然能调动起我们的感情来。再比如说到权利和义务，老百姓有些隔膜，但一说“这是我的分”，“你太过分了”，那个“分”可是能动感情的。“权利”有什么我们说不清楚，但“动了我的分”我清楚得很。什么是我的本分，按照名分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我们都明白。于是我们知道，代表权利的“分”，以及外在的支持这个名分的“天理”，内在的维护这个名分的“良知”，这一整体的儒家核心价值观直至今日仍然是有分量的。

传统与当代的价值观如何接轨？《中庸》开篇有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率性之谓道”，用现代汉语怎么表达？——人性的自由发展就是道。这三句话，简直可以构成自由的基本教义。一，人性是造化的产物。二，人性的自由发展就是道。三，教是有关人性自由发展的修习和调节。这种教义对我们的要求是：一，深刻理解人性的内容和来历。二，尊重人性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三，创建让人性自由发展的制度和条件。《中庸》的后半部强调诚，至诚尽性，由此立天下之大本，赞天地之化育，在天地社会和人性中建立一种良性均衡，各安其分，达到中庸的境界。这种综合性框架非常高明。这个框架将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融为一体，极高明而道中庸，很有启发性。

这些主张可以跟西方的自由主义接轨，同时又扎根在中国的本土传统根基之中，近似一种“主义式”的宣言。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表达了同样的理想：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总之，有了当代西方各派理论的启发，有我们这么多年的历史经验，再去做一些西方外来理论体系本土化，同时将本土概念提升转化的努力，在价值观领域，很可能会融合出一种新的东西来。

（此文收录时有删节）

谎言的成本和收益

访谈者：《新周刊》胡赳赳

时间：2010年4月26日

有一种体制易撒谎

访谈者：我们这次聊的话题是历史与谎言的关系。这让我想到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我不知道“伪”能不能理解成“谎言”？

吴思：可以。或者是伪君子，或者是谎言，都行。

访谈者：这就存在历史观的问题，什么样的历史是真实的？

吴思：事实就是，有一种体制特别容易生产谎言、制造谎言。而且制造谎言是合理、合算的。你看咱们历史上的这个体制：一个皇帝，下面一堆官僚，面对全部农民，农民信息渠道不畅。打天下、坐江山的这个人，不管是秦始皇、朱元璋，还是刘邦，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坐江山？最高层的统治者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一个是用说服力，德政。这两者还有不同的搭配比例。单凭着暴力坐江山，这个江山是很脆弱的，不容易长久，或者说长期收益不看好。于是就部分采用儒家的那种方式，说服、劝导，让你内心认可。

访谈者：然后这又变成历史上统治者的一套谎言。

吴思：这就是一套理论。如果统治者真的遵循这个理论，它就不是谎言，至少谎言的成分不高。如果他不遵循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谎言。

访谈者：这个分析得太对了。

吴思：那他遵循不遵循这个东西呢？他一定不遵循。——也不是说完全不遵循，一方面要求你完全遵循，一方面自己不完全遵循。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我的义务就是你享受的权利，而你的义务也是我享受的权利，咱们俩是对应的。虽然你的权利偏大，我的义务比较多，但是你是君，我是臣，你的责任也大。我认这个账。这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听起来也说得过去。不过在实际上，强势的那一方不愿意受约束，很难甘心就范，也很容易堕落。经常是不仁不慈。很少有仁君，历史上明君的比例很低。不过，我不仁，不许你不义，不容你不忠。这就不能太讲理了。需要王霸道杂，儒表法里，表面上是儒家，说得很好听，很有说服力，讲究各方面对应的规范。实际上让你就范，我不就范。我不仁慈还不能让你知道，还要宣扬我如何仁慈。如果有人跟我叫板，二话不说就灭了他。实际上行的是霸道。

你看这个体制，说服力是很重要的，能够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收益。能够形成对人们内心的约束，对被统治者内心全面的约束。不仅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收益，提高了长期的稳定性，而且整个的这个体制，还能生出神圣的、辉煌的感觉。这个说服力是如此重要，自然不能放弃。

具体说来，成本收益如何计算呢？收益就是臣民自觉遵守规范，成本就是自己遵守规范，以身作则。以德治国的收益非常大，靠说服治国，动动嘴皮子天下就太平了一半，这笔收益要照单全收。至于成本，以身作则的成本很高，不能照单全付，又要显得全付，甚至超额地付，还不许人家揭穿老底，于是以身作则的成本就转化为暗自收拾几个人，把反对意见，或者揭老底的人给封喉。至于吹牛拍马的，不招自来，不用操心。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的说谎。

谎言共同体的形成

访谈者：第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君权神授，所有下面的谎言都是从这个根上来的。因为它一下子确立了统治者合法的地位。你生来就是天子，你是老天的代理。下面这些文官、官僚集团又是帝王的代言人。

吴思：说得没错。君权神授这句话本身就包含了谎言，但这个谎言也是讲条件的。不是说老天一次性永久授权于你，正宗的表达是天命所归，归于有德的人，不是谁都可以当天子。你有这个德，天命归你。你无这个德，那天命还可以扭转，还可以革命。那你就要伪装有德。然而，恭恭敬敬地祭祀上天还不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是通过老百姓来看到你感受你的，于是就要对全民撒谎，显得你有德。然后天命就归你，觊觎权位者也死心了。利益所在，大势所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是谎言必定出现的制度。

访谈者：最后谎言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谎言共同体，这种谎言共同体就意味着从上到下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说不出的秘密，有时候撒谎不是为了害别人，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全我自己的性命，我都必须撒谎。

吴思：不乱说，不让人抓住把柄攻击你。

访谈者：知识分子这个系统里头，如果我们可以分几类，比如说一类是比较人文的、社科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自然科学、技术类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官僚知识分子。你觉得这三类当中，哪一种知识分子更容易生产谎言？

吴思：官僚知识分子肯定是。

访谈者：他日常所需。

吴思：对，这是统治的必要，但还要看具体的时代。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53年以前，官僚知识分子的主观感觉是，他们掌握了真理，不是谎言。他们信心百倍地去改造别人。而那时自由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很多人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一些违心的话。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在主观标准上似乎很有利于官方。等到了“大跃进”之后，谎言破灭，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那时候，即使从主观标准上说，官家知识分子也是谎言的主要生产者。但是那时候，心里明白的自由知识分子照样不敢说三道四，反“右”之后压力太大。于是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生产谎言——伪装相信。

谎言与人格分裂

访谈者：后来巴金写《随想录》，说要说真话，你怎么看他的这样一种作为？

吴思：巴金说了一点真话，他私下说——我忘了在哪儿看到的——说我也就说那么一点儿真话，没敢全说真话。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尺度再宽一点儿，说得再狠一点儿，就发表不出来了。或者是，出来了也要被掩盖住。这个真话也有一个尺度问题，十分的真话，三分的真话，还是一分的真话？他那个真话能说到五六分，就算很不错了。比起一两分时肯定进步了。不说假话就是进步。

访谈者：你刚才说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我在想，谎言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能保持那么长时间？

吴思：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要低成本的、有效地行使统治，那他采用这种策略是非常自然的了。另外，所谓谎言，无非是说这个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如果这个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政府的制度，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个交易的体制，当选的自然合乎民心，就用不着编造谎言了。而且在这个交易的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言的体制，如果你违约，还撒谎，一般是得不偿失的。

访谈者：生活在这样一个谎言体制里，我自己都有感觉，就是你的人格是分裂的。

吴思：分裂的可能是这样的：你必须说一些你不赞成的话，你又完全知道它是说谎，可是你还要说，这就形成了分裂。这样做，你必须处理说谎问题，把它合理化，找到那么一种内心的、精神上的策略。处理不好就容易分裂。还有一种状态：虽然要求说谎，但是我不说谎，我就说真话。到了那个必须说谎的领域，我不能说真话了，我就不吭气了。这也可以不分裂。我走到我力所能及的地方，然后我就站住不动。

访谈者：我在想吴思老师自己对待说真话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从不撒谎，尽量不撒谎，还是偶尔撒撒谎，还是怎样？

吴思：咱们得把这个局限在政治问题，就是国内政治观点，我就是说真话。说不了真话的，不说假话，就是这样。你要说平常，比如问你病好了没有，明明病着，别让爹娘着急，就说好了。这样所谓善意的谎言，是免不了的。

我对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访谈者：杨伟东

时间：2010年1月18日

访谈者：您是怎么理解劳动这两个字的？

吴思：我们学到的标准定义我当然能谈。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是，劳动是人类制造并使用工具，改变劳动对象，使之适合自己需要的活动，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关键是制造并使用工具。工具出现之后就进入了劳动。劳动又怎么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价值，创造了语言和意识，最后创造了人类自身。这是我们学到的教科书上的定义。

我个人看法和这个有点儿不一样。如果以工具为特点，有的动物也会制造使用工具，比如说大猩猩，把树叶撸下来，弄一根小棍探到白蚁窝里，钓出白蚁来吃，这个动作既制造了工具，又使用了工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大猩猩也在劳动？我觉得马克思恩格斯以制造使用工具作为劳动的特征，再以劳动作为人类的特征，已经被后人的新知识证明有问题。

另外，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价值，我对这个说法也有不同意见。价值是什么？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又是稀缺的东西，就是有价值。比如一条鱼你说有没有价值？通常都会说有价值，它怎么来的？你说是我养的，我付出了劳动，于是它凝结了人类的劳动，它是有价值的。那我说鱼是在荒野的池塘里野生的，像北大荒人们刚去的时候“棒打瓢子，瓢舀鱼”，拿个瓢水里一捞上来了，那里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这条鱼它有没有价值？现在一般人会说更有价值，因为是野生的。于是，劳动创造不创造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就会发生混乱。

我的解释是天地生财，这是中国古人的说法。天地就能够创造价值，鱼就是天地创造出来的，天地创造出来各种植物，然后是昆虫，鱼吃植物和昆虫长大。鱼对人类是有使用价值的，又是稀缺的，于是人们愿意付出一些东西换取，这个鱼就有交换价值了。如果自然界天生的鱼被捞得差不多了，人不得不付出生产劳动，自己去养鱼，投放饲料，那是对天地生财或者自然生产的促进和补充。人类的劳动生产是什么呢，就是对价值和财富的追求，这种价值和财富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在自然界天生的那部分之上补充追加的。

劳动和生产又有区别。比如说人们使用工具去采集、狩猎、捕鱼，那是劳动，因为他付出了，但是这些人通过这种付出攫取了天地创造的植物或者动物，他并没有创造。如果鱼是我养的，麦子是我种的，然后我去收割，而不是到野外去采集野麦子，这个劳动就变成了生产。生产是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攫取。生产是人类特别发达的一项活动，不是说别的物种没有，比如，有的蚂蚁也生产，切叶蚁把树叶切下来，拉回窝里去培养一种真菌，使真菌成长，然后它们吃那个菌，这也是一种生产行为。

回过头来谈什么是劳动。谈劳动，最好在一个历史序列里，跟许多概念分开谈。比如牛吃草，虎狼捕食，这些活动叫什么呢？这些物种的活动与劳动有相似之处，它们付出了自己的血汗、生命、时间等各种代价，但是一般只叫动物活动，而不叫做劳动。然后，人类来了，采集狩猎，和牛羊虎狼差不多，有的时候更复杂一些，比如要使用甚至制造工具，于是一般的动物活动变成了劳动。在动物活动与劳动之间还有一段模糊地带。例如，不使用工具的采集，摘果子，算不算劳动呢？恐怕也要算。在果园摘果子怎能不算？但是在荒山老林里摘果子算不算？如果算，和猩猩的活动有什么不同？沿着历史序列，劳动再往前走，就变成生产。这已经不是从自然攫取而是要生产创造新东西了。劳动就是这一系列活动进化过程中的一段。它既有别于动物的觅食，又和生产有点儿区别，但它又贯穿了动物活动、人类活动和生产活动，始终都强调的是主体的一种比较高级的付出。细分起来，不用工具采摘果实是劳动，动用工具采摘果实也是劳动，尽管这两项劳动并没有生产创造果实，然后再发展，高级阶段的劳动可以生产和创造东西。劳动就是这一系列过程中的贯穿始终的一种高级付出。换个角度说，也可以把劳动分成三个阶段，一般活动的阶段，纯粹劳动的阶段，还有劳动生产阶段。马克思的定义重点强调了第三个阶段。至于刚才说到的劳动创造价值和人类特征等等，扯太远了，劳动本身大概是这个轮廓。

访谈者：刚才您谈到的这种劳动，我感觉可能是人类追求的一种方式，现在感觉劳动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负担了，而且大家感觉到劳动是一种痛苦。

吴思：其实劳动并不违背人的本性。比如英国贵族去打猎消遣，就把打猎看做一种乐趣。有的人把种植、养殖也看做一种乐趣。比如我，也把写作当做乐趣，给我稿费很好，不给稿费我也会写。我估计你画画也会有这个感觉，这是我们的创造性活动，符合我刚才说的高级阶段劳动的定义，它创造了一种东西，而且这种东西是有价值的。这既是劳动又是生产，它并不完全是一种痛苦的付出。最原始的采集狩猎，还有人们比较回避的像打工、种地，像工人建筑，这些我们为了换取生存资源而作出的付出，我觉得也不完全是痛苦。

纯粹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按照人类自身的设计，如果逼着这个人整天躺着不动才是痛苦。人每天最好活动一个小时，现在健康专家就会建议你散步要超过六千步，最好达到一万步，这是标准的活动量。有这个活动你才能维持健康，整天坐着对你健康不利。在这个范围之内，他愿意付出，你让他整天坐着，他宁可花点儿钱也要游游泳，走走路。不是为了挣钱，他宁可花钱去做这些事儿。如果我们的劳动，时间限制在一两个小时这个范围之内，很多人会觉得这种付出是一种快乐。纯粹体力的付出也是一种愉快，如果干的活本身还有更多的艺术创造色彩，那就更加愉快了。

这种一两个小时甘愿付出的设计，大概合乎我们人类形成之初的原始环境。这种环境，比如说现在非洲的那些靠采集狩猎生活的人，他们大概每天平均工作四五个小时，就可以获得一天的食物。这些人现在被逼到不那么好的环境中，最适宜生存的地方已经被现代文明占据了。我们可以想像，在人类形成之初，在向全球的扩展过程中，他们享有的资源比现代非洲原始人丰富得多，他们大概每天还用不着工作四五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就够了。这一两个小时的付出量，恰好就是他每天生活下来，并且延续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一个最佳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他们不觉得劳动是一种痛苦，甚至觉得这种付出是很愉悦的。现在有些人还会觉得如果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活动是愉悦的，包括钓鱼，园艺，都可以看作这种本能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要过量了，从两个小时加到六小时，八小时，十二个小时，才会变得越来越痛苦。

访谈者：您是怎么理解“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的？

吴思：这要看什么时候。我原来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你是哪年生的？（访谈者：我1966年，）我比你大十多岁，1966年我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学雷锋了。雷锋说过很多话，至少让我们这一代人印象深刻，其中有一句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这句话赋予了“为人民服务”一种地位，这种地位具有不朽、伟大这一系列的特点。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感到自己渺小卑微，人生短暂，用一些心理学家的话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焦虑，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死的，我们人生很短暂，我们个人那么渺小无力，于是就有一种反方向的追求，我们想不朽，希望伟大，希望强大，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雷锋说的这句话就表现出他存在这种根本性焦虑，他希望自己有限的生命能进入一种无限的境界，而为人民服务就是进入无限境界的一个途径。

我们还熟知的一段话，就是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可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又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最伟大的事业，这个事业就像上帝一样，我们融进去，把我们献给他，把我们的全部生命融入这个无限伟大的事业，于是我们就安心了，我们就坦然了。

回想当年，虽然当时还没有能力清晰地表达，我对为人民服务的理解就是：它为我提供了一条克服内心根本性焦虑、进入到无限和不朽境界的途径，而且这条途径有一套逻辑严谨的证明。这是当时的看法。

后来的看法又有所改变。三十年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我现在觉得，为人民服务在人性中的基础没有那么强大。

人性非常复杂，比如，告子说“食色性也”，孔子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它是仁之端。我们把同情心发扬开去就变成了仁，仁者爱人。同时又说食色性也。我们贪财，我们好色，我们也有同情心，我们还有正义感。儒家认为，人性是天赋予的，人性体现了天理。人心中的天理就是良知，天生就有。我们天生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只要按照这种良知行事，所作所为就是仁义，就合乎道德。

我想发挥一下，补充一下，把恻隐之心及整个良知放置在完整的人性之中，不仅尊重良知，还尊重全部人性。然后，按照儒家经典《中庸》的说法，率性而为，并把这种充分发挥人性的主张当成一种主义。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人性这个概念不仅包含了仁义。为人民服务是一种人性的发挥，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本性，可以感受到同情心和正义感，这是为人民服务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这种同情心、正义感的正常发挥。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人性，其他的欲望，比如好色，喜欢美食，贪玩，犯懒，超过两个小时的工作就不想干了，这些东西也是真实人性的一部分。这些欲望还经常有冲突。比如我现在口渴，同时看见你也渴，那这杯水你喝还是我喝，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一般的解决方式是：如果我渴到80分，而我对你的同情心只有30分，那么我自己喝。如果我渴的程度只有20分，我的30分的同情心就闹着让我让给你喝。这就说明，当我们衣食足的时候，不那么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们的同情心就会相对突出，我们的选择就更加善良。如果我们饥寒交迫，可能就显得穷凶极恶，没那么多礼貌，没那么多的同情心。

那么，我现在怎么看为人民服务？我不把为人民服务看做人生唯一的追求，或者是主要的追求。它只是人性中各个方面的一部分。它有它的根基，应该发挥，它是善良的好东西，但是我们的其他欲望，比如说我们饥寒交迫，我们要吃要穿，食色性也，只要不过分，不侵犯他人，都应该获得充分尊重。我自己的欲望应该获得尊重，其他人的欲望也应该获得尊重。我把整体人性看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基础，我认为最值得尊重的是这种作为公民权利基础的人性。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是更加坚实更加完整的。

总之我认为，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全部意义，这种主张也有人性的基础，但不够完整，应该得到调整和充实，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完整的人生观。

访谈者：我在2009年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里查到对人性的解释，人性是人所具有的正常情感和理性，这是它对人性的定义。您能给我们谈谈您对人性的理解吗？

吴思：人性当然应该包含正常的感情和理性。我把人性想象为一个100平方米的空间，那里有各种划分方式，例如感情和理性这两大块，或者七情六欲，可以划为13个格子，有13种“性分”，每一种性分所占的面积不同。比如同情心占了7平方米，食欲占了20平方米，性欲占了15平方米，然后还有寻求温暖或适宜温度的欲望，寻求安逸的欲望，更有对死亡的恐惧，等等。我们可以开列一个名单。这些东西都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东西都能得到生理学心理学方面的证明。比如大脑中的某一个部位管口渴，一部分是管饥饿，一部分管同情心。管同情心的那一块叫镜像神经元，它可以对别人的感觉作出镜像一般的反映，我看到你被水烫了，你一皱眉我也能感到你的痛苦，你喝一杯茶显出非常陶醉的样子，我就知道那很好喝，我也想尝尝。这就是同情心的生理基础。正义感也是，正义感在我们中脑系统的尾核壳核，那一部分管各种成瘾性的行为，比如吸毒、烟瘾酒瘾，医学上叫鸦片报偿区。你冒着危险像大侠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会感到很过瘾。我们看金庸小说，看侠义行为的时候也觉得特过瘾，这本身就是一种报偿，就是一种乐趣，你冒险去干这种打抱不平的事儿，因为他让你觉得愉快。对名的追求在我们大脑中也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你挣钱了，有人表扬你了，这个位置的神经元会被激活。不管你收获了名还是收获了利，在大脑中被激活的是同一块。在这个意义上，名和利可以有互相替换的关系，使人能够感到同样的快乐。这些都是人性中的不同成分。

这些性分的存在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可能出现的争议是：哪个东西重要，这些性分之中究竟谁占主导地位。哪种性分占据主导地位，与社会条件有关。如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们对于荣誉的追求，跟“衣食足”正相关。人们的同情心、正义感、礼貌教养，和“仓廪实”正相关。当你饥寒交迫的时候，你表现出饥民或流民的行为，可能缺乏同情心，会抢别人的食物。当我们的物质欲望满足程度高的时候，我们的道德水准也相应的提高。这是哪一种性分占主导位置的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对人性的理解。

访谈者：我们在采访著名的哲学家张世英先生的时候，他就谈到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是不准讲人性的，只讲阶级性，如果要讲人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性的全面回归，马克思他直面了人性，如果是这样的话，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是不是对人性的解读是进入了一个误区？

吴思：是这样。那时批判人性论。当时的说法是，没有抽象的人性。好像没有抽象的杯子，只有瓷杯，铁杯，纸杯。同样，人性体现为各种阶级性，是小资产阶级的人性，还是无产阶级的人性，还是某个腐朽堕落的阶级的人性。人性体现为某种具体的阶级性。那时候大讲阶级性，雷锋的说法是：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不过，那个春天般的温暖难道不是人性吗？当然雷锋说的是对阶级兄弟的阶级之情，但仍然是人性的一种体现方式。所以，说那三十年讲不讲人性，如果也用当时的理论来说，人性已经体现为具体的阶级性，那他又很讲人性。当然他讲的那种春天般的温暖实践起来挺勉强，有点过分，于是就有点假。同时又把一部分人划在这个圈外，对他们一点同情心都不能讲，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在那个意义上又完全不讲同情心。但在实际生活中，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普通百姓未必就没有同情之心。这套说法和实践需要详细拆开了讲，混在一起说不清楚。

访谈者：就是那个年代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就是他有一个作为人来讲最基本的规律，就像您刚才谈的，把人性放在这么多格里头，这个我觉得不管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像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共享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您觉得我的这种理解对吗？

吴思：在生理基础上来说，不管哪个阶级的人，大脑的不同脑区的功能和位置在解剖学意义上都差不多，没有阶级之分。你的解释没问题。

访谈者：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发展过程，您能给我们讲讲历史的作用吗？

吴思：历史的定义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词典所谓的发展过程。我们的今天是历史的延续，我们来自一个长长的生物进化的过程，倒退一百万年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更适宜爬树，那个时候没有衣服，我们身上一层厚毛。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代又一代的几万代的进化的结果，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结果之中。那历史是什么呢？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刚才我说的人性的构成，包括同情心，都是历史进化的产物，有同情心的人有更强的合作能力，对于同伴的各种反应能做出精确的理解，与他们建立更有效的合作关系，于是他们的死亡率比较低，后代比较多。作为那些人的后代，他们的那些特点都遗传到我们身上来，于是我们能够在这里谈人性，谈为人民服务，谈“食色性也”，我们身上有这些适宜生存的东西。如果我们渴了不知道去找喝的，饿了不知道去找吃的，我们早就死光了。饿了是什么感觉？满脑子都是吃的念头，你必须去觅食，保证不被饿死。我们有这么一种强大内在的动力推着，使我们不仅能活下来，还能生养儿女，还能对他们的想吃想喝做出反应。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切的基础，我们就是历史的延续。明天则是我们今天的延续，这是历史的第一个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我们根本无法把历史分开，我们刚才说过的话，刚刚消失在这里的声音，那就是几秒钟之前的事情，那就是历史，我们现在接着谈，我们就是顺着历史的方向走，我们正在延续一分钟前的历史。这是历史的第一层意义，它是一切物质性实际的延展和发展。

历史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对上述过程的叙述。我们谈历史或学历史，读一本历史书，办一本历史杂志，开一门历史课，就是追寻并描述以往的那些事物的。追寻或叙述过去的事物有什么作用？主要作用是我们经常说的鉴往知来——了解过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并且预测未来。在核心结构上，过去和今天往往是一样的，我们研究清楚了历史上的官民关系，就知道今天的官民关系大概是什么样的。出了一件事情，比如黑砖窑，我们在历史上就能找到这种黑窑，看到它是怎么出现的，后来又怎么解决，不同解决方式的效果如何，等等。通过这番研究，我们就可以断定今天会不会出现黑砖窑，会在哪些地方出现，用现在的这种方式清理整顿会带来什么结果。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在历史上找到。历史的作用就是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

访谈者：我在采访一个电影评论家的时候，他说真实的历史是相对的，历史常常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如果这段历史对胜利者是有利的，常常会写得很清晰，如果不利，他就会写得很模糊。这样的话真实的历史肯定是很残酷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很血淋淋的，您觉得我的理解合理吗？

吴思：这是他的理解。大意不错，但不完全对，然后，你这个理解就更片面一些，问题就变成双重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吗？不一定，我们有一大堆野史，包括今天我还在外面的书摊上看见一本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不是胜利者，他是失败者，而失败者也在写历史。还有一本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也是个失败者，国民党整个失败了，但现在的书摊上就摆着两本，一个陈布雷回忆录，一个陈伯达回忆录，怎么能说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呢？再说了，中国讲究为前朝修史，前朝的人，例如海瑞罢官之类的史实，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在清修明史的时候早已死去，修史者既不是胜利者也不是失败者。所以他说的这个话本身就有问题，然后你的理解就更偏了。

访谈者：有这么一句话，反思是智慧的开始，就是您觉得忏悔跟反思有什么相同之处吗？

吴思：一般在中国人的语言之中，忏悔是说我做错了，我有问题，反思未必有这种认错的成分，这种语义辨别还用说吗？我觉得挺明白的。

访谈者：您有过这种忏悔的经历吗？

吴思：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极左经历》，说的就是我插队的时候怎么样，学大寨的时候怎么样，怎么卡农民自留地的水，先浇集体的，然后再浇个人的，恨不得取消自留地。后来我才知道自留地有多么重要。在20世纪六十年代之初，在1959年、1960年自留地被大量取消的时候，饿死人，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自留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曾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到信阳看到一片惨象，村村都有人饿死，一片萧条，他发感慨说，我们如果保留一点小自由，比如说自留地，哪怕有阶级敌人捣乱破坏，人也不会饿死这么多。后来我读历史的时候才发现我做的事多么愚蠢，无知无畏。也算有过一点忏悔。

访谈者：在当下我们应该用怎样的视角和立场去回顾历史和审视历史呢？

吴思：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视角。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一个视角。选择什么样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想干什么。我们杂志和我们的作者，很想寻找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百年中摔那么多跟头的原因，找到病根，然后把那个毛病纠正过来，避免再摔跤，避免重蹈覆辙，为此而读历史、研究历史。因此，对于一路顺风、一路高歌的那些东西，一般就不怎么看。既然走得挺好，我们也不必去反省，不必去自吹自擂。这样，我们选择的角度经常是找问题的角度。

访谈者：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一切行为准则和规范，您能给我们讲讲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标准和作用吗？

吴思：人类生存繁衍需要很多资源，资源有限，会有冲突。所以人们在打交道的时候会形成一些规范，通过什么方式，付出多少东西，得到多少东西，划分出清晰的边界，这个边界就叫“分”。每个人都有确定的“分”，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比如你的分面积十平方米，出了那个范围就叫过分，叫逾分。你出了自己的十平方米，占了我一平方米，就是犯分。这个分如何正当，如何合理，还有一系列的论证。比如你是当大哥的，有大哥的名分。我是当小弟的，有小弟的名分。君有君的分，臣有臣的分。官有官的分，民有民的分。夫妻父子朋友都有各自的名分，于是就形成了伦常关系。这就是道德。如果你不守这个道德，犯分，这社会就会乱套，就会打起来，形成强迫力量，迫使你安分守己。如果讲道德，彼此相安无事，就不必动武强制了。

但是分的边界，或者道德的标准，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有明变还有暗变。比如，按照规定，官的分是15平方米，民的分是10平方米。这个官通过各种方式，通过“潜规则”的方式，把他的15平方米扩展到20平方米，把我的10平方米压缩到5平方米。这就是过分，逾分，犯分。但是我要抵抗，比如我要上访，成本非常高，我要付出8平方米的价值，还不一定把丢的那5平方米捞回来，只有2%的可能捞回来，那我就忍气吞声，就让官分从15平方米扩展到20平方米，接受我的10平方米压缩到5平方米的现实。这就是暗变。习以为常就见怪不怪了。

还有明变。君臣父子的名分不同，有大有小，这种规定的整体就叫做礼。但是，有人认为这套名分规定，这套礼法结构，维护这套东西的道德体系，本身就大有问题。因为它不平等，它赋予你侵犯我的便利，剥夺了我反抗的权利，使我的反抗成本很高，使你侵犯我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这时候，你说我应该遵守这个道德，不遵守这个道德就对社会不利，我就会说你这个社会秩序有问题，这套道德也有问题。即使从你的角度看，你的权利太大也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因为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你越来越扩张，我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后一平方米都没有了，压缩之下强烈反弹，弄得天翻地覆。你这种道德本身就有破坏性，道德内部蕴涵了巨大的风险和收益分配的不稳定性，使这种道德站不住脚，最终发生变化。所以，谈论道德，就得讨论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德。三纲五常那种道德总是走向自我破坏。因此就有人公开主张把这种道德标准，这套名分、这套礼法结构，做一个大调整。比如说，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权利，你是10平方米，我也是10平方米，官和民的面积相等，官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你太贪了我就把你选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显示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是相当的。这样的社会体制能够持续稳定，这样的道德才是正当的，应该遵守的。这种道德的功能，就是维护长治久安的正当的社会体制，而破坏这样的秩序，违背这样的道德，就是对整个人类的侵犯，就是违背基本道德。

访谈者：您是怎么理解“知识分子”这四个字的呢？

吴思：这四个字是外来的概念，中国本土的近似概念就是士。但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识还包含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而中国的士，讲究“士志于道”，他们只以道、社会秩序、仁义道德那套东西作为自己学习实践的志向。知识分子的概念之中包括这一块，搞社会科学的，搞人文的，搞政治的，但是又多出一大块，搞自然科学的。在字义上，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就是这样。

访谈者：我在采访一个音乐家的时候也探讨过知识分子，他说在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不道德的，他说你不要跟我谈知识分子，他说甚至以你现在管我叫老师我都不爱听，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吴思：他可能受了什么特别的刺激吧。我觉得，不管是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公务员，企业家，在我心目中大体是中性的，只是一种职业分类。没有哪种职业身份特别道德，也没有哪种身份特别不道德。如果在这个分类之中带点儿感情色彩，我觉得官员这个概念贬义更强一点，因为官员是掌握权力的人，而这个权力又不怎么受制约，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官员集团相对来说更容易走向腐败。知识分子这个集团的权力少一点儿，因此腐败的程度就会低一点儿。一些教授的社会地位整体比较高，但也要受舆论监督的制约，报道他们禁区比较少。中国知识分子的比例最大的应该是中小学教师，他们也能搞一点腐败，但他们的权力很有限，尤其是农村教师的日子过得很苦，也很令人同情，在整体上知识分子的不道德程度未必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我猜这位音乐家说知识分子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是某大学或艺术院校的高层，那里的知识分子权力多一些，腐败色彩更重一些。于是他就有了这么强烈的反感。假如换一个地方，生活在小知识分子例如民办教师之中，他可能就会说，他对知识分子充满了同情。

访谈者：我在采访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他谈到，如果你把我称之为艺术家，我能接受，你要是把我称之为知识分子，我认为我不够格。我说在你心目中谁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呢？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鲁迅。后来我的理解是，知识分子要具备独立的思考、对社会的质疑和批判的态度。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您认为我的理解对吗？

吴思：说胡适、鲁迅是知识分子这没问题，如果说只有他们才配称为知识分子，我觉得不对。我觉得这不是在说知识分子，而是在说文化英雄。这是非常高的标准。知识分子是一个中性词，说的是以知识的创造传播为生存策略的那么一些人。比如说知识创造，知识传播，这些人如果不叫知识分子，那他们叫什么呢？你总得编一个词称呼他们吧。我觉得已经有一个现成的称呼了，就是知识分子，非得说他们不够知识分子，那你说他们够什么？你认为够的那个东西，就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

访谈者：知识分子通常分成两类，一类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一类叫专业知识分子，我跟他沟通，其实胡适和鲁迅应该划归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范畴，但是他在解释专业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具备了他的专业范畴很高的修养，同时他们也具备良知的存在，但是当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可能回避了这些问题，他自愿地把自己归类为专业知识分子，从而不发表这种立场和态度，您觉得这种划分对吗？

吴思：没问题，知识分子是一个大圈，里面可以分成好多类，专业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社科知识分子、工程知识分子，怎么划分都可以，划分标准取决于你的选择。人文社科生物医学，都可以这么划，也可以把这些统称为专业，但也不好说社会科学和人文就不是专业了。也可以根据人们所受的教育程度划，比如说大学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了。或者根据靠什么生活来划，靠知识生活还是靠体力劳动生活。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对知识分子的说法不同，只能说明这个标准定义在人们心目中还没有形成，还比较混乱。如果形成了标准定义，然后问某人是不是知识分子，就会很清晰，争论就没有了。

访谈者：前段时间钱学森去世了，我在王康先生的生日晚会上看了他写的一本书叫《俄罗斯启示录》，当中就有一篇文章谈钱学森，我从中看到这么一段，他把爱因斯坦和钱学森相比较，爱因斯坦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对人类的警示，而钱学森的研究成果是在大饥荒饿死人的时候得到的，您觉得这种现实存在吗？

吴思：我没有看过这篇文章。但当时的确出现了大饥荒，大规模的饿死人。当时在核武器研究开发过程中，由于大饥荒，当时的核基地、当时的研究队伍，也同样吃不饱饭，几乎要解散，然后紧急求援，从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了很多大豆，还打了许多黄羊，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其实，这些人不管他们搞不搞核研究，不管是研究核武器还是研究理论物理，他们都要吃饭，都要消耗，他们没有抢别人的饭。至于核研究，肯定有一笔投资，这笔投资投了多少，比如说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五、十，我不知道，或者零点一，零点五，总有那么一个数。这个数字如果很大，我们就可以说他影响了民众生活，这笔钱可以用来进口粮食。如果很小，就无足轻重。假如进口的粮食只能养活几万人，活不了几千万人，就不能说这几千万人饿死是因为研制核武器，数字对不上。要详细谈论这件事儿，需要更精确的数据，我们才能做出清楚的判断。当然，你也可以问，为了研制核武器，可以饿死多少人？这个问题不太合理，这么问的前提是，在饥荒年代，除了吃饭和生存，不应该做别的事，甚至不应该有农牧业以外的活动。事实不是这样。那场大饥荒是大跃进和极左政策的产物，我们批评这种政策和执行这种政策的体制就可以了。

访谈者：在这本书里我也看到所谓的饥荒的那个年代，据说是因为年景不好，但从书里我却看到那三年其实都是风调雨顺的。

吴思：对，我们一直说那三年是三年自然灾害，实际的气象学的考证，那三年是中性偏好。中国这么大，哪年都有一些地方闹灾，笼统地说那三年是自然灾害不对。不过，用这个说法去说服全国人民的时候，每个具体的人都无法辨别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比如说你生活在安徽，你不知道山东是不是闹灾了，你只知道自己这里没闹，各地的感觉就是我这边没闹，但是别的地方闹了。所以这个说法，全国人民是无法反驳的。但气象学家可以反驳。我们还说苏联逼债，大饥荒的第一原因是天灾，第二原因是苏联逼债，反正不是我们的错儿。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实际上是说我们自己有错，我们至少要付70%的责任。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会下干部议论，就有人说这个估计太高了，应该说是九分人祸一分天灾。后来的历史学家就会说，这是100%的人祸。刚你说的气象学的考证就可以支持这是百分之百的人祸，不是天灾，甚至老天对你比往年还好一点，人祸应该是百分之一百一，而不是百分之一百。

这个人祸是什么？是制度上的大跃进，首先是把农民跟土地的关系全部斩断，原来一家一户自己种自己吃，现在生产单位变成初级社，高级社，变成村，人民公社，你多干了别人占你便宜，你少干了你占别人的便宜，这是一个激励人们偷懒的大锅饭。那时候大锅饭已经不是一个生产队，也不是一个村，已经扩展到一个公社一个乡镇，最大的扩展到一个县，这一个县如果有一百万人，我要刨一百万镐，其中一镐才是给我自己刨的，割一百万镰刀，才有一镰刀的粮食归我。反过来我偷懒，我少割一百万镰刀，摊到我头上才损失一镰刀，这是多么激励人们偷懒的制度！这样的制度，造成了劳动果实和劳动努力之间的分离。然后，这些劳动力又归一些官员调拨，他们头脑一发热，挖水库，炼钢铁，砍树，去干那些后来大量报废，基本都是无用功的事。同时还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办公共食堂。一方面大量消耗，一方面胡乱支配劳动力，再把劳动和劳动成果完全分开，饥荒就是这么造成的。反过来说，饿死人，就是这种大跃进，这种制度大革命的结果。

（此文收录时有删节）

从历史看现实

黑窑事件与地霸秩序

访谈者：《南都周刊》陈建利

时间：2007年6月29日

山西黑窑事件被媒体曝光以来，评论界快速作出强烈反应，从不同角度向事件的核心问题探进，舆论的道德勇气与理性力量构成了解救窑奴过程中最令人欣慰的亮点。如今，救援的力量已经动员起来，但对事件的剖析与反思不应该停止。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更有纵深感的视觉来打量黑窑事件，我们找到了吴思先生，这位从浩瀚史料中发现了“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史学学者，他的理论为今日的黑窑所验证：那些冷血黑心的窑主与地方官员，所信奉的不就是灰色的“潜规则”与血淋淋的“血酬定律”吗？黑窑的最后终结，也将取决于当地血酬秩序的终结。面对黑窑事件，吴思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地霸秩序。正是在地霸秩序之下，黑窑才会遍地开花。

中国自古有黑窑

访谈者：从山西黑砖窑事件透露出来的信息看，童工、智障者、尸体、狼狗、打手、村支书、95%的无证经营等，看到这些，你感到震惊吗？

吴思：不震惊。这事不仅山西有，其他省份可能也有。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事在中国广泛存在。而且，以前的解决方式和现在的都基本一样，靠从上往下的监督。如果中国没有这种事了，我反而觉得奇怪了。因为权力的核心结构没有变，还是对上负责的金字塔结构。这事的曝光不过再次印证了我的判断。

访谈者：从历史上看，此类事件早已有之？

吴思：随手给你读几个我读史摘抄的片段（见吴晓煜《煤史钩沉》）。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嘉庆谕：“西山煤窑，最易藏奸。闻该处竟有匪徒名为水工头者，往往哄诱良人入窑，驱使残恶致毙。”皇帝命令顺天府会同步军统领衙门，派人严密查访，“如有此等恶棍，即行查拿具奏，按律治罪。”

于是，一位姓卢的府尹带领兵役人马，“遍历数窑，各锅伙遭锢之煤丁，悉轰然投出，”并把煤窑锅伙尽行拆除。据记载，当时获得解救的煤丁“皆欢呼额手”。西山煤窑就在今天北京的门头沟。

这类事不仅发生在嘉庆年间，在乾隆年间也曾发生过。“宛平西山有门头沟，京城所用之煤皆产于此。煤窑二百余所。开窑者皆遣人于数百里外诓雇贫民入洞攻煤，夜则驱入锅伙。锅伙者，食宿之地。垒石为高墙，加以棘刺，人不能越。工钱悉顶两餐，无所余。”这种窑还有专用名称，叫“关门窑”。

从清朝到民国，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都卷土重来过。同时，地域面积也不限于北京的门头沟，湖南耒阳县、河南密县、鲁山县、陕西都相继发生过。在湖南，当地窑主往往雇佣地痞恶棍当把头，专管水工车水工作，称之为“水承行”。

光绪年间湖南一地方官在一份报告中描述的：“水承行，多系当地奸民充当，穷凶极恶，并串通地痞……逼令（穷民）卖身入窿。”“又间有平空哄骗，强捉客民之事。水承行筑有土室，幽暗深邃，外立木栅，挨窿处仅留一窦，出入启门，由水承行主之，名曰设鼓。将诱买哄骗强捉之人，关禁鼓内名曰水蛤暮。概行剥脱衣服，专令轮班车水，昼夜不休，饥寒不恤。稍倦，则鞭殴其脊。欲逃，则刀刺其足。且窿内阴寒气盛，工作又奇苦非常，故弱者往往一半月即因之毙命。壮者不数月亦足烂腹肿。不容休息，不给医药，坐视其毙。”

地霸秩序的利害关系

访谈者：那此类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何屡禁不止？

吴思：清朝曾立法严禁。道光二年（1822年），经顺天府复议，刑部议定，朝廷批准颁布了《办理煤锅伙章程》，严禁开设“关门”锅伙。“所设棘墙全行拆毁。”此外还定下律条：“诓骗良民，逼勒入窑，关禁不容脱身者，照凶徒棍例，分别首从科断。窑户知情纵容者，照知情藏匿罪人例治罪。”

但法律也不可靠。当时的刑部尚书那彦成担心：“恐积久生懈，有名无实，”而且“不肖生员得受煤窑规礼，故行疏纵。”为什么这些问题屡禁不止，卷土重来？那彦成说得很清楚，故行疏纵，这是第一个原因。

同时，这与中国历史上地方的“地霸秩序”有关。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地盘，国法虽然有规定，但这个地盘内有它自己的规矩。在官场里叫潜规则，在黑帮中叫横规矩，我称之为地方的“地霸秩序”。这些地盘是怎么形成的？如果什么都畅通，政府管理都到位，这些地盘是形成不了的。

举个例子，比如山西黑窑可以看做一个地盘。在这个地霸秩序中谁是受益者呢？我们可以从利害关系，从成本收益上来分析。

首先，受益者肯定是这些窑主。从新闻媒体的曝光看，窑主得到钱，首先是买通官员，然后再往上串通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级。拉人入伙者也能得到好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有钱的、有势的、有权的和掌握信息通道者都是受益者。只有一个受害者，就是奴工。对这个秩序的维持者来说，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这个秩序就会建立、维持甚至扩张。

再看地方官员，其收益也很明显，但风险在哪儿？风险来自于高层震怒。官员应对风险的办法也有很多。一是隐瞒。官员不上报，不处理，假装看不见，故行疏纵，这是打信息战。二是打程序战。拖延，推委，忽略，阻挠，刁难，对抗各种指示，压制反对者。河南电视台的那个记者不是说了，他去调查最大的阻力来自山西当地的政府，有些部门甚至把解救出来的人悄悄再卖给老板。但是他们不会坚决抵抗高层震怒，他们也就这点收益，丢了乌纱帽就不划算了。但他们也有对付运动的办法，一些官员不是在本应下去排查时，在办公室打牌吗？

谁是地霸秩序的受害者，谁就是坚决的反对者。这事最高层没有任何收益，只有丢脸。这事出来后，中央又是开会，又是批示，要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奴工是地霸秩序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应该是最有力的反对者，但奴工反对成本有多高？是否合算呢？在这个秩序中，他们不团结或者没有办法团结，零零散散，没有工会组织，没有信息通道，面对的是一个单线的权力。不是说他找地方政府不成，可以找法院；法院不成，可以找代表；代表不成，可以找媒体，哪条线都有解决的可能。这事的解决最早是由媒体引发的，后来才引起高层的震怒。幸亏付振中是河南电视台记者，地霸秩序制服不了他，若是山西的，恐怕付振中会成为高勤荣第二。

怎样打破“地霸秩序”

访谈者：在中国当前的行政架构中，农村，尤其是行政村一级的行政组织仍然存在，农村也并没有出现权力真空，但黑砖窑事件暴露出，基层政权充当了黑窑主的保护伞，与黑窑主合谋而无视国法人权。

吴思：基层政权是怎么产生的，是选出来的还是任命的？按照目前的基层架构，村长是选出来的，村支部书记是任命的。被撤职的那个村支书王东己实际上是一把手。当然，这事的出现与基层政权建设是什么关系，现在还不好说。不能说民选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很可能是不民选造成了这个问题。从媒体报道看，村民都说这个村支书霸道，按说要是民选，他可能选不上。他还是县人大代表，这个人大代表是民选的吗？也不清楚。

其次，民主也未必能解决利益群体的问题。这个村对内民主，但村民不一定会维护外地民工的利益。不能光指望选民的良心，选民的良心也未必可靠。

访谈者：那如何才能打破这一利益连接而成的地霸秩序呢？

吴思：要维护工人权益，最根本的还是靠受害者自己。首先要降低其获取信息的成本，电视、平面媒体和网络都降低了信息成本。这次受害者家属能组织起来，天涯网功不可没。虽然与以前相比，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了，但与理想状态还是有差距。其次，要降低受害者的告状成本。一个律师曾算过民工讨薪的账，若通过法律解决全国拖欠民工的1000亿元工资，则需要花费3000亿元成本。如果不走告状这条道，还可以允许受害者组织起来，可以壮胆，也可以加快信息流通，降低成本。或者鼓励发展NGO、民间维权组织，这些组织都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把他们组织起来是对抗权势者的有效方式。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也可以通过降低对抗力量来打破这一秩序。这个方式就是民主，可以投票把恶棍选下去。还可以分权，不能一个人一手遮天，有独立的纪检部门，有独立的司法部门，有独立的立法部门，让权力内部互掐。

当然，最要紧的是要进行体制改革，提高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力。如果村一级可以选举，镇一级可以选举，虽然是外地人被奴役，但为了选票，也可以把这事给抖出来，让本地的官员丢脸，下台。同时，要给新闻媒体更大的自由，让扒粪者有利。如果付振中今年能拿长江新闻奖，那就对路了。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地方的“地霸秩序”，法律的承诺才不至于仅仅流于纸面上，真正的公民社会才能建立。面对地霸秩序，如果解决的方式还和以前一样，是高层震怒，是靠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那只能解决一时或局部，解决不了全部或根本。

访谈者：这件事实际上是由媒体捅出，并进一步跟进，后来才引起高层重视，公权力介入，迅速行动，到问责到领导道歉，并由此掀开了全国性的“扫黑行动”，你如何看待媒体在整个事件进程中的表现？

吴思：与以前发生的此类事件比，从曝光到解决，媒体的表现可能是少有的亮点之一，突破点就在此。实际上，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受害者及其家属与地方“地霸秩序”对抗的成本，成为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资本贪婪，权力也贪婪

访谈者：有一种看法认为，将此事的发生归罪于资本的贪婪，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是不会发生这类事件的。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吴思：资本的贪婪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资本贪婪，权力也贪婪。任何人都是贪婪的，工人、农民也贪婪。工人的贪婪是多给钱，少干活。人人都如此，问题是该怎么制约。你是指望其自我约束呢，还是靠制度来制约。这些黑窑主是资本家吗？不是，他已经类似于奴隶主了。他的贪婪是希望这些奴工少吃多干。对于资本的贪婪来讲，最主要的制约来自于工会。如果这些资本家违法用工了，犯罪了，那制约应该来自于政府，来自于警察。如果警察还不作为，那就应该考虑制约权力了。

访谈者：黑砖窑事件完全符合强权逻辑，也符合你所定义的血酬定律。窑主除了占有奴工的劳动外，甚至完全占有其身体。但将此事拓宽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劳资关系的一个极端表现。在媒体报道上，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强制劳动，搜身，劳动环境恶劣，超时劳动，欠薪等事的发生。有人将这类现象归结为“发展中的问题”，中国迈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代价”等，你如何评价这一“发展代价观”？

吴思：这怎么会是“发展的代价”呢，这恰恰是“不发展”的表现。二百年前的事又重现，这是“发展”吗？

“发展”实质上是扩展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发展首先是一种权利的发展。中国农业的发展，首先是农民权利发展的结果，大包干了，农民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了，也允许农民外出打工了，允许农民远程贩运了，这些权利过去都是被“收缴”的。工业也是如此，原来都是国家的，现在个人可以开厂了，资本家获得了应有的权利，所以工业发展了。现在工人受气，在劳资关系中，权利时常被侵蚀，这怎么是发展呢？

访谈者：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现实也一再昭示，原子化的个人往往很难对抗强势的资方，在你看来，应如何发挥当前工会的作用？有一种声音认为，在当前全球的利润链条中，中国还处于末端，若工会真有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则必会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而丧失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

吴思：我在去年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计算民国期间的枣庄煤矿，有工会与没工会条件下工人的工资差距。没有工会前，工人被剥夺得厉害，有了工会四五年后，工人的净工资长了32%。工会是一种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值钱的，是能当饭吃的，值的钱数就是他们原工资32%。第二个问题是，涨了工资以后，老板受害了吗？利润下降了吗？就他们那个枣庄煤矿而言，没有下降。

我同样问过两个老板，如果在5年内，你们公司的员工工资长了30%，你们的公司会怎样，会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吗？他们都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优势，尤其是成本上的优势，不是一点半点。现在中国产品倾销全世界，靠的也就是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这也造成了其他国家工人的不满，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秩序问题。

我算过一笔账，假设中国目前有农民工1个亿，若工资都增长了32%，给民工整个家庭带来的收益是取消农业税的5倍。这些钱就会变为购买力，中国目前的一个问题是生产过剩。即使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减弱，刺激国内消费带来的好处也足以弥补。

黑社会是怎样挣钱的

访谈者：《新世纪周刊》陈良飞

时间：2009年10月29日

禁忌越多，“血酬”、垄断利润就越多，就越有人去争抢这块利润。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更肥沃的土壤。

一个黑社会团伙要维持下去，一定有其独特的“生财之道”。

黑社会团伙的“血酬”越高，他们的供养者，老百姓们就会失“血”越多。与老百姓们有着共容利益的政府及其官员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等角色，引人注目。

黑社会是怎样挣钱的

访谈者：20世纪30年代，美国兴起禁酒运动，但美国人没少喝酒，很多人死于假酒，更多的人死于贩酒引发的犯罪。禁忌和黑社会的壮大有无直接关系？

吴思：有。中国历史上如贩私盐的曾经出过称王的人、打天下几乎成功的人。一些大的商品，如盐、茶，凡是有禁的，都有走私团伙。

所有的黑帮、黑手党吃的，我一般都称之为“血酬”，即暴力掠夺的收益，吃的是卖命钱，这个钱政府也能吃。政府说，所有的烟、酒只能专卖，烟、酒一专卖，就有百分之几百的利润，还有盐的专卖，成本很低，它得加上十几倍、二十几倍的利润。还有一些干脆就禁的，比如毒品，毒品要是放开流动，绝不像现在这样高的价。它一禁，就禁出了高价。

访谈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禁忌越多，黑社会的势力就会越强大？

吴思：禁忌越多，“血酬”、垄断利润就越多。黑社会就具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更肥沃的土壤。

中国古代盐是专卖的，而且垄断得非常厉害，五代时为了几十斤私盐就可以判死刑。严刑峻法，保证了官盐有十几倍的收益，这就叫“法酬”，实质仍然是血酬，是血酬的升级版——你要敢染指，我就让你掉脑袋。这么大的空间和利润，就是黑社会成长的肥沃的土壤。

访谈者：禁忌的选择是不是有讲究？为什么选择盐、毒品和烟？

吴思：不管价格涨到多高，人都得吃盐。政府垄断了盐之后，不用担心价格由一毛钱涨到了两块钱而减少销售量。毒品也是，只要上了瘾，多少钱一包，人们都会买。烟、酒也类似。

凡是价格弹性低的、价格不敏感的商品都可以。比如说火葬，人死了，收你100块钱的火葬费用，还是1000块，或者5000块，反正你不能自己烧，所以价格弹性极低，这也是可以形成垄断的行业。很多黑手党就办火葬场。墓地也是一种。

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出黑手党、出黑帮的地方，就是沙石场和码头。这些地方成本非常低，价格大致固定，远处沙石的运费高，因此价格是有垄断性的。而且参与者只要凭一身力气，投资不多。

访谈者：如果黑帮不欺凌当地民众，反而给民众们做一些事情，甚至提供政府不能提供的服务，民众会不会很拥护呢？

吴思：完全可能。政府本来是吃盐利的，假如盐卖两块钱一斤，而成本是两毛钱一斤，私盐贩子用三毛钱一斤收了，这对于生产者是有利的，一块五一斤卖，对消费者也是有利的。吃亏的是官府，只有官府严厉打击私盐贩子，而消费者、生产者都欢迎他们。

访谈者：这时会不会就出现了政府和黑社会的勾结？

吴思：但私盐贩子要有先抗住政府打击的能力，今天扣了我两只船，晚上就要让那个缉私警察的孩子被绑、房子被烧，形成这样的反制，双方才有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如果是流动性的、长途贩运的私盐贩子，他一路收买，可能开始比较困难。你要来，我可能真的真刀真枪打一场，你们50个人，我们100个人，有了这样的威信，再谈判，就好谈多了。

访谈者：有没有公权力的行使者本身就在走私呢？

吴思：有。国家把盐的垄断交给某盐商，盐商当然要掏一笔钱买那个盐引，就相当于包含了盐税的经营许可证。比如该盐商每年有100吨的运输证和许可证，他发现私盐贩子生意很好，就想用100吨额度，卖200吨，半船是正货，半船是私盐。一查，我就把票拿出来，不查就是私盐。

很多盐商，官家盐商、官家企业也干起了走私的买卖。他们都成了半个“黑帮”。

访谈者：禁忌之外，黑帮还“吃”什么？

吴思：“吃”商贩和消费者。比如说他垄断了一个农贸市场，每个摊位交两块钱保护费，这就是等于在“吃”所有的小商贩，小商贩要把这钱转嫁给消费者。这种黑帮、黑手党，那时候在天津叫“混混”，这种“吃”法他们叫“平地抠饼”，无中生有，在平地中抠出一个饼来“吃”。

《水浒传》里“浪里白条”张顺就是吃鱼贩子的，所有的鱼打上来了都要给他，由他批发给所有的鱼贩子，所有的鱼贩子都不能和渔民直接交易。他就平地抠饼，中间愣“吃”一道，收中间的加价，像这种都是标准的“黑帮”。吃亏的不是政府，而是消费者、小商贩和渔民。

访谈者：除了“吃”政府和“吃”民众外，黑帮还有其他利益来源么？

吴思：吃黑帮同行。比如一大伙海盗把其他海盗都给镇住了，我保证这个地方天下太平，绝不会遭到抢劫。这个时候他挣的是社会治安的钱，他就像警察一样，他收了税，收了治安费，他真的提供了保护。当然，如果维持治安的成本是100万，他可能收150万，多出来的50万就是血酬的升级版——法酬。

访谈者：是不是可以说，他扮演了政府的角色？

吴思：可以说，他行使了政府的职能。有的土匪兔子不吃窝边草，方圆几十里，他不抢，不收税，也不许别人来抢，当地的老百姓感恩戴德，给他们送粮送草，通风报信。

“血酬”定律的解释力

访谈者：您提的某些概念，比如“血酬”定律，是从哪获取灵感的？

吴思：我有一段时间研究土匪，研究打天下、坐天下的暴力集团行为，专门研究这个。看与他们有关的材料——黑手党、混混、土匪、青洪帮、山大王，包括没打下天下时候的暴力团伙，或者军阀。研究他们的时候，很需要一个概念，来指出他们的收入是什么。

找前人的表达方式，只找到一些很“江湖”的表达方式。比如山东土匪，把绑票“吃”的这个钱叫“吃红钱”。江湖黑话把钱叫“血”。如这个人钱多，他就说这个财主“血旺”，说跟他弄点钱来，就说给他“放放血”；给官员、警察行贿，就叫给他“上上血”，但是你要一说“血”，把它引入正式语言，也有点说不清。叫“血”不妥，叫“红钱”也不妥，叫“战利品”也不妥，叫“卖命钱”，还有“买命钱”呢？如果叫赃款，军阀和打天下坐江山的收入也不能包括进去。

这就逼着我造出一个词来，这个词就是“血酬”。

访谈者：再来分析暴力集团行为时，更有解释力了？

吴思：对他们的收入好分析了。比如过去说，收的是赃款，这赃款怎么构成，就不好分析，一个词就全掩盖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把它分析为“血酬”，你还可以把它分成“买命钱”、“卖命钱”，就分解了。

以前“血酬”是拦路抢劫、刀刀见血，这叫买路钱，现在建立一个收费站，不管是水路、海路，你交一笔钱，我保证你安全，方圆这100里你放心走，不会有别人抢，这时就提升了，我就称为“法酬”。

黑帮何时想变成政权

访谈者：所谓的“成王败寇”，土匪做久了就有转变成政权的趋向，其身份如何界定？

吴思：流寇，抢几天就走，其最佳的抢劫率是百分之百，一锤子买卖，以后不来了。对于被抢劫者来说，跟流寇之间没有任何共容利益，就是不共戴天，完全敌对。共容利益这个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提出来的，用来分析流寇和坐寇。

如果是一个土匪，要在这里长期抢下去，甚至称王称霸。他抢，他儿子还抢，子子孙孙抢下去。最佳的抢劫率，比如20%比较好，第二年生产者还能够养家糊口，还能够种地，抢完之后，还可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不至于逃荒要饭。

这20%怎么花呢？他可能还要拿10%来维护当地的治安，不让其他的土匪、强盗过来把我这里的农民给抢了。他再往自己兜里揣10%，净收益。于是我们跟他的共容利益就是百分之90%。

他要是再好一点，别把10%都给贪了，用5%养家糊口，当一个勤政廉明的好皇帝，或者好官，或者好王，我的前任都娶了100个妃子，我只娶5个，我也不要1万个太监，我只要200个，于是他就是一个节俭的、爱民的好皇帝，把税从20%降低到15%。这时候，我们农民和他的共容利益就变到了95%。

这时候，“吃”10%治安费的官员和警察，如果向我们百姓敲诈勒索，皇帝还要管他们，还要维持治安。在老百姓看来，皇帝跟我的共容利益是95%，贪官多收百姓一点钱，都是额外的，他跟我们百姓的对立都是100%。

本来应该就交100块钱的税，这贪官敲诈勒索多拿走10块钱，这10块钱就是绝对的对立，100%的对立，于是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恨潜规则，不恨王法。

皇帝要是管得好贪官污吏，我们百姓和皇帝的共容利益就是95%；管不好，他就是个坏皇帝，或者是个无能的皇帝，因为贪官污吏又多刮了5%，皇帝和我的共容利益就不是95%，退到90%了。

如果天下大乱，遍地土匪，动不动流寇就来了，一抢就是一片。这个皇帝严重失职，造成了匪患遍地，我们80%可能被抢，只有20%幸免于难，皇帝和我们的共容利益就退化到20%，他已经在80%上退化到跟土匪差不多了。

访谈者：共容利益的比例越来越低时，揭竿而起的人就会多起来？

吴思：有关系，但并不是直接的关系，最关键的还是老百姓收入的绝对值。

比如共容利益越来越低，我挣10000块钱，让政府变相拿走了6000块钱，其中1000块钱通过各种服务返还给我们了，其余的5000块钱都揣兜里了，我们的共容利益才有50%。

每个月的收入有10000，他拿走了5000，我还能活，我不造反，我忍气吞声。但是我总收入如果只有1000块钱，他拿走了500，剩下的500就没法养家糊口了，我就非抢不可，这时候共容利益还是50%，但是我就会造反，因为活不下去了，就要去抢。如果别人造反，我就一定跟着造反，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

我将这个绝对值称为一条“血线”，一旦低于这道线，流血的、卖命的概率就会大幅度上升。

访谈者：梁山好汉是否可以看成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呢？

吴思：就是黑社会，就是黑帮团伙。晁盖上了梁山，林冲火并了王伦，后面发生的故事就是山下的喽啰来报，有一个商队，二十多辆车子，从山下经过，抢不抢？晁盖马上说，抢，但注意别伤人，下去就抢了。

抢下来之后就开始分配，这财物是抢来的，梁山好汉是靠抢劫过日子的。抢来的东西怎么分配呢？是标准的土匪分配方式。

访谈者：他们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分配呢？

吴思：梁山好汉真正的分配方式是按阶层分，就是首领和喽啰两大阶层。抢来的财物分成三堆，中间一堆是金银财宝，左边一堆是绫罗布匹，右边一堆是各种杂货，把这三堆全分成相等的两部分，拿走一半，进公库，维持梁山好汉生活的正常运行。剩下的一半，再重新分作相等的两部分，当时的11个首领分一半，所有的喽啰分一半，大概有750个喽啰，750个喽啰分的和11个首领分的是一样的，分配差距是1：68。

美国黑手党的分配比例大概是1：44，梁山好汉更黑。但是中国有一些小土匪就不太黑，比如1：8，1：6，这个黑不黑取决于团伙的规模。如果这团伙十几个人，老大和最小的喽啰，分配差距也就十倍。如果这个层级比较多，到几百人，就有几十倍的差距了。梁山好汉和美国芝加哥的黑手党大概都是50倍上下的比例。

如果团伙更大，比如上万人，一个军阀，或者打了天下，称王称霸，分配差距就不是几十倍了，就是成百上千倍的差距了。

地霸秩序如何被彻底打破

访谈者：黑势力建的砖窑、煤窑是否古已有之？又为何屡禁不止？

吴思：古代就有黑煤窑，让送上门的或抓来的良民百姓下洞，下了洞就不让他上来，牛羊似的养着，背一筐煤上来，给一个馒头，或者给一个大饼。再背一筐上来，再给一个。

对于矿主来说，用一个大饼换一筐煤，假定是一块钱，要是正式发工资，大概是两块钱一筐煤，他肯定愿意用一块钱来换一筐煤，他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很自然的。

问题是你把人扣在这，当牛做马来使唤，人逃跑你就要杀他、打断他的腿，这是违法的。

这时，矿主们可以官商勾结，让周围管得了他的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他为此付出的钱又低于他省下来的工资钱，他就可能干这个事情。

访谈者：地方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吴思：政府如果被买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严格执法，就有可能使得这种暴力压榨的方式成功，大规模出现。

如果他们没被收买，执法森严，这种盈利模式一定不会出现，因为它得不偿失。

这种盈利模式应该是玩黑的，违法、杀人、暴力带来的收益应该刨去他付出的成本还有利可图。

访谈者：您提出的“地霸秩序”存在条件何在？

吴思：在中国，太平时期，某些地区，也有一个黑帮老大的头子，或者一个贪官污吏，黑白两道通“吃”的一个人，可以像山大王一样，有一笔固定的暴力收入，比如法酬或者“血酬”，我就把那个地方的主导秩序称为地霸秩序。

地霸的存在条件，第一就是有的可抢，有老百姓，有财源；第二个就是老大，或者皇帝、官府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追究他的违法行为，不让他为此付出代价。

访谈者：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地霸秩序呢？

吴思：打破这种地霸秩序的方法就是让当地每一个受害者，每一个老百姓，被迫交纳保护费的这些人，用很低的成本反抗盘剥。

什么样的成本最低呢？比如说当地的一把手是他们选出来的，一把手对地方黑社会打击不力，就换一个打击有力的，只要那个人说我保证把它打掉，就选他当。只要一次投票，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无法收买。

你怎么收买每一个选民，他们就是受害者，你对他们的收买就是不害他们。你不用给他们好处，不害他们就可以了。打破地霸秩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民主选举。

黑社会与群体性事件

访谈者：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中，官方通报经常提及有黑社会势力的参与，这类事件一定和黑社会有关系么？

吴思：在强制拆迁或者土地廉价收购时，农民或者居民反抗，如果有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就会合法地反抗。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就串通联合。如果政府对这些东西都不能容忍，都要打压，这时候只有一种人敢挑头，就是黑帮。他知道怎么隐藏，知道怎么躲避，怎么杀人灭口，这种江湖、帮会，或者黑社会就可能构成组织、反抗的核心。

黑社会通常是合法组织无法存在之后作为一个抗风险能力特强的组织，又能在这个过程中盈利，或者获得社会尊敬，这时候他们才顶替上来，成为一个替代品，填补这个空间。

访谈者：黑社会势力对中国未来社会秩序有没有大的影响呢？

吴思：如果走向民主制度、司法独立，行政效率降低的话，随时都可以换人，这时，黑帮会有，但不会太疯狂，这是假定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

假定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完成，这时候就会出现两个极端的结果：或者是黑道、白道相勾结，变得更黑；或者是官方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搞运动，去打黑社会，严刑峻法，可以打得特别彻底。

掠夺性策略的利益关系

访谈者：环球时报英文版

时间：2009年11月3日

访谈者：在现代中国，黑社会为什么还会产生，存在，甚至壮大？什么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土壤？

吴思：如果把黑社会理解成一个靠暴力吃饭的团伙，只要有利可图，黑社会就会存在。有利可图来自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一是受害者被迫向他们提供收益。黑社会去抢劫，敲诈，被害者反抗能力有限，要钱还是要命呢？要命，那就掏钱吧。另一方面是黑社会的抢劫成本低，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的政府对他们镇压的力度不够。没有使黑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没有使暴力掠夺行为得不偿失。这两方面是黑社会存在的条件。

访谈者：那如果有一个强势政府的话，就应该能把黑社会抑制下去，为什么黑社会还会存在呢？

吴思：强势政府掌握的资源多，可以为所欲为，不太受各种规则的限制，它们本身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可以任意修改规则，执行起来也可以越界。无论是他们做事的范围还是力度都显示了它们的强势。如果这是强势政府的话，它和黑社会的关系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可以凶狠地打击，不惜制造冤假错案，也免不了制造出大批的冤假错案。这样有可能把黑社会铲除干净。但带来的问题可能是众多的无辜者受害。无辜者受害的程度可能超过黑社会加害无辜者的程度。这从历史上强势的皇帝就可以看出来。汉武帝对付有些黑社会色彩的侠客，例如郭解，说杀就杀，只要他足够有名，找个借口就能灭族，连像样的证据都不要，不讲什么法。这样的好处，是便于打击甚至消灭黑社会；坏处是，对无辜者造成的伤害可能比黑社会还要多。

第二种可能是，强政府不受民间的限制，谁也监督不了他，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黑社会来收买官员，串通一气，造成的伤害更大。官府通过黑社会榨取一些它榨取不了的利益，帮它干一些政府不方便干的事。民间既对付不了黑社会，又对付不了政府，这是双重的受害。于是黑社会就能在一个官员或是一个地区政府的庇护之下，发展得非常强大。

访谈者：那上海的打击黑车的“钓鱼事件”，是否可以看成部分地方政府人员和黑社会合作的例子呢？

吴思：那些线人即“钩子”，在一般的定义中不算黑社会。黑社会是利用非法暴力的组织，而这些线人是利用政府的合法暴力来牟利。在政府的眼中，黑车是黑的，钩子当然不是黑的，是政府的线人。

出租车行业准入的门槛非常高，出租车公司吃的是垄断利润。黑车想分享这个利润，他们在政府眼里是非法的。但这个非法是政府垄断造成的，老百姓也为此多付了钱。如果坐黑车，本来要10块的8块就可以坐了，那么百姓就不恨黑车。

政府反对黑车，为了打黑，手伸得很长，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宁可错杀也不放过，于是就用钩子钓出了无辜者。出租车是用行政垄断获得高收益，来自行政垄断的利润应该进入公共财政，补贴公共交通。但是这笔钱往往进了一个公司，成了私人财产。私人公司为什么能吃行政垄断的暴利？因为他们和政府或官员有特殊的关系，可以拿到牌照，这里就可能有利益输送的关系了。虽然这样的公司在名义上不算黑社会，但他们也是依靠以暴力为后盾的垄断获取利益的，在我看来也是变相的暴力掠夺，也够黑的。

访谈者：在黑社会发展中，黑社会是不是也可能干涉地方权力和秩序？

吴思：黑帮也要维持秩序，它维持的秩序是对它有利的秩序。比如在建国以前，在重庆的轿夫也要划分地盘。如果有的轿夫越界，侵犯了别的轿夫的利益，而政府又不管，维持公共秩序的功能在这就缺少了，轿夫自己的办法就是打，而袍哥即黑社会组织就开始发挥作用。这里就体现了它们维持各自的秩序利益格局的一种功能。如果这个秩序对民众有利，我们可以说这是个公共秩序；如果只对黑帮各自的地盘有利，对民众不利，它起的作用虽然也是维护秩序，但是和政府的功能有些区别。但是也有重合，因为没有造成无政府状态，还是有规则，通过内部的谈判或火并来解决问题，建立规则和秩序。

访谈者：你在和《新世纪周刊》的采访中说到黑社会也想分享官府的垄断利益，但是政府也在寻求这种垄断利益，比如在很多朝代盐、漕运等都是受管制的，政府已经强势介入了，但是黑帮还是存在，这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吴思：这时政府就打黑。但是打黑也有一个收益成本计算的问题。政府挣了一百万盐利，拿出五十万来打私盐贩子。如果五十万甚至一百万也不能把私盐贩子打光，政府只能适可而止。

政府，老百姓，黑帮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老百姓最理想的状态是正常的没有障碍的产盐，买盐，卖盐。这是一个市场状态。交易成本越低越好。两毛钱一斤生产了，三毛钱一斤卖了，还包括运费，老百姓觉得合适。但是政府不容忍这个状况。政府要从中吃一大笔税。所以政府制定一个盐的专卖政策。两毛钱一斤就要卖两块钱一斤。不论多贵，老百姓都得买盐。政府就通过这个方式非常简易地征税。这个发明早就有了。老百姓和政府的利益在于多交税还是少交税，关系极其简单。老百姓希望没税，政府希望多征税。

而黑社会看政府的利大，也要分享这块利益，等于在和政府抢吃的。政府和黑帮是竞争的关系，政府是要灭黑帮的，但是代价太大，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政府、民众和私盐贩子的关系中，民众总是希望用最少的钱买盐。如果私盐贩子能提供便宜的盐，就愿意去买私盐。于是买私盐、卖私盐在政府看来都不能容忍，买的犯法，卖的更犯法。政府就跟双方的行为都作对。这就是三者间的关系。老百姓总是受害者，只是买私盐受害的程度稍微轻点。所谓受害，不是说官府不该征税，而是征税的用途，并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笔税收用来修陵墓，养后宫，修后花园，修建官府自己享用的楼堂馆所了。

访谈者：现在很多人提到地方公权的沦陷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形成了特殊的地方利益集团，有没有可能和黑社会合作，既损害中央政府利益，又损害老百姓利益？

吴思：有。这是始终存在的。地方政府或是某个部门，他们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和中央政府的利益不同，和民众不同，搜刮民众。如果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和黑帮勾结起来，能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扩张，就会结成一伙。在自己的区域之内庇护黑帮。这样他们可以搜刮更多的钱，把法外的利益收到手。同时上级官员如果对他们有不利的行为，他们还可以利用黑帮的力量反抗。地方政府和黑社会只要能互相提供利益就可能勾结起来。

访谈者：现在和历史上的群体性事件都有黑社会或非法组织的涉入的现象，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吴思：历史上群体性事件，比如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现在也常见。民国初年山东枣庄中兴煤矿，那时工人要求涨工资，要和老板谈判。他们面对的老板是很多军阀，官僚。虽然是私营煤矿，实际是权贵煤矿，在劳资竞争的时候压榨工人。工人要罢工闹事，他们去镇压。如果工人无法通过合法工会谈判，那就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江湖帮会出来代替合法工会，结成团伙，联合工人和老板对抗，闹出群体性事件来。合法组织被打掉后，需求还在，非法组织就会顶替它的功能，它们更有跟政府作对的经验，更有暴力抗争的经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地下反对党介入。

访谈者：黑社会势力对中国未来社会秩序有什么影响，政府应该如何应对？

吴思：黑社会，不管是组织还是从事暴力掠夺的个人，是很难打干净的。假如从小规模的拦路抢劫到大规模的黑帮活动有一个从零分到一百分的空间。我们只能说用多大代价，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

如果在民主制度下，黑帮活动的程度到了40分了，影响正常生活了，老百姓可以选举一个他们认为打黑最有力的官员。官员承诺把黑打到十分，还不加税。这是民主的政府情况下的打黑。

还有就是政府和黑帮的勾结。更多的搜刮民众。黑的程度到了60分，老百姓还拿这个没办法。去上访没人接待，去起诉整个司法系统就在黑帮的控制之下。这是另外一种可能。伤害更大。

如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10分的黑是免不了的。因为既要保障人权，不能滥杀无辜，制造冤假错案。把10分打到3分、4分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就是要用合理的成本来达到最佳的结果，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平衡了，到此为止。

官职交易的三种机制

发表时间：《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4月，第13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曾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就说到一种现象：“有人把自己负责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50多年之后，这些“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的官爵已经在一些地方进入“市场”流通了。

不过，假设绥化市真成了马德的独立王国，他一定买官鬻爵吗？其实未必。因为这样做不合算，前人算过账的。

清朝有纳捐制度，一旦遇到战乱或灾荒，财政困难，朝廷就大开捐例，卖官应急。这时反对者就会替皇帝算账，说这种生意不合算，人家花钱买官，一定要加倍捞回来，搜刮百姓，最后毁了江山社稷，吃亏的还是皇上。皇帝也认账，但他另有理由：既不能听凭百姓饿死或反叛蔓延，又不能抢劫富人，只好卖官应急。缓过劲来就不卖了。总之，在正常情况下，大家都认为卖官不合算。

马德卖官与皇帝卖官不同。首先，官职并不是他家的，他卖的是自己临时代理的人事权。其次，收入完全归己，而不是用来救灾。再次，天下不是他马家的天下，卖官的恶果也不用他马家承担。

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比“家天下”更糟糕的卖官机制，即“官天下”的机制。

李刚向部下卖官，他在卖别人的东西。马德向李刚卖官，也在卖别人的东西。韩桂芝向马德卖官，卖的仍是别人的东西。至少在可以考证的四个环节的交易之中，每个交易者都不是主人，都是临时代理人，都在追求代理人的眼前利益。

在官天下的机制里，人们只能指望官员凭借超人的道德对抗利害趋势。这种对抗肯定是有效的，但马德认为效果有限，他甚至建议纪检官员下去进行破坏性试验，看看他们能否顶住买官和送礼潮流。

如果我们不把马德看作天生的恶棍，我们就没有理由漠视失足者的惨痛经验。

从公共物品的角度看，税收与服务，官职与选票，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易。交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报还一报的对应机制，吃亏者不能反击，背德者不遭报应。

这种报应关系密切的机制，我们可以在村级海选中看到一个雏形。在那里，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在出现贿选的时候，卖官钱进的也是民众的腰包。在这种机制里，人们无须指望超人的道德，只要当事人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不甘心一次再次地吃亏，大体公平的交易就会实现。譬如，在贿选的情况下，选民发现自己选出来一个贪官，100元卖出的选票导致了200元新增的苛捐杂税，他们就会汲取教训，不再做这种亏本的买卖。主人买卖自己的东西，自然会选最好的货色，争取把自己的权力卖一个最高价。这就是公民招聘公仆的机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进化

访谈者：《中国经营报》murong

时间：2008年9月25日

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会是一个突破口。它一旦出现将会是一个现实体制之外的独立的激励源泉和判断标准，只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对社会就有影响。

30年产生了新物种

访谈者：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你观察这30年的进程，最大的变化在什么方面？

吴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我选择的是生物学进化论的范式，简单地说就是“遗传变异、适者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过去的30年，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异出了几个新物种——即新的阶级出现了。

30年前的中国没有自耕农式的农民，有的仅仅是人民公社社员，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才恢复了农民这个物种、恢复了小农阶级。之后他们走得有声有色，从中分化出了大批的农民工——真正的无产阶级，所建的乡镇企业又分化出了一批资本家和商人，这可谓是精彩纷呈的社会进化路径。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个后退又继续前进的过程，符合生物进化的规律，一种生物形态——人民公社社员——失败后再重新开始。

30年前的中国城市没有资产阶级，是官有、官管、官办的官有企业的天下。没有工人，只有职工——以做工为职业的官办企业的雇员。管理者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国家干部、官员，商业企业也是一样的情境。这些都是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的局面，历史证明这是失败的。所以政府就开始有限地放开一些，允许部分回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城市无业者当个体户，经过发展分化逐渐出现了两个新物种——资产阶级和工人。随着私营经济的茁壮成长、迅猛发展，使官办企业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和竞争，其资源、地盘和生存空间都在不断萎缩，低效率的官办企业被大量淘汰。顺应这种形势，政府的对策是抓大放小，收缩阵线。

访谈者：这种转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吴思：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30年的最大变化，则是由单调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官有企业职工、干部的单一生态开始，变得非常丰富，有各种各样长得茁壮的新物种出现，生态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这是一个非常喜人的场面，生态丰富、复杂了，变异就多，变异就是创新。生态也基本稳定了，不会因为个别物种的消亡而导致生态体系的剧烈波动。

官有企业消亡了还有民营企业在发展，民营企业出问题了还有股份制企业在生存，各有各的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包括个体经营者，可谓适者生存的环境已经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办的物种的相对份额不断退化、萎缩。比如，农村人民公社取消后改为乡镇，政府对村级政权的控制力下降，乡镇这一级的职能也大大削弱，很多经济职能几乎消失了，部分政治职能也消失了。取消农业税之后更是如此。企业形态上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无论是被动、主动还是讨价还价、双方博弈的结果，总之官方在很多领域是退缩了。

政治生态日益丰富

访谈者：经济上的生态是丰富了，政治上的变化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吴思：政治上亦是如此。权力的控制由原来官员的一统天下到渐渐有了新兴阶级的渗入。首先是意识形态的让步，容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允许雇工、提出先富带后富、效率公平等，最后干脆不争论，允许其悄悄成长。意识形态先调整，思想先解放，有了说法，政策再跟上、再调整。调整至今，中国社会依旧是官方主导的社会，而不是资本主导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与历朝历代的官家主义社会又有所不同。

现在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已经不仅仅是农民，而来自工商业。工商业的主导者、领袖、组织者就是资产阶级，所以现在形成的不是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而是资本–官家主义。

我们这30年来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意识形态、政策都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适应了这个社会的变迁，为各个新物种的出现创造了大概还不错的生存发展环境，这都是政治进步的标志。

完成民主的建设不仅仅是适应变化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和不安的关键所在。让国内的资本家觉得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放心的继续投资；让工人觉得我们也可以组建一个工会，同资本家讨价还价，政府不会帮助资本家侵犯我们的权益；同样农民也可以成立农会，土地和房屋不会被随时圈走或拆掉；官员的任用也可以走上正轨，行使职能时问心无愧，不用看上级的眼色，真正可以为人民服务。一旦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坎儿跨过去，一条路就铺平了，就顺了，就和谐了。不仅以前的成绩都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为现在的改革做了铺垫，而且这个坎一过，前面可谓是一马平川。

访谈者：你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吴思：这同我们以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可能比较相似：不要硬改官有企业，允许个体户发展起来就行了；也不用去硬改人民公社，有人想大包干你别禁止就行了。其实都是所谓增量的变化，出现一个独立于体制之外的东西，让它渐渐长起来就能成功。

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可能会是一个突破口。舆论的力量会进行自己的选择。“千人所指，无病自死”，大家都骂他的时候他自己也如芒在背，至少能感觉到受威胁、见不得人、抬不起头来。如果大家都跟着追捧，他自己也会信心倍增。民间的、非官方舆论的激励、痛斥，对人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它一旦出现将会是一个现实体制之外的独立的激励源泉和判断标准，只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对社会就有影响。

而且这种舆论监督本身就在民间存在着，只要政府少说几个不许，多来几个可以，让它能活、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能推进，这是成本极低的一个转型方式。就好像当初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试探着一步一步来，渐渐成了气候，有了一个法律的保护，则中华民族就有了一个新的生长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就获得了民间力量的支持和推动。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很简单、很简易的突破口，能减少社会大的动荡。

言论受到抑制谁是受益者？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个地方、部门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害了老百姓其实也害了中央政府，等于是在拿党的权威和声誉来换取私利，这对民、对党都不利。让社会舆论监督能走出来，有益的不仅仅是老百姓，对中央也是非常有益的。让社会舆论来给中央当眼睛、当耳朵，这是很好的一个自我竞争和自我抑制的生态局面。

当然仅仅走这一步还不够，如果胆子大一些还可以两三步一起走。那就是乡镇和县级自治，直接决定乡镇命运的就是民众的选票，舆论进行监督。而且县一级的选举和自治对中央的稳定毫无障碍，县一级的组织稳定了，也不会形成像现在这样最让人头疼的到处都上访的局面。这样就会形成中央政府省心、社会安定的局面。这又是中国安定的一条很容易走的路，而且实施起来风险也不大的一条路。

“一个人的革命”

访谈者：如果说以前的改革仅仅是权力的分配，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会不会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

吴思：过去政治体制改革是人们敢不敢做，有没有勇气的问题，而现在很多是利益的问题，不是精神上的事了，是要做利害选择。过去是信念不同，现在是利益不同，再往后就是生死不同，对抗力量会升格、会强大，这就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推进的深层原因。

其实，无论官方是否推动政改，资本已经在局部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我将这种局面称为“一个人的革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是这样一种方式：资本用不多的钱买通一个政治代理人，这个人在定政策或立法的时候就会考虑他的利益，在执法的时候也会考虑他的利益，在行政的时候会给他一路绿灯，这就意味着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权钱交易掌握了立法权、执法权、行政权，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革命”，在这个局部已经是资本说了算了。

事实上，在某些场合资本是敢跟官员“叫板”的，而且他做得到，当然这个还是有代价的。从官员的角度说，他也在每次的交易中不断地在出售手中的权力，也在不断地用这个方式来完成权力的市场化，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实最终是老百姓和中央在吃亏。

如果继续这样往下走，资本通常都希望维护这样的格局，但腐败的官员往往三五年就要换人。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知府一任商，现在的投资短期内就会失效。所以这种“一个人的革命”对资本来说有两大不合算，其一是时间短，虽然投资不大，但见效期很有限且不稳定，不能形成一个长期发展的格局。其二就是不安全、风险大。那么他们的长远利益就是让他们正常做生意，宁可不吃这块超额利润，但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预期，只要有本事就能活下去。生意上能成功的商人其实不担心又来一个公平竞争的人，而是怕来一个用公共权力对其进行打压的人。如果都按规则出牌、在法律的框架内来做生意，大家都会选择正路而不是歪路。所以说如果看全局的话，除了个别靠行政垄断吃饭的商人以外，资本家不会是民主法制的反对者，而会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因为这些合乎他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往前走的进步的社会里，不用担心资本有多少权贵色彩，无论其“一个人的革命”进行得是否成功，他们大体都是一个推动的力量。但是，如果放任这种趋势，最吃亏的就是没有能力和官方做交易的小民。资本和官员分享权力，走到极端处，也会出现马克思描述的那种经济危机：钱都让你们赚了，谁还有钱买你们的东西？因此，为了公平，为了长久，即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全面启动了。

访谈者：很多人担心，在基层实行民主选举，会出现贿选和黑势力操控的局面。民政部就曾经指出，中国村委会选举工作中贿选、腐败和暴力选举等不正当或非法行为在进一步增多。另外人们的情绪是否会被利用，而做出于社会公共利益不利的选择？

吴思：贿选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但这涉及怎么看待的问题。我认为，比较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这笔钱是用来贿赂民众而不是更高一级的官员。贿选也同样会有竞争者出现，经过三届，民众就会知道自己手里的权利到底值多少钱。选举就是一种关于公共产品的权利交易，你不能要求农民一上来就知道这个权利值多少钱，你得允许他有一个观察的过程，逐渐了解行情是什么，这样经过三至四届就会明白极了。这就是民主的学习和选民成熟的过程，没什么不好。

打击暴力选举或者是黑势力则应该是公安局的事，一个黑势力的形成是有后台的，归根结底还是选举制度的问题。社会总会有黑势力的，哪里没有流氓、小偷？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民众没有选举素质、说选举制度不好，要找对问题的根源。

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

我的心病与我的写作

访谈者：《南方周末》杨瑞春

时间：2003年10月23日

2003年，吴思出了一本新书，输掉了一场官司。新书名为《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那本著名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脉相承。与前者相同，该书保持了深挖历史、细密分析和制造新概念的传统以及亦雅亦俗的写作风格，也像前者一样，甫一面世便得到诸多好评。

官司也是因书而起，2002年4月下旬，《北京青年报》连载吴思的《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因书中写到抗日战争期间，陈永贵曾经参加过叫“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并曾做过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吴思和“北京青年报”社被陈永贵的夫人和儿子告上法庭，称书中大量情节与事实不符，许多情节是作者无中生有，任意杜撰的。2003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宣布，吴思和北京青年报社侵害陈永贵名誉权的事实成立，责令吴思向陈永贵亲属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北京青年报”赔偿2千元。吴思和“北京青年报”社不服，立即上诉，2003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一场意外输掉的官司

访谈者：关于这场官司一审的输掉，你认为最大的疑问在哪里？

吴思：最关键的是，法庭对我提出来的4条证据都认为权威性不足，认为不足以证明陈永贵参加过兴亚会、当过伪代表是事实。

访谈者：你所提出的证据应该大多是当事人回忆吧？对于一个类似这样的历史问题，什么样的证据才更具有权威性，也更能被法庭认定为事实呢？

吴思：我们后来也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自己提出的几个当事人的证据，特别是权威当事人的证据是很可信的，而且这几个证据互相交错，互相支持。我手里最硬的证据，来自于当时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谢振华，他也是中共九大代表资格审査小组的组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陈永贵曾经向他哭诉，自己参加过兴亚会，当过伪代表，还曾经说“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这次二审我们又得到了他签字的证词。还有当时写著名通讯《大寨之路》的作者之一、新华社记者范银怀，他说他奉总社之命去查陈永贵的入党时间，因为谁也说不清楚，后来就去县委组织部查档案，查到当时的入党申请表，在曾参加过何等反动组织一栏里，就填着“参加过兴亚会”。这也有一篇回忆文章，这也是一个一手证据。而作为间接证据的，还有陈永贵的儿子在《回忆我的父亲陈永贵》的文章里写到，大意是，我的父亲当过伪代表，但其落脚点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客观上保护了大家。

访谈者：这回告的是这个儿子吗？

吴思：不是，告我的是幼子，写文章的是长子。但是幼子后来让长子出了一个证明，说文章不是他写的。可是他那篇回忆文章登在山西省文史资料选辑里，谁谁口述，谁谁记录写得清清楚楚。

访谈者：那么，二审阶段你还能拿出什么更强有力的证据呢？

吴思：我们现在拿到了一份1980年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的文件，这份文件就是《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最后有陈永贵自己签名同意。我书里面提到的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这份文件里都有，而且讲得更具体。

访谈者：那么你现在对于打赢这场官司有信心了吗？

吴思：没有，我们的证据呈送上去之后，到现在也一直没有消息。有了一审的失败，我现在不敢太乐观，因为你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又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访谈者：据说你一审根本没有请律师？

吴思：是啊，太不重视了，在法庭上我是自己为自己辩护的。因为我觉得这事我铁板钉钉地赢啊，我想这还不简单吗？当时我自己归纳了一下，发现有六七条可以互相佐证的证据，我就从中选了四五条。我想，律师还能比我干得好吗？对方说我杜撰、无中生有，损害名誉权，我可以充分证明我根本不是编造。其实当时如果稍微下点功夫，就应该能拿到更多的东西，但当时都懒得去弄。

访谈者：那你当时在法庭上表现怎样呢？

吴思：气壮如牛（笑）。当时我一条条陈述自己的证据，对方回答每次都是“不是事实”，“不是事实”。下面听审的人最开始还很安静，说到第二三遍“不是事实”的时候，就有点叽叽喳喳，说到第四遍的时候就都哄笑。所以讲完之后，我就问《北京青年报》的律师，“得赢了吧？”她说：“不能肯定。”我想，这律师的思维怎么这么奇怪啊，怎么到这个份上了还说不能肯定？所以最后宣判完出了法院的大门，我又问《北京青年报》的律师，“你觉得奇怪吗？”她说，“不奇怪。”我说，“这太奇怪了，怎么就输了呢？”

访谈者：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你触动很深？

吴思：我有一种被宰割的痛快，也就是，不仅有痛感，还有快感，觉得这可真来劲。因为这把现实真相展示得淋漓尽致，毫无掩饰。通过这件事对中国司法现状和各种关系运作的了解已经足够补偿这一段痛苦了。

访谈者：对于一位研究潜规则的人来说，对这样的现实还感到吃惊，是不是显得有些天真？

吴思：如果平常泛泛而谈，有这样的事吗？有这样的潜规则吗？我觉得毫无问题，肯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不罕见，今天也不罕见，但是我老觉得，人真是要把一切伪装都抹掉，也真挺不容易的。所以逻辑上讲和发生在自己身上差别特别大，这是一种非常饱满的情绪，发生在别人身上，你会觉得当事人那种愤愤不乎你都懂，但是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那种涌动的情感、微妙的东西你才会体会到。这就是认识和体验的差距。

“心病”得解

访谈者：有意思的是，曾给你惹来一场官司的那本书是一本十几年前的旧书了。

吴思：是啊，这是1992年写的书，也是凑巧，那年《北京青年报》缺连载的东西，不知为什么就想起来这本书了，开始连载，于是就告我了。为什么以前不告呢？可能怕告了之后反而炒热了这本书，但北青报一连载，社会影响就大了。

访谈者：你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写一本关于陈永贵的书？

吴思：那时我在《农民日报》工作，也是副刊想连载一个作品，当时报社就鼓励我尝试写个三五万字的东西，但当我把陈永贵的所有的资料看完之后，就发现这些材料足够支持一本很像样、很完整的书，于是就把它写了出来。

访谈者：从《陈永贵》到《潜规则》再到《血酬定律》，这三本书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吴思：其实我的关注点一直只有一个，就是解决我内心的问题。

写陈永贵是因为，我当年学大寨学得特别认真，插队的时候我是极左的知青，当大队副书记，带领社员学大寨，我就像工头、奴隶主似的逼着大家干活，并且还像个悲剧演员似的，不怕苦不怕累，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是最终我失败了，社员干活都不肯出力，我怎么也调动不起大家的积极性。这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失败？写陈永贵其实是在回答我这个疑问，写完之后，我的心病解开了——这不是我的事。当年的我像当年的陈永贵一样，对抗的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大寨农民共80户人家，从物质激励的角度说，人民公社体制与大包干大不相同。大包干下你干多干少全是自己的，而在集体制度中，你卖力刨80镐，自己才有一镐，偷懒少刨80镐，自己才损失一镐。只靠领导的道德感召力和行政的压力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镐，于是，公社社员的生产能力、劳动热情一定会被大包干比下去。当你和这么强大的人性进行对抗的时候，我的失败就很好解释。整个当时农业政策的失败、陈永贵梦想的破灭也很好解释。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下面就是我当记者的时候碰到的问题，那个时候就发现你真正碰到的贪官污吏其实都不是很坏，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会发现，你要是在他们的位置，也很可能干下他们干的事。当你把他打倒，再过两个月回来看，很可能会发现问题还在，这个地方还是那样，只是那个人，因为遇到你倒霉了。我那个时候当记者，也很理想主义，就像唐·吉诃德一样向风车呼啸冲去，但是当我退回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大难题，所以我当记者也失败了，并且遇到了人生的第二个问题。《潜规则》这本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访谈者：《潜规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怎么又会想到《血酬定律》呢？

吴思：我在《潜规则》这本书里讲到，很多人类行为背后的依据不是求利冲动，而是避害冲动。避害冲动的后面又是什么呢？在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样的权衡和换算呢？想不出词了，想不下去了，就僵在这里了。这是逻辑发展的困难。另外，“潜规则”探讨的是官和民的关系，但看看《水浒》，看看《三国》，谁都知道历史从来都不只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两年黑社会渐渐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他们也加入了社会分配。合法暴力和非法暴力都在参与资源分配。对这种分配总要有个解释。有一段时间我整天在想绑票这事，总想把绑票这事给解释了，突然有一天想到，绑票这种行为不就是卖命吗？土匪冒死卖命，被绑架的人则是掏钱买命，而且还有“票价”，价格高低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意愿，有的人便宜，有的人贵，命价大不相同。那么，这种卖命钱或买命钱如何称呼呢？我曾经想过十七八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后来就想到“血酬”，就认准它了。有了这个概念，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知道，劳动的报酬叫工资，资本的报酬叫利润，有了这些词，思想就有了着落，分析就可以进行了，剩余价值之类的发现也就成为可能了。

访谈者：是不是可以说，潜规则讲的是“官场”，而血酬讲的是“匪道”？

吴思：其实胜者为王败者寇。很多官家的东西追溯本源，也是来自血酬。刘邦和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拿什么激励将士卖命？想想现在拼人力资源的高科技公司，他们拿什么激励员工卖力？给员工一些期权，干好了，将来公司上市，大家手里的股票增值，人人发财。打天下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生意，特别需要这种激励制度。一旦打下江山，贡献最大的封王，其次封侯，最底层的士兵，按照刘邦的政策，也给你分几亩耕地。什么是贵族？就是拿血本换来的值钱的身份，好比可以带来回报的股票。清朝的铁帽子王每年干拿上万两银子，世袭罔替，那就是在吃他们祖宗的血本。清八旗的普通士兵也有固定收入，人称铁秆庄稼。皇家子孙就更不用说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皇粮、国税就是创业血本家打天下的回报。

我说透了历史

访谈者：看你的第三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启发，但是又有点失望。

吴思：为什么？

访谈者：在《潜规则》这本书里，你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就是说，这种现象，这种规则，大家都注意到了，或者有意无意地身在其中，但是只有你把它以这样的方式拎了出来，真让人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血酬定律》这本书里，你讲到了“元规则”，也就是暴力决定一切的原则，但是这不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吗？不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物竞天择”的原则吗？所以我觉得你到了“元规则”，讲出来的是大白话，是常识。

吴思：在我的自我感觉里，“血酬定律”其实比“潜规则”更精彩，说出了更要紧的东西，而且是“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笔下之所无”的东西。猴子冒死争夺猴王的地位，由此获得进食和交配的优先权，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它们心里完成了生命与生存繁衍资源的权衡和换算，有胜算就争，就打，损失惨重就不争。这种权衡的历史比人类本身还要悠久，也是普遍存在于动物心中的常识，但是把这个意思说明白可不容易。关于市场运行的常识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是微观经济学用供求曲线把这种东西说明白，不过是近百年的事。“血酬定律”可能就有这种作用。有了这个词，就可以进一步分析生命与资源的交换关系了。有了血酬定律，就可以计算暴力的价值了。在这个基础上再讨论元规则，它就不再是一种模糊的常识，而是可以证实或证伪的知识。

访谈者：可是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不也是如此吗？你能不能更明确地谈一下元规则和丛林规则的差别？

吴思：关于丛林规则我没有系统的了解，我只看过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写的《利维坦》，他很强调暴力，著名的霍布斯丛林，就是人人相互为敌，互相抢劫偷盗的社会。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理论贯彻到底。按照他的描绘，大家发现这样互相抢劫活不下去了，不合算了，就同意都让渡一部分权利给一个主权者，只有这个主权者才能合法使用暴力，维护公共秩序。霍布斯的这个理论还是建立在契约论的基础上，大家协商办事，而我认为这个基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历史恰恰是打你没商量，我所谓的元规则恰恰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而不是作为西方社会理论主流和基础的契约论。

访谈者：你怎么定义你写的这种文体，当我们看《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时候，总觉得有些疑问，它是学术论文？是散文？还是有点《厚黑学》似的劝世文章？总之，它有点四不像的感觉。

吴思：我一直不知道我是什么，有人说我是学者，我说我没那么大学问，人家学者做一个朝代，所有的人物关系、历史事件都是扎扎实实研究，我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地研究透任何一个朝代。我也不是作家，也不是记者，可是我觉得我返璞归真了——庄子怎么写作？孟子怎么写作？你说那是文学，是寓言？是历史？还是谈话？那时候文体还没今天这样的分类，我只是想说什么，就把它说好就是了。我觉得我这么讲东西能讲好，而且大家还喜欢看，那就这么写，管它是什么。

其实这种方法也就是讲述历史事实，把事实背后的真相说透，尽可能把它一般化，提炼出来。人们的生活、人们的认识都是这样感性和理性搅和在一起，我们的写作应该合乎人们的认知方式。

访谈者：你的写作风格是不是和做过记者的经历有关？

吴思：可能和当记者所接受的文字训练有些关系，就是怎样把一个故事讲好，讲朴素，别耍花枪。实际上，最集中的训练就是写陈永贵，当时我手里的只是一堆档案和材料，我要把每件事都集中在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上，于是陈永贵这本书就成了五六十个首尾相接的故事。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要面对这些枯燥的档案资料，有的连事件都不是，有的就是一篇讲话稿，那你就要把它背后的东西看出来。更准确的说法是，当一个事件发生了，看起来像一团乱麻，但你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就是一个故事。就看你能不能找到这个角度。

访谈者：“潜规则”实际上是你创造的一个词汇，但是很奇怪，不过几年的时间，这个词好像已经被大家作为一个基本词汇在使用了，这种情况应该说并不多见。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词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吴思：因为这个概念表达了大家心中普遍存在的感觉。谁都知道有这么个东西，生活中广泛存在这么个东西，好多人在那里憋着要讲清楚。可能是我运气好，碰巧把这个词给说出来了，而且嗓门比较大，然后，火星就落到了干柴上。别人说出来，其实效果也是一样。我估计早晚会有人造出这类概念的。但我觉得，“血酬定律”这个词就不能靠运气，要呕心沥血才能造出来。这个词恐怕不那么容易流传，但是可能扎得比较深，留得比较久。

心还是热的

访谈者：你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吗？

吴思：如果你只是写一个陈永贵，你能说你是历史学家吗？但你写一个王安石，你是不是就是历史学家了？打个比方，如果对于500年前的事，你能有对现实生活、人事关系一样的了解，你就是历史学家。

从史料的累积和掌握上来说，我根本够不上历史学家，但如果说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的判断，我觉得中国那些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也不见得比我好。他们经历的许多事情我也经历过，他们受过的许多苦难我也受过，他们所缺乏的理论武器我现在比他们还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见识上并不比他们弱，说不定还比他们强。

访谈者：对，我看到《血酬定律》这本书里的后面，有你和甘琦的一个对谈，意思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没说出的东西，你说出来了。当时感觉这人真自信———刚才讲的那段话能发出来吗？不怕挨骂吗？（笑）

吴思：可以啊，我就是这么想的。其实我很尊重黄仁宇，他的写作方式其实对我影响很大，但是关于他的数目字管理和中国是一个三明治结构的理论我很不赞同，这些都是莫名其妙的说法，这人毕竟是只打过仗，没搞过生产，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不像我们这一代，把人类最奇怪的试验都经历过了，我们看到的都是人类历史上很罕见的大起大落，通常人类历史上经过三五百年才有这么多大起大落。经历了这些，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嘛，是我们的一种幸运，如果我们有了这种幸运并且还有这么多前人的积累，再说不出一点超出前人的东西来，反而不正常——我在大放厥词，口出狂言（笑）。

访谈者：你担不担心像《潜规则》这样的书可能会被人当作《厚黑学》一类的书来读，成为什么“官场进阶”之类的？

吴思：那我也没办法，就像火药，发明出来做鞭炮，有人非要拿去做炮弹去炸人家，同一个东西，就看你怎么用了。但是还应该算算账。一方面，官场上有人拿来干坏事，另一方面，老百姓看清了真相，不会再被假象迷惑了。收支相抵，剩下的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呢？我觉得是正数。官场上那些勾当，你不说他也懂，早就无师自通了，就好像争夺猴王时心里的计算一样，很少有人能说明白，但是猴子都会算。老百姓则不然，他们离得远，官府显得莫测高深，你不说，他们就被蒙在鼓里，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明白过来。

访谈者：你有没有期待它对现实问题产生影响？

吴思：历史和现实自然是相互影响的，在我写作的时候，一直有一种对现实问题的观照。任何人看历史，写历史，都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制约，这个时代决定了我的兴趣，我的眼光，决定了我看到的东西，我想写的东西。倒退30年，我肯定不会写今天这些东西，想写也写不出来。

访谈者：大家可能会想，一个把什么东西都看透了的人很容易是个悲观的人，你是这样的人吗？

吴思：不是，我经常是一个激进的人。

访谈者：那么如果设想把你放在自己书里的处境，你会不会也随波逐流呢？

吴思：我不会彻底随波逐流，但我也不会像海瑞那样碰得头破血流，我会“拟态”，就像动物的保护色一样，我会做出一些在这个环境中能够避祸的一些保护色。当然这可能是大话，真陷进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至少，我现在想来，心中总会存一个初衷，暂时屈从这些东西，为了将来彻底清除这些东西。

访谈者：在写作时，你经常会把自己置身于其中吗？

吴思：我会，我经常这样，有几次写着写着就绷不住了。有一次写海瑞，抄录一些史料，抄到江边上百里人们夹道送灵，想到老百姓很清楚某人的真实价值，却只能被动接受，听凭运气的安排，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写着写着就大哭起来。天理良心啊。还有，写明朝老百姓欢迎李自成，不给狗日的纳粮了，也大哭过一场。惭愧，这么个大男人还哭。

研究苹果掉下来的道理

访谈者：《新周刊》胡赳赳

时间:2006年11月1日

2006年的吴思仍然钻到历史的缝隙中作文章，他做了两个题目的研究：一个是给长城的经济效用算了一笔账；另一个是计算出了矿工的命究竟值多少钱——这后一个题目是他深化血酬定律的工作的一部分：“血”与“汗”之间的关系如何换算。

与吴思谈史，他更愿意条分细缕而不愿意生发题义，最大的障碍和最大的乐趣均在于此。

不谈史反而不正常

访谈者：历史和当下的关系这几年迅速升温，以前只是在读书界。去年我探望一个生病的朋友，他说读书界某某在研究明代、某某在研究晚清，然后又说现在还没被“开发”的朝代有哪些，读书界的风气可见一斑。今年以来，在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带动下，“说史”成了一种相对式的“新闻叙述”，在电视的包装下，“历史新闻的脱口秀”正在上演，经过重述和转述，造成了一种人人都在说历史、人人都在拿历史说事儿的现象。

吴思：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以前，从元明甚至更早，谈三国就可以出来《三国演义》，说书的就有《水浒》，四大名著有两本就来源于说书人口中的历史。中国老百姓谈论历史很早就有了。民间一个很重要的聊天话题就是说史，然后说书人、文化人也跟着就说。在朝廷上、官场上也是如此，奏章上书经常引用历史故事。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从历史上获得经验教训或者是乐趣以及聊天的谈资都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我们现在不过是在延续这个传统。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如果不这样反而有点不正常。比如“文革”以后，大家都争相写小说，还研究美学，那才是我们历史上不太正常的。

访谈者：历史热兴起以后，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我们怎么评判什么样的历史是真的，什么样的历史是伪的？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在这么多人争相叙说历史的时候，仍然要面对的两种情况是：一、历史本身是缺席的；二、所有的历史都变成当代史，因为都是用当代性的话进行解析或重构的，甚至这里面还不排除有全球化的词汇出现。那么，我该听谁的，我该如何听，我为什么要听？

吴思：我觉得现在历史热兴起的一个原因是，你不能光把他们感兴趣的事或历史说给他们听，你关键还要说得好听好玩，要聊得起来。如果是搁前几年，我们看范文澜写的历史书，那怎么聊啊，那也不是一个能聊的话题啊。但是你看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能聊的话题，《三国志》也是一个能聊起来的话题，里面有刘邦、项羽，有曹操、刘备，这些事都能聊得起来，还能说得生动活泼。历史只有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老百姓才会对它们有兴趣。我原来去插队的时候，每个村里总有几个“能人”，他们比别人“能”在哪里呢？他们知道很多历史，虽然他们知道的所谓历史是《三国演义》里的历史，而不是《三国志》里面的历史。虽然这些故事已经被前人说了无数次，但是你不得不佩服的是，他们真的能从中提炼出人生的智慧来。他们用故事创造了一个个人生中的模型。这一个个历史的模型就可以概括出很多人生的哲理，为当代人的选择提供参考。

访谈者：我有兴趣的是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是否想过邀请您也去讲一讲？您看过那个节目没有？

吴思：他们没有邀请过我，但是我看过一些片断。我看过几回阎崇年和易中天。我觉得易中天讲得更好。

访谈者：他们所讲的历史能代表真的历史吗？是能够恢复我们历史原貌的历史吗？

吴思：我认为历史有三种。何兆武先生说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这是“历史二”。第三种历史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这是“历史三”。因为史料太多，我们不可能全部占有材料，所以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有更强的选择性或主观性。

哪个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某年某月某人在某地出于某种动机做了某一个动作，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地复原历史的原貌，我们只能看到“历史二”即对历史的记载和描述。当然这种记载和描述不可能完备地记录所有细节的东西，必定有所缺失。但是这就是后人所能看到的最真实的历史了，然后后人再根据这些历史史料，再去写新的历史。易中天他们根据史料讲述的历史，当然是历史，更准确地说，可以叫“历史三”。

讨论什么是历史，其实还是如何定义历史的问题。史料是历史吗？当然是，即我们说的“历史二”。根据史料写出的历史作品是历史吗？那也是历史，就是所谓“历史三”。但是他们都等同于那天发生的事情，即“历史一”吗？那可不一定。因为史料不可能记录那天发生的所有细节性问题。记载总是有选择的。所有历史记载，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原貌，但不可能等于原貌。严格说来这是办不到的，谁也不可能色、香、味俱全，一个因素不差地恢复哪怕一个家庭一天的历史，连一个人在一小时之内的意识流也不可能完全复原，更别提一个民族了。但是读者往往也用不着史学家那么精确地复原过去的一切，我们只对一些与自己和当今有关的东西有兴趣，有好奇心，史学家讲到这个程度，精确到这个程度，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又有史料依据，我觉得就可以了，就很不错了，这种叙述就是当之无愧的历史。

不满于今日的单薄

访谈者：中国老百姓大部分看到的、受到过的历史教育都是教科书式的官方历史，这样的历史肯定只是单纯的史料了。在中国，历史表现出一种“遮敝式呈现”，官方史学把历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没有汤因比这样能写《历史研究》非人力可及者出现，也缺少年鉴学派史学家的那套长时段视野，大众和民间的历史表现出演义、话本等文学化的倾向，在你看来，私人性质的历史在中国又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吴思：中国一直有私人记录历史的传统，十年前历史没有现在炒得这么热，但一直有私人修史，哪怕是个人史和家族史。史家读的史料也一直包括私人的记载。现在史料大体还是那些，除了考古出土之外，不会再有大的变化。比如谈三国谈魏晋，史料就是那些，那段历史都是1000多年前的了。记载还是一样，不同的人根据相同的史料却会有自己不同的论述。比如范文澜的那套论述方式，但是范文澜的论述方式不容易成为老百姓的谈资。易中天有一套叙述方式，他的就可以成为一种谈资，说得也很好玩，每个作者的“历史三”都不一样，问题是如何采用一种合理的论述方式，让史料更加切合老百姓的口味，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全面地去认识生活，认识社会。

访谈者：如果把历史知识作为一种知觉来看，它既是对人的意识的延伸，也是对某种缺憾的补偿，即我们对历史发生兴趣的原因缘于我们对存在于当下或此刻并不满足，需要到历史上去回溯，去反刍，去寻找坐标。

吴思：仅仅知道今天太单薄了。可能自己的处境在历史这个模型中就多次发生过，通过了解历史，了解自己在这个历史模型中的地位，就同时明白自己的一个定位，知道未来将要怎么办。所以这也是一个个安身立命的基础。西方人很容易在信仰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中国人则很容易在历史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我们就会有一种踏实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归宿。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更加准确地预测未来，去引导我们的行为。还有就是，谈论现实会有很多的忌讳，议论到太深层次是很犯忌讳的。但是谈论历史上的国事就可以，谈论历史上的兴衰、荣辱就可以成为今天的参照物，于是说史就成为两方面的补充，一个是历史纵深的补充，一个是对禁忌的回避。

访谈者：你的《血酬定律》、《潜规则》，都是从历史中抽取一些规律，许多人很感兴趣，你是如何把这些理解从历史中剥离出来的？媒体一直也因此把你定位成一个历史学家甚至定位成一个历史学的结点。但是似乎你并不太认同历史学家这个身份。

吴思：我只是在做自己的活儿，至于别人怎么定位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说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也不是拒绝这个身份。历史学家的头衔我觉得挺好，但是一方面我有点心虚，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我和一个常规的历史学家不太一样。我不是为了历史而研究历史，我不太在意整理史料、考证钩沉方面的工作，我的野心是理解推动历史运作的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寻找一种描述历史的概念体系及其运行逻辑。那段历史如果没有我感兴趣的内容，我就跳过去，跳到别的朝代去。这是我干的事情。

说到心虚，是因为在史料上下的功夫不够。有些研究历史的学者，例如吕思勉，读过三四遍“二十四史”，我连一遍都没读全，只是读了一些重点篇章。对于断代史，比如我研究的明朝，虽然基本读全了，但也不是对每个历史重要人物都很了解，五年前了解的现在还可能忘掉一半。我是有侧重的阅读和用力。我有点跟着兴趣走的意思，主要是追寻历史的逻辑，逻辑一旦演绎不下去，缺少确切的标签，我就造一个概念作为标识。我觉得这个过程和牛顿看到苹果掉下来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一样，不论掉的是梨还是苹果、石头，重点是他琢磨那套内在规律。

我研究历史也是这个路子，不论是梨是苹果，不论是明朝、清朝还是民国，只要这个现象多次出现，少的三五次，多的十几次，我就可能发现，可能会注意。于是我就研究这个让苹果不断重复掉下来的道理。哪个朝代出现得多，在明朝出现得多，我就研究明朝，在清朝出现得多，就研究清朝。我觉得这个也不像是一个正经历史学家的工作，我也不清楚是哪个学家的事。但是我感兴趣的，就是这类工作。我在历史里溜溜达达，游游逛逛，看见苹果掉下来就凑上去看看热闹，发现点门道就沉浸一年半载，写一篇研究心得之后继续游逛。

如果苹果是今天掉下来的呢？这种现象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研究的事，或者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事。当然我刚才也说过，今天的事研究起来禁忌太多，而且你很难在几年、十几年内看到大量的重复，在历史中你就很容易发现这种重复，看到苹果一次又一次地掉下来。

100年来中国人的历史观

访谈者：你对明朝感兴趣是受到谁的影响？受到黄仁宇先生的影响吗？

吴思：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他写的《万历十五年》就是讲的明朝的事情。关键是我觉得明朝历史比较简单。清朝多了一个部族的因素，是外来民族的统治。如果你要通过历史看现在，现在就没有外来部族统治的因素。这等于是一个干扰因素。如果我们剔除了这个因素，那么就是明朝了。并且清朝主要还是沿袭了明朝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可以说明朝是本。你在明朝可以找到制度设计者的想法。所以明朝的历史是一个简化了的模型，同时你还可以找到制度创始的动机。再往前推，元朝还是部族统治。再往前推，到了宋，宋朝也可以，也很有意思。但是宋朝距离我们还是有点远，对比明朝就会发现，我们现代社会的模型更加像明朝。所以明朝对我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其他竞争者的研究对象。

访谈者：在研究明朝时避不开的一个历史学家就是黄仁宇。

吴思：我们受到的历史教育就是范文澜、郭沫若的那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很多年无法从中间跳出来。最多还能看看司马迁、司马光的叙述历史方式。这两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在中国史学界延续了很多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出来，到了我们这里，等于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的方式，他在其中描述了几个主要的人物，一个皇上，几个大臣，有点像《史记》的叙述方式，但又简明得多，内部结构清晰得多，而且换成了典雅的白话文。当你脑子完全被一种固定形式所僵化的时候，有个人跳出来把这个框架给你一下砸掉了，你马上会有一种解放性的感觉。黄仁宇的书就是对我有一种解放性的作用。我的思想被解放了，就有兴趣走上一条研究历史的道路。很多历史作品的作者和我有同感，他们可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但是不管走哪条路，都是因为这个框架被砸掉。

访谈者：不可否认的是，电视里面的历史剧也培育了这种历史热的潮流。现在一说到历史里面的一些人和事，老百姓很容易就会通过电视剧把这些人和事联系起来。大家经常愿意引用的一句话是：“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吴思：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读者，读者自己不碰历史，只有通过历史学家才可以了解历史，那么历史可能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问题是这个世界上不止有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群历史学家。如果你这么打扮了一个小姑娘，很多其他史学家就会说你骗人。所以你就打扮不了了。历史其实是靠史料支撑的，我们也只能深入到史料这个层次。再深入我们就走不动了，史料就放在那里，你怎么打扮？我最多是裁剪，用这个史料，不用那个史料，这样也可能被人家批评，你为什么用这个史料不用那个史料？你是不是以偏概全，歪曲历史？除非你垄断史料，不让人家知道，才可能避免这种批评。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专制独裁，历史是不能任人打扮的。垄断史料，扼杀其它说法，这时候历史才可能任人打扮。但是你的垄断又能持续多久？秦以后没有一家垄断能够超过三百年，一个人的垄断最多达到康熙、乾隆在位的长度，一手遮天，61年就算到头了，在历史尺度中这也没什么了不起，重大史实不会这么快就被遗忘。随意打扮历史的“历史学家”，可能下场都不会好。他的东西毕竟是假冒伪劣产品，最终没有人愿意看。

访谈者：从19世纪到现在，作为大国民的中国人经历了荣辱兴衰，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怎么总结这些变化？你自己抱有什么样的“历史态度”？

吴思：鸦片战争，一直到康有为提出自己的学说之前，基本是传统的儒家史观。从名分正统、忠奸善恶、华夷之辩等来讲历史。到了康有为，受西方的影响，产生了新的说法。他把《礼记》的“三世说”又发掘了出来。三世说，即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西方到了升平世即小康世，把外国也拉到这个解释体系之中。于是，中国历史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距离尧舜越来越远的下降循环，而是一个能向上发展的历史。然后，梁启超又把西方观念引进来。这时中国历史学家的眼光，就发生了变化。不仅往后看，还往前看，向未来看了。而且产生了阶段论。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都是帝王的家谱。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偏激，却显示出他和传统的历史观的距离。中国人有了新的历史观。这之后，各派兴起，例如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还有社会观、历史观的论战，闹得很激烈。这是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顾颉刚的古史辩派重新检讨中国历史，又有了考古学的方法，受欧洲史学影响的有傅斯年等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如范文澜，郭沫若等。这一路走下来，明显扩展了对历史的看法。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一枝独秀，而且路越走越窄，连吴晗的作品都被称为“毒草”。

改革开放之后，思路又放开了。很多观念，例如汤因比，年鉴学派等历史观都进来了，黄仁宇虽然不好称为一派，但他的写法也扩展了传统的路子。

什么样的历史观是理想的呢？你与这个社会接触多了，社会在你心里就有一个固定下来的影子，历史读多了，历史也会在你心里有一个固定的影子，一种大体差不离的感觉。于是你就会对各派历史观做出自己的取舍，比照常识的影子加以判断，认为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个隔靴搔痒等等。我所做的，就是根据常识，根据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了解，用这个固定的影子比照我读到的各种关于历史的描述，如果前人或洋人的描述不对劲，不透彻，我就自己描画一个，找一个规律。例如血酬定律和潜规则，就是根据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影子描画出来的概念，根据历史事实制造出来的新标签。一百多年来，前辈做了大量学习和引进的工作。我学得不好，对各派研究得不透，又急于说出一些我觉得有点心得的东西，于是我就另起炉灶。

理论创造源于绝望

访谈者：第一财经日报　苏娅

时间:2010年3月3日

访谈者：《潜规则》的前半部着重讲利益计算的方式和法则，后半部涉及人格、良知这些精神领域的东西。有人批评你提出的理论的核心是“利益计算”，是不是特意补充了道德方面的内容，应对这种批评？你对道德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作用怎么看？

吴思：后半部分本来就包括《我们的理想人格》等内容，修订版还撤了一篇《造化的报应》，并没有补充新东西。的确有很多人批评全书都是利益计算，不讲道德和良知。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首先受的教育都是思想道德领域的东西：共产主义觉悟、学雷锋、破私立公、为人民服务。保留对精神作用的尊重和认识，并不是需要额外做的事，那是我们的底子，我们需要补上的反而是前一部分——要做利益计算，不是光从道德和思想的角度讨论问题，而要从利益的角度讨论问题。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正好相反，不需要补谈精神问题。

再进一步说，这两个领域没有截然分开的必要，利益之中就包含价值观。比如同情心吧，同情心就可以计算，它价值多少，眼前这一杯饮料，我是给他喝还是我喝，这里面就有一个利益计算。表现了我的同情心与饥渴感的比较。这个利益计算不是列出算式，而是一种本能。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明，人人都有同情心，人人都有正义感，天生如此，无需额外培养。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看武侠小说，看大侠打抱不平很过瘾，看得很过瘾，大侠本身也很过瘾，就像喝酒过瘾，打抱不平也过瘾。它天然地给我们带来回报。

访谈者：应该说，“计算的方式意味着道德的退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吴思：是的，我是把道德落实了，落实到计算之中。这也不是我的发明，俄罗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就说：道德里总是包含着算术的。

访谈者：你无论读历史，还是做记者，都在为你身处的现实创造概念。在找到“潜规则”这个概念之前的十多年中，有什么堵着你，迫使你寻找一个概念？那么现在又过去了十年，这十年有没有新的东西堵着你？你会用什么概念来描述当前？

吴思：如何用一个概念准确地描述中国？这就是一件堵人的事。现有的概念，比如说，有人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对这样的概念，我并不满意。我认为中国社会是官家集团作主，中国是官家主义社会。这就是一个概念创造。

访谈者：“潜规则”这个概念被创造，并且流行，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个人的体认。现在，很多人想仿效你的路，他们或许会为造概念而造概念，但大多不能流传，是因为这些概念都不够切身，自我体认缺失。在你创造“潜规则”这个概念的背后，个人体认与社会碰撞得最为激烈的是什么，这个创造的动力是什么？

吴思：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脑子中灌输的那套概念体系，不能准确把握和描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再往远处说，也把握不了中国的历史。

灌输给我们的这套东西是什么呢？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用这套概念体系去认识社会，就会发现，生活不是那么一回事，往往是反着的。

我们去插队的时候，背得很熟悉的毛主席的教导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虽然农民的手是脏的，脚上有牛屎，但在精神上他们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可是，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发现他们偷懒，在工厂接受无产阶级再教育时发现工人也偷懒，每天只干三小时活，还把公家的东西往家拿，贪小便宜，好像还没有我们这些学生干净，我们要真学的话，就应该学偷懒、占小便宜。

我们又被告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可是我们看到，人民公社里的田里荒草多，自留地里庄稼都很茁壮，我们怎么能相信一条长满荒草的路通向天堂，而一条禾苗茁壮的路通向地狱呢？

我们接受的教育和所见到的实际情况冲突太激烈了，以至于不能不寻找一种能够描述和表达我们亲眼所见的现实的理论，这个东西又没有，我们就被迫重建。

当然，一开始并没有想重建，刚上大学时猛读西方那些以前没见过的理论，社会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苏联东欧的、青年马克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觉得他们那里会有一种更准确的理论，能够描述我们的现实，整个大学期间都在找，毕业之后接着找，找了十年八年找不着，只好自己创造。动力就来自——绝望，没法描述又不得不描述，别人的描述我又不满意导致的绝望。对别人绝望了，只好自己创造。

访谈者：现在有一种情绪在中青年中普遍存在，那就是一种可怕的历史虚无感。你自嘲，你的研究用的是傻劲，对照出现在很多的“聪明”、很多的“看透”变得没有意义。

吴思：很多人没困惑，没困惑这个不好办。反正我的困惑多，你要问我别人怎么没有困惑，怎么在历史里看不出东西来，我就不知道了。

访谈者：这十年，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吴思：这十年困惑我的东西是：如何在整体上把握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描述中国社会的局部，比如地下室是怎么样，大柱子又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建筑的整体是什么样，我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大框架解释中国的社会，而不是零碎地解释局部？我这十年，最困惑的就是这个事，最近三年做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事。

访谈者：记者的经历对于你从现实角度切入历史研究有哪些好处？

吴思：我只能看到好处，因为我不熟悉学术那一路的，我知道他们按部就班地去积累，回顾前人的成绩，然后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新意，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固定思路，比如税收模型已经研究出来，它怎么能再进一步？它可以放松一些条件，修改一些条件，看税收有什么变化。这些研究都是在前人走过的路上继续往前走，就我来说，每一个学科里我都没有类似的学术上的积累，如果有的话只能是文学理论的积累，那是我学的专业，但我觉得文学理论整体上都有问题，我也不觉得那是一个可以积累发展的好的基础，尤其在解释历史和解释社会方面，所以，我就完全按照记者的思路——什么问题是有价值的问题，或者是有价值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近似有价值的问题，既然它是有价值的，我们就去把它弄明白，从各个领域像记者一样把它了解清楚，比记者更多走一步的就是在理论上、在逻辑上也闹清楚，这就算完成了。

我们这代人，在学术和理论方面先天不足，求学期间学习和掌握的整个理论框架存在大问题，像以前学的经济学现在基本不用了，搞市场经济了，我们就重新开始了解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然后以此为基础往下走。如果我们按照学术的惯性往前走，按以前的思路去研究中国经济，这种学术起点并不比记者的起点更具优势。用这样的学术起点往前走，可能也走不了多远，还可能走错路，不如记者没有预设的理论框架好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记者式的方式，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以前的理论大量地被放弃，不管用了，这时候反而能显出一些优势来，就是直接关注问题，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抓住问题的核心去理解和阐释，看哪个理论好用就拿哪个理论用，没什么门户之见。

访谈者：我们来谈谈你读书的方法。据说，你会像画一棵树一样去读书，困惑越多，读出的东西越多，枝干常常超出主体，以你最近读的田纪云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例，用什么东西来考量从一本书中有所收获？

吴思：我读书，刚开始读，心有所感，就随手在书页边上写下来，最后这一本书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到处都是折页，那么我究竟积累了什么感想？我再把它抄录在电子文档里，一条一条的，数量多了，就被迫分类，比如说，改革开放的条目之下可以分作：农村、城市、商业、财政，每种分类里还会有一些观点，这就是正式笔记了。例如说到“大包干”，历史是怎么来的，我熟悉农村政策史，知道当年毛泽东和邓子恢有一场关于四大自由的争论，但细节记不清，就把《邓子恢传》和毛选第五卷找来看。

他们的争论涉及自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又是西方经济学讨论过的问题，但具体观点如何？于是又读了熊彼特的两本经济分析史，阿马蒂亚·森的《从自由看发展》，还有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等等。一边整理笔记，一边补充读书，读到后来，把笔记汇总起来有16万字，有这些积累，感觉可以写点东西了，最后写成一篇两万多字的稿子，《改革开放的基本规律》，总结了三条定律：一，自由与经济繁荣正相关，这是自由定律。二，遵循自由定律的政府兴盛，违背的衰落。三，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自由，取决于最高权力的利益计算。

访谈者：今年的核心话题是城镇化，有人认为，现在农村只剩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文化面临凋敝，你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这一转型？

吴思：农村没凋敝。（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我在《农民日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人有一个设想，其中一个问题是——农业的经营规模多大，农民的收入可以和工人差不多？按照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机械化水平，在南方一户十五亩水田，一户能对付得了，所带来的收入跟外出打工大概接近，如果在北方，不是种水稻，用工量也少得多，一户四五十亩，是比较合理的经营规模，带来的收入和外出务工接近。

现在的农村，壮劳力都出去了，一些没有出去的人，一是因为恐惧外出，一是认为在农村有优势，能挣到钱。外出的人的地就给他，他是个种田的好手，或者他父亲有病他出不去，出去的人把地给他种，这些地就集中到他手中，集中到二十亩上下的时候，例如在淮河流域，他对付得了，收入水平也和外出打工差不多。

前年，建筑业的一般小工，比如妇女开升降机，一月收入1200元，壮工2000元，扣除吃喝，一年有1万的节余。在家种地，每亩地纯剩余500元，20亩地1万元，刚好形成一个平衡。在这个均衡点上，种田的人没动力再外出，外出的人也没动力回来。一个人种二十亩地，他种得比较精心，单位产量也不低，当然他一定要借助一些机械。于是专门搞收割的收割队就来了，下一季的时候专门搞机耕的又来，这样，就有了分工，专门提供机械化服务的有一批人。这样的农村是进步了，因为分工更细致了、效率提高了。

中国农村进步的基本方向就是城镇化，减少现在农村的人口，大量人口转成非农户，这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唯一出路。城镇化可以让农村的资源配置更合理，从一个人种一亩地，到一个人种十亩地。多出来的人，农民工，参与到全球的资源配置中去，他们的劳动产品出口欧美，部分粮食、大豆又可以从耕地相对丰富的美国进口，如此形成更合理的资源配置，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进步。

中国农民参与中国城市化进程，还体现在他们到城镇买房的过程中。过去问农民“挣了钱怎么花”，多半说在本村盖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用这笔钱在乡镇或者在县城买房，而不是在本村建房，他们会考虑，如果在镇上买房，首先道路好，生活更方便，另外还有一些机会，如果这个经济机会他抓得住，他也会考虑在街上买房。能力再强的，能抓住县城的经济机会的，就会在县城买房，形成一种自动筛选的过程。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全中国城镇化在我们眼前呈现一个梯次结构，一线二线城市的房价高了，超出了农民工的支付能力，就会把他们挤到三线、四线城市，挤到县城和乡镇，形成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以农民盖房、货币支出为主要支撑力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进程，一方面是城市发展了，一方面是农村的资源配置更合理了。闲人不那么多了，都出来打工了。城乡并肩前进。

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采写：《南方都市报》韩福东

时间：2008年10月6日

在去大寨参观的路上，就纷纷传说要恢复高考，我们一帮先进知青开始商量考还是不考。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脱逃。

大包干的成功对我的影响，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观的崩溃。从写陈永贵传记开始，我被迫弄历史，回过头来重建世界观，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添砖加瓦。

上山下乡，这是中国一代知识青年的宿命。吴思赶上了这个运动的尾巴。

有组织、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8年底，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那时还是小孩子，不太懂。”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类口号的熏陶，还是让吴思对下农村充满了憧憬。高中毕业后，他终于有机会去实践自己的理想。

这时，已经有知识青年陆续以各种名义返回城市，其中不乏血泪斑斑的抗争。但先进知青吴思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一意要向陈永贵的大赛学习。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这时的吴思已经坐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开始新的生活。离开农村时，发自内心的喜悦让他困惑。

这种困惑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一个曾经的所谓“极左”的先进知青典型，在改革开放后扑面而来的信息和知识洪流中，开始重建自己的观念大厦。

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1978年上大学以前，我一直都是“极左”分子。从红小兵排长、红卫兵排长到团支部书记，一路班干部当下来，总是用“极左”的思想去教育别人，结果最有效的是用“极左”思想教育了自己。1976年高中毕业后，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有几种情况可以不去插队，比如独生子女，或家里两个子女的年龄相差6岁以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都属于受照顾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们满脑袋都是毛泽东思想，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我们打开中国地图挑，哪里艰苦就准备申请去哪儿。当时最热门的是西藏和延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去了北京郊区。因为跟我一起的那个同学，他母亲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说，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这么大年纪怎么办？我们实在说服不了他，所以就劝劝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会去了。——因为关系到另外一个家庭，我觉得责任重大，不再坚持，就在学校安排的北京郊区挑了一个最穷的山村。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文革”开始。我妈在大学教书，有一天我带着弟弟在外面玩，老远就听见敲锣打鼓的，非常热闹，凑过去看见一队人在游街。前边有几个人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妈。我跟弟弟吓得撒腿就跑回家，透过窗帘的缝，看着游街队伍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对我来说，这一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们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边看得还挺热闹。家里被翻个底朝天，好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都翻出来了。小孩对抄家的感觉不那么恐怖，觉得挺好玩：哎哟，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

此后我跟母亲去了商业部在河北文安县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两年。我爹在国防科技系统，他戴的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妈大概是“反动学术权威”或“修正主义苗子”之类，他们的级别不高，县团级，在北京的中央单位，好歹得是司局级才能当“走资派”。很快他们就不是被批斗的重点了。

但是五七干校都得去，两派一掐起来，互相抄家、互相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当时大家普遍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对父母挨斗和抄家的感觉也就不强烈。两派打起来，互指对方是“保皇派”，我也就搞不清楚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了。那时候觉得我爸他们不错，对方才是混蛋，才反动，就站在我爸这边，谈不上和家长划清界限。本来小孩对这个就不懂，最初的兴奋劲过去了，也就不感兴趣了。

“文革”感觉挺幸福的，没人管。他们大人白天上班，晚上全都得开会，所以小孩是自由的。上学就背毛主席语录，学什么东西也不考试，我们整天都在外面干抓蛐蛐、扎蛤蟆、打弹弓之类的事情。

小学生是红小兵，完全没有资格参与红卫兵那些事儿，总得是个初中生才能参与哪一派。到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红卫兵就有取代共青团之势，已经成为相当正式的组织，大家都分批申请加入红卫兵。一段时间过后，共青团恢复，红卫兵就成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共青团成为核心组织，红卫兵再入团。我们入红卫兵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红卫兵开始体制化，官方化，已经不像先前那般具有冲击力和造反精神。

这辈子我读的第一套书就是《星火燎原》，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写的革命回忆录，有的故事很残酷。感觉很好看，里面尽是打仗的故事。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欧阳海之歌》，很著名的革命小说。我们的底色都是毛泽东思想，接受的是革命的传统教育。

“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高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真实的社会、贫下中农和想象的相差很远。条件很艰苦，每天日值三毛五分钱。那时候标准粉的价格是一斤一毛八分五，拿粮票买。也就是说，一个壮汉把一天的收入拿来买粮食，买不了两斤白面。即便不拖家带口，也是吃不饱的状态。插队的时候，没有油水、没有肉，一天两斤白面不够吃。有一次我吃炸酱面，一顿就吃了一斤九两，还没吃饱，舍不得吃了。

到农村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是，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所教导的。我们在下乡之前，正赶上毛主席在批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批判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制度，说它们是建立在个人私心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一些新的东西，重点就是列宁提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这被认为是建立在群众自觉的纪律的基础之上，是以革命英雄主义为基础的劳动。让这种大公无私的劳动逐渐扩大，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基础，也只有这种充满创造性的自觉的劳动，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大家就开始模仿。我到农村之后就把这套东西照搬下来，组织共青团员、青年突击队进行周六义务劳动。组织了不过三四次，大家就没了新鲜劲，并且开始攻击我，说我沽名钓誉，利用群众让自己出名，往上爬。于是义务劳动就坚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副指导员，管理队里的水。农民浇自留地水的时候正好赶上生产队也要浇麦地，两者发生冲突，究竟谁先浇水？按照毛泽东思想就是先公后私，甚至于大公无私。我就让先浇集体的。可当时农民全都偷着扒水，我只要不在，他就把水渠给扒了，把水引到自留地里。一次发生冲突，我还跟人打起来了。最后发现，我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一转身人们就扒水渠，他们互相之间都假装看不见，就瞒我一个人。我不可能一天到晚看水啊。

后来开队委会的时候，大家讨论怎么办，我还是坚持先公后私，等队里浇完了之后，再浇农民的自留地。开会的多数成员则表示，白天队里浇，晚上农民浇。我是最左的，一般干部都比我缓一步。我这个主张没人支持。

人民公社社员老偷懒，刨地的时候大概连一半的劲都没使出来。上班的时候磨洋工，下工以后在自留地里打冲锋。我努力督促社员多干活，也是屡屡受挫，无论我怎么带头玩命，人家也跟不上来。生产队干部对集体的事也不那么热心，那时候我当了一把手，那些队干部，遇到一点挫折，动不动就说不干了。

参观大寨时热血沸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们这帮小“左派”的感觉是，可能要资本主义复辟了，但是又不敢肯定，上层的事我们不清楚，无法判断。再说我们对“四人帮”特有的那些空话、大话也没什么好印象。

1977年，我参加北京先进知青参观团去大寨参观。参观大寨回来后，昌平的几个知青住在县委招待所。当时有四五个人在一起讨论大寨那套东西行还是不行。我们在大寨的时候都热血沸腾，信心十足，一出了昔阳县，温度就降了一半，到北京就剩20%了。第二天一回村，估计这趟大寨参观的激情就全消了，温度又降回到零了。大家说，一看我们村那帮社员，干活出工不出力，偷懒，自私自利，恨不得拿鞭子抽他们，跟牲口似的。

这时候，一个大学毕业后申请下乡当农民的知青就插话说，内蒙有个知青，写了一本书，基本观点是：中国农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刘少奇主张的包产到户。

这句话在当时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标准的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你能感觉到，这种主张有一种强大的真理的力量，要是真那么搞，中国农业肯定行，肯定粮食够吃，农民肯定使劲干活。

当时空气就跟凝固了似的，大家都不说话。不知道沉默了多长时间，我说，说这话的伙计被抓起来了吧？她说，抓起来了。

这个人叫张木生，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但是绝不敢想这么干。当时我敢想得最远的就是，扩大自留地面积。对于张木生的被抓，当时觉得，说这种话的人不被抓起来，天理何在？

背叛“理想”参加高考

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逃脱在去大寨参观的路上，就纷纷传说要恢复高考，我们一帮先进知青开始商量考还是不考。多数人动心，坚决不考的好像没有。偏左的动摇分子说，就算考也不能今年考，那样立场就太软了，到第二年考或不考再说。我属于偏左的，当年就没考，也没复习。

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脱逃。一直到了年底，他们都考完了，我才经受不住压力，开始悄悄地，恨不得是偷偷地准备考试，开始看点高中的课本。

1977年年底进行了一次高考，1978年年初入学。1978年年中又考了一次，10月份入学。因为刚恢复高考，我完全不懂怎么填报志愿，就按照我喜欢大学的顺序来排，最想上的是人大，人大有一股“纯种”的革命味道，所以第一志愿就是人大中文系，然后觉得北大也是挺有名的，第二志愿就填了北大中文系，第三志愿好像是南开，那是周总理的母校。我当时对历史不感兴趣，觉得钻到故纸堆里太没出息了，那么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在召唤着你，不接受人民的召唤反而钻到故纸堆里面去，不可理解，太陈腐了。中文系是当时第一热门系，所以我就选择了中文系。

我考的分数很高，没有任何悬念地进入了人大。我以为我会留恋农村，我以为上不上大学对自己无所谓，恨不得认为考不上更好。考试之前一直这么觉得，考完后也不怎么在乎，心想考不上拉倒。

接到录取通知时，正是护秋的季节，就是派人去看守庄稼和果实，以免被偷。农民怕得罪人，我们知青是外来户，我抓着谁都翻脸不认人，于是就让我护秋。我当时还创造了平均三五天抓一个小偷的生产队纪录。

我正在护秋呢，有人到处找我，说我考得可高了。我跑去看，总分500分，我考了398.5分，听说在我们县是文科第二名。我假装不动声色。回到宿舍，我拿着镰刀出去巡山，走到村外没人的地方，忽然心里一阵狂喜，按捺不住，“噌、噌、噌”顺着山梁往上跑，跑上去后大气儿都不喘，意犹未尽地又蹦了几个高，大喊了几声。之后，我忽然就愣了，心想：我怎么会这样？我真的那么想离开农村么？对自己的狂喜很意外，我觉得我不那么在乎这事，我挺留恋农业学大寨的呀。我是大队副书记、生产队指导员，身兼重任，还是先进知青典型，自我感觉也是一个革命者，不是贪生怕死、好逸恶劳、钻到大学里去读书的人……可是我怎么能这么狂喜呢？我怎么这样啊？当时内心的狂喜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差不多该上学了，村里面我已经找到了接班人，他也已经上任了，可我就是拖着不走，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人们都说，你干吗呀，还不回家去？实际上我当时处境已经很尴尬了，感觉自己确实成了局外人。最后还是大队书记把我送到车站，好像还是把我轰走似的。还没开学，我提前了一段时间离开了农村。

农村调查中发现“潜规则”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实际是到它的机关报《农民日报》去。农民报当时是采编合一，我到那儿的第三年当总编室副主任。第四年申请去群工部待了一年，看来信，接待上访。

1983年，我去群工部翻来信，看到一封来信说，开封的农民买不到“挂钩肥”。挂钩肥是指农民在平价交售棉花、小麦等农产品后，国家向他平价销售的化肥。结果开封地区的农民都老实地把棉花、小麦低价卖给了国家，但是买不着计划内平价的化肥，只能买市场上高价的化肥。

我就和另外两个同事组成一个调查小组，从供销总社农资局开始，一层一层地调查下去。我们发现，这种资源分配另有一套规矩，不像文件里说的那样。我们作了连续报道，报道中用了一个词叫“内部章程”，就是后来“潜规则”的前身。第二年，这个报道获得全国好新闻奖。

中纪委，商业部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去调查这个事情，我就是他们调查组成员。我觉得我们立了一大功，把一个不正之风、腐败给堵住了。但下去一看，一切照旧，什么东西也没有改变。就是有那么一两个人运气不好，碰到我们的枪口上，被撤职了。新上任的人继续那么干。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失败，它对我剌激比较大。首先我知道中国另有一套规矩，得注意，要不然别想认识中国。另一方面，觉得我们凭着道德热情去蛮干解决不了太大问题。我在群工部当副主任的时候，大量接触群众上访，深切感到中国受委屈的人太多了，这个问题太大了，几乎就不能有保障地提供公平和正义。

写陈永贵治好我的心病

在去农民报之后，我始终解决不了理解中国的理论基础问题，越来越觉得单单用马列主义解释中国不管用。整个改革开放都是对列宁－斯大林主义某些思想的偏离，但是却大获成功。大包干的成功对我影响最大。原来我那么坚定地学大寨，折腾得一塌糊涂，小有进展，基本上是僵持——因为我拼命干，还能前进一两步，但稍微一停步，就被挤回来了。到邓小平执政的时候，农民却像上了发条似的拼命干活，中国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吃不饱变成粮食过剩。

你不得不承认这东西真管用，原来觉得这东西管用但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调动的是人们的私心，自私自利之心，会把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尔虞我诈，唯利是图，所以尽管能多打粮食，也不能走那条路。实际是，农民多打粮食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却变好、变宽松了，不是更暴戾了。

1987年以后，农村这块基本上没什么事情了，制度基本稳定下来。我就觉得待着没啥意思。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我学大寨为什么失败的问题。学大寨的失败，对它的理解，对中国农村的前途和历史的看法，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块病。大包干的成功对我的影响，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观的崩溃。我一直想做的事，就是观念体系或世界观的重建。我把握世界的方式散了架，世界凌乱一团，我想以农村为基础，把框架重新建立起来，让我们可以准确地、有说服力地理解现实。世界观重建，这是我十多年个人阅读的一个模模糊糊的主题，也是我写陈永贵传记的动机。

我对陈永贵是真的感兴趣。山西昔阳县档案馆关于陈永贵的档案非常多，我一直从上世纪50年代读到80年代，把这30年跟陈永贵有关的档案全看了，抄档案每天都是从早上吃完饭一直抄到晚上下班，每天昏天黑地地抄，摘抄和复印的资料各有厚厚的两大摞，抄资料的圆珠笔笔芯就用了一大把。

我写陈永贵传记，就是想弄明白，我为什么失败了，他为什么成功？后来弄明白了，他的那套东西挪到我这里，也得死。然后就觉得，此天也，非战之罪。心里就踏实了。不是我不好好干，实在是他这条路只有在个别的情况下，在各方面力量都很强的时候，才能在局部走通，而那个条件太苛刻了，在中国不可能到处都具备。写完陈永贵，治好了我心里的一块病。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

等这事弄完了，我就去了《桥》杂志。在《桥》杂志与香港明报集团合作出版了三期，就停刊了。然后又与明报集团合作出了两批书籍。接下来，明报集团的各种业务撤离大陆，所有的合作都终止，我们就失业了。1996年的时候，《东方》杂志要复刊，我去那儿办了一期试刊，不过没有获准通过，又死了。当时还有人来找我，让我去弄一个经济类的杂志，当主编，当时的理想是，用五六年的时间办出一个中国的《Fortune》来，办《Fortune》是没有太大风险的。

但是我已经从1993年起折腾了三四年，干一件事砸一件事情，感觉我的手特臭，碰什么什么死。回过头来看，那三四年就感觉是糊里糊涂当编辑，做杂志，为他人做嫁衣。要我再用五六年的时间为他人做嫁衣，偏离了我的主线。我原来以为我写完陈永贵的传记，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农村的事儿不管了，历史的事儿不管了，都了解了。然后就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撞了几年才发现，其实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还是世界观重建。我就觉得，办这个经济杂志跟我想干的事儿不是一回事，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不是我内心最关注的。我不干了，我回家读书写东西去。

我感觉到自己功底不足，开始读明史，想慢慢搜集资料，写一本专著。后来梁晓燕帮《上海文学》约稿，约到我头上。那时候我做的明史笔记已经有上百万字了，觉得对付几篇文章就是小意思。后来，把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和我的部分笔记整理一下，就成了一本书《潜规则》。

写完这本书我就觉得，“潜规则”这个词一定会流行的，这个词太重要了，在我心里憋了那么久才找着一个表达的出口，很多人一定也在找。当时我列了至少七八个词，如灰色、内部、规矩、章程等，在这里面互相组合，最后觉得“潜规则”这个词不错。我经常用这类词语组合的方法杜撰词语，包括后面的“血酬定律”也是这么弄出来的。

“血酬定律”的市场反应没有“潜规则”那么好，可是在我看来，它的分量比潜规则更重。血酬定律说的是靠暴力获得报酬的计算规律，说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所不能包容的破坏力，属于和生产力并列的那个层次，它虽然不如潜规则流行，但在我重建世界观的努力中，它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基石。

从写陈永贵传记开始，我被迫弄历史，回过头来重建世界观，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添砖加瓦。原来的世界观倒塌之后，我试图在这个废墟上建起一个更大、更漂亮、更结实也更适宜人居的观念大厦。

出版后记

记得两年前，我们将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时候，内心有着一种别样的感受，我们为读者对这本书的喜爱而感到欣慰，也为此书的一印再印而兴奋。

读者对这本书的关注不是没有缘由的。在现实生活中，潜规则已经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人们厌恶它，又往往难以绕过它，迫切想改变它，渴望着民主生活的健全，潜规则得到阻遏，甚至在中国大地上消失。这种期盼的冲动，也使读者希望从吴思的书中得到更多的东西，想知道他的研究有什么新进展，关心他的新著何时可以面世。

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征得吴思先生的同意，将近几年来媒体上有关他的访谈文章结集出版。这些文章大多为媒体记者整理，虽然各有侧重，但所关心的话题还是有所重复，为了节省读者阅读的时间，我们建议删去重复，按不同的专题把相关的访谈编辑在一起，使之易于查找，阅读方便。于是，二十九篇访谈被编入五个专题，它们依次为：“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观念版图的融合”；“从历史看现实”；“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经过吴思的再三斟酌，反复修订，就成为读者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书名也是吴思先生拟定的：《我想重新解释历史》。用“我想”颇显得低调，他在《自序》中自谦地说：“现在更不成熟的访谈录结集出版，需要说几句弥补缺陷的话。”这反映出“重新解释历史”乃是正在进行时，他尚处于研究的过程中。如果此书的出版能够给读者以启迪，如果读者的阅读反馈、哪怕不同意见的争辩，能促使研究的步步深入，那么本书的出版预想就算达到了。

出版者

2011年4月

Table of Contents

-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30年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图书之一，了解中国史、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必读。）

- 出版说明

- 修订版说明

- 自序：关于“潜规则”和这本书

- 正编

- 身怀利器

- 1

- 2

- 3

- 4

-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

- 第二等公平

- 公平是有等级的

- 第一等公平的由来

- 第二等公平的根据

- 垄断价格的比喻

- 不公是易燃的危险品

- 当贪官的理由

- 附记：

- 恶政是一面筛子

- 1

- 2

- 3

- 4

- 5

- 6

- 皇上也是冤大头

- 1

- 2

- 3

- 摆平违规者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 1

- 2

- 3

- 4

- 5

- 新官堕落定律

- 正义的边界总要老

- 世道变了

- 今日的边界也在动

- 历代的重复

- 法行故法在

- 官场传统的心传

- 晏氏转型

- 崇祯死弯

- 致命的U形弯

-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 更深广的背景

- 通向谷底的路途

-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 结局

- 有关潜规则的定义

- 杂编

- 笑话天道

- 1

- 2

- 3

- 4

- 5

- 古今中外的假货

- 我们的人格理想

- 仁孝人格

- 雷锋人格

- 人格与时代

- 公民人格

- 公民人格与传统

- 公民人格与终极价值

- 理解迷信

- 代后记: 农民与帝国

- 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 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 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 附录

- 《新周刊》：潜规则十周年专访吴思

- 吴思《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提要）

-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官场商场职场必读之书)

- 再版前言

- 自序

- 【正编】

- 【一】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 【二】命价考略

- 【三】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

- 【四】刘瑾潜流

- 【五】县官的隐身份

- 【六】灰牢考略

- 【七】庶人用暗器

- 【八】出售英雄

- 【九】硬伙企业

- 【十】洋旗的价值

- 【十一】地霸发迹的历程

- 【十二】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

- 【十三】白员的胜局

- 【十四】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 【杂编】

- 【一】《万历十五年》没说透

- 【二】潜规则的定义

- 【三】废渠的事理

- 【四】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

- 【五】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寓言）

- 后记 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

- 附录 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

- 自序

- 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

- 理论的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

- 元规则理论的根基：生命换资源的原始策略

-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再到元规则

- 官家主义这个词

- 官家主义和血酬史观

- 建构血酬史观

- 重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 基本概念出了问题

- 命名是认识世界的手段

- 历史与公正计算

- 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

- 局观历史

- 规则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

- 拆解人间对局：潜规则的系列概念

- 历史对局的终极法则

- 我的写法就是解局之法

- 观念版图的融合

- 老子曲线

- 儒家与自由主义是可能调和的

- 《中庸》可以和自由主义接轨

- 谎言的成本和收益

- 我对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 从历史看现实

- 黑窑事件与地霸秩序

- 黑社会是怎样挣钱的

- 掠夺性策略的利益关系

- 官职交易的三种机制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进化

- 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

- 我的心病与我的写作

- 研究苹果掉下来的道理

- 理论创造源于绝望

- 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 出版后记

Table of Contents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30年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图书之一，了解中国史、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必读。）

出版说明

修订版说明

自序：关于“潜规则”和这本书

正编

身怀利器

1

2

3

4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

第二等公平

公平是有等级的

第一等公平的由来

第二等公平的根据

垄断价格的比喻

不公是易燃的危险品

当贪官的理由

附记：

恶政是一面筛子

1

2

3

4

5

6

皇上也是冤大头

1

2

3

摆平违规者

1

2

3

4

5

6

7

8

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1

2

3

4

5

新官堕落定律

正义的边界总要老

世道变了

今日的边界也在动

历代的重复

法行故法在

官场传统的心传

晏氏转型

崇祯死弯

致命的U形弯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更深广的背景

通向谷底的路途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结局

有关潜规则的定义

杂编

笑话天道

1

2

3

4

5

古今中外的假货

我们的人格理想

仁孝人格

雷锋人格

人格与时代

公民人格

公民人格与传统

公民人格与终极价值

理解迷信

代后记: 农民与帝国

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附录

《新周刊》：潜规则十周年专访吴思

吴思《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提要）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官场商场职场必读之书)

再版前言

自序

【正编】

【一】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二】命价考略

【三】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

【四】刘瑾潜流

【五】县官的隐身份

【六】灰牢考略

【七】庶人用暗器

【八】出售英雄

【九】硬伙企业

【十】洋旗的价值

【十一】地霸发迹的历程

【十二】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

【十三】白员的胜局

【十四】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杂编】

【一】《万历十五年》没说透

【二】潜规则的定义

【三】废渠的事理

【四】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

【五】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寓言）

后记 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

附录 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

自序

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

理论的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

元规则理论的根基：生命换资源的原始策略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再到元规则

官家主义这个词

官家主义和血酬史观

建构血酬史观

重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基本概念出了问题

命名是认识世界的手段

历史与公正计算

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

局观历史

规则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

拆解人间对局：潜规则的系列概念

历史对局的终极法则

我的写法就是解局之法

观念版图的融合

老子曲线

儒家与自由主义是可能调和的

《中庸》可以和自由主义接轨

谎言的成本和收益

我对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从历史看现实

黑窑事件与地霸秩序

黑社会是怎样挣钱的

掠夺性策略的利益关系

官职交易的三种机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进化

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

我的心病与我的写作

研究苹果掉下来的道理

理论创造源于绝望

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出版后记

Table of Contents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30年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图书之一，了解中国史、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必读。）

出版说明

修订版说明

自序：关于“潜规则”和这本书

正编

身怀利器

1

2

3

4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

第二等公平

公平是有等级的

第一等公平的由来

第二等公平的根据

垄断价格的比喻

不公是易燃的危险品

当贪官的理由

附记：

恶政是一面筛子

1

2

3

4

5

6

皇上也是冤大头

1

2

3

摆平违规者

1

2

3

4

5

6

7

8

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1

2

3

4

5

新官堕落定律

正义的边界总要老

世道变了

今日的边界也在动

历代的重复

法行故法在

官场传统的心传

晏氏转型

崇祯死弯

致命的U形弯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更深广的背景

通向谷底的路途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结局

有关潜规则的定义

杂编

笑话天道

1

2

3

4

5

古今中外的假货

我们的人格理想

仁孝人格

雷锋人格

人格与时代

公民人格

公民人格与传统

公民人格与终极价值

理解迷信

代后记: 农民与帝国

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附录

《新周刊》：潜规则十周年专访吴思

吴思《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提要）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官场商场职场必读之书)

再版前言

自序

【正编】

【一】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二】命价考略

【三】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

【四】刘瑾潜流

【五】县官的隐身份

【六】灰牢考略

【七】庶人用暗器

【八】出售英雄

【九】硬伙企业

【十】洋旗的价值

【十一】地霸发迹的历程

【十二】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

【十三】白员的胜局

【十四】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杂编】

【一】《万历十五年》没说透

【二】潜规则的定义

【三】废渠的事理

【四】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

【五】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寓言）

后记 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

附录 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

自序

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

理论的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

元规则理论的根基：生命换资源的原始策略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再到元规则

官家主义这个词

官家主义和血酬史观

建构血酬史观

重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基本概念出了问题

命名是认识世界的手段

历史与公正计算

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

局观历史

规则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

拆解人间对局：潜规则的系列概念

历史对局的终极法则

我的写法就是解局之法

观念版图的融合

老子曲线

儒家与自由主义是可能调和的

《中庸》可以和自由主义接轨

谎言的成本和收益

我对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从历史看现实

黑窑事件与地霸秩序

黑社会是怎样挣钱的

掠夺性策略的利益关系

官职交易的三种机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进化

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

我的心病与我的写作

研究苹果掉下来的道理

理论创造源于绝望

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出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