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

作者 [日]村上春树

译者 林少华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年2月

目录

扉页

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代译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后记

版权信息

制作信息

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

（代译序）

林少华

村上春树（1949一），这位居住在我们东方邻国的作家，不动声色之间，已经使自己成了同时下任何一位世界级作家相比都不逊色的十分了得的人物。在他的母国日本，其作品的发行量早已超过了1500万册这个可谓出版界的天文数字。在我国大陆，其中译本也在没有炒作的情况下执着地向四十万册逼近。仅《挪威的森林》，不到半年便重印四次，但仍不时脱销。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因素使这位日本作家如此占尽风光，甚至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相形见绌呢？回答自然多种多样。从我们中国读者角度来说，同是日本作家，川端也好，大江也罢，读之总觉得是在读别人，中间好像横着一道足够高的门坎，把我们客气而又坚决地挡在门外；而读村上，我们则觉得是在读自己，是在叩问自己的心灵，倾听自己心灵的回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游历，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简而言之，也就是村上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心的共鸣。

那么，引起我们心的共鸣的又是什么呢？下面就让我就此（也可能不完全就此）谈三点感想或看法。实质上涉及的也就是村上作品的独特魅力问题——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

一

虽说村上的小说译了几本，评论性文章也写了几篇，但我心里总好像还塞着一个谜团，或者说总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村上作品中最能打动我个人、作为四十几岁中年人的我个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不错——如同以前我在《村上春树精品集》新版总序中所说——小说中现实与非现实的错位，别具一格的行文，时代氛围和个人感性，田园情结和青春之梦，都足以令人沉潜其中。不过老实说，那类文章，我大多是从一个译介者和一名大学教员的角度来写的，很大程度上带有“公”的色彩，而多少压抑了纯属个人的、即村上所说的“私人性质”的东西。我认为那也是对的。在译介初期，有必要循规蹈矩地归纳村上作品的一般特点，有必要把日本以至国际上有关评论转达过来，否则对读者是不公正的。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私人性质”的感受还处于混沌状态。

近来，感受逐渐趋于清晰——其实村上作品中最能让我动心或引起自己共鸣的，乃是其提供的一种生活模式，一种人生态度：把玩孤独，把玩无奈。

大凡读者都读得出，村上文学的基调就是孤独与无奈。但较之孤独与无奈本身，作者着重诉求的似乎更是对待孤独与无奈的态度。

我仿佛听到村上在这样向我倾诉：

人，人生，在本质上是孤独的，无奈的。所以需要与人交往，以求相互理解。然而相互理解果真是可能的吗？不，不可能，宿命式的不可能，寻求理解的努力是徒劳的。那么，何苦非努力不可呢？为什么就不能转变一下态度呢——既然怎么努力争取理解都枉费心机，那么不再努力就是，这样也可以活得蛮好嘛！换言之，与其勉强通过与人交往来消灭孤独，化解无奈，莫如退回来把玩孤独，把玩无奈。

于是，孤独和无奈在村上这里获得了安置。就是说，这种在一般世人眼里无价值的、负面的、因而需要摈除的东西，在村上笔下成了有价值的、正面的、因而不妨赏玩的对象。实质上这也是一种自我认同或曰对同一性（identity）的确认，一种自我保全、自我经营、自我完善，一种孤独自守、自娱、自得、自乐的情怀。作者藉此在熙来攘往灯红酒绿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建造了一座独门独院的“小木屋”，一个人躲在里面一边听着爵士乐，啜着易拉罐啤酒，一边慢慢地细细地品味孤独与无奈。电视则绝对不买，报纸绝对不订，电话也只是在响了六七遍之后才老大不情愿地拿起听筒。

“小木屋”的主人自然是“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年龄大多在二十九至三十四岁之间，基本是刚刚离婚或老婆跟人跑了。这里，主人公本身就是孤独的象征。他已被彻底“简化”，无妻（有也必定离异）、无子、无父母（有也不出场）、无兄弟（绝对独生子女）、无亲戚（只在《奇鸟行状录》中有过一个舅舅），甚至无工作（好端端的工作一辞了之），远远不止是我国城镇里的“三无人员”。也正由于“我”敢于简化，敢于放弃，“我”也才潇洒得起来。

然而并不能因此断定“我”得了自我封闭症。“我”有时也从“小木屋”中探出头来，而这时他的目光却是健康的、充满温情的，如对《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中的直子，对《舞！舞！舞！》（以下简称《舞》）中的雪。当然，如果有人扰乱他自得其乐的“小木屋”生活，死活把他从中拖出，他也绝不临阵退缩（小说情节大多由此展开），如对《寻羊冒险记》（以下简称《羊》）中的黑西服秘书和“先生”，对《奇鸟行状录》中的绵谷升。这种时候的“我”绝对不是好忍的，一定老练地、机智地、执拗地奉陪到底。

主人公身上，恐怕有这样几点需加以注意：对冠冕堂皇的所谓有值存在的否定和戏弄，有一种风雨飘摇中御舟独行的自尊与傲骨；对伪善、狡诈行径的揭露和憎恶，有一种英雄末路的不屈与悲凉；对“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现代都市、对重大事件的无视和揶揄，有一种应付纷繁世界的淡定与从容；对大约来自宇宙的神秘信息、默契（寓言色彩、潜意识）的希冀和信赖，有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梦想；对某种稍纵即逝的心理机微（偶然因素）的关注和引申，有一种流转不居的豁达与洒脱；以及对物质利益的淡漠，对世俗、庸众的拒斥，对往日故乡的张望等等。可以说，这同主人公把玩孤独把玩无奈是相辅相成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惟其如此，也才不至于沦为一般所说的“拿无聊当有趣”。

总之，村上的小说为我们在繁杂多变的世界上提供了一种富有智性和诗意的活法，为小人物的灵魂提供了一方安然憩息的草坪。读之，我们心中最原始的部分得到疏导和释放，最软弱的部分得到鼓励和抚慰，最孤寂的部分得到舒缓和安顿，最隐秘的部分得到确认和支持。那是茫茫荒原上迎着夕晖升起一股袅袅饮烟的小木屋，是冷雨飘零的午夜街头永远温馨的小酒吧。

我甚至突发奇想地觉得，村上春树的作品尽管形式上明显受到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但骨子里却透出东方古老的禅意。在某种意义上，乃是禅的现代诠释。读过村上一篇名叫《电车和电车票》的短文吗？“我”最后采取的态度是以“无心无我”的境界乘车：既然怎么努力车票都要丢，那么，不再努力就是，让它丢好了。引申言之，既然孤独和无奈怎么都排遣不掉，那么不再排遣就是，把玩之可也！

二

一般说来，小说这东西要从头读起。写的人讲究“有头有尾”，读的人也是如此，很难不顾头尾地从中间突破。并且，通常看一遍足矣。而村上作品一个神奇之处，就是可以让你随时随地从任何一页任何一处读起，并迅速沉浸其中。就像《挪》中的主人公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不妨说，村上的小说如同一座没有围墙的大观园，从任何一处都可以进入：或小桥流水，或茂林修竹，或雕梁画栋，或曲径通幽，无处不是令人流连忘返的景点，任何一处都既是入口又是出口。

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读法呢？我想恐怕主要是作品中的艺术情调、美学韵致和抒情氛围所使然。有人问我村上的小说是“大众文学”还是“纯文学”，我说如果前者主要以情节胜而后者主要以韵味胜的话，村上的小说应该归为后者（当然这种分类无甚意义）。说得极端一点儿，村上小说乃主韵的小说——作者擅长的不是天衣无缝的情节设计，不是横扫千军的如椽巨笔，不是深刻重大的主题发掘，不是气势磅礴的场面描绘，而是对情调、韵致和气氛的出神入化的经营。

信手拈出几例：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起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我就这么喜欢你。”（《挪》）

▲“这么着，整个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我都没有看原原本本的鲸而一个劲儿看鲸的阴茎。在阴冷冷的水族馆式甬路散步散腻了，我便坐在无声无息的天花板极高的展厅沙发上，对着鲸的阴茎呆呆地度过几个小时。”（《羊》）

▲“世界——这一字眼总是令我想起象与龟拼命支撑的巨型圆板。”（同上）

▲“她的笑容稍微有点儿紊乱。如同啤酒瓶盖落入一泓幽雅而澄寂的清泉时激起的静静波纹在她脸上荡漾开来，稍纵即逝。消逝时，表情比刚才略有逊色。我饶有兴味地观察着这细微而复杂的变化，不由觉得很可能有清泉精灵在眼前闪出，问我刚才投入的是金瓶盖还是银瓶盖。”（《舞》）

▲“所谓特殊饥饿感是怎么回事呢？我可以将其作为一幅画面提示出来：①乘一叶小艇飘浮在静静的海面上。②朝下一看，可以窥见水中海底火山的顶。③海面与那山顶之间似乎没隔很远距离，但准确距离无由得知。④这是因为海水过于透明，感觉上无法把握远近。”（《再袭面包店》）

你不能不承认，作者具有非常出众的演绎、发挥、引申的才能，其驾御想象的能力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由此产生的场景充满诗情画意和象征性。笔法虽有欧化痕迹，但其中的情绪十分古典和浪漫，而童话色彩和调侃意味的加盟，更使情调保持在一个妙不可言的和音上，给人以极大的阅读愉悦和深层启示。

总的说来，村上营造的情境或者说氛围有这样几个特点：

•对濒于瓦解的家园意识的伤怀和修复。或者说在光怪陆离喧嚣浮华的尘世中为我们平静而执着地守护着——像《挪》中的“我”守护直子窗口那微小的光亮一样——一小块精神家园，使我们不至于在都市迷情中彷徨和沉沦，为我们实际上已很贫瘠很焦渴的心田注入营养，洒下甘霖。亦如一首永远在天边回荡的牧歌。

•象征性地推出人生镜头，传达现代人的焦虑、苦闷、迷惘、困窘、无奈和悲凉，点化他们的情感方式和生命态度。同时又给人以梦幻，为我们拾回破碎了的青春之梦，让我们重新踏上自己的情感曾流淌过的河床，进而让我们同心爱的人携手走出那片凄冷的森林，背起行囊奔向远方陌生的街市。用《挪》中主人公的话说，甚至可以摇撼我们“身上长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在精神的废墟上聚拢起零星的希望之光。

•似乎有某种破译心灵密码、沟通此岸世界至彼岸世界的神秘力量。正如部分读者来信所说，我们平时语言动作所表达的心灵深处的感受连其十分之一都不到。对于潜在的部分，我们往往急于表达却又苦于没有门路，而村上营造的情境恰恰传导了我们这部分感受，或者说撬开了包拢我们的厚厚的硬壳，使我们的灵魂获得释放，产生一种此岸世界电路与彼岸世界电路瞬间接通时进入澄明天地的惊喜之情。

•一贯保持高雅、冷静、节制而抒情的格调。作者虽然经常触及平庸琐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小场面，但绝不低就媚俗，而大多着眼于心灵的诉求、心灵的触碰与叩问。他也表现都市的荒谬感和非现实世界的怪诞，但并无猎奇趣味，而始终不失悲天悯人的温情和健全的智性与理性，透示出哲理感悟和人生体验，显现出倜傥不群的文学品位，给人以难以类比的审美享受。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作者这种用以营造情境烘托气氛的工笔写意式笔墨并非偶一为之的点缀，而几乎同作品相始终。惟其如此，读者才可能从任何一处切入并马上融入情境之中，去“呼吸草的芬芳，感受风的轻柔，谛听鸟的鸣啭”，去领略“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缥渺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去窥看“海底火山的姿影……等待汹涌的潮水把自己送往相应的地方”，去等待“大象重返平原”和幸遇“百分之百的女孩”。

三

其实村上作品中，再也没有什么比语言风格或者说笔法更具特色的了。许多读者都提及这一点，甚至认为足可以同世界上少数语言大师相媲美。是否如此，笔者不曾比较，不敢断言。但至少村上在日本近当代作家中笔法独树一帜却是不争的事实。川端康成慢得叫人着急，大江健三郎拖得终而复始，三岛由纪夫叠床架屋且“妖气”弥漫，其语言感染力——至少对中国读者——均不及村上。在明快、幽默这点上大约只有夏目漱石早期的《我是猫》、《哥儿》，在深刻、简洁这点上恐怕只有芥川龙之介的《侏儒警语》多少与之相似。说得武断点，村上小说的总体语言风格绝对不同于其他任何日本作家，村上就是村上。请看下面一段：

“我至今也不清楚将袭击面包店的事告诉妻子是否属于正确的选择，恐怕这也是无法用正确与否这类基准来加以推断的问题。就是说，世上既有带来正确结果的不正确选择，也有造成不正确结果的正确选择。

为避免出现这类非条理性——我想可以这祥说——我们有必要采取实际上什么也不选择的立场，我便是抱着如此态度的。发生的事情业已发生，未发生的事情尚未发生。”（《再袭面包店》）

这是一种富有书卷气而又不无绅士贵族气味的笔调，一种优雅的饶舌（因而不觉得聒噪），一种有节制的故弄玄虚（因而不令人生厌），一种对欧文风格的炫示和确认，也是被日本的村上迷（多为女性）称为“村上春树脑袋瓜就是好使”、“好玩儿”的笔法。你能从别的日本作家那里找出同样的文字吗？

然而，村上并不总是这样拿腔做调。他把笔锋轻轻一转，对话便成了这个样子：

“结婚了？”“一次。”“离了？”“嗯。”“为什么？”“她离家跑了。”“真的，这？”“真的。看中了别的男人，就一起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怜。”她说。“谢谢。”“不过，你太太的心情似乎可以理解。”“怎么个理解法儿？”（《舞》）

风格简洁、明快、清爽、流畅，而又独具匠心，韵味绵长，丝毫没有传统日本小说那种无病呻吟的拖沓，那种欲言又止的迂回，那种拖泥带水的滞重，那种令人窒息的汗臭——日语这种“粘着语”居然一下子变得如此洗尽铅华，令人耳目一新，且有一种不无顽皮的孩子气，读来甚至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快慰。

不过最妙的、最别出心裁的还是作者的比喻。这点我在其他文章里一再强调，在此仍不忍割舍。因为比喻是村上文学广场中最吸引人目光的“标志性建筑”，简直可以说舍此也就无所谓村上春树，无所谓村上文体。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桌面摆着五个空了的盘子，俨然巳经消亡的行星群/她和她的耳朵浑融一体，如一缕古老的光照滑泻在时光的斜坡上（以上《羊》）/（妻）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的脸，那眼神竟同搜寻黎明天幕中光色淡然的星斗无异/六罐啤酒全部告罄，剩下来的只有烟灰缸里宛如美人鱼身上剥落的鳞片似的六个拉环/衣服简直如破散的彗星尾巴上下翻舞/我具有炼钢炉盖般牢不可破的记忆（以上《象》）/可怜的宾馆！可怜得活像被十二月的冷雨淋湿的三条腿的狗/我像孵化一只有裂纹的鸵鸟蛋似的怀抱电话机/他一直用手指摆弄着耳轮，俨然清点一捆崭新的钞票（以上《舞》）。

一般说来，相似的东西才能用于类比，也就是说相似性是可比性的前提。而村上的比喻则一反常规，完全不循规出牌。如盘子和行星、衣服和彗星、宾馆和狗、鸵鸟蛋和电话机、耳轮和钞票，这一对对之间几乎找不出任何相似性，莫如说其差异性、异质性倒是巨大的。而村上妙就妙在利用差异性和异质性做文章，经过他一番巧妙的整合和点化，我们非但感觉不到牵强附会，甚至会漾出一丝会意的微笑。一般比喻是“似是而非”，而村上的比喻则“似非而是”。其实这类比喻也是一种夸张，一种大跨度想象力的演示。而这又是文学创作中较难把握的一种修辞，它既要在常理之外，又须在常理之中。

大致说来，日本搞文学的人算是比较老实的，不那么想入非非，自古以来就不甚中意李太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如今这位村上春树却是远远走在了他的祖辈的前面。你能找出第二个手法相仿的日本作家吗？当然，西方作家中是找得出的。如昆德拉就说某人眼睛的忽闪像车窗外一上一下的雨刷——村上受的不是他的母国日本而是西方同行的启示。

不管怎样，村上弄出了一种一看就知是村上春树的“村上文体”。港台地区甚至由此产生一个词叫“很村上喔”，用来形容如此风格的文章、如此风格的言谈、如此风格的人。创作搞到这般水准，成了“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应该算成功的了。这绝非易事。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其实不光是文章风格，村上本人也颇为“别具一格”。他虽是作家，却很少与文坛打交道，不属于任何作协组织，不喜欢出头露面——不上电视，不大让人拍照，不出席报告会，接受采访也极有限。个人生活方面也大不同于他笔下的主人公，极为中规中矩，有板有眼。早上六点起床，晚间十点就寝，和夫人两人平静地生活，对夫人特别关爱（这点也是他深受女性读者欢迎的一个原因）。作为作家，村上交稿特别守时，绝无迟交记录。记得几年前交涉版权谈到版税的时候，我曾透露过出版社想代之以招待旅游的意思。他让秘书转告说钱多少都可以，但不喜欢什么招待旅游。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可以说是另一侧面的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吧。

最后还是留下我的地址：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青岛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邮政编码266071），以便请读者诸君指出我的误译之处。

2000年6月18日

修改于窥海斋

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

村上春树（1949一），日本著名畅销书作家，曾获谷崎润一郎奖等文学奖项，在世界各地也深具影响。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挪威的森林》是他的主要作品之一。

汉堡机场一曲忧郁的《挪威的森林》，复苏了主人公渡边感伤的二十岁记忆：娴静腼腆、多愁善感的直子，是他动情倾心的女孩，那缠绵的病况、如水的柔情，甚至在她花蚀香销之后，仍令他无时或忘；神采飞扬、野性未脱的绿子，是他邂逅相遇的情人，那迷人的活力、大胆的表白，即使是他山盟已订之时，也觉她难以抗拒。悲欢恋情，如激弦，如幽曲，掩卷犹余音颤袅；奇句妙语，如泉涌，如露凝，读来真口角噙香。纯而又纯的青春情感，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七百万册的畅销奇观，村上春树的毕生杰作。

第一章

三十七岁的我坐在波音747客机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十一月砭人肌肤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候机楼上呆然垂向地面的旗，以及BMW[1]广告板等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的背景一般。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

飞机一着陆，禁烟显示牌倏然消失，天花板扩音器中低声流出背景音乐，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地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着我的身心。

为了不使脑袋胀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我答说不要紧，只是有点晕。

“真不要紧？”

“不要紧的，谢谢。”我说。她于是莞尔一笑，转身走开。音乐变成比利•乔尔的曲子。我扬起脸，望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我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

机身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快满二十岁的时候。

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可以了，谢谢。只是有点伤感。”我微笑着说道。

“这在我也是常有的，很能理解您。”说罢，她偏了下头，欠身离座，转给我一张楚楚动人的笑脸：“祝您旅行愉快，再会！”

“再会！”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度春秋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十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紧贴着仿佛冻僵的湛蓝的天壁。凝眸望去，长空寥廓，直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抚过草地，微微拂动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似的。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丛中骤然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步履，一边向我讲述水井的故事。

记忆这东西总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十八年后仍历历在目。对那时的我来说，风景那玩艺儿是无所谓的。坦率地说，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只是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后又转回我自己。在那个年龄，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都像回飞镖[2]一样转到自己手上。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纷纭而微妙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

然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草的芬芳，风的清爽，山的曲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得仿佛可以用手指描摹下来。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谁都没有。直子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呢？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呢？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哦，对了，就连直子的脸，一时间竟也无从想起。我所把握的，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

当然，只要有时间，我总会忆起她的面容。那冷冰冰的小手，那呈流线型泻下的手感爽适的秀发，那圆圆的软软的耳垂以及紧靠其底端的小小黑痣，那冬日里常穿的格调高雅的驼绒大衣，那总是定定地注视对方眼睛发问的惯常动作，那不时奇妙地发出的微微颤抖的语声（就像在强风中的山冈上说话一样）——随着这些印象的叠涌，她的面庞突然而自然地浮现出来。最先现出的是她的侧脸。大概因为我总是同她并肩走路的缘故，最先想起来的每每是她的侧影。随之，她朝我转过脸，甜甜地一笑，微微地歪头，轻轻地启齿，定定地看着我的双眼，仿佛在一泓清澈的泉水里寻觅稍纵即逝的小鱼的行踪。

但是使直子的面影在我脑海中如此浮现出来，总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所需时间也愈来愈长。这固然令人悲哀，但事实就是如此。起初五秒即可想起，渐次变成十秒、三十秒、一分钟。它延长得那样迅速，竟同夕阳下的阴影一般，并将很快消融在冥冥夜色之中。哦，原来我的记忆的确正在步步远离直子站立的位置，正如我逐渐远离自己一度站过的位置一样。而惟独那风景，惟独那片十月草地的风景，宛如电影中的象征性镜头，在我的脑际反复推出。并且那风景是那样执拗地连连踢着我的脑袋，仿佛在说：喂，起来，我可还在这里哟！起来，起来想想，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还在这里！不过不痛，一点也不痛。一脚踢来，只是发出空洞的声响。甚至这声响或迟或早也将杳然远逝，就像其他一切归终都已消失一样。但奇怪的是，在这汉堡机场的德意志航空公司的客机上，它们比往常更持久地、更有力地在我头部猛踢不已：起来，理解我！惟其如此，我才动笔写这些文字。我这人，无论对什么，都务必形诸文字，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

她那时究竟说什么来着？

对了，她说的是荒郊野外的一口水井。是否实有其井，我不得而知。或是只对她才存在的一个印象或一种符号也未可知——如同在那悒郁的日子里她头脑中编织的其他无数事物一样。可是自从直子讲过那口井以后，每当我想起那片草地的景致，那井便也同时呈现出来。虽然未曾实际目睹，但井的模样却作为无法从脑海中分离的一部分，同那风景浑融一体了。我甚至可以详尽地描述那口井——它正好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地面上豁然闪出的直径约一米的黑洞洞的井口，给青草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四周既无栅栏，也不见略微高出井口的石楞，只有那井张着嘴。石砌的井围，经过多年风吹雨淋，呈现出难以形容的浑浊白色，而且裂缝纵横，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绿色的小蜥蜴“吱溜溜”钻进那石缝里。弯腰朝井内望去，却是一无所见。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井非常之深，深得不知有多深；井筒非常之黑，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古脑儿煮在了里边。

“那可确实——确确实实很深哟！”直子字斟句酌地说。她说话往往这样，慢条斯理地物色恰当的字眼。“确确实实很深，可就是没一个人晓得它的位置——肯定在这一带无疑。”说着，她双手插进粗花呢大衣口袋，觑了我一眼，妩媚地一笑，仿佛在说自己并非撒谎。

“那很容易出危险吧，”我说，“某处有一口深井，却又无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是吧？一旦有人掉入，岂不没救了？”

“恐怕是没救了。飕——砰！一切都完了！”

“这种事实际上不会有吧？”

“还不止一次呢，三年两载就发生一次。人突然失踪，怎么也找不见。于是这一带的人就说：准保掉进那荒草地的井里了。”

“这种死法怕有点不大好。”我说。

“当然算不得好死。”她用手拂去外套上沾的草穗，“要是直接摔折脖颈，当即死了倒也罢。可要是不巧只摔断腿脚没死成可怎么办呢？再大声呼喊也没人听见，更没人发现，周围触目皆是爬来爬去的蜥蜴蜘蛛什么的。这么着，那里一堆一块地到处都是死人的白骨，阴惨惨湿漉漉的，上面还晃动着一个个小小的光环，好像冬天里的月亮。就在那样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一分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想想都叫人汗毛倒立，”我说，“总该找到围起来呀！”

“问题是谁也找不到井在哪里。所以，你可千万别偏离正道！”

“不偏离的。”

直子从衣袋里抽出左手握住我的手。“不要紧的，你。对你我什么都不担心。即使黑天半夜你在这一带兜圈子转不出来，也绝不可能掉到并里。而且只要紧贴着你，我也不至于掉进去。”

“绝对？”

“绝对！”

“怎么知道？”

“知道，我就是知道。”直子仍然抓住我的手说。如此默默地走了一会。“这方面，我的感觉灵验得很。也没什么道理，凭的全是感觉。比如说，现在我这么紧靠着你，就一点儿都不害怕。就是再黑心肠的、再讨人厌的东西也不会把我拉去。”

“那还不容易，永远这样不就行了！”

“这话——可是心里的？”

“当然是心里的。”

直子停住脚，我也停住。她双手搭在我肩上，目不转睛地凝视我的眼睛。那瞳仁的深处，黑漆漆、浓重重的液体旋转出不可思议的图形。这对如此美丽动人的眸子久久地、定定地注视着我。随后，她踮起脚尖，轻轻吻了一下我的脸颊。一瞬间，我觉得一股暖流穿过全身，心脏都好像停止了跳动。

“谢谢。”直子道。

“没什么。”我说。

“你这样说，太叫我高兴了，真的。”她不无凄凉意味地微笑着说，“可是行不通啊！”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不可以的事，那太残酷了。那是——”说到这里，直子蓦地合拢嘴唇，继续往前走着。我知道她头脑中思绪纷纭，理不清头绪，便也缄口不语，在她身边悄然移动脚步。

“那是——因为那是不对的，无论对你还是对我。”少顷，她才接着说道。

“怎么样的不对呢？”我轻声问。

“因为，一个人永远守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呀。嗳，假定、假定我和你结了婚，你要去公司上班吧？那么在你上班的时间里，有谁能守护我呢？你出差的时候，有谁能守护我呢？难道我到死都寸步不离你不成？那样岂不是不对等了，对不？那也称不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吧？再说，你早早晚晚也要对我生厌的。你会想：这辈子到底是怎么了，只落得给这女人当护身符不成？我可不希望这样。而这一来，我面临的难题不还是等于没解决么？”

“也不是一生一世都这样。”我把手放在她背上，说道，“总有一天要结束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另作商量也不迟，商量往下该怎么办。到那时候，说不定你倒可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毕竟不是眼盯着收支账簿过日子。如果你现在需要我，只管使用我就是，是吧？何必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呢？好吗，双肩放松一些！正因为你两肩绷得紧，才这样拘板地看待问题。只要放松下来，身体就会变得更轻些。”

“你为什么说这些？”直子用异常干涩的声音说。

听她这么说，我察觉自己大概说了不该说的话。

“为什么？”直子盯着脚前的地面说，“肩膀放松，身体变轻，这我也知道。可是从你口里说出来，却半点用也没有哇！嗯，你说是不？要是我现在就把肩膀放松，会一下子土崩瓦解的。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往后也只能这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我就会分崩离析——被一片片吹散到什么地方去。这点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说什么照顾我？”

我默然无语。

“我心里要比你想的混乱得多。黑乎乎、冷冰冰、乱糟糟……嗯，当时你为什么同我一起睡觉？为什么不撇下我离开？”

我们在死一般寂静的松林中走着。路面散落的夏末死去的知了干壳，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和直子犹如寻觅失物似的，眼睛看着地面在松林小路上缓缓移步。

“原谅我。”直子温柔地抓住我的胳臂，摇了几下头说，“不是我存心难为你。我说的，你别往心里去。真的原谅我，我只是自己跟自己怄气。”

“或许我还没真正理解你。”我说，“我不是个头脑灵敏的人，理解一件事需要有个过程。但只要有时间，总会完全理解你的，而且比世上任何人都理解得彻底。”

我们止住步，在一片岑寂中侧耳倾听。我时而用鞋尖踢动知了残骸或松塔，时而抬头仰望松树间露出的一角天空。直子两手插在衣袋里，目光游移地沉思着什么。

“嗳，渡边君，真喜欢我？”

“那还用说。”我回答。

“那么，可依得我两件事？”

“三件也依得。”

直子笑着摇摇头：“两件就可以，两件就足够了。第一件，希望你能明白：对你这样前来看我，我非常感激，非常高兴，真是——雪里送炭，可能表面上看不出。”

“还会来的。”我说，“另一件呢？”

“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这样活过、这样在你身边呆过。可能一直记住？”

“永远。”我答道。

她便没再开口，开始在我前边走起来。树梢间泻下的秋日阳光，在她肩部一闪一闪地跳跃着。犬吠声再次传来，似乎比刚才离我们稍近了些。直子爬上小土丘般的高处，钻出松林，快步走下一道缓坡。我拉开两三步距离跟在后面。

“到这儿来，那边可能有井。”我冲着她后背招呼道。

直子停下，动情地一笑，轻轻抓住我的胳臂，两人肩并肩地走那段剩下的路。

“真的永远都不会把我忘掉？”她耳语似的低声询问。

“是永远不会忘。”我说，“对你我怎么能忘呢！”

※

尽管如此，记忆到底还是一步步远离开去了。我忘却的东西委实太多了。在如此追踪着记忆的轨迹写这篇东西的时间里，我不时感到惴惴不安，甚至不由怀疑自己是不是连最关键的记忆都丧失了。说不定我体内有个叫记忆堆的昏暗场所，所有的宝贵记忆统统堆在那里，化为一摊烂泥。

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我现在所能掌握的全部。于是我死命抓住这些已经模糊并且仍在时刻模糊下去的记忆残片，敲骨吸髓地利用它来继续我这篇东西的创作。为了信守我对直子作出的诺言，舍此别无他路。

很久以前，当我还年轻、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我就有过几次写一下直子的念头，却连一行也未能写成。虽然我明白只要写出第一行，往下就会文思泉涌，但就是死活写不出那第一行。一切都清晰得历历如昨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处着手，就像一张十分详尽的地图，有时反倒因其过于详尽而不便于使用。但我现在明白了：归根结蒂，我想，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并且发觉，关于直子的记忆愈是模糊，我才愈能更深入地理解她。时至今日，我才恍然领悟到直子之所以求我别忘掉她的原因。直子当然知道，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记忆迟早要被冲淡。惟其如此，她才强调说：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曾这样存在过。

想到这里，我悲哀得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

[1] BMW：Bayerische Motoren Werk之略，即“宝马”，德国名车。——译注，下同。

[2] 回飞镖：澳大利亚土著人使用的飞射武器，若不击中目标会自行飞回。

第二章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二十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十八岁，刚上大学，对东京还一无所知，独自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在这里给我找了间宿舍。这里一来管饭，二来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于是父母觉得即使一个未通世故的十八岁少年，也可在此生活下去。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同一般单身生活开支相比，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因为，只要有了被褥和台灯，便无须添置什么了。就我本人来说，本打算租间公寓，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和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费，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况且，住处对我原本也是无可无不可的。

寄宿院建在东京都内风景蛮不错的高地上，占地很大，四周围有高高的混凝土墙。进得大门，迎面矗立着一棵巨大的榉树，树龄听说至少有一百五十年。站在树下抬头仰望，只见天空被绿叶遮掩得密密实实。

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巨树迂回转过，然后再次呈直线穿过中庭。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这是开有玻璃窗口的大型建筑，给人以似乎是由公寓改造成的监狱或由监狱改造成的公寓的印象，但决无不洁之感，也不觉得阴暗。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乳黄色的，属于最耐晒的颜色。

沿甬道径直前行，正面是两层楼的主楼。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楼是礼堂和几间会议室。另外不知做何用，居然还有贵宾室。主楼旁边是第三栋寄宿楼，也是三层。院子很大，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旋转不止，反射着阳光。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应有尽有。

寄宿院唯一的问题，在于它根本上的莫名其妙。它是由以某个极右人物为中心的一家性质不明的财团法人经营的，其经营方针——当然是以我的眼光看——是相当奇特的。这点只消看一下那本作为寄宿指南的小册子和寄宿生守则，便可知道十之八九。“究教育之根本，在于培育于国有用之材。”此乃寄宿院的创办宗旨，赞同这一宗旨的诸多财界人士慨然解囊……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词。明确地说来，没有任何人晓得实情，称其无非作为逃税对策者有之，谓其沽名钓誉者有之，说其借建寄宿舍之名而采取形同欺诈的巧妙手腕骗取这块一等地产者有之。甚至有人说此中包藏着非同小可的老谋深算，照这种说法，创办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在这里做过寄宿生的人，在财政界建立一个地下财阀。确实，寄宿院内，有个清一色由寄宿生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特权俱乐部，详情我自然不清楚。据说一个月总要召开几次邀请创办者参加的什么研究会，只要加入这俱乐部，将来求职便万无一失。这些说法孰对孰错，我无从判断，但所有这些说法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反正莫名其妙”。

不管怎样，一九六八年春到一九七〇年春这两年时间里，我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寄宿院内度过的。如果有人问起何以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竟然呆了两年之久，我也无法回答。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内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体育新闻节目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得放国歌。升旗台位于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升国旗是东楼（我所住的楼）楼长的任务。这是个大约六十岁的老年男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这也是真假莫辨。他身旁侍立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事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的那位却是截然相反：五短身材，面皮白嫩，不瘦偏肥。就是这一对令人不快之极的搭档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入住之初，出于好奇，每天我特意在六点钟就爬起身来观看这爱国仪式。清晨六时，那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笛同步地在院中亮相。学生服固然是学生服加黑皮鞋，中野学校则一身夹克，脚穿白运动鞋。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地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毕恭毕敬地把那旗拿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旗穿上绳索，学生服便按一下收录机开关。

《君之代》。

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

“砂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升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了顶尖。两人随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势，目光直视国旗。倘若晴空万里，又赶上阵风吹来，那光景便甚是了得。

傍晚降旗，其仪式也大同小异，只是顺序恰与早上相反，旗一溜烟滑下，收进桐木箱即可。晚间国旗却是不随风翻卷的。

何以晚间非降旗不可，其缘由我无从得知。其实，纵然是夜里，国家也照样存在，做工的人也照样不少。巡路工、出租车司机、酒吧女侍、值夜班的消防队、大楼警卫等等——这些晚间工作的人们居然享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觉得委实有欠公道。不过，这也许并不足为怪，谁也不至于对此耿耿于怀。介意的大概舍我别无他人。况且就我而言，也是姑妄想之而已，从来就没打算寻根问底。

房间的分配，原则上是一二年级两人一房，三四年级每人一间。两人一个的房间，有六张垫席大小，略显狭长，尽头墙上开有铝合金框窗口。窗前，背对背放着学习用的两套桌椅，门内左侧放一架双层铁床。每件家具，其结构都简单得出奇，且结实得可以。除了桌椅铁床，还有两个衣箱、一张小咖啡桌，以及直接安在墙壁上的搁物架。无论怎么爱屋及乌，都难以恭维是富有诗意的空间。差不多所有房间的搁物架上都摆一些日用品，有收录机、吹风机、电暖瓶、电热器，以及用来处理速溶咖啡、袋装茶、方糖、速食面的锅和简单的餐具。石灰墙上贴着《平凡周刊》上的美人照，以及从报刊上剪下的色情电影广告画。其中也有开玩笑贴的猪交尾照片，但这是例外中的例外。一般房间贴的都是裸体照，或年轻女歌手照和女演员照。桌上的小书架里排列着教科书、辞典、小说之类。

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经发霉生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几厘米厚，里边一冒烟，便用咖啡啤酒什么的随手倒进浇灭，发出令人窒息的酸味儿。碟碗则没有一个不是黑糊糊的，里外沾满无名脏物。地板上散乱地扔着速食面包装袋、空啤酒瓶以及什么器皿的封盖之类。没有一个人想起过用扫帚把它们扫在一起或用垃圾铲铲到垃圾篓里。风一吹来，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而且，每个房间都充斥一股难闻的气味。虽然气味多少有所不同，但其成分毫无二致：汗、体臭，加上垃圾。大家全都把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晒被褥，于是那被褥算是彻底吸足了汗水，释放出不可救药的气味。我现在还感到不可思议：在那般混浊的状态中居然没有发生过致命的传染病。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得如同太平间。地板上纤尘不染，窗玻璃光可鉴人，卧具每周晾晒一次，铅笔在笔筒内各得其位，就连窗帘每月都少不得洗涤一回，这都是因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我告诉别人说：“那家伙连窗帘都洗！”但谁都摇头不信。谁都不知晓窗帘乃常洗之物，他们认定窗帘是半永久性垂在窗口的附件，并且说“那小子性格异常”，随后又都称其为“纳粹党”或“敢死队”。

我的房间连美人画都没贴，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摄影。我贴裸体画的时候，他开口道：“我说渡边君，我，我可不大欣赏那玩艺儿哟！”然后伸手取下，以运河画取而代之。我也并非就很想贴裸体，便没表示异议。来我房间玩的人看了这运河摄影画，都问是何物，我说：“敢死队看着它手淫来着。”我本来是当玩笑说的，大伙却轻率地信以为真。由于大家信得太轻率了，连我自己不久也以为可能真有其事。

由于我同敢死队住在一起，大家都对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却无甚反感。只要我洁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扫，被褥他晒，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没进浴池，他便嗔了嗔，劝我最好洗澡去，甚至还提醒我该去理发店剪一剪鼻毛。麻烦的是只消发现一条小虫，他就拿起杀虫剂喷雾器满屋喷洒不止，这时我只好到隔壁的混乱地带避难。

敢死队在一所国立大学攻读地理学。

“我嘛，是学地、地、地图的。”刚见面时他对我这样说道。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再次感到敬佩：世上果然有多种多样的希望，人生目的也各所不同。我来东京后一开始便有诸多敬佩，此其一。不错，假如没有几个人对绘制地图怀有兴趣和强烈的热情——太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办的。不过，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答说。

“戏剧？就是演戏？”

“不不，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剧。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半斤八两，只记得课程介绍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的喽？”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我这回答使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便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学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民族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连看中这戏剧，也纯属偶然，如此而已。”这番解释，自然还是没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脸色，“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让家里寄、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自是正论，我不便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睡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经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也正因如此，周围人才叫他“敢死队”。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不过是嫌选购其他衣服麻烦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每当接触这方面话题，他便结结巴巴地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六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钟的《君之代》歌声起床。看来那故弄玄虚的升国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的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的牙一颗颗拔下来刷洗了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噼噼啪啪”地抖动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皱纹后，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并把牙膏和香皂放回搁物架，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我晚间看书看得很晚，一觉睡到早上八点多钟。所以即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觉。可是，惟独到了广播体操那跳跃动作部分，却是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为他跳跃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便把床板震得上下颤抖。头三天，我都忍了。听人说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对不起，广播体操在楼顶平台什么地方做好么？”我开门见山，“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六点半了呀！”他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那我知道，不就六点半吗？六点半对我来说是睡眠时间。原因不好解释，反正就这习惯。”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的就有意见了。在这里做是因为下面房间是贮藏室，谁都不会说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里做，在草坪上！”

“也不行。我、我那收音机不是晶体管的。没、没电源不能用，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相当原始，是交流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晶体管，可又是音乐专用，只能收立体声短波。罢了罢了，我想。

“让你一步，”我说，“做体操也可以，只是把跳跃动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这回总可以了吧？”

“跳、跳跃？”他满脸惊讶，反问道，“跳跃是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了，没心思再和他啰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广播协会那段“广播体操第一”的曲子，一边在地上实际蹦跳一番。

“看见没有，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有的，没、没注意。”

“所以我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忍气吞声了。只要你不跳，就能让我睡个安稳觉，行吗？”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一做到底。要是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能说出什么呢？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把他那个活气死人的收音机趁他不在从窗口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说，那一来肯定会像打开地狱之门似的捅出一场骚乱，因为敢死队这小子对自己的东西极其留心。我哑口无言，在床边茫然坐着。这当儿，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边君，你也一块儿起来不就得了。”言毕，到食堂吃早餐去了。

※

讲罢敢死队和他做广播体操的趣闻，直子“扑哧”笑出声来。其实我并不是当笑柄讲的，但结果我也笑了。她的笑脸——尽管稍纵即逝——实在是久违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下了电车，沿铁路边上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这是五月中旬一个周日的午后。早上“噼里啪啦”时停时下的雨，到上午就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似的无影无踪了，鲜绿鲜绿的樱树叶随风揺曳，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太阳光线已透出初夏的气息。擦肩而过的人都脱去毛衣和外套，有的搭在肩头，有的挽在臂上。在周日午后温暖阳光的爱抚下，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分外开心。土堪对面的网球场上，小伙子脱去衬衫，穿一条短裤挥舞球拍。只有并坐在长凳上的两个修女，依旧循规蹈矩地身着黑色的冬令制服，仿佛惟独她们四周没有阳光降临，但两人也还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享受着晒太阳聊天的乐趣。

走了十五分钟，背上渗出汗来。我于是脱去棉布衬衣，只穿圆领半袖衫。她把浅灰色教练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看上去洗过好多遍了，颜色褪得恰到好处。很久以前我也似乎见她穿过同样的衬衫，但记不确切，只是觉得而已。关于直子的事，当时记得确实不很多。

“集体生活怎样？和别人朝夕相处，可有意思？”

“弄不太清，才一个月刚过一点嘛。”我说，“不过，倒也不坏，至少还没有叫人吃不消的事。”

她在饮水台前停住，喝了一小口水，从裤袋里掏出白手帕擦了擦嘴，然后弯下腰，细心地重新系好皮鞋带。

“你说，我也能过那种生活？”

“集体生活？”

“嗯。”直子说。

“怎么说呢，这东西主要看个人想法。伤脑筋的事说有也是有不少的。一些规定啰啰嗦嗦，无聊的家伙耀武扬威，加上同室人六点半就做广播体操。可是，如果想一想这类事到哪里都在所难免，也就心平气和了。只要你心想只能在此度日，就能凑合下去。就这么回事。”

“呃——”她点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停了一会儿，之后就像审视什么世间珍品似的凝眸注视我的眼睛。仔细看去，我发现她的眼睛是那样的深邃而清澈，令人怦然心动，这以前我竟没有发现她有着如此晶莹澄澈的眸子。想来，我还真没有仔细看她眼睛的机会，两人单独走路是第一次，说这么多话也是第一次。

“打算搬进寄宿宿舍？”我试着问。

“不不，不是那样的。”直子说，“只是想想，想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是说……”直子咬起嘴唇，搜寻着合适的字眼，但终究没有找出来。她叹了口气，低下头，“我想不明白，算了。”

交谈到此为止了。直子开始再次向东走，我留点距离跟在后面。

我差不多有一年没见到直子了。这一年里，直子瘦成了另一个人。原先别具风韵的丰满脸颊变得几乎平平的了，脖颈也一下细弱了好多。但她这种瘦削，看上去却非常自然而娴雅，简直就像在某个狭长的场所悄然待过后，体形自行纤细起来一样。而且，直子要比我以前印象中的漂亮。我很想就这点向直子讲点什么，但不知怎样表达，结果什么也未出口。

我们也不是有什么目的才来这里的。在中央线电车里，我和直子偶然相遇。她准备一个人去看电影，我正要去神田逛书店，双方都没什么要紧事。直子说声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那站就是四谷站。当然，只剩下两人后，我们也没有任何想要畅谈的话题。至于直子为什么说下车，我全然不明白。话题一开始就无从谈起。

出得车站，她也没说去哪里就快步走起来。无奈，我便追赶似的尾随其后。直子和我之间，大致保持着一米的距离，若想缩短，自然可以缩短，但我总觉得有点难为情。因此我一直跟在离直子一米远的身后，边走边打量她的背影和乌黑的头发。她戴一个大大的茶色发卡，侧脸时，可以看见白晳而小巧的耳朵。直子不时地回头搭话。我有时应对自如，有时就不知如何回答，也有时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对直子来说，我听见也好没听见也好，似乎都无所谓。她说完自己想说的，便继续向前走。也罢也罢，反正天气不错，散散步也好。我决定由她去了。

可是，就散步来说，直子那步法又有点过于郑重其事。到了饭田桥，她向右一拐，来到御堀端，之后穿过神保町十字路口，登上御茶水坡路，随即进入本乡，又沿着都营电车[1]线路往驹湱走去。路程真长得可以。到得驹湱，太阳已经落了。一个柔和温馨的春日黄昏。

“这是哪儿？”直子像突然察觉到似的问道。

“驹湱。”我说，“不知道？我们兜了个大圈子。”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的嘛，我只是跟着。”

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荞麦面馆，打算简单吃点东西，我口渴，一个人要来啤酒。等待东西端来的时间里，我们都一句话也没说。我走得累了，有点打不起精神，她两手放在桌面上沉思什么。电视的新闻节目里，报道说今天这个周日任何一处游乐场所都人头攒动。我们可是从四谷步行到驹湱哪，我想。

“身体真不错啊。”我吃完荞麦面说。

“没想到？”

“嗯。”

“别看我这祥，初中时还是长跑选手，跑过十几公里呢。而且，由于父亲喜爱登山，我从小每到星期天就往山上爬。记得不，我家后面就是山吧？所以，腿脚就自然而然变得结实了。”

“真看不出来。”我说。

“倒也是。别人也都说我长得太娇嫩了。不过，人可是不能貌相哟！”说罢，她补充似的微微一笑。

“这么说你别见怪，我可是累得够呛。”

“对不起，让你陪了一整天。”

“不过，能和你说话，挺高兴的。以前好像两人一次都没单独说过话。”说罢，我便回想说过什么没有，但根本想不出来。

她下意识地反复摆弄着桌面上的烟灰缸。

“嗳，要是可以的话——我是说要是不影响你的话——我们以后再见面好吗？当然，我知道按理我不该说这样的话。”

“按理？”我吃了一惊，“按理是怎么回事？”

她脸红了。大概是我太吃惊的缘故。

“很难说明白。”直子辩解似的说。她把教练衫的两个袖口拉到臂肘上边，旋即又褪回原来位置。电灯光把她细细的汗毛染成美丽的金黄色。“我没想说按理，本来想用别的说法来着。”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着墙上的挂历，似乎想要从中找出合适的字眼。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她叹口气，闭上眼睛，摸了下发卡。

“没关系。”我说，“你要说的我好像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

“表达不好。”直子说，“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一想表达什么，想出的只是对不上号的字眼。有时对不上号，有时还完全相反。可要改口的时候，头脑又混乱得找不出词来，甚至自己最初想说什么都糊涂了。好像身体被分成两个，相互做追逐游戏似的。而且中间有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围着它左一圈右一圈追个没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总是由另一个我所拥有，这个我绝对追赶不上。”

直子扬脸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你明白？”

“或多或少，谁都会有那种感觉。”我说，“谁都想表现自己，而又不能表现得确切，以致焦躁不安。”

我这么一说，直子显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这个也不同的。”直子说，但再没解释什么。

“见面是一点不碍事，”我说，“反正星期天我都闲得百无聊赖，再说走走对身体也好。”

我们乘上山手线，直子在新宿转乘中央线。她在国分寺租了间小公寓。

“喂，我说话方式同以前不一样了？”临分手时，直子问我。

“好像稍微有点不同。”我说，“不过哪点不同，我又说不清楚。老实说，记得那时候见面倒是不少，却没怎么说过话。”

“是啊。”她也承认，“这个星期六可以打电话给你？”

“可以，当然可以。我等着。”我说。

※

第一次同直子见面，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级，就读于有教会背景的正统女校。正统倒是正统，但如果对学习太热心了，便会被人指脊梁骨说成“不本分”。我有一个叫木月的要好朋友（与其说是要好，不如说是我绝无仅有的朋友），直子是他的恋人。木月和她是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两家相距不过两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他们的关系非常开放，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强烈。两人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晚饭、打麻将。还有好几次拉我赴四人约会，直子领来一个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动物园，去游泳池，去看电影。但坦率地说，直子领来的女生尽管可爱，但对我来说却太高雅了。作为我，合得来的还是公立高中那些虽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却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的女孩子。直子领来的女孩子那招人喜爱的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莫名其妙。估计她们对我也同样莫名其妙。

由于这个原因，木月便放弃了四人约会，而只我们三人——木月、直子加我，或外出游玩或谈天说地。想起来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这样倒最是其乐融融，相安无事。而四人相聚，气氛总有些不大融洽。三人在一起，便俨然成了电视中的专题采访节目：我是客串演员，木月是精明强干的主持人，直子则是助手。木月总是节目的中心，而他又干得的确得心应手。木月有一种喜欢冷笑的倾向，往往被人视为傲慢，但本质上却是热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时，对我对直子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搭话，一样地开玩笑，注意不让任何人受到冷落。倘若有一方长久默然不语，他就主动找话，巧妙地把对方拉入谈话圈内。每见他这样，总觉得他煞费苦心，虽然实际上多半并非如此。他有那么一种能力，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气氛的变化，从而挥洒自如地因势利导。另外他还有一种颇为可贵的才能，可以从对方不甚有趣的谈话中抓出有趣的部分来。因此，每次与他交谈，我就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妙趣横生的人，在欢度妙趣横生的人生。

然而他决非社交型人物。在学校里，除我以外他同谁也合不来。我总不明白，此等头脑机敏、谈吐潇洒之人，为何不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施展才华，而只对仅仅三个人的小天地感到满足。至于我，纯属凡夫俗子，并无引人注意之处，只喜欢独自看书独自听音乐，更不具有某种值得木月刮目相看并主动攀谈的出人头地的才能，可是我们却一拍即合地要好起来。他父亲是牙科医生，以技术高明和收入丰厚知名。

“这个星期天来个四人约会如何？我那个她在女校，会领可爱的女孩来的。”相处后不久木月便这样提议。

“好哇。”我说。就这样我遇到了直子。

我和木月、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欢聚了多少次。但当木月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木月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直子不怎么喜欢开口，我呢，更乐意听别人说。这样，和直子单独留下来，便每每觉得坐立不安。并非不对胃口，只是无话可谈。

木月的葬礼过后大约两周，我和直子见了次面。因有点小事，我们在一家饮食店碰头。事完之后，便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搜刮了几个话题跟她搭话，但总是半途而废。而且她话里似乎带点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对我有所不满，原因我揣摸不出。从那次同直子分手，到这次在中央线电车里不期而遇，其间一年没有见面。

直子对我心怀不满，想必是因为同木月见最后一次面说最后一次话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可理解。可能的话，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次遭遇。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

那是五月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饭，木月问我能不能不上课，和他一起去打桌球。我对下午的课也不是很有兴趣，我们便出了校门，晃晃悠悠走下坡路，往港口那边逛去。走进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轻而易举地贏了，他顿时认真起来，一举贏了其余三局。我按事先讲好的付了费用。玩球的时间里，他一句玩笑也没说——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后，我们吸了支烟，休息一会。

“今天怎么格外认真？”我问。

“今天我可是不想输。”木月满意地笑道。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排气管上，用塑料胶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脚踏板上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既无遗书，又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把我叫去了解情况。我对负责问询的警察说：根本没有那种前兆，与平时完全一样。警察对我对木月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大约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事件就算了结了。那辆N360车被处理掉了。教室里他用过的课桌上，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白花。

木月死后到高中毕业的十个月时间里，我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我结交了一个女孩子，同她睡过觉，但持续不过半年。她也从未找我算账。我选择了东京一所似乎不怎么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学，考罢入了学。考中也没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儿劝我别去东京，但我死活都要离开神户，想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过了，所以就不拿我当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说。我只不过想离开这个城市，但她想不通。随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在去东京的新干线电车[2]中，我回想起她的长处和优点，后悔自己干了一件十分亏心的事，可是已经追悔莫及了。我决定把她忘掉。

到得东京，住进寄宿舍开始新生活时，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得过于深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古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问询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得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一团恍若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团状的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洁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就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诉诸语言之后确很平凡，但当时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语言，而是作为一团薄雾样的东西来用整个身心感受的。无论在镇纸中，还是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个球体里，都存在着死，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的同时，像吸入细小灰尘似的将其吸入肺中。

在此之前，我是将死作为完全游离于生之外的独立存在来把握的。就是说：“死迟早会将我们俘获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获我们之前，我们并未被死俘获。”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的。生在此侧，死在彼侧。我在此侧，不在彼侧。

然而，以木月死去的那个晚上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我”这一存在之中。我们无论怎样力图忘掉它都归于徒劳，这点便是实证。因为在十七岁那年五月的一个夜晚俘获了木月的死，同时也俘获了我。

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团薄雾样的东西的朝朝暮暮里送走了十八岁的春天，同时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隐约感觉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实的同义词。但无论我怎样认为，死都是深刻的事实。在这令人窒息般的背反性当中，我重复着这种永不休止的圆周式思考。如今想来，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时代，居然凡事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

[1] 都营电车：东京都经营的电车。

[2] 电车：日本的电气列车。

第三章

第二个周六，直子打来电话。我们在周日幽会了。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间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她依旧只有片言只语。看上去她本人也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便也没有特别搜肠刮肚。兴致上来时，说一下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但都说得支离破碎，没什么连贯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所幸东京城市大，怎么走也不至于走遍。

我们差不多每周见面，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她在前边，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由于我看的尽是她背部，这点现在仍记得一清二楚。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事的习惯动作。如此看得多了，我开始逐渐对直子产生了一丝好感。

她在武藏野郊外的一所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个以英语教育闻名的小而整洁的学校。她公寓附近有一条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散步。直子有时把我带进自己房间做饭给我吃。即使两人单独在房间，看上去她也并不怎么介意。她的房间干净利落，一概没有多余之物。若不是窗台一角晾有长筒袜，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居室。她生活得极为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高中时代的她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我所知道的她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前呼后拥一大帮朋友。目睹她如此光景的房间，我隐约觉得她恐怕也和我同样，希望通过上大学离开原来的城市，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没一个人报考这里。”直子笑道，“所以我才进到这里，我俩进的可都是有点凄凉的大学啊，知道吗？”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我也依顺了直子。暑假结束，新学期一开始，直子便十分自然地、水到渠成地走在我身旁了。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某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一般，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

秋日降临，寄宿院的中庭铺满了榉树落叶。穿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轻便运动鞋。

至于那段时间里我们说了怎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完整。大概也没说什么正正经经的话。我仍旧避免谈及过去的一切，木月这一姓氏几乎没从我们口中道出过。我们仍像以往那样寡言少语，那时早已习惯两人在饮食店默默对坐了。

直子愿意听敢死队的故事，我经常讲给她听。一次，敢死队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也是地理学专业的女生）幽会，晚间回来时，一副大为沮丧的样子。那是六月间的事，当时他问我：“我、我说，渡边君，和、和女孩子，该怎么说话，一般？”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他是彻底找错了咨询对象。七月间，不知是谁趁他不在时把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揭掉，换上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理由也再简单不过：说是想知道他能否一边看着金门大桥一边手淫。我便随口迎合说他干得极为开心，于是又不知是谁换成了冰山照。照片每更迭一次，敢死队便显出狼狈得不知所措的神情。

“到底是谁，干、干这种勾当？”他说。

“噢，这个——不过不挺好么？照片都满不错啊。别管他谁干的，还不是求之不得！”我安慰道。

“话是那样说，可就是觉得心里怪别扭的。”

我一讲起敢死队，直子就发笑。由于她很少笑，我便经常讲起。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的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

尽管如此，敢死队的逸闻还是成了宿舍里必不可少的话题。事到如今，并非我想停战就能偃旗息鼓的了。再说，能见到直子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结果，我仍旧向大家继续提供敢死队的近况。

直子问我有没有一度喜欢过的女孩，我把分手的那个女孩的事告诉她。我说，那女孩人不错，我也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了。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到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在我身旁簌簌发抖，但也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口袋，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会发出“嚓嚓”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清澈无比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绪。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一把紧紧地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惘地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了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苦吟”不休。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总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只有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

这么着，我从十八岁进入了十九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能够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苦吟”病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门厅的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门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不时向空间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不到。

※

我是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种类型的嗜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蒂、约翰•阿珀达依库、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1]。无论班里还是寄宿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巳[2]、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而且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书的香气吸入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对十八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阿珀达依库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一九六八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要好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通读三遍了，读的次数越是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

“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他自言自语道。

我们果真成了朋友。那是十月间的事。

永泽这个人，对他了解得越多，越觉得此君古怪。我在人生旅程中，曾经同相当多的古怪人相遇、相识和相交，但遇到古怪如他的人，却还是头一遭。论读书，我辈较之他真可谓望尘莫及。他宣称：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那种书不足为信。

“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方面浪费时间。人生短暂。”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我问。

“巴尔扎克、但丁、约瑟夫•康拉德[3]、狄更斯。”他当即回答。

“都不能说是有当代感的作家。”

“所以我才读。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乡巴佬、小市民才那样。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取羞于人。明白吗，渡边君？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惟独我与你，其余全是一堆废纸屑！”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我看得出来，就像看谁额头有块痣一样，一清二楚，一望便知。再说，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在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脑子里算了一下：“可菲茨杰拉德才死了二十八年啊！”

“那有什么，才差两年。”他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不过，他这位秘而不宣的经典小说嗜好者，在宿舍院内的确未被任何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怕也不致引人注目。因为，他首先以头脑聪明知名。不费吹灰之力地考进东大，学习成绩无可挑剔，眼下正准备进外务省，当外交官。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家大医院，哥哥同为东大毕业，继承父业，一家堪称十全十美。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因此谁都将他高看一眼，就连宿舍院管理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粗声大气。假如他有求于人，那人便不折不扣地有求必应。不能不应。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顶，任何人觑上一眼，都会即刻察觉“此人实非等闲之辈”，从而生出敬畏感。所以，当永泽把我这个平庸无奇的人选为他的私人朋友后，大家都大为惊异，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都对我流露出一丝敬意。其实，人们似乎尚未悟出，个中缘由再简单不过：永泽之所以喜欢我，不过是因为我对他从未有过任何敬佩的表示。对他性格中特立独行的部分，深不可测的部分，我的确怀有兴趣，至于他成绩突出、气质非凡、风度潇洒之类，我却是一丝一毫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这也许颇为希罕。

永泽是一个集几种相反特点于一身的人，而这些特点又以十分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他热情得无以复加，连我都险些为之感激涕零，有时又极尽搞鬼整人之能事。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觉察出了他这种内在的矛盾，而其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委实令人费解。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征途中。

但总的说来，我对他怀有好感。他最大的美德是诚实。他决不说谎，从不文过饰非，也不隐瞒于己不利的情况，而且对我始终亲切如一，慨然给予诸多关照。如果没他如此相待，我想我的寄宿生活将远为不快得多、别扭得多。尽管如此，我却一次都没交心于他。就这点而言，我和他的关系，其性质完全有别于我同木月之间。自从我目睹了永泽酩酊大醉后想方设法捉弄女孩子以后，我就决意万万不可向他交心。

宿舍院里，流传着好几种关于永泽的说法。第一种是说他生吞过三条蛞蝓。其次是说他的阳物非常强大，睡过的女人已达百人之多。

生吞蛞蝓确有其事。我一问，他就痛快承认了，“顶大的，吞了三条哩！”

“这又何苦？”

“啊，说起来话长。”他说，“我住进这宿舍那年，新生和老生之间有点磨擦。大概是九月，我作为新生代表去老生那里谈判。对方是右翼，有把什么木刀，看样子怎么也谈不拢。我就跟他说：我明白了。如果问题能在我本人身上解决，我干什么都在所不惜，把话说清就行。于是那家伙叫我生吞蛞蝓，我说好，那就吞。就是这样吞的。那帮家伙找了三条大大的来。”

“什么感觉？”

“要说什么感觉嘛，生吞蛞蝓时的那种感觉，只有亲口吞过的人才体会得到。蛞蝓滑溜溜地通过喉咙，‘嘶——’地一下子落进肚里，真叫人受不了。凉冰冰的，口里还有余味儿，一想都打寒战。恨不得一吐为快，但又只能咬紧牙根儿忍住。要是吐出来，还不是又要重吞！这么着，我终于把三条一口气吞进肚里。”

“吞完后呢？”

“那还用说，回到房间咕嘟咕嘟大喝盐水。”永泽说，“此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倒也是。”我附和道。

“不过，从那以来，谁对我都无可挑剔了。包括老生在内！一口气生吞三条蛞蝓的人，除我找不出第二个！”

确认其阳物大小很简单，一起进浴室即可，那确实非比寻常。睡过一百个女人怕是夸张。他思忖一下说：大致有七十五个吧。他说记不大清，但七十个还是有的。我说我只睡过一个。他说那还不容易。

“下次跟我去，保证你手到擒来。”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但实践起来，的确很容易。由于太容易了，反倒叫人有些泄气。跟他到涩谷或新宿，走进酒吧式小吃店（这种地方一般总有很多人），物色两个结伴而来的合适女孩（成双成对的女孩真可谓铺天盖地），和她们喝酒，然后到旅馆一同上床。总之永泽能说会道。其实他也没说什么绘声绘色的话，但他一开口，女孩大多听得入神，一副痴迷的样子，不觉之间便喝得昏头昏脑，结果和他睡到了一起。况且，他又长得英俊潇洒，开朗热情，随机生发。因此，女孩只消和他坐在一起，便觉心荡神迷。另外还有一点，这点我本身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就是通过同他在一起，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富有魅力的男士。每当我在永泽促使下讲点什么的时候，女孩们便像对永泽那样对我的话或点头频频或笑意盈盈。这都是永泽的魔力所使然。这家伙实在身手不凡，每每叫我钦佩不已。与他相比，木月的座谈之才，简直成了哄小孩的玩艺儿，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永泽的才华五体投地，我还是由衷地怀念木月，愈发感到木月待人是何等的以诚相见，他把自己那并不多的才能都献给了我和直子。相比之下，永泽却把他超群出众的才华儿戏般地随意张扬。说起来，他同女孩睡觉也并非出于真心，对于他，那也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自己其实不大喜欢同萍水相逢的女孩同床共衾。作为疏导情欲的一种方式固然惬意，而且同女孩拥抱着相互触摸身体也颇开心。我所不快的是早上分别的时候。醒来一看，一个陌生女孩在身旁酣然大睡，房间里一股酒味儿。床灯、窗帘等等，无一不是情人旅馆特有的那类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东西。隔夜未消的酒意弄得头脑仍然昏昏沉沉。片刻，女孩也睁开眼睛，窸窸窣窣地到处摸内衣内裤，还一边穿长筒袜一边说：“喂，昨晚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了？我可正是危险期哩！”然后又一边对着镜子涂口红沾眼睫毛，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絮絮不止，什么头痛啦、化妆化不好啦等等——这些都让我心生不快。所以，说老实话，我真不想睡到第二天早上。但宿舍都是十二点关门，总不能花言巧语地劝女孩子半夜起身回去（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在外边过夜。这样一来，势必在那里待到早上，满怀着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返回宿舍。阳光刺得眼睛作痛，口里又干又苦，脑袋就像别人的似的。

如此同女孩睡过三四次以后，我问永泽：这种事连续干过七十次，是否会觉得空虚。

“如果你觉得空虚，说明你是正人君子，可喜可贺。”他说，“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只落得疲惫不堪、自我生厌，我也同样。”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卖力气？”

“很难解释。对了，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写过赌博吧？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你明白吗？”

“有那么点儿。”

“傍晚，女孩子们走上街头，在那一带东游西逛，饮酒消遣。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我们转眼间就可以发泄，而对方又求之不得。这就是所谓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眼前来回晃动，难道你能视而不见？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又有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你能默默通过不成？”

“我从没遇到过那种处境，不大明白，揣摸不出是怎么一番滋味。”我笑着说。

“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永泽说。

家境富裕的永泽之所以寄宿，原因就在于他拈花惹草。他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东京难免和女人厮混，便强制他在寄宿院里度过四年时间。当然，对永泽来说怎么都不在话下，他几乎不把什么宿舍守则放在眼里，过得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他便请假夜不归宿，或去勾引女孩子，或去恋人的公寓过夜。请假在外留宿，获准相当不易，而对他却如探囊取物。只消由他开口，我也得以沾光。

从一入学开始，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她名叫初美，和他同岁，我也见过几次，是个难得的女性。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她对我也颇关心，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课余活动小组里的一个低年级女孩，四人一同约会。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适当敷衍几句便把话引开了。初美就读的大学，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

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混的事，她基本晓得，但一次也没有口出怨言。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却丝毫不加干涉。

“配我太可惜了！”永泽说。我也有同感。

※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店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高，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曼奇尼的收有《宝贝儿》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不够长，但暖和还是很暖和的。

“对不起，我笨得很。”直子脸红了，羞涩地说。

“不要紧。瞧，这不蛮好么？”我戴上手套给她看。

“不过，这回总可以不用再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去了吧。”直子说。

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也待在东京没动。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没有要见的人。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两人烤饼，简单做了煮年糕。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一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好直子一同去。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怀期待。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也找不到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一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他真是实非常人可比。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听敢死队这语气，俨然罪过在我。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气恼地说，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唔，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甩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二月间下了几场雪。

二月末，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平息了事态，我只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怏怏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C或D，B少得可怜。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入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到四月中旬，直子满二十岁。我十一月出生，她大约长我七个月。对直子的二十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十八岁与十九岁之间徘徊才是。十八之后是十九，十九之前是十八——如此固然明白。但她终究二十岁了，到秋天我也将二十岁。惟死者永远十七。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上完课，我在附近买了盒蛋糕，乘上电车，去她的公寓。我向她提议，毕竟二十岁了，总该稍稍庆贺一下。我思忖，如果我是直子，也会有这种愿望的，一个人形影相吊地送走二十岁生日肯定不是滋味。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土崩瓦解，活脱脱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二十根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打开葡萄酒。两人喝着葡萄酒，吃了点蛋糕，这顿饭吃得很简单。

“我也二十岁了，有点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我，一点儿也没做二十岁的准备，挺纳闷儿的，就像谁从背后硬推给我的一样。”

“我还有七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好的。”我笑了笑。

“真好，你才十九。”直子羡慕似的说。

吃饭时间里，我讲起敢死队买毛衣的事。以前他只有一件毛衣（蓝色的高中校服式毛衣），买了以后才两件。新买的是织有小鹿图案的红黑相间的毛衣。毛衣本身确很漂亮，但穿在他身上，大家都忍俊不禁。至于为什么，他本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渡边君，什、什么地方好笑？”在食堂里，他挨我坐下问道，“我脸上有什么不成？”

“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好笑的。”我一本正经地说，“这毛衣不错嘛，喏。”

“谢谢。”敢死队乐不可支地笑道。

直子听得很开心：

“真想见见这个人，一次也好。”

“不行不行，你会笑出声的。”我说。

“真以为我会笑？”

“打赌好了！我每天和他在一起，都有时忍不住要笑。”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草席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地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而且都讲得很长，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我真佩服她有这么出色的记忆力。但听着听着，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里含有某种东西。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在发生着不自然的变形！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但连接方式却异乎寻常。A话不知不觉地变成其中包含的B话，不一会又变成B中包含的C话，绵绵不断，无止无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后来便作罢了。我放上唱片，第一张听完便把唱针移到第二张。全部听完之后，又从头听起。唱片只有六张。第一张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最后是比尔•埃文斯的《献给黛比的华尔兹》。窗外雨下个不停，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止。

直子说话的不自然之处，在于她有意避免接触几个地方。当然木月是其中一个，但我感到她回避的似乎不止于此。有好几点她都不愿意涉及，只是就无关紧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由于直子是第一次说得如此专注入迷，我便听任她尽管往下说。

但时针指到十一点时，我到底有点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四个多小时一来担心回去的末班电车，二来还有宿舍关门时间。于是我找个机会打断直子的话。

“该回去了，电车也快到时间了。”我边看表边说。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了，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无奈，我重新坐好，把第二瓶里剩下的葡萄酒喝光。事到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我拿定主意，末班电车也好，关门时间也好，一切都只能听之任之了。

然而直子的话没再持续很久。蓦地觉察到时，话已戛然而止。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件浮在空中。准确说来，她的话并非结束，而是突然消失到什么地方了。本来她还想努力再说下去，但话已经无影无踪。是被破坏掉了，说不定破坏者就是我。我刚才的话终于传进了她的耳朵，好半天才被她理解，从而破坏掉了促使她继续说话的类似动力的东西。直子微微张开嘴唇，茫然若失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双眼雾濛濛的，宛如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

“不是想打断你，”我说，“只是时间晚了，再说……”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泪珠一旦滴出，随后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草席，身体前屈，嚎啕大哭起来。如此剧烈的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肩膀急剧地颤抖不止。之后，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浑身发抖，不出声地抽泣着。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并且很快湿透了。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某种珍贵之物。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头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着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

这天夜里，我同直子睡了。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即使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不知道。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不过那时候却只能这样做。她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希望得到我的抚慰。我关掉房间的电灯，缓缓地轻轻地脱去她的衣服，自己也随之脱掉，然后抱在一起。那是个温和的雨夜，我们赤身裸体也未感到寒意。我和直子在黑暗中默默地相互抚摸身体。我吻她的嘴唇，温和地用手扪住她的乳房。直子握住我变硬的东西。她的下部温暖湿润，等待着我。

然而当我探进去时，她却说很痛。我问是不是初次，直子点了点头。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我一直以为木月和直子早已睡过。我探到最底部，一动不动，久久地紧紧抱住她，等她镇静下来……最后，直子用力抱住我发出呻吟声。在我听过的最冲动时的声音里边，这是最为凄楚的。

全部结束之后，我问她为什么没和木月睡过，其实是不该问的。直子把手从我身上松开，再次啜泣起来。我从壁橱里取出被褥，让她躺好，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

早上，雨已停了。直子背对我睡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睡也罢没睡也罢，她的嘴唇已失去了一切语言，身体冻僵一般硬挺挺的。我搭了几次话她都不做声，身体纹丝不动。我久久地看着她裸露的肩部，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席子上和昨晚一个样，散乱地放着唱片套、玻璃杯、葡萄酒瓶、烟灰缸等等。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终止似的。我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喝了两杯自来水。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上面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记号。

我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凉湿凉的，凑近一闻，漾着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上的便笺上写道：等你冷静下来以后，想好好跟你谈谈，希望尽快打电话给我，祝生日快乐。然后再次看看直子的肩，走出房间，悄悄带上门。

※

过了一个星期，电话也没有打来。直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电话，因此星期天一早我便来到国分寺。她不在，门上的姓名卡片已被撤掉。木板套窗关得严严实实。问管理人，说直子已于三天前搬走了，搬去哪里他不晓得。

我返回宿舍，给她神户家里写了封长信。无论直子搬去何处，那封信总会转递到她手上。

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内容是这样的：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尽管我在尽力而为，但最后明白恐怕还需一段时间。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所以，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许诺，也不可能有求于你或倾诉动听的话语。因为首先我们之间还极其缺乏相互的了解。不过倘若你给我时间，我会竭尽全力，我们也许会相互加深了解。总之，我想再见你一次，好好谈谈。木月去世以后，我失去了可以如实诉自己心情的对象，想必你也如此。我想，也许我们相互追求的心情已超越了我们所想的程度。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绕了许多弯路，或在某种意义上已误入歧途。我也想过，或许我不该那样做，但此外别无他法。当时我在你身上感觉到的亲密而温馨的心情，是一种迄今我从未曾感受过的情感。请你回信，什么内容都可以——只要回信。

没有回信。

我心里失落了什么，而又没有东西填补，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空洞被弃置不理。身体轻得异乎寻常，语音虚无缥渺。周复一周，我比以前更为按部就班地到校听课。课虽然枯燥无味，同班上的人也无话可谈，但此外别无他事。听课时我独自坐在教室头排的一端，不同任何人交谈，吃饭时也是独自一人，烟也戒了。

五月底，学校进入罢课。那伙人高喊“肢解大学”。也好，能肢解只管肢解就是。肢解它，让它支离破碎，再狠狠地踩成粉末，一切悉听尊便！那一来，我也轻松了，往下的事自己总有办法。要我帮忙的话帮忙也可以，赶快下手好了！

大学被迫关门后没有课上了，我开始去运输社打零工。坐在卡车助手席上，停车时装货卸货。工作比预想的辛苦，开始几天，身体又酸又痛，早上甚至爬不起床，但报酬也因此多了一些。紧张劳作的时间里，我得以暂时忽略了心里的空洞。每周我在运输社干五个白天，在唱片店值三个晚班。没有工做的晚上，我就在房间里边喝酒边看书。敢死队滴酒不沾，对酒气极为敏感。一次我从床上爬起来喝没有对水的威士忌，他埋怨说熏得他不能学习，能不能去外边喝。

“你给我出去！”我说。

“不、不、不是有规定，宿、宿舍不许喝酒吗？”

“给我出去！”我重复道。

他也没再说什么。我心烦起来，一个人爬上楼顶天台自斟自饮。

时至六月，我又给直子写了封长信，仍寄往她神户家里。内容与前一封大致相同。只是加了两句：等你回信是非常痛苦的，不知伤害你的心没有——哪怕告知这一点也好。投到信筒里后，我觉得心里的空洞又有所增大了。

六月间，我两次同永泽到街上找女孩睡觉，双方都再省事不过。一个女孩被我领到旅馆床上，要给她脱衣服时，她手刨脚蹬，硬是不准。惹得我好不耐烦，便一个人在床上看书。不一会儿，她倒自己主动贴上身来。另一个女孩在交欢之后，向我一个劲儿刨根问底，什么过去睡过多少个女孩啦，老家哪里啦，在哪个大学啦，喜欢什么音乐啦，太宰治的小说读过没有啦，国外旅行准备去哪里啦，她的乳头是不是比别人大得多啦等等，不一而足。我适可而止地应付几句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她说想一同吃早餐，便和她一起走进小吃店，吃了专供早餐用的烤面包和味道糟糕的鸡蛋，喝了味道糟糕的牛奶。这时间里她一直向我啰啰嗦嗦地问这问那，什么父亲做何工作、高中成绩如何、何年何月出生、是否吃过青蛙……问得我昏头胀脑，一放下筷子，赶紧说得去做工了。

“喂，能再见面吗？”她不无凄凉地说。

“不久还会在哪里碰到的。”说完，便和她分手了。剩下我一个人后，心想罢了罢了，我这是干的什么事！不由一阵心灰意冷。我想我不应干这等勾当，然而又不能不干。我的身体十分饥渴，巴不得同女人睡觉。而我同她们睡觉的时候，我又总是想着直子，想直子黑暗中白嫩嫩地浮现出来的裸体，想她的喘息，以及外面的雨声。而且愈想愈觉得身体饥不可忍，渴不可耐。我独自跑上天台喝威士忌，盘算自己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七月初，接到直子的信。是封短信。

拖这么久才回信，请原谅。（但也请你理解：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写东西。这封信就写了不下十次之多。对我来说，写东西是件十分吃力的苦差事。

先从结果写起吧。我已决定暂时休学一年。虽说暂时，但重返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休学只是履行手续。你也许觉得事出突然，但这是我长期考虑的结果。有好几次我想跟你谈起，但终干未能开口。

我非常害怕把它说出口来。

很多事都请你不要介意。即便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也许这种说法有伤你的感情。果真如此，我向你道歉。我想要说的，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自己责备自己，这确确实实是应该由我一个人来全部承担的。一年多来我一再拖延，觉得给你添了很大麻烦，或许这已是最后极限。

我搬出国分寺的公寓后，回到神户家里，跑了一段时间医院。医生说京都一座山中有一家可能对我合适的疗养院，我便打算前去试试。准确说来，那并不是医院，而是自由得多的疗养机构。详情下次再写。现在还写不好。对现在的我来说，需要的是在某个与世隔绝的寂静的地方休养神经。

你在我身边陪伴了一年时间，对此我以我的方式表示感谢，这点无论如何请你相信。你没有伤我的心，伤我心的是我自己，我想。

眼下我还没有见你的准备，不是不想见，是没完成见的准备。一旦准备完成，我马上写信给你。到那时候，我想我们也许会多少相互了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加深对对方的了解才是。

再见。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与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性质相同的悲哀。这种莫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入我的耳中。

每到周六晚间，我依旧坐在一楼门厅沙发上消磨时间。不可能有电话来，也没有要做的事，我常常打开电视的棒球转播节目，似看非看地看着。我把横亘在我与电视之间空漠的空间切为两半，又进而把被自己切开的空间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无穷，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

十点一到，我关掉电视，返回房间，倒头便睡。

※

月底，敢死队送我一只萤火虫。

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里边放了些许草叶和水，瓶盖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因为四周天光还亮，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水边栖生的小虫而已。敢死队却一口咬定是萤火虫，还说他对此十分熟悉，而我又没掌握什么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也好，就算是萤火虫吧！萤火虫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企图爬上光溜溜的瓶壁，但每次都滑落下来。

“在院子里来着。”

“这儿的院子？”我吃了一惊。

“喏，附、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徕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就是从那边错飞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往大旅行箱里塞衣服、本子等物。

暑假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滞留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不大乐意回神户，继续打工，他是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束，正准备回家。敢死队的家在山梨。

“这个，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得不行。”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寄宿院里十分寂静，竟同废墟一般，国旗从旗杆降下，食堂窗口亮起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一般只亮一半，左半边是黑的，只亮右半边，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是奶油加热后的气味。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人影，不知是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天台角上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弓腰坐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望见新宿的夜景，左侧则是池袋的灯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河，沿着大街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它的光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我最后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在很早以前，但在我的记忆中，萤火虫该是在夏日夜幕中拖曳着鲜明璀燦得多的流光。我一向以为萤火虫发出的必然是那种灿烂的、燃烧般的光芒。

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几晃，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有气无力地扑棱一下。但它的光依然那么若隐若现。

我开始回想，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呢？情景想起来了，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沉沉暗夜的水流声传来了，青砖砌成的旧式水门也出现了。那是一座要一上一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门，河并不大，水流不旺，岸边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四周一团漆黑，熄掉电筒，连脚下都不易看清。水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数百只之多的萤火虫。萤火宛如正在燃烧的火星一样辉映着水面。

我合上眼帘，久久沉浸在记忆的暗影里。风声比平时更为真切地传来耳畔。风并不大，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得不可思议的轨迹。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夏夜已有些深了。

我打开瓶盖，拈出萤火虫，放在向外侧探出大约三厘米的供水塔边缘。萤火虫大概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转了一圈，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接着向右爬了一会，确认再也走不通之后，又拐回左边，继而花了不少时间爬上螺栓帽，僵僵地蹲在那里，此后便木然不动，像断了气。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榉树在黑暗中磨擦着无数叶片，簌簌作响。

我久久地、久久地等待着。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忽有所悟似的，愕然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的脑际。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着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1] 均为美国现代作家。

[2] 高桥和巳（1931—1971），日本小说家，作有《悲器》等。

[3] 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

第四章

暑假期间，校方请求机动队出动。机动队捣毁壁垒，逮捕了里边所有的学生。当时，这种事在哪一所大学都概莫能外，并非什么独家奇闻。大学根本没有肢解。投入大量资本的大学不可能因为学生闹事就毁于一旦，况且把校园用壁垒封锁起来的一伙人也并非真心要肢解大学，他们只是想改变大学机构的主导权。对我来说，主导权改变与否完全无关痛痒，因此，学潮被镇压以后也毫无感慨。

我本来盼望校园九月份一举报废才好，不料到校一看，居然完好无损。图书馆的书没被掠夺，教授室未遭破坏，学生科的办公楼未被焚毁。我不禁为之愕然：那帮家伙到底干什么来着！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因为罢课决议仍未失效，任何人也没有宣告罢课结束，不过是大学引进机动队捣毁了壁垒而已，在理论上罢课仍在继续。宣布罢课决议之时他们那般慷慨激昂，将反对派（或表示怀疑的）学生或骂得狗血淋头，或群起围攻不休。于是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何以前来教室而不继续罢课，他们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们害怕因缺课过多而拿不到学分。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肢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

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

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即使去上课，点名时也不回答。我也知道，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如果不这样做，心情就糟糕得不可收拾。然而这样一来，我在班里愈发孤立了。当点名我也不应时，教室里便出现了尴尬的气氛。谁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向任何人开口。

九月第二周，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打定主意，把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因为现在纵令退学，到社会上也无所事事。每天我都去学校听课、做笔记，剩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或查资料。

※

九月进入第二周后，敢死队仍未回来。这与其说是奇闻逸事，毋宁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就读的大学早已开学，而敢死队也绝对没旷过课。他的书桌和收音机上已薄薄地积了一层灰尘，搁物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塑料杯和牙膏，以及茶筒、杀虫剂等等。

敢死队不在的时间里，我便清扫房间。一来保持房间整洁已成了我习性的一部分，二来他既不在，任务就只能由我承担。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一周晾一次被，并且等待着敢死队回来夸我几句：“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干净得很嘛！”

但他没有回来。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他的行李不翼而飞，房门上的姓名卡片也被揭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我去管理主任室，打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退宿舍了。”主任说，“那房间暂时你一个人住。”

我问究竟是何原因，主任缄口不答。这家伙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

房间墙壁上，冰山摄影仍贴了一些时日，随后我把它揭掉，代之以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这回房间多少有点像我的了。我用打工积下的钱，买了一台小型立体声唱机，晚间一个人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有时还想起敢死队，但毕竟觉得一个人生活自得其乐。

※

周一十点，有“戏剧史Ⅱ”课，讲欧里庇得斯，十一点半结束。课后，我去距大学步行需十分钟的一家小饭店，吃了煎蛋和色拉。这家饭店偏离繁华街道，价格也比以学生为对象的小饭店贵一些，但安静清雅，而且煎蛋非常可口。店里干活的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和三个打零工的女孩。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人吃着饭。这工夫里，进来一伙学生，四个人，两男两女，都打扮得干净利落。他们围着靠门口处的一张桌子坐定，打量菜谱，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才由一个人归纳好，告诉给打零工的女孩。

这时间里，我发现一个女孩不时地往我这边瞥一眼。她头发短得出格，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白棉布迷你连衣裙。因为对她的脸庞没有印象，我便只管闷头吃饭。不料过不一会儿，她竟轻盈地起身，朝我走来，并且一只手拄着桌角直呼我的名字：

“你是渡边君，没认错吧？”

我抬头重新端详对方的面孔，还是毫无印象。她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孩，假如在某处见过，肯定马上记起。加之，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大学里实在寥寥无几。

“坐一下可以么？或者有谁来这儿？”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摇头说：“没谁来，请。”

她叮叮咣咣拖过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从太阳镜里盯着我，接着把视线落到我的盘子上。

“味道像是不错嘛，嗯？”

“是不错，蘑菇、煎蛋、青豌豆色拉。”

“唔，”她说，“下回我也来这个，今天已经定了别的了。”

“别的？”

“通心粉、奶汁烤菜。”

“通心粉、奶汁烤菜也不坏嘛。”我说，“不过，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来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欧里庇得斯。”她言词简洁，“《伊莱克特拉》。‘不，甚至神也不愿听不幸者的表白。’课不刚刚才上完吗？”

我仔细审视她的脸，她摘下太阳镜。我这才总算认出：是在“戏剧史Ⅱ”班上见过的一年级女孩。只是发型风云突变，无法辨认了。

“可你，直到放暑假前头发还到这地方吧？”我比量着肩部往下大约十厘米的位置。

“嗯。夏天烫发来着。可是烫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真的。气得我真想一死了之。简直太不成话！活活像个头上缠着裙带菜的淹死鬼。可又一想，死了还不如索性来个和尚头。凉快倒是凉快，喏。”说着，她用手心窸窸窣窣地抚摸着四五厘米长的短发。

“一点都不难看呀，真的。”我一边继续吃煎蛋一边说，“侧过脸看看可好？”

她侧过脸，五秒钟静止未动。

“呃，我倒觉得恰到好处。肯定是头形好的缘故，耳朵也显得好看。”我说，

“就是嘛，我也这样想，理成短发一看，心想这也满不错嘛，可就是没一个人这样说。什么像个小学生啦，什么劳动教养院啦，开口闭口就是这个。我说，男人干嘛就那么喜爱长头发呢？那和法西斯有什么两样，无聊透顶！为什么男人偏偏以为长头发女孩才有教养，才心地善良？头发长而又俗不可耐的女孩，我知道的不下二百五十个，真的。”

“我是喜欢你现在这样。”我说，而且并非说谎。长头发时的她，在我的印象中无非是个普普通通的可爱女孩。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她，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或笑或恼，或惊讶或气馁。我有好久没有目睹如此生动丰富的表情了，不禁出神地在她脸上注视了许久。

“真那样想的？”

我边吃色拉边点头。

她再次戴上太阳镜，从里边看着我的脸。

“我说，你该不是撒谎的人吧？”

“哦，可能的话，我还是要当一个诚实的人。”我说。

“唔——”

“为什么戴颜色这么深的太阳镜呢？”我问。

“头发一下变短，觉得什么保护层都没有了似的。就像赤身裸体地被扔到人堆里，心里慌得不行，所以才戴这太阳镜。”

“有道理。”我说，然后把最后一片煎蛋吞下去。她饶有兴味地定睛看着我将食物一扫而光。

“不过去可以么？”我指着和她同来的三个人那边。

“没关系，放心。饭菜来了过去也不迟。无所谓的。不过在这里不影响你吃饭？”

“影响什么，都吃完了。”我说。看样子她无意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便要了一份饭后咖啡。老板娘撤去盘子，放上砂糖和奶油。

“喂，今天上课点名时你怎么不答应呢？渡边是你的名字吧，渡边彻？”

“是啊。”

“那为什么不回答？”

“今天不大想回答。”

她再一次摘下太阳镜，放在桌面上，俨然探头观察什么稀有动物似的盯视我的眼睛。“今天不大想回答？”她嘴里重复道，“我说，你这话很像汉弗莱•博加特[1]嘛！既冷静，又刚毅。”

“不至于吧？我可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到处有的是。”

老板娘端来咖啡放在我面前，我没加砂糖和奶油，轻轻啜了一口。

“瞧瞧，到底砂糖、奶油都不加吧！”

“只是不喜欢甜东西罢了。”我耐着性子解释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怎么晒得这么黑？”

“我马不停蹄地徒步旅行了整整两个星期嘛。这里那里，扛着背包和睡袋，所以晒黑了。”

“去哪了？”

“从金泽到能登半岛，转了一大圈。新潟也去了。”

“一个人？”

“一个人。”我说，“有时也路上碰到旅伴。”

“该有浪漫情调诞生吧？旅行中没碰巧结识个女孩？”

“浪漫情调？”我一怔，“你这人，我说你是有什么误解嘛。一个扛着睡袋、满腮胡子、疲于奔命的人到哪里找什么浪漫情调呢！”

“经常这样一个人旅行？”

“不错。”

“喜欢孤独？”她手托着腮说，“喜欢一个人旅行，喜欢一个人吃饭，喜欢上课时一个人孤零零地单坐？”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乱交朋友罢了。那样只能落得失望。”我说。

她把太阳镜的吊带衔在嘴里，窃窃私语似的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然后转向我：“如果你写自传的话，可别忘了这句对白。”

“谢谢。”我说。

“可喜欢绿色？”

“你身上的半袖衫是绿色的呀！所以才问你是不是喜欢绿色。”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她再次鹦鹉学舌，“我嘛，打心眼里喜欢你这说话的方式。就像漂亮地涂了一层墙粉——可听人这么说过，从其他人口里？”

“没有。”我回答。

“我呀，名叫绿子。却跟绿色格格不入，好笑不？你不觉得这样太可悲了？简直是可诅咒的人生！对了，我姐姐叫桃子。岂不滑稽？”

“那么，你姐姐适合粉红色？”

“再没那么适合的了。就像专门是为穿粉红色降生的。哼，不公平到了极点！”

那边餐桌上已有饭菜端来，一个穿双色方格衬衫的小伙子叫道：“喂——绿子，吃饭啦！”她朝那边扬一下手，意思是说“知道了”。

“嗯，渡边君，你做笔记了么？戏剧史Ⅱ的？”

“做了。”我说。

“对不起，可以借我一看？我两次没去，那班上我又没有认识的人。”

“当然可以。”我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确认上边没有乱写之后，递给绿子。

“谢谢。对了，渡边君，后天去学校？”

“去的。”

“那么十二点来这里好么？还笔记本，午饭我请客。该不会说什么不是一个人吃饭就消化不良吧？”

“不至于吧。”我说，“不过答谢什么的可用不着哟，不过是给看一下笔记本。”

“没关系。我嘛，最喜欢答谢。喏，记住了？不记在手册上不会忘？”

“忘不了，后天十二点在此相见。”

那边又传来招呼声：“喂——绿子，再不吃可凉透啦！”

“我说，你以前就是这么说话的？”绿子充耳不闻似的说。

“我想是这样的，可并不是什么有意的。”我回答。说话方式被人说是与众不同，这还真是第一遭。

她略一沉吟，少顷妖媚地丢下一笑，离座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从那张餐桌经过时，绿子朝我挥一下手，其他三人则只觑了一眼我的脸。

星期三到十二点的时候，绿子没有赶来这家饭店。我本来打算边喝啤酒边等绿子，但店内人已开始增多，只好要来饭菜，一个人吃着。吃完时已是十二点三十五分，但绿子还是没有出现。我付了款，走出店门，坐在对面小神社的石阶上，清醒一下给啤酒弄昏的脑袋，同时等待绿子。等到一点还是徒劳，我只好作罢，返回学校，在图书馆看书，然后去上二点钟开始的德语课。

下课后，我到学生科查阅选课登记簿，在“戏剧史Ⅱ”班里找到她的名字。名叫绿子的学生只有小林绿子一个人。接着翻动学籍卡片，从六九年度入学的学生当中翻出小林绿子，记下住址和电话号码。家在丰岛区，住的是自家房子。我闪身钻进电话亭，拨动号码。

“喂喂，我是小林书店。”一个男子的声音。

小林书店？

“对不起，请问绿子小姐在吗？”我问。

“啊，绿子现在不在。”对方说。

“到学校去了吧？”

“唔，大概去了医院吧。您贵姓？”

我没报姓名，谢过后放下听筒。医院？莫非她受伤或患病了不成？但从那男子声音听来，完全没有那种不寻常的紧迫感。“唔，大概去了医院吧。”那口气，简直像是说医院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到鱼店买鱼去了——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我思索片刻，终于厌倦起来，不再去想，折回宿舍，躺在床上看从永泽那里借来的康拉德的《吉姆爷》，把剩下部分一口气看完，然后找他还书。

永泽正要去食堂吃饭，我也一起跟去吃了晚饭。

“外务省考试情况如何？”我问他。八月份举行过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

“凑合。”永泽不在意地说，“那东西，一般都混得过去。什么集体讨论啦，面谈啦，和向女孩子花言巧语没什么两样。”

“那么说，倒是真够容易的。”我说，“发榜在什么时候？”

“十月初。要是考中，请你美餐一顿。”

“我说，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是怎么一回事？参加的人全是像你这样的？”

“不见得。基本上都是傻瓜蛋，再不就是变态分子。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废料。这不是我信口胡诌，那帮家伙连字都认不全几个！”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外务省呢？”

“原因很复杂。”永泽说，“例如喜欢出国工作啦等等。不过最主要的理由是想施展一番自己的拳脚。既然施展，就得到最广大的天地里去，那就是国家。我要尝试一下在这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自己能爬到什么地步，到底有多大本事。懂吗？”

“听起来有点像做游戏似的。”

“不错，差不多就是一种游戏。我并没有什么权力欲金钱欲，真的。或许我这人俗不可耐刚愎自用，但那种玩艺儿却是半点儿都找不到我头上。就是说，我是个没有私欲的人，有的只是好奇心，只是想在那广阔无边而险象环生的世界里一显身手罢了。”

“也没有什么理想之类的东西吗？”

“当然没有！”他说，“人生中无需那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

“不过，与此不同的人生不是到处都存在的么？”我问。

“不喜欢我这样的人生？”

“算了吧，”我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事情不明摆着：我一不能进东大，二不能在中意的时候和中意的女人睡觉。再说嘴巴又不能说会道，既不能被人高看一眼，又没有恋人。就算从二流私立大学的文学院毕业出来，前景也未必乐观。我又能说什么呢。”

“那么，是羡慕我的人生喽？”

“也不羡慕。”我说，“我太习惯于我自己了。而且坦率地说，东大也罢，外务省也罢，我都没兴致。我唯一羡慕的，就是你有一位初美小姐那样完美的恋人。”

他半天没有做声，闷头吃饭。

“我说，渡边，”吃完饭后，永泽对我说，“我似乎觉得，你我从这里出来，十年二十年过后还会在某个地方相遇，还会以某种形式发生关联。”

“简直像狄更斯小说里写的。”我笑了。

“或许。”他也笑了，“不过我的预感可是百发百中的哟！”

吃罢饭，我和永泽走进附近一家酒吧喝酒，一直喝到九点。“嗯，永泽君，你的所谓人生规范是怎么一种货色？”我问。

“你呀，肯定发笑的！”他说。

“我不笑！”

“就是当绅士。”

我笑固然没笑，但险些队椅子上滚落下来：“所谓绅士，就是那个绅士？”

“是的，就是那个绅士。”他说。

“那么当绅士，是怎么回事？要是有定义，可否指教一二？”

“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你是最特殊的。”我说。

“在我见过的人里边，你是最地道的。”他说，随后一个人掏腰包付了账。

※

第二周的星期一，“戏剧史Ⅱ”教室里仍没见到小林绿子的身影。我在教室里扫了一眼，确认她不在之后，就在最前排坐下，打算在老师来前给直子写封信。我写了暑假旅行的事，写了所行走的路线、所经过的城镇、所遇到的人们。我写道：每天夜晚总是想你。见不到你以后我才明白同你是何等的难分难舍。大学里固然百无聊赖，但我从不缺席，权当自我训练也未尝不可。你离去后，无论做什么我都觉得索然无味，很想同你见面好好谈一次。倘若可以，我想去你住的疗养院探望，和你面谈几个小时——可以吗？而且，如果情况允许，还想仍像往日那样相伴而行。劳你回信给我，哪怕几个字也好，打扰了。

写完，我把四张信纸工整地叠好，塞入信封，写上直子父母家的地址。

过了片刻，显得愁眉不展的矮个子教师进来，点罢名，掏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腿脚不灵便，经常拄一根金属手杖。虽说“戏剧史II”不甚有趣，但他讲得头头是道，倒也值得一听。他照例道一声“好热啊”的开场白，便开始讲欧里庇得斯戏剧中解围之神[2]的作用。他讲了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神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神有何区别。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教室的门开了，绿子闪了进来。她穿一件深蓝色运动衫和一条奶油色棉布裤，仍戴着上次那副太阳镜。她向老师浮起一丝微笑，仿佛在说“来晚了，对不起”，然后在我身旁坐下，并从挎包里抽出笔记本递给我，其中夹一纸条，上面写着：“星期三，对不起，生我的气？”

课讲到一半左右，当老师正在黑板上勾勒希腊戏剧的舞台装置时，门又开了，进来两个头戴安全帽的学生，简直与一对相声搭档无异：一个弱不禁风，瘦瘦长长，小白脸；一个五短身材，黑黝黝的圆脸盘，蓄一撮不三不四的小胡子。瘦长个子怀抱一摞传单，五短身材直奔老师跟前，提出要将后一半时间用来讨论，要老师应允，并说远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正笼罩着当今世界。其实这并非要求，而是单方面通牒。老师说他并不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但反正怎么说都无济于事，那就悉听尊便好了。随即他紧抓着讲桌边缘移腿下来，提起手杖，拖腿走出教室。

在瘦长个子散发传单时，黑圆脸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传单上以将任何事情一律简单化的特有笔法写道：“粉碎校长选举阴谋”，“全力投身于全学联第二次总罢课运动”，“砸烂日帝——产学协同路线”。立论堂堂正正，措辞亦无可厚非，问题是文章本身却空洞无物，既无可信性，又缺乏鼓动人心的力量。黑圆脸的演说也是半斤八两，一派陈词滥调，旋律照搬照套，惟独歌词的连接处略有改动。我暗自思忖：这伙小子的真正敌手恐怕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想象力的枯竭。

“走吧！”绿子开口。

我点头站起，两人离开教室，快出门时，黑圆脸向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怎么听清。绿子则朝他潇洒地挥挥手，道声：“您忙着。”

“噢，我们怕是反革命吧？”走出教室后绿子对我说，“一旦革命成功，我们难保不会被吊到电线杆上去，嗯？”

“吊之前可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可能的话。”我说。

“对了，有家饭店我想领你去一次，就是远些，花点儿时间不要紧？”

“没关系。反正两点钟上课，有时间。”

绿子领我乘上公共汽车，到四谷站下来。她领我去的是一家位于四谷后面往里走几步的盒饭专卖店。我们在桌旁坐定，未等开口，就端上两个四方形红漆容器，里边放着每日一换的盒饭和一碗汤。果然不虚此行。

“好味道！”

“嗯。而且够便宜的，从上高中时就常常来这儿吃午饭。呃，我们学校离这里不远。学校严得厉害，我们来吃饭都是偷偷摸摸的。一旦给学校当场抓住，得受停学处分哩！”

绿子摘下太阳镜，同上次相比，眼睛显得有点困倦。她摆弄着左手腕上纤细的银手镯，又用小指尖摩擦似的揉揉眼窝。

“困？”我问。

“有点儿，睡眠不足啊。这个那个忙得团团转。不过也不打紧，别介意。”她说上次真是抱歉。出了一件大事，缠得我怎么也脱身不得，又是当天早上突然发生的，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本想给饭店打个电话，但忘了那店叫什么名，又不晓得你家的电话。等得你好苦吧？”

“也没什么，反正我是大闲人，时间多得不行。”

“真那么闲？”

“真想把我的时间分出些来，让你在里边好好睡上一觉。”

绿子支颐展颜，看着我的脸说：“你倒还挺会关心人的。”

“不是关心，只是时间有余。”我说，“对了，那天往你家打电话，家人说你去医院来着，出了什么事？”

“往我家？”她微微蹙了下眉头说，“你怎么晓得我家的电话？”

“在学生科查的呀，还用说。谁都可以查的。”

她点了两三下头，仿佛是说“原来如此”，接着又开始摆弄手镯。“是啊，我却没能想到，本来你的电话也可以那样查到的。至于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现在不大想说，别见怪。”

“没什么，我倒像是问得太多了。”

“不不，你这说哪儿去了。只是现在我有点累，就像淋过一场大雨的猴子似的。”

“那么最好还是回家睡一觉吧，嗯？”我试着提议。

“还不想睡，走一会吧！”绿子说。

走出四谷站不大工夫，她把我领到了她当时就读的高中跟前。

经过四谷站前的时候，我蓦地想起我同直子漫无边际地行走的光景。如此说来，一切都是从同一场所开始的。我不由想，倘若那个五月里的星期日不在电车中碰巧遇到直子的话，或许我的人生将与现在大为不同。但这一想法又马上推翻了，觉得即使那时不遇上直子，恐怕也不至于出现第二种结果。说不定那时我们是为相遇而相遇的。纵令那时未能相遇，也会在别的地方相遇——也没什么根据，但我总是有这种感觉。

我和小林绿子两人坐在公园凳子上，望着她就读过的高中校园。校舍墙上爬满常春藤，房脊有几只鸽子落脚歇息，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建筑。院里耸立着一株高大的橡树，一缕白烟从旁边笔直地升起，残夏的阳光使得那烟格外带有一种灰濛濛的色调。

“渡边君，你知道那是什么烟？”绿子突然问。

我说不知道。

“是烧卫生巾呢！”

“呃。”我应了一声，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卫生巾、药棉，反正是那个用的。”绿子说着，微微一笑。“那种东西都往厕所的垃圾桶里扔，女校嘛。管勤杂的老伯伯就把它们收拢到一起，放进炉里烧掉。这不就是那烟。”

“听你这么一说，那烟可真够了得。”我说。

“嗯。当时我每次从教室看那烟，也都这么想来着：啊，真不得了！我们学校，初中高中合起来差不多有一千个女孩子吧！有的还没开始，就算九百人。假定其中五分之一来月经，大致就是一百八十人，就是说，每天要往垃圾桶里扔一百八十人用的卫生巾，是吧？”

“大概是的吧，精确计算我可不行。”

“可不是一般数量哟，一百八十人哩！把这些东西收在一起烧掉——该是怎么一种心情呢？”

“这——猜不出来。”我说。我怎么能明白这个呢！就这样，我们望了半天那缕白烟。

“我打心眼里不乐意去那所学校。”绿子说着，轻轻摇了摇头，“我本想进普通公立学校来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就该去普普通通的学校嘛，而且我想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可父母出于虚荣心，偏偏把我塞去那里。你知道，小学如果成绩好，就常会遇到这种事；老师说了一通凭这孩子的成绩进那里没问题之类的话，结果就被硬塞到那里去了。我念了六年，却怎么都上不来好感，心里盼望的光是快些毕业快些毕业。对了，别看我这样，我还因为不迟到不旷课受表扬了呢！其实我却是那么讨厌学校。这里面的原因你能知道？”

“不知道。”我说。

“因为我讨厌学校讨厌得要死，所以才一次课都没旷过。心想怎么能败下阵去！一旦败下阵岂不一生都报销了！我生怕自己一旦败阵后就再也站不起来。即使高烧三十九度，我爬也要爬到学校去。老师说小林不大舒服吧，我撒谎说没关系，硬是逞强。就这样我得了一张不迟到不缺席的奖状，还有一本法语辞典。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大学里才选学德语。我就是横竖都不愿领那所高中的情！这还真不是开玩笑。”

“你讨厌那所学校的哪一点呢？”

“你当初喜欢上学来着？”

“也不喜欢也不十分讨厌。我读的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公立高中，没怎么在意。”

“那所学校么，”绿子一边用小手指揉眼角一边说，“里面全都是所谓才女，家教好学习好——这样的女孩儿搜罗了差不多一千个。哦，清一色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否则也吃不消。学费高，还时不时地要赞助，修学旅行住的都是京都的高级旅馆，用真漆碗吃‘怀石料理’[3]，每年还要去大仓酒店的餐厅参加一次宴会礼仪的讲习班。总之不同一般。知道么？我们年级一百六十人当中，住在半岛区的学生只有我自己。有一次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学生名册，你猜她们都住在什么地方？真不得了，一个个全部集中在千代田区三番町、港区元麻布、大田区田园调步、世田谷区成城……只有一个姓柏的女孩儿例外，住在千叶县。我和她挺合得来，人不错。一次她叫我去她家玩，说住得远对不起，我说可以，就跑去了。结果大吃一惊，你猜怎么着，绕房宅地一圈居然要花十五分钟，院子大得出奇，两只小汽车大小的狗，大口大口地吃着一大堆牛肉。可她还说什么由于家住千叶，在班里很感自卑。每次看要迟到了，就让家里开‘奔驰’轿车送到学校。车上配有专门司机，模样活像《森林大黄蜂》中出场的驾驶员，头上一顶制服帽，还戴着白手套。尽管这样，那女孩儿还自愧不如人。真叫人难以相信，你能信？”

我摇摇头。

“住在半岛区北大冢这鬼地方的，找遍全校也只有我自己。这还不算，父亲职业一栏还填这么一笔：‘经营书店’。这么着，班上的人都对我感到新奇，说喜欢什么书就能看什么书。天大的玩笑！她们脑袋里想的，是像纪伊国屋那样的大型书店。对她们来说，提起书店，只能做那样的想象。可实况简直惨不忍睹，小林书店，我可怜的小林书店！咣咣当当地打开门一看，迎面一排除杂志没别的。脱手最快的是《妇女杂志》，就是附录中带有四十八种性生活新技巧插图的那种货色。附近的太太们买回家，坐在厨房餐桌旁背得滚瓜烂熟，等丈夫回家演习一番。那东西真是黄得可以，鬼晓得世上的太太们每天想的是什么！再就是连环画，也有些销量，什么《月报》、《星期天》、《飞人》。当然还有周刊。总之几乎全靠杂志赚钱。文库丛书也有一点，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什么推理啦演义啦色情啦，因为只有这些卖得出去。再往下就是实用性书籍，例如《围棋谱》、《盆景制作方法》、《婚礼致辞大全》、《性生活入门》、《快速戒烟法》等等。另外我们连文具也卖，收款台旁边摆着圆珠笔、铅笔和本子之类。就这些。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性的人》[4]，没有《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就是小林书店，这烂摊子到底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莫非你羡慕不成？”

“你讲得真够活灵活现的！”

“喏，就是这么个店。附近的人都来买书，也送货上门，老顾客也还不少，一家四口糊口是绰绰有余。没有欠款，可以供两个女儿上大学，如此而已。此外再想干大一点的事，就力不从心了。所以，本来就不该把我送去那样的学校，那只能活受罪。每逢要捐什么款的时候，都要给父亲啰嗦个没完没了；和同学外出游玩，一到吃饭时间就心惊胆战，生怕走进价钱贵的饭店弄得掏不出钱。这样的人生简直漆黑一团。你家有钱？”

“我家？我家属于再普通不过的工薪阶层。既不很富，也不特穷。送儿子到东京读私立大学，我想怕是够吃力的。好在子女只我这一个，还不成问题。汇款没那么多，就打点零工。非常一般的家庭。有个小院子，有丰田，有皇冠。”

“打什么零工？”

“每星期在新宿一家唱片店干三个晚上。工作满舒眼，坐在那里看东西不丢就行了。”

“唔——”绿子说，“我还以为你从来没在钱上吃过苦头呢，总觉得你不像。”

“也算不得吃苦头，不过是说钱不是大把大把的。世上的人大都如此。”

“我读过的那所学校大多都是富翁，”她手心朝上放在膝部，“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以后你可就要和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打交道啰，哪怕再讨厌也罢。”

“嗯，你认为有钱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不晓得。”

“是可以说没钱呀。例如我向班上的朋友提议做点什么，对方就说‘我现在没钱，不行’，可要是我处在对方的立场，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我要是说‘现在没钱’，那就真的是没钱。太惨了！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可以说‘我今天脸难看得很，不想外出’，可要是换个丑八怪女孩同样说一句试试，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哩！二者同一道理。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六年时间，直到去年。”

“不久就会忘掉的。”我说。

“恨不得马上忘掉。这次上了大学，我着着实实出了口长气，周围都是普通人。”她微微扭一下嘴角，笑吟吟地用手心摸摸短发。

“你在打什么零工？”

“呃，写地图解说词。知道吧，卖地图时不是附带一份小册子吗？上面有城镇的说明，有人口和名胜的介绍等等。例如这里有如此这般一条郊游路线，有如此这般一个传说，开着如此这般的花，飞着如此这般的鸟，这个那个的，我的工作就是写这类解说稿。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了，眨眼工夫就完。去日比谷图书馆翻一天书，足可以写出一册。只要摸透一点点诀窍，就有的是事儿可做。”

“诀窍？什么诀窍？”

“就是——把别人不写的内容多少加一点进去。这一来，地图公司的负责人就会认为‘那孩子会写文章’，心里佩服得不得了，就又找工作给你。其实也用不着大动脑筋，一点点就足够了。比方说吧，有个村庄由于修建水库而在这里淹没了，但候鸟至今仍记得这个村庄，每当那个季节来临，便会出现小鸟们在水面上空盘旋不已的情景。这类趣闻只消写进去一个，公司的人就会喜出望外。还不是，多形象多有气氛啊！可是一般打零工的人却不怎么用这份心计。所以，靠写这解说稿，我正经挣了几个好钱。”

“不过，能经常找到那么多趣闻吗，那么凑巧？”

“唔——”绿子略一歪头，“想找的话，怎么都能找到，实在找不到，适当来点无中生有也未尝不可。”

“是这样。”我心悦诚服。

“皆大欢喜嘛！”绿子说。

她想听我宿舍里的事，于是我照例讲了太阳旗，讲了敢死队如何做早操等等。绿子也为敢死队大笑不止。看来敢死队是为了使全世界的人活得愉快才存在的。绿子说既然如此逗人，那就到我宿舍看看好了。我说看倒没什么意思。

“无非是几百个男生在脏乎乎的房间里或喝酒或手淫罢了！”

“你也不例外？也那么做？”

“没有人不做”，我解释道，“男的手淫跟女孩子来月经是同一码事。”

“有女朋友的也这样？就是说有发泄对象的？”

“问题不在这里。我隔壁一个庆应大学的学生手淫之后才去幽会，说这样就心平气和了。”

“这事我是不大明白，一直在女校嘛。”

“《妇女杂志》的附录上也没提到？”

“何至于！”绿子笑道，“对了，渡边君，这个星期天闲着吗？有空儿？”

“哪个星期天都闲。只是六点钟要去做工。”

“愿意的话，去我家玩一次可好？去小林书店。店倒是不开，可我非守候到晚上不可，因为怕有重要电话打来。嗳，吃午饭吗？我来做。”

“那就谢谢啦。”我说。

绿子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详细画出去她家的路线，然后取出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的位置打了一个大大的“x”。

“不用费劲就找得到的，一块大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十二点左右能到？我好准备饭菜。”

我道过谢，将地图揣进衣袋，然后告诉她得回学校上两点钟的德语课。绿子说她有个地方要去，从四谷站上了电车。

星期天早上，我九点钟爬起身，刮了胡子，洗完衣服晾到楼顶天台。外面晴空万里，一派初秋气息。一群红脑袋蜻蜓在院子里团团飞舞，附近的顽童挑着网兜往来追逐。无风，太阳旗颓然下垂。我穿上一件熨得有棱有角的衬衣，出门往都营电车站走去。星期天的学生街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如同人都死得一干二净一般，店也几乎一律关门大吉，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音响于是比平日远为真切地扩散开来。脚蹬高跟木屐的女郎拖着“呱哒呱哒”的足音穿过柏油路面，四五个小孩在都营电车库旁边排开几只空罐，往里瞄准投石子。花店倒有一家开了门，我买了几枝水仙花。秋季买水仙有些不合时令，但我从小就喜欢这种花。

星期天早上的电车里，只有三个坐在一起的老太婆。我一上车，老太婆们就对着我的脸和我手中的水仙横看竖看，其中一位看罢我的脸还慈祥地一笑，我也报以笑容，然后坐在最后边的位置，观望外面几乎擦窗而过的一排排古旧房屋。电车紧贴着家家户户的房檐穿行。一户人家的晾衣台上一字排开十盆盆栽西红柿，一只大黑猫蹲在一头晒太阳。在院子里吹肥皂泡的小孩闪入眼帘，石田亚由美的歌声不知从何处传来耳畔。甚至有咖喔气味飘至鼻端。电车像根缝衣针一样在密密麻麻的住宅地带婉蜒前行。途中有几个人上来。三个老太婆亲密无间地头对着头，不厌其烦地谈着什么。

我在大冢站下了电车，按地图中所示，沿着一条不甚起眼的大街一路走去。两侧排列的商店，哪一家都不像是红红火火的景象，全部是旧建筑，里边黑洞洞的，有的连招牌上的字都消失殆尽了。从建筑物的古旧程度和样式来看，不难判断这一带未曾在战争中遭受空袭，所以这些民房才得以原样保留了下来。当然也有的重建过，也有的或扩建或修修补补，但这些房子大多反倒显得比旧貌依然的房子还要脏乱。

看这光景，估计很多人都已因为车多、空气污染、噪音干扰、房租昂贵而迁往郊外了，剩下来的或是廉价的公寓、公司宿舍，或是搬迁上有困难的商店，或是死活舍不得离开世居之地的顽固派。由于汽车大排废气，所有的东西都像笼了一层薄雾似的灰濛濛脏乎乎。

在这条街上走了大约十分钟，从加油站往右一拐，出现了一条小商店街，当中一块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店固然不大，但也不似我由绿子的话而想象出来的那般小气。一条普通街道上的一家普通书屋。站在小林书店门前时，我不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情：哪条街上都有这样的书店。

书店的卷闸门一落到底，门上写着“周刊《文春》每周四出售”。离十二点大约还有十五分钟，我又不大愿意手拿水仙花在商店街上闲逛，便按了一下门旁的电铃，退后两三步等候回音。过了十五秒还是没有动静。我正寻思是不是该再按一次的当儿，头上“哐”地响起了开窗声。扬脸一看，绿子从窗口探出头，挥着手大声喊道：

“打开卷闸门进来呀！”

“稍早了一点，可以吗？”我也扯着嗓门大喊。

“没关系，一点不碍事儿。上二楼！我现在脱不开手。”接着，“哐”一声把窗关死了。

我便去开门。那门发出惊人的怪叫声，我往上拉起一米高，弓腰钻到里边，再把门落下。店内漆黑一片。我绊在一捆准备退回的杂志上，险些摔个跟头。我一步一挪地摸到店的尽头，摸索着脱去鞋，抬腿上去。屋里光线若明若暗，从脱鞋处上去没几步，有间简单的客厅，摆着一套沙发。房间不很宽敞，窗口透进老早以前波兰电影里的那种昏暗的光线。左侧有一仓库样的杂物间，可以看见厕所的门。右侧立一陡梯，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二楼。较之一楼，二楼敞亮得多，我吁了口长气。

“喂，这边！”绿子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楼梯口右侧有个餐厅样的房间，再往里是厨房。房子本身虽旧，但厨房却像最近装修过了，烹调台、水龙头、餐具橱全都光闪闪地焕然一新，绿子就在那里准备饭菜，锅里煮着什么，“咕嘟咕嘟”直响，还漾着烤鱼的香味。

“电冰箱里有啤酒，坐在那里喝可好？”绿子眼睛朝我忽闪一下。我于是从电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坐在桌前喝了起来。啤酒凉得真够彻底，我怀疑是否已经存了半年。桌上放着白色的小烟灰缸、报纸和酱油壶，还有便笺和圆珠笔，便笺上写着电话号码和像是购物后算账的数字。

“再有十分钟就可以做好。能不能在那儿等一会？能等不？”

“当然能等。”我说。

“边等边饿饿肚子。量可正经不少哩！”

我一面呼着啤酒，一面望着全神贯注做饭的绿子背影。她快捷而灵巧地挪动着身子，同时操作四五样菜，眼看在这边品尝菜的味道，转眼又在菜板上飞快地切什么东西，又从电冰箱里取出什么盛上，一回手又把用过的锅涮好。从后边望去，那样子不禁使人想起印度打击乐的演奏者来：刚击响那边的吊钟，马上又敲这边的板，旋即拍打水牛骨。每一个动作都敏捷而准确，相互配合得恰到好处。我出神地望着。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我招呼道。

“放心，我一个人干惯了。”说着，绿子朝这边闪过脸笑了笑。她下着蓝色牛仔裤，上穿蓝色海军衫，海军衫的背部还印着一个大大的苹果标记。从后面看，她的腰格外的窈窕，简直像在使腰肢壮实起来的发育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跳过了一个阶段：就是这样的美不胜收的腰。因此，同一般女孩子穿窄牛仔裤时的样子相比，她给人的印象要中性得多。从烹调台上方窗口射进的明晃晃的阳光，为她身段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恍惚而隐约的光膜。

“用不着费事做那么考究！”我说。

“一点也不考究，”绿子头也不回地说，“昨天忙得我菜都没顾上买，只是把电冰箱里原有的统统掏出来应付一下，你千万别介意，真的。再说，好客是我们的家风。我们这一家，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是非常喜欢请客，打心眼里喜欢，简直成了病态。一家人既算不得特别热情，又不是说因此有什么人缘，反正一来客人就非得忙忙活活招待一顿不可。每个人都这德性，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所以呀，我爸他尽管自己差不多滴酒不沾，可家里到处是酒。你说干什么？给客人喝呀！所以啤酒你只管放开肚皮喝，用不着客气。”

“多谢。”我说。

少顷，我突然想起水仙花忘在楼下了。我脱鞋时放在脚边，就一直忘在那里。我再次下楼，把躺在昏暗中的十枝白水仙拿上来。绿子从碗橱里取下一只细细高高的玻璃杯，插进水仙。“我，顶喜爱水仙。”绿子说，“以前高中文艺汇演的时候，还唱过《七朵水仙花》呢。知道吗，《七朵水仙花》？”

“那还不知道！”

“当时参加民歌小组来着，弹吉他。”

接着，她便一边哼唱《七朵水仙花》，一边把菜盛进盘子。

绿子做的菜相当够水平，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生鲹鱼片、黄嫩嫩的荷包蛋，自己做的西京[5]风味腌鲅鱼、炖茄块、莼菜汤、玉蕈饭，还有切得细细的黄萝卜干咸菜，而且厚厚沾了一层芝麻。味道清淡，是地地道道的关西风味。

“好吃极了！”我钦佩地说。

“喏，渡边君，老实说，你没想到我做菜有两手吧，从外表看？”

“嗯——”我老实承认。

“你是关西人，喜欢这味道吧？”

“为我特意做得这么清淡？”

“那倒不是，怎么也不至于费那个麻烦劲。家里平时也这个味道。”

“爸爸妈妈都是关西人，所以才……”

“哪里，爸爸一直是这儿本地人，妈妈是福岛的。亲戚里边，找遍了也没一个关西的。我们这个家族属于东京—北关东系统。”

“弄糊涂了。”我说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地道正宗的关西风味呢？跟谁学的？”

“噢，说起来可就话长了。”她边吃荷包蛋边说，“我妈那人最讨厌和家务事沾边，几乎不做什么菜。再说，你知道我家是开店的，所以一忙起来，动不动就叫饭店送几份来，或者去肉店买些炸肉丸对付一顿。对这个我从小就讨厌透顶，讨厌得简直不能再讨厌。再不然就做一次咖喱饭一吃三天。这么着，有一天——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下决心自己动手做出像样的东西来，就去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本看上去最好的食谱。书上写的，我一样不少熟记在心，包括菜板的选法、菜刀的磨法、鱼的切法、干松鱼的削法，一切一切。由于写这本书的人是关西人，我做的菜也就跟着成了关西风味。”

“那么说，这统统是从书上学来的？”我吃惊地问。

“接着我就攒钱，去吃正宗‘怀石料理’，于是记住了味道。我这个人，直感相当发达，逻辑思维倒是不行。”

“无师自通地做到这个程度，不简单，实在不简单。”

“吃了好多苦哩！”绿子叹息着说，“我们这家人，对烹调之类是既不知又不想知，所以不管你怎么苦苦央求，他们硬是不肯掏钱替你买些像样的菜刀啦锅啦，说什么现有的足已够用。开哪家的玩笑！那薄薄一片的小破刀，哪里能切得好鱼！可这么一说，你猜怎么着，他们马上又说什么鱼那玩艺儿不切也无所谓。简直不可救药。只好拼死拼活地把零用钱凑在一起，买尖头菜刀买锅买笊篱。你说你相信不，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像从身上挤血似的一点一点攒钱，买什么笊篱磨石炸虾锅……而身边的同伴都在使劲儿大把大把要钱，买时髦衣服皮鞋什么的。你说我可怜不可怜？”

我一边喝莼菜汤一边点头。

“高中一年级时，我做梦都想得到一个煎蛋锅，就是那种用来煎荷包蛋的狭长的铜家伙。结果，我就用买乳罩的钱买了那东西。这下可伤透脑筋了：我用一副乳罩整整对付了三个月，你能相信？晚上洗，拼命弄干，第二天早晨好戴上上学。要是没干可就倒霉了，真的。世界上什么最可怜？我想再没有比戴半湿不干的乳罩出门更可怜的了。气得我直淌眼泪，尤其想到是为了买那煎蛋锅的时候。”

“怕也是的。”我笑着说。

“所以在妈妈死了以后——这么说也许是对不住妈妈——我倒是松了口气，因为我可以掌握生活费，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么着，如今厨房用具算一应俱全了。至于爸爸，生活费怎么花他是蒙在鼓里的。”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两年前。”她简短地回答，“癌，脑肿瘤。住了一年半医院，折腾得一塌糊涂，最后脑袋也不正常了，离了药就不行。但还是没有死，差不多是以安乐死那种形式死的。怎么说呢，那种死法是再糟糕不过的，本人遭罪，周围人受累。这下可倒好，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一支针一万两千日元，一支接一支打。又要雇人专门护理，这个那个的。我因为要看护，学习学不成，和失学差不多，简直昏天黑地。还有——”她欲言又止，放下筷子叹息一声，“尽说伤心话了。怎么提到这话上来了？”

“由乳罩引出来的吧。”我说。

“就是这荷包蛋，可要用心吃哟！”绿子神情肃然地说。

我吃完自己这份，肚子已经饱饱的了。绿子没吃多少，她说做菜的人，光做肚子就已经饱了。吃罢饭，她撤下餐具，擦净桌子，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包万宝路牌香烟，抽一支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燃，然后拿起插水仙花的玻璃杯，端详了半天。

“就这样好了。”绿子说，“不用换到花瓶里。这么插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刚刚从河边采来，随手插在杯里似的。”

“在大冢站前的水池边采的。”我说。

绿子嗤嗤作笑：

“你这人真有意思，说笑话还那么一本正经。”

绿子手托着腮，烟吸到半截，便在烟灰缸里使劲碾灭，并用手指揉揉眼睛，可能进了烟。

“女孩子熄烟要熄得文雅一点。”我说，“那样熄，活像砍柴女。不要硬碾，从四周开始慢慢熄，那就不至于把烟头弄得焦头烂额了。你这熄法太残忍了。另外无论如何不能从鼻孔里出烟。和男的两人单独吃饭时，一般女孩子不至于提起三个月只戴一副乳罩的话。”

“我，就是砍柴女嘛。”绿子边搔鼻侧边说，“怎么也悲哀不起来。有时当玩笑说一说，总不往心里去。其他还有要说的？”

“万宝路不是女孩子吸的烟。”

“可以的，没什么。反正吸什么都同样没滋没味。”她说，然后把万宝路的硬纸包装盒拿在手里转来转去，“上个月刚开始吸。其实也不大想吸，只是偶尔想试一下。”

“为什么那样想呢？”

绿子把搁在桌面上的两只手“啪”地一合，沉吟片刻，说：“也不怎么。你不吸烟？”

“六月份戒了。”

“干嘛要戒？”

“太麻烦了。譬如说半夜断烟时那个难受滋味啦，等等。所以戒了。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你这人，属于喜欢追究事理那类性格，肯定。”

“也许。”我说，“说不定因为这一点我才不怎么讨人喜爱，以前就这样。”

“那是由于：在别人眼里，你是个不被人喜爱也觉得无所谓的角色。或许有些人对你这点感到棘手也未可知。”她手捧两腮，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不过我喜欢同你说话，你说话方式真是别具一格：‘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我帮她洗碗，站在她旁边，把她洗过的碗用毛巾擦干，放在烹调台上。

“你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今天？”我问。

“妈妈在坟里，两年前死的。”

“这个，刚才听你说了。”

“姐姐同未婚夫幽会。好像到什么地方兜风去了。她的那位在汽车厂工作，所以她特别喜欢汽车。我可是不大喜欢。”她说完默默地洗碟子，我便默默地擦。

“往下就是我爸爸了。”停了一会，绿子说。

“呃。”

“爸爸他去年六月去了乌拉圭，一直没回来。”

“乌拉圭？”我一愣，“何苦去乌拉圭那样的地方？”

“想移居乌拉圭，他那人，活像天方夜谭里的阿拉伯人。当兵时的一个熟人在乌拉圭办农场，心血来潮地说去那里很好混，他就一个人搭飞机走了。我死说活说劝他别去，告诉他去那样的地方根本行不通，又不懂语言，再说连东京都没怎么离开过。但怎么说也不顶用。肯定是我妈死了以后，他悲伤得不知怎么才好，脑袋里那根弦也随着断了。他爱我妈就爱到这个地步，真的。”

我不便应和什么，张着嘴，望着绿子。

“妈妈死的时候，你猜爸爸对着我和姐姐说什么来着？这么说的：‘我十分懊悔，真不如叫你们两个替你妈死算了！’听得我俩目瞪口呆。还不是，再怎么样也不好那样说话呀。当然喽，那是出于丧失至亲至爱的伴侣后的难过、悲哀和痛苦，这我知道，也很同情，但也不至于说什么让亲生女儿去替死那样的话，你说是不？你不认为未免太过分了？”

“啊，倒也是的。”

“我们也很伤感情。”绿子揺摇头，“总而言之，我们这家人都有点神经兮兮的，多少有点出格离谱。”

“有点儿。”我也承认。

“不过，你不觉得人与人相爱是件好事？爱夫人爱得甚至当着女儿的面说什么不如叫你们替死是件好事？”

“或许。”

“这还不算，还跑到乌拉圭去了，没事似的甩下我们不管了。”

我闷头擦拭盘子。全部擦完，绿子把我擦过的所有碟碗整整齐齐地放进餐具橱。

“父亲那边没音信？”我问。

“今年三月来过一张带画的明信片，可具体也没写什么，只是说那边很热，水果不像预想的那么好吃——就这么点。简直是开玩笑！那明信片上居然还画着一头蠢驴！真是神经！连见到哪个朋友或熟人也没提。最后还写，等稍微安顿下来后，把我和姐姐叫去。以后就再无音信了，我们去信也不理。”

“那么，假如你爸爸叫你去乌拉圭，你怎么办？”

“就去看看嘛，不是挺有趣的？姐姐说她坚决不去。我姐她最最讨厌不卫生的东西、不卫生的地方。”

“乌拉圭就那么不卫生？”

“不晓得。姐姐认定是那样，说路上一层驴粪，上面趴满苍蝇，冲厕所的水又不通，蜥蜴蝎子到处一动一动地乱爬。说不定她在哪里看了这类电影。姐姐对虫子算是深恶痛绝的。她最开心的就是坐着狂吼乱叫的车子在湘南一带来回兜风。”

“呃——”

“乌拉圭，满不错嘛，去也未尝不可。”

“那一来这店谁来管呢？”我问。

“姐姐在半死不活地管着。住在附近的伯父每天都来帮忙，还去送货。我有时间也帮把手，反正开书店也不是什么重活儿，怎么都干得了。要是怎么都干不下去的话，就干脆连店铺一卖了事。”

“你喜欢父亲？”

绿子摇摇头：“也不是很喜欢。”

“那为什么要跟到乌拉圭去呢？”

“信赖他。”

“信赖？”

“是啊。喜欢倒不怎么喜欢，但是我信赖，信赖爸爸。在失去夫人的打击下，扔下家扔下孩子扔下工作，手一甩去了乌拉圭——我信赖这样的人。明白？”

我喟叹一声：“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绿子好笑似的笑着，轻轻捶一下我的脊背，说：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兵荒马乱地出了不少事，好个奇妙的日子。就在绿子家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爬上三楼的晾衣台看热闹，而且不知不觉地接了吻。这么说也许像是装傻卖乖，可过程确实如此。

我们一边说学校里的事一边喝饭后咖啡，这时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声音越来越大，数量也似乎越来越多。楼下有很多人奔跑，有几个人大声呼号。绿子跑到临街的房间，推窗往下看了看，然后说声“等一下”就不见影了，只传来“咚咚”上楼的声响。

我边喝咖啡边思索乌拉圭在什么地方。那里是巴西，那里是委内瑞拉，这边是哥伦比亚——如此想了半天，却怎么也弄不清乌拉圭的确切位置。这工夫里，绿子下来，叫我赶紧一起过去，我便尾随其后，爬上走廊尽头一架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到得一处很宽敞的晾衣台。晾衣台比周围住宅的屋脊明显高出一截，临近一带尽收眼底。隔三四座房子的对面，浓烟滚滚，腾空而起，顺着微风朝大街那边荡去。空气中飘着焦糊味儿。

“是阪本那里。”绿子从栏杆上探出身子说，“阪本搬来之前是一家卖门窗的店，现在早已关门不做买卖了。”

我也从栏杆上探出身朝那边张望。不巧出事地点正位于一座三层楼的背后，看不出个究竟，好像有三四辆消防车在进行灭火作业。由于路本来就窄，至多只能开进两辆，其他车只好在大街那边伺机而动。路面自然给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我看最好把贵重的物品收拾收拾，这里也得避一下难。”我对绿子说，“现在风向相反，但不知什么时候转过来，而且加油站就在跟前。收东西吧，我来帮忙！”

“根本就没有贵重东西。”绿子说。

“可总该有什么吧？存款，原始印章，证书……首先钱没有了就是麻烦事。”

“不要紧，我不跑的。”

“这里烧着了也不跑？”

“嗯。”绿子说，“死了就死了呗！”

我看着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着我的眼睛。她一下子把我弄晕了：不知她话里多少成分是真，多少成分是假。我注视了她一会儿，渐渐地，开始觉得反正都无所谓。

“好，明白了，奉陪就是，陪你。”我说。

“和我一块儿死？”绿子眼睛一亮。

“难说。一旦势头不妙我可得逃走。要死你一个人死好了！”

“冷酷。”

“只讨你一顿午饭，怎么能连命都一块搭进去呢？晚饭也招待的话另当别论。”

“你这人！算啦算啦。反正先在这儿看一会吧。我来唱歌给你听。”

“唱歌？”

绿子跑去下面，拿上来两张坐垫、四瓶啤酒和吉他，于是两人眼望团团涌起的黑烟喝起啤酒来。我问绿子如此做法是否会招致左邻右舍的白眼。因为我觉得：面对附近失火的场景在阳台上饮酒唱歌委实算不得正当行为。

“没事儿，管它！我们早已决定对周围的事来个不屑一顾！”她唱起以往流行过的民歌。歌也好，吉他也好，都实在不敢恭维，但她本人却是满脸自我陶醉的神情。她唱了《柠檬树》、《粉扑》、《离家五百里》、《花落何处》、《快划哟米歇尔》，一首接一首唱下去。起始，绿子教了我低音部分，准备两人合唱，可惜我的嗓音实在南腔北调，只好遗憾地作罢，由她一个人尽情尽兴地引吭高歌。我口呷啤酒，耳闻歌声，眼观火势，而且专心致志。眼见浓烟骤然腾空，旋即不大不小，周而复始。人们或狂喊乱叫或发号施令，报社的直升飞机自天外飞来，震天价吼个不止，取完镜头便掉头跑开，但愿别连我俩的行径也取进去。警察的大音量扩音器对着幸灾乐祸的围观者大吼大叫，命令他们再往后退。小孩没好声地哭爹叫娘，玻璃“劈啪”乱响。俄而，风头开始倒转，白色灰状物朝我们翩然飞来。然而，绿子兀自吱吱有声地喝着啤酒，自鸣得意地大唱其歌。会唱的一古脑儿唱罢，又唱起了自己填词作曲的莫名其妙的歌。

本想给你做顿菜，

可惜我没有锅。

本想给你织围巾，

可惜我没有线。

本想给你写首诗，

可惜我没有笔。

绿子说这歌叫“什么也没有”，歌词不伦不类，曲调也怪里怪气。

我一面听她唱这驴唇不对马嘴的歌，一面放心不下：万一火烧到加油站，这座房子岂不跟着上西天了！绿子这时唱得累了，放下吉他，像晒太阳的懒猫似的斜靠在我肩上。

“我创作的这首歌如何？”她问。

“别开生面，富有独创性。很能体现你的性格。”我慎之又慎地回答。

“谢谢你。”她说，“题目叫——什么也没有。”

“似乎可以理解。”我点头道。

“在我妈妈死的时候……”绿子脸朝着我说。

“噢。”

“我半点都没伤心。”

“啊？”

“父亲不在以后也一点都没难过。”

“当真？”

“当真。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你不认为我冷酷无情？”

“不过这里边有很多缘由吧。”

“是啊，嗯，是有很多。”绿子说，“复杂着呢，我家。不过，我一直这样想：不管怎么说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要是死了或分开了，该悲伤才是。可就是不行，完全无动于衷。既不悲伤，又不寂寞，也不难受，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有时候会做梦。梦到我妈，她从黑暗里瞪着我，挖苦说：‘你这家伙，我死了你高兴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高兴，死的到底是母亲，只不过没那么悲伤罢了。老实说，我一滴泪珠也没掉。小时候家里养的猫死了还哭了整整一晚上呢。”

怎么冒这么多的烟呢？既不见火，看情形火势又没加大。只管绵绵不断地冒着浓烟。到底什么东西烧这么久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可也不能全怪我。我是有薄情之处，这我承认，不过要是他们——爸爸和妈妈——多少给我一点爱的话，我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就会感到点伤心……”

“你觉得，没怎么被爱过？”

她歪起脖子看我的脸，随即深深地点了下头。“介于‘不充分’和‘完全不够’之间吧。我总是感到饥渴，真想拼着劲儿得到一次爱，哪怕仅仅一次也好——直到让我说可以了，肚子饱饱的了，多谢您的款待。一次就行，只消一次。然而他们竟一次都没满足过我。刚一撒娇，就给抡到一边去，动不动就说我花钱大手大脚，从来都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想：一定自己去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小学五六年级时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了不起！”我肃然起敬，“可有成果？”

“难呐！”绿子说。然后眼望着烟思考了一会，说：“也许等得过久了。我追求的是十二分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才这么难。”

“完美无缺的爱？”

“不不。就算我再怎么样也不敢那么追求。我所求的只是容许我任性，百分之百的任性。比方说，我现在对你说想吃酥饼，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去买，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说：‘喏，绿子，这就是酥饼。’可我却说：‘我又懒得吃这玩艺儿了！’说着‘呼’的一声从窗口扔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这和爱似乎不大相干啊！”我不无愕然地说。

“相干！你不知道罢了，”绿子说，“对女孩儿来说，这东西有时非常非常珍贵。”

“就是把酥饼扔出窗口？”

“是啊。我希望对方这样说：‘明白了，绿子。怪我不好，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酥饼才是。我简直像驴粪蛋儿一样愚蠢透顶、麻木不仁。为了表示歉意，让我再去给你买点别的什么。什么好？巧克力饼，还是奶酪饼？’”

“然后怎么样呢？”

“那我就好好地爱他，报答他。”

“我觉得相当不近情理。”

“可对于我，那就是爱呀！可是没有人能理解……”说着，绿子在我肩头微微摇了摇头，“对某种人来说，爱是从根本不值一提的、或者说非常无聊的小事开始萌芽的，要不然就萌芽不了。”

“有你这样想法的女孩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说。

“其实这样的人相当不少。”她一边拨弄指甲根一边说，“起码我是认认真真这样想的，也只会这样想，我不过是把它照实说出口罢了。我从不认为我的想法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也不去追求那种两样。坦率地说，我觉得大家统统是在自欺欺人或逢场作戏，因此有时候对什么都讨厌得要死。”

“想在火灾里死掉？”

“瞧你，那倒不是。单单是好奇心而已。”

“是指在火灾里送死？”

“其实也不是，而是想看看你有什么反应。”绿子说，“但死本身却丝毫也不可怕，确确实实。不过被裹在烟里呛昏，直接昏死过去罢了。转眼之间的事，同我见过的我妈和其他亲戚的死法相比，一点也不怕人。哎，我家亲戚都是大病一场折腾得死去活来才死的，我总觉得怕是血统关系。要费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咽那口气，捱到最后连是死是活都闹不清了，意识到的只是痛苦。”绿子把万宝路叼在嘴上，“我所害怕的，是这种方式的死。就是说，死的阴影一步一步侵入生命的领地，等察觉到的时候，已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样子，连周围人都觉得我与其说是生者，倒不如说是死者。我讨厌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绝对忍受不了的。”

过了三十分钟，火终于熄了。烧的面积似乎不很大，也没有人受伤。消防车也只留一辆，其余的都掉头跑了。人群吵吵嚷嚷地撤离了商店街，只剩下维持交通秩序的警车在空荡荡的路面上来回转着警灯。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只乌鸦，蹲在电线杆顶俯视着地面上的光景。

火灾过去后，绿子显得疲惫不堪，她身体有气无力，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的天空，几乎不再开口了。

“累了？”我问。

“不是累，”绿子说，“只是好久都没这么放松身体了，呼地一下子。”

我看看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看我的眼睛。我搂过她的肩，吻住她的嘴。绿子只是肩头稍微抖动了一下，旋即软绵绵地闭上眼睛。约有五六秒，我们悄无声息地对着嘴唇，初秋的阳光把她的眼睫毛映在脸颊上，看上去在微微发颤。

那是一个温柔而安稳的吻，一个不知其归宿的吻。假如我们不在午后的阳光中坐在晾衣台上喝着啤酒观看火灾的话，那天我恐怕不至于吻绿子，而这一心情恐怕绿子也是相同的。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望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煦、亲密起来，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当然，正像所有的接吻一样，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最先开口的是绿子。她轻轻拉住我的手，似乎难以启齿地说她有个正在相处的人。我说好像猜得出来。

“你有可心的女孩？”

“有的。”

“那星期天怎么老是闲着？”

“这复杂得很。”我说。

我意识到：这个初秋午后瞬间的魔力已经杳然逝去了。

五点时，我说要去打工，离开了绿子家。我邀她出去简单吃点东西，她没答应，说怕有电话打来。

“整整一大天都憋在家里等电话，真是烦透了。孤零零一个人，觉得身体就像一点点腐烂下去似的。渐渐腐烂、融化，最后变成一洼黏糊糊的绿色液体，再被吸进地底下去，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就是这种感觉，在干等一天的时间里。”

“要是还有这类等电话的事，我来奉陪，不过可要搭一顿午饭。”我说。

“好的。连饭后的火灾也准备好。”绿子说。

※

第二天上“戏剧史Ⅱ”，课堂上没见到绿子。上完课，我走进学生食堂，要了一份既凉又味道不好的便餐，吃完便坐在阳光下打量周围动静。就在我身旁，两个女生站着聊个没完没了，一个像抱婴儿一样怀抱网球拍，生怕掉在地上似的，一个拿着几本书和雷那德•巴斯蒂的唱片集。两人都长得如花似玉，谈得津津有味。俱乐部活动室那边传来谁在练习低音提琴音阶的声响。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学生，他们随便抓来什么话题各抒己见，连笑带骂。停车场里有伙人在溜旱冰，一个怀抱公文包的教授绕开他们从场上穿过。院子当中，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女生把腰弯得像趴下似的在地面上书写美帝侵略亚洲如何如何的标语牌。一如往日的校园午休光景。然而在隔了许久后重新观望这光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注意到一个事实：每个人无不显得很幸福。至于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仅仅表面看上去如此，就无从得知了。但无论如何，在九月间这个令人心神荡漾的下午，每个人看来都自得其乐，而我则因此而感到了平时所没有感到过的孤寂，觉得惟独我自己与这光景格格不入。

不过细想起来，这几年间我又究竟融入过什么样的光景中呢？记忆中最后一幅感到亲切的光景，是同木月两人在港口附近的桌球室击球的场面。而木月就是在那天晚间死的。从此以后，我同世界之间便不知何故总是发生龃龉，犹如有一股冷空气硬生生地横插进来。对于我，木月其人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我所明白的只是：由于木月的死，我的不妨称之为青春期的一部分机能便永远彻底地丧失了。对此我可以清楚地感到和理解，至于它意味着什么，将招致何种结果，我却如坠五里云雾。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观看着校园的景致和来来往往的男女，以此消磨时间。我心想说不定碰巧能见到绿子，但这天她终究也没有出现。午休结束后，我进图书馆预习德语。

※

周六的晚上，永泽来我房间，问我今晚能否出去玩一玩，在外留宿的许可由他来办。我回答说可以。一周来我的头脑乱七八糟的，觉得跟谁睡觉都无所谓。

黄昏时分，我进浴室洗个澡，刮了胡子，在开领半袖衫外罩了一件棉布上衣，然后和永泽两人在食堂吃罢饭，乘上公共汽车往新宿赶去。我们在新宿三丁目的喧嚣声中下车，在这一带东游西逛了一阵，然后走入近处一家常去的酒吧，等待合适的女孩到来。这原本是一家以女客集中为特征的酒吧，偏偏这天来的女孩可以说几乎是零，没有人靠上前来。我们在不至于醉的限度内一小口一小口地呼着掺有苏打水的威士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有两个颇为可爱的女孩在吧台旁坐下，要了吉姆莱特和马尔加利达两种进口酒。永泽马上过去搭讪，原来两人都在等男朋友。但我们四人还是亲热地聊了一会，约会的男朋友一来，两个女孩便去那边了。

永泽提出换一家，把我领进另一处酒吧。这是个稍微拐入巷内的小酒吧，大部分客人都喝得有了几分醉意，正在乱哄哄地胡闹。尽头处的桌旁坐着三个女孩，我们加进去，五个人说说笑笑，气氛倒也不坏，都兴致勃勃但当永泽劝她们再换一家喝点儿时，女孩们却说快到关门时间了，得赶紧回去。三人都住在一所女子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天真是一无所获。之后又换了一家，还是枉费心机。不知何故，女孩都压根儿没有靠近的意思。

熬到十一点半，永泽说今天报销了。

“对不住，拉你跑来跑去。”他说。

“没关系。知道你也有这样的日子，已足够让我开心的了。”我说。

“一年也就是一回吧，这种时候。”

说实在话，这时我对同女孩睡觉已无多大兴致了。在周末夜晚沸沸扬扬的新宿街头东张西望了三个半小时之久，目睹着人们释放出来的由性欲和酒精等混合而成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能量，我不由地觉得自己本身的所谓性欲简直猥琐得不足挂齿。

“往下如何是好，渡边？”永泽问我。

“看它个通宵电影，好久没看电影了。”

“那我去初美那里，可以么？”

“没什么不可以的吧。”我笑道。

“要是你愿意，还可以介绍一个让你过夜的女孩，怎么样？”

“算啦，还是看电影。”

“抱歉！找个时间将功折罪。”他说罢，便消失在杂乱的人群之中。我迈进汉堡包店，吃了夹干酪片的汉堡包，喝了杯热咖啡，醒醒酒，尔后走入附近的二号馆看了场《毕业生》。电影意思不大，但又别无他事，看过一遍，我坐着未动，又看了一遍。走出电影院时已快凌晨四点了，我在凉意袭人的新宿街头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漫无目的地转悠着。

走得累了，我便钻进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吃店，喝着咖啡看书，等待头班电车。不大工夫，店里就挤满了同我一样等头班电车的人。男侍走过来，抱歉地问我对面座位可否坐人，我说可以。反正我是在看书，谁与我对坐都不碍事。

在对面落座的是两个女孩，年纪同我相仿，长得虽都不算漂亮，但给人的感觉并不差，化妆和衣着都十分得体，看不出是在歌舞伎街无事闲逛到清晨五点的那号女子。我猜想她们肯定是因为某种缘由才未赶上末班电车的。她们见相对而坐的人是我，现出一副释然的神情。我穿戴整齐，又是昨晚刮的胡子，况且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托马斯•曼的《魔山》。

一个女孩长得高高大大，身穿赛艇用的那种带风帽的上衣和白布裤，拎一个大大的人造革包，两耳戴着贝壳般大小的耳环。另一个则小巧玲珑，架一副眼镜，格纹衬衣外面加一件对襟蓝毛衣，指上套着蓝松石戒指。小巧的女孩似乎有个习惯——不时地摘下眼镜揉揉眼睛。

两人要的都是咖啡和汉堡包，一面小声商量什么，一面细嚼慢咽。高大女孩歪了几下脖子，小巧女孩摇了好几次头。由于马宾•基和比•基斯等人的音乐放得很响，听不清两人谈话的内容，但看上去是小巧女孩在为什么恼怒，而高大女孩则在好言抚慰。我时而看书，时而打量她们一眼。

小巧女孩怀抱挎包去卫生间后，高大女孩对我说了声“啊，对不起”，我放下书看着她。

“您知道这附近还有没有酒吧？”

“早晨五点钟过后？”我不由一怔，反问道。

“嗯。”

“噢，都清晨五点二十分啦，正是大部分人醒酒后回家睡觉的时间啊。”

“唔，这个其实我也是一清二楚的……”她极其难为情似的说，“同伴说她无论如何都想喝酒，当然这里有很多原因。”

“那就只能两人回家喝啦。”

“可我，要乘早上七点半的电车回长野。”

“那样的话，剩下的办法恐怕就只有在自动售货机买酒，找个地方去喝了。”

“实在冒昧得很，您能不能陪一下？”她说，“两个女孩不好那样做。”

尽管当时我在新宿街头已经经历过五花八门的奇妙事情，但一大早五点二十分被素不相识的女孩拉去喝酒，倒是生来第一遭。拒绝吧，又要找借口，也罢，反正还有时间，便到附近自动售货机跟前买了几瓶日本清酒和一些下酒菜，和她们一起抱在怀中，走到西口原叶那里来了个席地宴会。

从两人话中得知，她们在同一家旅行分社工作，都今年刚从短期大学毕业，很要好。小巧女孩有个男朋友，太平无事地交往一年多了，不料最近得知他同别的女郎同床共衾，她于是大为沮丧——情况大致如此。高大女孩因哥哥今天举行婚礼，本打算昨天回长野老家，但为了陪伴这个朋友，昨晚在新宿熬到天亮，只能今早乘第一班特快赶回。

“可你怎么会知道他同别人睡觉呢？”我问小巧女孩。

小巧女孩一边一点一滴地啜着日本酒，一边拔着脚前的杂草。“一拉开他房间的门，正在眼皮底下干呢，这不是明摆的事嘛！”

“这事，什么时候？”

“前天夜里。”

“唔——”我说，“门没锁？”

“嗯。”

“怎么会没锁呢？”我说。

“那谁知道！又怎么能知道！”

“你说这还不受到沉重打击？岂不欺人太甚？她心里怎么能好受？”人显得很厚道的高大女孩说。

“这话倒不好由我来说，最好还是和他好好谈一次，往下就是能否原谅的问题，我想。”

“谁也理解不了我的心情。”小巧女孩一边一把把地拔草，一边自暴自弃似的说。

一群乌鸦从西天飞来，掠过小田急百货大楼的上空。天已完全大亮。三人东拉西扯着，高大女孩乘电车的时刻临近了。我们把剩下的酒送给西口地铁站里的流浪汉，买张站台票送她上车。列车远去后，我和小巧女孩不约而同地跨入旅馆。其实双方都不特别想一起睡觉，只是如若不睡，事情便无法收场。

开房进去，我第一个脱光了跳入浴槽，一边在里边泡着，一边像赌气似的喝啤酒。女孩随后进来，两人顺势躺在浴槽里默默喝酒。怎么喝头也不晕，又无睡意。她肌肤白晳，光滑滑的，腿形十分匀称诱人。我夸她的腿长得好，她冷冰冰地说了声谢谢。

然而一上床，她却变得判若两人。随着我手的动作，她敏感地做出反应，扭动身体，大声呻吟。我进入时，她的指甲死死地扎入我的后背，随着高潮的逼近，她一连声喊了十六次一个男人的名字。我为了迟些一泻而出，拼命地数着次数。之后，我们就势睡了过去。

十二点半我睁眼醒来时，她已不见了，既未留信又没留字条。由于喝酒的时间不对头，觉得半边脑袋重重地直往下沉。我冲了淋浴，去掉睡意，刮罢胡子，然后赤身裸体地坐在椅子上，从电冰箱里拿出瓶汽水一饮而尽，随即一件一件依序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每一件都仿佛夹在两三片玻璃中间，虚无缥渺，恍若梦幻。但那无疑是在我身上实际发生的——桌上的杯里还有昨夜喝剩的啤酒，洗脸间有用过的牙刷。

我在新宿简单吃了早餐，进电话亭给小林绿子打个电话。我以为她今天仍一个人看守电话，但呼叫了十五次也没人接。二十分钟后又打了一次，仍是同样的结果。我乘上公共汽车返回宿舍，门口信箱里有一封我的快信，是直子来的。

[1] 博加特（1899—1957），美国电影演员，曾主演《卡萨布兰卡》等。

[2] 解围之神：拉丁语deus ex machina的译词，古希借和罗马戏剧中的天神，用舞台机关送出，作用为及时解决戏剧中的纠结。

[3] “怀石料理”：日本京都地区一种别具风味的斋菜，很有名。

[4] 《性的人》：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

[5] 西京：即日本京都。

第五章

“谢谢你的来信。”直子写道。信是从直子父母家直接转到“这里”来的。直子继续写道：“你的来信根本不是什么打扰。老实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其实自己也正想给你去信。”

读到这里，我打开窗户，脱去上衣，坐在床沿上。附近鸽舍里传来“咕咕”的鸽叫声。风吹动着窗帘。我把直子寄来的七页信纸拿在手里，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只读罢开头几行，我便觉得周围的现实世界黯然失色了。我闭上眼睛，花了很长时间把自己的心收拢，然后深深吸了口气，继续读下去。

“来这里已快四个月了。”直子接着往下写道。

“在这四个月时间里，对你我想了很多很多，并且越想越觉得自己可能对你有欠公正。对于你，我想我本应该作为一个更健全的人予以公正对待的。”

“但是，这种想法也许过于郑重其事。因为，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是不使用‘公正’这类字眼的。对一般年轻女子来说，事情公正与否根本无关紧要。较之什么是公正的，普通女孩子更多考虑的则是什么是美好的，以及怎样才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等等。‘公正’一词，无论怎么想都是男人所使用的。不过对于现在的我，使用‘公正’这个词却似乎再确切不过了。这或许因为：什么是美好的以及如何获得幸福之类，对我毋宁说是个十分烦琐而错综复杂的命题，这使我因而转求其他标准，诸如公正、正直、普遍性等。”

“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对你都是不够公正的，以致使你茫然不知所措，心灵遭受创伤。但同时我本身也同样陷入了迷惘和自我伤害的境地。这既非花言巧语，也不是自我辩护，确实如此。倘若我在你心中留下什么创伤，那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也是我的创伤。所以，请你不要怨恨我，我是不健全的人，比你想的不健全得多。也正因如此，我才不愿被你怨恨。如若被你怨恨，我势必真正归于土崩瓦解。我不像你，不可能轻易地钻入自己的壳中，随便做点什么来使自己获得解脱。你是否真是这样我不得而知，但在我眼中你总显得如此。因此，我时时羡慕你。过度地拖累你，恐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种对事物的看法，也许有太多的分析意味，你不这样认为？当然我不是说这里的治疗是分析式的，但处在我的境地，接受了几个月治疗之后，喜欢也罢，讨厌也罢，难免多多少少受到分析的熏染——所以如此，是因为什么，而它又意味什么，为什么等等。至于这种分析是将世界简单化还是条理化，我却是不明不白。”

“但不管怎样，同以往一度严重时相比，我感觉已有了相当的恢复，周围人也同样承认。如此平心静气地给你写信，也是相隔好久的事了。七月间给你发的那封信，我真是咬紧牙关才写成的（老实说，我完全记不起写了什么，怕是前言不搭后语吧）。而这回，却是写得十分从容自得。新鲜的空气、同外界隔绝的寂静世界、秩序井然的生活、每天的运动，这些对我似乎还是很有必要的。能够给别人写信，实在是件快意的事情。能够如此坐在桌前拿起笔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文字诉说给别人听，真是再开心不过了。当然，一旦落实到文字，自己想说的事只能表达出一小部分，但这并没有什么要紧。只要能产生想给谁写点什么的心情，对时下的我便已足够幸福了。惟其如此，我才在现在给你写信。现在是晚间七点半，刚刚用罢晚餐，从浴室出来。四下万籁无声，窗外夜幕沉沉，全无一点光亮。平日那般动人的星光，今晚也由于阴天而概不露面。这里的人，每一个都对星星了如指掌，告诉我哪个是处女座，哪个是射手座。这或许是因为天黑以后无所事事才变得如此熟悉的吧——尽管可能并不情愿。由于同一缘故，这里的人对花、鸟、昆虫也都如数家珍，和他们交谈起来，我得以知道自己在许多方面竟是那样无知，而意识到这点又是那样惬意。”

“这里一共生活着七十人左右，此外有二十几名工作人员（医生、护士、事务员等）。这儿的面积非常大，因此这个数字绝不算多——甚至不妨可以使用‘闲散’这一字眼。在满目自然风光的广阔天地里，每个人都在优哉游哉地打发时光。由于过于悠闲了，有时我甚至怀疑这不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当然实际并非如此。我们是在某种前提下生活在这里的，以至于有这种感受。”

“我在打网球和篮球。篮球队是由患者（我并不愿这样称呼，但没有办法）和工作人员混合组成的。但玩到兴头上，我便分辨不清谁是患者谁是工作人员了。这么说有些荒诞，但虽说荒诞，一旦玩起来，看周围却又的确觉得任何人都有些反常。”

“一天，我把这话讲给主治医生听，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让我们住进这里的目的，并不在于矫正这种反常，而在于适应它。我们这些人身上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不能承认和接受这种反常，他说，正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路无不有其习惯姿势一样，感受方式、思考方式以及对事物的看法也都有其习惯性倾向，即使想加以改正也并非当即可以奏效的，如若操之过急，反而会影响到其他方面。不用说，他这种解释完全是粗线条的，涉及的只是我们身上所有问题中的某一个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他话中的含义我还是若有所悟。我们或许果真未能自然而然地顺乎自己的反常特性，因此才无法确定由这种反常特性所引发的痛苦在自身中的位置，并且为了对其避而远之而住进这里。只要身在这里，我们便不至于施苦于人，也可以免使别人施苦于己。这是因为，我们都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反常，这是完全有别于外部世界之处。外面的世界里，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反常。而在我们这个小天地中，反常则恰恰成了前提条件。正如印第安人头上戴有表示其部族的羽毛一样，我们身上也带有反常。我们在此静静地生活，避免相互伤害。”

“除了体育运动，我们还种菜。有茄子、黄瓜、西瓜、草莓、葱、甘蓝、萝卜及其他好多品种。一般东西我们都种，还使用温室。这里的人们对种菜非常熟悉和热心，看书，请专家指导，从早到晚议论的全是什么肥料合适啦、土质如何啦等等。我也爱上了种菜，看到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一天天长大，感到分外欣慰。你培育过西瓜么？西瓜这东西，膨胀起来活像小动物似的。”

“我们每天吃的都是这种新摘下来的蔬菜和水果。肉和鱼自然也是有的，但在这里久了，想吃鱼肉的心情渐渐淡薄起来，因为每一样蔬菜都水灵灵的，鲜嫩可口。有时也到外面采山菜和蘑菇，那时总有专家在场（想来这里无一不是专家），告诉我们哪个可吃哪个不可吃。结果我来这里后已胖了三公斤，体重可说是正好。这都是由于体育运动和饮食有规律、讲究营养搭配的缘故。”

“其余时间里，我们或看书，或听音乐唱片，或织东西。电视机和收音机虽然没有，但有个相当充实的图书室，也有资料馆。资料馆里从马勒的交响乐全集到甲壳虫乐队，应有尽有。我经常在这里借唱片，带回房间听。”

“这座疗养机构的问题在于：一旦进入这里，便懒得出去，或者说害怕出去。在这里生活，心境自然变得平和安稳，对自己的反常也能泰然处之，感到自己业已恢复。然而外部世界果真会如此接纳我们吗？对此，我心里很不踏实。主治医生说我现阶段已经可以慢慢开始同外界的人接触了。所谓‘外界的人’，是指正常世界中的正常人。然而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惟你而已。老实说，我不大想见父母。他们被我搅得心慌意乱，见面交谈恐怕也只能使我恓惶不安，况且我还有几件事必须向你解释。能否解释圆满我没把握，但那是举足轻重、不容回避一类的大事。”

“虽说如此，你也不要把我当做沉重的负担。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重负。我感受出了你对我的好意，并为此感到高兴——只是想把这种心情如实地告诉你。或许我现在极为渴求这样的好意。如果我写的某一点使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向你道歉。请原谅我。我前面已经写过，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的人。”

“我时常这样想：假如我与你在极为理所当然的普通情况下相遇，且相互怀有好感的话，那么将会怎样呢？假如我是认真的，你也是认真的（一开始就是认真的），而木月君又不在，那么将会如何呢？可是，这‘假如’过于漫无边际了。至少我是在尽可能使自己变得公正、变得诚实。现在的我只能这样做，并想以此把我的心情多少传达给你。”

“这座机构和普通医院的不同，原则上会面自由。只要提前一天来电话联系，任何时候都可以会面。可以一同吃饭，也有住的地方。请在方便的时候来见我一次，我期待着。随函寄上地图。信写得长了，请别见怪。”

读到最后，我又从头读起，然后下楼在自动售货机买来可口可乐，边喝边重读了一遍，这才把七页信纸装进信封，放在桌上。淡红色的信封上，用工工整整（作为女孩来说未免工整得过分）的小字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我坐在桌前，看这信封看了半天。信封后面的地址是“阿美寮”。好奇特的名称。我思索了五六分钟，推想这名称可能来自法语的ami（朋友）。

我把信收进抽屉，换衣服出门。因为我隐约觉得若守着这封信，说不定会反复读上十遍二十遍。我像以往同直子在一起时那样，在星期天的东京街头漫无边际地独自东游西逛。我一边走街串巷，一边一行行地回想她的信，以自己的看法左思右想。日落以后，我折回宿舍，给直子所在的“阿美寮”打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事务员，问我有什么事。我道出直子的名字，问可不可以在明天晌午前去会面。她问罢我的姓名，叫我半个小时后再打一次。

饭后我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是那位女性，告诉我可以会面，即可前去。我道过谢，放下听筒，把替换衣服和牙具塞入帆布包，然后边喝白兰地边读《魔山》剩下的部分。好歹入睡时，已过半夜一点了。

第六章

一觉醒来，已是星期一早上七点。我匆匆洗了把脸，刮了刮胡子，早饭也没吃就跑到管理主任房间，告诉他我要用两三天时间去登山。这以前我也往往一有空就出去做短途旅行，因此管理主任只“啊”了一声。我乘上拥挤的通勤电车赶到东京站，买了张去京都的新干线自由席票，而后闪电一样跳上“闪电”号电车，用热咖啡和三明治代替了早餐。大约过了一小时，我迷迷糊糊地入睡了。

快到十一点时，电车抵达京都站。我按直子的指示，乘市营公共汽车到三条，步行到附近一个私营铁路的巴士终点站，问十六号公共汽车从哪个站台、几时发车，答说十二时三十五分从对面第一个候车亭出发，抵达目的地要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在售票处买了车票，然后走入近处一家书店，买张地图，坐在候车亭的凳子上查找“阿美寮”的准确位置。从地图上看，“阿美寮”委实位于深山老林之中，公共汽车需向北翻越几座山头，行到再也无法前行的地方后，掉头拐往市区。直子信上说：我下车的停车站往前几步便是终点。停车站前有条登山道，步行二十几分钟便可到达“阿美寮”。我想，去的地方既是深山，那里必定安静。

上了大约二十名客人后，公共汽车当即出发，沿鸭川经京都市区向北驶去。越向北行，街景越是凄凉，田园和荒地开始闪入眼帘。黑色的屋脊和塑料棚沐浴着初秋的阳光，闪闪耀眼。不久，汽车钻入山中。道路蜿蜒曲折，司机紧握方向盘，忽左忽右地转动不止。我有点晕车，早晨喝的咖啡味儿还留在胃里。这时间里，拐角渐渐少了，正当松一口气时，汽车突然蹿入阴森森的杉树林中。杉树简直像原始林一般拔地而起，遮天蔽日，将万物笼罩在幽暗的阴影之中。从窗口进来的风骤然变冷，湿气砭人肌肤。车沿着溪流在杉树林中行驶了很久很久，正当我恍惚觉得整个世界都将永远埋葬在杉树林中的时候，树林终于消失，我们来到四面环山的盆地样的地方。极目四望，盆地中禾苗青青，平展展地四下延伸开去。一条清澈的小溪在路旁潺潺流淌。远处，一缕白烟袅袅升起。随处可见的晾衣竿上挂着衣物。几只狗“汪汪”叫着。家家户户的门前，烧柴一直堆到房檐，猫在上面睡午觉。如此农户人家在路两侧延续了好久，但人影却是一个未见。

这样的光景重复出现几次之后，汽车再次驶入杉树林。穿过杉树林驶入村落，穿过村落又驶入杉树林。每次停在村落时，都有几人下车，上来的却一个也没有。从市区开出大约四十分钟，汽车上到一座视野开阔的山顶。司机刹住车，告诉乘客要等五六分钟，想下车的不妨下车。乘客算我才四个人，便一齐下了车，伸懒腰、吸烟或眺望在眼下伸展的京都市容。司机站着小便。一个把大大的绳捆纸箱弄进车厢的五十上下的晒得黝黑的男子，问我是否爬山，我懒得啰嗦，便答说“是”。

一会，一辆公共汽车从另一侧上来，停在我们车旁，司机跳下车。两个司机交谈了没几句，便各自钻进车里，乘客们也都返回座位。随即，两辆车开始往各自的方向前进。我马上明白了我们的车为什么在山顶等待另一辆车的理由：从山顶下行不远，道路忽然变窄，根本错不过两辆大型客车。我们的车错过了几辆轻型客货两用车和小汽车，每次都是其中一方后退，把车身紧紧貼在拐角处凸出的地方。

溪流沿岸排列的村落比刚才小得多，可供耕种的平地也不大。山势险峻，迎面逼来，只是狗多这一点倒是村村相同，汽车一到，狗便竞相叫个不止。

我下车的这个站，周围什么也没有，既无人家，又无田地，唯见站标孑然独立，一条小河流过，一个登山路口闪出。我把帆布包挎在肩头，沿着溪流往上爬山路。路的左侧水流淙淙，右侧杂木林连绵不断。顺着这徐缓的坡路走了大约十五分钟，右边出现一条车辆似可勉强通行的岔路，路口立一块木牌，牌上写着：“阿美寮非有关人员谢绝入内”。

杂木林中的路面历历印着车轮碾过的痕迹，四下不时传来小鸟“扑棱扑棱”展翅的声响。那声响听起来格外真切，仿佛被部分放大了似的。“砰”的一声，远方响起类似枪响的声音，但在这边听来声音又闷又低，像被好几张过滤纸过滤了一般。

穿过杂木林，一堵白色石墙出现在眼前。虽说是石墙，但充其量只有我个头般高，上面又没有栅栏或铁丝网，若是有意，可以随便翻墙而入。黑色大门倒是铁铸的，一副坚不可摧的派头，却大敞四开，门卫室里又无门卫的身影。门旁立着与刚才一模一样的木牌：“阿美寮非有关人员谢绝入内”。看来门卫室几分钟前还有人待过：烟灰缸里有三只烟头，茶杯里有没喝几口的茶，搁物架上有晶体管收音机，墙上挂钟“嚓嚓”地响着干巴巴的声音，留下时间的轨迹。我在这里等了一会，想等门卫返回，但看动静根本不像会有人来，便按了两三下旁边门铃样的东西。门内就是停车场，停着小型客车和大马力长途客车、深蓝色的“沃尔沃”[1]牌轿车。场里足可以停三十辆，但停着的只有这三辆。

两三分钟后，身穿藏蓝制服的门卫骑着黄色自行车从林中道赶来了。来人六十上下，高个头，秃顶。他把黄色自行车往小屋墙上一靠，转向我说：“呀，实在抱歉得很！”但那语调，似乎并不含有什么抱歉的意味。自行车挡泥板上用白漆写着“32”。我道过姓名，他抓起电话，重复了两遍我的姓名。对方说了什么后，他答说“好，好，明白了”，旋即放下听筒。

“请去主楼，找石田老师。”门卫说，“沿这条林中道一直往前，有个转盘式交叉路口。左数第二条——记住了么，走左数第二条路，不远就是一座旧建筑，从那里再往右穿过一片树林，有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楼，那就是主搂。一路都有指示牌，想必不至于走丢的。”

我按他说的，拐进转盘式交叉路口的左数第二条路，尽头处果然有一座俨然老式别墅的格调优雅的旧建筑，院子里点缀着形状别致的石块和石雕灯笼等物，草木也都修剪得整整齐齐。看来这地方以前可能是某人的别墅园地。由此右拐穿过树林，眼前出现了一座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虽说是三层，但由于建在仿佛地面被掘开的凹陷处，并没有特别给人以威严之感。建筑物造型简练，显得十分洁净。

大厅在二楼。我上了几级楼梯，打开一扇大大的玻璃门闪身进去，见服务台里坐着一个穿连衣裙的年轻女郎。我告以自己的姓名，说门卫叫我见石田老师。她好看地一笑，指着大厅里的茶色沙发，低声叫我坐在那儿等一会，然后拨动电话。我放下肩上的帆布包，坐在软得几乎把人陷进去的沙发上，打量四周。大厅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有几盆赏叶植物，墙上挂着情趣健康的抽象画，地板擦得油光发亮。等候的时间里，我把目光转落到自己那双在地板上映出影子的鞋上，凝视良久。

这中间，那位负责接待的女郎对我说了一次“一会就来”。我点点头，心想这地方真是静得出奇。四周没有任何声息，恍若午睡时间——人、动物，以及昆虫草木统统酣然大睡，好一个万籁俱寂的下午。

但没过多久，传来了胶底鞋轻柔的步履声，一位梳着短发——头发似乎相当坚挺——的中年女士出现了。她快步到我身旁落座，架起腿，同我握手，一边握一边反复观察我的手。

“你没有、至少这几年没有摆弄过乐器吧？”这是她开口第一句话。

“嗯。”我吃了一惊。

“一看手就知道。”她笑着说。

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女性。她脸上有很多皱纹，这是最引人注目的，然而却没有因此而显得苍老，反倒有一种超越年龄的青春气息通过皱纹被强调出来。那皱纹宛如与生倶来一般，同她的脸配合默契。她笑，皱纹便随之笑；她愁，皱纹亦随之愁。不笑不愁的时候，那皱纹便不无玩世不恭意味地温顺地点缀着她的整个面部。她年纪在三十五岁往上，不仅给人的印象良好，还似乎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我一眼就对她产生了好感。

她头发剪得相当草率，长短不一，到处都有几根头发卓尔不群地横冲直闯，前面的头发也参差不齐地搭在额头，但这发型对她却是恰到好处。白色半袖圆领衫外面罩一件蓝工作服，下身穿一条肥肥大大的奶油色布裤，脚上一双网球鞋。身材瘦削，几乎没有什么乳房，嘴唇不时嘲弄人似的往旁边一扭，眼角皱纹微动不已，俨然是一个多少看破红尘的、热情爽快而技艺娴熟的女木匠师傅。

她略微收一下下颏，依旧扭着嘴角，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好半天，我真担心她马上从衣袋里掏出卷尺，动手测量我身体各个部位的尺寸。

“可会一种乐器？”

“不，不会的。”我回答。

“遗憾呐，要是会一种该多有意思！”

我说了声“是啊”。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张口闭口总离不开乐器。

她从胸口衣袋里摸出七星牌香烟，叼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有滋有味地吐了一口。

“嗯——是渡边君吧？在你见直子之前，我想最好还是由我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所以首先，你我两人要这么谈一会。这里和其他地方略有不同，如果事先一无所知，我想很可能闹出不大不小的洋相。嗳，你对这里的事还不怎么清楚吧？”

“唔，几乎是零。”

“那好，让我从头讲起……”说到这里，她似乎想起什么，双指一合打了个响，说，“哦，午饭吃了什么没有？肚子不饿？”

“饿啦。”我说。

“那跟我来。在食堂里边吃边说好了。开饭时间倒是过去了，不过现在就去或许还有吃的。”

她领头大步流星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来到一楼食堂。食堂座位足可容纳二百余人，但现在使用的只有一半，剩下的半边被屏风隔开着，有点像已不合时令的避暑疗养院。午餐食谱上有放鸡蛋的炖马铃薯、蔬菜色拉、果汁和面包。正如直子信上写的，蔬菜好吃得出奇。我把盘中物一举扫光。

“你吃得真香啊！”她羡慕似的说。

“实在好吃嘛！再说早上到现在还没正经吃过东西。”

“要是不嫌弃，把我这份也吃掉，喏。我已经饱饱的了。吃么？”

“不要的话，我就吃。”我说。

“我呢，胃小，只能装一点点。所以，饭量不足的部分就靠吸烟填补。”说着，她又叼了一支七星烟，点上火，“对了，我叫玲子，大伙都这么叫。”

她的炖马铃薯只动了一点点，我便夹来吃，面包也啃了——玲子饶有兴味地望着我这副模样。

“你是直子的主治医生么？”我试着问她。

“我是医生？”她显得很惊愕，猛地收紧眉头说，“我怎么会是医生呢？”

“可是人家告诉我找石田老师呀！”

“啊，是这样。呃，我么，在这里当教音乐的老师，所以也有人就叫我老师，其实我本人也是患者。在这里一待就是七年，平时教教大家音乐，帮忙做点事务性活计，结果就闹不清是职员还是病员了。我的事，直子没告诉你？”

我摇摇头。

“唔，”玲子说，“啊，也罢。直子和我住同一间房，就是所谓室友。和那孩子一起生活可有意思咧，有很多话说，也经常说到你。”

“说我什么来着？”我问。

“对了对了，得先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玲子根本没理会我的问话，“首先第一点希望你理解的是，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医院’。简单说来，这里不是治病的地方，而是疗养的场所。当然，有几位医生，每天有一小时左右的查房，但那只是像测体温似的确认一下，而不是如同其他医院那样进行所谓积极治疗。因此，这里没有铁栅栏，连门都是经常开着的。人们自觉自愿地进来，自觉自愿地出去。而且，能够进入这里的，仅限于适合这种疗养的人。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那些需要专门治疗的人，根据病情要去专科医院的。这些可听明白了？”

“好像能明白。可是，这疗养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玲子吐了口烟，把剩下的果汁一口喝下：“这里的生活本身就是疗养。生活有规律，做体育运动，同外界隔离，安静，空气新鲜。我们有自己的田，生活基本自给自足。和眼下流行的那种公社差不多。只是这里收费相当高，这点又跟公社有所区别。”

“高到什么程度呢？”

“倒不是高得离谱，可也不便宜。瞧，多气派的设施啊，地方大，患者少，职员多。就我来说，很久以前就待在这里，加之差不多顶半个工作人员用，住院费才实质上等于免了，倒还算是不错。嗳，不喝咖啡？”

我说想喝。她于是熄掉烟，欠起身，去咖啡加热器那边接满两杯端来。她放进砂糖，用小勺搅拌着，蹙起眉头喝了一口。

“这座疗养院，不是营利性企业。靠这笔不算特别高的住院费还维持得下去。用地全都是一个人捐赠的，建立了法人。以前这一带是那人的别墅，大约二十年前。看见那幢老房子了吧？”

我说看见了。

“以前建筑物只有那一座，把患者集中在那里集体疗养来着。说起事情的原委么，是这样的：那人的儿子同样有精神病倾向，专科医生便劝其进行集体疗养。那位医生的理论是，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大家互助互爱，同时从事体力劳动，医生也参加，提出建议，检查症状，从而使某种病得到彻底治疗。这里就是这样创办的，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成了法人。农场也扩展了，五年前又建了这座主楼。”

“治疗是有效果的喽？”

“呃，当然不可能包治百病，治不好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很多一度不行的人在这里康复出院。这里最大的好处在于大家互相帮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不健全，因此都想互相帮助。而其他地方则不是这样。遗憾的是，其他地方，医生始终是医生，患者一直是患者，患者求助于医生，医生给患者以帮助。但这里却是互相帮助，互相引以为鉴。而且医生是我们的同伴，在旁边一发现我们需要什么，就赶紧过来帮忙。有时候我们也帮他们忙，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强过他们的。例如我就教一个医生弹钢琴，有个患者教护士学法语，就是这样。得我们这种病的人，有不少人学有专长，所以在这里我们都一律平等，不论患者还是工作人员，你也在内。你在这儿的时间里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帮助你，你也帮助我。”玲子和蔼地牵动脸上的皱纹，笑道，“你帮助直子，直子也帮助你。”

“我怎么做才好呢，具体的？”

“首先你要有帮助对方的愿望，同时也要有请别人帮助自己的心情。其次要诚实，花言巧语、文过饰非、弄虚作假都是要不得的。只这样就可以了。”

“努力就是。”我说，“不过，你怎么会在这里待七年呢？听你这么多话，我不觉得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

“这是白天，”她做出愁苦的样子，“到夜晚可就大变样了。一到夜晚，我就流着口水，在地板上团团打滚。”

“真的？”我问。

“骗你，怎么可能呢。”她边说边难以置信似的摇着头，“我已经恢复了，现在。我留在这里，只是因为喜欢帮助各种各样的人也恢复健康。教音乐，种蔬菜，我喜欢这儿。大家都像朋友一样。相比之下，外面的世界又有什么呢？我今年三十八，眼看四十了，和直子不一样。我就是从这里出去了，也没有等待我的人，没有接收我的家，没有像样的工作，又几乎没有朋友。再说我来这里已经七年，世上的事，早就一无所知了。当然，有时也在图书室看看报，但这七年时间里我一步也没离过这里呀！就算现在出去，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也许会有新的世界在你面前展开的。”我说，“试一试的价值总还是有的吧？”

“这——或许。”说着，她把打火机在手心里翻来覆去转动了半天，“可是，渡边君，我也有我的具体情况。要是你愿意，下次慢慢讲给你听。”

我点点头。

“那么，直子好转了？”

“嗯，我是这样看的。刚来的时候头脑相当没条理，我们都不知所措，有些担心。但现在已安稳下来，讲话也比以前强多了，可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可以说，确实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不过，那孩子真该更早些接受治疗。在她身上，从那个叫木月的男朋友死时就已开始出现症状，况且对这点家里人该看得出来，她本人也该知道。也有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我一惊，反问道。

“哎哟，你还不知道？”玲子比我还要吃惊。

我默默点头。

“那么直接问直子好了，还是那样好些。那孩子会老实告诉你一切的，她有这个心思。”玲子又拿小勺搅拌咖啡，啜了一口，“此外，这里有条规定，我想还是一开始就挑明为好，就是禁止你同直子两人单独在一起。这是守则，外面的人同会面对象不能独处。因此，经常有监察员——实际上就是我——不离左右。我也觉得难为情，只好请你忍耐一下，好吗？”

“好的。”我笑道。

“不过别有什么顾虑，两人尽管敞开说。别把我在旁边放在心上。你同直子之间的事，我全部晓得。”

“全部？”

“基本全部。”她说，“我们不是集体疗养嘛，所以我们差不多都晓得。再说我和直子两人是无话不谈的。这里没那么多秘密。”

我边喝咖啡边注视玲子的脸，“老实说，我弄不明白，不明白在东京时我对直子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正确。关于这点我一直在思考，但现在也还是糊里糊涂。”

“我也不明白呀，”玲子说，“直子也不明白。那是应由你们两个畅所欲言来判断的事，是吧？即使发生什么，也可以使其朝好的方向发展，只要互相理解。至于那件事做得是否正确，这以后再细想怕也未尝不可。”

我点点头。

“我想我们三人是可以互相帮助的，你、直子和我——只要我们以诚相待，有互相帮助的愿望。三个人要是心往一处想，有时候可以创造奇迹。你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

“打算后天傍晚回东京。一来要打工，二来星期四有德语考。”

“可以的。那么就住在我们房间好了。这样既省钱，又能尽情畅谈。”

“我们？指谁？”

“我和直子的房间呀，这还用说。”玲子说，“房间是分开的。而且有个沙发床，保管你睡得香甜，放心就是。”

“可是，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吗，男客住在女宿舍里？”

“瞧你，你总不至于半夜一点来我们房间轮流戏弄一番吧？”

“当然不至于，怎好那样！”

“所以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住在我们那里，慢慢地聊，天南海北聊个够，这有多好！而且又没有隔阂，我还可以弹吉他给你们听。我正经有两手哩！”

“不过真的不打扰吗？”

玲子叼上第三支七星烟，嘴角猛地一撇，点上火，“这点，我们两人早就商量好了，还准备由两人共同招待你，私人性质的。你还是老实接受下来吧。”

“当然求之不得。”我说。

玲子蹙起眼角的皱纹，许久地盯着我的脸：“你这个人，说话方式还挺怪的，是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那个男孩吧？”

“从何谈起？”我笑了。

玲子也叼着烟笑了：“不过，你是个诚实的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在这里住了七年，来来往往的很多人我都见过，我会看人，知道肯掏心的人和不掏心的人的区别。你属于肯掏心的人，准确说来，是想掏就能掏心的人。”

“掏出又怎么样呢？”

玲子仍然叼着烟，不无欣喜地在桌面上把两手攥在一起。“会康复的。”她说。烟灰落在桌上，她也没有顾及。

我们走出主楼，翻过一座小山冈，从游泳池、网球场和篮球场旁边通过。网球场上，有两个男子在练习网球。一个瘦瘦的中年人，一个胖胖的小伙子，两人球艺都不错，但在我看来，却俨然在玩一种与网球截然不同的什么游戏，给人的印象是与其说在打球，莫如说是对球的弹性感兴趣而正在加以研究。他们一边神情肃然地冥思苦想着什么，一边执着地来回击球，而且两人都汗流浃背。眼前的那个小伙子瞥见玲子，便停止打球，走过来笑嘻嘻地同玲子搭了几句话。网球场旁边，一个手扶大型割草机的男子面无表情地修剪着草坪。

再往前走，便是树林。林中散布着十五六栋西洋风格的小巧的住宅，相互都保持一定距离，几乎所有住宅门前都停着门卫骑的那种黄色自行车。玲子告诉我，这里住的都是工作人员的家属。

“即使不进城，需要的东西也能得到，这里一应俱全。”玲子边走边向我介绍，“食物嘛，刚才已经说了，基本可以自给自足。有养鸡场，鸡蛋手到擒来。有书有唱片有运动设施，也有类似自选商场的售货店，每个星期有理发师来。周末放电影。要买特殊东西可以委托进城的工作人员，西服之类可以通过广告目录订购。没什么不方便的。”

“不能进城吗？”我问。

“那是不行的。当然特殊情况除外，例如去看牙医等等，但原则上是不允许的。离开这里本身完全属于每个人的自由，可是一旦离开就回不来了，这同过河拆桥是一回事。进城两三天后又重新返回是行不通的，不是吗？要是那样的话，这里就尽是出来进去的人了。”

穿过树林，走上一面徐缓的斜坡，斜坡上不规则地排列着带有奇妙气氛的双层木房。若问奇妙在哪里，自是解释不好，总之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建筑有些奇妙，它类似我们常常从力图情调健康地描绘非现实境界的画中得到的那种情感。我蓦地想到，如果沃尔特•迪斯尼以蒙克的画为基础创作动画片，说不定就是这副样子。每一座建筑物都呈同样的外形，都涂同样的颜色，造型大致接近正方体，左右对称，门口很宽，窗口有好多个。建筑物相互之间的道路弯弯曲曲，活像汽车司机讲习所的教练路线。所有建筑物的前面都种植花草，修剪得井然有序。了无人影，窗口都挡着窗帘。

“这里称为C区，住的全是女性，也就是我们。这样的建筑物有十栋，每栋分四个单元，每单元住两个人。所以全部可住八十人。现在只住三十二人。”

“实在太静了！”我说。

“这个时间谁也不在的。”玲子说，“我受特殊优待，现在才这样自由自在。一般人都要按日程表活动。有锻炼身体的，有拾掇院子的，有进行集体治疗的，有去外面采山菜的。日程安排由自己定。直子现在干什么呢？大概是在换墙纸或重新涂漆吧，记不确切了。这样的活动一般要进行到五点左右。”

她迈进标有C一7编号的楼，爬上尽头的楼梯，打开右侧的门。门没有上锁，玲子领我在房里转了一圈。有四个房间，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简洁明快，给人的感觉不坏。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不谐调的家具，但并不给人以凄清之感。在房间里一待，也说不出到底是为什么，就像面对直子时一样感到身心舒展、轻松愉快。客厅只有一个沙发和一张茶几，另有一把摇椅。厨房里有餐桌。一桌一几都放有大烟灰缸。卧室里有两张床、两张书桌和两个床头柜。床上的枕旁有个小矮桌和读书灯，一册小开本的书兀自伏在上面。厨房里放着小型的微波炉和电冰箱，可做简单的饭菜。

“浴槽没有，只能淋浴，不过还算可以吧？”玲子说，“澡堂和洗涤设备是公用的。”

“可以得过分了！我住的那宿舍只有天花板和窗户。”

“你不知道这里的冬天才这样说。”玲子拍了下我的脊背，叫我坐在沙发上，她自己坐在我旁边，“这里的冬天又漫长又难熬，四下看去，到处是雪、雪、雪。阴冷阴冷的，把心都冷透了。一到冬天我们每天都要扫雪。在那个季节，我们就把房间弄得暖暖和和的，听音乐、聊天、打毛线。所以，要是没这么大的空间，就会憋得透不过气来，很难受。你如果冬天来就晓得那番滋味了。”

玲子仿佛想起了漫长的冬日，深深地叹息一声，两手在膝头上搓着。

“把它放倒给你当床好了，”她“嘣嘣”地敲着两人坐的沙发说，“我们在卧室睡，你在这儿睡，可以吧？”

“我没意见。”

“那，就这样定了。”玲子说，“我们大约五点钟回来，我和直子都还有事要做。你得一个人在这里等着，不要紧吧？”

“不要紧，反正可以学德语。”

玲子离开后，我一头栽倒在沙发上，合上眼睛，不知不觉就沉浸在这岑寂之中了。良久，我蓦地想起我同木月骑摩托车远游的情景。如此想来，好像也是这样一个秋日。几年前的秋日来着？四年前。我想起了木月那件皮夹克的气味儿和那辆一路狂吼乱叫的125cc红色雅马哈。我们一直跑到很远很远的海岸，傍晚才带着一身疲劳回来。其实也并没发生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但我却对那次远游记得一清二楚。秋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我双手死死搂住木月的夹克，抬头望天，恍惚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要被卷上天空似的。

好半天时间里，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知为什么，在这房间里一躺，过去几乎未曾想起过的事情居然会纷至沓来地浮上脑海，有的令人心神荡漾，有的则带有一丝凄楚。

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我完全淹没在出乎意料的记忆的泉水里（那确实如同岩缝中汩汩涌出的泉水），就连直子悄然推门进来也丝毫没有察觉。突然睁眼时，直子已经站在那里了。我抬起头，定定地看着直子的双眼，看了好一会儿。她坐在沙发扶手上，也看着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记忆编织的形象，但的确是活生生的直子。

“睡着了？”她问我，声音非常低微。

“没有，只是想点事。”我坐起身，“身体可好？”

“嗯，还可以！”直子微微笑道。那微笑恍若淡淡的远景。“我马上就得走。本来不该到这儿来，挤一点时间跑来的，要马上回去才行。喏，我这发式好笑吧？”

“哪里，非常可爱。”我说。

她像小学生一样剪着整齐利落的发型，一侧仍像以往那样用发卡一丝不乱地拢住。这发型委实与直子相得益彰，看上去宛如中世纪木版画中经常出现的美少女。

“我嫌麻烦，就请玲子剪掉了。你真觉得很可爱？”

“半点不假。”

“可我妈妈偏说不三不四。”直子说。她取下发卡，松开头发，用手指梳了几下重新卡好。发卡是蝶形的。

“我，在三人一起见面前想单独看你一眼。也不是有什么话非说不可，只是想看看你的脸，习惯一下。要不然会觉得不习惯，我这人笨得很。”

“习惯一点了？”

“一点点。”说着，她又把手放在发卡上，“可现在没有时间。我，这就得过去了。”

我点点头。

“渡边君，谢谢你到这里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不过，要是你觉得在这里是一种负担的话，尽管直说。这个地方有点特殊，管理方式也特殊，里边还有根本不能习惯的人。果真那样觉得，就坦率地说出来，我决不会因此失望的。我们在这里都很诚实，无话不谈。”

“我会说实话的。”我说。

直子这回在沙发上挨我坐下，靠住我。我搂住她的肩，她便把头搭在我肩上，鼻尖贴着我的脖颈，尔后一动不动，仿佛在确认我的体温。我顺势轻轻抱着她，胸口荡过一阵暖流。俄而，直子一声不响地站起身，仍像进来时那样悄然开门离去。

直子走出后，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本来没想睡，但终于在久违了的直子的存在感当中沉沉睡去。厨房里有直子使用的餐具，卫生间有直子使用的牙刷，卧室里有直子睡的床。在这样的房间里，我睡得死死的，就像要把疲劳感从每一个细胞中一滴一滴挤出去似的。我做了梦，梦见蝴蝶在昏昏的夜色中翩然飞舞。

一觉醒来，表针已指向四点三十五分。天光的颜色有点变了，风声早已止息，云的形状也略有不同。我睡出了汗，从帆布包里掏出毛巾擦把脸，换了件新衬衣，然后进厨房喝了口水，站在水斗前眺望窗外。从这个窗口可以看见对面楼的窗口。那个窗口里用细绳吊着几个剪纸艺术品，有鸟、云、牛、猫，剪得相当精巧，组合在一起。四周依然不见人影，阒无声息。我觉得自己似乎孤零零地置身于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一片废墟之中。

五点一过，人们开始陆续返回“C区”。从厨房窗口望去，只见三个女士从窗下走过。三人都头戴帽子，不晓得什么模样和年龄，但从声音听来，都不像很年轻。她们拐了个弯，不久便消失了。继而，同一方向又走来四个女士，同样拐弯不见了。四下里弥漫着黄昏的气氛。从客厅窗口，可以望见树林和山峦的棱线，棱线上浮现着淡淡的夕晖，宛如镀上的一层光边。

直子和玲子是五点半一同回来的。我同直子像刚见面似的按惯例寒暄了一番。直子显得有些羞赧。玲子目光落在我刚才看的书上，问看的什么书，我说是托马斯•曼的《魔山》。

“怎么把这种书特意带到这地方来！”玲子嗔怪似的说。给她这么一说，我想可倒也是。

玲子斟上咖啡，三人喝着。我告诉直子，敢死队突然失踪了，见最后一面那天他给了我一只萤火虫。直子十分遗憾地说：“真可惜啊，他怎么没了！本来还想多听听他的故事呢。”玲子想知道敢死队，我便又讲了一遍。不用说，玲子也大笑起来。只要一提起敢死队，整个世界便充满和平、洋溢欢笑。

六点时，我们三人去主楼食堂吃晚饭。我和直子要来炸鱼、蔬菜色拉和炖菜，还有米饭和酱汤，玲子则只要通心粉色拉和咖啡，之后便又吸烟。

“上了年纪，身体就变得吃不进多少东西啦。”她解释般地说。

食堂里有大约二十个人围着餐桌吃晚饭。我们吃饭时，几个人进来，几个人出去。除去年龄不同外，食堂的光景同寄宿院内的没什么两样。另一点与我那里的食堂不同的是，每人讲话的音量都相差无几，既无大声喧哗，又无窃窃私语，既无人开怀大笑和惊叫，也无人扬手招呼，每一个人都用大体相同的音量悄声交谈。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吃饭，每组三到五个人。一个人谈的时候，其他人就侧耳倾听，频频点头。这个人讲完后，其他人便接着讲一会。讲的什么我自然弄不清楚，但他们的交谈使我想起白天看见的那个奇妙的打网球场面。我猜想，直子和他们在一起时，恐怕也是这样讲话。说来奇怪，一瞬间，一股夹杂着嫉妒的寂寥感掠过我的心头。

我身后那张桌上，一个身穿白大褂、俨然医生派头的头发稀疏的男子，正面对一个戴眼镜的神经质模样的小伙子和一个栗鼠脸形的中年女士，不厌其详地说明着什么无重力状态下的胃液分泌情况。小伙子和中年女士或“啊”或“是吗”地回应着。但听了一会那讲话方式，我开始怀疑那没有几缕头发的白大褂男子是否真的是医生。

食堂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我，没有人贼头贼脑地看我，甚至连我加入其中也无人觉察，仿佛我的加入对他们来说是意料中的事。

只有一次——那白大褂男子突然回头问我：“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啊？”

“住两晚，星期四回去。”我回答。

“现在的季节不错吧？不过，等到冬天你再来看看，漫山遍野银白一片，壮观得很咧！”他说。

“直子说不定等不到下雪就出去了。”玲子对男子说。

“啊，可冬天确实不错的哟！”他神情认真地重复道。于是我愈发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医生了。

“大家都在谈什么呢？”我试着问玲子。她似乎不大明白我问话的用意。

“谈什么？平常事啊。一天中遇到的事，看的书，明天的天气，不外乎这些。大概你总不至于以为会有人突如其来地站起来大声宣布‘今天北极熊吞食星星所以明日有雨’吧？”

“噢，当然我不是指这个。”我说，“我看大家说话都那么小声细气的，心里就不由纳闷他们究竟在谈什么。”

“因为这里静，所以人们说起话来声音自然就压低了。”直子把鱼刺整齐地堆在盘子的一端，用手帕擦擦嘴角，“再说也没有必要提高嗓门，既用不着说服谁，又没有引人注目的必要。”

“怕也是。”我说。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静悄悄进食的时间里，我竟奇异地怀念起人们的嘈杂声来。那笑声、空洞无聊的叫声、哗众取宠的语声，都使我感到亲切。这以前我被那嘈杂声着实折磨得忍无可忍，可是一旦在这奇妙的静寂中吃起鱼来，心里却又总像是缺少踏实感。这食堂的气氛，类似特殊机械工具的展览会场：对某一特定领域怀有强烈兴趣的人集中在特定的场所，交换惟独同行间才懂得的信息。

饭后返回房间，直子和玲子说要去“C区”的公共澡堂，并说如果我只淋浴的话可用这里的卫生间。我说也好。等她们走后，我便脱衣服淋浴，洗了头，然后一边用吹风机吹头发，一边柚出威尔•埃文斯的唱片放上。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它同直子生日那天我在她房间里放了好几次的那张唱片是同一张。就是直子哭泣不止、我抱她睡觉的那个夜晚。事情不过发生在半年前，我却觉得似乎过去了很久很久。或许是因为我对此不知反复考虑了多少次的缘故。由于考虑的次数太多了，对时间的感觉便被拉长，变得异乎寻常了。

月光十分皎洁，我关掉房间的灯，倒在沙发上听威尔•埃文斯的钢琴曲。窗口泻进的明月银辉，把东西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宛如一层淡墨隐隐约约印在墙壁上。我从帆布包中取出装有白兰地的薄金属筒，倒进嘴里一些，缓缓咽下。一种温煦的感觉从喉头往胃里慢慢下移，继而又从胃向身体的各个角落扩散开去。我又喝了一口，然后把筒盖好，放回帆布包。月光似乎随着音乐摇曳不定。

约摸过了二十分钟，直子和玲子从澡堂回来了。

“从外面看，房间的灯全都熄了，黑黑的一团，吓了我一跳。”玲子说我以为你打点行装回东京去了呢！”

“那怎么能。好久没看见过这么亮的月光，就把灯关了。”

“不蛮好的吗，这样。”直子说，“嗳，玲子姐，上次停电时用的蜡烛好像还有？”

“大概在厨房抽屉里吧。”

直子去厨房拉开抽屉，拿来一支粗大的白蜡烛。我点上火，把它立在烟灰缸里。玲子对着烛火点燃香烟。四周依旧一片寂静，在这寂静中，我们三人围烛一坐，恍若世界的角落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悄无声息的月影，飘忽不定的烛光，在洁白的墙壁上重叠交映，影影绰绰。我和直子坐在沙发上，玲子在摇椅上落座。

“怎么样，不喝点葡萄酒？”玲子对我说。

“这里喝酒也不要紧吗？”我不禁愕然。

“实际上是不允许的。”玲子搔搔耳垂，不好意思地说，“不过一般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喝的是葡萄酒啤酒之类，而且又不过量的话。我托一个认识的职员买回来一点点。”

“我俩常常把盏同欢咧！”直子调皮地说。

“不错嘛。”我说。

玲子从电冰箱里取出白葡萄洒，用螺旋栓拔出软木塞，拿来三只玻璃杯。葡萄酒香甜爽口，仿佛在后院贮藏了很久。唱片放完时，玲子从床下面掏出吉他，打开后不胜怜爱地调了调弦，慢慢地弹起巴赫的赋格曲。虽然不少地方指法不甚娴熟，但感情充沛，疾徐有致，温馨亲昵，充溢着对于演奏本身的喜悦之情。

“吉他是来这里后才开始弹的。房间里不是没有钢琴吗，所以就……纯属自学，加上手指对吉他还不适应，弹得很不成样子。不过我喜欢吉他，又小巧又简单……就好像一间温暖的小屋。”

她又弹了一支巴赫的小品，是组曲中的一段。望着烛光，喝着葡萄酒，谛听着玲子弹的巴赫，不觉心神荡潇。弹罢巴赫，直子提议弹一支甲壳虫乐队的曲子。

“现在是听众点播节目时间。”玲子眯缝起一只眼睛对我说，“直子来到后，我就没完没了地弹甲壳虫，活活成了可怜的音乐奴隶。”

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弹起《米歇尔》，弹得极其精彩。

“好曲子，我，无比喜欢！”说完，玲子喝了一口葡萄酒，吸了口烟，“简直就像霏霏细雨轻轻洒在无边无际的草原。”

接着，她弹了《没有归宿的人》，弹了《朱丽娅》。有时边弹边闭上眼摇着头，然后又呷口酒吸口烟。

“弹《挪威的森林》。”直子说。

玲子从厨房拿出一个招手猫形的贮币盒，直子从钱包里找出一枚百元硬币，投了进去。

“怎么回事，这？”我问。

“我点弹《挪威的森林》时，往这里投一百元钱，这是规矩。”直子说，“因为我最喜欢这支曲，才特意这么做的，表示打心眼里喜欢。”

“还能成为我的买烟钱。”

玲子揉了好几下手指，开始弹《挪威的森林》。曲子注满了她的感情，而她又不为感情所驱使。于是我也从衣袋里拈出一枚百元硬币投进盒里。

“谢谢。”玲子说着，莞尔一笑。

“一听这曲子，我就时常悲哀得不行。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似乎自己在茂密的森林中迷了路。”直子说，“一个人孤单单的，里面又冷，又黑，又没一个人来救我。所以，只要我不点，她是不会弹这支曲的。”

“瞧你说得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似的。”玲子笑着说。

之后，玲子弹了几支勃萨诺瓦舞曲。这时间里，我端详着直子。如她自己信上写的那样，她显得比以前健康，晒黑了不少，由于锻炼和野外作业，体形紧绷绷的。那深邃澄澈的眸子和羞涩似地嗫嚅着的小嘴唇倒是和以前一样，但整个看来，她的娇美已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风韵。往日她那娇美中时隐时现的某种锐气——使人为之颤栗的刀刃般的锐气——已经远远遁去，转而荡漾着一种给人以亲切抚慰之感的独特的娴静。我为这样的娇美而怦然心动，同时又有些感到惊愕：不过半年时间，一个女人居然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直子这富有新意的娇美确实一如往日或甚于往日，使我为之倾心，为之痴迷。尽管如此，一想到她所失却的东西，我还是不无遗憾。那思春期少女所特有的，或者不妨称之为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潇洒，在她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直子说想知道我的生活，我便讲了大学里的罢课学潮，讲了永泽。向直子提起永泽还是第一次，他那奇妙的人格、独特的思考方式、偏颇的道德观——对这些确切地加以说明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直子还是大致理解了我最终想表达的意思。我隐瞒了和他去物色女孩的部分，只说我在寄宿院里唯一来往密切的人是这等天马行空式的人物。这时间里，玲子怀抱吉他，又练习了一遍刚才那首赋格曲。她仍然不时地找间隙喝一口酒，吸一下烟。

“倒像个不可思议的人。”直子说。

“是不可思议。”我说。

“可你喜欢他？”

“说不清楚。”我说，“大概说不上喜欢。他那人，不属于喜欢不喜欢的范畴，而且他本人所追求的也不是这个。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弄虚作假的人、极其清心寡欲的人。”

“同那么大堆女人睡觉还算清心寡欲？你可真有意思。”直子笑道，“你说睡过多少个来着？”

“八十个左右总还是有的吧。”我说，“不过，在他身上，睡的人数越多，每个行为所具有的含义就越模糊淡薄。我想这就是所谓他的追求目标。”

“清心寡欲就指这个？”直子问。

“就他而言。”

直子开始思索我的话。良久，她开口说：“那个人，脑袋要比我不正常得多。”

“我也那样想。”我说，“不过，他是把自己身上的不正常因素全部系统化、理论化，脑袋好使得很。把他领来这里试试，保准两天就出去。说什么这个也懂，那个也晓得，没一个不明白的。他就是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才会在社会上受尊敬。”

“肯定是我脑袋不好。”直子说，“这里的情况还不大明白呢。就像连对我自己本身都还稀里糊涂一样。”

“不是脑袋不好，是普通一般。我对我自己也有好多好多不明白的，普通人嘛！”

直子把两脚放在沙发上，支起膝盖，下颏搭在上边，说：“嗳，渡边君，我很想再多知道一些你的事。”

“普通人啊。生在普通家庭，长在普通家庭，一张普通的脸，普通的成绩，想普通的事情。”我说。

“呃，你最喜欢的菲茨杰拉德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将自己说成普通人的人，是不可信任的，对吧？那本书，我从你手里借来看了一遍。”直子调皮地说道。

“的确，”我承认，“不过我不是有意给自己贴这么一张标签，是从内心里这么认为的，真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你从我身上发现什么不普通的东西了？”

“那还用说！”直子惊讶地说，“你连这点还看不出来？难道你以为我喝醉了和谁都可以睡，所以才和你睡了不成？”

“哪里，我当然没那么想。”我说。

直子盯着自己的脚尖，一阵沉默。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顾喝葡萄酒。

“渡边君，你和多少女的睡过？”直子突然想起似的低声问道。

“八九个。”我老实回答。

玲子停止练习，吉他“嘣”一声掉在膝上。“你还不到二十吧？到底过的怎么一种生活，你这是？”

直子一言未发，用清澈的眸子盯住我。我向玲子说了我同第一个女孩睡觉、后来又分手的过程。我说对那个女孩无论如何也爱不起来。接着又讲了被永泽拉去左一个右一个同女孩乱来的缘由。

“不是我狡辩，我实在痛苦。”我对直子说，“每个星期都同你见面，同你交谈，可你心中有的只是木月。一想到这点我心里就痛苦得不行，所以才和不相识的女孩胡来的。”

直子摇了几下头，扬起脸看着我的脸：“对了，那时候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没同木月君睡么，还想知道？”

“还是知道好吧。”我说。

“我也那样想。”直子说，“死的人就一直死了，可我们以后还要活下去。”

我点点头。玲子在反复练习一段乐曲的过门。

“同木月君睡也未尝不可，”直子取下蝶形发卡，放下头发，把发卡拿在手中摆弄着。“当然他也想和我睡来着，我俩不知尝试了多少回，可就是不行，不成功。至于为什么不行，我却一点也弄不清，现在也弄不清。本来我那么爱木月，又没有把处女贞操什么的放在心上。只要他喜欢，我什么都心甘情愿地满足他。可就是不行。”

直子撩起头发，卡上发卡。

“一点也不湿润。”直子放低声音打不开，根本打不开。所以痛得很。又干又痛。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俩。但无论怎样就是不行，用什么弄湿了也还是痛。这么着，我一直拿手指和嘴唇来安慰木月……明白么？”

我默然点头。

直子眼望窗外的明月。月亮看上去比刚才更大更亮了。

“可能的话，我也不愿说这种事，渡边君。如果可能，我打算把这事永远埋在自己心底。但没有办法啊，不能不说。我自己也束手无策。可是跟你睡的时候，我湿润得很厉害，是吧？”

“嗯。”我应道。

“我，二十岁生日那天晚上，一见到你就湿来着，一直想让你抱来着，想让你抱，给你脱光，被你抚摸，让你进去。这种欲望我还是第一次出现。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本来，本来我那么真心实意地爱着木月！”

“就是说尽管你并不爱我？”

“原谅我。”直子说，“不是我想伤你的心，但这点希望你理解：我和木月确确实实是特殊关系。我们从三岁开始就在一起玩。我们时常一块儿说这说那，互相知根知底，就这样一同长大的。第一次接吻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真是妙极了。头一回来潮我去他那里哇哇直哭。总之我俩就是这么一种关系。所以他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同别人交往了，甚至不知道究竟怎样才算爱上一个人。”

她伸手去拿桌上的酒杯，但没拿稳，酒杯落到地上，打了几个滚，葡萄酒洒在地毯上。我弯腰拾起酒杯，放回桌子。我问直子是不是想再喝一点，她沉默了半天，突然身体颤抖起来，开始啜泣。直子把身体弓成一团，双手捂脸，仍像上次那样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剧抽噎。玲子扔开吉他，走过来轻轻抚摸直子的背，当她把手放在直子肩上的时候，直子像婴孩似的一头扎在玲子胸口。

“喂，渡边君，”玲子对我说，“抱歉，你到外边转二十来分钟再回来好么？我想等一会她就会好起来的。”

我点头起身，把毛衣套在衬衫外面。

“对不起。”我对玲子说。

“别介意。这不怪你，别往心里去。你转回来，她就会完全镇静下来的。”说着，她朝我闭起一只眼睛。

我踏着梦幻般奇异的月光下的小路，进入杂木林，信步走来走去。月光之下，各种声音发出不可思议的回响。我的足音就像在海底行走的人的足音那样，引起了从截然相反的方向传来的瓮声瓮气的回声。身后时而响起低微而干涩的“咔嚓”声。林中充满令人窒息的沉闷，仿佛夜行动物正在屏息敛气地等待我的离去。

我穿过杂木林，在一座小山包的斜坡上坐下身来，望着直子居住的方向。找出直子的房间是很容易的，只消找到从未开灯的窗口深处隐约闪动的昏暗光亮即可。我静止不动地呆呆凝视着那微小的光亮。那光亮使我联想到犹如风中残烛的灵魂的最后忽闪。我真想用两手把那光严严实实地遮住，守护它。我久久地注视着那若明若暗摇曳不定的灯光，就像盖茨比整夜整夜看守对岸的小光点一样。

三十分钟后，我折身回去。走至楼门口，里面传来玲子弹吉他的声响。我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敲了下门。走进房间，不见直子，玲子一个人坐在地毯上弹吉他。她指了指卧室的门，仿佛说直子在里边。随后玲子放下吉他，坐在沙发上，叫我坐在旁边，并把瓶里剩下的葡萄酒分倒在两个杯里。

“她不要紧的。”玲子轻轻拍着我的膝头说，“独自躺上一会儿就会安静下来，别担心，只是心情有点激动。嗯，我们两人到外面散散步可好？”

“好的。”我说。

我和玲子沿着路灯下的路面缓缓移动脚步，走到网球场和篮球场那里，在长凳上坐下。她从长凳底下取出橙色的篮球，捧在手中团团转动，少顷，她问我会不会打网球，我说会倒是会，只是非常差劲儿。

“篮球呢？”

“也不怎么拿手。”

“那么，你拿手的到底是什么呢？”玲子堆起眼角的皱纹笑着问，“除了同女孩子睡觉以外？”

“那也算不得什么拿手。”我有点不悦。

“别生气，开个玩笑。嗳，到底怎样？什么东西拿手？”

“没有称得上拿手的啊。喜欢的倒是有。”

“喜欢什么？”

“徒步旅行、游泳、看书。”

“喜欢一个人做事啰？”

“嗯——或许。”我说，“以前我就对同别人配合的活动提不起兴致。那类活动，无论哪样我都沉不下心，觉得怎么都无所谓。”

“那么冬天来这儿好了。冬天我们搞越野滑雪，你准保喜欢。在大雪中扑腾扑腾一走一整天，弄得浑身是汗。”玲子说道，然后拉起我的右手，在路灯下像检查乐器似的定定细看。

“直子经常那样吧？”我问。

“是啊，不时地，”玲子这回看着我的左手说，“不时出现那种情况，亢奋、哭泣。不过不要紧。这样还好，因为可以把感情宣泄出去。可怕的是感情泄不出去。那一来，就会憋在心里，越愁越多，各种感情憋成一团，在体内闷死，那可就要坏事了。”

“我刚才没什么失言吧？”

“根本没有。不要紧，就算有什么失言也用不着担心，只管照实直说，那样再好不过。即使那样互相有所伤害，或者像刚才那样一时使对方情绪激动，长远看来也还是那样做最好。如果你诚心诚意地想使直子康复，就那样做好了。你刚来时我就向你说过，不是想帮助那孩子，而是想通过使她恢复而同时恢复自己自身，这就是这里的医疗方式。所以就是说，在这里你必须推心置腹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外面的世界，不是什么话都不能和盘托出吗？”

“是啊。”我说。

“我在这里待了七年，亲眼看见很多人进来出去。”玲子说，“也许我看得太多了吧，因此我只要看上一眼，凭直觉就能看出这个人是能好还是不能好。但对于直子，我却完全摸不着头脑。那孩子到底将怎么样呢，我实在把握不住。也许下个月就能出院，也许年复一年地在这里长住下去。因此在她身上我对你提不出什么建议，提也只能是极为泛泛的，例如要诚实啦要互相帮助啦，等等。”

“为什么偏偏对直子看不出来呢？”

“大概是因为我喜欢那孩子的缘故吧，以致不能一下子看透，感情因素掺杂太多啦。我说，我喜欢那孩子，真的。另外，她身上有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挺复杂的，就像一团找不着头绪的乱麻，关键是要一根一根地清理出来。而清理，一来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二来说不定会因某种偶然原因而突然前功尽弃。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所以我也有些不知所措。”

她再次把篮球捧在手里，团团转动一会，“砰”一声拍了一下。

“最重要的，是不急不躁。”玲子对我说这是我对你的又一个忠告。急躁不得。即使事物再错综复杂，甚至叫人无计可施，也不能灰心丧气，不能急于求成地强拉硬扯。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必须一根根地耐心清理。做得到？”

“试试看。”我说。

“也许花时间，也许花时间还不能全好。这点你可想过？”

我点点头。

“等待是痛苦的。”玲子一边拍球一边说，“尤其对你这样年龄的人。唯有耐着性子等待她的康复，而且又没有任何期限上的保证。你能办到？你爱直子爱到那个程度？”

“不清楚啊。”我直言不讳，“甚至爱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我都不大清楚，当然意义上与直子不同。但是，我准备竭尽全力，若不然，我对自己都不知何去何从了。所以，正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同直子必须互相拯救，除此之外别无共渡难关的途径。”

“还同路上随便碰见的女孩睡觉？”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我说，“到底该怎么办呢？难道就该一直通过手淫等待下去不成？对我本身都没办法处置，这样下去。”

玲子把球放在地上，轻拍一下我的膝部，说：“听我说，我并不是说你同女孩子睡觉有什么不妥。如果你觉得那样可以，也无所谓。因为那是你的人生，应该由你决定。我要说的，只是希望你不要用不自然的方式磨损自己。懂吗？那是最得不偿失的。十九二十岁，对人格的成熟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无谓地糟蹋自己，到老时会感到痛苦的，这可是千真万确。所以，要慎重地考虑。你要是想珍惜直子，那么也要珍惜自己。”

我说想想看。

“我也有二十岁的时候，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玲子说，“信吗？”

“信，当然信。”

“打心眼里信？”

“打心眼里。”我笑着说。

“虽说比不上直子，可我也是满可爱的咧，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的皱纹。”

我说我非常喜欢那皱纹，她说谢谢。

“不过，往后你可不要对女人夸她的皱纹有魅力，虽然我给你这么一说倒是高兴的……”

“一定注意。”我说。

她从裤袋里取出钱包，从该装月票的那栏里拈出张照片给我看。是个十来岁女孩的彩色照。女孩身穿滑雪衫，脚蹬滑雪板，在雪地上漂亮地微笑着。

“长得很漂亮吧？我女儿。”玲子说，“今年初寄来的。现在，怕是小学四年级了。”

“笑的样子很像。”我说着，把照片还给她。她把钱包揣回裤袋，轻声抽了一下鼻子，叼烟点燃火：

“我年轻时，打算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来着。才能也还过得去，周围人也都那样认为，听的夸奖话可多得很哩。音乐会上拿过名次，音乐大学里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去德国留学也大体定了。可以说，真是一帆风顺的青春时代。干什么都一帆风顺，即使不一帆风顺，周围人也都会设法使我一帆风顺。但出了一件怪事，整个世界在一天里就颠倒过来了。那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个比较重要的音乐会，我为此练习了很长时间。不料小指突然不会动了，也不知为什么不会动的，反正一点也动不得了。于是又是按摩，又是用热水浸，又是停练两三天，可还是毫不见效。我吓得脸都青了，跑到医院去，做了好多种检查。结果医生也莫名其妙，说手指完全正常，神经也毫无问题，不该不会动的，所以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原因。我就又找精神科，然而在那里也还是查不出确切起因，只说大概是音乐会前的疲劳造成的，建议我无论如何要离开钢琴一段时间。”

玲子深深吸了口烟吐出，歪了好几下头：

“就这样，我决定到伊豆祖母那里静养一些时日。就是说，放弃音乐会，好好轻松一下，两个星期不接触钢琴，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可偏偏不成。无论做什么，头脑里出现的尽是钢琴，除了钢琴别的什么也想不出来。小手指会不会一辈子都这样动弹不得呢？果真那样以后该怎么活下去呢？头脑里反复想的全是这些。其实也难怪，在那以前的人生中钢琴就是我的一切。我四岁开始练琴，生活中想的除了琴还是琴，此外我几乎什么都没考虑过。怕弄坏手指，家务事一点没做过。也就因为钢琴弹得好，周围人都对我倍加小心。你想想看，从如此长大的女孩手里夺走钢琴，还能剩下什么？这么着，‘砰’！脑袋的发条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脑袋里一片混乱、一团漆黑。”

她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又歪了几下脖子：

“于是，当钢琴演奏家的美梦化为泡影了。住了两个月院才出来。住院不久，小手指可以动了，便去音乐大学复学，总算毕了业。然而，一种东西已经消失了，一种像活力凝聚体那样的东西已经从我身上永远消失了。医生也说我神经太衰弱了，不适宜当职业钢琴家，劝我死了那份心。因此，大学毕业后，我就在家里收学生教课。可那多么叫人难受啊！就像我的人生被突然拦腰截断了一样，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二十年刚过就彻底报销了。你不认为这太残酷了？我曾经把所有的可能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等明白过来时却已两手空空。谁也不再鼓掌，谁也不再娇宠，谁也不再夸奖，只是日复一日地在家里教附近的小孩，除了初级教程就是小鸣奏曲。心里难过死了，动不动就哭一场，窝囊啊！才能比我明显差一大截的人在哪里的音乐会上获得了第二名，又在哪里的音乐厅里举行独奏会——每当听到这类消息，我就懊恼得泪流不止。”

“父母也对我小心翼翼，就像生怕触到脓肿似的。其实我也明白，他们一定很失望。直到前不久还为自家女儿自豪来着，可如今却成了精神病院的归来者，婚事都很难谈拢。在一起生活，他们的这种心情我感受得是那样真真切切，难受得不知怎样才好。而一出门，似乎附近的人都在议论我，吓得我门都不敢出。于是就又‘砰’的一声，发条飞了，线团乱了，一时天昏地暗，这是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当时我在疗养院住了七个月。不是这里，是围着很高的院墙，大门紧闭的地方。又脏又没有钢琴……那时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一心想离开那里，拼死拼活地配合治疗。七个月——长啊！就这样，皱纹一条条爬了上来。”

玲子咧下嘴角笑了笑：

“出院后不久和丈夫相识结婚了。他比我年纪小，在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当工程师，是跟我学钢琴的学生。好人呐！话语虽然不多，但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差不多练习了半年钢琴后，突然问我能不能同他结婚。是一天练完琴喝茶时突如其来地提出的。嗯，你能相信？那以前我们既没约会过，甚至连手都没握过。我吃了一惊，就说不能跟他结婚。我说我认为他是个好人，也怀有好感，但由于多种缘由不能同他结婚。他说他想听那缘由，我便毫不隐瞒地全都告诉了他，说自己曾因脑子不正常住过两次院，连细节也一一讲了。我告诉他导致那种情况出现的是什么原因，以后也有可能反复。他说让他再想一下，我说尽可以慢慢考虑，万万仓促不得。但下一星期他来的时候，还是说想结婚。于是我说：‘等我三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们交往一下。之后若你还是有想结婚的心情，那时两人再商谈一次。’”

“三个月时间里，我们每周幽会一次，去了很多地方，说了很多话。这一来，我不折不扣地喜欢上了他。同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重新归来了。只要两人在一起，我心里就豁然开朗，各种恼人事一扫而光。虽说当不成钢琴家，住过精神病院，但人生并未因此告终，人生中还有很多很多我所不知道的美好事物——是他使我产生了这种心情，仅这一点我就衷心地感谢他。三个月过后，他说还是想同我结婚。‘如果想和我睡觉是可以睡的。’我对他说，‘我，还没同任何人睡过觉，但因为我顶喜欢你，要是你想抱我，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同我结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同我结婚，势必就要连同我的麻烦事都包揽过去，而这要比你想的严重得多。这也不要紧吗？’”

“他说不要紧，说他不是单单想同我睡觉，而是想同我结婚，同我共同承担我身上的一切。而且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不真这样想他是不会说出口的，而一旦说出口就信守诺言，他就是这样的人。于是我说好吧，那就结婚吧。实际上也只能这样说。结婚大概是在那以后四个月。他因此和他父母吵翻了，断绝了关系。他家是四国乡下有些来历的家族，父母对我进行了彻底调查，知道我住过两次院，就反对这门婚事，吵了起来。反对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我们连婚礼也没有举行，只去区政府办了结婚登记，到箱根住了两个晚上。但是真叫幸福啊，一切的一切！这么着，我直到结婚还是处女，到二十五岁。像是在说谎吧？”

玲子喟叹一声，重新捧起篮球。

“只要在这个人身边，就问题不大，我当时想，”玲子说，“只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就不至于旧病复发。知道吗，对我们这种病来说，最重要的是信赖感。一切交给这个人好了！每当我的情况稍有不妙，也就是发条刚一开始松动，他就会当即察觉，精心地不厌其烦地予以纠正——拧紧发条，解开线团——只要有这种信赖感，我的病一般是不会反复的。只要存在这种信赖感，那‘砰’的一声就不会发生。我是那么高兴，心想人生是多么美好啊！那感觉，就像被人从狂暴而冰冷的海潮中打捞出来、用毛巾被裹着放到温暖的床上一样。婚后两年有了孩子。从那以后一心扑在照料孩子上。自身的病什么的，也因此几乎忘得一干二净。早上起来，做家务，照看孩子，他回来时就让他吃饭……每天都是这样。但我感到幸福，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持续几年来着？持续到三十一岁。而后便又‘砰’的一声，断裂了！”

玲子给烟点上火。风已经停了，烟直线上升，消失在夜色中。不觉之间，空中已闪出无数的银星。

“遇上什么了？”我问。

“呃——”玲子说，“一件非常奇妙的事。简直就像一个圈套或一口陷阱似的在那里静等着我。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她抬起没夹烟的那只手，揉了下太阳穴。“对不起呀，光听我说了。本来你是来看直子的。”

“真的想听。”我说，“可以的话，讲给我听听好么？”

“孩子上幼儿园后，我又开始多少弹几下琴。”玲子接下去说，“不是为别人，是为我自己弹的。弹巴赫、莫扎特、斯卡拉蒂。当然，因为有好长时间的空白，乐感很难恢复。手指同以前相比也不能乖乖听从使唤。但我仍很高兴，毕竟又能弹钢琴了。每次一弹起来，我就深深地由衷地感到自己是何等热爱音乐，何等渴求音乐。真是太美妙了，能为自己演奏。

“前边我已说过，我从四岁就开始弹钢琴，但想起来，却连一次都没为自己弹过。或者为通过考试，或者因为是课题曲，或者为使别人感动，弹来弹去为的就是这些。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人掌握一种乐器。但在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人就不能不为自己演奏，所谓音乐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在我从音乐尖子沦为落伍者，到了三十一二岁之后，才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我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抓紧干完家务，便动手弹自己心爱的曲子，一弹一两个钟头。这期间什么问题也没有，没有吧？”

我点点头。

“不料有一天，一位太太，一位只是在路上碰见时打声招呼那种关系的太太登门找我，说她有个女儿想跟我学钢琴，问我能否指教一下。按那太太的说法，那孩子从我家门前路过时经常听到我弹钢琴，感动得不得了，而且认得我，还很崇拜。孩子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这以前从师学过好几次，由于不止一个的原因总是进展不顺利，眼下没跟任何人学。

“我拒绝了。我说一来我有好些年空白，二来若完全是初学者还另当别论，而从中途教一名已练过几年的人是十分困难的。况且要照料小孩，忙得抽不出时间。再说——当然这点我没向对方说出——动不动就换老师的孩子，谁接手都伤脑筋。可是那太太非让我见见她女儿，说哪怕只见一面也好。我见这人有点死求活磨的味道，心想不大容易一口回绝，加上对只求见面也不好拒之门外，便说如果仅仅见一面倒也无妨。隔了三天，那孩子一个人来了。漂亮得活像个小天使，而且是近乎透明般的漂亮。那么漂亮的孩子，那以前和以后都没见过。头发像刚刚研出的墨一样油黑油黑，长长地披落下来。十指纤纤，眼睛忽闪忽闪的，小小的嘴唇，看上去十分柔软，简直像刚刚做出来似的。刚见到她时，我半晌都忘了开口——太漂亮了！往我家客厅沙发上一坐，顿时满室生辉，判若别境。细细看去，直觉得炫目耀眼，甚至要把眼睛眯缝起来才行。就是这么个女孩儿，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玲子眯起眼睛好半天，仿佛眼前真出现了女孩的那张脸。

“我们边喝咖啡边谈，这个那个，谈了一个多小时，包括音乐方面的、学校里边的。看一眼就知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说话有条有理，意见也一针见血，具有吸引对方的天赋才能。甚至有些吓人。至于吓人的到底是什么，当时的我却捉摸不透，只是蓦然间觉得她机灵得令人生畏。不过，当面同那孩子谈起来，便会不知不觉地失去正常的判断力。就是说，对方太年少、太妩媚了，以致被其气势压倒，大为自惭形秽，因而即使一晃闪出否定的念头，也会转而怀疑那定然出自一种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

她摇了几下头：

“假如我像那孩子那样聪明漂亮的话，我会成为一个更地道的更有作为的人。既然那般聪明漂亮，还别有何求呢？既然受到大家如此的宠爱，还何苦要欺侮、蹂躏不如自己的弱者呢？不是根本就不存在非做此手脚不可的客观原因吗！”

“她做什么让你难堪的事了？”

“啊，让我按顺序说吧。那孩子是个病态的扯谎鬼，完全是一种病。无论什么，开口就编造谎话。在编造的时间里，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为了使编造的谎言不露出破绽，甚至把周围相关的事物统统改头换面。若是一般情况，肯定让人生疑，而那孩子由于头脑转得飞快，早抢在别人生疑之前就弥合得天衣无缝，因此对方根本察觉不出。这就是所谓扯谎。而且一般说来，谁也不会以为那么漂亮的孩子居然会为鸡毛蒜皮的琐事大扯其谎，包括我在内。那孩子扯的谎话，半年间我听得真可谓数不胜数，但一次也没有怀疑过，尽管从根到梢全是谎话。傻瓜呀，纯属傻瓜！”

“都说什么谎呢？”

“无所不包。”玲子不无嘲讽意味地笑道，“刚才说了吧，人若要在某件事上扯谎，就势必为此编造出一大堆相关的谎言。这就是说谎症。问题是，说谎症患者的谎言在一般情况下属于无罪一类，因为周围人大多心中有数。而那孩子则不同：为了保护自己，她可以满不在乎地任意造谣中伤，利用一切凡可利用的东西。在母亲或亲朋好友等容易识别其谎言的对手面前，她不大扯谎，非扯谎不可的时候也认真考虑再三，绝对不至于让对方发觉。而万一被发觉了，她便从那美丽的眼睛里一滴接一滴挤出眼泪，或解释或道歉，用那小鸟依人般的声音。这一来，谁都不好再发火了。”

“至于那孩子为什么选择了我，至今我也不大明白。是把我作为她的牺牲品选择的，还是为寻求某种解脱选择的，今天我也不得而知，全然不知。当然喽，事到如今知不知道都无所谓了。因为一切都已付诸东流了，我又落到了这步田地。”

短暂的沉默。

“她又把她母亲的话重复说了一遍。说在我家门前路过时听到我的钢琴，大为感动。在外面遇到过我几次，很是崇拜。说的可是‘崇拜’哟。结果我脸都红了，怎么好让一位布娃娃一般漂亮的女孩崇拜呢！不过，我想她这也并非完全说谎。当然，我已年过三十，又没她那么漂亮那么聪明，又没什么特殊才能。但我身上肯定有一种吸引那孩子的什么东西——或许是她所缺乏的一种什么。也正因如此，她才会对我发生兴趣。嗳，这可不是自吹自擂哟！”

“明白，我能明白。”我说。

“她拿来了乐谱，问我可不可以弹几下试试。我说可以，请弹好了。她就弹了巴赫的创意曲。那个嘛，怎么说呢，弹得很有意思，或者说不可思议，总之不一般。当然，技术并不怎么好。毕竟没有进过专门学校，从师练习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她自己的手法，一听就知没经过专业训练。如果在音乐学校的实践考试上这么弹的话，只消一声就会立遭淘汰。可她弹的还是值得一听。就是说，尽管百分之九十一塌糊涂，但剩下的百分之十还是发挥得相当可以的。这也就是巴赫的创意曲。于是我对那孩子发生了极大兴趣，心想这孩子究竟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世上弹巴赫弹得更好的孩子多的是，弹得比那孩子好上二十倍的孩子怕也不是没有。问题是那种演奏十之八九都没什么内容，干巴巴的空洞无物。可那孩子呢，虽然弹得并不高明，却多少有一种足以打动我的东西。因此我想：这孩子或许有教的价值也未可知。当然，现在把她重新训练成职业性的为时已晚，但培养成像当时的我——现在也如此——那样自弹自娱的快乐的钢琴手估计还是可能的。结果我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这女孩，不是一声不响为自己本身做事的那一类型的人，而是个为了让别人倾心而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工于心计的孩子。怎样才能让人产生好感，怎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夸奖——这一套她了然于心。包括怎样的演奏风格才能打动我，也都经过精心算计，并将值得一听的那部分不知拼命练习过多少次，这完全想象得出来。”

“可话又说回来，纵使在一切都真相大白的现在，我也还是认为那演奏相当不错。现在再让我听上一遍，我一定仍那样想——除去她的狡黠、扯谎等缺点。知道吗，世上偏偏就有这样的事。”

玲子声音干涩地清了清嗓子，止住话头，沉默良久。

“那么你收她做学生了？”我问。

“是的。每周一次，周六上午，那孩子的学校周六休息。她一回也没缺过课，从不迟到，蛮理想的学生啊！练习也很专心。练完后，我们就吃蛋糕、聊天。”说到这里，玲子突然意识到似的看看表。“噢，我们差不多该回房间了，有点放心不下直子。你怕是把直子忘在脑后了吧？”

“哪里会忘，”我笑道，“只是给你的话吸引住了。”

“要是你想接着听，明天再讲吧。话长，一次讲不完的。”

“简直是《一千零一夜》。”

“哦，那你可就回不了东京啦！”玲子也笑了。

我们穿过来时的那条杂木林小道，回到房间。蜡烛熄了，客厅的电灯也没开。卧室的门开着，里面亮着床头灯，昏黄的光线洒进客厅。就在这若明若暗的灯光中，直子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她已换上长睡衣样子的衣服，领口紧紧扣到脖子上，脚蹬沙发，支起膝盖坐着。玲子走到直子跟前，手放在她头顶上：

“好了？”

“嗯，好了，对不起。”直子低声说。然后转向我，害羞似的又说了声对不起。“你吓了一跳？”

“有一点儿。”我微笑着说。

“到这儿来。”直子说。我挨她身旁坐下。直子依然在沙发上拱着膝盖，仿佛要说悄悄话似的把脸凑近我的耳边，在耳垂上悄悄一吻，再次小声对着我的耳朵说了声“对不起”，随即移开身体。

“有时候我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怎么回事。”直子说道。

“我有时也那样的。”

直子浅浅地露出笑容，看着我的脸。

“嗯，可以的话，想听听你的情况，”我说，“这里的生活，每天都做什么，有什么样的人。”

直子于是缓慢而语言清晰地谈起自己一天的生活。早上六时起床，在这里吃早餐、清扫鸟舍，之后便大多去农场劳动，照看蔬菜。午饭前或午饭后有一小时同主治医生单独会面的时间，或者进行集体讨论。下午是自由活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讲座、野外作业或体育项目。她选听了几个讲座，有法语，有编织，有钢琴，有古代史，等等。

“钢琴由玲子姐教，”直子说，“此外她还教吉他。我们都互为师生，擅长法语的教法语，做过社会科教师的教历史，编织上拿手的教编织。只就这点来说，差不多成了一所学校。遗憾的是我没一样东西可教别人。”

“我也没有。”

“反正我在这里要比在大学时学得起劲。很用功，而且用起功来觉得很有意思，可好着哩！”

“晚饭后一般做什么呢？”

“与玲子姐聊天、看书、听唱片，或到别人房间玩。就这些。”直子说。

“我练吉他、写自传。”玲子开口了。

“自传？”

“说句玩笑。”玲子笑道，“我们十点左右就上床了。如何？这生活很利于健康吧？睡觉睡得才香呢。”

我看了下表，差不多九点。“那，怕是快要睡了吧？”

“不，今天没关系，哪怕晚一些。”直子说，“好久没见了，想再谈一会。你说点什么可好？”

“刚才只我一个人的时候，一下子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儿。”我说，“记得以前我同木月两人去看望你的情形么？在海边医院。大概是高中二年级那年夏天吧。”

“是做胸腔手术时的事吧，”直子淡淡一笑，“记得很清楚哇。你和木月骑摩托去的，提着化得软绵绵的巧克力，吃得我好辛苦。不过总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似的。”

“是啊。那时，你还写了一首长诗呢。”

“那个年龄的女孩谁都写的。”直子哧哧笑道，“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

“我也不知道，只是一时想起。海风的气味儿、夹竹桃，这个那个忽然涌上心头。”我说，“好了，木月那时常去探望你吧？”

“哪里谈得上探望，几乎没去。过后我们还因此吵了一架呢。开始时去一次，再就是和你两个，往下就没影了。你说过分不？一开始去那次像有什么急事似的心不在焉，不到十分钟就走了。带橘子去的，嘟嘟嚷囔胡乱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剥开橘子让我吃，接着又嘟嘟嚷嚷了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就一晃人不见了，还说什么他一进医院就头疼。”说到这里，直子笑了。“在这方面他那人还一直停留在小孩阶段。这不是，哪里会有什么人喜欢医院呢！也正因为这个，人们才去看望，让病人振作起来。可这些，他竟然莫名其妙。”

“不过和我两人去的时候可不是那个样子，和普通人做的没什么两样。”

“那是在你面前嘛。”直子说，“他那人，在你面前总是那样，拼命掩饰自己脆弱的一面。他肯定是喜欢你，所以才尽可能只让你看他好的那方面，但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可就不同了，那逞能劲头就没有了，真是个心情说变就变的人。举例说吧，本来一个人口若悬河地说得好端端的，不料一瞬间突然一言不发了。这事经常发生，从小就一直这副德性，尽管他想改变自己、提高自己。”

直子在沙发上调换了一下叠架的双腿：

“他总是想改变、提高自己，却总是不能如愿，又是着急又是伤心。本来他具有十分出色和完美的才能，却直到最后都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个也要干，这里也得改——头脑里转来转去的净是这些东西。可怜的木月！”

“不过，如果他真有意只让我看到他好的一面的话，那么他的努力像是成功的。我看到的确实只是他好的方面。”

直子微微笑道：“他要是能听见，肯定高兴。你是他唯一的朋友啊！”

“而对我来说，木月也是我绝无仅有的朋友。”我说，“除了他，过去和现在我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

“所以我很乐意和你、木月三人待在一起，那样我不是也能只看到木月好的一面了吗？那一来，我心里非常快活，也舒展得开。因此我很喜欢三个人在一块儿。你怎么想我是不知道。”

“我倒是担心你会怎么想。”说着，我轻轻摇了下头。

“可问题是这种状态不可能无止境地持续下去，那小圈子般的东西不可能维持到永远。这点木月明白，我也明白，你也心里清楚，不错吧？”

我点点头。

“不过，老实说来，我甚至连他那人弱的一面都喜欢得不得了，就像喜欢他好的一面那样。不是吗？他没有一点坏心和恶意，只是软弱罢了。可我这么说时他不信，并且这样说道：‘直子，那是因为你我从三岁就形影不离，你对我知道得太多了，以致什么是缺点什么是优点都分辨不清，很多东西都一锅粥搅在一起了。’他时常这么说。但不管他怎么说，我还是喜欢他，对除他以外的人几乎连兴致都提不起来。”

直子把脸转向我，凄然地漾出浅浅的笑意：

“我们同普通的男女关系有很大区别。那关系就像肉体的某个部分紧紧相连似的。即使有时离得很远，也像有一种特殊引力会重新把我们拉回原来位置。所以我同木月发展成为恋人是极其自然而然的，不存在考虑和选择的余地。十二岁时我们接了吻，十三岁时就已经相互爱抚过了。或我去他房间，或他来我房里玩，我用手把它处理来着……可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我们早熟，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要上上下下摸我，任他摸我也满不在乎，要是他想一泄为快，我会帮助他而丝毫不以为意。因此，假如有人为此责备我们，我肯定会大为意外，或者生气的：我们也没做什么错事，做的不过是应该做的罢了。我们俩，相互细细看过对方的身体，像是双方共有似的，真是这种感觉。但相当长时间里，我们控制自己，没有往前迈一步。一来怕怀孕，二来当时又不清楚该怎样避孕……总之，我们就是这样手拉手长大的。普通处于发育期的孩子所体验的那种性压抑和难以自控的苦闷，我们几乎未曾体会过。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对性一贯是开放的。至于自我，由于可以相互吸收和分担，也没有特别强烈地意识到。我说的意思你明白？”

“我想是明白的。”我说。

“我们两人是一种不能分离的关系。如果木月还在人世，我想我们一定仍在一起、相亲相爱，并且一步步陷入不幸。”

“何以见得？”

直子用手指理了几下头发。发卡已经摘掉，每一低头，头发便落下遮住她的脸。

“或许，我们不能不把欠世上的账偿还回去。”直子扬起脸说，“偿还成长的艰辛。我们在应该支付代价的时候没有支付，那笔账便转到了今天。正因为这个，木月才落得那个下场，我才关在这里。我俩就像在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孩子，肚子饿了吃香蕉，寂寞了就相抱而眠。但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我们一天一天长大，必须到社会上去。所以对我们来说，你是必不可少的存在，你的意义就像根链条，把我们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链条。我们企图通过你来努力使自己同化到外部世界中去，结果却未能如愿以偿。”

我点点头。

“不过我们可压根儿没想利用你。木月的的确确喜欢你，对我们来说，与你的巧遇是我们同外界人的初次交往，并且现在仍在继续。虽然木月死去不在了，但你仍是我同外部世界相连的唯一链条，即使是现在。正像木月喜欢你那样，我也喜欢你。尽管我们完全没那个意思，可是在结果上我们恐怕还是伤了你的心。真是一点都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直子沉下头，一阵沉默。

“如何，喝点可可好么？”玲子开口道。

“嗯，想喝，非常想。”直子说。

“我想喝带来的白兰地，可以吗？”我问。

“请请。”玲子说，“可能给我一口？”

“那还用说！”我笑道。

玲子拿来两个杯子，我和她干了一杯，然后玲子去厨房做可可。

“讲点叫人高兴的事儿？”直子说。

可是我并没有令人高兴的现成话题。我惋惜地想，要是敢死队还在就好了。只要那家伙在，笑料就会源源不断产生，而只要一提那笑料，人们便顿时心花怒放。真是遗憾之至！无奈，只好不厌其烦地大讲特讲大家在宿舍里过着怎样不讲卫生的生活。由于太不讲卫生了，我讲起来都心生不快，但她们两人都似乎觉得十分希罕有趣，笑得前仰后合。接着，玲子又模仿各类精神病患者的神情举止，这也十分好笑。十一点时，直子眼睛里透出睡意，玲子便把沙发背放倒当床，拿来褥单、毛毯和枕头。

“半夜过来玩也可以，只是别弄错对象哟！”玲子说，“左边床上没有皱纹的身体是直子的。”

“胡说，我在右边。”直子说。

“噢，明天下午安排了几项活动，我们去野游好了，附近有个很不错的地方。”玲子道。

“好啊。”我说。

她们轮流去卫生间刷完牙走进卧室后，我喝了一点白兰地，倒在沙发床上依次回想今天一早到现在发生的事，觉得这一天格外地长。月光依然银灿灿泻满房间。直子和玲子睡的卧室里悄无声息，四下几乎不闻任何声响，只是偶尔传来床的轻微吱呀声。闭上眼睛，黑暗中仿佛有小小的图形一闪一闪地往来飞舞，耳畔仍有玲子弹吉他的袅袅余音。但这没有持续多久，不一会睡意袭来，把我拖入温暖的泥沼之中。我梦见了柳树。山路两旁齐刷刷排列着绿柳，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风吹得并不弱，柳枝却纹丝不动。怎么回事呢？原来每条树枝上都蹲着一只小鸟，压得树枝摇动不得。我拿起一根棍子往眼前的树枝敲去，想把鸟赶走，让柳枝恢复摇动。然而鸟却飞不起来，不但飞不起来，还变成了一个个鸟状铁疙瘩，“啪嗒啪嗒”纷纷落地。

睁眼醒来时，我恍惚觉得仍置身梦境。在月光辉映下，房间里隐约泛着白光。我条件反射般地在地板上寻找鸟状铁疙瘩，当然无处可寻。只见直子孤单单坐在床脚前，静静地凝视窗外。她怀抱双膝，如同饥饿的孤儿，下颏搭在膝头上。我想看看时间，伸手摸枕边的手表，本该放在那里，却没有。从月光的样子看来，估计是两三点钟。我感到喉头干渴难耐，但还是一动未动，只管盯视直子。直子仍穿着刚才那件蓝色睡衣，头发的一侧照例用蝶形发卡拢住。因此，那娇好的前额被月光照得历历在目。我心中生疑：睡前她是取下发卡的呀。

她保持着原有姿势，凝然不动，看上去活像被月光吸附住的夜间小动物。因月光角度的关系，她嘴唇的阴影被夸大了。那阴影显得分外脆弱，随着她心脏的跳动或心的悸动，一上一下微微起伏——俨然是在面对黑夜倾诉无声的语言。

为了缓解喉头的干渴，我吞了一口唾液。在夜的岑寂中，那声响居然意外的大。于是直子像回应这声响似的倏然立起，窸窸窣窣带着衣服的摩擦声走来，跪在我枕边的地板上，目不转睛地细看我的眼睛，我也看了看她的双目。那眼睛什么也没说，瞳仁异常澄澈，几乎可以透过它看到对面的世界。然而无论怎样用力观察，都无法从中觅出什么。尽管我的脸同她的脸相距不过三十厘米，我却觉得她离我几光年之遥。

我伸出手，想要摸她。直子却倏地往后缩回身子，嘴唇略略抖动，继而，抬起双手，开始慢慢去解睡衣的纽扣。纽扣共有七个，我好像还在做梦似的，注视着她用娇嫩的纤纤玉指一个接一个解开。当七个小小的白扣全部解完后，直子像昆虫蜕皮一样把睡衣从腰间一滑退下，全身赤裸裸的，睡衣下面什么也没穿。她身上唯一有的，就是那个蝶形发卡。脱掉睡衣后，直子仍然双膝跪地，看着我。沐浴着柔和月光的直子身体，宛似刚刚降生不久的崭新肉体，柔光熠熠，令人不胜怜爱。每当她稍微动下身子——虽然是瞬间的微动——月光照射的部位便微妙地滑行开来，遍布身体的阴影亦随之变形。浑圆鼓起的乳房，小小的乳头，小坑般的肚脐，构成腰骨和阴毛的粗粒子的阴影，这些都恰似静静的湖面上荡漾开来的水纹一样改变着形状。

这是何等完美的肉体啊——我想。直子是何时开始拥有如此完美的肉体的呢？那个春夜我所拥抱的她的肉体何处去了呢？

那天夜晚，我轻轻地、缓缓地给哭泣不已的直子脱衣服时，得到的印象似乎是她的肢体并不完美。乳房硬硬的，乳头像是安错位置的突起物，腰间也总有点不够圆熟。当然，直子是美丽的姑娘，肉体也富有魅力，这使我爆发性的冲动，一股巨大的力量劈头朝我压来。尽管如此，我在抱着她的裸体爱抚、亲吻的同时，仍不免对肉体这一物件的不匀称、欠精巧蓦然产生一缕奇妙的感慨。我抱着直子，想对她这样解释：我在同你交欢，进入你的体内。但实际并没有什么，本来就是无所谓的，无非是身体间的一种接触罢了，我们不过是在相互诉说只有通过两个不完美的身体的相互接触才能诉说的情感而已，并以此分摊我们各自的不完美性。当然这种解释不可能很好地口述出来。于是我只能默不作声地紧紧搂住直子。一抱住她的身体，我便从中感到有一种类似未经过彻底驯化的异物仍留在她身体表面那样的粗糙而生硬的感触，而这种感触又激起我的情欲，使我冲动得可怕。

然而，现在我眼前的直子身体却与那时截然不同。我想，那肉体已经变迁，如今已变得无比完美而降生在月华之中。首先，少女的轻盈柔软已于木月去世前后骤然消去，而随后代之以成熟的丰腴。由于直子的肉体完成得过于完美无缺了，我甚至感觉不到一丝兴奋，只是茫然注视着她腰间流畅的曲线、丰满而光洁的乳房、随着呼吸静静起伏的平滑的小腹，以及小腹下软软的、黑黑的毛丛。

她把这裸体在我眼前展露了大约五六分钟，而后重新穿起睡衣，由上而下扣好扣子。全部扣罢，她倏地站起身，悄然打开卧室门，消失在里面。

我在床上许久静止未动，而后转念下床，拾起落在地上的手表，对着月光一看：三点四十分。我去厨房喝了几杯水，折身上床，结果直到天光大亮——洒满整个房间的阳光完全抹去青白的月色——之后还未合眼。在似睡非睡的恍惚之中，玲子过来，在我脸颊上“啪啪”拍了两下，叫道“天亮了天亮了”。

玲子给我收拾床的时间里，直子站在厨房里准备早餐。她朝我嫣然一笑：“早上好！”我也回了句“早上好”。直子一边哼着什么一边烧水、切面包，我站在旁边望了一会，根本看不出昨晚在我面前赤裸过的任何蛛丝马迹。

“喂，眼睛好红啊，怎么搞的？”直子边倒咖啡边对我说。

“半夜醒了一次，往下也没睡好。”

“我没打呼噜？”玲子问。

“没有。”我答。

“还好。”直子说。

“他，倒蛮规矩的哩！”玲子打着哈欠说。

最初我以为当着玲子的面直子故意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或者是出于害羞，但在玲子从房间消失后，她的神情仍毫无变化，眼睛依然那么晶莹清澈。

“睡得可好？”我问直子。

“嗯，死死的。”直子回答得十分轻松。这回拢住头发的是不带任何装饰的朴素的发夹。

我这难以释然的心情在吃饭时间也未改变。我往面包上涂黄油，剥煮鸡蛋，同时像要寻找什么痕迹似的坐在直子对面，不时瞟她一眼。

“我说，渡边君，今早你干嘛总看我的脸？”直子好笑似的问道。

“他么，怕是在热恋着一个人。”玲子说。

“你热恋一个人？”直子问。

“或许。”我也笑着说。

两个女子于是就此拿我开起了玩笑。我听着听着，决定不再思索昨天晚间那件事，闷头吃面包、喝咖啡。

早饭后，两人说要去鸟舍给鸟喂食，我也打算跟去。她俩换上工作服，穿上白色长靴。鸟舍在网球场后面一个不大的公园内，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鸟，从鸡到鸽子都有，还有孔雀、鹦鹉。四周有花坛，有观赏树，有长凳。同是患者模样的两名男子用扫帚在路上清扫落叶，两人看上去都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玲子和直子走到两人跟前寒暄一句，玲子还说了句什么笑话，逗得两个男子直笑。花坛里开着大波斯菊，观赏树修剪得整整齐齐。鸟儿一见到玲子，马上唧唧喳喳欢叫着在栏里扑来扑去。

她们钻进鸟舍旁边的小仓房，拿出饵料袋和橡胶软管。直子把软管接在水龙头上，拧动开关，然后在注意不让鸟跑出的同时进入栏内，清洗脏物。玲子用硬刷“嚓嚓”刷洗地板。飞溅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耀眼，孔雀们生怕溅到身上，在栏里“扑扑通通”一阵逃窜。火鸡则扬起脖子，像老大不高兴的老人似的拿眼珠瞪着我。鹦鹉在横杆上仿佛心怀不满，弄出很大声音拍打着翅膀。玲子对着鹦鹉学了声猫叫，鹦鹉便钻到角落里缩起肩，少顷叫道：“谢谢，神经病，臭屎蛋。”

“谁这么教的？”直子叹息道。

“不是我哟，我哪里会教这种歧视人的话。”玲子说。随即又学了声猫叫，鹦鹉这回没再吭气。

“这小家伙，有一次给猫吓个半死，那以后就怕猫怕得什么似的。”玲子笑道。

打扫完毕，两人放下清扫用具，接着把饵料投进一个个饵槽。火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扑打地面的积水，跑过来一头扎进槽内，直子拍打它的屁股，它也顾头不顾腚地只管猛啄不止。

“每天早上都做这活儿？”我问直子。

“是啊。新来的女的，一般都做这个，简单嘛。想看兔子？”

“想看。”我说。

鸟舍后面是兔舍，十来只兔子趴在草堆上。她拿扫帚把兔粪扫在一起，给食槽放完食，抱起一只小兔贴在脸上。

“可爱吧？”直子欣欣然地说，然后让我抱，那暖乎乎的小圆团儿在我怀里一动不动地蜷缩着，两耳一抖一抖地直动。

“放心，这人不用怕的。”直子说着，用手指抚摸小兔的脑门，看着我的脸甜甜地一笑。那张笑脸没有一丝阴翳，甚至晴朗得有些耀眼，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笑了，并且思忖，昨晚的直子到底怎么回事呢？那千真万确是直子本人呀，绝非什么梦境——她确实在我面前脱光身子来着……

玲子打口哨悠扬地吹着《骄傲的玛莉》，一边归拢垃圾，装进塑料袋，扎上口。我帮忙把清扫工具和饵料袋收进小仓房。

“我最喜欢早晨。”直子说，“一切都好像重新开始似的。中午时间一到我就有些伤感，晚上最最讨厌。每天每日我都是这么想着度过的。”

“而且那么想着的时间里，你们也会像我一样上了年纪——就是在朝朝暮暮的时间里哟！”玲子不无得意地说，“快得很哩！”

“不过玲子姐看起来倒是挺高兴上年纪似的。”直子说。

“上年纪我是并不高兴，可也不想再年轻一次。”玲子应道。

“那为什么？”我问。

“嫌麻烦呗，那不明摆着。”玲子回答。随后继续吹着《骄傲的玛莉》，把扫帚放进仓房，关好门。

返回房间，她们脱下长胶靴，换上普通运动鞋，说这就去农场，玲子劝我留在这里看书或做点什么算了，因为去看也没大意思，而且是跟其他人共同作业。

“看完书，卫生间的桶里满满装着我们的脏内衣内裤，洗洗可好？”玲子说。

“开玩笑吧？”我吃了一惊，反问道。

“那还不是，”玲子笑着说，“当然是开玩笑嘛，这种话。你这人倒蛮可爱的，是吧，直子？”

“是的吧。”直子笑着赞同。

“我学德语好了。”我叹了口气。

“乖孩子，我们等不到中午就回来，可得好好用功哟！”玲子说。随即两人呵呵笑着离开房间。窗下传来一伙人走过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我走进卫生间，重新洗把脸，拿她们的指甲钳剪了指甲。就两位女子居住这点来说，这卫生间真是朴素利落得可以。雪花膏、唇脂膏、防晒膏、洗头膏一类东西倒是零零碎碎排列了不少，而化妆品模样的东西却几乎见不到。剪罢指甲，我去厨房倒杯咖啡，坐在桌前边喝边打开德语课本。我拣了一块暖洋洋的向阳处，只穿圆领半抽衫，逐个往下背德语语法表。这时我不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感觉：德语不规则动词同这餐桌之间，似乎隔着所能想象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十一点半，两人从农场回来，轮流进去淋浴，换上洁净衣服。接着三人去食堂吃午饭，饭后步行到大门口。这回门卫倒正好在门卫室的桌前津津有味地吃着想必是从食堂端来的午饭。搁物架上的晶体管收音机播放着歌曲。我们走到时，他“呀”一声扬手寒暄，我们也道了声“您好”。

玲子说三个人这就出去散步，大约要三个小时后回来。

“噢，随便，随便。嗯，天气蛮好嘛！沿河谷那条路因最近一场大雨，有塌方危险，其他的尽管放心，没问题。”门卫说。

玲子在一张外出登记表样的纸上写下直子和自己的姓名以及外出时间。

“路上注意些！”门卫嘱咐道。

“挺热情的嘛！”我说。

“那人这地方有点小故障。”玲子用手指戳着脑袋说。

不管怎样，天气确如门卫所说，果然不错。天空掉了底似的一片湛蓝，只有断断续续的云片在穹窿里依稀抹下几缕淡白，宛如漆工试漆时涂出的几笔。我们沿着“阿美寮”低矮的石头围墙走了一会，便离开墙，顺着一条又陡又窄的坡路一路攀援而上。打头的是玲子，直子居中，我最后。玲子在这羊肠小道上步子迈得甚是坚定，一副对这一带的山势无所不知的派头。我们几乎没再开口，只是一个劲儿地搬动脚步。直子身穿白衬衫蓝布裤，外衣脱了拎在手中。我边爬边望着直子肩头飘来摆去的垂直秀发。直子不时地回过头，和我目光相碰时便微微一笑。坡路长得简直令人发晕，但玲子的步调居然一点不乱，直子时而擦把汗，随后紧追不舍。倒是我因好久没跟山打交道了，不免气喘吁吁。

“经常这么爬山？”我问直子。

“一星期差不多一次吧。”直子回答，“够累的吧？”

“不轻松。”我说。

“三分之二了，不多了。你是男孩子吧？顶得住才行！”玲子说。

“运动不足嘛。”

“光顾和女孩厮混了。”直子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本想反驳一句什么，但透不过气，未能顺利出口。头上生着一根装饰性羽毛的红色小鸟不时从眼前掠过，它们那以蓝色天空为背景飞行的身影十分赏心悦目。周围草丛里盛开着各色野花，白的、蓝的、黄的，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到处都有蜜蜂的嗡嗡声。我一边观赏眼前景致，一边一步步往上移动，什么也不去想。

又爬了十多分钟，山路没有了，来到高原一般平坦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歇息片刻，擦汗，喘气，喝水筒里的水。玲子找来一种什么叶片，做成笛子吹着。

下坡路便徐缓了，两侧狗尾草已经抽穗，黑压压的又高又密。大约走了十五分钟，路过一处村庄。村里空无人影，十二三座房子全都废弃了，房前屋后长满齐腰高的荒草，墙上的窟窿里沾着白花花的干鸽子粪。有的房子塌得只剩下立柱，有的却似乎只消打开木板套窗便可以马上住人。我们从这早已断绝烟火的无声无息的房子中间的道路穿过。

“其实也就是七八年前，这里还有几个人居住来着。”玲子告诉我说，“四周全是庄稼地。可终归都跑光了，生活太难熬啦。冬天大雪封山，人动弹不得，再说土地也不是那么肥沃，还是去城里干活能赚钱。”

“可惜啊，本来有的房子还满可以使用。”我说。

“嬉皮士住过一阵子，冬天也都冻得逃之夭夭了。”

穿过村庄，前行不一会，便是一片草地，像是一座四周有围栏的广阔牧场，远处可以望见几匹马在吃草。沿围栏走了不久，一只大狗“啪嗒啪嗒”甩着尾巴跑来，扑到玲子身上，在她脸上嗅了嗔，然后又扑向直子摇头晃脑。我一打口哨，它又跑过来伸出长舌头左一下右一下舔我的手。

“牧场的狗。”直子摸着狗的脑袋说，“估计快有二十岁了，牙齿不中用，硬东西几乎啃不动。总在店前躺着，一听到人的脚步声，就蹿上来撒娇。”

玲子从帆布包里掰下一块干奶酪。狗嗅到那气味儿，便奔过去一口叼住，高兴得什么似的。

“和这东西再也见不了几天了。”玲子拍着狗脑袋说，“到十月中旬，就要把马和牛装上卡车，运到山下的牧舍里去。只是夏季在这里放牧，让它们吃草，还开了一个小咖啡店招待游客。说起游客，一天跑来的顶多也就二十来个。怎么，你不喝点什么？”

“可以。”我说。

狗带头把我们领到那家咖啡店。那是座正面有檐廊的小建筑物，墙壁上涂着白漆，房檐下悬挂着一块咖啡杯形状的褪色招牌。狗抢先爬上檐廊，“忽”地躺倒，眯起眼睛。我们刚在檐廊的桌旁坐定，一个身穿教练衫白布裤、梳着马尾辫的女孩闪出，亲热地向玲子和直子寒暄。

“这是直子的朋友。”玲子介绍我。

“您好。”女孩说。

“您好。”我应道。

在三个女士一阵闲聊的时间里，我抚摸着桌下面狗的脖子。那脖子的确老了，硬梆梆的几根筋。我在那硬筋上搔了几把，狗于是十分舒坦似的闭上眼，“哈哧哈哧”喘着气。

“叫什么名字？”我问店里的女孩。

“贝贝。”她说。

“贝贝。”我叫了一声，狗完全无动于衷。

“耳聋，得再大点声才能听见。”女孩的话带有京都味儿。

“贝贝！”我扯着嗓门喊道，狗这回“霍”地立起身，“汪汪”两声。

“好了好了，慢慢睡，好长命百岁。”女孩说罢，贝贝又在我脚前来了个就地卧倒。

直子和玲子要了冷藏牛奶，我要了啤酒。玲子请女孩放立体声短波，女孩便按了下放大器开关，选放立体声，里面传出布莱德•舒特•安德列斯的歌——《飞转的车轮》。

“说实话，我是为听立体声才到这儿来的。”玲子一副满足的神情，“我们那儿连个收音机也没有，要是再不来这里几次，连世上现在唱什么歌都不晓得了。”

“一直住在这里？”我询问女孩。

“那怎么成，”女孩笑着回答，“这种地方，夜晚会把人孤单死的。傍晚由牧场的人用那个送回市内，早上再赶来。”她指了指稍远一点牧场办公室前停着的四轮机动车。

“这里怕也快到闲时候了吧？”玲子问。

“嗯，就要一点点地收摊了。”女孩说。玲子掏出烟，两人抽起来。

“你不在可就寂寞啦。”玲子又说。

“来年五月还来呀！”女孩笑道。

“奶油”的《白房间》播完后，有一段商业广告，接着是西蒙和加丰凯尔乐队演唱的电影《毕业生》主题歌。歌曲播完，玲子说她喜欢这首歌。

“这电影我看了。”我说。

“谁演的？”

“达斯汀•霍夫曼。”

“这人我不知道啊。”玲子不无伤感地摇摇头，“世界一天变一个样儿，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

玲子请那女孩借吉他用一下，女孩答应着，关掉收音机，从里边拿出一把旧吉他。狗抬起头，“呼噜呼噜”嗅了嗔吉他。“可不是吃的哟，这个。”玲子像讲给狗听似的说。带有青草芳香的阵风吹过檐廊，山脉的棱线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简直像《音乐之声》里的场面。”我对调弦的玲子说。

“你说的是什么呀？”她问道。

她弹起刚刚播过的电影《毕业生》主题曲。听起来她没见过乐谱，是第一次弹，未能一下子准确把握基调。但反复摸索之间，终于捕捉住那种流行的风格，把全曲弹了下来。而到第三遍时，已经可以不时地加入装饰音，弹得很流畅了。

“我的乐感不错。”玲子朝我挤下眼睛，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头，“只要听上三遍，没乐谱也大致弹得下来。”

她一边低声哼着旋律一边弹，直到把这首主题曲完整地弹完。我们二人一齐拍手，玲子彬彬有礼地低头致谢。

“过去弹莫扎特的协奏曲时，掌声更大着哩！”她说。

店里的女孩说，如果肯弹甲壳虫乐队的《太阳从这里升起》，冷藏牛奶可算店里请客。玲子伸出拇指，做出OK的表示，随即边哼歌词边弹《太阳从这里升起》。音量并不大，而且大概由于过度吸烟的关系，嗓音有些沙哑，但很有厚度，娓娓动人。我喝着啤酒，望着远山，耳听她的歌声，恍惚觉得太阳会再次从那里探出脸来，那心境实在太温馨、太平和了。《太阳从这里升起》一曲唱罢，玲子把吉他还给女孩，再次让她打开立体声短波，然后叫我和直子到附近一带散一个小时步。

“我在这儿听收音机，和她聊天，三点前转回就可以了。”

“两个人单独待那么久没有关系么？”我问。

“照理是有关系的。也就算了吧。我又不是守护婆，也想一个人轻松一下。更何况你大老远来一趟，也攒了一肚子话要说吧？”玲子边说边重新点燃一支香烟。

“走吧！”直子说着，立起身。

我便也起身跟在直子后面。狗睁开两眼，随后跟了几步，终于觉得自讨没趣，跑回了老地方。我们在牧场围栏旁边平坦的路上从容自得地走着。直子不时拉起我的手，或挽住我的胳膊。

“这样子走路，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直子说。

“哪里很久，今年春天嘛！”我笑道，“直到今春还这么来着。这要算很久，十年前岂不成了古代史啦！”

“真有点像古代史似的。”直子说，“昨天真对不起，精神又有点激动。你特意跑来的，都怪我。”

“不要紧的。我想恐怕还是把各种情感发泄出来好些，你也罢，我也罢。所以，如果你想向谁发泄那些情感的话，那么就向我身上发泄好了，这样可以进一步加深理解。”

“理解我又怎么样呢？”

“噢，你不明白。”我说，“这不是怎么样的问题。世界上，有人喜欢查时刻表一查就整整一天，也有的人把火柴棍拼在一起，准备造一艘一米长的船。所以说，这世上有一两个要理解你的人也没什么不自然的吧？”

“或许类似一种什么爱好？”直子好笑似的说。

“说是趣味也未尝不可。一般而言，头脑精明的人称之为好意或爱情。你要想称为爱好也是可以的。”

“嗳，渡边君，”直子说，“你喜欢木月？”

“当然。”我回答。

“玲子呢？”

“那人也极喜欢，好人呐！”

“我说，你喜欢的怎么都是这样的人呢？”直子说，“我们这些人，可全都是哪里抽筋儿、发麻、游也游不好、眼看着往水下沉的人啊。不论我、木月还是玲子，没一个例外。你为什么喜欢不上更健全的人呢？”

“因为我并不那样想。”我略一沉吟，这样答道，“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你、木月和玲子有什么不正常。我觉得不正常的那帮家伙全都在神气活现地东奔西蹿。”

“可我们是不正常啊，我心里明白。”直子说。

我们默默走了一会。道路离开围栏，通到一片形状如小湖一般圆圆的、四面围有树林的草地。

“夜里我时不时醒来，怕得不得了。”直子偎依着我的胳膊说，“万一就这样不正常下去，恢复不过来的话，岂不要老死在这里了——想到这里，我就心都凉透了。太残酷了！心里又难受，又冰冷。”

我把手绕到她肩头，拢紧她。

“觉得就像木月从黑暗处招手叫我过去似的。他嘴里说：喂，直子，咱俩可是分不开的哟！给他那么一说，我真不知怎么才好了。”

“那种时候怎么办呢？”

“嗯，渡边君，你可别觉得奇怪哟。”

“好的。”我说。

“让玲子抱我。”直子说，“叫醒玲子，钻进她被窝，求她紧紧抱住，还哭。她抚摸我身体，直到心里都热乎过来。这——不奇怪？”

“不奇怪。只是想由我来代替玲子紧紧抱你。”

“马上就抱，就在这。”直子说。

我们坐在草地的干草上，抱在一起。我们的身体完全隐没在草丛中，除了天空和白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把直子慢慢放倒在草上，紧紧搂住她。直子的身体柔软而温暖，双手摸索着我的身子。我和直子接了一个深情的吻。

“嗳，渡边君？”直子在我耳边说。

“嗯？”

“想和我睡？”

“自然。”我说。

“能等？”

“当然能等。”

“在那以前，我想再调理一下自己。恢复得好好的，成为个符合你口味的人。能等到那时候？”

“当然等的。”

“现在变硬了？”

“脚底板？”

“傻瓜！”直子哧哧笑道。

“要是你问的是冲动没有，那倒是的，还用问。”

“嗯？不说那个‘还用问’好不好？”

“好，不说。”我说。

“那滋味，不好受？”

“什么？”

“冲动啊。”

“不好受？”我反问。

“就是，是不是……憋得不舒服。”

“看怎么想。”

“给你放出来好么？”

“用手？”

“嗯。”直子说，“老实说，刚才就一挺一挺弄得我怪痛的。”

我移开一点身体：“这样可好些？”

“谢谢。”

“我说，直子？”

“什么？”

“给人家做嘛。”

“可以呀！”直子迷人地微微一笑，拉开我裤子的拉链，把硬硬的东西握在手里。

“热乎乎的。”直子说。

直子刚要动手，我制止住了她。我解开她半袖衫的纽扣，手绕到背后摘下胸罩的挂钩，嘴唇轻轻吻在她粉白色的乳房上。直子合上眼，开始缓缓移动手指。

“蛮行的嘛！”我说。

“乖孩子，别吭声。”直子说。

事完后，我温柔地抱住她，又接了次吻。直子整理好半袖衫和胸罩，我把裤链拉上。

“这回走路能好受点儿了吧？”

“亏你帮忙。”我回答。

“那么，再走一会儿好么？”

“好的。”我说。

我们穿过草地，穿过杂木林，又穿过草地。直子边走边讲她死去的姐姐。她说，这话还几乎没向任何人讲过，但认为还是向我讲了为好。

“我们年龄相差六岁，性格什么的也很不相同，但关系处得非常融洽。”直子说，“一次架也没吵过，真的。当然，也有水平差距等方面的原因，水平差距大，也是吵不起来的。”

直子接着说：

“姐姐属于无论让干什么都拿第一那种类型。学习第一，体育第一，又有威望又有领导才能。性格热情开朗，在男孩子中间也很有人缘，也很受老师喜爱，得的奖状足有一百张。哪所公立学校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女孩。不过，倒不是因是自家姐姐才这样说，我姐姐可不是别人一宠就自以为好了不起或对人摆出一副不冷不热面孔的人，她不喜欢哗众取宠，只不过是不论干什么都自然而然干得最好罢了。”

“这么着，我从小就决心当一个可爱的女孩。”直子一边来回旋转着狗尾草穗一边说，“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一直听着周围人夸姐姐脑袋又好使又会体育又有人缘这些话长大的。我觉得我再怎么死追活赶也撵不上姐姐。要是光论长相，倒是我稍漂亮一点儿，父母也像是打算让我在他们的疼爱下长大，因此一上小学就把我送入那样的学校：天鹅绒连衣裙、镶花边的短罩衫、漆皮鞋，还学钢琴和芭蕾舞。不过因此姐姐可喜爱我了，喜爱得不得了，真像对待可爱的小妹妹似的，买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送给我，领我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教我怎样用功，同男朋友约会时也带我一起去来着。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姐姐。”

“至于她为什么自杀，谁也弄不明原因，和木月的情况一样，一模一样。年龄也是十七，直到事件发生前也没有自杀的征兆，遗书也没有——一样吧？”

“倒是的。”我说。

“大伙都说那孩子聪明过分了，看书看过头了。可也是，确实手不离书，有好大一堆书。姐姐死后我也看了不少，心里很难过。书里有她写的字，夹着标本花，还夹有男朋友的信。为此我哭了好几场。”

直子停了一下，默然转动着狗尾草穗。

“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能自己一手处理，几乎没找过谁商量或求人帮忙。也不是因为自尊心特别强，不过是觉得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大概。父母也对此习以为常，说这孩子撒手不管也不要紧。我倒是经常找姐姐商量，她非常热心地教这个教那个，可自己不找任何人商量，全都一个人解决。既不发脾气，也没有不高兴的时候，真的，不是夸大其词。女人嘛，例如来月经的时候不是心情烦躁得要冲人发火吗，或多或少。姐姐连这种情形也没有。在她身上，是用消沉来代替不高兴的。往往两三个月就来一次，一连两三天闷在自己房间睡觉。学校不去，东西也几乎不吃。把房间光线弄得暗暗的，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呆，但不是不高兴。我一放学回来，就把我叫到房间里，让挨她坐下，一一问我那一天做了什么。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外乎和同学做什么游戏了、老师讲什么了、测验成绩如何了等等。姐姐都听得很专心，还谈感想，提建议。可要是我不在——例如去跟朋友玩或出去练芭蕾——她就继续一个人发呆。这两三天一过，她就一下子恢复得和平时一个样，神采飞扬地上学去。这种情形，嗯——好像是持续了四年。一开始的时候，父母也不放心，大概找医生商量过。但她总是两三天一过就好得利利索索的，所以父母后来就以为反正不管也会自然好起来的，说她是个聪明刚毅的孩子。”

“可是姐姐死后，我无意中听过父母的谈话。谈的是早就死去的父亲弟弟的事。说那个人也是脑袋好使得很，十七到二十一岁在家里一关四年，结果一天突然说要外出，就跳进电车轨道给压死了。所以父亲这样说来着：‘还是血统关系吧，我这方面的。’”

直子一边说一边用指尖一点点掐掉狗尾草穗，撒在风中吹走。全部掐光以后，便把那根梗像缠细绳似的一圈圈缠在手指上。

“发现姐姐死的是我。”直子接着说，“小学六年级的秋天，十一月，天下着雨，一整天都阴沉沉的。当时姐姐读高中三年级。我练完钢琴回来是六点半，母亲正在准备晚饭，让我叫姐姐吃饭。我跑上二楼，敲姐姐房间的门，喊声吃饭了。可是，没应声，静静的，我觉得有点奇怪，又敲了一下开门进去。本来我以为她睡着了呢，不料姐姐没睡，站在窗口前，脖子稍歪，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就像在思考什么。房间里一片昏暗，灯也没开，所有东西都显得朦朦胧胧的。我招呼说：‘干什么呢，吃饭喽！’但说完后，发觉她的个子比平时高。我有些纳闷儿：怎么回事呢？是穿高跟鞋，还是蹬在什么台子上了呢？我就走到跟前，刚要开口时，心里猛地一震：原来脖子上有一根绳索。那绳从天花板梁上笔直地垂下来——那可是真直，直得可怕，简直像用墨斗在空间‘绷’地打下的一条线。姐姐穿着白色的短罩衫——对了，正是我现在身上这件便式的，下身一条灰裙子。脚尖像跳芭蕾舞一样紧绷绷地伸着，地面与脚尖之间有二十厘米左右没有任何阻碍的空间。那情形，我看得可真切着呢。还有脸，脸也看了，不能不看。我心想得赶紧到下边告诉母亲，得大声喊叫，可身体偏偏不听使唤，偏离我的意识自行其是。本来我的意识要赶快下去，身体却要擅自把姐姐的身体从绳子上解下。当然，这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办到的，于是呆愣了五六分钟，处于虚脱状态，什么都不明白了，就像体内什么东西僵死了似的。我在那里一动没动，直到母亲来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还没动，和姐姐一起，在那又暗又冷的地方……”

直子摇摇头：

“那以后三天时间里，我一句话都没说，像死在床上了似的，只是眼睛睁着定定不动，好像毫无知觉了。”直子把身体靠在我胳膊上，“信上写了吧？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得多的人。我病的时间比你想的要长久得多，根也深得多。所以，如果你能往前行的话，希望你只管一个人前行就是，别等我。想和其他女孩睡觉就睡好了。别考虑我顾忌我，喜欢什么就尽情做什么。要不然，我说不定会拖累你的。我，不管发生什么，这事是绝对不想做的。不想耽误你的人生，也不想耽误任何人的人生。我刚才就已说过，只要你时常来看我，永远记着我——我希望的只是这个。”

“我希望的却不只是这个。”我说。

“不过，要是和我牵扯在一起，会毁掉你的一生。”

“我不会毁掉什么。”

“可我或许永远也恢复不过来。即使那样你也等我？能十年二十年地等我？”

“你太悲观了，”我说，“在黑夜、噩梦、死人的力量面前太胆小了。你必须做的是忘记这些。只要忘记，你肯定能恢复的。”

“要是能忘掉的话……”直子摇着头说。

“从这里出去，一起生活好么？”我说，“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保护你不受黑夜和梦的干扰，还可以抱你——当离开玲子后你还感到难受的时候。”

直子更紧地贴住我胳膊，说：“要是能那样该有多好啊！”

快到三点时，我俩返回咖啡店。玲子一面看书一面听立体声短波中的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在没有一个人影的空旷草地一角播放勃拉姆斯乐曲，也的确是妙不可言。玲子吹着口哨，模仿第三乐章大提琴出现的旋律。

“布克•霍斯和彪姆。”玲子说，“这段乐曲，过去我听得几乎把唱片纹都磨光了，真的磨光了。从头到尾听得一点不剩，像整整舔了一遍一样。”

我和直子要来热咖啡。

“话说了？”玲子问直子。

“嗯，说了好多好多。”直子说。

“一会儿可得如实招来哟，他的那个怎么样。”

“哪里干那事了。”直子红着脸说。

“真的什么没干？”玲子又问我。

“是没干。”

“扫兴！”玲子真像很扫兴似的。

“是啊。”我边呼咖啡边说。

※

晚饭光景同昨天差不多。气氛、讲话声、人们的面孔一如昨日，只是食谱不同。昨天大讲无重力状态下胃液分泌的那个白大褂男子，凑到我们三人这张桌来，这回喋喋不休的是脑之大小与其能力的相互关系。我们一边吃着掺有大豆的汉堡牛肉饼，一边无可奈何地听他大讲俾斯麦和拿破仑等人的脑容量。他把碟子推到一边，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出大脑图形，边画边口中念念有词，“哎呀，这里不对，”一再修修改改。画完后，便如获至宝地将那便笺藏进衣袋，把圆珠笔别在胸前。胸袋上居然插着三支圆珠笔，还有铅笔和规尺。吃罢饭，又重复了一句“这里的冬天不错哟，下次务必冬天里来看看”，这才离去。

“这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问玲子。

“你看是哪一类？”

“实在琢磨不透。反正看上去不大地道。”

“医生，叫宫田。”直子说。

“不过在这里边，那人脑袋最神经不过，我敢打赌。”玲子道。

“看门的大村也神经得可以。”直子说。

“嗯，他脑袋也少根弦。”玲子用叉子扎着花揶菜，点头说道，“的确，天天早上一边嘴里不知所云地大吼大叫，一边做那不伦不类的广播体操。还有，直子进来前有个叫木下的经理女儿，发神经自杀未遂；一个叫德岛的护理员，去年酒精中毒，闹得天翻地覆，被解雇打发走了。”

“把病员和职员全部对换位置还差不多。”我来了兴致。

“高见高见！”玲子一晃一晃地挥着叉子说，“你也慢慢开窍，懂得社会结构了嘛！”

“好像。”我说。

“我们的正常之处，”玲子说，“就在于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

回到房间，我和直子打扑克牌，玲子抱起吉他练习巴赫。“明天几点回去？”玲子停下手，边点烟边问。

“吃完早饭就出门。汽车九点多一点儿有一班，赶得上我就不至于耽误晚上打工了。”

“遗憾呐！时间再充裕些就好了！”

“那一来，我也怕要赖在这里不走喽。”我笑道。

“啊，可也是。”玲子说，然后转向直子，“对了，得去阿冈的家讨葡萄吃，忘得死死的了。”

“一块儿去？”直子问。

“噢，借渡边君一用好么？”

“好好。”

“那么，两人再来个夜间散步吧。”玲子拉起我的手说，“昨天还差那么一点点，今晚搞利索算了。”

“请请，悉听尊便。”直子哧哧笑道。

风凉浸浸的，玲子在衬衫外面套了件对襟羊毛衫，双手插进裤袋。她边走边望天，像狗似的抽鼻子嗅了嗅，说“有一股雨气味儿”。我也同样嗅了一下，却什么也没嗅到。不过天空里云层确实多起来，月亮也被掩到后面去了。

“在这里呆久了，光嗅空气的味道就能大致捉摸出天气。”

走进工作人员住宅所在的杂木林后，玲子叫我稍等一会儿，独自走近一户房前按了下门铃。一位主妇模样的妇女出来，同玲子站着聊了几句，然后嘻嘻笑着钻入房里，再出来时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袋，玲子接过，对她说了声“谢谢，晚安”，朝我这边赶回。

“瞧，葡萄要来了！”玲子举起塑料袋给我看。袋里的葡萄相当有分量。

“喜欢葡萄？”

“喜欢呐。”我说。

她取出最上头的一串递给我：“已经洗过，吃好了。”

我边走边吃，皮和籽随口吐在地上。葡萄着实水灵得很。玲子吃着自己那份。

“三天两日教那家男孩一次钢琴。作为酬谢，那家人这样那样给了我不少东西，这两天喝的葡萄酒就是。还可以托他们在市内买一点零碎用品。”

“昨天你没讲完，想接着听下去。”我说。

“好哇。”玲子说，“不过要是每晚都回去得那么迟，直子怕要怀疑你我的关系吧？”

“就算那样也想接着听完。”

“OK，那就拣主要的讲好了，今天有点凉。”

她从网球场往左拐，走下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几个像筒屋一样并排在一起的小仓库跟前，打开头排一座的门，进去拉开电灯。

“进来吧，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仓库里靠墙整齐排列着越野滑雪板、雪杖和靴子，地上堆着扫雪工具和除雪用药等物。

“以前每当想一个人待一会的时候，就常来这里练吉他。小地方不错吧？有条不紊的。”

玲子弓身坐在药品袋上，叫我坐在旁边，我乖乖落座。

“房间里有点憋烟，可以吸烟么？”

“别客气，请。”

“戒不了，就这个戒不了。”玲子蹙起眉头说，旋即如饥似渴

地吸了一口。吸烟吸得如此香甜的人怕是为数不多。我一粒一粒揪着葡萄，细嚼慢咽，把皮和籽扔进当垃圾箱用的白铁皮罐里。

“昨天讲到哪儿了？”玲子问。

“在一个狂风暴雨的黑夜，爬上悬崖峭壁掏燕窝，是这里吧？”我说。

“你这人也真怪，开玩笑还一本正经的。”玲子有些愕然。

“讲到每周六上午那女孩来练一次钢琴，大概。”

“对对。”

“如果把世人分为善为人师和不善为人师两类的话，我可能属于前一类。”玲子说，“年轻时并没那样想，当然也是因为不愿意去想的关系。可是一旦上了一定年纪，有了自知之明，便开始这样认为了。就是说，自己擅长教别人东西，我，真的很有两手咧！”

“我也那样看。”我表示同意。

“较之对自己本身，对别人我要耐心得多，而且容易找出对方好的一面，我是这一类型的人。总之就像火柴盒侧面那块粗糙的导火皮，不过这没关系，无所谓的。我也并不厌恶自己的这副德性，同二流火柴杆相比，我还是更乐意当一流火柴盒。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呃——还是在教那女孩之后。那以前，年轻时我也短期教过几个人，但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而在教那女孩后就意识到了。嗬，真没想到自己教别人教得那么得心应手。就是说，钢琴教得非常顺利。”

“昨天就说过，在技巧这点上，那孩子弹得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况且她本人也没想当音乐家，这样我教起来也格外轻松省力。加上她就读的学校差不多是一所预科式女校，只要成绩说得过去，就可直接升入大学，用不着拼死拼活用功，她母亲也叫她只管尽情学点课外的算了。所以，对那孩子，我没有啰啰嗦嗦指手画脚。而她又讨厌别人这样做，这点刚见面我就看出来了。尽管她口头上百依百顺，可骨子里绝对一意孤行。这么着，我首先让那孩子喜欢怎么弹就怎么弹，百分之百地。然后我才用各种弹法演奏同一支曲子，两人一起探讨哪种弹法好以及喜欢哪一种等等，再让她重弹一遍。结果，她比前次弹得大有长进。她能敏锐地捕捉一种弹法的高明之处。”

玲子停了一下，看着香烟头上的火亮。我则继续默默吃葡萄。

“我自以为自己的乐感已相当不错，可那女孩还在我之上。真替她惋惜啊，假如从小就跟好老师接受系统训练，将会很有出息，可惜不是那样。不过归根结蒂，那孩子也经受不住系统训练。世上是有这种人的：尽管有卓越的天赋才华，却承受不住系统训练，而终归将才华支离破碎地挥霍掉。我就亲眼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人，一开始果真叫人拍案叫绝，例如对十分深奥的乐谱，有人只消扫一眼就能一气流注地弹奏下来，而且相当精彩，使听的人大为倾倒、自愧不如。但他们仅此而已，而不会再往前迈步。为什么呢？因为不付出努力，不肯下功夫刻苦训练，在宠爱中忘乎所以。小时候凭点小聪明，不用功也弹得不错，对此大家免不了夸奖一番，于是本人便把用功着成了无聊勾当。他们不是可以把其他孩子花三周练的曲子只用一半时间就练完吗，老师势必说这孩子行，叫他往下练习。结果他们又一次只用一半时间弹下来，还是能往下跑。就这样，他们不懂得下苦功夫，忽略了对人格形成必不可少的这一主要因素。这是悲剧。说起来，我也多多少少有这种情形，幸亏我的老师管得严，才保住了如今这个程度。”

“不过，那女孩对练琴的确兴致很高，就像一辆性能良好的赛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般。手指稍稍一动，便接二连三地顺流而下，尽管有时速度过快。教这种孩子的诀窍首先不要夸奖过头，因为从小就听惯夸奖话了，再多夸她也不会在意，有时掌握好分寸夸两句就可以了。其次不要强加于她，让她自己选择。不是让她贪多求快，而是让她停下来回味。就这几点。也只有这样，才能抓出实效。”

玲子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深深吸了口气，似乎想使感情平静下来。

“练完琴后，就喝茶聊天。有时我也模仿爵士钢琴教她，告诉她这是巴顿•帕维尔洛，这是塞罗尼亚斯•蒙克。但大多时候是听那孩子滔滔不绝。她那嘴巴也实在灵巧，听着听着就入迷了。昨天我也提到过，大部分话都是无中生有，但有趣还是蛮有趣的。观察准确敏锐，表达恰如其分，有挖苦有幽默，很能挑动人的感情。总之，她是个非常会耍手腕来刺激别人感情的孩子。她本人也知道自己有这种才能，会最大限度地加以巧妙而有效的利用，或使人恼怒，或使人悲伤，或使人同情，或使人沮丧，或使人欣喜，随心所欲地刺激别人的感情。她这样做，无非是想尝试一下自己的才能，但却无谓地操纵了别人的感情。当然这点是后来才揣度出来的，当时并不晓得。”

玲子摇一下头，吃了几颗葡萄。

“一种病啊！”玲子说，“是在患病。那种病，就像一个烂苹果要把周围的苹果都毁掉一样。而且她的病谁都无药可医，要一直病到死才能解脱。所以，换个角度想，她也是个不幸的孩子。假如我不是受害者，我也会那样想，认为她同样是个牺牲品。”接着玲子又吃起葡萄来，仿佛在思索应该怎样叙述。

“半年时间里，尽管她的话听起来有时会不觉一怔，有时会感到纳闷儿，但总的来说还是蛮愉快的。在深入交谈的时间里，我又发觉她不论对谁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恶意，而那恶意无论怎么看都只能是毫无道理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对此我有时不寒而栗，有时又觉得这孩子太机灵太敏感了，叫人弄不清她心里的真实想法。但转念一想，人谁没有缺点呢？再说我毕竟不过是一个钢琴教师，何苦计较那么多呢，她人品如何性格好坏与我有何相干呢？只要她能乖乖练琴，作为我又别有何求？更何况我毕竟挺喜爱那孩子的，说心里话。”

“只是，我注意对那孩子轻易不讲我个人的事，我本能地觉得还是不讲为妙。因此，尽管她在我身上这个那个盘问再三——她着实渴望知道——我都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几句，例如怎么长大的啦，在哪里上学啦。她说还想多知道些，我说知道又有什么用呢，无非在虚度人生，有个普普通通的丈夫，有个孩子，整天操持家务。‘但我就是喜欢老师您’，她说，还定定地看着我的脸，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给她那么一看，我心里真有些发怵，倒不是觉得不舒服。可我还是适可而止，没告诉她更多的事。”

“大概是五月份吧，一次正练琴的时候，那孩子突然说心里难受。一看脸，果然面色苍白，直冒汗。我就问她，怎么办？回家？她说先让她躺一下，躺一躺就会好的。我说可以，让她过来躺在我的床上。我几乎是把她抱到卧室去的。家里的沙发小得可怜，只能让她进卧室躺下，她说对不起，添麻烦了。我说没关系，别介意。问她要不要喝水，她说不用了，只要我在旁边陪一会儿。我说好的，陪多久都可以。”

“不大工夫，她像很吃力地说：‘对不起，给我搓一下背好么？’一看，汗出得很厉害，我就使劲给她搓背。不料她又说：‘实在抱歉，能把胸罩解掉吗？怪难受的。’我只好动手替她解。她只贴身穿件衬衫，我便解开纽扣，摘下背部的胸罩挂钩。就十三岁女孩来说，乳房真够大的，有我的两倍。胸罩也不是小孩用的，不折不扣的大人用品，而且相当高级。但我没在意这些，只是一味替她搓背，傻子似的。那孩子好像非常过意不去，一再道歉，每次我都说没关系，别客气。”

玲子接连把烟灰点落在脚前。这时我已不再吃葡萄，出神地听着。

“这工夫里，那孩子竟抽抽嗒嗒哭出声来。

“‘喂，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

“‘不会没什么吧？照实告诉我！’”

“‘我时常这个样子。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又孤单，又伤心，没一个人可依靠，谁也不理不睬我。所以一难过起来，就这德性。晚间觉也睡不好，饭也不想吃。我唯一的快乐就是到老师这里来。’”

“‘哦，怎么会那样呢？好不好讲给我听听？’”

“‘家庭不和，’她说她爱不起父母来，父母也不爱她。说父亲外面有女人，动不动就夜不归宿，母亲气得要死要活，就拿她出气，她几乎天天挨打。她说就怕回家。说着说着就呜呜哭起来，招人怜爱的眼睛里充满泪水。那样子，神仙看了都会动情。于是我跟她说：既然那么不乐意回家，那么练琴时间以外也来我家玩好了。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说：‘真对不起。要是没老师您，我真不知怎么才好。别嫌弃我，要是您都嫌弃，我就没地方可去了。’”

“无奈，我抱着她的头抚摸着，连声答应说好的好的。这当儿，她把手绕到我背部抚摸起来，摸着摸着，我渐渐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身上火烧火燎的。也难怪——和那简直像从画上剪下来一般的漂亮女孩在床上抱在一起，她又回来摸我的背，而且摸法极能挑起性欲。相比之下，丈夫那两下子根本不值一提。每被她抚摸一下，身体就像肢解了一点，就是那么厉害。等我明白过来时，她已经脱掉我的衬衫，摘下我的胸罩，摸我的乳房。这时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这孩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同性恋者。以前我也曾经历过一次，高中时跟一个高年级女生。我对那女孩子说‘不行，快住手。’”

“‘求求您，一会就行。我，实在太寂寞了，不骗人，真太寂寞了。我只有老师一个人，别嫌弃我。’说着，她抓起我的手贴在她胸前。那乳房形状好看得不得了，手一接触，就连同性的我，胸口都禁不住一阵酥麻。我一时不知所措，只是傻呆呆地一个劲儿说不行、那可不行。但不知什么缘故，身体却一点儿动弹不得。高中时还可以把对方一把推开，可那时就是身不由己。对方抓住我的手按在她自己的胸部上，嘴唇在我乳头上轻轻地舔吮，右手在我后背、侧腹、臀部上摸来摸去。结果在拉合窗帘的卧室里被这十三岁女孩脱得光光的——衣服不知什么时候给她一件件脱掉了——由她爱抚。现在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可当时就好像着了魔似的。那孩子一边吸我的乳头，一边一声接一声地说‘我太寂寞了，我只有老师一人，别嫌弃我，我实在太寂寞了’。而我只是一口一个‘不行、不行’。”

玲子止住话，吸了口烟。

“知道吗，我对男人提起这事还是第一次。”玲子看着我的脸说，“我觉得还是对你说了好，可毕竟难以启齿得很，这种事。”

“对不起。”我说。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样持续了一会，她右手慢慢下滑，隔一层三角裤触摸那里。那时我已受不住了，湿得一塌糊涂，这话实在不好意思出口。湿到那个程度，前前后后只那一回。相对说来，那以前我觉得自己对性方面是比较淡的。因此，当时连自己也茫然不解，为什么会湿到那个地步。接着，她把细细软软白白的手指探进三角裤内，就……嗳？明白吧？接下去我真的说不出口，无论如何。那感觉，和男人粗糙的手指完全不同。不得了，真的，就像被羽毛撩拔似的。我脑袋里的保险丝眼看就要断掉。然而，尽管血冲头顶，我还是意识到这样万万使不得。一来这种勾当一旦开头往后势必持续下去，而如果背上这个秘密包袱，我的脑袋肯定又要四分五裂；二来我还考虑到孩子，这种场面被孩子撞见可怎么办？虽说孩子星期六去我娘家玩，要到三点才能回来，但要是突然赶回来可怎么收场呢？这么一想，我就拿出吃奶力气翻身坐起，叫一声‘快住手’！”

“可她没停。那时她已经脱了我的三角裤，把脸凑上去。因为难为情，连丈夫也没让那么干，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却在那里肆无忌惮。我实在吃不消，哭了。好像又一次升上了天国。”

“‘住手！’我又一声大叫，打了她一个嘴巴，狠狠地。她这才总算作罢，抬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当时我们两人都一丝不挂，坐在床上面面相覷。她十三，我三十一……但我一看那女孩的身体，真有些自惭形秽，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就是十三岁女孩的身子，现在都不能相信。往那女孩面前一站，自己这身子算什么东西呀，简直惨不忍睹，恨不得呜呜哭上一场，真的。”

我不好说什么，默然。

“女孩问我为什么叫她停止。她说：‘老师也喜欢这个吧？我一开始就知道了。是喜欢吧？看得出来，那滋味，比和男人做好得多吧？你都湿成这样了。我还会让你更舒服些，不骗你，能让你舒服得像溶化了一样，好吗，嗯？’事实也真如那孩子说的，确确实实。同丈夫相比，那女孩实在让人销魂，也想让她继续，但又不能那样。‘我们一星期来一次吧，一次就行。谁也不会觉察，作为我和老师两人的秘密，嗯？’那女孩说。”

“我站起来，披上睡衣，叫她回去，并说再别登我家门。女孩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眼神却不同往日，变得毫无生气，简直就像画笔在纸皮球上涂的两个圆点，平板呆滞，没有纵深感。她定定地看了我半天，然后默默归拢衣服，像有意给我看似的一件一件慢慢穿起，接着返回钢琴间，从小盒里拿出发梳理好头发，用手帕擦去嘴唇的血，穿鞋出门。临出门时她这么跟我说的：‘你是同性恋者，这没错。不管你怎么装腔作势，到死都是改不了的。’”

“真是那样吗？”我试着问。

玲子扭起嘴唇沉吟片刻：“既非是，又非不是。因为较之同丈夫之间，跟那个女孩那次更为兴奋，这是事实。所以我一度真怀疑自己是同性恋者来着，深深苦恼过，而那以前我并没意识到。但近来我改变了想法。当然不能说身上不存在那种倾向，可是在严格的意义上，我并不是同性恋者。为什么呢？因为看见女孩时，我自己这方面并未积极产生过情欲，懂吗？”

我点点头。

“只是某种女孩会对我发生感应，那感应反传给我，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那样。所以说，我即使搂着直子，也几乎无动于衷。大热天里，我俩几乎光着身子住在一起，洗澡也一块儿下去，偶尔还在一个被窝睡觉……但都没有什么，没任何感觉。尽管直子的身子是那样娇美动人，但是，呃——仅此而已。知道吗，我们做过一次同性恋游戏呢，直子和我。这话你不想听吧？”

“请说下去。”

“我向直子提议的时候——我俩之间无话不谈——直子试着用各种技巧在我身上抚摸起来。两人都脱得光光的，但就是不行，根本不行。只觉得瘁痒的，痒得要死要活，现在想起来都不是滋味。这方面，直子实在笨得可以！怎么样，多少放心了吧？”

“嗯，的确是。”我说。

“喏，大致就是这样。”

玲子边说边用小指尖搔着眼眶：“再说那个女孩。她走出门后，我坐在椅子上发呆发了半天，茫然若失。只听得从体内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心脏‘突突’的跳声，手脚沉重得出奇，口中就像吃过飞蛾似的干苦干苦。但想到小孩就要回来，不管怎样得先洗个澡，把身体洗得一干二净。可问题是，无论我怎么打香皂猛劲搓洗，那痕迹硬是赖在身上掉不了。或许是精神作用，反正就是不成。那天夜里我让丈夫抱来着，想通过他来清除污秽感。当然我绝口没提那件事，实在羞愧难言——除非鼓起很大勇气。我只是说抱一下，让他做了那种事情。我叫他比平时慢些，时间长些。于是他非常耐心，花了相当长时间。我也因此陡然冲到了顶峰。那么厉害的冲动，婚后还是头一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女孩手指的感觉还留在体内，就因为这个。咳，难为情啊，说这种话。汗都出来了，还说什么‘干哪’、‘上呀’。”玲子翘起嘴唇笑道，“可是不行，还是不行。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那女孩的感触还是赖在身上，并且她最后那句话也像一种什么回声似的在头脑里嗡嗡不止。”

“下个星期六，她没来。那些天我在家一直心惊肉跳，什么都没心思干，生怕她来了弄得我不知所措。但她没来，本来自尊心就强，况且当时又那么狼狈。再下一星期，再再下一星期也没登门。这样过了一个月。我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淡忘的，但却偏偏不能痛快忘掉，一个人在家里，总觉得那女孩无所不在，心里七上八下。既弹不成钢琴，又想不了事情，干什么都忐忑不安。如此熬过一个月后，一天我突然发觉，自己一出门就好像有点蹊跷。附近的人对我分外留神，看我的眼光总有些异样，显得十分陌生。当然寒暄也是寒暄的，但那声调神态却和往常不同。常来我家玩的隔壁太太也一副躲闪惟恐不及的样子。但我尽可能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对此斤斤计较，是那种病的初期征兆。”

“一天，和我要好的一位太太前来串门。她和我同岁，是我母亲一位熟人的女儿，两家小孩又在同一个幼儿园，和我相处得不错。这太太突然跑来，问我知不知道外面正流传着一种关于我的十分不成体统的谣言，我说不知道。

“‘怎么样的呢？’”

“‘怎么样的？实实在在不好开口。’”

“‘不好开口？既然话已点破，就请和盘托出好了。’”

“尽管她十分不情愿，但我还是一一抠了出来。噢，说不定她本人原本就是为说这事才来的。她什么也没隐瞒。按她的说法，所谓谣言，是说我是住过几次精神病院的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把一个来学钢琴的女学生浑身扒光，动手动脚，那女孩不让，便把脸给打肿了。仅仅这番说谎就已编得骇人听闻，但为什么连我住过院的事都抖落出来了呢？两方面都使我吃惊不小。”

“‘我嘛，以前就了解你，告诉大伙说你不是那样的人。’那太太说，‘问题是，那女孩儿的父母确信不疑，对邻近的人统统张扬一遍，说什么由于女儿被你动过手脚，就调查了你，结果知道你有过精神病史。’”

“那太太告诉我：一天——就是发生那件事的当天——那女孩练完琴肿着脸回到家里，母亲问她到底怎么回事。说是脸肿了，嘴唇裂了，出血了，衬衣纽扣掉了，内裤也不完整了。嗯，你能信？不用说，都是那女孩子为了无中生有自己搞的鬼：故意往衬衫上抹点血，扭掉衣扣，撕去胸罩的花边，自个儿把眼睛哭红，头发抓得乱七八糟，然后才回家，足足捏造了三大桶谎言。那情景我一闭眼就能浮现出来。”

“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怪罪大伙都相信女孩的话。连我都会信的，假如处在那种立场。漂亮得活像个布娃娃而扯起谎来如同恶魔附体的女孩，一边抽抽嗒嗒地哭一边说‘我不嘛，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害羞’——给她这么一说，有谁能不当即信以为真呢！更何况，祸不单行的是我又果真住过精神病院，狠命打那女孩一巴掌也确有其事！这一来，有谁肯信我的话呢？肯信的不外乎丈夫一个人。”

“我思前想后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心一横，告诉了丈夫。他相信了，当然。我把那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跟他说了一遍，说那女孩动手动脚要搞什么同性恋那样的鬼名堂，所以才打了她。自然我没有把自己的感受也说出来。那毕竟不大合适，不管怎么说。‘这可不是儿戏，我直接找那家摊牌去！’他大为恼火，‘岂有此理！你和我结婚，小孩都有了，居然还被人胡说什么搞同性恋，哪有这样的混账玩笑！’”

“但我拦住了他，让他别去。我说：‘算了，那样只能加深我们的创伤。’是的，这我明白，已经明白了。就是说，那女孩患的是心病。这种病人我看得多了，心里有数。她早已烂入骨髓，剥掉那层好看的外皮，里面全是烂肉。这么说也许过于尖刻，但确实如此。可是世上的人还没看透这点，因此我们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无益的。那女孩原本就善于驾驭大人的感情，何况我们手头又没掌握任何有利的材料。说一千道一万，有谁能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对一个三十多岁的半老徐娘搞什么同性恋呢？任凭怎么解释，世人也只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越是拼命挣扎，我们的处境越是狼狈。”

“搬家吧，我说，别无他法。再在这里住下去，只能更加紧张，以致脑袋的发条再次飞掉，即使是现在，我都有些神思恍惚。总之我提出搬到没有一个熟人的远地方去，但丈夫不乐意动，他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时他正在公司干得起劲，而且房子刚刚买到手，尽管是小型商品住宅。再说，女儿也习惯了那所幼儿园。他说稍等等，不可能说搬就搬，一来工作不易一下子找到，二来又要卖房子，就连小孩的幼儿园都要落实，再怎么急，也要等两个月才行。”

“我说不行，那一来，我就要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我说这我自己清楚。那时就已开始有点耳鸣、幻听和失眠。他说：‘那么就先自己一个人到哪里住段时间，我处理完一摊子事就去。’”

“‘不干。’我说，‘一个人我哪也不想去。现在要是和你离开，我马上就会瘫痪。现在少不得你，千万别剩下我一个人。’”

“他听我这么说，伸手把我搂在怀里，叫我暂时忍耐一下，暂时的，顶多一个月。‘这时间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工作收尾，房子卖掉，落实孩子的幼儿园，物色新的工作。如果顺利，说不定会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份差事。所以等我一个月，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被他如此一劝，我不好再说什么了，越说就会越感到孤独。”

玲子喟然叹息，仰望着天花板上的电灯。

“可是没等到一个月。一天，脑袋的发条脱落了——‘砰’！这回严重啊，吃了安眠药，煤气开关也打开了。但没有死，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了医院病床上。一切都完了！几个月过去后，多少能冷静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对丈夫提出离婚，‘那样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他说没有离婚的打算。”

“‘再一次从头开始好了，三个人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已经晚了。’我说，‘那时就一切都完结了，在你叫我等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那时是不该那样说的。现在无论去哪里，无论搬多远，结果都同样。我只能再次提出同样要求纠缠你折磨你，而我再也不愿意那样做了。’”

“我们就离婚了，或者说是由我单方面强行离婚的。他两年前才再婚，我至今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是的。当时我就已觉察出自己恐怕得终身如此，我不愿意拖累任何人，不愿意把自己这种整天为脑袋断弦而心惊胆战的生活强加到任何人头上。”

“他对我好得无可挑剔。他为人真诚，值得信赖，性格坚毅，富有耐性，对我来说是理想的丈夫。为了治愈我的病，他尽了最大努力，为了他和孩子，我也主动地配合，而且我也觉得好利索了。婚后六年，真叫幸福啊！他百分之九十九做得完美无缺，但是百分之一，只有百分之一马虎大意了，于是就‘砰’的一声。就这样，我们精心构筑的一切在那一瞬间彻底崩溃了，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坏在那女孩一个人的手里。”

玲子拾起脚前踩灭的烟头，扔进白铁皮罐。

“太残酷了！那一切是我们千辛万苦、一点一滴倾注心血的结晶啊！而崩溃却在眨眼之间，眨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玲子立起身，两手插进裤袋：“回房间吧，已经晚了。”

天空比刚才阴沉了，布满乌云，月亮早已无影无踪。现在，连我都能感到风雨欲来的气息，那气息里掺杂着手中塑料袋里水灵灵的葡萄味儿。

“所以，我实在不能离开这里。”玲子说，“我害怕走出去同外界发生关系，怕见各种人，怕想各种事。”

“心情很能理解。”我开口了，“不过我认为你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到外面适应一切。”

玲子微微漾出笑意，再没做声。

※

直子坐在沙发上看书。她架起腿，边看边用手指按着太阳穴，仿佛在清点进入脑海的词句。雨开始星星点点飘落下来，灯光宛如细粉末一般点缀在她身体四周。在同玲子长谈过后再看直子，不禁再次意识到她是何等地流溢着青春光彩。

“对不起，晚了。”玲子摸了下直子的脑袋。

“两个人挺开心？”直子扬起脸说。

“那还用问。”玲子回答。

“做什么事了，你们俩？”直子问我。

“说不出口的事。”我说。

直子哧哧笑着放下书，接着我们边听雨声边吃葡萄。

“这么一下雨，简直就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人。”直子说，“要是一直下雨，三个人一直这样该多好啊！”

“而且你们两人抱在一起，我像个不知趣的黑人女仆似的，拿一把长柄扇子啪哒啪哒扇来扇去，再不然就弹吉他为你们助兴——是吧？我才不干咧！”玲子说。

“哎哟，时不时地借给你好了！”

“噢——那还差不多。”玲子说，“雨呀，下吧！”

雨继续下着，不时响起雷声。吃罢葡萄，玲子照例点燃香烟，从床下取出吉他，弹起《并非终曲》和《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之后弹了伯克拉库，弹了列农、麦卡特尼的曲子。我和玲子喝起葡萄酒，之后又把薄金属筒里剩的白兰地分开喝了。我们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我也觉得这雨永远下不完该有多妙。

“还会找时间来的吧？”直子问。

“那当然。”我说。

“也写信来？”

“一星期一封。”

“也能给我写几个字？”玲子开口道。

“好的，敢不遵命。”我说。

十一点，玲子放倒沙发，仍像昨天那样为我做了张床。接着我们道过晚安，熄灯就寝。我上不来睡意，从帆布包里掏出电筒和《魔山》，闷头读下去。临近十二点时，卧室门悄然闪开，直子走来钻进我的被窝。和昨晚不同，直子仍是往日的直子，目光不再呆板迟滞，动作灵活快捷。她贴着我耳畔小声说：“不知为什么，总睡不着。”我说我也一样，随即放下书，关掉手电筒，搂过直子吻了一下。黑夜和雨声温柔地拥裹着我们。

“玲子呢？”

“没关系，睡得实实的。那人睡过去一般醒不来。”直子说，“你真的还会来？”

“来。”

“即使什么也不为你做？”

我点点头。黑暗中，胸口处明显感觉出了直子乳房的形状。我隔着睡衣，用手心抚摸她的身体，从肩到背，从背到腰，反复缓慢地移动着，把她身体的曲线和丰腴输入脑海。我们就这样亲亲热热地相抱片刻，直子在我额头轻轻一吻，身子一滑下床离去。夜色里，那淡蓝色的睡衣如同游鱼般一摇一摆。

“再见。”直子低声说。

我听着雨声，进入了静静的梦乡。

翌日清晨，雨仍下个不停，但和昨晚不同，成了毛毛秋雨。四下一片迷濛，若非一洼洼积雨的水纹和顺檐滴落的雨点声，几乎察觉不出下雨。睁眼醒来时，窗外笼罩着乳白色的雾霭，随着太阳的升起，雾霭随风飘去，于是杂木林和山脉的棱线一点点显露出来。

三人像昨天那样吃罢早餐，便去打扫鸟舍。直子和玲子穿上带头罩的黄色塑料雨衣，我在毛衣外面加了一件风衣。空气潮乎乎、凉丝丝的，鸟儿都静悄悄地挤在鸟舍尽头避雨。

“冷啊，下起雨来。”我对玲子说。

“一场秋雨一场凉，不知不觉就要成雪花了。”她说，“日本海那边飘来的阴云，要在这一带下足雪后才往前去。”

“鸟儿们怎么办呢？”

“当然移入屋内。瞧你，总不至于到来年春天才把冻硬的鸟儿们从雪下挖出解冻，让它们活过来，说什么‘喂喂都来吃食’吧？”

我用手指捅了捅铁丝网，鹦鹉扑棱一下翅膀，叫道：“臭屎蛋，谢谢，神经病。”

“真恨不得这家伙一下子冻死。”直子闷闷不乐地说，“每天一大清早就听它说这个，脑袋真快要神经了。”

打扫完鸟舍，我们返回房间。我开始收拾东西，她俩做去农场的准备。我们一起走出楼，在网球场稍前一点分手。她俩往右拐，我一直往前她俩道了声再见，我也同样说声再见。“还来的。”我说。直子微微一笑，随即拐弯消失了。

去大门口的路上，和好几个人擦肩而过。我发现每个人都穿着直子和玲子那种黄色雨衣，脑袋罩得严严实实。由于下雨，所有的东西都显得色调格外鲜明。地面乌黑乌黑，松枝翠绿翠绿，而身裹黄色雨衣的行人看上去仿佛是唯一被允许在下雨的早晨游动于地表的特殊魂灵。他们或拿农具，或背筐篓，或提一种什么袋子，悄无声息地在地面往来移动。

门卫记得我的名字，翻开来访登记簿，在我姓名那里打个记号表示离去。

“从东京来的吧？”老人看着我的住址说，“那儿我只去过一次，是个猪肉香的地方啊。”

“是吗？”我不大清楚，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

“在东京吃过的东西，大多都不怎么好吃，独有猪肉够味儿。怕是用什么特殊方法饲养的吧？”

我说我还真不晓得，就连东京猪肉香都是第一次听说。

“是什么时候，你去东京？”我问。

“什么时候来着？”老人歪了歪脖子，“八成是皇太子殿下成婚大典的时候。儿子在东京，叫我去一次看看，就去了。是那时候。”

“呃，肯定是那时候东京猪肉香来着。”我说。

“近来怎么样？”

我说不太清楚，也没怎么听到这方面的议论。他显得有点失望。老人似乎还想唠叨下去，我说还要赶车，截住话头，往路那边走去。沿河边伸展的山路还断断续续剩有一些雾气，被风一吹，在山坡前彷徨不定。路上，我好几次停住脚回头张望，情不自禁地喟然叹息。我总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了引力略有差异的一颗行星。是的，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想着，心里不由生出悲戚。

回到宿舍，已经四点半了。我把东西往房间一扔，赶紧换上衣服，赶到新宿那家我打工的唱片店。六点到十点半，由我值班卖唱片。这时间里，我怅怅地望着店外穿行不息的男男女女。有全家老小，有对对情侣，有醉鬼，有无赖，有穿超短裙的青春女郎，有留嬉皮士胡子的男子，有夜总会的女招待，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各色人等——他们络绎不绝地一路走过。我拿起一张摇摆舞唱片，刚开始播放，几个嬉皮士和打扮怪异的汉子便聚到店前，有的跳舞，有的吸强力胶，有的百无聊赖地坐着不动。而放上托尼•贝内特以后，他们就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唱片店隔壁，是一家成人玩具店。一个总像睡不醒的中年男子在卖怪模怪样的性器官模型。在我看来，无一不是不知何人做何用的玩艺儿，但买卖居然相当兴旺。店斜对面的胡同里，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学生在大反其胃。马路对面的娱乐厅里，附近一家餐馆的厨师在玩一种需投入现金的排五点[2]游戏，以此消磨时间。脸色污黑的流浪汉蜷缩在已经关门的店檐下一动不动。一个涂着淡粉色口红、怎么看都只能是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跨进店来，问我能否放滚石乐队的《飞起的弹簧影》给她听。我便拿来唱片放上，她打着响指伴奏，扭动腰肢跳起来，接着又问我有没有香烟，我抽出一支店长留下的“百灵鸟”递过去，女孩抽得有滋有味。唱片放完后，连声谢谢也不说便扬长而去。每隔十五分钟传来一阵救护车或警车的怪叫声。三个醉得五十步笑百步的公司职员冲着一个正在打公共电话的长发漂亮女郎连声叫“阿满”，嬉笑不止。

面对如此光景，头脑渐渐乱成一团，茫无头绪。这到底算什么呢？这纷纭杂陈的场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店长吃完晚饭回来，对我说：“喂，渡边，前天我和那边服装店的女的干了一家伙。”他很早就看中了在附近一家服装店做工的女孩，经常拿店里的唱片当礼物送给她。我说那不错嘛，他便从头到尾细讲一遍。“要是想搞女人嘛，”他得意洋洋地开导我，“反正就是要送东西，接下去反正就是不管死活地给她灌酒，要灌醉，一杯接一杯灌，反正。再接下去就只剩下动干戈了。简单吧？”

我抱着混乱不堪的脑袋乘电车返回宿舍，拉合窗帘，熄灯上床。刚一躺下，恍惚觉得直子即将钻进自己被窝。而一合眼，便感到她那柔软丰满的乳房紧贴着自己胸口，耳边响起她的娓娓细语，手心腾起她身体的曲线。借助冥冥夜色，我得以重返直子那狭小的天地。我呼吸草地的清香，谛听暗夜的雨声，回味月光下目睹的直子裸体，想象那被黄色雨衣拥裹的丰腴匀称的胴体清扫鸟舍、照看蔬菜的情景。于是我握住勃起的东西，一边想着直子一边自慰。一泄而出之后，混乱的头脑似乎有所平息，但还是毫无睡意。本来折腾得够疲乏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眠。

我翻身下床，在窗口前对着升旗台茫然注视良久。那没有挂旗的白色旗杆，活像一具划破夜幕的巨大的白骨。直子现在做什么呢？当然是在睡觉吧？是在那不可思议的狭小天地的暗影中安然入睡吧？但愿她别再陷入痛苦的梦境。

[1] 沃尔沃：一种瑞典制造的轿车。

[2] 排五点：一种用纸牌拼凑方块的赌博。

第七章

第二天是星期四，上午有体育课。我在长五十米的游泳池中游了几个来回。由于剧烈运动的关系，心情多少变得开朗些了，食欲也增加了。我在专售套餐的店里饱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往文学院图书室走去，准备查点资料，不想在路上碰到了小林绿子。她和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一起走路，瞥见我，便独自朝我走来。

“去哪儿？”她问我。

“图书室。”我说。

“别去那种地方，和我一同吃午饭去如何？”

“刚吃过。”

“那有什么，再吃一次就是。”

最终，我还是和绿子走进了附近一家饮食店。她吃咖喱饭，我喝咖啡。她身穿白衬衣，外面套一件编有小鱼图案的黄毛线背心，挂一条细细的金项链，戴一块迪斯尼手表。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咖哩饭，一口气干了三杯白水。

“一直不在这边吧？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绿子说。

“有什么事？”

“事倒没有，只是打个电话。”

“噢——”

“这‘噢——’是什么，到底？”

“也不是非是什么不可，一种回答方式罢了。”我说，“怎样，这几天可又失火了？”

“唔，那次好玩极了。没发生多大伤亡，烟倒是铺天盖地冒得可观，太有现实性了，真叫人开心。”说罢，绿子又咕嘟咕嘟大喝其水，然后透过一口气，定定地注视着我的脸。“咦，渡边君，怎么搞的？表情好像有点发呆，眼珠也聚不起光来。”

“刚旅行回来，有点累。其实没什么。”

“瞧你那脸，活像见过幽灵了。”

“噢——”

“嗳，渡边君，下午有课？”

“德语、宗教学。”

“不能逃课？”

“德语不成，今天考试。”

“几点完？”

“两点。”

“那，完了一起上街喝酒好不？”

“下午两点就喝？”我问。

“偶一为之嘛。你那样半死不活的，一块儿喝酒提提神，再说我也想借着同你喝酒振作一下。嗯，没问题吧？”

“好吧，那就去喝。”我叹口气说，“两点在文学院的院子里等你。”

德语课一结束，我们就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新宿，钻进纪伊国屋书店后面的地下酒吧间，各自喝了两杯伏特加。

“我常来这里。这里即使白天喝酒，也觉得心安理得。”

“大白天就这么喝？”

“偶尔的。”绿子哗哗啦啦摇着杯里剩的冰块。“每当社会叫我不快，就来这儿喝伏特加。”

“社会叫你不快？”

“偶尔的。”绿子说，“我自身也问题蛮多哩。”

“举例说？”

“家里、恋人、月经不调——多着呢！”

“再来一杯？”

“那自然。”

我扬手叫来男侍，又要了两杯伏特加。

“咦，上次那个星期日你吻我了吧？”绿子说，“我左思右想，还是认为那很好，好极了。”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绿子又学舌起来，“你这人，说话真的与别人不同。”

“是吗？”我说。

“是不是先不管。当时，我这么想来着：假如这是生来同男孩子的第一个吻，那该有多棒！假如可以重新安排人生的顺序，我一定把它排为初吻，绝对。之后就这样想着度过余下的人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晾衣台上吻过的那个叫渡边的男孩如今怎么样了呢，在这五十八岁的今天？如何，你不觉得棒极了？”

“是很棒吧。”我边剥开心果边说。

“我说，你干嘛老那么呆愣愣的，再问你一次。”

“大概是不能适应这个世界吧。”我沉吟一下说，“总觉得这并不像是现实中的世界，男男女女也罢，周围景致也罢，都似乎脱离了现实。”

绿子一只胳膊拄在台面上，看着我的脸说：“吉姆•莫里森的歌里好像有这么一句。”

“People are strange when you are a stranger.”[1]

“Yes.”绿子说。

“Yes.”我也应道。

“同我一起去乌拉圭算了。”绿子依然一只胳膊拄着台面说，“什么恋人呀，家呀，大学呀，统统抛开不管。”

“那也不坏嘛。”我笑道。

“摆脱一切纠缠，跑到没有一个熟人的地方去——你不认为这样好得很？我可总是跃跃欲试。所以，要是你一下子把我领去遥远的地方，我保准为你生一大堆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大家一块儿无忧无虑地过活，抱在地上打滚，唧里咕噜的。”

我笑了笑，端起第三杯伏特加一饮而尽。

“你还不大想要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吧？”绿子问。

“兴趣倒是极浓的，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模样。”我说。

“无所谓，不想要也无所谓。”绿子边吃开心果边说，“我这人也怪，下午一喝起酒来就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说什么要抛开一切一走了之。就算跑到乌拉圭去，恐怕除了臭驴粪还是臭驴粪。”

“呃，或许。”

“到处都是臭驴粪，留在这里也罢，去那地方也罢，整个世界就是臭驴粪。喏，这硬的给你。”绿子递给我一个壳更硬的开心果，我费了好大劲才剥开皮。“不过，上次那个星期天，实在太让我开心了。和你两人在晾衣台上看火灾，喝酒，唱歌。的的确确好久都没那么开心过了。哼，别人总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见面就叫我要这样不要那样。起码你什么也没强加于我。”

“大概对你的了解还没达到要强加什么的程度。”

“那么说，如果再多一些了解，你也要这个那个强加于我啰？和别人一样？”

“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吧。”我说，“现实世界里，很多方面人们都在互相强加，以邻为壑，否则就活不下去。”

“但我觉得你不会那样，这我看得出来。在分析强加于人和被人强加这点上，我还算是个小小的权威。你不属于那种类型，所以同你在一起才心里安然。嗳，你知道么，世上喜欢强加于人或被人强加的人还有相当一大批哩！他们为此争吵不休、相互扯皮，并且乐此不疲。可我就是不喜欢，除非非那样不可。”

“你强加给人什么或别人强加给你什么了，你？”

绿子把冰块放进口里，含了一会说：

“你想进一步了解我？”

“有兴趣，多多少少。”

“咦，我在问你是不是‘想进一步了解我’。你这么回答，不认为太冷酷了？”

“是想进一步了解你。”我说。

“当真？”

“当真。”

“即使我不愿理解你？”

“那么不近人情？”

“在某种意义上。”说着，绿子皱起眉头，“再来一杯。”

我叫过男侍，让他拿第四杯来。等酒的时间里，绿子臂肘拄着台面，支颐凝坐。我默默听着塞罗尼亚斯•蒙克弹的《金银花》。店里有五六个客人，但喝酒的只我们俩。咖啡沁人心脾的香气，在午后幽暗的店里酿出亲密融洽的气氛。

“这个星期天，你有空？”绿子问我。

“以前也说过，星期天总是闲着没事，除了六点钟要去做工。”

“那，这个星期天能陪陪我？”

“好的。”

“星期天早上去宿舍接你，时间倒说不准。可以么？”

“可以，完全可以。”

“嗳，渡边君，可晓得我现在想干什么？”

“这——想象不出。”

“想躺在一张大大的、软绵绵的床上，首先。”绿子说，“喝得大醉，而且醉得舒舒服服，即使周围有臭驴粪也毫无关系。身旁有你躺着，你一点一点脱我的衣服，轻手轻脚地，就像母亲给婴儿脱衣服一样小心翼翼。”

“唔。”

“脱到中间我还觉得怪舒服的，迷迷糊糊地不动。但我突然清醒过来，叫道，‘不行，渡边君！’我说：‘我是喜欢你，可我另有相处的人，万万使不得，这方面我还相当保守。快别那样，求求你。’可你偏偏不听。”

“听的呀，我。”

“知道。这是幻想场面，让我继续下去。”绿子说，“接着，你把那家伙亮出来，那个气势汹汹的家伙。我马上闭起眼睛，但还是瞥了一眼，并且说：‘不行，真的不行，那么大那么硬，怎么也进不去的。’”

“不怎么大呀，一般。”

“行了，你。幻想嘛！那一来，你显得十分沮丧。我看你太可怜了，只好慰劳一下说，‘好好，瞧你那馋样儿。’”

“这就是你现在想做的？”

“是啊。”

“得，得。”我说。

总共喝罢五杯，我们才起身。我刚要付款，绿子“啪”一声把我的手拨开，自己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没打褶的万元钞票递了出去。

“算啦，你那钱是汗水钱，再说又是我拉你来的。”绿子说，“当然喽，如果你是铁杆法西斯，不乐意让女人请客，那另当别论。”

“哪里，我没不乐意啊。”

“况且又没让你进去。”

“因为又硬又大。”

“就是，”绿子说，“因为又硬又大。”

绿子有点醉了，踩空了一级楼梯，两人险些滚到楼下去。走出店门，原先隐约遮蔽天空的云层尽皆散去，薄暮的阳光温和地倾泻在街头。我和绿子在街上东摇西晃逛了一会。绿子说想爬树，不巧新宿没有可爬的树，御苑已经关门了。

“遗憾呐，我顶喜欢爬树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一路逛着商店。同刚才相比，街头光景似乎没那么不自然了。

“见到你，我觉得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我说。

绿子立定脚，细细看着我的眼睛，说：“真的，眼睛的焦点是好像比刚才稳定了。喏，和我交往收获不小吧？”

“的确。”我说。

五点半，绿子说得赶回家做饭，我要坐车回宿舍。于是我把她送到新宿站，在那里道别。

“嗳，猜我现在想做什么？”临分手时绿子问道。

“猜不出来，你想的事。”我说。

“想我俩被海盗抓住，被他们浑身扒光，脸对脸五花大绑捆在一起。”

“何苦搞这名堂？”

“变态海盗呀，那是。”

“我看你倒像变态得可以。”

“一小时后把你们扔进大海，扔之前让你们单独呆在船舱里好好受用，海盗说。”

“往下呢？”

“咱俩尽情受用一小时呀，在地上滚来滚去，浑身扭动。”

“这就是你现在最想做的？”

“嗯。”

“得，得。”我摇摇头。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绿子来接我。我刚睁开眼睛，脸还没洗，只听有人“咚咚”敲门吼道：“喂，渡边，有女人找你！”我跑下门厅，只见绿子穿一条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牛仔裙，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还在打哈欠。去吃早饭的一帮人路过，全都左一眼右一眼打量她那苗条而光洁的双腿。她的腿也确实十分诱人。

“太早了吧，我？”绿子说，“渡边君，看样子刚刚起床？”

“就去洗脸刮胡子，能等十五分钟？”我说。

“等倒可以，问题是他们总贼溜溜地往我腿上盯着看。”

“那还用说！在男宿舍里穿那么短的裙子，人家肯定看的嘛。”

“不过没关系，今天的内裤可爱得不得了，粉红色的，还镶有漂亮的花边，一飘一飘的。”

“那就更招惹是非。”我叹口气，随即返回房间，迅速洗把脸，刮去胡子，找出一件灰色粗花呢上衣，套在蓝衬衣外面。下得楼，领绿子走出宿舍大门。我冷汗都出来了。

“咦，这里的人莫非全都手淫不成？一下一下的？”绿子扬头看着宿舍楼说。

“差不多吧。”

“男人们一边想女孩一边搞那个？”

“基本上。”我说，“总不至于有一边想什么股票行情、什么活用动词、什么苏伊士运河，一边手淫的男人吧。一般来说，恐怕还是边想女孩边搞的。”

“苏伊士运河？”

“比方说。”

“就是说想的是特定的女孩？”

“我说，这个你问你男朋友去好不好？”我说，“我干嘛星期天一大早就非得给你一五一十介绍这个不可？”

“只是想知道一下嘛！”绿子说，“何况问他这个他肯定大发雷霆的，说女人不可以对这种事刨根问底。”

“言之有理。”

“可是想知道呀，我。纯属好奇心。告诉我，手淫时想的是特定的女孩子？”

“是的，至少我是这样，别人如何不大清楚。”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可想着我搞过？老实交待，我不生气。”

“没有过，说实话。”我如实答道。

“为什么？莫非我缺少魅力？”

“不然。你有魅力，又可爱，富于挑逗性的样子也绝对合适。”

“那为什么没想我？”

“首先我把你当朋友，不想把你卷到里边去；第二……”

“因为另有供你想的人？”

“也可以那样理解。”我说。

“在这种事上你倒也蛮守礼节。”绿子说，“我，喜欢你这点。不过，能不能叫我也扮演一次？哪怕一次都好。就是进到性的幻想或妄想之中。我很想出场试试，我们是朋友，所以才求你。这事不好求别人——总不能开口说今晚手淫时想着我点儿吧？正因为把你当作朋友才求的。事后把结果告诉我，例如都做了哪些。”

我叹息一声。

“不过进去可不成哟！我们毕竟是朋友，嗯？只要不进去，其他随你便，怎么想都行。”

“行不行呢……居然还有限制，这可没尝试过。”我说。

“能想我一次？”

“想就是喽。”

“我说，渡边君，你别认为我这是淫乱啦性饥渴啦勾引啦什么的，别那样认为，我仅仅是对此深感兴趣，急于想知道罢了。我不是一直在女校的女孩子当中长大的吗？因此十分想知道男人在考虑什么，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妇女杂志的附录上面写的，和这不是一码事。我只是作为一种case study[2]。”

“Case study？”我绝望地低声重复。

“有很多事我都想知道，想试一试，可每当这时候他都沉下脸发睥气，说我淫乱，神经不正常，连爱抚那里一下都不让。本来我想充分研究研究来着。”

“唔。”

“你讨厌那个？”

“不，不算讨厌。”

“相对来说是喜欢喽？”

“相对来说是喜欢。”我说，“不过，这话下次再说可好？今天这个周日早上多叫人心情舒畅，不想谈什么手淫把这大好时光糟蹋掉。谈点别的吧，你那位是我们大学的？”

“哪——里。其他大学，还用说。我们是在高中课外活动中相识的。我在女校，他在男校。不是经常有合作音乐演奏会什么的吗？就是这种活动。确立恋爱关系倒是在高中毕业以后。嗳，渡边君？”

“嗯？”

“真的想我一次好吗，就一次？”

“试试吧，下次。”我走投无路，只得应允。

我们从车站乘电车来到御茶水。我没吃早餐，在新宿站换车时在站台售货亭买了一个薄薄的三明治，喝了一罐咖啡，咖啡居然一股报纸油墨味儿。周日上午的电车里，挤满合家外出的人和成双成对的情侣。一群身穿制服的小男孩手拿球拍在车厢里往来追逐。穿短裙的女孩车内倒是有几个，但短到绿子那种地步却是一个也没发现。绿子不时往下一顿一顿地拉拽裙角。好几个男人的目光在她大腿上溜来溜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但她本人却似乎不大在乎。

“喂，猜我现在最想做什么？”车到市谷一带时绿子小声说。

“猜不着。”我说，“求求你了，别在电车里说那种话，给人家听见多不好。”

“可惜呀，相当厉害咧，这回。”绿子果真不胜惋惜地说。

“对了，御茶水可有什么事？”

“跟我来就是，跟我来就明白了。”

星期天的御茶水，到处挤满参加模拟考试或预科讲习班的中学生。绿子左手搛紧挎包带，右手拉起我，游刃有余地从拥挤的学生堆里穿过。

“渡边君，你能够完整地解释出英语现在假定形和过去假定形的区别？”绿子突发奇想。

“我想没问题。”

“那我问你一句，这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有何用处？”

“日常生活中有何用处倒谈不上多少。”我说，“不过我想，与其说具体有何用处，莫如说它是一种训练，训练我们更加系统地把握事物。”

绿子认真地沉思良久。“你这人不简单。”她开口道，“以前我根本没想到这点。什么假定形微积分化学符号，我统统认定它们毫无用场，一直没放在心上，嫌啰嗦。这种生活态度难道有什么不妥？”

“没放在心上？”

“嗯，是啊。那玩艺儿，我权当它们根本不存在。就连正弦余弦我都一无所知。”

“那也居然高中毕业进大学来了？”我不禁愕然。

“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绿子说，“只要直感好，即使不学无术也能考上大学。我在直感上可谓出类拔萃，不是叫三个之中选一个正确的吗，我就灵机一动，百发百中。”

“我没有你那么好的直感，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系统考虑事物的方法，就像乌鸦往树洞里贮存玻璃片一样。”

“那又有何用处？”

“怎么说呢，”我答道，“会使某些事情做得顺利吧！”

“举例说？”

“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几种外国语的掌握。”

“那又有何用处？”

“因人而异。有的人有用处，有的人没用处。说到底，它是一种训练，有用处与否倒是次要问题，这点刚才就已说过。”

“呃——”绿子似乎心悦诚服，撒开我的手，继续沿坡路往下走，“你很擅长向别人解释什么。”

“是吗？”

“是的。这以前我向很多人问过英语假定形有何用处，但没有一个人阐述得如此头头是道，英语老师都在内。每次给我一问，那些人不是瞠目结舌就是恼羞成怒，再不就不屑一顾，谁也不好好教我。要是当时有人像你解释得这么透彻，说不定我也会对假定形发生兴趣。”

“唔。”

“你读过《资本论》？”绿子问。

“读过，当然不是全部，和大多数人一样。”

“理解得了？”

“有理解得了的，也有理解不了的，要想真正读懂《资本论》，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系统思维方式。当然，对于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我想我还是基本可以理解的。”

“没有读过这方面书的新大学生，读《资本论》也能融会贯通？”

“那怕不大容易吧。”我说。

“跟你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参加了民歌方面的课余活动小组，想唱歌来着。不料凑在那里的，尽是些道貌岸然招摇撞骗的坏家伙，现在想起来都直起鸡皮疙瘩。刚一进去，就叫读马克思，喝令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还有演讲，说什么民歌必然同社会同经济基础息息相关……没法儿，一回家我就玩命地读。可就是全然不知所云，比假定形还难，读不到三页就扔开了。这样，下周聚会时我就说：读了，但什么也没读懂，是的。结果怎么着，打那以后奚落呀嘲弄呀都来了，什么没有问题意识啦缺乏社会性啦。开哪家的玩笑！我不过说了句读不懂那些文字罢了。你说可恶不？”

“唔。”

“讨论的时候就更加不可一世。一个个无不摆出无所不通的架势，玩弄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句。我莫名其妙，就接连发问说：‘帝国主义剥削是怎么回事？同东印度公司有什么关系？’‘粉碎产学协同体是不是必须走出大学去公司工作？’可是谁也不作解释。不仅不解释，还煞有介事地大发脾气。那情形，你能信？”

“能信。”

“说我连这个都不懂是干什么吃的，‘你一天天活着都想什么来着！’这就完了。岂有此理！是的，我脑袋是不好使，普通小民嘛！可支撑这世界的不就是小民吗？被剥削的不也是小民吗？口口声声兜售一大堆小民们不知所云的话，那算什么革命，算什么社会变革！我也不是不想让世界变好！要是有谁真的受剥削，我也不想让他逆来顺受嘛！所以我才提问，是不是？”

“倒也是。”

“那时我就想来着，这些家伙全是江湖骗子，自鸣得意地炫耀几句高深莫测的牛皮大话，博取新入学女孩的好感，随后就把手插到人家裙子里去——想的全是这玩艺儿，那号人。一上四年级，就赶紧把头发剪短，忙不迭地钻到什么三菱商社、什么东京广播局、什么IBM公司、什么富士银行找份差事，讨一个压根儿没读过马克思的老婆，挖空心思给孩子取个玄而又玄的名字。至于粉碎产学协同体，简直笑得掉眼泪。那些新生也恬不知耻，本来狗屁不懂，却装出大彻大悟的样子，低三下四，事后还居然开导我说：‘你真傻，不懂也说懂不就得了。’喂喂，还有更伤脑筋的呢，你听不听？”

“听，听。”

“一天，要去参加一个夜间政治集会。叫我们女孩每人做二十个饭团，带去当夜宵。开玩笑，这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性别歧视？不过转念一想，总兴风作浪也不太好，我也一声没吭乖乖地做了二十个，每个都放了酸梅干，用紫菜包好。结果你猜怎么着，说什么小林的饭团里只有酸梅干，连菜都没放，而其他女孩都放有马哈鱼或咸明太鱼子，还有放煎蛋的。气得我愣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这伙一口一个革命的家伙干嘛为夜宵饭团这芝麻粒小事大声起哄、挑肥拣瘦？外面包紫菜里面有酸梅干，不挺高级的吗？想想印度儿童去好了！”

我笑道：“那，民歌小组怎么办了？”

“六月份退出了。头都气炸了。”绿子说，“不过，这所大学的男男女女差不多全都是江湖骗子，都生怕自己不学无术的真面目被人看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都看同样的书，喷吐同样的话，都听约翰•科尔特伦，看帕索里尼的电影，还觉得津津有味。这能算得上革命？”

“这——怎么说呢？我又没亲自目睹过革命，无可奉告。”

“假如这也算是革命，我才不希罕什么革命！我肯定因为只往饭团里放酸梅干而被拉去枪毙。你也定然同样下场——由于能彻底弄懂假定形的缘故。”

“有可能。”

“哼，我早看透了：我是平头百姓，革命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平头百姓还不同样只能在窝窝囊囊的地方委屈求生！何谓革命，无非更换一下政府名称。可那些人根本不懂得这点，那些卖弄陈词滥调的家伙。你可见过税务员？”

“没有。”

“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横冲直闯地跑到我家大吼大叫：什么呐，这账簿？你们做的什么混账买卖！这就是经费？把收据拿出来，收据！吓得我们缩在墙角里大气不敢出，到吃饭时候，还要献上特级寿司[3]。其实，我爸爸一次都没逃税漏税，真的。他就是那样的人，古板得很。尽管这样，税务员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等等。笑话，收入少不是因为赚得不多吗！我听了，心里憋屈得要死，恨不得朝他们发一顿睥气，叫他们找有钱人算账去。喂喂，你以为革命爆发后税务员的态度会改变？”

“极可怀疑。”

“既然那样，我才不信什么革命哩！我只信爱情。”

“Yes！”我说。

“Yes！”绿子异口同声。

“我们往哪边走呢，这是？”我问。

“医院呗。我爸爸住院，今天该我陪伴一天，轮到我了。”

“你爸爸？”我吃一惊，“你爸爸不是去乌拉圭了么？”

“骗你的，那是。”绿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早以前他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哪里去得成。说实在的，连东京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几处。”

“病情如何？”

“说痛快点，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不再做声，默默移动着脚步。

“这个瞒不过我，因为和妈得的同一种病，脑肿瘤。你能信？我妈妈因这种病刚死两年，这回又找到我爸爸头上。”

大学附属医院里边，也是由于星期日的关系，到处挤满探病的人和轻患者，混乱不堪，而且充溢着显然是医院特有的气味儿。消毒药味儿、探病花束味儿、小便味儿、被褥味儿混在一起，把医院整个笼罩其中，护士踏着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在里面走来走去。

绿子父亲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间，他躺在外面那张床上。躺着的姿势，不禁使人想起身负重伤的小动物。他侧着脸，瘫痪般地躺在那里，打点滴的左臂软绵绵地探出，身子纹丝不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本来就长得又瘦又小，而这以后似乎还要瘦小下去。头上缠着白绷带，苍白的胳膊上布满注射或打点滴的点点遗痕。他眼睛半睁半闭，茫然注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进去时，他略微转动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们。大约看了十秒钟，便收回极其微弱的视线，重新盯视空间的一点。

一看那眼睛，便可知道他已不久人世。从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力的跃动，有的不过是垂危的生命的蛛丝马迹而已，就像一座破旧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卸下所有拉门隔扇而只等拆毁的房屋。干裂的嘴唇四周，乱糟糟地生着杂草样的胡子。我不由纳闷，生命力枯竭到如此地步的人居然会生出这等繁茂的胡须。

绿子对躺在靠窗那张床上的微胖的中年男子道了声“您好”。对方仿佛已口齿不灵，只是微笑着点下头，然后咳嗽了两三声，拿起枕边的水杯喝了一口，磨磨蹭蹭地翻过身子，眼望窗外。窗外只有电线和电线杆，此外一无所见，连云影都没有。

“怎么样，爸爸，精神好些？”绿子对着她父亲的耳穴说道，简直像在试麦克风。“怎么样，今天？”

她父亲哆哆嗦嗦动了动嘴唇，说“不大好”。那其实不是说，而似乎是在把喉头深处的干空气勉强换成语言。“头。”他说。

“头痛？”绿子问。

“嗯。”父亲应道。看来很难一连吐出四个音节。

“那也是没办法的。刚动过手术，肯定痛的。知道你不好受，还是得忍一忍才行。”绿子说，“这是渡边君，我的朋友。”

我说了句“打扰了”。这位父亲半张了下嘴，又马上合上了。

“坐呀。”绿子指着床腿旁一把圆塑料椅说。我便顺从地弯腰坐下。绿子给父亲喝了一点壶里的水，问要不要吃水果或果子冻，父亲说不要。绿子说还是要吃点才是。“吃了。”他回答。

床头有个床头柜样的小桌，上面放着水壶、水杯、碟和小钟。绿子从桌下一个大纸袋里掏出替换的睡衣、内衣和一些零碎物品，整理一番，放入门旁的贮物柜里。纸袋最底层装有给病人准备的食物：葡萄柚两个，果子冻和三根黄瓜。

“黄瓜？”绿子吃惊地失声叫道，“这里怎么冒出黄瓜来了？姐姐这人想什么来着？活见鬼！本来电话里交待得清清楚楚，根本没让她买什么黄瓜，真是。”

“是不是把猕猴桃[4]听错了。”我说。

绿子“啪”一声打了个响指。“不错，我是叫她买猕猴桃了，是的。可她稍动脑一想不就明白了：病人哪里能啃生黄瓜！爸，吃黄瓜？”

“不要。”父亲说。

绿子在枕边坐下，对她父亲絮絮叨叨说了好多事：电视图像不清请人修理啦，高井户伯母两三天来看望一次啦，药店的宫胁骑自行车摔个跟头啦，不一而足。对这些，父亲只是“唔、唔”作答。

“真的不想吃点什么，爸？”

“不吃。”父亲回答。

“渡边君，你不吃葡萄柚？”

“不吃。”我也同样应道。

过不一会，绿子把我拉去电视室，坐在沙发上吸了支烟。电视室里，三个穿睡衣的病人同样在喷云吐雾，看一个什么政治讨论会的节目。

“嗳，那边那个拄松木拐杖的老头儿，我们一进来就鬼鬼祟祟地往我腿上看，就那个穿蓝衣戴眼镜的老头儿。”绿子不无陶醉地说。

“当然要看，穿那样的裙子谁都得看。”

“不过也蛮好嘛，反正大伙都无聊之极，偶尔欣赏一下年轻姑娘的腿调剂调剂也好。兴奋起来促进康复也未可知。”

“但愿别适得其反。”我说。

绿子望了半天烟头上笔直升起的烟。

“提起我爸爸，”绿子说，“他那人，人并不坏。有时说话挺气人，但至少秉性耿直，一个心眼地爱我妈。而且他也在尽他的努力来生活。性格是多少有软弱的地方，又没有经商手腕，也没有人缘，但同周围那些满嘴谎言、投机钻营、耍小聪明的家伙们比起来，不知要地道多少倍。我这人也是说起话来就没完的性子，和他动不动就吵嘴，但他人并不坏。”

绿子就像拾起一件掉在路上的什么东西似的抓起我的手，放在自己膝盖上。手一半在裙子上，一半贴着她的大腿。她望了一会我的脸，说：

“渡边君，这地方不好——能再多陪陪我？”

“五点以前没问题，奉陪就是。”我说，“和你在一起挺有意思的，况且我又没事可干。”

“星期天一般都干什么？”

“洗衣服，”我说，“再熨好。”

“渡边君，你不大乐意向我谈那个女人的事吧？你结交的那个人。”

“是啊，是不大想谈。就是说很复杂，不容易说明白。”

“没什么，不说也无所谓。”绿子说，“不过说一下我想象的总可以吧？”

“只管说。你想象的东西怕是很逗儿，我洗耳恭听。”

“我想，你交往的肯定是人家的老婆。”

“唔。”

“是位大亨的太太，漂亮，三十二三岁，身穿毛皮大衣、查尔斯•约尔旦皮鞋、丝绸内衣，而且性需求简直如狼似虎，干起来花样层出不穷。平日一到下午，就和你大动干戈。但星期天丈夫在家，所以不能会你。对不？”

“有趣有趣。”我说。

“肯定叫你把她身体绑上，蒙住眼睛，把整个身子上上下下全舔一遍。接着，对了，叫你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去，活像特技表演，再用立拍立现的照相机把那场景拍下来。”

“真快活。”

“由于欲火中烧，大凡能干的概不放过。她每天每日为此绞尽脑汁，反正有的是时间，下次渡边君来的时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个没完。刚一上床，就急不可耐地摆出花样翻新的体位，一连三次冲上顶峰。然后对你这样说：‘如何，我这身子够味儿吧？年轻女孩根本满足不了你的。喏，年轻女孩能这样侍候你？怎样？兴奋不？哎呀不好，又要出来了……’”

“你看色情电影看得太多了吧？”我笑道。

“怕是那样。”绿子说，“不过我顶喜欢色情电影，下回不一起去看一场？”

“可以。你有空时一块儿去好了。”

“当真？高兴死了。看那种变态的去——用鞭子噼里啪啦地抽完，让女孩当众撒尿。我最中意这一手。”

“好好。”

“嗳，渡边君，你知道在色情影院里我顶喜欢的是什么？”

“这——想不出来。”

“告诉你，一出现那种场面，就听见周围人‘咕噜’咽唾液的声音。”绿子说，“那‘咕噜’最叫人喜欢，我觉得。可爱得不得了。”

回到病房，绿子又向父亲天南海北絮絮不止，父亲或“啊”或“唔”地应和着，不然就缄口不语。十一点时，邻床男子的太太来了，给丈夫换睡衣、削果皮。这圆脸太太看来人很随和，同绿子这个那个闲话家常。护士进来，换上一瓶新点滴，同绿子和邻床太太交谈几句，便走开了。这时间里我无所事事，呆呆地四下打量病房，或看窗外的电线。电线上不时有麻雀飞来歇脚。绿子则向父亲搭话，给他擦汗、取痰，同旁边的太太和护士交谈，还找些话跟我说，不时看看点滴状况。

十一点半，医生进来查房，我和绿子到走廊等候。医生一出来，绿子便问：

“大夫先生，情况怎么样？”

“手术刚完不久，正采取止痛措施，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医生说，“不经过两三天时间，我也弄不清手术结果。顺利的话就顺利，若不顺利到那时候再想办法。”

“不至于还打开脑袋吧？”

“这也只能到时候再说。”医生回答，“喂，今天怎么穿这么短的裙子？”

“好看吧？”

“可上楼梯怎么办，这？”医生问道。

“不怎么办呐，亮相就是。”

后面的护士哧哧直笑。

“我说你呀，过几天最好来住院打开脑袋看看。”医生惊讶地说，“另外，在医院里尽量乘电梯，我可不愿再增加病人，现在都已忙得不亦乐乎。”

查完房后不多会儿，到了开饭时间。护士推着装饭菜的小车逐个病房分发。绿子父亲那份，是肉汁汤、水果、煮得很软的去骨鱼肉和捣成果酱状的蔬菜。绿子把父亲仰面放平，转动脚下的手柄，把床头升起，用汤匙喂汤。父亲喝了五六口，便侧过脸说“不要了”。

“这点都吃不完怎么行啊，你？”

“过会儿。”父亲说。

“这哪成，不好好吃东西，哪里能有精神。”绿子说，“小便还不要紧？”

父亲“啊”了一声。

“渡边君，我们到下面食堂吃饭去？”

“也好。”我说。

不过说实在话，我没什么心思吃东西。食堂里，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又是来探病的客人，搅得天翻地覆。这本是地下一间空荡荡的大厅，一个窗口也没有，摆着一排排餐桌餐椅。人们一边吃饭，一边七嘴八舌议论什么——大概是有关病情方面的。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在地道中说话似的，发出“嗡嗡”的回声，还不时地响起比这回声还大的广播，呼叫医生护士。在我占据餐桌的时间里，绿子用铝盘端来两人的套餐。有奶油炸肉饼、土豆色拉、生甘蓝丝、炖菜、米饭和酱汤，装在患者用的那种白塑料碟碗里。我吃一半剩了一半，绿子则吃得很香，一扫而光。

“渡边君，你肚子不怎么饿？”绿子边呼绿茶边问。

“呃，不怎么。”我说。

“医院的关系。”绿子环顾四周说，“不习惯的人都这样。味道、噪音、沉闷的空气、病人的面孔、紧张、焦躁、失望、痛苦、疲劳——就是这些造成的。是这些东西勒紧人的胃袋，把食欲搞没了。不过一旦习惯也就不在话下了。再说不好好填饱肚皮，照看病人也无从谈起，真的。爷爷、奶奶、妈妈、爸爸，四个人的病是我一直照看下来的，经验丰富着哩。要是遇到意外，下顿饭吃不上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能吃的时候务必吃饱喝足才行。”

“有道理。”我说。

“亲戚来探望的时候，不也一起在这里吃饭嘛，结果他们也都吃一半就放下筷子，和你同样。见我吃得干干净净，就说‘绿子这么好胃口，我可难受得根本吃不下东西’。问题是，看护的是我呀，这可不是闹着玩。别人偶尔来一趟，充其量不过是同情！接屎接尿接痰擦身子都是我一个人干。要是光同情就能解决屎尿，我可以比他们多同情五十倍。尽管这样，他们见我吃饭吃得一点不剩，都拿斜眼珠看我，说什么‘绿子这么好胃口’。在他们心目中，大概我是头拉车的傻驴。一个个老大不小的，干嘛那么不通情达理，那些人？嘴皮子上说什么都轻巧得很，关键是能不能给端屎端尿。我有时也伤心，我有时也筋疲力尽，我有时也恨不得大哭一场。本来已无可救药，医生们却聚在一起把脑袋掀开搅来拌去，而且不知要重复多少次，越重复就越恶化，神经也给弄得莫名其妙——这种情况你一直守在眼前看着试试，根本吃不消，吃不消的。还有，存款也一天比一天少了，往后这三年半大学我能不能读完都在两可之间，姐姐在这种状况下婚礼都办不成。”

“你一星期来这儿几天？”我问。

“四天。”绿子说这里原则上是特级护理，但实际上光靠护士也干不过来。那些人的确尽心尽力，但人手不够，而要做的事又堆成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无论如何都得有家人来陪。姐姐要管店里的事，就只好由我找课余时间来。就算这样姐姐每星期也还是得来三天，我四天。又要见缝插针地去幽会，我们超负荷运转啊！”

“既然忙成这样，为什么还时常找我？”

“喜欢和你在一起呀。”绿子摆弄着空塑料茶杯说。

“你一个人去附近散散步吧，两个小时。”我说，“你父亲我来照看一会。”

“为什么？”

“最好离开一会医院，一个人轻松轻松。别和任何人说话，脑袋里什么都不要想。”

绿子略一沉吟，点头说：“倒也是，或许这样好些。不过你懂得做法吗？就是护理方法？”

“看了，大致差不多少：确认点滴、给水喝、擦汗、取痰、尿壶在床下、肚子饿了给吃午间剩的东西。其他不明白的问护士。”

“知道这些差不多也就可以了。”绿子微笑着说，“只是，他脑袋已开始不大正常，常说怪话，叫你摸不着头脑。要是说了，可别太往心里去。”

“没问题。”我说。

返回病房，绿子对父亲说自己有点事稍出去一下，这时间里由我照料。她父亲对此似乎没什么想法，或者根本没理解绿子说的也有可能。他仰面躺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天花板，若非不时眨巴一下，说死了都有人信。眼睛如同喝得烂醉一般充满血丝，深呼吸的时候，鼻翼微微鼓胀。他已经全然动弹不得，无论绿子说什么都无意回答。他那混沌的意识底下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我无法推测。

绿子走后，我也想对他说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怎么说好，终于未能开口。不大工夫，他闭上眼睡了过去。我坐在他枕旁的椅子上，一边祈祷他千万别就这样死去，一边观察他不时一鼓一鼓的鼻翼，并且思忖，要是这人在我陪伴的时间里溘然长逝，那可真富有戏剧性了——我同他刚刚初次见面，把我和他联结起来的是绿子，而绿子同我的关系不过同在一班学“戏剧史Ⅱ”罢了。

好在他还算不得临终，只是昏昏沉睡。我把耳朵凑近他的脸，尚可听见微弱的喘息声。于是我放下心来，同旁边那位太太搭话。她似乎以为我是绿子的恋人，对我说的尽是绿子。

“那孩子，真是好样的。”她说，“照顾父亲照顾得可周到了，对人热情，脾气又好，心眼转得快，又有主意，还一副俏模样。你呀，可得好好待她，千万撒手不得，上哪儿找那么好的女孩子家。”

“好好待她。”我适当地应了一句。

“我家也有个二十一岁的女儿，还有个十七岁的儿子，可医院里压根儿见不到两人的影儿。一有时间就去冲浪呀幽会呀，反正不知跑到哪里厮混去了，简直不成样子。要钱花嘛，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就一溜烟不见人了。”

一点半时，那太太说去买点东西，离开了病房。两个病人都睡得很实。午后柔和的阳光泻满房间，我也不由得在椅子上昏昏欲睡。窗边桌上的花瓶里插着黄白两色菊花，告诉人们已是秋天时节。病房里荡漾着午间原封不动剩下来的炖鱼的腥味儿。护士们依然“咯噔咯噔”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交谈声听起来分外清脆悦耳。有时她们也进病房看看，见两名患者都在沉睡，便向我可爱地微微一笑，转身消失了。我想读点什么，但病房里一无书刊二无报纸，唯有日历挂在墙上。

我想起直子。想她那全身只剩一个发卡的裸体，想她那腰间的曲线和毛丛的暗影。为什么她在我面前脱光身子呢？莫非直子那时处于梦游状态不成？抑或仅仅是我的幻觉呢？时间越是流逝，那狭小的天地越是远离开去，我便越是怀疑那天夜里发生的是否真有其事。若以为是幻觉便似乎是幻觉，但就幻觉而论，细节又过于宛然在目，而如果确有其事，又过于完美无缺——无论直子的形体还是明月的银辉。

绿子父亲突然睁开眼睛，开始咳嗽，我的思路就此中断了。我用纸巾接下痰，拿毛巾擦他额头的汗。

“喝水吗？”我问道。

他点了一下大约四毫米幅度的下颏。我拿起小小的玻璃壶，慢慢往他嘴里倒一点点。那干巴巴的嘴唇顫抖一下，喉咙上下动了动，终于把壶里的温水全部喝了。

“还喝吗？”我问。

我见他似乎想说什么，便把耳朵凑过去，只听他用干涩而微弱的声音说“可以了”。那声音比刚才还要干涩，还要微乎其微。

“不吃点什么？肚子饿了吧？”我又问。

绿子父亲再次略略点了下头。我便学绿子的样子，摇动手柄把床头升高，用汤匙交替舀起蔬菜羹和炖鱼肉，一口口喂他，花了好长时间才吃去一半。然后他微微摆下头，仿佛说可以了。他的头摆得的确十分十分轻微，可能摆动得大会引起头痛。我问水果如何，他说不要。我拿毛巾给他擦擦嘴，重新把床放平，把碟碗放到走廊里。

“好吃么？”我试着问。

“不好。”他说。

“嗯，的确不像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笑道。

这位父亲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看，眼神有些迷惘，似乎不知是睁开还是闭上好。我陡然想起，他可能不晓得我是谁。但同绿子在时相比，他倒像是和我单独在一起更轻松一些，或许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了，果真如此，对我可谓求之不得。

“外头好天气，好得很。”我坐在圆椅上，架起腿说，“秋天，星期日，天气又好，去哪里都人山人海。这种日子还是这样在房间里闲聊再好不过，免得辛苦。到人堆里挤来挤去，只落得浑身疲劳，空气又糟糕。星期天我差不多总是洗东西，早上洗，晾到楼顶天台去，傍晚收回，一件一件熨好。我不讨厌熨衣服。眼看着皱皱巴巴的东西变得平平展展，心里那个舒坦劲儿就别提了，真的。说起熨东西，我还真有两手咧。当然喽，刚开始那阵子不行，简直不像话，咳，反倒弄得除了皱纹没别的。可过了一个月后，就上手了。这么着，对我来说，星期天就成了洗东西熨东西的日子。今天是不成了，遗憾呐，这么大好的洗衣服天气。”

“不过也不要紧，明天早点起来再干就是，用不着介意。反正星期天也没其他要干的事。

“明天一早洗完衣服晾好，十点钟去上课。这门课同绿子一起上，是‘戏剧史Ⅱ’，眼下正讲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您知道吗？是古希腊人，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并称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据说最后在马其顿被狗吃了，但也有别的说法。这是说欧里庇得斯，我倒更喜欢索福克勒斯。这恐怕是各有所好的问题，很难说是因为什么。”

“他戏剧的特征是各种各样的事物一古脑儿搅在一起，人在里边根本施展不开身手。明白么？就是很多人一齐出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况、缘由和道理，每个人都在追求自以为是的正义与幸福。这倒可以理解。但所有人的正义都大行其道、所有人的幸福都圆满获得，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出现。后来你猜怎么样，解决起来倒也非常简单：最后神粉墨登场，整顿交通秩序，发号施令：你去那边，你来这里，你和他一起，你先在那里老实呆着别动！就像中间调解人一样。结果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完毕。神的名字叫解围之神。欧里庇得斯戏剧里经常出现解围之神。也就在这点上对欧里庇得斯的评价存在分歧。”

“要是现实世界中也有解围之神出现，那该有多妙啊！每当遇到难处进退不得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飘然降下，一一给排忧解难——再没比这更开心的事了。总而言之这就是所谓‘戏剧史Ⅱ’，我们在大学里学的大致就是这种东西。”

我说话的时间里，绿子的父亲一声未吭，目光迟滞地看着我。至于我说的他是否多少有所理解，从那眼神中是无从判断的。

“好了。”我说。

说罢这些，肚子一下瘪了下来。早餐几乎颗粒未进，午间套餐也只吃了一半。我着实后悔午间没好好吃饭，但后悔也无济于事了。我找了放东西的地方，看有什么可吃的没有。里面只有紫菜罐、无花果糖和酱油。纸袋里有黄瓜和葡萄柚。

“肚子饿了，把黄瓜吃掉可以么？”我问。

绿子父亲什么也没说。我去洗脸间把三根黄瓜洗了，往碟子里倒了点酱油，用紫菜卷起，蘸酱油“咔嚓咔嚓”咬起来。

“好吃好吃，”我说，“质朴、新鲜，散发着生命力的清香，比什么猕猴桃地道得多。”

吃罢一根，又抓起第二根。整个病房都响起“咔嚓咔嚓”的令人愉悦的声声脆响，连皮吃完两根黄瓜，我才总算缓过一口气，之后用走廊里的煤气炉烧了点水，沏茶喝起来。

“不喝点果汁或水什么的？”我问。

“黄瓜。”他说。

我由衷地一笑：“好好，卷紫菜么？”

他略一点头。我又把床头升高，用水果刀把黄瓜切成容易吞食的形状，卷上紫菜，蘸点酱油，用牙签扎起，递到他嘴里。他几乎没改变表情地反复咀嚼不止，吞了下去。

“怎么样，好吃吧？”我问。

“好吃。”他说。

“吃东西香是好事，是有生命力的证据。”

终于，他吃了一整根黄瓜。吃完后想喝水，我又拿起小水壶让他喝了一点。喝罢水说要小便，我从床下拿出尿壶，把口对准他的阳物。我去厕所倒出小便，把壶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折回病房喝没喝完的茶。

“心里舒服些吧？”我试着问。

“稍微。”他说，“头。”

“头有点痛？”

他露出一丝苦相，似乎说是的。

“刚做完手术，不可能不痛。我没做过什么手术，不晓得是什么滋味。”

“票。”他开口道。

“票？什么票？”

“绿子。”他说，“票。”

我弄不清是什么意思，无言可对。他沉默片刻，然后又说了句“拜托了”——确实像是“拜托了”。他毅然睁开眼睛，定定地注视我的脸，看样子想对我诉说什么，但内容我无从琢磨。

“上野，”他说，“绿子。”

“上野车站么？”

他微微点头。

“票，绿子，拜托了，上野车站。”我试着归纳，但根本不知所云。我猜想他可能神志有些模糊，但其眼神却要比刚才坚毅镇定得多。他抬起那只没打点滴的胳膊，朝我伸来。这举动对他显得相当吃力，手在空中哆嗦不止。我于是站起身，握住他那皱皱巴巴的手掌。他有气无力地回握了一下，重复道：“拜托了。”

我说票也好绿子也好我都一定尽心尽力，只管放心好了。他这才放下手，如释重负地合上双眼，发出睡觉的声息。我确认他还活着，便出去烧水，接着啜茶。我发觉自己对这位命在旦夕的瘦小男子开始怀有类似好感的感情。

此后不大一会，邻床的那位太太回来，问我要不要紧，我答说不要紧的。他丈夫也均匀地喘息着，似乎睡得很香甜。

时过三点，绿子返回。

“在公园放松了好一大阵子。”她说，“照你说的，独自一人，什么也不说，让脑袋处于真空状态。”

“如何？”

“谢谢。觉得痛快多了。虽说还有点乏力，但身上比刚才轻松好多。我，好像比我自己想的还要疲劳。”

绿子父亲睡得很熟，又没别的事可干，我们便从自动售货机里买来咖啡，拿去电视室喝着。我向绿子一五一十汇报了她不在时发生的事：睡得很实，欠身吃了一半午间剩的食物，看见我吃黄瓜他也说想吃，就吃了一根，小便，睡了。

“渡边君，你这人真有两下子！”绿子感激地说，“为了叫他吃东西，大家费了不知多少劲，你却连黄瓜都让他吃了，真是难以相信，嗬！”

“为什么我倒不知道，大概是看我吃黄瓜吃得很香的缘故吧。”

“或者你有一种让人心里坦然的能力也未可知。”

“不见得。”我笑道，“说反话的人多的是嘛。”

“觉得我父亲怎么样？”

“喜欢。虽然没怎么交谈，但总觉得他人很不错。”

“老实？”

“非常。”

“一星期前可凶着哩。”绿子摇头说，“脑袋有点不正常，大发睥气。往我身上扔茶杯，骂我混账东西，死了算了。这种病往往这样的。也不知是为什么，反正有时候专门跟人过不去，我母亲那时候也这样。你猜母亲对我说什么来着？说我不是她生的，看我最最不顺眼。听得我眼前顿时漆黑一团。这就是这种病的特点。什么东西在压迫大脑的某一部位，让人心烦意乱，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这个我也明白的，虽说明白，也还是伤感情，人家这么拼死拼活地照料，却还要听这些话，心里憋屈透了。”

“能理解。”我说。随即我想起绿子父亲说的叫我摸不着头脑的话来。

“票？上野车站？”绿子说，“怎么回事呢？不好明白。”

“还说‘拜托了’‘绿子’。”

“怕是拜托我的事吧？”

“也许要我去上野车站为你买票。”我说，“总之这四个词的顺序挺不好安排，弄不清含义。上野车站方面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事？”

“上野车站……”绿子沉思着。“上野车站能想得起来的，不外乎两次离家出走的事。那还是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时候，两次都是从上野乘电车到福岛去，从自动取款机里取的钱。是一件什么事把我惹火了，赌气去的。福岛有我伯母，我挺喜欢那位伯母，就跑了去。这一来，父亲就赶去福岛把我领回。两人乘上电车，吃着盒饭返回上野。那时候，父亲向我说了很多话，尽管十分不连贯。他讲了关东大地震，讲了战争，讲了我出生前后，都是平时没怎么提起过的事情。想来，我和父亲两人单独那么心平气和地交谈，恐怕只那一次。嗯，你能相信？我那位父亲，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在东京市中心居然连发生地震都没察觉到。”

“不至于吧。”我不禁讶然。

“这还能假，真的。父亲说，当时他正蹬自行车，后面挂个小拖车在小石川一带赶路，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家一看，见周围房上的瓦都掉了下来，家人正抱着柱子簌簌发抖。父亲居然莫名其妙，还问‘你们干什么呢，到底？’这就是父亲对关东大地震的回忆。”说到这里，绿子笑了，“父亲对往事的回忆都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波澜起伏，都好像缺东少西，平淡得很。听他那么一说，觉得这五六十年来日本似乎没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无论二•二六事件还是太平洋战争，你若提起来，他便说那大概是有过的。好笑不？”

“从福岛回上野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地讲的就是这些，而且最后总忘不了补上这么一句：去哪里都一样，绿子。给他那么一说，也就以为可能真是那样，小孩子嘛。”

“这就是上野车站的回忆？”

“是啊。”绿子说，“你也离家出走过？”

“没有。”

“为什么？”

“没想到离什么家。”

“你这人真够特殊。”绿子歪着头，不无钦佩地说。

“或许。”

“不过，反正我想父亲是想说把我拜托给你。”

“真的？”

“不错。这事我十分清楚，凭直感。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放心好了，没关系，绿子也好票也好我尽心尽力就是，没关系的……”

“那么你是向父亲说定了？说定关照我？”绿子说着，神情认真地凝视我的眼睛。

“不是那么回事。”我慌忙分辩，“那时分析不出是什么意思……”

“别害怕，开玩笑，只是逗逗你。”绿子笑道，“你这种地方实在可爱得很。”

喝完咖啡，我和绿子折回病房。她父亲还在酣睡，凑上耳朵听听，尚在微微喘息。随着午后时间的推移，窗外阳光的色调变得柔和而沉静，一派秋日气息。小鸟成群结伙地飞来，落在电线上，又一忽儿飞去。我和绿子两人并坐在屋角处，压低声音说个不止。她看了我的手相，预言我能活到一百五十岁，结婚三次，最后死于交通事故。我说这一生还算不赖。

时过四点，她父亲醒来。绿子坐在枕旁，擦汗、喂水，问头痛好些没有。护士进来量体温，询问小便次数，确认点滴情况。我到电视室，坐在沙发上稍微看了一会足球比赛的转播。

“我得走了。”五点时我说，转而对她父亲解释，“现在得赶去打工，六点到十点半在新宿卖唱片。”

他朝我转过眼睛，略略点下头。

绿子把我送到大厅，说：“渡边君，现在我也表达不好，反正今天太感激你了，谢谢。”

“我也没做什么呀。”我说，“要是我来有用，下星期再来就是。也想再见见你父亲。”

“当真？”

“反正呆在宿舍里也没什么事，来这里还有黄瓜吃。”

绿子抱着双臂，脚跟用力地磕着漆布地板。

“下次真想两人再喝酒去。”她稍稍歪起脖子说。

“色情电影呢？”

“看完色情电影就去喝。”绿子说，“再像往常那样，两人说上一大堆脏话。”

“我可不说，你说好了。”我抗议道。

“随你便。反正边说那种话边放开肚皮喝酒，喝它个烂醉如泥，抱在一起睡觉。”

“往下就可想而知了。”我叹了口气，“我若是真干，你会拒绝的吧？”

“哪里。”她说。

“好了，总之你仍像今早那样去接我就是，下个星期。再一块儿来这里。”

“裙子穿条长点的？”

“嗯。”我应道。

但下星期日我终究没去成医院，绿子父亲在星期五早上就已经去世了。

那天早晨六点半，绿子打电话来通知我。告知来电话的蜂鸣器一响，我赶紧在睡衣外披上羊毛衫跑下门厅，拿起听筒。外面无声无息地下着冷雨。绿子声音低沉地说她父亲刚才死了。我问有什么需我帮忙的没有。

“谢谢，没什么。”绿子说，“我们对葬礼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想告诉你一声。”

她发出一声叹息——应该是叹息。

“葬礼你别来。我不喜欢的，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见你。”

“明白了。”我说。

“真是领我去看色情电影？”

“当然。”

“可要挑黄得不得了的哟！”

“留心找找看，专找那样的。”

“嗯，我来跟你联系。”绿子说罢，挂断电话。

然而那以后的一周时间里，没得到她任何联系。学校教室里没有见到，也没电话打来。每次回到宿舍，我都注意看有没有自己的留言条，找我的电话却一次都没有。一天夜里，为了履行诺言，我开始想着绿子手淫，但总觉得上不来兴致。无奈，便中途换成直子，结果还是没多大效用。于是我感到自己有些傻气，索性作罢，而后喝了口威士忌，刷牙睡觉。

※

星期日上午，我给直子写信，信中写了绿子的父亲。我写道：自己去探望一个同班女生的父亲，大吃大嚼了那里剩的黄瓜，结果对方也想吃，一点一点地吃了一根。不料五天后的早上，他去世了。自己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咬黄瓜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脆弱声响，看来人的死总会给人留下奇妙的回忆。

我继续往下写：“早上一睁眼醒来，我就在床上想你、玲子和那鸟舍，想孔雀、鸽子、鹦鹉、火鸡以及小兔，也记得下雨那天早晨你们穿的带头罩的黄色雨衣。在温暖的被窝里想你是十分惬意的事。恍惚觉得你就在我的身边，弓着身子睡得很熟很熟。倘若这是真的，那该多美呀！我想。”

“尽管我有时寂寞难耐，但基本上还是活得蛮有兴味的。如同你每天早上照看小鸟和在田里做活一样，我每天早晨也都上紧自身的发条。爬起床就刷牙、刮胡子、吃早餐、换衣服、走出宿舍大门。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一般要‘咔咔’拧三十六下发条，并且想：好，今天要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生活！我本身倒未注意，别人告诉说近来我常常自言自语，或许是一边上发条时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吧。”

“见不到你固然是痛苦的，但倘若没有你，我在东京的生活将更不堪忍受。正因为一清早我就在床上想你，我才下决心拧紧发条，自强不息地生活下去。如同你在那边自强不息一样，我在这里也必须自强不息。”

“但今天是星期日，不用拧发条。早上洗罢衣服，现在正在房间给你写信。写完这封信，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傍晚之前便没事可做了。星期日我不学习。平时我已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扎扎实实下了不少功夫，因此星期日无事可干。周日的下午是安静而平和的，也是孤独的。我一个人看看书、听听音乐，有时也逐一回忆你在东京时星期日咱俩行走的路线。你穿的衣服也清楚得如在眼前。星期日的下午我确实能记起很多东西。”

“代向玲子问好。每当夜晚来临，我就不胜怀念她的吉他。”

写完信，我把它投进二百米远处的邮筒里，然后在附近一家面包店买来夹鸡蛋的三明治和可口可乐，坐在公园凳子上当午饭吃。公园有少年棒球比赛，我就袖手观战，借以消磨时间。天空随着秋意的渐浓，愈发变得寥廓澄澈、一碧万里。蓦然举头望去，只见两架飞机拖着电车钢轨般的气流向西方笔直地平行飞去。我拾起滚到我脚边的界外球扔还过去，孩子们挥帽称谢。像大多数少年棒球队那样，他们玩的也几乎都是四球和盗垒。

到了下午，我便返回房间看书，精神集中不到书上的时候，就望天花板，想绿子，揣度那位父亲是否真的想说把绿子拜托给我。当然，已经无法晓得他话里的真正含义了。恐怕他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不管怎样，他已经在那个冷雨飘零的星期五早晨魂归泉路，其心曲已无从确认了。在我的想象里，死时的他可能蜷缩得愈发瘦小，而后在高温炉里化为灰烬。他身后留下来的，只有那家位于商店街中间的不甚起眼的书店和两个女儿——至少其中一个还有些神神经经的味道。我想，他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呢？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在那颗被切开的混沌脑袋的折磨下，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我的呢？

如此围绕绿子父亲思来想去的时间里，胸口渐渐产生一种堵塞沉闷之感，便提早把天台上晾的衣服收回，跑去新宿逛街来打发时间。嘈杂的周日街头使我的心头舒展开来。我在通勤电车一般拥挤不堪的纪伊国屋书店里买了一本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然后挑一家听起来声音开到尽可能大的爵士酒吧走进去，一边听奥内特•科尔曼和巴顿•帕维尔洛的唱片，一边喝又热又不好喝的咖啡，翻看刚买的书。五点半时，合上书，出门吃了简单的晚饭。我不由心想：这样的星期日以后将重复几十次、几百次吧？“安静的、平和的、孤独的星期日”——我出声说道。星期日我是不上发条的。

[1] 英语，大意是：当你是个陌生人时，别人也会陌生。

[2] Case study：事例分析。事例研究方法。

[3] 寿司：日本特有的一种食品。把米饭用醋和盐调味，再拌上或卷上鱼肉、蔬菜或紫菜制成。

[4] 珎猴桃的发音在日语中同黄瓜相似。

第八章

这星期刚过一半，手心被玻璃片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其实唱片架上的一块玻璃档格早已经打裂，而我没注意到。血流得很多，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居然一滴接一滴地滴落下来，把脚前的地板染得红红的一片。店长拿来好几条毛巾，代作绷带紧紧缠住，旋即拿起电话，询问晚间也开业的急诊医生在什么地方。这人虽说不地道，但处理起这种事来却十分麻利。幸好医院就在附近，去的路上血已把毛巾里外染透，涌出的血滴在柏油路面上。人们慌忙闪开路，大概他们以为是打架打伤的。痛倒不觉得怎么痛，只是血接二连三流个不止。

医生丝毫不当回事地取下浸透血的毛巾，勒紧手腕，止住血，给伤口消毒，用针缝合，告诉说明天再来。返回唱片店，店长说：“你回去吧，算你出勤。”我便乘公共汽车回到宿舍，拐去永泽房间。一来由于受伤的缘故，心情有些亢奋，想找人聊聊，二来觉得好长时间都没见他了。

他在房间，正在边喝易拉罐啤酒边看电视里的西班牙语讲座。见我手包着绷带，问我怎么搞的。我说受了点伤，不要紧的。他问我喝不喝啤酒，我说不喝。

“马上就结束，等等。”永泽说完，便练习起西班牙语的发音。我自己动手烧水，用袋装茶泡了红茶来喝。一位西班牙女子朗读例句：“这么厉害的雨还是头一次，巴塞罗那有好几座桥被冲跑了。”永泽自己也读那例句，发完音后，“好凶的例句，”他说，“外语讲座的例句怎么会是这类货色，荒唐！”

西班牙语讲座结束后，永泽关掉电视，从小冰箱里又取出一瓶啤酒喝起来。

“不打扰你么？”我问。

“我？有什么好打扰的，正无聊着呢。真的不要啤酒？”

我说不要。

“对了对了，上次那场考试发榜了，中了。”永泽说。

“外务省考试？”

“嗯。正式名称叫外务公务员录用考试。滑稽吧？”

“祝贺你！”我伸出左手同他握手。

“谢谢。”

“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噢，倒是理所当然。”永泽笑道，“不过，正式定下来毕竟是好事，不管怎么说。”

“出国吗，报到以后？”

“不。开始第一年是国内进修，接下去就要被派往国外了。”

我啜着红茶，他津津有味地喝着啤酒。

“这电冰箱，要是你不嫌弃，我搬出这里时就给你好了。”永泽说，“想要吧？有这家伙可以喝冰镇啤酒。”

“可以的话自然求之不得。不过你也要用吧？反正都要在公寓里生活。”

“别说糊涂话了。离开这鬼地方，我要买台大冰箱，过过豪华生活才是，在这寒酸地方已足足熬了四年嘛！凡在这里用过的东西，我一概不想再看第二眼。统统奉送，电视也罢，暖水瓶也罢，收音机也罢，只要你喜欢。”

“噢，什么都可以的。”我说，随后拿起桌上的西班牙课本看了看。“开始学西班牙语了？”

“嗯。语言这东西还是多学一种有好处，再说这是我天生的拿手好戏。法语也是自学的，几乎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和玩一个道理，只要摸到一条规律，往下任凭多少都是一个模式。喏，和搞女人也是一码事。”

“你这生活态度倒是蛮会反省的嘛。”我挖苦道。

“对了，下次一起吃饭去好么？”永泽说。

“莫不是又去勾引女人？”

“不不，这回不是，纯属吃饭。加上初美，三个人去饭店聚餐，庆祝我即将上任。尽量去高级地方，横竖老头子掏钱。”

“若是那样，和初美两人单独去岂不更好？”

“还是有你在快活些，对我也好，对初美也好。”

得，得，我想。这一来，不是同木月、直子那时候如出一徹了？

“饭后我去初美那里过夜，饭还是三人一块儿吃。”

“噢，要是你们二位都觉得那样合适，我奉陪就是。”我说，“不过，初美的事你怎么办呢？进修之后要出国工作，几年也回不来吧？她可如何是好？”

“那是初美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不明白什么意思。”

他把脚搭在茶几上喝着啤酒，打了个哈欠。

“就是说，我没有同任何人结婚的念头。这点对初美也说得明明白白。所以嘛，初美如果想同某人结婚也是可以的，我不干涉；要是不结婚而想等着我，那她就等。就这个意思。”

“呃——”我不由得佩服起来。

“你认为我不近人情吧？”

“是啊。”

“社会这东西，从根本上就是不公平的。这不能怪我，本来就是这样。我可是一次都没有骗过初美。在这个意义上，我这人是可谓不近人情，我早已告诉她，如果不愿意，那就各奔东西。”

喝罢啤酒，永泽叼上一支烟，点燃火。

“你对人生没有产生过恐怖感？”我问。

“我说，我并不那么傻。”永泽说，“固然，有时也对人生怀有恐怖感，这也是理所当然！只是，我并不将它作为前提条件来加以承认。我要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不达到极限绝不罢休。想拿的就拿，不想拿的就不拿，就这样生存下去。不行的话，到不行的时候再另行考虑。反过来想，不公平的社会同时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

“这话像是有些我行我素的味道。”我说。

“不过，我并不是仰脸望天静等苹果掉进嘴里，我在尽我的一切努力，在付出比你大十倍的努力。”

“恐怕是的。”我承认。

“所以，有时我环顾世人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家伙为什么不知道努力呢？不努力何必还牢骚满腹呢？”

我惊讶地看着永泽的脸：“在我的印象中，世上的人也都在辛辛苦苦拼死拼活地忙个没完，莫不是我看错了？”

“那不是努力，只是劳动。”永泽断然说道，“我所说的努力与这截然不同。所谓努力，指的是主动而有目的的活动。”

“举例说，就是在职业确定之后其他人无不只顾庆幸的时间里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是这样的吧？”

“正是这样。我要在春天到来之前完全掌握西班牙语。英语、德语和法语早已会了，意大利语也基本可以。如果不努力，这些能得到吗？”

他吸着烟，我则想起绿子的父亲。我想绿子的父亲恐怕从来就未曾想过要开始学什么西班牙语，恐怕根本就未曾考虑过努力和劳动的区别在哪里。他恐怕太忙了，忙得来不及考虑这样的事情。工作本身就忙，又得跑去福岛领回离家出走的女儿。

“吃饭的事，这个星期六如何？”永泽问道。

“可以。”我说。

永泽选的饭店位于麻布后面，是一家安静而高雅的法国风味餐馆，永泽道出姓名后，我们被领到里面的单间。房间不大，墙上挂有十五六幅版画。等初美的时间里，我们边喝美味的葡萄酒边谈论康拉德的小说。永泽身穿显然相当高级的灰色西装，我穿的则是普通的海军蓝便上装。

过了十五分钟，初美赶来了，妆化得相当精心，一对金耳环，一身漂亮的深蓝色连衣裙，脚上一双式样别致的红色船形皮鞋。我夸她连衣裙的颜色好，她教给我说是“midnight blue”[1]。

“好气派的地方。”初美说。

“父亲每次来东京都在这里吃饭，还领我来过一次。其实我不大喜欢这种过分考究的吃法。”永泽说。

“瞧你，偶尔吃一次也不坏嘛。是吧，渡边君？”初美说道。

“嗯。只要不用自己掏腰包。”

“老头子差不多每次都带女的一块儿来。”永泽说，“他在东京有女人。”

“真的？”初美问。

少顷，侍者走来，我们要了菜，先点了冷盘和汤，主菜永泽点了烤鸭，我和初美点了鲈鱼。菜上得非常之慢，我们边喝葡萄酒边聊天。永泽首先讲起外务省考试的事。他说应试者几乎全是扔进无底泥潭也不足惜的废物，不过其中也有几个正路货。我问那比率同社会上的相比孰高孰低。

“一样，还用说。”永泽一副毋庸置疑的神色，“这种比率，哪里都一样，一成不变。”

葡萄酒喝完，永泽又要了一瓶，另外为自己要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

接着，初美谈起准备介绍给我的女孩子。这是初美同我之间永恒的话题。她很想把“课外活动小组一个极其可爱的低年级女孩”介绍给我，而我总是躲闪惟恐不及。

“确实是个好孩子，人又漂亮。下回领来谈一次，保准你一见钟情。”

“不行不行。”我说，“同你那所大学的女孩子交往，我是太穷困潦倒了。囊空如洗，如何谈得拢。”

“哎哟，没那事儿。那女孩淡泊得很，根本不会介意。”

“那就见一次算了，渡边。”永泽说，“又不是非干不可。”

“那自然。动手动脚还得了，人家可是黄花闺女。”

“像你以前一样。”

“嗯，像我以前一样。”初美莞尔一笑，“不过，渡边君，穷也罢富也罢，跟这没什么关系。确实，班里有好几个神气活现的阔女孩，其余像我们都不过普普通通，午间在学生食堂吃二百五十元的套餐……”

“我说初美，”我插嘴道，“我那学校食堂的套餐，分A、B、C三等，A一百二十元，B一百元，C八十元。我偶然吃一次A，大家还没好眼色瞅我。C都吃不起的家伙，就只好吃六十元的中国汤面。这么一所学校，你说能谈得来？”

初美大笑起来：“太便宜了，我去吃一次怎么样。不过，渡边君，你人不错，肯定能和她情投意合。她也未见得就不喜欢一百二十元的套餐。”

“不至于吧。”我笑道，“其实哪个人也谈不上喜欢，都是迫不得已的。”

“别用那种眼光看待我们，渡边君。就算是一所花枝招展的千金学校，认真对待人生对待生活的女孩也还是不在少数。别以为每个女孩都愿意同开赛车的小伙子交往。”

“这我当然明白。”我说。

“渡边有喜欢的女孩。”永泽开口道，“可这小子就是只字不提，嘴巴牢得很。简直是个谜。”

“真的？”初美问我。

“是真的，不过谜倒谈不上。只是事情非常复杂，很难三言两语说清。”

“莫非是见不得人的恋爱？嗯，让我参谋参谋好么？”

我端起酒杯，掩饰过去。

“如何，我说他嘴巴牢嘛。”永泽边喝第三杯威士忌边说，“这家伙一旦决定不说，就绝对守口如瓶。”

“遗憾呐。”初美把熏鱼切成小块，用叉子送进嘴里，“要是那女孩和你处得顺利，我们原本可以来个双重约会的。”

“喝醉了还能相互交换。”永泽说。

“别说怪话。”

“怪什么，渡边喜欢你的嘛。”

“那和这是两回事。”初美声音沉静地说，“他不是那类人，对自己的东西十分珍惜，这我看得出来。所以我才想给他介绍女孩子。”

“我同渡边可是玩过一次换女孩游戏的哟，以前。喂，不错吧？”永泽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喝干威士忌，叫再上一杯。初美放下刀叉，用餐巾轻轻擦下嘴，然后看着我的脸问：

“渡边君，你真做那种事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没有做声。

“你就交待嘛，那有什么。”永泽说。

我意识到情况不妙。一喝起酒，永泽往往变得居心不良。况且，今晚他那居心不良并非对我，而是针对初美的。这点显而易见，作为我就更加居中为难了。

“我很想听听，怕是有趣得很。”初美对我说。

“喝醉的关系。”我答道。

“没什么，不必顾虑，又不是要责备你。我只是想听听是怎么回事。”

“在涩谷一家酒吧同永泽君喝酒的时候，和两个搭伴来的女孩子混熟了，两人都在一所短期大学念书。对方也挺有意的，后来一起进到附近一家旅馆。开的房间我同永泽君是隔壁，结果半夜时他来敲我的门，说‘喂，渡边，换女孩喽’，我就去他那里，他到我这来。”

“女孩也没生气？”

“她俩也都醉醺醺的。再说怎么都无所谓，即使作为她们。”

“那么做也是有那么做的原因的。”永泽说。

“什么原因？”

“那对女孩，实在天地之差。一个如花似玉，一个简直奇丑无比，我觉得这有失公道。就是说，我要的是漂亮的，对不住渡边，所以才交换一下。对吧，渡边？”

“啊，是的。”我说。

“不过说实话，我倒蛮喜欢那个不漂亮的。说话风趣，性格也好。我和她完事后，躺在床上谈得相当开心。正说着，永泽说要交换。我问她同意不同意，她说也罢，要是你愿意的话。”她大概以为我很想那漂亮的女孩。

“开心？”初美问我。

“交换的事？”

“反正那一切。”

“也不怎么开心。”我说无非干罢了。那样跟女孩睡觉，谈不上有什么特别开心的。”

“那又何苦？”

“是我拉他去的。”永泽说。

“我问的是渡边君。”初美斩钉截铁，“何苦做那种事？”

“有时候非常想同女孩子睡觉。”我回答。

“既然有意中人，那么不能同她想想办法？”初美沉吟一下说。

“这里边很复杂。”

初美叹息一声。

这时门开了，侍者端菜进来。永泽面前摆的是烤鸭，我和初美面前各放上一盘鲈鱼，盘里盛有加热过的蔬菜，上面淋有调味汁。侍者退下后，又只剩下我们三人。永泽用刀切开烤鸭，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喝口威士忌，我尝了尝菠菜，初美则没有动手。

“渡边君，具体缘由我倒不清楚，不过我想那种事不适合你做，你做不合适，是不是？”初美说着，把手放在桌面上，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脸。

“是啊，”我说，“我也常那样想。”

“那为什么不改呢？”

“有的时候需要得到温暖。”我老实回答，“如果没有体温那样的温暖，有时就寂寞得受不了。”

“总之我想就是这样，”永泽插嘴道，“渡边虽说有他喜欢的女孩，但由于某种缘故干不了，所以只好在别人身上发泄性欲。这又有什么不好，情理上也说得通嘛！总之不能整天闷在屋子里不停地手淫吧？”

“不过，如果你真心喜欢她，还是可以忍耐的吧，渡边君？”

“或许。”说着，我叉起一块淋有奶油柠檬酱的鲈鱼肉，放进嘴里。

“你无法理解男人性欲那种东西。”永泽对初美说，“举例说吧，我和你相处了三年，在这期间我同不少女人睡过觉。但对那些女人，我却什么都不记得。既不知道姓名，又不记得长相。而且和任何人都只睡一次，见面，干，分手，如此而已。这有什么不妥？”

“我不能忍受的是你那种傲慢态度。”初美平静地说，“问题不在于你同女人睡不睡觉。我从来就没有认真计较过你的拈花惹草，是吧？”

“也不是你所说的拈花惹草，仅仅是一种游戏，谁也不受伤害。”永泽说。

“我受伤害。”初美说，“为什么光有我还不够？”

永泽摇晃着威士忌酒杯，默然良久：“并非不够，这完全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体内有一种类似饥渴的感觉，总在寻求那种东西。如果你因此而受到伤害，我觉得很抱歉。决不是什么光有你不够。我这个人只能在渴望下生活，不那样不成其为我，有什么办法呢！”

初美总算拿起刀叉，开始吃鲈鱼：“只是，你至少不该把渡边君拉进去。”

“我和渡边有相似的地方。”永泽说，“他和我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只不过在傲慢不傲慢上有所差别。自己想什么、自己感受什么、自己如何行动——除此之外对别的没有兴趣，所以才能把自己同别人分开来考虑。我喜欢渡边也无非喜欢他这一点。只是他这小子还没有清楚地认识这点，以致感到迷惘和痛苦。”

“不迷惘和痛苦的人哪里能找得到！”初美说，“或者说你从来没有迷惘和痛苦过？”

“我当然也迷惘也痛苦，只是可以通过训练来减轻。就拿老鼠来说，如果让它触电的话，它也要设法使自己少受损害。”

“可老鼠并不恋爱。”

“老鼠并不恋爱。”永泽重复一句，然后看了看我，“好！听一段音乐如何？管弦乐加两把竖琴……”

“别当玩笑，我可是认真的！”

“现在正吃饭，”永泽说，“再说渡边又在，认真的话还是另找机会再说才合礼节，我想。”

“我离开吧？”我说。

“在这里，就在这里好了。”初美劝阻道。

“好容易来一趟，点心还没吃咧！”永泽说。

“我倒无所谓。”

我把鲈鱼吃得一干二净，初美剩了一半。永泽那份烤鸭早已吃光，在继续喝威士忌。

“鲈鱼真够味道。”我开口道。但谁也没搭腔，如同小石子掉进了无底洞。

盘子撤去后，端来柠檬汁和蒸馏咖啡。永泽每样都浅尝辄止，随即吸起烟来。初美则根本没动柠檬汁，我不由庆幸，一口气把柠檬汁喝光，接着啜咖啡。初美望着自己并放在桌面上的双手。那手同她身上所有的东西一样，显得非常高贵，楚楚动人。我想起直子和玲子——她俩现在做什么呢？想必直子躺在沙发上看书，玲子用吉他弹《挪威的森林》吧。我油然腾起一股不可遏止的冲动，恨不能马上返回那小小的房间。我在这里到底干的是什么？

“我同渡边的相近之处，就在于不希望别人理解自己。”永泽说，“这点与其他人不同，那些家伙无不蝇营狗苟地设法让周围人理解自己。但我不那样，渡边也不那样，而觉得不被人理解也无关紧要。自己是自己，别人归别人。”

“是吗？”初美问我。

“难说。”我答道，“我不是那样的强者，也并不认为不被任何人理解也无所谓，希望相互理解的对象也是有的。只不过对除此以外的人，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不被理解也无可奈何，这是不可强求的事。因此，我并不是像永泽君说的那样，以为人家不理解也无关紧要。”

“我说的也差不多是同一意思。”永泽拿起咖啡勺说，“真的是同一回事，不过是晚一点的早饭和早一点的午饭之间的区别罢了。吃的东西一样，吃的时间相同，不同的仅仅是名称。”

“永泽，你认为不被我理解也可以？”初美问。

“你好像还没最后明白，人理解某人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某人希望对方理解所使然。”

“那么说，我希望某人理解自己莫非错了不成？譬如希望你？”

“不不，那并不是什么错。”永泽回答，“正人君子称之为爱，假如你想理解我的话。我的人生观和别人的相当不同。”

“就是说不爱我？”

“所以你要对我的人生观……”

“人生观，人生观，管什么人生观不人生观！”初美发起火来。她的发火，前前后后我只见过这一次。

永泽按一下桌旁电铃，侍者拿来账单，永泽取出信用卡送过去。

“今天对不起，渡边。”他说，“我送送初美，你一个人回去吧。”

“没关系的，我。美美吃了一顿。”我说。但两人对此都没再接话。

侍者把信用卡拿来，永泽确认一下款额，用圆珠笔签了名。然后，我们离席出店，永泽走到路中准备叫一辆出租车，初美制止道：

“谢谢。但今天再也不想和你待在一起，你就不必送了。多谢招待。”

“随便。”永泽说。

“让渡边君送我一段。”

“随便。”永泽道，“不过渡边君也差不多，和我。亲切热情倒是不假，但就是不能打心眼里爱上某个人，而总是有个地方保持清醒，并且有一种饥渴感，如此而已——这我看得明白。”

我叫住一辆出租车，让初美先上去。

“反正送送就是。”我对永泽说。

“对不起。”他道了声歉，但脑袋里却似乎已开始思考全然不相干的事。

“去哪里？回惠比寺？”我问初美，因为她的公寓在那里。

初美摇摇头。

“那么，找地方喝一杯？”

“嗯。”她点头道。

“涩谷。”我告诉司机。

初美拱手闭目，倚靠在车座的角落里。随着车身的晃动，小小的金耳环不时闪闪烁烁。她那深蓝色的连衣裙，简直就像比照车座角落那片黑暗做成的一样。涂着淡淡颜色的形状娇美的嘴唇不时陡然一动，仿佛独自欲言又止。目睹她这副风度情态，我似乎明白了永泽所以选择她作为特别对象的缘由。比初美漂亮的女子不知会有多少，永泽不知会搞到多少那样的女子，但初美这位女性身上却有一种强烈打动人心的力量，而那绝非是足以撼倒对方的巨大力量。她所发出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力，然而却能引起对方心灵的共振。车到涩谷之前，我一直注视着她，一直在思索她在我心中激起的这种感情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但直到最后也未能明了。

当我恍然领悟到其为何物的时候，已是十二三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为采访一位画家来到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城。傍晚，我走进附近一家意大利比萨饼店，一边喝啤酒嚼比萨饼，一边眺望美丽的夕阳。天地间的一切全都红彤彤一片。我的手、盘子、桌子，凡是目力所及的东西，无不被染成了红色，而且红得非常鲜艳，俨然被特殊的果汁从上方直淋下来似的。就在这种气势夺人的暮色当中，我猛然想起了初美，并且这时才领悟她给我带来的心灵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很长时间里我连它曾在我心中存在过都记不起了。而初美所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当我恍然大悟时，一时悲怆之极，几欲涕零。她的确、的的确确是位特殊的女性，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无论永泽还是我都未能使她幸免。当初美她——如同我的许多熟人那样——来到人生的某一阶梯的时候，就像突然想起似的自行中断了生命。她在永泽去德国两年后和一个男子结了婚，又过了两年便用剃刀割断了手腕动脉。

向我告知她的死的自然是永泽。他从波恩给我写来信，信上说：“由于初美的死，某种东西消失了，这委实是令人不胜悲哀和难受的事，甚至对我来说。”我把这封信撕得粉碎，此后再未给他写过信。

※

我们走进小酒吧，各自喝了几杯。我也罢，初美也罢，几乎都没开口。两人就像处于倦怠期的夫妻，默默对饮，嚼着花生米。这工夫里，店里人多起来，我们便准备离开，出去稍事散步。初美说要自己付款，我说是我邀的，抢先付了。

走到外边，晚间的空气彻骨生寒。初美披上一件灰色羊毛衫，仍旧一声不响地在我身旁走着。也没有什么目的地，我只是双手插进裤袋，在这夜晚的街头缓缓移动脚步。我不由想道：这简直同直子并行时一模一样。

“渡边君，知道这一带可有打桌球的地方？”初美突如其来地说。

“桌球？”我吃了一惊，“你会打桌球？”

“嗯，还相当不错哩。你怎么样？”

“四个球的，打是能打，就是打不大好。”

“那就去吧。”

我们在附近找到一间桌球室，走了进去。这是一家位于胡同尽头的小店。初美一身漂亮的连衣裙，我则是海军蓝便上装和便式领带——我俩的这副打扮在桌球室里极为显眼，初美却不甚在意，挑了支球杆，握住中间，用擦粉“嚷嚷”擦了几下杆头，随即从挎包里取出发卡，别在额旁，以免头发影响击球。

我们玩了两局四个球的。初美果然如她自己说的，球技相当娴熟。我因为缠着厚厚的绷带，击球总有些不够灵便，结果两局都她赢了。

“打得不错嘛！”我甘拜下风。

“人不可貌相，是吧？”初美一边认真测算球的位置，一边嫣然笑道。

“到底是在哪里练出来的？”

“我爷爷从前专门喜欢玩这个，自家就有球台。小时候每次去那里，都和哥哥两人捅来捅去。稍大一些后，爷爷就教给正规的击球方法。是个好人呐，又时髦又潇洒，已经死了。他最得意的，就是说自己过去在纽约见过迪亚娜•达宾。”

她接连臝了三回，第四回输了。我好不容易捞回一回，但随后便打歪了几个很容易打的球。

“都怪绷带。”初美安慰道。

“好久没打的关系，两年零五个月没打了。”

“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一个朋友就是和我打桌球那天夜里死的，所以记得很确切。”

“那以后就不再打了？”

“不，倒也不全是为这个，”我沉吟一下答道，“只是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就失去了打桌球的机会——就这么回事。”

“朋友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

她又击了几球。她察看球路时的眼神分外专注，击球时的用力也均匀无误。她把梳理得恰到好处的秀发一转挽到脑后，光亮亮地闪出金耳环，一双船形鞋准确地站定位置，修长的纤纤玉指按住球台台面，而后将球一击而出——看她这副神情举止，令人觉得在这不无脏污之感的桌球室里，惟独她所在的位置俨然成了华贵的社交场所的一角。和她单独在一起还是初次，但对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可贵的享受。只消和她在一起，我就恍惚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拽上了更高一级阶梯。三局结束的时候——当然她是三连胜——我手上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我们便到此为止。

“原谅我，本不该拉你打什么桌球。”初美十分歉然。

“没关系，不是大不了的伤，再说又开心得很。”

临走时，一位桌球室主人模样的瘦瘦的中年妇女对初美说：“小姐，训练有素啊！”初美妩媚地一笑，道了声“谢谢”，随即付了账。

“痛吗？”出门后初美问道。

“不怎么痛的。”我说。

“伤口裂开了吧？”

“不要紧。或许。”

“肯定的。到我那儿去，看看伤口，给你换条绷带。”初美说，“我那里绷带和消毒药都是现成的，不远就是。”

我说不怕，用不着那么担心，但她坚持说一定要看看伤口裂开没有。

“或者说讨厌和我在一起？恨不得马上返回自己宿舍不成？”初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哪里。”

“那就别客气，去一趟就是。走路很快就到。”

从涩谷到惠比寺初美住的公寓，走路花了十五分钟。公寓算不上豪华，但也相当气派，既有小型楼厅，又有电梯。一进门那个房间有张餐桌，初美叫我在桌旁坐下，她去隔壁换衣服，出来时，身穿一件有“普林斯顿大学城”字样的带风帽的上衣和一条棉布裤，金耳环也不见了。不知她从哪里拿出一个急救箱，放在桌上，解开绷带，确认伤口并未裂开后，大致消了消毒，用新绷带重新缠好。这一切做得非常利落。

“你怎么无论什么事都做得这么漂亮呢？”我问。

“以前在志愿服务队里做过，学过护士工作，就记住了。”初美说。

缠完绷带，她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她喝了半罐，我喝了一罐半。接着，初美拿出课余活动小组里低年级女生的照片让我看，果真有几个蛮可爱。

“要是想交女朋友，随时到我这儿来，我马上介绍。”

“遵命。”

“不过渡边君，在你眼里我怕像个老媒婆吧？乖乖告诉我。”

“有点儿。”我笑着老实回答。初美也笑了，她是个非常适合脸上挂笑容的人。

“渡边君，你是怎么看的，我和永泽的关系？”

“怎么看？指什么？”

“我该怎么办呢，往后？”

“我说什么都为时已晚吧。”我边喝冰凉冰凉的啤酒边说。

“可以的，尽管说，怎么想怎么说。”

“假如我是你，就和他各奔东西，找一个头脑更为地道的人去幸福地生活。无论怎么善意地看，和那个人相处都不能有幸福可言。自己幸福也罢，使别人幸福也罢，他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神经非出问题不可。依我看，你和他交往三年之久已经是一种奇迹。诚然，我也不是不喜欢他，他这人风趣，长处很多，本事大，又坚强，我这样的角色根本望尘莫及。问题是，他考虑事物的方式和生活态度不够地道。同他交谈起来，时常觉得我总在同一地方来回兜圈子。他以同一程序不断勇往直前，而我却总是原地徘徊，并且空虚得很。一句话，就是人生观本身不同。我说的你明白吗？”

“一清二楚。”说罢，初美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

“再说，他进了外务省，在国内进修一年，之后就要出国吧？你怎么办？一直等待下去？那个人，根本就没心思同谁结婚。”

“这我也清楚。”

“那好，我再没有什么该说的了。”

“唔。”

我往杯里倒进啤酒，慢慢喝着。

“刚才同你打桌球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说，“就是，我无兄无弟，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因此从未感到过寂寞或希望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心满意足。但刚才同你打桌球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如果有你这样一位姐姐该有多好——一位又时髦又高雅、适合穿深蓝色连衣裙和戴金耳环、会打桌球的姐姐。”

初美满脸欣喜的笑容，看着我说：“至少这一年来我所听到的各种话里，你刚才这句最让我高兴，真的。”

“所以，作为我也但愿你获得幸福。”我脸上有点发热地说，“不过也真是不可思议，你看起来同任何人都能处得快乐，为什么偏偏看上永泽那样的人了呢？”

“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要是让永泽来说，恐怕就成了我的责任，与他毫不相干。”

“想必是。”我表示赞同。

“可是渡边君，我并不是脑袋好使的女人，总的说来，有些迂腐和古板。什么人生观啦责任啦，什么都无所谓。结了婚，每晚给心上人抱在怀里，生儿育女，就足够了，别无他求。我所追求的只是这个。”

“他所追求的却截然不同。”

“但人是会变的，对不？”

“你是说，到社会上几经风雨，几遭挫折，然后成熟起来？”

“嗯。加上长时间同我天南地北，说不定对我的感情也因而发生变化，是吧？”

“那是就普通人而言。”我说，“若是普通人，或许会那样。但那个人另当别论。那个人的意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强，而且每天每日都在不断加强，越是遭受打击越是自强不息。他甚至宁肯生吞蛞蝓也不在人前认输。对这样的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不过渡边君，现在的我惟有等待而已。”初美在桌面上支颐说道。

“喜欢永泽喜欢到那个程度？”

“喜欢。”她当即回答。

“也罢也罢。”我叹息一声，喝干杯底的啤洒。“能如此执着地爱上一个人，这本身恐怕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不过是迂腐古板罢了。”初美说，“再喝点啤酒？”

“不，可以了，该回去了。又包扎又招待，谢谢了！”

我立起身，在门口穿鞋。这当儿电话铃响了，初美看看我看看电话，又看看我。我道声“晚安”，开门走出。门悄然合上时，我瞥见初美正拿起听筒——那是我见到她的最后情景。

回到宿舍，已经十一点半了。我径直去永泽房间敲门，敲了十多下，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晚间永泽以去亲戚家为由，每次都被允许在外面过夜。

我折回自己房间，解下领带，把上衣裤子挂在衣架上，换上睡衣，刷牙漱口。随即想起：得得，明天又是星期日。我觉得简直就像每隔四天就来一个星期日。再过两个星期日，我将满二十岁。我歪倒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挂历，不觉黯然神伤。

※

星期日上午，我仍像以往那样伏在桌上给直子写信。我写了封长信，边写边用大杯子喝咖啡，听迈尔斯•戴维斯的唱片。窗外细雨霏霏，室内如同水族馆似的凉意侵人。刚从衣箱里掏出的厚毛衣还残留着樟脑丸气味。窗玻璃上方，一只圆鼓鼓的苍蝇停在那里纹丝不动。由于无风，太阳旗俨然元老院议员长袍的下摆，垂头丧气地裹在旗杆上一动不动。一条有气无力的褐毛瘦狗不知从哪里跑进院子，围着花坛团团转，粗声大气地逐个嗅花瓣。狗为什么在雨天里非要来回嗅着花瓣气味不可呢？我全然捉摸不透。

我伏案疾书。握笔的右手一作痛，便茫然地打量院里的这番光景。

我首先写了在唱片店打工时把手割了一道深口，写了我同永泽、初美三人祝贺永泽通过外交官考试的情形，告诉直子那是怎样一家饭店，点的什么样的菜，还告诉她尽管菜肴非比一般，但席间气氛却有些尴尬等等。

写到同初美去桌球室时，我想起了木月，一时有些踌躇，但终归还是写了，我觉得是应该写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木月死的那天他击最后一个球的情景。那其实是个需要相当冲击力的难球，我以为他不至于一举成功。然而大概是一种巧合吧，那一击居然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白球与红球在绿色的台面上悄无声息地轻轻撞合，结果成了他得的最后一分。那动人的一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以后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我未曾打过桌球。

但是，在同初美打桌球的那个晚间，直到第一局打完也一点没有想起木月。对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自从木月死后，我一直以为每逢打桌球必然想起他，不料直到打完第一局在店内自动售货机买百事可乐前，我都全然未能想起。至于为什么在那里才想起木月，是由于我和他常去的那家桌球室也有同样一台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我们常常用买可乐的钱来打赌玩。

打桌球时居然未想起木月，这使我感到似乎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巳将他彻底忘在脑后，然而夜里返回宿舍，我开始这样想道：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半，而他依然十七岁。但这并不意味他在我的记忆中已渐趋淡薄，他的死带来的东西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的反而比当时还要鲜明。我即将满二十岁，我同木月在十六岁和十七岁那两年里所共有的东西的某部分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怎样长吁短叹，都已无法挽回——我无法表达得更为确切，但我觉得对于我的感受、我想要表达的，你是会充分理解的，而且能理解此事的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人。

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思考你的问题。今天在下雨，下雨的星期天多少使我有些惶惶然。因为下雨不能洗衣服，自然也不能熨衣服。既不能散步，又不能在天台上东倒西歪。只好坐在桌前，一边用自动反复唱机周而复始地听《温柔的蓝》，一边百无聊赖地观望院子的雨中景致。以前我也写过，星期天我是不上发条的，因此信也就写得很长很长。不再写了，这就去食堂吃午饭。再见。

[1] Midnight blue：英语，深黑色、深蓝色。

第九章

第二天是星期一，课堂上也没见到绿子。到底怎么回事呢？从最后那次打电话以来，已经过去十天了。本想打电话到她家里问问，但想起她说过由她联系，只好作罢。

星期四，在食堂遇到永泽。他端着食盘在我身旁坐下，道歉说这段时间做了很多抱歉的事。

“哪里的话，倒是让你破费招待。”我说，“上次庆祝你工作定下，说奇妙也真够奇妙的了。”

“一塌糊涂！”他说。

我们默默吃了一会饭。

“和初美已经和解了。”他开口道。

“噢，想必是的。”

“好像对你也说了些不大入耳的话。”

“怎么搞的，反省吗？身体怕是不大舒服吧？”

“或许。”他轻轻点了两三下头，“对了，听说你劝初美和我分手？”

“理所当然吧。”

“怕也是，咳。”

“那是个好人呐！”我边喝汤边说。

“知道。”永泽叹了口气，“对我有点好过头啦！”

※

通知有电话打来的蜂鸣器响起的时候，我酣睡得如同昏死一般。当时确实达到了睡眠状态的极限，根本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熟睡当中，恍惚觉得头颅里灌满了水，大脑被泡得胀鼓鼓的。一看表，六点十五分，却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也想不起是几号星期几。望望窗外，院里的旗杆没有挂旗，于是我估计大概是晚上六点十五分。升国旗也是大有用场的。

“喂，渡边君，现在有空儿？”绿子问。

“今天星期几来着？”

“星期五。”

“现在是晚上？”

“那还用说，好个怪人。是下午……六点十八分。”

到底还是傍晚，我想。对对，是躺在床上看书时一下子睡过去的。我转动脑筋：是星期五。星期五晚上不用打工。

“有空儿。你现在在哪儿？”

“上野车站。这就去新宿，能在那儿等我？”

我们商定了场所和大致时间，放下电话。

到酒吧时，绿子早已坐在吧台最尽头处自斟自饮了。她穿一件男人穿的那种皱皱巴巴的白色直领外套，里面是薄薄的黄毛衣，下着蓝色牛仔裤，手腕上套着两个手镯。

“喝什么？”我问。

“鸡尾酒。”绿子说。

我要了一杯掺汽水的威士忌，这时我才注意到脚下有个很大的皮包。

“旅行去了，刚回来。”她说。

“去哪儿？”

“奈良、青森。”

“一次去的？”我不禁愕然。

“怎么至于！我就是再发神经，也不可能一次跑这两个地方。分两次去的。去奈良和他一起，青森我一个人。”

我呷了一口汽水威士忌，给绿子嘴上的“万宝路”点燃火：“折腾得天翻地覆吧？葬礼啦什么的。”

“葬礼倒轻松得很，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只消穿上黑衣服煞有介事地往那里一坐，周围人——就是伯父和左邻右舍的人，就会一齐按部就班地料理妥当。有的自作主张地买来酒，有的去订寿司饭，有的好言安慰，有的哭，有的嚷，有的随意分纪念遗物，好玩极了，就跟出去野餐差不多。同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的那种护理相比，确实算得上野餐。姐姐也好我也好，都累得筋疲力尽，哭都哭不出来了，心里空洞洞的。根本流不出眼泪，真的。可这样一来，四周人就会暗地里说坏话，说我们姐俩心肠硬，连个泪珠都没掉。而我俩为了赌这口气，偏偏就是不掉。本来装哭也是装得出来的，但绝对不装，气死他们！大家越是指望我们哭，我们越是不给他们哭。我和姐姐在这点上倒是配合默契，尽管性格大相径庭。”

绿子把手镯弄得“格格”作响，以此叫来男侍，让他再来一杯鸡尾酒和一碟开心果。

“葬礼完后，大家都回去了。我们姐俩就喝起日本酒，喝了一升半，直喝到天亮。边喝边把那些家伙逐个骂了一遍：谁是傻瓜、谁是混蛋、谁是癲皮狗、谁是蠢猪、谁是伪君子、谁是扒手，如此骂将下去，结果心里畅快多了。”

“想必是的。”

“喝得天旋地转，然后钻到被窝里大睡特睡，睡得香极了，当中有电话打来也装做压根儿没听见，只管呼呼大睡。一觉醒来，两人叫来寿司吃了，商定先闭店一段时间，随心所欲地休整一番。两人拼死拼活忙到现在，也算是够意思了。姐姐和她那位去卿卿我我，我和他旅行，尽情大干两个晚上。”说到这里，绿子抿了抿嘴，出声地搔搔耳畔。“别见怪，口吐粗话了。”

“没关系。所以就去奈良了？”

“嗯，奈良以前就喜欢。”

“干了两个晚上？”

“一次也没干。”她叹了口气，“到旅馆刚一扔下挎包，月经就来了，涨潮似的。”

我不由得笑起来。

“还笑呢，你！提前了一个星期，哭都哭不过来，真是！大概这个那个弄得太紧张了，以致月经也乱了套。他也气呼呼的。那个人，动不动就生气。可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想来就来的。而且，我那东西一来就相当厉害，头两三天什么都没心思做。那种时间你可不要见我。”

“不见倒可以，可怎么能知道呢？”我问。

“月经一来，我就戴两三天红帽子。这回能知道吧？”绿子笑道，“我一戴上红帽子，你在路上遇见也别打招呼，赶紧逃命。”

“世上的女人索性都这么做就好了。”我说，“那么在奈良干什么来着？”

“无奈，只好逗鹿玩，在那一带散散步，就回来了，凄凉得很。还同他吵了一架，那以后再没见面。返回东京后，游逛了两三天，这回想一个人无拘无束地旅行一趟，就去了青森。弘前有一位朋友，在她家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去下北和龙飞兜了一圈。好地方，好极了！我给那一带的地图写过解说词。你去过？”

“没有。”我说。

“这么着，”说着，绿子啜了口鸡尾酒，剥开一颗开心果。“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一直想你来着，心想要是你在身边该有多好。”

“为什么？”

“为什么？”绿子像盯视幻景一样看着我，“为什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就是，你为什么想起我呀？”

“那还用说，因为喜欢你嘛！此外你说还能有什么？能有哪个人乐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可你有恋人，不是没有必要想我吗？”我一边慢慢品味汽水威士忌一边说。

“你是说有恋人就不能想你不成？”

“不不，也不是那样的意思……”

“喂，渡边君，”绿子把食指对着我，“我警告你，我心里现在乱糟糟的，乱得很，足足一个月攒下的东西全都憋在里边。你可别再说气人话！要不然我就在这里嚎啕大哭，一旦哭起来，整个晚上都收不住。这你也觉得没关系吗？我会肆无忌惮地像野兽那样哭叫，不骗你。”

我点点头，再未开口，接着又要了一杯汽水威士忌，嚼着开心果。店里充满鸡尾酒搅拌器的搅拌声、酒杯相碰声、从制冰机捞取冰块的“哗啦”声，店后又传来莎娜波恩唱古典情歌的唱片声。

“大体说来，自卫生棉条事件以来，我和他的关系就有点剑拔弩张了。”绿子说。

“卫生棉条事件？”

“嗯。大约一个月前，我同他和他的朋友五六个人一块儿喝酒，我提起我家附近一位阿姨，她打喷嚏一下子把下面的卫生棉条打了出来。好笑不？”

“好笑。”我笑着赞同。

“大家也觉得十分好笑。可他竟发起火来，叫我别扯下流话，还说我大煞风景。”

“唔。”

“人倒是好人，就是这种地方很偏激。”绿子说，“例如我一穿白色以外的内裤，他就发脾气。你说偏激不偏激？”

“唔——不过这属于各有所好的问题。”我说。其实我有些诧异，那般人物居然会喜欢上绿子，这本身就不可思议。但我没说出口。

“你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老样子。”随即，我想起那个约定——想着绿子作乐的事。为了不使旁边人听见，我压低嗓音讲给绿子听。

绿子满面生辉，打个响指问：

“如何？顺利？”

“中间总觉得难为情，半途而废。”

“那怎么行。”绿子斜眼看着我说，“别有什么不好意思，最大限度地想入非非就是，我说行就行嘛！对了，下次打电话给你，我就说：啊……就那里……妙得很……不得了，我，我不行了……啊，别那样……你就一边听一边来你的。”

“宿舍的电话在门厅里，大家都从那里出出进进。”我解释道，“在那地方做，保准给管理主任打个半死，毫无疑问。”

“是吗？伤脑筋。”

“别伤脑筋，过两天我再一个人想法试试。”

“加油哟！”

“嗯。”

“是我没什么性感吧，我这人本身？”

“不，不是那回事。”我说，“怎么说好呢，怕是立场问题吧。”

“我么，背部非常敏感，如果用手指抚摸的话。”

“我当心就是。”

“喂，这就去看成人电影如何？挑个黄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去鳗鱼店吃了鳗鱼，之后走进在新宿也数得上门庭冷落的一家成人电影院，看那种一连放三部的电影。因为买来报纸一查，只有这里上映黄色电影。场内充斥着莫名其妙的怪味。碰巧的是我们进去时那色情场面刚开始，讲的是当女职员的姐姐和上高中的妹妹被几个男人抓住，监禁在一个地方，百般遭受淫虐。男的威胁姐姐说要糟蹋妹妹，随即对姐姐大发兽性，如此一来二去，姐姐竟也成了性变态者，而妹妹在一一目睹眼前场面的时间里，头脑也渐渐不正常起来。电影不仅气氛离奇、光线幽暗，而且千篇一律，看到中间我就有些不耐烦起来。

“我要是里边的妹妹，神经就绝对不会出问题，而要看得更加真切。”绿子对我说。

“很有可能。”

“不过那个妹妹，作为处女和高中生，你不觉得乳头太黑？”

“有道理。”

她看得全神贯注，饿虎扑食一般。我不由暗暗感叹：看得如此入迷，票钱可是一点没有赔本。绿子每当想起什么，都向我报告。

——“喂喂，厉害厉害，竟有那种干法。”

——“不得了，三个人一起来，会搞坏的哟！”

——“喂，渡边君，我也想和谁那么试一下。”

较之看电影，看绿子要有趣得多。

休息时间里，四下一片通明。我环视场内，除绿子外，好像没一个女性。邻座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见了绿子，赶紧远远躲开。

“喂，渡边君，”绿子问我，“看这玩艺儿，会挺起来？”

“啊，一时一时的吧。”我说，“这种电影，本来就是为这个拍的嘛。”

“那么说，那样的镜头一出现，这里所有人的那东西全都一齐竖起来啰？三十条或四十条，齐刷刷地？想到这点，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那么说怕倒也是。”我应道。

第二部影片较为正规些，惟其如此，比第一部还要无聊。口交镜头纷至沓来，还满场响起了很大的模拟音。听到这种声音，我便产生莫可名状的感慨——自己居然活在如此奇妙的行星上。

“这声音是哪个琢磨出来的呢？”我问绿子。

“我倒极喜欢的哟！”绿子说。

其间也夹杂着抽送时的声音，我还从来没注意到竟有这样的声音。男的气喘吁吁，女的呻吟不止，说什么“行啦”、“再来”。还可听到床的吱呀声。这种做爱场面绵绵不断地持续了很久。起始绿子还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到底显得扫兴起来，提议出去。于是两人欠身离座，到外面深深吸了口气。新宿街头的空气竟然如此沁人心脾，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有趣有趣。”绿子说，“下回再看一次。”

“看多少次演的都是同一码事。”我说。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干的也始终是同一码事嘛！”

经她这么一说，也的确如此。

我们又走进一家酒吧喝酒。我喝威士忌，绿子喝了三四杯品不出成分的混合饮料。出了店，绿子说想爬树。

“这一带根本就没树。再说你喝得晕头晕脑的，哪里爬得上去。”我说。

“你这个人，总是用一大串说教来捉弄人。我是想醉才喝醉的，醉了又有什么，再醉爬棵树也没问题，哼！找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树爬上去，像知了那样从最顶端往人们头上撒尿。”

“我说，你怕想上厕所吧？”

“不错。”

我把绿子领到新宿车站的收费厕所，她付了零币进去。我在小卖店买了份晚报，边看边等她出来。但左等右等硬是不出来。过了十五分钟，我有些担心，刚想去看看怎么回事，碰巧她终于走了出来，脸色有几分苍白。

“对不起，坐在那里迷迷糊糊睡着了。”绿子说。

“心情怎么样？”我边给她披外套边问。

“不大舒服。”

“送你回家。”我说，“回家慢慢洗个澡，睡上一觉就好了。你太累了。”

“回什么家！回家也空荡荡没人，我不愿意在那种地方一个人睡。”

“得得，”我说那怎么办？”

“在附近找家情人旅馆，进去和你抱在一起睡，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在那一带随便哪里吃顿饭，然后两人一道上学。”

“你叫我出来，一开始打的就这主意？”

“当然。”

“那么就不该叫我，叫他不就行了。怎么想都是叫他才地道，恋人的作用也就在这里。”

“但我想和你在一起。”

“这可不成。”我断然拒绝，“首先，十二点前我必须赶回宿舍，否则就犯了擅自夜不归宿之戒。以前闹过一次，啰嗦透了。第二，一旦同女孩子睡觉，我当然也想干的，我可不乐意憋得死去活来。说不定真的强行大动干戈。”

“莫非把我五花大绑了硬干？”

“我说，你别开玩笑好不好，这种事。”

“可我觉得孤单，孤单得要命。我也自知对不住你，什么也没给予，光是没完没了地对你指手划脚。又是叫你听我信口开河，又是找你出来，拉着你团团转。不过，能允许我这样做的人只有你一个。在以往二十年人生当中，我连一次、哪怕一次都没撒娇任性过。爸爸妈妈压根儿不理我这个碴儿，他也不是那种类型，我一任性一撒娇他就发脾气，吵得不欢而散。因此，这些话我只能跟你说。加上我现在的确筋疲力尽，实在想在夸我可爱夸我漂亮的甜言蜜语中睡一觉，别无他求。醒来以后就彻底来个精神焕发，再也不求你干这干那，绝对！一定做个非常乖的乖孩子。”

“可我还是不好办。”我说。

“求你了。要不然我就坐在这儿呜呜哭一晚上，谁向我第一个搭话，就跟谁睡去。”

事既至此，我只好给宿舍打电话叫出永泽，请他做点手脚，使我看起来像是已经归宿。

“和女孩子在一起呢。”我说。

“好好，此事我甘愿效劳。”他应道，“我把姓名卡巧妙地换在你‘在室’位置上，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寻欢作乐，明早从我窗口爬进来。”

“太劳你费心了，实在谢谢。”说罢，我挂断电话。

“安排妥了？”绿子问。

“嗯，总算是。”我喟然长叹一声。

“那么，时间还早，去跳迪斯科吧。”

“你不是累了么？”

“既然这样就全然不在话下了。”

“瞧你瞧你！”我说。

果不其然，进舞厅跳迪斯科时，绿子似乎多少打起了精神。她喝了两杯威士忌和可口可乐，在舞池里一直跳到额头冒汗。

“痛快极了！”绿子在桌旁喘口气说，“许久没这么跳了。四肢一动起来，觉得精神也好像解放了。”

“你看起来总像是解放的嘛。”

“哎哟，没那事儿。”她微微一笑，歪了下脖子说，“这一来精神不要紧，肚子都折腾瘪了。不去吃点比萨饼？”

我把她领到我常去的一家比萨饼店，要了生啤和比萨饼。我并不怎么饿，十二块我只吃了四块，其余给绿子一扫而光。

“你恢复得可真够快的，刚才还脸色发青，东摇西晃。”我愕然说道。

“因为那些无理要求你都满足我了嘛，”绿子说，“心里的闷气也就跑得精光。不过这比萨饼还真挺够味儿。”

“我说，你家里真的谁也没有？”

“嗯，没有。姐姐不在，在朋友家住了。一个十足的胆小鬼，我要是不在，她不敢一个人睡在家里。”

“那就别去什么情人旅馆了。”我说，“去那种地方只落得一场空虚。还是去你家算了，我盖的被褥总该有吧？”

绿子略一沉吟，点头道：“也罢，那就到我家住。”

我们乘上山手线电车，来到大冢，抬起小林书店的卷闸门。门上贴了张纸，写着“暂停营业”。门大概好久都没打开过，昏暗的店内荡漾着一股旧报纸气味。书架有一半空空如也，杂志几乎全部打捆，准备退回，整个书店比第一次来时还要空荡凄凉，俨然一只被冲上岸的废船。

“书店不想再办下去了？”我试着问。

“决定卖掉。”绿子不无凄然地说，“卖了，我好和姐姐分钱。以后就独立生活，不用任何人保护。姐姐来年结婚，我再读三年大学——这点钱总卖得出来吧。另外我还打工。书店一旦脱手，我就和姐姐去哪里租间公寓，暂时两人过活。”

“店卖得掉？”

“差不多。有个熟人想要开店经营毛线，不久前还问过这里卖不卖。”绿子说，“可怜的父亲，玩命操劳一辈子，才弄了这么间小破店，借款也一点点还了，结果却几乎什么都没剩下，像泡沫一样消失啦。”

“你剩下了。”我说。

“我？”绿子觉得滑稽似的笑了笑，然后深深吸口气吐出。“到上面去吧，这儿冷。”

爬上二楼，她叫我坐在餐桌旁边，便去烧洗澡水。这时间里，我用水壶烧了水，倒进茶叶。洗澡水烧开之前，我和绿子隔着桌子，对坐饮茶。她手托着腮，目不转睛地在我脸上盯视良久。房间里除了钟的嘀嗒声和电冰箱恒温器时动时停的声响，其他什么也听不见。时针即将指向十二点。

“你这个人，细看起来，一张脸还蛮有味道的。”绿子说。

“是吗？”我有点不悦。

“我对人的长相已够挑剔的，但你这张脸，嗬，仔细看去，渐渐觉得跟你也未尝不可。”

“我自己有时也那么想——即使我也未尝不可。”

“嗳，我说话可能不大中听，我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感情，时常被人误解。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喜欢你。刚才也说了吧？”

“说了。”

“就是说，我在一点点研究男人。”绿子拿来一盒万宝路香烟，吸上一支。“一开始一无所知，反倒能弄懂很多东西。”

“有可能。”我说。

“啊，对了，为我父亲上炷香好么？”

于是我跟在她后头，走到供奉亡灵的房间，上了炷香，合掌致意。

“我，前些天在父亲这张遗像前脱光来着，脱得一丝不挂，让他看个一清二楚。像做瑜伽功似的。”绿子说道。

“这又何苦？”我不无惊诧地问。

“反正就是想给他看看。我身体的一半不是父亲的精子么？给他看看也是正当的嘛：这就是你女儿！当然，也同醉意有关。”

“唔。”

“姐姐进来吓一大跳。也难怪，我正在父亲遗像前赤条条张开腿，无怪乎她吃惊。”

“啊，那自然。”

“这么着，我就向她解释用意：这是怎么怎么回事。我劝她也来我旁边脱光，一起给父亲开开眼，可她不干，吓得赶紧跑出去。这方面她相当保守。”

“是比较地道。”我说。

“嗳，渡边君，对我父亲你怎么看的？”

“在初次见面的人跟前，我一般都有些不知所措。但和他单独相处，却没觉得不自在，而感到相当愉快，说了好多话。”

“说什么来着？”

“欧里庇得斯。”

绿子笑得极其开心：“你这人也真逗，居然向一个初次见面的垂死挣扎的病人突然大谈什么欧里庇得斯，少见少见。”

“对着父亲遗像张开大腿的女儿也怕不多。”我说。

绿子哧哧笑了，然后摇了一下灵前小铃：

“爸爸，晚安。我俩这就寻欢作乐，您放心睡就是。不再痛苦了吧？已经死了，应该不会痛苦。要是现在还痛苦的话，那就找上帝算账去，就说这也太和人过不去了。在天国里见到我妈，两人好好云雨去吧。接尿时看见你的小鸡鸡了，蛮神气的嘛。要干尽兴哟！晚安！”

我们轮流洗过澡，换上睡衣。我借她父亲穿了没几次、差不多还是崭新的睡衣穿上，有点小，但总比没有强。绿子在摆着灵位的房间里摊开客用卧具。

“在灵位前不害怕？”绿子问。

“怕什么，又不干什么坏事。”我笑道。

“可以在旁边抱我，一直到我睡着？”

“可以。”

于是我倒在绿子那张小床边上，久久抱着她，好几次都险些跌下床去。绿子把鼻子贴着我的胸口，手搭在我腰部。我右手搂着她的背，左手抓住床沿，以免身体跌落。这种环境，实在难以激起亢奋。鼻子底下就是绿子的头，那剪得短短的秀发不时弄得我鼻端痒痒的。

“喂，喂喂，说点什么呀！”绿子把脸埋在我胸前说。

“说什么？”

“什么都行，只要我听着心里舒坦的。”

“可爱极了！”

“绿子她说，“要加上名字。”

“可爱极了，绿子。”我补充道。

“极了是怎么个程度？”

“山崩海枯那样可爱。”

绿子扬脸看看我：“你用词倒还不同凡响。”

“给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暖融融的。”我笑道。

“来句更棒的。”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你说棒不棒？”

“太棒了。”

“我就这么喜欢你。”

绿子紧紧贴住我的胸口，“好上天了！”绿子说，“既然这么喜欢我，我说什么你都肯听？不生气？”

“当然。”

“那么，你能永远不嫌弃我？”

“那还用说。”说着，我抚摸起她像小男孩那般的又短又软的头发。“不要紧，放心，一切都会一帆风顺。”

“可我就是怕。”绿子说。

我温柔地搂住她的肩。不一会儿，她肩头开始有规律地上下抖动，响起睡熟的声音。于是我溜下床，去厨房取了瓶啤酒喝。由于全无睡意，想看本什么书。但四处查看一下，根本见不到书本样的东西。本想去绿子房间从书架上找一册来，又怕扑扑腾腾把她吵醒，只得作罢。

我便怔怔地喝啤酒。喝着喝着，我猛然想起：对了，这里是书店！我下楼拉开灯，在文库丛书架上找来找去。我想读的东西很少，大部分都已读过。但由于反正必须读点什么，便挑了一本书脊已经变色、似乎长期滞销的赫尔曼•黑塞的《在轮下》，把书钱放在电子收款机旁边。小林书店的库存至少可以因此减少一点。

我边喝啤酒，边对着厨房餐桌看《在轮下》。最初看这本书，还是刚上初中那年。就是说，时过八年，我又在一个少女家的厨房里，半夜穿着她亡父穿过的尺寸不够大的睡衣读同一本书。我总觉得有些鬼使神差，若非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一辈子都不至于重读什么《在轮下》。

可话又说回来，《在轮下》尽管有的地方未免过时，但仍不失为一本不错的小说。在这万籁俱寂的夜半厨房里，我自得其乐地一行行细读下去。搁物架上有一瓶落满灰尘的白兰地，我拿下来往咖啡杯里斟了一点。白兰地喝得我身上一阵暖和，但睡意却硬是不肯光顾。

时近三点，我去看了看绿子。她大概确实很累，正酣然大睡。窗外商店街上路灯的光亮宛如一派月华，给房间镀上了一层若明若暗的银辉。她以背光姿势睡着，身体仿佛冻僵一般一动不动。凑近耳前，只听见喘息声。我发觉那睡姿竟和她父亲一模一样。

床旁依然放着旅行包，白外套搭在椅背上。桌子拾掇得整整齐齐，桌前的墙上挂着木偶画月历。我拨开一点窗帘，俯视阒无人息的街道。所有的店都落着卷闸门，惟独酒店前排列的自动售货机瑟缩着身子静等黎明的来临。长途卡车胶轮的呻吟声时而滞重地摇颤一下周围的空气。我折回厨房，又喝了杯白兰地，继续读《在轮下》。

书读完时，天已开始放亮。我烧水冲了杯速溶咖啡，拿起圆珠笔在桌面便笺上写了几句：喝了些白兰地。《在轮下》我买了。天已放亮，我这就回去。再见。我踌躇一下，又补上一句：“熟睡中的你非常可爱。”之后，我洗净咖啡杯，熄掉厨房灯，下楼悄悄抬起卷闸门，走出门外。我担心被附近的人发现招致怀疑，好在清早六点之前的街上尚无任何人通过，只有乌鸦照例蹲在房顶睥睨四周。我抬头望了一眼绿子房间那垂有粉红色布帘的窗口，往都营电车站走去，乘到终点下来，步行赶回宿舍。一家供应早餐的套餐店已经开了，我进去用了份热腾腾的米饭、酱汤和咸菜加煎蛋。之后绕到宿舍后院，轻声敲了敲一楼永泽房间的窗户。永泽马上开窗，我爬进他的房间。

“喝杯咖啡？”他问道。我说不要，谢过他后，回到自己房间。刷过牙，脱去裤子，钻进被窝狠狠闭上眼睛。少顷，那铅门一样沉重的无梦睡意便迎面压来。

※

我每周都给直子写信，直子也来了几封信，信都不很长。进入十一月后，直子信上说早晚渐渐冷了起来。

秋意的加深是与你返回东京同时开始的，因此我许久都捉摸不透自己心里仿佛出现一个大洞的感觉是由于你不在造成的，还是时令的更迭所致。我同玲子时常谈起你，她再三让我向你问好。玲子依然待我十分亲热。假如没有她，我恐怕很难忍受这里的生活。孤寂起来我就哭。玲子说能哭是好事。

不过，孤寂这滋味着实不好受。每当孤寂难耐，晚间我就从黑暗中对各种各样的人说话，而那些人也同我交谈，其声如同夜风吹得树木飒飒作响。同木月和姐姐也往往这样对话。他们也同样感到寂寞，渴望得到说话的对象。

在寂寞而苦闷的夜晚，我时常反复读你的来信。外边来的东西大多使我惶惶不安，而你笔下的在你周围发生的一切却给我心灵以莫大慰藉。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我翻来覆去地读，玲子也不知看了多少遍。两人还谈论里边的内容。信中写绿子父亲那部分我十分中意。对我们来说，你每周一次的来信是为数极少的娱乐之一——读信娱乐。它使我们在这里充满欢欣与期待。

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挤时间回信，但眼前一摊开信笺，情绪就总是消沉下去。这封信也是我拿出吃奶力气写的，因为玲子非叫我回信不可。但请你不要误解。其实我有满肚子话要告诉你，只是不能得心应手地写成文字。所以我非常害怕写信。

绿子那人看来很有趣。读罢那封信，我觉得她可能喜欢上了你。跟玲子一说，玲子说：“那还不理所当然，连我都喜欢渡边。”我们每天采蘑菇拾栗子吃。栗子饭、松菇饭已经连续吃好久了，但还是吃不厌，香得很。玲子还像以往那样，吃得不多，一个劲儿吸烟。小鸟和小兔也都活蹦乱跳。再见。

※

过罢二十岁生日的第四天，接到直子寄来的邮包，里面是一件圆领紫色毛衣和一封信。

“祝你生日快乐。”直子写道，“祝你二十岁成为幸福的一年。我的二十岁看来势必在这凄凉光景中度过了，而你一定要活得幸福，把我那份也活出来，那样我才高兴，真的。这件毛衣是我和玲子织的，每人一半。织得好的那一半出自她的手，不好的那一半是我织的。玲子这人干什么都心灵手巧。在她面前，我时常自我厌恶得不行。我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自豪的——哪怕一点。再见。保重身体。”

玲子也附了一封短信：

“好吗？对你来说，直子或许是至高无上的天使；而在我眼里，只不过是笨手笨脚的普通女孩。但不管怎样，总算把毛衣按时赶出来了。怎样，漂亮吧？颜色和式样是两人商定的。祝你生日快乐。”

第十章

一九六九年这一年，总是令我想起进退两难的泥沼——每迈一步都几乎把整只鞋陷掉那般的滞重而深沉的泥沼。而我就在这片泥沼中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前方一无所见，后面渺无来者，只有昏暗的泥沼无边无际地延展开去。

甚至时光都随着我的步调而流淌得十分吃力。身边的人早已经遥遥领先，惟独我和我的时间在泥沼中艰难地往来爬行。我四周的世界则面临一切沧桑巨变。约翰•科尔特兰[1]死了，还有很多人死了。人们在呼喊变革，仿佛变革正在席卷每个角落。然而这些无一不是虚构的毫无意义的背景画面而已。我则几乎没有抬头，日复一日地打发时光。在我眼里，只有漫无边际的泥沼。往前落下右脚，拔起左脚，再拔起右脚。我判断不出我位于何处，也不具有自己是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信心。我之所以一步步挪动步履，只是因为我必须挪动，而无论去哪里。

我已年满二十。秋去冬来，而我的生活依然如故。我仍旧浑浑噩噩地到校上课，每周打三次零工，时而重读一回《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到星期天就洗衣，给直子写长信。还时常同绿子相会，一起吃饭、逛动物园、看电影。出售小林书店的事进展顺利，她和姐姐在地铁茗荷谷站那里租了一套两个房间的公寓，两人共住。绿子说，姐姐结婚就搬出那里，去别处另租一间。我被叫去那里吃过一次午饭，见公寓很漂亮，光线又好，绿子也显得比在小林书店时快活开朗得多。

永泽几次找我出去玩，每次我都推说有事拒绝了。其实我只是嫌麻烦。当然并非不想同女孩睡觉，但想到在夜晚的街上喝酒、物色合适女孩、搭讪、进旅馆这一整套过程，便有些厌倦。而永泽却能不厌其烦其倦地坚持不懈，我对这小子不免重新生出几分敬畏。或许被初美开导过的关系，我也觉得与其同素不相识的无聊女孩睡觉，倒不如想直子更为惬意。直子的手指在草地上给我的感触，无比鲜明地留在我身上。

十二月初，我给直子写了封信，告诉她寒假想去探望，问可不可以。玲子写来回信，让我只管去，她俩翘首以待，热烈欢迎。信上还写道：“直子眼下写信有所不便，由我代笔。但并不是说她的情况有什么不妙，别担心。只不过波浪般时起时伏罢了。”

学校一放假，我就打点行装，穿上雪靴，往京都进发。正如那位奇妙的医生说的，银装素裹的山景的确妖娆动人。我仍像上次那样在直子和玲子的房间住了两夜，度过同上次大同小异的三个白天。暮色降临，玲子便弹起吉他，三人一起聊天。白天没去郊游，而代之以越野滑雪。只消脚蹬滑雪板在山里奔波一小时，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热汗淋漓。闲下来的时候，就去帮助大伙扫雪。姓宫田的那个医生又来我们餐桌，围绕“为什么手的中指比食指长，而脚趾则相反”的问题讲解了一通。守门的大村再次提起东京的猪肉。玲子对我这次代替礼物送给她的唱片大为高兴，把其中几支的乐谱写下来，用吉他弹奏一遍。

同秋天来时相比，直子沉默寡言多了。三人在一起时她几乎不开口，只是坐在沙发上甜甜地微笑，而由玲子替她说个不停。“别介意，”直子说，“正赶上这种时期。听你们说比我自己说有趣得多。”

玲子借口有事出门离开后，我和直子在床上抱在一起。我轻轻吻着她的脖颈、肩头和乳房。直子仍像上次那样用手指帮我疏导出去。之后我搂住直子，告诉她两个月来自己一直记着她手指的感触，并且一边想她一边自慰。

“没和其他任何人睡觉？”直子问。

“没有。”我答道。

“那好，它也记住了。”说着，她身体下滑，轻轻用嘴唇含住我那东西舔着。直子笔直的秀发垂在我的小腹上，随着她嘴唇的移动“刷刷”地摇晃着。于是我又来了第二次。

“能记住？”直子问道。

“当然能，永远记着。”我说。我搂过直子，把手指伸进内衣试了试那儿，但那儿是干的。直子摇摇头，拿开我的手。我们默默相抱了许久。

“这学年结束后，我想搬出宿舍，另找住处。”我说，“寄宿生活已经有点过腻了，再说生活费反正靠打工也总能维持。这样，可以的话，两人一同生活好么？上次我也说过。”

“谢谢。你这么说，我不知有多高兴。”

“我也认为这里并不坏，安安静静，环境也理想，玲子人又好，但终究不是久居之地。如想久居，这场所未免过于特殊。在这里住得越久，我想就越不容易动弹。”

直子一言未发，目光投向窗外。窗外惟见白雪皑皑，阴云沉沉，一身银装的大地同苍穹之间只有些许空隙。

“慢慢想一想。”我说，“反正我到三月才搬。只要你有意去我那里，什么时候都可以。”

直子点点头。我像端起一件容易损坏的玻璃工艺品那样，双臂轻轻抱住直子。她把胳膊搂在我脖子上。我赤身裸体，直子只穿一条小小的白色三角裤。直子的身段十分娇美，令人百看不厌。

“我为什么就不湿呢？”直子低声道，“我出现那种状态，真的只有那一回，只有二十岁生日那天，只有你抱我那个晚上。以后为什么就不行呢？”

“精神作用，时间一长自然会好的，不用性急。”

“我的问题全部是精神方面的。”直子说，“假如我一生都不湿，一辈子都性交不成，你也能一直喜欢我？你也能永远靠手和嘴唇忍耐？或者通过和别的女人睡觉来解决性欲问题？”

“从本质上讲，我这人属于乐天派。”我说。

直子欠身起床，把半袖衫从头上套进，穿上蓝色牛仔裤。我也穿上衣服。

“让我慢慢想想。”直子说，“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好。”我说，“你的嘴唇真够厉害。”

直子有点脸红，妩媚地笑了笑。“木月也这样说来着。”

“我和他不论想法还是爱好都不谋而合。”说完，我也笑了。之后，我们在厨房餐桌上边喝咖啡边谈往事。她可以多少谈一点木月了，慢条斯理地斟酌着词句。雪下下停停，三天都没见到一次晴。分别时我告诉她：“我想三月份还会来的。”然后隔着厚厚的外套抱住她接了一吻。“再见！”直子说。

※

一九七〇年这一陌生年轮转来了，我的二十岁已彻底告终，踏入了新的沼泽地带。学年末有考试，我比较轻松地一一过关。因为别无他事，几乎天天到校，即使不特别用功，应付考试也是轻而易举的。

宿舍院内闹了几场纠纷。自成一派的一伙人把安全帽和铁棍藏在宿舍里，结果同管理主任豢养的体育会派系的学生短兵相接，两人受伤，六人被逐出宿舍。这一事件的余波所及，此后每天总有地方吵吵闹闹，宿舍院内始终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也险些惨遭体育会派系学生的毒手，幸亏永泽居中调解，才免受皮肉之苦。总之，是到退出宿舍的时候了。

考试告一段落后，我开始认真物色住处。花了一周时间，总算在郊外吉祥寺那里找到了合适房间。交通虽有些不便，但难得的是单独一座房子，可谓捡来的便宜。一块莫大的地皮的一角，孤零零立着一座类似耳房或岗楼的小房，同正房之间隔着一片相当荒芜的宽阔庭园。房东走正门，我走后门，隐私也可得到保护。里面一个房间，一个小厨房和卫生间，还带一个大得异乎寻常的壁橱。窗口临院，居然还有檐廊。房东提的条件是：明年他孙子可能到东京来，届时得搬出才行。自然，房租也因此比时价便宜不少。房东是对看上去满和气的老夫妇，告诉我他们不会说三道四，只管随便就是。

搬家是永泽帮的忙。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一辆轻型卡车，并且履行诺言，把电冰箱、电视机和暖水瓶送给了我。这对我确实是宝贵的礼物。两天后，他也离开宿舍，迁往三田一座公寓。

“短时间怕不能见面了，多保重！”分手时他说，“不过以前我也说过，总觉得遥远的将来会在某个意外地方见到你的。”

“我期待着。”我说。

“对了，上次跟你调换的那个女孩，还是不漂亮的好。”

“同感同感。”我笑道，“另外，永泽君，你要好好待初美才是。一来那样好的人实在难遇，二来她感情其实很脆弱，光看表面不行。”

“噢，这我知道。”他点点头，“所以，说句实在话，最好的办法是继我之后你来接收初美。我想你们是会十分融洽的。”

“别开玩笑！”我不禁讶然。

“是玩笑。”永泽说，“反正好好干吧。困难不会少，但你这人也固执得可以，我想总会成功的。给你个忠告可以么？”

“请。”

“不要同情自己！”他说，“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我一定牢记。”我说。然后我们握手分别。他奔往新的天地，我则退回自己的泥沼。

※

搬迁后三天，我给直子写信。我写了新居的式样，告诉她自己终于从乱糟糟的寄宿院里挣脱出来，从此再也不必受那些无聊家伙的无聊算盘的干扰。每当想到这点，我就觉得不胜欣喜和坦然，准备在此以新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

窗外是一大片庭园，附近的猫们将其作为集会场所。我一得闲，就歪倒在檐廊中观望那些猫。具体多少只倒不甚清楚，反正数目相当之多，而且都在横躺竖卧地晒太阳。它们似乎不大欢迎我住在这所独房里，但我拿出几块吃剩下的干酪后，便有几只挪步上前，战战兢兢地吃了下去。说不定过几天就会同它们成为好朋友。其中有一只耳朵少了半边的花纹公猫，这家伙同我原来宿舍的管理主任相似得惊人，我真担心庭园里会马上有国旗升起。

距学校是远了些，但进入专业课程之后，早上的课大为减少，算不得什么大问题。而且可以在电车中悠然看书，因祸得福也未可知。最后就只剩下在吉祥寺附近找一份每周可干三四天而又不甚辛苦的零工了。到那一天，我就可以重返每天都要上发条的生活。

我并不想催你仓促做出决定，但春天毕竟是适合从头做事的季节，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四月开始共同生活，我觉得恐怕再好不过。顺利的话，你还可以去大学复学。假如一起住有问题，也不妨在附近为你另找住处。总之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近在咫尺，朝夕相守。当然，也不是非在春季不可。如果你以为夏季合适，夏季也OK，没有问题。对此你是怎么想的——能来信告诉我么？

从现在开始，我打算好好找时间打一段工，得把搬迁费挣出来。一个人生活，各种开销相当不少。锅碗瓢盆也必须一应俱全。但三月份有时间，一定前去看你。请告诉我合适日期好么？届时也想去一趟京都。我是多么希望同你见面啊！等待你的来信。

此后两三天时间，我在吉祥寺街上一件件买来杂货，开始在家里做简单的饭菜，另外从附近木材店里买了木料，请其锯好，做了一张学习用桌，吃饭也暂且用它。还做了个碗橱，买齐了调味品。一只半岁左右的白毛母猫已和我混熟，开始在我这儿吃饭。我给这猫取了个名字，叫“海鸥”。

如此安顿下来后，我上街在油漆店找了份工，整整当了两个星期油漆店的帮手。工钱自是不错，但活也十分了得。脑袋给稀释剂熏得昏昏沉沉。收工后在专售套餐的小饮食店吃顿晚饭，喝罢啤酒，回家逗猫玩，而后便死一般睡去。两周过后也没接到直子的回音。

涂油漆的时间里我陡然想起绿子。想来我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没同绿子联系了，连搬家都没通知她，只有一次我说准备换个地方住，她说了声“是吗”，便再无下文。

我钻进公共电话亭，拨动绿子公寓的电话号码。一个大概是她姐姐的人接的，我道过姓名，对方叫我稍等一下。但怎么等也不见绿子的动静。

“喂喂，绿子大发睥气，说不想同你说话。”估计是她姐姐的人说，“你搬家时连一声都没告诉她吧？也没说去向就无影无踪，直到现在，是吧？弄得她火气冲天。那孩子一旦发火，就很难平息，和动物一样。”

“我解释一下，请她出来好么？”

“她说懒得听什么解释。”

“那我就现在解释几句，请你转告一声，转告绿子。”

“不嘛，我。”想必是她姐姐的人不胜厌恶地说，“这种事你自己解释去。你是男子汉吧？自己做事自己当！”

没奈何，我道了谢，挂断电话，旋即心想也难怪绿子恼火。自己为搬家、安顿新居以及干活赚钱忙得晕头转向，早已把什么绿子抛在脑后。别说绿子，连直子也几乎不曾想起。我过去就有这毛病——一旦对什么入了迷，周围的一切便视而不见。

我还想，假如反过来绿子一声不响地搬去哪里而一连三周都不打招呼，我又会是什么感觉呢？恐怕也难免伤感情，而且会伤得不浅。因为，尽管我们不是情侣关系，但在某些地方却比情侣还要相互引以为知己，想到这里，我觉得胸口一阵堵塞。我十分不愿意无谓地伤别人的心，尤其是难得的人的心。

下工回来，我趴在新桌子上给绿子写信。我如实写了自己的想法。免去辩护和解释，而请其原谅自己的粗心大意和麻木不仁。我写道：“非常想见你，希望来参观一下我的新居。请回信。”然后贴上速递邮票，投进信筒。

然而左等右等，仍然杳无音信。

真是个奇妙的初春。整个春假期间我都在苦苦等信，既未旅行，又没探亲，也没能打工，因为我不知直子什么时候来信——那封写有希望我何时前去看她的信。白天，我去吉祥寺街里看连映两场的电影，或在爵士酒吧里看半天书。不见任何人，几乎不向任何人开口。每周给直子写一封信，信里我也不触及回信的事，因为我不愿意使她着急。我写在油漆店打工，写“海鸥”，写庭园里的桃花，写豆腐铺热心肠的老婆婆和蔬菜店奸诈的老太婆，写我每天如何做饭。但依然不见回音。

看书看腻、音乐也听腻的时候，便一点一点修整庭园。我从房东那里借来扫帚、铁耙、垃圾铲和修树剪，拔去杂草，把长得乱蓬蓬的树丛修剪整齐。只消稍一动手，庭园就漂亮不少。每次我做这事，房东都叫我过去喝茶。我坐在正房的檐廊里，和他喝茶，吃又硬又脆又薄的饼干，谈天说地。他说他退休以后，在保险公司当了一段时间干部，两年前这个也辞去，在家悠然度日。房地产是祖传，子女都已独立，即使什么不干也能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因此夫妇两人时常外出旅游。

“真好。”我说。

“不好不好，”他说，“旅游简直没意思，还是去工作好得多。”

他说，这庭园之所以任其荒芜，是因为附近没有像样的园艺匠。本该他自己动手一点点修整，但近来鼻子过敏症严重起来，拔不得蒿草。我说原来是这样。喝完茶，他让我看了看贮藏室，说也算不上酬谢，反正这里边全是用不着的东西，如果有我想用的，尽管拿去用就是。贮藏室里的确满满地堆着形形色色的什物，从洗澡桶、小孩浴盆到垒球棒，应有尽有。我找出一辆旧自行车、一张不大的餐桌、两把椅子、一面镜子和一把吉他，对他说如果可以就借这些用用。他说喜欢什么只管用。

我花了一天时间把自行车的锈去掉，抹上油，给轮胎充气，调好齿轮，请自行车店把联轴节和车条更新。这一来，整个自行车焕然一新，如同换了一辆。至于餐桌，我把灰擦得一干二净，重新涂上清漆。吉他嘛，把旧弦全部换成新的，用黏合剂把几欲开裂的板粘住，还用钢丝刷把锈一古脑儿除净，螺丝也校正一番。吉他虽不高级，但发出的音大致还算准确。想来，自高中毕业以后我还是头一次摸吉他。我坐在檐廊中，一边回忆往日练过的德里夫塔兹的《爬到天台上》，一边缓缓弹着，居然还记得基本指法。

之后，我用余下的木料做了个信箱，涂上红漆，写上名字，竖在门前。而投入的邮件，直到四月三日，只有一张转递来的高中同窗会的通知。其他东西还好，惟独这东西我不愿接触，因为那是我和木月所在的同窗会。我当即扔进了废纸篓。

四月四日的下午，信箱里终于出现了一封信。是玲子来的，信封后面写有石田玲子的名字。我用剪刀整齐地剪去封口，坐在檐廊里读起来。一开始我就有预感，估计内容可能不妙，一读果真如此。

信的开头，玲子对这么晚才回信表示歉意。她写道，直子始终在为写回信而竭尽全力，但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玲子几次提议由她代笔，以免延误。但直子坚持说这属于私事，一定要自己写。于是拖到现在，以致让我担心受怕，要我原谅。

一个月来，想必你在苦苦盼望回信。对直子来说，这一个月也非同小可。请你谅解她。坦率地说，她眼下的情况不甚理想。她总想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站起来，但目前尚未出现预期效果。

回想起来，她最初的征兆反映在写不好信上，这是从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切开始的。继而便一点点出现幻听。每当她提笔写信，便觉得有很多人向她说话，千扰她遣词造句。不过直到你第二次来访，这种症状还比较轻微，老实说，我也没有认真对待。对我们来说，这一症状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周期性的。然而自从你回去后，便变得相当严重了。现在，她连日常交谈都觉得困难找不出词句。因此直子眼下心里非常混乱，而且有恐怖感，幻听也日渐加重。

我们每天都同专科医生碰头。直子、我，加上医生，三个人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一边试图准确地找出她头脑中出故障的部分。我提议说，如果可能，最好把你也加进这碰头会里，医生也表示赞成，但直子反对。按她的说法，理由是“见面就要以完美的面目出现”。我劝她说问题不在那里，而是要争分夺秒地恢复健康，但她不肯改变想法。

记得以前就对你说过，这里并非专科医院。诚然，也有不错的专科医生，治疗也有效，但集中性治疗是有难度的。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为患者自我医疗创造良好的环境，准确说来，并不包括医学上的治疗。因此，倘若直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恐怕势必要转去别的医院或医疗机构。作为我也很难过，但终究爱莫能助。

当然，纵令那样，也可能以短期治疗——“出差”为由重返这里。如果治疗得顺利，说不定能直接从那边痊愈出院。不管怎样，我们是在全力以赴，直子也在全力以赴。请你祝愿她早日康复，并且一如既往地写信来。

石田玲子

三月三十一日

读罢信，我仍坐在檐廊不动，望着已经春意盎然的庭园，园里有株古樱，花开得几近盛开怒放。微风轻拂，光影斑驳，而花色却异常黯然。稍顷，“海鸥”不知从何处走来，在檐廊地板上“嚓嚓”搔了几下爪子，便挨在我身旁怡然自得地伸腰酣睡。

我打算思考点什么，又不知思考什么好。说老实话，我什么都懒得思考。我想那不得不思考的时刻恐怕不久就将来临，届时再慢慢思考也不为迟。至少现在什么都不想思考。

我在檐廊里一边抚摸“海鸥”，一边背靠柱子整整望了一天庭园。我觉得身上的力气已经完全消失。下午过去，黄昏来临，继而隐隐泛青的夜色笼罩了院落。“海鸥”早已不见踪影。我又开始观看樱花。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整个院子都充满烂肉那甜腻而沉闷的腐臭气味。我转而想起直子的裸体。直子娇美的裸体横陈在夜色之中，无数植物的嫩芽从其肌肤中争相萌出，在天外来风的吹拂下，鲜绿的幼芽轻轻摇颤不止。我想，那般巧夺天工的肢体为什么非生病不可呢？他们为什么不肯放直子一条生路呢？

我走进屋子，拉合窗帘。天地间无所不在的春日馨香在屋内也荡漾着，但现在使我联想起来的却惟有腐臭。我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狠狠地诅咒春天，诅咒春天给我带来的创伤——它使我心灵深处隐隐作痛。生来至今，如此深恶痛绝地诅咒一种东西还是第一次。

此后三天时间里，我过得非常奇特，简直就像在海底行走一样。谁向我说话我都充耳不闻，我向别人说话对方也不明所云。我觉得自己周身仿佛紧紧贴上了一层薄膜。由于薄膜的关系，我无法同外界相融无间，而同时他们的手也无从触及我的皮肤。我本身固然软弱无力，然而只要我处于这种状态，他们在我面前也同样无能为力。

我靠着墙壁眼望天花板出神，肚子饿了就嚼一点随手摸得到的东西，喝口水，悲戚起来就喝杯威士忌睡觉。既不洗澡，又不刮须。如此过了三天。

四月六日绿子来了封信，信上说四月十日去登记选课，届时要我在学校前院等她一同吃午饭。她说：“拖这么久才回信，这样也就彼此彼此了，还是和解吧。因为见不到你，毕竟感到寂寞。”这封信我反复看了四遍，还是不解其意。这信意味着什么呢，到底？脑袋麻木得不行，无法准确把握上下句之间的关联。为什么在“登记选课”那天同她相见就是“彼此彼此”？为什么她要同我“吃午饭”？我不由怀疑：恐怕连我的脑袋也正在变得莫名其妙。神志濒于瓦解，如同暗室植物的根须一样蓬蓬松松。不能这样！我在昏沉沉的脑袋里想道。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必须振作起来！“不要同情自己，”我猛然记起永泽的话，“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真有你的，永泽，你是好样的！我长吁一声，欠身站起。

三天来我第一次洗衣服，去澡堂洗澡刮胡子，打扫房间，买来东西，做顿像样的饭菜吃了，又喂了饿瘪肚子的“海鸥”，喝些啤酒，这回只喝啤酒，接着做了三十分钟体操。刮胡子时我对镜一看，才发现瘦得两腮全陷了下去，两眼倒是光亮得出奇，活像别人的面孔。

第二天早上，我骑自行车兜了一圈风，回家吃罢午饭，把玲子的信重新读了一遍，然后冷静思考往下该怎么办。我之所以从玲子信中受到沉重打击，根本原因在于我那种以为直子日趋好转的乐观估计一瞬间归于破灭。其实直子本人已说她的病根很深，玲子也说过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只是我两次去见直子，得到的印象都是她正在恢复，便以为惟一的问题无非是使她重新鼓起回归现实生活的勇气，认为只要她重鼓勇气，我们两人就能齐心合力地顺利步入坦途。

岂料，我这座构筑在脆弱的假设基础上的幻想之城，由于玲子的一封信而顷刻间土崩瓦解，剩下的惟有死气沉沉的平板地基。我现在必须设法使自己重新站稳。直子的再度恢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而且纵使恢复了，她恐怕也要比以前更衰颓虚弱，更没有信心。而我必须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局面。当然也不是，我坚强起来就能一切都迎刃而解，这我心里清楚。但不管怎样，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提高自己的士气，只有耐心等待她的康复。

喂，木月！我和你不同，我决心活下去，而且要力所能及地好好活下去。你想必很痛苦，但我也不轻松，不骗你。这也是你留下直子死去造成的！但我绝不抛弃她，因为我喜欢她，我比她顽强，并将变得愈发顽强，变得成熟，变成大人——此外我别无选择。这以前我本想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永远十七、十八，但现在我不那样想。我已不是十几岁的少年，我已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喂，木月，我已不再是同你在一起时的我，我已经二十岁了！我必须为我的继续生存付出相应的代价！

“喂，怎么搞的，渡边君？”绿子说，“怎么瘦得这么厉害？”

“是吗？”

“干过火了吧，和那个有夫之妇？”

我笑着摇摇头：“去年十月初到现在，一次都没和女人睡过觉。”

绿子吹了声嘶哑的口哨：“半年都没干那个？当真？”

“真的。”

“那——为什么这么瘦？”

“成大人了嘛。”我说。

绿子扳住我的双肩，定定地逼视我的眼睛，皱了会眉头，接着莞尔一笑道：“不错，确实有点变化，同以前相比。”

“成大人了嘛。”

“你这人可真行！居然会这样想。”她不无感叹地说道，“吃饭去，肚子瘪了吧？”

我们去文学院后面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点了当天搭配好的便餐，她也没有异议。

“嗳，渡边君，还生气？”绿子问。

“生什么气？”

“就是对我报复你不给你回信的事。那样不好吧，你认为？本来你都正式道歉了。”

“怪我不对，有什么办法。”我说。

“姐姐劝我别那么做，说我太斤斤计较，太耍小孩子脾气。”

“不过这回心里总算痛快了吧，报复完后？”

“嗯。”

“那不就行了。”

“你真够宽宏大量的。”绿子说，“渡边君，你真的半年都没干那个？”

“没有。”我回答。

“那么，上次你陪我睡觉时是很想很想干的吧？”

“噢，大概是吧。”

“可干嘛没干？”

“你现在是我最宝贵的朋友，我不愿意失去你。”我说。

“当时你要是死乞白赖，我恐怕很难拒绝的，那时候简直都瘫痪了。”她浅浅地一笑，手温柔地放在我手腕上我，那之前就已决定相信你，百分之百地。所以即使那时候我都能放心大胆地只管睡。心想和你在一起不要紧，用不着担心。睡得很香吧，我？”

“嗯，的确。”

“假如你不是那样，而是对我说：‘喂，绿子，和我干吧，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和我干！’我说不定就真的干了。不过，你可别因为我这么说就认为我勾引你，挑逗你，我只是想把我感觉到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知道。”我说。

我俩边吃饭，边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发现有两门课我们都选了，就是说每周可以同她见面两次。接下去，她谈了自己的生活，说她姐姐好长时间都过不惯公寓生活，因为同她以往的人生相比着实可谓养尊处优，而她们早已习惯同时护理病人和给店里帮忙那种每天忙得团团转的生活。

“不过，近来她终于转过弯来了。”绿子说，“说我们自身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无须顾忌谁，尽情舒展手脚就是。但我们还是感到心神不定，就像身体离开地面两三厘米似的，总觉得是在做梦，觉得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如此快活的人生，而肯定马上就会掉到苦海里去，弄得两人紧张得很。”

“好一对苦命姐妹。”我笑道。

“过去太残酷了。”绿子说，“也罢，往后我们狠狠地捞回来。”

“哦，你俩怕是做得到的。”我说，“你姐姐每天做什么？”

“她的一个朋友最近在表参道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她每周去帮三次忙。其余时间就学做菜，或同未婚夫幽会，再不就看电影、发呆，总之在享受人生乐趣。”

她打听我的新生活。我讲了房间的配置，宽阔的庭园，叫“海鸥”的猫，以及房东等等。

“有意思？”

“不坏。”我说。

“可就是没精神。”

“可惜了大好春光。”

“可惜还穿着她给织的漂亮毛衣。”

我吃了一惊，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紫色毛衣：“你怎么会知道？”

“你这人真算老实。那肯定是挖苦你的嘛！”绿子意外似的说道，“干嘛没精神？”

“我倒想拿出精神来。”

“你把人生当做饼干罐就可以了。”

我摇了几下头，看着绿子的脸说：“可能是我脑筋迟钝的关系，有时捉摸不透你说的什么。”

“饼干罐不是装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喜欢的和不大喜欢的都在里面吗？如果先一个劲儿挑你喜欢的吃，那么剩下的就全是不大喜欢的。每次遇到麻烦我就总这样想：先把这个应付过去，往下就好办了。人生就是饼干罐。”

“倒也是一种哲理。”

“不过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从切身体会里学得的。”绿子说。

正喝咖啡时，闯进两个绿子同学模样的女孩，和绿子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随即东拉西扯起来，什么去年德语成绩如何，什么在学潮冲突中你受伤了，什么这双鞋不错在哪里买的。在似听非听的时间里，我竟觉得那些话仿佛是从地球背面传来的。我边喝咖啡边观望窗外景致。校园春景一如往年：天空迷濛，樱花开放，一眼即可看出是新生的男男女女抱着新书在路上走动。如此观望之间，神思又有点恍惚起来。我想起今年仍不能返回大学的直子，转眼又看见窗台上放着一个小玻璃杯，插有一枝金凤花。

两个女孩道声“回头见”返回自己座位后，我和绿子走出店，在街上散步。我们转了家旧书店，买了几本书，又进饮食店喝了杯咖啡，然后去娱乐厅玩了一会弹球游戏，接着坐在公园长凳上说话。差不多都是绿子一人唱独角戏，我哼哈作答。绿子说口渴，我去附近糕点铺买来两罐可乐。那时间里她用圆珠笔在稿纸上“刷刷”写着什么。我问写什么，她答说没写什么。

三点半时，她说得赶紧回去，讲好和姐姐在银座会面。我们步行到地铁站，在那里分手，她把那张稿纸一叠四折塞进我外套口袋，叫我到家后再看，而我是在电车中看的。

恕我免去客套。

这封信是在你去买可乐的时候写的。给同一条凳子的人写信，在我还是初次。但不这样做，似乎很难把我想说的传达给你，因为无论我说什么你几乎都听不进去，是吧？

嗯，你可知道？今天你做了一件十分使我伤心的事：你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发型的变化吧？我辛辛苦苦一点点把头发留长，好不容易在上周末把发型变得像个女孩模样，可你连这点都未察觉吧？我自以为十分可爱，加之久未见面，本想吓你一跳，然而你根本无动于衷，这岂不太跟人过不去？反正你现在恐怕连我穿什么衣服都记不起来了。我也是个女孩！你就是再有心事要想，也多少该正眼看我一下才是。只消说上一句“好可爱的发型”，往下无论你做什么，哪怕再心事重重，我都会原谅你。

所以，我现在向你说谎，什么要同姐姐在银座会面，全是谎话。本来我打算今天住在你那里，睡衣都带在身上。是的，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哈哈哈，傻瓜似的。但你偏偏不肯邀我去你住处。不过也好，既然你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似乎乐得一人孤独，那么就让你孤独去，去绞尽脑汁想各种事情，想个彻底！

不过这也并非说我对你有多么恼火。我仅仅是感到寂寞。因为你对我没少热情关照，而我却一次也没为你效力。你总是蜷缩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却一个劲“咚咚”敲门，一个劲儿叫你。于是你悄悄抬一下眼皮，又即刻恢复原状。

现在你手拿可乐回来了，一副边走边沉思的样子，我恨不得你跌一跤才解气，可你并未跌跤。你正坐在旁边，“咕嘟咕嘟”喝可乐。买可乐回来时，我还期待你注意到我的发型，说上一句“嗬，发型变了嘛”，结果还是落空了。假如你注意到，我会把这封信撕得粉碎，说：“喂，去你那里好了，给你做一顿香喷喷的晚饭，然后和和气气地一起睡觉。”但你像一块铁板似的麻木不仁。再见。

附记：

下次在教室见面不要打招呼。

我从吉祥寺站往绿子公寓打了次电话，没人接。由于没有特别要做的事，我便在吉祥寺街头转来转去，想物色一份能够边上学边做的临时工。我是周六周日两天空闲，周一周三周四可以从五点开始，但同这张时间表完全吻合的工作找起来谈何容易。我泄了气，走回住所。买晚间吃的东西时顺便又给绿子打了次电话，是她姐姐接的，说绿子尚未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清楚。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晚饭后，想给绿子写信，但反复写了几次都没写好，最后给直子写了一封。

我写道：“春回大地，新的学年开始了。不得相见，实在怅惘莫名。我很想见你，同你说话，无论通过什么形式都可以。但不管怎样，我都决心自强不息，此外别无他路可走。”

“此外，这是我自身的问题，也许对你无关紧要——我没有同任何人睡觉。因我不愿忘记你接触我时留下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比你想的还要重要。我经常追忆当时的情形。”

我把信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坐在桌前盯着看了半天。这封信虽说比以往简短得多，但我自忖这样反倒能更好地传情达意。我往杯里倒了三厘米高的威士忌，喝了两口，栽倒睡觉。

※

第二天，我在吉祥寺站附近找了份只周六周日去两次的临时工，是在一家不大的意大利风味餐馆当侍应生，条件虽一般，但供应午餐，还给交通费。周一周三周四休晚班时——他们经常休息——我来代替上班也可以，作为我可谓求之不得。店主还说，做满三个月后，给提一次工资，并希望这个周六就开始。同新宿唱片店那个不三不四的店长相比，这位男子看起来相当老实厚道。

我给绿子公寓打去电话，还是绿子的姐姐出来接，用疲倦的声音告诉我绿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家，她自己也想知道绿子去了哪里，问我知不知道线索。我知道的只是绿子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

星期三上课时，我见到了绿子。她穿一件类似艾蒿色的毛衣，戴一副夏季常戴的深色太阳镜，坐在最后一排，同以前见过一次面的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说话。我走过去，对绿子说课后有话说。戴眼镜的女孩先看看我，随即绿子也看看我。绿子的头发较之以前，那样式的确相当带有女性的风韵，显得成熟不少。

“我，有约会的。”绿子略微歪起脖颈说。

“不占你多少时间，五分钟就行。”

绿子摘下太阳镜，眯细眼睛，眼神活像在眺望对面一百米开外一座行将倒塌的报废房屋：“我不想说，对不起。”

眼镜女孩看着我，仿佛在说：人家说不想同你说话，对不起。

我在最前排的右端坐下，开始听课（讲的是田纳西•威廉姆斯戏剧的总论及其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课讲完时，我慢慢数罢一二三向后看去——绿子已不见人影了。

对于只身独处的人来说，四月实在是不胜凄寂的时节。四月里，周围的人无不显得满面春风。人们脱去外套，在明媚的阳光下或聊天，或练习棒球，或卿卿我我。我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直子也好，绿子也好，永泽也好，所有的人都远远离我而去。现在的我，连问一声“早安”或“你好”的人都没有。甚至对敢死队我都有些怀念。我就这样在无可排遣的孤独中送走了四月。向绿子打了好几次招呼，但得到的总是一个回答。她说她现在不想对话，听那声调，知道她也的确没这心思。她差不多都是同那个眼镜女孩在一起，此外便是同短头发的高个子男生结伴。那男生腿长得出奇，经常穿一双白球鞋。

四月过去，轮来五月。五月比四月还要难以打发。刚交五月，我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心开始在阑珊的春日中摇颤。这种摇颤大体在薄暮时分袭来。在浮动着玉兰花淡淡幽香的苍茫暮色里，自己的心开始无端地膨胀、颤抖、摇摆、针刺般地痛。这时我便紧闭双目、咬紧牙关，等待这番袭击的过去，而这要花很长时间，之后还留下丝丝隐痛。

每当这时我就给直子写信。在给直子的信中，我只写得意的事项、愉快的感受和美好的际遇，只写芳草的清香、春风的怡然和月光的皎洁，只写看过的电影、喜欢的歌谣和动心的读物。写罢反复阅读之间，我本身竟也得到了慰藉，心想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何等美妙绝伦！这样的信我给直子去了好几次，但无论直子还是玲子都没回音。

在打工的餐馆里我认识了另一个打工的学生，姓伊东，和我同龄，两人不时攀谈。他在美术大学读油画专业，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为了使他说话，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也喜欢看书听音乐，我们的话题差不多都是这些。伊东身材颀长，容貌潇洒，就当时的美大学生而言，他头发算是短的，衣着利落整洁。言语尽管不多，但情趣和思想都很地道可取。他喜欢法国文学，尤其喜欢读邦达和巴雷斯，音乐喜欢听莫扎特和拉威尔，并且和我一样在寻求有共同语言的朋友。

他在其住处招待过我一次。那是井头公园后面一幢式样别致的平房公寓，房间里堆满了画架和画布之类。我说想看看画，他说不好意思，没让我看。我们喝他从他父亲那里悄悄拿来的高级威士忌，用陶炉烧柳叶鱼来吃，听罗贝尔•卡萨德施演奏的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他是从长崎来的，故乡有个恋人，每次回长崎都同她睡觉。他说近来关系有点儿别扭。

“这你大致明白吧，女孩的勾当嘛！”他说，“一上二十或二十一岁，就急着具体考虑很多事情，陡然变得现实起来。结果，原本觉得非常可爱的地方也平庸得叫人不快。一见我面——大多是在干完那事之后，就问我大学毕业出来怎么办。”

“怎么办？”我问。

他边嚼柳叶鱼边摇头：“怎么办？怎么也办不了，一个学油画的学生！要是想到怎么办，有谁还会跑来学什么油画。不说别的，从这种地方出来连吃饭都没有着落。我这么一说，她就央求我回长崎当美术教师。她打算当英语老师。活活要命！”

“那么说你已经不大喜欢她喽？”

“呃——恐怕是。”伊东承认道，“再说，我没心思当什么美术教师，不愿意教那些像群吵吵闹闹上蹿下跳的猴子似的调皮鬼初中生，不愿意那样了此一生。”

“说到底，还是同她分手为好吧？对双方来说。”

“我也那样想。但说不出口，张不开嘴。因为她是打定主意同我结合的，我怎么好说：分开吧，我已看不上你了呢！”

我们没有加冰块，干喝威士忌。柳叶鱼吃完后，便把黄瓜和芹菜切成长条，蘸酱油嚼起来。“咔嚓咔嚓”嚼黄瓜的时间里，我不由想起绿子的父亲，痛切地感到失去绿子的生活对我是何等枯燥无味。不知不觉地，她的存在已在我心目中急剧膨胀起来。

“你有恋人？”伊东问。

“有是有。”我吁口气回答，“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天各一方。”

“但心情是相通的吧？”

“但愿如此，否则如何活得下去。”我半开玩笑地说。

随后，他语气沉静地谈起莫扎特的伟大。如同乡下人对山路了如指掌一样，他对莫扎特音乐的伟大之处十分谙熟。他说他父亲喜欢听，他从三岁开始就一直听。我对古典音乐所知无多，但在一边听他充满感情而恰到好处的点评——“听，这个地方……”“如何，这里……”——一边倾听莫扎特协奏曲的时间里，一种久违了的怡适舒展的心情不觉油然而生。我们望着井头公园树林上方浮出的一弯新月，把那瓶高级威士忌喝到最后一滴。好香醇的酒！

伊东叫我住下，我说还有点事，谢过他招待的威士忌，九点前离开了他的住所。归途中，我进电话亭给绿子打电话，这回居然是她本人接的。

“对不起，现在不想同你说话。”绿子说。

“这我知道，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我不想就这样中断同你的关系。你确实是我屈指可数的朋友之一，见不到你实在憋得难受。到什么时候才能和你说话？只告诉我这点也好。”

“由我来打招呼，到那时候。”

“活得可好？”

“凑合。”说着，她放下听筒。

五月中旬，玲子来了封信。

谢谢你时常来信。直子看了非常高兴。我也看了，我看也可以吧？

好久未能写信，请多原谅。实不相瞒，一来我有点感到疲劳，二来也没什么可喜的消息。直子的情况还是不怎么好。前几天她母亲从神户来，加上专科医生和我，四个人议论来议论去，最后一致同意转去专科医院集中治疗一段时间，然后再酌情决定是否返回这里。

直子说如果可能，她想一直在此医疗，作为我也觉得离开她寂寞，而且放心不下。不过坦率说来，她已经渐渐不容易控制了。平素倒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但有时候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那种时候身边就离不开人，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直子的幻听已十分严重，她拒绝接受一切，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所以，我认为直子还是暂时转院为好，去合适的地方接受治疗。这固然遗憾，但别无他法。以前我也对你说过，对待这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耐心，不放弃希望，把相互纠缠的线索一一理出头绪。无论事态看上去多么令人悲观，也必定在某处有突破口可寻。倘若周围一团漆黑，那就只能静等眼睛习惯黑暗。

这封信寄到你手头的时候，直子该已经转去那家医院了。拖这么久才告诉你，觉得抱歉得很，但这一切都是仓促忙乱之间定下的。新医院是一家有定评的医院，条件很好，也有高明的医生。地址写在下面，请往那边写信。我这边也会得到直子的情况，届时再告诉你，但愿有好消息可写。想必你很难过，但不要灰心。直子不在以后，仍希望能给我写信来——即使不经常也好。再见。

这年春天我着实写了好多信。每周给直子写一封，给玲子也写，还给绿子写了几封。在大学教室里写，在家把“海鸥”放在膝头伏在桌子上写，间歇时对着意大利餐馆的餐桌写，简直就像要通过写信来把我几欲分崩离析的生活好歹维系在一起。

“由于不能同你说话，我送走了十分凄楚而寂寞的四月和五月。”我在给绿子的信中写道，“如此凄楚寂寞的春天我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早知这样，让二月连续重复三次有多好。现在对你说这话我想为时已晚——那新发型的确对你非常合适，非常可爱。眼下我在一家意大利餐馆打工，从厨师那里学会了做意大利面条，十分好吃，很想几天内请你品尝一次。”

我每天去学校，每周在意大利餐馆打两三次工，同伊东谈论书和音乐，从他手里借来几本巴雷斯看，写信，同“海鸥”玩，做意大利面条，整理庭园，边想直子边自慰，一场接一场看电影。

绿子向我搭话是六月快过完一半的时候。两人足有两个月没开口了。上完课，绿子来我邻座坐下，手托下巴，半天没有吭声。窗外雨下个不停。这是梅雨时节特有的雨，没有一丝风，雨帘垂直落下，一切都被淋得湿漉漉的。其他同学全部离开教室后，绿子也还是以那副姿势默然不动。一会儿，她从棉布上衣袋里掏出万宝路衔在嘴上，把火柴递给我。我擦燃一根给她点上。绿子圆圆地噘起嘴唇，把烟缓缓喷在我脸上。

“喜欢我的发型？”

“好得不得了。”

“如何好法？”

“好得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

“真那样想？”

“真那样想。”

她注视着我的脸，良久，把右手伸出。我握住它。看上去她比我还要如释重负。绿子把烟灰抖落在地板上，倏地起身立起。

“吃饭去吧，前胸贴后背了。”绿子说。

“去哪儿？”

“日本桥高岛屋商店的餐厅。”

“干嘛特意去那种地方？”

“隔些日子我就想去一次那里。”

于是我们乘地铁来到日本桥。也许从早上就开始下雨的关系，商店里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影。整个店内充溢着雨的气味，店员也因无所事事而显出无聊的神情。我们走到设在地下室的餐厅，细细看了一遍陈列的样品，两人都决定吃盒饭。虽是午饭时间，但餐厅里人并不挤。

“在商店的餐厅吃饭，这可是相隔好久的事了。”我一边说一边端起几乎只有在商店餐厅才能见到的光溜溜的白瓷茶杯，喝了一口。

“我喜欢这样。”绿子说，“觉得好像做了一件特殊事情。这大概同小时候的记忆有关，小时候很少很少由大人领着逛商店。”

“我倒好像常逛，我妈喜欢逛商店的。”

“真好。”

“也谈不上好不好，我本来不乐意去什么商店。”

“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好是指在大人关怀下长大。”

“噢，独生子嘛！”我说。

“小时候我就想好了，长大后一定一个人来商店餐厅饱饱吃上一顿。”绿子说，“不过也够无聊的，独自在这种地方草草地吃顿饭，哪里能有什么意思。既不是特别好吃的东西，又乱哄哄的让人心烦意乱，空气又糟，光是地方宽敞。但我还是时常想来这里。”

“这两个月好难熬啊！”我说。

“从你信上知道了。”绿子面无表情地应道，“反正先吃饭吧，除此以外我现在考虑不了别的。”

我们把半圆形饭盒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喝了汤，饮了茶。绿子吸了支烟，吸罢，一言不发地迅速立起，拿伞在手。我也随之欠身，拿起伞。

“这回去哪里？”我问。

“来商店餐厅吃完饭，往下当然是去天台喽！”绿子说。

雨中的天台一个人也没有。宠物用品专柜看不见售货员，小卖部和乘用物售票处也都落着卷闸门。我们撑着伞，在湿漉漉的木马、花木架、摊床之间散步。东京的闹市区中心居然有此等荒凉的场所，我有些意外。绿子说要看望远镜，我投进一枚硬币，她看的时候我为她撑伞。

天台角落里有一小块带凉棚的娱乐场，摆着几台儿童游戏机。我和绿子在里边一个歇脚凳模样的矮台上坐下，观望雨景。

“说点什么呀！”绿子说，“总该有话说吧，你？”

“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不过上次我确实心绪很糟，头脑木木的，对好多事都心不在焉。”我说，“但见不到你后我才深深意识到——只因有你，我才得以好歹坚持到现在。而失去你之后，我实在孤独得好苦。”

“可你不知道吧，渡边君？由于不得见你，这两个月我是多么寂寞，度日如年。”

“不知道，没想到。”我惊讶地说，“我以为你生我的气，所以才不想见我。”

“你这人脑袋怎么这么简单？我肯定想见你的嘛！我不是说过喜欢你的吗？我并不会随随便便喜欢上一个人，或轻而易举抛弃一个人。这点你还看不出来？”

“那当然是那样……”

“不错，我是生你气来着，恨不得狠狠踢你一百八十脚。还不是，好久才见一次面，你却呆愣愣地只顾想别的女人，看都不愿看我一眼，我就是生这个气。不过另一方面我一直在想，恐怕还是同你分开一段时间为好，即使为了把事情弄清楚。”

“事情？”

“就是我同你的关系。具体说来，我已经渐渐觉得同你在一起更有意思，较之同他相处。你不认为这无论如何都不合情理、都有欠稳妥？当然我是喜欢他。虽然他多少有点固执、偏激，有点法西斯，但优点也多的是，而且一开始我也是经认真考虑才喜欢他的。但是，对我来说，你这人总像有些与众不同。和你在一起，我感觉再称心如意不过。我信赖你，喜爱你，不愿放弃你。一句话，自己对自己都逐渐没了主意。这样，我就去他那里开诚布公地商量，看如何是好。他叫我别再找你，说如果再找你就得同他一刀两断。”

“那怎么办了？”

“和他断交了，利利索索的。”说着，绿子把一支“万宝路”衔在嘴上，用手拢着划火柴点燃，猛猛吸了一口。

“为什么？”

“为什么？”绿子吼道，“你脑袋是不是不正常？又懂英语假定形，又能解数列，又会读马克思，这一点为什么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非得叫女孩子开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超过喜欢他吗？我本来也很想爱上一个更英俊的男孩，但没办法，就是看中了你。”

我想说句什么，但喉头似乎有什么东西堵着，一时未能出口。

绿子把烟扔进水洼：“喂喂，别阴沉着脸，叫我看着难受。你放心，知道你另有心上人，我什么都不指望。不过抱一抱我总可以吧？这两个月我也真熬得够呛！”

我们在娱乐场后头撑着伞抱在一起。身体紧紧贴住，嘴唇急切切合拢。她的头发、她的棉布牛仔夹克的领口都发出一股雨的气味。我不由想：少女的身体是何等柔软，何等温暧！隔着一层夹克衫，我胸口明显感到了她的乳房，觉得自己确实好久都未曾接触如此充满生机的肉体了。

“上次和你见面那天的晚上，我就跟他讲了，就此各奔东西。”绿子说。

“我非常喜欢你。”我说，“打心眼里喜欢，不想再撒手。问题是现在毫无办法，进退两难。”

“因为那个人？”

我点点头。

“嗯，告诉我，和她睡过？”

“只一次，一年前。”

“那以后再没见面？”

“见了两次，但没干。”我说。

“那又为什么？她不是喜欢你吗？”

“无可奉告。”我说，“情况极为复杂，千头万绪，而且由于天长日久，实情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不论对我还是对她。我所知道的，只是一种责任，作为某种人的责任，并且我不能放弃这种责任。起码现在我是这样感觉的，纵使她并不爱我。”

“我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女孩，”绿子把脸颊擦在我脖颈上说，“而且现在就在你的怀抱里表白说喜欢你。只要你一声令下，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虽然我多少有蛮不讲理的地方，但心地善良正直，勤快能干，脸蛋也相当俊俏，乳房形状也够好看，饭菜做得又好，父亲的遗产也办了信托存款，你还不以为这是大拍卖？你要是不买，我不久就到别处去。”

“需要时间。”我说，“需要思考、归纳、判断的时间。我也觉得对不起你，但现在只能说到这里。”

“但你是喜欢我，是不想再撒手吧？”

“那当然是的。”

绿子离开我的身子，嫣然一笑，看着我的脸。“那好，我等你，因为我相信你。”她说，“只是，要我时就只要我，抱我时就得只想我。明白我说的意思？”

“明明白白。”

“还有，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但千万别做伤感情的事。在过去的生活里我已经被伤害得够厉害了，不想再受下去，我要活得快活些。”

我搂过绿子，吻着她。

“还不快把那破伞放下，拿两只胳膊紧紧抱住！”她说。

“放下伞不淋成落汤鸡了？”

“管它什么落汤鸡！求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只管死死抱住我。我都整整忍耐两个月了。”

我把伞放在脚下，顶着雨把绿子紧紧搂在怀中。惟有车轮碾过高速公路的沉闷回响仿佛缥渺的雾霭一般笼罩着我们。雨无声无息、执着地下个不停，我们的头发已被彻底淋透，雨滴如同泪珠一般顺颊而下，她的棉布牛仔夹克和我的黄色尼龙风衣全被染成了深色。

“到能避雨的地方去吧？”我说。

“去我家！家里谁也不在。这样非伤风不可。”

“百分之百。”

“瞧，咱俩活像从河里游过来的。”绿子边笑边说，“痛快！”我们在毛巾柜台买了条大号毛巾，轮流进洗手间擦干头发，之后乘地铁来到她在茗荷谷的公寓。绿子马上让我淋浴，然后她才进去。我穿上她借给我的浴衣，等待衣服干透。她自己换上马球衫和裙子。两人在厨房餐桌喝咖啡。

“讲讲你的事。”绿子说。

“我的什么事？”

“呃……你讨厌什么？”

“讨厌鸡肉、性病和饶舌的理发匠。”

“此外？”

“四月孤独的夜晚和镶花边的电话机罩。”

“此外？”

我摇摇头：“再想不起特别的。”

“我的他——以前那个他——讨厌的东西多得很。例如我穿超短裙啦，吸烟啦，每喝必醉啦，口出脏话啦，讲他朋友不好啦……所以，如果在我身上有你讨厌的，尽管提出。能改的我改就是。”

“没有什么。”我想了一会说，“什么也没有。”

“真的？”

“你穿的我都喜欢，你做的说的，你的走路姿势，你的醉态我统统喜欢。”

“这样下去真的可以？”

“也不知道让你怎么改好，索性就这样好了。”

“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

“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

“嗯——”绿子略显满足，“能再抱我一次？”

我和绿子在她房间的床上相抱而卧。我们边听滴雨声边在被窝里亲嘴，接着从世界的构成一直谈到煮鸡蛋的软硬度，简直无所不谈。

“下雨天蚂蚁到底干什么呢？”绿子问。

“不知道，”我说，“估计是打扫洞穴或整理贮藏物什么的吧。蚂蚁很勤快。”

“那么勤快为什么还不进化，为什么从古至今一直是蚂蚁？”

“说不清。大概身体结构不适合进化——同猿猴相比。”

“想不到你也有这么多一问三不知。”绿子说，“我还以为渡边其人大凡世事无所不通咧！”

“世界大无边。”

“山高海又深。”说罢，绿子把手伸进我的浴衣下摆握住那勃起的东西，然后倒吸了一口凉气，“喂，渡边，可别见怪，老实说真的不成。这么大这么硬！”

“开玩笑吧？”我叹息一声。

“是玩笑。”绿子哧哧笑着，“不要紧，放心好了。这个尺寸的完全进得去。喂，细看看可好？”

“随便你。”我说。

绿子缩进被里，摆弄了好半天，翻翻包皮，用手掌掂掂分量，然后从被窝探出头来，吁了口气。

“可我十分十分中意你这玩艺儿，不是奉承你。”

“谢谢。”我老实道谢。

“可是你不想和我干吧？在各种事情弄清之前？”

“不至于不想干吧，”我说，“想得都快发神经了。但又不能干。”

“死脑筋！我要是你就一干为快。干完再考虑不迟。”

“真那样做？”

“骗你。”绿子小声道，“我也不会干的，我想，我要是你同样不会干的。我就喜欢你这种地方，真的好喜欢。”

“怎么个喜欢法儿？”我问。

她没有回答，而是紧紧地贴住我，嘴唇吻在我乳头上，握着那东西的手开始在下边缓缓地动。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她手的动作和直子相当不同。两者都充满温存，妙不可言，然而总有地方相异，使我觉得是在经受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体验。

“喂，渡边君，又在想别的女人吧？”

“没想。”我撒谎道。

“真的？”

“真的。”

“这种时候可不许你想别的女人。”

“想不成的。”我说。

“想碰碰我的胸脯或那地方？”绿子问。

“想的，但还是不碰的好。一次搞许多名堂，刺激太强了。”

绿子点点头，在被子里窸窸窣窣脱了内裤，对准我那东西：“排在这里。”

“要弄脏的。”

“人家眼泪都要出来了，别说蠢话。”绿子带着哭腔说，“洗洗就完了。别假客气啦，想排就排吧。要是过意不去，就买新的当礼物送我。要不，你是不中意我才排不出？”

“没的话。”我说。

“那就排吧，没关系，排吧。”

我排完后，她检查了那摊东西。“上面都沾满了呢，”她不无钦佩地说。

“太多了？”

“没关系，不怎么多。傻子，尽管排好啦。”绿子笑着和我接吻。

傍晚时分，绿子去附近买东西，做了晚饭。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喝啤酒吃炸虾，最后是吃青豆饭。

“吃得饱饱的，造得多多的。”绿子说，“我替你好好排放出去。”

“多谢。”

“我嘛，知道好多好多方法。开书店时从妇女杂志上学来的。跟你说，妇女怀孕时干不成那事，为了使丈夫那期间不在外头胡搞，就搜集各种各样的处理办法。也确实有很多方式。感兴趣？”

“感兴趣。”我说。

离开绿子后，我乘上电车回家。在车中我打开一份从车站买来的晚报。但我还沉浸在思考中，一行也读不下去，读了也不知所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报纸莫名其妙的版面，继续思索以后自己将何去何从，我周围的环境将出现何种变化。我不时感到世界的脉搏在我身旁突突悸动不已。我喟然长叹，旋即合上双目。对于今天一整天的所作所为，我丝毫不觉后悔，倘若能再过一次今天，我深信也必然故伎重演——仍在雨中天台上拥抱绿子，仍被淋成落汤鸡，仍在她床上被其手指疏导出去。对此我不存任何疑问。我喜欢绿子。她肯重新投入我的怀抱，使我感到乐不可支。若同她结为伴侣，想必能相安无事。而且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有血有肉的女孩，那热乎乎的身体就在自己的怀中。作为我，何尝不想把绿子剥得精光，分开下肢进到其温暖的缝隙中去——为克制这种强烈的冲动，我不知做了多大努力。当她握住我那件东西的手指缓缓移动的时候，我实在不能加以制止。我渴求她，她也渴求我，我们已经在相爱。有谁能控止得住呢？是的，我是爱绿子，这点恐怕更早些时候就已了然于心，只不过自己长期回避做出结论而已。

问题在于我无法很好地向直子解释这种局面的发展。若在其他时期倒也罢了，而对眼下的直子，我根本不可能说我已喜欢上了别的女孩。更何况我仍在爱着直子，尽管爱的方式在某一过程中被扭曲得难以思议，但我对直子的爱却是毋庸置疑的，我在自己心田中为直子保留了相当一片未曾被人染指的园地。

我所能做的，就是向玲子写一封毫无保留的信。我回到住处，坐在檐廊里，眼望夜幕笼罩下的雨中庭园，头脑中推出几行词句。于是我开始伏案直书：“我不能不向您写这封信——这封对我来说万般痛苦的信。”写罢开头，我大致叙述了我同绿子迄今为止的关系，以及今天两人间发生的事。

我爱过直子，如今仍同样爱她。但我同绿子之间存在的东西带有某种决定性，在她面前我感到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并且恍惚觉得自己势必随波逐流，被迅速冲往遥远的前方。在直子身上，我感到的是娴静典雅而澄澈莹洁的爱，而绿子方面则载然相反——它是立体的，在行走在呼吸在跳动，在摇撼我的身心。我心乱如麻，不知所措。这绝非自我开脱，我自以为生来至今始终以诚为本，对任何人也未曾文过饰非，时刻小心不误伤任何人，然而到头来自己反被抛入这迷宫般的境地，我全然不知何以如此。我到底应怎么办呢？这点我只能同您商量，此外别无他人。

我贴上速递邮票，当天夜里就把信投进了邮筒。

玲子的信的到来是此后第六天。

恕不客套。

首先报告好消息。

直子好转得听说比预想的快。我和她通过一次电话，听起来她说话已清楚多了。很可能短期内返回这里。

其次是关于你的。

依我之见，你大可不必把许多事情想得那么严重，爱上一个人是难得的好事，倘若那爱情是真诚的，谁也不至于被拋入迷宫，要有自信。

我的建议非常简单。第一，如果你被叫绿子的那个人所强烈吸引，你同她坠入情网便是理所当然的。这或许一帆风顺，也可能一波三折。所谓恋爱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一旦坠入情网，一切听之任之或许不失为自然之举。我是这样想的，这也是一种真诚的表现形式。

第二，至于你是否同绿子发生性关系，这纯属你自身的问题，我不便表态。最好同绿子畅所欲言，以得出可以接受的结论。

第三，此事请瞒着直子。如果到了非对她挑明不可的地步，届时再由你我两人考虑万全之策。所以你暂时不要透露给那孩子，交给我处理好了。

第四，过去你在很大程度上是直子的精神支蛀。即使你不再对她怀有作为恋人的感情，你能为直子做的事也应当还有很多。所以，你不必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我们（这里的我们是对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统而言之的总称）是生息在不健全世界上的不健全的人，不可能用尺子测量长度或用分度器测量角度、如同银行存款那样毫厘不爽地生活，对吧？

就我个人感情而言，绿子倒像是个非常可贵的女孩。你为她倾心这点，从信上也看得一清二楚；而你对直子的一片痴情，我也了然于心。这并非什么罪过，只不过是大千世界里司空见惯之事。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荡舟于美丽的湖面，我们会既觉得蓝天迷人，又深感湖水多娇——二者同一道理。不必那么苦恼。纵令听其自然，世事的长河也还是要流往其应流的方向，而即使再竭尽人力，该受伤害的人也无由幸免。所谓人生便是如此。这样说未免大言不惭——你也差不多到了学习这种人生方式的年龄。有时候你太急于将人生纳入自己的轨道。假如你不想进精神病院，就要心胸豁达地委身于生活的河流。就连我这样孱弱而不健全的女人，有时都觉得人生是多么美好。真的！所以，你也务必加倍追求幸福，为追求幸福而努力。

当然我很遗憾，遗憾未能得以参加你同直子的喜庆婚礼。然而归根结蒂，又有哪个人能明白什么算是喜庆呢！因此你无须顾忌谁，若你认为可以获得幸福，取就及时抓住机会！以我的经验来看，人的一生中这种机会只有两三回，一旦失之交臂，一辈子都将追悔莫及。

我每天都在没有任何听众的情况下弹吉他，这的确有点百无聊赖。也不愿过下雨的黑夜。真想什么时候再次在有你和直子的房间里边吃葡萄边弹吉他！就此搁笔。

石田玲子

六月十七日

[1] 科尔特兰（1926—1967），美国黑人爵士乐演奏家。

第十一章

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信上说那既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某人的责任，而是如同天要下雨，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但对此我没有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了。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为一杯灰烬。

八月末参加完直子凄凉的葬礼返回东京，我告诉房东自己准备离开一段时间，请他们照看一下，并跑去打工的餐馆，说暂时来不成了。然后，我给绿子写了封短信：现在一言难尽，希望稍待时日，请谅。此后三天时间里，我挨家进电影院，从早看到晚，大凡东京上映的影片统统看了一遍。尔后收拾好旅行背囊，提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车。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去的，我全然无法记起。风景、气氛和声响记得真真切切，而地点却忘得干干净净。连顺序也忘了。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体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挡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手头吃紧时，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赚一点现钱。无论哪里总有些苦力可做。我并无特定目的地，只是逐一在城镇中穿行不止。世界广阔无边，到处充满怪异的现象和奇妙的人们。我给绿子打过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喂喂，学校早都开学了。”绿子说，“提交听课报告的家伙都有好些个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整整三个星期音信全无。在哪里？干什么呢？”

“对不起，现在不能返京，还不能。”

“你要说的就这个？”

“现在一言难尽，有口难言。等到十月……”

绿子一言不发，“砰”一声挂断电话。

我继续旅行，时而住进廉价旅店，洗个澡，刮刮胡须。一次对镜看去，发现我的嘴脸甚是丑恶。由于风吹日晒，皮肤粗糙不堪，双眼下陷，两腮深凹，而且有来历不明的污垢和擦伤，活像刚刚从黑洞深处爬出来，但仔细端详，确是自家嘴脸无疑。

当时我行走的是山阴海岸，鸟取或兵库的北海岸即在这一带。沿海岸赶路还是轻松的，因为沙滩上肯定找得到惬意的睡眠场所，并且可以捡来被海水冲上岸的木柴升起篝火，从鱼店买来干鱼烤熟了吃。我还打开威士忌，一面谛听涛声一边怀念直子。真是奇怪——她已经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我甚至亲耳听到了钉棺盖的叮当声，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已魂归九泉这一事实。

她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过于鲜明了。她轻轻地吻我，头发垂落在我的小腹——那光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她的温情和喘息，以及一泄而出后无可排遣的感伤。这一切就像五分钟前刚刚发生过一样，仿佛直子就在身边，伸手即可触及她的肢体。然而她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存在于这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我想起直子的种种音容笑貌，不容我不想起。因为我心里关于直子的记忆堆积如山，只要稍稍开启一点缝隙，它们便争先恐后，鼓涌而出，而我根本无法遏止其突发的攻势。

我想起直子在晨雨中身穿雨衣清扫鸟舍和手拿鸟饵口袋的情景，想起坏了半边的生日蛋糕，想起那天夜里浸湿我衬衣的泪水。是的，那天也是个雨夜。冬日来临，她身穿驼绒大衣在我身旁移动步履。她总是戴一个发卡，总是用手摸它，而且总是用晶莹明澈的眸子凝视我的眼睛。她身披一件蓝色睡衣，在沙发上抱膝而坐，下颏搭在膝头。

就是这样，直子的形象如同汹涌而来的潮水向我联翩袭来，将我的身体冲往奇妙的地带。在这奇妙地带里，我同死者共同生活。直子也在这里活着，同我交谈，同我拥抱。在这个地方，所谓死，并非是使生完结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是构成生的众多因素之一。直子在这里仍在含有死的前提下继续生存，并且对我这样说：“不要紧，渡边君，那不过是一死罢了，别介意。”

在这样的地方，我感觉不出悲哀为何物。因为死是死，直子是直子。“瞧，这有什么，我不是在这里吗？”直子羞涩地笑着说道。她这一如往日的平平常常的一言一行，使我顿感释然，心绪平和如初。于是我这样想道：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死，则死并不坏。“是啊，死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子说，“死单单是死罢了。再说我在这里觉得非常快活。”直子在浊浪轰鸣的间歇里这样告诉我。

但为时不久，潮水退去，我一个人剩在沙滩上。我四肢无力，欲走不能，任凭悲哀变成深重的夜幕将自己合拢。每当这时，我时常独自哭泣——与其说是哭泣，莫如说任由浑似汗珠的泪珠不由自主地涟涟而下。

木月死时，我从他的死中学到一个道理，并将其作为大彻大悟的人生真谛铭刻或力图铭刻在心。那便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鸣，日复一日地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满面流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给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称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荡。他打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十六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那些事仿佛发生在遥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瑕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啰啰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不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条瘦骨嶙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篝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三十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新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是紫菜饭卷和油炸豆腐，明天再用。”他拿起一升装酒瓶，把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劝。临分手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蓦地记起高三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得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剌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吃下去的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了量，脑袋开始作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心情更觉恶劣。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卷起睡袋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去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一九七〇年十月二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了一个月。我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去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色的骨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了！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了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也没关系，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吧，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我自己本身负责着那里的管理。

※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上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望打电话来。早上九点和晚上九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九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还好？”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待整整八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了一下。

“后天乘新干线去，三点二十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三点二十分去东京站接你。”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

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夹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剌而出，左手提着装在黑壳里的吉他。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说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

“旅行了一段时间，又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说，“新干线如何？”

“一塌糊涂。窗户也不开，途中本想买盒饭来着。简直倒透霉。”

“车厢里有过来卖东西的吧？”

“你指的是又贵又难吃的三明治？那玩艺儿连快饿死的马都咽不下。以前我喜欢在御殿场买鲷鱼饭来吃。”

“那么说话，要把你当成老太婆的。”

“那好，原本就是老太婆嘛！”

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好奇地凝望着窗外武藏野的风光。“相隔八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住她的手不怕，你一点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我点点头。

“往后怎么办呢？”

“去旭川，嗯，旭川！”她说，“音乐大学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办了一间音乐教室，两三年前就劝我去帮忙，我没答应，说懒得去那么冷的地方。可你知道，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后，除了旭川，还想不出其他落脚处。那地方怕不会像是失手弄出来的大陷坑吧？”

“没那么恐怖。”我笑道，“去过一次，小镇不坏，挺有情调的。”

“真的？”

“不假，比在东京好，肯定。”

“反正没其他地方可去，行李都寄过去了。”她说，“渡边君，还能找时间去旭川玩？”

“当然去的。不过你这就赶去不成？总要在东京逗留几天再去吧？”

“嗯。可以的话，准备待上两三天。能在你那里借个宿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毫无问题。我钻进睡袋在壁橱里睡。”

“抱歉抱歉。”

“没关系，壁橱宽敞得很。”

玲子有节奏地轻轻叩击夹在腿间的吉他壳。

“我恐怕要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去旭川之前。对外面的世界还根本不熟悉。很多很多事摸不着头脑，心里又紧张。这方面能帮我一把？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这一位。”

“只要我能办到，帮多少把都行。”我说。

“我这人，莫不是在打扰你吧？”

“到底能打扰我的什么呢？”

玲子看着我的脸，扭下嘴唇笑了，再没说什么。

从吉祥寺下了电车，在转乘公共汽车到我住处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没说什么像样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东京市容的变化，谈她的音乐大学时代，谈我过去的旭川之行。有关直子的事绝口未提。我同玲子足有十个月未见，但如今和她单独走起来，心头仍不可思议地涌起一股平和、宽慰之感，并觉得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回想起来，同直子两人在东京逛街时，便是与此完全相同的感觉。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了直子的死。想到这里，我陡然什么也说不出了。玲子一个人说了一会，发现我不开口，便也不再吭声。于是两人默默无言地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我的住处。

这是初秋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同恰好一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如枯骨，细细白白，长空寥廓，似无任何遮拦。又是一个秋天，我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点缀的小花，一个音节留下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到来。四季更迭，我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亦随之渐渐拉开。木月照旧十七，直子依然二十一，永远地。

“一到这样的地方我就松了口气。”玲子走下汽车环顾四周，说道。

“因为什么也没有嘛。”

我从后门走进院子，把玲子领进这孑然独处的小屋。玲子几乎每看见什么都赞赏一番。

“好极了，这住处！”她说，“都是你做的？架子、桌子？”

“是啊。”我一边烧水泡茶一边说。

“手还蛮巧的，你这人。房间也干净利落。”

“敢死队影响的，他给我养成了卫生习惯。不过这一来房东倒高兴，说我住得很洁净。”

“噢，对了，得找房东寒暄一下。”玲子说，“房东住在院子对面吧？”

“寒喧？用得着寒暄？”

“情理之中嘛。一个怪模怪样的半老婆子钻到你这里弹吉他，房东也会纳闷吧？这方面还是先弄稳妥为好。为这个我连糕点盒都准备好带来了。”

“亏你想得周全。”我佩服道。

“上年纪的关系。我已想好，就说是你姨妈从京都来，你说时也要统一口径。说起来，这种时候年龄拉开距离，到底好办些，谁也不至于觉得蹊跷。”

她从旅行包里掏出糕点盒走出后，我坐在檐廊里又喝了杯茶，逗着猫玩。过了二十分钟，玲子总算回来了，从旅行包里取出一罐饼干，说是给我的礼物。

“当然是说你。”她抱着猫贴在脸上说，“夸你规规矩矩，是个正正经经的学生。”

“说我？”

“是啊，当然是你。”玲子笑道。她瞥见我的吉他，拿在手里，稍微调了下弦，弹起卡尔罗斯•乔宾的《并非终曲》。许久没听她的吉他了，那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暖着我的心。

“在学吉他？”

“在仓房里扔着，借来随便弹几下。”

“那，一会儿免费教你。”说着，玲子放下吉他，脱去粗花呢上衣，背靠檐廊柱子吸烟。她的外衣里面穿着一件双色方格半袖衫。

“瞧，这衣服蛮漂亮吧？”

“是不错。”我同意道。那的确是件格纹极潇洒的衬衫。

“这，是直子的。”玲子说，“知道么？直子和我，衣服差不多是一个尺寸，尤其她刚进那里的时候。后来那孩子丰满起来，尺寸多少有点变化，但基本出入不大，无论上衣、裤子还是鞋帽，有差别的大概只有胸罩。因为我等于没有乳房。所以，我俩经常换衣服穿，或者说几乎是共产。”

我再次打量玲子的身体，经她一说，她的身段个头确实同直子相似。由于脸形和手腕细弱的关系，印象中玲子要比直子瘦削，但仔细看去，身体显得格外结实。

“这裤子和上衣也是，全是直子的。看见我穿直子的东西，你心里怕不大好受？”

“没有的事。有人穿她的衣服，我想直子也会高兴的。特别是你来穿。”

“也真是奇怪，”玲子说着，轻轻打个响指，“直子没给任何人写遗书，却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她在便笺上草草写了一行：‘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你不觉得这孩子怪？在自己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什么衣服呢，这东西怎么都无所谓，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该多得写不完才是。”

“此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

玲子吸着烟，沉思良久。“我说，你很想听我从头一五一十讲起吧？”

“请讲给我听！”我说。

“医院检查的结果，说直子的病情眼下虽正在好转，但为长远起见，还是马上集中根治为好。于是直子转去大阪一家医院，准备在那里住得长久些。以上情况想必已写信告诉过你，大概是八月十日前后……”

“信见了。”

“八月二十四日，直子母亲打来电话，说直子想返回一次，问我可不可以。说直子想自己整理一下东西，还很想同我好好聊聊，因为短时间内再见不到我，可以的话，想住一个晚上。我说我完全可以。我也非常想见直子，想同她交谈。这么着，第二天，就是二十五日，她和母亲乘出租车赶来了。我们三人便一边天南地北地聊着，一边整理东西。傍晚时，直子对她母亲说往下不要紧了，请母亲回去。她母亲就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了。直子看上去精神十分饱满，我和她母亲一点都没想到别的。说实话，见面前我担心得不得了，生怕她一下子瘦得摇摇晃晃，憔悴不堪。因我知道在那种医院检查治疗起来，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担心她顶不住。结果见面一看，我马上一颗心落了地——脸色比预想的显得健康，还笑吟吟地开起玩笑，讲话也较以前有条理多了，而且对自己的新发型很得意，说去了一趟美容院。于是我想若是这样，即使她母亲不在，光和我两人也问题不大。她说：‘玲子姐，我想趁这机会在医院里把过去全部清算一下。’我说是啊，或许那样好。随后我俩到外面散步，这个那个谈了很多，如今后的打算等等。她甚至这样说：要是两人能离开那里一起生活该有多好。”

“和你两人？”

“是的。”玲子微微耸下肩说，“我对她说，我倒无所谓，可渡边君怎么办呢。结果她这样说：‘那人的事我会安排妥当的。’只这么一句。接下去谈了我俩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等等。然后去鸟舍逗鸟玩了一会儿。”

我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玲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猫早已在她腿上呼呼睡去。

“那孩子一开始就已全部打定主意，所以才那么有精神，才面带笑容，才显得那么健康。肯定是下定决心后，心情变得畅快起来。她开始收拾房里的各种东西，不要的东西放进院子的油桶烧掉，包括当日记写下的笔记簿和信件，统统付诸一炬，甚至连你的信。我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烧掉。因为那孩子一直非常珍惜你的信，时常翻来覆去看个没完。她回答说：‘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处理掉，也好获得新生。’而我也没有深想，以为不无道理。实际上也是说得通的，一般来看。但愿这孩子恢复健康，万事如意，我想。那天的直子也实在可爱得很，真想找你看上一眼。之后，我们像往常那样在食堂吃罢晚饭，进浴池洗澡，打开心爱的上等葡萄酒，两人喝着。我抱起吉他，照例弹甲壳虫，弹《挪威的森林》，弹《米歇尔》，都是那孩子喜欢的。我们觉得相当开心，熄掉灯，适当脱去衣服，上床躺下。那是个闷热得要命的夜晚，打开窗户也几乎没一丝风进来。外面漆黑一团，如同给墨汁涂得没留一点空白。虫声听起来格外响，连房间里都充满扑鼻的夏草气息。这时直子突然提起你，提你同她做爱的事，而且说得极其详细。如何被你脱去衣服，如何被你触摸，自已如何湿润，如何被侵入，如何妙不可言——说得非常具体。于是我按捺不住，问她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提起这话。因为以前那孩子对做爱从来都是三言两语地一带而过。诚然，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我们也坦率地谈到做爱，但那孩子死活不肯详谈，说不好意思。而现在却突如其来地谈得滔滔不绝，连我也不免吃惊。”

“‘只是有点想一吐为快。’直子说，‘要是您不大想听，不说也可以的。’”

“‘哪里。肚里有话要说，那就痛痛快快说彻底才好。我来听。’”我说。

“‘玲子姐，那实在是太妙了，整个脑袋都像要融化似的。真想就那样在他怀抱里一生都干那事。真那么想的。’”

“‘既然妙到那个程度，那就和渡边君一起生活，每天都干不就得了？’”我说。

“‘可是不行呀，玲子姐。’直子继续道，‘这我心里明白——那东西不期而来，倏忽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一生中只碰巧来那么一次，那以前以后我都毫无所感。既无冲动，又没湿过。’”

“当然，我给她解释了一番，告诉她这种现象在年轻女子是屡见不鲜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几乎都会自然消失。况且已经有过一次成功，用不着担心。我刚结婚的时候也是怎么都不顺利，急得要死。”

“‘不是那么回事！’直子说，‘我什么也没担心，玲子姐。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人进到我那里边，不想让任何人扰乱我。’”

我喝干了一瓶啤酒，玲子吸完第二支烟，猫在玲子腿上伸伸腰，换个姿势，又睡过去了。玲子略一犹豫，把第三支烟叼在嘴里，点燃。

“接着直子抽抽搭搭哭起来。”玲子说，“我坐在她床上抚摸她的脑袋，安慰说，‘不要紧，一切都会好的，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一定会在男人怀里快快活活一辈子。’夏夜正热，直子身上又是汗又是泪，湿得一塌糊涂。我拿来浴巾，给她擦脸擦身子，见她三角裤也湿透了，就叫她脱下来……噢，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俩一直一块儿洗澡，那孩子就像我妹妹似的。”

“明白，这我明白。”我说。

“直子希望我抱抱她。我说这么热，怎么抱得了。她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就抱了她。用浴巾把身体围住，以免汗水贴汗水，如此过了一会儿。等她镇静下来后，我又为她擦擦汗，穿上睡衣，放她躺好。她马上静静地睡了，或者说是装睡。但不管怎样，那张脸实在叫人怜爱，就像生来从未受伤的十三四岁的孩子脸。见她这样，我也放心地睡了。

“六点醒来时，她已不见了。睡衣脱在床上，而衣服、运动鞋，还有经常放在枕边的手电筒都没有了。这时我发觉不对头——打手电筒说明是天还没亮就走掉的，对吧？出于慎重，我查看了桌面，那纸条就在上面：‘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于是我马上跑去大伙那里，让大伙分头去找直子。随即全员出动，从宿舍区一直找到四周树林，过筛子似的搜查了一遍。结果花了五个钟头才找到。那孩子，连绳子都早已备好，带去了那里。”

玲子喟然叹息一声，抚摸着猫的脑袋。

“喝茶吗？”我试着问。

“谢谢。”她说。

我烧开水，沏上茶，折回檐廊。夕阳垂垂西坠，斜晖奄奄一息，树影长长地伸至我们脚前。我一边喝茶，一边望着纷然杂陈的奇妙庭园——棠棣、杜鹃、南天竹等在那里我行我素地横躺竖卧。

“找到后不久，急救车来把直子拉走。我被警察一一询问了情况。说是询问，其实也没深入问什么。一来有遗书样的纸条留下来，自杀不言而喻；二来他们那些人以为精神病患者恐怕就是要自杀的。所以询问也仅是走过场而已。警察一离开，我就打了电报给你。”

“好凄凉的葬礼啊！”我说，“也太寂静了，人又寥寥无几。她家人光是对我放心不下，猜不出我怎么会晓得直子的死。肯定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是自杀。实际上真不该去参加葬礼，我也因此一蹶不振，失魂落魄，之后不久就外出旅行了。”

“渡边君，不去散散步？”玲子问道，“该买点东西做晚饭了吧，我都饿了。”

“好。可有什么喜欢吃的？”

“火锅。”她说，“我有好些年好些年没吃火锅了，做梦都梦见吃火锅。肉、大葱、鬼芋、煎豆腐、茼蒿，一古脑儿放进去煮，咕嘟咕嘟……”

“吃是可以，可问题是没有吃火锅用的锅，我这儿没有。”

“这好办，包在我身上，找房东借来就是。”

她一溜风走去正房，借来一个蛮高级的火锅、一个小煤气炉、一段煤气软管。

“如何，不错吧？”

“真行！”我心悦诚服。

我们去附近小商店街买了牛肉、鸡蛋、青菜和豆腐，在酒店买了一瓶看上去考究些的白葡萄酒。付款时我坚持由我付，但终归还是她全付了。

“给人家知道买食品时叫外甥付钱，我在亲戚中岂不成块笑料了！”玲子说，“再说我还没沦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你别担心。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分文不名地空身出来哟！”

回到住处，玲子淘米做饭，我接上煤气软管，拉到檐廊里准备火锅。准备妥当后，玲子从吉他盒里取出自己的吉他，坐在光线幽暗的檐廊里，仿佛确认乐器音质似的缓缓弹起巴赫的赋格曲。细微之处她刻意求工，或悠扬婉转，或神采飞扬，或一掷千钧，或愁肠百结。她不胜依依地侧耳倾听各种音质效果。弹奏吉他时的玲子，看上去仿佛正在欣赏一件爱不释手的时装的妙龄少女，两眼闪闪生辉，双唇紧紧合拢，时而漾出一丝微微的笑意。一曲弹罢，她倚柱望天，面露沉思之色。

“可以和你说话么？”我问。

“可以可以，我只是想我肚子饿了。”玲子说。

“不去见见丈夫和女儿？是在东京吧？”

“横滨。但我不能去，以前也说过吧，他们还是不同我发生联系好。他们有他们新的生活，我见了无非徒增痛苦。最好就是不见。”

她把七星烟的空盒捏成一团扔开，从挎包里取出盒新的，启封叼上一支，但未点火。

“我已成为过去的人。你眼前存在的不过是我往日的记忆残片。我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寿终正寝。我只是按照过去的记忆坐卧行止。”

“不过我是特别喜欢现在的你，不管是记忆残片也罢什么也罢。另外，或许这不值一提——你肯穿直子的衣服，我非常高兴。”

玲子好看地一笑，用打火机点燃香烟：“你人虽年轻，倒是蛮懂得讨女人欢心。”

我觉得有点脸红：“我只是怎么想怎么说。”

“知道。”玲子笑道。

这时间里，饭烧好了。我便往锅里倒上油，升起火锅。

“这，怕不是做梦吧？”玲子一边使劲地吸着香味一边说。“百分之百现实火锅，照我的经验。”

我们都未怎么开口，只顾不声不响地吃火锅、喝啤酒、盛米饭。“海鸥”闻得香味跑来，我们分了点肉给它。吃饱肚子后，两人背靠檐廊柱子，眼望月亮。

“满足了么，这回？”我问。

“非常。不折不扣地。”玲子不无吃力地回答，“我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个程度。”

“往下怎么办？”

“休息一会后，想去趟澡堂。头发乱蓬蓬的，得洗洗才行。”

“没问题，就在附近。”我说。

“对了，渡边君，可以的话，希望能告诉我：你已经同绿子那个女孩睡过了？”玲子问。

“你指是否性交过？还没有。我已定下决心，在各种事情一一落实之前不干那事。”

“这回不是算落实了么？”

我摇摇头，表示还有疑问：“你是说由于直子的死，事情算是已经落实到该落实的地方了？”

“不是那个意思。直子还没死时你不就已经拿定主意，说不能离开绿子那个人。直子生也罢死也罢，不是都不相干么？你选择了绿子，直子选择了死。你也已是成年人了，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才是，要不然一切都将不可收拾。”

“但我无法忘却。”我说，“我已对直子说过永远等她，然而我没等，而在最后的最后放弃了她。这并非是谁的过失或不是谁的过失的问题，而是我自身的问题。即使我不中途变卦，我想结果也可能如此，直子恐怕也仍然要选择死。但我所感到的与此无关，我感到的是我自身应负的难以饶恕的罪责。对此你会说成是自然而然的心理变化，无法勉强，可是我和直子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肤浅。如今想来，我俩一开始就相处相连于生死边缘。”

“假如你对直子的死怀有一种类似创痛之感，那么就把这种创痛留给以后的人生，在整个后半生中去体会。如若可以学习到什么，那就要从中学习。不过绿子另当别论，你要和她去寻求幸福。你的创痛与绿子无关。如果你还要伤她的心，势必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尽管你可能心里难受，也还是要坚强起来，要再成熟一些，成为大人。我就是为了对你说这番话，才特意从疗养院跑来这里——大老远地坐着那棺材样的电车。”

“你说的我完全理解。”我说，“不过我还没有那样的思想准备。咳，那葬礼实在是太凄凉了。人是不该那么死的。”

玲子伸出手，摸着我的头说：“我们迟早都要那样死的，你也好我也好。”

※

我们沿着河边路走了五分钟，去澡堂洗了澡，以多少开朗些的心境返回住所，然后打开葡萄酒，在檐廊对饮。

“渡边君，再拿一个杯子来可好？”

“好的。可是干什么用？”

“咱俩这就给直子举行葬礼。”玲子说，“举行个不凄凉的。”我拿来杯子。玲子往里斟了满满一杯，放在院里的石灯笼上，随后坐在檐廊里，背靠柱子抱起吉他吸烟。

“有火柴拿一盒来？尽可能拿长些的。”

我从厨房拿来一盒廉价火柴，在她身旁坐下。

“我弹罢一曲，你就拿一根火柴摆在那里，好么？我现在就弹，可劲儿弹。”

她首先弹起亨利•曼其尼的《宝贝儿》，弹得轻盈舒展，娓娓动听。“这支曲的唱片是你送给直子的吧？”

“是，前年圣诞节时送的。她顶喜爱这支曲子。”

“我也喜爱，非常委婉感人。”她又轻轻弹了几小节《宝贝儿》的旋律，呷了口葡萄酒。“喝醉之前能弹几首呢？嗯，这样的葬礼不凄凉，还可以吧？”

玲子转向甲壳虫。弹了《挪威的森林》，弹了《昨日》，弹了《米歇尔》，弹了《有一件事》，边唱边弹了《太阳从这里升起》，弹了《山冈上的傻子》。我排出了七根火柴。

“七首，”玲子说着，呷口酒，吸口烟。“这几个人对人生的伤感和温情确实深有体会啊。”

这几个人当然是J•列农、P•麦卡特尼，加上G•哈里森。

她吐了口气，熄掉烟，又抱起吉他。弹了《细雨》，弹了《黑鸟》，弹了《朱莉安》，弹了《年届六十四》，弹了《没有归宿的人》，弹了《而且我爱她》，弹了《嘿，裘德》。

“多少首了？”

“十四首。”我说。

“呃——”她叹了口气说，“你弹一首如何？”

“弹不好。”

“不好也行。”

我拿来自己的吉他，断断续续地弹了《爬到天台上》。这时间里玲子歇了口气，慢慢吸烟，啜着葡萄酒。我弹完时，她“呱唧呱唧”拍起手来。

接着，玲子弹了拉威尔的吉他曲《为已故公主而作的孔雀舞》和德彪西的《月光》，弹得流畅而细腻。“这两支曲是直子死后学会的。”玲子说那孩子所爱好的音乐，直到最后也没脱离感伤主义这个基调。”

她又弹了几首伯克拉库的曲子：《通过你》、《即使被雨淋湿》、《漫步时间里》、《结婚之歌》。

“二十首。”我说。

“我简直成了活人自动唱机。”玲子心荡神怡似的说道，“要是音乐大学老师看见我这副德性，保准吓个倒仰。”

她啜口酒，一边吸烟，一边一首接一首弹她知道的曲子。弹了近十首勃萨诺巴舞曲，弹了罗杰斯•哈特和格什文，弹了鲍勃•迪伦、查维斯、卡洛尔•金、比区和“沙滩男孩”，弹了《向上行》、《蓝天鹅绒》、《绿地》，总之倾其所知地弹奏不已。她时而双目微合，时而轻轻摆首，时而按拍低吟。

喝完葡萄酒，我们喝威士忌。我将杯中的葡萄酒从石灯笼顶端泼出，斟上威士忌。

“现在多少首了？”

“四十八。”我说。

玲子第四十九首弹了《朱莉娜•莉古比》，第五十首重弹了《挪威的森林》。五十首全部弹罢，玲子停下手，喝口威士忌。

“弹这么多该可以了吧？”

“可以了。”我说，“很了不起。”

“那好，渡边君，把那场凄凉的葬礼干干净净地忘掉。”玲子盯着我的眼睛说，“只将这场葬礼记住！精彩吧？”

“添一首。”说着，玲子第五十一首弹了她经常弹的巴赫赋格曲。

“嗳，渡边君，和我干那个。”弹完后玲子悄声道。

“真是怪事，”我说，“我想的同样如此。”

在拉合窗帘的黑暗房间里，我和玲子极为理所当然似的相互拥抱。我脱去她的衬衫、裤子，取下内衣。

“哎，我度过的人生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可也从没想到要让一个比自己小十九岁的男孩脱内裤。”玲子说。

“那你自己脱？”我问。

“也好，我来脱。不过我满身皱纹，可别失望哟！”

“我，喜欢你的皱纹。”

“再说我都要哭了。”玲子小声细气地说。

我吻遍她的全身，遇到皱纹就用舌尖舔一下，随后把手放在她小女孩般不发达的乳房上，小心地吮着乳头，手指放进那温暖湿润之处，慢慢地动着。

“喂，渡边君，”玲子在我耳边说，“那里不对，那只是皱纹。”

“这种时候你也能开玩笑不成？”我惊讶地说。

“别见怪。”玲子说，“有点怕，我，一直都没干过。就好像十七岁的女孩去男生住处玩时被剥得光光似的。”

“我倒真觉得像在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我的手指探进皱纹里边，将她从脖颈吻到耳朵，抓紧了乳头。当她喘息得越来越厉害、喉头开始微微颤抖的时候，我分开她纤细的双腿，缓缓地进去了。

“喂，不要紧吧？采取避孕措施了？”玲子小声问我，“这把年纪怀孕，可羞死了。”

“不要紧，放心！”我说。

探至底端时，她身子一颤，叹了口气。我一边动一边搔痒似的轻轻抚摸她的背。没动几下，突然毫无预感地射了出去，而且来势凶猛，一发不可遏止。我死死搂紧她，持续射了几次。

“对不起，忍不住了。”我说。

“傻小子，想那个干什么。”玲子拍着我的屁股说道，“和女孩做爱时你也那么想？”

“啊，差不多。”

“和我做时大可不必。忘掉它！想射的时候只管射好了。怎样，感觉可好？”

“好极了，所以才忍不住。”

“忍什么忍，蛮好的嘛！我也好极了。”

“嗳，玲子。”

“什么？”

“你应该重新恋爱。要不你这么好的本事就浪费了。”

“呃——想想看。”玲子说，“不过人在旭川那样的地方恋得起来么？”

过了一会儿，我那东西又硬了，便又探了进去。玲子在我身下屏息敛气地扭动着。我抱住她，一边悄悄地抽动，一边同她说这说那。这种在保持不动的状态下的交谈委实妙不可言。我说笑话逗她，她忍不住笑时，其震动就传递到那地方。我们就这样久久地抱在一起。

“这样实在舒服得很。”玲子说。

“动起来也不坏。”我说。

“再来几下。”

我抱起她的腰，一直探到尽头，让这种感触扩散到全身，细细地玩味，直到心满意足才泄出。

这天夜里我们一共来了四次。四次过后，玲子在我的怀抱里闭上眼睛，长叹一声，身子轻微地抖动了几下。

“我一辈子不用干这事都可以了吧？”玲子说，“喂，说呀，求求你，就说后半生那份儿也全都干完了，只管放心！”

“这种事有谁知道呢？”我说。

※

我劝玲子最好乘飞机，又快又舒服，但她坚持坐火车走。

“我喜欢青函渡轮，不愿意在天上飞。”她说。于是我把她送到上野车站。她手提吉他，我拎着旅行包，两人并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车。她和来京时一样，仍身穿粗花呢夹克和白西裤。

“你真认为旭川没那么糟？”玲子问。

“镇子不错。”我说，“过不久我去看你。”

“当真？”

我点点头：“写信给你。”

“我喜欢你的信。给直子一把火烧光了，可惜那么好的信。”

“信终归不过是信。”我说，“即使烧了，该留在心里的自然留下；就算保存在那里，留不下来的照样留不下。”

“说老实话，我怕得很，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去旭川。所以务必写信给我，一读到你的信，就会觉得你在身边。”

“如果我的信对你有帮助，多少我都写。不过问题不大，就你来说去哪里都会干得顺利。”

“另外，我总觉得像有什么东西闷乎乎堵在胸口，莫非错觉不成？”

“记忆残片，那是。”我笑道。玲子也笑了。

“别忘记我。”她说。

“不会忘，永远。”

“也许再不会和你见面了。反正无论我去哪里，都永远把你和直子记在心里。”

我看着玲子的眼睛。她哭了。我情不自禁地吻她。周围走过的人无不直盯盯地看着我们，但我已不再顾忌，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如何活下去。

“祝你幸福。”分别时玲子对我说，“能忠告的，我都忠告给你了，再没有任何可说的了——除了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地活下去，把我这份和直子那份都补偿回来。”

我们握手告别。

※

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久久默然不语，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一般的沉默在持续。这时间里，我一直合着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央，不断地呼唤着绿子。

后记

原则上我不习惯为小说写后记，但对这部小说我想恐怕有写的必要。

第一，这部小说的主轴是大约五年前我写的短篇小说《萤火虫》（收于《萤火虫•烧仓房•其他短篇》）。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以这一短篇为基础，写一部三百页稿纸左右（每页四百字）的一气呵成的恋爱小说，于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完成后而尚未开始写下一部长篇的过渡时间里，我以一种不妨说是调节精神那样的轻松心情着手这部小说的写作，结果却成了一部将近九百页稿纸的、难以称之为“轻松”的小说。或许是这部小说本身要求我写得超出预想所使然，我想。

第二，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自传性质的小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来说是私人性质的小说——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这部作品也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这大概是某种感情的问题。如同我这个人或被喜爱或不被喜爱一样，这部小说我想也可能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作为我，只是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超越我本人的质而存续下去。

第三，这部小说是在南欧写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希腊米科诺斯岛的维拉动笔，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罗马郊外的一家公寓式旅馆完成。至于远离日本对这部小说有何影响，我无法判断。既似乎觉得有某种影响，又似乎无任何影响。但一无电话二无来客而得以潜心创作这点却是十分难得的。小说的前半部写于希腊，中间夹着西西里岛，后半部在罗马写就。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个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得到列农和麦卡特尼的a little help[1]。

第四，这部小说可以献给我离开人世的几位朋友和留在人世的几位朋友。

村上春树

1987年6月

[1] A little help：英语，一点帮助。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挪威的森林/[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地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

ISBN 978-7-5327-25694

I.挪 … II. ①村…②林…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7365号

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　　次：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5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

字　　数：253千字

印　　数：151,201——181,700册

定　　价：18.80元

制作信息

排版制作：柯米夫斯基

排版样式：JinE精益样式001

制作版本：1.2

制作时间：2014年4月21日

更新时间：2014年5月2日

制作软件：Jutoh V1.75+SigilV0.7.4

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代译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后记

版权信息

制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