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诗人

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

冷血

笼中的爱人

禁闭岛

神秘河

白城恶魔

无止境的杀人

版权信息

书名：诗人

作者：【美】迈克尔·康奈利

译者：简扬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11

ISBN：978755962521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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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我的领域，我借它谋生。我靠着它铸就我的职业口碑。我像一个殡仪师一般以激情和精确来对待它——面对死者家属时，我面露悲戚，深表同情；独自一人时，我就化身为技艺娴熟的工匠，与死亡漠然相对。我总以为跟死亡打交道的秘诀就是跟它保持一臂之距。这就是法则。别让它的气息喷洒在你的脸上。

但是我的法则没能保护我。两个警探前来找我，告诉我肖恩出事了，一片冰冷的麻木迅速将我吞噬。那感觉像置身水族箱中，在水里不停挪动着——来来回回，循环往复——隔着玻璃望向外面的世界。我坐在他们汽车的后座上，每当车子驶过街灯，一闪而过的光映亮后视镜，我便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眼睛。我认得那种失焦茫然的眼神，这些年来我采访了那么多新丧偶的寡妇，她们的眼神就是这样。

我只认识两名警探中的一个，他叫哈罗德·韦克斯勒。我是几个月前和肖恩在那家名叫“走几杯”的酒吧里小酌时认识他的。韦克斯勒和肖恩同在丹佛警察局负责人身侵害案件。我记得肖恩管他叫韦克斯。警察互相称呼都用昵称。韦克斯勒被叫作韦克斯，而肖恩的昵称是麦克。这带着某种部落情谊性质。有些昵称的含义可不那么值得称道，但警察们并不抱怨。我熟识的一位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警察名叫斯科托，但其他警察大多叫他斯科罗特，有些人甚至干脆直接唤他“阴囊”[1]。不过我猜你得跟他关系铁得跟哥们儿一样才能这么叫，否则可没有好果子吃。

韦克斯勒壮得跟头小公牛似的，强健有力，就是有点矮。因为常年抽烟、喝威士忌，他的嗓子已经坏了，像被烟熏过。我见到他的那几次，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总是红红的。我记得他喝加冰的占边威士忌。我向来对警察喝什么酒感兴趣，这透露了他们的很多信息。当他们像韦克斯勒那样喝威士忌时，我总在想：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也看到了太多次那些东西，而大多数人一次都不会见到。那天晚上肖恩喝的是美乐啤酒，不过他毕竟年轻，虽说他是人身侵害调查组的头号人物，但他至少比韦克斯勒年轻十岁。也许再过十年，他就会像韦克斯勒一样，将加冰的威士忌视为治愈良方，一饮而尽。但我永远也无法得知他会不会这样了。

驶出丹佛的一路上，大半时间我都沉浸在走几杯酒吧的那个晚上。那天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我跟我的哥哥在一家警察常去的酒吧里喝了些酒。那就是我们俩最后的美好时光了，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特丽萨·洛夫顿一案。走几杯酒吧的美好回忆让我仿佛再次置身于水族箱。

但现实还是会透过玻璃击中我的心脏，这时，一种挫败感和悲恸就会紧紧攫住我。在三十四年的人生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撕裂灵魂的痛楚。姐姐萨拉去世时，我都不曾这样。我那时太小了，还不能体会她的死亡带来的悲伤，甚至不能理解一个生命中途夭折的痛苦。我现在感到悲恸，是因为我竟丝毫不知肖恩曾如此接近崩溃的边缘。当我认识的其他警察喝着加冰威士忌时，他喝的还是淡啤酒啊。

当然，我也意识到这种悲恸是多么自怨自艾。但事实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怎么倾听彼此的心声。我们早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每次一想到这个事实，新一轮的悲恸就会再次将我攫紧。

我的哥哥曾给我讲过极限理论。他说每一个负责凶杀案的警察都存在极限，问题是达到极限之前，谁也不知道极限在哪儿。他说的就是见过的尸体。他认为一个警察可以承受的见过的尸体数量就是那么多。每个人的极限数目有所不同，有些人很快就到了极限，而有的人处理了二十桩凶杀案，还离极限远得很，但极限总是存在的，总有那么个数目。一旦达到，你就知道，这是你的极限了。你会调往档案科，你会上交你的警徽，你会做出点什么事情来，因为你无法再多看哪怕一具尸体了。如果你还去看，如果你超出了极限，啧，那你就麻烦大了。你最后恐怕要给自己来上一枪。这就是肖恩告诉我的。

我意识到另一名警探雷·圣路易斯刚才对我说了些什么。

他正从座位上转身看我。他的体格比韦克斯勒的要大得多。虽然车内光线暗淡，我依然能看清他痘坑点点的脸上的粗糙肌理。我并不认识他，但从其他警察那儿听说过他，我知道他们管他叫大狗。在《落基山新闻》报社的大厅第一次见到正等着我的他和韦克斯勒时，我就觉得他们完美地再现了马特和杰夫[2]这对组合。他俩就像正从午夜电影里走出来的马特和杰夫一样，穿着长长的黑色大衣，还戴着礼帽。整个场景就应该是黑白的。

“听我说，杰克，我们得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她。这事我们来干，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在场，算是帮我们一把。要是情形不大好，恐怕你得留下来跟她待一会儿。你知道，也许她需要有个人陪着，行吗？”

“好的。”

“那就好，杰克。”

我们正往肖恩的家驶去，不是丹佛那间他跟四个警察合住的公寓——那只是为了方便他在城市居民登记册上登记为丹佛市居民。他的家在博尔德城，而他的妻子赖莉将会来应门。我知道，其实不需要谁来告诉她这个噩耗。只要打开门，看到我们三个站在那儿，而肖恩不在，她就会明白我们要告诉她的事情。任何一个警察的妻子都会明白。她们一辈子都在为这一天担惊受怕，为这一天做着心理准备。每一次听到敲门声，她们开门时都会猜想是不是死神的信使杵在那里。而这一次，是真的了。

“你知道，她看到我们就会明白的。”我对他们说。

“很有可能，”韦克斯勒说，“她们总是能明白。”

我意识到他们指望赖莉一开门就猜到真相，这会让他们的工作轻松点。

我垂下了头，下巴几乎抵到前胸，手指伸到眼镜下面揉捏鼻梁。我意识到我已经成为自己撰写的那些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我在那些故事里展示着悲伤的场景和失去亲人的细节，我是那么竭尽全力地去发掘，只为了让一篇在报纸上占三十英寸版面的报道显得翔实而丰富。而现在，我变成了这个故事的素材之一。

这时我想起曾经给失去丈夫的女人和痛失爱子的父母打过去的那些电话，一股羞愧感涌上心头。我还给自杀的人的兄弟打过电话。是的，那些电话我都打了。我觉得没有哪一种死亡是我未曾写过的，这些无不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刺探他人痛苦的入侵者。

“您感觉如何？”记者惯用的这个句式总是担当采访的第一个提问。如果不便这么直截了当，就会把它精心伪装成表达同情和理解的措辞——事实上我并不抱有那份同情和理解。我因这份冷漠得到过一个教训：一道细长的白色疤痕从我的左侧脸颊直直延伸到胡须边缘。这是一个女人的订婚钻戒划伤的，她的未婚夫在布雷肯里奇附近的一场雪崩事故中遇难。我用那句古老的开场白提问，她反手一个耳光抽在我的脸上。那时我还是个刚入行的新手，还觉得自己挺委屈。现在，我将这道疤痕视为一枚勋章。

“请靠边停车，”我说，“我要吐了。”

韦克斯勒一个急刹车，将车驶进高速公路的应急停车道。车子在黑暗的冰面上有点打滑，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还没等车停稳，我就拼命地推门，可门把手完全不起作用。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一辆警用车，大多数时候，后座坐的都是嫌疑人或者囚犯，后车门装着由前座控制的安全锁。

“开门！”我努力从喉咙里挤出这句。

车子终于停稳了，同时韦克斯勒解除了安全锁。我打开车门，探身出去，吐在半融化的泥泞雪地上。我剧烈地呕吐了三次，肠子都快吐出来了。整整半分钟，我一动不动，等待着下一轮呕吐感，但是已经结束了。我的身体被清空了。我想到这辆车的后座是供嫌疑人或囚犯乘用的。我猜自己大概是把两项都占全了：没有尽到兄弟责任的嫌疑人和陷入自傲之笼的囚犯。至于判决，毫无疑问，将是终身监禁。

肠胃清空，就好像经历了一番肉体上的驱魔仪式，刚才的那些念头也随着身体的轻快悄然而逝。我小心地下了车，走到柏油路边。汽车一辆辆驶过，一簇簇尾气在二月的飞雪和车灯的映照中折射成一道道流动的彩虹。我们的车似乎停在某个牧场的边上，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儿。之前我并没有留意已经朝博尔德城开了多久。我摘下手套和眼镜，塞进大衣口袋里，随即弯腰扒开地面被污染的积雪，直到底下洁净的白雪显露出来。我掬起两捧冰冷洁净的雪，紧紧地捂在脸上揉搓，直到皮肤感到阵阵刺痛。

“你还好吧？”

圣路易斯从我身后赶上来，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这跟那句“您感觉如何？”有什么区别？我没理会他。

“我们走吧。”我说。

我们回到车上，韦克斯勒一言不发，将车子驶回高速干道。我看到了一块去布鲁姆菲尔德的出口指示牌，这才知道已经开了一半路程。我在博尔德城长大，博尔德城与丹佛之间的三十英里路程，我跑过上千次，但此时这段路看起来是如此陌生，犹如他乡。

这时我才第一次想起父亲与母亲，想他们会怎样处理这件事。一定会坚忍自持，我觉得。他们总是这样处理所有的事情。他们从不花时间讨论，他们只是继续生活。他们曾经这样对待萨拉的死亡，而现在，他们也将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肖恩的。

“他为什么这么做？”几分钟后，我提出这个问题。

韦克斯勒和圣路易斯沉默不言。

“我是他弟弟。我们是双胞胎兄弟，老天，看在上帝的分上！”

“你同样也是个记者。”圣路易斯说，“我们带上你，只是因为如果赖莉需要家人的陪伴，能有个家人在身边。你是唯一一个——”

“我哥哥他妈的自杀了！”我这句话喊得太响了，带着点歇斯底里的意味，而我知道警察向来不吃这一套。他们惯于在你开始大喊大叫的时候闭紧嘴巴，冷漠以待。我降低音调继续道：“我认为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又为什么会发生。我又不是要撰写一篇什么狗屁报道。上帝啊，你们这些家伙真是……”我摇摇头，把剩下的话咽了下去。如果继续说下去，我觉得自己会再次失控。我凝视着窗外，这时已经能看到渐渐驶近的博尔德城的灯光。路灯真多啊，比我还是个孩子时多多了。

“我们不知道原因，”半分钟后，韦克斯勒终于开口了，“满意了？我只能说这类事总会发生的。有些时候，做警察的厌倦了这份差事带来的那些糟心事。麦克没准就是受够了，仅此而已。谁又讲得清呢？不过他们正在处理这个案子，等他们弄清了，就会告诉我，而我会告诉你。我保证。”

“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案子？”

“公园管理局那边已经把案子移交到局里了，特别调查组正在跟进。”

“特别调查组？为什么？警察自杀的案子又不归他们管。”

“一般情况下不归他们管，通常是由我们人身侵害调查组负责。但是这一次，他们不让我们掺和。总得避嫌，你也明白。”

人身侵害调查组，我心里想，负责侦办人身侵害案件：凶杀、袭击、强奸、自杀。我不知道在这起案件的报告中，谁会被列为受害者。赖莉，我，我的父母，还是我的哥哥？

“是因为特丽萨·洛夫顿的案子，不是吗？”我问道，这其实不是个问句，我不需要他们承认或者否定。我只是脱口说出了一件我自以为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不知道，杰克。”圣路易斯说，“好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吧。”

特丽萨·洛夫顿的案子是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凶杀案。不仅在丹佛搅得人心惶惶，传到任何地方都将举座皆惊。任何刚听说或者刚读到这件案子的人，都会有那么一瞬间被震惊到失语失神，忍不住在脑海里描绘那幅残暴的画面，随即感到肠胃一紧。

绝大多数凶杀案都是分量不重的“毛毛雨”——这是我们报刊业的行话。这类案子对他人的影响力有限，对人们想象力的调动也不会太久。它们只能出现在报纸的内页里，配以寥寥几段文字，然后湮没于报纸中，就像受害者被深埋地底一样。

可当一个琼姿花貌的女大学生被砍成两截，发现尸体的地点还是华盛顿公园这样一个向来安宁的地方，这样的案子就会立即引爆井喷式的报道，多得版面都塞不下。特丽萨·洛夫顿一案不是毛毛雨，它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特丽萨·洛夫顿，这个被砍成两段的姑娘，就是这桩案子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于是各地的记者——纽约的、芝加哥的、洛杉矶的，电视媒体、小报狗仔和报社记者等等——都蜂拥扑入丹佛。整整一周，他们在服务周到的优质酒店里歇脚，于市区与丹佛大学校区之间奔波，抛出毫无意义的问题，收集毫无意义的答案。有的人负责盯梢洛夫顿生前兼职的托儿所，有的人启程前往洛夫顿的家乡比尤特。不论他们奔赴何处，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特丽萨·洛夫顿完完全全就是那种媒体钟爱的形象——完美的美国女孩。

特丽萨·洛夫顿一案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五十年前发生在洛杉矶的“黑色大丽花”惨案[3]相比较。在那桩案子里，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女孩的尸体于一块空地上被发现，尸体自肚脐处被斩成两段。于是，一档猎奇类电视节目给特丽萨·洛夫顿起了个“白色大丽花”的名号，因为洛夫顿的尸体是在丹佛格拉斯米尔湖附近一块被冰雪覆盖的荒地上发现的。

这样一来，特丽萨·洛夫顿的故事不愁没有素材可用了，这件案子成了热点，热得就像垃圾桶里燃烧的火一般。这把火熊熊燃烧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然而一直没有人被逮捕，再加上其他地方又有新的案子发生，足够各家媒体找到新热点。就这样，有关这件案子的后续新闻，先是跌回到科罗拉多州诸家报纸的内页，又逐渐缩成文摘页面中一则扼要的简讯。最后，这件案子也成为毛毛雨，特丽萨·洛夫顿被埋葬了。

在这期间，所有警务人员，尤其是我哥哥这样的，都对此案保持缄默，甚至拒绝证实受害者被发现时已遭分尸的细节。这个细节得以见报实属偶然。《落基山新闻》的一个摄影师伊基·戈麦斯，当时正在那个公园里转悠着寻觅“野外的艺术”——我们通常在没有热点的“无事报道日”用此类采风照片填充版面。就这么巧，他撞上了犯罪现场。在他之前，没有一个新闻记者或摄影记者得到消息。自从警方知道《落基山新闻》和《丹佛邮报》曾监听他们的无线电通信频道后，他们便总是用固定电话通知法医和犯罪现场调查组。戈麦斯拍到了警方用两副担架搬运两个裹尸袋的照片。他打电话给本地新闻编辑部，说警方正在处理一桩需要用到两个裹尸袋的案子，而从尸袋大小看，两个受害者很有可能是孩子。

稍后，《落基山新闻》一个专司警务报道的记者范·杰克逊，从法医办公室的一个线人处证实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一个惨遭分尸成两截的受害者被送进了殓尸房。第二天早上，《落基山新闻》就报道了此事，这如同奏响了塞壬之歌[4]，诱来了全国各地的媒体。

我哥哥和他所在的人身侵害调查组负责侦办此案，但他们似乎觉得没有任何义务向公众通报情况。每一天，丹佛警察局新闻办公室发布的通讯稿上就只有寥寥几行字，宣告调查仍在继续，以及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嫌疑人。一旦被记者们逼急了，警方负责人便会郑重宣称：这个案子不应该由媒体来进行调查，尽管这个声明本身就是个笑话。既然从官方挖不到什么消息，媒体便一如既往地使出应对此等情况的惯用手段：他们自行调查这桩案子，报道受害者生前的各种逸事和实际上对本案没有任何帮助的各类细节，直到把读者和电视观众耗得麻木。

然而，警察局新闻办公室依然几乎未透露任何情况，在特拉华街警察局总部大楼之外的人们依旧对案子一无所知。两三个星期后，媒体的狂轰滥炸结束了，被扼杀的原因正是缺少维系其生机的命脉——信息。

我并未参与报道特丽萨·洛夫顿的案子，但是我想涉入其中。这可不是能够在这种地方经常遇到的事，任何记者都会惦记着分一杯羹。但是打一开始，就是范·杰克逊和跑校园新闻的劳拉·菲茨吉本斯负责跟进这个案子。我得静候时机。我知道，只要警方不公布内情，我就有机会。因此，当调查开始没多久的时候，杰克逊问我能不能从我哥哥那儿搞到点什么消息，哪怕是那类“不供引用”的资讯也行，我告诉他我会去试试，但其实我没有。我要自己做这个报道，我才不打算用自己的资源养着杰克逊，帮他抓牢这个案子呢。

到一月底，当这个案子已经发生一个月，并且已消失于新闻资讯版块时，我展开了行动。而我的错误也就此开始。

一天早上，我走进本地新闻编辑部主任格雷格·格伦的办公室，告诉他我想就这个案子写篇专稿。那是我的专长、我的领域——用长镜头呈现落基山帝国[5]的重大凶杀案。用一句报纸行当的陈年套话，我的技艺就是“走进头条，带您深入追寻背后真实的故事”。所以我去找格伦，提醒他我能在这件案子里拉上关系。我说，那是我哥哥负责的案子，也就只有我能跟警方搭上话。格伦可不会考虑杰克逊在这件案子上已经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他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我的申请。我早料到他会这样。他所关心的，就只是打造一篇《丹佛邮报》没有的独家报道。我拿下了这份差事，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可我错了，我不该在跟我哥哥谈话之前便告诉格伦我有门路。第二天，我走过两个街区，从报社来到警察局，和肖恩一起在自助餐厅吃午餐。我向他提起我的差事，他却叫我打道回府。

“回去吧，杰克。我帮不了你。”

“你在说什么？这是你的案子。”

“是我的案子，但我不会跟你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合作——你们只是把它当成写作素材而已。我已经通报了这件案子的基本信息，上头只允许我这么做，这件事到此为止。”

肖恩移开视线，看向另一边。他有个让人颇为恼火的习惯：一旦你跟他意见相左，他就不看你。我们小时候，只要他使出这一招，我就会跳到他身上，猛捶他的后背。现在我再也不能这么干了，虽然好多次我都恨不得揍他一顿。

“肖恩，这可是个好题材，你必须得——”

“没什么我必须得做的事，我他妈才不管这题材是不是好的。要我说，杰克，这题材糟透了，你懂吗？我睁眼闭眼脑子里全是这件案子。我是不会拿它帮你多卖几份报纸的。”

“得了，伙计，我可是个作家，我才不关心它会不会带动报纸的销量。我关心的是挖掘故事本身，才不管什么销量之类的。你了解我对这类事的想法。”

他的目光终于回到我的身上。“那你也该知道我对这件案子的感受。”他说。

我沉默片刻，然后掏出一根香烟。那时我的吸烟量已经减到大约一天半包，当时完全可以不抽烟，但是我知道这个请求令他感到困扰。每当我尝试说服他时，就点上根烟。

“这儿不是吸烟区，杰克。”

“那去告发我呗，起码你能逮到个人交差了。”

“你怎么每次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表现得跟个浑蛋似的？”

“你还不是跟个浑蛋似的？你破不了这件案子，对吧？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你不想让我继续调查，不想让我报道你的失败。你正打算放弃这件案子。”

“杰克，别跟我来这套踢裆[6]的鬼把戏。你知道这向来不管用。”

他说对了，这一招从来就没起过作用。“好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只想把这个恐怖小故事留给自己享用，是吗？”

“嗯，差不多吧。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坐在韦克斯勒与圣路易斯的汽车里，双臂环抱在胸前。这个姿势让我感到某种安慰，就好像我正与另一个自己紧紧相拥。我越是思考我哥哥的死，越觉得整件事都迷雾重重。我知道洛夫顿一案一直重重压在他的心头，但绝没有到让他想轻生的地步，他不是这种人。

“他是用自己的枪吗？”

韦克斯勒透过后视镜望着我。他在审视我，我猜。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和我哥哥之前的谈话。

“是的。”

这个答复令我心头一震，我就是觉得这点说不通。我和肖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往日里所有的相处时光都告诉我，肖恩不会这么做。我才不管什么洛夫顿的案子。无论他们怎么说，肖恩是不可能选择轻生的。“肖恩不是那种人。”

圣路易斯回头看着我：“什么意思？”

“他不可能自杀，就是这样。”

“听着，杰克，他——”

“他从来没有厌倦那些工作上接踵而来的糟心事。他爱死了。你去问赖莉，你随便拉个人问都行。韦克斯，你是最了解他的人，你应该知道这说辞完全是无稽之谈。他热爱狩猎，他就是这样形容这份工作的，给他什么都不换。本来这会儿他大有希望升个该死的副局长什么的，可他不要。他就想办这些凶杀案，他留在了人身侵害调查组。”

韦克斯勒没有回答。我们已经抵达博尔德城，正沿着基线大道开往瀑布区。车内一片死寂。他们提到的肖恩的事情冲击着我，如同惊涛拍过，空余一身寒意，就像覆在身后高速公路旁的积雪，冰冷而暗淡。

“他留下遗书了吗，或者其他东西？”我说，“或者……”

“有一句话。我们认为，那大概就是遗书了。”

我注意到圣路易斯瞥了韦克斯勒一眼，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你说得太多了”。

“什么？写了什么？”

回答我的是漫长的寂静。然后，韦克斯勒决定不理会圣路易斯的警告。“游离于空间之外，”他说道，“超脱时间之际。”

“‘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这就是遗书的全部内容。”

赖莉脸上的微笑大概只保持了三秒钟，笑容随即被惊恐的神情取代，那副样子活像从爱德华·蒙克的画作里跳出来一样。大脑真是一台令人惊叹的计算机，短短三秒钟的时间就能扫视完出现在你家门口的三张脸孔，然后知道你的丈夫再也不会回家。IBM的产品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赖莉的嘴形成一个可怕的黑洞，从中发出一声含混不清的呜咽，接着是那个不可避免却毫无意义的字眼：“不！”

“赖莉，”韦克斯勒试着安抚她，“我们先坐下，坐一会儿。”

“不，上帝啊，不！”

“赖莉……”

她从门口仓皇后退，就像一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动物，朝着一个方向飞奔，接着又慌不择路地转向疾驰，似乎觉得只要避开了我们，就能改变什么事情。她拐了个弯，奔进了客厅。我们跟过去，看到她瘫在长沙发上，好像马上要昏厥过去，我得知消息时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她的泪水这时才涌出眼眶。韦克斯勒坐到她身边，圣路易斯和我站在一旁，怯懦地沉默着。

“他死了？”她问道。她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也意识到必须强忍悲恸把事情了解清楚。

韦克斯勒点了点头。

“怎么死的？”

韦克斯勒低下头，迟疑了片刻。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目光落到赖莉身上。

“他自杀了，赖莉。我很抱歉。”

赖莉不相信韦克斯勒的话，就像我不相信一样，但韦克斯勒自有一套讲故事的方法，不一会儿，她就不再表示异议了。直到这时，她才第一次望向我，泪流满面。她的脸上带着祈求的神情，仿佛在问我，我们是不是被困在同一个噩梦里？我就不能想点办法做点什么吗，我就不能把她唤醒并带她逃离这个噩梦吗？我就不能告诉这两个仿佛来自黑白电影里的滑稽角色，说他们大错特错吗？我走到沙发边，在她身旁坐下，拥抱她。我就是为安慰她而来的。这一幕我已经见过了太多次，我完全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会留在这儿，”我低声道，“只要你需要，我留多久都可以。”

她没有回答，从我的臂弯里挣开，转向韦克斯勒。“是在哪里发生的？”

“埃斯蒂斯公园小镇[7]。在湖边。”

“不，他不会去那个地方——他到那里干什么？”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说找到了一些情报，跟他手里的一件案子有关。他去了斯坦利酒店跟对方碰头，喝了咖啡。然后，他……开车去了湖边。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里。国家公园的一个巡守员听到了枪响，在他的车里发现了他。”

“跟他的哪件案子有关？”我问道。

“听着，杰克，我不能说得太具体——”

“是哪件案子？”我大吼道，根本顾不上声音里的歇斯底里，“就是洛夫顿的案子，是不是？”

韦克斯勒微微点头。圣路易斯无奈地摇了摇头，走开了。

“他去见的人是谁？”

“打住，杰克。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告诉你。”

“我是他弟弟，这是他的妻子。”

“一切都还在调查当中，但如果你是打算搜寻什么疑点，告诉你，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我们去现场看过了。他的确是自杀，用的是他自己的手枪，留下了一句遗言。我们做了射击残留物测试，在他手上发现了火药残留。我也希望他没有这样做，但这是事实。”

[1]斯科托（Scoto）、斯科罗特（Scroto）均与阴囊（Scrotum）的英文发音相近。

[2]1907至1983年间在美国报纸上连载的幽默漫画的两位主角，马特高挑，杰夫矮胖。

[3]1947年，洛杉矶某街区出现女演员伊丽莎白·安·肖特遭肢解的裸尸，因其生前常穿黑色衣服并染黑发，有“黑色大丽花”绰号，故以此为案件定名。

[4]古希腊神话中，海妖塞壬用动人的歌声来引诱航海者。

[5]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昵称，落基山脉纵贯该州中部，首府为丹佛。

[6]指拳击中违规击打对方腰带以下的部位，后渐引申为不公正的、卑劣的行为。

[7]位于落基山国家公园旁，后文的“国家公园”即为“落基山国家公园”。

2

在科罗拉多的寒冬里，他们开着反铲挖土机，掘开地层的冰冻线，掏出大块大块的冻土，以开凿一个墓穴。我的哥哥被葬在博尔德城的绿山纪念公墓里，距离我们小时候住的宅子不到一英里。我们在孩提时代，每次去肖托夸公园参加夏令营远足时，都会驶过这片公墓。

匆匆路过这里时，我们从未留意过那些石碑，一次都没有，也从未想过这墓园的方寸之间就会是我们的最后归宿。而现在，它成了肖恩的最后归宿。

高大的绿山耸立在墓园中，就像一座巨大的祭坛，将聚在肖恩坟茔旁的这一小簇人衬得更加渺小。赖莉当然在场，还有她的父亲与母亲，以及我的父亲与母亲。出席葬礼的还有韦克斯勒、圣路易斯和另外十来个警察，还有一些无论肖恩、我或者赖莉都不曾保持联系的高中时期的朋友，最后，还有我。

这不是官方为警员举办的那种慷慨激昂、浓墨重彩的葬礼，那种规格只属于那些因公殉职的警察。虽然可以争辩说肖恩同样死于工作，但警察局并不这么认为。所以肖恩没有得到风光大葬，而局里的大多数警察也没有来参加葬礼。在以“细蓝线”[1]自居的警察行当里，很多人觉得自杀是具有传染性的。

我是抬棺人之一，跟我的父亲一起抬前杠。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两位警察担起了中杠，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隶属于肖恩所在的人身侵害调查组。韦克斯勒和圣路易斯负责抬后杠。圣路易斯身材过于高大，韦克斯勒又未免太过小巧。唉，就跟马特和杰夫一模一样。于是我们扶灵抬棺的这一路，灵柩的后半部分总是斜斜的，我估计这画面会令人感到有些怪异。我们颇为费力地抬着灵柩，我却有些神思恍惚，总觉得肖恩的身体似乎正在棺材里摇来晃去。

肖恩下葬的那一天，我并没有跟父母说太多话，虽然我跟他们、赖莉和赖莉的父母同乘一辆高级轿车。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过有实质内容的交谈了，就连肖恩的死亡也不能打破我们之间的隔膜。二十年前，我姐姐萨拉死后，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们似乎怀疑：我，作为那次事故的生还者，是故意做出那些事导致姐姐死亡的。呵，就是因为我活了下来。而且我非常确定，从那以后，我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令他们无比失望。我觉得那一次又一次微小的失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积月累，就像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利率一样，日息微薄得懒得结算，到最后却发现足够人们舒舒服服地靠着利息享受退休生活。我们就是陌生人，我只在那几个避不过的节日里才去跟他们见上一面，因而那天我们之间实在没什么话可说。除了赖莉偶尔发出像受伤小动物一般的哀泣，偌大的车厢就像肖恩的棺材一样，安静得可怕。

葬礼结束后，我请了两周假，加上报社允许的一周丧假，一个人开车去了落基山区。在我眼里，落基山脉永远那么气势恢宏，这里是能让我的伤痛最快愈合的心安之处。

我沿着七十号州际公路一路西行，穿过拉夫兰隘口，越过山岭，驶向大章克申市。我开得很慢，这一段路足足开了三天。有的时候，我停下来滑滑雪；有的时候，我只是将车停在避车道上，默默想着事情。驶过大章克申市后，我转道向南，拐去特柳赖德，第二天就到了。我的切诺基一路上都保持着全时四驱模式。我在西尔弗顿住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住宿费更便宜。我每天都滑雪，就这么过了一个星期。到了晚上，我要么在旅店客房里整宿喝圣鹿利口酒，要么就在某个滑雪小屋里靠着壁炉继续喝。我想方设法地耗尽身体机能，希望能让头脑也随之放空，但总是不成功。肖恩，肖恩，我脑子里全是肖恩。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他最后留下的这句话就像一个谜语，我怎么都无法丢开不想。

出于某种原因，我哥哥从事的这份崇高事业辜负了他，甚至要了他的命。这个简单的结论给我带来的悲恸一直都无法消退。我一次次飞速滑下山坡，寒风仍能穿透我的太阳镜，把我的眼睛刺得泪流不止。

我不再质疑官方结论了，但并不是韦克斯勒或者圣路易斯说服了我，是我自己说服了自己。我的决心在时间与现实面前日益被侵蚀。某种程度上，每过一天，我会更相信甚至更能接受肖恩自杀了这个可怕的事实。而我停止质疑的另一个原因是赖莉。在那个可怕的晚上的第二天，她告诉了我一件就连韦克斯勒和圣路易斯都不知道的事：肖恩一直在看心理医生，每周一次。虽然警察局也向警员提供这类心理咨询，但肖恩选择用自己的秘密渠道，因为他不希望局里出现流言，影响他的地位。

我意识到，肖恩开始看心理医生，正是我去找他说我想报道洛夫顿一案的时候。我猜那时候他大概是想把我从这案子的旋涡里推出去，以免我陷入跟他一样的苦痛。我愿意这么想，告诉自己这就是他所想的。在山里的那些天，我就紧攫着这个念头自我安慰。

有天晚上，灌了许多酒之后，我站在旅店房间的镜子前，思忖着应该刮掉胡子，再把头发剪短，这样我就跟肖恩生前几乎一样了。我们是同卵双胞胎，有着一样的淡褐色眸子、一样的浅棕色头发、一样的纤长体格——但是很多人不会意识到这些。因为一直以来，我俩都不遗余力地打造与彼此截然不同的形象。肖恩戴隐形眼镜，举杠铃练出一身的肌肉。我则戴普通眼镜，大学时就蓄起了胡子，离开高中篮球队后再也没碰过杠铃。我脸上还有那道疤痕，就是布雷肯里奇事件中的那个未婚妻给我留下的，那是我的战斗勋章。

肖恩高中毕业后就去服了兵役，退役后当了警察，这一路一直留着短寸头。后来他上了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在职课程，成功拿到了学位。在警察局里，有文凭才能升上去。我毕业后则在纽约和巴黎瞎混了几年，后来才走上念全日制大学的路子。我的梦想是当个作家，最后却成了记者。我暗暗告诉自己，这只是权宜之计。我已经这样告诉自己十年了，也许还要一直自我鼓励下去。

就在那个晚上，在旅店房间里，我久久凝视着镜中的自己，但最后我既没有刮掉胡子，也没有剪短头发。我不住地想着躺在冰冷地下的肖恩，愁肠百结。我决定了，到我死的时候一定要火葬，我不要在地下受苦。

最令我牵肠挂肚的就是那句遗言。警方的说法是这样的：我的哥哥离开斯坦利酒店，驱车穿过埃斯蒂斯公园小镇，来到贝尔湖。他停下了警车，却没有熄灭引擎，而是让发动机继续突突地转了一会儿。他没有关暖风，等热气凝在挡风玻璃上，蒙上一层雾气后，他起身用戴着手套的手指在玻璃上写下了那句话。他是反着写的，所以在车外就可以直接读出来。这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还有他的父母、妻子和双胞胎兄弟——的遗言：

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

我无法理解。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他得出了某种令他绝望的结论，却从不跟我们探讨一下。他既没有伸手向我求助，也没有去找我们的父母，或者赖莉。是不是我们应当率先向他伸出双手，即便在我们不知晓他隐秘的创伤之前？我独行的这一路上，得出了结论：这是不可能的。他本就应该先向我们求助，他理当先做出尝试，因为他没有这么做，他剥夺了我们援救他的机会，令我们陷入痛苦与内疚的深渊无法自拔。我意识到我的悲恸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怨恨。我怨恨他，怨恨我的双胞胎哥哥，因为他居然这样对我。

但是对亡者怀恨在心太难了。我没办法一直生肖恩的气，而唯一能稍稍消减怒火的方法就是质疑警方的说辞。于是，我就陷入这种循环：否定，接受，愤怒；否定，接受，愤怒。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

在特柳赖德的最后一天，我给韦克斯勒打了个电话。我听得出来，他并不乐意接到我的电话。

“你们找到那个提供消息的线人了吗？跟肖恩在斯坦利见面的那个？”

“没有，杰克，没那个运气。我向你保证过，一旦这事有进展就一定会告诉你。”

“我记着呢，我只是还有些疑问。难道你就没有吗？”

“放手吧，杰克。让过去的就这么过去吧，这样我们大家都会好过些。”

“特别调查组呢，他们怎么说？还是他们已经就这么放过去了？案子结了？”

“差不多吧。这星期我还没跟他们谈过。”

“那你为什么也还在查那个线人？”

“我有我的疑问，跟你一样，就是有些地方还没弄清楚。”

“你对肖恩的看法改变了？”

“不，我只是习惯把所有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我想知道他跟那个线人谈了什么，或者说他们是不是真的碰头了。你知道，洛夫顿一案还在侦办中。我倒是想把这个钉子案给破了，为了肖恩。”

我注意到他不再称呼肖恩为麦克。肖恩，已经不再是警察圈子的一员。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回到报社，重新开始工作。走进新闻编辑部时，我感到有好几道目光落在我身上，不过这没什么不寻常的。每次走进来时，总有那么几个人会打量我，我能感觉得到。我有一份编辑部里人人羡慕的好差事。没有每天的例行苦差，没有当日截稿时限的逼迫，我可以在整个落基山区自由自在地游荡，只用撰写一个主题：凶杀案。所有人都喜欢精彩的谋杀故事。有时，我把一桩枪击案拆解成几个专题，追述凶犯和受害者的生平，描述他们命运相交的致命一刻。有时，我又会写一桩发生在樱桃山上流社会的谋杀案，或者莱德维尔小镇的一起酒吧枪击案。贩夫走卒的案子，鸿儒雅士的案子；毛毛雨一样的小案子，骇人听闻的重大凶案，我哥哥是对的，只要写得好，报纸就会大卖特卖。而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就擅长从容不迫地讲故事，并且把它们讲得娓娓动听。

我办公桌上的电脑旁已经堆了一摞一英尺高的报纸，这是我写新闻报道的主要素材来源。我订阅了南到普韦布洛北至博兹曼的所有日报、周报和月刊，从中挑选出那些讲述凶杀案的有潜力的豆腐干新闻，然后把它们扩充为长篇纪实报道。可供选择的素材非常多：从淘金热时代起，落基山帝国就充斥着暴力事件，虽然跟洛杉矶、迈阿密和纽约这些城市比起来还差得远，但我从来不缺素材。我总能从这些犯罪活动或者调查报告中发掘出与众不同的东西，雕琢后便能为读者呈现令他们眼前一亮的惊叹，或者牵动人心的悲伤。这就是我的工作——开采这些原料。

但是这个早上，我寻找的不是报道素材。我在这一摞报纸中翻查往期的《落基山新闻》，以及我们的竞争对手《丹佛邮报》。报纸通常不怎么报道自杀事件，除非案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哥哥的死亡是够格的，我觉得这事很有机会见报。

我猜对了。《落基山新闻》没有一篇关于肖恩的报道——估计是出于对我的尊重，但在肖恩死后第二天，《丹佛邮报》在本地新闻版的某一版面尾端刊登了一篇六英寸长的报道。

丹佛警探死于国家公园

据官方消息称，本周四，丹佛警察局一名负责调查丹佛大学学生特丽萨·洛夫顿遇害案的资深警探被发现死于落基山国家公园，有明显饮弹自尽迹象。

肖恩·麦克沃伊，三十四岁，被人发现死于其驾驶的丹佛警察局未标识的警车内，该车停放于贝尔湖的一个停车场，就在埃斯蒂斯公园小镇通向落基山国家公园的入口附近。

发现这位警探尸体的是公园的一名巡守员。当天下午五点左右，他听到了一声枪响，于是前往该停车场查看。

公园管理局的官员已将这起死亡事件移交丹佛警察局调查，该局的特别调查组正在跟进。特别调查组组长罗伯特·斯卡拉里警探表示，初步迹象显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

斯卡拉里说，现场发现了一句遗言，但是他拒绝透露其内容。他表示，可以确信工作中的困难给麦克沃伊带来了很大压力，但他同样拒绝谈及麦克沃伊生前遇到的具体问题。

麦克沃伊在博尔德城长大，并一直生活于此地，已婚，但尚未育有子女。他已有十二年警龄，极富经验，晋升很快，任职于人身侵害调查组，该组负责处理本市所有的暴力事件。

麦克沃伊生前任人身侵害调查组的组长，最近正负责侦办十九岁大学生洛夫顿遇害一案。洛夫顿的尸体三个月前在华盛顿公园被发现，系被勒死并惨遭肢解。

斯卡拉里拒绝回应麦克沃伊留下的遗言里是否提及目前仍未告破的洛夫顿案，对该案是否是麦克沃伊遇到的工作困难之一也不予置评。

斯卡拉里说，目前尚不清楚麦克沃伊自杀前前往埃斯蒂斯公园小镇的原因。他表示对这起死亡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

我读了两遍这则报道，这里面并不包含我还不知道的消息，但它对我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似乎是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或者说我开始萌生一个想法，能够解释肖恩为什么要去埃斯蒂斯公园小镇，并且一路驱车直到贝尔湖。总有那么个缘故，只是我之前不愿多想。我剪下这则报道，装进一个马尼拉文件夹，又把文件夹塞进桌子的抽屉里。

我的电脑嘟嘟响了起来，屏幕顶端弹出一条信息，是本地新闻编辑部的召唤。我又得重新投入工作了。

格雷格·格伦的办公室位于编辑部大厅的后部，有一整面玻璃墙，这使他能够扫视全场，观察一排排格子间里埋头工作的记者们；在没有雾霾遮蔽视线的时候，他还可以通过西墙的一溜窗户眺望远处的山脉。

格伦是个好编辑，他将一篇报道的可读性视为重中之重，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在新闻这一行里，编辑们分为两个派系：一派只重视事实，他们会把事实拼命地塞进一篇报道中，让报道不堪重负，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把报道从头到尾地读下来；而另一派注重遣词造句的功夫，从不会让所谓的事实成为优美文辞的阻碍。他喜欢我，就是因为我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差不多完全让我自行选择写什么。他从不向我催稿，我上交的稿子他也从不严格审改内容。我很早就认识到，一旦他离开这家报社，或者由于降职或升迁而离开本地新闻编辑部，我的好日子多半就到头了。每一个本地新闻编辑，都会打造自己的班底。如果他走了，我大概又会回到日常警务那一块，从警方日志里勾选一条条简讯，跟那些毛毛雨的案子打交道。

我在他桌子前的软垫椅上坐下时，他刚打完一个电话。他约莫比我大五岁。十年前我刚进这家报社时，他已是大牌记者之一，就像我现在这样。不过最后，他进入了管理层。现在，他每天西装革履，桌子上放着一个脑袋上下晃动的小塑像，那是来自丹佛野马橄榄球队的队员塑像。他一天里干得最多的事就是打电话，总是小心地关注着从辛辛那提的集团总部[2]吹来的政治风向。他成了个四十多岁、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有妻子、两个孩子和一份收入可观的薪水，但这薪水还不足以买下他妻子看中的那片住宅区的一套房子。这些都是那回我们在温库普酒吧喝啤酒时，他告诉我的。过去四年里，我只见他出去喝过那么一次。

格伦办公室的一面墙上钉着最近七天的报纸头版，每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挂满了七天的那一版取下来，再把最新的头版钉上去。我猜他这么做是为了跟踪新闻动态，以保证社里报道的延续性，也可能是因为他再也不能像一个记者那样署名发表报道，于是贴上这些版面，以这种方式提醒自己现在正管理着所有记者。他此时放下了电话，抬头看向我。

“谢谢你能来，”他说，“我只想再说一次，我对你哥哥的事情抱以深切同情。如果你觉得还需要一些时间缓缓，完全不成问题。我们会想办法为你凑出假期。”

“谢谢。但是我可以回来工作了。”

他点点头，但并没有让我离开的意思。我就知道，这次召唤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

“好，那我们现在说点工作上的事。现在你手头上有什么计划吗？凭我的记忆，在你……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你那会儿正找着下一篇报道的素材。我想着要是你回来了，干点事忙起来说不定对你有好处。就像那句话说的，投入工作有利于身心舒畅。”

就在这一刻，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的事了。噢，就在我眼皮子底下，但它一直隐藏着未露身形，直到格伦抛出那个问题。然后，我的任务理所应当地来了。

“我要写一篇关于我哥哥的报道。”我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格伦希望我说的话，不过我想我应该说对了。我猜从他听说有两个警察在楼下大厅与我见面并告知我哥哥故去的消息时，他就瞄上了这个故事。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不必直接向我提出建议，我自己就会想到。他需要做的，只是抛出一个简单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这个饵我收了。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你在回忆里能清晰地标出一个人生平的关键节点，我的生活也随着那句话而完全改变了，就在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格伦的那一刻。那时我自以为对死亡还算了解，以为自己懂得什么是邪恶。但其实，我一无所知。

[1]代表驻守在社会稳定与暴力犯罪中间的警务力量。

[2]指斯克里普斯报业集团，总部位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在丹佛、华盛顿、纽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落基山新闻》即属于该集团。

3

威廉·格拉登扫视着从眼前掠过的一张张欢喜的脸庞。这里就像一台巨型的自动售货机，想挑谁就挑谁：不喜欢这个小男孩？没事，这不又来了一个。那个小姑娘怎么样？

不，这一次还不能挑走谁，他们的父母离得太近了。他不得不等待，等待其中一个大人犯下错误，走到突堤码头上，或者走向兜售小吃的窗口买棉花糖，留下他们的宝贝一个人待在这儿——圣莫尼卡码头的旋转木马上。

格拉登由衷地喜爱圣莫尼卡码头的旋转木马。他爱这些木马，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纪早期的旋转木马，以及像宣传橱窗里所说的，工匠足足花费了六年时间来为这些奔驰的骏马手工上色，以恢复它们初建时的原貌；也不是因为它们曾经出现在这些年他看过的很多电影里，尤其是他在雷福德监狱的时候；同样不是因为它们让他回想起跟“最好的兄弟”在萨拉索塔县的集会上，同乘旋转木马的欢乐时光。他爱这些木马，是因为那些骑坐在上的孩子。在汽笛风琴的音乐声中，旋转木马一圈又一圈地悠悠回旋，孩子们一张张小脸上绽放着纯粹的幸福——天真无邪，无比欢乐。从菲尼克斯搬过来后，他就一直来这儿，每天都来。他知道这事也许会花费一些时间，但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得到回报；而他的订单，也将由他亲自盖上“已完成”的戳。

五颜六色的旋转木马从眼前晃过，留下一道道缤纷的残影，他的脑海里又倏地翻涌出那些浮光掠影的回忆——从他还在雷福德监狱时就开始频繁地犯这个毛病。他想起他最好的兄弟。他记起那个黑漆漆的、只从门缝底下透出一道光亮的壁橱。他在壁橱底板上蜷成一团，让自己离那丝光亮更近一些，离那丝新鲜空气更近一些。他看到那个人的脚朝这边挪过来了。一步，又一步，他注视着那个人的每一步。他真希望自己能更年长一些，更高一些，这样他就能爬到壁橱顶部的架子上。如果他爬上去了该多好，他准会给他最好的兄弟一个大大的惊喜。

格拉登收回思绪，环视四周：旋转木马这一轮的旅程结束了，最后一个孩子正奔向大门口等待着的父母；更多的孩子已经在外面排好了队，随时准备冲向旋转木马，挑选自己喜爱的座位。他在孩子堆里再次寻觅着，寻觅有着黑油油的头发和光洁的褐色皮肤的小女孩，但是一个都没找到。然后他注意到那个从孩子们手里收票的女人正盯着他。两人视线交错，他率先瞥向别处。包里装的照相机和书直坠得背包往肩膀下溜。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下次记得把这些书留在车里。他最后望了一眼旋转木马，朝通往码头的一扇门走去。

走到车旁，他装作漫不经心地回头看向那个女人的方向：孩子们正尖叫着奔向那些木马，有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大多数孩子是独自一个人；那个忙着检票的女人已经将他忘到脑后了。他是安全的。

4

我迈进房间，劳丽·普莱恩从电脑前抬起头，冲我微笑。我就希望能碰上她。我绕过柜台，从空桌子旁捞起一把椅子，拖到她身边坐下。《落基山新闻》的资料室这会儿看起来还算清闲。

“哦，不！”她轻快地笑着说道，“每次你走进来坐下，我就知道又有一个耗费我青春的大工程要来了。”

她指的是我在撰写报道之前的准备过程中，通常都会甩给她一大堆繁杂的信息查询申请。我写的很多犯罪报道都会裹挟大量的法务案例。我总是需要了解对于我报道中涉及的某个主题，别人已经写过什么，又发表在何处。

“那可真对不起，”我摆出一副真诚悔过的模样，“这一次，恐怕得麻烦你把今天余下的青春都耗费在律商联讯数据库里了。”

“你这话的前提是，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你想查什么？”

她散发魅力的方式低调而淡然：她的发辫乌黑油亮，褐色的眼眸藏在一副银边眼镜后面，丰盈的嘴唇从来用不着涂抹口红。她拉过来一个黄色拍纸本，在面前摆好，扶了扶眼镜，拿起笔，准备记下我要查询的内容。律商联讯是著名的计算机数据库，收录了全国各地绝大多数报纸的内容和美国各级法院的判决案例，以及一大堆你在网络上所需要的信息交会点。如果你需要针对某个特定的主题或者某篇特别的报道搜索前人已经写了什么，律商联讯数据库就是你开始的地方。

“警察自杀事件。”我说，“我需要就这个题材能找到的所有资料。”

她面色一凝，我猜她在怀疑我提出这项查询请求是出于个人原因。使用数据库搜索非常昂贵，报社严令禁止出于私人理由使用。

“别担心，我正在做一篇报道，是格伦刚刚指派的任务。”

她点点头，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真的相信，我估计她会去找格伦核实一下。她的目光重新回到那个黄色拍纸本上。

“我要找的是，新近发表的关于这类事件的官方统计资料，警察与其他行业从业者的自杀率对比，以及与总人口自杀率的比较统计数据，还有其他可能会研究这类事的研究所或者政府机构所提及的任何信息。嗯，我想想还有什么……哦，对了，所有涉及这类题材的逸事传闻。”

“逸事传闻？”

“任何跟警察自杀有关的小道消息。让我们先从五年前开始吧，我要找些案例。”

“就像你的……”她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是的，就像我哥哥那样的。”

“那真是太不幸了。”

她没再多说什么。我任由萦绕在我俩之间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然后问她这次计算机查询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一般来说，我的查询申请优先级别都会比较低，因为我的报道是没有截稿时间的。

“这个嘛，你这个申请像霰弹枪一样，面很大，都没什么明确的信息，我得花些时间理一下才行。而且你也知道，当日新闻的相关查询请求进来以后，我只能先处理那些急件，但我会尽力的。今天下午晚些时候给你行吗？”

“行，没问题。”

回到新闻编辑部时，我抬头看了一眼头顶上的挂钟，已经十一点半了。这个时间正适合我处理需要做的那件事。我回到办公桌旁，给警察局的一个熟人打了个电话。

“嘿，‘船长’[1]，你当班吗？”

“你什么时候到？”

“午餐时间。我大概需要点消息，非常需要。”

“该死！好吧，我在这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一会儿我们见面谈。”

我挂了电话，穿上长大衣，走出新闻编辑部。穿过两个街区后，我来到丹佛警察局总部大楼，冲前台的警察晃了晃记者通行证，那警察专心看着《丹佛邮报》，眼皮都没抬。我直接来到四楼的特别调查组办公室。

“我有个疑问，”在我告诉他我想要的东西之后，罗伯特·斯卡拉里警探说道，“你是以死者兄弟的身份出现在这里，还是作为记者？”

“二者都是。”

“坐下吧。”

斯卡拉里倚着桌子探身过来，我觉得他大概是想让我好好欣赏他为了掩盖秃顶而做的复杂植发。

“听着，杰克，”他说，“这样我就会面临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你看，如果你来见我是因为作为弟弟，你要了解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是一种情况，我很可能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但如果我告诉你的这些消息，最后落得个被刊登在《落基山新闻》上的结局，这是我不愿看到的。我很尊重你的哥哥，绝不会让他的遭遇被用来吆喝卖报纸，哪怕你并不在乎这一点。”

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四张桌子。斯卡拉里的话让我直冒火，但我把怒气咽了回去。我同样倚着桌子把脑袋探过去，让他能够看清我那健康茂密的头发。“我来问你点事吧，斯卡拉里警探。我哥哥是被谋杀的吗？”

“不是，他不是被谋杀的。”

“你确定这是一起自杀案件，对吧？”

“你说对了。”

“那么这桩案子已经结案了？”

“又说对了。”

我向后一靠，拉开与他的距离。“这可真把我弄糊涂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这是自相矛盾啊。你告诉我这桩案子已经结了，却又说我不能够查看案件记录。如果确实已经结案，那我理当可以查看卷宗，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另一方面，如果已经结案，我作为一名记者，查看卷宗也不会干扰其他正在进行的调查。”我稍作停顿，让他有时间消化一下。“所以，”我继续说道，“按照你的逻辑，那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允许我查看卷宗。”

斯卡拉里看着我。我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了隐藏的愤怒。

“听我说，杰克。卷宗里有些情况，封存记录会更好，公开发表更不可能。”

“我想，这应该由我自己来判断，斯卡拉里警探。他是我的哥哥，我的双胞胎兄弟。我做这些事不是要让他声名受损，我只想努力弄清楚一些事情。如果我能写好这篇报道，就意味着我终于能用这种方式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你能理解吗？”

我们就这么坐着看着对方，过了好久，该是他表态的时候了，我等着他的回复。

“我帮不了你，”他最后说道，“即使我心里想搭把手。已经结束了，这桩案子结案了。案件卷宗已经送交档案室封存。你要看，那就找他们去。”

我站起身：“谢谢你刚开始就告诉我这些。”

我没再多说一个字，转身跨出办公室。我早知道会在这儿吃闭门羹。我之所以来找他，是因为得例行走个过场，而且我还想看看能否从他这儿了解到案件卷宗在什么地方。

我顺着专供警察使用的通道而下，来到了警察局行政警监的办公室。已经十二点一刻，接待处空无一人。我绕过接待处，敲响房门，里面传来叫我进去的声音。

办公室里，福里斯特·格洛隆警监正坐在桌子后边。他的体格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标准制式的办公桌看起来像是儿童用的家具。他是个肤色很深的黑人，留着光头。当他起身同我握手时，我又被迫意识到他那超过六英尺半的惊人身高。我觉着要是一台体重秤能完全承受他的体重，标度盘上的指针准会冲过三百。我含笑同他握手。他一直是我的线人之一，六年前我跑日常警务新闻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那时他还只是个干巡逻的小队长。现在我们都升职了。

“杰克，你还好吗？你说你刚回来？”

“噢，我花了些时间调整。我现在挺好的。”

他没提及我哥哥，但他是参加葬礼的为数不多的警察之一，这已经能说明他的态度了。他重新坐下，我也在他办公桌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格洛隆的工作对维持本市治安意义不大。他干的都是警察局里维系警务运转的活计，负责年度预算、招聘和培训，也管解聘。看起来与警察的工作不大相干，但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希望有一天能当上警察局长，现在正是广泛积累资源和经验的时候。这样一旦机会来临，他就可以成为那个职位的最佳人选。与本地媒体保持联系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到那时候，他得靠我在《落基山新闻》上帮他树立一个正面光辉的形象。我会兑现的，与此同时，我也能在一些事情上求助于他。

“那么，是什么事让我错过了午餐？”他颇为生硬地说道，这也是我俩例行往来的一个环节。我心里清楚得很，他更愿意趁午餐时间与我会面，因为这个点他的副手出去吃饭了，被人撞见他跟我碰头的概率也比较小。

“你可不会错过午饭，只不过稍微迟那么一点罢了。我想看我哥哥的案件卷宗。斯卡拉里说他已经送去翻拍留档了。我想或许你可以把卷宗调出来，让我快速地浏览一下。”

“你为什么想看那些卷宗呢，杰克？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就这么过去，以免招惹是非？”

“我必须得看看，警监大人。我不会引用卷宗里的内容，只是想看一看。你现在帮我找来，还没等翻拍微缩胶片的那帮人吃完午饭回来，我就能看完。除了你跟我，没有人会知道。我不会忘记你帮的这个忙。”

十分钟后，格洛隆把卷宗交给了我。薄薄的一沓，差不多就是阿斯彭地区[2]全年常住居民电话簿的厚度。不知道为什么，我莫名期待着这份卷宗会更厚一点、更重一点，就好像卷宗的分量与死亡的意义有某种关联似的。打开卷宗，首先是一个信封，标记着“照片”。我没有拆开，把它放到桌子一边。接下来是一份尸检报告，以及装订在一起的几份标准报告。

我研究过很多尸检报告，因此知道可以跳过开头几页关于体内腺体、器官以及尸体周身情况的冗长描述。我直接翻到最后几页，这里才是记录结论的地方。可是没有惊喜。死亡原因是一发子弹击中头部。下面“自杀”一词已用圆圈标出，常用药物的血液分析扫描验出了氢溴酸右美沙芬成分。一个实验室技术员在此条目下备注道：“止咳糖浆——在副驾驶座位前的手套箱内。”这意味着我哥哥只不过喝了一两口放在车里的止咳糖浆，他把枪管含在嘴里时是完全清醒的。

法医分析报告里还有一份射击残留物测试附表，我知道这是分析射击残留物的。这份报告显示，在对肖恩所戴皮手套的中子活化分析中，于右手套上发现了未完全燃烧的火药微粒，表明他是用这只手开的枪。在他的咽喉部位同样发现了射击残留物与气体燃烧造成的灼伤。结论是，开枪之时，枪管已经被放进了肖恩的嘴里。

卷宗盒里，再往下是一份现场证物清单，我没有发现任何不同寻常之处。接下来，我看到了目击证人的陈述。目击者是国家公园的巡守员斯蒂芬·佩纳，他被分配在贝尔湖区一个单人站岗的巡守岗亭。

目击证人称，当他身处岗亭时，停车场在其视野外。大约下午四点五十八分，证人听到一声低沉的爆响，他依据经验判断是一发枪响。证人听出声音来自停车场方向，遂立即前往调查是否有人在非法捕猎。停车场内当时仅停有一辆汽车，部分挡风玻璃已起雾，透过玻璃他看见遇害者瘫倒在驾驶座上。证人跑向汽车，试图打开车门，但因车门上锁无法打开。他透过雾蒙蒙的车窗仔细查看，发现遇害者后脑部存在严重创伤，遂认定遇害者已经死亡。随后证人回到巡守岗亭，立即通报警方及他的上级主管。之后证人回到遇害者的车旁，等待警方到来。

证人表示，从他听到枪响到遇害者的汽车进入其视野，时间不超过五秒钟。汽车停放处距离最近的遮蔽物（如森林或建筑）约有五十码。证人认为，不可能存在有人在枪响之后离开遇害者的汽车、躲入遮蔽物而不被他发现的情况。

我将证人陈述放回卷宗盒，又匆匆浏览其他报告。有一页标题为“案件报告”的材料，详细记录了我哥哥生前最后一天的行程：他早上七点半到岗上班，中午同韦克斯勒一起吃午饭，下午两点签字外出去斯坦利酒店，但没有告诉韦克斯勒或者其他任何人要去见谁。调查人员试图确认他是否确实去了斯坦利酒店，但没有成功。酒店餐厅里所有的服务员和勤杂工都接受了调查，但没有一个人记得见过他。

卷宗盒里还有一份只有一页纸的报告，概述了斯卡拉里与肖恩的心理医生的谈话内容。不知道斯卡拉里从什么渠道——也许是通过赖莉，知道了肖恩正在接受丹佛市心理治疗师科林·杜斯纳医生的治疗。斯卡拉里在报告中说，肖恩患上了急性抑郁症，病因是工作压力过大，特别是未能侦破洛夫顿一案带来的压力。但这份报告没有提到斯卡拉里是否曾询问杜斯纳我哥哥有无自杀倾向。我怀疑斯卡拉里根本没问过。

盒里的最后一沓材料是调查人员的结案报告，最后一段是斯卡拉里的总结。

基于物证和目击证人对肖恩·麦克沃伊警探之死的陈述，调查人员得出如下结论：死者在车内雾化的挡风玻璃上留下一句遗言之后，开枪自杀。死者的同事（包括调查人员在内）、死者之妻和心理治疗师科林·杜斯纳均认为，死者生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其试图侦破“一二·九”洛夫顿遇害案（案件号八三二）却未能成功。调查人员认为，这段时间里死者糟糕的精神状况致使其最终选择自杀。丹佛警察局的心理咨询师阿曼德·格里格斯在一次调查问询（二月二十二日）中认为，写于挡风玻璃上的遗言“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可被视为自杀式的道别，与死者生前的心理状态相符。

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任何证据与自杀之结论相悖。

本案调查人员二月二十四日提交

RJSD-II

我把这些报告重新夹在一起，然后意识到，只有一份材料我还没有看过。格洛隆去了自助食堂，打算买个三明治回来。他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房间里一片寂静，我凝视着这个信封，就这样耗了大概五分钟。我知道，如果我看了这些照片，它们就会成为我哥哥留给我的最后印象，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想这样，但也知道我需要查看这些照片来了解他的死亡状况，来驱散心中的最后一丝怀疑。

我飞快地拆开了信封，就好像怕自己改变主意似的。一摞十英寸规格的彩色照片随着我的动作滑出信封，率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一张现场远景照片。我哥哥的警车，那辆白色的雪佛兰随想曲，孤零零地停在停车场尽头。我还可以在照片上看到那个巡守员驻守的岗亭，它位于一座小山上。停车场看起来刚刚被清理过，一圈四英寸高的雪堆环绕在四周。

第二张照片是从车外拍摄的挡风玻璃特写。玻璃上那句遗言的字迹几乎难以辨认，因为窗上凝结的雾气已经蒸发，但字迹确实在那儿。透过玻璃，我还能看到肖恩。肖恩的脑袋向后仰着，下巴朝上。我翻到下一张照片，就好像跟肖恩一起进到了车里。在这张从副驾驶位置拍摄的照片上，他的全身被完整地呈现出来。血从他的后脑淌下来，像一条粗项链似的环绕脖颈一周，再往下一直流到毛衣上，厚实的防雪外套敞开着。车顶和后侧车窗上满是血迹。那把枪掉落在座位上，紧挨着他的右腿。

其余照片大多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特写，但是它们已经不再对我造成想象中的冲击了。惨白的闪光灯剥夺了我哥哥作为人的特质，他看起来像一具人体模型，但是我对此毫无感觉，真正让我痛苦不堪的是这些照片令我再一次认清这个事实：肖恩真的亲手取走了自己的生命。直到此刻我才不得不承认，来时我心中暗怀的那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

这时格洛隆回到了办公室，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当他绕过桌子回到座位上时，我站起身将卷宗放到他面前。他打开一个棕色纸袋，掏出一个裹着塑料包装的鸡蛋沙拉三明治。

“你还好吗？”

“还凑合。”

“你要不要来一半？”

“不用了。”

“呃，你感觉怎样？”

一听到这问题，我不禁笑了出来。这个问题我问过太多次了。我这一笑准让他有些困惑，他皱起了眉头。

“看见这个了？”我指着脸上的那道疤痕说道，“之前有一次我向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个。”

“抱歉。”

“用不着。那时我可没道歉。”

[1]船长（Skipper）是对警监（Captain）的戏谑昵称。

[2]科罗拉多州著名的滑雪胜地，游人众多，常住居民却很少。

5

看过我哥哥一案的卷宗后，接下来我需要了解的就是特丽萨·洛夫顿一案的详情。想弄清楚我哥哥的所作所为，我就得先去了解他知道的情况，了解他当时的所思所想。不过这一次，格洛隆帮不上我的忙。调查中的凶杀案的卷宗都会被严格封存，如果让格洛隆去试着帮我弄出来，他会更多地考虑风险，而不是利益。

我又去了人身侵害调查组的办公室，房间里空无一人，他们都去吃午饭了。我想找韦克斯勒，去的第一站就是赛塔尔餐厅。这可是深受警察喜爱的地方，他们常常去那儿吃午饭并喝上几杯。我在餐厅后排的一个小隔间里找到了他。唯一的问题是，他跟圣路易斯在一块儿。他们没看见我，而我心中犹豫不定，想着先撤了会不会更好些，等下回韦克斯勒一个人的时候再来试试。但就在这时，韦克斯勒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我走过去，看见他们的盘子里番茄酱摊得一片狼藉，看起来他们已经吃完午餐了。韦克斯勒面前放着一杯酒，像是加冰的占边威士忌。

“看看，是谁来了！”韦克斯勒和善地说道。

我一屁股坐到挨着圣路易斯的宽座上，这样我就能看着韦克斯勒。

“嘿，干什么？”圣路易斯带着几分抗议道。

“跑新闻呗。”我说，“最近怎么样了？”

“别回答他，”圣路易斯连忙对韦克斯勒说道，“他想要刺探的消息是他不应该打听的。”

“当然，我得干活儿嘛，”我说，“有什么新消息？”

“没什么新鲜的，杰克，”韦克斯勒说，“大狗说的是真的吗？你想要打听些你不该打听的消息？”

这种套近乎的方式就像一套舞步：用一轮友好的絮絮叨叨开场，从中搜获所需信息的核心部分，既回避了过于突兀的提问，也使两人的交谈不至于刻板，就跟警察们使用昵称是一个道理。像这样的舞步我已跳过很多次了，而且非常擅长。它自有一套富有策略的步伐，类似于高中篮球队里的三人传球练习。你得盯着篮球，不能眨眼睛，同时还得注意观察另外两个人。我一向是那种策略型选手，而肖恩是力量型的。他玩橄榄球，而我打篮球。

“并不是这么回事，”我说，“不过我已经重新开工了，伙计们。”

“啧啧，这不就来了，”圣路易斯嘀咕道，“当心点。”

“好吧，洛夫顿的案子现在怎么样了？”我问韦克斯勒，直接忽略掉圣路易斯。

“杰克，这会儿你是以记者身份在跟我们说话吗？”韦克斯勒问。

“不，我只是跟你说话。另外，你说得对，作为一名记者。”

“那么，洛夫顿一案，无可奉告。”

“所以答案是没有任何进展？”

“嘿，我说的是‘无可奉告’。”

“你看，我想知道的只是你们现在掌握了什么情况。这件案子拖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很快就要被归到死案那一堆了——如果它现在还不在里面的话，你也知道这个情况。而我只想看看这件案子的卷宗，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诱惑肖恩陷得这么深。”

“你忘了几件事。你哥哥之死被定性为一桩自杀案，已经结案，洛夫顿案里有什么东西困住了他已经无关紧要。再说，这跟他的死亡到底有没有关联，谁知道呢，充其量只是间接关联，但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

“废话少说吧。我刚看了肖恩死亡一案的卷宗，”我觉得韦克斯勒的眉毛好像微微扬了一下，“都在上面写着呢。肖恩他妈的被这件案子拖垮了。他还在看心理医生呢，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案子上了，所以别跟我说什么‘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

“听着，小子，我们——”

“你以往也这么叫过肖恩吗？”我打断他。

“什么？”

“小子。你过去也这么叫他小子吗？”

韦克斯勒看起来很是困惑：“没有。”

“那就别这么叫我。”

韦克斯勒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手势。

“为什么我不能看卷宗？你又不打算继续查下去。”

“谁说的？”

“我说的。你害怕了，伙计。你看到它是怎么祸害肖恩的，不想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那些案卷被塞到抽屉深处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呢。我担保，上面都已经积灰了。”

“你心里清楚着呢，杰克，你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胡说八道。你要不是肖恩的弟弟，我就直接踹你屁股把你扔出去了。你在挑衅。我不喜欢被人挑衅。”

“是吗？那就想想我的感受。这事说起来就是一句话：我是他的兄弟，这案子得算我一份。”

圣路易斯假笑一声，以示轻蔑。

“嘿，大狗，你是不是该出去溜达顺便找个消防栓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憋不住就不要憋。”我说。

韦克斯勒忍不住爆出一声大笑，刚出声又赶紧咽了回去，但圣路易斯的脸已经气红了。

“你个小浑蛋，”他说，“我要把你扔进——”

“好了好了，伙计们，”韦克斯勒打圆场道，“差不多得了。听着，雷，你先出去抽根烟怎么样？让我跟杰克谈谈，跟他讲清楚，然后我就出来找你。”

我起身让圣路易斯挪出来。经过我身边时，他用死人般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重新坐下。

“喝你的酒呗，韦克斯，假装桌上没摆酒可一点意思都没有。”

韦克斯勒咧嘴笑了，端起他的玻璃杯喝了一大口。

“你知道，不管你们是不是双胞胎，你可真像足了你哥哥，一旦看上什么东西就不轻易放手。还有，同样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浑蛋。你要是刮掉胡子，剃掉这一头嬉皮士模样的头发，就跟他一模一样了。对了，你还得处理一下脸上那道伤疤。”

“好吧，卷宗那事怎么说？”

“什么怎么说？”

“让我看看吧，这是你欠他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杰克。”

“不，你懂。我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除非我都弄清楚了。我只想试着去理解他。”

“你还想试着拿这事写文章。”

“写这件事对我的意义，就像杯中酒对你的意义一样。如果我能把它写出来，就意味着我能够真正理解它，然后我就能把这件事给埋葬，这就是我想做的全部。”

韦克斯勒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拿起女服务员留下的账单。接着，他一口气喝干杯子里剩下的酒，走出座位。他站在那儿，俯视着我，重重地吁了口气，喷出一股浓烈的威士忌味。“跟我回办公室，”他说道，“我会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竖起一根手指，又重复了一遍，生怕我听不懂似的，“一个小时。”

在人身侵害调查组办公室里，我在肖恩生前用过的办公桌后坐下。这张桌子尚未分配新主人，也许它现在已经成了厄运的象征。韦克斯勒站在那满满一墙的文件柜前，在一个打开的抽屉里翻找着。不知道圣路易斯跑哪儿去了，显然他选择跟这件事撇清关系。韦克斯勒终于从抽屉前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两个厚厚的卷宗袋，把它们放到我的面前。

“这就是全部材料了？”

“全部。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别这样，这堆卷宗足有五英寸厚呢，”我试着讨价还价，“还是让我带回家吧，我看完就拿回来——”

“瞧瞧，跟你哥哥一模一样。就一个小时，麦克沃伊。看好你的手表，设个一小时的闹钟，因为这些卷宗一小时后就得躺回原来的抽屉。噢，设个五十九分钟的就行了。你在浪费时间。”

我不再揪着这个问题不放，打开了放在最上面的文件。

特丽萨·洛夫顿生前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丹佛大学攻读教育学学位，想成为一名一年级教师。她刚上大学一年级，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选修了全部课程，同时在一家托儿所做兼职——那家托儿所位于学校为已婚师生提供的宿舍里。

警方认为，洛夫顿是在校园里或校园附近被绑架的，那是圣诞假期休课后的一个星期三。那个时候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开校园享受假期去了，而特丽萨仍然留在学校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她还有工作，那家托儿所直到那个周末才开始放圣诞假；其二，她的车出问题了。她在等一台新离合器到货，她那辆旧甲壳虫轿车得换一台离合器，才能够开回家。

她被绑架后，没有人报警，因为她的室友和其他所有朋友都回家过圣诞节了，没有人知道她失踪了。她星期四那天没有在托儿所现身，经理还以为她直接回到了家乡蒙大拿州，没有干完这一周只是因为她不想放圣诞假了还来上班。兼职打工的学生们经常这样做，尤其是期末考试结束或者假期向他们招手的时候，所以经理没有过问，也没有向警方报案。

星期五早上，她的尸体在华盛顿公园被发现。调查人员能追踪到的她的最后行踪，就是星期三中午她从托儿所给汽车维修工打的电话——维修工还记得电话背景音里孩子们的声音——然后他告诉她车修好了。她说下班后就去取车，但是要先去趟银行。可她既没有去汽车维修店，也没有去银行。中午时分，她跟托儿所的经理告别，走出了大门。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活着的特丽萨。当然，除却杀害她的凶手。

我只要看一看卷宗里的这些照片，就能意识到这件案子是如何牢牢地抓住了肖恩，又像皮筋一般将他牢牢束缚。这里有洛夫顿生前的照片，也有她死后的遗体照片。有一张很可能取自高中毕业纪念册的肖像照，照片上是一个青春水灵的年轻女孩，生活刚刚在她面前敞开怀抱，一头秀发又黑又卷，湛蓝的眼眸清澈如水晶。照相机闪光的那一瞬，她的双眸映出细碎的光芒，灿如星辰。还有一张抓拍的照片，她穿着短裤和紧身背心，微笑着从汽车里搬出瓦楞纸箱，晒成棕色的纤细胳膊绷得紧紧的。搬着这么重的箱子，还要一动不动地站着让摄影者拍照，看着都觉得她挺吃力的。我把照片翻了个面，背后有行潦草的字迹，我猜是她爸爸或妈妈匆匆写下的：“特蕾的大学第一天！丹佛，科州。”

其他照片都是死后拍摄的，数量非常多，多得令我震惊。为什么警察需要这么多照片？每一张都像对这个女孩的另一次可怕侵犯，虽然她已经去世了。在这些照片里，特丽萨·洛夫顿的眼睛失去了光彩。它们仍旧睁着，但黯淡无神，就像被蒙上了一层浑浊的膜。

这些照片上，特丽萨·洛夫顿躺在大约两英尺高的灌木和雪堆中，地势稍微有点坡度。媒体的报道是准确的——她的确被分尸成两截。她的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双眼圆睁，向外凸出，彰示着她的死亡原因。但显然凶手在她死后还煞费了一番功夫。尸体被拦腰劈成两截，下半身被放置在上半身之上，摆出一个可怕的画面，暗示着她正在进行某种性活动，跟她自己。

我意识到在我浏览这一组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时，坐在另一张桌子边的韦克斯勒一直在观察我。我尽量不流露出厌恶，或者某种沉迷。我终于知道哥哥一直试图保护我、不让我卷入其中的是什么了。我平生从未见过这般可怕的东西。最后，我看向韦克斯勒：“我的天啊！”

“是啊。”

“那些哗众取宠的电视节目说这案子就像洛杉矶的‘黑色大丽花’谋杀案，是挺像的，对不对？”

“是的。麦克还买了本关于‘黑色大丽花’的书，也给洛杉矶警察局的一些老警察打过电话。两桩案子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涉及分尸，但那桩案子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也许有人想模仿那桩案子。”

“有可能。麦克也这么想过。”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回头看向韦克斯勒。“她是同性恋吗？”

“不是，至少就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而言。她在比尤特老家有个男朋友，挺不错的小伙子。我们查了他，没有嫌疑。有一阵子你哥哥也这么想过。因为那个凶手所做的，就是凶手对那两截遗体所做的事情。他考虑过也许有人打击报复她，因为她是个同性恋，或者想借此发表什么变态的宣言，但这个思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我点点头。

“你还有四十五分钟。”

“这么久以来，这还是头一回，我听到你称呼他‘麦克’。”

“不用你操心这个。你还剩四十四分钟。”

照片下面的尸检报告就平淡多了。我注意到洛夫顿的死亡时间被认定在她失踪的第一天——尸体被发现时，她已经死亡超过四十小时了。

绝大多数总结报告都无疾而终。警方对洛夫顿的家人、男朋友、大学里的朋友和托儿所的同事都进行了大量的常规调查，甚至还走访了那些她所喜爱的孩子的父母，然而一无所获。几乎所有人都具备不在场证明，或是通过其他侦查手段洗清了嫌疑。

这些报告得出的结论就是：特丽萨·洛夫顿并不认识凶手，不幸遇害仅仅因为行踪恰好与凶手产生了交集，或者干脆说就是运气不好。报告里提及那个身份不明的凶手时，总是使用男性人称代词，虽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这一点。洛夫顿没有受到性侵犯，但绝大多数以女性为对象的暴力犯罪者和分尸嗜好者都是男性，而且可以确信凶手是一个身强体健的人，因为他能够切断尸体的骨骼和软骨组织。另外，尚未发现分尸工具。

尸体中的血液几乎流尽，但仍然发现了一些尸斑，这表明在洛夫顿死亡与被分尸之间存在一段时间间隔。报告显示，这段间隔可能长达两三个小时。

另一个异常之处就是尸体被遗弃在公园的时间。调查人员认为洛夫顿遇害大约四十小时后，她的尸体才被人发现，而抛尸所在的公园却是广受跑步者和散步者青睐的地方。一场提前到来的降雪让公园的行人大幅减少，但一具被遗弃在公园开阔地面上的尸骸这么长时间竟无人发现，实在是匪夷所思。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从尸体被弃置在公园到破晓后被一个早起的慢跑者发现，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

那么，洛夫顿死后那么长的时间里，尸体在哪儿呢？调查人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们掌握了一条线索。

纤维分析报告指出，在尸体身上和头发里发现了大量不属于受害者的头发和棉纺纤维。一旦警方锁定嫌疑人，这些就可用来比对。报告上有一部分文字被特意圈了起来，内容是在尸体上找到并回收了大量木棉纤维。从整具尸体上取走的木棉纤维足有三十三根，这说明尸体与这种纤维的来源存在直接接触。这份报告说，木棉纤维的质地虽然与棉花纤维相似，却远不如棉花纤维那般常见，它主要用于制造需要浮力的材料，如船用气垫、救生衣和某些类型的睡袋。我不知为什么这一段文字会被圈出来，于是询问韦克斯勒。

“肖恩认为这些木棉纤维是弄清特丽萨在失踪时段里被安置在哪里的关键。你知道，这种纤维又不怎么常见，如果我们能找到它们的所在地，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了一处犯罪现场，但是我们一直没找到。”

这些报告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我可以看出警方是如何提出一个个推论，又是如何一个个推翻它们。我能体会到调查过程中日益加深的绝望。这案子没法破。很显然，我哥哥相信特丽萨·洛夫顿恰巧撞上了一个连环杀手——那类最难追踪的罪犯。卷宗里还有一份联邦调查局下设的全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发来的回执报告，内含一份对本案凶手的心理侧写报告。我哥哥还在这沓卷宗里保留了一份副本，那是他之前整理的关于本案各方面细节的对照清单，足足十七页。他把这份文件寄给了联邦调查局，以跟调查局的暴力犯罪缉捕项目中的数据做比对。但电脑的分析结果是否定的：洛夫顿被害一案与发生在美国境内的其他凶杀案没有足够多的匹配细节，不值得联邦调查局进一步关注。

联邦调查局发来的心理侧写报告由局里的一名侧写师执笔，报告里列出了她的名字——蕾切尔·沃林。报告罗列了一大堆普遍性的描述，从很大程度上说，对破案毫无价值。报告中的人物刻画和性格分析十分透彻，甚至可能正中靶心，但这些词句不能帮助警察从几百万人中筛选出那个符合描述的嫌疑人。这份侧写报告推断，凶手极有可能是一名白人男子，年龄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对女性存在着难以排解的不满与愤怒，因而对受害人尸体进行了极端残害。此人很可能由一个十分专制的母亲抚养长大，而他的父亲很可能不在家中，或者因为忙于生计而未能参与他的成长，使抚养和教育等事务完全由母亲承担。依据其作案手段，侧写报告将这名凶手划归为“有条理型”，还警告因为凶手看似成功地实施了此次犯罪，并从警方的侦查行动中脱身，这很可能导致此人尝试以相同的手法再次犯罪。

第一份卷宗的最后一批材料都是调查总结，有的关于调查访谈，有的关于核查的线索，还有的关于那些也许现下打印成文时看不出什么意义，但今后没准会成为突破点的细枝末节。从一份份的报告里，我可以揣测出肖恩对特丽萨·洛夫顿一天天增加的怜惜之心。在最初的几页里，他提到她时往往称呼为受害者，有时也用洛夫顿这个姓氏；过了些时候，他开始用她的名字特丽萨称呼她；再往后到二月份，在他死前提交的最后一批报告里，他叫她特蕾——很可能是跟她家人或朋友的谈话中偶然知道了这个昵称，也许是从那张照片背面的题字知道的，就是那张拍摄于大学第一天的照片，那幸福快乐的大学第一天。

还剩十分钟的时候，我合上第一份卷宗，打开另一份。这份卷宗稍薄一些，略翻一下，里面似乎满是调查过程中那些数量庞大、尚未解释清楚的问题。还有一些市民的信件，阐述他们对于案子的种种猜测。其中一封来自一个灵媒师，声称特丽萨·洛夫顿的灵魂正在臭氧层之上的某个地方徘徊，发出高频率的呼唤，她的语速太快，对于没受过训练的人来说，那声音听起来像鸟儿在叽叽喳喳，但灵媒师却能破译这些高频传声，并表示如果肖恩有需要，她很愿意帮忙向特丽萨·洛夫顿提问。不过文件里没有迹象表明肖恩与之有进一步接触。

一份补充报告显示，特丽萨要去的银行和汽车维修店都离校园非常近，步行即可到达。警察把她的宿舍、托儿所、银行和汽车维修店之间的线路来回调查了三次，没有找到一个在放假后的星期三见过特丽萨的目击证人。但我哥哥依旧认为——这是另一份补充报告里提到的——特丽萨是在从托儿所给汽车维修店打电话之后，去银行取钱用来支付修车费之前被绑架的。

卷宗里还有一份侦查日志，记录了被派来调查本案的警察的所有调查行动。一开始，人身侵害调查组的四名警察全天候调查这个案子，但是一天天过去，案子始终没有进展，加上又发生了其他案子，抽调来抽调去，后来这个案子的负责人只剩下肖恩和韦克斯勒，再然后就只有肖恩了，而肖恩绝不会放弃这个案子。

日志的最后一项记录写于肖恩自杀当天，只有寥寥一行字：“二月十日——跟拉厄舍在斯坦利酒店碰面。关于特蕾的，来自P/R。”

“时间到。”

我抬起头，韦克斯勒正指着他的手表。我心平气和地合上卷宗。“P/R是什么意思？”

“线索提供人的泛称，意味着肖恩接到了一个电话。”

“拉厄舍是谁？”

“我们不知道。查过了电话簿，这个姓的人有好几个。我们打电话过去，但他们压根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我还去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查了查，但由于只有一个姓氏，查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直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情况，甚至不清楚这个人是男是女。事实上，我们都不能肯定肖恩是不是真的见了谁。根据我们的调查情况，斯坦利酒店里没有一个人见过肖恩。”

“为什么他连招呼都不打就去见这个人了？也不留个字条说说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去？”

“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接到的电话实在太多了，都是打进来讲这个案子的，你可以把一整天的时间都花在记录每通电话上。或许他并不认识这个人，也许他只知道有人想跟他谈谈。你哥哥实在是太沉迷于这个案子了，任何人说可能知道那么一点情况，他就会跑去跟人家见面。我再给你透露一个小秘密，这些卷宗里没写这个，是因为他不想让这儿的人觉得他疯了。他真的跑去见了个巫师，就是那个灵媒师，卷宗里提到的那个。”

“那他有什么收获吗？”

“什么都没有。就是些废话，什么凶手正逍遥法外，还打算再干一票。要我说，对于那些话，你只想回复说‘好吧好吧，别开玩笑了，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总之，这是不能写进报告的内容，属于超自然范畴的。我可不想让别人把肖恩看成个精神异常的怪人。”

我不想说什么了，他的这些话真是愚蠢至极。我哥哥已经自杀了，可他还忙着操心不让别人知道肖恩去咨询灵媒师的事，免得有损肖恩的形象。

“这件事绝不会传出这间办公室。”我只能这么说。我们俩都没再说话，片刻的寂静后，我又开口了：“那么，韦克斯，对于那天发生的事，你又是怎么想的？呃，不会公开发表——我这问题的前提。”

“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他去了那儿，而那个给他打电话的人却压根没出现。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死胡同，他终于被压垮了。于是他开车去了湖边，做了那件事……你要写一篇以他为主人公的报道吗？”

“我不知道。我想，也许我会写。”

“听着，这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我就直说了。他是你哥哥，也是我的朋友，甚至我可能比你更了解他。别再写什么故事了，就这样让这件事过去吧。”

我告诉他我会好好考虑一下，其实这么说只是为了安抚他。我已经决定了。接着我离开警察局，看了下表，以确定剩下的时间还够我在天黑之前赶到埃斯蒂斯公园小镇。

6

我赶到贝尔湖停车场时已经五点多了。我意识到自己现在看到的景象就跟我哥哥来到这里时看到的一样，荒凉而冷清。湖面已结冰，气温正飞快地下降。天空变成了紫色，逐渐变得昏沉。天色已晚，此番景致已不能再吸引本地居民或游客的注意。

我开着车在停车场里穿行，思考着为什么他要来这个地方。据我所知，这地方跟洛夫顿的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把车停在他之前停过的地方，坐在车里，久久地沉思。

远处那座巡守岗亭的前檐下垂着一盏亮着的灯。我决定去看看那个叫佩纳的巡守员在不在。突然我脑海里冒出了一个念头，于是我挪到这辆福特天霸轿车的副驾驶座上。长长地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打开车门，向距离车子最近的树林拔腿狂奔。我边跑边大声计数。我翻过雪堤，冲进足以提供掩护的树林时，刚好数到十一。

我站在树林当中，脚下的积雪很厚，如果不穿鞋踩上去会没过一英尺。我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喘气调整呼吸。佩纳跑出岗亭查看情况时，如果真如他在报告里说的那样快，一个开枪射击的凶手是不可能在被他看到之前就跑进树林的。我渐渐止住了喘息，向巡守岗亭走去，一边走一边犹豫着该怎么跟他打交道：是打着记者的名头，还是以死者兄弟的身份？

坐在岗亭问询窗口后的人正是佩纳，我看见了他制服上的名牌。当我透过窗户朝里张望时，他正在锁办公桌，估计是打算收工了。

“有什么事吗，先生？我正要下班。”

“不知你现在是否方便，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他走了出来，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我，我这身装扮明显不是在雪地徒步远足的。我穿着牛仔裤、锐步运动鞋和灯芯绒衬衫，外面套着件厚实的羊毛衫。我把大衣落在车里了，现在可冻得够呛。

“我是杰克·麦克沃伊。”我停顿了片刻，看他是否能想起来。他没反应。很可能他只是在那些他必须签字的报告里或者在报纸上见过这个姓氏，而对它的读音一时对应不上来。“我的哥哥……就是几周前你发现的那个人。”我指了指停车场。

“噢，”他说道，看样子他明白了，“就在车里，那位警官。”

“嗯，我今天一天都泡在警察局里，看那些报告和材料。我只是想到这地方转转，看一看，你知道……这种事很难接受。”

他点点头，然后不动声色地迅速瞥了眼手表。

“我只是有几个简短的问题，很快就好。你听到的时候是在这屋里吗？我是说听到枪声的时候。”我的语速很快，不给他回绝的机会。

“是的。”他答道，似乎在考虑要不要理会我，但最后还是继续说道，“当时我正在锁桌子，就跟今天一样，准备下班回家。这时我听到了枪声。总有那么些事情，莫名其妙地你就能隐约感觉到不同寻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知道那是枪声，还以为是偷猎者在猎鹿。我立刻跑了出来，一出来就往停车场那边看。我看到了他的车，还能看见他就在车里。所有的车窗都雾蒙蒙的，但我还是能看见他。他就坐在方向盘后边的驾驶座上。一看他的脑袋以那种方式往后仰去，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了……很遗憾你哥哥出了这样的事。”

我一边点头，一边打量着这座巡守岗亭。这只是个兼作储藏室的小办公间。我意识到从佩纳听到枪响到他出来看见停车场，算下来不会超过五秒钟。

“他走得并不痛苦。”佩纳说。

“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的是这个的话。身体的疼痛几乎可以忽略了，我觉得不会很难熬。我跑到车子那儿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死亡是瞬间发生的。”

“警察局的报告说你够不着他，车门是锁着的。”

“对，我试着拉过车门。但我看得出来，他已经死了。然后我就回到这儿来打电话了。”

“你觉得他在这儿待了多久？在这之前？”

“这我就不知道了。就像我跟警察说的，当我在岗亭里时，我是看不到停车场的——我当时待在屋里的取暖器那儿。要我说，在我听到枪声之前，他至少在那儿待了半个小时。可能他一直停在那儿，我猜是这样的。”

我点点头。“你没有看见他走出来去湖面吧，在你听见枪响之前？”

“跑去湖面？没有。这时候没有人会去湖面。”

我站在那儿，努力回想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他们查出原因了吗？”佩纳问道，“我刚才说了，我知道他是个警察。”

我摇摇头表示还没有。肖恩的那些事，我并不想跟一个陌生人多谈。我谢过他，往停车场走去，而他锁上了巡守岗亭。在清扫过的停车场里，唯一停着的车仍旧只有我那辆福特天霸。我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转身。“他们多长时间扫一次雪？”

佩纳正从门口往外走。“每次下了雪后都要扫的。”

我点点头，又想起另一件事。“你的车停在哪儿？”

“我们有个设备堆放场，从这条路下去走半英里就到。我早上来时把车停在那儿，然后走小路上来，下班时再走下去。”

“要不要搭个便车？”

“不用不用，谢谢。走小路我也能快些。”

驶回博尔德城的一路上，我都在回忆上一次去贝尔湖的情景。那时也是冬天，但湖水还没有结冰，至少还没全冻上。那次离开贝尔湖时，我感到无比冰冷而孤单，还有内疚。

赖莉看上去比上次在葬礼上见到时老了十岁。但当她打开房门时，我还是立即感到震惊：我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特丽萨·洛夫顿看起来就像是十九岁的赖莉·麦克沃伊。我不知道斯卡拉里或者其他人有没有跟那个心理医生咨询过这个问题。

她请我进屋。大概知道自己看起来不大好，打开门后，她看似不经意地抬手放在脸颊边，似乎想要遮住脸，还努力挤出虚弱的微笑。我们走进厨房，她问要不要帮我煮咖啡，我说不会待太长时间。我在厨房的餐桌旁坐了下来。似乎无论我什么时候到访他们家，我们都会聚在厨房餐桌旁。虽然肖恩已经不在了，这也不会改变。

“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打算写写肖恩的事。”

她沉默了很久，始终没有看我。她站起身，开始从洗碗机里取出那些洗好的餐具。我等待着。

“你必须这么做吗？”她终于开口问道。

“是的……我想是这样。”

她一言不发。

“我打算给那个心理医生打电话，就是那个杜斯纳。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我谈，但是现在，肖恩已经不在了，我觉得他不会回绝我。但是，呃，他可能会打电话给你，询问你是否同意……”

“别担心，杰克，我不会碍你的事。”

我点头表示感谢，虽然我注意到她话里带刺。“我今天一直泡在警察局里，我还去了趟贝尔湖。”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杰克。如果你必须得写，这是你的选择，那就去做你必须做的事吧。而我的选择就是，我不想听到这些事。还有，如果你真的把肖恩的事写出来了，我不会看的，我不会。我也得做我必须做的事。”

我点了点头：“我明白。但是，我还需要向你打听一件事。这之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牵涉其中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让我牵涉其中？”她愤怒地吼道，“我倒希望可以不牵涉其中呢。但我已经在里面了，我的余生都陷在这当中了。你想报道这件事？你觉得这就是你获得解脱的方式？那我呢，杰克？我该做什么才能获得解脱？”

我低头看着地板。我想离开，但不知道该怎么告别。她的痛苦和愤怒像射线一般向我投来，我仿佛身处一个箱门关上的烤箱，里面热浪逼人。

“你想打听那个姑娘的事，”她的声音低了下来，语气也变得柔和，“所有来过的警探，问的也都是这个。”

“是啊，为什么单单这个案子……”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案子让他忘了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情？我的答案是，不知道。我他妈的不知道。”

我看到愤恨的泪水再次涌出她的眼眶，就好像她的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而抛弃了她。而我就站在这里，无论是身材相貌还是血缘关系，都跟肖恩如此接近，她永远也不可能看到比我更像肖恩的人了，也难怪她把——腔怒火和痛苦都发泄在我的身上。

“他在家里时，谈过这个案子吗？”我问道。

“没有特別提过。他时不时会跟我谈论手上的那些案子，这个案子跟别的案子没什么不同，除了她遭遇的事情更可怕。他告诉了我凶手是怎么对待她的，也跟我说过他为何不得不全身心倾注于这个案子。我知道这个案子困扰着他，但很多事情，包括很多案子都困扰过他。他不会让任何一个罪犯逍遥法外，他总是这么说。”

“但这一次，他已经到了要看心理医生的地步。”

“他总是做噩梦，我告诉他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是我让他去的。”

“什么样的噩梦？”

“他梦见自己也在那儿，就是那个女孩遭遇那些事的时候。他梦见自己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但什么事都做不了，阻止不了那个凶手。”

她的话不禁让我想起多年前另一个人的死亡——萨拉，从冰面掉下去的萨拉。我想起了自己当时的无助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来救她。我又看向赖莉。“你知道肖恩为什么要去贝尔湖吗？”

“不知道。”

“是因为萨拉吗？”

“我说了我不知道。”

“那还是我们认识你之前的事。总之，那里是萨拉丧生的地方，是一次事故……”

“我知道这个，杰克，但是我不知道这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至少我现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这是我众多困惑中的一个，但我一定会解开。

回丹佛之前，我开车去了纪念公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天色已完全暗了下来，葬礼过后又下了两场雪，我花了十五分钟才找到肖恩的坟茔。墓碑尚未立起，我是靠着他旁边的那个坟墓找到的，那里躺着我的姐姐萨拉。

肖恩的墓前摆着几盆花，花叶已经结冰，雪地上还插着一个塑料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萨拉的墓前没有花。我盯着肖恩的墓看了一会儿。这是一个清朗的夜晚，皎洁的月光下，一切都清晰可见。我呼出的气体在夜色中凝成白霜。

“怎么会这样呢，肖恩？”我大声问道，“为什么？”

话音落下，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忙四下张望：墓园里只有我一个人，唯一的活人。我想起赖莉刚才所说的，肖恩一心想着要把所有罪犯都逮捕归案，不让任何人逍遥法外；我又想到自己，只要能让我打造出一篇占据版面三十英寸的好故事，我才不在乎抓罪犯的事呢。我们——我的双胞胎哥哥和我——是怎样变得如此不同的？我不知道。这让我十分难过，让我觉得也许该换我躺在地下才对。

我想起事情刚发生的那个晚上，韦克斯勒来找我时跟我说的那些话。他跟我谈论我的哥哥，跟我说工作上那些一件又一件接踵而来的糟心事，我的哥哥承受了太多，终于被压垮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相信这套说辞，但我必须得相信一些事情。我想到赖莉，想到特丽萨·洛夫顿的那些照片，想到从冰面坠入湖底的姐姐。就在这时，我相信了，我相信那个女孩的命案令我的哥哥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和无助中。我相信他被这种绝望和无助、被那个惨遭分尸的女孩那双晶莹清澈的蓝眼睛困住了，但他却不能求助于他的好兄弟，只好转向他的姐姐。所以他来到这个带走姐姐的贝尔湖，然后投入了姐姐的怀抱。

我走出纪念墓园，再没有回头。

7

格拉登紧贴着栏杆，他这个地点选得棒极了：那个为孩子们检票的女人被栏杆隔在另一边，这样她就看不到他；而一旦那豪华的旋转木马转起来，他就能仔细端详每一个骑木马的孩子。格拉登一边用手指梳理自己染过的金发，一边环视四周。他非常确定，任何人看到他，都只会把他当作等待孩子的众多父母中的一员。

木马开始了新一轮的旋转。汽笛风琴卖力地奏响一支格拉登从没听过的曲子，木马开始上下起伏，沿着逆时针方向踏上旅程。格拉登从来没有骑过旋转木马，虽然他见过很多父母带着孩子一起骑上马背，但这对他来说太危险了。

他注意到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正死死揪住座下那匹黑色的木马。她身子前倾，两只细细的小胳膊紧紧搂着从彩绘木马脖颈处伸出的白底带条纹的柱杆。随着她的动作，她粉色小短裤的一侧被捋了上去。她的皮肤正是咖啡似的棕褐色。格拉登把手伸进圆筒包里，掏出了照相机。他把快门速度调快，以减少图像因为运动造成的模糊，然后举起相机对准旋转木马。他聚精会神地等待那个小女孩再一次转到面前。

木马旋转了两轮，他才拍到，但他确信自己抓拍到了好照片，放下了照相机。他环视四周，以确定没有人留意他的举动。随即他注意到有个男人倚在右边大约二十英尺外的栏杆上，这个人之前并不在那里。而更令他心中警铃大作的是，这个人穿着运动外套，却系着领带。这个人要么是变态，要么就是警察。他决定立即离开这里。

外面的码头上，阳光亮得刺眼。格拉登猛地将相机塞进圆筒包里，取出太阳镜戴上。他决定在码头上再走远一些，直到自己混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如果有必要，他可以甩掉这个男人，只是他要确定这个人是否在跟踪自己。他朝人群走了大约一半的路程，神情自若，步履稳健，故作镇定。随即他在栏杆边停了下来，转过身，后背倚在栏杆上，假装想晒晒太阳。他面朝太阳仰起脸，但他藏在太阳镜后的双眼注视着刚才走过的那段码头。

有那么一会儿，一切正常，他没有看到那个穿运动外套、打领带的男人。但紧接着，他看到了，那个人把夹克搭在臂弯里，戴着太阳镜，正沿着拱廊的前缘，缓步向他走来。

“他妈的！”格拉登骂出声来。

附近的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位母亲，带着个年幼的男孩。母亲听见了他爆的粗口，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抱歉。”格拉登说道。

他转过身，扫了一眼码头后半段，看来必须尽快拿定主意。他知道警察出外勤的时候通常是两人一组，另一个警察呢？花了三十秒，他总算在人群里发现了那个女搭档。那个女人不紧不慢地跟在打领带的男人身后大约三十码的位置。她穿着长裤和网球衫，不像那男人那般正儿八经。她隐藏在人堆里，要不是腰间别着一个双向对讲机，便跟周围的人没什么两样。他看到她正试着把对讲机藏起来，但她发现他注意到了，于是转过身开始冲着对讲机说起话来。

她已经呼叫支援了，一定是这样。他必须保持镇定，同时想出应对之策。打领带的男人距离他大约二十码。他离开栏杆，开始以比平常稍快一些的步速，向码头尽头走去。他重复了那个女警刚刚的动作，转过身体，以自己的身躯为盾挡住对方的视线，随后将圆筒包拽到身前，拉开背包拉链，伸手抓到了相机。他没有把相机从包里掏出来，只是转了个方向，找到“清除”键并按下，删除了储存芯片里的全部照片。好在芯片里的东西并不多：旋转木马上的那个女孩、参加公演的几个小孩子，不算什么大损失。

做完这一切，他继续朝码头尽头走去，并从兜里掏出香烟，转过身背着风，点燃了一支。当他点完烟后，抬头一瞥，看见那两个警察离他更近了。他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把他包围了。在这码头上，他已经无路可走。女警察已经与男警察会合，两人一边交谈着，一边向他逼近，很可能在商量是否要继续等待支援，他想。

他迅速朝售卖鱼饵的商店和码头办公室的方向走去。码头的布局他熟悉得很。这一周里，他曾两次尾随小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从旋转木马一直走到码头尽头。他知道鱼饵店的另一侧有楼梯通向屋顶的观景台。

他一转过鱼饵店拐角，脱离了警察的视线，便奔向店铺后面的楼梯，随即登上观景台。现在他可以居高临下，将鱼饵店前的码头区域尽收眼底。那两个警察就在下面，他们又交谈起来。随后那个男警察继续沿着格拉登走过的路线搜寻，女警察则留在后头。他们没留下一个豁口让他有机会逃脱。他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他们怎么会知道？便衣警探出现在这个码头上绝不会是偶然，肯定有目标，那就是他，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他抛开那些杂念，专心考虑眼前的处境。他需要转移警察的注意力。那个男警察很快就会发现他不在码头尽头的那帮垂钓者中，然后也会登上观景台来搜寻。他看见观景台拐角的木栏杆处有个垃圾桶，忙跑过去，往里一瞅，桶里几乎是空的。他解下圆筒包放到一边，将垃圾桶举过头顶，助跑几步奔至栏杆，然后拼尽全力向外扔去。垃圾桶飞过两个垂钓者的头顶，落进水中，溅起一大片水花，他听到一个年轻小伙大叫道：“嘿！”

“有人落水了！”格拉登大喊，“有人落水了！”

随即他抓起圆筒包，飞快地退回到观景台后排的栏杆处。他看到那个女警察仍旧站在原地，在他正下方，但她显然听见了落水声和叫喊声。几个小孩子从鱼饵店的一侧跑过去，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女警察显然迟疑了一会儿，之后便跟着孩子们跑过了拐角，去寻觅溅水声以及紧随其后的喧哗声的来源。他将圆筒包往肩上一勾，迅速翻过栏杆，蹲下身，从距离地面五英尺的高度跳下，拔腿便沿着码头径直奔向陆地。还有一半路就到岸上了。就在这时，他看到两个海滩巡逻警察骑着自行车过来。他们穿着短裤和蓝色网球衫，这身打扮实在很滑稽。前一天观察他们时，他还觉得好笑，认为这些人不把自己当警察。而现在，他朝他们直奔过去，挥舞着双手让他们停下。

“你们就是后援吗？”奔到近前时，他喊道，“他们在码头尽头。那个嫌疑人在水里呢，他自己跳下去了。他们需要你们的支援，还要一条船。他们叫我来找你们。”

“快！”其中一个警察对他的搭档吼道。

一个警察蹬着车便走了，另一个警察从腰带上扯下一部双向对讲机，请求派出一艘救生船。

格拉登挥挥手，对他们的迅速反应表示感谢，然后走开。几秒钟后，他回过头，只见第二个警察也骑着车向码头尽头赶去。他再次拔腿开跑。

登上连接海滩和海洋大道的大桥后，格拉登在大桥顶端回头望去，能看到码头尽头的喧闹。他又点上一支烟，摘下太阳镜。警察就是这样，真够蠢的，他想，可真是活该。他快步走到街面上，穿过海洋大道，继续向下走到第三街长廊。他非常确定，在这片商场和餐饮店聚集的繁华地带，他可以顺利地隐入川流不息的人群。去他妈的警察，他想。他们有过一次机会，却被他搞砸了，这就是他们应得的。

他来到一条长廊上，这条长廊通向几家小快餐店。刚才的兴奋过后，他觉得自己饿坏了，于是走进一家快餐店，买了一片比萨和一杯苏打水。等着女服务员用烤箱加热比萨时，他又想起那个旋转木马上的小女孩。真希望自己当时没有清空相机啊，可他怎么知道能如此轻松地脱身呢？

“我早该知道的。”他生气地大声说道，随即四下望了望，确定那个女服务员没有注意。他细细端详了她一会儿，觉得她毫无吸引力。她太老了，可能都有孩子了。

他看到女服务员正小心翼翼地把比萨从烤箱里拉出来，盛到纸碟里，然后吮了吮手指——她刚才被烫了一下——这才将他的大餐放到柜台上。他将碟子端回桌上，却并没有吃，他不喜欢被别人碰过的食物。

格拉登在心里盘算着，得等待多久外头才会安全，才能返回海滩取回自己的车。幸好那辆车停在一个可以过夜的停车场里。他当时选择那个停车场，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无论如何，绝不能让他们找到他的车。如果他们找到了，就可以打开后备厢，拿到他的电脑。要是电脑落到他们手里，没准他会被关到天荒地老。

他越回想此番跟警察的交锋，心里就越是恼火。这下子，他算是失去旋转木马这个点了。他再也不能回去，至少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去。他得发个帖子，提醒网上那些家伙注意。

直到现在，他仍旧想不通这事怎么会发生。他的脑子里跳过一个个可能，甚至考虑过会不会是网上的某个人出了岔子，但最后，他的怀疑落在了那个检票的女人身上。一定就是她举报的。这些天，她是唯一每天都见到他的人。就是她。

他闭上眼睛，头抵在墙上，想象着他在旋转木马那儿，慢慢地靠近检票的女人。他手上拿着刀，打算好好给她上一课，教导她不要多管闲事。她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不过是——

突然，他感到有人在他身旁，正盯着他。

格拉登睁开眼睛。码头上那一男一女两名警察正站在他前面。汗水已经浸透了男警察的衣服，他抬抬手，示意格拉登站起来。

“起来，你个浑蛋。”

在格拉登被押往警察局的路上，两名警察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消息。他们收缴了他的圆筒包，搜了他的身，把他铐了起来，告诉他他被逮捕了，却拒绝说明为什么抓他。他们还拿走了他的香烟和钱包。格拉登唯一在乎的就是他的相机。幸运的是，这一次他没随身带着那些书。

格拉登回忆着钱包里都有些什么。没一件要紧的东西，他最后下了结论。那张阿拉巴马州颁发的驾驶执照，会让警察认为他是一个叫哈罗德·布里斯班的人。这是他从网上弄到的，照片交易换来了各种身份。他那辆车里还有另一张身份证件，只要他脱离羁押，就能立即跟哈罗德·布里斯班先生吻别。

他们没找到他的车钥匙，那串钥匙藏在方向盘里。被捕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他知道必须得让警察离他的车远远的。他从经验中汲取了教训，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凡事总得做最坏的设想。这些都是霍勒斯在雷福德监狱里教他的，那时他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晚上。

他被押到圣莫尼卡警察局侦缉部，又被粗鲁地推进一间小小的审讯室，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让他坐到一把灰色的钢制审讯椅上，解开他一侧的手铐，随即铐到桌面中央一个由螺栓夹具连接的铁环上。之后警探们都离开了房间，把他一个人留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

他面对的那堵墙上，有一面单向透视玻璃，他明白自己正身处一间观察室里，但现在还不能肯定单向透视玻璃的另一侧站着哪些人。他非常确信自己没有在菲尼克斯、丹佛或者其他地方，留下任何可被追踪的痕迹。

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听到了玻璃后传来的说话声。他们就站在那儿，打量着他，窃窃私语。他闭上眼睛，垂下头，下巴抵在胸前，这样他们就无法看到他的脸。突然，他猛地抬头，露出挑衅而疯狂的笑容，大吼道：“你们会他妈的后悔的！”

不管玻璃后的警察是哪号人物，这一嗓子准会把他们吓得不轻，他这样想道。他又想起那个该死的检票女人，于是沉浸到向她复仇的白日梦里。

在他被隔绝了九十分钟后，那扇门终于开了，两名警察走了进来，还是之前在码头上见过的那两张熟面孔。两人坐了下来，女警察坐在他正对面，男警察坐到他左侧。女警察将一台录音机连同他的圆筒包放在桌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如念咒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在太阳落山之前，他就会从这儿出去。

“抱歉让你久等了。”女警察亲切地说。

“没关系，”他说，“我可以抽根烟吗？”

他冲他的圆筒包努努嘴。他并不是真的想抽烟，只想看看照相机是不是还在包里。绝对不能相信这些该死的警察。这一点甚至都不用霍勒斯教他。女警察没理会他的请求，打开了录音机，然后介绍他们的身份，康斯坦丝·德尔皮警探和她的搭档罗恩·斯威策警探，两个人都是虐童案调查组的。

格拉登惊讶地发现，这位女警察似乎才是领头儿的，虽然她看上去要比斯威策年轻五到八岁。她把一头金发留成易梳理的短发，整个人大概超重了十五磅，这部分重量主要集中在她的臀部和上臂。他猜她经常做上肢锻炼，才有那么发达的臂肌和臀部。他还猜她是个同性恋，甚至可以打包票，对这种事他有第六感。

斯威策则显得无精打采，头发掉得厉害，已经做不出发型，只在头顶中央还留着稀疏的薄发。格拉登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尔皮身上，她才是关键人物。

德尔皮从兜里掏出一张卡片，向他宣读他的宪法权利。

“我听这些权利干什么？”等她读完，格拉登发问道，“我又没干什么坏事。”

“你明白你的这些权利吗？”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得待在这个鬼地方。”

“布里斯班先生，你明白——”

“明白。”

“好的。说起来，你的驾照是阿拉巴马州颁发的，你来这儿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我要联系律师，现在就要。在他来之前，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确实明白你刚才读的那些权利，明白得很。”

他明白他们想要什么：他的本地住址和他停车的地方。现在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可他刚刚逃跑的事实，足以让一位本地法官找个适当的理由，给他们一张搜查令，搜查他的房产和汽车——只要他们知道房子和汽车在哪儿。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无论如何都不允许。

“我们稍后就会谈谈联系你律师的事，”德尔皮说，“但是我想给你一个澄清自己的机会，说不定你都不用把钱浪费在请律师上，就能从这儿走出去。”她打开圆筒包，取出那台照相机，还有一袋孩子们喜欢得不得了的星巴克糖果。“这些都是什么？”她问。

“要我说，这不是都明摆着吗？”

她拿起照相机，那打量的模样就好像她以前从没见过相机。“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照相。”

“照那些孩子？”

“我现在想见我的律师。”

“这袋糖果呢？你拿这些糖果干什么？拿来给孩子们吗？”

“我只跟我的律师说话。”

“去他妈的律师。”斯威策愤怒地说道，“我们抓到你这个浑蛋了，布里斯班。你专拍那些正在洗澡的孩子，那些跟妈妈在一起、没穿衣服的孩子。你他妈的真让我恶心。”

格拉登清了清嗓子，用毫无波澜的目光注视着德尔皮。“这事我完全不知情。不过我必须得问上一句，这犯了哪门子的法？我不是说我干过这事，但就算我干过，我可不知道单单拍摄海滩上的孩子，现在就成了犯法的事了。”

格拉登摇了摇头，看上去很困惑。德尔皮也摇了摇头，似乎是被恶心到了。

“德尔皮警探，我可以向你保证，许多司法判例都允许公众能接受的公共场所的裸露行为。在你们说的这种情况里，一个母亲在海滩上给自己年幼的孩子洗澡，不该被描述为一种淫秽的嗜好吧。你看，如果摄影师因为拍摄这样的照片获了罪，那你也得一并起诉那个做母亲的，因为她提供了这种犯罪机会。不过你大概已经全都了解过了。我敢肯定，你们其中一个人已经在刚刚过去的那一个半小时里，去咨询市检察官了吧。”

斯威策倾身凑近他。格拉登从他的呼吸中闻到了烟味和烧烤土豆片的味道。格拉登猜他一定是故意吃这些土豆片的，就是为了在审讯过程中让人无法容忍他的口气。

“听我说，你个浑蛋，我们完全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办过强奸案、谋杀案……但你们这些人，你们是这个星球上最低贱的生物。你不想跟我们谈？好的，没问题。我们接下来这么办，今晚就送你到比斯凯鲁兹监狱去，安排你进通铺牢房。我认识那里的一些人，布里斯班。我打算把你的事宣扬出去。你知道恋童癖在那儿会遇到什么事吗？”

格拉登缓缓转过头来，这是他第一次直视斯威策的眼睛，他显得异常平静。“警探，我不太清楚在那儿会遇到什么，但是我觉得单凭你的口气就算得上某种残酷而新奇的私刑了。要是我真的因为拍摄沙滩照而获罪，我大概会拿此刻的遭遇作为上诉理由。”

斯威策抡起了胳膊。

“罗恩！”

斯威策僵住了，看了看德尔皮，慢慢地放下胳膊。在这个威胁动作面前，格拉登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他甚至希望这一拳落到自己身上。他知道，这在法庭上会对他相当有利。

“有意思，”斯威策说道，“我们这儿出现了一位铁窗律师，还自以为全知全能呢，真是棒极了。好吧，你今天晚上就会给监狱里的枯燥生活增色不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现在我能给我的律师打电话了吧？”格拉登用厌倦的声音说道。

他了解他们现在的把戏。他们手上什么证据都没有，于是试着吓唬他，诱使他慌不择路地犯错误。但他可不会上当，因为他比他们聪明多了。他估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知道这一点。

“你看，我可不会被关进比斯凯鲁兹，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一点。你们手里头有什么啊？你们拿到了我的相机，不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检查一下，那里头可是一张照片都没有。或者，你们找来了某个检票员、救生员或是其他什么人，作证说我拍了一些照片。可是除了他们的证词外，你们一件实物证据都没有。即便你们刚才让他们透过玻璃指认我，这份证词也不能算数。因为自始至终就我一个嫌疑人，你们并不是通过不带偏见的若干嫌疑人并排接受指认的方式，来辨识出我的。”

他等待着他们出招，可他们不发一言。他现在掌控了局势。

“所以到最后，不管你们在那面玻璃后头安排了什么人，她或者他都只是在为一件根本就算不上犯罪的事作证。就凭这个怎么能把我送进县立监狱关一个晚上？反正我是不知道的。不过也许你能给我解释解释，斯威策警探，如果这不会给你的智商带来负担的话。”

斯威策猛地站了起来，他的椅子被掀起撞到墙上。德尔皮一只手抓住斯威策，这一次她用上了点力气才拦下他。

“别冲动，罗恩，”她命令道，“现在就给我坐下来。”

斯威策按照指令坐下了，而德尔皮直直盯着格拉登。

“如果你们要继续问下去，那我就必须得给律师打个电话了。”格拉登说，“请问，电话在哪儿？”

“会有你打电话的机会的，就在你被正式收监之后。但是香烟，你还是忘了吧。那所县立监狱是禁烟的，我们就是如此关怀你的健康。”

“以什么罪名把我收监？你们没有权力再拘留我。”

“污染公共水域、破坏市政财产和拒捕。”

格拉登扬起眉毛，一脸疑惑。

德尔皮冲他一笑。“你忘了一件事，”她说，“你扔进圣莫尼卡湾的那个垃圾桶。”她带着胜利的意味点了点头，关上了录音机。

在警察局的拘留室里，格拉登被允许打一个电话。把听筒放到耳边时，他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工业肥皂味。他们之前给过这种气味的肥皂让他洗手，以洗去手指上沾到的印泥。这对他是一个提醒，他必须得在指纹被输入全国数据库之前顺利脱身。他拨出一个号码，在抵达西海岸的第一个晚上他就把这串数字铭记于心。这是互联网上某份名单里克拉斯纳律师的号码。

一开始，律师的秘书想把他打发掉，但他让对方转告克拉斯纳律师，说致电者是佩德森先生介绍过来的——这名字被挂在互联网的布告栏上。很快，克拉斯纳就出现在电话那头。

“你好，我是阿瑟·克拉斯纳，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克拉斯纳先生，我的名字是哈罗德·布里斯班，我遇到了点小问题。”

随后，格拉登一五一十地把他的遭遇告诉了克拉斯纳，连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他在电话里把声音压得很低，因为拘留室里不止他一个人。这里还有两个等着被送往比斯凯鲁兹监狱的人，其中一人闭眼躺在地上，是个瘾君子，正处在放纵后的昏迷状态。另一人坐在房间的另一头，正留意着他，尝试听清他在说些什么，反正这里也没别的事可做。他觉得这人有可能是个卧底，一个装成犯人的警察，为了偷听他给律师打的电话。

格拉登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克拉斯纳，只隐去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他说完之后，克拉斯纳沉默了很长时间。

“你旁边是什么声音？”他终于开口问道。

“一个躺在地上睡觉的家伙在打呼噜呢。”

“哈罗德，你真不该沦落到与这样的人为伍啊。”克拉斯纳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感叹道。

“我们得开始做事了。”格拉登并不喜欢他的语气，“这就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

“我今明两天的工作报酬，加起来一共是一千美元。这可是打了相当大的折扣。这个价格我只提供给……佩德森先生那儿转来的客户。如果你这案子到了明天还办不完，还需要我运作，那费用的事儿我们还得再商量。这笔费用对你来说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

“保释金呢？支付完我的费用之后，你还有钱支付保释金吗？你这案子看起来不适用于不动产抵押条款。法官确定保释金之后，担保人需要划走保释金的百分之十。这是他们的费用抽成，你是拿不回的。”

“没错，不用考虑不动产抵押，我这情况不能走这个门路。支付完你的高额费用之后，我能拿出的钱都不超过五这个数。我还可以搞到更多，但立即拿出来可能有点困难。我想把保释金额限定在五这个数之内，而且我要尽快出去。”

克拉斯纳忽略了格拉登对他费用的评价。“你的意思是五千美元吗？”他问。

“是啊，当然，五千美元。拿着这五千美元，你会怎么运作？”

格拉登估摸着这会儿克拉斯纳大概悔得肠子都青了，要是当时没提出打折，他还可以拿到更高的律师费。

“好的，这意味着你可以应付五万美元的保释金，看来咱们的形势非常有利嘛。现在他们给你定的起诉罪名不轻，但是污染公共水域和拒捕这两项罪名本身就模棱两可，既可以被看成重罪，也可以被量刑为轻罪。我敢肯定，他们是不会拿这两项罪名大动干戈的。这就是被警察捏造出来的鸡毛蒜皮的案子。我们只是得去法庭走上一圈，然后交上保释金当庭释放。”

“没错。”

“对付这种小案子，我觉得五万美元都有点多了，我会跟代理人讨价还价的。我们到时候再看吧，我估计你不想提供你的住址。”

“你说对了，我需要一个新住址。”

“那我们可得实打实地掏出五万美元了。不过同时，我会帮你处理新住址的事。这可能还得需要额外的一笔开销。钱不会很多，我可以担保——”

“好的，只管办好就行了。”

格拉登回头看了看拘留室另一头的那个男人。“今晚我怎么办？”他小声问道，“我跟你说，这些警察正打算教训教训我。”

“我想他们只是虚张声势，不过——”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过，我不会冒任何风险。听我把话说完，布里斯班先生。我今天晚上暂时不能把你弄出来了，但我会马上打几个电话。你会平安无事的，我正打算给号子里的你弄一件K-9夹克服。”

“那是什么玩意？”

“那是监狱里的一种身份象征，告诉其他人别打你的主意，通常提供给线人或者涉及高层的案子。我会给监狱打个电话，通知他们你是华盛顿一起联邦案件中的线人。”

“他们不会核查吗？”

“会，但今天已经太晚了。他们只能给你穿上K-9夹克服，等到明天他们发现这是个假消息时，你已经在法庭上了，而且有很大希望当庭释放。”

“这真是个绝妙的骗局，克拉斯纳。”

“是啊，但我今后就再也不能用这一招了，我觉得应该把刚才谈好的价格再涨一点，才能弥补这个损失。”

“去你的。听着，交易已经定了。我最多只能筹到六千美元。你把我弄出去，保释担保人抽成之后，不管剩下多少，全都归你，这总能激励你了吧。”

“成交。现在，还有一件事。你刚刚说还得解决指纹进全国数据库的事，这我得了解了解内情。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可不想在法庭上做出任何担风险的陈述，那会——”

“我有案底，如果你问的是这个的话，但是我觉得没必要深入追究。”

“我懂了。”

“我的传讯什么时候到？”

“明早晚些时候。待我们结束通话，我就会给监狱打电话设法安排你搭上去圣莫尼卡的早班车。在法院的看守室里等着，总比在比斯凯鲁兹监狱里待着强。”

“我不清楚这些，你做主吧。我可是头一回来这儿。”

“呃，布里斯班先生，我得再提提律师费和保释金的事。我恐怕得在明天出庭之前拿到这笔钱。”

“你有电汇账户吗？”

“有。”

“给我账号，我明天早上就能汇给你。在穿上K-9夹克服后，我能拨打长途电话吗？”

“不能，你只能打到我的办公室。我会告诉朱迪留意你的电话，然后她会用另一条线路拨打你要打出的长途号码，再接通你们双方。这完全没有问题。我以前这么干过。”

克拉斯纳把自己的电汇账号给了格拉登，格拉登用之前霍勒斯教他的记忆术牢牢记了下来。

“克拉斯纳先生，如果你能抹掉这次交易的转账记录，只当是收了一笔现金，你会发现这将对你大有裨益。”

“我明白了。你还有什么要提醒我的事吗？”

“有。你最好在PTL论坛上发几句话，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其他人，警告他们远离那座旋转木马。”

“我会的。”

挂上电话，格拉登转身背靠着墙壁，慢慢滑坐到地上。他试着不去看房间那头的男人。他注意到鼾声已经停了，猜测躺在地板上的那人可能就这么死了，死于吸毒过量。然后那个男人轻轻抽动了下。有那么一会儿，他认真考虑着要不要过去捋下那人腕上标识身份的塑料手镯，跟自己的换一换。那样他就很可能既不需要支付律师费，又用不着交那五万美元保释金，就能轻轻松松地被放出去。

但是风险太大了，格拉登最后决定放弃。坐在房间另一头的男人可能是个警察，而躺在地板上的那人没准是个惯犯。你永远都不知道法官什么时候会说你的量刑已经够了。格拉登决定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克拉斯纳身上。毕竟，这个名字挂在网上的布告栏上，这个律师一定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过，六千美元的花费还是让他很是恼火，他被这套司法体系敲诈了，为什么需要付出六千美元？他做错了什么？

他把手伸进兜里，想掏支烟抽，忽然记起警察已经把烟收走了。这让他的怒火又烧起来，较方才的更加猛烈。同时，他感到自己非常可怜。他正在被整个社会迫害，为什么？他的本能和欲望又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呢？

格拉登真希望笔记本电脑就在身边。他想上网向网上的那帮人倾诉，那帮跟他一样的人。在这间囚室里，他孑然一身，非常孤独。他想，要不是那一头靠墙站着的那个男人老是盯着他，他大概真会哭出声来。而在这个讨厌鬼面前，他绝不会哭泣。

8

查阅完案卷的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一直在想着那些照片，开始想着特丽萨的，然后是我哥哥的。他们俩被永远定格成那些可怕的姿势，又被封存在信封中。我真想回到警察局，偷出那些照片，然后烧掉它们。我不想让其他人再看到它们。

到了早上，我煮好咖啡后，打开电脑，拨号进入《落基山新闻》的网络系统，看看有没有留言。在等待建立连接、验证密码的间隙，我吃了好几把盒子里的脆谷乐麦片。我的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一直都放在厨房的桌上，因为我经常一边吃东西，一边使用它们。这总比我一边孤零零地坐在餐桌边，一边回想自己已经一个人用餐多少年了要强得多。

我的家很小。在这套一居室的公寓里，九年来家具一点都没变过。这套房子其实还算不错，但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肖恩，我都记不得上一位来这里造访的客人是谁。跟女人过夜的时候，我也从不领她们来这儿，反正像这样的机会也没多少次。

我想起当初刚搬进来的时候，原本只打算住几年，然后大概就可以买上一栋房子，结婚或者养条狗，或者有别的什么安排。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猜，大概是工作的缘故吧，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我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公寓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放着一堆堆的报纸，上面刊登着我的文章。我喜欢重读自己的文章，然后储藏起来。如果我死在家里，有人进来发现我的尸体，会把我误认为那些收集癖中的一员——我曾经写过他们的相关报道，那些家伙抱着直堆到天花板的报纸和塞满床垫的现钞幽幽咽气。帮我收尸的那些人可不会有耐心捡起一份报纸，读一读我的文章。

电脑上只有几条留言。最近的一条是格雷格·格伦发来的，询问我的文章进展如何。发送时间是昨天下午六点半。这个时间真让我火大。这家伙星期一早上才委派任务，星期一晚上他就过问进展。当编辑问你“进展如何”，其实就是在说“稿子在哪儿”。

去他的，我想。我发了封简短的回复，说我周一一整天都在跟警察打交道，以及我已经相信我哥哥死于自杀。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开始着手调查警察自杀的原因和概率。

屏幕上，再往前的一条信息来自资料室的劳丽·普莱恩，发信时间是星期一下午四点半。信里仅仅提到：“律商联讯数据库里发现了有意思的情况，已放到接待台。”

我回了条消息，感谢她高效率的搜索，并告诉她我因意外在博尔德城耽搁了，会尽快赶回去取她的搜索结果。我猜她对我有意，但我从来没有给过她工作之外的任何回应。办公室恋情什么的，必须得非常谨慎，而且把握十足才行。你要是做出了符合对方预期的进一步行动，会非常开心；但要是你的举动不是对方想要的，你收到的大概就是一起个人投诉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这种事最好打一开始就彻底回避。

接下来我浏览了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电讯，看有没有刊载什么有意思的消息。有一篇报道说一位医生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家妇科诊所外遭到枪击，一位反堕胎人士被警方拘留，医生目前并没有死亡。我复制了一份这篇报道的电子档，转存到个人储存站里，不过我认为并不需要就这一事件写点什么，除非那医生死去。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我先透过猫眼往外瞧了瞧，才打开了门。是简，她住在楼下一层的回廊对面。她住这儿已经一年了，我们的相识始于她刚搬进来收拾房子，请我帮她搬运几件家具。当我告诉她我是个记者时，她压根不知道这行当是做什么的，还很钦佩我。我们一起看过两次电影，吃过一次饭，在吉斯通滑过整整一天雪，但这几次约会分散在她搬进这栋楼的一年时间里，而且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结果。我觉得是因为我在犹豫，而不是她的原因。她有着酷爱户外运动的那类女孩特有的吸引力，或许我犹豫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自己就是户外运动型的——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找个其他类型的。

“你好，杰克。我昨晚在车库看到你的车了，我猜你回来了。这趟旅行怎么样？”

“挺好的，能出门放个风真是棒极了。”

“你去滑雪了吗？”

“滑了，我去了特柳赖德。”

“听起来很不错啊。之前我本来想跟你打声招呼的，但是当时你已经走了。我想告诉你，要是你再出远门，我可以照料你种的那些花花草草，帮你收收邮件，或者其他什么的，只要跟我说一声就行。”

“噢，谢谢了。不过我没种什么花。干这份工作经常得在外头过夜，所以我什么都没种。”我扭头看看屋里，扫视一圈公寓，好像想确认自己到底种没种花似的。我猜我应当邀请她进来喝杯咖啡什么的，但是我没有。“你现在打算去上班吗？”相反，我这样问道。

“是啊。”

“我也是，我也得走了。不过，等下回我回来，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比如看场电影之类。”我们都喜欢罗伯特·德尼罗的片子，这是我们的共同爱好之一。

“好的，到时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

待我关上门，又后悔自己没请她进来。回到厨房，我关了电脑，目光落到打印机旁那沓一英寸厚的纸上。那是一篇我没有写完的小说，一年多以前开始动笔，但始终没什么进展。我构思了一个作家，他因摩托车事故而四肢瘫痪，然后用庭外和解的赔偿款从当地的大学雇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帮忙把他口述的文段词句打出来。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姑娘在打字前会先把他口述的词句做一番修改润色，有时甚至还会重新撰写。于是他渐渐明白，这个姑娘是一个更优秀的作家。没过多久，事情演变成他缄默地躺在房间里，而她一个人打字撰文。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写。他想杀了她，用双手扼死她，但他连动动手指都做不到。他宛如身处地狱。

这沓纸就放在桌子上，挑逗我再次尝试。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把它塞进抽屉里，跟更早些时候我开了个头却没有完成的另一部小说放在一块儿。我没有这么做，估计是因为想把它放在那儿，放在自己看得见的地方。

我走进《落基山新闻》编辑部大厅的时候，那里还很冷清。负责早报和早间新闻的编辑与记者都聚在本地新闻编辑部那儿，其他人我没见着一个。大多数员工都不会早到，得到九点或更晚才会陆续进来。我的第一站就是到自助餐厅去买咖啡，然后晃荡到资料室，从接待台上拿起厚厚一沓写着我名字的打印资料。我去劳丽·普莱恩的办公桌前晃了晃，想当面谢谢她，但她也还没到。

坐在办公桌后头，我可以看到格雷格·格伦的办公室。他就在里面，像往常一样打着电话。我开始了日常的工作，首先一前一后地阅读《落基山新闻》和《丹佛邮报》。我总喜欢这么干，每天旁观丹佛报界的往来厮杀。如果你能坚持做对比图，你会发现独家报道总是能拿到最高的分值。但通常情况下，两家报纸采录的都是同一桩新闻事件，而这才是一场堑壕战，是战斗争夺的关键所在。我会先读我们的报道，再读他们的，看哪一方撰写得更好些，哪一方采编到最佳的信息。我并不总是偏向《落基山新闻》。事实上，大多时候我持有的还是相反的观点。跟我共事的这帮人中，有些家伙是不折不扣的浑蛋，我不介意看到他们被《丹佛邮报》痛打一顿，我不会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报纸这一行业，销量和竞争是天性。我们与别的报纸竞争，我们内部也互相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肯定，每当我穿过编辑部大厅，总有一些人在偷偷看我。在一些年轻记者看来，我几乎就是个英雄，擅长故事剪辑，才华横溢，在自己的采访领域披荆斩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我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违规操盘手，占据着一块不该得到的、条件无比优越的领地，就像个恐龙。他们想把我打下去。这没什么，我能理解。要是我在他们的位置，估计也会这么想。

但是丹佛所有的报纸，对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华盛顿的那些大报来说，都只是提供饲料的投食机。或许我早就应该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几年前，我居然推掉了一份来自《洛杉矶时报》的邀约。我虽然没有接受，但利用这份工作邀请，从格伦那儿占下了现在这块警政新闻专版。他以为《洛杉矶时报》提供的那个职位是警务专访这种大热门，但其实只是负责一个名为“山谷版”的关注郊区的版块。他提出，只要我留下，就为我开辟一个警政新闻报道的专版。有时候我会想，当时我欣然接受他开出的条件，也许就是个错误，也许去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会更好一些。

今天的早版厮杀中，我们报社干得还不错。我把报纸放到一边，拿起资料室的打印文件。劳丽·普莱恩在东部的几家报纸上找到了好几篇分析警察自杀原因的报道，还有几篇简短的国内若干起比较特殊的警察自杀事件报道。她很谨慎，没有打印《丹佛邮报》上报道我哥哥的那篇文章。

大部分篇幅较长的报道都将这类自杀视为警察这份工作所带来的相应风险。每一篇文章开头都是一起比较特殊的警察自杀事件，然后笔锋一转，拐到了心理医生和警察专家关于“是什么导致警察吞枪自杀”的讨论。这些报道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警察自杀与工作压力和生活中的痛苦经历有关。

这几篇文章很有价值，因为我的报道中需要的专家名字都被列在其中。其中还有几篇提到，联邦调查局资助的一项关于警察自杀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该项目由华盛顿特区的执法基金会主持。我用荧光笔标记了这则消息，盘算着可以引用联邦调查局或者执法基金会的最新统计数据，让我的报道既新颖又可信。

电话响了起来，是我母亲打来的。葬礼之后，我们就没说过话。几句关于我这趟旅行和大家的近况之类的例行寒暄过后，她切入了正题。

“赖莉告诉我，你正打算写关于肖恩的报道。”

这不是一个提问，但我故意把它当作问话一样回答道：“是啊，我是有这个打算。”

“为什么，约翰？”她是唯一一个叫我约翰的人。

“因为我必须得写出来，我……我只是不能这么若无其事地走下去，就好像这件事没发生一样。我必须——至少我得试着去理解，理解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从你小时候起，你就总要把东西给掰碎，记不记得？你差不多毁了你所有的玩具。”

“你在说什么啊，妈妈。这是——”

“我在说，当你把东西拆开掰碎了之后，你无法保证每一次都有能力把它们拼回来。一旦失败了，你又能得到什么？什么都得不到，约翰，你会一无所有。”

“妈妈，你这是无理取闹。听着，我必须得这么做。”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每当我跟她讲话，总是那么快就会生气。

“你有没有想过除你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的感受？你知不知道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会有多么伤人？”

“你是指爸爸吗？写出来大概对他也有帮助吧。”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想象着她坐在厨房的餐桌边，闭着眼睛，把听筒放在耳边。我的父亲很可能也坐在一旁，却不敢跟我谈论肖恩的事。

“你知道肖恩当时是怎么想的吗？”我轻轻问道，“你们俩有谁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她悲伤地说，“没有人会知道。”

又是一阵更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她请求道：“再考虑考虑吧，约翰，让我们静静平复创伤不是更好吗？”

“就像萨拉那样？”

“你是什么意思？”

“你们从来不谈萨拉……也从来都不告诉我。”

“我现在不想提这个。”

“你永远都不会提的，才刚刚过了二十年而已。”

“别用这种事对我冷嘲热讽。”

“我很抱歉。你看，我也不是故意这样的。”

“你就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吧。”

“我会的，”我说，“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想法的。”

她生气地挂了电话。她在生我的气，就像我在生她的气一样。她不愿让我写肖恩，这让我非常难受，就好像她还在试着保护和偏袒肖恩一样。但是肖恩已经走了，而我还在这里。

我坐直了身子，让视线能够越过工作间的隔板向外望去。陆陆续续进来的人渐渐填满了编辑部大厅。格伦走出了办公室，正在本地新闻编辑部与早版编辑讨论堕胎医生枪击事件的报道计划。我缩回椅子里，这样他们就看不到我了，不然他们又得冒出个主意抓我去加工润色。我总是想尽办法躲开改写报道这种苦差事。他们派出一群记者赶往犯罪或者灾难现场，这些人再把拿到的信息打电话告诉我，然后我就得赶在截稿时间之前把这篇报道写出来，还得费心纠结署名栏里附上谁的名字。在记者这一行当里，这活计无疑是最紧张、最激烈的了，但我实在是被这份差事折磨得筋疲力尽。我现在只想专心写自己的凶杀案专版报道——我的独家报道。

我很想拿着这沓打印文件跑去自助餐厅，这样就躲到了他们的视线之外，但最后还是决定冒险留在办公室里。我重新开始阅读手头上的资料，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五个月前刊载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丝毫不足为怪。《纽约时报》简直是报界中的圣杯——它的报道是业界最棒的。我刚浏览了开头，就决定把它留到最后细读。将剩下的资料扫过一遍之后，我起身又倒了一杯咖啡，随后开始不紧不慢地重新阅读《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

这篇报道的着眼点是六周内连续发生的三起警察自杀事件。这些事件看似全无关联，受害者们生前互不相识，但都饱受警察抑郁症的折磨——文章里是这么叫的。两名警察用配枪在家中自杀，另一名在一个海洛因注射点自缢身亡，把六名刚吸完毒、神志恍惚的瘾君子吓得魂飞魄散。这篇文章详细报道了一项正在进行的警察自杀研究项目，它由执法基金会和设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合作开展。文章援引了基金会主管内森·福特的发言，我把这个名字写在了记事本上。福特宣称，此项目已经研究了最近五年内上报的每一起警察自杀事件，以期在导致当事人自杀的原因中找出共同点。福特表示，这项研究首先要明确的是，事先判断谁更容易患上警察抑郁症是不可能的。不过一旦确诊，只要被病症折磨的警官寻求帮助，就可以得到妥当的治疗。福特称该研究项目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再以此为基础拟定一套治疗方案，帮助警方管理层在悲剧酿成之前尽早处理警察抑郁症的相关事宜。

这篇文章还附有一则补充报道，介绍了一年前芝加哥的一起事件。当时那名警官已经为此求诊，但仍然没有挽救回来。读着这篇报道，我的胃一阵阵发紧。这篇文章说，芝加哥警探约翰·布鲁克斯深受由他负责的一桩残忍凶杀案的折磨，于是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那是一起绑架谋杀案，一个名叫波比·斯马瑟斯的十二岁男孩在此案中遇害。那孩子失踪两天后，遗骸于林肯公园动物园附近的一处雪丘里被发现，是被扼杀的，少了八根手指。尸检报告断定，那些手指是在孩子生前被截断的。这一点，加上迟迟不能找到并逮捕凶手，显然已经超过了布鲁克斯的心理承受极限。

布鲁克斯先生，这名曾获高度赞誉的警探，因那个有着一双棕色眼睛、少年老成的男孩的死亡而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上司和同事意识到沉重的压力已经影响到他的工作后，他请了四个星期的假，开始接受罗纳德·坎托医生的密集治疗。这位医生是由芝加哥警察局的心理医生介绍给他的。据坎托医生所言，在疗程伊始，布鲁克斯坦承了自杀倾向，说自己整宿整宿地被噩梦困扰，梦到那孩子痛苦地惨叫着。

在四周时间里完成了二十个疗程之后，坎托医生同意这位警探重返凶杀案调查组的工作岗位。所有人都说，他适应良好，而且继续负责并破获了数起新发生的凶杀案。他告诉朋友们，他的梦魇已经远离。他以“狂人约翰”的绰号闻名，正是因为他有一种不抓获罪犯不罢休的狂热工作态度。他甚至继续展开对杀害波比·斯马瑟斯的凶手的调查，重启先前那条尚未成功的缉凶之路。

然而，在这个寒冷的芝加哥严冬，某些东西已经在某个时刻悄然改变。三月十三日——如果那个叫斯马瑟斯的男孩还活着，他会在这一天欢庆十三岁生日——布鲁克斯先生坐在书房里最喜欢的椅子上。他喜欢坐在这儿写诗，这是他在凶杀案警探身份之外的消遣。他吞下了至少两片对乙酰氨基酚片[1]，这是一年前他接受背痛治疗时剩下的。他在自己写诗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一行字句，然后将点三八转轮配枪的枪管放进嘴里，扣下了扳机。他的妻子下班回家后发现了尸体。

布鲁克斯先生的死亡给他的家人和朋友留下了无数疑问。他们本可以做些什么？他们错过了哪些预示自杀的迹象？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这些让人困惑的问题时，坎托医生遗憾地摇了摇头。“人的思想有趣而难以预测，有的时候甚至是可怕的。”这位说话轻声细语的心理医生在办公室中说，“我原以为约翰和我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然而，很显然，我们所取得的进展还不够把他救出。”

布鲁克斯先生和那一直纠缠他的梦魇如今仍然是未解之谜，甚至他最后留下的字句也令人困惑。他写在本子上的这行字句，也无法让我们弄清那促使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内在动因。

“从惨白的宫门咆哮而过”，这就是他最后写下的遗言。这句诗并不是布鲁克斯先生的原创，而是引自埃德加·爱伦·坡的诗篇《闹鬼的宫殿》，最初见于其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厄舍古屋的倒塌》。在这首诗中，爱伦·坡这样写道：

宛如汹涌澎湃的滔滔冥河，
从惨白的宫门咆哮而过。
骇人的众鬼蜂拥冲出，无尽无边，
放声狂笑——却再无开颜。

这首诗曾给布鲁克斯先生带来多少影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文句中流露的阴郁之感，显然对他最后采取的举动具有引导意味。

与此同时，波比·斯马瑟斯遇害一案仍在调查。在布鲁克斯先生生前工作的凶杀案调查组，他的同事依旧在竭力追查此案凶犯。如今，警探们认为，他们是在为两位受害者寻求正义。

“就我现在看来，这是一桩双重谋杀案。”劳伦斯·华盛顿警探这样说道，这名警探跟布鲁克斯从小一起长大，又一同进入凶杀案调查组成为搭档，“无论是谁杀了那个孩子，他也害死了狂人约翰。谁也没法说服我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我猛地坐直了身子，环视了一圈编辑部大厅。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的目光重新落在这沓打印文件上，再次读了一遍报道的结尾。我震惊得不知所措，几乎就跟韦克斯勒和圣路易斯来找我的那个晚上同样惊愕。我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怦怦声，内脏好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攥住。我已经看不进任何东西，眼中只有爱伦·坡那篇小说的标题：厄舍。我曾在高中时读过这篇小说，上大学后又重读过一遍。我了解这个故事，也了解这个小说标题暗指的那个人物——罗德里克·厄舍。我打开记事本，浏览前天在警察局跟韦克斯勒告别后草草记下的几条笔记。那个名字就记在上面——肖恩在那本侦查日志里写下了那个名字，那是他记下的最后一条记录：

拉厄舍

拨通资料室的电话后，我让对方替我找劳丽·普莱恩。

“劳丽，我是——”

“你是杰克。是的，我知道。”

“听着，我需要做一次紧急搜索，我是说，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搜索。我不知道怎么才能——”

“你要搜索什么，杰克？”

“埃德加·爱伦·坡，我们有他的什么资料吗？”

“当然有了。我们有非常多关于他的传记资料，我可以——”

“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没有他的短篇小说或者其他作品？我要找《厄舍古屋的倒塌》。对了，抱歉刚才打断你。”

“没关系。如果是他的作品的话，我就不知道我们能找到什么了。就像我说的，我们有的基本上都是传记之类。我可以找找看。不过，我觉得就算我们这儿没有，附近任何一家书店应该都有他的书卖。”

“好的，多谢。我这就去‘破烂书皮’[2]那儿看看。’

我正要挂断电话，她却在那头叫住了我。

“怎么了？”

“我刚好想起这个。如果你要引用一句名言或者其他类似的什么，我们这儿有CD光盘啊，里面存着好多引文呢。我可以很快插上光盘搜索。”

“太棒了！就这样做。”

她放下了电话，我就这么等着，等待似乎没有尽头。我把《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结尾又读了一遍。我现在的想法看起来就是一场豪赌，但我哥哥和布鲁克斯的死的确有相似之处，还有那两个名字：罗德里克·厄舍和拉厄舍，这一系列巧合我绝不能就这么放过。

“好了，杰克，”劳丽终于又拿起电话，对我说道，“我刚才查了我们的索引目录。咱们报社的藏书里没有收录爱伦·坡的全部作品。不过，我已经把诗篇分集的光盘打开了，所以就让它转转吧。你要找什么？”

“一篇名叫‘闹鬼的宫殿’的诗，是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的一部分。你查到了吗？”

她没回答，我听到了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好的，找到了，这儿有那本小说的精选文句，还有这首诗，整整三页呢。”

“很好，有没有这么一句，‘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

“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

“对。我不知道中间是什么标点符号。”

“这个没关系。”她敲击着键盘，“嗯，没有。这不在——”

“干！”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爆出这么脏的粗口，立即后悔了。

“可是，杰克，这是另一首诗里的句子。”

“什么？也是爱伦·坡的？”

“是的，那首诗名叫‘黑甜乡’。要我读给你听吗？整首诗都在这儿。”

“读吧。”

“好吧，我可不怎么擅长朗诵诗歌，你将就点。‘沿着一条阴暗孤寂的小径，只有邪恶的天使在旁逡巡；那儿有个尊号为暗夜的幽灵，高居黑色王座发号施令。我已回归黑甜乡，却是新抵，吾之来处是荒凉萧瑟的极北之地——那是片奇异的莽莽荒原，庄严超群，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就是这样。不过这里还有一条编辑注释，上面说第二句里的那个‘幽灵’就是幻影、幽魂的意思。”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呆若木鸡。

“杰克？”

“再读一遍。慢点，这次慢点。”

我把这首诗记到记事本上。我完全可以让她打印出来，然后过去取走打印件，但是我一步都不想走了。我想要在这片刻时间，彻底地一个人待着，好好看看这首诗。我必须一个人静静。

“杰克，这是怎么回事？”念完以后她问道，“你怎么看起来对这首诗这么紧张？”

“这会儿我还不能确定。我得挂了。”我挂了电话。一瞬间，我只觉得浑身发烫，而且像突然患上了幽闭恐惧症：身处偌大的编辑部大厅，我却觉得周遭的墙壁正不断向我逼近。我的心脏怦怦跳得厉害，脑海里不断闪现我哥哥在那辆车里的情景。

我走进格伦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他面前坐下。他指了指门，点点头，示意让我在外面等着，等他打完电话再说。我没动。他再次指了指，我摇摇头。

“不好意思，我这边出了点事。”他对电话那头说，“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怎么样？好的，没问题。”他挂上电话，“怎么了这是——”

“我要去趟芝加哥，”我说，“今天就得走。很可能还得去趟华盛顿，然后或许是弗吉尼亚州的匡提科，去联邦调查局。”

格伦没有买我的账。“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我的意思是，别较真了，杰克，这就是脑子里那么一闪而过的念头，很多尝试自杀或者确实自杀了的人都这么想过。事实就是，一百五十年前一个心理不正常的家伙在一首诗里提了这么一句，这人还写了另一首诗，又被另一个警察死前引用了，这可谈不上什么阴谋。”

“那拉厄舍和罗德里克·厄舍又怎么说？你觉得也是个巧合？好，那我们就有了一桩三重巧合事件，你自己说说这值不值得调查？”

“我没说这不值得调查，”他听上去有些生气，“当然值得，你就把这事查下去。但是可以打电话查啊，一个个打电话追查。我可不想送你到全国各地旅游去，如果就凭你手头上这点东西。”他在椅子上一扭，转头查看电脑有没有未读信息。一条都没有。他又把脸转过来，再次看着我。“动机是什么？”

“什么？”

“是谁要杀死你哥哥和那个在芝加哥的家伙？这事有点说不通啊——那些警察怎么会错过这条线索？”

“我不知道。”

“好吧，你之前花了一整天的工夫耗在那些警察和这个案子上，在自杀结论中找出什么漏洞了吗？怎么会有人策划了这一切，然后就这样跑掉了？你昨天还相信你哥哥是自杀呢，这又怎么说？我收到了你的信息，你说你终于相信了。还有，警察为什么也认定是自杀？”

“这些问题我也没有答案，所以我才要去芝加哥，然后去联邦调查局。”

“瞧瞧，杰克，你手里有个轻松又赚名声的专版。我都没告诉你，多少次那些记者跑来我这儿说他们也想要这份待遇。你就——”

“谁啊？”

“什么？”

“哪个小子觊觎我的专版？”

“这不是重点，这不是我们现下要谈的。现在的重点是，你在这儿过得多好，只要在本州，你畅通无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像你刚说的跨州出访就不同了，我还得去说服内夫和内伯斯，向他们证明这趟差非去不可。我还有整整一个大厅的记者呢，个个都想在写报道的时候出去转转。我也希望他们能出去转转，这有利于激发斗志嘛。但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衰退期，我不能每一份递上来的出差申请都批准。”

我讨厌这些说教，我想内夫或者内伯斯——我们的社长和总编——才不在乎格伦派谁去哪儿呢，只要能挖掘到好故事就行。我手上这个不正是好故事嘛。格伦就是胡搅蛮缠，他自己也知道。“好吧，那我就休个假，自己单干。”

“葬礼之后，你已经把能休的假期都休完了。再说，如果你不是经《落基山新闻》委派出差，你就不能在全国乱跑的时候说你是《落基山新闻》的记者。”

“我停薪休假总可以吧？你昨天还说，如果我需要更多时间调整，你会帮我想办法。”

“我的意思是给你更多哀悼的时间，不是让你跑来跑去全国旅游的。再说了，停薪休假的规定你也是知道的，我保不了你的职位。你大可去休假，但等你回来的时候，你这个专版恐怕就不再署你的名字了。”

我简直想当场辞职，但还没有足够的勇气，而且我知道我需要报社，需要这个媒体机构旗下的记者身份作为敲门砖，去跟警察、研究专家以及其他每个相关人士打交道。没有这张记者证，我只不过是某个自杀者的兄弟，别人可以轻易把我打发。

“你手头现有的这点东西远远不够，我还需要更多材料来评判这趟远差的必要性，杰克。”格伦说，“我们负担不起这样盲目的搜罗情报式的调查，我们需要确凿无疑的事实，一击必中的那种。如果你拿到了更多证据，我觉得芝加哥那一趟可以成行。至于那个基金会和联邦调查局，你完全可以用电话联系。如果电话行不通，我可以请报业集团在华盛顿分部的某个人出面，去那儿走一趟。”

“那是我的哥哥，是我他妈的报道。你不能把它给别人，任何人都不行。”

他抬抬手，做了个安抚的手势。他也知道这个建议越界了。“那你就先打打电话，等有了干货，再回来找我。”

“瞧瞧吧，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吧？你说不允许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出去调查，但我就是需要出去调查才能找到证据啊。”

回到座位上，我在电脑上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输入我所知道的有关特丽萨和我哥哥的两起死亡案件的每一条信息。我记录下自己记得的警察局卷宗里的每个细节。电话铃响了，但我不接，专注于打字。我知道，只有拥有一个足够坚实的信息数据库，才能开展我的计划，然后才能以此为敲门砖，推翻之前我哥哥自杀的定论。格伦最后跟我订了个协议：如果我能说服警方重启我哥哥的案子，我就可以去芝加哥一趟。他说华盛顿的那趟远门还得再看看情况，但我知道如果我去了芝加哥，就能去成华盛顿。

我打字时，肖恩的照片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现在，那些苍白而毫无生气的照片令我痛苦不堪，因为我居然相信了肖恩会自杀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一定让肖恩失望透顶，我现在才深刻体会到那种内疚。在那辆车里遇害的是我的哥哥——我的双胞胎兄长，也是我自己。

[1]一种止痛药。

[2]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独立书店之一，位于丹佛市，创办于1974年。

9

我足足记录了四页笔记，又花了一个小时检查和分析，试图找出必须深究的疑点。我这才发现，只要从相反的角度看待这个案子，预先怀着肖恩是被谋杀而不是他主动放弃了生命这一观点，就能看到一些很可能连警察都错过了的疑点。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先入为主地倾向于乃至最后接受了肖恩自杀的观点。他们那么熟悉肖恩，也熟知他因为特丽萨·洛夫顿一案而不堪重负。或许，每个警察都会在私底下觉得另一个警察可能会因为压力过大而放弃生命。又或许他们见过了太多尸体，唯独令他们感到惊讶的就是大多数警察并没有自杀。然而，当以怀疑的眼光从那些事实中筛出一个个疑问时，我看到了他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我研究着整理出来的那些疑点。

佩纳：

他的手？

在那之后——是多久？

韦克斯勒/斯卡拉里：

车？

暖风？

锁？

赖莉：

手套？

我意识到最后一个问题我可以直接打电话问赖莉。我拨了号，铃响六声之后都没人接，正要挂断时，她才拿起了电话。

“赖莉吗？我是杰克。你还好吗？这个时间打电话给你会不会不太好？”

“我还有好的时候吗？”

听上去她好像一直在喝酒。

“你要我过去吗，赖莉？我这就出来。”

“不，不用，杰克。我没事。只是，总有那么几天会心情不好。我一直在想他，不能控制地想，你可以理解吗？”

“当然，我也在想他的事。”

“那你为什么在他走之前那么长时间里迟迟不来跟他谈谈……我很抱歉，我不该又把这些翻出来……”

我一时说不上话来。

“我不知道，赖丝。那时候我们算是吵了一架，我想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他也是。我以为我们都该冷静冷静……在我回头找他之前，他却已经……”我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叫过她的昵称赖丝了，我不知道她之前注意到没有。

“你们为什么吵架，为了那个被分尸的姑娘吗？”

“你怎么知道？他告诉你了？”

“没有，是我自己猜的。那姑娘简直把他攥在手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个案子牵绊着，没准你也是这样，这就是我想到的。”

“赖莉，你已经——听着，你一直纠结于这些并不好。试着想想那些快乐的日子吧。”我几乎忍不住想跟她谈谈正在追查的那些疑点。我想要给她一点希望，能缓解她的痛苦就好，但我打住了这个念头，现在还太早。

“这很难做到吧。”

“我知道，赖莉。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长久的沉默隔着电话线在我们之间蔓延。电话背景音里，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我不知道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那所房子里做什么。

“妈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你把我要写报道的事告诉她了。”

“是的，我认为她应该知道。”

我什么都没有说。

“你这通电话是为了什么，杰克？”她终于提出了这个问题。

“只想问一个问题。这问题大概有点让你摸不着头脑，我就是随口一问。那些警察把肖恩的手套给你看了吗，或者还给你了吗？”

“他的手套？”

“那天他戴的那副手套。”

“不，他们没有还给我，也没有人问过我手套的事。”

“好的，那么，那天肖恩戴的是什么手套？”

“皮手套。为什么你要打听这个？”

“不过是一些我瞎琢磨的事。要是有什么进展，我会告诉你的。手套是什么颜色，黑色？”

“对，黑色的皮手套，我记得边上还有一圈绒毛。”

她的描述倒是与我在现场照片里看到的那副手套相符。这并不真的意味着什么，不过是一条待核查的线索，需要按部就班地来。

我们又聊了几分钟，我问她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我会去趟博尔德城，她拒绝了。之后我们就挂了电话。我很担心她，暗自希望刚才那番谈话——或者说正常的人情交际——能让她稍微振作一点，而不是一个人闷着。我打算办完所有的事，顺路去看看她。

从博尔德城穿行而过时，我看到沿着烙铁山的峰顶一线已经积起了雪云。我在这儿长大，打小就知道一旦这种云层开始移动，压下来的速度会有多快。我寄希望于开着的这辆社里的福特天霸的后备厢里会备有防滑链，但很清楚希望渺茫。

来到贝尔湖，我看到佩纳就站在巡守岗亭外，跟一队途经这里的越野滑雪者交谈。等待的时候，我走向湖边。有几块地方的雪已经被扫干净了，露出冻结的湖面。我试探着走在冰冻的湖面上，从一个蓝黑色的缺口往下望，想象深水中的情景。我的心开始微微颤抖。二十年前，我姐姐失足掉下冰层，葬身在这个湖里。而现在，我哥哥又在距离这儿不到五十码的汽车里遇害。俯视着阴暗的冰层，我想起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说法，说湖里有些鱼在冬天会被冻在冰层里，但到了春天，冰消雪化，它们就会苏醒，一下子从冰里跳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要是人类也能这样该多好。

“是你啊，又见面了。”

我转过身，看到了佩纳。“对，很抱歉又来麻烦你。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没关系。你知道吗，我真希望我能在那之前做点什么，比如早点发现他，当他刚把车开进停车场的时候，我应该去看看他是不是需要帮忙，虽然我不知道能否挽回。”

我们朝岗亭方向走着。

“我不知道有谁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有先见之明地做到这些。”我附和一句，只是为了不冷场。

“那么，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掏出记事本。“呃，首先，当你跑到车子旁边时，看到他的手了吗？比如两只手放在什么地方？”

他继续走着，没说话。我猜他正在回想当时的情景。

“现在想来，”他开口说道，“我觉得确实看到了他的手。那时我跑过去，看到车里就他一个人，立即猜到他是开枪自杀的。所以我非常确定看到了他的手，因为我想确认他是不是拿着枪。”

“他拿着吗？”

“没有。我看到枪在座位上，挨着他的身子，大概是开枪后落在座位上的吧。”

“你还记得当你看到他时，他手上戴着手套吗？”

“手套……手套……”他喃喃着，好像正试图从记忆库里激出一个答案。停顿了很久，他才说：“我不记得了，想不起来当时的场景。警察是怎么说的？”

“我只是想看看你记不记得。”

“呃，我实在不记得了，对不起。”

“如果警方提出请求，你会同意让他们对你使用催眠术吗？看看能不能用这种办法唤醒一些记忆。”

“催眠我？他们还有这种操作？”

“有时候会，如果事关重大的话。”

“好吧，如果事关重大，我想我会同意。”

我们已经走到岗亭前面了。我看着我哥哥当时停车的地方，现在我那辆福特天霸停在同样的位置。

“我还想了解一处关于时间的细节。警方报告里说，从你听到枪响到车子进入你视线，时间不超过五秒钟。而在这短短五秒钟之内，任何人都没办法从车子旁边跑进树林里而不被你看到。”

“没错，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我会看到他的。”

“好的，在那之后呢？”

“什么在那之后？”

“在你跑到车子旁边，发现有人中枪之后。你那天告诉我，你又跑回岗亭打了两个电话，没错吧？”

“是的，一个电话报警，另一个打给我的上级。”

“所以那时你在岗亭里看不到汽车，对吧？”

“是的。”

“这段时间有多久？”

佩纳点点头，看来他明白了我关注的要点。“那段时间有多久无关紧要，因为他是独自一人待在车里。”

“我知道，但是请你回答我，那段时间有多久？”

他耸了耸肩，好像说了句“搞什么鬼”，然后再次陷入沉默。他走进岗亭，伸手做了个拿起电话的动作。“我一拨打报警电话，立刻就接通了，速度非常快。他们记录了我的名字和其他一些信息，这花了点时间。然后我拨打公司内线，叫接线员转接道格·帕奎因，那是我的老板。我说出了件十万火急的大事，他们立即就给我转接了。老板接了电话，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叫我出去看着那辆车，直到警察来。就这么多。然后我又出去了。”

我把他说的都理了一遍，算下来我哥哥那辆雪佛兰随想曲至少有三十秒钟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现在我们再说车子的事，当你第一次跑到车子旁边，你有没有尝试打开所有车门，看看会不会有一扇门没锁上？”

“只试过驾驶位的那扇门，但所有车门都是锁上的。”

“你怎么知道？”

“警察到了以后试过所有车门，全是锁上的。后来他们不得不用撬车工具来把锁撬开。”

我点点头，然后问道：“你当时查看汽车后座了吗？你昨天说那些车窗都雾蒙蒙的，那你有没有把脸贴在玻璃上直接看向汽车后座？特别是后座的地板？”

佩纳终于明白我问的是什么了。他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没有，我没有往后座那儿看。我认为车里应该只有他一个人，就这样。”

“警察问过你这些问题吗？”

“没有，没问过，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点点头。“最后一个问题。当你打电话报警时，你是报告这里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还是说这儿出了桩枪击案？”

“我……呃，我说的是这里有人开枪自杀了。估计是这样。我猜警察那儿应该有报警电话的录音。”

“很可能。多谢你了。”

我朝我的车走去，一阵雪花缓缓飘落。佩纳在我身后喊道：“那我还需要接受催眠吗？”

“如果警察觉得需要，他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上车之前我查看了后备厢——没有防滑链。返程路过博尔德城时，我把车停在一家名叫“莫格街书屋”的书店旁——这名字够应景，买了一本大部头的埃德加·爱伦·坡文集，包括他的全部小说和诗歌。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开始读。驾车返回丹佛时，一路上我都在努力把佩纳提供的信息纳入我的新推论。我翻来覆去地琢磨他的话，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推翻我的新推论。

我前往丹佛警察局，来到特别调查组的办公室，却被告知斯卡拉里出去了，不在局里。于是我去了人身侵害调查组，找到了办公室里的韦克斯勒，不过没见着圣路易斯。

“见鬼，”韦克斯勒说道，“你又过来找我的碴？”

“不敢，”我说，“你会找我的碴吗？”

“那得看你打算问我什么事。”

“我哥哥的车在哪儿？重新投入使用了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杰克？你就不能相信我们知道该怎么办案，是吗？”他生气地把手里的钢笔扔进房间角落的垃圾桶，然后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又走过去捡了起来。

“你看，我不是来向你卖弄该怎么办案，也不想给你添麻烦，”我用平静的语气说道，“我只想试着解决心里的疑问，但我越是深入，问题就越多。”

“比如什么？”

我说了拜访佩纳的事。看得出来，我说得越多，他越恼火。他的脸涨得通红，左下颌都轻轻颤抖起来。

“别介意，你们都结案了，”我说，“我跟佩纳谈谈没任何问题。更何况，你、斯卡拉里和其他人的确漏掉了一些情况。佩纳打电话报警的时候，那辆车不在他视线范围内的时间超过了半分钟。”

“所以这他妈的能说明什么？”

“你们这些警察只关注佩纳看到汽车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五秒钟，没有人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逃跑而不被发现。于是，案子结了，肖恩就是自杀。可佩纳告诉我那些车窗都雾蒙蒙的，车窗必须是起了雾的，这样才能让某个人在上面写下那句话。佩纳没有往后座看，也没有看车内的地板，然后他离开了至少三十秒钟。某个人完全可以躺在后座那儿，在佩纳打电话的时候跑下车窜进树林里。这很容易办到。”

“你脑子有毛病吗？那句话是怎么回事？手套上的射击残留物又怎么说？”

“任何人都可以在挡风玻璃上写下那句话。凶手完全可以戴着检测出射击残留物的手套行凶，然后把手套摘下来给肖恩戴上。三十秒啊，时间可不短。而且大概还不止三十秒，没准更久。佩纳可是打了两个电话，韦克斯。”

“你说的这种情况不确定性太大，凶手的赌注多半押在佩纳离开的时间足够长。”

“也许并不是。也许在他的计划里，要么佩纳会留给他足够多的时间，要么把佩纳一起干掉。按照你们这些人的办案思路，没准你们会说是肖恩杀了佩纳，再开枪自杀。”

“简直胡说八道，杰克。我爱你的哥哥，我他妈的把你哥哥当成自己的兄弟。你以为我真的愿意相信他吞下了那颗该死的子弹？”

“那让我再问你几个问题。知道肖恩出事时，你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张桌子后面坐着，怎么了？”

“谁告诉你的？你是不是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警监打来的。公园管理局那边打电话通知了值班警监，他又打给我们警监。”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原话是什么？”

韦克斯勒迟疑了一会儿，似乎在回忆当时的对话。“记不太清了。他只是说麦克死了。”

“他是这么说的吗？还是说麦克自杀了？”

“我不记得他当时怎么说的了，可能是说麦克自杀了吧。这又说明了什么？”

“公园巡守员打电话报警时，说的是肖恩开枪自杀了，于是整件事就按这条线走了下去。你们个个预想的就是一桩自杀，于是跑到那儿看到的也是一场自杀。就像你们手上拿着一张拼图去按图索骥，看到的一个个片段自然而然就匹配进那张图里了。这里所有人都知道洛夫顿的案子给肖恩造成了多大的压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调查之前就倾向于肖恩是自杀的了。你开车带我去博尔德城的那个晚上，甚至还想说服我也相信。”

“尽是瞎扯，杰克。好了，我没工夫听你胡说八道。你说的这些压根没有证据支持，我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听某个不敢面对事实的人提出来的异想天开的理论上。”

我沉默了一会儿，让他冷静下来。“那么，肖恩的车在哪儿，韦克斯勒？如果你这么肯定，就让我看看那辆车，我知道该怎么证明给你看。”

韦克斯勒也沉默了，我猜他在考虑该不该按我说的做。如果他同意我查看那辆车，就等于他承认我至少在他心里播下了一丁点怀疑的种子。“车还在停车场。”他终于开口了，“我他妈的每天一上班就能看到。”

“那辆车还保持着案发那天的原状吗？”

“嗯，那时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被封起来了。每天我进来，都能看到他的血，溅得车窗到处都是。”

“咱们去看看吧，韦克斯勒。我觉得总有个理由让你相信，要么相信你们之前的结案定论，要么相信我的新推论。”

阵雪从博尔德城降到了丹佛。我们到了警察局停车场，韦克斯勒从管理员那儿拿到了钥匙。他还检查了用车记录，查看是否有调查人员之外的人拿过这串车钥匙，或者进入过那辆车。结论是并没有。这辆车仍旧保持着它被拖进这里时的原貌。

“他们一直等着局长办公室开出许可单，单子下来后才能清洗这辆车。他们必须得把车子送到外面去洗。你知道有些公司专门清洗出过命案的房子、汽车和其他类似的——真是见鬼的工作。”

韦克斯勒这会儿话这么多，我猜是因为他紧张了。我们走近车子，站在那儿看着它。一时间，雪花在我们身边轻旋飞舞。飞溅在玻璃内侧的血迹已经干了，变成了深褐色。

“我们打开车门时会有一股恶臭，”韦克斯勒说道，“老天呀，真不敢相信我现在在干这个。我不想胡闹下去了，除非你告诉我到底来这儿干什么。”

我点点头。“好的。我来这儿要查两件事：我想看看车里的暖风开关是不是调在‘高’挡位上，还有后排座位的安全锁是开着还是锁上的。”

“为什么查这些？”

“车窗起了雾，那天是很冷，但还没有冷到那种程度。从现场照片看，肖恩穿得还很暖和。他那件夹克外套还穿在身上，应该不需要把暖风调到高挡位上。汽车引擎关闭的状态下，还有什么办法能让车窗都起雾呢？”

“我不知──”

“想想你们盯梢的时候，韦克斯，什么会导致起雾？我哥哥之前告诉过我，有一回你俩一起盯梢，结果搞砸了，因为车窗起雾，你们没看到那家伙从他家里出来。”

“是说话。当时正好是超级碗结束后的那一周，我们俩在车里聊赛事——该死的野马队又输了。我们说话时呼出的热气把车窗糊得雾蒙蒙的。”

“没错。就我所知，我哥哥从来没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所以，如果暖风开关调在‘低’挡位，而车窗上凝结的雾气密得足够在上面写字，我想这意味着当时车里还有个人跟他在一起，他们俩在说话。”

“这说法太玄乎了，不过是一场风险又高、又不能证明任何事情的赌博。安全锁又是怎么回事？”

我说出了自己的推理：“有人跟肖恩在一起。他用某种方法拿到了肖恩的枪，也许用自己的枪缴了肖恩的械，还令肖恩交出了手套。肖恩都一一照办了。那家伙戴上肖恩的手套，用肖恩的枪打死了肖恩，然后翻过前座，跳到后排，缩在地板上藏了起来。他一直在那儿等待着，直到佩纳来了又离开，然后他将身体前倾，在挡风玻璃上写下那句话，又将手套戴到肖恩手上——所以之后你们能在手套上找到射击残留物。接着，他打开后车门下了车，关上门，飞快地窜进树林躲起来。他不会留下脚印，因为停车场里刚刚扫过雪。在佩纳折返回来并遵照上级指令守着那辆车时，他已经逃之夭夭了。”

韦克斯勒沉默良久，仔细推敲着我的话。

“好吧，这是个符合逻辑的推理，”他最终说道，“那现在证明一下吧。”

“你了解我哥哥，你们是搭档。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操作后座安全锁？总是锁上的，对不对？这是防止后排囚犯逃跑的规范操作，这样才不会因疏忽大意而放跑犯人。即便后排乘客不是犯人，你也可以随时替他们打开门锁，就像你在那个晚上帮我做的一样，还记得吗？当时我想吐，可车门是锁着的。后来你替我开了锁，我才能下车。”

韦克斯勒不发一言，但从他脸上，我能看出我已经让他动摇了。如果这辆雪佛兰随想曲的后座安全锁是开着的，这也许算不上什么铁证，但是他那么熟悉我哥哥的行为习惯，他会知道我哥哥当时不是一个人待在车里。

他最后开口道：“光看是看不出来的。那只是个按钮。得有人爬上车钻到后座去，看看能不能从里面打开后车门。”

“开门，我进去。”

韦克斯勒打开前车门，解除电子锁定，我打开了驾驶座一侧的后车门，一股令人作呕的甜腥味扑面而来。我钻进车里，关上门。

好长一段时间，我一动不动。我看过那些现场照片，但仍然没有做好准备来到这辆车里。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蔓延开来，车窗、顶棚和驾驶座的头枕上溅满了斑斑血迹。那是我哥哥的血。我感觉喉咙里哽着一大团东西，一阵恶心。我迅速从后座探起身子，看了看前方的仪表板和暖风控制开关，随即透过右侧车窗望向车外的韦克斯勒。一时间，我们俩目光相接，我不知道内心深处到底希望安全锁是开着还是锁上的。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或许该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这会让大家都更轻松些，但我立即压下了这个念头。我知道如果真这么放过了，我会一辈子陷在这件事里不得脱身。

我伸手按下我这边车门的乘客解锁开关。一拉门把手，车门就开了。我跨出车门，望向韦克斯勒。雪落在他的头发和肩膀上。

“暖风是关着的，车窗起雾的原因不是暖风。我断定当时车里还有个人跟肖恩在一起，他们在交谈。就是那个狗杂种杀了肖恩。”

韦克斯勒的脸色看起来像是大白天见了鬼，这一切在他脑子里轰隆作响。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想了，他非常明白这一点。他几欲失声痛哭。“真该死！”他说。

“你看，我们都失误了。”

“不，这不一样。一个警察永远不该像这样让他的搭档失望。要是我们在自己人的案子上都提防不了这些空子，我们还能办好什么差事啊？连一个他妈的记者都……”

他没有说完，但我想我知道他的感受。他觉得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肖恩；我懂他，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现在还不算结束，”我说，“我们还可以弥补过去的错误。”

他仍然一脸凄凉。我安慰不了他。唯有自己才能原谅自己。

“我们不过就是损失了一点时间，韦克斯，”我还是尽我所能地安慰道，“我们回去吧，外面越来越冷了。”

我哥哥的家漆黑一片。我赶来这儿是为了跟赖莉谈谈。刚要敲门，我又顿住了，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多么荒谬——我竟然以为新消息也许能让赖莉高兴起来。有个好消息，赖莉，肖恩并不是像咱们想的那样自个儿崩了自个儿，他是被一个疯子谋杀的，而且很可能不是那疯子的第一个受害者，也很可能不是最后一个。

但我还是敲响了门。这会儿还不算晩，我想象着赖莉坐在一片黑暗中，也有可能在里屋的一间卧室里歇息，从前厅看不到卧室透出来的灯光。还没等我第二次敲门，门灯就亮了起来，她打开了大门。

“杰克。”

“赖莉，我一直想着应该过来一趟，陪你聊聊。”

我知道她还没有听说那个消息——我和韦克斯勒说好了，由我亲自告诉她。他也不在乎这个。他正忙着重新启动调查，拟出可能的嫌疑人名单，把肖恩的车送去重新检验，再筛一遍指纹或者其他证据。我没有向韦克斯勒透露芝加哥那件案子的任何信息。我把这件事埋在心底，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报道吗？因为我想要写一篇完全属于自己的独家报道？这是最简单的答案——被我用来安抚自己并未向韦克斯勒坦白一切而产生的局促不安。可在意识深处，我明白其实另有原因，有某种我也许不想深究的原因。

“进来吧。”赖莉说，“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

我跟在她后面进了屋，走进厨房，她打开悬在餐桌上方的灯。她穿着蓝色牛仔裤、厚厚的羊毛袜和印着科罗拉多水牛队队徽的圆领运动衫。

“就在刚才，肖恩的案子有了新进展，我想当面告诉你，而不仅仅是在电话里通知一声。”

我们俩在餐桌边的椅子上坐下。她眼睛上仍然挂着浓重的黑眼圈，压根没心思化点妆遮盖一下。我能感受到她身上蔓延而来的痛苦与消沉，忍不住将目光从她脸上移开。我原以为可以逃避这种伤痛，但在这里，我无处可藏。她的痛苦占领了这座房子的每一个角落，也传染给了我。

“你还没睡？”

“没有，我在看书。你来有什么事，杰克？”

我把事情告诉了她，但是不像对韦克斯勒那样，我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包括芝加哥那件案子、爱伦·坡的诗，还有我的下一步计划。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她不时点头，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表示——没有眼泪，没有提问，这一切要等我说完之后才会到来。“所以，事情就是这样。”我说，“我过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我会尽快赶去芝加哥一趟。”

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道：“真奇怪，我现在觉得很内疚。”

我看到她眼里噙满了泪水，但没有滴落下来，很可能是因为她已经没有那么多眼泪了。“内疚？为什么？”

“为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我是那么生他的气，你知道，因为我认为他抛下我自杀了，就好像他开枪打的是我，不是他自己。我已经开始恨他了，也恨我记得的有关他的全部回忆。而现在，你却……告诉了我这些。”

“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你告诉米莉和汤姆了吗？”这是我父母的名字。如果换个称呼，她总觉得不怎么顺口。

“还没有，但是我会的。”

“你为什么不把芝加哥那件案子告诉韦克斯勒？”

“我不知道，大概我想抢在警察前头吧。他们明天就能查出那件案子。”

“杰克，如果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你应该把所有情况都告诉警察。不管是谁犯下的案子，我不希望仅仅因为你想抢篇报道，就不顾凶手漏网的风险。”

“你看，赖莉，”我试着心平气和地对她说，“那个凶手本来早就漏网了，直到我介入进来，发现了这些疑点。我只想在韦克斯勒调查到这一步之前先去芝加哥，向那儿的警察了解下案情，保持一天的领先而已。”

我们俩都默不作声了片刻，我又开口道：“你不要误会。我想写篇报道，这是实情，但对我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篇报道。这与我跟肖恩有关。”

她点点头，我们之间的沉默又持续了一会儿。我不知该如何向她解释我的动机。我的谋生技艺就是把字句条理分明地组合起来，把事情讲述得生动有趣，但眼下要我解释自己的动机，我就词穷嘴拙了。至少现在不行。我知道她想要听到更多解释，于是我也尽力给了一个解释——一个连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解释。

“我记得我们刚刚高中毕业那会儿，我们俩都很清楚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我打算写书，要么成名，要么挣大钱，最好名利双收。而肖恩立志要当丹佛警察局局长，解决这个城市的所有疑难案子……事实上我们俩都没成功，尽管肖恩离他的目标就一步之遥。”

对我这段回忆，她试着挤出笑容，但脸上的其他肌肉不听使唤，她便放弃了。

“总之，”我继续说道，“就在那个夏天快结束时，我准备动身前往巴黎，打算写出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而肖恩则留下来等入伍通知书。我俩告别的时候，做了个约定，挺俗套的一个约定——如果我发财了，我得给他买一辆能在顶上放雪橇架的保时捷，像雷德福在电影《下半生赛跑者》中开的那种。他想要的就只有那个，他来挑型号，但钱得由我出。我跟他讲这笔交易对我来说真是亏死了，因为他拿不出什么可交换的。但他说他拿得出，他说，如果我碰到什么事——你知道，比如被谋杀了、被打伤了、被抢劫了，诸如此类——他就会找出是谁干的。他保证不让任何人逃掉。嗯，你知道就算在那时候，我都信了他的话，我相信他做得到。那是一种让人安心的承诺。”

像我这样的讲述方式，这故事听上去似乎没什么意义，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我想表达什么。

“但是，那是他的承诺，不是你的。”赖莉说。

“是的，我明白。”我安静下来，而她看着我，“只是……我说不清楚，我只是不能在这儿干坐着，就这么看着等着。我一定得自己出去调查，我不得不……”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这份难言的心思。

“做些什么？”

“我想是吧，我不知道。我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出来，赖莉，我只是必须得做下去。我得去芝加哥了。”

10

格拉登和另外五个人走进了开阔的法庭大厅，被领到一片被玻璃隔开的座席区。玻璃上有一道一英尺宽的狭槽，约莫开在脸部的高度，方便他们听取法庭上的传讯和诉讼过程，回答法官和各自代理律师提出的问题。

因为一晚上没有睡，格拉登此时头发凌乱，衣服也皱巴巴的。昨晚他被关在一间单人囚室，但狱中的各种噪声让他无法安睡，还让他忆起了许多雷福德监狱的事情。他环视法庭一圈，没看到一个认识的人，那两名警探——德尔皮和斯威策——也不在。他也没发现任何电视和固定镜头的照相机。这些情景在他心里迅速转化为一个信号：他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他因此大受鼓舞。一个有着一头红色鬈发、戴着厚眼镜的男人绕过律师席走到玻璃隔间旁。他个头很矮，因而不得不扬起下巴才能把嘴唇凑到玻璃上的狭槽处，那样子就像站在深水里仰头呼吸一样。

“布里斯班先生？”他问道，用期待的目光在这几个刚被领上被告席的嫌疑人中搜寻着。

格拉登走了过去，从狭槽处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克拉斯纳？”

“是我，你还好吗？”

克拉斯纳把手举到狭槽开口处。格拉登勉为其难地跟他握了握手，他不喜欢跟任何人发生肢体接触，除非对方是个孩子。他也没回答克拉斯纳的问题。对于一个刚在县立监狱过了一夜的人而言，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糟糕了。“你跟公诉方谈过了吗？”格拉登反问道。

“嗯，已经谈过了，而且谈得颇为艰难。你的坏运气还没过去，他们委派来负责这个案子的，是我以前打过交道的女检察官。她可是个难缠的角色，而且逮捕你的警探，呃，还告诉了她他们在码头看到的情形。”

“所以，她打算尽全力把我送到监狱？”

“没错。不过，主审法官还行，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在这栋法院大楼里，他大概是唯一一个当选法官之前没干过检察官的。”

“哎呀，那我得高呼万岁了。你拿到钱了吗？”

“拿到了，就像你说的，一切都很顺利，所以，我这边就算安排妥当了。只有一个问题：你打算做无罪抗辩，还是直接保释了事？”

“两者的区别大吗？要紧吗？”

“也不是很大。不过在保释的时候，如果进行无罪抗辩，意味着你拒绝承认他们的指控，而且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在法庭上跟公诉方正面对抗，这会让法官在心理上稍稍倾向我们这方。”

“好吧，提出无罪抗辩。好好干，快点把我从这儿弄出去。”

圣莫尼卡地方法官哈罗德·尼贝里喊到哈罗德·布里斯班的名字，格拉登走到玻璃狭槽前。克拉斯纳也绕过桌子，走到狭槽边站着，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与格拉登交换意见。克拉斯纳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同样起立表明身份的还有地区代理检察官塔玛拉·费斯多。克拉斯纳先申请推迟听取公诉方冗长的起诉书，然后告诉法官，他的当事人要做无罪抗辩。尼贝里法官犹豫了一会儿。很显然，在案件诉讼中这么早就进入无罪抗辩环节，这情况很不寻常。

“你确定布里斯班先生现在就进入无罪抗辩环节吗？”

“是的，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希望尽快进入该环节，因为他是百分之百无辜的，针对他提出的指控都是无稽之谈。”

“我明白了……”法官拿起摆在面前的一些文件读着，仍然有些迟疑。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往格拉登的方向瞧上一眼。“那么，这样说来，你也不打算启用十天的押后聆讯权吧？”

“请稍等，法官大人。”克拉斯纳说道，然后转向格拉登，小声说，“你有权要求在十个法庭工作日内，举行针对你案子的首场聆讯听证会。你可以提出押后聆讯，法官就会为你另安排一个时间段，直到聆讯召开。如果你不提出推迟，他现在就会召集聆讯，这又是一个你打算战斗到底的信号，表明你正谋求跟公诉方正面交锋。这会有利于你的保释。”

“不提出押后。”

克拉斯纳转身面向法官。“谢谢，法官大人。我们不提出押后聆讯。我的当事人坚信，在首场聆讯之后，所有针对他的指控都将不复存在，我们要求法庭尽快启动聆讯程序，以便他能——”

“克拉斯纳先生，也许费斯多女士不打算反对你的这些附带评论，但是我会。这里是提讯法庭，你不能在这里发表辩护。”

“好的，法官大人。”

法官转身查看远处墙上挂着的日历，那日历正好悬在一个书记员桌子的上方。他选定了一个日期，距现在十个法庭工作日，将首场聆讯安排在一一〇号诉讼庭。克拉斯纳打开记事本，记下了这个日期。格拉登看见那个检察官也在做同样的事。她很年轻，但没有一点吸引力。直到现在，提讯已经进行三分钟，她一句话都没说。

“好了，”尼贝里法官说道，“保释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有，法官大人。”费斯多说，她第一次站起身来，“公诉方敦请法庭不按保释常规处理本案，建议将保释金定为二十五万美元。”

尼贝里法官抬起头来，看向费斯多，然后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格拉登。似乎只有亲眼看一看被告，他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微不足道的罪名却值如此高昂的保释金。“为什么这样说，费斯多女士？”他问道，“就我所掌握的材料，我看不出任何非常规处理的必要。”

“我们相信，被告极具潜逃风险，法官大人。他拒绝向拘捕他的警官提供本地住址，甚至不愿透露车牌号。他的驾驶执照是阿拉巴马州颁发的，而我们尚未证实该执照是否合法。因此，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哈罗德·布里斯班是否为被告的真实姓名。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工作和家庭，因此公诉方认为被告存在极大的潜逃风险。”

“法官大人，”克拉斯纳跳了出来，“费斯多女士正在歪曲事实。警方清楚我的当事人的名字。我的当事人提供了一份由阿拉巴马州颁发的、合法的驾驶执照，警方未曾就这份驾照提出任何质疑。他刚刚从莫比尔来到本地，还在找工作，因而目前还没有固定住址。一旦他安定下来，必将非常乐意把地址提供给警方。在这段时间里，但凡有需要，警方可通过我的办公室与布里斯班先生联系，并且他同意每天向我或法官大人指定的其他任何代理人报备两次。法官大人您知道，非常规保释当立足于被告确有潜逃倾向，没有固定住址并不等同于计划潜逃。恰恰相反，布里斯班先生已经要求进入无罪抗辩环节，并且在本案诉讼中没有任何延误审理的意图。很明显，他就是希望能尽快直面并驳斥针对他的种种指控，以求正名。”

“通过你的办公室联系他，这一方案可行，但住址怎么解决？”法官问道，“这段时间他会待在什么地方？你刚才的高论完全没有提及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个人在被捕之前有过拒捕并逃跑的行为。”

“法官大人，我们反对这条指控。那些警探当时身着便衣，也没有及时表明他们的身份。我的当事人当时正携带着相当昂贵的摄影器材——顺便提一句，他完全依靠这些器材谋生——他只是害怕自己会成为一桩抢劫案的施暴对象。这就是为什么面对那些警察时，他会选择逃跑。”

“这说法倒是有趣，”法官说道，“那住址问题你们有什么说法？”

“布里斯班先生在皮克大道的假日旅馆订了一个房间。他暂居在那里，还在尽力找工作。他是个从事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兼平面设计师，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满怀信心。他不会跑去任何地方，就像我之前说的，他正打算在法庭上驳倒这些——”

“好的，克拉斯纳先生，就按你之前说过的方案。那你们打算交多少保释金？”

“是这样，法官大人，只因为朝海里扔了个垃圾桶就要交二十五万美元，这实在是太荒谬了。我认为适当的保释金额应当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之间，这才与被指控的罪名相符。我的当事人经济并不宽裕，如果他把全部积蓄都用来支付保释金，他就没有钱维持生活，或者支付律师费。”

“你遗漏了拒捕和破坏市政财产两项指控。”

“法官大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从警察眼前逃跑，只是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对方是警察，他还以为——”

“再次反对，克拉斯纳先生，留着你的抗辩，到合适的时机再说。”

“我很抱歉，法官大人，但请看看那几项指控。非常明显，它们只是轻罪，那么保释金也应当与罪名相当。”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费斯多女士。”

“法官大人，公诉方再次敦请法庭考虑不按保释常规处理本案。对布里斯班先生的两项主要指控均为重罪指控，公诉方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主张。虽然有克拉斯纳先生提供担保，公诉方仍旧认为被告存在极大的潜逃风险，哈罗德·布里斯班这个名字也不一定是他的真实姓名。据执法警探所言，被告的头发是染过的，并且染发的时间恰好与那份驾照的颁发时间一致，由此可见被告有意掩饰身份。我们今天正尝试借用洛杉矶警察局的指纹识别系统，来查看能否——”

“法官大人，”克拉斯纳打断道，“我不得不对此提出反对，因为——”

“克拉斯纳先生，”法官拉长声音说道，“你的轮次已经过了。”

“除此之外，”费斯多说，“警方之所以逮捕布里斯班先生，是因为他还有其他可疑行为，也就是——”

“反对！”

“拍摄幼童的照片，其中一些孩子身体裸露——而且是在被拍摄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也没有得到被拍摄者父母的知悉或允许。此条指控所涉及——”

“法官大人！”

“之事件发生在拘捕之前，当时警探正在调查针对被告的一起投诉事件，被告试图逃逸，才遭拘捕。”

“法官大人！”克拉斯纳高声喊道，“并不存在任何对我当事人的重大指控。地区检察官在法庭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在庭审之前抹黑我的当事人，这是极其不恰当且不道德的行为。如果布里斯班先生真的做了如公诉方所述之事，那么指控文本在哪里？”

宽敞的法庭陷入了寂静，克拉斯纳的高呼震住了场，其他律师甚至不用悄声提醒他们的当事人不要说话。法官缓缓扫视全场，视线从费斯多移到克拉斯纳再到格拉登，最终又落到费斯多身上，然后继续说道：“费斯多女士，你们部门目前是否打算针对这个人提出其他指控？我的意思是现下，此刻。”

费斯多犹豫了下，才勉强回答：“目前尚未收集到更多材料完善这一指控，但正如我刚才所说，警方仍在调查被告的真实身份及犯罪活动。”

法官再次低头看着面前的文件，开始在上面书写。克拉斯纳想补充几句，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很显然，法官的举动表明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按照保释常规，本案的保释金当被拟为一万美元，”尼贝里法官说道，“我将做出一点偏离，将保释金定在五万美元。克拉斯纳先生，我愿意在下一次会面中重新考虑保释金额度，如果那时候你的当事人能够消除地方检察官对其身份及住址的忧虑。”

“好的，法官大人。谢谢您。”

法官传唤下一个案子。费斯多合上了面前的卷宗，放到右手边的那沓卷宗上，又从左手边的一沓文件中取下并打开另一份卷宗。克拉斯纳转身面对格拉登，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抱歉，我原本预计法官会把保释金定为两万五千美元。这场交锋最美妙的是，地区检察官说不定也很高兴。她开口索要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实际上很可能心里的预期只是十美分的硬币或者五美分的镍币，最后她真的就得到了五美分镍币。”

“这个无所谓，我就想知道还要待多久才能从这儿出去？”

“耐心点。再过一个小时，我就会把你弄出去了。”

11

密歇根湖的湖岸沿线已经结冰，方才的一场暴风雪使得湖面的冰块参差不齐，看起来危险而美丽。西尔斯大厦最上面的几层被低垂在城市上方的灰色云团吞噬，已无法看见。当我沿着史蒂文森高速公路驶进芝加哥时，一路上看到的就是这幅图景。现在已近中午，我猜测在天黑之前还有一场大雪。我原以为丹佛已经够冷了，在芝加哥中途国际机场降落时这一想法改变了。

我最近一次来芝加哥已经是三年前了。除了严寒外，我还是挺想念这个地方。八十年代初期，我就读于这儿的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从此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毕业后，我很希望留在这儿，想在某家报社找份工作，但《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太阳报》都没有录取我，面试我的编辑叫我先在外面找份差事，积累些经验，然后拿着发表了自己报道的剪报回来应聘。我当时失望到了极点，不是因为没被录取，而是因为不得不离开芝加哥。当然，我可以留在芝加哥的城市新闻通讯社，我上学时曾在那儿打工，但这份工作并不是报社编辑希望看到的经验，而且我也不喜欢为这家通讯社卖力气，因为他们支付薪酬时简直把你当成只看发表数量而不计较工资的学生。于是我回到家乡，在《落基山新闻》谋了份差事，一干就是这么多年。最开始，我一年至少跑两趟芝加哥，跟朋友聚聚，逛逛喜欢的酒吧，但一年年过去，我来得越来越少。上一回我来这儿已经是三年前了。那时我的朋友拉里·伯纳，按照面试编辑告诉他的在外面找了份差事，积累了经验，再回来应聘，终于成功加入《芝加哥论坛报》。我来看望他，那之后就再没回来过。我觉得自己也已经攒了足够多的剪报，完全可以去应聘像《芝加哥论坛报》之类的报纸，但是一直没有想好要不要把材料寄过去。

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凯悦酒店，河对岸就是《芝加哥论坛报》的总部。现在还不到下午三点，我预订的房间还不能入住，于是我把包交给酒店服务员，出去找了个拨打付费电话的地方。翻了会儿电话簿之后，我拨通了芝加哥警察局第三区分局暴力犯罪调查处的号码，找劳伦斯·华盛顿警探。他刚接过电话，我就挂断了。我只想确定他在局里。以记者的身份跟警察打交道，我的经验就是永远不要预约。如果预约了，实际上就是提供了明确的时间地点，让他们可以避开。大多数警察不愿意跟记者谈话，甚至连让人见到他们跟记者在一起都不乐意；而少数那些愿意谈的，反倒得小心警惕。所以，我必须偷偷靠近他们——这就是一场博弈。

挂了电话，我看看表，差不多到中午了。我还剩二十个小时，预订的班机明天一早八点飞往杜勒斯。

我在酒店外拦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调高暖风，从林肯公园取道去贝尔蒙特大街和西大街。走这条路，我就能经过那个叫斯马瑟斯的男孩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从发现他的尸体到现在，差不多正好一年。我想，要是我能找到那个地方，它的模样大概跟发现尸体那天一模一样。

我打开背包拿出电脑，调出昨天晚上从《落基山新闻》资料室里下载的《芝加哥论坛报》剪报。屏幕向下滚动，我浏览着斯马瑟斯一案的报道，直到找到描写发现男孩尸体的那一段。发现者是一名动物园讲解员，当时他刚离开女朋友的公寓，从林肯公园穿行而过，男孩的尸体就在一片积雪覆盖的空地上——正是那年夏天室外地滚球联赛美国对阵意大利的比赛场地。报道中说，那片球场就在克拉克大街尽头靠近威斯康星大街的地方，在那儿能看到位于动物园的红谷仓——那是芝加哥市粮仓系统的组成部分。

路上还算畅通，不到十分钟我们便抵达了公园。我让司机拐进克拉克大街，在进入威斯康星大街的路口靠边停车。

地上积着厚厚的新雪，只有几行脚印横跨而过。人行道的长椅上也积了大约三英寸高的雪。公园里的这片地方看起来就像完全荒废了。我下了出租车，进入球场，知道其实现在已经看不到什么了，但又暗暗有些期待。我不知道具体在期待什么，也许是某种现场氛围吧。刚走到一半，雪地上出现一串脚印，从左向右地截断了我的路线。我跨了过去，继续往前走，又一串脚印从右向左地拦下了我的路，看起来是有一帮人来参加聚会，聚会结束后又沿原路回去了。应该是些小孩子，我想。也许是要去动物园，如果现在还开放的话。我望向那座红谷仓，就在这时，我注意到离我约二十码的一株高大橡树下放着花束。

我朝那棵树走去，凭直觉猜到了我看到的是什么：一周年纪念，以花祭奠。我走到树下，发现这束花——鲜艳的红玫瑰，就像溅在雪地上的鲜血——是假的，用木头刨花制成。有人在树干的第一个分杈上放了一张在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一个男孩双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托腮，冲着镜头露出笑容。他穿着红夹克、白衬衫，还系着一个很小的蓝领结。我猜是他的家人放在这儿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去孩子的墓前寄托哀思。

我环视四周。谷仓附近的几个池塘都结冰了，有几个人正在上面溜冰嬉戏，此外看不到其他人。我又望向克拉克大街，出租车还在那儿等着，街道对面矗立着一栋高大的楼阁式砖塔。我看到雨篷前竖着“海明威故居”的标牌。那名动物园讲解员就是从那栋楼里出来，之后发现了男孩的尸体。

我回头再次望向树杈上的照片，毫不犹豫地伸手取了下来。照片像驾驶执照一样过了塑，以免受风雪的侵蚀。照片的背面只有孩子的名字，其他什么都没写。我把照片放进大衣口袋，觉得也许有一天，我的报道里会用到它。

出租车里温暖而舒适，感觉像身处壁炉里生着火的起居室。驶向第三区分局时，我一路上都在翻阅《芝加哥论坛报》的相关报道。

斯马瑟斯案的惊悚程度与洛夫顿的案子不相上下。那个男孩是在迪威臣街一所小学的活动中心被诱拐的，那个中心还装有护栏。但是斯马瑟斯和另外两个孩子为了滚雪球，走出了护栏的保护范围。老师注意到园区里少了几个孩子，便出去四下寻找，这个时候斯马瑟斯已经不见了。两个十二岁的证人无法向警察说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据他们说斯马瑟斯是突然不见的，当他们滚好雪球抬起头，没有看到斯马瑟斯，他们还以为他躲了起来，准备突然跳出来给他们一记雪球袭击，所以也没去找他。

一天后，斯马瑟斯的尸体在林肯公园那个地滚球场附近的雪堤上被发现。约翰·布鲁克斯警探带领调查人员，花了好几周全天候调查这个案子，却仍然没有得到比那两个十二岁男孩的说法更确切的结论：那一天，斯马瑟斯就那么突然在学校里消失了。

我重读这些报道，试图从中找出与洛夫顿案的相似之处，但并没有什么收获。她是一个成年白人女子，而他是个黑人小男孩。从选择猎物的标准来看，二者差异相当大，但两人都在失踪超过二十四小时以后才被人发现，而且被肢解的尸体都出现在市区公园中。另外，两名受害者生前最后一天都待在孩童非常集中的场所——男孩在自己的学校，女子则是在兼职的托儿所。我不知道这些相似之处到底有什么意义，但至少我找着它们了，它们就是我掌握的全部信息。

第三区分局总部是一座橘红色的砖砌堡垒，这栋两层楼的庞大建筑同样也是库克县第一地方法院的办公地点，所以那扇烟色的玻璃大门总是有市民进进出出。我推开门走进大厅，脚下的地板已经被人们带进来的积雪弄得湿漉漉的。前台的接待台由与建筑外观相同的红砖砌成。就算有人开着车撞坏玻璃大门冲进来，也伤不到接待台后边的警察。当然，站在接待台前的市民就说不好了。

我望向右手边的楼梯，我记得这段楼梯通向警探所在的办公室。有那么一瞬，我想着不如不理会那些接待程序直接上去，但最后还是压下了这个念头。一旦不遵守警察定好的规矩，哪怕只是最寻常的规矩，都会让他们觉得被冒犯了。我走向接待台后的警察，他的视线扫向我挎在肩上的电脑包。

“你这是打算加入我们？”

“不，这里面只有一台电脑。”我说，“我来找劳伦斯·华盛顿警探，有话想跟他谈谈。”

“你是谁？”

“我叫杰克·麦克沃伊，但他不认识我。”

“你有预约吗？”

“没有。我来是为了斯马瑟斯的案子，你可以这样告诉他。”

这个警察的眉毛上扬了有一英寸，都快到额头了。“这样吧，我替你打个电话。你打开包，我们得查查你的电脑。”

我按他说的办了，像在机场过安检那样打开电脑。我先开了机，再关机，然后收起来。这个警察拿起电话，跟电话那边的人说着什么——我猜可能是秘书之类的人。这一过程中他一直注视着我开关电脑的动作。我就知道，只要我提起斯马瑟斯，至少能通过第一回合。

“这儿有个市民，为那孩子的事情找‘短腿拉里’。”他听电话那头说了一会儿，然后挂上电话，“去二楼。上楼梯左拐，沿着大厅一直走，最后一扇门，门上挂着‘凶杀案调查组’的牌子，里面那个黑人就是他。”

“谢谢。”

走向楼梯时，我在心里揣摩着那个警察说的话。他轻易地用“那孩子”指代了斯马瑟斯，而且电话那头的人也完全明白他说的是谁，这一点透露出很多信息，是那些报纸不会涉及的内容。警察办案时，都会尽最大努力抽离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倒是跟那些连环杀手有些相似。如果受害者在你心里不再是一个曾跟你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呼吸、有血有肉的人，他的悲惨遭遇就不会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你。把一个受害者称呼为“那孩子”，却与这一惯例截然相反。他这句话告诉我，即便在一年后，这个案子仍然对整个第三区分局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凶杀案调查组的大厅大概有半个网球场那么大，铺着暗绿色的制式地毯。厅内被分隔成三个工作区，每个工作区设有五张桌子。其中四张桌子两两相对，第五张横着的就是组长的办公桌。我的左手边靠墙摆着一列列档案柜，柜门的把手上挂着锁。工作区后的远处沿着墙设有两间办公室，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可以扫视整个大厅。一间是警长办公室，另一间看上去像是审讯室。我看到那儿有一张桌子，一男一女正在吃三明治，速食店提供的包装纸已经被拆开，摊在桌上充当餐碟。除了这两位，大厅里还坐着三个人，一位秘书坐在靠近门边的办公桌后面。

“是你要见拉里吗？”她问道。

我点点头。她指了指里面的一张桌子，一个男人正坐在桌子后面。那个工作区里只有他一个人。我走过时，他仍埋头看着文件，甚至在我走到他身边时都没抬头。

“外边下雪了吗？”他问。

“还没有，不过快了。”

“总是下雪。我就是华盛顿，你过来有什么事？”

我看了看其他工作区里的另外两名警探，没有人往我这儿瞧上一眼。“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你单独谈谈。我来是为了斯马瑟斯那孩子的事，我掌握了一些情况。”

我用不着看就知道，其他人的脑袋都朝这边转过来了。华盛顿也一样，他终于放下钢笔，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看上去大约三十岁，一头短发却已经染上一抹灰霜，但他仍然是个体格健壮的大块头。不用他起身我就能看出来，他的穿着十分整洁——深褐色西装内搭白衬衫，系着条纹领带，西装几乎罩不住他强壮的胸膛。

“你要跟我单独谈谈？你手上有什么？”

“我们单独谈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来这儿自首的人不少，你不会是其中的一个吧，对不对？”

我不禁笑了。“如果我是呢？没准我就是你要找的真凶。”

“那今天可真是好日子，想什么来什么。好吧，我们进屋里谈谈，但我希望你不是来这儿浪费我时间。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杰克·麦克沃伊。”

“好吧，杰克。如果我把其他人从这儿踢出去了，而你最后却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他们和我都不会高高兴兴送你出门的。”

“我想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这时他站起身来，我才发现他比我预想的要矮得多。他那下半身好像是从另一个人那儿截过来的，两条又短又粗的腿杵在强壮魁梧的上半身下面，怪不得接待台的警察叫他短腿拉里。有这样奇怪的身体比例，不管他穿得多么考究，都会产生一种滑稽的效果。

“哪里不对吗？”他一边向我走来，一边发问。

“呃，没有。我只是……我是杰克·麦克沃伊。”我放下电脑，想跟他握个手，但他装作没看到。

“我们进屋吧，杰克。”

“好的。”

他是在表示不满，因为我刚才很不礼貌地打量他的腿。不过没关系，我跟在他后面走到那一男一女吃午餐的那个房间的门口。他回头瞟了我一眼，目光落到我的包上。

“这里头装的什么？”

“电脑。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想让你看点东西。”

他打开门，那一男一女抬起头来。“抱歉，伙计们，野餐结束了。”华盛顿说。

“可以再给我们十分钟吗，短腿？”那男人坐着问道。

“不可以，现在有位访客。”

他们把剩下的三明治包好，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那男人临走前还瞪了我一眼，估计对我打搅他们用餐很是不满。不过我不在乎。华盛顿示意我进去。我把电脑包放在桌上，桌上有张折叠的标有“禁止吸烟”的指示牌。我们在桌子两边坐下。房间里有一股陈腐的烟味，还有意大利沙拉酱的味道。

“现在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华盛顿问道。

我理了理思路，尽力让自己看起来冷静自持。跟警察打交道的时候我总有不大舒服的感觉，虽然他们的世界一直让我着迷，但我老觉得他们可能在怀疑我，怀疑我干了什么坏事，一直想从我的举动中挑错。“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我是从丹佛过来的，今天早上才到这里。我是个记者，我来这儿是——”

“打住，打住。你是个记者？哪一类记者？”

我看到他左上颌微微一抽，深色的皮肤上掠过一丝愤怒。我已经预料到了。“报社记者，我在《落基山新闻》工作。请先听我说完，之后如果你还想把我扔出去，悉听尊便，不过我觉得你不会这么做。”

“伙计，你这套说辞我听得多了，可没时间跟你在这儿折腾，我不想——”

“如果我说约翰·布鲁克斯是被谋杀的，你怎么看？”

我紧盯着他的脸，看有没有迹象显示或许他早有此想法，但我什么都没发现，他没有表露任何情绪。

“你的搭档，”我说，“我认为他可能是被谋杀的。”

华盛顿摇了摇头。“噢，这倒是有些新鲜，他是被谁谋杀的？凶手是谁？”

“跟杀死我哥哥的是同一个人。”我顿了一下，就这么看着他，直到我确定这一话题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我哥哥是负责凶杀案的警探，在丹佛警察局工作。大约一个月前，他遇害了。他们最初也认定他是自杀的。我开始调查这件案子，一直查到这里。我是个记者，但调查这件案子跟我的职业毫不相干，我是为了我哥哥，现在也是为了你的搭档。”

华盛顿的眉毛已经皱成黑色的V形，他凝视了我很长时间。我等着他把思绪理清楚，他现在站在悬崖边——要么选择相信我，来到我这边；要么把我扔出去。他把视线收了回来，身体向后一靠，从西装内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又从房间拐角拉过来一个金属垃圾桶充当临时烟灰缸。不知以前有没有人告诉他，吸烟会阻碍身体发育。他仰头吐出一口烟，青色的烟雾袅袅上升，在天花板下萦绕不散。这时他探过身子。“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个疯子，来这儿胡说八道。让我瞧瞧你的证件。”

看来他站到了我这边。我掏出钱包，拿出驾照和报社记者证递给他，还有我的丹佛警察局通行证。他仔细检查着这些证件，但我知道，他已经选择把这个故事听下去。布鲁克斯的死一定有什么蹊跷，以至于让他选择听一个并不认识的记者讲故事。

“好吧，”他说着，把证件还给了我，“我相信你是个正经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得相信你的这套说辞。”

“当然。不过我觉得你已经相信了。”

“我说，你到底还要不要把故事讲下去？要不是这里面有些蹊跷，难道你以为我会坐在这儿，听你这套见鬼的……总之，这件事你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

“没有多少，就是报纸上登出来的那些。”

华盛顿在垃圾桶的边缘摁灭了烟，把烟头扔了进去。“那么，杰克，说说你的故事。要不然，帮我个忙，你自己直接从这儿滚出去。”

我不需要照着笔记念，而是给他讲起我哥哥的故事，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因为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大概讲了半个小时，在此期间华盛顿又抽完了两支烟，但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每一次他把烟叼在嘴里，那股轻烟就会蜷曲着向上爬升，将他的眼睛遮蔽得模糊不清。但是我心里清楚，就跟之前韦克斯勒一样，他一定已经觉察到有哪里不对劲，整日牵肠挂肚地想着。“你想要韦克斯勒的电话号码吗？”我最后问道，“他会证实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

“用不着，需要的时候我会自己证实。”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没有，现在没有。”他只是久久注视着我。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核查一下你说的。你住哪儿？”

“芝加哥河下游的那家凯悦酒店。”

“好，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华盛顿警探，这还不够。”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来这儿是为了搜集信息，而不是仅仅向你提供完信息后就回酒店房间，我想跟你打听布鲁克斯的事。”

“听着，小子，我们没有达成这种交易。你来了，告诉我你的故事，这不是——”

“你也听着，别这样高人一等地叫我‘小子’，想把我当成乡巴佬随便打发了。我给了你情报，你也得回报我点什么，这就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我现在没什么可以回报你的，杰克。”

“胡说八道。你可以坐在这里对我撒谎，短腿拉里，但我知道你手上有些什么，我需要你的资料。”

“要来干什么？用这些资料搞出个大新闻，把其他像你一样的豺狼全招过来吗？”

这次轮到我倾身向前了。“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件事跟报道无关。”

我向后一靠，我们俩就这么互相瞪着彼此。我想来一支烟，可身上没带，又不想向他要。这时，一个我刚才见过的警探拉开房门，打破了寂静。“没什么事吧？”

“给我滚出去，雷佐。”华盛顿说。门关上以后，他继续说道：“好管闲事的浑蛋。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对吧？他们正心想说不定你是来自首的，说你杀死了那孩子。周年纪念日到了，没准会出些怪事。等听了你的故事以后，瞧他们会是什么德行吧。”

我想起口袋里那张孩子的照片。“来这儿的路上我路过了那地方，”我说，“那儿放着花。”

“那里常年放着花，”华盛顿说，“孩子的家人一直往那儿送花。”

我点点头，第一次为取走照片而感到内疚。我什么都没说，只等华盛顿再度开口。他的脸色开始缓和下来，身体也放松了。

“你瞧，杰克，我该去核查情况了，还得好好想想。既然我跟你说了会给你打电话，我就一定会打给你。回酒店去吧，做个按摩什么的。不管什么结果，两三个小时内我都会给你回个电话。”

我不大情愿地点了点头，他站起身来，把手臂伸过桌子，张开右手。我跟他握了握手。

“干得真不赖。我的意思是，对一个记者来说。”

我收起电脑，走了出去。大厅里现在人多了些，很多人目送着我出门，我猜是因为我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长到让他们明白我不是个神经病。出了警察局，外面比我来的时候冷多了，而且开始下雪了，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落而下。我花了十五分钟才拦到一辆出租车。

回程路上，我叫司机拐到威斯康星大街和克拉克大街的岔口，然后跳下车，踏着雪跑到那棵树旁，将波比·斯马瑟斯的照片放回我发现它的地方。

12

短腿拉里让我心神不宁地等了一个下午，五点钟时，我试着给他打电话，但他不在第三区分局，也不在“1121”[1]，至少警察局总部是这么说的。凶杀案调查组的秘书拒绝透露他的行踪，也不肯帮我留言。到了六点，我几乎认定被他耍了，可此时我的房门被敲响了。开门一看，正是他。

“嘿，杰克，”他没有进屋，站在门口说道，“咱们出去兜个风。”

华盛顿把车停在专供酒店员工通行的车道上，放了块“执行警务”的牌子在仪表板上，所以没惹出任何问题。我们上了车，离开了酒店。他开车驶过芝加哥河，向北驶进密歇根大道。一路上大雪没有一点变小的迹象，道路两旁满是大堆大堆的积雪。路上见到的许多车子，表面上都积了三英寸高的雪霜。我坐在他的车里，可以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尽管车里的暖风调在高挡位。

“我猜你们那儿也下大雪了吧，杰克。”

“是的。”

他只是找个话题闲聊。对于他到底打算说什么，我其实还是挺心急的，但想了想最好还是等着他按自己的节奏决定什么时候开口。如果有必要，我总会暂时摒弃记者那一套规范，稍后再提问也不迟。

他向西驶入迪威臣街，朝密歇根湖的反方向继续前进。奇迹之路购物区和黄金湖岸闪烁的霓虹灯很快消失在我们身后，两侧的建筑也开始变得破败，看起来很有修缮和维护的必要。我猜我们的目的地可能是波比·斯马瑟斯失踪时所在的小学，但他始终不提。

此时天色已经全黑下来了。我们在高架铁路下面穿行，不久便驶过一所学校。他指了指那学校。“那里就是那孩子上学的地方，就是那个院子。就像其他孩子说的那样，他一下子就失踪了。”他打了个响指，“我昨天在这儿守了整整一天。你知道，一周年嘛。我守在这儿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说不定就会发生什么事，比如那家伙，那个凶手，这时候会回来转转。”

“有什么发现吗？”

华盛顿摇了摇头，陷入沉思。

他依旧没有停车。如果华盛顿是想带我来看看这所学校，车子就不会飞快地驶过了。我们继续向西，最终，眼前出现了一排排林立的红砖塔楼，不知怎的，看上去竟像这座城市的遗弃之地。我当然知道这是哪儿——政府为低收入者建的供给房，芝加哥的贫民窟。墨蓝色的天空下，一栋栋塔楼看上去就像暗淡而麻木的石头山，它们如实地呈现了住在这些房子里的居民的面貌。好一片冰冷和绝望的楼群，无望的贫民徘徊在城市的边缘。

“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我问道。

“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

“当然，我可是在这里上学的——我的意思是说在芝加哥。加布里尼——格林贫民区谁都知道。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是在这里长大的。狂人约翰也是。”

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奇迹。一是因为，他们竟然能在这样的地方活下来；二是因为，他们不仅活了下来，还成了警察。

“这里是黑人贫民的隔离区，每一栋塔楼都是。我和约翰过去常常说，你在这儿唯一有机会在电梯里按下‘上’的按钮的机会，就是你下地狱的时候。”

我能做的只有点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

“而且，还得是电梯没坏的情况下。”他补充道。

我意识到自己从未设想过布鲁克斯是个黑人。打印出来的资料里没有他的照片，相关报道也没有必要提及他的肤色，我就自然而然地认定他是个白人。为什么我会做出这种预设？稍后我得好好想想才行，但现在我还得努力琢磨华盛顿把我带到这儿来究竟想说明什么。

华盛顿驶进一栋塔楼旁边的停车场。这儿放着几个大垃圾箱，外壁上是积攒了几十年的涂鸦和口号。这里还有个锈迹斑斑的篮球架，但篮圈早就不见了，只剩后挡板。他停下了车，但没有关闭引擎。我不知道他是为了让车内暖风一直开着，还是为了保证我们在必要时可以迅速开走。我看到一群穿长大衣的少年，脸色就像天空那样阴沉。他们从离我们最近的一栋楼里冲出来，穿过结冰的庭院，蜂拥跑进另一栋楼。

“眼下你大概正想着，我们他妈的为什么跑这儿来，”这时华盛顿开口了，“没关系，我理解，像你这样的白人小伙子大概都会这么想。”

我还是沉默着，想让他把话说完。

“看那栋楼，你右手边的第三栋。那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地方。我跟着姑婆住在十四楼，约翰和他妈妈住十二楼，就在我们的下一层。这里是不设十三楼的，毕竟运气已经坏到家了。我们俩都没有父亲，至少没有露过面的父亲。”

我觉得他希望我说点什么，但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实在想象不到这两个朋友当年究竟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才得以逃出他刚刚指给我看的那栋坟墓般的塔楼。我只能继续沉默。

“我们是一生的朋友。见鬼，他最后娶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埃德娜。然后我们进了警察局，都分在凶杀案调查组；我们跟着高级警探干了几年后，就向上级申请组成搭档。真他妈爽，我们的申请通过了。我们俩的故事有一回还上了《芝加哥太阳报》。他们把我们分到第三区分局，因为第三区分局的管辖范围就包括这个贫民窟，他们觉得处理这里的事该是我们的专长。很多发生在这里的案子都划归我们负责，不过，当然也还是有轮值这回事。所以，当那件案子发生的时候——那孩子，尸体被发现了，缺了手指头——恰好轮到我俩的班。该死的，那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刚刚好八点整。要是早十分钟，这案子就落到值夜班的同事肩上了。”

他沉默了片刻，很可能在想如果是别人接到报警，这案子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有时候，我们俩办案子或者执行监视任务之类直到深夜，交了班就会开着车跑到这儿来，停在现在停车的地方，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只是看着这儿。”

我突然明白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短腿拉里知道狂人约翰不会对着自己扣下扳机，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为了逃出这样的地方，布鲁克斯经历了多么艰难的奋斗。布鲁克斯从地狱中打拼出了一条路，他绝不可能亲手把自己重新送回地狱，这就是华盛顿要告诉我的信息。

“这就是你相信他不可能自杀的原因，对不对？”

他望着我，点了一下头。“这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但有这条就够了。他绝不可能自杀。我把这些话告诉重案组的人，但他们只惦记着尽快把这个案子了结掉，好抽身出来。”

“所以你凭借的只是自己的直觉。这个案子没有其他蹊跷的地方吗？”

“有一个疑点，但光凭这一点并不能说服他们。我的意思是，他们有他手写的遗书、他在心理医生那儿留下的病历，全在那儿摆着，一切都那么符合他们的假定。他就这样被认定为自杀了，在他们拉上尸袋拉链把他抬走之前，就已经认定了。”

“你说的疑点是什么？”

“有两枪。”

“什么意思？”

“我们先离开这儿吧，吃点东西去。”

他发动汽车，在停车场拐了个很大的弯，随即拐上了大街。我们一路向北开去，驶过的街道全是我从未走过的，但我还是大致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走。上路五分钟后，我便等不及要听故事的下一段。

“有两枪是怎么回事？”

“他开了两枪，你知道吗？”

“真的？报纸上可没写这一点。”

“不管什么案子，警方都不会向外界披露全部细节，但是有两枪是千真万确的，我在他家里看到了。埃德娜发现他的尸体后马上给我打了电话，我在重案组到达之前就抵达了现场。现场有一枪打在地板上，另一枪正中咽喉。官方的解释是，第一枪大概是他想看看自己能不能下得了手，就像练习一样，先给自己打打气，之后的第二枪才是他真正了结的时候。但这根本说不通，至少不能说服我。”

“为什么？那对于这两枪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认为第一枪就打进了嘴里，第二枪是为了留下射击残留物。那个凶手包住约翰的手，再拿起枪，对着地板开了一枪，这样约翰的手上就能留下射击残留物。于是案子被定为自杀，就这么结了。”

“但没有人同意你的看法。”

“一个都没有，直到今天，直到你带着这套埃德加·爱伦·坡的推论出现。我去了重案组，把你的情报和推论都告诉了他们。我郑重提醒他们，这个案子被定为自杀是有问题的。现在他们准备重启这个案子，重新调查。明天早上我们就会在1121召开案件启动会。重案组的头儿打算抽调我过去，让我参与调查。”

“这可真是太好了！”

我望着窗外，好半天说不出话。我太兴奋了，事情正按部就班地顺利推进。现在我已经把这两桩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之前都被认定为自杀的警察死亡案绑在一起了，我推动了两件案子的重启，还找出了案子之间很可能存在的关联。这绝对是个精彩的故事，报道出来一定是个大新闻。而且这些资料就像一枚楔子，拿着它我就可以打入华盛顿的执法基金会，取得那里的研究记录，甚至还可以打进联邦调查局。不过这美梦的前提是，我得抢在警察前头。如果芝加哥或丹佛的警察先联系上了联邦调查局，我最有可能的下场就是被排挤在外，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我了。

“为什么？”我大声问道。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有人要做出这种事？他到底想干什么？”

华盛顿没有回答。他只是驾着车穿行在寒冷的茫茫夜色中。

我们在一家名叫“班房”的酒吧找了个后排的座位吃晚饭，这家酒吧位于第三区分局附近，警察们常来。我们俩都点了当日特价的酱汁烤火鸡，这是适合寒冷天气里吃的好东西。我们吃饭时，华盛顿向我大致透露了重案组调查计划的纲要。他告诉我他所说的一切都不能被引用，如果我想写点什么，只能去找警督要材料，最后也一定是由警督负责领导本案的调查。我出面去要材料是不会有问题的——这个调查正是因为我才得以开展，警督必定愿意跟我谈谈。

华盛顿吃饭的时候习惯把双肘都支在桌子上，看起来就像在保护自己的食物。他时不时在嘴里还塞满食物时就开始跟我说话，不过这是因为他太兴奋了。我也采取了同样的姿势，我得小心翼翼地护住我在调查中的位置，还有我的报道。

“我们会跟丹佛那边的警察一起开工，”华盛顿说，“我们要联手把各自手里掌握的东西都摆出来，看看能发现什么。对了，你跟韦克斯勒通过电话吗？他被你气坏了，小伙子。”

“为什么？”

“你觉得还能因为什么？爱伦·坡、布鲁克斯和芝加哥的这些事，你统统没有告诉他。我觉得你要在那边警察局失去一个可信任的人了，杰克。”

“也许吧。他们那边有什么新发现吗？”

“有，那个公园巡守员。”

“他怎么了？”

“他们为他做了催眠，把他带回事发那天。他说，当他看向车里找那把枪时，看到你哥哥只戴着一只手套。但后来，另一只手套，就是检测出射击残留物的那只，不知怎么又戴回你哥哥手上了。韦克斯勒说他们可以坚定地认定那是一起谋杀案了。”

我点点头，更多是为自己的敏锐感到欣慰，而不是应和华盛顿。“你们跟丹佛警察局都会把案子移交给联邦调查局，对不对？按照你现在说的，这两个案子有关联，而且跨州了。”

“我们还得看看。你得知道，对于跟联邦调查局合作，地方警察可从来不大感兴趣。我们去找他们，他们来了，然后我们就被一脚踢开。每次都是这样，正冲着屁股一脚踢过来。不过恐怕你说对了，到头来很可能只能走上这条路。如果这案子真像我想的那样，也就是你想的那样，联邦调查局终究会来，主持大局什么的。”

我没有告诉华盛顿我正打算去一趟联邦调查局。我知道我必须得第一个赶到那儿。我把餐盘推到一边，看着华盛顿摇摇头，这一系列的发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你现在对这案子有什么想法？我们这会儿谈论的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几种可能，”华盛顿说道，“其一，我们说的凶手其实是同一个人，他出来杀人，再折回来干掉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察。”

我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其二，头一桩凶杀案跟后面的警察遇害案并不相关，凶手只是来到一个城市，等待着，直到发生一桩他看中的或者从电视报道里得知的案子，然后便追踪那位负责调查的警察。”

“有可能。”

“第三种可能就是有两个凶手。这两个城市都是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凶手犯下头一桩案子，紧接着第二个凶手跟进，干掉负责的警察。这三种可能性中，我最不喜欢这一个。这里的问题太多了：这两个凶手互相认识吗？他们是联手作案吗？这会扯得非常远。”

“他们应该是认识的，不然第二个凶手怎么知道第一个凶手会去哪里作案？”

“完全正确。现在我们正集中精力分析第一和第二种可能。我们还没决定到底是丹佛方面过来还是我们派人过去，但两边都得了解那个孩子和那个大学生。我们得找找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任何联系都行，只要找着一个，我们就可以从那儿着手。”

我点点头，思考着第一种可能性——一个人，一个凶手犯下所有这些案子。“如果凶手只是一个人，他真正的目标是谁？”我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问自己而不是华盛顿，“是第一个受害者，还是办案的警察？”

他的眉头又拧成V形。

“也许，”我说，“我们要找的这个家伙就是为了杀掉警察，警察才是他真正的目标，是吧？所以，他利用犯下的头一桩凶杀案——斯马瑟斯和洛夫顿——来钓出他真正的猎物。他在钓出警察。”

我环视四周。还在飞机上的时候，这念头就一直在我脑子里徘徊，现在我大声说出口，仍然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被吓着了，是吧？”华盛顿道。

“是啊，吓人得很。”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恐怖？因为如果真是这么回事，那就绝不止这么两件案子。每当一个警察被认为是自杀，调查总是既迅速又悄无声息。没有哪个警察局想遇上这种事情，所以都会尽快结案。因此这两桩案子之外，肯定还有更多同类案件。如果我们设想的第一种可能是事实，布鲁克斯绝不是这个家伙杀害的第一个警察，你哥哥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还有更多，我敢打包票。”

华盛顿推开餐盘，他吃完了。半小时后，他把我送到了凯悦酒店门口。从密歇根湖吹来的风寒气逼人，我不想站在外面吹风，他说不跟我上去了，不过给了我一张名片。

“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寻呼机的号码都写上了，保持联系。”

“我会的。”

“那就这样吧，杰克。”他伸出手，我跟他握了下。“还有，多谢了，伙计。”

“谢我什么？”

“因为你让他们相信了。为这个，我欠你一份人情。狂人约翰也是。”

[1]2000年6月前，芝加哥警察局总部位于芝加哥市南州街1121号，而后搬离。

13

格拉登凝视着明亮的蓝色屏幕。他还什么都没有做，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电脑屏幕，盯了足足好几秒。这是他长久以来的习惯，可以帮助他清空大脑，排解压力和仇恨。但这一次，他始终无法进入状态，此刻他内心充满了仇恨。

他甩甩头，试图借此甩掉那些情绪，接着把笔记本电脑拉过来放到膝盖上。他用拇指拨动着滚轮，让光标箭头从屏幕上的一个窗口移动到另一个窗口，最后停在了“终端”图标上。他按下回车键，随即选中了自己需要的程序，点击“拨号连接”后开始等待，聆听信号传输发出的刺耳拨号音。就跟生孩子一样，他想，每一次都这么像新生儿可怕的尖叫。连接成功后，屏幕上出现了欢迎面板。

欢迎来到PTL俱乐部

几秒钟之后，屏幕上的文字向上移动，随即出现要求格拉登输入第一组密码的提示。他键入字母后等待密码认证，之后又在提示命令下输入了第二组密码。不到片刻，他的登录被认可了，警示面板出现在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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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任意键继续

格拉登按下回车键，系统提示他有一条未读私信。他轻轻按下相应按键，这条来自系统管理员的讯息跳了出来，填满了笔记本电脑屏幕的上半部分。

承蒙示警，不胜感激。望诸事顺遂，及，闻君身处险境，深表关切。此间一切安好。既见此信，想必君已平安脱困。祝好运，保持联系。（笑）

………………………………………………PTL

格拉登按下R键，又按下回车键，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回复面板。他给这条讯息的发信者回复了一段消息。

不用担心我，一切已经料理妥当。您忠实的朋友现在已能外出走动。………………………………………………PTL

写完之后，格拉登再次键入指令，跳到布告栏的主目录。最终，屏幕上列满了各个版块的目录。每个版块还列出了可读的活跃帖子数量。

1. 主论坛　89

2. 男孩（9岁以上）　46

3. 男孩（9岁以下）　23

4. 女孩（9岁以上）　12

5. 女孩（9岁以下）　6

6. 会员报到　51

7. 沉思与哀诉　71

8. 律政猎犬　24

9. 城市服务　56

10. 实物交易　91

他飞快键入必要的指令，跳转到沉思与哀诉版块，这是最受欢迎的版块之一。他已经读过这里的大多数帖子，也贡献了一些。这些帖子的作者全都在哭诉生活对他们多么不公，以及如果身处一个不同的时代，他们的口味和本能爱好将会多么正当。格拉登总觉得，其实没多少沉思与哀诉，倒是牢骚更多一些。他打开一个署名为“幽灵”的帖子，开始阅读。

我感觉到，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我了。我被宣之于众的时候就快到了，大众将对我着迷，又因我而恐惧。我已经准备好了。像我们这类人，每个人最终只能遮遮掩掩，隐姓埋名，无名之辈必将湮没于世。然而，我将被赋予一个名字，一个称号，它并不能说明我是谁，也无法反映出我的各种技能；它如此轻易地就被决定，仅仅因为它能够被恰如其分地放在小报的头版头条，能够激起民众的恐惧情绪。我们研究着那些令我们恐惧的东西——恐惧促进报纸的销量，增加电视节目的收视率。过不了多久，将会轮到我促进报纸的销量，增加电视节目的收视率。

过不了多久，我将会被追缉搜捕，我将会臭名昭著，但他们找不到我，永远找不到。这是他们绝不会意识到的——我从一开始便做好了准备，静候着他们。

我已经决定，该讲述我的故事了。我想说出这一切。我将录入我拥有的一切，我之所以成为我的一切。通过这些窗口，你们将看到我的生活和死亡。我的博斯韦尔牌笔记本电脑不会做出任何论断，也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字眼而畏畏缩缩。所以，还有谁能比这台笔记本电脑更适合聆听我的自白呢？还有谁能比这台笔记本电脑更有资格成为我的传记作者呢？现在，我将开始对你们讲述我的一切。打开你们的手电筒吧，因为我生于暗夜，死于黑暗。

“有时，人会极端而狂热地爱恋着痛苦。”

我不是第一个写下这句话的人，但我真希望我是。不过没关系，因为我坚信着这句话。我的痛苦就是我的激情，我的宗教。它从不背弃我，它引导着我，它就是我。就在此刻，我可以真真切切地看到这一点。我觉得，那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痛苦就是道路，通向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段旅途，每一个选择。换言之，痛苦铺就了我们的生命之路，成就了我们经历的一切，也铸就了现在的我们。因此，我们应当拥抱它。我们研究着痛苦，而因为它的严酷无情，我们热切地爱恋着它。我们别无选择。

我对此非常明确，甚至是完全理解。我可以转身回望走过的路，看清那些痛苦是如何引领我做出全部抉择。我向前眺望，又清晰地看见它正引我走向何方。我再也不用在这路上艰难前行了。痛苦在我脚下滑动，载着我前行，而我宛如脚踩一条宽大的缎带，在时间的长河中穿梭。最终它将我带到了这里。

我的痛苦是我的磐石，我的倚靠。我是作恶者。我是幽灵。痛苦是我真正的身份。我的痛苦，一直与我同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

一路小心，亲爱的朋友们。

格拉登又读了一遍，他被深深打动了。这段文字触动了他的心。

他退到主菜单，又切换到实物交易版块，看有没有新的买主。还没有。他输入字母“G”，这是表示再见的指令。然后，他关上电脑，合上盖子。

格拉登真希望警方没有收缴他的照相机。他不能冒着风险向他们索回，而剩下的钱又根本买不起一台新的。他心里清楚，没有相机，他就无法完成客户的订单，也就无法赚到更多的钱。他心里的愤怒一层层垒砌着，血管里流淌的仿佛不是血液，而是无数把利刃，从体内把他切割得体无完肤。他决定从佛罗里达的账户里汇过来一笔钱，再买一部相机。

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日落大道上缓缓蠕动的车流。外面就像一个车来车往、永不停歇又永无尽头的停车场。那些汽车尽是些喷烟吐雾的铁家伙，他想，车里的人尽是些鲜活的美好肉体，他们要往何处去？他想知道那些车里会有多少人是和他一样，多少人有跟他一样的冲动，多少人能感受到那扎根血脉中的利刃，又有多少人有听从召唤的勇气。愤怒又一次汹涌地吞没了思绪，就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他体内逐渐化为实体，那是一朵黑色的花，在他的喉咙里舒展着花瓣，扼住了他的呼吸。

他走到电话机旁，拨通了克拉斯纳给的号码。四声提示音后，斯威策接听了电话。

“忙吗，斯威策？”

“你是谁？”

“是我。孩子们怎样了？”

“什么——你到底是谁？”

直觉告诉格拉登应当马上放下电话，别再用这种方式向他们挑衅了，但他实在太好奇了。“你拿走了我的照相机。”他说。

电话里瞬间一阵寂静。“布里斯班先生，你过得好吗？”

“很好，警探，谢谢。”

“没错，我们收缴了你的照相机，你也可以打着靠它谋生的旗号把它要回来，这是你的权利。你要约个时间取回相机吗？”

格拉登猛地闭上眼睛，紧紧攥着电话，直到他反应过来再不松手就要把电话捏碎了。他们知道了。如果他们不知道，准会激他说忘记那部相机吧，别想着再要回来，但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所以想引诱他自投罗网。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到底知道多少？他简直想放声尖叫，但一个更复杂的想法从他脑子里冒了出来，他得保持冷静，跟斯威策周旋。一步都不能再走错了，他这样告诫自己。“我会考虑一下的。”

“好吧，这相机看上去挺不赖的。我还不太了解怎么操作，倒也不介意上手试试。它就在这儿，如果你想——”

“去你妈的，斯威策！”愤怒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咬牙切齿地骂出了这句话。

“你瞧瞧，布里斯班，我只是在履行我的工作职责。要是你对此有什么异议的话，就过来找我，我们一起解决。要是你想把这台操蛋的照相机要回去，你照样也得自己过来拿，我可不打算一直在电话里听你——”

“你有孩子吗，斯威策？”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但格拉登知道斯威策还在听。

“你什么意思？”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

“你在威胁我的家人吗？你这婊子养的杂种！”

这回沉默半晌的人成了格拉登，随后从他的喉咙深处发出一个低沉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逐渐变成一阵疯狂的大笑。他肆无忌惮地尽情大笑，直到他耳朵里听到的、脑海里回想的除了这笑声再无其他。接着，他猛地将听筒狠狠砸在机座上，笑声戛然而止，就像有把刀切断了他的喉咙。他的表情邪恶而狰狞，咬牙切齿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吼道：“去你妈的！”

格拉登再次打开电脑，调出图片文件夹。对于笔记本电脑而言，这台电脑的屏幕已经算目前最高端的，但它的显卡成像依旧不及他在台式机上看到的。不过这些图片还算清晰，足够他卖出好价钱。他一张张浏览着文件夹里的照片——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集，有死人的，也有活着的。他莫名从这些照片里得到了某种慰藉，生出一种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下的美好感觉。

但看着眼前这些照片，想着他犯下的事，他又感到伤感。这些小巧可爱的祭品牺牲了自己，让他得以抚平创伤。他知道这种行为是多么自私，又多么荒诞而扭曲。一想到他用这些孩子的牺牲去换取金钱，他就再也感受不到安慰，相反，他生出一股对自己的深深的憎恨和嫌恶。斯威策和那些人是对的，他就应该被缉捕。

他仰面躺了下来，望着水渍斑驳的天花板，眼中满是泪水。他闭上眼睛，试着入睡，努力去忘记这一切，但他最好的兄弟在黑暗中出现了，就在他眼皮后面的黑色视界里。和往常一样，他在那儿站着，脸紧绷着，嘴唇像一道横亘其上的可怕伤口。

突然，格拉登睁开眼睛看向房门。门口传来一记敲门声，接着就是钥匙插进门锁发出的金属刮擦声，他迅速坐了起来，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斯威策肯定追踪了刚才那个电话，他们猜到了他会打电话过去！

房间的门被打开了，一个矮小的黑人女子站在门口，穿着白色制服，胳膊上搭着两条毛巾。“客房服务，”她说，“很抱歉我这么晚才来，今天实在太忙了，明天我会先为您整理房间。”

他吁出一口气，自己疏忽了，忘了在门把手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没关系，”他一边说，一边迅速走过去，把她拦在门口，“今天只换毛巾就行，不必麻烦了。”接过那几条毛巾时，他注意到女子的制服上绣的名字：伊万杰琳。她有一张可爱的脸庞，他不禁为她做这份伺候人的差事感到可惜。“谢谢你，伊万杰琳。”

格拉登注意到女子的目光越过他投向房内，落在了床上。床还铺得好好的，他昨晚连床罩都没拉下来。于是她点了点头，格拉登觉得她似乎带着一丝微笑。

“您没有其他需要了吗？”

“是的，伊万杰琳。”

“祝您今天过得愉快，再见。”

格拉登关上门转过身来，这时他看到床上那台开着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正是他浏览过的那组照片中的一张。他又转身打开房门，站到门框下那女子方才站立的位置，把目光投向电脑。能看清，能看清那男孩躺在雪地上，身下蔓延的血迹打破了那片完美的、纯白如画布般的冰天雪地。

他急忙跑到电脑旁，敲下自己编写的紧急关机程序。门还开着，他心急如焚。老天啊！他想，我犯了个多么大的错误。

他再次走到门口，迈出房间。伊万杰琳正站在前面的走廊里，身旁是一辆酒店服务推车。她转头回望他，表情倒是毫无异常。不过他明白他必须加以确认，不能把所有赌注都押在这个女人的表情上。“伊万杰琳，”他说道，“我改主意了。我的房间可能还是要整理一番。而且，我还需要补充卫生纸和肥皂。”

她放下正在写的夹纸板，弓身从推车里取出卫生纸和肥皂。格拉登双手插在口袋里，观察着，注意到她正嚼着口香糖，啧啧作响。当着别人的面这么做是非常不礼貌的，就好像他是隐形人一样，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她拿着从推车里取出的物什向格拉登走来，格拉登的双手仍然插在口袋里。格拉登后退一步，方便这个女人进房间。她进去之后，格拉登走到推车前，看了看她放在车上的夹纸板。一一二房间那一栏有一条备注：“只换了毛巾。”

走回房间前，格拉登环视了下四周。这家汽车旅馆是一栋带中庭的两层建筑，每层有二十四个房间，将庭院围在中央。他看到庭院对面的二楼也停着一辆酒店服务推车，正停在一扇敞开的门前，但女服务员不见人影。庭院里的游泳池也冷冷清清的，一个住客也没有。天气太冷了。他肯定这里没有其他人。

他迈进房间，关上房门。伊万杰琳正从浴室出来，拿着从垃圾桶中取出的垃圾袋。

“先生，我们在打扫客房时必须保持房门敞开，这是规定。”

他堵住她走向房门的路。“你看到那张照片了吗？”

“什么？先生，我得打开——”

“你看到电脑上的那张照片了吗？在我床上的电脑里？”他指着那台笔记本电脑，盯着她的眼睛。她看上去非常困惑，但仍然与他对视着。

“什么照片？”她转身看向有些凹陷的床铺，然后又一脸疑惑地转头看向格拉登，渐渐露出愠色，“我没有拿任何东西。如果您觉得我拿了什么，现在就给巴尔斯先生打电话。我可是个诚实的女人。他尽可以叫其他女孩搜我的身。我没拿您的照片，我甚至连您说的照片是什么都不知道。”

格拉登端详了她好一会儿，然后笑了出来。“好的，伊万杰琳，我想你应该是个诚实的姑娘，只是我得确定一下，请你理解。”

[1]原文为Praise The Lord，缩写为PTL。

14

执法基金会位于华盛顿特区第九大道，离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总部只隔几个街区。这是一栋气势恢宏的大楼，我估计里面还有其他负责公共事务的机构和基金会组织。我从沿途那些沉重的大门中穿行而过，迈进大厅，先查看了平面指示图，接着乘电梯来到三楼。

看上去执法基金会占据了整个三楼。一出电梯，迎面就是一张极其宽大的接待台，后面坐着一个体格同样宽大的女人。我们记者管这种台子叫作“欺诈台”，因为坐在桌后的那些雇来的女人，几乎从来不会让你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我告诉她我想见福特博士，他是《纽约时报》那篇关于警察自杀的报道中提到的这个基金会的主管，也是我想查询的数据库的负责人。

“他正在用午餐。你有预约吗？”

我告诉她没有，并把名片放在她面前。我看了看表，差一刻一点。

“哦，啧，一个记者，”她的口气听上去像记者这职业就跟罪犯等同似的，“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你得先去公共事务办公室，由他们决定你是否能跟福特博士谈谈。”

“我明白了。你觉得公共事务办公室这会儿有人吗，还是他们也去吃午饭了？”

她拿起电话，拨出一个号码。“迈克尔？你在办公室还是在吃午饭？我这边有个人，说他是《落基山新闻》的——不，他本来是要见福特博士。”她听了一会儿，说了句“好的”，然后挂了电话。“迈克尔·沃伦会见你。他说他一点半还有约，你最好赶紧过去。”

“好的，问题是赶紧去哪儿？”

“三〇三室。从我后头这条过道一直走，第一个路口右拐，就在你右手边的第一道门。”

我在路上一直想着迈克尔·沃伦这个名字，它听上去很耳熟，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我来到三〇三室门前，发现门开着。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正往外走，看到我，他停住脚步。

“你就是那个从《落基山新闻》来的记者吗？”

“是的。”

“我正想去外边看看，怕你拐错弯了。进来吧，我只有几分钟时间。我是迈克·沃伦，如果你要在发表的文章里提到我，请写成迈克尔，尽管我更希望你用不上这个名字，也用不着采访这儿的职员。希望我能帮到你。”

等他回到那张乱七八糟的办公桌后面，我先自我介绍一番。我们握了手，他请我坐下。桌子的一端堆着一沓报纸，另一端摆着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的若干张照片，摆放的角度让他和访客恰好都看得见。办公室里还有一台电脑，放在他左手边的一张矮桌上，矮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他与总统握手的照片。他脸颊刮得干干净净，穿着白衬衫，系着条深红色领带，衬衫领口略有磨损，大概是经常被下午新长出来的胡茬刮擦，他的外套搭在椅子靠背上。他的皮肤很苍白，与锐利的深色眼睛和又黑又直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

“那么，你到这里有何贵干？你是在斯克里普斯报业集团的华盛顿分部工作吗？”

他说的是斯克里普斯报业集团旗下的一家规模很大的报社，他们的新闻处有许多记者，专门采写华盛顿新闻，供给集团的所有子报刊。这也是格雷格·格伦提及的那家报社，就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他说可以出面请这家报社的记者替我来这儿走一趟。

“不，我是从丹佛来的。”

“好吧，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需要采访内森·福特，或者跟其他直接负责警察自杀项目的专家谈谈。”

“警察自杀项目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课题，负责同他们合作的是奥林·弗雷德里克研究员。”

“是的，我知道这是个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的项目。”

“好吧，让我们看看。”他拿起桌上的电话，但很快又放下，“对了，你事先没打过电话，对不对？我不记得听过你的名字。”

“没有，我刚到华盛顿。这是个突发新闻，你可以这样理解。”

“突发新闻？警察自杀？这听上去可不像那些被截稿时限赶着的报道，为什么会这么急？”

就在这时，我灵光一现，想起了他是谁。“你之前是不是在《洛杉矶时报》工作过？《洛杉矶时报》的华盛顿分社？你就是那位迈克尔·沃伦？”

他笑了，因为我认出了他，或者说认出了他的名字。“是的，你怎么知道？”

“《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的每日综合电讯，我每天都会关注，已经好多年了。我记得你的名字，警政新闻那块几乎成了你的专版，不是吗？你做得真是棒极了！”

“一年前我辞职了，来到了这里。”

我点头不语。每次我碰上那些离开新闻业转投其他行当的前辈，总是会有一阵难以释怀的沉默。通常，这些记者已经精疲力竭了，厌倦了那种不断被截稿时限逼迫、不断撰写稿件的生活。我读过一本由记者写的书，书里这样描述记者的生活：永不停歇地疲于奔命，以免被卷入身后紧追不放的脱粒机。我觉得这是我读过的对记者行当最为精准的描述了。有时候，记者会厌倦被机器追赶的生活，有时候他们会被机器卷进去，只剩下被碾碎后的齑粉。还有些时候，他们设法摆脱了那台机器，用在这一行当里积累的经验谋求了一份能够操纵媒体的稳定工作，而不再是媒体中的一员，也就是沃伦现在在做的这种事。但不知为何，我莫名为他遗憾。他过去那么出色，真希望他自己不会有同样的遗憾。

“你怀念以前的生活吗？”我必须得这么问，仅仅出于礼貌。

“现在还没有。不过每次冒出一个好素材的时候，我就会希望自己还在做记者，跟其他伙伴一起，琢磨一个与众不同的报道角度。但是，这样可是会把人折磨得狼狈不堪。”

他撒谎了，而且我觉得他也知道我看出他在撒谎。他想回到记者行当。“是啊，我都已经开始有这感觉了。”我也以谎言回应，只是为了让他觉得好受些——如果可能的话。

“那么，警察自杀这个题材是怎么回事？你报道的切入点是什么？”他看了看表。

“事实上，直到几天前它还算不上什么重大新闻，但是现在，它绝对是爆炸新闻。我知道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不过我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我只是……抱歉，无意冒犯，只是希望你能保证，我在这儿说的情况不会被透露出去。这是我的报道，我还指望着调查完这一切后能够亲自发表出来。”

他点点头。“不必担心，我完全理解。除非有另一个记者找上门来，明确询问同样的问题，否则我不会和任何记者探讨你将要告诉我的事。不过，说实在的，有可能我不得不跟基金会的其他同事讨论这事，或许还会涉及执法机构，所以在知道我们要谈的内容之前，我不能对你的请求做出任何保证。”

“这很公平。”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他，大概是因为信任一位前同行总是更容易一些，也可能是因为我喜欢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一个能懂得这篇报道价值的人。这是一种炫耀，我也不能免俗。于是我开始了讲述。“我从本周一就开始准备写一篇与警察自杀有关的报道。我知道，这题材已经被人写过了，但我着眼的是一个全新的角度。我的哥哥是名警察，一个月前，他去世了，被定为自杀。我——”

“哦，老天啊，听到这样的事真令人难过。”

“谢谢，但我并不是因为难过才要写这篇报道。我决定写这篇报道，是因为我想理解他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丹佛警察局里他的那些同事也认定他是自杀。我按常规路数开始调查，从律商联讯数据库里搜集材料，就这样追踪到了几篇引用基金会研究成果的文章。”

他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手表，我决定尽快抓住他的注意力。

“长话短说，在调查我哥哥自杀原因的过程中，我查明他没有自杀。”

我看了他一眼。我成功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落在我身上。

“你是什么意思？他不是自杀？”

“到目前为止，我的调查表明，我哥哥的自杀事件是一起被精心伪装的谋杀案。他是被谋杀的，这个案子现在已经重启调查了。我还找到了去年发生在芝加哥的一起同样被认定为警察自杀的案子与我哥哥的案子之间的关联。那个案子现在也重新开启调查了，我今天早上刚从那边赶过来。芝加哥和丹佛的警察，还有我，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正在全国各地杀害警察，之后再伪装成警察自杀。而找出同类案件的关键，可能就在基金会警察自杀研究项目收集的资料里。你们这儿还有最近五年内全国所有警察自杀事件的记录吗？”

我俩对坐着，沉默了好一会儿，沃伦始终盯着我。

“我认为，你最好还是把事件始末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他终于开口说道，“不，先等等。”他抬起手像交警似的做了个停止手势，拿起电话，用另一只手按下一个快速拨号号码。“德雷克斯吗？是我，迈克。好吧，我知道现在才说已经迟了，但我现在走不开。我这边出了点事……不行……咱们只能另约时间了，我明天再跟你谈吧。谢谢，再见。”他放下电话，看向我。“只是一个共进午餐的约会。现在，把你的故事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吧。”

过了半个小时，沃伦打了几个电话安排好一场会议，带我穿过迷宫般的基金会走廊，来到一个标着“383”的房间。这是一间会议室，内森·福特博士和奥林·弗雷德里克研究员已经就座。简单地彼此介绍几句后，沃伦和我坐了下来。

弗雷德里克小姐看上去才二十多岁，有一头卷曲的金发，看起来有些冷漠，于是我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在福特身上。沃伦已经告诉过我，我能否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和帮助，福特拥有完全决策权。这位基金会的主管是位个头矮小的男子，穿着深色西装，风度仪态无不说明这屋里他说了算。他戴着一副宽边黑框眼镜，配玫瑰色镜片，蓄着满腮的胡子，浓密齐整的灰胡须没有半点杂色，与他的头发完美搭配。当我们走进房间，在那张椭圆形大会议桌边落座时，他的视线随我们的移动而变化，脑袋却保持不动。他双肘支在桌面上，两手相扣。

“我们这就开始吧？”一介绍完，他立即开口道。

“我更想让杰克把他刚才告诉我的情况再对你们俩讲一遍，”沃伦说道，“之后我们再讨论。杰克，你介意再复述一遍吗？”

“当然不介意。”

“这次我要做点笔记了。”

我这次讲述的大致内容跟之前对沃伦讲的差不多。不过，我不时又会记起新的细节，虽然没什么重要意义，但还是一股脑地说了出来。我知道必须给福特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是拥有决策权的人，决定我能否得到奥林·弗雷德里克的帮助。

只有弗雷德里克在我叙述时打断了一次。当我说到我哥哥的死亡时，她提到丹佛警察局已经在上周递交了此案的备案。我告诉她，现在她可以把那份备案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了。讲完我的故事之后，我看向沃伦，举手示意道：“有什么我遗漏的吗？”

“没有。”

我们俩都望向福特，等待着。在听我叙述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怎么动。这会儿他陷入了沉思，交握的双手微微扬起，一下又一下轻轻敲着下颌。我暗忖着他是哪一学科的博士，还有经营这样一个基金会需要什么样的管理者。跟博士相比，恐怕政客更合适吧，我觉得。

“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平静地说道，“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这样兴奋，也能明白为什么沃伦先生也这样兴奋。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干的就是记者工作，有时候新闻报道带来的兴奋点依旧在他血管里扎着，就我看，这一点恐怕会阻碍他当下的工作。”

他挥过来的这一拳可真够重的，而且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眼都没看沃伦，而是死死盯着我。

“我不理解的地方就是——事实上这也是我看上去不像你们那样兴奋的原因——这又跟基金会有什么关系？恕我愚钝不能看清，麦克沃伊先生。”

“是这样，福特博士，”沃伦插嘴说，“杰克想要——”

“打住，”福特打断他的话，“让麦克沃伊先生自己告诉我。”

我试着把眼下的情形在脑中做了一番梳理。福特想要的不是一堆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废话，他只想知道能从中捞得多少好处。“我猜整个自杀项目的研究资料都储存在一台电脑里。”

“没错，”福特说，“我们大部分研究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用电脑对案例和数据进行整理和复核。基数庞大的地方警察局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实地研究资料，他们会向我们递交报告——也就是之前弗雷德里克小姐提到的备案。这些资料都会被输入电脑。但数字化的资料并不能意味什么，必须由经验丰富的研究员对这些实例进行分析研究，我们才能明白这些资料的意义。在这个项目里，原始数据的分析工作由我们的研究员和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协作完成。”

“我完全明白，”我道，“我想说的是，你们这里拥有一个与警察自杀事件相关的庞大数据库。”

“我相信过去五六年的资料都在这儿。在奥林加入项目组之前，这项工作就已经启动了。”

“我需要看看你们数据库里的资料。”

“为什么？”

“如果我们是对的——不光我一个人这样认为，芝加哥和丹佛的警探也这么想。我们已经找到了可以关联起来的两起案子，那——”

“看似关联。”

“是的，看似关联。如果这两桩案子的确存在关联，那就意味着还有其他同类案子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在追查一个连环杀人凶手，也许我们会发现有相当数量的警察自杀事件与之关联，当然也可能只有寥寥几件，或者一件都没有，但我想好好核查一番，而你们这里正好有这些数据。你们有各地报上来的六年来所有的警察自杀数据。我想登录你们的数据库，搜寻那些被伪装成自杀的谋杀案，犯下那些案子的嫌疑人或许正是我们要找的连环杀手。”

“你打算怎么着手？”弗雷德里克问，“可是有好几百例这样的案子。”

“地方警察局填好并递交上来的备案，是否包含死者的警衔和职位？”

“包含。”

“那么我们先查查那些侦办凶杀案的自杀警探。我现在有个想法，这个人杀害的是侦办凶杀案的警察，也许在玩那套‘猎物猎杀猎手’的把戏。我不太懂背后的心理学机制，但这就是我调查的着眼点——调查侦办凶杀案的警探。只要我们在一桩案子上有所突破，再去查其他案子就容易了。我们需要研究遗书——自杀事件里死者留下的遗书。从——”

“遗书没有存在电脑里，”弗雷德里克说道，“在每起事件里，如果我们拿到了遗书，那也是复印件，一份打印在纸上的硬拷贝，然后把它归档在档案室里。遗书本身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内，除非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暗示死者自杀的原因。”

“但是你们依然持有遗书的复印件？”

“是的，该有的遗书全都有，在档案室。”

“那我们就从这儿开始。”沃伦激动地插话。

回应他这句话的只是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福特身上。

“还有一个问题，”这位主管最后开口道，“联邦调查局知道这件事吗？”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我说，“我只知道芝加哥和丹佛警察局正在重新启动对这两件案子的调查，依照的是我的思路；之后，一旦他们通过调查确认我的思路是正确的，就会通知联邦调查局，到时就会由联邦调查局接手。”

福特点点头，又说道：“麦克沃伊先生，你能先在外面的接待处稍等片刻吗？在就此事做出决定之前，我想跟弗雷德里克女士和沃伦先生私下谈谈。”

“没问题，”我站起来，走向门口，快跨出房门时迟疑了一下，转身望着福特说，“我希望……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件事做起来。不管成还是不成，谢谢你们。”

在迈克尔·沃伦开口之前，他的脸色已经把结果告诉我了。我坐在接待处粗糙的人造革沙发上，看见他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沮丧地垂着头。看到我时，他摇了摇头。

“回我办公室再谈吧。”他说。

我沉默地跟着他回到办公室，坐在之前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我们两个人都是一副灰心丧气的模样。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就是个浑蛋，”他低声道，“因为司法部掌控着我们的薪水，而联邦调查局等于司法部。这是他们的研究项目——是他们委托下来的，所以在上报联邦调查局之前，福特是不会让你踏进来查阅资料的。任何事情但凡有一丁点越轨的可能，他就不敢做了。你在会议室的时候说错话了，杰克。你就应该说联邦调查局已经知悉此事，而且接手了这个案子。”

“他不会相信吧。”

“重点是，他事后可以说是误信了你的话。一旦此事以后牵扯到他，说他未经联邦调查局的允许就帮助一个记者获取信息，他就可以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你，说他当时以为你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授权。”

“那现在怎么办？我不能就这样放弃。”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咨询他的意见，只是在问自己。

“你在联邦调查局里还有线人吗？我敢担保，这会儿他正在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也许已经直接上报鲍勃[1]·巴克斯了。”

“鲍勃·巴克斯是谁？”

“联邦调查局的要员之一，这个警察自杀的研究项目就隶属于他的团队。”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

“你熟悉的很可能是他的父亲老鲍勃·巴克斯。多年以前，老巴克斯在联邦调查局里可是个超级警察一样的大人物，局里的行为科学部和暴力犯罪缉捕项目都是在他的运作下建立起来的。我猜小巴克斯一心想走他父亲的老路。重点在于，只要福特在电话里跟他汇报完，小巴克斯立刻就会把你的路堵死。所以，你现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联邦调查局里的资源。”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现在完全被逼到了死角。我站起身，开始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老天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的报道……现在我却被排挤出去，被那个又呆又傻的胡茬男给拦下了，他以为他是约翰·埃德加·胡佛[2]啊！”

“应该不是，内森·福特不穿裙子[3]。”

“这笑话他妈的一点都不好笑。”

“好吧，抱歉。”

我重新坐下来。他没有任何想赶我走的意思，虽说我已经没什么要求他办的事了。这时，我终于领悟到他期待我做的事，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之前从没在华盛顿工作过，不知道首都的人是怎么做这事的，所以决定还是用丹佛人直接的方式。“你可以登录那台电脑的数据库，对不对？”我朝他左手边的电脑终端点头示意。

他细细端详了我好一会儿，这才回答道：“该死的，没门儿。我不想当‘深喉’[4]，杰克。你想要的只是发一篇报道，这才是你最主要的目的。你只想赶在联邦调查局的前面。”

“你也是记者。”

“曾经是。现在我在这儿工作，而且也不打算做出什么危害到我工——”

“你知道这篇报道必须被刊登出来，它有那个价值！如果福特现在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他们明天就会赶过来接手，这篇报道就完蛋了。你肯定知道要从联邦调查局内部挖点消息有多困难，毕竟你也干过这一行。那么这篇报道就在此刻、就在这里彻底告吹，或者在一年甚至更久以后才被发表出来，还是一副遮遮掩掩的鬼样子，毫无根据的猜想远远多过事实。要是你不帮我登录这台电脑，结果就是这个。”

“我说了不行。”

“没错，你说得对，我想要的就只是一篇报道——一篇爆炸性新闻。但这是我应得的，你知道这一点。要不是我，联邦调查局还没意识到这些呢，但现在我居然就这么被一脚踢开了……想想吧，想想要是你落得我这个下场，如果是你哥哥被人害死了，你去调查，然后遭遇了跟我同样的事。”

“这些我都想过了，但我只能说，不行。”

我站起来。“好吧，如果你改变主意了——”

“我不会的。”

“听着，我离开这里后，会住进希尔顿酒店，就是里根遭到枪击的那家。”

在离开他的办公室前，我说了这句话，他没有回应一个字。

[1]鲍勃、波比都是罗伯特的昵称和简称。

[2]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任职长达半个世纪，权势极大。

[3]胡佛掌权时，很多人讨厌他，有流言称他私下男扮女装、穿裙子。

[4]水门事件中向《华盛顿邮报》记者提供重要资料、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人。

15

我在希尔顿酒店的房间里消磨时间，先用在基金会得到的那点新资料更新了电脑里的文档，然后给格雷格·格伦打电话，向他汇报在芝加哥和华盛顿发生的所有事情。待我说完，他在电话那头响亮地吹起了口哨。我能想象出他坐在椅子上，惬意地往后一靠抵住椅背，畅想光辉前景的模样。

事实上，我手里的材料已经能写出一篇好故事了，可我还是开心不起来。我想留在前线亲自跑调查，不想落到不得不仰仗联邦调查局或其他调查者的境地，等他们来告诉我他们认为可以公布的消息——还得看他们乐不乐意。我想参与调查。我写过无数篇讲述凶杀案调查的报道，但每一次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去描摹。这一次，我是局内人，而且想要留在局中。在这个案子上，我才是那个领头人。我现在很亢奋，并且意识到这股亢奋一定跟肖恩办案子的心情完全一样。这叫“狩猎”，肖恩就是这样说的。

“你没掉线吧，杰克？”

“什么？噢，我刚才在想别的事情。”

“咱们什么时候能把这篇稿子放上去？”

“这得看情况。明天是星期五，给我点时间，看明天的进展再说。我有预感，基金会的那个家伙会行动的。如果到明天中午还没有他的消息，我就试试打入联邦调查局，我已经拿到了调查局里一个人的名字。如果那里什么都捞不着，我就回丹佛，星期六赶稿，星期天就能见报。”

星期天是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一天。我知道格伦如果想捅个大新闻，一定会选在星期天。

“捞不着也没关系，”他说，“就算我们现在收手，单凭你手头上有的就足够干票大的了。你查出了一个正在全国范围内晃荡的连环杀手，神不知鬼不觉地四处猎杀警察，依旧安然无恙，谁知道他已经这样干了多久。这篇报道将——”

“我们的材料还不够硬，什么都没证实，目前只有两例跨两个州的案子来佐证可能存在这么个连环杀手。”

“这样已经他妈的够了，一旦联邦调查局插手进来，这案子立刻升级为全国大案。《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些大佬都得跟在我们屁股后头打转。”

是跟在我屁股后头打转——我真想这么说，但还是忍住了。他这番话揭示了新闻业背后的残酷真相——这行业跟无私奉献毫不沾边，既不是为了服务大众，也跟民众的知情权没什么关系。新闻就是竞争，打垮对手，扬名立万；新闻就是哪家报纸搞到了独家报道，哪家报纸又被甩在后头；新闻就是一年结束的时候，看谁能捧得普利策奖。这是种挺悲观的想法，但在这一行干了这么多年后，我只剩下这种愤世嫉俗的想法了。

当然，如果我说我不享受爆出全国大案或独家新闻，瞅着所有人跟在我屁股后头打转的风光，那就是在撒谎。我只是不喜欢像格伦那样把这些话到处嚷嚷。另外，还有肖恩的原因，这一点我从没忽略过。我想逮住那个杀害他的凶手。我要逮住凶手，这个念头胜过其他一切。

我向格伦保证有任何进展都会向他汇报，然后挂了电话。我在房间里踱着步，这时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暗暗憧憬着那些美好前景。我想这篇报道会给我的履历表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绝对能让我跨出丹佛，只要我乐意。说不定还能把我带进报刊业的三巨头城市——洛杉矶、纽约和华盛顿，至少是芝加哥或者迈阿密。不仅如此，我甚至开始想象一份找上门的出版合同了——基于真实案件的书可是拥有庞大的市场。

我赶紧把这些念头甩开，顿时有些羞愧。幸好没有人能知悉我们内心的隐秘念头，否则，我们一个个狡诈世故而又自我膨胀的傻瓜模样都得显形。

我得出门转转才行，但又不愿意错过可能会打进房间的电话。我打开电视，里面尽是一堆使尽浑身解数争夺收视率的脱口秀节目，内容也是底层白人日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一个频道讲着脱衣舞女的孩子，另一个频道里色情明星的配偶们正为伴侣的职业而吃醋，第三个频道上某些男人正口出狂言地宣称女人就是要时不时被揍上一顿才能变得本分。我关上电视，突然冒出一个预感：我就应该走出房间去外面转转。这预感在向我担保，只要我不在房间里等电话，沃伦就会打过来。我的预感总是很准，于是我决定就这样做。我只希望他能留下一条留言。

这家酒店坐落于康涅狄格大道，离杜邦环岛不远。我向环岛的方向走去，在一家名叫“神秘书屋”的书店停下，买了本艾伦·拉塞尔写的《多重创伤》。我记得之前不知从哪儿读过一篇对此书评价不错的书评，这会儿阅读可以让我忘掉那些烦心事。

跨进希尔顿酒店之前，我花了些时间绕着酒店转了转，想找找当年欣克利拿枪等候里根的地方。相关报道里的那些照片我记得清清楚楚，可就是找不到那个地方。我怀疑酒店可能经过了一番修缮，大概这就是那地方没有成为一处旅游景点的原因吧。

身为一名负责警政新闻报道的记者，我就是专职目击死亡的游客。我眼皮眨都不眨地从一桩凶杀案换到另一桩凶杀案，从一处可怕的犯罪现场来到另一处骇人的犯罪现场。这就是我的工作。回到酒店大堂，走向那排电梯时，我思考着这些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我本身就不怎么正常，否则我怎么就这么想知道欣克利等候里根的地方在哪儿呢？

“杰克？”

我在电梯口停下，回头望去。是迈克尔·沃伦。“你好。”

“我给你房间打了电话……我还以为你不会出门。”

“我只是出去散了个步。我都以为指望不上你了。”我笑着回答，心里满怀期待。这一时刻注定将带来许多改变，尤其是对我来说。他换下了之前在办公室穿的那套西装，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套头毛衣，胳膊上搭着一件花呢大衣。他遵守了一个密线的行为准则——亲自赴会，而不是留下一条可能被追踪到的通话记录。“你想上楼去我房间谈，还是就在酒店大堂？”

他走向电梯，说道：“你的房间。”

我们在电梯里没有谈跟事件相关的要紧话题。我又瞄了眼他的打扮，说道：“看来你已经回家一趟了。”

“我就住在康涅狄格大道另一头的环城快道，在马里兰州，没多远。”

我知道出了环城快道就是跨州的长途电话了，怪不得他没先给我打电话。我也猜到，这家酒店正好在从他家到基金会的路上。我顿时感到一阵兴奋——沃伦就要转到我这边了。

走廊里一股潮气，闻起来跟我住过的所有酒店一模一样。我掏出房卡，把他请进房间。电脑仍开着，放在小桌上，长大衣和我带过来的唯一一条领带扔在床上。除此之外，房里还算整洁。他把大衣扔到床上，然后我们在房间里仅有的两把椅子上坐下。

“你有什么发现？”我问。

“我做了检索。”他从后裤兜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我登录了数据库，调出了主计算机里的文档。今天下班前，我进入数据库，检索了实地案例版块，统计了生前负责凶杀案的自杀警探，只有十三个人。我把他们的名字、所在警察局和死亡日期打印了出来，都在这里。”

他把那张折起来的纸递给我，我尽可能轻手轻脚地接过来，仿佛接过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片金叶子。“不胜感激，”我说，“你的搜索会在电脑里留下记录吗？”

“我还真不能肯定，但我想应该不会。那个系统差不多是完全开放的，不过我不知道系统有没有搭载安全追踪的选项。”

“谢谢你。”我再次道谢。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总之，拿到这部分资料还算很容易，”他说，“难的是进入档案室翻查那些备案，那会花费不少时间……我来就是想问问，你是否愿意来搭把手。那些受害者中谁更重要，想必你比我更清楚。”

“什么时候？”

“今晚，这是唯一的机会。档案室下班就会上锁，但我有一把钥匙，因为有时候我需要进去翻出点压箱底的旧材料应对媒体。如果我们今晚不行动，那些纸质文档明天可能就不在这里了。我有一种预感，联邦调查局不会让这批文档继续躺在这儿，尤其在知道你要求查阅这批材料之后。他们明天就会到这里，抢走这批文档将会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这些是福特说的吗？”

“不完全是。我从奥林那儿打听到的。福特没向巴克斯汇报，而是告诉了蕾切尔·沃林。他说她——”

“等等，蕾切尔·沃林？”我听过这个名字。我想了一会儿，记起她就是那个侧写师，肖恩曾将特丽萨·洛夫顿一案呈报联邦调查局请求暴力犯罪缉捕项目的支持，在收到的回执中，侧写报告上署的就是这个名字。

“是的，蕾切尔·沃林，她是联邦调查局的心理侧写师。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这个名字听着耳熟。”

“她在巴克斯手下工作，类似调查局和基金会自杀研究项目之间的联络员。总之，奥林说她告诉福特，准备调看所有的文档，没准还想和你谈谈。”

“如果我没先找她谈谈的话。”我站起来，“咱们这就走吧。”

“听着，还有件事。”他站起来，“这件事我没参与，明白吗？你也只能把这些文档当作调查工具，绝对不能在你的报道里说你进入基金会查阅文档，甚至你都不能承认曾经见过这批文档，一份都没见过。这可关系到我的饭碗，你同意吗？”

“当然了。”

“那就明确说出来。”

“我同意，我同意你刚才提出的全部条件。”

我们向门口走去。

“真有趣，”他说道，“之前那么多年我都是打探消息的人，竟从来没真正意识到，那些线人为我担了多大的风险。现在我成了线人，想想还真是有点心惊胆战。”

我只能看着他，点头表示理解。我怕要是说错了什么，他就改变主意，径直回家了。

他开车带我前往基金会，路上，他又临时添了几条规矩。

“在你的报道里不能出现我的名字，明白吗？”

“好的。”

“还有，所有从我这里得到的消息，也不能写成‘据基金会内部消息’，只能写成‘参与此调查的人士’，明白吗？这种提法能多少替我掩护一下。”

“好的。”

“你这次要找的只是一些或许跟那个凶手相关联的名字。如果你找到了那些名字，没问题，但之后你不能在报道里说你是怎么查出这些名字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咱们都是干这一行的。你会很安全，迈克。我不会出卖任何一个线人，从来不会。我要做的只是利用在这边查到的消息去查出其他更确凿的证据，这里的消息只是幕后的蓝图。你说的那些都不是问题。”

他安静下来，但没过多久那些疑虑又悄悄爬上他的心头。“不管怎样，他们最后准会知道泄露消息的人是我。”

“要不，咱们就这样收手？我真不想害你砸了饭碗。我可以等联邦调查局施舍我点东西。”

我并不想寄希望于联邦调查局，但我必须得给他选择权。我还不至于那么冷酷，为了发篇报道就让一个人丢掉饭碗。我的良心会过意不去。而且我手里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只要到了沃林手里，你就别指望联邦调查局了。”

“你认识她？她很强硬吗？”

“没错，岂止强硬，简直铁石心肠。我之前试过跟她套近乎，她直接叫我闭嘴。我听奥林说过，她前不久离了婚。我猜她现在的心情还保持在‘男人全是猪’那种模式，我估计她会一直保持下去。”

我没再接话。沃伦必须自己做决定，我不能再左右他。

“福特那边不要紧，”他最后说道，“他就算能猜出是我泄密，也拿我没办法，我只要抵死不认就是。除非你这边违了约，不然他除了疑神疑鬼，什么都做不了。”

“我这边不会有什么让你担心的。”

他在离基金会半个街区的宪法大街找了个停车场，停了车。我们一下车，呼出的气直接化为白雾。我有些紧张，不光是他要担心他的职位是否保得住，我想我也一样。

没有遇上需要撒谎糊弄过去的警卫，也没有一个加班的员工蹦出来吓我们一跳，沃伦用钥匙打开了前门，轻车熟路地带我走向目的地。

档案室大约有一个双车位的车库那么大，立着一排排八英尺高的钢制文件架，架上堆放着贴有不同颜色标签的马尼拉纸档案袋。

“我们现在怎么做？”我轻声问道。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起来的打印纸。“自杀研究项目的档案有专门分区。我们找到这些名字所在的卷宗，将资料都拿到我的办公室，把我们需要的页面复印下来。我走的时候没关复印机，这会儿连预热都不需要。还有，你也不用压低声音，这里已经没人了。”

我注意到他用了好几次“我们”这个词，但我什么都没说。他领着我来到文件架之间的走道，架子上贴着打印出来的项目名称标签，他一边用手指一个个点过去，一边喃喃念出声来。终于，他找到了自杀研究项目的标签，这些卷宗上都贴着红色标签。

“在这儿。”沃伦抬手指向那些卷宗。

它们很薄，却占据了足足三个文件架。奥林·弗雷德里克是对的，这些卷宗真有好几百份。每一张凸出的红色标签都代表着一份标志死亡的文件，这些文件架承载了多少伤痛啊。现在我只能希望当中很少一部分不属于这里，希望只有少数警察是被谋杀后再由凶手伪装成自杀。沃伦将那张打印纸递给我，我扫了一眼上面列出的十三个名字。

“这里这么多自杀事件，负责凶杀案的警察只有十三个？”

“是的。这个项目收集了一千六百例警察自杀事件，每年大约三百例，但其中大部分都是街头巡警。负责凶杀案的警察经常见到尸体，我猜对他们来说，赶到案发现场时，命案带来的冲击已经过去了。这些警察一般都是警队里最优秀、最聪明、最坚强的。看上去，他们吞枪自尽的概率要比不负责凶杀案的警察小得多，所以我只查到了十三例。你哥哥和芝加哥的布鲁克斯的卷宗也找到了，但我想你手头上肯定已经有了。”

我点了点头。

“这些档案应该都是按字母排序的，”他说道，“你给我念清单上的名字，我来抽卷宗，还要把你的记事本给我。”

找出那些卷宗只花了不到五分钟。沃伦从我的记事本上撕下十几张空白页，插在抽取出卷宗的位置，这样复印完放回去时就能很快找到地方。这工作真够紧张的，虽说不像《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那个停车场里跟深喉那样的线人碰头，干下拉总统下马的大事，但我的肾上腺素依旧上涨得厉害。

虽然我的线人不是深喉，但有的准则是共通的。一个线人，无论他提供的线索是什么，总是基于某个理由或动机，才会冒险跟你站在同一战线上。我看着沃伦，却猜不透他真正的动机。这会是一篇绝佳的报道，但又不是他的报道。他这样帮我，除了心下明白自己参与了这件事之外，不能获得任何收益，仅仅参与就知足了吗？我不知道，但我明白，在履行记者与线人之间神圣契约的同时，我必须得跟他保持距离，直到我了解他的真实动机。

档案在手，我们迅速穿过两道走廊，回到三〇三室。沃伦猛地停步，跟在后头的我差点一头撞上他。他办公室的房门开着，留着道两英寸的门缝。他指着门缝，冲我摇摇头，示意他离开时关了门，并没像这般敞开两英寸。我耸了耸肩，示意这是他的地盘，他得决定下一步行动。他凑近门缝，侧过脑袋，竖着一只耳朵听里面的动静。我也听到了什么声音，似乎是碎纸机在碎纸，接着是一阵嗖嗖声。我只觉头皮一阵发麻，似乎有根冰冷的手指摩挲着我的脑袋。沃伦转身面对我，表情也颇为疑惑，就在这时，房门从里边被拉开了。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先是沃伦惊得跳了一步，接着是我，然后是站在门口的小个子亚裔男子，他一只手拿着鸡毛掸子，另一只手拽着个垃圾袋。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对不起，先生，”这个亚裔男子说道，“我在打扫您的办公室。”

“哦，好的，”沃伦挤出一丝笑容，“真是有趣的邂逅。谢谢你。”

“您没有关复印机。”他说完便拿着东西沿着走廊走开了，取下一把用链子系在腰带上的钥匙，打开了另一间办公室。

我瞟了一眼沃伦，笑着说：“你是对的，你做不了深喉，瞧把你吓的。”

“彼此彼此，你也当不了罗伯特·雷德福[1]。咱们走吧。”

他叫我关上门，重启那台小型复印机后，绕到办公桌后坐下，手里仍拿着那些卷宗。我则坐到白天拜访时坐过的那把椅子上。

“好了，”他说，“咱们开始吧。每一份卷宗都有一段概要描述，任何遗言或者有意义的细节都会被列出来。如果你觉得是我们需要的，就复印下来。”

我们开始浏览这些文件。虽然我很欣赏沃伦，但也不愿意把一半卷宗交给他来判断是否符合我的推论。我想亲自查看所有卷宗。

“记住，”我说，“我们要找的是一切用词华丽的遗言，看上去带点文学性，像是从书里截取下来，或者像一首诗，诸如此类的。”

他合上正在看的那份文件，把它丢在那沓卷宗上面。

“怎么了？”

“你不信任我，你不放心让我来干这事。”

“不，我只是……我只是想确保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仅此而已。”

“你看，这真荒唐，”他说道，“咱们应该直接把所有文件都复印一份，然后离开这儿。你可以把它们全带回酒店慢慢看。这样更快，也更安全。你也不需要我帮忙。”

我点点头，意识到我们早该这样做。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他操作复印机，我把文件从档案袋里掏出来，一张张地递给他，复印完一份再换一份。这台复印机的速度很慢，它本就不是为复印大批材料而设计的。

全部复印完之后，他关上复印机，叫我在办公室等他。“我忘了这会儿还有清洁工。我一个人把这些卷宗送回档案室更妥当些，然后再回来接你。”

“好的。”

他离开了，我则开始翻阅复印好的文件，但神经还是绷得紧紧的，始终无法集中注意力看下去。我只想带着这些复印件冲出房门逃之夭夭，趁着还没有发生任何变数。为了让时间不那么难熬，我扫视着他的办公室，拿起桌上那张他的全家福照片——美丽娇小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还没到入学年龄。我还没来得及放下手里的照片，房门就被打开了。沃伦走了进来，我顿时感到非常尴尬，但他并未在意。

“好了，大功告成，咱们走。”

我们在夜色的掩护下，像两个间谍似的悄悄溜了出去。

回酒店的路上，沃伦几乎没说话。我猜是因为打这以后这件事就跟他没关系了，而他也清楚这一点。我才是记者，他只是线人，这是我的报道。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嫉妒和渴望，因为这篇报道，因为这份工作，因为他过去的记者生涯，因为他曾经拥有的一切。

“嘿，老兄，你当时急流勇退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问道。

这一次，他没有拿废话搪塞我。“因为我的妻子、我的家庭。那时我几乎没回过家。一个接一个的重大事件，我得一个个追着去报道。到最后，我不得不做出选择了。有时候，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有时候我又不这么想，就像今天，我就后悔辞职。他妈的这篇报道多棒啊，杰克。”

这一次沉默的人换作我了。他驶进酒店的正门入口，又兜了个大圈子才开到大堂门前，隔着挡风玻璃指了指酒店右侧。

“看到那边了吗？那就是里根遇刺的地方。我当时就在那儿。我们当时蹲点的地方离欣克利就他妈五英尺，他甚至还问我几点了。当时几乎没有别的记者，那时候，绝大多数记者不愿费神在大人物离场的地方蹲守。不过从那以后，他们就知道要蹲守出口了。”

“太厉害了！”

“是啊，那可真够精彩的。”

我转头看着他，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然后我们俩都大笑起来。我们都知道，只有在记者的世界里，这种事才称得上精彩。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比目击到一场针对总统的刺杀行动更精彩的，就是目击到一场成功的刺杀总统行动，只要你别在交火中吃到颗子弹。

他在门前停下车，我跨出车门，又转身把头探进车里。“经历那件事的你，才是真正的你，伙计。”

他笑了。“或许吧。”

[1]美国著名演员，在电影《惊天大阴谋：水门事件》中饰演与深喉接头的记者。

16

十三份卷宗，每一份都很薄，其中包括由联邦调查局和执法基金会共同制定的一份五页的制式问卷，还包括由死者的同事提供的几页说明或证明材料，描述死者遭受的工作压力。

这些案卷描述的故事大多类似——工作压力、酗酒、婚姻危机和抑郁。警察抑郁症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症状，不过其中抑郁是关键。几乎所有的卷宗都提到死者生前表现出不同形式的抑郁，这种工作本身造成的沮丧悲观心绪不断地折磨着他们。也有几份卷宗提到死者因某件被委派负责的案子而饱受精神折磨，不过很少。这些案子有尚未破获的，也有已经解决的。

我迅速浏览了每份卷宗的结语部分，又把几桩案子排除在外，因为这几桩案子都有各种原因能证实是自杀，要么被好几个证人目睹了自杀经过，要么有其他证据排除他杀的可能。

还剩下八件案子难以排查，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件——至少卷宗里扼要的结语显示——看上去都符合我的推论。每一件案子里，都明确提及有某件凶杀案曾给负责调查的警察造成沉重的压力。一桩未侦破的案件给警察带来的沉重心理负担，以及现场留下的引自爱伦·坡诗句的遗书，就是目前我所掌握的这系列案子的基本模式。我只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剩下的八件案子是否属于这一系列被精心伪装成自杀的连环谋杀案。

按照我拟定的这个标准，研究完八名受害者留下的遗书后，又有两件案子被排查出局。这两件案子里，两名去世的警察都给某位特定的人留下了遗书，一个写给母亲，另一个写给妻子，恳求亲人的原谅和理解。遗书里也没有任何看上去像引用自诗歌的句子，或者确切地说，没有任何文学色彩。排除这两件案子后，我手里还剩下六份卷宗。

抽出其中一份，细读完卷宗之后，我拿起受害者的遗书——只有一句，与我哥哥和布鲁克斯留下的类似——附在本案经手警官撰写的调查报告的补遗里。读着这一行字，顿时仿佛有一束电流击穿我的身体，我难以控制地打了个冷战，因为我知道这句诗。

邪恶的天使在我身旁逡巡

我飞快地翻开记事本，翻到记录《黑甜乡》节选的那一页，那是劳丽·普莱恩从光盘上找到并诵读给我听的。

沿着一条阴暗孤寂的小径，
只有邪恶的天使在旁逡巡；
那儿有个尊号为暗夜的幽灵，
高居黑色王座发号施令。
我已回归黑甜乡，却是新抵，
吾之来处是荒凉萧瑟的极北之地——
那是片奇异的莽莽荒原，庄严超群，
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

我打了个冷战。我找到了。我的哥哥，与这名被认定为朝自己胸口和太阳穴分别开了一枪的来自阿尔伯克基市的莫里斯·科泰特警探，都留下了一行爱伦·坡的诗句作为遗言，并且诗句引自同一诗篇的同一节。我的钥匙终于找到了匹配它的锁。现在都对上了。

然而，这种推论得以验证的兴奋很快就转为越来越深的愤恨。我对我哥哥和其他人的遭遇感到愤怒。我对那些活着的警察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没能早一些查到这些线索，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划过韦克斯勒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终于说服他相信我哥哥死于谋杀。“连一个他妈的记者都……”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现在我理解了他的愤恨，但是我意识到我最恨的就是那个犯下这一切命案的人，而我对他了解得实在太少了。用这个凶手自己的话来讲，他就是个幽灵，我在追踪一个鬼魅的幽影。

通读完剩下的五份卷宗花了我一小时。我在其中三份上做了些笔记，剔除了另外两份。其中一件案子之所以出局，是因为我注意到其案发日期正好跟约翰·布鲁克斯的遇害日期是同一天。如果两件案子有关联，那么凶手不可能在同一天于不同的城市实施犯罪。

另一件案子里，死者自杀——除却其他因素外——主要是受到一桩穷凶极恶的绑架杀人案带来的冲击和绝望，受害者是一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年轻姑娘。自杀的警探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初看上去，这桩自杀案符合我构建的模式，应当进一步核查，但读到报告的最后，我发现这位警探已经破获了这起绑架杀人案，并且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这就超出我的模式划定的界限了，而且很显然也不符合芝加哥的拉里·华盛顿所提出的并被我认可的观点，即杀害第一位受害者和杀害负责侦破此案的警察的凶手应当是同一个人。

引起我兴趣的最后三件案子——除科泰特那件外——之一是加兰·佩特里案，一位达拉斯的警探，先是前胸中了一枪，然后面部又挨了一枪。他留下的遗言是：“何其不幸，我知道，我的力量已被侵夺。”我固然不了解佩特里，但我从没听说一个警察会使用“侵夺”这个文绉绉的词。这行被认为是他亲笔写下的遗言太有文学性了，我无法想象这句话竟出自一个自杀警察的笔下，出自一个自杀警察的心里。

第二件案子里，遗言同样只有一句话。克利福德·贝尔特伦，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县治安警署的一名警探，三年前被认定为自杀身亡——是这一系列案子中最早发生的——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简单地写道：“主啊，救赎我可怜的灵魂。”同样地，就我看来，这句遗言的遣词造句不像是出自警察之口，任何警察都不会这么说话。虽然这只是一种直觉，我还是将贝尔特伦的案子纳入了自己的名单。

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案子，是巴尔的摩警察局专门负责凶杀案的警探约翰·P·麦卡弗蒂的自杀案。案卷里并未提及死者曾留下遗书，但我还是把这件案子添加到名单里，因为他的死亡与约翰·布鲁克斯之死出奇相似。和布鲁克斯一样，麦卡弗蒂也被认定先朝自己公寓的地板开了一枪，然后又向自己的喉咙开了致命的一枪。我记得劳伦斯·华盛顿说过，这是一种能够让死亡警探手上沾染射击残留物的方法。

四个名字。我研究着他们的卷宗和刚才记下的笔记，然后从旅行包里掏出之前在博尔德城买的爱伦·坡文集。

这是一本很厚的书，收录了已被确认或推测为爱伦·坡创作的全部诗文小说。我查了下目录，发现光是诗歌就占了七十六页。我意识到这个漫漫长夜还得延续更久，便通过客房服务点了壶八杯分量的咖啡，又叮嘱他们顺便送来些阿司匹林以防头痛。我很确信，喝下这么多咖啡因，我的头会炸的。之后，我开始了夜读。

我不是那种害怕孤独和长夜的人，从未害怕过。我已经独自一人生活了十年，曾经一个人在国家公园露宿，也曾为了写篇报道独自穿行在烧毁的废墟上。我曾坐在黑暗的汽车里，守在更加黑暗的街头，等待跟候选人、帮派成员或者胆小的线人会面。当然，等待帮派成员的时候，我还是会心生怯意，但我从不惧怕在黑暗中独处也是事实。不过我不得不说，这个晚上，爱伦·坡的诗句却让我心里一阵阵发冷，或许是因为孤身一人住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酒店房间里，或许是因为正被一份份记录着死亡与谋杀的卷宗重重包围，又或者那时我莫名地觉得我死去哥哥的亡魂正在我身边飘荡，也许还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阅读的这些诗句可能正在被人恶毒地使用。不管是什么原因，在夜读爱伦·坡的过程中，我的心里始终感到一种沉甸甸的恐惧，甚至在我打开电视用节目的声音充当背景音后，那种恐惧仍然盘亘在我的心头。

我躺在床上，靠着枕头，把床头两侧的灯都打开，在一片通明下继续阅读，但当门外走廊突然响起一声尖锐的大笑时，我仍然被吓得差点弹起来。我重新倒下去，舒舒服服地躺到枕头上压出来的凹坑里。正当我读着一首名为“谜”的诗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又把我吓了一大跳，这种双响的铃声跟我家的电话铃声完全不同。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半，我猜是丹佛的格雷格·格伦打过来的，丹佛和这儿有两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才十点半。

一拿起听筒，我便意识到自己猜错了。我没有告诉过格伦我住的是哪家酒店。

打来电话的人是迈克尔·沃伦。“我只是打来确认下你怎么样——我猜你还没有睡——顺便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他再一次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因为他太过自愿地卷入其中了，而且提问太多，这跟以前向我秘密提供消息的线人完全不一样。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甩掉他，毕竟他为我冒了那么大风险。“我还在研究那些卷宗，”我说，“这会儿正在读埃德加·爱伦·坡的诗篇，把我自己给吓坏了。”

他笑出了声，纯礼节性的。“目前掌握的自杀案子中，有看上去值得跟进的吗？”

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嘿，你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家里。为什么这么问？”

“你不是说你住在马里兰州吗？”

“是啊。哪里出了问题？”

“那么，这就是一个计费的长途电话，对不对？那就会在电话单上留下记录，显示你往我这儿打过电话啊，伙计，你怎么没想到这个？”我不敢相信他会这么粗心大意，尤其是在联邦调查局和沃林探员已经准备插手这个案子的情况下——这还是他自己告诉我的。

“噢，见鬼，我……我想应该没什么要紧的。没有人会想到调查我的通话记录，我又不是泄露了什么国防机密，还大声嚷嚷出来。”

“我不知道，你比我更了解联邦调查局。”

“别担心这个了。你有什么发现吗？”

“我刚才说了，我还在看卷宗。我找到了几个可能有关联的案子，但就是几个而已。”

“也不错，嗯，干得好。我很高兴，这个结果对得起我们的冒险。”

我点点头，然后才意识到他看不到。“是的，非常值得，还是那句话，多谢了。我得继续工作了。这会儿我都有些困了，想在没精神之前把这些卷宗看完。”

“好吧，我就不打扰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给我来个电话，跟我说说你那边的进展。”

“我不确定这是个好主意，迈克尔。我觉得咱们还是低调行事为好。”

“好吧，你说了算。不管怎样，我猜我最后总能在报纸上读到所有的故事。你有截稿时限吗？”

“没有。编辑还没跟我提过截稿的事。”

“那你可真是碰上了个好编辑。总之，继续干吧。狩猎愉快。”

我很快又回到诗篇辞章的怀抱。诗人已经死了一百五十年，但仍从坟墓中伸出手攫住了我。爱伦·坡是营造气氛、掌控节奏的大师，作品中的气氛是如此阴郁，节奏常常近乎癫狂。我觉得这些阴郁癫狂的诗句恰如其分地映照出我的生活。“我孑然独居，在一个呻吟不已的世界里，”爱伦·坡这样写道，“我的灵魂是一潭死水，潮来不惊。”至少在这一刻，这些极具穿透力的诗句是如此贴合我。

我继续读下去，当读到那首《湖》时，已经完全沉浸到了诗人的愁思与忧伤中。

可是当夜色脱下了她的幕纱，
罩住了那湖，笼住了海角天涯，
神秘的风啊，从我耳边拂过，
呢喃低低，如美妙的乐章——
然而——就在这时，我猛然惊醒，
被这片孤湖的恐怖攫住。

爱伦·坡捕获了我深藏心底的恐惧，唤醒了我记忆深处断断续续的回忆——那是我的梦魇。他穿越了一个半世纪，伸出一根冰冷的手指，插入了我的胸膛。

死亡就在这带毒的涟漪里，
而那暗涌的漩涡，恰是方合身的坟茔。

等我读完最后一首诗，已经是凌晨三点，但我在这些诗篇中只找到了一处和死去的警探遗言相符的诗，就是卷宗里记录的那位来自达拉斯的警探加兰·佩特里的遗言——“何其不幸，我知道，我的力量已被侵夺”，这句话引自爱伦·坡的《致安妮》。

我没有在爱伦·坡的诗篇里找到任何诗句能够跟萨拉索塔县警探贝尔特伦的遗言匹配。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疲倦了，以至于遗漏了这句诗；但转念一想，虽然读到这么晚，但我读得非常仔细，不可能遗漏，答案就是确实不匹配。“主啊，救赎我可怜的灵魂。”这句话并未出现在爱伦·坡的诗作里。现在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位自杀者最后真实的祈祷词。我从名单上划掉了贝尔特伦的名字。之前我还认为这遗言的遣词造句不像是出自警察之口，现在看来我错了——这满含痛苦的词句的确是他自己的话。

我强撑着精神抵抗睡意，继续研究笔记，越看越觉得，巴尔的摩的麦卡弗蒂案与芝加哥的布鲁克斯案实在太相似了，绝不可忽视。现在我知道明天我该干什么了——我得前往巴尔的摩寻找更多线索。

那晚，我又做了那个梦。那是我一生中唯一挥之不去、一遍又一遍萦绕心头的梦魇。像之前无数个梦中场景一样，我在一片浩瀚冰封的湖面上穿行，脚踏着冰层，冰层下是蓝黑色的深渊。我迷失了方向，只觉四野茫茫不知通向何处，眼前只有一片无尽的白，刺目的冰冷灼烧着我的心。我垂下头，继续在冰面上行走，忽然听到了一个女孩呼救的喊声。我迟疑地停下了脚步，四下看看，却看不到女孩，于是我转身继续往前走。一步，两步，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破冰而出，紧紧攫住了我。它抓着我，向那个不断变大的窟窿拖去。它是要把我拖下去，还是想借着我把自己拖上来？我不知道。这个梦我已经做了无数次，但这个问题始终没弄明白。

我能看到的只有那只手和那条从蓝黑色的水中伸出来的纤细胳膊。我知道那只手意味着死亡。这时我醒了。

房间的灯和电视仍然开着。我坐起来，环顾四周，一时陷入茫然，好一会儿才想起这是哪里、我在做什么。又等了一会儿，直到那梦魇留下的战栗逐渐散去，我才起身下床。我轻轻关了电视，走到房间的小酒柜前，撕开封条，打开柜门。我选了一瓶苦杏酒，没拿杯子，直接就着瓶口小口抿着。我查看了酒店提供的酒水单短笺，这一小瓶酒六美元。我研究着这份单子和上面高昂的价钱，只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

终于，抿下去的酒开始让我暖和起来。我在床上坐下，看了看表，还有一刻钟就到五点了。我需要重新躺下，我需要睡眠。我钻进被子里，从床头柜上拿过那本文集，翻到《湖》那一页，重新读起来。我的目光久久在那两行诗句上徘徊。

死亡就在这带毒的涟漪里，
而那暗涌的漩涡，恰是方合身的坟茔。

终于，纷乱的思绪屈服于疲倦的身躯。我放下书本，无力地倒在床褥里，沉沉睡去。

[1]被问者以某人或某物出题，并且只能回答是或否，提问者要在二十个问题之内猜出谜底。

17

本能告诉格拉登，应当尽快逃出这座城市，但现实是他这会儿偏偏还不能离开。这里还有些事情，他不得不干完。电汇过来的款项还要好几个小时才能传到富国银行支行，他还必须换一台新相机——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情。如果他现在就踏上流亡之路，不管是跑去弗雷斯诺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新相机都没法弄到手，所以他不得不留在洛杉矶。

他抬头看向床头的镜子，凝视着镜中自己的样貌。他现在的头发是黑色的。从星期三开始，他就没刮过胡子，现在满腮的胡茬已经又粗又密。他伸手从床头柜拿过眼镜戴上。昨天晚上，他在就餐的速食店里把之前佩戴的彩色隐形眼镜扔进了垃圾桶。他注视着镜子里的新形象，满意地笑了。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他瞥了一眼电视。一个女人正在表演为一个男人口交，同时另有一个男人在她背后抽插。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小，但他知道如果没有调小声音，那会是怎样的呻吟。这台电视机已经开了整整一个晚上。这些将被计入房费的、播了整晚的色情电影，实际上并不能唤起他多少激情，因为这些表演者实在太老了，而且也不漂亮。事实上，他们看上去挺令人厌恶的，但他依旧开了整晚。这会提醒他牢记，每个人都有罪恶的欲望。

他收回视线，目光重新落到书上，再一次阅读起爱伦·坡的诗篇。他看了这么多年，读了这么多遍，已经能倒背如流。但是，他依然喜欢把书捧在手里，品读书页上的诗行总能得到某种慰藉。

在黑夜降下的沉沉幻幕里，
我梦见了欢乐的逝去——
然而，生活和光明不过是个清醒的梦境，
令我破碎的心，零落成泥。

屋外传来一阵汽车停靠的声音，格拉登坐起身，把书放下。他急忙走到窗口，从窗帘后窥探停车场，阳光刺得他眼睛生疼。不过是入住旅馆的旅客来停车，是一男一女，虽还没到中午，两人却已经是一副醉醺醺的模样。格拉登知道他该出门一趟了。首先，他需要买份报纸，看伊万杰琳的事情有没有被报道出来，有没有追查到他的迹象；然后得去趟银行，拿到汇款；之后就可以买一台相机了。也许，如果还有时间，拿到相机后他还可以再搜寻下一个狩猎对象。

他清楚自己在屋里待得越久，被发现的概率就越小，但他同样对自己充满信心，他已经把行踪掩盖得天衣无缝。自离开那家名叫“好莱坞明星”的汽车旅馆后，他已经换过两家汽车旅馆。第一家在卡尔弗城，他在那儿染了头发，把自己收拾妥当，将房间打扫干净，然后离开。接着他开车来到河谷地区，住进现在这个垃圾场一样的地方——洛杉矶影视城万特乐大道的“晚安”汽车旅馆，房费四十美元一晚，包括三个成人电影频道。

他入住时登记的名字是理查德·基德韦尔，这是他最后一份证件上的名字。他需要在网上购入几份新的身份证件，这时他才意识到得赶紧弄个收件邮箱——又多了一个待在洛杉矶的理由，至少再待一段时间，他把申请邮箱的事添加进待办计划表中。

格拉登一边套上裤子，一边瞥向电视。屏幕上，一个女人在腹部用皮带系着根橡胶假阳具，扭着腰抚慰另一个女人。格拉登系好鞋带，关掉电视，离开了房间。

突然见到阳光，格拉登不禁有点畏缩。大步穿过停车场后，他走向旅馆的办公室。他穿着一件绘着布鲁托的白色T恤，布鲁托是他最喜欢的卡通动物形象。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穿着这件T恤能有效帮他缓和恐惧，缓和孩子们对他的恐惧。这法子一直管用。

旅馆办公室的玻璃窗后面，坐着一个衣着老旧的女人，左侧乳房的上部，曾经起伏的胸脯上刺着个文身。那文身看起来有些年头了，现在她的皮松弛下垂，乳房也耷拉下来，文身图案被挤到一处，一眼看上去很难说跟一块瘀伤有什么区别。她戴着一顶很大的金色假发，涂着亮粉色口红，浓妆艳抹，脸上扑的粉足够撒满一个纸杯蛋糕，或者装扮成一个电视上的传教士。他昨天登记入住时，负责前台接待的就是这个女人。他将一张一美元纸币放入传递槽，请她换成三个二十五美分硬币、两个十美分硬币和一个五分镍币。他不知道洛杉矶一份报纸的价格。在其他城市里，这个价格从二十五美分到五十美分不等。

“抱歉，宝贝，我这儿没有零钱。”女人用老烟枪特有的沙哑嗓音回道。

“噢，真该死！”格拉登生气地说，他摇了摇头，这个世道算是指望不上什么酒店服务了，“你自己的钱包呢？我不想就为买份报纸，走过整整一条操蛋的大街。”

“好吧，我找找看。还有，嘴巴放干净点。你没必要这样大呼小叫的。”

他看着她站起身。她穿着一条黑色短裙，一站起来大腿后侧就露出一片令人难堪的曲张静脉，沿着腿部像网一样铺开。他发现根本摸不清楚这女人有多少岁了——是精疲力竭的三十岁，还是步入衰老的四十五岁？她弯下腰，从底层一个文件柜抽屉里拿出钱包，看上去像是有意向他展示裙下风光。她拿着钱包直起身来，翻找着零钱。那个巨大的黑色袋子像动物的嘴吞没了她的手，她透过玻璃上下打量着格拉登。

“刚才你看到了什么感兴趣的吗？”她问。

“不，并没有。”格拉登回答道，“你找到零钱没有？”

她把手从那个袋子里掏了出来，看看手里的硬币。“你真没必要这么粗鲁。还有，我只有七十一美分的钢镚。”

“那就都给我。”他把那张一美元的钞票强塞到她手里。

“你确定要这些吗？其中六个还是一分币呢。”

“是的，我确定就要这些。给你钱。”

她把硬币丢进传递槽里。对格拉登来说，把硬币一个个掏出来可是个苦差事，因为他的指甲都快被他啃光了。

“你住六号房，对吧？”她说着，看了看入住登记簿，“登记的是一个人，现在还是一个人？”

“怎么？你现在是要跟我玩‘二十个问题’[1]游戏吗？”

“只是确认一下嘛。话说回来，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干什么？我真希望你打手枪时别弄到床上啊。”

她得意地笑了，因为她回击了一记狠的。格拉登心头的怒气一下子沸腾开来，他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知道应当冷静地敷衍过去，不要给人留下印象，但就是压不下那股火气。“现在是谁粗鲁啊，喂？你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货色，真他妈的令人作呕。瞧你屁股上爬着的那些血管，跟一幅通往地狱的地图似的。”

“嘿，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不干净又怎么样？你要一脚把我踢出去？”

“说话积点口德吧。”

格拉登捡起最后一枚十美分硬币，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走出旅馆，他来到街上的售报亭，买了份早报。

安全返回昏暗的房间后，他翻着报纸，寻找城市新闻版。那事要是见报，一定在城市版，不用想也知道。城市版共有八个版面，他迅速地扫了一遍，却没看到任何有关汽车旅馆杀人案的报道。他有些失望地猜测，大概在这个城市里一个黑人女服务员的死算不得什么新闻。

他把报纸朝床上一扔，报纸刚落到床上，城市版的头条照片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一张正在滑滑梯的年幼男孩的特写。他重新拿起报纸，读着照片下方的文字说明——麦克阿瑟公园的秋千和其他儿童游乐设施终于翻修重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设施因为修建地铁站而搬走，公园的大半区域也随之关闭。

格拉登再次看向照片，滑梯上的男孩被标注为七岁的米格尔·阿拉克斯。他不清楚这个重新开放的公园坐落于何处，但他猜测那地方既然能够获准兴建一个地铁站，必定是出于拉动低收入人群聚居地经济的考量。这就意味着那里的大多数孩子都出身穷苦，而且跟照片上的男孩一样，有着深褐色的皮肤。他决定过段时间去那个公园看看，不过得等自己处理完杂事安顿下来之后。引诱家境贫寒的孩子总会容易些。他们需要的和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很容易上钩。

对，安顿下来，格拉登思考着。这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安顿下来才是他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他不能在这家汽车旅馆或者其他旅馆长期待下去，无论他把自己的痕迹掩饰得多么巧妙，这都不安全。风险正在不断增加，继续住下去，他们很快就会找上门来。这是一种没有任何依据、来自内心深处的直觉。这直觉警告他，他们很快就会展开搜捕，他需要找个安全的藏身之所。

他把报纸放到一边，走向电话。按下快捷拨号〇，听筒里传来那个不会辨错的烟熏嗓。

“我是，呃，理查德……六号房的理查德。我只是想就刚才的事跟你道个歉。我那时太粗鲁了，我很抱歉——”

她一言不发，于是他紧接着说道：“总之，你是对的，一个人在这儿待着实在太孤单了，我想知道你刚才的提议是否还有效。”

“什么提议？”她想刁难一下他。

“你问我有没有看到什么感兴趣的。嗯，事实上，我看到了。”

“我不能理解。你这个人真是太暴躁了，我不喜欢暴躁的人。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这儿有一百块，可以保证我们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好吧，我四点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在这之后，我整个周末都是空出来的。我可以过来。”

格拉登笑了，但没在话音里透出来。“我简直迫不及待。”

“我也得向你道歉。刚才我也态度不好，还有我说的那些话。”

“你说得可真甜。一会儿见——呃，你还在吗？”

“在，宝贝。”

“你的名字是什么？”

“达琳。”

“好的，达琳，期盼四点钟快点到来。”

她笑起来，挂了电话。格拉登却没有丝毫笑意。

[1]指美国大城市里的意大利移民聚居区。

18

第二天上午，我等到十点钟，丹佛的劳丽·普莱恩才来到她的办公桌旁，接了我的电话。这个时候我已经焦虑地忙了很久，但她才刚刚进入工作状态，因此我不得不耐着性子跟她寒暄，回答我在哪儿、之前都干了什么等问题，好半天才切入正题。

“你帮我查警察自杀相关数据那会儿，检索结果包括《巴尔的摩太阳报》吗？”

“包括了。”

我猜也是，只不过还得确认一下。而且我知道，计算机检索有时会遗漏一些东西。“好的，那么你可以再对《巴尔的摩太阳报》做一次检索，只用一个人名关键词‘约翰·麦卡弗蒂’。”我念出这个名字的拼写。

“没问题。追溯到什么时候？”

“我不确定，可能五年前吧。”

“那你什么时候需要呢？”

“昨天晚上就需要了。”

“这么说来你打算就这么抱着电话等着我了。”

“确实如此。”

我听着她搜索时敲击键盘的声音。等得无聊，我拿过爱伦·坡的文集放到膝上，重读起当中的诗篇。日光透过窗纱照进房间，这些词句不再像昨晚那样扼紧我的心房。

“好了，我们可是找到了很多条目呢，杰克。你要找的资料有什么更具体的信息吗？”

“没有，最近的一条是什么？”我清楚她可以在电脑上用只看标题的方式浏览所有条目。

“好吧，最近的一条——‘警探因前搭档之死被革职’。”

“这可有点古怪，”我说，“这条新闻应当在你第一次检索时就被查到啊。你能读一读当中的内容给我听吗？”

我听到她按下了几个键，然后等着那篇报道的全文显示在屏幕上。

“好了，我这就念了。‘本周一，一名巴尔的摩警探因伪造一处案发现场而被革职，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死于春天的老搭档显示为非自戕身亡。县民权委员会就丹尼尔·布莱索警探一案召开了一个为期两天的闭门听证会，随后解除了布莱索的职务。布莱索未能接受采访，但一名在听证会上为其辩护的警官表示，这名功勋累累的警探遭到了他为之全心全意服务了二十二年的警察局过于严苛的处分。据多位警官证实，布莱索的搭档——约翰·麦卡弗蒂警探，于五月八日吞枪自尽。其妻苏珊发现他的尸体后，便立即打电话告知布莱索。调查警官宣称，布莱索抵达麦卡弗蒂的公寓后，毁掉了一张从麦卡弗蒂衬衫口袋里找到的遗书，又在案发现场伪造了其他迹象，使现场看似是入侵者夺走麦卡弗蒂的枪后，开枪将其杀害。警方表示——’你还要我继续读下去吗，杰克？”

“当然，继续读。”

“‘警方表示，布莱索已严重违规，他甚至对着麦卡弗蒂的尸体另开了一枪，击中他搭在上方的一条腿。之后布莱索才令苏珊·麦卡弗蒂拨打报警电话，接着他离开公寓，等接到他的搭档死亡的通知后佯装惊讶。案发现场有显著证据表明，麦卡弗蒂为了杀死自己，先朝公寓地面开了一枪，然后把枪放进嘴里，射出那颗致命的子弹。调查人员认为，布莱索之所以试图使这起死亡事件看起来像谋杀，是因为一旦认定麦卡弗蒂并非自戕，苏珊·麦卡弗蒂便能获得更高数额的死亡赔偿金、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然而，麦卡弗蒂警探死亡当天，审慎的调查人员在对苏珊·麦卡弗蒂长时间的问讯中发现破绽，从而揭穿了这一计谋，她最终承认自己看到了布莱索的伪装行动。’我读得是不是太快了？你来不来得及做笔记？”

“不，挺合适的。继续念。”

“好吧。‘在调查过程中，布莱索拒绝承认他的任何行为，在民权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中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保持缄默。杰瑞·利布林是布莱索的同僚，并在听证会上为其辩护。利布林表示，布莱索只是做了任何一个忠实搭档都会为牺牲的同伴所做的事情，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尽量让未亡人生活得好一点，但是警察局的处理太过分了。他努力去做正确的事情，却丢了饭碗，葬送了职业生涯，失去了生计来源。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又对广大基层警察传递了什么信息呢？记者在周一采访的其他警官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但是警察局的高层官员认为，当局对布莱索的处分结果是公平的，并援例表明正是因为当局对布莱索和苏珊·麦卡弗蒂抱有恻隐之心，才没有就两人的行径提出刑事指控。麦卡弗蒂同布莱索是七年的老搭档，在此期间，两人共同处理了本市多起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凶杀案。其中一起案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麦卡弗蒂的自尽诱因。警方宣称麦卡弗蒂的沮丧与压力源自一起未破获的凶杀案，受害者波莉·阿默斯特是一名小学一年级教员，在霍普金私立小学校园里遭到绑架，遭性侵后被凶手扼杀，这起残暴的凶杀案令麦卡弗蒂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与此同时，麦卡弗蒂还饱受酗酒的困扰。“所以现在，巴尔的摩警察局不是失去了一名优秀的警探，”利布林在周一听证会之后说道，“而是两名。当局将永远无法找到两名像布莱索和麦卡弗蒂这样优秀的警探。今日当局的行径，实在令人厌恶无比。”’念完了，杰克。”

“好的。现在我需要你把这篇报道转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我带了笔记本电脑，可以在这边接收。”

“好的，那其他的报道呢？”

“你可以大致浏览下标题吗？它们当中有没有关于麦卡弗蒂之死这个案子的，还是全部报道的是其他案子？”

她花了半分钟来浏览那些大标题。“看起来都是关于其他案子的报道。有几篇涉及那起小学教员遇害案，有关警察自杀的再没有了。对了，你知道吗，我周一做的那次检索，之所以没查到刚才我读的那篇报道，是因为整篇文章就压根没用过‘自杀’这个词儿。我那时可是以‘自杀’作为关键字来搜索的。”

这我已经想到了。我请她把那篇关于小学教员遇害一案的报道发到我的电子邮箱，谢过她之后，我挂上电话。

我拨通巴尔的摩警察局刑侦分局的电话，要求转接杰瑞·利布林。

“我是利布林，反汽车盗窃组。”

“利布林警探，我是杰克·麦克沃伊，我打电话来是为了请求你的帮助。我需要找到丹·布莱索。”

“你找他做什么？”

“我想跟他亲自谈谈。”

“抱歉，我可帮不了你，我得接另一个电话了。”

“听着，我知道他为麦卡弗蒂一案所做的努力。我正要告诉他，我觉得手里的一些线索可以帮助他。这就是我能对你说的全部了。如果你不帮我，那你就错过了一个帮助他的机会。我可以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你可以给他打电话说这件事，再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让他自己做决定。”

那边陷入了漫长的沉默，我突然觉得他可能已经挂了。

“喂，还在吗？”

“嗯，我在。如果丹愿意跟你谈谈，他就不会拒绝你的电话。你自己打给他吧，可以在通用电话簿里找到他的号码。”

“什么？通用电话簿？”

“没错，我得挂了。”

他挂断了电话。我觉得自己蠢到家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可以从通用电话簿里找到警察的号码，因为我以前认识的警察没有一个人会把名字登进通用电话簿里。我再次拿起电话，拨通巴尔的摩查号台，说出了那位前警探的名字。

“我在名录里没有找到丹尼尔·布莱索，”接线员说道，“只找到了布莱索保险公司和布莱索调查公司。”

“好的，把这两个电话号码给我。请问还可以告诉我这两家公司的地址吗？”

“事实上，这两家公司虽然登记了不同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但它们的地址是一样的，都在菲尔斯角。”

接线员把这些信息都报给了我，我随即拨通了调查公司的电话。一个女人接了电话：“这里是布莱索调查公司。”

“你好，可以帮我转接丹吗？”

“我很抱歉，他现在无法接听。”

“那他今天晚些时候还会来公司吗？”

“他现在就在公司里，只是在接另一个电话。这里只是他的服务台。当他外出或者在另外一条线上时，打进来的电话就会被转到这儿来。我知道他还在公司里，十分钟前他还查看了留言记录。不过我不知道他还会在公司里待多久，我没有他的日程安排表。”

菲尔斯角位于巴尔的摩内港的一处沙嘴上。在这里，内港区繁华的旅游商店和酒店逐渐没落，占据大片地盘的是更时髦的酒吧和商铺，其次是老旧的红砖厂房和小意大利城[1]。部分街道上的沥青已经剥落，露出底下铺设的青砖；时不时吹来一阵风，风中带着海洋散发出的那股潮湿浓烈的咸腥味，抑或是海湾对面的制糖厂制造出的那甜腻腻的齁味。布莱索调查公司暨保险公司，就在卡洛琳街与舰队街交叉口的一座一层高的砖房里。

这会儿已经过了下午一点。布莱索的小事务所面朝大街，门关着，门上挂着一只塑料钟，镶着可调节的指针和一句“复工时间”，钟面的指针被拨在一点整。我四下望了望，没看到有什么人急匆匆地掐着点往大门跑来，于是决定再等等，反正现在也无处可去。

我沿着舰队街前行，到一个超市买了杯可乐，又回到自己车里。从驾驶座往外望，就能看到布莱索的事务所。我足足盯了二十分钟，才看到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夹克下隐隐可见中年人特有的大肚腩，走起路来稍微有点跛。他打开门，走了进去。我背上电脑包，下车走了过去。

布莱索的事务所从前似乎是个医生诊所，尽管医生肯定不会跑到码头作业区挂出自己的招牌。一进去，里面是一个设有柜台、带着一扇推拉玻璃门的接待室，我估计之前应当有接待员坐在柜台后面。推拉门是关着的，那材质就跟浴室玻璃门一样。我听到里面传出一声响动，推开门走进去，却发现空无一人。我站在房中，花了几分钟环顾四周。屋子里有一张老旧的长沙发和一张咖啡桌。这两样家具这么一摆，房里已经没什么空地了。各种门类的杂志在咖啡桌上摊成一个扇形，但没有一本是最近六个月内的。我正想喊一声“有人吗”或者敲一下内室的房门，便听到从推拉玻璃门的另一边传来马桶冲水声，接着就看到玻璃门后面映出一个模糊的身形，然后左边的一扇门被推开了。一个黑发男子站在那儿。我注意到他留着八字胡，就像地图上的高速公路线一样横跨过他的嘴唇上方。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你是丹尼尔·布莱索？”

“嗯，是我。”

“我叫杰克·麦克沃伊，来这儿是向你打听约翰·麦卡弗蒂的事。我觉得没准我们帮得上彼此。”

“约翰·麦卡弗蒂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了。”他打量着我的电脑包。

“这里头只是台笔记本电脑，”我说，“我们为什么不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谈谈呢？”

“呃，当然没问题。”

我跟在他后面穿过一扇门，经过一段短短的过道，右边有三扇房门排成一线。他打开第一扇门，我们走进这间镶着廉价仿枫木墙板的办公室。州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被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跟他当警察时的照片挂在一起。这一切就跟他的八字胡一样，显得粗陋而潦倒，但我并不会对他有所轻慢。我很了解警察那一套，他们看上去非常具有欺骗性，而且我认为这一点在前警察这个群体里尤为突出。我认识的科罗拉多州的那几个警察，如果现在还有厂子生产那种鸭壳青的涤纶休闲套装，他们准会套在身上，但他们仍然是各自局里最优秀、最聪明、最坚韧的警察。我觉得布莱索就是这样的人。他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桌子上贴着同样廉价的福米卡塑料贴面。这张桌子肯定是他从二手商店买来的，要我说，这个主意可真是糟透了。亮闪闪的塑料贴面上，桌面上的灰尘看得清清楚楚。我在布莱索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也是这间屋子剩下的唯一一把椅子。他敏锐地看出了我脑海里的那些念头。

“这地方以前是家堕胎诊所，因为给妊娠第三期的孕妇堕胎，吃官司进去了。我也不在乎这里满是灰尘的模样，把门面盘了下来。我主要向警察卖保险，这部分工作大多通过电话就可以完成。至于那些想要委托我调查什么的顾客，我会出门去跟他们碰头，他们不想来这儿找我，有暴露的风险。也有些人的确会来这儿，但他们通常只是在门外放上一束鲜花，大概是为了纪念那些受害的孕妇和流产的婴儿吧，我猜。我估计他们一定是从旧电话簿或者其他什么册子里找到这个地址的。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来这儿的原因吧。”

我把我哥哥和芝加哥约翰·布鲁克斯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讲述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满脸疑惑。这副神情告诉我，十秒钟后我就要被他扔出大门。

“这算什么？”他说道，“是谁派你来这儿的？”

“没有谁。不过我估摸我就比联邦调查局早那么一两天找到你这儿，他们很快就会到了。我只是想，或许你能先跟我谈谈，就像你看到的，我是那个能理解你感受的人。我哥哥和我，是双胞胎。我总听到别人提起这么个说法——一对长期合作的警察搭档，尤其是负责凶杀案的搭档，会越来越像一对兄弟，就像一对双胞胎兄弟一样。”

说完这番话，我沉默了很久。我差不多已经把手上所有的牌都亮出来了，除了最后一张王牌，我必须等一个恰当的时机才能亮出这张牌。布莱索看起来冷静一些了，也许他的怒气正在转变成困惑。

“你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那封遗书。我想知道麦卡弗蒂在那封遗书里写了什么。”

“并没有什么遗书，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有遗书。”

“但是他妻子说是有的。”

“那你就去问她呗。”

“不，我觉得最好还是跟你谈。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这一系列犯罪的实施者，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让这些受害者亲手写下一句或者两句话，让它看起来像一封遗书。我不知道这个凶手是怎么做到的，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听从了他，但是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每一个受害者写下的句子都摘自某首诗，这些诗都来自同一位作者——埃德加·爱伦·坡。”我拉开电脑包的拉链，掏出那本厚厚的爱伦·坡作品集放到桌子上，以供他翻阅，“我认为你的搭档是被谋杀的。你走进屋子，一切看起来像是自杀的样子，因为这正是凶手想让你看到的样子。你毁掉的那张字条，我敢拿你搭档的抚恤金打赌，上面写的就是一行摘自某个诗篇的句子，就在这本书里。”

布莱索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到那本书上，之后又重新落到我脸上。

“你显然觉得自己亏欠他很多，多到你甘愿赌上自己的前程，只为了能让他的遗孀今后生活好一点。”

“没错，瞧瞧我落得个什么下场——一间狗屎一样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小小的狗屎一样的营业执照。我现在坐在里面的这个屋子，是他们之前用来夹断女人肚子里婴孩的，一点体面都没有了。”

“不，警察局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做出那些事情正是出自某种高尚的体面，否则你也卖不出这么多份保险。你做了能为自己的搭档所做的一切。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坚持到底，追查下去。”

布莱索转头望向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跟另外一个男子各自用胳膊环着对方的脖子，开怀大笑着，看上去像是在一家酒吧里拍的，是过去那段美好日子的留影。

“那被称作‘活着’的热病啊，终于垂头宣告失利。”他说道，目光依旧没有从那张照片上移开。

我的手猛地落在书上，巨大的声音把我们俩都吓了一跳。

“我找到了。”我说着打开了书。我之前已经把凶手引用过的那几首诗所在的页面折角标记。我找到《致安妮》的那一页，迅速扫过字句，直到证实了刚才的想法，然后把书重新放到桌上，掉了个头，方便他阅读。

“第一节。”我提示道。

布莱索探过身子，读出了这首诗。

谢天谢地！那危机——
那凶险已然过去，
而那缠绵的痼疾，
总算已被治愈——
那被称作“活着”的热病啊，
终于垂头宣告失利。

19

已经到了下午四点，我一边急匆匆地穿过希尔顿酒店的大堂，一边想象格雷格·格伦从办公桌后面起身踱向城市版新闻会议室，参加每日新闻编辑会的样子。我得赶快跟他通话，我知道，要是没能抢先拦下他，他就会被那个会绊住。今天是星期五，周末的会议一开，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都泡汤了。

我走向电梯，只见一个女人正迈进一部开着门的电梯，我忙快走几步跟在她后面进去。她已经按下了十二层的按钮。我移步到电梯里靠后的位置，再一次看了看手表。我估摸着应该来得及打给格伦，编辑会从来不会按时召开。

那女人挪到了电梯右侧，我们之间陷入有点尴尬的沉默，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被关在密闭的电梯里时总会这样。从电梯门抛光的黄铜镶边上，我可以看到她的脸庞。她正看向门上方的上行指示灯。她长得迷人极了，我发现自己的视线很难从那张脸的映像上移开，虽然我有些害怕，因为只要她目光一转，就能发现我在窥视。我安慰自己她知道我正在注视她。我向来相信这样一个说法，那些美丽的女人知道并且能够理解，她们总是成为别人注目的对象这一事实。

电梯抵达十二层，门开了。我礼让她先出电梯，她向左一拐，沿着走廊往前走去。我转身右拐朝房间走去，中途还忍不住驻足，回望了一眼她的背影。等我走到房间门口，从衬衫口袋里掏出房卡时，听到身后传来脚踩在地毯上发出的轻微声音。我转身一看，竟是她。她微笑道：“我拐错弯了。”

“是啊，”我笑着回应，“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这儿简直就是个迷宫。”

这样说真蠢，我一边打开房门一边埋怨自己，而她从我身后走了过去。正当我要踏进房间时，一只手突然揪住我的外套后领，将我推进了屋子，与此同时，另一只手伸进我的外套，拽住我的腰带，再一推，我便脸朝下地砸到床上。我只来得及护住了电脑包，这台价值两千美元的设备可不能有任何闪失，但随即它就被粗鲁地从我手里一把抓走。

“联邦调查局！你被捕了！不许动！”来人一只手仍然摁住我的后颈，压着不让我抬头，另一只手拍着我的身体迅速搜检了一番。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终于在被床垫蒙住口鼻的状态下挣扎着发出了声。

两只手松开了我的身体，就跟它们抓过来时同样突然。“好了，起来。给我过去。”

我转过来，支撑起身体，坐到床上，抬头一看，竟是电梯里的那个女人。我吃惊得微张开嘴，部分原因是我居然就这么轻易地被她制服了，而且她还是一个人，这令我格外恼火，愤怒如潮水般涌上来，我的脸涨得通红。

“别在意，我制服过比你更强壮更凶狠的男人。”

“你最好有警官证，要不然你就需要找个律师了。”

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皮夹，在我面前快速翻开。“需要律师的那个人是你。现在，我要你把桌子边的这把椅子搬到墙角坐下，我要搜查这个地方，用不了多少时间。”

证件上印着联邦调查局的徽章和警号名牌，看上去像是真的，上面写着“探员蕾切尔·沃林”。我一看到这个名字，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快点起来，现在你得去角落老实待着。”

“让我瞧瞧搜查令。”

“你可以二选一，”她严厉地说道，“自己去墙角坐着，或者我押你进卫生间，把你铐在洗漱台下面的排水管上。自己选吧。”

我站起来，拖着那把椅子走到角落里坐下。“我还是要求你出示那张该死的搜查令。”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这句脏话不过是为了体现作为男性的优越感，可惜你失败了。”

“老天！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在满嘴胡说八道，搜查令在哪儿？”

“我不需要搜查令。你邀请我进屋，允许我作一番搜查，然后我搜出了被盗的财物，便逮捕了你。”她一步步退到门口，盯着我，冲我眨眨眼。

“我压根没有邀请你进来。你要是跟我来这套可笑的把戏，会引火烧身的。难道你觉得会有哪个法官相信我会傻到邀请一个探员来搜查我的屋子，如果我真的偷了东西还藏在这儿的话？”

她瞅着我，随即故作甜美地笑了。“麦克沃伊先生，我身高只有五英尺五英寸，体重一百一十五磅，这还是算上配枪的重量。你觉得会有哪个法官相信你描述的版本吗？还是你真的愿意在法庭上公开讲述我刚才是如何放倒你的？”

我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投向窗外。整理房间的女服务员之前拉开了窗帘，天色正开始暗下去。

“我不认为你会这么做，”她继续说道，“现在，你愿意让我节省点时间吗？你复印的那些材料在哪儿？”

“在我的电脑包里。我拿到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非法手段，单单拥有这些材料并不构成犯罪。”

我必须得谨慎措辞，斟酌要说的每句话。我不知道迈克尔·沃伦是不是已经暴露了。她开始搜查我的电脑包，翻出了爱伦·坡的文集，疑惑地看了看，然后扔到床上。然后，她掏出我的记事本和那叠复印的材料。沃伦是对的，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虽然铁石心肠、行事强硬，但丝毫无损她的美貌。她跟我差不多年纪，或许比我大一两岁，一头褐发几近及肩，一双绿色的眼眸投出锐利的目光，浑身上下散发出强烈的自信——这是她身上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破门侵入他人住宅或办公室就是犯罪，”她说，“现在已证明被盗文件属于联邦调查局，这件事就归我管辖了。”

“我没有破门侵入任何地方，也没有盗窃任何文件，你现在做的根本就是骚扰平民。我以前就总是听说你们联邦调查局的人别的本事没有，可一旦别人好心帮你们做了该做的工作，你们就气得上蹿下跳，今天我可算见识了。”

她把那些材料摊在床上，弯下腰一张张翻阅着。听了我说的话，她直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透明的塑料证物袋，里面只装着一张纸。她把证物袋举到我面前，以便让我看清楚。我认出这张纸是从一个记事本里撕下的，上面用黑色墨水笔写着六行字：

佩纳：

他的手？

在那之后——是多久？

韦克斯勒/斯卡拉里：

车？

暖风？

锁？

赖莉：

手套？

我认出这是我自己的笔记，终于明白了一切。那天晚上，基金会的档案室里，沃伦从我的记事本中撕下十几张纸，插入我们抽出档案的地方以作标记。他当时撕下了一张写有笔记的纸，最后放文件时又把它落在那儿了。沃林一定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想法。

“这活儿干得可真够马虎的。待我们做完笔迹的分析比对，我觉得肯定会是一记本垒打。你觉得呢？”

这次我甚至连一句“去你妈的”都没力气说了。

“我要收缴你的电脑、这本书和你的记事本，作为可能的证物。要是有任何用不上的，就会还给你。好了，我们现在得出发了，我的车就停在酒店大堂门口。为了表明我没那么刻薄，我愿意做件好事，带你下去时不铐着你。我们得开很长一段路程，前往弗吉尼亚，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动身，也许能抢在晚高峰之前出城。你愿意守规矩吗？只要一步行错，就像他们常说的，我就会把你的双手扭到背后铐上，铐得比结婚戒指还紧。”

我只能点着头站起来。我这会儿有点茫然，不敢与她对视，垂着头朝门口走去。

“嘿，你的回答呢？”她冲我嚷道。

我嘟哝着说了声“谢谢”，然后听到身后响起了她的轻笑。

她错了，我们还是赶上了晚高峰。因为今天是周五，星期五的傍晚，赶路出城的人会比任何一个傍晚都多得多。我们穿过城区驶上城际高速，同其他人一起被堵在了路上，随着车流蜿蜒前行。整整半个小时，我们俩都一言不发，除了她偶尔因交通瘫痪或是遇上红灯而爆出咒骂。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思忖了一路。我必须尽快给格伦打个电话，他得给我找个律师了，而且还得是个业务精湛的好手。我目前能看到的唯一出路就是供出一个线人，虽然我之前已经向线人保证过绝不会泄露他的身份。我开始考虑给沃伦打电话，看有没有可能让他现身称我并未擅自闯入基金会，但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我已经跟他达成了约定，我必须维护绅士的荣誉，信守承诺。

我们终于挪到了乔治城南，交通畅通了一点，她看上去也放松了些，或者说，至少记起我也在车里。她伸手够到烟灰缸，从后面抽出一张白色卡片，又打开顶灯，把卡片摁在方向盘上，这样她就能一边看卡片一边开车。

“你有钢笔吗？”

“什么？”

“笔，我觉得所有记者都会随身带着笔。”

“哦，我带着。”

“很好，我正准备宣读你的宪法权利。”

“还有权利？你已经侵犯了我大部分宪法权利了。”

她若无其事地继续读着卡片上的字句，然后问我是否已经知悉。我咕哝着说知道了，她把卡片递给我。

“那就好。现在你可以拿出笔，在卡片背后签上你的名字和日期。”

我按她的指示做了，然后将卡片递还给她。她吹干上面的墨迹，把卡片收进口袋。

“好了，”她说道，“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除非你想先给你的律师打电话。你是怎么闯进基金会的？”

“我没有非法闯进去。在跟律师谈话之前，我只说这一句。”

“证物你也看到了，你打算反驳那张纸不是你的吗？”

“我可以解释……好吧，我能说的就是，我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以取得那些复印件。我不能再透露了，以免暴露我的……”我没有说完。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噢，‘不能暴露我的消息来源’这套老把戏。你今天一整天都去哪儿了，麦克沃伊先生？我从中午一直等到现在。”

“我去了巴尔的摩。”

“去那儿做什么？”

“不关你的事。你有这些材料的原件，可以自己弄清楚。”

“麦卡弗蒂的案子。你知道，干涉联邦调查局办案又会给你添上几条罪名。”

我回她一声我能发出的最冷的假笑。“没错，”我讽刺道，“我都忘了还有联邦调查局来办案。要是我昨天没跟福特说那些话，你现在还坐在办公室里掰着指头数有多少警察自杀呢，不过这倒符合联邦调查局的作风，对不对？如果出现一个好点子，噢，那就是我们的点子；如果漂漂亮亮地破了桩案子，哈，那就是我们的功劳。哪怕在这期间，你们听不到任何一声罪恶的喘息，看不见任何一个罪恶的幽影，任凭大堆大堆的人渣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荡。”

“老天啊，是哪个家伙死了，竟把你逼成了一个破案专家？”

“我的亲哥哥。”

她完全没料到这个回答，被噎得沉默了好一会儿。看上去，这句话似乎或多或少穿透了她裹上的那层铠甲。“对此我深表遗憾。”她最后这样说道。

“我也是。”

肖恩的遭遇在我心中点燃的怒火又重新冒了出来，但是我硬生生地咽了下去。她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不可能跟她一起经历如此私密的事。我努力把心绪摁下去，另起个话题：“说不定你还认识他。他从联邦调查局收到的回执报告，暴力犯罪缉捕项目的匹配回执和罪犯心理侧写报告，上面签署的可是你的名字。”

“是的，我记得，但我们从没交谈过。”

“现在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怎么样？”

“要看你问的是什么。”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我怀疑沃伦是不是说了什么，把她引到了我这儿。要是我能确定他的确做了点小动作，那我们就恩怨两清，我可不打算为保护一个出卖过我的人而蹲监狱。

“找到你还真容易，”她说道，“我从基金会的福特博士那儿知道了你的名字和来历。在昨天你们那番简短的会谈之后，他给我打了电话，我今天一早就过来了。我觉得明智的做法就是赶紧看牢那些卷宗。果然不错，我是对的，只是晚了一点点，你手脚够利索的。当我发现那页从记事本里撕下来的纸，猜出你去过那儿就太容易了。”

“我又不是非法闯入。”

“啧啧，跟这个项目有关联的其他所有人都否认曾跟你交谈过。事实上，福特博士记得清清楚楚，他告诉过你，不可以接近这些文件，直到联邦调查局点头许可。可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些文件都落到了你的手里。”

“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住在希尔顿酒店？难道这又写在你找到的另一页纸上吗？”

“从你的城市新闻编辑那儿诈来的，我一问，他就跟个送稿生一样竹筒倒豆子了。我跟他说我有重要情报要给你，他就告诉了我你的住址。”

我不禁笑了笑，但我转过脸去看窗外，以免她看到。她刚刚犯了个错误，她这话简直就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沃伦把我出卖了，是他泄露了我的住址。“现在人们不用送稿生这叫法了，”我说，“那是政治不正确的称呼。”

“改叫什么？送稿员？”

“差不多吧。”

我紧绷着脸，不动声色地打量她，这还是上车以来我第一次跟她对上视线。我察觉到自己正振作起来。我那点在酒店房间里被她轻而易举地踩进床罩里的自信终于开始恢复，现在我将把她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以为你们这些人总是两人一组出外勤。”我试探道。

我们在一处红灯路口停了下来。能看到高速公路入口了，就在前头，我得马上行动。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她说，“但是今天特别忙，很多人都出任务了。事实上，离开匡提科时，我以为只是去基金会一趟，跟奥林和福特博士谈谈，再把档案拉回来。我没想到还要羁押什么人。”

她的真人秀很快就露出了破绽。不铐上我，没有搭档，让我坐在前座，这一切都出卖了她。而且我很清楚，格雷格·格伦压根就不知道我在华盛顿的住址，我没有告诉过他，也没通过《落基山新闻》的旅务办公室预订酒店，因为当时来不及。

我的电脑包放在我们之间的隔板上。她把复印文件、爱伦·坡的文集和我的记事本都搁在包上。我伸手把这些东西统统拉了过来，放到膝上。

“你要干什么？”她问道。

“我正准备下车，离开这里，”我把复印文件往她膝头一扔，“这些就留给你吧，我已经掌握了所有需要的信息了。”我一拉车门把手，打开了门。

“你他妈的不许动！”

我看着她笑了。“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这句脏话不过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优越感？可惜你失败了。瞧瞧你，这出戏演得还真不赖，但是你那些回答实在是破绽百出。我得打个出租车回酒店了，我还有篇报道要写。”

我抱着电脑包和那本文集跨出车门，走上人行道。环视四周后，我发现前方一家便利店的门口有一部电话，于是往那里走去。紧接着，我看见沃林的车插进了路边的停车位，横在我面前。她一个急刹车，跳下车来。

“你正在犯一个大错误。”她说着，疾步冲我走来。

“错误？你才是已经犯下错误了。你装模作样地耍出这套把戏，目的是什么？”

她只是瞪着我，哑口无言。

“好吧，我来说说你的小算盘，”我说，“这是一场骗局。”

“骗局？我为什么要骗你？”

“为了情报，你想知道我掌握了什么情报。让我猜猜，一旦把想要的东西弄到手，你就会走过来说：‘哦，天哪，真对不起，你的线人刚刚招供了。别介意，你现在就能自由离开，抱歉闹出这个小小的误会。’啧啧，你最好还是回匡提科去，好好提升下演技。”

我绕过她，往那部付费电话走去。我把听筒从挂梁上取下来，但电话里没有声音。我没有表现出来，她正看着我。于是我按下信息台的号码。

“我需要一家出租车公司的号码。”我装模作样地对着并不存在的接线员说道。

我向投币槽里扔了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拨了个号码，然后照着电话上贴着的便民笺报出了地址，让出租车公司派辆车来。待我放下听筒，转过身，沃林就站在我身旁，挨得非常近。她伸手越过我，拿起听筒放到耳边听了一会儿就微微笑了，随后放回原位。她指了指电话亭旁连接电缆接收器的地方，那儿是断开的，电线被扎成一束，系了个结。

“你的演技也需要打磨一番呢。”

“好吧好吧。你走吧，让我一个人静静。”

我转过身，开始隔着玻璃窗向店内张望，看里面有没有另一部电话，然而并没有。

“你看，你觉得我能怎么办？”她在我身后问道，“我需要了解你掌握的情况。”

我猛地转身。“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为什么你非得……羞辱我一通？”

“你是个记者，杰克。难道你要告诉我，你正准备打开你的文档跟我分享吗？”

“说不定。”

“得了吧，我可不信。等着你们记者当中的某个人做出这种事？会有那一天才怪了。瞧瞧沃伦，他都已经不当记者了，但他一言一行还是记者那个样子。那种习惯都扎根在你们的血脉里了。”

“正好，说到血脉，我这会儿查的案子正是性命攸关，我做的事可不单单为了一篇报道，懂吗？再说你之前压根不知道我会怎么回复你，如果你能像个正常人好好跟我打交道的话。”

“好吧，”她轻声说道，“也许我真的不知道，这点我没法反驳你。”

我们沉默着面对面踱了几步，然后她才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到了这个地步，你也识破了我的伎俩，现在你可以做出选择。我需要知道你掌握的情况，你是打算告诉我呢，还是打算赌气打道回府？要是你选择后者，对我们双方都不好，你哥哥的案子也破不了。”

她已经巧妙地把我逼进了墙角，我清楚这一点。按理说我应当径直走开，但是我没有。别的不说，我对她挺有好感。我一声不吭地向她的车子走去，上了车，从挡风玻璃后面看着她。她点了点头，走过来，上了驾驶座。上车后，她转向我，伸出手。“蕾切尔·沃林。”

我握住她的手。“杰克·麦克沃伊。”

“我知道，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20

为了表示善意，蕾切尔·沃林先说起她那边的情况，当然是在我做出保证之后——我承诺我们的谈话将不供引用，直到他们团队的主管决定跟我合作到什么程度。我并不介意做出这项保证，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占据上风。我已经掌握了足以写出篇报道的材料，而联邦调查局显然不愿意现在就让这篇报道发表出来。我想这一点让我拥有了很多筹码，不管沃林探员有没有意识到。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缓缓挪动，向南驶往匡提科，她把联邦调查局在过去二十八小时内的活动都告诉了我。星期四下午三点钟，执法基金会的内森·福特通过电话向她汇报了我前往基金会的事，以及那时我自己调查得到的发现和我提出的查阅警察自杀研究项目资料的请求。沃林赞同了他拒绝我接触资料的决定，随即向直属上司鲍勃·巴克斯做了汇报。巴克斯批准她放下手头的侧写工作，优先调查我在跟福特会谈中提到的案子。当时，联邦调查局尚未收到丹佛警察局和芝加哥警察局提交的报告，沃林在行为科学部的电脑上率先开始了工作，那台电脑可以直接连上基金会的数据库。

“大体来说，迈克尔·沃伦为你查了什么，我也就查了什么，”她说，“事实上，当他登录和查询数据库的时候，我就在匡提科连通了网络。我查到了用户ID，然后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目睹他一步步完成各项操作。我当时就猜到，你已经成功说服他当你的线人，他就是替你做的这些查询，所以我必须过来堵你，就像你想的那样。其实我并不需要今天就上这儿来，我们在匡提科存有所有卷宗文件，但是我得来看看你到底在做什么。等我到了基金会，在一堆档案里发现了从你记事本上撕下来的纸，就更加确定沃伦把相关信息透露给了你，而你拿到了所有卷宗的复印件。”

我摇了摇头。“沃伦会有什么事吗？”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福特，我们今天早上就跟沃伦当面对质了。他承认了他做的一切，甚至还告诉了我们你住在哪家酒店。福特要求他主动辞职，他同意了，递交了辞职报告。”

“该死！”

我心头涌上一阵内疚，但并没有为这一切而过度紧张，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沃伦计划好的离职。也许这种想法过于自私，但我这样想起码会让自己好过些。

“顺便问一句，”她说，“我的戏哪里演砸了？”

“我的编辑并不知道我的住处，只有沃伦知道。”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直到我催促，她才继续回忆之前的调查进度。她告诉我，星期四下午她登录电脑检索一番后，找出了十三个名字，包括我的哥哥和芝加哥的约翰·布鲁克斯，这个数字跟沃伦帮我查到的是一致的。接着，她取出这十三件案子的纸质卷宗，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重点关注遗书部分，就像我之前告诉福特我打算做的那样。她得到了联邦调查局一位密码学家的帮助，还用上了局里的译码计算机，那台机器上的数据库足以让《落基山新闻》的数据库相形见绌。

“算上你兄弟和布鲁克斯，我们目前一共找到了五起案子，五位死者留下的遗言存在直接联系。”她说。

“所以你就用三个小时完成了我整整一个星期的工作量。可你是怎么发现麦卡弗蒂的？他的档案里没有写遗言的事。”

她松开油门，降下车速，扭头注视着我，但只看了一会儿就又重新加速。“我们没把麦卡弗蒂算在内，巴尔的摩分局的探员正在跟进他的案子。”

我有些困惑，因为我手里也是五起案子，但我算上了麦卡弗蒂。

“那你们算的是哪五起案子？”

“让我想想……”

“好吧我来数一数，我哥哥和布鲁克斯，这是两起。”我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记事本。

“是的。”

我念出本子上的笔记：“你的名单中有阿尔伯克基市的科泰特吗？‘邪恶的天使在我身旁逡巡’。”

“有。我们算上了他，还有一起出在——”

“达拉斯市，加兰·佩特里。‘何其不幸，我知道，我的力量已被侵夺’，出自《致安妮》。”

“没错，就是这个。”

“那么，我就只剩下麦卡弗蒂了。你们的第五个到底是谁？”

“似乎是佛罗里达的某个地方。那是桩旧案了，遇害者是一个治安警署的副警长。我得查查笔记。”

“等等，”我飞快地翻过几页，便在记事本上找到了他，“克利福德·贝尔特伦，萨拉索塔县治安警署。他——”

“这就对上了。”

“稍等，稍等。我知道他留下了遗言——‘主啊，救赎我可怜的灵魂’。爱伦·坡的诗我全读完了，这句话不在任何一首诗里。”

“你说得没错，但我们在别的地方找到了。”

“什么地方？他的某篇短篇小说？”

“不。那句话是爱伦·坡的遗言。‘主啊，救赎我可怜的灵魂。’”

我点点头。这虽然不是出自某个诗篇的语句，但同样符合我的推论。现在，受害者上升到六位。我沉默了好一会儿，几乎是在向新加入名单的这位警察默哀。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笔记。贝尔特伦已经去世三年了，这件谋杀案竟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不曾被察觉。“爱伦·坡是自杀吗？”

“不是，不过就我看来，他那种生活方式大概算得上慢性自杀了。他沉溺于女色，嗜酒如命，四十岁就死了，死在巴尔的摩，很显然死之前还来了场漫长的狂欢痛饮。”

我点点头，想着那个凶手，那个幽灵，猜测他到底从爱伦·坡的生平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杰克，麦卡弗蒂是怎么回事？”她问道，“我们把他列为可能的遇害者，但卷宗里没有发现他的遗书。你得到了什么情报？”

糟了，这下我又遇上麻烦了。布莱索把一些他之前从未向任何人提及的信息透露给了我，我不能就这么随意地把信息卖给联邦调查局。“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得先打个电话。”

“噢，天啊，杰克。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你居然还跟我来这一手？我还以为我们达成协议了。”

“是这样没错。我只不过得先打个电话，跟一个线人确认这件事。带我找一部电话，我立即就打出去。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总之，我名单上的最后一行是麦卡弗蒂，这儿有他的遗言。”我又在记事本里翻找起来，然后读了出来，“那被称作‘活着’的热病啊，终于垂头宣告失利。这就是他的遗言，引自《致安妮》，和达拉斯的佩特里一样。”

我注视着她，她的脸色告诉我，她还在生气。

“好吧，蕾切尔，我能叫你蕾切尔吗？我不是想对你隐瞒什么。我会打电话的。再说，你们在达拉斯的探员很可能已经查到这个情况了。”

“当然。”她说，那语气似乎在说：你能查到的所有事情，我们都能查明，而且比你做得更好。

“好了，那就接着往下说吧。你找到这五个名字了，然后做了什么？”

她告诉我，星期四下午六点钟，她和巴克斯召集行为科学部与紧急情况应对组的探员开了个会，在会上讨论她的初步发现。她一件件回顾了这五个名字代表的案子，又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她的上司巴克斯显得非常激动，下令开展一次优先级最高的全面调查。她被任命为调查负责人，直接向巴克斯汇报。行为科学部与紧急情况应对组的其他探员则分别研究被害者，对凶手进行侧写研究；而被害者所在的五个城市的地区分局里，所有参与暴力犯罪缉捕项目的探员都被紧急召集，立即开始搜集与这五桩案子相关的一切材料数据。毫不夸张地说，他们这个团队干了整整一个通宵。

“‘诗人’。”

“什么？”

“我们称这个凶手为诗人。每开展一项调查，我们都会给嫌疑人一个代号。”

“天啊，”我说，“那些小报记者一定爱死这个代号了，我现在就能看到它们的头版头条——‘没有韵脚和理由，诗人正四处杀戮’。你们这些家伙真不嫌事大。”

“小报不会知道这个代号的。巴克斯决意在消息被泄露前以最快速度抓住凶手。他最怕小报了。”

这话一出，车内顿时陷入一片沉默，我思索着该如何回应。

“难道你们不觉得好像忘了什么吗？”我开口问道。

“杰克，我知道你是个记者，而且是你发起了这一切。但是你得清楚，一旦你用这个凶手掀起一场舆论风暴，我们就永远抓不到他了。这会打草惊蛇，他会吓得钻回石头底下，再也不出来。我们就这么失去先机了。”

“政府又不发工资养活我。我算什么，全靠报道和写故事吃饭……联邦调查局可没有权力吩咐我该写什么或什么时候发表。”

“那你不能使用我刚才告诉你的任何消息。”

“这我知道，我已经承诺过，我会信守诺言。我也用不着你说的那些，我早就知道了。大部分都知道，除了贝尔特伦这件案子，但我只需要读读这本书的作者生平简介部分，就能看到他的遗言。我不需要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消息，也不需要得到你们的许可才能发表这篇报道。”

我这番话令车内再次陷入沉默。我看得出她在生气，但我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必须尽可能精明地打出手里的牌。在这场游戏里没有反悔的机会。几分钟后，去匡提科的路标出现在视野里，我们快到了。

“好吧，”我说，“报道的事，我们待会儿再讨论，我又不会撒腿就跑，马上写起来。我会跟我的编辑好好谈谈这个问题，一有结果我马上告诉你，这样可以吗？”

“那就好，杰克。我只希望你跟编辑讨论的时候，心里能想想你的亲兄弟。我很确定你的编辑是不会考虑这一点的。”

“请别老提我的兄弟、我的动机之类，你其实对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既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他，更不了解我心里的想法。”

“好的。”

一片冰冷的沉默中，我们又驶出了几英里。我的怒气消了一点，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苛刻了。她的目的是抓住那个他们现在冠以诗人名号的凶手，这同样也是我的目的。

“好吧，刚才对话时我态度不好，我道歉。”我说，“我仍然觉得我们应该互相帮助。我们可以合作，也许很快能抓住那个家伙。”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合作的必要，因为无论我说什么都可能被依次登在报纸、电视和小报上。你说得对，我确实不知道你心里的想法。我不了解你，也不觉得能够信任你。”

她没有再说一句话，直到我们驶入匡提科的大门。

21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我们把车开进去时，我几乎看不到庭院里的任何东西。联邦调查局学院和研究中心位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中央，由三栋庞大的砖石建筑组成，建筑之间由玻璃回廊和中庭连接。蕾切尔探员驶进一个标着联邦调查局探员专用的停车场，停好车子。

我们下了车，她还是一声不吭。这让我有些介意，我不想让她生我的气，或者把我想成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别这样，很显然，抓住凶手这事在我这里是最高优先级。”我试着解释，“让我打个电话吧，打给我的线人，还有我的编辑。我们会想办法解决这事，行吗？”

“好。”她勉强道。

尽管只是一个字，但我还是为终于从她嘴里撬出话来而欢欣。我们走进研究中心的大楼，走过好几条长廊，又下了一排阶梯，终于到了全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原来它设在地下。她领着我走过一片接待区，进入一个非常宽敞的房间，看上去跟新闻编辑大厅没有多大区别。房间里摆了两排桌子，用隔音板隔成一个个格子间，右手边是一排独立办公室。她带我走进其中一间。我猜那是她的办公室，里面十分朴素，没有什么个人装饰。我只看到了一张照片，就是挂在后墙上的总统照。

“要不你在这儿坐坐，还可以用电话。”她说道，“我得去找鲍勃，看看那边进展如何。对了，用不着担心，那部电话没有安装窃听器。”

我听出了她话里的嘲讽，还留意到她扫视了一圈办公桌，确定桌上没有重要文件留下来后，满意地离开了。我走到办公桌后坐下，翻开记事本找到布莱索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打通了，他在家里。

“我是杰克·麦克沃伊，今天我们见过面。”

“我知道。”

“我刚回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就找上门了。这系列案子已经被他们提升为要案，准备全力搜捕那个凶手。这会儿他们已经列出了五件案子，但没有算上麦卡弗蒂，因为他们手头没有他的遗书。我可以把遗书的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能从这儿着手，但我想先跟你说一下，得到你的同意。要是我告诉他们了，他们很可能会去找你谈谈。不过就算我不说，他们找上你的概率也很大。”

在他考虑的时候，我扫视着桌面，就像沃林刚才做过的一样。桌上非常干净，最主要的摆设就是月历了，那是她的日程记事簿。我注意到她刚休完假，上一周的每日记事里都标着“休”的简写。这个月的其他日子也标着各种缩写符号，但我破译不出。

“把遗书内容告诉他们吧。”布莱索说。

“你确定吗？”

“确定。如果联邦调查局介入，证明约翰尼·麦克是被谋杀的，他的妻子就有面包了。我当初的目的就是这个，尽管告诉他们吧，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不归他们管，况且我已经受过处分了。我也听到了风声，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今天已经来这边了，正在查阅档案。”

“好的，伙计，多谢。”

“你能够分一杯羹吗？”

“不知道，我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这是你的案子，坚持住，但是千万别太相信政府，杰克。他们会利用你，利用你手里的资源，然后像甩开狗屎一样把你甩在路边。”

我谢过他的忠告，挂了电话。就在我放下听筒的时候，一个身穿联邦调查局制式灰色套装的男子走过敞开的办公室门口。注意到我坐在办公桌后，他停下脚步，走了进来，一脸好奇。

“打扰了，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在等沃林探员。”

男子体格壮实，有一张泛红而棱角分明的脸，一头黑色的短发。“你是……”

“我叫杰克·麦克沃伊，沃林探员让——”

“你别坐在桌子后面。”

他抬手快速指了下，打了个手势，示意我应该坐到桌子前面的椅子上。我没有跟他争执，按他说的做了。他道了声谢，离开了办公室。这个小插曲让我想起了为什么我从来不愿跟联邦调查局探员打交道，因为所有人都带着那种固执到极点的基因，绝大多数人都是。

确定这人走远之后，我伸手拿过电话，拨出格雷格·格伦的直拨号码。丹佛现在刚过五点，这会儿正是截稿期，他准忙着催稿，但我又不能做主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我自己都身不由己。

“杰克，你就不能晚点再打过来吗？”

“不行。我这边十万火急，得马上跟你谈。”

“好吧，快说。我们这儿又发生了一起诊所枪击案，你的截稿时间还能往后推推。”

我迅速把手头的情报和联邦调查局的事情告诉了他。我猜他完全把诊所枪击案和催稿抛到了脑后，一个劲地重复我手里的情报多么不可思议，以及我们会做出一篇多么不可思议的报道。我略去了沃伦丢了工作以及沃林之前想欺诈我的部分，只告诉他我现在在哪儿，还有我正盘算的计划。他批准了。

“反正我们正打算把这起诊所枪击案做成爆点，占据所有新闻版面，”他说道，“至少接下来的几天会这样。我这边都快忙疯了，真希望你还在，就能帮我做些改写工作了。”

“抱歉。”

“没什么。好吧，你放手去干，大干一场，看看还能挖到什么，然后再向我汇报。这篇报道会大放异彩的，杰克。”

“这正是我希望的。”

格伦又开始畅想各种可能性，比如获新闻大奖、把竞争对手从脸打到屁股、打造轰动全国的头条……我正听着，沃林和一个男子走进了办公室，我猜他就是鲍勃·巴克斯。他同样穿着一身制式灰色套装，但身上透着股领导的气势。他看上去已经过了三十五岁，接近四十，但身材保持得很好，有一头剪得很短的褐发和一双敏锐的蓝眼睛，脸上的神情令人愉悦。我竖起一根手指，示意我马上就讲完电话，然后打断格伦：“格雷格，我得挂了。”

“好的，有什么情况就通知我。对了，还有件事，杰克。”

“什么？”

“干得艺术些。”

“好的。”我挂了电话，心里却觉得他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乐观了。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想弄些照片，但安插一个摄影师进来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我现在该操心的还是先把自己弄进调查组。

“杰克，这位是鲍勃·巴克斯，探员副主管，我们团队的头儿。鲍勃，这是《落基山新闻》的杰克·麦克沃伊。”

我们握了握手。巴克斯握过来的手跟老虎钳子似的，这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展示男子气概的一贯套路，就像那身灰色套装一样。他一边伸手正了正桌上的月历，一边心不在焉地对我说：“我们向来非常欢迎来自‘第四等级’[1]的朋友，尤其是远道而来的朋友。”

我只得点头应和。这话假得就像一坨狗屎，而在场的人心里也都很清楚。

“杰克，我们去行情室如何？那儿还能来杯咖啡，”巴克斯说，“这一天可不好过，路上我还能跟你说说情况。”

但其实上楼的过程中，巴克斯没有对我透露任何调查进展，只是对我哥哥的事表示慰问。我们三人来到被称作行情室的自助餐厅，各自端着咖啡到一张桌子旁坐下，他才进入正题。

“杰克，现在我们的谈话是不供引用的，”巴克斯说道，“你在匡提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不供引用。这一点我们达成共识了吗？”

“没问题，目前我不会引用。”

“好的。一旦你想更改什么内容，可以找我或者蕾切尔谈谈，我们再商量。你愿意签署一份正式协议吗？”

“当然可以，但这份协议应当由我起草。”

巴克斯颇为勉强地点了点头，就像在一场辩论决赛中让了我一分。

“这很公平。”他将咖啡杯移到一旁，拂了拂手掌，像要拂掉什么看不见的脏东西，然后冲桌子对面的我探身过来，“杰克，我们会在十五分钟后召开一个进度汇报会。我非常确信蕾切尔已经告诉过你，我们正全力以赴。就我看来，在这次调查中的任何懈怠行为都应当作渎职处分。我已经投入了全班人马，还从行为科学部借调了六名探员，两个技术部门合作，全员全天候调查，还有下属的六个地区分局。我都不记得之前还有哪个案子拉开过这么大的阵势。”

“我真高兴听到这些……鲍勃。”

我叫了他的名字，而不是姓氏。看上去他并不反感我这么称呼。这是个小小的测验——从表面上看，他待我非常平等，总是叫我杰克，我想看看要是我做了同样的事，他会有什么反应。至少目前看来一切顺利。

“你之前那番调查真厉害，”巴克斯继续说道，“你的工作为我们绘制了一张清晰的蓝图。你开了个头，而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也已经在这个案子上全力投入了足足二十四小时，时间还在增加。”

我注意到一个探员从巴克斯身后走过，正是刚才在沃林办公室里跟我说话的那个男子，他端着一杯咖啡和一个三明治，走到另一张桌子旁坐下。正准备吃的时候，他发现了我们，便在一旁暗自观察着。

“我们刚才说到，现在为这个案子投入的资源已达到惊人的规模，”巴克斯说，“但目前，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确保所有情况不会泄露给外界。”

谈话的方向跟我预料的完全一样。我费了些力气才控制住表情，没有表现出我知道自己其实对他们的这次调查活动掌握着一定控制权。我掌握着撬动一切的杠杆。我是有影响力的知情人。“你不想让我撰写有关此案的报道。”我平静地说。

“是的，完全正确，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知道你掌握的情况够多了，多到就算不用上我们告诉你的消息，你都能写出一篇相当精彩的报道。那会是个爆炸新闻，杰克，你只要写出来，在丹佛发表，这篇报道就会吸引全国的目光。只需一晚，它就会在网上广为流传，然后出现在每一份报纸上，出现在杂志或者其他猎奇类电视节目里。无论是谁，只要他没把脑袋扎进沙子里，都将知道你这篇报道。杰克，坦率地说，我们不允许出现这种事。一旦这个凶手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他就会销声匿迹，只要他够聪明——而我们知道他真他妈的聪明，所以他一定会选择销声匿迹。那样一来，我们永远都别想找到他，这也不是你希望的吧？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家伙，是杀害你兄弟的凶手，你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对吗？”

我点点头，明白这是个进退两难的局面。我沉默了好一会儿，琢磨该如何回复。我的目光从巴克斯转到沃林身上，然后又看向巴克斯。“我所在的报社已经在这个案子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金，”我说，“这案子在我手里都快要凉了。所以你要明白，我完全可以今晚就写出一篇报道，报道有关当局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犯罪调查活动，调查一个专以警察为对象的连环杀手，此人作案足足三年，却一直不曾被当局发现。”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做的调查极其出色，没有人会对这篇报道的价值提出异议。”

“那么，你的提议是什么呢？我枪毙掉这篇报道，就这么灰溜溜离开，回去干等着，直到你们哪一天召开记者招待会？如果你们最后抓到了那个凶手的话。”

巴克斯清了清喉咙，身子往后靠去。我瞟了沃林一眼，她面无表情，让我琢磨不透。

“我不愿把这件事裹上一层糖衣来哄骗你，”巴克斯说道，“但没错，我是想请你搁置这篇报道，暂时性的。”

“搁置到什么时候？暂时是多久？”

巴克斯的目光开始游移，他环视了下餐厅，好像从没来过似的。他看也不看我，回答道：“直到我们抓住那个人的时候。”

我低低吹了声口哨。“那么，如果搁置这篇报道，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落基山新闻》又有什么好处？”

“首先，这对我们抓住凶手很有帮助，搁置报道就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要是你觉得这还不够，我保证我们可以再订立一份专有协议，让你们独家报道缉捕情形。”

四下一片安静，没有人再说话。很明显，现在我拿到了选择权。我仔细掂量了准备说的话，最后向桌子对面探身说道：“好吧，鲍勃，我想你也知道，像今天这样你们没握住全部的牌、不能在全部事情上拍板的情形，对你们来说极其罕见。看到了吗？这是我的调查，是我开启了它，我不打算半途而退，不打算灰溜溜地回到丹佛，坐在办公桌后面望眼欲穿地等着你们打来电话。我就在局里，要是你们想把我赶走，我回去就写报道，星期天一早，你们就能在报纸上见到它了——那可是我们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一天。”

“你这么做，就没想过你的亲兄弟吗？”沃林说道，一字一句都绷得紧紧的，透着愤怒，“你就一点也不在乎他吗？”

“蕾切尔，冷静点，”巴克斯说，“他的话确实有道理。我们能——”

“我当然在乎他，”我说道，“而且我是在场唯一一个在乎他的人，别试着用内疚之类的情绪来压我。无论你们能不能抓到这个凶手，无论我写不写这篇报道，我哥哥都不可能活过来。”

“好了，杰克，我们并不是在质疑你的动机，”巴克斯说着抬起双手，做了个安抚的手势，“现在我们怎么站到对立面了？这不是我希望的。你为什么不坦率地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要求？我很确定我们一定能想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甚至不用等咖啡变凉。”

“我的要求很简单，”我飞快地应道，“让我参与到调查里。我要求完全参与，就像一个观察员那样。在我们逮住那个杂种或者放弃追捕之前，我一个字都不写。”

“这是敲诈。”沃林说道。

“不，这不过是我提出的一项合作协议，”我回应道，“我确实让步了，不是吗？因为我现在手里就捏着报道，要知道，把报道留着不发，既违背我的本能，也违背我从事的职业对我的要求。”

我注视着巴克斯。沃林很生气，但我知道她的态度并不怎么要紧，巴克斯才是那个一锤定音的人。

“我想我们没法做到你说的，杰克，”他最终说道，“让一个外界人士参与进来将违反局里的规定，也会给你本人带来危险。”

“我可不在乎这些。无论是违规，还是危险，我都不在乎。这就是笔交易，要么成交，要么两散。要是你不能拍板，打电话吧，不管你要请示谁，但条件不能变。”

巴克斯把咖啡杯拉到面前，低头看着杯中还冒着白气的黑色液体，他连一口都没啜过。“这个提议的确已经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他说道，“我先请示，有回复了再通知你。”

“什么时候？”

“我现在就打电话。”

“进度汇报会怎么办？”

“我没到场，会议不会开始。你们俩不妨在这儿等等，我不会耽搁太久的。”巴克斯站起来，小心地把椅子推进桌下的空位。

“我们再明确一件事情，”我抢在他转身之前说道，“如果批准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进来，我不会动笔写有关本案的报道，除非你们逮捕了嫌疑人，或者因为你们觉得侦查此案徒劳无功而将主要资源和力量转向其他案件，但是还有两种情形必须除外。”

“两种什么情形？”巴克斯问道。

“第一种就是你们要求我写这篇报道。也许到某个时候，你们会希望用一篇文章做诱饵，把这个家伙震出来，那时候我就会写篇报道。第二种就是，如果这件案子以任何形式泄露出去，出现在其他报纸上或者电视里，那么我们的协议就一笔勾销。甚至只要我听到风声，说某个人打算写这件案子，我就会率先引爆这个新闻。这该死的报道必须是我的。”

巴克斯注视着我，然后点了点头。“我很快回来。”

他走后，沃林看着我，轻轻说道：“如果是我做决定，我会认为你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我没有虚张声势，”我回应道，“我说的都是事实。”

“如果是真的，你就是拿抓住杀害你兄弟的凶手的机会做了交易，只为了换来一篇报道，这真让我觉得你非常可悲。我要去添点咖啡。”

她站起身，慢慢走远。我注视着她走向柜台，她方才那番话在我脑海里徘徊，最后落到爱伦·坡的一首诗上，自我昨天晚上读到后，这几句诗一直不曾离开我的脑海。

我孑然独居，
在一个呻吟不已的世界里，
我的灵魂是一潭死水，潮来不惊。

[1]西方社会对新闻从业者的一种敬称。

22

当我跟着巴克斯和沃林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房间里已经坐满了探员，几乎没什么空位子。探员们围着长长的会议桌坐了一圈，这圈之外，靠墙的座椅上还坐着一圈人。巴克斯指指外圈的一把椅子，示意我坐到那里，接着他跟沃林走到会议桌中央留出的两个位置上坐下。很显然，那两把椅子是专门给他们留的。我能感到很多双眼睛都落在我身上，打量我这个陌生访客。我避开了，伸手去摆弄放在地板上的电脑包，装作在找什么东西，这样就不会跟任何一道打量我的视线对上。

巴克斯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或者说，他打电话请示的那个人接受了我的条件。我会一路随行，参与他们的调查，而沃林探员被指派为我这一路上的“保姆”——她是这么称呼的。我起草并签署了一份协议，申明在本案破获或调查结束之前，我不会撰写有关此次调查的任何报道，但如果发生我提出的两种例外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此项约束即失效。我还向巴克斯要求再带上一名摄影记者，他说这不是我们之前拟定的内容，但他依旧愿意考虑这项特别请求。这是我能为格伦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

在巴克斯和沃林就座而探员们对我的兴趣稍减之后，我开始四下端详。会议室里有十几个男子，还有包括沃林在内的三个女子。大多数男子都把衬衫袖子卷了起来，看上去已经干了好一阵子活儿了，虽然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桌上摆着很多塑料杯子，还有很多纸质文档被放置在膝头或者桌子上。一个女子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把一沓资料分发给每个探员。我注意到在沃林办公室遇见过、后来又在餐厅看到的那个脸庞棱角分明的男子也在场。在餐厅里，沃林去续咖啡时，我看见他放下了食物，起身走去跟沃林交谈。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能看出沃林拒绝了他什么，而他对此似乎不大高兴。

“好了，诸位，”巴克斯说道，“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这就开始吧。今天很难熬，但今后的工作还会更加难熬。”

众人交头接耳的私语突然停下。我尽可能不出声地将手够向电脑包，抽出记事本，翻到空白页，准备记笔记。

“首先，来个简要的介绍，”巴克斯说，“你们也看到我们中新加入了一个人，就是坐在墙边的那位。他是杰克·麦克沃伊，《落基山新闻》的记者，打算一直跟踪本案，直到调查结束。正是他之前的出色工作，我们才得以展开调查，正是他发现了这个诗人。他已经同意在我们抓到凶手之前不会写任何有关本案调查的报道。我要你们大家尽可能地协助他，他来这儿已经得到探员主管的批准。”

我感到众人的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我拿着记事本和笔，僵坐在位置上，就像是被抓了个现行、双手还沾着鲜血的凶手。

“如果他不打算写报道，为什么要拿出笔记本？”

我循着这熟悉的声音望过去，发现提问者正是那个脸庞棱角分明的男子。

“他需要记笔记，这样他以后写报道时，就有事实可依了。”沃林说道，她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这可是个好日子啊，一个记者开始报道事实了。”那个探员回了她一句。

“戈登，别找麦克沃伊先生的碴，”巴克斯笑着说，“我相信他会做得很好，探员主管同样也信任他。而且事实上，迄今为止，他做的工作已经够出色了，所以我们允许他提出怀疑，也向他提供合作。”

我注意到那个叫戈登的男子失望地摇了摇头，脸色阴沉得可怕。至少我现在有了些线索，知道该防着谁了。那个分发材料的女人从我身边经过，却什么都没发给我。第二个该防的人也出来了。

“这将是我们小组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巴克斯说道，“明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分头行动，本案调查的指挥中心也将移到丹佛，那儿是最近一件案子发生的地方。蕾切尔将担任调查的负责人和协调员。布拉斯和布拉德会留在这里，负责情报比对和其他汇总工作。我要求你们每个人，必须在东部时间十八点整分别向丹佛和匡提科提交进展报告的纸质文档。目前先使用丹佛分局的传真机，传真号码已经列在你们刚刚收到的资料上。我们稍后就会搭建自己的通信线路，然后尽快把号码给你们。现在，我们回顾一下目前手头掌握的情况。大家一起了解信息并统一思路非常重要，我不希望在这方面有谁出现状况。我们已经吸取过足够多的教训了。”

“咱们最好别出什么纰漏，”戈登讽刺道，“咱们现在可是被报社的人盯着呢。”

有几个人大笑起来，但是被巴克斯打断了。“好了，戈登，你已经把你的反对意见宣扬得明明白白了。接下来让布拉斯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她会总结迄今为止我们手里掌握的情况。”

巴克斯对面的女人清了清嗓子，将三页看起来像是电脑打印的文件在面前的桌子上摊开，然后站起身来。“谢谢，”她说，“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六名遇害警探，分布在六个州，还找到了六件未被侦破的凶杀案，都是这些警探生前亲自负责处理的案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结论，到底是一个人作案，还是两个，或者更多，尽管后两种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就我们现在的预估，目前我们要对付的应当只有一个凶手，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个看法。我们可以确信这六名警探的死亡具有相关性，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所以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找到这个凶手，这个我们称之为诗人的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其他一些案子与本案存在理论上的关联，稍后我们会谈谈这些案子。现在，我们先从几名警探的死亡案件入手。请打开各自手中的材料，翻到第一份遇害者初步分析报告，几秒钟后我会向大家指出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扫视全场，看到每个人都在研究手中的材料，不禁因被撇到一边而感到恼火。我决定会议一结束，就去找巴克斯谈谈这个问题。我望向戈登，正撞上他的目光。他得意地冲我眨眨眼，然后埋头继续看面前的材料。这时，我看到沃林站了起来，绕过桌子，穿过整个房间走到我这边，将一份材料递给我。我点头致谢，可她已经转过身回去了。我注意到她回去时还瞪了戈登一眼，两人目光交接，冰冷地对视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看向手里的材料。第一页是一张组织结构图，标有相关探员的姓名和各自的任务。表上还列出了调查局在丹佛、巴尔的摩、坦帕、芝加哥、达拉斯和阿尔伯克基所设分局的电话号码和传真号。我迅速扫了眼探员名单，只看到一个叫戈登的——戈登·索尔森。我看到他的任务只简单写着“匡提科——机动组”。

接着我又在名单上找布拉斯，很容易就猜出她的全名应该是布拉西利亚·多兰，列表上她的任务显示为“遇害者协调员/心理侧写”。其他探员的任务也被列了出来。这些委派任务有的明确写了出来，有的使用了加密代码，但大多数只标注了派遣城市，后面附着遇害者姓名。显而易见，诗人作案的每个城市都派遣了两名行为科学部的探员，同每个地区分局的探员和当地警察一起开展调查。

我翻到下一页，也就是在场每个人都在看的那一页。

遇害者初步分析报告——“诗人”，BSS95-17

遇害者编号

1、克利福德·贝尔特伦，萨拉索塔县治安警署，凶杀案负责警官。

白人，男性。生于1934年3月14日，卒于1992年4月1日

作案武器：史密斯韦森点12口径霰弹枪

一枪——头部

死亡地点：住宅。无目击证人

2、约翰·布鲁克斯，芝加哥警察局第三区分局，凶杀案负责警官。

黑人，男性。生于1954年7月1日，卒于1994年3月13日

作案武器：警用转轮手枪，格洛克19式

两枪，一枪命中——头部

死亡地点：住宅。无目击证人

3、加兰·佩特里，达拉斯警察局，凶杀案负责警官。

白人，男性。生于1951年11月11日，卒于1994年3月28日

作案武器：警用转轮手枪，贝雷塔点38口径

两枪，两枪命中——胸部、头部

死亡地点：住宅。无目击证人

4、莫里斯·科泰特，阿尔伯克基警察局，凶杀案负责警官。

西班牙裔，男性。生于1956年9月14日，卒于1994年9月24日

作案武器：警用转轮手枪，史密斯韦森点38口径

两枪，一枪命中——头部

死亡地点：住宅。无目击证人

5、肖恩·麦克沃伊，丹佛警察局，凶杀案负责警官。

白人，男性。生于1961年5月21日，卒于1995年2月10日

作案武器：警用转轮手枪，史密斯韦森点38口径

一枪——头部

死亡地点：车内。无目击证人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还没有把麦卡弗蒂列入这份名单，他本应该排在第二位。接着我意识到房间里很多人又把目光投到我身上，因为他们看到了最后一个名字，显然猜到了我的身份。我只好把视线牢牢锁在面前的材料上，两眼盯着我哥哥名字下的说明文字。他的一生被缩成短短几行描述和几个日期。最终，布拉西利亚·多兰把我从尴尬中解救出来。

“好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材料是在第六件案子被确认之前打印的，”她说道，“如果你们想现在就在自己的材料里补上，这件案子应该排在贝尔特伦和布鲁克斯之间。遇害者名叫约翰·麦卡弗蒂，是巴尔的摩警察局一名负责凶杀案的警探，稍后我们就会收到案子的更多细节。总而言之，就像大家看到的，这些案件之间的共同点并不多——使用的作案武器不同，案发地点不同。我们已经了解的遇害者中，有三名白人、一名黑人和一名西班牙裔……新增的那件案子，麦卡弗蒂是一名白人男子，四十七岁。

“然而，从犯罪现场和证物上看，依旧有少许共同点——每个遇害者都是负责凶杀案的男性警探，死因都是头部遭到致命枪击，遭到枪击时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证人。除此之外，我们还找到了两个关键共同点，这正是我们着手突破的地方。我们发现每件案子里留下的遗言中都引用了埃德加·爱伦·坡的诗，这是第一点。另一个关键点在于，每个遇害者的同事都认为他们生前因太过投入某件凶杀案而心情抑郁，其中两个遇害者还曾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如果翻到下一页……”

会议室里响起翻动纸张的沙沙声。我能感受到一种残酷的入迷正从每个人身上蔓延开来。我仿佛陷入了一个不真实的时刻，此刻的感受大概就跟一个编剧最终看到他的电影出现在银幕上的心情一样。在此之前，这一切被藏匿在我的记事本、电脑和大脑里，只是存在于某个极远之境的一种模糊的可能性。但现在，在这里，一屋子调查人员公开讨论着，看着打印好的一切，逐一确认这些恐怖的猜想。

下一页是所有遇害者的遗言，这些遗言都摘自爱伦·坡的诗，都是我前一晚才找到并在记事本里记录下来的。

“这些遗言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几件案子之间的关联，”多兰说道，“我们的这位诗人热爱爱伦·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凶手为什么这样做，在你们出外勤期间，这就是留在匡提科本部的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布拉德，他将告诉诸位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情况。”

紧挨着她的那名探员站了起来，接手了局面。我飞快地翻到材料的第一页，找到探员布拉德利·黑兹尔顿的名字。布拉斯和布拉德，真是一对好搭档的名字，我这样想着。布拉德身材颀长，脸上满是痘坑。在开口说话之前，他先推了推眼镜，把它推回到鼻梁上。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些案子中共有六条引语——这个数据已经把巴尔的摩的案子算在内，这些语句分别摘自爱伦·坡的三首诗歌以及他的遗言。我们正在研究这些诗歌，看看是否能找出它们的共同点，比如这些诗歌的内容，以及它们跟凶手之间会有什么关系。任何可能性我们都会考虑。有一点非常明确，凶手正是用这种方式戏弄我们，哪怕为此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如果不是这家伙决意引用爱伦·坡的作品，我想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麦克沃伊先生也不会发现这些案件之间的联系。综上所述，这些诗句就是凶手的签名。我们正在尝试弄清楚，为什么他会选择爱伦·坡，而不是，呃，比如说沃尔特·惠特曼，但我——”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远远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一个探员说道，“因为爱伦·坡是个变态的杂种，我们要找的这个家伙也是个变态小杂种。”

有人大笑起来。

“呃，是的，你说的很可能是对的，”布拉德说道，完全没意识到那个探员的话只是为了让大家放松一下，“尽管如此，布拉斯和我还是会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看法，我也很愿意倾听。至于现在，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爱伦·坡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拥有这个名号是因为他出版了一本小说《莫格街凶杀案》，本质上说，这是第一本推理小说。所以，我们要找的这个凶手，很可能把他一系列的犯罪活动视为一个解谜游戏，用他炮制的谜题来嘲弄我们，把爱伦·坡的诗歌设置成解谜线索来奚落我们。另外，我正在阅读一些著名的有关爱伦·坡的评论和分析文章，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这个凶手引述的诗篇里，有一首《闹鬼的宫殿》，这首诗本身又出现在一部短篇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中。我想在座诸位都听说过这篇小说，可能有些人还读过。总而言之，对这首诗的权威分析是这样的：从表面上看，它是在描述这座厄舍古屋，但同时，它又在暗中精心地刻画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罗德里克·厄舍。如果各位参加了昨天晚上的简报会，就会知道，这个名字曾经出现在第六号遇害者的案子里。我很抱歉，是肖恩·麦克沃伊一案。我不应该仅仅用数字指代他。”

他望向我，点点头表示歉意。我也向他点头致谢。

“在这首诗里是这样描述的……请稍等。”布拉德开始翻阅他的笔记，找到需要的那页，又把眼镜推回鼻梁上，继续说道，“好了，找到了，‘杏黄的旗帜熠熠生辉，灿金夺目，在高高的殿顶漫卷飞舞’，再往下看，我们能找到‘沿着宫殿的洁白华壁’，好，再下面几行，又提到‘两扇明亮的窗户’等。总而言之，把这些诗行转述成描述性的句子，大意就是一个隐居的白人男子，有一头金发，可能是有些长或者带卷的金发，还戴眼镜。这就是嫌疑人的外貌侧写，你们可以从这个相貌描述着手。”

会议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布拉德看上去很委屈。“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他抗议道，“我不是开玩笑，我真的觉得可以从这里着手。”

“等等。”坐在外圈的探员中冒出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站了起来，吸引了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他看上去比这里的大多数探员都大，带着一种“少说废话多干事”的老派探员气质。“我们现在谈的都是些什么？金色旗帜迎风飘扬什么的，都是些什么鬼玩意？爱伦·坡那堆事就够猎奇的，肯定能帮那边那个小子卖掉很多报纸；但我刚刚在这里忙活了二十多个小时，没有一条信息能让我相信，正有个在街上闲荡的浑蛋不知是怎么办到的，居然制服了我们五个，不，是六个有经验的老手警探，把他们的配枪塞进他们自己的嘴巴里。我无法相信这种事，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你们怎么解释？”

会议室里一片赞同的嗡嗡私语，还有人连连点头。我听到有人称呼那个掀开这锅沸水的探员为“史密提”，于是翻到材料的第一页，找到一个名字——查克·史密斯。他被派遣到达拉斯。

布拉斯·多兰起身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个难点，”她说，“解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凶手的作案手法，但这恰恰是我们目前了解最少的。在我给这系列案子定性的过程中，爱伦·坡这条线索是起决定作用的，从中可以看出案子之间确实存在关联，鲍勃也同意这个观点。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难道我们能说，侦破这系列案子是不可能的，就这样放弃吧，把案子丢一旁不管了？不，我们行动是因为其他警察的生命可能危在旦夕，而他们的生命确确实实正危在旦夕。你的这些问题，会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得到解答，至少我希望如此。但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以及在调查中保持怀疑的审慎态度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关于控制：这个诗人是用什么方法控制了那些警察？”她的视线从屋子这头扫到那头，注视着会议室里的众人。史密提这会儿陷入了沉默。

“布拉斯，”巴克斯说道，“让我们先谈谈警探身亡之前的第二遇害者吧。”

“好的。诸位，请翻到下一页。”接下来的那页，内容为被诗人杀害的警探生前负责调查并因此饱受精神折磨的凶杀案信息。报告上把此类案件的死者称作第二遇害者，尽管事实上在每个城市里，他们的死亡都发生在警探身亡之前。我再一次注意到，这页文件上的信息同样尚未更新，没有包括波莉·阿默斯特——巴尔的摩警探约翰·麦卡弗蒂生前负责的那件案子的遇害者。

第二遇害者——初步分析报告

1、加布里埃尔·奥提兹，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学生

西班牙裔，男性，生于1982年6月1日，卒于1992年2月14日

勒杀，死前遭到性侵犯

（木棉纤维）

2、罗伯特·斯马瑟斯，芝加哥，学生

黑人，男性，生于1981年3月13日，卒于1994年8月15日[1]

扼杀，死前身体遭毁损

3、奥尔西娅·格拉纳丹，达拉斯，学生

黑人，女性，生于1984年10月10日，卒于1994年1月4日

胸部多处被刺伤，死前身体遭毁损

4、曼纽娜·科特斯，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女佣

西班牙裔，女性，生于1946年4月11日，卒于1994年8月16日

多处钝器击伤而死，尸体被肢解

（木棉纤维）

5、特丽萨·洛夫顿，科罗拉多州丹佛，学生、托儿所雇员

白人，女性，生于1975年7月4日，卒于1994年12月16日

勒杀，尸体被肢解

（木棉纤维）

“注意，这份名单同样遗漏了一位，”布拉斯说道，“就是巴尔的摩一案的遇害者。我记得这起案子的受害者不是孩子，而是老师——波莉·阿默斯特，勒杀，尸体被肢解。”

她停顿了会儿，好让在场人员做笔记。

“这些案子的相关档案和数据，我们还在整理中，有些文件正在传真过来，”她继续说道，“材料上的这些简短说明只是为了这次会议总结出来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初步分析，现在所见的这些第二级案件，其共性在于遇害者都与儿童有关。三名遇害者是儿童，另两名的工作直接与儿童相关，而曼纽娜·科特斯是一名女佣，她是在前往学校接雇主孩子回家的路上被绑架，然后遇害。我们推测，凶手的目标原本是儿童，但在半数案件中，可能是他的计划出了岔子，他跟踪儿童的行程被这些遇害的成年人破坏了，于是他就杀了这些成年人。”

“他为什么要肢解尸体呢？”坐在外圈的一个探员提问道，“有些成年人是死后遭到肢解，但对孩子们……有所不同。”

“我们还不清楚，但我们有个猜测，这可能是他掩盖行踪的一种手法。通过不同的手法和异常行为，他就能很好地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张纸上，案件被归到一起，看上去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越是深入分析下去，你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多，看起来就像六个不同的男人，在六种不同的状态下杀了这些遇害者。事实上，当地相关部门都曾就这些案子填写问卷回执，呈报给暴力犯罪分析中心，但中心的电脑未能将任何一件案子与另一件联系起来。要知道，中心提供的问卷可是长达十八页，应当说是相当详细了。

“总结起来，我认为这个凶手仔细研究过我们的行事规程。我认为他知道需要在每次作案时使用有差异的手法，并且知道需要差异到何种程度才能使我们一贯信赖的电脑无法匹配任何一件案子。他只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木棉纤维，这才让我们发现了他。”

坐在外圈的一个探员举起了手，布拉斯冲他点点头。

“如果这三件案子中都发现了木棉纤维，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暴力犯罪分析中心的电脑获得匹配记录？如果真像你所说的，既然这些案件的信息都已经被输入了电脑。”

“是人为疏忽。在第一起案子里，也就是那个男孩奥提兹的案子中，木棉纤维本就在案发地点存在，这个细节被忽略了，没有被输入到问卷里。在阿尔伯克基一案中，一开始没有鉴定出那些纤维是木棉纤维，后来鉴定结果出来了，又没有在问卷上更新。这个监管疏忽导致我们又错过了这次匹配，我们今天才收到当地分局呈报上来的鉴定结果。只有在丹佛一案中，办案警探将木棉纤维列为一条重要线索，并把它录入暴力犯罪分析中心的问卷里。”

好几个探员都发出一声长叹，我心里一沉。早在阿尔伯克基那件案子发生时，就有可能发现有一个连环杀手正在四处作案，竟然就这么错过了。要是当时没有错过，我思索着……肖恩或许就不会死了，他现在还会活着。

“这又把我们绕回那个难题上，”布拉斯说，“我们要找的凶手到底有几个？一个人先在前头犯下第一桩案子，另一个再杀掉办案的警探？还是只有一个凶手，一个人单枪匹马地犯下所有案子？至少就目前来说，从逻辑上看，我们认为两个凶手协同作案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更倾向于研究这些案子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推论是，每个城市中的两起凶杀案是环环相扣的。”

“作案手法是什么？”史密提问。

“我们现在还只能猜测。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是，凶手将杀掉办案警探当作掩盖行迹的一种方法，只是为了确保他能成功逃脱法网。然而我们还有另一个推论——第一桩凶杀案只是这个凶手为了引诱负责处理凶杀案的警探而犯下的，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猎物。换句话说，第一次谋杀只是个诱饵，凶手有意让它看起来凶残无比，只是为了给办案的警探造成心理压力，让他们饱受折磨。我们猜测，这时这个诗人就会跟踪办案警探，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日常路线。这就使他能够接近这些警探，最终实施谋杀，而又自始至终不被人察觉。”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我有种感觉，尽管在场很多探员都身经百战，处理过很多连环杀人案，但一定从未遇到过诗人这样猎杀警察的人。

“当然，”布拉斯说道，“我们现在所说的都还只是假设……”

巴克斯站起身来。“谢谢，布拉斯。”他说，然后又对着所有探员说，“现在加快点速度，我还想给这个凶手做个侧写，再下发各个分区。戈登，你给大家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好的，我很快就能交代清楚，”戈登·索尔森说道，他起身朝支着一块大画板的架子走去，“因为巴尔的摩一案，你们手头材料中的那幅地图已经过时，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打起精神听我说。”

他用一支粗大的黑色马克笔快速在画板上绘出美国的轮廓，然后又用一支红色马克笔开始绘制诗人的行踪。从佛罗里达开始——这里他画得不成比例，相对于整个国家领土来说，这个州画得太小了——红线向上行至巴尔的摩，然后转道芝加哥，又向下来到达拉斯，再接着向上到了阿尔伯克基，最后又向上抵达丹佛。他又迅速拾起黑色马克笔，在每个城市旁写下案发日期。

“现在一目了然了，”索尔森道，“我们要找的这个家伙正往西去；很显然，出于某种原因，他十分厌恶侦办凶杀案的警探。”他抬起手，朝他画的美国地图上一挥，指向西部，“我们动作得快，在他下一次动手前就把他逮住。要不然，我们只能在这片广袤的西部土地上标注下一个案发地了。”

望着索尔森绘制的那条红线上的各个地点，我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不知今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诗人在哪儿？谁将是他的下一个战利品？

“咱们为什么不干脆让他跑到加利福尼亚去，这样他就能和跟他一样的变态们顺利会师了[2]。这样就解决所有问题了。”

坐在外圈的某个探员讲的这句话，让所有人都大笑起来，这种气氛显然还给布拉德壮了胆。

“嘿，戈登，”他探身到画板前，用铅笔轻轻敲了敲代表佛罗里达州的那块小地方，“瞧这块小地方，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你画的这张地图可能恰好印证你身上的某些地方。”

会议室里顿时爆出一阵更欢乐的大笑，索尔森虽然也尴尬地笑着回应这个嘲弄他的玩笑，但脸已经涨得通红。我看到蕾切尔·沃林的脸上也乐开了花。

“多有趣的笑话啊，黑兹尔顿。”索尔森大声反击，“你怎么不打道回府分析你的诗歌？你也就擅长这种事了。”

欢笑声迅速缩了回去，我猜索尔森这句反击的奚落大概带点人身攻击的意味，已经超出临场诙谐回击的程度了。

“好了，回到案子上，”索尔森说，“需要说明的是，今天晚上我们就会给所有地区分局，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分局，发出警示通知，请他们留意类似案件。要是下一次案发时，我们能尽早得到通知，让我们的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就会有更多收获。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机动组，时刻待命，但目前我们还只能在各个方面仰赖当地的相关机构。我说完了，鲍勃？”

巴克斯清了清嗓子，然后继续主持讨论道：“如果在座诸位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接下来进行凶手的心理侧写，看看现在我们对这个凶手了解多少。我希望能在戈登的待发警示通知上补充一些信息。”

接下来大家纷纷抛出一己之见，大部分都是天马行空的推断，有些甚至还引人发笑。看得出来，这些探员大都关系很好，但偶尔也有一些小冲突，就像索尔森和沃林之间、索尔森与黑兹尔顿之间的那种较劲一样。然而，我忽然意识到，围着桌子侃侃而谈的这些人，以前已经做过不知多少次这种工作了。多么悲伤啊，每一次的进度汇报和侧写讨论，背后都有一桩血淋淋的凶杀案。

侧写渐渐完成了，但我觉得这对抓住诗人没有什么用处。探员们抛出的那些结论主要都是描述凶手心理状态的侧写：愤怒难平、孤僻、受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超出平均水平。怎么能够凭这些描述从茫茫人海中辨认出那个家伙？我认为根本不可能。

巴克斯不时插一脚进来，提出一个问题，让越来越偏离主题的讨论回归正轨。

“如果你赞同布拉斯的第二个推论，凶手为什么只盯着侦办凶杀案的警察？”

“这个问题得等你把他逮进警局审问了才能回答，这才是这个案子最难破解的地方。那些爱伦·坡的诗歌什么的，不过是他在虚张声势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他是有钱人还是穷人？”

“应该是个有钱人。他必须有钱，否则做不到这些。无论他去哪个城市，都不会在那里久留。他也没有工作，杀人就是他的工作。”

“他应该有个供他挥霍的银行账户，要么有富裕的父母，要么其他类似的情况。另外，他应该还有辆车，总不能没有汽油钱。”

这项讨论持续了二十分钟，布拉斯记下了大家提出的所有意见，准备起草凶手的心理侧写报告。之后，巴克斯宣布会议结束，告诉大家今晚不用加班了，在明天早晨上路之前可以好好休息。

散会后，陆续有几个人走到我面前，作了番自我介绍后，表达了对我哥哥的慰问以及对我调查工作的赞赏。但这么做的只有寥寥几个人，包括布拉德和布拉斯。几分钟后，众人离开，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正要去找沃林，戈登·索尔森走了过来，朝我伸出手。迟疑片刻后，我伸出手跟他握了握。

“我不是想找你不自在。”他挂着热情的微笑说道。

“没关系。我不介意。”

他把我的手扣得死死的，两秒钟后，我试图抽出手，但他依旧扣着不放，甚至还把我拉向他的方向。他倾身向前，让接下来的话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

“多么幸运，你哥哥不用在这儿看着你干的好事。”他低声说道，“要是我跟你一样，为了介入这个案子而不择手段，我都不能容忍自己还活在世上。”

他直起身，依旧保持着笑容。我只能望着他，莫名其妙地点点头。他甩开我的手，径直走远了。我这才感到一阵羞辱，我本该替自己争辩几句；没辩白就算了，我居然还愣头愣脑地点头。

“他跟你说了什么？”

我转过身，是蕾切尔·沃林。

“没什么。他只是……没什么。”

“不管他说了什么，别放在心上，有时候他就是个十足的浑蛋。”

我点点头。“是啊，我正有这个感觉。”

“走吧，咱们回行情室去。我都快饿死了。”

我们走过长廊的时候，她把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告诉了我。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得出发。你最好今晚就住在这边，别赶远路回希尔顿酒店了。周五来宾招待所基本上没什么人，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一个房间，让希尔顿酒店把你的房间退了，再将你的行李送回丹佛去。这样有问题吗？”

“呃，应该没问题，我想……”我还在想着索尔森，“该死的。”

“什么？”

“我在骂那个家伙，那个索尔森，他真是个浑蛋。”

“忘了他吧。我们明天就离开了，他得在这里驻守，互不相干。希尔顿酒店那边你没问题吗？”

“没问题。我的电脑和其他重要东西都随身带着。”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顺便给你带上一件干净的衬衫。”

“噢，对了，我的车。我租了辆车，停在希尔顿酒店的车库。”

“钥匙在哪儿？”

我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

“把钥匙交给我吧。我们会安排妥当。”

[1]英文原书如此，似有误。

[2]加利福尼亚州监狱有“恶魔岛”之称，一直以来是美国重刑犯的关押地。

23

时间还早，天刚蒙蒙亮，晨曦只在窗帘上染了一层微光。格拉登在达琳的房子里四处转悠，他紧张得睡不着觉，又兴奋得总想再干些什么。他从一个小房间踱到另一个小房间，在几个小房间里来回踱步，思考着，计划着，等待着。他抬头望了望卧室床上的达琳，然后又转回起居室。

墙上贴着没有装裱的老色情电影的海报，整个房间到处是毫无价值的人生留下的毫无价值的小摆设和纪念品。屋子里的一切都弥漫着尼古丁的味道，尽管格拉登也是个烟枪，但这浓郁的味道依旧让他觉得恶心。这地方真是恶心透了。

他在一张海报前停下脚步，海报宣传的电影是《达琳的内在》。她告诉他，八十年代早期，在电视给色情业带来革命性转变之前，她还是个大明星；可现在，她也渐渐老去，岁月带来的磨难和泪水开始在她的眼角和嘴边刻下生活的印记。她带着怀念的微笑，把这些海报一一指给他看。那些没有玻璃镜框保护的图片，展示着她光滑无瑕的身体和脸蛋。海报上只有她的名字达琳，这种电影不需要列出姓氏。他不禁思忖，在这个地方生活到底有什么意思？在这里，你光鲜亮丽的过去，一直从墙上贴着的每张海报上，嘲弄着你落魄潦倒的现在。

他转过身，发现她的手袋放在餐厅的牌桌上，于是过去翻检了一番。里面大部分是化妆品，有些空的烟盒和纸板火柴，还有一小罐用来击退歹徒的防狼喷雾，还有她的钱包。钱包里只有七美元，他还看到了里面的驾照，这才第一次知道她的全名。

“达琳·库格尔，”他大声嚷道，“真高兴认识你。”

他拿走了钞票，把其他东西塞回手袋里。七美元不多，但毕竟还是七美元。那个数码时代牌照相机的经销商坚持让他预付订金才能给他预订。现在他身上只剩下区区几百美元，他觉着多七美元也没什么坏处。

他把经济困境暂时放到一边，再度在房中踱起步来。他现在面临的麻烦是时间。相机得从纽约港船运过来，星期三才能到货，他还得在这里待上五天。他明白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就这么窝在达琳的公寓里。他相信他能做到。

他决定列个单子，看看还需要购买哪些生活用品。达琳的食品架上除了金枪鱼罐头，几乎空空如也，而他讨厌这种垃圾食品。他不得不出门一趟，购置补给品，然后就可以蛰伏，不到星期三不出来。他需要的东西也不多：矿泉水，达琳显然只从水龙头喝自来水；再添点水果麦片，或许再来点柏亚迪厨师牌的意大利饺子。

屋外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他挪到门口，侧耳聆听，终于听到了一直等待的动静——报纸被丢在地上的声音。达琳告诉过他，隔壁公寓的房客订了报纸。连这种小事都没忘记打听，他为自己感到骄傲。他走到窗前，透过百叶窗帘向外张望。天色渐渐亮了，但外面一片雾气迷蒙。四下一片安静，没有任何动静。

他打开两道门锁，拉开门跨出屋子，来到外面清晨的空气中。他四下张望，看到那份报纸被卷着丢在隔壁公寓门前的人行道上，公寓门后还没亮灯。他快步走过去，拾起报纸，返回达琳的公寓。

他坐到沙发上，飞快地翻到城市新闻版，迅速浏览着占据八页的版块，但没有发现想找的报道，没有一则消息提到那个女服务员的事情。他将这个版块的报纸扔到一边，又拿起头版。

他把报纸翻了个遍，终于找到了那则报道，他本人的照片出现在头版页面的右下角。那是他在圣莫尼卡被捕后，警方给他拍摄留档的面部照片。他把目光从自己的照片上移开，开始阅读文字报道。他高兴坏了。这么多年后，他终于又一次上了头版。他读报道的时候忍不住兴奋得满脸通红。

汽车旅馆谋杀案嫌疑人在佛罗里达逃脱法网

《洛杉矶时报》特约撰稿人

凯莎·拉塞尔

洛杉矶警方周五称，一桩残忍碎尸案的男性嫌疑人被当局确认在佛罗里达州逃脱法律制裁，此人曾因猥亵儿童而被佛罗里达州执法机关收押，警方已确认其为汽车旅馆谋杀案嫌疑人。此人之前在一家名为好莱坞明星的汽车旅馆杀害一名女服务员并将其残忍分尸，目前已经潜逃。

威廉·格拉登，29岁，因涉嫌杀害伊万杰琳·克劳德而被警方通缉。遇害者19岁，其尸体在好莱坞明星汽车旅馆中格拉登的房间内被发现，已被残忍切割成数块，分别放置于房间衣柜的三个抽屉里。

尸体在格拉登退房离开后才被发现。警方宣称，一名寻找克劳德的旅馆员工进入房间，发现从衣柜里渗出的血迹。克劳德是一个男婴的母亲。

格拉登入住旅馆时，登记的名字是布赖斯·基德尔，但警方于房内发现一枚指纹，通过指纹比对证实他就是格拉登。

七年前，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他因一起广受关注的猥亵儿童案被判处七十年监禁。然而，仅仅在监狱里服刑两年后，他便提出上诉，法庭推翻了一审判决，随后他获得释放。当时该案的关键证物——裸体儿童的照片——被法庭判定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公诉检察官在法庭上失利后，允许他通过认罪换取较轻的刑罚。由于此前他已在监狱中服过一段刑期，因此很快获得假释。

另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是，警方承认，在汽车旅馆谋杀案发生的三天前，格拉登曾被圣莫尼卡警察局拘捕，因被举报在码头的海滩浴场偷拍赤裸的孩子，以及蹲在旋转木马附近偷拍玩耍的儿童。警察拘捕他后以数项轻罪提出诉讼。然而，未及查明他的真实身份，他便被提审问讯，然后取保获释。

——未完，下转14A版

格拉登不得不翻动报纸，找到内页的14A版。这一页登着他的另一张照片，正直直瞪着读者。那还是他在佛罗里达未受审之前拍摄的，照片上的他只有二十一岁，有着瘦削的脸孔和一头红发。这一版里还有另一篇关于他的故事。他迅速地读完第一篇报道。

——上接1A版

警方表示，他们还没有查明格拉登杀害克劳德的动机。尽管格拉登在这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但他仔细清理了他在这个房间留下的指纹。然而，据洛杉矶警察局的埃德·托马斯警探披露，格拉登犯下了一个错误，于是露出马脚，令当局得以确认他的身份。那是一枚被遗漏的指纹，位于马桶冲水把手内侧。

“这是一次幸运的突破，”托马斯说道，“我们只需要一枚指纹，有这枚指纹就足够了。”

这枚指纹当即被输入警察局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该指纹数据库可与全国数据库联网，之后从佛罗里达警察局执法系统的档案中成功匹配到了格拉登的指纹。

托马斯称，四年来，格拉登一直因违反假释条例而被通缉。在假释期间，他中止了向假释官员的定时报到，之后失踪，此后便一直被警方通缉。

在圣莫尼卡一案中，警方于周日在码头的旋转木马附近发现了他，当时他正在观察在广受欢迎的旋转木马上嬉戏的年幼孩童。经过一番追捕之后，警方成功逮捕了他。在逃避追捕的过程中，他将一个垃圾桶扔进了海湾。最终，他在第三街长廊的一家快餐店里被抓获。

他被逮捕时所用的化名是哈罗德·布里斯班，被控污染公共水域、破坏市政财产和拒捕三项罪名。然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没有提出任何有关偷拍孩童事件的指控，因为当时掌握的证据尚不足以提出诉讼。

圣莫尼卡警察局的警探康斯坦丝·德尔皮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和搭档接到了一名检票员的举报，该检票员称格拉登经常在孩子们附近逗留，并且总在海滩上趁着父母给年幼的孩子洗澡时偷拍。之后，德尔皮和搭档便开始监视旋转木马一带。

尽管格拉登被捕后采录了指纹，但圣莫尼卡警察局没有指纹识别系统，只能使用司法部的电脑，或者包括洛杉矶警察局在内的其他部门的电脑，进入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进行查询。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好几天，因为这些部门会优先满足本单位的查询请求。

在本案中，这枚来自圣莫尼卡而且记录显示为名叫布里斯班的男人的指纹，直到星期二才由洛杉矶警察局录入识别系统。而这时，格拉登在县立监狱待了一晚后，已经缴纳五万美元保释金取保获释了。

之后，星期四下午，洛杉矶警察局将在汽车旅馆房间内发现的指纹录入识别系统，终于识别出格拉登。

这两起案件的涉案警探不得不反省这一系列事件酿成的恶果，他们将轻罪放任成了谋杀。

“每次发生这种事之后，人们总会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圣莫尼卡警察局负责虐童案件的警探德尔皮说，“我们要是当时把他多羁押一阵子，不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吗？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没有谁说得准，有的时候你会赢，有时候则会输。”

托马斯表示，真正铸成大错的是释放格拉登的佛罗里达司法机关。

“你抓住了这个家伙，这个显而易见的恋童癖，可这个体制却把他放走了。”托马斯说，“当体制出毛病的时候，就总会发生这样的事——让一个无辜的人为体制的失误付出惨重代价。”

格拉登迅速翻到下一篇报道。读着自己的故事，他感到一种奇异的欢喜和得意，他为这份荣耀而欣喜若狂。

嫌疑人在佛罗里达绕开法律制裁

《洛杉矶时报》特约撰稿人

凯莎·拉塞尔

据当局宣称，颇有才华的铁窗律师威廉·格拉登，运用自己在狱中所学的狡计破坏了正义的司法体制，并销声匿迹——直到本周。

八年前，格拉登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小鸭子儿童保育中心工作，因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多达十一名儿童进行性侵而遭到逮捕。

之后的案件审讯引起广泛的公众关注，两年后，针对格拉登的二十八项指控均被判成立。从各方面来看，此案最关键的定罪证据是一组九名受害儿童的拍立得照片。在这些照片里，这些儿童身处保育中心的一个小房间，均不同程度地裸露身体。此房间现在已被保育中心关闭。

然而，时任负责此案的希尔斯伯勒县检察官查尔斯·亨切尔表示，这些照片中最有说服力的并不是裸露身体的儿童，而是他们脸上的表情。

“所有孩子都非常害怕，”周五亨切尔在坦帕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现在已经是一名私人执业律师，“他们不喜欢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这种情绪在他们的表情里表露无遗。在这件案子里，照片完全揭露了真相。照片上他们的表情‘说的话’，与他们告诉律师的内容完全一致。”

法庭审讯过程中，这些照片比那位律师或者孩子们告诉律师的证词更加重要。尽管格拉登对这些照片作为呈堂证物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它们是在一名警察对他的公寓进行非法搜查的过程中发现的，这名警察的儿子是案件中的受害儿童之一，但法官还是批准将照片作为呈堂证物。

后来，陪审员们表示，他们完全根据这些照片判定格拉登有罪，因为两名律师从孩子们口中获取证词的行为受到了格拉登的代理律师的质疑，他认为他们设法诱导孩子们指控格拉登。

裁定有罪之后，格拉登被判处七十年有期徒刑，并被押往地处雷福德的联邦感化监狱服刑。

在监狱里，本身已有英语文学学位的格拉登，又学习了诗歌、心理学和法学。现在看来，他学得最好的是法律知识。据亨切尔说，这个被判有罪的恋童癖很快就掌握了铁窗律师的各种花招，除了自己写上诉材料外，还帮助其他狱友写上诉文件。

他所在的性犯罪监区里，还有更多臭名昭著的罪犯，如被称为“奥兰多枕套强奸犯”的多尼尔·福克斯、前迈阿密冲浪冠军艾伦·贾尼恩，还有来自拉斯维加斯的舞台催眠师霍勒斯·冈贝尔。这三个人都因多起强奸案被判入狱，格拉登在服刑期间尝试为他们写过很多上诉材料，但都没能让他们重获自由，也没有为他们的案子争取到重新审理的机会。

但亨切尔说，格拉登在被监禁的一年里，彻底研究了自己案子的审理过程，在上诉材料里再一次强调使他获罪的那些照片的获取方式不合法。

亨切尔解释说，找到照片的那名警官叫雷蒙德·戈麦斯，在听到五岁的儿子说自己被一个在保育中心工作的男人猥亵后，他愤怒地闯进了格拉登的家。

这位事发时不当值的警官宣称，他敲了门，但没人应门。发现房门没锁，他便进了房间。之后他在有关此事的听证会上作证说，他发现这些照片摊在床罩上，于是立即从格拉登的公寓离开，将此发现报告给其他警探，后者从法院申请了搜查令。

警探当天便携带搜查令迅速来到格拉登的公寓，从壁橱里找到了藏匿的照片，于是逮捕了格拉登。格拉登在法庭上坚称离开公寓时锁好了房门，照片也没有摊在外面。他抗辩道，无论房门有没有上锁、照片有没有摊在外面，戈麦斯的搜查行为明显侵犯了他的不受非法搜查和没收财产的宪法权利。

尽管如此，初审法官认为戈麦斯进入公寓时的身份是一位父亲，而非一名警察。在这一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本案的关键证据，因此这一行为并不构成违宪。

但之后的上诉法庭却支持格拉登的说法，认为戈麦斯曾经在警队中接受过有关搜查和没收财产程序的培训，理应更清楚不能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进入他人住宅。再后来，佛罗里达最高法院没有驳回上诉法庭的裁决，为本案重新审理过程中不得使用这批照片作为呈堂证物铺平了道路。

公诉方不得不面对缺少照片这一关键证物的棘手状况。因为缺乏证据无法赢得诉讼，公诉方只得同意格拉登通过向法庭认罪换取减轻刑罚，于是他向法庭承认曾对一名孩童犯下了猥亵罪。

此项罪名的最高刑罚是五年监禁加五年保释。当时，格拉登已经在监狱服刑三十三个月，还因表现良好获得三十三个月的减刑。最后，虽然法庭对他做出了最高刑罚的判决，但他仍旧当庭获得保释，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法庭。

“这是用狡计绕开了法律制裁，”亨切尔，这位前检察官回忆道，“我们知道他犯下的罪行，却无法使用手头的证据。判决下来以后，我无颜面对那些父母，还有他们的孩子。因为我知道，一旦这个人逍遥法外，他很可能会再次犯下同样的罪行。”

保释还不到一年，格拉登便失踪了，因违反保释条例，他被列入了通缉名单。本周，他终于在南加利福尼亚露面，随之而来的是被当地警方称之为“致命恶果”的谋杀碎尸案。

格拉登再次把这篇报道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并为其中详尽的细节和赋予他的极高评价而深深陶醉。他还非常喜欢文章字里行间透出的对戈麦斯警探所述案情的怀疑，任何一个读这篇报道的人都能感受到。没错，就是那个骗子，他在心里骂道，就是他闯进了自己的公寓，毁掉了整个案子。他甚至想拿起电话，打给这个女记者，好好感谢她写出这么好的报道，但最后还是忍住了。这太冒险了。他想到那个亨切尔，那个年轻的检察官。

“终结者，”他大声说出了口，然后高声大喊，“看啊，终结者！”

他心潮澎湃，满是欢喜。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但他现在就登上了头版。不过没关系，他们很快就会一点一点全部了解的。他们会知道的，他的荣耀时刻就要降临了，很快，很快。

他起身走向卧室，准备出门采买补给品。他想最好还是赶早去。他再次看了眼达琳，弯腰碰了碰她的手腕，又抬了抬她的胳膊。死后的僵直已经出现了。他注视着她的脸，她下巴上的肌肉已经开始收缩，这令她的嘴唇向后拉起，牙齿露出，形成丑陋的微笑。她的双眼依旧瞪着，似乎在凝视床头镜里映出来的他们的影像。

他伸手扯下了她的假发。她其实有一头红褐色的短发，他觉得没有任何吸引力。他注意到金色假发的下方边缘沾上了血迹，于是拿进浴室冲洗干净，又把自己收拾妥当。做完这一切后，他回到卧室，从柜子里翻出需要带出门的物品。离开卧室前，他又回头望了那具尸体一眼，想起自己还没来得及问她身上那块刺青到底是什么图案，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

他把空调调到高挡位，离开房间，关上房门。他在起居室里换衣服，一边换一边在心里提醒自己，要记得在商店里买点熏香。他决定就用从达琳钱包里翻出的七美元。毕竟是她制造了这个麻烦，他想，当然得由她付钱解决。

24

星期六早上，我们乘直升机从匡提科赶到机场，又换了一架联邦调查局的小型喷气式飞机，启程前往科罗拉多，那是我哥哥遇害的地方，也是凶手留下最新踪迹之地。飞机上有我、巴克斯、沃林和一个叫汤普森的法医，在昨天晚上的会上，我记下了他的名字。

我的外套里是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左胸还有联邦调查局的徽章。蕾切尔今天一早敲开我的房门，笑着把这件衣服塞给了我。她想得很周到，但我还是宁愿赶紧回丹佛换上自己的衣服。不过这总比我原来那件衬衫强，那可是穿了两天都没换过。

飞机飞得很平稳。我坐在最后一排，在我前面三排坐着巴克斯和蕾切尔，汤普森坐在他俩后面。为了打发时间，我读起那本爱伦·坡文集附录的作家生平传记，不时在电脑上做些笔记。

差不多快飞到中部地区时，蕾切尔从座位上站起身，走到后面来看我。她今天穿着牛仔裤和绿色灯芯绒衬衫，脚踩一双黑色登山鞋。她在我身旁坐下后，把头发挽到耳朵后面，这让她的美丽面庞更加显眼了。她真是美极了，我意识到在不到二十四小时里，我从一开始憎恨她，变成现在想要接近她。

“一路上你都一个人窝在后头，在想什么？”

“没什么，大概是我哥哥的事吧。要是我们抓到了这个家伙，我想我大概就能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直到现在，我还是很难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你们的关系非常好吗？”

“大多数时候还是很好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但在最后几个月里，不……或许之前就是这样了。这就像个循环，一会儿我们关系很好，一会儿又看到对方就觉得讨厌。”

“他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1]？”

“比我大。”

“大多少？”

“大三分钟，我们是双胞胎。”

“我之前不知道这些。”

我点点头，她皱起眉头，仿佛觉得因为我们是双胞胎，失去他对我的伤害更大。或许真是这样。

“我在报告里没看到这个情况。”

“或许这个情况不重要，所以没有记录吧。”

“也许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你会……我一直想多了解双胞胎。”

“你是想问，在他遇害的那个晚上，我有没有什么心灵感应之类？答案是没有。类似的事情从没在我们之间发生过，或许曾经有过，但我没意识到，他也不曾对我提起过。”

她点点头，我又把视线移向窗外，有好一会儿，就那么看着。我很喜欢跟她待在一起，尽管昨日的相见一波三折，还有几分尴尬。但我开始感觉到，蕾切尔·沃林就是有那种本事，让最恨她的人都觉得跟她共处很开心。

我试着反过来问了些她的事。她提到那场婚姻，我已经从沃伦那儿知道了，但她并未多说前夫的事。她说她曾就读于乔治城大学，攻读心理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被联邦调查局招募。成为探员后，她去了纽约分局，这期间又重返校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夜校拿到了法学学位。她坦率地承认，身为拥有法学学位的女性，她在调查局升迁得很快。行为科学部这份工作可是人人艳羡的美差。

“你的家人一定很为你骄傲。”我说道。

她摇摇头。

“不是吗？”

“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就离开了。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没再见过她，她完全不知道我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父亲呢？”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我知道我已经无意中越过了日常闲聊的界限，应当就此打住，但作为新闻记者的本能总是跳出来催促我提出下一个问题，一个受访者不会期待的失礼的问题。我同样也感觉到，她希望诉说更多，但不会主动说出来，除非我先问起。

“他是怎么去世的？”

“他是个警察。我们当时就住在巴尔的摩。他自杀了。”

“噢，天哪。蕾切尔，我很抱歉。我本来不该——”

“没关系，我不介意，我也希望你能了解。我觉得正是这件事决定了我今后的一切，决定了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我走上现在的职业道路。或许正是你哥哥的事情，还有这篇报道对你的意义，你才会做这些事。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如果我昨天对你太苛刻了，我想向你道歉，真是对不起。”

“别在意昨天那些事了，我没有怪你。”

“谢谢。”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但我感觉这个话题还没有完结。

“那个基金会的警察自杀研究项目，就是……”

“是的，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才着手这项研究。”

我们又陷入沉默，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我想她也是。最后，她站起身走向机舱后部的仓储区，为我们每个人拿了苏打水。巴克斯开玩笑说她这个空姐干得不赖，她又重新坐回我身边。我们再次开始聊天，我试着将话题从她对父亲的回忆中转移开来。

“你有没有后悔干了这行？你本可以当个独立执业的心理医生。”我问她道，“这难道不是你进学校学习这个专业的最初目标吗？”

“一点都不后悔，现在的工作能带给我满满的成就感。我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第一手反社会心理研究素材，很可能比大多数心理医生一辈子见过的还要多。”

“我只能理解成这些素材来自那些与你共事的探员。”

她毫不掩饰地大笑起来。“这么多人也就你洞悉了这个秘密。”

或许只是因为她是个女人，但我确实觉得她跟我这么多年来打过交道的那些探员不一样。她不像那些人，尖锐得像岩石上锋芒毕露的棱角。她更像是一个倾听者，而不是一个倾诉者；她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被动地做出反应。我开始觉得可以在任何时候向她倾诉自己的想法，不必瞻前顾后，不必担忧会带来什么不利后果。

“就像索尔森，”我说，“那家伙就像时刻绷紧的弦，但是绷得有点太紧了。”

“完全正确。”她说道，然后不自在地笑了笑，又晃了晃脑袋。

“对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只是很愤怒。”

“什么让他愤怒？”

“很多事情。他背在身上的担子太多了，其中还包括我。他是我的前夫。”

我其实没有太惊讶。他们之间的那种紧张气氛几乎都快肉眼可见了。我对索尔森的初始印象，就是他完全可以被印在“这世上男人都是猪”的海报上。难怪沃林对所有男性都印象不佳。

“我真后悔提起他，真是抱歉，”我说，“我发现我在说错话方面还是有天赋的，娴熟程度堪比棒球运动员打出一千个安打。”

她笑了。“没关系。他给很多人都留下不好的印象，不差你一个。”

“跟他共事一定是个非常艰难的差事吧，你们怎么还待在一个部门？”

“准确地说，我们算不上在一个部门。他是紧急情况应对组的，而我在行为科学部和紧急情况应对组两边跑。我们只在某些特殊时候，比如像这次，才会一起工作。我们结婚之前是搭档，都为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互相扶持过来的。然后，就分道扬镳了。”

她喝了口可乐，我没有再提问题。这会儿我没法提出一个比较合适的问题，所以我决定先不问。但她没等我发问，就继续说了下去。

“我们离婚后，我就离开了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开始更多地接触和负责行为科学部的项目，做侧写，偶尔碰上案子也出来参与调查，而他转到紧急情况应对组。但我们还是会时不时碰上，比如在自助餐厅，或者眼下这种情形。”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从这儿调走？”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被分配到联邦调查局匡提科中心工作可是个美差。我不愿离开这儿，他也是。要么是这个原因，要么就是他故意在我身边晃荡让我不痛快。鲍勃·巴克斯有次跟我们谈话，说他觉得我们其中一个主动提出调离比较好，但我们俩都不愿意。他们无法调动戈登，他的资历摆在那儿，匡提科中心刚建立的时候他就在了。要是他们调走我，那就是调走了中心硕果仅存的三个女探员之一，而且他们也知道我会大闹。”

“你能怎么闹？”

“我只需要说，我之所以被调动，只是因为我是个女人，这是性别歧视。或许我可以跟《华盛顿邮报》说说。匡提科可是联邦调查局的招牌之一，到各地去帮助当地警察时，我们一个个都跟英雄似的，杰克。要是我去爆料，媒体肯定照单全收，局里可不会傻到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戈登和我只能都留下来，隔着桌子对坐，不停地朝对方甩脸子。”

飞机开始俯冲下降。透过舷窗，我已经能看到前方的景象。西方远远的地平线上，逐渐显出熟悉的落基山脉。我们快到了。

“采访包括本迪和曼森这些杀人狂在内的罪犯，这项工作你参与了吗？”

我不记得以前在哪里听说或者看到过，行为科学部正在全国各地的监狱访谈所有服刑的系列强奸犯和连环杀手，通过这些访谈收集心理分析数据，再用这些材料绘制相似的其他凶手的心理侧写。这个访谈项目已经进行好几年了，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过，跟这类罪犯的会面对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

“是有那么一段时期，”她说，“我、戈登和鲍勃，我们都在那个小组里。我现在还能时不时收到那个叫查理的杀人狂给我写的信，大多都是在圣诞节前后。作为一个罪犯，他非常善于操纵那些崇拜他的女性追随者，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打算在联邦调查局内部发展出一个同情他遭遇的信徒，此人一定是个女人，而我就是他的最佳选择。”

我看出了其中的逻辑，点了点头。

“至于强奸犯，”她说，“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心态其实跟杀人狂一样。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当中有些看上去还挺可爱的。我一走进去，就能感觉到有些人正直勾勾地打量我，像掂量货物一般掂量我。我可以打包票，他们正试着盘算在那些警卫冲进来之前，他们会有多少时间，就是他们能不能在后援抵达之前把我给制住。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们的心理模式。他们只考虑那些来救援我的人，从未想过我是不是有能力保护自己。我完全可以自救，但他们从不曾考虑这一点，只是简单地把所有女人都视为牺牲品，看作猎物。”

“你的意思是，你是一个人进去跟这些人面谈的？而且没有和他们隔开？”

“这种访谈都是非正式的，通常都在犯人和律师见面的房间里，没有隔板，但一般会有个黑洞。访谈协议是——”

“黑洞？”

“就是一扇小窗户，警卫可以通过它观察里面的情形。访谈协议规定所有访谈都必须有两名探员在场，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因为要访谈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分配不过来。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几个人一起去一家监狱，然后分头访谈，这样工作效率高一些。进行访谈的房间外面当然一直有警卫守着，但一些犯人还是会时不时让我感到某种诡异的战栗，就像我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样。可我又不能朝黑洞那儿张望，看是否有警卫盯着，因为如果我这么做了，我的访谈对象也会扭头去看，要是他发现黑洞那儿没有警卫，那么……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真是该死。”

“还好，对于那些暴力倾向特别严重的访谈对象，我的搭档就会和我一起上，要么是戈登，要么是鲍勃，或者其他什么人。但如果我们分头行动，各自进行访谈，效率总是高得多。”

我想象着如果一个人耗费好几年的时间做这些访谈，很可能会把一些心理负担转移到自己身上。我不知道刚才谈及她和索尔森的婚姻时，她所说的负担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总是穿同样的衣服吗？”她问。

“什么？”

“你跟你的哥哥。我经常看到双胞胎这么打扮，你应该也见过。”

“一模一样的装扮？没有，感谢上帝，我们的父母从没逼我们这么干。”

“所以谁是家里的坏小子？是你还是你哥哥？”

“是我，绝对是我。肖恩是圣人，我是罪人。”

“是吗？你的罪是什么？”

我注视着她。“我犯下了太多的罪孽，一下子数不清。”

“真的？那么，肖恩做过的最像圣人的事情是什么？”

笑容从我脸上消失了，最符合她问题的答案在我心头浮现出来。就在这时，飞机猛地左转，偏离了预定航线，开始向上爬升。蕾切尔顿时忘了自己的问题，朝过道倾身，观察着前方情况。只见巴克斯沿着过道走了过来，两手撑在舱壁上以保持平衡。他示意汤普森跟上他，两人都挪了过来，坐到我们这边。

“发生什么事了？”蕾切尔问。

“我们正在转向，”巴克斯说，“我刚刚接到从匡提科打来的电话。今天一早，菲尼克斯分局回复了我们不久前下发的警示通知。一周前，一个负责凶杀案的警探被发现死在自己家里，本来以为是自杀，但有些情况不太对，他们现在把案子定性为谋杀。看样子，我们的诗人犯了个错误。”

“菲尼克斯？”

“对，最新的案发地。”他看了看手表，“我们得赶快过去。那名警探四个小时后就要下葬，我想在下葬之前看一眼尸体。”

[1]原文中，杰克一直用“brother”指代哥哥肖恩，而此词有哥哥和弟弟两层含义，故蕾切尔有此疑问。

25

飞机在菲尼克斯空港国际机场降落后，两辆政府公务车和联邦调查局当地分局的四名探员正等着我们。同我们来的地方相比，这儿暖和多了，我们把外套脱下，搭在电脑包或者小型行李箱上，直接拉着箱子往外走。汤普森还带了一个工具箱，里面放着他的设备。我和沃林跟着两名当地探员上了一辆车，这两人分别姓马图扎克和迈兹，是两个白人小伙子，估计工作经验加起来都不到十年。从他们对沃林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就能看出来，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部在他们心中处于极高的位置。尽管我的衬衫上也印着联邦调查局的徽章，但他们可能已经事先收到信息说我只是个记者，或者从我留的胡子和头发看出我做不成探员，所以一路上都不怎么搭理我。

“现在我们去哪儿？”沃林问他们。我们坐在一辆普通的灰色福特车上，跟在巴克斯和汤普森乘坐的那辆同样普通的灰色福特车后面，驶出了机场。

“斯科茨代尔殡仪馆。”迈兹回答，他坐在副驾驶座上，马图扎克开着车。他看了看表，又说道：“葬礼会在两点钟举行。你们很可能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检视遗体，之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就要给尸体穿上衣服，送入棺柩，开始悼念仪式。”

“棺柩已经打开了？”

“是的，昨天晚上打开的。”马图扎克说，“尸体已经进行了防腐处理，上了妆。我们不知道你们要在尸体上找什么。”

“我们没打算找任何东西，就是想看一眼。我估计这会儿前面那辆车里，你们的同事正在向巴克斯探员简要汇报情况。你们俩介意跟我们说说吗？”

“那就是罗伯特·巴克斯？”迈兹说道，“他看起来也太年轻了。”

“他是小罗伯特·巴克斯。”

“噢。”迈兹做了个鬼脸，似乎在表达他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么年轻的人就可以带领整个团队了，“原来如此啊。”

“不，你什么都不明白，”蕾切尔说道，“他虽然叫这个名字，有个好父亲，但他同时也是我见过的最勤奋也最细致的探员。他现在的地位是自己赢来的，他也配得上；事实上，如果他换个名字，比如迈兹，说不定还能过得轻松点。现在，你们两位中有谁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情况吗？”

我看见马图扎克从后视镜里打量她，然后又审视着我，蕾切尔注意到了他的眼神。

“他没问题，”她说道，“他已经得到我们上级主管的批准，来这儿参与调查。我们知道的事情，他享有全部知情权。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只要你没意见，我们当然没意见，”马图扎克说，“约翰，你说说吧。”

迈兹清了清喉咙：“其实也没有多少要再介绍的了。我们没有得到当地警方的批准，不在调查组里，了解的情况也不多。不过我们能确定遇害的警探名叫威廉·奥瑟莱克，负责凶杀案，星期一被发现死在家里。他至少在被发现死亡的三天前遇害，因为补休，上周五他就没上班。他们记得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上周四晚上，他们一群人一块去酒吧的时候。”

“是谁发现他的？”

“警察局里的一个同事，因为他星期一没上班，就去找他。他离婚了，一个人住。总之，他们整整一个星期都在争，争论到底是自杀还是谋杀。最后，他们将此案定性为谋杀，昨天才讨论确定的。很显然，定为自杀的话，还是有很多疑点。”

“案发现场的情形你清楚吗？”

“说实话，沃林探员，你只要买一份本地报纸，就会知道我现在了解的一切。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没有得到菲尼克斯警方的邀请，无法参与调查，所以不知道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什么。我们今天一早收到匡提科传来的警示通知，杰米·福克斯，就是前面那辆车跟巴克斯探员坐在一起的那个，在加班赶文件的间隙看了眼那份通知，觉得这桩案子跟你们正在搜寻的对得上，于是就打了电话。然后我跟鲍勃就被派过来接你们了，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我们俩其实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

“好吧。”蕾切尔听起来有点不高兴，我知道，她现在恨不得飞到前面那辆车上，“我确信到殡仪馆后我们就能把事情弄清楚。当地警察在做什么？”

“他们在等我们。”

汽车驶入驼峰路，我们在斯科茨代尔殡仪馆的后门停了车。尽管葬礼两个小时后才开始，但停车场里已经停满了车。有几个男人正四处转悠，还有几人靠在车上。他们都是警探，我可以打包票，估计正等着看联邦调查局会说什么。我看到停车场远处还停着一辆电视转播车，车顶架着碟形的卫星信号接收器。

我和蕾切尔下了车，与巴克斯和汤普森会合，然后被领着从后门进入这家殡仪馆。进门之后，我们走进一个宽敞的房间，从地面到天花板几乎贴满了白色瓷砖。屋子正中放着两张可供放置遗体的不锈钢桌台，上方悬着冲淋喷管，沿着三面墙摆放着不锈钢柜子和其他设备。屋子里已经聚了五个人，当他们走上前迎接我们时，我看到了远处那张桌台上的尸体。我猜那就是奥瑟莱克，但是没有看到头部有明显的射击造成的创伤。尸体赤裸着，有人已经从柜子顶的卷纸上扯下一码，缠在了尸体的腰间，遮住了阴部。奥瑟莱克下葬时要穿的西服套装撑在一个衣架上，挂在远处的墙上。

在场的警察走过来，一个个跟我们握手。汤普森被领到尸体前，他拿过工具箱，开始检查。

“以现在这情形，我不觉得你们还能找到什么我们没发现的情况。”一个叫格雷森的人说道，他是当地警察局负责本案调查工作的警官。他身材矮小而健壮，举手投足间一派自信，待人彬彬有礼。他的皮肤跟其他当地警察一样已经被晒成了深棕色。

“我们也这样觉得，”沃林应道，她回应得很快，而且完全“政治正确”，“你们已经检查过了，何况他已经被清洗干净，准备入殓了。”

“但我们还得走个过场。”巴克斯说道。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调查的到底是什么？”格雷森问道，“要是知道了，也许我们还能提供点线索。”

“没问题。”巴克斯说。

当巴克斯向这些警察简短地介绍诗人一案的案情时，我观察起汤普森的工作。他摆弄尸体的架势显得游刃有余，面不改色地在尸体上抚摸、探刺、推挤。他花了很长时间，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捋着死者的灰色头发，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小心地把弄乱的头发梳回原来的位置，接着拿出一个带灯的放大镜，仔细检查了死者的口腔和咽喉。随后，他把放大镜放到一边，从工具箱里拿出照相机，对着奥瑟莱克的喉部拍了一张照，闪光灯吸引了屋里所有警察的注意力。

“只是存档用的照片，先生们。”他说道。他自始至终都低头工作，说话时连头都没抬。

接着，他开始检查尸体的四肢，先是右臂和右手，然后是左臂和左手。检查左手手掌和手指时，他再次使用了放大镜，然后给左手手掌和食指各拍了两张照片。屋子里的警察似乎都没有注意这个，看起来是接受了他之前“只是存档用的照片”的声明。但是我一直在观察他，注意到他没给右手拍同样的照片，我知道他肯定是在死者左手上发现了什么值得注意的迹象。在收好了相机吐出的四张拍立得照片之后，他把相机放回工具箱里。之后，他继续检查尸体，但没有再拍照。他打断了巴克斯的讲述，叫他过来帮忙把尸体翻个身，再一次从头到脚检查起来。这时我才看到在死者的后脑上，有一块暗色的蜡状物，我猜测那就是子弹贯穿后造成的创伤，但汤普森没有给那一处拍照。

汤普森结束了检查，恰在此时，巴克斯的案情介绍也正好讲完，我不禁想这巧得就像他们事先安排好的一样。

“有什么发现吗？”巴克斯问道。

“没有什么要紧的，我觉得，”汤普森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看看尸检报告。报告带来了吗？”

“按照你们的要求带来了，”格雷森说道，“这里是所有材料的复印件。”

他递给汤普森一份文件，汤普森拿过文件退到一边，在一个柜子的台面上翻开，快速浏览起来。

“那么，先生们，我已经把我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们了，”巴克斯说，“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解释，你们为什么没有把这起案子定成自杀？”

“好的，事实上，我之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确信这不是一起自杀案，直到刚才听闻了贵局的调查，”格雷森说，“这会儿我觉得这个狗日的诗人——请原谅，沃林探员——就是我们要找的凶手。总之，我们当时发现了难解的疑点，最后决定把这件案子归为谋杀案，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当我们发现比尔[1]时，他头发的方向不对。从他第一天来局里上班，到现在足足二十年了，他的头发都是朝左边梳的，但我们发现尸体时，他的头发却是往右梳的。这本来只是件小事，但后来又发现了第二和第三个疑点。第二个疑点是法医尸检后提供的。我们让法医用棉签在他嘴里取样，检验射击残留物，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开枪时枪口是放进了他嘴里，还是在嘴外几英寸的位置，或者其他什么情况。结果我们的确发现了射击残留物，但同样也发现了枪油和第三种我们现在都未能准确鉴别的物质。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不想轻易断定这是一起自杀案。”

“你能跟我们说说这种物质吗？”汤普森问道。

“是某种动物脂肪的榨取物，里面还含有磨成粉末的硅，这些都写在了法医报告里，就在你手里的文件中。”

我好像看到汤普森瞥了巴克斯一眼，然后迅速移开视线，似乎心照不宣地交换了意见。

“你们知道这种东西？”格雷森问道，显然他也注意到了刚才那一幕。

“还不能下结论，”汤普森说道，“我会研究下这份报告里的细节参数，回匡提科的实验室后用电脑再分析一下，有结果我会通知你们的。”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巴克斯问道，迅速转移了话题。

“第三个原因是由占边提出来的，他是奥瑟莱克的老搭档，现在已经退休了。”

“占边是他的本名？这不是威士忌的牌子吗？”蕾切尔问道。

“是啊，这就是他的名字。他听说比尔的事情后，从图森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们是否找到了弹头。我说当然，是从他身后的墙体里挖出来的。然后他问我是不是一颗黄金弹。”

“黄金弹？”巴克斯问，“用黄金做的子弹？”

“对，他说的就是一颗黄金子弹。我告诉他不是，就是一颗普通的铅弹，和他弹夹里的其他子弹一样，我们从地板里取出的另一颗子弹也一样。我们当时认为打进地板里的是第一枪，用来给自己打气的。但听了我的话后，占边告诉我，这绝对不是自杀，而是一起谋杀案。”

“他是怎么确定这一点的？”

“他跟奥瑟莱克是多年的老搭档，他知道奥瑟莱克偶尔会……妈的，其实也不算什么，大概没有哪个警察没想过这个，总会在某个时刻钻了牛角尖。”

“你是说自杀。”蕾切尔说道，她是在陈述，不是提问。

“是的。接着占边告诉我，有一次奥瑟莱克给他看了一颗黄金弹，占边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的，可能是邮购或者其他什么门路。他对占边说，‘这就是我的黄金降落伞，等到我再也受不了的那天，它就是我的归宿。’所以占边认为，没有黄金弹就不是自杀。”

“你们找到那颗黄金弹了吗？”沃林问。

“找到了。在跟占边通过电话后，我们就找到了。就在床头右侧的抽屉里，似乎是有意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一有需要就拿得到。”

“所以这一点说服了你们。”

“是所有这些加起来说服了我们，这三件事都指向谋杀，于是我们定性为谋杀。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没有彻底信服，直到你们走进来，把你们的调查告诉了我。现在我只想日死这个诗人——抱歉冒犯，沃林探员。”

“没关系，我们都想干掉这个家伙。他留下遗书了吗？”

“留了。正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才难以确定这是一起凶杀案。发现了一封遗书，该死的，的确就是比尔的笔迹。”

沃林点点头，仿佛他的话在她意料之中。“遗书上写了什么？”

“那句话的意思看不明白。看上去像是一首诗，上面写着——呃，等等，托马斯探员，请把那份文件先借我看看。”

“我叫汤普森。”汤普森说道，然后把文件递给他。

“对不起。”格雷森翻了几页，找到需要的内容，大声读道，“‘群山永无止歇地崩塌坍圮，坠入无岸之海的滔滔洪波。’就是这些。”

沃林和巴克斯看向我。我打开那本文集，在诗歌里翻查着。

“我记得这句诗，但记不得出自哪首，我查查。”我翻到诗人引用过的那几首诗歌，飞快地浏览着。我找着了，是《黑甜乡》，这首诗曾经被引用过两次，我哥哥留在挡风玻璃上的话也出自这首诗。“我找着了！”我说。我把书打开举起来，让蕾切尔能够看到诗句。其他人也走上前来，围在她身边。

“这狗杂种。”格雷森嘟哝道。

“能给我们大致说说，你们觉得案发情形是怎样的吗？”

“呃，好的。我们的推测是，这个身份不明的凶手潜进比尔的家，趁比尔睡觉时用比尔的配枪制住了他，命令他起来，穿好衣服。这个过程中比尔梳错了头发，我的意思是，他当时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或者他猜到了，所以故意梳错了头发。不管怎样，他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条小线索。然后，他被从卧室带到起居室，在椅子上坐下，凶手逼他在一张纸上写下这句遗言，这张纸是从一直放在他大衣口袋里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再然后，他开枪射杀了比尔，一枪打进了他的嘴里。接着他把枪放到比尔手上，朝地板开了一枪，这样就能在比尔手上检验到射击残留物了。之后凶手就离开了屋子，而我们再没见过比尔，直到三天后发现他的尸体。”格雷森回头望了尸体一眼，看到没人检查了，便看了看表。“嘿，殡仪馆的人呢？”他说，“来个人去叫他过来，告诉他我们已经完事了。你们检查完了，对吗？”

“是的。”汤普森回答。

“我们必须得准备入殓事宜了。”

“格雷森警探，”蕾切尔说，“奥瑟莱克警探生前是否正在侦办某个案件？”

“哦，是的，是有个案子，小华金的案子，这个八岁小男孩上个月被绑架了。他们找到了他的尸体，只剩下一个头。”

如此残暴的凶杀案，令这个停放尸体的房间顿时陷入一片寂静。在此之前，我已经不再怀疑奥瑟莱克的死与其他案子的关联，但听到这个凶手对孩子犯下的罪行后，我更加确信这家伙的确就是我们在找的那个杂种。从五脏六腑翻涌而出的愤怒像波涛一样拍打着我的胸膛，碎成滚滚白沫。

“我猜在场诸位都要参加葬礼？”巴克斯问。

“是的。”

“我们可以安排个时间再见面吗？我们也想看看那个男孩华金的案件报告。”

他们约定星期天上午九点在菲尼克斯警察局会面，格雷森显然觉得把会面地点安排在他的地盘能更好地维护他的利益。但我有一种感觉，强大的政府主力军——联邦调查局既然已经介入，就会像巨浪掀翻救生员那样把他扫到一边。

“最后一件事，媒体。”蕾切尔说道，“我看到外面停着一辆电视台转播车。”

“是的，他们总对这类事情感兴趣，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了……”他没有说完。

“知道了什么？”

“是这样，有人在警察通信频道里提到我们要在这儿跟联邦调查局会面，诸如此类的。”

蕾切尔低吟一声，格雷森点点头，好像这也在他预料之中。

“听着，这件事绝对不能泄露出去，”蕾切尔说，“我们告诉你们的情况，哪怕只有半点被透露出去，那个诗人就会蛰伏，我们就再也别想抓住犯下这件案子的凶手了。”

她朝那具尸体点点头，几个警察也转身看去，仿佛想确认尸体是不是还在那儿。这时殡仪师正好走进房间，从衣架上取下奥瑟莱克这一生中最后一套西装。他望着一屋子的调查人员，等调查人员离开后，他才能好好拾掇这具遗体。

“我们这就走，乔治。”格雷森说道，“你可以开始工作了。”

巴克斯说：“告诉媒体，联邦调查局这次来只是例行公事，你们仍然持有这件案子的调查权，本案不排除他杀可能。说得含糊些，别表现出你已经确认了什么情况。”

我们走回停着政府公务车的停车场，一个头发染成金色的年轻女子拿着麦克风，一脸严肃地向我们走来，后面还跟着个摄影师。她把麦克风凑到嘴边，问道：“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今天上这儿来了？”

她的麦克风一转向，直接伸到我的下巴下面。我张了张嘴，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选中了我，随即意识到因为我穿的衬衫上印着联邦调查局徽章，显然她由此确信自己采访的正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巴克斯极快地接过话，麦克风立即转到了他的下巴下面，“应菲尼克斯警察局的要求，我们前来对尸体作例行检查，并听取他们对案情细节的介绍。本案中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到此为止，对案情的进一步解答应交由本地警方，其他我们无可奉告，谢谢。”

“那你们认为奥瑟莱克警探是某起暴行的受害者吗？”记者追问道。

“很抱歉，”巴克斯说，“这个问题你应当咨询本地警方。”

“请问你的名字是……”

“我希望不要在报道中提及我的名字，谢谢。”

他走过她身旁，上了车，我跟着蕾切尔进了第二辆。几分钟后我们便离开了这里，驶向菲尼克斯。

“你不担心吗？”蕾切尔问道。

“担心什么？”

“担心她抢走你的独家报道。”

“我正犯愁，只能希望她同大多数电视记者一样。”

“电视记者是怎么样的？”

“没有消息来源，也没有大脑。如果她也是这样，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1]威廉的昵称。

26

联邦调查局菲尼克斯分局位于华盛顿街的联邦法院大楼，距离菲尼克斯警察局只有几个街区，明天我们就在那儿同当地警察碰面。我们跟着迈兹和马图扎克走在地区分局的走廊里，走廊地面打磨得很是光亮。我们走进了一间会议室。一路上，我都能感受到蕾切尔的焦躁和急切，我觉得她会这样的原因是她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坐进另一辆车里，听汤普森向巴克斯汇报刚才在尸体上发现的情况。

这间会议室比我们之前在匡提科开会的房间要小得多。我们进来时，巴克斯和汤普森已经在桌子旁就座了，巴克斯正在打电话。看我们走进来，他一只手捂住听筒对我们身后的马图扎克和迈兹说道：“伙计们，我需要跟我的人单独谈谈，就几分钟。你可以帮我们准备几辆车，如果你们方便的话。还需要找个地方给我们订几个房间，六个吧，可能需要这么多。”

马图扎克和迈兹顿时神情沮丧，就像是听到了降职通知。他们闷闷不乐地点点头，离开了会议室。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这算是被邀请参加会议还是被婉拒了？因为事实上巴克斯的人当中并不包括我。

“杰克，蕾切尔，坐吧，”巴克斯说道，“等我打完这个电话，就让詹姆斯给你们讲讲他新发现的情况。”

我们找位子坐了下来，看着和听着巴克斯打电话。很明显，他在听对方汇报情况，不时做出回应，听上去似乎并不全是跟诗人相关的案子。

“好的，戈登和卡特呢？”在一段情况汇报完毕后，他问道，“他们预计什么时候抵达？这么晚？见鬼！好吧，听着，三件事。给丹佛打个电话，让他们重新审查麦克沃伊一案的证物。告诉他们，特别注意检查手套，翻过来看里面，检查有没有血迹。如果他们发现了血迹，告诉他们启动开棺验尸申请程序……对，是的，要是有什么问题立即给我打电话。第二，让他们看看当地警察当初有没有从受害者嘴里取样，检验射击残留物，如果他们取了，就把全部样本寄往匡提科。所有案子都这么办。第三，詹姆斯·汤普森会从这里快递一个包裹到实验室。我们需要以最快速度做物质鉴定，验出那东西是什么。丹佛那边寄过来的东西也做同样处理。还有什么吗？和布拉斯的电话会议是什么时候？好吧，我们开会的时候再谈。”

他放下电话，看着我们。我想问问他开棺验尸是怎么回事，但蕾切尔抢先问道：“六个房间？戈登也要过来？”

“他和卡特正赶过来。”

“鲍勃，为什么？你知道——”

“我们需要他们，蕾切尔。我们的案子已经到了临界点，事态还在恶化，我们得往前赶了。按最坏的情况估计，我们已经落后凶手十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才能把进度赶上去。理由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条就已经足够了。好了，杰克，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刚才说要开棺验尸——”

“几分钟后我们就会一起讨论这件事，你一会儿就明白了。詹姆斯，把你在尸体上发现的情况跟他们说说。”

汤普森从口袋里掏出那四张拍立得照片，摊在我和蕾切尔面前的桌上。“这是死者左手手掌和食指的照片。左边这两张是按一比一的比例拍摄的，另外两张是放大十倍的图像。”

“有针眼。”蕾切尔说。

“没错。”

我开始并没有看出来，直到蕾切尔说出这一点，我才发现隐藏在皮肤纹理中的非常小的针眼——三个在手掌上，两个在食指尖。“这是什么？”我问。

“从表面上看，这就是些针孔，没什么大不了的，”汤普森说，“但伤口没有任何结痂或者愈合的迹象，这意味着针孔形成的时间与死者的死亡时间大体相当——死前不久，也可能是死后不久。不过如果是死后，意义就不大了。”

“什么意思？”

“杰克，我们在查凶手是如何得逞的，”巴克斯说，“为什么这些经验丰富、体格强壮而且意志顽强的警探，这么容易就让人制服了？我们要探究的就是凶手的控制手法，这是案子的关键之一。”

我朝那些照片一指。“而这些又能告诉你们什么？”

“针孔和其他一些情况表明，这个案子可能涉及催眠术。”

“你的意思是，这个家伙催眠了我哥哥和其他受害者，让他们把枪放进自己嘴里，扣下了扳机？”

“不，我认为这事没有那么简单。你得知道，就算使用催眠术，也很难克服潜藏在一个人大脑深处的自我保护本能。很多专家甚至直截了当地下结论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对催眠暗示之类非常敏感，那么这个人很容易就会在很多方面受到催眠者的影响和控制，会变得非常温顺，任人摆布。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否则没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警探会被凶手控制。现在我们在这个受害者的手上发现了五个针孔。测试被催眠者是否成功进入催眠状态的标准程序，就是先告诉他针刺不会疼，然后用针刺破他的皮肤。如果他对针刺还有反应，说明催眠还没有生效；如果他对疼痛没有任何感觉，就说明他已经进入催眠状态了——也就是处于可被操纵的状态。”汤普森补充道。

“所以你想检查我哥哥的手。”

“是的，杰克，”巴克斯说，“我们需要得到开棺许可。我记得档案上写着他结婚了，他的遗孀会同意这么做吗？”

“我不知道。”

“我们大概会需要你帮忙。”

我只得点了点头。现在事情的走向越来越诡异了。“其他情况是什么？你刚才说，暗示这案子可能涉及催眠术的是针孔和其他一些情况。”

“验尸报告。”蕾切尔回答道，“所有遇害者的血液检测结果都表明每个人的血液里含有其他物质，你哥哥——”

“只是止咳糖浆，”我警觉地辩解道，“是放在车内手套箱里的。”

“是的。遇害者血液里所含有的异样成分各不相同，有止咳糖浆这样的非处方药，也有处方药。其中一个遇害者验出了对乙酰氨基酚成分，这是他死前十八个月接受背痛治疗时医生开给他的，我记得是芝加哥那个案子。另一个案子——我记得应该是达拉斯的佩特里案——在他的血液里验出了可待因，这一成分来自于镇痛止咳药泰利诺，也是一种处方药，药瓶就在他自己的医药箱里。”

“好的，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

“是这样，单独看这些案子，每一桩死亡案件都说明不了什么。在每桩案子中，无论血液检测出来什么结果，都可自圆其说地解释成受害者正在使用相应药物。我的意思是，一个人想结果自己的性命，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可能先掏出以前看病时医生开的药，吃上几片对乙酰氨基酚片，这种想法非常合乎情理。所以这些情况在之前的那些案子里都被调查人员忽略了。”

“但现在它们暗示了什么？”

“也许，”她说，“针孔的发现表明凶手使用了催眠术。要是把这一点跟受害者血液中存在某些具有镇定作用的化学制剂的情况联系起来看，你大概就能明白这些人是如何受制于凶手的了。”

“止咳糖浆又怎么解释？”

“它可以增强被催眠对象对催眠暗示的敏感性。可待因就是一种被验证的增强剂。现在的非处方类止咳药已经不含可待因了，但替代成分仍然可以起到类似作用，当增强剂用。”

“这些情况你们早就知道了？”

“不，我们以前只注意到药物的事，但不明白它的作用，直到现在才想明白了。”

“你们以前碰到过类似案子吗？为什么了解这么多催眠术的事？”

“作为辅助的执法手段之一，调查中经常会用到催眠术。”巴克斯说，“当然，这种情形在对立领域也一样，凶手也会使用催眠术。”

“几年前出过一个案子，”蕾切尔说，“有个男人，一个在拉斯维加斯夜总会之类的地方工作的家伙，表演催眠术的。他也是个恋童癖，他的犯案手法是这样的：他去县里的游乐会或者其他类似地方表演节目，这样就有机会接近孩子们。他有专门为儿童表演的节目，而且是在白天，然后他会告诉观众，他需要一个年幼的志愿者参与表演。那些父母当然恨不得把自家孩子扔到台上去。他会挑出一个‘幸运儿’，然后说要带孩子去后台做些准备工作。他就在后台催眠那个孩子，奸污，再通过催眠洗掉孩子的这部分记忆。然后他再带着孩子大摇大摆地回到舞台表演节目，再给孩子解除催眠状态。他就是用可待因作为催眠增强剂，放在给孩子喝的可乐里。”

“我记起来了，”汤普森点着头说道，“是催眠师哈里案。”

“不，不叫哈里，是催眠师霍勒斯案，”蕾切尔说，“他还是我们系列强奸犯访谈项目中的一个采访对象，在佛罗里达州雷福德监狱。”

“等等，”我说，“他会不会就是……”

“不，凶手应该不是他。他还在佛罗里达的监狱里，我印象里他的刑期好像是二十五年，那案子是六七年前的事。他还在监狱里，不是他。”

“不管怎样，我还是再核查一下，”巴克斯说，“为了保险起见。不过，杰克，你已经听到我们在探讨的问题，也看到了这一可能性。我希望你可以给你嫂子打个电话，由你跟她说应该会好一些，告诉她开棺重新验尸对于本案有多么重要。”

我点头同意了。

“好极了，杰克，我们非常感激。现在，我们可以暂时放松下，在这个城市里转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还有一小时二十分钟，才到跟其他地区分局召开电话会议的时间。”

“另外那件事呢？”我问。

“什么事？”巴克斯也问道。

“那个警探嘴里发现的东西，看上去你们似乎知道那是什么。”

“还不知道。我只是安排他们把样本送回东部[1]，希望能查出什么来，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他在撒谎，我看得出来，但我没有深究。这时大家都站起身，向门外走去。我告诉他们我不饿，而且需要找个地方买些衣服，如果附近没有走路可到的商店，我就打辆出租车去。

“我也想去看看，我跟杰克一起吧。”蕾切尔说道。

不知她是真的想跟我一起逛，还是她的工作就是时时刻刻盯着我，确保我不会跑掉立刻把报道写出来。我抬手摆了摆，做了个“随便你”的手势。

根据马图扎克给我们指的方向，我和蕾切尔向附近一家名叫亚利桑那购物中心的大型商场走去。今天天气不错，几天的紧张与劳累后，散散步算是不错的放松。蕾切尔跟我谈论着菲尼克斯这座城市——她是头一回来这里，跟我一样——最后，我终于把话题转到刚才我问巴克斯的最后一个问题上。

“他在撒谎，汤普森也是。”

“你是说那些口腔样本的事？”

“是啊。”

“我认为鲍勃只是不想让你了解更多你不需要知道的东西。我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你的记者身份，要跟你藏着掖着。我的意思是，他考虑的是你作为死者弟弟的身份，知道那事可能会令你难以接受。”

“如果发现了什么新情况，我希望及时了解。我们可是说好了，我是调查组的一员，有权知道内情。不能某个时候把我算进局里，其他时候又把我排除在外——就像刚刚拿催眠术之类的话糊弄我。”

她停住脚步，转过身来对着我。“如果你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杰克。如果我们的设想是对的，而所有的案子都遵循同一个模式，那么，接下来的这些话可能会令你很难过，希望你能释怀。”

我望向前方，那座大商场已经跃入了视野，是一座砂岩色的大厦，前面有宽敞的露天步行街。“告诉我吧。”我说。

“在样本分析结果出来之前，什么都不能确定。但是从格雷森对那种物质的描述来看，很像我们之前见过的某种东西。你知道，有些惯犯很聪明，他们知道可能会在现场留下证物，比如精液之类，所以他们会用上安全套。而如果使用了润滑式安全套，润滑剂就会沾在那儿，然后被我们检验出来。有时候是不经意留下来的……而有时候，是他们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对受害者做了什么而故意留下的。”

我看向她，差点发出呻吟。“你的意思是，那个诗人……跟他们发生了性行为？”

“有可能。坦率地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怀疑。所有连环杀手……杰克，所有连环杀手犯下案子，都是为了追逐一种性满足。他们追求凌驾于遇害者之上的力量和控制，这些正是性满足的组成部分。”

“不，时间不够。”

“你说什么？”

“我在说我哥哥的案子，那个巡守员就在那儿，不可能有足够的……”我住了口，突然意识到时间不够的问题只存在于肖恩死后，而不是之前，“老天啊……我的天哪！”

“这就是刚才鲍勃不愿意让你知道的事情。”

我转过身，抬头望着蓝色的天空。一幅蔚蓝的画卷中，唯一的瑕疵就是一架喷气式飞机留下的两条尾迹。“我真不明白，那个杂种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个，杰克。”她伸出一只手，安慰地搭在我的肩头，“我们要追捕的这些人……有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这就是查案过程中最难的部分——弄清楚他们的动机，理解是什么驱使他们做出那些事。对这种事我们有个说法，我们说这些人来自月球。有的时候，当我们实在找不到答案，你会发现这是唯一能解释他们行径的理由了。想弄明白这些人，就像把一面摔得粉碎的镜子拼回原样那么困难。有些人的行径就是无法解释，所以我们只能简单地说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人，我们说他们来自月球。这个诗人就是从那个特别的月球上过来的，他所遵循的那些非地球的本能，在月球上反而是正常、自然的。于是他遵循这些本能，犯下一桩又一桩罪行，这会让他心满意足。我们的工作就是绘制出驶向诗人那个月球的星图，这样我们就更容易找到他，送他回月球去。”

我能做的就是听着这些话，机械地点头。我无法从她的话里得到安慰，我只知道一点，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要把这个诗人送回月球老家去，我要亲手把他送回老家。

“好了，”她说，“从现在开始，试着忘记这件事吧。咱们去逛逛，给你买几身新衣服。我们可不能再让那些记者把你当作联邦调查局的一员了。”

她冲我微笑，我回以无力的笑容，任由她推着我迈进了商场。

[1]匡提科位于美国东部。

27

六点半，我们回到联邦调查局菲尼克斯分局的那间会议室。巴克斯已经在里面，正打着电话进行工作安排，房间内还有汤普森、马图扎克、迈兹和三名我不认识的探员。我默默把几个购物袋塞到会议桌底下，里面有两件新衬衫、一条裤子、一包内衣裤和一包袜子。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此刻我真希望走进来前换上了新买的某件衬衫，因为那三名陌生的探员正冷着脸，用无情的目光盯着我和我身上这件印着联邦调查局徽章的衬衫，仿佛在谴责我亵渎了什么圣物，胆敢冒充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巴克斯告诉电话那头的人，事情办妥后给他回个信，然后挂了电话。

“好了，”他说，“只等他们那边搭好线，设置好通信，我们的全体人员电话会议就马上开始。趁这会儿，我们先说说菲尼克斯这边的情况。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开始调查案发现场，死亡警探的和他生前侦办的那个男孩的。两桩案子，两处地点，都要重新彻查一遍。我希望——哦，对不起，蕾切尔，杰克，这位是文斯·普尔，菲尼克斯分局的探员主管，他将负责提供我们需要的一切支援。”

普尔探员看上去像是在这一行摸爬滚打了二十五年，是在场所有人中资格最老的。巴克斯介绍完后，他只是朝我们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巴克斯没有再向我们介绍另外两个人。

“我们和本地警察的碰头会定在明天早上九点整。”巴克斯说。

“我认为我们可以巧妙地把他们撇到一边。”普尔说。

“悠着点，我们不希望招来本地警察的任何敌意。他们是奥瑟莱克的同僚，是最了解他的人，会是很好的信息来源。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他们参与调查，当然调查主导权必须牢牢握在我们手里。”

“没问题。”

“这件案子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它是新案，刚发生不久，但愿凶手犯下这两桩谋杀案时犯下了什么错误，只要在男孩或者警探的案子中留下任何线索，我们都可以把它找出来。我希望能看到——”

桌上的电话响了，巴克斯拿起话筒，说了声“喂”。

“请稍等。”他按下免提键，放下听筒，“布拉斯，你们到位了吗？”

“全部就位了，头儿。”

“好，我们先点个名，看是不是都在。”

电话扬声器里，六个城市分局的探员都应了声。

“很好，都到齐了。我希望这个会尽量不要那么正式。我们不妨先依次谈谈各自掌握的情况。布拉斯，你最后发言。所以，从佛罗里达开始，特德，你可以开始讲了吗？”

“呃，好的，头儿，这边是我跟史蒂夫在负责调查。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希望明天能有更多发现。尽管如此，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异常情况。”

“说下去。”

“呃，我们这儿是诗人驻足的第一站，至少目前被认为是他的第一站——克利福德·贝尔特伦案。之后的第二起案子——就是发生在巴尔的摩的那桩——是差不多十个月后才犯下的。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两起案子之间的作案周期最长。这就令我们重新思考第一起案子发生是否随机的问题。”

“你们觉得这个诗人认识贝尔特伦？”蕾切尔问道。

“是有这种可能，但现在还只是一个猜想，我们还在做进一步调查。不过这起案子里还有其他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支持我们这个猜想。首先，这一系列案子里，只有这一起用的是霰弹枪。我们今天查阅了尸检报告，那些现场照片可真够惨不忍睹的。凶手用一把双枪管的霰弹枪把受害者整个人都打烂了。我们应该都知道这种行为模式背后的含意。”

“过度杀戮，赶尽杀绝，”巴克斯说道，“说明凶手认识或者熟悉受害者。”

“是的。之后我们发现使用的凶器本身也有问题。根据报告，那是一把老式的史密斯韦森霰弹枪，贝尔特伦平时把它放在壁橱最顶层，一般人乍一看根本看不见。这个情况就写在报告里，是死者的妹妹提供的。贝尔特伦从未结过婚，一直住在他从小长大的老宅里，我们还没有去找死者的妹妹了解情况。我要说的重点是，如果是自杀，没问题，是他自己打开了壁橱，从上面取下了霰弹枪，但现在我们调查认为这并不是一场自杀，而是谋杀，这就有意思了。”

“诗人怎么会知道那把霰弹枪放在壁橱最顶层架子上？”蕾切尔说。

“对——正是这个理……他怎么会知道？”

“干得好，特德，史蒂夫，这条线索很有价值，”巴克斯说道，“我看好这个。还有其他情况吗？”

“最后一件事情有点敏感，那个记者在吗？”

屋子里的每个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我。

“在，”巴克斯说，“但我们现在的言论都是不供引用的。你有什么要说的，就尽管说。对吗，杰克？”

我点点头，随即意识到电话里其他城市的与会者看不到我的动作。“是的，”我说，“我们现在说的都不会被引用。”

“好的。是这样，这会儿我说的只是个猜测，我们也不确定这是否适用于其他案子，但我们发现了这个线索。第一被害者，也就是那个叫加布里埃尔·奥尔蒂斯的男孩，法医在他的尸检报告里总结说，根据对受害者肛门腺及附近肌肉的检查，发现这孩子长期遭受性侵害。如果杀害男孩的凶手同时也是这段时间里对他实施性侵的人，那就不符合我们先前预想的这个凶手随机挑选受害者的犯罪模式了。至少我们觉得讲不通。

“然而，我们再从三年前贝尔特伦的角度去看这个案子，当时他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便利条件去了解到其他情况，但他的处理方式很奇怪。他手上只有这一桩案子，我们所掌握的其他案子的情况他那会儿丝毫不知。尸检报告显示那孩子长期受到性侵害，按理说贝尔特伦应该紧紧抓住这条线索不放，寻找那个实施性侵的施暴者，把他列为头号嫌疑人。”

“他没有这样做吗？”

“没有。当时贝尔特伦带领三名警探负责调查，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那孩子放学后遭绑架的公园里。这是个不供引用的情报，当年参与调查的一个警探私下告诉我的。他说，他曾建议扩大调查范围，查査那孩子的背景，但贝尔特伦压下了他的意见。

“现在最精彩的部分来了。我在治安警署的一个线人告诉我，贝尔特伦当时主动提出要求负责这个案子的调查。在他被定为自杀之后，我那位线人作了点调査，发现他早就认识那个遇害男孩，通过当地一个叫作‘我最好的兄弟’的社会公益项目，这个项目旨在帮助失去父亲的孩子与成年人结对子，类似于那种‘老大哥’项目。贝尔特伦是个警察，所以毫不费劲地通过了遴选，他就是那个孩子‘最好的兄弟’。我敢肯定在座的各位都能想到这意味着什么。”

“你认为或许贝尔特伦就是对那个孩子实施性侵的施暴者？”巴克斯问道。

“有这种可能。我认为我的那个线人就是这么想的，但他不能明说，毕竟相关人都死了，就此打住吧。他们可不希望把这种事公开出来，贝尔特伦是警队的一员，更何况目前治安署长又正在参加竞选。”

我注意到巴克斯点了点头。“我能想象。”

四周一片沉默，这沉默持续了好几分钟。

“特德，史蒂夫，你们发现的这些情况都很有意义，”巴克斯打破了沉默，“但这些情况在诗人犯下的系列案子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有，又是怎么匹配其他案子的？这件案子到底只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个案，还是你们发现了什么能串联起来的线索？”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还无法自圆其说，但如果贝尔特伦真的是性侵施暴者，是个恋童癖或者其他什么的，再考虑到那把霰弹枪放在常人看不到的壁橱最顶层架子上，而那个凶手认识他且知道那把枪的位置——那么，我们这是开拓了调查的新领域，而我认为应当再往深处好好挖挖。”

“我同意。告诉我们，你的那个线人是否还知道什么关于贝尔特伦和那个我最好的兄弟公益项目的其他消息？”

“他说，据他调查得知，贝尔特伦加入我最好的兄弟项目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估计他跟很多男孩都结过对子。”

“而这就是你们计划的调查方向，对吗？”

“是的，明天一早我们就会尽最大努力调查这一点。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晚上很多情报都弄不来。”

巴克斯点点头，手指按住嘴唇，沉吟着。 “布拉斯？”他开口道，“对于他们提供的这些线索，你有什么想法？它们在犯罪心理上怎么解释？”

“孩童是贯穿这些案件的一条主线，另一条就是负责凶杀案的警察。然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凶手是如何把这两条线交集在一起的。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我们下一步调查中必须狠抓的。”

“特德，史蒂夫，你们需要更多人手吗？”巴克斯问道。

“我觉得还能应付。坦帕分局里每个探员都巴不得参与进来，我们要是有需要，完全可以从分局里调人。”

“太好了。对了，你们跟那个孩子的母亲谈过吗？有没有问到她儿子与贝尔特伦的关系？”

“我们还在试图联系她和贝尔特伦的妹妹，毕竟是三年前的事了。我们希望在明天调查完我最好的兄弟之后能找到她们。”

“好的，接下来，巴尔的摩方面怎么样？希拉？”

“好的，我在。我们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审查当地警察以前的调查上。我们跟布莱索谈过了。他告诉我们，在调査波莉·阿默斯特一案时，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推理，认为要找的凶手应当是一个恋童癖。阿默斯特是一位教师，布莱索说他和麦卡弗蒂一直认为她可能在学校附近偶然撞上了一个恋童癖，于是被绑架了，然后遭到扼杀，接着被分尸，然而分尸只是凶手掩盖这起犯罪真实动机的一种手段。”

“为什么凶手一定是个恋童癖不可？”蕾切尔问道，“难道她不可能撞上某个抢劫犯或者毒贩之类的吗？”

“波莉·阿默斯特失踪前负责照看第三节课间休息的孩子们。当地警察问过当时在操场上的每个孩子，从孩子的口中听到了很多互相矛盾的故事，但好几个孩子记起当时站在围栏附近的同一个男人——那人有一头细长的金发，戴着眼镜，听上去倒是跟布拉德描述的罗德里克·厄舍的形象差不多。孩子们还说这个男人拿着一台照相机。这些大概就是孩子们描述的全部内容了。”

“好的，希拉，还有其他情况吗？”巴克斯问。

“本案中的一件证物是在尸体上发现的一缕头发，那是一缕染成金色的头发，天然发色应当是红褐色。我们掌握的暂时就是这些了，我们准备明天再跟布莱索谈谈。”

“好的。下一个，芝加哥。”

接下来的报告并没有推进凶手的识别工作，或者往容量逐渐扩充的诗人数据库再添进什么新内容。那些探员大多都是在重复当地警察已经走过的老路，自然也没得到什么新发现，就连丹佛方面的报告也几乎都是旧情报，虽然这案子还算比较新。但是在汇报的结尾部分，电话那头的丹佛探员说他们重新检测了我哥哥戴的手套，在右手套的皮毛镶边处发现了一处血点。那名探员问我是否依然愿意给赖莉打个电话，征询开棺验尸的许可。我没有立即回复，因为我陷入了一片茫然，想着这处暗示完成催眠的血点，不知意味着我哥哥生命最后那段时间遭受了什么折磨。那名探员又问了一遍，我才说我会在第二天早上打电话。他做完了最后的总结，然后突然又像刚想起来似的补充了一句，说已经把我哥哥的口腔提取物样本寄去了匡提科的实验室。

“他们检查得已经非常彻底了，头儿，我觉得我们找不出什么他们没发现的东西。”

“他们发现的是什么？”巴克斯问道，同时注意着不往我这边看。

“只是那些射击残留物，没有其他的了。”

我不知道听到这些话时自己是什么感觉，应该是长出了一口气吧，尽管这个结果并不能证明我哥哥身上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肖恩已经死了，而那些想法仍然在我脑子里萦绕不去——他最后时刻经历了什么？他当时想了什么？我努力把这些念头推到一边，将注意力集中到电话会议上来。巴克斯已经叫布拉斯作总结了，将刚才每个人汇报的情况更新到遇害者档案中，我已经错过了布拉斯的大部分报告。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排除遇害警探之间的相关性，”布拉斯说道，“除了最早佛罗里达那件案子显示的可能性外，现在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这些遇害者都是被随机挑选的，他们之间素不相识，从未共事过，六个人的生活也没有交集。我们找到了六名遇害者中的四名的共同点，是他们在四年前一起上过联邦调查局在匡提科举办的凶杀案研讨班，但另外两名遇害者没有参加，我们甚至不知道那四个来了的人在研讨班上有没有碰过头或者交谈过。所有这些情况还不包括最近遇害的菲尼克斯的奥瑟莱克，我们还没有时间核查奥瑟莱克的行踪。”

“那么，如果遇害者之间确实没有联系，我们只能假定遇害者之所以被凶手挑中，只是因为他们咬了钩？”蕾切尔问道。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当他杀死诱饵后，只是站在一旁观察哪个猎物来咬钩，哪怕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恐怕你又说对了。所有那些被当成诱饵的凶杀案，都得到了媒体的海量曝光。他恐怕就是在电视或者报纸上第一次看到即将成为下一个牺牲品的警探。”

“他不遵循某个既定的原型来挑选受害者吗？”

“没有。他看起来只是直接从负责诱饵案件的警探里挑选，不管什么其他条件，主管该案的警探是他的首选目标。但这并不是说经过这番挑选之后，他没有在其中发现一位或者更多备选目标吸引他，或者满足他的某种幻想。这种事情总是有可能的。”

“什么幻想？”我问道，努力想跟上布拉斯的思路。

“杰克，是你问的问题吗？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幻想，这就是问题关键所在。我们就算做出推测，也可能是从错误的方向。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幻想促使这个凶手做下这一切，我们看到的和猜到的都只是这个幻想的零碎片段。我们可能永远都没办法知道是什么刺激着那家伙。他是从月亮上来的变态，杰克。我们唯一能得知那些变态的想法的途径，就是有一天我们抓到了他，而他决定告诉我们全部。”

我点点头，又想到一个问题。等了一会儿，确定没其他人发言，我又问道：“呃，布拉斯探员——我的意思是，多兰。”

“怎么了？”

“你可能已经说过了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再问一下，那些引用的诗句怎么解释？它们在案子里的作用是什么？你有更进一步的看法吗？”

“就我看来，它们显然发挥着一种展示作用。这一点我们昨天也提到了。那些诗句就是他的签名，虽然他谋划着逃避一次次追捕，但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却叫嚣着，于是他必须每一次都在现场留下点什么东西，宣告道：嘿，我在这儿呢。这就是那些诗句会留下来的原因。就那些诗句本身而言，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就是所有诗句都是直接描述死亡或者可以被理解为象征死亡的。它们共同阐释的主题就是，死亡是开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地方以及得到另一些东西的大门。‘从惨白的宫门咆哮而过’，我记得这是他引用过的一句诗。这句诗隐含的意义，可能是这个诗人相信他是把那些被他杀掉的人送去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是在传送他们。在我们分析这个人的心理状态时，必须注意这一点。然而，如果我们再次审视这些猜想，又会发现它们的不确定性，就像我们在一个满满当当的垃圾桶里翻找，从中推测某人昨天晚餐吃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个人要做什么，我们也没法知道，直到我们抓到了他。”

“布拉斯？这里是鲍勃再次提问。对于凶手的作案计划，你怎么解读？”

“还是让布拉德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我是布拉德。我们把这个家伙称为‘改良流动型’，他在全国各地安营扎寨，在每个地方都会待上好几周，有时甚至好几个月。相比我们先前对普通流动型罪犯的侧写，这一点很不寻常。这个诗人不是那种一击即走型凶手，作了案后他会在作案地停留一段时间。我们推测，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观察着猎物，打探并了解目标的日常行程和当中的细微差别，掌握其活动规律。他很可能会接近遇害者，混成点头之交。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调查的着手点，调查每个警探遇害前新结识的朋友，也许是一个新邻居，也许是一个在当地酒吧里认识的家伙。丹佛一案的情况也表明，他也可能伪装成一个线人、一个掌握信息的知情人来接近遇害警探。他很可能综合使用这些身份。”

“建立关系之后，”巴克斯说道，“他下一步怎么做呢？”

“控制，”布拉德说道，“当他足够接近遇害者以后，他是用什么手段控制他们的？好吧，我们假设他掌握某种强力武器，可以在一开始就缴了遇害警探的械，但事实应当不止于此，还有更多疑问。他是怎么迫使六名——现在是七名——负责凶杀案的精英警探写下那些诗句的？他又是怎样在每一桩案子里都令遇害者放弃反抗？目前我们发现遇害者可能受到了催眠，并且在遇害者本人家里发现了辅助催眠的化学增强剂，但麦克沃伊一案有些异常。暂时把这件案子放到一边，看其他案子，在座诸位恐怕没有一个人家里的医药箱是空着的吧？那么，在座诸位的药品箱里，恐怕都储备着一两种恰好可以作为增强剂使用的处方药或非处方药。一眼扫过去，也许还能发现其中一种明显比其他几种药效更好，它准能被凶手一眼相中。我要说的重点就是，如果我们这些设想是正确的，诗人就是在利用遇害者本身就有的药物实现他的目的。我们正在努力调查这一可能性。目前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么多了。”

“好的，那么，”巴克斯问道，“其他人还有问题吗？”

会议室和电话扬声器里都没有回应。

“既然这样，各位，”他一边说一边倾身向前，双手撑在桌子上，嘴巴凑近电话，“尽你们的最大努力，现在正是需要努力的时候。”

我和蕾切尔跟着巴克斯和汤普森来到凯悦酒店，马图扎克在这里给我们订了房间。我不得不自己办理入住，自己交房钱，而巴克斯他们的费用自有政府掏腰包，他只用办完入住手续就能拿到五把钥匙。尽管如此，我还是拿到了酒店按例给联邦调查局的折扣，肯定是因为那件印着联邦调查局徽章的衬衫。

蕾切尔和汤普森在酒店大堂的休息处等我们，我们决定晚餐前先在这儿喝一杯。当巴克斯把其中一把钥匙给蕾切尔时，我听到他说她的房号是三二一，我暗自记了下来。我就住在三一七，和她隔着三个房间。我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这个晚上怎么跨越这个距离。

我们四人闲聊了大约半小时，巴克斯起身说他要在去机场接索尔森和卡特之前，回房再看看今天各地的报告。我们请他共进晚餐，他谢绝后便朝着电梯走去。几分钟后，汤普森也走了，说想回去读读奥瑟莱克的尸检报告，往深处再挖挖。

“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杰克，”汤普森走远后，蕾切尔说道，“你想吃什么？”

“我不知道。你呢？”

“我还没想好，不过我知道我现在最想干的事情……就是先好好泡个热水澡。”

我们约定一个小时后再碰头，一起吃晚餐。我们坐电梯上到房间所在的楼层，一路上都有种微妙的紧张感。

回到房间后，为了把蕾切尔的身影驱逐出脑海，我打开电脑，通过电话线接上网络，查看从丹佛发来的邮件。电子邮箱里只有一封丹佛来信，是格雷格·格伦问我在哪里。我回了封邮件，但怀疑他大概周一上班后才会看到。之后，我又给劳丽·普莱恩发了封短信，请求她帮忙査询有关催眠师霍勒斯的全部报道，这可能需要检索佛罗里达最近七年的报纸。我告诉她，如有任何收获，就把结果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但是不用着急，我不急用。

做完这一切后，我冲了个澡。为了一会儿与蕾切尔共进晚餐，我还特意换上了新买的衣服。待一切准备妥当，距离约定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我想着要不要下楼转转，看看附近有没有药店。但我马上又想到，如果一切如我所愿，我上了她的床，口袋里已经预备好安全套，真不敢想我会在她心里留下什么形象，于是果断把找药房的念头掐断了。我决定一切顺水推舟。

“你刚才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了吗？”

“没有。”我站在她房门外的走廊上回答道。她走回床边坐下，穿上鞋子。沐浴后的她看上去很清爽，穿着米色衬衣，配黑色牛仔裤。电视还开着，正报道科罗拉多那起诊所枪击案。我觉得她刚才的问话不是指这个。“新闻说什么了？”

“我们上电视了，你、我和鲍勃从那家殡仪馆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走漏的消息，他们弄到了鲍勃的名字，还在电视里播出来了。”

“提到他是行为科学部的了吗？”

“没有，只说是联邦调查局。但提不提都一样。有线新闻网准是从地方频道弄来了素材。我们要找的那个凶手，不管他在哪儿，只要看到了这则新闻，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怎么会？联邦调查局来看看这类地方案件又不是什么稀罕事，反正你们总在到处干涉各地的案子。”

“问题在于电视报道顺应了诗人的需求。在几乎所有连环杀人案中，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这类连环杀手所追求的快感之一，就是看到他们的杰作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在某种程度上，看到这些报道会唤起他们的回忆，令他们重温作案时的快感。这些报道会令他们痴迷不已，而其中一部分痴迷会沿着媒体蔓延到追捕他们的警探上。我对这个凶手有种感觉，这个家伙，这个诗人，对我们非常了解，远超过我们对他的了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很可能读了很多描写连环杀手的书。连那些只为卖钱的垃圾货他都读过，甚至还会涉猎一些专门研究连环杀手的大部头著作。他可能知道很多名字，有杀手的，也有联邦探员的。鲍勃父亲的名字会在其中一些故事中出现，鲍勃自己的名字也会在某些故事中出现，我的也是一样。我们的名字，我们的照片，我们说过的话，都可能被公开过。如果他看了有线新闻网的报道，看到了我们，又认出了我们，他就会知道我们正跟在他后面。这会儿我们可能就要跟丢他，很可能他就会蛰伏下去，从此销声匿迹。”

这个晚上，我们迟迟无法决定晚餐该吃什么以及去哪儿吃。没办法，我们最终选择去酒店的餐厅解决。餐厅提供的食物很不错，而我俩点的那瓶布勒酒庄的赤霞珠口感更是一流。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政府为他们制定的餐费标准，这是我们报社请她的。听到我说的话后，她点了份樱桃汁当甜品。

“我有种感觉，如果这世上没有任何自由媒体，你会感到非常开心。”当我们用完正餐慢慢享受甜品时，我对她说。整个晚上，我们几乎都在谈论有线新闻网的报道带来的影响。

“从没有过。我尊重媒体，它是一个自由社会不可或缺的媒介。但我们日常见到的多是些不负责任的报道，那些哗众取宠的东西不值得尊重。”

“不负责任的报道指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可是个大命题，说起来就多了，但是我最烦的是他们乱用我们的照片，连问都不问一声，也不顾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我只希望这些媒体能多点全局观念，等事情尘埃落定了再做完整报道，而不是为了那点片刻的满足，知道一点消息就迫不及待地捅出来，给我们的工作带来麻烦。”

“不是每次都这样。我可从来没有为了写一篇报道，就给像你们这样的办案人员带来困扰。我走的是完整纪实报道的路子，追求的是具有大背景的大故事，当代的大历史。”

“听上去真是高尚啊，难以相信这些话是从一个靠欺诈混进调查组的人嘴里说出来的。”

她笑了起来，我也笑了。

“嘿，不能这么说吧。”我抗议道。

“我们就不能说点别的吗？我都烦透这堆事了。天啊，我真想就这么回去往床上一躺，把这些烦心事抛到脑后一会儿。”

又来了——她选择的用词，她说那些话时看着我的样子。是我真的读懂了她的暗示，还是我不过是把她的话曲解成我希望的暗示？“好吧，别再想着那个诗人了。”我说，“说说你的事吧。”

“我？我的什么事？”

“你跟索尔森的事，就跟演电视连续剧似的。”

“这是个人隐私。”

“你们在会议室里隔着桌子就用目光上演刀光剑影，你竭力劝说巴克斯不要让他参与调查，你们的事显然已经不能再被称为个人隐私了。”

“我不是不让他参与调查，我只是想让他离我远点，也不想让他出现在这里。他总能想办法来某个案子先插上一脚，然后逐渐蚕食，最后接管过去成为他的案子。你就看着吧。”

“你们的婚姻维持了多长时间？”

“十五个月。那时还挺愉快的。”

“什么时候离的婚？”

“早就离了，离了都三年了。”

“那你们这敌意持续的时间可真够长的。”

“我不想谈这些事了。”

其实我感觉到她还是愿意谈的，但我还是暂时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这时服务员走了过来，给我们的咖啡续了杯。

“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我轻声问道，“你现在看上去很不开心，你应该过得更幸福才是。”

她抬过手，温柔地拽了拽我的胡子，自从在华盛顿把我脸朝下地摁倒在床上以来，这是她第一次碰我。

“你真好。”她摇了摇头，“只不过，我们俩的婚姻就是个错误，对我对他都是。有时候，我都不明白当初我们看中了对方什么。无论是什么，都失去了原来的吸引力。”

“怎么会这样？”

“就是那么回事，不过就是些鸡毛蒜皮之类的，攒起来爆发了而已。就像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我们俩都是背负着沉重心理负担的人，他的负担还要更重些，但他一直戴着面具，而我没有看见掩盖在面具后的全部愤怒。等我发现时，一切都太晚了。我只能尽可能快地抽身离开。”

“他因为什么愤怒？”

“很多很多事情。他一直都背负着很多愤怒，对前妻，对别的女人，对男女关系，我和他那段是他的第二次失败婚姻，还有对工作的愤怒。到一定时候，这些压抑的情绪就会喷涌而出，就跟喷焰灯似的。”

“他打过你？”

“那倒没有。我跟他相处的时间不长，他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机会。虽然你们男人总是否定‘女人的直觉’这回事，但我真的有这种直觉，要是我继续在这段婚姻里坚持，迟早会走到那一步。家暴什么的，总是这类事的自然进程。直到现在，我依旧注意尽量离他远点。”

“但他心里还惦记着你。”

“要是你真这么想，那你可是有点异想天开了。”

“这是明摆着的。”

“要是他还惦记着我，只可能基于一个理由：他见不得我开心。他就是要天天在我身边晃，用这种方式报复我，就好像完全是因为我，他才会有失败的婚姻、失败的人生、失败的一切。”

“这种家伙怎么还能保住这份工作？”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他有一张面具，他很擅长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之前在会上，你也见识过了，他是那种很能克制自己的人。另外，你也得了解联邦调查局的处事之道。他们不会随便开掉自己的探员，只要他还能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我是什么感受、我有什么意见都无关紧要。”

“在工作中你曾经表现出对他的抱怨吗？”

“我没有直接抱怨过，那可是自毁前程。我在局里的地位固然令人羡慕，但毫无疑问，联邦调查局仍然是男人的天下，所以我不能跑到上司那儿抱怨前夫如何如何。我要是这样做了，职业生涯也就走到头了，准得被发配到盐湖城的金融犯罪调查组去。”

“那你还能做些什么吗？”

“能做的不多。我已经拐弯抹角地在巴克斯面前甩过几句，足够暗示我现在的处境和想法。不过，就像你今天看到和听到的那样，巴克斯不打算插手我与戈登之间的事情。我不得不考虑更坏的情形，戈登可能也正在巴克斯另一只耳朵边絮叨对我的成见呢。如果我是鲍勃，我会选择谁也不帮，坐等我们中的一人办错事。哪个先办砸了，就把哪个轰出门。”

“那什么样的情形能够算作办错事？”

“我不清楚。永远都别想弄明白联邦调查局的那套评判体系，但巴克斯对我肯定会比对戈登更慎重一些——热门的性别问题。他要是想把一个女人调出这个部门，那就得花大力气把方方面面打点好，所以说这是我的优势。”

我点点头。这个话题自然告一段落，但我真不希望她现在就回房间去。我想跟她再待一会儿。

“你可真是个出色的采访者，杰克，够狡猾的。”

“为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谈论我和联邦调查局的事。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有什么想说的？从来没踏入婚姻殿堂，也从没有离过婚，我家里甚至连盆花都没有。我就整天坐在电脑后面，从早坐到晚，跟你和索尔森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她露出些笑意，随后像少女似的咯咯笑起来。“好吧，我跟索尔森确实是一对，曾经是，仅此而已。今天开完会后，你是不是觉得好过点？在他们汇报完丹佛的调査发现之后？”

“你是说因为他们没有发现那肮脏东西存在的痕迹？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好受点了，看起来他没遭那种罪，但是也没有什么能让我真正好受些的发现。”

“你给你嫂子打电话了吗？”

“还没有。我会在明天早上打给她。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天亮后再谈比较好。”

“我没有太多跟受害者家属打交道的经历，”她说道，“联邦调查局总是在案发一段时间后才被召过来接手。”

“我有……说起采访新近丧偶的寡妇、刚失去孩子的母亲和遇害新郎的父亲等等，我可是个行家。凡是你想得到的，我都采访过。”

这话一出，我们之间不由陷入了很久的沉默。服务员拿着咖啡壶从旁边经过时，我们都没叫他续杯，我便喊了结账。我知道，今天晚上我跟她不会发生什么了。我刚才失去了勇气，因为我没勇气承担被她拒绝的后果。遇上这类情形，我总是这样。当我不在乎对方会不会拒绝时，总能大胆邀约；但要是我投入感情了，知道对方的拒绝会伤害到我时，我便会优柔寡断，常常在临门一脚退缩。

“你在想什么？”她问。

“没什么，”我撒谎道，“大概是我哥哥的事吧。”

“为什么你不讲讲那个故事？”

“什么故事？”

“那天，你正要告诉我他做的一些善事，他为你做过的最好的事，让他最像圣人的事情。”

我的视线越过桌子，落到她身上。我立即忆起听到她提出那个问题时浮现在心里的故事，但我犹豫了，我在考虑是否要跟她分享那段隐痛。其实我完全可以轻易地撒个谎，跟她说肖恩对我做过的最好的事就是爱我，但是，我决定相信她。我们总是愿意相信那些被我们认定为美好的人和事物，愿意相信我们正在追求的东西。或者，也许我只是掩埋在心底太多年了，需要找个人倾吐心声。

“他对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没有责备我。”

“责备你什么？”

“我们俩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姐姐死了。她是因为我的过错才死的，肖恩也知道这一点，他是唯一真正知道这一点的人，另一个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已经永远不能说话了，就是我的姐姐。但他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事实上，他为我承担了一半的罪责与悔恨。对我来说，这就是他为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了。”

她向桌子对面的我倾过身，脸上带着难过和关切的神情。我顿时觉得如果她沿着上大学时的专业走下去，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富有同理心的心理医生。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杰克？”

“冰层破了，她从冰面掉进了湖里，就是发现肖恩尸体的那个贝尔湖。她比我年纪大，个头也比我大。当时我们跟着父母开了辆露营车野营，那会儿我的父母正在准备午饭之类的，我跟肖恩在外面玩，萨拉照看我们。我跑到冰冻的湖面上去了，萨拉在我身后追赶，想上来阻止我，免得我跑得太远。结果我们跑到了冰层很薄的地方，因为她更年长，块头更大，比我更重，她就这么掉下去了。我尖叫起来，肖恩也大喊起来。我父亲和在场的其他人赶忙跑过来救她，但还是没能及时把她救上来……”

我端起咖啡杯想啜一口，但杯子已经空了。我注视着她，继续说道：“总之，你能想到，所有人都在追问我当时是怎么回事，可我没法……我真是没法说出口。而肖恩，他说我们俩都在冰面上玩，然后萨拉走过来，冰面裂开了，她就那么掉了下去。这当然是个谎话，我始终不知道父母有没有相信过，但他确实为我做了这件事，他想为我分担内疚，想让我的担子轻一半。”

我凝视着空空的咖啡杯，蕾切尔也沉默了。

“或许你可以帮我好好分析一番，就当心理案例一样。这件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

“我觉得你现在说出来，大概是你觉得亏欠了你哥哥，也许也是一种感谢他的方式。”

服务员走过来，把账单放在我们桌上，向我们道谢。我打开钱包，掏出一张信用卡放在账单上。我还可以想出一种更好的方式来感谢肖恩，我想。

当我们踏出电梯时，因为胆怯，我半边身子几乎要麻木了。我实在提不起勇气把渴望付诸行动。我们先走到她的门前，她掏出门卡时抬头望了我一眼，我迟疑着，什么都没说。

“好吧，”过了很久，她开口道，“估计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得开工。你平常吃早餐吗？”

“只喝咖啡，一般就这样。”

“那行，到时我会给你打电话，看看还有没有时间够我们去买杯咖啡。”

我点点头，窘迫到了极点，为我的失败和无法开口的怯懦。

“晚安，杰克。”

“晚安。”我好不容易挤出这两个字，然后沿着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

我坐到床边看了半小时有线新闻网的新闻，希望看到她刚才提及的那则报道，其实是不是那则报道根本无所谓，任何报道都行，只要能把今晚最后那个灾难性的结局从脑子里暂时清空就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为什么我最想得到的却是我最不敢去追求的？某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直觉告诉我，刚才在走廊那儿，在她门前，那一刻就是最好的时机，但我没有抓住，让它白白从我手里溜走了。于是这次失败恐怕会让我永远不能释怀，因为那种直觉、那样的机会永远不会重来。

第一下敲门声我大概没听见，因为把我从阴郁的沉思中震醒的那记敲门声非常响亮，肯定不是第一次敲门时带有试探性的敲法，第三下、第四下才会敲得这般急促。被这不速之客的来访打断思绪，我迅速关上电视走到门前，直接打开了门，都没先从猫眼里看看谁在外面。门开了，是她。

“蕾切尔。”

“嗨。”

“嗨。”

“我，呃，我觉得应该再给你一次挽回的机会。我是说，如果你想的话。”

我注视着她，脑海里冒出来一堆回答，每一种都可以漂亮地把主动权交回她手上。然而刚才的直觉又回来了，我知道她希望看到什么，也知道我需要怎么做。我朝她走近一步，一只手揽住她的后背，吻住了她，然后把她拉进房间，关上门。“谢谢。”我在她耳边低语。

这之后，我们几乎都没怎么说话。她按下开关，关上灯，引着我走到床边。她用双臂勾着我的脖子，勾着我低下头，回了我一个长而深的吻。我们笨拙地解着对方的衣服，然后无声地决定还是各自解各自的衣服，这样更快。

“你有东西吗？”她低声道，“那个，用的东西？”

我气馁极了，之前有机会做准备时却没去买，只能沮丧地摇摇头，准备马上跑一趟药店。我知道，跑这一趟足以摧毁这一刻美妙的感觉。

“我想我准备了。”她说。她把手袋拉过来，我听到袋子拉链被拉开的响声。接着，她把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我摸到安全套的塑料包装。“总会带上一个，以备紧急情况之用。”她调侃道，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

然后我们就做爱了，缓缓地，笑着，在这间黑漆漆的房间里。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那真是最美妙的一段时光，大概也是我一生中最激情洋溢的时候了。但事实上，当拂去记忆蒙上的轻纱后，我知道那一个小时其实是紧张而局促的。我们当时都太渴切了，一心想取悦对方，以至于失去了几分本来应该安心享受的真实快乐和美好体验。我感觉到蕾切尔渴望的是两人之间亲近相依的感觉，而不是跟另一个人做爱的感官快感，这同样也是我所追求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渴望着她的身体。她有着饱满而性感的乳晕，挺在她小小的乳房上，圆圆的肚脐是那么可爱，下面静伏着一片柔软。我们的动作逐渐合拍，她的脸上泛起一抹嫣红，摸上去一片湿热。她真是太美了，我这样告诉她。但这似乎令她难为情了，她把我拉下来拥着她，这样我就看不到她的脸了。我的脸埋在她的发间，闻到一股苹果的香味。

之后，她翻过身去趴在床上，我轻轻摩挲着她的后背。

“今晚以后，我希望仍然能跟你在一起。”我说。

她没有回答，但是我不在意，我知道我们刚刚共度的时光都是真情实意的。她慢慢坐起来。

“怎么了？”

“我不能留下来。我想跟你待在一起，但我不能，我得回自己的房间，明天一早鲍勃说不定会打电话过来。他想在明天跟地方警察会谈之前先跟我们谈谈，他之前说过会打电话的。”

我有些失望，无言地望着她穿上衣服。她在黑暗中熟练地穿戴着。穿好之后，她弯下腰，轻轻地吻在我的唇上。

“睡吧。”

“我会的。你也是，好好睡。”

但是她离开后，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感觉很棒，又重拾了信心，心里满是无法言喻的欢乐。每一天，你都在用生命与死亡对战，而生命中还有什么事能比做爱更能唤起生命力？我哥哥，还有发生的其他一切事情，似乎都变得距我千里远。

我骨碌到床的另一边，拿起电话听筒。我的脑海里思绪纷飞，想把这些想法告诉她，但是提示音响了八声，她都没有接起来，最后是接线员接通了电话。

“你确定这是蕾切尔·沃林的房间吗？”

“没错，先生，三二一房。您要给她留言吗？”

“不用了，谢谢。”

我坐起身，打开灯，用遥控器打开电视机，飞快地切换着频道，就这么耗了几分钟，其实什么都顾不上看。之后我又给她打了一次，还是没人接。

我穿好衣服，告诉自己是为了买听可乐才出的门。我从衣柜里掏出零钱和门卡，沿着走廊来到安放自动售货机的壁龛处。买完回去的路上，我在三二一号房间外停了下来，侧耳听了听，什么都没有听到。我轻轻敲了敲门，等了一会儿，又敲了敲。她没有来应门。

我只得回到自己房间门口，一手拿着可乐，笨手笨脚地插入门卡，我转了转门把手，却没有成功打开房门。最后，我把可乐放在地毯上，这才打开房门。这时，我听到了脚步声，转身就看见一个男人正沿着走廊朝我走过来。这个时候，走廊的灯光已经昏黄暗淡，从电梯间里透出的明亮光线把这个逐渐走近的男人映得如同一个剪影。他身材高大壮硕，我能看见他手里拎着什么东西，像是个小袋子。他离我还有十英尺。“你好呀，公子哥儿。”

是索尔森，是他的声音，尽管我听出来了是他，还是被这声音吓了一跳，我想他也从我脸上看出来了。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听到他发出了窃笑。

“做个好梦。”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捡起地上的那听可乐，放缓脚步慢慢挪进房间，目送着他沿着走廊一直向前走去。他经过了三二一房，没有丝毫停步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到一个房间。他掏出房卡开门的时候，视线越过走廊望向我这边。我们目光相接，对视了一会儿，然后我一声不吭地迈进自己的房间。

28

格拉登真希望自己在干掉达琳之前问过她把电视机遥控器放到哪儿了。每一次他都得起身走到电视机前去换频道，这让他很是厌烦。洛杉矶电视台的每一个频道都在炒着《洛杉矶时报》上关于他的那则报道。他不得不坐在电视机前，一次次手工调换频道，努力集齐有关他的所有报道。他已经看见了那位托马斯警探的相貌，所有频道都播放了采访他的内容。

最后他躺倒在长沙发上，这会儿他实在是太兴奋了，根本无法入睡。他还想再把频道换到有线新闻网，但又不愿意再爬起来。电视里正放着的是有线电视频道栏里临近底端的一个频道——一个带着法国口音的女人正在示范怎么做一种淋满酸奶的可丽饼。他不知道这算是甜点还是早餐，但确实把他看饿了，于是考虑着要不要再开一罐意大利饺子，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知道必须得省着吃，他还得挺过四天。

“那个该死的遥控器到底在哪里，达琳？”他大吼起来。

他站起身，再一次手动更换了频道，然后关上灯，重新回到沙发上坐下。随着有线新闻网新闻播报员的独白声响起，他终于听到了令人心情平静的背景音。在这片舒缓的播报声中，他思考着接下来的安排和计划。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了，他必须得比从前更加小心谨慎才行。

他渐渐打起盹来，眼皮耷拉下去，电视里传来的新闻播报声哄着他入睡，他渐渐沉入梦乡。就要睡着时，他的耳朵捕捉到了一则菲尼克斯的新闻报道，那是一桩警探遇害案。他睁开了眼睛。

29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蕾切尔的电话把我叫醒了。我看了一眼闹钟，才七点半。我没有问她昨天晚上为什么既没有接电话，也没有应门。昨晚我花了很长时间来琢磨这些事，最后说服自己相信我打电话和敲门的时候，她很可能正在洗澡。

“你醒了吗？”

“现在醒了。”

“很好，快给你嫂子打电话。”

“好的，我会的。”

“你要来杯咖啡吗？你多久能收拾好？”

“我得先打个电话，然后冲个澡，大概一个小时？”

“那你就只能自己喝了，杰克。”

“好吧，那就半小时。你已经起了？”

“还没。”

“难道你就不准备冲个澡？”

“我又用不着花一个小时才能收拾好，就算是休息日也不会用那么久。”

“好吧，等我半小时。”

起床后，我看到留在地板上的撕开的安全套包装袋，捡了起来，暗暗记下这个很显然她喜欢的牌子，然后才把包装袋扔进浴室的垃圾桶里。

我真希望赖莉不在家，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劝她同意让别人把她丈夫的尸体从地里挖出来。我都不敢想她听到这话后会有什么反应，但我也知道，周日早上五点到九点这段时间，除了家里，她不太可能会去别的地方。据我所知，这些年来她只去过两次教堂，一次是肖恩的葬礼，另一次是她的婚礼。

铃响第二声，她就接起了电话，声音听上去比我上个月和她通话时好多了，刚听到时我甚至都不能确定是不是她。

“赖莉？”

“杰克，你在哪儿？我挺担心你的。”

“我现在在菲尼克斯。你为什么担心？”

“我当然会担心你，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上次说的那件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很抱歉，一直没给你打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我现在跟联邦调查局在一起。我不能透露太多，但他们正在调查肖恩的案子，还有其他人的案子。”

我向窗外望去，眺望地平线远方那座山峦的山脊轮廓。房间里为游客提供的旅游小册子说它叫驼峰山，看上去还真像驼峰。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透露了太多，不过，赖莉又不可能把这个消息卖给《国家询问者》之类的八卦小报。

“呃，肖恩那件案子有了点新进展，他们认为肖恩身上可能还有一些之前没发现的证物……他们想……赖莉，他们想把他从地里带上来，再仔细看看。”

电话那边久久没有回话。我等了很长时间，然后问道：“赖莉？”

“杰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有助于侦破他的案子，调查需要。”

“可他们想找到什么？难道……他们打算再做一次解剖吗？”

她话语里最后几个字很低沉，透着股绝望的味道。我意识到我把这件事给办砸了，我怎么能这样告诉她？实在太差劲了。

“噢，不是的，完全不会这样。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再看看他的两只手，再没别的了。你得给他们这个许可，不然的话，他们就只能申请法庭许可令，那批文可就麻烦了，会耽误很多时间。”

“他的手？为什么要看他的手，杰克？”

“说来就话长了。其实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个，但我还是跟你说说吧。他们觉得那个家伙……就是杀害肖恩的那个人，试图催眠肖恩。他们想再检查一番肖恩的手，看看上面有没有针孔，这是一种测试，如果那家伙用了催眠术，为了确定肖恩是不是真的被催眠了，他可能会在肖恩手上扎几针看肖恩的反应。”

这回，电话那头沉默的时间更长了。

“还有一件事，”我说，“肖恩是不是有点咳嗽，或者感冒了？我指的是出事那天。”

“是的，”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他那天生病了，我还叫他别去上班了。那天我身体也不舒服，想让他留在家里陪我。杰克，你知道我为什么身体不舒服吗？”

“为什么？”

“我当时总觉得恶心想吐，因为我怀孕了，星期三才发现的。”

这回答真让我始料未及。我犹豫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噢，赖莉，”我最后说道，“这消息真是太好了，你告诉爸妈了吗？”

“告诉了，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非常开心。这个孩子真是个奇迹，我之前根本没想过，不知怎么就怀上了，我们之前都没打算备孕。”

“真是个好消息。”

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话题转回刚才那件事上。最终，我只得像莽撞的斗牛一样，把她又拉回那个话题里。“我得走了，赖莉，我该怎么跟他们讲？”

我走出电梯，蕾切尔已经在酒店大堂等候了，她把电脑包和小型行李箱都带上了。

“你已经退房了？”我问道，不明白她为什么把家当都带着。

“联邦调查局出外勤时的规矩——永远不把任何一件东西留在房间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叫上飞机。我们今天会有突破的，我可不想再浪费时间回来收拾行李。”

我点点头，但此刻已经没有时间让我上去收拾行李了，好在我也没什么可收拾的。

“你给她打电话了吗？”

“打了。她同意了，说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只要这是值得的。她还告诉我肖恩当时生病了，止咳糖浆确实是他的。另外，我明白肖恩为什么是在车里被害，而不像其他人一样，在自己家里。”

“为什么？”

“因为他的妻子赖莉当时就在家里。赖莉在家是因为她当时也不舒服。我哥哥一定拼尽了全力不把那个人带回家，因为他妻子就在那儿。”

我一边说，一边感到悲伤。这是我哥哥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件事，或许也是他做的最英勇的一件事。

“我想你是对的，杰克。你的推测非常合理，但是案子又有了新进展。鲍勃刚刚得到消息，从分局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把跟本地警察的会谈也推迟了。诗人给我们发来了一份传真。”

会议室里的气氛明显很凝重，里面只有来自匡提科的探员：巴克斯、汤普森、索尔森和一个名叫卡特的探员，我在匡提科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见过他。我进门时，注意到蕾切尔和索尔森轻蔑地相互瞪了一眼。我把目光移到巴克斯身上，他看上去正陷入沉思，对周遭一切毫无知觉。他的笔记本电脑放在面前的桌上，但他并没有看。他似乎换了套灰色制服，看上去干净整洁。这时他看到了我，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心不在焉的笑容。

“杰克，这回你可以明白我们封锁消息的原因了。一则短短五秒钟的电视报道，就能让凶手知道我们正沿着他的踪迹实施追捕。”

我点头表示理解。

“这种情形下，我觉得他不应该在场。”索尔森说道。

“协议就是协议，有点契约精神，戈登。而且有线新闻网的报道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

“你就省省吧，戈登，”蕾切尔打断道，“你怎么想根本无关紧要。”

“好了，我们得停止内讧了，把心思集中到案子上来，”巴克斯说，“我这里有份传真的复印件。”

他打开一个文件夹，把传真复印件传递着发给会议桌周围的人。我也有一份。我们都埋头读起来，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亲爱的鲍勃·巴克斯，你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走狗：

向你问好，先生。就是这么巧，我碰巧看到了那则新闻，碰巧看见你到了菲尼克斯，你个老滑头。你对那帮愚蠢自大的媒体小妞说‘无可奉告’，骗得了她们可骗不过我。我认识你那张脸，鲍勃。你是为我来的，而我正心急火燎地恭候你的大驾，但是务必小心点，我的朋友鲍勃！别跟得太紧！毕竟，看看可怜的奥瑟莱克和其他警察落得个什么下场。他们今天把奥瑟莱克埋到地下了，算是为我这份干得挺漂亮的活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不过现在，一个像你这般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将会给我带来一场更加高贵的狩猎。嘿嘿。

别担心，鲍勃，你现在还是安全的。我的下一个目标已经诞生了，我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献祭的香膏。我已经做了决定，这会儿我正盯着他呢，甚至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他就在我的视线里。

你已经把你的人马鸡飞狗跳地召集好了吗？你们是不是正在疑惑，你们的对手我作案的动机是什么？那可是个很可怕的难题，不是吗？我估计就像手掌上的针孔一样令你们费解吧。我给你们提供一条线索，（不然要朋友干什么？）在我“最好的兄弟”眼里，我就是那个害群之马，那么我是谁？等你们什么时候找到了答案，鲍勃，好好把这句话念上一遍又一遍，你就会得到答案。你会明白的。你可是个专家啊，我非常确信你有能力迎接这样的挑战。我看好你，鲍勃！

我孑然独居在一个呻吟不已的世界里，鲍勃，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那么你呢？我们之中，愿最佳者胜出。

我没法签下合适的落款，因为你还没告诉我我应得的名号，会是什么名号呢，鲍勃？我会在电视上时时注视着你，等着听到我的名号。到时我就会用它落款结尾，再写上：高矮胖瘦，全都杀死！

祝

珍惜生命，小心行驶！

我把这份复印件读了两遍，每一遍都带来相同的寒意。我现在终于明白他们之前那个说法的意思了——从月球上来的变态。从信里传达出来的声音，就像是从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不在这里，不在这个星球。

“大家是否都认为这份传真来自诗人？”巴克斯问道。

“里面有好几个可供鉴别的标志，”蕾切尔说道，“他提到了针孔，引用了爱伦·坡的诗句，还提到了我最好的兄弟这个项目，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消息通报给佛罗里达分局了吗？”

“是的。我最好的兄弟这个线索显然已经被他们列为优先调查对象。这会儿那边几乎抛掉了其他所有事情，全力追查这条线索。”

“布拉斯提出什么想法了吗？”

“她认为这份传真证实了我们之前的推论，即这几桩案子里的第一、第二遇害者相互关联。信里面提起的案子，都是同时影射第一遇害者及第二遇害者，既有被谋杀的警探，也有死于警探之前的遇害者。她和布拉德之前的推测是正确的——只有一个凶手。现在她正打算将佛罗里达谋杀案当作原始案件。自那以后的其他案子，都是那件案子的重复。这个凶手在不停地重复那套模式。”

“那么只要查明他为什么杀害贝尔特伦，就能明白他犯下其他案子的原因？”

“是的。布拉斯和布拉德已经和佛罗里达方面谈了整整一个早上，但愿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得出一些结论，把凶手的犯罪模式组建起来。”

每个人不约而同地露出思索的神情，似乎都在畅想这种可能。

“我们还得继续留在这儿？”蕾切尔问道。

“我觉得最好如此，”巴克斯说，“答案或许在佛罗里达，但那也只是静态的答案，毕竟距案发已经很久了。就算找到了原因，也只是历史原因。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在距离他最近的地方。”

“这份传真说他已经选好了下一个目标，”我说，“你觉得是指下一个他要杀害的警察吗？”

“我正是这么想的，”巴克斯阴郁地说道，“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就在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的时候，他就在什么地方观察着另一个人，盯着另一个警察。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找到他的所在地，我们手里很快就会多出一具尸体。”他一拳砸在桌子上，“诸位，我们必须得尽快取得突破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在一切都太晚之前，我们必须揪出这个家伙！”

他斩钉截铁地说出这番宣言，向手下做战前动员。在这之前，他曾经要求他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但现在，最大努力已经不够了，他需要大家做得更好。

“鲍勃，”蕾切尔说道，“传真上提到奥瑟莱克的葬礼时，用的词是‘今天’。这份传真是从哪里发出的，又是发到哪个地方的？”

“戈登已经查了。”

索尔森清了清嗓子，看都不看蕾切尔和我一眼，直接说道：“传真是通过匡提科的一条供联邦调查局学院使用的线路发过来的。不必多说，发这份传真的人做了伪装，隐藏了他的发件身份。什么线索都没有。它是在东部时间今天早晨八点半发来的。我让布拉德做了追踪，调查了传真发来时的情况。发送人先是呼叫了匡提科总机的传真号，接线员识别了传真信号，转接到线路机房。但她不知道这份传真是谁从哪儿发过来的，因为所有信息都被隐藏了，她能听到的只有传真信号的哔哔声，所以她瞎猜着把信号转接到联邦调查局学院的一台传真机上，传真完成后，文件就一直躺在收件篮里，直到今天早上才被发现，随后被上交到了分析中心。”

“我们真幸运，它总算没有一直躺在收件篮里不被理睬。”巴克斯补充了一句。

“是的，”索尔森说，“总之，布拉德把原件送到实验室做进一步分析，发现了一些情况。分析员们认为，这份传真不是以传真机对传真机的模式发过来的，而是通过某种内置传真卡。”

“是通过一台电脑。”我脱口而出。

“通过一台加载有内置传真调制解调器的电脑。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这家伙在四处流窜，他不可能把一台苹果台式机塞进包里、背在背上流窜作案。我们推测他手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内置一个具有传真功能的调制解调器，很可能是和手机相联的调制解调器，这可以保证他最大限度地自由活动。”

每个人都陷入思索，消化着他这番话。我不大明白这番话的意义，或者说，我不确定它的作用。就我看来，调查过程中他们做出的很多推测，实际上对抓捕凶手没什么大用处，除非他们缉捕了一个嫌疑人，然后就能用上这些材料撰写起诉书，但也就是那时候有用。在抓捕凶手期间，这些真派不上多大用场。

“好的，那看来他有一台达到最高技术水平的功能强大的笔记本电脑了。”最后是蕾切尔打破了沉默，“在第二份传真发过来之前，我们能对此做出什么布置？”

“我们可以站在一旁，追踪所有接入总机线路的传真信号，”索尔森说，“但最好的情况也只是追踪到发出传真的原始信号所在地，不能更近了。”

“追踪到原始信号所在地是什么意思？”我问。

索尔森看上去不想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他迟迟不语，蕾切尔回答道：“意思就是，如果他是用手机的调制解调器发出传真，我们不能直接锁定这个手机号码，也无法直接定位它的位置。我们只能定位到信号是从哪座城市发出的和这个传真电话打进来时所在的原始发射源，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把搜索范围缩小到几十万。”

“但我们会发现他藏身的城市，”巴克斯说道，“之后我们就能跟当地警察局合作，寻找那些可能被他用作诱饵吸引警察上钩的案子。这应该也只可能是一桩发生在上周的凶杀案，就发生在奥瑟莱克案之后。”他看着索尔森，“戈登，你们给全国各地的分局再发一个通知，告诉他们需要核查各自所在地近期发生的所有凶杀案，我指的是各个类型的所有凶杀案，尤其需要注意任何涉及儿童的案件、任何有异常状况的分尸案以及受害者死前或死后尸体遭到暴力损毁的案件。今天下午把我们已知的情况汇总出来，要求各地的探员主管明天下午六点之前上交核查结果。我不希望出现任何疏漏。”

“明白！”

“另外，还有件事，布拉斯还提出了一个想法，”巴克斯补充道，“就是传真中提到的诗人已经选中下一个目标这件事，这很可能只是凶手的虚张声势。他用这个计策来诱导我们做出反应，陷入混乱，他就可以趁机溜掉并潜藏起来。记住，我们不向外界公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担心他会销声匿迹。”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蕾切尔说，“从这份传真里，我看到的是一个自吹自擂、夸夸其谈的家伙，他觉得他比我们都聪明，一心想戏弄我们。我想他的话不一定就是空穴来风。在外面某个地方，确实有那么一个警察，已经被他的视线锁定了。”

“我也倾向于你的这个说法，”巴克斯说道，“我觉得布拉斯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但她觉得有必要把其他可能性摊开放到桌面上，提醒大家注意不要陷入思维局限。”

“那么，现在我们的战略方案是什么？”

“很简单，”巴克斯说道，“我们必须在这个家伙伤害更多人之前找到他，将他逮捕归案。”

巴克斯笑了，其他人也都笑了，只有索尔森没有。

“事实上，我认为在出现其他突破性进展之前，我们应该按兵不动，继续加倍努力待在这里调查各个方面。另外，传真的事情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不能透露出去。与此同时，做好准备，一旦有任何进展就立即转移。希望这个凶手能再发一份传真过来，布拉斯那边则要保持警觉，尽力为其他分局寻找其他线索。我会告诉她得向太平洋时区[1]的各地方分局强调本案的重要性。”

巴克斯扫视了一圈会议室里的人，点点头。他的话讲完了。“还需要我重复一遍吗？”他问道，“各位，拿出最好的工作状态。现在我们真的需要做到最好，比从前任何时候都需要。”

[1]美国西海岸靠近太平洋、使用太平洋时间的地区，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全境，爱达荷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的部分。

30

直到快十一点，与地方警察的会谈才姗姗来迟地举行。这次会谈比较简短，但气氛很友好。这种会谈就像求婚者请求未来的老丈人同意这门婚事。大多数情况下，老人家说些什么都无关紧要，反正总会同意。巴克斯用严谨的措辞和热情友好的语句告诉地方警察：联邦调查局老大哥出马了，从现在起，由联邦调查局主持大局。地方警察微微抗议了一下，又在几个细节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很快就被巴克斯做出的空洞许诺糊弄了过去。

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我一直避免和索尔森目光相接。之前从联邦大楼开车出来的路上，蕾切尔向我解释了今天早上萦绕在她和索尔森之间的紧张气氛产生的原因。昨天晚上，她离开我的房间后，在走廊上撞上了她的前夫。她鬓发凌乱的模样大概已经说明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听到这个，我忍不住呻吟了一声，这下好了，事情更难办了。她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还觉得一切挺好笑。

跟地方警察的会谈结束后，巴克斯给探员们分配了任务。蕾切尔和汤普森负责调查奥瑟莱克一案的案发现场，我跟他们一起。迈兹和马图扎克重新过一遍地方警察对奥瑟莱克朋友们的问讯，重建这位警探生前最后一天的行踪。索尔森和卡特被委派重新调查小男孩华金被害一案，再过一遍地方警察已经做过的调查。格雷森担任联邦调查局与菲尼克斯警察局之间的联络官。巴克斯，当然了，他得坐镇分局主持工作，与匡提科和各地分局保持联络，汇总案件的各类进展。

奥瑟莱克的住所位于南凤凰区，是一栋窄小低矮的平房，外面围着一圈粉饰过的灰泥外墙。这是一处边缘社区，报废的汽车停在满是碎石的草坪上，我数了数足有三辆，街区上还有两场大甩卖正在进行。

蕾切尔掏出从格雷森那儿拿来的钥匙，划开贴在前门门框上的封条，打开了门。在推门进去之前，她转身对我说：“提醒一下，他们是在奥瑟莱克死亡三天半以后才发现尸体的，里面可能会很不好闻。你真想进去吗？”

“当然。”

不知为什么，她当着汤普森的面这么问我，后者还一听这话就笑了，仿佛我是个菜鸟，这不禁让我有些尴尬和恼火，尽管事实上我连个菜鸟都算不上。

我们向里走了三步，一股浓重的腐臭味扑面而来。作为一个记者，我已经见过许多尸体，但从未走进一个尸体在里面腐烂了三天半才被发现的封闭房间。那股腐烂的尸臭味仿佛凝成了可触碰的实体，将我围困其中，又好像凝成了奥瑟莱克的鬼魂，在这个房间里飘荡，冷眼注视着每一个擅闯领地冒犯它的生人。蕾切尔就让前门开着，使空气能稍微流通。

“你们要找的是什么？”直到我确信自己已控制住喉部肌肉不至于呕吐，才开口问道。

“屋子里面还会留下什么，我也不能肯定，”蕾切尔回答道，“即便曾经有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能也被地方警察收归证物了，或者被他的朋友拿走了……”

她走到屋门右侧的餐桌前，放下她带来的一份卷宗并打开，一页页地翻阅着，这是地方警察移交给联邦调查局的有关此案卷宗的一部分。

“我们四下走走看，”她说，“看上去他们把房子里搜检得相当干净，咱们四处转转找找，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什么。不过小心点，别碰屋里的任何东西。”

“好的。”

我从她身旁走开，在屋子里慢慢走着，四下张望。我的视线首先落在起居室的安乐椅上。那是一把深绿色的椅子，但头靠的地方已经被血染成了某种更暗沉的褐色。血迹顺着椅背一路往下，一直延伸到坐垫上，是奥瑟莱克的血。

椅子前面的地上和椅子后面的墙上，有用粉笔圈出的两个圆圈，里面分别有一个孔洞，那是弹头被发现并取出来的地方。汤普森在这里跪了下来，打开了工具箱，开始用一把细细的钢镐挖那两个弹孔。我离开他，继续向屋子更深处走去。

这栋房子有两间卧室，一间是奥瑟莱克自己的，另一间落满了灰尘，看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用过。奥瑟莱克的卧室里有个五斗柜，台面上摆着两个十来岁男孩的照片，我猜这是他的两个孩子，但我估计他的孩子从来没有使用过另一间卧室，也从没来看过他。我缓缓走过这些房间，又走过走廊另一侧的盥洗室，没发现任何可能跟这件案子相关的有价值的东西。我本来暗自期望能发现些有助于调查的线索，这一定会给蕾切尔留下深刻印象，却徒劳无功。

我又走回起居室，没看到蕾切尔，也没看到汤普森。

“蕾切尔？”

没人回答。

我穿过餐厅，走进厨房，依旧空无一人。我又穿过洗衣间，推开里面的一扇门，朝黑黢黢的车库望去，但里面什么人都没有。我回到厨房，发现厨房通往院子的门半开着，我从洗碗池上方的窗户朝外望去，看到他们在院子后面高高的灌木丛里。蕾切尔正低头在灌木丛里穿行，汤普森跟在她后面。

后院大约清理出了二十码宽的地方，院子两侧架设着七英尺高的厚木板栅栏，但是后面没有围上木栅栏，未清理的泥地延伸到一条干涸的溪床边，高高的灌木丛在这里蓬勃生长。蕾切尔和汤普森正沿着灌木丛中的一条小径前进，离我所在的房子越来越远。

“还真是多谢你们等我了，”我赶上他们后说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你怎么看，杰克？”蕾切尔说道，“诗人会不会直接把车停在车道上，敲响房门，等奥瑟莱克开门邀请他进去后就开枪击倒他？”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不会这样明目张胆。”

“我也这么想。他不会这样，他会先盯着奥瑟莱克，也许一连观察好几天。但是本地的警察仔细盘问了附近的居民，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什么外来车辆，没有人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所以你认为他是从这儿进屋的？”

“这是可能性之一。”

她边走边仔细观察着路面，试图寻找到什么痕迹，比如泥里的一个脚印或者一根折断的树枝。她停下来弯腰检查了好几次，查看小径边的碎屑杂物：一只烟盒，一个空的软饮料瓶。但她没有碰触任何一样东西，如果有需要，她稍后会一起收集。

我们沿着小径一直走下去，最后来到一个高压电线杆附近，它掩映在一片非常茂密的灌木中，灌木后面是一个拖车房营地。我们爬上一处高地，俯视营地。那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规划修缮，大部分建筑简陋而粗糙，许多家还随意砌了些门廊和工具棚。有些人家把那段门廊似的地方用塑料薄板封合起来，这样就能充当另外一间卧室或者起居室。大约三十户人家挤在这片营地里，像牙签盒里的牙签一般塞满了每处空地，散发着一股贫穷的气息。

“怎么样，这边请？”蕾切尔问道，好像我们是去享受一顿下午茶似的。

“女士优先。”汤普森说道。

一些营地居民坐在门前的露台上，或者屋外破旧的长沙发上，大多是拉美人，少数几个是黑人，还有一些大概是印第安人。他们带着冷淡的表情注视着我们从灌木丛里钻出来，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把我们当作警察了。我们脸上也挂着同样冷淡的表情，一副对他们不感兴趣的样子，踏进成排的拖车房之间的狭窄小巷。

我们继续走着，蕾切尔的目光不住地扫视着营地，扫视着我们经过的每一座拖车房。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工作的样子，不是坐在办公桌前解释案例，而是搜集线索。我发现我的目光越来越难从她身上移开，周遭一切开始变得模糊。

“他监视过奥瑟莱克，”她说，与其说是在对我或者汤普森说话，倒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知道奥瑟莱克住在哪里后，他就开始计划了。怎么进屋子，怎么出来，他必须准备一条逃跑路线，一辆用于逃跑的车，但又不大可能把车停在奥瑟莱克房前那条街上，那样做可不够聪明。”

我们沿着营地狭窄的主干道继续往前走，来到营地的入口，这里有一条通往市区的街道。

“我猜他是把车停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然后步行过去的。”

营地入口的第一座拖车房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办公室”，还有一个用铁架子撑着支在屋顶上的稍大些的标牌，上面写着“四野阳光移动拖车乐园”。

“四野阳光？”汤普森吐槽道，“半亩阳光才更合适吧。”

“这里也算不上乐园吧。”我附和道。

蕾切尔想着其他事，根本没听我们的对话。她径直走过这个所谓的办公室，走上那条通往市区的街道。那是一条四车道的马路，这时我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工业区。正对着拖车房营地的是一家连锁仓库，马路两边都是库房。我注意到蕾切尔一直密切观察着四周情况，似乎要把周围环境都记在心里。她的视线久久停在一盏街灯上，那是半个街区内唯一的一盏街灯。我明白她在想什么——一到晚上，这里将陷入一片漆黑。

蕾切尔靠着路边走着，视线仍然不停地在柏油路面搜寻着，试图找到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东西，也许是一个烟头，也许是一点好运气。汤普森就站在我身旁，一只脚踢着路面。我一直注视着蕾切尔，不愿移开目光。只见她停了下来，低头看了看，轻轻咬了下嘴唇。我向她走过去。

路边有微亮闪烁，就像掩盖不住的钻石光芒，是一堆碎裂的挡风玻璃。她踮着脚尖，从这堆碎玻璃上走了过去。

我们推开那间在屋外挂着办公室牌子的房门，迈进这个狭窄逼仄、令人浑身不自在的空间，只见这个拖车房营地的负责人似乎已经喝过今天的第三轮酒了。显而易见，这个地方同时也是这个男人的家。他坐在一张绿色灯芯绒做成的懒懒公子牌休闲椅上，双脚高高跷起。沙发的每个侧面都被猫爪折腾得伤痕累累，但它依旧是这个屋子里最体面的家具，除了那台电视以外。那是一台看上去还很新的松下电视，内置录像机。他正在看一个电视购物节目，里面正在推销一种食材处理机，全自动的，能把蔬菜切片切丁，还能设置定时。我们进了门，他充耳不闻地继续看了好半天节目，才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扫了我们一眼。

“你是这儿的负责人？”蕾切尔问道。

“这不是明摆着吗，警官？”

是个聪明的家伙，我想。他六十岁左右，穿着条军绿色的旧作战裤，一件胸口处被烟灰烫出好几个窟窿的白色无袖T恤，一撮灰色胸毛从窟窿里钻了出来。他已经快谢顶了，有着酒鬼常见的大红脸，而且他是个白人——我在营地里走了这么久看见的唯一一个白人。

“是探员，”蕾切尔纠正道，她翻开钱夹，让他看清楚里面联邦调查局的徽章。

“联邦调查局？你们这些给政府办事的大佬什么时候也操心起打碎轿车车窗偷东西的小事啦？瞧见没，我阅读面广得很，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管自己叫‘G大佬’[1]。我还挺喜欢这绰号的，够酷。”

蕾切尔飞快地跟我和汤普森对了个眼神，接着又重新把目光转到这个男人身上。我也意识到了什么，顿时感到一丝焦灼。

“打碎车窗的事，你知道多少？”蕾切尔问。

“我看见你们在那儿转来转去了。我长着眼睛，你刚才就盯着地上那堆碎玻璃。是我把那些玻璃渣子扫成一堆的，街道清洁工一个月也就只来这里转一次，有时还不一定大驾光临。也就大夏天看这里灰尘太多，才会稍微勤快点。”

“不。我的意思是，你怎么知道之前停在这儿的那辆车玻璃被打碎且被盗了？”

“因为我就睡在这后面的房间里。我听到他们砸碎玻璃了，还看见他们钻进车里，把车里翻得乱七八糟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让我想想，也就是上个星期四吧。我还在想那个倒霉蛋什么时候才会报案呢，不过我没想到居然会招来联邦调查局。你们俩呢，也是G大佬？”

“别管这个了，我该怎么称呼你，先生？”

“阿德金斯。”

“好的，阿德金斯先生。你知道那辆被盗的车是谁的吗？”

“不知道，从没见过那个车主。我只听见了砸碎玻璃的声音，还看见了那帮小鬼。”

“车牌号你记得吗？”

“不记得了。”

“你当时没有报警？”

“这儿可没有电话。我倒是可以去三号停车场那儿打公用电话，可当时都快午夜了，再说我知道那些警察才不会为了一辆车被盗的破事跑一趟，至少不会来这儿一趟。他们可是太忙了。”

“所以你一直没见过那个车主，他也从来没上你这儿敲门求助，问你有没有听见砸碎车窗时的动静或者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没错。”

“砸碎玻璃的那帮小鬼呢？”汤普森抢在蕾切尔之前提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知道是谁吧，阿特金斯先生？”

“我的名字是阿德金斯。是‘德’，不是‘特’，G大佬先生。”这句反驳很顺口，阿德金斯得意地笑了起来。

“好吧，阿德金斯先生，”汤普森改口道，“你认识他们吗？”

“我认识谁？”

“那些砸碎车窗钻进车里的孩子。”

“不，我不认识他们。”

他的目光漫不经心地从我们身上移开，落到电视上。节目里正在推销一种手套，手套掌心处粘着橡胶制小刷毛，那是用来给宠物梳毛的。

“我知道这玩意还能用来干别的事，”阿德金斯说着伸手做了个手淫的姿势，朝汤普森挤了挤眼，笑道，“他们兜售的这玩意，真实用途其实是干这事的。”

蕾切尔几步跨到电视前，啪地关掉了电视。阿德金斯没有抗议。蕾切尔直起身，盯着他道：“我们正在调查一桩警探遇害案。下面的话，我们希望你能仔细听好。我们有理由相信，你知道的那辆被盗的车子就是本案嫌疑人的汽车。我们对起诉那帮砸碎车窗行窃的小孩不感兴趣，但我们需要跟他们谈谈。你刚才在撒谎，阿德金斯先生，我可以从你的眼睛里分辨出谎言和真话。那帮小孩就是这个营地的人。”

“不，我——”

“让我把话说完。虽然你对我们撒了谎，但我们打算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现在告诉我们实话，或者我们就这么回去，再带更多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和本地警察上这儿走一遭，我们会把这个垃圾场翻个底朝天。这个你称之为拖车乐园的地方会被我们重重包围，就像被军队封锁围攻一样。你猜我们会在那一间间锡罐头一样的拖车房里翻出什么被盗财物？你猜我们会不会翻着翻着就撞见某个上了通缉名单的家伙，或者一些非法移民？那些违反安全管理条例的行为会被怎么清算？我们刚刚就碰到过一例，我看见你从电箱擅自拉了根延长线出来，直接拐进了棚子。棚子里住了人吧？我敢打赌，你跟你的雇主还向棚子的住客收取了额外费用，可用的却是你偷来的电。又或者，你的雇主根本没拿到钱，都被你独吞了。如果你的雇主发现了这件事会怎么说？如果这个营地的进项减少了，他会怎么说？如果那些向你们缴费的人再不能交钱了，他们都被驱逐了，或者因为没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而被逮捕了，那营地的收入可会减少一大笔啊，到时你的雇主又会怎么说？还有你自己，阿德金斯先生，你想让我在电脑上查查你这台电视的出厂序列号吗？”

“这台电视是我自己的，我实打实地花钱买的。你知道你们算什么东西吗，联邦调查局女士？一帮婊子养的走狗。”

蕾切尔没理会这条评价，但我觉得汤普森这会儿转过脸是为了掩饰脸上的笑意。

“从谁手上实打实地花钱买的？”

“这不关你的事。好吧，是提利尔家的那几个小鬼头，行了吧？砸碎那辆车玻璃的就是他们兄弟几个。好了，现在如果那些警察再出现在这儿，只要胆敢碰我一根汗毛，我都会告你的，明白了吗？”

循着阿德金斯指引的方向，我们走到从营地入口数过去第四组拖车房那一列。司法人员来这里的消息已经在营地里传开了，更多的人挤到了露台和屋外破旧的长沙发上。我们来到十四号拖车房的时候，提利尔兄弟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这是一个加宽型拖车房，一侧支出一方蓝色帆布雨篷，他们就坐在雨篷下的一把吊椅上。拖车房的大门边放着一台联体式洗衣烘干机，上面同样搭着块蓝色帆布，以免机器遭到雨淋。这两兄弟都是十几岁的黑白混血儿，大概相差一岁。蕾切尔走到雨篷投下的阴影边缘，汤普森在她左侧五英尺处站定。

“小伙子们，”蕾切尔打了招呼，却没有得到回应，“你们的妈妈在家吗？”

“不，她不在，警官。”大些的那个孩子回答道。他的目光慢慢飘到他弟弟身上，他弟弟开始用脚一点一点地让吊椅前后摇晃起来。

“听着，”蕾切尔说，“我们知道你们很聪明，我们也不想找你们任何麻烦。当我们走进这里，打听你们的拖车房在哪儿之前，我们对阿德金斯先生保证过。”

“阿德金斯，这个小人，去他妈的。”小一些的孩子骂道。

“我们来是要打听上个星期停在外面路上的那辆汽车的事。”

“没见过。”

“是啊，我们都没见过。”

蕾切尔朝那个大一些的孩子走近几步，俯身到他的耳边。“这会儿就别来这套了，”她小声说，“你们的妈妈肯定跟你们说过遇上现在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好好回忆回忆，用用脑子，想想她是怎么告诉你们的。你们不想给她或者给你们自己带来麻烦吧？你们要是想让我们离开这里，离你们远点，说实话才是唯一的办法。”

蕾切尔走进分局的办公大厅时，像拿着一件战利品般拿着一个塑料袋。她把袋子放到马图扎克的办公桌上，几名探员立即围了上来。巴克斯也走过来，低头看了看那个袋子，像在瞻仰圣杯一样，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蕾切尔，眼里迸射出掩饰不住的兴奋。

“格雷森去本地警察局核查过了，”他说，“那个地区没有任何关于汽车被盗的报警。那天没有，那个星期都没有。你们可以想象，任何一个合法公民，要是车被人抢了，肯定会报警。”

蕾切尔点点头。“的确如此。”

巴克斯冲马图扎克点头示意，马图扎克从桌上拿起证物袋。

“你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吗？”

“知道。”

“给我们带回点好消息，我们需要好消息。”

袋子里装着的是一个车载立体声音响，是提利尔两兄弟从一辆福特野马汽车里偷来的，至于车子是白色还是黄色的，得看提利尔两兄弟谁的夜视能力更好了。

这就是我们从两兄弟那儿弄到的全部东西，但这东西带来的那种感觉、那种希望足够鼓舞士气了。蕾切尔和汤普森将两兄弟隔开，一对一地展开了问讯，然后又互换，各自对另一个孩子又问讯了一次，但是这台音响就是两兄弟能给出的全部线索了。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辆野马汽车的司机，他就那么把车停在营地前的马路上，谁都没见过他。他们光顾着快点砸了抢了就跑，除了这台立体声音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拿。他们也从没想过要打开后备厢看看，也没想过看一眼车牌，看看那车是不是亚利桑那州牌照。

蕾切尔把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全用在了文书工作上，她还要起草和整理一份关于这辆汽车的附录报告，发给联邦调查局下属的所有分局。马图扎克把那台立体声音响的出厂序列号报给了华盛顿特区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汽车ID鉴识组，然后又把音响交给实验室的技术员检验。汤普森提取了提利尔兄弟的指纹，好在下一步分析音响上的指纹时将他们俩的排除掉。

然而，排除提利尔兄弟的指纹后，实验室未能从音响上取到可用的指纹样本，但出厂序列号这条线索没有拐入死胡同。根据序列号，这台音响最后追溯到一辆一九九四年出厂的浅黄色福特野马汽车，车子登记在赫兹租车公司名下。马图扎克和迈兹立即前往空港国际机场，继续追踪那辆车。

联邦调查局菲尼克斯分局里，所有人的心情都振奋起来。蕾切尔取得了突破，尽管还不能保证这辆野马汽车的驾驶者就是诗人，但它在四野阳光营地外停留的那段时间正好与奥瑟莱克遇害的时间相吻合；而且汽车被那两兄弟砸抢了，车主却一直不报警，也是一个佐证事实，二者结合起来就指向一条可能的推论。另一方面，这个发现也为探员们提供了诗人作案的更多信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我想探员们的想法应该跟我一样。我们都觉得这个诗人是一个令人极为费解的谜，是一个只在黑暗中神出鬼没的幻影。但是这条线索浮出水面了，那台车载立体声音响让捕获他的可能性更大了些。我们正在一步步逼近他，我们来了。

这个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尽量不妨碍他们，只在一旁静静注视蕾切尔工作的情形。她展现出来的侦查技艺令我深深着迷，她弄到这台音响的经过以及探问阿德金斯和提利尔兄弟的技巧，都令我惊叹不已。她有那么一会儿注意到了我的凝视，问我在做什么。

“没什么，就是看看你。”

“你喜欢看我？”

“你可真是个行家，看你这样的行家干活儿就是一种享受。”

“谢谢。我只是碰巧运气好罢了。”

“我有种感觉，你的运气一向不错。”

“我觉得我们这一行，运气得靠自己挣。”

这天快结束时，巴克斯拿起一张蕾切尔发给各个分局的汽车资料复印件，我注意到他瞳孔一缩，双眼就像两颗黑色的大理石弹珠。

“我在想他是不是故意挑选了这辆车？”他问道，“一辆浅黄色的野马。”

“为什么？”我问。

我看到蕾切尔也点头了，显然她知道答案。

“《圣经》，”巴克斯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浅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

“‘阴府也随着他’。”蕾切尔将这句话补充完整。

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再一次做爱了，蕾切尔甚至比上一次更加投入，给予我更多的亲昵，也要求我回报更多。如果说我们俩中有谁不够全情投入，那就是我。我固然全心全意爱着她，在拥着她的那一刻我在这世上再无所求，但与此同时，一个低低的声音在我的脑海深处不断絮语，质疑着她的动机，那音量足够我听清。也许是因为我那摇摇欲坠的自信心，但我拿它毫无办法，只好听着它继续絮叨，说她只是为了追求感官的欢愉，以及报复她的前夫。这个念头让我非常内疚，觉得自己十分虚伪。

风平雨歇之后，我们相拥而眠，她悄声对我说，这一次，她想留下，与我一起，直到天明。

[1]联邦调查局探员的绰号，意为“为政府工作的人”。

31

电话铃声将我从熟睡中震醒。我茫然环视这个陌生的房间，这才想起自己在什么地方，目光随后落到蕾切尔身上。

“你最好接一下电话，”她平静地说道，“这是你的房间。”

她看起来一点都没有我那种刚被吵醒后的迷迷糊糊。事实上，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早就醒了，而且电话铃响时正观察着我。我拿起听筒，猜测铃声已经响了九声或者十声了。与此同时，我扫了眼床头柜上的闹钟，现在是早晨七点十五分。

“喂？”

“让沃林接电话。”

我呆住了。这声音听上去很耳熟，但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怎么也想不起是谁。这时我忽然意识到，找蕾切尔的电话不该打到我的房间。“你拨错了，她在……”

“少他妈的跟我废话，记者。叫她接电话。”

我用手捂住听筒，转向蕾切尔。“是索尔森。他说他知道你在哪儿——我是说他知道你在这儿。”

“给我电话。”她一边生气地说着，一边从我手里拽走电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房间里安静了好一会儿。这段时间里他估计已经对她说了两三句话。

“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安静的时间更长了。

“那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她的这句话里又一次夹杂着愤怒，“去啊，去告诉他好了，要是你想闹得人尽皆知的话，要是你想让他知道的话。到时板子打下来，打在你身上的肯定比我身上的要多。告这种状，对我不利，对你也没什么好处。我敢肯定他一定很愿意知道，咱们队里也出了个‘偷窥者汤姆’[1]！”

她把听筒递给我，我挂上电话。她拉过一个枕头盖在脸上，发出一声呻吟。我把枕头从她脸上拉下来，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杰克。”

“什么坏消息？”

“今天早上的《洛杉矶时报》发了一篇有关诗人的报道。我很抱歉。我得把你带去分局，鲍勃想跟你谈谈。”

我半晌没说话，脑子里一片混乱。“他们怎么会……”

“我们不知道，这就是我们要跟你谈的原因。”

“他有没有说他们报道了多少内容？”

“没有，但很显然，爆出来的料已经足够了。”

“我就知道我昨天就该把报道写出来。该死的！一旦那家伙知道你们这些人发现他了，我就应该写出来的，没理由还拖下去。”

“我们做了约定，而你遵守了承诺。你不得不这样做，杰克。冷静点，别急着下结论，等我们到了分局，了解他们到底报道了多少再说。”

“我得给我的编辑打个电话。”

“电话可以待会儿再打。鲍勃已经到分局了，正等着我们。我猜他都没有睡觉。”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她猛地把听筒从机座上拽了下来。

“又怎么了？”她怒道，声音里的愤怒都快溢出来了，但很快声音就低了下去，柔和地说道，“请稍等。”

她把电话递给我，难为情地笑了笑，然后在我脸颊上轻轻一吻，悄声说她要回房间收拾，便开始穿衣服。我把听筒放到耳边：“喂？”

“我是格雷格·格伦。刚才接电话的是谁？”

“呃，是一个联邦调查局探员。我们正在开会。我猜你已经知道《洛杉矶时报》发的那篇报道了。”

“你他妈的说对了，我知道了。”

我的心又往下沉了一些，几乎要透不过气来。格伦继续说道：“他们今天发了一篇讲述那个凶手的报道，报道的是我们在跟的凶手，杰克。他们称呼那家伙为诗人。你告诉我我们有这系列案件的独家报道权，而且是得到联邦调查局承诺的。”

“我们确实有。”

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么一句话。蕾切尔已经匆匆忙忙穿好了衣服，正用同情的目光望着我。

“现在没有了，我们丢掉了到手的独家报道。你今天上午就给我回来，写咱们的报道，明天就见报。不管你现在手头掌握了多少材料，统统给我放上去，而且你最好祈祷你的料比他们的多。我们本来可以早早放出这条爆炸性新闻的，杰克，但是你说服了我。好吧，看看现在，我们只好看着别人攥着我们的报道领跑，跟在别人屁股后头紧追猛赶，真该死！”

“知道了！”我高声打断他，好让他闭嘴。

“还有，最好不要让我知道，你之所以在菲尼克斯耽搁这么久，只是因为忙着在那儿搞上个姑娘。”

“去你的，格雷格。你现在手头上有那篇报道吗？”

“当然有了，这可真是篇好文章啊，精彩得不得了，但是它登在了别人的报纸上！”

“现在就读给我听听，不不，等会儿，我还得参加个会。这会儿资料室里有人——”

“你聋了吗，杰克？你什么会也别想参加了，我要你马上坐下一班飞机回来，写好报道明天见报。”

我看见蕾切尔给了我个飞吻，离开了房间。

“我明白了。你明天就会在我们的报纸上看见报道，我可以在这儿写，然后发给你。”

“不行！这会是篇随写随改的报道，我亲自把关。我要你就在我旁边写这篇文章，我要守着你写。”

“就让我参加这个会吧，开完我就给你回电话。”

“为什么非要去那个会？”

“案子有新进展了，”我撒谎道，“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得去参加会议才能弄明白。就让我去吧，然后我会回电话给你。我开会时，你可以让资料室把《洛杉矶时报》的那篇报道从网上弄下来，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我一会儿就下载看看，现在得走了。”

在他提出反对之前，我赶忙挂了电话，迅速穿好衣服，拎起电脑包冲向门外。我现在还是头晕脑涨的，不明白这事是怎么发生的。突然，一道闪念在我脑海里划过：索尔森。

我们各自在酒店大堂的快售点买了两杯咖啡，然后奔赴联邦法院大楼。蕾切尔再一次收拾好了所有行李，而我也再一次忘了收拾。直到喝完第一杯咖啡，我们俩谁都没有说话。我猜我们现在各自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困境，脑子里也转着完全不同的念头。

“你准备回丹佛吗？”她问道。

“我现在还不知道。”

“情况坏到什么程度？”

“糟透了。他再也不会相信我做出的任何承诺了。”

“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们应该先打个电话向巴克斯求证一下，顺便打探下他的看法什么的。”

“也许他们打过电话。”

“不会的，他会先告诉你。他一旦做出约定，就一定会信守承诺。他是局里老探员培养的第二代探员。我从没见过还有谁像他那样守规矩。”

“好吧，我希望他现在还记得跟我的约定，就像之前说好的，一旦消息泄露，我的封笔期就结束了，我今天就要写文章。”

“《洛杉矶时报》那篇报道写了什么？”

“我不知道，但只要我能连上电话线拨号上网，就能收到那篇文章。”

我们抵达联邦法院大楼，她把车子开进联邦调查局探员专用的停车场。

会议室里只有巴克斯和索尔森两个人。

会议一开始，巴克斯就走漏消息一事向我表达了歉意。在我看来他说得入情入理，我不禁对之前在蕾切尔面前质疑他正直品性的行为感到几分懊悔。

“你拿到那篇文章了吗？要是能连上这里的电话线，我可以在我的电脑上下载下来。”

“那就用吧。我一直在等洛杉矶分局的人把报道传真过来。我之前一点风声都没听到，直到布拉斯告诉我匡提科那边开始接到其他媒体打探消息的电话。”

我插好电话线，打开笔记本电脑，拨号进入《落基山新闻》的网络系统。我没理睬留言板里的其他消息，直奔收件箱，翻看收件目录。我注意到里面有两封新邮件，一封主题是“‘诗人’报道拷贝”，另一封是“催眠师”。我这才想起曾让劳丽·普莱恩替我查找有关催眠师霍勒斯一案的报道，但这些材料我只能稍后再看了。我调出诗人报道拷贝，还没看完报道的第一行，我就心头一震——我早该想到的！

“该死的！”

“怎么了？”蕾切尔问道。

“这篇报道是沃伦写的。他从执法基金会辞了职，转身就用我的报道打回了《洛杉矶时报》。”

“这就是记者，”索尔森毫不掩饰地幸灾乐祸道，“尽是些信不过的家伙。”

我尽量试着忽略这家伙，但是很难。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怒火中烧，无论是沃伦的所作所为还是自己的不谨慎。我早该想到的。

“读一下这篇报道吧，杰克。”巴克斯说道。

于是我读了出来。

联邦调查局与警方联手缉捕以警察为目标的连环杀手

猎物反噬猎手

《洛杉矶时报》特约记者

迈克尔·沃伦

联邦调查局正在追捕一个连环杀手，据称，此人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杀害多达七名警察，遇害者分布于全国各地，均为负责调查凶杀案的警探。

该凶手之所以被冠以“诗人”的名号，是因为他每次都会在杀人现场留下引述埃德加·爱伦·坡诗句的死亡讯息，并一直试图将这些谋杀案精心伪装成自杀事件。

据参与本案调查的一位线人透露，在长达三年时间里，遇害者都被视为自杀身亡，直到上周该系列案件的共同之处——包括引用爱伦·坡的诗句——才被人发现。

这一发现促使联邦调查局迅速行动起来，试图查明“诗人”的身份并将其缉捕归案。在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的指挥下，数十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及七个案发城市的警察共同展开本案的调查工作。据线人透露，当下调查工作的重点在菲尼克斯，这里是“诗人”最近一次的犯案之地。

这位匿名的线人拒绝向《洛杉矶时报》说明当局是如何发现“诗人”犯罪活动的，但他表示，一项由联邦调查局和执法基金会合作开展的始于六年前的警察自杀研究项目为本案提供了关键线索。

随后报道列出了遇害者的名单和每件案子的一些细节，紧跟着的就是几小段关于行为科学部的介绍，作为报道的补充材料。最后这篇文章引用那位匿名线人的话结尾道：联邦调查局对这位诗人知之甚少，既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也无法锁定其所在之地。

读完这篇报道，我已怒火上涌，脸涨得通红。自己信守承诺，但做出约定的另一方却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气愤的事了。在我看来，这篇报道糟透了，围绕着那么点事实堆砌了那么多辞藻，而一切都来自那个匿名线人的爆料。沃伦甚至都没提诗人发来的那份传真，更重要的是，他完全没提到那些作为诱饵的凶杀案。我很清楚，我准备在今天写出来的那些东西才算得上对诗人一案的准确报道。虽然如此，那冲到我喉咙口的愤怒也难以咽下。因为不管这篇报道有怎样的缺陷，有一点是真切的：沃伦显然已经跟联邦调查局内部的某个人接触过。一个无法抑制的念头从我心里冒出来，那个人此刻就坐在这个会议室里，就在这方会议桌旁，跟我坐在一起。

“我们曾经有过约定，”我从电脑屏幕上抬起头说道，“但你们当中有个家伙向这个记者提供了内部情报。我是星期四去找沃伦的，他只知道我那时候手头上握有的资料，但他跟局里的某个家伙碰头了，从他那儿弄到了其他材料。很可能就是参与调查的某个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

“你说的可能是事实，杰克，但是——”

“他能得到这些材料完全就是因为你，”索尔森插话道，“要怪就怪你自己吧。”

“你错了！”我说道，顺便瞪了他一眼，“我的确告诉了他我当时掌握的信息，涵盖了这篇报道里的大部分内容，但绝不可能包括诗人这个代号。我去找沃伦的时候，你们还没给这个凶手取代号。这个信息只能是内部的人泄露的，所以我们的约定告吹了。某个人太多嘴，走漏了不该泄露的消息，现在这报道出来了，案子也曝光了。我必须得回去写报道，到今天为止我所知道的我会全部写出来，明天就见报。”

带着几分沉重的沉默在这个房间里蔓延开来。

“杰克，”巴克斯说道，“我清楚也许这并不能弥补多少损失，但还是希望你知道，只要我腾出时间，一定会查出是谁泄了密，而这个人也不会继续待在我这儿工作了，甚至可能无法在联邦调查局继续待下去。”

“你说得很对，即便如此，也无法弥补我多少损失。”

“但我还是要厚颜向你提一个请求。”

我看着巴克斯，猜测他是不是愚蠢地想说服我就此搁笔。《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一出来，今天晚上和明天，全国各地的每一家电视台和每一家报纸都会全速跟进这则新闻。

“什么事？”

“在你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我请求你时刻记着，我们还没有抓住这个人，我们还需要抓住这个人。你手头上的一些资料，可能会完全毁掉我们抓到凶手的机会，我指的是那些细节，比如有关凶手心理侧写报告的细节，还有遇害警探可能遭到催眠和发现安全套痕迹等细节。如果你把这些细节发表出来，杰克，这些内容就会在他能看到的每个电视台和每张报纸上不断地重复播报，他很可能就会改变作案习惯。能理解我的意思吗？这只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更大困难。”

我点点头，仍然强硬地直视着他。“你无权告诉我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我明白这一点，但我请求你看在你哥哥的分上，体谅我们的工作，在写报道时更谨慎一点。我是相信你的，杰克，绝对相信你。”

我沉思了很久，才再次点了点头。“鲍勃，我曾经跟你做了笔交易，结果吃了大亏。如果你要求我保证这些细节不被发表出来，那我们就得重新订份协议。从今天起，所有大小媒体的记者都会冒出来要求采访你们，但我希望你能把所有这些要求采访的电话丢给匡提科的公共事务处，我要你的独家采访权——你说的话、发表的看法只有我能引用。还有，诗人发来传真这件事也得由我独家报道。你答应我这些条件，我就不会在文章里提及诗人的心理侧写或者催眠等细节。”

“那就说定了。”巴克斯说。

他答应得太痛快了，我不由得冒出一个念头：他可能早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也知道我会提议再订一份协议，一切都在他掌控中。

“但是注意一件事情，杰克，”巴克斯说道，“咱们得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别把传真的全文发出来，留一句不发。要是碰上有人跑来自首说他就是诗人，我们就可以用这句没有公开的话把那些假货排除出去。”

“没问题。”我说。

“我会一直待在这儿，我会告诉前台如果是你的电话就直接接进来，其他所有采访电话都拒接。”

“会有很多这种采访电话。”

“事实上，我本就打算让公共事务处来应付这些电话。”

“如果公共事务处发的通稿提到这个案子是怎么被发现的，告诉他们别提我的名字，只说因为《落基山新闻》的问询而拔出萝卜带出泥。”

巴克斯点头表示同意。

“最后一件事，”说完，我故意顿了顿，“我还是不大放心走漏消息这事。要是我发现《洛杉矶时报》或其他任何媒体今天也拿到了诗人的传真，那么我就会把我知道的全部材信息都写在下一篇报道里，包括心理侧写，包括其他所有细节，如何？”

“我能理解。”

“你这个趁火打劫的家伙，”索尔森恼怒地吼道，“你别以为你可以来这儿指手画脚！”

“去你妈的！索尔森，”我也吼道，“从在匡提科的时候，我就一直等着要把这话甩你脸上了。去你妈的，听清了吗？要是打赌的话，我会说你就是那个泄密的人，所以少跟我提趁火打劫这套，趁火打劫谁比得过你——”

“你他妈的！”索尔森猛地站起来咆哮道，向我逼过来。

巴克斯迅速站了起来，伸出一只手按住索尔森的肩膀，轻轻把他推回座位上。蕾切尔冷眼旁观着，脸上浮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冷静点，戈登，”巴克斯安慰道，“放轻松。一切到此为止。无论是谁，都别再因为任何事情相互指责了，大家都冷静点。今天咱们每个人的火气都有点大，都很烦躁，但这并不是我们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理由。杰克，你刚才的指控很危险，如果你说这话是基于什么证据，就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如果没有，你最好还是把那些话咽回肚子里。”

我一言不发，只是有一种直觉，认为那些消息就是索尔森为了打击我而泄露出去的，因为他就是个对所有记者都看不惯的偏执狂，而我跟蕾切尔的关系更是让他对我恨之入骨，但这些事不可能摆在明面上讨论。最终，我只好坐回自己的座位，用眼神和索尔森厮杀。

“这出戏真是精彩，伙计们，但我今天还想做点正事呢。”蕾切尔说道。

“我也得走了，”我说，“你们打算在传真里截下哪句话？”

“谜语那句，”巴克斯答道，“不要提及最好的兄弟。”

我低吟片刻，那句话可是那份传真里最出彩的几句话之一，但我最后还是应允道：“好的。没问题。”

我站起身，蕾切尔也站了起来。“我开车送你回酒店。”

“这类事很糟糕吗？该你发表的报道被人截了？”回酒店的路上，她问我。

“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对于你们来说，这就相当于抓到了罪犯又让他跑了。我真希望巴克斯能因为这事好好收拾索尔森一顿，那个浑蛋。”

“他很难找到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事，最多只是有些怀疑而已。”

“如果你把咱俩的事告诉巴克斯，再告诉他索尔森也知道这事，那么他一定就会相信了。”

“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告诉巴克斯咱俩的事，先倒下的那个人会是我。”她沉默了一会儿，又把话题拉回那篇报道上，“你拥有的材料比他多得多。”

“什么？他是指谁？”

“我是说沃伦。你会写出一篇更出彩的报道。”

“谁先报道，谁得荣耀，这是一句记者行当里的老话。话虽老，道理却是真的。在大多数报道里，最先爆料的人总是能在最后赢得声誉，哪怕那篇爆料文章漏洞百出，满篇都是废话，哪怕那是一篇从别人那儿偷来的文章。”

“这就是新闻的真相吗？争夺荣誉和声望？只要第一个爆出来就行，甚至不去求证你所写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我注视着她，想努力对她笑笑。“是啊，有时候是这样的，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干新闻是份多么高尚的工作啊，是吧？”

她没有回答，沉默地开着车。我希望她能说说我们之间的事，说说我们的曾经，说说我们的未来，但她始终没有提这个。我们离酒店越来越近了。

“如果我没法说服编辑让我留在这儿，不得不启程回丹佛，那会怎么样？我们会如何走下去呢？”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杰克。你希望怎么走下去？”

“我也不知道，但我不希望我们就这样结束。我本来想……”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把心里的那些话一股脑地告诉她。

“我也不希望我们俩就这么结束。”

她把车开到酒店正门，让我下去，又说她得赶紧回去。一个穿着红色夹克、肩膀上佩着金穗的门童替我拉开车门，破坏了我们的二人世界。我想吻她，但这个环境和这辆显眼的政府公务车，让这个念头显得太不合适而难以实施。

“只要一从稿子里解脱，我就会找你，”我说，“我会尽快。”

“好的，”她说着笑了笑，“再见，杰克。报道的事，祝你好运。要是你能留在这儿写报道，别忘了打分局电话告诉我一声，或许今晚我们还能在一起。”

这个理由真是比我挖空心思想到的任何一个争取留在菲尼克斯的理由都美妙。她伸手拽了拽我的胡子，就像她之前做的那样。我正要下车，她叫住我，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了一串数字后递给了我。

“这是我的传呼号码，万一有什么事，就传呼我。这是卫星传呼，无论我在哪儿，你都可以找到我。”

“全世界都可以？”

“全世界都可以，除非卫星坠地。”

[1]英国著名典故。公元11世纪初，英国某地方长官对百姓课以重税，其妻为让他减免赋税而同意了他的条件——裸体骑马绕行城区。当天，居民皆关门闭户以示敬重，只有一名叫汤姆的裁缝拉开窗帘窥视，不久，汤姆便双目失明。

32

格拉登望着屏幕上的文字。它们美妙至极，就像上帝挥舞着看不见的手信笔写来，它们像真理一般正确无疑，又如哲理那般富有洞见。他再一次读了起来。

如今，他们已经知晓了我的存在，而我也正翘首以待，等待他们的莅临。我将迈入万神殿，成为那些被枭首示众的万千脸孔中的一张。我感觉自己就像当年那个孩子，等待着壁橱门的开启，这样我就能得到他。从门底缝隙里透出的那道光啊，那是我的烽火，我的明灯。我注视着那道光，注视着那随着他走近的每一步而摇曳的阴影。我知道他来了，我知道我拥有他的爱。我是他眼中的瞳仁，是他掌上的明珠，是他最珍视的人。

我们是他们所造就的，又是被他们厌弃了的。他们抛弃了我们，于是我们变成了一群流浪者，在这个呻吟不已的世界里仓皇奔离。我被抛弃的事实是我的痛苦，也是我的动力。我把所有孩童的仇恨都背负到自己身上。我就是那个幽灵。我被他们称作掠夺者，暗中窥探着猎物，混迹于茫茫人海，混迹于你们当中。我就是那模糊了光明与黑暗分界的剪影。我的经历不是那种被掠夺、被虐待的悲惨故事，但是我欢迎这种被掠夺、被虐待的体验。我可以承认这一点，你们呢？我盼望着、恳求着并迎接着与他的亲密接触，但当我的骨骼长得太大，我得到的就只有抛弃，这深深刺伤了我，迫使我过上了流浪儿的生活。我被他们抛弃了，而孩子，他们应当永远维持年幼的模样。

这时电话响了，他抬起头。电话放在厨房的橱柜上，当响铃持续时，他就那么注视着。几天来，这是打给她的第一个电话。三声铃响后，电话转到了自动答录机，播放出她之前录制的留言。那个时候，他把这些话写在一张纸上，让她读了三遍，直到第四遍才录得像个样子。真是愚蠢的女人。录音播放的时候，他这样评价道。她一点都配不上演员这个名头——至少穿上衣服的时候配不上。

“你好，这里是达琳家。我……我现在无法接听你的电话。因为一些紧急事件，我不得不离开一段时间。我会经常检查留言……呃，留言，然后尽快给你回电话。”

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紧张，而他还担心她把一个词重复了两遍，没准某个来电者会听出她在照本宣科。他仔细听着，提示留言的“哔”声响起后，传来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的声音。“达琳，天杀的！听到留言后你最好赶紧给我回个电话。你让我陷入了大麻烦。你跑路前起码给我个电话吧！就算你回来，你这饭碗说不定都丢了，该死的！”

格拉登想，看来还是有用的。他起身清除了这条留言。他猜来电者应当是她的老板，不过，这个老板再也等不到她的回电了。

站在厨房门口时，格拉登闻到了那股味道。他从起居室咖啡桌上的烟盒里抽出火柴，走进卧室。他观察了尸体半晌，那张面孔已经呈现出浅青色，比他上次检查时更深了些。当人体进行自我分解、脏器逐渐溶解时，嘴唇和鼻子便会逐渐失去血色，他在一本书上读到这些。在雷福德监狱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成功说服典狱长，给自己争取了一些书，他才能在其中一本书上读到死后人体分解的知识，那是一本《法医病理学》。他真希望还拿着那台相机，这样就可以详细记录达琳身上发生的变化了。

他又点燃了四根茉莉味的线香，把它们分别放在四只烟灰缸里，又把烟灰缸摆在床的四角。这一次，关上卧室门后，他又在门槛下严严实实地塞了一条湿浴巾，希望能阻挡那股尸臭从卧室内飘散到公寓里的其他区域。他还得在这儿再待两天呢。

33

我最后还是说服了格雷格·格伦，让他同意我留在菲尼克斯写报道。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待在房间里打电话，从跟这一系列案件相关的各类人士那儿收集他们的看法和评论，从丹佛的韦克斯勒到巴尔的摩的布莱索，所有资源我都找全了。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一口气写了足足五个小时。这一天里唯一打断我写作的人反倒是格伦自己，他打来电话，紧张地问我写得怎么样了。下午四点，距离丹佛五点的截稿期还有一个小时，我终于完成了两篇报道，把稿件发了过去。

传送稿件时，我能感觉到神经在大脑里咚咚作响。我头疼得厉害，几乎超过忍受的极限。客房服务部送来的咖啡我已经喝掉了一壶半，还抽了整整一包万宝路香烟，这还是这么多年来我头一回一次抽这么多烟。我在房间里踱着步，等待格雷格·格伦的回电，趁这个时间又飞快地给客房服务部打了个电话，解释说我要在房间里等一通重要来电，不能出门，请他们在酒店大堂的商店里帮我买一瓶阿司匹林送来。

药被送来以后，我就着房间迷你酒柜里的矿泉水吞服了三片。刚咽下去，就立刻觉得好多了。接着，我又给母亲和赖莉各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们我的报道会在明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事先跟她们说一声。我还告诉她们，这个案子既然已经被报道出来了，其他媒体的记者就可能会试着联系她们，请她们有所准备。她们俩都说不愿意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我说没关系，然后没忘记自嘲我也是记者大军中的一员。

最后，我终于想起忘了给蕾切尔打电话，告诉她我能继续待在菲尼克斯了。于是我给联邦调查局菲尼克斯分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探员却告诉我她已经走了。

“你说她走了是什么意思？她还在菲尼克斯吗？”

“我无权告知这一点。”

“那可以帮忙请巴克斯探员接电话吗？”

“他也走了。请问你是哪位？”

我挂了电话，拨通酒店前台，请他们转接蕾切尔的房间，然后被告知她已经退房了，巴克斯也退房了，索尔森、卡特和汤普森也都退房了。

“真该死！”我挂了电话，忍不住骂道。

他们一定是有了新突破，肯定是。他们所有人都退房走了，调查工作绝对有了重大突破。我意识到已经被甩在后头了，而我享有局内人身份的美好时光显然已经宣告终结。我站起身，继续在房间里踱着步，猜测他们去了哪里，又是什么让他们走得如此仓促。我忽然记起蕾切尔给我的那张名片，便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拨出上面的传呼号码。

卫星接收到我的信息再传回给地面的她，算下来十分钟足够打一个来回，但是十分钟过去了，电话没有响起。又是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是半个小时，连格雷格·格伦都没打电话过来。我甚至拿起听筒听了听，确保没有把它弄坏。

我焦躁不安，但又不甘心在屋子里徒劳地踱着步等待，于是打开笔记本电脑，再次登入《落基山新闻》的网络，调出那些给我的留言。并没有什么要紧的消息。我转到个人收件箱，浏览着目录，打开那个名为催眠师的文件夹。里面包含了几篇关于霍勒斯·冈贝尔的报道，按时间先后排列。我从最早的一篇报道读起，打算按顺序读下来。读着读着，我之前对催眠师一案的印象也在记忆中复苏了。

那真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六十年代早期，冈贝尔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内科医生和研究员，后来他成了一名在贝弗利山挂牌开业的私人心理医生，专攻催眠疗法。在他所谓的“催眠艺术”领域，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能和专长，以催眠师霍勒斯的名号在夜总会里表演节目。一开始还只是在洛杉矶各家夜总会里表演开放式节目，但演出逐渐大受欢迎，他常常奔赴拉斯维加斯的黄金地带登台表演，经常连演一个星期。很快，他就不再当挂牌行医的心理医生了，而是成了一名全职演员，频频出现在拉斯维加斯最豪华的演出舞台上。七十年代中期，他的名字曾跟弗兰克·西纳特拉列在同一张名单上在恺撒宫登台献艺，虽然他的名字用小一号字母印刷。著名的卡尔森谈话节目他上过四次，在最后一期节目里，他催眠了主持人卡尔森，诱使精神恍惚的卡尔森说出他对当晚嘉宾的真实看法。因为卡尔森说出的评论辛辣刻薄，现场观众还以为这是节目设计好的情节，但其实不是。卡尔森看了录制样带之后，取消了这次节目的播出计划，并将他列入黑名单。这次节目被取消的事成了娱乐圈的大新闻，各大娱乐报纸大肆报道，对他的职业前程而言，好比一刀刺入了心脏。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上过电视，直到因为被捕上了新闻。

冈贝尔的电视表演生涯就这么中止，他的舞台表演方式也逐渐过时，在拉斯维加斯越来越混不下去，他登上的舞台逐渐离黄金地带越来越远，不久就只能搞搞巡回演出，在喜剧俱乐部和提供滑稽短剧助兴的餐馆赶场，最后沦落到在脱衣舞俱乐部和县里的游乐会露面，可谓从声名显赫的顶峰跌到了谷底。最后，他在奥兰多市的橙县嘉年华上被捕，为自己不断败落的境遇画上惊叹号。

根据这些文章对案件审理的报道，冈贝尔被指控对年幼的女孩实施性侵和暴力伤害，这些孩子都是他在县游乐会的下午场表演中，从现场挑选的志愿表演助手。公诉人宣称，他每次都采用相同的作案手法，从观众中挑选一个十到十二岁的小女孩，然后说要把她带到后台做表演准备。一旦把女孩领到他的私人化妆间后，他就会递给女孩一杯可乐，里面掺了可待因和硫喷妥钠——在他被捕时从他的住处查获了相当多数量的这两种药物——然后告诉女孩，在正式演出开始之前，他得先看看她能不能接受催眠。在两种催眠增强剂的作用下，女孩很快就进入了恍惚状态，然后冈贝尔就实施性侵。公诉人表示，本案中性侵的主要方式是口交和手淫，很难留下证明侵害发生的证物。事后，冈贝尔再利用催眠暗示，将受害者这段时间的记忆压制下去。

冈贝尔究竟侵害了多少女孩，至今是个未知数。他的罪行一直没被发现，直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因为行为障碍接受了心理医生的诊治，在一次催眠治疗中，女孩回忆起她被冈贝尔性侵的旧事。警方展开调查，最终冈贝尔被控对四名少女实施性侵。

在法庭审讯中，冈贝尔在辩护中声称受害者和警察描述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冈贝尔请了不少于六位资深催眠专家出庭作证，他们表示，人类的大脑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接受任何诱导或者强迫，即便在催眠状态下也很难让被催眠者做出或者说出任何可能危害到自身安全的事情，以及被催眠者觉得违反道德或感到厌恶的事。冈贝尔的律师更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向陪审团强调：在受害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遭受性侵的实物证据。

然而，公诉方最终还是打赢了这桩案子，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证人。他是冈贝尔在中央情报局的前上司，他作证道，冈贝尔在六十年代早期从事的一系列实验研究，旨在探索如何将催眠术与药物结合以创造出一种“超级催眠”，试图在道德性和安全性两方面摆脱大脑对被催眠者的约束，这是一种意念控制手段。这位前上司还说，在冈贝尔的那些实验中，取得积极效果的催眠增强剂药物就包括可待因和硫喷妥钠。

陪审团讨论了两天时间，最后认定冈贝尔对四名儿童实施性侵的罪名成立。他被判处八十五年监禁并被押往位于雷福德的联邦感化监狱服刑。文件夹中有篇文章还报道说，他曾以辩护不当为由向法院提起过申诉，但他的申请被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悉数驳回。

我把光标拖到文件夹底端，注意到最后一篇报道的发表时间居然是几天前。我觉得有些奇怪，冈贝尔被定罪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了，而且已被送入监狱。另外这篇文章刊登在《洛杉矶时报》上，而之前关于他的所有报道都引自《奥兰多前哨报》。

带着几分好奇，我开始阅读，起初我以为是劳丽·普莱恩犯了个错误，这类情形也不算少见。我以为她发了一篇跟我查询请求不相关的文章，误把《落基山新闻》其他同事的查询结果错发给了我。

这篇报道写的是好莱坞汽车旅馆女服务员遇害案的一名嫌疑人。我正打算不再读下去却扫到了霍勒斯·冈贝尔的名字。文章说，这个杀害女服务员的嫌疑人曾在雷福德监狱与冈贝尔一同服刑，甚至还帮助他起草了一些上诉文书。我把这几句话重读了一遍，一个念头猛地冒出来，越转越快，几乎要跳出我的大脑。

断开电脑网络后，我再一次拨出蕾切尔的传呼号码。这一次，按下那些数字时，我的手指激动得一直发颤，拨完后手仍然无法控制地抖个不停。我又在房间里踱起步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话。终于，仿佛迫于我凝视的威力，电话响了，而我都等不及第一声响铃释放它的余音，就一步上前抄起听筒。

“蕾切尔，我想我有发现了。”

“我只希望你不是发现自己染上梅毒了，杰克。”

是格雷格·格伦。

“我以为是别人打来的。听着，我正在等一个电话，非常重要，我必须得在它打进来的第一时间接到。”

“想得美，杰克。我们这边都要排版印刷了，准备好了吗？”

我看了看手表。他说得没错，已经过了第一截稿时限十分钟了。“好吧，我准备好了。行行好，尽量说快点。”

“好的。首先，干得不赖，杰克。这真是……哼，虽说还不能完全弥补丢失首发的损失，但文笔比那一篇剽窃报道好多了，而且放的料也多得多。”

“谢谢，所以哪里还需要修改？”我快速接过话问道。

我才不在乎他的称赞或者批评，只想赶紧对完，别错过蕾切尔的回电。房间里只有一条电话线，我不能在打电话的同时让电脑连到《落基山新闻》的内网上查看报道的编辑修订版。于是，我只能在电脑上调出我写的原始版本，格伦在那头把他做的修改读给我听。

“我想让开头更紧凑，更有震撼力，直接把读者注意力聚焦到那份传真上。为了让这一点更加突出，我推敲了一番，改成这样：‘来自连环杀手的神秘信件：诗人一案于本周一出现最新转折，联邦调查局探员正在分析这份传真。另，调查表明，这位被冠以诗人代号的屠戮者，显然将随机挑选的孩童、女性和负责侦办凶杀案的警探作为捕猎对象。’你觉得怎么样？”

“好的。”

他把我使用的“研究”一词改成了“分析”，这种小事不值得抗议。接下来的十分钟，我们对文章主体框架做了些微调，又反复推敲了某些细节。他没做什么大改动，而且截稿时限都快压断他的脖子了，也没时间大改。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些改动挺不错，有一些则是为了修改而修改，我共事过的所有新闻编辑都有这个通病。第二篇文章是篇比较简短的纪实报道，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我是如何调查我哥哥的“自杀”事件，本来只想理解他行为的原因，结果逐步发现了诗人的踪迹。这是一篇轻描淡写的表功文章，为了《落基山新闻》的荣誉，这一篇格伦没改动一个字。我们谈完之后，他叫我别挂电话，他立刻把两篇文章发到文字编纂部的编辑那里。“我认为咱们最好别挂电话，文字编辑那儿有什么风吹草动好告诉你。”

“谁负责我这两篇报道？”

“布朗负责那篇重头戏，另一篇交给了拜尔。编纂后的回炉由我亲自审核。”

我顿时放下心来，我的文章交到了可靠的人手里，布朗和拜尔是那帮家伙中最棒的两人。

“你明天有什么计划？”等待编纂部意见的时候，格伦问我，“我知道现在时间还早，但咱们必须得提前谈谈周末版的安排。”

“我还没考虑这事。”

“你得准备一篇后续报道，杰克，或者类似后续之类的东西。我们不能大张旗鼓地造了势，第二天就平平淡淡地戛然而止了。咱们应该继续跟踪，放个后续报道。这个周末，我打算来一篇场景式的纪实报道，可以写联邦调查局是如何展开追踪，只为抓捕一个连环杀手，也可以写写跟你打交道的那些探员，讲讲他们的性格和个人魅力。对了，我们还需要点照片。”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只是还没来得及想那么远。”

我还不想把最新的发现和正在酝酿的推测告诉他。像这样的消息，落到编辑手里是非常危险的。只要你告诉了他，转眼间它就登上了每日新闻排期表——这就钉死了，跟在花岗岩上刻字一样，无法再抹掉——而且还会被冠以这样的标注：杰克·麦克沃伊的后续报道，发现诗人与催眠师霍勒斯之间的关系。我决定还是再等等，在向格伦汇报之前先跟蕾切尔谈谈。

“联邦调查局那边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打算让你重新入局吗？”

“问得好，”我说，“我怀疑他们没有这个打算了。我觉得今天离开时，他们就跟我说再见了。事实上，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我估计他们是突然离开菲尼克斯的，肯定出了什么大事。”

“该死的，杰克。我以为你……”

“别担心，格雷格，我会找到他们的去处。等我找着了，我这里有一点东西，还能对他们有用，而且我手上还有些今天没放出来的料，谁怕谁。不管怎么说，我明天肯定还有东西写，只是现在还不怎么确定。待我核查后写成文了，我再写那篇场景式的纪实报道，但是你就别指望照片的事了，那些人不喜欢自己的照片被放出来。”

又过了几分钟，文字编纂部那边完工了，我的两篇报道开始排版。格伦说他打算一直在报社盯着，直到付印，以免出现任何差错。不过我今晚的活儿算是干完了，他叫我出去好好吃顿大餐，回来给我报销，但是记得明天早上给他打个电话。我给了肯定的答复。

我正想着要不要再试着传呼蕾切尔时，电话响了。

“你好呀，公子哥儿。”

我听到这声音就心里一沉，那股嘲弄之意都快顺着听筒滴下来了。“索尔森。”

“没错。”

“你有什么事？”

“我只想转告你，沃林探员忙得不可开交，不方便及时给你回电话，任何时候都不方便。所以你就帮个忙，对大家都行行好，别再打这个传呼了，吵得让人烦透了。”

“她在哪儿？”

“如今这可不关你的事了，对吧？可以说，你的牌都打光了，你也写了你的报道，现在你得靠自己了。”

“你们在洛杉矶。”

“说完了，我挂了。”

“等等！索尔森，我想我发现了点情况，让我跟巴克斯通话。”

“休想！你别想再跟任何一个参与调查的人通话。你出局了，麦克沃伊，记住这句话。针对本案的所有媒体咨询已经移交华盛顿总部的公共事务处。”

怒气仿佛在我身体里团成拳头，嘭嘭地要打开一个出口。我紧咬牙关，但还是成功想到一句话作为回击。“也包括迈克尔·沃伦的咨询吗，索尔森？还是他有一条专线能跟你直接联络？”

“去你妈的。我不是那个泄露消息的人，我看到你们这些记者就恶心。比起你们，我更愿意多尊重一下某些被我送进监狱的人渣。”

“也去你妈的。”

“看看，我说得没错吧？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尊重——”

“滚吧，索尔森。让我跟蕾切尔或者巴克斯通话，我有一条线索，他们可能用得上。”

“要是你真有什么线索，就给我，他们忙着呢。”

我顿时感到一阵屈辱，真不想告诉他任何消息，但我努力把愤怒咽下去，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我找到了嫌疑人的名字——威廉·格拉登，他可能就是那个家伙。他是个恋童癖，来自佛罗里达，但现在在洛杉矶，至少最近去过洛杉矶。他——”

“我知道这个人，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干了什么。”

“你知道？”

“以前见过。”

我突然想起那个访谈项目。“那个对系列强奸犯的访谈项目？蕾切尔之前跟我提过，他也是你们的采访对象？”

“对，不用提他了，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能成个英雄，脑子一转就破了案？”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那个家伙？他的情况样样都符合，而且他还有可能从霍勒斯·冈贝尔那儿学习了催眠术。既然你知道格拉登，那你也该知道冈贝尔。所有这些情况，全部都符合我们之前的推测。这会儿他们正在洛杉矶搜捕格拉登，他杀了个汽车旅馆的女服务员。难道你看不出来吗？那个女服务员就是为下一桩谋杀案设下的诱饵。那个警探，埃德·托马斯，就是诗人在传真里提到的挑选好的下一个目标。让我——”

“你错了，”索尔森高声打断道，“我们已经查过这个人，而且排除了。你不是第一个想起他的人，麦克沃伊，你没有那么专业。我们已经查过并排除了他的嫌疑，他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够明白了吧？我们没有那么蠢。现在抛开这个，滚回丹佛吧。等我们抓到了真正的凶手，你会知道的。”

“你们查了格拉登的什么？又是怎么排除了他的嫌疑？”

“我不想再跟你扯这些了。我们忙着呢，而你也不再是局内人。你已经出局了，就好好在外头待着吧。还有，别再打传呼了，正如我刚才说的，让人烦透了。”

我来不及再说什么，他已经挂断了电话。我猛地把听筒摔在机座上，听筒被震得弹了几下，又掉到地上。我想再传呼蕾切尔，想了想还是放弃了。她怎么会这样做呢？我思索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让她不得不令索尔森给我回电话，而不是自己打电话。我心里一沉，脑子里冒出了各种猜想。难道当我跟他们一起调查的时候，她仅仅是为了像保姆一样监视我才来接近我？当我观察他们工作的时候，她也正观察着我？难道她的所作所为都是演的一出戏？

我赶紧掐断了这些念头。现在这些问题根本找不到答案，一切只能等跟她联系上以后问了再说。而且我必须小心，没准索尔森就是故意说那些话破坏蕾切尔在我心中的形象。我开始分析索尔森刚才对我说的话，他说蕾切尔不能给我回电话，说她忙得不可开交。这些意味着什么？难道他们抓住了某个嫌疑人，而身为调查组负责人的蕾切尔正在主导一场审问，或者是在监视某个嫌疑人？如果是这样，她很可能在某辆车上，周围也没有电话。又或者，通过让索尔森替她打电话这种方式，她想暗示我什么，暗示一些她没有勇气亲口告诉我的事情？

现下这微妙的情形真令我觉得难以把控，我放弃思考那些更深入的含义，而是专心分析目前浮出水面的情况。我想起提及威廉·格拉登时索尔森的反应，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似乎对这个人毫不在意。然而，我把刚才那番对话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意识到无论我对格拉登的推测是对是错，索尔森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回应我。如果我是对的，他准想把我引导到别的方向。要是我说错了，他也不会放弃嘲笑我出错的机会。

我专心思考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我对格拉登的推断是正确的，联邦调查局却不知怎么犯了错，放过了这个嫌疑人，我思考着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位身在洛杉矶的警探可能就身处险境了，而他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这一点。

我给洛杉矶警察局打了两个电话才拿到托马斯警探的号码，他隶属于好莱坞分局。我拨通了这个号码，却没人接听，最后自动转到好莱坞分局的前台。接电话的警官告诉我，暂时联系不上托马斯，但他不肯告诉我为什么联系不上，或者什么时候能联系上。我决定不给他留言，直接去找他。

挂了电话，我又在房间里踱了几分钟，心里一阵混乱，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做。我试着从不同角度推演，最后都得出相同的结论。要证实我对格拉登的怀疑，只有一个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前往洛杉矶找托马斯警探。我没什么可损失的。我的报道即将刊发，我也被踢出了局。于是我打电话订了最近一班西南航空公司从菲尼克斯前往伯班克的机票，因为航空公司售票处的人告诉我，伯班克离好莱坞很近，就跟从洛杉矶国际机场去那儿的距离差不多。

酒店前台当值的恰好是星期六替我们所有人办理入住的那个男职员。

“看来您也要飞走了。”

我点点头，知道他说的是之前乘飞机走的联邦调查局探员。

“是的，”我说，“他们比我先走一步。”

他笑了。“那天晚上我看到您上电视了。”

我怔了一下，但随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一定是殡仪馆门口的那番情景，我当时还穿着印有联邦调查局徽章的衬衫。我意识到这位前台职员误以为我也是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但我并不想指出他的错误。“组里的头儿不大高兴上电视那事。”我说。

“没办法，每次你们突然在哪个地方现身，都会吸引很多注意嘛。不管怎样，我真希望你们能抓住凶手。”

“是啊，我们也是。”

他开始替我结算账单，问我有没有房间消费，于是我把订过的几次客房服务报给他，包括我在房间的迷你酒柜里取用的酒水。“对了，还有这个，”我说，“我想你还得在账单上帮我算进一个枕套。我不得不在这儿买了几身换洗衣服，但来不及带行李箱，所以……”

我尴尬地举起那个塞了几件可怜衣服的枕套，这份窘况令他忍不住笑出声来。但可能这个枕套不太好计算费用，他有些困惑，最后干脆告诉我，就当酒店送我了。

“我知道你们这些探员总是来去如风，”他说道，“其他人甚至都来不及结账呢，就像得克萨斯的旋风一样唰地就刮走了。”

“呵呵，”我笑着说道，“我希望他们至少还是付过账的。”

“是的，当然。巴克斯探员从机场打来电话，说房费只管直接扣他的信用卡，再把账单寄给他。完全没有问题，顾客就是上帝。”

我注视着他，心里默默盘算着，最后下了决心。“我今晚就能赶上他们，”我最终说道，“你需要我把账单顺道给他带过去吗？”

他从面前正在处理的账单上抬起头看着我。我看出了他的犹豫，抬手做了个“别担心”的手势。“没关系的，我就那么一说。我今晚就能见着他们，想着由我带去应该更快，还能省一笔邮费。”

我其实有点慌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对这个决定越来越没底，几乎想夺门而逃。

“好的，”这位职员说道，“我也想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坏处。我已经把他们的账单放进信封里，正准备寄出去呢，我想我还是可以信任像您这样的邮递员。”

他笑起来，我也冲他一笑。“是啊，反正我们的工资都是由同一位大佬承担，对吧？”

“是啊，山姆大叔嘛。”他笑得很灿烂，“我这就去拿，马上回来。”他转身走进柜台后的一间办公室。

我环视一圈，看了看前台和整个大堂，总觉得索尔森、巴克斯或者蕾切尔会从哪根柱子后头跳出来喊：“看到没？我们就是不能相信你们这些狡猾的记者！”但谁都没有从哪个地方跳出来，很快那位职员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回来了。他把信封连同我的酒店账单一同递给我。

“谢谢，”我说，“他们也会感谢你的。”

“没什么，”职员说道，“谢谢您光临本店，祝您愉快，麦克沃伊探员。”

我点点头，像小偷一样把信封胡乱塞进电脑包里，朝大门走去。

34

直到飞机开始向三万英尺的高空爬升时，我才有机会打开那个信封。账单有好几页，是按每位探员的房间逐条列出的，和我预估的一样。我立即抽出标着索尔森名字的账单，开始研究起他房间的电话费用。

账单上没有显示他往马里兰地区打过电话，那是沃伦住的地方，区号三〇一。但有一个打出至区号二〇三地区的电话，这是洛杉矶的区号。不难想象，沃伦很可能去了洛杉矶，去他的前编辑那儿兜售我那篇报道，然后他很可能就留在洛杉矶写出那篇文章。电话拨出的时间是星期天凌晨零点四十一分，大约在索尔森入住菲尼克斯那家酒店的一个小时后。

我用信用卡在前排椅背的电话上划了下，接通了飞机上的无线电话，接着又划了次卡按下账单上列出的那个洛杉矶的电话号码。提示音刚响，一个女人就接听了电话：“新大谷酒店，请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刚听到时我怔了一下，幸好在她挂机之前反应过来，于是请她转接迈克尔·沃伦的房间。电话接通了，但是没有人接听。我意识到这会儿还太早，他应该还没有回酒店。我挂断电话，又打到查号台，拿到了《洛杉矶时报》的电话号码。我拨出那个号码，请对方转到编辑部，然后又请接电话的编辑转给沃伦。终于接通了，我找到他了。

“沃伦。”我说。我觉得自己即将开启的是一项声明，是一次事实的昭告，也是一项审判的裁定，既是对索尔森，也是对沃伦。

“是我，请问有什么事？”他没听出打电话的人是我。

“我只想对你说，去你妈的，沃伦。另外我还想让你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写下来，出一本书，把你干的好事昭告天下。”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只知道必须得威胁他，但是又没有其他手段，只能出言吓唬。

“麦克沃伊，是麦克沃伊吗？”他顿了顿，然后发出一声嘲讽的嗤笑，“什么书？我的经纪人已经拿着我的写作计划联系出版社了，你那边怎么样了？嗯？你手里有什么？嘿，杰克，你该不是还没有经纪人吧？”

他在等我回话，可我只有满腔怒火，气得说不出话来。

“哈，看来我猜对了，”沃伦说道，“听着杰克，你这小伙子挺不错的，发生这种事，我也很抱歉。但那时我就像被困在果酱罐子里，再也不想做那份毫无意义的工作，然后你攥着报道找上了我，这可真是送来的车票啊，所以我就拿了，上车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你个该死的杂种！那是我的报道！”

我吼叫的声音太大了，尽管我这排的三个座位只坐着我一个人，但过道另一侧的男人生气地瞪了我一眼。他与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坐在一起，我估计那是他的母亲，老妇人也许从没听过这种粗话。我向舷窗边挪了挪，窗外一片漆黑。我捂住另一只耳朵，这样才能在飞机引擎的隆隆声中听清沃伦的回答。他的声音很低沉，也很平稳，没有一点做了亏心事的羞愧感。

“报道永远只属于把它报道出来的人，杰克，记住这一点。不管是谁写的，只要他写出来了，那就是他的报道。你要想曝光我，没问题，那就去写你那操蛋的曝光报道，而不是给我打电话，哭哭啼啼地埋怨我抢了你的报道。尽管写，朝着我的屁股踢，别客气。去试试吧，我就在这里，咱们头版见。”

他说的所有话，每个该死的字都是现实的，而我也知道这一点。他的话刚说出口，我就知道了。我顿时又尴尬又窘迫又气恼，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我生自己的气，就像我恼恨沃伦和索尔森一样，但我不能就这么放过他。

“好吧，别指望再从你的线人那儿打听出什么消息了，”我说道，“我会把索尔森踩进泥里，让他再也站不起来。我把他的把柄都攥在手里了。我知道他上周末从酒店里给你打过电话，我拿到他的罪证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会跟任何人谈及我的线人。”

“你用不着说，他死定了。从今以后你要是再想联系他，就得试着打到盐湖城的金融犯罪调查组了，你会在那儿找到他的。”

用蕾切尔的话说，去那个地方相当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但这仍然无法平息我的怒火。等他回话时，我的牙关仍旧咬得紧紧的。

“晚安，杰克。”他最后说道，“我能说的就是，赶快从这个挫折中恢复吧，好好过你的操蛋日子。”

“等等，沃伦，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的声音已经流露出一些恳求的意味了，我讨厌自己这样，他还没有回答，我就继续问道，“我记事本里的那张纸，就是你落在基金会档案室里的那张，是你故意留在那里的吗？你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这是两个问题了，”他说，我听得出他声音里的笑意，“我得挂了。”于是他挂了电话。

过了整整十分钟，直到飞机开始平飞时，我才冷静下来，而这还要归功于那杯烈性血腥玛丽的帮忙。此外，我总算找到了一点证据，支持我对索尔森的指控，这也有一定安慰作用。说心里话，我并不能怪罪沃伦，他确实利用了我，但这就是一个记者要干的事，这一点还有谁比我更清楚？

尽管如此，我可以怪罪到索尔森头上，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现在还没决定应该怎么做和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但我一定会做，我要让鲍勃·巴克斯注意到索尔森的酒店账单和那个拨打到洛杉矶的电话的含义，我要看到索尔森完蛋。

喝完酒，我重新研究起那些账单，刚才我把它们塞到了前排座椅后的杂物袋里。这时我已经没有什么特定目的了，只是随便翻翻，顺便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从索尔森的账单看起，分析他在给沃伦打电话之前和之后拨出的其他电话。

他在菲尼克斯停留的两天里，一共只打出过三个长途电话，而且全是在半小时之内打的：星期天凌晨零点四十一分打给了沃伦；在四分钟之前还打过一个长途，区号是七〇三，然后零点五十六分又往区号九〇四的地区打了个电话。我估计区号七〇三的那个号码应该是打给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的机构，但是因为没其他什么事做，我便又拿起电话划了卡，拨出这个号码。一拨通，那边立即就有人应答道：“联邦调查局，匡提科。”

我挂了电话，我猜得没错。接下来我又按下第三个号码，区号九〇四的那个，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哪个地方的区号代码。铃响三声之后，电话接通了，但应答的是一声尖锐的长啸，大概只有电脑才听得懂。我继续听着，直到尖锐的信号声终止。大概因为没有收到与之匹配的应答声，那台电脑就自动断线了。

我有些疑惑，于是打电话给查号台，询问九〇四这个区号在哪里，又问接线员那个区最大的城市是什么，然后被告知是杰克逊维尔。随即我追问道，这个区号涵盖的地理范围是否包括雷福德小镇，对方给了肯定的回答。我谢了她，然后挂上电话。

我已经从之前的一篇有关霍勒斯·冈贝尔的相关报道中得知，联邦感化监狱就设在雷福德小镇，那里是霍勒斯·冈贝尔目前被监禁的地方，也是威廉·格拉登曾经服刑之地。我在想索尔森拨出的那个九〇四区号所辖的电脑联机号码，会不会跟那所雷福德监狱、格拉登或者冈贝尔有关。

于是我又打了一次查号台，询问九〇四区的情况。这一次，我请求接线员帮我查询位于雷福德的联邦感化监狱的电话号码头三位数。被告知前缀的三个数字是四三一，和索尔森从酒店房间里拨出的号码相同。我往椅背上一靠，陷入沉思。为什么他要打到那所监狱？他是不是为了查询冈贝尔的服刑情况，或者调阅格拉登的档案，于是直接连上了监狱的某台电脑？我想起巴克斯曾经说过，会让索尔森再核查一下冈贝尔在监狱里服刑的情况。巴克斯很有可能在星期六晚上从机场接到索尔森以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我又想到这通电话的另一种可能性。不到一个小时前，索尔森告诉我已经查过格拉登了，而且排除了他的嫌疑。也许这个电话就是这项核查工作的一部分，但到底是哪一部分我猜不出。只有一件事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探员的工作并不是完全对我开放，他们不会让我知晓调查得到的全部信息。这段时间我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但有些事情他们瞒得很紧，让我一无所知。

其他几份账单没有带来任何惊喜，卡特和汤普森房间的账单干干净净的，一个电话都没有；至于巴克斯，从他的账单可以看到，他于周六和周日的午夜拨打了同一个位于匡提科的电话号码。带着几分好奇，我又从飞机上拨出了这个号码，对方立即应答道：“匡提科，匡提科总机。”

我一言不发地挂断电话。我现在可以确信一点，那就是巴克斯跟索尔森一样，都往匡提科打过电话，可能是为了检查别人的留言，也许是为了回复留言或者处理调查局的其他事务。

最后我打开了蕾切尔的账单，这时候我突然感到惴惴不安。之前检查其他人的账单时，我没有过这种感觉，可这一回，我觉得自己像个疑神疑鬼的丈夫，正在偷偷检查妻子的社交情况。这给我带来一种窥视的快感，同时又有点惭愧。

她从房间里打出了四个电话，都是打给匡提科的，其中两个号码与巴克斯的相同，那是匡提科总机的号码。我拨出了一个她打过而我还没见过的号码，应答的是一台电话答录机，里头传来了蕾切尔的声音。“这里是联邦调查局探员蕾切尔·沃林。我现在不在，如果你能留下姓名及简短留言，我会尽快回复，谢谢。”

这应该是她打回自己办公室检查留言的。我又拨了最后一个号码，这是她在星期天下午六点十分打的，这回应答的是一个女人。“心理侧写室，我是多兰。”

我一言不发地挂了电话，感觉糟透了。我对多兰挺有好感，但这份好感还没到让她知道我正偷偷检查她同事的电话的程度。

账单都检查完了，我把它们折好放回电脑包，然后啪地把听筒放回前排椅背的机座上。

35

我到达洛杉矶警察局好莱坞分局，拉开它的大门时，已经将近晚上八点半了。我注视着位于威尔考克斯大街的这座砖砌堡垒，不知道到底对它寄予了什么期望，也不知道这么晚了托马斯警探会不会还在里面。我估计他应该还在，这位警探是一桩最近发生的旅馆女服务员遇害案的负责人，很可能还在加班，最好他现在就在这建筑里的办公室打电话，而不是跑到大街上四处搜捕格拉登。

走进大门，迎面是一个铺着灰色地板的大堂，里面摆着两排绿色的塑料长椅，前台后面坐着三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大堂左侧有个入口，一个标牌挂在墙上，上面写着“侦缉部”，旁边画着个箭头，指向深处的走廊。我瞥了眼前台唯一一个没在打电话的警察，对他点点头，就像我每天晚上都会来转一圈似的。可我只朝里面走了大约三英尺，他便叫住了我。“站住，伙计，你有什么事吗？”

我转过身面对着他，指指墙上的标志。“我要去一趟侦缉部。”

“去那儿干什么？”

我走近前台，以免大堂里的每个人都能听到我们的对话。“我想见托马斯警探。”我拿出记者证。

“丹佛。”这个警察说道，好像我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我先看看他回来了没有。你之前跟他约好时间了吗？”

“没有。”

“丹佛的记者为什么过来找他？喂，埃德·托马斯回来了吗？这儿有个从丹佛来的人要见他。”

他拿着电话听了几分钟，不知听到了什么情况，只见他皱起眉头，挂断了电话。“好吧。沿着走廊往前走，左手边第二个门。”

我谢过他，朝那条走廊走去。走廊两侧的墙上贴着警察局垒球队的各类照片，还有因公殉职的警官照片，中间零零散散地点缀着几十张镶在镜框里的演艺明星的黑白宣传照。前台警察告诉我的那扇门上的标牌写着“凶杀案调查组”。我敲了敲门，等了一会儿没听到动静，也没人开门，便径直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蕾切尔就坐在房间里。屋子里摆着六张办公桌，她坐在其中一张后面，另外五张桌子空着。“你好，杰克。”

我冲她点点头。在这里见到她，其实我并不惊讶。

“你来这儿做什么？”

“答案应该显而易见吧，毕竟你也在这儿，而且显然你正在等我。托马斯在哪里？”

“他很安全。”

“为什么要撒那些谎？”

“撒什么谎？”

“索尔森告诉我格拉登不是嫌疑人。他说已经查过这个人，排除了嫌疑，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觉得他要么判断错了，要么就是在撒谎。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蕾切尔？这整件事——”

“杰克，我一整天都忙着托马斯的事情，而且我也知道，如果我回了你的电话，不论怎样，我只能对你撒谎，但我不想欺骗你。”

“所以你就让索尔森来骗我。挺好的，谢谢你的周到，这让我好过多了。”

“别这样孩子气。我操心的事情够多了，也没法顾及你的感受，我很抱歉。看，我不就在这儿吗？我不是就在这里等着你？不然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无言地耸了耸肩。

“我知道无论戈登怎么跟你说，你还是会来的，”她说道，“我了解你，杰克。我需要做的只是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询问你的行程。知道了你的预计到达时间，我只用在这儿等着就行。我只希望格拉登没守在外面，监视这个地方。你跟我们一起上过电视，这意味着他很可能以为你也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如果他看见你走进这栋大楼，就会知道我们给他设了个陷阱。”

“但是如果他在外头，而且距离近得足以看见我，那你们就能拿下他了，对吗？因为你们肯定也在这栋建筑外布下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天罗地网，就是为了监视，看他会不会靠近这里。”

她微微一笑，看来我猜对了。她又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双向对讲机，呼叫联邦调查局指挥部。我听出了对讲机里传出的声音，是巴克斯。她告诉巴克斯会带着一个客人即刻过去会合，之后就站起身来。“我们走吧。”

“去哪儿？”

“指挥部，离这儿不算远。”

她的声音干脆利落，我不禁感到一丝凉意，真难相信不到二十

四小时前我还在跟她做爱。对她来说，我现在仿佛是个陌生人。一路上我始终沉默不语，我们走出大楼后侧的走廊，来到后面的警员停车场，她的车就停在靠后的位置。

“我租的车停在前门。”我说。

“这会儿你得把车丢在那儿了。除非你想继续一个人单干，像之前那样莽莽撞撞地晃荡。”

“你看，蕾切尔，要是你们没对我撒谎，这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甚至我都不会上这儿来。”

“你当然会。”她上车发动引擎后才为我那一侧的车门解开锁定。要是别人这样对我，我会很恼火，但我一声不吭地上了车。她驶出停车场，朝着日落大道前行，一路上狠踩油门，直到一个路口的红灯令她不得不停车时，她才开口。“你是怎么知道那个名字的，杰克？”她问。

“什么名字？”我明知故问。

“格拉登，威廉·格拉登。”

“我做了点功课就查到了。你们这帮精英又是怎么查到他的？”

“我不能告诉你。”

“蕾切尔……你看，跟你说话的人是我，我们还，呃……”我都不敢把那些话大声说出来，担心这一切说出来就成泡影，“我以为我们之间有些什么，蕾切尔。可你现在这副模样，就好像我是个麻风病人或者别的什么传染病人。我不……好吧，你想要的就是信息？我会把我知道的统统告诉你。我是从报纸的报道里猜出来的，星期六的《洛杉矶时报》对那家伙做了很长一篇报道，报道上说他在雷福德监狱认识了催眠师霍勒斯。我只是把二者联系起来想了想，这不是什么难事。”

“好吧，杰克。”

“现在该你说了。”

回答我的只是一片寂静。

“蕾切尔？”

“下面的谈话是非正式的吗？你不会引用？”

“你知道如果是你的话，用不着问我这个。”

她迟疑了一小会儿，然后整个人都温和了下来，开始讲述：“我们锁定格拉登，是因为有两条不同的线索同时指向了他，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这给了我们很大希望，觉得他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首先是那辆汽车，汽车ID鉴识组通过那台车载立体声音响的出厂批号查到了一辆登记在赫兹租车公司名下的车，你记得吗？”

“记得。”

“当时，马图扎克和迈兹立刻就动身乘飞机前去追踪这辆车，但是芝加哥的某个人已经把这辆车租走了。他俩不得不前往塞多纳才把车取回来。整辆车都被处理过了，没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车载立体声音响和车窗玻璃都已经换过，但不是赫兹租车公司换的，赫兹租车公司压根不知道车子被盗这回事。那个租了车的人，在车子被盗后，自掏腰包换了车窗和车载立体声音响。总之，租车记录显示，这个月一个名叫N. H.布里德洛夫的人租过这辆车，为期五天，包括奥瑟莱克遇害的那天。凶案发生的第二天，这个人就把车子给退了。马图扎克在电脑上搜索这个名字，在姓名登记网上找到了线索。七年前，内森·H·布里德洛夫这个名字在调查佛罗里达州的威廉·格拉登一案时出现过。当时一个男子用这个名字在坦帕的报纸上打广告，提供儿童摄影服务。可只要没有大人看护，他给孩子拍照后就会对孩子实施性侵，拍摄色情照片。那时他做了伪装，没有暴露真实相貌。坦帕警察局在搜捕这个布里德洛夫的时候，那桩在坦帕保育中心的儿童性侵案也被曝光，警方逮捕了格拉登。调查人员一直坚信布里德洛夫就是格拉登，但因为之前乔装的缘故，他们始终无法立案。另外，他们之所以没有死盯儿童摄影那个案子，是因为他们觉得格拉登会因为保育中心的案子蹲很长时间大牢。

“总之，我们通过姓名登记网从化名数据库里找到了格拉登的名字，又通过这个名字发现了上周洛杉矶警察局对他发布的通缉令，就立刻到这儿来了。”

“听上去真是太……”

“太容易了？嗯，有的时候，运气得靠自己挣来。”

“这句话你之前就说过了。”

“因为这是真理。”

“为什么他还要用这个化名？他肯定知道这个名字在警察那儿留了案底。”

“他们这类人很多都喜欢遵循传统，用旧东西才觉得舒服。再说了，他就是个傲慢自大的家伙，我们都可以从传真上看出这一点。”

“但是上周，他被圣莫尼卡警方逮捕时用的还是一个新化名，为什么他要……”

“我只能告诉你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杰克。如果他真像我们想的那么聪明，他一定准备了好几套身份证件。搞到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难。我们让菲尼克斯分局申请了一张对赫兹租车公司的传票，我们需要这个布里德洛夫的全部租车用车记录，向前追溯三年。我们发现他还是赫兹租车公司的金卡用户，这又一次证明这个家伙有多聪明。在大部分机场，金卡用户一下飞机就可以径直走到专用停车场，找到写有自己名字的标牌，把钥匙插进车里。绝大多数时候，金卡用户甚至都不用跟柜台的任何职员交谈，只需要打开车门，上车，在出口出示驾驶执照，就可以顺顺利利地把车开走。”

“好吧，那另一条线索是怎么回事？你刚才说有两条线索指向格拉登。”

“就是那个我最好的兄弟。今天早上，佛罗里达分局的特德·文森特和史蒂夫·拉法终于从那个公益组织那儿弄来了贝尔特伦的记录。这些年来，他一共当过九个男孩最好的兄弟，而他扶助的第二个男孩就是格拉登，这大概是十六年前的事情了。”

“老天啊！”

“是啊，所有的线索都开始吻合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反复思索着她透露给我的所有信息。调查工作的进展真是以指数方式飞速前进，我得系上安全带了，否则非得被远远抛在后面不可。

“这边分局的人之前怎么没有发现这个家伙？格拉登的案子都已经在这儿上报纸了。”

“真是个好问题，鲍勃正打算跟这里的探员主管开展一次亲切坦诚的会谈，好好聊聊这件事。我们整理了案件的紧急通知，昨天晚上就发到了这里，本来应该有人瞧瞧那份通知，把两个案子结合起来看出问题，但这事情又是我们先做了。”

典型的官僚式拖沓嘛，我心里暗忖，要是洛杉矶分局里有人稍微警觉一点，看到了那份通知，是不是会早些发现格拉登？“你认识格拉登，对吗？”我问。

“是的。我们的那个强奸犯访谈项目中就有他，我之前跟你提过。那是七年前的事了。他、冈贝尔还有其他人，在佛罗里达那个藏污纳垢的鬼地方服刑。我记得我们那一组有戈登、鲍勃和我，我们在那儿待了整整一周，要访谈的对象实在太多了。”

我考虑着要不要趁机捅出索尔森通过电话连线到那所监狱的某台电脑的事，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说为好。这会儿她跟我和和气气地说话已经很难得，要是告诉她我偷看酒店账单的事，可不能保证她还能这样继续跟我说话。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境：要打垮索尔森，就必须得公布酒店账单；但一旦说出我偷看账单的事，我的形象又会受损。想了又想，我决定还是暂时捂着那份账单不吱声。

“你觉得冈贝尔跟诗人的案子会不会有什么联系？据说冈贝尔使用催眠术作案，你也在诗人的案子里看到了使用催眠术的迹象。”我另起话题，“你觉得冈贝尔会不会把他的催眠术都教给了格拉登？”

“有可能。”她又回到之前一字一顿地回答我问题的冷淡态度了。

“噢，有可能。”我重复了一遍她的话，微微带了点讽刺的意味。

“我会去趟佛罗里达跟冈贝尔再谈一次，到时我就会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在我得到他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之前，就只是‘有可能’。够清楚了吗，杰克？”

我们绕过一排老旧的汽车旅馆和店铺，驶入后面的一条小巷。她终于把车速降下来，让我可以稍微松开之前一直紧紧抓着的座椅扶手。

“但是你这会儿去不了佛罗里达，对吧？”我问。

“这得看鲍勃的安排，但我们已经很接近格拉登了。我觉得眼下这情形，鲍勃想把我们能调到的所有资源和警力都投在洛杉矶。格拉登就在这儿，或许就在附近。我们全都能感觉到，我们得抓住他。一旦我们抓住了他，就可以操心其他事情，比如心理动机之类，到那时，我们再去佛罗里达。”

“为什么那时候去？往连环杀手研究项目里添点数据吗？”

“不是。我是说有部分这个原因，但我们去那儿的主要目的是为起诉做准备。像他那样的人，肯定会用精神不正常当作辩护手段，这是他唯一的选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建立起他的心理状态模型，以此来证明他作案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诸如此类。”

在法庭上起诉诗人，这个想法从没在我脑子里出现过。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就先入为主地假定他不会被活捉了。而这个假定，我知道建立在自己强烈的渴望之上。他犯下这么多罪行，我是那样渴望他就这么死掉。

“怎么了，杰克，你不想在法庭上起诉他吗？你希望我们找到他时就当场把他击毙？”

我转头注视着她。窗外的一束灯光照进车里，映亮了她的脸庞，在那一瞬间我看清了她的眼睛。

“我没有这样想过。”

“你当然想过。你想杀死他吗，杰克？如果有那么一个机会，让你跟他单独在一起，又不用承担杀人的后果，你会下手吗？你认为这样可以弥补什么吗？”

我不想跟她讨论这个话题。我感觉她问出这些不仅仅是心血来潮。

“我不知道，”我回应道，“你呢，你会杀了他吗？你以前杀过人没有，蕾切尔？”

“要是有这种机会，我会立即杀了他，一秒都不耽搁。”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那些跟他一样的人，我曾经注视过他们的眼睛，知道那些眼睛后面是多么阴暗的东西。如果我有机会把他们全杀光，我会毫不手软。”

我等着她继续往下说，但她沉默了。她在一家破旧的汽车旅馆后停下车，旁边是另外两辆同一型号的雪佛兰随想曲。

“你还没有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没有，我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人。”

我们从后门走进一道长廊，左右两侧的墙壁上涂着两种颜色，水平视线以下是脏兮兮的黄绿色，在剩余墙体上铺开的是脏兮兮的白色。蕾切尔来到左手边第一扇门前，敲了敲，里面传来让我们进去的应答声。这是汽车旅馆里的一个小房间，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也许勉强能当小厨房使用，看上去那也是它最后一次粉刷的时候了。巴克斯和索尔森正在房里等着，他们坐在墙边一张老旧的福米卡塑料贴面桌子旁，桌上放着两部电话，看样子是他们来后才装上的。桌子另一头放着一个三英尺高的铝箱，盖子敞着，露出三个视频监控器。有电线从箱子背后拉出，穿过窗户，窗户开着一道只能容纳这些电线通过的狭窄缝隙。

“杰克，恐怕我不能说我很高兴再见到你。”巴克斯说着露出揶揄的笑容，随即站起身跟我握手。

“抱歉，”我说道，其实我不知道哪里抱歉，接着我盯着索尔森，补了一句，“我原本也不想这么冒冒失失地闯进你们铺设的陷阱里，破坏你们的安排，只是有人给了我一些虚假消息。”捅出酒店电话记录的念头再次从脑海里浮出来，但我再次把它忽略了，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

“好吧，”巴克斯说道，“我得承认，我们之前是想耍个误导性的小花招。我只是觉得，要是没有其他干扰，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开展得更顺利。”

“我会尽量不成为你们的干扰。”

“你已经在干扰我们了。”索尔森说道。

我无视他，紧紧盯着巴克斯。

“请坐。”巴克斯说。

蕾切尔和我在桌旁仅剩的两把椅子上坐下。

“我猜你已经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事了。”巴克斯说。

“我猜你们在监视托马斯。”我侧过身，第一次清楚地看到那些视频监控器，端详起每个屏幕上的画面。最上面那个屏幕显示的是一条走廊，跟我们进来时经过的那条没什么两样。走廊两侧各有几扇房门，所有门都关着，上面有房间号。第二个屏幕显示的是旅馆正门外的情况。在屏幕发出的蓝灰色微光中，我只能勉强看见大门招牌上的字：马克·吐温旅馆。最下面的屏幕显示的应该是旁边的一条巷子，上面是一家旅馆的侧面，我猜就是这家汽车旅馆。

“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家旅馆？”我指着监控器问道。

“不是，”巴克斯说，“这是托马斯警探所在的旅馆，在一个街区以外。”

“看上去可不怎么样。洛杉矶这儿的工资水平如何？他们领多少薪水？”

“那里不是他的家，但是好莱坞分局的警探常常用那家旅馆藏匿证人，自己加班连轴转时也会去那里眯上一会儿。是托马斯警探自己选择住在那里而不回家的，他家里有太太，还有三个孩子。”

“好吧，你这答案把我下一个问题也回答了。你们竟然还告诉他，他被当成诱饵了，真让我欣慰。”

“你看上去比咱们早上最后一次碰面时刻薄多了，杰克。”

“我估计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尖酸刻薄的人吧。”

我的视线从巴克斯身上移开，重新观察起监控器。他在我身后说道：“我们一共安装了三台视频监控器，分别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它们传过来的信号，由我们屋顶上的移动式碟状天线接收。我们还有本地分局的紧急情况应对组，洛杉矶警察局也调来了最优秀的监视组，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托马斯。没有人可以靠近他，就算在警察局也一样，他是绝对安全的。”

“还是等一切结束后再跟我说这话吧。”

“我会的。不过与此同时，你得往旁边挪一步，杰克。”

我转身望着他，假装露出极度困惑的表情。

“你明白我的意思，”巴克斯说，显然他不买我表情的账，“我们现在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他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了。坦率地说，杰克，你得往旁边挪挪，以免挡了我们的道。”

“我都站到马路外边了，显然，我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挡你们的道。还是那个约定，我现在看到的一切事情都不会见报，直到你点头应允我报道出来，但我不打算回丹佛干等。我已经离他那么近了……这件案子对我的意义太重要了，你得让我重新回到局内才行。”

“这场监视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还记得那份传真吧？上面说的只是下一个目标已经在他的视线范围里，却没有说什么时候下手。传真上没提时间，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袭击托马斯。”

我摇头道。“我不在乎。无论监视持续多久，我都希望成为调查组的一员。我向来都谨守诺言，直到我们上次交易的最后，我一直没有违约。”

巴克斯站起身，一阵让人不安的沉默在房间里蔓延开来，他在我身后踱着步。我看了眼蕾切尔，她垂头盯着桌面，仿佛正在沉思。于是我抛出最后一块筹码。“我明天必须得写一篇报道，鲍勃，我的编辑可期待了。要是你不想让我写出什么不合适的内容，你就得让我入局。这是唯一能说服我的编辑的方法，这是我的底线。”

索尔森发出一声嘲弄的冷笑，摇头道。“这可是个大麻烦，”他说，“鲍勃，要是你再次对这个家伙低头，他只会得寸进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唯一称得上麻烦的就是那么一次，”我说，“就是有人对我撒了谎，把我隔在调查之外。顺便提一句，还是我最先开展的调查。”

巴克斯望了望蕾切尔。“你怎么看？”

“别问她，”索尔森插嘴道，“我立刻可以告诉你她会怎么回复。”

“要是你对我有什么意见，那就直说好了。”蕾切尔恼怒道。

“行了，够了，”巴克斯说道，像个裁判似的举起双手，“你们俩还不想走，对吗？杰克，你入局了，只是暂时性的，约定如前。也就是说，明天没有什么报道，懂了吗？”

我点点头，回头看了索尔森一眼。他已经站了起来，正像一只落败的公鸡一样沮丧地向门口走去。

36

这个旅馆名叫威尔科克斯，前台值夜班的店员得知我跟已经住进这里的政府人员是一起的，而且愿意支付一晚三十五美元的最高房价之后，告诉我刚好还剩最后一间房。这是我这么多年出差住宿酒店以来，第一次在办理入住手续时产生不祥的预感。我把信用卡号报给前台店员的时候，这种感觉尤其强烈。那个家伙看起来已经在他轮班的时间里喝了足足半瓶酒，而且他显然觉得最近这四天完全没有刮胡子的必要，要坚决保护他那一嘴胡子。在办理入住手续的整个过程中，他都没看我一眼，倒是花了不可理喻的长达五分钟的时间四处寻找一支钢笔，最后才终于接受我的提议，借用了我的笔。

“总之，你们这些人到底在这儿干什么？”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把钥匙，钥匙上原本贴着写有房间号的标签，现在已经磨得看不清了，跟柜台福米卡塑料贴面的磨损程度差不多。

“他们没告诉你吗？”我假装惊讶地问道。

“没有。我只管办理手续。”

“在调查一桩伪造信用卡的案子，最近这附近此类案件频发。”

“噢。”

“对了，沃林探员住在哪个房间？”

他花了半分钟来辨认自己登记的入住记录。“应该是十七号房。”

我的房间非常狭小，当我在床边坐下时，伴随着老弹簧发出的咿咿呀呀的抗议声，床垫至少陷下去半英尺，而另一端则抬起了同样的高度。房间位于一楼，家具一看就是二手市场拉来的，不过还算整洁。屋里弥漫着一股陈腐的烟味。黄色的百叶窗格被拉了上去，能看见唯一的窗户外面装了金属护栏。要是发生火灾，我又没来得及跑出房门，准会像只烤箱里的龙虾一样被关在里面。

我从那只枕套里掏出之前买的旅行装牙膏和折叠牙刷，进了浴室。嘴里还有飞机上那杯血腥玛丽的酒味，我得漱掉，一会儿没准还能有机会跟蕾切尔亲密接触，我得做些准备。

这种老式旅馆的浴室总是最让人受不了，这间浴室也就比我小时候在加油站常看到的那些电话亭稍微大一点。洗漱台、马桶和手持淋浴花洒上都锈迹斑斑，这些东西就把整个浴室塞得满满当当。如果有人推门进来，你恰好坐在马桶上，你的膝盖就完蛋了。洗漱完后，我回到相比之下显得宽敞多了的房间，看了看那张床，决定还是不坐在上面，甚至不想在上面睡觉。我决心冒个险，我把笔记本电脑和塞满衣服的枕套留在屋里，然后出了门。

我刚在十七号房门上敲了一下，门就飞快地打开了，快得让我以为蕾切尔一直在门的那一侧等待着。她迅速将我让进屋。“走廊对面就是鲍勃的房间，”她低声解释道，“有什么事吗？”

我没回答。我们俩久久地凝视着对方，都在等另一个人付诸行动。最后，首先做出行动的人是我。我走近她，将她拉进怀里，深深地吻着她。她似乎跟我一样投入，我顿时平静多了，那些一直在我脑子里叫嚣的絮语也立刻偃旗息鼓。她的嘴唇离开我，然后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打量起这个房间。这里比我的房间大点，家具大概也比我的新十年，但同样令人难以忍受。她的电脑放在床上，一些文件散落在褪色的黄色床单上，可能曾经有上千人在上面睡觉、做爱、放屁或者打架。

“真有意思，”她悄声道，“我今早才离开你，却那么想你。”

“我也是。”

“杰克，我很抱歉，但我真的不愿在这张床上、在这个房间、在这个旅馆里跟你做爱。”

“没关系，”我大度地说，尽管刚一说出口就后悔了，“我理解。不过跟我的房间比起来，你的已经是豪华套间了。”

“过阵子我会好好补偿你。”

“好的。对了，为什么我们偏偏要待在这家旅馆？”

“鲍勃想要挨得近些，这样一看到格拉登现身，我们就能行动。”

我点点头。“好吧，我们可以离开一小会儿吗，想出去喝一杯吗？附近应该会有个可以喝点什么的地方。”

“估计比这儿好不到哪里去，还是就在这里待着，好好聊聊吧。”她走到床边，整理好文件和电脑，然后背靠着床头坐下，又拉过一个枕头垫在背后。我坐在屋里唯一一把椅子上，椅垫上有一道年头久远、用胶带粘着的刀割痕迹。

“你想聊什么，蕾切尔？”

“我不知道。你才是记者，我觉得还是由你来提问比较好。”她笑着说道。

“聊聊案子吗？”

“什么都成。”

我注视了她好长时间，最后决定还是先用一些简单的话题开场，然后再看看能进行得多深入。“这个叫托马斯的家伙怎么样？”

“他挺不错的，对于一个地方警察来说，不算太合作，但也不是个浑蛋。”

“你说不算太合作是什么意思？他都让你们拿他这个大活人当诱饵了，还不够吗？”

“或许吧，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可能是我的原因，我向来跟地方警察处不好。”

我从椅子上挪到床上，跟她坐到一起。“那又怎么样？你的工作又不是跟别人处得好。”

“也对，”她说道，然后又笑了，“知道吗？大堂有一台自动售货机。”

“你想买点什么吗？”

“不，但是你刚才说想喝点什么。”

“我想要的是比他们售卖的更烈性的东西。不过没关系，跟你在一起我就很开心。”

她伸手拽了拽我的胡子。当她松手的时候，我抓住她的手，握住了好一会儿。“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的感情如此热烈，只是因为我们恰好都卷进了这桩激烈的案子里？”我问道。

“什么叫不热烈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问问。”

“我明白你的意思，”过了很久，她才说道，“我必须得承认，在我的生命中，在你之前，我从未跟任何一个刚刚认识三十六小时的人做过爱。”

她笑起来，激起我全身上下一阵美妙的震颤。

“我也是。”

她朝我倾身过来，我们再一次吻到一起。我转过身，我们俩滚倒在床上，依旧难舍难分地吻着，恨不得一直这么吻下去。只是我们的天地就是这么一方陈旧褪色的床单，但所有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很快，我的吻便沿着她的脖颈一路向下。然后，我们做爱了。

浴室不够两个人挤在一起洗澡，蕾切尔就先进去洗了。当她洗澡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想着她，真希望能来上一口烟。

事后想起来也很难分辨真切，因为当时浴室里还有唰唰的水声，但我觉得有人轻轻敲了一下门。我吃了一惊，连忙从床边坐起来，边套上裤子边紧盯着房门。我注意听着，却什么也没听见。随即，我看到门把手明显动了一下，或者说我认为我看到了。我起身走到门边，拽着裤子侧耳贴在门边，仔细聆听着，什么都没听到。门上有猫眼，但我不愿通过它往外看。房间里还亮着灯，如果凑近猫眼向外看，我就会挡住光，相当于告诉那个在外面的人里面有人正向外窥视他。

这时，蕾切尔关掉了淋浴龙头。又过了几分钟，走廊里还是什么动静都没有，我小心凑到猫眼向外望去，什么都没看到。

“你在干什么？”

我转过身。蕾切尔站在床边，裹着一条旅馆提供的小毛巾，正努力显得自然一些。

“刚才似乎听到有人敲门。”

“谁敲的？”

“不知道。我往外看时已经没人了，也许压根没有人。你洗完了吗？我过去冲澡？”

“好的。”

我脱掉裤子，走过她身边时又停住了脚步。她扔掉了毛巾，裸露出身体。她真是太美了。我走上一步，久久地抱着她。“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我朝浴室走去。

我洗完澡出来时，蕾切尔已经穿好衣服等着我了。我看了眼床头柜上的手表，已经十一点了。房间里有一台颇有年头的电视机，但这会儿我不想光看新闻。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没吃晚饭，却不觉得饿。

“我还不困。”她说。

“我也是。”

“也许我们能在附近找个地方喝点什么。”

我穿好衣服，我们俩悄悄离开房间。她先朝外望了望，确定巴克斯、索尔森或者其他什么人没在外面。我们也没在走廊或者大堂遇上谁，外面的大街也荒凉得很，黑魆魆的，不见一人。我们向南边的日落大道走去。

“你带枪了吗？”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

“随身携带。另外，附近还有我们的人警戒，他们可能还是看着我们出来的。”

“真的？我还以为他们的眼睛只能盯着托马斯。”

“没错，但他们应该要在心里留意哪个时间点街上有哪些人之类，如果他们工作用心的话。”

我转身向后退了几步，望了望那头马克·吐温旅馆的绿色霓虹灯。我扫视着街道和道路两边停着的汽车，依旧没发现一个监视者的影子。

“外面埋伏了多少人？”

“应该是五个。两个在固定点之间流动监视；两个在车里，定点监视；还有一个开着车，不停移动位置。任何时候都有这么多人。”

我转过身，把外套的衣领竖起来。外面比我想象的冷多了。我们呼出的气变成白雾，融在一起后又消失。

走上日落大道后，我向两侧的街道望了望，看到西边有个挂在拱门上的霓虹灯招牌，写着“猫与小提琴酒吧”，离这里大概一个街区。我指指那条路，蕾切尔便朝那个方向走去。我们一路无言地走到酒吧门口。

穿过拱门，我们来到了一个户外花园，绿色的帆布伞下摆着几张桌子，但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穿过这些桌子，透过花园另一头的窗户，我们终于看到里面是个气氛还算活跃、看起来也还暖和的酒吧。我们走进去，在飞镖靶对面找了个空隔间，落了座。这是一家英式酒吧。女服务员过来招呼，蕾切尔让我先点，我便点了“黑与褐”，这是一种爱尔兰黑麦啤酒与麦芽酒混合而成的啤酒。蕾切尔也点了一样的。

我们打量着这个地方，闲聊着，直到酒被端上桌。我们碰了碰杯，开始品尝。我注视着她，之前从没想过她会点混合啤酒。

“麦芽酒会重些，总是沉到底下，黑麦啤酒会在上面。”

她笑了。“你说黑与褐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牌子呢。不过这酒真不错，我挺喜欢的，就是有点烈。”

“爱尔兰人擅长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做啤酒了，这一点连英国人都甘拜下风。”

“喝两杯这个，你就得呼叫增援，让人把我抬回去了。”

“我想不会的。”

我们陷入一阵舒服的沉默。后墙上砌了个壁炉，熊熊燃烧的炉火带来的热量填满了整个酒吧。

“你真正的名字是叫约翰吗？”

我点点头。

“我不是爱尔兰人，但我记得在爱尔兰语里，‘肖恩’就是‘约翰’的叫法。”

“是的，在盖尔语里是这样叫的。我们俩是双胞胎，所以我们的父母就决定这样给我们取名……其实是我母亲一手包办的。”

“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

喝了几口酒后，我开始谈起跟案子有关的话题。“现在，我们聊聊格拉登吧。”

“我们知道的根本没多少。”

“但是你见过他，还采访过他，你对他肯定还是有些想法吧。”

“他并不是很合作。当时他已经提出了上诉，但上诉法庭还没有给出判决。他不信任我们，担心我们利用他的话给上诉带来麻烦。我们轮流跟他谈话，想让他开口。最终，我记得好像是鲍勃的主意，请他用第三人称的口吻给我们叙述故事，他同意了，就像犯下罪行的那个人是别人，而他只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好像本迪也是用这个办法的，对吧？”我记得好像在哪本书里看到过。

“是的，还有其他许多连环杀手都是这样。这是一种策略，让他们放心，确信我们不是为了利用他们接受访谈时所说的话反过来指控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极度自我膨胀。他们想跟我们炫耀，但他们首先得确信我们不会做事后清算的事。格拉登就是这种人，尤其当他知道，他整理的上诉材料非常有力，他有很大概率能在即将开庭的上诉审理中获胜。”

“你竟然跟一个正在行凶的连环杀手有过私人接触，这真少见，无论这种私人接触多么微不足道。”

“没错。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的采访对象里，无论是哪一个，只要像威廉·格拉登一样被释放出来，一定会再次犯案，让我们继续疲于奔命地追捕他们。这些人不会变好，杰克，他们怎么都无法回归正常人，他们就是他们那类人。”

她这话像是在警告我，这已经是她对我的第二次暗示了。我思考了几分钟，思量着她是不是话中有话，又或者，她真正要警告的人其实是她自己。

“他说了些什么？有没有告诉你贝尔特伦或者我最好的兄弟的事？”

“当然没有。要不然我一看到贝尔特伦的名字，就会想起来的。格拉登没有提到名字，但他讲了些事情，用那些都快被用滥了的借口为自己的罪行申辩。他说他小时候也曾遭受过性侵，而且是很多次，当时的他就跟坦帕保育中心那些被他性侵的孩子差不多大。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这种模式在办案中经常见到，他们这类人总是难以释怀他们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就是他们自己……被毁灭的那一刻。”

我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希望她能继续说下去。

“一直持续了三年时间，”她说道，“从他九岁到十二岁。他被非常频繁地性侵，包括口交和肛交。他没告诉我们施暴者是谁，只说那并不重要。据他所说，他一直没告诉他母亲，因为他害怕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威胁他。在他的生活中，那个男人是某种权威的代表。鲍勃当时还想追查一番，打了几个电话，但最后一无所获。他没有就那个施暴者提供更多的描述，很难追查下去。那时他已经二十多岁，孩提时期被侵害已是多年前的往事。就算我们坚持查下去，还有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我们甚至找不到他的母亲询问相关情况。在他被逮捕并被媒体公开所有案情之后，他的母亲就离开了坦帕。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猜出那个施暴者就是贝尔特伦。”

我点点头。我杯中的啤酒已经喝完了，蕾切尔还在小口啜饮着她那杯。我示意女服务员过来，为她又点了一杯阿姆斯特丹淡啤酒，告诉她我来帮她喝完那杯黑与褐。

“是如何终止的？我是说对格拉登的侵害。”

“就是最常见到的讽刺结局。他渐渐长大了，贝尔特伦觉得他年纪大了，就停止了。贝尔特伦甩了他，然后寻找下一个目标。贝尔特伦通过我最好的兄弟项目扶助的所有男童，我们都已经定位，正在一一对他们进行访谈。我敢打赌，他们全都遭受过贝尔特伦的性侵。对那些孩子来说，贝尔特伦就是邪恶的种子，杰克。不管以后你怎么写报道，一定要记住，在你的文章中强调这一点——贝尔特伦的死就是活该。”

“听起来你好像很同情格拉登。”

我说错话了，我看到她眼睛里闪出了怒火。“该死的，你说得没错，我是挺同情他的，但这并不是说我愿意宽恕他犯下的哪桩罪行，或者当我有机会时能忍住不一枪打死他。但他并不是创造出自己心里恶魔的人，是别的恶人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创造出了一个更可怕的恶魔。”

“别这样，我不是在说你……”

女服务员端上蕾切尔的啤酒，这简直救了我一命，让我不至于越说越错。我把蕾切尔的黑与褐混合啤酒从桌子对面拉过来，灌下一大口，希望可以把刚才的失误跳过去。

“那么，除了他告诉你的话，”我换个话题问道，“你对他还有什么看法吗？你觉得他真像这儿的每个人认为的那么聪明？”

蕾切尔似乎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才答道：“威廉·格拉登非常清楚，他的性取向是法律、社会和文化都不能容忍的。就我看来，他一直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我相信他的内心一直饱受煎熬，他努力试着去理解自己的冲动和欲望。他很想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是不是用第三人称。我分析，他认为把他的经历当成故事告诉我们，既是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自己，也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帮助跟他一样踏上这条路的人。如果你看到了他面临的心理困境，你可能就会理解，我觉得正是这种纠结的心态显示出他具有很高的智力。我的意思是，我采访的绝大多数凶手就像动物一样，兽性盖过了人性，或者就像一台机器，只会执行暴力的指令。他们做那些他们认为需要做的那些事，基本上就是出于直觉或者机械地按照事先制定的程序行事，而且他们做的时候不会有太多想法，他却不一样。是的，我认为他确实就像我们说的那么聪明，或许更聪明一些。”

“你的话其实很奇怪。按你的说法，他是背着巨大心理包袱的人。这听起来可不像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穷凶极恶的杀手。要知道，我们正在寻找的人，凭他所做的那些事，可知他的良心也就跟希特勒的差不多。”

“你说得对。但我们有充分证据表明，很多像这样的捕猎型凶手是会转换和进化的。如果不接受治疗，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其他形式的疗法，像格拉登这样有性侵前科的人完全可能进化成诗人这样穷凶极恶的狂徒。以前有过这种例子。总而言之，人是会变的。那次访谈项目后，他又在监狱里关了一整年才赢得上诉，抓住机会达成了认罪减刑协议，这才出了监狱。在监狱体系里，恋童癖是最被苛待的。正是因为这个，他们变得很团结，总是三五成群拉帮结伙，就跟在外面的社会一样。这就是格拉登能够结交到冈贝尔和关在雷福德监狱里的其他恋童癖的原因。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年后，我访谈过的那个人变成了今天我们称之为诗人的凶徒，我并不觉得奇怪。我可以预见到这种事的发生。”

飞镖靶附近的座位上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让我一下子分心了，看上去像是今晚的喝酒冠军诞生了，他们正在举行加冕仪式。

“格拉登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当我把目光重新转回蕾切尔身上时，她开口道，“真令人压抑啊。”

“好吧。”

“你呢？”

“我也觉得很压抑。”

“不，我的意思是，你的事怎么样了？你跟你的编辑通电话了吗？有没有告诉他你又入局了？”

“还没有。这会儿太晚了，我只能明早再打电话，告诉他我这边暂时没有后续报道，但我已经重新入局了。”

“他会怎么说？”

“不会有什么好话。不管怎样，他都想要一篇后续报道。新闻报道这事就像一列火车，火车头动起来了，后面就得跟上。全国各地的媒体已经开始抢座了，你就得不停地往火炉里扔进新燃料，不停抛出后续报道，这个大家伙才能继续开动起来。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他手下还有其他记者，他可以再安排别人跟进这案子，看看能搞到什么消息。其实能搞到的已经不多了，而且迈克尔·沃伦很可能会为《洛杉矶时报》攒出另一篇独家报道，到时我就真的要被骂得狗血淋头了。”

“你这人真是悲观主义者。”

“谢谢，我是现实主义者。”

“别担心沃伦那边了。戈——不管上次是谁向他爆的消息，他不可能再干这种事了。因为风险太大了，鲍勃在盯着呢。”

“下意识地说漏嘴了，是吧？总之，我会叫他好看的，咱们走着瞧。”

“你怎么这么刻薄，杰克？我还以为只有走下坡路的中年警察有这个问题呢。”

“我这是天生的，我觉得。”

“我也这么觉得。”

回去的路上似乎比来时更冷。我很想拥她入怀给她温暖，但我知道她不会同意，而且街上还有监视的眼睛，所以我没有尝试。快走到旅馆的时候，我想起一件往事，便告诉了她。

“我们上高中时，班里总是会传各种小道消息，说谁喜欢上谁了，谁又对谁有意思。你还记得那时候的事吗？”

“嗯，记得。”

“是这样，那时有个女孩，我对她有感觉了，一时冲动的那种。于是我……我不记得是怎么传出去的，但总之就是传出去了，你懂吧？一般发生这种事的时候，你会等着看对方的回应。大概就是这种套路，我喜欢她，她知道我喜欢她，我知道她已经知道了我喜欢她，她知道了我知道她知道我喜欢她，懂我的意思吗？”

“懂。”

“可问题是，我当时一点信心都没有，我就是……我不知道。有一天，我坐在学校体育馆的露天看台上，我记得当时是有一场篮球赛还是什么比赛，总之我虽然早早到了，体育馆里还是坐满了人。然后她就来了，和一个朋友一起沿着看台一直走，看看还有没有地方坐。就在那种一战定生死的关键时刻，她发现了我，直直望着我，然后冲我挥手……于是我吓呆了……而且……当时……我就转了个身，假装看她是不是在跟我身后的什么人挥手致意。”

“杰克，你真是犯傻了！”蕾切尔说着笑了起来，看起来并没有把这件事当真，我可是为此耿耿于怀了很久。“她当时什么反应？”

“等我转过身时，她已经扭头看别处了，我非常窘迫。瞧瞧我干的好事，先是弄得人尽皆知，然后又转身不管，让她那么难堪……那样冷落她……打那以后她就跟另一个家伙约会了，最后嫁给了他。我过了好长时间才在心里放下她。”

我们沉默地踏上旅馆门前最后几级台阶。我替她推开门，望着她，脸上带着还没压下去的痛苦又窘迫的笑容。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仍然深深影响着我。“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我说，“证明我天生就是这么一个尖锐刻薄的傻瓜，一直都是。”

“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成长故事。”她似乎并不在意我这个故事。

我们从前台走过。值夜班的男店员抬头望了望我们，就这么几个小时，他的胡子看上去比我第一次见他时更长了。走到楼梯处，蕾切尔停下脚步，用男店员听不到的低语叫我别跟着上楼。

“我觉得我们应该各回各的房间。”

“我可以陪你上楼。”

“不必，我自己一个人就行。”

她回头望了望前台。男店员已经垂下头，读着一张小报。蕾切尔朝我转过身，无声地吻了吻我的脸颊，在我耳边轻轻道了声晚安。我注视着她走上楼。

我知道我肯定无法入睡，脑子里想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刚刚和一个美丽的女子做了爱，约了会，整晚跟她沐浴在爱河中。我其实不太确定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但接纳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从蕾切尔身上感受到的，也是在我生命中极少碰到的。这感觉叫我兴奋得几乎战栗，同时又让我患得患失，内心始终无法平静。

我走出旅馆大门，想抽根烟，内心的忧虑却越来越强烈，它蔓延到大脑里，跟其他心事又搅和到一起，最终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露天看台上的那件事情，尽管过去这么多年了，仍然如幽灵一般缠绕着我，不停地唤起我当时的窘迫和揪心。我不得不惊叹人类记忆的强大控制力，多年之后，某些记忆的片段仍旧如此真切地跃然眼前。我没有给蕾切尔讲完那个高中女生的全部故事，我没有告诉她故事的结局，那个高中女生就是赖莉，她后来约会并最终嫁给的人就是我的哥哥。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隐瞒这部分。

我的烟抽完了，于是我折回前台，问那个店员可以去哪里买到烟。他告诉我得回猫与小提琴酒吧。我看到柜台后他那沓小报旁就放着一包开了封的骆驼牌香烟，但他没有主动给，我也就没开口向他要。

一个人走在日落大道上时，我继续想着蕾切尔，全部精神都集中在我们做爱时的一些细节上。我们已经有了三次鱼水之欢，每一次我们在床上的时候，她都完全交付了自己，但要我说来，她明显把自己定位为被动角色，把主导权交给了我，她无意在床上控制我。在我们第二次、第三次做爱时，我一直期待着她的细微改变，甚至故意在做选择时稍许迟疑，好让她占据主动，但是她从来没有主动过。就连我们交融的神圣时刻，主动的人也是我。三次了。之前跟我交往过的所有女人，没有一个在第三次做爱时还这样矜持。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对的，至少不会给我带来困扰，可我仍然有些好奇，因为她躺下以后是如此被动，与她站起来时雷厉风行的举止大相径庭。当我们走下床后，她是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的，或者说努力去占据主导地位。我相信正是这种微妙的矛盾感让我对她如此着迷。

我停下来，向左回头观察交通情况，准备过马路去对面的酒吧，视野边缘忽然捕捉到远处的动静。我直盯着那个地方，似乎有一个人影缩进了某家关上的店铺外的门洞阴影里。一阵战栗飞快窜过全身，但我没有动，死死盯着那个地方观察了几秒。那处门洞大约距我二十码。我很肯定刚才那儿有个人，可能现在还在那儿，就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可能也在黑暗处观察着我。

我快速而坚决地向那个门洞迈出四大步，然后猛然停住。我是在吓唬他，要是被吓着了，他没准撒腿就跑了，但没有人从门洞里跑出来，我只吓到了自己，这会儿我的心脏怦怦跳得厉害。我知道他也许只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寻找过夜地方的流浪汉。我知道如果要解释，可以有上百个理由解释我刚刚看到的人影。尽管这样，我还是被吓得要死。也许只是一个过路的人，但也许，就是那个诗人。一瞬间，无数种可能性从我脑海里冒出来，占据了整个大脑。我上过电视。诗人看了电视。诗人已经选定了下一个目标。这个黑魆魆的门洞横亘在我和威尔科克斯旅馆之间。我回不去了。我迅速转身，飞快地穿过大街，向街对面的酒吧走去。

迎面爆开一阵汽车鸣笛声，我吓得向后一跳。我并没有遇上危险，那辆车在距我两条车道处飞驰而过，留下一串年轻人的大笑声。他们可能远远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知道轻而易举就能吓我一大跳，这才按喇叭拿我寻开心。

我到酒吧后又点了一杯黑与褐混合啤酒，还要了一篮鸡翅，经人指点又找到了自动售烟机。终于叼上了根烟，我划着火柴，这才发现双手颤抖不已。现在该怎么办？我思考着应对之策，向吧台后面镜子里的自己吐出一缕青烟。

我在酒吧一直待到两点，酒吧打烊的钟声敲响，我才和最后一批顽固的酒鬼一同离开。人多总归安全些，我这样想着。我跟在人群后头，分辨出有三个酒鬼正朝东边威尔科克斯的方向走去，于是跟在他们后面几码远的地方。我们从日落大道另一侧走过那个有问题的门洞，隔着四条车道向那儿望过去，我也说不清那个漆黑的凹处有没有人，但我不敢停留。终于到了威尔科克斯，我脱离了护卫队，小跑着穿过日落大道奔了过去。我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直到看到前台店员那张熟悉、安全的脸时，我的呼吸才正常下来。

尽管已经很晚，还灌了许多啤酒，但刚才的恐惧夺走了所有的疲劳感，我毫无睡意。回到房间后，我脱掉衣服，关了灯上床躺着，但我知道自己做的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十分钟后，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打开了灯。

我需要做点什么来分散注意力。这算是个小花招，找些事做可以让大脑平静下来，这样才能帮助我入睡。我又用了以前无数次遇上这种情形时的老法子，把笔记本电脑拿上了床。按下开机按钮，把房间的电话线拔下来，插入调制解调器的插线口，长途拨号接入《落基山新闻》的网络。没有给我的新留言，我倒也不期待这个，但查查留言的确让心绪渐渐平缓下来。我把电话线稍微卷起一点，继续往下浏览，看到了我的报道，不过这是发给美联社的缩写版本。明天报道见报，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就像一枚炸弹落下并炸开一样。从纽约到洛杉矶的所有新闻编辑都会注意到我的名字，但愿如此。

退出登录并断开网线之后，我玩了一会儿电脑上的纸牌游戏，但很快就输得没心情了。为了找点分心的事做，我伸手到电脑包里去掏菲尼克斯酒店的那些账单，可就是找不到。我翻遍了包里的所有口袋，那沓折起来的账单不见了。我飞快地一把抓起那个枕套，像对嫌疑人搜身一样把它摸了个遍，但里面只有我的衣服。

“该死的！”我大声骂了出来。

我闭上眼睛，试图回想在飞机上翻看账单的情景，一股恐惧突然攫住了我的心房，因为我想起有那么一会儿我把它们塞到了前排座位后的杂物袋里。但紧接着我又想起来，给沃伦打完电话后，我又把账单从杂物袋里掏了出来，还按上面的号码打出一个个电话。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们重新放进了电脑包。我非常肯定，我没有把账单落在飞机上。而账单失踪的另一种可能性，我知道，就是有人进了我的房间，拿走了它们。我心烦意乱地在房间里踱着步，不知该怎么做。我偷来的东西现在被别人偷走了，这能向谁抱怨？

我气急败坏地拉开房门，沿着过道走到前台。那个店员正在看一本《上流社会》杂志，封面上是个裸体女人，她巧妙地用胳膊和手遮挡住了身体的隐私部位，让这本杂志得以在报摊出售。

“嘿，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人进过我房间？”

他耸了耸肩，摇摇头。

“没人进去过？”

“我只看见那位跟你在一起的女士，还有你自己。就这些。”

我盯了他好一会儿，等他说出更多的信息，但他已经说完了。

“好吧。”

我回到房间，进门前还用牙签研究了一番锁眼，想查出锁有没有被撬过，但我查不出什么。这个锁眼已经有很多磨损，到处是划痕，可能已保持这个状态好几年了。即使我的性命全指望它了，我也无法分辨出锁是否被撬过，可我还是在那儿看着，研究着。怒火在心中翻腾。

我很想给蕾切尔打电话，告诉她我房间被盗的事，但又困扰于不能告诉她被盗的是什么东西，我不愿意让她知道我偷走账单的事。看台上那件往事的回忆，以及从那以后我种种失败的经历，一下子又涌上心头。我脱掉衣服，重新上床躺着。

我最终还是睡着了，但那之前我还在脑子里勾画着索尔森溜进我的房间到处乱翻的情形。睡意终于袭来，我的怒气依然没有消散。

37

门外传来嘭的一声巨响，我被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只见明亮的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房间。太阳已升得老高，我意识到自己该起床了。我穿上裤子，一边开门，一边系衬衫的纽扣，没顾上先从门上的猫眼向外看一眼。原来不是蕾切尔。

“早上好，公子哥儿。你今天得跟我一起，我们得上路了。”

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索尔森伸出手，在门上敲了敲。“喂？有人在吗？”

“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得跟着你？”

“就是字面意思。你女朋友有别的任务了，得单独行事。巴克斯探员今天把你派给我了。”

我的表情一定难看极了——和索尔森过一天，我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着不情愿。

“老实说我也不乐意，”他对我说道，“但我得做头儿交代的事情。好吧，如果你打算在床上躺一天，反正不是我的责任。我只需要告诉——”

“我得穿衣服，给我几分钟。”

“给你五分钟。我在巷子里的车旁跟你碰头。要是到时还看不到你，麻烦你自己走着去吧。”

索尔森走后，我看了看放在床头柜上的表。八点三十分，还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晚。五分钟实在不够我收拾，我花了十分钟。我冲了个澡，一想到要跟索尔森共度一整天就害怕，这一天的每一分钟都将无比难熬。但我想的最多的还是蕾切尔，真不知道巴克斯给她委派了什么任务，为什么还不能让我跟她一起。

离开房间后，我上楼敲了敲她的房门，但没人应答。我凑过去仔细听了一会儿，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她已经离开了。

当我来到巷子里时，索尔森正倚在一辆车的后备厢上。

“你迟到了。”

“是的，抱歉。蕾切尔去哪儿了？”

“抱歉，公子哥儿，问巴克斯去。他看上去就像你在调查局里的老师。”

“听好了，索尔森，别叫我公子哥儿，懂了吗？要是你不愿称呼我的名字，随便叫我什么都行，但别公子哥儿来公子哥儿去的。我是来晚了，因为我得先给我的编辑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这边没有后续报道了，他可不高兴了。”

我走到副驾驶一侧，他绕到驾驶位那边。我不得不等着他打开我这边车门的锁，而他假装过了好久才注意到我还在这边等着。

“我才不在乎你的编辑今天早上怎么了。”他隔着车子冲我喊了一句，这才钻进车里。

我也上了车，这时我才发现仪表板上放着两杯咖啡，冒出的热气在挡风玻璃上凝出了一层雾气。我瞪着它们，就像瘾君子瞪着勺子里被烛火慢慢熔化的白粉，但什么都没说。我估计这又是索尔森想要耍我的把戏。

“这里面有一杯是你的，公——呃，杰克。你要加奶或者加糖的话，自己从手套箱里拿。”

他发动了汽车。我扭头看他，接着又转头看着咖啡。他伸手拿了一杯，打开盖子浅啜了一口，像游泳的人先把脚趾伸进水里试试水温。

“啊，”他说，“咖啡我更喜欢烫的、黑的，就像女人一样。”他转头冲我使了个眼色，表示男人之间的心照不宣，“拿着呀，杰克，喝点咖啡。我可不想一会儿开车的时候让它溅得到处都是。”

我拿过杯子并打开。索尔森发动了汽车。我先小啜一口，动作更像给沙皇试毒的尝菜官。这咖啡味道好极了，咖啡因迅速弥漫了口腔。“谢谢。”我说道。

“不用客气。我早上要是不来上这么一杯，一整天都不得劲。你是怎么回事？昨晚没睡好？”

“可以这么说吧。”

“我就没有择床的毛病，到哪儿都能睡得着，哪怕是像这样的垃圾场，我照样睡得好。”

“会不会睡得太好，以至于梦游了？你难道没梦游吗？”

“梦游？你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索尔森，谢谢你的咖啡，还有今天早上这些事儿。但我知道是你给沃伦打的电话，我也知道是你昨天晚上溜进了我的房间。”

索尔森在路边一处标着仅限货车通行的地方停了车。他把车子停进车位，转身瞪着我。“你刚才说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你听到我刚刚说什么了，你参与了这些事。我也许现在手头没证据，但要是沃伦抢在我前面爆出什么新闻，不管有没有证据，我都会去找巴克斯，把我看到的事情告诉他。”

“听着，公子哥儿，看见你手里的那杯咖啡了？这是我的和解书。你不想跟我和解，当着我的面泼回来，没问题。但我真的不知道你他妈的在说什么，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告诉你，我从来不跟记者说话。句号。我现在跟你说话，不过因为你是特批参与调查的人。就这样。”

他狠狠踩下离合器，挂上挡，车子猛地斜插出来扎进交通洪流里，惹得另一个司机生气地按喇叭抗议。热咖啡溅湿了我的手，但我一声没吭。我们沉默地驶进一条由混凝土、玻璃和钢铁砌成的峡谷——威尔夏大道，驶往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咖啡冷了，口感已经差了很多，于是我把盖子重新盖上。“我们这是去哪儿？”最后，我打破沉默问道。

“去见格拉登的律师。出来之后，再去圣莫尼卡，跟抓住了那个卑鄙家伙又活生生把他放走的嘻哈二人组谈谈。”

“我读过《洛杉矶时报》的那篇报道，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抓的是谁，你也不能全都怪在他们身上。”

“是啊，说得太对了，谁都不要怪罪。”

我已经成功地把索尔森表示善意的和解书冲进了马桶里，他又变成那个暴躁易怒、说话刻薄的家伙。就我所知，这是他一贯的个性，但这次我也有错。

“别这样，”我把咖啡放在地板上，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我道歉，好吧？如果沃伦那事还有其他一些事，我对你的猜测都是错误的，我很抱歉。我只是看到了一些迹象，顺着那些被引导着想下去。要是我想错了，那我就是错了，我向你道歉。”

他一言不发，车里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我感到球还是停在我的半场，看来我还需要再多说些。“我会把那些想法扔到一边，好吧？”我撒谎道，“另外，我很抱歉……如果你是对我跟蕾切尔的事感到生气，那事已经发生了。”

“我告诉你，杰克，你的道歉就省省吧。我不在乎你，也不在乎蕾切尔。她觉得我在乎她，我敢肯定，她也是这么告诉你的，但她错了。如果我是你，跟她在一起我会小心保护自己。那女人心里总是打着她的小算盘。记住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

“好的。”

其实他的话一说出来，我就把它们踢远了，我才不会让他的怨恨影响我对蕾切尔的印象。

“杰克，你听说过佩恩蒂德彩绘沙漠吗？”

我疑惑地眯眼看他。“听说过。”

“去过那儿吗？”

“没有。”

“嗯，如果你跟蕾切尔在一起，就跟到了佩恩蒂德彩绘沙漠一样。她就是那个佩恩蒂德彩绘沙漠，看上去美极了，可是，伙计，如果你真进了沙漠里，那就是一片沙漠，荒无人烟，除了漂亮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杰克。还有，到了晚上，沙漠里可是冷得很。”

我真想找出什么话狠狠地回击他，像拳头一样用力拍在他脸上，但他话里的讽刺和愤怒是那么沉重，把我砸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会把你耍得团团转，”他继续说道，“或者跟你一起玩，就像玩玩具一样。这一刻她还愿意跟你分享，下一刻她却不肯了，然后就从你身边消失，丢下你了。”

我还是一声不吭，别过脸望向窗外，不想再让他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又过了几分钟，他说我们到了，然后在市中心一座办公大楼前的停车场里停了车。

我们迈进富恩特斯法律中心大楼，在大堂查阅了楼层分布图后，一言不发地乘坐电梯上了七楼。一出电梯，就看见右手边有一扇门，门旁挂着一块桃花心木牌子，上面写着“克拉斯纳与皮考克律师事务所”。我们走进去后，索尔森打开皮夹，冲接待员亮了亮里面的联邦调查局徽章和探员编号，要求和克拉斯纳见面。

“很抱歉，”她说道，“克拉斯纳先生今天早上要出庭。”

“你确定吗？”

“确定。他要出席法庭聆讯，大概要一个上午，午饭之前是不会回来的。”

“是在本地吗？哪一个？”

“本地法院，刑事法院。”

我们把车留在法律中心大楼，步行至刑事法院大楼。聆讯在五楼的一间法庭举行，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大理石贴面的厅室，里面挤满了律师、被告和被告家属。索尔森来到走廊第一排一张桌子旁，桌后坐着一位联邦法院副执行官，索尔森向她询问在厅里转来转去的律师当中哪一个是阿瑟·克拉斯纳。副执行官伸手指向一个小个子男人，那人有着一头稀疏红发和一张通红脸庞，正站在护栏前跟另一个看样子也是律师的西装革履的男人谈话。索尔森朝他走去，一边走一边嘀咕，说他长得就像个犹太小精灵。

“克拉斯纳先生？”索尔森没有等待两人谈话告一段落，而是直接打断了他们。

“我是。什么事？”

“能请你移步外头走廊吗？我想跟你谈谈。”

“你是谁？”

“到了走廊我会向你解释的。”

“你现在就解释吧，要不然你就自己去走廊。”

索尔森打开皮夹，克拉斯纳看了看徽章，又读出索尔森的探员编号，此刻他应该正在心里飞快地盘算，因为他那双猪一样的小眼睛正来回乱转。

“编号读得不赖，我想你知道我们找你是因为什么。”索尔森说道，他看向另一个律师，又说了句，“你不介意我们失陪吧？”

我们三人来到走廊时，克拉斯纳又恢复了他那套装腔作势的律师派头。“好吧，五分钟后我还有一场聆讯，找我到底什么事？”

“我还以为我们刚才就已经跳过了这些虚张声势的招数了，”索尔森说道，“是关于你的一个客户，威廉·格拉登，”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人。”克拉斯纳跨出一步，试图越过索尔森回法庭。索尔森漠然地一伸手，抵住他的前胸，死死地拦住了他。“放手，”克拉斯纳说，“你没有权利与我发生肢体接触，别碰我。”

“你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人，克拉斯纳先生。你在法官和警察眼皮底下帮助那个男人隐瞒真实身份，你的麻烦大了。”

“没有，你错了。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只是按照票面价值接下了一个客户的案子。最后证明他是谁就不是我关心的了。而且，根本就没有一点证据或者迹象表明我还知道其他事情。”

“少来这套废话，律师。你可以把这些话留着，说给里面的法官听。格拉登在哪儿？”

“我不知道，而且就算知道，我也——”

“你也不会透露客户信息？你这态度可是犯大错了，克拉斯纳先生。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吧，我已经查过了你代理格拉登一案的记录，那些材料看上去可不大对劲，要是你懂我的意思。我说的是你的手可不大干净，这会成为你的麻烦。”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被捕之后，怎么会给你打电话？”

“我不知道，我也没问。”

“是被推荐过来的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

“谁推荐的？”

“我不知道。我说过了，我没问。”

“你是个恋童癖吗，克拉斯纳先生？让你勃起的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还是两者都可以？”

“什么？”

听到上面那些话的时候，克拉斯纳已经被索尔森的口头攻击逼得一点一点后退，直到背脊贴在了大理石墙壁上。他顶不住了，抓过公文包挡在身前，好像那是一面盾牌，可惜这面盾牌不够厚实。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索尔森继续对他施加压力，“这个城市里律师那么多，为什么格拉登偏偏找上了你？”

“我跟你说了！”克拉斯纳大喊起来，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往这边望过来。他压低声音继续说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了我，他就那么选了。我在律师名录上，就这么简单。这是个自由的国家。”

索尔森顿了顿，他想诱使克拉斯纳说出更多情况，但这个律师没有咬钩。“我昨天查过了记录，”索尔森说，“确定保释金额后，你只花了两小时十五分钟就把他弄出去了，你是怎么安排保释金的？你已经从他那儿拿到了这笔钱，不是吗？所以我真正要问的是，你是怎么从他手上拿到这笔钱的？他当时可是整晚都待在监狱。”

“电汇，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我们前一天晚上谈好了我的费用和保释金额，他第二天一早就让人电汇支付了。我跟他的事完全没有关系。我……你不能站在这儿用这些话诽谤我。”

“我能，我能做我想做的一切事情。你他妈的真是让我恶心。我在地方警察那儿查过你的老底，克拉斯纳，我把你查得一清二楚。”

“你在说什么？”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要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警察马上就要来找你了，小矮人。是你把这个家伙放出大牢带到了大街上，现在瞧瞧他干的那些事，你睁大眼睛看看他这个该死的干了什么事。”

“我当时不知道！”克拉斯纳用控诉的语气喊道，一副乞求宽恕的表情。

“当然，谁能想得到啊。你有手机吗？”

“什么？”

“手机，一部手机！”索尔森一巴掌拍在克拉斯纳的公文包上，这个动作吓得这个小个子男人跳了起来，像是被赶牲口的电击棒击中了。

“是的，是的，我有一部手机。你用不着——”

“很好。把手机拿出来，给你的秘书打个电话，叫她把那笔电汇记录调出来。告诉她，我十五分钟后就会到她那儿拿走复印件。”

“你不能这么做！我跟这个人有律师和委托人的法律关系，无论他做了什么，我都必须保护他的隐私，我——”

索尔森反手又是一巴掌拍在公文包上，克拉斯纳马上吞回后半截话。我看得出来，摆布这个小个子律师，把他玩得团团转，索尔森从中得到了某种成就感。

“快打电话，克拉斯纳，这样我会告诉地方警察你帮助过我们查案。打电话，不然要是再出一条人命，我就把这条命算在你头上。因为此刻，你知道我们说的是谁，也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事。”

克拉斯纳缓缓点头，开始打开公文包。

“这就对了，律师。”索尔森说道，“现在你才是踏出黑暗走向光明。”

当克拉斯纳给秘书打电话，用颤抖的声音发出命令时，索尔森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盯着他。我从来没见过或者听说过，有谁能在没有红脸警察的配合下，把黑脸角色唱得这么彻底，而且最后熟练而巧妙地从知情人口中撬出需要的情报。我不知是该敬佩索尔森的职业技能，还是该震惊于他的蛮横行事，但是他确确实实把一个惯于故作姿态又虚张声势的司法行家吓成了瑟瑟发抖的包。克拉斯纳挂了电话，索尔森问他这笔电汇的金额。

“六千美元整。”

“五千是给担保人的保释金，一千是你的律师费。你怎么不多榨他一点？”

“他说他能负担的只有这么多，我信了他的话。我现在可以走了吗？”克拉斯纳一副垂头丧气的表情。

索尔森还没回话，法庭的门开了，一个执行官探身出来喊：“阿瑟，该你了。”

“好的，杰里。”

没等索尔森进一步表示，克拉斯纳迈开步子向法庭大门走去。索尔森再一次伸手抵在他胸前拦住了他。这一回，克拉斯纳没对索尔森的触碰提出任何抗议。他老老实实地停了下来，呆滞地望向前方。

“阿瑟，我可以叫你阿瑟吗？请你还是好好摸摸自己的良心，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你知道的其实比你说出来的多，多得多。你越是浪费时间，就越是给他机会，让他杀掉更多的人。好好想想我的话，想通了给我打个电话。”

他伸手将一张名片插进克拉斯纳胸前的衣袋里，然后轻轻地拍了拍。“我在本地的联系电话写在名片背面，想到了什么就打给我。如果我在别的什么地方搞到了什么消息，然后发现你早就知道同样的情报，我会变得残忍无情，律师，我会无情得让你战栗。”

索尔森后退一步，让这个律师慢慢地走回法庭。

我们一路沉默着出来，直到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索尔森才问我：“你觉得他把我的话听进去了吗？”

“当然听进去了，你都把他吓成那样了。要是我，我就守在电话机旁等着，他会打来的。”

“我们就等着吧。”

“我能问你点事吗？”

“什么事？”

“你真到地方警察那里查过他的案底？”

索尔森笑了，是那种一看就知道答案的笑。

“还有他是个恋童癖的那部分，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只是诈他的。恋童癖都是网虫，他们喜欢跟同类待在一起。他们有电话网络、电脑网络，一整套系统。他们认为全社会都在反对他们，迫害他们，他们是被误解的少数派，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我猜格拉登大概是从哪里看到了推荐名录，上面有克拉斯纳的名字，这值得试探一下。从克拉斯纳的反应看，确实把他震住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轻易就交出电汇记录单。”

“或许吧，但或许他说的也是实话，他确实不知道格拉登是什么人。又或许，他也不是被你吓住了，只是良心上过意不去，不想再看到更多人遇害。”

“看来你认识的律师可真不多。”

十分钟后，我们站到了克拉斯纳与皮考克律师事务所门外的电梯旁，索尔森查看着那张总额为六千美元的电汇单。“这是从杰克逊维尔的一家银行汇出的，”他头也不抬地说道，“我们得叫瑞秋马上查査。”

我注意到他用的是蕾切尔的昵称，这很有些亲密的意味。“为什么让她去？”我问道。

“因为她就在佛罗里达。”这时他从单据上抬起头看着我，笑了笑，“我没告诉你吗？”

“没有，你没告诉我。”

“好吧，巴克斯今天一早就把她派过去了。她去找催眠师霍勒斯，然后跟佛罗里达的队伍一起工作。我们接下来在大堂停一停，在那儿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人把这个银行账户转给她。”

38

开往圣莫尼卡的一路上，我们俩没怎么说话。我想着蕾切尔去佛罗里达的事，不明白巴克斯为什么要把蕾切尔派到佛罗里达，洛杉矶才是第一线。我琢磨了一会儿，觉得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蕾切尔由于某些原因受到了处分，那个原因很可能就是我，所以她被调离了第一线；另一种可能就是案子又出现了新的突破，而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很可能他们内部特意说明不能告诉我。哪一种都不是好事，我发现自己竟然暗暗希望是第一种。

这回索尔森似乎陷入了沉思，又或者只是懒得跟我交谈。不过，当我们在圣莫尼卡警察局的大门前停下车后，还没等我问，他便主动告知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我们只是来这儿取走他们逮捕格拉登时收缴的物品。我们要把所有证物都归到一处，综合起来看看。”

“他们会同意让你拿走那些证物吗？”

我知道这种小地方的警察局很讨厌联邦调查局这样的大佬，他们不乐意被这样一双大脚板压制。事实上，所有的警察局都这样。

“我们走着看吧。”

警察局前台接待处的值班警察告诉我们康斯坦丝·德尔皮警探正在出庭，但是她的搭档罗恩·斯威策警探很快就会来。显然“很快”在斯威策那里约等于十分钟。这段时间里，索尔森一直焦躁地在椅子上挪来挪去。于是我又明白了一点，联邦调查局探员，至少以戈登·索尔森为代表的那一类探员，一点都不喜欢等人，尤其是等一个小地方的小警察。

斯威策终于露面了，站在接待台后问我们有什么事。他上下打量了我两回，可能是我的胡子和衣着不大符合他心目中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形象。问出那句话后他就一声不吭，也没做出任何请我们去他办公室的表示。索尔森的回应就是几句简单的话，还有已经成为他个人招牌的粗暴态度。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白纸，在接待台上展开。

“这是你们逮捕威廉·格拉登——化名哈罗德·布里斯班——时记录的收缴物品清单，我来就是为了接管这批物品。”

“你说什么？”斯威策问道。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联邦调查局已经接手了这个案子，正在进行对威廉·格拉登的全国调査，我们需要把你们这边发现的东西拿给专家检查。”

“等等，探员先生，我们有自己的专家，我们手上也有这个人的案子。我们不会把这些证物移交给任何人，除非有法庭命令，或者得到地区检察官的批准。”

索尔森深深吸了一口气，在我看来，他无疑又要上演之前演练过无数次的大招了——恶霸进城，欺凌弱小。

“首先，”他说道，“你我心里都知道，你们手里的那桩案子是个什么狗屁玩意。其次，我们现在说的那些东西，压根就算不上什么证物。你们拿到的就是一台照相机和一袋糖果。这些玩意根本不能证明任何罪行。你们控告他的罪名是污染公共水域、破坏市政财产和拒捕，你们要怎么拿那台照相机证明这些罪名？”

斯威策似乎打算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索尔森。

“在这儿等一等，好吗？”斯威策转身离开接待台。

“我不可能把一整天都耗在这里，警探，”索尔森在他背后说道，“我们还在追捕那家伙。真是太糟糕了，他至今还在潜逃。”

斯威策恼怒地走了回来。“这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他妈的想暗示什么？”

索尔森抬抬手，做了个表示没有恶意的手势。“那要看你怎么理解了。现在赶紧去吧，找你的上司来。我要跟他谈谈。”

斯威策离开了，两分钟后就回来了，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另一个男人，年纪看上去比他大十岁，块头比他重三十磅，愤怒程度比他多一倍。

“这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简短而严厉地询问道。

“并没有什么问题，警监。”

“我是警督。”

“噢，好的，警督，你旁边的这位下属似乎有点糊涂。我已经向他解释过，联邦调查局已经接管了威廉·格拉登一案，目前正与洛杉矶警察局以及全国各地多个警察局联手侦办这个案子。联邦调查局同样请求贵局给予协作。然而，斯威策警探似乎认为，将贵局收缴的格拉登先生的物品扣在自己手里才有助于此案的调查，才有助于将格拉登先生缉捕归案。但是事实上，案件侦查一步步努力走到了这里，却被他阻碍了。坦率地说，我很惊讶在贵局受到这样的对待。与我一起来的这位是一家全国知名媒体的记者，我真没想到会让他见到刚才发生的事情。”

索尔森指了指我，斯威策和警督回头打量了我一番。我感觉自己被索尔森利用了，顿时有些生气。那位警督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又投向索尔森。“我们不理解的是，你们为什么要带走这些物品。我看过收缴物品清单，只有一台相机、一副太阳镜、一个圆筒包外加一个粗呢袋子和一袋糖果，就这些。照相机里没有视频，也没有照片，为什么联邦调查局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这儿拿走？”

“你们把糖果的样本送去化学实验室化验了吗？”

警督看向斯威策，斯威策微微摇了摇头，幅度就像是某种不为人知的隐秘暗号似的。

“我们会送去化验的，警督先生，”索尔森说道，“需要确定这些糖果是否掺过什么药物。还有那部相机，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调查时找到了一些照片。我不能说明这些照片的具体内容，但是可以告诉两位那些照片上的内容极度违法。而我要说的重点是，通过对这些照片的技术分析，可以发现拍摄它们的相机镜头存在瑕疵，这就等于这台相机在每一张照片上留下了指纹。我们可以把这些照片上的瑕疵和相机做比对，就能确定相机的持有人是不是拍摄照片的嫌疑人，而我们需要拿到一台相机，才能做这项工作。如果你允许我们把相机带走，让我们去做这项比对，我们就有能力证明这些照片是这个人拍摄的。当我们抓住他时，对他的指控就可以再加上几条，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判断这个人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要求你们将这些物品移交给我们。事实上，先生们，我们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这位警督沉默了好一会儿，转身离开接待台，给斯威策丢下一句：“移交时记得保留一份证物移交收据。”

斯威策的脸立刻垮了下来，跟在警督后面离开了。他没有抗议，只是对警督小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解释索尔森刚才并没有对他做出这番解释，一上来就粗暴地索要证物，否则他不会把警督大人牵扯进来。等他们在走廊上转了个弯进了办公室，我立即走到接待台旁，凑到索尔森身边，冲他耳语道：“下一次你要是再想这样利用我，先提醒我一声，我一点都不感激你这般隆重地介绍我的身份。”

索尔森回我一个得意的笑容。“一个优秀的侦查员就是要利用好手边的任何工具，你在我手边嘛。”

“找到照片和镜头比对那些事是真的吗？”

“听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对不对？”

斯威策用来稍稍弥补自尊心的办法也就那么一个——他让我们又在接待台等了足足十分钟。最后，他终于端着一个纸盒出来了，把盒子从接待台的另一侧推过来后，又让索尔森签一张证物移交收据。索尔森正要打开盒子看看，斯威策把手压在盒盖上阻止了他。

“全部都在里面了，”斯威策说道，“赶快签字，我好回去工作。我忙着呢。”

早已赢了这场战役的索尔森显然不介意让对方赢得这一小仗，爽快地签了那张收据。“我信你，我相信所有的东西都在里头。”

“要知道，过去我也曾想当个联邦调查局探员。”

“这个嘛，用不着难过，反正很多人都过不了测试。”

斯威策的脸唰地红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现在觉得我这样就挺好，起码更有人性一些。”

索尔森抬起一只手，比画出手枪的姿势对准斯威策。“好想法，”他说道，“祝你今天过得愉快，斯威策警探。”

“嘿，”斯威策说，“如果你们联邦调查局在这边的人还需要什么，我是说无论什么，请务必不要来找我们。”

回去的路上，我忍不住问道：“我猜你一定没听过这句话——比起用柠檬，用糖恐怕能粘住更多苍蝇。”

“为什么要把糖浪费在粘苍蝇上？”他反问道。

我们上了车，他才打开那个装着格拉登被收缴物品的纸盒。他取下盒盖，我看到清单上列出的那些物品被分别用塑料袋装好码在了里面，还有一个封口的信封，上面标着“机密：仅供联邦调查局人员翻阅”。索尔森撕开信封封口，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宝丽来的即拍快照，大概是用看守所给犯人登记用的相机拍摄的。是一张男人的臀部特写，被拍摄者两手抓住屁股向外掰开，以便拍摄者能拍出清晰的具有纵深感的肛门。索尔森看了一会儿，随即把它往后排座椅一丢。“真奇怪，”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斯威策要塞进一张他妈妈的照片。”

我短促地笑了一声，然后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能说明跨部门精诚合作的实例了。”

索尔森并不在意我的评论，或者压根就没听，他拿出那个装相机的塑料袋，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心无旁骛地盯着相机，然后翻了个面，继续研究着。我看到他的神情渐渐变得凝重。

“这帮该死的杂种，”他慢慢说道，“他们把这东西就这么白白捂在手里这么长时间。”

我瞅了瞅那台相机。它的体积实在庞大，显得有些笨重，看上去古里古怪的，模样有点像宝丽来，但上面安着的却是标准的三十五毫米镜头。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知道这是什么相机吗？”

“不知道，这是什么？”

索尔森没有回答。他按下一个按钮开启相机，接着仔细研究起相机电子显示屏上的设置选项。“没有照片。”他说。

“什么意思？”

索尔森没有回答。他把相机放回纸盒，盖上盖子，发动了汽车。他一路开得飞快，就像开着赶去处理四级火警的消防车。他驶入皮科大道的一个加油站，狠踩了一脚刹车，车还在摇晃，他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下去。他奔到电话前，没有投币，直接拨了一个长途号码。在等待对方应答时，他又掏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我看到他跟电话那边的人说了几句话，又在小本子上记了些什么。然后他又拨了另一个长途号码，同样是不投币的电话。我猜他拨打的是电话号码查询台，那是免费电话。

我挺想下车走到他身边，这样就能听到他说了些什么，但转念一想还是在车上等着。过了一会儿，只见他又在小本子上记下了什么。他做这些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到斯威策给他的纸盒上。我想打开再看看那台相机，但又怕激怒索尔森。

“你介意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他一回驾驶座，我立即问他。

“我当然介意了，不过，反正你最后也会知道的。”他打开纸盒，再一次把相机拿出来举在手里，“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非得问这个吗？一部相机。”

“没错，是一部相机，但重要的是，它是哪一种相机。”

他把相机在手里翻了个面，我看到了压印在相机前面的制造商标识——一个很大的淡蓝色小写字母“d”。我知道这是电子制造商“数码时代”的标识，标识的下方还印有一行字“数码快照200”。

“这是一台数码相机，杰克。那个乡巴佬斯威策根本不知道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只能希望这发现还不算太晚。”

“你把我弄糊涂了，看来我也是个乡巴佬。不过你能……”

“你知道数码相机是什么吗？”

“知道，它是不用胶卷的，报刊界其实一直都在试用这种相机。”

“没错，它不用胶卷。这种相机拍照时靠内部一块微型集成芯片捕捉图像，拍的照片可以立刻被传入电脑，进行编辑，随意放大等等，最后打印出来。只要你设备过硬，你完全可以用它拍出分辨率极高的照片，跟传统机械相机拍出来的一样清晰。而这一台是当前最先进的设备，还配了尼康镜头。”

我曾在《落基山新闻》报社里见过经数码相机拍摄再刊印出来的图片，索尔森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这说明了什么？”

“两件事。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恋童癖的事吗？他们有自己的联络网。”

“记得。”

“好的，我们非常确信格拉登有一台电脑，因为他发了那份传真，对不对？”

“是的。”

“而现在我们又知道他还拥有一台数码相机。有了数码相机、电脑和他用来发送传真的调制解调器，他可以把一张照片传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他需要传送的地方，传给任何一个人，只要那个人有一部电话、一台电脑和接收图片的软件。”

刹那间，我全明白了。“他就是用这种办法传播孩子们的照片。”

“不是传播，他是要把这些孩子的照片兜售给别人，这是我的推论。我们不是在猜测他是如何维持生活的吗？他在杰克逊维尔的那个银行账户，里面的钱从哪儿来？这就是答案。他通过兜售儿童照片赚钱，说不定还会出售孩子们被杀害时的照片。谁知道呢，没准还有那些被他杀害的警察的照片。”

“居然还有人愿意购买……”我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我知道这问题蠢极了。

“要说我从这行当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有嗜好就有买卖，就有市场，任何事情都是如此。”索尔森说道，“哪怕是你最阴暗的欲望，也绝不会只有你一个人独有。你能想到的最邪恶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无论邪恶到什么程度，总会有一个能让它流通的市场……我得再打个电话，把筛查这张销售商名单的活儿分配下去。”

“那第二件事是什么？”

“什么第二件事？”

“你刚才说这台相机说明两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这是个突破，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只要，只要我们还不算太晚。圣莫尼卡警察局那帮家伙一直捂着这台该死的相机，却什么都没做。如果格拉登周游各地的花费全部来自向其他恋童癖出售照片，通过互联网传送也好，或是通过某个私人论坛联络也好，警察上周把他的相机收缴之后，他就丧失了最重要的谋生工具。”他拍了拍放在我们座位之间的那个纸盒。

“他得另找一台替代。”我说。

“说得对。”

“你准备去找数码时代产品的经销商。”

“你真是个机灵的小伙子，公子哥儿，怎么会干记者这一行啊？”

这一次，我没有抗议他对我的称呼。他现在的话语里，没有以前这么叫我时总带着的满满恶意了。

“我打了数码时代的客服电话，弄到了在洛杉矶销售这台型号为数码快照200相机的八家经销商的名字。我猜他会再买一部相同型号的。因为在他手里，这台相机的其他配件都是齐全的。我得打个电话，发动大伙儿分头调查这八家经销商。杰克，你那儿有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吗？我的都用光了。”

我找出一个硬币给他，他跳下车冲回电话那里。我猜他会打给巴克斯，兴高采烈地报告这个重大突破，并要求兵分几路筛查名单。我坐在车里，心里却想着站在那里高高兴兴打电话的人本来应该是蕾切尔。几分钟后，他回来了。

“我们这组要去核查其中三家，都在这边的西区。鲍勃把另外五家分给了卡特和洛杉矶分局的几个人。”

“如果买这种相机的话，是要先订货，还是经销商会在店里放着存货？”

索尔森开车冲回车流里，从皮科大道一路向东驶去。他一边开车，一边报出一个记在本子上的地址。“有的店的确有存货，”他说，“就算没有，也能很快把货调过来。数码时代的接线员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已经一个星期了，他肯定已经买到了。”

“也许买到了，也许没买到，我们要根据预感行事。那可不是一套便宜的设备，你一买就得买一整套，要有下载和编辑照片的软件、与电脑相连的数据线、机子的皮套、闪光灯以及所有其他配件，全部加起来绝对超过一千美元，很可能要花费一千五百美元。但是……”他伸出一根手指，表示重头戏来了，“如果你手里已经攥着其他配件，需要的仅仅是相机本身，怎么办？不需要数据线，也不需要编辑软件，其他附加配件统统不要。如果你刚刚才花六千美元缴纳保释金和律师费，已经捉襟见肘，你不仅仅是不需要那些配件，而是根本负担不起，你会怎么办？”

“可以下一份特别订单，只要相机的那种，这样可以省很多钱。”

“说得对，这就是我的预感。我觉得，如果真像那个狡诈律师说的那样，缴纳的保释金已经让咱们的格拉登先生差点破产，他一定希望省点钱。如果他要另买一台相机，我敢打赌，他肯定下了一份特别订单。”

索尔森兴奋得不得了，这种情绪很能感染人。我感受到他的兴奋，也激动起来，而且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也许这时我看到的他才是更真实的他。我知道这就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时刻，透彻明晰地看到真相的时刻，知道自己正在接近目标的时刻。

“麦克沃伊，咱们时来运转了。”他突然说道，“我觉着没准你还真能带来点好运气。把这股好运气维持住，让我们不至于太晚。”

我赞同地点点头，之后我们陷入了沉默。又行驶了几分钟，我才提了个问题打破沉默。“你怎么对数码相机的事情这么了解？”

“之前遇上过这类案子，不过现在倒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在匡提科有一个小组，其他什么事都不用管，专门对付网络犯罪。他们处理的很多案子大多跟色情有关，还有以儿童为目标的犯罪案件。他们经常在局里发布案情通报，让大家都了解当下最新的犯罪手法什么的，让我们紧跟潮流。我只是紧跟潮流而已。”

我点点头。

“那时有这么个案子。有一个老太太，是个住在康奈尔附近的老师。有一天，她用家里的电脑查阅下载的文档，看见了一个她没见过的新的下载条目。她把这个条目里的文件打印了出来，是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拍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在帮一个老家伙那啥。她连忙给当地警察局打电话报案，警方分析这份文件应该是误发给她的。她的互联网地址就是一串数字，他们觉得发送者可能在打字时输错了几位数，诸如此类。不管怎样，文件发过来的历史路径就摆在那儿，他们一路追查就抓住了一个恋童癖，背着厚厚一堆案底呢。话说起来，那人就是洛杉矶的。总之，他们彻底搜查了那家伙的屋子，漂漂亮亮地把罪行钉死了。这是破获的第一起以电脑为工具的犯罪案件。那家伙的电脑里有五百多张各种各样的照片，上帝啊，多得都让他不得不搞出个双硬盘。我告诉你，照片上全是不同年龄不同人种的孩子，做着连成年人都不会做的那些事……总之，这案子办得漂亮。那家伙被判了终身监禁，不准保释。那家伙也有一部数码快照相机，不过好像是一部100型号的，他们去年在联邦调查局通报上公布了这个案子。”

“那个老师打印出来的照片为什么会那么模糊呢？”

“她没有合适的设备。要把数码照片打印出来，需要一台呈色漂亮的彩色打印机和高感光度的照片打印纸。她一样都没有。”

走访了两家经销商，我们一无所获。第一家店已经连续两周都没卖出过一台数码快照牌相机了；第二家在上周卖了两台，但都是卖给洛杉矶一位相当知名的艺术家，他用宝丽来拍摄的即时快照创作抽象拼贴画，颇受业内好评，还被世界各地的多家博物馆收藏。而现在他想涉猎更新的摄影领域，尝试数字化照片，想试试用数码相机取代宝丽来相机。索尔森甚至都没费神记笔记，大概是不打算后续随访。

我们名单上的最后一站是皮科大道上一家临街的商店，叫“迅捷数码影像”，跟韦斯特伍德购物中心隔着两个街区。索尔森在店外一个标着禁止停车的地方停了车，笑着说道：“找着了，就是这家。”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熙熙攘攘的大街，一家走进去就可以买东西的商店。另外两家经销商更像邮购处，也不临街。格拉登应该会更喜欢这种临街的铺面，更具有视觉刺激效果。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注意力就被分散了，谁都不会专门注意他。这对他更合适，他不想让别人认出他。”

这是一家面积不大的铺面，里面摆着两张桌子，堆放着几个还没开封的盒子。两个圆形柜台里放着展示用的电脑和视频设备，还有一堆各种各样的计算机设备目录和商品报价单。一个戴着厚黑框眼镜的秃头男子坐在桌子后面，注视着进来的我们。另一张桌子后面没人，看起来也像没人使用。

“你是这家店的经理吗？”索尔森问。

“不只是经理，还兼店主。”那人站起来，脸上带着店主特有的骄傲，在我们走近时挂上了微笑，“也不只是店主，我还兼任本店的头号展销员。”

我们没有回应他的笑话，他只好正正经经地问我们想买什么。

索尔森向他出示了皮夹里的徽章。

“联邦调查局？”他看起来有些吃惊。

“是的。你这儿卖数码快照200，对吗？”

“是的，我们卖。那是最顶级最豪华的一款数码相机，不过这会儿我们店已经脱销了，最后一台上星期卖出去了。”

我心里顿时一沉，我们来得太晚了。

“我可以调到一台新相机，三四天即可。事实上，既然是联邦调查局要买，我可以让他们两天内就运过来。当然，不额外收运费。”他一边笑一边点头，但厚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却透着探询。跟联邦调查局打交道令他有些紧张，尤其是在不知道我们来意的情况下。

“你的名字是……”

“奥林·库姆斯，这家店的店主。”

“明白，你刚才说过了。好吧，库姆斯先生，我对买什么没兴趣。那个买走你最后一部数码快照相机的顾客，你有他的名字吗？”

“这……”他皱起眉头，似乎在思考给联邦调查局提供顾客信息是否合法，“当然，我留有销售记录，这就给你拿来。”

库姆斯坐下，拉开旁边桌子的抽屉，翻阅着一本悬挂式文件夹，看见需要找的那页，就把那页纸取出，放到桌面上展平。他想了想，又把纸转了一百八十度，让索尔森阅读时不至于上下颠倒。索尔森倾身研究着那页纸上的记录，我注意到他的头稍稍向右转了下又转了回来。我看了眼那张单据，同相机一起被买走的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配件。

“这不是我要找的，”索尔森说，“我在找一个人，我们认为他想要的就只是一部相机。你上周只卖出一台吗？”

“是……哦，不对，交货的就只有这一台。我们还卖了两台，是向厂商订的货，现在相机还没有到货。”

“两台相机都还没有到货？”

“是的，明天到。我觉得明天早上会有一车的货抵达。”

“这两个订单中有没有只买相机的？”

“只买相机？”

“你想想，只要相机，不要其他配件，编辑软件、数据连接线或套装里的其他东西都不要的那种。”

“哦，事实上，的确有……”

他的声音随着他再次拉开抽屉而减弱下去，他拿出一个夹纸板，上面夹着几张带粉红色表格的纸。他松开夹子把这些纸取下来，一页页翻阅着。“我记得有一位蔡尔兹先生。他就只要相机，其他什么都不要，是用现金预付的，一共九百九十五美元，外加加利福尼亚州的销售税。他来——”

“他留下电话号码或地址了吗？”

我屏住了呼吸。我们逮住他了，这一定就是格拉登。他留下来的这个名字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1]，我自然不会忽略这一点，只觉得一阵寒意蜿蜒爬上背脊。

“没有，他没有留电话，也没有地址。”库姆斯说道，“我这里还写了个备注，说威尔顿·蔡尔兹先生会事先打电话确定相机是否已到货，我当时请他明天打电话过来。”

“到时他就会过来取？”

“是的，如果已经到货，他就会过来取。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没有他的地址，所以无法送货上门。”

“你还记得他的样貌吗，库姆斯先生？”

“样貌？呃，好像……我大致记得。”

“你能描述一下吗？”

“他是个白人，这我记得。他……”

“金发？”

“不是。深色的头发，留着胡子，我记得这一点。”

“多大年纪？”

“大约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对索尔森来说，这些信息已经足够。样貌的变化在可控范围，其他情况也对得上。他指了指另一张空桌子。“这张桌子有人用吗？”

[1]蔡尔兹在英文中写作Childs，与孩子（child）一词相近。

39

无人欣赏会议室外的绝佳风景，所有人齐聚在会议桌旁，周围的空气里似乎有电流吱吱作响。索尔森拨出的那个电话大大推进了调查进程，巴克斯决定将指挥部从威尔科克斯旅馆转移到位于韦斯特伍德的联邦调查局分局。我们现在齐聚的这间会议室位于这栋大楼的第十七层，窗外即可俯瞰洛杉矶市全景。橘红色的余晖将海面映照成鲜亮的金色，我看见远处的卡塔利娜岛就漂浮在金色波浪之中，仿佛开启了又一场日落的序幕。

现在是太平洋时间下午四点半，这次会议之所以安排得这么晚，是为了让蕾切尔有尽可能多的时间拿到搜查令，以调查格拉登在杰克逊维尔的银行账户的进出账记录。

会议室里有巴克斯、索尔森、卡特、汤普森，以及另外六名探员——没有人向我介绍他们，我估计他们是当地分局的探员——最后还有我。通过线路接入会议的还有匡提科中心以及所有参与此案调查的各地方分局探员，兴奋之情甚至都能顺着线路从这些看不见的人身上传过来。布拉斯·多兰不停地通过麦克风发问：“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终于，坐在会议桌中央、距离扩音器最近的巴克斯，命令大家安静下来，宣布会议开始。他的身后支起了一个画架，上面展示着那家迅捷数码影像商店及其所在的皮科大道附近街区的粗略俯视图。

“好了，诸位，案子有了进展，”巴克斯说道，“这就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的。现在，请诸位畅所欲言，随后我们就会立即开战，并且一招制敌。”他站了起来，也许这一刻的到来同样令他激动莫名，“我们现在正在跟进一条重大线索，目前已被列为第一优先级，我们还要听听蕾切尔和布拉斯那边的进展报告。不过现在，我想先让大家了解我们明天的行程安排，戈登将为我们扼要地讲解一番。”

当索尔森向入迷的听众讲述我们这一天的工作和发现时，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散开。我想着蕾切尔，她正身处杰克逊维尔的某个地方，距离调查中心有两千五百英里那么远，不得不听着一个她不喜欢甚至很可能鄙视的男人大谈特谈他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突破。我真想能与她对话，至少能安慰她，而不是像现下这样和另外二十五个听众待在会议室里。我想向巴克斯打听她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能在会后给她打电话，但我心里明白，这同样不可能。就在这时，我想起她留给我的传呼，于是决定晚点给她打个传呼。

“现在我们正在把紧急情况应对组自托马斯那儿调过来，”索尔森说，“洛杉矶警察局仍旧跟托马斯一组，并开足马力加强监控。我们要重新布控投入的人手，制定一套双保险方案，确保对这名嫌疑人的顺利抓捕。首先，也是我们正在着手的，就是要监控拨入这家商店的电话号码。我们将安装一台移动式接收机和液晶显示器来监听拨入的电话，店里的两条电话线路都要安装，分局办公室则召集所有可调动的人手组成应急队。当目标给商店打来电话询问他要的商品是否到货时，我们要立即追踪这个电话；与此同时，还要尽可能在通话里拖住对方，以便争取时间，直到我们的人赶到目标所在地。一旦他们到位了，就立即执行要犯拘捕标准程序。到现在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会有空中支援吗？”一名探员问道。

“我们正在努力申请。目前我得到的消息是可以拨给我们一架直升机，但我们希望可以争取到两架。好了，我继续说，第二套方案就是为了应对我们不能成功通过拨入的电话号码追踪到目标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我会在这家迅捷数码影像商店里，我们还是叫它数码店吧，简单些，跟库姆斯也就是这家店的店主待在一起。如果我们接到那家伙打过来的电话，就会告诉他相机已经到货，可随时上门领取。我们会试着约定一个取货时间，但不会显得太刻意，像正常的商品交易一样自然即可。

“这样，即便目标人物滑出第一张网，一旦他步入商店，第二套方案铺设的恢恢法网也向他张开了口。到时数码店已经被全方位监控了，音频和视频影像都有。如果他迈进商店，我就会把相机交给他，就像送走一个心满意足的顾客。而要犯拘捕程序的启动由唐·桑普尔负责，他是我们紧急情况应对组的组长，一旦他认为时机合适，就会下达命令，立即执行拘捕。显然，这应该是在我们的人可以完全控制的情境下。我们希望是在他的车里，但你们也能理解拘捕中会遇到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不就在商店里踹向他的屁股扑倒他？”

“我们认为，需要让库姆斯待在店里，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他是通过库姆斯购买的相机，那么库姆斯就应该在那儿。我可不想当着一个平民的面，还在那么近的距离，在他眼皮子底下放倒一个穷凶极恶的凶手。另外，那是一家很小的商店，我们安插一名探员进去都已经让空间显得局促。要是我们安排更多的人，一定会让那家伙起疑心。既然如此，倒不如干脆给他相机，引他走到外面的街道上，到一个我们能完全控制的环境中再撂倒他，这样会更好。”

索尔森说完后，巴克斯和桑普尔轮流发言，为这套方案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库姆斯会跟索尔森一同在店里待一整天，应对日常往来，接待真正的顾客。但是一旦店外的监控团队报告有任何符合格拉登侧写描述的人——哪怕只是些许匹配——接近数码店，索尔森就必须站到前面并且一直待在那里，以便主导跟嫌疑人的货品交易；而库姆斯则会打个招呼离开，退到后面的仓库里，关门上锁以自保。另一名探员会假扮成顾客的模样，在格拉登进店的时候跟在他后面。商店内的情形会通过一部视频监控器显示。店外的布控则由负责流动监控和固定岗哨的探员组成，一旦格拉登的身份被确认，他们就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此外，还有一名女探员会装扮成洛杉矶交通执法员，驾车不断在迅捷数码影像商店所在的街区巡逻。

“我想我不需要再提醒在座的各位，这个凶手是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当情况汇报结束后，巴克斯说道，“每一个人，明天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保护好自己，照顾好搭档。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等了片刻，看看这些探员是否需要提问。见他们的确没有什么要问的，我开口道：“万一明天那部数码相机没能像库姆斯先生说的那样按时到货呢？”

“不错，提得好，”巴克斯说道，“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匡提科的打击网络犯罪组正好有一台同型号的数码相机，正空运过来，今天晚上就到。不管他真正订购的那台相机能否按时到货，我们都会用我们的那台。为防万一，我们在那台相机里安装了一个定位器，要是他甩掉了我们——老天保佑可千万别出这种事——我们也能根据定位器追踪到他。还有别的问题吗？”

“有没有人考虑过不当场抓捕他？”从扬声器里传来蕾切尔的声音。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提个不同的观点，看上去我们似乎已经安排得面面俱到了，但这可能是一个研究连环杀手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可以观察他的狩猎以及择定受害者的模式。这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机会。”

她的问题立即在与会探员中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同时冒着我们把他跟丢，让他再杀害个孩子或者警察的风险？”索尔森反驳道，“别找事了，尤其我们这儿还有位无冕之王在一旁看着。”

几乎所有人都站在索尔森那边，他们大概觉得，一个像格拉登这样的怪兽，虽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但也得把它关在封闭的监狱号房里进行研究。他可能潜逃的风险，其危害性远远大于在一个开放环境中观察研究他的行为模式所创造的价值。

“好了，诸位，我们的方案就这样确定了，”巴克斯止住了大家的话，最后总结道，“我们已经考虑了蕾切尔建议的另一种选择，但我认为按我们的既定方案行动依旧是最好最安全的选择，所以进行下一个议题。蕾切尔，你那边有什么信息要通报的吗？”

会议室里探员们的肢体语言显示出注意力的改变，他们的关注点从巴克斯和索尔森身上移到了放置于桌子中央的白色电话上。他们看上去似乎对蕾切尔将要提供的情报更感兴趣。巴克斯倒是仍旧保持着微微俯身、双手撑在桌面上的站姿。

“我先从银行说起，”蕾切尔道，“我拿到银行提供的账户交易记录，也就是大概一小时前的事，还没多少时间研读这些数据。然而，初步看来，这个账户提取的款项最后汇入了被我们关注过的三个城市：芝加哥、丹佛和洛杉矶。时间上也是吻合的。在每个城市作案杀害诱饵后的几天时间里，他就会拿到钱。其中有两笔电汇流向了洛杉矶，一笔与上周的诱饵遇害案作案时间吻合，之后在星期六，又有一笔一千二百美元的转账记录。这两笔钱他都是在同一家银行取出的，是位于谢尔曼橡树区文图拉大道的富国银行。我正考虑如果他明天不去取相机，这会是另一条逮住他的路子。我们可以监视这个账户，等他下次现身取钱时截下他。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的资金正处在一个相当危险的低位。在他提出一千二百美元以后，他的账户里大概就只剩下二百美元了。”

“但他正准备用他的新相机挣些外快。”索尔森道。

“下面说他的进项，”蕾切尔继续道，“这方面很有意思，但我就是没有足够时间来仔细……呃，就在最近两年里，共计约四万五

千美元被汇入这个账户。这些汇款来自各个地方，有缅因州、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有好几笔都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这几笔款项看上去与我们所掌握的谋杀案没有什么关联。另外，我还发现了两笔同时汇入的存款，是去年十一月一号，同一天里有两笔电汇分别从纽约和得克萨斯州存了进来。”

“显然，往账户里存钱的人不是他，”巴克斯说道，“或者说，至少不会两笔存款都由他操作。”

“这些是支付给他的费用，”布拉斯通过电话线路发言道，“是他兜售那些照片的进项。这些钱是由买家直接汇进来的。”

“完全正确。”蕾切尔说道。

“我们能……我们是否可以追踪这些电汇的来源，査到那些买家？”汤普森问道。

“呃，”没有其他人表态，于是蕾切尔回答说，“我们可以试试。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追踪款项汇入的来源，但我并不抱太大希望。只要有现金，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国内几乎任何一家银行，办理一笔转账汇款，只要有对方的银行账户并支付一笔服务费就能办到。也许汇款者必须提供一些非常基本的信息，但是不需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那些购买儿童照片——甚至很可能是更恶劣的照片——的人，他们很有可能会使用假名。”

“的确如此。”

“还有别的信息吗，蕾切尔？”巴克斯问道，“传唤问讯有什么收获吗？”

“这个账户下还有一个邮政信箱，是一个本地地址，而且很可能是租用的匿名信箱。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核查一下。”

“好的。”

“你想现在就汇报有关霍勒斯·冈贝尔的情况吗？还是想暂放一下，等你理清思路再说？”

“不用，我现在就能把最重要的部分汇报给各位，其实信息也没多少。霍勒斯跟我算是老交情了，再次见面，他看到我时的脸色可不怎么好看。我们交锋了几个回合，终于，他自负的秉性刺激了他的倾诉欲。他承认跟格拉登在监狱做室友的时候，曾经一起探讨过催眠的实践方法。最后，他承认他跟格拉登做了笔交易，他教格拉登催眠术，而格拉登为他起草上诉需要的法律文书，但是更多的他就不愿再提了。我感觉……我不确定。”

“什么感觉，蕾切尔？”

“我不确定这种感觉对不对，我感觉到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非常欣赏格拉登的所作所为。”

“你把格拉登的事情告诉了他？”

“不，我并没有向他透露一个字，但这对于他来说很容易想到，我出现在那儿，一定是出于某种原因，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虽然这就能说得通，但我感觉他确实知道更多东西。也许格拉登在离开雷福德监狱前就把计划告诉了霍勒斯，告诉了他贝尔特伦的事。我不确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收看了今天有线新闻网的新闻，如果他们的囚室里安装了闭路电视的话。因为有线新闻网把杰克·麦克沃伊的文章大书特书，轰炸报道。我在机场看到了。当然，诗人和格拉登之间的联系没有被报道出来，但冈贝尔很可能猜到了。有线新闻网再一次用了我们在菲尼克斯的录像。如果他之前看过这些新闻，然后我又出现在他面前，即便我一个字都不说，他大概也能明白我的来意和这些事之间的关联。”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人说起我的报道引发的反响。事实上，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我完全把自己这篇报道忘在脑后了。

“是否存在格拉登和冈贝尔依然保持联系的任何可能？”巴克斯问道。

“我想应该是没有，”蕾切尔回道，“我已经跟狱警确认过了。冈贝尔的邮件往来仍然受到监控，不论是他发邮件还是收邮件。不过，他已经成功得到了管理员的职位，在监狱的采购物流站工作。我猜总还是有在货品里携带某些信息的可能，但这种方法看上去难以实现，概率并不大。我也很怀疑冈贝尔是否会拿他好不容易在狱中获得的地位和信用来冒险。他已经在监狱里关了七年，一直表现良好，现在有了体面的工作，还有一间自己的小办公室，据说他还管着监狱里的小卖部。在监狱的社会分级里，这会给他相当大的权力。现在他已经拥有一间独立的囚室，还有自己独享的电视。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赌上这一切，去跟一个像格拉登那样的通缉犯保持联系。”

“好的，蕾切尔，”巴克斯说，“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就这些了，鲍勃。”

好一会儿都没人吱声，大家都在努力消化着目前为止获得的所有情报。

“好，终于到讨论侧写模型的时候了，”巴克斯说道，“布拉斯？”

所有人的目光又回到桌上的电话上。

“好的，鲍勃。缣疑人的心理侧写已经拼合成形，甚至就在我们刚刚讨论的时候，布拉德还在根据新情报添入新的细节。目前我们勾画出来的内容如下：我们面对的罪犯可能是这么个状况，他要不停地回溯到原点，这个原点就是那个驱使他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男人。过去，这个男人一直虐待他，对他实施性侵，因而在他心中播撒了所有畸形、变态的幻想，又正是这种意识让长大成人的他将那些恐怖的想法付诸实施。

“这就像我们曾经看到过的所有符合弑父模式的案子。我们几乎只用看佛罗里达的案子就清楚了。我们在这个案子里看到他的犯罪动机就是杀害替代了他的人。于是，那个小男孩加布里埃尔·奥提兹，那个吸引了克利福德·贝尔特伦全部心神的孩子成了他的替代品，而贝尔特伦正是那个曾经以父亲的形象占据他的生活，虐待他、侵害他最后又抛弃他的男人。他经受的这种被抛弃的感受，就是刺激他犯下一切罪行的源头。

“于是他杀掉了他的施虐者中意的新对象，然后又杀掉那个施虐者。在我看来，这就像一场驱魔仪式，你也可以理解为某种情感宣泄的冲动，就是为了清除他这一生所遭受的种种迫害的源头。”

会议室里陷入长久的沉默，我觉得巴克斯和其他探员都在翘首观望，不知道布拉斯会不会继续说下去。最后，还是巴克斯开口了。“你是说，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最初的犯罪活动？”

“就是这样，”布拉斯答道，“他只是一直在对他的施虐者贝尔特伦实施复仇，把他杀了一遍又一遍。他要这样做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平静维系不了多久，他不得不重新回到原点，再次举起屠刀。至于另一类受害者，那些遇害的警探完全是被无辜牵扯进来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仅仅因为他们的工作任务，就这样被他选中杀害了。”

“其他那些城市里发生的那几桩诱饵案件，你又怎么解释？”索尔森问道，“那些案子里的第一受害者可不符合最先遇害的是男孩这种模式。”

“我认为分析那些诱饵案子里他如何挑选受害人，并不具备多少意义，”布拉斯回答，“真正重要的是他要用诱饵案钓出一名警探，一名优秀的警探，一个强大的敌人。以这种方式，作案风险越高，实施清除仪式所获得的效果也就越令他满意。只要犯下那些诱饵案，就能很轻易地实现他要的最终结果，那些诱饵案只是他用来实现最终目的的手段。他还能利用那些孩子赚钱，比如出售他们的照片。”

会议室里的气氛本来一片大好，整个团队的人都因为案情有了重大突破甚至明天就有可能为调查画上圆满句号而欢欣鼓舞，但此刻，沉重的晦暗在每个人的心间蔓延开来，这是因为知道外面的世界竟然存在如此恐怖的邪恶后涌上心头的晦暗。这还只是一桩案子，总还会有其他的邪恶案子，一直都是如此，永远都不能消灭。

“你继续整合分析吧，布拉斯，”巴克斯最后说道，“我希望你们能上交一份犯罪心理分析报告，越快越好。”

“我们会的。还有一件事，是个好消息。”

“请说下去。”

“我抽调了格拉登的纸质卷宗，是你们当中的某个小组六年前执行系列强奸犯的访谈侧写项目之后汇总的。其实里面所有的档案数据都已经录入电脑，没什么新鲜的，但是纸质卷宗里有一张照片。”

“是的，”蕾切尔道，“我还记得那张照片。当时狱警把囚室的门上好锁，才让我们进去给格拉登和冈贝尔拍摄了一张照片，两个人一同在他们囚室里的照片。”

“没错，就是那张照片。在照片里，抽水马桶上方安设了三排书架。我估计书架应该是他俩共有的，上面摆着的书也是两个人的。重点来了，这些书的书脊都清晰可见。它们当中大部分都是法律类书籍，我猜测格拉登定是用这些书来研究自己和其他狱友的上诉文书。此外，还有迪迈欧的《法医病理学》、费希尔的《犯罪现场勘查技术》，以及老罗伯特·巴克斯先生撰写的《异常心理侧写》。我非常熟悉这些书，我认为格拉登可以从这些书里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尤其是鲍勃父亲所写的那本，他很可能从中学到了如何让一件件诱饵凶杀案的犯罪手法和犯罪现场都看起来彼此不同，这样就能规避我们的全国暴力犯罪缉捕项目的电脑程序，令我们无法把这些案子联系起来。”

“该死的！”索尔森骂道，“这些书都是他妈——怎么到他手里的？”

“我猜测，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监狱不得禁止他接触并使用这些书，这样才能保证他有条件准备上诉材料，”布拉斯回答道，“别忘了，他有权代表自己进行诉讼。作为他自己的代理人，后面的法庭辩护也的确证明了他是个合格的辩护律师。”

“很好，干得漂亮，布拉斯，”巴克斯说道，“这可是帮了大忙。”

“我还没说完。值得关注的是，书架上还摆有两本书，《诗人埃德加·爱伦·坡传》和《埃德加·爱伦·坡全集》。”

巴克斯忍不住愉悦地吹了声口哨。“所有线索算是都合到一起了，”他说，“我猜他之前引用的那些诗句，都能在这两本书里找到，对吧？”

“没错。其中一本就是杰克·麦克沃伊手上正用着的那本，已经用于证实那些引用诗句了。”

“好了，你能把那张照片拷贝一份发给我们吗？”

“我马上就做，头儿。”

整个会议室里以及从电话线路那头传过来的兴奋与欢乐几乎要溢出来了。所有的情况都吻合，所有的碎片都汇拢拼合上了。明天，探员就会出动，一举抓获那个恶魔。

“我爱死了弥漫在清晨空气中的汽油弹味道，”索尔森叫道，“闻起来就像……”

“胜利！”会议室里和每条电话线上的人一起吼了出来。

“很好，伙计们，”巴克斯拍了两下手，说，“为了这一刻，我觉得我们已经承受得足够多了。让我们保持警醒的头脑，让我们保持这股昂扬的斗志。明天会是最重要的一天，明天就是大功告成的日子。所有人都要仔细听着各个城区传出的任何动静，一分一秒都不能懈怠。继续努力，完成好自己的任务，直到你们到达胜利的终点。如果拿下了这个家伙，我们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我们要搜集好各种物证，指证他跟其他案子之间的关联。我们要让他在犯下罪案的各个城市接受正义的审判。”

“如果还需要审判的话。”索尔森说道。

我望向他。片刻之前他那种张扬的幽默感，现在已经蒸发得无影无踪，他的下巴紧绷着。随后他站起身，走出了会议室。

整整一晚我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一边把白天会议的笔记输入电脑，一边等待蕾切尔的电话。我已经给她打了两次传呼。

终于，九点钟的时候——佛罗里达那边已经是午夜了——她的电话终于来了。

“我失眠了，我只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跟别的什么女人在一起。”

我笑了。“这恐怕比较难实现，因为我一直都在等你的电话。难道你没收到我的传呼？还是之前你一直忙着跟别的什么男人在一起？”

“真没收到，我查一下。”她把电话放到一边，线路里静了一会儿。“该死的，是电池没电了。我得换个新的。我很抱歉。”

“你指的是换个新电池，还是换个新男人？”

“调皮的小子。”

“好吧，对了，你为什么失眠？”

“我总是忍不住想明天索尔森在那家店里的情形。”

“还有？”

“还有我必须承认，我真是非常嫉妒。如果是他抓住了那个……我的意思是，这是我的案子，而我却他妈的离它两千英里远。”

“也许明天的行动不会这么顺利，没准你赶回来还来得及。就算你赶不上，逮住嫌疑人的又不是他，执行的会是紧急情况应对组。”

“我不知道。戈登已经琢磨出一个方法成功把自己安插进现场了。另外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就是明天了，一切会尘埃落定。”

“别人估计会把这种感觉称作好的感觉，因为那家伙就要被当街抓捕了。”

“我知道，我知道。尽管这样说，可为什么偏偏会是他？我还以为他和鲍勃……我其实一点都不明白鲍勃的想法，为什么他要把我打发到佛罗里达，而不是派别的什么人？为什么不是派戈登？他就这样把案子从我手里夺走了，我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也许索尔森向他告发了你跟我的事。”

“我考虑过这个可能。的确，索尔森会这样做，但我不觉得鲍勃会采取这样的应对手段，而且也不先跟我谈谈，告诉我个中原因。他平常不是这样办事的，在听取双方意见之前，他不会事先就站队。”

“我很抱歉，蕾切尔。但是，你可以这样想，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知道这是你的案子。取得突破的是你，是你抓住了赫兹租车公司那辆车的线索，才把大家带到了洛杉矶。”

“谢谢你的安慰，杰克。但那只是众多小进展中的一项，而且现在也没什么意义了。抓捕嫌疑人就像你说的抢发报道的事，谁抢到就是谁的，谁还管之前发生了什么呢？”

我知道就眼下这情况，我也无法让她好受些。她已经为此烦闷了一整晚，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安慰她，于是决定换个话题。“总之，你今天表现得太棒了。这会儿所有的细枝末节看上去都对上了，我们还没真正抓住那家伙，就已经把他剖析得入木三分。”

“我想是这样。杰克，在你听了布拉斯分析的那一切后，你对他产生同情了吗？”

“同情那个杀害我哥哥的凶手？没有，没有一丁点同情。”

“我想也是。”

“但你还是对他产生同情了。”

这回她沉默了，过了好久才回答：“我想，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本来有无限远大的前程、无限可能的人生，这一切却因为那个男人对他做的事而被摧毁。是贝尔特伦把他驱赶上了那条罪恶的道路，所有这一切事情中，贝尔特伦才是那个真正的魔鬼。就像我之前说的，要是说罪有应得，那就是贝尔特伦。”

“好吧，蕾切尔。”

她突然笑起来。“对不起，我想我现在终于感到累了。我本不想这么偏激的，一下子说出这些话太不理智了。”

“没关系，我明白你的意思。每一个彼岸都有连通过来的黄泉路，任何成因必有一个起始的根源。有时候腐烂的根比结出来的果更邪恶，尽管通常人们咒骂的总是更容易被看见的果子。”

“你能言善道真有一套啊，杰克。”

“我只希望对你有一套。”

“你不是已经有了吗？”

我开心地大笑起来，谢了她的夸奖。接着我们同时沉默下来，好一会儿都不说话，细细的电话线在我们之间连通着，延伸了两千英里。我感到一种惬意的安宁，这种时候一切言语都成了多余。

“我不知道明天他们会让你离现场多近，”最后她说道，“总之，一切小心。”

“我会的，你也是。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希望是明天下午。我让他们准备了十二点的飞机。我打算核查一下格拉登那个秘密通信的匿名信箱，然后就上飞机。”

“好的。要不这会儿你尝试睡一下？”

“好的。我真希望现在跟你在一起。”

“我也是。”我以为她要马上挂电话了，但她没有。

“你今天跟戈登在一起时谈起过我吗？”

我想起白天索尔森对她的评论，他管她叫佩恩蒂德彩绘沙漠。“没有。我们今天可是一点空闲都没有。”我觉得她并不相信我的话，对她撒谎的感觉也糟透了。

“再见，杰克。”

“好的，蕾切尔。”

我挂了电话，又琢磨了好一会儿刚才电话里的对话。不知为什么，我们的这番对谈让我有些伤感，却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片刻后，我起身离开房间。外面下雨了。我从旅馆的大门向外面的大街张望，确定没有人藏身、没有人埋伏后，我抛下对夜晚的恐惧，向外走去。

我紧紧挨着街边的建筑走，尽可能让屋檐挡住雨水，来到那家猫与小提琴酒吧，在吧台点了一杯啤酒。虽然下着雨，这地方还是人满为患。我的头发全湿了。透过吧台后面的镜子，我看到眼睛下浮出重重的黑眼圏。我拽了拽胡子，就像之前蕾切尔做的那样。一杯黑与褐混合啤酒下肚后，我又点了一杯。

40

熏香在星期三早上用完了。现在，格拉登要想在公寓里走动，只能用一件T恤包着脑袋，捂住嘴巴和鼻子，看上去就像是西部开发时代抢银行的劫匪。他像牧师洒圣水一样把从浴室里找到的香水洒在T恤上和公寓里，但这香水却像圣水一样，帮不上他什么忙。那股尸臭依旧环绕着他。不过现在他不在乎了，他成功熬了过来，离开的时候到了，可以换个环境了。

他走进浴室，又拿起那把在浴缸边上找到的粉红色塑料柄剃刀，刮起胡子来。然后他洗了个长长的热水澡，接着又冲了个冷水澡，之后赤裸着身子在公寓里走来走去，让身体自然晾干。之前他把卧室墙上的镜子拆了下来，靠在了起居室的墙上。这会儿他又站在镜子前，向前几步，向后几步，来来回回地欣赏自己的臀部。

终于对自己满意之后，他走进卧室。腐臭的空气刺激着他赤裸的肌肤，让他生出一身鸡皮疙瘩。那股味道令他一阵抽搐，几乎要吐出来。他站在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她已经不成人形了。床上的尸体肿胀得厉害，难以辨认她原本的模样。她的眼睛已经蒙上了一层乳白色的膜。尸体分解产生的黏液流得到处都是，连头皮都沾染了一层。蛆虫已经占领了她。虽然他看不见它们，但是能听到。它们就在这里，就在尸体里。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他知道。

关门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了一声低语，于是又回头望了望。什么都没有，应该只是虫子。他关上门，铺好阻隔臭味的浴巾。

41

星期三上午十一点零五分，我们认定是威廉·格拉登的那个男人，给迅捷数码影像商店打了个电话，称自己是威尔顿·蔡尔兹，询问他订购的那台数码相机是否已经到货。接电话的是索尔森，按照计划，他请这个蔡尔兹五到十分钟以后再打个电话过来，他解释说刚到了一批货，才卸完，还没来得及一一查验。蔡尔兹答应稍后再打来。

与此同时，巴克斯从监控器上看到了来电者的号码，他迅速把这个蔡尔兹也就是格拉登的电话号码传给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的AT&T电话公司司法执行部的技术员。技术员将这个电话号码输入电脑，还没等索尔森挂上电话，她已经报告这个号码属于影视城文图拉大道上的一部付费电话。

由两辆汽车组成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流动小组正有一辆车行驶在谢尔曼公园附近的一〇一高速公路上，距离那付费电话只有五分钟左右的路程，途中交通状况良好。他们没有拉响警笛，飞速通过葡萄园大道处的高速公路出口便到了文图拉大道，来到一个能看到那部付费电话的位置。那部电话装在一家含成人电视频道、四十美元一晩的汽车旅馆外墙上。他们赶到时，那部电话旁已经没有人了，但他们仍旧在那儿等着。与此同时，另一个流动小组作为后援从好莱坞大道赶了过来，一架直升机也在这一地区上空盘旋，随时待命，只等地面小组一行动就在空中接应。

探员们已经各自就位，等待着。我也一样。我、巴克斯和卡特待在一辆汽车里，车停在距离迅捷数码影像商店一个街区的地方。卡特没有关掉引擎，只要对讲机传来格拉登进入布控区的消息，我们就可以立即飞驰过去。

五分钟过去了，然后是十分钟。我紧张得要命，虽然只是跟巴克斯和卡特坐在车里干等着。后援车辆也已经驶入文图拉大道，在距第一小组的汽车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停下，时间还很充裕。现在，付费电话所在的那个街区，共计有八名探员正等待着格拉登现身。

然而，当迅捷数码影像商店里索尔森桌上的电话再次响起时，时间已经到了十一点三十三分，探员们直勾勾地盯着那部无人使用的付费电话。巴克斯拿起了对讲机。“我们这边来电话了，你们那儿有情况吗？”

“没有，没人使用这部电话。”

“准备转移。”

巴克斯放下双向对讲机，拿起手机，按下预先设定的快捷键，拨通AT&T公司的司法执行部。我从后座前倾过去，望着巴克斯和汽车仪表板下那台接收信号的视频监视器——那是由鱼眼镜头拍摄的黑白图像，画面上是迅捷数码影像商店的整个店面。铃响了七声之后，我看见索尔森拿起了电话。尽管接入商店的两条电话线上都装了窃听器，但我们在车里依旧只能听到索尔森这边的声音。索尔森朝摄像头方向将手高举过头顶，用手指画了个圈。这个暗号表示电话是蔡尔兹也就是格拉登打来的。巴克斯重复刚才的做法，记下来电者的电话号码并传给AT&T。

为了不让蔡尔兹也就是格拉登起疑心，索尔森没有再次使用拖延战术，而且他也不可能知道电话是从另一部电话机上打过来的。他可能还以为就在他跟格拉登对话的时候，守在那儿的探员们正要朝格拉登扑过去。

但是他们没法扑过去。当索尔森在电话中告诉来电者，他预订的数码快照200已经到店而且随时可以取货的时候，AT&T的技术员也告诉巴克斯，对方这次用了另一部付费电话，该电话位于好莱坞大道与拉斯帕尔玛斯大街的交会处。

“该死的！”放下电话后巴克斯骂道，“他在好莱坞大道。我刚才把那边所有的人手都调走了。”

格拉登又脱身了，是他计划好的，还是纯粹的运气？当然没有人知道，然而，这个意外令我们有些不安，坐在车里的巴克斯和卡特明显面色凝重起来。诗人在飘，直到现在，他都一直游离于我们布下的罗网之外。巴克斯当即下令，将流动小组调往好莱坞大道的那个交叉路口，但是我能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他也知道并没多大概率撞上格拉登。探员们赶到时，打电话的人肯定早走了。现在能抓到格拉登的唯一机会，就是在他前来取相机时逮捕他，如果他真来的话。

商店里，索尔森还在打电话，正试图说服对方把取相机的时间定下来，同时又表现得不那么在乎。他措辞巧妙而圆滑，又不露痕迹，在我看来，他真是个很棒的演员。几分钟之后，他挂上了电话。

挂断之后，他立即望向摄像头，冷静地问道：“告诉我，伙计们，发生了什么事？”

巴克斯用手机打给那家商店，把我们错过抓捕机会的事告诉了索尔森。我望着监视器，只见索尔森握紧拳头，轻轻砸了一下桌子。我说不准他这一拳到底是为没能抓住格拉登而感到遗憾，还是为终于有机会与诗人面对面过招而庆幸。

接下来的四个小时，我、巴克斯和卡特几乎全耗在车里。其实我还挺庆幸的，因为我在后座，至少还可以伸伸腿什么的。唯一的一次放风，就是他们打发我去皮科大道拐角的一家熟食店打包三明治和咖啡。我快去快回，没有落下任何情况。

这真是漫长的一天。尽管每隔一个小时，卡特便会驱车从那家商店门前飞驰而过。好几次，有顾客进了店门，气氛就会陡然紧张，直到证实他们是真正的顾客，而不是格拉登。

下午四点的时候，巴克斯已经跟卡特讨论起明天的安排。巴克斯不肯认输，不愿相信格拉登也许不会来了，不愿相信他也许已经看出了什么破绽，不愿相信他比联邦调查局技高一筹。巴克斯告诉卡特，决定在店里开通一条双向通话线路，这样再跟店里的索尔森联系时就不会占用一条电话线了。“我要求明天一定要装好。”巴克斯说。

“能办到，”卡特回答，“店铺打烊之后，我会跟技术员一块进去，把这事办妥。”

车内再次陷入了沉默。我能看出，巴克斯和卡特，这两位老探员大概有太多监视经历了，他们经验丰富，早就习惯了与搭档之间无声的交流，但对于我来说，这种沉默令我觉得时间走得更慢了。有时我试图跟他们搭话，但他们的回应从没超过十个字。

四点过后不久，一辆车在我们后面的街边停了下来。我转身看过去，是蕾切尔。她下车钻进我们车里，在我身边坐下。

“你看，”巴克斯说，“我就知道你不会在那边耽搁太久，蕾切尔。你确定佛罗里达那边需要调查的都弄完了？”

他的语气很平缓，但我察觉他有点生气，似乎不愿意蕾切尔这么快就赶回来，我觉得他想让蕾切尔继续待在佛罗里达。

“所有的都调査完了，鲍勃。这边有什么情况？”

“没有，没什么进展。”

等巴克斯转过身，她伸手轻轻捏了捏我放在座位上的手，用一种好奇的表情看着我。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为什么。

“那个信箱你调查了吗，蕾切尔？”

蕾切尔把目光从我脸上收回，重新望着巴克斯的后脑勺。巴克斯没转身，蕾切尔正坐在他背后。

“是的，鲍勃，我都查了，”她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气恼，“调查进了条死胡同，信箱里什么都没有。负责人说他确定开信箱的是个女人，一个老太太，大约每个月过来一趟，把信箱里的邮件一次取完。他说那个信箱里就只有些像是银行通知的信件。我觉得那个老太太可能是格拉登的母亲，她很可能就住在附近某个地方，但我找不到她的地址，佛罗里达州机动车管理局也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资料。”

“也许你应该在那儿待久一点，再往深里调查。”

蕾切尔不吱声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知道她仍然不明白巴克斯现在为什么这样对待她。

“也许吧，”她说，“但我觉得这些应该是佛罗里达地方探员能处理的事。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探员啊。你是忘了吗，鲍勃？”

“不，我记得。”

车里又安静了，几分钟都没人说话。气氛紧张的时候，我大多数时间都盯着窗外。待我觉得车内的沉重气氛消散了点，才望向蕾切尔，冲她扬了扬眉。她抬起手想触碰我的脸，但中途可能觉得这举动不合适，又放了下来。

“你把胡子都刮掉了。”

“是啊。”

巴克斯听到这话转身看了看我，然后又恢复了之前稳重的坐姿。“怪不得之前我总觉得你的样子有哪里不对劲。”他说道。

“怎么想起刮胡子了？”蕾切尔问道。

我耸了耸肩。“我不知道。”

对讲机里突然一声炸响。“有顾客来了。”

卡特抓起麦克风问道：“我们等到的是什么人？”

“白人男子，二十几岁，金发，带着个盒子，没发现汽车。他可能打算进这家数码店，也可能准备拐到隔壁店铺理个发。他也该理个发了。”

迅捷数码影像商店的西侧是家发廊，东侧是一家破产关门的五金店。负责监视的探员整整一天都在播报那些可能进店的客人，他们之中大多数最后进的都是发廊，而不是数码店。

“他正在进店。”

我忍不住从座位上倾身向前，盯着监视器上的画面，只见那人真的拿着个盒子走进店里。从屏幕上的黑白影像可以看到整个店面，但人物太小了，全是颗粒，无法判断那人是不是格拉登。我屏息凝神。就像之前每个进店的客人一样，那人径直走向索尔森。我看见索尔森悄悄把右手伸向上腹，准备必要时掏出武器。

“你有什么需要吗？”他问。

“是的，我这里有些很棒的月度计划表，”那人的手开始向盒子伸去，索尔森当即站了起来，“我已经向你们的邻居兜售了不少。”

索尔森抓住男子的胳膊，阻止他的手伸进盒子，然后将盒子碰歪，以看到里面的东西。“我不感兴趣。”索尔森检查了盒子里的东西后回答道。

被索尔森抓住胳膊时，这个推销员稍稍有些惊讶，但随即又镇静下来，开始接着说那套推销词。“你确定吗？只需要十美元。像这样的成色，有的地方会讹你三十美元，在办公用品店里买还是三十五美元。你看它的封面，是用真正的瑙加海德皮革制成的，还有它——”

“我不感兴趣，谢谢你。”

推销员又转向坐在另一张桌子后的库姆斯。“你怎么说呢，先生？我可以向你展示一下豪华样品——”

“我们不感兴趣，”索尔森吼道，“现在请你离开这家店，我们这会儿忙得很，别在这里推销了。”

“是啊，很忙，我看得出来。好吧，也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推销员走了出去。

“这些人！”索尔森感慨道。他摇了摇头，重新坐下来，没再说什么，接着打了个哈欠。我看见后不由得也打起哈欠来，随后蕾切尔也受到了我的传染。

“紧张的气氛影响到戈多的情绪了。”巴克斯评论道。

也影响到我了，而且我的咖啡瘾也上来了。要是这会儿我在新闻编辑部，这个时间至少已经喝了六杯咖啡。可因为这份监视的差事，都一天了我只吃了一顿饭，只喝了一杯咖啡，而且那已经是三个小时之前的事。

我打开了车门。“我去买杯咖啡，伙计们，你们要吗？”

“你会错过好戏的，杰克。”巴克斯开玩笑道。

“是啊，我好怕。现在我可算知道为什么那么多警察得痔疮了。整天坐在那儿等啊等啊，还什么都等不着，最后等来了痔疮。”

我下了车，舒展筋骨，膝盖都在咔咔作响。卡特和巴克斯都说不要咖啡，蕾切尔说她想来点。我猜她不会提出跟我一起去，果然是这样。

“想要什么咖啡？”我问，尽管我知道她的答案。

“黑咖啡。”她笑着说道，笑我装傻。

“好的。我马上回来。”

42

我端着盛有四杯黑咖啡的小硬纸盒，从大门迈进迅捷数码影像商店，迎面对上一脸震惊的索尔森。在他开口说出什么之前，他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抓起电话然后应道：“我知道。”他把听筒向我递过来。“找你的，公子哥儿。”

是巴克斯。“杰克，该死的你给我从那里滚出来，马上！”

“我会的。我只想顺路给这些伙计捎点咖啡。戈多刚才那副模样你也看见了，他都打瞌睡了，里面实在太无聊了。”

“你的笑话真风趣，杰克，但是马上给我向后转出门。我们的协议是你按我的吩咐行事，我来保证你的独家报道。现在，行行好，你就……你们有客人上门了。告诉索尔森，是个女人。”

我把听筒垂到前胸，看向索尔森。“有客人往这儿来了，不过是个女人。”我重新把听筒放到耳侧。“好好，我这就出来了。”我对巴克斯说道。

我挂断电话，从盒子里取出一杯咖啡，放在索尔森的桌上。这时我听到背后传来大门开启声，皮科大道车来车往的声音在那一瞬响亮了很多，又随着大门的关闭变小了。我没有转身去看那个顾客，而是走到库姆斯坐着的桌子旁。“来杯咖啡吗？”

“非常感谢。”

我端起另一杯咖啡放下，又从盒里取出方糖、奶精粉和搅拌棒。我转过身，看见那个女人站在索尔森的桌子旁，在一个黑色的大手袋里翻来掏去。她有着一头蓬松的桃莉·巴顿式的如瀑金发，一看就是假发，身穿一件宽大的白色衬衫，下着短裙和黑色长筒袜。她的个头相当高，更别提还穿着双高跟鞋。我留意到刚才她开门进来时，带进一阵浓烈得刺鼻的香风。

“啊，”她似乎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我是来为我的老板取这个的。”

她把一张对折的黄色纸放在索尔森面前的桌上。索尔森看向库姆斯，想使个眼色让库姆斯过来把这事揽过去。

“别那么紧张，戈多。”

我朝门口走去，然后回头去看索尔森，想看看当我三番两次地用从巴克斯那儿听到的昵称来称呼他时，他会有什么反应。我看到索尔森望着那个女人递给他的那张纸，这会儿纸已经被展开了，他正定定地盯着看。我看到他往店铺西墙那边瞄了一眼，知道他是去看摄像头，是去看巴克斯。然后，他又抬头看向那个女人。我就站在女人的身后，从我的角度只能刚刚越过女人肩头看到索尔森的眼睛。他正站起身来，我看到他张大嘴，做出一个静默的O形。他的右胳膊已经抬起，正要伸进外套。就在这时，我看到那个女人的右臂正要从黑色手袋里抽出来。等她的手臂完全抽出后，我才看到她手里紧紧握着一把刀。

没等索尔森的手抽出外套，女人手里的刀已经直直刺进了索尔森的喉咙。我听见他被割断喉管那一刻抑制不住的悲鸣。他开始向后倒去，颈动脉喷出一股鲜血，喷洒在女人的肩头。女人已经俯身前倾越过桌子，像在摸索什么东西。随即她直起身子转过来，手里握着索尔森的配枪。“都他妈不许动！”女人的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近乎歇斯底里的紧绷的男人的声音，就像被逼进死角的困兽的嚎叫。他拿枪瞄准库姆斯，接着又转过来对准我。“从门那儿过来！进到店里来！”

我扔下盛着两杯咖啡的纸盒，举起双手，从门口挪到屋内，又慢慢走进售货区。这个穿着女人衣裙的男人又一转身，枪口重新对准库姆斯，库姆斯吓得尖叫起来。“不！求你了！别开枪！他们盯着这儿呢，别开枪！”

“谁在盯着？谁？”

“他们从摄像机盯着这里！”

“谁？”

“是联邦调查局，格拉登。”我用我能发出的最平静的声音说道，尽管很可能跟库姆斯的尖叫差不了多少。

“他们能听见吗？”

“是的，他们能听见。”

“联邦调查局！”格拉登大喊起来，“联邦调查局，这里已经死了一个了，你们看到了吗？再进来就准备死两个吧！”他转过身，用索尔森的枪瞄准亮着红灯的镜头。他打了三枪才击中，镜头向后飞去，碎成几片，最后掉落在桌子上。

“过来这里！”他冲我大吼道，“钥匙在哪儿？”

“什么钥匙？”

“这家该死的商店的钥匙。”

“别那么大声，我不在这儿工作。”

“那谁是店员？”他将枪口转向库姆斯。

“在我口袋里。钥匙在我口袋里。”

“去把前门锁上。你要是想趁机逃跑，我就一枪崩了你，像这个摄像头一样。”

“好的，先生。”

库姆斯按照吩咐做了，格拉登又命令我们俩走到售货区后方坐到地上，后背靠着后方仓库的大门，让外面的人不能从这边冲进来。他将两张桌子全都掀竖起来，用来阻挡外面人的视线，甚至还能挡从前窗射进来的子弹。之后，他就跑到桌子后面蜷缩起来，就是索尔森刚才用过的那张桌子。

从我的位置能看到索尔森的尸体。他那件雪白的衬衣现在大部分都浸透了鲜血。他已经一动不动了，半闭的眼睛已没有神采。那把刀仍然插在他的喉咙上，只有刀柄留在外面。我忍不住一阵战栗，这才意识到，就在片刻之前，这个倒在地上的男人还是活生生的，不论我喜欢他还是讨厌他，我至少与他相识一场，可现在，他死了。

然后我又冒出了一个念头，巴克斯想必是心急火燎了。没有摄像头监控，他可能都不知道索尔森现在的情况。如果他认为索尔森还活着，或者哪怕还有一丝希望救回他，他肯定会命令紧急情况应对组用眩晕手榴弹以及这种情形下能使用的一切武器攻进来；如果他们认为索尔森已经死了，我大概得在屋里待很长时间了，可能一整个晚上。

“你不在这儿工作，”格拉登问我道，“那你是谁？我认识你吗？”

我迟疑了，我该怎么回答我是谁？我该不该把实话说给这个男人听？

“你是联邦调查局探员。”

“不，我不是联邦调查局探员，我是一个记者。”

“记者？你是来报道我的，对吗？”

“只要你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或者如果你想跟联邦调查局探员对话，就把那个掉在地上的电话听筒放回机座上，他们会用那条线路打进电话。”

他望着掉落在地的电话。这时，电话机发出一阵阵提示话筒没放好的尖锐声音。他不用离开掩护物就能够着电话线。他拽着电话线，把电话拖了过来，又把听筒放好。他注视着我。“我认出你了，”他说，“你……”

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说话。”他命令道。

他只听着那边说，并不接话，沉默了好长时间后终于回应道：“哎呀，巴克斯探员，真高兴再次跟你打交道。上次我们在佛罗里达见过后，我就了解了很多关于你的事。当然，还有令尊的，我还读了他的书。我一直都希望咱们能再次聊聊……你和我……不，你瞧，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手里头有两个人质。你要是他妈的对付我，鲍勃，那我就他妈的对付他们，等你进来的时候一定会后悔的。你还记得阿提卡监狱暴动事件[1]吗？想想吧，巴克斯探员。想想如果你爸爸来了，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我得挂了。”

他挂断电话，直直盯着我，又生气地拽下假发扔了出去，假发几乎被径直扔过了整个店面。

“你他妈的是怎么进来的，记者？联邦调查局不会让……”

“你杀了我兄弟，所以我就进来了。”

格拉登久久地注视着我。“我没杀过任何人。”

“他们已经把你包围了。不管你怎么对我们，他们都会逮住你的，格拉登。他们不会让你从这里逃掉的，他们——”

“好了，该死的给我闭嘴！我才不要听你这些鬼话。”他拿起听筒，拨了个号码。“帮我转接克拉斯纳，紧急事件……我是威廉·格拉登……对，就是那个格拉登。”

当他等着那个律师接电话时，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我尽量保持镇定，大脑急速运转。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可以在这种情形下活着脱困。格拉登看上去又不太可能被说服，不可能让他举起双手投降出门，以便若干年后被绑着送上电椅或者关进毒气室，这还得看哪个州抢到了他的处决权。

克拉斯纳显然接了电话，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分钟，格拉登激动地向他解释自己的处境，随后就因为克拉斯纳提出的建议变得越来越恼怒。最后，他猛地挂断了电话。“去他妈的！”

我在一旁保持沉默，觉得每过去一分钟，形势就对我越有利。联邦调查局一定在外头安排着什么计划，比如神枪手、狙击手或精确打击突击组什么的。

外面的灯光越发昏暗了。我透过前窗玻璃望着街对面的购物中心，又把视线投向屋顶，也没看到人影，甚至连狙击手来复枪的枪管都没冒出一个，至少现在还没有。我移开视线，但马上又挪了回来。我意识到外面的皮科大道上居然没有往来车辆了，他们已经封锁了整条道路。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定很快就会发生。我看了看库姆斯，我得想办法让他明白这一点，给他一点勇气。

库姆斯的衬衫已经被冷汗浸透了，汗水从他脸上和脖子上流淌下来，滴到领结里，领结已经湿透了。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连续呕吐了一个小时的人，他已经撑不住了。“格拉登，向他们显示点诚意吧，你让库姆斯先生离开这里怎么样？他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不，我不这样认为。”

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接听，自始至终一声不吭，然后轻轻把听筒放到机座上。不久，电话又响了，他接听了，又迅速按下通话保留键，一直按着不放，使得电话转到另一条线路，然后令它同样处于通话保留状态。现在没人能打进来了。

“你在瞎搞！”我说，“让他们跟你通话，他们会想出解决办法的。”

“听着，等我需要你的建议时，我会揍得你吐出来。现在，你他妈的给我闭嘴！”

“好的。”

“我说闭嘴！”

我举起手做了个投降的手势。

“你们这些该死的媒体浑球从来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废话。你，你叫什么名字？”

“杰克·麦克沃伊。”

“你有证件吗？”

“在我钱包里。”

“扔到我这儿来。”

我慢慢掏出钱包，从这头向另一侧一推，让钱包滑到他那边。他打开钱包，看着里面的记者证。“我还以为你是……丹佛？你他妈的跑洛杉矶来干什么？”

“我告诉过你，为了我的哥哥。”

“是吗？我也告诉你了，我没杀过任何人，”

“他呢？”我看向索尔森僵直不动的尸体。

格拉登扫了尸体一眼，又转头看着我。“这游戏是他搞出来的，我只不过是结束它而已，这是游戏的规矩。”

“那家伙被你杀死了，这不是什么他妈的游戏。”

他举起枪，对着我的脸。“我说那是个游戏，它就是游戏。”

我无言以对。

“求你了，”库姆斯说道，“求你……”

“求我什么？他妈的给我闭上嘴。你……写报道的，这件事完结以后，你打算怎么写报道，假设你还能写的话？”

我至少想了一分钟，而他也没有催我。“要是你让我继续活着写报道，我会写写为什么，”我终于回答说，“这总是最有意思的话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会就这一点挖掘下去。是因为佛罗里达的那个家伙吗，那个贝尔特伦？”

他嘲讽地哼了一声，看上去似乎不是因为我知道了这事而不高兴，而是因为我提到了那个名字。“我不是让你采访。况且就算是，我的回答是，去你妈的智障。”

他垂下头看着手里的枪，似乎看了很久。我觉得，这一刻他终于被绝望的处境压垮了，他明白自己怎么都逃不了。我有一种感觉，他早就知道，他走的这条路最后总会以类似的场景告终。现在似乎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于是我又努力劝道。“你可以接通电话，告诉他们你想和蕾切尔·沃林谈谈，”我说，“告诉他们你要和她谈谈。她是个联邦调查局探员。你还记得她吗？你们在雷福德监狱见过。她非常了解你。格拉登，她会帮助你的。”

他摇揺头，拒绝了。“我必须得杀了你兄弟。”他轻轻地说道，眼睛却没有看向我，“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等待着，但他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为什么？”

“这是拯救他的唯一途径。”

“拯救他什么？”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抬头注视着我，现在我看清了，他眼睛里是深深的痛苦和愤怒，“拯救他，让他不至于变成我。看看我！我让他不至于变成我！”

我正准备再提个问题，就在这时，突然响起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望向前窗，只见一个棒球大小的黑色物体翻滚着穿过房间，一直滚向格拉登身边那张被掀翻的桌子。我意识到它是什么，于是把脑袋死死埋在臂弯里，捂住了眼睛，店面里响起极为猛烈的爆炸声，一道强光灼烧着我紧闭的眼皮，紧接着一股强烈的冲撞感袭来，这股冲击能量波大得就像一把巨锤狠狠砸在我整个身体上。

店铺剩余的玻璃全碎了，我翻了个身，微微睁开眼睛，睁开的程度刚够看清格拉登。他在地板上蠕动着，大睁着眼睛，瞳孔却已涣散，双手捂在耳朵上。我敢说，当他意识到发生什么事再捂上去时已经太迟了。我至少避开了眩晕手榴弹一部分冲击力，而他似乎受到了全部冲击。我看见那把枪掉在他腿边的地板上，便不假思索地迅速向它爬去。

我爬到他那边时，他坐了起来，我俩同时扑过去抢枪，两只手同时触到了枪身。我们争夺着枪的控制权，滚成一团。我心里想的就是摸到扳机，然后只管开火，打不打得中他无所谓，只要不打伤自己就行。我知道，一般眩晕手榴弹扔进来之后，探员们也会紧跟着冲进来控场。只要我能打空枪里的子弹，那枪在谁手里都不要紧了，事情就算定局了。

抢夺中，我成功将左手大拇指插进了扳机圈里，可我的右手能抓住的却只有枪管末端这一个地方。现在枪就挤在我和格拉登的胸膛之间，枪口对着我们的脸。一刹那，我判断出，或者说我希望，我的脸在枪口以外，于是左手拇指猛地往下一压，同时放开了右手。枪开火了。子弹从我大拇指和手掌之间的虎口边缘擦过去，我感到一阵尖锐的剧痛，子弹带出的气流灼伤了我的手。与此同时，我听到格拉登发出一声惨叫。我抬头看向他的脸，看见鲜血从他鼻子里流出来，或者说从鼻子剩下的部分里流出来，那颗子弹撕掉了他的左鼻翼，在他的前额上削出一道口子。

就在此刻，我感觉到他抓枪的手略一松，于是猛一用力，很可能这就是我最后的力气了，我抢到了枪。我挣脱了他，当他再一次扑上来抢夺我手里的枪时，我听到了脚步踩过碎玻璃的声音和难以分辨的叫喊声。我的左手拇指仍然扣在扳机圈里，一直紧抵着扳机。我的手指就挤在上面，任何压力都会使它压下去，无法做出其他移动。他试图夺回枪，所以枪再次响了。那一瞬间，我们四目相对，他的眼睛里似乎有种东西在告诉我，他要的就是这颗子弹。

他抓枪的手立刻松开了，身体也从我身上向后跌落。我看到他胸口那处黑洞状的伤口。他的眼睛注视着我，带着我之前某个瞬间看到的那种决绝，就好像他早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事一样。他的手伸向胸口，又低下头看着涌出来沾染在手上的鲜血。

突然，有人从背后一把抓住我，将我从他身边拉开，一只手有力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另一只手小心地从我手中拿走那把枪。我抬起头，看见一个人戴着黑色头盔，身穿跟头盔配套的黑色连体衣裤，衣服外还套着一件很大的防弹背心。他拿着一件突击用武器，佩着头戴式通讯耳机，一条黑色的线连着麦克风，弯折到他的嘴前。他低头看看我，按了按耳边的通话按钮。“全队安然无恙，”他说道，“里面倒下了两个，还有两个能动弹。进来吧。”

[1]1971年，美国阿提卡监狱发生暴动，因政府处理不当，导致几十人死亡，引发社会风波。

43

一点也不疼，这令他有些吃惊。血从他指缝间喷涌而出，淌过他的手掌，那么温暖，那么舒服。他感到一阵眩晕，似乎自己刚刚通过了某种测试。他成功完成了，不管这是什么测试。周遭的声音、周遭的活动都渐渐迟缓起来，仿佛一切都放慢了速度。他四下望了望，看见了那个开枪击中他的丹佛小子。那一瞬间，他们的视线交织在一起，但马上有人插了进来。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朝那小子弯下腰，做了些什么。他低头看见了铐在手腕上的手铐。这愚蠢的行径不由令他笑了起来。他即将启程前往的地方，没有手铐铐得住他。

这时，他看见了一个女人，蹲在那个丹佛来的小子面前，正紧紧握住丹佛小子的手。他认出了她。多年以前，他还在监狱的时候，她来做过访谈。他现在记起来了。

他这会儿感到有些冷了，肩膀和脖子正在冷却，腿已经冻僵了。他想要一条毯子，但没有人看他一眼，没有人在乎他。房间里开始变得明亮，像打开了摄像机。他正在离开人世，而他知道这一点。

“原来死亡是这样。”他低声道，但似乎没有人听见，除了那个女人。

她听到了他的低语，转过身来。他们的视线在空中相接。片刻后，他觉得自己似乎看到她微微点了点头，表示她已知道。

她知晓了什么？他想。知道我就要死了吗？知道我来这世上有属于自己的目的？他冲她转过头，等待着生命在他血脉里的流动终止。现在他可以休息了，终于可以休息了，

他再一次望向她，可她却再度低头看着那个丹佛小子。他仔细端详着那个家伙，那个杀死自己的人。这时，一个奇怪的念头随着血液涌进了脑海：那个人看起来太老了，不像是会有一个那么年轻的兄弟，一定是哪里弄错了。

他就这么死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闭上，仍然盯着那个杀死他的男人。

44

我的眼前如同展开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画卷。人们在店面里跑来跑去，叫嚷着挤在死者和正在死去的人身边。我的耳朵嗡嗡直响，手一阵阵抽痛。我感觉周遭的一切像按下了慢放键似的，全都以慢速运行，至少在我记忆里就是这样的图景。混乱的一切中，蕾切尔出现了，她踩着玻璃向我走来，像被派遣来带我远离这个地方的守护天使。她弯下腰，抬起我那只没受伤的手紧紧握住。她的碰触就像一记急救电击，将我的心电图从一条直线电击回跳跃的曲线。我猛然意识到之前发生了什么，我又做了什么，然后被欣喜淹没，只是因为我还活着。至于正义和复仇什么的，我还远没有意识到这些。

我看向索尔森。急救人员正在对他实施抢救，有一个人正跨坐在他身上，用尽全身力量按压他的心脏做心肺复苏，另一个人扶着扣好的氧气面罩，还有一人正在给他穿增压服，拉着拉链。巴克斯跪在他身边，抓住他的一只手，揉搓着他的手腕，吼道：“呼吸，该死的，呼吸！快呀，戈多，呼吸！”

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无法让可怜的索尔森起死回生。这一点，他们全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停手。他们继续抢救着他，担架和医用轮床从被完全炸毁的前窗送进来了，他们把他抬上去，急救人员再次跨坐到他身上，双肘交叠双手交叉着放在他胸口，按压，放松，按压，放松。医用轮床就这样被推出去，抢救一秒都不曾停下。

我注视着蕾切尔，而她注视着那边实施抢救的情形，她眼睛里没有悲伤，只有一片冷漠，然后她凝视的目光又从她离去的前夫转到了躺在我身旁的杀死他的人身上。

我看向格拉登。他已经被铐起来了，没有人来抢救他。他们打算任凭他死掉。他们也许曾经想过要从他这儿撬出什么，但这些想法在他挥刀捅入索尔森咽喉的那一刹那，全都烟消云散。

我注视着他，事实上，我当时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的目光已经涣散，呆呆地望向天花板。但就在这时，他的嘴唇嚅动起来，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接着，他的头缓缓朝我转了过来。一开始，他的目光投在蕾切尔身上。虽然只有那么短短一瞬，但我看见他们视线相接，似乎有了某种交流。或许是认出了对方，或许他记起了她是谁。然后，他又缓缓把目光移开，再次直视着我。我盯着他的眼睛，直到最后一缕生命之光从中彻底熄灭。

蕾切尔陪我走出迅捷数码影像商店，我被送上一辆救护车，来到一家名为“西达赛奈”的医院。我抵达时，索尔森和格拉登已经被送了过来，并被正式宣布死亡。一位大夫在一间急救室里检査了我手上的伤情，他先用一种像黑色苏打水的东西冲洗伤口，缝合起来后又用一种油膏涂抹在灼伤的地方，之后用绷带把整只手都包了起来。

“灼伤没大问题，”他一边包扎一边说，“那个倒不用担心，但那处枪伤有点麻烦。从好的方面说，这是贯通伤，没伤着骨头。但坏的方面是，子弹穿过去的时候伤着了肌腱，如果不做进一步治疗，以后你这根大拇指的动作可能就会受限了。我可以为你介绍一位专科医师，他大概可以修复肌腱，或者为你植入新的。手术之后做些复健，大拇指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打字呢？”

“这段时间不行。”

“我是说用打字的活动当复健。”

“呃，可能可以吧。你还是得再咨询一下专科医师。”

他拍拍我的肩膀，离开了急救室。我一个人坐在检査台边待了大约十分钟，巴克斯和蕾切尔走了进来。巴克斯看上去筋疲力尽，一脸眼睁睁看着自己事先计划好的一切付诸东流的表情。

“你怎么样，杰克？”他问道。

“我还行，索尔森探员的事我很难过，真是……”

“我理解，这种事啊……”

大家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人开口。我看向蕾切尔，我们俩的视线交织在一起。

“你真的没事吗？”

“是的，算好的。就是有一段时间不能打字，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算幸运的了。库姆斯怎么样了？”

“还处在事件带来的惊吓之中，还没恢复，但他没事。”

我注视着巴克斯。“鲍勃，当时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那时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就好像他们一下子明白了对方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索尔森当时不执行计划了？为什么不直接把相机给他，反而去拔枪？”

“因为他想当英雄，”蕾切尔说，“他想亲手逮捕他，或者亲手杀掉他。”

“蕾切尔，我们并不知道原因，”巴克斯说，“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不过有一个问题还是可以得到答案的，那就是你当时为什么要走进商店，杰克？为什么？”

我低头看着自己缠满绷带的手，又用另一只未受伤的手摸了摸面颊。“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我在监视器上看见索尔森打哈欠，我就想……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做。他之前有次给我带了咖啡……我想回报这份善意，当时我觉得格拉登已经不会来了。”

我撒了谎，但我实在无法准确描述真实的动机和感想，无法说明白。我只知道当时有种预感，觉得只要我走进那家店，格拉登也许就会来。我就是想让他看到我，看到我刮掉胡子去除伪装之后的真实模样，想让他通过我的脸看到我哥哥。

“好吧，”沉默了好一会儿，巴克斯说道，“你觉得你明天可以花一点时间，跟速记员做个笔录吗？我知道你受了伤，但我们希望能尽快得到你的陈述，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一切弄明白。我们还得向地方司法部门提供一些当时情况的描述报告之类。”

我点点头。“好的，我可以。”

“你知道，杰克，当格拉登打掉摄像头之后，他把声音线路也破坏掉了。我们不知道当时你们在现场说了什么，所以请告诉我，格拉登说什么了吗？”

我想了一会儿，当时的记忆还没能完全恢复。“开始的时候，他说他没杀任何人。然后他承认杀了肖恩，他说他杀死了我兄弟。”

巴克斯扬起眉毛，似乎很吃惊，然后点点头。“好吧，杰克，咱们到时候再谈。”他转向蕾切尔，“你说你来送他回房间？”

“是的，鲍勃。”

“好的。”

巴克斯低头走出了诊室，而我感觉糟透了。我觉得他并没有接受我的解释，不知道他会不会责备我一辈子，从心底认为这些可怕的事情都是我惹出来的。

“他的处境会很糟糕吗？”我问。

“这个嘛，首先，是外面满满一屋子媒体记者，他得告诉他们这事是怎么办砸的；之后，我很确定局长会按照标准程序来审查这次行动计划。他大概落不了什么好了。”

“可这是索尔森的计划啊，难道他们就不能……”

“鲍勃批准了这个计划。总得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而戈登已经不能承担了。”

我望着巴克斯刚刚离去时打开的那扇门，看见一个路过的大夫停下脚步，望向屋里。他手里拿着一副听诊器，穿着白大褂，口袋里插着几支钢笔。

“里面有什么问题吗？”他问道。

“没有。”

“我们这儿一切都好。”蕾切尔补了一句，她又转头看着我，“你真的没事吗？”

我点点头。

“我真高兴你没事，你当时真是太傻了。”

“我只觉得他可能需要一杯咖啡，我没想到……”

“我说的是夺枪，你跟格拉登夺枪。”

我耸耸肩。也许是挺傻的，但是我觉得，或许正因为这样，我才捡回了自己的命。“你是怎么知道的，蕾切尔？”

“知道什么？”

“你之前问如果我有机会面对他会发生什么事，就好像你当时就知道会发生今天这种事。”

“我不知道，杰克。我那时只是随口问问罢了。”

她伸出手，抚摸我下巴的轮廓，就像过去我还有胡子时她拽我的胡子一样。接着她用手托起我的下巴，让我抬头看她。她从我腿间凑过来，拉我过去给了我一个深深的吻。这一吻抚慰了我，同时又让我动情。我闭上眼睛，未受伤的手伸进她的外套，轻轻揉捏她的胸部。

当她推离我时，我睁开双眼，目光越过她的肩头，看到刚才那个大夫刚把头扭开。

“偷窥者汤姆。”我说。

“什么？”

“那个大夫，我觉得他在偷窥我们。”

“别管他了。你这会儿能走了吗？”

“能，我准备好了。”

“开止疼药了？”

“我正想出院前找大夫拿点药。”

“你出不了院。记者已经堵在下面了，你一出去他们就会抓住你。”

“该死的，我忘了。我还得给丹佛打个电话汇报情况。”

我看了一眼手表，丹佛那边已经快八点了，但格雷格·格伦很可能还在办公室，等着我的消息，而且会扣住头版不肯交付印刷，直到等到我的消息。我觉得他最晚能挺到九点。我环视四周，这间诊室的后方，一个放着供给品和器械的台子上方的墙上有一部电话。

“你能出去帮我跟他们说一声，说我今天不会出院吗？”我问道，“这会儿我还得给《落基山新闻》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还活着。”

我联系上格伦时，他已经快急疯了。“杰克！该死的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我只是被一些事缠住了，有点脱不开身，我——”

“你还好吗？美联社电讯说你遭到了枪击。”

“我没事，但暂时只能用一只手打字。”

“电讯说诗人已经死了，还引用一位线人的话说你……呃，说你杀了他。”

“美联社有一位很棒的线人啊。”

“老天啊，杰克！”

我没回话。

“有线新闻网正在现场，每隔十分钟做一次现场直播，可他们什么料都没弄到。据说一会儿就会在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

“是的。如果你能给我找个人替我做口述改写，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足够填满头版的报道，绝对比今晚任何人弄到的消息都精彩。”

他沉默以对。

“格雷格？”

“等等，杰克，我得想想，你……”他没有把话说完，我等他接着说，“杰克，我准备让你连线杰克逊，把你能告诉的都告诉他。他还可以从那边召开的发布会上得到些消息，如果有线新闻网会转播这场新闻发布会的话。”

“等等，我才不想交给杰克逊任何东西，直接给我找个打字员或者办事员之类的就行，我会把报道口述出来的，绝对比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消息精彩得多。”

“不，杰克，你不能这么做。现在情况不同了。”

“你说什么？什么意思？”

“你已经不能再负责采写这篇报道了。你现在是报道内容的一部分，你杀了那个杀害你哥哥的凶手，你杀了诗人。这篇报道现在是要报道你了，当然不能由你自己操刀，我这就给你接通杰克逊。还有，你就当为我做件好事，离那边的记者远远的。至少你得给自家人一天的独家报道。”

“可我过去一直就是这篇报道内容的一部分。”

“没错，但是你过去可没开枪打死谁。杰克，那不是记者该干的事，那是警察该干的，而你越界了，所以这篇报道不能由你写了，我很抱歉，”

“当时要么他死，要么我死，格雷格。”

“我相信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而且感谢上帝，幸好死的是他，但这改变不了什么，杰克。”

我一声不吭。我知道他是对的，这篇报道不应该由我来写，可我难以接受。这是我的报道，可现在它不再是了。我现在仍在局内，可对于报道来说，我已经出局了。

蕾切尔拿着夹纸板和一些要我签字的表格走进来时，杰克逊正在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这将是多么棒的一篇报道，然后开始提问。我一一回答，还告诉了他一些他没问到的情况。我一边打电话，一边按照蕾切尔的指点在表格上签下名字。

采访很快就结束了。杰克逊说他想看看有线新闻网转播的新闻发布会，这样他就能在报道中加入官方评论，把官方通报和我叙述的事实结合起来。他问我能否一个小时后给他打个电话，以免有什么要补充的后续问题。我同意了，之后，这通电话总算是结束了。

“好了，既然你已经签字放弃你的生命和你的报道，你可以自由地离开了，”蕾切尔说道，“你真的不打算看看这些文件吗？”

“不看了，我们走吧。你拿止痛药了吗？我的手又开始疼了。”

“拿了，都在这儿。”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药瓶递给我，一起递过来的还有一叠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显然是从医院前台拿过来的。

“这些是……”

是著名媒体打进来的电话留言，有三大电视网的新闻节目制作人，有特德·科佩尔主持的《晚间报道》，有两个早间新闻节目，还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你现在是个大名人了，杰克，”蕾切尔说，“你跟魔鬼面对面地过招，还活了下来。大家想问问你的感受，人们总是想多了解魔鬼一点。”

我把留言条胡乱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你打算给他们回电话吗？”

“完全不打算。咱们走。”

回好莱坞的路上，我告诉蕾切尔今晚不想在威尔科克斯旅馆过夜了，我要享受优质的客房服务，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握着遥控器看电视，这样令人愉快的事情显然是威尔科克斯旅馆无法提供的。她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

我们去了趟威尔科克斯，我收拾好行李，结了账，退了房。蕾切尔驾车带着我沿着日落大道一路驶向中心商业区。到了马尔蒙庄园酒店，她留在车里，我来到前台订房。我说想要一间漂亮的景观房，价钱无所谓。他们给了我一间带大阳台的房间，我还从没住过这么贵的房间。站在阳台上，正好可以俯瞰万宝路的硬汉广告牌，黄金地带的其他著名广告牌也尽收眼底。我很欣赏那幅万宝路的广告，蕾切尔也没必要再订一间房。我们叫客房服务送来晚餐。享受一桌美食时，我们俩几乎没怎么聊天。相反，我们之间保持着一种令人舒适的无言默契，那是只有结婚多年的夫妻才可能培养出来的。然后我泡了一个长长的热水澡，一边泡一边听浴室的扬声器播报有线新闻网关于那家迅捷数码影像商店枪击事件的新闻报道。没什么新鲜东西，抛出的问题比解答多得多，新闻的很大一部分比重集中在索尔森以及他的牺牲上。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想到蕾切尔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她失去了前夫，那个她日益鄙视但又曾经跟她共享一段亲密关系的男人。我穿着酒店提供的毛巾布浴衣走出浴室。她正垫着枕头靠在床上，看着电视。

“本地新闻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从床上爬过去，亲吻她。“你没事吧？”

“没事。为什么这么问？”

“我不知道。呃，不管你现在跟索尔森关系怎样，我都为他不幸罹难而感到难过，我很遗憾。”

“我也是。”

“我在想……你想做爱吗？”

“想。”

我关掉了电视和灯。在一片黑暗中，我尝到了她脸上的泪水，这一次她紧紧地抱住我，前所未有地用力。这是一半痛苦一半欢愉的体验，就像两个悲伤孤独的旅人在十字路口相遇，愿意互相抚慰医治对方的伤痛。之后，她贴着我的后背蜷缩成一团，我想睡觉但又睡不着。白天与我同行的群魔不会瞌睡，仍然在我脑海中清醒地睁大双眼，不肯睡去。

“杰克，”她轻轻说道，“你刚才为什么哭？”

我沉默了一会儿，试图找到合适的话语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说，“这太难熬了。一直以来我总在想，我总是做着白日梦，要是有像这样的机会做英雄，我该……我只是很庆幸，幸好你没遭遇我今天经历的这些事。我真高兴。”

过了很久，睡意依旧迟迟不来，甚至在我吃了一片从医院带回的药之后也不见效。她问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告诉了你什么？”

“他说他为了拯救肖恩，才杀了他。”

“拯救他什么？”

“让肖恩不至于变成他，这就是令我费解的地方了。”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你应该忘了这些话，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他还说了些别的什么，就是最后快死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进来了。你听见了吗？”

“我想我听见了。”

“他说什么？”

“他说了句，大概是这么一句：‘原来死亡是这样。’就这几个字。”

“你觉得这有什么含义？”

“我想他解开了那个谜。”

“死亡之谜。”

“他看到死亡正在降临，他看到了答案。于是他说‘原来死亡是这样’，然后就死了。”

45

第二天早晨，我们来到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大楼第十七层会议室时，巴克斯已经在等着我们了。又是一个大晴天，卡特琳娜岛从圣莫尼卡湾的海雾中渐渐显露出来。才刚刚八点半，但巴克斯已经脱下了外套，看样子已工作了几个小时。他面前的会议桌上杂乱地摊着一些文件、两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和一堆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他面容憔悴，神色哀戚，看上去索尔森的死在他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会让他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释怀。

“蕾切尔，杰克，”他寒暄道，这不是一个美好的早上，所以他也没说早上好，“手怎么样了？”

“好些了。”

我跟蕾切尔各拿了一罐咖啡过来。我看到他没有，于是把我的递给他，他却说他已经喝下太多了。

“我们现在手里有什么？”蕾切尔问道。

“你们俩从威尔科克斯退房了？我今天早上还给你打电话了，蕾切尔。”

“是的，”她说，“杰克想找个舒服些的地方住，我们搬到马尔蒙庄园酒店去了。”

“那可是舒服太多了。”

“别担心，我不会让局里报销的。”

他点点头，我从他看蕾切尔的样子琢磨出来，他已经知道蕾切尔没有为自己订房，根本没什么可报销的，尽管报销这种事对他来说算是最小的问题了。“我们汇总了各自手里的情况，”他说，“我估计这又是一个可供研究的课题了。这些人，如果还能把他们称作人，从来不放过震慑我的机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是个黑洞，无论多少鲜血都填不满的黑洞。”

蕾切尔拉出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我在她身边坐下，我们俩谁都没有说话。我们知道他只想继续说下去。他拿着一支钢笔，用笔梢敲了下两台笔记本电脑中的一台。“这是格拉登的，”他说，“昨晚从他汽车的后备厢里找到的。”

“一辆从赫兹公司租的车？”我问。

“不是。他开到迅捷数码影像商店的是一辆一九八四年的普利茅斯，登记车主为达琳·库格尔，三十六岁，家住北好莱坞。我们昨晚去了她的公寓，没有人应门，于是我们破门进去了。我们在卧室床上找到了她。她的喉管被割断，用的很可能就是杀害戈登的同一把刀，已经死亡好几天了。看上去他一直燃着熏香，在屋内喷洒香水，以掩盖尸体的臭味。”

“这几天他就一直跟那具尸体待在一起？”蕾切尔问道。

“看起来是这样。”

“他穿的也是她的衣服吗？”我问。

“还有假发也是她的。”

“可他为什么要打扮成她的模样？”蕾切尔问。

“不知道，而且永远都不会知道了。我的猜测是，他知道所有人都在搜捕他，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都在找他。他觉得可以用这个方法掩人耳目，让他能够离开她的公寓，取回新相机，或许还可以逃出这个城市。”

“很可能。你们在她的公寓里有什么发现？”

“屋子里没有什么能派上用场的东西，但她那套公寓附带两个停车位，我们发现其中一个车位停放着一辆一九八六年的庞蒂亚克火鸟。是佛罗里达牌照，登记车主是盖恩斯维尔的格拉迪丝·奧利弗罗思。”

“他母亲？”我问。

“是的。他进监狱服刑时，他母亲搬去了那里，我猜她搬家就是为了离格拉登更近些，探监方便。她再婚了，所以改了姓氏。总之，我们打开庞蒂亚克火鸟的后备厢，发现了这台电脑，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包括布拉斯在那张囚室照片里发现的那些书，还有一个有些年头的睡袋，上面有血迹，现在在实验室里。初步报告说，在睡袋的绝缘部分发现了木棉纤维。”

“这意味着他曾把一些受害者放在这辆车的后备厢里。”我说。

“这一点可以解释他们从遇害到被弃尸的这段时间在哪儿。”蕾切尔补充道。

“等等，”我又说道，“如果他有他母亲的这辆车，菲尼克斯那辆从赫兹公司租来的车怎么解释？他为什么在有车的情况下还要租一辆？”

“只是一种掩饰行踪的手段，杰克。他用他母亲的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然后再租一辆车用来杀戮他相中的警察。”

我觉得这个逻辑有些说不通，我心中的疑惑肯定都浮在脸上了，但巴克斯没有理会。

“总之，我们目前还没有拿到格拉登在赫兹公司的全部租车记录，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免得当下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这会儿最重要的是这台电脑，”

“这里面有什么？”蕾切尔问道。

“这里的分局成立了一个打击网络犯罪小组，他们是匡提科的打击网络犯罪小组的协作单位。其中一个探员，叫唐·克利尔蒙顿，他从昨天晚上拿走这台电脑开始研究，到差不多凌晨三点的时候才破解了密码。他已经把硬盘的内容复制进这里的主机。总之，这台电脑里装满了照片，五十七个人的照片。”

巴克斯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鼻梁。与我上次在医院里见到他相比，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孩子们的照片？”蕾切尔问。

巴克斯点点头。

“老天啊！是被他杀死的孩子吗？”

“是的……前前后后，五十七个，都在里面。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太可怕了。”

“而他准备把这些东西发到某些人那儿去？就像我们之前猜测的那样？”

“是的，这台电脑有个无线调制解调器，就像戈登……就像戈登猜的那样。那个调制解调器，当然了，同样登记在盖恩斯维尔的奥利弗罗思名下，就在不久前我们才拿到了销售记录。”他指了指面前摊开的部分文件，“他传送这些照片的时候，用电话拨号接入过很多号码，遍布全国。他属于某个网络圈子，一个其他互联网用户对这些照片同样感兴趣的圈子。”他从文件上抬起头看着我们，眼睛里满是疲倦，但也满是斗志，“我们现在正在追查这些人，我们要准备抓一大批人了，很多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戈登的血绝不会白流。”他点点头，更多是对他自己，而不是我们。

“我们可以把从这台电脑里发现的信息往来记录，跟我在杰克逊维尔银行查到的转账记录进行比对，”蕾切尔说道，“我敢打赌，我们一定能查出他们为那些照片付了多少钱、又是什么时候付的。”

“克利尔蒙顿和他的人正在做这个工作。如果你想去看看，顺着走廊往前走，他们在第三办公室。”

“鲍勃，”我说，“这五十七张照片，他们全看过了吗？”

他抬起头，盯了我一会儿，才回答道：“我看过了，杰克，全看过了。”

“只有孩子的照片吗？”我顿时觉得胸口一阵发紧。不论我之前怎么告诉自己，要冷静地看待我哥哥的死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但这就是个谎言。我无法冷静。

“不像你想的那样，杰克，”巴克斯说道，“没有那些成年遇害者的照片。既没有警探的，也没有其他成年遇害者的。我猜……”他没有说下去。

“什么？”我问。

“我猜那一类照片不能让他赚到钱。”

我低头望向桌上的双手，右手又开始疼了，白色的绷带下一片湿冷黏腻。我感到一阵宽慰，全身都放松下来，这是一种宽慰。得知你哥哥被杀后的照片不会在全国各地传播，不会在互联网上四处散布供随便哪个变态下载，除了宽慰，你还能有什么别的感受呢？

“我想，等这家伙的事曝光之后，很多人都会想为你举办一场庆功游行，杰克，”巴克斯说，“把你拉进一辆敞篷车里，绕着麦迪逊大道转一大圈。”

我看着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表现一下幽默感，但我没笑。

“也许有的时候，复仇就跟正义一样公正。”

“要我说，我觉得它们差不多就是一回事。”

沉默片刻后，巴克斯换了个话题。“杰克，我们必须记录你的正式陈述。我安排了分局的一个速记员，九点半开始。你准备好了吗？”

“早准备好了。”

“我们需要你按时间发展进行线性陈述，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别放过任何细节。我觉得，蕾切尔，你来负责这个，由你提问。”

“好的，鲍勃。”

“我希望今天就办完这件事，这样明天就能送交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了。没准之后我们便能启程回家。”

“起诉打包给地区检察官的事由谁来做？”蕾切尔问道。

“卡特。”巴克斯看了看表，“嗯，你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不过，为什么不顺着走廊找找莎莉·金博尔？她可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被赶出门了，我跟蕾切尔起身朝门口走去。我看了蕾切尔一眼，想看看她有没有因为被安排来记录我的陈述而本地探员却能追查格拉登电脑里的往来记录而生气。显而易见，现在后者才是调查工作中更重要更令人兴奋的焦点，但是从她神情上看不出什么。走到会议室门口的时候，她回头告诉巴克斯，如果他还有任何需要，她随时待命。

“谢谢你，蕾切尔。”他说，“噢，对了，杰克，这是给你的。”

他拿起那堆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我走到桌边，把它们扫走。

“还有这个。”他从座位旁的地板上拿起我的电脑包，隔着桌子递给我，“你昨天落在车里了。”

“谢谢。”我扫了眼那沓留言条，一定满一打了。

“你现在是明星了，”巴克斯说道，“可别让这些冲昏你的头脑。”

“除非他们真的给我举办一场游行。”

他没有笑。

蕾切尔去找速记员，我站在走廊里翻阅留言。当中大多是那三大电视新闻网和几家报社的重复来电，甚至有一家是我们报社的同城对手《丹佛邮报》。还有很多小媒体，包括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都打来电话留言。还有一个电话居然来自迈克尔·沃伦，我注意到他留下的回电号码，区号二一三，说明他还在洛杉矶。

让我最感兴趣的三条留言并不是来自新闻媒体的。其中一条是丹·布莱索一小时前从巴尔的摩打来的；另外两条来自两位图书出版商，一位是纽约一家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另一位是一家大型出版社的社长助理。这两家出版社我都听说过，顿时胸中激荡开一种半惶恐半喜悦的复杂情绪。

这时蕾切尔回来了。“她几分钟后就到。我们就用那边的办公室，去那儿等吧。”

我跟着她走过去。

这间屋子就像我们刚才同巴克斯碰面的那间会议室的小型翻版，屋里放着一张圆桌、四把椅子，旁边的小柜子上摆着一部电话。有一扇朝东的落地窗，透过窗户可以俯瞰整个市区。我问蕾切尔，等速记员时我可不可以先打个电话，她叫我尽管打。我按下布莱索留下的号码，铃响第一声他便拿起了听筒。“布莱索调查公司。”

“我是杰克·麦克沃伊。”

“杰克·麦克，你还好吗？”

“我很好。你怎么样？”

“自从听到今早的新闻之后，我好得不得了。”

“我真高兴听到你这样说。”

“你干得真漂亮，杰克，就是该把那种家伙踹到地狱去。你干得太棒了！”

那为什么我感觉并不那么好？我这样想着，但没有问出来。

“杰克？”

“怎么？”

“我欠你一份人情，伙计，还有约翰尼·麦克也欠你一份情。”

“不，你们什么都不欠我，我们是平等互助，丹。你帮助过我。”

“是一样的道理，我还是欠你的。哪天你到我这儿来，我们去酒馆吃螃蟹，我一定要请客。”

“谢了，丹，我会去的。”

“嘿，那个报纸上、电视上跟你在一起的政府姑娘是怎么一回事？沃林探员，她长得真漂亮啊。”

我瞅了眼蕾切尔。“是的，她是很漂亮。”

“我看了昨晚有线新闻网报道的片段，就是她扶着你从那家商店走出来的那段。你可悠着点啊，年轻人。”

他这句话终于让我有了点笑意。挂上电话，我又看了看那两张出版社留言的纸条。我本想现在就回电话，但转念一想还是稍后再处理更稳妥。我对出版行业不怎么了解，但之前我写头一本小说时——就是我一直没写完、后来塞进抽屉里的那本——曾经做过一点调查，知道书写完之后得先找个经纪人，而不是直接拿着书去找出版商。我甚至已经在心里挑中了一个经纪人，打算到时候去找他做我的代理。只不过我一直没有完成那本小说，也就没有书稿可以寄给他。我决定回去再找找他的名字和电话，之后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路。

接下来我打算给沃伦回个电话。速记员还没来，于是我拨出了他留下的号码。接听的是一个接线员，我请她转接沃伦，这时蕾切尔立即抬起头，向我投来探询的目光。我冲她眨眨眼，这时接线员告诉我沃伦不在办公室。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她，但没有留言，也没留下回拨号码。等沃伦知道这个消息后，就让他为错过我的电话懊悔吧。

“你为什么给他打电话？”蕾切尔在我放下电话后问道，“我还以为你们俩是对头。”

“没错，我们是对头。我打这个电话大概就是为了告诉他，让他滚他妈的蛋吧。”

我花了一小时又十五分钟才把整件事详细地对蕾切尔陈述了一遍，整个过程中速记员都在奋笔疾书。蕾切尔开始只提了一些一般问题，引导我按时间顺序陈述经历。当我讲到枪击那部分时，她的提问才变得具体起来，而且第一次问到我在做出某些细节动作时是出于什么想法。

我告诉她我之所以去抢那把枪，仅仅是因为不想让枪落到格拉登手里，没有其他想法。我告诉她当我们缠斗在一起时，我想到的就是清空枪里的子弹，以及第二枪完全不是有意打响的。

“知道吗？其实应该算是他过激的抢夺让枪走了火，而不是我扣下了扳机。他当时一下子扑上来想抢第二次，那时我的大拇指还套在扳机圈里。他一拉扯，子弹就射出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算是开枪打死了自己，那时他看上去仿佛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

之后我们又谈了几分钟，蕾切尔问了一些补充性问题，然后告诉速记员她明天一早就要拿到整理后的陈述抄本，要附在交给地区检察官的起诉打包里。

“你们说的那个起诉打包到底是什么意思？”速记员离开后，我问蕾切尔。

“就是个术语。不管是不是查案、要不要起诉，我们都这么叫。别紧张，我们不是在找碴，你这儿只有正当防卫和自卫杀人而已。放心吧，杰克。”

尽管时间还早，我们还是决定去吃午饭。蕾切尔说吃完饭就把我送回酒店，她还要回分局干活儿，而我今天的活儿算是干完了。我们沿着走廊出去，她注意到一间标着第三办公室的房门开着，于是朝里望了望。办公室里的两个人都坐在电脑前，键盘上堆着文件。我注意到其中一人的显示器旁放着一册埃德加·爱伦·坡的文集，跟我那本一模一样。这名探员首先注意到我们。

“你好，我是蕾切尔·沃林，这边进行得怎么样了？”

另一名探员也抬起头，两人先后跟我们打招呼，报上自己的名字。蕾切尔向他们介绍了我，第一个注意到我们的探员唐·克利尔蒙顿说：“我们干得不赖，天黑之前就会整理出一份包含姓名和住址的清单。我们会把这些名字转交给离他们所在地最近的分局，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材料去申请搜査令了。”

我想象着一队队探员破门而入，将那些购买遇害儿童数码照片的恋童癖一个个从床上揪起来的场景。这将是一场覆盖全国的大清缴，我已经开始想象报纸的头条标题了——“死亡诗社”，他们肯定会这么称呼这帮人。

“我这边还发现了一点情况，看上去非常特别。”克利尔蒙顿说道。

这位擅长计算机的探员看着我们，脸上挂着黑客式的微笑。这是一种邀请，于是蕾切尔走进办公室，我也跟在她身后走了进去。

“是什么情况？”她问道。

“格拉登要给对方发送数码照片，就得接入他们的网络，网络又是通过登记电话号码的那条电话线连通的。我们这里就有了一堆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又拿到了杰克逊维尔那家银行的电汇转入转出记录。我们把它们结合起来比对，二者之间可是相当契合。”

他从另一位探员的键盘上拿起一沓纸，快速浏览并挑出一页。“举个例子，去年十二月五日，一笔五百美元的汇款打进了这个户头。款项是从圣保罗的明尼苏达国家银行汇过来的，汇款人留下的姓名是大卫·史密斯，很可能只是个假名。第二天，格拉登的无线调制解调器就连上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追踪过去，找到一个名叫丹提·舍伍德的家伙，家住圣保罗。格拉登跟他的连线持续了四分钟，差不多就是传送和下载一幅照片的时间。类似这样的交易我们已经找到好几十起了，这还只是一天之内进行的汇款与通信的比对。”

“太棒了！”

“好了，所有这些交易引出的问题就是：这些买家是怎么知道格拉登以及怎么知道他卖什么的？换句话说，买卖这些照片的集市到底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们找到了集市？”

“没错，我们找到了。就是这台无线调制解调器呼叫最频繁的号码，是个BBS论坛，叫PTL网络论坛。”

蕾切尔的神情里有抑制不住的惊讶。“PTL——赞美上帝？”

“那是你的美好愿望。事实上，我们觉得它真正的含义是‘爱上童贞’[1]。”

“真恶心。”

“是的。其实这太容易猜到了，又不是什么新奇手法，再说大部分论坛都喜欢玩这种委婉双关的文字游戏。真正难的是进入这个网络论坛，这花费了我们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破解了格拉登的口令。”

“等等，”蕾切尔说，“昨晚发生的事已经登上了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无论是谁操控这个论坛，他怎么没把论坛里关于格拉登的一切都清理干净？在我们破解进入之前先取消他的权限，删除他的账户和密码，他为什么不这样做？”

“他的确应该这么做，但是他没有。”说完之后克利尔蒙顿看了另一位探员一眼，他们交换了一个“阴险”的笑容，显然有些情况还不好透露，“或许系统管理员被什么事给绊住了，不能及时处理。”

“好了，说说能告诉我的那部分情况吧。”蕾切尔不耐烦地说。

“好的，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登录，试过格拉登名字的各种变体、出生日期、社会保险号，常见的招数都使上了却一无所获。我们当时的想法就跟你刚刚一样，完了，系统管理员已经把他彻底删除了。”

“但是？”

“但是，我们想到了爱伦·坡。”

克利尔蒙顿把那本厚文集拿过来，高举给我们看。“这是一个双密码登录系统。我们很容易就猜到了第一个，就是埃德加。但到了第二个，我们就遇上麻烦了。我们试过乌鸦、幽灵和厄舍，这本书里所有能用上的东西都试过了。然后又折回来，再次试用格拉登的名字和各种号码，还是一无所获。然后，成功了！我们找到了！就在乔喝着咖啡吃着蛋糕时突然想到了。”

克利尔蒙顿指着另一个探员乔·佩雷斯，后者微笑着坐在椅子上点头致意。我猜对于调查网络犯罪的警察来说，他做的这件事就相当于街头巡警抓捕了一名重犯，那骄傲的模样看上去就像在毕业舞会的当晚成功在某个酒店房间进“球”得分了。

“当时我累了想歇歇，就翻起那本爱伦·坡文集，”佩雷斯解释道，“看电脑屏幕时间太久，眼睛很累。”

“他决定让眼睛休息休息，就看了会儿书，然后就迎来了我们俩的幸运时刻，”克利蒙尔顿接过话头说道，“乔读到爱伦·坡的生平介绍，忽然发现当中提到这位作家曾经为了参军还是什么的用过一个化名埃德加·佩里。我们将这个名字输进去，就像我说的，成功了！我们就这样进去了。”

克利尔蒙顿转过身，同佩雷斯击了下掌。他们看上去就是两个书呆子，这就是今天的联邦调查局，我想。

“你们发现了什么？”

“论坛里有十二个版块，大部分都是专门讨论某一类口味的，说详细点，比如十二岁以下的小姑娘、十岁以下的小男孩，诸如此类。还有一个律师推荐版块，我们在里面找到了格拉登的律师克拉斯纳的名字。还有一个版块是讲个人经历的，里面有不少怪异的狗屎帖子，像散文一样，当中有一些肯定出自我们要找的那位，看看这个。”

他又在那沓纸里翻了翻，抽出一张打印的材料，开始读起上面的内容。“这是其中的一篇。‘我感觉到，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我了。我被宣之于众的时候就快到了，大众将对我着迷，又因我而恐惧。我已经准备好了。’下面几段他继续写道，‘我的痛苦就是我的激情，我的宗教。它从不背弃我。它引导着我。它就是我。’尽是这样的满篇呓语，而且这个作者把自己叫作幽灵，我们觉得这一定就是他。你们行为科学部的人会从这些材料里找到不少好题材的，为你们的研究库添砖加瓦。”

“很好，”蕾切尔说，“还有什么？”

“嗯，其中一个版块就是交易版块，人们把东西放在上面买或者卖。”

“比如照片或者身份证件？”

“对，上面还有个家伙出售阿拉巴马州的驾驶执照。我觉得我们得赶紧把这骗子给拿下。上面还有一份文档，兜售格拉登电脑里的那些照片，最低五百美元一张，三张一千美元。你要是看中什么，留个言，写下你的网络地址，再把钱通过电汇打进一个银行账户，然后你要的照片就会出现在你的电脑里。在实物交易版块里还有一条他打的广告，说可以提供符合某些特殊口味和欲望的照片。”

“就像他接了订单，然后出去，再……”

“是的。”

“你把这些情况汇报给鲍勃·巴克斯了吗？”

“是的，他刚才就在这儿。”

蕾切尔看向我。“我越来越觉得，那个游行庆典非常值得一办。”

“你们还不知道最精彩的那部分呢，”克利尔蒙顿说道，“还有，什么游行庆典？”

“没什么，什么是最精彩的部分？”

“那个论坛，我们追踪到了它的地址。”

“哪里？”

“佛罗里达，雷福德，联邦感化监狱。”

“我的天！冈贝尔？”

克利尔蒙顿笑着点了点头。“这也是鲍勃·巴克斯想到的人，他正要派人核查一番。我已经给监狱方面打了电话，问当值的警长那个号码连接的是什么地方，他说那是监狱小卖部。看到了吗？我注意到格拉登登录论坛的时间都是在东部时间下午五点之后。那个警长告诉我，小卖部每天关门的时间正是下午五点，第二天早上八点才开门。我也问了他，小卖部里是不是有台电脑用来记录商品进出情况，他回答说当然有了。我又问他小卖部里的电话是否联网，他说是有一部电话但是没有联网。不过，请一定相信我，那个警长肯定分不清调制解调器跟地上一个窟窿的区别。那家伙只是每天机械地去监狱上班而已。想想他的话能信多少？我叫他再核查一下那条电话线，比如会不会有人在办公室关门以后——”

“等等，他不能——”

“别担心，他不会做任何打草惊蛇的举动。我叫他什么都别动，等着我们的人过去。至于现在，那个论坛还照常运行着，我的意思是东部时间下午五点之后照常运行着。我问他是谁在小卖部工作，他说是一个名为霍勒斯·冈贝尔的囚犯，因为表现良好被委托经营小卖部。我看你对这个人还挺熟悉的。我猜每天晚上，他下班锁上门回囚室之前，都会拔下电话线接入网络。”

因为这个新进展，蕾切尔取消了和我共进午餐的计划，说我得自己坐出租车回酒店了，她一有机会就会给我打电话。她很可能会回佛罗里达一趟，如果去会先告诉我。我也想留下来，但一晚上没睡好的困意终于来袭，便放弃了。

我搭乘电梯下了楼，穿过大堂，想着还得给格雷格·格伦打个电话，再査查留言。正想着，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嘿，大明星，过得如何啊？”

我转过身，看到迈克尔·沃伦向我走来。“沃伦。我之前还给《洛杉矶时报》打电话找你，他们说你不在办公室。”

“我来了这边。一会儿这里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两点钟开始。我想着早点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挖掘的东西。”

“比如下一个线人？”

“我告诉过你了，杰克，我不会跟你谈论这个。”

“很好，我也不会跟你谈。”

我转身准备走开。他在身后喊道：“那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只是为了吹嘘一番？”

我回头看向他。“差不多吧，但你知道，沃伦，其实我并不是真的生你的气。你追踪了一个别人给你的故事然后报道出来，这很酷。我不能因此责备你什么。你不知道的是，索尔森是因为自己心里那点小算盘才向你透露消息的，他是在利用你，但我们都被他利用了。再见。”

“等等，杰克。如果你是生我的气，为什么不跟我谈谈呢？”

“因为我们还是竞争对手。”

“不，我们不是，伙计。你甚至都不能再报道这个故事了。今早我让人传真了一份《落基山新闻》的头版，他们把这个报道给了别人。你的名字只出现在报道内容里，不在署名栏了，杰克。你不再负责这篇报道了，你现在就是报道本身。所以，为什么咱们不公事公办，让我问你几个问题？”

“就像那种‘你感觉如何’之类的问题，你打算问我这个？”

“这是问题之一。”

我注视了他许久。不管我多么讨厌他，或者说讨厌他做下的那件事，但不可否认，站在他的立场，我非常理解他的行为，他做的正是我以前做过无数次的事情。我看了看表，又望了望大堂外面的环形迎宾车道。不像昨天，这会儿外面一辆出租车都没有。

“你有车吗？”

“有，一辆报社公车。”

“送我去马尔蒙庄园酒店，我们在路上谈。”

“正式引用那种？”

“正式引用。”

他打开录音机，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他想直接引述我的原话，听我亲口说昨晚的经历，而不是仰仗联邦调查局发言人给出的二手材料。对于一个像他这么出色的记者而言，二手材料太容易拿到了。只要有可能，他就会直奔消息源头。我知道，我的路子也一样。

某种程度上，向他讲述事件经过让我感觉挺不错，我很享受这一刻。我没有告诉他任何没告诉杰克逊的新消息，说的都是自家报社已经报道了的内容，也就谈不上泄露本报机密。沃伦几乎从事件一开始就被卷了进来，我很乐意亲自告诉他事情是如何发展又是如何结束的。

我并没有向他透露案件的最新进展，比如冈贝尔在狱中操纵的那个PTL论坛。这情报实在太棒了，我不会拱手让人。我打算亲自写这件事，也许写给《落基山新闻》，也许写给那几家纽约出版商。

最后，沃伦驶上一小段山路，抵达马尔蒙庄园酒店的大门。一个门童为我打开了车门，但我没有下车，而是看向沃伦。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了，我想我都记下了，再说我得赶快回联邦大楼参加新闻发布会。但是，你这篇陈述真是棒极了。”

“好吧，你和《落基山新闻》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不打算卖给其他媒体，除非它们肯出到六位数。”

他注视着我，看上去十分惊讶。

“只是玩笑而已，沃伦。虽然我曾经跟你一起潜进基金会的档案室，但是老兄，我也是有底线的人，不会堕落到把我的故事卖给猎奇节目。”

“出版商呢？”

“我正在考虑，你呢？”

“你的第一篇报道一出来我就放弃了。我的经纪人说，他联系的那些编辑对你更感兴趣，而不是我。你有遇害者兄弟的身份啊，对吧？而且显然你还是参与调查的局内人。我能卖出去的也就是那些见报的快餐新闻中的一篇报道而已，我没兴趣出书了，倒是赚了个好名声。”

我点点头，起身下车。“谢谢你送我回来。”

“谢谢你接受采访。”

我下了车，正想关上车门，沃伦突然开口想说什么，但是欲言又止。

“怎么了？”

“我本想……唉，管他呢，听着，杰克，关于我那篇报道的线人。如果——”

“忘了吧，伙计，反正已经不重要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逝者已逝，而且你只是做了任何一个记者都会做的事。”

“不，等等。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不会出卖任何线人，杰克，但我可以告诉你谁不是我的线人。索尔森不是我的线人，明白吗？我甚至都不认识他。”

我只是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他不知道我看过酒店的账单，知道他在撒谎。一辆捷豹驶进酒店门口的下车位，一对从头到脚一身黑的男女正要下车。我扭头看向沃伦，心想他为什么还要这么说？他现在还在撒谎到底想套出什么？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

沃伦挥了挥手，点点头。“是的，就是这个。既然他已经死了，而你又挺在意这件事，我想你可能想要知道这一点。”

我又凝视了他一会儿。“好吧，伙计，”我说，“谢了，咱们会再见的。”

我直起身关上车门，又弯腰隔着车窗冲他挥了挥手。他给我回了个军礼，驾车离去。

[1]“爱上童贞”（pre-Teen Love）的英文缩写也为PTL。

46

我回到酒店房间，连上电话线拨号进入《落基山新闻》网络系统，我已经有两天没检查电子邮箱了，有三十六封电子邮件躺在里面等着我。大多数报社内部的来信都是贺信，尽管他们没有直白地道声恭喜，大概写信人也不知道祝贺我亲手杀掉诗人是否合适。有两封信来自范·杰克逊，问我在哪儿并请我给他回电话，还有三封来自格雷格·格伦，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报社的系统管理员还把我的所有电话留言一股脑地丢到了我的收件箱里，这些电话来自各地的记者，还有几个是好莱坞制片公司打来的。我的母亲和赖莉也打过。毫无疑问，我成了时下的热门人物。我保存了所有信息，以便以后需要回电话之类，然后退出了登录。

直接打给格雷格的电话被转给了接线员，她说格雷格正在开编辑会，吩咐过她别把电话转进会议室。我留下名字和电话号码，挂了电话。

我等了格雷格十五分钟，这段时间里，我一直试着不去想沃伦送我回来时最后说的那些话。格雷格一直没有打来电话，我等得不耐烦了便离开了房间。我沿路走着，最后停在一家名叫“汤”的书店前，之前坐沃伦的车回来时，我就注意到了这家书店。我走进店里的侦探小说区，找到那本印象中在扉页上写着“献给本书经纪人”的小说。按照我的理论，这种献辞就说明这是个好经纪人。找到名字后，我又来到工具书区，在一本列出经纪人姓名、地址和电话的工具书里找到了那个名字的条目。我暗暗记下此人的电话号码，然后离开书店，向酒店走去。

回到房间时，电话上显示未接来电的红灯闪个不停，我知道十有八九是格伦，但我决定先给那个经纪人打电话。这会儿是纽约时间下午五点，不知道他是不是己经下班了。铃响两声后，他接起了电话。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直奔主题。“我想看看，是否能说服你为我代理一本书，呃，我觉得大概可以被称作罪案纪实的一本书。你代理这类作品吗？”

“可以，”他说，“但是与其在电话上讨论这个，我更建议你先填写一份问卷，告知你个人以及计划出版的那本书的情况。然后我才能答复你。”

“我很愿意，但我担心可能没有时间，不断有出版商和电影制片人打电话过来，我必须得尽快定下来。”

这是一个饵钩，我知道他会咬住的。

“他们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你那边有什么事吗？”

“你在报纸或者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连环杀手在洛杉矶被击毙的新闻吗？那个诗人的案子？”

“当然看到过。”

“我就是那个，呃，开枪击毙他的人。我是个作家，也是个记者。我的哥哥——”

“你就是那个人？”

“我就是那个人。”

接下来，尽管他好几次被来访的电话打断，我们还是长谈了足足二十分钟，谈我打算动笔的那本书，还有那些已经联系我的电影制片人表现出来的兴趣。他说他跟一个洛杉矶的经纪人合作过，这位经纪人擅长吊住影视业的胃口，同时他想知道我最快可以在什么时候给他一份两页纸的大纲。我回复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他给了我他的传真号码，并说如果这个故事真的像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么精彩，他觉得本周末就能把这本书卖给出版商。我请他放心，书里的故事将比电视上的更精彩。

“最后一件事，”他说，“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从《火烈鸟之晨》的扉页上。”

电话上的红灯仍旧不停地冲我闪烁着，我没理会它。挂了电话后，我开始在笔记本电脑上写大纲，试着把最近两周发生的事压缩在两页纸里。这真是太难了，特别是在只有一只手可用的情况下，最后我还是用了四页纸才讲完我的故事。

写完之后，我受伤的手又疼了起来，虽然刚才我尽量不用到它。我又吃了一片医院开的药，然后回到电脑前继续校对大纲。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是格伦，他已经气得要命。“杰克！”他大吼道，“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该死的你跑哪儿去了？”

“我给你打回去了，还留了言。我在这里干坐着等了你一个小时，就等着你给我回电话。”

“我打了，该死！你没收到我的留言吗？”

“没有。你肯定是在我下楼去大堂买可乐的时候打过来的，但我没收到留言。”

“算了，算了。听着，我们明天放什么料？我安排了杰克逊在这边负责，又派了希迪搭今天早上的飞机去你们那边参加联邦调查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但是，你那儿还能给我们什么新鲜料？全国每一家报纸都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跑，我们得继续抢在他们前面。有什么新东西吗？我们还能有什么他们没有的消息？”

“我不知道，”我撒谎道，“这会儿没多少进展，我估计。我猜调查局的人还在核实细节……我还是不能写这个故事的报道吗？”

“你看，杰克，我不知道你还能怎么写。这个问题咱们昨天已经谈过了，你在这里牵连太多了，你是当事人，你写不合适。你不能期望我让——”

“好吧，我只是问一下。呃……嗯，有那么一两件事情。首先，他们昨天晚上追查那个叫格拉登的家伙，最后查到一间公寓，他们在里面又发现了一具尸体，又一个遇害者。明天的报道你们可以从这个事情着手，但也可能这就是他们今天新闻发布会要公布的事情。然后，叫杰克逊给这里的联邦调查局分局打电话，问问他们发现的关于电脑的事。”

“电脑？”

“是的。他们在格拉登的车里发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这边负责打击网络犯罪的探员查了一个通宵，今天上午仍然在查。我不知道现在发现什么情况没有，但值得打个电话问问，我还不知道他们在电脑里发现了什么。”

“那你到那儿干什么了？”

“我得去那里录口供啊，花了整整一个早上。他们还得向地区检察官做报告，说我是正当防卫什么的，录完了口供我才回酒店。”

“他们没告诉你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我只是无意间听到几个探员说又发现了尸体，还有电脑什么的，就这么多了。”

“好的，总算有个着手点了。”

我微微一笑，但没让笑意传进声音里。我不在乎泄露诗人的最后一个受害者，毕竟这个消息可能很快就会曝光。但像杰克逊那样的人打过去的电话绝对会受到冷处理，联邦调查局的人甚至都不会明确答复他究竟有没有这样一台电脑，更别说电脑里有些什么了。在査个水落石出之前，联邦调査局是不会放出这些消息的。

“抱歉，我能提供的就这么多了，格雷格，”我说，“向杰克逊转达我的歉意。对了，除了参加新闻发布会，希迪过来还要干什么？”

希迪在社里很被看好，她最近被派到了外访组。外访组记者的汽车后备厢里总是放着行李，一旦发生任何天灾人祸或者其他突发新闻，他们就得立即离开丹佛奔赴事发现场。我以前也是外访组的记者。可在报道过三次飞机失事、采访过遇难者家属——他们爱的人在事故中被炸得灰飞烟灭后，我就对这工作厌倦了，回到了警政新闻版块。

“我也说不准，”格伦回答道，“让她自己转转。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想让我再留一天，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可能要找我谈话。我估计这边明天就完事了。”

“好的，如果打听到任何消息，马上告诉我。还有，好好教训前台那些该死的家伙，竟然没把我的留言转给你。我会把电脑的事交给杰克逊跟进。我挂了，杰克。”

“好的。对了，格雷格，我的手没事。”

“什么？”

“我知道你很担心我的手，但是我现在已经感觉好多了。”

“杰克，我很抱歉。这几天实在太忙了，没顾上问候。”

“是啊，我知道。回头见。”

47

我吃下的那片止痛药开始起效了。手上的痛感逐渐减轻，平和放松之感渐渐遍布全身。与格雷格结束通话后，我重新把电话线接进电脑，启动传真程序，把大纲发到那个经纪人给我的传真号码。听着电脑拨号时吱吱呀呀的电流声时，一个念头突然像闪电一样划过脑海：我在来洛杉矶的飞机上打出的那些电话也发出过这种声音。

我一直太想证明并曝光索尔森就是那个向沃伦走漏消息的人，对于他酒店账单里的其他电话只是一扫而过，在飞机上随意地拨过那几个号码试试，却都没有深究。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打往佛罗里达的电话，回应的就是这种电脑拨号声，那部电话很可能就位于雷福德联邦感化监狱。

我猛地把电脑包从床上拽下来，掏出两个记事本飞快地全部翻了一遍，怎么也找不到飞机上打的那几个电话的笔记。我这才想起来，我当时压根没有做笔记，也没有把那些电话号码抄下来，因为我没有想到有人会把那几张酒店账单偷走。

我清除脑中的杂念，专心回忆我在飞机上的一举一动。那时我最关心的就是账单上那个打给沃伦的电话，我正是根据那个电话认定索尔森是沃伦的线人。那个电话拨出的前后几分钟，他还从房间里打出过好几个电话，但当时我对那些电话没什么兴趣。

我没有见过克利尔蒙顿说的那个格拉登电脑连线最频繁的电话号码。我想过要不要打电话给克利尔蒙顿要来那个号码，但我估计，没经过蕾切尔或者巴克斯同意，他不会把那个号码告诉一个记者，这样一来倒让我暴露底牌了。直觉告诉我，还是别向他打听比较好。

我从钱包里拿出信用卡，翻了个面。重新连好电话后，我拨打了卡背面的客服电话，然后告诉接线员我要査询信用卡账单。听了三分钟背景音乐后，另一个接线员接通了电话，我问她是否可以查询我的信用卡三天前新增的消费情况。在通过社会保险号码等情况核实我的持卡人身份后，她说可以在电脑上查询到我的消费记录，看看某笔消费是否已经出账，于是我把要査询的项目告诉了她。

那几个电话的费用刚刚完成出账，账单上同时包括我当时拨出的电话号码。五分钟后，我已经把在飞机上拨过的所有电话号码都记到了记事本上，谢过接线员后，我挂上了电话。

我再一次拔出电话线插进电脑，打开远程终端窗口，输入从索尔森房间里拨出的那个号码，运行程序。我看了看床头的钟，现在是本地时间三点，但佛罗里达那边已经六点了。铃响一声后是电脑拨号声。我听到了电脑连接网络时发出的熟悉的尖啸，屏幕变成一片空白，随即出现了一个标题。

欢迎来到PTL俱乐部

我长吁一口气，一下靠回椅背上，只觉得有股电流涌遍全身。几秒钟后，屏幕上的内容向上滚动，出现一个提示符，要求用户键入密码。我键入“埃德加”。当我按下这几个字母时，我那只没有受伤的手不停颤抖着。埃德加被系统认可了，随即出现第二个提示符，要求输入第二个密码。我键入了“佩里”。不一会儿，这个密码同样被认可了，接着出现在屏幕上的是一块欢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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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敲下回车键就来到了一块目录面板，它为用户提供了可选择的子版块。就像克利尔蒙顿说的那样，真是为当代恋童癖呈上了大餐。我按下退出键，电脑询问我是否想要退出PTL论坛。我选择了“是”并退出，我这会儿没兴趣探索这个论坛。我更感兴趣的是索尔森，或者说那个在星期天凌晨就拨出这个号码的人，那个早在四天之前就知道这个论坛并且成功登录的人。

这个拨号连接PTL论坛的呼叫是从索尔森的房间打出去的，我很容易认为拨出这个号码的人是索尔森。但是我仔细考虑了其他可能。我记得连接PTL论坛的这个电话的拨打时间就和同一房间打给洛杉矶沃伦的那个电话前后相差几分钟。但索尔森曾强烈地否认他是沃伦的线人，至少否认过三次。沃伦也否认过两次，其中一次还是在索尔森死后，此时就算别人知道索尔森真的向他通风报信过也不要紧了。就在几个小时前，沃伦的否认在我心里播下的那颗怀疑的种子，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大。它在我脑海里抽芽开花，让我无法置之不理。

如果沃伦和索尔森的话值得相信，那么又是谁从索尔森房间里打出电话并拨号上网的？一个个可能性在我脑海里一一闪过，每一个最终都像一记闷拳狠狠击在我的胸口——蕾切尔。

各种各样毫不相关的事实堆到一起发酵，最后引导我的推测指向她。

首先，蕾切尔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当然，这个理由最没说服力。索尔森、巴克斯以及其他每名探员都带着电脑，或者有条件接触到电脑，这都会让他们能够登录PTL论坛。但是还有第二个理由，星期六深夜，当我往蕾切尔的房间打电话甚至过去敲门的时候，她不在房间里。那时她在哪儿？会不会去了索尔森的房间？

我想起索尔森对我说的那些关于蕾切尔的话。他把她比作佩恩蒂德彩绘沙漠，他还提到了些别的：“她会把你耍得团团转，或者跟你一起玩，就像玩玩具一样。这一刻她还愿意跟你分享，下一刻她却不肯了，然后就从你身边消失，丢下你了。”

最后一个理由，我记得那天深夜我曾在走廊里见过索尔森，那会儿已经过了午夜，而那些从他房间里打出去的长途电话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当时他在走廊里跟我擦肩而过，手里好像拿着一个小袋子之类的东西。我突然想起蕾切尔拉开手袋里面那个带拉链的小袋子时发出的声音，还记得她拿出一个安全套——“以备紧急情况之用”的安全套——放在我手里时的情景。我意识到蕾切尔能够借此让索尔森离开他自己的房间，让她有机会使用房间的电话。

一股纯粹的恐惧渐渐在我整个躯体蔓延开来。沃伦种下的那朵怀疑之花已经盛放，堵住我的喉头令我窒息。我站起来在房里踱着步，却感到有些头晕，可能是因为刚才吃的那片止痛药。我又坐回床上。休息一会儿后，我重新连上电话，打给菲尼克斯那家酒店，转到结账处。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人。

“你好，我是上周末入住贵店的，结账时没怎么认真看账单，直到回家才发现一点问题。我对账单上的几个拨出电话存有疑问，早就想打电话过来问问，可总是忘记。请问这个问题我可以找谁反映？”

“您好，先生，我很乐意为您效劳。请告诉我您的名字，我来调出您的记录查一查。”

“谢谢，我叫戈登·索尔森。”

她没回话，我心里一阵发冷，猜她可能已经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过这个名字，知道这个姓索尔森的探员已在洛杉矶遇害，但紧接着，我就听到了她敲击键盘的声音。

“好的，索尔森先生。您当时入住的房间是三二五，住了两个晚上。您发现了什么问题？”

我把这个房间号随手记在记事本上，遵循记者随时记录的老习惯可以帮我保持镇定。

“我找不到……我正在桌子上找那份单子，我抄下来的，看来我好像把它弄丢了……该死的！这会儿我找不着了。呃，我待会儿再打来。不过这段时间里，你能不能先查查，到时好有个准备？我注意到账单上记着周六午夜过后有三个电话，可我不记得打过。我把号码抄下来了，就放在这儿……好了，我找到了。”

我迅速把我从信用卡客服接线员那儿弄到的三个电话号码给了她，暗暗祈祷这伎俩能奏效。

“对，这几个电话都包含在您的账单上。您确定您……”

“它们都是什么时候拨出的？看，问题就在这儿，我从不在午夜过后还谈什么生意。”

她告诉了我打出电话的时间。打往匡提科的电话，拨出时间记录的是凌晨零点三十七分；接下来是打给沃伦的电话，凌晨零点四十一分；之后就是拨号登录PTL论坛了，时间是凌晨零点五十六分。我记录下这几个时间，凝视着这些数字。

“您觉得您没打过这些电话吗？”

“什么？”

“我说，您觉得您没有打过这些电话吗？”

“是的。”

“当时有人和您同在房间里吗？”

这就是关键了，不是吗？我这样想着，但是没有说出口。“呃，没有，”我说，然后又迅速补充道，“你可以再帮我核查一次吗？如果你们的系统没出什么问题的话，我很乐意支付这些费用。谢谢你。”

我挂了电话，看着那几个我记在记事本里的时间。它们能对上。蕾切尔在我的房间里一直待到近午夜。第二天早上她告诉我，她离开我的房间后在走廊碰到了索尔森。也许她对我撒了谎，也许她做的比单单碰上他还要多，也许她去了他的房间。

索尔森已经死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验证我的推论——找蕾切尔对质，可我不能直接去问她。我又拿起电话，打给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接线员大概被严令必须挡住所有打给巴克斯的电话，尤其是来自媒体的电话，于是只是敷衍并不帮我转接，直到我告诉她我就是那个击毙诗人的人，而且现在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与巴克斯通话。终于，我的电话被转接过去了，巴克斯说道：“杰克，出了什么事？”

“鲍勃，听我说，我现在非常严肃，这件事很重要。你这会儿独自一个人吗？”

“杰克，发生了什么——”

“快回答我的问题！抱歉，我很抱歉，我本意不是要对你吼的。我只是有点……好吧，快告诉我，你现在独自一个人吗？”

他顿了顿，再开口时声音里带着些疑惑。“我是独自一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之前说过，我们双方必须相互信任。我一直信任你，你也信任我。现在我希望你再信我一次，鲍勃，你只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回答我几个小问题，不要问我为什么。待会儿我会向你解释一切，好吗？”

“杰克，我非常忙。我不明白——”

“五分钟，鲍勃，我就需要这么点时间，这件事非常重要。”

“你可以提问了。”

“索尔森的随身物品是怎么处理的？就是他放在酒店里的衣物和其他东西，他……死后，是谁处理的？”

“是我昨天晚上把所有东西收拾好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大问题，他的私人物品跟其他人不相关。”

“满足我这个请求吧，鲍勃。这一次我不是为了报道新闻，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你。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你在他的随身物品里发现酒店账单了吗？就是菲尼克斯那家酒店的账单。”

“菲尼克斯的？不，它们不在里面，也不会在里面。我们当时走得很匆忙，一离开就没再回去。我敢肯定这会儿账单已经寄到我在匡提科的办公室了。杰克，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第一块拼图拼到了合适位置。如果索尔森并未持有这些账单，他很可能就不是从我房间里偷走它们的那个人。我又想到了蕾切尔，我完全控制不住这个念头。在好莱坞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做爱之后，她先起床去洗澡，然后才轮到我。我仿佛看到她从我裤子口袋里掏出我房间的钥匙，下楼溜进我的房间，快速翻检我的东西。或许她只是随便翻翻，或许她不知怎么就知道我拿了那些酒店账单。可能她给菲尼克斯的酒店打了个电话，然后知道了这个消息。

“第二个问题，”我径直对巴克斯说道，没理会他的问题，“你在索尔森的随身物品里发现安全套了吗？”

“听着，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抱有什么病态的想法，但我不想再谈下去了。我要挂电话了，杰克，我不想再——”

“等等！这绝不是什么病态的想法，我在调查被你们这些人忽略的东西！你今天跟克利尔蒙顿谈过那台电脑的事吗，关于PTL论坛？”

“我知道那个论坛的事，但是这跟一盒安全套有什么关系？”

我注意到他无意间已经回答了我那个关于安全套的问题。我没有跟他提及任何跟盒有关的信息，现在知道那里有盒安全套。

“你知道星期天凌晨，索尔森的房间里打出过一个电话，正是拨号连接PTL论坛的吗？”

“太荒唐了！而且该死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因为我离开那家酒店时，那儿的职员以为我也是联邦调查局探员，记得吗？就像我们在殡仪馆时那个记者误以为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一样。他把酒店账单交给了我，托我带给你们，他觉得这样会节省邮寄时间。”

我这番供认说出来后，电话那边是长长的沉默。“你是说你偷了那些酒店账单？”

“我说的只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账单就这样被交到了我的手里，而在索尔森房间的账单上，列着打给迈克尔·沃伦和拨号连接PTL论坛的电话消费。多么有趣啊，你们这些人不是直到今天才知道有这么个PTL论坛吗？”

“我会派人过去取走你手里的那些账单。”

“别费事了，已经不在我这儿了。在好莱坞的时候，有人从我房间里偷走了它们。你的鸡窝里有一只狐狸，鲍勃。”

“你什么意思？”

“你承认你在索尔森的随身物品里发现了一盒安全套，我就告诉你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听见他发出一声疲惫而无奈的长叹。“是有一盒安全套，行了吧？那东西甚至还没开封。现在告诉我，这盒安全套有什么意义？”

“它现在在哪儿？”

“在一个上了封条的硬纸盒里，和他的其他物品放在一起，明天早晨会和他的尸体一同运往弗吉尼亚。”

“这个上了封条的硬纸盒在哪儿？”

“就在我这里。”

“我要你打开它，鲍勃。看看那盒安全套，看上面有没有价格标签，或者其他任何能证明他是从哪儿买的标记。”

我听着话筒里传来硬纸盒被撕开的声音，我脑海里同时浮现出那天索尔森沿着走廊走过来，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的场景。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巴克斯一边打开盒子，一边对我说，“它们被放在一个药店的袋子里。”

我的心脏扑通扑通跳着，接着我听到了打开袋子的声音。

“好了，我找到了，”巴克斯的声音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斯考茨代尔药店，二十四小时营业。一盒十二只装的安全套，型号99-5。你还想知道牌子吗，杰克？”

我忽略掉他话里的嘲讽，但他的话提醒了我，一会儿再问他这个问题。

“有收据吗？”

“我正准备读给你听。”

“收据上有购买日期和时间吗？电脑打印的收据一般都有。”

那边一阵沉默，时间之久让我忍不住想要尖叫。“星期天凌晨，零点五十四分。”

我闭上眼睛。当索尔森在购买一盒他甚至都没机会用上的安全套时，有人正在他的房间里使用他的电话。

“好了，杰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巴克斯问道。

“意思是，一切都是一个弥天大谎。”我睁开眼睛，将听筒从耳边拿下来。我盯着它，仿佛它是粘在我手上的异物，然后缓缓地把听筒放回机座。

布莱索仍然待在办公室里，第一声铃响之后便接起了电话。

“丹，又是我，杰克。”

“杰克·麦克？有什么事吗？”

“还记得你说的欠我的那顿饭吗？饭就免了，我想请你帮我做件事。”

“没问题。”

我说出需要他做的事情，他毫不迟疑地应下来，尽管我告诉他这件事必须立刻办好。他说他不能保证有什么结果，但无论有没有结果，都会尽快告诉我。

我想着索尔森不在房间的那段时间里从他房里打出去的第一个电话，那是打给匡提科总机的。当我在飞机上拨出这个号码时，我没觉得多奇怪。但现在，这个电话就显得有些蹊跷。为什么有人要在午夜打电话给总机？我现在明白了，肯定是因为打电话的人不能拨出直拨号，以免因这个号码暴露身份。相反，通过自己的电脑连到总机号，总机接线员识别出这是一个传真信号，于是随机转到一条通用传真线路。

我回忆起星期天早晨收到诗人传真的那次会议，索尔森向大家通报了匡提科方面的调査细节。那份传真正是发往总机，又被总机转给了一台传真机。

我请匡提科的接线员转接布拉德利·黑兹尔顿，她立刻帮我转到了行为科学部的办公室。电话铃响了三声，我正以为时间太晚，布拉德已经回家时，他终于接通了电话。

“布拉德，我是杰克·麦克沃伊，我在洛杉矶。”

“嘿，杰克，你怎么样了？你昨天可真够惊险的。”

“我还好。我为索尔森探员的事情感到很难过。我知道你们部门的关系都很好……”

“是的，虽然他基本上就是个浑蛋，但谁也不该遭遇那样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今天，我们这边几乎看不见一个笑脸。”

“我能想象得出来。”

“你有什么事吗？”

“有，只是几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正在按时间顺序把所有事都串起来，这样我就能把这案子前后的线性发展梳理一遍。要是以后有机会了，我会把这些写出来。”

我真不想对这个男人撒谎，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对我非常友善的人，但是我承担不起告诉他真相的后果，因为他很有可能不愿帮我。

“总之，我好像找不到之前我记录的关于那份传真的笔记了，就是诗人在星期天发到匡提科的那份。我记得戈登说他是从你还是从布拉斯那儿了解到详情的，我想知道那份传真发过去的确切时间，如果你那儿有的话。”

“呃，稍等，杰克。”

没等我回答“好的”，他已经走了。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闭着眼睛猜测他到底是去找我需要的信息了，还是先向上级请示能不能把这些消息告诉我。

终于，他回到了电话边。“抱歉久等了，杰克。那份传真来自联邦调查局学院通讯室的二号传真机，时间是星期天凌晨三点三十八分。”

我看着我的笔记，减去三个小时的时差，传真到达匡提科的时间正是从索尔森房间打到总机的一分钟之后。

“好了吗，杰克？”

“哦，好了，谢谢。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向我开火吧——哦，该死的，对不起。”

“没关系。呃，我的问题是……索尔森把菲尼克斯那个遇害者，那个叫奥瑟莱克的口腔样本寄回匡提科了吧？”

“是的，奥瑟莱克。”

“嗯，当时他想确认样本里的物质，他相信那是安全套上的润滑剂。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你们能不能验出这个安全套的具体品牌，能做到吗？你们检验过吗？”

布拉德起初没有回答，电话那头的沉默让我急得差点跳脚。不过，之后他还是开口了。“这真是个古怪的问题，杰克。”

“是啊，我知道，但是，总要追求细节嘛，还有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些细节问题的，真的非常令我好奇。对于写作来说掌握这些细节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写出好故事。”

“你再等等。”他又没等我回话就走了，但这一次很快就回来了，“好了，我查到你要的信息了。你可以告诉我，你打听这些事的真实原因吗？”

这一回，沉默的人变成了我。“不能，”我开口说道，想尽量坦率一些，“我的确在试着查清楚一件事情，布拉德。如果调查结果真的像我预料的那样，我一定会第一个通知联邦调查局，请相信我。”

他沉吟片刻。“好吧，杰克，我相信你。再说格拉登已经死了，我也算不上泄露庭审证物，而且看上去你也不能拿这种信息证明什么事情。样本已经缩小到两个牌子，拉美西斯润滑套和特洛伊金套。问题是这两种安全套是全国最常见的两个牌子，算不上我们常说的铁证。”

也许这算不上那种能带上法庭的呈堂证物，但在星期六夜里，在我的房间里，蕾切尔从手袋里拿出来递给我的，正是拉美西斯润滑套。我谢过了他，没再说什么，挂上了电话。

所有信息都摆在桌面上了，一切都对上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不论我如何想尽办法推翻自己的推论，无不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建立在怀疑和猜测基础上的推论，但就像一台机器，所有的部件都精密地咬合在一起，而我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插进它的齿轮之间，让它们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停止运转。

我需要的最后一个部分得靠布莱索。我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急切地等待他的电话，焦虑像个活物一般在我胃里搅动着。我走到屋外的阳台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但没有得到半分缓解。万宝路广告牌上的那位硬汉正凝视着我，他那张三十英尺高的脸庞凌驾在整个日落大道上空。我又转回房里。

我想抽根烟，最后决定还是买杯可乐。我离开房间，转动弹子锁，这样门就被卡住，不会关死。我沿着走廊小跑到自动售货机旁。尽管吃了止痛药，我的神经还是一直在叫嚣。然而我知道，如果再不预先服下一杯糖和咖啡因，过不了多久，现在的紧张就会转变成疲劳。回房的半路上，我忽然听到房里的电话正响着，我急忙冲回去。连门都来不及关，进入房间一把抓起电话，这时我估计电话铃已经响到第九声了。

“丹？”

对方一阵沉默。“我是蕾切尔。丹是谁？”

“哦，”我几乎压不住喘息，“他是……只是报社里的一个朋友，这会儿正要打电话过来。”

“你怎么了，杰克？”

“我正气喘吁吁，我刚才到走廊那头买了杯可乐，然后就听到电话，跑回来的。”

“天啊，你一定刚完成百米冲刺。”

“差不多，你先等等。”我走回门口关上房门，然后做了番心理建设，这才重新拿起电话。“蕾切尔？”

“是这样，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得走了。鲍勃让我回一趟佛罗里达，处理那个PTL论坛的事情。”

“哦。”

“可能要花上好几天。”

电话上的信息指示灯闪烁起来，是布莱索，我想着，不禁在心里抱怨他不该在这个时候打过来。

“好的，蕾切尔。”

“这之后，咱们一起找个地方度假吧。我想休个假。”

“我还以为你刚休过假。”

我曾在她匡提科的办公桌上看到过那个台历。直到这时我才猛地意识到，那大概是她前往菲尼克斯跟踪并杀害奥瑟莱克的时间。

“我好长时间都没真正休过假了。我在考虑要不要去意大利看看，去威尼斯。”

我没有立刻戳穿她的谎言。我沉默着，这让她的耐心耗尽了，我的演技根本不过关。“杰克，你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我不相信你这话。”

我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道：“有件事一直困扰着我，蕾切尔。”

“那就告诉我。”

“那天晩上，就是我们头一回在一起的那个夜晚，你离开之后，我往你的房间打过电话。你知道，我只想跟你道声晚安，告诉你之前的事多么美妙，我多么快乐。可电话没人接，我甚至去敲了你的房门，也没人应答。然后第二天早上，你说你在走廊里碰到了索尔森，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想什么，杰克？”

“我不知道，就是惦记着。我在想我打电话和敲门的时候，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当她终于开口时，怒气几乎就像火一样顺着电话线在我耳边燃烧，噼啪作响。“杰克，知道你这话听上去像什么吗？像个吃醋的傻学生，像你跟我说过的坐在看台上的那个小子。对，我在走廊上碰到索尔森了。对，我甚至可以承认他以为我在找他甚至想要他。但就是这样，仅此而己。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没接到你的电话，满意了？或许你拨错了号码；或许你打来时我正在洗澡，同时也在想着这个晚上是多么美妙；又或许，我根本用不着为自己辩护或者向你解释什么。要是你没法收敛你那醋劲，那就找个女人过你的小日子去吧。”

“蕾切尔，别这样，我道歉，好吗？是你问我怎么了，我只是实话实说。”

“你准是吃多了大夫给你开的药。我的建议就是你该好好睡一觉，等着药效过去，杰克。我得赶飞机了。”她挂了电话。

“再见。”我对着另一端已无人的听筒说道。

48

太阳就要落山了，天空的颜色像熟透了的南瓜，斜着一道道泛着磷光的粉红晚霞。这景致真美，就连商业区里上上下下杂乱无序的广告牌在我眼里都很美丽。我又走到阳台，试着想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一边想一边等着布莱索的回电。在我跟蕾切尔通话的时候，打来电话的正是他，他留言说已经离开了办公室，但会给我打回来。

我望着那个万宝路广告牌上的硬汉，时间流逝，他那双微眯的眼睛和带着禁欲意味的下巴却不曾改变。他永远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是一个标志，尽管他其实不过是某本杂志里一张薄薄的图片，或者某块广告牌上一层浅浅的喷漆。我想起以前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上了餐桌，我总是坐在父亲的右手边。他总是在抽烟，烟灰缸总是放在他餐盘的右侧。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学会了抽烟。我的父亲，我觉得他非常像那个万宝路广告牌上的硬汉，至少那时候他非常像。

我回到房间，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接听的是我的母亲。她大惊小怪地问了很多，问我的伤怎么样了，又温和地训斥我怎么不早点打电话。我总算让她平静下来，再三保证我没事之后，让她叫父亲接电话。自从肖恩的葬礼之后，我和父亲就一直没说过话，如果我们在葬礼上有过交谈的话。

“爸爸？”

“儿子，你真的没事吗？”

“我很好，你们怎么样？”

“哦，当然好，只是担心你，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没事，用不着担心，我这边一切都好。”

“这些事真是疯狂啊，对吗？”

“你是说格拉登？是啊。”

“赖莉也跟我们在一起，她会在这儿待上几天。”

“那太好了，爸爸。”

“你想跟她聊聊吗？”

“不，我想跟你聊聊。”

这句话让他沉默了，或许让他觉得紧张。“你在洛杉矶？”他把“矶”字咬得很重。

“是的，至少还得再待一两天。我只是……我打电话来只是想……我一直在想过去那些事，我想说声对不起。”

“为了什么说对不起，儿子？”

“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萨拉、肖恩以及所有你想到的事情。”我笑起来，就是你明知道不好笑，但就是觉得不自在，除了笑没其他办法的那种笑，“我为所有事情说声对不起。”

“杰克，你确定你真的没事吗？”

“我很好。”

“你用不着说为所有事情道歉。”

“不，我得说。我真的很抱歉。”

“其实……我们也很对不起你。呃，我很抱歉。”

这句话让我们安静了片刻，任凭沉默在线路间蔓延。“谢谢，爸爸。我得挂了，替我向妈妈说再见，还有，向赖莉问好。”

“我会的。等你回来以后，来我们这儿一趟怎么样？和赖莉一样，待上几天。”

“我会的。”我挂了电话。这就是万宝路硬汉，我想。透过敞开的阳台门，我向他望去，只见他的眼睛正越过阳台围栏回视着我。我的手又开始疼了，脑袋也疼，大概因为我知道得太多了，其实我也不想知道这么多。我又吃下一片止痛药。

五点半的时候，布莱索终于打来了电话。他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带来的最后一块拼图，最终撕下了蒙在我眼前的那层希望的薄纱。听着他的话，我感到血液正被不断抽走。我又变成孑然一人，更糟糕的是，我爱上的那个女人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踹了我。她先利用了我，然后背叛了我，我从未想到有女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打听到消息了，伙计，”布莱索说，“我只能说，太令人震惊了，你一定要挺住。”

“你说吧。”

“蕾切尔·沃林，她的父亲是哈维·沃林。我过去不认识他。他当警探的时候，我还在干街头巡警。我跟一个老警探谈过，他说我打听的这个人有个绰号，叫作‘撞墙的哈维’，就是喝了酒之后就撒酒疯，他就是那种古怪又孤僻的人。”

“他是怎么死的？”

“我正要讲到这个。我请一个哥们帮我把卷宗从档案室里捎了出来。那是十九年前的事了，有意思的是我居然都不记得这件事。估计我是光顾着自己查的那些事了。总之，我跟那位老哥们在菲尔斯角酒吧见了面，他把那份卷宗给我带来了。首先，就是她父亲没错，里面还有她的名字，她就是那个发现哈维尸体的人。他是开枪自杀的，子弹射进太阳穴。虽然结案报告显示是自杀，但里面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

“嗯，一个是没有遗书；另一个，他当时戴着手套。当时虽然是冬天，但他是在家里自杀的，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给杀了。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警探还在卷宗这里记了一笔，说他觉得这一点有些不大对头。”

“其中一只手套上留有射击残留物吗？”

“是的，就是这样。”

“那时她……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蕾切尔在家吗？”

“她说听到枪声的时候，她正在楼上的卧室里睡觉，在她那张大双人床上。她有些害怕，说直到枪响一个小时后她才敢下楼，然后就发现了哈维的尸体。报告上是这么写的。”

“她母亲呢？”

“她母亲几年前就离开了那个家。从那以后，家里就只有蕾切尔和她父亲，两人一起生活。”

我把这些话想了又想，突然间，布莱索特意提到的那张大双人床和他最后一句话的表述方式令我起了疑心。“就这些吗，丹？你没有把全部的信息告诉我。”

“杰克，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正在和这个女人交往吗？就像我之前跟你提过的，我在有线新闻网上看到她扶着你走出——”

“听着，我没时间了！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

“好吧，报告里提到的另一个蹊跷之处就是她父亲的那张床铺得好好的。”

“你在说什么？什么意思？”

“他的床铺得好好的。看上去就像是他照常起床，把床铺好，穿好衣服，套上大衣，戴上手套，就像要出门上班了一样，但他没有出门，而是坐到椅子上照着脑袋开了一枪。又或者是他整宿都没有睡觉，坐在那儿想着自杀的事，最后开枪自杀了。”

一片绝望的浪潮席卷过来，把我扑倒在地，我顿时身心俱疲。我从椅子上滑到地上，依旧紧紧握着听筒。

“侦办这个案子的警探已经退休了，但还健在。他叫莫·弗里德曼。我们以前就认识，我刚刚升上警探的时候，他都已经准备退了，不过他确实是个好人。他现在住在波克诺，几分钟前我刚刚跟他通完电话。我向他打听这个案子，问他对这个案子怎么看。我跟他说，就是私下谈谈，说说个人观点，不向上面报告的那种。”

“他怎么说？”

“他说他把这件案子放过去了，因为他想，不管真相怎样，撞墙的哈维都是罪有应得。”

“他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他认为那张床之所以铺得好好的，是因为没人在上面睡过，从来没有。他认为那个当父亲的在跟自己女儿睡觉，睡在那张大双人床上。但那天早上，女儿不想再继续下去了。那事以后，莫什么事情都没再打听，也不知道近来发生的这些案子。莫已经七十一岁了，平常只玩玩填字游戏。他说他不喜欢看新闻，不知道那个女儿后来成了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

我说不出话来。我甚至不能动弹。

“杰克，你还在吗？”

“我得挂了。”

分局的接线员说巴克斯已经下班了。我请她再核查一下，她让我等了足足五分钟，但我敢肯定这段时间里她只是在修指甲或者补妆之类。回到线上后，她说巴克斯的确已经走了，我可以明天再打电话过来试试。没等我再说什么，她便挂了电话。

巴克斯是关键所在，我必须跟他见一面，把我掌握的情况告诉他，再按他说的办。我断定，如果他不在分局，估计就是回了那家威尔科克斯旅馆。不管怎样，我得过去一趟，我的车也还停在那附近。我把电脑包的背带往肩头一挎，走到门口，刚打开门，不禁呆住了。巴克斯就站在门外，正握起拳头准备敲门。

“格拉登不是诗人！他是个杀人犯，没错，但不是诗人。我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

巴克斯看着我，就好像我刚刚向他报告我看到万宝路广告牌上的硬汉冲我抛了个媚眼。“杰克，你瞧瞧你，你这一整天都在打古怪的电话，先是打给我，然后又是匡提科。我特意过来看看你，我在想是不是昨晚医生检查时遗漏了什么，要不我们一起出去兜个风——”

“听着，鲍勃，我不怪你这样想，在我今天给你和布拉德打过电话之后，你有这种想法不奇怪。可我当时无法向你和盘托出，我得有了把握以后再说。而现在，我有把握了，相当有把握。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解释，我刚刚正想出门去找你。”

“那就坐下来，好好告诉我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说我的鸡窝里有一只狐狸，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人的工作就是识别和抓捕那些人，那些连环杀手。而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一直潜伏在你们当中。”

巴克斯响亮地呼出一口气，摇了摇头。

“坐下，鲍勃，我会给你讲个故事。要是我讲完之后，你还是觉得我疯了，尽管把我带去医院。但我相信，你听完之后不会这样想。”

巴克斯在床尾坐下，我开始讲述整件事情，包括我今天下午的行动和打过的电话，讲完这部分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正准备告诉他我对这些收集到的事实的分析，他打断了我，提出质疑。对此我早已经考虑过，也知道该怎么应对。

“你忘了一件事。你说过，格拉登承认是他杀死了你的哥哥，就在他临死前。这是你自己说的，记录在你的陈述里，我今天下午才读过，你甚至说他认出了你。”

“但是他犯了个错误，我也理解错了。我没告诉他肖恩的名字，我只说我的兄弟。我告诉他，他杀了我的兄弟，于是他误以为他杀掉的哪个孩子就是我的弟弟，你明白了吗？这就是他会说那句话的原因，说他之所以杀死我兄弟，是为了拯救他。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之所以杀掉那些孩子，是因为他知道那些孩子经过他的折磨之后，一辈子就毁了，就像他自己被贝尔特伦毁了一样。所以在他的思维里，杀死他们相当于拯救他们，免得他们今后变成他那样的人。他不是在说警察，只是指那些孩子。我认为他甚至不知道那些警察的事。至于说他认出了我，那是因为我上过电视，有线新闻网的报道，记得吗？他可能认出我是那则报道里出现过的面孔。”

巴克斯低头盯着地板。我看得出他在思忖这件事，我还从他的表情看出来，他觉得这事有一点可信度。我正在得到他的理解。

“好吧，”他说，“那么菲尼克斯酒店那些事，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当时已经很接近真相了，蕾切尔也知道这一点。她需要做些动作，引诱我们的调查走上歧途，或者确保我们只把目光放在格拉登身上直到我们逮捕他。尽管这个国家里每一个警察都恨不得他死，但她对格拉登会在逮捕过程中被击毙这事也没什么把握。所以她做了三件事，首先，她以诗人的名义给我们发出了那份传真，用她的电脑发到匡提科总机。这份传真写得非常巧妙，字里行间让我们把格拉登和那个杀害警察的凶手确切地联系在一起。回想一下，记得讨论那份传真的会议吗？她就是那个跳出来说那份传真把所有案子都联系了起来的人。”

巴克斯点点头，一言不发。

“其次，”我说，“她想到，只要她把这个故事透露给沃伦，一定会诱发我写报道，接着整个新闻界的人都会蜂拥而至。格拉登就会在某个地方看到这些报道，知道他不仅仅背负着自己做过的那些凶案，这之后的谋杀警察的案子也全算到了他头上，他会潜入地下，销声匿迹。所以她给沃伦打了电话，把这个故事透露出来。她可能已经知道沃伦离开基金会后回到了洛杉矶，四处兜售那个报道，又或许沃伦曾经给她打过电话，留了口信，让她知道在哪儿。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吗？”

“你之前非常确信泄露消息的人是戈登。”

“我之前是这样，而且我有确切的理由，就是那些酒店账单。但那张药店收据显示，那些电话打出去的时候，索尔森根本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今天沃伦告诉我他的线人不是索尔森。这个时候他没理由撒谎了，索尔森已经死了。”

“第三件事是什么？”

“我认为，蕾切尔那天曾经登录过PTL论坛。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在这之前就知道这个论坛的，也许是别人向联邦调査局提供的情报。我不确定，但她的确拨号连接上了这个论坛。也许正是这一次，她往PTL论坛上传了克利尔蒙顿后来发现的那些自称幽灵的帖子。于是再一次地，那些帖子作为佐证，将格拉登和诗人犯下的谋杀案联系了起来。就这样，她一步步将格拉登套进了口袋，做成了铁案。就算我没杀死他，他还活着并且否认所有谋杀警察的罪行，但那些证据就摆在那儿，没人会相信他的话，特别是在他确实杀了人的情况下。”

我停下来深深吸口气，也让巴克斯可以好好消化我目前所说的一切。

“这三个电话都是她从索尔森的房间打出去的，”半分钟后，我接着说道，“这算是另一重保护。如果事情出了差错，也不会留下她打这些电话的任何记录，因为电话拨出来源是索尔森的房间，但那盒安全套摧毁了这个局，你了解她跟索尔森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断对着干，但两人之间仍然有些余情未了。他对她仍有感情，而她知道这一点，于是她就利用这一点。我觉得，如果她让索尔森出去买一盒安全套，说自己就在他的床上等着，索尔森绝对会心急火燎地冲出门直奔药店。我认为她当时正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她没在索尔森的床上等着，她打出了那些电话。然后等索尔森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这些事，索尔森没有很明确地告诉我，但就在我跟他一起工作的那天，他的话里隐约透着这个意思。”

巴克斯点点头，看上去有些魂不守舍。我想也许他看到了这一切将对他的前途带来什么影响。首先，拘捕格拉登的行动以惨败收场，他的指挥能力已经饱受质疑；而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他当探员副主管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看上去太……”巴克斯把话咽了下去，我也没接话。有些情况我还没有告诉他，我在等待时机。他起身踱了几步，目光越过敞开的阳台门，投向那个巨大的万宝路硬汉广告牌，但他似乎对广告上的那个男人没什么兴趣。

“跟我说说月球，杰克。”

“月球？什么意思？”

“诗人所在的月球。你告诉了我这个故事的结局，但它是怎么开始的？一个女人怎么会走到我们现在正讨论的这个地步？”他在阳台门边转身注视着我，眼里闪着怀疑的光芒。他在寻找着可以不相信我的理由。

讲述之前，我先清了清嗓子。“这部分太难了，”我说，“你应该去问布拉斯。”

“我会的，但你先说来听听。”

我想了一会儿，才开始说道：“一个年幼的女孩，我说不准，可能十二岁或者十三岁，被自己的父亲侵犯了，性侵犯。而她的母亲也……她的母亲离开了她。可能这个母亲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却又无法阻止，也可能是不在乎，只想一走了之。母亲离开了，抛下女孩一个人和父亲住在一起。父亲是个警探。他威胁她，让她从不敢向任何人讲，因为他是个警探，会査出来。他告诉她，她的话没有人会相信。她相信了他的话。

“然而有一天，女孩终于忍无可忍了，也可能一直忍无可忍，只是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想出合适的方案。不管怎样，那一天来了，她终于杀了他，还把现场伪装成自杀，成功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一个侦办案子的警探知道不对劲，但他又能怎么办？他知道那个父亲罪有应得，于是放过了她。”

巴克斯站在房间中央，凝视着地板。“我知道她父亲的事，我是说官方版本。”

“我有个朋友找出了非官方版本的很多详情。”

“接着说，然后呢？”

“接着就是她的成长与盛放。在杀掉父亲的那一刻，她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她受到的创伤也随之愈合了许多。她挺过了这一关。这种事情很少人能够挺过去，但她做到了。她是个聪明的姑娘，考上了大学，学习心理学，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然后她被联邦调查局挑中了。她干得棒极了，在调查局里升得很快，直到她进了一个部门，一个确切地说就是专门研究像她父亲那样的人的部门，也研究像她自己的那类人。之后，她的主管想要研究警察自杀的现象，选中了她，因为主管知道她父亲事情的官方版本，但所谓的官方版本并非全部真相，只是官方的故事。她接受了这份工作，但心里明白挑选她的理由其实只是虚假的海市蜃楼。”

我停了下来。我诉说得越多，就越感受到一种力量，了解别人的隐秘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力量。我用自己的力量查明了真相，串起了完整的故事。

“那么，”这时巴克斯低声问道，声音几乎低得跟耳语一样，“她又是怎么开始分裂的呢？”

我清了清嗓子。“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我接着说，“她嫁给了她的搭档，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不久，事情又变得没有那么美满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工作的压力、过去的记忆还是婚姻的破裂，又或许是所有这些加到一起形成了合力。总之，她开始分裂了。她的丈夫离开了她，觉得她的内心一片——佩恩蒂德彩绘沙漠，他这么称呼她。而她因为这个恨上了丈夫，然后……也许她就回忆起她杀死那个折磨她的人，杀死她父亲的那一天。她回忆起杀人之后的那种平静……和解脱。”

我注视着巴克斯，他的眼神非常恍惚，也许在想象着这个我从地狱里召唤出来的故事。

“有一天，”我继续说道，“有一天，一份申请为凶手进行心理侧写分析的报告交到了她手里。在佛罗里达，一个男孩被残忍地杀害并肢解了，负责那个案子的警探要求提供凶手的心理侧写。她认出了那个警探，知道他的名字，很久以前她在一次访谈中听过这个名字，而且她知道他也是一个残酷的施暴者，跟她父亲一样，而这个案子里被他称作遇害者的男孩，很可能也是他实施性侵的对象……”

“对上了，”巴克斯接过了话头，“所以她前往佛罗里达找到这个贝尔特伦，又做了一遍她过去做过的事，就像对待她父亲一样。她伪装了现场，让一切看起来像是一桩自杀。她甚至知道贝尔特伦把霰弹枪藏在哪里，格拉登之前跟她提过这个。对付贝尔特伦简直太轻松了。她下了飞机，找到他，亮出联邦调查局的证件，走进他的屋子把他杀了。这让她再一次得到了平静，填补了她心灵的空虚，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种平静不能持续很长时间。没过多久，她又觉得空虚了，不得不再次作案。于是就像这样，一次接着一次。她跟踪着格拉登，然后干掉那些负责抓捕他的警探，在她得手之前，一直利用格拉登来掩盖自己的行踪。”

说这些话的时候，巴克斯一直神情恍惚地凝视着某个地方，仿佛眼前出现了一幕幕图景。“她熟悉所有的查案方法，知道我们所有的行动，”他说道，“用带润滑液的安全套在奥瑟莱克嘴里擦拭一遍。完美地误导了我们，她是个真正的天才。”

我点点头，接过话头道：“她去过格拉登的囚室，知道档案里有一张照片，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她知道那张照片拍到了那些爱伦·坡的书，这一切都是个圈套。她跟着格拉登走遍全国，她有一种直觉，能从那些交上来的申请凶手心理侧写分析的案子里看出哪些案子是格拉登做的。她对这些案子有一种共情，这样她就能盯住他了，每一次外出便杀掉负责侦办案子的警探。她把每一桩案子都伪装成自杀，但又能把每一桩案子都栽在格拉登头上，以防某一天某个人出现，发现遇害的警探并非自杀，把一切揭示出来。”

巴克斯注视着我。“比如像你这样的人。”他说道。

“是的，比如我。”

49

巴克斯说这个故事就像大风天里晾在绳上的床单，仅仅靠几个夹子勉强夹着，随时可能被风吹跑。“我们还需要更多证据，杰克。”

我点头表示同意。他是专家，但真正的审判已经在我心里举行过了，判决结果已经下达。“你准备怎么办？”我问。

“我正在想。你已经……你正在跟她交往，对吗？”

“有那么明显吗？”

“有。”

之后整整一分钟，巴克斯一言不发。他边环顾房间边踱步，但并不是真的在看什么东西，所有的对白和想法都被他藏在心里，一个人来回掂量。最后，他停下脚步，望向我。“你愿意在身上安装一个窃听器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要把她召回这里，让她单独跟你在一起，由你套出她的话来，也许唯一一个能从她那儿问出什么东西的人就是你了。”

我垂头看着地板，想起我和她的最后一次通话，她是多么轻而易举地看穿了我的伪装。“我觉得我胜任不了，我骗不了她。”

“那她也许就会怀疑你，然后盘问你。”巴克斯说道，他放弃了之前的念头，视线投向地板，试图想出另一个主意，“但是，你还是那个唯一的突破，杰克。你不是探员，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完全可以把你带走。”

“带我去哪儿？”

“带你下地狱。”他打了个响指，“我有办法了。你不用在身上装窃听器，我们可以把你装进窃听器。”

“你在说什么？”

巴克斯竖起一根手指，像是叫我先别开口。他拿起电话，将听筒夹在耳边，按下号码，等待对方应答。电话线像给他套了个辔头，虽然他继续踱着步，但不论朝哪个方向走，缰绳都拉着他，让他只能走出几步。

“收拾好你的行李。”等待对方接电话时，他吩咐我道。

我站起身，按照他的命令，慢吞吞地把几件行李装进电脑包和那个枕套，一边打包一边听巴克斯叫接线员转给卡特探员，然后便下达了一系列指示。他要卡特给匡提科的联络部门打个电话，让他们传信息给蕾切尔搭乘的那架调查局飞机，命令那架飞机飞回来。

“就告诉他们，这边发生了一些不适合在电话里讨论的情况，我需要她回到这儿来。”他对着电话说，“就说这么多，明白了吗？”

卡特探员似乎做出了令他满意的回复，巴克斯继续下令道：“现在，保持我这个电话在线，你打给探员主管。我需要地震屋的确切地址和密码组合，他会明白我的意思。我打算从这儿到那里去。我要你立即找个音频视频方面的技术专家，还有两名优秀探员。到那里我再告知你们详情，现在给探员主管打电话吧。”

我好奇地望着巴克斯。

“我只是在线，没在讲电话。”

“地震屋？”

“是克利尔蒙顿告诉我的，就在河谷区上面的山上。那房子从上到下都布满了监控系统，包括音频监控和视频监控。它原本在地震中受损了，原来的房主没有保险，直接离开了。联邦调查局从银行租来了这栋房子，把它当作一个试探当地建筑安全检查员、承包商和维修工的诱饵，因为有很多涉及联邦紧急情况处理委员会基金的诈骗活动，联邦调查局要介入调查。现在案件已经在等法院判决，那房子作为诱饵的使命也结束了，但租期还没到，所以它……”

巴克斯抬起一只手，卡特回到了线上。他听了一会儿电话，点点头。“右拐走穆赫兰道，然后第一个路口左拐，应该很容易找到。你们预计什么时候到？”

他告诉卡特我们会在他们之前到达，又补充说他要求所有探员对此全力以赴，然后挂了电话。

巴克斯驾车离开酒店时，我在心里悄悄对着万宝路广告牌上的硬汉敬了个礼。我们沿着日落大道向东驶去，到了月桂谷大道后沿着群山之间的公路一路向上盘旋。

“你是怎么安排的？”我问，“你准备怎么把蕾切尔引到我们现在要去的那个地方？”

“一会儿你给蕾切尔在匡提科的语音邮箱留个言，告诉她你正在一个朋友家里。那个朋友是你以前在报社认识的，现在搬到这儿来了，然后留下地震屋的电话号码。等她到了我会跟她谈，告诉她之所以把她从佛罗里达叫回来，是因为你到处打奇怪的电话，又对她横加指责，但谁也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我会告诉她我猜你是止痛药吃得太多了，但我们还是要找到你，把你带回来，跟你谈谈。”

我感到越来越不舒服，被当作诱饵的命运难以预测，而且还得面对蕾切尔。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被活着带回来。

“最终，”巴克斯继续说道，“她就会发现你的留言，但她不会给你打电话。相反，她会追踪那个号码，查到那栋房子，然后去找你。杰克，她会一个人去找你。两种可能，必有其一。”

“什么可能？”我问道，尽管我心里已经很清楚。

“要么来跟你解释……要么来杀掉你。她会认为你是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她需要尽力说服你，让你相信你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是错误的，或者她只需要把你摁倒在地上。要我说，我猜她会把你摁倒在地上。”

我点点头，这也是我的猜测。

“但我们也在那儿。在里面跟你在一起，非常近。”

这句话对我没什么安慰。“我不知道……”

“别担心，杰克。”巴克斯说道，开玩笑地伸手在我肩上捶了一拳，“你会没事的，这一次，我们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你要担心的只是怎么套出她的话来。让她的供述留在录音带上，杰克。哪怕只是诱她承认诗人案子的一部分，我们就能逮捕她，逼出剩下的部分，让她的证言留在录音带上。”

“我试试吧。”

“你会没事的。”

我们进入穆赫兰道，巴克斯按卡特指的路右拐，沿着蜿蜒的蛇形山道驶向山顶，沿途只有从下面河谷区升腾而上的阴沉雾霭。我们绕来绕去地开了将近一英里，直到看见标有赖特伍德道的路牌，然后左拐向下开入一片住宅区，里面是一栋栋小房子，都建在钢架上，房子的一端还悬出了山崖。这些看着就惊险的建筑充分证明了工程水平，也证明了那些开发商是多么渴望在这座城市的每个山头都打下自己的烙印。

“你相信有人愿意住在这种房子里吗？”巴克斯问道。

“发生地震时，我会恨死住在这种房子里的自己。”

巴克斯开得很慢，一路查看刷在路缘石上的门牌号。我则观察着房子之间的空隙和从空隙处露出的下面的山谷。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山谷里已经亮起了不少灯光。巴克斯终于在拐弯处的一栋房子前停下车。“就是这栋了。”

这是一栋木结构的小房子，从前面看不见起支撑作用的钢架，乍一看这房子就好像飘在下方的幽深山谷之上。我们盯了它半天，迟迟不愿下车。

“如果她知道这栋房子呢？”

“蕾切尔？她不会知道的，杰克。我知道这个还是听克利尔蒙顿说的。小道消息说分局有些家伙偶尔会利用这个地方，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当他们跟某个不能带回家的人在一块的时候。”他冲我眨了眨眼，“咱们进去检查一下，别落下你的行李。”

前门有一个带锁的小箱子。巴克斯按下组合密码，打开小箱子，从里面取出一把钥匙，打开了房门。

他走进屋子，轻轻按下门廊凹处的灯。我跟在他后头进去，关上房门。屋子里只做了简单装修，但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因为我的注意力立即被起居室的后墙吸引了。整面墙完全由厚玻璃制成，下面就是壮阔的山谷，站在屋子里可以将整片山谷的景致尽收眼底。我穿过起居室，凝视着远方的谷地，能看到另一条山脉渐渐浮现的轮廓。我走近玻璃墙，近得可以看见自己呼出的气息喷洒在玻璃上，这样我就能直接俯视下方黑沉沉的山谷。身临悬崖的紧张感顿时袭来，我不由倒退几步，而巴克斯恰好在这时打开我身后的一盏灯。

我看到了玻璃上的裂纹。五块玻璃中的三块都有裂纹，像蝴蛛网一样辐射开来。我看向左边，这面玻璃墙上也有地震造成的裂纹，映出有些变形的我和巴克斯。

“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待在这里安全吗？”

“很安全，杰克，但是安全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果再来一次大地震，那这里就要面目全非了……目前地震造成的破坏主要是我们脚下的地板，或者应该说曾经的地板。克利尔蒙顿说那是破坏最严重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墙体变形和水管破裂。”

我把电脑包和枕套放在地板上，勇敢地重新走到玻璃墙旁，视线久久地停留在外面的景致上。就在这时，门廊凹处传来一声尖锐的玻璃破裂声，我紧张地看向巴克斯。

“没事。这房子被用来当作诱饵之前，他们已经让工程师仔细检查过支撑的钢架。这房子不会掉下去。它只是看上去、听上去随时会掉下去，所以他们才会用它来当诱饵。”

我又点了点头，但还是对这房子不大有信心。我透过玻璃墙看向身后的巴克斯。

“唯一会掉下去的，是你，杰克。”

我看着玻璃墙上映照出的巴克斯的身影，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这时，在因裂纹而呈现的四个影像里，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就是你的终点。”

刹那间，我全明白了。我在岔路口拐上了错误的方向，归罪给了错误的人。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是我的内在缺陷引我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归根到底，要怪的是我不敢信任、不肯接纳的本性。我不敢接受蕾切尔的感情，所以我总在寻找谬误，而不是真相。

“是你，”我说道，“你才是诗人。”

他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这时我意识到蕾切尔的飞机并没有被召回，卡特探员也不会带着一名技术专家和两名探员过来。我现在能看透他的真实计划，当他在我的酒店房间里打出那些子虚乌有的电话的时候，他的手指恐怕一直压在电话机座上。我现在是孤身一人，对面就是诗人。

“鲍勃，为什么？为什么是你？”我太震惊了，居然还像对朋友一样叫他“鲍勃”。

“这故事太久远了，久远得就跟所有久远的老故事一样，”他回答道，“久远得几乎被遗忘，让我无法与你分享。既然如此，现在你也没必要知道了。坐到那把椅子上，杰克。”他用枪指了指长沙发对着的那把软椅，然后又把枪口对准我。

我没有动。“那些电话，”我说道，“是你从索尔森的房间里打的？”

我问这个问题其实是为了说点什么拖延时间，尽管我知道，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时间已经没有意义了。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没人会来。我的问题引得巴克斯发出一阵轻蔑的大笑。

“难得的好运气，”他说，“那天晚上我为我们几个订房间，有卡特、索尔森和我，可我显然把钥匙弄混了。那些电话，我是从自己房间里拨出去的，账单上却挂了索尔森的名字。当然，我那时并不知道，直到星期一晩上我趁你和蕾切尔共处一室时，溜进你的房间偷走了那些账单。”

我想起蕾切尔说过的话，运气得靠自己挣来。我猜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连环杀手。

“你怎么知道我拿着账单？”

“我不知道，至少不确定。但你给迈克尔·沃伦打电话，告诉他你掌握了指证他的线人的证据，把他的把柄攥在了手里。他就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才是他的线人。尽管他说你指证戈登是那个泄露消息的线人，我还是得査清楚你到底知道了什么，这就是当时我同意你重返调查组的原因，杰克。我得弄明白你都知道些什么，但我一直没查清，直到你跟蕾切尔上床时，我进了你的房间，发现了那些账单。”

“那天晚上我去酒吧的时候，跟踪我的人也是你吗？”

“那天晚上撞上好运的人变成你了。如果你走到那个门洞边，看看是谁在那儿，这一切那时就应当结束了。但是到第二天，你没来找我指控索尔森闯入你房间的事，我还以为威胁已经消失了。我以为你撒手不管了。从那时起，一切都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得无比顺利，直到今天你开始往各处打电话，开始追问安全套和电话的事。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了，杰克。我知道我必须得尽快行动。现在，坐到那把椅子上，我不打算再命令你一次。”

我挪到椅子边坐下，在大腿上擦了擦手，感觉双手一直颤个不停。我的后背抵着玻璃墙，我没什么可看的了，除了巴克斯。

“你之前是怎么知道格拉登的？”我又问，“还有格拉登和贝尔特伦的事。”

“我在那儿，记得吗？我也是访谈组的成员。当蕾切尔和索尔森去采访其他人的时候，我跟格拉登谈了一会儿。通过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锁定贝尔特伦简直易如反掌。然后我就等着格拉登被放出来，只等他行动就可以了。我知道他会再次作案的，这是他的本性，我对此一清二楚。于是我便把他当成掩护，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的事情被人发现了，那些证据也只会指向格拉登。”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PTL论坛的？”

“我们聊得太多了，杰克，我还有事儿要干呢。”

他的眼睛始终一眨不眨地死盯着我，就连在他弯下腰捡起那个枕套然后倒空，再伸手在我的随身物品中翻检时，他也一直死盯着我。他在那堆东西中没找到想要的，不大满意地继续对我的电脑包做了同样的翻检，直到找到我从医院拿回来的那一小瓶药。他迅速扫到瓶子上的标注，看了看，带着微笑扭头看我。“含可待因的泰利诺。”他笑着说，“这样一来就好办多了。吃一片，杰克。不，还是吃两片吧。”

他把药瓶向我扔来，我下意识地接住了。“我不能，”我说，“我一两个小时前刚吃过一片，两小时内不能再次服用。”

“吃两片，杰克，现在就吃。”他的音调没有任何改变，但从他那双眼睛里射出的凶狠目光令我全身发寒。

我哆哆嗦嗦地拧着瓶盖，半天才打开。“我需要水。”

“没有水，杰克，只管干咽。”

我把两片药放进嘴里，努力装作吞了下去，其实暗暗将药片藏到舌头底下。“吃了。”

“嘴张大点，杰克。”

我张大了嘴，他稍稍前倾身子查看，但还没近到让我可以夺枪。他始终待在我够不到的地方。

“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觉得药片被你压在舌头底下了，杰克。但是没关系，它们会溶解的，只不过多花一点时间罢了。我有——”这时又响起一声玻璃裂开的声音，他赶紧四下望望，很快又把目光重新落到我身上。“我有的是时间。”

“是你写了PTL论坛上的那些文章，你是幽灵。”

“对，我是幽灵，谢谢。现在我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我是从贝尔特伦那儿知道这个PTL论坛的。他可真是周到啊，我去找他的那晚他正好在线，所以我顶替了他在PTL论坛里的位置，我用的是他的密码，不久之后我又让系统管理员把密码改成了埃德加和佩里，恐怕冈贝尔先生都不知道他把……一只狐狸放进了鸡窝，用你的话说。”

我望向右手边的玻璃墙，可以看到身后谷地里的万家灯火。那么多灯，那么多人，我想，却没有一个人能看见或者帮助我。一阵恐惧席卷了全身，我颤抖起来。

“你得放松些，杰克，”巴克斯用平静的语气说道，“这是下一步的关键。你感觉到可待因的药效了吗？”

藏在舌头下的药片已经被压碎，我嘴里充斥着一股药的苦味。“你要怎么对我？”

“我想像对付其他人一样对付你。你不是想了解诗人吗？你将了解到他的一切，这可是第一手资料呀，杰克。你看，你就是我做出的选择。记得那份传真上的话吗？我早就做出选择了，他就在我的视野里，这会儿我正盯着他看呢。说的是你呀，杰克，从一开始就是你。”

“巴克斯，你这变态的杂种！你……”

这句破口大骂带动了我的肌肉，一部分药片被搅动起来，还没等反应过来，我已经下意识地咽下去了。巴克斯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又发出一阵大笑，随即突然收起笑声。他死盯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幽光。我这才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多么疯狂；我这才意识到，因为蕾切尔不是诗人，那么以前我认为是误导的那些招数，真正的诗人很可能做得出来，比如安全套、性侵犯之类，那些可能真的是他杀人过程中的一个流程。

“你当时是怎么对我哥哥的？”

“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是隐私。”

“告诉我。”

他叹出一口气。“什么都没做，杰克。什么都没做，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按照程序来的人，他是我的一次失败。但现在，我可以充分利用第二次机会。这一次，我不会再失手了。”

我低头盯着地板，能感受到止痛药正在身体里发挥作用，我用力闭上眼睛，双手紧握成拳，但是已经太晚了，药物恐怕已经进入我的血液。

“你已经无能为力了，”巴克斯说道，“放轻松些，杰克，让它控制你，很快一切都会过去。”

“你逃不了的，蕾切尔一定会看穿你。”

“知道吗，杰克？我想你说对了，百分之百正确。她会知道的，也许她已经知道了，这就是我准备干完这票就走的原因。你是列在我单子上的最后一项工作，然后，我就会离开去度假。”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离开？”

“我可以确定，蕾切尔已经开始怀疑了，所以我才一次又一次把她派遣到佛罗里达。但这只是一种暂时措施，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知道。所以，到蜕皮上路的时候了，我将变成真正的我，杰克。”说出最后一句话时，他整张脸都亮了起来。我还以为他高兴得马上要唱歌，不过并没有。“现在感觉如何，杰克？有没有昏沉沉的感觉？”

我没有回答，但他知道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感到自己正滑向一片黑暗的虚无，像一只即将坠入瀑布的小船。这段时间里，巴克斯只是在旁观察，用他平缓单调的声音慢慢说着话，并不断叫我的名字。

“让它的效力影响你吧，杰克。好好享受这一刻，想想你的哥哥，想想你要对他说什么。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调査工作者。一家子出了两个这样的人物，真是难得。想想肖恩的脸。微笑，他在对你微笑，杰克。现在闭上你的眼睛，直到你看到他的脸出现在你眼前。闭上眼睛吧，你不会有事的，你很安全，杰克。”

我无法控制自己，眼皮渐渐耷拉下来。我试着不去看他，拼命盯着玻璃墙里映照出来的灯光，但疲惫感仍然紧紧攫住了我，拽着我向下坠去。我闭上了眼睛。

“很好，杰克，非常好，你现在看到肖恩了吗？”

我点点头，感觉到他把手放到我的左腕上，把我的左手拉到椅子扶手上，接着把我的右手也拉到扶手上。

“非常好，杰克。你做得很好，非常合作。现在，我不想让你感觉到任何疼痛，没有疼痛，杰克。不论这里发生什么事，你都感觉不到疼痛，明白了吗？”

“明白。”我说。

“我希望你不要动，杰克。事实上，你也无法动弹，你的手臂重得抬不起来，你无法让它们动弹分毫，我说得对吗？”

“对。”我说。我的眼睛仍然闭着，下巴已垂到胸口，但我完全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我的意识似乎已和身体分开，正从上方俯视坐在椅子上的躯壳。

“现在睁开眼睛，杰克。”

我按照他的吩咐睁开眼睛，看见他就站在我面前。他的外套敞开着，枪插在衣服下的枪套里，一只手里拿着根长长的钢针。这是我的机会——枪插进了枪套，我却无法在椅子上动弹分毫，也无法够到。意识已经不能传送指令到我的身体。我只能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睁睁地看着他将针尖刺进我那没绑绷带的手掌。他又在我的两根手指上重复了这个动作，我始终无法做出任何阻止他的举动。

“很好，杰克。我认为你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了。记住，你的双臂重得抬不起来，无论你多么想移动双臂，你就是动不了；你不能说话，无论你多么想说话，就是发不出声音。但是，让眼睛始终睁着，杰克，你不会希望错过这一幕。”

他后退一步，用给商品估价的神情上下打量着我。“现在谁是最厉害的，杰克？”他问道，“谁更厉害？谁赢了，谁输了？”

我生出一股恶心感，但我无法移动双臂，也无法说出来，却仍然感觉到那股由纯粹的恐惧凝成的波涛向我滚滚袭来。我在虚空里放声尖叫，我感到泪水充满了眼眶，却落不下来。我看着他的双手伸向皮带扣，他说：“这一次，我甚至都需要安全套了，杰克。”

他刚说完这句话，门廊里的灯忽然灭了。紧接着，我看见黑暗中一个人影一闪，然后听到了她的声音——蕾切尔。“不许动，鲍勃。一寸都不许动。”

她的声音平静而镇定，充满信心。巴克斯僵住了，死死盯着我的眼睛，像是要从我的眸子里看到她的影子。巴克斯的双眼如死人一般，他的右手开始伸向外套，但从蕾切尔的位置看不到他的动作。我想大喊警告蕾切尔，但做不到。那一刻，我尽量绷紧全身的每一块肌肉，想要动一动，哪怕挪动一寸也好，这时我感到左腿虚弱地朝椅子外侧踢了一下。但这一下已经足够了，巴克斯对我的控制被打破了。

“蕾切尔！”当巴克斯拔出手枪，猛地朝她转身时，我大喊了一声。

交火的枪声响起，巴克斯向后倒在了地板上。我听到后面一块玻璃被打碎的声音，凉飕飕的夜风灌进房间。就在这时，巴克斯连滚带爬地躲到我坐着的椅子后面。

蕾切尔弯腰绕过墙角，抓住灯一拽，把它从插座上拔了下来。屋里顿时陷入了黑暗，只有从下面的山谷映上来的一点微光。巴克斯又向她开了两枪，枪声就在我脑袋旁边响起，我的耳朵都快震聋了。我感到他把椅子往后拉，以便让我更好地掩护他。我则像一个刚从沉睡中清醒过来的人，挣扎着想动弹几下，刚试着站起来一点，他扣住我的肩膀，又将我拽回到椅子上，死死把我按住。

“蕾切尔，”巴克斯叫喊道，“你开枪就会打中他，你希望发生这种事吗？把枪放下，出来。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别听他的，蕾切尔，”我喊道，“他会把咱俩都杀掉。开枪打他！开枪啊！”

蕾切尔冲出那个可以提供掩护的墙角，这一次她身体低得几乎贴到地面。她举枪对准我右肩的后方，但她迟疑了，而巴克斯没有。他又开了两枪，蕾切尔只得扑回掩体后。我看到墙角已被打裂，石膏泥涂层和砖石碎屑炸开来。

“蕾切尔！”我大吼一声。

我在地毯上狠狠一跺，一瞬间使出最大力气，又狠又快地向后撞去。

这一撞令巴克斯大吃一惊，我感到椅子背结结实实撞在他身上，冲击力将他撞了出去。与此同时，蕾切尔从墙角翻滚出来，开了一枪，枪口喷出的火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我听到身后的巴克斯发出一声惨叫，接着就是一片寂静。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房间的黑暗，我看见蕾切尔走出墙角，走了过来。她双手平举着枪，双肘紧锁，枪口对着我的身后。当她慢慢从我身旁走过的时候，我也缓缓地转过身。她站在悬崖边上，举着枪对准巴克斯坠落的地方，下边只有无边的黑暗。她一动不动地站了至少半分钟，直到确信巴克斯就这么消失了。

寂静攫住了这栋房子，夜风掠过我的皮肤。她终于转过身来，走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地上拉起来，直到我能自己站定为止。

“好了，杰克，”她说，“一切都过去了。你受伤了？中弹了吗？”

“肖恩。”

“什么？”

“没什么，你没事吧？”

“我应该没事，你中弹了吗？”

我注意到她望着我身后的地板，又扫了眼四周。地上有血，还有碎玻璃。“不，不是我的血。”我说，“你打中了他，要不就是玻璃划到了他。”

我退后几步，和她一起站到悬崖边。下面只有黑暗，四下一片沉寂，只能听到风吹过树叶发出的唰唰声和远远传来的汽车声。

“蕾切尔，我很抱歉，”我说，“我还以为……我以为是你。对不起。”

“别说那些了，杰克。我们以后再谈。”

“我还以为你已经上飞机了。”

“跟你通过电话之后，我知道有些事不对劲，接着布拉德给我打来电话，把你之前问他的事告诉了我。我决定离开之前先跟你谈谈。我去了酒店，正巧看到你和巴克斯一起离开。我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但是我跟了上来。我猜也许是因为之前鲍勃把我派到佛罗里达的事吧，他本来应该派戈登去的。从那以后我就不再信任他了。”

“你在这儿听到了多少？”

“足够了，只是下不了决心，直到他拿出枪。我很抱歉让你经历了这一切。”

她从悬崖边退开。我仍然站在那里，凝视着下面的黑暗。“我还没来得及问其他人的事，我还没有问他为什么。”

“什么其他人？”

“肖恩，还有其他人，贝尔特伦罪有应得。但为什么杀肖恩？为什么杀其他人呢？”

“这些事没法解释，杰克。即使有原因，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了，我的车停在稍远的地方。我得回车里呼叫支援，还得派一架直升机搜索山谷，确定他的死活，最好也给医院打个电话。”

“为什么？”

“告诉他们那些药你吃了多少，看要不要采取什么紧急措施。”她朝门廊走去。

“蕾切尔，”我在她身后说道，“多谢了。”

“不客气，杰克。”

50

蕾切尔离开没多久，我便躺在长沙发上昏睡过去。直升机的声音闯入过我的梦乡，却没能把我叫醒。终于，我自己醒了，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我被带到联邦大楼十三层的一间小讯问室里。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两个我从没见过的探员板着脸，一直向我提问，我把经历陈述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我简直要被这种问法折磨得反胃了。这次讯问，他们没有安排速记员，因为我们这次谈的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有种感觉，他们希望先反复打磨我的经历，直到形成他们最想要的样子，然后才会被记录归档。

直到上午八点多，他们终于宣布我可以下楼去自助餐厅吃早餐，然后开始正式记录，他们到时会找个速记员来。这时候，我已经把我的故事背得滚瓜烂熟，完全明白了他们希望我怎么回答被问到的每个问题。我其实并不饿，但我实在太想离开那个房间，太想远离他们了，所以他们说的一切我应该如何如何，我的回答都是好。他们至少没像押解犯人一样，押着我去自助餐厅。

到了餐厅，我发现蕾切尔也在，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我拿了一杯咖啡和一个似乎已经放了三天的甜甜圈，走了过去。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这是个自由的国家。”

“有时候我会怀疑这一点。那两个家伙，库珀和凯利，把我关在上面那个房间里足足五个小时。”

“你得理解一些事。你是会把消息传出去的人，杰克。他们知道如果你从这里走出去了，就会把这个故事传给报纸和电视，没准儿还会出本书。到时候全世界都会知道联邦调查局内部出了个害群之马。我们做了多少好事，阻止了多少坏蛋，这些都不值一提；而我们中间出了个坏家伙，那就会是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你会因此挣一大笔钱，我们却得承受所有苦果。总的来说，这就是为什么库珀和凯利没有给你主角待遇的原因。”

我上下打量了她一会儿。看起来她今天吃的是英式早餐，我看见空餐盘里有一点蛋黄的痕迹。

“早上好，蕾切尔，”我说，“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来一次今天早上的邂逅。”

然而这句话让她更恼火了。“听着，杰克，我跟他们一样，也不打算用对待绅士的礼仪对待你。出了这种事，你还指望我用什么态度对待你呢？”

“我不知道。只是我跟那些家伙待在一起，回答他们的问题时，我其实一直在想着你，脑子里只有你，只有我们俩的事。”

我盯着她的脸想看出她的表情变化，但她没有任何反应，只是低头看着餐盘。

“你看，我本来可以竭力向你解释一切，说出我觉得是你的所有理由，但我知道那些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发生这一切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我自己，蕾切尔，我心里总是缺了点东西……你对我那么好，毫无保留，我总是无法说服自己相信你是毫无理由毫无私心的，所以始终疑神疑鬼。这大概也是愤世嫉俗的一种表现吧。从一点点疑心开始，然后慢慢酝酿，最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蕾切尔，我郑重向你道歉，而且向你保证：只要你还能再给我一次和你在一起的机会，我一定会尽一切努力克服猜忌，填补我心里缺失的那些东西。我保证，我一定会做到。”

蕾切尔仍旧没有反应，甚至没有看我一眼。我绝望了。我们结束了。

“蕾切尔，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

“你的父亲。你真的……他真的伤害过你吗？”

“你是想问他有没有睡过我？”

我只是沉默地注视着她。

“我的那部分过去，那一段生活，我不想跟任何人谈论。”

我转动着咖啡杯，盯着它，仿佛它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东西。现在，不敢抬头看对方的人是我了。“呃，我得上去了，”最后我说道，“他们只给我十五分钟。”我站了起来。

“你跟他们说起过我的事吗？”她问。

我的动作停住了。“你是说我们的事？没有，我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

“别向他们隐瞒什么，杰克。反正，他们早就知道了。”

“你告诉他们了？”

“嗯，没有必要对他们隐瞒。”

我点点头。“如果我告诉了他们，如果他们问我们是否还……我们是否还在交往，我该怎么回答？”

“告诉他们，陪审团还没有做出判决。”

我再次点点头，站起身。她刚才使用了陪审团这个词，让我想起昨天晚上我在心里组建的那个法庭，当时，作为陪审团的成员之一，我对她做出了判决。我想现在这情形倒也是唯一适合我的下场，她拥有针对我的种种证据，一一掂量它们，最后做出裁决。

“那么，你做出判决之后，告诉我。”出去的时候，我顺手将那个甜甜圈扔进了门边的垃圾桶。

做完凯利和库珀要求的笔录后，已经快到中午了，直到这时我才听到跟巴克斯相关的事。在走廊穿行，路过分局的各个办公室，我才注意到这里有多么空旷。整栋大楼几乎空了，每个办公室的门都开着，里面空荡荡的。这简直就像某个警察的葬礼正在举行，而我走进了去世警察所在的警察局，从某种程度上说，还真是这么回事。我差点想返回那间讯问室，问问那两个探员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也绝不会告诉我任何他们不想让我知道或者没必要告诉我的消息。

路过联络室时，我听见双向对讲机里传出的声音。我朝里面望了望，看见蕾切尔一个人坐在屋里，她面前有一个麦克风控制台。我走了进去。

“嗨。”

“嗨。”

“我那边结束了。他们告诉我可以离开了。其他人去哪儿了？还是出了什么事？”

“他们都出去搜寻他的下落了。”

“巴克斯？”

她点点头。

“我还以为……”我把后半截话咽了下去。显而易见，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在悬崖下找到他的尸体。我之前一直没有问这件事，以为尸体已经找到了。“老天啊！他怎么可能……”

“活下来？谁知道呢。他们带着手电筒和搜救犬下去搜査时，他已经不见了。崖壁上有一棵高大的桉树，他们在上层的树枝上发现了血迹。他们推测他落到了树上，树接住了他，没让他一直掉下去。再往下，到了山脚，搜救犬就闻不到他的气味了。直升机一点用都没有，除了吵得一座山的人大半个晚上都睡不着。每个人都被吵得无法入睡，就你一人睡得昏天黑地。他们现在还在外头搜寻，所有人都被派了出去，在大街上和医院里搜索。然而直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

“天啊！”巴克斯仍然逍遥法外，就在外面某个地方，我简直不敢相信。

“如果是我，就不会担心，”她说，“他回过头来找你或者找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现在的目标是成功逃亡，活下来才最要紧。”

“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我说，虽然其实我就是担心这个，“只是觉得太恐怖了，简直毛骨悚然。像他这样的人如果逍遥法外的话……他们现在有没有查出什么……动机？”

“正在査，布拉斯和布拉德都在查，但是他这件案子恐怕会成为最难啃的那一件。此前真的一点迹象都没有，横亘在他两面性中间的那堵高墙实在是太厚了，就像银行金库大门一般。有的案子中，我们始终无法穿透这堵墙，始终无法解释动机。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们这些人心里有邪恶的种子。总有一天，这种子会生根、发芽、繁殖，像癌细胞那样扩散，于是他便开始将他从前幻想的那些事付诸实施。”

我没有接话，只希望她能继续说下去，一直跟我说话。

“他们似乎会从他父亲身上着手，”她说，“我听说布拉斯今天就要前往纽约，去拜访老巴克斯先生。这种拜访我可不愿参加，你的儿子追随着你进了调查局，到头来却成为你最可怕的梦魇。尼采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与怪物战斗的人……’”

“‘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

“是的，就是这句。”

我们俩沉默了片刻，思索着这句话。

“为什么你没有参加搜索工作？”我终于开口问道。

“因为我现在被分配做案头工作了，直到他们查清开枪射击一事以及其他问题。”

“联邦调查局行事怎么这么刻板？更何况他还没死。”

“本来不会这么刻板，但总有些别的因素。”

“因为我们的事？我们的事是因素之一吗？”

她点点头。“可以说，我的判断力受到了质疑。与一个证人兼记者发生感情纠葛，这不是我们称之为联邦调查局标准行为的做法。然后，今天早上又来了这个。”

她翻开一页纸，递给我。这是一份传真的复印件，上面是一张颗粒感很强的粗糙黑白照片。照片上，我坐在一张桌子上，蕾切尔偎在我怀里，正在吻我。我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照片上是那家医院的急救室。

“还记得当时有个医生偷看我们吗？”蕾切尔问道，“其实他不是医生，是个狗仔，这个浑蛋一定是变装混进医院的，他把这张照片卖给了《国家询问者》。到了星期二，这张照片就会出现在全国各个超市的收银台边，就杵在收银员前头公开发售。为了遵守他们所谓光明正大的新闻道德，那家报社把照片传真过来，想用它来换一次采访，至少是一点评论。你怎么看，杰克？”

“‘去你妈的’这句评论怎么样？你觉得他们会把这句言简意赅的评论刊登出来吗？”我放下照片，注视着她，“我很抱歉，蕾切尔。”

“现在你是不是只会说这些话了？‘对不起，蕾切尔’，‘我很抱歉，蕾切尔’。这可不怎么像你啊，杰克。”

我差点再次说出对不起，但止住了，只是点了点头。我望着她，思考着自己怎么会犯下那么多错误。这时我才明白，这些错误一次次地消耗着我与她之间的感情。我顿时有些自怨自艾，我回忆着这一切的组成部分，一桩桩一件件无一不在鞭笞着我的心，让我确信自己当时真的做错了。我本想找出可被原谅的借口，却深知其实一个都没有。

“还记得你把我带到匡提科的那天吗？”

“嗯，记得。”

“当时带我去的那间办公室，是巴克斯的，对吗？还让我在那儿打电话。你为什么带我去那儿？我还以为是你的办公室。”

“我没有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一个格子间。我带你去那儿，这样你还能有点私人空间。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那只是之前我误会你的一个部分，当时看起来……看起来能和其他部分吻合得丝丝入扣。那张办公桌上有个月历，上面的标注显示他的休假时间正好与奥瑟莱克的遇害时间重合……我以为你对我撒了谎，当时你说你好长时间都没真正休过假了。”

“我们现在不要再说这些事了。”

“那什么时候说？如果现在不说，以后永远都没机会说了。我犯了一个大错，蕾切尔。我没有任何能被原谅的理由，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想让你明白我——”

“我不在乎！”

“也许你从来都没在乎过。”

“别想把责任甩在我头上，你才是那个犯下不可理喻的大错的人。我可没有……”

“那天晚上你做了什么？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在你离开我的房间以后？我给你打过电话，但你没接。我又去敲门，你还是没有回应。我在走廊上遇到了索尔森，他那时刚刚从药店回来。是你让他去买安全套的，不是吗？”

她垂头盯着桌子，这一次她盯了很久。

“至少回答一下，蕾切尔。”

“我也在走廊里遇到他了，”她轻声说道，“比你遇见的早，在我离开你的时候。看到他时，我实在是很生气，因为巴克斯居然把他也派来了。我都快气炸了，我想整他，羞辱他，我必须……做点事情。”

所以她承诺了会等他，打发他去药店买安全套，然而等他回来时，她已经跑了。

“你打电话、敲门的时候，我都在房间里。我没回应，因为我以为是他，他肯定也做了你做过的事，因为前后有两次敲门，电话也响了两次，我都没接。”

我点了点头。

“我并不因为做了这件羞辱他的事而感到骄傲，”她说，“特别是现在。”

“每个人都做过无法让自己感到骄傲的事，蕾切尔，但这并不能阻碍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也不应该成为阻碍。”

她不发一言。

“我得走了，蕾切尔。希望你能挺过来，一切都能如愿。我也希望，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打来电话。我会一直等你。”

“再会，杰克。”

走过她身边的时候，我抬起手，用一根手指轻轻勾勒她下巴的线条。在那短暂的一瞬，我们的视线在空中相遇，交织。然后，我迈步离去。

51

他蜷缩在泄洪涵洞的黑暗中，休息着，集中意念以战胜痛苦。他知道伤口已经感染。创伤并不要紧，虽然那颗贯穿身体的子弹撕裂了上腹部的一条肌肉，但没有伤到内脏。问题是伤口被弄脏了，他能感觉到毒素已经开始入侵身体，令他只想一头栽倒，陷入沉睡。

他的目光沿着漆黑的涵洞向更幽深处望去，只能看到一星微弱的光，从很远的上方传来。那是一缕迷失的亮光。他撑在湿滑的墙壁上，好不容易才站定，然后开始慢慢向前挪动。熬过这一天，他一边挪着脚步，一边想，只要熬过最开始的这一天，就能挺过余下的所有日子。这就像一句咒语，他在心里不断默念。

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宽慰。疼痛和饥饿正折磨着他，他仍旧感到了宽慰。再也不用割裂自己的人格了。假面已经不复存在，巴克斯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在这里的只有幽灵，而幽灵必将获得胜利。如今，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他前进的道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

“没有！”他的声音在幽深的涵洞里回荡，又在黑暗中无声地消散了。他一只手捂着伤口，继续踏上前路。

52

晚春时分，洛杉矶水电管理局的一名调查员前来调查附近居民投诉的古怪恶臭的来源，最后在涵洞里发现了那具尸体。

那是具只剩下身躯的残骸，上面有身份证件、联邦调查局徽章和衣服。那具残缺不全的遗骸位于两条地下排水沟的交汇处，躺在一个混凝土架子上。涵洞里潮湿恶臭的环境加快了尸体的分解速度，尸体已严重腐烂，加上动物的破坏，调查人员已经无法查明死因，甚至无法进行尸检。不过验尸官还是在那具残骸上发现了一处类似子弹贯通伤造成的伤痕和一根被打断的肋骨，但是没有发现子弹碎片，因而无法证实此伤口是否为蕾切尔的枪击造成。

身份识别工作也无法得出明确结论。除了已发现的徽章、身份证件和衣服外，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证实这具残骸属于联邦调查局探员小罗伯特·巴克斯。袭击尸体的动物——如果真是动物——彻底破坏了下颌骨和上牙床，因而无法通过牙医诊断记录比对身份。

在我看来，一切似乎太凑巧了，其他人也这么看。布拉德给我打了个电话，告知了这些情况。他私下跟我说联邦调查局已经正式结案，但仍有人并未放弃追捕巴克斯。他说，有些人认为涵洞内发现的那具残骸只不过是巴克斯丢掉的一张皮，很可能是他在涵洞里碰上的某个流浪汉。他说他们相信巴克斯仍然活着，躲在外面逍遥法外。我也这样认为。

布拉德告诉我，尽管官方对巴克斯的正式搜捕已经结束，但联邦调査局对他的心理动机分析仍在继续，只是这一心理分析非常难以进行。探员们在他位于匡提科附近的公寓里搜检了整整三天，没有发现一件跟他的隐秘生活有关联的物品，没有杀人之后的纪念品，没有新闻或报道剪报，什么都没有。

还有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线索：他有一位追求完美、从未放弃体罚手段的父亲，他是个追求极度清洁的强迫症患者——我想起了他的那张办公桌，我坐在那儿时动了下月历，他很快就又扶正了。多年前与他解除婚约的未婚妻告诉布拉斯，他要求她每次做爱之前和之后，都要立刻冲澡洗干净。他在高中的一个朋友主动告诉布拉德，他曾透露，小时候每次尿床，他父亲都会用手铐把他铐在浴室的毛巾架上，但老罗伯特否认发生过这件事。

但这些只是细节，不是要追寻的答案。这些只是他巨大人格拼图中的些许碎片，他们只能依据仅有的碎片猜测拼图的原貌。我记得蕾切尔曾经对我说过，这就像试图把一块摔成碎片的镜子重新拼合起来，每一片碎片能映照出目标对象的一部分影像，但一旦目标对象发生了移动，影像也会随之变化。

我一直留在洛杉矶。我请贝弗利山的一位外科大夫给我的手做了修复手术，现在只有在电脑前工作一整天之后，那只受伤的手才会隐隐作痛。

我在山区租了一栋小房子，如果天气好，几乎能看到十五英里外波光粼粼的太平洋反射的阳光。但若遇上阴雨天气，外面的景致不免令人低迷，我便会合上百叶窗。夜里，我有时可以听到郊狼在尼科尔斯峡谷间哀鸣。这里气候温暖，我暂时没有回科罗拉多的打算。我定期给父亲、母亲和赖莉打电话，比我在家时频繁多了，但我依然害怕那里的幽灵，甚过害怕在此处的。

官方布告上，我并没有从《落基山新闻》离职，只是在休假。格雷格·格伦一直想让我回去，但我没有明确答复。如今掌握主动权的人是我。我现在是记者中上过《晚间报道》和《拉里·金脱口秀》的大明星，格雷格希望我的名字能出现在报社员工的名单中。现在我算是在休不带薪的长假，同时撰写新书。

我的经纪人已经把我的书和电影版权预售出去了，售价比我在《落基山新闻》工作十年能拿到的钱还多。等拿到这笔钱以后，我会把大部分作为信托基金，留给赖莉尚未出生的孩子，那是肖恩的孩子。我觉得这么多钱存在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肯定管理不好，也觉得自己不配享受这笔钱。这是一笔血淋淋的钱，是好几条人命换来的。我只从出版商支付的第一笔定金里取出了一小部分，足够应付我在洛杉矶的花费，还有写完书稿后没准去一趟意大利的路费。

蕾切尔现在就在那里，这是布拉德告诉我的。得知自己将被调离行为科学部、调离匡提科，她便用之前攒下来的假期出国了。我一直等着她联系我，却迟迟没有她的消息。现在我觉得再也等不到她了，我想我也不会去意大利，尽管她曾邀请我一起去。夜里，无数可怕的幽灵在我身边逡巡，但是最可怕的幽灵在我心中。它引诱着我，使我怀疑一切自己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53

死亡是我的领域，我借它谋生。我靠着它铸就我的职业口碑，我靠着它赚取钱财与荣誉。死亡始终在我身边徘徊，但从未像对抗格拉登与巴克斯时那样鼻息相闻。那时，它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脸上，它的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睛，它的利爪曾经把我攫在手里。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们的眼睛。每次入睡前，我都会回忆他们的眼睛，否则就无法安心入眠。不是因为那些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它们缺少了某些东西。那些本应在人类眼睛里存在的东西消散了，于是那些眼睛里便只剩下黑暗。那是一种空虚的绝望，却是如此吸引人，以至于我发现自己有时候失眠只是因为太过于沉迷那些眼睛。而每当想到那些眼睛，我就无法控制地想到我的双胞胎哥哥肖恩。我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否直视过凶手的眼睛，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了我看到的那些东西。那是一种纯粹的邪恶，像烈火灼烧过的瘢瘀。直到现在，我依旧因肖恩的死亡而悲伤，并将永远如此。每当把目光投向远方，等待着那个幽灵时，我想，也许当他下一次现身，我会再次直视他眼中邪恶的烈火。

版权信息

书名：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

作者：【美】迈克尔·康奈利

译者：向程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06

ISBN：9787559631015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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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苏珊、保罗和杰米、鲍勃和马伦、埃伦、简和达米安

锡尔弗湖区的这栋大宅漆黑一片，空洞洞的窗户就像死人的眼睛。这是一栋加利福尼亚工匠风格的旧宅，门廊宽敞，屋顶长长的斜面上有两扇顶窗。窗户里没有半点光亮，门廊也黑魆魆的。一种不祥的黑暗笼罩着整栋宅子，就连明亮的街灯也无法穿透。博斯心想，也许此刻正有个人站在门廊里，只是自己没法看清。

“你确定是这儿？”博斯问她。

“不是这栋房子，”她说，“在它后面。车库。开过去，进车道你就能看见。”

博斯轻踩油门，开着那辆雪佛兰随想曲朝前驶去，从入口开上了车道。

“就是那儿。”她说。

博斯停下车。只见房子后面有个车库，车库上面是一套公寓，一侧有木制的楼梯。公寓门前亮着灯，有两扇窗，里边的灯也亮着。“好的。”博斯说。

他们盯着车库观察了片刻。博斯也不清楚自己想看到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想看到。车里充斥着那个妓女身上的香水味，博斯摇下车窗。他不知道该不该信她，只知道此刻没法呼叫后援。他没带对讲机，车上也没装电话。

“你在干吗？！他就在里面！”她急切地说。

博斯看见了，小窗里闪过一道人影。那一定是卫生间，他想。

“他在卫生间里。”她说，“我就是在那儿看见了那些玩意儿。”

博斯将目光从窗户转向她。“什么？”

“我，呃，翻过他的柜子。我刚好在卫生间，想看看他都有些什么。女孩子就得多留点神。结果就看到了那些玩意儿，化妆品什么的，睫毛膏、口红、粉饼盒之类的。看到那些东西，我就知道是他干的。他完事后，我是说，杀人后，就用那些玩意儿给她们化妆。”

“你在电话里怎么不说？”

“你又没问。”

博斯看见人影从另一扇窗的帘子后边一晃而过。他的大脑飞快地转着，心怦怦直跳。“你从那儿逃出来多久了？”

“见鬼，记不清了。我一直走到富兰克林街，才他妈的搭上车去大道，坐车大概花了十分钟，所以我也说不清到底有多久。”

“再想想，这很重要。”

“记不清了，一个多钟头吧。”

该死！博斯心想，她竟然先接了个客，然后才报警。她真正关心的竟是这种事！这会儿可能已经有另一个替代者进了屋，而自己只能在这儿干看着。

他把车开上街，停到一个消防栓前面，熄了火，但没拔车钥匙。他跳下车，又把头伸进车窗。“听着，我要上去看看，你留在这儿。要是听见枪声，或者十分钟后不见我回来，就去敲邻居的门，再报警，跟他们说有位警官需要支援。仪表盘上有时间显示，记住了，十分钟。”

“十分钟，亲爱的，快去做你的英雄吧，但是奖赏可要归我哦。”

博斯拔出手枪，快步走上车道。车库旁的楼梯破旧变形。他一步迈上三级，尽量不发出声音，可楼梯还是嘎吱作响，向世界宣告他的到来。爬上楼梯，他用枪敲碎了悬在门上的灯泡，然后侧身躲进暗处，靠着栏杆，抬起左腿，用尽全力猛地朝门把手的上方蹬去。

砰的一声，门被蹬开了，博斯用标准的搏斗姿势弓着身子冲了进去。只见房间尽头有一名男子，站在一张床的靠里侧那边。男子赤身裸体，头顶全秃。博斯紧盯着男子的眼睛，看到恐惧迅速占据他的双眼。博斯响亮又坚定地吼道：“警察！你他妈别动！”

男子愣了一秒，接着俯下身子，右手伸向枕头。有那么一瞬间，他犹豫了一下，但马上又继续朝枕头探手过去。博斯觉得难以置信。该死的！他要干什么？时间仿佛静止了，肾上腺素飞快地涌向博斯全身，让眼前的一切变得像电影慢镜头一样真切。博斯明白，男子要么是想拿起枕头遮羞，要么是——

男子把手伸到了枕头下面。

“别碰它！”

男子的手在枕头下面摸索，双眼直盯着博斯。就在这时，博斯看清了，男子的目光里根本没有恐惧，而是别的东西。是愤怒，还是憎恶？眼看男子的手就要从枕头底下抽出。

“别动！”博斯开了一枪，枪在紧握的双手间猛烈震动。男子直直地向后倒去，撞上了嵌着木板的墙，又朝前倒在床上，大张着嘴剧烈地抽搐着。博斯迅速冲进房间，来到床边。

男子再次把左手伸向枕头。博斯抬起左腿，跪在男子背上，把他死死地摁在床上，随即解下腰间的手铐，铐住了他四处摸索的左手，又铐住了右手。男子艰难地喘息着，呻吟着。“我不能……我不能……”他咳出了血，话语难以辨认。

“你就不能按我说的做？”博斯说，“叫你别动！”去死吧，你这混蛋！博斯心想，你死了对大家都好。

他来到床头，拿起枕头，盯着下面的东西看了看，又放下枕头，眼睛闭了片刻。“他妈的！”博斯对着男子的后脑勺喊，“你刚才干什么？我他妈的有枪，可你呢？你伸手干吗？我叫你别动！”

博斯绕到床的另一头，好能看见男子的脸。血不停地从他口中涌出，染红了脏兮兮的白床单。博斯知道子弹射进了肺部，男子就要死了。

“你本来不用死的。”博斯对他说。

没过多久，男子咽了气。

博斯环视房间，屋里没有别人，没有人来代替那个逃走的妓女，他猜错了。他走进卫生间，打开洗脸池下面的柜子。正如那个妓女所说，里边果然有化妆品。博斯还认出了几个牌子：蜜丝佛陀、欧莱雅、封面女郎、露华浓，看上去都和案情吻合。

他回头看了看床上的尸体，空气中的火药味还没散去。他点燃一根烟，吸了一口，屋里静得能听见烟草燃烧时微弱的嘶嘶声。

公寓里没有电话，博斯坐在小厨房的椅子上等待。他注视着房间另一头的尸体，感觉心仍在怦怦直跳，头也有些晕。他还发现自己对床上的死者没有任何感觉——没有同情，没有自责，也没有难过，全然没有。

他索性集中注意力聆听从远处慢慢靠近的警笛声。过了一会儿，他听出来警车不止一辆，而是有很多。

1

联邦地区法院位于洛杉矶市中心，门厅里没有长椅，没地方可坐。要是靠着墙坐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一旦让路过的执勤法警看见，一定会被赶出去。那些法警总是在门厅里走来走去。

这地方之所以不那么热情友好，是因为联邦政府不想让法院给人一种正义迟缓或者正义不存的印象，不想让人们并排坐在门厅的长椅上或地上，带着疲惫的眼神等待审判室的大门打开，等待他们自己的或者被监禁的爱人的案子开庭审理。而这一幕在春日街对面的县刑事法院大楼里倒是经常见到。在那里，每层大厅的长椅上每天都坐满了等候的人。他们大多是黑色和棕色皮肤的女人和孩子，他们的丈夫、爱人或父亲正被关押着。大部分长椅看上去就像拥挤的救生筏——让女人和孩子先上。人们挤在一起，随波逐流，等待着，等待着，直到被人发现。法院里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管他们叫“船民”。

哈里·博斯站在联邦地区法院门前的台阶上吸烟，心里琢磨着两个地方的不同之处。不过吸烟又是另一回事了，法院的门厅里都禁止吸烟，他不得不在庭审休息时乘扶梯下楼，出门吸烟。门口有一尊蒙眼女人的雕像，手持象征正义的天平，雕像的水泥底座后面有一个盛着沙子的垃圾桶。博斯抬头看了一眼雕像，他总是记不住她的名字——正义女神。好像是希腊神话里的，博斯心想，但他不太确定。他的注意力回到了手中的一叠报纸上，于是又读了一遍那篇报道。

最近早上他只读体育版，一心只关注登在报纸背面的棒球比赛的比分，那儿有一份每天更新的比分数据图。他发现那些数字和百分比的柱状图能让他感到莫名的心安。它们明晰、简洁，是这个无序世界中的绝对秩序。道奇队的哪个选手打出的本垒打最多，博斯心里一清二楚，这让他感觉到自己仍以某种方式和这个城市连在一起，和自己的生活连在一起。

但是今天他把体育版折起来塞进了公文包，又把公文包放在审判室的座椅下面。他拿着《洛杉矶时报》的都市版，仔细将它对折两次。他曾在高速公路上见过司机用这种方式折报纸，好边开车边看。那篇报道就在都市版头版的下方，说的是他的案子。他又读了一遍，读到有关自己的描述时，再次感到脸上发烫。

警察“假发”枪击案开庭审理

特派记者乔尔·布雷默报道

一起非同寻常的民事诉讼案于今日开庭审理，一名洛杉矶警探因四年前追查连环凶杀案嫌疑人时涉嫌滥用暴力被起诉。这名警探以为嫌疑人伸手拿枪，于是击毙了他，但实际上嫌疑人是想拿假发。

洛杉矶警探哈里·博斯，四十三岁，曾在调查所谓“人偶师”系列凶杀案的关键时刻，枪杀了航空航天工作者诺曼·丘奇。今日，死者的遗孀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在枪击案发生前近一年间，警方一直在搜捕一名被媒体称为人偶师的连环杀手。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凶手曾用化妆品为十一名受害者化妆。该案件的调查广受关注，其不寻常之处在于凶手给博斯和《洛杉矶时报》寄去了诗句和字条。

丘奇被枪杀后，警方宣布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机械工程师诺曼·丘奇就是杀人凶手。

博斯先被停职，后由洛杉矶警察局抢劫凶杀调查处的凶杀案特别调查组调往好莱坞分局的凶杀案调查组。警方强调，博斯被降级是他因执法程序失当而受到的处分。他在调查锡尔弗湖区的公寓前没有呼叫支援，导致枪击事件发生。警方负责人坚称丘奇被击毙是一次正当射击——这是个内部术语，意思是并无不妥。

丘奇的死使法庭无法对其进行审判，警方收集的许多证据也就从未经宣誓后公之于众。这一情况在本次由联邦地区法院主持的审理中可能有所改变。今天，为期一周的陪审团人员遴选即将结束，接下来将由律师进行开庭陈述。

博斯重新折了折报纸，继续读内页的报道。看见自己的照片印在内页，他有点心神不定。这是张老照片，看上去就像一张嫌疑人的照片，他的工作证上印的就是这张。照片比报道更让他心烦，把他的照片就这样登在报纸上是侵犯隐私。他努力集中注意力接着看报道。

博斯的辩护人由市检察官办公室委派，因为枪击事件发生时博斯在执行公务。如果原告胜诉，诉讼费用将由本市的纳税人承担，而不须由博斯本人支付。

丘奇的遗孀德博拉的代理律师是专门负责警察滥用职权案的民事律师霍尼·钱德勒。钱德勒在上周接受采访时说，她将努力向陪审团证明博斯行事鲁莽，引发致命的枪击事件是必然。

“博斯警探行事莽撞，结果害人死于非命。”钱德勒说，“我不知道他是真的鲁莽，还是内心险恶。不管怎样，我们将在法庭上见分晓。”

最后一句博斯读了又读，从第一次休庭拿到报纸的那一刻，他读了至少六遍。险恶——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博斯尽量不去多想，他知道，用报纸打心理战这种伎俩，钱德勒是干得出来的，可他还是感觉如同受了当头一棒，对方想让他明白更多手段还在后面呢。

钱德勒说，她还将质疑警方提供的证明丘奇就是人偶师的证据。她说丘奇是两个女孩的父亲，而不是警察要搜捕的人偶师。警察之所以认定是他，只是为了掩盖博斯的恶行。

“冷血的博斯警探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钱德勒说，“在这桩民事诉讼案中，我们将替警察局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查明真相，还诺曼·丘奇一家一个公道！”

博斯和他的辩护律师罗德尼·贝尔克拒绝发表评论。除博斯之外，将在一到两周内为本案出庭作证的人还有——

“给点小钱吧，老兄？”

博斯抬起头，看见一张熟悉的沾满污垢的脸。是个流浪汉，法院门口这一带是他活动的地盘。从遴选陪审员的第一天起，博斯每天都能看见他在这儿晃荡，向人讨要香烟和零钱。他上身穿破旧的粗花呢夹克，里边套了两件毛衣，下身穿灯芯绒裤子，一只手拎着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他的家当，另一只手拿着一个饮料杯，乞讨时就把杯子伸到别人面前晃一晃。他还拿着一个黄色的拍纸簿，上面涂满了潦草的字迹。

博斯本能地拍拍口袋，又耸了耸肩。他没有零钱。

“一美元也行啊，老兄。”

“没有一美元零钱。”

流浪汉从他身边离开，看了看垃圾桶。黄色的烟蒂插满了沙盘，像是疯长的恶性肿瘤。他把拍纸簿夹在腋下，开始在“贡品”里翻找，挑出还剩四分之一英寸或更长的烟头，有时他还能找到一根几乎完整的烟，得意地发出啧啧声。他把从垃圾桶收获的战利品装进杯子里。

流浪汉对收成很满意。他从垃圾桶边退开几步，抬头看了看雕像，又朝博斯眨了下眼，接着模仿性交动作猥亵地摇晃屁股。“我这个妞儿怎么样？”他亲了下手心，伸手拍了拍雕像。

博斯还没想到怎么回答，腰带上的寻呼机就响了起来。流浪汉又往后退了两步，挥舞着没拿东西的那只手，仿佛在驱赶某种未知的灾祸。博斯看到他的脸上写满了惊恐，那副表情就像是脑神经元突触扩张过度，导致神经连接迟钝。流浪汉匆忙转身，拿着一杯烟头朝春日街跑去。

博斯注视着他走远，直到他的身影消失才取下腰带上的寻呼机。他认得上面的号码，是好莱坞分局的哈维·庞兹警督，绰号“九十八磅[1]”。他把抽剩的烟插进沙子里，回到法院大楼。二楼审判室外的自动扶梯旁有一排公用电话。

“哈里，你那儿怎么样？”庞兹问。

“老样子，我在干等着。陪审团到了，这会儿几位律师和法官在一起讨论开庭陈述。贝尔克说我不用坐在里边，我就出来溜达溜达。”他看了看表，差十分十二点。“他们快休庭了，该吃午饭了。”

“正好，我需要你。”

博斯没有回答。庞兹答应过他，在审判结束前让他一直休息，结束后再休一周，最多两周。庞兹别无选择，他也知道博斯这周要出庭受审四天，没法继续查案。

“怎么回事？我记得我不用值班了。”

“没错，你是不用值班。可我们遇到点麻烦，跟你有关。”

博斯又疑惑地停顿了一下，跟庞兹打交道就得这样。博斯宁愿相信街头线人，也不愿意相信庞兹，在他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总有秘而不宣的心机。这次这个警督好像又在用他的惯用伎俩，欲言又止，引诱博斯上钩。

“有麻烦？”博斯终于开口问道，这个回复妙在模棱两可。

“好吧，我猜你应该看过今天的报纸，《时报》报道了你的案子。”

“对啊，我正看着呢。”

“其实，我们又收到了一张字条。”

“字条？你说什么？”

“我说有人在前台留了一张字条，写给你的。真他妈像人偶师以前写给你的那几张。”

博斯能听出来庞兹很享受爆料的过程。“你怎么知道是写给我的？”

“不是邮寄的，没有信封。就是一张纸，折了起来，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有人留在了前台，被别人发现了。你看一眼就知道了。”

“上面写了什么？”

“呃，你肯定不爱听，哈里，这个时候真的很要命。字条上说，我们弄错人了，人偶师还活着，他才是真正的人偶师，而且还会继续杀人，还说你杀错人了。”

“他胡扯。人偶师的信以前报上登过，布雷默还写了本书讲这个案子，书里也有信，谁都可以模仿人偶师的风格写字条。你——”

“你当我傻啊，博斯？我知道字条谁都能写，写字条的人也知道，所以为了证明他是真的，他还附了张地图，我猜你会管它叫藏宝图，标的是另一具受害者尸体的位置。”

电话两头都陷入了沉默，博斯沉思良久，庞兹耐心等待。“然后呢？”博斯终于问道。

“然后，今天上午我派埃德加去那个地方侦查。你还记得宾氏游戏厅吧？在西大街。”

“宾氏？记得，在路的南段。宾氏是家台球厅，那地方不是去年暴乱[2]时被烧毁了吗？”

“没错，”庞兹回答，“烧得一干二净。先被暴民洗劫，又被一把火烧了，只剩混凝土地基和三面墙。政府下令拆毁，但房主还没执行。总之就是那个地方，字条上是这么说的，还说尸体就埋在混凝土里。埃德加去了，还有市政工程队的人，他们有手提钻和施工设备……”

庞兹越扯越远。真是个混蛋，博斯心想。这回他故意迟迟不开口，沉默了很久，久到已经让人难以忍受，庞兹才终于转回正题。

“他找到了尸体，跟字条说的一样，就在混凝土里。他找到了尸体，就是……”

“死了多久？”

“还不知道确切时间，但很久了。所以我才叫你，想让你午休时去一趟，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看看到底是不是人偶师干的，还是别的变态在耍我们。你是专家。你可以在法庭午休时过去，我们在那儿碰头，下午开庭前你再回去。”

博斯感到一阵麻木，他需要马上再抽根烟。他试图把庞兹的话理出头绪。人偶师诺曼·丘奇四年前就死了，这一点确凿无疑，在击毙丘奇的那个夜晚博斯心里就很清楚。今天他仍旧坚信直觉，丘奇就是人偶师。“我说，字条是怎么出现在前台的？”

“四个小时前，值班的警司在前台发现的。没人看见是谁放的，你也知道，早上有很多人进进出出，再说我们还要交班。我让米汉去问前台值班的人，没人注意有那玩意儿，后来才看见。”

“该死！念给我听听。”

“念不了，科学调查处拿走了。我估计他们什么都提取不到，但还是要走个过场。我复印一份，给你拿到现场，行吗？”

博斯没有回答。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庞兹说，“但我们先别急着下结论，先去现场看看。不用担心，没准儿是那个叫钱德勒的律师耍的把戏。她干得出来。她就是那种人，为了再扳倒一个洛杉矶警察，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她就爱在报纸上出风头。”

“媒体有动静吗？他们听说了吗？”

“我们接到了几个打听尸体的电话。他们一定是从派遣验尸官的频道里听到了。我们没向任何媒体透露。总之没人知道字条，没人知道可能与人偶师有关。在暴乱中烧毁的房屋地下竟埋着尸体，我猜这事媒体一定感兴趣。不管怎样，这件案子跟人偶师的牵连一定要保密。当然，要是写字条的人给媒体也送了一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他真送了，今晚我们就能知道。”

“他怎么能把尸体埋到台球厅的水泥地里？”

“不是整栋房子都是台球厅，后面有几间储藏室，以前是一家制片厂的道具间。后来前面几间成了宾氏台球厅，后面几间租了出去，用作库房。这都是埃德加说的，他找到了房主。凶手一定租过其中一间储藏室，砸碎了以前的地面，把女孩的尸体放了进去。后来整栋建筑都烧毁了，但水泥地面没有受损。可怜的女孩一直被埋在那儿，埃德加说看起来跟木乃伊差不多。”

博斯看见四号审判室的大门开了，丘奇一家走了出来，她们的律师跟在后面。午餐时间到了。德博拉·丘奇和她两个十几岁的女儿都没有看博斯，而霍尼·钱德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大部分警察和联邦地区法院的人都管她叫“财迷”钱德勒。她的眼神像杀手一样犀利，红褐色的眼珠就像烤焦的桃花心木，古铜色的脸庞轮廓分明。她有一头柔顺的金发，魅力十足，刻板的蓝色西装之下藏着曼妙的身姿。博斯能感受到，从这几人身上散发出的恨意就像浪潮席卷而来。

“博斯，你还在听吗？”庞兹问。

“在呢，好像已经到午餐时间了。”

“很好。快走吧，我们一会儿见。真希望我们遇到的是另一个变态——你听，我说的这叫什么话，可对你来说这样最好。”

“没错。”

博斯正要挂断电话，听见庞兹还在说话，于是又把听筒靠近耳朵。

“还有件事。要是有媒体在现场，交给我来应付。不管怎样，你正在为旧案子吃官司，不能再正式介入这起新案子。我们派你去只是想听听你的专业意见，问起来就这么说。”

“好的。”

“那一会儿见。”

[1]原文为Pounds，也表示姓氏“庞兹”。

[2]1991年3月3日，黑人罗德尼·金（Rodney Glen King，1965－2012）酒后驾驶、超速、拒捕，遭到洛杉矶警察殴打。四名警察被起诉，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判决被告无罪。当地黑人不满判决结果，制造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暴乱。

2

博斯驾车沿着威尔希尔大道驶出市中心，穿过麦克阿瑟公园，拐上了西第三大街。沿西大街往北行驶，他看见左侧停着一列巡逻警车和侦查车，还有犯罪现场勘查车和验尸官办公室的面包车。远处北面的山坡上立着好莱坞标志，那排字母在雾中几乎无法辨认。

宾氏台球厅只剩下三面焦黑的墙，围着一堆烧焦的瓦砾，没有屋顶。警员已经在后墙顶上挂起了蓝色的防水布，另一端系在屋前的一排铁栅栏上，把整片废墟遮了起来。博斯知道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给调查员遮阳。他往前探了探身子，抬眼透过挡风玻璃往天上一看，果然看见那些东西在空中盘旋，它们是城市的“食腐鸦”：媒体的直升机。

博斯把车停在路边，看见一辆工程车旁站着两名市政工人。两人表情苦闷，猛吸着香烟。他们的手提钻放在车后面的地上。他们在等待——盼着早点干完这摊活儿。

工程车后是验尸官办公室的蓝色面包车，庞兹就站在面包车旁，像是在故作镇定，但博斯看到他也是满脸苦闷，和那两名工人一样。虽然庞兹是好莱坞分局的高层，凶杀案调查组也归他管，但他自己从未真正办过凶杀案。和许多部门的管理者一样，他的升迁靠的完全是考试分数和拍马屁的功夫，不是办案经验。每次见到庞兹这种人有机会体验一把真警察的日常工作，博斯总会心中暗喜。

下车前博斯看了看手表，他只能待一个小时，然后就得回法庭参加开庭陈述。

“哈里，”庞兹走了过来，“你能来太好了。”

“随时乐意再检查一具尸体，警督。”

博斯脱下外套放到车座上，又从后备厢里取出一件宽松的蓝色工作服套在身上。这样会很热，但他不想弄一身尘土回法庭。

“好主意。”庞兹说，“可惜我没带我的行头。”

博斯知道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头。有机会上电视，庞兹才冒险前往犯罪现场，这样他就能抛头露面，并且他只对电视台感兴趣，纸媒就算了。接受报社记者采访，你必须能连着说两句以上有意义的话，然后你的话就被固定到一张纸上，一连几天甚至可能永远让你不得安宁。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接受纸媒采访是下策。电视采访则转瞬即逝，危险系数小得多。

博斯向蓝色防水布下面走去，在那儿他看见几个调查员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他们站在一堆破碎的混凝土块旁，身边的地面上挖出了一条壕沟，那儿之前是房屋的地基。博斯抬起头，一架直升机刚好从低空掠过。整个现场被防水布遮住了，他们拍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画面，这会儿很可能正在调遣地面人员。

房屋的空壳里只剩许多瓦砾、熏黑的横梁、木料和破碎的混凝土块等。庞兹跟了上来，两人小心翼翼地穿过废墟，朝几名调查员走去。“他们会把这儿铲平，改建停车场。”庞兹说，“暴乱最后留给我们这座城市的就是这些——一千多个新的停车场。如今你想在南区停车，没问题。你想买瓶苏打水，或者给车加油，那可就麻烦了，他们把那些地方都给烧了。你有没有在圣诞节前开车路过南区？每个街区的室外场地都堆满了圣诞树。我还是搞不懂那些人怎么想的，干吗要在自己住的社区放火。”

博斯心里清楚，庞兹之流不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要那么做，而这正是他们那么做的原因之一，有朝一日还会重来一遍。博斯把这看作一个循环，每隔二十五年左右，这座城市的灵魂就会被现实的大火焚烧，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前进，像个交通肇事逃逸的人。

突然，庞兹踩到了松散的碎石，摔倒在地。他双手撑地，马上一跃而起，面带窘色。“见鬼！”他骂道，不等博斯问他怎么样就连忙说，“我没事，我没事。”他赶紧拨弄了一下头发，遮住头顶上秃掉的一块，没发现手上的炭灰沾到了脑门上，博斯也没告诉他。

两人终于穿过了废墟。博斯走向老搭档杰里·埃德加。旁边有几名博斯认识的调查员，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女子，她俩身穿绿色制服，表明两人是运尸工。她们薪资最低，整天坐着蓝色面包车往来于各个犯罪现场，搬运尸体，送进冰柜。

“上哪儿耍呢，哈里？”埃德加问。

“就这儿。”

埃德加刚去新奥尔良参加了布鲁斯音乐节，竟把当地人打招呼的话给学会了，回来后见了人就说，已经到了招人讨厌的地步，整个警察局只有他自己不嫌烦。

埃德加在这群调查员中最引人注目。他没像博斯一样身穿工作服——实际上他从未穿过，因为那会把他在诺德斯特龙商场买的西装弄皱。他穿着灰色双排扣西装进入犯罪现场，裤脚竟然没沾到灰，真不知是怎么做到的。埃德加的副业是房地产，这在以前是个能赚大钱的行业，如今已经连续三年不景气了，不过埃德加仍能当选整个分局穿着最时髦的人。今天这个黑人警探系着一条浅蓝色的丝绸领带，领结紧贴着他的喉咙。博斯猜这条领带没准儿比自己的衬衣和领带加一起都贵。

博斯转过头，向科学调查处的技术员阿特·多诺万点头致意，没和其他人说话。他只不过是在遵守礼节。任何一处凶案现场都可以分为几个结构微妙的小团体，就像种姓制度。警探跟警探和技术员聊得最多。警员从不说话，除非被问到。级别最低的是运尸工，他们只跟验尸官办公室的技术员说话。技术员跟警察没什么可说的，他们很讨厌警察，觉得警察事多、难伺候——总是要这要那，一会儿要解剖尸体，一会儿要分析毒物，还都恨不得马上出结果。

博斯站在壕沟边缘往里看。施工队凿碎了混凝土板，在地上挖开了一个八英尺长、四英尺深的洞，又在洞壁上三英尺深的位置横向挖掘。现在洞壁上有一个窟窿。博斯蹲下来仔细查看，发现窟窿的轮廓呈女性身躯的形状，仿佛是制作石膏人体模型的模具，但里边是空的。“尸体在哪儿？”博斯问。

“已经取出来了，”埃德加说，“装在车上的运尸袋里。我们在想办法把这块混凝土板完整地取出来。”

博斯安静地观察了一会儿那个窟窿，起身朝防水布外面走去。验尸官办公室的调查员拉里·萨凯跟着他来到蓝色面包车后面，打开了后门。车里非常闷热，萨凯的口臭比工业消毒水更难闻。

“我就猜到他们会叫你。”萨凯说。

“哦，是吗？为什么？”

“因为这他妈很像人偶师干的，老兄。”

博斯没有回话，他不想给萨凯任何暗示。四年前萨凯也曾参与调查人偶师的案子。博斯怀疑，媒体之所以管那个连环杀手叫人偶师，多半跟萨凯有关。有人向第四频道的一名主持人透露了凶手为死者化妆这个细节，于是主持人给凶手取名为人偶师。后来所有人都这么叫他，连警察也这么叫。

博斯一直厌恶这个名字，因为它抹去了受害者和凶手的人格特征。媒体用人偶师来报道凶杀案，使凶案变得更有娱乐效果，而不再令人恐惧。

博斯环视车内，只见有两张轮床和两具尸体。一个运尸袋撑得很满，里面的死者要么是个大块头，要么是肿胀得厉害。他转向另一个袋子，从袋子干瘪的形状判断，他知道里边装的一定是混凝土里的女尸。“没错，就是这个。”萨凯说，“另一个是在兰克希姆大道被捅死的人，北好莱坞分局正在调查。我们一接到指示就来这儿了。”

怪不得媒体这么快就听到了风声。博斯知道，城里每家新闻编辑部都在监听派遣验尸官的频道。

他检查了一下运尸袋，不等萨凯动手就猛地拉开了拉链。一股刺鼻的霉味马上扑面而来，死亡时间应该非常久了，要是早点发现尸体，气味可能更难闻。萨凯把袋子敞开让博斯检查。尸体的皮肤发黑，紧绷在骨架上。博斯没有退缩，他见惯了尸体，已经能够冷静面对此类骇人场景。有时他觉得检查尸体就是他一辈子的工作。他还未满十二岁时就为警察指认过母亲的尸体，在越南他见了太多死人，当了二十年警察，他也已经见过难以计数的尸体。如今看到尸体，他的内心已是非常平静，平静得双眼变成了摄像机镜头，平静得像个精神病患者。

博斯能看出袋子里的女人生前身材娇小。由于身体组织腐烂收缩，她的身躯看上去比生前还要小。她残存的头发长度齐肩，像是被染成了金色，脸上残留着化妆品粉末。她的胸部吸引了博斯的目光，因为跟萎缩的其他部位相比，胸部大得出奇，丰满浑圆，皮肤紧绷，是整具尸体最怪异的地方，因为本不该是这种状态。

“假胸，”萨凯说，“不会腐烂，要是取出来，没准儿还能卖给别的傻妞。我们可以搞个循环利用的项目。”

博斯没搭理他。想到死去的女人，他忽然有些难过。不管她是谁，为了让自己更吸引人而改造了身体，最后却是这样的结局。博斯心想，难道她只吸引了杀人犯？

萨凯打断了他的思绪。“如果是人偶师干的，那她在混凝土里待了至少四年，对吧？但尸体腐烂的程度又不像过了那么久。头发、眼睛，还有一些内脏都还在，我们还能拿去化验。上周我接到一个任务，是在索莱达峡谷发现的一个游客，他们说是去年夏天失踪的，可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因为在野外环境，还要考虑到野生动物。你知道吗，动物会从屁眼里钻进去，那是最软的入口，而且那些动物——”

“知道了，萨凯。还是先说这个吧。”

“总之，拿这具女尸来说，混凝土肯定延缓了腐烂进程。当然，不至于完全阻止，只有延缓作用。里边一定跟真空状态差不多。”

“你们能查出来她死了多久吗？”

“尸检或许查不出来。我们可以先查出她的身份，你们再去调查她失踪的时间。只能这样了。”

博斯注意到尸体的手指已经变成铅笔粗细的黑棍。“有指纹吗？”

“我们找到了指纹，但不是在尸体上找到的。”

博斯抬起头，看见萨凯得意地微笑。“那是在哪儿？留在了混凝土上？”

萨凯的笑容马上僵住了，博斯猜中了他准备的惊喜。“是的。她留下了压痕，可以这么说。我们能提取到指纹，也许还能制作她面部的模型，只要能把混凝土块取出来。拌混凝土的人用了太多的水，使颗粒变得非常细，这是我们的突破口，我们能提取指纹。”

博斯俯身观察系在尸体脖子上的皮制的带子。这是一条黑色的带子，他能看见皮革边缘的缝合处有制造商的标签。看得出这是从手提包上剪下来的，和在别的尸体上找到的类似。他弯腰凑得更近一些，口鼻中顿时充满了尸体的臭味。他能看到皮包带在尸体脖子上勒得很紧，周长大概能绕酒瓶一周，足以致命。皮包带深深陷入了发黑的皮肤里，一条生命就这样惨遭扼杀。他又检查了绳结，是右侧的滑结，用左手拉紧。这点也和别的案子一样。丘奇是个左撇子。

还有一个细节要查验，就是他们说的“签名”。

“有衣服吗？鞋子呢？”

“没有，和别的受害者一样，记得吗？”

“全拉开，我想看看别的地方。”

萨凯把运尸袋的拉链拉到底。博斯不确定萨凯是否知道人偶师的签名，不过他不打算提起。他弯下腰，一直往下看，假装要把尸体全身都检查一遍，但他其实只对脚趾感兴趣。死者的脚趾已萎缩发黑并裂开，趾甲也裂开了，有几个已经脱落。但博斯发现脚趾上的指甲油还在，原本鲜艳的粉红色已经在尸体腐败产生的液体、尘土和时间的作用下变得暗淡。他在尸体右脚的大脚趾上找到了依稀可辨的签名，一个精心涂画的白色小十字架，那就是人偶师的签名，在之前所有受害者的脚趾上都有。

博斯的心脏一阵狂跳。他环顾车内，封闭的车厢开始让他感到恐惧。他头一回感到偏执的猜疑在刺激大脑。他心神不宁，开始考虑各种可能。如果这具女尸符合人偶师案件的所有特征，那么一定是丘奇杀害了她。如果真是丘奇杀害了她，而丘奇已经死了，那么又是谁往好莱坞分局的前台送去了字条？

他直起身子，第一次从头到脚完整地观察尸体，它赤裸、萎缩，已被人遗忘。他很想知道混凝土里还有没有别的尸体等着被发现。

“拉上吧。”他告诉萨凯。

“是他，没错吧？是人偶师。”

博斯没有回答。他跳下面包车，拉开工作服的拉链想透透气。

“嘿，博斯。”萨凯从车里喊道，“我有些好奇，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如果人偶师已经死了，是谁告诉了你们藏尸地点？”

博斯没有回答这几个问题。他慢慢地走回防水布下面。其他人好像还没找到取出混凝土块的办法。埃德加站在外围，生怕弄脏衣服。博斯向他和庞兹打了个手势，三人聚到壕沟左侧的一个角落，以免谈话被人听见。

“怎么样？”庞兹问，“有什么收获？”

“看起来像丘奇干的。”博斯说。

“该死！”埃德加说。

“你怎么能确定？”庞兹问。

“就我所见，符合人偶师的所有作案特征，包括他的签名，就在那儿。”

“什么签名？”埃德加问。

“脚趾上的白色十字架。我们在查案时隐瞒了这点，以防记者报道出去。”

“会不会是模仿犯？”埃德加满怀希望地问。

“有可能。结案前我们一直没有公布白色十字架这个细节，结案后《时报》的布雷默写了本书讲这个案子，书里提到过。”

“所以我们遇到了一个模仿犯。”庞兹宣布。

“这完全取决于死者的死亡时间。”博斯说，“布雷默的书是在丘奇死后一年出版的，如果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书出版之后，可能真遇到了模仿犯；如果在书出版前，她就已经被埋进了混凝土，那我就不知道了……”

“见鬼！”埃德加说。

博斯思考了一会儿，又说：“有好几种可能。可能是模仿犯，可能丘奇有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帮凶，也可能……我杀错人了。也许写字条的人说的是对的。”

这句话一说出口，所有人都沉默了。大家都在回避这个想法，就像行人小心翼翼地避开人行道上的狗屎。

“字条在哪儿？”最后，博斯问庞兹。

“在我车上，我一会儿拿给你。你说他可能有个帮凶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如果人真是丘奇杀的，那字条从哪儿来？丘奇已经死了，只可能还有别人知道丘奇藏尸的地方。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人又是谁？是帮凶？难道丘奇有个我们不曾知道的搭档？”

“记得‘山腰绞杀者’吗？”埃德加问，“最后查明其实是‘山腰绞杀二人组’，是两个人，一对杀害年轻女人的表兄弟。”

庞兹后退一步，摇了摇头，仿佛要逃避一个让他事业受阻的案子。“会不会是钱德勒干的，那个律师？”庞兹问，“也许丘奇的老婆知道藏尸地点，她告诉了钱德勒，钱德勒策划了这个阴谋，她模仿人偶师写了字条，放到警察局前台，好让你输掉官司。”

博斯把他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个猜想似乎能说得通，可他马上就看出了一个破绽，让一切又变得不合情理。

“可是丘奇为什么埋葬一些尸体，又把另外的一些留在外面？我记得帮专案组分析的心理学家说，丘奇是在故意展示受害者，他爱出风头。到后来，在杀害了第七名受害者后，他开始给我们和报社送字条。他留着一些尸体故意让我们发现，又把其他尸体埋进混凝土，这说不通啊。”

“是啊。”庞兹说。

“我觉得像模仿犯。”埃德加说。

“可他为什么模仿所有作案手法，包括那个签名，却又把尸体埋起来？”博斯问。

博斯不是真的要问他们，这个问题他必须自己回答。三人在沉默中伫立良久，都开始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真正的人偶师还活着。

“不管是谁干的，为什么要送字条？”庞兹看上去非常焦虑，“他都已经脱身了，为什么要给我们送字条？”

“因为他想引起关注，”博斯说，“就像人偶师和我即将引发关注的官司一样。”

这回他们沉默的时间更长了。

最后，博斯说：“关键在于确定死者的身份，弄清她被埋在地下多久了，然后或许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

“我们该怎么做？”埃德加问。

“我告诉你们怎么做。”庞兹说，“我们别跟任何人说这事，现在还不行，得等我们完全有把握了再说。先等验尸结果，确认死者身份。等我们弄清死者的死亡时间，查明她失踪前在干什么，我们再——我再告诉大家朝哪个方向调查。同时，什么都别说出去。如果这件事被人误解，将对我们非常不利。媒体已经来了，我去应付他们。你俩都别说话，明白了吗？”

博斯和埃德加点点头，庞兹转身缓缓穿过废墟，朝着一群记者和摄像师走去。他们聚集在警员拉起的黄色警戒线外。博斯和埃德加看着庞兹离开，沉默了一会儿。

“我希望他知道该跟媒体说些什么。”埃德加说。

“他看上去很有把握，不是吗？”博斯回答。

“嗯，是啊。”

博斯回到壕沟旁，埃德加跟在他身后。“死者留在混凝土上的压痕，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钻工认为没法移动。他们说拌混凝土的人水放多了，沙也太细。就像石膏，如果我们把整块混凝土板抬起来，它会被自身的重量压碎。”

“然后呢？”

“多诺万正在拌石膏，他打算做个面部模型。至于她的手，目前只剩左手保存完好，右手被我们挖坏了。多诺万会用硅橡胶试试，他说运气好的话能拓出指纹。”

博斯点点头，看了会儿远处正在回答记者提问的庞兹，发现了这一天唯一好笑的事——庞兹正在镜头前接受采访，显然没有哪位记者提醒过他额头上有块污渍。博斯点燃一根烟，又转向埃德加。“听说这地方以前是用来出租的储藏室？”

“是的，房主刚刚还在这儿，说这里以前被隔成了好几间储藏室，都是单间。人偶师，呃，那个凶手，不管他妈的是谁，都可以租一间，干他想干的勾当。唯一的问题是砸碎地面时会弄出声响，可能是夜里干的，房主说晚上一般不会有人来。每个租户都有巷口那个大门的钥匙，凶手可以夜里来藏尸。”

下一个问题非常明显，所以不等博斯提问，埃德加就说：“房主没法给我们提供租户的名单，至少不能确定，记录在大火中烧毁了。他投保的保险公司受理了大部分租户的索赔，那份名单我们能拿到，但是有好几个租户在暴乱后没有提出索赔，也没联系过房主。他也记不住所有名字，哪怕凶手真是其中一个，也可能用了假名。要是我租一间房子，在地上凿洞埋尸，我一定不会报上真名。”

博斯点点头，看了下手表，他必须赶回去了。这时他才感觉到饿，但恐怕已经没时间吃东西了。他低头看了眼壕沟，发现新旧混凝土层之间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旧的混凝土颜色偏白，埋着女尸的混凝土是深灰色。他看见壕沟底部一个灰土块里嵌着一片红色的纸。他跳进壕沟，捡起棒球大小的土块，在旧混凝土板上敲碎，取出了纸片，那是一个空的、皱巴巴的万宝路烟盒。埃德加从西装口袋里抽出一个塑料证物袋，打开让他把烟盒放了进去。

“一定是和尸体一起埋进去的。”埃德加说，“好眼力。”

博斯爬出壕沟，又看了眼手表，真的得走了。

他把工作服扔进后备厢，又点了根烟，然后站在自己那辆随想曲旁边，望着庞兹召开他一贯擅长的即兴新闻发布会。从摄像机和记者们昂贵的衣服来看，大部分媒体来自电视台。博斯还看到了布雷默，就是《时报》的那个家伙，他就站在人群外围。博斯有一阵没看到他了。他长胖了，还留起了胡子。博斯知道他之所以站在外围，是在等电视台记者问完，再向庞兹甩出几个得费一番脑筋才能回答的敏感问题。

博斯抽着烟等了五分钟，庞兹才结束了发布会。他之所以冒着出庭迟到的风险，是为了马上看到那张字条。庞兹回答完了记者的问题，打了个手势示意博斯上他的车。博斯坐进副驾驶座，庞兹递过来字条的复印件。

博斯仔细研究了一会儿。字迹是潦草的印刷体，勉强可以辨认。可疑文件调查组的分析员说这种字体叫费城大写体，还说字迹往左倾斜是因为写字条的人用的是不常用的那只手，很可能是左撇子用右手写的。

报纸说审判刚开始
人偶师大案将宣判
博斯的子弹准又真
玩偶知道我的事业还没完
她躺在宾氏的地下
我的心在西大街歌唱
可惜博斯杀错了人
多年后我还在继续玩耍

博斯知道字体可以模仿，但这首诗里似乎有某种东西渗入了他的意识。和其他字条一样，蹩脚的押韵就像出自小学生之手，只有半文盲的水平却偏要用夸张的辞藻。博斯一阵慌乱，胸口仿佛被猛戳了一下。

是他，博斯心想。是他。

3

“女士们、先生们，”联邦地区法官阿尔瓦·凯斯注视着陪审团，郑重地说，“本案正式开庭，首先由双方律师进行开庭陈述。我要提醒各位，不要把开庭陈述当成证据。它们只不过是蓝图，或者说路线图，你们可以这么理解，是双方律师各自对案件的看法。不要把它们当成证据。律师可能会夸大他们的指控，不能他们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毕竟他们是律师。”

法官的话引得陪审员和四号审判室里的其他人低声窃笑。他的南方口音令“律师”听起来有点像“骗子”，加强了幽默效果。[1]就连财迷钱德勒也笑了。审判室很宽敞，墙上嵌着木板，高约二十英尺。博斯坐在被告席上四下张望，发现公众旁听席差不多坐了一半。诺曼·丘奇的遗孀和钱德勒一起坐在原告席上，她们身后第一排坐着的八个人是丘奇的家属和朋友。

旁听席上还有六个法院的常客，是没事可做的老头，常来法院看别人的好戏，另外几个像是来看了不起的霍尼·钱德勒表演的助理律师和学生，还有一群严阵以待的记者，已经拿好纸笔准备记录。开庭陈述总会爆出猛料，因为正如法官所说，律师总爱夸大其词。博斯知道，今天的审理结束后，记者多半只会偶尔跟进一下，在总结陈词和审判结果出来前不会有太多报道。

除非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博斯瞥了一眼身后，那儿的座椅上没有人。他知道西尔维娅·穆尔不会来。他们之前已经说好了。博斯不想让她来看审判，跟她说这只是走个过场，是警察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履行职责而遭到起诉是常有的事。他心里明白不让她来的真正原因是自己掌控不了局面，他只能坐在被告席上，让别人去一决高下。法庭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且多半真会有出人意料的状况出现。他不想让西尔维娅目睹那一幕。

现在他有点担心陪审员会不会注意到他身后空空如也的旁听席，并据此认为他有罪，因为没有一个人来支持他。

笑声逐渐减弱，博斯望向凯斯法官。坐在法官席上的凯斯很是威风。他本就是个大块头，一身黑袍更增添了气势。粗壮的臂膀和宽大的手掌交叉环绕在结实的胸膛前，给人一种冷峻的威严感。他那被太阳晒得发红的秃脑袋出奇地圆，周围还有一圈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灰发，彰显着他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他来自南方，以前当过律师，精通民事诉讼，曾因控告洛杉矶警方滥用职权导致多名黑人公民死于狱中的案子而声名大噪。吉米·卡特总统卸任前任命他为联邦法官，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是四号审判室的主审法官。

博斯的律师罗德尼·贝尔克开庭前一直想方设法让凯斯法官失去主审资格，好让法院换一位法官，最好换成没扮演过民权守护者角色的。可惜未能成功。

博斯并不像贝尔克一样为法官的背景而忧心忡忡。虽然他发现凯斯法官和原告律师霍尼·钱德勒一样怀疑甚至憎恶警察，但是他觉得凯斯本质上是个公正的人。就凭这一点，他觉得自己不会有事。他开的那一枪没有问题。说到底，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在锡尔弗湖公寓的行动是正确的。他做了该做的事。

“将由诸位负责判定，”凯斯法官接着对陪审团说，“律师在庭审中的陈述是否合理。请记住这点。好了，钱德勒女士，你先来。”

霍尼·钱德勒点点头，起身走上原告席和证人席之间的讲台。凯斯法官事先做了严格的规定，在他的审判室里不允许随意走动，律师不能走近证人席和陪审团，只能站在席位之间的讲台上大声发言。钱德勒知道法官要求严格遵守规定，于是先提出请求，想调整沉重的红木讲桌的角度，好让她发言时能够面对陪审团。法官严肃地点点头，以示批准。

“下午好，”她开始陈述，“法官的话非常正确，我的陈述只不过是路线图。”

策略不错，博斯冷眼观看这场审判的开幕，心想，第一句话就是讨好法官。他看见钱德勒不时看看放在讲台上的拍纸簿，还注意到她衬衣最上方的扣子上别着一颗黑色圆形玛瑙，扁平的玛瑙像鲨鱼的眼睛一样呆板。她把头发整齐地朝后梳着，扎在脑后，以显得庄重，唯有一绺头发散开了，让人感觉她是一个不关注外表的女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法律和案情上，一心只关注被告所犯下的罪行。博斯认为她可能是故意扯出了一绺头发。

钱德勒开始陈述，博斯则忆起自己刚得知她接了丘奇遗孀的案子时，心头曾感受到的撞击。这比凯斯当主审法官更让他心烦意乱。她总有办法打赢官司，所以人们才管她叫财迷。

“我想先带着大家回顾一下案情，”钱德勒说，博斯甚至觉得她说话也带上了南方口音，“我只想强调案情的关键，以及我方从证据中推出的结论。这是一起民权案，涉案的警察枪杀了一名叫诺曼·丘奇的男子。”

她停顿了一下，并不是为了看拍纸簿上的笔记，而是为了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博斯观察了一下陪审团，五女七男，三个黑人，三个拉美裔，一个亚裔，五个白人。他们都全神贯注地看着钱德勒。

“本案，”钱德勒说，“所牵涉的那名警官不满足于警察身份及其带来的巨大权力。这名警官还想取代各位陪审员、取代凯斯法官，国家赋予法官和陪审团的裁决权、宣判权，他统统想要。涉案的警官名叫哈里·博斯，请看，他就坐在被告席。”

她指着博斯，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被告席”三个字。贝尔克立即起身表示抗议。“钱德勒女士没必要向陪审团指出我的委托人，也没必要用讽刺的语气。我们是坐在被告席，但那是因为这是民事法庭，在我们国家，任何人都有权起诉他人，就连杀人犯的家人也——”

“反对！法官大人，”钱德勒喊道，“他企图用反对权进一步诋毁丘奇先生，丘奇先生从未被证实有罪，因为——”

“够了！”凯斯法官大吼，“反对有效。钱德勒女士，没必要指出谁是被告，我们都知道谁是谁。我们不需要用煽动性的语气说任何词语。词语有美有丑，但都只与词语本身有关，请让它们自明其义。至于贝尔克先生，我一向觉得辩护律师打断开庭陈述或总结陈词是非常令人恼火的事。有你陈述的机会，先生。我建议在钱德勒女士陈述时，你不要再反对了，除非她严重冒犯了你的委托人。我觉得光是伸手指了指他这样的行为，还不值得提出反对。”

“谢谢，法官大人。”贝尔克和钱德勒齐声说。

“请继续，钱德勒女士。今早我在办公室里说过，我希望今天能完成开庭陈述，而我四点有别的事。”

“谢谢，法官大人。”她又说了一遍，然后转向陪审团，“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需要警察，我们都尊敬警察。大部分警察做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表现出色。警察局是我们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要是没有警察来保护我们，为我们服务，那该怎么办？但这不是本案的关键，我想请大家在审理的过程中牢记这一点。本案的关键在于，如果一名警察违反规章制度、无视条例规定，我们该怎么办？我说的是一名无视章程的恶警，证据终将证明哈里·博斯就是一名无耻恶警。四年前的一个夜晚，他决定身兼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数职。他以为他击毙的是凶手，是一名穷凶极恶的连环杀手，但是在他拔枪射击诺曼·丘奇先生的那一刻，他还没有任何法律证据。

“如今，被告一定会向诸位讲述警方找到的证据，证明丘奇先生和杀人案有关，但请大家不要忘记证据是怎么来的——是警方提供的。又是何时发现的？是丘奇先生被处决之后。我们会为大家证明警方的证据很可疑，或者说，有疑点。而且事实上，诸位也必须考虑丘奇先生的身份，他已经结婚，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在飞机制造厂工作，薪水丰厚。他真的是杀人凶手吗？真的是所谓的人偶师吗？还是被警方利用的替罪羊、替死鬼，好掩盖他们的罪孽？这样一名手无寸铁的男子，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死于非命，遭到了残忍的处决。”

她滔滔不绝地说警察局里的“缄默法则”、洛杉矶警察的暴力执法史、罗德尼·金事件及其引发的暴乱。经霍尼·钱德勒这么一说，这些事件好像都是由哈里·博斯枪杀诺曼·丘奇所引发的，这些罪恶的黑暗之花是由博斯亲手种下的。她继续说着，博斯却已经走神了。他一直睁着眼，偶尔和某个陪审员对视，思绪其实早就飞走了，这是他自己的辩护方式。律师、陪审员和法官要忙活一周，甚至更久，来仔细分析他在那五秒之内的想法和行为。他要继续坐在法庭里忍受一切，就不得不走神，想想别的事情。

在他私密的白日梦里，他看见了丘奇的脸。那天晚上，在海珀利安街那间车库上的公寓里，他和丘奇四目相对。他看到的是一双杀人凶手的眼睛，就像钱德勒脖子前的宝石一样乌黑。

“……即使他真的是去掏枪，有什么不对吗？”钱德勒说，“一名男子踢开房门，还拿着枪。丘奇先生伸手去拿枪，做错了吗？用警察的话说，这叫拿起武器正当防卫。何况他其实是要拿假发，这一看似可笑的举动却使结局愈发令人愤慨。他被残忍地杀害了。我们的社会无法接受这些。”

博斯再次转移了注意力，开始思考新发现的受害者，她被埋入混凝土中似乎有好几年了。博斯想知道是否有人提交过失踪人口报告，是否有某个母亲、父亲、丈夫或孩子一直牵挂着她。从案发现场回来后，博斯跟贝尔克说了这个新情况。他想请贝尔克向凯斯法官申请延期，把审判推迟到查明死者身份之后。贝尔克打断了他，说法官知道的越少越好。一听到新的情况，贝尔克似乎害怕极了，他认为最好的对策与博斯的提议正好相反。他想赶在新的案情被报道出来前，趁公众还未将新出现的女尸和人偶师联系起来前尽快结束审判。

钱德勒长达一个小时的开庭陈述已经接近尾声。她详细地介绍了警察局有关开枪射击的政策法规，博斯觉得就算她一开始吸引了陪审员的注意，现在也已经失去了。有那么一会儿，连贝尔克也走神了，博斯看见他翻看着拍纸簿，在脑子里演练开庭陈述。

贝尔克是个大个子，博斯猜测他的体重可能超重将近八十磅。他很爱出汗，哪怕坐在冷气强劲的审判室里也是如此。在遴选陪审员的环节，博斯时常好奇贝尔克是因为体重负担过重才满头大汗，还是因为要在凯斯法官面前与钱德勒过招而紧张不已。博斯觉得贝尔克可能还不到三十岁，从某所中等规模的法律学校毕业最多五年，与钱德勒做对手恐怕还嫩了点。

“正义”这个词把博斯的注意力拉回了现实。钱德勒开始每句话不离正义，博斯知道，她正在升华主题，即将收尾。在民事法庭里，正义和钱是同一个意思，是可以画等号的。

“诺曼·丘奇的正义转瞬即逝，只持续了几秒。正义就是博斯警探踢开门，用他那把史密斯韦森九毫米手枪瞄准丘奇并扣动扳机的匆匆几秒。正义就是一发子弹。博斯警探枪杀丘奇先生的那一发子弹叫XTP子弹，那颗子弹冲出后宽度扩张了一点五倍，在前进中撕碎了大量人体组织和器官，将丘奇先生的心脏撕裂。这，就是正义。”

博斯发现好几位陪审员都没有看钱德勒，而是注视着原告席。他稍稍前倾，看到讲台后方的德博拉·丘奇正在用纸巾擦泪。她是个钟形身材的女人，有着黑色的短发、浅蓝色的小眼睛。她之前是典型的郊区家庭主妇和母亲，后来博斯击毙了她的丈夫，警察拿着搜查令找上了门，记者也来问这问那。其实博斯为她感到难过，甚至把她也看作受害者，可谁能想到她却找来了财迷钱德勒，反倒管博斯叫杀人凶手。

“女士们，先生们，证据将会证明博斯警探不过是警察局的一个产物，”钱德勒说，“一台冷血、狂妄的机器，全凭个人好恶来执行正义。请问这是大家想从警察局得到的吗？我恳请大家为丘奇先生申冤平反，为一个失去父亲和丈夫的家庭主持公道。

“最后，我想引用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一个世纪前写下的话，因为我觉得与今天的审判相关。他说：‘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女士们，先生们，本案就是这么回事。哈里·博斯警探凝视着深渊，在他枪杀诺曼·丘奇的那个夜晚，深渊凝视着他，黑暗吞噬了他，让他堕落。他成了自己致力于打败的怪物。我相信各位一定会看清，所有证据都将指向这一确凿无疑的结论。谢谢大家。”

钱德勒坐了下来，轻轻地拍了拍德博拉·丘奇的胳膊，好像在安慰她。博斯知道钱德勒的这个动作不是真的要安慰她，而是做给陪审团看的。

审判室大门上方的红木嵌板上挂着一个时钟，法官抬头看了看钟上的黄铜指针，宣布休庭十五分钟，然后轮到贝尔克上台陈述。博斯起身目送陪审员离席，目光却和旁听席上丘奇的一个女儿对上了。她看上去有十三岁，应该是大女儿南希。博斯赶紧移开目光，他感到有些愧疚，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陪审员看到这一细节。

贝尔克说休息时他想独自演练开庭陈述。博斯还没吃午饭，想去趟六楼的快餐店，又担心陪审员可能会去，要是丘奇的家属也去，就更尴尬了。于是他乘扶梯下楼，到楼前那尊雕像下面的垃圾桶旁边抽烟。他点上烟，靠在雕像的底座上。在他的西装之下，汗水已浸透全身。钱德勒长达一小时的开庭陈述仿佛永无止境，好像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他心想这套西装肯定穿不了一周，得保证另一套是干净的，好换着穿。思考这类琐事能让他心情放松。

他在沙盘里按灭一根烟，又点燃了第二根，这时法院的玻璃门开了。只见霍尼·钱德勒用肩膀把门推开，似乎是没看见博斯在外面，她挤出门，转过身，低头用金色打火机点燃一根烟，抬起头吸了一口，这才看见博斯。她走向垃圾桶，准备把刚点燃的烟插进沙盘。

“没关系，”博斯说，“我知道这附近就这一个垃圾桶。”

“没错，可我觉得在法庭外见面对我俩都不好。”

博斯耸耸肩，什么都没说。主动权在钱德勒手中，她想走就可以走，但她又吸了一口烟。“就抽半根，反正我得回去。”

博斯点点头，望向春日街，只见街对面的县刑事法院大楼门前排着长长的队，是等候过安检的人。又是些“船民”，博斯心想。之前那个流浪汉沿着人行道走了过来，下午他还会来垃圾桶搜刮一遍烟头。忽然，他停下了脚步，转身就沿着春日街往回走，还机警地回头看了一眼。

“他认识我。”钱德勒说。

博斯回头看着钱德勒。“他认识你？”

“他以前是个律师，我们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他叫汤姆什么来着，记不清了——哦，对了，汤姆·法拉第，没错。我猜他不想让我看到他那副模样，可这儿所有人都认识他。看看他，就知道事情闹到一发不可收拾会是什么后果。”

“出过什么事？”

“说来话长啊，也许你的律师会告诉你。我能问个问题吗？”

博斯未置可否。

“我们的案子，市政府为什么不选择和解？在发生过罗德尼·金事件和暴乱之后，现在真的不是审判警察的好时机。我认为蠢货贝尔克——没错，我就这么叫他，我知道他管我叫财迷——应付不了这个案子，到头来倒霉的是你。”

博斯想了一会儿，没急着回答。

“我不会说出去的，博斯警探。”钱德勒说，“只是跟你闲聊。”

“是我不让他们和解的。我说如果他们要和解，我就自己出钱请律师。”

“你这么自信？”她吸了口烟，“好吧，那么等着瞧吧。”

“等着瞧。”

“你可别恨我，我向来对事不对人。”

博斯知道她绕这么大圈子就是为了说这一句——律师行业里最大的谎言。“也许你觉得是这样吧。”

“噢？你还生气？你枪杀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他的妻子提出抗议，起诉你，你还觉得委屈？”

“你的委托人，她的丈夫剪断女人皮包上的带子，拿它勒住女人的脖子，再打个滑结，然后一边慢慢勒紧，一边强奸她们。他喜欢用皮包带，好像一点也不在乎被他虐杀的女人，只喜欢她们的皮包带。”

钱德勒没有丝毫示弱，博斯也没指望她示弱。“那是她的亡夫，我的委托人的亡夫。而且本案唯一确定的一点，就是你杀了他。”

“是的，我还想再杀他一次。”

“我知道，博斯警探，所以我们才来这儿。”钱德勒撇着嘴，使得下巴的轮廓更加分明。下午的阳光照得她的头发闪闪发亮，她气冲冲地把香烟往沙盘里一插，转身离开。她猛地拉开门，就像那扇门是用轻木做的。

[1]“律师”（lawyer）与“骗子”（liar）英文读音相近。

4

刚过四点，博斯把车停到好莱坞分局的停车场。分配给贝尔克做开庭陈述的一小时，他只用了十分钟，于是凯斯法官宣布提前休庭，表示不想在开庭陈述的当天传讯证人，以避免陪审团把证人的证言和律师的陈述记混。

贝尔克向陪审团做的陈述非常简短，这让博斯有些不安，但贝尔克告诉他无须为此担心。他从后门走进警察局，穿过走廊，来到侦缉部。下午四点，侦缉部一般都没人了，博斯走进办公室，屋里只剩杰里·埃德加一人。他正坐在一台IBM打字机前填写表格，博斯认出那是“第五十一号表格”——调查日志。埃德加抬起头，看见博斯走了过来。“上哪儿耍呢，哈里？”

“就这儿。”

“看来你的官司提前结束了。让我猜猜，直接裁断，法官把财迷钱德勒扔出了法庭。”

“真这样就好了。”

“哎呀，我懂。”

“有什么进展？”

埃德加说没有进展，暂时没查到死者身份。博斯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松了松领带。庞兹的办公室里没有开灯，所以这会儿可以抽根烟。博斯想起刚刚结束的庭审和财迷钱德勒的陈述，她的大部分发言都能抓住陪审团的心，她实际上是把博斯当作杀人凶手来发起猛烈的攻势，调动听众的情绪。贝尔克的发言则像一篇论文，声明依照法律，警察有权在危险迫近的紧要关头使用致命武力。他说即使最后证明没有危险，枕头下没有枪，丘奇的举动也营造了危险的氛围，致使博斯做出反应。

钱德勒引用了尼采的话，贝尔克则引用《孙子兵法》作为反击。他说博斯踢开丘奇的公寓门的那一刻已经陷入了“死地”，当时的他要么奋力一搏，要么死路一条，要么开枪，要么被枪击，事后再来质疑他的行为是不公平的。

此刻坐在埃德加的对面，博斯才明白贝尔克的陈述没任何效果。贝尔克的说辞苍白无力，钱德勒的陈述则很吸引人、很有说服力，官司的开局已经对自己不利。博斯发现埃德加没接着说下去，他自己也无话可说。

“有指纹吗？”博斯问。

“哈里，你没听我说吗？一个小时前我们刚刚制作了硅橡胶模型，多诺万提取了指纹，说指纹看上去很完整，在橡胶上显示得很清晰。今晚他就会输入司法部的指纹库进行比对，或许明早我们就能拿到匹配结果了。筛查结果可能要再花一个上午，不过至少他们没拖延，庞兹让他们优先处理。”

“很好，结果出来告诉我一声。我猜这一整周我都会来回跑。”

“哈里，别担心，拿到结果我一定告诉你。淡定点，毕竟你找到了真凶，你很确定，不是吗？”

“以前我很确定。”

“那就别担心，强权就是公理。哪怕财迷钱德勒为法官和整个陪审团口交，也改变不了结果。”

“公理才是强权。”

“你说什么？”

“没什么。”博斯想了想埃德加对钱德勒的评价，觉得很有意思。来自女性的威胁往往被警察贬低为靠性交易所换来的，哪怕它来自一名职业律师。他相信大部分警察都跟埃德加有一样的想法，认为钱德勒要靠某种权色交易才能取胜。他们不愿承认钱德勒真的是个厉害的好律师，而为博斯辩护的大胖子贝尔克则逊色得多。

博斯起身走到文件柜前，拉开一个抽屉，抽出两个装着卷宗的蓝色文件夹，他管这两本卷宗叫“谋杀之书”。两本都很沉，厚三英寸，一本的书脊上写着“档案”，另一本写着“文件”，都是与人偶师有关的资料。

“明天谁会出庭作证？”埃德加在办公室的另一头问。

“我不清楚顺序，法官没让钱德勒说，但她传了我、劳埃德和欧文。她那边还有验尸官统筹员阿马多，对了，竟然还有布雷默。他们都会到场，然后她再决定谁明天出庭，谁过几天再出庭。”

“《时报》不会允许布雷默出庭作证吧，他们一直和那个泼妇唱反调啊。”

“没错，但是布雷默不是以《时报》记者的身份出庭。他写了本书讲那个案子，所以钱德勒传他以书的作者的身份出庭作证。凯斯法官已经裁定他不享有记者的特权，《时报》的律师可能会抗议，但是法官已经做出了裁定，布雷默必须出庭作证。”

“我说什么来着，八成钱德勒这会儿就在法官办公室跟那个老头子乱搞。不过话说回来，这都无关紧要，布雷默不会对你不利，在他的书里，你可是力挽狂澜的英雄啊。”

“但愿如此。”

“哈里，来瞧瞧这个。”埃德加从办公桌前站起身，走到文件柜旁。他小心翼翼地从柜顶取下一个硬纸盒，放到桌上。纸盒看上去跟帽盒差不多大小。“小心点，多诺万说要过一宿才能凝固。”

他揭开盒盖，里面有一副女性面孔的石膏模型。脸稍稍向左偏，所以右脸印得更清晰饱满，左侧脸颊有很大一部分残缺，下巴的轮廓不全，眼睛闭着，扭曲的嘴唇微张，发际线几乎不可见，右眼圈看着有些发肿。模型看上去很像博斯在墓地、博物馆等地见过的浮雕，只是它一点也不美，它是一副死亡面具。

“她的眼部好像挨过一拳，肿起来了。”

博斯点点头，没说话。看着盒子中的脸，他心里有些发毛，觉得比看到尸体更瘆人，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埃德加终于盖上了盖子，又把盒子谨慎地放回了柜顶。

“你们打算怎么办？”

“还不好说。如果无法从指纹找到线索，它可能是我们确认死者身份的唯一机会。加州大学北岭分校有个人类学家，他联系过验尸官，说可以复原人脸。他通常都是用骨架、头颅复原。我把这个拿给他，看他能不能复原整张脸，配上金色假发什么的。他还能给石膏涂上皮肤的颜色。我不懂，也许没有屁用，但我觉得不妨一试。”

埃德加回到打字机前，博斯也在两本谋杀之书前坐了下来。他翻开写着“档案”的那本，又盯着埃德加看了一会儿。埃德加为了这个案子忙前忙后，博斯不知道该不该为他那份热情感到欣慰。他俩以前做过搭档，博斯还正儿八经地对他进行过为期一年的凶案调查训练，但一直不确定他学会了多少。他总是请假去看房，中午溜出去两个小时参加交割会。他似乎永远不会理解，凶杀案调查组的事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使命。就像有的犯罪分子认为犯罪是一门艺术，对肩负使命的警察来说，调查凶案也是一门艺术，是它选择了你，不是你选择了它。

想到这儿，博斯很难相信埃德加这么卖力有什么正当理由。

“你在看什么呢？”埃德加问。他头都没抬，还在继续打字。

“没什么，我在想事。”

“哈里，别担心，会有办法的。”

博斯把烟头扔进残留着咖啡的一次性杯子里，接着又点上一根烟。“为了优先处理这个案子，庞兹让大家加班了吗？”

“当然了，”埃德加笑道，“你面前不就有个全力加班的人吗？”

至少关于这句话他还是诚实的，博斯心想。他对埃德加最初的判断仍是对的，他对此感到满足，继续翻看卷宗。厚厚的文件用三个金属环穿在一起，博斯用指尖滑过文件夹的边缘。文件夹上有十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受害者的名字，她们都死于人偶师之手。博斯开始快速翻看，浏览每起案件的照片和每个受害者的个人信息。

被杀害的女人身份背景极为相似：站街女、伴游女郎、脱衣舞女、兼职做应召女郎的艳星。人偶师在城市的阴暗面游走自如，很容易就能找到目标，并带着她们走向黑暗。博斯记得专案组的心理分析师曾说，人偶师的行为模式贯穿他的所有案件。

看着照片里那一张张死者的脸，博斯记得专案组未能从她们身上找到固定的体态特征。她们有的是金发，有的是褐发；有的体格魁梧，有的是虚弱的瘾君子；其中有六个白人，两个拉美裔，两个亚裔，一个黑人。毫无规律可循，从这点来看，人偶师倒是不加选择的，他唯一遵循的模式就是只找边缘地带的女性下手——她们生活窘迫，很容易跟陌生人走。心理分析师说每个受害者都像一条受伤的鱼，释放出看不见的信号，必然会招来鲨鱼。

“她是个白人，对吧？”博斯问埃德加。

埃德加停止了打字。“是的，验尸官是这么说的。”

“他们已经验过尸了？谁做的？”

“没有，明天或者后天才验尸。但尸体运来时科拉松看过一眼，她推测是白人。怎么了？”

“没什么，金色头发？”

“对，至少她遇害时是金色头发，现在已经发白了。你要是想问我有没有查四年前失踪的白人金发女子，见鬼，哈里。我倒是能加班，但即使去查也只能把范围缩小到三四百人。我可不会啃这块硬骨头。等明天指纹比对的结果出来，也许就能查到身份了。别浪费时间。”

“没错，我懂，我只是想……”

“我知道你想要答案，我们都想，但需要时间，老兄。”

埃德加继续打字，博斯也接着看卷宗。他忍不住去想盒子里的那张脸，不知道她叫什么，以何为业，他们对她一无所知。但是那个石膏模型告诉博斯，她一定符合人偶师的某种杀人模式。那张脸有种僵硬的感觉，博斯知道与石膏没有关系，她是个来自边缘地带的女人。

“我走之后你们在混凝土里发现了别的东西吗？”

埃德加停了下来，大声吸了口气，摇摇头。“你指什么？比如那个烟盒？”

“人偶师杀人后，会留下她们的皮包。他剪断包带，当作凶器勒死她们。在他遗弃尸体的地方总能找到死者的包，还有衣服，唯独找不到化妆品，因为都被他拿走了。”

“这回没有，至少不在混凝土里。他们拆毁那个地方时，庞兹派了一名警员留在现场，最后什么也没找到。即使有东西，也可能放在储藏室里，结果被烧毁或者被偷走了。哈里，你怎么看？是模仿犯吗？”

“没错。”

“是的，我也这么想。”

博斯点点头，为老是打断埃德加的工作道歉。他接着研究卷宗。没过几分钟，埃德加从打字机里取出表格，然后把打字机放回工作台。他把与案子有关的文件放进一个新的文件夹，又把文件夹放进椅子后面的柜子，接着边给妻子打电话，边整理桌上的逮捕记录、便笺夹和记事本。这是他的日常流程。他告诉妻子他会在回家路上稍作停留。听着埃德加的电话，博斯想起了西尔维娅·穆尔，他俩也有一些习以为常的日常流程。

“我走了，哈里。”挂了电话，埃德加说。

博斯点点头。

“你还要再待一会儿？”

“我也说不好，我想再过一遍这些东西，明天出庭好知道说什么。”他在撒谎，他不需要复习谋杀之书，人偶师的案子他了如指掌。

“祝你打败财迷钱德勒。”

“就怕她打败我，她可厉害了。”

“好吧，我真得走了，再见。”

“嘿！明天要是查到死者身份，记得呼我。”

埃德加离开后，博斯看看手表——五点，他打开放在文件柜顶部的电视，装石膏人脸的盒子就在电视机旁。他一边等待电视里报道混凝土女尸的案情，一边打通了西尔维娅的电话。“今晚我不过去了。”

“哈里，出什么事了？开庭陈述不顺利吗？”

“不是官司的事，是另一个案子，今天发现了一具尸体，像是人偶师干的。警察局收到一张字条，上面写我杀错了人，真正的人偶师还逍遥法外。”

“是真的吗？”

“不好说，以前我从没怀疑过。”

“怎么会——”

“等一下，新闻在说这个，第二频道。”

“我也打开电视。”

两人看着电视，电话两头的新闻报道的声音同步了。主持人没有提到人偶师，电视上播放了航拍画面，接着转到庞兹接受采访，他说掌握的情况很少，警察局收到匿名信，得知了藏尸地点。看到庞兹脑门上的灰迹，博斯和西尔维娅不约而同地笑了，这让博斯感觉好极了。新闻结束后，西尔维娅的声音变严肃了。“他没告诉媒体。”

“是啊，我们必须先确认，必须先弄清怎么回事。可能是人偶师，可能是模仿犯……也可能有个帮凶。”

“什么时候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查？”西尔维娅是在委婉地问博斯，何时才能知道他是否杀错了人。

“我也说不好，也许明天就知道了。尸检能查出些东西，但只有先弄清死者身份，才能查出她遇害多久了。”

“哈里，肯定不是人偶师，别担心。”

“谢谢，西尔维娅。”西尔维娅的绝对信任让他很感动，但又马上感到内疚，因为在两人的关系上，他从未对西尔维娅完全敞开心扉。他一直有所保留。

“你还没告诉我庭审的情况呢，还有你今天为什么不过来了？”

“是今天的新案子，跟我有关系……我想好好理一理头绪。”

“哈里，在哪儿不能理头绪？”

“你懂我的意思。”

“好吧，我懂。庭审呢？”

“我想进展还算顺利，今天只做了开庭陈述，明天才出庭作证，可是今天的新案子……也许会影响我的官司。”他边说边换了台，但已经错过了别的台对混凝土女尸案的报道。

“好吧，你的律师说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说，他不想了解新情况。”

“真没用。”

“他只想尽快结束审判，要真是人偶师或者帮凶作案，他希望赶在确定前就把官司打完。”

“可是，哈里，这么做不道德啊。哪怕证据对原告有利，他不也应当提出来吗？”

“是的，要是他知道，就应当提出来，所以他不想知道，这样就安全了。”

“你什么时候上证人席？我想去旁听，我能请一天假。”

“别，别担心，就是走个过场。我不想让你担心我的官司，你了解的已经够多了。”

“为什么？这是你的官司啊。”

“不是我的官司，是律师的。”博斯说明天再打给她，然后挂了电话，接着他盯着桌上的电话发了一阵呆。他和西尔维娅·穆尔每周都有三四天一起过夜，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虽然西尔维娅说要改变现状，而且已经把房子挂出去卖了，博斯却一直回避这件事，他喜欢两人现在的感觉，害怕打破脆弱的平衡。他对她撒了谎，新的案子的确跟他有关，但他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准备回家了。之所以撒谎，是因为他想单独待一晚上，理理头绪，想想人偶师的案子。

他打开另一个文件夹，最后面贴着几个透明的证物袋，里边是人偶师前几封信的复印件，一共三封。媒体开始疯狂报道案情并给凶手取名为人偶师之后，凶手就开始写信了。在第十一起——也就是最后一起杀人案发生后，他给博斯写了封信。另外两封寄给了《时报》的记者布雷默，分别是在第七和第十一起案件之后。博斯仔细观察信封的复印件，上面的地址和姓名都是大写的印刷体。他打开信纸，看了看上面写的那首诗，也是同样的倾斜的大写体。他念了一遍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句子。

别怪我没提醒，
我饥渴难耐——今晚要外出觅食；
再做一个人偶，放上空空的架子，
被我玩弄之后——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爸爸妈妈尖声喊，可惜已经太晚，
年轻的美女，埋在我的塔尖之下；
我勒紧包带，开始准备涂抹，
我听见她最后的喘息，好像在说“博——斯——”

博斯合上文件夹，放进公文包，关上电视，往警察局后面的停车场走去。出门时，两名警员押着一个醉汉走了进来，博斯帮忙把着门。醉汉双手被铐在身后，使劲挣扎，还朝博斯蹬了一脚，不过博斯躲开了。

他开着那辆随想曲朝北驶去，经过前哨路，上穆赫兰道，接着驶入伍德罗·威尔逊山道。他把车停进车库，没有马上下车，而是在车里坐了很久。他想起那两封信，还有人偶师在死者身上的签名，也就是涂在脚趾上的十字架。丘奇死后，他们才明白那个签名是什么意思。十字架指的就是尖塔，教堂[1]的尖塔。

[1]原文为Church，也表示姓氏“丘奇”。

5

清晨，博斯坐在屋后的平台上，远望从卡文加山口升起的朝阳。阳光驱散了晨雾，照耀着山坡上那些曾将寒冬赶走的野花。他看着朝阳，抽着烟，喝着咖啡，直到山口下的好莱坞高速公路上传来连续不断的汽车呼啸声。

他穿上白色按扣式衬衣、深蓝色西装，在卧室的镜子前戴上深红色领带，领带上点缀着金色的角斗士头盔图案。他在琢磨应当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陪审团面前。昨天，每当他和十二名陪审员中的任何一名对视，对方总是先移开目光，这说明了什么？他本想问问贝尔克，可他又不喜欢贝尔克，如果什么事都要征求贝尔克的意见，他会感到不自在。

他把银色领带别针穿过以前刺穿的小洞，固定住领带，针上刻着数字“187”——这是加州刑法中代表“谋杀”的编码。他用塑料梳把因为沐浴还湿着的灰褐色头发梳理整齐，然后梳了梳胡子，滴了几滴眼药水，凑近镜子观察。由于睡眠不足，他的虹膜发黑，像是结冰的沥青。他们为什么回避我的目光？博斯心里还在纠结。想起钱德勒对他的描述，他大概有了答案。

他提着公文包走向前门，还没走到，门竟然开了。西尔维娅拔出钥匙，走进屋来。“早啊。”她说，“我想赶在你出门前来看看。”

她穿着卡其色裤子和粉色按扣式衬衣，微笑地看着博斯。博斯知道她星期二和星期四不会穿连衣裙，因为这两天她要当学校巡视员，有时要追赶学生，有时要制止打斗。阳光照进前门，把她深棕色的头发照得金黄。

“来看我做什么？”

她笑吟吟地走到他跟前，两人亲吻了对方。“我知道会耽误你的时间，我上班也会迟到，可我只想来跟你说声祝你好运，虽然你靠的不是运气。”

博斯把她拥进怀里，嗅着她的发香。两人相识已有一年，但博斯还是时常担心她会突然离去，留下一句“喜欢上他真是一场错误”。也许博斯在她心中只是亡夫的替代品，她的亡夫和博斯一样也是警察，是缉毒警。他忽然有一天自杀了，博斯调查过那个案子。

博斯和西尔维娅的关系正处在一段非常美好的时期，最近博斯开始依赖这种感觉。西尔维娅也一样，甚至还跟他聊过。但她说问题在于博斯不能完全卸下防备，博斯自己也明白。他独自一人生活了很久，但并不感到孤独。他有许多深深埋藏在心底的秘密，无法透露给西尔维娅，至少现在还不行。

“谢谢你来看我。”他低头看见阳光打在她的脸上，她的牙齿上沾着一点口红，“在学校里小心点，知道吗？”

“知道。”她皱起眉头，“虽然你不让我去法庭，可我还是想去看看——至少去一次。我想去那儿支持你，哈里。”

“你没必要为去而去，明白吗？”

她点点头，博斯知道他的回答未能让她满意。两人抛开了这个话题，聊了几分钟别的琐事，约好一起吃晚饭。博斯说晚上会去她住的布凯峡谷找她。互相亲吻后，两人一起走出门，一个去法庭，一个去中学，两个危机重重的地方。

新一天的开始总是令人兴奋，但审判室里鸦雀无声，人们在静候法官打开门，坐上法官席。已是九点十分，法官还未露面，这很不正常，因为在遴选陪审员的那一周，凯斯法官总是严格要求按时到场。博斯环顾四周，看见了好几位记者，人数似乎比昨天还多。他感到有些奇怪，因为通常只有开庭陈述才会爆出猛料。

贝尔克凑近博斯，悄声说道：“没准儿凯斯正在读今天的《时报》，那篇报道你看了吗？”

因为和西尔维娅见面耽误了时间，博斯还没来得及看报，它应该还放在门口的地垫上。“说什么了？”

贝尔克刚要开口，门开了，法官走了进来。

“先别请陪审员入席，里韦拉小姐。”法官对书记员说。他坐到皮椅子上，扫视了一圈审判室。“在请陪审团入席前有什么要讨论的吗，钱德勒女士？”

“有，法官大人。”钱德勒边说边往讲台走去。今天她穿着灰色的西装，从遴选陪审员开始，她只轮换着穿三套西装。贝尔克告诉博斯，这是因为她不想让陪审员觉得她很有钱，女律师可能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失去女陪审员的支持。

“法官大人，原告要求处罚博斯警探和贝尔克先生。”她举起折起来的《时报》都市版，博斯能看见右下角有一篇报道，位置和昨天那篇报道一样，标题写着“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与人偶师有关”。贝尔克站起身来，但没说话，大概是忽然想起法官严禁打断别人的陈述。

“为什么要处罚，钱德勒女士？”法官问。

“法官大人，昨天发现的尸体与本案有重大关联。作为法律工作者，贝尔克先生有责任告知这一情况。根据证据开示制度的第十一条规定，辩方律师必须——”

“法官大人，”贝尔克打断了她的话，“我昨天晚上才得知这一消息，正打算今天早上提出来，她简直是——”

“请打住，贝尔克先生。在我的法庭上，请依次发言，你似乎每天都需要有人提醒一下。钱德勒女士，你提供的那篇报道我读过了，博斯只是因为本案而被提到，并未被引证。刚才贝尔克也粗暴地指出，昨天晚上他才得知消息。老实说，我不觉得应当处罚，除非你手中还有别的牌。”

她还真有。“法官大人，博斯警探早就知情，不管是否被引证。昨天中午休息时，他去过现场。”

“法官大人？”贝尔克怯怯地问。

凯斯法官转过头看着博斯，并未理会贝尔克。“是这样吗，博斯警探？她说的是否属实？”

博斯看了一眼贝尔克，又转向法官，心想，该死的贝尔克。他撒了谎，把责任推到了博斯头上。“我的确去过，法官大人。下午回到法庭后没来得及把新的情况告诉贝尔克先生。庭审结束后，晚上我告诉了他。我没看今天早上的报纸，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说的，不过目前还没有从尸体上查到确切的线索，无法确定是人偶师作案还是别的凶手，目前连死者的身份都还没确定。”

“法官大人。”钱德勒说，“下午的庭审有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博斯警探故意略过不提，我认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向律师汇报如此重要的信息。”

法官看向博斯。

“我的确想过在休息时告诉贝尔克先生，但他说他要准备开庭陈述。”

法官盯着博斯仔细看了几秒，但什么也没说。博斯所说的话与真相极为接近，他能看出来凯斯法官也知道这点，似乎正在考虑如何抉择。

“好了，钱德勒女士，”他终于开口，“我真的看不懂你在耍什么手段。我当这件事没有发生，但要警告你们双方，在法庭上隐瞒证据是最丑恶的行为，要是被我抓到，你们会后悔当律师。现在，我们还有必要谈谈新的发现吗？”

“法官大人，”贝尔克马上说，他走向讲台，“自警方发现新的尸体到现在，还不足二十四小时，我申请延期审判，让警方充分调查案件，先弄清到底是否与本案有关。”

贝尔克竟事到如今才提出来，博斯心想。他明白现在想要申请延期根本不可能获准。

“嗯，”凯斯法官说，“钱德勒女士，你有什么意见？”

“我不建议延期，法官大人。这一家人为这场审判已经等了四年，任何延期都是对罪恶的纵容。此外，贝尔克先生认为谁会负责调查新的案件呢？难道是博斯警探？”

“我相信被告律师一定愿意让洛杉矶警察局来办案。”法官说。

“可我不愿意。”

“我知道你不愿意，钱德勒女士，但这不关你的事。昨天你亲口说大多数警察还是好的、有能力的，你自己说的话不能不算数吧……不过我要驳回延期审判的申请，既然已经开庭了，我们就不要停。警察可以查案，也应该查，还应把最新进展告知法庭，但我不会消极等待，庭审要继续，除非有必要再次处理有关情况。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陪审员可都等着呢。”

“那篇报道怎么办？”贝尔克问。

“什么怎么办？”

“法官大人，我想询问一下陪审团成员有没有读过那篇报道。还有，应当再次提醒他们不要看报，今晚也不要看电视新闻，所有电视台都喜欢在《时报》后面跟风报道。”

“昨天我已经提醒过陪审员不要看报纸和新闻，一会儿我还会问他们有没有看过这篇报道。看他们怎么说，根据他们的回答，你们如果认为会引起无效审判，我们可以请他们离席。”

“我可不想要无效审判，”钱德勒说，“那是他们辩方想要的。那样的话又会耽误两个月，这一家人为了正义已经等了四年，他们——”

“好了，还是先听听陪审团怎么说吧。抱歉打断你，钱德勒女士。”

“法官大人，我会受到处罚吗？”贝尔克问。

“我认为没必要，贝尔克先生，我否决了钱德勒要处罚你的动议。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知道了，法官大人。我想请求法庭处罚钱德勒女士，她指责我隐瞒证据，对我构成毁谤。她——”

“贝尔克先生，请坐。你们两位都听我说，别再搞这些小动作了，在我这儿一点用都没有，我不会处罚任何一方。我问最后一遍，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法官大人。”钱德勒手中还有一张牌。她从拍纸簿下抽出一份文件，交给书记员转呈给法官。钱德勒回到讲台上。“法官大人，这是我准备的一张传票，将递交警察局。《时报》上提到的那张字条，我要求他们呈送一份复印件作为证物。报道说字条由人偶师所写，于昨天送至警察局。”

贝尔克立刻站起身来。

“等一下，贝尔克先生，”法官提醒他，“让她说完。”

“法官大人，字条是与本案有关的证物，应当立即上交。”

凯斯法官朝贝尔克点头示意，他缓缓走上讲台，钱德勒不得不后退给他让出位置。“法官大人，那张字条不是本案的证物，目前还未查明字条的来源。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与本案无关的另一桩谋杀案的证物，洛杉矶警察局并无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中展示证物的惯例，更何况嫌疑人仍未抓获。我请求您驳回她的要求。”

凯斯法官十指紧扣，思考了一会儿。“听我说，贝尔克先生，你把字条的复印件拿过来，让我先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作为证物。就这样吧。里韦拉小姐，请叫陪审团进来，不能再浪费上午的时间了。”

陪审团就座后，审判室里的其他人也都坐了下来。凯斯法官问他们有没有看过与本案有关的新闻报道，没有一位陪审员举手。博斯知道即使有人看过新闻也不会承认，不然一定会被请出陪审席，回到陪审员等待室——在那儿非常无聊，简直度日如年。

“很好，”法官说，“传你的第一位证人，钱德勒女士。”

特里·劳埃德坐上了证人席，他对证人席好像非常熟悉，坐在上面就如同每天晚上喝醉了酒坐在电视前的躺椅上。他甚至不用法庭助理帮忙，自己调了调面前的话筒。他有一个酒徒特有的红鼻子，年近六十，深棕色的头发与年龄极不相称，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戴着假发，也许他自己还不知道有多明显。钱德勒问了几个预热性质的问题，让大家知道他是洛杉矶警察局抢劫凶杀调查处的一名警督。

“在四年半前的一段时间里，你是不是曾带领一个专案组调查一个连环杀手？”

“是的，是我负责的。”

“请跟陪审团说说为什么要成立专案组，又是怎样运作的。”

“我们查明五起凶杀案由同一凶手所为，于是组建了专案组。警察局里管我们叫西城绞杀者专案组，但这只是个非正式的名称。后来媒体听到了风声，管凶手叫人偶师——因为他用受害者的化妆品把她们的脸涂得像玩偶一样。专案组里有十八名警探，分成A队和B队，A队白天值班，B队值夜班。凶案发生后我们展开调查，核实知情者来电提供的线索。媒体披露案情之后，我们每周能接到大概一百个电话——指认某个人是人偶师，我们必须挨个排查。”

“这个专案组，不管它叫什么，其实并不成功，是这样吧？”

“不，女士，你错了。我们很成功。我们找到了凶手。”

“凶手是谁？”

“凶手是诺曼·丘奇。”

“你们是在他死后确认的，还是在他死前？”

“在他死后。所有案子都是他干的。”

“这样对警察局也很好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把他当成凶手，对警察局很有利吧。否则，你们就得——”

“提问题，钱德勒女士。”法官打断了她。

“抱歉，法官大人。劳埃德警督，在你们成立专案组之后又发生了六起凶杀案，你所说的凶手诺曼·丘奇才被击毙，是这样吧？”

“是的。”

“让至少六名女子惨遭毒手，警察局怎么还认为案件调查获得了成功？”

“我们没有放任不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追查凶手，最后也查到了，所以我们成功了，在我看来非常成功。”

“在你看来？告诉我，劳埃德警督，在手无寸铁的诺曼·丘奇被博斯警探击毙之前，你们在调查中可曾注意到他的名字？”

“没有，并没有，但我们找到了——”

“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警督。谢谢。”

钱德勒看了看摆在讲台上的黄色拍纸簿。博斯看见贝尔克一会儿在面前的拍纸簿上做笔记，一会儿又在另一本上写下问题。

“好了，警督。”钱德勒说，“你的专案组未能抓到凶手，在组建后又发生了六起命案。你和你手下的警探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想抓到凶手，想早点结案，我这样说毫不过分吧？”

“是的，我们的确有很大压力。”

“压力从何而来？谁给你们施压，劳埃德警督？”

“呃，有报纸、电视台，局里也给我压力。”

“为什么？我是说，警察局如何施压？你们和上司开会吗？”

“我每天都向抢劫凶杀调查处的警监汇报，每周一向总警监汇报。”

“他们要求你怎么处理这个案子？”

“他们要求我破案。不断有人受害，用不着他们提醒我，可他们还是要说。”

“你把他们的意思传达给专案组的警探？”

“当然，但警探们也用不着提醒。每次发现新的死者，他们都看了尸体，他们也难受，都想抓到凶手。这事用不着报纸或上司提醒，连我的提醒都多余。”

劳埃德好像要岔开话题，开始讲起警察是孤独的猎手。博斯觉得他就要踏入钱德勒的陷阱却毫不自知。最后钱德勒肯定会说博斯和其他警探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最终致使博斯枪杀了丘奇，并和他们一起伪造证据，谎称丘奇就是凶手，也就是找替罪羊的套路。博斯真希望自己能喊暂停，告诉劳埃德赶紧闭嘴。

“因此专案组的所有人都顶着压力，必须找到某个凶手？”

“不是某个凶手，而是真凶。没错，是有压力，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博斯警探在专案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是B队的队长，值夜班。他是一名三级警探，我不在的时候，基本上是他说了算，而我经常不在。总的来说，我行踪不定，但我一般和A队一起白天值班。”

“你记不记得曾和博斯警探说过‘我们必须抓到那家伙’之类的话？”

“没说过这句话。我在开会时说过类似的话，他也在场，这是我们的目标，没任何问题。我们必须抓到凶手，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还会这么说。”

博斯开始觉得劳埃德是在报复自己，因为自己抢了他的风头，没经过他的同意就给案子做了个了结。劳埃德的回答似乎已经不是因为天性愚笨，而是不怀好意。博斯凑近贝尔克悄悄说：“他在耍我，因为我抢走了击毙丘奇的机会。”

贝尔克把食指竖在嘴唇前，示意博斯安静，然后接着在拍纸簿上写写画画。

“你有没有听说过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部？”钱德勒问。

“听说过。”

“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研究连环杀手，做心理分析、受害者分析、提供建议这一类工作。”

“你们遇到了十一起凶杀案，行为科学部给过你们什么建议吗？”

“没有。”

“为什么？他们觉得棘手？”

“不是，我们没有提出请求。”

“那你们为什么不提呢？”

“呃，女士，我们认为自己能够破案。我们自己做了分析，认为联邦调查局帮不上大忙。有一名心理学家帮我们——是南加州大学的洛克博士，他以前是联邦调查局性犯罪案件的顾问。有他做顾问，加上警察局的心理分析师，我们认为人员配备已经够了。”

“联邦调查局有没有提出要帮忙？”

劳埃德愣了一下，他似乎刚刚察觉钱德勒在耍什么把戏。“提出过，破案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人给我们打过电话，想介入调查。我告诉他们调查进展顺利，不需要帮助。”

“现在你后悔做了那样的决定吗？”

“不，我认为联邦调查局做得不会比我们更好。通常是警察局人手不足时，还有在媒体上引起轰动时，他们才会介入。”

“所以你认为这很不公平，对吧？”

“你说什么？”

“横插一脚，我想可以这么说。你不想让联邦调查局介入，接管案子，对吧？”

“对，我说过了，调查进展顺利，不需要他们帮助。”

“据说洛杉矶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长期不和，互相嫉妒，暗地较劲，导致你们双方极少交流与合作，是这样吗？”

“不是，我不认同。”他认不认同没人在意。博斯知道钱德勒是说给陪审团听的，陪审员信不信才是问题关键。

“你的专案组做了嫌疑人的心理分析，是这样吗？”

“是的，我记得我说过。”

钱德勒询问法官能否向证人展示一份文件，也就是原告编号为1A的证物。她把文件递给书记员，由书记员转交给劳埃德。

“这是什么，警督？”

“这是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和我们整理的嫌疑人心理分析报告，我记得是在第七起凶杀案发生后做的。”

“嫌疑人的画像是怎么来的？”

“在第七和第八起凶杀案之间，有一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她从凶手那儿逃了出来，报了警。在这名幸存者的配合下，我们完成了这幅模拟画像。”

“好的，你熟悉诺曼·丘奇的外貌吗？”

“不是很熟悉。他死后我见过。”

钱德勒再次要求展示原告的2A号证物，那是几张丘奇的照片，拼贴在一张纸板上。她给了劳埃德几分钟时间仔细看照片。“你认为模拟画像和丘奇的照片有相似处吗？”

劳埃德迟疑片刻，然后说：“凶手曾进行过伪装，而且我们的证人——那名逃出来的幸存者——是个吸毒者。她是个艳星，说的话靠不住。”

“法官大人，请您要求证人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法官照做了。

“没有相似处。”劳埃德说，被法官批评之后，他低下了头，“并不相似。”

“好了，”钱德勒说，“再来看你们的这份心理分析报告，是谁提供的呢？”

“由南加州大学的洛克博士和洛杉矶警察局的心理分析师谢弗博士撰写，我想他们在撰写报告前还咨询过别人。”

“你能念一下第一段吗？”

“可以。上面说：‘我们认为嫌疑人是一名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的白人，只接受过最低水平的教育。他是一名强壮的男子，但体形不一定高大。他独自生活，与家人、朋友疏远。他在内心深处仇恨女性，可能曾遭到母亲或女性监护人的虐待。通过给受害者化妆，他试图把受害者改造成让他满意的形象，也就是对他微笑的形象。她们变成了玩偶，不再具有威胁性。’你想让我念凶杀案中反复出现的特征那部分吗？”

“不用了，没必要。丘奇先生被博斯击毙后，你参与了调查，对吧？”

“是的。”

“请为陪审团列举出嫌疑人分析报告中符合丘奇先生的特征。”

劳埃德盯着手中的报告看了很久，说不出话来。

“让我来帮你开个头吧，警督。”钱德勒说，“他是名白人男子，对吧？”

“是的。”

“还有什么符合？他独自生活吗？”

“不是。”

“他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女儿，对吧？”

“是的。”

“他三十九岁了，对吧？”

“是的。”

“他只接受过最低水平的教育？”

“不是。”

“实际上他获得了机械工程学的硕士学位，对吧？”

“那么他在那间屋子里做什么？”劳埃德生气地说，“他怎么会有受害者的化妆品？为什么——”

“回答问题，警督。”凯斯法官打断了他，“别问问题，那不是你的工作。”

“抱歉，法官大人。”劳埃德说，“是的，他有硕士学位，我不记得是什么专业。”

“刚才在你无效的回答中，你提到了化妆品。”钱德勒问，“你指的是什么？”

“在丘奇被击毙的那个公寓的卫生间的柜子里发现了九名受害者的化妆品，能够直接证明丘奇和案子有关。十一名受害者中的九名——这很有说服力。”

“是谁发现的化妆品？”

“是哈里·博斯。”

“在他独自去那儿杀了他以后？”

“这是个问题吗？”

“不是，警督。我收回我的话。”钱德勒暂停提问，翻起黄色拍纸簿，好让陪审团好好想想刚才的问答。“劳埃德警督，跟我们说说那天晚上吧，发生了什么事？”

劳埃德又复述了一遍已反复讲述过十几遍的经历，在电视上、报纸上、布雷默的书里都讲述过。当时正是午夜时分，B队正打算下班，专案组的报警热线突然响起，博斯接了电话，那是当晚最后一个电话。一个名叫迪克西·麦奎因的站街女说她刚从人偶师那儿逃了出来。博斯独自前往调查，因为B队的其他警探都已经下班回家，而且他觉得可能又是一条假线索。他在好莱坞韦斯顿站接到了那个女人，在她的指引下来到锡尔弗湖区。在海珀利安街，她指着一间车库上亮着灯的公寓，告诉博斯人偶师就在里面，自己刚从那儿逃出来。博斯相信了她，独自进入公寓。片刻之后，诺曼·丘奇被击毙。

“他踢开了门？”钱德勒问。

“是的。他认为嫌疑人可能离开过，找来另一名受害者代替那名妓女。”

“他有没有大喊自己是警察？”

“喊过。”

“你怎么知道？”

“他这么说的。”

“有证人听见吗？”

“没有。”

“那个妓女，麦奎因小姐呢？她听见了吗？”

“没有。博斯让她待在车里，车停在街上，以防不测。”

“所以，你的意思是，博斯自己说他担心可能有另一名受害者，说他表明了身份，说丘奇先生朝枕头伸手，做出了一个有威胁性的动作？”

“是的。”劳埃德不情愿地答道。

“劳埃德警督，据我观察，你本人也戴着假发。”

后面传来一阵窃笑。博斯回头看去，发现媒体的人逐渐增多，还看见布雷默坐在旁听席上。

“是的。”劳埃德说。他的脸变得和鼻头一样红。

“你是否曾将假发放在枕头下面？这样做有助于保养假发吗？”

“没放过。”

“我问完了，法官大人。”

凯斯法官看了看墙上的钟，又看了看贝尔克。“你想怎么样，贝尔克先生？现在休息去吃午饭，免得你的提问被打断，怎么样？”

“我只有一个问题。”

“噢，尽管问吧。”

贝尔克拿着拍纸簿走上讲台，凑近麦克风。“劳埃德警督，就你对本案的了解，你对诺曼·丘奇就是人偶师是否有过怀疑？”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等到陪审员全都离席，博斯凑到贝尔克的耳边，急切地轻声问：“你干什么呢？她把劳埃德问得冒汗，你却只问一个问题。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能说明丘奇与案子有关，你怎么不问？”

贝尔克抬起手示意博斯别着急，然后冷静地说：“因为我会让你作为证人出庭，说出那些情况。哈里，这是关于你的案子，是输是赢，都得靠你。”

6

代号七[1]酒吧在经济萧条时期关闭了餐厅，后来有人在那儿开了一家沙拉比萨店，供市政中心的上班族吃饭。代号七的酒吧间还开着，但在所有能从帕克中心[2]步行到达的餐厅里，博斯最不愿意光顾那儿。因此到了午餐休息时间，博斯把车从帕克中心的停车场开了出来，来到服装街的高尔基餐馆吃午饭。这家俄罗斯餐馆全天都供应早点，博斯点了鸡蛋、咸肉、土豆套餐，端着餐盘来到一张桌前，桌上放着一份别人落下的《时报》。

报纸上有一篇关于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的报道，标题下面署着布雷默的大名。报道引用了开庭陈述，说到新发现的尸体可能和博斯的官司有关。报道还称，据警方内部人员透露，哈里·博斯警探曾收到一张字条，写字条的人自称人偶师。

显然是好莱坞分局有人向媒体泄露了此事，但博斯不可能查到是谁。字条是在前台发现的，有许多警察见过、知道此事，谁都可能透露给布雷默。不管怎样，布雷默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以前博斯也曾向布雷默提供新闻线索，有时还觉得他挺有用的。

报道引用了匿名知情人提供的消息，称警方还未对字条的真实性做出结论，也未确定新发现的尸体是否与四年前结案的人偶师案件有关。

报道让博斯感兴趣的另一点是对宾氏台球厅的简单介绍。那栋房子在暴乱发生的第二天晚上被焚毁，警方未曾逮捕任何人。负责调查纵火案的警察说储藏室之间的隔断墙并非承重墙，救火如同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完成。从着火到火势达到最大，只用了十八分钟。大多数储藏室都由电影从业者租用，里面存放的贵重的电影道具要么被偷走，要么被烧毁。整栋建筑完全废弃。调查员查到起火点位于台球厅，最初是一张台球桌着了火，随后从那里燃起大火。

博斯放下报纸，开始回想劳埃德的证词。他记得贝尔克说过，这场官司的输赢全靠他自己。钱德勒肯定也明白，她一定都准备好了，正等着自己上场呢。她会毫不留情，抛出难题，相比之下，今天对劳埃德的提问一定如同小儿科一般。博斯虽然心怀怨恨，但不得不敬重钱德勒的能力和强硬的态度。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走到外面，拿起公用电话。埃德加接了电话，这让他有些吃惊，埃德加居然还待在凶杀案调查组，没有出去吃午饭。

“针对死者身份的调查有进展吗？”博斯问。

“没有，伙计，指纹没查出什么来，没有匹配的记录。我们在寻找其他线索，成人娱乐执照之类的东西。”

“见鬼。”

“好吧，我们还是查到些名堂。记得我说过的那个加州大学北岭分校的人类学家吗？呃，他和他的学生整个上午都在这儿给石膏人脸模型上色，就快画好了。我通知了媒体，让他们三点过来，把模型公布出去。罗哈斯出去买假发了，我们会给它粘上，在电视上一播，运气好的话我们就能查到身份了。”

“听上去是个办法。”

“是啊。官司怎么样？今天《时报》还登出来了，闹得沸沸扬扬。布雷默那家伙有内线。”

“官司还好。我问你个问题，昨天你离开现场回警察局后，庞兹在哪儿？”

“庞兹？他在——他和我一起回来的，怎么了？”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比我晚一点，就在你回来前。”

“他在办公室打电话了吗？”

“我记得他打过几个电话，我没注意。出什么事了，你觉得他给布雷默透露了消息？”

“最后一个问题，他打电话时关着门吗？”

博斯知道庞兹疑心重，他一向把办公室的门开着，还总拉开百叶窗帘，好随时监视监听外面的动静。只要他关上门，合上百叶窗，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啊，你这么一提，我记得他的门关上了一小会儿，那又怎样？”

“我担心的不是布雷默。有人向财迷钱德勒透露了消息。今天早上，她知道昨天我被叫去了现场，而这点《时报》上又没写，一定是有人告诉了她。”

埃德加沉默了片刻，然后回答：“一定是这样，可庞兹为什么要告诉她？”

“不知道。”

“也许是布雷默。虽然他在报道里没写，但他完全有可能告诉钱德勒。”

“报道里说没有找到钱德勒，没机会让她发表评论。一定有另一个告密者，可能同时向布雷默和钱德勒透露了消息。有人想害我。”

埃德加没有说话，博斯也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我该回法庭了。”

“嘿，劳埃德表现怎样？我从KFWB电台听说他是第一位证人。”

“跟我想的一样，他还能有什么好话。”

“妈的！下一个是谁？”

“不知道。钱德勒还要传讯欧文和洛克，就是那个心理学家。我猜下一个应该是欧文，他会接着劳埃德的话往下说。”

“好吧，祝你好运。对了，如果你想找点事做，我准备的材料今晚会上电视，我会在这儿等电话，如果你愿意接几个电话，可以来帮帮我。”

和西尔维娅共进晚餐的约定在博斯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她会理解我的，博斯心想。“好的，我一定去。”

下午的证人证词大体上没什么可说的。在博斯看来，钱德勒的策略似乎是给陪审团的最终判决提供两种选项，给她的委托人上双重保险。选项之一是杀错人，即博斯的确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选项之二是滥用暴力，即使陪审团认为顾家好男人诺曼·丘奇就是连环杀手人偶师，他们也还需要考虑博斯的行为是否合理。

午餐休息时间一过，钱德勒就把她的委托人德博拉·丘奇请上了证人席。她含泪讲述了她的丈夫多么完美，两人的生活多么幸福；她的丈夫对所有人都很和善，女儿、妻子、母亲、岳母都喜欢他。他没有仇恨女性的变态心理，没有童年遭到虐待的迹象。她作证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盒纸巾，每回答一个问题就要抽一张新的。

她身穿寡妇常穿的黑色连衣裙，博斯想起西尔维娅在亡夫的葬礼上穿着一袭黑衣时有多么动人，德博拉·丘奇看上去却非常吓人。她仿佛正尽情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无辜受害者的遗孀，好像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看得出来，钱德勒把她调教得很出色。

的确是场好戏，只是演得太好，不可能是真的，这点钱德勒也清楚。为了不把难题留在交叉讯问环节，被对手抓住，钱德勒最后主动问德博拉·丘奇，如果她和丈夫婚姻美满幸福，那他在车库顶上的公寓里做什么？何况公寓还是用假名租来的，博斯踢开门时，他就在里面。

“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她停下来，拿纸巾轻轻擦去眼泪，“诺曼压力很大——他在飞机设计部工作，责任重大。他需要排解压力，才租了那间公寓。他说只想一个人静一静、想想问题。他找那个女人过去，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想他可能是头一回做那种事。他是个幼稚的人，那个女人利用了他的幼稚，拿了他的钱，陷害了他，又叫来警察，跟他们说人偶师那种荒唐的事，就是为了得到悬赏，一定是。”

博斯在面前的本子上写了几句话，递给贝尔克。贝尔克看过之后，又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了些什么。

“在公寓里发现的那些化妆品呢？”钱德勒问，“你怎么解释，丘奇太太？”

“我只知道，如果我丈夫是个连环杀手，我一定会发现的。在公寓里找到的化妆品是别人放在那儿的，也许是在我丈夫死后放的。”

当德博拉指责博斯杀死她丈夫并伪造证物的时候，博斯似乎感觉到审判室里的一双双眼睛瞪向自己，炽热的眼光灼烧着他。

在那之后，钱德勒的讯问转向了更为保险的话题，比如诺曼·丘奇和女儿的关系，然后结束了对哭泣的德博拉的直接讯问。“他爱自己的女儿吗？”

“非常爱。”德博拉回答完问题，一滴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滑落下来。这次她没有用纸巾擦拭，而是让陪审团看着那滴泪水滑落，最后流进双下巴的褶子里。

贝尔克给了德博拉片刻时间让她平复心情，然后起身走上讲台。

“法官大人，这次我的问话仍会很简短。丘奇太太，请在陪审团面前明确地回答我的问题。刚才你在证言中说，你知道你的丈夫在外面租了间公寓，但不知道他会带别的女人去那儿，对吧？”

“是的，是这样。”

贝尔克看了看他的本子。“在枪击事件发生的当夜，你有没有跟警探说你从未听说过公寓的事？你有没有坚决否认你的丈夫租过这样一间公寓？”

德博拉·丘奇没有回答。

“我可以呈上你第一次接受讯问时的录音带，在法庭上播放，也许能帮你回想起——”

“说过，我的确说过，我撒了谎。”

“你撒了谎？你为什么要对警察撒谎？”

“因为当时警察刚刚杀了我丈夫，我没法——我没法面对他们。”

“其实当夜你说的是实话，对吧，丘奇太太？你从不知道那间公寓的事。”

“不，不是这样，我知道。”

“是你允许他租的？”

“没错……虽然很不情愿。我其实希望他能待在家里，我们一起克服压力。”

“好吧，丘奇太太，如果你知道公寓的事，而且和丈夫商量过，不管是否情愿，也同意了，那为何你丈夫租房时要用假名？”

她没有回答。贝尔克问得她哑口无言。博斯看见她瞥了一眼钱德勒，他自己也看了看钱德勒，只见钱德勒面不改色，没有要帮委托人解围的意思。

“我想，”德博拉终于开了口，“这种问题你可以问他本人，可惜他早就被博斯先生残忍地杀害了。”

不等贝尔克提醒，凯斯法官就说：“陪审团将忽略你的最后一句陈述，丘奇太太，你应该明白。”

“对不起，法官大人。”

“我问完了。”贝尔克说完离开了讲台。

凯斯法官宣布休庭十分钟。

休庭时，博斯出门来到垃圾桶旁。财迷钱德勒没跟出来，不过那个流浪汉刚好路过。博斯递给他一根完整的香烟，流浪汉接过香烟，装进衬衣口袋里。他还是没刮胡子，眼神还是那么迷离，就像得了老年痴呆症。

“你是叫法拉第吗？”博斯问，语气就像在问一个小孩子。

“是的，怎么了，警督？”

博斯笑了，他现在其实也是无业游民，只不过还佩着警衔。“没事，我只是听别人说起，我还听说你以前是个律师。”

“现在也是啊，只不过没接案子。”流浪汉转过身去，看见春日街上有一辆押送囚犯的车驶向法院。车上一张张怒气冲冲的脸窥视着窗外。有个人认出了博斯，透过后车窗上的铁丝网朝博斯竖中指。博斯只是朝他笑笑。

“我叫托马斯·法拉第，但现在我更喜欢别人叫我汤米·法拉第。”[3]

“你为什么不接案子了？出了什么事儿？”

汤米看了看博斯，眼神暗淡无光。“出了正义这破事。谢谢你的烟。”他转身离开，拿着杯子朝市政厅走去，也许那儿也是他的领地。

休庭结束后，钱德勒请来了验尸官办公室名叫维克多·阿马多的分析师。他身材矮小，长得有些书生气，走向证人席时眼睛来回瞟着法官和陪审团。他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八岁，但已严重谢顶。博斯记得四年前他的头发还很浓密，专案组的同事都管他叫小孩。博斯知道即使钱德勒不传阿马多作证，贝尔克也会。

贝尔克凑过去低声对博斯说，钱德勒正在用“好人—坏人”的套路，让对警方有利的证人和对她有利的证人轮番上阵。“问过阿马多之后，下一个她很可能会请丘奇的某个女儿上去。”他说，“就策略来说，一点也不新鲜。”

博斯想说贝尔克的套路才是老掉牙，他的那一套辩护策略叫“相信我们，我们是警察”，打有民事诉讼起就在用了。

阿马多极为详细地叙述了事情经过：在丘奇位于海珀利安街的公寓里发现了装有化妆品的瓶瓶罐罐，他通过这些化妆品追溯到了九名人偶师的受害者。他说有九类或者说九组化妆品——睫毛膏、腮红、眼线笔、口红等等。通过化验比对从受害者脸上取到的样本，每组化妆品都和一名受害者相匹配。警方询问了受害者的家属和朋友，了解了受害者生前惯用的化妆品品牌，这一点也相吻合。在他看来，所有线索都对上了。他还举例补充，比如在丘奇的卫生间柜子里找到的睫毛膏，最终确认属于第二名受害者。

“有两名受害者的化妆品没有找到，这又怎么解释呢？”钱德勒问。

“这是个谜，我们没有发现她们的化妆品。”

“其实，除了你们声称在那儿找到的睫毛膏属于第二名受害者以外，你也无法百分之百肯定，警察所谓的在公寓找到的化妆品全部属于受害者，是这样吧？”

“这些东西都是大批量生产的，销往全世界，所以市面上有很多。但九种不同的化妆品组合分别与受害者的信息相符合，我觉得发生这种巧合的概率微乎其微。”

“我并没有让你推测，阿马多先生，请回答我的问题。”

受到驳斥，阿马多有些畏缩：“没法百分之百确定，的确如此。”

“好的，现在请告诉陪审团，你是怎么通过DNA鉴定将丘奇先生和十一起命案联系起来的？”

“没做过DNA鉴定，没有——”

“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阿马多先生。那么血清鉴定呢，能确定丘奇先生和命案有关吗？”

“也没做。”

“所以化妆品比对是决定性证据——就是由它们认定了丘奇先生就是人偶师？”

“嗯，对我来说是这样，几位警探是否还有别的证据，我就不知道了。我在报告里说——”

“我相信对警探们来说，杀死丘奇的那颗子弹就是决定性证据。”

“反对！”贝尔克站起来怒喝，“法官大人，她不能——”

“钱德勒女士，”凯斯法官声音低沉地说，“我警告过你们俩。你为什么还要说这种带有偏见的话呢？你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这不合规范。”

“我道歉，法官大人。”

“嗯，道歉也晚了。等今天庭审结束，陪审团回家后，我们再来讨论怎么处理这件事。”法官提醒陪审员忽略钱德勒刚才的话，但博斯知道这是她精心考虑过的招式。陪审团会越发把她当作弱势的一方，认为就连法官也跟她作对——但其实并非如此。陪审团的注意力受到了干扰，当贝尔克上去讯问阿马多时，他们还会在想刚才的事。

“我问完了，法官大人。”钱德勒说。

“贝尔克先生。”法官说。

别再只问几个简单的问题草草了事了，贝尔克走上讲台时，博斯心里默默期盼。

“只问几个问题，阿马多先生。”贝尔克说，“原告律师提到了DNA和血清鉴定，你说没有做过，请问为什么？”

“呃，因为没有东西可供鉴定。没有从尸体上提取到精液，凶手使用了避孕套。没有可和丘奇先生的DNA或血液比对的样本，做鉴定没有意义。我们虽能取到受害者的样本，但没有东西可供比对。”

贝尔克在本子上画了一道。“如果未能提取精液或精子，你怎么知道那些受害者遭到了强奸，或者发生过两相情愿的性行为？”

“通过对十一具受害者的尸体进行尸检，我们发现阴道有损伤，损伤程度远比正常的性行为或者两相情愿的性行为造成的磨损严重，其中两名受害者甚至阴道壁撕裂。据我推测，受害者遭受了粗暴的强奸。”

“但是就这些受害者的工作性质而言，她们普遍有频繁的性生活，有时甚至有激烈的性行为，可以这么说。其中两人是色情片演员。你怎么能确定她们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遭受了性侵害？”

“损伤那么严重，一定非常疼，尤其是两名有阴道壁撕裂伤的受害者，她们在濒临死亡的瞬间曾大量出血。负责尸检的几位验尸官一致认为几名害者曾遭受强奸。”

贝尔克在本子上又画了一道，然后合上本子，又提了个问题。他对阿马多的讯问进展顺利，甚至比财迷做得更好，博斯心想，也许让阿马多作证是钱德勒的失策。

“你怎么知道凶手使用了避孕套？”贝尔克问，“那些受害者有没有可能是被某种物体戳伤，所以才没有留下精液？”

“有可能，这样也能解释某些伤痕。但是在五名受害者身上都能找到证物，证明她们曾与戴着避孕套的男子发生过性关系。”

“那又是什么？”

“我们使用了强奸取证包，找到了——”

“稍等一下，阿马多先生，什么是强奸取证包？”

“是一套从可能遭受过强奸的受害者身上取证的流程。对于女性受害者，我们会用药用棉签采集阴道和肛门附近的体液，梳理外阴部位，采集外来毛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套流程。我们还会提取受害者的血液和毛发样本，以便同嫌疑人身上的证物进行比对。最后把所有证物都收集起来，放到一个证物包里。”

“好的，在我打断你之前，你是不是正要告诉我们从五名受害者身上找到的证据，能证明她们曾和一名戴着避孕套的男子发生过性关系？”

“是的，每发现一名人偶师的受害者，我们都会使用强奸取证包采集证物。在五名受害者的阴道取样里发现了一种外来物质，五名受害者身上都有。”

“是什么物质，阿马多先生？”

“经鉴定，是避孕套润滑剂。”

“可以鉴定出这种物质属于哪种品牌和款式的避孕套吗？”

博斯看着贝尔克，他能看出这个大个子已经迫不及待要问下一个问题了。每个问题阿马多都回答得很完满，刚一答完，贝尔克就马上抛出下一个问题，他已经进入状态。

“可以鉴定，”阿马多说，“我们鉴定出了品牌和型号，是特洛伊牌Enz系列润滑避孕套，带有特制的储精囊。”阿马多又朝着审判室里的记者说，“拼作E-N-Z。”

“在五具尸体上都检测到了这种物质？”

“是这样的。”

“我要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假设杀死十一名受害者的凶手使用了同一种润滑避孕套，怎么解释只从五名受害者的阴道里检测到了润滑剂？”

“我认为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受害者反抗的激烈程度，但最关键的要看到底有多少润滑剂残留在阴道里。”

“警方在诺曼·丘奇位于海珀利安街的公寓里找到许多装在不同容器里的化妆品。当警方把化妆品移交给你时，有没有给你别的东西？”

“有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

“一盒特洛伊Enz系列的润滑避孕套，带有特制储精囊的那种。”

“那种规格的盒子是几只装的？”

“是十二只装，都是独立包装的避孕套。”

“警方给你时，盒子里剩几只？”

“剩三只。”

“我问完了。”贝尔克带着得胜归来的神情大步走回被告席。

“请稍等，法官大人。”钱德勒翻开一本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是各种警方的文件。她匆匆翻找着，抽出几页很短的用曲别针别在一起的文件，快速扫了一眼最上面那页，又翻了翻剩下的几页。博斯看见最上面那页是强奸取证包的项目列表，她在看十一名受害者的取证流程记录。

贝尔克凑过来低声说：“她马上就要掉坑里了，一会儿我就给她一击，等轮到你作证的时候。”

“钱德勒女士？”法官严肃地提醒。

钱德勒腾地站了起来。“好了，法官大人，我准备好了。我还有个简短的问题要问阿马多先生。”

她拿着取证流程记录走上讲台，念了其中的两则，然后看着阿马多说：“阿马多先生，你提到在强奸取证的程序中会梳理外阴部位，寻找不属于受害者的阴毛，对吗？”

“没错。”

“你能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步骤吗？”

“呃，基本上是这样的，用梳子梳理受害者的阴部，搜集掉落的体毛。通常来说，掉落的体毛多半来自强奸犯，也可能来自其他性伙伴。”

“其他人的体毛怎么会遗留在那儿？”

阿马多的脸红得发紫。“呃……其实，在性交过程中……我猜，身体会有摩擦，可以这么说吧？”

“是我在提问，阿马多先生，你应该做出回答。”

旁听席传来一阵窃笑声。博斯为阿马多感到尴尬，觉得自己的脸一定也红了。“好吧，就是会有摩擦。”阿马多说，“它会造成一些转移，一方身上脱落的体毛会转移到另一方身上。”

“明白了。”钱德勒说，“现在，你作为人偶师一案证物的统筹员，一定熟悉十一名受害者的取证情况吧？”

“没错。”

“请问在几名受害者身上发现了不属于受害者本人的体毛？”

博斯现在明白贝尔克的意思了，他说得对，钱德勒马上就要踩地雷了。

“所有人身上都有。”阿马多回答。

博斯看见德博拉·丘奇抬起头瞪了一眼讲台上的钱德勒，然后把目光移向博斯，两人的目光交会了。德博拉迅速转过脸去，博斯知道她也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她清楚诺曼·丘奇是什么样的，博斯那晚也见过。她知道赤身裸体的丘奇是什么模样。

“呵，所有人身上都有。”钱德勒说，“现在，请你告诉陪审团，在受害者身上找到的那些毛发，有多少能确定属于诺曼·丘奇？”

“没有一根属于诺曼·丘奇。”

“谢谢你。”

不等钱德勒拿走她的拍纸簿和文件夹，贝尔克就起身走上了讲台。博斯看见钱德勒坐下后，德博拉急忙凑到她耳边一个劲地窃窃私语。博斯还看见钱德勒的眼神暗淡了下来，她举起手，示意德博拉别再说话，然后靠在椅子上深呼吸。

“现在，让我们先澄清一些事情。”贝尔克说，“阿马多先生，你说你们在十一名受害者身上都发现了其他人的体毛，请问那些体毛属于同一个人吗？”

“不属于。我们找到了大量样本，大多数受害者身上都找到了可能来自两到三人的毛发。”

“你怎么解释这一情况？”

“跟她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这些女人有多个性伙伴。”

“你有没有分析这些样本，以确认不同受害者身上是否有相同的体毛？换句话说，有没有在受害者身上发现同一名男子的体毛？”

“没有，我们没做分析。从这系列案件中收集到的证物太多，我们得把有限的人力集中起来寻找有助于确认凶手的证物。因为找到了太多不同的样本，我们决定把这些证物暂存起来，一旦逮捕嫌疑人，可以通过这些证物来确认或者排除嫌疑。”

“好的，我明白了。那么诺曼·丘奇被击毙后，警方断定他就是人偶师，你们有没有拿提取到的体毛和丘奇先生的比对？”

“我们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丘奇先生刮光了体毛，根本就没有体毛可供比对。”

“他为什么会那么做？”

钱德勒提出反对，说阿马多无法代表丘奇回答问题，法官认为反对有效。尽管如此，博斯知道效果已经达到了。审判室里的每个人都清楚丘奇为什么要刮光体毛——这样他就不会留下任何体毛成为证物。

博斯瞥了一眼陪审团，有两名女陪审员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笔记本是法警给他们的，好让他们记下重要的证词。此刻博斯真想请贝尔克和阿马多喝一杯。

[1]在美国警察的俚语中是“用餐时间”的意思。

[2]位于洛杉矶市中心，从1954年到2009年是洛杉矶警察局的所在地。

[3]汤姆和汤米都是托马斯的昵称。

7

那东西看着就像装在盒子里的蛋糕，像照着玛丽莲·梦露或什么人的模样定制的新奇玩意儿。人类学家给它涂上接近肤色的浅黄色，还涂了口红，画上了蓝色的眼睛，博斯觉得那些颜料就像一层糖霜。石膏人脸模型戴着波浪状的金色假发，博斯站在集合厅里低头打量，心想到底有没有人长这副模样。

“五分钟后直播。”埃德加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面朝文件柜顶上的电视机，手里拿着遥控器。他的蓝色西装外套整洁地撑在衣架上，挂在桌子一端的衣帽架上。博斯脱下外套，直接挂在衣帽架的木钉上。他检查了一下信箱，坐上自己的座位。西尔维娅来过一个电话，此外没别的重要事情了。第四频道的新闻开始了，他拨通了电话。这个城市发生的新闻哪些重要、哪些次要，博斯清楚得很。他知道混凝土里的金发女尸上不了头条。

“哈里，新闻一播，我们就得保持这条电话线畅通。”埃德加说。

“我只打一分钟。他们要过一会儿才播呢，播不播都说不定。”

“他们肯定会播的，我和所有电视台都达成了秘密协议。他们都以为一旦确认死者身份，就能拿到独家新闻。他们都想找到受害者的父母鼓捣出一篇催泪报道。”

“你这是在玩火啊，伙计。你给他们开空头支票，如果让他们发现被你耍了——”

西尔维娅接了电话。

“喂，是我。”

“嗨，你在哪儿？”

“办公室。我们必须盯一会儿电话，关于昨天那个案子的受害者，今晚他们会在电视上播放她的脸部模型。”

“官司进展顺利吗？”

“目前还是原告在讯问证人，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赢了几招。”

“午餐时我看了《时报》。”

“这样啊，好吧，他们说的只有一半是对的。”

“你不来了吗？说好的啊。”

“会来的，现在不行，我得帮忙接会儿电话，得看能获得什么线索。要是计划失败，我就能早点出来。”博斯不自觉地压低了声音，以免让埃德加听见。

“那要是计划成功呢？”

“再说吧。”

西尔维娅吸了口气，接着就沉默了，博斯等着她开口。“哈里，最近你总是说‘再说吧’，我们谈过这事，有时候——”

“我知道。”

“我觉得你就想自己一个人待着，待在山上的小房子里，把全世界都抛在脑后，包括我在内。”

“不包括你，你肯定知道。”

“有时候我不敢肯定，现在我就不那么肯定。你正是需要我、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你却把我推开。”

博斯没法回答。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西尔维娅的样子，他能想象她可能正坐在厨房的凳子上，早就开始准备两人的晚饭，也可能她早已习惯博斯的套路，一直在等他的电话。“听我说，我很抱歉。”他说，“你明白是怎么回事。晚饭你打算做什么？”

“还没做，我不打算做了。”

埃德加低声吹了声口哨。博斯抬头看了看电视机，节目里正在报道修复过的人脸模型。这会儿出现在屏幕上的是第七频道，镜头给了模型一个特写，它在电视上看起来效果还可以，至少不那么像个蛋糕。屏幕上出现了警察局的两个电话号码。

“他们开始播了，”博斯对西尔维娅说，“我必须让这个号码保持通畅。晚些时候我再打给你，等我有消息了。”

“好吧。”西尔维娅冷冷地说，然后挂了电话。

埃德加把电视调到第四频道，这个频道正在展示人脸模型。然后又调到第二频道，看了最后几秒报道，他们甚至还采访了那位人类学家。

“今天的新闻真慢。”博斯说。

“见鬼。”埃德加说，“我们已经开足马力了，我们所有人——”

电话响了，埃德加一把抓起听筒。“还没有，这不才刚播完吗？”他听对方说了几秒钟，“好，我会的。好的。”他挂了电话，摇摇头。

“庞兹？”博斯问。

“没错。他以为才播完不到十秒我们就能知道她的名字。我的天，真是蠢到家了。”

接下来的三个电话都是恶作剧，印证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创造力有多贫乏、精神有多么空虚。三个来电者说的都是“是你妈”之类无聊的话，然后嘻嘻哈哈地挂断。二十分钟后，埃德加接到一个电话，并且做了些记录。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博斯接的。“我是博斯警探，你是哪位？”

“我们的谈话会被录音吗？”

“不会，没有录音。你是哪位？”

“我是谁不重要，那个女人叫玛吉，这才是你们想知道的。玛吉什么来着？是拉丁语。我看过她的录像。”

“什么录像？音乐电视吗？”

“不是，大侦探，是成人录像。她在影片里做爱。她棒极了，能用嘴给别人戴上套套。”

电话挂断了。博斯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了几句。拉丁语名字？他倒不觉得那张脸画得像拉美女人。

埃德加也挂了电话，说有人说那个女人名叫贝姬，几年前住在影视城。“你有什么线索？”

“有人说她叫玛吉，没说姓什么，可能有个拉丁姓氏，说她是个艳星。”

“这点倒是符合，可我觉得她不像墨西哥人。”

“我也觉得。”

电话又响了，埃德加接了起来，听了一小会儿就挂了。“又是一个认出来是我妈的。”

博斯接了下一个电话。

“我只想告诉你们，电视里的那个女人演过色情片。”来电者说。

“你怎么知道她演过？”

“他们在电视上展示的那个东西，我认出来了。我租过一盘录像带，只租过一次，里面就有她。”

只租过一次就能记得，博斯心想，好吧，就当是这样。“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另一部电话响了，埃德加接了起来。

“我不记得名字了，伙计。”来电者说，“再说她们都用假名。”

“录像带上写的什么名字？”

“记不得了。我想想，呃，我看的时候喝醉了。再说了，我只租过一次。”

“我又不是在听你忏悔。你还有别的要说吗？”

“没了，机灵鬼，没别的了。”

“你叫什么？”

“用不着告诉你。”

“听着，我们正在想方设法追查凶手。你在哪儿租的录像带？”

“我才不会告诉你，你有办法从他们那儿查到我的名字。没关系，那些录像带到处都有，每家成人场所都有。”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只租过一次吗？”

电话挂了。

博斯又待了一个小时。最后共有五个来电者说那个女人是个拍色情片的艳星，只有一个人说她叫玛吉，另外四个人都说没注意她的名字。其他来电者中，有一个说她叫贝姬，住在影视城，还有一个说她是个跳脱衣舞的，曾在拉布里亚大街的“陷阱”脱衣舞夜总会上班。有个男人说那张脸属于他失踪的妻子，但博斯进一步询问后得知他的妻子失踪才两个月，而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已经死亡很久了。男人的声音里交织着希望和绝望，博斯真切地感觉到这点。博斯向男人解释死者并非他的妻子，不知道对他来说这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的妻子可能还活着，而他的寻找仍旧没有结果。

有三个来电者说他们也许认识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但他们的描述都很模糊，博斯和埃德加问了他们几个问题后，认定他们只是闲着无聊，给警察打电话寻求刺激。

最离奇的一通电话是贝弗利山的一个灵媒师打来的，说电视上播出人脸模型时，她用手触碰了电视机屏幕，感觉到死去的女人的灵魂在向她哭喊。

“她在喊什么？”博斯耐着性子问道。

“她在赞美。”

“赞美什么？”

“基督，我们的救世主，我只能猜测，没法确定。我只接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如果能让我触碰那个人脸模型，我也许能接收更多信息——”

“好吧，这个赞美救世主的灵魂没说她是谁？你看，这才是我们想知道的。比起她的哭喊和赞美，我们更想知道她的名字。”

“总有一天你会相信我的话，在那之前你们会迷失方向。”灵媒师挂断了电话。

七点半到了，博斯告诉埃德加他得走了。“你怎么着？你要待在这儿等十一点的新闻吗？”

“是的，我再待一会儿，我能应付得了。如果电话太多，我就把这破玩意儿拔掉一个。”

去他妈的加班，博斯心想。“然后呢？”他问。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嗯，除了那些说是你妈的，艳星倒是有可能。”

“饶了我亲爱的妈吧，你觉得我该怎么查色情片？”

“去找风化纠察队，那儿有个家伙叫雷·莫拉，是个三级警探，色情业相关的犯罪活动归他管。他可是个人才，以前也是人偶师专案组的一员。给他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看看人脸模型，也许能认出来。跟他说有来电者反映她叫玛吉。”

“好的。她符合人偶师的模式，对吧？我是说，艳星的身份。”

“是的，符合。”博斯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还有两名受害者也是干这行的，那个死里逃生的也是。”

“那个幸运儿——她还干这一行？”

“后来还干过。不过据我所知，她可能已经死了。”

“还是说明不了问题，哈里。”

“什么？”

“即使是艳星，也说明不了就是人偶师干的，真正的人偶师。”

博斯只是点了点头。他忽然有了个主意，回家路上有事干了。他走出警察局，从那辆随想曲的后备厢里拿出一部宝丽来相机，回到集合厅，给纸盒里的人脸模型照了两张相，等照片完全显出影像，他把照片塞进外套的衣兜。

埃德加看见他的举动，问道：“你要干吗？”

“我去找西尔维娅，可能顺路去圣费尔南多山谷的成人用品商店瞧瞧。”

“别在小包间里和那些女人瞎搞，小心被抓。”

“多谢提醒。回头告诉我莫拉怎么说。”

博斯在街道上拐来拐去，最后开上了好莱坞高速公路。他一直向北开，从兰克希姆大道出口驶出，来到位于北好莱坞区的圣费尔南多山谷。他开着四扇车窗，凉爽的风从四面袭来。他抽着烟，把烟灰弹进风里。KAJZ电台正放着泰克诺—放克爵士乐，博斯索性关上了收音机，专心开车。

圣费尔南多山谷是这个城市真正的“睡城”，也是整个国家色情业的大本营。由凡奈斯、卡诺加帕克、北岭和查茨沃思组成的产业园区容纳了数以百计的色情片制作公司、发行商和库房。在镜头前交欢的男男女女，百分之九十由位于谢尔曼奥克斯的模特经纪公司物色。因此圣费尔南多山谷也成了最大的色情产品销售地，它们在这儿制作，在这儿销售——通过邮购，也通过紧邻公司的库房销售，还通过像兰克希姆大道上的“藏宝地”这种商店售出。

博斯把车停在这座大商店前的停车场观察了几分钟。这儿以前是一家自选超市，如今正面的大玻璃窗被封住了。红色的霓虹灯招牌下是一面白墙，墙上用黑色颜料画着几个过于丰满的裸女，博斯总能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这样的画，跟大卡车挡泥板上的金属剪影是同一类。贴这种画的卡车司机很可能就是这家店的顾客，博斯心想。

藏宝地的店主名叫哈罗德·巴恩斯，是芝加哥犯罪集团的头儿。这家店每年盈利超过一百万美元——这还只是账面上的，也许账面之外还有一百万。这都是纠察队的雷·莫拉告诉博斯的，他俩四年前同在专案组时做过搭档。

博斯看见一个约莫二十五岁的男子从一辆丰田车上下来，快步走向厚重的实木大门，像个探员一样侧身溜了进去。博斯跟了过去。商店的前半部分是零售部——销售和出租录像带、杂志，以及大多是由橡胶制成的成人用品，后半部分是私密的“约会”间和录像间，进入这一区域要穿过一道门帘。博斯能听见里面传来的重金属摇滚乐声，混杂着录像间传出来的虚假的、录制好的尖叫声。

左边有一个玻璃柜台，后面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块头很大，是保安，另一个矮小一点，年纪大一点，是收钱的。博斯从他们的眼神和脸上绷紧的皮肤就能看出，两人在博斯进门的那一刻就看出来他是个警察。博斯走了过去，把两张宝丽来相片放在柜台上。

“我想打听她的身份，听说她拍过录像，你们认识她吗？”

小个子凑过来看了看，另一个动都没动。“这他妈的看着像个蛋糕，老兄。”小个子说，“我不认识蛋糕。我只吃蛋糕。”说完他和大个子对视了一眼，两人都露出了奸笑。

“好吧，你不认识她，那你呢？”

“他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大个子说，“我也只吃蛋糕。”

这一回两人哈哈大笑起来，也许还忍住了击掌相庆的冲动。小个子的眼睛在玫瑰色的镜片下面熠熠生光。

“好吧。”博斯说，“这样的话，我不得不四处瞧瞧了。多谢。”

大个子往前站了一步，说：“把你的枪藏好了，老兄，我们可不想让顾客受到刺激。”他的眼睛暗淡无神，五英尺外就能闻到他的体臭。真是个臭虫，博斯心想，不明白小个子为什么不让他离开。

“不会让他们比现在更刺激。”博斯说。他离开柜台，走到两排架子前，架子上摆了几百盒供出售和出租的录像带。屋里还有十几个男人在挑选，包括刚进屋的那个人。看着几百盒录像带，不知何故博斯竟想起从前他办过的一桩案子，那时他曾从头到尾看完了越战纪念墙上的每一个名字，花了好几个钟头。

看完这面由录像带组成的墙花不了那么久。跳过同性恋和黑人演员的录像带，他扫视着其余每盒，寻找长得像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的演员和玛吉这个名字。录像带按字母顺序摆放，看到T打头的盒子时，已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忽然，一盒写着“地穴之尾”[1]的录像带让他眼前一亮。封面上有个躺在棺材里的裸女，她有一头金色的头发，鼻子有点翘，很像纸盒里的 人脸模型。博斯把盒子翻过来，背面有女演员的另一张照片，她趴在地上，一个男人紧贴在她的背上，她的嘴微微张开，脸转向身后看着她的性伙伴。就是她，博斯知道。他看了看演员表，名字也能对上。他拿着那个空盒来到柜台。

“挑了这么久，”小个子说，“我们这儿可不允许闲逛。警察对我们的营业时间管得很严。”

“我想租这个。”

“租不了，被别人租走了，你瞧，盒子是空的。”

“她还拍过别的吗？”

小个子拿过盒子，瞧了瞧封面。“玛格纳·库姆·劳德利[2]，呃，我不知道。她刚出道没多久就不干了，没准儿嫁了个有钱的家伙，很多女演员都这样。”

大个子走过来看盒子，博斯后退一步，以远离那股体臭。“很可能是这么回事。”他说，“她还演过什么？”

“呃，”小个子说，“她已经不在圈里混了，她消失了。《地穴之尾》是她头一回当主演。她在《玫瑰娼妓》[3]里表现不错，从那以后就上道了，以前都只拍些小短片。”

博斯走到架子上放片名首字母为W的录像带的地方，找到了《玫瑰娼妓》。盒子也是空的，上面有两张玛格纳·库姆·劳德利的照片，她的名字排在演员表的最后一位。博斯回到小个子跟前，指了指《地穴之尾》的空盒子，说：“盒子卖给我，怎么样？”

“我们不能只卖给你盒子，录像带还回来后怎么展示啊？顾客要看剧照的，然后会买杂志。”

“整盘录像带怎么卖？我要买。带子还回来后你们先帮我收着，我再来取。多少钱？”

“好吧，《地穴之尾》很受欢迎，定价是三十九美元九十五美分，但你要买的话，警官，我们按执法折扣卖给你，五十美元！”

博斯没说话，掏出现金付了钱。“开张收据。”

交易完成后，小个子把录像带盒子装进了牛皮纸袋里。“噢，对了。”他说，“我们这儿后边还有几段玛吉·库姆·劳德利的录像，你也许想看看。”他笑着指了指身后墙上的一个标志，“顺便说一下，我们这儿不接受退换。”

博斯也笑了笑。“我要看看。”

“嘿，对了，带子还回来后记在谁的名下？”

“卡洛·平齐。”博斯说的这人是芝加哥犯罪集团洛杉矶分支的头儿。

“真他妈有意思，平齐先生，我们会照做的。”

博斯穿过门帘来到后面的房间，差点撞上一个女人，只见她穿着高跟鞋、黑色丁字裤，腰间挂着一个卖冰激凌用的那种硬币匣，别的什么都没穿。她有一对一看就植入过硅胶的巨乳，乳头小得不太自然，一头短发染成了金色，一双透亮的棕色眼睛周围涂了太多化妆品。她看上去要么十九岁，要么三十五岁。

“你是想要私人约会呢，还是想换零钱看录像？”她问。

博斯掏出所剩无几的现金，给了她两美元，说要换成二十五美分的硬币。

“我能自己留一美元吗？我没有工资，只能挣点小费。”

博斯又给了她一美元，从她手里接过八个二十五美分硬币，然后钻进一个录像间。门外的灯亮起，表示“正在使用”。

“需要什么就叫我一声。”穿丁字裤的女人在他身后说道。

她要么是吸毒了，要么就是太笨，竟然没认出博斯是个警察。博斯挥挥手示意她离开，拉上了门帘。里面只有电话亭那么大，透过玻璃窗，博斯可以看到一块屏幕，上面显示着包括十二段录像的目录供他挑选。现在用的都是录像带了，但自从十六毫米胶片在第一台活动放映机上一圈圈转动后，它们一直被称为胶片。

录像间里没有椅子，只有一个小搁板，上面放着烟灰缸和纸巾。地上到处丢着用过的纸巾，空气里工业消毒水的味道和验尸官办公室的面包车里的味道一样。博斯将八枚硬币都塞进投币口，录像开始播放了。

一开始是两个女人在床上互相亲吻、抚摸，博斯只花了几秒钟就将录像中的女人排除了。他开始不断按下按钮，换过一段段性爱录像——异性、同性、双性。一旦排除画面中的人物，他的目光就不再有丝毫停留。

在第九段胶片里，博斯认出了她，跟盒子上的照片长得一样。看到她的一举一动，博斯确信名叫玛格纳·库姆·劳德利的女演员就是被埋在混凝土里的那个金发女郎。视频中，她靠在沙发上，含着自己的手指，一个男子跪在地上，在她双腿之间有节奏地扭动。

博斯知道这个女人已经死了，还死得很惨，站在这儿看着她遭受另一种形式的暴力，让博斯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内疚和悲痛在他心中涌现。和许多警察一样，他曾在纠察队干过一段时间，也看过惨死在人偶师手下的另外两名艳星的录像，但这是他头一回感到心乱如麻。

视频里，这个女人把含在嘴里的手指拿了出来，开始大声地呻吟，她的确是个大嗓门。博斯赶紧摸到音量键把声音调小，可还是听见她的呻吟变成了尖叫，这是从其他录像间传过来的，有人在看同一段录像。一想到这段录像会因各种原因引起各类人的兴趣，博斯就感到毛骨悚然。

身后的门帘沙沙作响，看来有人钻进了隔间。博斯感觉有只手顺着他的大腿往上游走，他把手伸进外套里准备掏枪，转过身来发现是换零钱的女人。“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亲爱的？”她轻声问。

博斯推开她的手。“能，从这儿出去就行。”

“别这样，亲爱的，能亲自做还看什么电视呢？二十块，不能再少了，我得和管事的分成。”她边说边把身子往博斯身上贴，博斯闻到一股浓重的烟味，也不知道是自己呼出的还是女人身上的。她的胸脯很硬，一个劲地往博斯的胸口贴。忽然她整个人僵住了，她碰到了枪。两人对视了一会儿。

“没错。”博斯说，“你要是不想搭我的车去牢房，就给我出去。”

“没问题，警官。”女人掀开门帘钻了出去。这时屏幕返回目录页面，博斯的两美元用完了。他走出录像间，还能听见别的录像间里传来的玛格纳·库姆·劳德利虚假的欢笑声。

[1]原文为Tails from the Crypt，与美国恐怖影视剧《魔界奇谭》（Tales from the Crypt）英文读音相近。

[2]原文为Magna Cum Loudly，cum在美国俚语中指“性高潮”，loudly指“声音响亮”。与magna cum laude读音相近，后者指“以优异成绩毕业”。玛吉是玛格纳的昵称。

[3]原文为Whores of the Roses，与英格兰历史上因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战“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英文读音相近。

8

博斯开着车沿高速公路驶向另一个山谷，他试图想象那样的生活。他想知道当她躺在床上，冷漠地望着和她交合的男人时，她是否还心存希望，是否还小心呵护着内心的希望，就像护着风中的蜡烛。博斯明白，希望是内心的一线生机，没有希望，就只剩无尽的黑暗。

博斯想知道凶手和受害者的生命轨迹如何交会。也许正是他刚刚看过的录像种下了淫欲和杀戮的种子，也许他花五十美元买下的那盒录像带正是凶手本人租走了。是丘奇还是另有其人？录像带的盒子在博斯脑中一闪而过，他马上拐到下一个出口，驶上派柯玛的凡奈斯大街。

他把车停在路边，从牛皮纸袋里取出盒子，打开车内的灯，仔细研究盒子表面，不放过每一个字，可没有发现版权日期。无法得知录像带的制作时间，也就没法判断录像是不是在丘奇死后拍摄的。

他把车开回金州高速公路，向北驶入圣塔克拉利塔山谷。出了布凯峡谷路，穿过几条街，经过一排似乎望不到头的加州传统民居，来到德尔普拉多街。他把车停到了一栋门口立着“里登博房地产公司”标志的房子前。

一年多来，西尔维娅一直想卖掉这栋房子，但是运气不好，始终没卖出去。想到这儿，博斯顿时觉得松了口气，这让他不必决定自己和西尔维娅下一步该怎么做。

不等博斯上前，西尔维娅就打开了门。“嗨。”

“嗨。”

“你忙什么呢？”

“哦，工作的事，我接了几个电话，你吃了吗？”他低头亲吻西尔维娅，然后走进屋里。西尔维娅穿着一件灰色长T恤，那是她爱在家穿的衣服。她的头发散着披在肩上，挑染的几绺金发在客厅的灯光下愈发闪亮。

“吃了沙拉，你呢？”

“还没吃，我去吃个三明治什么的就行。对不起啊，又是官司，又是新案子，真有点……呃，你一定会理解的。”

“没关系，我就是有点想你。对不起，在电话里那样对你。”她亲吻了博斯。和她在一起让博斯有种家的感觉。这种感觉真好，博斯以前从未有过，并且不和她在一起时就会忘记。但只要回到她身边，感觉一定还在。

西尔维娅拉着博斯的手走到厨房，让博斯坐在椅子上，然后去做三明治。博斯看着她把平底锅放到灶上，打着了火。她往锅里放了四片咸肉，煎好后又切了西红柿和牛油果铺在上面，还铺了一层生菜。博斯站起身，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然后亲了亲她的后颈。在录像间缠着他的那个女人忽然闯进他的脑海，让他觉得心烦，往后退了一步。这叫什么破事？他心想。

“怎么了？”

“没事。”

她往烤面包机里放进两片向日葵面包，又把咸肉从锅里取了出来。几分钟后，她把做好的三明治端给博斯，然后在他面前坐下。“你要给谁打电话？”

“杰里·埃德加，也许还有纠察队的一个家伙。”

“纠察队？新的受害者是个艳星？”西尔维娅曾经是警察的妻子，学到了警察的跳跃思维。博斯很喜欢她这一点。

“我猜是。我找到了一条线索，不过我得上法庭，所以要把线索提供给他们。”

她点点头。博斯从来不用告诉她别问太多，她知道适可而止。

“学校今天怎么样？”

“挺好的，快吃吧。我想让你快点吃完，赶紧打电话，希望我们能早点忘掉官司和学校，还有你的调查。咱们开一瓶酒，点上蜡烛，到床上去。”

博斯冲西尔维娅笑了笑。此刻两人都非常放松。蜡烛一直是西尔维娅的信号，是她示爱的方式。坐在餐桌前，博斯发现自己没有任何信号，几乎每次都是西尔维娅主动。博斯不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担心两人的关系仅仅建立在秘密和伪装之上，真希望不是这样。

“你没事吧？”她问，“你有些神情恍惚。”

“我很好。提议不错，谢谢你。”

“晚上彭妮打电话了，她说有两个人对房子感兴趣，星期天她会带人来看房。”

博斯点点头，继续吃三明治。

“也许白天我们能去别的地方。她带人过来时，我可不想待在这儿。我们甚至可以星期六出发，在外边过夜，你可以放下这摊子事。听说隆派恩是个好地方。”

“听起来不错，不过看情况吧。”

西尔维娅离开厨房进了卧室，博斯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是埃德加接的。博斯捏着嗓子说：“喂，你们在电视里播的那个东西，那个无名女人。”

“怎么，你能帮我们吗？”

“当然能。”博斯捂住嘴，忍住笑，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想好要怎么戏弄埃德加，他飞快地思考着该怎么说才好。

“喂，她是谁啊，先生？”埃德加不耐烦地问。

“她是——她是——”

“是谁？”

“是男扮女装的哈维·庞兹！”博斯哈哈大笑，埃德加也猜出来打电话的是谁了。这是个愚蠢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可两个人都笑了。

“博斯，你想干吗？”

过了好久两人才止住笑，博斯说：“只想问问进展，你联系雷·莫拉了吗？”

“没有，我打给了纠察队，他们说莫拉今晚不值班，我明天再问问他。你怎么样？”

“我找到了一个名字。我会给莫拉的家里打个电话，找他要些一手资料。”

他把那个女人的艺名说了出来，埃德加忍不住笑了。“好吧，至少她还是费了点心思想这个艺名的。你怎么——为什么觉得是她？”

博斯压低嗓门，以免声音传进卧室。“我看了一段录像，我这儿还有一个装录像带的盒子，上面有她的照片。跟你那个人脸模型长得很像，虽然头发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就是她。明天我去法院之前会把盒子放到你的办公桌上。”

“太棒了！”

“也许能让莫拉早点去查，再把她的真名和指纹给你。她可能有成人娱乐执照。我联系他没问题吧？”

“没问题，你跟他熟。”

两人挂了电话。博斯没有莫拉家里的号码，他打给警探联络中心，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和证件号，请求接通莫拉的住宅电话。转接花了五分钟，接通后铃响了三声，莫拉接起了电话。他听起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是我，博斯，方便说话吗？”

“博斯，哦，博斯，怎么了，老兄？”

“工作怎么样？”

“还是那么操蛋。”莫拉笑了，博斯猜应该是圈内的笑话。“其实，是越来越萎靡——呃，这不是双关语。录像带毁了这个行业，博斯，它让这个行业越做越大，行业做大了，质量却下降了，没人再关心质量了。”莫拉的口吻听起来像色情业的支持者而不是管理者。“真怀念卡文加和高地上那些烟雾缭绕的录像厅，那时候一切管理起来都很顺畅，至少我觉得是。你的官司怎么样？我听说你这家伙又发现了一个人偶师？怎么回事？怎么会——”

“找你就为这件事。我查到一个名字，我想她一定在你这儿有记录，是名受害者。”

“告诉我。”

“玛格纳·库姆·劳德利，昵称叫玛吉。”

“啊，我听说过她。她活跃过一阵，你说得对，后来她消失了，或者隐退了。”

博斯等着更多信息。他听见电话那头有说话的声音——也许有别人在，也许是电视，莫拉让博斯不要挂断。博斯听不清对面在说什么，也听不出是男是女，他不禁猜测电话那头的莫拉到底在干什么。警察局里有传言说莫拉和自己所监管的行业走得太近，这是警察身上常有的职业病。博斯还知道几年前有人想把莫拉调离风化纠察队，但被他成功地化解了。如今他成了资深专家，更不可能把他调走了，这和道奇队不可能把奥雷尔·赫希泽从投手的位置换到外场是一个道理。他业务娴熟，只能待在岗位上。

“喂，哈里，我记不清了，我想几年前她拍过片子。我得告诉你，如果死者是她，那凶手不可能是丘奇。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不知道这和你调查的东西有没有关系。”

“别担心，雷。不是丘奇干的就是别人干的，我们还是得抓到他。”

“没错。好吧，我会查查的。对了，你怎么认出她的？”

博斯跟他讲了去藏宝地的事。

“啊，我认识他们。那个大块头是卡洛·平齐的侄子吉米·平齐，他们管他叫吉米·平斯。别看他又胖又蠢，他才是那个小个子的老板，他帮他伯父看场子。小个子叫平吉[1]，因为他戴着一副那样的眼镜。平吉和平斯，都只是障眼法。话说回来，一盒录像带四十块，卖得太贵了。”

“我也这么觉得。噢，我正想问你，盒子上没有出版日期，录像里会有吗？我有没有办法查到片子是什么时候拍的？”

“制片公司一般不把出版日期印在盒子上。顾客都想要新鲜货，要是顾客看到出版日期是好几年前，就会去买别的了。这是个快消行业，卖的商品都不能持久，所以不能在盒子上标注出版日期，有时候连录像带上都没有日期。不过我的办公室里有十二年来的产品目录，能查到日期，这不成问题。”

“多谢，雷。我也许不能去找你，有位凶杀案调查组的同事叫杰里·埃德加，他可能会去找你。我要上法院。”

“没问题，哈里。”

博斯问完了，正要说再见，莫拉突然开口了。“我说，我经常想起那些事。”

“什么事？”

“专案组的事。真希望那天晚上我没有早走，能和你一起出警，也许我们就能活捉那家伙。”

“是啊。”

“就不会有官司了——我是说，你就不会吃官司了。”

博斯没说话，他看了看录像带盒子上的照片，女人的脸扭向一边，和那个人脸模型一模一样。就是她，他确信。

“雷，通过艺名——玛格纳·库姆·劳德利，你能找出真名吗？还有指纹？”

“没问题。不管别人怎么看，这类产品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这个叫玛吉的姑娘听上去像合法的从业者。她走出了小圈子去拍主流的成人视频，说明她很可能有个经纪人，有成人娱乐执照。她们需要执照来证明自己已满十八岁，上面一定是真名。我能去查查执照，找到她——上面还有她们的照片。也许要花好几个小时，但一定查得到。”

“那太好了！明天你能去查查吗？还有，如果埃德加不来找你，你就把指纹给他送去，送到好莱坞分局。”

“杰里·埃德加，我记住了。”

两人都在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好一会儿都没说话。

“喂，哈里？”

“什么？”

“报上说又收到一张字条，是真的吗？”

“是真的。”

“确定吗？难道我们搞砸了？”

“我不知道，雷，但要感谢你说‘我们’，很多人只想把矛头指向我。”

“是啊，听着，我得告诉你，今天那个财迷婊子要传我做证人。”

博斯一点也不惊讶，因为莫拉曾是人偶师专案组的一员。“别担心，估计她把专案组所有人都列为证人了。”

“好吧。”

“不过新的进展先不要说。”

“好的，能不说一定不说。”

“她早就准备好了要问专案组的问题。现在我只想抽时间查清死者的身份，看到底能说明什么。”

“没问题，老兄。你我都知道真凶已经死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哈里。”

可是博斯很清楚，这么大声地说出来恰好又证明心虚。莫拉其实和博斯一样困惑。“需要我明早把录像带的盒子给你送去吗？你好对着照片看资料？”

“不用，我说了，我们有各种产品目录。我只需要先找到《地穴之尾》，从那儿查起。如果没查到，再去经纪公司的记录里找。”

两人挂了电话。博斯点燃一根烟。西尔维娅不喜欢他在屋里吸烟，不是因为她反感吸烟，而是怕潜在的买家闻到屋里有烟味就不愿意买了。博斯独自坐了几分钟，撕着空啤酒瓶上的标签，想着事情变化真快。四年来坚信不疑的想法，忽然有一天也可能发现弄错了。

他拿了一瓶布勒仙粉黛干红和两个酒杯走进卧室。西尔维娅躺在床上，被子扯到胸口，露出裸露的肩膀。她开着一盏床头灯，正在读一本叫《别让他们看到你哭》的书。博斯走到她跟前，挨着她坐到床上。他倒了两杯红酒，两人举杯相碰，各自抿了一口。

“祝你打赢官司。”她说。

“听起来不错。”

两人亲吻了彼此。

“你又在屋里抽烟了？”“对不起。”

“有坏消息吗？你打的电话？”

“没有，只是些废话。”

“你想聊聊吗？”

“现在不想。”

他拿着杯子进了浴室，迅速冲了个澡。

酒本来很甘醇，可刷过牙后尝起来有些发苦。博斯走出浴室，床头灯已经灭了，书也放到了一边。两个床头柜和梳妆台上都点着蜡烛，插在刻着新月和星星的银制烛台上。摇曳的烛光让墙上、窗帘上和镜子里光影闪动，好像无声的喧嚣。

西尔维娅靠在三个枕头上，被子已经掀开。博斯裸身在床尾站了片刻，两人相视而笑。在他眼中她是那么迷人，小麦色的身体几乎还保持着少女般的模样。她有几分清瘦，胸很小，小腹平坦。太多个海滩上的夏日在她的胸口上留下了细小的斑点。

博斯比她大八岁，他很清楚自己看上去是什么样，但他并不为自己的身材感到脸红。四十三岁的他小腹依然平坦，浑身的肌肉依然结实——这些肌肉不是靠器械练出来的，而是靠每天承载的生命之重与使命。奇怪的是他的体毛已经开始变灰，比头发变得更快。西尔维娅时常拿这点开玩笑，说他一定是好面子，染了发。他俩都清楚这只是玩笑话，博斯就不是一个虚荣的人。

博斯爬上床，西尔维娅用手指抚摸他右肩上的文身和弹痕，那是好多年前越战时期留下的。她像以往一样摸着那道手术留下的疤痕。“我爱你，哈里。”她说。

博斯翻到她身上，深情地吻她，想让红酒的味道和肌肤温暖的触觉带走心中的烦恼和脑海中残酷的画面。他仿佛置身于家的圣殿，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却没说。我也爱你，他想着，但还是没说。

[1]原文为Pinkie，与“粉红色”（pink）英文读音相近。

9

星期二时，博斯一方一切顺利，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局面却被对手逆转。第一场败仗发生在凯斯法官的办公室里，他花了半个小时独自研究了那张可能是人偶师送来的字条，然后召集了原告、被告和双方律师。在那之前，贝尔克曾和他激烈争辩了一个小时，反对把字条当作证物用于审判。

“我读过字条，考虑了你们的论点。”凯斯法官说，“我不觉得这封信、这张字条、这首诗，不管它是什么，我都不觉得有必要对陪审团保密。它对钱德勒女士的案子至关重要，是关键证物。至于它是真的还是某个疯子写的，我不做任何判断，这将由陪审团来做出判断。调查还在进行不是保密的理由。我会签署传票，钱德勒女士，你可以在合适的时机提出使用证物，前提是你必须有正当的依据[1]，我这可不是用双关语来打趣。贝尔克先生，你对这项裁定的反对意见将被记录在案。”

“法官大人？”贝尔克试图辩解。

“够了，这个问题别再争了。我们上法庭吧。”

“法官大人！我们不知道字条是谁写的、从哪儿来的、谁送来的，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您怎么能允许它成为证物呢？”

“我知道我的裁决让你很失望，作为补偿，我不追究你公然藐视法庭的行为。我说过，别再争了，贝尔克先生，我最后再说一遍。这张来历不明的字条带领你们发现了尸体，而尸体状况又和人偶师系列案件的受害者有诸多相似之处，此事本身就能证明某些东西。这不是恶作剧，贝尔克先生，不是玩笑，它能说明一些问题，而且要让陪审团看到。走吧，所有人都出去。”

刚开庭不久，贝尔克遭遇了第二场败仗。他好像还没从之前的失利中回过神来，不知不觉踏入了钱德勒精心设计的陷阱。

当天钱德勒传的第一个证人是一个名叫维乔雷克的男人，他说他熟知诺曼·丘奇，确定不是他犯下了十一桩杀人案。维乔雷克和丘奇在设计实验室共事十二年，他五十来岁，一头白发剪得很短，短得都能看到粉色的头皮。

“你为什么如此确信诺曼·丘奇不是凶手？”钱德勒问。

“嗯，至少有一点，我能确定丘奇没有杀害其中一个女人，也就是第十一名受害者，因为她被那什么的当晚，丘奇和我在一起。之后警察杀了丘奇，把十一桩杀人案都安到他头上。我想如果有一个女人不是他杀的，那么在别的案子上，警察也是在骗人。整件事情就是为了掩盖他们杀了——”

“谢谢你，维乔雷克先生。”钱德勒说。

“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

贝尔克起身反对。他走上讲台，抱怨维乔雷克的所有回答都只是推测。法官表示同意，但损失已经造成。贝尔克大步走回席位，开始翻看一本厚厚的笔录，那是维乔雷克几个月前的证词笔录。

钱德勒又问维乔雷克，在第十一名受害者被杀害的当晚，他和丘奇在什么地方。维乔雷克说在他的公寓，和另外七个人一起为实验室的同事举办婚前聚会。

“诺曼·丘奇在你的公寓待了多久？”

“待到聚会结束。我记得聚会是从九点开始，凌晨两点以后才结束。警方说那个女人，第十一名受害者，一点时和别人进了一家酒店，然后才被杀害。一点时诺曼和我在一起呢。”

“他有没有可能溜出去一个小时左右，而你们又没发觉？”

“不可能。你要是和八个人待在一间屋子里，哪怕有人神秘失踪半个小时，你也会注意到。”

钱德勒向维乔雷克表示感谢后坐了下来。贝尔克靠近博斯，悄悄说：“我要戳破他的谎言，看那个混蛋怎么接招。”他像端着一把猎枪般抱着那叠厚厚的证词缓慢而沉重地走上讲台。维乔雷克满脸疑惑地看着他，那副厚厚的眼镜让他的眼睛看起来更大了。

“维乔雷克先生，你还记得我吗？记得几个月前我给你做的笔录吗？”贝尔克举起笔录以示提醒。

“我记得。”他回答。

“维乔雷克先生，九十五页的笔录里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婚前聚会的事，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是因为你没问。”

“可你也没有主动提起，不是吗？警方说你的好哥们杀了十一个女人，你有依据认为他们在撒谎，却只字未提，是这样吧？”

“没错，是这样。”

“你介意说说原因吗？”

“据我所知，你跟警方是一伙的。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我不想主动提供任何狗屁——呃，任何信息。”

“那我问你，你曾经跟警察提过这一点吗？就在当时，就在丘奇被杀，所有报纸的头条都说他杀了十一个女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拿起电话告诉他们弄错人了？”

“没有，当时我不知道。几年前我看了一本讲这个案子的书，书里写了案情的细节，提到最后一个女人被杀的时间，那时我才想起来当时丘奇和我在一起。我给警方打了电话找专案组的人，他们说专案组早就解散了。我给书中说的那个管事的人，就是劳埃德留了口信，可他一直没有回复我。”

贝尔克对着麦克风长叹一声，弄出很大的声响，表示他对这个蠢货实在是烦透了。“那么我概括一下你的话，你是说你读了人偶师系列案件发生两年后的一本书，突然发现你能为死去的好友提供确凿的不在场证明。我没说错吧，维乔雷克先生？”

“呃，你说突然发现，这不太对，不是突然发现的。”

“那是怎么发现的？”

“嗯，当我看到案发时间——九月二十八日——我就开始回想，才想起那场婚前聚会就是在九月二十八日晚上，诺曼·丘奇一直在我家里。后来我验证了自己的想法，又给诺曼的妻子打了电话，告诉她诺曼不是人们说的那个杀人犯。”

“你验证了想法？你问了参加聚会的其他人？”

“没有，没必要。”

“那你是怎么验证的，维乔雷克先生？”贝尔克气冲冲地问。

“我看了当晚拍的录像，画面的角落有日期和时间。”

博斯看见贝尔克脸色惨白，这位律师看看法官，看看拍纸簿，又抬头看向法官。博斯的心扑通一声沉了下去。贝尔克犯了钱德勒昨天犯过的大错，问了一个自己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录像带的事既然是贝尔克问出来的，那么接下来钱德勒可以用它来做文章了。下一步就是把录像带用作证物，这一点不是律师也能看出来。真是个高明的圈套。因为录像带是维乔雷克提供的证物，证词笔录里又没有记录，钱德勒如果要在直接讯问的环节展示，就必须事先通知贝尔克。但她巧妙地引诱贝尔克犯错来引出这个证物，使贝尔克和陪审团一起第一次知道它，进而陷入被动。

“我问完了。”贝尔克说完垂着头回到自己的席位，赶紧从桌上抽出一本法律书，放到大腿上翻看。

钱德勒回到讲台进行二次讯问。“维乔雷克先生，你向贝尔克先生提到的这盘录像带还能找到吗？”

“当然，我带来了。”

钱德勒接过录像带，展示给陪审团看。这时，贝尔克拖着脚步缓慢走上讲台。“法官大人。”过了许久，贝尔克挤出一句话来，“被告方请求休息十分钟，研究一下判例法。”

凯斯法官瞅了一眼时钟。“现在还早，不是吗，贝尔克先生？我们刚开庭没多久。”

“法官大人，”钱德勒说，“原告不反对。我需要点时间来架设录像播放设备。”

“那好吧，”法官说，“双方律师休息十分钟，陪审团可以休息十五分钟，然后回会场。”

所有人都起立，等待陪审团离席，只有贝尔克还在翻那本厚重的法律书。博斯把椅子朝贝尔克身边推了推，坐了下来。

“现在没空，”贝尔克说，“我只有十分钟。”

“你搞砸了。”

“不对，是我们搞砸了。我们是个团队，记住了。”

博斯决定出去抽根烟，把队友留在了审判室。他走到雕像后面，看见钱德勒已经到了，但还是点燃了一根烟，和她保持着一段距离。钱德勒正朝他窃笑。博斯说：“你把他给耍了，不是吗？”

“用真相耍了他。”

“是吗？”

“噢，是啊。”她把抽了一半的香烟插进垃圾桶上的沙盘，“我最好回里边去，把设备装好。”

她又得意地笑了笑。博斯说不清到底是她太厉害，还是贝尔克太差劲。

贝尔克花了半个小时试图阻止录像带的展示，他说既然证词笔录里没有提到，那么它就是新证物，原告现在呈递有些晚了。凯斯法官否定了他的说法，指出了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即录像带是贝尔克问出来的。

陪审团入席之后，钱德勒问了维乔雷克几个关于录像带的问题，比如过去四年里把它放在了哪儿。在凯斯法官又驳回了贝尔克的一次反对后，钱德勒推上一台接上录像机的电视，摆到陪审席前面，把录像带放了进去。这盘录像带是维乔雷克从一个坐在旁听席的朋友那儿拿来的。博斯和贝尔克不得不起身走到旁听席上，好能看清电视屏幕。

看到《时报》的布雷默坐在旁听席的后排，博斯朝他微微点了下头，不知道他是来报道官司进展的，还是来作证的。

录像又长又无聊，并且不连贯。拍摄的是婚前聚会的情景，画面时断时续，右下角始终显示着时间和日期。如果准确无误，在最后一个受害者被杀的当晚，丘奇的确有不在场证明。

录像看得博斯头晕目眩。画面里的丘奇没戴假发，像婴儿一样光着头，喝着啤酒，和朋友开怀大笑。博斯击毙的那个人正在举杯祝贺朋友新婚快乐，看上去像个典型的美国书呆子，而不是博斯所知的那个丘奇。录像带里的画面共九十分钟，高潮部分是一个脱衣舞女的到访，她一边为准新郎唱歌，一边一件接一件地脱掉衣服往准新郎的头上放。画面上的丘奇似乎对这一幕感到害羞，他更多的时候是看着新郎而不是舞女。

博斯把目光从屏幕转向陪审团，真切地看到录像正在渐渐瓦解自己的证词，于是转过脸去。

录像播完后，钱德勒又问了几个问题，都是贝尔克原本可能问到的，现在被钱德勒抢了先。“录像画面中的日期和时间是怎么回事？”

“那是刚买到手就要设置的，然后电池会维持运转。我后来就没再摆弄过了。”

“你想把日期和时间设成哪一天，设成几点几分，都可以，对吧？”

“我想是的。”

“那么，假如你要给一个朋友录像，以便以后用作不在场证明，你能把日期往前调，比如往前调一年，然后再录像，对吧？”

“当然。”

“那么已经录好的视频，能改日期吗？”

“不能。已经拍好的视频，日期无法再改。”

“那么在本案中你会怎么办？如果你要为诺曼·丘奇拍摄视频作伪证，你该怎么办？”

贝尔克起身反对，指出维乔雷克只能做出推测性回答，但是凯斯法官宣布反对无效，表示证人最了解自己的录像机。

“嗯，这也做不到，因为诺曼已经死了。”维乔雷克说。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要作伪证，你必须在丘奇先生被博斯先生击毙之前与他串通好，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必须事先知道以后用得着这盘录像，他还得告诉我日期之类的问题，很难办到，更何况当时报纸上刊登了那位朋友婚礼的日子，是在九月三十号，你可以去查，婚前聚会一定是在二十八号左右。这不是伪证。”

贝尔克再次反对，凯斯法官表示反对有效，认定维乔雷克的最后一句话无效，请陪审团忽略。博斯明白用不着提醒陪审团，他们也知道录像带不是伪造的。他很想起身走出审判室，但也知道一旦那样做，就等于大声承认自己有罪，将引发地震般的效果。

“最后一个问题。”钱德勒乘胜追击，她的脸上泛出红光，“据你所知，诺曼·丘奇戴过任何款式的假发吗？”

“从没戴过。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一次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戴假发。”

凯斯法官把讯问证人的机会交给了贝尔克。贝尔克没有拿黄色拍纸簿，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了讲台。他显然已经被对手的逆转弄得心神不宁，竟然忘了说“再问几个问题”就直接发问了，试图挽回哪怕一点损失。

“你说你读过一本讲述人偶师案件的书，然后发现录像带的日期和其中一桩命案发生在同一天，是这样吧？”

“没错。”

“你有没有查过其他十桩命案的不在场证明？”

“没有，没查过。”

“那么维乔雷克先生，你提供不了任何别的证物，来排除你的多年好友在其他几桩命案中的嫌疑，而专案组的多位警官有证据证明他就是凶手，对吧？”

“录像带能说明他们在所有案件上都撒了谎，你们的专案组——”

“你没有回答问题。”

“这就是我的回答，你非要我说的话，只要证明一个案子有问题，所有案子就都有问题。”

“我们没有问，维乔雷克先生。现在，呃，你说你从未见过诺曼·丘奇戴假发，对吧？”

“我是这么说的，没错。”

“你知道他租公寓的事吗？知道他是用假名租的吗？”

“不，我不知道。”

“关于这个朋友，你不知道的还有很多，不是吗？”

“我想是的。”

“他既然有一间你不知道的公寓，那么你不知道他偶尔也戴假发，不是很自然吗？”

“我想是的。”

“现在，如果丘奇先生就是警方所说的凶手，按警方的说法，凶手使用了伪装，那么——”

“反对。”钱德勒说。

“公寓里有——”

“反对！”

“假发不也说得通吗？”

凯斯法官判定钱德勒的反对有效，因为贝尔克的问题只能得到推测性的答复。他还批评了贝尔克在钱德勒提出反对后继续讯问的行为。贝尔克坐回椅子上，汗珠从他的发际线周围渗出，顺着太阳穴滚落。

“这是你能力的上限了。”博斯低声说。贝尔克没理会博斯，掏出手绢擦了擦脸。

凯斯法官把录像带作为证物接收，然后宣布午休。等到陪审员离开审判室，一小群记者马上围到了钱德勒身边。看到这一幕，博斯明白案件最终的走向差不多已经定了。媒体总是跟着赢家走，不管是他们眼中的赢家还是最终的赢家，向赢家提问更容易一些。

“最好开始想点辙，博斯。”贝尔克说，“六个月前我们要是花五万美元接受和解就好了，从目前的事态来看，五万美元根本不算什么。”

博斯转过来看着他。他俩站在被告席后面的栏杆旁。“你也怀疑我，对吧？怀疑是我杀了他，再把所有罪名安到他头上？”

“跟我怎么想没关系，博斯。”

“去你妈的，贝尔克。”

“听我的，你最好想点辙。”

身躯壮硕的贝尔克在拥挤的人群中缓慢前行，朝审判室大门走去。布雷默和另一个记者凑了过去，被他挥手赶走了。博斯跟在贝尔克身后，也支走了两名记者，但布雷默大步跟了上来，随他一起来到走廊，走向扶梯。“听着，伙计，我的处境跟你一样。我写了本书，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弄错人。”

博斯突然停住，布雷默差点撞到他背上。博斯仔细打量着这个记者，他大约三十五岁，体形肥胖，棕色的头发有变稀疏的倾向。和许多男人一样，为了转移对谢顶的注意力，他蓄了厚厚的胡子，反倒更显老态。博斯注意到布雷默衬衣的腋下已经被汗浸湿，他身上没有汗臭，但满嘴烟味。“听着，如果你觉得弄错了人，大可以再写本书，再赚几十万的版税。有没有弄错关你什么事？”

“我在市里可是有名声的，哈里。”

“我也一样。明天的报道你打算写什么？”

“我得写审判的进展。”

“可你还要出庭作证？这样做好吗，布雷默？”

“我不会作证。昨天她决定不传我当证人了。我只是要签一份协议。”

“什么协议？”

“让我保证我的书里写的都是真实、准确的信息，信息基本上都来源于警方知情人和其他公开记录。”

“说到知情人，昨天报道里提到的字条，是谁透露给你的？”

“哈里，我不能告诉你。每次你为我提供情报，我可都为你保密了。我不能说知情人是谁。”

“好吧，我知道。我还知道有人要陷害我。”博斯走上自动扶梯，缓缓下楼。

[1]原文为foundation，既可指“事实根据”，也可以指“化妆打底用的粉底霜”。

10

风化纠察队的办公地点位于市中心，在中央分局的三楼。博斯花了十分钟到达那里，看见雷·莫拉坐在集合厅的办公桌后面，正一边接电话，一边翻看平摊在桌上的杂志，检查上面的彩色色情照片。照片里的女孩看上去很年轻，莫拉扫视完一页，又翻开下一页，同时还在听着电话。他朝博斯点了下头，示意他坐到办公桌前的椅子上。

“好吧，我查的就是这个。”莫拉对着电话说，“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你先去问问别人，有消息再告诉我。”莫拉继续听着电话。博斯打量着这位纠察队的警察，他和自己块头差不多，有着深褐色的皮肤、棕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剪得又直又短，脸上刮得干干净净。莫拉和大多数纠察队的人一样穿着休闲装和蓝色牛仔裤，敞着黑色马球衫的领口。博斯看不见办公桌下面的情形，但知道莫拉一定穿着一双牛仔靴。博斯还看见莫拉戴着一根金链子，奖章形状的挂饰上刻着一只翅膀张开的鸽子，那是圣灵的象征。“你觉得你能查到拍摄地点？”问出这句话后，莫拉又是一阵沉默。他翻完了杂志，在封面上写了点什么，又拿来另一本杂志开始检查。

博斯看到办公桌上立着一个文件柜，侧面贴着一张《成人影片演员指南》的日历。一个裸体女子正慵懒地躺在本周日历栏上，她的艺名叫德尔塔·布什，这些年有些名气，有小报传言她和一线影星交往甚密。日历下面放着一尊宗教雕像，博斯认出来那是布拉格的圣婴。

博斯之所以能认出它，是因为小时候养母曾给过他一尊类似的雕像，就在他被送回麦克拉伦收容所之前。收养博斯的家庭对他的表现并不满意，养母跟他道别时给了他那尊雕像，告诉他这个婴儿又叫小国王，向它祈祷的孩子就能得到保佑。博斯不知道莫拉是否知道这层含义，或许他把雕像放在这儿只是为了好玩。

“我只想说你先试试看，”莫拉对电话那头说，“给我查到在哪儿拍的，就能给你发举报奖……好的，好的，再聊。”他挂了电话。

“嘿，哈里，去哪儿耍了？”

“看来埃德加来过？”

“刚走没多久，他跟你聊了？”

“还没。”

莫拉发现博斯在看摊开的杂志，照片里有两个女人跪在一个男人面前。他在那一页上贴上一张便笺，合上了杂志。“老天啊，这破玩意儿我得从头到尾审一遍。有人举报说出版商雇用了未成年模特。你知道我怎么查吗？”

博斯摇摇头。

“不看脸，不看乳头，就看脚踝，哈里。”

“脚踝？”

“没错，脚踝，看脚踝的特征。越年轻的小妞脚踝越光滑，我一般能从脚踝看出来她们有没有满十八岁。当然，我也核实出生证、驾驶证等东西。听起来荒唐，但是挺管用。”

电话响了，莫拉接起电话，自报姓名，又听了一会儿。“我现在有点事，回头打给你。你在哪儿耍呢？”他挂了电话，写了一张字条。

“抱歉。我把玛吉·库姆·劳德利的真实身份告诉埃德加了。我找到了指纹、照片等所有资料，还有她拍片时的剧照，你想看吗？”他把椅子往后移了一下，靠近文件柜，但博斯说不看剧照了。

“好吧。不过埃德加都拿了。把指纹拿去验尸官办公室就能核实身份。她的真名叫丽贝卡·卡明斯基，昵称贝姬·卡明斯基，如果现在还活着，应该二十三岁了。她以前住在芝加哥，后来到罪恶之城追名逐利，多可惜啊，是吧？她真是个尤物，上帝保佑她。”

跟莫拉在一起时博斯总觉得不自在，这种感觉以前就有。两人在专案组共事的时候，博斯从来不觉得这位纠察队的警察对抓捕连环杀手有多上心。莫拉不是很用心，只在用得着他的时候花些精力提供帮助。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绝对是个好手，可说到能不能阻止人偶师杀人，他似乎并不关心。他总有办法把污言秽语和虔诚的话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混到一起。起初博斯以为他只是在“改过自新”，几年前警察局里流行那一套，但博斯一直无法确定。有一次在人偶师的犯罪现场，博斯还看见莫拉在胸前画十字，口中默默祈祷。在击毙诺曼·丘奇和专案组解散后，正因为感到不自在，博斯很少和莫拉联系。莫拉回到了纠察队，博斯被调往好莱坞分局。两人偶尔会在法院、代号七酒吧或者红风酒吧碰到，但即使在酒吧，两人通常也是和别的同事在一起，坐在不同的位置，只轮流请对方喝啤酒，请酒保端过去。

“哈里，两年前她绝对还活着。你找到的那个录像《地穴之尾》是两年前拍的。杀她的人绝对不是丘奇，很可能是送字条的人干的。我不知道这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也说不好。”

卡明斯基被杀时，丘奇有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因为他早就死了，而维乔雷克的录像带也足以成为丘奇第十一桩凶杀案的不在场证明，博斯的忐忑正逐渐变为恐慌。四年来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所作所为。

“你的官司怎么样？”莫拉问。

“别提了。我能用用你的电话吗？”博斯拨通了埃德加的寻呼机，留下莫拉的电话号码。他挂了电话，等着埃德加打回来。他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官司也就那样了。你还去作证吗？”

“要去，就在明天，不知道她想从我这儿问出些什么。你击毙那个王八蛋的时候，我根本都不在场。”

“嗯，你跟我都在专案组，这就足够把你牵扯进来了。”

“好吧，我们——”

电话铃响了，莫拉接了起来，然后递给博斯。

“去哪儿耍了，哈里？”

“我在莫拉这儿，他都跟我说了。指纹有进展吗？”

“还没有，没找到科学调查处的人，肯定去吃午饭了。我把指纹留在那儿了，晚些时候应该能确认。不过我可没干等着。”

“你在哪儿？”

“失踪人口调查组。既然已经知道了死者的真名，我想查查那姑娘失踪后，这儿有没有接到报案。”

“你会在那儿待多久？”

“才刚开始，我们在翻查纸质文件，电脑里只有最近十八个月的数据。”

“我也过去。”

“你还要上法庭呢，老兄。”

“还有些时间。”

博斯觉得他必须继续追查，继续思考，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逃离内心积聚的恐惧，不去想杀错人的可能性。他开车回到帕克中心，下到地下一层。失踪人口调查组是一间小办公室，在逃犯追查科里。埃德加坐在一张办公桌上，正在翻看一沓白色的表格。博斯认出那些都是报案后根本就没被查过的案子，要是有后续调查，表格就会被放入单独的文件夹里。

“目前还没结果，哈里。”埃德加向博斯介绍了一下坐在旁边办公桌前的摩根·伦道夫警探。博斯从伦道夫手中接过一沓表格，花了十五分钟逐页翻看。每页都记录着一个痛苦的故事，却都在警察局被置之不顾。

“哈里，在特征描述一栏里找屁股上方有文身的记录。”埃德加说。

“你怎么知道的？”

“莫拉找到了几张玛格纳·库姆·劳德利的照片，他说是剧照。我看到她有个文身，是个卡通人物——燥山姆[1]——你知道吧？位置就在屁股上方，靠近左边的腰窝。”

“嗯，你在尸体上看到了吗？”

“没注意到，尸体的皮肤严重变色，而且我也没仔细看背面。”

“怎么回事？我记得你说过昨天就该做尸检了。”

“是啊，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这周一直在忙别的，连尸检的准备工作都没做。我刚给萨凯打过电话，午饭后他会打开冰柜看一眼，检查一下文身。”

博斯接着翻看手中的表格，都是些年轻人失踪的报案记录。洛杉矶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有不少人在这儿失踪。

博斯看完了手中的那沓表格，没找到丽贝卡·卡明斯基的名字，也没看到符合特征的记录。他看了看手表，发现得回法庭了，但又从伦道夫那儿拿来一沓开始翻查。他一边查一边听埃德加和伦道夫插科打诨，显然他俩早就认识了，埃德加管摩根·伦道夫叫摩哥。博斯想起来了，他们俩应该是在黑人警官协会认识的。

第二沓表格也一无所获。“我得走了，要迟到了。”

“好的，伙计，查到什么我一定告诉你。”

“记得比对指纹。”

“没问题。”

博斯来到四号审判室时，审判已经开始了。他不声不响地推开门，走到贝尔克旁边坐下。凯斯法官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不过没说什么。博斯抬头望向坐在证人席的助理总警监欧文·欧文，财迷钱德勒站在讲台上。

“真有你的，”贝尔克对他耳语，“自己的审判都迟到。”

博斯没理他，专心听着钱德勒向欧文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比如他的个人信息和在警察局的工作经历。这都是些导入性的问题，博斯知道他没错过重要环节。

“听着，”贝尔克又说，“要是你不在乎，至少也要在陪审团面前装装样子，假装在乎。虽然我们是用纳税人的钱打官司，但你得表现得像在花自己的钱。”

“我去查东西了，不会再迟到了。你看，我在想办法调查真相。不过对你来说也许没什么意义，毕竟你早就做好决定了。”他往椅背上一靠，好尽量离贝尔克远一点，忽然感到胃里一阵不适，才想起来自己还没吃午饭。他集中精力，继续听欧文的证词。

“作为助理总警监，你管些什么？”钱德勒问欧文。

“目前我管理所有的警探。”

“调查人偶师系列案件时，你的警衔要比现在低一个级别，当时是副总警监，对吧？”

“是的。”

“作为副总警监，你负责内务处，对吧？”

“是的，内务处和行动分局，基本上可以说我负责警察局的人事管理和分配。”

“内务处的职责是什么？”

“管理警察，我们处理所有关于警察行为不端的投诉，不管来自公民还是内部。”

“你们调查警察的开枪行为吗？”

“一般不查。开枪行为由开枪调查组先做初步调查，如果查出来确有行为不端，或有任何过失，再移交内务处进一步调查。”

“好的，你还记得在哈里·博斯警探击毙诺曼·丘奇之后，内务处对他的开枪行为所做的调查吗？”

“我记得很清楚。”

“为什么会移交内务处？”

“开枪调查组认为博斯警探没有按规章办案，开枪这一行为虽然符合警察局规章，但他开枪前的一些行为不符合。”

“你能说得再具体点吗？”

“可以。基本来说是这样的，他独自一人前去查案，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进入男子的公寓，将自己置于险境，最后引发了枪击事件。”

“这种行为叫逞英雄，是不是？”

“我听过这个说法，但我不这么用。”

“但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警监，你应该知道，要不是博斯警探逞英雄，丘奇先生今天还活着——”

“反对！”贝尔克厉声喝道。

不等贝尔克走上讲台，凯斯法官就认定反对有效，并提醒钱德勒不要再问推测性问题。

“好的，法官大人。”她和颜悦色地说，“警监，你的证词大意是说博斯警探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导致一名手无寸铁的男子被杀，我这么说对吗？”

“不对，调查没有发现博斯警探有故意引发一连串事件的动机和实质性证据。当时他正在追查一条线索，若线索看上去有眉目，他应该呼叫后援。可他并没有，而是直接进入了现场，自报了身份，接着丘奇先生做出了可疑的举动，因此我们才在这儿打这场官司。但即使博斯呼叫了后援，也无法保证有不同的结局。我是说，一个人要是在一名持枪警察面前抗拒命令，在两名警察面前也可能同样会抗命。”

钱德勒成功申请将最后这句话从庭审记录中删除。“为了断定博斯警探并未故意制造射击的机会，调查有没有研究过枪击的各个方面？”

“有过，的确如此。”

“有没有研究过博斯警探本人呢？”

“当然。关于他的行为，我们进行过严格的讯问。”

“问过他的动机吗？”

“他的动机？”

“警监，你和你的调查员是否知道三十年前博斯警探的母亲曾在好莱坞被杀，凶手未被抓获，而且她在遇害之前曾数次因‘流浪罪’被捕？”

博斯感到身体一阵灼热，仿佛审判室里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让他在聚光灯下被炙烤着。他知道大家确实都在看他，只好一动不动地盯着欧文，而欧文一语不发地看着前方，表情僵硬，鼻子两侧的皮肤有些发红。欧文没有回答，钱德勒穷追不舍。“警监，你知道博斯警探的人事档案里提到过这个情况吗？当他申请加入警察局，必须写明自己是否曾是犯罪的受害者时，他写的是母亲曾被杀害。”

欧文终于开口了：“不，我不知道。”

“我想在五十年代，流浪罪就是卖淫罪的委婉说法。那时洛杉矶极力否认本市正面临着严峻的犯罪问题，比如在好莱坞大道十分猖獗的卖淫行为，是这么回事吧？”

“我不记得了。”

钱德勒请求靠近证人，然后递上一沓薄薄的文件，给了欧文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阅读。欧文看文件时皱着眉头，博斯看不清他的眼睛。他脸颊上的肌肉隆起，在太阳穴下挤成一团。

“这是什么，欧文警监？”钱德勒问。

“这是一份尽职调查报告，是关于一场谋杀案的，时间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

“什么是尽职调查？”

“我们每年都要把所有悬而未决的案子评估一遍——我们叫尽职调查——直到我们认为结案无望为止。”

“受害者的名字和死因是什么？”

“马乔里·菲利普斯·洛伊，遭到强奸后被掐死，死亡时间是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她的尸体在好莱坞大道的一条巷子里被发现，就位于维斯塔街和高尔街之间。”

“调查报告的结论是什么，欧文警监？”

“上面说在当时，也就是案发一年后，因缺乏可供调查的线索，断定结案无望。”

“谢谢你。现在，还有一点要注意，报告的封面上有没有一栏写着直系亲属？”

“有，上面写着直系亲属是耶罗尼米斯·博斯，后面的括号里写着‘哈里’，‘儿子’的方框里做了记号。”

钱德勒看了一会儿拍纸簿，好让陪审团充分消化这条信息。审判室里无比安静，博斯都能听见钱德勒在拍纸簿上做笔记的沙沙声。“现在，”她说，“欧文警监，得知了有关博斯警探母亲的情况，你会再一次更仔细地调查枪击事件吗？”

欧文沉默了很久，说：“我不知道。”

“被博斯警探击毙的那个人，所涉嫌的罪行曾发生在博斯警探的母亲身上——他母亲的命案悬而未决，这个情况难道不是与你的调查密切相关吗？你却说不知道？”

“我……是的……这会儿我无法回答你。”

博斯想把头埋到桌子底下。他发现贝尔克已经停止写写画画，只是看着钱德勒和欧文。博斯努力克制愤怒的情绪，琢磨钱德勒是如何获得这份情报的。她可能是通过证据开示动议拿到了博斯的个人档案，可档案里没写博斯母亲遇害一案的细节和她的身份背景。钱德勒极可能是通过信息自由请愿书从档案馆拿到了那份尽职调查报告。

博斯蓦然发现自己已经漏掉了好几个问题。他回过神来，继续听钱德勒的提问。此刻他真希望自己能有一位像钱德勒一样的律师。

“警监，你或者任何内务处的警探有没有到过枪击现场？”

“没有，我们没去过。”

“所以你们掌握的情报来自发生枪击案的小组，小组成员又是听开枪者博斯说的，对吗？”

“基本上是这样，没错。”

“对于证物的位置，你本人并不了解，枕头下面的假发、卫生间洗脸池下面的化妆品，你都没亲眼见过，对吧？”

“是的，我不在场。”

“你相信我所说的证物的位置吗？”

“是的，我相信。”

“为什么？”

“报告里是这么说的——几位不同警官填写的报告都是。”

“可是所有报告上的信息都来源于博斯警探，不是吗？”

“不能这么说。当时现场挤满许多调查员，博斯又没教他们怎么写报告。”

“如你所说，在调查员挤满现场之前，博斯独自在那儿待了多久？”

“我不知道。”

“在你所知的任何报告里有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不清楚。”

“当博斯被起诉后，你曾想开除他，并把他的枪击事件移交给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来做犯罪指控，是真的吗，警监？”

“不是，没这回事。检察官审核了案情，决定不予起诉，只是走个过场。他们也说那次射击符合规章。”

好吧，我总算得了一分，博斯心想。这是欧文出庭作证后钱德勒的第一次失误。

“为博斯提供线索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她叫麦奎因，我记得是个妓女。”

“她一年后死了，死于肝炎。”

“在她病逝前，调查博斯警探和枪击事件时，是否也调查了她？”

“据我所知，没有，当时内务处由我负责。”

“调查枪击事件的两位内务处警探呢？我记得是叫刘易斯和克拉克。在枪击事件被定性为符合规章之后，他们有没有继续调查博斯？”

欧文想了一会儿才回答，他可能察觉到将要再次被击败。“除非他们背着我继续调查。”

“这两位警探如今身在何处？”

“他们也去世了，几年前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作为内务处的管理者，你难道不应该对将被免职的问题警官进行秘密调查吗？难道博斯警探不是问题警官吗？”

“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明确地告诉你，不是。”

“博斯警探违背办案流程，导致手无寸铁的诺曼·丘奇被击毙，为此他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他在一个调度期内被停职，然后被调往好莱坞分局。”

“换句话说，他被停职了一个月，然后从警界精英汇集的抢劫凶杀调查处降级，调往好莱坞分局，是这样吧？”

“你可以这么说。”

钱德勒合上了拍纸簿。“警监，假如卫生间里没有化妆品，诺曼·丘奇只能被证明是一个在公寓里召妓的寂寞男子，哈里·博斯警探还能留在警队吗？他会因为击毙丘奇而被起诉吗？”

“我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先生，我的意思是，难道不正是那些所谓的证物把丘奇先生和凶杀案联系在了一起，帮博斯警探解了围？它们不仅保住了他的工作，还让他免于被起诉。”

贝尔克起身反对，走上讲台。“她又在让证人做出推测性回答，法官大人。证人无法就根本不存在的某种情况做出解答。”

凯斯法官紧扣双手，靠在椅背上思考，然后突然靠近麦克风说：“钱德勒女士正在设法论证公寓里的证物是伪造的。至于她的论据是否充分，我不做评判，但既然这是她的任务，我认为她的问题值得回答。我允许证人作答。”

欧文考虑了片刻，然后说道：“我无法回答，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华纳动画《乐一通》（Looney Tunes）中的角色，留着一脸红胡子，总是手持双枪，是个脾气暴躁、性格霸道的人物。

11

欧文作证结束后休庭了十分钟，博斯出去抽了两根烟。在二次讯问环节，贝尔克只提了两三个问题。他就像在修补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子，而且他只有锤子没有钉子，损害已经造成了。

到目前为止，钱德勒已经精心地播下了怀疑的种子，让人们对丘奇和博斯都产生了疑问。在第十一起凶杀案中，丘奇有不在场证明，这为证明他是无辜的找到了可能。现在钱德勒又给博斯的行为安上了一个动机：为三十多年前的谋杀复仇。等到审判结束，种子一定会结出果实。

博斯回想着钱德勒对他母亲的描述。真是她说的那样吗？博斯从未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其实想法一直都在——复仇的想法和关于母亲的遥远回忆混在一起，飘忽不定，但他从未将这种想法剥离出来，认真剖析。那天晚上他为什么要单独行动？为什么不向莫拉或者任何听他调遣的警察求援？

博斯一直对自己和别人解释，那是因为他不信任那个妓女，如今他却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

博斯想得出神，没注意到钱德勒走出了法院大门，直到看到她的打火机蹿出火苗。博斯转过身，盯着她。

“我就待一小会儿，”她说，“只抽一半。”

“关我什么事。”博斯的第二根烟就要抽完了，“下一个是谁？”

“洛克。”

他是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博斯点点头，恍然发现钱德勒已经不再遵循“好人—坏人”模式，除非她觉得洛克是个“好人”。

“嗯，你干得不错。”博斯说，“不用我说你也清楚。”

“没错，不用你说。”

“你没准能赢——你很可能会赢，但归根结底，你看错我了。”

“是吗？你怎么知道？”

“是的，我知道，就是知道。”

“我得走了。”钱德勒把烟掐灭，那根烟还剩一大半，便宜了汤米·法拉第。

约翰·洛克博士戴着眼镜，头已经秃了，胡子也已变得灰白。他是一位大学教授，研究性行为，只要再拿上一把烟斗，就能打造出标准的学者形象。他说他在报纸上读到系列凶杀案的消息，于是主动要求为人偶师专案组提供心理学方面的协助。他帮助一位洛杉矶警察局的心理分析师完成了嫌疑人的第一份心理分析报告。

“跟陪审团说说你的专长。”钱德勒说。

“好的，我是南加州大学心理荷尔蒙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该中心的创立者。我在性行为、性偏差和性心理动力学领域展开过广泛的研究。”

“博士，请问什么是性偏差？请用我们能理解的话解释一下。”

“好的，用外行的话来说，性偏差就是大众常说的性变态——社会普遍排斥的性行为。”

“比如勒死性伙伴？”

“是的，这是其中之一。”

审判室里有人在窃窃私语，看上去他们觉得这些很有意思，洛克博士笑了。他在证人席上倒是很自在，博斯心想。

“你有没有写过关于上述三个主题的学术论文或者专著？”

“写过，我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还写过七本关于不同主题的书，儿童性发育、青春期前性偏差、施虐受虐症研究——用捆绑寻求性快感的那种——还包括色情作品和卖淫行为。我最新一本书写的是变态杀手儿童时期的成长史。”

“所以你的经验很丰富。”

“只是做研究而已。”洛克又笑了，博斯能感觉到陪审团对他有好感，十二双眼睛都注视着这位性学博士。

“你的新书，写变态杀手的那本，书名叫什么？”

“《黑暗之心：破解凶杀案的情欲模式》。”

“你说的情欲模式是指什么？”

“呃，钱德勒女士，请允许我岔开话题，我想我应该提供一些背景知识。”

她点点头，以示许可。

“性偏差研究总的来说有两个领域，或者说两个学派。我属于被称作精神分析的那一派，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个人性变态的根源是童年时所累积遭受的敌意。换句话说，性变态——其实，连同正常的性趣味，都形成于童年早期，并且在个体成年后表现出来。另一方是行为学派，他们认为性变态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举个例子，在家中遭到猥亵的儿童，成年后可能会有相同的行为。这两个学派——抱歉，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暂且称为学派吧——实际上分歧并不大。精神分析学家和行为学家其实观点十分接近，只是两方都不愿承认罢了。”他点点头，双手环抱在胸前，像是忘了原来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要讨论的是情欲模式。”钱德勒打断了他。

“哦，对了，抱歉，我偏题太远了。呃，情欲模式是我使用的术语，是指个人对理想性爱场景的性心理欲望的集合。其实，每个人都有理想的性爱场景，包括理想爱侣的身体特征、性爱地点、性行为的类型、嗅觉、味觉、触觉、音乐等细节，是所有能让这个人获得终极性爱体验的组成要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学术权威管它叫爱之图谱，就像一本通往终极体验的指南。”

“好的，在你的书中，你用这套理论来分析实施性侵后杀人的凶手吗？”

“是的，我研究了五个凶手，他们所犯下的谋杀案都跟性动机或性行为有关，我试图分析每个人的情欲模式，破解并追溯他们的童年成长历程。顺便一提，这些人的情欲模式都残破受损，而我想找出是什么地方出现了残破。”

“你如何选择研究对象？”

贝尔克起身表示反对，走上讲台。“法官大人，不管这些有多吸引人，我不觉得和案件有关。我相信洛克博士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我不认为我们要回顾另外五个杀人凶手的历史。我们要讨论的杀人凶手，洛克博士并未在书里提及，他的书我很了解，里面没讲到诺曼·丘奇。”

“钱德勒女士？”凯斯法官说。

“法官大人，贝尔克先生说得没错，这本书写的是实施变态性侵的杀人凶手，里面没有诺曼·丘奇。但这本书对本案意义重大，下面的几个问题会体现出来。我想贝尔克先生也发现了这点，所以才连忙反对。”

“好吧，贝尔克先生，我想也许十分钟前你就该反对了。一系列的讯问才进行到一半，现在我们进展顺利，我想应当听完所有问题，而且你不也说这些很吸引人吗？继续吧，钱德勒女士。反对无效。”

贝尔克垂头丧气地走回座位，低声对博斯说：“他俩肯定上床了。”声音刚好能让钱德勒听见，而凯斯法官听不见。钱德勒哪怕真听见了，也没做出任何反应。

“谢谢您，法官大人。”她说，“洛克博士，贝尔克先生和我都说过，你的书中没有提到诺曼·丘奇，是这样吧？”

“是的，没错。”

“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就在去年。”

“也就是人偶师的案子结案三年后？”

“是的。”

“好的，你曾是人偶师专案组的一员，一定非常了解案情，为什么不把诺曼·丘奇纳入研究呢？这看上去是个理所当然的选择。”

“表面上理所当然，但其实不是。首先，诺曼·丘奇已经死了，我想研究活着的、能配合我的杀人凶手——当然是被关起来的。我想找的是能进行访谈的人。”

“但是你写的五个凶手只有四个还活着，第五个叫艾伦·卡尔普斯的男子在你开始写书前就在得克萨斯被处决了。既然能研究他，为什么不能研究诺曼·丘奇？”

“钱德勒女士，因为卡尔普斯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度过，关于他的治疗和精神分析有很多记录可查。丘奇则什么都没有，他从没惹过麻烦，是个异类。”

钱德勒低头看了看她的黄色拍纸簿，翻过一页，让刚问出的有利证词就像一缕烟一样悬浮在安静的审判室里。

“但你至少还是对丘奇做了初步调查，对吧？”

洛克回答前犹豫了一下。“是的，我做了一点非常初步的调查。我联系了丘奇的家人，问他妻子是否愿意接受访谈，她拒绝了我。因为丘奇本人已经死了，又没有关于他的记录，只有谋杀案的真实细节，而我对那些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我没把他列为研究对象，而是去得克萨斯找了卡尔普斯。”

博斯看见钱德勒在拍纸簿上划去了几个问题，往后翻到新的一页，他猜钱德勒在改换战术。“你在与专案组合作时起草了一份凶手的心理分析报告，对吧？”

“是的。”洛克缓慢地说。他在椅子上调整了坐姿，挺直上身，准备回答接下来的问题。

“报告的依据是什么？”

“分析犯罪现场和杀人手段，结合我们对变态心理仅有的一点了解，找出我认为嫌疑人可能有的一些特征[1]——我这不是双关语。”

审判室里没人发笑。博斯环顾四周，看到旁听席变得越来越拥挤，心想这场审判可能是楼里最精彩的一场，没准也是全城最精彩的。

“你的心理分析不太成功，对吧？如果诺曼·丘奇就是人偶师的话。”

“是的，不太成功，但这很正常，因为猜测的成分很多。与其说这件事证明了我的失败，倒不如说证明了我们对人性知之甚少。直到丘奇被击毙的那个晚上，都没有任何人感知到他的行为——当然，被他杀害的女人除外。”

“你的话好像确认了诺曼·丘奇就是真凶，是人偶师。对于这个观点，你有无可争辩的事实依据吗？”

“嗯，我相信他是杀手，因为警方是这么说的。”

“假如回到当时，以你对诺曼·丘奇的了解，抛开警察告诉你的那些所谓的证据，你是否真的认为丘奇能犯下他被指控的罪行？”

贝尔克正要起身反对，但博斯用力按住了他的胳膊，制止了他。贝尔克转过脸来，愤怒地瞪了博斯一眼，这时洛克已经开始作答。

“我无法确认，也无法排除他的嫌疑，我们对他不够了解，总的来说，我们对人类心理不够了解。我只知道，任何人干出任何事都不足为怪，我可能是个性变态杀人狂，连你也有可能是，钱德勒女士。我们都有各自的情欲模式，大多数人的模式都很正常。有的人可能有点特别，但也只是有点情趣而已。另一些人则是极端反常，他们只能通过伤害甚至杀死性伙伴才能获得性快感和性满足，这是深埋心底的黑暗面。”

洛克说完，钱德勒低头看了看拍纸簿，又记了几笔。她没有马上问下一个问题，洛克自己说了起来。“不幸的是，黑暗的心不会显露在外。见识到黑暗面的受害者往往没有机会活着讲出来。”

“谢谢你，博士。”钱德勒说，“我问完了。”

贝尔克直奔主题，没问任何无关的预热问题。他那张红润的大脸上带着一副博斯从未见过的专注神情。

“博士，这些男人，所谓的性变态，他们长什么样？”

“跟大家一样，外表根本看不出来。”

“好的，那他们一直处在潜伏状态吗？我是说，一直在通过某种行为来满足他们变态的性幻想？”

“不会，其实研究发现这些人也清楚自己品味很变态，于是会尽力克制。勇于直面问题的人会努力克服问题，借助药物和心理疗法，最终往往能过上完全正常的生活。有的人每过一段时间都会被冲动所控制，不能自拔，于是他们放任冲动，犯下罪行。由变态的性心理所驱使的连环杀手往往展现出一定行为模式，这些模式每隔几天到一周时间就会重复出现，据此警察可以大致推断出凶手下次作案的时间。这是由于压力和作案冲动的积攒遵循着一定的周期，一般来说，两次作案的间隔会越来越短——每作案一次，犯罪的冲动都会再次袭来，一次比一次短，更难以抗拒。”

贝尔克靠在讲台上，沉重的身躯牢牢地压着讲台。“我知道了，他们有难以克制冲动而必须作案的时候，但是在两次作案之间的这段时间，他们是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还是站在角落流着口水，还是怎么着？”

“不是，不像你说的那样，作案间隔期会逐渐变短，直到连续作案，几乎不留间隔为止。但在那之前，他们不会像你说的那样。性变态可能会一直潜伏，伺机作案，但在间隔期内，他们处于正常状态。变态性行为——强奸、绞杀、窥阴等——能为凶手提供构成性幻想的记忆素材，他会在手淫或者正常的性生活中通过这样的记忆来构建性幻想，唤起性欲。”

“那么，他通过在脑子里回放谋杀的经过来激起性欲，以便进行正常的性行为，比如与妻子行房？”

钱德勒表示反对，为了避免引导性问题，贝尔克不得不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

“是的，他会在脑子里回放变态的性行为，以便用社会接受的方式完成性行为。”

“那么，他这样做时，比方说和妻子行房时，妻子可能都不知道他的真实欲望，对吧？”

“没错。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而且这样的人可以隐藏自己的阴暗面，继续正常工作、和朋友相处，对吧？”

“的确如此，这样的情况在性变态杀人犯身上屡见不鲜，有大量的资料记录，泰德·邦迪曾过着双重人生，兰迪·克拉夫特在南加州杀害了十几名搭便车的旅行者。我还能举出更多人名。他们在被捕之前之所以能杀害那么多人，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被捕通常只因为细节上的疏忽。”

“就像诺曼·丘奇？”

“是的。”

“在刚才的证言中，你说关于诺曼·丘奇早年的成长和行为，你无法找到或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所以没把他写进书中。这一情况是否让你怀疑警方关于丘奇就是真凶的说法？”

“一点也没有。我说过，这些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欲望隐藏在正常的行为中，他们知道这样的欲望无法被社会所容忍。相信我，为了隐藏欲望，他们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起初我的确考虑过以丘奇为研究对象，把他写进书中，但后来因为缺乏有价值的信息，不得不舍弃他。丘奇不是唯一的一个，我还对至少三个连环杀手做过初步研究，他们要么已经死亡，要么不肯合作，加上缺少关于他们的公共记录或背景信息，我只好作罢。”

“之前你提到，这些心理问题的根源是在童年时期种下的，为什么？”

“我应该说过‘可能’，问题的根源可能在童年时期种下。这是门复杂的科学，没有什么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回到你的问题上来，要是我能解答，我想我就没必要工作了。但和我一样的心理学者都认为性变态可以由情感或身体创伤引起，也可能两者都有，基本上是生理上的决定因素和社会习得因素的综合，很难准确定位，但我们认为问题发生在很早的时期，大致上在五到八岁之间。我的书中提到的一个家伙三岁时遭到叔叔的猥亵，我的看法或者说观点是，遭受猥亵的心理创伤使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令他成了杀害同性恋的凶手，他在犯下的大多数命案中都阉割了受害者。”

在洛克作证期间，审判室里变得非常安静，博斯听见后门被推开的轻响，回头一瞥，看见杰里·埃德加在后排坐了下来。他朝博斯点了下头，博斯抬头看了看钟，四点十五分，再过十五分钟今天的审判就要结束了。博斯知道埃德加一定是刚拿到了验尸结果。

“成年性变态凶手的问题根源，也就是儿童时期遭受的创伤，一定是公开明显的创伤吗？换句话说，一定是像遭受猥亵这样的痛苦经历吗？”

“不一定，也可能源于幼年时更为传统的情感压力，比如父母渴望子女出人头地的巨大压力，还有别的压力。很难通过假设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人类的性特征有太多方面。”

讯问结束前，贝尔克针对洛克的研究问了几个一般性问题。钱德勒在二次讯问的环节也问了几个问题，但博斯没兴趣听了。他知道要不是有重要线索，埃德加不会跑到审判室来。他回头看了两次墙上的钟，看了两次手表。最后到了交叉讯问环节，贝尔克说没有问题了，于是凯斯法官宣布休庭。

博斯看着洛克离开证人席，走出大门，两三个记者尾随他而去。接着陪审团起立，陆续离场。

贝尔克转向博斯，看着他说：“最好为明天做点准备，我猜该轮到你亮相了。”

“发现什么了，杰里？”博斯在走廊里跟上了埃德加，两人朝自动扶梯走去。

“你的车停在帕克中心？”

“对。”

“我的也停在那儿，我们走过去。”

两人站上扶梯，但没有说话，因为周围有太多从审判室出来的人。走上人行道摆脱了众人后，埃德加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白色表格递给博斯。

“好了，我们已经核实了，莫拉提供的丽贝卡·卡明斯基的指纹和埋在混凝土中的女人相吻合。我还去看了尸检结果，屁股上方的确有燥山姆文身。”

博斯打开表格，发现是一张标准的失踪人口报告的复印件。

“这是丽贝卡·卡明斯基失踪报告的复印件，她又叫玛格纳·库姆·劳德利，失踪二十二个月零三天。”

博斯看着那份报告。“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没错，毫无疑问就是她。尸检还确定了死因是扼颈窒息，绳结从右侧拉紧，很可能是左撇子干的。”

两人在沉默中走了半个街区。天色将晚，外面依旧很热，博斯感到有些意外。最后，埃德加开口了。“我说，很明显，我们已经核实了，这名死者看起来像丘奇的人偶，但绝对不可能是他干的，除非他死而复生……我去联合车站旁的书店里看了看，找到了布雷默的书《人偶师》，模仿犯所需要的所有细节书里都有。那本精装书在你把丘奇送进土里十七个月后才出版，书出版四个月后贝姬·卡明斯基才失踪，我们要找的凶手可以买下这本书，以它为某种范本，模仿人偶师的手法作案。”埃德加看着博斯笑了笑。“你是清白的，哈里。”

博斯点点头，但没笑。埃德加还不知道维乔雷克提供的录像带。

两人从坦普尔街走到洛杉矶大街。博斯没注意身边那几个在街角摇晃着杯子行乞的流浪汉，刚要穿过车水马龙的洛杉矶大街时，埃德加一把拽住了他。等绿灯时，博斯低头又扫了一遍那份报告，上面只有最基本的信息，记录着丽贝卡·卡明斯基外出“约会”之后一直未归，她去了日落大道的凯悦酒店见一个不知名的男子。报告只写了这么几句，没有后续，没有附加信息。报案人是一名叫汤姆·切罗内的男子，报告里说他是卡明斯基的室友，两人住在影视城。灯变绿了，博斯和埃德加走过洛杉矶大街，接着右拐走向帕克中心。

“你会去问问这个叫切罗内的家伙吗，那个室友？”博斯问埃德加。

“不知道，也许会抽空去问问。我更想知道你对整件事的看法，哈里。你认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查？布雷默的书是他妈的畅销书，每个读过的人都有嫌疑。”

博斯没说话。两人走到停车场，在岗亭前准备分别，博斯又看了看手中的报告，抬头对埃德加说：“这个我能留着吗？没准儿去找找那个家伙。”

“留着吧。还有件事要告诉你，哈里。”埃德加把手伸进衣兜，掏出另一张纸。那是一张黄色的纸，博斯认得那是传票。“接到传票时我正在验尸官办公室，搞不懂钱德勒是怎么知道我在那儿的。”

“你什么时候出庭？”

“明天十点。我跟人偶师专案组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应该都明白她要问什么，她要问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

[1]原文为makeup，也有“化妆品”的意思。

12

博斯把烟头扔进帕克中心门口的喷泉，那是殉职警察纪念碑建筑群的一部分。他推开玻璃门走进帕克中心，向前台的警员出示了警徽，然后朝电梯走去。黑色的瓷砖地面上画着一道红线引导访客前往警察委员会的听证大厅，一道黄线指向内务处，还有一道蓝线引导想要加入警队的申请者。警察们有个传统，就是等电梯时站在黄线上，这样去内务处的市民就不得不绕着他们走——那些市民通常都是去投诉的。这个传统还包括对那些市民怒目而视。

每次等电梯，博斯都会想起他在警察学院时参与的一场恶作剧。有一回他和另一个学员喝醉了酒，在风衣底下藏了几把刷子，还带上了几罐黑色和黄色的油漆，凌晨四点溜进了帕克中心。那是一次迅速又大胆的行动，博斯的同伴用黑漆盖住了地上的黄线，博斯用黄漆画了一条线，经过电梯，穿过大厅，进了男厕所，最终指向一个小便池。这场恶作剧让他们成为班上的传奇人物，甚至在老师那儿也成了名人。

博斯在三楼下了电梯，走到抢劫凶杀调查处。这儿现在空无一人，大多数抢劫凶杀调查处的警察都严格遵守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的上班时间，这样工作就不会妨碍他们从事副业。抢劫凶杀调查处的人是警察局的精英，所有最赚钱的副业都被他们包揽：为来访的沙特王子开车，给制片厂老板当保安，给拉斯维加斯一掷千金的大富豪当保镖——赌城警察局禁止当地的警察干兼职，所以这个肥差就留给了洛杉矶警察局。

博斯刚被提拔到抢劫凶杀调查处时，处里有好几位三级警探曾为霍华德·休斯[1]当过保镖。每当他们谈起那段往事，仿佛认为那才是在抢劫凶杀调查处工作的意义。这儿的工作是他们实现目标的捷径——为某个精神失常的亿万富翁当保镖的敲门砖。其实那个亿万富翁又需要什么保镖？他根本哪儿也去不了。

博斯走到房间最里面，打开一台电脑。等待显示器开启的片刻，他点燃一根烟，从衣兜里掏出了埃德加给他的那份报告。报告本身没什么意义，此前没人翻开，没人调查，没人关心。他注意到它是在警察局里填写的——汤姆·切罗内到过北好莱坞分局，在前台报的案。这说明报告极可能由一个实习期的新手或一个懈怠的老家伙所写，他们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不管怎样，报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成了例行公事。

切罗内自称是卡明斯基的室友。根据报告上的简单描述，报案两天前，卡明斯基告诉切罗内，她要去日落大道的凯悦酒店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陌生男子约会，但愿他不是个变态。之后她再也没回来，切罗内有些担心，于是报了警。警员填了报告，交给北好莱坞的警探，结果石沉大海。报告后来又被转送到洛杉矶警察局的失踪人口调查组，那儿有四名警探，负责处理这座城市每周收到的平均六十份失踪人口报告。

实际上，这份报告和其他报告夹在一起，从未被翻开看过，直到被埃德加和他的伙伴摩哥找出来。这些还不是让博斯心烦的事，不管是谁，只要花两分钟看看这份报告，就能猜出切罗内根本不是什么室友。博斯推算，在切罗内报案时，卡明斯基早已遭受不测，被埋进混凝土很久了，所以即使接到报案马上行动也于事无补。博斯在电脑里敲进了托马斯·切罗内这个名字，在加州司法部信息网里搜索。他找到并且猜对了，电脑显示切罗内四十岁，在过去许多年里曾因拉皮条九次被捕，因组织卖淫两次被捕。

这个切罗内是个皮条客，博斯很清楚，他是卡明斯基的皮条客。博斯发现他因为上一次犯罪正处在三十六个月的缓刑期内。他取出自己的黑色电话簿，把办公椅滑到一张有电话的办公桌前，拨通了县缓刑部门的电话，向接电话的值班人员报出了切罗内的名字和司法部识别号。值班人员查到了切罗内的现居住地址。看来这个皮条客越混越差，自从卡明斯基去了凯悦酒店再也没回来，他也从影视城搬到了凡奈斯。

挂断后，博斯想给西尔维娅打个电话，又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明天钱德勒很可能把自己请上证人席，要不要让她到场，目睹自己在证人席上被钱德勒逼入绝境。他决定还是不打了。

切罗内住在塞普尔韦达大道的一间公寓，那是一片妓女明目张胆接客、毫不遮掩的地方。天还没黑，博斯一数，两个街区长的一段路零星站了四个女郎。她们穿着露背吊带衫、超短热裤，在有车经过时像搭便车的人一样伸出大拇指，但显然她们只想搭车拐进停车场去做皮肉生意。

博斯把车停在范艾雷公寓对面的路边，这儿就是切罗内向缓刑监督官汇报的住址。墙上的门牌号有几个数字已经脱落，但依然可以辨认，因为烟尘把墙上其他地方染成了肮脏的浅黄色。这个地方需要重新粉刷、更换玻璃，墙上的裂缝要用石膏堵住，也许最好换一批租客。

走过大街时博斯心想，其实不如把这片彻底拆除，重新盖楼。公寓楼正面的防盗门一旁列着租户的姓名，切罗内的名字就在其中。他按下六号公寓的门铃，没有回应，于是点燃一根烟，打算在附近多待一会儿。他数了数租户的名字，一共有二十四间公寓。已经六点了，到了人们回家吃饭的时间，等一等总会有人露面。

他离开大门，回到路边。人行道上有一幅涂鸦，全都用黑漆画成，那是本地帮派的名称。还有一句用大写字母拼成的话，写着：“你会是下一个罗迪·金[2]吗？”博斯心想，这么有名的一个名字，几乎随处可见，随处都能听见人说，竟然还有人写错了。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孩来到铁栅栏门前。博斯算好时间走了过去，等女人打开门时他刚好走到门口。

“你见过汤米·切罗内吗？”他走到女人身边问。

女人忙着照顾几个孩子，没工夫回话。博斯走进院子，先熟悉了一下环境，寻找贴着六号的那扇门——切罗内的公寓。院子里的水泥地上也有涂鸦，画着一个博斯不认识的帮派徽记。他在一楼最靠里的那扇门上看到了“6”，门前放着一个烧烤架，窗户下方还停着一辆带辅助轮的儿童自行车。

自行车不符合切罗内的身份。博斯往窗户里看，可窗帘拉上了，只留下一道三英寸宽的缺口，里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他敲了敲门，习惯性地站到一侧。一个墨西哥女人打开了门，她看上去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身上穿的粉色睡衣有些褪色。博斯看见这个身材矮小的女人身后有一个小男孩，正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看着黑白电视里的西班牙语节目。

“你好，”博斯用西班牙语问，“汤姆·切罗内先生在吗？”

女人瞪着博斯，眼中充满了恐惧。她垂头耸肩，显得更加矮小，还用胳膊护住隆起的肚子。

“我不是坏人，”博斯说，“我是警察，我找托马斯·切罗内，他在这儿吗？”

女人摇摇头，就要把门关上，博斯伸手挡住了门，绞尽脑汁用自己仅会的西班牙语问她认不认识切罗内、他在哪儿。女人说他每周只来一次，来取邮件、收房租。她后退一步，指了指简易桌上的一小沓邮件。博斯看见最上面一封是美国运通的信用卡账单，是金卡。

“有他的电话吗？我有急事。”

女人垂下头，回避博斯的目光。她的犹豫正好说明她知道电话号码。

“帮帮忙。”

女人让博斯稍等，走进了屋里。女人离开后，坐在地上的男孩转过头来看着博斯，博斯能看出来电视里正播着某种竞猜节目。他觉得不自在，转而看向院子，回头时发现男孩正朝他微笑，把手比作枪的样子，嘴里发出砰砰的声音，还咯咯直笑。这时女人拿着一张纸条走了出来，上面只写了一个本地的电话号码。

博斯把号码抄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跟女人说他要拿走邮件。女人转身看了看简易桌，嘴里念念有词，好像是说她要坐在邮件上，不让他拿走。博斯告诉她没关系，最后她终于拿起那沓邮件递给了博斯，眼中再次流露出恐惧。

博斯退了出去，正要离开，忽然又停下来回头看着女人，问她租金是多少。她说每周一百美元，博斯点点头离开了。

回到大街上，博斯在隔壁公寓楼前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拨通了市区的呼叫中心，向接线员报上了刚拿到的号码，让对方查一下地址。等回话的空隙，他回想起刚才那个孕妇，不知道她为什么留在这儿，难道她在故乡墨西哥的某个小镇遇上了麻烦？博斯知道，对有些人来说，光是来这儿的旅途就已经历尽艰险，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回去。

博斯正在翻看切罗内的邮件，一个“搭车女”走了过来。她穿着一件橙色的背心，挺着隆过的胸脯，牛仔短裤裁剪得非常短，露出大部分大腿，连白色的裤兜也露了出来。她带着一副倦容，看起来像个白粉妹——为了吸上一口可卡因，愿意随时随地做任何事情。她的容貌已经凋零，但博斯觉得她可能还不满二十岁。她说：“嘿，亲爱的，想约会吗？”

博斯有点惊讶，笑道：“你得更谨慎一点，你不想蹲监狱，对吧？”

“哦，见鬼！”她说完转身就走。

“等一下，等一下，我认识你吗？啊，我见过你。你叫……叫什么来着，姑娘？”

“听着，伙计，我不跟你废话，也不跟你上床，我得走了。”

“等等，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是觉得咱俩见过。你是汤米·切罗内的姑娘吗？是吧，咱俩一定是在他那儿见过。”

听到这个名字，女孩稍稍放慢了脚步。博斯甩下电话赶紧跟了上去，电话悬吊在电话线上摆动着。她停了下来。“听着，我已经不跟汤米混了，好吗？我还有事。”她扭过身子，朝着街上往南开的车伸出拇指。

“等一下，我有点事要问你。告诉我汤米现在在哪儿，我有事找他。”

“什么事？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几年前有个女孩，叫贝姬，你记得吗？金色头发，喜欢口红，和你一样隆过胸，她可能用过玛吉这个名字。我找她。她当时在汤米手下干活，你记得她吗？”

“那会儿我来都没来，再说我都四个月没见过汤米了。你在胡扯。”

她走开了，博斯在后面喊道：“我给你二十美元！”

她停住了，走了回来。“要干吗？”

“给我地址。我没跟你胡扯，我要找汤米谈谈。”

“好吧，给我。”

博斯从钱包里掏出二十美元递给她，忽然想到凡奈斯纠察队很可能就在某处盯着，纳闷为什么他会给一个妓女二十美元。

“去绝景公寓试试。”她说，“我不记得门牌号什么的，但他就在顶层。别跟他说是我告诉你的，不然他会弄死我。”

她把钱收进钱包走开了。博斯不必问她绝景公寓在哪儿。他目送她拐进两栋公寓之间的巷子消失了，很可能是去买毒品了。他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要给她钱，而不给六号公寓的那个孕妇。他回到电话旁，接线员已经挂了电话。

博斯重新拨通呼叫中心，从接线员那儿问来了号码对应的地址——谢尔曼奥克斯街区，塞普尔韦达大道，绝景公寓P-1套间。刚刚的二十美元打了水漂，成了别人的毒资。他挂了电话。

他在车里翻完了邮件，一半是垃圾邮件，剩下的一半是信用卡账单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广告。还有一张来自《成人影片演员指南》颁奖晚宴的邀请函，晚宴将于下星期在里西达举办。

博斯拆开装有美国运通信用卡账单的信封，一点也没把这一违法行为放在心上。切罗内是个处在缓刑期的罪犯，还对监督官撒了谎，一定不会投诉。这个皮条客当月花了一千八百五十五美元五美分。账单有两页，博斯看到有两张飞往拉斯维加斯的机票，两项“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消费记录。博斯知道维多利亚的秘密，他偶然在西尔维娅那儿看到过女式内衣的邮购产品目录。在一个月内，切罗内邮购了将近四百美元的女式内衣。在缓刑部门登记的那间公寓被他转租给了可怜的孕妇，收来的租金却被拿去给妓女买内衣。一想到这儿博斯就怒火中烧，不过他有了一个好主意。

绝景公寓绝对是加州最理想的寓所，它沿着一条商业街而建，租客出了公寓就能直接到商业街，完全用不着南加州文化和人际交往的主要工具——汽车。博斯把车停在商业街的车库，从后门走进大厅。大厅地上铺着意大利风格的大理石，中间摆着一架自动钢琴。博斯听出正在演奏的是凯比·卡洛威的名作《来我家的人都要用餐》。

电梯间的安全门旁有一本电话簿和一部电话，P-1套间对应的名字是“孔茨”，博斯觉得这个姓氏一定是圈内才懂的笑话。他拿起电话，按下了号码。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博斯说：“美国快递公司，有你的快递。”

“呃，”女人问，“谁寄的？”

“嗯，上面写着……这字迹我认不清，像‘维克托的秘书’[3]什么的。”

“噢，”女人在电话那头笑了，“需要我签字吗？”

“是的，女士，要签字。”

女人没有打开电子防盗门让博斯进去，而是下楼来取。博斯在玻璃门前站了两分钟，忽然发现自己这招没用，他穿着西装，手里也没有包裹。他转过身去背对着电梯间，这时银色的电梯门缓缓滑开了。

他往钢琴那儿走了一步，低着头装作被它吸引而没有注意到电梯到了。他听见身后的防盗门打开的声音，于是转过了身。

“送快递的是你吗？”

她有一头金发，虽然只是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浅蓝色牛津布衬衣，看上去也十分妩媚动人。两人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博斯就明白她已识破计谋。她正要关门，博斯赶紧上前把门推开，挤了进去。

“你要干吗？我——”

博斯捂住她的嘴，害怕她高声尖叫。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半个脸，女人眼神中的恐惧越发明显。这时博斯又觉得她没那么妩媚了。

“没事。我不会害你，我只想和汤米聊聊。我们上去吧。”

他缓缓拿开手，女人没有尖叫。“汤米不在这儿。”她悄声说。这是合作的信号。

“那我们等等他。”博斯轻轻把她往电梯的方向推了一下，接着按下了按钮。

她没撒谎，切罗内不在屋里。博斯大致检查了一下这套家具齐全的公寓。有两间卧室，两个卫生间，一个阁楼以及一个屋顶私人花园。没过多久，切罗内回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份《赛马论坛》走进屋时，博斯刚走上阳台，俯瞰塞普尔韦达大道和繁忙的文图拉高速公路。

切罗内先是对博斯微笑，接着突然愣住了。那些坏家伙遇到博斯时常常是这种反应，博斯觉得是因为他们认出了自己，大部分情况的确如此。在过去的几年里，博斯的照片屡次登上报纸和电视，就在本周还刚刚出现过一次。博斯相信那些读报看新闻的坏家伙对警察的照片一定会看得更仔细，以为这样对他们有利，因为能记住需要提防的对象，实际上却让他们产生了熟悉感。切罗内之所以微笑，是因为他误以为博斯是位久违的朋友，然后才意识到博斯可能是敌人——警察。

“没错，就是我。”博斯说。

“汤米，是他逼我带他上来的。”女孩说，“他说他是——”

“闭嘴！”切罗内吼道。他对博斯说：“你要是有搜查令，不会自己一个人来。没有搜查令，就给我滚出去。”

“观察力很敏锐嘛。”博斯说，“先坐下，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去你的问题，滚出去！”

博斯坐到一张黑色皮沙发上，掏出一根烟。“汤姆，我要是走了，就去找缓刑监督官，汇报你虚报地址的把戏，撤销你的缓刑。管缓刑的人要是听说你报一个地址，住另一个地址，一定会皱眉头，何况你报的是个破烂地方，住的是绝景公寓。”

切罗内把报纸扔向房间另一头的女孩。“瞧你干的好事！”他说，“给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女孩也明白这会儿最好什么也别说。切罗内抱着胳膊在客厅站着，似乎不打算坐下。他是个大块头，有些发胖，估计经常光顾好莱坞或德尔玛的赛马场，喝着鸡尾酒看着马儿跑，在那儿打发了许多个下午。

“好吧，你想干吗？”

“我想打听一下贝姬·卡明斯基。”

切罗内一脸疑惑。

“不记得了？玛吉·库姆·劳德利，金色头发，你可能还让她隆过胸。你领着她走上拍片子的路，业余还让她接活儿，然后她就消失了。”

“她怎么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二十二个月零三天前的事，我听说。”

“那又怎样？她回来了？说我什么坏话了？根本不算数。叫她上法庭，老兄。我们走着瞧——”

博斯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狠狠地给了切罗内一耳光，又猛推了一把。切罗内翻过黑色的皮沙发，滚到地上，眼睛瞥向那个女孩。博斯明白自己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羞辱的力量有时比拿枪对着脑门更强大。切罗内的脸涨得通红。给出的那一耳光让博斯的手生疼，他俯下身子，冲倒在地上的切罗内说：“她没有回来，你心里清楚。她已经死了，你填失踪人口调查表时就知道。你只想撇清关系。告诉我，你怎么知道她已经死了？”

“听着，老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但你知道她回不来了，为什么？”

“只是我的预感。她失踪两三天了。”

“你这种家伙不会只凭一点预感就去找警察，你这种家伙连家里失窃了都不敢报警。我没说错吧？你只想撇清关系。你不想背负罪名，因为你知道她不可能活着回来。”

“没错，不只是预感，行了吧？有个家伙，我没见过他，但他的声音和说的一句话很耳熟，明白吗？我派玛吉去找他，玛吉没回来，我才突然明白，想起他来。以前我还派过别的女孩去找他，结果那个女孩死了。”

“谁？”

“霍莉·勒尔[4]，她的真名我不记得了。”

博斯记得，霍莉·勒尔是妮科尔·纳普的艺名，人偶师的第七名受害者。博斯在沙发上坐下，取出一根烟叼在嘴里。

“汤米，”女孩说，“他要抽烟。”

“闭上你的臭嘴。”切罗内说。

“可是，你说屋里不许抽烟，只能上阳——”

“闭上你的臭嘴！”

“妮科尔·纳普。”博斯说。

“没错，就是她。”

“警察说是人偶师杀了她，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一直觉得是，直到贝姬失踪了，我才想起那个家伙说的话。”

“可你没告诉任何人，你没报警。”

“就像你说的，我这种人不会报警。”

博斯点点头。“他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他说‘今晚我有特殊的需求’，就是这句话，两次他都是这么说的。而且他的声音很诡异，就像是咬着牙说的。”

“就这样你还派人去见他？”

“玛吉失踪后我才意识到不对劲。你看，我还填了报告。我告诉警察她去的酒店，可他们什么也没做。不能只怪我一个。妈的，警察说那家伙被抓了，说他死了，我以为安全了。”

“对你来说是安全了，可你派到街上的那些女孩呢？”

“我要是知道还会派她去吗？我在她身上可投了不少钱呢，伙计。”

“我知道你投了钱。”

博斯打量了一番屋里的那个金发女孩，不知道再过多久她就会变得和街头收了二十美元的那个女郎一副模样。他猜测跟切罗内混的姑娘最后都被榨得一干二净，要么沦落到在街头竖起大拇指，要么死于非命。博斯转过头看着切罗内。“丽贝卡吸烟吗？”

“什么？”

“她吸烟吗？你跟她一起住，你应该知道。”

“不，她不吸烟，那习惯多恶心。”

切罗内抬起头，对金发女孩怒目而视。博斯把烟头扔在白色的地毯上，起身用脚踩灭。他走向门口，开门前停下了脚步。“切罗内，住你那间破公寓的女人……”

“她怎么了？”

“她不用再交房租了。”

“你说什么？”切罗内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的自信心稍稍恢复了一点。

“我说她不用再给你交房租了。我会不定期地去看她，如果她还交房租，缓刑监督官就会接到电话，你的把戏就到头了。缓刑会被撤销，你回去蹲监狱。你的生意在监狱里可不太好打理吧，每层牢房只有两部电话，由监狱里的兄弟来决定谁能用、用多久，我猜你得给他们分成。”

切罗内怒气冲冲地瞪着博斯，太阳穴上青筋暴起。

“我去看她时，最好她还住那儿。”博斯说，“要是让我听说她回墨西哥了，我就把账算到你头上，还是会打电话。最好还是让她住在那儿。”

“你这是勒索。”

“不对，你这混蛋，我这叫正义。”

博斯没关门。在通往电梯的走廊上，他又听见了切罗内的吼声：“闭上你的臭嘴！”

[1]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1905－1976），美国商业巨头、投资人、电影制片人、飞行员。生前为世界最富有的传奇人物之一，晚年患有精神强迫症。

[2]原文为Roddy King，指罗德尼·金。

[3]原文为Victor's secretary，与女士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英文读音相近。

[4]原文为Lere，与“淫笑”（leer）英文读音相近。

13

博斯遇上了晚高峰的最后时段，在去西尔维娅家的路上行驶缓慢。他进屋时，西尔维娅坐在餐厅的桌子前，穿着发白的蓝色牛仔裤和格兰特高中的T恤衫，正在看学生的读书报告。她在布凯峡谷的格兰特高中教书，给十一年级的学生开设的英文课中有一节叫“文学作品中的洛杉矶”。她曾告诉博斯，之所以上这一课是为了让学生更了解这座城市。她的学生大多来自其他地方和国家。她还说她带了一个班，班里的学生共有十一种不同母语。

博斯把手搭在她的背上，俯身吻了她一下。他看见孩子们的读书报告写的是纳撒内尔·韦斯特的《蝗虫之日》。

“读过吗？”她问。

“很久以前。有个高中老师逼我们读过，她是个疯子。”

西尔维娅用肘部顶了一下博斯的腿。“好啊，聪明人。我把难啃的和好懂的作品交替着布置给学生看。今天我让他们读的是《长眠不醒》。”

“他们肯定觉得这书是因为无聊才叫这么个名字。”

“你心情不错嘛。有什么开心事？”

“其实没有，一切都糟糕透了。不过在你这儿就不同了。”

西尔维娅起身拥抱博斯。博斯上下抚摸她的后背，他知道她喜欢这样。

“案子有什么进展？”

“没什么进展，出现了各种状况。我可能陷入了泥潭。不知道结束后我能不能改行当个私家侦探，就像马洛[1]。”

西尔维娅把他推开。“你说什么？”

“我说不清，有些事今晚我得好好想想。我要用一下厨房的桌子，你就在这儿接着看作业吧。”

“该你做饭了。”

“这样啊，那我得请上校[2]帮忙了。”

“见鬼。”

“嘿，英语老师可不能这么说话。上校有什么不好？”

“他都死了多少年了。算了，就这样吧。”她冲他笑了笑。这种情况时常发生，轮到博斯做饭时，他就带她出去吃。博斯也明白，一想到吃炸鸡，她一定很失望。可是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他必须仔细想一想。

看着西尔维娅的脸，博斯其实很想向她坦白自己曾经做过的所有坏事。但他知道还不能说，西尔维娅也知道。

“我今天教训了一个男的。”

“什么？为什么？”

“因为他侮辱女人。”

“男人都干这种事，哈里。你把他怎么了？”

“我把他打翻在地，当着他女人的面。”

“他肯定是活该。”

“明天我不想让你去法庭。钱德勒很可能传我作证，我不想让你去那儿。场面肯定很尴尬。”

西尔维娅沉默了片刻。“你为什么要这样，哈里？你跟我说一些事，其他事却又要保密？有时候我俩很亲密，有时候又……你跟我说你把别人打翻在地，跟你自己有关的事却不说。关于你，你的过去，我又知道些什么？我们应当好好谈谈，哈里。我们必须谈谈，否则我们最终会相互嫌弃。那种经历我有过一次了。”

博斯点点头，又低下了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太多别的事情让他不堪重负，根本顾不上考虑眼前这个问题。

“你要劲脆鸡块吗？”他终于挤出一句。

“好吧。”

西尔维娅接着去看作业，博斯出门去买晚餐。

吃罢晚餐，西尔维娅回到餐厅，博斯在厨房的桌子上打开公文包，取出蓝色的谋杀之书。桌面上有一瓶亨利·魏因哈德啤酒，但没有香烟。他不会在屋里抽烟，至少在西尔维娅睡着前不抽。

他抽出第一个文件夹，把十一名受害者的档案在桌上摊开，然后拿起啤酒瓶，站起身，好一眼就能看全。每份档案的封面上都贴着死者遗体的照片，那是她们被发现时的模样。摆在他面前的有十一张照片。博斯想了一会儿案情，然后走进卧室，在昨天穿过的西装衣兜里找了找，那张宝丽来照片还在里面。

他把照片拿到厨房，和其他照片放到一起。残破、扭曲的身体，浓艳的妆容，空洞的双眼，虚假的笑容，构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组画。她们都赤身裸体，暴露在警方摄影师的刺眼强光下。

博斯把啤酒一饮而尽，继续凝视，仔细看每一个名字、每一个死亡日期、每一张脸。她们都是迷失在暗夜之城里的天使。博斯看得入神，没察觉到西尔维娅走了过来。

“我的天！”看到照片，西尔维娅低声说。她朝后退了一步，一只手拿着一张学生的作业纸，另一只手捂着嘴。

“对不起，西尔维娅。”博斯说，“我应该提醒你别过来。”

“她们都是受害者？”

博斯点点头。

“你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想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我觉得再看一遍所有照片也许能有点启发，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可你怎么受得了这些照片？你就那么站在那儿看着。”

“我必须看。”

西尔维娅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作业纸。

“那是什么？”博斯问。

“没什么。呃，有个学生写了点东西，我本打算念给你听。”

“念吧。”博斯走到墙边，关上了悬在桌子上方的灯，照片和博斯都陷入了黑暗。餐厅里的灯光穿过厨房门，照在西尔维娅身上。“念吧。”

她举起作业纸说：“是个女生。她写道：‘韦斯特预言了洛杉矶承平之日的终结。他看见天使之城化为绝望之城，希望在此地被疯狂的众人碾碎。他的书就是警告。’”她抬起头。“她还写了很多，不过我只想念这几句。她只是个上高级课程的十年级学生，但她似乎抓住了作者迫切想要表达的东西。”

西尔维娅不是一个悲观的怀疑者，博斯羡慕她这一点。这个学生一定是剽窃了别人的话，这是博斯的第一反应——不然“承平之日”这个词她从哪儿听来的？但是西尔维娅忽略了这些，她总能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博斯看到的则是阴暗面。

“真不错。”博斯说。

“她是个非裔美国人，每天坐公交上学。她是学生里最聪明的，我有些担心她坐公交。她说路上要七十五分钟，她就用这段时间完成我的阅读任务。可我担心她好像很敏感，也许有点敏感过头。”

“给她些时间，她的内心会结出一层茧。所有人都这样。”

“不，不是所有人，哈里。所以我才担心她。”她注视着黑暗中的博斯，“对不起，打扰你了。”

“你永远不会打扰我，西尔维娅。对不起，我不该把这些照片带过来。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拿回我那儿去。”

“不，哈里，我想要你待在这儿。你想喝咖啡吗？”

“不用了，我不喝。”

西尔维娅回到了餐厅。博斯打开灯，重新俯视照片。死者脸上都涂着化妆品，所以她们看上去很相似，但在种族、身材、肤色等方面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洛克曾告诉专案组，受害者的这些特征之所以变化多样，是因为凶手是个相机而动的捕猎者，外貌特征对他来说无所谓，俘获受害者并实施自己的性侵计划才是他的第一要务。他不关心对方是黑人还是白人，只要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挟持受害者就行。他专挑底层的人下手，所挑选的目标在落入他的手中之前早已沦落为受害者。她们是甘愿向陌生人投怀送抱、任人玩弄的女人。她们来往于世间，说不定哪天就会上钩。人偶师是否仍旧逍遥法外，这是博斯现在最想弄清楚的问题。

博斯坐了下来，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洛杉矶西部地区的地图。地图上的折痕磨损严重，有的地方已经裂开。他打开地图，铺在照片上面。地图上的黑色贴纸还在，标示发现尸体的地点，每个黑点旁边写着受害者的名字和发现尸体的日期。在丘奇被击毙之前，专案组没发现这些位置有什么特别之处。抛尸地点从锡尔弗湖区一直延伸到马利布，西部地区各处都有人偶师的抛尸点，但是大部分尸体集中在锡尔弗湖区和好莱坞，只有一具尸体在马利布，一具在西好莱坞。

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的尸体出现在好莱坞南部，比其他地点更偏南，也是唯一一具被掩埋的尸体。洛克说抛尸点的选择很可能是出于方便的原因。丘奇死后，洛克的观点好像得到了验证，有四具尸体被遗弃在离锡尔弗湖公寓一英里的范围内，另外有四具虽然在好莱坞东部，但开车过去也花不了多久。

尸体被发现的日期对于调查则完全没有帮助，没有任何规律。起初，发现尸体的时间间隔呈递减趋势，接着开始变得毫无规律。人偶师有时隔五周作案，然后等两周，接着又是三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模式，专案组的警探只好放弃。

博斯继续思考，开始看每名受害者的身份介绍。多数人的介绍很简短——只有两三页而已，记录了她们不幸的人生。有一名受害者晚上在好莱坞大道接客，白天去一家美容学校学习。另一名一直往墨西哥的奇瓦瓦汇钱，远方的父母以为她在有名的迪士尼乐园当导游。有几名受害者身上有一些奇怪的联系，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有三名好莱坞大道的妓女每星期都去找同一个医生打针，专案组跟踪监视了那个医生三个星期。一天晚上正在监视他的时候，真正的人偶师在日落大道诱捕了一名妓女。第二天，妓女的尸体在锡尔弗湖被发现。

还有另外两名受害者去看过同一个医生——一个贝弗利山的整形外科医生为她俩做过隆胸。这个发现曾令专案组成员一致觉得有希望，因为整形医生能改变人的形象，这和人偶师为受害者化妆有共同点。他们把这个整形外科医生也列为监视对象。但他没有任何可疑举动，家庭生活美满幸福，还为妻子整形，使她符合自己的品味。就在博斯接到举报电话、击毙诺曼·丘奇的时候，他们还在监视那个医生。

据博斯所知，两个医生都不知道自己曾被监视。布雷默在他的书里为两人使用了化名。

受害者的身份资料看了大约三分之二，看到第七名受害者妮科尔·纳普的时候，博斯猛然发现了潜藏在模式之下的模式。他以前不知为何一直没注意到，专案组、洛克、媒体，所有人都没看出来。大家把所有受害者归入了同一类，觉得妓女就是妓女，但其实还是有不同点。她们有的是站街女，有的档次更高一点，是伴游女郎。在这两类之中，有的人也是舞女，有一个是脱衣舞女，还有两个人拍色情电影——如同最新发现的受害者贝姬·卡明斯基——她们也提供应召服务。

博斯把第七名受害者妮科尔·纳普和第十一名受害者雪琳·肯普的资料和照片单独拿到一边。她俩都是色情片女演员，艺名分别是霍莉·勒尔和希瑟·库姆希瑟。

他又在文件夹里翻找，找到了唯一一名幸存者的资料。这个从凶手身边逃走的女人也是色情片演员，也在业余时间提供应召服务。她名叫乔治娅·斯特恩，艺名叫“天鹅绒盒子”，在当地的小报上登了应召服务的广告。有一回，她应约前往好莱坞之星汽车旅馆去见一位顾客。进旅馆房间之后，顾客让她脱衣服，她转过身去宽衣解带，故作矜持，以为这样更能勾起顾客的兴致。突然，她被自己皮包的带子勒住了脖子，身后的人在用力勒紧带子。她拼命挣扎，也许所有受害者都拼命挣扎过，但只有她用肘部猛击了凶手的肋骨，于是得以挣脱，转身照着凶手的裆部就是一脚。

她光着身子逃出房间，早已抛下刚才的矜持。等到警察来到旅馆房间，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三天之后，这一事件才通过层层筛选传递到专案组手中。那个旅馆房间已被用过十几次了——旅馆提供钟点房服务——已经无法采集到有用的证物。

如今回顾这份报告，博斯才明白为什么警方根据乔治娅·斯特恩的描述所绘制的模拟画像跟丘奇一点也不像。

因为还有另一个人。

过了一个钟头，博斯把文件夹翻到最后一页，那儿记录了与调查有关的关键人物的电话和地址。他走到墙上的电话旁，拨通了约翰·洛克博士的住宅电话，但愿过去四年这位心理学家没有换号。

铃响五声，洛克接了电话。

“抱歉，洛克博士，这么晚了还打扰你。我是哈里·博斯。”

“哈里，你还好吗？抱歉今天没跟你聊几句。我知道，对你来说不是聊天的时候，不过我——”

“没错，博士，听我说，我有新发现，跟人偶师有关。我有些东西想拿给你看，听听你的意见。我这会儿去找你方便吗？”

洛克沉默了很久才回答。“和报上说的新案子有关吗？”

“是的，还有别的事。”

“好吧，我看看，快十点了。你确定不能等到明天早上说吗？”

“明天早上我要上法庭，博士，得在法院待一整天。我有重大发现。如果你能抽点时间，我真的非常感谢。十一点前我就能到，不到十二点就走。”

洛克没有回答，博斯不知道是因为这位言辞和善的博士怕他，还是仅仅不愿意请一个杀过人的警察到家里来。

“还有，”没听见回答，博斯接着说，“我觉得你一定会感兴趣。”

“那好吧。”洛克说。

博斯记下了地址，把所有资料放回两个文件夹里。西尔维娅在门口踟蹰，看见照片已经收了起来才走进厨房。

“我听见了你打的电话，你要去他那儿吗？”

“没错，马上就去，劳雷尔峡谷。”

“出什么事了？”

他停下匆忙的举动，把两个文件夹夹在右胳膊下。“我……呃，我们漏掉了东西，我们搞砸了。我认为一直就有两个人，我刚刚才看出来。”

“两个凶手？”

“我觉得是，想问问洛克。”

“今晚你还回来吗？”

“说不好。可能会很晚。我想不如回我那儿去，检查一下邮件，换几件干净的衣服。”

“周末的计划要泡汤了，是吧？”

“什么——哦，对，隆派恩……是啊，嗯，我——”

“不要紧。不过中介带人来看房时，我想去你那儿待着。”

“没问题。”

西尔维娅走到门前，打开了门，叮嘱博斯一定要小心，明天记得给她打电话。博斯给了肯定的答复。走到门口，他停住了脚步，说：“我发现，你说对了。”

“什么说对了？”

“你刚刚对男人的评价。”

[1]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的《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等数部侦探小说中的男主角，曾是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员，后来做了私家侦探。

[2]指肯德基的创始人哈兰德·大卫·桑德斯（Harland David Sanders，1890－1980），多被称为桑德斯上校。

14

劳雷尔峡谷横穿圣莫尼卡山，连接着影视城与好莱坞、日落大道。峡谷南段从穆赫兰道开始向下延伸，高速四车道合为狭窄的两车道，恨不得要来往车辆迎面相撞。峡谷里，各类建筑混搭在一起，四十年前的好莱坞式平房挨着当代高层玻璃建筑，边上还有些华而不实的房子。哈里·胡迪尼[1]在陡峭的山坡上盖了座城堡，吉姆·莫里森[2]的小木屋旁的小市场至今仍是峡谷里唯一一处商业区。

劳雷尔峡谷是新贵群体的居所——摇滚歌星、作家、电影演员和毒贩来此定居。他们敢于直面泥石流的威胁，敢于忍受糟糕的交通拥堵，就为了在劳雷尔峡谷安家。洛克的家在瞭望山道，那是劳雷尔大道的一条岔路，是条坡度很陡的山道，博斯的那辆警察局款随想曲爬起坡来相当吃力。他要去的地方很好找，因为房子的正面闪烁着蓝色的霓虹灯。博斯把车停在路边一辆彩色大众面包车后面，那辆车至少用了二十年了。劳雷尔峡谷就是这样，仿佛处在时空隧道。他下了车，把烟头扔到地上踩灭。街上又黑又静。他听见随想曲的发动机冷却时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底盘下面散发出一股汽油燃烧过的气味。他把手伸进车窗，拿出那两本文件夹。

博斯花了将近一小时才到洛克家，这让他有时间重新梳理思绪，仔细思考隐藏在模式中的模式，他还发现了验证新想法的关键。

洛克开了门，手中拿着一杯红酒。他光着脚，身穿蓝色牛仔裤和医生的绿衬衣，脖子上用皮绳拴着一大块粉色水晶。“晚上好，博斯警探。请进。”他领着博斯穿过门厅，走到一间宽敞的会客用餐厅。最里面有一扇敞开的法式门，门外是砖砌的露台和灯光下的蓝色泳池。博斯注意到浅粉色的地毯又脏又破，但对于一位大学性学教授兼作家而言，这个地方已经算很不错了。他发现泳池里的水泛着涟漪，好像有人刚游完泳。他似乎还闻到了大麻的气味。

“这地方不错。”博斯说，“我俩差不多是邻居，我住在山那边，在伍德罗·威尔逊山道。”

“噢，是吗？那你怎么这么久才过来？”

“其实，我不是从家里来的。我在朋友家，在布凯峡谷。”

“啊，是女朋友吧，所以才花了四十五分钟。”

“抱歉，让你久等了博士。我们快开始吧，早点说完，免得耽误你太久。”

“好的，请讲。”洛克示意博斯把文件夹放在餐桌上。他没问博斯要不要来一杯红酒、需不需要烟灰缸或者泳裤。

“抱歉，打扰你了。”博斯说，“我尽量说快点。”

“嗯，你说过了。我也希望早点结束，出庭作证已经把我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推迟了一天，今晚正打算加班。”

博斯注意到他的头发并没有湿，也许他一直在工作，而另外有个什么人在游泳。

洛克在餐桌前坐下，博斯先给他看了看星期一出现在警察局的字条，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把混凝土金发女尸相关案件准确地叙述了一遍。讲到新发现的死者的详情，博斯看见洛克双眼放光，听得饶有兴致。博斯讲完后，他抱起双臂，闭上眼睛说：“让我先想一想，我们再讨论。”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博斯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过了二十秒，博斯忍不住说：“你再想想吧，我借电话一用。”

“在厨房。”洛克闭着眼说。

博斯在文件夹里找到阿马多的住宅电话，打了过去。他听出来自己打扰了分析师的美梦。博斯先表明身份，接着说：“抱歉吵醒你了，但是这个新的人偶师案进展太快了。你看过报上的报道了吗？”

“看了，可他们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人偶师犯案啊。”

“对，我就在调查这个，我有个疑问。”

“问吧。”

“你昨天出庭时提到每个受害者都有强奸取证包，现在在哪儿？我是说，证物在哪儿？”

阿马多沉默许久，然后说：“可能还在证物储藏室。验尸官办公室的规定是结案后证物保留七年，以防有上诉或别的情况。你的嫌疑人已经死了，没理由把证物保留那么久，但清理证物储存柜需要验尸官的指令，很可能验尸官还没顾上，没想起来这件事，在你，呃，杀了丘奇之后。这套程序走完需要流转太多层级，我猜取证包应该还在原处。管理员只会等到七年之后再申请丢弃。”

“太好了，”博斯的声音里明显带着几分激动，“状况怎么样？还能当作证物使用吗？还能拿去分析吗？”

“我想应该不会变质。”

“你最近活儿多吗？”

“活儿一直就多，不过你说的话让我很在意，到底怎么回事？”

“我需要你帮我取出第七名和第十一名受害者的证物包，就是妮科尔·纳普和雪琳·肯普的，记住了吗？七和十一，你就记七十一，跟那个便利店一样。”

“记住了，七十一，然后呢？”

“对照检查一下体毛样本，找找两个女人身上有没有来自同一人的外来毛发。大概需要多久？”

“三四天，我们得送到司法部的实验室检验。我能让他们加急处理，也许能快点出结果。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为什么这么做？”

“我觉得除了丘奇，还有另一个凶手，一个模仿犯，是他杀了第七名和第十一名受害者，还有这周刚发现的死者。我觉得他可能没有丘奇那么聪明，把自己的体毛剃光。要是你在样本中发现来自同一人的毛发，就能验证我的想法。”

“嗯，关于那两名死者，七和十一，现在我就能告诉你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博斯等他继续说。

“在我出庭作证前，我再次查看了所有案情，所以记得很清楚，你明白吧。记得我说过有两名受害者受到过严重的创伤吗？阴道撕裂？就是那两名，七和十一。”

博斯想了几秒钟，他听见洛克在餐厅里喊他。“哈里？”

“马上就来了。”他应道，又对电话里的阿马多说，“有些蹊跷。”

“就是说第二个家伙，不管是谁，他比丘奇更粗暴，所以那两个女人受伤最严重。”

博斯猛然领悟了。阿马多的证词当时有一处很怪异，现在说得通了。“避孕套。”他说。

“避孕套怎么了？”

“你说那盒避孕套是十二只装，里面剩三只。”

“没错！用过九只。减去第七和第十一名受害者，就是九名受害者。这就说得通了，哈里。没问题，明天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办这个，最多三天。”

挂了电话，博斯怀疑阿马多今晚可能要睡不着觉了。他回到餐厅，洛克已经重新斟了一杯酒，依然没问博斯要不要来一杯。博斯在他对面坐下。“我想好了。”洛克说。

“说吧。”

“你说这周发现的尸体符合人偶师案件的所有手法？”

“没错。”

“只是现在遗弃尸体的方式变了，以前其他死者都是丢弃在公共场所，现在是隐蔽的弃尸点，还有什么？”

“嗯，从证人的证词来看，我们能排除丘奇杀害第十一名受害者的嫌疑。有个家伙拿出了一盘录像带——”

“什么家伙？”

“在法庭上作证的人。他是丘奇的朋友，出示了一盘录像带，显示第十一名受害者遇害时丘奇在和朋友聚会，录像带非常可信。”

洛克点点头，没说话。至少他没闭上眼，博斯心想。洛克捻了捻灰色的胡须，博斯也跟着做了同样的动作。

“还有第七名受害者。”博斯把从切罗内那儿问来的线索告诉了洛克，包括那个皮条客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虽然声音识别不能作为证物，但从论证的角度讲，他说的是实话，能把混凝土里发现的女尸和第七名受害者关联上。录像带证明丘奇没杀第十一名受害者。阿马多，也就是我们那儿验尸官办公室的分析师，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他说第七和第十一名死者身上有相似的创伤，和其他死者相比，她俩受伤更重。我还记得一件事，就是化妆品。丘奇死后，警方在他位于海珀利安街的公寓里发现了化妆品，记得吧？只能与九名受害者挂上钩，有两名受害者的化妆品没找到，也就是——”

“七和十一。”

“没错，所以我们能在这两起案件之间建立多重联系。根据皮条客听到的顾客的声音，第十二名受害者——也就是本周发现的女尸，也跟它们有某种联系。再考虑一下这三个女人的生活方式，联系就更紧密了。她们三人都是艳星，都提供应召服务。”

“我看出来了，模式中的模式。”洛克说。

“还没说完。现在，我们算上唯一的一个幸存者，她也是上门服务的艳星。”

“而且她描述的凶手跟丘奇长得一点都不像。”

“一点没错。我想是因为她遇到的根本就不是丘奇。我认为三个受害者加上幸存者遇到的都是另一个凶手。其他九个属于一组，她们死于丘奇之手。”

洛克站起身来，手捏着下巴，开始在餐桌旁来回踱步。“还有吗？”

博斯翻开一本文件夹，取出地图和一张对折的写满日期的纸。他小心翼翼地把地图在桌上铺开，俯身细看。“好了，你看。如果我们把九个受害者叫作A组，三个受害者叫作B组。我在这张地图上标出了A组受害者的抛尸地点。你瞧，把B组受害者排除在外，就能看到密集的地理分布。B组受害者的发现地点在马利布、西好莱坞、好莱坞南部，而A组集中在好莱坞东部和锡尔弗湖区。”博斯用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个圈，表示丘奇抛尸的区域范围。“海珀利安街在这儿，差不多是这片区域的中心——这是丘奇的猎杀场地。”他直起身子，把那张对折的纸放在地图上。“这张纸上列出了十一起凶杀案的日期。你看，起初有稳定的间隔模式——三十天、三十二天、二十八天、三十一天、三十一天，接着模式全乱套了，记得吗？当时我们都很困惑。”

“是的，我记得。”

“后来是十二天，接着是十六天，然后是二十七天、三十天和十一天。模式打乱了，变得无规律可循。可我们把A组和B组的日子分开之后……”博斯打开纸，里面是两列日期，洛克凑过去，在光线下仔细研究它们。博斯看见洛克光秃秃的头顶上有一道疤痕，还有许多小斑点。“A组现在有了稳定的模式，”博斯接着说，“有清楚的、规律的间隔期——三十天、三十二天、二十八天、三十一天、二十八天、二十七天和三十天。B组的两个案子之间相隔八十四天。”

“压力控制得更好。”

“什么？”

“凶手通过作案来实现自己的性幻想，两次作案的间隔长短由累积的压力所决定。我在作证时说过。能越好地控制压力，作案的间隔时间便越久。第二个凶手更善于控制压力，至少当时是那样。”

博斯看着洛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掏出一根烟，点着了。洛克没说什么。“我只想知道，有可能吗？”博斯问，“我是说，你知道有类似的案例吗？”

“当然有可能，黑暗的心不会独自跳动。在你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就能找到大量的案例，足以证明这是可能的。比如说山腰绞杀二人组，甚至还有本书是讲他们的，书名叫《两人同类》。还有八十年代初的‘夜行者’和‘日落大道扼杀者’，两人的犯罪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说完全有可能。”

“这些我都知道，但还是不一样。我参与过调查，所以我知道不同点。山腰绞杀二人组的两名凶手一起作案，他们是表兄弟。另外两个案子有相同点，但有更多不同处。我们现在的案子是一开始有一个凶手，后来有个模仿犯，他模仿得是如此细致，以至于躲过了我们的视线，让他给逃脱了。”

“两个凶手分别独立作案，但是用完全相同的手法。”

“一点没错。”

“我还是那句话，什么都有可能。再举个例子，记得八十年代在奥兰治和洛杉矶两地作案的‘高速公路杀手’吗？”

博斯点点头。他没参与过这个案子，知道的不多。

“嗯，有一天警方运气好，抓到一个叫威廉·博宁的越战老兵。他们确定他和几个案子有关，认为其他案子也是他干的。博宁被关进了死囚牢房，可命案还在接连发生，一直持续到一位巡警在高速公路上拦下了那个叫兰迪·克拉夫特的家伙，他的车里装着一具尸体。克拉夫特和博宁不认识对方，可有一段时间他们秘密地共用着同一个绰号——高速公路杀手。两人分别作案，四处杀人，被警方当成了同一个人。”这跟博斯的想法极为相似。洛克继续说着，似乎已经完全不介意深夜被打扰了。“你知道吗，我在圣昆廷监狱调研时认识了那儿的一个看守。他说他们那儿有四个等着被处决的杀人凶手，包括克拉夫特和博宁。呃，他们四个每天都打牌，桥牌。他们四个总共犯下了五十九起杀人案，竟然还有心情打牌。总之我要说的是，那个看守说克拉夫特和博宁的思考方式非常相似，两人配合打牌几乎从来没输过。”

博斯开始收起地图，他没有抬头。“克拉夫特和博宁，他们的作案手法相同吗？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但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存在两个凶手。在我们这个案子里，模仿犯更聪明，他知道怎么做才能把警察引向相反的方向，让丘奇背负所有罪名。后来丘奇死了，不能再帮他打掩护了，模仿犯就转入了地下。”

博斯抬头看着洛克，一瞬间脑子里灵光乍现，让他得以从全新的角度看待所有问题，仿佛台球桌上的母球猛地撞向球堆，各色花球四散飞去。可他一句话也没说，新的想法实在是耸人听闻，绝不能说出口。他转而问了洛克另一个问题。“即使这个模仿犯转入地下，他还继续重复人偶师给尸体化妆的步骤，这是为什么呢？又没有人看得见。记得吗，我们认为人偶师把尸体遗弃在公共场所，还给死者化妆，都是他情欲模式的一部分，能让他产生性冲动。既然尸体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人发现，为什么第二名凶手要模仿相同的手法？”

洛克把双手撑在桌上，想了一会儿。博斯好像听见露台上有响动，他朝法式门外面望去，只看见亮着灯的泳池和上方漆黑的陡坡，肾形的泳池水面现在已经平静。他看了看手表，已是午夜时分。

“这是个好问题，”洛克说，“我不知道答案。也许模仿犯知道尸体终究会被发现，也许他自己也希望被发现。你瞧，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假定，四年前是模仿犯给你和报社寄来了字条，这说明他的犯罪模式里有表现欲。丘奇显然不觉得有必要嘲弄追捕他的人。”

“模仿犯通过嘲弄我们来获得快感。”

“正是这样，他享受这个过程，嘲讽追捕他的人，同时所有谋杀的罪责都被推给了真正的人偶师。明白吗？”

“明白。”

“很好，后来出了什么事呢？真正的人偶师丘奇被你击毙了。模仿犯失去了掩护，他要继续杀人，但这回他把受害者埋了起来，埋在混凝土里。”

“你是说他仍旧继续着他的情欲模式，给死者化妆什么的，只是后来他把死者埋了起来，以免被发现。”

“这样就没人知道了。是的，他还在继续他的情欲模式，因为那从一开始就让他感到兴奋，但他再也不能把尸体遗弃在公共场所，因为会暴露他的秘密。”

“那么为什么要写字条？为什么前几天要给警察写字条，暴露藏尸位置？”

洛克一边绕着餐桌踱步，一边思考。“自信。”最后他终于开口，“在过去的四年里，模仿犯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在变态杀人凶手的崩解阶段，这是常见的特征，是自信的声明，显示自己正变得坚不可摧，但事实上，变态杀人狂会露出破绽，逐步崩解，暴露弱点，最后被警方发现。”

“因为他四年前犯下命案而逃离法网，他觉得自己不可战胜，于是又给我们送了一张字条来嘲弄我们？”

“正是如此，但这还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骄傲，是作者的身份。和人偶师有关的官司刚开庭审理，他想借机出一回风头。你一定能理解，他渴望因为自己的表演而得到关注，毕竟之前是他送来了字条，不是丘奇。他内心膨胀，觉得警察抓不到他，我觉得，说他把自己奉为神明也不为过，所以前几天他才写了字条。”

“有本事来抓我。[3]”

“没错，一个老掉牙的把戏……而且，他之所以写字条，有可能是因为他还在生你的气。”

“生我的气？”博斯有些惊讶，他从没这么想过。

“是的，你夺走了丘奇，你毁了他完美的掩护。字条的出现与媒体报道对你的官司极为不利，对吧？”

“对啊，可能让我完蛋。”

“是啊，所以这也许是模仿犯报复你的方式，他在向你复仇。”

博斯把整件事仔细想了想，感觉到肾上腺素飞速涌向全身。已经到了午夜，他一点也不困。现在他有了目标，已经不再迷茫。

“你觉得还有更多尸体，是吗？”博斯问。

“你是说还有更多女尸埋在混凝土里，或类似的隐蔽地点？是的，我觉得恐怕真是这样。四年太长了，恐怕还有更多死者。”

“怎样才能把他揪出来？”

“我也不知道。一般到了调查最后才会轮到我出马，在凶手被捕之后或者死后。”

博斯点点头，合上文件夹，把它们夹到腋下。

“还有一件事，”洛克说，“看看受害者群体都是什么人，凶手如何接近她们？三名死者，一名幸存者，你说她们都拍色情片？”

博斯把文件夹放回桌上，又点燃一根烟。“是的，她们还都提供应召服务。”

“好的。所以丘奇是个机会主义杀手，找什么人下手不挑体形、年龄、种族，模仿犯却有更具体的喜好。”

博斯快速回忆了一遍艳星的情况。“没错，模仿犯杀害的都是白人、年轻女孩、金发、大胸。”

“这就是一个清晰的犯罪模式。这些女人有没有在成人娱乐媒体上登过应召服务的广告？”

“我知道两名死者登过，还有那个幸存者。最后那名死者也提供上门服务，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登过广告。”

“那三个人的广告，上面有她们的照片吗？”

博斯只记得霍莉·勒尔的广告，上面没有她的照片，只有她的艺名、电话号码，还有一句粗俗的广告语。“没有，我记得其中一则广告没有照片，有她拍色情片用的艺名。只要熟悉她演的色情片，就能知道她的体貌体征。”

“很好，我们已经分析了模仿犯的犯罪模式，他通过成人录像挑选符合情欲模式的女人，然后在成人娱乐媒体的广告里寻找她们的名字，再联系她们。我有没有帮到你，博斯警探？”

“帮了大忙，感谢你能抽出时间。请先保密，现在我还不确定能否将这些情报公之于众。”博斯再次拿起文件夹，向大门走去。

洛克叫住了他。“我们还没聊完呢，不是吗？”

博斯转过身，虽然他心里清楚，但还是问了句：“什么意思？”

“你还没说最棘手的地方，模仿犯是怎么学到人偶师的作案手法的。专案组没把人偶师作案的所有细节都透露给媒体，当时还没有。我们严密封锁消息，即使有神经病冒认是他们干的，也说不出案情细节。这是为了保险起见，让专案组能快速排除冒认的人。”

“所以呢？”

“所以问题来了，模仿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

“不对，你知道。布雷默先生的书让全世界都能查到案情细节，这当然能解释混凝土里的金发女尸……但我想你也注意到了，第七和第十一名受害者无法解释。”

洛克说对了，这正是博斯之前想到的。他故意不去想，因为他害怕背后暗含的可能性。洛克说：“答案是模仿犯秘密得知了案情细节，正是这些细节诱使他作案。你得记住，我们要对付的家伙很可能有过剧烈的心理斗争，恰好遇到了符合他需要的情欲模式。这个男人已经有了心理问题，不管在作案过程中是否显现。他是个心理变态，哈里，他看到人偶师的情欲模式才恍然大悟——‘这正是我想要的，能满足我的’。于是他模仿了人偶师的手法，彻头彻尾地模仿。问题是，他是怎么知道的？答案是，他有了解案情的权限。”

两人对视了片刻，博斯说：“你是说是个警察，是专案组的某个人。不可能。我也在专案组，我们都希望抓到凶手，没有谁……对这事感到兴奋。”

“可能是专案组成员，哈里，只是可能。但你要记住，知道隐情的不止专案组，还有验尸官、调查员、巡警、摄影师、记者、救护员、发现尸体的路人——很多人都有办法了解到模仿犯所掌握的那些案情。”

博斯试图在脑子里快速生成一份分析报告，洛克看懂了他在干什么。“必须是参与调查或者与调查有关的人，哈里。不一定在关键环节，也不一定自始至终参与，但一定与调查有交集，使他有办法了解人偶师作案手法的所有细节，远多于当时公众知道的情况。”博斯什么也没说，洛克催促他。“还有什么，哈里？再把范围缩小。”

“左撇子。”

“可能是，但也不一定。丘奇是左撇子，模仿犯只要用左手就可以完美地模仿丘奇的手法。”

“没错，不过还有字条。可疑文件调查组的人认为字条是用左手写的，虽然他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们从来就没有。”

“好的，那么可能是左撇子。还有呢？”

博斯又想了想。“也许抽烟，混凝土里发现了一个烟盒。那个受害者卡明斯基不抽烟。”

“好的，很好。你需要好好思考这些问题，能帮助你缩小范围。真相就在细节里，哈里，我敢肯定。”

山坡上吹来凉爽的夜风，穿过法式门，让博斯感到一丝凉意。该走了，该回去独自思考了。“再次感谢。”博斯再次走向大门。

“你打算怎么做？”洛克在身后问道。

“还不知道。”

“哈里？”

博斯停在门口，回头看着洛克。泳池在洛克身后的黑暗中发出幽蓝的光。“模仿犯，他也许是长久以来最狡猾的一个。”

“因为他是个警察？”

“因为他可能对案情知道的和你一样多。”

车里很冷。峡谷的夜总伴随着一种黑暗的寒冷。博斯启动发动机，静静地驶下瞭望山道，来到劳雷尔峡谷。他向右拐，来到峡谷里的市场，买了一提六罐装的铁锚蒸汽啤酒，然后带着啤酒和疑惑开上了穆赫兰道。他驶上伍德罗·威尔逊山道，回到了山崖边正对着卡文加山口的小房子。他没有留灯，因为每次去找西尔维娅时，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回来。

博斯把随想曲停到房前，打开了第一罐啤酒。一辆车缓缓驶过，把他留在黑暗里。他看见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从环球影城升起，扫过天际，穿透了屋顶上方的云彩，另一根光柱紧随其后。啤酒爽滑甘醇，喝下肚后有些后劲，于是博斯把酒瓶放回盒中，不再喝了。

他知道让他心烦意乱的不是啤酒的后劲，而是雷·莫拉。在所有参与调查的人中，有不少人都熟悉人偶师的作案手段，而莫拉是唯一让博斯内心纠结的人。模仿犯的三个受害者都是艳星，都拍色情片，那是莫拉熟悉的领域，她们几个莫拉可能都认识。此刻有个疑问牢牢占据了博斯的内心——难道是莫拉杀害了她们？这个念头让博斯心神不宁，可他知道不得不考虑这种可能性。按照洛克的建议，博斯自然应当从莫拉开始调查。在博斯看来，莫拉这位纠察队的警察正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游走于两个世界的人：色情业和人偶师案件。这只是巧合，还是足够将莫拉划为嫌疑人的证据？博斯无法确定，他明白无论莫拉是清白还是有罪，他都必须谨慎行事。

屋里有一股霉味，博斯径直走到里屋推开了滑动门。他站在门口聆听了一会儿山脚下公路上传来的汽车呼啸声。这种声音从不停止，不管什么时间、什么日子，山下总是车来车往，就像血液在城市的静脉里流动。

电话答录机上闪烁着数字3，博斯按下回放键，点燃了一根烟。第一段语音是西尔维娅的，她说：“我只想跟你说声晚安，亲爱的。我爱你，小心点。”

第二个是杰里·埃德加：“哈里，我是埃德加。告诉你一声，案子不归我查了，欧文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明天一早把所有资料移交给抢劫凶杀调查处，由罗伦伯格警督接手。当心点，兄弟，当心代号六。”

当心代号六，博斯明白，就是当心你的身后。自打从越南回来，他还是头一回听见这个说法，但他知道埃德加从未去过越南。

“是我，雷。”最后一段语音说，“我在琢磨混凝土女尸案，有几个想法你可能感兴趣。明天早上回我电话，我们聊聊。”

[1]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匈牙利裔美国魔术师，享誉世界的逃脱表演大师。

[2]詹姆斯·道格拉斯·“吉姆”·莫里森（James Douglas “Jim” Morrison，1943－1971），美国诗人、摇滚歌星，大门乐队（The Doors）主唱。

[3]出自19世纪末英国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写给伦敦大都会警察局的一封嘲讽信。

15

“我想要延期。”

“什么？”

“你必须把审判往后推，去跟法官说。”

“你他妈的在说什么，博斯？”

博斯和贝尔克坐在被告席上，等待星期四上午的审判开庭。两人在大声地耳语，贝尔克骂人时有些装腔作势，像个企图混入八年级团体的六年级小子。

“我是说昨天那个证人维乔雷克说对了。”

“什么对了？”

“不在场证明，贝尔克。没杀第十一名死者的证明是真的，丘奇没有——”

贝尔克吼道：“等一下！”然后低声说：“你要向我承认杀错了人，我可不想听，博斯。不是时候，太晚了。”他转过头去看拍纸簿。

“贝尔克，你他妈的听我说，我什么都没承认，我没弄错人，可我们漏掉了另一个家伙，凶手有两个。丘奇杀了九个人——我们比对化妆品确认他杀了九个。另外两个，还有前几天在混凝土里找到的那个是别人杀的。你必须申请让审判暂停，让我们先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要是在法庭上泄露相关消息，就会打草惊蛇，那个模仿犯就知道快要查到他头上了。”

贝尔克把钢笔往拍纸簿上一扔，笔从桌子上弹起，掉在了地上。他没有起身去捡。“我告诉你怎么办，博斯，我们不会申请暂停审判。哪怕我想停可能也停不了——法官和钱德勒穿一条裤子。只要她反对就一定不可能，没法延期，我根本提都不会提。博斯，有件事你必须搞清楚，这是一场审判，你的人生全由它掌控，而不是你掌控它。你不能指望每次要换个说法，法院就为你休庭……”

“你说完了吗？”

“是的，说完了。”

“贝尔克，你说的我都懂，但我们必须为调查着想，还有个家伙在外面杀人。要是钱德勒把我或者埃德加请上证人席，问我们问题，凶手就会得知我们查到的所有线索，我们就再也抓不到他了。这是你想要的吗？”

“博斯，我的职责就是打官司。按你说的做，对你不利——”

“话虽如此，可你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贝尔克？我们已经很接近真相了。推迟到下个星期，到时候我们一起来这儿，把财迷钱德勒打得落花流水。”

博斯靠向椅背，远离贝尔克。他已经不想争吵了。

“博斯，你当警察多少年了？”贝尔克看都没看他，“二十年？”

差不多是二十年，不过博斯没有理会他，他知道贝尔克想说什么。“你想坐这儿给我讲真相？上一次你看到一份真实的警方报告是什么时候？上一次你不掺水分照实填写搜查申请是什么时候？你想要真相，就去找牧师或者别的什么人，我也不知道该找谁，但别来这儿。干了二十年的警察，你应该懂，在这儿发生的事跟真相没有一丁点关系，跟正义也没有关系，这是我以前在法学书上读到的话。”贝尔克转过头去，从衬衣口袋里掏出另一支钢笔。

“好吧，贝尔克，你说了算。但我还是要告诉你调查情报会怎样泄露，它会一点一点地被盘问出来，过程难堪。这正是钱德勒的专长，她会让大家以为我杀错了人。”

贝尔克没有理会博斯，继续在黄色拍纸簿上写东西。

“你个笨蛋，她会把我们问得体无完肤。你一直诋毁她，说她和法官搞不正当关系，可你我心里都清楚，其实是你技不如人。我再说最后一遍，申请延期。”

贝尔克起身绕过桌子去捡刚才掉落的钢笔。直起身子后，他整了整领带和袖口，又坐了下来。他凑近拍纸簿，看都没看博斯，说：“你是怕她，对吧，博斯？你不想上证人席，接受那个婊子的讯问。害怕她的问题会揭露你的真面目：一个嗜杀成性的警察。”说完，贝尔克转过脸看着博斯。“可惜太晚了。轮到你出场了，别退缩，没有延期，好好演。”

博斯站起来，俯身瞪着肥胖的贝尔克。“去你的，贝尔克。我要出去。”

“很好。”贝尔克说，“我说，你们这些家伙都一个德行。你干掉了一个家伙，然后来到这儿，还以为自己戴着警徽就有某种特权，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为警徽是你了不得的令牌。”

博斯走出审判室，来到公用电话前，拨通了埃德加的办公号码。铃响一声埃德加就接了起来。

“昨晚上的信息我收到了。”

“好的，呃，我要说的都说了，案子不归我管了。抢劫凶杀调查处的人早上来拿走了我的材料，他们还在你那儿翻了翻，不过没拿东西。”

“谁去的？”

“希恩和奥佩尔特，你认识吗？”

“认识，他们还不错。你接到传唤要出庭作证吧？”

“是的，我十点过去。”

博斯看见第四审判室的门开了，一位法警探出头来示意博斯过去。“我得挂了。”

回到审判室，钱德勒站在讲台上，法官正在说些什么，陪审员还未入席。“其他传票的情况呢？”法官问。

“法官大人，今天早上我们事务所正在通知相关人员，取消传唤。”

“非常好。那么，贝尔克先生，你准备好了吗？”

博斯走进大门，贝尔克与他擦肩而过，走上讲台，看都没看他一眼。“法官大人，因为事出突然，我想申请半个小时的休庭，好和委托人商量一下。我们会在半小时后准备就绪。”

“非常好，我们就这么办，休庭半小时，半小时后你们双方都回这儿来。博斯先生，我希望你别到处跑，下次我出来宣布开庭，希望你能在场。我不想再派法警去走廊里找你，被告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何时应该出现在何地。”

博斯没有回话。

“抱歉，法官大人。”贝尔克替他道了歉。

法官离开了座席，他们还站在原地。贝尔克说：“走吧，我们去走廊那头的会议室。”

“出什么事了？”

“走吧，去大厅对面。”

他们正要走出审判室的大门，布雷默刚好进来，手里拿着笔和本子。“嘿，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博斯说，“休庭半小时。”

“哈里，我有话要跟你说。”

“过会儿吧。”

“很重要。”

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旁有几间小会议室，跟好莱坞分局的审讯室差不多大。博斯和贝尔克走进一间，在一张灰色的桌子两侧坐下。

“怎么了？”

“你那个女英雄要放弃传唤。”

“钱德勒还没有讯问我就要放弃传唤？”博斯觉得难以理解，“她这是干吗？”

“她精明到家了，这是很高明的一招。”

“为什么？”

“你看这个案子，她现在占上风，如果今天就结束审判，交给陪审团裁决，谁会赢？她会赢。你看，她知道你在证人席上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就像我那天跟你说的，是输是赢全靠你自己。你也许能把她驳得体无完肤，也许会搞砸。她知道如果请你作证，她会先提问，然后我会针对她的问题再向你提问——把她的论点一一驳倒。现在她把顺序颠倒了，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不传你作证，然后输掉官司；要么传你作证，把进攻的主动权交到她手里。真够精的。”

“那我们怎么办？”

“传你作证。”

“不延期吗？”

“什么延期？”

博斯点点头。贝尔克还是没改变计划，不会延期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和贝尔克打交道的方式不对，他本该尽量让贝尔克自己提出延期，那样也许能成功。博斯开始感到紧张——一种一步步靠近未知事件的忐忑。这种感觉他以前也有过，那是在越南，在他第一次钻进地道时，他知道那是恐惧感，就像绽放在胸口的一朵黑色蔷薇。

“我们有二十五分钟，”贝尔克说，“别再说什么延期了，我们过一遍你的证词。我提问引导你，陪审员会跟着我们走。但是记住了，你必须慢慢说，否则他们跟不上，好吗？”

“我们有二十分钟。”博斯纠正了他，“上证人席之前，我得出去抽根烟。”

贝尔克只当没听见，接着说：“记住，博斯，官司输了可能要赔好几百万。可能花的不是你的钱，但你的事业会彻底完蛋。”

“什么事业？”

二十分钟后，博斯走出会议室，布雷默等在门口。

“全听见了？”他和布雷默擦肩而过，走向自动扶梯。

布雷默跟了上来。“没有，老兄，我没偷听，我是在等你。新案子有什么进展？埃德加什么都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查到死者身份了没有？”

“查到身份了。”

“她是谁？”

“不是我的案子，伙计，不能透露。再说，我一告诉你，你转身就跑去告诉财迷钱德勒，对吧？”

布雷默停下了脚步。“什么？你说什么？”他连忙跑到博斯身边，低声说，“听我说，哈里，你也是我的线人，我不会这样害你。要是她拿到了内部消息，你得查查别人。”

怪罪这名记者，博斯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他没有证据。“你确定？是我弄错了？”

“绝对是，你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我不会那么做。”

“那好吧。”这是博斯最接近于道歉的话。

“那你能告诉我死者身份吗？”

“不能，不是我的案子。问问抢劫凶杀调查处。”

“抢劫凶杀调查处接手了？他们从埃德加那儿拿走了案子？”

博斯站上了扶梯，回头对着布雷默点点头。扶梯缓缓下降，布雷默没跟过来。

博斯走出法院大门，财迷钱德勒已经站在台阶上了。他点燃一根烟，转头看着她。“出其不意啊。”

“什么？”

“放弃传唤。”

“只有蠢货贝尔克才觉得出其不意，”她说，“换了任何一个律师，都能想到这招，我几乎有点为你难过，博斯，几乎，但还没有。民事诉讼究竟谁能胜诉向来是未知数，但是和市检察官办公室委派的律师对阵，总像玩过家家一样。蠢货贝尔克那种家伙，在外边根本活不下去……要是你的律师必须打赢官司才能填饱肚子，那他准是个瘦子。可不管是赢还是输，市政府都要定期付给他工钱。”

钱德勒的话当然没错，但这也不是新鲜事了。博斯笑了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其实有点喜欢她。虽然她误解了博斯，可不知为何，博斯竟喜欢上了她。也许是因为她的执着，因为她的愤怒是如此纯粹——哪怕她有些误会。也许是因为她不害怕在法庭之外和博斯说话。他看见贝尔克刻意避开丘奇的家属，每次法官宣布休庭，贝尔克总是坐在被告席上，直到确认丘奇的家属全都离开大厅，下了扶梯，才起身离席。而钱德勒从来不耍这样的把戏，她是个直爽大方的玩家。

博斯心想，她的做法就像两个拳击手在比赛铃响之前互相触碰拳击手套，以示全力以赴。博斯换了个话题。“我跟汤米·法拉第聊过了，他现在叫汤米·法拉第。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没告诉我，只说出了正义这破事，不懂什么意思。”

钱德勒吐出一缕青烟，沉默了片刻。博斯看看表，他们还有三分钟。“你记得加尔东案吗？”她说，“是桩民事案，滥用警力。”

博斯想了想，名字很熟悉，可是多年来有过太多滥用警力案，他记不太清是哪一起。“和警犬有关，对吗？”

“是的，安德烈·加尔东，发生在罗德尼·金案之前。当时城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们的警察肆无忌惮地滥用暴力已是家常便饭。加尔东是个黑人，他开着车经过影视城的山区时，由于牌照过期，有个警察决定把他拦住。他没犯什么错，不是故意的，只不过牌照过期了一个月，可他没有停车，真是个生命中的难解之谜。他驾车逃逸，一直开到穆赫兰道，把车抛在路边的一个观景台上。他跳下观景台，顺着山坡往下逃窜。其实往下无路可走，但他不能回头。警察没有跟下去——他们在庭审时说，太危险了。”

博斯想起了那个案子，但他没有打断钱德勒的讲述。她的怒火那么纯粹，脱离了律师的姿态，此刻博斯只想听她讲下去。

“所以他们放了条警犬下去，”她说，“加尔东失去了两颗睾丸，右腿神经永久损伤。他倒是能走，但要勉强拖着瘸腿……”

“汤米·法拉第出场了。”博斯插了一句。

“没错，他接手了案子，以为一定会赢。加尔东只错在不该逃跑，但警方的处置明显与他的过错不匹配，陪审团应该明白这一点，市检察官办公室也明白。其实，我记得好像就是蠢货贝尔克代理的。他们提出五十万美元赔偿金和解，法拉第没同意，以为只要上法庭，至少能拿到三倍的赔偿金，所以他拒绝和解。我说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民事律师把那个时期叫作‘金前’，就是‘罗德尼·金之前’。陪审团听了四天的举证，只花了半小时就做出了裁决。加尔东腿也瘸了，命根子也废了，到头来一分钱的赔偿金都没拿到。庭审结束后他走出了法院，来到这排树丛旁。之前他藏了把枪——裹在塑料袋里，埋在这儿。他走到雕像这儿，把枪口伸进嘴里开了一枪。法拉第走出大门，刚好看到这一幕。血溅到雕像上，弄得到处都是。”

博斯什么也没说。现在那个案子的细节他完全回想起来了。他抬头仰望市政厅的高楼，看见楼顶上空盘旋着几只海鸥。他一直想知道是什么引来了海鸥，这儿离大海有好几英里远，市政厅大楼的上空却总有海鸟。钱德勒还在继续讲述。

“有两件事我一直很在意。”她说，“一是加尔东为什么要逃？二是他为什么要藏一把枪？我想这两个问题我都找到了答案，他不相信正义，不相信体制，他没有希望。他没犯错，却要逃跑，因为他是个黑人，又出现在白人社区，他肯定听过很多类似的事情，知道在那种情况下白人警察会怎么对付黑人。法拉第告诉他这个案子他们赢定了，可他还是带了把枪到法院，因为他听过太多案例，明白当黑人和警察对簿公堂时陪审团会怎么裁决。”

博斯看了看表，时间到了，该回去了，但他不想离开。

“这就是法拉第说的正义这破事。”钱德勒说，“这就是安德烈·加尔东得到的正义。法拉第把自己的案子全都交给了别人，我也接过了一些，后来他再也没踏进审判室。”钱德勒掐灭了剩下的香烟，“我说完了。”

“我敢说民事律师一定经常讲这个故事。”博斯说，“如今你把我和丘奇代入了同样的故事，是这样吧？我就是放狗下山去追加尔东的那个家伙？”

“凡事都有个度，博斯警探。即使丘奇真是你所说的那个杀人凶手，他也不该死。要是体制对施加到犯罪者身上的暴力视而不见，下一个遭殃的是谁？只能是无辜的人。你明白吧，这才是我在这儿与你针锋相对的原因，为了无辜的人。”

“好吧，祝你好运。”博斯也掐灭了香烟。

“我不需要运气。”钱德勒说。

博斯随着钱德勒的目光望向加尔东自杀的位置，她盯着那片区域，仿佛地上的血迹还在。“这就是正义，”钱德勒对着雕像点点头，“她听不见你，看不见你，感觉不到你，也不会跟你说话。博斯警探，正义是个混凝土浇筑的傻妞[1]。”

[1]原文为concrete blonde，前文曾指混凝土中新发现的受害者。

16

博斯从被告席和原告席背后走过，经过陪审席走上证人席，审判室里静得如同死人的心。宣誓之后，他报出全名，书记员让他拼出来。

“H-I-E-R-O-N-Y-M-U-S B-O-S-C-H。”

然后法官把时间交给了贝尔克。

“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博斯警探，说说你的工作。”

“我当警察将近二十年，目前被委派到好莱坞分局的凶杀案调查组工作。在那之前——”

“为什么叫组？”

我的天，这都问的什么傻问题，博斯心想。“因为就像一个小组，用六张办公桌拼成一张大桌，每侧坐三名警探。一桌人从来就叫‘组’。”

“好吧，继续。”

“在被派去之前，我在抢劫凶杀调查处的凶杀案特别调查组工作了八年。在那之前，我在北好莱坞的凶杀案调查组和凡奈斯的抢劫盗窃调查组工作过。我还干过大概五年的巡警，基本上在好莱坞和威尔夏分局。”

贝尔克慢慢引导博斯回顾了他的工作经历，一直说到他加入人偶师专案组。讯问进行得缓慢又无聊——连博斯都觉得沉闷，虽然说的还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回答问题时，他不时地瞥向陪审席，似乎只有少数几位陪审员在看他，注意力在他这儿。博斯有些紧张，掌心冒汗。他曾出庭作证不下于一百次，可都与这次不同，这次是为自己辩护。虽然审判室的冷气开得很足，他还是觉得燥热。

“那么专案组的办公地点在哪儿？”

“我们借用了好莱坞分局二楼的一间储藏室，那儿曾是放证物和卷宗的地方。我们租了一辆拖车，把东西临时挪到车上，就在那间屋子里办公。帕克中心还有一间办公室。我在值夜班的组，我们一般待在好莱坞分局。”

“你们离案发地点更近，是这样吧？”

“没错，我们觉得是。大多数受害者是在好莱坞的街上失踪的，大部分尸体最后也在这片区域被发现。”

“所以你们为了能对线索快速做出反应，才把办公地点设在案发区域的中心位置，是这样吗？”

“没错。”

“迪克西·麦奎因打电话报案的当晚，你怎么会接到电话？”

“她打了九一一，接线员向她了解了情况，然后把电话转到了好莱坞分局的专案组。”

“谁接的电话？”

“是我。”

“为什么是你？我记得你说过，你是夜班组的组长，难道没有接电话的专员吗？”

“有，我们有专员，但是那个电话打来时已经很晚了，所有人都下班了。我之所以在那儿，是因为我要上交最新的调查日志——每个周末都要上交。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接了电话。”

“你去见那个女人时，为什么没叫后援？”

“她在电话里说得不够详细，让我觉得可能与案子无关。当时我们每天能接到十几个电话，没有一个是有用的。我必须承认，当我接到报案去见她时，并没抱什么希望。”

“好吧，警探，既然你是这么想的，那为什么还要去见她？记录一下她的报案信息不就好了？”

“主要原因是她说她不知道那个男人的地址，说如果我开车带她去海珀利安街，她就能认出来。还有，从她的报案电话能听出一些真切的东西，明白吗？听上去的确有什么东西吓到了她，让她害怕。反正我要回家，所以我想不妨顺路验证一下。”

“说说你到海珀利安街之后发生了什么。”

“到了那儿，我们看见车库上方的公寓亮着灯，还看见一道人影从一扇窗户后面闪过，所以知道那个家伙还在里面。麦奎因女士就在那个时候告诉我，她在洗脸池下面的柜子里看见了化妆品。”

“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很多东西。我马上警觉起来，因为我们从没在媒体上公布凶手拿走了受害者化妆品的细节。媒体只透露了凶手用受害者的化妆品给她们化妆，并没提到凶手还拿走了化妆品。所以当她说看到了男人收藏的化妆品，和案情完全吻合，我马上觉得她的报案有几分可信。”

博斯拿起纸杯喝了点水，那是之前法警帮他倒的。

“好吧，后来你是怎么做的？”贝尔克问。

“我忽然想到，从麦奎因报案到我接警后开车来到海珀利安街的这段时间，那个男人可能已经俘获了另一名受害者，我认为当时公寓里很可能有另一名受害者处在危险之中。于是我上去了，冲了进去。”

“你为什么不叫后援？”

“首先，我认为当时没工夫呼叫后援，连五分钟都不能等。如果那个男人俘获了另一个女人，五分钟后她可能已经没命了。其次，我没带对讲机，哪怕我想叫后援，也没法——”

“对讲机？”

“就是便携式无线电设备，警探执行任务时一般用它来联络，问题是对讲机数量有限，无法给所有人都配备。当时我是想回家，就没想着带，因为我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接班时才回警察局，要是我拿走一部，第二天白天执勤的警察就会少一部对讲机用。”

“你无法用对讲机呼叫后援，那怎么不用电话？”

“那儿是个住宅区，我倒是可以开车去找公用电话，或者敲邻居的门。可当时已是凌晨一点，我觉得没有人会马上给一个自称是警察的男人开门。时间才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我没有时间，不得不独自上去。”

“后来发生了什么？”

“想到有人可能有危险，我没有敲门就举着枪闯了进去。”

“踢开了门？”

“是的。”

“你看到了什么？”

“首先，我自报身份，喊了一声‘警察’，往屋里走了几步。那是一个单间小公寓，我看见一名男子站在床边，后来确认他就是丘奇。那张床是一张展开的沙发床。”

“他在干什么？”

“他站在床边，没穿衣服。”

“你有没有看见其他人？”

“没有。”

“后来呢？”

“我大喊了几声‘别动’‘不许动’之类的话，又往屋里走了几步。起初他没动，接着他突然把手伸向床，在枕头下面摸索。我大喊‘别动’，可他还在继续。我看他胳膊的动作就像手里抓住了什么东西，而且开始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我开了一枪，击毙了他。”

“你觉得你离他有多远？”

“我离他二十英尺。房间很大，我们分别站在两头。”

“他马上就死了吗？”

“很快就死了。他倒在床上。后来的尸检证明，子弹从他的右臂下方射入——也就是他伸向枕头的那条胳膊——钻进胸腔，击中了心脏和两肺。”

“他倒下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靠近床边，检查他是否还活着。当时他还活着，所以我铐住了他。过了一会儿他死了，我拿起枕头，下面没有枪。”

“下面有什么？”

博斯转过头，直勾勾地盯着钱德勒，说：“真是个生命中的难解之谜，他伸手要拿的是一顶假发。”

钱德勒正在低头奋笔疾书，听到博斯的话马上停下来，抬起头，两人的眼神短暂地交会，钱德勒说：“法官大人，我反对。”

法官支持了钱德勒，宣布博斯“生命中的难解之谜”这一说法无效。贝尔克又问了几个跟枪击现场有关的问题，接着讯问转向对丘奇的调查。“你不再参与案件调查，是这样吗？”

“是的，按照惯例，他们安排我做些办公室工作，同时调查我在枪击事件中的行为。”

“那么，专案组对丘奇身份的调查结果你是否知情？”

“知道个大概。因为调查也有我的功劳，所以他们把结果告诉了我。”

“你知道些什么？”

“卫生间柜子里的化妆品属于九名受害者。”

“诺曼·丘奇杀害了那些女人，对此你可曾有过怀疑，或者听到其他调查员质疑？”

“对于其中九名受害者？我坚信不疑，从未怀疑过。”

“那么，博斯警探，你听过维乔雷克先生的证词，他说第十一名受害者雪琳·肯普遇害时，他正和丘奇先生在一起，作为证物展示的录像带你也看过，有没有引起你的怀疑？”

“的确引起了对案子的怀疑，但是雪琳·肯普不属于那九名受害者之列，丘奇的公寓里没有她的化妆品。我和专案组所有人都坚信杀害那九个女子的凶手就是丘奇。”

钱德勒反对博斯为专案组其他成员代言，法官认为反对有效。贝尔克换了个话题，他不想贸然谈论更多关于第七和第十一名受害者的事。他的策略是避免提及第二个杀人犯，把这个问题留给钱德勒，如果她想揪住这一点，会在交叉讯问时提出来。

“因为没有呼叫后援，你受到了处罚。你有没有觉得警察局处理不当？”

“不觉得。”

“为什么？”

“我解释过，我认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那么做。哪怕要我再来一遍，哪怕知道结果是被调走，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一定会。要是公寓里有另一个女子，另一名受害者，我能救她一命，也许还会晋升。”贝尔克没有马上问下一个问题，博斯继续说了下去。“我认为对我的调动是政治形势所迫。最后的结果是，我击毙了一个没有武器的人。至于他是不是连环杀手、是不是杀人狂，变得一点也不重要。更何况我还有过和上司——”

“你的回答已经够了——”

“争执的前科——”

“博斯警探！”

博斯打住了，他的观点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你是说，对于发生在那间公寓里的事，你一点也不后悔，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这样。”

这个回答显然让贝尔克吃了一惊，他低头看了看笔记。博斯的回答和他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他意识到讯问还得继续下去。“你后悔什么？”

“丘奇做了动作，引发了枪击。我除了做出反应，没有别的选择。我想阻止凶杀案，可也不想通过杀人来完成。最后演变成这个结果，是他耍的把戏。”

贝尔克对着麦克风长舒一口气，以示解脱，然后表示问完了。

凯斯法官宣布先休息十分钟，再进行交叉讯问。博斯回到被告席，贝尔克低声说进展不错。博斯没有回话。

“一会儿她交叉讯问时，一切顺其自然就可以了。只要你不出大的差错，我想我们就能赢。”

“她要是牵扯出模仿犯，展示字条，该怎么办？”

“我觉得她不会。她要真那么做，就是盲目行动。”

“不对，她不会盲目行动。警察局里有她的线人。有人向她透露过字条的事。”

“要是她提到字条，我就要求私下商议。”

这条对策看起来并不怎么高明。博斯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计算时间够不够出去抽一根。他决定还是算了，于是回到证人席。走过钱德勒身边时，她正在拍纸簿上写东西。“生命中的难解之谜。”她连头都没抬。

“是啊。”博斯也没回头看她。

他坐在证人席上等候，看见布雷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每日新闻》的一个家伙和两个通讯社的记者。看来有人放出了消息，好戏即将上演。联邦法庭里不准带摄像机进入，于是有家电视台派来了一名素描画师。

博斯坐在证人席上看着钱德勒工作，心想她一定是在写问他的问题。德博拉·丘奇坐在她身旁，双臂交叉撑在桌上，始终回避博斯的目光。过了一分钟，休息室的门开了，陪审员陆续就座。接着凯斯法官走了出来。博斯做了个深呼吸，准备接受讯问，钱德勒拿着黄色拍纸簿走上讲台。“博斯先生。”她说，“你杀过几个人？”

贝尔克马上反对，提出私下商议。两位律师和法庭书记员聚到法官席后面，低声讨论了五分钟。博斯断断续续听到了几句，大部分是贝尔克的话，他的声音最大。他争辩说只有一次枪击存在争议——就是击毙丘奇——其他的枪击事件与本案无关。钱德勒说有关，因为能反映被告的心理状态。博斯听不见法官的回复，不过两位律师和书记员回到座位之后，法官宣布：“被告应回答这个问题。”

“我回答不了。”博斯说。

“博斯警探，法庭命令你回答。”

“我回答不了，法官。我不知道自己杀过多少人。”

“你参加过越战？”钱德勒问。

“是的。”

“当时你的职责是什么？”

“地道老鼠。我钻进敌军的隧道，有时会正面遭遇敌人，有时用炸药炸毁整个地道。我不可能知道地道里有多少人。”

“好吧，警探，在你服完兵役成为警察之后，你杀过多少人？”

“三个，算上诺曼·丘奇。”

“你能说说枪杀丘奇之外的两次事件吗？概括一下。”

“可以，一次在丘奇之前，一次在之后。第一次是在调查一桩凶杀案时，我去讯问一名证人，结果他正是凶手。我敲了门，他朝门开了一枪，没打中我。我踢开门闯了进去，听见他跑向屋后，就跟着来到后院，看见他正在往围墙上爬。他在快翻过去时又扭头朝我开枪，我先开了枪，将他击落。另一次是在丘奇之后，我参与了联邦调查局的一桩抢劫凶杀案的调查。当时我和搭档一起行动，他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们与两个嫌疑人在街头展开枪战，我击毙了一个嫌疑人。”

“所以，在那两起案件中，你枪杀的都是持有武器的人？”

“是的。”

“三起致死的枪击事件，挺多了，哪怕是对一名从业二十年的老警察而言，对不对？”

博斯没有马上回答，他在等待贝尔克提出反对，可那个肥胖的队友正忙着写东西，没注意到。

“呃，我认识二十年来从未开过一枪的警察，也认识击毙过七人的警察。这取决于你办的是什么案子，跟运气有关。”

“好运还是噩运？”

这一次贝尔克提出了反对，法官宣布反对有效。钱德勒马上接着提问。“在你枪杀没有武器的丘奇先生之后，你有没有感到难过？”

“不怎么难过。直到后来被起诉，得知原告律师是你时我才难过。”

审判室里响起一阵笑声，就连霍尼·钱德勒也笑了。法官敲响了小木槌，要求全体肃静，然后严厉批评了博斯，要他好好回答问题，不要答非所问。

“不难过。”博斯说，“正如之前所说，我也想活捉丘奇，不想他死。但我更想阻止他杀人，不管用什么办法。”

“是你精心策划了一切，就是为了除掉他，对吧？”

“不是，我没有。我没策划任何事情，事情就那么发生了。”

博斯知道根本没必要把怒气撒向钱德勒。以他的经验来判断，回答问题时与其气冲冲地谴责钱德勒，不如把她当作一个误会自己的人。

“丘奇先生手无寸铁，赤身裸体，毫无防备，你杀了他之后竟感到满足？”

“我没有丝毫满足。”

“法官大人，”钱德勒说，“我能向证人展示一份证物吗？是编号为3A的证物。”

她拿出几张复印的文件，递给贝尔克和法官的书记员，由书记员转交给法官。法官还在看证物时，贝尔克连忙冲上讲台提出反对。“法官大人，如果她要以这份文件作为指控理由，我不认为有法律效力。写这份文件的是一位心理医生，不是我的委托人。”

钱德勒凑近麦克风说：“法官大人，请看看文件的总结部分，我想让证人读一下最后一段话。你可能也看到了，文件底部有被告的签名。”

凯斯法官又看了一段，用手背擦了擦嘴，说：“我同意。你可以将它拿给证人。”

钱德勒拿着一份复印件放到博斯面前，没有正眼看他，接着回到讲台。“你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吗，博斯警探？”

“这是一份保密的授权书。我要指出，这本该是一份保密文件。”

“是的，这份文件是关于什么的？”

“是在我击毙丘奇之后，批准我重返工作岗位的授权书。警察在开枪之后都会接受一名心理医生的评估，这是警察局的惯例，然后由他批准复职。”

“你跟他一定很熟吧？”

“你说什么？”

“钱德勒女士，你没必要这么说。”不等贝尔克起身，凯斯法官就指出。

“的确没必要，法官大人，我收回这句话。博斯警探，经过评估，你被批准复职——调往好莱坞的新岗位，是这样吗？”

“没错。”

“难道心理评估不就是走过场而已吗？那个心理医生从未以心理问题为由阻止警察复职，对吧？”

“不是走过场，第二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好吧，我换个问法。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位警官在心理评估之后未曾复职？”

“没有，没听说过。评估结果本来也是保密的，即使有，我也无从得知。”

“你能读一下授权书上面的结论部分吗？”

“可以。”

博斯拿起文件开始看，法庭里静悄悄的。

“大声念出来，博斯警探。”钱德勒不耐烦地说，“我想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抱歉。上面写着：‘从他从军和从警的经历来看，此人对暴力已经习以为常，上述枪击致死事件尤其能说明这一点。他的言语中充满了暴力和有暴力倾向的词汇，似乎已然接受暴力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因此，当他再次遭遇必须使用致命暴力的情况时，此前的人生经历不太可能成为他行动的阻碍。我相信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主动扣住扳机。实际上，从他的言语可以看出，他对开枪行为没有任何负疚感。此外，对于事件的结果，即嫌疑人的死亡，他所表露出的满足感，应视为不恰当的。’”

博斯放下了文件，他注意到此刻所有陪审员都盯着他。他不知道这份报告对自己而言是极具破坏力还是大有帮助。

“报告所写的对象是你，没错吧？”钱德勒问。

“没错，是我。”

“你刚才说你没有满足感，可心理医生的报告又说你对事件的结果有一种满足感，到底谁说的对？”

“那是报告上的话，不是我的话。我想我没那么说。”

“你是怎么说的？”

“记不得了，但绝没说那些话。”

“那你为什么在授权书上签字？”

“因为我想回去工作，要是和他争论措辞，我永远没法复职。”

“警探，请问对你进行评估并撰写报告的那位心理医生是否知道你母亲的事？”

博斯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他回答，“我没告诉他。至于他之前是否了解，我就不得而知了。”博斯几乎无法专心组织语言，他心乱如麻。

“你的母亲怎么了？”

博斯直勾勾地瞪着钱德勒，过了许久才回答。钱德勒没有避开他的目光。“此前说过，我的母亲被人杀害。当时我才十一岁。事情发生在好莱坞。”

“而且没有抓到凶手，对吧？”

“是这样的。我们能说点别的吗？这些已经说过了。”

博斯望向贝尔克。贝尔克领会了他的意思，连忙起身反对，指出钱德勒是在重复提问。

“博斯警探，你想休息一会儿吗？”凯斯法官问，“好让你冷静一下。”

“不用，法官，我没事。”

“好的，抱歉，我不能限制正常的交叉讯问。反对无效。”法官示意钱德勒继续。

“我很抱歉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不过在她死后，是你的父亲把你养大的吗？”

“你抱歉个鬼，你——”

“博斯警探！”法官喝道，“你不能这样。你必须回答对你提出的问题，不准说别的，只准回答问题。”

“不是。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我先被送进收容所，后来被人收养。”

“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

“所以勒死你母亲的那个人，当时不仅夺走了你的至亲，还毁了你大部分的人生，是这样吧？”

“可以这么说。”

“你选择当警察与母亲惨遭杀害有什么联系？”

博斯再也无法直视陪审团。他知道自己脸红了，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面放大镜之下，奄奄一息。“我不知道。我从未这样剖析过自己。”

“母亲的死和你枪杀丘奇先生所得到的满足感有关系吗？”

“我已经说过，即使有什么满足感——你一直揪着这个词不放——也是因为结案而满足。用你的话说，丘奇是个怪物，他是凶手，能阻止他杀人，我感到满足，难道你不这么想吗？”

“回答我的问题，博斯警探。”钱德勒说，“现在我的问题是，你真的阻止了凶案吗？所有凶案？”

贝尔克一跃而起，要求私下商议。法官对陪审团说：“我们不如现在休庭。等我们准备好了，再请各位入席。”

17

贝尔克反对钱德勒的提问，要求避开媒体记者商议此事，于是法官决定在他的办公室开一个短会，由法官本人、钱德勒、贝尔克、博斯和法庭书记员参加。他们从审判室里搬去了几把椅子，围坐在法官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周围。那是一张深色的红木办公桌，看上去像一个能装下小型进口轿车的大木箱子。

法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点烟。博斯看到钱德勒也点了根烟，于是也照做了。法官把烟灰缸推到桌子的一角，让三个人都能够到。

“好了，贝尔克先生，这是你组织的派对。”法官说。

“法官大人，我对钱德勒小姐讯问的方向表示担忧。”

“叫她钱德勒女士，贝尔克先生，你知道她更喜欢那个称谓。至于她讯问的方向，从一个问题你能看出些什么？”

在博斯看来，贝尔克的反对提出得明显太早，因为还不知道钱德勒除了字条之外还掌握多少情报。博斯觉得贝尔克抓住一个问题上蹿下跳完全是浪费时间。

“法官，”博斯说，“我要是回答那个问题，就会妨碍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

法官靠在皮椅上。“怎么讲？”

“我们认为还有另一名凶手，”博斯说，“前几天发现的尸体，身份已经确认，而且确定不是丘奇杀了她，两年前她还活着。那个——”

“那个人的作案手法和真正的人偶师完全相同，”贝尔克插了进来，“警方认为存在一名模仿犯，他熟悉丘奇的杀人手法，模仿他的作案模式。”

博斯说：“这个模仿犯一定和先前的调查有密切关系，熟知案情细节。”

贝尔克说：“如果您允许钱德勒继续问这方面的问题，媒体就会报道，从而引起模仿犯的警觉，他就知道快查到他头上来了。”

法官没有说话，而是思考了片刻。“这些事听起来的确很有意思，我祝你们早日抓到你们所说的模仿犯。”他说，“但是贝尔克先生，问题是你还没给我任何合法的理由，让我准许你的委托人不用回答钱德勒女士的提问，是你把你的委托人请上证人席的。”

“前提是真有第二个凶手，”钱德勒说，“可是显然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凶手，反正不是丘奇。他们想出这种花招——”

“钱德勒女士，”法官打断了她，“这应当由陪审团来裁定，你的论点还是留给他们吧。贝尔克先生，问题是博斯现在是你的证人，是你请他作证，让他接受讯问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肯定不会把媒体都从这儿赶走。先别记了，彭妮小姐。”法官看着书记员的手指从键盘上抬了起来。“贝尔克先生，你他妈的搞砸了——两位女士，请原谅我爆粗口。博斯必须回答问题，后面的每一个问题也都要回答。好了，接着记录吧。”

书记员又把手指放回键盘。

“法官大人，不能这样——”

“我已经裁定了，贝尔克先生，还有什么事？”

贝尔克接下来的话让博斯大吃一惊。“我们要求延期。”

“你说什么？”

“法官大人，原告反对。”钱德勒说。

“我知道你反对。”法官说，“你在说什么呢，贝尔克先生？”

“法官大人，您必须中止审判，延期到下周，为调查争取时间。下周可能会有结果。”

“可能有结果？想都别想，贝尔克，审判正在进行呢，老兄。”

贝尔克站了起来，往前靠在大办公桌上。“法官大人，我请求紧急暂停审判，我们要向第九法院提起上诉。”

“随你怎么上诉，贝尔克先生，但是不能暂停。审判继续进行。”

所有人都一声不吭地看着贝尔克。

“我要是拒绝回答呢？”博斯说。

凯斯法官注视他许久，说：“那我只能判你藐视法庭。我会再问你一遍，如果你还是拒绝回答，我就把你关进牢房。然后你的律师一边上诉一边提出保释，而我不会批准。这一切都将在陪审团和媒体的面前进行，而且不管钱德勒女士做什么，在走廊里对记者说什么，我都不会限制。所以，我想告诉你，你大可逞什么英雄，拒绝回答问题，但事情终究会被媒体知道。情况和几分钟前我告诉贝尔克先生的一样，那句没做记录的话——”

“你不能这样！”贝尔克突然吼道，“这，这——这不对。你必须为案件调查着想，你——”

“孩子，永远轮不到你教我怎么做。”凯斯法官缓慢而严厉地说。贝尔克退缩了，法官似乎高大了许多。“我唯一必须做的，是确保审判公正进行。而你竟要我截住对原告至关重要的证据，还想威胁我，我绝不会容忍。我可不是县级法官，不需要你每次选举都投我一票。我是终身任职的。好了，我们走。”

彭妮小姐停止了打字。看到贝尔克惨败，博斯心里还有几分不忍。这个律师垂着头，一副在劫难逃的模样。他的脖颈露了出来，就像在引颈受戮。

“我建议你赶紧出去准备，想想他妈的怎么在二次讯问环节挽回局面。因为再过五分钟，博斯警探要么回答问题，要么把他的手枪、警徽、腰带、鞋带统统交给联邦拘留所的法警。我们走，短会到此为止。”

凯斯法官伸手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他的眼睛始终盯着贝尔克。

在回审判室的途中，博斯加快脚步靠近钱德勒。他回头瞥了一眼，确认法官已经回到法官席，然后低声说：“警察局里要是有人给你通风报信，等我找到，一定把他烧成灰。”

钱德勒没有停下脚步，头也不回地说：“前提是你自己没烧成灰。”

博斯回到证人席，陪审员陆续就座。法官示意钱德勒继续讯问。“不麻烦书记员找上一个问题了，让我重新问一遍。杀了丘奇先生之后，所谓的人偶师连环凶杀案停止了吗？”

博斯有些犹豫，他在思考。他抬头看了看旁听席，发现来了更多记者——至少他认为那些人都是记者，他们都坐在一起。他还看见了西尔维娅。她独自一人坐在最后一排，冲博斯微微一笑，但博斯没有回应。他不知道西尔维娅在那儿坐了多久。

“博斯警探？”法官提醒他。

“我要是回答这个问题，就会危及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博斯最后说。

“博斯警探，我们刚才已经做出决定了。”法官愤怒地说，“你得回答问题。”

博斯明白拒绝回答就会被拘留，也阻止不了案情泄露。钱德勒会告诉所有记者，因为法官已经许可。他明白进牢房只会让他无法继续追查模仿犯，他决定回答，于是慢慢拿起纸杯喝了口水，为组织语言争取时间。“诺曼·丘奇死后显然无法继续杀人，但当时还有另一名凶手，现在他还在继续作案。他模仿了诺曼·丘奇的作案手法。”

“谢谢你，博斯先生。那么这个结论你是什么时候得出的？”

“就在这周，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受害者是谁？”

“是个名叫丽贝卡·卡明斯基的女孩，她失踪已有两年。”

“她被杀害的方式和人偶师的其他受害者一样吗？”

“完全一样，只有一点不同。”

“什么不同？”

“她被埋在混凝土里，隐藏了起来，而诺曼·丘奇总是把尸体遗弃在公共场所。”

“没别的不同？”

“目前我还不知道别的不同之处。”

“但因为诺曼·丘奇死后两年她才遇害，所以不可能是丘奇干的。”

“没错。”

“因为丘奇死了，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对吧？”

“没错。”

“尸体是什么状况？”

“我说过，尸体被埋在混凝土里。”

“那又是什么指引警察找到了埋尸地点？”

“我们收到了一张字条，上面有指示。”

钱德勒拿出一张字条的复印件，准备作为原告的4A号证物展示，凯斯法官驳回了贝尔克的反对，表示允许。接着钱德勒递给博斯一份复印件，让他确认并宣读。

“这次大声念出来。”不等博斯开口，钱德勒就说，“让陪审团能听见。”

在安静的审判室里大声念出模仿犯的诗句让博斯感觉十分怪异。念完后，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钱德勒继续讯问。“他写的‘我还在继续玩耍’是什么意思？”

“他想把所有凶杀案都揽到自己头上，他想出风头。”

“会不会所有案子本来就都是他犯下的？”

“不是，因为诺曼·丘奇犯下了九桩命案，从他的公寓里搜出的证物可以证明，证据确凿，不容置疑。”

“证物是谁发现的？”

博斯说：“是我。”

“所以，难道不是很可疑吗，博斯警探？你说有个模仿犯使用了完全一样的杀人手法，难道不觉得荒唐吗？”

“不觉得，一点也不荒唐。事情就是这样。我没有杀错人。”

“模仿犯、追随者的说法是不是你编造的谎言，为了掩盖你的所作所为，掩盖你杀错了人的事实？你杀了一个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人，他除了召妓之外没犯任何错，更何况他妻子默许了。”

“不对，不是这样。诺曼·丘奇杀了——”

“谢谢你，博斯先生。”

“很多女人，他是个杀人狂。”

“就像杀害你母亲的那个人？”

博斯下意识地朝旁听席望去，他看了西尔维娅一眼又马上转过头，尽量保持镇定，放慢呼吸。他不会让钱德勒把自己撕碎。“我想是的。他们或许很相似，都是杀人狂。”

“所以你才杀了丘奇，对吗？那顶假发根本不在枕头下面。你残忍地杀死了他，因为你把他看成了杀害你母亲的凶手。”

“不是，你错了。你觉得我要是想编故事，难道不会找个比假发更像样的东西吗？公寓里有厨房，抽屉里就有刀，我为什么要放——”

“打住，打住！”凯斯法官吼道，“我们已经偏离方向了，钱德勒女士，你不是在问问题，而是在做陈述。博斯警探，你也是，你不是在回答问题。重来。”

“好的，法官大人。”钱德勒说，“博斯警探，整件事——把所有罪行都安到诺曼·丘奇头上——是为了掩盖事实，而前几天在混凝土里发现的女尸，戳穿了你们的谎言。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这样。没什么可戳穿的，丘奇就是个杀人凶手，他罪有应得。”博斯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句话一说出口，他就闭上了眼睛。

钱德勒成功了。博斯睁开眼看着钱德勒，她的眼神平静、空洞，没有一丝波澜。她轻声说：“你说他罪有应得，你什么时候成了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

博斯又拿起杯子喝了几口水。“我是说，那都是他的把戏。不管出什么事，终究要算到他的头上。你要是耍那种把戏，你就得承担后果。”

“就像罗德尼·金那样罪有应得？”

“反对！”贝尔克喊道。

“就像安德烈·加尔东那样罪有应得？”

“反对！”

“反对有效，反对有效。”法官说，“好了，钱德勒女士，你——”

“这些是不同的案子。”

“博斯警探，我说反对有效，意思是你不用回答。”

“我暂时问完了，法官大人。”钱德勒说。

博斯看着她走回原告席，把拍纸簿往木质桌面上一放。她后脑勺上有一绺头发没有扎住，博斯现在觉得就连这个细节也是她精心设计的、为了出庭而做的表演。钱德勒坐下后，德博拉靠了过去，捏了一下她的胳膊。钱德勒既没笑，也没做任何回应的动作。

在二次讯问的环节，贝尔克竭尽全力想挽回损失，又问了一些案情的细节，如凶案性质之恶劣、击毙丘奇的过程，以及对他的调查，但似乎没有几个人在听。钱德勒的交叉讯问仿佛制造了一片真空，将审判室里的所有人都吸了进去。

贝尔克的讯问自然是徒劳无功的，钱德勒都觉得没有再次交叉讯问的必要，于是博斯被请下了证人席。他觉得走回被告席的这几步路仿佛足有一英里远。

“还有下一位证人吗，贝尔克先生？”法官问。

“法官大人，能等我几分钟吗？”

“可以。”

贝尔克低声对博斯说：“我们要停止传唤证人，你觉得可以吗？”

“我不知道。”

“我们没有证人可以传了，除非你想请专案组别的人过来。他们的证词会跟你的一样，然后又被钱德勒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一遍。我说还是算了。”

“请洛克回来作证行吗？他完全支持有模仿犯的观点。”

“太冒险。他是个心理学家，从他那儿问来的任何话都只是一种可能，钱德勒能逼他承认也有相反的可能。他没有在这类情况下宣誓作证的经历，我们不确定他会说些什么。再说，我觉得我们最好别提第二个凶手了，不然会让陪审团感到困惑，我们——”

“贝尔克先生，”法官说，“我们还等着呢。”

贝尔克站起来说：“法官大人，被告终止传唤证人。”

法官瞪了贝尔克很久，然后转过头去告诉陪审团今天的审判结束，下午律师将准备总结陈词，他本人将制定陪审团指令。

陪审团离席之后，钱德勒走上讲台，要求法官命令陪审团做出有利于原告的直接裁决，法官拒绝了她的要求。贝尔克也这么做了，要求有利于被告的直接裁决，法官用一种略带嘲讽的口吻叫他坐下。

人们花了好几分钟才从拥挤的审判室里全部走出来，博斯在外面的走廊上见到了西尔维娅。一大群记者簇拥着两位律师，博斯拽着西尔维娅的胳膊朝大厅另一头走去。

“我叫你别来的，西尔维娅。”

“我知道，可我必须来。我想让你知道，不管怎样我都支持你。哈里，陪审团不了解你，可我了解你。不管那个律师怎么说，我了解真实的你，不要忘了。”

西尔维娅穿着一袭黑色的连衣裙，上面有博斯喜欢的银白色花纹，她看上去美极了。

“我，呃，我——你来了多久？”

“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来了。我很高兴我来了。我知道你很不容易，有时不得不面对种种磨难，但我从中看到了你的正义与善良。”

博斯只是看着她。

“乐观点，哈里。”

“我母亲的事……”

“是的，我听见了。最让我伤心的是，得知这件事的地方竟然是法庭。哈里，要是你和我之间还有这样的秘密，那我们的关系究竟到了哪一步？这会伤害我们现在的感情，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听我说，”博斯说，“我现在顾不上这个——这件事，还有你，你和我。现在我要想的事情太多，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以后再说吧。你说得对，西尔维娅，可我，呃，我就是没法……开口，我——”

西尔维娅凑上去帮他正了正领带，又把领带在他胸前抚平。“没关系，”她说，“你现在要做什么？”

“查案子。不管警察局怎么委派，我都要追查到底，一定要找出另一个人，第二个凶手。”

西尔维娅只是注视了博斯一会儿，他知道她可能期待的是另一个答案。“对不起。这事不能拖延，情况随时有变。”

“一会儿我要回学校，不能一整天不上班。晚上去我那儿吗？”

“我尽量。”

“好吧，再见，哈里。乐观点。”

博斯笑了笑，西尔维娅靠过来亲了一下他的脸颊，转身朝自动扶梯走去。

博斯目送她离开，布雷默走了过来。“你想聊聊吗？你今天的证词真的很有意思。”

“该说的我在证人席上都已经说了。”

“没别的了？”

“没了。”

“那钱德勒的话呢？她说其实只有一个凶手，丘奇没有杀人。”

“你指望她说什么？那是胡扯。记住了，我出庭作证是发过誓的，她可没有发誓，所以是胡扯。布雷默，别信她。”

“听着，哈里，我必须报道，你懂的，这是我的工作。你会理解我吧？别往心里去。”

“不往心里去，布雷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现在我要开始工作了，可以吗？”

博斯走向扶梯。来到大门外的雕像旁，他点燃一根烟，又给翻垃圾桶的汤米·法拉第递过去一根。

“出什么事了，警督？”流浪汉问。

“出了正义这破事。”

18

博斯驱车来到中央分局，在大门口的路边找到了一个车位。他在车里坐了几分钟。中央分局像个碉堡，拘留所的两个托管人正在清洗外墙上的巨幅壁画。墙上画的是一幅祥和的图景，黑色、白色、黄色皮肤的小孩在一起玩耍，朝着和蔼的警察微笑。在画中描绘的那个地方，孩子们还充满了希望。有人用黑色的喷漆在壁画的底部写上了一句“全他妈的是谎言”。

博斯想知道写这行字的到底是附近的居民还是警察。他抽了两根烟，试图把法庭上的事抛到脑后。他的某些秘密已被公之于众，此刻他却感觉到异样的平静。他对审判结果已然不抱希望，索性任其自由发展，因为他认定陪审团会判他有罪，扭曲的证物一定会让他们信服。即使博斯不是钱德勒所说的怪物，至少也是个行动草率鲁莽的人。他们才不知道在万分紧急的一瞬间做出决定有多不易。

每个警察都知道这个老掉牙的故事，市民需要警察的保护，使灾祸远离他们的视野，远离他们的家门。可当他们看清他们交给警察的工作究竟包含了什么，瞪大双眼愤怒地指责警察的也是这帮人。博斯不是个强硬派，他不能赞同安德烈·加尔东案和罗德尼·金案中警察的做法，可他能够理解。他知道归根结底自己的做法和他们的有相同的根源。

由于政治上的投机主义和软弱无能，市政府让警察局这个半军事化组织日益衰落到人手不足、装备短缺的境地。警察局内部也感染了政治病菌，变得头重脚轻——管理层臃肿不堪，下层警察却很是稀缺。所以街上的巡警极少有时间或者有意愿走出他们的保护装置——警车——和他们的服务对象面对面地打交道，他们只在对付人渣时冒险下车。博斯知道，警察内部因此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即没穿蓝制服的所有人都被视为人渣，都应被当作人渣对待。每个人终有一劫，他们可能步安德烈·加尔东和罗德尼·金的后尘，可能死于一场巡警控制不了的暴乱，也可能死于如警察局墙上的那幅壁画般该死的谎言中。

博斯向前台出示了警徽，然后径直上楼，来到风化纠察队的办公室。他在门口站了半分钟，观察坐在房间另一头的雷·莫拉。莫拉好像在写一份报告，没用打字机。那很可能是每日活动报告，因为没有谁会重视，随便写几句就行，不值得起身去找一台能用的打字机。

博斯注意到莫拉用右手写字，但他还是没有排除莫拉的嫌疑，这位纠察队的警察可能正是模仿犯。模仿犯知道案情细节，自然会模仿人偶师的手法，比如从左边勒紧受害者脖子上的皮包带，在受害者的趾甲上涂上白色的十字架。

莫拉抬起头看见了博斯。“你在那儿干吗，哈里？”

“不想打扰你。”博斯走了过去。

“什么？打扰我写每日报告？开什么玩笑？”

“以为你在写什么重要东西。”

“发给我的工资才是重要东西。”

博斯从没人的办公桌边拽过来一把椅子，把椅座升高，坐了下去。他发现那尊布拉格圣婴的小雕像位置挪动了，其实是转了个方向，不再面朝着色情日历上的裸女。博斯看了看莫拉，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昨天晚上你给我留言了。”

“对，我在想……”

“想什么？”

“呃，我们知道不是丘奇杀了玛吉·库姆·劳德利，因为时间不对，是吧？她被埋进混凝土时，他早就死了。”

“没错。”

“所以有个模仿犯。”

“也没错。”

“所以我在想，杀她的人会不会早就开始杀人了。”

博斯感到喉咙一紧。他尽量不让莫拉察觉到异样，只是不动声色地看着他。“早就开始了？”

“是的，会不会另外两个色情片小妞也是模仿犯杀的？谁说他一定是在丘奇死后才开始杀人的呢？”

博斯脊背一阵发凉。如果莫拉就是模仿犯，他有这个自信冒险把整个作案模式都告诉博斯吗？还是博斯的预感——毕竟现在还只是猜测——完全不靠谱？不管怎样，仅仅是和莫拉坐在一起就让博斯感到不寒而栗。他的桌上摆满了色情杂志，封面上尽是欢爱的男男女女，日历女郎在文件柜上抛媚眼，小雕像的脸转向一边。博斯还注意到日历上的德尔塔·布什也是一个体态丰腴的金发女郎，她的特征符合人偶师的模式。难道这就是莫拉摆上这幅日历的原因？

“我说，雷，”博斯故作随意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更合理，我是说，要是模仿犯杀了三个，所有证据就说得通了……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莫拉把报告放进办公桌的抽屉，双肘撑在桌面上。他下意识地用左手从领口里拽出圣灵吊坠，捏在食指和拇指间摩挲，又靠回椅子上，双肘放在椅子的扶手上。

他放下吊坠，说：“嗯，因为我想起来一件事，是在你干掉丘奇之前我得到的一条线索。丘奇死后，我就没再追查了。”

“你是说四年以前？”

“是的。你找到丘奇后，我们都以为完事了，结案了。”

“说正事，雷，你想起来什么事？”

“啊，对，呃，我记得在你找到丘奇的一两天前，也许是一周前，我接到一个举报电话。之所以会转给我，是因为我是色情领域的专家，而报案人是个色情片小妞，叫加勒里，是最底层的从业者。她拍短片，演现场秀，进小隔间，做应召女郎，当时正开始往上爬，开始拍录像。总之，她打电话向专案组报案——就在你干掉丘奇之前——说有个‘汤姆’在山谷里的各个片场转悠。你懂吧？看她们拍片子，和制片人搭讪，但他和别的汤姆不太一样。”

“你说的我听不懂，什么汤姆？”

“就是‘偷窥者汤姆’[1]的简称。姑娘们管在片场晃荡的家伙叫汤姆，他们一般要么和制片人关系不错，要么参与了投资。他们扔给制片人一千块，制片人就允许他们观看拍摄过程。这很正常，不少人就是觉得看录像不过瘾，非得到现场看拍摄实况。”

“好吧，这个人怎么了？”

“呃，哈里，听我说，这些人去片场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他们趁拍摄的空当找小妞搭讪，我是说，他们要么想上床，要么想自己上场拍片子，亲自参演。而那个家伙很奇怪，他没和任何人搭讪，只是在片场闲逛。加勒里说她从没见过那个家伙有任何实际行动，他和几个姑娘聊过，可没约任何人出去。”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他不想上床？”

莫拉举起双手，耸了耸肩，好像也觉得自己的话没有说服力。“是啊，差不多。不过你听我说，加勒里和人偶师的两名受害者希瑟·库姆希瑟、霍莉·勒尔都合作过，而且她说就是在与她们合作的片场见到了那个汤姆，所以才打电话。”

莫拉说到这儿，博斯才真正开始重视，可他还是不明白到底该怎么理解。莫拉也许只是在转移他的注意，让他循着错误的线索查下去。

“她知道那家伙的名字吗？”

“不知道，就是有这么个问题，所以我才没马上查下去。当时我正在处理手头积压的工作，她打来电话，又没提供名字。没准儿后来我终究会查到，可没过几天你干掉了丘奇那个混蛋，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你就不再查了。”

“对，完全不查了。”

博斯耐心等待，他知道莫拉还会说下去。他还有话要说，一定还有。

“所以，我想说，昨天我在帮你找玛格纳·库姆·劳德利的证件时，看到了她早期拍的几部片子的名字。她早期有几部片子是与加勒里合作的，我才想起来这条线索。我凭直觉接着找，想查查加勒里的情况，但问了业内的几位熟人后，发现她三年前就离开圈子了，走得很突然。我认识成人影片协会的一位大制片人，他说一部片子刚拍到一半，加勒里突然就走了。制片人记得很清楚，因为重拍之前的镜头花了他不少钱。要是片子后半段突然换成另一个演员，片子就没有连续性了。”

博斯听了相当惊讶，原来这类影片还看重连续性。他和莫拉都沉默了一小会儿，思考着整件事。博斯终于开口问道：“所以，你觉得她可能也已经被埋入了地下？我说的是加勒里，就像这周发现的那具女尸被埋在混凝土里。”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个行业的人跟你们主流人群不一样，她们经常玩失踪的把戏。我认识一个娘们儿，她洗手不干了，一转眼我竟然在《人物》杂志上看到了她。上面有一篇名人募捐活动的报道，她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那人叫什么来着？他有自己的电视节目，讲的是一个管理犬舍的家伙。对了，叫《诺亚之汪》[2]。我真没想到——”

“雷，我一点都不——”

“好的。总之，我是说这个行业里的小妞来去匆匆，不是稀罕事。她们本来就不是聪明人，脑子里想到别的什么事，就会马上去做。也许她们遇到一个家伙，以为能给她们可卡因和鱼子酱，当她们的‘阔老爹’——就像《诺亚之汪》的那个老色狼，以为从此再也不用工作了——直到有一天才发现自己错了。她们这个群体，目光短浅，看不到以后的灾祸。我觉得她们就是在找一个爸爸。她们小时候常挨打，所以现在用这种病态的方式证明她们值得父亲的疼爱。至少有本书是这么说的，但也可能是在胡扯。”

博斯不想听心理课。“得了，雷，我身上有官司，还得想办法查案。快说重点。加勒里怎么了？”

“我想说的是，加勒里的情况很不寻常，因为三年过去了，她再也没出现。明白吗？她们总会回来。哪怕她们得罪了制片人，让制片人不得不掏钱重拍，她们也会回来，从最底层做起——短片、前戏——慢慢往上爬。”

“前戏？”

“前戏就是开机前的技巧，可以这么说。在摄制组调试好摄像机、灯光、角度之前，姑娘们会做一些热身活动，为开机做准备。差不多这样，我想你明白吧？”

“嗯，我明白。”

听莫拉讲了十分钟色情业的事情，博斯已经有些压抑了。他看着莫拉，想起眼前这位警察在纠察队已经干了不知多少年了。

“那个幸存者呢？你顺着这条线索查过她吗？”

“没有去查。我说过，你干掉丘奇之后，我就没往下查了，以为案子全部了结了。”

“是啊，我也以为。”

博斯掏出一个小笔记本，简单记了几句两人谈话的内容。

“你还有案子的笔记吗？以前记过的？”

“没了，都没了。原始的报告可能在专案组的档案里，不过上面记的跟我说的差不多。”

博斯点点头，莫拉大概是对的。“加勒里长什么样？”

“金发，大胸——绝对在贝弗利山隆过，我记得我这儿有张照片。”他把椅子滑到文件柜前，拉开一个抽屉翻找，取出一个档案袋后又滑了回来。他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十英寸的彩色照片，上面是个坐在海滩上的美女，她光着身子，刮过体毛。博斯尴尬地把照片递还给莫拉，觉得他俩就像在校园里偷偷议论女孩子的小男生。博斯仿佛还看到了莫拉脸上似有似无的笑，不知道这位纠察队警察是觉得博斯的窘迫很好笑，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你这都是些什么活儿啊。”

“是啊，哎，总得有人干啊。”

博斯打量了莫拉一会儿，想冒险试探一下，问问他为什么要一直待在纠察队。“话虽这么说，可为什么非得你干呢，雷？你干了很久了。”

“我想我就是条看门狗，博斯。最高法院说这行当在一定范围内是合法的，所以我就当了个哨兵。得有人来监管，维持行业健康发展，不开玩笑。这些人必须办执照，必须达到法定年龄，不想干也不能受人强迫。我花了很长时间仔细梳理这个烂摊子，调查连最高法院也查不到的东西。麻烦在于行业标准。洛杉矶没有任何标准可言，博斯，过去很多年，我们这儿对非法淫秽活动的起诉从未成功过。我办过几起未成年人的案子，可至今为止还在盼着打赢第一场。”莫拉停了一会儿才接着说，“大多数警察在纠察队只干一年，然后就调走了，他们最多只能忍受这么久。而我在这儿干了七年，伙计。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这儿从来不缺惊喜。”

“是啊，可是年复一年的破事，你怎么受得了？”

莫拉垂下视线，看着桌上的小雕像。“这儿薪水不错，不用担心我。”他又停了一会儿，“再说，我没有家人，又没了老婆，谁还会抱怨我的工作呢？”

博斯知道，在成立专案组时，莫拉主动要求加入B队值夜班，因为那时他刚离婚。他曾告诉博斯，离婚之后的夜晚是最难熬的。博斯此刻怀疑莫拉的前妻会不会也是金色头发，如果是，那意味着什么。

“听我说，雷，关于模仿犯，我跟你想的一样。而且加勒里的特征符合，你明白吗？那三名受害者加上幸存者都是金色头发。丘奇不挑选受害者，而这个模仿犯明显挑选。”

“嘿，你说得对。”莫拉看着加勒里的照片说，“我怎么没想到。”

“总之，有你这条四年前的线索已经很不错了，也许还有别的女人、别的受害者。你有没有别的事要忙？”

莫拉笑道：“哈里，别的事不重要，跟这事比真的不值一提。下周我休假，星期一才走。在那之前，我会接着查的。”

“你说的成人协会，是那个——”

“成人影片协会，怎么了？就在谢尔曼奥克斯，一家律所外面。”

“对，你跟那儿的人熟吗？”

“我认识他们的首席顾问，他很关心行业健康，所以愿意配合工作。”

“你能跟他谈谈吗？打听打听，看还有没有谁像加勒里一样突然退出的，一定要是身材好的金发女子。”

“你想知道可能还有多少受害者？”

“没错。”

“交给我了。”

“经纪公司和演员指南呢？”博斯朝印着德尔塔·布什的日历点头示意。

“我也问问他们。百分之九十的选角业务被两个经纪人包了，可以从他俩问起。”

“那应召服务呢？是不是所有女演员都做？”

“上层的演员不做，但是底层的基本上都做。上层演员抽十分之一的时间拍片子，剩下的时间都忙着跳脱衣舞了。她们辗转于多家脱衣舞俱乐部，大把大把挣钱，跳一年能挣个十万美元。大家都以为她们是靠拍色情片挣的钱，其实是靠跳脱衣舞。再往下，那些不上不下的演员既拍片子、跳脱衣舞，又做应召女郎，这也是挣钱的买卖，有些小妞只要接一晚上客，就能挣一千美元。”

“她们和皮条客合作吗？”

“合作，有人帮她们拉客，但不是所有人都依靠皮条客。她们跟站街女不同，站街女在大街上需要有人保护，免得被嫖客或别的妓女找麻烦。应召女郎只要接电话就够了，她们只要把广告和照片登出去，就能接到电话。大多数人都遵循一套规矩——她们不进别人家，只去酒店。通过酒店的房费来挑选客户是个把人渣排除在外的好办法。”

博斯想起了丽贝卡·卡明斯基，她去的是日落大道的凯悦酒店。那是个好地方，可还是遇到了人渣。

莫拉显然也想到了同一件事，说：“虽然也不总是有效。”

“可不是。”

“好了，看我能查到点什么吧。我的第一感觉是可能不会有太多，要是成群的女人像加勒里那样突然消失，我应该早就听到风声了。”

“你有我的寻呼机号码吧？”

莫拉记下了号码，然后博斯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博斯穿过大厅，刚走过前台，腰带上的寻呼机就响了。他看了看号码，是从四八五的总机转过来的。他以为是莫拉又想起来什么事，于是上楼梯回到二楼纠察队的办公室。

莫拉还在里面，正拿着一张加勒里的照片若有所思地盯着。他抬头看见博斯走了进来。

“你呼我了？”

“我？没有啊。”

“哦，我还以为是你想趁我没走远，再跟我说点什么。我要借你这儿的电话用用。”

“随便用，哈里。”

博斯走到一张空办公桌前，拨通了寻呼机上的号码。他看见莫拉把照片放进文件夹，又把文件夹放进椅子旁的一个公文包里。

电话响了两声，接着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欧文·欧文警监的办公室，我是费尔德警督，你有什么事？”

[1]英国著名典故。公元11世纪初，英国某地方长官对百姓课以重税，其妻为让他减免赋税而同意了他的条件——裸体骑马绕行城区。当天，居民皆关门闭户以示敬重，只有一名叫汤姆的裁缝拉开窗帘窥视。不久，汤姆便双目失明。

[2]原文为Noah's Bark，与“诺亚之舟”（Noah's Ark）英文读音相近。

19

和警察局的另外两位助理总警监一样，欧文在帕克中心也有自己单独的会议室。里面摆着一张福米加贴面大圆桌、六把椅子、一盆绿植，最靠里的墙边有一张工作台。会议室里没有窗户，有两扇门分别通往欧文的办公室和外面的过道。欧文召集了一个会议，博斯最后到场，坐到了最后一把空椅子上。与会人员从助理总警监欧文开始，按逆时针顺序坐着埃德加和抢劫凶杀调查处的三个人。博斯认识其中两人，弗朗基·希恩和迈克·奥佩尔特，他们俩四年前也是人偶师专案组的成员。

第三个是汉斯·罗伦伯格警督，博斯只听过他的名字和名声。博斯被降职调离抢劫凶杀调查处后，没过多久他就升职调来了。希恩等老朋友有什么事都会告诉博斯，他们说罗伦伯格跟别的官僚就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凡是有争议的、可能会危及仕途的决策，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像避开大街上的乞丐一样唯恐避之不及。他一心只想往上爬，大家都不信任他。抢劫凶杀调查处的警察已经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甩手汉子”，因为他就是个喜欢甩手不管的长官。抢劫凶杀调查处士气低落，在这个全局所有警探都向往的部门，每个人的状态可能比罗德尼·金的录像在电视上曝光后还要萎靡。

“坐吧，博斯警探。”欧文客气地说，“我想大家你都认识吧。”

博斯还没回答，罗伦伯格马上起身伸过手来。“汉斯·罗伦伯格警督。”

博斯跟他握了握手，两人都坐了下来。博斯看见桌子中央摆着一沓厚厚的文件，他马上认出那是人偶师专案组的卷宗。除了博斯自己的私人文件谋杀之书，所有可能是从档案室里搬出来的主要文件都摆在了桌上。

“我们坐在一起是为了想办法解决人偶师案牵扯出的案子，”欧文说，“可能埃德加警探告诉过你，我已经把案子转交给了抢劫凶杀调查处。我准备让罗伦伯格警督尽量多派些人来办案。我把埃德加警探借调了过来，还有你，等你的官司打完也过来。我想尽快结案。你今天在审判中的证词一公布，这事已经变成了一场公共关系的噩梦。”

“是啊，呃，对不起。作证前我宣过誓。”

“我明白。问题是你作证时说的事只有你自己知道。我让助理去旁听了，他告诉了我们，呃，你对新案子的推断。昨天晚上，我决定让抢劫凶杀调查处接管这件事，今天听了你的证词，我才想成立专案组开始调查。现在，我要你告诉我们事情的进展，你是怎么想的，你都查到些什么，然后我们再计划下一步怎么办。”

大家盯着博斯看了一会儿，而他不知道从何说起。希恩提了个问题，帮他开了个头。博斯知道这是个信号，希恩在告诉他欧文是靠得住的，因此不用担心。

“埃德加说是模仿犯干的，丘奇也不冤枉，是吗？”

“没错。”博斯回答，“丘奇是凶手，但他只杀了九名受害者，不是十一名。他的作案手法引出了一个模仿犯，而当时我们没有发现。”

“接着说。”欧文说。

于是博斯花了四十五分钟将整件事说完，中间希恩和奥佩尔特提了几个问题。博斯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莫拉。

最后欧文问道：“你把有模仿犯的想法告诉洛克时，他说有可能吗？”

“是的。虽然他觉得什么都有可能，但他也帮上了忙，让我看得更清楚。我想有什么进展还是告诉他，他的意见很有用。”

“你说有人泄密，会是洛克吗？”

博斯摇摇头，说：“昨晚之前我没去找过他，而钱德勒从一开始就知道内幕。她知道我第一天去过现场。今天她好像知道了我们的调查方向，知道有个模仿犯。她有个熟悉情况的线人，《时报》的布雷默也是，不过他的线人有很多。”

“好吧，”欧文说，“嗯，今天我们说的所有内容都要保密，谁也不许告诉任何人，除了洛克博士。你们两个——”他看了看博斯和埃德加，“连你们在好莱坞分局的上司也不能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虽然没指名道姓，欧文其实是在怀疑庞兹是泄密者。埃德加和博斯点头同意。

“现在，”欧文看着博斯，“我们从何查起？”

博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必须回顾调查经过。我说过，洛克认为是和案子密切相关的人干的。这个人知道所有细节，然后复制了作案手法，这是个完美的掩护，至少他潜藏了很久。”

“你的意思，是个警察。”罗伦伯格说，这是会议开始后他第一次发言。

“有可能，但也有别的可能。嫌疑人的范围很广，警察、发现尸体的人、验尸官、路过犯罪现场的人、记者，有很多种可能。”

“该死！”奥佩尔特说，“我们需要更多人手。”

“这个你不用担心，”欧文说，“我会增派人手，问题是怎么缩小范围？”

博斯说：“我们先分析受害者，看能不能查出跟凶手有关的信息。三名受害者和一名幸存者基本上都是同一类型，他们拥有一头金发，身材极好，都拍色情片，都兼职做应召女郎。洛克认为这就是模仿犯挑选下手对象的方法。他先看她们拍的片子，再从地方小报上找她们的广告，给她们打电话。”

“就像是购物，只是他挑的是受害者。”希恩说。

“没错。”

“还有别的吗？”欧文说。

“别的没什么了。洛克说模仿犯非常聪明，比丘奇聪明得多。但是用洛克的话说，他可能正处在崩解阶段，会逐步崩溃瓦解。本来没人知道他，可他偏要送来字条。现在这个阶段，他最想得到的是关注，就像人们对人偶师的关注。我的官司把关注又引向了丘奇，让他感到嫉妒。”

“别的受害者呢？”希恩问，“有没有我们还不知道的受害者？已经过了四年。”

“是啊，我正在查。洛克说肯定还有其他受害者。”

“该死！”奥佩尔特说，“我们缺人。”

想到这，所有人都不吭声了。

“联邦调查局呢？要不要联系行为科学部的人？”罗伦伯格问。

其他人都望向这个甩手汉子，仿佛在看一个穿着白裤子上沙地橄榄球场的小鬼。

“去他妈的联邦调查局。”希恩说。

“我们好像能控制住局面——至少目前可以。”欧文说。

“关于这个模仿犯，你还知道些什么？”罗伦伯格想转换话题，掩饰自己的失误，“有没有任何证据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他？”

“呃，我们得找到那个幸存者。”博斯说，“我们根据她的描述画过一幅模拟画像，干掉丘奇后，大家都没再管它。但现在我们知道了，那幅画很可能画的就是模仿犯。我们得找到她，问问她还记不记得别的信息，或许对我们有用。”

博斯在说这些话时，希恩从桌上的一沓文件里翻出了那幅模拟画像。画上的人长着一张大众脸，不像博斯认识的任何人，尤其不像莫拉。“我们必须假设他伪装过，和丘奇一样，这幅画可能没用。但那名幸存者也许记得别的什么事，比如模仿犯的行为举止，也许能让我们判断出他是不是警察。还有，模仿犯的两名受害者，我正在让验尸官办公室的阿马多比对她们的强奸取证包。模仿犯极有可能犯了个错。”

“解释一下。”欧文说。

“模仿犯知道人偶师的所有细节，对吗？”

“对啊。”罗伦伯格说。

“错。他是根据当时已知的情况模仿作案——就是我们警方掌握的情况。而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丘奇为了不留下毛发证物，耍小聪明刮光了体毛。这个情况在丘奇死前我们不知道，所以模仿犯也不知道，而当时他已经犯下两起命案了。”

“所以那两个强奸取证包里可能有属于他的证物。”欧文说。

“没错。我正让阿马多比对两个取证包。星期一就能有结果。”

“非常好，博斯警探。”欧文看着博斯，两人四目相对。这位助理总警监好像在给博斯传递信号，并且同时收到了信号。

“等等看吧。”博斯说。

“除此之外呢，这就是我们掌握的全部情报了吗？”罗伦伯格说。

“是的。”

“不是。”接话的是埃德加，之前他一直没吱声。所有人都望向他。“在混凝土里我们找到了——其实是哈里找到的——一个烟盒，是混凝土还未凝固时混进去的，很可能来自模仿犯。是万宝路普通款，软包装。”

“也可能是受害者的，对不对？”罗伦伯格问。

“不可能。”博斯说，“昨天晚上我问过她的经纪人，她不抽烟，烟盒几乎能肯定就是模仿犯的。”

希恩和博斯相视而笑。希恩把双手并在一起伸向博斯，做出等着被铐上手铐的样子。“就是我，伙计们。”希恩说，“我抽万宝路。”

“我也抽。”博斯说，“我比你更像，我还是左撇子。我得赶紧找个不在场证明。”

一桌人都笑了。博斯忽然收起了笑容，他想到了一件事，可还不能说。他看了看摞在桌子中央的文件。

“该死的，警察要么抽万宝路，要么抽骆驼。”奥佩尔特说。

“真是个坏习惯。”欧文说。

“我同意。”罗伦伯格连忙说，这回他的反应快了点。

他的话让一桌人又陷入了沉默。

“你在怀疑谁？”发问的是欧文，他又用那双无法看穿的眼睛盯着博斯。这个问题问得博斯心头一紧，欧文看出来了，可他怎么会知道？博斯没有回答。

“警探，显然你在一天之内已经有了调查的切入点，你从一开始就在办这个案子。我觉得你心里肯定有个嫌疑人，说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切入点。”

博斯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开了口：“我不确定……而且我也不想……”

“不想断送别人的前程，怕万一你搞错了？不想放狗去追或许无辜的人？这我理解，但我们不能让你独自追查。这回吃了官司还没长记性吗？我记得财迷钱德勒说你是‘逞英雄’。”

大家都看向博斯，博斯琢磨着莫拉这个人。这个纠察队的警察的确很奇怪，可真有那么奇怪吗？过去几年里，博斯曾被警察局调查过几次，他不想把那种压力施加给一个无关的人。“警探？”欧文催促着，“哪怕现在你有的只是预感，也必须告诉我们，调查就是从预感开始的。你想保护某个人，可你让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出去挨个调查每个警察。从谁开始不是查呢？迟早会查到他的头上。告诉我们你怀疑谁吧。”

博斯把欧文说的每句话都过了一遍。他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保护莫拉，还是只想把他留给自己？他又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给我五分钟，让我单独查查卷宗。如果和我想的一样，我就告诉你们。”

“先生们，”欧文说，“我们出去喝杯咖啡。”

其他人离开房间后，博斯盯着卷宗一动不动，看了将近一分钟。他有些困惑，不确定自己到底是想查到什么来证明莫拉就是模仿犯，还是更想排除他的嫌疑。他想起钱德勒在陪审团面前谈论的怪物和怪物出没的黑暗深渊。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别有太多顾虑，博斯心想。

他点燃一根烟，把所有卷宗挪到面前，开始翻找两份文件。调查记录放在靠上的位置，很薄，上面主要记录了调查过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他又在最下层抽出了专案组的出勤记录，这份文件稍微厚一点，因为里面有专案组警探的每周排班表和加班审批表。博斯是B队的三级警探，填写出勤记录是他的职责。

博斯在调查记录里飞快地寻找两个色情片女演员遇害的日期和时刻，还有与她们落入的死亡圈套有关的任何信息。接着他又找到了那个幸存者的相关信息。他把所有信息按顺序记在小本子上。

——6月17日，晚上11点
乔治娅·斯特恩，又名天鹅绒盒子
幸存者

——7月6日，晚上11点30分
妮科尔·纳普，又名霍莉·勒尔
西好莱坞

——9月28日，凌晨4点
雪琳·肯普，又名希瑟·库姆希瑟
马利布

博斯翻开出勤记录，找出三个女人遇袭或遇害那三周的排班表。六月十七日，星期天，即乔治娅·斯特恩遇袭当晚，值夜班的B队休息。莫拉有机会作案，不过队里的其他人也有机会。接着是纳普遇害的那天。翻到七月第一周的排班表，博斯心头一惊，手指有点发抖，肾上腺素飞速涌动。七月六日，星期五，纳普晚上九点接到电话外出服务，随后她的尸体于十一点三十分被人在西好莱坞的斯威策街发现。莫拉本应和B队其他成员一起从下午三点值班到午夜，但他的名字旁写着“病假”，是博斯的字迹。

博斯随即抽出九月二十二日那周的排班表。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凌晨四点，雪琳·肯普赤裸的尸体在马利布的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旁被发现。博斯觉得这些信息还不够，于是又找到记着死亡调查的那份文件。他快速浏览文件，查到凌晨零点五十五分有人在马利布旅馆打电话给肯普要求上门服务。警探去旅馆调查，发现零点五十五分的电话是从三一一房间呼出的。前台人员无法清楚描述房客的相貌，而他登记的身份信息也是假的，他用现金结账。前台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那名房客的入住时间是零点三十五分。每张房卡激活时都记录了时间。房客入住二十分钟后给希瑟·库姆希瑟打了电话。博斯又回去看出勤记录。肯普遇害前的那个星期四的晚上，莫拉在值班。但是他来得早，走得也早。他下午两点四十分到岗，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离岗。

这样一来他就有五十分钟的时间从好莱坞分局赶往马利布旅馆，并在星期五凌晨零点三十五分入住三一一房间。博斯知道来得及。在那么晚的时候，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上的车应该很少。

有可能是莫拉。

博斯发现搁在桌沿上的香烟已经燃到了过滤嘴，把福米加贴面烧黑了。他连忙把烟头扔进房间角落的盆栽里，又转了转桌子，让烧焦的印迹朝向罗伦伯格坐的位置。他拿起文件夹扇了扇，驱散空气中的烟味，然后打开了通向欧文办公室的那扇门。

“雷蒙德·莫拉。”欧文大声说出这个名字，显然是想试试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听完博斯讲述他掌握的情况，欧文没再说别的。博斯看着他，等待他的回应，可这位助理总警监只是嗅了嗅，皱起了眉头，大概已闻出烟味。

“还有一件事，”博斯说，“我不只跟洛克说过模仿犯，我告诉你们的事情莫拉也知道。他曾是专案组的一员，这周我们曾找他帮我们查过混凝土女尸的身份。你呼我的时候，我刚好就在风化纠察队。昨晚他给我打过电话。”

“他找你干什么？”欧文问道。

“他想告诉我他认为十一名死者里的两个艳星可能死于模仿犯之手。他说他刚刚想到，觉得模仿犯可能早就开始作案了。”

“妈的，”希恩说，“这家伙在耍我们，要是他——”

“你怎么跟他说的？”欧文插话道。

“我告诉他我跟他想的一样。我还让他动用他的人脉查查还有没有别的女人像贝姬·卡明斯基那样突然失踪，突然洗手不干。”

“你让他去查这个？”罗伦伯格说着挑起眉毛，摆出一副震惊、愤怒的表情。

“我必须这么做。这事我当然要请他做，要是不请，他就知道我在怀疑他。”

“他做得对。”欧文说。

罗伦伯格的胸膛似乎瘪下去几分。他什么都不懂。“哦，我明白了。”他恭敬地说，“干得漂亮。”

既然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奥佩尔特说：“我们还需要更多人手。”

“我想明天一早就开始监视莫拉。”欧文说，“我们需要至少三组人马。希恩和奥佩尔特一组。博斯还有官司，而埃德加，我想让你去找那个幸存者，所以你俩排除在外。罗伦伯格警督，你还有人可以派吗？”

“呃，伊德正闲着，但布克特休假了，梅菲尔德和拉瑟福德也因为这个案子要上法庭。我可以在他俩之中抽调一个和伊德组队。就这些人了，除非把几件正在做的事先停一停——”

“别，我不想这样。让伊德和梅菲尔德来办这件事。我会去找希利亚德警督，看她能不能从山谷里借调几个人。她有三队人马正在办餐饮车那个案子，查了有一个月，已经快结束了。我会从她那儿借一队人。”

“非常好，长官。”罗伦伯格说。

希恩看了看博斯，做了个鬼脸，因为这位上司让他作呕。博斯忍住了笑。每当警探们接到出击令，即将出去展开狩猎，他们总会有些兴奋的举止。

“奥佩尔特，希恩，你俩从明早八点起开始监视莫拉。”欧文说，“警督，明早为专案组的新成员开会，告诉他们案情进展，再派一组人下午四点接替奥佩尔特和希恩，让他们一直守到莫拉关灯睡觉。如果需要加班，我现在就批准。另一组人星期六早上八点接班，然后下午四点再交给奥佩尔特和希恩，就这样轮转。夜班监视组要盯住他，直到确认他晚上回家上床睡觉。不准有差错。要是在我们监控期间，这家伙干出什么事来，我们就等着丢工作吧。”

“长官？”

“什么事，博斯？”

“不敢保证他一定会作案。洛克认为模仿犯自控力更强，不会每晚都出去狩猎，他能控制住杀人的欲望，过着很平常的生活，要每隔一段时间才下手。”

“现在连有没有跟对人都不敢保证，博斯警探，我还是要监视他。此时此刻我希望我们对莫拉警探的怀疑是天大的错误。你说的话虽然相当有说服力，但是离呈堂证供还差得远。所以我们得监视他，如果真是他，但愿在他加害别人之前我们能发现某些预兆。我的——”

“我同意，长官。”罗伦伯格说。

“别打断我，警督。侦查和心理分析都不是我的专长，但直觉告诉我不管模仿犯是谁，他已经感受到了压力。当然，是他自找的，是他送来的字条，他可能觉得这是一场由他操控的猫鼠游戏，但他还是感受到了压力。作为警察，有一件事我非常清楚，当这些家伙感受到了压力，他们就会做出反应，我管他们叫亡命之徒。他们有时候崩溃，有时候爆发。我的意思是，以我对本案的认识，哪怕莫拉出门取邮件，也把他给我看住了。”

所有人都安静地坐着。连罗伦伯格也安分了，刚才打断欧文说话是他失策。

“好吧，现在我们都有任务了。希恩和奥佩尔特负责监视；博斯在官司结束前自由行动；埃德加去找幸存者，如果有空就去查查莫拉，但别让他知道。”

“他离婚了，”博斯说，“刚好在组建人偶师专案组之前离的婚。”

“很好，就从这儿查起，去法院查查他的离婚案。谁知道呢，说不定运气好，他就是因为喜欢给老婆画人偶妆才被甩。这个案子太难办了，我们真需要点好运气。”欧文环顾圆桌，目光掠过桌边的每一张脸，“警察局可能因为这个案子颜面扫地。可我不希望任何人有所保留。该来的迟早会来……好了，大家都有了任务，去办吧。所有人都可以走了，博斯警探留下。”

大家陆续离开了房间，博斯似乎看到了罗伦伯格脸上的失落，因为没机会单独留下为欧文召开拍马屁大会。

门关上后欧文一直没说话，他在考虑如何措辞。自从博斯当上警察，欧文就一直处处和他作对，总想控制他，把他收归己用。而博斯一直拒绝配合。他对欧文本人并没有意见，只是和他的行事风格不同。

现在博斯感觉到欧文有些心软。从开会时他对博斯的态度，还有出庭作证时所说的话，博斯都能感觉到。欧文本可以让博斯背黑锅，但他没有那么做。不过博斯不能也不会因为这个向他道谢，所以就一直坐着，一声不吭地等他开口。

“你干得不错，警探。尤其是那场官司，还有所有工作。”

博斯点点头，他知道欧文肯定不是要说这些。

“呃，我就是为这个把你留下来的。你的官司。我要——让我想想该怎么说……我要告诉你，那帮陪审员到底怎么判，要给他们多少钱，我他妈的真的一点也不在乎。抱歉我爆粗口了。一线工作如履薄冰，陪审团知道个屁。那么多决定，可能救多少命，也可能要多少命，怎么可能花几个星期去审查，去评判你在一秒钟之内必须做的决定？”

博斯搜肠刮肚想说点什么，因为他沉默太久了。

“总之，”欧文最后说，“我想我花了四年才得出这个结论，但迟来总比不来强。”

“嘿，我可以请你明天帮我做总结陈词。”

欧文的脸抽动了一下，脸颊紧缩，像咬了一口酸黄瓜。“也别让我来干这种事。我说，我们的市政府到底在干什么？市检察官办公室就像个为新手律师办的学校，还让纳税人掏钱。为我们警察辩护的尽是些新手。呃，这帮预科生，对法律一无所知，就靠打官司犯错误来学习。他们搞砸了，遭殃的却是我们，最后终于他妈的学成了，懂行了，他们就辞职，然后帮别人起诉我们！”

博斯从未见过欧文如此恼火。平时他总是戴着那副僵硬的面具面对公众，僵硬得就像他身上那套笔挺的制服，现在他换了副面孔，博斯看得有些出神。

“抱歉，我扯远了。”欧文说，“总之，祝你好运，希望陪审团能判你胜诉。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博斯没说话。

“我说，博斯，只和罗伦伯格警督待上半个钟头，就让我很想好好反省自己，审视警察局将何去何从。洛杉矶警察局已经不是我或你刚来时的模样了。罗伦伯格是个不错的管理者，我也是，至少我自己觉得是，但我们不能忘了我们是警察……”

博斯不知该怎么回答，也许什么都不用说。欧文似乎在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又好像真有重要的话要说，不知道怎么开口，所以先扯些别的。“汉斯·罗伦伯格。真是个糟糕的名字，是吧？我猜他手下的警探肯定都管他叫甩手汉子，我说对了吧？”

“有时候。”

“是吧，我猜就是。他——呃，哈里，我在警察局干了三十八年了。”博斯只是点点头。谈话开始变得有些奇怪，欧文从没叫过他哈里。“而且，呃，刚从警校毕业时，我在好莱坞当过几年巡警……财迷钱德勒问我你母亲的情况，真的让我猝不及防。我很抱歉，哈里，我表示哀悼。”欧文低头看着桌上紧握的双手。

“都过去很久了。”博斯顿了一下，“如果你要说的是这个，我想我——”

“对，基本上是，但是，我想告诉你那天我也在场。”

“哪天？”

“那天你母亲——我是报告警官。”

“报告警官？”

“对，是我发现她的。我正在大道上步行巡逻，走进了高尔街的一条巷子。我每天都去那儿转转，呃，我发现她……钱德勒把那份报告拿给我看，我马上就认出来是那个案子。她不知道我的警号，虽然那串数字就写在报告上，不然她一定知道是我发现了你母亲，我猜她一定会拿这个大做文章……”

博斯感到很不自在。还好欧文这会儿没看着他。他明白欧文话里的话，也可能他自以为明白。如果欧文以前就在好莱坞大道步行巡逻，那么他一定在博斯的母亲去世前就认识她。

欧文瞥了博斯一眼，又马上转过头望向房间一角，视线落在盆栽上面。

“谁把烟头扔我花盆里了？”他说，“是你吗，哈里？”

20

博斯走到帕克中心大门，一边点烟一边用肩膀挤开一扇玻璃门。欧文那番话让他感到震惊。他其实一直就有心理准备，没准哪一天会在警察局里遇到一个认识他母亲或者了解那场命案情况的人，可他从未想过这人会是欧文。

他穿过南区停车场朝他那辆随想曲走去，忽然看到杰里·埃德加站在洛杉矶大街和第一大道交会的街角等红绿灯。博斯看了看手表，五点十分，正是下班时间。他心想埃德加可能要去代号七或者红风酒吧喝杯扎啤，然后再上高速公路。他觉得这主意不错。希恩和奥佩尔特可能早就在其中一个酒吧的高脚凳上坐下了。

博斯走到街角时，埃德加已在一个半街区之外，正沿着第一大道往代号七酒吧的方向走。博斯加快了脚步。此刻他只想暂时忘掉丘奇、莫拉、钱德勒，还有自己的秘密和欧文在会议室里的话。埃德加径直走过了代号七的大门，没有去推那根用作门把手的警棍，甚至都没往那儿看。他穿过春日街，经过时报大楼，走向百老汇大街。他一定是去红风酒吧，博斯心想。

红风酒吧也不错。那儿只有瓶装的魏因哈德啤酒，没有扎啤，所以逊色几分。另一个减分项是《时报》新闻编辑部的那帮雅皮士[1]喜欢去，所以那儿往往是记者比警察多。不过它也有个重要的加分项，星期四和星期五晚上六到十点有个四重奏乐队在那儿表演，他们大都是退休的酒吧常客，不太忙。去那儿对谁来说都是个躲避交通高峰时段的好方法。

博斯看见埃德加穿过百老汇大街，继续在第一大道上走着，并没有左拐去往红风酒吧。博斯放慢了脚步，和埃德加保持一个半街区的距离。他又点燃一根烟，对跟踪另一位警探感到有些忐忑，可他还是继续跟着。不祥的预感开始席卷他的心头。

埃德加在希尔街左拐，闪进了位于新建的地铁口对面的东侧第一道门。那扇门通往名为“悬判”的酒吧，它位于富恩特斯法律中心的大厅。这个中心是一栋八层楼的建筑，几家律师事务所占据了整栋楼，在里面工作的承租人大部分是辩护律师和诉讼律师。这栋楼说不上丑陋，但也毫无特色。律师们选择这个地方办公是因为它离县法院大楼只有半个街区，离刑事法院大楼只有一个街区，离联邦大楼一个半街区。

博斯知道的这些都是贝尔克告诉他的，他们俩曾来富恩特斯法律中心找过霍尼·钱德勒。当时博斯接到传唤，要为诺曼·丘奇的案子宣誓作证。

博斯走过悬判的大门，来到富恩特斯法律中心的大厅，忐忑的感觉转变为心寒。他熟悉酒吧的布局，因为在钱德勒面前宣誓之后他曾来这儿喝过一杯，他知道大厅对面有扇门是酒吧的后门。他推开后门，钻进一个公用电话的小隔间，旁边是洗手间的门。他贴着墙角，谨慎地观察吧台附近。

一台点唱机正放着西纳特拉的《夏日风》，一个头戴蓬松假发的女服务员为正门旁的四位律师端上了马提尼酒，指间夹着一沓十块、五块、一块的钞票。一个酒保靠在昏暗的吧台上，一边抽雪茄，一边读《好莱坞报道》。博斯心想，酒保或许只是兼职，他可能是个演员或者编剧，也可能是个星探。在这个城市，有谁不是呢？

酒保探身把雪茄在烟灰缸里捻灭，这时博斯看见埃德加就坐在吧台另一头，面前摆着一杯扎啤。一根火柴在他身旁划燃，博斯看见霍尼·钱德勒点燃了一根烟，然后把火柴放进烟灰缸里。烟灰缸旁边摆着一杯酒，看着像血腥玛丽。

博斯退回小隔间，免得被两人看见。

希尔街和第一大道的交会处有个简易的书报摊，博斯站在旁边等待。书报摊已经关门，木板合了起来。天色渐暗，街灯亮了，站街女指望再接最后一单生意，然后赶往好莱坞，开始更艰苦的夜间工作。博斯靠支走乞丐和往来的妓女打发着时间。

等到博斯看见埃德加走出悬判时，他脚边的人行道上已经堆了不少烟头。他把手中的烟弹到街上，然后躲到书报摊的侧面，以免被埃德加发现。博斯没见着钱德勒的踪影，心想她肯定从后门进车库上了车，说不定埃德加还机智地拒绝了搭钱德勒的车回帕克中心。

埃德加走过书报摊，博斯闪到他身后。“杰里，上哪儿耍呢？”

埃德加吓了一跳，仿佛脖颈碰到了冰块。他连忙转过身。“哈里？上哪儿——嘿，你想喝一杯吗？我正准备去呢。”

博斯没有答话，就这么看着埃德加窘迫地搜肠刮肚，寻找措辞。最后他说：“你不是已经喝过了吗？”

“你说什么呢？”

博斯朝前迈了一步。埃德加看上去非常恐慌。

“你慬我在说什么。你喝了啤酒，那位女士喝了血腥玛丽，不是吗？”

“听我说，哈里，我——”

“不准再管我叫哈里。你想跟我说话，就叫我博斯。只有我的朋友、我信任的人才能叫我哈里，明白吗？你得管我叫博斯。”

“能听我解释吗？哈——呃，给我个机会，听我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在整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今晚你又告诉她什么了？是不是把我们在欧文那儿的谈话都告诉她了？我觉得她不需要，伙计。她已经完成了对我们的打击。”

“不是。她很早就走了。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里面，我在想怎么摆脱她。今天的会议内容我什么都没告诉她。哈里，我没有——”

博斯快速上前，伸手朝埃德加胸前推了一把。埃德加打了一个趔趄。“我说别那么叫我！”博斯吼道，“你个混蛋！你——我们做过搭档，伙计，我教过你……我在法庭上惨败，都是拜你所赐，你他妈的就是那个泄密者！”

“对不起，我——”

“布雷默呢？字条的事是不是你告诉他的？你这会儿是要去和他喝酒吧？去见布雷默？去吧，我不拦你。”

“不是，伙计，我没跟布雷默说过。听我说，我错了，好吧？对不起。是她害了我，她胁迫我。我没法——我想摆脱她，可她有我的把柄。你要相信我，伙计。”

博斯盯着他看了很久。天已经完全黑了，博斯似乎能看见埃德加的眼中闪烁着街灯的光亮，也许他正强忍着泪水。可为什么流泪？为了失去的友情，还是仅仅因为害怕？博斯感觉到自己爆发出的力量已经完全压制住埃德加，显然埃德加也明白这一点。

博斯把声音压得很低，说：“我要知道所有事，你得告诉我你都做了些什么。”

红风酒吧里的四重奏乐队正在休息，博斯与埃德加坐到靠里的一张桌子旁。这家酒吧跟城里的几百家酒吧别无二致，里边光线昏暗，墙上嵌着木板。吧台边缘包着一层红色的人造革，上面尽是烟头烫过的痕迹。女服务员穿着黑色的制服，围着白色的围裙，嘴唇上涂着浓艳的口红。博斯点了两杯不加冰的杰克·布莱克威士忌和一瓶魏因哈德啤酒，还给了女服务员一些买烟的钱。埃德加一副万念俱灰的表情，他点了杰克·布莱克和水。

“都怪该死的经济萧条。”不等博斯开口，埃德加就说，“房地产就是一潭死水，我不得不放弃这摊事，可我还得还贷款。你明白，伙计，布伦达不得不换一辆——”

“去你妈的！你觉得我想听这些？就因为你老婆开不了宝马，换了辆雪佛兰，你就要出卖我？你他妈的，你——”

“不是这样。我——”

“闭嘴！我告诉你，你必须——”

女服务员送来了酒和烟，两人都不再说话。博斯往女服务员的托盘里放了一张二十的票子。他那双愤怒的黑眼睛死死地盯着埃德加。“现在，别废话了，告诉我你都做了些什么。”

埃德加喝了口酒，又喝了口水，然后才开始说。

“呃，星期一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们从宾氏台球厅的现场回来，我回到了办公室，然后接到了钱德勒的电话。她知道出事了，我不清楚她怎么知道的，但她知道我们收到了字条，发现了尸体。肯定是布雷默或者其他人告诉她的。她问了我几个问题，比如‘确认是人偶师干的吗’之类的。我搪塞过去了，什么都没告诉她……”

“然后呢？”

“然后，呃，她开始提条件。我已经两个月没还贷款了，布伦达还不知道。”

“我怎么说的？我不想听你的悲惨遭遇，埃德加。我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同情你。你跟我说这些，只会让我更生气。”

“好的，好的。她说给我钱，我说我会考虑。她说我要是想跟她交易，晚上就去悬判和她碰头……你不让我说原因，可我真有苦衷，我还是去了。是啊，还是去了。”

“是啊，是你自己他妈的搞砸了。”博斯说，他想压制住埃德加语气中的不满。

埃德加喝完杯中的杰克·布莱克，朝女服务员招手，但她没看见。四重奏乐手正拿着乐器回到原位，领衔的是位萨克斯乐手，博斯真希望是在别的情况下来的这儿。

“你告诉了她什么？”

“就是我们当天知道的东西，但其实她已经全都知道了。我告诉她你说像是人偶师干的，我没说多少，哈——再说，大部分情况第二天报纸上都登了。但布雷默的线人不是我。你要相信我。”

“你告诉她我去了现场？”

“是的，我告诉她了。这不是什么大秘密吧？”

博斯将整件事仔细想了几分钟。他看着乐队开始演奏比利·斯特雷霍恩的《浮华人生》。他俩的桌子离乐队比较远，还不至于太吵。博斯扫视整个酒吧，看还有没有认识的人，结果看见布雷默捧着一瓶啤酒坐在吧台边。和他坐在一起的几个家伙一看就是记者，其中有个人的裤兜里还露出了一本记者常带的细长笔记本。

“说起布雷默，他不就在那儿嘛。说不定等我俩聊完，他也想了解点情况呢。”

“哈里，不是我。”

又让他叫了一回哈里，不过博斯这次没说什么。他已经心灰意冷，只想早点聊完，早点回去，去找西尔维娅。

“你去见过钱德勒几次？”

“每晚都去。”

“你迷上她了，对吗？必须去见她。”

“我犯傻了。我需要钱。自从第一天晚上见了她，我就上当了。她要我把调查的进展都告诉她，不然就告诉你是我泄密的，还要向内务处举报我。妈的，她还没给我钱。”

“今天她提前走了，怎么回事？”

“她说案子结束了，明天就要做总结陈词，所以调查的进展已经无关紧要了。她把我给甩了。”

“但这事还没完。你不会不明白吧？今后她要是想从机动车管理局查牌照、地址，想要证人的私人电话，她都会来找你。你被她控制了，伙计。”

“是啊，我得想想办法。”

“究竟为了什么？她第一天晚上开的什么价？”

“我想还他妈的月供……不能卖房子，也无法做抵押贷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呢？你有没有想过我又该怎么办？”

“我想过。”

博斯又看了看四重奏。他们一直在演奏斯特雷霍恩的曲子，现在演奏的是《血色罪状》。萨克斯乐手的技艺纯熟，节拍压得很准，乐句干净利落。

“你打算怎么办？”埃德加问。

博斯不用考虑，他知道怎么办。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萨克斯乐手，说：“没什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

“接下来你要按我说的做。伙计，我没法再跟你共事了。虽然欧文把我们招进一个专案组，但是我俩到头了，就这样吧。这事结束以后你去找庞兹，告诉他你要调离好莱坞。”

“可是哪儿的凶杀案调查组都不缺人啊。我看过公示板，进凶杀案调查组有多难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没说调去别的凶杀案调查组。我只说你要调走。哪儿缺人你就去哪儿，懂了吗？哪怕你去第七十七街的车辆犯罪调查组也不关我的事，哪儿有空缺你就去哪儿。”博斯转过头看着埃德加说，“这就是代价。”

埃德加嘴唇微张，说：“可我只会办凶杀案啊，这才是关键。”

“这已经不是关键了。我不是跟你讨价还价，除非你想去内务处碰碰运气。要么你去跟庞兹说，要么我去找他，我无法跟你做同事了，就这样。”博斯又看向乐队。埃德加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博斯让他走。“你先走，我没法跟你一起回帕克中心。”

埃德加起身要走，又在桌前停了片刻，说：“总有一天，你会需要朋友的帮助。到那时，你会后悔不该这样对我。”

博斯没有正眼瞧他，只说了句：“我明白。”

埃德加走后，博斯把女服务员叫了过来，又点了两杯酒。乐队在演奏《下次再说》，博斯很喜欢他们的即兴演绎。威士忌开始让他感到胃中灼热，他靠在椅子上一边吸烟一边听音乐，试着想些和警察、凶杀无关的事。

没过多久，他感觉有人走了过来。转过头一看，只见布雷默拿着两瓶啤酒站在一旁。“埃德加走了，我看他的表情肯定是不回来了，我能坐这儿吗？”

“是的，他不回来了。你想干吗就干吗，但是我不工作、不接受采访，也不开车。”

“那么，你什么都不会说。”

“你说对了。”

记者布雷默坐了下来，点燃一根烟。烟熏得他眯起那双小却锐利的绿色眼睛。“没关系，因为我也不是在工作。”

“布雷默，你一直在工作，就连这会儿都在，一旦我说错话，你可不会就这么忘了。”

“差不多吧。可你忘了我们合作过几次吗？我的报道曾帮过你的忙，哈里。我就写了一篇报道不合你意，你就忘了交情。现在我倒成了个该死的记者——”

“胡扯，我可都记得。你这不平安无事地坐在这儿吗？你帮过我，我记得；你害过我，我也记得。到头来算扯平了。”

两人坐着静静地听着音乐。音乐结束时，女服务员刚好把博斯第三次点的两杯杰克·布莱克放到桌上。

“把字条的事透露给我的人，我也没说永远不能告诉你，”布雷默说，“可现在这有什么重要的？”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现在我只想知道是谁要整我。”

“你以前说，有人要陷害你，你真的觉得是这样吗？”

“这不重要。明天的报道，你准备怎么写？”

布雷默直起身子，两眼放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差不多是篇庭审记录，有你的证词，说还有个人在继续杀人。它会登在头版，引起轰动。这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每次我写的报道上头版，我就来喝一杯，庆祝一下。”

“聚会庆祝，呵？那我母亲的事呢？你也写进去了？”

“哈里，你要是担心这个，我劝你放一百个心，我那篇报道根本就没提你的母亲。老实说，那件事自然对你很重要，但拿新闻报道的标准来看，太私密了，所以我没提。”

“太私密？”

“涉及个人隐私，就像电视上搞体育的那些家伙常念叨的技术统计。比如说，某个左撇子投手在一九五六年世界大赛第五场第三局投出了多少个快球之类的数据。你母亲的事我仔细想过，钱德勒想把它说成你干掉那家伙的动机，她太过分了，已经侵犯隐私了。”

博斯点点头。他的伤心往事明天不会被几百万个读者拿在手中翻看，他本该感到庆幸，但还是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不过，”布雷默说，“我得告诉你，要是判决对你不利，陪审团认为你的确是怀着为母复仇的心情干掉了丘奇，那我可没别的选择，只能写进报道了。”

博斯又点点头，听起来很公平。他看看手表，已经快十点了。他知道应该给西尔维娅打个电话、离开这儿了，否则待会儿音乐再次响起，他又该舍不得走了。他喝光了酒，说：“我得走了。”

“是啊，我也得走了。”布雷默说，“我跟你一起出去。”

来到街上，吹了吹凉爽的晚风，博斯的酒醒了大半。他向布雷默道别，双手揣进衣兜，沿着人行道朝前走去。

“哈里，你要走回帕克中心？上车吧。我开车了。”

博斯看见布雷默打开了一辆别克马刀的车门，它就停在红风酒吧外面。博斯没说谢谢就钻进车里，关上了车门。他只要喝醉就会变得沉默寡言，几乎一句话都不说，只听别人说。

去帕克中心只有四个街区的路程，布雷默先打破了沉默。“财迷钱德勒真有点不同，是不是？她真懂怎么操纵陪审团。”

“你觉得她已经赢了，是吧？”

“差不多，哈里，我是这么觉得。不过哪怕最后的判决只是让洛杉矶警察局表个态、发个声明——最近这类判决多得很——钱德勒也会挣一大笔。”

“你说什么？”

“你以前没进过联邦法庭吧？”

“没进过。我可不想养成习惯。”

“好吧，在民事案件里，如果原告——也就是钱德勒赢了，那么被告——也就是市政府会为你买单，给律师付佣金。哈里，我敢保证，在明天的总结陈词里，财迷肯定会告诉陪审团，她只想让你认错，哪怕只给一美元的赔偿金，只要表个态就行。陪审团会觉得这是个对大家都好的办法，他们会判你有过错，但只要付一美元的赔偿金。虽然原告只赢了一美元，钱德勒还是会向市政府开出账单，索要诉讼费。这一点陪审团并不知道，因为贝尔克无权告诉他们。钱德勒不会只要一美元，很可能要十几万，这就是她的招数。”

“妈的。”

“是啊，司法系统就是这样。”

布雷默把车开进停车场，博斯指了指他那辆停在第一排的随想曲。

“你还开得了车吗？”布雷默问。

“没问题。”

博斯正要关车门，布雷默叫住了他。“嘿，哈里，你也知道我不能说我的线人是谁，但我可以告诉你谁不是。肯定不是你心里想的那几个，明白吗？你要是怀疑埃德加和庞兹，那你就错了。你永远猜不到是谁，所以别猜了，好吗？”

博斯只是点了点头，关上了车门。

[1]指一类收入高、生活优裕、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的年轻群体。

21

博斯摸索着进到自己的车里，把钥匙插进点火器，但没有打着。他考虑了一会儿到底是把车开走，还是先去咖啡机那儿取一杯咖啡。他抬起头，透过挡风玻璃仰望帕克中心那栋灰色的庞然大物。大部分窗户里的灯还亮着，可他知道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集合厅的灯总是不关，为了制造一种还有人工作的假象，仿佛打击犯罪的事业永不休止。这是个谎言。

他想起抢劫凶杀调查处的审讯室里有张沙发，要是不想开车可以去那儿睡一宿，当然，除非已经有人占了。他又想了想西尔维娅，想到她不顾自己的反对还是去了法庭。他想回家，想回到她的身边。没错，他想回家。

他握住车钥匙，可又一次松开了手，揉了揉眼睛。他双眼迷离，太多思绪随着威士忌打转，萨克斯的余音在脑中回荡，那是他自己的即兴表演。他努力回想布雷默刚刚说过的话。他说博斯永远猜不到谁是他的线人。他为什么那么说？博斯发现这个问题竟然比究竟谁是线人更让他好奇。

这不重要，博斯心想，一切很快要结束了。他把头靠在车窗上，想着今天的审判，还有他的证词，也不知道自己在众人瞩目的证人席上是怎样一副模样。他再也不想上那儿去了，不想再被霍尼·钱德勒用言语逼入窘境。

他想起了与怪物战斗的人。钱德勒想对陪审团说些什么？关于深渊？哦，对啊，怪物盘踞的地方，那也是我的居所吗？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接着他想到黑暗的心，那是洛克的说法，黑暗的心不会独自跳动。他在脑海里重放了一遍诺曼·丘奇死前的画面，他赤身裸体，被子弹击中后无助地倒在床上。四年过去了，那幅画面仍然清晰无比，就像发生在昨天。这到底是怎么了，博斯很想知道。为什么他记得诺曼·丘奇的那张脸，却不记得母亲的脸？他不禁问自己，难道我也有一颗黑暗的心吗？黑暗像海浪一样席卷而来，把博斯向下拖拽。他沉入了深渊，和群魔在一起。

玻璃上传来刺耳的敲击声，博斯突然睁开眼，看见车窗外有一位手持警棍和手电筒的巡警。博斯扫视左右，赶紧握住方向盘踩刹车。他觉得自己开得没那么差，然后才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没开车，还在帕克中心的停车场。他连忙摇下车窗。

穿警服的小伙子是停车场的值班警员。警察学院级别最低的学员首先会被派到帕克中心停车场值夜班。这既是一项传统，也有其目的。如果警察连自家大本营的停车场都守卫不了，无法阻止盗窃等犯罪活动在这儿发生，他们还能保护什么地方？

“警探，你还好吧？”值班警员把警棍插回腰带上的皮环里，“我看见你下了别人的车，上了自己的车，又没把车开走，就过来看看。”

“还好，”博斯应付了一句，“我，呃，还好，谢谢。我打了个盹儿。今天太忙了。”

“是啊，每天都很忙。保重。”

“好的。”

“你开得了车吗？”

“没事，谢谢你。”

“你确定？”

“放心吧。”

等警员走远，博斯才把车发动。他看了看手表，发现自己才睡了不到三十分钟。小憩片刻又突然惊醒，已让博斯完全清醒过来。他点燃一根烟，把车开上洛杉矶大街，驶向好莱坞高速公路的入口。上了高速公路，他把车窗摇了下来，凉爽的空气能让他保持机警。夜色清朗，好莱坞群山上的灯光与天相接。两束强光从山后的两处地方升起，穿透黑暗，射向深邃的夜空。多美的一幅夜景，但他还是感到一丝忧郁。

在过去的几年里，洛杉矶变了。没过多久，变化也成了旧闻。洛杉矶总是在变，博斯喜欢的正是这一点。街头暴乱和经济萧条把粗粝的印迹留给了城市的景观、记忆的景观。博斯永远忘不了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烟幕，它就像某种痼疾，无法被晚风驱散，还有电视里着火的大楼、打砸抢的暴民、束手无策的警察。那是警察局最晦暗的时刻，伤痛至今没有治愈。

城市的伤痛也未治愈。人们的愤怒曾如火山爆发，许多祸根至今仍然无人过问。这座城市给予了太多美好，也带来了太多危险和憎恨。这是一座信心受挫的城市，仅仅依靠残存的希望继续存在。在博斯心里，贫富两极的关系就像一艘渐渐驶离码头的渡轮，一艘人满为患的渡轮驶离人满为患的码头。有的人一脚踏在船上，一脚踩在岸上。船渐渐开远，要不了多久卡在中间的人就会坠落。渡轮严重超载，只要一个大浪打来就会倾覆。那时留在岸上的一定会欢呼，他们巴不得大浪快点来临。

博斯想到埃德加和他的所作所为，他就在那些坠落的人之中，没有办法挽救。博斯没给埃德加机会让他道出他和妻子的苦衷，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博斯不知道。埃德加说，总有一天博斯会需要朋友的帮助。博斯也不知道放埃德加一马、原谅他一回会不会是更明智的选择。毕竟没造成太大的损失。不过他还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出决定。

驶过卡文加山口时，博斯摇上了车窗。气温开始下降。他抬头仰望西部的山峦，在没有灯光的那片黑暗里寻找自己的房子。他很庆幸今天不用回那儿去，而是去见西尔维娅。

到西尔维娅家时已经是十一点半，博斯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厨房的灯亮着，别的房间没有开灯。西尔维娅已经睡下。深夜新闻已经结束，而他对深夜访谈节目从来不感兴趣。他在客厅里脱了鞋，免得发出声响，然后穿过走廊来到西尔维娅的卧室。

他站在漆黑的卧室，让眼睛适应黑暗。

“嗨。”床上的西尔维娅说，但博斯还看不见她。

“嘿。”

“你去哪儿了，哈里？”西尔维娅的声音很甜，带着几分睡意，话语中没有一点责备和质问的意思。

“我做了点事，又喝了点酒。”

“音乐不错吧？”

“是啊，有个四重奏，真不错，演奏了很多比利·斯特雷霍恩的曲子。”

“我给你弄点吃的？”

“别了，快睡吧，你明天要上课。再说我也不怎么饿，想吃我就自己弄。”

“过来。”

博斯走到床边，爬上羽绒被。西尔维娅伸手揽住他的脖子，亲了亲他。“哈，你喝了可不止一点。”

他笑了，她也跟着笑了。“我去刷牙。”

“等一下。”她又把博斯揽住，博斯亲了亲她的嘴唇和脖子。她身上有奶香味和香水味，博斯很喜欢。他发现她没穿睡袍，尽管一般都会穿。他把手伸进被子，揉了揉她平坦的肚子，然后从下往上抚摸了她的胸脯和脖子。他又吻了她，接着把脸埋在她的颈部和头发里。“西尔维娅，谢谢你。”他低声说。

“谢什么？”

“谢谢你今天去那儿。我知道我说过不让你去，但看见你在那儿，我很感动，真的非常感动。”他只说得出这些话。接着他起身走进浴室，脱掉衣服，小心翼翼地挂在门背后的挂钩上。明天早上他还得穿这些。

他快速地冲了个澡，又用放在这儿的一套洗漱用品刮了胡子，刷了牙。他看着镜中的自己，把潮湿的头发往后拨，然后冲着镜子笑了笑。他知道这也许是威士忌和啤酒的残余作用，但又觉得不是。他感到幸运，因为自己既没和那群疯子一起登上渡轮，也没和愤怒的人群留在岸上。他有他自己的船，船上只有他和西尔维娅两人。

两人不声不响地做爱，像两个孤独的人，各自在黑暗中极尽所能让对方快乐，以至于近乎笨手笨脚，而博斯仍从中得到某种治愈感。西尔维娅躺在博斯身旁，用手指轻触文身的轮廓。“你在想什么？”她问。

“没什么，一些琐事。”

“跟我说说。”

他犹豫了片刻才回答。“晚上我发现有人背叛了我，是个很亲近的人。而且，哎，我在想我的反应可能有问题。其实他背叛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他背叛了他自己。也许背着这个包袱活下去，惩罚已经够重了，我想不用我再埋怨他了。”他想起自己在红风酒吧对埃德加说的话，决定让他别去找庞兹提出调动。

“怎么背叛了你？”

“呃，通敌，我猜你会这么说。”

“和霍尼·钱德勒？”

“是啊。”

“有多糟？”

“我觉得不算太糟，是他的行为让我受不了，让我心寒。”

“你有什么办法吗？我不是说报复他，是说挽回损失。”

“没办法。损失已经造成，无法挽回。今天晚上我才发现是他，完全是碰巧，否则我根本想不到会是他。不过，别担心。”

她用指尖轻轻抚摸他的胸膛。“只要你不担心，我就放心。”

西尔维娅总是懂得分寸，明白问到什么程度就该打住，博斯很爱她这一点，她连是谁背叛了他都没问。和她在一起，博斯感觉完全放松，没有烦恼，没有焦虑，就像家的感觉。

他正要入睡时，西尔维娅又说话了。“哈里？”

“嗯？”

“你担心审判吗？总结陈词会怎样？”

“其实也不担心。我就像鱼缸里的一条鱼，坐在桌前听别人轮流解释他们怎么看待我的所作所为，那种感觉我不喜欢。但你要是问我结果会怎样，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结果不重要，我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至于他们要干什么，我真的不再关心。我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没有哪个陪审团可以评判。没人能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明白吗？审判可以拖上一年，但他们还是不会理解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警察局呢？他们关心吗？”

博斯把欧文关于审判结果会带来什么影响的话告诉了她，没提那位助理总警监认识他母亲的事。但欧文说的故事闯入了他的脑海，让他第一次在床上感到需要抽烟。

他没有起身，而是忍住了冲动，和西尔维娅安静地躺在床上。博斯在黑暗中睁着眼，思绪从埃德加跳转到莫拉。他很想知道那位纠察队的警察这时在干什么，他是独自一人待在暗处，还是在外面寻找猎物？

“关于之前我说的话，我是认真的，哈里。”

“什么话？”

“我说我想了解你的全部，你的过去，不管是好是坏，而且我想让你了解我……别不当回事，不然对我们都不好。”她的声音里没有了睡意和甜蜜。博斯没有回答，闭上了眼睛，知道这件事对西尔维娅无比重要。过去她曾是一段感情的失意者，在那段感情里，过往未能成为未来的基石。博斯用拇指揉了揉西尔维娅的脖颈。她的身上总有脂粉的香味，可她根本就没去浴室补过妆，博斯一直觉得这是个谜团。过了一会儿他才做出回应。“你只能把我当成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我已经从过去走了出来，不想再回头审视它、述说它，连想都不愿意想。我的一生就是在逃离过去，你明白吗？一个律师在法庭里拿我的过去大做文章，并不意味着我就可以……”

“就可以怎样，就可以告诉我？”

博斯没有回答。他转过身，亲吻了她，将她抱在怀里。此刻他只想抱住她，远离这座悬崖的边缘。

“我爱你。”她说。

“我爱你。”他说。

西尔维娅贴得更近，把脸靠在博斯的肩头。他的手臂紧紧搂住她，如同在安慰一个受到惊吓的人。这是博斯第一次说爱她，也许是他记忆中第一次对别人说出这句话，以前从未说过。他感觉好极了，那是一种真切的、几乎可以触碰的快乐，犹如一朵温暖的红花在他胸中绽开。而他意识到其实他才是有些害怕的那一个。仅仅说出那句话就必须承担巨大的责任，让人既害怕又兴奋。他仿佛看到镜中的自己，脸上挂着微笑。

西尔维娅贴得很近，博斯能感觉到她的呼吸。过了一小会儿，她的呼吸变得均匀。她睡着了。

博斯一直醒着，保持搂着西尔维娅的姿势直到深夜。他睡不着。失眠夺走了他刚获得的美好的感觉。他思考着西尔维娅关于背叛和信任的话。今夜两人互诉衷肠，他知道感情如果建立在欺骗之上，有一天终会崩塌。西尔维娅是对的，他必须告诉她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秘密，他说出的那三个字应该有更深刻的意义。他还想起了凯斯法官的话，他说词语有美有丑，但都只与词语本身有关。博斯说出了“爱”这个词，他知道自己必须决定这个词的美与丑。

卧室的窗户朝向东方，晨曦渐渐照进百叶窗的缝隙，博斯终于闭上眼睛，睡着了。

22

星期五早上，满脸倦容的博斯穿着皱巴巴的衣服走进审判室。贝尔克已经到了，他坐在被告席上，正在黄色的拍纸簿上写写画画。博斯走过去坐下，贝尔克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你看着像坨屎，闻着像烟灰缸。陪审团能看出来你没换衣服和领带，还是昨天那一套。”

“这些就能证明我有罪？”

“别自作聪明。你永远猜不到怎么就会失去一位陪审员的支持。”

“我其实不在乎。再说了，今天你才要看着像那么回事，对吧，贝尔克？”

这句话说给眼前这个超重至少八十磅的胖子听，好像并没有什么鼓舞效果，更何况每当法官注视着他，他都会满头大汗。

“你不在乎？这他妈的是什么意思？今天是最关键的一天，可你倒好，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好像在车里睡了一宿一样，还说你不在乎。”

“我很放松，贝尔克。我管这叫‘禅’或者叫‘关我屁事’的艺术。”

“为什么现在你不在乎了，博斯？两周前我能花五位数把事情摆平，当时你怎么不说？”

“因为我现在才明白，那十二位所谓的我的陪审团朋友怎么想一点也不重要，还有更重要的事要想。即使作为朋友，他们没有给我哪怕一天的自由。”

贝尔克看看表，说：“别烦我了，博斯。还剩十分钟，我要准备准备。我还在修改陈词，我要说得比凯斯规定的还要简短。”

早先在审判前，法官规定双方各自的总结陈词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时间还经过划分，原告方钱德勒先陈述二十分钟，接着被告方贝尔克陈述三十分钟，最后原告方再说十分钟。一头一尾都是钱德勒在说，博斯觉得这又是体制跟他过不去的迹象。

博斯望向原告席，看见德博拉·丘奇独自坐在那儿，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她的两个女儿坐在她身后旁听席的第一排。博斯没看见钱德勒，不过她的文件和黄色拍纸簿摆在桌上，看来并没走远。

“你准备你的发言吧，”博斯对贝尔克说，“我出去一会儿。”

“别回来晚了，千万别又迟到。”

如博斯所料，钱德勒在外面的雕像旁吸烟。她冷冷地瞥了博斯一眼，什么也没说，从垃圾桶旁往后退了几步，就像没看见博斯。她穿着那套蓝色西装——也许是她的幸运西装，后脑勺上的发髻有一绺头发散了出来。

“在排练呢？”博斯问。

“我用不着排练，这部分简单得很。”

“我想也是。”

“什么意思？”

“我猜你在总结陈词的时候会不受法律的约束，表现得更自由一些。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没那么多限制，然后你就能发挥自如。”

“很有见解。”

她这么回了一句，好像还不知道她和埃德加的事情被博斯发现了。博斯也希望她还不知道，并把要说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简短地睡了一觉后，他开始用全新的思维和眼光检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看清了之前漏掉的细节。现在他打算试探一下钱德勒，他做好了铺垫，现在要出招了。“等审判结束，”他说，“我想要那张字条。”

“什么字条？”

“模仿犯给你的字条。”

钱德勒露出了惊愕的表情，又马上恢复成博斯往常看到的那张冷漠脸。不过她的反应还是不够快，博斯看清了她的眼神，她感知到了危险。博斯知道自己猜对了。“那是证物。”他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博斯警探。我要回里边去了。”

她把抽了一半、带着口红印的香烟扔进垃圾桶，朝大门走去。

“埃德加的事我知道了，昨晚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

听到这句话，钱德勒停了下来，转身看着博斯。

“在悬判的吧台上，一杯血腥玛丽。”

她斟酌了一下措辞，说：“不管他跟你说什么，肯定都有利于他自己。如果你打算公之于众，我也有防备。”

“我才不会公之于众……除非你不给我字条。藏匿证物本身就是犯罪，我想用不着我提醒你。”

“关于字条，不管埃德加跟你说了什么，全是撒谎。我什么都没告诉——”

“他没跟我说过字条，用不着他说，是我自己想到的。星期一你打电话给埃德加时就已经知道新发现了尸体，还知道跟人偶师有关。我一开始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才想清楚。我们虽然收到了字条，但一直是保密的，第二天才公布。唯一知道字条的人是布雷默，但他在报道里说未能采访到你，那是因为你在和埃德加碰面。埃德加说那天下午你给他打电话问尸体的事，还问我们是不是收到了一张字条，那是因为你自己也收到了字条，大律师。现在我要看看它，如果和我们的那张不同，也许对查案有些帮助。”

钱德勒看看表，又点燃了一根烟。

“我能拿到搜查令。”博斯说。

她冷笑了一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拿到搜查令。报纸上每天都在说这个案子，我倒要看看法官会不会给你们洛杉矶警察局签发搜查令，让你们去搜我家。法官都是政治动物，警探，没人愿意因为一份搜查令惹一身麻烦。”

“我本来想搜你的办公室呢，多谢你，至少告诉了我字条藏在哪儿。”

震惊的表情又在钱德勒的脸上一闪而过。她竟然说漏了嘴，也许这才是让她震惊的地方。她抽了两口就把烟插进了沙盘，汤米·法拉第找到这根烟时一定觉得捡了个宝贝。“再过一分钟就要开庭了。警探，我没见过任何字条。明白吗？从没见过。没有字条。你要是想在这上面找我麻烦，我会回敬你更多麻烦。”

“我没告诉贝尔克，也不打算跟他说。我只想要字条，它跟这场官司没关系。”

“你说得倒轻巧……”

“我说得轻巧，因为我没看过那张字条？你又说漏嘴了，大律师，最好注意点。”

她没回答博斯，而是岔开了话题。“还有一件事，要是你觉得因为我……呃，和埃德加见面，你就有理由提出审判无效，或者举报我行为不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埃德加和我接触没有受到任何胁迫，实际上是他主动找我的。如果你举报我，我就告你诽谤，还会通过媒体发布。”

博斯有点怀疑到底是不是埃德加主动找的她，但没放在心上。钱德勒带着杀手般的表情，用最冷酷的眼神瞪了博斯一眼，接着推开大门，走了进去。

博斯继续抽烟，希望自己的招数至少能稍稍挫一挫钱德勒总结陈词的锐气，而最令他满意的还是证实了自己的推理——模仿犯也给钱德勒寄过字条。

钱德勒走上讲台，整个审判室安静了下来，这种安静充满了紧张感，跟宣判时刻的安静别无二致。博斯觉得这是因为许多人已经可以预见审判结果了，钱德勒的陈词只是为了做个了结，是最后的致命一击。

她首先按照惯例向陪审团致谢，感谢他们保持耐心，密切关注案情。她说她完全相信陪审员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过去博斯曾以调查员的身份参加过多次审判，每次双方律师都会向陪审团表达感谢和信任，他觉得全是废话。大多数陪审员只不过是想逃避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但在这儿，案子也是那么复杂、恐怖或者无聊，他们只能竭尽全力在审判那几天保持清醒，在休庭的间隙用糖、咖啡因和尼古丁来让自己支撑下去。

开场的致谢结束后，钱德勒马上转入了核心问题，她说：“各位记得星期一那天，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到了路线图。我说了我打算证明和需要证明的观点，现在轮到各位来判断我的论证是否有效。只要各位认真考虑这一周的所有证词，就不会对论证有任何怀疑。

“说到怀疑，法官会向各位说明，而我也想花一分钟重申，本案是民事案件，不是刑事案件，和《梅森探案》不一样，和大家在电视上、电影里看到的任何案子都不一样。在民事诉讼里，只要证据对原告有利，你们就要做出对原告有利的判决。什么叫证据有利？就是说支持原告诉求的证据多于反对的证据。只要支持原告的证据占大多数就行，哪怕是刚好过半，哪怕是百分之五十加一。”

钱德勒在这个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因为这是决定她输赢的关键所在。她必须引导十二名不谙法律的公民——遴选陪审员的环节可以保证这一点——帮他们消除媒体给他们造成的误解和偏差，比如依据合理怀疑、无可置疑等概念来断案，因为那些原则只适用于刑事案件。本案是民事案件，在民事案件中，被告失去了刑事案件中的优势。

“把审判看成一架天平，正义的天平。每一条证据、每一份证词的重量取决于各位赋予它的认可度。天平的一边是原告，一边是被告。等各位回到陪审团休息室商议如何判决时，请充分权衡本案的所有证据，我相信天平一定会向原告一方倾斜。如果各位发现情况的确如此，请一定做出有利于丘奇夫人的裁决。”

开场白已接近尾声，博斯知道钱德勒马上就要亮出底牌，因为原告方实质上是在采用双重保险策略，指望至少收获一重战果。其一，丘奇可能就是人偶师，就是那个杀人如麻的恶魔，但即使如此，博斯身为警察，其行为也是严重违法、罪不可恕的。其二，诺曼·丘奇是无辜的，博斯残忍地杀害了他，让一个无辜的家庭失去了好丈夫和好父亲。要是陪审团采信第二个故事，钱德勒一定会大赚一笔。

“本周呈上的证据为各位指出了两种可能性。”钱德勒告诉陪审团，“而为博斯警探量刑对各位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任务。毋庸置疑，在诺曼·丘奇遇害的当晚，博斯警探行事冲动、鲁莽、漠视生命、不顾安全。他的行为不容开脱，他让一名男子丧命，一个家庭失去了丈夫和父亲。

“不过请大家转移目光，关注被杀死的男子。有证据——那盘录像带如果无法排除诺曼·丘奇的所有嫌疑，但至少明确证明一名受害者不是他杀的——还有丘奇亲朋好友的证词，应该能说服各位是警察弄错了人。如果这还无法说服各位，那么博斯警探本人也曾在证人席上承认，丘奇死后，凶杀案并未停止，他杀错了人。”

博斯看见贝尔克在拍纸簿上记着笔记，希望贝尔克写的是跟博斯的证词有关的东西，以及钱德勒在总结陈词中故意忽略的几点。

“最后，”钱德勒说，“各位必须放下死者，审视杀害他的凶手。”

凶手，这个词安到自己身上听着真难受，博斯心想。他在心中反复默念这个词。没错，他杀过人，在丘奇之前和之后都杀过。不看具体情况，就这么简单地说谁是凶手的确很可怕。在那一刻，博斯发现其实他还是在乎审判结果，尽管之前他告诉贝尔克自己不在乎，他希望陪审团能支持他的做法。他多想有人对他说，你做得对。

“大家面前的这个人，”钱德勒说，“多次表现出嗜血的欲望。在杀害手无寸铁的丘奇先生之前和之后，这名西部游侠还杀过其他人。他先开枪，后找证据。各位面前的这个人，他的动机藏在内心深处，他之所以杀掉丘奇，就因为他觉得可能是丘奇杀害了那些女人，那些站街女……就像他的母亲。”钱德勒假装翻看拍纸簿上的笔记，故意让最后这句话在大家的脑海里回荡，“等各位回到休息室，你们要决定的是我们的城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警察。警察保护社会，他们应该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警官应该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代表。在裁决前请各位问自己几个问题：哈里·博斯代表了谁？他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哪个方面？如果问题的答案不会让你们心烦意乱，那就请你们支持被告。如果答案的确让你们感到不安，如果你们觉得社会需要更好的警察，不需要残忍杀害嫌疑人的警察，那么你们别无选择，只能判原告胜诉。”

钱德勒就此打住，回到原告席，为自己倒了一杯水。贝尔克凑近博斯悄悄说：“不错，但我见过她发挥更好的时候……也见过比这差的时候。”

“她发挥更差的那次，”博斯低声回应，“她赢了吗？”

贝尔克低头看看本子，答案不言自明。钱德勒回到讲台，贝尔克靠近博斯，悄悄对他说：“这是她的套路，她马上要谈钱了。喝了水，财迷总会谈价钱。”

钱德勒清了清嗓子，继续说：“在座的十二位陪审员，你们的作用很不一般，你们有改变社会的能力，有这种机会的人不多。如果你们觉得不论轻重，博斯警探总归犯了错，并判原告胜诉，你们将为社会变革做出贡献，因为你们将为城里每一名警官传递信号与信息。不论是两个街区之外的帕克中心的警监，还是街上所有的新手巡警，他们都将明白，我们不愿意让他们再继续他们的行径，我们不能接受。此外，各位在判决的同时，还必须议定赔偿金。这项任务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前一项，是裁决博斯警探的行为是对还是错。至于赔偿金，多少都无所谓，一美元，一百美元，或者更多，都可以。金额多少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说的信号。只有通过这个信号，你们才能还诺曼·丘奇一个公道，还他的家人一个公道。”

博斯回头张望，看见布雷默和其他记者一起坐在旁听席上。布雷默会心一笑，博斯转回了头。布雷默说对了，财迷果然在赔偿金上做了文章。

钱德勒走到原告席，拿起一本书，又回到讲台。那是一本旧书，没有护封，绿色的布封面有些破损。博斯看见有个标志印在书的切口上，好像是某个图书馆的馆藏戳。

“最后，”她说，“我还要提出一个大家可能正担忧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要是换我当陪审员，我一定会放在心上。这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怎么让博斯警探这样的人当上了警察？好吧，我不指望大家能找到答案，并且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但各位是否还记得，在本周刚开庭的时候，我引用过哲学家尼采的话，我说过那个被称为深渊的黑暗之处。尼采的话是说，我们必须时刻警惕，那些为了我们同怪物战斗的人自己也可能变成怪物。如今的社会的确有怪物出没，为数不少，这点不难理解。一位警探自己化身为怪物，这点也不难理解。昨天的庭审结束后，晚上我去了图书馆。”

说到这儿，钱德勒瞥了一眼博斯，好像在炫耀自己有本事面不改色地撒谎。博斯瞪着她，强忍着移开视线的冲动。

“我想为大家念一段话，是纳撒尼尔·霍桑写的，关于同样的主题——世人很容易一脚踏空，堕入黑暗的深渊。霍桑在《玉石人像》这本书里写道：‘黑暗的陷阱遍布我们脚下每一寸土地，深渊就藏在其中一个孔洞下。’女士们，先生们，裁定时请一定要问心无愧。谢谢你们。”

钱德勒走回座位，现场安静得博斯都能听见她的高跟鞋踩在地毯上的声音。

“各位，”凯斯法官说，“让我们休息十五分钟，然后由贝尔克先生做总结陈词。”

众人起身目送陪审团离场，贝尔克低声说：“不敢相信她竟然在总结陈词里说什么孔洞。”

博斯瞪了他一眼。贝尔克看上去扬扬得意，不过博斯心里清楚，他只不过在寻找心理安慰。只有揪住一点，哪怕任何一点，他才能鼓足勇气，做好准备站上讲台。博斯明白，不管钱德勒用什么措辞，她都厉害得叫人胆寒。而他打量着眼前这个汗如雨下的胖子，感觉不到一点信心。

休息时间博斯来到法院门口的雕像旁抽了两根烟，霍尼·钱德勒没有出来。汤米·法拉第走了过来，找到了钱德勒之前扔掉的那根几乎没怎么抽的烟，他满意地咂了咂嘴，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博斯突然意识到，他好像从没见汤米·法拉第抽过那些从沙盘里收集的香烟。

贝尔克的总结陈词让博斯颇为惊讶，没想到还不错，只是贝尔克和钱德勒原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贝尔克的发言与其说是在论证博斯有多么清白、对他的指控是如何不公，不如说是对钱德勒的反驳。他大概说了这么些话：钱德勒的发言都在说各位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她完全忘了还有第三个结论，即博斯警探处事恰当、明智、并无不妥。

这番话虽然为被告赢得了一分，但也以被告的身份确认了另外两种结论都对原告有利。贝尔克没意识到，博斯却看出来了。这位助理律师没有让陪审团二选一，而是给了他们三种选择，只有一种选择能判博斯胜诉。他真想把贝尔克一把揪回被告席，让他重写总结陈词。可他不能那么做，只能在椅子上苦等，就像当年在越南的地道里等待炸弹落下来，祈祷不会炸穿地面。

贝尔克发言的中段主要集中在证明丘奇与九桩谋杀案有关上。他再三强调本案中的杀人凶手是丘奇，不是博斯，并且铁证如山。他提醒陪审员要弄清楚一个事实：在丘奇死后，又发生了与他的作案手法相似的凶杀案，这与丘奇犯下的案子无关，与博斯在海珀利安街的公寓里的反应也无关。

博斯发现贝尔克直到快结束时才进入状态。他的声音里饱含着真正的怒火。他批评钱德勒对博斯的描述严重失实，谴责钱德勒不该说博斯举止鲁莽、漠视生命。“博斯闯进那道门，一心只想拯救生命，这才是事实真相。他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担心屋里有另一名受害者，另一个女人。当时博斯警探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闯进门去，控制局面，然后承担后果。博斯警探反复命令诺曼·丘奇不要动，可丘奇拒绝服从，还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所以他才会被击毙。害死他的是他的手，不是博斯警探，而他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让我们思考一下博斯当时面对的情况，你们能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吗？独自一人？恐惧不安？面对当时的情形，只有非凡的人才不会退缩，我们的社会把这样的人称为英雄。我希望等诸位回到休息室后，能仔细权衡各种事实，不要被指控所干扰，那么对于本案，你们将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非常感谢。”

博斯不敢相信贝尔克竟然在总结陈词里称他为英雄，不过在这位胖律师走回被告席后，博斯决定不提此事。他低声说：“干得漂亮，多谢。”

钱德勒再次走上讲台，准备最后一击。她表示自己只会简单说几句，并的确这样做了。

“各位不难看出，本案双方律师的观点差异很大，有如英雄和怪物两个词之间的差异。本案的真相就在这两者之间，我相信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在各位开始审议之前，我还想提醒各位两件事。第一，请大家牢记，在场的双方都有机会做出充分的辩解。在诺曼·丘奇一方，他的妻子、一名同事和一名朋友都出庭证明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被告方只有一位证人，那就是博斯警探本人。没有其他人站出来为博斯警探——”

“反对！”贝尔克喊道。

“作证。”

“请先暂停，钱德勒女士。”法官凯斯用深沉的嗓音说道。他涨红了脸，考虑该如何继续。“现在我要先为陪审团做些解释，然后审判才能继续下去。但你如果想要玩火，就得做好被烧伤的准备，钱德勒女士，刚才你判断出错，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我认为你是在藐视法庭。我们会另选他日商议对你的处罚，我保证那将是让你难受的一天。”

凯斯法官转动椅子，面朝陪审团，身体前倾。“各位，这位女士不该说那样的话。要知道，被告并没有义务请证人出庭作证，不管他们请没请，这一点不能反映出被告有罪还是无罪。钱德勒女士非常明白这一点。她明知道贝尔克先生和我会大发脾气、强烈反对，可她还是那样说了，我认为这说明她非常狡猾。在这法律的殿堂中发生这样的事，让我极为厌恶。我会向州法律委员会投诉，但是——”

“法官大人，”钱德勒插话，“我反对您告诉——”

“别插嘴，律师。你就站在那儿保持安静，等我说完。”

“好的，法官大人。”

“我说了保持安静。”他又转向陪审团，“刚刚我说，钱德勒女士的话你们不要放在心上。要明白，她觉得不管我怎么跟你们解释，你们还是会记住她说的话。她说没有任何人支持博斯警探，没有人愿意支持他，为他出庭作证，她把赌注都压在这上面。我要郑重地建议你们，不要去想她的话，她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我猜只要博斯警探愿意，他和贝尔克先生完全可以请来一群警察作证，从这儿一直排到帕克中心。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这是他们选择的策略，轮不到你们来质疑，跟你们完全没有关系。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陪审团里没有一个人做出反应。法官转过椅子，看着贝尔克。“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贝尔克先生？”

“请等我一分钟，法官大人。”

贝尔克转向博斯，低声说：“你觉得怎样？他准备提出审判无效，我还从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火。我们能争取重新审判的机会，也许到那时模仿犯就被摆平了。”

博斯想了想。他只想快点结束，不想再来一次审判，再和钱德勒做对手。

“贝尔克先生？”法官催促道。

“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博斯低声回答，“你觉得呢？”

贝尔克点点头：“我觉得他刚刚已经给我们下了判决。”接着他站起身来，说：“现在没什么要说的，法官大人。”

“你确定？”

“是的，法官大人。”

“好的。钱德勒女士，我说过，你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说，一定会处理的。现在你可以继续陈述，我要提醒你，小心你的措辞。”

“法官大人，谢谢您。在我继续之前，我先要为我的陈述表示歉意。我不想冒犯您，我，呃，我做了一些即兴的发言，口无遮拦了。”

“你的确如此，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是你藐视法庭，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继续吧，我想让陪审团吃完午饭就马上开工。”

钱德勒调整了一下站姿，好面朝着陪审团。“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过博斯警探在证人席上的陈述，最后，请你们记住他的话：‘诺曼·丘奇是罪有应得。’想一下，这句话从一名警探口中说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间审判室里，亲眼见证了司法体系如何运作、如何制衡。法官主持审判，陪审团负责裁决。博斯警探自作主张，认为不需要这些过程，不需要法官和陪审团。他剥夺了给予诺曼·丘奇公正审判的机会，正因如此，他最终剥夺了诸位的权利，请记住这一点。”

说完，钱德勒拿起黄色拍纸簿，走下讲台，回到了原告席。

23

十一点十五分，陪审团开始审议。凯斯法官安排法警为他们送去午餐，吩咐下午四点半以前不要打扰这十二位陪审员，除非他们做出了判决。

陪审员离席之后，法官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都不要走远，一旦接到书记员的通知，必须在十五分钟之内赶回审判室，听取判决。钱德勒和贝尔克可以回各自的办公室。诺曼·丘奇的家属来自伯班克，所以德博拉和两个女儿选择去钱德勒的办公室等候。至于博斯，如果去好莱坞分局，十五分钟之内赶不回来，幸而帕克中心五分钟就能走到。他把寻呼机号码报给书记员，把去向也告诉了她。

法官最后说明了将如何处理钱德勒藐视法庭的行为，他安排了一场两周之后举行的听证会，然后敲响了小木槌。

离开审判室之前，贝尔克把博斯叫到一旁，对他说：“我觉得我们状况不错，但我还是紧张，你想不想碰碰运气？”

“你什么意思？”

“我可以最后再试探一下钱德勒。”

“提出和解？”

“是的。我得到过授权，可以动用五万美元以内的资金，再多就得申请了。我能先把五万美元扔给她，看她们会不会收钱撤诉。”

“那诉讼费怎么办？”

“如果达成和解，诉讼费就得从这五万美元里扣。她那种人，可能要抽四成。那就是在一周审判、一周选陪审员的时间里，挣个两万美元，何乐而不为？”

“你觉得我们会败诉？”

“说不好，我只想考虑得周全一些。陪审团会怎么判，你永远猜不透。五万美元买个万事大吉，不算贵，说不定她会接受呢。最后法官把她批得那么狠，说不定现在害怕败诉的人是她。”

贝尔克还没看透，博斯心知肚明。或许贝尔克心不够细，察觉不到微妙的东西。整个藐视法庭的举动完全是钱德勒最后的撒手锏，她故意违规，好让陪审团看见她被法官教训的那一幕。她在向陪审团展示司法系统究竟怎样运转——犯了错，就要接受严厉的惩罚。她在向陪审团述说，看见了吗？这是博斯逃过的，也是诺曼·丘奇面对的——只是博斯决定把法官和陪审团的职责独揽一身。这既是高招，也是险招。博斯越想越觉得蹊跷，甚至怀疑法官不仅知情，还愿意配合钱德勒演这出戏。他看了看贝尔克，眼前这位年轻的助理律师显然没想这么多，还以为局面对他有利。两周后的听证会上，凯斯法官很可能只罚钱德勒两百美元了事，到那时贝尔克就该梦醒了。

“你想怎样就怎样，”博斯告诉贝尔克，“但她不会接受，她肯定坚持到底。”

来到帕克中心，博斯从朝着走廊里开的那扇门走进了欧文的会议室。一天前欧文决定把新成立的专案组叫“模仿犯专案组”，办公地点设在他的会议室，这样他就能随时掌握进展。虽然没有明说，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把专案组安排在某一间集合厅，还是为了最大程度上防止情报泄露——至少前几天能起到作用。

博斯走进会议室，只有罗伦伯格和埃德加在里面。博斯发现屋里装了四部电话，放在圆形会议桌上；六部对讲机——是摩托罗拉双向对讲机；桌上还有一台通信主控台，随时可以投入使用。埃德加抬头看见博斯走了进来，马上转过脸去，拿起电话开始拨号。

“博斯，”罗伦伯格说，“欢迎来到我们的行动指挥中心。庭审结束了吗？哦，对了，别在这儿抽烟。”

“在判决出来之前，我没事了，但我不能走远，一旦接到通知，得在十五分钟之内赶回去。有什么进展吗？莫拉在干什么？”

“没什么进展，他很安分。上午他在山谷里转悠，去了谢尔曼奥克斯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又去了几家也在谢尔曼奥克斯的经纪公司。”

罗伦伯格看着摊在桌上的日志。“在那之后，他去了影视城的几栋房子。房子外面都停着面包车，希恩和奥佩尔特觉得那儿肯定是拍片子的地方。他每到一处待的时间都不长，反正现在是回了纠察队，希恩几分钟前刚汇报过。”

“给我们增派人手了吗？”

“派了。梅菲尔德和伊德四点钟接班，继续监控，再往后还有两组人。”

“两组？”

“欧文长官改了主意，想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控，所以我们夜里也要监视他，哪怕他只是在家睡觉。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是啊，欧文长官的主意能不好吗？博斯心想。他看了看桌上的电台。“哪个频道？”

“呃，我们在……频道，频道——哦，对了，我们用第五频道，是水电管理局的频道，只在公共紧急情况下使用，地震、洪水什么的。警监觉得最好别用我们自己的频道，要是莫拉真是模仿犯，他肯定会留意监听电台。”

博斯心想，罗伦伯格肯定觉得这也是个好主意，不过他没说出口。“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很保险。”这个警督自己说出了口。

“是啊。还有什么我需要知道的吗？”他瞧了一眼还在打电话的埃德加，“埃德加有收获吗？”

“还在想办法调查四年前那个幸存者。他已经复印了一份莫拉的离婚档案，但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埃德加挂了电话，在笔记本上写了点什么，起身就要走。他看都没看博斯，说：“我去喝杯咖啡。”

“好的。”罗伦伯格说，“下午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咖啡机了。我去跟警监说说，给我们配一台。”

博斯说：“好主意。我想和埃德加一起下去。”

埃德加急忙穿过走廊，好躲开博斯。他按下电梯的按钮，又匆忙走过电梯，走进楼梯间，一步没停。博斯跟了上去。两人走下一层，埃德加突然停住，猛地转过身来。“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去喝咖啡。”

“哦，别胡扯了！”

“你有没有——”

“没有，我还没跟庞兹说。我一直有事，忘了吗？”

“很好，那你就别说了。”

“你说什么？”

“要是你还没跟庞兹说要调走，那就别说了，忘了这回事。”

“说真的？”

“是啊。”

埃德加呆立着望着博斯，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吸取教训吧，我也会的，我这次已经吸取教训了。行吗？”

“多谢，哈里。”

“别，别说什么‘多谢哈里’，就说‘行’。”

“行。”

两人又下了一层，来到食堂。博斯建议端着咖啡找一张桌子坐下来，这样就不用在罗伦伯格面前聊了。

“甩手汉子真是个废物。”埃德加说，“我一直把他看成一个布谷鸟挂钟，每次报时都跑出来说：‘好主意，长官！好主意，长官！’”

博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埃德加也笑了。博斯明显感觉埃德加卸下了身上的重担，他自己也松了口气，感觉好极了。

“对了，幸存者有线索吗？”博斯问。

“有，乔治娅·斯特恩虽然从模仿犯那儿死里逃生，后来的四年她过得可真不好。”

“怎么了？”

“我看了她的档案，又和纠察队的几个家伙聊了聊，听说她玩针头上了瘾。打那以后，她大概是容貌不佳，拍不了片子了。我是说，谁愿意看那样一个姑娘拍的片子啊，她两条胳膊、两条小腿，还有脖子上，全是针孔。要是染上毒瘾，在色情业就混不下去了。因为要脱光啊，伙计，身上那些鬼东西可藏不住。还有，我跟莫拉聊过，只是照例跟他接触了一下，告诉他我在找斯特恩。针孔是退出色情业最快的办法就是他告诉我的，别的就没说什么了。你觉得向他打听应该没事吧？”

博斯想了一会儿，说：“我觉得没事。为了不让他起疑心，最好假装我们掌握的情报跟他一样。要是你不问他，他从别人那儿，从纠察队的同事那儿听说你在找斯特恩，他可能就会看穿我们了。”

“是啊，我也这么想，所以早上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才去找他。他现在还以为查这个新案子的只有你和我两个人，专案组的事他一点也不知道，至少现在还不知情。”

“向他打听幸存者，唯一的风险是他知道你要找她，于是先向她下手。我们得当心。把这个情况告诉监控组。”

“好的，我会的，也许甩手汉子能通知他们。你一定要听听那家伙在对讲机里说话，就像他妈的童子军队长。”

博斯笑了。他猜到甩手汉子一定是一本正经地用代号通话。

“总之，因为这个原因，她现在不混色情业了。”埃德加把话题转回幸存者身上，“我们找到了她过去三年受到的指控，包括几次非法持有毒品，几次非法卖淫，以及非常多起醉酒和吸毒后的斗殴事件。她常在监狱进进出出，每次刑期也就两三天，都不是严重的问题，也没能让她戒毒。”

“那她在哪儿工作？”

“山谷里。早上我和山谷地区的纠察队通过电话，他们说她早上一般和别的站街女一起待在塞普尔韦达大道。”

博斯想起前几天下午他去找丽贝卡·卡明斯基的经纪人兼皮条客切罗内时遇到的那个姑娘，没准儿她就是乔治娅·斯特恩，他俩还聊过几句。

“怎么了？”

“没事。前几天我去了那儿，我在想会不会看到了她，但是没认出来。有没有人罩着她？纠察队的人怎么说？”

“没有，他们没听说有什么皮条客罩着她。我猜她是那种最底层的货色，皮条客大多有更好的马驹。”

“纠察队也在找她吗？”

“还没有，”埃德加说，“今天他们在培训，不过明天晚上他们会去塞普尔韦达。”

“有近照吗？”

“有。”埃德加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沓相片，都是被捕时照的大头照的复印件。乔治娅·斯特恩看上去憔悴极了，染成金色的头发至少有一英寸是新长的黑发。她面颊消瘦，眼神呆滞，眼睛下方深深凹陷，好似刀刻。从照片来看，她在被捕前注射过毒品，也算她走运，否则她在拘留所里等待、渴望下一针的时间会更难熬、更痛苦。

“这是她三个月前吸毒后的照片。她在西比尔关了两天就放出来了。”

西比尔·布兰德中心是县立女子拘留所，里边有一半牢房配备了监禁吸毒者的设施。

“对了，”埃德加说，“我差点忘了。山谷纠察队有个叫迪恩的家伙，是负责逮捕她的人之一，说在为她登记时发现她有一瓶粉末，正要因此给她加刑，却发现那是合法药。她说那是艾滋病防护药，你知道吗，治艾滋病的。她染上病了还在塞普尔韦达上街接客，问她有没有让他们戴套，她回答说‘不想戴就不戴’。”

博斯点点头。这一点也不奇怪，博斯知道大多数妓女都鄙视因她们挥手而停下、用钱换取服务的男人。染病的妓女要么是顾客传染的，要么是被不干净的针头传染的，有时候针头也是顾客给的。不管怎样，把病传给带来疾病的群体，博斯知道她们心里一点也不会在乎，她们相信这是一种因果报应。

“不想戴就不戴，”埃德加又说了一遍，摇了摇头，“我觉得真无情。”

博斯喝完了咖啡，往后推了推椅子。食堂里不让吸烟，他想下楼去大厅外的殉职警察纪念碑前抽一根。只要罗伦伯格驻扎在会议室，就不可能在那儿吸烟。

“那么——”博斯的寻呼机响了，把他吓了一跳。他一直信奉一个理论——判决出得快，一定又蠢又糟糕。他们到底有没有仔细考量过证据？他抽出寻呼机，看到上面显示的号码是洛杉矶警察局的总机才松了口气。

“我觉得是莫拉在呼我。”

“最好小心点，你打算怎么说？”

“呃，嗯，我在想找到斯特恩到底对我们有多大用处。已经过了四年，她又吸毒又生病，我怀疑她连模仿犯长什么样都忘了。”

“嗯，我也这么想。可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回好莱坞向庞兹报到，要么自愿加入监控组监视莫拉。我想继续查这个案子。今晚我要去塞普尔韦达看看。”

博斯点点头。“甩手汉子说你拿到了离婚档案。没什么疑点吗？”

“真没什么疑点，是莫拉的妻子提出离婚的，他没有反对。档案大概只有十页，只有一处值得注意，可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关系。”

“是什么？”

“他老婆填的离婚理由，是‘不可调和的分歧，精神折磨’，但在记录里，她还提到对方没尽配偶的义务。你懂什么意思吧？”

“不上床。”

“是的，你觉得说明了什么？”

博斯思考了片刻，说：“不好说。他俩刚好在人偶师案发前离婚，也许因为他心理上积攒了什么怪异的癖好，以至于去杀人。我可以问问洛克。”

“是啊，我也这么想。总之，我找机动车管理局帮我查过他前妻，她还活着。但我觉得不能去找她，有风险，她可能会通风报信。”

“是的，不要接近她。机动车管理局有没有把她的驾照传过来？”

“传了，她是金色头发，身高五英尺四英寸，一百一十磅。虽然驾照上只有一张面部照片，但我判断她符合特征。”

博斯点点头，站起身来。

博斯从会议室拿走了一部对讲机，开车来到中央分局，把车停到楼后的停车场。他仍在离联邦地区法院十五分钟车程的范围内。他把对讲机留在车里，走上人行道，绕到大楼入口，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希恩和奥佩尔特。他认为两人肯定待在能看见大楼出口的地方，好监视莫拉有没有离开。但他没看见他们俩，也没看见可疑的车辆。

不远处有辆车的车灯快速闪烁了一下，它停在一个老加油站前的车位里。加油站现在成了一个卖墨西哥玉米卷的食品摊，招牌上写着“犹太洁食墨西哥卷——熏牛肉”。博斯看见那辆灰色的凯迪拉克里坐着两个人，于是马上看向别处。

莫拉正坐在办公桌前吃着看上去很恶心的墨西哥卷，博斯看见卷饼里塞满了熏牛肉，看上去很奇怪。

“哈里。”莫拉嘴里塞满了食物。

“好吃吗？”

“还可以，但吃完这个，以后我还是吃普通的牛肉好了。我只想试试，因为我看见两个抢劫凶杀调查处的家伙在街对面，其中一个说他们从帕克中心特意跑来买这儿的犹太洁食，所以我也想尝尝看。”

“哦，我听说过这个地方。”

“好吧，要我说，还没好吃到值得从帕克中心跑来买。”

他用沾满油污的纸把吃剩下的墨西哥卷包了起来，起身走出了集合门。博斯听见走廊里传来东西掉进垃圾桶的声音，然后莫拉回来了。“我不想把我的垃圾桶弄得都是这味道。”

“你呼我了？”

“对，是我。审判怎么样？”

“在等判决下达。”

“该死，那最吓人了。”

博斯有经验，知道莫拉说事时的风格，他会自己掌握节奏，一直主动问他到底什么事其实没什么用。

莫拉坐回椅子上，转向身后的文件柜，打开抽屉开始翻找。他回过头说：“等我一下，哈里，有些东西要拿给你看。”

博斯看着他花了两分钟打开了好几个文件夹，抽出几张照片放在一起，然后转过身来。“四个。”他说，“我找到了四个可以说是神秘失踪的女演员，”

“只有四个？”

“对，其实别人告诉我的不止四个小妞，但只有四个符合受害者金发、好身材的特征。加上我们已经知道的加勒里和你们在混凝土里找到的金发女尸，这样看来，我们总共找到了六个。这是新发现的。”

他把四张照片递给博斯，博斯仔细地研究了一阵。这些都是画报上的照片，照片底部的白色边缘写着每个女人的艺名。有两个一丝不挂，两腿分开，在室内的椅子上摆着姿势。另外两张是在海滩上照的，女人身上的比基尼在大多数公共海滩绝对是禁止穿的。在博斯眼里，这些女人几乎没有区别。她们身材相似，都故意噘着嘴，既有种神秘感，又有一种狂野的性感。每个女人都把头发染成了近乎亮白的金色。

“都是白雪公主。”莫拉突然插进来一句。博斯有些困惑，抬起头看着莫拉。这位纠察队警察盯着博斯说：“我说的是头发，制片人在选角时就会用这个词，说他想要一个白雪公主，因为已经有红发女子或者别的什么角色了。白雪公主就像个模型的名字。这些小妞没什么差异，可以互相替换。”

博斯担心自己的眼神会透露心中的怀疑，于是又低头看着照片。

他觉得莫拉说的话大部分是真的，照片中的女人最显著的区别是各自文身的样式和位置，每个女人都文着爱心、玫瑰或卡通人物。坎迪·卡明斯把她私处的体毛精心修剪成了三角形，左侧文着一颗爱心；“靛蓝心情”的左脚踝上文着一个卡通人物，因为照片拍摄的角度问题，博斯认不出来是什么；迪伊·安妮·多齐的左乳头上方六英寸处文着一个缠绕在铁丝网中的爱心；而“德州玫瑰”则在右手虎口处文了一朵玫瑰。

博斯想到她们或许都已不在人世了。“谁也没有她们的消息？”“至少圈里没人知道。”

“你说得对，从体貌来看，她们符合特征。”

“是啊。”

“她们做应召服务吗？”

“我认为她们做，但还不能确定。我去问的人只在拍片子时和她们打交道，摄像机一停，就不知道这些姑娘干什么去了，这差不多是他们的原话。下一步我打算找找以往的色情杂志，看看有没有她们的广告。”

“知道日期吗？我是说她们失踪的日子，或跟这有关的线索。”

“只有些不确定的证词，那些经纪人和制片人没那个心思去记日期。我们只能得到一些模糊的记忆，我只能大致推测。如果能查到她们的应召电话记录，就能缩小范围，查到她们最后一次接客的日期。总之，我先告诉你我已经掌握的线索。你有笔记本吗？”

莫拉说了些情报，没有具体日期，只有月份和年份。算上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丽贝卡·卡明斯基、康斯坦斯·加尔文即影片里的加勒里，还有第七和第十一名原以为死于丘奇之手的受害者，现在得出了一个艳星失踪的大致模式，时间间隔是六到七个月。最后一名失踪者是“靛蓝心情”，失踪于八个月前。

“看出模式了吗？他又快出手了，正在外面寻找猎物呢。”

博斯点点头，从笔记本上抬起头看着莫拉，仿佛看到一丝微光从他幽邃的眼中闪过。博斯觉得自己能看透莫拉的双眼，看到黑暗的空虚。在那令人不寒而栗的一瞬间，博斯感觉自己在莫拉身上看见了邪恶。莫拉就像在向他发出挑战，邀请他一道踏入黑暗。

24

博斯知道去南加州大学已经超出一刻钟的范围了，但是现在才两点钟，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与罗伦伯格一起待在会议室，等待判决下达，要么利用这段时间做点有用的事。他还是决定跑一趟，于是把车开上了往南的港湾高速公路。从向北的车流量来看，一旦接到判决通知，他完全可以在十五分钟内回到市区。但若要算上在帕克中心找停车位、走去法院的时间，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南加州大学就在体育场附近，周围治安很差。走进校门来到校园，四周马上变得如同世外孤岛一样安静祥和。不过博斯知道最近几年这片净土所受到的惊扰也是日渐频繁，如今就连橄榄球训练也成了一件危险的事。好几个月前，在附近一起常见的驾车枪击事件中，一位颇有天赋的一年级后卫被流弹击中，当时他正和队友一起站在训练场边。因为这样的事件，学校的管理者整天向洛杉矶警察局抱怨，学生也一心想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因为那里学费便宜，而且在相对安全的市郊韦斯特伍德区。

凭着在校门口领到的地图，博斯很快就找到了心理学大楼。走进这栋四层高的砖墙建筑，没有任何指示牌能帮他找到约翰·洛克博士或者心理荷尔蒙研究实验室。他穿过一道长长的走廊，走上楼梯，来到二楼，向一个女生打听实验室怎么走。可那个女生笑而不语，径直走开，准把他当成了搭讪的人。最后他总算问到了，实验室在大楼的地下室。

走在昏暗的走廊上，他来回扫视每扇门上的门牌，在走廊尽头倒数第二扇门那儿找到了实验室。一个金发女生坐在入口的写字台后，正在读厚厚的教科书。她抬头笑了笑，博斯问她洛克是否在这里。

“我打个电话问问，他知道你要来吗？”

“你永远不知道心理学家的心思。”博斯笑了，但女生没听懂笑话，博斯也开始怀疑到底好不好笑。“不知道，我没跟他说我要来。”

“好吧，洛克博士一整天都在实验室带学生，我不能打扰他，除非——”她终于抬起头，看见了博斯手中的警徽。“我马上打给他。”

“就跟他说博斯来了，想跟他聊聊，问他有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女生在电话里向另一个人简单地重复了博斯的话，接着安静地等待了一小会儿，说“好的”，然后挂了电话。“有个研究生说洛克博士会出来见你，请再等几分钟。”

博斯向她表示感谢，然后在门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环视实验室的接待室，墙上有块公告板，上面钉着几张告示，大多是找室友、求合租之类的，还有一张写着星期六举办心理学本科生派对的海报。

屋里除了女生占用的那张写字台外，还有一张没人用的。

“这是课程要求的吗？”博斯问，“花时间在这儿当接待员？”

女生从课本上移开视线。“不是，就是一份工作。我学的是儿童心理，那个实验室的工作不太好找。没人愿意在地下室上班，所以这儿才有空缺。”

“怎么会这样？”

“所有可怕的心理学实验室都在这下边，心理荷尔蒙最靠里。这儿有——”

房间另一边的门开了，洛克走了出来。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扎染T恤的他朝博斯伸出手来。博斯注意到他的手腕上拴着一根皮绳。

“哈里，你怎么样？”

“还好，你呢？对不起，打扰你工作了，能占用你几分钟时间吗？那天晚上麻烦你分析的事，我有新的情报。”

“一点也不麻烦，相信我，没什么比参与真实的案子更让我高兴了。学生实验室有时候很无聊。”

他领着博斯走进那扇门，穿过一道走廊，来到一个办公套间，然后走进他靠后的那间办公室。洛克的身后有一排架子，上面摆满了文件，博斯猜那些一定是收上来的论文。洛克一屁股坐进一把软椅，抬起一只脚搁在办公桌上。桌上亮着一盏绿色的台灯，除此之外仅剩的光源是高高开在右侧墙上的一扇小窗。窗外时不时地闪过一道道阴影，那是因为一楼有人走过，遮住了光线，就像人造日食。洛克抬头看了看小窗，说：“有时候我觉得在这下面工作，就像待在地牢里。”

“外边那个学生也这么觉得。”

“梅利莎？她有什么好抱怨的？谁让她要学儿童心理呢？她不听劝，不到我这儿来。你来学校虽不是为了打听漂亮女生的事，听我说说也无妨。”

“也许下次吧。”博斯没看见屋里有烟灰缸，但能闻出以前有人在屋里抽过，于是他问都没问就掏出了烟。

“我说，哈里，我能把你催眠，然后帮你缓解这个毛病。”

“不了，谢谢，博士。我把自己催眠过一次，没有用。”

“是吗，难道你是洛杉矶警察局仅存的几个催眠师之一？我听过那个实验，法院把它叫停了，对吧？”

“没错，不让催眠过的证人出庭。我想我是最后一个学过催眠还待在警察局的。”

“有意思。”

“言归正传，上回跟你聊过之后又有一些新的进展，我想最好能再跟你说说，听听你的意见。你把我们的调查引到色情演员的方向，我觉得很对，或许现在你还能给我们新的启发。”

“你有什么进展？”

“我们——”

“等一下，你想喝咖啡吗？”

“你这儿有吗？”

“从没碰过。”

“那就算了。我们有了个嫌疑人。”

“是吗？”洛克把脚从办公桌上放了下来，又往前凑了凑，看起来真的很感兴趣。

“他双脚踏在两个阵营里，就像你说的。他在专案组待过，而且他的专长，呃，他的专业领域是色情业。我想现在还不应当透露他的身份，因为——”

“当然不能，我理解，他是个嫌疑人，还没对他做任何指控。警探，你放心，我们俩所有的谈话我都会保密，你大可畅所欲言。”

博斯把办公桌旁的垃圾桶当作烟灰缸。“非常感谢。所以我们在监控他，看他在干些什么。但现在遇到麻烦了，因为他可能是警察局里最了解色情业的人，我们自然要向他咨询建议，打听情报。”

“这样才自然，要是你们不找他，他会确定你们在怀疑他。我们织了一张多么精密的网啊，哈里。”

“一团乱麻。”

“什么？”

“没什么。”

洛克起身在屋里踱来踱去，一会儿把双手插进兜里，一会儿又拿出来。他眼神空洞，似乎一直在想什么问题。“接着说，很有意思。记得我的话吗？两个各自独立的演员扮演同一个角色，黑暗的心不会独自跳动。你接着说。”

“好的，我刚才说，我们去找他才显得自然，所以就去了。我们考虑了这周发现的尸体和你说过的话，怀疑还有别的死者，别的干那一行的女人。”

“所以你就去找他帮你查？干得漂亮。”

“是的，昨天我请他帮忙，今天他报给我四个名字。我们查到了这周在混凝土里找到的金发女郎的名字，嫌疑人前几天还提供了另一个名字，加上最早的两人——人偶师受害者中的第七和第十一名——现在总共有了八个名字。我们正在全天监视嫌疑人，所以知道他为了收集这些信息跑过好几个地方。他不是凭空给出的四个名字，而是该跑的地方都跑到了。”

“他当然会那样。不管他知不知道自己被跟踪了，他都会正常工作，按部就班地生活。他完全可能早就知道这几个名字，但还是四处打听，完成必要的跑腿活儿，这表明他有多聪明……”洛克突然打住，把手插进裤兜，皱起眉头，仿佛仔细检查着他双脚之间的地方。“你是说加上以前的两个，有六个新名字？”

“是的。”

“将近五年的时间，杀了八个人，会不会还有别人？”

“我正要问你这个。这条情报是嫌疑人提供的，他会撒谎吗？他会说少了吗？会不会报给我们的人数少于他真正杀掉的人数，为了干扰我们，打乱调查？”

“嗯……”洛克继续在房间里踱步，过了半分钟才开口，“依我的直觉判断，他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干扰你们，他会尽职尽责。我觉得如果他总共给了你们五个新名字，那也就是这么多了。你必须记住，这个人自以为比你们高明，以为自己各方面都胜过警察。对于案情的某些细节，他告诉你们的完全是实情，这一点也不奇怪。”

“关于凶手作案的时间，我们有个大致的推测。在人偶师死后，他似乎放慢了节奏，开始隐藏尸体、掩埋尸体，因为他无法再把尸体混到人偶师的受害者中，所以他作案的间隔期变长了。人偶师还在时，他杀人的间隔期不到两个月，后来延长到七个月，甚至更长，上一起案子发生在差不多八个月前。”

洛克抬起头看着博斯。“而最近的所有活动——”他说，“报上对审判的报道，他送来的字条，他以警探的身份对此案的介入——高频度的活动会加快周期的结束。盯紧他，别松懈，哈里，最近他可能再次下手。”

洛克转过头去看了看挂在门旁的日历，当月日期表设计得像迷宫一样。洛克笑了起来。博斯没理解原因。“怎么了？”

“天啊，这个周末也是满月。”他转过脸，看着博斯，“能让我跟你一起去监视他吗？”

“什么？”

“带上我，这将是性心理学研究难得的机会。现场实地观察一个性变态搜寻目标的模式，真是好极了！哈里，这能让我赢得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经费，可以——”他望向小窗外面，两眼放光，“让我离开这该死的地牢！”

博斯站了起来，他觉得自己不该来找洛克，因为对未来的憧憬已让洛克有点迷失方向。他来这儿是为了求助，而不是为了帮洛克赢得“年度最佳心理学家”大奖。“听我说，我们在谈杀人凶手呢，真正的凶手，真正的血案。我不会做任何可能干扰调查的事。监视嫌疑人是非常谨慎的行动，更何况监视的是一名警察，任务更加艰难。我不能带你去，问都不要问。我只能在这儿告诉你我所掌握的情况，我和我的长官都不会同意带一名无关人员执行任务。”

洛克垂下了视线，像个被批评的孩子。他飞快地瞥了一眼窗外，绕回办公桌后面，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是啊，那是当然，”他平静地说，“我完全理解，哈里，刚才我得意忘形了。我们得阻止那个男人杀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以后再考虑怎么研究他。现在，他把周期控制在七个月，可真有两下子。”

博斯弹了下烟灰，往后靠在椅背上。“其实我们也不能确定，考虑到线索的来源，可能还有更多死者。”

“我对此表示怀疑。”洛克捏了捏鼻梁，也靠在了椅背上。他闭上眼，一动不动地坐了几秒钟。“哈里，我不是在打盹儿，我在专心思考，让我想想。”

博斯等了一会儿，觉得氛围很怪异。他发现洛克头顶上方的一排架子上摆着好几本他写的心理学书，书脊上都写着洛克的名字，有些是重复的。他心想也许洛克会拿去送人。他看见五本洛克在出庭作证时提到的《黑暗的心》和三本《知名色情女王的私人性生活》。

“你还写过色情业的书？”

洛克睁开眼。“什么？对，那是我在《黑暗的心》之前写的。你读过吗？”

“没有。”

洛克又闭上了眼。“你当然没读过了。别看书名这么撩人，其实是本教科书，大学课程用的。上回我问过出版商，这本书在一百四十六所大学的书店里都有卖，包括霍普金斯大学。出版了两年，印了四次，现在我连版税支票的影子都没见到。你想看看吗？”

“想看。”

“好吧，你要是从这儿走的时候路过学生会，他们那儿有卖的。我得提醒你，他们卖得很贵，要三十美元，但你肯定能报销吧。我还要提醒你，书写得很露骨。”

洛克竟然没从书架上拿一本多余的送给他，博斯有点不高兴。也许是因为博斯拒绝带洛克去执行监视任务，他就用这种孩子气的方式来报复博斯。不知道学儿童心理的梅利莎会怎么解读这个行为。

“关于这个嫌疑人，还有件事我不太明白。”

洛克睁开眼听着，但是没有动。

“在人偶师开始杀人的一年前，嫌疑人离婚了。在离婚档案中，他老婆提到两人缺乏夫妻生活，这仍然符合凶手的特征吗？”

“他俩不再做那事了？”

“我猜是这样，法院档案里是这么写的。”

“可能符合。坦白讲，不管什么行为，我们这些心理学家总有办法解释，让它符合我们的诊断，这有利于你们的工作。但在这个案子中，你的那个嫌疑人可能确实对妻子提不起兴趣，他正在向他的情欲模式靠拢，而他妻子又不在其中，结果他就抛弃了她。”

“所以在你看来，不能因这点就动摇我们对嫌疑人的怀疑？”

“恰恰相反，我认为这刚好能佐证他经历过重大的心理变化，他的性人格面具在逐步演变。”

博斯思考了一会儿洛克的话，试图从这个视角审视莫拉。那名纠察队警察每天泡在艳俗的色情业中，最后对自己的妻子都失去了兴趣。“你还有什么想法吗？说说你对这个嫌疑人怎么看，或许能帮到我们。我们还没抓到他的把柄，没有正当理由逮捕他。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监视，可一直监视不是个好办法，一旦我们跟丢——”

“他就可能杀人。”

“没错。”

“然后你们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没有证据。”

“对了，他的战利品会是什么，我该留意什么？”

“你要去哪儿找？”

“去他家。”

“啊，我懂了。你打算继续和他保持工作上的交流，然后去他家，或许还要设个局，但你无法四处自由走动。”

“只要有人缠住他，我或许可以。我会和别人一起去。”

洛克在椅子上往前探着身子，眼睛一亮。他又开始感兴趣了。“如果你缠住他，让我四处找找呢？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哈里，你更有办法缠住他。你可以施展警探查案的那一套话术，我就说要用下卫生间。我的理解更深刻，关于——”

“算了吧，洛克博士。听我说，我绝不可能带你去找他。太危险了。现在你到底想不想帮我？”

“好吧，抱歉，毛病又犯了。我对你要去嫌疑人的家、了解他在想什么感到太兴奋了，因为我觉得一个能把杀人周期控制在七个月以上的人，肯定收藏了战利品来满足他的性幻想、重现杀人的过程，从而抑制再次作案的冲动。”

“我明白。”

“你们对付的人有着非常长的作案周期。相信我，在七个月的间隔期里，出去作案杀人的冲动并未休眠。它们还在，一直都在。还记得我在作证时说的情欲模式吗？”

“记得。”

“很好，他要实现、满足他的情欲模式，该怎么做呢？他怎么忍得住六个月、七个月甚至八个月的时间？答案就是战利品。它们让他回想起过去的那些征服时刻——我指的就是杀人。他有能勾起回忆的东西，帮他满足幻想，虽然这不是真正的杀人带来的快感，但战利品也可以用来延长他的周期，抑制作案的冲动。他明白杀的人越少，被抓住的可能性就越小。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现在他已经有将近八个月没作案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接近极限，同时还在努力控制冲动。可是与此同时，我们收到了字条，说明他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欲，不想被忽视。他站出来说：‘我比人偶师还要强大，我还在作案！你们要是不信，就去某个地方的混凝土里找找我留给你们的东西。’字条说明他正处在重度崩解状态，同时，他还在和内心难以抑制的冲动搏斗，他已经忍了七个多月了！”

博斯在垃圾桶的内侧捻灭了香烟，把烟蒂扔了进去。他拿出笔记本，说：“被人偶师和模仿犯杀害的人的衣服都没找到，可能被拿去当纪念品了？”

“有可能，但把笔记本收起来吧，哈里，没那么难。你忘了吗，你们要找的那个人通过录像带来锁定受害者，要是你去了他家，留意录像带和摄像机。”

“他拍摄了杀人经过。”博斯不是在提问，而是在复述洛克的话，心里琢磨着怎么和莫拉周旋。

“我们当然不能确定，”洛克说，“谁知道呢？但我打赌绝对是这样。还记得韦斯特利·多德吗？”

博斯摇摇头。

“就是几年前在华盛顿被处决的那个家伙。他被绞死了——真是个报应不爽的好例子。他杀害儿童，喜欢把小孩子用衣架吊死在他的衣柜。他有一台宝丽来相机，逮捕他之后，警察在他家里发现了一本精心保存的影集，里面全是宝丽来照片，拍的是惨死在他手下的小孩——全都吊在衣柜里。他还费了番工夫仔细为每张照片贴上了标签，非常变态。可话说回来，虽然那本影集变态至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那些照片救了其他小孩的命。因为凶手可以用它来满足幻想，暂时不去作案。”

博斯点点头，表示理解。在莫拉家中的某个地方，他也许真能找到一盘录像带或一组令人反胃的照片。对莫拉来说，正是那些东西让他逃离黑暗长达八个月之久。

“还有杰弗里·达默，”洛克说，“记得吗，密尔沃基的那个？他也是个摄影师，喜欢给尸体拍照，拍尸体碎块，借此年复一年地躲过警察的侦查。后来他开始收集尸体，这才露出了破绽。”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博斯曾目睹的犯罪现场的骇人画面在他的脑海中一一浮现，他揉揉眼睛，仿佛这样就能摆脱它们。

“关于照片，他们是怎么说的来着？”过了一会儿，洛克问道，“在电视广告里，好像是‘长久的纪念’？你再想想，对于一个连环杀手，录像带意味着什么？”

离开校园之前，博斯路过学生会，走进了他们的书店。他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书架上找到了一摞洛克写的关于色情业的那本书，最上面的一本被翻过太多次，棱角都磨圆了，博斯拿起下面的一本。

收银台的姑娘翻看书的价钱，刚好翻到一张女人为男人口交的黑白照片，她的脸唰地红了，而博斯的脸更是红得发紫。

“抱歉。”他只能挤出这两个字。

“没关系，这个我看过，我是说这本书。”

“嗯。”

“您是不是下学期要用这本书上课？”

博斯发现自己太老了，一点也不像个学生，说是个老师还有点像，也才有合适的理由买这本书。要是解释自己是个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警察，好像有点虚伪，反而会引来更多关注。“是啊。”他回答。

“真的吗？什么课？或许我会选。”

“呃，其实，我还没决定，我还在设计一个——”

“好吧，您怎么称呼？我去课程目录里找。”

“呃……洛克，心理学的约翰·洛克博士。”

“噢，这本书是您写的。哈，我听说过您，我会去找您的课。多谢，祝您生活愉快。”她把零钱递了过来，博斯向她说了声“谢谢”，把书装进袋子里。

25

刚过四点，博斯回到了联邦地区法院。大家都在等待凯斯法官出来宣布陪审团解散，让陪审员们回去过周末，贝尔克悄悄告诉博斯，中午他已经给钱德勒的办公室打过电话，提出用五万美元与原告和解。

“她叫你别做梦。”

“她可没那么懂礼貌。”博斯笑了笑，望向钱德勒，只见她正在跟丘奇的遗孀说悄悄话。她好像感觉到了博斯的凝视，于是停了下来，也盯着博斯。两人对视足有半分钟之久，仿佛要用目光逼得对方低头。这时法官办公室的门开了，凯斯法官大步走了出来，来到审判席。

凯斯法官请书记员按铃通知陪审团入席，询问有没有人需要发言，可是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提醒陪审员不要看报纸上对本案的报道，也不要看本地的电视新闻，然后要求陪审员、原告和被告在下星期一上午九点三十分回到法庭，届时继续审议。

博斯紧跟着钱德勒踏上下楼的自动扶梯，德博拉·丘奇站在钱德勒前面两级之外。

“律师。”博斯压低了声音，免得让德博拉听到。钱德勒扶着扶手保持平衡，转过身来。“陪审团已经走了，现在大局已定，什么事都左右不了判决了。”博斯说，“哪怕诺曼·丘奇本人出现在大厅，我们也追不回来陪审团。所以，你干吗不把字条给我呢？官司已经打完，我们还有案子要查。”

钱德勒在扶梯上什么话也没说。到了大厅，她让德博拉·丘奇先走，说自己一会儿就跟上，然后回到博斯跟前。“再说一遍，我没收到字条，行吗？”

博斯笑了。“我们已经说过这事了，记得吗？昨天你说漏了嘴，你说——”

“我才不在乎我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听着，即使那家伙给了我字条，也只是你们那张的复印件，他没必要浪费时间重写一张。”

“谢谢你至少告诉我这一点，但就是复印件也有用。上面可能有指纹，复印纸或许能查到来源。”

“博斯警探，你们从他以前写的信上采到过几次指纹？”

博斯没有回答。

“我猜一次都没有。”钱德勒说，“周末愉快。”她转过身，推开门走了出去。

博斯等了几秒钟，往嘴里放了根烟，也走了出去。

希恩和奥佩尔特在会议室里向罗伦伯格汇报监控的情况，埃德加坐在圆桌前听着。博斯看见埃德加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张莫拉的照片。那是一张脸部的正面照，像是警察局每年为所有警员重发证件时用的照片。

“即使要作案，也不会在大白天。”希恩说，“也许夜间组能交上好运。”

“好的。”罗伦伯格说，“填一下调查日志，你俩就能下班了。我需要记录，因为五点要和欧文长官开个短会，向他汇报。但是记住了，今晚你俩都准备待命，我们要调动全部人手。要是莫拉有异常举动，我要你俩马上出动，再加上梅菲尔德和伊德。”

“没问题。”奥佩尔特在屋里唯一的一台打字机前坐下，那是罗伦伯格申请的。圆桌后面的柜子上出现了一台咖啡机，肯定是下午拿过来的。希恩给他们倒了几杯咖啡。博斯心想，甩手汉子虽然警察当得不怎么样，但知道怎么搭建一个行动指挥中心。博斯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和希恩、埃德加坐到一起。

“我错过了很多，”博斯说，“听起来好像没出什么事。”

“是的，你来过之后，下午他去了趟山谷，到过卡诺加帕克和诺思里奇几家不同的公司和仓库。我们记下了地址，全部是色情片经销商，你想要可以给你。他在每个地方待了不到半个小时，不知道在干什么。接着回办公室干了点活儿就回家了。”

博斯推测莫拉是在询问别的制片人，想找找还有没有其他受害者，也许还打听了加勒里四年前提过的那个神秘男子。博斯向希恩问到了莫拉的住址，在笔记本上记上了谢拉博尼塔大道。他想提醒希恩他们在墨西哥卷食品摊那儿差点被识破，但又不想当着罗伦伯格的面说，于是打算晚点再提。

“有进展吗？”博斯问埃德加。

“还没有幸存者的消息。”埃德加答道，“再过五分钟我出发去塞普尔韦达，下班高峰期姑娘们经常在那儿接活儿，或许我能碰到她，接她上车。”

听了所有人的最新进展，博斯把他从莫拉那儿得到的情报和洛克的看法告诉了屋里的几位警探。罗伦伯格听完情报后吹了声口哨，像是对着一位路过的美女。“伙计们，我得马上向长官汇报，他也许会增派一倍的人手参加监控。”

“莫拉是个警察，”博斯说，“投入监控的人越多，被他认出来的可能性越大。要是他察觉到我们在监视他，整个调查就泡汤了。”

罗伦伯格想了想，点点头说：“好吧，不过我还是要汇报一下进展。我觉得大家先别走，再等几分钟，我看能不能早点见他，听他指示接下来怎么办。”他拿着几份文件起身敲了敲欧文办公室的门，然后打开门走了进去。

“饭桶。”门一关上，希恩就说，“进屋拍马屁去了。”

大家都笑了。

“嘿，你俩，”博斯对希恩和奥佩尔特说，“莫拉说在食品摊碰到你俩了。”

“该死！”奥佩尔特惊呼。

“你俩说去买犹太玉米卷，我觉得他信了。”博斯边说边笑，“可他尝了一口，觉得上当了！他搞不懂你俩为什么要特意从帕克中心跑去买这么难吃的东西，他把大半个都扔了。所以要是再让他瞧见你俩在外面，他就能猜到了。小心点。”

“一定注意。”希恩说，“犹太玉米卷是奥佩尔特的主意，他——”

“怎么？你指望我说什么？我们正监视那家伙，他突然走到车旁说‘忙什么呢，伙计们’，我必须想出——”

门开了，罗伦伯格回到了会议室。他走到自己的位置，但是没坐下，而是双手撑在桌上，身体向前探出，板着脸，就像刚刚接到上帝的神谕。“我向长官汇报了最新情况，他对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取得的进展非常满意。他担心我们会跟丢莫拉，特别是听到那个心理学家说现在是临近间隔期结束的时候，但他不想改变监控策略。增派人手会增加被莫拉识破的概率，我觉得他说得对。我们就保持目前的状态，这非常好。我们——”

埃德加没忍住笑了出来，听起来像打喷嚏。

“埃德加警探，有什么好笑的？”

“不是，我觉得我好像感冒了，请接着说。”

“好了，就这么多，按计划进行。我会把博斯警探的情报告诉下一组监控人员。雷克托和海克斯值夜班，然后总统二人组明早八点接班。”

总统二人组是抢劫凶杀调查处的一对搭档，分别叫约翰逊和尼克松。他们不喜欢被叫作总统二人组，尤其是尼克松。

“希恩，奥佩尔特，你俩明天下午四点回来接班，负责星期六晚上，一定要机灵点。博斯，埃德加，继续自由行动，看能不能查到点什么。开着寻呼机，带着对讲机，今晚一旦有动静，我们也许要集合所有人。”

“批准加班吗？”埃德加问。

“周末两天都批准，不过要是加班，我要看到成果。只准干活儿，不要混时间。好了，说完了。”罗伦伯格坐了下来，把椅子往前挪了挪，紧贴着桌子。博斯觉得他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勃起，在这儿当头儿好像让他快感十足。大家快速离开了会议室，来到走廊，走向电梯，只有甩手汉子留了下来。

“晚上谁去喝一杯啊？”希恩问。

“你应该问，有谁不去。”奥佩尔特回答。

博斯晚上七点就到家了，只在代号七酒吧喝了一瓶啤酒。他发现昨晚喝多了，今天有点喝不下。他给西尔维娅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判决今天没有下达，自己要洗个澡，换身衣服，八点去见她。

西尔维娅开门时，博斯的头发还是湿的，他刚一进门就被她一把搂住，两人在门口拥吻了好一会儿。等她退开，博斯才看见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低低的领口在胸前分开，裙边在膝盖之上四英寸的位置。

“今天怎么样，总结陈词什么的？”

“还好。你穿这么漂亮是要干什么？”

“因为要带你去吃饭，我定了位子。”她靠近博斯，吻了他的嘴唇，“哈里，昨晚是我俩在一起最快乐的时刻，是我记忆中最美妙的一夜，不是因为床上的表现。其实，你和我还能做得更好。”

“总有提高的空间，吃饭前稍微练习一下怎么样？”

西尔维娅笑着说没时间了。

两人驱车驶出山谷，穿过马利布峡谷，来到马鞍峰小屋餐馆。这儿以前是一个狩猎旅馆，菜单很有特色，堪称素食主义者的噩梦——从鹿肉到水牛肉，全是肉。他俩各要了一份牛排，西尔维娅点了一瓶梅洛葡萄酒。博斯小口品着酒，心想这顿晚餐、这个夜晚真是棒极了。两人频频对视，没聊官司的事，也没怎么聊别的事。

回到家，西尔维娅把空调温度调低，点燃了客厅的壁炉。博斯只是看着她，他一直不太会把火生得能烧很久。即使空调温度调到了华氏六十度，屋里还是很暖和。西尔维娅在炉火前铺了一床毯子，两人在毯子上做爱，他们感觉无比放松，动作柔和而默契。

西尔维娅的胸口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反射着炉火的光亮，博斯亲了一下她的胸口，又把头靠过去听她的心跳，强烈的节奏配合着博斯自己的心跳。他闭上眼，开始琢磨到底要怎样做才不至于失去这个女人。

博斯从黑暗中醒来，炉火只剩下一星半点微亮的余烬。他听见一阵刺耳的声音，觉得很冷。

“是你的寻呼机。”西尔维娅说。

博斯爬向沙发旁边的一堆衣服，循声摸到了寻呼机。

“天啊，几点了？”西尔维娅问。

“不知道。”

“真吓人，我想起那次——”

她马上打住了。博斯知道她想说的是她亡夫的事，她决定不让关于亡夫的回忆打乱这段感情，可还是晚了。博斯不由自主地想，西尔维娅是否曾和她的亡夫在某个夏天的夜晚调低空调，点燃壁炉，在同一床毯子上做爱。

“你要回电话吗？”

“嗯？哦，是的。我，呃，我正想提提神。”

他穿上裤子，来到厨房，关上了门，免得灯光照到西尔维娅。打开灯，他看了看墙上的钟，钟面是个餐盘，时刻则是不同的蔬菜，时间刚好是胡萝卜过半——一点半。他和西尔维娅才睡了一个小时左右，感觉却像睡了好几天。

寻呼机显示来电号码的区号是八一八，博斯没认出这是哪儿的号码。拨通之后，铃响了一声，埃德加接了。“哈里？”

“是我。”

“真抱歉，打扰你了，尤其是你还不在家。”

“没关系，什么事？”

“我在塞普尔韦达，就在罗斯科南边。我找到她了。”

博斯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幸存者。“她怎么说？给她看莫拉的照片了吗？”

“还没，我还没真去找她，我在监视她，她在这儿溜达。”

“好吧，为什么不接她上车？”

“因为就我一个人，我觉得需要支援。我要是自己去问她，怕她会咬人什么的，她有艾滋病。”

博斯没作声，他能听见电话那头有汽车从埃德加身边驶过。

“喂，伙计，对不起，我不该给你打电话，我以为你也许想参加行动。我给凡奈斯的值班室打电话，找他们借一两个警员。晚安——”

“算了，还是我去吧，等我半小时。你整晚都在那儿吗？”

“是的。回家吃了晚饭后，我到处都找遍了，刚刚才看到她。”

博斯挂了电话，猜测着埃德加是真的刚发现她，还是只想混够加班申请上的时间。

博斯回到客厅，灯开着，西尔维娅已经不在毯子上了。她上了床，钻进了被子里。

“我要出去一趟。”博斯说。

“我猜就是这样，所以就进卧室了。一个人睡在熄灭的炉火旁可一点也不浪漫。”

“你生气了？”

“当然没有，哈里。”

他俯下身子亲了亲她，她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我尽量赶回来。”

“好的，出去时能把温度调高点吗？我忘了调。”

埃德加把车停在温切尔甜甜圈店外面，显然没发现这个场景多么滑稽。博斯把车停在他后面，然后上了他的车。

“上哪儿耍呢，哈里？”

“她在哪儿耍？”

埃德加指了指街对面一个半街区之外的地方，罗斯科街和塞普尔韦达大道交会处的公交站里有一把长椅，上面坐着两个女人，旁边还站着三个。“穿红色短裤的就是她。”

“你确定？”

“是的，我开车到红绿灯那儿仔细看过，就是她。问题是，我们要是直接去找她，弄不好要跟她们打一架，那几个姑娘都在拉活儿。塞普尔韦达的公交一点以后就停运了。”

博斯远远地观察那个姑娘，她穿着红色短裤和吊带衫。一辆车开了过来，她突然把衣服掀了起来。车猛地刹住了，司机好像迟疑了一会儿才开走。

“她有生意吗？”

“几小时前她拦下了一个家伙，带他去小商场后面做了一次，后来就一直没生意。像你这种有眼力的顾客，肯定看得出她太病态了。”埃德加笑了，而博斯心想他说漏嘴了，说自己盯了她几个小时。算了，博斯觉得至少他没在炉火烧得正旺的时候打电话。

“不想跟她们起争执，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在想，你开车上罗斯科街往左拐，然后开进巷子里，躲在车里等我。我走过去说要跟她干那件下流事，她会带我到后面去，然后我们就抓住她。要当心她咬人，也许还会吐口水。”

“好，那我们抓紧行动。”

十分钟后，博斯把车停进了巷子里，俯下身子躲在方向盘后面，而埃德加一个人从大街上拐了进来。

“怎么回事？”

“她认出我来了。”

“该死！你怎么不干脆抓住她？如果她认得你，我们也没别的办法了。要是过五分钟我再去找她，她肯定知道我也是个警察。”

“好吧，她没认出我。”

“到底怎么回事？”

“她不肯跟我走，问我有没有海洛因给她。我说没有，没有毒品。她说她不跟黑鬼做。难以置信！我在芝加哥长大，从没被人叫过黑鬼。”

“别在意，在这儿等着，我去。”

“臭婊子。”

博斯下了车，对车另一侧的埃德加说：“伙计，冷静点。她是个妓女，一个白粉妹，跟她较什么劲？”

“哈里，你不懂这种感觉。你注意过罗伦伯格看我的眼神吗？我敢打赌每次我走出房间，他都要数一遍对讲机。那个德国杂种。”

“你说得对，我不懂这种感觉。”博斯脱下夹克扔进车里，又解开了衬衣最上面的三颗扣子，走上了大街。“我马上回来。你最好躲着，要是她看见一个黑人，没准不跟我进巷子了。”

两人在凡奈斯警察局借了一间审讯室。博斯跟那儿的人很熟，因为他刚拿到警徽就在凡奈斯的抢劫调查组干过一段时间。

审讯刚开始，两人就察觉到了异样。埃德加之前看到的跟着乔治娅·斯特恩走进巷子里的男人不是什么嫖客，而是个毒贩，斯特恩很可能在巷子里注射了一针。也许她是用身体来换取毒品，但毒贩就是毒贩，本质上不是嫖客。

不管男子是谁，不管斯特恩做了什么，当博斯和埃德加把她带进审讯室时，她基本上毫无意识。她眼皮下垂，瞳孔放大，目光定在远处。坐在狭小的审讯室里，她的眼睛好像正看着一英里之外的地方。她的头发有些凌乱，发根的黑色部分比照片里的还要长。她左耳下方的皮肤上有一处擦伤，瘾君子常有这种伤痕，因为焦虑时会反复抓挠同一个位置。她的胳膊很细，跟她坐的那把椅子的腿差不多细。她套着一件大很多码的T恤，格外突显出她糟糕的身体状况，领口垂得很低，胸脯一半露在外面，博斯能看出来她曾在脖子上的静脉注射过海洛因。虽然她一副消瘦、憔悴的样子，博斯还是能看出她的胸部依旧丰满。假胸，他心想。混凝土中的金发女郎那干枯的身躯在他脑中一闪而过。

“斯特恩小姐？”博斯开始讯问，“乔治娅？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儿吗？记得我在车里跟你说的话吗？”

“我记——得。”

“那么，你记得有个男人想杀你的那个晚上吗？四年多以前，也是晚上，就像这会儿。六月十七日，记得吗？”

她神情恍惚地点点头。博斯怀疑她到底听明白没有。

“人偶师，记得吗？”

“他死了。”

“没错，但我们还是要问你几个关于那个男人的问题。你帮助我们画了这张画像，记得吗？”

博斯展开从人偶师卷宗里拿出来的模拟画像。画中的那个人既不像丘奇，也不像莫拉。不过据了解，人偶师经过伪装，模仿犯可能也经过伪装，这个假定完全合情合理。即使这样，其他身体特征，比如莫拉那深邃的目光，还是可能唤起一些记忆。

斯特恩盯着模拟画像看了半天。“他被一个警察杀了。”她说，“他活该。”

听见别人说人偶师活该，哪怕是从斯特恩口中说出，博斯也感到很欣慰。但他知道她认错了人，他们想让她指认的不是人偶师。

“我们要给你看几张照片。你带六合一了吗，杰里？”

斯特恩突然抬起了头，博斯发现自己的话给她造成了误解。她以为六合一说的是六瓶装的啤酒，但其实在警察的术语中指的是摆在一起的六张大头照，一般包含五张警察的照片和一张嫌疑人的照片，他们希望证人能从中指认出嫌疑人。这一次六合一里全是警察的照片，排在第二的是莫拉。

博斯把照片在她面前摆开，她看了半天，笑了。

“怎么了？”博斯问。

她指了指第四张照片。“我跟他搞过一回，可我觉得他是个警察。”

博斯看见埃德加摇了摇头。斯特恩指认的那张照片是好莱坞分局缉毒队的卧底，名叫阿尔布·丹福斯。要是她没记错，那么丹福斯很可能是冒险离开自己的岗位，到山谷地区威胁并玩弄这些妓女。博斯猜测那家伙很有可能拿着从证物袋或嫌疑人那儿偷来的海洛因和妓女做交易。斯特恩刚才的话应当被写进报告，呈交给内务处，但埃德加和博斯心里都明白，他俩谁也不会那么做，因为在警察局里，那样做无异于自杀，街头巡警将再也不会信任他们。博斯知道丹福斯结婚了，而斯特恩又得了艾滋病。他决定给丹福斯送一张匿名字条，提醒他去做一次血检。

“其他几张呢，乔治娅？”博斯说，“看看他们的眼睛，即使化了装，眼睛也不会变，看看眼睛。”

她低下头仔细看照片，博斯看见埃德加又摇了摇头，他的意思是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博斯点点头，心里也明白。过了一分钟左右，斯特恩猛地抬起头，原来刚才是在打盹儿。

“好了，乔治娅，没认出别人，对吧？”

“没有。”

“你没认出他来？”

“没有，他死了。”

“是的，他死了。你待在这儿，我跟他去走廊里聊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博斯和埃德加在走廊里商量把她送去西比尔·布兰德中心，等她药劲过了再问问，没准儿会有结果。博斯发现埃德加很积极，还主动要求开车送她。他明白埃德加是想多赚点加班费，而不是真关心这个女人，想把她送进西比尔的戒毒中心让她戒掉毒瘾。这件事跟同情心没有一点关系。

26

西尔维娅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卧室里一直很暗，直到星期六上午阳光普照。博斯醒来时床上只有他一个，他拿起床头柜上的手表一看，发现已经十一点了。他做了个梦，刚一醒来，梦境便迅速落入黑暗，再也无法抓住。他又躺了十五分钟，努力回想，可是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每隔几分钟，博斯就能听见西尔维娅做家务发出的声响。她在打扫厨房地板，清洗洗碗机。他能感觉到她小心翼翼，尽量不弄出声响，但他还是听见了。他听见后门开了，她在往后院的花盆里浇水。已经有至少七个星期没下雨了。

十一点二十分，电话铃响了一声，西尔维娅连忙拿起听筒。博斯知道肯定是找他的。他肌肉紧绷，等着西尔维娅把卧室的门打开，叫他去接电话。七个小时前离开凡奈斯分局时，他把西尔维娅的电话告诉了埃德加。

可是西尔维娅一直没过来，他渐渐放松下来。他能听见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听起来似乎是西尔维娅在劝她的学生。又过了一会儿，她好像哭了起来。

博斯起床了，他穿上衣服，一边梳理头发一边走出卧室。西尔维娅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把无绳电话贴在耳边，手指在桌面上画着圆圈。博斯猜对了，她的确在流泪。

“怎么了？”博斯低声问。

西尔维娅抬起头，示意他先别打断她，于是博斯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她。

“我一定会去的，方特诺特夫人，把时间、地址告诉我就行……好的，好的，我一定。再次表示哀悼。比阿特丽斯，多好的女孩，多好的学生，我为她骄傲。唉，真不敢相信……”

挂了电话，她的泪水涌了出来。博斯走到她跟前，把手放在她的脖子上。“是学生？”

“比阿特丽斯·方特诺特。”

“怎么了？”

“她死了。”

博斯垂下头，把她搂在怀里。她哭了。“这座城市……”她只说了个开头，“前几天晚上我念给你的那段话就是她写的，《蝗虫之日》的读后感。”

博斯想起来了，西尔维娅说过她担心那个女孩。他想说点什么，但知道说什么都没用。这座城市——所有要说的话似乎都已包含在这四个字里。

白天两人一直在做家务，打扫房子。博斯清理了壁炉里烧黑的木柴，然后来到后院帮忙。西尔维娅正在花园里扯杂草，剪下鲜花，准备扎成一束送给方特诺特夫人。

两人挨在一起忙活，西尔维娅情绪低落，偶尔才说一两句话。她说昨天晚上诺曼底发生了一起驾车枪击案，女孩被送往马丁·路德·金医院，在那儿被确诊为脑死亡。今天早上他们选择关掉仪器，采集器官用于捐赠。

“真奇怪，他们说要采集器官，”西尔维娅说，“听着就像人长在果园里的树上还是怎么的。”

午后，西尔维娅到厨房做了一个鸡蛋沙拉三明治和一个金枪鱼三明治。她把两个三明治都一分为二，每种两人各吃了一半。博斯做了冰茶，还切了几片橙子放在杯子里。西尔维娅说昨晚吃过一大块牛排之后，再也不想吃牛肉了。这是一天里唯一一次调节气氛的尝试，只是两人脸上仍旧没有露出微笑。她把盘子放进洗碗槽，懒得清洗，然后转过身靠在操作台上，盯着地板出神。

“方特诺特夫人说葬礼下星期办，可能是星期三。我想找一辆大巴，把全班同学都带去。”

“我觉得很好，她的家人会感动的。”

“她两个哥哥都是毒贩，她告诉我他们卖可卡因。”

博斯没有说话。他知道小女孩的死很可能与她的哥哥有关。自从血帮和瘸帮[1]停火以来，中南区街头交易的秩序不复存在，互相侵犯领地与驾车枪击的事件经常发生，使很多无辜的人丧命。

“我想问问她母亲，我能不能在葬礼上或者葬礼过后念一下她的读书报告，也许能让大家明白失去她多么令人惋惜。”

“他们可能已经明白了。”

“是啊。”

“你想睡会儿吗，休息一下？”

“好的，我会的，你去做什么？”

“我有些事，得打几个电话。西尔维娅，今晚我得出去，但愿不会太久，我会尽快赶回来。”

“我不要紧的，哈里。”

“那就好。”

四点左右，博斯朝卧室里看了一眼，发现西尔维娅睡得正香，而枕头上有泪痕。他穿过客厅，来到一间用作书房的卧室，屋里有一张写字台，上面摆着一部电话。他关上了门，免得吵醒西尔维娅。

第一个电话他打给了第七十七街分局。他说找凶杀案调查组的人，一位姓汉克斯的警探接了电话，没说名字，博斯并不认识他。自报身份后，博斯向他打听方特诺特的案子。

“有何贵干，博斯？你说你是好莱坞分局的？”

“是啊，好莱坞分局，我不想干什么。是件私事。方特诺特夫人早上给女孩的老师打了电话，老师是我的朋友，她很难过，我只想了解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

“听着，我可没时间握着别人的手说安慰的话，我在查案。”

“也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没在七十七分局干过，你懂什么？”

“我是没在那儿干过，所以现在你是要向我诉苦吗？”

“嘿，去你妈的，博斯。我告诉你，在南边，根本没有目击证人这么一说。要结案，唯一的办法是碰运气取到指纹，或者运气更好，凶手自己来局子里承认‘我错了，是我干的’。你猜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

博斯没有回话。

“听着，难过的不止那个老师一人，明白吗？这个案子很惨——案子都很惨，有的是惨上加惨，这个就是。十六岁的女孩只是在家看书，照顾她的弟弟。”

“驾车枪击案？”

“没错。墙上有十二个弹孔，来自一把步枪。十二发中的一发击中了她的后脑勺。”

“她立刻就死了，是不是？”

“是的，她都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她。肯定是第一发就打中了，她都没机会躲。”

“那发子弹本来是冲着她哥哥去的，对吧？”

汉克斯沉默了几秒钟，博斯听见电话那头传来集合厅里无线电台的嘈杂声。“你怎么知道，那个老师说的？”

“女孩告诉她的，说她哥哥卖可卡因。”

“是吗？他俩今天早上在医院号啕大哭，像两个小孩子。我会去查的，博斯，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还有，那本书，她在读什么书？”

“书？”

“对。”

“那本书叫《长眠不醒》，她自己也长眠不醒了，唉。”

“能帮我个忙吗，汉克斯？”

“什么事？”

“要是你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不要提这本书。”

“什么意思？”

“别提就行了。”

博斯挂了电话。他坐在写字台前，内心有些愧疚。西尔维娅第一次说到那个女孩时，他还怀疑她的作业是抄的。他又想了几分钟，然后拿起电话打给欧文的办公室。铃响了一声就有人接了。“你好，这里是洛杉矶警察局助理总警监欧文·欧文的办公室，我是汉斯·罗伦伯格警督，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博斯猜甩手汉子肯定希望欧文自己打进来，所以才一字不漏地念出一长串官方电话问候语。那段话写在警察手册里，不过警察局里大多数人都没把它当回事。

博斯没作声，马上挂了电话重新按下号码，好让甩手汉子再来一遍这一长串套话。

“是我，博斯，我来问问进展。”

“博斯，你是不是刚刚打过一次？”

“没有，怎么了？”

“没事。我和尼克松、约翰逊在一起。他们刚回来，希恩和奥佩尔特正在监控莫拉。”

博斯发现每当罗伦伯格和那两位警官共处一室，他就不敢叫他们总统二人组了。

“今天有情况吗？”

“没有。目标早上一直在家，不久前去了趟山谷，到过几家仓库，没什么可疑的。”

“他现在在哪儿？”

“在家。”

“埃德加呢？”

“他刚才还在这儿，现在去西比尔找那个幸存者问话去了。他昨天夜里找到了她，但发现她嗑药了，不清醒，没法问话。他这会儿再去试试。”接着罗伦伯格压低了声音，说，“要是她指认了莫拉，我们动手吗？”

“我觉得不是个好主意，证据还不够。现在动手，我们就亮出底牌了。”

“我正是这么想的。”他的音量恢复了正常，好让总统二人组明白他才是这儿管事的，“我们得像胶水一样黏着他，等他一动手，我们就出击。”

“但愿他动手。你怎么掌控监控组呢？他们一条接一条地向你报告吗？”

“当然。他们拿着对讲机，我在这儿听，目标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我要在这儿待到很晚，我有种预感。”

“什么预感？”

“我觉得今晚就能见分晓，博斯。”

下午五点，博斯叫醒了西尔维娅，又坐在床边为她按摩了半个小时。她起床冲了个澡，但走进客厅时仍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她穿着灰色长T恤，金色的头发扎在脑后。“你什么时候走？”

“过一小会儿。”

她没问博斯要去哪儿、去干什么，博斯也没主动告诉她。

“要不要我给你做点汤或者别的什么？”他问。

“不用，我不饿。我觉得今晚都不会饿。”

电话响了，博斯拿起了厨房的电话，是《时报》的记者打来的。她从方特诺特夫人那里要来了号码，想跟西尔维娅聊聊比阿特丽斯。“聊什么？”博斯问。

“方特诺特夫人说穆尔夫人对她女儿评价很高，我们想就此写一篇重要报道。多好的女孩啊，我想穆尔夫人一定有话要说。”

博斯让她先别挂，然后去叫西尔维娅，告诉她记者想采访她。西尔维娅马上说她愿意和记者聊聊。西尔维娅接了十五分钟的电话。在她通话期间，博斯来到停在外面的车上，打开对讲机，调到了第五频道——水电管理局的通信频道。他没听见任何动静，于是按下通话键，说：“呼叫第一组。”

过了几秒，他正准备再试一次，对讲机里传来了希恩的声音。“是谁？”

“博斯。”

“什么事？”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情况？”

接下来是罗伦伯格的声音，他打断了希恩。“我是组长，请使用你的指定代号进行联络。”

博斯简直哭笑不得，这家伙真蠢。“呼叫组长，我的代号是什么？”

“我是组长，你是第六组，完毕。”

“收——收——到——到——，猪长。”

“请重复？”

“请重复？”

“你上一次通话，第六组，说的什么？”罗伦伯格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沮丧。博斯笑了，他能听见对讲机里传来咔嗒一声，他知道是希恩在按通话键，意思是干得漂亮。

“我问谁和我一组。”

“第六组，现在就你自己一个。”

“那我是不是应该换个代号，组长？也许叫第六人？”

“博——呃，第六组，如果不是交换情报，请不要占用通信频道。”

“收——收——到——到！”放下对讲机，博斯哈哈大笑，都笑出了眼泪。他发现事情只是稍微有点好玩罢了，他却笑得如此开心，他觉得这是在释放一天的焦虑。他又拿起对讲机，再次联系希恩。“第一组，目标在移动吗？”

“没错，第六人——我是说，第六组。”

“他在哪儿？”

“他在林氏烤翅代号七，在好莱坞大道和切诺基大街交会处。”

莫拉在一家快餐店吃饭。博斯明白一顿快餐的工夫不够完成他的计划，更何况自己从好莱坞开车过去还要花半个小时。“第一组，他看起来怎样？晚上可能外出吗？”

“很有可能，他像是在四处游荡。”

“收到！”

博斯走进屋里，发现西尔维娅又哭过，不过精神好多了。也许她已经摆脱了最初的刺痛和怒火，博斯心想。她正坐在厨房里，喝着热茶。“你喝茶吗，哈里？”

“不喝了，我要走了。”

“好吧。”

“你跟那个记者说了什么？”

“我能想到的都说了，希望她能好好写篇报道。”

“她们一般都写得不错。”

汉克斯似乎没有告诉记者比阿特丽斯读的什么书，如果他说了，记者肯定会告诉西尔维娅，试探她有什么反应。博斯觉得西尔维娅之所以能缓过来，是因为她和记者聊过那个女孩。女人的倾诉欲一直让博斯感到惊奇，也许倾诉能够消减失去朋友和挚爱的痛楚，博斯在无数次向死者家属传达死讯时都见识过。那些女人的确很痛苦，但她们愿意倾诉。站在西尔维娅的厨房里，博斯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遇见她时，就是来传达死讯的。博斯告诉她，她的丈夫殉职了，当时两人就站在这间厨房，她也说了很多。几乎从一开始，博斯就打心底被她深深吸引。

“我走了你不会有事吧？”

“不会有事，哈里，我感觉好多了。”

“我不敢保证什么时候能回来，不过一定尽早。自己弄点吃的。”

“好的。”

两人在门口拥吻，博斯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不舍。他不想走，想陪着她、拥抱她。最后他还是放开了她。“你是个好女人，西尔维娅，我配不上你。”

她靠紧他，捂住他的嘴。“别这么说，哈里。”

[1]血帮（Bloods）和瘸帮（Crips）是洛杉矶最大的两个街头暴力帮派，长期互相为敌，进行枪战、谋杀、抢劫和贩毒等活动。

27

莫拉的住所在谢拉琳达街，离日落大道不远。天色渐暗，博斯把车停在半个街区之外，观察房屋的情况。一条街几乎都是工匠风格的平房，房前有宽敞的门廊，倾斜的屋顶上有突出的顶窗。博斯猜测这条街至少从十年前就开始衰败了，如今无法与它优雅的名字相称。街区内有许多破损失修的房子，莫拉家隔壁的那栋已被主人弃置，并用木板封住了门窗。其他房屋的情况也不怎么样。显而易见，房主上一次手头宽裕时选择用铁丝网把房子围了起来，而没有选择重新刷漆。几乎所有窗户外都有护栏，连楼上的顶窗也不例外。一条私人车道上停着一辆没有轮胎的车，搁在四块煤渣砖上。这里是那种每周至少有一户人家在院子里卖旧物的街区。

博斯把对讲机的音量调小，放在副驾驶座上。最近一次通话时，莫拉正在大道附近的子弹酒吧里。博斯去过那儿，他能想见莫拉坐在吧台旁的样子。那是个昏暗的地方，有几个霓虹招牌、两张台球桌，吧台顶上挂着一台电视。那不是个匆匆喝一杯就走的地方，去子弹酒吧没有只喝一杯的道理，博斯推测莫拉可能会待很久。

天空变成了暗紫色，博斯扫视莫拉家的窗户，没有一扇窗里透出光亮。博斯知道莫拉离了婚，但不知道有没有人同他一起住。他坐在车上暗中观察，觉得莫拉应该是一个人住。

“呼叫第一组。”博斯拿起对讲机说。

“第一组收到。”

“我是六号，我们的目标怎么样？”

“还在喝酒。今晚你想干什么，六号？”

“在他家附近待着。需要我做什么或他有什么动作就说一声。”

“好的。”

博斯希望希恩和奥佩尔特能听懂他的意思，又希望罗伦伯格听不懂。他从杂物箱里取出装开锁工具的袋子，又拿出搜查专用的蓝色冲锋衣，把开锁器放进左边的衣兜里。然后把对讲机的音量调到最小，放进另一个衣兜。外套背后写着亮黄色的LAPD[1]四个字母，于是他把衣服反过来穿。

他下了车，锁上车门，正要过街，忽然听见电台响了。他连忙掏出钥匙打开车门，钻进车里，打开电台。

“第一组，你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

“目标在沿好莱坞向西移动。”

“步行？”

“不是。”

妈的，博斯心想。他又在车里坐了四十五分钟。希恩在电台里汇报，莫拉好像在好莱坞大道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游荡不符合模仿犯的作案模式。据专案组所了解的情况，模仿犯只在旅馆作案，把受害者引向旅馆，四处游荡不符合他的特征。

电台安静了十分钟，然后希恩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上了日落大道。”

上日落大道会带来另一个大麻烦。大道属于洛杉矶，但沿着它向南就到了西好莱坞，那儿是县治安官的辖地。要是莫拉一路往南，在那儿搞什么动作，就会引发管辖权之争。甩手汉子这种人最害怕的就是管辖权纠纷。

“他现在到了圣莫尼卡大道。”

已经进了西好莱坞的地界，博斯心想罗伦伯格应该很快就会在无线电里发话了，他果然没猜错。

“第一组，我是组长，目标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猜他在男孩镇游荡。”

“好的，第一组，盯紧他，但先别跟他接触。我们已经越界了，我会联系治安官办公室，告知他们情况。”

“我们没打算接触。”

过了五分钟。博斯看见一个男人牵着看门狗沿着谢拉琳达街走了过来。他停了下来，让狗在废弃房屋前荒芜的草坪上小便。

“没事了。”希恩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们回到自己的地盘了。”意思是已经回到了洛杉矶的地界。

“第一组，你的目标在哪儿？”博斯问。

“还在圣莫尼卡，往东行驶，经过了拉布雷亚街——不对，他现在往北了，上了拉布雷亚街，他可能要回家。”

博斯连忙躺倒，躲到方向盘下面，以防莫拉经过这条街时看见自己。这时他听见希恩再次汇报，那位纠察队警察现在又开回了日落大道，往东行驶。“刚刚经过谢拉琳达街。”

莫拉还在外面游荡，博斯坐回了驾驶座。电台安静了五分钟。

“他要去圆顶。”希恩说。

“什么圆顶？”博斯问。

“日落大道上的那家剧院，过了威尔科克斯街就是。他停车了，买了张票，正要进去。刚才他一定是在四处转悠，等电影开映。”

博斯努力回想那片区域的样子。那个拥有巨大网格状圆顶的剧院是好莱坞的地标建筑之一。

“第一组，我是组长。我想让你俩分头行动，一个跟着目标进去，另一个留在车里，完毕。”

“收到，组长，完毕。”

圆顶剧院离谢拉琳达街大约有十分钟的路程。博斯推算自己最多有一个半小时进屋调查，前提是莫拉不提前离开剧院。

他马上下了车，过街朝莫拉的房子走去。宽敞的门廊把前门完全罩在暗影之中。博斯敲了敲门，等待回应的间隙他回头看了看街对面的房子，一楼亮着灯，二楼的一扇窗拉着窗帘，窗帘后面闪烁着电视机的荧光。

没有人应门。他退后一步，检查窗户，没发现安防系统，玻璃上也没有报警器。他透过护栏间的窗玻璃往里看，觉得屋内应该是客厅。他又查看了天花板，检查有没有运动探测器的指示灯。如他所料，没有任何安防措施。所有警察都知道，最好的防护就是一把好锁或一条恶犬，或者两个都要。

他走到门前，从衣兜里取出小手电筒。手电筒的一头缠着一圈黑色绝缘胶布，打开之后只会发出很细的一束光。他蹲下来检查门锁，莫拉在门上装了个嵌锁和一个普通的带锁门把手。博斯把小手电含在嘴里，把光束对准嵌锁，拿出两根细铁扦、一把扭力扳手和一个铁钩开始工作。这是一把有十二道齿的好锁，不是美迪高牌的，是个便宜一些的仿制品，博斯花了十分钟才把它转动。汗水从发际滚落，流进眼睛，让他感到刺痛。

他从裤子里扯出衬衣下摆擦了擦脸，也擦了擦铁扦，沾了汗水的铁扦变得很滑。博斯又回头看了看街对面的房子，好像没什么变化，没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二楼的电视还开着。他接着把手电照向门把手，忽然听见车开过来的声音，于是马上熄灭手电，躲到门廊的栏杆后面，直到车开过去。

回到门前，他握住门把手，正要把铁钩伸进锁眼，蓦然发现门把手是松的。他拧了一下，门开了，根本就没锁。博斯明白莫拉不锁门自有道理，嵌锁已经能起到威慑作用，贼明白这一点，自然会知难而退。而带锁的门把手只是个摆设，锁不锁都一样。

他站在漆黑的门口一动不动，让眼睛适应黑暗。他在越南钻地道时，眼睛在十五秒内就能适应，如今他需要更久的时间。他心想也许是好久没练了，也许是老了。他在门口站了将近一分钟，当眼前浮现出轮廓和黑影，他喊道：“喂！雷？你在家吗？你忘了锁门，在家吗？”

没人回答。他知道莫拉没有养狗，按警察的工作时间上下班，不会有精力养狗。

博斯往屋里走了几步，环视客厅里家具的黑影。他曾经潜入过别的地方，甚至也进过警察的家，但是每一次潜入的感觉都是全新的，混合着兴奋、心虚和恐慌。感觉就像全身的重心下坠，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奇怪力量。电光石火之间，一阵恐惧感陡然袭来，打乱了他的所思所感。他的眼前仿佛闪过一行报刊头条标题——受审警察入室行窃被捕——他马上跳过这个念头，不再去想。担心失败就会招致失败。他看见一道楼梯，于是马上朝那儿走去。他相信莫拉要么把他的战利品放在卧室，要么放在电视机旁，而且很有可能就放在卧室的电视机旁，所以他想先找到卧室，从那儿开始搜查。

二楼有两间卧室，中间是卫生间。右边的卧室被改造成了健身房，铺着地毯，里边放着一组镀铬器材、一台划船机、一辆健身车、一台博斯不认识的器械，还有一个挂着杠铃片的架子和一个带有横杠的卧推架。房间有一整面墙都是镜子，镜子中部和人脸差不多高的地方碎了，裂纹像蛛网一样辐射开。博斯打量了一会儿镜中那个破碎的自己，想莫拉是否曾站在这儿观察自己的脸。

博斯看了看表。莫拉已经进了剧院三十分钟。他掏出对讲机。“第一组，他在干吗？”

“他还在里面。你在干吗？”

“还在待着，需要我就叫我。”

“电视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还没有。”

罗伦伯格的声音出现了。“第一组，六号，别瞎闹。无线电只能用来联络工作。我是组长，完毕。”

博斯和希恩都没有回复他。

博斯穿过走廊，来到另一间卧室，这是莫拉睡觉的地方。床上乱糟糟的，没有整理，窗户边的椅背上搭着衣服。博斯把手电筒上的胶布揭开一点，让光亮照得更广。

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幅耶稣像，眼睛俯视着下方，胸膛处能看见一颗神圣之心。博斯走到床头柜前，拿手电筒照了一下摆在闹钟旁的相框。照片里是莫拉和一名年轻的金发女子，想必她就是莫拉的前妻。她的头发是染过的，博斯发现她的体貌特征与受害者相吻合，难道莫拉在一次又一次地杀死他的前妻吗？这个问题得由洛克和别的心理学家来解答。相片后面的桌上放着一张宗教人物卡片，博斯拿起来用手电照了照，发现上面画着布拉格的圣婴，小国王的头后面闪耀着一轮金色的光环。床头柜的抽屉里基本上是些杂七杂八的小玩意：扑克牌、阿司匹林药瓶、眼镜、避孕套——不是人偶师爱用的那个牌子，还有一本袖珍电话簿。博斯坐在床上翻看电话簿，里面列着几个女人的名字，没有一个与模仿犯或人偶师的案件有关，博斯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他合上抽屉，拿手电筒去照写字台底部的置物架，发现那儿摆着一摞露骨的色情杂志。博斯推测大概有五十多本，杂志封面上是以各种体位、各种角色搭配的色情照片：男女、男男、女女、两男一女等。博斯随手翻开几本，发现每本封面的右上角都用马克笔打上了勾。他曾见过莫拉在办公室做这项工作，把这些杂志带回家是要加班工作还是另有所图？

正翻看着杂志，博斯忽然感到胯下紧绷，一种怪异的负罪感涌上心头。他心想，我这是在干吗？是在查案还是在干别的？难道我是个偷窥狂？他把杂志放回原处，觉得不可能从这么多杂志里找到模仿犯的受害者。即使找到了，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床脚对着一个高大的橡木衣柜。博斯打开柜门，发现里面有一台电视，顶上码放着三盒录像带，都长达一百二十分钟。博斯依次拉开衣柜里的两个抽屉，在顶层的抽屉里又找到了一盘带子，底层的抽屉里则是一整排从商店买来的色情录像带。他抽出几盘检查，不过数量还是太多了，没有时间一一查看。有四盒家用录像带吸引了他的注意。

博斯打开电视和录像机，检查了一下录像机里有没有带子，发现是空的。他拿起一盘摆在电视机上的带子插了进去，画面只有雪花点，他连按快进，把这盘带子浏览了一遍。他花了十五分钟把电视上的三盘带子都看完了，而它们从头到尾都是雪花点。

博斯觉得有些蹊跷，这几盘带子以前肯定用过，因为刚从店里买来时，它们应该装在硬纸盒里，并且还有塑封，现在却只剩带子。博斯虽然没有录像机，但很熟悉使用方法。他认为人们一般不会洗掉自己拍摄的家庭录像，如果要重复使用，直接录制就可以了，新拍摄的画面会覆盖掉旧的影像。为什么莫拉还要费工夫洗掉这些录像带？他很想拿走一盘空白录像回去检测，但又觉得太冒险，莫拉很可能会发现。

还剩最后一盘家用录像带，就是在顶层抽屉里找到的那盘。这盘竟然有内容，画面显示的是室内场景，一个小女孩在地上玩毛绒玩具。透过小女孩身后的窗户，博斯能看见白雪覆盖的院落。接着一名男子走进画面，拥抱了小女孩，博斯觉得应该是莫拉。男子说：“加布里埃尔，快告诉雷叔叔，你有多喜欢小马？”小女孩一把抱住玩具小马，大叫：“非常喜欢！”

博斯退出录像带，把带子放回衣柜顶层的抽屉，又把两个抽屉拉出来看了看它们下面，没找到什么。他踏到床上，以便看清柜子顶上有没有藏东西，还是什么也没看到。他关掉录像机和电视，把衣柜恢复原状，看了看手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钟头。

衣帽间的两侧整齐地挂着衣服，地上摆着八双鞋，鞋尖对着墙。博斯没看到可疑的东西，于是退回卧室，快速地扫了一眼床底下，又翻找了梳妆台，仍旧没发现任何可疑物品。他下楼梯回到一楼，看了看客厅，发现客厅没有电视，厨房、餐厅里也没有。

博斯沿着走廊穿过厨房，来到房子最靠里的部分。走廊尽头有三扇门。这片区域似乎是一间经过改造的车库，要么是最近才加盖的房间。天花板上有空调的通风口，地上铺着白松木地板，没有什么损坏，看起来比一楼其他区域的棕色橡木地板要新得多。

第一扇门通向一间洗衣房。博斯快速打开洗衣机和烘干机上方的柜子，还是一无所获。第二扇门通往一个卫生间，里面的设施比二楼卫生间的要新得多。

最后一扇门通往一间卧室，中央摆着一张四柱大床，床罩是粉色的，像一间闺房。博斯后来才发现，这是因为屋里有香水的味道。不过这间卧室不像有人在住，更像在等待主人归来。难道莫拉有个读大学的女儿，还是他的前妻离开他之前在这儿住过？

房间的角落里有一辆手推车，上面放着一台电视和一台录像机。博斯打开录像机下的抽屉，发现里面没有录像带，只有一块扁圆的金属，像个冰球。他拿起仔细检查，怎么也想不出来这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可能是楼上健身器材的零件，于是放了回去，关上了抽屉。

他依次打开白色梳妆台的抽屉，顶层抽屉里除了女式内衣之外什么也没有。第二个抽屉里装着各种颜色的眼影和好几种毛刷，还有一个扁圆的塑料盒子，装着米黄色的粉饼。粉饼盒是家用型的，因为太大，包里放不下，所以肯定不是来自模仿犯的受害者，只可能属于这间屋子的使用者。下面的三个抽屉空无一物。他抬头看了看梳妆镜，镜中的自己已是满头大汗，明白已经在这里待了太久。他看看表，发现已经过去了六十分钟。

拉开衣帽间门的一瞬间，博斯猛然感到胸口一紧，连忙后撤一步。他躲在门背后，掏出手枪。“雷！是你吗？”

没有回应。他发现自己就靠在衣帽间的电灯开关旁边，于是拨动开关，马上伏下身子闪到门口，拿枪指着他打开门时看见的那个人影。

他赶紧把手伸到门后关上了灯。他看到的人影其实是架子上的一个泡沫塑料球，就在衣架的上方，顶着长长的黑色假发。博斯没碰那顶假发，只是凑近仔细检查，想着它是否符合模式。他转向右侧，看见衣架上挂着更多的女式薄纱内衣和真丝连衣裙。地上摆着一双红色的细高跟鞋，鞋尖冲着墙。

衣帽间的另一侧有几件衣服套在干洗店的袋子里，袋子后面立着一个摄像机三脚架。看到它，博斯的肾上腺素再次飞速涌动。他抬眼扫视挂衣杆上方，检查架子上的盒子，其中一个写着日语。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发现盒子比他想象的要沉得多。揭开盒盖，里面有一台摄像机和一台录像机。

摄像机很大，他觉得这不是能在百货公司买到的设备，更像是电视台的新闻摄制组用的那种，还带着可拆卸的电池和闪光灯。摄像机上插着一根八英尺长的线缆，另一头连着录像机。录像机上有一块显示屏和一些剪辑控制钮。

莫拉有这些昂贵的设备的确令人生疑，但是博斯又想不出到底说明了什么。他觉得八成是那位纠察队警察从某个色情片制作人那儿收缴来的，一直没有送到证物存放室。他打开录像机，里面没有录像带。于是他把两台设备放回盒子，又把盒子放回架子。为什么一个有摄像机的人却只有空白的录像带？博斯感到疑惑。他再次快速扫视了一遍衣帽间，忽然想到他找到的那些录像带一定是最近才被洗掉的。要是真的如此，莫拉也许已经发现有人在监视他了。

博斯看了看表，七十分钟过去了。潜入行动已经接近极限。他关上衣帽间的门，转身看见梳妆镜中自己的影子。他快速走向卧室门，正要出去，这才看到门的上方有一排照明灯，一共五盏，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上。不必点亮，他也能看出它们全都正对着那张大床。

博斯盯着床研究了好一会儿，终于才想明白怎么回事。他又看了眼手表，知道该撤退了，于是朝门口走去。

走过电视和录像机时，他想起来自己忘了一件事。他蹲下来，打开录像机，按下了弹出键，一盘录像带弹了出来。他把带子塞了回去，按下倒带键，接着打开电视，掏出对讲机。“一号，情况怎么样？”

“电影散场了，我正等着他出来。”

不太对劲，博斯心想，一部电影不可能这么短。他知道圆顶剧院只有一间放映厅，一次只能放映一部影片，莫拉进去时电影应该已经开映了——如果他真的进去了。博斯打了个激灵，马上警觉起来。“一号，你确定电影放完了？他进去才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这就进去！”

希恩的声音带着惊恐，博斯恍然大悟。“我们这就进去”——说明奥佩尔特没有跟着莫拉进剧院。他们虽然在对讲机里回复了罗伦伯格，但其实没有执行他的命令，因为他们没法执行。莫拉前天在中央分局对面的食品摊见过希恩和奥佩尔特，他俩都不可能跟着莫拉走进黑魆魆的剧院，因为很可能先被识破。希恩只能在对讲机里表示服从，否则他将不得不向罗伦伯格警督承认前天的监视行动搞砸了。

录像机的倒带结束了。博斯一动不动地坐着，手指悬在录像机前。他知道希恩和奥佩尔特被识破了，莫拉是个警察，他知道自己被跟踪了，去剧院只是个障眼法。

博斯按下了播放键。

这盘带子没被洗掉，画质比博斯四天前在藏宝地的小隔间里看过的还要好，能达到色情大片的制作水准。画面中有一张四柱大床，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正在床上做爱。博斯看了一会儿，按住快进键，画面仍是三人的性爱活动，但快节奏的动作变得十分滑稽。博斯看着他们颠来倒去，用极快的速度把能想到的姿势都换了个遍。最后他调回正常播放速度，仔细辨认几名演员。

录像中的女人不符合模仿犯受害者的特征。她戴着黑色假发，年轻，而且骨瘦如柴。实际上，她还不能算女人——从法律上讲，她是未成年人，博斯怀疑她可能还未满十六岁。另一名性伴侣也很年轻，可能和她差不多大，甚至更小。博斯也无法确定他的年龄，但能百分之百确定，画面中的第三个人就是雷·莫拉。虽然那个人的脸没有面对摄像头，他还是能认出来。他看见那条挂着圣灵吊坠的金链子在那个人胸前晃来晃去。博斯关掉了录像。

“看来我忘了还有一盘带子。”

电视机前的博斯保持跪姿转过身来。雷·莫拉就站在他身后，拿枪指着他的脸。

“嘿，雷。”

“多谢提醒。”

“别担心这个。听我说，雷，为什么不放下——”

“不要看着我。”

“什么？”

“我不想让你看着我！转过去，看着电视。”

博斯转了过去，面对着漆黑的屏幕。

“你是个左撇子，对吧？用右手掏出你的枪，从地上滑过来。”

博斯只好老老实实地照做。他听见莫拉从地上捡起了枪。

“你们几个混蛋，觉得我是模仿犯。”

“听我说，我不想骗你，雷，我们查你是想排除你的嫌疑，仅此而已。现在我弄清楚了，我们搞错人了，你——”

“买犹太玉米卷的两个愣头青，好好教教他们怎么他妈的跟踪嫌疑人，他们屁都不懂……我开始没发现，但是看到他们后我就猜到了。”

“我们搞错了，行吗，雷？”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博斯？刚刚你不都看见了吗？我告诉你，这回是你自己干了蠢事。查我是谁的主意？艾曼还是利比？”

艾曼和利比是风化纠察队的两位警长。

“不是，是我的主意。”博斯坦白之后，两人都沉默了很久。

“也许我真该一枪打爆你的头，我有权这么做，不是吗？”

“听我说，雷——”

“别转身！”

博斯连忙停下了转身的动作，继续盯着电视屏幕。“杀了我，你的人生就无法挽回了，雷，你明白的。”

“从你闯进我家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无法挽回了。我为什么不按最符合逻辑的方式做个了结？干掉你，然后潜逃。”

“因为你是个警察，雷。”

“是吗？要是放你走，我还做得了警察吗？你打算跪在那儿告诉我会帮我挽回局面？”

“雷，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录像里的那几个孩子的确还未成年，但我是因为非法搜查才知道的。你别这样，把枪放下，我们能想出解决办法。”

“是吗，哈里？事情还能回到以前那样？现在警徽就是我的全部，我没法交出去——”

“雷，我——”

“闭嘴！给我闭嘴！让我好好想想。”

博斯感觉愤怒如阵雨一般打在他的背上。

“知道了我的秘密，博斯，你他妈什么感觉？”

博斯没有回答。他绞尽脑汁，思考下一步怎么办，下一句话怎么说。就在这时，衣兜里的对讲机响了，是希恩的声音。

“我们跟丢了，他不在剧院里。”希恩焦急不已。

博斯和莫拉都没说话，只是静听。

“什么意思，第一组？”这是罗伦伯格的声音。

“他是谁？”莫拉问。

“罗伦伯格，抢劫凶杀调查处的。”博斯回答。

希恩的声音再次响起：“电影十分钟前结束，观众都出来了，我们没看到他。我进去看了，他不在里面。他的车还在这儿，人不见了。”

“我以为你俩有一个跟进去了！”罗伦伯格厉声吼道，他已经慌了。

“是跟进去了，但是跟丢了。”希恩说。

“撒谎。”莫拉沉默了片刻，接着说，“这会儿他们可能正在搜查酒店找我，因为在他们眼里，我就是那个模仿犯。”

“是的。”博斯说，“但他们知道我在这儿，雷，我得回应他们。”

这时对讲机里刚好传出希恩的声音。“第六组？”

“希恩在呼叫我，雷，我就是第六组。”

“回答他，注意你的措辞，哈里。”

博斯用右手从衣兜里缓缓掏出对讲机，举到嘴边，按下了通话键。“一号，你找到他了吗？”

“还没有，正在找。电视里有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今晚没什么东西。”

“那你应该离开屋子来帮帮我们。”

“已经动身了。”博斯马上说，“你在哪儿？”

“博——呃，第六组，我是组长，我们需要你的协助。召集专案组所有人，寻找嫌疑人，所有人员在圆顶剧院的停车场集合。”

“十分钟赶到，完毕。”博斯把手垂到身体的一侧。

“你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莫拉问。

博斯点了点头。“听我说，雷，要求所有人集合，他们知道我来你家了。十分钟后我不去圆顶剧院，他们就会来这儿找我，你看怎么办？”

“我不知道……但我大概有十五分钟时间来决定，不是吗？”

“没错，雷，慢慢想，别犯错。”

“太晚了。”莫拉回答，语气近乎伤感，接着他又说，“我告诉你怎么做，把录像带拿出来。”

博斯取出带子，从左肩上方递给莫拉。

“不不不，哈里，我想让你为我做这件事。打开顶层的抽屉，把磁铁拿出来。”

原来那块像冰球一样的扁圆金属是磁铁。博斯把录像带放在电视机旁的录像机上，伸手去够。磁铁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博斯盘算着有没有机会迅速转身，拿磁铁朝莫拉砸去，让他措手不及，来不及开枪。

“你尽管试试，一定死路一条。”莫拉猜透了博斯的心思，“你知道该怎么做。”

博斯拿着磁铁在录像带的一侧来回摩擦了几次。

“放进去，看看效果。”莫拉发出指令。

“好的，雷，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博斯把录像带放进录像机，按下了播放键。屏幕亮了，满屏全是雪花点，灰暗的光打在博斯身上。他按下快进键，雪花点继续闪烁。录像带被洗得一干二净。

“很好。”莫拉说，“这就行了，这是最后一盘。”

“没证据了，雷，你清白了。”

“但你知道，你会告诉他们，对不对，哈里？你会告诉内务处，告诉全世界，我怎么清白得了？所以别他妈跟我说没事，所有人都会知道。”

博斯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隐约听见了木地板发出的嘎吱声。莫拉在他身后说话，贴得很近。“我给你一条忠告，哈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表里如一，没有人。每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锁好门的时候，都是另一副模样。还有，没有人能认识他人，不管大家怎么想，能认识自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有时候认清了自己，看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却不得不扭过脸去，不敢正视。”

接下来的几秒钟，博斯什么声音也没听见。他一直盯着电视屏幕，跳动的雪花点仿佛拼成了一张张迅速消散的鬼脸。灰蓝的荧光刺痛了他的双眼，他感觉脑袋隐隐作痛。他希望自己能活到头痛发作的那一刻。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好人，哈里，我——”

走廊里传来声响，接着一个声音喝道：“莫拉！”

是希恩的声音。紧接着光亮照进屋里，室内恍若白昼。博斯听见好几双脚踏在木地板上的声音，然后是莫拉的喊叫，和他被摁倒在地的撞击声。博斯松开了按在对讲机发送键上的拇指，一边迅速朝右扑倒，躲避可能遭受的攻击。几乎就在同一秒，枪声响起，回荡在房间里，博斯好像从未听到过如此震耳欲聋的声音。

[1]洛杉矶警察局（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的首字母缩略词。

28

博斯刚调准对讲机的频道，罗伦伯格的声音就传了出来。“博斯！希恩——第一组！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马上汇报！”

过了许久，博斯冷静地回复：“我是六号，组长，你最好赶到目标二十这儿。”

“他的家？怎么了——有人开枪了吗？”

“组长，请保持频道通畅。专案组所有单位，请停止行动，执行代号一〇七，等候进一步通知。五号，收到请回话。”

“我是五号。”埃德加回答。

“五号，请赶往目标二十这儿，在门外和我会合。”

“马上就来。”

“六号完毕。”

没等罗伦伯格再次联络，博斯就关掉了对讲机。

罗伦伯格警督花了半个小时才从帕克中心的行动指挥中心来到谢拉琳达街，等他赶到时，埃德加早就到了，而且他们已经想出了对策。罗伦伯格刚要伸手开门，博斯就把门打开了。警督大步迈进玄关，脸涨得通红，一半是气的，一半是因为摸不着头脑。

“行啊，博斯，你搞什么名堂？你无权终止行动，无权反对我的命令。”

“我觉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警督。我把埃德加叫了过来，觉得人手够了，足以应付局面，知道的人越多越——”

“知道什么，博斯？应付什么？这儿怎么回事？”

博斯看了他一会儿，语气平和地说：“你手下的一个人对嫌疑人的住宅进行了非法搜查，被当场抓住。嫌疑人摆脱了你指挥的监控组。就是这么回事。”

罗伦伯格好似吃了一耳光。“你疯了，博斯？电话在哪儿？我要——”

“你要是给欧文长官打电话，那你以后就别想带队了。还有很多别的事，你想都别想了。”

“放屁！这跟我没关系，是你自己擅自行动，捅了娄子。莫拉在哪儿？”

“他在楼上右侧的房间里，铐在健身器材上。”

罗伦伯格环视客厅里的其他几个人，有希恩、奥佩尔特和埃德加，大家都板着脸看着他。博斯说：“警督，你说你不知情，那你就得拿出证明。今晚在第五频道的所有通话，通信中心都有录音，我说过我在屋里，你听见了，你跟我还有过几次通话。”

“博斯，你当时用的暗语，我不——我什么都不——”罗伦伯格突然发狂似的扑向博斯，双手伸向他的脖子。博斯早有防备，反攻得更激烈。他双掌猛击罗伦伯格的胸口，把他推到走廊的墙上。在他身旁一英尺远的地方，一个画框从墙上落下，啪嗒一声掉在地板上。

“博斯，你个蠢货，现在抓捕行动被你毁了。”他靠着墙，身子缓缓下滑，“整个行动不合法——”

“没有什么抓捕行动，我想我们是跟错人了，但我们必须确认一下。你是想帮我搜查这个地方，想想怎么掩饰，还是给长官打电话，解释你的指挥有多烂？”博斯退到一边，说，“电话在厨房里。”

对莫拉住所的搜查持续了四个多钟头。五个人有条不紊地搜查了每个房间、每个抽屉、每个柜子，大家自始至终都没怎么说话。仅有的几件证物摆在餐厅的桌子上，都与雷·莫拉警探的秘密人生有关。与此同时，物品的主人一直被关在二楼的健身房，铐在力量训练器材的一根镀铬钢柱上。他在家被捕后，待遇还不如一个杀人犯——不准打电话，不准叫律师，没有权利。警察调查警察，向来都是这种情况，每个警察都清楚，最明目张胆的滥用警力行为往往发生在警察对付警察时。

搜查刚开始时，他们还间或听见莫拉大喊。他基本上是在呼喊博斯，偶尔叫两声罗伦伯格，没人上去看他。后来希恩和奥佩尔特担心邻居听见了会报警，于是进屋用毛巾和绝缘胶布封住了他的嘴。

沉默的搜查者不会因为可能被邻居发现而停止工作。几位警探之所以一声不吭，是因为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罗伦伯格对博斯的愤怒写在脸上，不过最大的不满还是针对希恩和奥佩尔特的，是他们监控失败，直接导致莫拉发现博斯非法闯入他家。博斯自己的家至少遭受过两次类似的非法侵入，当时他是内务处调查的对象。此类遭遇如同警徽，是这份差事的附赠品。

搜查结束，餐桌上摆着色情杂志、空白录像带、录播设备、假发、女装和莫拉的电话簿，被莫拉的子弹击中的电视也摆在那儿。这时罗伦伯格似乎已经恢复平静了，显然是在过去的几小时里边搜查边想清楚了局面。

大家围着桌子检查证物，罗伦伯格说：“好了，有什么收获？首先，能确定莫拉不是我们要抓的人吗？”他环顾四周，目光停在博斯身上。“你说呢，博斯？”

“你听见了，他否认了，最后一盘录像带他让我洗掉了，不过上面的内容也不符合模仿犯的特征。虽然画面里和他在一起的男孩女孩明显是未成年人，但看上去不是被强迫的。他不是那个模仿犯。”

“那他是什么人？”

“是个有问题的人。我想他在纠察队干得太久了，已经被腐化了，开始自己拍片子。”

“他卖片子吗？”

“我不知道。我猜他不卖，没找到证据。在我看过的那盘录像里，他一点也不遮掩，我想应该是拍给自己看的，不是为了钱，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

没有人回应，博斯于是继续说：“我猜我们监视他没多久就被发现了，然后他就开始毁灭证物。今晚他可能是在跟我们兜圈子，想弄清我们为什么盯梢。他处理掉了大部分证物，不过要是派人查查这个电话簿，我敢打赌一定能弄清真相。电话簿里有的人只列了名字，但顺着查下去，没准儿能找到几个跟他拍过录像的孩子。”

希恩拿起电话簿。

“快放下。”罗伦伯格说，“即使要往下查，也得交给内务处的人。”

“他们要怎么查？”博斯问。

“你什么意思？”

“这些证物都是非法取得的，整个搜查行动也全是非法的，我们动不了莫拉。”

“那我们也不能让他继续拿着警徽。”罗伦伯格说，“这家伙应该进监狱。”

大家都默不作声，莫拉的嘶吼声从楼上传来，打破了沉默。不知怎么他弄掉了塞嘴布。

“博斯！博斯！我们做个交易，博斯！我告诉你——”他干咳了几声，“我告诉你他是谁，博斯。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希恩出了餐厅，走向楼梯，说：“这回我系紧点，把那小子勒死算了。”

“等等。”罗伦伯格下令。

希恩停在通往楼梯的拱道。

“他说什么？”罗伦伯格问，“他要供出谁？”

他转向博斯。博斯耸了耸肩。大家又等了一会儿，罗伦伯格抬头注视着天花板，但是莫拉没再喊话。

博斯走到桌边拿起电话簿，说：“我有个主意。”

健身房里充斥着莫拉的汗味。他坐在地上，双手反剪铐在健身器材上，封嘴的毛巾和胶布滑到了脖子上，像个项圈，正面被口水浸湿了。博斯推测莫拉肯定是反复张合嘴巴，最后把它给弄掉的。“博斯，给我解开。”

“还不行。”

罗伦伯格走上前。“莫拉警探，你有些麻烦，你——”

“你也有些麻烦，你就是个麻烦。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的，你怎么解释？知道我打算怎么办吗？我要请财迷钱德勒那个婊子告警察局，赔我一百万。没错，我要——”

“在监狱里可花不了那一百万，雷。”博斯说。他举起莫拉的电话簿给他看，“把这个扔给内务处，他们就能立案。所有这些名字和电话，总会有人愿意谈谈你，没准儿还是哪个未成年人。你觉得我们在为难你？那你等内务处接手再看吧，他们会立案的，雷，他们才不管今晚的搜查合不合法。至于今晚的事，你有你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的。”

博斯看见莫拉的眼珠飞快转了一下，他知道击中了要害。电话簿里的那些名字让莫拉感到害怕。“那么，”博斯说，“你想做什么交易，雷？”

莫拉的目光从电话簿移开，他看了看罗伦伯格，又看看博斯，最后盯着罗伦伯格说：“你能做决定？”

“我得先听听。”罗伦伯格说。

“好吧，我说的交易是放我一马，然后我告诉你们模仿犯是谁。我知道他是谁。”

博斯的第一感觉是不信，但他什么也没说。罗伦伯格跟他交换了一个眼神，博斯摇了一下头。

“我知道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偷窥者是谁。”莫拉说，“我不是瞎说，今天我查到了他的身份，也符合案情。我知道他是谁。”

博斯开始有点信了。他抱起双臂，快速给罗伦伯格使了个眼色。

“是谁？”罗伦伯格问。

“先谈我们的交易。”

罗伦伯格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他把谈判交给了博斯。博斯上前一步，在莫拉面前蹲了下来，像个棒球接球手。“我们的交易，只提这一次，你要么接受，要么就等着瞧吧。你把名字告诉我，把警徽交给罗伦伯格警督，马上从警察局辞职，答应我们不告警察局，不告我们任何一个。作为交易，我们放你一马。”

“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

“你没法知道，而且我们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守约？电话簿我一定抓着不放，雷，你要是想耍我们，我就交给内务处。怎么样，能接受吗？”

莫拉瞪着他，很久没说话。最后，博斯起身朝门外走去，罗伦伯格也跟了过去，说：“解开他，博斯。把他送到帕克中心，就说他攻击警官、强奸未成年人、拉皮条，还有你能想到的任何罪名——”

“我接受。”莫拉脱口而出，“可我没有保障。”

博斯转过身看着他说：“没错，你就是得不到保障。告诉我名字。”

莫拉的目光从博斯移向罗伦伯格。“给我解开。”

“名字，莫拉。”罗伦伯格说，“说完就放你。”

“是洛克，那个该死的心理学家。你们这些蠢货，查我的时候，是他一直在背后操控。”

博斯感到震惊，又马上觉得完全有可能。洛克知道人偶师的手法，也符合模仿犯的特征。“他就是那个偷窥者？”

“是的，就是他。今天我从一个制片人那儿问到的。他四处探访，说想写本书，其实是为了接近女演员，然后杀了她们。他一直在你那儿扮演学者，博斯，其实在到处活动……杀人。”

罗伦伯格问博斯：“你怎么看？”

博斯走出房间，没有回答。他下了楼梯，小跑到车前。洛克的那本书自打买来就放在后座上。博斯拿着书回到屋里，看见天边已经泛出一线曙光。

博斯把书摊开在餐桌上开始翻找起来，直到看到标题写着“作者笔记”的那一页。洛克在第二段写道：“本书的素材来自过去三年我对多名成人影片表演者的采访，她们中的大多数要求在书中匿名，或者以艺名相称。笔者向她们表示感谢，还要感谢制片人，是他们允许我进入片场和制片公司采访。”

关于神秘男子，博斯觉得莫拉可能说对了，洛克也许真是四年前加勒里向专案组举报的那个可疑人物。博斯翻到书后的索引，用手指着挨个查找人名，天鹅绒盒子赫然在列，霍莉·勒尔和玛格纳·库姆·劳德利也在。

博斯马上回想了一遍洛克在案件调查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完全符合嫌疑人的特征，情况和莫拉一样。用洛克自己的话说，他脚踏两个阵营。他能接触到人偶师案件的所有信息，同时还通过调研，写了一本讨论色情片女演员心理状态的书。

博斯感到兴奋，但更多的是气恼。正如莫拉所说，洛克的确左右了调查方向，把警方引向了错误的目标。如果洛克就是模仿犯，那他可谓把博斯玩弄于股掌。

罗伦伯格让希恩和奥佩尔特离开莫拉家，立即开始监控洛克。“这一次别搞糟了。”他重新摆起了官架子。接着他宣布星期天中午召开专案组会议，也就是大约六个小时以后。他说会上将讨论申请搜查令，以搜查洛克的住所和办公室，并决定下一步行动。罗伦伯格朝门外走去，看了一眼博斯，说：“解开他吧。博斯，你最好回去睡一觉，你需要休息。”

“那你呢？欧文那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罗伦伯格看了看手中那个金色的盾形徽章，那是莫拉的警徽。他合上手掌，把警徽装进衣兜，对博斯说：“那是我的事，对吧？你别操心了。”

其他人离开后，博斯和埃德加来到二楼。帮莫拉解开手铐时，莫拉一直一声不吭，而且把头偏向一旁，拒绝和他俩对视。两人也没说话，把莫拉一个人留在了房间。毛巾还套在他的脖子上，像个项圈，他茫然地看着镜中破碎的自己。

博斯来到车前，点燃一根烟，看了看表——六点二十分，他兴奋得不想回家睡觉。坐上汽车，他从兜里掏出对讲机。“弗朗基，在吗？”

“哟。”希恩回答。

“有情况吗？”

“刚到地方，没见着人，不知道他在不在这儿。车库门关着。”

“好，收到。”他有了主意。他拿起洛克的书，撕下封面，折起来放进衣兜，然后打着了车。他在温切尔甜甜圈店停车买了咖啡，到西比尔·布兰德中心时才刚刚七点。来得这么早，他不得不请示上级，才获准提审乔治娅·斯特恩。

斯特恩刚被押进审讯室，博斯就发现她一副病怏怏的模样。她弓着背，双臂抱在胸前，就像抱着装在破袋子里的杂货，生怕东西掉出来。

“还记得我吗？”博斯问。

“嘿，你得接我出去。”

“我办不到，但我能让他们送你去戒毒所，给你掺着美沙酮的橙汁。”

“我想出去。”

“我送你去戒毒所。”

她沮丧地垂着头，开始轻微地前后摇晃。博斯觉得她很可怜，但明白现在不是发慈悲的时候，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再说她已经无药可救了。“你记得我吗？”他又问了一遍，“前天晚上我们见过面。”

她点点头。

“我们给你看了照片，这儿还有一张。”他把撕下来的封面放在桌上。斯特恩盯着洛克的照片看了很久。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见过他。他跟我聊过一回。”

“聊什么？”

“拍片子。他是——我猜是个采访的。”

“采访的？”

“意思是作家一类的人。他说是为了写书，我说别把我的名字写进去，也没去看到底写没写。”

“乔治娅，再往前想想，仔细想，这很重要。他会不会就是袭击你的那个人？”

“你说人偶师？人偶师已经死了。”

“这我知道，可我觉得袭击你的另有其人。看看照片，是他吗？”

她看着照片，摇摇头。“我不知道。他们跟我说是人偶师，所以他一死，我就忘记他长什么样了。”

博斯靠在椅背上。看来这次又是无用功。

“你还会送我去戒毒所吗？”看见博斯脸色变了，她怯怯地问。

“是啊。你想让我告诉他们你染病了吗？”

“什么病？”

“艾滋病。”

“为什么？”

“你需要什么药，好让他们给你。”

“我没得艾滋病。”

“听我说，我知道上回你被凡奈斯纠察队逮捕时，他们在你的包里找到了艾滋病防护药。”

“那是为了自保。我从一个得病的朋友那儿拿来的，他给了我空瓶子，我往里装了些玉米淀粉。”

“自保？”

“我不想为皮条客工作。要是混蛋来找我，说跟我混吧，我就把这玩意儿给他看，说我有病，然后他们就滚蛋了。他们不要有艾滋病的姑娘，对生意不好。”

她狡黠地笑了。博斯改变了对她的看法。她最终还是有救的，她有幸存者的本能。

好莱坞分局的警探办公室空无一人，这在星期天的上午九点并不奇怪。博斯从值班室顺走了一杯咖啡，里面的一位警司正专注地看着墙上的地图。博斯来到凶杀案调查组，往西尔维娅家打了个电话，但是没人接听。博斯心想，也许她在后院打理花草，没听见铃声，也可能出门取报纸去了。今天报上会登关于比阿特丽斯·方特诺特的报道。

博斯靠着椅背，此刻不太清楚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他用对讲机再次联络希恩，得到的回复是洛克的家仍旧没有动静。

“我想也许我们应该上去敲门？”希恩问。

他是自言自语，没打算得到回答，博斯也并未回答。不过博斯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有了新的主意。他决定去洛克家试探一下，跟他说说莫拉的事，看他什么反应，会不会说那位纠察队警察可能就是模仿犯。他把空咖啡杯扔进垃圾桶，看了一眼墙上的留言板和邮箱，发现那儿有什么东西。他站起身，取下三张粉色的电话留言条和一个白信封。回到桌前，他一张张扫过留言条，发现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于是把它们插在长钉上，打算以后再处理。所有电话都是星期五打来的，其中两张是电视台记者的留言，一张来自一位检察官，询问别的案子的证物。

博斯看了一眼信封，忽然感到脊背发凉，就像一颗冰冷的钢球贴着后背滚落。信封上只写着他的名字，用的是独特的印刷体，这封信不可能来自别人。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拉开抽屉，从笔记本、钢笔、回形针等杂物中翻到了一双橡胶手套，然后小心翼翼地展开信纸。

直到尸臭散去，
你也不会忘记，
我从你沾血的手里，
夺走了金发美女。

先让我玩弄一番，
再把她做成人偶，
也许将她遗弃，
在更松软的土地。

哪怕她失去呼吸，
你又能奈我何，
她死前的遗言，
听着像是“博——斯——”

博斯匆匆离开警察局，跑过值班室的时候差点撞倒了一脸惊愕的值班警司。博斯冲他喊道：“赶快联系杰里·埃德加警探！叫他打开对讲机，他懂我的意思。”

29

上高速公路的这段路博斯心乱如麻，他仿佛能感觉到自己的血压在升高，眼睛周围的皮肤渐渐紧绷，脸上发热。好莱坞露天剧场在举办星期天早上的演出，车流从高地大道一直堵到喷泉街。他想走小路，但小路上也挤满了赶往剧场的人。他急昏了头，差点忘了车上有警灯和警笛。在凶杀案调查组工作多年，他已经记不起上次争分夺秒赶往某个地方是何年何月了。

他把警灯放上车顶，打开了警笛，前面的车辆开始往两边靠，他才意识到事情如此简单。上了好莱坞高速公路，飞速穿过卡文加山道时，摆在副驾驶座上的对讲机响了，是埃德加的声音。

“哈里·博斯？”

“我在，埃德加，听我说，快给瓦伦西亚警察局打电话，请他们派人开车去西尔维娅家，执行代号三，让他们确保西尔维娅平安。”

代号三指的是开着警灯和警笛，意味着有突发事件。博斯把地址报给了埃德加。“快打电话，然后你再联系我。”

“好的，哈里。出什么事了？”

“先打电话！”

三分钟后埃德加再次联络博斯。“他们出发了。还有什么事？”

“我也在路上。我想让你回分局，在我桌上有封信，是模仿犯寄来的。保管好它，给罗伦伯格和欧文打电话汇报情况。”

“出什么事了？”

博斯转向中间车道，才没撞上前面一辆驶进博斯车道的车。前车司机没看见他，他也知道是自己开得太快——车速稳定在九十三码——因为有警笛提醒前车把路让开。

“又有一张写着诗的字条。他说要从我手中夺走金发女郎，是西尔维娅。她家的电话没人接，但也许还有时间，我本来周一上班时才会看到它。”

“我马上过去。当心点，伙计。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博斯默念，没错。他想起洛克曾告诉他，模仿犯很生气，想报复他，因为是他干掉了人偶师。但是千万别伤害西尔维娅，博斯在心中默默祈祷。他不能失去她。

博斯又拿起了对讲机。“呼叫第一组。”

“哟。”希恩回答。

“去敲门。要是他在，就逮捕他。”

“你确定？”

“逮捕他。”

西尔维娅的家门口停着一辆警车。博斯把车停住，看见一位穿警服的副治安官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背靠着门，就像在看守这个地方，守护犯罪现场。

下车时博斯突然感到左侧胸口一阵刺痛。他停住缓了一会儿，直到刺痛消除。他绕过汽车，快步穿过草坪，从兜里掏出了警徽。

“洛杉矶警察局的，情况怎么样？”

“门锁着。我绕到后面，所有门窗都完好无损。没有回应，好像没有人——”

博斯把他推开，用自己那把钥匙打开了门。他飞快地检查各个房间，寻找明显的谋杀痕迹，但什么也没找到。副治安官说对了，屋里没人。他看了看车库，发现西尔维娅的那辆切诺基不在里面。他把屋子又排查了一遍，打开柜子，检查床底下，寻找任何异常的迹象。最后他走出卧室，副治安官站在客厅。“我能走了吗？我还有别的任务，似乎比这儿的更重要。”

博斯听出来那位副治安官有些不耐烦，于是点点头让他离开，自己也跟了出去，取出了车上的对讲机。“呼叫埃德加。”

“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哈里？”

他的声音里有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没有异常。她不在家，也没有任何线索。”

“我在警察局，需要我发布通告吗？”

博斯描述了西尔维娅的体貌特征，还有那辆切诺基的情况，让埃德加向所有巡逻车辆发布通告。

“我马上去办。专案组的人都开始行动了，还有欧文，我们会在这儿碰面。现在除了等候消息，没有别的办法。”

“我在这儿等一小会儿，有消息再联系我……呼叫第一组，在吗？”

“第一组收到。”希恩说，“我们去敲了门，屋里没人。我们在原地待命，他一现身，我们就逮捕他。”

博斯坐在客厅里，双臂抱在胸前，就这样坐了半个多小时。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乔治娅·斯特恩在西比尔·布兰德会保持这个姿势，这样的确很舒服。房子里静悄悄的，让他愈发绷紧神经。他盯着茶几上的电话，期待铃声响起，这时突然传来钥匙插入门锁的声音。博斯一跃而起，移向玄关。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不是洛克，博斯不认识他，可他却有钥匙。

来人转身关门。博斯没有丝毫犹豫，冲到门口一把抓住男人，把他摁在门上。“她在哪儿？”博斯吼道。

“什么？！什么？！”男人惊呼。

“她在哪儿？”

“她不会来了，由我来帮她照看，她在纽霍尔要带别的客人看房。放开我！”

博斯恍然大悟，这时腰带上的寻呼机发出了刺耳的声响，他放开了那个男人。“你是地产中介？”

“我为她工作。你在干吗？这儿不应该有人。”

博斯扯下寻呼机，看到上面是家里的号码。“我得打个电话。”

他回到客厅。那个中介在身后说：“对对对，你赶紧去！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

博斯按下号码，西尔维娅接了电话。“你还好吗？”

“还好啊，哈里，你在哪儿？”

“我在你家。你去哪儿了？”

“我在玛丽·卡伦德餐馆买了块比萨，和鲜花一起送给了方特诺特一家。我只想为他们——”

“西尔维娅，我问你，门锁了吗？”

“怎么了？我不知道。”

“放下电话，去确认一下，后廊的滑动门也检查一下，还有车库的门。我等你。”

“哈里，怎么——”

“快去！”

过了一分钟，西尔维娅回到电话旁，声音有些发慌。“好了，所有门都锁好了。”

“好的，很好。现在听好了，我马上过去，大概半小时能到。在这段时间，不管谁敲门，不要开门，不要发出任何声音，明白吗？”

“说得我好害怕，哈里。”

“我知道，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

“很好。”博斯想了一会儿，还有什么要告诉她的？“西尔维娅，通话结束后，我想让你去正门旁边那个柜子。架子上有个白盒子，拿下来，里面有把枪，洗碗槽上面的柜子里有个红盒子，里面是子弹，是红盒子，不是蓝盒子。把枪上膛。”

“我办不到——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呀？”

“可以的，你可以的，西尔维娅，上好膛，然后等我。要是有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进屋，一定保护好自己。”

西尔维娅没有回答。

“我马上过来。我爱你。”

博斯沿着高速公路往南行驶，埃德加在对讲机里说希恩和奥佩尔特仍然没找到洛克。总统二人组被派往南加州大学，发现他也不在办公室。“他们分别在两个地方蹲守，我正在申请搜查令，可我觉得没有正当的搜查依据。”

博斯也认同他的看法。虽然莫拉指认洛克就是在色情片拍摄现场转悠的那个人，并且有三名受害者的名字出现在他的书中，但依据这两点还不足以搜查他的家。他告诉埃德加，已经确定了西尔维娅的位置，他正在赶去的路上。通话结束后，他忽然想到西尔维娅很可能是因为去了方特诺特家才捡回一条命。他觉得这就像是善有善报，有人丧命，有人获救。

开门之前，博斯大声自报身份，然后才转动钥匙。西尔维娅用颤抖的双臂将他搂住。他把她揽进怀里，打开对讲机说“我们都安全了”，然后关上了它。

两人坐在沙发上，博斯把上次分开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西尔维娅。从西尔维娅的眼中，博斯看出来她知道情况后更加害怕。

西尔维娅解释说，她之所以要离开家，是因为地产中介要带人来看房，所以探望过方特纳特一家之后，她就到博斯家来了。博斯说他完全忘了中介带人看房这码事了。“你可能得换个中介了。”博斯说。两人都笑了，缓解了紧张的情绪。“对不起。”博斯说，“连累你了。”

两人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西尔维娅靠在博斯身上，似乎一切都让她感到疲惫不堪。“你为什么干这行，哈里？整天处理这么多恶徒和他们干的那些坏事，你怎么撑得住？”

博斯想了想，他明白其实没有答案，西尔维娅也没指望他回答。“我不想待在这儿。”过了一会儿，博斯说。

“四点后可以去我家。”

“不，我们换个地方。”

罗伊斯大酒店位于圣莫尼卡市，在这儿的套间里能看到广阔的大海和海滩。这类房型都配有两套长浴袍，枕头上还放着两块金色锡纸包装的巧克力。他们的房门正对着四楼的中庭平台，那儿有一面玻璃墙面朝大海，透过它能看到海上日落的绝妙风景。

阳台上摆着两把躺椅和一张桌子，他们让服务员送来菜品，就在那儿吃了午餐。博斯带着对讲机，不过没有打开。虽然他已经结束了白天的工作，只要搜捕洛克的行动还在继续，他就会一直和专案组保持联系。

之前他联系过埃德加和欧文，告诉他们虽然目前看来模仿犯不会再下手了，自己还是要陪着西尔维娅。况且现在也用不着他了。专案组处在待命状态，等待洛克现身或出现别的转机。

欧文说总统二人组联系了南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的主任，主任又问了洛克的几个研究生，得知他在星期五曾提到要去拉斯维加斯过周末，入住星尘酒店。他星期一没课，所以星期二才回学校。

“我们联系了星尘酒店，”欧文说，“洛克的确订了房间，但是没有入住。”

“有搜查令了吗？”

“已有三位法官拒绝批准。你也知道，理由不充分，法官不愿意在搜查令上盖戳。我们还是得有更多进展。同时我们还在监控他的家和办公室，我想目前就这样吧，等他现身，我们再找他问话。”

博斯听出欧文的话语里有些疑虑。不知道罗伦伯格是如何向他解释嫌疑人的调查方向从莫拉转到了洛克的。

“你觉得我们弄错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就像也带着几分疑虑。

“不好说。我们调查了信的来源，是星期六晚上放到前台的。九点左右，前台警员去后面取咖啡，中途被值班警司叫走了一会儿，等他回到前台，就发现了信。他请别人放到了你的邮箱里。现在只能确认不是莫拉干的，而且，我们这次也有可能犯错。现在我们只凭直觉，直觉再灵也仅仅是直觉而已。这一回，我想办得更谨慎一些。”

翻译过来就是说，你凭直觉调查莫拉，结果搞砸了，这一回我们要半信半疑。博斯懂这一套。

“去赌城会不会只是障眼法？信里好像有换个地方的意思，也许洛克潜逃了。”

“有可能。”

“我们要不要发布通告，申请逮捕令？”

“我想还是等到下周二再说，警探，没准儿他会回来。也就两天而已。”

很明显欧文想静观其变，他想等到出现变动，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好的，我晚些时候再联系。”

博斯和西尔维娅依偎在宽大的床上直到天黑，博斯打开电视收看新闻，看看在过去的二十四个钟头里有没有什么遗漏的事件。

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新闻。博斯用遥控器快速换台，换到第二频道时突然停住了，电视里在播比阿特丽斯·方特诺特之死的跟踪报道。她梳着一排排辫子的照片出现在屏幕的右边。

金发女主播说：“今日，警方公布了杀害十六岁女孩比阿特丽斯·方特诺特的嫌疑人。据斯坦利·汉克斯警探透露，他们正在寻找一名毒贩，该毒贩是比阿特丽斯的两个哥哥的竞争对手。在方特诺特家门口射出的子弹很可能针对的是两个哥哥，然而子弹却击中了格兰特高中的优等生比阿特丽斯，她死于头部中弹。葬礼将于本周举行。”

博斯关掉电视，回头看了看靠在两个枕头上的西尔维娅。两人什么也没说。

他俩在套间的前厅吃了晚餐，也没怎么说话。吃完饭，两人先后去冲了澡。博斯是第二个去洗的，急速的水流打得他头皮发麻，他决定要甩掉所有的包袱，说出自己的秘密。他相信西尔维娅，相信她愿意接受完整的自己。他也知道如果什么都不说，继续过着自己的秘密生活，最终会危及两人朝夕相处所培养的感情。他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直面西尔维娅就是直面自己。他必须接受真实的自己，接受自己从何处来、又变成了什么，然后才能让西尔维娅接受。

两人都穿着漂白过的浴袍，西尔维娅坐在滑动门旁的椅子上，博斯站在床边。透过滑动门，博斯能看到远方空中的一轮圆月，清辉洒在跃动的太平洋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西尔维娅一直在翻看一本酒店的杂志，上面尽是些写给游客看的旅行建议，比如到洛杉矶不得不做的事。其实生活在这儿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去做那些事。她合上杂志，放到桌上，看了博斯一眼，又移开了目光。没等博斯开口，她先说道：“哈里，我想让你回家。”

博斯坐到床沿上，肘撑着膝盖，双手挠着头发。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

“太多死亡了。”

“西尔维娅？”

“哈里，这个周末我想了很久，脑子已经转不动了。但我只知道，我们必须分开一段时间，我必须想明白。你的人生，太……”

“两天前你说我俩的问题是我有事情瞒着你，现在又说你不想了解我了，你的——”

“我说的不是你，而是你的工作。”

博斯摇摇头。“一回事，西尔维娅，你应该明白。”

“听我说，给我一两天时间。我真的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这段感情对我是否合适，咱俩合不合适。相信我，我也是为你着想，我都不确定自己对你来说是否合适。”

“我很确定，西尔维娅。”

“别这么说，别让我难上加难。我——”

“我不想回到没有你的日子，西尔维娅，现在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想一个人。”

“哈里，我不想伤害你，但我也不想让你为我改变自己。我了解你，我知道你哪怕愿意做出改变，也改变不了。所以，我要决定的是自己能否接受这一切，能否接受你……我真的很爱你，哈里，但我需要时间……”

西尔维娅流泪了，博斯能从镜子里看见。他很想起身走过去抱住她，但又知道不能这么做，因为让她流泪的正是博斯自己。两人沉默许久，沉浸在各自的伤痛中。西尔维娅低着头，双手交握放在腿上。博斯眺望大海，一艘渔船划过海面，搅碎了海面上的月光，朝海峡群岛驶去。

“还有话要说吗？”西尔维娅打破了沉默。

“我会照你说的做。”博斯说，“你知道我听你的。”

“我进浴室，你穿好衣服，等你走了我再出来。”

“西尔维娅，我想确保你的安全。请让我睡在隔壁房间，明天早上我们再谈谈，然后我再走。”

“不了，你我都知道出不了事。那个人，洛克，很可能已经远走高飞。哈里，我不会有事的。明天我打车去学校，不会有事的。给我点时间。”

“让你做决定。”

“是的，让我想想。”

西尔维娅站起身，快速走过博斯身旁进了浴室。博斯伸出手，但没有抓到她。浴室的门关上后，博斯听见扯纸巾的声音，接着是西尔维娅的呜咽。“走吧，哈里。”过了一会儿，西尔维娅说，“走吧。”

博斯听见她打开了淋浴，不管他再说什么，她在里面也听不见了。他穿着精致的浴袍坐在房间里，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他扯掉浴袍，浴袍发出了撕裂的声音。

当晚，博斯从随想曲的后备厢里拿出一条毯子，铺在离酒店一百码远的沙滩上。他没有睡，而是背对着大海，盯着四楼紧挨着中庭的阳台，盯着那扇拉上帘子的滑动门。透过玻璃墙，他还能看到套间的正门，要是有人靠近，他一定能看见。海滩上很冷，但即使没有刺骨的海风，他也能保持清醒。

30

星期一上午博斯走进审判室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十分钟。直到看见西尔维娅坐上出租车，安全离开酒店前往学校，他才出发回家。他换上了星期五穿的那身衣服，匆匆赶到审判室。博斯看见凯斯法官没坐在审判席上，原告席也不见钱德勒的踪影。丘奇的遗孀独自坐在那儿，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好像在祈祷。

博斯在贝尔克的身旁坐下，问道：“怎么了？”

“我们在等你和钱德勒。现在就缺钱德勒了，法官不太高兴。”

博斯看见法庭书记员站了起来，敲了敲法官办公室的门，接着把头伸了进去。博斯听见她说：“博斯警探到了，钱德勒女士的秘书还没联系上她。”

博斯胸口猛地一紧，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件事。他弓着身子，双手捧住脸。“我得去打个电话。”他站了起来。

贝尔克转过身，正要告诉他哪儿也别去，法官办公室的门就开了，凯斯法官迈着大步走了出来，说：“请坐下。”

凯斯法官坐上了审判席，吩咐书记员按铃通知陪审团入场。博斯坐了回去。

“我们马上开始，不等钱德勒女士了。以后再处理她迟到的事。”

陪审团落座后，法官问他们是否有话要说，对日程安排等事项是否有异议。没人吱声。

“很好，请回休息室继续商议，到了午餐时间法警会去通知你们。顺便说一下，钱德勒女士今天上午因为日程安排的冲突未能到场，请你们不要在意。非常感谢。”

陪审团离场。法官再次提醒原告和被告双方不要走远，一旦接到通知，要在十五分钟之内回到审判室，然后让书记员继续找钱德勒。交代完之后，他回到了法官办公室。

博斯连忙起身走出审判室，来到公用电话前，拨通了通信中心的电话。报上姓名和警察编号之后，他请接线员帮他查一下霍尼·钱德勒在机动车管理局留下的紧急联络信息，说需要详细地址，他会在电话这头等着。

直到博斯驾车驶出法院的地下停车场，对讲机才有了信号。他在洛杉矶大街上又试了一次，对讲机里传来了埃德加的声音。博斯告诉埃德加，钱德勒住在布伦特伍德的卡尔梅利纳街。“去那儿和我会合。”

“马上出发。”

博斯开上了第三大街，穿过隧道，上了港口高速。刚要换到圣莫尼卡高速时，寻呼机响了。他开着车，迅速瞥了一眼，是个不认识的号码。下了高速，他把车停在韩国城的一家杂货店门口，用墙上的公用电话打了回去。

“第四审判室。”接电话的人说。

“我是博斯，你们刚刚给我打电话了？”

“是的，是我打的。判决出来了，请马上回来。”

“怎么回事？我刚刚还在那儿，他们怎么——”

“这很正常，博斯警探。他们很可能上周五就已经达成一致了，想等一个周末，看看有没有人改变主意。这样他们还能少上一天班。”

回到车里，博斯又拿起了对讲机。“埃德加，你到了吗？”

“还没到，你呢？”

“我得回去了，出判决了。你能去看看吗？”

“没问题，去看看什么？”

“那是钱德勒的家，她的头发也是金色的，上午她没来法院。”

“我懂了。”

博斯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他竟会盼着霍尼·钱德勒出现在对面的原告席上。她还是没现身，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一名陌生男子。

博斯走向被告席，看见审判室里已经来了几名记者，布雷默也在其中。

“那是谁？”博斯向贝尔克打听德博拉·丘奇身旁的那个人。

“丹·戴利。凯斯从走廊上揪过来的，坐在那儿陪寡妇听判决。钱德勒肯定是被关起来了，哪儿都没找到她。”

“有人去过她家吗？”

“不知道，我想他们打过电话。你担心她干什么？你该担心你的判决。”

凯斯法官走了出来，坐上了审判席。他对书记员点点头，示意通知陪审团入场。十二位陪审员全部就座，没有人望向博斯，几乎所有人都盯着德博拉·丘奇身旁的那个男人。

“大家好，再说一遍，”法官说，“钱德勒女士因为日程冲突无法出席，出色的律师戴利先生同意代替她出席。法警告诉我你们已经做出了判决。”

十二人中的好几个点了点头。博斯看见有一名陪审员终于看了他一眼，但又马上移开了视线。他的心跳骤然加速，不知道是因为判决就要下达，还是因为钱德勒的失踪，也许两者都有。

“请把判决书交给我。”

陪审团团长把一小沓文件递给法警，经法警和书记员之手，最后呈递给法官。观看这一过程简直是一种煎熬。为了看清判决书，凯斯法官不得不戴上眼镜。他不紧不慢地研究了一会儿，最后把判决书交还给书记员，说：“宣布判决。”

书记员先在心中默念了一遍，然后开始宣读：“关于诺曼·丘奇因反抗被告耶罗尼米斯·博斯的非法搜查和抓捕而被剥夺公民权利一案，本陪审团判原告胜诉。”

博斯一动不动。他看向陪审席，这时所有陪审员一起向他投来目光。他又看了看德博拉·丘奇，只见她拉着旁边那名男子的胳膊，脸上堆满了笑容，但她其实根本不认识那人。她转过脸，得意地望着博斯。这时贝尔克拽了下博斯的胳膊。“别担心。”他悄悄地说，“赔偿金才是重点。”

书记员接着往下念。“据此，陪审团宣布原告应获补偿性赔偿金一美元。”

博斯听见贝尔克欢喜地低声喊道：“真棒！”

“至于惩罚性赔偿金，陪审团宣布原告也应获赔一美元。”

贝尔克又喊了起来，这一次声音大得连旁听席上的人都能听见。博斯看见德博拉·丘奇脸上那副得意的笑容消散得无影无踪，她的眼神暗淡了。博斯觉得这一切是那么离奇怪诞，仿佛在观看一出闹剧，不同的是他自己和剧中人一起站在舞台上。判决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只是冷眼静观所有人。

凯斯法官发表了一通演说，向陪审团表示感谢，说他们履行了宪法规定的义务，应当为这次服务和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博斯自动屏蔽了这段，坐在那儿出神。他想起了西尔维娅，真希望能告诉她判决结果。

凯斯法官敲响了木槌，陪审团最后一次离场。接着凯斯法官也走了，博斯看见他的脸上似乎有不满的神色。

“哈里。”贝尔克说，“这判决真他妈不错！”

“是吗？我不懂。”

“是的，这个判决可谓好坏参半。从根本上说，陪审团认为我们已经承认了所犯的过错，我们承认你闯进公寓是不对的，警察局早已为此处罚过你。他们认为按照法律规定，你不应该踢开门。但他们只判给对方两美元赔偿金，说明他们相信你的话，丘奇不仅形迹可疑，而且他就是人偶师。”他拍了拍博斯的背，似乎正等着博斯说谢谢，可他没等到。

“钱德勒怎么办？”

“啊，棘手的地方就在这儿。陪审团判原告胜诉，所以我们得付给钱德勒诉讼费。她也许会开价十八万或二十万，我们也许能还到九万。还不错，哈里，已经很不错了。”

“我得走了。”博斯站起身，穿过拥挤的观众和记者，朝审判室大门走去。他快速走上扶梯，从烟盒里摸出最后一根烟。布雷默踏上他身后的一级，翻开笔记本，已经准备就绪。“恭喜，哈里。”他说。

博斯回头看了看，这名记者好像是认真的。“恭喜什么？大家都说我就像个宪法保护的打手。”

“是的，可以说什么事都没有，只要赔两美元，挺不错了。”

“说是这么说……”

“那么，有什么想在报上说的？我猜‘宪法保护的打手’不能见报，对吧？”

“没错，谢谢你。听我说，你让我再想想。我现在得走了，回头给你电话。你为什么不回去问问贝尔克呢，他才是想让名字见报的人。”

走出大厅，博斯点燃了烟，从兜里掏出对讲机。“呼叫埃德加。”

“收到。”

“情况怎样？”

“你最好过来，哈里。所有人都到了。”

博斯把烟扔进了垃圾桶。

他们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当博斯赶到卡尔梅利纳街时，头顶已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地面有两家电视台的记者队伍。要不了多久，这儿就会变得像马戏团一样热闹。这个案子有两个吸引人的地方：模仿犯和霍尼·钱德勒。

道路两侧停满了各个机构的小汽车和面包车，博斯不得不把车停在两栋房子之外的地方。交警刚开始放置信号灯，正要封锁街道，禁止车辆穿行。

钱德勒的房子被黄色塑料警戒线围了起来。线外有一名穿制服的警员拿着一份登记表，博斯在上面签了字，然后从警戒线下面钻了过去。这是一栋包豪斯风格的两层小楼，建在山坡上。站在门外博斯就知道，从二楼的落地窗一定能看到山下广阔的平原地带。屋顶有两根烟囱。这是栋体面的房子，坐落在体面的街区，周围住的都是体面的律师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可惜如今一切都变了，博斯心想。走进屋里，他真希望自己还有根烟。

埃德加站在门口铺着瓷砖的走廊里，正在打电话，好像是在要求媒体关系部派人来应对。看见博斯进来，他指了指楼梯。楼梯就在进门右手边，博斯走了上去。二楼有一条宽敞的过道，连着四扇门。几位警探围在最靠里的那扇门外，偶尔朝屋里瞄一眼。博斯走了过去。

博斯已将自己的心智训练得几乎与变态杀人狂别无二致。每到一处犯罪现场，他都会启用物化的心理机制，死人不再是人，成了调查对象。他必须把死人看成尸体，看成证物，唯有这样才能撑得下去，完成工作，唯有这样才能生存。当然，事情总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他也有受挫的时候。

作为人偶师专案组的一员，他见过那个连环杀手的后六个受害者。查看的尸体用警察的话说都是“原状”——即被发现的最初状态，每次都不容易。那些受害者传达出的绝望是如此强烈，哪怕博斯尽最大努力将她们物化，也常被压得喘不过气。更何况她们都是来自街头的风尘女子，这一点更让博斯难以承受。凶手对她们的折磨就像是她们屈辱一生的最后一次受虐。

现在博斯低头看着霍尼·钱德勒那受尽折磨的赤裸身躯，任何心理防御机制都无法阻止他眼中的恐怖画面蚀刻灵魂。办了这么多年的凶杀案，他头一回只想闭上眼掉头离去。

他没有离开，而是和其他那些以冷静的姿势冷眼打量着尸体的人站在一起，就像冷血杀人狂的观摩会。他忽然想起圣昆廷监狱的牌局。洛克曾跟他讲过，四个变态杀人狂坐在一起，他们杀的人加起来比桌上的牌都多。

钱德勒仰面朝上，双臂张开，脸上涂着浓艳的化妆品，遮住了从颈部向上扩散的青紫色。地上拖着一条从手提包上剪下来的带子，一头紧紧勒在她的脖子上，绳结打在右侧，像是用左手拉紧的。与之前的几桩谋杀案相同，凶手用的捆绳、塞口布都被带走了。

但这次出现的一些痕迹也有不同于之前的地方。博斯看出来模仿犯在即兴发挥，如今他已不再伪装成人偶师作案。钱德勒的身上遍布烟头烫痕和咬痕，有的出过血，有的瘀青，意味着施虐是在她还活着的时候进行的。

罗伦伯格在房间里发号施令，连摄影师从什么角度拍照都要听他的。尼克松和约翰逊也在里面。博斯意识到，钱德勒死后，她赤裸的身体要这样在地上放好几个钟头，被那些瞧不起她的男人看个遍。她临死前或许也曾想到自己即将蒙受这番最后的屈辱吧。尼克松抬起头，看见博斯站在门口，于是走了出来。“哈里，你怎么会想到她？”

“今天她没去法庭，我觉得有必要看看。她的头发也是金色的，只可惜我没马上想到这点。”

“是啊。”

“死亡时间确定了吗？”

“只推测出大概，验尸官办公室的技术员说死亡时间至少在四十八小时前。”

博斯点点头。那么，在他发现字条之前钱德勒就已经死了。想到这一点，他心头的负疚感稍稍消解了一点。“有洛克的消息吗？”

“没有。”

“这个案子由你和约翰逊负责？”

“是的，甩手汉子让我跟他接手。虽然是埃德加发现的，但他的首要任务是上周的案子。我知道是你想到的，我猜甩手汉子肯定害怕和你的官司有牵连——”

“没关系，需要我做什么吗？”

“还是你说吧，你想怎么做？”

“我想从这儿出去。我不喜欢她，但喜欢活着的她，你明白吗？”

“明白。是啊，这案子糟透了。你看出来他的变化了吧？他现在还咬人、烫人。”

“我发现了，还有别的变化吗？”

“我们暂时没发现其他变化。”

“我想检查一下房子的其他地方，清理过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清理，只快速查看了一遍。戴上手套，发现什么跟我说一声。”

博斯来到走廊墙边的工具箱前，从一个纸巾盒一样的盒子里抽出一双橡胶手套。

欧文和博斯在楼梯上擦肩而过，他俩都没说话，对视了不到一秒。博斯走下楼梯，看见两位副总警监站在正门的台阶上，什么也没干，就杵在一定能被电视台拍摄到的地方，表情严肃，神色凝重。博斯发现聚集在警戒线外的记者和摄影师越来越多。

他在客厅环顾一周，找到了家庭办公室的门。房间的两面墙都是嵌入式书架，上面摆满了书，一扇窗朝向屋前的草坪和喧嚣。他戴上手套，开始翻找写字台的抽屉。他没找到想找的东西，但能看出来抽屉已被别人翻过一遍，里面的东西一团糟，文件都从档案袋里抽了出来，一点也不像那个始终把原告席上的东西放得整整齐齐的钱德勒所为。

他掀起铺在桌面上的吸墨纸，没发现模仿犯的字条。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布莱克法律词典》，一本《加州刑法典》，他翻了翻，还是不见字条。他靠在皮椅上，抬头打量两面墙上的书。

他推测翻遍所有书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可能还是找不到字条。忽然他看见在最靠近窗户的书架上，从上往下第二排有一本书脊开裂的书。他见过那本书，就是钱德勒在做总结陈词时念过的《玉石人像》。他马上起身将它抽出。

字条就在里面，折起来夹在书的中间，装字条的信封也在。博斯的猜测得到了验证，这张字条的确是警方那张的复印件。警察局收到的时间是上周一，开庭陈述的当天。不同的地方在于信封，这张字条不是直接送来的，而是邮寄的。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凡奈斯的邮戳，日期是开庭前的那个星期六。博斯看了看邮戳，他明白不可能从上面提取到任何有用的痕迹。信封上可能有很多指纹，来自经手的邮政人员。他觉得字条应该没多大取证价值。

他走出办公室，用戴着手套的手捏着字条和信封的一角，他得上楼找验尸官办公室的技术员要一个塑料证物袋存放它们。他站在门外朝卧室里看了看，只见一名技术员和两名运尸工往轮床上铺开了一个运尸袋。霍尼·钱德勒的公开展示就快结束了。博斯不忍心看这一幕，于是后退几步。埃德加走了过来，看了看字条，技术员正往上面贴标签。“他把相同的字条寄给了钱德勒？这是为什么？”

“我猜他是怕我们不提收到了字条的事。要是我们保密，他还能指望钱德勒公布出来。”

“要是她一直就有字条，为什么还要传我们那张作为证物？完全可以拿这张上法庭啊。”

“可能她觉得传我们那张更有说服力，迫使警方拿出证物能让陪审团觉得更可信。如果她直接呈上她的这张，我的律师可能把它推翻。不好说，我也是猜的。”

埃德加点点头。

“另外，”博斯说，“到这儿后你是怎么进屋的？”

“前门没锁，锁上没有撬痕，也没有其他闯入的痕迹。”

“模仿犯找到这儿，被请进门去……钱德勒不是被他诱捕的，真有些蹊跷。凶手在改变手法，他又咬又拿烟头烫，一定会露出狐狸尾巴让我们揪住。可他为什么要选钱德勒下手，而不是按照以前的手法，联系色情小报上的应召女郎？”

“真遗憾，洛克是他妈的嫌疑人，要是能请教他该多好。”

“哈里·博斯警探！”一个声音从楼下传来，“哈里·博斯！”

博斯走到楼梯口朝下一看，是守着警戒线、拿着登记表的那名年轻巡警，他正站在门口往上看。“外边有个家伙想进来，说是和你合作的一位心理学家。”

博斯望向埃德加，两人面面相觑。他又俯视那名巡警，问道：“他叫什么？”

巡警低头看了看写字板，念道：“约翰·洛克，南加州大学的。”

“放他进来。”博斯往楼下走去，一边向埃德加招手示意，“我把他带进钱德勒的办公室。你跟甩手汉子说一声，然后你也来。”

博斯让洛克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自己站着。透过洛克身后的窗户，博斯看见媒体记者正在聚拢，准备参加由媒体关系部的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什么也别碰。”博斯说，“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一听到消息就来了。”洛克说，“可我以为你们把嫌疑人监控住了。”

“是啊，我们跟错人了。你怎么听说的？”

“广播里传遍了。我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就直接过来了。他们没说准确地址，不过我一到卡尔梅利纳街，只要跟着直升机，很容易就找来了。”

埃德加侧身闪进屋里，关上了门。

“杰里·埃德加警探，这位是约翰·洛克博士。”

埃德加点点头，没有要握手的意思。他靠着门，远远地站着。“你去哪儿了？我们从昨天起就在到处找你。”

“赌城。”

“赌城？你去赌城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赌博呗。我还在构思一本书的写作计划，讲讲北部城镇的合法妓女——等等，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啊！我想看看尸体的原状，然后告诉你们我的看法。”

“尸体已经挪走了，博士。”埃德加说。

“是吗？该死！也许能让我调查一下现场，然后——”

“那儿已经挤了太多人，”博斯说，“再等等吧。你对咬痕怎么看？还有烟头烫痕。”

“你是说发现了这些痕迹？”

“还有，这次不是色情小报上的妞儿，”埃德加补充道，“凶手自己找上门，而不是让受害者去找他。”

“他变得真快，似乎正在全面崩解，也可能是某种未知动机或原因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

“比方说？”

“我不知道。”

“我们给赌城打过电话。你没有入住。”

“哦？给星尘酒店？嗯，刚到那儿我就看见了新开张的米高梅酒店，决定看看有没有空房。刚好有空房，就在那儿住下了。”

“有谁和你一起吗？”博斯问。

“自始至终。”埃德加补充道。

洛克满脸狐疑。“怎么回事——”他忽然明白了，于是摇了摇头。“哈里，你开玩笑吧？”

“不是开玩笑，你在开玩笑吗，就这样找到这儿来？”

“我想你是——”

“不不不，先别回答。你听我说，先让你知道你的权利，我们再往下说，也许这样对你我都好。杰里，你带卡了吗？”

埃德加掏出钱包，从里边抽出一张白色的塑料卡，上面印着米兰达警告，开始念给洛克听。[1]这段话博斯和埃德加都会背，但是警察局内部的白皮书里说最好直接拿着卡片念给嫌疑人听，这样被告方的律师之后在法庭上更无理由拿警方传达警告的过程做文章。

埃德加念着警告，博斯望向窗外聚在几位副总警监面前的一大群记者，布雷默也在其中。发布会透露给记者的信息一定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布雷默根本就没往本子上记东西。他只是站在人群的外围抽着烟，八成是在等待时机，从大人物欧文、罗伦伯格口中套点实质性内容。

埃德加念完，洛克问：“我被捕了吗？”

“还没有。”埃德加说。

“我们只想核实一些信息。”博斯说。

“真他妈无聊。”

“我理解。现在，你想交代去赌城的事吗？有人和你一起吗？”

“从星期五晚上六点，到十分钟前我在前面停车，有个人每时每刻都和我在一起，除了我上厕所的时候。真是荒唐——”

“是谁呢，你说的这个人？”

“是我的朋友，名叫梅利莎·门肯。”

博斯想起坐在洛克办公室门口的那个梅利莎。“那个学儿童心理的？你办公室那个？金发的？”

“就是她。”洛克不太情愿地承认。

“那她能证实你俩一直在一起？在同一间房、同一家酒店，干什么都在一起，对吧？”

“是的，她都能证实。我跟她一起回来时，在收音机的KFWB电台里听到了消息。她就在外面的车上等我，可以去问她。”

“什么车？”

“蓝色捷豹。听着，哈里，你去问她，洗清我的嫌疑。如果你不声张我和学生在一起的事，我就不会提这个……这场审问。”

“这不是审问，博士。相信我，我们要是审问你，你一定能感觉到不同。”

博斯朝埃德加点头示意，埃德加闪身出门去找那辆捷豹。屋里只剩下博斯和洛克，博斯从墙边拽过来一把靠背椅，坐在写字台前等待。

“你们跟踪的那个嫌疑人出什么事了，哈里？”

“他碰上了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两人一言不发地坐了将近五分钟。埃德加把头探进门里，示意博斯出去。“核实过了，哈里。我去问了那个姑娘，她说的和洛克一样。车里还有信用卡账单，他们下午三点入住了米高梅星期六酒店。有张在维克托维尔的加油收据，上面的时间是星期六早上九点。去维克托维尔要一个小时，看上去钱德勒遇害时他俩正在路上。另外，那姑娘说星期五晚上他俩在洛克家。我们可以再去核实，不过我想他没说谎。”

“好吧……”博斯还没想通，“你上楼去告诉大家洛克是清白的。我想带他上去看看现场，如果他还愿意帮忙的话。”

“好的。”

博斯回到书房，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坐下。洛克打量着他。“怎么样？”

“她吓坏了，洛克。她说的不一样，她把真相告诉我们了。”

“你他妈在说什么？！”洛克吼道。

现在轮到博斯打量洛克了。洛克脸上流露出的惊愕和十足的恐慌都是真实的，现在博斯可以确认了。虽然有些对不起洛克和滥用权力的感觉，但他还是再次用诡计试探了一下。“你是清白的，洛克博士，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我猜凶手重访犯罪现场只是电影里的桥段吧。”

洛克深吸一口气，垂头看向下方。在博斯眼中，他就像一个刚刚侥幸躲过和大卡车正面相撞的司机，惊魂未定地把车停在路旁。“去你妈的，博斯，刚刚那一分钟，我都做了好几个噩梦，你懂吗？”

博斯点点头，他懂什么是噩梦。“埃德加上楼去给大家通气了。他会请示警督让你上去查看现场、说说你的看法，如果你还愿意。”

“好极了。”洛克声音里的热情已经所剩无几。

接着两人又默不作声地坐着。博斯掏出烟盒，发现已经空了。他把烟盒放回兜里，没有扔进垃圾桶，免得留下虚假的证物。他不想再和洛克说话，只是望向洛克身后的窗外，观察街道上的情况。发布会结束了，记者正在散去。有几名电视台记者正以“死亡之屋”为背景录制新闻。博斯看见布雷默正一边采访街对面的邻居，一边在本子上奋笔疾书。

埃德加走进屋，说：“我们准备好了，他可以上楼了。”

博斯盯着窗外。“杰里，你能带他上去吗？我刚想起来有件事要做。”

洛克站起身，看了看两人。“去你妈的！”他说，“还有你，博斯，去你妈的……行了，我必须骂出口。现在，让我们忘了这件事，去干活儿吧。”

洛克穿过房间，走到埃德加跟前。博斯叫住了他。“洛克博士？”

他回头看着博斯。

“等我们抓到那家伙，他一定会扬扬得意，对吧？”

洛克思考了一小会儿，回答：“是的，他会非常得意，满足于自己和自己的杰作。不得不保持沉默对他来说才是最难受的，他想要持续的满足感。”

两人走后，博斯又观察了一会儿窗外，然后才起身离开。

博斯走出房子，黄线外面几个认得他的记者争相朝他喊出问题。他俯身钻过黄线，说了句无可奉告，又说欧文警监马上就出来了。这个说法似乎暂时稳住了记者，他沿着街朝自己的车走去。

博斯知道布雷默是个单打独斗的高手。他总是让大批人马先走，先完成他们的工作，最后才一个人出马，而他总能拿到自己想要的新闻线索。如博斯所料，布雷默在他的车旁现身了。“这就要撤，哈里？”

“不走，我来拿东西。”

“里边情况很糟糕？”

“你会不会往报上写？”

“听你的。”

博斯打开车门。“不见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的确很糟糕。如果要见报，那就无可奉告了。”他低着头，假装在杂物箱里找东西却没有找到。

“你们警察管这名凶手叫什么？我是说，人偶师的名字已经用过了。”

博斯下了车。“模仿犯。这也不能登报。去问欧文。”

“好记。”

“是啊，我就猜你们记者会喜欢。”博斯从兜里掏出空烟盒，揉成团，扔回车里，然后关上了门。“给我根烟，行吗？”

“行啊。”

布雷默从衣兜里掏出一包软包装万宝路，抖出一根递给博斯，又掏出之宝打火机帮他点着。他用的是左手。“这座城市真是见鬼，哈里，不是吗？”

“是啊，这座城市……”

[1]警察必须告诉被拘捕者其权利，包括有权保持缄默，以及被拘捕者所说的话可能用作对其不利的证据。

31

晚上七点半，博斯把车停在市中心天使之女大教堂后面的停车场。他坐在车里，从那儿可以看到第二大街的半个街区，包括和春日街交会的街角。虽然看不到《时报》大楼，但是没关系，他知道不能享受管理层停车特权的《时报》员工都会经过春日街和第二大街的十字路口，把车停在半个街区之外的员工车库。他在等待布雷默现身。

离开霍尼·钱德勒的住所之后，博斯回家睡了两个钟头，然后在他那栋山坡上的小屋里踱来踱去，仔细思考布雷默这个人，越想越觉得他完全符合凶手的所有特征。他打电话给洛克，又问了几个关于模仿犯心理特征的问题，但没有告诉洛克他在怀疑布雷默。他跟谁都没说，因为他记得三振出局的法则。他想出了一个计策，然后驱车到好莱坞分局给汽车加油，拿上了要用的装备。

现在他在等待。他看着街头的流浪汉接二连三地走过第二大街，他们仿佛听见了海妖塞壬[1]的歌声，朝着几个街区之外的洛杉矶使命救济院走去，那里的救济餐和床铺在召唤他们。不少人提着袋子或推着购物车，里面装着他们一生的财物。

博斯一直盯着街角，思绪飞到了别的地方。他在想西尔维娅，不知道此时此刻她又在做什么、想什么。他真希望西尔维娅在做出决定之前不要考虑太久，因为他知道自己源自本能的心理保护机制已经开始运转，已经开始考虑要是她一去不回，或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试图说服自己，正是西尔维娅让他变得脆弱，看到模仿犯的字条，他最先想到的不就是西尔维娅吗？没错，她成了博斯的软肋。他试图说服自己，也许西尔维娅会妨碍自己一生的使命，不如由她去吧。

看到布雷默转过街角，朝车库走去，博斯打了个激灵。他赶紧发动车，开上了第二大街，朝春日街驶去。

远处的布雷默刷卡进入了一个新建的车库，博斯盯着自动门，继续等待。五分钟后，一辆蓝色的丰田赛利卡驶了出来，司机一边观察春日街的路况，一边缓缓前移。博斯看清坐在驾驶座上的正是布雷默。赛利卡开上了春日街，博斯跟了上去。

布雷默向西沿着贝弗利街行驶，接着拐上了好莱坞大道。他在冯氏超市停车，十五分钟后走出超市，手里提着一袋杂货。然后他驶向派拉蒙制片厂北边的那片独栋别墅区，把车开过一栋用灰泥粉刷的小房子的一侧，停进屋后的独立式车库里。博斯则把车停在一栋房子的距离之外等着。

这片住宅区的房子只有三种样式，像从模子里印出来的。这儿也是二战后兴起的片区之一，当初建的都是给复员军人居住的价格低廉的房子。托八十年代的福，如今恐怕只有挣得和将军一样多才买得起了。这片地段已被雅皮士大军占领。

每家每户门前的草坪上都插着一个小小的金属告示牌，虽然牌子分属于三四家不同的家庭安保公司，但是上面都写着同一句话——“私人领地，武装防卫”，如同这座城市的墓志铭。有时候博斯觉得应该把山上那排好莱坞的标志给拆了，换成这一句。

博斯在车中观察，等着布雷默的行动。他应该会绕到正门检查邮箱，或进屋开灯。可是过了五分钟，什么动静也没有。博斯下车朝屋前的车道走去。他下意识地拍了拍外套的一侧，那把史密斯韦森手枪还在，就插在枪套里。

车道上没有照明，车库大门洞开，里面漆黑一片。博斯只能看见布雷默那辆车的尾灯反射着暗淡的红光，看不见布雷默的踪影。

车道右侧有一道六英尺高的木栅栏，把布雷默的房子和邻居的隔开。九重葛开得正艳，枝条越过栅栏垂了下来，博斯能听见邻居屋里传来细微的电视节目声音。

博斯沿着布雷默的房子和栅栏之间的小道朝车库走去。他知道此刻自己处在完全孤立无助的状态，拔出武器也没什么用。他贴着房屋外墙来到车库，在踏入黑暗之前停下了脚步，站在一个变形的旧篮筐下，低声呼唤：“布雷默？”

车库里很安静，只听见汽车引擎冷却时发出的咔嗒声，接着博斯忽然听见鞋踩在水泥上的声音。他转过身。布雷默站在几步之外，手里拎着购物袋。

“你在干吗？”博斯问。

“我还要问你呢。”

博斯瞥了一眼布雷默的双手，说：“你没给我电话，所以我就来找你了。”

“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

“你不是想听我说说对判决的看法吗？”

“应该你打给我，忘了吗？没关系，报道已经写好了。再说，今天出了别的事，与之相比，你的判决就要靠边站了，你懂我的意思吧。我写了篇模仿犯的报道——欧文的确管凶手叫模仿犯——明天就要见报了，头版头条。”

博斯朝他走了几步。“那你怎么没去红风酒吧？我记得你说，只要你的报道上头条，就会去喝一杯。”

布雷默把购物袋换到右手，左手伸进衣兜掏东西。博斯听见钥匙的声响。

“今晚不想喝。我其实有点喜欢霍尼·钱德勒，你明白吗？你到底来这儿干吗，哈里？我看见你跟踪我了。”

“你不叫我进屋吗？也许我们能喝瓶啤酒，庆祝你的头版新闻，A版一面，你们记者是这么说的吧？”

“没错，会登在折线之上。”

“折线之上，我喜欢这个叫法。”

两人在黑暗中凝视着对方。

“怎么着，喝一杯？”

“行啊。”布雷默说。他走到房子的后门前，打开锁，伸手拧开了门口和厨房的灯，然后退后一步示意博斯进屋。

“你先请，去客厅坐。我去拿几瓶啤酒，马上过去。”

博斯穿过厨房和短短的过道，来到客厅和餐厅。他没有坐下，而是站在一扇前窗旁边。窗帘是拉上的，博斯掀开一点，透过窗户能看到大街和街对面的房屋。外面一个人都没有，没人看见他来过这儿，博斯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犯了个大错。

他低头看了看窗台下方的老式散热器，伸手摸了摸。散热器被漆成了黑色，摸上去凉凉的。他又在那儿站了一小会儿，然后转身环顾四周。房间布置得很漂亮，有一些黑色和灰色的家具。博斯在一张黑色的皮沙发上坐下。他知道要是在这儿逮捕布雷默，就能把整个地方大致地搜查一遍，如果找到任何能够定罪的东西，只要回去再申领一张搜查证就够了。布雷默是个常和警方、法院打交道的记者，自然也清楚这套流程。那他为什么还让我进来？博斯觉得奇怪。难道我又错了？他对自己的计划失去了信心。

布雷默拿来两瓶啤酒，没拿酒杯，坐到博斯右边的另一张皮沙发上。博斯拿着啤酒瓶把玩了一会儿，不断有气泡从瓶底升起，几乎涌出瓶口，他举起酒瓶说：“祝贺你，折线之上。”

“折线之上。”布雷默也举起了酒瓶，板着脸喝了一口，然后放在茶几上。

博斯喝了一大口，含在嘴里，冰凉的啤酒让他的几颗牙有些刺痛。根据之前人偶师和模仿犯案件的记录，两个凶手没有对受害者使用过药物。他看着布雷默，两人四目相对，他咽下了酒，感觉非常爽快。他弓着身子，双肘撑在膝盖上，右手握着酒瓶，和布雷默对视着。洛克曾告诉他，不要指望模仿犯会良心发现，主动坦白，唯有用计抓住他的自大心理。博斯重新拾起了信心，瞪着布雷默，炽热的目光似乎要将他灼穿。

“怎么了？”布雷默问道。

“告诉我，你那么干是为了写报道、写书，为了上头条，为了书畅销，随你怎么说。但别跟我说心理学家说得对，你他妈的就是个变态。”

“你说什么呢？”

“别废话了，布雷默。是你干的，你明白我知道是你，不然我在这儿跟你费什么工夫。”

“人偶——模仿犯？你说我是模仿犯？你是不是疯了？”

“你是不是疯了？我只想知道。”

布雷默沉默许久，似乎在回归真实的面目。他就像一台演算超长方程的计算机，闪烁着“请等待”的提示。运算终于有了结果，他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博斯身上。“我想你该走了，哈里。”他站了起来，“显然最近你查案的压力太大了，我觉得——”

“你才是压力太大的那个人，布雷默。你犯了错，不止一次。”

布雷默突然扑向博斯，用左肩压住博斯的胸口，把他摁在沙发上。博斯感觉到肺里的空气都被挤了出来，只能无助地陷在沙发里。布雷默把手伸进博斯的外套拔出枪，然后放开他，拉开手枪的保险栓，用枪指着他的脸。

两人互相瞪着对方一语不发将近一分钟，然后布雷默说：“我只认一件事：你激起了我的兴趣，哈里。但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有件事不得不做。”

一种解脱的感觉传遍博斯的全身。他已经预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尽量不动声色，反而摆出一副惊恐的神情，睁大双眼看着枪口。布雷默俯身，使劲在博斯身上摸索了一番，从胸口到胯下，再到身体两侧，找窃听器。

“不好意思，这么粗鲁。”布雷默说，“谁叫你不信任我呢，那我也不信任你，没问题吧？”

布雷默直起身子，退到沙发前，坐了下来。

“现在，用不着我提醒，但我还是要说，你落在我手里了。那么回答我的问题，我犯了什么错？告诉我，哈里，否则第一枪就把你的膝盖打碎。”

博斯一边用沉默来吊住他的兴趣，一边思考下一步怎么走。“好吧，”他终于开了口，“我们先回顾一下基本情况。四年前你以记者身份介入了人偶师案件的全过程。一开始，是你报道了最早几起案件，促使警察局成立了专案组。作为记者，你能了解到嫌疑人的情报，也许还拿到了尸检报告。你还有像我这样的线人，或许专案组和验尸官办公室一半的人都为你提供情报。我只想说，你知道人偶师的所有手法，连脚趾上的十字记号都知道。后来人偶师死了，你全写进了书里。”

“是啊，我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博斯，知道的人多了。”

“噢，现在管我叫博斯，不叫哈里了？你忽然觉得我很讨厌，还是这把枪让你自认为高我一等？”

“去你妈的，博斯，你个蠢货，你没有任何根据。你还知道什么？太棒了，这绝对值得写进书里，等我写《模仿犯》的时候专门写那么一章。”

“我还知道什么？我调查了混凝土里埋的那个金发女郎，从混凝土里得到了信息。你填坑的时候把烟盒扔进去了，记得吗？想起来了吗？开车回家的路上你想抽一根烟，把手伸进兜里却发现空无一物。你看，烟盒和贝姬·卡明斯基一样，也在那儿等着我们呢。万宝路软盒，你就抽这个牌子。布雷默，这是你犯的第一个错。”

“抽这个牌子的人太多了，把它拿给检察官吧，祝你好运。”

“左撇子也不少呢，比如你——模仿犯，还有我。不止这些，你还想听吗？”

布雷默扭过头去望向窗户，什么也没说。这可能是个花招，博斯心想，为了引诱他夺枪。

“喂，布雷默！”博斯抬高了嗓门，“还有呢。”

布雷默猛地转过头来瞪着博斯。

“今天判决下达时，你说我应当感到高兴，因为判决只罚市政府赔两美元。可是那天晚上我俩喝酒时，你还给我解释过，即使陪审团只判一美元赔偿金，钱德勒还有办法找市政府要十万美元诉讼费。记得吗？所以我就想，今天早上你跟我说判决只会花去我们两美元，那是因为你知道的确只要赔两美元，钱德勒已经死了，没法再要钱了。而你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你杀了她。这是第二个错。”

布雷默摇摇头，露出像在跟三岁小孩打交道的神情。他把枪口下移，指向博斯的腹部。“听我说，早上我跟你说那些话，只是想安慰你，明白吗？我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没有哪个陪审团会信你那套。”

博斯愉快地笑了：“至少现在你觉得我的话能说服检察官，已经到了陪审团这一步。看来我的故事越来越可信了，对不对？”

布雷默冷笑一声，抬起了枪口。“就这样而已吗，博斯？就这么点料？”

“猛料要放到最后。”博斯点燃一根烟，眼睛一直盯着布雷默，“还记得你杀死钱德勒之前是怎么折磨她的吗？你一定记得吧。你咬了她，用烟头烫她。今天围着她的所有人都在想，为什么模仿犯变了，为什么增添了新的手法——改变了作案模式。最感到疑惑的是心理学家洛克，你真的把他耍得团团转，单就这一点来说，我有点佩服你，布雷默。但是，你瞧，你不知道我掌握的情报。”

说完最后一句，博斯故意不说了。他知道布雷默会上钩。

“那你又掌握了什么，大侦探？”

博斯笑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折磨她。很简单，你想收回字条，对吧？可她就是不告诉你放在哪儿。你看，她明白字条给不给你，她都是死路一条，所以她强忍着——不管你怎么折磨她都强忍着——她没告诉你字条在哪儿，真是个有骨气的女人。她最后打败了你，布雷默，揪出你的人是她不是我。”

“什么字条？”过了很久，布雷默无力地挤出一句。

“让你露出马脚的字条。你没找到，那栋房子挺大，没那么容易找到，更何况床上还躺着一具女尸，要是有人来访，你很难向别人解释。不过别担心，我找到了。你不读霍桑的书，真是太可惜了，字条就夹在书里，真遗憾。但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钱德勒把你揪了出来。也许有时候人间还是有正义的。”

布雷默没有马上回击。博斯看着他，知道一切进展顺利。他快要收网了。“信封她也留着，你是不是在想这个？信封我也找到了。我就不懂，给她的字条和给我的一模一样，为什么要折磨她，逼她交出来？只不过是一份复印件而已嘛。后来我才想到，你要的不是字条，是信封。”

布雷默垂头看着双手。

“我说得怎么样？你在听我说吗？”

“我听不懂。”布雷默抬起头说，“要我说，你他妈是脑子有病。”

“那么，我只需要费点心思向检察官解释，对吧？我只要跟他说，字条上的诗提到了你写的报道，而那篇报道星期一才见报，也就是开庭审判那天，可信封上的邮戳却是星期六。你瞧，这就对不上了。模仿犯怎么会在诗中提到两天后才刊登的报道？答案当然只有一个，那篇报道就是模仿犯自己写的。星期二的报道提到了字条，也就能解释通了，你的线人就是你自己，布雷默。这是第三个错。三击不中，你出局了。”

接下来两人都没说话，屋里非常安静，博斯能听见啤酒嘶嘶冒泡的声音。

“你忘了件事，博斯。”最后布雷默说，“我拿着枪呢。告诉我，你还跟谁说过这些鬼话？”

“先听我把话说完。”博斯说，“上个周末你留给我的新的诗只是个障眼法。你想让心理学家和其他人都以为你杀钱德勒只是为了帮我，或是出于什么变态的心理，对吧？”

布雷默没有作声。

“这样就没人看得出你去找她的真实目的——为了收回字条和信封……妈的，你是个记者，她跟你很熟，八成你一敲门她就请你进屋了，就像你请我进屋一样。熟人好下手，布雷默。”

布雷默仍没作声。

“回答我一个问题，布雷默。我很好奇，为什么两张字条，一张要送，一张要寄？你是个记者，想混进警察局留张字条在桌上，没人会注意。可为什么要寄一张给钱德勒？这显然是个错误——就因为这个，你不得不回来杀她。那你一开始何必寄给她呢？”

布雷默盯着博斯看了很久，然后瞅了一眼手中的枪，好像在确认一切还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还能摆平难题。枪是个很有效的圈套，博斯明白，他已经把布雷默牢牢攥在手中。

“那篇报道本该星期六见报，原计划是这样。有个蠢货编辑把它推迟排到了星期一。星期六我还没来得及看报，就把字条寄了出去。我犯了个小错，而你犯了个大错。”

“哦？是吗？什么大错？”

“一个人来这儿……”

这回轮到博斯不作声了。

“为什么一个人来，博斯？你就是这么解决掉人偶师的吧？独自一人去找他，冷血地把他杀掉？”

博斯想了想。“问得好。”

“是吧，你犯的第二个错是小看我，觉得我不如他。他根本不值一提。你杀了他，所以他死了活该。可这一回，该死的人是你。”

“把枪给我，布雷默。”

布雷默笑了，就像博斯提了一个傻问题。“你以为——”

“还有多少？还有多少个女人埋在地下？”

布雷默两眼放光，很是得意。“多得很，多得足以满足我的特殊癖好。”

“有多少？埋在哪儿？”

“你永远不会知道，博斯。这将是你的痛，带着遗憾和失败的最后的痛。”

布雷默举起枪，对准博斯的心脏，扣动了扳机。

博斯盯着布雷默的眼睛，听见金属撞击的咔嗒声。布雷默扣了一遍又一遍，结果都一样。恐惧在他眼中迅速聚集。

博斯伸手从袜子里掏出了弹夹，里面装着十五枚XTP子弹。他握紧弹夹，从沙发上跃起，一拳砸在布雷默的下巴上。布雷默被打倒在沙发上，那把史密斯韦森手枪掉到了地上。博斯马上捡了起来，拔出空弹夹，把填满的弹夹推了进去。

“起来！你他妈的给我起来！”

布雷默只好照做。“现在你要杀了我吗？就像上回，枪侠出手，又杀一人？”

“这要看你的表现了，布雷默。”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真想一枪打爆你的头，但必须你先动手，我才能开枪。就像人偶师，他耍了花招，现在轮到你了。”

“听我说，博斯，我不想死。我说的所有话只是在开玩笑。你搞错了，听我解释，求你了。带我去警察局，到那儿所有事都能解释清楚，求你了。”

“你用皮包带勒住她们的脖子时，她们有没有像这样求你？有没有？你让她们求你饶命，还是只求一死？钱德勒呢？到最后，她有没有求你杀了她？”

“带我去警察局。逮捕我，带我去警察局。”

“那你就对着墙，你这头肥猪，手背在身后。”

布雷默照做了。博斯把烟扔进桌上的烟灰缸，跟着布雷默来到墙边，用手铐铐住布雷默。这时布雷默的肩膀松弛了下来，显然他觉得安全了。他开始扭动胳膊，在手铐上摩擦手腕。“看到了吗？”他说，“看到了吗，博斯？我在手腕上擦出了伤痕。你杀了我，他们看到伤痕就知道是你私自处决了我。我才不是丘奇那种傻瓜，任你随意宰割。”

“没错，你不是。你懂得可真多，对吧？”

“没我不知道的。赶紧带我去警察局。明天一早你还没睡醒，我就放出来了。知道这叫什么吗，你搞的这场闹剧？只不过是个无耻恶警的胡乱猜测而已。就连法庭上的陪审团都觉得你做过头了，博斯。你这种招数不管用，你没证据。”

博斯让布雷默转过身，两人面对面只有不到两英尺之隔，呼出的酒气混在了一起。

“是你干的，不是吗？你还觉得能逃脱法网？”

布雷默瞪着博斯，眼中再次闪现出得意的光。洛克说对了，模仿犯自命不凡，哪怕他知道应该什么都不说，因为说出的话也许关乎自己的性命，他也做不到。

“没错。”布雷默用低沉且怪异的声音说，“是我干的，我就是凶手。而且我将逃脱法网，你等着瞧吧。等我放出来，你后半辈子都睡不安稳了，我会让你每个晚上都提心吊胆。”

博斯点点头。

“这些话我可从没说过，博斯，这将是你的一面之词。你这个无赖——法院都不会搭理你，他们不会让你出庭作证，你怎么跟我斗？”

博斯靠近布雷默，笑着说：“幸好我录音了。”他走到窗台边，从散热器的空隙里拿出一个微型录音机，把它放在手心里给布雷默看。布雷默愤怒地瞪大双眼。他中计了，被耍了。

“博斯，这盘磁带法院不会收的。你这叫诱供，没有告知我！”

“我现在就告知你的权利。从现在起你被捕了，之前我没逮捕你，所以不必告知。你明白警察办案的程序。”

博斯冲他笑了笑，品尝着胜利的滋味。“走吧，布雷默。”他说。转瞬之间，他已经厌倦了胜利的感觉。

[1]古希腊神话中，海妖塞壬用动人的歌声来引诱航海者。

32

博斯在星期二早晨欣赏到了布雷默的头版头条——关于霍尼·钱德勒被杀一案的报道，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午夜之前，博斯把布雷默送进了拘留所，不允许保释，也没惊动媒体的人。在报纸开印之后消息才走漏，以致现在报上的头条竟是一篇凶手写的对杀人案的报道。博斯对这个局面满意极了，他读着报，忍不住笑了。

博斯只把情况汇报给了欧文一个人。他请联络中心接通了欧文的电话，和他聊了半个小时，交代了行动的每一步和实施逮捕的每一项关键证据。欧文既没说任何祝贺的话，也没责备博斯独自行动。是奖是惩得往后放，先得确保逮捕行动站得住脚。这点两人都很清楚。

上午九点，博斯已经到了市中心的刑事法院大楼，坐在一位副检察官的办公桌前。他再次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八小时前他刚讲过一遍，这次还播放了和布雷默交谈的录音。这位代理检察官名叫查普·纽厄尔，他边听磁带边在一本黄色拍纸簿上做笔记，不时皱皱眉、摇摇头，因为录音效果不太好。布雷默在客厅里的说话声在铁质的散热器之间回荡，所以录音里能听见微弱的回声，还好关键话语都听得很清楚。

博斯只是看着他，没有说话。纽厄尔看上去像从法学院毕业还不到三年。逮捕布雷默的行动还未在报纸和电视上激起水花，所以在提起诉讼环节还没得到更高级别的检察官的重视，于是按照常规由纽厄尔办理。

磁带放完之后，纽厄尔还记了几行笔记，摆出一副驾轻就熟的样子，然后才抬头看向博斯。“你还没说在他家里发现了什么。”

“昨晚我只匆忙搜查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这会儿一定有其他证物了，他们有搜查令，正在彻底搜查房子。”

“好吧，我希望他们能有所发现。”

“为什么？你这不已经可以立案了吗？”

“这个案子不错，博斯，干得真漂亮。”

“你这么说可了不得啊。”

纽厄尔眯起眼睛打量着博斯，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可是，呃……”

“可是什么？”

“呃，我可以提起诉讼，这当然没问题，录音足以说明问题。”

“可是什么？”

“我是站在被告律师的角度考虑。我实际有什么证物呢？有太多巧合了。他是左撇子，抽烟，知道人偶师的手法。这些证据不够硬，很多人都符合条件。”

博斯掏出一根烟点燃。

“请别——”

博斯吸了一口，把烟朝办公桌对面喷去。

“算我没说。”

“字条和信封还不够吗？”

“它们倒是没问题，可是太复杂了，不好解释清楚。厉害的律师能让陪审团以为这也是巧合，能把水搅浑，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那磁带呢，纽厄尔？录音里他可是认罪了，你还有什么——”

“是认罪了，可又改口了。”

“最后没有不认。”

“听我说，我没打算把这盘磁带当作证物。”

“你说什么？”

“你懂我在说什么。他是在你告知他之前认罪的，会让人觉得你在诱供。”

“我没有诱供，他知道我是警察。再说不管我有没有告知他，他都知道自己的权利，他他妈的还拿枪指着我呢。那些话都是他主动说出来的，正式逮捕他的时候，我告知过他。”

“可他搜过你的身，怕你带着窃听装置，明显是不想被录音。再说，他是在你铐住他之后、告知他之前才说出直接认罪的话，这可能存在风险。”

“你一定要用这盘磁带。”

纽厄尔盯着博斯看了很久，稚嫩的脸庞红了一片。“轮不着你教我怎么做，博斯。再说，就算我们照你说的立案了，也会由州上诉法院决定能不能把磁带用作证物。因为不管布雷默请什么样的律师，他们一定会上诉。我们的目标是在这儿就把问题先想清楚，上诉法院一半的法官都曾在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一旦案子到了州上诉法院或者旧金山的州最高法院，变数就多了。你想这样吗？拖个一到两年，最后不了了之？还是打一开始就好好办？”

博斯探着身子，愤怒地瞪着年轻的检察官。“你听好了，我们还在想别的办法，这事还没完，还会找到别的证物。我们必须起诉这家伙，不然他就跑了。从昨天夜里算起，我们有四十八个小时的时间提起诉讼。要是我们不马上起诉他，禁止保释，他就会找来律师，要求举行一场保释听证会。要是你们连一项指控都不提出，法官就不会批准无保释逮捕。现在就起诉他。所有相关的证物我们一定会拿到。”

纽厄尔点点头，好像想通了，但还是说：“问题是，我喜欢先拿到全套证物，找齐所有能找到的东西，然后再提起诉讼。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是达成辩诉交易[1]还是追究到底。”

博斯起身朝办公室敞开的大门走去。他走到大厅看了看门外的墙上贴的名牌，然后回到办公室里。

“博斯，你干什么？”

“真有趣。我以为你只是个负责起诉的检察官，没想到审判也归你管呢。”

纽厄尔把铅笔扔在拍纸簿上。他的脸涨得更红了，红到了脖子根。“没错，我只是个负责起诉的，但我有责任确保我们的案子从一开始就稳操胜算。不管什么案子，只要进了这道门，我都可以办。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有坚实可靠的证据，而且要有很多，惹火烧身的案子可不行。所以我才坚持，博斯，我——”

“你多大了？”

“什么？”

“多大岁数？”

“二十六，这有什么——”

“听我说，你个小屁孩，不准再直呼我的姓。你还没读法律书的那会儿，我就已经在办这种案子了，而且等你开着敞篷车把这自以为是的白痴秀搬到世纪城[2]以后，我还会继续办这种案子。你可以叫我警探或者博斯警探，甚至可以叫我哈里，但是不准再管我叫博斯，明白了吗？”

纽厄尔惊愕地张大了嘴。

“听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我们会拿到更多证物，而且会尽快拿到。至于你，你要以一级谋杀这项罪名起诉布雷默，不准保释。纽厄尔先生，因为我们要从一开始就确保那个人渣再也无法重见天日。然后，等我们拿到更多证物，如果这个案子还由你负责，你要再以多项罪名起诉他，把他和几起别的谋杀案联系起来。用不着你担心要交给公诉律师的所谓全套证物，公诉律师自有办法。因为你我都清楚，你只不过是个小文员而已，不管交给你什么案子，只管起诉就是了。要是你真有才学，够格出庭，哪怕就坐在公诉律师身旁一句话也不说，你也不会在这儿耗着。还有问题吗？”

“没。”纽厄尔连忙说。

“没什么？”

“没——没问题，博斯警探。”

博斯回到欧文的会议室，用上午剩余的时间申请了一张搜查令，用于采集布雷默的毛发、血液、唾液样本和牙模。在把搜查令送到法院之前，博斯和专案组成员开了一个短会，各自汇报了工作进展。

埃德加说他去了西比尔·布兰德中心，给关押在那儿的乔治娅·斯特恩一张布雷默的照片让她辨认，但她既不能确定布雷默就是袭击她的人，也无法将他完全排除在外。

希恩说他和奥佩尔特把布雷默的大头照拿给了宾氏台球厅和储藏室的管理员，那人说布雷默可能是两年前储藏室的租用者之一，但也无法百分百确定。他说时间太久了，不能凭不太准确的记忆就把一个人送进毒气室。“那家伙是个窝囊废。”希恩说，“我感觉他认出布雷默了，可他太软弱，不敢坚持到底。明天我们再去试试他。”

罗伦伯格用对讲机呼叫了总统二人组，他俩汇报了搜查布雷默住处的情况，目前还一无所获。没有磁带也没有尸体，什么都没找到。“我说我们不如弄一张搜查令，挖一下他家的后院，地基下面也许有东西。”尼克松说。

“没准儿真得这么干，”罗伦伯格通过对讲机回复，“继续搜。”

最后伊德在对讲机里说他和梅菲尔德刚被《时报》的律师拦了回来，未能接近布雷默在新闻编辑部的办公桌。

罗伦伯格说海克斯和雷克托正忙着深挖布雷默的背景。然后他说欧文安排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五点召开，向媒体披露本案的情况。在那之前如果有新发现，一定要向他汇报。“就这些。”罗伦伯格说。

博斯起身离开。

县拘留所医务室所在的大楼围在高压电网之中，这儿总让博斯联想到弗兰肯斯坦[3]的实验室。每张床上都有锁链，瓷砖墙上嵌着拴病人用的铁环；每张床上都垂着吊灯，灯罩是钢做的，以防止病人打碎灯泡当作武器。瓷砖本来是白的，年代久了，变成了一种压抑的黄色。

博斯和埃德加站在房间门口看着布雷默，房间里摆着六张床，布雷默躺在第六张上。为了让他更易于合作、更好控制，医生正在给他注射麻醉药。因为他抗拒法庭的命令，拒绝制作牙模、交出血液、唾液和毛发的样本。

药物开始生效后，医生掰开布雷默的嘴，放了两个夹子进去撑着，然后放入一小块方形黏土，取到上排前牙的咬痕，并用同样的方式印了下排。工作完成后他把夹子松开，这时布雷默好像已经睡着了。

“我们要是趁现在问他点什么，他肯定会说真话吧？”埃德加问，“给他注射的是‘吐真剂’，对吧？”

“应该是。”博斯说，“但要真这么干，案子也就别想上法庭了。”

医生把两块灰色的牙模放进塑料盒中，盖上盖子，递给埃德加，然后给布雷默抽了血，又用棉签蘸了他的唾液，从他的头上、胸口、阴部各剪取了一小撮毛发。他把毛发样本放入一个像快餐店装鸡块的那种小硬纸盒里。

博斯拿起纸盒离开了医务室，他要去验尸官办公室找分析师阿马多，埃德加则要去加州大学北岭分校，向那位曾帮他们修复过人脸模型的考古学家寻求帮助。

四点四十五分，除了埃德加之外，所有人都回到了会议室。大家聚在一起闲聊，等待欧文的新闻发布会。整个下午案件没有任何进展。“哈里，你觉得他把那些东西都藏哪儿了？”尼克松边倒咖啡边问。

“不知道。可能藏在某个储藏柜里。他要真拍了录像，我觉得他肯定舍不得销毁。一定藏在外面某个地方。我们一定能找到。”

“其他那些受害者呢？”

“她们就在城里的某些角落，埋在地下。能不能重见天日，全靠运气了。”

“也许布雷默会招供。”欧文走了进来。

屋里有种充满希望的氛围。尽管白天的工作进展缓慢，但每个人都坚信这次终于抓对了人，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充满信心，所以才能放松地喝喝咖啡，聊聊天。就连欧文也是如此。

四点五十五分，在面对媒体之前，欧文最后又过了一遍白天打印出来的报告。对讲机里传来埃德加的呼叫，罗伦伯格连忙拿起回应。“第五组，你有什么发现？”

“哈里在吗？”

“他在，第五组，第六组在。你发现了什么？”

“我有重大发现，嫌疑人的牙模和受害者身上的咬痕完全吻合。”

“收到了，第五组。”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欢呼，大家纷纷拍肩击掌相庆。

欧文拿起文稿，走向通往走廊的门。他要准时出席发布会。走到门口时，他从博斯身边经过。“我们很棒，博斯，多谢。”

博斯只是点了点头。

几小时后，博斯回到了县拘留所。此时已是限制活动时段，所以狱警不能带布雷默出来见博斯，只能让博斯走进高压电网之中的牢房，狱警通过远程摄像头监控着他。博斯走过一排牢房，找到编号为六三六的那一间。牢房的门是一整块钢板，上面开着一英尺见方的小窗，博斯透过封在窗上的铁丝网往里瞧。

布雷默现在处于单独关押的状态，牢房里只有他一个。他没发现博斯正在窥视。他躺在双层床的下铺，双手枕在脑后，睁着眼睛，直直地盯着上方。博斯认出了他那副恍惚的神情，昨夜有那么几个瞬间也曾见过，仿佛心在别处。

博斯把嘴凑近铁丝网，说：“布雷默，你玩桥牌吗？”

布雷默只动了动眼珠子，望向博斯。“什么？”

“我说你玩桥牌吗？就是纸牌游戏。”

“你他妈想干吗，博斯？”

“我顺道来告诉你，就在刚才，在今天早上的基础上，他们又为你增添了三项罪名——你犯下了连环杀人案。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和两个之前以为是人偶师杀的受害者，现在都归在你的名下。还有那名幸存者，是你谋杀未遂。”

“哦，好得很，有什么要紧？杀一个也好，杀所有人也罢，我只要推翻杀钱德勒的指控，其他指控都会迎刃而解。”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你的牙模，布雷默，和指纹一样清楚。我们还有别的证物。我刚从验尸官办公室回来，他们比对了你的体毛样本和在第七、十一名受害者身上找到的体毛，发现完全吻合，我们本以为她们属于人偶师模式。你该想想后路了，布雷默。说出其他尸体埋在哪儿，没准儿他们能饶你不死。所以我才问你会不会玩桥牌。”

“桥牌怎么了？”

“我听说圣昆廷的那些家伙桥牌玩得不错，他们一直想吸收点新鲜血液呢。也许你会喜欢上他们，你们太像了。”

“你能别烦我了吗，博斯？”

“能啊。你得知道，他们都是死刑犯。不过不用担心，等你到了那儿，有的是时间玩牌。交货期平均是多少年来着，八年还是十年？然后才进毒气室？还不赖嘛。当然，前提是你老实交代。”

“没什么可交代的，博斯，给我滚！”

“马上就走。相信我，能从这个地方活着走出去真是件乐事。那么再见了。哦，还有，八年或者十年后，我一定会到现场的，布雷默。当他们把你五花大绑、推进毒气室，我一定会隔着玻璃墙看着毒气冒上来，然后再出去告诉记者们你是怎么死的。我就说你死前哭天喊地，一点也不男人。”

“去死吧！博斯。”

“好好好，我去死。到时候见了，布雷默。”

[1]指在刑事案件中，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与被告之间达成协议，被告对某项指控认罪，或不认罪但放弃申辩，以换取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的让步。

[2]洛杉矶西部重要的商业中心和住宅区，很多电影、电视和音乐公司都在这里设有办事处。

[3]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的小说《科学怪人》（Frankenstein）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在自己另类的实验室中创造了一个怪诞又聪明的生物。

33

星期二早上提审过布雷默之后，博斯获准在这周剩下的几天休息，作为查案加班时间的调休。

这几天他待在家里，干点杂活儿，休息放松。他给后廊换上了新的橡木栏杆，在家得宝家居建材店买木头时，还为座椅和后廊的躺椅挑选了新坐垫。

他又读起了《时报》体育版，关注球队排名和球员表现的数据变化。

模仿犯杀人案现在已是举国皆知，博斯偶尔也从《时报》都市版的众多报道中挑一两篇看看，了解进展，但其实已不再真正关注。这个案子他已经了解得够多了。那些报道唯一让他感兴趣的是关于布雷默的细节。《时报》派了一名记者赶往得克萨斯州，来到布雷默出生和成长的奥斯汀近郊，从少年法庭的陈年档案和邻居的闲言碎语中鼓捣出了一篇报道。布雷默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由母亲带大，父亲是个流浪布鲁斯乐手，他一年到头只见得到一两回。据邻居描述，布雷默的母亲对儿子管教之严厉近乎恶毒。

记者挖到的最阴暗的情报，是布雷默十三岁时曾涉嫌纵火烧毁邻居的工具房。虽未被起诉，但邻居说布雷默的母亲认定他就是纵火犯，因而严厉惩罚了他，关他禁闭，不允许他离开那栋狭小的房子半步，直到夏天结束。邻居还说，差不多就在那段时间，他们的宠物接二连三地失踪，不过当时没人联系到布雷默身上。现在他们才恍然大悟，并且急忙把那些年困扰整条街的所有弊病都归罪于布雷默。纵火案发生一年以后，布雷默的母亲死于酒精中毒。后来他被州立少年农场收养。哪怕天气热到温度计都能爆炸，在农场受照顾的孩子们也要穿着白衬衣、蓝外套，系上蓝领带上课。报道还说，布雷默在农场的学生报社当过记者，由此走上了新闻记者之路，最终一路走到了洛杉矶。

他的故事在洛克那样的研究者看来很有价值，能用来推导幼年的布雷默是如何演变成了今天的布雷默，犯下重重罪恶。想到这儿，博斯不禁感到一阵心酸。他不自觉地一直注视着报纸，看着那张不知从何处翻出来的布雷默母亲的照片。照片中有一栋被烈日晒得褪色的农场小屋，她站在正门口，一只手搭在布雷默的肩头，她有着金色的头发、诱人的身材、丰满的胸脯。博斯盯着照片，心想，她的妆化得太浓了。

在星期四的都市版上，除了关于布雷默的报道，博斯读了又读的还有另一篇文章，写的是比阿特丽斯·方特诺特的葬礼。文章引用了西尔维娅的话，还说在追悼会上，几位格兰特高中的老师念了小姑娘的作业。有张追悼会的照片，西尔维娅没在里面，照的是比阿特丽斯的母亲那张坚忍的、挂着泪痕的脸。博斯把这张都市版留在躺椅旁的桌子上，后来每次坐到这儿，都要拿起来读一遍。

在屋里待腻了，博斯就开车出去，下山穿过山谷，漫无目的地闲荡。他可以开出去四十五分钟，只为去In-N-Out快餐店买个汉堡。在这座城市长大，他喜欢驾车出行，熟悉每条街、每个街角。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早上，他开车经过格兰特高中，透过那一排排教室的窗户，他没看见西尔维娅的身影。想起西尔维娅他就伤心，他明白开车从学校外面经过是离她最近的时候。现在主动权在西尔维娅手里，他能做的唯有等待。

星期五早上驾车兜风回来，博斯看见电话答录机的指示灯在闪烁，他感到喉咙一紧，心中充满期盼，以为也许是西尔维娅看见他的车了，知道他很伤心，所以打来电话。他连忙播放答录机的录音，结果却是埃德加的声音，叫他回电话。

过了一会儿，博斯才回电话。

“哈里，你错过好戏了。”

“是吗，怎么了？”

“昨天《人物》杂志社的来我们这儿了。”

“你这是要上封面啊。”

“开玩笑，其实是案情有重大进展。”

“是吗，什么进展？”

“宣传工作真是帮了大忙。卡尔弗城的一名女士认出了布雷默，打电话说他在她那儿租了一个储物柜，用的名字是伍德沃德。我们申请了搜查令，今天一早就给它撬开了。”

“然后呢？”

“洛克说对了，布雷默拍了录像。我们找到了录像带，他的战利品。”

“我的天。”

“是吧，要是以前还有疑点，现在全都坐实了，找到了七盘录像带和摄像机。前两回他肯定没录像，就是我们以为是人偶师干的那两起案子。我们找到了七盘其他受害者的录像，包括钱德勒和玛吉·库姆·劳德利。那王八蛋全录进去了，尽是些恐怖的东西。他们正在确认录像带里其他五名受害者的身份，像是莫拉列出的那几个人，加勒里和另外四个色情片小妞。”

“柜子里还有什么？”

“所有东西。我们找到了布雷默的全套杀人工具，包括手铐、皮包带、塞嘴布、一把刀和一把格洛克九毫米手枪。他肯定是用枪控制受害者，所以钱德勒身上没有反抗的痕迹。我们觉得他先用枪控制受害者，再给她们戴上手铐、塞住嘴。从录像带上看，似乎所有谋杀都发生在布雷默的家，在靠里的那间卧室。当然，钱德勒除外，她死在自己家里……哈里，这些录像我真看不下去。”

博斯可以理解，想到那幅画面，他感到一阵心悸，仿佛心脏挣脱了束缚，正猛烈撞击肋骨，犹如一只奋力挣脱牢笼的鸟儿。

“总之，检察官拿到了证物，重大进展是布雷默要坦白了。”

“是吗？”

“是的，他听说我们找到了录像带和所有东西。我猜是他跟律师说打算坦白，以换取宽大处理。他想争取无保释期的无期徒刑，作为交换，他将说出藏尸地点，并允许心理学家研究他的犯罪心理。要我说，就应该像拍苍蝇一样拍死他，也许他们是为了死者家属和科学研究着想吧。”

博斯没说话。布雷默不会死，起初他不知道该作何想，过了一会儿，他觉得可以接受这个交易。他最担心的是受害者的遗体可能永远找不到，所以起诉当天才会去拘留所找布雷默。不管受害者的家属是否在乎，他不想把她们留在未知的黑暗深渊。博斯觉得这个交易并不坏。布雷默虽然死不了，但也称不上活着，境遇或许还不如进毒气室。这就是正义吧，博斯心想。

“总之，”埃德加说，“我觉得你肯定想知道。”

“是啊。”

“真他妈是件怪事，对吧？竟然是布雷默。他是凶手比莫拉是凶手更诡异。一个记者！而且，我也认识那家伙。”

“是啊，唉，很多警察都认识他。我想这就叫没有人能认识他人吧。”

“是啊，我挂了，哈里。”

下午晚些时候，博斯靠在后廊新换的橡木栏杆上俯视山道。他思考着黑暗的心，那强烈的心跳能为整座城市定下节拍。他知道节拍不会停息，并将伴随他的一生。如今布雷默遭到了放逐，永远与世隔离，但还会有新的杀人凶手接连出现。黑暗的心从不独自跳动。

他点燃一根烟，想起了霍尼·钱德勒，努力回想对她的最后印象，是她拿着文件夹站在法庭上的画面。在博斯心里，钱德勒永远属于法庭。她的怒火是那么纯粹、那么炽烈——宛若火柴燃尽前的那层幽蓝火焰。哪怕怒火烧向了博斯，他也觉得可敬。

他的思绪飞向了法院门前的那尊雕像，他还是记不得她的名字。钱德勒管她叫混凝土浇筑的傻妞。博斯想，在钱德勒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她是否相信正义？他知道没有希望也就无所谓正义，那么钱德勒咽气之前心里还有希望吗？博斯相信她仍旧抱有希望，就如同渐渐熄灭的幽蓝火苗，余温尚存，仍旧炽热，也正是那一线希望让她打败了布雷默。

直到西尔维娅走进后廊，博斯才听见声音。他抬起头看见了她，很想马上迎上去，可还是迟疑了。西尔维娅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深蓝色牛仔衬衣，那件衬衣是博斯送她的生日礼物。博斯心想，这应该是个好兆头。她可能刚从学校出来，周五放学比平时早一个小时。

“我给你办公室打了电话，他们说你休假了。我想过来看看你怎么样，最近我看了案件的各种报道。”

“我很好，西尔维娅，你怎么样？”

“也很好。”

“咱俩怎么样？”

西尔维娅笑了。“说得就像保险杠上贴的那种贴纸，写着‘我的车技怎样’……哈里，我也不知道咱俩怎样，我想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西尔维娅环顾后廊，又往山下的山道望去。沉默的两人心情都有些忐忑。博斯掐灭烟头，扔进门旁的一个旧咖啡杯里。

“嘿，坐垫是新的。”

“没错。”

“哈里，你得理解我的苦衷，我需要时间，这是——”

“我理解。”

“听我说完。这些话我想了很久了，希望有机会亲口说给你听。我只想说，要是我们继续下去，对我、对我们来说都会很不容易。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秘密，更别说你的工作、你带回家的事情……都令人难以面对。”

博斯在等她接着说，他知道还没说完。

“我想你也知道，我曾爱过另一个男人，和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我眼睁睁地看着那段感情出现问题——最后结果怎样你也知道。我和他当时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所以你得理解我，我需要后退一步，好好考虑，考虑我们俩。”

博斯点点头。西尔维娅没有看博斯，而是望向一边，这个举动比她的话更让博斯揪心。然而他也没想到该说些什么，他不知道怎么说。

“哈里，你的人生，你当警察的人生就是一场艰苦的斗争。虽然你背着重重的包袱，但我知道你身上有非常高贵的东西。”西尔维娅转了过来，看着博斯，“我真的很爱你，哈里。我希望这份爱永远存在，因为这是我一生中极为宝贵的东西。我知道很不容易，但也许困难使其愈发珍贵。谁知道呢？”

博斯起身朝她走去。“谁知道呢？”他说。

两人拥抱了很久，脸贴着脸。博斯嗅着西尔维娅的头发和肌肤的香味，小心翼翼地搂着她的脖子，仿佛那是一件易碎的瓷瓶。

过了一会儿，两人坐到躺椅上，都没有说话，只是长久地依偎着彼此，直到天色渐暗，圣加布里埃尔山的上空被晚霞染成一片紫红。博斯明白，他心底的那些秘密还在，但他们暂时都不会去提。他想继续逃离孤独的黑暗领域，哪怕就多这么一会儿。

“周末还想出去玩吗？”博斯问，“远离城市。我们终于可以去趟隆派恩了，明天晚上就住小木屋。”

“太棒了！我可以——我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过了几分钟，西尔维娅又说，“哈里，我们可能订不上小木屋了，数量很少，周五晚上一般都会订满。”

“我早就订好了。”

西尔维娅转过脸，笑道：“噢，看来你早就猜到我要来。你就这么一直悠闲地等我回来？没有什么不眠之夜，也不觉得惊喜。”

博斯没有笑。他摇摇头，眺望渐逝的余晖映在圣加布里埃尔山的西侧。

“我没猜到，西尔维娅。”他说，“我只是盼着。”

版权信息

书名：冷血

作者：【美】杜鲁门·卡波特

译者：夏杪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10-01

ISBN：978754426434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致谢

第一章 死神来临前夕

第二章 不明人士

第三章 水落石出

第四章 角落

献给杰克·邓菲和哈珀·李
并致上我的爱意和谢意

继往开来的兄弟们，
请别对我们太残忍；
因为
如果你们怜悯我们，
上帝也将赐予你们更多的怜悯。

——弗朗索瓦·维庸《绞刑犯之歌》

致谢

本书所有资料，除去我的观察所得，均是来自官方记录，以及本人对与案件直接相关人士的访谈结果。这些为数众多的采访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完成的。由于这些与我“合作”的人在本书中均可以明确认出，在此一一致谢似乎多余；然而，我还是想借此郑重呈上我的谢意，如果没有他们耐心的配合，本书根本不可能完成。同样，我也不准备将所有芬尼县居民列名于此，尽管本书中并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给予的热情与友谊，我将感恩在心，无以回报。

虽然如此，我仍要向对完成本书有特殊贡献的几位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堪萨斯州立大学校长詹姆斯·麦凯恩博士；堪萨斯州调查局的洛根·桑福德先生，以及该局同仁；堪萨斯刑事研究所的查尔斯·麦卡蒂先生；小克利福德·霍普先生在法律问题方面给予我的帮助功不可没；最后，我应当提出特别致谢的是《纽约客》的威廉·肖恩先生，他对写作本书的鼓励、指导与始终不渝的支持，是本人由衷难忘的。

第一章 死神来临前夕

霍尔科姆村坐落于堪萨斯州西部高耸的麦田高地上，是一个偏僻的地方，被其他堪萨斯人称为“那边”。这里距科罗拉多州东部边界约七十英里，天空湛蓝，空气清澈而干燥，具有比美国其他中西部地区更加鲜明的西部氛围。当地人操着北美大草原的土语，带有牧场牛仔特有的浓重鼻音；男人大都穿紧腿牛仔裤，戴斯泰森牛仔帽，穿尖头长筒牛仔靴。这里土地非常平坦，视野极其开阔；旅行者远远地就可以看见马匹、牛群以及像希腊神庙一样优雅耸立着的白色谷仓。

霍尔科姆村也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望见。不过这里没有什么景致，只是一堆参差不齐的建筑。圣达菲铁路的主干线从中间经过，将小村一分为二。这个毫无规划的小村庄，南部流淌着黄浊的阿肯色河，北面是第五十号公路，东西两侧是牧场和麦田。这里的街道没有名字、没有遮拦，也没有铺柏油，因而每当雨雪消融，厚厚的尘土就会变成恼人的泥泞。村的一头有一座荒凉陈旧的水泥建筑，屋顶上立着一块霓虹招牌，上面写着“舞厅”二字，但是舞会早已停办，霓虹灯也有好几年没亮过了。附近还有一幢建筑，也有一块失去意义的招牌，安在一块脏兮兮的玻璃窗上，写着“霍尔科姆银行”几个大字，上面的金粉已经剥落。早在一九三三年，霍尔科姆银行就已倒闭，以前的账房改成了公寓。这里是村里仅有的两座“公寓”之一，另一处房子也是摇摇欲坠，因为当地学校很多教师住在那里，所以被称为“教师公寓”。此外，霍尔科姆大部分住宅都是前门带有门廊的木质平房。

靠近火车站的南边，有一所破败不堪的邮局。女邮政局长面庞瘦削，穿着牛皮夹克、牛仔裤，脚踏一双牛仔皮靴，掌管着这里冷清的业务。车站本身也显得有些寒碜，黄绿色油漆正在剥落。“酋长号”、“大酋长号”、“卡皮坦巨岩号”等著名快车天天从这里经过，但从不停留。事实上，除了偶尔有一辆货车停靠外，所有客车都不会停。公路上有两处加油站，其中一处兼做食品杂货店，但货源奇缺，另一处附设咖啡馆——哈特曼咖啡馆，老板娘哈特曼太太卖三明治、咖啡、冷饮以及三点二度的啤酒。像堪萨斯州其他地方一样，霍尔科姆也是“禁酒”的。

除非你把霍尔科姆学校包括进去，否则这些实际就是霍尔科姆村的全部了。这所十分漂亮的学校揭示了小村破败表象下真实的经济状况：总的来说，家长们还是富裕的。他们把子女送进这所现代化、师资力量雄厚、学制也相当完备的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学生通常约有三百六十名——他们开着一辆辆的汽车，把子女从附近各地送来上学，有的甚至远在十六英里外。农场和牧场上的人家大部分都在室外劳作，他们早先是来自各国的移民，有德国人、爱尔兰人、挪威人、墨西哥人和日本人。他们饲养牛羊，种植小麦、高粱、草籽和甜菜。农民总要靠天吃饭，但是在西堪萨斯地区，农民们却认为自己是“天生的赌徒”，因为他们必须和极少的降雨量（年均降雨量为十八英寸）以及令人苦恼的灌溉问题作斗争。不过，过去的七年，老天很仁慈，一直风调雨顺。芬尼县霍尔科姆村的农家日子过得很不错。他们不单靠农业挣钱，也靠开采当地丰富的天然气捞点外快。崭新的学校，农舍里舒适的布置，以及高高鼓鼓的谷仓，无一不是证明。

直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很少有美国人——实际上，就连堪萨斯人在内——听说过霍尔科姆这个地方。就像河里的水、公路上的摩托车、圣达菲铁路上疾驰而过的黄色列车毫不在意这块地方一样，此处从未发生过任何戏剧性事件。二百七十名村民满足现状，安于平静的生活：工作、打猎、看电视、参加学校的社交活动、在教堂里练习唱诗、出席4-H[1]俱乐部的会议。但到了十一月那个星期天的凌晨，几声外来的异响，扰乱了霍尔科姆原有的声息——野狼歇斯底里的嚎叫，风吹枯草刮过大地的干裂声，以及火车头渐去渐远的汽笛鸣响。当时，霍尔科姆正沉浸在睡乡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见。四声枪响，共夺去了六条人命。打这以后，向来不加防范、夜不闭户的村民们发现：疑神疑鬼的念头改变了他们，那阴森的枪声在多年老邻居之间点燃了猜忌的火花，他们像陌生人一样怪异地互相打量。

四十八岁的河谷农场主赫伯特·威廉·克拉特，最近因为要买人寿保险的缘故，刚刚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得知自己的健康正处于最佳状态。他戴着无框眼镜，不到五英尺十英寸的中等身材，但却很有男人气概。宽阔的肩膀，乌黑的头发，下巴方方正正的，一张自信的面孔充满了健康的朝气。他的牙齿完好无缺，结实得可以咬碎核桃；体重和当年从堪萨斯州大学农学专业毕业时一样，还是一百五十四磅。与住在附近的泰勒·琼斯先生相比，克拉特先生不算是霍尔科姆最富有的人。但是，他的名气却是最大的，在附近的加登城也同样受人爱戴。他是县筹建委员会的负责人，最近主持修建了第一卫理公会教堂，那是一所耗资八十万元的大手笔。他最近还当上了堪萨斯州农业组织联合会的主席。此外，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他一直是联邦农村信用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所以在美国中西部的农家中，他也是有口皆碑的人物。

克拉特先生确信，他的人生希望至今多半如愿以偿。他左手曾被农业机械弄伤过，残存的那只手指上戴着一枚普通的金戒指，那是他婚姻美满的象征：二十五年前，他与自己心爱之人缔结良缘。她是他一位大学同窗的妹妹，羞涩、虔诚、优雅，名叫邦妮·福克斯，比他小三岁。邦妮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大女儿伊芙安娜已经出嫁，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有十个月大了。她住在伊利诺伊州北部，但是经常会回霍尔科姆的娘家。实际上，两个星期之后她和家人就要回来，参加家中举办的克拉特家族感恩节大聚会。（克拉特家族起源于德国，那时名字或许拼作克洛特，首批克拉特家的移民于一八八〇年抵达这里。）他们邀请了五十多个亲属，甚至远在佛罗里达州帕拉塔卡的几位也要赶来。二女儿贝弗里现在不住在河谷农场，她已去堪萨斯城学习护士专业，和一位学生物的年轻人订了婚。克拉特先生很欣赏这个小伙子，婚礼定于圣诞节时举办，请柬都已经印好了。家中留下的是十五岁的儿子凯尼恩——他现在长得比父亲还高，以及比凯尼恩大一岁的三女儿南希，她可是全镇人的宠儿。

说到克拉特先生的家庭，有件事令他很不安，那就是妻子的健康。她有点儿“紧张”、“容易眩晕”，这是和她亲近的人委婉的说法。“可怜的邦妮正在受折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人们都知道近五六年她经常去看精神科大夫。然而，阳光最近也照在了这个阴暗之处，邦妮的病有了治愈的希望。上个星期三，她从威奇塔城的韦斯利医疗中心疗养两周回来，给家人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她高兴地告诉克拉特，医生最终确诊了，她的病根不在脑子里，而在脊柱上——她的病是生理上的，是一块脊椎骨错位造成的。当然，她必须动一次手术，术后她就会再次成为以前的自己。难道长久以来的紧张、离群索居、锁上门躲在枕头里哭泣，这一切都是一块脊椎骨引起的？果真如此，那么克拉特先生在感恩节餐桌上致辞时，真的应该作一番祷告了。

通常，克拉特先生早晨六点半就起床了，牛奶桶的咣当声和男孩们的窃窃私语总在这时把他吵醒。两个男孩是雇工维克·伊尔斯克的儿子，每天牛奶都是由他们俩送来。但是，今天克拉特先生却一直躺在床上，任凭伊尔斯克的儿子来来去去。这是因为昨天晚上，也就是十三号星期五，他太累了，虽然部分原因是兴奋所致。昔日的邦妮复活了，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仿佛为了预告她即将恢复常态、重获活力，她涂上了口红，不怕麻烦地做了头发，还换上一身新衣服，陪他去了霍尔科姆学校。学生们正在演《汤姆·索亚历险记》，南希在剧中扮演贝基·撒切尔。观众对演出报以掌声。看到邦妮出现在公众场合，略带紧张地微笑着与人交谈，克拉特先生非常高兴。他们夫妻俩也都为南希感到骄傲。她演得太好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正如他在后台向她表示祝贺时说的那样，南希看起来“美极了”，“宝贝，你是一个真正的南方闺秀”。南希的举止的确端庄，她穿着带花边的裙子，一边向父亲表示感谢，一边问他可不可以开车去加登城，那里的剧院当晚十一点半的特别场要放一场“恐怖电影”，她所有的朋友都去。要是在别的情况下，克拉特先生早就拒绝了。他定的家规是一定要遵行的，其中一条是：南希，包括凯尼恩，必须在晚上十点之前回家，周六可以延长到十二点。但是受那天晚上亲切氛围的影响，他同意了南希的请求。当夜，南希将近凌晨两点才回到家。他听见南希进来便把她叫了过去，他并不是那种轻易动气的人，只不过确实有些事必须跟南希说说。回家晚点儿倒没什么，要紧的是那位开车送她回来的年轻人，博比·鲁普，学校篮球健将。

克拉特先生是喜欢博比的。博比虽然只有十七岁，倒却相当可靠且彬彬有礼。只是三年来，尽管南希获准可以“约会”，但像她这样一个俊俏而惹人喜爱的姑娘竟从未和别人出去过。克拉特先生明白，对现在的少男少女，“山盟海誓”甚至“互换订婚戒指”，已是潮流风尚；但不久前有一次偶然撞见女儿正在和博比接吻，他很不赞成他们小小年纪就这么难分难舍。打那以后他就暗示南希，“别和博比见面太频繁了”，劝告她从现在开始就慢慢冷下来，总比日后突然分手要少伤点儿感情。他提醒南希，分手是必然的。鲁普家信奉的是天主教，而克拉特一家人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这个现实本身就足以使她和这个男孩有朝一日成婚的梦想化为泡影。南希是理智的，不管怎么说，她从不争辩。此刻，在道晚安前，她向克拉特先生保证会逐渐和博比脱离关系。

这件事打破了克拉特先生通常在十一点休息的习惯。结果，到了第二天，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当他醒过来时已是七点多了。他的妻子一般睡到很晚。克拉特先生刮了胡子，洗漱完毕，穿上裤子、牛仔皮夹克以及柔软的马靴，他做这些时并不担心会吵醒妻子——他们不在一个卧室睡觉。这是一幢十四个房间的砖木双层住宅，几年来他一直单独睡在一楼的主卧。克拉特太太的衣柜还在这里，为数不多的化妆品和一大堆内服药也放在隔壁用蓝色瓷砖和玻璃砌成的浴室，但她却住在伊芙安娜以前的卧室，和南希与凯尼恩的一样，都在二楼。

这幢住宅建成于一九四八年，当时花了四万美元，很大程度上都是克拉特先生自己一手设计的。即使装饰方面并不是那么讲究，却也显示出设计者是个沉着而有眼光的建筑师，现在这幢房子可以值六万美元。成排的中国榆树掩映着一条长巷似的甬道，这座漂亮的白色住宅就位于甬道的尽头，坐落在一片开阔整齐的百慕达草坪上。这是一处霍尔科姆居民艳羡的名宅。室内地板上铺着一方红褐色地毯，松软而富有弹性，减弱了地板的反光，还可以消除地板的噪音；起居室内，设有一张特大的新式长沙发，罩着缀有银色碎点的椅套；客厅一角为早餐区，摆着一张蓝白相间的塑胶制可转动餐桌。这种家具风格正是克拉特夫妇喜爱的，他们认识的绝大部分熟人也都喜欢，那些人家里的布置大体与之类似。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一名女管家来帮忙做家务外，克拉特夫妇没有请别的帮手。因此，自从妻子生病、大女儿出嫁后，克拉特先生不得不自己学会做饭；他或者南希——主要是南希——要做全家的饭菜。克拉特先生愿意做家务，而且擅长此道，在堪萨斯州没有哪个女人烤的咸面包能比他的好，他做的椰蓉点心在慈善糕点的义卖中也是最畅销的。不过，他自己的胃口倒不大。他和其他庄稼人不同，颇喜欢简单的早餐。每天早晨，一个苹果、一杯牛奶对他而言已足够了。他既不喝咖啡，也不饮茶，总是习惯于半空着肚子开始一天的工作。实际上，他不碰任何刺激性的东西，哪怕温和些的也不行。他不吸烟，当然也不喝酒。事实上，他从没尝过烈酒，还有意地回避那些嗜酒的人。但这并未缩小他的社交圈子，因为他交往的核心人物都是加登城第一卫理公会的成员，这是一个人数达一千七百多人的组织，其中大部分人都像克拉特先生一样饮食有度。而且，克拉特先生待人谨慎，他很小心避免自己的观点让别人难堪，在他的圈子之外，他从不对别人品头论足；但是在家庭内部和河谷农场的雇员中，他却坚守自己的看法。“你喝酒吗？”这是他对来此谋生计的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使申请者说自己不喝酒，他还是会拿出一份合同，声明一旦发现雇员“暗中藏酒”，整个合同就立刻作废。一位经营牧场的朋友林恩·拉塞尔，有一次对他说：“你毫无怜悯之心。赫伯，我敢发誓，要是你发现了某个雇员在饮酒，他肯定会滚蛋。哪怕他一家老小正在挨饿！”这可能是克拉特先生作为雇主受到的唯一批评。除此之外，他以公正和宽厚闻名。实际上，他给雇员的薪水十分优厚，而且还经常发奖金。为他工作的人，有时多达十八个，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克拉特先生喝罢牛奶，戴上一顶羊毛衬里的帽子，拿了一个苹果便出门去查看早上的活计了。这是一个吃苹果的好天气。强烈的阳光白晃晃地从一碧如洗的天空倾泻而下，东风吹拂着中国榆树的残叶，发出沙沙的声音。秋天弥补了其他季节给堪萨斯州带来的苦头：冬天，从科罗拉多刮来的寒风肆意暴虐，及腰的大雪冻死了大批羊群；春天，满地泥浆，怪雾弥漫；夏天，乌鸦都找不到很小的一块阴凉，成片的褐色麦秆直直挺立着，像着火了一样。过了九月，这种天气就到来了，深秋初冬季节，风和日丽的宜人气候有时会持续到圣诞节。克拉特先生一边盘算着该如何利用现在这个好时节，一边信步往粮仓旁的畜栏踱了过去。他的混种牧羊犬就跟在身后。

他的农场共有三个谷仓，其中一个庞大的活动棚屋内，堆满了快要溢出来的西部地区出产的高粱；另一间谷仓则堆着小山似的黑色耐旱高粱，价值十万美元，这可是一笔巨款。单单这个数字，就几乎相当于克拉特先生一九三四年全部收入的四十倍，甚至还要多一些。那一年，他和邦妮·福克斯结婚，夫妻俩从故乡堪萨斯州的罗泽尔搬到了加登城。在那里，他当上了芬尼县农业社的一名助手。仅仅过了七个月，他就获得了提升，成了该机构的头头。

他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任职期间，是该地区自从白人定居以来条件最艰苦、最穷困潦倒的岁月。年轻的赫伯·克拉特富有头脑，拥有现代化、高效率的耕种技术，他正是政府与当地农民之间最适当的联系人选，这些前途茫茫的农民正需要这么一个乐观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来指导。他看起来精明能干。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他从一开始就想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抱着这个想法，四年后他辞掉了农业社的工作，用借来的钱，租了一块土地，建立了河谷农场。

芬尼县的几个保守主义者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仔细观望，这些守旧的老家伙喜欢以这个年轻的县农业社员在大学里的那套观点来奚落他。“赫伯，很不错呀。你总是知道在别人的土地上种什么是最好的。你告诉别人，在这块地上种这个，在那块地上修那个。但是，如果那块地是你自己的，你说的恐怕就不大一样了吧。”他们错了。这个“自命不凡者”的试验成功了！主要原因是，开始的几年里，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当然也有过一些挫折：小麦歉收了两次；一个冬天的一场暴风雪，损失了好几百只羊。但十年之后，完全属于克拉特先生的土地已经超过了八百英亩，还有三千多英亩的土地是租来的，他的那些庄稼朋友们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片相当肥沃的土地”。小麦、高粱和合格的牧草种子，这些都是农场繁荣的基础。牲畜——羊，特别是牛——也同样重要。虽然畜栏简陋，但是人们不会因此怀疑河谷农场的实力，因为仅赫里福种牛，克拉特先生就有几百头。畜栏有专门的用途，用来饲养病牛、奶牛、南希的猫，以及一匹被全家人视为最爱的马。这匹又老又肥的马名叫“宝贝”，它性情温和，宽阔的后背常常能驮三四个小孩子。

此时，克拉特先生正在用苹果核喂“宝贝”，向在畜栏内耙碎草的男人道了声早安，他名叫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是唯一住在河谷农场内的雇员。斯托克莱因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离主屋不到一百码的一处房子内；除了他们，克拉特一家在方圆半英里就没有别的邻居了。斯托克莱因长着一张长脸，满口黄牙，他问克拉特先生：“今天您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吗？我女儿病了，我老婆和我昨晚忙了大半夜。我想带她去看医生。”克拉特先生关切地询问了孩子的病情，嘱咐他早上的活就不用干了，如果需要他或太太帮忙，尽管告诉他们。之后，狗跑到克拉特先生前面，他紧随其后，向南边那片麦田走去。收割后的麦茬呈现出闪闪发光的金黄色。

河流在他前进的方向延伸，河岸附近是一片果树林，种着桃子、梨、樱桃和苹果。在当地人的记忆里，放在五十年前，一个伐木工人不到十分钟就能把堪萨斯州西部的树砍个精光。即使在今天，也只有像仙人掌一样耐旱的棉白杨和中国榆树能在这里种植。然而，正如克拉特先生经常说的那样：“只要多下一些雨，这片土地就能变成天堂，变成人间的伊甸园。”沿河种上一小片能结果实的树是他奋斗的目标，不管下不下雨，一定要使这里成为一小片乐土，一座绿色的、飘着苹果香味的伊甸园。他幻想着出现这样的美景。他妻子曾说：“我丈夫对那些树比对孩子还关心。”在霍尔科姆，每个人都记得一架失事的小飞机在果园中坠毁的事。“赫伯十分恼火！天呀，飞机的螺旋桨还没停止旋转，他就把飞行员告上了法庭。”

克拉特先生穿过果园，沿河继续向前行走，河流在这里变窄了，点缀着片片汀洲。在河流中间有一片柔软的沙地，以往的那些星期天或炎炎夏日，邦妮“身体还吃得消”的时候，就用车把野餐篮子运到这儿来，一家人在此垂钓，消磨一个下午。克拉特先生很少碰见有人擅闯他的领地；这里离公路有一英里半，只有几条偏僻的小路与之相连，因而不是陌生人偶然出现的地方。但此时，却有一群人迎面而来。特迪（他的狗）狂叫着向前冲过去，向这伙人发出挑战。但特迪的表现真是奇怪。虽然它是一个出色的岗哨，警惕性高，随时准备着扑上前去，但它的英勇却有一个缺陷：只要一看到枪——就像现在一样，这群入侵者手里拿着枪——它的脑袋就立刻耷拉下来，尾巴也夹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人了解它的过去，只知道它是凯尼恩几年前收养的一条流浪狗。

拜访者原来是五个从俄克拉荷马州来打野鸡的猎人。捕猎野鸡是堪萨斯州十一月里的大事，吸引了邻近几个州的大群猎户。上个星期，这些头戴花格呢帽子的人就成群结队地向这秋季的旷野涌来。那些饱餐了麦壳的野禽，在鸟枪的枪林弹雨中，有的被惊飞，有的饮弹而亡。按规矩，猎人们如果不是应邀而来，应该向土地的主人交一笔费用，以获许在人家的土地上追逐猎物。但是当这几个俄克拉荷马州的猎人主动提出这一点时，克拉特先生乐了。他说：“我还没穷到那个地步。去吧，不管打多少都带走吧。”然后，他碰了碰自己的帽檐，向家中走去，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并不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天了。

这个年轻人正在“小宝石”咖啡馆吃早餐。他和克拉特先生一样，也从不喝咖啡。他宁愿喝沙士[2]。三片阿司匹林、冰沙士、几根摩尔香烟，这就是他的早餐。他一边喝着饮料、吸着烟，一边研究摊在他面前柜台上的一张从菲利浦六六加油站拿的墨西哥地图。因为正在等一个朋友，他很难集中注意力，那朋友偏偏又迟到了。他向窗外看去，小镇街道寂静无声，昨天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仍旧没有迪克的影子，不过他肯定会来的。毕竟，会面是迪克的主意，是他制订的计划。完事后，下一站是墨西哥。

地图因为翻动太多，已被揉得破破烂烂，软得像一张羚羊皮。在他暂住的旅馆房间角落里，像这样的地图还有几百张：美国各州、加拿大各省以及南美洲各国。这个年轻人经常幻想旅行。不过，他实际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阿拉斯加、夏威夷、日本和香港等地。现在，由于收到一封信，一个请他去实现一项计划的邀请，他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来到了这里。一只硬纸板做成的手提箱，一把吉他，两只重得要命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书、地图、歌词本、诗集和旧信。第一次看到这些箱子时，迪克的脸色都变了。“上帝啊，佩里，你带着这些破烂儿到处走？”佩里说道：“破烂儿？其中有本书还花了我三十块钱呢。”

此时，他正在堪萨斯州的小奥莱西镇上暗自想着。有件事，实在很可笑：仅仅四个月前他获得假释出狱时，还对州假释委员会和自己发誓说，有生之年绝不再踏进堪萨斯州半步！没想到如今又回来了。不错，没隔多久。

地图上布满了用墨水圈起来的名称。科苏美尔是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海岸线以外的一座岛屿，他曾在一本男性杂志上读到过，在那座岛上，你可以“脱掉衣服，轻松自在地过着像王侯一样的生活，每个月只花五十美元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女人！”他还在同一篇文章里读到了另外一些令人想入非非的句子，“科苏美尔是一个没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的世外桃源，政府在岛上没有一兵一卒”，而且“每年都有成群的鹦鹉从大陆飞过来在岛上产卵”。阿卡普尔科的深海捕鱼，肆意的赌博以及饥渴的阔女人。妈妈山[3]有挖不尽的金矿，《浴血金沙》这部电影他看过八遍。这是亨弗莱·鲍嘉主演的最好的电影，这个老家伙扮演的那个淘金者令佩里想起了他的父亲，两个人都一样了不起。没错，他告诉迪克的话都是真的：他的确知道淘金的内幕，是父亲一手传授的——他是个职业的淘金者。那为什么他们俩不买两匹驮马，到妈妈山去碰碰运气呢？但是，迪克，他太现实，他说：“还是算了吧，亲爱的。我看过那部电影。到最后，个个都玩儿完了，又是疟疾，又是吸血虫，人人染上一身瘴气。还记得吗，最后一阵大风吹过来，人和金子全刮跑了？”

佩里合上了地图。他付过饮料钱后，站了起来。坐着时，他看起来好像比常人魁梧，强壮有力的肩膀、手臂，就像一个正蹲着运气的举重大力士。（事实上，举重正是他的业余爱好。）但是他身上的某些部位和其他部分并不协调。那双包裹在带钢扣的黑色短筒靴里的小脚，如果穿上女士们精致的跳舞鞋可能更合适些；站起来的时候，他不会比一个十二岁大的孩子高多少，两条摇摇晃晃的短腿似乎不足以支撑成年人的身躯，看上去奇形怪状的，不像一个身材出众的卡车司机，倒像个退休的赛马骑师——已过盛年，肌肉松弛。

佩里站在杂货店的外面，全身笼罩在阳光中。还有一刻钟就到九点了，迪克晚了半个小时。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反复强调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佩里是不会注意到时间的。对他而言，时间几乎无足轻重，他有许多打发时间的法子，照镜子就是其中之一。迪克曾说：“每次你一看镜子就仿佛丢了魂一样，好像看见了什么天仙般的小骚妇。天啊，你就不觉得腻吗？”佩里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被自己的脸深深地迷住了。每一个角度都会产生不同的印象。这是一张变化莫测的脸，照镜子的实验已经教会他唤起各种变化，怎样一会儿看起来凶神恶煞，一会儿看起来天真顽皮、充满热情；头这么一歪，嘴唇这么一抿，一个堕落的流浪汉就变得温文尔雅、风流倜傥。他的母亲是纯种的切诺基[4]人，他的外貌完全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碘酒般的肤色、黑而湿润的眼睛，黑色的头发保养得油光锃亮，浓密得好像和连鬓胡子连成一片，额前还留了一绺滑溜溜的刘海儿。而他父亲，一个长着雀斑的红头发爱尔兰人，留给他的就没那么多了，仿佛印第安人的血统已经完全掩盖了凯尔特人的特征。只有粉红色的嘴唇和看起来得意扬扬的鼻子证实着它的存在。而在他弹起吉他、唱起歌来的时候，他的活泼淘气以及爱尔兰人盛气凌人的自我吹嘘个性，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唱歌，尤其是幻想当众表演，是他另外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他总是在脑子里设想同样一个场景：一间拉斯维加斯的夜总会——巧的是拉斯维加斯正是他的家乡——优雅的房间里挤满了来捧场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位轰动一时的新星身上，听他演唱《后会有期》。最后，再献上一首最近自己创作的歌曲：

每年四月，鹦鹉一群又一群，
红色的、绿色的，
还有橘红色的，
飞呀飞，飞过头顶，
我看见它们飞呀飞，我听见它们高高在天上歌唱，
唱着歌儿唤来四月的春光……

（迪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说：“鹦鹉不唱歌。它们说话，也许还大声嚷嚷。但是鹦鹉绝对不唱歌。”迪克太现实了，他不懂音乐和诗歌。你认真思考这一点就不难发现，迪克的讲求实际，他对每个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正是吸引佩里的主要原因，这使得迪克看起来如此坚强，如此不可战胜，有“地地道道的男子汉气概”。）

对拉斯维加斯的幻想尽管令人陶醉，然而和他想象中另外一个场面比起来，还是逊色很多。自童年开始，三十一年来他有一半时间是在订购各种印刷品（“潜水发财好机会！业余时间在家中训练。潜水快速赚大钱。免费小册子！”）和回复广告（“沉没的财宝！五十张正版地图！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些东西唤起了他对冒险的渴望，使他的想象活跃起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梦想穿过那陌生的海域，潜入那绿色幽暗的海洋，从眼露凶光的守护鱼群旁边游过去，奔向前方隐约显现的庞然大物——一条西班牙大帆船！船上装满了钻石、珍珠和一箱箱的黄金。

汽车的喇叭响了。迪克终于出现了。

像往常一样，总是凯尼恩在大喊大叫。他的叫声不断地传到楼上：“南希，下来接电话！”

“哎呀，凯尼恩！我听见了。”南希穿着睡衣，光着脚就跑下了楼梯。家里有两部电话，一部在她父亲的办公室里，另外一部在厨房。她拿起了厨房的分机，“喂？哦，是的，早上好，卡茨太太。”

克拉伦斯·卡茨太太是一位农场主的妻子，住在公路附近，她说：“我跟你爸爸说过不要吵醒你。我说，南希昨晚演得太精彩了，肯定累坏了。你真可爱，亲爱的。你头发上扎的白色发带太美了！演到人们以为汤姆·索亚死了的那段，你眼里真的饱含热泪呢，比电视上演得还好。不过，你爸说你一般这个时候起床。噢，快九点了。亲爱的，我想说的是，我的小女儿，小乔利妮，想做樱桃馅饼都想疯了，她知道你是这方面的能手，总得奖，我今天上午能带她去你家，你来教她吗？”

要是在往常，南希甚至会心甘情愿地教乔利妮做整套火鸡大餐，在小姑娘们向她请教烹饪、缝纫、音乐，或者向她倾吐衷肠（这是经常的事）的时候，她都义不容辞，那是她的责任。只要有空，她仍然设法“操持一大堆家务”，她是一名全优学生，同时还是班长、4-H俱乐部和卫理公会青年团的领导者、熟练的骑手、优秀的音乐家、县里每年义卖大会的获胜者（酥皮糕点、蜜饯、刺绣和插花），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孩怎么做到这一切的？而且她毫不炫耀，仅仅是露出一副灿烂的微笑，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令社区所有人都沉思的一个谜。能解释的只有一句话：“她有一种品格。一种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品格。”毫无疑问，她最鲜明的特征——优秀的组织能力——是从她父亲那儿得来的，这个特征是其他一切品质的基础。每个时间段她都会作出安排；在任何时候，她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会需要多久。今天碰到的麻烦是她的时间早已预约好了。她答应帮助邻居家一个叫洛克希·李·史密斯的小男孩练习小号独奏，洛克希准备在学校音乐会上演奏；她还答应替妈妈做三件复杂的差使，还准备和父亲一起去加登城参加4-H聚会。聚会结束后，还有午餐要做，吃完午餐还要缝制在贝弗里婚礼上当伴娘时穿的礼服，样式她已经设计好了。照目前的状况，除非取消某项安排，否则根本没有时间教乔利妮做樱桃馅饼。

“卡茨太太，请等一会儿，不要挂断电话，好吗？”

她穿过屋子，走到父亲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对外有一个供普通来访者进出的入口，一扇推拉门把办公室和客厅隔了开来。有一位名叫杰拉尔德·冯·弗里特的年轻助手帮克拉特先生管理农场，虽然他偶尔也会用这间办公室，但基本上这里是克拉特先生个人的偷闲所在。里面很整洁，房间墙壁上镶嵌着胡桃木薄板，上面挂着气压计、雨表和一副双筒望远镜。坐在写字台后面的克拉特先生就像一位船长，领导河谷农场穿过岁月中的危险航线。

“没关系，”对于南希的问题，他回答说，“不用去聚会了。我带凯尼恩去。”

于是，南希拿起办公室里的电话，告诉卡茨太太说：“可以，就把乔利妮带来吧。”但是她皱着眉头挂了电话。“真奇怪，”她一边说一边环视办公室，只见父亲正在教凯尼恩算账，冯·弗里特先生坐在靠近窗户的桌子旁。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英俊的面容略显刚毅，这使得南希总在背后称他是希斯克厉夫[5]。“我老是闻到一股烟味儿。”

“是你呼出来的？”凯尼恩问道。

“不，是你呼出来的。”

南希的话令凯尼恩安静下来，因为他明白南希知道他曾偷偷抽过一阵子烟。不过，那以后，南希也抽过。

克拉特先生拍了拍手，说道：“好了，别说了，这里是办公室。”

南希跑上楼，换上一条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绿色的套头衫，在手腕上戴上了一块金表，这块表在她最有价值的财产中排名第三。第二名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一只名叫艾温鲁德的猫。而居第一位的是博比送她的图章戒指，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表明两人“情侣关系”的证物。她把它戴在大拇指上，因为戒指是按男人的尺寸做的，即使在上面缠了胶带，也没有哪根手指能恰好戴上。南希是个漂亮的姑娘，身材苗条，像男孩子一样充满活力，她长得最美的部分是那一头闪着栗色光芒的齐肩短发（每天早晚各刷一百下）和像香皂一样光洁的皮肤，虽然脸上有淡淡的雀斑，去年夏天被太阳晒过的红棕色也仍未消退。她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湿润而透明，像阳光映射下的淡色啤酒。就是这双眼睛令她立刻赢得别人的好感，也同时说明了她的纯洁、细心和善良。

“南希，”凯尼恩喊道，“苏珊来电话了！”

苏珊·基德维尔是南希的闺中密友。她又一次去厨房接电话。

“老实交代，”苏珊用这种命令的口气在电话里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责问，“你为什么挑逗杰里·鲁斯？”和博比一样，杰里·鲁斯也是学校的篮球明星。

“昨天晚上？哎呀，我没有和谁调情呀。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拉手来着？演出的时候，他刚好来到后台。我当时正紧张着呢。所以他握着我的手，给我鼓劲儿。”

“很甜蜜呀，然后呢？”

“博比带我去看恐怖片。我们手挽着手。”

“吓人吗？我说的不是博比，是电影。”

“他觉得不吓人，还笑呢。但是你了解我，砰！我吓得从座位上掉了下来。”

“你在吃什么呢？”

“什么也没吃。”

“我知道你在啃指甲。”苏珊说。她猜对了。尽管南希努力过，但还是改不掉啃指甲的习惯，只要一遇到麻烦，她就会啃指甲，一直啃到指甲肉。“说呀，出了什么事？”

“没有。”

“南希。C’est moi[6]……”苏珊正在学法语。

“唉，是我爸爸。三个星期以来，他的情绪一直很可怕。至少，在我身边的时候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回家时，他又开始说那件事了。”

“那件事”无需暗示，这个问题两个朋友已经彻底讨论过了，并且意见一致。有一次，苏珊从南希的角度总结这个问题说：“你现在爱博比，你需要他。但博比心里也清楚发展下去是没前途的。以后，等我们离开这儿去曼哈顿时，一切会变得不一样。”堪萨斯州立大学就在曼哈顿，两个女孩计划到那里去学艺术，并且住在一起。“不管你愿不愿意，一切都将改变。但是现在你没法子。住在霍尔科姆，每天看见博比，每天能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也没有理由改变什么。你和博比现在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即使将来分了手，这也会成为令人愉快的回忆。你难道就跟你爸爸说不通？”是的，南希没办法。“因为，”正如她向苏珊解释的那样，“无论我什么时候谈起这件事，他就瞪着我，好像我不应该爱博比，或者不该那么爱他。我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想做他的女儿，做他希望我做的事。”对此，苏珊没有回答，这涉及到父女情感，这种关系超越了她的经验。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在霍尔科姆学校教音乐。苏珊早已记不清自己父亲的样子了，因为多年前，他们还在加利福尼亚老家时，父亲有一天离开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不管怎么样，”此时南希接着说道，“我敢肯定，不是我使他发脾气。肯定是别的事，他真正忧虑的事。”

“你妈妈？”

南希其他的朋友可不敢作出这样的暗示。然而，苏珊早已得到了特许。她刚来霍尔科姆的时候，是一个忧郁、爱幻想、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的敏感女孩，当时她八岁，比南希小一岁。克拉特夫妇热情地接纳了她，这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没有父亲的小姑娘很快便成为克拉特家的一员。七年来，南希和苏珊这对朋友从未分开过，她们两个罕见的相似，同样的敏感，彼此都认为对方是难以替代的。但去年九月份，苏珊从当地的学校转到加登城一所规模较大、据说水准也较高的学校去了。对于霍尔科姆那些想上大学的学生而言，这是正常的程序。可是，克拉特先生是一个热爱社区的死硬派，认为这种背叛行为是对社区精神的冒犯。霍尔科姆学校对他的子女来说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他们将继续待在那儿。这样一来，两个女孩便不能在一起了。白天里，南希深深地感到了朋友不在身边的空虚，和苏珊在一起，不用拘谨，可以无话不谈。

“但是我们都为妈妈感到高兴，那些好消息你都知道。你留心听着，”她犹豫了一下，仿佛正在鼓起勇气，要说出一番出人意料的话，“不知怎么搞的，我老是闻到一股烟味。老实说，我怕自己要得神经病了。不论是在车里，还是在房间里，到处都好像有人在那儿抽过烟似的。肯定不是我妈妈，也不可能是凯尼恩。凯尼恩不敢……”

克拉特家里故意不设烟灰缸，来访者多半也不敢在他家里抽烟。苏珊慢慢明白了南希话中的含意，但这样的想法是有悖常理的。不管克拉特先生面临着怎样的焦虑，她都无法相信他会在香烟中寻求安慰。苏珊还没来得及问这是否是南希真正的意思，南希就急急忙忙地说道：“对不起，苏珊。我得挂了，卡茨太太来了。”

迪克开着一辆一九四九年的黑色雪佛兰。佩里钻到车里以后，检查了一下后座，看看他的吉他是否安然无恙。昨天晚上，给迪克的一群朋友演奏完，他忘了把吉他拿走，结果落在了车里。这是一把很旧的吉布森牌吉他，经过砂纸打磨，上过蜡，外表呈淡黄色。在吉他旁边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一把崭新的十二毫米口径的半自动猎枪，枪管镀着一层烤蓝，枪托上刻着猎人瞄射野鸡的图案；此外还有一个手电筒，一把钓鱼时用的小刀，一副皮手套，以及一件装满了子弹的打猎马甲。一切都给此刻增添了诡异的死静气氛。

“你就穿这玩意儿？”佩里指着马甲问道。

迪克用指节笃笃地敲着挡风玻璃说：“打扰你了，先生。我们是出来打猎的，迷了路。能用一下电话吗……”

“西，西诺尔。又康姆润多。（是的，先生。我明白。）”

“小菜一碟。”迪克说道，“我向你保证，亲爱的，我们将血染他们墙。”

“应该是‘那些墙’。”佩里说。佩里是字典迷，十分喜爱那些晦涩生僻的字眼，自从在堪萨斯州监狱和迪克同处一室以来，他就一直尝试提高迪克的语法水平，扩展他的词汇量。迪克并没有辜负佩里的指教，他这个学生有次试图取悦老师。他写了一些诗，虽然内容非常淫秽，佩里觉得倒也妙趣横生。他托人在一家监狱工厂把手稿用皮革装订成册，封面上还烫上了“荤笑话”几个金字。

迪克身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衣背上写着“鲍伯·桑兹汽车修理厂”字样。他和佩里驱车沿奥莱西大街一直开到鲍伯·桑兹汽车修理厂。八月中旬出狱后，迪克便受雇于此，他是个能干的机械师，每周能挣六十美元。今天上午工作迪克没想拿工钱。桑兹先生每周六都让迪克值班，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付钱让雇员修理自己的车。在佩里的协助下，迪克开始工作了。他们更换了机油，调整了离合器，检查了电池，更换了一根坏掉的轴承，还安了新轮胎，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工作，因为今明两天要指望这辆老雪佛兰立下汗马功劳呢。

佩里想知道约好了在“小宝石”咖啡馆见面，迪克为什么来晚了。“因为老头子总是在我身边，”迪克回答说，“我不想让他看见我拿着枪走出屋子。上帝，那样他就知道我扯谎了。”

“明白了。但你是怎么说的呢？最后又怎么样了？”

“正像我们说好的。我说我们要出去一个晚上，去斯科特堡看你姐姐。因为你姐姐为你存了一笔钱——一千五百块。”佩里有一个姐姐，实际有过两个，但活着的那个并不住在斯科特堡，而是在离奥莱西八十五英里的一个小镇。事实上，佩里也不清楚姐姐眼下的地址。

“那么他很恼火？”

“他为什么要恼火？”

“因为他讨厌我。”佩里说道，他的声音既柔和又一本正经，虽然音量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仿佛是从牧师嘴里吐出的烟圈。“你妈也讨厌我。我看得出来，他们看我的方式简直难以形容。”

迪克耸了耸肩，“这和你无关，真的。不过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和任何从监狱里出来的人见面。”二十八岁的迪克结过两次婚都离了，现在是三个男孩的父亲，他这次获得假释的条件之一就是保证和父母住在一起。他的家人，包括一个弟弟，都住在奥莱西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凡是我的伙伴，他们都看不顺眼。”他补充道，一边摸着左眼下一个蓝色的刺青小点。这是一个标记，凭借这个，以前的某些狱友便可以认出他来。

“我懂了，”佩里说，“我不怪他们。他们都是老实人。你妈真是一个老好人。”

迪克点了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

中午时分，他们放下工具。迪克启动了发动机，听着马达空转时发出持续不断的咆哮声，知道已经大功告成，他很满意。

南希和她的崇拜者乔利妮对于她们早上的工作也很满意。实际上，乔利妮，这个瘦瘦的十三岁女孩既骄傲又兴奋。她久久地凝视着这位曾获得蓝绶带的获胜者，当看到烤箱中取出的散发着热气和香味的樱桃脆饼时，她情不自禁地拥抱南希，问道：“说实话，这真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吗？”南希笑了，也拥抱着乔利妮，向她保证这的确是她亲手做的，自己只是助了一臂之力而已。

乔利妮一个劲儿地劝她立即品尝——放凉了就没味儿了。“求你了，我们俩吃一块儿吧。还有您，您也来吃吧。”她对走进厨房的克拉特太太说。克拉特太太因为头疼，只能勉强露出一丝苦笑，说道：“谢谢你，但是我没胃口。”至于南希，她根本没有时间，洛克希·李·史密斯的小号独奏正等着她呢，然后还要给妈妈办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参加贝弗里婚前的最后一次闺中密友聚会，另一件事是为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做准备。

“你去吧，亲爱的，我会陪乔利妮等她妈妈来接她的。”克拉特太太说，然后以一种让人无法婉拒的羞怯对女儿补充道，“如果乔利妮不介意的话。”虽说她在少女时代曾荣获演讲比赛的奖项，但人到中年以后，说起话来似乎变成了一样的道歉式口吻，行为举止也都仿佛担心会冒犯别人。“我希望你理解，”在女儿走后，她继续说道，“我希望你不会认为南希粗鲁吧？”

“哎呀，怎么会呢！我都爱死她了。是的，每个人都爱她。没有人能与南希相比。你知道斯特林太太怎么说吗？”乔利妮指的是她的家政教师。“有一天她对全班同学说：‘南希·克拉特总是很忙，但她永远都会抽出时间。而这就是一个淑女的定义。’”

“是的。”克拉特太太回答说，“我所有的孩子都很能干，他们不需要我操心。”

乔利妮以前从未和南希“古怪的”妈妈单独待过，但是不管之前听过怎样的议论，她现在感到很自在，因为尽管克拉特太太自己不太放松，但却具有一种令人放松的品质，正如自身没有防备的人对别人也不构成威胁一样。克拉特太太那张传教士一般的心形脸、那无助的表情，以及朴素淡雅的气质，甚至令乔利妮这样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也激起了一股要保护她的情感。但想想看，她竟是南希的母亲！她看起来更像姑妈，一个来探亲的老处女姑妈，虽然有点儿古怪，但人是很好的。

“是的，他们不需要我。”她一边重复，一边给自己冲了杯咖啡。虽然家里的其他人都遵守她丈夫对这种饮料的禁令，但她每天早晨都要喝两杯，而且经常在这之后，一整天都不吃别的东西。她体重只有九十八磅，瘦骨嶙峋的手上松垮地戴着两枚戒指，一枚结婚戒指，另一枚镶有钻石，发出含蓄柔和的光。

乔利妮切下一块樱桃馅饼。“哇！”她说着便狼吞虎咽起来，“这些东西我打算一周七天每天都做。”

“唔，你家有弟弟，男孩子吃得才多哩。克拉特先生和凯尼恩，我知道他们对于馅饼从不感到厌烦。但是厨师不行——南希现在对馅饼看不上眼。你也一定会这样的。不，不，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克拉特太太把无框眼镜摘了下来，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原谅我，亲爱的。我肯定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厌倦的。我肯定你会永远快乐……”

乔利妮沉默不语。克拉特太太声音中的慌乱使她的感觉起了变化。乔利妮有些惶恐，她希望妈妈快点儿来带她回家，妈妈答应十一点钟会过来。

半晌，克拉特太太平静了一些。她问道：“你喜欢小玩艺儿吗？喜欢不起眼的小东西吗？”她邀请乔利妮到餐厅去参观古董架，那上面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小人国的东西：小剪子、小顶针、水晶花篮、玩具小人像、刀叉等等。“其中有些东西，我从小就有。爸爸妈妈，我们全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加利福尼亚，就在海边上，那儿有间商店专门卖这些可爱的小玩意儿。你瞧，这些杯子，”一套放在一个小盘子里的玩具茶杯，在她的手里微微颤抖，“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她是靠种植小麦致富的福克斯先生唯一的女儿，上面有三个哥哥，全家人都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虽然没有被惯坏，但一帆风顺的成长却令她认为生活就是一系列惬意之事的组合：堪萨斯州的秋天，加利福尼亚的夏天，以及一堆茶具礼品。她十八岁的时候，受《南丁格尔传》的激发，进入设在堪萨斯州大弯城的圣玫瑰医院学习护士专业。她其实并不想当护士，两年以后，她承认，医院的现实，那里的情景和气味，令她感到恶心。然而直到今天，她仍然为没有完成学业获得学位而后悔——“只是想证明，”正如她对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也曾经有所追求。”后来，她遇见了赫伯，并且和他结了婚。赫伯是她大哥格伦的大学同学。实际上，两家住的地方相距不过二十英里，她早就认识了赫伯，不过那时克拉特家是普通的农民，从不跟富裕而有教养的福克斯一家来往。但是赫伯英俊，为人很有责任感，性格坚毅，他希望和邦妮在一起，而她也坠入了情网。

“克拉特先生经常去旅行。”她对乔利妮说，“哦，他总是东奔西跑的。华盛顿、芝加哥、俄克拉荷马，还有堪萨斯城。有时候，他好像从不在家一样。但不管走到哪儿，他总是记着我是多么喜爱这些小东西。”说着她打开一把小纸扇，“这是他在旧金山给我买的，只花了一便士。但它很漂亮，不是吗？”

婚后第二年，伊芙安娜出生了，三年后，她生下了贝弗里。每次分娩之后，这位年轻的母亲都会经历一次难以形容的情感低潮：悲伤攫住了她，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下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来回徘徊。南希和贝弗里差三岁，这三年里，每到周末全家便去野餐，夏天还到科罗拉多州去度假，这三年是她真正掌管全家的三年，她是全家快乐的中心。但是，随着南希和凯尼恩的出生，产后抑郁症再度发作。尤其是在凯尼恩出生之后，那种悲伤就再也无法摆脱了，如同一块密聚不散的乌云，晴雨难测。此间也曾有过“好日子”，这些日子偶尔延长数周、数月，在这些日子里她又恢复了“原样”，变成了被朋友们视为珍宝的热情而迷人的邦妮。但即使在最好的日子里，处于最好的状态时，她依然无法达到丈夫日益频繁的社交生活需要的那种活跃。“他是爱参加各种组织的人”，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她什么也不是，也不想是。因此，虽然彼此相敬如宾、绝对忠贞，但其实两人已经开始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选择了一条事业的公众大道，步步高升、尽如人意，而她走了偏僻的小路，最后被引到医院的病房里。但她并没有万念俱灰，对上帝的信仰一直支撑着她，来自世俗的援手也坚强了她的信念，使她相信上帝的仁慈即将到来。她到处寻求特效药，打听最新疗法，或者就像最近那样，她开始相信是“错位的神经”在折磨她。

“这些小东西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合上扇子，“不必把它们留在家里。你可以把它们装进一个鞋盒里随身带走。”

“带它们去哪儿呢？”

“哦，去哪儿都行。你也许会出去很长一段时间。”

几年前克拉特太太打算去威奇塔疗养两个星期，结果竟在那儿住了两个月。有位医生认为经历一些事情会有助于她重新获得“充实和有用的感觉”。按照这位医生的建议，她租了一间公寓，找了一份工作——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当档案管理员。她丈夫非常理解也鼓励她大胆地去做，她真是欢喜至极。然而后来她又过于热衷，以致认为自己这么做有违本身的宗教信仰，结果负罪感愈积愈深，最终超过了这次实验性疗法的价值。她只有选择放弃。

“也许你永远不再回家了。所以随身带一点自己的东西很重要，它们是真正属于你的。”

门铃响了，乔利妮的妈妈来了。

克拉特太太说道：“再见，亲爱的。”她把纸扇塞进乔利妮的手里，“虽说只花了一便士，但它很漂亮。”

后来，屋里只剩下克拉特太太一人了。凯尼恩和克拉特先生去了加登城，杰拉尔德·冯·弗里特一早便离开了，女管家——也是她可以无话不谈的人——赫尔姆太太周六不工作。她也许应该回到床上去——她太少下床了，以至于可怜的赫尔姆太太必须每星期抢空给她换两次亚麻床单。

二楼有四间卧室，她的那间位于宽敞的走廊尽头，在最里边。走廊上，只有一个摇篮，是她给来访的外孙女买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显得空荡荡的。如果摆上帆布床，这里还可以当一间大卧室用。克拉特太太估计，在感恩节期间，这条走廊可以容纳二十位客人，其他客人可以住汽车旅店或邻居家。在克拉特家族，感恩节聚会是一年一度的盛事，大家轮流做东，今年轮到了赫伯，所以必须得做准备。但是正巧贝弗里的婚礼又已迫近，克拉特太太对能否经受得住一点信心也没有，无论哪一件都必须花费心思。这正是她不喜欢的，一听就感到恐惧。无论丈夫哪一次出差在外，希望她对农场的事务作出随机应变的判断，都是她不堪忍受的，是一个折磨。如果她犯了错怎么办？如果赫伯不满意怎么办？最好还是锁上卧室的门，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或者，就像她有时说的那样：“我不行。我不知道。对不起。”

她深居简出的那个房间很是简朴，如果不是有一张床的话，来访者也许会认为这间房子一直没人住。一张橡木床，一个胡桃木柜子，一个床头桌——上面光秃秃的只有一盏小灯，一扇挂着窗帘的窗户，以及一幅耶稣涉水的画像，此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她并没有把随身物品搬进这里，还是和丈夫的东西混放在一起，好像通过保持屋子的冷清，可以减轻她和丈夫分房睡的歉疚。柜子上唯一正在使用的抽屉里放着一罐抹在胸口用来治感冒的维克斯药膏、一盒纸巾，一条电热毯，几件白色的女式睡衣和一些白色棉袜。她总是穿着袜子睡觉，因为她总是觉得冷。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习惯关着窗户。

前年夏天，八月里一个炎热的星期天，当她独自待在这儿的时候，经历了一次难言的痛苦。那天来了一些客人，他们是应邀来农场摘桑葚的，苏珊的妈妈威尔玛·基德维尔太太也在其中。像大多数经常受到克拉特夫妇款待的人一样，基德维尔太太也接受了女主人不出现的现实，她以为，像往常一样，邦妮不是“不舒服”，就是“去了威奇塔”。等大家出发去果园时，基德维尔太太却打了退堂鼓：作为一个在城市中出生的女人，她比较容易疲倦，于是表示希望待在屋里。后来，当正无聊地等待朋友们摘完果实回来时，她听到了恸哭声，悲伤得令人心碎。“邦妮？”她一边叫着，一边跑上楼去，穿过走廊跑进邦妮的房间。当她打开屋门，屋里聚集的热气像一只突如其来的可怕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她急忙过去想打开窗户。“别动！”邦妮大叫一声，“我不热，我冷。我快冻僵了。天哪，天哪，天哪！”她猛烈地挥动着胳膊，“求你了，天哪，别让别人看见我这样。”基德维尔太太坐到床上，她想用胳膊搂住邦妮，最终邦妮也让她搂住了。“威尔玛，”她说道，“我听见了，威尔玛，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欢声笑语，过得幸福愉快。而我样样都得不到乐趣。包括一生中最好的时期，包括在孩子们身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如意。不久以后，就连凯尼恩也要长大成人，变成一个男子汉。在他的记忆里，我会是什么样呢？像幽灵一样，威尔玛。”

此时，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她将惯常穿的印花便服挂在衣橱里，穿上拖地的睡衣和一双崭新的白色袜子。临睡前，她把日常戴的眼镜换成一副阅读时用的眼镜。虽然她订了好几份期刊（《妇女之家》月刊、《麦考斯》、《读者文摘》，以及《卫理公会教徒家庭》半月刊），但这些杂志都不在床头桌上面，那上面只放了一本《圣经》。书页中间夹着一张绢制书签，上面绣着这样的箴言：“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不知那日期何时来到。”

这两个年轻男子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表面看来两人还倒有几分相似。比如，两人都爱吹毛求疵，有洁癖，对于指甲的清洁很在意。上午检修完汽车后，两人在汽车修理厂的盥洗室里花了大半个钟头梳洗打扮。身上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的迪克和他穿好衣服时判若两人。穿着衣服时，他看起来像一个中等身材、头发灰黄的年轻人，身体瘦型，胸部还有些凹陷；但脱下衣服后则绝非如此，相反倒显现出一个重量级拳击手的体型。一个咧嘴狞笑的蓝色猫脸文身覆盖在他的右手上，一侧肩膀上还刺着一朵盛开的蓝玫瑰。更多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标记装饰着他的胳臂和身体：一个龙头，张开的大嘴里吐出一个人头；乳房丰满的裸女以及一个挥舞着干草叉的小鬼，在潦草的十字架旁是“和平”两个字，还发出神圣的光芒；两件表达感情的图案，一束献给父母的鲜花，另一个是纪念自己和卡罗尔之间爱情的心形印记。他十九岁时和卡罗尔结婚，六年后，他为了和另一个年轻的女士“去做正确的事”，和卡罗尔分手了。那位女士成了他小儿子的母亲。“我有三个孩子，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他们。”在申请假释时他曾这样写到，“我妻子再婚了。我已经结了两次婚，我不想与我的第二任妻子再有任何联系。”

比起体格和遍身的文身，迪克的脸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那是一张各个部分搭配错位的脸。他的脑袋就像一个苹果切成两半再组合起来，但果核去掉了。事实上，他曾出过事，不对称的五官是一九五〇年一次车祸的结果。那次车祸把他的长下巴和窄脸撞歪了，左半边脸比右半边低，因而嘴也有点斜，鼻子也歪，而他的两只眼睛不但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连大小也不一样了。左眼狭长上翘，透着毒蛇般阴险的蓝光，当他瞟人一眼时，虽出于无意，却清楚地反映了他恶毒的本性。但是，佩里曾对他说：“眼睛并不重要。因为你有一个迷人的微笑，这一笑真起作用啊。”的确，微笑的动作使他的五官回到了正确的位置，让人觉得他没有那么阴险，再加上他的平头，使他看起来倒像个典型的美国“好小伙”：健全但并不聪明。（实际上，他智商很高。在监狱中他接受了智商测验，分数高达一百三十；平常人的智商，犯人或非犯人，得分在九十到一百一十之间。）

佩里也一样有残疾，他在一次摩托车车祸中受的伤，比迪克还要严重。他在华盛顿州立医院住了半年，出院后又拄了六个月的拐杖。虽然这起车祸发生在一九五二年，但那条五处受伤、伤痕累累的短小肥腿令他疼得成了阿司匹林成瘾者。他的文身比迪克少，但却更为精致，不是那种业余爱好者自我陶醉的作品，而是经过檀香山和横滨文身大师的精心设计。“小甜饼”是他住院时一个对他很好的护士的名字，他把它刺在了右臂二头肌；在左臂二头肌上刺着一只蓝毛、黄眼、红牙、正在咆哮的老虎；胳膊上刺着一条盘在匕首上、正在吐信子的蛇；身上其他地方有着隐约可见的骷髅、墓碑以及盛开的菊花。

“好啦，美人儿，放下梳子吧。”迪克说着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发。他脱掉工作服，穿上一条灰色的卡其裤，一件同色的上衣，和佩里一样，他也穿了一双过踝黑短筒靴。佩里一直没找到适合他的裤子，就穿了一条裤脚挽起的蓝色牛仔裤，上身穿了一件皮外套。他俩又是擦洗，又是梳头，打扮得像一对要去约会的花花公子似的。两人走出屋门，向汽车走去。

奥莱西是堪萨斯城的郊区，而霍尔科姆也许可以称为加登城的郊区，奥莱西和霍尔科姆之间的距离大约是四百英里。

人口一万一千人的加登城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由聚集而来的开拓者们建设成的。在一位C. J. 琼斯先生（外号“野牛”，依靠游牧捕猎野牛为生）的苦心经营下，加登城从几间帐篷和一些拴马桩演变成一个富饶的牧场中心。这里有让人嬉戏欢闹的酒吧，有一座歌剧院，还有一座加登城和丹佛地区最奢华的旅馆。总而言之，只有五十英里以外的道奇城——该城以旅馆设施完善著称——可以和它媲美。“野牛”琼斯先生破产以后发了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在向居民大声疾呼，禁止对动物实行不道德的灭绝性捕杀，竟忘记自己是如何起家的。今天，昔日的荣耀已经随着琼斯先生一道被埋葬了，只留有一些陈迹：一排褪了色的被称为“野牛街区”的商业建筑；曾经辉煌壮丽的温莎旅馆，连同它那至今仍显华丽的高天花板酒吧、痰盂以及盆栽棕榈树等摆设，被美茵大街上标志性的百货商店和超市所包围，已经很少有旅客光临了。它阴暗巨大的房间以及走廊上此起彼伏的回声，虽然可以使人发思古之幽情，但却无法和装备了空调的华伦旅店相比，就连麦田汽车旅馆也竞争不过——那家旅馆以室内配有电视机和户外“温水游泳池”为特色，因而生意兴隆。

在美国大陆旅行的人，无论是坐火车还是汽车，都可能经过加登城，但能记住这段旅程的却没有几个，这种看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加登城看起来不过是美国大陆中部——几乎是正中间——一座司空见惯、不大不小的城镇。尽管当地的居民未必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使它是正确的。尽管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当地的条件，（“找遍全世界，哪里还能找到比这儿更友好的居民、更清新的空气、更甘甜的水？”“如果我去丹佛，也许会拿到比这儿高三倍的薪水，但是我有五个孩子，我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适合抚养子女了。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我们甚至还有一所两年制专科学院。”“我来这儿当律师，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我从未想过要留在这里。但是当有机会可以离开时，我却想，为什么要走呢？到底为什么要走呢？也许这儿不是纽约——但谁稀罕纽约？很好的邻居，人们互相关心，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体面人需要的一切我们这儿都有，漂亮的教堂，还有高尔夫。”）但是新来到加登城的人一旦适应了晚上八点以后主要街道的寂静，就会发现许多支持居民们这样自我夸耀的理由：一所管理出色的公共图书馆，一家有竞争力的日报，到处是绿草茵茵、树荫怡人的广场，在平静的住宅区街道上，孩子和动物可以安全自由地奔跑。此外，还有一座含有小型动物园的大公园，（“看啊，北极熊！”“瞧，大象彭尼！”）以及一座占地数英亩的游泳池。（“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游泳池！”）诸如此类的设施加上灰尘、风沙，连同长鸣的火车汽笛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家乡小镇”的风味，令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在想起家乡时顿生愁思，也给那些依然留在此地的人一种落地生根的满足。

毫无例外，加登城的居民也不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阶级的区别。（“不，先生。这儿没那种事。不考虑财富、肤色或宗教信仰，所有人一律平等。所有事情都应按照民主的方式办理。我们就是如此。”）但是事实上，如同其他人类聚居处一样，这里等级的区分还是鲜明可辨的。从这儿往西一百英里，就会越出“圣经区域”，那里是福音最难生根的地域，人们很少把宗教挂在嘴边或放在心上。而芬尼县仍处于圣经区域之内，因此，一个人的宗教选择是影响其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浸礼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和天主教徒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不过在精英阶层中——商人、银行家、律师、医生，以及占据金字塔顶部的地位显赫的农场主——长老派教徒和圣公会成员占了绝大多数。偶尔，卫理公会教徒也受到欢迎，曾经有一位民主党人士也渗透进来，但总的说来，统治阶层是由信仰长老会和圣公会的右翼共和党人组成的。

克拉特先生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又是一个杰出的共和党员和教会领袖——虽然是卫理公会——他有资格跻身于当地的名门望族之列，但是就如同他从不参加加登城乡村俱乐部一样，他也从未试图与当地的统治阶层有什么联系。那些人的爱好他全不喜欢，他从不玩纸牌、打高尔夫、喝鸡尾酒，或者晚上十点才开始吃自助餐。任何他觉得“没有益处”的娱乐他都不喜欢。这就是为什么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他没有参加高尔夫球四人对抗赛，而是去4-H俱乐部担任当日会议主席的原因。（南希和凯尼恩从六岁起就是4-H的忠实会员。）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克拉特先生说：“现在我要说一件有关我们的一位成年会员的事情。”他的眼睛向一位圆胖的日本女人望去，她身边围绕着四个胖乎乎的日本小孩。“你们都认识芦田英夫的太太，知道他们一家是两年前从科罗拉多州搬到这儿来的，在霍尔科姆开始经营农场。他们是一个善良的家庭，拥有他们这样的人是霍尔科姆的幸运。任何人都会告诉你，无论谁生病，芦田太太都会过去探望，没有人能知道芦田太太把亲手烹调的味道鲜美的汤送给他们前走了多少路。还有那些鲜花，谁见过长得那么好的花？你们都还记得吧，她去年为4-H俱乐部义卖的成功作出了多大贡献。因此，我建议，在下星期二的庆功宴上给芦田太太颁发奖品。”

她的孩子用力拖她，用肘推她，她的大儿子叫道：“啊，妈妈，说的是你呀！”但是芦田太太很害羞，她用那双圆圆胖胖的手擦了擦眼睛，笑了。她是一位佃农的妻子。她的农场风沙很大，十分偏僻，位于加登城和霍尔科姆之间。平常4-H俱乐部会议结束后，克拉特先生都会开车送她们母子回家，今天也同样如此。

“哎，真是令人大吃一惊。”当他们坐在克拉特先生的轻便货车里沿五十号公路回家时，芦田太太说道，“赫伯，我好像总是谢个没完。不过，还是得谢谢你。”她来到芬尼县的第二天就遇到了克拉特先生，那天正是万圣节前夜，克拉特先生和凯尼恩带着一大堆南瓜和西葫芦登门拜访。在艰苦的第一年里，这些农产品——一筐筐的芦笋、莴苣，都被作为礼物送给了芦田，当时她没有种这些作物。还有，南希经常带着“宝贝”来，让孩子们骑。“你知道，不管从哪方面看，这儿都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地方。英夫也这么说。我们的确不愿意离开这里，连想到这个念头都感到讨厌。离开这儿，就要全部重新开始。”

“离开？”克拉特先生感到诧异，放慢了车速。

“嗯，赫伯。在这儿的农场，我们是给人家干活，英夫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许要去内布拉斯加。但是一切都还没定下来。到目前为止，还只是这么一说。”她说话的声音是热忱的，总像是要笑出来，令人伤感的消息一经她的嘴，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带着喜气洋洋的味道。但是看到克拉特先生有些难过，芦田太太转换了话题。“赫伯，我想听听你们男人的意见。”她说，“我和孩子们一直在努力攒钱，我们想在圣诞节的时候给英夫一个像样的礼物。他最需要补几颗牙。现在，假设你的妻子要给你三颗金牙，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像话？我的意思是，让一个男人在牙医的椅子上度过圣诞节，合适吗？”

“你在难为大家。别想着法儿离开这里。哪怕我们把你捆起来，也不让你们走。”克拉特先生说，“好，不错，金牙，当然可以。要是我，我高兴还来不及。”

他的回答令芦田太太感到高兴，因为她知道除非他真这么想，否则不会这样说的。他是一位绅士。她从未看过他对人摆架子、占便宜或者不遵守诺言。因此，她趁机大胆向他要求一件事。“我说，赫伯，别叫我在宴会上发言了，好吗？那不适合我。你不一样。你可以站着向几百人、几千人讲话，你一点都不慌，不论什么你都能把人说得服服帖帖的。什么事都吓不倒你。”她评论着克拉特先生被人公认的品质：无所畏惧的自信。这使他脱颖而出，不过这为他赢得尊敬的同时，也多少限制了别人对他的爱意。“我真想不出什么会让你害怕。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能谈吐自如，沉着应对。”

中午时分，那辆黑色的雪佛兰到了堪萨斯州的恩波里亚，一个很大的市镇，差不多算是一座城市。这儿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此车里的人决定下来买点东西。他们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四处漫步，直到一家挤满顾客的百货商店出现在眼前。

他们买的第一件物品是一副橡胶手套，这是给佩里买的，他忘记了带自己的那副旧手套，而迪克带了。

他们向一个陈列着女用纺织品的柜台走去。在经过一番争论后，佩里说：“我要买一双长筒袜。”

迪克不同意，“我的眼睛怎么办？这些袜子颜色都太浅，什么也遮不住。”

“小姐，”佩里的叫喊引起了一位女售货员的注意，“你们有黑色的长筒袜吗？”当售货员告诉他没有时，佩里建议他们另找一家商店，“黑色十分安全。”

但是迪克已经拿定了主意：任何颜色的长筒袜都不必要，都是累赘，这笔钱是白白浪费的（“我为这次行动花的钱已经够多的了”），而且毕竟他们遇到的任何人都不会活着成为目击证人。“绝不会有证人。”他提醒佩里，佩里的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这句话令佩里感到愤怒，迪克说出这句话的口气仿佛他们俩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也许就有他们没发现的目击者，不承认这一可能性是愚蠢的。“一旦发生不应发生的事情，可就全砸了。”他说道。但是，迪克却露出了扬扬自得、略显幼稚的微笑，他不同意佩里的说法。“不要瞎想了。绝对不会出错的。”没错。因为这是迪克制订的计划，从第一步到最后悄悄收场，每一步都完美无缺。

接着，他们去买绳子。佩里仔细察看绳子的质地，还试了试。他曾在船上工作过，精通此道，擅长用绳子打结。他选了一条白色尼龙绳，这种绳子像钢筋一样结实，却又比较轻。他们商量需要多长的绳子。这个问题使迪克急躁起来，虽然认为自己的通盘考虑都是完美的，但他却无法确定究竟需要多长，这使他感到很尴尬。最后，他说：“上帝啊，我怎么知道？”

“你他妈的最好有点准头！”

迪克只好算了一下。“他跟她，那小鬼，那小妞，也许还有另外两个。但这是星期六，他们也许有客人。就算八个吧，或者十二个。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个个都得去见上帝。”

“听你这口气，倒真不少。”

“我不是早就给你打过包票吗？亲爱的，我们将使他们血溅墙头。”

佩里耸了耸肩，“既然这样，我们最好买一整捆。”

绳子长达一百码——足够绑十二个人。

凯尼恩自己动手做了一只箱子，一只雪松镶边的樱桃木嫁妆箱。他想把它作为结婚礼物送给贝弗里。此刻，他正在所谓的地下“密室”给箱子上最后一遍清漆。水泥地面的密室和屋子一样宽，里面的家具差不多全是凯尼恩的木工作品（架子、桌子、凳子、一张乒乓球台）和南希的女红（令旧沙发焕然一新的印花棉布沙发罩、窗帘、绣着字的枕头——“快乐吗？在此不必疯狂，疯狂却也无妨”）。凯尼恩和南希试图用油漆来驱散地下室里难以消除的阴郁气氛，但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败了。实际上，他们都认为拥有密室是一种胜利和幸福。对南希而言，她可以在这里招待“同伴”而不用担心会打扰到妈妈；凯尼恩则可以独自待在这里，随便钉呀锯呀，摆弄他的“发明”，他最新作品是一口深底电煎锅。紧邻着密室的是暖气间，里面有一张放工具的桌子，上面还堆着一些其他正在做的东西：一台扩音器，一台老式的、需要上发条的手摇留声机，凯尼恩正打算让它恢复运转。

凯尼恩的外表和他双亲都不像，大麻色的平头，六英尺的瘦长个子，虽然很结实——据说有一次他为了救两只成年羊，在暴风雪里走了两英里——但却有着瘦高男孩的一项缺点：肌肉不太协调，看起来终究不够魁梧。这个缺点，再加上没有眼镜便手足无措，使他无法参加很多运动（篮球、棒球），哪怕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成员也不行。而这些运动正是大部分男孩子喜爱的，他因此少了不少友伴。他只有一个亲密的朋友，鲍勃·琼斯，泰勒·琼斯先生的儿子，他家的农场在克拉特家西边一英里。在堪萨斯农村，男孩子很小就开始开车了。凯尼恩十一岁的时候，经父亲允许，用养羊赚的钱买了一辆装有A型发动机的旧卡车，他和鲍勃称它为“追狼车”。在离河谷农场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被称为“沙丘”的神秘土地，它像一片没有海水的沙滩，夜里郊狼在沙丘中潜行，成群结队地嚎叫。在月圆之夜，两个男孩会去袭击郊狼，追得它们四散奔逃；他们俩试图超过狼群，不过很少能追上，因为即便是骨瘦如柴的郊狼也能跑出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而他们的卡车最高时速不过三十五英里。但是开车追狼有一种狂野而美妙的乐趣：沙地上滑行的卡车，月色映照下逃命的郊狼，正如鲍勃所说，这令人觉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同样令人陶醉而收获更大的是围猎兔子。凯尼恩是个好射手，鲍勃的枪法更好，有时候两人可以把五十只兔子送到“兔子工厂”去。那是加登城的一座加工厂，每只兔子他们出价十美分，在快速冷冻后，卖给毛皮商人。但是对凯尼恩而言——也包括鲍勃——最重要的是周末。每到这时，他们俩整夜沿着河边打猎，四处游逛，日出时裹在毯子里倾听翅膀的拍动声，然后踮着脚尖向发出声响的地方摸去，然后，最甜蜜的时刻到来了，两人腰间挂满了成打野鸭大摇大摆地回家与家人分享美味。但是，最近凯尼恩和他朋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点变化。他们没有吵架，也没有刻意的疏远，其实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十六岁的鲍勃开始“交女朋友”了，这意味着比鲍勃小一岁、还是个不解风情的孩子的凯尼恩不能再指望他的陪伴了。鲍勃对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么大，你的感觉就会不一样。我过去想的和你一样，觉得女孩子算什么，但是当你开始和她们谈话时，感觉非常美妙。你会明白的。”凯尼恩疑惑不解，他无法想象在一个女孩子身上浪费哪怕一小时，与其那样还不如打枪、骑马、摆弄工具、修理机械甚至看书。如果鲍勃不来，那么他宁愿独处。在性格上，他一点也不像克拉特先生的儿子，而更像邦妮的孩子，一个敏感而沉默寡言的男孩。他的同龄人都认为他“冷淡”，不过又都谅解他，“哦，凯尼恩。他是那种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在等着油漆晾干的同时，凯尼恩要去料理另一项杂活，一件需要他走到户外的工作。他想清扫一下妈妈的花园，那块树叶乱堆的宝地正好位于邦妮卧室的窗户下面。当凯尼恩来到花园时，他看见一位雇工——女管家的丈夫保罗·赫尔姆，正在用铁锹松土。

“看见那辆车了吗？”赫尔姆先生问道。

是的，凯尼恩看见了停在车道上的那辆车，一辆灰色的别克，就停在父亲办公室的门外。

“你知道是谁吗？”

“如果不是约翰逊先生，我就不知道了。爸爸说过正等他来呢。”

赫尔姆先生（他如今已去世，事发第二年三月死于中风）是位五十多岁、有些阴郁的人，畏缩的神情下掩盖了一种极为好奇和警惕的个性。他喜欢问东问西，“哪个约翰逊？”

“推销保险的那个。”

赫尔姆先生小声嘟哝说：“你爸爸肯定有一大堆文件要签。我估计这辆车停在那儿有三个小时了。”

黄昏即将到来，冷风袭人，天空依然湛蓝，但花园里菊花的高梗已伸出长长的影子。南希的猫正在菊花丛中嬉闹，用爪子挠抓着凯尼恩和老赫尔姆绑植物的麻绳。蓦地，南希出现了。她坐在胖胖的“宝贝”背上，慢慢地自田间踱来，她刚去河里给它洗完澡，这是“宝贝”周六的乐事。特迪，那条狗，陪着他们，三个都是水淋淋的，闪闪发光。

“你会着凉的！”赫尔姆先生说道。

南希笑了。她从未生过病，一次也没有。从“宝贝”身上滑下来后，她躺到花园边的草地上，一把捉住猫，举在头顶上摇着，还亲了亲猫的鼻子和胡子。

凯尼恩有些看不下去，“竟然亲动物的嘴。”

“你以前还亲过斯基德呢。”她提醒凯尼恩。

“斯基德是匹马。”那是他从小马驹养大的一匹漂亮的暗红色公马。它跃过栅栏时才棒呢！“你别把它累坏了，”他父亲曾警告他，“总有一天你会要了它的命。”果不其然，有一天斯基德驮着主人沿一条下坡路疾驰时，它的心脏受不了，一跤跌倒，死了。现在，一年以后的今天，尽管父亲看他很难过，许诺明年春天再给他买一匹小马驹，但凯尼恩还是为它哀痛不已。

“凯尼恩，你觉得特雷西到感恩节的时候会说话了吗？”南希问道。特雷西还不到一岁，是她的外甥，伊芙安娜的儿子，她和伊芙安娜这个姐姐关系特别亲。相比之下，凯尼恩最喜欢贝弗里。“要是听到他叫‘南希阿姨’或者‘凯尼恩舅舅’，我会高兴死的。你难道不喜欢听到这样的称呼吗？我说，难道你不想当舅舅吗？哎呀，你怎么不回答我？”

“因为你是个傻瓜。”他一边说，一边把一朵枯了的大丽花向南希扔去，她顺手把花插到了头发里。

赫尔姆先生拿起铁锹。乌鸦哇哇地叫了几声，太阳快西沉了，但是他的家不在这里。被中国榆树掩映的小道已经变成了一条暗绿色的隧道，而他就住在隧道的尽头，离这儿大约半英里。“晚安。”他说道，开始踏上回家的路程。但是他回头看了一次。第二天他证实，“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南希牵着‘宝贝’向谷仓走去。正如我所说的，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黑色的雪佛兰又一次停了下来，这次是停在恩波里亚郊外一所天主教医院的前面。在佩里持续不断的刺激下，（“那是你的毛病，你以为只有自己的主意是对的——迪克的主意。”）迪克投降了。他让佩里留在车里等候，而他走进医院设法向修女买一双黑色长筒袜。这种买袜子的鬼主意是佩里的灵感，他争论说修女一定有黑色长筒袜。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想法有一个弊端：修女以及任何与之相关的人或事都是不吉利的，而佩里非常迷信（他的一些禁忌包括数字十五、红头发、白花、横穿马路的牧师或梦里出现蛇），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极端迷信者通常也是极端的宿命论者，佩里就是一个例子。他出现在这里，干着目前的差事，并非因为他希望如此，而是命运的安排。他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他无意去证明，以免被迪克知道——他违反假释规定返回堪萨斯州的真实而隐秘的动机与迪克的“计划”或那个邀请完全无关。真正的原因在于数周前他得知，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这天，他的另一位前狱友将从兰辛的堪萨斯州立监狱获释，“世上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他急于和这个人重聚，他“真正的、唯一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威利－杰伊。

在三年牢狱生涯的第一个年头，佩里一直饶有趣味地远远观察过威利－杰伊的一举一动，同时他又有点担忧：如果一个人希望被别人看作是硬汉，那么和威利－杰伊接近就是不明智的。他在狱中担任牧师的书记，一个瘦弱的爱尔兰人，头发过早地出现了灰白色，一双忧郁的眼睛也是灰色的。他的男高音是监狱唱诗班的光荣。虽然佩里蔑视任何虔诚的表现，但是在听到威利－杰伊唱起《主祷文》时，却禁不住感到“心酸”。这首赞美诗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那庄重的歌词令他感动，使他对一向自认为是的轻蔑多少有点怀疑。最终，被一种微妙的宗教好奇心所驱使，他开始接近威利－杰伊，而这位牧师的书记立即给了他友善的回应。威利－杰伊立刻意识到这个眼神朦胧、声音低沉、略显一本正经的跛脚壮汉是位“诗人”，“一个罕见而可以挽救的灵魂”，一种“要把这个孩子带到上帝那里”的激情吞没了他。有一天，当佩里呈给他一幅用彩色蜡笔画的耶稣像时，他感到成功的希望大增。那是一幅很大的笔法娴熟的画像。兰辛地区受人尊敬的新教牧师詹姆斯·波斯特非常看重这幅画，把它挂在办公室里，至今还在那里挂着：画上是一个圣洁的救世主，带有威利－杰伊的丰满嘴唇和忧郁的眼睛。这幅画是佩里追求宗教寄托的最高境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幅画也是终点，他认为耶稣有点“伪善”，试图“愚弄和背叛”威利－杰伊，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上帝从未令他信服。然而，他是否应该冒着失去一位“真正理解他”的朋友的风险承认这一点呢？（霍特、乔、杰希，这些在世上撞来撞去、彼此却从不透露真实姓名的家伙，都只是他的“哥们”，但在佩里看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威利－杰伊这样“才华出众”，“如同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心理学家那样观察入微、感觉敏锐”。这样一个天才怎么会被关进兰辛呢？这正是令佩里感到诧异的地方。答案是：这位三十八岁的牧师书记是一个贼，一个惯偷，二十年里曾在五个州服过刑。这个答案无需复杂的头脑都可理解，虽然佩里也知道，但他以“更深刻的、人性的问题”为借口而拒绝承认。）佩里决定说出来：他很抱歉，但是天堂、地狱、圣徒和仁慈……这些东西不对他的口味。如果威利－杰伊的爱是建立在设想佩里有一天会和他一起跪倒在上帝的脚下，那么他是被骗了，他们的友谊是虚假的，就像那幅画一样，是假的。

像往常一样，威利－杰伊表示理解。虽然他很沮丧，但却仍旧抱着幻想，坚持呼求佩里的灵魂，直到有一天佩里获得假释、离开了监狱。在佩里走之前的那个晚上，他给佩里写了一封告别信，最后一段这样写到：“你是一个极富激情的人，一个饥饿却不是很清楚想要吃什么的人，一个饱经挫折却拼命在牢不可破的世俗中寻求自己生存空间的人。你悬挂于两种精神状态之间，一种是自我表现，另一种是自我毁灭。你很强壮，但你的强壮有一个缺陷，除非你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否则这个比你的力量还强大的缺陷将打败你。什么缺陷？不分场合随时会爆发的感情用事。为什么？为什么看到别人幸福或满足的时候，你会毫无道理地发怒？为什么你对人类的蔑视以及伤害他们的欲望越来越强？好吧，你认为他们都是傻子，你厌恶他们，因为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幸福正是你挫败和愤慨的来源。但是这些正是你内心可怕的敌人，总有一天会像子弹一样具有毁灭性。幸运的是，子弹只是夺去受害者的生命，而细菌却不管你活多久都在折磨你、撕碎你，只留下一具躯壳。你的生命之所以还有火焰在燃烧，是因为你向火里投入了轻蔑和憎恨的干柴。你可以成功地谋事，却不可能谋得成功，因为你就是自己的敌人，你使自己无法享受自己的成就。”

佩里很满意自己成了这篇说教的主角，还让迪克读了这封信，而迪克对威利－杰伊抱有怀疑，说这封信“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还说：“蔑视的干柴？我看他就是干柴！”当然，佩里早料到他会有这种反应，心里还暗暗地对此表示欢迎，因为直到在兰辛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才认识迪克，两人之间的友谊正是他对那位牧师书记极为崇拜的一种平衡，是自然而然的。也许迪克是“浅薄”，或者就像威利－杰伊指称的那样，是“一个堕落的吹牛者”，反正都不要紧。迪克风趣、精明、讲求实际，办事“干净利落”，他脑子里既没有阴郁的影子，也不是个土包子。而且，和威利－杰伊不同的是，他对佩里古怪的想法从不吹毛求疵；他愿意倾听，迎合人意，喜欢和佩里一起分享美梦——埋藏在墨西哥海底和巴西热带雨林里的“肯定有的宝藏”。

在获得假释后的四个月里，佩里开着一辆倒了五次手、花一百美元买来的福特汽车，从里诺开到拉斯维加斯，从华盛顿州的贝灵汉开到爱达荷州的比尔。他在比尔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当卡车司机，正是在这里他收到了迪克的信：“佩里老友，我八月份出来了，你离开后，我遇见了一个人，你不认识他，但是他令我们可以干一桩漂亮事。一个易如反掌、异常完美的计划……”在这之前，佩里从未想过会再次见到迪克或者威利－杰伊。但是他们两个经常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特别是后者，在佩里的记忆中，已经变成了一个萦绕在他记忆通道里的贤哲。“你追求的是被人否定的东西，”威利－杰伊在一次说教时曾对他说，“你什么也不在乎，没有责任感、没有信仰、没有朋友，也感觉不到温暖。”

在近来孤独而困窘的颠沛流离中，佩里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威利的话，他认定这是不公正的。他的确在乎这些，但是谁又在乎他呢？父亲？是的，从某一点来说是这样。还有一两个姑娘，但是“说来话长了”。除了威利－杰伊，没有人在乎过他。只有威利－杰伊承认过他的价值和潜力，承认他不只是一个矮小的、肌肉发达的杂种，看出他在一切德行上，与他本人看到的一样：“特殊”、“罕见”、“有艺术气质”。在威利－杰伊身上，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的敏感得到了保护。四个月的流浪生活使这种高度的评价比梦中的财宝对他更有诱惑力。所以当他收到迪克的来信，并且意识到迪克建议他来堪萨斯州的日子正好和威利－杰伊出狱前后相差不多时，他知道了自己必须做什么。他开车来到拉斯维加斯，把车卖掉，收拾好地图、旧信、手稿和书籍，买了一张灰狗长途汽车票。这次旅行的结果就只能靠命运了；如果“和威利－杰伊一起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他“将考虑迪克的建议”。然而，结果是，他要么选择迪克，要么选择一无所获。就在佩里的汽车在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抵达堪萨斯城时，威利－杰伊已经不能欢迎他的到来了，他走了，离开了堪萨斯城，事实上，仅仅五个小时之前，他从佩里抵达的那个车站离开了。是佩里通过电话向波斯特牧师打听来的，但波斯特令他很失望，他拒绝透露威利－杰伊的准确去向。“他往东边去了，”牧师说，“去寻找好机会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愿意帮助他的好人家。”佩里挂了电话，愤怒和失望令他感到眩晕。

但是，他想知道，当痛苦减弱以后他还会真的期望与威利－杰伊重聚吗？自由把他们截然分开；恢复自由身之后，他们没有共同之处，相反，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在一起——像他和迪克那样，一道去南部边境外的深海去寻宝。但是，如果他没有错过威利－杰伊，哪怕他们能在一起待上一个小时，佩里确信，或者说完完全全地“知道”，他此刻就不可能待在一所医院的外面，等着迪克从里面找到一双黑色长筒袜。

迪克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没有，走吧。”他说道，一副狡猾且漫不经心的表情，令佩里大起疑心。

“你肯定没有吗？你当真问过修女了？”

“我当然问过了。”

“我不相信。我想你走进去，逛了几分钟，然后就出来了。”

“好了，甜心，随便你说什么。”迪克开始开车。沉默着走了一会儿，迪克拍了拍佩里的膝盖。“嗨，行了，”他说，“这就是个狗屁主意。天知道她们会怎么想？我闯了进去像逛百货公司似的……”

佩里说：“也许这样也不错。修女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看到克拉特先生旋开派克钢笔、打开支票簿时，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在加登城的代理人不由得露出了微笑。他想起了当地的一句俏皮话，“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赫伯？他们说，‘自从理发涨到一美元五十美分，赫伯连理发也开支票了。’”

“没错。”克拉特回答说，他像贵族一样，以从不随身携带现金而闻名，“这就是我做生意的方式。当查税人员找上门来的时候，支票存根是你最好的朋友。”

支票已经填好，但尚未签字，他将身子靠回椅子内，似乎陷入了沉思。那位矮壮的、有点秃顶、不拘小节的代理人名叫鲍勃·约翰逊，他希望自己的客户不要在最后时刻变卦。赫伯是个头脑冷静、做事力求稳妥的人，约翰逊忙活了一年才最终敲定这笔生意。但是，此刻不同以往，他的顾客只是在经历一种约翰逊所谓的“庄严时刻”。这种现象，保险生意人都很熟悉。一个人在买人寿保险时的心情，跟写遗嘱没什么不同，死亡的念头难免涌上心头。

“是的，是的，”克拉特先生说道，仿佛在自言自语，“我该知足和感恩——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美妙的事。”足以纪念他事业里程的各色镜框，挂在他办公室的胡桃木墙壁上，闪闪发光：大学文凭证书、河谷农场的地图、农业比赛的奖状，还有一张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亲笔签名的华丽证书，以表彰他在联邦农业信用委员会的工作。“还有孩子们。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很庆幸。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但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就拿凯尼恩来说吧，虽然目前他倾向于工程或科学，但是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天生的农业好手。上帝保佑，总有一天他将经营这块地方。你以前见过伊芙安娜的丈夫唐·贾乔吗？他是位兽医。你不知我有多器重那孩子。还有维尔，维尔·英格里希，我女儿贝弗里钟情于他。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敢肯定，他们一定能承担起责任；但是邦妮，邦妮一个人挑不动这么一副重担……”

约翰逊，在这类意味深长的话题上是个老手，知道这时可以插话了。“哎，赫伯，”他说道，“你还是个年轻人呢，才四十八岁。无论从外表，还是从健康报告上看，你都很年轻，少说也有好几年我们要承蒙你的照顾呢。”

克拉特先生挺直身子，又一次拿起了钢笔。“说实话，我感觉相当好。非常乐观。我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真的可以在这里赚点钱。”在简单阐述未来理财计划的同时，他在支票上签了名，然后把它推到桌子另一边。

此刻已是六点过十分，保险代理人急着回家，妻子正等他回去吃晚饭呢。“承蒙关照，赫伯。”

“哪里的话，老哥。”

他们握了握手。然后，约翰逊带着一种胜利的感觉拿起克拉特先生的支票，把它放进自己的皮夹里。这是一份价值四万美元保险的头期款，一旦出现保险人意外死亡的情况，保险公司将双倍赔偿。

他和我散步，他和我聊天，
他对我说我是属于他的，
我们在那里等待时分享的快乐，
没有人能明白……

佩里用吉他自弹自唱，自得其乐。他能唱大概两百多首圣诗和情歌，从《粗糙的老十字架》到科尔·波特[7]，除了吉他以外，他还会口琴、手风琴、五弦琴和木琴。在他最喜欢的一个舞台生涯的幻想中，他的艺名叫佩里·奥帕尔森，是一位表演“一人交响乐”的明星。

迪克说：“来杯鸡尾酒怎么样？”

其实，佩里并不在乎喝什么，他不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但是迪克却很挑剔，在酒吧里，他通常选择橙花酒。佩里在汽车的工具箱里装着一品脱已经调好的橘子味的伏特加鸡尾酒。他们俩轮流喝了起来。虽然暮色已浓，但迪克仍把速度稳定在每小时六十英里，并且没有打开车头大灯。路很直，土地平坦得像一片湖泊，很少看见别的车驶过。这里便是“那边”，或者离“那边”很近了。

“天哪！”佩里说道，他盯着那开阔一望无际的土地，以及清冷的天空下连绵不绝的青色——除了远处农场里闪烁的灯光以外，一无所有，显得空旷而孤寂。他憎恨这里，就像他憎恨得克萨斯平原和内华达州沙漠一样：空旷的地势和稀少的人口常令他情绪低沉，还伴有一种对陌生环境的恐惧。海港才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拥挤、嘈杂，塞满了船只，飘荡着下水道气味，比如横滨。朝鲜战争期间，他作为美国陆军的士兵曾在那里度过一个夏天。“天哪！他们对我说离堪萨斯州远点儿！永远别让我的脚再踏上堪萨斯州的土地，好像他们是在禁止我进入天堂似的。好好看看这儿，简直大饱眼福。”

迪克把酒瓶递给他，里面的酒只剩下一半了。“剩下的留着吧，”迪克说，“我们也许还用得着。”

“还记得吗，迪克？我们谈过关于那条船的事？我想，我们可以在墨西哥买条船，一条便宜但很结实的船。我们可以横渡太平洋，去日本。有人做过，好几千人曾经是这样过去的。我不骗你，迪克，你该去日本看看。日本人善良，性格温和，彬彬有礼。真的很周到——不仅仅是为了你的钱。说到女人，你从没见过那么温柔的……”

“我有过女人。”迪克说他仍爱着有一头蜜色金发的第一任妻子，虽然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日本那儿有许多澡堂子。有一间叫‘寻梦池’，你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里面，美丽迷人的姑娘会从头到脚给你擦洗。”

“你以前告诉过我。”迪克有些不耐烦。

“那又怎么样？我就不能再说了吗？”

“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嗨，伙计，我脑子里想的已经够多了。”

迪克打开收音机，佩里又把它关上。他不管迪克的抗议，自顾自弹起了吉他。

我独自一人去花园，
露水还在玫瑰上。
我耳中传来声音，
原来是神子主耶稣……

一轮满月正在天边冉冉升起。

案发后的星期一，年轻的博比·鲁普在接受测谎仪检测之前作证时，描述了他最后一次拜访克拉特家的情形。“当时是一轮满月，我想，如果南希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开车出去，去麦金纳湖或者去加登城看电影。但是当我给她打电话时——当时大概是七点十分左右——她说她得去问问父亲同意不同意。然后，她回来了，回答是不行，因为昨晚我们在外面待得太晚了。不过，她说我干脆过来看电视算了。我经常去克拉特家看电视。你知道，南希是我唯一约会过的女孩。我从小就认识她，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一起上学。从我记事起，她就那么漂亮、那么惹人喜爱，她是一个人物，甚至当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如此。我的意思是，她让每个人都觉得开心。我第一次和她约会是在八年级。当时班里大多数男孩子都想带她去参加八年级的毕业舞会，所以当她说愿意和我一起时，我很吃惊，也有点自豪。我们俩当时都是十二岁。我爸把车借给我，我开车和她一起参加舞会。对于南希，我是越看越喜欢；对于他们全家人，也是这样——没有哪家能和他们相比，至少这里没有，反正我不知道谁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克拉特先生也许在某些事情上过于严厉——比如说宗教信仰或者诸如此类的事——但是他从未试图使你感觉他是对的，你永远错。

“我们家住在克拉特家西边三英里。我通常是走着来回，但是夏天我一直在打工，去年我攒够了钱，买了一辆自己的车，一辆一九五五年的福特，所以那晚我开车过去，大约是七点刚过时到的。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通往她家的林荫车道上，我一个人都没看见，屋子外面也没有人。只有老特迪冲我汪汪叫。一楼的灯亮着，那是客厅和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二楼是黑的，我想克拉特太太一定睡着了，如果她在家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究竟在不在家，我从来也没问过。但是我发现我猜对了，因为后来凯尼恩想要练习小号——他在学校乐队里吹中音——但南希对他说别练了，怕他把克拉特太太吵醒。不管怎么说，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餐，南希收拾了碗盘，把它们都放在洗碗机里了。他们三个人——两个孩子和克拉特先生——都在客厅里。所以我们像以前那些晚上一样围坐在一起：南希和我坐在沙发上，克拉特先生坐在椅子上，就是那把带坐垫的摇椅。他没怎么看电视，他正在读一本书，书名是《流浪的男孩》，那是凯尼恩的。他去了一次厨房，回来时拿着两个苹果，他给了我一个，但我不想吃，所以他全吃了。他的牙齿很白，他说那是吃苹果的缘故。南希当时穿着短袜和软拖鞋，蓝色牛仔裤，我想她上身穿的是一件绿色毛衣；她戴着那块金表和去年一月她十六岁生日时我送她的礼物——一个表明我们关系的手镯，一面刻着她的名字，另一面是我的。她还戴了一枚小小的银戒指，这是她今年夏天和基德维尔一家去科罗拉多的时候买的，并不是我们的定情戒。你知道，两个星期前，她冲我发火了，说要把我们的戒指摘下来放一段时间。当你女朋友这么做时，那就意味着你要经受考验了。我是说，的确，我们有过争吵，但男女朋友谁没吵过架？这次是因为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在招待会上喝了一点啤酒，只有一瓶，却被她知道了。不知是谁嘴快，说我喝得大醉。唉，从那以后她仿佛成了石头人，一个星期连招呼都没和我打。但是最近我们又和好如初了，我相信她正打算重新戴上我们的戒指。

“好吧，那天晚上我们看的第一个节目是第二频道的《人与挑战》，讲的是几个人在北极的故事。然后我们看了一部西部片，这之后是一个间谍的冒险故事《五指》。九点半时演的是麦克·海默[8]的侦探片。然后是新闻。但是这些节目凯尼恩全不喜欢，之所以如此，很大原因是我们没让他选节目。他对每一个节目都挑三拣四的，南希一直叫他闭嘴。他们俩总是这样拌嘴，不过实际上两人是很亲密的，比大多数兄弟姐妹都要亲。我猜大半是因为他们单独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克拉特太太经常不在家，而克拉特先生也经常去华盛顿或别的什么地方。我知道南希很爱凯尼恩，但是我认为即使是她也没有真正了解凯尼恩。他似乎总是一个人魂不守舍。你永远也别想知道他在想什么，甚至也不会知道他是不是在看着你——他有一点儿轻微的斜视。有人说他是一个天才，这话也许是真的。他确实读了很多书。但是，正如我所说，他当时有些不安。他不想看电视，想练小号，当南希不让他练时，我记得克拉特先生对他说，为什么不去地下室的娱乐间里去练呢，在那儿没有人会听见。但是他又不想去地下室。

“电话响了一次，或者两次？哎，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有一次电话响了，克拉特先生到办公室去接。门——客厅和办公室之间的滑动门——是开着的，我听见他说‘冯’，所以我知道他正在和他的雇员冯·弗里特先生谈话。他说他有点头疼，不过正在好转。还说要在星期一早晨见见冯·弗里特先生。他回来时，麦克·海默刚播完，然后是五分钟新闻，接着是天气预报。每次一到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克拉特先生就会来精神。实际上，他一直等的就是天气预报。这就和唯一吸引我的是体育节目一样，接下来就是体育节目。体育节目结束时已是十点半了，我起身要走。南希送我出来。我们说了会儿话，约定在周日晚上一起去看电影，一部所有女孩都盼望看的电影——《情窦初开》。然后她跑回了屋里，我开车离开。那晚夜色很亮，像白天一样，月光皎洁，天有些凉，微风吹过，无数风滚草[9]随风飘动。这就是我看到的一切。只是现在我回想起来，我觉得一定有人一直躲在那里，也许就在那边的树丛里。有人就等着我离开。”

迪克和佩里在大弯城的一家饭馆前停了下来。因为身上只剩十五块钱了，佩里打算点一份饮料和三明治，但迪克说不，他们需要的是一顿实实在在的“盛宴”，不必为费用发愁，他来付账。他们点了两份半生的牛排、烤土豆、法式土豆丝、炸洋葱圈、豆煮玉米，还点了意大利通心粉、玉米片粥、千岛沙拉、肉桂面包卷、苹果派、冰淇淋和咖啡。吃饱喝足后，他们俩去了一家杂货店挑选雪茄；在同一家杂货店里，他们还买了两卷厚厚的胶带。

黑色的雪佛兰重新上路，急匆匆地穿越乡村，悄悄地向更加寒冷、更加干燥的麦地高原驶去。佩里闭目打盹，进入了酒足饭饱后昏昏欲睡的状态，当听到播放十一点钟的新闻时，他醒了过来。他摇下车窗，让清冽的空气吹着自己的脸。迪克告诉他已经进入芬尼县境内。“我们进入县界十英里了。”他说。汽车跑得飞快。公路两旁指示牌上的广告词被汽车前灯照得闪亮，瞬间又一晃而过：“瞧，北极熊”、“伯蒂斯汽车”、“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游泳池”、“麦田汽车旅馆”。终于，一转眼的工夫，路灯亮了起来，“您好，异乡客！欢迎来到加登城，竭诚为您服务。”

他们沿着城市北面的边缘前进。将近午夜时分，路上空无一人，除了孤零零的加油站还亮着灯，其他商店都关门了。迪克拐进一间名为赫德的菲利浦六六加油站。一个年轻人出现了，问道：“要不要把油加满？”迪克点了点头。佩里从车里出来，走进加油站的盥洗间，然后把门反锁上。他的双腿像平时发作那样令他疼痛难忍，疼得好像以前那场事故就发生在五分钟前。他从一个瓶子里倒出三片阿司匹林，慢慢地嚼碎（他喜欢阿司匹林的味道），然后从洗脸盆的水龙头里接水喝。他坐在马桶上，伸开腿，揉了揉，按摩着那几乎无法弯曲的膝盖。迪克说过他们差不多快到了，“只要再走七英里就到了”。他拉开上衣一个衣兜的拉链，拿出一个纸盒，里面是刚买不久的橡胶手套。手套上粘着一层薄薄的胶水，黏糊糊的，他一只手指一只手指地伸进去。有一只破了，破得不是太厉害，只是在两个手指间裂开了，但对他而言不是什么好兆头。

门把手转动了，格格地响。迪克说道：“想吃糖吗？他们这儿有一台自动售糖机。”

“不。”

“你还好吧？”

“我很好。”

“别在里边蹲一整夜。”

迪克往自动贩卖机里投了一枚硬币，拉了一下杠杆，拾起一包软糖豆，大嚼着回到车里，懒洋洋地靠在车座上，看着那个加油站的年轻人清扫挡风玻璃上的堪萨斯尘土和粘着的飞虫尸体。那年轻人名叫詹姆斯·斯波尔，他感到有点不安。迪克的眼神和阴沉的表情，佩里在盥洗室里长时间不出来，令他心烦意乱。第二天，他向加油站的老板汇报说：“昨天晚上，我们这儿来了两个看起来很难缠的顾客。”甚至很长时间以后，他从未把这两个人和霍尔科姆的惨案联系起来。

迪克说：“这里有点不景气呀。”

“可不是嘛，”詹姆斯·斯波尔说，“两个小时来，你们是唯一在这里停下来的。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堪萨斯城。”

“来这儿打猎？”

“只是路过。我们要去亚利桑那州，在那儿找到了工作，建筑工，正等着我们去呢。你知道从这里到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有多远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一共三元六角。”他接过迪克的钱，找了零钱，说道，“失陪了，先生。我还要工作，给一辆卡车装保险杠。”

迪克边吃糖豆边等，不耐烦地启动油门，按了按喇叭。难道他判断错了佩里的性格？一向神勇过人的他，这会儿突然“怯场”了吗？一年前，他们初次相遇时，他认为佩里有点“顾影自怜”、“多愁善感”、太爱“幻想”，但仍不失为一个“好小伙”。他喜欢佩里，但并不认为他值得自己花力气去交往。直到有一天，佩里给他讲了一起谋杀案，告诉他仅仅是“为了好玩”，自己在拉斯维加斯怎样用自行车链条杀死一个黑人。这件奇闻改变了迪克对小个子佩里的看法，他开始对佩里另眼相看，像威利－杰伊一样——虽然两人考虑的动机不同——渐渐断定佩里具有不同寻常且很有价值的特质。在兰辛监狱，有好几个人吹嘘自己杀过人或对此类事根本不畏惧，但迪克确信佩里是其中罕见的一个，“一个天生的杀手”——头脑绝对冷静，但却毫无怜悯之心，不管有没有动机，都可以实施最冷酷的致命打击。迪克认为，这一能力在他的监督下可以得到最完美的施展。在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向佩里展开了追求攻势，大拍佩里的马屁：比如，假装相信所有埋藏宝藏的故事，说自己和佩里一样渴望流浪、喜欢海港，但实际上，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他喜欢的，他想过“正常的生活”——有一份自己的生意、一间房子、一匹马、一辆新车，当然还少不了“一大群金发女郎”。但是，在佩里凭借自己的才能帮助迪克实现野心之前，无论如何不能使他对这点产生怀疑，这是至关重要的。但也许迪克估计错了，被耍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事实证明佩里不过是个“草包”——那就没戏唱了，数月来的计划也就白费了，除了转身回去，别无其他。绝不能发生这种事。迪克又返回了加油站。

盥洗室的门仍然锁着。他砰砰砰地敲门，“搞什么，快点，佩里！”

“马上就好。”

“怎么了？你病了？”

佩里抓住洗手台的边沿，支撑着站了起来。他的腿在发抖，膝盖的疼痛令他汗如雨下。他用纸巾擦了擦脸，打开门，说道：“好了，我们走吧。”

南希的卧室是家中最小、也最具个性的房间——充满少女的情调，像芭蕾舞女孩的短裙一样活泼可爱。除了柜子和写字台外，所有的墙壁、天花板都是粉色、蓝色或白色。粉白相间的床上堆放着蓝色的枕头，其余的空间都被一只白粉相间的特大号泰迪熊占去了，这是博比在县商品交易会的射击游乐场上赢来的奖品。在镶着白边的梳妆台上方挂着块漆成粉色的软木质小布告板，上面钉着一些干了的栀子花、几张旧情人节卡片、自报上剪下的食谱以及许多照片，都是小外甥、苏珊·基德维尔以及博比·鲁普的。其中博比的占了一大半：挥球拍的、打篮球的、开拖拉机的、穿着泳裤在麦金纳湖畔玩水的（这是他敢走的最远距离，因为他一直没有学会游泳），还有几张是两个人的合影。其中南希最喜欢的一张是他们俩在郊游时坐在树荫下，两个人彼此含情凝视，虽然未曾微笑，但却能看出满心愉悦。还有一些是马呀猫呀的照片，虽然它们已经死了，但却没有被遗忘——比如“可怜的小笨笨”，它在不久前离奇死亡（南希怀疑是被人毒死的）——这些照片堆满了她的书桌。

南希一直是全家最后一个睡下的。正如有次她对朋友和家政老师波利·斯特林太太所说的那样，午夜是她“既得意又自在的时间”。这个时候，她会像例行公事一样做美容，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擦上晚霜，如果是周六夜里还要洗头发。今晚，她把头发吹干、梳亮，又用一条薄薄的花色纱巾包起来，然后准备好明天早晨去教堂时穿的衣服：尼龙长袜，一双黑色的鞋子，一套红色天鹅绒礼服——这是她亲手缝制的最漂亮的一件衣服。下葬时，也是穿的这件。

在开始祈祷前，她总会写点日记，记些琐事（“夏天来了。我希望永远都是夏天。苏来过了，我们骑着宝贝去河边。苏吹起了长笛。有萤火虫”）以及偶尔迸发的情感（“我爱他，真的”）。这是一本可以用五年的日记，过去四年来，她从未漏记过一天，倒是好几件显著的大事（伊芙安娜的婚礼、小外甥的出生）和别的戏剧性事件（她“和博比第一次真正的吵架”——这一页上沾有泪痕）促使她多占了未来记日记的地方。不同色彩的墨水用来区分年份：一九五六年是绿色，一九五七年是红色，一九五八年是淡紫色，而现在一九五九年，她决定用高贵的蓝色。但是在每一页日记里，她都用自己的笔迹作了修饰，一会儿向右斜，一会儿向左倾，时而活泼，时而夸张，忽而松散，忽而紧凑，她仿佛在问：这是南希吗？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哪个才是我？有一次，她的英语老师里格斯太太在一篇作文里潦草地写下这样的评语：“写得好。但为什么用三种不同的字体写？”对此，南希的回答是：“我尚未成人，无法确定今后该用何种字体。”不过近几个月来，她有所进步，用显露出成熟的笔迹写着：“乔利妮来过了，我教她如何做樱桃馅饼。帮洛克希练习小喇叭。博比过来了，我们一起看电视。十一点，他离开了。”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肯定没错，那是学校，那是车库，现在我们往南拐。”迪克兴高采烈，口中念念有词，在佩里看来，迪克仿佛在嘀嘀咕咕地说着咒语。他们离开公路，加速转向一条荒凉的霍尔科姆小道，越过圣达菲铁路。“银行，肯定是那家银行。现在往西拐——看见那树了吗？就是这儿，没错。”车前的大灯照亮了一条榆树夹道的小路，一丛丛被风吹动的风滚草急速地在路边闪过。迪克关掉大灯，将车速放慢了下来。直到他的眼睛适应了月夜的环境，才将车停住。半晌，车又开始向前蠕动。

霍尔科姆位于山地时区分界线东边的十二英里处，这个位置引得很多人的抱怨，早晨七点（在冬天则是八点或更迟）天仍然是黑的，倘若有星星的话，也仍然在闪烁。这个星期天早上，维克·伊尔斯克的两个孩子来干活时就是如此。九点，两个男孩干完活——其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太阳已经升了起来，依旧是打野鸡的一个好天气。他们离开干活的地方，沿着小路跑回家的时候，对着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挥了挥手，车中一个女孩也向他们挥手。她是南希·克拉特的同班同学，名字也叫南希，南希·埃瓦尔特。她是正在驾车的克拉伦斯·埃瓦尔特先生的独生女。埃瓦尔特先生是一位已届中年的农场主，以种植甜菜为生。他本人是不去教堂的，他的妻子也不去，但是每到周日，他都会开车送女儿到河谷农场，好让她和克拉特一家一起去参加加登城卫理公会教徒的礼拜仪式。这样的安排使他“避免了来回去城里两趟”。他总是要等到女儿安全地进屋后才放心离去，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讲究衣着的南希，有着电影明星的身材，戴着眼镜，走起路来婀娜不胜娇羞。她穿过草坪，按了按前门的门铃。这座房子有四个门，她在前门不停地敲着，里面却没有反应，于是她走到下一处门——克拉特先生办公室的那扇。这儿的门半掩着，她又推开了一点儿，里面一片漆黑，空无一人，但她想到就那么“闯进去”，克拉特一家会见怪的，于是她又敲门，又按了按铃，也是没有任何动静。最后绕了一圈来到房子后面。这儿是车库，她看到两辆雪佛兰都在车库里，可见他们一定在家。她又试了试第三个通往“储物室”的门以及第四个——这扇门通往厨房，但全都没有反应。她只好回到父亲身边。她父亲说：“也许他们在睡觉。”

“那是不可能的。你能想象克拉特先生会为了睡觉而错过去教堂？”

“要么我们走吧。我们去教师公寓。苏珊应该知道出了什么事。”

教师公寓坐落在新式学校的正对面，是座陈旧的大厦，阴暗而寒酸。二十套临时房间被分成半租半送的公寓住宅，提供给那些找不到或租不起房子的学校员工住。尽管如此，苏珊·基德维尔和她的母亲还是苦中作乐，把她们位于一楼的房间布置得温暖而舒适。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那间弹丸大小的起居室里除了几把椅子外，还放着一架风琴、一架钢琴、一些花盆（盆中的鲜花正在盛开），通常还有一只蹿上蹿下的小狗和一只昏昏欲睡的肥猫。这个星期天的早上，苏珊站在窗前望着街道。她是一位个子高挑、神情倦怠的年轻姑娘，鸭蛋脸上有一双美丽的灰蓝色眼睛；她的手很有特点，手指修长、灵巧，带有一丝神经质的优雅。她打扮整齐也准备去教堂，正盼着克拉特家的雪佛兰赶快到来，她和南希·埃瓦尔特一样，也经常和克拉特一家一起去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结果，克拉特一家没来，来的是埃瓦尔特一家，而且还带来了一个令人纳闷的消息。

但苏珊无从解释，她母亲也一样，只是说：“如果计划有变，他们肯定会打电话来的。苏珊，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家打个电话？他们也许真是睡过头了呢。”

“我也这样想。”苏珊在后来所作的陈述里这样说，“我给他们家打电话，电话铃响了，至少我有这样的印象，电话铃是响着的，噢，响了一分钟或更长，没人接。所以，埃瓦尔特先生建议我们去他们家，把他们‘叫醒’。但是当我们到了那儿时，我却不想这么做了。一走进屋里，我就感到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从未料到……那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但是阳光如此明媚，一切看起来都那样明亮而安静。当时，我看见他们的小汽车都在家，连凯尼恩的那辆老式追狼车也在。埃瓦尔特先生当时穿着工作服，靴子上沾满了泥；他觉得穿成这样不适合去拜访克拉特一家，尤其是他以前从未拜访过，我是说，从未登门拜访过。最后，南希·埃瓦尔特说愿意和我一起去。我们绕到厨房门口，当然，那儿的门没锁，只有赫尔姆太太会锁上它，但克拉特家从来不锁。我们一走进去，我就知道克拉特家还没吃早餐，没有看见碟子，炉子上也空无一物。我注意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南希的钱包掉在地上，口微微开着。我们穿过饭厅来到楼梯下方，南希的卧室就在上面。我一边叫着她的名字，一边走上楼梯，南希·埃瓦尔特跟在我的后面。我们的脚步声大得令人害怕，周围一片死寂。南希房间的门是开着的。窗帘没有拉上，满屋子阳光。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惊声尖叫过。但南希·埃瓦尔特说我确实叫了起来——叫啊叫啊，拼命地叫。我只记得南希的泰迪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南希……我跑，我……”

在这期间，埃瓦尔特先生认为也许他不应该让两个女孩单独进入房子。当听到尖叫声时，他正从车里出来，准备随她们一起进屋。但是，还没等他冲进屋里，两个女孩已经向他跑了过来。他的女儿大叫道：“她死了！”说着便一头栽进他的怀里。“真的，爸爸！南希死了！”

苏珊向她转过身来，“不，她没死。你别这样说，你怎么敢这么胡说！她只是流鼻血而已。她总是流鼻血，流得很厉害，就是这么回事。”

“太多太多的血。墙上也有。你没看清楚。”

“我是摸不着头脑，”埃瓦尔特后来作证说，“我想可能是那孩子受伤了什么的。在我看来，首先该做的是叫救护车。基德维尔小姐（苏珊）告诉我厨房里有一部电话。我在她说的位置找到电话，但是话筒并未挂上，当我把话筒捡起来时，才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

二十七岁的英语教师拉里·亨德里克斯住在教师公寓的顶楼。他喜欢写作，但他的公寓对于一个立志成为作家的人来说不是理想之地。他的房子比基德维尔家的还小，而且他要和妻子、三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以及一台永远都在开着的电视机分享有限的空间（只有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年轻的亨德里克斯生于俄克拉荷马州，曾在海军服役，很有男性气概，他嘴角叼着烟斗，留着胡子，一头乱蓬蓬的黑色头发，虽然还没发表过作品，但至少看起来有点文人的样子。事实上，他的打扮颇有几分他最崇拜的作家海明威年轻时的样子。为了弥补当老师收入的不足，他还给学校开校车。

“有时我一天开六十英里，”他对一位熟人说，“这样留给写作的时间就不多了。星期天是例外。当时，正是那个星期天，十一月十五日，我端坐在公寓里，正仔细地看报纸。你知道吗，我大多数故事的灵感都来自报纸。唉，电视开着，孩子们在嘻嘻哈哈地玩。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听见了楼下的声音，是从基德维尔太太家传出来的。但我想这也许不关我的事，我是新来的，这学期开学时我才搬到霍尔科姆。可没过多久，我妻子雪莉——当时她正在外面晾衣服——急急忙忙跑进来说：‘亲爱的，你最好到楼下去看看。他们全都吓疯了。’那两个女孩，当时的确是吓坏了。苏珊一直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我看以后也很难。还有可怜的基德维尔太太，她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她紧张得要命，一直说个不停。但是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哦，邦妮，邦妮，出了什么事？你是那么高兴，你对我说一切都结束了，你再也不会生病了。’大意是这样。就连埃瓦尔特，连像他这样的人都惊吓成那样了！他打电话给加登城的警长办公室，长官亲自接的电话。埃瓦尔特先生告诉他‘在克拉特家发生了极端可怕的事故’。警长答应马上过来，埃瓦尔特先生说好的，他会去公路上迎他。雪莉下楼，和女人们坐在一起，试图安慰她们，好像这样就管用似的。我和埃瓦尔特先生一起开车出去，到公路上等候警长鲁滨逊。在路上，他对我讲了发生的事。当他说到发现电话线被切断时，我立刻想到，嗯，从现在起我就应该留神了，该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说不定会叫我到法庭上去作证。

“警长到的时候是九点三十五分，我看过手表。埃瓦尔特先生向他挥手，示意他跟着我们的车走，我们直接开车去了克拉特家。我以前从未去过那儿，只是远远地望见过。当然，我认识克拉特一家人。凯尼恩在我所教的二年级英语班里，我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一剧里给南希做过导演。这两个孩子真是很特别，非常谦虚，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出身富贵人家或住这么大的房子——树林，草坪，一切都在精心照管之下。我们到达那里时，警长已经听完了埃瓦尔特的讲述，他用无线电话通知办公室，要他们多派一些人外加一辆救护车前来增援，并告诉他们说‘发生了一些意外’。然后我们三个走进住宅，穿过厨房，看见一只女式钱包撂在地上，电话线已被割断。警长的后腰上挂着一支手枪，从我们上楼到进入南希的房间时，我注意到他始终把手按在枪上，随时准备拔出来。

“唉，太惨了！那么优秀的女孩，可惜你们永远都没法认识她了。她被人用猎枪从距离后脑大概两英寸的地方开枪打死了。她侧身躺着，面对着墙壁，墙上溅满了鲜血，肩膀以下的身子用床单盖着。鲁滨逊警长将床单拉下，我们看见她穿着浴袍、睡衣、短袜和拖鞋。看样子，虽不知是几点钟，她那会儿应该还没有上床睡觉。她的手被反绑在身后，脚踝被百叶窗的白绳子捆着。警长问道：‘这是南希·克拉特吗？’以前他从未见过这个孩子。我说：‘是的，这就是南希。’

“我们又返回走廊，往四处瞧。门都关着。我们推开一扇门，原来那里是浴室，似乎有点不对头。我认为之所以令人感到奇怪，是因为里面有一把椅子，一种餐厅里用的椅子，在浴室里看起来完全不合适。隔壁的一扇门，我们一致认为那里肯定是凯尼恩的房间，许多男孩子的东西散落在屋里。我认出了凯尼恩的眼镜，就在床边的书架上。但是床上没有人，虽然看起来像是有人睡过一样。我们走到走廊的尽头，最后一扇门，在那儿，在床上，我们发现了克拉特太太。她也被捆着。但不同的是，她的手是在前面绑着的，所以看起来她好像正在祈祷一样，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手帕。也许是克利内克斯纸巾？捆住她手腕的绳子一直连到脚踝，然后绳子又拖到床底下，再绑在床脚上。这么复杂且费尽心机。想想吧，这样做得花多长时间啊！她躺在那里任人摆布，怕是吓也吓死了。她手上还戴着两枚戒指，（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不同意这命案是为了谋财害命，其中一条理由就在于此。）穿着一件长袍、一件白色睡衣和一双白色袜子。她的嘴被胶带紧紧粘住，但因为她是从头部的一侧被直接瞄准，子弹的冲击力把胶带都崩开了。她的眼睛是睁开的，睁得老大，仿佛仍在盯着杀人者，她一定是无法避免看着他用枪瞄准自己的。大家默默无言。我们都太过震惊。我记得警长四处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散落的子弹壳，但是杀人者非常狡猾和冷静，没有留下类似的线索。

“很自然，我们感到奇怪，克拉特先生在哪儿？还有凯尼恩？警长说：‘我们到楼下去找找。’我们找的第一个地方是主卧，克拉特先生睡觉的地方。床单被拉开了，有只钱夹丢在床脚，周围是一叠弄得乱七八糟的卡片，好像被人抖过要找什么东西，一张便条，一张借据，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呢。事实上，钱夹里一分钱也没有。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是克拉特先生的钱夹，他是从来不带现金的。这一点就连我这个搬到霍尔科姆仅仅两个多月的人也知道。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无论是克拉特先生，还是凯尼恩，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而克拉特先生的眼镜就放在写字台上。所以我判断，不管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是自愿的。我们仔细察看，一切都很正常，没有搏斗的痕迹，也没有任何扰乱的迹象。只是办公室的听筒也没有挂在电话机上，电话线也被割断了，和厨房里一样。警长鲁滨逊在壁橱里发现了几支猎枪，用鼻子闻了闻，查看最近是否开过火。他说没有。我从未见过他那副困惑的表情，只听他说道：‘真要命，赫伯到底在哪儿？’就在那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从地下室逼近楼上。‘是谁？’警长把手按在枪上问。一个声音说道：‘是我，温德尔。’原来是温德尔·迈耶，副警长。大概是他进屋时没发现我们，就径直跑到地下室去搜查了。警长告诉他，声音有点悲悯：‘温德尔，我实在想不通。楼上有两具尸体。’‘哦，’温德尔随即回答说，‘下面也有一具。’于是我们跟随他走进了地下室。我想你也许会把那称为游戏室。那里并不怎么暗，有窗户，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凯尼恩就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沙发上。他的嘴被胶布封住了，手脚都像他母亲那样被捆在一起，绳子从手连到脚，最后绑在沙发扶手上，其过程同样复杂。不知怎么回事，凯尼恩的样子让我最难忘。我想是因为他最容易辨认吧，看起来最像本人生前的模样，虽然枪是正对着他的脸开的。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条蓝色牛仔裤，光着脚，像是匆忙之中抓起身边的衣服就穿上了。他的头用两个沙发枕头垫着，好像是为了便于瞄准才这么做。

“警长接着问道：‘这个通向哪里？’他指的是地下室的另一扇门。警长走在前面，进去后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埃瓦尔特先生找到了电灯开关。这是暖气炉间，里面非常暖和。这个地方的人都在家里装一个煤气炉，插根管子就能在地下抽出天然气，一分钱都不用花，所以这里的屋子都暖和得要命。先不谈这个。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我知道单单开枪是不会流那么多血的。我猜得没错。他也被枪射杀，和凯尼恩一样，正对着面部。但是也许在被子弹击中之前，他就已经死了。或者，不管怎么说吧，快要死了。因为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他穿着条纹睡衣，除此什么也没穿。他的嘴被胶布封住，缠了满满一头。脚踝也捆在一起，但手没有捆住，也许是他设法挣脱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不管出于愤怒还是疼痛，反正他把绑在手上的绳子给挣断了。他四肢伸开躺在炉子前，身下是一只很大的硬纸板箱，看来是特意放在那儿的。这是一只用来装床垫的箱子。警长说：‘瞧这里，温德尔。’他指着箱子上一个带血迹的脚印，脚印中间有两个洞，像两只眼睛。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是埃瓦尔特先生？我记不清了）指出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在我们头顶上有一条暖气管道，上面垂下来一条绳子，是杀人者用的那种绳子。很显然，克拉特先生曾被绑着双手吊在这里，然后绳子又被切断了。但是为什么呢？折磨他？我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了。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那天晚上这幢住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屋子里开始挤满了人。救护车来了，验尸官来了，卫理公会派来了牧师，警方的摄影师、州警、电台和报纸的记者，噢，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人都是从教堂跑出来的，那神情仿佛还在做礼拜。屋里非常安静，只有低声耳语。仿佛谁都不相信一样。一位州警问我在这儿是否有公干，如果没有最好离开。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副警长正在和一个人讲话，那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农场的雇工。看起来斯托克莱因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码，两座房子之间除了一座谷仓外就没有别的建筑了。但是他说他从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说：‘我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对我说警长来了。我和妻子昨天夜里睡了不到两个小时，一直忙上忙下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听到的唯一声音是在大约十点半或者十点四十五分，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对妻子说，博比·鲁普走了。’我回家时，大约在半路，看见了凯尼恩的那条老牧羊犬。那条狗吓坏了，夹着尾巴坐在那里，既不叫也不动。看见那条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触景生情。刚才那一会儿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没有体会到整件事的邪恶、痛苦与恐怖。他们全死了，整整一家子。温和善良的人，我所认识的人，竟被谋杀了。你必须相信，因为这的确是真的。”

霍尔科姆每昼夜有八列直达列车匆匆开过，其中有两辆负责收发邮件。正如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人解释的那样，办理这样的事务自有其困难之处。“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觉，这些火车打这里经过，有时时速达一百英里。光是那阵风，唉，就能把你刮倒。当这些邮包飞出来时，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赛时抢到球抱了跑一样：轰！轰轰！我并不是在抱怨，告诉您这是个好工作，是公家的差事，它使我保持年轻。”霍尔科姆的邮递员萨蒂·特鲁伊特太太看起来确实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镇上的人称她为特鲁伊特大妈，她已经七十五岁了。她是一个身材矮壮、饱经风霜的寡妇，头上戴着三角大头巾，脚踏一双牛仔靴（穿在脚上非常舒服，像鸟儿的羽毛一样柔软），她也是霍尔科姆年纪最大的土著居民。“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我的亲戚，那会儿我们还管这个地儿叫舍洛克。后来来了个叫霍尔科姆的陌生人。他是个养猪的，发了财，认为应该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村子。改了没多久，您猜怎么了？哼！卖了房子，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了。我们可没有。我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这儿！我们永远在这儿！！”她的女儿默尔特·克莱尔太太，碰巧是当地的邮政局长。“只是你千万别认为我是凭着她才有这份公家差事的。默尔特甚至还不想让我来呢。这份工作你要铆足劲儿才能得到。谁投标最低就归谁。而我总是喊得最低，连毛毛虫都不屑一顾。哈哈！这肯定激怒了小伙子们。不错，先生，许多小伙子喜欢当邮递员。但是，当大雪积得有普里莫·卡内拉[10]老先生那么高，风刮得呼呼直响，而一袋袋邮包还得送时，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喜欢邮递员这差事！轰——”

特鲁伊特大妈的这份工作，星期天也没得休息。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当她等着十点三十二分西去的列车时，她吃惊地发现两辆救护车穿过铁道，向克拉特家驶去。这件不寻常的事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擅离职守。就让邮件随便掉哪儿吧。这件新闻是默尔特必须立刻知道的。

霍尔科姆人都称他们的邮局是“联邦大厦”，给这座四处透风、满是灰尘的小屋贯以这样的美称似乎名过其实。天花板裂开了缝，地板颤颤巍巍的，信箱门关不上，灯泡是坏的，钟也不走了。“是的，这很丢脸。”这位说话尖刻、不会作假、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负责人承认，“但邮票还是真格儿的，不是吗？再说，关我什么事？我只干我自己的事，自得其乐。我有一把摇椅、一个不错的炉子、一把咖啡壶，还有许多书报杂志可以读。”

克莱尔太太在芬尼县是个著名人物。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目前的工作，而是她以前的职业——舞厅女老板，这个身份单从外表也看不出来。她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穿着长裤、羊毛衫、牛仔靴，看不出年龄的大小（“我自己是知道的，你得猜一猜”），为人快嘴多舌，大多数情况下说起话来嗓门又高又尖，活像公鸡打鸣。直到一九五五年前，她一直和丈夫经营霍尔科姆舞厅，这在当地也算是个新鲜独特的场所，方圆一百英里的酒鬼和喜欢跳踢踏舞的人都被吸引过来。他们的举止还经常会引起警长的注意。“我们这行也不容易，”克莱尔太太回忆说，“有些罗圈腿的乡巴佬，你给他们一点酒尝尝，他们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想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一扫而光。当然，我们只出售调酒的饮料，从不卖烈性酒，即使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卖。我丈夫霍莫尔·克莱尔不赞成，我也一样。有一天，霍莫尔·克莱尔——他是七个月零十二天前在俄勒冈州动了五个小时的手术后过世的——对我说：‘默尔特，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地狱里，现在我们要设法进天堂了。’第二天，我们就关了舞厅。对此我从不后悔。哦，起初我失去了夜生活，觉得怪寂寞的，也想念那些曲调、那些欢乐。但现在，霍莫尔已经先我而去，我很高兴能在联邦大厦里做自己的事。闲来没事就坐坐，喝点咖啡。”

事实上，那个星期天早晨，克莱尔太太刚从壶里给自己倒上一杯新煮的咖啡，突然特鲁伊特大妈回来了。

“默尔特！”她喊了一声就再也讲不出话，直到喘过气来才接着说，“默尔特，有两辆救护车往克拉特家去了。”

她女儿说：“十点三十二分的邮包呢？”

“救护车，去克拉特家——”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肯定是邦妮。她又发病了。十点三十二分的邮包在哪儿？”

特鲁伊特大妈平静了下来。她知道默尔特一向嘴快，从不给人接话的机会。但立即她想起了一件事。“不过，默尔特，如果只是邦妮生病了，为什么会来两辆救护车呢？”

克莱尔太太凡事讲究逻辑、喜欢说理，但她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母亲说得有些道理。她说她会给赫尔姆太太打个电话。“梅布尔会知道的。”她说。

和赫尔姆太太的谈话持续了几分钟。这会儿时间特鲁伊特大妈很心焦，除了女儿含含糊糊的几个“嗯，哦”的回答之外，她什么也没听到。更糟的是，当女儿挂断电话的时候，她并未试图打消这位老妇人好奇的念头；相反，她不动声色地喝了口咖啡，回到桌子前，开始给一堆信件盖邮戳。

“默尔特！”特鲁伊特大妈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梅布尔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早料到了，”克莱尔太太说，“你想想吧，赫伯·克拉特是怎么匆匆忙忙过这一辈子的。就连到这里取信都没有工夫说声‘早上好’和‘嘿，多谢了’，像只到处乱跑的无头小鸡，参加俱乐部，管这管那的，哪怕是别人靠着谋生的工作他也插一脚。可是看看现在——报应来了。唉，他倒是不用这么奔忙了。”

“为什么？默尔特？为什么他不用了？”

克莱尔太太提高嗓门：“因为他死了。邦妮也死了，还有南希和那个男孩，有人开枪杀了他们。”

“默尔特，别那样说话。谁杀了他们？”

克莱尔太太一刻也没有停止盖邮戳，她回答说：“飞机里的人呗。就是被赫伯控告开飞机撞了果园的那个。如果不是他，那也许就是你了。或者街对面的某个人。所有的邻居都是响尾蛇，都想找机会把门砰的一声摔在你的脸上。全世界都一样。这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特鲁伊特大妈说着用手捂住了耳朵，“这些事我从来都不知道。”

“一帮歹徒。”

“我害怕，默尔特。”

“怕什么？命中注定，眼泪也救不了你。”她发觉母亲开始洒下几滴泪。“霍莫尔死的时候，我身上所有的恐惧和悲伤都没了。如果有人想开枪、想割断我的喉咙，我祝他好运。这有什么不同呢？来世都一样。只要记住：要是一只鸟把地上的沙子一粒一粒地衔过大海到达对岸的时候，就是永生的开始。所以你就擤擤鼻子吧。”

这一惨绝人寰的消息通过教堂的牧师、电话以及加登城的KIUL广播电台传播开来，（“一起难以置信、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星期六夜间至今日凌晨时分夺去了赫伯·克拉特一家四口的性命。这是一起惨无人道的谋杀，至今动机不明……”）在当地民众中普遍引起的反应更接近特鲁伊特大妈而非克莱尔太太：由吃惊转为恐慌。个人的恐惧如同一股冷泉，由起初的浅浅水流骤然加深。

哈特曼咖啡馆内，有四张做工粗糙的桌子和一张午餐柜台，只能容纳一小撮心怀恐惧、闲言碎语的人们，其中绝大多数是男人。店主贝丝·哈特曼太太瘦瘦的，为人精明，一头灰黄相间的头发剪得很短，一双绿色的眼睛明亮而慑人；她是邮政局长克莱尔太太的表妹，其直率的脾气和克莱尔太太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我是个老江湖了，可克拉特家的这桩事还是把我吓坏了。”她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想想竟会有人干这样的事！当每个来店里的人都在谈这件可怕的事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邦妮。当然，这很傻，但我们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很多人都在猜想——也许她的病又发作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肯定是仇杀。是某个熟悉他们家里里外外的人干的。但是谁会恨克拉特一家呢？我从未听过有人说他们一句坏话，任哪里也找不到像他们这样招人喜欢的人家。如果这样的家庭也会遭受这样的事，那么请问，还有谁家是安全的呢？那个星期天，一个老头儿坐在这儿，倒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睡不好觉。他说：‘住在这儿的彼此都是老朋友，根本没有一个陌生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才是最可怕的。邻居们打照面都不免疑神疑鬼的，这是多么心寒啊！是的，这很难接受，但如果他们找到了是谁干的，那么我敢保证那将比谋杀案本身更令人吃惊。”

纽约人寿保险公司代理人鲍勃·约翰逊太太，做得一手好菜，但她做好的星期天晚餐却没有人吃——至少在饭菜还热乎的时候——因为她丈夫刚把刀插进烤野鸡准备享用的时候，就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就是那时，”他事后回忆起来十分悲伤，“我刚听说霍尔科姆发生的事。我不相信，我承受不起这样的事。老天呀！我兜里还揣着克拉特先生的支票呢。一张价值八万美元的支票。如果我听到的一切是真的……但是我想，这不可能，肯定有人弄错了，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你刚卖出一份大保险，一眨眼投保人就死了，被谋杀了！这意味着双倍赔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给威奇塔的办公室主管打了电话。告诉他支票还在我身上，但是还没有存入户头，问问他有什么高见。嗯，这件事很微妙，很棘手。从法律上看，我们不必赔偿，但道义上是另一码事。当然，我们决定按照道义办。”

因保险推销员慷慨义举而受益的两个人是伊芙安娜·贾乔和妹妹贝弗里，她们是财产的继承人。在得知噩耗后几个小时内，她们就赶到了加登城。贝弗里是从堪萨斯州的温菲尔德赶过来的，她去那儿看望未婚夫；伊芙安娜则是从伊利诺伊州卡罗尔山的家中。在这一天，别的亲戚也陆续得到了通知，其中有克拉特先生的父亲、两个兄弟阿瑟和克拉伦斯、他的妹妹哈里·纳尔逊太太，他们都住在堪萨斯州的拉尼德；二妹伊莱恩·塞尔索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帕拉塔卡。邦妮·克拉特的双亲阿瑟·B. 福克斯夫妇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她的三个哥哥——加利福尼亚州威塞利亚的哈罗德、伊利诺伊州俄勒冈的霍华德以及堪萨斯城的格伦，也都通知到了。实际上，他们大部分是克拉特一家感恩节聚会要邀请的人，本来是要在那天的感恩祈祷会相聚的，但现在却聚集在墓地旁，参加好几个亲人的葬礼。

在教师公寓，威尔玛·基德维尔不得不振作起来，为的是宽慰女儿。苏珊的眼睛肿得大大的，几度昏厥、呕吐，但她仍坚持要自己跑到三英里外的鲁普农场去。“难道你不明白吗，妈妈？”她说道，“要是鲁普恰好知道了这件事怎么办？他爱南希。我们俩都爱她。这件事必须由我来告诉他。”

但是博比已经知道了。埃瓦尔特先生回家途中在鲁普农场停了下来，和他的朋友约翰尼·鲁普交谈。约翰尼是八个孩子的父亲，博比是老三。两个人一起向一处小屋走去——这所房屋和农场的住宅是分隔开的，农场住宅太小了，住不下鲁普家所有的孩子，所以男孩子们住在简易屋里，女孩子们住在“家里”。他们发现博比正在整理床铺。博比听完埃瓦尔特先生的话，什么问题也没问，只是对埃瓦尔特先生的到来表示感谢。之后，他站在屋外的太阳底下。鲁普家位于一块突起的、毫无遮挡的高地上，从那儿可以看见河谷农场丰盈而生机勃勃的土地，他在那里站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别人想方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但全失败了。吃晚餐的铃声响了，妈妈叫他进去，唤呀，叫呀，到最后丈夫说：“算了，别打搅他了。”

博比的弟弟拉里也没去吃饭。他在博比身边转来转去，想要帮点什么忙，虽然博比一直叫他走开，但他不听。后来，博比移动了身子，开始穿过田野径直奔向霍尔科姆。拉里追上他，说道：“哎，博比，听着，如果我们要去哪儿，干吗不开车去呢？”他的哥哥没有回答。他一心一意地走着，实际上是在跑，但拉里跟上博比的脚步一点都不费劲。虽然拉里只有十四岁，但个子比哥哥高，胸膛比哥哥厚实，腿也比哥哥长。博比尽管是学校的体育健将，但不过中等身材，结实却瘦小，一张英俊的面孔流露出直率而朴实的神情。“哎，博比，听着，他们不会让你看她的。你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博比转过身来，对着他说道：“回去，回家去。”弟弟往后退了几步，但还是跟着，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已是收获南瓜的季节，但天气干燥而炎热，兄弟俩走近州警在河谷农场入口设置的路障时，已是汗水淋漓。克拉特家的许多朋友，以及从芬尼县各处赶来的陌生人，都聚集在这个地方，没人获允通过路障。当鲁普兄弟赶到时，路障被移开了，以便让四辆救护车出来，这是最后派来运走尸体的，还有一辆装满警长办公室人员的汽车也开了出去。甚至就在那时，那些人还都在提博比·鲁普的名字。到了傍晚，博比才得知自己是他们主要的怀疑对象。

苏珊·基德维尔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只见一列白色救护车队悄然滑过，她一直出神地望着，直到它们拐过街角，那随之扬起的灰尘重又落在那条没有铺柏油的街道上。当她正对着眼前的景象陷入沉思时，博比突然出现了，他摇摇晃晃地向苏珊走来，身后跟着形影不离的大个子弟弟。她走到门廊前迎他，说道：“我多么想告诉你……”博比开始哭泣。拉里在教师公寓院子的四周逡巡，最后倚在一棵树上。他从未见过博比流泪，也不想看见，因此他低下了头。

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奥莱西镇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窗帘挡住了中午的阳光。佩里躺着，正在睡觉，一个灰色的便携式收音机还在他身边吱吱作响。除了靴子，他连衣服都懒得脱下，脸朝下趴在床上，睡眠仿佛一件武器从后面击中了他。那双带有银色扣环的黑色靴子浸泡在脸盆里，里面的温水染成了淡淡的粉红色。

朝北几英里，在一幢朴素的农家住宅的舒适厨房里，迪克正在享受一顿周日大餐。其他坐在桌边的人，他的妈妈、爸爸、弟弟，没有注意到他的举止有何异常。中午时分到家后，他吻过母亲，流利地回答了父亲对他所谓一整夜去斯科特堡旅行的提问，然后坐下来吃饭，看起来与平常没什么两样。饭后，三个男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里的篮球比赛。节目刚开始，父亲就吃惊地听到迪克的鼾声；正像他对小儿子所说的那样，他做梦也从未想过这辈子会见到迪克宁可睡觉而不看篮球赛。当然，他怎么明白迪克是多么疲倦，也不知道他那沉沉睡去的儿子在刚刚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不只做了点其他事情，还开了八百多英里的车。

[1]4-H代表Head（头）、Heart（心）、Hand（手）、Health（健康）。该组织旨在帮助乡村生活的人们尤其是儿童，发展实际生活能力，培养道德人格。

[2]一种碳酸饮料，用植物Sarsaparilla（墨西哥菝葜）制成。

[3]即马雷德山，位于墨西哥境内的山脉。

[4]北美的一个印第安部落。

[5]《呼啸山庄》里的男主人公。

[6]法语，“是我”的意思。

[7]科尔·波特（Cole Albert Porter，1891－1964），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爵士乐与音乐剧的天才作曲家。

[8]美国冷硬派侦探小说家米基·斯皮兰（Mickey Spillane）笔下的人物。

[9]生于北美洲沙漠地区，秋季干枯，枝叶断落，随风滚动。

[10]普里莫·卡内拉（Primo Carrera，1906－1967），意大利的巨人拳击手。

第二章 不明人士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一，又是西堪萨斯地区麦地平原上一个打野鸡的好天气——阳光明媚，天空像云母一样闪闪发光。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当这样的日子，安迪·艾哈德先生常常会到他的好友赫伯·克拉特家的河谷农场里打野鸡，而且一去就是一下午。通常，在这项打猎运动中，还有赫伯的三个最好的朋友：J. E. 戴尔，一位兽医；卡尔·麦尔斯，一位饲养奶牛的农场主；艾弗利特·奥格本，一位商人。像艾哈德（堪萨斯州立大学农业实验所所长）一样，他们都是加登城有声望的公民。

今天，这四个常在一起打猎的老伙伴再次聚在一起，踏上了熟悉的旅程，但心情却大不相同了。随身所带的装备既古怪又与打猎无关：拖把、提桶、刷子以及装满抹布和强力清洁剂的大篮子。他们都穿上了自己最旧的衣服，自愿来打扫河谷农场十四间房屋中的某几间。正是在这里，克拉特一家四口惨遭杀害。至于凶手，目前所知仅限于死亡鉴定书上所说的，“一个或几个不明人士”。作为基督徒，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

艾哈德和他的伙伴们默默地开车前行。他们中的一位后来说：“那时的情形使你无法说话。真的很奇怪。以前去那里，老远就有人来迎接。”这次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公路巡警，他负责把守警方在河谷农场入口设置的路障。他挥了挥手，放他们进去。他们又沿着榆树成荫的小径开了半英里，来到克拉特家的住宅。唯一住在农场里的雇员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正在门前等候。

他们首先来到地下室里的暖气炉间，克拉特先生就是在这儿被人发现穿着睡衣俯卧在一只装床垫的纸箱上的。清理完这里，他们又来到凯尼恩被杀的游戏室。沙发是凯尼恩维修过的遗物，罩着南希做的沙发套，上面还有绣着字的靠枕，也都溅满了血迹。和纸箱子一样，这些东西都得烧掉。清洗小组逐步从地下室清理到二楼的卧室，南希和她母亲就是在卧室被谋害的。他们需要更多的燃料来焚烧这些沾满血迹的床单、床垫、床边小地毯以及一只泰迪熊玩偶。

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通常话不多，但今天运送热水和协助清扫时，却有很多话要说。他希望“人们别再说废话，而应该试着动动脑子”，为什么他和妻子住在离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码的地方，但在暴行发生的时候，却连一声枪响也没听见。“警长和他的那些手下到这儿又是取指纹又是搜查的，他们很有识别能力，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我们没听见，原因之一在于风，西风。西风会把声音吹到另一个方向。第二个原因是，这里和我们家的房子之间有一座大粮仓，这个老家伙就连震天响的火箭炮声都能挡得住。你考虑过这点吗？凶手一定知道我们肯定听不到。否则，他会冒险在半夜里连开四枪吗！如果那样，他肯定疯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个疯子，下起手来，毫无顾忌。但依我看，他之所以这么干，都是事先策划好的，他了如指掌。有件事我已经想好了，这是我和我老婆在这儿睡的最后一夜。我们打算搬到一所紧邻着公路的房子里去。”

人们从中午干到黄昏。他们把收集到的东西装在一辆货车上，斯托克莱因负责把它开进农场北边麦田的深处。十一月的麦田只有麦茬的单一褐色，但那天在夕阳的映照下，却闪耀着缤纷的色泽。他们在这里卸车，把南希的枕头、床单、纸箱、游戏室里的沙发堆在一起；斯托克莱因浇上汽油，划着了一根火柴。

在场的人里，没有比安迪·艾哈德和克拉特家的关系更亲密的了。艾哈德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虽然是个学者，但他的手因为劳动而起了茧子，脖子也被晒伤了。他是赫伯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他曾说：“我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艾哈德亲眼看到他的朋友从一个薪水微薄的农业经纪人逐渐成为本地区最有名望、最受尊敬的农场主之一。他说：“赫伯得到了一切，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自己努力赚来的。他既谦虚又骄傲，他有权利骄傲。他的家庭令人羡慕，他这辈子确实干成了一番事业。”艾哈德注视着熊熊燃烧的篝火，不禁感到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出这种事？那些付出、那些美德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变成一缕青烟，袅袅上升又渐渐变淡，最终被巨大的苍穹所吞没？

堪萨斯调查局是一个遍及全州的组织，总部设在托皮卡，十九名经验丰富的警探分驻全州各处。当案子令地方当局束手无策时，他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帮助。调查局在加登城的代表是一位消瘦而英俊的堪萨斯人，名叫艾尔文·亚当斯·杜威。他世居于此，现年四十七岁，其职权范围包括西堪萨斯地区很大一块地方。芬尼县的警长厄尔·鲁滨逊请杜威负责克拉特一案，虽情非得已，但也合情合理。因为杜威曾担任芬尼县的警长（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五年），而在此之前，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他先后在新奥尔良、圣安东尼奥、丹佛、迈阿密和旧金山等地工作。）其专业能力足以应对像克拉特谋杀案这样没有明显动机和线索的复杂案子。而且，他对犯罪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必然是合适人选，正如他后来所说：“这里也有个人的情感因素。”他说，他和妻子“真的非常喜欢赫伯和邦妮”，而且“每周日都会在教堂看见他们，彼此拜访过很多次”。他补充说：“不过，就算我不认识他们，不那么喜欢他们，我也不会改变主意。我见识过邪恶的行为，我不怀疑邪恶的存在。但是像这次这样惨绝人寰，我还真没见过。不管花多长时间，哪怕耗尽余生，我也要知道那间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要把原因和凶手查个水落石出。”

最后，选定十八个人专职负责此案，其中三位是堪萨斯州调查局最能干的侦查员——哈罗德·奈、罗伊·丘奇和克拉伦斯·邓茨。杜威对这三人组成的“劲旅”来到加登城调查此案感到很满意。他说：“有人得小心了。”

芬尼县法院是一座普通的石头水泥建筑，坐落于一个绿树成荫、颇有吸引力的广场中心。警长的办公室就位于法院大楼的三层。加登城曾经是一座喧嚣热闹的拓荒小镇，如今已变得相当安静。总的来说，警长的工作不是太多，他的三间陈设简单的办公室，是县法院里那些无所事事者经常光临的僻静之处；他那好客的秘书艾德娜·理查森女士通常煮着一壶咖啡，有充裕的时间“闲聊”。然而现在，正如她所抱怨的，“这个克拉特事件”引来了“各地的人”，使“所有的报纸都在大肆宣扬”。这个案件以头条新闻出现在西起丹佛东至芝加哥的报纸上，把大批记者吸引到加登城。

周一正午，杜威在警长办公室里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我要谈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他对记者们说，“现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一个需要记住的事实：我们所要处理的不是一起谋杀案，而是四起。我们不知道四个人中谁是主要目标，或者说是首要受害者。可能是南希或凯尼恩，也可能是父亲或母亲。有人认为一定是克拉特先生，因为他的喉咙被切断了，他遭受的折磨最厉害。但那只是猜测而并非事实。如果我们能知道四个人死亡的先后顺序，那将对我们大有帮助，但是验尸官无法提供此类线索，他只知道死亡时间是在星期六晚间十一点到星期天凌晨两点之间。”接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杜威说两位女性都没有受到“性侵犯”，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屋中物品被盗；他认为克拉特先生在死前八个小时签署了一份四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合同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但是，杜威确信这份合同和此凶案没有任何联系，在经济上获益的是克拉特先生仅存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唐纳德·贾乔太太和二女儿贝弗里·克拉特小姐，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怎么可能有联系呢？不过，他对记者们说，他的确在想凶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但目前不便透露。

实际上，此时对这个问题，杜威并无结论。他依然抱有两种看法，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在推理重演犯罪的过程时，形成了两个设想：“单人作案”和“双人作案”。在前一种设想里，凶犯被设定成这家的朋友，或至少对这所住宅和居住者的情况相当了解。这个人知道克拉特家的门很少上锁，知道克拉特先生单独睡在一楼的主卧室里，知道克拉特太太和孩子们分别睡在二楼的卧室里。因此，杜威设想这个人很可能是在半夜前后步行接近了屋子。窗户是黑的，克拉特一家都睡了。至于农场的看门狗特迪，嗯，谁都知道它怕枪怕得要死，它一定是见到入侵者手里的武器，就瑟瑟发抖，呜咽着偷偷溜走了。在进入屋子后，这个杀手首先破坏了电话，一部在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一部在厨房。之后，他摸进克拉特先生的卧室，把他弄醒。克拉特先生在持枪者的威逼下，被迫服从命令，陪着他走上二楼，叫醒了其余的人。然后，克拉特先生用凶手提供的绳子和胶带绑住妻子并封住她的嘴，又绑住女儿（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女儿的嘴没有被封住），然后把她们拴到床上。接着，父亲和儿子被押到了地下室，在那里克拉特先生被迫封住凯尼恩的嘴，并把他捆在游戏室的沙发上。然后，克拉特先生被带到了暖气炉间，头部受到猛击，嘴被封住了，手脚也被捆住了。现在，凶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一个接一个地杀死了他们，每次都会把散落的子弹壳仔细地捡起来。当他完成这一切，就关掉所有的灯，离开了。

事情可能就是按这样的步骤发生的，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杜威有一些疑点，“如果赫伯认为他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面临致命的威胁，他一定会像老虎一样奋起搏斗。而且赫伯不是脓包，而是身体状态处于最佳的壮年男人。凯尼恩也是，像他父亲一样强壮，个子还更高些，肩膀宽厚。很难想象一个人，不管有没有武器，能同时对付他们两个。”另外，还有一个理由认为这四个被害者是由一个人捆起来的：四人身上的绳结都是同一种半结。

杜威以及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倾向于第二种假设。第二种假设在很多要点上与第一种一样，但重要的区别在于凶手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这个同伙帮助他制服克拉特一家，用胶带封嘴，用绳子捆绑。但是，第二种假设仍然有漏洞。比如，杜威就发现很难理解“两个人怎么会同样的愤怒，怎么会在同样疯狂的暴怒状态下实施犯罪”。他继续解释：“假设凶手为克拉特家所认识，是社区的一员；假设他是个普通人，一个有着怪癖但对克拉特一家或某位家人抱有邪恶忌妒之心的普通人，他从哪儿找到一个足够疯狂、愿意帮他的同伙呢？这讲不通，也不合理。这样一接触这个问题，就讲不出个所以然了。”

新闻发布会后，杜威返回自己的办公室。这间屋子是警长临时借给他的，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笔直的靠背椅。桌子上散乱地放着杜威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法庭上展示的物证：胶带，从受害者身上解下的绳套（这些东西现在都封装在塑料袋里，作为线索都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因为二者都是大路货，在美国随处可得），警方摄影师拍摄的犯罪现场的照片，总共二十张放大的照片——克拉特先生破碎的头盖骨，凯尼恩遭毁容的面孔，南希被绑着的手以及邦妮死后却仍然睁得大大的眼睛，等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杜威将花大量时间研究这些照片，希望能“突然从中发现什么”，也许某个有意义的细节会不言而喻。“犹如那些拼图。叫你猜猜‘在这张画里能找到多少野兽？’从某方面来说，这正是我要做的，找出隐藏的野兽。我觉得他们肯定在那儿，如果我能看见他们的话。”实际上，一张克拉特先生躺在床垫纸箱上的照片已经令人惊奇地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沾满泥土、有菱形花纹的脚印。虽然肉眼难以辨认，但是在闪光灯的照射下却逼真地显露出来。这些脚印，再加上在同一个纸箱上发现的另一个脚印，前脚掌留下的猫爪图案的醒目血脚印，是侦查员们目前所能宣称的唯一“重要线索”。但是他们不打算公之于众；杜威和他的小组决定保守秘密，不透露这些证据的存在。

杜威桌子上的另一件材料是南希·克拉特的日记本。他已经浏览了一遍，此时他打算仔细阅读每天的记录。这本日记南希从十三岁生日开始记起，离她十七岁生日不到两个月时结束。这是一个聪慧的女孩子感情的真实吐露，她极喜欢小动物，并且爱看书、烹饪、缝纫、跳舞和骑马，是个讨人喜爱的漂亮而纯洁的少女，她认为“谈情说爱很有意思”，然而“实际上一心一意地爱着博比”。杜威首先读的是最后一天的记录。只有三行字，大概是她死前一到两个小时写的。“乔利妮来过了，我教她如何做樱桃馅饼。帮洛克希练习小喇叭。博比过来了，我们一起看电视。十一点，他离开了。”

年轻的鲁普目前所知是最后见到克拉特一家的人，他已经接受了详细的讯问。虽然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只不过和克拉特一家度过了一个平常的夜晚”，但是他仍然要接受第二次讯问，这一次将要对他使用测谎仪。事实很明显，警方不想轻易地把他从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杜威自己相信这个孩子“和案件没有任何联系”，但毫无疑问，在调查的初期，博比是唯一可以认为有犯罪动机的人，尽管这很牵强。在日记里，南希时不时提到的情形令警方认为可以使博比产生作案动机：她父亲坚持要她和博比“一刀两断”，停止“频繁的接触”，反对的理由是克拉特全家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而鲁普家是天主教徒，在他看来，这足以使他们俩结婚的希望变成泡影。但是日记中最吸引杜威的不是克拉特家、鲁普家以及卫理公会和天主教的区别，而是一只猫，一只神秘死亡的猫。这只名叫“小笨笨”的猫是南希最喜爱的宠物，据南希死前两个星期的日记，她发现小笨笨“躺在谷仓里，死了”，她怀疑“是被人毒死的”。日记中写到：“可怜的小笨笨。我把它埋在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读到这句话时，杜威觉得“这可能非常重要”。如果猫是被毒死的，那么这一行为会不会是谋杀者一次小小的、恶毒的预演呢？他决心找到南希埋葬宠物的这个“特别的地方”，虽然这意味着要找遍面积广阔的河谷农场。

在杜威研读日记的时候，他的首要助手丘奇、邓茨和奈正穿街走巷，像邓茨所说，“和那些能向我们提供点什么的人谈话”。这些人包括霍尔科姆学校的教职员工，南希和凯尼恩都是载入该校荣誉名册的高才生；河谷农场的雇员，其人数在春夏之际有时可以达到十八名，但是在现在是休耕季节，只有杰拉尔德·冯·弗里特和其他三位雇员，外加赫尔姆太太；受害者的朋友、邻居，还有他们的亲戚。大约有二十名亲戚从各地赶来参加定于星期三早晨举行的葬礼。

三十四岁的哈罗德·奈是堪萨斯州调查局中最年轻的成员，他短小精悍，翘鼻子、尖下巴，有一双充满怀疑精神的眼睛。他头脑敏锐，负责的任务是克拉特家亲戚的访谈工作，他称之为“该死的敏感差事”。“这对你是痛苦，对他们也是痛苦。一谈到谋杀案，你就不能尊重什么悲伤、隐私和个人感受了。你必须问那些问题。而有些问题会很伤人。”但是，在他询问的人里，在他所问的问题里，（“我正在调查情感方面的背景。我认为，答案也许是另一个女人，一个三角关系。哎，想想看：克拉特先生正值壮年，身体健康，但他的妻子却半死不活的，两人还分房睡……”）没有一个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就连克拉特先生活着的两个女儿也想不出凶杀的原因。总之，奈仅仅明白了一件事：“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克拉特一家是最不可能被谋杀的。”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时，三个警探聚集在杜威的办公室里。邓茨和丘奇比“奈老弟”（这是他们对奈的称呼）的运气好。（堪萨斯州调查局的人都爱起外号。邓茨的外号是“老头儿”，这真冤枉，他还不到五十岁，身材魁梧，走路轻快，一张宽脸长得像猫。而丘奇六十岁上下，皮肤白里透红，一副学者派头，但实际上同仁都知道他“很强硬”。据他的同事讲，他是堪萨斯州拔枪最快的人，他的头发已经半秃，被人们称为“卷毛”。）这两个人在调查过程中已经找到了“有希望的线索”。

邓茨的叙述牵涉到父子俩，这里称他们为老约翰和小约翰。几年前，老约翰和克拉特先生做了一笔小生意，这笔交易的结果触怒了老约翰，他觉得克拉特先生损害了他的利益。现在，老约翰和小约翰都成了“酒鬼”；事实上，小约翰经常因饮酒过度而被监禁。有一天，很不走运，约翰父子俩又喝醉了，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俩鼓足勇气，来到克拉特家，想和克拉特先生“说个明白”。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克拉特先生强烈反对饮酒和醉酒胡闹，他拿着一把枪，把父子俩赶出了自己的领地。这种“无礼”行为是约翰父子难以忍受的；就在一个月前，老约翰还对一个熟人说：“每次我一想到那个浑蛋，我的手就痒痒，真恨不得掐死他。”

丘奇发现的线索和邓茨的在性质上有点类似。他也听说某人承认对克拉特先生有敌意，不妨称这个人为史密斯先生（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史密斯认为河谷农场的人开枪打死了他的猎犬。丘奇前往史密斯的农场住宅进行调查，看见在谷仓里的椽子上系着一根绳子，其打结的方式和捆绑克拉特家四口的方式一样。

杜威说：“说不定其中一件正是我们要找的。一种失控了的个人仇怨。”

“很难说就一定不是抢劫。”奈说。抢劫作为动机已经讨论过了，但多少被排除了。反对很充分，其中最明显的是：克拉特先生从不带现金，这在县里是尽人皆知的；他没有保险箱，也从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而且，如果把抢劫作为动机，那么为什么劫匪没有拿走克拉特太太的结婚金戒和钻戒？但是这些疑问没有说服奈。“整个过程都透露了抢劫的迹象。别忘了克拉特先生的钱包！有人打开把它抖落在克拉特先生的床上，我想不会是钱包的主人所为。还有南希的钱包，为什么会在厨房的地上？它是怎么到厨房的？是的，屋里确实连一毛钱的硬币都没有，但是却有两美元。我们在南希书桌的一个信封里找到两美元。我们知道出事前一天克拉特先生刚兑换了一张六十美元的支票。我们认为屋里至少还应剩下五十美元。当然有些人会说：‘没有人会为了五十块钱杀人的。’还说：‘确实，杀手也许把钱拿走了，但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误导我们，使我们认为抢劫才是原因。’对此，我很疑惑。”

天黑了，杜威打断讨论，打电话给家中的妻子玛丽，告诉她自己不回家吃晚饭了。她说：“好吧，艾尔文。”杜威注意到妻子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常见的焦虑。杜威夫妇结婚十七年了，有两个儿子。玛丽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曾是联邦调查局的速记员，杜威在新奥尔良工作时认识了她。玛丽很能理解丈夫职业上的难处——生活没有规律，一个电话就会突然把他叫走，奔赴州里偏僻的地方。

他说：“有什么事吗？”

“没事。”她要他放心，“只是，你今晚回家时只能按门铃了，我把所有的锁都换了。”

现在他明白了，说道：“别担心，亲爱的。把门锁上，打开门廊上的灯就行了。”

杜威挂断了电话，一位同事问道：“出了什么事？玛丽害怕了？”

“当然害怕了！”杜威说，“不仅是她，所有的人都害怕。”

并非所有的人都害怕。霍尔科姆那位守寡的女邮政局长——勇敢的默尔特·克莱尔太太就不害怕，她讽刺镇上的人都是“胆小鬼，吓得瑟瑟发抖，睡觉时连眼睛都不敢闭上”。在说到自己时，她说：“我这个老女人睡得和以前一样香。如果有谁想对我耍花招，让他来试试好了。”（她的话还真灵验，七个月后，一伙蒙面匪徒持枪闯进邮局，抢走了她九百五十美元。）通常，克莱尔太太的观点只得到很少一部分人的支持。据加登城一家五金商店的老板说：“近来，锁头和门闩是卖得最快的商品。人们不在乎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只要管用就行。”当然，想象力可以打开任何一扇门，只要轻轻转动钥匙，恐怖就趁机而入。星期二拂晓，一卡车从科罗拉多州来打野鸡的陌生人，不知道当地发生了惨案，在他们越过草原、穿过霍尔科姆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几乎所有房屋的窗内都灯火通明，人们甚至是全家人都正襟危坐、彻夜不眠，全神贯注地凝神谛听着。他们害怕什么呢？“谋杀可能再次发生。”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一位学校的女教师评论说：“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克拉特一家身上，而是别人，那么人们的情绪可能不会如此激动。无论哪一家都不能和克拉特一家相比，他家那么令人敬佩、那么友善、那么安全。这个家庭代表了附近人们真正珍视和尊敬的一切。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唉，那就等于告诉人们上帝不存在一样。这使得生命看起来毫无意义。我认为，与其说他们吓坏了，倒不如说他们寒心透了。”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最简单、最丑陋的事实，那就是：迄今为止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不见了，骤然间老朋友们要承受彼此猜疑的痛苦，他们难免认为凶手就是左邻右舍。更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不赞成死者的兄弟阿瑟·克拉特的观点。十一月十七日他在加登城一家旅馆的大厅里对记者说：“这件事水落石出之时，我可以打赌，无论是谁，此人不会超出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十英里的范围。”

离阿瑟·克拉特当时所站的地方以东大约四百英里，两个年轻人坐在堪萨斯城一个名叫老鹰餐馆的雅座内。其中一位是个窄脸，右手上刺着一个蓝色的猫，他已经吃掉了好几个鸡肉沙拉三明治，此时正在吃他同伴的饭——一个没有动过的汉堡和一杯加了三片阿司匹林的饮料。

“佩里，宝贝儿，”迪克说道，“你不想吃那个汉堡，我吃吧。”

佩里把盘子推到桌子的另一边，“上帝啊！你就不能让我集中精力吗？”

“你也不必看上五十遍呀。”

迪克指的是十一月十七日《堪萨斯城星报》的头条新闻。标题是：“四尸命案线索极少”。这篇文章是对前一天谋杀案首次见报的后续报道，最后一段作了总结：

警方调查员目前正在寻找一个或数个虽然动机不明但异常狡猾的凶手。主要基于此一或此帮凶手：（一）小心地切断了屋内的两部电话线。（二）熟练地捆绑受害人，并封住他们的嘴，且没有留下任何搏斗痕迹。（三）屋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除了克拉特先生的钱包，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曾企图搜寻任何物件。（四）在屋中不同的地方分别射杀四名被害人，事后冷静地捡起猎枪子弹的弹壳。（五）携带杀人武器到达和离开时，没有让任何人看见。（六）其行为没有任何犯罪动机，唯一勉强可供参考的动机（企图抢劫）也被警方推翻。

“‘主要基于此一或此帮凶手’，”佩里大声地念出来，“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语法应该是‘这个或这几个凶手’。”他一边呷着加了阿司匹林的饮料，一边继续说：“不管怎么样。我不相信这篇文章。坦率地讲，迪克，老实说，你会相信这篇没有线索的鬼话吗？”

昨天，他在钻研了一番报纸后，曾提出同样的问题，而迪克认为他不会再提起。（“听着，如果那些牛仔们哪怕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在一百英里之外早就听到风声了。”）此刻听到旧话重提，迪克厌烦得不想再理他。只听佩里说道：“我总是有预感，所以我才能活到今天。你认识威利－杰伊吗？他说我是一个天生的‘巫师’，他了解这种事，对此很感兴趣。他说我有高度的‘超感应力’，类似于建在体内的雷达，使你在眼睛还没看见之前就可以预见到即将发生事情的大概。比如，我弟弟和他妻子的事。他们彼此疯狂地爱着对方，但吉米同时是个大醋坛子，他忌妒心特强，总认为老婆背着他红杏出墙，她受不了这种折磨结果自杀了。第二天，吉米也用一颗子弹打穿了自己的脑袋。这事儿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当时我和老爸正在阿拉斯加的瑟克尔城做事，我对老爸说，‘吉米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得到了消息。千真万确。还有一次，在日本，我帮一艘船卸货，正坐在一边歇息。突然，我脑子里一个声音对我说，‘快跳！’我猜那一跳大概有十英尺。就在我刚才坐着的地方，一吨重的货物从天而降，砸了下来。像这样的事我可以给你举出一百个例子。你相不相信，我不在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发生车祸之前，我看见了整个事件，在我脑海中看见的：那雨、那车轮打滑的痕迹、我躺在地上流血，腿折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模样。这是一种预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圈套。”他轻轻拍了拍报纸，说道，“这篇文章里有许多支吾搪塞之处。”

迪克又点了一份汉堡。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似乎成了一个永远吃不饱的饿汉——一连吃了三天的牛排、几打好时巧克力和成磅的软糖。而相形之下佩里却没有胃口，他只喝饮料，吃阿司匹林和抽雪茄。“怪不得你变得这样。”迪克对他说道，“噢，算了，宝贝儿。别胡思乱想了，我们成功了。计划很完美。”

“听你这话真叫我吃惊，所有的事情都得考虑进去。”佩里说。他平静的口气凸显出对迪克回答的厌恶。但是迪克并没放在心上，甚至还笑了笑——他的微笑是一种熟练的技巧。仿佛在说这个有着孩子般笑容的人，亲切和蔼，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他。

“好吧。”迪克说道，“可能有些事我想错了。”

“哈利路亚。”

“但总体上计划是完美的。我们把球打出了场地。现在球没了，球失踪了。一点儿联系都没有了。”

“我能想起一个来。”

佩里有些过分了。他继续说道：“弗洛伊德——是这个名字吗？”这样说有些卑鄙。但话说回来，这也是迪克自作自受，他的自信犹如风筝，需要绳子的牵引。然而，佩里也注意到迪克因狂怒而面部表情发生变化：下巴、嘴唇甚至整个脸都拉长了，嘴角泛着唾沫。如果要打一架的话，佩里还是能招架得住的。他比迪克矮了几英寸，一双短腿还受过伤，不大管用，不过他比迪克重，比迪克结实，他的胳膊可以勒死一头熊。然而，为了证明这一点就打一架，真的翻脸，是不值得的。不管喜不喜欢迪克，（现在他并不讨厌迪克，只是不像以前那样喜欢和看得起他。）很明显，此时分道扬镳是不安全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看法一致。迪克曾说：“如果我们被抓住了，那就一起被抓吧。那样我们俩还能相互照应。他们开始那一套招供的把戏时，咱们俩得口供一致。”而且，和迪克拆伙就意味着计划功亏一篑了，但它对佩里仍很有吸引力，虽然近来屡受挫折，但两人仍对那个计划深具信心——找一个小岛或沿着南部海岸线一起过潜海寻宝的生活。

迪克说道：“是威尔斯先生！”他拿起一把叉子，“如果他敢说出去，那他就得死。就如同我因开假支票被逮捕一样，就这样从后面——”叉子落了下来，插进了桌子里，“穿透心脏，亲爱的。”

“我没说他会说出去。”佩里说。既然迪克的愤怒自他那里转移到别人身上，他愿意作出让步。“他会吓得不敢说。”

“肯定，”迪克说，“肯定，他会吓得要命。”奇怪，迪克的情绪轻易地转变了。顷刻间，所有卑劣的痕迹、愠怒的表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道：“讲一讲你的那些所谓的预兆吧。我倒想知道：如果你早知道自己会出车祸，为什么不把车停下来？如果你停下摩托车，不就没这回事儿了吗，对不对？”

这正是佩里曾经认真思考过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但是他的答案很简单，而且多少有些含糊。“不。因为一旦某件事注定要发生，你所能做的就是希望它别发生。或者，听天由命。只要你还活着，就总会有事情发生，即使是坏事。你知道是坏事，但你能做什么呢？你不能不活吧。就像我的梦。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做同一个梦。在梦里，不知怎么我来到了非洲，在一片热带雨林里。我穿过树林朝一棵孤立的树走去。上帝啊，那棵树臭得要命！那种味道令我恶心。不过，它看起来很漂亮，树叶是蓝色的，上面挂满了钻石，橘子般大小的宝石。这就是我来到这儿的原因，我要给自己摘一箩筐的钻石。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动手，只要我一碰到钻石，一条蛇就会落到我身上。那条蛇是守卫这棵树的。这个可恨的畜生就盘绕在树枝上。我早就知道了，明白不？妈的，倒霉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对付蛇。但是，我想，我会利用机会的。最后权衡的结果是我对钻石的渴望超过了对蛇的恐惧。所以我要去摘钻石，要把钻石攥在手里。我的手刚一触到钻石，正要往下扯的时候，那条蛇就落到了我身上。我们滚作一团，但那个畜生滑溜得厉害，我抓不牢它，它却死死地缠住我，越缠越紧，我能听见自己腿被夹碎的声音。接着就更吓人，现在即使是一想到这里，我都会冒冷汗。那畜生开始吞噬我，从脚开始，像是掉进了流沙里一样。”佩里停了下来，他发觉迪克正用叉子尖抠指甲，显然对他的梦根本不感兴趣。

迪克说道：“说呀！后来蛇吃了你没有？到底怎么了？”

“别介意，结果并不重要。”但事实上结果是重要的！结果至关重要，这是他自得其乐的源泉。他曾对朋友威利－杰伊说过，他向威利－杰伊描述了一只硕大无朋的鸟，一只黄色的鹦鹉之类的鸟。当然，威利－杰伊不同，他敏感细腻，是个“圣人”，他理解佩里。但是，迪克？迪克也许会发笑。佩里无法忍受任何人对鹦鹉的嘲笑。那只鹦鹉第一次飞进他的梦里，他才七岁。当时他是个惹人憎恶、同时也憎恨别人的小杂种，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孤儿院里。管理孤儿院的修女，那穿黑衣的舍监，常因他尿床而鞭打他。在一次令他终身难忘的鞭打（“她叫醒我，用手上的手电筒打我。打啊打啊，直到手电筒都坏了，她还在黑暗中继续打”）之后，鹦鹉出现在他的睡梦中，这只鸟“比耶稣还高，像向日葵般金黄”，是个守护天使，它用喙把修女的眼睛啄瞎，还吃掉了她们的眼珠子，撕碎她的肉体，任凭她们无助地“求饶”，然后温柔地托起他抱在怀里，挥动翅膀，飞向天堂。

随着时光的流逝，折磨的形式不断发生变化，虐待他的人变成比他年岁大的孩子、他的父亲、一个负心的女友以及他在军队里认识的一位中士，但这只鸟仍然存在，这个复仇者仍在盘旋。这样，那条守卫着钻石树的蛇虽然从未停止过要吞噬他，但它自己倒总被吞掉。得救之后，自己升上了天堂！在佩里的诸多说法中，一个版本是，“升上天堂”仅仅是“一种感觉”，一种拥有权力的感觉，一种牢不可破的优越感；但在另一种说法里，天堂又被说成是“一个真实的所在”，就像电影里放的那样。“也许我是在电影里看到或记下的。不然我从哪里看见过这样的花园，这样的白色大理石台阶，这样的喷泉？而且如果你走到花园的边缘向下探望，你就能看见大海。真是妙极了！就像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卡尔梅勒附近。不过，最妙的是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桌上的食物多得你想象不到。有牡蛎、火鸡、热狗，水果多得可以拼成百万盘水果拼盘。而且，听着，这一切全是免费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必为拿了这些食物而担心。我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一分钱都不用花。我真是找对了地方！”

迪克说道：“我可是个正常人。我只梦见金发女郎。说起这件事，你听说过母羊的噩梦吗？”这就是迪克，随时可以拿任何话题开下流玩笑。但他的笑话讲得好，虽然佩里多少有点假正经，但也总是忍不住笑起来。

谈起她和南希·克拉特的友谊，苏珊·基德维尔说：“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至少，我对她的情感是这样，仿佛她是我姐姐。在开始的那些天里，我不能去上学。葬礼结束后才去学校。博比·鲁普也同样。有一段时间，博比和我总在一起。他是个好男孩，心地善良，但是以前从未经历过可怕的事情，比如失去自己所爱的人。而那时，最让人难受的是他不得不接受谎言测试。我的意思不是他为此而更加痛苦；他知道警察只是在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我曾经历过两三件艰难的事，但他却没有，因此当他发现生活也许不是一场过瘾的篮球比赛时，会深感震惊。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是开着他的老福特四处兜风，沿着公路或到机场开个来回。或者我们就去克瑞密露天餐馆，点上一杯可乐，坐在车里听收音机，收音机一直开着。

“我们并没有多少可说的。只有一次，博比说起他是多么爱南希，不可能再爱别的女孩了。唉，我确信南希不希望他这样，我也是这样对他说的。我记得有一天，是星期一吧，我们开车来到河边，停在一座桥上。从那儿可以看见克拉特家的房子，也可以看见克拉特先生的果园和远处的麦田。在其中的一块地里，一团火正在燃烧，有人正在焚化从房子里拿出的遗物。放眼望去，到处都能唤起伤感的回忆。男人们带着网和鱼竿在河边搜寻，他们不是在钓鱼，博比说他们在找凶器——刀和枪。

“南希爱这条河。在夏天的夜里，我们经常一起骑着南希的马，那匹又老又胖的灰马‘宝贝’。我们一直骑到河边下到水里去，然后宝贝会在浅水处踢水，而我们就会吹起笛子、唱歌。现在天气凉了，它怎么办？我是说宝贝。我一直在想。加登城的一位太太收养了凯尼恩的狗，带走了特迪，但它又跑了回来，它认得回霍尔科姆的路。那位太太回来又一次带走了它。我留下了南希的猫，艾温鲁德。但是宝贝，他们也许要把它卖掉。南希一定不肯，她会气死的。

“那天，也就是葬礼前一天，博比和我坐在铁路旁，看着火车飞驰而过。那火车真傻，就像暴风雪里的绵羊。突然博比回过神来，对我说，‘我们应该去看南希，我们应该在她身边。’所以我们开车去了加登城美茵大街的菲利浦殡仪馆。我记得博比的弟弟也和我们在一起。是的，我肯定他也在，我记得我们是在他放学后接的他。我还记得他说第二天不用去上学了，因为霍尔科姆所有的孩子都要去参加葬礼。他一直在对我们说学生们的想法。他说学生们深信是‘雇佣杀手’干的。我不想听见这种话，全是流言飞语，都是南希所厌恶的。不管怎样，我不关心是谁干的。这毫无意义。我的朋友死了。知道是谁杀了她并不能让她起死回生。别的有什么要紧的？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指的是停尸间。他们说除了亲属，谁也不许看这家人一眼。但是博比坚持要进去，最后那个殡仪员——他认识鲁普，我猜，他可能也为鲁普感到难过——他说好吧，叫我们别出声，悄悄进去。现在，我真的希望我们没有这么做。”

四具棺材把小小的、堆满鲜花的停尸间挤得满满的。棺盖在举行葬礼仪式时已经封上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对受害者的外貌作了精心的修饰，但呈现出的相貌仍然令人不安。南希穿着她那件樱桃红色的天鹅绒裙子，她弟弟穿了一件明亮的花格子衬衫；父母的打扮就黯淡肃穆多了——克拉特先生身着一件深蓝色的法兰绒外套，他妻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绉纱裙。此外，下面的情形使周围的气氛变得可怕……每个人的头颅都完全包裹在棉布里，像是比普通气球大两倍的膨胀的茧，棉布上喷了一层有光泽的东西，像圣诞树上的雪花一样闪闪发光。

苏珊立刻退了出去。“我走到外面，坐在车里等。”她回忆说，“街对面有个男人正在扫落叶。我一直看着他。我不敢合上眼睛。我想，如果我闭上眼睛，一定就会晕倒。所以，我看着他扫落叶，烧落叶，但却视而不见，因为浮现在我眼前的还是那件衣服。那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是我帮她挑选的衣料，她自己设计并亲手缝制的。我还记得她第一次穿上这件衣服时是多么激动，那是在一次聚会上，我所能看见的全是南希的红色天鹅绒裙子，南希穿着它，翩翩起舞。”

《堪萨斯城星报》详细报道了克拉特家的葬礼，但是载有那篇报道的报纸到达佩里的手中已是两天以后了。他躺在一家旅馆的床上，抽空读了读。即使这样，他也只是粗略地看看而已，其中几段写到：“今天有一千人参加了四个受害者的葬礼，是第一卫理公会五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霍尔科姆中学南希生前的几个同班同学在伦纳德·里奥纳多·考文牧师祈祷时潸然泪下，他说：‘即使我们走在死亡山谷的阴影里，上帝也会给我们勇气、爱和希望。我确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上帝与他们同在。耶稣从未向我们许诺不让我们经受痛苦和悲伤，但是他常会告诉我们，他会分担我们的痛苦和悲伤。’……在这个热得异乎寻常的日子里，大约六百人来到本城北边的谷景公墓。在那里，在下葬仪式上，他们朗诵了主祷文。他们低沉的朗诵声汇合在一起，穿过墓地，久久不息。”

一千人！佩里对此印象深刻。他想知道葬礼花了多少钱。他这两天一直在想钱的事，特别是这天早上他真是窘迫得要命，甚至“连猫粮都买不起”了。好在后来形势得到好转，他的境遇得到了改善，这多亏了迪克。现在他和迪克拥有“一笔不小的数目”，足够他们去墨西哥的。

迪克！巧舌如簧，聪明机警。是的，你不得不把这事儿交给他。天呀，他“唬人”的那一套本事，简直难以置信。就拿堪萨斯城那个售货员来说吧，密苏里人，在一个服装店，那是迪克决定首先“下手”的地方。至于佩里，他从未“在支票上耍过花枪”。他很紧张，但是迪克告诉他：“我需要你做的就是站在那儿，不要笑，对我说的任何话都不要吃惊。你只要听着就行了。”听他这么说，迪克似乎胸有成竹。他展开软磨的功夫，花言巧语地把佩里介绍给店员，说：“这是我的朋友，他就要结婚了。”又胡说道：“我是他的男傧相，陪他到商店里转转，帮他买几件合适的衣服。哈哈，你也可以说是他的‘嫁妆’。”售货员“上钩了”，很快佩里便脱下了他那条斜纹裤，试了一套蹩脚的西装，那售货员还说是“简单婚礼中最理想的装束”。接着又对佩里奇特的比例失调的身材——一双小短腿支撑着庞大的身躯——作了一番评论后，补充说：“要是不经过修改，我们这儿恐怕没有什么适合您的了。”“哦，没关系，时间有的是，离婚礼举办还有一个星期呢。”迪克说。那就好办了。之后他们又挑了一堆俗丽的夹克衫和裤子，迪克说，这些衣服适合去佛罗里达度蜜月。“你知道伊登·罗克吗？”迪克对售货员说，“在迈阿密的海滩上，他岳父母预定了一套房间，是给他们的礼物：每天四十美元，一共两周。怎么样？像他这样一个矮子，竟然和一个既有身材又有钱财的漂亮姑娘结婚。而像你我这样的帅小伙……”店员将账单递给他。迪克把手伸进裤兜里，皱起了眉头，手指啪地弹了声说：“糟糕！我忘了带钱包。”在他的同伴看来，这个花招太弱智了，小孩子都不可能骗过去。但是店员显然不那么想。因为迪克拿出一张空白支票，在支票上开出八十元钱，超过了账单总数，多余的钱还用现金找了回来。

迪克走到外面说：“你下个星期不是要结婚了吗？那么，你不能没有戒指呀。”一会儿，他们坐着迪克那辆老掉牙的雪佛兰轿车，来到一家名叫“最佳珠宝”的商店。在那儿，他们用支票买了一枚婚戒和一个钻石戒指，紧接着就开车到当铺当掉了这些东西。看着珠宝从手中离开，佩里有些怅然若失。他开始向往起那个假想的新娘了，尽管他设想的与迪克的说法恰恰相反。她既不富有，也不漂亮；但打扮得很精致，说话柔声细语，想象中“是个大学生”，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位十足的知识分子”，他总想结识这类姑娘，但从未如愿以偿。

除非把“小甜饼”算上，那是他出车祸住院时认识的一位护士。“小甜饼”是个时髦的女孩，她喜欢佩里，同情他，宠爱他，鼓励他读“严肃文学”，比如《飘》和《吾爱如斯》。两人曾有过一段非同寻常但双方又都不愿提起的韵事，也曾论及爱情和婚姻，但是最终，在伤愈后，他却对她说再见，并且冒用了别人的一首诗向她解释自己的苦衷：

有一类人与俗世不容，
这类人不能在原地停留；
因此，他们使亲朋伤心；
他们自由自在漫游世界。
他们在田野徘徊，在激流中跋涉，
他们攀上悬崖峭壁；
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吉卜赛人的血液，
他们不知道停歇。
如果他们笔直前行，将会有个远大前程；
因此他们坚强、勇敢而率真；
不过他们厌倦了平凡的过往，
他们渴望陌生而新奇的人生。

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或听过她的消息。然而，数年后，他却把她的名字刺在胳膊上。有一次，当迪克问起“小甜饼”是谁时，他说道：“没什么，只是一个姑娘，我差点儿和她结婚。”（迪克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这些都是佩里忌妒的。娶妻生子，这些都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经历”，虽然对迪克而言，妻子儿女“并未使他幸福或对他有什么好处”。）

戒指当了一百五十块钱。他们又去了一家名叫高德曼的珠宝店，戴着一只男式金表悠闲地出来。下一站，在厄尔克照相机商店里，他们“买”下一架精致的摄影机。“摄影机最好捞钱，”迪克教导佩里说，“最容易典当或卖掉，还包括电视机。”这话没错，他们决定再去弄几台电视机。完成这一任务后，他们又对几家大型服装店下手，谢泼德和福斯特商店、罗恩柴尔德商店、顾客乐园商店等等都走了一遭。到夕阳西沉、商店关门时，他们的兜里已经装满了现金，车里也堆满了适于销售、易于典当的物品。衬衫啦，打火机啦，昂贵的电器啦，便宜的袖扣啦，真不少。佩里检查了一遍，不由得兴高采烈，因为下一站就是墨西哥，一个新的机会，“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但迪克似乎情绪低落，他耸耸肩对佩里的赞扬（“迪克，我想你真是令人吃惊，我都快被你唬住了”）并不领情。佩里感到迷惑，他不明白为什么平日里自负自得的迪克在完全有理由大吹大擂的时候，突然会变得消沉，看起来颓丧难过呢。佩里说：“我带你去喝一杯。”

他们在一家酒吧停了下来。迪克喝了三杯橙花酒。第三杯酒下肚后，他突然问道：“我父亲怎么办？想想看，哦，耶稣啊，他真是个好老头儿。还有我母亲，唉，你见过她。他们怎么办？我，我自己可以跑到墨西哥或别的什么地方。但是等银行拒付支票时，他们可跑不了。我了解父亲，他肯定会设法还清它们，他以前就这么做过。但是现在他哪有能力——他老了，又有病，什么都没有。”

“对此，我也非常过意不去。”佩里的话是真心的。他虽然称不上善良，但却容易动感情，迪克对父母的感情和关心真的感动了他。“不过，也没什么，迪克，也挺简单的，”佩里说，“我们自己可以偿清支票。只要我们到了墨西哥，只要我们到了那儿，我们就有钱了，赚好多钱。”

“怎么赚？”

“怎么赚？”迪克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让佩里愣住了。毕竟这类发财的计划两人已经讨论过。淘金，潜海寻宝，这些只是佩里热心提出的诸多计划中的两项。其他还有，比如弄艘船。他们经常谈起要买一艘深海捕鱼船，自己当水手，还可以把船租给度假的人——虽然两人不但连小船都没划过，更没捕到过一条鱼。此外，偷一辆汽车开到美国南部边境也是一个来钱快的办法。（“跑一趟就可以挣五百块钱”，佩里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种说法。）此刻他能作出种种回答，但他只选择了提醒迪克，别忘了在哥斯达黎加海岸线外的科科斯岛上，好运正在等着他们。“别傻了，迪克，”佩里说，“这是真的，我得到了一张地图。我搞清楚了那地方的全部历史。它一八二一年沉埋在那里——秘鲁金块、珠宝等价值六千万美金——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即使我们没有找到全部财宝，即使只找到了一小部分，迪克，你仍会和我一起去吧？”此前，迪克一直鼓励着他，认真地听他讲地图和宝藏的传说。但是此刻，一种前所未有的想法涌上心头，他想知道，迪克是不是一直在假装，仅仅是在耍他。

这一令佩里感到痛楚的想法转瞬即逝，因为迪克对他眨了眨眼，还开玩笑地捅了他一下，说：“没错，亲爱的，我和你一起，永不分离。”

凌晨三点，电话铃又响了。倒不是因为时间关系，艾尔文·杜威根本就毫无睡意。玛丽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九岁的保罗和十二岁的小艾尔文·亚当斯·杜威——也同样没睡。在这间朴素的平房里，电话铃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谁又能睡得着呢？杜威下床时向妻子保证“这次我会把听筒挂掉”，但这是一个他不敢遵守的诺言。实际上，许多电话要么是追踪新闻的记者，要么是爱开玩笑的促狭鬼，或是喜好辩论的家伙打来的，（“是艾尔文吗？听着，伙计，我已经想明白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了。是自杀加谋杀。我偶然得知赫伯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传闻他正缺钱用。因此他怎么办呢？他买了一份巨额保险，然后开枪杀死了邦妮和孩子们，最后用一个炸弹炸死了自己。他在手榴弹里塞满了猎枪子弹。”）要么就是刻薄、喜欢陷害别人的匿名电话，（“认得李一家吗？外国人，又不工作，整天办舞会，花天酒地的，哪儿来的钱？如果不是他们杀死克拉特一家才怪呢。”）还有一些被周围的流言飞语吓坏的老太婆。（“艾尔文，哎呀，我可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我希望你别瞒着我，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喜欢并尊敬克拉特先生，我决不相信这个堂堂男子汉，这个正派人，会拈花惹草，我绝对不相信……”）

但是大部分打电话的人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士，他们希望能提供帮助。（“不知你是否和南希的朋友苏珊·基德维尔谈过？我和这个孩子聊过，她说的一些事情令我震惊。南希曾告诉她克拉特先生情绪很坏，持续了三个星期。南希还说他可能正在为什么事担心，非常焦虑，以至于抽起了雪茄……”）也有些是与办案有关的人——其他各州的司法人员与警官。（“这不知是否有关联，但是这儿的一个酒吧男招待说他无意中听到两个家伙在谈论案件，从话里听出好像和这个案子有很大关系……”）到目前为止，这些谈话没有一次使调查员的工作取得进展，但可能性总是有的，正如杜威所指出的，也许下一次谈话“就能带来进展”。

此刻，在接这个电话时，杜威刚拿起听筒就听到“我想自首”。

他问：“请问，你是谁？”

来电话的是个男人，他不断地重复最初的那句话，并补充说：“是我干的。我把他们全杀了。”

“是吗？”杜威说，“那么，能否把你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

“噢，不，你休想。”这个男人说，他的声音带着一种醉酒后的愤怒，“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除非我拿到了赏金。你把赏金送过来，我就告诉你我是谁。就是这样。”

杜威回到床上。“没什么，亲爱的，”他说，“无关紧要，又是一个醉鬼。”

“他想干什么？”

“想自首，条件是我们先把赏金交给他。”（堪萨斯州的《霍奇森新闻报》，悬赏一千美元征求破案线索。）

“艾尔文？你怎么又抽了一根烟？说真的，艾尔文，就不能试着睡一会儿吗？”

他太紧张了，即使电话铃不响，他也睡不着，他太心焦，太沮丧了。他的“线索”四处碰壁，没有一条有用。即使有也是一条死胡同。博比·鲁普？测谎仪已经解除了他的嫌疑；史密斯先生，那个和凶手打一样绳结的农场主，也已从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案发当晚他“正在俄克拉荷马州”；剩下的约翰父子也提供了可信的证据。“所以，”引用哈罗德·奈的话来说，“这一切的总和是一个漂亮的整数：零。”就连寻找那只猫的墓穴工作也毫无结果。

话虽如此，事实上也有一两件有意义的发现。第一，南希的姑妈伊莱恩·塞尔索在整理她的衣服时，在一只鞋里找到一块金表。第二，赫尔姆太太在堪萨斯州调查局探员的陪同下，仔细查看了河谷农场的所有房屋，希望能发现什么异常，结果真的找到了。事情出在凯尼恩的房间。赫尔姆太太闭着嘴唇，在屋里转啊转、看啊看，这里摸摸、那里翻翻的，凯尼恩的旧棒球手套、沾满泥点的工作靴，还有那副可怜的被弃置一旁的眼镜。她一边看着这些东西，一边自言自语道：“这儿有点不对劲儿，我感觉到了，我知道的，但是说不出到底是哪儿。”但话没完她就想起来了，“是收音机！凯尼恩的小收音机哪儿去了？”

这些发现合在一起迫使杜威再次考虑“抢劫”的可能性。那块手表绝对不是自己掉进南希的鞋子里的。当时正躺在黑暗中的她肯定听见了某种声音，脚步声或说话声，这使她猜想可能屋里进来了贼，因此认为必须立刻把表藏好，这是父亲送的礼物，她很珍视，至于收音机，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小型便携式收音机，毫无疑问，是不见了。同样，杜威无法接受仅仅为了这么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利益，“几十美元和一台收音机”，就杀害一家人的假设。接受这个假设违反了他对那个凶手——应该说凶手们的设想。他和他的同事一致认定凶手绝非一人。犯罪手段之老练足以证明其中至少一个冷静而狡诈，而且一定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家伙，没有明确的动机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接着，杜威也逐渐觉察到几项特别之处，至少其中有一个凶手与受害者有情感上的牵连，即使在杀害他们的时候，也对他们表示出同情，显示出某种扭曲的关怀。否则，怎么解释那个用来装床垫的纸箱呢？

有关床垫纸箱的来龙去脉，是杜威最困惑的。为什么凶手要费力气把纸箱从地下室的一头儿搬过来，放在地板上呢？除非是想让克拉特先生舒服一些，让他在注视着渐渐逼近的刀子时，垫子总比冰冷的水泥地舒服？在研究死亡现场的照片时，杜威辨别出其他一些细节，似乎也可以证实他的观点：其中一个凶手不止一次动过感情。“或者，”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有些事总之挺讲究。瞧瞧那些柔软的床单。什么样的人会做这种事？把邦妮和南希两个女人捆起来，然后拉起床单，给她们盖好，好像在说“晚安”和“做个好梦”？还有，凯尼恩头下垫着的枕头。一开始，我想放枕头也许是为了瞄得更准。但是现在我认为不对，这样做的原因和纸箱的道理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使受害者更舒服些。”

像这样的思考虽然令杜威全神贯注，但并没有使他满意或有一种“现出眉目”的感觉。很少有案件是靠“美妙的推断”来解决的，他要把信心建立在事实之上，“必须为此鞠躬尽瘁、一查到底”。大量的事实需要收集和筛选，加之时间紧迫，这些都预示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像已做过的寻访——检查了数百个人，包括河谷农场所有的雇员、死者的亲友以及任何和克拉特先生有过大小生意往来的人——都只是龟行般追查过往。对此，正如杜威告诉他的小组：“我们必须继续追踪下去，直到我们比克拉特一家还了解他们自己为止，直到我们看清上个星期天早晨发生的事也许与五年前发生的某些事情之间存在联系为止。联系，必须找到这种联系。必须。”

杜威的妻子在打盹，但是当她感觉到他下床时便醒了，她听见杜威又在接电话，同时隔壁儿子们的卧房中传来哭泣声。“是保罗吗？”通常，保罗既不难缠也不烦人的，他不是一个爱哭的孩子。平日里，他不是在后院里挖沟，就是忙着练习跑步，他要成为“芬尼县的飞毛腿”。但是那天吃早餐的时候，他突然哭了起来。他的妈妈不必问为什么，她知道保罗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自己周围的骚动，他感到这件事威胁到他了——那些令人烦恼的电话、门口的陌生人以及父亲疲惫而焦虑的眼睛。她走过去安慰保罗。比保罗大三岁的哥哥也帮着劝。“保罗，”他说，“别怕，明天我教你玩扑克。”

杜威在厨房里，玛丽去找他。发现他正在那儿等着过滤咖啡，一堆谋杀现场的照片摊在厨房的餐桌上，凄惨的画面与印有漂亮水果图案的桌布极不协调。（有一次他曾让玛丽来看这些照片。她拒绝了，说：“我想记住邦妮通常的样子，他们家人也一样。”）他说：“也许孩子们应该和我妈待在一起。”他的母亲是一位寡妇，住在不远处，她认为自己的房子太空荡、太安静了，随时欢迎孙儿们光临。“就住几天，等到，等到……”

“艾尔文，你认为我们还能回到从前正常的生活吗？”杜威太太问道。

他们的正常生活是这样的：夫妻俩都工作，杜威太太当办公室秘书，他们共同承担家务，轮流做饭和刷碗。（“艾尔文当治安官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那些同事开他的玩笑，打趣说：‘看啊，杜威警官来了！硬汉一条！六把手枪挂在腰！一旦回到家，枪带换成围裙一条！’”）那个时候，他们正在攒钱，打算在农场里盖一座房子。这个位于加登城北部数英里的农场是杜威在一九五一年买下的，面积达四十英亩。如果天气好的话，尤其是在天气炎热、小麦长高吐穗的日子里，杜威喜欢开车去那里练枪法——打乌鸦、射罐头盒，或者幻想着逛逛他想盖的那栋房子，看看打算修的花园，在尚未栽种的树荫下漫步。他非常肯定，总有一天，一个属于他的种满橡树和榆树的绿洲，将会出现在那片荒凉的平原之上，“总有一天，上帝保佑。”

笃信上帝，严守教规，每个星期天去教堂，饭前与睡前祈祷，这些是杜威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不明白谁能坐下来用餐而不感谢上帝庇佑。”杜威太太曾经说，“有时，当我下班回家时，唉，真的很累了。但是炉子上总会有咖啡，冰箱里总会有牛排。孩子们生火做牛排，我们聊着天，彼此交流着一天的见闻。晚餐做好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幸福和愉快。所以，我说，感谢你，上帝。我这样说并非迫不得已，而是心甘情愿。”

此刻，杜威太太说道：“艾尔文，回答我，你认为我们还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吗？”

他正准备回答，但电话阻止了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夜里，那辆破旧的雪佛兰离开了堪萨斯城。行李放在车顶上，用绳子从车尾一直紧扎到车头；后备箱由于塞得太满，连盖都盖不上；在车子里面，两台电视机摞在一起，放在后座上。两个人挤在前座，迪克开车，佩里抱着他那把旧吉布森牌吉他，这是他最心爱的宝贝。佩里其他的行李还有一只硬纸箱、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便携式收音机、一加仑沙士（他担心他最喜欢喝的饮料也许在墨西哥买不到）以及两只装满了书籍、手稿和珍藏多年的纪念物的大箱子，（迪克怎么会不发火呢？他咒骂着，踢着箱子，称它们是“五百磅猪泔水！”）这些也都塞在汽车内。

午夜前后，他们穿越边界，进入俄克拉荷马州。离开了堪萨斯州，佩里十分高兴，彻底放松了下来。此刻，这一切是真的，他们踏上了前程，而且永不回头——至少对他来说没什么好遗憾的，他没有丝毫可以留恋的事物，也没有一个人会担心他到底去了哪里。迪克就不同了。他有几位自认为很爱的人：三个儿子、父母以及一个弟弟。他不敢把此次远行透露给这几个人，也不敢向他们说再见，虽然他从未想过要再见到他们，至少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克拉特与英格里希两家订于周六联姻”，这则刊登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加登城《电讯报》社会版上的新闻令许多读者深感意外。看起来，克拉特先生活着的二女儿贝弗里，已经和那位订婚已久的年轻的生物系大学生维尔·英格里希先生结婚了。贝弗里小姐一身白纱，婚礼盛大而隆重，（伦纳德·考文太太独唱，霍华德·布兰查德太太风琴伴奏。）“在第一卫理公会教堂庄重举行”——三天前，就是在这座教堂里，新娘哀悼了她的父母、弟弟和妹妹。然而，据加登城《电讯报》报道：“维尔和贝弗里本来打算在圣诞节结婚。请柬都印好了，她父亲已经向教堂预订了结婚的日子。由于突如其来的悲剧，再加上许多亲戚是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的，这对年轻的情侣决定将婚礼提前到周六举行。”

婚礼结束后，克拉特家的亲戚们便各自散去。星期一，在最后一批亲属离开加登城的日子里，《电讯报》在头版刊登了霍华德·福克斯先生的一封信，他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俄勒冈，是邦妮·克拉特的哥哥。在信中，福克斯首先对当地民众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蒙难家庭表现出的“关怀与哀悼”，然后笔锋一转，写到：“在这个社区，也就是在加登城里，已经有太多的愤恨之情，我不止一次听人说，一旦找到凶手，就立刻在最近的树上把他吊死。让我们不要这样感情用事。事情已经发生了，夺取另一个生命也不能改变事实。相反，让我们像上帝宽恕我们一样宽恕他吧。在心中积攒仇恨是不对的。犯下如此罪行的人将发现他很难面对自己。只有当他祈求上帝的宽恕时，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平静。我们不要阻挡他，而是祝愿他，愿他找到这种平静。”

汽车停在一处海角，佩里和迪克在此歇脚、野餐。此时是正午时分。迪克用双筒望远镜望着周围的景色：群山、在晴朗的天空盘旋的老鹰，一条泥土路蜿蜒进入一个灰蒙蒙的小村，而后又蜿蜒而出。今天是他来到墨西哥的第二天，到目前为止，他喜欢这里，甚至是这里的食物。（此刻，他正吃着一个冰冷油腻的墨西哥春卷。）他们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在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穿过边境，在圣路易斯波托西的一家妓院里过了一夜。此刻他们离目的地墨西哥城只有两百英里了。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佩里说，“我想我们俩一定有什么毛病，不然怎么会做出那种事。”

“做什么？”

“那边，那件事。”

迪克把双筒望远镜放进皮套里，这是一只精美的皮套，上面烫着赫·威·克三个缩写的金字。他恼火到了极点。该死的佩里为什么还不闭上嘴？上帝啊，老是提起那件该死的事有什么用？这真令人恼火。特别是他们已经达成一致，不再谈论这件事的，最好全忘掉。

“做出那种事的人肯定有毛病。”佩里说。

“饶了我吧，宝贝儿。”迪克说，“我可是个正常人。”迪克说的话是当真的。他认为自己和别人一样心理正常、头脑清楚，或许比常人聪明一点儿，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佩里，在迪克看来，“小佩里才真是毛病不小”。去年春天，他们一起关在堪萨斯州监狱时，他了解到佩里不少鲜为人知的怪癖：佩里竟会是“这样一个小孩子”，总是尿床，还老在睡梦中哭喊，（“爸，我到处找你，爸，你到哪里去了？”）迪克经常看见他“一坐几个小时，咂着大拇指，细心研究那些骗人的寻宝指南”。这只是一部分，还有别的呢。在某些方面，佩里简直“古怪极了”，尤其是他的脾气。他翻起脸来，“比十个喝醉了的印第安人还快”，而且你根本无法提防。“也许他就要杀了你，可是你根本不知道，既看不出，也听不到。”迪克曾说。尽管内心愤怒到了极点，佩里在表面上仍然是个冷静的年轻壮汉，目光平静，带点儿微微的睡意。有段时间迪克认为自己能够驾驭抑或掌控他朋友这种爆发性的冷热无常脾气，但他错了，这个发现令他对佩里逐渐失去了信心，他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觉得他应该对佩里有所戒备，但却奇怪为什么自己实际上并不害怕他。

“在我内心深处，”佩里继续说道，“我从未想过我能做出那种事。”

“那个黑鬼你怎么解释？”迪克说道。一阵死寂。迪克意识到佩里正在盯着他。一个星期前，佩里在堪萨斯城买了一副极为讲究的墨镜，镶着银灰色的边，配有反光的镜片。迪克讨厌这副墨镜；他对佩里说，要是被人看见“和戴着这种鬼玩意儿的人在一起”，他会感到耻辱的。实际上，真正令他厌恶的是那镜片：佩里的眼睛隐藏在后面，令他觉得很不舒服。

“不过是一个黑鬼，”佩里回答，“就另当别论了。”

这个牵强的回答促使迪克继续问道：“真是你干的吗？像你说的那样把他杀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他最初对佩里的兴趣、对佩里性格和潜力的判断都建立在这件事上。佩里曾告诉他如何亲手打死一个黑人。

“当然是我干的。只是一个黑鬼，那不一样。”佩里接着说道，“知道真正困扰我的是什么吗？是那件事。原因就在于我不相信，谁能做出那种事来还逃之夭夭。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干下那样的事，还能毫无牵连。我的意思是，困扰我的是这个，我总想着事情迟早会暴露。”

虽然小时候上过教堂，但迪克从未“想过”自己会信上帝，也从未受过迷信的困扰。与佩里不同，他不相信一块镜子碎了就意味着七年的厄运，也不相信从玻璃反射出来的新月光辉是邪恶到来的征兆。但佩里的这种敏锐而凌乱的直觉也引发了迪克内心的疑虑。当这个疑虑在迪克的头脑中盘旋时，迪克难免也感到痛苦：他们两个“向上帝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后，真的能逃脱惩罚吗？”突然，迪克对佩里说道：“现在，你给我闭嘴！”然后，他踩下油门，倒车，离开了海角。在他们前面的泥土路上，他看见一条狗，正在温暖的阳光下小跑着。

群山。几只老鹰在明亮的天空中盘旋。

当佩里问迪克“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时，他知道自己又挑起了一场令迪克不快的谈话，他本该尽量避免的。他同意迪克的观点：为什么总是没完没了地说呢？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一旦他“记起某些事情”（黑屋子里爆发出的蓝光、一个大玩具熊的玻璃眼睛），回想起某些声音，特别是那几个最能啃噬人心的字眼，（“噢，不！噢，求你了！不！不！不！不！求你别……噢，不要！求你了！”）一种无助的恐惧就抓住了他。而且，有些声音怎么也挥之不去：银币在地板上滚动，硬木楼梯上的脚步以及呼吸与喘气声，一个喉咙被切断了的男人的呼噜声，这些都令他心悸。

当佩里说“我认为我们俩肯定什么地方有毛病”时，他承认了一件他不想承认的事。毕竟，设想自己也许“不正常”是“令人痛苦的”，特别是那毛病根本不是自己的过错，而“可能是与生俱来的”。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他们家的德性！母亲是个酒鬼，酒后呕吐窒息而死。她的两儿两女中，只有小女儿芭芭拉过上了正常的生活，结了婚，安分地相夫教子。另一个女儿弗恩在旧金山一家旅馆跳窗自杀。（佩里“设法向自己解释她是失足滑下去的”，因为他一直爱着弗恩。她是“那么可爱的一个人”，“很有艺术气质”，跳舞“很厉害”，还擅长歌唱。“如果她能有半分运气，以她的相貌和条件，肯定会有所成就，肯定会出人头地。想到她爬上窗台，从十五层楼上跳下来，真令人感到难过。”）还有大哥吉米，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妻子逼得自杀了，然后他也自杀了。

不久，他听见迪克说：“饶了我吧，宝贝儿。我可是个正常人。”这简直让人笑掉大牙！但不必介意，管它呢。“在我内心深处，”佩里接着说道，“我从未想过我会做那种事。”刚说完，他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迪克当然会这样问：“那个黑鬼是怎么回事？”他当时对迪克讲这个故事无非是为了博取迪克的友情，希望迪克因此会“看得起”他，认为他“冷酷”，和迪克一样“充满男子汉气概”。因此，有一天他们俩读到《读者文摘》上一篇题为“你洞察他人性格的能力有多强？”的文章，（“当你在牙医诊所或火车站等候时，不妨研究一下身边的人们不经意流露出的小细节，比如说走路的姿势：两腿笔直可以看出这人坚毅不屈的个性，走路踉踉跄跄则表示犹豫不决……”）两人进行了讨论。佩里说：“我一直都是一个杰出的观察者，否则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很能判断什么时候信任什么人。这点你就不太行了，迪克。但是我已经开始信任你了。你会见到我这样做，因为我打算有一天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你。我会告诉你一件我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就连威利－杰伊都没告诉。就是我杀了一个人的事。”佩里看出来，迪克对此很感兴趣，他听得很出神。“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在拉斯维加斯，我住在一个供餐的旧公寓，那儿过去曾是妓院，但妓女们早就不在了。那个地方十年前就该拆掉，总之我在的时候已经有些垮了。我住在顶楼最便宜的房间，那个黑鬼也住在那儿。他叫金，是外地人。住在那上面的除了我们两个人，还有数以万计的蟑螂。金不是很年轻了，但他曾做过多年修路和别的苦差事，所以体格还很棒。他戴着眼镜，整天读书。他从不关自己房间的门。每次从他门口经过时，我总能看见他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他那会儿正闲着，说上一份工作攒了点钱，现在就想在床上躺着，读点书，摇摇扇子，喝点啤酒。他读的东西全很无聊——连环漫画和牛仔的荒唐故事什么的。说实话，他人不错。有时我们一起喝杯啤酒，他还借给过我十块钱。我没有理由害他。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阁楼上，天热得我睡不着，于是我说，‘走吧，金，我们去兜兜风。’我有一辆偷来的旧车，我把它漆成了银色，管它叫银色幽灵。我们开出去好远，一直开进了沙漠。沙漠里很凉爽。我们停下车，又喝了些啤酒。金走出车，我跟在他后面。他没看见我拿起了一根铁链，一根我藏在座位底下的自行车链条。实际上，直到下手的时候，我还说不清为什么要干掉他。我抽在他的脸上，把眼镜打碎了。我不停地打。后来，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就把他留在了那儿。许多日子过去了，我也从未听人谈起过这件事。也许除了秃鹰，根本就没人发现他。”

这个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佩里的确认识一个叫金的黑人。但是如果那个人死了，也与他毫无关系，他从未动过金一个手指头。佩里自己心里有数，金也许还躺在某地的床上，扇着扇子，喝着啤酒呢。

“结果呢？像你说的那样把他打死了？”迪克问道。

佩里既没有撒谎的天才，也没多少撒谎的经验。但是，一旦他讲了一件虚构的事，就会一口咬定。“当然，我杀了他。只不过一个黑鬼。这就不同了。”此刻他说，“知道真正困扰我的是什么吗？是那件事。我就是无法相信，谁能做出那种事还逃之夭夭？”他怀疑迪克也不相信，因为他多少也已经感染到自己那种诡秘的、良心上的不安了。所以他才会说：“你现在给我闭嘴！”

车子还在开。在前方一百英尺处，一条狗正沿着路边小跑。迪克猛然向狗撞去。这是一条老得半死的杂种狗，瘦得皮包骨头，一身污秽，这么一撞，就像一只鸟一样，立刻完蛋了。但迪克很满意。“伙计！”他叫道。每次一追狗，他就这样叫，而每次一有这样的机会，他绝不放过。“伙计！我们肯定杀得它落花流水！”

感恩节过去了，打野鸡的季节也即将结束，但是晴朗而温暖的晚秋天气尚未消逝。最后一批外地来的新闻记者确信这个案子大概永远破不了了，也离开了加登城。但是对芬尼县的人来说，这个案子并没有完结，至少对那些光顾霍尔科姆最受欢迎的聚会场所——哈特曼咖啡馆的人而言，还没结束。

“自从出了这件麻烦事，我们这里的生意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哈特曼太太扫了一眼自己这间算得上温暖舒适的小馆子，这里的每一小块地方都或坐或站或倚地挤满了浑身烟味、喝着咖啡的农夫或农牧场雇工。“都是一群像老娘们儿似的家伙。”哈特曼太太的表姐、女邮政局长克莱尔碰巧在场，她补充说，“假如是春天活儿忙的时候，他们不会来这儿的。但是现在麦子已经割了，冬天就快来了，除了坐在这儿你吓我、我吓你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好做。你认识《电讯报》的比尔·布朗吧？看过他写的那篇社论吗？标题是‘另一场犯罪’那篇。他说，‘所有人应立即停止嚼舌头这种行径。’因为无凭无据地瞎说，也是犯罪。但是你能指望什么呢？看看周围这群家伙，哪个不是獐头鼠目、满嘴瞎话的？哈！费尽力气也是白说。”

从哈特曼咖啡馆传出的一个流言牵涉到泰勒·琼斯，他的产业紧邻着河谷农场。在哈特曼咖啡馆的顾客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谋杀者的目标是琼斯先生及其家人，而不是克拉特一家。“这样才讲得通，”其中一个这样争辩道，“泰勒·琼斯比赫伯·克拉特富多了。假设行凶者不是咱附近的人，又假设他也许是被雇来的，他只晓得凶宅的路径。唉，这是很容易弄错的。转错一个弯，结果来到了克拉特家。”“琼斯说法”传了又传，特别对着琼斯一家吹了过去，好在那是一个有涵养而且很理性的家庭，始终不为谣言所困。

一张便餐柜台，几张桌子，架着一副烤架的壁炉以及一台冰箱和一台收音机，这就是哈特曼咖啡馆的全部家当。“但是我们的顾客喜欢这里，”女老板说道，“他们不喜欢也没办法。除此以外，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去，除非他们开车一去七英里才能找到另一家。不管怎么说，我做买卖厚道，而且自从梅布尔来这儿工作后，咖啡也变得特别香。”梅布尔就是赫尔姆太太。“悲剧发生后，我说，‘梅布尔，现在你没工作了，你为什么不到我的咖啡馆里帮帮忙呢？煮煮咖啡，端端盘子什么的。’结果呢，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所有人都到这儿来了，他们用各种问题纠缠梅布尔。问的全是关于那场悲剧的事。但梅布尔不像默尔特表姐，也不像我。她很害羞。再说了，她也不知道什么特别的事情。她不见得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但是大多数光临哈特曼咖啡馆的人都认为她一定瞒着一些事。实际上确实如此。杜威曾和她谈过几次话并要求她对谈话内容保密，特别是她不得提起失踪的收音机以及在南希鞋里找到的手表。这就是为什么她对阿齐贝尔德·威廉·华伦－布朗太太说：“任何看报纸的人知道的和我一样多，甚至比我还多，因为我不看报纸。”

阿齐贝尔德·威廉·华伦－布朗太太是一位不苟言笑、身材矮胖、四十出头，说话带一口不太地道的上流社会腔调的英国妇人，她和咖啡馆的其他常客毫无相似之处，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她就好像是掉进火鸡围栏里的一只孔雀。有一次，她向一位熟人解释为什么她和丈夫放弃“英国北部的家产”，从世代居住的家——“最令人高兴的，哦，最优雅的老房子”，搬到西堪萨斯平原上一座破旧的、让人极为不快的农场，“税！亲爱的。遗产税重得要命。这就是逼得我们离开英格兰的原因。是的，我们是一年前离开的，毫无遗憾。一点儿也不遗憾。我们喜欢这里。简直喜欢极了。当然，虽然这儿和我们以前的生活截然不同。那种生活我们曾经很熟悉，巴黎、罗马、蒙特卡罗、伦敦。我确实偶尔想念伦敦。哦，我并不是真的想念它——那种忙乱的生活，永远打不着出租车，总要担心穿着和打扮。绝对不喜欢。我们喜欢这里。我猜有些人，他们知道我们的过去，了解我们以前的生活，会感觉奇怪，我们住在这儿不觉得太寂寞了吗？我们本来是想要定居到大西部的。怀俄明、内华达最理想了。我们曾盘算过在那边说不定能挖到一口油井。但是在半路上，我们在加登城停下来看望朋友，实际是朋友的朋友，但他们热情得不得了，坚持要我们多留些日子。我们想，嗨，倒也是，为什么不在这儿买块地，开个牧场呢？或者种种田？不瞒您说，到今天我们还没打定主意究竟是开牧场呢还是开农场。奥斯汀医生也问我们是否觉得这里太安静了。实际上，不，实际上我从未见过比这儿更热闹的地方，比空袭还要命：火车，郊狼，整夜里还不知有什么怪物在不停鬼号，吵死了！自从凶杀案以后，我更有些受不了了。很多事情都让我这么觉得。我们那所破房子老是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别误会，我不是在抱怨。说真的，这间房子还是挺实用的，现代化设备齐全；可是，天哪！它那咳嗽和哼唧声真够呛！天黑后，一起风，可恶的大草原的风，听上去就像是吓人的呻吟。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神经有点紧张，便免不了疑神疑鬼地瞎想。天哪！那一家真够可怜的！不，我们没有打过交道。我只见过克拉特先生一次，是在‘联邦大厦’。”

十二月初，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咖啡馆就有两个常客宣布他们将打点行装，不但要离开芬尼县，还要离开堪萨斯州。第一位是为莱斯特·麦科伊干活的佃农——麦科伊先生是西堪萨斯州闻名的农场主和商人。这位佃农说：“我和麦科伊先生谈过了。尽量让他知道霍尔科姆及其周围发生了这种事，谁在这里能睡着觉呢？我老婆睡不着，也不让我睡。所以我对麦科伊先生说，尽管我喜欢他这儿，但是他最好另找一个人来。因为我们要搬家了，搬到东科罗拉多州去。也许在那儿我能好好歇歇。”

第二个宣布要走的是芦田太太。她带着四个脸蛋红扑扑的孩子来到了咖啡馆。她让孩子们在餐桌前站成一排，然后对哈特曼太太说：“给布鲁斯一盒糖浆玉米花。博比想要一杯可乐。邦妮琼，你呢？我们知道你的感受，但是别这样，过来吃点儿吧。妈妈请客。”邦妮琼摇了摇头，芦田太太接着说道：“她有点儿伤心。她不想离开这儿。这儿有她的学校和所有的朋友。”

“唉呀，我说，”哈特曼太太冲邦妮琼笑了笑，说道，“那没什么好伤心的。从霍尔科姆学校转到加登城高中会有更多的男孩的。”

邦妮琼说：“你不明白。爸爸想把我们带到内布拉斯加州去。”

贝丝·哈特曼太太看着孩子的妈妈，仿佛希望她否认女儿的说法。

“这是真的，贝丝。”芦田说道。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哈特曼太太说，她的声音充满惊讶和失望。芦田一家是霍尔科姆的一部分，人人都欣赏他们。这家人总是高高兴兴的，工作勤奋、与人为善、慷慨大方，虽然他们没有多少可慷慨的东西。

芦田太太说：“我们讨论搬家已经很久了。英夫，是他认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许会过得更好。”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把东西卖光以后就走。但是不管怎样，也会在圣诞节之后了。因为我们还没有给牙医钱呢。是给英夫的圣诞节礼物，我和孩子们打算送给他三颗金牙。”

哈特曼太太叹了口气。“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希望你们别走，别卖光东西，离开我们。”她又叹了口气，“看起来大家都要走了。活着的，或是死了的。”

“唉，你以为我愿意离开这儿吗？”芦田太太说，“这里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地方。但英夫是一家之主，他说我们可以在内布拉斯加找到一块更好的田。听我说，贝丝，”芦田太太想皱皱眉头，但她那张圆胖光滑的面孔不太容易做到，“我们以前常为这件事争个不休。有一晚我实在拗不过他，只好说：‘好吧，你是当家的，我们走吧。’自从赫伯家出事后，我觉得住在这附近也很不好受。我说的是我自己，对我而言是如此的。所以我不再争了，我说‘好吧’。”说着，她随手拿了一块糖浆玉米花。“唉，我忘不了这件事，我没办法把这件事从脑子里抹去。我喜欢赫伯。你可知道，我是见过他生前最后一面的人吗？嗯，我和孩子们。我们去加登城参加4-H俱乐部的聚会，赫伯开车送我们回家。我记得在路上我对赫伯说的最后一些话。我告诉他，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让他害怕，不管形势如何，他总有办法对付。”她若有所思地嚼着玉米花，又拿起博比的可乐喝了一口，然后说道：“说也奇怪，但是，你知道，贝丝，我敢打赌，他当时不害怕。我的意思是，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我敢断定，直到最后，他都不相信会发生。因为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他那样的一个人。”

阳光炽热。一艘名叫“埃斯特莉塔”的小船停泊在平静的海面上。船上有四个人，迪克、佩里、一个墨西哥小伙子和一个名叫奥托的有钱的德国中年人。

“再唱一个吧。”奥托说道。佩里弹着吉他，以沙哑但悦耳的声音唱了一首《漫山烟雾》：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上，
被一些人用最恶毒的语言中伤，
但是当我们死去，棺木即将合上，
他们却总是把百合花塞进我们的手中。
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把花儿送上……

佩里和迪克在墨西哥城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驱车南下，一路由库埃纳瓦卡、塔克西科来到阿卡普尔科。在阿卡普尔科一家自动电唱机开得震天响的酒吧里，他们遇见了满腿汗毛、异常好客的奥托，是迪克和他“钓上的”。但是这位绅士，这位从汉堡来此度假的律师“已经有了一个朋友”，一个自称是牛仔的阿卡普尔科的年轻人。“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佩里有一次提起牛仔时说，“虽然有时候卑鄙得像犹大，但是，哦，老兄，他是个有趣的家伙。一个真正的快骑好手。迪克也很喜欢他，我们相处得很好。”

牛仔在自己舅舅家为这两个遍体文身的流浪汉找到一个住处，还答应帮助佩里提高西班牙语水平。他和那个来自汉堡的度假者的关系令他们获益匪浅，他们一起喝酒、吃饭、玩女人，这些费用都由奥托承担。奥托似乎认为他的比索花得值，单从他喜欢迪克的荤笑话就可以看出来。每天，四个朋友驾着奥托租来的深海捕鱼船“埃斯特莉塔号”，沿着海岸遨游。牛仔担任船长；奥托素描、钓鱼；佩里给鱼钩装饵，做着白日梦、唱唱歌，有时也扯动一下鱼线；迪克无所事事，只是一味地无病呻吟，抱怨日子太无聊，懒洋洋地躺着，被太阳晒得昏昏欲睡，活像一只午睡时的蜥蜴。但是佩里却说：“终于对了，生活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然而，他知道好景不长——实际上，这种生活将在当天结束。第二天，奥托就要回德国，而佩里和迪克将驾车返回墨西哥城——迪克坚持要这样做。“必须如此，宝贝儿。”一回两人为此争论时，迪克说，“这种生活的确很好。太阳照在你的背上挺舒服，但是钱却哗哗地流走了。等把车卖掉后，我们还剩什么呢？”

也真的是所剩无几。因为那天在堪萨斯城乱开支票骗到的照相机、男式衬衫的链扣与电视机，已经全都当掉了。而且，他们把那副双筒望远镜和灰色的奇尼斯牌便携式收音机都卖给了迪克在墨西哥城结交的警察。“我们要做的就是重返墨西哥城，把车卖掉，我也许能在修车厂找到一份工作。不管怎么说，那儿的待遇不错。那儿的机会更好。上帝啊，我真想再享受享受伊内兹那个小妞。”伊内兹是个妓女，是在墨西哥城美术馆的台阶上和迪克勾搭上的，（这次参观美术馆，实在是为了让佩里开心一下。）她才十八岁，迪克答应娶她。但是他也答应要娶玛丽亚，一位五十岁的女人，据说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墨西哥银行家”的遗孀。他们是在一家酒吧里相遇的，第二天早上，她就付给他相当于七块美金的代价。“所以，你看怎么样？”迪克对佩里说，“我们把车卖掉。找一份工作。攒点儿钱。然后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他的语气听起来仿佛佩里对将来全无打算似的。也许他们会用那辆老雪佛兰换两三百块钱。照他以往对迪克的认识——现在他真正了解了——迪克会立刻把钱花在伏特加和女人身上。

佩里唱歌的时候，奥托在速写本上给他画了幅素描。画得还有几分神似，画家注意到模特脸上一个不易为他人察觉的表情，一种恶作剧、孩子般逗乐的邪念，像一个不怀好意的爱神，正在张弓准备射出一支毒箭。他赤裸着上身，（佩里“耻于”脱掉裤子，“耻于”穿泳裤，因为他担心他的那条伤腿会让人“感到恶心”，所以尽管他幻想着水下的事情，老是谈起潜水，但却一次也没下过水。）奥托画下了遍布他发达的胸肌和臂膀，以及长满老茧但却像女孩子的小手上的各色文身。他把这个速写本作为分别礼物送给了佩里，其中还有迪克的几张“裸体习作”。

奥托合上本子，佩里放下吉他，牛仔收起锚、发动了引擎。起航的时间到了。他们在离岸十英里的海面上，海水呈现出暗黑色。

佩里催迪克赶快钓鱼。“我们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说。

“什么机会？”

“抓一条大鱼啊。”

“上帝啊，我的头疼得厉害！”迪克说，“我不舒服。”迪克常犯偏头疼的毛病，他认为这是那次汽车事故的后果。“求你了，宝贝儿，让我们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好不好？”

然而没过多久，迪克就忘记了头疼。他站起来，激动得大喊大叫。奥托和牛仔也叫了起来。佩里真的钓到了“一条大鱼”。一条十英尺长的旗鱼跃出水面，它忽而跳起弯成一条彩虹，忽而落下深深地躲在水中，把渔线扯得死紧。就这样上升、飞跃、落下又上升，一个小时过去了，又过了半个多小时，那位被汗水湿透的垂钓者才把它连拉带扯地拖上船来。

有个老头儿，整天带着一架老式的木头盒子照相机在阿卡普尔科海港徘徊。“埃斯特莉塔号”驶进码头时，奥托请他替佩里拍了六张与猎物的合照。老头儿的拍照技术糟透了，洗出来的照片又黑又模糊。不过，这些照片仍然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佩里的表情，他那无瑕的得意架势、无比幸福的神情，就像经常出现于他梦中的那只黄色大鸟终于带着他飞向天堂一样。

十二月的一天下午，保罗·赫尔姆正在小花园里修剪枝叶，正是这个花园使邦妮·克拉特成为加登城园艺俱乐部的一个成员。这是一项令人伤感的工作，因为这使他想起在另一个下午他做过同样的事情。那天，凯尼恩来帮他的忙，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凯尼恩、南希以及他们的父母。几周来，赫尔姆先生感到越来越吃力。他“健康不佳”，（实际情况比他知道的还糟，他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日子可活。）为许多事情忧心忡忡，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工作。他怀疑这个活儿自己做不了多久了。别人或许不了解内情，但是他明白那些“小姐们”——贝弗里和伊芙安娜，想把农场卖了。虽然他曾在咖啡馆里听一个年轻人说：“那件神秘的案子一天不破，有谁会买下那块地方？”但一想起要有外人来这里，收割“我们的田地”，他就觉得“不是滋味”。赫尔姆表示异议，是为赫伯着想。他指出：这块地“只应由克拉特的家人来照管”。他记得有一次赫伯曾对他说：“我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有克拉特家的子孙和赫尔姆的子弟。”赫伯说这话时还仅仅是一年前。天啊，要是农场卖掉了，他该怎么办呢？他觉得自己“太老了，到别处去恐怕也不行了”。

不过，他又不能没有工作，他愿意工作。他说自己可不是那种坐到火炉边跷起二郎腿享清福的人。但是这些日子来，农场的一切又让他触景生情：紧锁的房屋，南希的马孤零零地被遗弃在田野，被风吹落的苹果在树下腐烂，还有以往的那些声音——凯尼恩召唤南希接电话与赫伯轻快地招呼“早安，保罗”，现在通通消失了。他和赫伯一直“相处甚好”，彼此从未有过一句争执。但是，为什么那些从县警长办公室来的人老是问他问题？难道他们认为他“隐瞒了什么事情”？也许他不该提起墨西哥人。他曾告诉艾尔文·杜威，在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案发当天，大约下午四点钟，有两个墨西哥人，一个留着小胡子，另一个满脸麻子，曾出现在河谷农场。赫尔姆先生看见他们敲了办公室的门，赫伯走出来与他们在草坪上交谈，大概十分钟之后，两个陌生人绷着脸走开了。赫尔姆先生猜想他们是来找工作的，结果被告知没有工作可做。糟糕的是，虽然赫尔姆先生多次被召唤去讲述当天目睹的一切经过，但这件事他却是在案发两个星期后才向警方提起，就像他跟杜威解释的那样，“我是后来突然想起来的”。可是杜威和那几个调查人员好像并不相信他，他们的神情仿佛怀疑他有意捏造出这件事来误导他们。他们倾向于相信鲍勃·约翰逊，那个保险推销员，星期六他在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待了一个下午。他“绝对肯定”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十分，他是克拉特先生唯一的访客。赫尔姆先生同样很明确：两个墨西哥人，一个留着胡子，一个满脸麻子，下午四点。赫伯要是活着一定会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相信他，相信保罗·赫尔姆是一个“诚实无欺的人”。但是赫伯已不在人世了。

邦妮也不在了。她的卧室的窗户可以俯瞰花园，通常在她“发病”的时候，赫尔姆先生会看见她长时间地站在窗前，痴痴地盯着花园，仿佛她所看到的东西对她施了魔法。（“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对一位朋友说，“我真的相信花朵、树木、鸟儿和人是一样的，都可以思考，可以相互交谈。如果我们努力去听，就能听见它们在说话。只要把所有其他声音从脑子里撵出去，就可以。静静地，努力倾听。我现在也还相信，只是无法再静下心来……”）

回忆着邦妮站在窗前的情形，赫尔姆先生禁不住抬起头来，仿佛希望看见她，一个窗户后面的鬼魂。假如真是那样，也许并不会像他真正看到的东西那样令他惊恐——那里竟然有一只抓着窗帘的手，还有一双眼睛。“可是，”他后来描述说，“那时太阳正照在房屋这边。”这使得窗玻璃闪闪发光，窗帘后的人影也跟着晃动。等到赫尔姆先生用手遮住晃动的阳光定睛再看时，窗帘突然合上了，窗户后面空空如也。“我眼睛不太好，我怀疑是不是看花了眼，”他回忆说，“但我确信眼睛没有欺骗我，我肯定绝对不是鬼魂，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有鬼这回事。那么会是谁呢？在这儿鬼鬼祟祟的。除了警察，没人有权利进入这里。而且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呢？所有的地方都锁上了，就好像收音机预报龙卷风要来时做的那样。我愣住了。但是我不敢一个人进去看个究竟。我放下手里的活儿，穿过农田跑到霍尔科姆。一到那儿，我就立刻给鲁滨逊警长打电话，告诉他有人闯进了克拉特家的宅子。他们很快就全体出动。州警、警长和他的手下、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艾尔文·杜威也来了。当他们包围了房子正准备采取行动时，前门突然开了。”走出来一个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眼神呆滞，头发乱糟糟的，腰间枪带上挂着一把三八口径的手枪。“我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的脑子里都蹦出一个念头，就是他，就是他来这儿杀了克拉特一家。”赫尔姆先生继续说道，“他一动也没动，静静地站着，只是眨了眨眼。他们缴了他的枪，立即开始审问他。”

这个男人姓艾德里安，乔纳森·丹尼尔·艾德里安。去新墨西哥州路经此地，目前没有固定住所。他为什么要闯进克拉特家？是如何闯进来的？他给他们演示了一遍（他撬开一个下水井的井盖，爬过水管道，便到了屋中的地下室）。至于动机，他说自己读过报纸对这件案子的报道，很是好奇，想看看那个地方到底什么样。“然后，”据赫尔姆最后回忆，“有人问他是不是个搭便车的流浪汉，是不是想搭便车去新墨西哥。他说不是，他自己开着车呢。车就停在小路上。于是所有的人都去看他的车。等到他们发现车里的东西时，其中一个人——也许是艾尔文·杜威——对乔纳森·丹尼尔·艾德里安说，‘先生，看来有些事我们得谈谈了。’因为他们在车里发现了一杆十二口径的猎枪和一把猎刀。”

墨西哥城一家旅馆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时髦而俗气的柜子，上面镶着一面紫色的镜子，在镜子的一角贴着一张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写的住宿规定：退房时间为下午两点。也就是说，时间一到，房客们要么离开，要么再交一天的房租，这完全不在现在的两位房客思考的事情之列，他们只想着能否把以前的房租交上。因为一切果真不出佩里所料：迪克把车卖了，三天以后，卖车得来的两百块钱大部分已经不见了踪影。第四天，迪克出去要找份正经的活儿干，晚上回来他对佩里说：“他妈的！你知道他们给多少钱？多少工资？一个熟练的机修工一天才两块钱！墨西哥！亲爱的，我受够了。我们必须离开这儿。回美国去。得了吧，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听。什么钻石、埋藏的宝藏什么的！醒醒吧，小男孩儿。根本没有什么成箱的金子，也没有沉船。就算有又怎样？见鬼，你连游泳都不会！”第二天，迪克就向他的两位墨西哥女友中较富的那位银行家的遗孀借了钱，买了两张经由圣迭戈、最远可达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的汽车票。他说：“到那之后，我们走也走回去了。”

当然，佩里可以坚持自己的主意，留在墨西哥，迪克爱他妈的去哪儿就去哪儿。为什么不呢？他不是一直都“孤零零”的，没有“真正的朋友”吗？（除了灰头发、灰眼睛、“聪明绝顶的”威利－杰伊。）但是他害怕离开迪克，就连这个念头也让他“浑身难受”，仿佛离开迪克就像是下决心从时速九十九英里的火车上跳下去似的。这种害怕，据他自己的分析，是近来产生的一种迷信：只要和迪克在一起，“一切注定要发生的事就不会发生”。还有迪克这番“醒醒吧”之类的话，以及他现在对于佩里的梦境和希望表明的咄咄逼人的立场，所有这一切，虽然用意不善却也吸引了他，伤心、惊恐却又为之着魔，几乎重新唤起他以前对迪克的信任：强硬，“百分之百男子气概”，讲究实际，善于决断……他不是也说过要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迪克吗？于是，十二月初墨西哥城一个寒意料峭的早晨，佩里从太阳一露脸就开始在没有暖气的旅馆房间里整理他的东西，悄悄地，以免吵醒睡在床上的两个人——迪克和年轻的未婚妻伊内兹。

有件东西现在他不必牵挂了。在阿卡普尔科的最后一晚，一个小偷偷走了那把吉布森牌吉他。当时，他和奥托、迪克，还有牛仔，正在码头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为告别而喝得酩酊大醉。佩里为此很痛苦，他后来说，这真是“阴险下流”的勾当。“如果你有一把吉他一直带在身边，上过蜡，磨过光，音域也正合适，你对待它就会像对待一个你真心喜爱的姑娘。这有一种神圣感。”如今吉他被偷走了，不会再产生什么所有权问题，但是其余财物的归宿还是个麻烦。他和迪克要步行赶路，很明显，除了几件衬衫和袜子，别的都带不了，其余的衣物只好托运。实际上，佩里已经装满了一只纸板箱，（里面多是一些待洗的脏衣服，还有两双长筒靴，其中一双鞋底上印着猫爪图案，另一双是菱形纹。）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由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邮局运送。

但最令他头疼的难题是如何处理那些他珍藏了多年的东西——满满两大箱子的书、地图、发黄的信件、歌词、诗稿以及一些非同寻常的纪念品（他在内华达州亲手杀死的响尾蛇皮做的背带和腰带，在京都买的一个色情吊饰，一棵日本的化石小树以及一只阿拉斯加熊掌）。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至少是佩里能够想出的最好办法——把这些东西留给“耶稣”。这个“耶稣”是他住的旅馆对面一家咖啡馆的调酒师，佩里认为此人完全值得信赖，会把两只箱子寄给他。（他打算一有“固定住址”，立刻就叫他把箱子寄去。）

但是有些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一旦丢失便没有办法补偿。于是在一对情人仍在床上酣睡、时钟慢慢走向下午两点的时候，佩里开始翻看一些旧信、照片和剪报，从中挑选准备随身带走的东西。其中有一篇题为“我儿子的一生”的文章，上面有不少打字错误，作者是他父亲。去年十二月，为了帮助儿子获得假释，他写下这份资料寄给堪萨斯州监狱。这份文件佩里至少已经看过上百遍了，每次看都感慨万千：

童年时代——很高兴告诉你们，在我看来，他的童年既好又不好。是的，佩里出生时是个正常的孩子。身体健康，没错。开始时我能很好地照顾他，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因为我妻子变成了一个不要脸的酒鬼，而那时孩子们才刚到上学的年纪。性格是否开朗，不太好说，要是他受到虐待，他就当真，会一直记在心里。我这人言出必行，我也这样要求孩子。我妻子就不同了。那时我们住在乡下，我们全是在室外劳作的人。我教给孩子们一条金科玉律：容己容人。好多次孩子们做错了事就来找我相互告状，而犯错的总会自己主动认错，挨一顿屁股板子，然后保证改好。在干家事方面孩子们总是很快，因为只有做完了才可以去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洗脸，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这点我对孩子要求很严格。如果惹了别人或是别的孩子欺负他们，我就叫他们不要再和那些孩子一起玩。孩子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从不惹麻烦。但是当我妻子想去城里过一种放荡生活时——她确实跑到城里了——麻烦就全来了。我留不住她，当她开车离去撇下我孤单一人时，我还对她说再见（当时可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孩子们都在扯着嗓子哭叫，而她只是一个劲儿地骂孩子，警告他们以后不准逃出来找我。她变得疯疯癫癫，说她会让孩子们恨我，她的确做到了。除了佩里。因为挂念孩子，几个月后，我去找他们，在旧金山找到了他们，我妻子当时还蒙在鼓里。虽然她已经给老师下令不许我看望孩子，但我还是设法到学校去见了他们。我在操场上看到他们，但是孩子们对我说“妈妈不让我们和你说话”，我吃了一惊。但佩里没有这样，他跟其他兄弟姐妹不一样。当时他抱住我，说想立刻跟我一起走。我对他说不行。但是放学后，他跑到我的律师林索·特尔克先生的办公室。我把佩里送回到他妈妈那儿，然后离开了旧金山。佩里后来告诉我，他妈妈让他去找个新家。孩子们和她在一起生活都变野了，我知道佩里也总是惹麻烦。我想让她提出离婚，大概一年后她才这样做。她那时整天喝酒，和一个年轻男人胡搞。离婚时我竭力争取监护权，结果获准，几个孩子全由我监护。我将佩里带回家和我同住，其余几个孩子，只能放在收容所里。因为他们有一半印第安血统，我向政府申请救济金来养育他们。

那时是经济萧条时期，我在就业资助会工作，工资很低。当时我还有点财产和一间小房子。佩里和我在一起平静地生活。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终究还是爱着其余的几个孩子。为了忘掉这一切，我带着佩里四处漫游。我挣钱养活自己和佩里。后来我卖掉房子，住在一辆房车里。只要有可能，佩里就去上学，可是他不是很喜欢学校。他学东西很快，和别的孩子相处时从不惹事，除非哪个小霸王惹恼了他。他个子虽矮，但健壮结实。因为是新生，学校里的小子们想欺负他。但他们发现佩里欺负不得，这正是我教育他的。我总是对他们说不要挑起争斗，如果敢惹事，被我发现了，我就要狠揍一顿。但如果是别的小子挑起来的，那也不能胆小。有一次，学校里一个年纪比他大一倍的小子追着打他，但令这小子吃惊的是，佩里转身把他打翻在地，狠狠教训了一顿。我曾指点过他一些摔跤的方法。我过去练过拳击和摔跤。女校长和其他小孩都目睹了这场战斗，女校长喜欢那个大孩子，现在看到自己的宠儿被小佩里痛打，她是受不了的。打那以后，佩里就成了学校里的孩子王。如果哪个大孩子想欺负小孩子，佩里就当场解决，就连那个小霸王此时也害怕佩里了，不得不规矩一点儿。但是这些却惹得女校长不开心，她向我抱怨佩里老在学校打架。我告诉她这些事情我全知道，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儿子被比他高大一倍的孩子揍。我还问她为什么让那个小霸王去揍别的小孩呢？我对她说，佩里有权保护自己。佩里从不主动挑起事端，这件事我要亲自过问。我告诉她，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都喜欢我儿子；我还说我将很快带着佩里离开学校到别的州去。后来我带他到了另一个州。佩里不是天使，像许多别的孩子一样，他也做过许多错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从不为他做的错事辩护，他必须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法律是无情的，这一点现在他知道了。

青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个商船上当船员。那时我到阿拉斯加去了，后来他也来了。第一个冬天，我以猎制兽皮为生，他则在阿拉斯加公路局工作，后来又在铁路上干了一段，但时间都不长。他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差使。是的，只要有钱，他就时不时地给我点儿。朝鲜战争期间他去从军，每月给我寄三十美元，直到战争结束，最后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退伍。据我所知，他是光荣退伍的。他喜欢机械方面的活儿，他的愿望是开推土机、挖土机、铲车以及各种型号的重型拖拉机，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干得确实不错。他喜欢飙车，开起摩托车和汽车来总是飞快。正因为他总爱开快车，结果在一次事故中把两条腿都摔断了，屁股也受了伤，我敢肯定他现在是尝到这种危险滋味了，开车不会那么快了。

娱乐和兴趣方面——他确实有过几个女朋友，只是当他发现哪位姑娘对他不好或者看不起他，他就不再理她了。据我所知，他不曾结过婚。我和他母亲的纠纷多少令他有点儿害怕婚姻。我不怎么喝酒，我知道佩里也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他在很多地方跟我很像。他喜欢跟正派的人，特别是那些户外生活的人结伴。像我一样，他也喜欢独自一人，喜欢自己努力工作养活自己。我就是这么做的。我能干很多种活儿，但并不精通，佩里也是这样。我教给他谋生之道，教他怎样制兽皮、采矿、伐木、做木工以及养马等等。我会做饭烧菜，他也行，不过不是烹饪高手，只是随便给自己做点吃的，比如烤面包。打猎、钓鱼、捕兽，他几乎都做过。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佩里喜欢自己当家作主，如果他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么你只需要告诉他该怎么做之后，剩下的就交给他好了，他会为干这种活儿感到骄傲。如果他知道老板欣赏他的工作，他就会诚心诚意地去干。但对他粗暴不得，要好好跟他说。他很敏感，感情容易受伤害，我也是如此。因为老板不讲道理，我曾辞了好几份工作，佩里也这么干过。佩里和我都没上过多少学，我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但请不要认为我们就是草包。我自学成才，佩里也是如此。白领工作对佩里和我都不合适。我们擅长户外的活儿，如果有些我们不会，不要紧，只要给我们讲清楚，没几天的时间我们就掌握了。书对我们没什么用。只要喜欢干一行，我们俩很快就可以获得实际经验。但现在佩里瘸了腿，又进入中年，他明白，如今承包商是不会再雇他了。除非你跟承包商很熟，否则他这样是找不到粗重工作的。他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只有跟我在一起工作，才比较容易养活自己。我相信我的看法绝对没错儿。我同样确信他不想再开快车了。这点我是从他的来信中看出的。他说：“小心点，爸爸。如果觉得困，就别开车，最好在路边停下来休息休息。”这是我过去经常对他说的话。现在他又来对我说，看来是吸取了教训。

正如我所看到的，佩里已经吸取了教训，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自由对他意味着一切，他是不会再进监狱了。我敢保证我的话没错。我注意到他的说话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对我说他非常后悔自己所犯的错。我也明白他耻于见人，因为他不愿对人说起他曾坐过牢。他曾请求我不要告诉他朋友他在哪儿。当他写信告诉我他进了监狱时，我回信说应该把这作为一个教训。我还说事情本来可能变得更糟，他也许会被人一枪打死，现在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了，我还是高兴的。我告诉他在监狱里不要整天沮丧，你自己闯了祸，自己最清楚，我把你拉扯大，可从来也没教你去偷人东西，所以别对我抱怨在监狱里是多么难熬，在监狱里要老老实实的——他答应了我。我希望他做一个模范犯人。我确信没有人能再教唆他去偷东西了。法律是无情的，现在他知道了。他希望获得自由。

有一点我非常清楚，只要你对他好，佩里的心地还是不坏的；但如果你对他不好，那你就有麻烦了。如果你是他的朋友，那么无论多少钱，你都可放心交给他看管，他绝不会偷朋友甚至是其他人一分钱的。在出这件事之前，他一直都是这样。现在，我恳切地希望他后半生做个诚实的人。他小的时候，的确和别人一起偷过东西。但是你可以问问佩里，我做父亲的待他好不好，还可以问问，在旧金山时他母亲待他好不好，佩里是知道好歹的。你们给他的教训，足够他受用一辈子。他晓得穷途末路的滋味，他不是傻瓜。他知道生命短暂而美好，自己不能再去坐牢了。

亲戚——佩里活着的亲戚只有我，他父亲，以及一个已经结婚的姐姐博博（即芭芭拉）。博博和丈夫自立门户，生活还过得去。我身体也还行，能自己照顾自己。两年前我把阿拉斯加的小屋卖了，我打算明年再盖一间小屋。我找到了几处矿地，希望能采些矿出来，我一直没放弃过采矿的计划。还有人请我写一本关于木雕艺术以及著名的“猎人之家”的书。“猎人之家”是我在阿拉斯加建造的一所房子，也曾是我的家，乘车去安克雷奇的人都知道。我可能会写写的。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和佩里有福同享，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佩里吃的。我的保险受益人也是他，好让他在重获自由之时，能开始新的生活。如果那时我已不在人世的话。

每次读这篇传记，佩里都会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起先是自我怜悯，然后是爱与恨的交替，但最终恨意占了上风。传记的回忆，虽不能说全部，但大部分是佩里不愿触及的。实际上，在佩里的记忆中，幼年生活非常宝贵，是承载着掌声和欢乐的零星碎片。大概是三岁的时候，他和哥哥姐姐们坐在牛仔竞技场露天看台的正面；在场内，一位窈窕的切诺基姑娘骑在一匹野性十足的马上，她那蓬松的头发像极了跳弗拉明戈舞的演员，飞快地甩动着。她的名字叫弗罗·巴斯克金，是位职业的牛仔竞技表演者，也是“野马驾驭冠军”。她的丈夫特克斯·约翰·史密斯也是骑马能手。正是在一次西部牛仔竞技巡回表演时，这位俊俏的印第安姑娘遇见并嫁给了这位朴实英俊的爱尔兰牛仔，于是便有了坐在正面看台上的四个子女。（佩里还可以回忆起更多竞技的场面：父亲在套索里飞旋的雄姿，母亲表演花式快骑时，手腕上的玉镯银环叮当作响，令他们感到无比的兴奋，也博得了自得克萨斯州到俄勒冈州各地观众的“起立鼓掌”。）

在佩里五岁前，“特克斯和弗罗”这对夫妻一直巡回表演竞技。作为一种谋生方式，这种生活可不是“天天有冰淇淋吃”，佩里曾经回忆：“我们全家六口开着一辆旧卡车，而且有时就住在车里。我们靠吃稀粥、小甜饼和炼乳过活。我还记得那种炼乳是鹰牌的，正是这种炼乳损害了我的肾——里面有糖，使我老是尿床。”但是生活并非不幸福，尤其是对一个以父母为荣、崇拜他们的表演和勇气的小孩子而言——当时可以称得上快乐，特别是与后来的日子相比较。由于伤病困扰，特克斯和弗罗被迫放弃原来的职业，在内华达州的里诺定居下来。他们开始经常吵架，而且弗罗“爱上了威士忌”，后来在佩里六岁时，她带着孩子远走旧金山。正如佩里父亲所写的那样：“我留不住她，当她开车离去撇下我孤单一人时，我还对她说再见（当时可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孩子们都在扯着嗓子哭叫，而她只是一个劲儿地骂孩子，警告他们以后不准逃出来找我。”在以后的三年里，佩里的确曾数次离家出走，去寻找他的父亲。他已经失去了母亲并开始讨厌她：酒精不但玷污了她的面容，使那位曾经身姿柔软、健康强壮的切诺基姑娘变成了一个胖子，还“吞噬了她的灵魂”，她变得牙尖舌利、恶毒无比。她的自尊已经溶蚀，以至于经常勾搭码头工人或是电车司机回家，连名字都懒得问，就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他们。（唯一的条件是请她喝酒，然后和着留声机的音乐狂舞一番。）

因此，佩里回忆说：“我总在想爸爸，希望他能来带我走。那次他来我记得很清楚，就像在一秒钟前发生的那样。他站在校园里，当时我高兴得像迪马乔[1]击出了一支全垒打。只是爸爸不是来带我走的，他对我说要乖，然后抱抱我，就离开了。不久，母亲把我送进了一家天主教孤儿院，那里有些凶狠的母夜叉老是盯住我不放，因为我尿床而打我。这也是我讨厌修女、上帝和宗教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我发现比她们更邪恶的还多的是。因为几个月后，我被撵出了孤儿院，母亲把我送进一个更糟糕的地方。那是一家救世军开办的儿童教养院，那儿的人也同样憎恨我，也是因为我尿床，而且还有一半印第安血统。我还记得一个女护士经常管我叫‘黑鬼’，还说印第安人和黑鬼没有任何区别。妈的，她可真是一个邪恶的浑蛋！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她经常在浴盆里装满冰凉的冷水，把我扔进去，按着我不让动，直到我冻得浑身发紫，差点淹死。那个婊子后来终于被人告发了，因为我得了肺炎，小命也差点丢了，在医院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在我病重的时候，爸爸来了。我病好后，他把我带走了。”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父子俩住在里诺附近的家中，佩里去上学。他回忆说：“我读到三年级就打住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进过学校。那年夏天，爸爸造了一辆颇为原始的拖车，他称之为‘房车’，里面有两个铺位和一个小厨房。炉子非常好，你可以在上面做任何吃的。我们自己烤面包，我常做果酱，苹果酱、山楂酱之类的。在后来的六年中，我们俩走遍了乡野，从未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一久，人们就开始以异样的眼光看爸爸，仿佛他是个怪人似的。我讨厌这样，也很受伤，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很爱爸爸。尽管他有时对我很粗暴，但我爱他，所以每次搬家时，我总是很高兴。”我们从内华达到怀俄明，又到爱达荷、俄勒冈，最后到了阿拉斯加。在阿拉斯加，特克斯教儿子如何淘金，怎样在雪水汇集的溪流沙床淘金；在那里，佩里还学会了打枪、剥熊皮，做陷阱捕捉狼和鹿。

“天啊，那儿冷极了！”佩里还记得，“晚上爸爸和我抱在一起睡，在毛毯和熊皮里缩成一团。早晨，天还没亮，我就忙着做早餐，蜜汁小饼、烤肉，吃完了我们就得出去工作。如果我没有长大，那么一切都好；但随着年龄增长，我对爸爸的感激之情就日益减少。在有的事情上，他什么都懂，但有的却一无所知。他对自己儿子各方面都缺乏了解。譬如说，我第一次拿起口琴就会吹，吉他也是这样。我有天生的音乐才能。但父亲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从不关心。我还喜欢读书，喜欢扩充自己的词汇量，喜欢写歌，而且也能画画。但是我从未从他或者别人那里得到任何鼓励。许多个夜晚，我彻夜难眠，一方面是为了控制我的膀胱，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无法停止幻想。每当天气冷得难以呼吸时，我就幻想夏威夷，想我看过的电影，我多么希望跟多萝西·拉莫尔[2]一起去夏威夷，那儿阳光明媚，衣服都是绿草和花朵做的。”

一九四五年大战期间，一个温和的夜里，佩里来到檀香山的一家文身店，叫人在左手臂刺上了一幅蛇和匕首的图案。他去那里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和父亲吵了一架，接着搭便车从安克雷奇来到西雅图，在船员应征处找到一份水手的工作。“如果我事先知道后来要遭遇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去的。”佩里曾说，“工作我倒是很满意，我喜欢当水手，喜欢游遍各地的海港。但是我没防备到船上的那些男同性恋，他们从不让我安静。我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身材又矮小。当然，我自己也可以自卫。但你知道，许多男同性恋可不是柔弱女子，天啊，他们能把台球桌和整架钢琴都扔出窗外。这些“女皇”们，狠起来够你受的，特别是他们几个结成一伙一起整你的时候，而我只是一个小孩子，这简直逼得你想自杀。几年后，当我参军入伍被派到朝鲜，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我在军队表现很好，不比别人差，他们给我颁发了铜星勋章，但我却从未获得提升。四年后，整个该死的朝鲜战争结束了，我本来至少也应是个下士。但是我却没有当上。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我们那个军士太霸道，而我又不肯就范。妈的！我恨死了他那套做法，我实在受不了。但是我又不懂，有些同性恋我倒是挺喜欢的，只要他们不对我动歪脑筋。我有一个知心朋友，一个非常聪慧敏锐的人，后来我发现他就是同性恋。”

在辞去船员工作到入伍之前的那段时间，佩里和父亲又和好了。他父亲在佩里走后曾漂泊到内华达州，后来又返回了阿拉斯加。一九五二年，在佩里服完兵役后，老头儿决定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爸爸那时头脑发热，”佩里回忆说，“写信告诉我说他在安克雷奇的高速公路边买了一块地，打算建一所供游人住宿的猎户客栈，名字就叫‘猎人之家’。他让我赶快回来，帮他建房子。他确信我们会因此而发财。嗯，当时我还在部队，驻地在华盛顿州的李维斯堡，我买了一辆摩托车（该叫那玩意儿为‘死得快’），刚一退役，我就出发去阿拉斯加。谁想到开到贝灵汉，也就是州境时，天竟下起雨，我的摩托车打了个滑。”

这一滑就使父子俩的团聚推迟了一年。做手术、住院治疗整整花去了半年的时间。出院后，他住到贝灵汉附近一对靠伐木和打鱼为生的年轻印第安夫妇的森林小屋中。“乔·詹姆斯和他妻子把我当朋友，虽然他们比我大不了几岁，但他们却收留了我，像照顾孩子般照料我，一点儿也不嫌麻烦。因为他们喜欢孩子，当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后来又生了三个。乔和他的家人对我非常好。我那时还拄着拐杖，什么忙也帮不上，成天只能坐着。所以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不吃闲饭，我开始教课，学生就是乔的孩子，还有他朋友的孩子。我们就在客厅里上课。我教他们吹口琴、弹吉他，还教他们书法，大家都称赞我的字写得很漂亮。我的确写得不错，我买过一本习字书，我练啊练，直到写得和书上印的一样好。而且，我们还常常读故事，孩子们轮流读，我随时纠正他们读错的地方。那真有趣。我喜欢孩子，特别是小孩子，那段时光太美好了。但是不久春天来了，虽然腿还很疼，但我得走了。爸爸还在等着我呢。”

没错，父亲是在等他，但并没有闲着。当佩里到达“猎人之家”的兴建地时，他父亲已经独自一人完成了最繁重的工作——清理了地面，砍伐了必需的木材，砸碎并运来了铺路用的石块。“不过他坚持等我到了再动工。那栋房子的每块石头、每根木料都是我们父子俩一点一点弄起来的。偶尔会有一个印第安人来帮忙。爸爸那时简直像个疯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大雪也好，暴雨也罢，即使风大得能卷起大树，我们也没有停下来歇歇。等到屋子封顶的那天，爸爸乐得绕着屋子手舞足蹈，大叫大笑，甚至跳起了吉格舞。哦，那座房子的确非同一般，能容纳二十人住宿，餐厅里有一个大壁炉，此外还有一间酒吧，名字叫‘图腾柱’，是决定让我演唱以娱乐顾客的地方。一九五三年底，我们开业了。”

然而，企盼中的游客并没有出现。虽然平日里也有一些游客从公路上拐下来，在令人赞叹、充满乡野风味的“猎人之家”前拍照留念，但却极少留下过夜。“有一段时间，我们自我安慰说，慢慢生意就会上门的。爸爸努力招揽生意，他修了个‘怀旧花园’，里面有一个‘许愿井’，还在公路旁竖起了指示牌，但是所有这一切连一个子儿也没赚回来。当爸爸意识到这么做毫无用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浪费精力和金钱时，他开始怪我，指使我干这干那，还总是恶狠狠的，说我没尽到责任，没有做好属于我的那份工作。这一切不能怪他，但也不是我的错。手里没钱，吃的东西越来越少，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们忍不住互相责怪起来。到最后，我们父子俩饿到撕破脸正面冲突的地步。爸爸把一块饼干从我手中抢去，说我吃得太多了，是个贪婪自私的浑蛋。他问我为什么不从这里滚出去，他再也不想见到我。他咆哮不止，最后我忍无可忍，我的手掐住了他的脖子，我的手，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是我的手想掐死爸爸。不过，爸爸很狡猾，是个聪明的摔跤手，他挣脱了，跑去拿枪，然后回来用枪指着我，说，‘看着我，佩里，我是你活在世上最后看到的人。’我站着不动。后来他意识到枪里没子弹，于是开始放声痛哭，坐到地上像个孩子般号啕大哭。我想那时我不再生他的气了，我为他，也为我们俩感到难过。但是那毫无用处，我无话可说。我走到外面去散散步，当时是四月，但森林里仍是寒冬。我走啊走啊，直到天都快黑了，当我回来时，小木屋里黑灯瞎火的，所有的门都被锁上了。我所有的东西都被爸爸扔在雪地里，书、衣服以及所有的一切。我抱起我的吉他，任其他东西都扔在那里，开始向公路走去，当时兜里没有一分钱。大概半夜的时候，我搭上了一辆卡车，司机问我想去哪儿，我对他说，‘随便，你往哪儿开，我就往哪里去。’”

又在詹姆斯家待了几星期后，佩里想出了一个去处：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他的一个战友住在那里，或许那个朋友会帮他找一份“赚钱多的工作”。一路辗转，拖延了他向东的旅程。其间，他曾在奥马哈的一家餐馆洗过盘子，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加油站为顾客加油，还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座农场工作了一个月。一九五五年七月，在去往伍斯特的路上，他经过堪萨斯州一座名为菲利普斯堡的小镇，在那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他遇见了一个“坏伙伴”。“他姓史密斯，”佩里说，“和我的姓一样，我不记得他叫什么了，反正他就是那种我在路上结识的人。他有一辆车，他说可以最远带我到芝加哥。那天，我们路经堪萨斯州，来到菲利普斯堡这个小地方，停下来看地图。当时好像是星期天，商店都关门了，街上静悄悄的。我的朋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四下张望了一会儿，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建议去附近的钱德勒批发公司偷东西。佩里同意了，两个人破门而入，趁里面没人搬走了不少办公设备（打字机、计算器等）。如果数天后，两个贼在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市没有闯红灯，他们这次偷窃也许会平安无事。“那天，那些货还在车里，一位警察命令我们停车，他想知道我们从哪儿弄来这些东西。他很快核实后说，我们要被‘送回’堪萨斯州的菲利普斯堡了，又说如果我们喜欢坐牢的话，那儿的监狱倒是挺小巧别致的。”四十八小时之后，佩里和他的同伴发现了一扇开着的窗户，于是便爬了出去，偷了一辆汽车，向西北方向内布拉斯加州的麦库克开去。“我们俩，我和史密斯先生，很快就闹掰了。他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俩都上了联邦调查局（FBI）的通缉名单。但是据我所知，他们一直没有抓到史密斯。”

那年十一月，一个大雨的午后，佩里乘灰狗长途汽车来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这是一个地势陡峭、道路高低起伏、即便在最好的天气也显得凄凉阴郁的工业城市。“我找到了我朋友的住所，那个在朝鲜时的战友，但是周围人说他在六个月前就走了，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沮丧、失望，简直是世界末日，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找了一家卖酒的商店，买了半加仑红酒，回到汽车站，坐在那里喝酒，身上渐渐暖和了一点儿。我正喝得爽呢，突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以流浪罪逮捕了我。”这位警察给他登记的名字是“鲍伯·特纳”，这是他瞎编的，因为FBI还在通缉他呢。他坐了十四天的牢，被罚了十块钱，在十一月的另一个下雨天，他离开了伍斯特。“我去了纽约，住在第八大街的一家旅馆里，”佩里说，“那儿靠近第四十二大街。后来，我找了份夜间的工作，在一家一分钱游乐场里干点零活。就在四十二街上，旁边是一家快餐店，我就在那儿吃饭——如果有钱吃饭的话。差不多有三个月，我一步也没离开百老汇区，就因为一件事——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我随身带的只有西部牛仔穿的牛仔裤和靴子。也幸亏是在四十二街，没有人在乎你穿什么，那儿的人穿什么的都有。我这辈子从未遇见过那么多怪人。”

在那个闪烁着霓虹灯，充斥着爆米花、煎热狗和橘子水气味的丑陋地方，佩里度过了一个冬天。但是后来，在早春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两个联邦调查局的浑蛋叫醒我，在旅馆里把我逮捕了。就那么咔嚓一声！我又被押回了堪萨斯州，回到了菲利普斯堡，还是那座小巧玲珑的监狱。他们给了我一大堆罪名，什么非法侵占他人财产、越狱、偷汽车，结果我被判到兰辛坐五到十年的牢。到那不久我就给父亲写信，告诉他我出了事。我还给我姐姐芭芭拉写了封信。经过这么多年，他俩是我唯一的亲人了。吉米自杀了，弗恩跳了楼，我妈去世八年了。除了父亲和芭芭拉，其他亲人都死了。”

佩里挑选了一些不愿放在墨西哥城这家旅馆里的东西，其中一件就是芭芭拉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看得出是刻意写得简明易懂的，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当时佩里坐牢已近两年：

亲爱的佩里弟弟：

今天我们收到了你的第二封来信，请原谅我没有早点给你回信。我们这儿的天气和你那里的一样，也是越来越暖和，我有些不舒服，但我仍会打起精神来的。你的第一封信真叫我心里不安。我想你一定认为我因此没给你回信。其实并非如此，实在是因为孩子们让我忙个不停，很难找个时间坐下来，集中精力写信。我好久以来一直想给你回信。唐尼学会了开门，每天在椅子和柜子上爬上爬下的，我老担心他会摔下来。

有时，我可以让孩子们在院里玩一会儿，不过我得一直跟他们在一起，怕不小心他们又会摔倒或碰着什么的。其实我哪能老看着他们，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开始满街跑。找不着他们的时候，我会又着急又难过的。也许你也想知道几个孩子长得多大了吧：

你可以看出来，虽然唐尼只有十五个月，但他已经长得很高了。他现在有十六颗牙了，性格活泼，惹人喜爱。贝比、弗雷特的衣服他都能穿，不过裤子还太长了。

我打算尽力写得长一点，所以也许会有许多停顿，比如现在我就得去给唐尼洗澡了，贝比和弗雷特早上已经洗过了。今天很冷，我让他们待在屋里。我很快就回来——

说到这封信的打字，首先我得承认我打字不太行。虽然我有时也帮你姐夫打点工作文件，但是我只能用一根到五根指头来打。我打一个小时，一个熟练的人只要十五分钟就够了。说真的，我既没时间，也没决心去专门把它练好，但我觉得你决心勤练之后字打得这么好真是棒极了。我相信学东西我们（吉米、弗恩、你和我）都学得很快，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艺术上也都有天分。连爸爸和妈妈也是擅长艺术的。

我真心觉得，我们谁也不要去责怪谁，自己的生活应该自己负责。事实已经证明，大多数人早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懂事了——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时候确实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当然，外在环境对我们一生的影响也很大，比如我对修道院的生活是感激不尽的。至于吉米，他是我们兄弟姊妹中最能干的。我还记得他多么努力地工作和学习，而当时没有人要求他，是他自己下决心那么做的。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最终出现那种结局的原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但是想到这儿我还是很伤心。他轻生是太可惜了。但人性的弱点是任谁也不容易抑制的，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弗恩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包括你我在内，因为我们都有弱点。就你而言，我并不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但我确实觉得——脸脏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去洗掉。

对你，佩里，我是真心疼爱，因为你是我唯一活着的弟弟，是我孩子的舅舅。可是我要说，你对父亲以及对自己坐牢的态度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公允或健康的。我知道我们谁也不喜欢被批评，对批评你的人有点不满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为此而大动肝火，那最好还是冷静些。我对下面的两种情况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一是不再收到你的来信；二是你来信准确地告知你对我的看法。

我希望我是错的，我真心希望你看完这封信好好想想我说的话，试着去理解别人的看法。千万别误会，我自知不是什么专家，更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或自夸受过的教育多，但我确信我是一个有着基本理性、愿意按照上帝和人类所指定的法则生活的正常人。没错，我有时也“走错路”，这很正常，正如我所说的，我是一个凡人，因此有着人性的弱点。但是关键在于，我仍要再指出这点：脸脏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去洗掉。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本身的弱点和错误，因此这里我就不再啰唆使你厌烦了。

首先，我要跟你谈的也是认为最重要的，父亲不能对你做的错事负责，正如你做了什么好事也不是他的功劳一样。不管对错，你做的一切都应该由自己承担。据我观察，你过去几乎一直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很少考虑到外界环境或会伤害到那些爱你的人。不论你是否意识到，你现在坐牢对我和爸爸实在是一件难堪的事，不是指你犯下的那些罪行，而是为你毫无真正的悔过，对法律、人情或任何事没有丝毫的敬意。你在信中指出，你的问题都是别人的过错，而不是自己。我承认你很聪明，你的语言能力很出色，只要下决心去做一件事情就必定做得很好。但是，能告诉我究竟什么事是你想要做的吗？你愿意用努力工作、诚实劳动来换取你向往的人生吗？俗话说“不劳无获”，我敢肯定，这句话你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今天再听一遍也不会有害处。

如果你想了解爸爸的近况，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为你伤透了心。为了让你出狱，他愿意付出一切，只要儿子能回到他身边。但是我担心，你一旦出狱只会令他更加伤心。他现在身体不太好，越发老迈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让你“称心如意”了。他过去诚然有不对的地方，他自己也知道，但不论他有什么、去到哪里，总是与你分享一切，而对别人他可不愿意这样。我不是说你要一辈子感激他，或者说你连命都是他给的，可你确实对他不够尊重。我自己是为父亲感到骄傲，我爱他，尊敬他。可他为了儿子宁愿孤身一人，对此我有些难过，否则他也许会和我们住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不必为了他的儿子而孤苦伶仃地待在那辆小拖车里，盼啊等啊，等他儿子回来。我为父亲感到忧心，虽然我用了“我”字，但其中也包括我的丈夫，他也敬爱父亲。因为父亲是个男子汉。没错，父亲是没受过太多的教育，但在学校里，我们也只不过学会了读书写字，而把这些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则是另一回事。只有生活本身能教会我们。父亲经历过人生起伏，而你竟无知地说他没受过教育，不能理解人生问题的“科学含义”等等。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只要母亲把他抱起来，哄哄就好了。我倒想知道这点你怎么用“科学的含义”来解释？

让你听这么激烈的话，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说出我的感受。我很抱歉这封信必须受到狱方的检查，我真诚地希望它不会对你出狱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明白、应该认识到你给我们造成了多大伤害。爸爸是受伤害最深的人，因为我有我的家庭可以寄托，但你才是爸爸唯一爱的人——换句话说，你才是他的“家人”。当然，他知道我爱他，但是我们之间并不十分亲密，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你坐牢不是件光彩的事，你将无法摆脱这个污点，但你要努力适应并改过自新，别再继续抱着那种认为别人都愚蠢、无知、不明事理的心态。你是一个有着自由意志的人，这使你比禽兽高出一筹。但是如果你继续无视别人的感受而生活下去，那么你就与禽兽无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使你获得幸福和心灵的宁静。

说到责任，没有人真的愿意承担，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为我们生活的社会与法律负责。当你承担起家庭、子女和事业的责任时，就等于告别童稚时代、迈入成年人的行列。你当然清楚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说，“我想成为一个无拘无束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将会乱成什么样呢？我们都有说话、做事的自由，前提是这种自由不会伤害我们周围的人。

好好想想吧，佩里，你比一般人聪明，但你的理智则不知埋没在何方，也许是因为坐牢过度紧张吧。不管什么原因，请记住，你应当为自己负责，也只有靠你自己才能度过这段时间。希望很快能收到你的来信。

爱你并为你祈祷！
你的姐姐与姐夫
芭芭拉及弗德里克全家敬上

佩里将这封信放入他整理出来的宝贵物件中，并不是被姐姐的感情所打动，他才不会呢。他“讨厌”芭芭拉，那天他曾对迪克说：“我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我希望我那该死的姐姐也在那所房子里。”（迪克笑了，同样坦白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第二任妻子也在那里，该是多么有趣啊。她，还有她那该死的家人。”）他之所以珍视这封信是因为他的狱友——“智慧超群”的威利－杰伊，为他这封信写了一段“极其微妙”的分析，密密麻麻地打了两页纸，开头还加了个“读信有感”的标题。全文如下：

1. 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希望这是一次对基督教义的动情展现。也就是说，你给她的那封信明显惹恼了她，她有意把另一边脸也给你打，希望这样会让你后悔写那封信给她，而你在下封回信中也无从反击。

然而，很少有人在感情用事时还能成功地阐明一些普通的伦理道德观念。你姐姐的信正体现了这样的失败，因为在写信过程中，她的判断逐渐让位于情绪，她思路清晰、观念正确，但也并非没有偏见、没有个人情绪。那是一种在回忆和挫折感的刺激下产生的情绪；因此，不论她的告诫多么明智，也不可能促使你转变，而只能使你产生在下一封信里报复她的念头。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造成双方极度的愤怒与苦恼。

2. 这是一封愚蠢的信，源于人性的弱点。你给她的信与她给你的信都没有实现各自的目的。你的信中试图向她解释你对生活的看法以及你受此看法影响的必然性。你的信是注定要被误解的，至少在字面上容易受到曲解，因为你对人生的看法与传统世俗大相径庭。还有什么比一位有着三个子女、“献身”于家庭的妇女更传统的呢？？？？她对一个背离传统的人产生反感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当然，传统中有相当多的伪善。任何有思想的人都很清楚这一悖论；但是在与传统的人打交道时，最有利的策略是不要戳穿他们的假面具。这并不是一个是否坚持自己想法的问题，而是通过这样的表面妥协，你才能维持个人的立场而不致受到传统观念的不断威胁。她的信也失败了，因为她无法洞悉你问题的症结，她无法真正理解目前你所承受的来自环境上、智力上以及逐渐被孤立的各种压力。

3. 她认为：

a）你倾向于过度自怜。

b）你太工于心计。

c）你根本不值得她在照顾子女之际，费心为你写长达八页的回信。

4. 在第三页，她写到：“我真的觉得我们谁也不要责怪谁”，等等。这是她有意为影响她过去一生的人辩护。但这就是全部的真相吗？她是位妻子和母亲，在社会上享有她的地位，多少有些无忧无虑的安全感。穿着雨衣的人是不大在乎淋雨的。但是如果她被环境所迫、需要在街头要饭来维持生计，她的感受又会如何呢？她还会宽恕过去那些人吗？绝对不会。人在受挫时难免怪罪别人，正如成功后就忘了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朋友一样，是司空见惯的。

5. 你姐姐尊敬你父亲，但也因为他特别宠爱你而感到不快。她的忌妒在信中表现得很微妙。她字里行间一直在提示这样一个问题：“我爱爸爸，我一直在努力使他为我这个女儿感到骄傲。但是我只能得到他一丁点儿爱。因为他真正爱的是你。为什么会这样？”

很明显，几年来，你父亲在与你姐姐的通信中，一直被她丰富的情感所蒙蔽。可以这样概括她对你父亲的看法：他是个失败者，虽然对儿子倾注了满腔的爱与关怀，结果却只得到了忘恩负义的儿子的无耻对待。

在第七页，她说她感到抱歉，因为她的信必须被审查。但实际上她根本不这么觉得。相反，她很高兴信件要经过审查官的手。她写信时，潜意识里已经有了一位审查官，她想要传达这样一种想法：史密斯一家实际是安分守己的，“请不要拿佩里来估量我们全家”。

至于什么母亲的吻就会哄得孩子不哭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女人的挖苦话罢了。

6. 你写信给她是因为：

a）你勉勉强强还爱着她。

b）你觉得需要和外部世界联系。

c）你可以利用她。

防备与对策：你和你姐姐之间的通信应纯粹视为联系与问候性质。把你信件的主题保持在她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不要袒露你的个人观点。不要使她有所防备，也不能允许她突破你本身的设防。虽然她不能理解你的人生目标，但要尊重她这一局限性，并且记住：她对于你批评父亲的话很敏感。对她的态度要一贯，绝不要让她察觉到你的软弱，不是因为你需要博得她的好感，而是你可能会因此收到她更多这样的来信，这些信只会增强你已经十分危险的反社会的本性。

结束。

佩里继续挑选，他觉得这堆材料太珍贵，舍不得和它们分开，哪怕只是暂时的他也受不了，结果东西越堆越高，摇摇欲坠了。但是他能怎么办呢？他既不能扔下在朝鲜战争中获得的铜质勋章，也不能丢掉自己的高中文凭（这是他在服刑期间重新恢复早已中断的学业的成果，是莱温沃思县教育委员会颁发的），他更不忍抛下那个装满照片的牛皮纸信封，里面主要是自己的留影，从当船员时的小男孩照片（在背面，他潦草地写到：“十六岁，年轻，快乐，单纯”），到最近在阿卡普尔科照的。此外，还有一大堆东西他决定要随身带走，其中有几幅藏宝图、奥托的素描本以及两个笔记本，其中较厚的那本是他的个人词典，不按字母顺序排列，里面都是他认为“优美”、“有用”或者至少“值得记住的”词语。（举一页为例——冥冥：死了似的；语言大师：精通数国语言的；罚锾：惩罚，法院判定的罚金；不学无术：无知；罪孽深重：极恶的；恐神症：对圣地和圣物的恐惧；瞎眼甲虫：生活在石头下面的昆虫；情感冷淡：对人或事都很无情；乐天派：由于快乐而成为哲学家的身人；茹毛饮血：某些不开化民族吃生肉的习俗；劫掠：抢劫、盗窃；春药：刺激性欲的药物；手指巨大症：有特大号手指的；夜恐症：害怕夜晚和黑暗。）

另一本的封面上，有他的手迹，佩里用他那引以为豪的、华美而有点女性化的笔迹写到“佩里·埃德加·史密斯的私人日记”，但这一描述并不准确，因为它不像日记，而是一本摘录集，里面收集了一些很不合理的事实（“每隔十五年，火星离我们就近些。一九五八年是较近的年份”）、诗歌和文学作品的片段（“人非孤岛，孤掌难鸣”）以及从报纸和图书里摘下的只言片语。例如：

“我熟人很多，朋友却很少，而知己就更少。”

“听说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老鼠药。极其有效，无味无臭，一吞下去就完全吸收，在尸体里也找不到一点儿残余。”

“如果被人邀请做即兴演讲，你可以这样说：‘我简直想不起该说些什么好。在我一生中从不曾有这么多朋友给我如许的快乐。今天这份难得的荣幸我永生感激不尽。谢谢大家！’”

“在二月份的《硬汉》杂志上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我找到了钻石矿》。”

“一个享受着自由以及自由带来的好处的人，很难意识到被剥夺了自由意味着什么。”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3]

“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夜晚的萤火虫光，是冬天里野牛的呼吸，是在草地上掠过的一小片阴影，转瞬便消失在日落里。”

——黑脚印第安人酋长鸭足

以上摘要的最后一句是用红墨水写的，边线装饰着绿色的星星，抄写者似乎希望以此强调它“对自己的重要性”。“生命是冬天里野牛的呼吸”，这准确地反映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为什么要焦虑？辛苦是为了什么？人太渺小了，只不过是一团薄雾，一片被黑暗所吞没的阴影。

但是，该死的，你应该感到焦虑，为旅馆主人的一纸警告而烦恼：“退房时间为下午两点。”

“迪克，你听见我说话了吗？”佩里说，“快两点了。”

迪克醒着，其实他再清醒不过了，因为他正在和伊内兹做爱。仿佛是在念经，迪克不停地问：“爽吗？宝贝儿，爽吗？”但是伊内兹抽着烟，不吭声。昨天晚上迪克把她带回房间，说她要在这儿过夜时，佩里虽然不情愿，但还是默许了。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刺激了佩里，或者对他而言是件“麻烦事”，那就错了。不过，佩里为伊内兹感到难过。她真是一个“傻孩子”——她真的相信迪克打算娶她，一点也不知道迪克正准备那天下午就离开墨西哥。

“爽吗？宝贝儿，爽吗？”

佩里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迪克，你快点儿行吗？两点我们就得退房了。”

今天是星期六，圣诞节快到了，美茵大街上交通拥堵了起来。裹挟在车流中的杜威抬头看了看挂在街道上方的圣诞彩饰——一簇簇修剪整齐的冬青枝上挂满了紫色的纸铃铛——他想起来了，还没给妻子和儿子买礼物呢。他的头脑自动排斥那些与克拉特案件无关的问题。玛丽和许多朋友开始为他如此全神贯注而担心。

一位密友，年轻的律师克利福德·R. 霍普曾坦率地说：“你知道自己怎样了吗？艾尔，你就没意识到你从不谈论别的事吗？”“哦，”杜威回答说，“我现在只能想这个案子。也许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以前没想到的东西，某个新的角度，也许你会替我想出一个新的线索来。该死的！克里夫，如果这件案子破不了，你觉得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不管多少年以后，我都会疑神疑鬼、战战兢兢地；每次发生谋杀案，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二者之间是多么无关，我都会过去查个究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联系。但并非仅仅如此。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开始觉得我甚至比赫伯一家更了解他们。他们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挥散不去，我猜我一天弄不清这个案子，他们就会永远跟着我。”

杜威对此案的执著已经导致了偶尔的恍惚与健忘。就在早晨离家时，玛丽还再三叮嘱他，别忘了……但他还是忘了。只是在挤出了购物日拥挤的车辆与人群，驾车沿五十号公路驶向霍尔科姆，经过戴尔医生的兽医院时，他才想起妻子的话。对了，妻子让他一定记得把那只家里的猫“阎王皮特”接回来。皮特是只体重十五磅的虎纹公猫，因其好斗在加登城可是个知名人物。这次它住院是因为与一只拳师犬的恶斗，结果遍身是伤，不得不住院缝针、注射抗菌素。从戴尔兽医院出来之后，皮特躺到主人汽车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路呜呜叫着来到了霍尔科姆。

杜威现在的目的地是河谷农场，但是他想喝杯热咖啡暖暖身子，于是在哈特曼咖啡馆前停了下来。

“你好，帅哥，”哈特曼夫人说，“想来点什么？”

“一杯咖啡就好，太太。”

她倒了一杯咖啡，“是我认错人了吗？还是你瘦了很多？”

“确实瘦了点儿。”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周里，杜威掉了二十磅肉。他的衣服好像是从一位魁梧的同事那里借来的，而他的脸，向来不曾显露职业上的疲倦，现在看起来却像个陷入神秘追求不能自拔的苦行僧。

“你觉得怎么样？”

“很不错。”

“可你看起来气色有些不好。”

杜威无话可说。比起调查局的几位同事——邓茨、丘奇与奈，他还没坏到哪儿去。当然，他的身体至少比哈罗德·奈要好，后者正患流感，发着烧，但还是在尽职尽责地干。这四个疲倦至极的男人已经核查了大约七百条线索和流言。例如，杜威就花了两天的时间努力追踪那两个幻影般的墨西哥人，但徒劳无功，累得要命。保罗·赫尔姆先生坚称那两个墨西哥人曾在谋杀案发生前的傍晚时间拜访了克拉特先生。

“再来一杯，艾尔文？”

“谢谢太太，不要了。”

但她已经拿起了咖啡壶，“我请客，长官，看看你的脸色，你需要它。”

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两位蓄须的农夫正在下棋。其中一位站起来，走到杜威坐着的柜台旁，说道：“我们听说的那些事是真的吗？”

“那得看你听说的是什么。”

“就是你抓的那个家伙。在克拉特家晃悠的那个。就是他干的。我们就听到这些。”

“我想你们听错了，老伙计。”

那个乔纳森·丹尼尔·艾德里安，因为私藏武器现在仍被关在监狱里，而且过去他确因精神病被托皮卡州立医院拘禁过一段时间，然而调查员们收集的资料表明，他和克拉特案的唯一联系就是他那令人不快的好奇心。

“噢，如果不是他，那你干吗不去抓真正的凶手呢？我们家的女人，连上厕所都不敢一个人去。”

杜威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质问，这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一口喝完第二杯咖啡，叹了口气，笑了。

“告诉你，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你为什么不去抓凶手？我们交税养你们就是让你们去干这个的。”

“住口，你这个刻薄鬼，”哈特曼太太说，“我们大伙儿应该有难同当。艾尔文正在尽力。”

杜威向哈特曼太太眨了眨眼睛，“你跟他说吧，太太，谢谢你的咖啡。”

那个老农夫等他的发泄对象走到门口，又放了一支冷箭说：“如果你还想竞选警长，别指望我会投你一票。你不会得到我的选票的。”

“浑蛋，闭嘴！”哈特曼太太说。

河谷农场离哈特曼咖啡馆仅有一英里，杜威决定走着去。他喜欢在麦田里漫步。通常每星期他都要在自己的土地上信步走走，消磨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希望在那片深爱的土地上盖间房子，种些树，最后再养一大堆孙子。那是他的梦想，然而前不久妻子警告他说那不再是他们共同的梦想了；她说自己永远也不会考虑单独住在“无人的荒郊野外去了”。杜威知道即便他第二天就破了案，玛丽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她亲爱的朋友一家人就在那样的荒野住家里遭了厄运。

当然，在芬尼县，甚至在霍尔科姆，克拉特一家不是最先遭谋杀的人家。那个小社区里的老人们都记得近四十年前的“一件疯狂事”——赫夫纳凶杀案。邮递员萨蒂·特鲁伊特太太，现任女邮政局长克莱尔的母亲，她把这桩凶杀案讲得头头是道：“事情发生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当时天热得像地狱里的油锅。有一个叫图尼夫的小伙子在芬纳普牧场干活儿，他叫瓦尔特·图尼夫。他曾在得克萨斯州的布利斯堡当兵，后来开了小差，他是个流氓，没错，他有一辆偷来的汽车。很多人都怀疑他不干好事。于是一天晚上，警长——当时是奥里·赫夫纳，歌儿唱得棒极了，你知道吗，他还是天堂合唱团的成员呢。一天晚上，他开车来到芬纳普牧场，盘问了图尼夫几个问题。那天是八月三日，天热得像地狱。结果，瓦尔特·图尼夫一枪打穿了警长的胸膛。可怜的奥里还没等倒地就死了。那个杀人魔鬼骑着芬纳普牧场的一匹马，沿河向东逃去。消息传开，方圆数英里的人都集合起来，大概到第二天早上，他们抓到了图尼夫；那些小伙子们怒火中烧，老奸巨猾的图尼夫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去见上帝了，他们一起开枪打死了他。”

杜威自己最初接触芬尼县的凶杀案是在一九四七年。那个案件在他的卷宗里有这样的记录：“约翰·卡莱尔·伯尔克，印第安克里克族人，三十二岁，家住俄克拉荷马州马斯克吉，杀害玛丽·凯·芬利，白人，四十岁，女招待，住在加登城。一九四七年九月五日，在堪萨斯州加登城科普兰旅馆的一所房间里，凶手用敲断的啤酒瓶颈戳死了被害者。”案情简单，破案迅速，因此记载也十分简明。在杜威负责调查的三起谋杀案里，有两起也是同样明显。（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两个铁路工人抢劫并杀害了一个农夫；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一位醉汉殴打妻子致其死亡。）但是第三个案子，正如杜威曾经叙述的那样，有些不一般：“案件发生在史蒂芬斯公园，公园里有一个乐队表演用的舞台，台下是一个男厕所。嗯，有个名叫穆尼的男人当时正在公园里徘徊。他是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某个地方的过路客。在他走进厕所的时候，有人跟着进去了，那是住在附近的一个男孩，名叫威尔莫·李·斯蒂宾斯，二十岁。事后，威尔莫·李·斯蒂宾斯指认穆尼对他提出了非礼的要求，他因此抢劫了穆尼，把他摔倒在地，用他的头猛撞水泥地面；这还不算完，凶手又把穆尼的头按在便盆里，不断冲水，直到他被呛死为止。但是没有人能解释威尔莫后来的行为。他先是把尸体埋在加登城东北方向两英里外的地方，第二天又把尸体挖出来，重新埋在南面约十五英里远处。后来就一直这样埋了挖、挖了埋。威尔莫像叼着骨头的狗，就是不肯让穆尼入土为安。最后他挖的墓穴太多了，终于被人发现了。”在克拉特命案发生之前，以上这四起案件就是杜威所接触过的全部谋杀案。但那些案子和现在这桩相比，不过是飓风到来之前的风吹草动。

杜威掏出钥匙，打开了克拉特家的前门。因为暖气一直没关，屋里很温暖，地板闪闪发光，散发着一股柠檬味上光剂的味道，令人感觉仿佛今天又是个星期日，全家人不久就可能从教堂回来似的。两位继承人，英格里希夫人和贾乔夫人已经搬走了一货车的衣服和家具，但屋子里有人居住的氛围并未因此而消失。客厅里，一本打开的乐谱《穿过黑麦地，来吧》仍然放在钢琴架上。在走廊，一顶带有汗渍的灰色斯泰森毡帽——是赫伯的——还挂在木钉上。二楼凯尼恩的房间里，那个已经逝去的男孩的眼镜就放在他床头的架子上，幽幽地反射着阳光。

这位警探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逐个走过。他来过这所屋子很多次了；实际上，他几乎每天都到这儿来。从某方面来说，每次来这儿访视对他来说是一种放松，这个地方与他家和办公室不同，那两个地方喧闹嘈杂，而这里却很安静。电话线还是断着的，电话因而也沉默了。大草原无边的寂静包围着他。他可以坐在赫伯客厅里的摇椅上，摇着，想着。他深信以下几个结论是不可动摇的：赫伯·克拉特是罪犯的首要目标，其动机不是基于一个精神变态者的仇恨，就是仇恨和盗窃双重导因；他相信罪犯干得很轻松，杀手们从进入房子到离开，其间只有大约两个小时。（验尸官罗伯特·芬顿医生测量了受害者的体温，以此为基础，推断出死亡的先后顺序：克拉特太太、南希、凯尼恩、克拉特先生。）这些结论凑在一起，他深信克拉特家对杀死他们的凶手必定也很熟悉。

在这次访视中，杜威在二楼的一扇窗户前停了一会儿。他的注意力被远处的景象吸引过去，那是一个伫立在麦秆中间的稻草人。只见它戴着一顶男式猎帽，穿着一件褪色的印花衣裳。（也许是邦妮的旧衣服？）风吹动衣衫，稻草人前后摇摆，这使它看上去如同一个在严冬十二月的麦地里孤独跳舞的鬼魂。杜威突然想起了玛丽对他讲的一个梦。前两天，玛丽搞砸了杜威的早餐，鸡蛋里加了糖，咖啡里放了盐，她说这全怪“那个可恶的梦”，那种恐惧白天还挥之不去。“那个梦太真实了，艾尔文，”她说，“就像现在，在厨房里，我正做着晚餐，突然看见邦妮在门口站着。她穿着一件蓝色兔毛毛衣，看起来既美丽又可爱。我说：‘哦，邦妮……亲爱的……自从发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我一直没见过你。’但是她没有回答，只是像往常那样羞涩地看着我，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说：‘亲爱的，过来看看我为艾尔文做的晚餐。一锅秋葵汤，里面还有小虾和新鲜的螃蟹。就快做好了，过来吧，亲爱的，尝一尝。’但是她没动。她站在门边看着我，然后——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才算准确——她闭上眼睛，开始摇头，非常非常的慢，同时还绞着双手，非常非常低地小声嘟哝。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这副场景让我的心都碎了。我从没有这样伤心过。我抱住她，说：‘求你了，邦妮！哦，别这样，亲爱的，别这样！如果有人能够见到上帝，那个人就是你，邦妮。’但是我无法安慰她。她摇着头，绞着手。后来我听见她说什么了：‘被谋杀了！被谋杀了！不，不，没有比这更惨的了，没有比这更惨的了，没有了。’”

莫哈韦沙漠深处的一个晌午，佩里坐在一只草编箱子上，正在吹口琴。迪克站在第六十六号公路的黑色路边，眼睛盯着无边的旷野，仿佛他热情的目光可以迫使汽车驾驶员出现似的。很少有车经过，也没有人停下来让他们搭车。曾有一位要去加利福尼亚州尼德尔斯的卡车司机答应搭他们一段路，但迪克拒绝了。那不是他和佩里所设想的“类型”，他们想要一个独自开着体面的小汽车、兜里揣着钱的单身旅客，一个可以抢劫、掐死然后弃尸沙漠的陌生人。

在沙漠里，听觉常常比视觉敏锐。迪克听见了一辆即将到来、但还未进入视线的汽车响声。佩里也听见了，他把口琴放进了兜里，拿起草编箱子（这是他们唯一的行李，塞得鼓鼓囊囊的，除了三件衬衫、五双白袜子、一盒阿司匹林、一瓶龙舌兰酒、一把剪刀、剃须刀和一个指甲钳外，其余都是佩里的珍爱之物；剩下的物品要么当掉了，要么留在了墨西哥城那个酒吧男招待那儿，或者被托运到拉斯维加斯），与迪克一起站在了公路边。他们注视着，车出现了，渐渐看清楚了，是一辆蓝色的道奇小轿车，里面只有一个驾驶员，是个秃顶、瘦得皮包骨的男子。太完美了。迪克举起手，挥舞了起来。道奇慢慢减速，迪克朝那个男人露出谄媚的笑容。车将停未停之时，司机将头伸出窗外，上下打量迪克和佩里。很明显，他对于眼前的景象有些警觉。（从墨西哥城到加利福尼亚坐了五十个小时的汽车，又在莫哈韦沙漠中跋涉了半日，这两个想搭顺风车的人现在已是胡子拉碴、浑身又脏又臭。）轿车骤然向前加速而去。迪克用手围着嘴，大声喊道：“你这个幸运的浑蛋！”然后放声大笑，一把将行李箱放在了肩上。没有什么能使他真正动气，因为就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回到美国真是太高兴了”。无论如何，总还会有人开车沿路而来的。

佩里又掏出口琴（这是他昨天从巴斯托的一家杂货店里偷来的，现在算是他的了），吹起了他们俩的“进行曲”。这首曲子是佩里最喜欢的，他教会了迪克全部五个小节。两个人肩并肩，沿着公路一路唱去：“我的双眼曾看见上帝降临的光辉，他正踏平酿酒的地方，那里储藏着愤怒的葡萄。”寂静的沙漠里回响着两个年轻人声嘶力竭的歌声：“光荣！光荣！哈利路亚！光荣！光荣！哈利路亚！”

[1]约瑟夫·保罗·迪马乔（Joseph Paul Dimaggio，1914－1999），美国棒球史上最杰出的中外野手之一。

[2]多萝西·拉莫尔（Doroth Lamour，1914－1996），好莱坞著名影星。

[3]厄尔·斯坦利·加德纳（Erle Stanley Gardner，1889－1970），著名律师、侦探小说家，作品以“梅森探案”系列最为知名。

第三章 水落石出

这个年轻人名叫弗洛伊德·威尔斯，矮个儿，几乎没有下巴。他曾尝试过数种职业：士兵、牧场工人、机修工和小偷。最后一项“工作”令他锒铛入狱，被判在堪萨斯州监狱服刑三至五年。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二的那个晚上，他正躺在牢房里，头上夹着一副耳机听新闻广播，但是那天播音员的声音以及枯燥乏味的新闻（“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今天抵达伦敦，与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举行会谈……艾森豪威尔总统花了七十分钟与凯斯·格兰博士讨论宇宙空间问题以及空间探索的预算”）令他昏昏欲睡。当他听到下面这条消息时睡意全无了：“负责调查赫伯特·威廉·克拉特一家四口灭门惨案的警方人员呼吁公众提供一切可能的线索，以协助警方早日侦破此案。上周日清晨，克拉特、其妻以及两名年少子女在他们位于加登城附近的河谷农场住所内惨遭杀害。四名被害者都遭捆绑、封嘴，之后被十二口径的猎枪射穿头部毙命。正在调查此案的警方承认他们没有发现犯罪动机。堪萨斯州调查局局长洛根·桑福德指称，这是堪萨斯州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一次犯罪。克拉特是一位杰出的小麦富农，曾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联邦农场信用委员会委员……”

威尔斯惊得目瞪口呆。就像他后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反应时所说，“我几乎无法相信”。但是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因为他不但认识被害家庭，而且还清楚地知道是谁谋杀了他们。

这话说起来可长了，那还是十一年前，一九四八年的秋天，当时威尔斯十九岁。他“正在四处流浪，遇见活儿就干，”他回忆说，“走着走着，我发现自己来到了西堪萨斯地区，这里靠近科罗拉多州边界。我当时正在找工作，于是到处打听，有人说河谷农场也许要雇个工人——克拉特先生自己取的名字。果然，他雇用了我。我想我大概在那儿待了一年，反正整个冬天都是在那儿过的。我后来离开河谷农场只是觉得自己有些脚痒，我就是想换个地方，不是因为和克拉特先生吵架。他待我很好，对别的雇员也是一样。比如说，还不到发薪日，如果你手头儿有点紧，他总会先给你五块十块的。他给的工资也很高，如果你干得好，他会很爽快地给你奖金。事实上，在我遇见的所有人里，我最喜欢克拉特先生，包括他们全家人——克拉特太太以及四个小孩。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两个最小的孩子，也就是被杀的那两个——南希和那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还是小孩儿呢，大概也就五六岁的样子。另外两个，一个叫贝弗里，另一个我记不起来了，已经上高中了。那么好的人家，实在太好了。我从未忘记过他们。

“一九四九年，我离开了河谷农场。后来我结婚又离婚，参了军，又发生了些别的事，你得承认，时间过得真快。一九五九年，没错，一九五九年六月，此时离我最后一次见到克拉特先生已经整整十年，我被关进了兰辛监狱，因为入室盗窃。我打开了一家电器商店的门，偷了些电器。我当时想弄一台电动割草机，不是为了卖，而是想出租。因为这样一来我就算拥有了一点儿长久的小生意。但是我还没从割草机上赚一分钱，就被判了三到五年监禁。如果我没坐牢，那么我永远也不会遇见迪克，而克拉特先生也不会死。但是，也真是命中注定，我遇见了迪克。

“他是我狱中的第一个室友，我想大概在一起住了一个月，也就是六月和七月那段时间。他当时快要服完三至五年的刑期，八月份就可以假释了。他跟我吹嘘了很多出狱后的打算。他说他想去内华达州一个导弹基地所在的小镇，买套制服冒充空军军官，这样他就可以经常开假支票了。这是他告诉我的一个主意。（他的话我从未多想。我不否认，他很聪明，但他那副长相，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空军军官。）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提起他的朋友佩里，一个曾和他住同一间牢房、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家伙。等他们俩重新会合，他和佩里就要干桩大买卖。我从未遇到过佩里，因此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佩里已经假释，离开了兰辛。但是迪克总说，如果有机会干桩大买卖，他可以依靠佩里，佩里是他的伙伴。

“我记不清究竟是怎么提到克拉特先生的。应该是大伙儿在一起聊做过的各种工作的时候。迪克是个熟练的汽车修理工，他过去就干那行，后来有一阵他曾给一家医院开救护车。说起这件事，他老爱吹牛，谈那些护士，谈他和她们在救护车里干的全部勾当。不管怎么说，一次闲谈中我告诉他，我曾在西堪萨斯一个很大的农场里工作过一年，为克拉特先生干活儿。他想知道克拉特先生是不是很有钱。我说，是的，他很有钱。我说克拉特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他一个星期就花掉了一万美元。农场一周的开销有时能达到这个数。打那以后，迪克就一直不停地打听克拉特家的事。他们家有多少人？孩子现在多大了？去他们家的路怎么走？房间的格局如何？克拉特先生有保险箱吗？我没有否认，我告诉迪克他确实有保险箱。因为我好像记得有一个小壁橱或者保险箱之类的，就放在克拉特先生办公室的桌子下面。后来，迪克经常谈起他要杀死克拉特先生。他说，他和佩里打算去那儿打劫，他们要杀掉所有的目击者——克拉特一家以及碰巧在场的任何人。他不下二十次向我描述他准备怎么干，他和佩里如何绑人，如何用枪打死他们。我对他说，‘迪克，你一辈子也办不到。’但是我必须诚实地说，我的确没有劝阻他，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会真的下手。我认为这不过是说着玩儿。这种事在兰辛听得多了去了，不外乎出狱后再去抢人、打劫之类的。绝大部分不过是吹牛，没有人会当真。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唉，我简直无法相信。但是，事情毕竟发生了，就像迪克说的那样发生了。”

这就是弗洛伊德·威尔斯后来的追述，但此时距他得知消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害怕，因为如果其他犯人知道他向狱方告密，那么就像他说的，他的小命就算玩儿完了，“比条野狗还不如呢”。一个星期过去了，他时时刻刻都在听广播，追踪报纸的报道。其中一条消息说，堪萨斯州的《霍奇森新闻报》悬赏一千美元征求相关线索，只要能协助警方抓获杀害克拉特一家的凶手并证实他们的罪状，就可以获得赏金。这几乎促使威尔斯开口。但他还是太害怕了，他的恐惧不仅仅来自于其他犯人，他还害怕当局可能会指控他是犯罪分子的同谋。毕竟，是他把迪克引到了克拉特家；因此很有可能人家说他对迪克的意图知而不报。不管人们怎样看待此事，他的处境微妙而棘手，不论怎样做，他的借口都会令人起疑。因此，他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又过去了十天，进入十二月，从越来越短的新闻报道（电台已经不再播报此事）来看，案件的调查者仍然迷惑不解，实际上和那天早晨发现谋杀案时一样，还是毫无线索。

但是他了解真相。此刻，他实在受不了“话到嘴边却吐不出来”的折磨，对另一位犯人袒露了心声。“一个特别的朋友，是个天主教徒，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他问我：‘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弗洛伊德？’我说我实在不知道，于是问他该怎么做。他极力主张我应该向相关人员报告，他认为我不应该心里装着这种事生活下去。他说我可以不让狱里任何人怀疑，他会替我想法子。于是第二天，他就向副典狱长传话，告诉他我有事‘想见他’。如果他能找个借口把我叫到办公室里，我可以告诉他谁杀了克拉特一家。还真成了，副典狱长派人把我叫了去。虽然很害怕，但我还记得克拉特先生过去对我的好，还记得他曾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我一个皮包，里面装着五十美元。我全告诉了副典狱长，后来又向典狱长韩德做了报告。就当我还在典狱长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拿起了电话……”

典狱长的电话是打给洛根·桑福德的。听完后，桑福德挂上电话，下了几道命令，然后给艾尔文·杜威去了个电话。那天晚上，当杜威离开加登城法院的临时办公室回家时，随身带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杜威到家时，玛丽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他一进门，玛丽就对他发了一大堆牢骚。家里的那只猫攻击了街对面的一只英国可卡犬，狗的一只眼睛可能瞎了；他们九岁大的儿子保罗从树上掉了下来，能活着真是个奇迹；他们的大儿子，十二岁的杜威（和父亲同名）在院子里烧垃圾，结果着了火差点儿烧到邻居家。有人（她不知道是谁）叫来了消防队。

在妻子描述这些烦人的琐事之际，杜威已经倒了两杯咖啡。玛丽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下盯着他看。他脸色很好，容光焕发，玛丽知道这是他得意的神情。她说：“艾尔文，哦，亲爱的，有好消息吧？”杜威没说话，把牛皮纸袋递给了她。玛丽的手还是湿的，她把它擦干，坐到了餐桌旁，喝了一口咖啡，打开了纸袋，从里面拿出一些照片。是两个青年男子，一个金发，另一个黑发、深色皮肤，这是警方的“罪犯档案照”。两张照片都附有机密档案。关于金发男子，档案上记载着：

理查德·尤金·希科克（白人，男性），二十八岁。堪萨斯州调查局编号97093；联邦调查局编号859273A。住址：堪萨斯州埃杰顿。出生日期：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出生地：堪萨斯州堪萨斯城。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七十五磅。发色：金色。眼睛：蓝色。体格：壮硕。肤色：红润。职业：汽车喷漆工。犯罪：欺诈、开假支票。假释时间：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三日从堪萨斯州监狱假释。

另一张的说明如下：

佩里·埃德加·史密斯（白人，男性），二十七岁零五十九天。出生地：内华达州。身高：五英尺四英寸。体重：一百五十六磅。发色：黑色。犯罪：破门盗窃。逮捕经过：空白。执行人：空白。处理情况：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三日由菲利普斯堡送交堪萨斯州监狱。假释时间：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

玛丽仔细地端详着史密斯的正面和侧面的照片：神情傲慢、冷酷，但也不完全如此，脸上似乎还带着点儿独特的优雅；嘴唇和鼻子看起来都很漂亮，她认为那双眼睛相当美，朦胧而梦幻，像电影明星般，很敏感，又有点凶恶，但是比起理查德·尤金·希科克那双可怕的眼睛来，还少了一份“邪恶”。玛丽看着希科克的眼睛，不禁想起了一件童年往事：有一次，她看见一只野猫掉在陷阱里，虽然想救它，但是野猫眼中散发的痛苦和仇恨令她的怜悯之心化为乌有，只感到满心的恐惧。“他们是谁？”玛丽问。

杜威把弗洛伊德·威尔斯的举发经过给她讲了一遍，在结尾时他说：“很有意思。这是过去三周里我们一直集中精力调查的角度。追查每一个在河谷农场工作过的人。结果证明我们的方向是最对了，看来是我们碰到了好运气。但再过几天，我们就会找到威尔斯，就会在监狱里找到他。那么我们还是会发现真相的。哈，没错。”

“也许这不是真相。”玛丽说。由于杜威和十八个助手已经追查了数以百计的线索，结果都落空，她希望他不要再次失望，她实在担心他的健康。他的精神状态很差，形容消瘦，现在一天至少要抽六十根烟。

“是的，也许不是，”杜威说，“但我有预感。”

他的语气让她心动，她又一次看了看餐桌上的照片。“看看他，”她手指着金发男子的正面照片，说道，“看看这眼睛，直盯着你。”然后她把照片装进了纸袋，“我真希望你没有给我看这些照片。”

在同一天夜里稍晚一点的时候，另一间厨房里，一个女人放下手中正在补的袜子，取下塑料框架的眼镜，上下打量这位来访者说：“我希望你找到他，奈先生，我们就两个儿子，他是老大。我们爱他，但是……唉，我知道，我知道他要不是闯了祸，怎么会跑掉。他对他爸爸和弟弟都没说一声。是不是他又惹事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她的目光掠过这间狭小的、生着柴火的屋子，落在一个躺在摇椅上的瘦削老人身上，那是瓦尔特·希科克，她丈夫，理查德·尤金的父亲。他双手粗糙、双眼无神；一开口声音听上去仿佛平时很少讲话。

“我儿子是个好孩子，奈先生，”希科克先生说，“他是个体育健将，在学校里总是能进校队，不论是篮球、棒球，还是足球，迪克总是明星。他还是个好学生，历史和机械制图还得过A。一九四九年六月他高中毕业后想上大学学工程，但是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没钱，一直没钱。我们才有四十四英亩地，仅够我们混个温饱。我猜迪克肯定是为了没能上大学而心里很不高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堪萨斯城的圣达菲铁路局，一周可以挣七十五美元。他认为这些钱足够他结婚了，于是就和卡罗尔结了婚。卡罗尔那时不过十六岁，而迪克也才十九岁。我就知道他们俩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结果真让我猜中了。”

希科克夫人是个胖胖的妇人，一张圆润的脸并没有因起早贪黑的辛劳而摧垮，她责备希科克先生说：“我们有三个宝贝孙子，怎么说没弄出什么名堂。而且卡罗尔是个好姑娘，不应该怪她。”

希科克先生继续说道：“他和卡罗尔租了一间大房子，买了一辆漂亮的汽车，可他们一直欠着债呢。即使迪克后来不久找了一个开救护车的活儿，挣得比以前多了，也还是债务缠身。后来，堪萨斯城的一家大公司马克别克公司雇他当机修工和汽车喷漆工。但是他和卡罗尔的开销太高了，他们一直买一些根本负担不起的东西，于是迪克开始开假支票。我一直认为他这么做和那次车祸有关，使得他有些脑震荡。打那以后，他就变了，赌博、开假支票，以前我可从未见过他干这些事。后来他和另一个女孩好上了，为了她和卡罗尔离了婚，那个女孩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希科克太太说：“迪克也是不得已，你也知道玛格丽特·埃德娜是多么迷他。”

“因为一个女人喜欢你，你就可以乱来吗？”希科克先生说，“唉，奈先生，我希望你和我们一样了解我儿子是怎么被送进监狱的。他只不过从邻居那儿借了把猎枪而已，就给关了十七个月？他没想过要偷，别人说什么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但是坐牢毁了他。他从兰辛出来后，对我来说完全变了一个人。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全世界的人都跟他过不去——他就是这样想的。就连他的第二个老婆也和他离了婚，就在他坐牢的时候。不过，最近他似乎安下心来了。他在奥莱西的鲍勃·桑兹汽车修理厂上班，和我们住在一起，每天早早就上床睡觉，从没违反假释规定。我得对您说，奈先生，我活不长了，我得了癌症，迪克知道——不管怎样，他知道我病得不轻——就在不到一个月前，也就是他走时，曾对我说：‘爸爸，你一直是我的好爸爸。我不会再做任何让您伤心的事了。’他是这么说的。那小子心地不坏。如果你见过他踢足球，见过他和孩子们玩，你就不会怀疑我的话。上帝啊，我真希望上帝能告诉我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妻子说：“我知道。”夺眶而出的泪水迫使她停下了手中的活儿，“他的那个朋友，准是这样。”

来访者是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警探哈罗德·奈，他一直忙着在一个小记事本上作记录。本上早已记满了一天来调查弗洛伊德·威尔斯所指控事件的查证结果。已知的事实足以证明威尔斯的话很有说服力。十一月二十日，嫌疑犯理查德·尤金·希科克曾在堪萨斯城大肆采购，其间开出了至少“七张假支票”。奈已经询问过所有报案的受害者：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售卖商，一位珠宝店老板，以及一个服装店的售货员。奈向每一位证人都出示了希科克和佩里的照片，结果证实前者是开假支票的，后者是他“不吱声的”同伙儿。（一位被骗的商人说：“他（希科克）干的。一个非常能言善辩的家伙，叫人不能不信。另一个——我以为他可能是个外国人，也许是墨西哥人，一直就没开过口。”）

奈接下来又开车去了奥莱西郊区访问希科克的最后一位雇主，鲍勃·桑兹汽车修理厂的老板。“没错，他是在这儿干过，”桑兹先生说，“从八月份一直干到，噢，十一月十九号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也或者是二十号。他一句话也没留就走了。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父亲也不知道。觉得奇怪吗？是的，当然，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之间关系不错，迪克这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有时挺讨人喜欢。偶尔他会来我家玩儿。实际上，就在他走前的那个星期，我们家正好办了一个小型聚会，迪克还带了一个朋友，一个从内华达州来的小伙子，名叫佩里·史密斯，弹得一手好吉他。他自弹自唱地为我们表演了几首歌，他和迪克两人还为我们大家表演了举重。佩里·史密斯是个小矮个儿，也就五英尺五英寸高，但他力气大得能举起一匹马。没有，我看不出他们俩神情有什么异样，两个人都不紧张。我得说，他们俩玩得挺愉快。准确的日期？我当然记得，是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五。”

奈离开修车厂，沿着一条简陋的乡村小路向北驶去。快到希科克农场时，奈在附近的几处农舍前停了下来，表面上好像要问路，但实际是为了打探嫌疑犯的情况。一个农妇说：“迪克·希科克！别跟我提他！就算遇见鬼，我也不愿见到他！偷？他连死人都不会放过！他母亲尤尼丝可真是个老好人，心肠好又慷慨，他父亲也一样，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如果不是顾及他父母的面子，迪克不知该坐多少次牢！大伙儿之所以没那么做，完全是出于对他父母的尊敬。”

奈到瓦尔特·希科克家时，天已经黑了。这是一幢久经风吹雨打、已经变得灰暗的四房农舍。仿佛想到会有人来访，希科克先生邀请奈来到厨房，希科克太太给他倒了杯咖啡。如果他们事先知道来访者的真实意图，可能不会如此殷勤地接待他，也许有些提防。但是他们一无所知，在三人坐着交谈的数小时内，“克拉特”这个名字以及“谋杀”这个字眼从未被提及。这对夫妇接受了奈的暗示，他来此追查他们儿子纯粹是因为他违反假释规定和经济诈骗。

“有一天晚上，迪克把他（佩里）带回了家，说是他的一个朋友，从拉斯维加斯来的，刚下汽车，他想知道能不能让佩里在家住几天。”希科克太太说，“不行，我不想让他住我们家。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什么人。闻闻那香味儿，再看看他那油光水滑的头发，迪克在哪里认识的他不是一目了然吗？按照假释的规定，他不应该和任何在那儿（兰辛）结识的人来往。我警告了迪克，但他不听。他在奥莱西旅馆给他朋友找了个房间，打那以后，迪克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和他在一起。他们俩还一块儿出去搞了趟周末旅行。奈先生，我敢肯定，就是那个佩里·史密斯怂恿迪克开假支票。”

奈合上记事本，把笔放进了兜里，把手也插进了兜里，因为他已经激动得两手直抖。“对了，请问那趟周末旅行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斯科特堡。”希科克先生说，他指的是堪萨斯州的一个军事重镇，“我听说，佩里·史密斯有个姐姐住在斯科特堡，她给他存着一笔钱，据说是一千五百美元。他来堪萨斯就是去他姐姐那儿取钱的。他们走了一晚上，星期日快到中午时才回来，正好赶上周日的午餐时间。”

“噢，”奈说，“走了一晚上，也就是说他们是星期六的某个时候出发的。星期六是十一月十四日，对不对？”

老头儿表示同意。

“十一月十五日，周日回来的，是不是？”

“对，是周日下午。”

奈沉思着这几个数字，结论令他感到鼓舞：在二十至二十四个小时之内，两个嫌疑犯完全可以往返八百英里，中间还谋杀了四个人。

“那么，希科克先生，”奈说，“周日你儿子是自己回来的，还是跟佩里·史密斯一起？”

“他一个人回来的，他说他把佩里送到了奥莱西旅馆。”

奈平常说话带有低沉的鼻音，很容易令人感到畏惧，但此时他尽量以一种温和、随意、不易使人戒备的方式说话。“那么您还记得他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吗？”

“谁？”

“你儿子。”

“什么时候？”

“从斯科特堡回来的时候。”

希科克先生想了一会儿，说：“他看起来和平常一样。他一回来，我们就开始吃午饭了。他饿坏了。我还没念完感恩祷告，他就开始往自己盘子里盛饭。我说：‘迪克，你吃得这么快，难道想全吃光让我们饿肚子吗？’当然，他一向很能吃。他能吃掉整整一罐子腌黄瓜。”

“吃完午饭，他做了些什么？”

“睡觉，”希科克先生对自己的这个回答仿佛也有些吃惊，“没几分钟就睡着了。我猜你也觉得这有点不寻常。我、迪克还有他弟弟戴维坐在一起看电视里转播的篮球比赛。正看着呢，迪克就鼾声大作，响得像把电锯。我对他弟弟说，‘天啊，我从来没想到看篮球比赛时迪克还能睡着。’但他确实睡着了。比赛中间一直在睡。醒来后就吃了点冷饭，然后又接着上床睡觉。”

希科克太太又往针孔里穿了一根线；她丈夫摇着摇椅，嘴里叼着一根烟斗。这位调查员用他训练有素的眼睛四下环顾着这间简陋却整洁的屋子。角落里，一把猎枪倚在墙上，其实他早就注意到了。他站起来，伸手拿起枪说道：“您经常打猎吗，希科克先生？”

“那是迪克的，他和戴维偶尔会出去打猎，大都是去打兔子。”

这是一把十二口径的猎枪，三〇〇型号的，枪柄很漂亮，上面刻着一群被猎人瞄准的振翅飞翔的野鸡图案。

“迪克这把枪用了多长时间了？”

这个问题令希科克太太发起了牢骚。“这把枪花了一百多块钱呢，是迪克赊来的。现在那家店不愿让退回去了，买了不到一个月，而且只在十一月初他和戴维去格林内尔打野鸡时用过一次。他买枪时用的是我们的名字——他爸爸就是由着他——因此又该我们付钱了。你看看，瓦尔特病成这样，我们什么都需要，可没有……”她屏住呼吸，仿佛是为了防止打嗝似的，“你真的不想再来一杯咖啡，奈先生？不麻烦的。”

调查员把枪立回墙角，然后放开手，尽管他很肯定那绝对是杀害了克拉特一家四口的凶器。“谢谢，但是太晚了，我还要开车去托皮卡呢。”说完，他翻开笔记本，“现在我想从头到尾再对一遍，看看我记得对不对。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佩里·史密斯到达堪萨斯州。你儿子说他来这儿是为了去斯科特堡他姐姐那儿取钱。两个人周六开车去了斯科特堡，其间用了一个晚上，那一晚是在他姐姐家过的？”

希科克先生说：“不，他们没找到他姐姐。听说好像她搬家了。”

奈笑了一下。“不过，他们的确在外面待了一晚上。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也就是从十五日到二十一日，迪克一直和他的朋友佩里·史密斯在一起；但正如你们所说的，他一直保持着日常的作息习惯：住在家里，每天按时去上班。在二十一日那天，他不见了，佩里·史密斯也没踪影了。打那以后你就再也没见过他？他也没给你写过信？”

“他不敢写，”希科克先生说，“他没脸写，也不敢写。”

“没脸写？”

“做出那种事，一再让我们寒心！他不敢，是因为他担心我们不原谅他。其实怎么会？我们总是会原谅他的。奈先生，你也有孩子，是不是？”

他点了点头。

“那您一定会了解的。”

“还有一件事，您究竟知不知道，你们的儿子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拿一张地图，”希科克先生说，“伸手一指，指到哪儿他就在哪儿。”

下午，傍晚时分。这位司机觉得很疲劳，他是一位中年的推销员，此处不妨称之为贝尔先生。他盼着能停下来打个盹。然而，他离目的地——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只有一百英里了，那里是他工作的那家大型肉制品公司的总部。他们公司规定不许推销员中途搭载闲人，但贝尔先生经常违反这个规定，特别是在他觉得枯燥乏味、昏昏欲睡的时候，因此当他看见两个年轻人站在路边拦车时，立刻就踩了刹车。

在他看来，这两人看起来还“挺不错”。高个儿瘦长而结实，留着平头，金黄色的头发有点脏兮兮的，但带着一副迷人的微笑，举止彬彬有礼；而他的同伴，“身材矮小”的那位，右手拿着一把口琴，左手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行李箱，看起来也“挺正派”，羞涩而温和。总之，贝尔先生当时对两位客人的意图是一无所知——他们想用皮带勒死他，抢走他的车和钱，然后埋尸荒野——事实上，贝尔先生很高兴有个伴儿，陪他说说话，至少到奥马哈是不成什么问题。

他自我介绍了一番，又问了他们的名字。那个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上的年轻人说自己叫迪克。“这位是佩里。”他一边说，一边向坐在司机后方的佩里挤了挤眼睛。

“我最远能带你们两位到奥马哈。”

迪克说：“谢谢你，先生。我们正好要去奥马哈。希望能在那儿找到活儿干。”

他们想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位推销员心想也许他能帮上忙。

迪克说：“我是一流的汽车油漆工，能修车，以前也赚了不少钱。我同伴和我刚从墨西哥回来，我们本来想在那儿生活，但是天啊，那儿的工资太低了。没有哪个白人能靠那么点儿钱过日子。”

啊，墨西哥。贝尔先生说他曾在库尔纳瓦卡度蜜月的。“我们一直想再去一次，但是有五个孩子的话，你就很难脱身了。”

佩里后来追述时说，他当时想，五个孩子，唉，这家伙真倒霉。听着迪克对司机不停地吹牛，说起他那些在墨西哥的艳遇，佩里不禁觉得这“自我中心狂”未免也太“怪胎”了。想想吧，全力以赴去讨好一位即将被你杀掉的人，一个连十分钟都活不到的人！除非他和迪克的计划失败，但那是不可能的。照目前的情况看，这正是他们这三天从加利福尼亚到内华达，穿过怀俄明来到内布拉斯加，一路搭便车以来梦寐以求的对象。这之前溜了一个，贝尔先生是第一个独自开车并且乐意主动搭载他们的肥羊。另外的几个，不是卡车司机就是大兵，甚至还遇见过开着淡紫色凯迪拉克的两位黑人拳击手。但是都没有贝尔先生这么完美。佩里摸了摸皮夹克的口袋，里面鼓鼓地装着一瓶阿司匹林和一块凹凸不平的拳头大小的石头，用一块黄色的牛仔布手帕包着。他解开腰带——这是印第安纳瓦霍人用的腰带——银扣子的，上面缀有绿松石。他取下腰带，把它折弯，放在两腿之间。他在等待。他看着内布拉斯加大草原自车外飞过，假装吹起了口琴，他瞎编了个曲调，一边吹着，一边等着迪克发出事先商量好的信号：“嗨，佩里，把火柴递给我。”那时迪克去夺方向盘，而佩里则挥起用手帕包着的石头，狠狠地砸推销员的脑袋，“把它砸开瓢”。然后到一个僻静的小路旁，这时镶着绿松石的腰带就有用武之地了。

但是此刻，迪克却正与那即将丧命的司机大谈荤笑话，两人哈哈大笑，这使佩里很恼火。特别是贝尔先生的放声大笑，听起来像极了他的父亲特克斯·约翰·史密斯。一想到父亲，他就紧张，就头疼，膝盖也疼。他嚼了三片阿司匹林，干咽下去。上帝啊，他觉得自己就快要呕吐或者晕倒了；他觉得如果迪克把“美事”再拖延下去，他可真要受不了了。天色渐暗，道路笔直，视线之内全无人烟，只有冬季光秃秃的土地，像一张黯淡的铁皮。现在动手正是时候，就是现在。他盯着迪克，催促他立刻实施计划，此时，迪克也发出几个小小的信号——抽动的眼皮和胡子上的汗水——看来迪克也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然而，到迪克开口时，却又是一个笑话：“再给你猜个谜语：去厕所和去坟墓有什么相似之处？”他咧嘴笑着说，“猜不出来了吧？”

“猜不出来。”

“该去时，就必须得去！”

贝尔先生大笑起来。

“嗨，佩里，把火柴递给我。”

但是就在佩里举起手，石头即将砸下去的时候，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佩里后来说这简直是一个“该死的奇迹”。第三位搭便车的人突然出现了，这是一位黑人大兵，善良的推销员为他停下了车。“喂，太好了！”当他的救命恩人向车子跑来时，司机大声说，“该去时，就必须得去！”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由于岁月与风雨的洗刷，牌子上的第一个字母R与最后一个字母S已经脱落，因而出现了一个多少有点奇怪的单词“OOM”[1]。这是一块被太阳晒得变了形的牌子，倒也准确地描绘出此处的样貌。正如哈罗德·奈在给堪萨斯州调查局写的正式报告中所说的，“（这里）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是那种最廉价的旅馆或房舍”。报告里继续写到：“几年前（据拉斯维加斯警察局提供的信息），这里还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妓院之一。后来大楼失火，灾后的房屋被改装成了廉价旅馆。”所谓的“大厅”里除了一株六英尺高的仙人掌，别无其他；而且接待处的柜台也像是多年没有人照管。警探拍了拍手，等了很久，只听见一个很不女性化的嗓子嚷道：“我来啦。”但是又过了五分钟，一个女人才姗姗出现。她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家常服，脚下是一双金色的高跟皮凉鞋，稀疏的黄发上还夹着卷发器，长满横肉的宽脸上涂着胭脂、抹着粉。她手里拿着一听米勒牌啤酒，浑身散发着啤酒、香烟以及新涂的指甲油的味道。这个女人已经七十四岁了，但在奈看来，“显得比较年轻，也许要年轻十分钟”。她盯着奈，后者穿着得体的棕色套装，头上戴着棕色硬沿帽。奈向她出示了警徽后，她高兴地笑了，嘴唇一张开，奈便瞥见两排假牙。“哎呀，我还想呢，会不会是警察呢，”她说，“好吧，让我听听看。”

奈将理查德·希科克的照片递给她，“认识他吗？”

她嘟哝一声说不认识。

“那么你认识这个人吗？”

她说：“啊，他倒在这儿住过两三次。但是现在不在。一个月前就结账走了。你想看看登记簿吗？”

奈斜倚着柜子，看着女房主涂过指甲油的长指甲在一张用铅笔登记的簿子上来回滑动着。拉斯维加斯是上司指派给他的三个查访地的第一站，每一处都与佩里·史密斯的行踪有关。另外两个地方，一处是里诺，他们认为佩里的父亲仍住在那里；另一处是旧金山，佩里的姐姐家，她现在应该是弗德里克·约翰逊夫人。虽然奈计划拜访这些亲属以及其他所有可能知道疑犯下落的人，但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各地警局获取有帮助的资料。比如，在到达拉斯维加斯后，他就和当地警察局侦查处的负责人B. J. 汉德伦警长讨论过克拉特案件。警长在会谈后，立即下令要求所有警员都要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希科克和史密斯。命令中这样写到：“因违反假释规定而遭到堪萨斯州通缉。两人驾驶一辆一九四九年的雪佛兰轿车，牌照号码是堪萨斯州J0-58269。两人可能持有枪械，应被视为危险分子。”汉德伦还安排一名警探帮助奈调查典当行，他的建议是：“赌城里的典当行有很多。”奈和这位拉斯维加斯的警探一起查遍了上个月的所有当票。奈特别希望能找到一个奇尼斯牌便携式收音机，但是他运气不好，并没有找到。不过，有一个典当商记得佩里·史密斯（“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这里进进出出”），还出示了一张他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典当的一张熊皮毯子的当票。奈正是在这张当票上发现了现在这家旅馆的地址。

“十月十三号登记的，”女房主说，“十一月十一号走的。”奈看了看史密斯的签名。那华丽的花体字，那富有个性的甩笔和弯曲令奈很吃惊，显然女房主早就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她说：“哎呀，你真应该听听他说话。那张漂亮的小嘴里蹦出来的词都文绉绉的，柔声细语，挺有个性。你为啥要抓他，那个很娘的小矮子其实人还不错！”

“他违反了假释规定。”

“唉呀，大老远地从堪萨斯州赶过来就是为了追查这个？唉，谁叫我是个没脑子的金发大美人呢。我相信你，对别人也不会随便说。”她举起啤酒，一饮而尽，然后若有所思地用她那布满青筋和斑点的手把玩着啤酒罐。“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案子。不可能。我一眼就看穿他。这个人不过是个小流氓。一个想用花言巧语赖掉最后一个礼拜房租的小流氓。”也许是觉得他这样的痴心妄想实在很荒唐，她不禁吃吃地笑了。

调查员问史密斯的房租多少钱。

“正常价格，一个星期九块钱，外加五角钱的钥匙押金。必须付现金，而且是预付。”

“他住在这儿的时候都做些什么？他有朋友来吗？”奈问道。

“你是不是觉得谁从这儿进进出出我都得盯着？”女房东反驳说，“那些流浪汉、小流氓，我对他们才没兴趣呢。我女儿可是早嫁了个大人物的。”然后她接着说，“他没朋友，至少我没看见他和谁来往过。最后住在这儿的那几天，他几乎每天都在修他那辆破车。就停在门前。那是一辆老福特，看起来比他岁数还大。他给车刷了一遍漆，车顶刷成黑色，其余部分刷成了银色。然后他在挡风玻璃上写了‘此车出售’几个字。有一天我听见一个傻瓜要出四十块钱买这辆车，可他说这辆车不止四十块钱，少于九十他不卖。他说他需要钱，好买一张汽车票。就在他走之前，我听说有个黑人买下了他的车。”

“他说他需要钱买汽车票？你知道他想去什么地方吗？”

她撅起了嘴唇，嘴里还叼着根香烟，但眼睛却一直盯着奈。“公平交易。出多少钱？赏金是多少？”她等着答案。但是当等待落空后，她好像掂量了掂量拿到赏金的可能性，决定继续说下去：“因为我有一个印象，好像不管他去哪儿，都不打算久留。他还要回到这儿的。所以说，他不定什么时候又溜回来了。”她朝店里摇了摇头说，“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楼梯，灰色的走廊。奈闻到了各种气味：厕所消毒剂、酒气、熄灭的烟头。在一扇门后面，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房客一会儿号啕痛哭一会儿又高声歌唱，也听不出是悲伤还是欢乐。“吵死了，荷兰佬！再吵就给我滚出去！”女房主大叫道。“就是这儿。”她一边对奈说，一边把他带进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她拧亮了灯，“那边有个盒子，他让我替他保管，等他回来拿。”

这是一个纸板箱，并未封上但捆着绳子。箱子顶上用蜡笔写着一句类似埃及法老诅咒似的警告：注意！佩里·史密斯所有物！当心勿动！奈解开绳子，很失望地发现这和捆绑克拉特一家的打结法并不相同。他刚打开箱子，一只蟑螂钻了出来，女房东一脚踩了上去，用金色皮凉鞋的鞋跟把它碾得粉碎。在奈仔细检查史密斯的物品时，女房东不禁叫了一声：“嘿！这个小偷，这是我的毛巾。”除了毛巾以外，细心的奈还在笔记本里记下了下列物品：“一只脏兮兮的枕头，一个檀香山纪念品，一条粉红色的婴儿毛毯，一条卡其裤，一口铝锅以及一柄用来煎薄饼的锅铲。”其他杂物还包括一个贴满男性健身运动照的剪报本（里面多是满身大汗的举重大汉）；一个装着许多药品的鞋盒，里面有口腔发炎时用的漱口剂和药粉，还有许多阿司匹林片。令人费解的是，至少有十几瓶，其中几瓶已经空了。

“全是破烂！”女房东说，“全是垃圾！”

这话没错。即使对于一个渴望得到线索的调查员而言，这些东西也毫无价值。不过，奈还是很高兴看到这些东西，每一件物品，从止疼药片到脏兮兮的枕头，都使他对主人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这是一个孤独、小气的人。

第二天，在里诺，奈作记录时写到：“上午九时，在内华达州里诺沃休县警长办公室，报告人见到了刑事调查组负责人比尔·德里斯科尔先生。在听了案情简介后，德里斯科尔先生又看了希科克和史密斯两人的照片、指纹和通缉令。两名嫌疑犯以及他们使用的汽车均已登记寻缉中。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内华达州里诺警察局刑侦科，报告人见到了警官阿贝·菲洛赫。菲洛赫警官和报告人一起查阅警局的档案，在记录重大罪行档案中，并没有发现希科克和史密斯的名字。核对当票的结果也没有发现任何与丢失的收音机有关的情况。警方已发出无限期训令，要求严密注意该收音机在里诺城典当行中的出现。调查员曾遍访当地每家典当行，出示史密斯和希科克的照片，并再度寻访核查收音机的下落。上述典当行有些从照片上认出了史密斯，觉得有些面熟，但没能提供更详细的情况。”

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下午奈出发去寻找佩里的父亲特克斯·约翰·史密斯，他的第一站是邮局。那儿一位经管普通信件的邮务员告诉他用不着去内华达州其他地方找了，因为这个人已在八月份离开，现在住在阿拉斯加州瑟克尔城附近，他的邮件是转送那个地方的。

奈要求他详细谈谈老史密斯的情况。邮务员说：“天哪！这可真难说。这个家伙很难找个合适的字眼来形容，他自称是‘独狼’。他的很多信上都是这个名字。他的信不多，可经常会收到一大包目录和广告小册子。你可不知道有多少人写信去要这种东西！大概是没有人给他们写信吧。你问他多大年纪？我看有六十了吧。一身西部的打扮，穿着牛仔靴，戴着宽边高顶帽。他告诉我他以前是个表演牛仔竞技的，我经常和他聊天。这几年他差不多每天都来邮局转转。有时一个多月不见他的人影，回来总说他找矿去了。今年八月的一天，有个年轻人来邮局，就在这个窗口前，说他来找他父亲特克斯·约翰·史密斯，问我是否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他看起来不像他父亲；他父亲嘴唇薄，是爱尔兰人，而他看上去差不多完全是个印第安人，头发黑得像鞋油，一双眼睛也同样乌黑发亮。可第二天，他父亲来邮局证实了这件事，说他儿子刚从军队退伍，他们俩准备去阿拉斯加，他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我想他可能在那里开过一家旅店，或者是一家供猎人住的小木屋。他说他们打算在那儿住上两年。自从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父子俩谁也没见过。”

约翰逊一家是最近才搬到旧金山这个社区的。这是位于该城北部山坡上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午后，年轻的约翰逊夫人正在家中等待客人的到来。三位女邻居要来喝茶、吃点心，也许还要玩牌。女主人有些紧张，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在新家中款待客人。此刻，她一边注意倾听是否有人按响门铃，一边作最后的检查，这里扯扯线头，那里重新动一下圣诞一品红[2]的位置。这间房子与山坡上其他房子一样，是典型的郊区平房，平凡而舒适。约翰逊夫人非常喜欢这里：红木制成的镶板，铺满整个房间的地毯，前后两扇大玻璃窗——从后窗望出去，可以看到近处的小山和峡谷，远处的大海和天空，如画的景色令她着迷。房间后面小小的花园更让她感到骄傲；她丈夫是一位保险推销员，平日爱好木工，在花园周围修了一道白色的篱笆，盖了一个狗窝，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沙坑和一架秋千。此刻，户外气候宜人，两个小儿子和一个女儿正和他们的狗在花园里玩，她希望孩子们能一直高高兴兴地玩到客人们离开。门铃响了，约翰逊夫人走到门口，她穿着一件自认为最得体的衣服——黄色的针织洋装——不仅衬托出她的身材，也凸显了她那印第安人淡茶色的脸颊和一头利落的乌黑短发。她打开门，准备迎接三位邻居，然而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两个陌生男人，他们摘下帽子然后出示了装有警徽的皮夹。“您是约翰逊夫人吗？”其中一人问道，“我叫奈，这位是格斯里检察官。我们隶属于旧金山警察局，堪萨斯方面请我们调查你弟弟佩里·埃德加·史密斯的有关情况。他最近好像一直没有向他的假释官报到，不知您是否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得知警察再次对她弟弟的行为感兴趣，约翰逊夫人并不窘恼，甚至毫不感到意外。真正令她不安的是不想让客人进来时看到她正被两个警员盘问。她说：“不，我一无所知。我四年没见过佩里了。”

“这是件要紧的事，约翰逊夫人，”奈说，“我们希望跟你谈一谈。”

约翰逊夫人让步了，她请他们进屋，给两人冲了咖啡。她说：“我已经四年没有见过佩里了。他假释后我就再没收到过他的信。今年夏天他出狱后曾到里诺去看望我父亲。父亲在一封信里对我说他已经返回阿拉斯加了，佩里也同去。后来他又来了一封信，我想是在九月份吧，说他非常生气，他和佩里吵了一架，还没到阿拉斯加就分手了。佩里走了，我父亲一个人去了阿拉斯加。”

“打那以后他没给你写过信吗？”

“是的，没写过。”

“那么你弟弟有没有可能最近又回去和你父亲会合了呢？就在上个月。”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

“你们关系不太好？”

“和佩里？是的，我怕他。”

“但是他在兰辛坐牢期间你经常写信给他，至少堪萨斯州警方是这么对我说的。”奈说。一旁的格斯里检察官似乎满足于当个局外人。

“我想帮助他。我希望能改变他的一些想法。现在我算明白了，别人的劝阻对佩里而言一文不值。对任何人他都毫无尊敬。”

“谈谈他的朋友吧。你觉得他可能会和谁在一起？”

“乔·詹姆斯。”她解释说詹姆斯是个年轻的印第安伐木工兼渔夫，住在华盛顿州贝灵汉附近的森林里。她和詹姆斯并不熟，但是她知道詹姆斯和他的家人都是慷慨善良的人，过去经常照顾佩里。在佩里的朋友中，她唯一见过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一九五五年六月曾来过她家，身上带着佩里的一封信，信里说她是他妻子。“他说他有点麻烦事，问我能不能照顾一下她，等他回来把她接走。那姑娘看起来不超过二十岁，实际上她只有十四岁，当然她不可能结过婚。但当时我被骗了。我同情她，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没过多久——不到一个星期——她就走了。而且，还顺便带走了我们家的行李箱和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我的衣服、我丈夫的银器，甚至连厨房里的钟也不放过。”

“此事发生时，你住在哪里？”

“丹佛。”

“你在堪萨斯州的斯科特堡住过吗？”

“没有，我从未去过堪萨斯州。”

“那么你有一个住在斯科特堡的妹妹吗？”

“我妹妹已经死了，我就一个妹妹。”

奈笑了一下说：“约翰逊夫人，你应该明白我们这次来访是考虑到你弟弟会和你联系，写信、打电话或者来看你。”

“我希望他别和我联系。实际上，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搬家了。他认为我们还住在丹佛。求你了，如果你找到他，不要给他我的住址，我害怕。”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认为他会伤害你？人身伤害？”

她想了想，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说不知道。“但是我害怕他。我一直害怕他。他有时好像心肠很好，富有同情心，温柔而且爱哭，甚至有时听音乐也会让他哭鼻子。小的时候他经常因为黄昏日落掉眼泪，他说日落太美了。月亮也是如此。啊，他可以骗过你，他能让你为他而难过……”

门铃响了。约翰逊夫人很尴尬，面露难色地望着大门，奈领会了她的心意（后来在报告中写到，“在整个交谈过程中，她一直保持着镇静和亲切，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人”），拿起他的棕色硬沿帽，说道：“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约翰逊夫人。但是如果您有佩里的消息，我们希望您能与我们联系，请给格斯里检察官打电话。”

两位警员走后，那种令奈印象深刻的镇静渐渐消失了，一种熟悉的绝望开始笼罩心头。她一直在努力控制，直到客人们都离去，直到给孩子们喂过饭洗了澡，让他们祈祷然后上床睡觉。这之后，她的情绪才犹如来自海上的夜雾笼罩街灯一般，紧紧包围了她。她说自己害怕佩里，她确实怕他。但她只是害怕佩里吗？还是更害怕降临到弗罗·巴斯克金和特克斯·约翰·史密斯四个孩子头上的命运？她所深爱的长兄开枪自杀了；弗恩从窗户上掉了下来，也许是自己跳下去的；佩里行凶，成了罪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她是唯一的幸存者。但令她备受折磨的是她觉得也许有一天自己也会被那可怕的命运压倒，不是变疯，就是患上不治之症，或者在一场火灾中失去她所珍视的一切——住宅、丈夫和子女。

丈夫出差去了。她独自在家时从未想过饮酒，但是今晚她倒了一杯烈酒，然后在卧室的沙发上躺了下来，将一本相册放到膝盖上。

首页是她父亲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九二二年他和年轻的印第安女骑手弗罗·巴斯克金缔结良缘时在照相馆里拍的。这张照片常常刺痛约翰逊夫人。因为看到这张照片，她才会明白，为什么尽管两个人看上去如此不般配，但母亲还是嫁给了父亲。照片中的小伙子散发出迷人的男性气概。所有的一切，那高高昂起的充满自信的头颅，姜黄色的头发，眯缝着的左眼（仿佛正在瞄准一个目标），缠在脖子上的小牛仔围巾，都那么具有吸引力。总的来说，约翰逊夫人对父亲的态度是既爱又恨、自相矛盾，但父亲身上有一点是她一直敬佩的，那就是刚毅的性格。尽管她很清楚在别人的眼里他是多么古怪；她也觉得父亲古怪，但他仍然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做起事情来应付自如。他伐木时想让树往哪个方向倒就能往哪个方向倒；他会剥熊皮、修理手表、盖房子、烤蛋糕、补袜子，还会用弯曲的大头针和线钓鲑鱼；他还曾经独自一人在阿拉斯加熬过了冬天。

独自一人，在约翰逊夫人看来，孤独是他父亲这类男人的生活方式。妻子、儿女和小心翼翼的生活是不适合他们的。

她翻阅了几页童年时的照片，分别是在犹他、内华达、爱达荷和俄勒冈等州生活时照的。那时“特克斯和弗罗”的牛仔骑术竞技生涯已经结束，全家人住在一辆旧卡车里，四处寻找工作。当时是一九三三年，要找到一份工作可不那么容易。在一张照片上，四个孩子光着脚，穿着工装裤，个个都瘦弱而疲惫。照片下方写着一行字：“一九三三年，特克斯·约翰·史密斯一家在俄勒冈采浆果。”当时全家仅有的食物就是浸泡在甜腻的炼乳中的浆果和酸面包。芭芭拉·约翰逊还记得全家人曾一连四天只有烂香蕉果腹，结果佩里拉了肚子，疼得整晚号叫，而博博（芭芭拉也叫博博）垂泪不止，害怕他死掉。

博博比佩里大三岁。她喜爱佩里，他是她儿时唯一的玩具。她把佩里当成一个布娃娃，为他洗澡，为他梳头，吻他，有时还拍他屁股。有一张照片，是姐弟俩一起在科罗拉多州一条清澈的小溪中洗澡，两人一丝不挂，弟弟的肚子圆滚滚的，活像个被太阳晒黑的小丘比特，他正抓着姐姐的手咯咯地笑着，仿佛溪水里有一只手正在挠他。在另一张照片里，姐弟俩坐在一匹小马上，头和脸都贴在一起，在他们身后是火烧后的荒山。（约翰逊夫人不敢肯定，但她认为这张照片大概是在偏僻的内华达州牧场照的。他们住在那儿时父亲和母亲打了一架，在这场可怕的打斗里，马鞭、滚烫的开水以及煤油灯都成了武器，他们的婚姻自此也宣告结束。）

后来，当孩子们和母亲搬到旧金山居住时，博博对弟弟的爱意渐渐减弱直至消失。他再也不是她的布娃娃了，变成了一个野蛮人，一个小偷和强盗。他第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那一天正是他八岁生日。最终，在数次被关进警察局和教养院后，他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博博再次见到他已是多年以后。其间她也只在照片上见过弟弟——父亲有时把一些照片寄给其他几个孩子——这些照片她都放在了相册里。在每张照片下面都有白墨水写的说明，例如“佩里、爸爸和他们的爱斯基摩狗”、“佩里和爸爸在淘金”及“佩里在阿拉斯加猎熊”。在最后这张照片中，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头戴皮帽，脚穿雪鞋，站在积满雪的树林中，腋下夹着一把猎枪，脸上冻得发暗，眼神凄然无光。约翰逊夫人看着这张照片，不禁想起了佩里到丹佛去拜访她时的一个“场面”。那是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实际上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他们当时正在谈论和父亲在一起的童年生活，突然喝多了的佩里把她推到了墙上，按在那儿说：“我不过是他的黑奴，仅此而已。他迫使我拼命干活，可从不给我一个钱……博博，现在是我在讲话，你别插嘴，否则我把你扔进河里去。就像那次在日本一样，我把一个从没见过的家伙抓起来扔下桥去！”

“博博，请听我说，你认为我喜欢我自己吗？哦，我本来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但是那个浑蛋从未给我一点机会！他不让我去上学。好，好，就算我是坏孩子。可后来我求他同意我去上学，我碰巧长了一个聪明的脑袋，可能你不了解，我真的很聪明，有天才。但是我没受过教育，就因为他不想让我去学任何东西，只想让我帮他搬搬运运。愚昧无知，他就想让我成为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我才能一直和他在一起。可你们都读了书，你，吉米，弗恩都上了学，你们都受过教育。只有我没有。我恨你，恨爸爸，恨你们所有的人！”

佩里这语气仿佛认为他的哥哥姐姐的生活一直是一帆风顺的！是啊，假如清理妈妈醉酒后的呕吐物，从来穿不好吃不饱也算在内的话。不过，三个人的确念完了高中，这是真的。实际上，吉米是以全班最高的成绩毕业的，这完全是他靠自己的实力获得的荣誉。芭芭拉·约翰逊认为，这种个性正是他后来自杀的诱因。性格坚强，勇气十足，勤奋工作，这些却不曾为特克斯的几个子女带来好运。他们共有的宿命抹杀了他们兄弟姐妹的一切美德。当然，佩里和弗恩还称不上有什么好品行。弗恩十四岁那年，自己改了名字叫乔伊（意味着欢乐），此后短短的一生中，她竭力证明自己改这个名字是值得的。她是一个放荡的女孩，是“大众情人”，说难听些，她和谁都能勾搭起来，对男人从不加以防范，但那些男人却从没有给她带来过好运，甚至还总使她倒霉。母亲因酒精中毒死去，她因此害怕喝酒，但她最后还是爱上了杯中物。还不到二十岁，弗恩“乔伊”就开始每天必喝一瓶啤酒。后来，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她从旅馆的窗户上掉了下去。在下坠过程中，她砸在剧院的一顶大帐篷上，从上面弹起后，被一辆出租车碾于轮下。警察在楼上那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找到了她的鞋，以及一个空空的钱包和一只空的威士忌酒瓶。

人们可以理解弗恩并宽恕她，但吉米就不同了。约翰逊夫人看着吉米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水手服——二战期间他曾在海军服役——年纪轻轻，瘦长、苍白的脸上流露出几分庄严的神色。他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他身旁姑娘的腰际，那是他的太太，她手腕上的玻璃饰品映射出落日的余晖。照约翰逊夫人看来，他们俩是不该结婚的，因为他们毫无共同之处：吉米是严肃的，而这位圣迭戈少女不过是个对水手着迷的糊涂女孩儿。但吉米倾注在她身上的远非正常的爱情，而是一种激情，一种从病理学的角度才能解释的激情。至于这位姑娘，她肯定是爱吉米的，倾心于他，不然不会和他结婚。要是吉米相信或者能相信这一点该多好！然而忌妒心害了他。一想起那些在她结婚之前曾和她睡过觉的男人，吉米就深感苦恼。他认定，她直到现在还和男人勾勾搭搭，每次他出海或者白天不在家时，她就背叛自己，和好多情人鬼混。他无休止地逼妻子承认这些所谓情人的存在。后来，她用一杆猎枪对准自己的眉心，扣动了扳机。当吉米发现时，他没有叫警察。他抱起妻子，把她放在床上，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第二天黎明时分，他把枪重新装上子弹，开枪自杀了。在吉米和妻子的照片对面是一张佩里身穿军装的照片。这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下面还有一段文字：“阿拉斯加美国陆军司令部摄。二等兵，佩里·埃德加·史密斯，二十三岁，首批返回阿拉斯加的朝战军人，抵达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时受到新闻处官员梅森上尉的欢迎。史密斯在二十四师担任工兵十五个月之久，他此行从西雅图到安克雷奇的机票是北太平洋航空公司赠送的。空中小姐林恩·马奎斯对他含笑欢迎。（美国陆军军方图片）”梅森上尉与二等兵史密斯握手时，眼睛注视着他，但史密斯却在盯着照相机。约翰逊夫人所看到的表情，或者说她认为的，不是感激而是傲慢，不是自豪而是十足的自负。他说自己曾把一个在桥上遇见的素不相识的人扔到河里，这不是不可思议的。他当然干得出来，对此她一点儿都不怀疑。

她合上相册，打开电视，但心情仍无法平静。他会找来吗？警员已经找到了她，难道佩里就找不到吗？他别想让自己帮他，她甚至不会让他进门。前门是锁着的，但是通往花园的门还没上锁。花园里满是白色的海雾，妈妈、吉米和弗恩的灵魂也许就在雾里吧。约翰逊夫人闩上门时，死了的与活着的亲人，一一在她脑海中浮现。

暴雨倾盆。迪克跑了起来，佩里也在跑，但他跑得没有迪克快，他腿短，而且还拿着行李箱。迪克把佩里远远甩在了后面，自己先找到了一个躲雨的地方——公路附近的一个谷仓。在离开奥马哈后，他们在救世军的收容所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位卡车司机带着他们穿过内布拉斯加州界，来到衣阿华州。但是打那以后，他们一直在走路。天降大雨时，他们离一个名叫坦维莱村的衣阿华州居住区还有十六英里。

谷仓里漆黑一片。

“迪克？”佩里问。

“我在这儿。”迪克正趴在一堆干草上应道。

佩里湿透了，浑身发抖，在迪克身边倒了下来。“我冻死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干草堆里钻，“我冷得要命，就算你点着稻草把我活活烧死，我也不会骂你的。”他很饿，饥肠辘辘。昨天晚上，他们只喝了几碗救世军的汤，而今天他们只吃了巧克力和口香糖，这还是迪克从一家百货店的糖果货架上偷来的。“还有好时巧克力吗？”佩里问。

没有了，只剩下一盒口香糖。他们分了口香糖，躺下来开始嚼。每人只有两块半薄荷味的，迪克最喜欢，而佩里更喜欢水果味的。钱是个大问题。缺钱已经迫使迪克作出了一个被佩里认为是“疯了”的决定：返回堪萨斯城。当迪克第一次说起要回去时，佩里说：“你应该去看看医生。”此刻，在寒冷的黑夜里，两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听着外面的雨声，又一次为此争论起来。佩里又一次列举了这样做的危险，此时迪克肯定正因违反假释规定而受到通缉——更别说还有别的娄子。但是迪克没有被说服，他坚持堪萨斯城是一个“可以成功地开很多假支票的地方”。“我当然知道我们必须小心点。我知道他们已经发出了通缉令，因为我们以前在那儿开过假支票。但是这次我们可以快些，一天就够了。如果我们弄的钱够多，我们也许还可以到佛罗里达去试试。在迈阿密过圣诞节，如果那儿不错的话，就在那里过冬。”但是佩里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打着寒战，生着闷气。迪克说：“怎么样，亲爱的？再干一次？你为什么就不能忘掉那件事呢？他们不会发现什么线索的。永远也别想发现。”

佩里说：“也许你错了。但如果你错了，那就意味着咱们都得进‘角落’了。”两个人以前从未提起过堪萨斯州的这一极刑——绞刑。“角落”是堪萨斯州监狱的犯人给里面放着绞刑架的小屋所取的名字。

迪克说：“可笑，你可笑死我了。”他划了根火柴，想抽烟，但是借助闪烁的火光看见的东西使他一骨碌爬了起来，他走过谷仓，来到畜栏。只见一辆车停放在那里，是一辆黑白两色的一九五六年的雪佛兰，钥匙还留在车上呢。

杜威决心不让“普通人”知道克拉特案件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决心如此之大，以至于加登城的两位民间喉舌都毫不知情，这两位一位是《电讯报》的编辑比尔·布朗，另一位是当地KIUL广播电台经理罗伯特·威尔斯。在简要说明形势后，杜威强调了他把保密视为最重要事情的理由：“各位牢记，有可能这两人是无辜的。”

这种可能性的确很大，因此不能排除。告密者弗洛伊德·威尔斯的话也许是编造的；犯人们用说谎话的方式获取好感或吸引官方的注意，也是很可能的。但是即便此人每句话都是真的，杜威和他的同事也没能挖掘出一点确凿有力的证据，作为“呈堂证供”。他们的发现也许可以解释成一个罕见但看似合理的巧合。难道就因为史密斯到堪萨斯州来拜访他的朋友希科克，就因为希科克有一支和作案枪支口径相同的枪，就因为嫌疑犯用虚假的理由来解释他们在十一月十四日夜里的活动，就可以认定他们就是谋杀案的凶手吗？“但是我们确信他们俩就是凶手。我们全这么认为。否则我们就不会向十七个州发出警报，从阿拉斯加到俄勒冈。但是记住：我们也许要过好多年才能抓住他们。他们也许已经分开了，或者离开了美国。他们有可能去了阿拉斯加，在阿拉斯加隐藏起来可不难。他们逍遥得越久，我们破案的可能就越小。坦率地讲，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掌握的线索还不多。我们也许明天就能抓住那两个恶魔，但也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证实他们有罪。”

杜威并没有言过其实。除了那两个脚印——一个是菱形痕迹，一个猫爪图案——凶手没有留下一条线索。既然他们如此小心翼翼，那么他们一定很早就处理掉那两双鞋了。同样，那台收音机也被处理掉了。而这只是假设是他们偷走的。杜威不太愿意作这种假设，因为在他看来，谋杀如此残酷、凶手如此狡猾，这和偷一台收音机毫不协调，甚至有些荒谬。很难想象，凶手进入房间为了找保险箱，结果没有找到，于是便因为几美元和一台小型便携式收音机而对四人大开杀戒。“嫌疑犯不坦白，我们就永远别想判决，”他说，“这就是我的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十二万分地小心。他们认为自己已经逃脱了。好，我们就不要让他们觉察任何异常。他们越是觉得安全，我们就会越快抓住他们。”

但是在加登城这样一个小镇，秘密可是件罕见的东西。警长办公室在法院大楼的三层，仅占三个房间，里面的家具不多，但仍显得拥挤。任何来这里探望的人都会察觉出一种古怪近乎诡异的气氛。过去数星期来急匆匆的脚步以及愤怒的埋怨蓦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平静，此刻充满了整个房间。办公室秘书理查森太太，这个非常大方爽快的人突然有了一种讲究的怪癖，说话轻声细语的，走路也踮着脚尖。她的上司——警长及其下属、杜威以及从堪萨斯州调查局借调来的调查员们，也都慢慢地边走边谈，声音压得很低。这种情形仿佛猎人躲藏在树林里，生怕突然的声响或动作会把正朝这边走来的野兽吓跑似的。

人们议论纷纷。华伦旅馆的特里尔咖啡屋被加登城的商人们视为一个私人俱乐部，那里是猜测和流言的大本营。有人听说，一位名人将被逮捕。还有人说，谋杀案是堪萨斯州小麦种植者联合会的死敌雇来的职业杀手干的，理由是克拉特先生曾在这个进步组织里面担任要职。在所有的故事里，最接近正确答案的是一位著名的汽车经销商讲的（他拒绝透露消息来源）：“好像是一个曾在一九四七年或四八年间为克拉特先生工作过的人干的。那人是个普通的牧场雇工。他后来进了监狱，是州立监狱，坐牢期间他一直在想克拉特先生有多富。所以一个月前，在他出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这里抢劫并杀死了克拉特一家。”

但是在七英里之外的霍尔科姆村，却再也听不到耸人听闻的传言了。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克拉特一家的悲剧已经成为社区两个主要流言集散地——邮局和哈特曼咖啡馆——的禁忌。“我自己，我一个字也不想听，”哈特曼太太说，“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谁也不信任，彼此吓唬，怕得要死。我要说的是，如果你要谈论这件事，就别进我的店门。”默尔特·克莱尔太太的态度更是强硬，“村里的人来我这买张五分钱的邮票，以为就可以消磨半个钟头，直到把克拉特一家的事情嚼烂了为止。他们全是一群造谣的响尾蛇！我可没时间听他们扯这些，我要工作，我是代表美国政府的公务员。不管怎么说，也确实让人泄气。艾尔·杜威和那些来自托皮卡和堪萨斯城的警察们，应该是“比松节油还管用”。但是今天谁会认为他们能抓住真凶？所以我说明智的做法就是闭嘴！人活着总有一死，至于怎么死法就别在意了；死了就是死了。何苦要像一堆病猫一样吵吵闹闹没个完，难道就因为赫伯·克拉特的喉咙被割断了？不管怎么说，这样太不正常了。波利·斯特林，住在教师公寓的那位太太今天早上来这儿说，直到现在，整整一个月了，孩子们才开始安静下来。这使我想到，如果警察真的抓住了凶手会怎么样？如果那样，那人肯定是大伙儿都认识的，那肯定会再次把火煽起来。一壶水好不容易凉下来，到时候又要滚起来。要我说，我们这样实在是够了。”

天色尚早，还不到九点钟，佩里是这家自助洗衣店的第一位顾客。他打开鼓鼓囊囊的草编行李箱，取出一堆内裤、袜子和衬衫（有些是他的，有些是迪克的），塞进洗衣机，同时往机器里丢进一枚假冒的铅做的圆片，这种东西他在墨西哥买了很多。

佩里很熟悉此类洗衣店的操作，他经常光顾这些地方，通常他会静静地坐着，看着衣服洗干净，觉得愉快而“放松”。但今天却不行，他忧心忡忡。迪克不顾他的警告，固执己见，于是他们就来到了这里，重返堪萨斯城，身无分文，还开着一辆偷来的车！他们在小雨中开了一晚上车，途中两次停下来加油，那时小镇都沉浸在梦乡中，街道上空空荡荡的，他们就把别人汽车里的油吸到自己的车里。（这是佩里干的，他自认为是“绝顶高手，只要有一根橡胶管，我就等于有了旅行全国的信用卡。”）他们天亮时抵达堪萨斯城。两人首先去了机场，在男卫生间里刷牙洗脸刮胡子，然后在候机大厅里睡了两个小时，才返回到城里。正是在那时，迪克把佩里放在洗衣店，答应一个小时之内回来接他。

衣服洗净并烘干后，佩里重新装好了行李箱。已经十点多了，迪克“肯定还在什么地方开假支票”，这会儿还不见人影。他坐在一张长椅上等着，一臂之远的地方有一个女式钱包，诱惑着他把手伸过去。然而，钱包主人的模样却使他不敢下手，因为这位女士是几个忙着洗衣服的女人中最强壮的。从前，当他还是个在旧金山的大街上乱跑的野孩子时，曾和一个“中国小孩”（记不清是汤米·张还是汤米·李）合伙偷钱包。回想起他们的胡作非为，佩里既愉快又兴奋。“比如有一次我们盯上了一个老太太，她可真老，汤米抢她的手提袋，但她不放手，凶得像个母老虎。汤米死命地拽，她使劲儿地拉。后来她看到我在一旁时，就喊：‘帮帮我！帮帮我！’我说：‘去你的！老太婆，我是帮他的！’然后狠狠一拳把她捶在地上。我们抢来的全部财产是九十美分，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去一家中国餐馆悄悄地吃了一顿。”

事隔多年，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佩里年纪长了二十多岁，体重也增加了一百多磅，他的生活却一点儿没有改善。他仍然是个顽童，也就是说靠偷点儿小钱过日子。（真是不可思议，以他的智力，以他的才能，何至于此？）

墙上的钟一直吸引着佩里的视线。十点半时，他开始担心了；十一点时他的两条腿开始疼了起来，对他而言，这是惊慌即将到来的表现——“血液开始冒泡了”。他吃了一片阿司匹林，试图抹去、至少淡化那些不断涌入脑海的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可怕画面：迪克落入警方之手，也许是在开假支票或者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被查出开的是赃车，这是很有可能的。也许就在此时，迪克被一群警察围着盘问呢。他们不是追问开假支票或偷汽车之类的琐事，而是谋杀案！不知为什么，迪克确信谁也不会把开假支票或偷汽车与谋杀联系起来。同时，在此刻，一辆满载着堪萨斯州警察的汽车正往洗衣店赶过来。

但是，不对，他想太多了。迪克绝不会干那种“没种”的事。只要想一想他以前经常说的那些话：“他们就是把我打昏，我也绝不会说一个字。”当然，迪克是个“吹牛大王”，佩里已经看透了，他只有在自己占上风的时候才会表现得十分强硬。突然——谢天谢地——佩里想起了一个至少不那么令人绝望的理由来解释为何迪克会迟到。他一定是去看望他父母了。这件事很冒险，但迪克对父母“放心不下”，至少他自己是这样宣称。昨天晚上，在冒雨赶路的时候，他曾对佩里说：“我很想去看看我父母。他们不会透露此事的。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会把这事告诉给警察，他们不会让我们俩陷入麻烦。只是我没脸去见他们，我怕我妈会说起开假支票以及不告而别的事，她会数落我一顿。但是我希望能给他们打个电话，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然而，那是不可能的，希科克家没有电话；否则佩里早就打电话去问迪克在不在家了。

又过了几分钟，他又一次确信迪克已经被捕。他的腿越来越疼，如同闪电般传遍全身，洗衣房里的味道、蒸汽的臭味突然令他感到恶心，迫使他站了起来，跑到门外。他站在街边吐得像个“口水都呕光了的醉鬼”。堪萨斯城！他不是早就知道堪萨斯会带来坏运气？难道他没有苦苦哀求迪克不要回来？此刻，也许就在此刻，迪克一定在后悔没听他的话。他在想，那么我该怎么办？“兜里只有一两枚硬币和一堆铅片”，他能去哪儿？谁能帮助他呢？博博？不可能！但她丈夫也许会帮他。当时，如果当时弗德里克有自己的主意，担保在佩里出狱后给他找份工作，他早就获得假释了。但博博不同意。她已经说过这只会带来麻烦，也许还有危险，她在给佩里的信中就是这么说的。别急，找个好日子，他一定会去“报答”她，找点乐子，和她说说、露露自己的本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对她这样受人尊重、生活安逸、自鸣得意的人，他会怎么做。是的，非得让她知道自己会是多么危险的人物，她最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难道不值得去一趟丹佛吗？这正是他想做的，去丹佛拜访约翰逊夫妇。弗德里克最好想办法帮他重新谋生，否则别想甩开他！

佩里正胡思乱想的时候，迪克突然来到他身边。“嗨，佩里，”他说道，“你病了吗？”

迪克的声音犹如一剂特效镇静剂注入佩里的血管，引起了一阵情感骚乱：紧张与放松，愤怒与温情在体内互相冲撞。他握紧双拳伸向迪克，“你这个王八蛋。”

迪克咧嘴笑道：“好了，咱们又可以去吃一顿了。”

在堪萨斯城迪克最喜欢的一家经济餐馆老鹰餐厅里，迪克一边吃着辣椒，一边向佩里道歉：“对不起，亲爱的。我知道你会着急的，以为我被警察缠上了。但是你实在不知道我运气会有多好，我可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他解释说，在离开佩里后，他去了曾经工作过的马克别克公司，想找到一个汽车牌照，换下那辆偷来的雪佛兰的衣阿华州牌照。“我来和走都没人看见。这个公司经常做报废汽车的生意。果真，在公司房子的后面，在一辆撞坏了的德索托汽车上还挂着堪萨斯州车牌。”“那车牌现在在哪里？”“已经挂在咱们车上了，兄弟。”

换下车牌后，迪克把原来的扔到了一座郊区水库。然后，他开车去了高中同学斯蒂夫工作的加油站，用一张支票兑换了五十元现金。以前，这种“抢自己人”的事他可没干过。唉，反正他再也不会见到斯蒂夫了，他今晚就要离开堪萨斯城，这一次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多骗几个老朋友呢？带着这种想法，他又去拜访了另一位同班同学——一位杂货店的职员。这一次金额增加到了七十五块。“那么，这个下午我们就可以搞他个几百块啦。我开了张单子，上面有六七个地方，首先从这儿开始。”他指的是老鹰餐厅，这里的每个人——男招待、服务员，全都认识并喜欢他，称他为“腌黄瓜”（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然后去佛罗里达，就去那儿，怎么样？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们要在那里过圣诞节吗？就像那些百万富翁们一样。”

杜威和他的同事，KBI的调查员克拉伦斯·邓茨正在特里尔咖啡屋里等座位。他们四下环顾午饭时间常见的熟面孔——细皮嫩肉的生意人和黝黑粗糙的庄稼汉。杜威认出了几个熟人：县验尸官芬顿医生、华伦旅馆的经理汤姆·马哈尔、哈里森·史密斯——他去年竞选县检察官结果输给了杜安·韦斯特，还有赫伯特·威廉·克拉特，河谷农场的主人，和杜威一起上主日学校。等等！赫伯不是死了吗？杜威不是已经参加过他的葬礼了吗？但是他的确在那儿，就坐在特里尔咖啡屋角落里的那个圆形的隔座上。他那双炯亮的棕色眼睛、宽宽的下巴以及亲切的表情并未因死亡而改变。但赫伯不是独自一人，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的是两个年轻人，杜威认出了他们，用肘轻轻推了邓茨一下。

“往那边看。”

“哪儿？”

“墙角。”

“天哪！”

是希科克和史密斯！但是就在他认出两人的同时，这两个人也认出了他们，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们飞起双脚，猛地从餐厅厚玻璃窗中冲了出去，杜威和邓茨在后面紧紧追赶。他们沿着美茵大街飞奔，经过了帕尔默珠宝店、诺里斯药房、加登咖啡馆，然后转弯冲向一座仓库，在一群白色谷仓之间跑进跑出地捉迷藏。杜威拔出手枪，邓茨也一样。正当他们瞄准时，奇事再度发生。突然间，非常神秘，（就像是在做梦！）所有的人都在游泳，逃的人，追的人，都拍打着令人敬畏的被加登城商会宣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游泳池”的池水。当两人奋力向逃犯游去时，（怎么回事？是做梦吗？）画面又一次渐渐隐去，场景转换为另一处景色——谷景公墓。这里散布着灰色的坟墓、绿色的树木与长满花朵的小径，是气氛幽静、绿荫遮天、细语喁喁的绿洲，犹如一块清凉的云彩，覆盖在城北金光耀眼的麦地上。但是此时，邓茨消失了，只剩下杜威和两个逃犯。虽然他看不见他们，但是他知道他们一定藏在墓地里，就躲在某块墓碑的后面，也许就在他父亲的那块后面——“艾尔文·亚当斯·杜威，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杜威拔出枪，沿着一条幽暗的小路匍匐前进。突然，他听见一阵笑声，循声而去，只见希科克和史密斯根本没有藏起来，而是站在赫伯、邦妮、南希和凯尼恩的墓地边，双腿分开，两手叉腰仰天狂笑着。杜威开枪了……又开了一枪……又开了一枪……两个凶手都中了三枪，但谁都没有倒下。只见他们的身体慢慢地变成了透明色，越来越透明，直至最后消失了。但笑声却越来越震耳，直逼得杜威弯下身子向后逃退，那笑声令人伤心欲绝，那么强烈终而吓醒了他。

醒来的时候，他好像一个受了惊吓发高烧的孩子，头发湿透，衬衫也黏贴在身上。屋里逐渐昏暗下来，他在桌子上睡着了，整个下午他都把自己关在这间小办公室里。他定下神来，听见隔壁办公室理查森太太的电话在响，但似乎没人接，她已经下班回家了。在走过一直响的电话时，他决心不去管它，但立即犹豫了一下。也许是玛丽来的电话，问他是不是还在工作，要不要等他回家吃饭吧。

“请找一下杜威先生。堪萨斯城来电。”

“我就是杜威。”

“请不要挂，这里是堪萨斯城，你同事要和你说话。”

“是艾尔吗？我是奈老弟。”

“怎么样，老弟。”

“做好准备听一条大新闻吧。”

“我在听，说吧。”

“我们的朋友就在这里，就在堪萨斯城。”

“你怎么知道的？”

“听我说，他们好像无意故作神秘。希科克在城里到处开假支票，用的是他自己的名字。”

“他自己的名字！这肯定意味着他不打算在此久留，要不就是这小子对自己极端自信。那么史密斯和他在一起吗？”

“嗯，他们俩在一起。但开的是另一辆车，一辆一九五六年的雪佛兰，黑白两色，双门。”

“是堪萨斯州的车牌吗？”

“是堪萨斯州的。而且听我说，艾尔，我们真走运！多亏他们买了一部电视机，希科克给售货员开了一张支票。就在他们刚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售货员一时机灵，拿笔记下了车牌号，就在支票的背面。约翰逊县的牌照，16212。”

“查过登记记录吗？”

“猜猜怎么样？”

“那车是偷来的。”

“一点没错。但是车牌肯定已经换了。我们的朋友从堪萨斯城一家修车厂的破车上弄来的。”

“知道是什么时候干的吗？”

“是昨天早上。头儿（洛根·桑福德）已经下了通缉令，说明了牌照号码和车子的情况。”

“希科克家那儿怎么样？如果还留在这里，依我看，他们迟早会去那儿的。”

“别担心，我们正盯着呢。艾尔——”

“我听着呢。”

“这就是我想要的圣诞节礼物。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把这个礼物包起来吧，包起来，然后睡到新年。这难道不是一个好礼物吗？”

“嗯，我希望你能得到这份礼物。”

“我希望我们都能得到。”

后来，杜威走过黑漆漆的县法院大楼广场，迈过一堆尚未清走的枯叶，他陷入了沉思，心里纳闷自己为何不感到高兴。为什么呢？当他得知嫌疑犯并没有永远消失在阿拉斯加、墨西哥或者廷巴克图时，当他知道也许马上就能逮捕他们时，为什么他一点儿都没有激动呢？他不是应该感到激动吗？恐怕是刚才的梦在作祟吧，其带来的挫败感还在，使他怀疑奈的话，他甚至不肯相信。他不相信希科克和史密斯会在堪萨斯城落网。他们太诡计多端了。

迈阿密海滩。海洋路335号一家名叫萨摩赛特的小旅馆。这是一座方形建筑物，刷的半白不白的，有些地方还披挂着一些紫色的装饰，其中一块淡紫色的牌子上写着：“空房出租，价格低廉，提供海滩设施，让您享受宜人的海风。”萨默赛特旅馆是这条灰白冷清的小路上众多小旅馆中的一个，这里的房子都用洋灰和泥土盖成。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里，萨默赛特旅馆所能提供的“海滩设施”不过是旅馆后面沙滩上的两把遮阳伞。其中一把粉色的上面写着“我们提供情人节冰淇淋”。在这个圣诞节的中午，四位女士躺在这把伞下，旁边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正在播放音乐。另一把蓝色的遮阳伞上写着“水宝宝防晒霜”，迪克和佩里就坐在伞下，他们已经在萨默赛特旅馆住了五天，租了一间双人房，每周十八块钱。

佩里说：“你从来没有祝我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亲爱的。还有，新年快乐！”

迪克穿着游泳短裤，但是佩里像在阿卡普尔科时一样，拒绝暴露他那受过伤的腿，他怕“冒犯”别的海滩游客，所以穿得整整齐齐的，甚至连鞋袜都没脱。不过，相比较而言，他还是满意的。当迪克站起来表演倒立以吸引粉色遮阳伞下那些女士的注意时，他正在阅读《迈阿密先驱报》。此刻，一则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起谋杀案，佛罗里达的一家四口，克利福德·沃克夫妇以及他们四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惨遭杀害。受害者虽未遭捆绑或封嘴，但均被一只口径五点五八毫米的猎枪射穿头部。惨案发生在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的夜里，案发地点就在塔拉哈西城附近沃克夫妇的牧场住宅，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也没有明显的作案动机。

佩里打断迪克的体操表演，大声读了这则新闻后问道：“上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在哪儿？”

“是在塔拉哈西吗？”

“我在问你呢。”

迪克集中精神，想起来了。星期四晚上，他俩轮流开车，离开堪萨斯城，穿过密苏里，进入阿肯色，穿过奥沙克高原一路南下来到路易斯安那。到那里时，一只马达烧坏了，他们只得停车，那是星期五上午，他们在什利福伯特花二十五块钱买了只旧马达换上。当晚，他俩把车停在阿拉巴马和佛罗里达州交界处的一条公路边，睡了一觉。第二天不用急着赶路，其间他们游览了好几个地方：一个养鳄鱼的池塘，一家养响尾蛇的牧场，还在一个银光闪闪的湖里乘一条透明船底的游艇玩，到了下午又在一家路边海鲜餐馆享用了一顿豪华的龙虾大餐。多么愉快的一天！当他们到达塔拉哈西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决定在那里过一晚上。“是的，就是塔拉哈西。”迪克说。

“有意思！”佩里又看了一遍文章，“我要是猜错了才怪！如果说凶手不是疯子，也必定知道发生在堪萨斯州的事。”

迪克不想听佩里“老说不完那件事”，于是耸耸肩，咧了咧嘴便一路小跑到海边，漫步在被海浪拍打的沙滩上，其间不时弯下腰来去捡几个贝壳。小时候，他非常忌妒邻居家的一个小男孩，那个孩子去海湾度假后，带回来一盒子贝壳，迪克如此恨他，以至于偷走了这些贝壳，用锤子一个一个地砸碎。此后，忌妒总是缠着他。任何人，只要获得了迪克所期望的成就或者拥有迪克想要的东西，都是他的敌人。

他在枫丹白露大饭店游泳池边看到的那个男人就是一个例子。数英里外，迪克可以看到一排排笼罩在热雾与水光之中的豪华建筑：枫丹白露、伊登罗克、兰尼等大酒店。到迈阿密的第二天，他建议佩里一起进到这些“快乐宫殿”里去，“也许能碰上个把富婆。”佩里很不情愿，他觉得人们一定会盯着他们的卡其裤和T恤衫看。实际上，他俩在枫丹白露大饭店那华丽的大厅里走动时，没有人注意他们。夹在一大群身穿鲜艳条纹丝质短裤与泳装外加貂皮的女人当中，根本就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们在楼下大厅逛了一会儿，又跑到花园走了一圈，最后在游泳池边懒洋洋地躺下。就是在那儿，迪克看到了那个男人，年纪和他差不多，大概二十八九岁。他可能是“赌徒或律师，或者是个从芝加哥来的黑帮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反正他好像既有钱又有势。一个长得像玛丽莲·梦露的金发女人正在用防晒油给他按摩，他那戴着大戒指的手正懒懒地向一杯冰镇橙汁伸过去。所有这一切都属于他，而迪克却永远也不可能拥有。为什么这个王八蛋什么都有，而他却一无所有？为什么这个“该死的王八蛋”运气这么好？如果手里有把刀的话，迪克就威风了。像他这样“该死的王八蛋”就应该小心了，他会切开“他的脑袋，让他的好运气也流出一点来，大家分享一下”。然而，迪克的兴致被毁掉了。那位往男人身上抹防晒油的美丽女郎扫了他的兴。他对佩里说：“我们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吧。”

此时，一个小姑娘，也许只有十二岁，正在沙滩上用树枝画一张粗大的脸。迪克假装欣赏她的艺术作品，把收集的贝壳送给了她。“贝壳可以用来做漂亮的眼睛。”他说。小姑娘接受了他的礼物，迪克笑着向她眨了眨眼睛。他为自己所怀的企图感到羞愧，对这小女孩产生的性冲动，令他感到“真心的羞耻”。这个秘密他没告诉过任何人（虽然他明白佩里有充分的理由知道这件事），因为其他人也许不会认为这种欲望是“正常的”。而他始终都认为自己是个“正常人”。引诱情窦初开的少女，在过去几年中，他已经有过“七八次”经验了。这些并不能动摇他对自己在性方面的信心，因为他认为，如果说出真相，大多数壮汉型的男人都会有和他一样的欲望。他拿起小姑娘的手，说道：“你是我的宝贝，我的小甜心。”但是孩子拒绝了，像鱼钩上的鱼儿般奋力地挣脱，迪克凭借以往的经验看出了她眼中的惊恐。他松开手，轻轻地笑道：“不过是个游戏。难道你不喜欢游戏吗？”

躺在遮阳伞下的佩里看到这一幕时，立刻就意识到迪克的目的，这令他感到厌恶。他“无法尊敬那些不能控制自己性欲的人”，特别是其中包含他认为的“变态”成分时，就更是如此，比如骚扰儿童、同性恋和强奸。他认为自己已经向迪克表明了这个观点。实际上，就在最近，为了阻止迪克强奸一位惊恐的年轻姑娘，两人几乎为此动武。所幸的是，他这次可以不必跟迪克作这种体力上的较量了，看见小姑娘从迪克身边走开时，他的一颗心已经放了下来。

空气里飘荡着圣诞颂歌，歌声从遮阳伞下的四位女士身边的收音机里传出来，在迈阿密的金色阳光和永不停息的海鸥哀鸣声中，显得有些古怪。“哦，来吧，让我们来歌颂他，哦，来吧，让我们来歌颂他。”来自大教堂唱诗班的肃穆圣乐令佩里感动得流下泪水。乐曲停了，他还是泪流不止。每当他的情感受到这样的折磨时，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那“最终的迷恋”——自杀。小时候，他经常想到自杀，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惩罚父母和其他敌人，这种幻想往往令他很激动。然而长大后，结束自己生命的幻想越来越失去了魅力。他不会忘记，这正是吉米和弗恩的“归宿”。近来，自杀这个念头倒不时在他心头浮现，它似乎已不只是一项选择，而是变成等待着他的一种特定的死法了。

不管怎样，佩里不知道自己活在世上“还有多少盼头”。热带岛屿、埋藏的金子、深海寻宝，这些梦想通通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佩里·奥帕尔森”，这是一个他发明的名字，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电影与唱歌的双栖明星，但佩里·奥帕尔森早已胎死腹中。还有什么好期盼的呢？他和迪克“正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跑道上狂奔”，这正是令他震惊的。而此刻，在迈阿密还没待上一个星期，他们又将踏上漫长的旅途。迪克在ABC汽车公司干了一天活儿，工资是每小时六毛五分钱。迪克对他说：“迈阿密比墨西哥还糟糕。六毛五分！我才不干呢！我是白人。”现在两人从堪萨斯城弄来的钱只剩下二十七块了。所以明天，他们要动身向西进发，去得克萨斯或是内华达，“没有明确的目的地”。

迪克下水游了一会儿，现在回来了，他浑身湿淋淋的，气喘吁吁地一头栽倒在黏热的沙滩上。

“海水怎么样？”

“好极了。”

每年圣诞一过，南希·克拉特的生日就快到了。二者离得如此之近，以往这对她男朋友博比·鲁普来说，实在是件相当头疼的事。这么短的时间要准备两个合适的礼物，他不知绞尽了多少脑汁。但是，每年博比都会竭尽全力，用暑假在父亲的甜菜农场干活儿赚来的钱选好礼物，请妹妹给他精心包装，然后再带去克拉特家，希望能给南希一个惊喜。去年，他送给南希一个鸡心形小金坠。今年像往年一样，他也预先作好了准备，只是还没下定决心，该去诺里斯药房买那瓶进口香水呢，还是买一双马靴。但是，南希现在却不在了。

圣诞节这天早晨，博比没有飞奔去河谷农场，相反他留在了家中。中午他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母亲为了这顿饭准备了一个星期。自从发生那场悲剧，所有人——父母和七个兄弟姐妹，都对他格外亲切。同样，在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不厌其烦地劝他一定要多少吃点儿东西。没有人发现实际上他病了，悲伤欲绝。那种悲伤紧紧将他圈住，他出不来，别人也进不去。若说有的话，也许只有苏珊·基德维尔。在南希出事之前，他并不欣赏苏珊，总觉得和她在一起不太自在。她太与众不同了，绘画、诗歌、弹钢琴，对这些她全都一丝不苟，而女孩们其实不必这么过分认真的。当然，他也难免忌妒苏珊，在南希心目中，苏珊的地位至少跟他是一样的。但是，也正因如此，苏珊才能理解失去南希对他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苏珊，没有苏珊寸步不离的陪伴，他怎么可能熬得过去？那雪崩般接连而至的打击——谋杀案本身、杜威先生和他的谈话，更令人感觉讽刺的是有一阵他竟然成了首要嫌疑犯！

然而，大约一个月以后，他们的友谊渐渐变淡了。博比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出现在基德维尔家那个小巧舒适的客厅里了。偶尔去一次，苏珊似乎也不像以往那样欢迎他了。问题在于他们见面恰恰唤醒了彼此努力要忘却的伤痛。有时博比确实可以忘记这一切：在他打篮球的时候，在他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在乡村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此外就是他自己严格规定的体能训练时间了。为了能够成为一位高中体育老师，他每天在金色的草原上练习慢跑。此刻，在帮忙收拾好饭桌上的餐具后，他决定穿上运动衫出去跑步。

天气出奇的好。甚至对于以风和日丽的阳春季节非常漫长而知名的西堪萨斯地区来说，今天也好得似乎不真实，空气干燥、阳光充足、天空蔚蓝。乐观的牧场主预测今年冬季将是一个暖冬，在这样的天气里，整个冬天都可以放牧。在博比的记忆里，这样的冬季只有一次，正是在那一年，他开始和南希约会。当时他们俩都是十二岁，放学后他经常替南希背着书包，一起从霍尔科姆学校走回河谷农场。如果天气暖和、阳光明媚，他们经常在路边停下，在那条蜿蜒曲折、缓缓流动的浊色的阿肯色河边小坐片刻。

有一次，南希对他说：“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去科罗拉多州，我看到了阿肯色河的源头。看见那儿的水，实在难以相信它和我们的河竟是同一条，水的颜色完全两样，清澈纯净得可以喝；而且水流湍急，河里到处是岩石和漩涡。爸爸在河里抓到了一条鲑鱼。”南希对阿肯色河源头的记忆从此深深印在博比的脑海里，而且自从她死后……他无法解释，每次只要一看见阿肯色河，它立刻就变了，他看到的不再是一条蜿蜒流过堪萨斯平原的浑浊缓流，而是像南希描述的那样：一条科罗拉多州的激流，清冽纯净，带着鲑鱼从山谷里急流而下。南希活着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如同源头活水，精神饱满、充满快乐。

但是通常，西堪萨斯地区的冬季冷得令人寸步难行，圣诞节前后天气往往骤变，寒风呼啸着，冰霜随即覆盖了田野。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大雪头一天便下来了，一直下个不停。第二天早晨，当博比出发去克拉特家时，在三英里的路途上，他不得不与深深的积雪搏斗。虽然他冻得身体僵硬、脸颊通红，但这是多么值得，因为他受到的欢迎立即将他整个人暖了过来。南希是那样的惊喜，为他骄傲不已；连她一向羞涩而矜持的母亲，此时也拥抱他、亲吻他，坚持让他裹上棉被坐到客厅的壁炉边取暖。当女人们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他和凯尼恩、克拉特先生围坐在壁炉边吃核桃和榛果。克拉特先生说他想起了另一个圣诞节，那时他也就凯尼恩这么大。“我们全家一共七口，母亲、父亲、两个女孩和我们三个男孩。我们住在一个离城里很远的农场里。因此每年圣诞节都要坐马车到城里去买东西，只去一次，全部买齐。我记得那年早晨我们打算出发的时候，雪和今天一样厚，不，还要厚一点儿，而且一直在下，雪花大得如同碟子。看起来圣诞节要让雪给封住了，我们的圣诞树下不会有礼物了。母亲和女孩们心都碎了。后来我有了一个主意……”他提议给家中耕田用的一匹壮马配上鞍子，由他骑马进城给大伙儿买礼物。家里人同意了。他们把自己为节日省下来的钱都给了他，还给他列了一张想买的物品清单：四尺棉布，一个足球，针插、猎枪子弹……等他买到所有物品时，天色已晚。他把所有东西都用防水油布包起来，然后踏上了归途。一路上，他暗暗感激父亲，是他强迫自己带上一盏提灯，也同样庆幸马脖子上系着铃铛，那轻快的铃声和煤油灯摇曳的光亮，带给他无比的慰藉与勇气。

“骑马进城的时候很简单，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此时路不见了，所有的标记也都消失了。”漫天遍地全是雪。他骑着马在深陷及腰的雪堆里踉踉跄跄前进着。“我的灯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在黑夜里，我和马都失去了方向，随时都可能昏过去，冻死在雪地里。当时我害怕极了，只有不停地祈祷上帝。慢慢地，我真的感到了上帝的存在……”犬吠四起，他循声而去，看见了邻近农家窗户里的灯光。“我本想留在那儿的。但是一想到家里人，母亲一定急得哭泣、父亲和弟弟们大概正准备去找我，我就咬紧牙关继续前行。当我好不容易挨到家，却发现屋子一片漆黑，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我该有多失望多难过了。门都锁上了。全家人都已上床睡觉，把我忘得干干净净。爸爸说：‘我们相信你一定会留在城里过夜的。哎呀，小子！谁能想到你竟然在这样的暴风雪天气里往家赶？’”

正在腐烂的苹果发出酸味。苹果、梨、桃、樱桃，这里是克拉特先生的果园。果树都是他亲手栽下的，视若珍宝。博比漫无目的地跑着，他根本无意来这儿或者河谷农场的任何地方。这是难以解释的。他转身准备离开，却又转回来，向那座坚固、宽敞的白色屋子踱了过去。从小他对那所房子就向往不已，一想到自己的女友住在里面他就觉得高兴。但如今，屋子已经失去了主人的精心照管，显示衰败迹象的蜘蛛网开始编结，一把铁耙躺在车道上已经生了锈，草坪一片枯焦、杂乱。在那个黑色的星期天，当警长叫救护车来运走遇害者的尸体时，车辆曾碾过这片草地，现在上面的轮胎印还清晰可见。

雇工的屋子也是空的，他已经在霍尔科姆附近给自己的家人找了一个新居所。没人会责怪他，因为这些日子尽管天气灿烂晴朗，但克拉特宅却一片阴晦、肃静与死寂。当博比走过谷仓，来到后面的畜栏时，听到了马匹挥动尾巴的声音。那是南希的宝贝，那匹温顺的斑点母马，它的鬃毛像打过蜡一样亮，深紫色的眼睛像盛开的紫罗兰花骨朵。博比抚摸着它的鬃毛，用脸颊轻轻地蹭马脖子，南希过去经常这样做。宝贝打了个响鼻。上个星期天，他最后一次去基德维尔家时，苏珊的妈妈曾提到过宝贝。基德维尔夫人是个多愁善感的妇人，那时她站在窗前，看着渐浓的暮色和远处的草原，突然说：“苏珊？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是南希，骑着宝贝，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佩里首先注意到那两个想搭车的人，一个小男孩和一个老头儿，两人都背着自制的背包，站在飞沙走石的得克萨斯狂风里，身上只穿着工装裤和一件薄薄的棉布衬衫。“我们载他们俩一程吧。”佩里说。迪克不太情愿，他并不反对让人搭车，但条件是他们看起来能出得起路费，至少“也得贴几加仑汽油钱”。但是佩里这个热心肠的小矮子，一直在劝说迪克搭载这两个倒霉的、看上去最可怜的人。最后迪克终于同意了，停下了车。

那男孩十二岁上下，一头金发，身体结实，两只眼睛透着机灵，非常健谈。他不住感激他们。那个老头儿干黄的脸上刻满了皱纹，他费力地爬进车里，一屁股坐到后排座位上一言不发。男孩说道：“真是太感谢了。约翰尼快倒下了。从加尔维斯敦起，我们就一直没搭到车。”

佩里和迪克也是在一个小时前离开那座海港城市的，他们在那儿转了一个上午，跑遍了所有海运公司，想找个水手的工作。有一家运输公司答应雇佣他们，可以立即到一艘开往巴西的油轮上工作。实际上，如果不是那位细心的雇主发现他俩谁都没有工会文件和护照，此时两人已经在海上了。奇怪的是，迪克甚至比佩里还失望，他说：“巴西！那儿的人正在建设一座新首都，完全是白纸一张、从头开始。想象一下站在那样一个地方！就是傻子也能发财！”

“你们去哪儿？”佩里问小男孩。

“斯威特沃特。”

“斯威特沃特在哪儿？”

“哦，就在顺着这个方向不远的地方，在得克萨斯州境内。这是约翰尼，我爷爷，他有个妹妹住在斯威特沃特。至少，我希望上帝保佑她住在那儿。我们本来以为她住在德州的雅斯博。但是当我们到那儿时，人家说她和家人已经搬到斯威特沃特了。上帝保佑，让我们在那儿找到她。约翰尼，”他搓了搓老头儿的手，仿佛要给他取暖，“你听见我说话了吗？约翰尼？我们正坐在一辆很暖和很漂亮的雪佛兰里，一九五六年的。”

老头儿咳嗽了一声，轻轻摇了摇头，眼睛睁开又合上了，接着又咳了几声。

迪克说：“嗨，听着，他怎么了？”

“因为变了天，又忙着赶路的缘故。”男孩说，“从圣诞节前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走路。我觉得我们好像走了大半个得克萨斯州。”男孩语气平实，他一边按摩着老头儿的手，一边讲着。在开始这段旅程之前，他们祖孙俩和一个姑妈在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附近的一个农庄相依为命。不久前，姑妈死了。“近一年来，约翰尼的身体一直不好，所有的活儿都得姑妈做，有时我能帮帮忙。有一天，我们俩正在劈烧火的木头，需要劈一大堆。正劈着呢，姑妈突然说她累极了。你们见过马倒下就再也没站起来吗？我见过。姑妈就是那样死的。”圣诞节前没几天，租田给爷爷的人“把我们赶出了农场”，男孩继续说，“所以我们出发去得克萨斯州，去找杰克逊夫人。我从未见过她，但她是约翰尼唯一的妹妹，总得找个人收容我们，至少也得收容他。他再也走不动了。昨天晚上我们淋了一场雨。”

车停了。佩里问迪克为什么停车。

“那老头儿病得厉害。”迪克说。

“嗯？你想干吗？把他撵下车？”

“你动动脑子，哪怕就这么一次。”

“你真是一个卑鄙的浑蛋。”

“你想想，他死了我们怎么办？”

男孩说道：“他不会死的。我们都赶了这么远的路，他会等的。”

迪克坚持要撵他们下车，“你想想，他死了怎么办？别人会盘问我们的。”

“老实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在乎。你想撵他们下车？当然可以。”佩里看着那个生病的、仍旧在昏睡中的耳聋又两眼昏花的老人，又看了看那个孩子——他平静地看着佩里，没有祈求，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佩里想起了自己在他那个年纪曾和一个老头儿流浪的往事。“随你便，把他们扔下车。但是我也要下去。”

“好吧，好吧，好吧！只是你别忘了，”迪克说，“这可是你说的。”

迪克发动了引擎。当车刚开始移动时，突然男孩大声叫道：“等等！”接着跳出车，跑到路边停住，弯腰捡起一个、两个、三个……一共四个可口可乐空瓶子，然后又跑了回来，跳上车，高兴地咧嘴笑。“唉呀，先生，如果你开得慢点儿，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能捡来一大笔零花钱。我和约翰尼就是靠这个吃饭的。退瓶换钱。”

迪克高兴起来，同时他也有些心动。因此当孩子再次让他停车时，他立刻遵守了。命令来得如此频繁，以至于一个小时只走了五英里。但这是值得的。这个小男孩有一种“天生的捡废品的才能”，一路过去，在石头堆、杂草、瓦砾与棕色的废弃啤酒瓶中，他能一眼发现那翠绿色的装过七喜和加拿大苏打水的空瓶。佩里很快也发挥出他在寻宝方面特有的天分。一开始，他只是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给男孩，他觉得亲自下去拾这些东西实在太丢人了。这是“小孩子的玩意儿”，“相当愚蠢”。然而，这个把戏唤醒了他寻宝时才有的激动，此刻，他也情不自禁地投入找空瓶的乐趣中，捡得干劲儿十足。迪克也一样，而且还更为急切。虽然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但这不失为一个赚点外快或者说弄点儿小钱的好办法。天知道目前他和佩里多需要钱，两人身上的全部财产加起来也不到五块。

现在，三个人——迪克、男孩和佩里——都跳出车外，全无羞涩地展开了竞争，不过彼此还是很和气的。有一次，迪克在一条水沟发现了一些葡萄酒和威士忌的空瓶，但随即却懊恼地得知，他的发现全无价值。“他们不会给酒瓶退钱的。有时就连啤酒瓶他们都不收。我通常不会费那种工夫。我只盯着那些保证可以换到钱的东西：胡椒博士、百事可乐、可口可乐，以及白石汽水和奈希苏打水这样的瓶子。”

迪克说：“你叫什么名字？”

“比尔。”男孩回答。

“哦，比尔，你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哩。”

夜幕降临了，寻“宝”工作被迫停止，但实际上也是因为没地方了。车里已经堆满了他们收集的空瓶子。后备箱里也是满的，车后座看上去像个发光的垃圾堆。没有人注意到，甚至连他孙子都没注意到，老头儿已经被晃来晃去、叮当作响的瓶子给埋住了。看起来着实危险。

迪克说：“要是我们出了车祸，可就有意思了。”

一簇灯光照亮了“新汽车旅馆”的招牌，开到近处才发现这是一家设备不错的旅店：数间平房、车厂、餐厅外加一个酒吧。负责指路的男孩对迪克说：“开进去。也许我们可以在这儿做笔生意。让我去谈。我有经验。有时候，他们会骗人的。”佩里想不出谁会那么聪明，能骗过那小子。他后来说：“带着那些瓶子走进去，他一点儿都不难为情。我？我永远也不会那么做。我会觉得丢死人了。但是汽车旅馆里的人都挺和气的，他们只是对着那孩子笑。结果那些瓶子换了十二块六毛钱。”

男孩把钱平分了，给了自己一半，那是属于他和爷爷的。他说：“知道吗？我打算和约翰尼好好吃一顿。你们不饿吗？”

像往常一样，迪克很饿。经过那么一番劳动，就连佩里也饿了。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把老头儿搀进了饭馆，让他在桌边坐下。他看起来还是那样，死人似的，一句话也不说。但是你真该看看他狼吞虎咽的德性。那小子给他点了烤薄饼，他说那是约翰尼最喜欢的。我敢发誓，他足足吃掉了三十张薄饼，还有两磅黄油和一夸脱糖浆。那小子给自己也点了饭菜，是薯片和冰淇淋，他说他就想吃薯片和冰淇淋，但分量是真不少。我觉得奇怪，吃那么多他怎么没不舒服呢。”

吃饭期间，迪克研究了一下地图，然后宣布斯威特沃特就在他开车路线再往西一百多英里处，他预定的路线是穿过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内华达，最后到拉斯维加斯。虽然他说得没错，但是佩里很清楚，迪克这么说不过是为了摆脱男孩和老头儿。那男孩也很清楚迪克的用意，但是他很有礼貌地说：“哦，别担心我们。有许多车会在这儿停。我们会想法子搭上的。”

男孩站起来送他们上车，留老头儿自己继续吃新鲜的烤薄饼。他和迪克、佩里一一握手，祝他们新年快乐，然后挥手致意，直到车子消失在黑夜里。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三，那天晚上对艾尔文·亚当斯·杜威一家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后来回忆时，他妻子说：“当时艾尔文正在浴室里唱歌，唱的是《得克萨斯的黄玫瑰》。孩子们在看电视。我在饭桌边摆碗碟，准备请客人吃自助餐。我是新奥尔良人，喜欢烹饪和款待客人。正好我母亲刚刚给我们送来一篮子鳄梨和黑眼豌豆，噢，那可是做一顿美味的好材料。所以我决定，开一个自助餐会，请几位老朋友过来吃饭——莫里斯夫妇、克里夫德和多迪·霍普。艾尔文没有兴致，但我坚持要请。我的天啊！那个案子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自从出了事以后，他几乎连一分钟也没离开过它。哎，就在摆餐具的时候，听见电话响，我就让孩子去接，应该是保罗接的。他说是找爸爸的，我说：‘你告诉他们他正在洗澡。’但是保罗说他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说，因为那是艾尔文的上司桑福德先生从托皮卡打来的。艾尔文只围了条浴巾就出来接电话了。这简直让我发疯，水滴得到处都是。但是当我去拿拖把时，我看到了更糟糕的，那只傻猫皮特竟跳到餐桌上，正在大吃蟹肉沙拉，我的鳄梨也全毁了。

“但是接下来，突然艾尔文从后面一把抱住我，抱得紧紧的。我说：‘艾尔文·杜威，你疯了吗？’玩闹归玩闹，但那个家伙浑身湿漉漉的，把我的衣服全毁了，那可是我为聚会特意穿的。当然，当我得知他拥抱我的原因时，我反过来又拥抱他。你可以想象出逮住那两个人对艾尔文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在拉斯维加斯被逮到的。他说他要马上去拉斯维加斯，我问他是不是该先穿上件衣服，而艾尔文，他太兴奋了，他说：‘啊，亲爱的！我想我要让你扫兴了！’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快乐的扫兴方式，这也许意味着不久我们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活了。艾尔文笑了，听到他的笑声，真的太美了。我是说，过去的两个星期是最糟糕的。因为就在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那两个人突然出现在堪萨斯城，来了，却又走了，没有抓住。我从未见艾尔文如此消沉过，除了那次小艾尔文患了脑炎住院，我们以为会失去他。但我现在不想提那个了。

“后来，我给他沏上咖啡，端到了卧室里，心想他应该在卧室里换衣服呢。但是他没有。他正坐在床边，双手抱着头，好像头疼似的，连袜子都还没穿。于是我说：‘你怎么搞的，想得肺炎吗？’他看着我，说：‘玛丽，听我说，肯定是那两个家伙，肯定是，这才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艾尔文真可笑。就和他第一次竞选芬尼县警长时一样。在选举结果揭晓的那天晚上，实际上每张选票都已统计过了，很明显他赢了，但是他说——我现在想起来真是气得想要勒死他——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哦，不到最后一分钟，我们是不会知道结果的。’

“我对他说：‘好了，艾尔文，别再这样了。肯定是他们干的。’他说：‘那证据在哪儿呢？我们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进过克拉特家！’但是在我看来，他完全可以证实。脚印，那两个畜生不是在屋里留下了脚印吗？艾尔文说：‘是的，脚印是可以证明，除非那两个小子碰巧还穿着那两双鞋。脚印本身一分钱都不值。’我说：‘好吧，亲爱的，你把咖啡喝了，我给你准备行李。’有的时候，你真没有办法和艾尔文讲理。他总是那样，他几乎使我相信希科克和史密斯是无辜的，如果他们不是无辜的，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坦白，如果他们不坦白，他们就永远也不会受到审判，证据都是间接的，太没有说服力。他最担心的是消息会泄露出去，导致那两个人在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警员开始审问之前就知道了真相。实际上，被捕时，他们还以为是违反假释规定和开假支票。艾尔文觉得必须让他们俩保持这种看法，这极其重要。他说：‘克拉特这个名字应该像一柄大锤，在他们尚未觉察时突然挨上一记。’

“保罗——我让他到晾衣绳上去给艾尔文拿些袜子，他回来后站在那里看我收拾行李。他想知道爸爸要去哪儿。艾尔文抱起他，说：‘你能保守秘密吗，保罗？’其实他不必问。虽然两个孩子在家中也听到一些只言片语，但他们都知道不得谈论爸爸的工作。所以他说：‘保罗，你还记得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两个人吗？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在哪儿了，爸爸要去把他们抓回来，抓回加登城。’但是保罗恳求他：‘不要，不要，别把他们送回来。’他感到害怕，才九岁的孩子，哪能不害怕呢！艾尔文吻着他，说：‘别怕，保罗，乖孩子。我们不会再让他们伤害任何人。他们再也不能害人了。’”

那天下午五点钟，当那辆偷来的雪佛兰穿过内华达州沙漠、进入拉斯维加斯二十分钟之后，漫长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但在此之前，佩里已经去过了拉斯维加斯邮局，他说那儿有个包裹等他领取。那个大纸箱是他从墨西哥寄回来的，投了一百块钱的保险，这个价钱远远超过了箱中物品的价值，里面不过是些卡其布衣服、牛仔裤、旧衬衫、内衣和两双带钢扣的靴子。在邮局外面等佩里的时候，迪克的情绪好极了，主要是因为他已经作出一个决定，一个肯定会使他摆脱目前的困扰、开始一段五彩缤纷新生活的决定——假扮一位空军军官。这是一个他向往已久的计划，而拉斯维加斯正是一个理想的实施地点。他已经选好了这位军官的军衔和名字——特雷西·汉德上尉，名字是他从以前的一位熟人那里借用的，那人是堪萨斯州监狱的典狱官。身为上尉，穿着帅气的制服，“到拉斯维加斯不夜城的赌场中逛它一逛”，小型的、大型的，以及特字号的如“沙漠”、“星尘”等豪华赌场，他通通要去，一路开一叠支票。如果他日夜不断地开毫无用处的假支票，那么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能赚到三四千块钱。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再见啦，佩里。迪克厌倦了他，他的口琴、他的疾病和疼痛、他的迷信、他那双湿漉漉的女人似的眼睛，还有那唠唠叨叨、窃窃私语。他多疑、自以为是、牢骚满腹，如同迪克必须摆脱的老婆。而办法只有一个：什么也不说，走。

沉浸在自己计划中的迪克没有注意到一辆警车从旁边缓缓驶过，在侦查他。佩里也没注意，他正扛着从墨西哥运来的纸箱走下邮局的台阶，没看到警车和车里的警察。

奥西·皮格福德警官和弗朗西斯·麦考利警官脑子里记着大堆数据：一辆一九五六年出厂的黑白两色的雪佛兰轿车，车牌是堪萨斯州约翰逊县16212。在离开邮局的时候，迪克和佩里都没有注意到警车正在跟踪他们。迪克开车，佩里指路，他们向北穿过五个街区，向左拐，又向右拐，开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多一点儿，在一株即将枯死的棕榈树前停了下来。树旁有块因常年风吹雨打而破损的牌子，上面除了“OOM”三个字母外，其余字迹都很模糊了。

“就是这儿？”迪克问。

佩里点了点头。这时警车已经和他们的车靠在一起了。

拉斯维加斯市立监狱有两个审讯室，都是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荧光灯照明，墙壁和天花板有隔音装置。每间审讯室里除了有一台电风扇、一张铁桌子和几把可折叠的金属椅外，还安装了伪装过的麦克风、隐蔽的录音机，门上还装有一扇只能由外向里窥视的玻璃窗孔。一九六〇年一月二日，星期六，那是堪萨斯州四位警员选定的日子，他们下午两点要首次和希科克、史密斯展开交锋。

堪萨斯州调查局的四人办案小组成员：哈罗德·奈、罗伊·丘奇、艾尔文·杜威和克拉伦斯·邓茨，在预定时刻之前就聚集在审讯室外的走廊上了。那天奈正在发烧。“一来是感冒，但主要还是兴奋过度。”他后来对一位记者说，“那时我已经在拉斯维加斯等了两天，嫌疑犯被捕的消息传到我们托皮卡的总局，我就立刻乘飞机赶来了。小组中的其他人，艾尔文、罗伊和克拉伦斯，是开车过来的，天气很坏，一路上糟透了。因为下雪，元旦前夜是在阿尔伯克基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度过的。当他们到拉斯维加斯时，伙计们既需要上好的威士忌，也需要好消息。而这两种好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两位年轻人已经在引渡弃权证明书上签了字。更棒的是我们找到了靴子，两双靴子，猫爪及菱形图案的靴底，与克拉特家发现的脚印照片完全吻合。靴子是放在一只硬纸箱里，就是他们从邮局取回来的那个。我还记得我对杜威说过：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早五分钟下手，情形会怎样发展，就很难说了。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的案子还是不太牢靠，凡事都有可能出错。但是我记得，就在我们在走廊里等待的时候——虽然我在发烧，又兴奋，紧张得要命，但还是充满了信心。我们都是如此，我们觉得已经来到了真相的边缘。我的任务，不，我和丘奇的任务，是向希科克施加压力，让他说出真相。史密斯归艾尔和老头儿邓茨。直到那时，我还都没有见过两位嫌疑犯，只是检查了他们的物品并安排他们的引渡事项。直到希科克被带进审讯室，我才算见到了他。我曾经设想他是个大块头，肌肉结实，不是这种瘦得皮包骨的小子。他二十八岁，但看上去像个小孩，身上穿着一件蓝色衬衫、一条卡其布裤子，脚上是白袜子、黑鞋。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竟比我的还干燥。那小子外表整洁，还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他声音动听、吐字清晰，一个看起来很体面的年轻人，笑起来令人毫无戒心。开始的时候，他的确一直在笑。

“我说，‘希科克先生，我叫哈罗德·奈，这位先生叫罗伊·丘奇。我们是堪萨斯州调查局的专案调查员，我们来此的目的是讨论一下你违反假释的事。当然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在法庭上都有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你随时可以要求请一位律师。我们不会对你使用武力或者进行威胁，但我们也不会对你作出任何保证’。他当时非常镇静。”

“我知道是什么形式，”迪克说，“我以前受过审讯。”

“好的，希科克先生。”

“叫我迪克。”

“迪克，我们想谈谈你假释以后的活动。据我们所知，你曾在堪萨斯城区进行过至少两次大的支票欺诈。”

“哇，你们知道的还真不少呀。”

“可否一项一项地跟我们说说？”

犯人显然对自己出色的记忆力非常骄傲，他随口背出了二十多家堪萨斯城商店、咖啡馆以及汽车修理厂的名字和地址，而且还准确地回忆出在每个地方“购买”的物品和支票数额。

“我很好奇，迪克，为什么这些人会接受你的支票？我想知道其中的秘密。”

“秘密就是：他们愚蠢。”

罗伊·丘奇说：“好吧，迪克，很有趣。但是现在我们暂且不谈支票的事。”虽然他听上去仿佛嗓子里塞了猪毛，双手握得如此之紧，简直可以打穿墙壁（实际上，这是他最喜欢的绝招），但人们仍然会误以为丘奇是个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不过是谁家秃头红脸的叔叔。“迪克，”他说，“请给我们讲讲你的家庭背景。”

犯人开始回忆。有一年，在他九岁或者十岁的时候，他爸爸病了。“是兔热病，”持续了好多个月，在此期间，全家就靠着教堂的救济和邻居们的施舍过活，“否则我们就饿死了。”除了这件事以外，他的童年一直很好。“我们从未有过很多钱，但我们也从没有穷得没饭吃，”希科克说，“一家人可以说不愁吃、不愁穿。我爸爸管我很严，我要是不帮忙做家务，他就会不高兴。但是我们相处得不错，从没有激烈的争执。我父母也从未吵过架，我一次也想不起来。我母亲非常好，父亲也是个好人。我得说，他们为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上学？他认为，如果把“浪费”在体育运动上的时间分出哪怕小小一点儿用在学习上，他也不会是个普通学生。“棒球、橄榄球，我参加了所有的校队。高中毕业后，我本来有机会靠一个橄榄球奖学金上大学。我想去学工程。但是即使有了奖学金，上学的费用也太贵了。我不知道，反正就觉得找个工作比较保险。”

在二十一岁之前，希科克曾当过铁路护路工人、救护车司机、汽车油漆工和修理工；他还娶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卡罗尔，她爸爸是个牧师。他跟我是死对头，说我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他费尽心机给我找麻烦。但我对卡罗尔是铁了心的，现在也是这样，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只是，唉，我们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我们太年轻了，养不起三个孩子。如果我们没有欠债太多，如果我能多赚点钱，也许还能养活。我也尽力了。”

他“尽力”去赌博，而且开始开假支票、尝试盗窃。一九五八年，他因夜间入室盗窃被约翰逊县法院判处在堪萨斯州监狱服刑五年。但是在那之前，卡罗尔已经离他而去，他又娶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一个狠极了的女人。她，还有她全家都是一路货。我坐牢的时候，她和我离婚了。我不想抱怨。今年八月份，我从‘墙头里’出来，我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重新开始。我在奥莱西找了一份工作，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我干得挺好的。”

“直到十一月二十日。”奈说道，但希科克似乎没明白他的话，“从这天开始，你干得就不好了，开始开假支票。为什么？”

希科克叹了口气，说：“说起来可以写本书了。”然后，他跟奈要了根烟，丘奇彬彬有礼地给他点着。希科克抽着烟说：“佩里，我的朋友佩里，春天的时候假释出狱了。后来，我出狱的时候，他给我来了封信，邮戳是爱达荷州的。他在信中提到我们曾讨论过的一个计划，是关于去墨西哥的。我们想去阿卡普尔科买一条钓鱼船，自己经营，带游客去深海钓鱼。”

奈说：“你们打算怎么买这条船呢？”

“听我说呀，”希科克说，“你知道，佩里写信告诉我他有个姐姐住在斯科特堡，她替他存了一大笔钱，有上千块呢。这笔钱是他爸爸卖掉了阿拉斯加那块地换来的。他说他打算来堪萨斯取。”

“你们俩打算用这笔钱买船？”

“完全正确。”

“但结果是你们并没有买。”

“出了些事情，佩里晚了一个多月才露面。我到堪萨斯城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接的他——”

“什么时候？”丘奇问，“是星期几？”

“星期四。”

“那么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的斯科特堡？”

“星期六。”

“十一月十四日。”

希科克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异。看得出来，他一定在纳闷，为什么丘奇对那个日期记得如此清楚？觉察到这句话会太早引起怀疑，这位警员赶忙接着问道：“你们动身去斯科特堡是几点钟？”

“那天下午。我们修了一下我的车，在西区咖啡馆吃了碗红辣椒。大概是在下午三点钟左右。”

“嗯，三点钟左右。佩里的姐姐知道你们去吗？”

“不知道。因为佩里把她的地址搞丢了。而且她家还没有电话。”“那你们知道怎样找到她吗？”

“去邮局打听。”

“是你去的？”

“是佩里去的。他们说她已经搬家了。他们认为她去了俄勒冈州。但是她没有留下那边的住址。”

“这一定是个很大的打击吧。尤其是眼看着那么一大笔钱就要到手。”

希科克表示同意。“那当然。因为，唉，我们已经确定要去墨西哥了，不然我也不至于开那么多假支票。但是我本来希望……你们大概不会相信的，但我说的是实话，我想过去墨西哥赚钱，然后我就有能力还清那些支票款项了。”

奈接过话头儿：“等一下，迪克。”奈是个急性子，难得控制他那凌人的盛气和单刀直入、锋利难挡的口才。“我想多听一点儿你们去斯科特堡的事，”他说话时，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当你们发现佩里的姐姐不在那儿时，你们做了些什么？”

“四处走了走，喝了杯啤酒，就开车回来了。”

“你是说你回家了？”

“不，我们回了堪萨斯城。我们在杰斯托露天餐馆停车吃了几个汉堡。后来去了凯瑞区。”

无论奈，还是丘奇，都不知道凯瑞区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希科克说：“你们开玩笑吧？堪萨斯州每一个警察都知道那儿。”当警员们又一次表示不知道时，他解释说那是公园的一个小径，可以碰到“好多妓女”，“也有不少是不要钱玩票性质的护士、女秘书之类的。我在那儿运气一直不错。”

“那天晚上如何？”

“不太好。我们碰上了两个连卖带偷的婊子。”

“她们的名字？”

“一个叫麦尔德瑞德，另一个，也就是佩里找的那个，我想是叫琼。”

“描述一下她们。”

“她们可能是姐妹俩，都是金发，都很丰满。我记不太清楚了。你知道，我们买了一瓶橙花酒，就是把橙汁和伏特加混在一起，我当时有点儿醉了。我们请两位姑娘喝了几杯，然后开车带她们去快乐港。我猜两位绅士都没听说过快乐港吧？”

他们确实没听说过。

希科克咧嘴一笑，耸耸肩膀，说：“快乐港就在布鲁里奇路上，堪萨斯城南八英里，是一个有夜店的旅馆。十块钱就可以拿到一个包间的钥匙。”

接下来，他描述了那晚四人所住的包间：两张双人床、墙上挂了一张破旧的可口可乐月历，一个只有往里面投硬币才能收听的收音机。他的镇静，他的清晰，他那说起未经证实的细节时确定无疑的口气，给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毫无疑问，这小子是在撒谎。嗯，难道他不是在撒谎吗？也许是因为患了感冒正在发烧，也许是对于自己的信心突然减弱，奈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她们偷走了我们的东西，”希科克说，“我倒没损失多少，但佩里的钱包丢了，里面有四五十块呢。”

“丢了钱，你们是怎么做的？”

“没什么好做的。”

“你们可以报警呀。”

“哈，算了吧，才不会呢。报警？你们应该知道，按照规定，假释期间不许喝酒，也不许和以前的狱友联系——”

“够了，迪克。那是星期天，十一月十五日。告诉我们从快乐港出来后，你们都做了什么？”

“我们在快乐山附近的一个卡车站吃了早饭。然后开车去了奥莱西，在那儿，我把佩里送到他住的旅馆，当时大概是十一点钟。后来我就回家了，和家里人一起吃午饭。和每一个星期天一样。看电视，是篮球比赛，也可能是橄榄球。我当时相当累了。”

“接下来，你是什么时候再见到佩里的？”

“星期一。他到我工作的地方去找我，鲍勃·桑兹汽车修理厂。”

“你们谈了些什么？墨西哥？”

“嗯，我们还是很喜欢那个主意，虽然我们没得到那笔钱，到那儿去做自己的生意。但是我们想去，看起来值得冒险。”

“值得在兰辛再坐一次牢？”

“不是那意思。你知道，我们不准备再回堪萨斯了。”

一直在笔记本上作记录的奈说：“在开假支票的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一日，你和你的朋友史密斯消失了。听着，迪克，请你说一说从那时起到你在拉斯维加斯被捕之前的这一段的活动。大概说一下就行了。”

希科克吹了声口哨，眼睛骨碌碌地转了几下。“哇。”他感叹了一句，然后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详述了他和佩里这次漫长的行程。在过去的六个星期里，他和史密斯几乎走了一万英里。他足足讲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从下午两点五十分讲到四点十五分。奈试图记下他所说的一连串公路、旅店、汽车旅馆、河流、小镇、城市的名字：阿帕奇、埃尔帕索、科珀斯克里斯蒂、桑蒂罗、圣路易斯波托西、阿卡普尔科、圣迭戈、达拉斯、奥马哈、斯威特沃特、斯蒂尔沃特、坦维莱村、塔拉哈西、尼德尔斯、迈阿密、纽沃华尔多夫旅馆、萨默赛特旅馆、西蒙娜旅馆、阿罗黑德汽车旅馆、切诺基汽车旅馆……以及其他好多好多地方。他告诉他们买了他那辆一九四九年的旧雪佛兰的墨西哥人的名字，还坦白说他在衣阿华州偷了一辆较新的。他描述了自己和同伴碰到的那些人：一个墨西哥寡妇，荷包满满又风骚；奥托，一个德国“百万富翁”；一对“娘娘腔”的黑人拳击手，开着一辆“女人味”的凯迪拉克紫色敞篷车；佛罗里达州一位饲养响尾蛇的瞎眼农场主；一个快死的老头儿和他的孙子以及其他人。说完后，他两臂交叉地往后一坐，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好像在等待人们赞美他的幽默、清晰以及对自己旅行故事的坦率。

但奈只是在快速地挥动着笔杆，而丘奇本来只是在一旁懒洋洋地用手指轻敲另一个手掌，这时突然开了腔：“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希科克的嘴突然僵硬了，他的坐姿也同样僵硬起来。

“我想你应该意识到，我们大老远地来到这里不会就是为了和你谈谈两桩微不足道的支票欺诈案。”

奈已经合上了笔记本，他像丘奇一样紧盯着嫌犯。他看到迪克的左太阳穴上暴出一条条青筋。

“是不是，迪克？”

“什么？”

“跑这么远来谈两件支票欺诈案。”

“我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事。”

奈在笔记本的封面上画了一把匕首。他一边画一边说：“告诉我，迪克，你听说过克拉特谋杀案吗？”后来，在正式的审问报告上，奈写到：“嫌疑犯露出明显可见的紧张反应，脸色灰白，眼皮抽动。”

希科克说：“哇，哇，就此打住，我可不是他妈的凶手。”

“我们问的是，”丘奇提醒他，“你是不是听说过克拉特谋杀案。”

“我可能读到过一些。”希科克说。

“丧尽天良的罪行，邪恶，卑劣。”

“同时，几乎天衣无缝，”奈说，“可惜，你们犯了两个错误，迪克。第一，你留下了一个目击者，一个活的人证。此人将到法庭上作证，站在证人席上告诉陪审团，理查德·希科克和佩里·史密斯是如何捆绑、封口之后杀死了四个手无寸铁的人。”

希科克的脸突然变红了，“活着的目击者！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认为自己已经杀掉了所有的人？”

“我说的是‘哇’！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谁也不能把我和该死的谋杀案联系在一起。我是开过假支票，干过小偷小摸，但是我他妈的没杀人！”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一直对我们撒谎？”奈愤怒地问道。

“我说的都是他妈的实话。”

“有一些，但并非全是。例如，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的下午，你说你们开车去了斯科特堡。”

“是的。”

“到了斯科特堡后，你们去了邮局。”

“是的。”

“去找佩里·史密斯的姐姐的地址。”

“没错。”

奈站起来，踱到希科克椅子的后面，双手扶到椅背上，低下身对着犯人的耳朵低声道：“佩里·史密斯根本就没有一个住在斯科特堡的姐姐，从来就没有。此外，斯科特堡邮局在星期六下午碰巧关门了。”然后，他说：“好好想一想吧，迪克。今天到此为止。我们以后再谈。”

希科克被带走后，奈和丘奇穿过门廊来到对面审讯室门前，从小玻璃孔里观看审讯佩里·史密斯的情况，不过只能看，不能听。奈是第一次见到佩里，视线便被他的双脚吸引过去：他的腿如此短，以至于他那像小孩子似的脚竟够不到地板。史密斯硬直的印第安人的头发，爱尔兰和印第安混血的黑色皮肤，顽童似的表情，令他想起了嫌疑犯漂亮的姐姐，那位挺不错的约翰逊夫人。但是这个矮小健壮、有点畸形的小不点实在并不漂亮：他那粉红色的舌尖伸了出来，像蜥蜴般在嘴边舔着。他正在抽烟，从他那轻松而平静的表情上，奈推测他还是个“雏儿”——也就是说，他还不知道审讯的真实目的。

奈是对的。当时杜威和邓茨两位耐心的审讯专家已经把犯人的生活经历缩小到最近的七周，问话就要聚焦在那个关键的周末：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星期六中午至星期天中午那段时间内。此刻，在经过三个小时的试探性审问之后，他们离步入正题已经不远了。

杜威说：“佩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谈的。你知道，你获得假释的条件是永远不得返回堪萨斯州。”

“噢，向日葵州[3]！离开那儿时，我眼睛都哭肿了。”

“既然这样，为什么你又回去了呢？一定有很急切的理由吧。”

“我告诉过你，我是去看我姐姐。去拿回她替我保管的一笔钱。”

“哦，是的，你说过你和希科克试图去斯科特堡找你姐姐。佩里，斯科特堡离堪萨斯城有多远？”

史密斯摇了摇头。他不知道。

“那么你开车到那儿用了多长时间？”

没有回答。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还是四个？”

犯人说他不记得了。

“你当然不记得了，因为你这辈子从来就没去过斯科特堡。”

在此之前，两位警探从未对史密斯的陈述进行反驳。他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用舌尖舔了舔嘴唇。

“事实是，你对我们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你从未去过斯科特堡。你们根本就没有带两个姑娘去开旅馆——”

“我们去了，不开玩笑。”

“那两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我没问过。”

“你和希科克与她们在一起待了一晚上，竟然没问她们的名字？”

“她们只不过是妓女。”

“告诉我们那家汽车旅馆的名字。”

“问迪克，他会知道。我从来不记那种破地方。”

杜威对他的同事说：“克拉伦斯，我看我们该让佩里开点窍了吧。”

邓茨向前俯下身子。他是个大块头，有着重量级拳击手的敏捷。可这时，他的双眼半闭半开，懒洋洋的，说的每个字都故意拖着长音，带有浓重的牛仔腔调。“是的，先生，”他说，“差不多是时候了。”

“听好了，佩里，邓茨先生现在要告诉你，星期六晚上你们到底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

邓茨说：“你们去了克拉特家，谋杀了他的全家。”

史密斯吞了口唾沫，他开始揉自己的膝盖。

“那个时候，你们正在堪萨斯州的霍尔科姆，在赫伯特·威廉·克拉特先生的家中。在离开之前，你们杀死了屋里所有的人。”

“不，我从没。”

“从没什么？”

“我从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姓克拉特的。”

杜威指责他在撒谎。接着打出一张四位警探事先商量好的底牌：“我们有一个活着的目击证人，佩里，一个你们没看到的目击者。”

整整一分钟的沉默，这令杜威感到莫大的欢欣。因为如果是一个无辜的人，他一定会问这个目击者是谁，克拉特一家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认为他是凶手；无论如何，肯定会说点儿什么。但是史密斯始终沉默地坐着，揉着膝盖。

“怎么样，佩里？”

“你们有阿司匹林吗？他们把我的阿司匹林拿走了。”

“感觉不太好？”

“我腿疼。”

此时是五点三十分。杜威故意中止了审问。“我们明早接着谈，”他说，“顺便说一下，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是南希·克拉特的生日。她如果还活着的话，明天应该是十七岁了。”

“她如果还活着的话，明天应该是十七岁了。”直到黎明时分，佩里仍睡不着。他心里想（这是他后来回忆的），今天真的是那个女孩的生日吗？不可能是真的，那只不过是另一种试图动摇他的方式，就像那个关于目击者的假话一样，“一个活的目击者”。不可能，也许是他们……要是能和迪克谈谈该多好！但是他和迪克被分开了，迪克被关在另一层的牢房里。

“听好了，佩里，邓茨先生现在要告诉你，星期六晚上你们到底去了哪里……”在问话问到一半时，他开始注意到警探曾多次暗示过十一月那个特殊的周末，他仿佛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不断给自己打气。但是，等到了那一刻，当那个大个子牛仔用懒洋洋的声音对他慢慢地说出“你们去了克拉特家，谋杀了他的全家”时，他几乎吓死过去。的确如此。在两秒之内，他最少掉了十磅肉。谢天谢地，他没让他们看出来，至少希望他们没看出来。那么迪克呢？他们大概也在迪克身上使了这个绝招吧。迪克很聪明，善于表演，但他的“胆识”恐怕靠不住，很容易惊慌失措。不过即便如此，佩里都相信不管他们给迪克施加了多大压力，迪克也不会坦白的，除非他想被绞死。“在离开之前，你们杀死了屋里所有的人。”如果说每一个堪萨斯州的前科犯都听过这句话，他都不会感到吃惊。他们不知已经审讯了多少人，大概也抓过成打的嫌疑犯；现在只是加上他和迪克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堪萨斯州会千里迢迢派四位警探来抓两个微不足道的违反假释者吗？也许他们真的无意中发现了什么事情，什么人，一个所谓的“活的目击者”。但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如果能和迪克谈上五分钟，砍胳膊、砍腿他都愿意。

被关在楼下牢房里的迪克此时也睡不着，他（后来回忆）同样渴望能和佩里谈谈，好知道那个废物到底对警察说了些什么。天啊，你无法指望佩里会记住那套“快乐港”的谎话——虽然他们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尤其是那些混账家伙也拿人证之类的话来威胁他，十有八九那胆小鬼会以为真是目击证人。不过，他自己当时立刻就想到了那个所谓的目击证人肯定是弗洛伊德·威尔斯，同住过一间牢房的老朋友。在服刑的最后几周里，迪克曾计划捅死弗洛伊德——用一把自制的刀刺穿他的心脏。现在想想他当时没有这么做真是太傻了。除了佩里，弗洛伊德·威尔斯是唯一能把希科克这个名字和克拉特联系起来的人。迪克曾认为就凭弗洛伊德那斜肩膀、歪下巴的德性，他绝对不敢告密。那个王八蛋肯定是想得到奖赏，或者假释，也许二者兼有。但他不可能如愿以偿，否则就真见鬼了。因为犯人之间的闲谈算不得证据。脚印、指纹、人证和供词才可以。该死的，如果那些牛仔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证实弗洛伊德·威尔斯所说的，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想到这儿，迪克立刻意识到，弗洛伊德的危险性还没有佩里的一半大。佩里，一旦失了魂儿什么都招了，他俩可都得进“角落”去了。他突然明白了一个事实：佩里才是那个应该被他灭口的人。在去墨西哥的山路上或者在徒步穿越莫哈韦沙漠的时候。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想到这一点？现在，现在太迟了。

那天下午三点零五分，佩里终于承认斯科特堡的事是瞎编的。“那只不过是迪克骗家里人的借口。这样他就可以在外面过夜、喝酒。你知道，迪克的父亲把他看得很紧，怕他又违反假释规定。所以我们就编了一个关于我姐姐的借口。安抚老希科克先生的。”除此之外，他仍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故事，不论邓茨和杜威怎样努力纠正并谴责他说谎，也都无法使他改口，他顶多在自己的说辞中增加一些新鲜的细节。今天他想起了那两个妓女的名字，一个叫麦尔德瑞德，一个叫简（或者琼）。“她们偷走了我们俩的东西，”此刻他全记得了，“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带着我们所有的钱跑了。”这样的胡扯连邓茨都失去了耐心，他将领带、外套以及那份莫名的懒散通通都卸除了；只是嫌疑犯仍然表现得非常沉着和平静，他拒绝改口，他从未听说过克拉特一家和霍尔科姆，就连加登城都没听说过。

在走廊对面的房间里，烟味熏人，希科克正在接受第二次审讯。在这次审讯中，丘奇和奈巧妙地采用了一种迂回战略。在近三个小时的审讯过程中，他们一次也没提起过谋杀案，这种故意的忽略让犯人由恐怖的担忧转为难忍的焦躁。他们谈了其他所有事情：希科克的宗教信仰（“我了解什么是地狱。我去过。也许有个天堂，许多富人都认为有天堂”）；他的性生活（“一直以来，我百分之百和正常人一样”）；而且还谈到了他最近在各州之间的逃亡生活。（“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唯一的原因是我们正在找工作。不过没找到体面的。有一天我还干过挖沟的活儿……”）但是那没有触及的事情才是兴趣的中心，两位警探相信，越是不提谋杀案，希科克就会越压抑。此刻，他闭上眼睛，用微颤的手指摸了摸眼皮。丘奇说：“怎么了？”

“头疼。我真他妈的头疼。”

奈说：“看着我，迪克。”希科克服从了。他的表情在这位警探看来，是恳求对方开口指控，好让他有机会躲进矢口否认的庇护所。“我想你应该记得昨天提及克拉特谋杀案的时候，我曾说过那几乎找不到一丝破绽，可惜凶手只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留下了一个人证。第二个嘛，哦，我可以拿给你看看。”他说着站起身，从墙角取来一个箱子和公文包，这两件东西是他审讯一开始就带进来的。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张放大的照片。“这是”，他说，“原尺寸的脚印照片，是在克拉特先生尸体边拍下的。而这——”他打开了箱子，“就是留下这个脚印的靴子。是你的，迪克。”希科克只看了一眼，便把头扭向别处。他双肘放在膝盖上，用手支撑着头。“史密斯，”奈说，“就更不小心了。我们也找到了他的靴子，和另一副脚印完全吻合，还是血脚印。”

丘奇继续追击。“你现在可吃不完兜着走了，希科克。”他说，“你将被带回堪萨斯州，受到四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第一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后，理查德·尤金·希科克非法恶毒地策划、预谋进行犯罪行为，杀害了赫伯特·威廉·克拉特的性命。第二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后，理查德·尤金·希科克非法——”

希科克说道：“是佩里·史密斯杀了克拉特一家。”他抬起头，慢慢地在椅子上坐直，像一个站立不稳、摇摇晃晃的拳击手。“是佩里干的。我阻止不了他。是他把他们全杀了。”

女邮政局长默尔特·克莱尔正在哈特曼咖啡馆喝咖啡，她抱怨收音机的音量太小。“开大点儿声。”她要求。

收音机被调到加登城KIUL广播电台。她听到收音机里说：“……在啜泣中坦白交待后，希科克被带出了审讯室，在走廊里他突然昏倒，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警探把他扶起来。警探们引用希科克的口供：他和史密斯闯入克拉特家的动机是企图在保险箱中窃取一万块钱，但是没有找到，因此他们将一家人捆绑起来，一个接一个地用枪射杀。史密斯到目前为止既没承认也没否认参与了犯罪。当被告知希科克已经在坦白书上签字后，史密斯说：‘我想看看我朋友的坦白书。’但是他的请求被警方拒绝。警方拒绝透露究竟是希科克还是史密斯开枪杀人。他们强调目前只是希科克的一面之词。负责押送两名犯人的调查局警员已经在拉斯维加斯返回堪萨斯的途中，预计将于星期三晚间到达加登城。同时，县检察官杜安·韦斯特……”

“一个接一个，”哈特曼太太说，“简直不敢想象。难怪那个恶棍会昏倒。”

咖啡馆中的其他人——包括梅布尔·赫尔姆太太和一位来买骡牌烟草的高大年轻农夫，每个人口中都念念有词。赫尔姆太太用餐巾纸轻擦着泪珠说：“我不想听了，我不该听，我不想听。”

“……案件取得突破进展的消息传到霍尔科姆，只引起小小的波动。此处离克拉特家只有半英里。但总的来说，当地二百七十位居民算是松了一口气……”

那年轻的农夫大叫起来：“松了一口气？昨天晚上，当我们从电视上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我老婆怎么了吗？哭得像个小孩子。”

“嘘——”克莱尔太太说，“要提到我了。”

“……霍尔科姆的女邮政局长默尔特·克莱尔太太说，居民们很高兴案件终于了结，但是有些人仍然疑心还有其他人卷入案件。她说许多人家仍然房门紧锁、戒备森严……”

哈特曼太太笑了。“嗨，默尔特！”她说，“你对谁说的？”

“《电讯报》的一位记者。”

许多与克莱尔太太熟识的男人都把她当作男人一样对待。那青年农夫在她后背上拍了一下说：“哎，默尔特，伙计，你不会认为我们中间有人——这里的任何一人——和这案子有关吧？”

没错，克莱尔太太的确是这样想的。尽管一向很少有人赞同她，但这次她却并不孤单。因为这几个星期以来，霍尔科姆的绝大多数居民一直生活在恶意的谣言、普遍的不信任和相互怀疑之中；现在得知谋杀犯不是他们中间的某个人时，难免有些失望。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案件竟是两个陌生人、两个小偷干的。正如克莱尔太太此时所说：“也许是他们干的，这两个家伙。但是绝不会这么简单。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幕后另有黑手。一定是有人想把克拉特除掉，背后一定有个主谋。”

哈特曼太太叹了口气，她希望默尔特是错的。而赫尔姆太太说：“我的希望是，我希望把他们永远关起来。只要一想到他们在我们附近，我就担心得要命。”

“哦，我认为那倒大可不必，夫人，”年轻的农夫说，“现在是那两个小子害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怕他们。”

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条公路上，两辆汽车正在疾速穿过长满山艾树的乡间，这里是老鹰盘旋、响尾蛇蠕动、棕红色岩石到处矗立的高原地带。杜威正在驾驶前面那辆车，佩里·史密斯坐在他旁边，邓茨坐在后座上。史密斯的手被铐住了，一小段铁链将手铐紧紧拴在一条防止犯人逃脱的安全带上，使他动弹不得，连抽烟也无法自己动手。当他要抽烟时，杜威必须给他点着，然后放进他的嘴唇间。这是一项令他感到“厌恶”的差事，因为这看起来太过亲密，和他向妻子献殷勤的时候有点儿像。

一路上，杜威和邓茨多次引用希科克长达一小时的录音口供来刺激史密斯招供，但史密斯均不加理睬。“佩里，他说他试图阻止你。但阻止不了。他还说害怕你开枪把他也打死。”“一点儿也没错，都是佩里干的，全是他的错。至于希科克自己，他说他连狗身上的跳蚤都不会伤害。”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话没有一句激怒史密斯，至少表面上如此。他仍旧凝视着车外的景色，默念着路边掠过的剃须膏广告，数着被枪打死后挂在牧场栅栏上的小狼的皮。

杜威并不期待会有意外的收获了，他继续说：“希科克对我们说，你是个天生的杀手。你对于杀人一点儿都不在乎。还说，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你跟在一个黑人后面，用一根自行车链条把他打死了，就是为了取乐。”

出乎杜威的意料，犯人听了这话竟倒抽一口气。他在座位上费力地扭过头去，想透过后车窗看到第二辆车。看到里面坐着的人之后，他说：“好家伙！”说完，他转过身，盯着眼前漆黑的公路。“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个花招，我不相信你的话。可迪克却招供了。好家伙！哦，他可真是厚脸皮！连狗身上的跳蚤都不会伤害？是啊，他直接从狗身上碾过去。”他吐了口唾沫，“我从未杀过黑鬼。”邓茨相信他最后这句话，他已经研究过拉斯维加斯所有尚未侦破的杀人案，他知道史密斯的确没干过。“我从未杀过任何黑鬼，只是他总这么认为。我就知道，要是我们被抓住了，要是迪克真的招供了，他准会吓得屁滚尿流的，我就知道他肯定会说出黑鬼这件事。”他又吐了口唾沫，“迪克怕我？真有趣，我真的觉得有趣。他不知道的是，我的确差点开枪宰了他。”

杜威点了两根烟，一根给自己，一根给犯人，“和我们谈谈吧，佩里。”

史密斯叼着烟闭上眼睛说：“我正在想呢。我想回忆起事情的本来面目。”他停了一会儿，说：“事情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当时大概是九月或者十月份，我正在爱达荷州的比尔。信是迪克来的，他说他正在筹划一件事，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我没给他回信，但他又来了一封信，催我速返堪萨斯州和他搭档。他从未说过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只告诉我说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差事，‘必定会成功’。当时，我正巧有别的事情想回堪萨斯一趟，那是一件我自己的私事，和计划没有任何关系。若非因为这件事，我也不会回去。但是我去了。迪克在堪萨斯城车站上接我。我们开车去了他家的农场，那是他父母的地方，但是他们并不欢迎我。我向来很敏感，通常都能知道别人的感受。”

“比如你，”他说的是杜威，但并没有看着他，“你讨厌给我拿烟。那是你的事，我并不怪你。我同样也不怪迪克的妈妈。实际上，她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但她知道我是谁（刚从大牢里出来的朋友），所以她不愿留我。天晓得，我才不愿在他们家住呢，我真高兴离开那儿去旅馆。迪克带我去了奥莱西的一家旅馆。我们买了些啤酒带回房间里喝，就是在那时，迪克把他心中的计划给我说了个大概。他说，在我离开兰辛后，与他同屋的一个家伙，曾在西堪萨斯地区一位小麦富农家干过活儿，说的就是那位克拉特先生。迪克还给我画了张克拉特家的详图。他了解那儿的一切：门、走廊以及卧室的位置。他说楼下有个房间是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个保险箱，一个镶在墙里的保险箱。他说克拉特先生平时手头儿总会有大量现金，从来不少于一万美元，都放在保险箱里。他的计划就是去偷这个保险箱。如果我们被人发现，那么，看见我们的人就得死。迪克肯定说了不下一百万次‘不能留下目击证人。’”

杜威问：“他当时认为那儿会有多少人证？我是说，他预计会在克拉特家遇见多少人？”

“那也是我想知道的。但是他不确定。至少四个，也许六个。很可能家里还有客人。他认为应该做好对付十二个人的准备。”

杜威哼了一声，邓茨吹了声口哨，而史密斯勉强苦笑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有点儿离谱。十二个人！但迪克说这很容易。他说：‘我们进到那儿以后，小心点儿就是了。’当时我的心情是无所谓，随它去。不过，也是因为（说实话）我信任迪克，他的讲究实际，以及他的男子汉气概深深打动了我，而且我和他一样想得到那笔钱。我想拿到钱后，就去墨西哥。但我希望能不用行凶就达到目的，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当时把脸蒙上就可以的。我们为此还争论过。在去霍尔科姆的路上，我想停车买几双黑色袜子套在头上。但迪克认为戴着袜子也会被认出来，而且他的眼睛有毛病，戴不戴都一样。当我们到达恩波里亚的时候——”

“等一下，佩里，”邓茨说，“你跳过了好些事，再重讲一下奥莱西。你们是什么时候离开那儿的？”

“一点，或者一点半。我们吃完午饭后就开车去了恩波里亚。我们在那儿买了几副胶皮手套和一捆绳子。刀、猎枪和子弹，全是迪克从家带来的。但他不想买黑袜子，这导致我们大吵了一场。在恩波里亚郊区的什么地方，我们经过一家天主教医院，我劝他停下向修女们买些黑色袜子，我知道修女是穿黑袜的。为了糊弄我，他倒是进去了，可没过多久就出来了，说修女不肯卖他。我肯定他连问都没问过，他承认确实如此。他说那是个馊主意，修女们会认为他是个疯子。所以在到大弯城之前我们没有再停车。在那儿，我们买了胶带，还吃了晚饭，很丰盛的一顿。由于吃得太饱，结果我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刚好到了加登城，那儿看起来真像一个寂静的死城。我们在一家加油站停下来给车加油。”

杜威问他还记不记得是哪一家加油站。

“好像是菲利浦六六。”

“当时是几点钟？”

“大概半夜了吧。迪克说再走七英里就到霍尔科姆了。接下来的一路上，他自言自语说个不停，一会儿说应该在这儿，一会儿说应该在那儿。他早就把那附近的地形全记在脑子里了。进入霍尔科姆的时候，我几乎没意识到，因为那儿实在太小了。我们穿过一条铁路，迪克突然说：‘就是这儿，错不了。’那是一条私人道路的入口，两边种着树。我们减慢车速，关掉车灯。用不着开灯，那晚月色很好，天上除了一轮圆圆的月亮外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片云，看起来像白天一样。当我们开上小路的时候，迪克说：‘看看这一大片地方！这谷仓！这房子！别告诉我说这家伙没钱。’但我并没觉得有多好，那种气派太招摇了。我们在一棵树的阴影里把车停下。我们还在那儿坐着的时候，有灯光亮了起来，不是主屋的，而是左侧大概一百码远的一间小房子里射出来的。迪克说那是雇工的房间，他那张图表也画了。但是现在看来雇工的房子要比想象中离克拉特家近。后来灯又灭了。杜威先生，你提到的那个目击者，是不是就是那个雇工？”

“不是，他一点儿声音都没听到。他妻子当时正在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他说他们整晚都忙个不停。”

“一个生病的孩子。哦，我还奇怪呢。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的，令我非常不安。我对迪克说我不干了，要是他非干不可，那就自己去好了。他发动了汽车，我们准备离开那儿。我对自己说，真是谢天谢地。我总是相信我的直觉，直觉救了我不止一次。但是开到小路的一半，迪克又停下了，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一定在骂我，心想‘我好不容易制订了这个计划，走了这么远的路到这儿，现在这个废物想要放弃。’他说：‘你以为我自己一个人不敢下手吗？但是，我发誓，我倒要让你看看到底谁有种。’车里有酒，我们每人喝了一些，我对他说：‘好吧，迪克，我跟你干。’于是我们又掉头返回，把车停在刚才的地方。迪克戴上手套，我的早就戴在手上了。他拿着刀和手电筒，我拿着枪。那间房子在月光里看起来大极了，仿佛空无一人。我记得当时心里不断祷告，希望屋里确实没人——”

杜威说：“那你们看见一条狗了吗？”

“没有。”

“克拉特家养了条怕枪的狗，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它没叫唤。除非它看见枪就吓跑了。”

“唔，我什么也没看见，连个人影也没有。因此我一直不相信你们说的‘目击证人’那套话。”

“不是目击证人，而是证人。此人指控你和希科克与案件有牵连。”

“噢，哼！是他呀。迪克总说他怕得要死，不敢告密。哈！”

邓茨不愿转移话题，他提醒史密斯，“希科克拿着刀，你拿着枪。你们是怎么进到屋子里的？”

“门没锁，侧门。我们从那儿进到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等着、听着。但只听见了风声。屋外风不小，树枝在摇动，还能听见树叶沙沙作响。有一扇窗户挂着百叶窗，透了点月光进来。我关上百叶窗，迪克打开手电筒。我们看到了一张桌子，保险箱应该就在桌子后面的墙上，但是我们没找到。那是一面镶着木头板的墙，墙上有书架和地图，我注意到，在一层书架上有一个漂亮的双筒望远镜。我决定离开的时候把它带走。”

“带走了吗？”杜威问，因为他一直记着望远镜的事。

史密斯点了点头：“在墨西哥的时候卖掉了。”

“对不起，请继续。”

“因为没找到保险箱，迪克关掉手电筒，我们摸黑走出办公室，经过客厅，来到一间卧室。迪克小声对我说，走路能不能轻点儿。但他也一样，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声。我们穿过走廊，来到一扇门前。迪克记得那张地图，说这是一间卧室。他拧亮手电筒，推开房门。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亲爱的？’他本来一直在睡觉，此时揉着眼睛说：‘是你吗，亲爱的？’迪克问他：‘你是克拉特先生吗？’这时他才完全醒了，坐起身来说：‘是谁？你们想要干什么？’‘我们想跟你谈谈，先生。请到你办公室去。’迪克对他说话时，非常有礼貌，仿佛我们是一对登门拜访的推销员。克拉特先生光着脚，只穿了一件睡衣，跟着我们走到了办公室，我们打开了灯。

“直到那时他才非常清楚地看见了我们，我想他所看到的一定令他深感震惊。迪克说：‘我们只想请你告诉我们保险箱在哪儿。’但是克拉特先生说：‘什么保险箱？’他说自己没有保险箱。他一脸诚实相，一看就知道是不会说谎的。但是迪克却嚷了起来：‘别骗我，你这个王八蛋！我知道你他妈的有保险箱！’我那时觉得以前肯定没人这样对克拉特先生说过话。但他毫不畏惧地看着迪克的眼睛，语气非常温和地说他很抱歉，但他的确没有保险箱。迪克用刀抵住他的胸部，说：‘说！告诉我们保险箱在哪儿，否则你就要后悔了。’但是克拉特先生——哦，你能看得出来他很害怕，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和、坚定，他坚持否认自己有保险箱。

“这期间，我找到了电话，把电话线割断了。我问克拉特先生屋里还有别的电话吗，他说有，在厨房里。所以我拿着手电筒到厨房去，那儿离办公室还挺远的。找到电话后，我摘下听筒，用钳子剪断了电话线。往回走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是从头顶传过来的。我站在通往二楼的楼梯口。很黑，我不敢用手电筒。但是我知道有人在那儿。在楼梯上方的窗户后面有一个人影，忽地又不见了。”

杜威心想那一定是南希。根据壁橱中鞋里藏着的那块金表，他经常推测：南希当时醒了，以为来了小偷，立刻把她最值钱的东西（那只金表）藏了起来。

“我认为也许那人拿着抢。但是迪克根本不听我的。他正忙着装出一副强硬的样子，逼克拉特先生到处走。他押着他回到了卧室。他数了数克拉特先生皮夹中的钱，大概三十块。他把皮夹扔到床上，对他说：‘你房子里的钱肯定不止这点儿。像你这么一个富人，住在这么大一片地方，会没钱？’克拉特先生说那是他全部的现金，他总是用支票做生意。他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开一张支票。迪克发火了，‘你认为我们是傻子吗？’我觉得迪克已经准备杀了他，所以我说：‘迪克，听我说。楼上还有人醒着。’克拉特先生对我们说睡在楼上的只是他妻子、女儿和儿子。迪克想知道他妻子是否有钱，克拉特先生说即便她有，也是非常少。他求我们（他实际有点儿崩溃了）不要打扰他妻子，因为她是个病人，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但是迪克坚持要上楼，他强迫克拉特先生带路。

“在楼梯口，克拉特先生打开了走廊处的照明灯。在我们上楼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跟你们没什么冤仇，也从没有见过你们。’迪克对他说：‘闭嘴！我们让你说话的时候，会告诉你的。’楼上的走廊里没有人，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克拉特指着两间屋子说他女儿和儿子可能在里面睡觉，然后他打开了妻子的卧室门。他拧开床头灯，对她说：‘没事，亲爱的，别害怕。这些人只是想要些钱。’她是个消瘦、脆弱的女人，穿着白色的长睡袍，刚一睁开眼睛就哭了起来。她对她丈夫说：‘亲爱的，我没有钱。’他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拍着说：‘别哭，亲爱的。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但他们还想要一些。他们认为咱们屋里什么地方藏着一个保险箱，我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迪克举起手，像是要给克拉特先生一个耳光，‘难道我没告诉过你闭上嘴吗？’克拉特太太说：‘但是我丈夫对你说的全是真话，天地良心，我们没有保险箱。’迪克反驳她说：‘我知道你们他妈的肯定有保险箱。不找到我是不会走的。别以为我找不着！’然后他问她的钱包在什么地方。她的在橱柜的抽屉里，迪克把钱包抖干净，只找到一些零钱，一两块钱。我示意迪克到走廊说话，想跟他谈谈这情形。于是我们站在门外，我说——”

邓茨打断他，问克拉特夫妇能否听见他们的谈话。

“不能。我们就站在门外，可以监视他们。但我们是压低了声音说的。我对迪克说：‘他们说的是真话。撒谎的是你的朋友弗洛伊德·威尔斯。没有什么保险箱。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但是迪克感到太丢脸了，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他说非得搜遍整个房屋才会罢休。他说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全绑起来，然后在屋子里好好找一找。你不能和他争论，他当时太得意了，几条人命在他手里，这令他兴奋不已。克拉特夫人卧室的隔壁是一间浴室。迪克的主意是先把父母锁在浴室里，然后把小孩叫醒，全关进去，然后再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带出来，分别在屋子的不同地方捆上。迪克说，等我们找到了保险箱，我们就切断他们的喉咙。不能开枪，他说，那会制造出太大的声响。”

佩里皱着眉头，用戴着手铐的手揉了揉膝盖。“让我想一会儿。因为从这时开始事情有点儿乱了。我想起来了……喔，是的，我在走廊搬了把椅子到浴室，这样克拉特夫人就能坐着了，考虑到她丈夫说她是个病人。在我们把他们夫妇锁进浴室的时候，克拉特夫人一边哭一边对我们说：‘请不要伤害任何人，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她丈夫搂着她，说：‘亲爱的，这两个人不想伤害任何人，他们只想要点钱。’”

“我们去了男孩的房间，他是醒着的。他躺在床上，好像害怕得不能动了。迪克叫他起来，但是他不动，或者动作不够快，所以迪克给了他一拳，把他从床上拽了起来。我说：‘你没必要打他，迪克。’我让那男孩——他只穿了一件T恤衫——穿上裤子。他穿上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我们把他锁进浴室的时候，女孩子突然出现了，从卧室里出来的。她穿戴整齐，好像已经醒了有一会儿了。我是说她穿着袜子、拖鞋，还有一件宽大的睡袍，头发用一个大手帕扎着。她试着挤出笑容说：‘唉呀，这是怎么回事？开玩笑吗？’我猜她知道那不是开玩笑。迪克打开浴室的门，把她也关了进去。”

杜威脑海中想象着被困的一家人：温顺、恐惧，但对自己即将到来的厄运却毫无所知。赫伯必定是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否则他一定会反抗。他的确斯斯文文的，但是身体健壮，并不懦弱。他的朋友艾尔文·杜威认为，赫伯本来一定会拼死保护邦妮和孩子们的性命。

“迪克站在浴室门口看守，我来搜查房间。在那女孩的房间搜出一只小钱包，像个洋娃娃用的玩具，里面只有一枚一块钱的硬币。不知怎么搞的，硬币从我手上掉了下去，在地板上乱跑，滚到了一把椅子的下面。我不得不跪着去够。就在那一瞬间，我仿佛灵魂出窍，看见另一个自己在一部滑稽电影里，这令我感到恶心，对自己有说不出的厌恶。迪克，是他一直说个不停，所谓有钱人的保险箱，可现在我却跪在这儿偷一个小孩的硬币，一块钱！还得跪着来捡。”

佩里揉着膝盖，跟警探们要几片阿司匹林。邓茨给了他一片，他一边嚼着，一边接着说：“但是当时你只能那么做。我又搜查了男孩的房间，一分钱也没有。但是有一台小型便携式收音机，我决定拿走。这时我想起了在克拉特先生办公室里看到的双筒望远镜。我下楼去拿，然后把它们都放到车里去。外面很冷，冷风让我觉得舒服许多。月光非常明亮，你可以看出好几英里去。我当时想，为什么我不一走了之呢？走到公路上，搭一辆车。我发誓当时真的不想再回到那间房子里去。但是——唉，我该怎么跟你们解释呢？就好像那件事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倒像我正在读一部小说，知道接下来要出现什么情节，结局怎样。所以我又回到楼上……让我想想，哦，对了。我们开始捆绑他们，头一个就是克拉特先生。我们把他叫出浴室，我把他的手绑在一起，然后我一路押着他走到了地下室。”

杜威说：“你独自一人，没有武器？”

“我拿着刀。”

杜威说：“那么希科克这时仍留在楼上看守？”

“怕他们叫喊。不管怎样，我不需要帮忙。我都和绳子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杜威说：“你用手电筒还是打开了地下室的灯？”

“开灯。地下室有两间，一间看起来像个游戏室。我把他带到了另一间放暖气炉的屋子里。我看到墙上靠着一个装床垫用的大纸盒子。我觉得不能就让克拉特先生躺在冰凉的地上，所以我把纸箱子拆开、铺平，让他躺在上面。”

杜威通过后视镜瞟了他同事一眼，邓茨轻轻地点了点头，仿佛是在赞许。杜威一直认为地上放一个纸箱子是为了让克拉特先生舒服一点，根据类似的线索，以及其他地方体现出的令人啼笑皆非、颇为讽刺的同情心，他推想至少其中一个凶手不是完全冷酷无情的。“我先捆住他的脚，然后把手和脚捆在一起。我问他是不是太紧了，他说不紧，但是请我放过他妻子。他说不必捆她，她不会大喊大叫或者企图跑到屋外。他说她已经病了好多年了，最近才刚刚有点好转，但是像捆绑这样的事可能会使她旧病复发。我知道这并不好笑，但我就是忍不住，他还说什么‘旧病复发’呢。

“接下来，我把男孩也带了下来。一开始我把他和他父亲关在一起，把他的手绑在头顶上的一条蒸汽管道上。后来我觉得那不是非常安全，他可能挣脱绳子，把他父亲也解开，反之亦然。所以我把他解下来，把他带到了游戏室，那儿有一个看起来很舒服的沙发，我把他的脚绑在沙发腿上，又把绳子绕在他脖子上打了个结，这样他一挣扎，就会自己勒死。在我捆他的时候，曾把刀放在一个新漆的杉木盒子上，满屋子都是油漆味。他求我不要把刀放在那里，说那是他给什么人做的结婚礼物。我想他说的是他的一个姐姐。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突然咳嗽起来，所以我给他头下垫了个枕头。然后我就关掉了灯。”

杜威问：“那么你没有用胶带封住他们的嘴？”

“没有，封嘴是后来的事，我把两个女人都捆在卧室之后才封的嘴。克拉特太太还在哭，同时她还向我打听迪克。她不信任他，但觉得我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相信你是，她说，然后让我答应她别让迪克伤害任何人。我想她真正担心的是她女儿。我自己也担心那个小姑娘。我怀疑迪克正想干些我无法忍受的事。当我捆完克拉特太太，没错，他把女孩带到了她的卧室。她在床上，他坐在床边和她搭讪。我立即打断他们的交谈，让他去找保险箱，我来捆女孩。他走后，我把她的脚捆在一起，手反绑在身后。然后我拉起被子盖住她，只留一个脑袋在外面。床边有一张休闲椅，我想正好可以在上面休息一会儿，我的腿疼得像着了火一样，又是爬楼梯，又是跪着找钱的。我问南希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有，她真的说了。她努力表现得轻松而友好。我真的很喜欢她。她很可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一点也没有娇生惯养的坏毛病。她对我讲了很多她的事，学校啦，她想上大学学音乐和艺术啦，还提到了马。她说除了跳舞，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骑马。所以我告诉他我妈妈曾经是个马术冠军。

“后来我们还说起了迪克。我很好奇，想知道他对她说了什么。似乎她问过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抢劫。哇，他怎么没给她一个抹眼泪的手绢！他说他是个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孤儿，从来没有人爱过他，他唯一的亲人是个姐姐，她跟好多男人同居但又不结婚。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一直能听到迪克在楼下发神经似的走来走去，在找保险箱。在墙上的画后面找，砰、砰、砰地敲敲墙壁，像一只发了疯的啄木鸟。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存心捣蛋问他找到了吗？当然没有，但是他说他在厨房里又发现了一个钱包，里面有七块钱。”

邓茨说：“这时你们在屋子里已经待了多长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

邓茨问：“你们什么时候才封了他们的嘴呢？”

“就在那时。从克拉特太太开始，我让迪克帮我——我不想让他单独和女孩待在一起。我把胶带割成长条，迪克把克拉特太太的脑袋缠起来，好像是在包木乃伊似的。他问她：‘你干吗老是哭？没人要害你。’然后他关掉床头灯，说：‘晚安，克拉特太太，睡觉吧。’在穿过走廊、走向南希卧室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想玩玩那个小姑娘。’我说：‘哈，那你必须先杀了我。’看起来，他似乎不相信自己听见的话。他说：‘你干吗那么在意呢？好吧，你也可以玩玩她呀。’那正是我所厌恶的事情，我讨厌所有不能控制自己性欲的人。上帝啊，我恨死了那种勾当。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别碰她。否则我就跟你拼命。’他气得要命，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打架的时候。所以他说：‘好吧，亲爱的，听你的就是。’结果我们根本没去封她的嘴。我们关掉走廊里的灯，来到了地下室。”

佩里犹豫了一下，像是要问一个问题，结果却用推断的口气说：“我敢打赌，他肯定没告诉你们他想强奸那个小姑娘。”

杜威肯定了他的猜测，然后补充说，除了很明显的有些隐瞒自己某些行为外，希科克的供词和史密斯的叙述是颇为相符的。虽然细节方面不尽相同，措辞也不一样，但从实质上讲，两人的供词，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吻合的。

“没错，我就知道他肯定没坦白小姑娘的事。我敢打赌。”

邓茨说：“佩里，我一直留心你说的那天晚上的灯。我估计当你们关掉楼上的灯时，屋子里就应该全黑了吧？”

“是的。我们再也没开过灯，只是用用手电筒。我去封克拉特先生和那男孩的嘴时，迪克拿着手电筒。在封嘴前，克拉特先生问我——这是他最后几句话——他妻子怎么样了，他想知道她还好吗。我说她很好，准备睡觉了。我告诉他用不了多长时间天就亮了，天亮之后有人就会发现他们。全部事情，我、迪克以及所有一切，都会像一场梦似的过去了。我不是寻他的开心，我无意要害这个男人。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可亲的绅士，说话和气。直到我割断他喉咙的那一刻，我还是这样想的。”

“等一等，我好像讲错了。”佩里皱了皱眉。他揉着腿，手铐叮当作响。“后来，你知道，我们封住他们嘴之后，迪克和我走到墙角去商量。记住，我们之间是有些不愉快的。就在那时，一想到我曾经佩服过他，听他那吹不完的牛，我就觉得窝囊。我说：‘好了，迪克，还有什么疑虑吗？’他没有回答我。我说：‘让他们活着，这可不是小事，至少要坐十年牢。’他还是一言不发。他拿着刀，我让他把刀给我，他就递给了我，我说：‘好了，迪克，看我的。’但是实际上，我并不想杀人。我只想激激他，吓他，让他和我争论，绊住我；让他承认自己只是个说大话的瘪三。明白了吧，我和迪克之间就是这么回事。我跪在克拉特先生身边，膝盖一阵疼痛令我想起了那该死的一块钱硬币，羞耻、憎恶，他们竟然命令我永远不要再回堪萨斯州。但是直到我听见一声叫喊，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什么。那声音听起来像有人快要淹死了，在水底下呼叫。我把刀递给迪克说：‘干掉他，你会感觉好一点儿。’迪克试了试，或者说假装试了试。但是那个男人的力气有十个人那么大，他已经挣脱了一半，手上的绳子已经松了。迪克惊慌失措，他想逃，但我不让他走。我知道，那个男人无论如何也得死，我离开这儿时不能让他活着。我让迪克拿着手电筒，对准他。然后我举枪瞄准。屋子里一下子响起爆炸声，蓝烟弥漫，火光闪闪。上帝啊，我永远也理解不了，为什么方圆二十英里之内就没有人听见枪声。”

杜威的耳朵也跟着轰的响了一声，那枪声几乎使他听不见史密斯低声的话语。但是那枪声还在继续，接连不断，同时迸出了声音和画面：希科克急匆匆地找着散落的弹壳；凯尼恩的脑袋被一束光照射，封住的口发出哀求，希科克又一次疯狂地寻找发射过的子弹壳；南希的房间，南希听到了硬木楼梯上的靴子声响，听见他们上楼向她逼近的脚步声，南希的眼睛瞪着搜寻她的手电筒灯光（她说：“噢，不！噢，求你了，不！不！不！不！不要！噢，求你了，不要！求你了！”我把枪递给迪克，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他举枪瞄准，她把脸转向墙壁）；黑暗的走廊，凶手们快速走向最后一扇门。也许邦妮已经听见了一切，她欢迎他们快点到来。

“最后一个子弹壳真他妈难找。迪克钻到床底下才找到。然后我们关上克拉特太太卧室的门，走下楼梯，来到办公室。我们在办公室里等着，就像我们刚进来时一样。我们透过百叶窗看雇工是否正在过来，或者别的什么人已经听见了枪声。但是没有动静，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风。迪克喘得好像后面有狼在追他似的。我们在办公室里待了几秒钟，然后就跑向汽车，开车离去。就在那时，我决定我最好开枪打死迪克。他说了一遍又一遍‘不能留下目击证人’，给我的印象深极了。我想，他不就是目击证人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做。天知道我真该下手的！杀了他，然后上车，一直跑到墨西哥，销声匿迹。”

沉默。在接下来的十几英里路上，三个人一句话也没说。

悲伤和深深的疲惫充满了杜威的心。他沉默着。他曾经雄心勃勃地想要知道“当天晚上那间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现在他听了两次，两个非常相似的版本，唯一重大的差别就在于希科克把四个人的死都推到了史密斯身上，而史密斯说希科克杀了两个女人。不过，虽然凶手坦白了作案动机和过程，但供词并没有证实他对案件应有的“合理动机”的设想。这次凶杀案，该是一起心理学事件，一种完全与私人恩怨无关的行径；受害者仿佛是被雷电击死的，唯一的差别是他们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遭受了苦难。杜威无法忘记受害者的痛苦，但是他对于坐在身边的凶手也可以做到不那么愤怒，甚至还有一些怜悯——佩里·史密斯的一生都与幸福无缘，而是一个可悲、丑恶与孤独的旅程，是一个幻象接着一个幻象。然而，杜威的怜悯并没有强烈到宽恕或者慈悲的程度。他希望看到佩里和他的同伴被绞死，一起绞死。

邓茨问史密斯：“全部加起来，你们一共从克拉特家拿走多少钱？”

“四五十块钱吧。”

加登城的动物里，有两只形影不离的灰色公猫——瘦弱、肮脏、狡猾，又有着同样的怪癖。每天将近黄昏，它们一天的生活就真正开始了。首先，它们一路小跑穿过美茵大街，有时在停靠的汽车边站住，绕着车头仔细察看车子前面的保险杠；对于停靠在温莎旅馆和华伦旅馆门前的汽车则格外留意，因为这些车的主人大部分是远道而来的旅客，车头上常常带着这两只骨瘦如柴但生活颇为规律的野猫心中的美食：那些傻乎乎地飞进车道，一头撞死在迎面驶来的汽车车头上的乌鸦、鹧鸪与麻雀的残尸。两只野猫的爪子就如同外科手术的器械，它们从前格栅上一点点地攫食每一片还带着羽毛的碎肉。在美茵大街上巡逻完毕，它们总是在美茵大街与格兰特街的交叉口拐弯，朝法院广场跑去，那里是它们另一处觅食之地。在一月六日星期三那天下午，这个地方的猎物似乎特别丰盛，广场上停满了来自芬尼县各地的车辆，也为广场带来了拥挤的人群。

人群在下午四点钟开始聚集起来。县检察官曾宣布这是希科克和史密斯可能到达的时间。自从星期天晚间希科克的供词正式公布以来，各路新闻记者便齐聚加登城：各广播电台的记者、摄影师，新闻影片和电台摄像师，来自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的记者，当然更少不了堪萨斯州各大报社的记者，共有二十到二十五人左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加登城等了三天，除了采访加油站的雇员詹姆斯·斯波尔之外，简直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斯波尔看了报纸上刊登的嫌疑犯照片后，立刻认出了这两人曾是他的顾客，就在霍尔科姆发生悲剧的那天晚上，他还卖给他们三元零六分的汽油。

这些职业观察家们要亲手记下希科克和史密斯被押解归来的这一幕。公路巡警杰拉德·莫瑞已经在法院台阶前的走道上为他们预留了足够的地方，犯人们必须走过这些台阶才能进到监狱，它就位于这座四层石灰建筑的顶层。《堪萨斯城星报》的一位记者，理查德·帕尔拿着一份星期一出版的《拉斯维加斯太阳报》，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凶嫌遣返可能面临着群众的愤怒私刑”引来一阵哄笑。莫瑞警长评论说：“我倒看不出有谁是带了领带来勒犯人的。”

的确，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倒像正在等待观看一场游行或者参加一次政治集会。其中有不少高中生是南希和凯尼恩的同班同学，他们一遍遍地重复着拉拉队的口号，嚼着泡泡糖，吃着热狗，喝着汽水。母亲们在安慰哭闹的孩子，男人们肩膀上扛着小孩四处走动。童子军也来了，全军出动。一家妇女桥牌俱乐部的全部中年成员集体出现在广场上。当地退伍军人协会的头头J. P. 亚当斯先生（外号“杰普”）也来了，他穿着一件别别扭扭的斜纹软呢外套，一位朋友大声说道：“嗨，杰普！你怎么穿了件女人的衣服？”原来亚当斯先生急着来看犯人，慌乱中稀里糊涂地穿上了秘书的外套。一位电台记者四处采访聚集的市民，询问他们的看法，对于“干下如此禽兽不如勾当的人”应该施以怎样的惩处。大部分被采访的人都哼哼哈哈地避而不谈。只有一个学生回答说：“我认为应该把他们俩关在一间牢房里，不许任何人来探望，就让他们彼此看着对方，直到他们死的那一天。”一位健壮精神的小个子男人说：“我赞成死刑。正如《圣经》所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使那样，我们还多死了两个人呢！”

只要太阳还在，白天还算干燥、温暖，虽说是一月份，但像极了十月的天气。但是当太阳落山，当广场上大树的影子开始交织在一起，寒冷与黑暗便向广场上的人群袭来。人越走越少；到六点钟，就剩下不到三百人了。新闻记者们诅咒着凶手姗姗来迟，跺着脚，用未戴手套、几乎冻僵的手揉着耳朵。突然，广场南部出现一阵骚动。车来了。

虽然记者们都预料不会发生暴力行为，但不少人曾估计高声叫骂是难免的。然而当凶手们在身穿蓝色制服的公路巡警的护送下出现时，人群却寂然无声，仿佛在为凶手竟然也长着人的样子而感到惊愕。两个戴着手铐的犯人，脸色苍白，在闪光灯的不断闪烁中，几乎睁不开眼睛。摄像师们追着犯人和警察进入法院，又跑了三层楼梯，把县监狱大门轰然关闭的一幕拍摄下来。

无人再逗留了。记者和市民各自散去，温暖的房间和热乎乎的晚餐正召唤着他们。当他们匆匆而去，萧瑟的广场上只剩下那两只灰色的公猫。奇迹般的秋天也随之消失了，这年的第一场雪开始飘落。

[1]原单词为ROOMS，“房间出租”的意思。

[2]圣诞节专用花卉，花色大红，在圣诞节期间开得最艳，所以又称圣诞红。

[3]堪萨斯州的别称。

第四章 角落

公共机构的阴沉与家庭生活的欢乐，在芬尼县法院的四楼相容并存。说其阴沉是因为监狱就设在法院大楼的四层；说其欢乐是因为警长公寓也位于同一楼层，那是一处挺舒适的公寓，与监狱只隔着一道铁门和一条短短的走廊。

一九六〇年一月，住在警长公寓里的不是警长一家，而是副警长温德尔和他的妻子约瑟芬·迈耶（“约茜”）。迈耶夫妇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两个人外貌非常相似：高大魁梧的身材，宽宽的手掌，方形面庞，安详，和善——这最后一项特征在迈耶太太的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她是位性格直率、讲究实际的女人，然而却有一种不易捉摸的平和从容，令她光彩照人。作为副警长的助手，她每日的工作时间可谓漫长：早晨五点钟起床读一章《圣经》，晚上十点钟上床睡觉，这期间她要为犯人们洗衣做饭、缝缝补补，要精心照顾丈夫起居，还要打扫五个房间的公寓。室内的摆设都是从旧家具店东拼西凑来的，软软的椅子、鼓鼓囊囊的坐垫和乳白色的丝织窗帘。迈耶夫妇有个女儿，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已经结婚，住在堪萨斯城，因此这套公寓里就只住着他们，拿迈耶太太的话来说更确切：“除非女牢里碰巧关了犯人，否则就只有我们了。”

监狱共有六间牢房，第六间专门是用来关女囚的，与其他牢房分开。这间屋子在警长公寓旁——实际上，它就紧邻着迈耶夫妇的厨房。“但是，”约茜·迈耶说，“我并不担心。我很愿意有个伴儿，这样我在厨房干活儿时也能有人聊聊天。大多数女囚只会令你为她们感到难过，都是和丈夫或情人之间的问题。但希科克和史密斯就不同了。据我所知，佩里·史密斯是第一个住进女牢里的男人。原因在于警长希望在审判之前把他和希科克隔开。他们被带进监狱的那天下午，我做了六个苹果派，烤了一些面包，一面烤，一面注视着广场上的情况。我厨房的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广场，你找不到比那儿更好的视角了。我不知道到底聚集了多少人，但是我猜几百人还是有的，等着看杀害了克拉特一家的凶手。我从未与克拉特家的人打过交道，但从我听到的一切看，他们一定是非常好的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是很难被宽恕的，我知道温德尔担心人们看到希科克和史密斯时会有所举动，他担心有人会攻击他们。所以当我看见车队到达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我看见所有的记者都在跑着、推搡着，但是那时已经过了六点，天黑了，有点儿冷，有一半人已经放弃，回家去了。留下来的人连嘘声都没有，只是直勾勾地盯着看。

“后来，当他们把两个年轻人带上楼时，我第一个看见的是希科克。他穿着一条薄薄的夏天裤子和一件旧的棉布衬衫。想想看那天有多冷，他没得肺炎真叫人吃惊。他看起来完全是一副病歪歪的样子，脸色苍白得像个鬼魂。哦，那当然够他受的了：被一群陌生人盯着，不得不在他们中间走过，而他们知道你是谁，干了什么。接着他们带上来史密斯。我已经给他们在牢房里准备好晚餐：热汤、咖啡、三明治和苹果派。通常我们每天只提供两顿饭，七点半早餐，下午四点半主餐。但是我不想让他们空着肚子上床；在我看来，不吃饭就睡觉一定会令他们感觉很糟糕。但是，当我用托盘给史密斯送去晚饭时，他说他不饿。他当时正透过女牢的窗户向外张望，背对着我。从那扇窗户看到的景象和我从厨房窗户看到的一样：树木、广场和屋顶。我对他说：‘喝点儿汤吧，是蔬菜汤，不是用罐头做的，我亲手做的，派也是我亲手做的。’大概一个小时后，我回去取托盘时发现他一口也没吃。他仍旧站在窗户前，好像一直没有动过似的。外面正下着雪，我记得我告诉他那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在此之前，我们刚好过了一个漫长而美好的秋天。而现在雪来了。后来，我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第二天我会试着替他做。他终于转过身来，看着我，一副怀疑的表情，好像我是在寻他开心。然后他说起了一部电影，声音很低，简直像说悄悄话似的。他想知道我看没看过那部电影。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反正我没看过，我一向很少看电影的。他说那部电影是《圣经》上的故事，有一幕场景是一个男人被人从阳台上扔下去，一群狂暴的男人和女人把他撕成了碎片。他说那就是当他看见法院广场上的人群时脑子里想到的场面。这也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他说这吓得他胃疼，这就是他不能吃饭的原因。当然他错了，我对他说，尽管他干出了那种事，但没有人想伤害他，这儿的人是不会那么做的。

“我们谈了一会儿，他很腼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说：‘有一样东西我最喜欢吃，西班牙米饭。’于是我答应给他做，他像是笑了，我立时感到，嗯，他不是我见过的最坏的年轻人。那天晚上，上床睡觉时，我对我丈夫说了我的看法。但是温德尔嗤之以鼻。他是最早到达犯罪现场的人之一。他说要是我也在克拉特家的凶杀现场就好了，那样就能判断出史密斯先生和他的朋友希科克是多么‘温和’。他说他们在挖出你心脏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倒是真的，毕竟是四条人命呢。我躺着睡不着，一直在想他们俩的良心是否会受谴责——只要想一想那四座坟墓。”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下雪，大雪给褐色的麦乡披上了银装，城里的街道上也堆起了厚厚的一层，显得那样寂静。

女囚室窗外有棵榆树，树上压着沉沉的积雪，顶端的树枝刚好伸到窗前。几只松鼠就生活在这棵榆树上。数周来，佩里每天用吃剩的早餐引诱它们，其中一只终于从树枝跳到了窗台上，通过铁栏杆钻入牢内。这是一只雄性松鼠，长着一身红褐色的毛。佩里给它起名叫“红”，不久红便在牢里住了下来，很明显它愿意分担它朋友的牢狱生活。佩里教会它几个小花招：玩纸球、作揖、往佩里肩膀上跳。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打发时间，然而犯人仍然有大量的时间要消磨。他不准阅读报纸，迈耶太太借给他的那些旧杂志——《好管家》和《麦考斯》，他已经看倦了。但他还是尽量找事做：用指甲锉修指甲，磨得指甲发出柔软光滑的粉红光泽；一遍又一遍地梳理他那用洗发水洗过的、散发着香味的头发；一天刷三到四次牙，还频繁地刮脸洗澡。他的牢房里有一只抽水马桶、一个淋浴隔间、一张帆布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他把这些物品收拾得和他一样干净整洁。有一次，迈耶太太的一句赞美令他感到骄傲。“瞧！”她指着他的床铺说，“那毯子铺得多么平整，简直可以在上面滚硬币了。”不过他大部分醒着的时间还是在桌边度过的，他在桌上吃早饭，坐在桌边为红画素描、画花、画耶稣、画想象中女人的面孔和身体；他也在这张桌上像记日记似的在廉价的格子纸上记下每天发生的事情。

一月七日，星期四。杜威来了，带来几包香烟，还带了一份打印的供词文件让我签字。我拒绝了。

这份长达七十八页的“供词”是由佩里对芬尼县法院书记官口述的，重新叙述了一遍他早先对艾尔文·杜威和克拉伦斯·邓茨的坦白。在回忆那天与佩里的会面时，杜威说，佩里拒绝在供词上签字令他很吃惊。“但这不重要，我可以在法庭上证实他对邓茨和我的坦白。当然，还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希科克就已经在供词上签字了，他的供词里说四个人都是史密斯杀的。不过我实很费解，我问佩里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他说：‘除了两个细节，我供词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如果你让我改过来，我就签字。’嗯，我能猜出来他指的是什么。因为他与希科克的供词之间唯一重大的差别就是他否认四个人全是他杀的。在那之前，他一直发誓说，希科克杀了南希和她母亲。”

“果然被我猜中！他正是要承认希科克说的是真话，正是他，佩里·史密斯，开枪杀了克拉特一家。他说之所以撒谎，用他的话说，是因为‘我想让迪克承认他是个胆小鬼。他的胆子吓破了一地。’他之所以要把记录改过来，倒不是他对希科克突发善心，而是考虑到希科克的父母。他说他为迪克的母亲感到难过，他说：‘她的确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如果知道扣动扳机的不是迪克，对她而言会是个安慰。虽然没有迪克就不会发生这件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主要是他的错，但事实是：我杀了他们。’但是我不太相信他的话，至少没有因此准许他改变供词。所以我说，我们并不根据史密斯的正式坦白来断案。有没有都一样，我们已有足够的证据，够他们受十次绞刑的。”

令杜威信心大增的因素有很多：其一，他们找到了凶手从克拉特家偷走、后来在墨西哥城处理掉的收音机和望远镜。（堪萨斯州调查局警探哈罗德·奈特地飞赴墨西哥城，在一家典当行里找到的。）此外，史密斯在供词中还昭示出其他一些有效物证的所在。“我们冲上公路，向东狂奔。”在描述他和希科克逃离谋杀现场之后的经历时，他说，“迪克开着车，快得像发了疯似的。我想我们俩当时都非常兴奋，至少我是这样。非常兴奋，同时又非常放松。我们俩都忍不住放声大笑；突然间整件事看起来非常可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如此。但是枪上还滴着血，我的衣服上也溅了血点，就连头发里都有。所以我们拐向一条乡村小路，开出去大约八英里，然后在一片能听见狼嗥的草原上停了下来。我们抽了根烟，迪克不断地拿刚才发生的事开玩笑。我从车里出来，从水箱里舀了点儿水，把血迹从枪上冲掉。我用迪克的猎刀在地上挖了个坑——我就是用这把刀杀了克拉特先生——把空弹壳和剩下的尼龙绳、胶带都埋在里面。此后，我们把车开上第八十三号国道，又继续往东开往堪萨斯城和奥莱西。大概天亮前后，迪克在一处可以野餐的地方停了车，他们称那儿是休息区，在那儿可以生火。我们生了堆火，开始烧东西。手套、衬衫什么的。迪克说他希望能烤头牛吃，他说自己从未这么饿过。到达奥莱西的时候差不多已是晌午了。迪克把我送到旅馆，然后开车回家和家里人一起吃周日午饭。是的，他随身带着那把刀，还有枪。”

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警探搜查了希科克家，在一个装钓具的盒子里找到了那把刀，而那支枪被漫不经心地立放在厨房的墙边。（希科克的父亲拒绝相信他儿子参与了一起“如此可怕的犯罪”，他坚持说那支枪从十一月初以来，从未离开过他家，因此不可能是杀人凶器。）至于空弹壳、绳子和胶带则是在一位名叫维吉尔·佩兹的公路局工人的帮助下找到的。维吉尔在佩里·史密斯指认的那片地区开着推土机，一寸一寸地挖，最终找到了空弹壳等物证。这样，证据就齐全了，堪萨斯州调查局已经使案件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案；而且，检测表明，这些空弹壳就来自于希科克的枪，而残存的绳子和胶带也与加之于受害者的相一致。

一月十一日，星期一。来了一位律师，弗莱明先生，是个戴着红色领带的老头儿。

由于被告表示没钱给自己请律师，罗兰·H. 塔特法官指派了两位当地的律师担任他们的诉讼代理人，分别是阿瑟·弗莱明先生和哈里森·史密斯先生。七十一岁的弗莱明先生是加登城前任市长，矮矮的个子，外表并不引人注目，却系着一条惹眼的领带。他曾推拒此一任命。“我不想为他们辩护，”他对法官说，“但是如果法庭认为此项任命适当，我别无选择。”希科克的律师哈里森·史密斯四十五岁，六英尺高，爱玩高尔夫球，是位热忱的慈善互助会会员。他以优雅的风度接受了任命：“总归要有人去做。我会尽我最大努力。不过我认为这会令我在这一地区不受欢迎。”

一月十五日，星期五。迈耶太太在厨房里放收音机，我听广播说县检察官要力争判我们死刑。“富人从来都不会被绞死，上绞刑架的都是穷人和无依无靠的人。”

检察官杜安·韦斯特是个雄心勃勃、仪表堂堂的年轻人，虽然只有二十八岁，但看上去却像是四五十岁的人。对记者发表声明时，他说：“本案一旦递交陪审团，我将请求陪审团宣布他们有罪，判处他们死刑；如果被告回避陪审团的审理而直接向法官承认有罪，我也会请求法官判他们死刑。我早已了解，作这个决定必将成为我的职责，但此项决定也并非轻率而为。我觉得，鉴于罪犯如此凶残且明显缺乏对受害者的怜悯，因此唯一能够绝对保护公众的方式就是判处被告死刑。因为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最终未获得假释的，在堪萨斯州根本不存在。实际上，被判处终身监禁的人平均服刑时间都不到十五年，就被假释了。”

一月二十日，星期三。要我就克利福德·沃克案作谎言测试。

与克拉特案相似、多人遇害的这类谋杀案会引起各地执法人员的兴趣，对于那些正在调查类似悬案的警探来说就更有吸引力。因为一起神秘案件的真相大白常常会促成另一起案件的侦破。对加登城事件大有兴趣的众多警官中，有一位是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县的警长。该县有个渔村叫奥斯伯雷，离塔姆帕城不远。在克拉特惨案发生仅仅一个多月后，就在此渔村附近的一座荒僻牧场上，也有四个人惨遭杀害。正是圣诞节那天，史密斯在迈阿密的一张报纸上读到过的报道。受害者也是一家四口：年轻的克利福德·沃克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均是被人用猎枪射穿头部致死。由于克拉特案的凶手在十二月十九日夜间，也就是沃克案案发当天，在塔拉哈西旅馆过夜，管理奥斯伯雷的警长在没有其他任何线索的情况下，自然急于提审史密斯和希科克，并令他们接受测谎。希科克同意了，史密斯也同意，而且他还对堪萨斯州当局说：“我那时就曾对迪克说，我敢打赌，不管是谁干的，此人一定读到过堪萨斯州发生的案件，是一个疯子。”测试的结果证明不是他们干的，这令奥斯伯雷的警长甚至杜威在内都大为沮丧。杜威并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意外的巧合。但至今，谋杀沃克一家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天。迪克的父亲来这儿看望他。看见他从我门前走过时，我跟他打了声招呼，但他一声不吭地走了过去，好像没听见我说话似的。从迈耶太太那儿得知希科克太太没来是因为她感觉太伤心了，不想来。雪下得真够狠。昨晚做梦梦到我和爸爸在阿拉斯加——醒来时身下是一滩冰凉的尿水！

希科克先生和他儿子在一起待了三个小时。后来他冒雪向加登城火车站走去。这个筋疲力尽的老人弯着腰，被癌症折磨得形容憔悴、消瘦不堪。他也只有几个月可活了。在车站等回家的火车时，希科克先生对记者说：“我已经看过迪克了，唉，我们谈了很久。我敢向你保证，案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也不像报纸上写的那样。这两个孩子去那所房子的时候并没打算行凶。至少我儿子不想。他也许有些地方很坏，但还不至于坏到那个地步。史密斯才是。迪克说当史密斯攻击那人（克拉特先生）、割断他喉咙的时候，他并不知情，他甚至不在那间屋子里。他是在听见搏斗声后才跑进去的。虽然迪克当时拿着枪，但他说：‘史密斯一把抢过枪，一下子就把那人的脑袋打开花了。’他说：‘爸爸，我本来应该夺回枪，打死史密斯。在他杀死其他人之前打死他。如果我那么做了，我的处境会比现在好很多。’我觉得他也应该那么做。但按照现在人们的想法，他是没有机会了。他们俩都要被绞死。”他的眼睛显得疲惫、沮丧，他补充说：“自己的儿子上绞刑架，知道他将被绞死，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

不论是佩里·史密斯的父亲，还是他姐姐，都没有给他写信或来看望他。特克斯·约翰·史密斯据说正在阿拉斯加的什么地方寻找金矿，尽管警方花了很大力气，但还是没能找到他。他姐姐对调查人员说她害怕弟弟，请他们不要告诉他自己目前的住址。（得知姐姐的话，史密斯微微一笑，说：“我真希望那天晚上她也在那间房子里。那该是多么可爱的一幕啊！”）

除了松鼠，除了迈耶夫妇，除了偶尔来和他谈话的律师弗莱明先生，佩里经常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思念迪克。有一天他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他“经常想起迪克”。自被捕以来，他一直没机会和迪克说说话。除自由外，和迪克说说话，再次和迪克在一起，这正是他最想要的。迪克不是他曾认为的“硬汉”——“独断”、“有男人气概”，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实际上他“相当脆弱、浅薄”，是个“胆小鬼”。然而，此时，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和他最亲密的却是这个人，因为至少他们是同一类人，都是该隐的兄弟。和他分开后，佩里觉得“孤零零的，一切都要靠自己。一个遍体鳞伤的人，只有疯子才会理睬”。

然而二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佩里收到了一封信，邮戳是马萨诸塞州里丁镇的。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佩里，得知你现在的境遇，我很难过。我决定写信给你，让你知道我还记得你，并且愿意尽我所能地帮助你。怕你一时想不起我的名字——唐·卡利范，我随信附寄一张我们相识时的照片。最初当我在报纸上读到你的消息时，我深感震惊，后来就开始回忆我们相识的那些日子。虽然我们从来不是亲密的朋友，但我在军中认识的人里，对你印象却是最深。大约是一九五一年的秋天吧，你被分派到华盛顿李维斯堡的第七六一工兵轻装备连。你个子很矮（我也不比你高多少），但身体强壮，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因为你曾在阿拉斯加生活过，不少人都称你是“爱斯基摩人”。

我最先想起来的就是长官视察连队那件事，当时要求所有的手提箱都要打开检查。我记得所有的手提箱都是整整齐齐的，你的也是一样，但是你的里面贴了几张性感女郎。我们都认为你要有麻烦了。但来视察的长官却没在意，检查结束后，他根本没有追究此事。我们当时都认为你真是个勇敢的家伙。我还记得，你台球打得很好，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象出你在连队台球室里打台球的样子。你还是连里最出色的卡车司机之一。你还记得那次部队野营时咱俩的遭遇吗？在冬季的一次演习中，我们负责测定卡车在野外的耐用程度。我们连队的卡车是没有暖气的，驾驶室里经常很冷。我记得你在车座的地板上挖了一个窟窿，好让发动机的热气进到驾驶室里。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毁坏”军队财物是犯罪，你有可能因此受到严厉的惩罚。我当时是新兵，一点儿纪律都不敢犯。但是我还记得当我为此而担心的时候（同时还挨着冻），你却咧嘴一笑（你一定很暖和）。我记得你买过一辆摩托车，还模模糊糊地记得你好像还出了点儿事。被警察追？撞了车？不管是什么，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你身上狂野的一面。我的回忆有些地方可能不对；毕竟那是八年前的事了，而我和你在一起只有八个月。不过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俩相处得很好，我很喜欢你。你看起来总是兴高采烈、很神气的样子，你擅长部队的活儿，我不记得你发过多少牢骚。当然，那时你不安分的性格就很明显了，只是我从来没注意到。但现在你的确有麻烦了。我试图想象出你现在的处境，你在想些什么。我第一次读到你的消息时惊得瞠目结舌，我真是那样。后来我放下报纸，想去考虑其他事情，但却总是想起你，我不能用遗忘来安慰自己。我现在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或者说我在为此而努力，但过去我并不是这样。以前我脑子里只想着那些对我自己最重要的小事，我从未考虑过死亡或者来世的事情。我的生活太热闹：买车、上大学、约会，等等。后来，我弟弟在十七岁那年得白血病死了。我现在经常在想，在他知道自己不久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现在我想起了你，我也想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在我弟弟去世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我知道我该说什么。这就是我给你写信的原因：因为上帝创造了你，也创造了我，他爱你，就如同他爱我。就我们所知的上帝意旨来看，你所遭遇的灾难，将来我也可能遇到。

你的朋友
唐·卡利范

虽然对这个名字毫无印象，但佩里立刻认出了照片上那个剪着平头、眼睛圆亮而真挚的年轻士兵。这封信他读了许多遍。尽管他认为其中有关宗教的启示没有说服力，（“我尝试过信教，但是我不相信，我无法相信，假装是没有用的。”）但这封信还是令他非常激动。有人主动要帮助他，一个明智而值得尊敬的人，一个曾经认识他、喜欢过他的人，一个署名为朋友的人。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提笔写下回信：“亲爱的唐，我当然还记得唐·卡利范……”

希科克的牢房没有窗户，他的牢门面对着其他牢房，中间隔着一条宽大的走廊。但是他并不孤独，有许多人和他说话：酒鬼、造假币的、打老婆的以及墨西哥流浪汉。迪克凭借“铁窗硬汉”式的满不在乎以及说不完的风流韵事和荤笑话赢得了一般狱友们的欢心。（不过有一个人不吃这一套，一个老头儿，见了迪克就冲着他大喊：“凶手！凶手！”还用一桶脏水把他泼成了落汤鸡。）

表面上，希科克完全是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在睡觉或找人搭讪之余，他就躺在床上抽抽烟、嚼嚼口香糖、翻翻体育杂志或者平装本的恐怖小说。他经常躺在床上一边吹口哨——最爱的曲子是《你一定曾是美丽的宝贝》、《去往水牛城》——一边盯着天花板上那盏不分昼夜都亮着的灯泡。他憎恨灯泡单调的监视，它不但打扰他睡觉，而且还威胁到他心中的秘密计划——越狱。事实上，他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无忧无虑、那样顺服；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到绞刑架上荡秋千”。他知道这次审判——任何堪萨斯州的审判都是如此——他避免不了这样的结局。因此他下定决心要“越狱，抢一辆汽车，扬尘而去”。但是首先他必须有一件武器。有几个星期，他一直在自制武器：一把“尖刀”，一把类似冰锥的利刃，从副警长迈耶的肩胛骨捅进去一定可以致命。他做这把刀的材料——一块木头和一段硬铁丝——是从一把偷藏起来的马桶刷上拆下来的，后来一直藏到床铺底下。每当深夜，四周只有鼾声、咳嗽声以及从漆黑小镇传来的圣达菲火车站的汽笛声时，他就开始在牢房的水泥地面上磨铁丝。一边磨，一边心中谋划。

希科克高中毕业后的那年冬天，他曾靠搭车跑遍了堪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我当时在找工作。有一次我搭上一辆卡车，司机和我起了一点儿小争执，实际没有什么原因，但是他却揍了我一顿，撵我下了车，把我一个人留在高高的落基山上。天下着雨夹雪，我的鼻子血流不止。后来我在一处树林斜坡发现了许多消夏用的小木屋，因为是冬天，所以全都锁着。我进入其中一间，里面有烧火用的木头和罐头食品，甚至还有威士忌。我在里面住了一个星期，虽然鼻子很疼、眼睛青肿，但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雪停后，太阳出来了。我从未见过那么美的天空，就像在墨西哥一样，如果墨西哥也有冬天的话。我又搜查了其他几座屋子，找到一些烟熏火腿、一台收音机和一支步枪。那枪太棒了！我每天都背着出去，阳光照在我的脸上，那感觉太好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人猿泰山’。每天晚上，我吃完豆子和煎火腿，钻进火堆旁的毯子，听着收音机播放的音乐渐渐入睡。那附近没有人来，我敢打赌，我可以住到开春。”如果越狱成功，迪克打算去重温旧梦：前往科罗拉多的深山里，到那里找间小屋藏到春天（当然是单独行动，他才不考虑佩里的前途呢）。一想到这田园般的生活，他磨铁丝的劲头就更大了，终于把它磨成了一支光滑的极为锋利的锥子。

三月十日，星期四。警长突袭搜查了所有牢房，在迪克的床铺底下找到一把小刀。我想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微笑）

实际上，佩里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可笑的事，因为挥舞着一件危险武器的迪克，可能对他心中正在盘算的计划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几个星期过去了，佩里已经熟悉了法院广场内的一切动静、附近出现的常客及其生活习惯。例如，那两只瘦弱的灰色公猫每天傍晚都要出现在法院广场上，四处巡视，不时停下来检查停放在那里的汽车。最初这令佩里迷惑不解，直到迈耶太太给他解释了一番，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两只猫是在找车头护栅上的死鸟。此后，一看到猫出来活动，他心中就一阵绞痛：“因为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像它们一样。我是他们的同类。”

佩里越来越留意到广场上的一个人，那是一位精力充沛、腰杆挺直的绅士，银灰色的头发像无沿便帽一样盖在头顶；他脸型宽大，下巴坚实，不说话时看起来似乎不好相处；嘴角的纹路很深，下垂的眼角显得很阴郁——整体看来非常严厉。但实际上，这个印象至少部分是错误的，因为佩里时不时地瞥见他停下脚步和其他人说话，一副谈笑风生的样子，看起来轻松、快乐、宽厚。“人们可以从这种人身上看到人情味”，这是一种重要的品质，因为此人正是第三十二司法区法官罗兰·H. 塔特，他将主持堪萨斯州对史密斯和希科克的审判。佩里后来才知道，塔特是西堪萨斯地区一位家喻户晓、人人敬畏的名人。他很富有，养了许多马，拥有一大片田产，据说他的妻子非常漂亮。他有两个儿子，但是小儿子已经夭折了，这个悲剧令法官夫妇极为悲痛，于是他们把一个因案出庭的无家可归的弃儿收为养子。“这么说他心肠很软，”有一次佩里对迈耶太太说，“也许他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但那并不是佩里真实的想法。他相信自己给唐·卡利范的信中所写的——他们现在经常通信——他的犯罪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他注定要“爬上那十三级台阶”。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因为他也计划越狱。他的希望寄托在两个观察已久并且一直也在关注他的年轻人身上。他们一个是红头发，一个是黑头发。有时候，这两个年轻人站在广场上那棵枝条伸进牢房窗户的榆树底下，冲佩里微笑，还向他招手——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想。佩里从未和他们说过话，他们总是待上一小会儿，就走开了。但是佩里却相信，这两个年轻人在一种冒险欲望的刺激下，也许会帮助他越狱。因此，他画了一张广场地图，还标示出最适合停靠“逃跑汽车”的地点。在地图下面，他写到：

我需要一把五号钢锯。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但是你们知道一旦被抓住的后果吗（如果了解就点点头）？那也许意味着你们要在监狱里住很久。你们也有可能被杀。为了一个你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你们最好仔细想想！认真地想！另外，我怎么知道我能信任你们呢？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耍了一个花招，把我弄出监狱，然后杀掉呢？希科克怎么办？所有的策划必须包括他在内。

佩里把这张字条折好，放在桌上，准备在两个年轻人再次出现的时候立即从窗户里扔出去。但是他们再也没有出现，他也再没有见到他们。最终他甚至怀疑那两个年轻人是不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一想到自己“也许不是个正常人，也许是个疯子”，佩里就感到焦虑。“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姐姐就因为我喜欢月光而笑话我。我经常躲在黑影里，偷偷地看月亮。”）不管是不是幻想，他不再去想那两个年轻人了。另外一种逃脱的办法——自杀，取代了之前的想法。虽然狱方很警惕（牢房中不准有镜子、皮带、领带或者鞋带），但他还是想出了自杀的办法。他的牢房的天花板上也有一盏昼夜通明的灯泡，但和希科克不同的是，他的牢房里还有一把扫帚，他可以用扫帚抵住灯泡直到把它拧下来。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把灯泡拧了下来，用碎玻璃割腕自杀。“我觉得全部的气息和光明正在离我远去，”他后来在描述自己的感受时说，“牢房的墙壁消失了，天空呈现出来，我看到一只黄色大鸟从天而降。”

在他的一生里，从贫穷而凄惨的童年，到放荡不羁的青年时期，再到现在狱中的日子，那只巨大的黄色鹦鹉始终在佩里的梦中飞翔。它是佩里的复仇天使，替他杀死敌人，或者就像此刻，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它抓起我，我大概轻得就像一只小老鼠，我们上升、上升，我能看见下面的广场，人们追着、喊着，警长向我开枪。因为我自由了，所有的人都痛苦得要死，我飞啊飞啊，我比他们都要幸福。”

开庭预定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举行。在开庭前的几个星期里，辩护律师经常与被告商谈，有关变更审判地点的适当性与可行性也在讨论之列。但是弗莱明先生曾多次提醒他的当事人说：“不论审判在堪萨斯州哪一地点举行，都不会对本案产生影响。该州各地的观点都是一样的。在加登城审判对我们可能还更有利一点。这里是一个宗教信仰深固的地区，一万一千人拥有二十二座教堂。大多数牧师都反对死刑，他们认为死刑是不道德的，是违反宗教教义的；就连克拉特家的牧师同时也是他家挚友的考文牧师，也反对在本案中采取死刑。记住，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挽救你们的性命。我认为这里的机会并不比别处差。”

在第一次传讯史密斯和希科克之后不久，塔特法官便接到两名被告律师提议，请求对两名被告做详细的生理与心理方面的检查。他们特别进一步请求法庭，准许堪萨斯州拉尼德安全且设备良好的州立精神病院暂时监护两名犯人，并由该院检验被告之一或两人，是否属于“精神失常、低能或白痴，以致不能理解自己的处境并提出辩护”。

拉尼德位于加登城以东一百英里。希科克的辩护律师哈里森·史密斯向法庭陈述说他已经去过该院，与医院专业人士交换了意见。“我们自己的城区内没有合格的精神病科医生。实际上，在方圆二百二十五英里的范围之内，拉尼德是唯一能找到这样的医生的地方，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可以执行重大精神状态的评估。这需要花时间，大概四到八周。但是和我商谈过的医生说他们愿意立刻开始工作；而且作为一家州立机构，它当然不会让县政府承担任何费用。”

这个提议遭到检察官特别助理洛根·格林的反对。他确信，“暂时性精神错乱”有可能成为对方（被告律师）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试图坚持的辩护词。他担心这项建议如被法庭采纳，其结果就像他在私下预测的那样，有可能导致一大堆同情被告、“治人脑子”的医生出庭作证。（“那帮家伙，总是为凶手喊冤叫屈，却从来不考虑受害者。”）他害怕出现这样的局面。格林出生于肯塔基州，是位个子矮小、性格好斗的律师。他向法庭指出，堪萨斯州有关犯人心智健全的规定，是沿用了英国古代的《麦纳顿法则》，该法律规定如果被告知道自己行为的实质，且明了这种行为是错误的，那么他在心智上就是健全的，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格林进一步指出，堪萨斯州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判断被告精神状态的医生必须具备特殊的资格，“普通医生就可以，一般行医的医生就可以胜任。法律就规定这些。每年，本县都有关于精神健全与否的听证会以决定犯人的刑罚。我们从未求助于拉尼德或者其他类似的精神病院的医生，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的医生执行这类检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精神失常、白痴或者弱智根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把被告送到拉尼德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在浪费时间。”

被告的辩护律师史密斯在反驳时指出，现在的形势“远比精神健全犯人的审讯严峻得多。这涉及到两个人的生命。不管他们犯下了怎样的罪行，他们有权接受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医生的检查。精神病学，”他补充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迅速发展起来。联邦法院已经开始将这一科学成果应用于审判罪犯。我个人认为现在正是我们在本案中应用这一学科的新见解的大好时机。”

但塔特法官似乎无意于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因为就像法官的一位同事所说的那样，“塔特是那种照本宣科的律师，他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判案”；但他同时指出，“如果我是无辜的，我最希望坐在法官席上的就是他；但是如果我是有罪的，我最不希望的也是他。”实际上塔特法官也并没完全否决这项建议；相反，他按照法律的规定，任命了一个由三名加登城医生组成的委员会，授权他们裁决犯人的精神状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三位医生宣布两个犯人谁都没有精神失常。得知医生的诊断结果，佩里·史密斯说：“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只是来取乐的。想亲耳从罪犯的嘴里听到所有可怕的细节。哦，他们听得眼睛放光呢。”希科克的律师也很恼火，他再次前往拉尼德州立医院，呼吁精神病医生免费去加登城为被告作检查。自愿承担此任务的W. 米歇尔·琼斯医生，是一位非常合适的人选，虽然还不到三十岁，但已经是犯罪心理学和精神失常犯罪方面的高级专家了，他先后在欧洲和美国研读并工作多年。他同意为史密斯和希科克作检查。如果检查结果有利，他将出庭为被告作证。）

三月十四日早晨，被告的辩护律师再次求见塔特法官，这次他们请求延期开庭。这天离原定日期只剩八天了。他们的理由有二：第一，“最重要的证人”即希科克的父亲病重，无法出庭作证。第二个理由比较微妙。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该城的商店橱窗、银行、饭店和火车站内都开始出现一些大字横写的广告，上面写着：H. W. 克拉特农场大拍卖。时间：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地点：克拉特住宅。

哈里森·史密斯对法官说：“这次被害人财物大拍卖的日期恰好定在一周之后，也就是在首次开庭的前一天。这是否将不利于被告，我无法指证；但是这些广告加上报纸和电台的宣传，势必将会不断提醒该地的每一位居民，而一百五十名候选陪审员就将从他们当中产生。”

塔特法官不为所动。他否定了这项建议，未加任何评论。

年初的时候，克拉特先生的日本邻居芦田英夫已经拍卖了自己的农场设备，举家迁往内布拉斯加州。芦田那一次的拍卖算是相当成功，但也只吸引了百余名顾客。而赶来参加克拉特家拍卖的人数则超过了五千人。由于霍尔科姆的居民早预料到这次必定盛况空前，因此教会的妇女们就把克拉特家的谷仓变成了一个餐厅，准备了二百个自制的馅饼，二百五十多磅汉堡和六十多磅火腿片，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拍卖会竟打破了西堪萨斯地区的纪录。车辆从州内大、小城镇以及附近的俄克拉荷马、科罗拉多、得克萨斯与内布拉斯加各州源源涌进，一辆接一辆，在通往河谷农场的小路上排起了长龙。

这是自谋杀案以来，首次允许公众参观克拉特宅；这说明了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来客风尘仆仆的动机纯粹是出于好奇心。当然，那天天公也作美。到三月中旬，冬天厚厚的积雪已经融化，土地已经彻底解冻，出现了成片深及脚踝的稀泥。在土壤干燥之前，农户们没有太多的事可做。“现在地里全是烂泥，”一位农妇，比尔·兰姆齐太太说，“无论如何，也没法工作。我们想不妨开车去看看拍卖会。”实际上，那天风和日丽，已经是春天了。虽然脚下是深深的淤泥，但太阳终于露出了面容，也许是被大雪和阴云遮盖了太久，太阳看起来像是特地为这天亮相似的；克拉特先生生前栽种的梨树、苹果树，林荫路两旁的榆树，都披上了一层新绿。宅邸四周修剪整齐的草坪也是一片嫩绿，上面站满了人。妇女们急于仔细看看这座无人居住的房屋，她们纷纷从草坪上踏过，透过窗户向屋里张望，仿佛既希望又害怕看见优雅的印花窗帘后面隐藏的幽灵。

拍卖师大声叫喊，称赞着即将被拍卖的物品——拖拉机、卡车、手推车、装钉子用的木桶、大铁锤、全新木材、牛奶桶、烙铁、马掌等，凡是农场的必备品，从绳子、马具到洗羊用的清洁液与锡制洗衣盆，应有尽有。大多数人是带着低价购买到这些物品的希望来的，竞标者却羞羞答答，那磨起老茧的手不肯轻易拿出血汗钱；但是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卖掉了，甚至连一串生锈的钥匙也有人买去。一个穿着浅黄色皮靴的年轻牛仔买到了凯尼恩·克拉特的“追狼车”，男孩生前经常开着这辆破车在月夜里追赶郊狼。

那天在拍卖会上负责把东西搬上搬下的有三个人：保罗·赫尔姆、维克·伊尔斯克和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他们都曾是长期追随赫伯特·威廉·克拉特先生的忠心耿耿的雇员。帮他卖掉这些遗物是他们最后的工作，今天也是他们在河谷农场工作的最后一天了；农场已经卖给了一位俄克拉荷马州的牧场主，从此以后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将是陌生人了。随着拍卖的进行，克拉特先生那庞大的资产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清空。保罗·赫尔姆不禁忆起了这家人的葬礼，他说：“这简直就是第二次葬礼。”

最后拍卖的是畜栏中的牲口，大部分是马匹，其中包括南希那匹又肥又大、已过盛年的宝贝。开始拍卖马匹的时候已是午后，学校放学了，南希的几个同学挤在人群中观看，苏珊·基德维尔也在里面。苏珊已经收养了南希的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但她仍希望能给宝贝一个家，她爱这匹马，她也知道南希是多么地爱它。以前在夏天的夜晚，两个女孩经常骑在宝贝宽宽的背上，慢慢走过麦田，来到河边下到河里。宝贝在浅水处涉水，直到“我们三个清凉得像鱼儿一样”，才从水里出来。但是苏珊却没有地方养这匹马。

“五十……六十五……七十……”好久都没有人出价，似乎没有人真的想买宝贝。最后，一位门诺派农场主用七十五块钱得到宝贝，他说打算用宝贝来耕地。当他把宝贝牵出畜栏时，苏珊·基德维尔跑了过去，她向宝贝挥手，似乎想向它说声再见，但最后却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在开庭前夕，加登城《电讯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其中这样写到：

有些人认为在这起轰动一时的谋杀案开庭之时，全国的目光都会聚焦在加登城。但实际并非如此。甚至就在距本城仅一百多英里的科罗拉多州，也很少有人熟知本案，他们只不过知道好像一个良善的家庭的数位成员惨遭杀害。这对全国当前的治安来说是一项隐忧。自从去年秋天克拉特一家四口遇害后，类似的谋杀案在其他地方又发生了数起。就在本案开庭前的几天时间，至少又有三起特大谋杀案登上了报纸的头条。因此，我们目前这起谋杀案不过是人们过目即忘的众多案件之一了……

或许全国的目光并不曾集中在他们身上，但是在第一次开庭的那天早晨，案件的主要参与者，从法庭书记到法官本人，都明显注意了自己的仪表风度。四位律师全都穿着崭新的西装，县检察官的大脚蹬着一双新皮鞋，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希科克也穿着他父母送来的衣服：蓝色哔叽裤子，白衬衫，打着深蓝色的领带，显得很整洁。只有佩里·史密斯例外。他既没穿外套，也没打领带，只穿了一件无领衬衫（还是从迈耶先生那儿借来的），一条牛仔裤，裤腿卷了起来，看起来犹如出现在麦田里的海鸥，既孤独又突兀。

法庭位于芬尼县法院大楼的三层，是个普通的房间，四壁雪白，里面摆着漆成了深色的木质家具，显得阴沉而单调。旁听席的长椅大约可以容纳一百六十人。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二这天上午，长椅上清一色是男性，他们均是芬尼县居民，陪审团成员将从他们中间产生。许多应招而来的人看起来并不急于入选。（其中一位陪审员候选人与另一位交谈时说：“他们不能用我。我耳朵不太好。”他的朋友，羞涩地沉默了一会儿，说：“经你这么一提醒，我的耳朵也不太好啊。”）据原来推测，组成陪审团要花好几天的时间，但结果四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个包括两名候补人员的陪审团是从前四十四名候选人中遴选出来的。其中有七人由于被告方面提出异议而被淘汰，三人应起诉方的要求以及法官的准予而退出；另外二十人或因为反对死刑，或因为承认自己已经认定被告有罪，而被解除了陪审员资格。

最终选出的十四个人里有六位农场主、一位药剂师、一位幼儿园园长、一位机场雇员、一位打井师傅、两位售货员、一位机械师以及一位保龄球馆经理。他们均已成家（数人有五个以上的子女），都是当地名教派的虔诚成员。在作誓言审查时，其中四位对法庭坦言，他们认识克拉特先生，不过不太亲密，因此不致影响他们作出公正的判断。当被问及对死刑的看法时，那位在机场工作的名叫N. L. 敦南的雇员说：“要在平时，我反对死刑，但在本案中，我并不反对。”在场的许多人都认为，他这项表白显示他对此案存有成见。但敦南仍入选了。

两名被告对誓言审查的过程漠不关心。前一天，那位义务来为他们作检查的心理学家琼斯医生已经和他们各自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在会谈结束时，他建议每人写份自传。因此，在誓言审查的那四个小时里，他俩正忙着写自传。他们坐在各自律师的对面，希科克用钢笔，史密斯用铅笔写着。

史密斯在自传中写到：

我叫佩里·埃德加·史密斯，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内华达州埃尔克县的亨廷顿。那是一片荒野。记忆中我们家在一九二九年搬到了阿拉斯加州的朱诺市。除父母外，我还有一个大哥小特克斯，（后来因为“德州人”这个名字老是受人嘲讽，他改名叫詹姆斯，但据我所知这也是因为他从小恨我父亲的缘故——都是妈妈从中挑拨的。）两个姐姐弗恩（她后来改名叫乔伊）和芭芭拉……在朱诺，我父亲开始贩卖私酒。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妈妈迷上了酒。妈妈和爸爸开始吵架。我还记得妈妈在父亲出门的时候，在家中和几个水手“寻欢作乐”。等父亲回家后，争斗就开始了。父亲经过一番剧烈争斗，把那些水手赶了出去，然后又把我妈痛打了一顿。我吓坏了，实际上我们小孩子都吓坏了，大哭不止。我之所以害怕是因为我认为父亲也会伤害我，也因为他正在打妈妈。我当时真的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打她，但心里好像知道一定是妈妈做了非常坏的事……这以后我还依稀记得的是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布拉格堡的生活。我哥哥得到了一个礼物，是支玩具枪。他开枪打死了一只蜂鸟，见鸟死了，他很难过。我求他让我也玩玩，但他把我推开了，说我还太小，我伤心地哭了。哭完后，我怒火中烧；到了晚上，我看见枪立在他的椅子旁边，就从他背后一把抓了过来，对准他的耳朵大喊：砰！父亲（也许是妈妈）揍了我一顿，还让我道歉。有个邻居经常骑着一匹白马经过我家门口去城里，哥哥常用那支枪朝马射击。有一次，邻居逮到了躲在灌木丛中我们哥俩，送到父亲面前，我们挨了一顿揍，我哥的枪也被收走了，我真高兴他的枪被收走了……对在布拉格堡的生活，我就记得这些……（对了，我们小孩子还经常手里拿着一把伞，从干草棚上往下面的草堆里跳。）

我还记得几年后我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或是内华达州），有一件非常恶心的事让我难以忘记，我妈和一个黑鬼的事。夏天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睡在门廊上，我们的床就在父母卧室窗台的正下方。我们所有小孩都透过半掩的窗帘看到了全部过程，真真切切的。我父亲当时雇了一个黑鬼（叫山姆）干一些耕地或者放牧的零活，他自己则在外干活，经常很晚才开着那辆破卡车回家。我现在想不起事情的全部经过，但可以肯定父亲是知道或者怀疑了。事情以父母的分手而告终，母亲带着我们去了旧金山，还带走了父亲的卡车和他从阿拉斯加带回来的许多纪念品。我想那是在一九三五年吧？

……在旧金山，我成天惹事，跟一群野孩子在外头混，那些人都比我大。我妈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她根本不能好好教养或照顾我们了。我就像土狼一样任性而野蛮。没有规矩，没有纪律，也从未有人教我分辨是非。我高兴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直到碰上警察找我麻烦。因为离家出走和盗窃，我多次被关进教养院，现在有一处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肾脏虚弱，每天晚上都尿床，这是很丢脸的事，但我也没办法。在那个教养院里我常因此遭到一个女看守的毒打，她当着其他孩子的面骂我、羞辱我。她经常在夜里过来查看我尿没尿床。如果尿了，她就把我的被褥扔出去，然后用一根粗大的黑皮带疯狂地抽我；揪住我的头发，把我从床上拽下来，拖到浴室，扔进澡盆，用冷水浇我，还让我自己把床单洗干净。每晚对我来说都是一场噩梦。后来她又想出新花样来整我，她认为在我的阴茎上抹药膏是件很有趣的事，这几乎令人难以忍受，我疼得火烧火燎的。她后来因此丢了工作。但这永远也改变不了我对她的看法，永远也改变不了我要复仇的想法，向她以及所有取笑过我的人复仇。

写到这时，琼斯医生告诉他必须在那天下午完成，史密斯不得不跳过某些生活经历，直接叙述青少年时期以及后来和父亲一起在中西部流浪、淘金、打猎与其他琐碎的细节：

我爱我的父亲，但是有的时候这种爱与亲情就像被浪费的水一样从我心底流干了。他从未试图去理解我，极少为我着想、倾听我的想法，对我负起责任来。我不得不离开他。十六岁的时候，我当了船员；一九四八年，我投考陆军，多亏主考官的帮忙，我总算通过了考试。从这时起，我开始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然而也更加加深了我对别人的憎恶。我开始打架。我曾把一个日本警察从桥上扔到了河里，还曾因为砸烂了一家日本餐厅而上过法庭，后来在日本的京都又因为偷出租车而受审。我在部队里待了将近四年。在日本和朝鲜服役期间，我脾气特别暴躁，惹出很多事。我在朝鲜服役十五个月，后来调防回到美国。因为我是首位从朝鲜回到阿拉斯加的军人，报纸上又是文章，又是照片，大肆宣扬我，还让我免费乘飞机去阿拉斯加，真是花样十足……我在华盛顿州的李维斯堡服完了兵役。

写到最近的经历，史密斯急转直下，他的铅笔笔迹越发不易辨认：在一次摩托车车祸中摔断了腿，因在堪萨斯州菲利普斯堡的一次夜间盗窃行径首次被关进监狱：

……我因重大盗窃罪及越狱被判处五至十年徒刑。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在监狱里，我变得更加愤世嫉俗。我原本打算出狱后去阿拉斯加找我父亲，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我跑到内华达和爱达荷州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拉斯维加斯，接着去了堪萨斯。于是便陷入目前这样的境地。没时间多写了。

他签了名，并写了附言：

希望能有机会再和你晤谈。许多事情我没有提及，但你或许更感兴趣。我始终觉得：有幸和那些胸怀远大且能以毅力完成大志的人相处，是我一生最感振奋的事。和你在一起，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希科克在写自传时，并没有像佩里那样全神贯注。他常常停下来倾听法庭对陪审员候选人的质问，或者环视周围的人们，尤其狠狠地瞪了检察官杜安·韦斯特刚毅的面孔。韦斯特和他同年，都是二十八岁。不过希科克总算用他那斜如雨丝的笔迹，在当天休庭之前，完成了他的自传：

虽然对我而言，早期生活的印象已经相当模糊，但是我会尽我所能告诉你我的全部。就从十岁开始吧。我的学校生活和其他同龄男孩差不多：打架、找女朋友，也做过所有成长中的孩子都难免一试的事情。我的家庭生活也很正常，但就像我以前对你说的那样，我极少得到允许离开院子去和同伴们玩耍。我父亲在这方面对我们男孩总是特别严厉。我必须帮父亲做大量的家务活……在我的印象里，父母只吵过一次架，但我记不清是为什么了……我记得父亲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我相信那时我是镇上最神气的孩子。那是一辆女式自行车，父亲把它改造成男式的，他给车身上下全都刷上漆，看起来像新的一样。我小时候有许多玩具，相对于我家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是很多了。我家总是处在你们所说的“半贫困”状态，虽然从来没有彻底潦倒，但有几次也差不多了。我父亲拼命工作，尽其所能地养育我们。母亲也是个勤劳的人。有她在，家里总是利落整洁，我们都能穿上干净的衣服。我记得父亲经常戴着一顶老式的平顶牛仔帽，他让我也戴，但我不喜欢……

高中时期，我表现不错，高一或者高二的时候成绩中等，但后来稍为落后了一点儿。我有了一个女朋友，她是个好女孩。我还记得，除了接吻，我从来没有打过她的任何歪主意。那是真正纯洁的恋爱……上学期间，我参加了几乎所有的体育运动，总共收到九封推荐信。篮球、橄榄球、田径、棒球，我都很在行。我中学毕业那年过得最好，那时我没有固定的女朋友，只是四处打游击。我第一次和女孩发生关系正是在这一时期。在男同学里，谈起追女孩子的事我可是相当权威的……

有两所大学给我提供资助，让我去打球，但是我都没去。毕业后，我开始在圣达菲铁路局工作，到第二年冬天被裁员了。次年春天，我又在洛克汽车公司找了份工作。我在那儿干了大概四个月，就在那时我出了车祸，因头部严重受伤而在医院里住了几天。由于伤势不轻，一时无法找到任何工作，所以那年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处于失业状态。这时，我又遇见了一个女孩，谈起了恋爱。她父亲是位浸信会的牧师，厌恶我和她来往。七月份，我们俩结婚了，他大发雷霆，直到得知他女儿已经怀孕才算罢休。但他从未祝福过我们，总是和我们格格不入。结婚后，我开始在堪萨斯城附近的一座加油站工作。我每天从夜里八点工作到早晨八点。有时我妻子通宵陪着我，她害怕我熬不了夜，所以过来帮帮我。后来培里庞提克医院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我高兴地接受了。虽然赚得不多——每周只有七十五块钱——但这份工作非常令人满意。我和其他人相处融洽，上司也很喜欢我，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也就是在此期间，我开始做些羞于见人的事。

希科克在此透露了他的恋童癖，在描述了几个例子后，他写到：

现在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当时我从未考虑过对错的问题。盗窃也是一样，似乎偷东西是源于一种冲动。对于克拉特案，有一件我从没说过的事情正是这种冲动。在我去他们家之前，我就知道那儿会有个姑娘。我想我去那儿的主要原因并非抢劫，而是要强奸那个姑娘。这件事我想了很多。这也是行动开始后我从未打算走回头路的原因之一。甚至在我们发现没有保险箱时，我还是不甘心就此离去。在克拉特家的时候，我几次想靠近那个女孩。但是佩里连一个机会也没给我。我希望除你之外，再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因为我甚至没对我的律师说起过。还有些事情我本来也应该告诉你的，但我害怕我的家人早晚知道。因为对我来说，我干的那些事比受绞刑还要令我感到羞耻……我有一些病症，可能是那场车祸造成的；我有时会昏倒，有时鼻子和左耳朵会流血。有次我在朋友克里斯家就犯过一次病，他们住在我父母家的南边。不久前，父亲还帮我从我眼角处取出一块碎玻璃片……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导致我离婚和坐牢的那些事。那得从一九五七年初讲起。我和妻子当时住在堪萨斯城的一座公寓里，我已经辞去了汽车公司的工作，自己开了一家修车厂。厂房是我从一个女人那儿租来的，这个女人有个媳妇名叫玛格丽特。有一天，我干活儿的时候见到了她，我们一起喝了杯咖啡。她丈夫不在家，在海军陆战队服役。长话短说，我开始和她约会，我妻子提出要离婚。我开始觉得我其实从未真正爱过我妻子，否则我不会做出这种事来，所以我没有反对离婚。我开始喝酒，曾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醉醺醺的。我没心思工作，花的比赚的还多，于是开始开假支票，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偷被送进了监狱……我的律师说我应该信任你，因为你可以帮我。如你所知，我现在需要帮助。

第二天，星期三，是正式开庭的日子。普通公众首次被准许进入法庭，但由于法庭空间太小，只能容纳一部分人入内。最好的座位留给了二十位记者、希科克父母以及唐纳德·卡利范（应佩里·史密斯的律师的请求，他从马萨诸塞州赶来，为他当年的军中朋友作个性上的指证）等人。一度传言克拉特先生活着的两个女儿也将出庭，但她们并没有来，在随后的数次开庭中也始终未曾出现。代表受害人亲属出庭的是克拉特先生的弟弟阿瑟，他驾车从百里之外赶来此地时，对记者说：“我要好好看看他们（史密斯和希科克），看看他们是哪种畜生。我恨不能把他们撕碎！”他直接坐在了被告的身后，死死地瞪着他们，仿佛要把他们印在自己的记忆中。此刻，好像阿瑟·克拉特的意志发生了作用，佩里·史密斯转过头来，看着阿瑟，他认出了这张和他所杀害的那个人极为相似的面孔：同样温和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和坚实的下巴。佩里那时正在嚼口香糖，立即停住并垂下眼帘，一分钟以后，他的嘴角才又开始慢慢地嚅动。除了这一短暂的时刻，史密斯和希科克对于法庭的态度是既无所谓又不感兴趣；他们嚼着口香糖，不耐烦地用脚踢踏着。这时法庭传第一位证人出庭。

南希·埃瓦尔特之后出庭的是苏珊·基德维尔。两位年轻的女孩描述了她们在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天进入克拉特家时看到的情景：寂静的房间，厨房地上的空钱包，照在卧室里的阳光，她们的同学南希·克拉特倒在血泊中。被告律师放弃了反复讯问的权利，也放弃了对以后的三名证人（南希·埃瓦尔特的父亲克拉伦斯、警长厄尔·鲁滨逊和验尸官罗伯特·芬顿）的盘问。这三名证人分别对十一月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发生的事情作了补充叙述：四位遇害者陆续被发现，被害的惨状，以及芬顿医生所作的验尸结果，其中指出，“猎枪射击导致被害者脑部严重受伤与头骨破裂为致死原因。”

接着，理查德·罗莱德出庭。

罗莱德是加登城警察局的首席警探。他的业余爱好是摄影且造诣颇高。就是他拍下的照片在冲洗后显示出希科克在克拉特家地下室里留下的脚印。这些脚印只有相机才能辨认，肉眼很难看出来，也是他拍摄了死者尸体各部分的照片，即在案件尚未侦破之前，艾尔文·杜威一直无法释手的那些被害者惨死的影像。罗莱德出庭证实这些照片的确由他所摄，以供起诉检察官作为证据，但是遭到希科克的律师哈里森·史密斯反对。他说：“展示这些照片的唯一目的，就是煽起陪审团的怒火与偏见。”塔特法官驳回了他的抗议，允许这些照片作为物证，这就意味着陪审团将传阅这些照片。

陪审员们传阅照片的时候，希科克的父亲对邻座的一个记者发牢骚：“瞧上面那位法官！我从未见过如此偏袒的人。由他主持法庭还有什么意义！啊呀，他不是葬礼上护送灵柩的人吗！”（实际上，塔特与受害者一家并不熟，也没有参加他们的葬礼。）但是在寂静的法庭里，只有希科克老先生发出了这微弱的呼吁。一共十七张照片，当它们在陪审员的手中传递时，陪审员们的表情立即反应了照片的冲击力：有个陪审员的脸孔忽地涨红好像被打了一记耳光；有几个人刚瞥了一眼，就显然不忍再看。照片似乎唤醒了他们，迫使他们亲眼看看发生在邻居家真实而悲惨的事件。这令他们震惊，令他们愤怒，其中几个人——药剂师、保龄球馆的经理，边看照片边用极度蔑视的目光瞪着被告。

老希科克先生丧气地摇了摇头，一遍遍地嘟囔：“没意义！这像什么话！”

在传讯当天最后一位证人时，检察官声称将传讯一位“神秘人物”出庭。正是此人提供的信息导致被告被捕，他就是弗洛伊德·威尔斯，希科克的前狱友。因为威尔斯仍在堪萨斯州监狱服刑，有受到其他犯人报复的危险，因此他是告密者的消息一直秘而不宣。为了他能安全地出庭作证，现已将他提出堪萨斯州监狱，关押在邻县的一个小监狱里。然而，当威尔斯穿过法庭向证人席走去时，仍然显得鬼鬼祟祟，很不自然，好像担心沿途会有人谋害他似的。当他从希科克身边走过时，希科克的嘴唇动了动，悄声吐出几个恶毒的字眼。威尔斯假装没听见；但他的举止像一匹听见响尾蛇咝咝作响的受惊马儿，急速地闪开被他出卖的朋友所伸出的蛇信。他站在证人席上，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他是一个短下巴、农家子弟模样的小矮个，穿着一套非常得体的深蓝色西服，这是堪萨斯州官方专门为他出庭而买的。他们认为，作为最重要的证人，他看起来应该受人尊敬、值得信任。

由于开庭前的多次演练，威尔斯的证词像他的外表一样干净利落。在洛根·格林的鼓励下，证人承认他曾作为雇员在河谷农场工作过大约一年。离职大约十年后，因盗窃罪被判入狱，他开始和另一位盗窃犯理查德·希科克交上了朋友。他曾对后者描述过克拉特的农场和家庭。

“那么，”格林问，“在你和希科克先生交谈中，关于克拉特先生，你们分别说了些什么？”

“谈了很多。希科克说他假释出狱后准备到西部找份工作，他打算中途停下来，去克拉特先生那儿谋一份差事。我对他说过克拉特先生非常富有。”

“希科克先生是否对你所说的很感兴趣？”

“嗯，他想知道克拉特先生是不是有个保险箱。”

“威尔斯先生，当时你认为克拉特家中有保险箱吗？”

“嗯，我在那儿干活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我那时认为有个保险箱。我知道好像有个壁橱之类的……后来我才得知他（希科克）打算抢劫克拉特先生。”

“他对你讲过抢劫的事吗？”

“他说如果他去抢，就不会留下任何目击证人。”

“他可曾确切说过要如何处置人证？”

“是的，他说他要把他们捆起来，抢完之后再杀死他们。”

格林见已达到事先预定的目的，就让被告律师对证人进行盘问。老弗莱明律师是个典型的乡村律师，他更乐意处理农地契约案件，而不是这种杀人案。他盘问证人的目的是想引出一个控方故意回避的问题：威尔斯本人在谋杀案中的角色以及他品德的可靠程度。

弗莱明单刀直入地问道：“你从未劝阻过希科克先生别去那里抢劫、杀死克拉特一家，是不是？”

“是的。在那里（堪萨斯州监狱），别人谈起这类事情你都不会放在心上，因为你会认为那不过是说说而已。”

“你的意思是说你告诉他那么多事情却没有任何用意？你不是指点给他（希科克）克拉特先生有个保险箱吗？你想让希科克先生相信你的话，是不是？”

弗莱明非常冷静地令证人难以招架；威尔斯扯了扯领带，仿佛突然觉得它打得太紧了。

“你想让希科克先生相信克拉特先生有很多钱，是不是？”

“我对他说过克拉特先生很有钱，没错。”

弗莱明又举出几项事实，指出希科克曾将对克拉特家的残暴计划对威尔斯全盘托出。然后，他仿佛沉浸在悲痛中一般，语气沉重地说：“即使那样，你也根本没有劝阻过他？”

“我不相信他会那么做。”

“你不相信他的话？那么为什么当你得知案件后，你会认定他就是凶手呢？”

威尔斯自信地回答道：“因为案件的发生经过与他对我说的一模一样！”

哈里森·史密斯，被告律师中较年轻的那位，接着质询。他在问话时采取了讥讽式的攻势，语气锋利逼人；实际上他是位温和宽厚的人。他问证人是否有绰号。

“没有。我就叫弗洛伊德。”

律师冷笑一声，“难道现在他们不是叫你‘告密者’吗？或者叫你告发者？”

“我就叫弗洛伊德。”威尔斯垂头丧气地说。

“你坐过几次牢？”

“大概三次。”

“其中也曾因欺诈而坐牢吧，是不是？”

证人否认了。证人说他第一次是因为无照驾驶，第二次是因为盗窃，第三次是当兵时闯了祸，在军营监狱中蹲了九十天。“一次坐火车行军演习，我和另外几个士兵在车上有点喝醉了，用枪打坏了几扇车窗和电灯泡。”

法庭上一阵哄笑。除了两位被告（希科克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和哈里森·史密斯，所有人都笑了。哈里森问威尔斯，为什么在得知霍尔科姆悲剧后，竟拖延了好几个星期才向当局告发。“难道你是在等什么？比方说奖赏之类的？”

“不是。”

“你从未听说过奖赏的事？”律师提到的奖赏指的是《霍奇森新闻报》悬赏一千块钱征求克拉特案线索一事。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

“是在向当局告发之前看到的，对不对？”当证人承认的确如此的时候，史密斯趁胜追问，“你今天来这儿作证，检察官答应给你什么豁免？”

但是洛根·格林立即提出抗议：“我们反对这种提问方式，法官大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任何人可以得到豁免。”反对有效，证人获准离席。当威尔斯离开时，希科克高声叫骂，每个人都听见了。“王八蛋，如果有谁该绞死，那么就应该是他。瞧他那样，离开这儿去领赏了，而且不用交税。”

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因为不久威尔斯就拿到了奖金，又获得了假释。可惜好景不长，他不久就又犯事了，几年间接二连三地犯罪，目前被关押在密西西比州帕切曼州立监狱，他因持枪抢劫被判了三十年监禁。

星期五，法庭在周末休庭的时候，堪萨斯州已经完成了对此案的审理，其中包括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派来四位特工人员出庭作证。四人都是化验室的专家，能熟练地对各种犯罪活动进行科学侦破。他们研究了凶案的证据（血迹、脚印、弹壳、绳子和胶带），从而证实了每件物品作为证据的有效性。最后，堪萨斯州调查局的四位警探提供了他们对犯人的审讯记录以及被告最终的坦白书。这使被告的辩护律师陷入被动。在盘问警探时，他们争辩说，坦白书是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在闷热、狭窄、灯光炽烈的房间里进行逼供。这种不确实的指控显然触怒了警探们，他们用更具有说服力的证词详细地加以反驳。（后来，有位记者问希科克的律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一直盯着这点不放，他生气地说：“你说我该怎么做？天哪，我没有别的牌可打，但是我又不能像个木乃伊似的傻坐在那儿。我总要说点什么呀！”）

事实证明，艾尔文·杜威是控方最具影响力的证人。他的证词中首次向公众披露了佩里·史密斯供认的事实，为各大报刊制造了头条新闻（《恐怖谋杀谜底揭晓——冷血惊悚的告白》），听众深感震惊，特别是理查德·希科克，他错愕而懊恼地开始注意听杜威的陈述。“我还漏讲了一件史密斯对我坦白的事情。克拉特一家被绑起来后，希科克对史密斯说，他觉得南希长得太美了，他想去强奸她。史密斯说他当时警告迪克他绝不容许那样的事发生。史密斯对我表示他对那些无法控制自己性欲的人最为蔑视，希科克若想强奸那女孩，除非和他打一架。”在此之前，希科克并不知道他的同伙已经把他这项强暴的企图告诉了警方；他也不知道，佩里出于一种友好的精神已经修改了最初的供词，承认四人都是他自己开枪杀死的——这个事实是杜威在证词快结束时透露的。“佩里·史密斯说他想对供词中的两处作修正，他说除了这两个地方，其余的话都是真实而准确的。他想更正的就是承认克拉特夫人和南希·克拉特是他所杀，不是希科克。他对我说希科克……不希望让自己的母亲知道他曾加害克拉特家的任何人。他说希科克夫妇是好人。所以干吗不承认都是他杀死的呢？”

听到这里，希科克太太哭了。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她一直安静地坐在丈夫身边，双手紧张地绞着一块手帕。时不时地，她就找机会望儿子一眼，向他点点头，强挤出一丝笑容。虽然一看就知道这是装出来的，但却表明了母亲对他的支持。但是很明显，她现在已无法控制自己，开始失声痛哭。几个旁听者瞥了她一眼，随即尴尬地把头扭到了一边；但其余的人则继续专心听着杜威的陈述，对她这赤裸的悲泣似乎全然无动于衷，就连她丈夫也保持沉默，也许他认为这时去劝妻子显得太没男子气概。最后，还是场内唯一的女记者将希科克太太领出法庭，带到女盥洗室去了。

当极度痛苦的情绪平静下来之后，希科克太太需要找人倾诉一下心里话。她对女记者说：“我没有一个可以说说知心话的人——我并不是说邻居和别人不好，哪怕就是陌生人，待我们也很好。他们写信来安抚我们，说他们了解我们的痛苦，也替我们难过。没人对我和瓦尔特说过半句难听的话。就连这儿的人也没有。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吃饭的时候，女招待在蛋糕上放了冰淇淋而不收我们的钱。我叫她别放，我吃不下。以前我什么都能吃下去，现在却一点儿也吃不下。但她还是加了冰淇淋。她是为了表示友好。她叫希拉，她说发生这种事不是我们的错。但我总觉得人们在看着我想，哦，还不是因为她管教无方。也许我教养迪克的方式的确不对，不过我并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想寻找原因，找得头都疼了。我们是普通人，乡下人，和别人一样生活。我们家也有过快乐的时刻，那时我教迪克跳狐步舞。我太喜欢跳舞了，当我还是姑娘时，跳舞简直成了我的全部生命。有个小伙子，天啊，跳起舞来就像过圣诞节一样，我们俩合作跳华尔兹赢了一座银杯。我们私下商量了好久，想偷偷离家去舞台寻找出路，加入歌舞团。这真是一场梦，童年的梦。后来，他离开了镇子，我和瓦尔特结了婚，他连基本的走步都不会。他说如果我想找一个耍蹄子的，当初为什么不嫁给一匹马。此后再也没有人和我跳舞，直到我教会了迪克。但迪克不喜欢跳舞。不过，他很可爱，迪克是那种脾气最好的小孩。”

希科克太太摘下眼镜，擦了擦模糊的镜片，然后又把它戴到她那胖乎乎的、讨人喜欢的脸上。“有关迪克的事还多着呢，你在法庭上听到的只是一部分。律师们把他说得那么可怕，简直一无是处。我不能为他的行为辩护，我忘不了那个受害的家庭，每天晚上我都为他们祈祷，也为迪克祈祷，为佩里祈祷。我不该恨佩里，现在我只是可怜他，而且我相信克拉特太太活着的话也会可怜他的，如果她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慈悲女人。”

法庭休庭了。女盥洗室门外传来散席后观众在走廊里的喧哗。希科克太太说她必须去见她丈夫。“他是快入土的人了，我想他什么也不会放在心上了。”

法庭上的许多人对唐纳德·卡利范这个来自波士顿的证人感到迷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沉着老实的天主教徒，这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成功的金融师，这个结了婚、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的人会选择和一个无知的杀人犯做朋友。更何况，这个人他并不十分了解，两人已经九年没有见过面了。卡利范自己说：“我妻子也不理解。我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允许我老远赶到这里来，这意味着用掉累计一周的假期以及购买必需品的钱。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不能不来。佩里的律师写信问我能否来当证人；我读到信的那一刻，就知道我必须来。因为我已经给了这个人我的友谊。而且我相信生命是永存的。所有的灵魂都应该被拯救。”

拯救灵魂，拯救佩里的灵魂，虔诚的天主教徒副警长夫妇也十分乐意。尽管当迈耶太太建议佩里会见当地的神父伯克斯时，受到了他的断然拒绝。（佩里说：“我已经领教过神父和修女了，我身上的疤痕可以证明。”）于是，在周末休庭的日子里，迈耶夫妇邀请卡利范到牢里与佩里共进午餐。

有机会像主人那样款待朋友，佩里很高兴。他对于拟定菜单——填馅烤野鹅、奶油洋芋四季豆、肉冻沙拉、油酥卷、冷牛奶、现焙的樱桃馅饼、乳酪和咖啡——似乎比审判结果还关心。（当然，他知道审判不会有任何悬念。“那些乡巴佬，要他们投票判我绞刑，一定比猪喝泔水还来得快！看看他们的眼睛！谁敢说法庭上只有我杀过人？那才真见他妈的见鬼了！”）整个星期天上午，他都在忙着为接待客人而做准备。这天风和日丽，柔软的树枝轻拂着监狱的铁窗，树影逗弄着佩里的松鼠。红追逐着摇动的树影，它的主人在一旁扫地、掸灰尘、擦地板、冲厕所、整理书桌上的书。书桌将被用作餐桌，经过佩里一番收拾后，看起来很像样，因为迈耶太太送来了桌布、浆洗过的餐巾以及她最好的瓷器和银餐具。

卡利范也非常惊讶，他看着菜一盘接一盘地送到桌上时，禁不住吹了声口哨。入座前，他请主人让他做一次祷告。卡利范低下头，双手合拢，说道：“上帝啊，保佑我们，你慷慨大方，大慈大悲，赐予我们这些礼物，阿门。”主人头也不低，把两只手的关节扳得嘎嘎作响。他低声说，照他看来一切功劳应该归于迈耶太太。“所有的菜都是她做的。不过，”他边说边往客人的盘子里添菜，“见到你很高兴，唐，你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一点儿都没变。”

从外表看，卡利范这位银行职员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头发稀疏，一张普通的面孔很难让人记住。他承认自己的外表的确变化不大，但是他内在的自我，那个看不见的自己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以前一直在随波逐流，没有意识到上帝是唯一的存在。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生命和死亡就有了意义。天哪，你经常吃这么好吗？”

佩里笑了。“迈耶太太真是个了不起的厨师。你应当尝尝她做的西班牙米饭。我到这里后体重增加了十五磅。当然，我还是挺瘦的。在我和迪克驾车逃亡的日子里，几乎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整天都饿得要死，大部分时间像动物那样生活。迪克经常到百货店里偷罐头，烤豆子和罐装意大利面什么的，我们在车里打开罐头，狼吞虎咽地把冰凉的食物吞下肚，跟动物没什么两样。迪克喜欢偷东西，好像对盗窃有了感情，简直是病态。我也是小偷，不过只在没钱的时候才干。而迪克，即使口袋里有一百块钱，他还是会去偷一块口香糖。”

后来，边喝咖啡边抽烟的时候，佩里又将话题转到了盗窃上。“我的朋友威利曾经常谈论这个话题。他说所有的罪行其实都是‘一种盗窃的形式’，包括谋杀在内。你杀死一个人就等于偷走了他的生命。我想照这么说我是一个大盗了。你知道，唐，他们全是我杀的。在楼下法庭上，杜威像是在说我用迪克的母亲为借口推卸责任。哦，我不是的。没错，迪克是帮了我的忙，他拿着手电筒，还捡弹壳——再说这档子事原本也是他的主意。但是迪克的确没有开枪杀死他们，他从来都不敢。虽然，他妈的轧死那条老狗的时候，他的动作可真够快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脸色暗沉下来，好像对他而言这是个新问题，仿佛意外地挖出一块说不出颜色的怪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话的神态，就像是正在把石头拿到灯下仔细端详似的，“迪克令我很生气。那个厚颜无耻只会吹牛的家伙。不是他逼我，也不是我害怕被人认出来。对此我敢打赌。我之所以杀了他们，不是因为克拉特家做过什么。他们从未伤害过我。不像其他人。我这一辈子受尽了别人的欺负，也许仅仅是因为克拉特家命中注定要替别人还这笔债。”

卡利范陷入了沉思，试图掂量佩里悔悟的程度。他一定是在深深地自责，渴望得到上帝的仁慈和宽恕吧？佩里说：“我后不后悔？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不后悔。对此我没什么感觉。我希望自己后悔，但实际我一点儿也不。事情发生后不到半个小时，迪克就开始讲笑话，逗得我狂笑不已。也许我们俩根本不是人。我的人性只够怜悯我自己。当你走出这里的时候，我却不能出去，我就为这个感到自己可怜。就是这样。”卡利范几乎无法理解如此漠然的态度；佩里一定是糊涂了，搞错了，没有谁能如此丧尽天良、毫无怜悯之心。佩里说：“不是吗？打仗的人照样睡得着觉，杀了人还能得勋章。堪萨斯的善良的人们想要我的命，某个刽子手更是巴不得分到这份差事。杀人太容易了，比开假支票容易得多。请记住：我认识克拉特家的人至多不过一个小时。如果我真的认识他们，我想我的感受也许会不同。我想那样的话，我将无法面对自己。不过现在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杀人不过是在靶场里随意挑几个靶子。”

卡利范沉默了，他的沉默令佩里不安，他似乎觉得卡利范的沉默就暗示了反对。“嗨，唐，别让我装出虚伪的样子。大说一通废话，什么我多抱歉啊，我多想跪下祈祷啊。我不相信这一套，我不可能一夜间接受一直被自己否定的东西。事实上，你对我的盛情远远超过了你所说的那个上帝。他一辈子不曾给我什么，你却写信给我，称我为‘朋友’。而且是正当我没有朋友的时候。我只有乔·詹姆斯一个朋友。”他对卡利范解释道，乔·詹姆斯是位年轻的印第安伐木工，在华盛顿州贝灵汉的森林中，他们曾一起生活过。“那儿离加登城太远了，足有两千英里。我曾写信告诉乔我目前的处境。乔是个可怜的家伙，他要养活七个孩子，但他答应即便步行也要来看我。现在他还没来，也许他不会来了，只不过是我认为他会来而已。乔一直喜欢我，你呢，唐？”

“是的，我喜欢你。”

卡利范略带强调的回答使佩里很高兴，甚至有点激动。他笑着说：“那么你肯定是某种疯子。”他突然站起来，走到牢房的墙角，拿起一把扫帚。“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陌生人中间死去，让那些乡巴佬站在周围，看我被绞死。他妈的，我应该先自杀算了。”他举起扫帚，抵住天花板上一直亮着的灯泡，“捅下灯泡，砸碎了，割腕自杀。这才是我应该做的。就趁你在这儿，至少还有个关心我的人在这儿。”

审讯于星期一上午十点钟继续开庭，历时九十分钟后休庭。有关被告方面的审问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也已经完成。由于被告均无意再为自己辩护，因此究竟希科克抑或史密斯是本案真凶的问题也就没有被提及。

出庭的共有五位证人。第一位是眼窝深陷的老希科克先生。他说话凛然中带有无限苍凉，但讲得很清晰，他的发言为儿子患有暂时性精神错乱症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他说迪克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出了一次车祸，头部受了重创。在此之前，迪克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很好，很讨同学的喜欢，对父母也很孝顺，“从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哈里森·史密斯小心地引导证人，他说：“我要问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之后，你看到你儿子理查德的性格、习惯和行为发生了哪些变化？”

“他和以前不一样了。”

“有哪些不一样？”

希科克先生沉默着想了一会儿，列出几条：迪克变得阴沉沉的，总是焦躁不安，和那些比他大的人交往，并且开始酗酒赌博。“他和以前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他的结论立刻引起洛根·格林的质问，他在交互盘问证人时说：“希科克先生，你说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之前，你儿子从未给你惹过任何麻烦？”

“……我想一九四九年的时候被捕过一次。”

格林紧闭的双唇露出了讽刺的微笑，“你还记得他因为什么被捕的吗？”

“他被指控抢劫了一家杂货店。”

“被指控？难道他没有承认自己抢了杂货店？”

“不，他承认了。”

“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可刚才你对我们说，他的行为态度是在一九五〇年之后发生变化的。”

“我确实是这么说的。”

“你的意思是说一九五〇年之后，他变好了？”

老头儿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他往手帕里吐了口痰。“不，”他看着手帕上的痰液说，“我没那样说过。”

“那么变化是何时发生的呢？”

“唉，这很难解释。他的行为的确和以前不同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犯罪倾向消失了？”

律师的俏皮话引起哄堂大笑，塔特法官严厉的目光使这场法庭上的喧哗很快平息下去了。希科克先生作证结束离席，W. 米歇尔·琼斯医生走上证人席。

琼斯医生向法庭宣布自己是“专门研究精神病学的医生”，为了证实自己的资格，他补充说，自一九五六年担任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州立医院驻院医师以来，一共治疗过大约一千五百多名病人。近两年来，他在拉尼德州立医院任职，负责狄龙大楼，在那里专门治疗犯罪的精神病人。

哈里森·史密斯问证人：“你大约研究过多少个谋杀犯？”

“大约二十五个。”

“医生，我想知道你是否认识我的当事人，理查德·尤金·希科克？”

“我认识。”

“你为他作过专业检查吗？”

“是的，先生……我为希科克先生作了精神病方面的检查。”

“根据你的检查，你认为，理查德·尤金·希科克先生在实施犯罪的时候是否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琼斯医生二十八岁，壮实的身材，一张略显秀气的圆面庞，显得聪明敏捷。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准备发表一个长篇演讲。但法官马上提醒他不要长篇大论：“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医生，将你的回答缩短为‘能’或‘不能’。”

“能。”

“你的意见如何？”

“我认为在通常的定义下，希科克先生当时的确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琼斯医生必须根据《麦纳顿法则》进行评估，而这一法则其实不能区分一切，所以他只好那样回答了。当然，他的回答使希科克的律师大失所望，他不抱任何希望地问：“你能解释一下你的答复吗？”

这是徒劳。因为即使琼斯医生同意详细解释，控方也有权反对，而且他们的确提出了抗议。根据堪萨斯州法律，对于此类问题，证人的回答必须只限于“是”或者“不是”。反对有效，于是证人离席。不过，如果琼斯医生获准做进一步的说明，那么他要说的证词将是：“理查德·希科克的智力优于一般人，能很快地掌握新事物，有广泛的知识基础。他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很警觉，没有精神混乱或失常的迹象。他的思维富有条理，合乎逻辑，对现实有清楚的认知。虽然我没有发现他脑部技能受损的迹象——失忆、不能形成具体概念、智力衰退等等，但此一可能性是不应抹杀的。在一九五〇年他的头部曾严重受创，导致脑震荡与数小时的昏厥。这一点是我在查阅他的病历之后得到证实的。他说自此以后，经常有昏迷、周期性健忘与头痛的现象，并且他的大多数反社会行为都是从那以后发生的。他从未作过医学检查，因此不能排除脑部有残留的损伤。在犯人接受详细的医学检查之前，无法鉴定犯人的全部精神状态……希科克确有情绪不正常的迹象，他明白自己行为的性质，但仍一意孤行，这也许是最明显的例证。他是一个行为冲动的人，做起事情倾向于不考虑后果，也不考虑是否会令自己或他人不舒服。他似乎无法汲取经验教训，表现出异常的周期性活动症状，行动全无责任感。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忍受挫折，只有通过反社会行为才能使自己摆脱……他的自我评价非常低，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性欲不强，因而幻想自己富有且在外形上孔武有力来补偿这种感情。他喜欢吹嘘自己的英勇行为，有钱就乱花，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获取自己的工作报酬……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缺乏能力培养并维持与他人之间持久性的关系。虽然他也具有一般的道德标准，但在行动中很少遵循。总之，他患有比较典型的精神病学方面所谓的严重人格分裂症。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确诊他脑部是否有残留损伤。如果此一可能确实存在，那么在过去的几年里以及这次的犯罪行为，都可能受到了实质的影响。”

按照审判的程序，除了次日被告律师正式向陪审团呼吁外，本案有关理查德·希科克的整个辩护过程，在这位精神病学专家的作证之后，可以说已告终了。下一位出场的是阿瑟·弗莱明，佩里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律师。他提出四位证人：堪萨斯州立监狱新教牧师詹姆斯·波斯特；佩里的印第安人朋友乔·詹姆斯，他从遥远的西北山居出发，坐了一天两夜的汽车，终于在那天早上赶到法庭；另两位是唐纳德·卡利范和再次出庭的琼斯医生。除琼斯医生外，其余三人都是作为“人品证人”出庭，将对被告人性善良的一面作一些指证。但结果都不顺利。虽然他们每人都尽其所能地提出对被告算是有利的证词，但随即遭到了控方的反对，认为这类个人评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离题的，无关紧要的”，从而他们的证词都被排除了，被迫离席。

例如，乔·詹姆斯，黑头发，黑皮肤（甚至比佩里还黑），小个子，穿着一件褪色的猎装，足蹬一双鹿皮鞋，看起来仿佛刚刚神秘地从树影里冒出来一样。他对法庭说，被告曾和他一起生活了两年多，“佩里是个可爱的小伙，邻居们都很喜欢他。据我所知，他从未做过一件出格的事。”他刚说到这儿，就被控方制止了。卡利范也一样。他只说了一句“我和佩里在部队相识期间，他是个非常惹人喜爱的小伙子”，就被制止了。

波斯特牧师很幸运地多讲了一会儿。因为他没有试图直接去赞美被告，只是满怀感情地回忆了他与佩里在兰辛相识的过程。“我第一次见到佩里·史密斯是在监狱小教堂的办公室里，他拿着一张自己画的画来找我，一张用蜡笔画的耶稣头像。他想把画送给我，放在教堂里用。自从那天起，那幅画一直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

弗莱明问：“你带来那幅画的照片了吗？”牧师拿出一个鼓鼓的信封，但是当他打开信封、准备把照片分发给陪审员时，洛根·格林愤怒地站起来说：“法官阁下，这未免太过分了……”法官于是制止了牧师进一步的行为。

接着琼斯医生被传上庭来，他像第一次一样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弗莱明也向他提出了那个棘手的问题：“从你和佩里·埃德加·史密斯的谈话以及所作的检查中，你对他在卷入这项罪行时是否有能力明辨是非作何判断？”而法庭也再次提醒证人：“只需回答“能”或“不能”，只谈你的结论。”

“不能。”

在一阵吃惊的低声耳语中，弗莱明也有些愣住了。他说：“你能向陪审团陈述你的看法吗？”

洛林反对说：“犯人不能明辨是非，这就够了。”从法律上讲，也确是如此。

但是如果允许琼斯医生阐述他的根据，他会作出以下的证词：“佩里·史密斯具有严重心理病症的明显迹象。根据他对我的陈述以及监狱的记录，可以看到他的童年非常不幸，极度缺乏父母的关爱。他似乎是在没有指导、没有关爱、没有吸收任何道德规范的情况下长大的……他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极端敏感与机警，但并没有导致精神错乱。他的智力处于中上水平，考虑到他的教育背景，他的知识面可以算是非常宽广……他性格中有两个病态的特点很突出。首先是对世界的偏执狂妄。他总是怀疑、不信任任何人，总觉得别人在歧视他、亏待他，也不能理解他。他对别人的批评过于敏感，无法忍受别人的嘲笑。他能敏锐地察觉出别人话中隐含的轻视或侮辱，还经常误解别人善意的言辞。他强烈地需要友谊和理解，但却不愿意向别人袒露心扉，当他这样做时，又担心受到误解甚至背叛。在评估别人的意图和感受时，他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分辨真实情况与自己心中幻象的区别。他经常认为所有人不过是伪善抑或邪恶，因此不管他对这些人采取什么行动，他们都是罪有应得。关于他的第二个特点，有些类似于第一个，那就是随时爆发、难以控制的愤怒——只要他感觉到被欺骗、蔑视或鄙夷，他就会一触即发。过去，他激愤的对象多数是权威性人物：父亲、哥哥、军队中的士官、狱警，有几次甚至导致暴力行径。他自己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这种脾气。他自己解释为‘火上心头’，难以控制。当这种愤怒的对象是他自己时，他就想到自杀。他这种怒气以及缺乏控制和疏导的能力，恰恰反应了他性格构造中存在的基本缺陷……除以上特点外，他还显现出轻微的早期思维紊乱现象，组织思维能力较差，似乎不能分析或归纳自己的思想；常为琐事困扰，往往陷入其中；他的某些思路有时表现出‘神秘’的特点，无视现实……他与别人很少有过亲密的友情，而极少的这点友谊也经不起任何波折。除了很少的几个朋友外，他对其他人几乎没有感情，对人类的生命也不觉得有任何真正的价值。这种情感上的冷漠与偶尔对某些事物产生的温情，是他心理不正常的又一证据。因此，有必要对他进行详细的精神状况的检查，以便作出进一步的评估，他目前的性格结构非常类似于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庭精神病学领域极负盛名的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曼宁格尔中心医师约瑟夫·萨顿医生，在和琼斯医生交谈后，同意他对希科克和史密斯的评估。萨顿医生后来密切关注此案，他认为虽然犯人之间的不和可能是导致犯罪的一个因素，但他觉得佩里·史密斯仍然要为此案负主要责任，他的行为正好代表了他在一篇论文中所阐述的谋杀犯类型。论文题目是《无明显动机的谋杀——人格分裂的探讨》。

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期刊上（一九六〇年七月号），是萨顿医生和三位同事（卡尔·曼宁格尔、埃尔文·罗森、马丁·梅曼）合作完成的。开篇便表明了论文的主旨：“为判定谋杀犯的刑事责任，法律试图将他们（像对待其他罪犯一样）分为两类：‘心智正常的’和‘心智不正常的’。法律认为‘心智正常’的谋杀犯的行为具有理性动机，虽然可以理解，但仍然要定罪；而心智不正常的谋杀犯是在非理性、无意识的动机驱使下行动的。在理性动机很明显（比如谋财害命）或者非理性动机伴有错觉或幻觉（比如，一个精神病患者杀死了他幻想中的迫害者）的时候，这种情况对精神病学家而言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一个谋杀犯看起来理智、正常、有自制能力，但犯下的凶杀行为却异乎寻常，带有无意识的性质，这样的一名杀人犯如果在审讯中导致争论和对立，那就给精神病学专家出了难题。我们认为，这类凶手在精神病理学方面至少有一种特殊的症状，对于这点我们将予以阐释。一般而言，这类人在自我控制方面都有严重缺陷，因此有可能用原始的暴力行为表现出来，这是过去痛苦经历所造成的恶果，而现在却成为无意识的行为。”

这篇论文的四位作者正在进行一项诉讼，为此他们研究了四位判为无动机谋杀的犯人，这四个人在审判前都受过医生的检查，被诊断为“无精神病”或“正常”。其中三人被判死刑，另一位被判长期监禁。这四起案子都因凶犯辩护律师与亲友不满意此前的精神检查结果，要求做进一步的检验，他们提出了异议：“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怎么可能犯下这种疯狂的罪行呢？”（一位黑人士兵将一名妓女残杀并肢解；一个工人将一个拒绝与他发生性行为的十四岁男孩勒死；一位军队里的下士用棍棒活活打死一个小孩，因为他幻想那个孩子取笑他；一位医院的雇员将一名九岁女孩的头按入水里，使之窒息而死。）这四位作者在叙述了罪犯的罪行之后，在论文中评述了这些案件的相似之处。“这些罪犯自己也不懂得为何要杀死这些受害者，也不认识他们。在罪行发生时，每个罪犯似乎都陷入一种梦幻般的分裂人格，等他清醒过来时，‘突然’发觉自己已经杀了人。最为一致的，也许也是最有意义的历史性发现是：他们四人长期以来，甚至在过去一生中都很难对自己的攻击冲动进行有效的控制。比如，其中三人曾经经常打架，且均非寻常口角，如不被人阻止，都可能发展为凶杀。”

这里节录了该论文中其他一些结论。“除了生活中的暴行外，他们四人的自我评价都倾向于身体虚弱、不善于照顾自己。四人的经历也表明他们都有严重的禁欲史。对他们而言，女人是一种危险的动物，其中两人还体现出明显的性别错位。所有四人在童年时都担心被认为是‘娘娘腔’、体弱多病……四人都有意识病态的病史，常与暴力行为的突然发作有直接的联系。其中两人的病史记载，当他们看到暴力和异常行为发生时，常感到强烈的梦境般的眩晕；其他两人虽然在程度上稍轻一点，但也产生短暂的记忆丧失和混乱。在发生实际的暴力行为时，他们常常感到被一种力量分裂或孤立，似乎是在观看别人的行为……

“调查四人过去的历史可以发现，在童年时，都遭受过来自父母的家庭暴力……其中一个人说：‘一举一动都会挨打受骂’……另一个人说，为了‘克服’他的口吃、‘痉挛’以及纠正所谓的‘坏’习惯，父母曾多次痛打他……不论这些事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生活中所见，或者是童年时确实经历过的，在孩子懂事前让他过多地经受这些刺激，会使其在早年就形成自暴自弃的性格，造成日后失去自我控制，感情极其冲动。四人在早期都有过感情上的严重挫折：有的是因为长时间或间断性地与父母（或双亲之一）分离；有的生来就没有父母，家庭破碎；有的突然之间被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所抛弃，由别人抚养长大……从而在感情上引起混乱。最为典型的是，这些人在实施暴力行为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气愤或暴怒的情绪。虽然这些人的行为都异常惨无人道，但四人均表示杀人时并未感到愤怒，或经历任何明显的情绪波动……他们与别人的关系很冷淡，给人一种孤独、不合群的印象。在他们看来，人非真实的造物，大可不必将温暖、善意（甚至愤慨）的感情浪费给他们……被判死刑的三人无论是对自己的命运还是对受害者的命运，都抱无所谓的态度。罪恶、消沉和痛苦的感受在他们身上明显缺失，不能不令人震惊……这类人最具杀人倾向，因为他们不是超负荷地聚集着进攻的能量，就是自我控制系统不稳定，以致不时会用最赤裸、最原始的方式将其发泄出来。尤其是当情绪不稳定的因素已经存在时，潜在的受害者会被认定是过去某种创痛经历中的关键人物，凶杀动机很有可能为之激发。这个关键人物的行为，或者甚至仅仅是此人的存在，都会加剧这种不平衡，极端的暴力行为就会突然爆发，像雷管引爆炸药一样……这种无意识动机的假设解释了为什么凶手会将无辜、素不相识的受害者看成挑衅性人物，并将其作为进攻的合适对象。可是为什么要谋杀呢？庆幸的是，生活中大多数人即使在极端的挑衅面前也不会起杀机。另一方面，上述特殊病人，在极度紧张与纷乱的情况下，先天性地丧失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结力，抑制冲动的能力也变得极其微弱。在这种时刻，一面之交的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容易失去其‘真实’感，变成无意识中的仇敌。‘旧的’矛盾又重新激发，敌对的情绪很快上升到引发杀机的地步……在与受害者接触前，凶手心里的这种压力和混乱就已存在并且不断加剧，受害者又正好符合凶犯下意识中的冲突人物，因而不知不觉中触发凶犯的谋杀潜能。”

由于佩里·史密斯的背景和个性与萨顿医生研究的罪犯有许多相似之处，萨顿医生认为把他归入上述精神病患中是讲的通的。在他看来，佩里犯罪的过程完全符合“无明显动机谋杀”这一概念。很明显，佩里杀死三人的动机存在一定的逻辑——南希、凯尼恩和他们母亲被杀是因为克拉特先生已经被杀了。但是萨顿医生认为，只有第一项谋杀在心理学上才有它的意义，因为当史密斯攻击克拉特先生的时候，他正处于一种精神上的缺失，深陷于精神分裂的黑暗；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在摧毁的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一个他过去痛苦经历中关键性人物。他的父亲？羞辱他、鞭打他的孤儿院的修女？令人憎恨的军士长？命令他“不许踏入堪萨斯州一步”的假释官？也许是其中一人，也许是他们全部。

在供词中，佩里说：“我不想伤害这个男人。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可亲的绅士，说话和气。直到我割断他喉咙的那一刻，我还是这样想的。”在和唐纳德·卡利范交谈时，佩里也说：“他们（克拉特一家）从没有对不起我。不像其他人。也许命中注定克拉特家要替别人还这笔债。”

因此，尽管途径不同，这两个人物，从专业与非专业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芬尼县的上层人物对于这次审判，始终表现出一种不予重视的态度。一位富裕的牧场主的妻子说：“这种事有什么令人好奇的？”不过，在审判的最后一天，相当一部分当地显要还是坐到了旁听席中。他们的出现是出于对塔特法官和洛根·格林的尊敬，他俩是这一阶层的精英。另外，许多从外地赶来的律师也挤满了好几条长椅，不少人长途跋涉专程来这里听取格林对陪审团的最后发言。格林七十多岁，小个子，脾气温和，但做事干练，在同行中享有令人称羡的声誉。他具有演员般的演技和天赋，特别是在时间与氛围的掌控上，绝不逊于夜总会中的喜剧明星。作为律师，他在处理刑事案件方面是位专家，一般情况下都是担任被告辩护律师，但在这个案子中，州政府请他担任杜安·韦斯特的助手，因为当局唯恐这位检察官因年轻而缺乏经验，如果没有一位老手从旁协助，可能难以担负起此案的起诉工作。

像大部分明星一样，格林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出场。塔特法官在他之前给了陪审团一些冷静的指示，检察官也作出他的结论：“你们还会对被告的这些罪行有丝毫怀疑吗？绝对不会！不管是他们中的谁扣动了理查德·尤金·希科克的枪，都同样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确保这两个人永不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出没，那就是要求各位对他们俩处以极刑——死刑。这一请求不是为了复仇，而完全是出于谦卑的……”

接着，轮到被告律师作呼吁。有位记者把弗莱明的发言描述成“感性诉求”，他用一种温和的教堂布道式的口吻说道：“人非禽兽。他有肉体，也有永远居住于肉体之内的灵魂。我认为，人无权摧毁这座供灵魂居住的房屋，这座庙宇……”虽然哈里森·史密斯也呼唤陪审员发挥基督救世精神，但他把抗辩的主题集中在死刑的邪恶上：“它是人类野蛮时代的遗物。法律告诉我们夺取别人的生命是不对的，但它本身却勇往直前，树立一个坏榜样。死刑和犯罪一样邪恶，州政府无权判处死刑。死刑是没有效果的，它并不能阻止犯罪，只会使人的生命贬值，导致更多的谋杀。我们向各位所求的就是一些仁慈。我们请求各位叛处他们终身监禁的请求，并不算过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听，有位陪审员似乎患上了春倦症，坐在那里不住地打着哈欠。他眯着两只眼睛，大张的嘴巴似乎可以容纳蜜蜂飞进飞出。

格林唤醒了他们。“先生们，”他说，眼睛并不看稿子，“你们刚才听到了被告方面所作的热情洋溢的请求怜悯宽恕的呼吁。在我看来，这两位令人尊敬的律师——弗莱明先生和史密斯先生，实在非常幸运，在事发当晚没有出现在克拉特家真是太幸运了。他们不必在现场为遇害家庭请求怜悯和宽恕，因为如果他们在那里的话，那么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的尸体可能就不止四具了。”

童年时，在肯塔基故乡，大家都叫格林“粉红脸”，这是因为他满脸雀斑、肤色粉红的缘故。这时他架子十足地在陪审团面前踱来踱去，对这次使命的全神贯注使他的脸热得绽出一块块的红斑。“我不想卷入理论的争论。但是我早预测到被告律师会用《圣经》来反对死刑。你们已经听到了他们引用《圣经》上的话。但是我也可以为大家念几句。”他啪的一声打开一本《旧约》，“《圣经》上有几条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说到十诫之一是‘切忌屠杀。’这是指非法的凶杀，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下一章第十二节中有对于不遵循上述告诫的惩罚：‘打人致死的人必须处以死刑。’那么如此一来，弗莱明先生可能会告诉你们，自从基督诞生以来就将这一切改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基督说过：‘不要认为我是来摧毁法律或先知，我来并非为了破坏，而是完成。’最后一点，”他似乎在笨拙地乱翻着，无意中把《圣经》给合上了。看到这儿，法律界的名流们会心一笑，互相用肘轻推着，因为这是一个炉火纯青的律师才会耍的花招——正在引证《圣经》的律师假装一时找不到出处，然后就像格林这样，“没关系，我想我已经都记住了。《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中说：‘使人流血的人，应以血来偿还。’”

“不过，”格林继续说道，“我觉得就《圣经》进行争辩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州规定一级谋杀将被判处终身监禁或绞刑，这是法律。先生们，你们来这里是来实施这项法律的。没有任何一桩刑案可以比这个案子更应该判处极刑的了。这是两个非比寻常、极其凶残的杀人犯。你们中的四位同胞有如栏中的猪群般被人屠杀了。为什么呢？既非寻仇也非泄恨，而是为了钱。金钱！这是多么冷血，用鲜血来交换金钱。那些生命失去得多么没有价值！仅仅为了四五十块钱，平均十块钱一条人命！”他突然旋风般回转身，用手指在希科克和史密斯之间来回飞快地指点着，“他们带着枪和刀，去抢劫和杀人！”他的声音颤抖着低了下来，直至消失，似乎此时对两名满不在乎嚼着口香糖的被告产生的极度厌恶紧紧地扼住了他的脖颈。他又转向陪审团，声音沙哑地问道：“你们打算怎样判决？打算怎样处置这些捆住别人手脚、割断喉咙、然后将其打得脑浆四溅的凶手？从宽判决？对了，这还只是克拉特先生。那么凯尼恩·克拉特呢？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的年轻人，无助地被捆绑起来，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垂死挣扎。还有同样年轻的南希·克拉特，听到枪响，知道下一个轮到她了，哀哀地求饶着：‘别开枪，别杀我，求你，求求你！’多么痛苦！恶劣得难以形容的折磨！最后还有母亲，手脚被绑住，嘴被堵住，不得不听着自己的丈夫、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直到最后你们面前的这两个被告走进房间，用手电筒照住她的脸，一声枪响，结束了一家人的生命。”

格林停了一下，小心翼翼地用手摸了摸脖子后面的那个疖子，此刻正在隐隐发痒，像它愤怒的主人一样即将爆发。“因此，先生们，你们打算怎样判决？处以最轻的刑罚？送他们回监狱，冒着让他们逃脱或获得假释的风险？他们下次屠杀的可能就是你的家庭。我可以告诉各位，”他严肃地说着，眼睛定在陪审席上，用颇具挑战的目光包围住他们，“有些恶性案件的发生就是因为曾经有些怯懦的陪审员拒绝履行他们的责任。现在，先生们，我将这个权力交给你们，交给你们的良心。”

他坐了下来。韦斯特轻声对他说：“太好了，先生。”

不过也有少数几个听众对格林的这番雄辩，反应并不那么热情。当陪审团退席去讨论判决结果时，其中有位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年轻记者和《堪萨斯城星报》的记者理查德·帕尔为此争辩了起来。对于这个俄克拉荷马州的年轻人而言，格林的发言似乎“是在蛊惑人心，很残酷”。

“他说的不过是事实而已，”帕尔说，“如果容许我杜撰个新词的话，可以说真相就是残酷的。”

“但他不必说得那么激烈。这不公平。”

“什么不公平？”

“整个审判不公平。这两个家伙连一点机会都没有。”

“他们又何尝给南希·克拉特一线生机？”

“我的天啊，佩里·史密斯这一生实在是吃尽了苦头！”

帕尔说：“跟这个混账小子同样命运多舛的多了去了。我就比他强不了多少。我可能会买醉，但我绝不会心狠手辣地杀害四个人。”

“是啊，把他们绞死又算什么呢？那就不冷血了吗？”

一旁的波斯特牧师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时也加入进来。“是啊，”他边说边把佩里画的那张耶稣像的复印件给两名记者看，“能画这张像的人，不可能是个百分之百的坏人。可是话又说回来，对这样的人我也实在不知该如何处置。总之，死刑不能解决问题，它没有给罪犯在上帝面前悔过自新的机会。有时我也感到绝望了。”波斯特牧师是位爽朗、快活的人，一口金牙，一头秃成V字形的银发。此时他坦率地重复说：“有时我感到绝望了。有时我觉得‘野蛮医生’的想法倒不错。”他提到的“野蛮医生”是老一辈人年轻时最爱看的一本低级趣味杂志上连载小说中的主角。“如果你们年轻人还记得的话，‘野蛮医生’是超人。他无所不通——医学、科学、哲学、艺术。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他的目标之一就是消灭世界上所有的罪犯。首先他买下一座大海岛，然后率领他训练有素的助手们绑架了世界上所有的罪犯，把他们送到岛上。‘野蛮医生’给他们的大脑动手术，切除了包含邪恶思想的部分，等他们醒来时，全都成了善良的公民。他们不可能再犯罪了，因为他们大脑中导致犯罪的那部分被切掉了。现在想想，这种手术也许真是个好办法——”

铃声响了，表示陪审团即将复席，也打断了波斯特牧师的话。陪审团的商议持续了四十分钟。许多旁听者认为陪审团会很快作出结论，因此一直没有离开座位。不过塔特法官却偷闲回自己的牧场喂马去了，这时不得不派人去牧场把他接回来。当他最终返回的时候，立即如旋风般穿上那件大黑袍，但一登上法官席，他说话时还是一如既往的镇静和严肃。他问道：“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作出判决了吗？”陪审团的代表回答说：“阁下，我们作出判决了。”法警将密封的判决书递给法官。

火车的汽笛声，圣达菲铁路上的快车驶近时发出的呼啸传到了法庭上。伴随着这种呼啸，塔特法官用低沉的声音读道：“第一项指控，我们陪审团认为，被告理查德·尤金·希科克犯有一级谋杀罪，判处死刑。”接着，法官低头看了看犯人，似乎要看看他们的反应。只见他们戴着手铐站在那里，冷漠地与他对视着，直到法官继续宣读完以下七条指控：对希科克的三项定罪，史密斯则有四项。

“——判处死刑。”每次读到这里，塔特的语调就变得特别沉重、幽远，仿佛是要呼应火车渐去渐远的呼啸。然后他解散了陪审团（“你们已经勇敢地完成了工作”），让人把犯人带下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史密斯对希科克说：“陪审员们的胆子还真不小啊！”两人同时放声大笑，一位摄影记者拍到了这一幕。照片刊登在堪萨斯州的一家报纸上，标题是“最后的笑？”。

一个星期以后，迈耶太太坐在自家的客厅里和朋友聊天。“是的，现在这儿安静了，”她说，“我想我们真该感谢事情有了结果。但是我还不好受。我和迪克交往不多，但和佩里真的很熟了。那天下午，就是他知道审判结果被送回这儿的那个下午，我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实在不忍心看见他。我坐在厨房的窗边，看着离开法庭的人群。卡利范先生抬头看见了我，向我挥了挥手。我看见希科克夫妇和其他人全都走远了。就在今天早上，我还收到希科克太太的一封信，写得很好；在审判那段日子里，她曾来过我这儿几次，我希望自己能帮到她。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又能说什么呢？所有人都离开后，我开始刷碗，这时我听见了他的哭声。我打开收音机，不想听他哭，但无济于事，我还是能听见。他哭得像个孩子。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崩溃过，这时他绷不住了，表现了出来。唉，我向他走去，走到他牢房的门口。他伸出双手，想让我握，我握住了，他只说了一句‘我觉得很羞耻。’我想派人去叫伯克斯神父来，我说明天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做西班牙米饭，但他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那天晚上，偏那么巧我们不能陪他。我和温德尔晚上几乎从不外出，但我们早就和朋友约好的，温德尔认为我们不应该爽约。我这一辈子一定会难过后悔的，怎么可以把他一个人扔下呢？第二天我就做了米饭，但他不想吃，也不想和我说话。他憎恨全世界。但那天早晨他要被带到州立监狱时，他谢了我，还给了我一张他的照片。那是他十六岁时用柯达相机拍的一张小照。他说他希望我心中记得的他，就像照片上的那个男孩一样。

“最难过的是说再见的时候。尤其是你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也知道他的归宿。他的那只松鼠肯定也想念他，经常跳进来找他。我试图喂它，但它根本不理，它喜欢的只是佩里。”

监狱对于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县的经济至关重要：两所分别关押男女犯人的州立监狱就坐落在这里，此外还有联邦最大的莱文沃斯监狱；在莱文沃斯堡，还有县内主要的军事监狱，壁垒森严的美国陆空军的禁闭所。如果这些监狱里的囚犯都能重获自由，这个地方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城了。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关押男犯人的堪萨斯州监狱。这座黑白相间的塔状建筑，在平凡的农村小镇兰辛显得十分醒目。监狱是在南北战争期间修建的，一八六四年收押了第一批犯人。今天关在里面的犯人数目平均在两千上下。现任典狱长谢尔曼·H. 克鲁斯有一张表格，按种族列出每天在押犯的总人数。（例如，白人一千四百零五名，有色人种三百六名，墨西哥人十二名，印第安人六名。）无论是什么种族，犯人都是这座冷酷的小村庄里的一位居民。这里占地十二英亩，有灰色水泥街道、有牢房，还有工作场所，四周是架着机关枪的陡峭高墙。

在监狱大院南部，有一幢奇特的建筑：一幢黑色的两层楼房，外形像口棺材。官方名称为“隔离封锁大楼”，是狱中之狱。囚犯们称该牢的底层为“洞穴”，专门关押难以对付的犯人，或者“死硬”的捣蛋鬼，不时会有人被送进去；二楼由一架环形的铁梯连接，那上面便是死牢。

四月一个雨天的下午，克拉特谋杀案的凶手第一次登上这架楼梯。他们从加登城出发，坐车四百英里，八个小时后到达兰辛。到那以后，他们被剥去衣服，淋浴剃头，换上斜纹棉布做的囚服和软拖鞋（在美国大部分监狱里，死囚都穿这种拖鞋）；然后在昏暗的雨中被武装押送到那个棺材形的建筑中去，走上环形的楼梯，走进兰辛那并排的十二间死牢中的两间。

死牢都是相同的。十英尺长，七英尺宽，里面除了一张小床、一个马桶、一个洗脸池和一个悬挂在天花板上昼夜通明的灯泡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家具。死牢的窗户非常窄，不但装有铁栏杆，而且还在外面罩上一层黑色的铁丝网，像寡妇的面纱似的；这样一来，从旁边走过的人就难以看清这些被判处绞刑的死囚的脸了。关在里面的人自己看外面倒是很清楚，不过他们能望见的只是一块夏天用作棒球场的空地，再过去是一段监狱的围墙，墙外是一角天空。

墙是用粗糙的岩石砌成的，鸽子在墙缝中筑了巢。墙上还嵌着一扇生锈的铁门，与死牢中的住客天天相对着。每次门一开，铰链就会发出刺耳的声音，惊得鸽子扑啦啦地乱飞。铁门是通往地下储藏室的，即使在最热的时候，那里的空气也是潮湿而阴冷的。储藏室里装了很多东西：供罪犯们用来制造汽车牌照的成堆的铁片、木料、旧机器、棒球设备，另外还有一架未上漆的木质绞刑架，散发着淡淡的松木味。这里也正是州监狱立行刑室。当有人被带到这里时，犯人们就说他去“角落”或者“参观储藏室去了”。

按照法庭的判决，史密斯和希科克将于六周之后，也就是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午夜十二时过一分，去“参观储藏室”。

堪萨斯州曾在一九〇七年废除了死刑；但是在一九三五年，由于中西部地区出现一股职业凶杀的狂潮（“杀人魔王”阿尔文·卡皮斯，“俊男”查尔斯·弗洛伊德，克莱德和他杀人不眨眼的情妇邦尼·帕克），州议员们终于又投票恢复了死刑。直到一九四四年刽子手才有机会一展才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又得到九次这样的机会。但是自一九五四年后的六年间，堪萨斯州的刽子手没有一个领到薪水。（陆军、空军的监狱例外，那里另设有绞刑架。）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这段时期死刑的中断要归功于已故的堪萨斯州州长乔治·多金，在任期内他始终反对死刑。（“我就是不想杀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案的时期——一九六〇年四月，这时美国所有的监狱中共有一百九十人等候被执行死刑；在兰辛，包括杀害克拉特一家的凶手在内，共有五名。有时，到监狱来访的重要客人会应邀去“瞧一瞧死牢”——姑且引用一位高级官员的用语。愿意去参观的人将由一名警卫陪同，沿着一条铁板制的走道，在每间牢房前停下，像观光客般听取那位导游刻板而可笑地介绍牢内的死囚。一九六〇年他对一位客人说：“这位就是佩里·埃德加·史密斯先生，隔壁是佩里的好搭档理查德·尤金·希科克先生。那边那位是厄尔·威尔逊先生。之后我们见见博比·乔·斯潘塞先生。至于最后这位先生，我想各位一定久仰大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罗维尔·李·安德鲁先生。”

厄尔·威尔逊是一个在教室唱圣诗的高大黑人，因绑架、强奸和毒打一名白人女性而被判处死刑，他的受害者虽然幸免于死，却留下了严重的终身残疾。博比·乔·斯潘塞，白人，是个女里女气的小伙子，他供认自己杀害了堪萨斯城的一名妇女，也就是他的房东。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离任前，多金州长（他竞选连任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对死刑的态度）已经将这二人的死刑减为终身监禁，这意味着七年之后，他们就可以申请假释。然而，博比·乔·斯潘塞很快又杀了人：他用刀捅死了另一位犯人，这名犯人是他的竞争对手，当时他们俩都在争取另一个资格较老的犯人的欢心。（正如一位狱警所说：“两个小贱货为了一个没良心的家伙打了一架。”）这次凶杀使斯潘塞被判了第二个终身监禁。但是与史密斯和希科克或者死牢的第五位死囚罗维尔·李·安德鲁（媒体曾广为报道）相比，公众对于威尔逊或者斯潘塞并不十分了解。

两年前，十八岁的罗维尔·李·安德鲁还是一位身材臃肿、视力极差、戴着角质框架眼镜、体重达三百磅的小伙子。他在堪萨斯大学念二年级，主修生物，成绩优秀。虽然他生性安静、内向、不善交际，但认识他的熟人——不论是在大学还是在他家乡所在的小镇沃尔科特，都认为他非常温和、非常“善良”。（后来堪萨斯州一家报纸刊登过一篇有关他的报道，用的标题是“沃尔科特最善良的男孩”。）然而，这个沉默寡言、聪明博学的青年内心却隐藏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个性，一种情感发展不健全与心灵扭曲的人格，这使他的行为朝残忍的方向发展。他的家人——父母以及姐姐珍妮·玛丽——如果知道他在整个一九五八年夏秋所作的白日梦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位父母眼中出色的儿子、姐姐眼中值得敬佩的弟弟打算把他们全都毒死。

老安德鲁是一位事业兴旺的农场主；虽然银行里的存款不多，但拥有一片价值近二十万美元的土地。继承这笔遗产是罗维尔·李毁灭家人性命计划的主要动机。那个不为人知的罗维尔，那个隐藏在羞涩、虔诚的生物系学生后面的罗维尔，经常幻想自己是个冷酷的犯罪大师：他想穿上黑帮老大的丝绸衬衫，开着红色的跑车；他希望自己不再是别人眼中的那个戴着眼镜只会啃书本的书呆子、又肥又胖的处男学生。虽然他并不讨厌自己的家人，至少他自己感觉不出，但是杀死他们是实现自己美梦的最快捷也最合适的办法。他准备用砒霜作为武器，在毒死家人后，把他们放在床上，然后一把火烧掉房子，以便使调查人员认为这是一起意外死亡。但是有些细节却让他放心不下：万一尸体解剖发现了砒霜怎么办？万一追查毒药来源时追踪到他怎么办？于是在夏天即将过去的时候，他又制订了一个新计划。为此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十一月一个几近零度的夜晚，他决定采取行动。

那个星期正好过感恩节，罗维尔·李回家度假。正在俄克拉荷马州上大学的姐姐珍妮·玛丽，此时也回到了家中，她很聪明但长相普通。十一月二十八日晚，大约七点钟左右，珍妮·玛丽正和父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罗维尔·李在自己的卧室里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后一章。读完后，他刮了胡子，换上自己最好的西装，拿起一把五点五八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步枪和一把同样口径的左轮手枪。他把左轮手枪放在屁股兜里，肩上扛着步枪，慢慢地穿过走廊，向客厅走去。当时客厅里除了电视机屏幕的闪烁外，一片漆黑。他打开灯，举枪瞄准，扣动扳机，子弹正中他姐姐的眉心，她立刻倒地身亡。他向母亲开了三枪，向父亲开了两枪。他母亲睁着眼睛，伸出双手，向他摇晃地走来；似乎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又合上了，但是罗维尔·李却说：“闭嘴！”为了确保她乖乖听话，他又朝她开了三枪。当时安德鲁先生还活着，他一边流着泪，呜咽地说着什么，一边向厨房爬去。但是就在厨房门口，他的儿子拔出左轮手枪，打光了所有的子弹，然后再次装弹，又一次打光了——他父亲身上总共挨了十七颗子弹。

根据他的供词，安德鲁对此“毫无感觉。时候到了，我正在做我必须做的。就是这么回事”。开完枪后，他打开了自己卧室的窗户、撤掉纱窗，然后在房子里翻箱倒柜，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他的目的是要把责任推到小偷身上。接着，他开着他父亲的车，在湿滑的雪路上行驶了四十英里，来到堪萨斯大学所在的小镇劳伦斯。这中间，他在一座桥上停了车，把枪械拆开，将零件扔进了堪萨斯河。当然，这趟旅程的目的就是伪造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首先，他在自己宿舍停了一下，和女房东聊了一会儿，告诉她自己是回来拿打字机的，并说由于天气糟糕，从沃尔科特到劳伦斯用了两个小时；离开宿舍，他去了一家电影院，一反常态地和一位领座员和一个卖糖果的小贩搭讪了几句。十一点，当电影结束后，他返回了沃尔科特。家里的那只杂种狗正在前门廊上等着，饿得直叫，于是罗维尔·李走进屋子，从他父亲的尸体旁经过，给狗准备了一碗热牛奶麦片。就在狗又舔又吞的时候，他拿起话筒给县治安官打电话：“我叫罗维尔·李·安德鲁，我住在沃尔科特街6040号，我想报告一起抢劫案……”

怀恩多特县警卫处值班的四位警官立即赶到了现场。其中一位，迈尔斯警官，描述当时的经过说：“我们到那儿已是深夜一点钟了。屋里所有的灯都亮着。这个大块头、黑头发的小子，罗维尔·李，正坐在门廊上抚弄他的狗，轻轻拍着狗脑袋。阿西副队长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指着门，一副懒洋洋的表情，说：‘进去看。’看过现场后，震惊的警官们叫来了验尸官，年轻的安德鲁表现出的无动于衷给验尸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验尸官问他希望怎样安排葬礼时，安德鲁耸了耸肩膀，回答说：‘随便你怎么处理他们，我不在乎。’”

不久，来了两位高级警探，开始询问家中唯一的幸存者。虽然确信他是在撒谎，但是他们还是很有礼貌地听完了罗维尔的讲述：如何开车回劳伦斯去取打字机，看了一场电影，半夜回到家中，发现卧室被撬开了，家人被杀了。他坚持自己的说法，如果不是当局得到了神父沃尔特·达蒙先生的帮助，罗维尔直到被捕关进监狱，也不会改口。

达蒙神父是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口若悬河，满嘴的油腔粗话。他当时是堪萨斯州格兰特维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安德鲁一家经常去的就是这家教堂。他在睡梦中被验尸官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在凌晨三点钟赶到了监狱。在那里，警探们已徒劳地审问嫌疑犯多时了。见达蒙神父来了，他们退了出去，让他私下与他的教友交谈。事实证明，这次交谈对安德鲁来说是致命的。许多个月后，安德鲁向一位狱友谈起这次会谈：“达蒙先生说：‘听着，李，从你出生起，在你还是个小蝌蚪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我与你父亲相识了一辈子，我们一起长大，是总角之交。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来到这里——不仅仅因为我是你的神父，也因为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而且你更需要一个能够倾诉、能够信任的朋友。这可怕的事情令我心情糟透了，我和你一样急于抓到凶手、把他绳之以法。’”

“他问我渴不渴，我说很渴，于是他给我拿来一罐可乐。喝完后，他问我一些感恩节过得怎样以及学校可好之类的话；突然，他说：‘我告诉你，李，外面现在有人怀疑你的清白。我相信你肯定愿意做测谎试验，让他们相信你是无辜的，这样他们也好赶快去抓真凶。’然后他说：‘李，这可怕的事不是你做的，是不是？如果确实是你做的，现在就是你净化自己灵魂的时刻。’我想，这又有什么分别呢，于是我坦白了，说出了全部的真相。他不断地摇着头，搓着手，眼睛上下翻着。他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我必须向上帝坦白，必须把我对他讲的这些告诉警察，只有这样我的灵魂才能得到净化，问我愿不愿意。”看到犯人点头同意，这位精神导师于是走进隔壁的一间屋子，里面挤满了焦急等待的警察。他得意地发出邀请：“去吧，那小子准备坦白了。”

安德鲁案件后来成为法律与医学改革运动的起点。在审判期间，安德鲁以自己心智不正常为由请求法庭判他无罪。但在审判开始前，曼宁格尔诊所的精神治疗医生已经对他作了详细的检查，确诊他患有“单纯的人格分裂症”。所谓“单纯”，诊断者指的是安德鲁没有错觉，也没有幻觉，他的主要病症就是无法把自己所想和所感区分开来。他明白自己行为的本质，知道这是法律禁止的，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用约瑟夫·萨顿医生的话说——他也参与了检查，“罗维尔·李·安德鲁无论对什么都毫无感情。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是唯一重要、唯一有意义的人。在他自己的那个幻想世界里，杀死他母亲跟杀死一个动物、一只苍蝇一样，没有什么不对的。”

在萨顿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看来，毋庸置疑地，安德鲁案件提供了一个“丧失责任感”的最好例证，足以对堪萨斯法庭采用的《麦纳顿法则》发起挑战。如前所述，《麦纳顿法则》认为，如果被告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法理上的而非道德上的——那么就不能认定为精神错乱。令精神病学专家和开明的陪审员们感到失望的是，《麦纳顿法则》不但在英国法庭大行其道，而且在美国也占据主导地位，全美只有大约六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别行政区的法庭采用的是比较宽松但也有人评为不切实际的《达拉莫法》。该法规定如果被告的违法行为是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的结果，那么被告将不负法律责任。

总而言之，安德鲁的辩护者们，曼宁格尔诊所的精神病学专家和两位一流的律师，希望能取得一个法律上的里程碑似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必须说服法庭用《达拉莫法》代替《麦纳顿法则》。如果那样的话，由于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他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么安德鲁就不至于被绞死或者被关进监狱，而由州立医院精神病犯人治疗中心监护治疗。

然而，被告一方却错估了被告的宗教导师。那位不知疲倦的达蒙神父，作为控方的首席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他以一种咄咄逼人、喋喋不休的帐篷布道者的姿态对法庭表示：他经常警告安德鲁这位前主日学校学生，上帝的愤怒即将到来。“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你的灵魂更重要。在我们的交谈中，你曾多次对我说你的信仰薄弱，你不信上帝。你知道所有的罪都是违反上帝意志的，上帝是你最终的审判者，你必须对他作出回答。我这样对他说，是要他明白他做的事情是多么可怕，对于他犯下的罪行，他必须对全能的主作出回答。”

很明显，达蒙神父下定决心：年轻的安德鲁不但要向全能的主认罪，也要接受世俗法律的惩罚。正是因为他的证词，再加上被告的坦白交代，这个案子很快就定了案。主审法官采用了《麦纳顿法则》，陪审团也应起诉方的要求，对凶犯作出了死刑的判决。

五月十三日，星期五——原定的史密斯与希科克执行死刑的日子，两人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堪萨斯州最高法院应其律师的请求，批准暂缓执行死刑。同一时期，安德鲁的案件也受到最高法院的复核。

佩里的牢房紧挨着迪克的；虽然彼此看不见，但可以很方便地谈话。然而，佩里很少和迪克说话，这并非因为两人之间所谓的憎恶，（经过几次不冷不热的交谈之后，他们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相互容忍：像一对连体婴一样，虽然志趣不投，也只有接受不可分离的残酷现实。）而是因为佩里还像以前一样小心谨慎、神神秘秘、疑神疑鬼，不愿其他犯人无意中听到他的“私事”，尤其不愿让安德鲁听见。在牢里，人们都叫他安迪。安德鲁受过教育、上过大学、谈吐文雅、头脑聪明，对佩里而言，他简直是个诅咒。虽然佩里所受的教育没有超过三年级，但却总认为自己比他所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更有学问，他乐于纠正他们，尤其是他们的语法和发音。但现在，这儿突然来了这么个人，“而且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居然不停地纠正起他来了！这能怪他不愿意开口吗？与其被这个大学生挑刺，还不如闭嘴少讲话。像什么：“如果你想要表达‘与我无关’这个意思的时候，不要说成‘不感兴趣’。”安德鲁是好心，并无恶意，但佩里却恨不得把他下油锅炸了！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从不让别人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恨安德鲁。有一次，他在安德鲁面前丢了面子，坐在牢里生闷气，一天三顿饭，他一口也没吃。到六月初时，他开始绝食。他对迪克说：“你尽管去等那条绳子吧。我可等不了了。”从那时开始，他滴水不沾，也不和任何人说话。

绝食持续了五天，典狱长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第六天，他下令把史密斯转到监狱的医院，但是这次搬家没能动摇佩里的决心；无论多么努力地强迫他进食，他总要反抗，拼命摇头，咬紧牙关，嘴简直比马蹄铁还硬。最后不得不绑住他全身，通过静脉注射或者鼻饲来强迫他摄取营养。即使这样，在接下来的九个星期里，佩里的体重还是从一百六十八磅下降到一百一十五磅。医生警告典狱长，单纯靠强迫进食恐怕不能维持病人的生命。

虽然迪克对佩里的意志力印象深刻，但却不认为他的目的是自杀；甚至当他听说佩里已经陷入昏迷时，他还对安德鲁（此时两人已经成了朋友）说，他的前同谋是在演戏，“他只不过想让他们以为他疯了。”

安德鲁是个饕餮之徒（他的一个剪贴簿上贴满了可口的食物图片，从草莓脆饼到烤乳猪，应有尽有），他说：“也许他真疯了。把自己饿成那样。”

“他就是想离开这儿。演戏哪。这样人家就会认为他疯了，把他送进疯人院。”

迪克后来很喜欢引用安德鲁的回答，因为在他看来，安德鲁的回答是最能代表这个小伙子“可笑想法”的一个典型，是他不切实际的“自鸣得意”的一个标本。安德鲁是这样回答的：“不过，让我绝食，把自己活活饿死，我可做不来。其实早晚我们都会离开这里。要么走出去，要么在棺材里被人抬出去。我自己？我才不在乎是走出去，还是被人抬出去。结果都一样。”

迪克说：“安迪，你的问题在于你不尊重生命，包括你自己的在内。”

安德鲁同意迪克的说法。“而且，”他说，“我想告诉你点儿别的事。如果我活着离开这儿，我的意思是越狱、消失。那么，也许没有人能知道安迪的下落，但他们一定会忘不了安迪是从哪儿出去的。”

整个夏天，佩里都处于半昏迷状态，他汗水淋漓，软弱无力地昏睡着。各种声音在脑袋里嗡嗡作响，其中一个不断地询问他：“耶稣是谁？耶稣在哪儿？”有一次他醒来大叫：“鸟就是耶稣！鸟就是耶稣！”他最喜欢的一个旧日的幻想——自己是“佩里·奥帕尔森”，在舞台上表演“一个人的交响乐”——此时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地点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夜总会。在那里，佩里戴着白色礼帽，穿着白色晚礼服，潇洒地走到聚光灯下的舞台上，轮流表演口琴、吉他、五弦琴和一口小鼓，还演唱了《你就是我的阳光》，之后他沿着镀金的布景台阶跳起踢踏舞，一直跳到台阶顶端，站在台上鞠躬致意。但是没有掌声，几乎是鸦雀无声。宽敞而华丽的大厅里挤满了数千位观众。奇怪的是，大部分是男人，而且是黑人。汗流浃背的表演者盯着观众，终于理解了他们为什么沉默不语，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这些人都是幽灵，都是受到法律制裁，或被绞死、或被毒气熏死、或被电椅电死的鬼魂，他同时意识到自己将加入他们，那条镀金的台阶是通往绞刑架的，他所站着的舞台底下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他的礼帽掉了，大小便失禁了，他进入了来世。

一天下午，他从梦中醒来，发现典狱长站在他床边。典狱长说：“看起来你好像在做噩梦？”但是佩里没理他。典狱长曾来过医院几次，试图劝说犯人停止绝食。这次他说：“我有东西给你。是你父亲寄来的。我想你也许想看一看。”此时，佩里的脸色几乎像磷光那样惨白，只有深陷在眼窝中的两只眼睛闪烁着光芒，注视着天花板。遭受拒绝后，典狱长把一张风景明信片放在病人的床头，离去了。

那晚，佩里读了明信片。信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蓝湖，是写给典狱长的，笨拙的字迹是佩里很熟悉的，上面写到：“亲爱的先生，得知我儿子佩里由您看守，请告诉我他做了什么错事？如果我去，是否可以见到他，请写信告诉我。我一切都好，愿你也一切如意。特克斯·史密斯。”佩里撕碎了明信片，但信的内容却印在了他脑子里。寥寥数语复活了他的感情，恢复了他的爱与憎，使他想到自己还活着，而此前，他一直想死。后来他告诉一位朋友，“我决定活下去，那些想夺走我生命的人再也别想我帮他，想要的话，就自己来拼吧。”

第二天早晨，他要了一杯牛奶，这是十四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主动要求吃东西。他开始喝蛋酒和橘子汁，体重也渐渐恢复。到了十月，监狱医生罗伯特·穆尔认为他已经恢复健康，可以送回死牢。当他回到那里时，迪克笑着说：“亲爱的，欢迎你回来。”

两年过去了。

威尔逊和斯潘塞已被处死，死牢里只剩下史密斯、希科克和安德鲁来陪伴那彻夜不熄的灯光和上了丝网的铁窗。普通犯人有的一些权利，他们都没有——不能听收音机，也不能打牌，甚至没有锻炼身体的时间——实际上，他们不允许迈出死牢一步，只有在周六他们才被带到淋浴室，更换一次衣服；此外会见律师或亲友时也能短暂地离开死牢，而这很久才会轮到一次。希科克太太每个月都会过来一趟；她丈夫已经去世了，她的农场也没了，她告诉迪克她只好在这个亲戚家住几天后再到那个亲戚家待段时间。

佩里觉得自己似乎生活在“深水底下”，这也许是因为死牢通常像深海一样黑暗而死寂，只有呼噜声、咳嗽声、拖鞋的脚步声以及在监狱围墙上安巢的鸽子挥动翅膀的嘈杂声。但也并非总是如此。迪克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写到：“有时你无法进行思考。他们把犯人投进楼下叫作洞穴的牢里，不少人都拼命挣扎，发了狂似的又吼又叫，令人难以忍受，因此只好朝下头嚷，叫他们闭嘴。我真希望你能寄一副耳塞给我，不过他们大概不会同意。也许坏人是不能得到休息的。”

这幢小小的建筑已经有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季节的变化在它身上留下了不同的古老印记：严冬，寒气浸渗着石墙与铁牢；夏季，气温超过三十八度，老旧的牢房就像个臭气熏天的大锅。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迪克在信中写到：“热得我皮肤发痒，很少活动，就坐在地上，床已经被汗水湿透，不能睡觉了。房内的臭味使我恶心。因为每周只能洗一次澡，而且老穿同一件衣服，牢里根本不通风，灯光使一切变得更热，臭虫在墙上不停地爬。”

判了死刑的犯人不用像普通犯人那样每天参加劳动，可以随意使用自己的时间，可以整天睡觉，佩里就经常这样。（“我假装自己是个婴儿，睁不开眼睛。”）或者像安德鲁那样整天读书，他平均每周能读十五到二十本，阅读的范围很广：既有垃圾书，也有文学精品；他也喜欢诗歌，尤其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作品，还有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以及奥格登·纳什的谐趣诗。他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文学作品的热情使他很快读遍了监狱图书馆的藏书。好在监狱牧师以及其他同情安德鲁的人，会从堪萨斯城公共图书馆给他寄来大捆的书籍供他阅读。

迪克也是个书虫，但是他的阅读趣味只限于两个主题：性，比如哈罗德·罗宾斯和欧文·华莱士的小说（佩里读完迪克借给他的一本书后，气愤地写了张回条：“堕落的人需要污秽之物！”）以及法律书。每天他都花费大量时间翻阅法律书籍，然后整理出笔记，希望能借此推翻对他的审判。他接连向诸如美国人权自由协会、堪萨斯州律师协会等机构发出信件。信中发出抨击，指责对他的审判是一场“法律程序的闹剧”，呼吁收信人帮助他寻求复审。他也劝佩里写了同样的请求信。但当他也建议安迪照他们的样子为自己的判决提出抗议时，安德鲁回答说：“我管我的脖子，你们管好自己的就行。”（事实上，迪克目前最担心的倒不是脖子。“我的头发一把把地掉，”在给母亲的另一封信中，他写到，“我要发疯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没有人是秃头。一想到自己即将变成难看的秃头，我就极端痛苦。”）

一九六一年秋季的一天晚上，死牢的两位看守带来了一个新消息。“嘿，”其中一位说，“伙计们，你们要有新伙伴了。”他话里的意思，听众们听得很明白；他指的是因在堪萨斯州谋杀了一位铁路职工而被判处极刑的两个年轻士兵。“没错，”另一位看守证实说，“他们被判了死刑。”迪克说：“那还用说。堪萨斯州流行死刑。陪审团判起死刑来，就像给小孩发糖果似的。”

其中一位士兵，乔治·罗纳德·约克，十八岁；他的同伙詹姆斯·道格拉斯·莱瑟姆，只比他大一岁。他们两个都很英俊，因此在审判时，十几岁的小姑娘成群结队地到法庭来旁听。虽然只受到一起谋杀指控，但是他们俩却自己招认，在穿越各州的过程中连续杀害了七个人。

罗纳德·约克，金发，蓝眼，在佛罗里达出生、长大。他父亲是位收入丰厚的有名的深海潜水员。家庭生活十分舒适，罗尼从小就受到父母的溺爱，再加上妹妹的仰慕，使他成为全家人的中心。莱瑟姆的背景则刚好是另一个极端，他和佩里·史密斯的生活一样凄惨。他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是大家庭中最小的孩子，贫穷、争吵不休的父母最后离婚了，留下孩子们自己养活自己，任他们流落四方，像荒野中的野草一样到处漂泊、无依无靠。十七岁时，为了寻求安身之所，莱瑟姆参加了陆军；两年后，他因擅离职守而被关进得克萨斯州胡德堡的军事监狱。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罗尼·约克。虽然两人出身境遇完全不同，就连外形差别也很大——约克个子高，面容恬静，而莱瑟姆个子矮，一张可爱的笑脸上镶着两只狐狸般的棕色眼睛——但是都有一个坚定的看法：这个世界是可憎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最好都死掉。“这是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世界，”莱瑟姆说，“除了卑鄙没有别的。所有的人都是卑鄙的。烧毁农民的谷仓，他就明白卑鄙是怎么回事了。毒死他的狗，杀死他。”罗尼说莱瑟姆“百分之百正确”，还说，“无论如何，无论你杀的是谁，你实际都是在帮他。”

他们选择的第一批“帮助”对象是两位佐治亚州的妇女，那两位体面的家庭主妇不幸遇到了约克和莱瑟姆。那时，这对谋杀犯刚刚从胡德堡军事监狱中越狱，偷了一辆卡车，一路向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开去，那里是约克的老家。他们是在杰克逊维尔郊区的一个加油站里遇见这两位妇女的，时间是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夜。最初，两位逃亡的士兵已经去过佛罗里达市，想去看看约克的家人；但是到了那儿时，约克又觉得此时去和父母联系很不明智，他父亲有可能大发脾气。于是，在加油站买汽油的时候，两人经过讨论，决定到新奥尔良去。在他们的车旁边，另一辆车也在加油；里面坐着两位家庭主妇模样的受害者，她们在杰克逊维尔逛了一天买东西，过得很愉快，此时正打算返回她们位于佛罗里达和佐治亚州交界处的家。不幸的是，她们迷路了。她们向约克问路，约克说得很肯定：“你们跟着我们就行。我们会领你们上正路。”但实际上他领的路是完全错误的，那是一条通往沼泽地的狭窄小路。然而，两位女士还是充满信任地跟在他们后面，直到前面的领路车停下来，借助车头的大灯，她们俩看见两位帮忙的男孩走了过来，还看见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条黑色的鞭子。然而，太晚了。鞭子是卡车主人——一位牧场主的物品；用皮鞭做刑具是莱瑟姆的主意，在抢劫了两位女士后，他们就把她们勒死了。在新奥尔良，两个男孩买了一支手枪，还在枪柄上刻了两个V形凹痕。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V形凹痕不断增加。在田纳西州的塔拉霍马，他们开枪打死了一位正在旅行的推销员，抢了他那辆漂亮的红色道奇敞篷车。在伊利诺伊州的圣路易斯市郊区，他们又杀了两个男人。第六位被杀的是位堪萨斯州的老人，名叫奥托·齐格勒，六十二岁，身体强壮，为人和善，是那种看到路人有麻烦绝对不会不帮忙的人。六月一个天气晴好的早晨，在开车经过堪萨斯州一条高速公路时，齐格勒看到一辆红色敞篷轿车停在路边，两个英俊的年轻人正在修理发动机。热心肠的齐格勒先生怎么会知道发动机根本没坏，那是一个用来抢劫并杀死像他那样的善心人的诡计。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能帮忙吗？”二十英尺外的约克抬手一枪，子弹打穿了老人的脑袋。约克转过身来对莱瑟姆说道：“怎么样，这枪打得不错吧？”

最后一位受害者最令人同情。她是一位十八岁的女孩，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当女招待。两个疯狂的杀手在那家旅馆过了一夜，其间她和他们俩做爱。他们告诉女孩打算去加利福尼亚，邀请她同行。“来吧，”莱瑟姆劝她，“也许我们都能成为电影明星。”最终在科罗拉多州克雷格附近一条峡谷中，女孩以及她匆忙装好的行李箱倒在了一摊血泊之中。但是就在她被杀并弃尸荒野之后数个小时，她的两位同伴还真的上了电影镜头。

在齐格勒先生的尸体被发现之后，有许多人向警方指称曾在附近注意到一辆红色汽车，上面有两个人，于是警方依据报信者的描述。开始在中西部及西部各州散发印有两名凶手形迹的布告。路障设立起来了，直升机在高速公路上空巡逻；正是在犹他州的一处路障，约克和莱瑟姆被逮捕了。后来，在盐湖城的警察局总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获准对他们俩拍摄采访。其结果是，如果不听声音，单看画面，你会以为这是两个年轻快乐的运动员在讨论曲棍球、棒球，或者随便别的什么，但绝想不到他们是在对着摄像机大谈谋杀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为什么，”采访者问，“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约克沾沾自喜地笑着回答：“我们憎恨这个世界。”

共有五个州为获得处死约克和莱瑟姆的权力而展开竞争：佛罗里达州（电刑），田纳西州（电刑），伊利诺伊州（电刑），堪萨斯州（绞刑），科罗拉多州（毒气）。但是因为所提供的证据最有力，堪萨斯州获胜。

死牢里的囚犯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新伙伴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押送犯人走向牢房的警卫介绍说：“这位是约克先生，这位是莱瑟姆先生。我想你们应该认识一下。这位是史密斯先生，这位是希科克先生。而这位是罗维尔·李·安德鲁先生，‘沃尔科特最善良的男孩’！”

当新伙伴从门前走过时，希科克听见安德鲁在吃吃地笑，于是问：“这两个王八蛋有什么好笑的？”

“没什么，”安德鲁说，“我在想：你数一数，我杀了三个，你杀了四个，他们杀了七个，我们五个人一共杀了十四个人。十四除以五，平均每人杀……”

“十四除以四，”希科克简略地纠正他，“这儿有四个凶手和一位铁路职工，我他妈不是凶手，我从没碰过别人头上一根毫毛。”

希科克继续写信抗议对他的审判，终于有一封信起了作用。收信人是埃弗里特·斯蒂尔曼，堪萨斯州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主席。他对于希科克信件的陈述感到不安，因为希科克一再强调他和佩里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据希科克说，加登城的“敌视气氛”使之不可能组成公正的陪审团，因此应当改变审判地点。至于选出的陪审员里，至少有两人在甄选时就已明确地说他们有罪（当被问及对死刑的看法时，其中一人说，在一般情况下，他反对死刑，但在本案中他不反对）；可惜这个过程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因为堪萨斯州的法律规定，除特殊请求外，不必记录。此外，很多陪审员都认识受害者，法官也是如此，塔特法官是克拉特先生的生前好友。

但希科克主要攻击的是他们的两位辩护律师阿瑟·弗莱明和哈里森·史密斯，说他们的“无能和不得力”是造成他们目前危险处境的主要原因。他说两位律师根本没有认真准备和进行辩护。信中还暗示，这种渎职是故意的，辩护律师和控方相互勾结。

这些指控是严重的，涉及到两位受人尊敬的律师和一位地位显赫的法官的声誉。不过，如果申述中有部分情况属实，那么宪法所赋予被告的权利就受到了侵犯。在斯蒂尔曼先生的提议下，律师协会采取了堪萨斯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协会委托威奇塔市的一位青年律师拉塞尔·舒尔茨调查信中所指控的渎职事件。如果证据确凿，协会将向堪萨斯州最高法院提出人权保障诉讼，对原判的有效性提出异议。不过，最高法院不久之前还是宣布维持原判。

舒尔茨的调查似乎相当片面，他只找史密斯和希科克谈了一次，就向新闻界发出了讨伐：“问题在于，一个贫穷、无助的、有罪的被告有没有权利享有充分的辩护呢？我不认为处死这两名上诉者对堪萨斯州会有重大或长远的损害。但是我相信，如果不按合法程序审判，堪萨斯州的名誉将永远受到损害。”

舒尔茨递交了人权保障请愿书，堪萨斯州最高法院任命一位退休的法官，受人尊敬的沃尔特·G. 蒂埃尔主持一个全面的听证会。于是在审判过去将近两年后，参与审判的原班人马又一次聚集在加登城法院。唯一缺席的重要参与者是原先的两位被告；代替他们的是塔特法官、老弗莱明先生以及哈里森·史密斯先生，他们的事业处于危险之中：不是因为上诉者的指控，而是由于律师协会对他们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

听证会总共用了六天的时间，对每一个疑点都进行了调查。有一度，会址转移到了兰辛，蒂埃尔法官在那里听取了史密斯和希科克的证词。八位陪审员都发誓他们根本不认识遇害家庭的任何成员；有四位陪审员承认与克拉特先生稍有来往，但他们都发誓自己没有把偏见带到审判过程中。在机场工作的N. L. 敦南也坚称自己没有偏见，但这与他在预审时说的相互矛盾。于是，舒尔茨质问敦南：“先生，如果这是你的审判，你是否乐意与一个看法和你一致的陪审员一起参加？”敦南回答乐意。舒尔茨接着问：“是否记得有人问过你对死刑的看法？”敦南点点头，说：“我告诉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我也许会反对死刑，但对这起谋杀多人的案件，我可能会赞成。”

与塔特的较量更为困难，舒尔茨很快意识到，塔特让他骑虎难下。在回答是否与克拉特先生有密切关系等问题时，这位法官说：“他（克拉特）曾是本法庭的诉讼当事人，一个由我主持的有关一架飞机坠落他的果园的赔偿官司；他提出索赔，我想是因为他的一些果树受到了损害。此外，我没有机会与他接触，从来没有，一年中我只见过他一两次……”舒尔茨狼狈地转变了话题：“你了解两位凶手被捕后该地区居民的反映吗？”“我想我是了解的，”法官很有把握地回答说，“我认为居民们对他们俩和其他罪犯一视同仁，应该按法律进行审判。不能因为他们有罪，就对他们产生偏见。”舒尔茨狡猾地说：“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法庭本身并不认为有变更审判地点的必要？”塔特的嘴向下一撇，眼睛露出了怒色。“舒尔茨先生，”他拖长声音说，“法庭本身并无权准予变更审判地点，这是违反堪萨斯州法律的。只有合法地提出请求，否则我不能同意改变审判地点。”

那么被告律师为什么不提出这样的请求呢？舒尔茨于是转向被告律师。他认为，这次听证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证明被告律师没有为当事人尽最起码的义务，从而使他们名誉扫地。弗莱明和史密斯很有风度地接受攻击，弗莱明的表现尤为出色。他戴了一条醒目的红色领带，脸上带着笑容，完全是一副绅士做派。在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提出改变审判地点时，他说：“我认为，既然卫理公会的科恩牧师这样一位在本地德高望重的人以及其他许多牧师都表明反对死刑的立场，这对本地可以说已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更何况本地人士在反对死刑态度上比州内其他地区的人要坚定得多。我还记得克拉特太太的一个兄弟也在一家报纸上发表声明，他认为被告不应该被判处死刑。”

舒尔茨改变策略，暗示由于受到本地居民的压力，弗莱明和史密斯故意失职。他认为两人没有充分与当事人协商，因而背叛了他们（弗莱明先生回答说：“对这个案子，我已经竭尽所能，所花的时间比别的案子还多”）；在问及为什么自动放弃预审时，史密斯回答：“可是，先生，在预审时，我和弗莱明先生还没有被指定为律师。”在谈及向报界发表损害被告的谈话时，舒尔茨对史密斯说：“你可知道托皮卡的《首府日报》记者兰·科尔在审判的第二天引用你的话，说希科克有罪是无疑的，你所关心的只是争取终身监禁，而不是判死刑？”史密斯对舒尔茨说：“不，先生。如果有人那样引用我的话，那是不正确的。”此外，舒尔茨认为，两位律师在辩护工作上也欠缺充分的准备。

最后一个问题，舒尔茨逼问得最紧，因为这与美国上诉法院第十区的三位联邦法官针对此上诉提出的意见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指出：“然而，我们认为此前那些审查此案的人士，没有看到史密斯和弗莱明律师在开始为当事人辩护时所遇到的问题。当他们接受任命时，两位上诉者都已经坦白，只是那些供词均非出于自愿招认；然而两名律师对此并未依理力争。在开庭期间也未认真争取。从克拉特家盗走、事后在墨西哥城卖掉的收音机已经找回，律师们已经了解到犯人犯罪的证据已经被起诉方所掌握。但在审判中，当要求被告对自己的指控进行抗辩时，他们俩却哑口无言，依理他们当时就应该提出不认罪的请求。在当时以及整个审判过程中，也不曾见他们明确地为被告提出精神失常的辩护。希科克由于早年车祸受到重创而导致的头痛与经常发作的昏厥，是人尽皆知为犯人提出精神不健全的辩护途径。当时两名律师面临的情况是，恶性谋杀无辜百姓的罪行已经得到供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事人承认自己有罪，然后再恳求法庭从轻量刑。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命运也许会有转机，这些走上歧途的人的生命也许能得到挽救。”

在给堪萨斯州最高法院的报告里，蒂埃尔法官认为当事人得到了宪法规定的公正的审判；因此，法庭拒绝撤回原判，重新确定了行刑日期：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碰巧的是，罗维尔·李·安德鲁的案子，经过两度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之后，也被判定为一个月后执行绞刑。

杀害克拉特一家的凶手们得到了联邦法官的缓期执行命令，躲过了死期，而安德鲁被按时处死。

在美国，死刑从判决到执行中间大概要花十七个月的时间。最近，在得克萨斯州，一个武装抢劫犯在判刑一个月后就被电刑处死了。但就在本章落笔之际，在路易斯安那州，却有两个强奸犯已经等了十二年还没有执行死刑，这真是创纪录。这种差别一部分是靠运气，大部分是由于诉讼的长短。负责这类案子的律师大都是由法庭指派的，他们不收取报酬；但是法庭为了避免日后有人以律师人选不当为由上诉，常常指派第一流的律师，而这些律师也以令人叹服的精力投入辩护。然而，即使是位水平一般的律师，也能把死刑年复一年地推迟下去，这是因为美国法律界的上诉体制。在这样的体制里，上诉者可以尽力争取改变命运，可以无限期地去碰运气。上诉者可以先在州法院，然后到联邦法院，再到最后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即使失败也不要紧，上诉者仍然可以找出或者制造新的上诉理由，通常他们总有机会这样做。于是，一个大转弯，上诉旅程又从头开始。也许会拖上若干年，罪犯再次回到最高法院，发现自己只不过又站在这一残酷循环赛的起跑线上了。有时，这只车轮会停下来，宣布谁是胜利者，或者——尽管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宣告谁是失败者：安德鲁的律师抗争到最后一刻，结果他的当事人还是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这天走上了绞刑架。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希科克对一位与他通信的记者说，这位记者获准可以不时拜访他。“又冷又湿，天下着大雨，棒球场上都是烂泥。所以当他们带安迪去储藏室时，不得不沿着小路走。我们都站在窗边看，佩里、我还有罗尼·约克和吉米·莱瑟姆。当时刚过半夜，储藏室里像万圣节前夕的小镇一样灯火通明，门敞开着，我们可以看见证人，许多看守，医生，还有典狱长，什么该死的都能看见，就是看不见绞刑架。角度不对，但是我们能看见绞刑架的影子。映在墙上就像拳击场的阴影一样。

“牧师和四名看守押送着安迪，走到门口时，他们停了一下。安迪看着绞刑架——你能感觉到他在看，他的胳膊被绑在胸前。突然，牧师上前摘掉了安迪的眼镜。真可怜，安迪连眼镜都没了。他们领着他走上了绞刑架，我奇怪他看不见台阶怎么往上走。静极了，除了远处镇上的狗叫，什么声音也没有。但是我们还是听到了那个声音。吉米·莱瑟姆说：‘那是什么？’我告诉他，那是绞刑架活动门打开时的声音。

“然后再次安静下来。那只狗还在叫。可怜的安迪，他挣扎了好久。他们肯定有得收拾了。每隔几分钟，医生就要走上去，然后再回来，手里拿着听诊器。我觉得他不会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不停地大口喘气，似乎透不过气来，他也在哭呢。吉米说：‘真是娘娘腔。’我猜他走出屋子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他在哭。然后他回去听安迪的心脏是否停止了跳动。好像他的心脏永远不会停止跳动一样。事实上，上刑后，他的心脏还跳动了十九分钟之久。”

“安迪这人挺有趣的，”希科克说，嘴唇间叼着香烟，侧着头笑着说，“正如我所告诉他的：他不尊重生命，甚至不在乎自己。就在上绞刑架前，他还坐下吃了两块炸鸡。那天下午他又是抽烟，又是喝可乐，又是写诗的。当他们来带他上路时，我们都对他说再见。我说：‘安迪，我很快就会再见到你。因为我们肯定要去同一个地方。所以你先四处转转，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在地狱里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他笑了，说他不相信什么天堂地狱之类的，死了就是死了。他说一个叔叔和一个婶婶已经来看过他，告诉他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具棺材，将把他葬在密苏里州北部的一个小墓地里。被他杀死的三位家人也埋葬在那里，他们计划把他葬在他们旁边。他说得知这个消息，他几乎忍不住笑了。我说：‘嗨，你很幸运，还有个坟墓。他们很有可能把我和佩里送去给人尸体解剖呢。’我们说啊笑啊，直到他被押走。临行时，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诗。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或者是从哪本书里抄来的。我印象里好像是他自己写的。如果你感兴趣，我会把诗寄给你。”

后来他真的寄出去了。安德鲁的告别词原来是抄自格雷[1]《墓园挽歌》中的第九节：

吹嘘有族徽，夸耀手中权，
美貌财富皆享有，
那一时刻不可免：
光辉之路，条条通九泉。

“我真的很喜欢安迪。他是个疯子，不是真疯，就是那种说个不停的，实际上，你知道，他只不过有点傻乎乎而已。他总是谈论越狱，出去当一个职业杀手。他喜欢想象自己拿着一个装着机关枪的小提琴盒，在芝加哥或者洛杉矶乱逛。冷酷的家伙。他说他杀一个人要一千块钱。”

希科克笑了，可能是笑他朋友想入非非，接着他边叹息边摇头：“他是我遇见的同龄人中最聪明的一个，简直是个活图书馆。读过的书，他都能记住。但他对生活一窍不通。而我呢，除了懂得生活外，没有别的知识。人生的惨痛，我可见识了不少。我看见过一位白人被人鞭打，看见过婴儿出生，还看见过一个女孩，不超过十四岁，同时接待三位嫖客，并让他们满意而归。有一次，在离海岸五英里的地方，我从船上掉了下去，每拼命划一下水，都感觉离死亡更近了一步。我曾在米尔巴克饭店的休息厅里与杜鲁门总统握过手，哈里·S. 杜鲁门。我在为一家医院开救护车的时候，人生百态我都见过了，所见之事就连狗都要呕吐。可是安迪，除了读书外，其他什么也不懂。”

“他像小孩一样单纯，就像手上拿着一盒饼干的小孩一样。他从未玩过女人，无论美丑肥瘦。这是他自己说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他，他不会撒谎。死牢里的其他人都是吹牛撒谎的能手，我是最坏的一个。妈的，人总得讲点什么。吹吹牛，否则你就更什么也不是，就像在这十英尺长、七英尺宽的死牢里的行尸走肉。可安迪从不加入，他说胡说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有什么意思。

“不过，佩里老兄对安迪的死却一点儿也不难过。在这个世界上，安迪正是佩里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受过教育的人。因此，佩里无法宽恕他。你知道，佩里总是用一些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大词。听起来好像是黑人大学生。看到安迪超过了他，这令他坐立不安。当然，安迪不过是想满足一下他的愿望——接受教育。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能和佩里和睦相处。在死牢里，他没有一个朋友。我不明白他到底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物？谁也不放在眼里，说这个变态，说那个堕落，整天觉得别人智力低下。实在抱歉的很，我们不可能都像小佩里那样多愁善感，像个圣人似的。我知道有好几个家伙都想找个机会把他带到厕所去，好好整他一顿，哪怕被送进死牢也甘心。你该看看他对约克和莱瑟姆摆的那臭架子！罗尼说真希望知道在哪儿能找到牛皮鞭子，抽他一顿。但我不怪他，毕竟我们同在一条破船上；再说了，这两个小子人也挺不错的。”

希科克苦笑一下，耸耸肩说：“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他们本性善良。罗尼·约克的母亲来看过他好几次。有一天在等候室里，她遇见了我母亲，现在她们俩成了最亲密的朋友。约克太太邀请我母亲去佛罗里达州，到她家中做客，甚至就在那儿住下。天啊，我希望她能去。那样的话，她就不用受这份罪了。每月坐公共汽车来看我一次，老是强颜欢笑，想找些什么话来安慰我。多可怜的女人。我不知道她怎么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我想她早就疯了。”

希科克那不对称的眼睛盯着接待室的窗户，他的脸苍白得像葬礼上的百合花，冬天微弱的阳光透过铁窗玻璃照在他的脸上，使之微微发光。

“可怜的女人，她写信给看守，询问下次来时能否同佩里讲讲话。她想叫佩里亲自给她讲一遍杀人的经过，讲我没开枪杀人。我只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审判，佩里会作证。说出真相。不过对此我表示怀疑。他很清楚地说过，他死我也得死。这是错误的。很多人犯了谋杀罪，可从未进过死牢。我从未杀过人却在死牢里待着。如果有五万美元去行贿，哪怕你杀掉堪萨斯州一半的人，照样可以逍遥法外，哈哈一笑了事。”他脸上的怒气突然消失，露出了一丝笑容，“嘿，我又犯老毛病了，爱抱怨。你以为我会学好。但说句老实话，我是尽了最大努力和佩里相处，只是他太苛求，两面派，小心眼。每当我收到信或者有人探视，他都猜疑忌妒。除了你以外，没有任何人来看过他。”他点着头对记者说，这位记者同史密斯和希科克都很熟悉。“如果有的话，也是他的律师。还记得他住院的事吗？就是那次假绝食。他父亲写明信片来。看守写信告诉佩里的父亲，欢迎他随时来这里探望，可他一次也没来。我不知是啥原因。有时你会可怜他。他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人。但是，啊哈，他活该如此。这是他自作自受。”

希科克又抽出一根摩尔牌香烟，皱着眉头说道：“我曾试着戒烟。但后来又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戒不戒又能有什么分别。也许走运，我得了癌症，让州里的把戏通通无效。有一段时间，我还抽雪茄。安迪的雪茄。他们把他绞死后的那天早晨，我醒来叫了声：‘安迪？’我经常这么做。然后我想起来了，他已经伴着叔叔、婶婶在去密苏里州的路上了。我向外面的走廊张望。他的牢房已经被打扫干净，所有的物品都堆放在那儿。铺位上的床垫、拖鞋、贴满食物图片的剪贴本——他称之为冰箱。再有就是这盒马克白雪茄。我对看守说，安迪希望我保留这盒雪茄，他在遗嘱里把雪茄留给了我。实际上，我没怎么抽这盒雪茄。也许是因为想到安迪，每次抽，胃都不舒服。

“唉，对死刑的看法？我不反对死刑。死刑是为了复仇。复仇有什么错？复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是克拉特的亲戚，或者是约克和莱瑟姆所杀的任何人的亲戚，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除非责任人也坐坐那架大秋千。那些人给报纸写信。那天托皮卡的一家报纸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一位牧师写的。信上说，这完全是一场法律闹剧，为什么史密斯和希科克这两个王八蛋还没有被绞死，为什么这些该死的谋杀犯还在吃纳税人的钱？唉，我能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想要的复仇。而只要我能想出办法，他们就别想复仇。我赞成绞刑，只要被绞死的那个人不是我。”

但他还是被绞死了。

又过了三年。在此期间，堪萨斯州两位十分杰出的律师约瑟夫·P. 詹金斯和罗伯特·宾厄姆，在舒尔茨退出本案后接替了他。他们由一位联邦法官任命，不计报酬地工作（他们坚信被告是“噩梦般不公正审判”的受害者）。他们在联邦法院体制许可范围内不停地上诉，由此逃过了三次死刑执行日期：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两位律师认为，他们的当事人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因为直到他们坦白和放弃预审后才被委派律师；此外在审讯时，辩护律师没有为他们进行充分的辩护；定刑的证据（指的是从希科克家中取走的枪和刀）也是在没有搜索令的情况下取得；再者，即使审判所在地充满着对被告的偏见，但仍不允许改变审判地点。

依据这些论断，詹金斯和宾厄姆三次成功地将本案提交美国最高法院——也就是很多申诉中的囚犯声称的“老大那儿”，但最高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从不解释它的决定，每次都驳回上诉，拒绝下达调取该案卷宗的命令。而只有下达该令，诉讼者才有权出席该法庭的正式开庭审判。一九六五年三月，在史密斯和希科克被关进死牢近两千天之后，堪萨斯州最高法院下令这两名犯人的生命必须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四日午夜至凌晨二时左右结束。两位律师向堪萨斯州新任州长威廉姆·艾弗里呼吁请求宽恕，但艾弗里是位富裕的农场主，对公众的舆论非常敏感，他拒绝出面干预，而且表示如此判决是为了“堪萨斯州民众的最大利益”。（两个月后，艾弗里也拒绝了约克和莱瑟姆的请求宽恕的上诉书，他们两人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被处以绞刑。）

星期三那天，早晨天亮后，艾尔文·杜威正好在托皮卡一家旅馆的咖啡室里吃早饭，在《堪萨斯城星报》的头版上看到了他等候已久的标题：“血案凶手被处以绞刑”。美联社的一位记者作了如下报道：“合伙作案的理查德·尤金·希科克和佩里·埃德加·史密斯因犯有堪萨斯历史上最血腥的谋杀案，今天早晨在州监狱被绞死。希科克三十三岁，在十二点四十一分首先被绞死；史密斯，三十六岁，一点三十六分被绞死……”

杜威目睹了他们的死刑，他是应邀请出席死刑仪式的二十余位证人之一。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绞刑。半夜时分，当走进那间寒冷的储藏室，所看见的情景令他吃惊：他本以为仪式会很庄重，没想到是这么一间灯光惨淡、堆满了木料和其他零碎物品的“洞穴”。但是绞刑架本身已经够威严的了。十字架上挂着两根暗淡的绞索；那个刽子手的打扮也出乎意料，他站在有十三级台阶的木头绞刑架上，倒映下一个长长的身影。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从密苏里州请来的坚强的人，执行此次死刑他可以得到六百美元的报酬。他穿着一件旧条纹西装，上面有两个口袋，但衣服对他瘦弱的身体显得太大，几近没膝；头上戴的那顶牛仔帽，刚买时新鲜的绿色一定很扎眼，但是此时却汗渍斑斑，样子很怪。

其他证人在等候那个“喜庆的时刻”（套用一位证人的用词）到来的时候，杜威听到他们那种刻意掩饰紧张的闲扯，这让他也稍感不安。

“我听说他们要让犯人抽签或扔硬币决定谁先上绞刑架。但是史密斯说为什么不按姓名顺序呢，可能是因为S在H的后面，哈！”

“看过今天下午的报纸了吗？知道他们最后的晚餐吃的是什么吗？菜是一样的：虾、油炸土豆、大蒜面包、冰淇淋、草莓加搅拌奶油。知道吗，史密斯没吃多少。”

“那个希科克还挺幽默的。有人告诉我，一个小时前，有个看守对他说：‘今晚一定是你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而希科克笑着说：‘不对，是最短的一个。’”

“你听说希科克的眼睛的事了吗？他把眼睛留给一位眼科医生了。他一死，医生就要把他的眼睛摘下来，安到另一个人的脑袋上。我可不想成为那个人。自己脑袋上安着他的眼睛，多么古怪。”

“天啊，下雨了吗？快关上所有的窗户。我的新雪佛兰轿车。天啊！”

高高的仓库房顶响起了急剧的雨点声，好像行军鼓似的“咚嗒，咚嗒”预报着希科克的到来。在六名看守和一位口中念念有词的牧师的护送下，他戴着手铐走进刑场。一根很难看的绳子紧紧地将他的双手绑在身上。在绞刑架下，典狱长向他宣读了正式的行刑令，一份长达两页的文件；六年阴暗的牢房生活使希科克的视力减退，当典狱长宣读文件时，他扫视了这一小群观众，没有见到他要找的人，他轻声问身边的看守是否有克拉特家的人在场。当听说没有时，他似乎有些失望。仿佛他认为出席这一复仇仪式的观众，实在有些不够资格。

按照惯例，典狱长宣读完文件，要问犯人还有没有最终遗言。希科克点头说有，“我只想说我不难过。你们正在送我去一个比这个世界更好的地方。”然后，仿佛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他和四位负责抓捕、审判他的堪萨斯州调查局侦探一一握手，他们分别是罗伊·丘奇、克拉伦斯·邓茨、哈罗德·奈以及杜威。他们四个都申请参加死刑仪式。“很高兴见到你。”希科克带着他最迷人的微笑说着，仿佛是在自己的葬礼上招待客人。

刽子手咳嗽了一声，不耐烦地举起那顶帽子，又戴回头上，这种姿态使人想起秃头的火鸡，一阵盛怒之后，又理了理颈上的羽毛。希科克被一位看守推着登上了绞刑架。“上帝创造，上帝收回，以上帝的名义保佑你。”牧师祷告着。雨越下越大，绞索已经就位，死囚的双眼被一块柔软的黑布蒙上。“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活门打开了，希科克上刑后足足有二十分钟，监狱医生终于说：“我宣布此人已经死亡。”一辆灵车开进储藏室，雪亮的车灯上洒满了雨珠。尸体安放在担架上，上面盖着毛毯，被人抬上灵车，消失在黑夜里。

凝视着驶去的灵车，罗伊·丘奇摇摇头，说：“我从不相信他会有勇气面对死刑。像刚才这样。我还以为他是个软蛋呢。”

他说话的那个对象，也是位警探，他说：“算了吧，罗伊。那家伙是个流氓，一个卑鄙的浑蛋。他罪有应得。”

丘奇的目光里满是思考，他不停地摇头。

在等待第二个死刑时，一位记者和一个看守也攀谈上了。记者说：“这是你第一次参加绞刑？”

“我看过李·安德鲁的绞刑。”

“这是我第一次看绞刑。”

“是吗，你觉得怎么样？”

记者撅起了嘴。“我们办公室里没人想来。我也不想来。但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就像高台跳水，只不过脖子上多了根绳子。”

“他们没什么感觉。一跳，啪的一声，完事。他们不会有感觉的。”

“是吗，我站得很近，能听见他拼命想呼吸。”

“嗯，哈，但他不会有感觉，有感觉那是不人道的。”

“我看还不如给他们吃大量的药片，安眠药。”

“不，那不行，那是违反规定的。看，史密斯来了。”

“唉，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矮。”

“是的，他是很矮。不过，狼蛛也不大呀。”

被带进储藏室时，史密斯一眼就认出了老仇人杜威。他停住咀嚼口中的薄荷味口香糖，咧嘴一笑，向杜威眨了眨眼，显得活泼而调皮。但是当典狱长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时候，他似乎清醒了，那双敏感的眼睛悲戚地注视着周围的人，突然又转过身来看了看那阴影中站立的刽子手，再低头瞧瞧自己戴着手铐的双手，上面沾满了墨水与油彩，在死牢的最后三天，他在画自画像和孩子们的肖像。多半是狱友们把自己一些很少见面的子女的照片送给他。“我认为，”他说，“用这种办法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太残忍了。不管是在人道上，还是在法律上，我都反对死刑。也许我对这个世界也可以作些贡献，比如——”他的自信心消失了，胆怯使他的声音变得模糊起来，低到勉强能听到，“也许为我所作所为道歉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还要这样做。我愿意认错。”

台阶、绞索、面罩。在蒙上面罩前，囚犯将他的口香糖吐到了牧师摊开的手里。杜威闭上眼睛，直到听见那宣告已经勒死犯人的啪的一声，才又睁开。杜威和大多数美国治安人员一样，确信死刑有助于减少恶性犯罪；他认为谁犯了死罪，就应以眼前这种方式处置。刚才对希科克的死刑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他和希科克接触不多，认为他是个“最劣等的小滑头，生活空虚，毫无意义”。但是，史密斯，虽然他才是真正的凶手，却引起了他不同的感受。因为佩里有一种流浪动物的气质，一只受了伤还到处游走的野兽。杜威不能不想到这一点。他还记得在拉斯维加斯警察总部的审讯室里第一次见到佩里的情景：这个侏儒般的大孩子坐在金属椅子上，一双小脚连地面都够不到。此刻，当杜威睁开双眼，他看到的同样是那双孩子般的小脚，向上勾起，来回晃动着。

杜威曾经设想，在史密斯和希科克被处死后，他会有一种高潮感，一种使命完成的解脱。但是却没有。他不知不觉地又想起一年前，在谷景公墓的一次邂逅。回想起来，从那时起克拉特案就已经在他心中了结了。

建立加登城的人一定都是些坚毅的斯巴达型人物，在决定正式建立一座公墓时，他们不顾土地的干旱和运水的麻烦，决心要在尘土飞扬的街道和朴实无华的大平原上打造一处迥然不同的景色。因此，他们在城北一块不算很高的山坡上盖起这座命名为谷景的公墓。今天看起来，这里就像像一块深色的小岛，周围麦浪起伏，是夏日里最好的慰藉之地。那里有许多幽静的小路，两边绿树成阴，延绵不断，那是几代人栽培的结果。

去年五月的一天下午，麦田里半熟的小麦金黄碧绿，微风吹过，如火焰般跳跃。杜威已经在谷景公墓花了好几个小时，给自己父亲的坟墓除草，这是他忽视很久的一项工作。如今，杜威五十一岁了，仍旧与四年前接手克拉特案时一样消瘦而敏捷，也仍然是堪萨斯州调查局在西堪萨斯地区最得力的一名警探；就在一周前，他还抓住了两个偷牛贼。建立自己农场的梦想没有变成现实，因为他妻子对独自居住在荒郊野外的恐惧感一点也没有减弱。因此，杜威夫妇在城里新建了一座房子，他们对此也有些自豪；两个儿子也很是让他们欣慰，他们现在像父亲一样高大，嗓音也开始变得低沉。大儿子今年秋季就要上大学了。

除完草，杜威沿着安静的小路漫步。他在一个新刻的墓碑前停了下来，上面写着“塔特”的名字。塔特法官去年十一月死于肺炎；花环、黄玫瑰以及因雨水而褪色的缎带还留在新土之上。在塔特法官墓旁不远，新鲜的花瓣散落在一堆新土上，这是邦妮琼的坟墓，芦田夫妇的大女儿，她在加登城游玩时不幸丧于车祸。死亡，出生，结婚——这倒使他想起来就在前几天，他听说南希·克拉特生前的男朋友——年轻的博比·鲁普结婚了。

在墓地的一角，一块灰色的石碑下，并排安放着克拉特一家四口的墓。那里已经到了树林外，头顶着太阳，几乎就在麦田的边缘。当杜威走近时，发现已经有了一位扫墓者：一个戴着白手套的苗条的姑娘，黑色的秀发光滑柔顺，双腿修长而优美。她朝杜威笑了笑，杜威在想她是谁。

“你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吧，杜威先生？我是苏珊·基德维尔。”

他笑了，她也笑了。“苏珊·基德维尔。我真是要命。”自从审判开始，他就再也没见过她；那时她还是个孩子。“你过得怎么样？你妈妈还好吧？”

“很好，谢谢。她还在霍尔科姆教音乐。”

“最近一直没有去那边。有什么变化吗？”

“哦，人们在讨论修路的事。但是您了解霍尔科姆，它就是那样。实际上，我也很少回去了。我今年在K. U. 大学念大三了。”她指的是堪萨斯州立大学，“这次是回家来待几天。”

“太棒了，苏珊，你学什么专业？”

“什么都学。主要是艺术。我喜欢艺术。我真的很高兴。”她朝草原眺望过去，“南希和我曾计划一起上大学，我们要成为室友。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有时开心时，也突然会想起我们过去计划的一切。”

杜威看着刻有四个名字的灰色石碑，以及上面的死亡日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你经常来这儿吗？”

“偶尔来一次。啊呀，太阳可真毒啊。”她戴上墨镜遮住眼睛，“还记得博比·鲁普吗？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我听说了。”

“科林·怀特赫斯特。她真的非常漂亮，也非常善良。”

“博比真走运。”杜威开玩笑地问道，“那么你呢？一定有好多追求者吧？”

“嗯，那都不是当真的。但是您倒提醒我了。现在几点了？”当得知已过四点时，她惊叫了一声，“唉呀，我必须得走了。很高兴见到你，杜威先生。”

“再见，苏珊，祝你好运。”他望着她急匆匆地消失在小路上。那柔软的头发随风飘荡着，闪闪发光——南希本来也可以长成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士。良久，他也转身回家，朝树丛走去；留在他身后的，是广阔的蓝天，还有那沉甸甸的麦子，它们随风起伏，发出阵阵私语。

[1]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英国十八世纪重要诗人，《墓园挽歌》是其代表作。

目录

序 曲

第一部 奥莉维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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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两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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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奥莉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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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序  曲

酒吧里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女孩脸上挂着笑，准备离开。笑声和喊声在耳边回响，她费力地打开沉重的大门，一阵冷风猛地灌了进来。她转身对每个可能正看向她的人喊了声“晚安”，只见几条胳膊举了起来，向她挥手道别，但大部分家伙不是继续沉浸在啤酒中，就是疯狂地打着手势，向任何愿意洗耳恭听的人分享他们的最新笑话。

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摔上了，切断了那温暖的黄色灯光和年轻人纵情享乐的快乐声线。黑暗的夜笼罩着她，突如其来的宁静似是有形的一击，击中了她。有那么片刻，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她在初冬的寒气中哆嗦着，把脖子上的围巾拉紧了些，环抱双臂取暖。她真得去淘一件喜欢的外套了，好在晚上外出时愿意穿着出门。想到自己的虚荣，她不禁微笑，并提醒自己：走回公寓只需一刻钟，只要走快点儿，很快就能暖和起来。

酒吧的门再次转开，一时打破了宁静，里面琥珀色的灯光泼洒到潮湿的人行道上。从温暖的酒吧传来的一阵响亮乐声中，她似乎听到有人在喊她的名字，但门一转，砰的一声又关上了，一切复归宁静。

在曼彻斯特这一区的街道上，零星的几个人步履匆匆，在拐上通往自家的岔道后消失不见。可怕的天气和初冬刺骨的寒意迫使人们今夜只能窝在家里，而谁又怪得了他们？

一对情侣在她前面不远处停下来接吻，女孩用胳膊圈着男孩的脖子，踮着脚尖，好把整个身体都贴在男孩身上，总算为这个夜晚带来了些许暖意。她望着他们，想到恋爱的感觉是多么美妙，不禁又笑了。最近才和男友搬到一块儿，她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她走到主干道的交叉口，在十字路口等待。车辆稀稀拉拉，但作为进出曼彻斯特的主干道之一，这里从来都没有彻底安静过。

她趁着没有车匆匆过了马路，走向另一边更为安静的街道，远离了学生公寓和现代风格的房屋。他们在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旧房子里找到一套公寓时，她欣喜若狂。整个一层都是他们的，尽管还是有点儿脏，但他们已经在清理了。最棒的是，公寓位于一条宁静而讨人喜欢的林荫道上，使得那里的每一栋房子都有种私密感。

她拐进第一个路口。右边的小公园里通常总是挤满了玩耍的孩子，但在夜里的这个时候，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只有一架孤零零的秋千在无声地轻轻摇晃。

平底鞋落在人行道上几乎没有声音，她有种与世隔绝的奇怪感觉。她朝路过的那些房子的窗子望去，大部分都被高高的篱笆墙遮住了，能看见的又都是黑乎乎一片，路上只有街灯死气沉沉的倒影，使得远处的那些房间给人一种无人居住的怪异感觉。

附近有人！这个念头突然偷偷向她袭来。她没有丝毫证据，既没有听到鞋的摩擦声，也没有瞥见什么黑影。完全是别的什么东西，那感觉就像有个人的眼睛在她的背上凿出了一个洞。她就是知道。

身体瞬间变得僵硬，每一条神经末梢都在刺痛。她是不是该跑？如果她这么做了，会不会成为让那个人追她、抓她的信号？她是不是该拐进某户人家的车道？但那人会在她赶到那户人家的门口前逮住她。

让对方知道自己察觉到了正在被跟踪会不会更好？如果转身去看，会不会刺激对方做出反应？她不知道。

但那人就在那里。她只是不知道对方离她有多近。

来不及多想，她飞快转头，但大街上空荡荡的。那人不在她身后？那一定在什么地方，她确信。她朝公园望去，想到了那架晃动的秋千。那人可能藏在那条没有灯光的黑暗小路两旁的灌木丛后，正与她并列同行。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的一个片段突然刺穿了她的脑海。身处充斥喧闹笑声的酒吧中，有那么一刻，她感到不自在。她在吧椅上猛一转身，以为会看到紧挨着身后站着一个凶恶的陌生男人，但没有，甚至没有人在看她。于是她拂去了那种感受，让夜晚的快乐包住那令人不舒服的战栗，并从中挤出活力。但无济于事。她现在的感觉和当时一模一样。

公园的入口就在前面。如果对方在里面，要来抓她，这就是动手的最佳时机。她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想对策。她要表现得若无其事，然后一走到和公园大门平行处就开始跑。如果有必要，她要尖叫求助。

还有两步，她就要到了。她放下双臂，垂至身体两侧。要走的那条路的拐角处就在前面，但那里更暗，深得她喜爱的那些树的粗树干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投下深深的倒影，漆黑又光秃秃的树枝弯入夜空。

一步，两步——跑！

她没敢看公园敞开的大门，耳边只有自己沉重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听不到是否有人在追她。

距离拐角处只有十米时，情况发生了。她差一点儿就到了那里，差一点儿就到家了，差一点儿就安全了。

一个暗影从最后几棵黑黑的树后出现，一动不动，然后悄然迈开双腿，伺机抓她。

第一部 奥莉维亚

1

刺耳的门铃声打破了屋内阴郁的宁静，我停止踱步，心里涌起一阵荒唐的希望。是不是罗伯特回来了？他忘记带钥匙了吗？但我知道不是。我完全知道来的是什么人。

是警察，他们来这里是因为我打了电话。

我应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应该对罗伯特一直以来用言语之外的一切告诉我的东西有更透彻的理解。现在他已经带着我年幼的孩子们离开三个小时了，我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和每一块肌肉都因失去他们而疼痛。

我的孩子们在哪里？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千万不要。

这个念头如有形的一击击中了我，我紧闭的眼睑后浮现出生动的画面。我睁开双眼，但还是能想象出他们坐在罗伯特车的后座上。那辆车被某个疯狂的司机撞出了马路，躺在一条暗巷的沟里，等着被人发现。我看到他们额头上全是血，我在内心里留意听他们的呼喊，只为了确认他们还活着。但除了从敞开的车窗传进来的鸟鸣，我什么都没听到。在这幅幻想的画面中，我没有看到罗伯特。

尽管那些画面阴森可怖，但我并不相信他们出了车祸。内心里，我知道可能发生了别的事情，而且要凶险得多。

我打开门，一个肩膀宽阔的年轻警察站在门口。他穿着防刺背心和短袖衬衣，看上去结实又能干。我知道他将要问我什么。我知道他们的套路，和上次不会有什么两样。

我对他认不认识我感到好奇。他知道今晚报警的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就是七年前因男友失踪而打电话报警的丽芙·亨特（“丽芙”是“奥莉维亚”的昵称，“亨特”是奥莉维亚结婚前的姓氏。）吗？这会让事情变得不同吗？

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会做有关那个可怕夜晚的噩梦，每一次惊醒，浑身都浸在冰冷的汗水中。当时男友打电话跟我说他正从大学实验室出来，很快就会来见我。回家的路并不远，但两个小时后他还没有回来，我忧心如焚，记得当时我紧贴着小女儿贾丝明，对她小声说：“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宝贝。”其实她并不能听懂，她当时只有两个月大。我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而已。丹再也没有回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原本以为再也没有比那晚我感到的恐惧更可怕的事了，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等待，不知道亲爱的丹可能出了什么事。

但我错了，因为这一次情况要糟糕得多。这一次，恐惧如同一个坚硬的皮球，在我的胸腔、我的脑海、我的五脏六腑里四处痛苦地跳动。

警察理所当然想知道详情，他想弄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担心。孩子们和父亲在一起，当然没什么可担心的，不是吗？你试过打他的手机吗？我认为自己没必要回答这个问题。

罗伯特是六点钟离开的。他说想带孩子们出去吃比萨。我本想和他们一起去，但他坚持说想单独和孩子们多相处相处。天哪！我不想承认，但我当时心中窃喜。考虑到我对他的感受，我觉得哪一天我们真的分开了，这对他来说将会是很好的锻炼，于是我就让他们去了。

他们离开后的一小时内我没有多想。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快回来，于是我找事情做，让自己一直忙着。我知道罗伯特才不会吃什么比萨呢，他必定想在孩子们都上床睡觉后和我共进晚餐。于是我开始准备红辣椒，这是他最喜爱的食物之一，作为他带孩子们出去的犒赏。

做完了能想到的所有事情，我回到客厅，感到里面空荡荡的。身边一个孩子都没有——这种情形从未有过，除非他们上床睡了。当然了，贾丝明已经上学了，弗雷迪才两岁，他整天都和我在一起，而比利虽然上了托儿所，但只在上午去。

房子给人的感觉空落落的，好像里面的空气都被吸走了，只留下一个冰冷、无声的空间。我用全新的视角打量着客厅——全新的、不满的我——我意识到我们创造的这个空间是多么枯燥无味。我们将中性色调的理念运用到全新的高度，在这里看不到一丝色彩，也找不到一件私人物品。没有一张孩子的照片，也没有一时兴起随手买的小玩意儿。这里的每一幅画都不是因为它唤起的情感被选中的，而是因为它纯粹的中性特征可以和这里单调的环境无缝对接。每一样装饰品都是以其尺寸选取的，为的是制造完美的平衡。还有，当然了，罗伯特不喜欢在这个房间里放玩具。

住在这里的人是谁？

可以是任何人。也许，对罗伯特来说，这种布置是在我的公寓套房里住了太久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那里，橘黄色的墙壁和祖母绿色的展示品幸福地和睦相处，那些颜色散发着快乐。而这个房间给人的是什么感觉？

什么都没有。

我答完了警察的所有问题。我们已经断定罗伯特不会在饭后带孩子们走亲访友，罗伯特和我都没有什么亲人。我的父母几年前去世了，那时贾兹（贾丝明的昵称。）还是个婴儿。罗伯特一直都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们俩也都没有兄弟姐妹。这些都是残酷无情的事实，我们无从选择。

但我怎么能解释我连一个他可能会带孩子们去拜访的朋友都想不出？我们怎么会变得这么与世隔绝？这么孤独？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罗伯特想独占我，不想与人分享我。

在他提出想单独带孩子们出去时，我就应该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要是我听了，认真地听了他所说的话，我或许就及时制止他了。

“奥莉维亚，”他说，“一个父亲带自己的孩子出去吃比萨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不对？毕竟，有些男人就独自抚养孩子。”

罗伯特是不是在试图暗示我什么？他是不是猜到了我的感受？如果这个人不是罗伯特，我也许会认为可能——仅仅是可能——他接受了我或许会离开他这一事实，并正在努力证明他一个人应付得来。但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是罗伯特，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想象了他们会在哪里的所有可能，每一种都让我充满恐惧。我不知道哪一种更糟糕：我幼小的孩子受了伤躺在某处，还是我害怕的另一种情况。我不敢把它说出来。

2

已经过十一点了。距离我把弗雷德温暖的身子抱在怀里、吸着他香甜的气息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了，想到他会困惑，我就不能忍受。还有比利，他要睡觉了，他累的时候就会发脾气。还有我可爱的贾丝明，这会儿会想回家和妈妈待在一起。她从不喜欢我离她太远。对一个七岁大的孩子来说，她心思实在是太重了。

只要罗伯特把他们安全带回来，我就会打消所有打算离开他的愚蠢念头。我会学着忍受长期处于监视之下，只要我的孩子不受到伤害。

把他们带回来，罗伯特。

那些警察在搜索房子，就像上次我失去丹时一样，好像我会把自己的孩子藏到什么地方似的。他们出去敲邻居家的门了，把他们一一叫醒。他们看见什么了？他们知道些什么？

更多的警察来了，这次是警探。

“布鲁克斯太太？”我的思绪被一个声音打断了。我抬起头，目光与一个女人友善的眼神相撞。她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多少，但肯定比我大，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叫她长官。

“我叫你奥莉维亚你不介意吧？我叫菲利帕。我们已经给本地所有的比萨店打过电话，但没有人对你的丈夫和孩子有印象。”

“也许他们改变了主意，去了一家汉堡包店。他们可能那么做，对不对？”我是在抓住最后的稻草，我们都知道。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去呢，奥莉维亚？”

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觉得必须编个借口，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罗伯特觉得我看上去神色疲惫，可以趁机休息一下。他是想帮我。”

“你工作压力大吗？所以才会疲惫不堪？还是说孩子们折腾得你有点不得安宁？”

她认为我会伤害自己的孩子？

“我的孩子都很乖——我向你保证。我也没有出去工作，照看孩子和罗伯特就够我忙的了。”我只在怀上贾丝明之前正儿八经地上了几个月班。产假结束后，罗伯特叫我嫁给他，他压根儿就不想让我去工作。他想让我待在家里照看他，我觉得这未尝不可。但现在我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会欣然做出那个决定，满足于当一个依附他人的人。

问题纷至沓来，但我只想冲他们所有人尖叫。别再问我那些愚蠢透顶的问题了！帮我把孩子们找回来！

“很抱歉不得不问你，奥莉维亚——你介意和我的一个同事去趟楼上吗？我们想让你检查一下孩子们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不见了。衣服、最喜欢的玩具、书，你知道那类东西。”

什么？我瞪着她，一时说不出话来。东西怎么会不见？

我从沙发上撑起身子，僵硬的四肢挣扎着承受住体重，我感觉自己像个三倍于实际年龄的女人。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这太荒唐了！为什么会有东西不见？这个念头如纸带一般在我脑袋里打转。

一名探员跟着我上楼，我认得他，但想不出为什么，不过那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决定从贾丝明的房间开始。她的房间很整洁，一眼就能看出她所有的东西都在应该摆放的位置上。

我朝她的床走去，揭开床罩，以为会看到贾兹的布娃娃洛蒂靠在枕头上，但没有。我掀开羽绒被。洛蒂哪儿去了？贾兹都七岁了还喜欢把洛蒂放到床上，但现在这里没有它的踪影。我极度痛苦地看着那名探员。他只是看着我，什么都没说。

我慢慢朝衣柜走去，几乎不想打开它。那名探员还在看着我。我轻轻拉着把手，好像动作慢一点儿就能改变结果。贾丝明的粉红色背包不在架子上。突然，我像发了疯一般，把衣架前后推动，拉开所有的抽屉。

“不——”我痛哭道，把一个音节拉长到二十个。我女儿的衣服哪儿去了？

我听到咚咚的脚步声逐渐接近，菲利帕出现在门口。她朝我走来，抓住我的手臂。她不必问——看我的脸色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一直不想承认，但现在只能面对事实。

他带走了我的孩子。

3

汤姆·道格拉斯从办公桌前疲倦地站起身，把双臂伸过头顶。自从上司侦缉总警司詹姆斯·辛克莱由于身体原因提前退休后，汤姆在伦敦警察厅的工作变得大不相同了。新上司人很好，但太看重数字，难讨汤姆的喜欢。新上司招人反感不仅是因为他用铁腕掌握着财政，那是他的工作。对汤姆来说，新任侦缉总警司似乎也想靠数字来破案，就好像那是一个万能公式，只要按照既定的标准运用，便能无往不利。

汤姆最初来伦敦警察厅任职是为了离女儿露西近些，前妻凯特在他们离婚后就不辞而别，搬到了伦敦，他只能跟着。在许多方面，这份工作都是他梦寐以求的，但现在伦敦生活已不再有什么吸引力。凯特在新恋情告吹后又带着露西搬回西北部，于是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汤姆留恋的了，他又一次思女心切。

他从椅背上抓起皮夹克，拿起钥匙。深夜的这个时间点少有生机，尽管死气沉沉的公寓无甚诱人，但他的确需要睡会儿，也需要填填肚子，至少他还能从烹饪中享受到乐趣。他开始考虑这顿深夜晚餐该吃些什么。

就在汤姆拧灭台灯的刹那，电话铃响了。他盯了电话听筒一会儿，犹疑不定，但他知道不得不接——只要电话铃响了，他从来就做不到不接。

“侦缉总督察道格拉斯。”

“汤姆，很高兴逮着了你。我是菲利帕·斯坦利。如果你能抽出一分钟，我想让你帮我查一点资料。”

她一自报家门，汤姆便知道这场对话将会持续很久，于是拖出椅子，重新坐下，把夹克和钥匙放回办公桌上。在他离开曼彻斯特前，菲利帕不过是他那组的督察，而现在已经晋升到和他平起平坐的侦缉总督察了。没有什么阻挡得了这个女人，她一定会攀上最高峰。

“嗨，菲利帕，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我能帮你做什么？”他问。

“我需要你回忆一下一起七年前的旧案子。当时你正搭警员瑞安·蒂皮茨的顺风车，中途他不得不调头去应付一个名叫奥莉维亚·亨特的女人，对方报警声称男友失踪了。”

汤姆知道和菲利帕不会有什么朋友间的叙旧——她这个人从来都只讲正事。他能清楚地想象出她的样子。她此刻肯定一如既往地穿着那套“制服”：露着脖子的白色衬衣，不会露出太多乳沟，笔挺的深蓝色短裙，好穿又不失优雅的鞋子——他母亲会称之为船鞋。她黑色的短发明亮耀眼，拢到耳后，除了一点儿口红外不施粉黛。她看上去总是整洁得无可挑剔，充满女人味儿，但一点儿都不性感，就算有那么一丁点儿，也早被她的傲气消磨得荡然无存。

“怪了，我还真记得。没错。我忘了当事人的名字，但如果我没有记错，她有个哭闹不停的婴儿，她固执地认为男友遭遇了不测。得知那失踪的家伙是个穆斯林时，瑞安表现得好像那人的身份就解释了一切。依他所见，我们肯定会在某个胡同里找到那个被痛殴的家伙——当然了，我们根本就没找到。因为他那态度，我还臭骂了他一顿，并向那个女孩道了歉。你需要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你对她的印象——我说的是那个女孩。”菲利帕答道。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汤姆问。这件事过去很久了，卷宗里应该详细记录了所有细节，但菲利帕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这么问。

“我会告诉你原因的——但我不想影响你的判断。先把你记得的告诉我，然后我就会告诉你我为什么想知道。顺便说一句，我已经就这个和瑞安谈过了。他现在是探员了，天知道是谁做出了这个令人惊讶的决定。没有人认可他的聪明才智，他却自信心膨胀，而且还像一直以来那样无能。我想从你这里挖到料的可能性更大。”

汤姆不确定菲利帕是不是在明褒暗贬，但他决定不去理会。那个案子不是汤姆能转身就忘的，倒不是因为那个特别的夜晚，而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如我刚说的，我第一次见她是因为她男友——一个伊朗小伙子吧，我想——没有回家，她打电话报警。但当时不是很晚，我们真的以为他也许只是去酒吧了，会在凌晨一脸歉意地出现。但她男友严格遵守宗教信仰中关于禁酒的规定，所以，很显然，这个女孩知道不可能是那样，于是我们把他归为了失踪人口。但经过一番调查，我们发现他的信用卡上有些消费。他买了一张从曼彻斯特到伦敦的火车票，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又订了一张去澳大利亚的机票。我记得他还给她发了一条短信，说很抱歉什么的。短信是从伦敦的希思罗机场附近发送的，你可以查到。我记得他好像没有赶上那趟航班，但因为他买的是一张可改签机票，所以什么时候走都可以。而一旦奥莉维亚收到他的消息，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跟进了。”

“和卷宗里记录的完全吻合。你记性真不赖，汤姆。”

“好吧，”汤姆大笑一声答道，“如果不是几个月后她再次成为我负责的案件当事人，我不会记得这么清楚。我猜，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吧？”

“我看过卷宗，但还是由你来告诉我吧。”

汤姆顿了顿。他现在能回忆起奥莉维亚·亨特的样子了——她泪流满面，挂着一副凄凉的神情，使得想调查她的念头显得荒谬无比，但又不得不做。

“她卖掉了自己的公寓，打算搬去和父母同住——我觉得这是迫于无奈而非自愿。不管怎样，到了约好的那天，她开车去了父母家，去看看她爸爸为什么迟迟没有开他们租好的小货车去搬她的东西，结果发现双亲倒毙在床上。事实查明是因为热水器出现了故障，而进风口恰巧又堵住了，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我们调查了此次事件，对奥莉维亚盯得很紧。在短短几个月内接连失去男友和父母似乎不仅是奇怪那么简单——尤其考虑到她的男友为那套公寓支付了一大笔定金，并把它放在她名下，而她又是父母遗嘱的唯一受益人。英国外交部试过寻找她男友的家人——我想他的名字叫丹吧？”

“丹纳什·贾罕德。”菲利帕说。

“没错，就是这个。他们想查明他家人是否收到过他的消息。以当时英国和伊朗的关系，这并不容易，我想两国外交部都没有查到什么。因为男友抛弃了她，只丢给她一个婴儿，奥莉维亚已经陷入震惊，在得知父母双亡时就彻底崩溃了。她说她父亲对安全重视到了多疑的地步，这样的意外根本说不通。”

“但没有她或其他人谋杀的证据。”

“没错。”汤姆说，“貌似就只是一场悲剧事故。奥莉维亚的神经彻底错乱了。就在那天上午，她把那套公寓卖掉了。她不能住在父母的房子里——她也不想，而且还要操心婴儿。但我记得买下她公寓的那个男人好像主动提出让她继续住在那里。那人有其他地方住，所以我想那人让她搬回去了吧，但我对那个人没有什么印象。”

“那人名叫罗伯特·布鲁克斯，后来娶了她。”

“好吧，这件事总算有了个好结果。”汤姆面带微笑地说，“但所有这些资料不都记在卷宗里了吗？我能帮上什么忙？”

“我需要知道你的看法。不是证据所指的，而是你对奥莉维亚的看法——你对她有几分信任？你认为她演了一出好戏的可能性有多大？”

“好吧，但你得告诉我为什么。”汤姆答道。

“因为我现在就和她在一起。这次是她丈夫罗伯特·布鲁克斯失踪了，还有她的三个孩子。”

4

他们想了解罗伯特，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又怎么能对他们解释清楚？我只知道在我人生中可怕的时刻，是他把我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我先是失去了丹，两个月后又失去了双亲。他们死了，两个人都死了。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如果罗伯特没有走进我的生活，我会做出什么。当时他对我来说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仅是我公寓的买主，但不知怎么，他似乎理解我需要什么，并指引我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光。

自从丹走后，我就整日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唯一刺穿迷惘的，是我意识到要卖掉丹和我一起居住的公寓。我凭一己之力承受不起那里，而且每一个角落都会让我想起他：我们从旧货店和跳蚤市场买来的家具，因免费而拿来粉刷厨房的难看得要死的浅桃红色油漆。每个角落和缝隙都有一段记忆。但我没有选择，贾兹和我将不得不搬回我爸妈家，尽管我很爱他们，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

当罗伯特在一个严寒的日子搬进公寓时，我还在那里，站在大厅，贾兹坐在婴儿车里，我们周围都是箱子，等我爸爸来。后来发生的事证实，我再也见不到爸爸了。

罗伯特似乎是唯一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的人。他让我待在公寓里，自己回原来的地方住了几个月，他不想听到我试着去另觅住处。当他最终不得不搬进来时，又把多余的房间让给了我们。他甚至帮我办了丧事，并且卖出了我父母亲的那栋平房。

我知道自己应该感恩戴德，我也的确这么做了。我不知道当时如果没有他，我怎么应付得来。但他习惯性的沉默、要求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得到赞赏和认可的态度越来越令人筋疲力尽。

他总是在注视、观察我，甚至在孩子们调皮地逗我笑的时候，他也不看他们。他的目光总是停留在我身上，我笑他就笑，如果我从房间走出去，他就目送我出去。我能感到他在盯着我。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在看着门，好像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那里。

这就是我们没有朋友的原因。在极少几次我试图融入其他夫妇的场合，罗伯特的目光一刻都不曾从我身上挪开过。如果我跟一个女人说话，他就要知道我说了什么，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就被迫忍受审讯，直到复述完每一个字。如果我和哪个男人说话，他就会立刻出现在我身旁。

多年来，我第一次渴望见到苏菲。苏菲是我最亲近的姐妹，我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她带笑的双眼，这段记忆如一道明亮的白光从我心头闪过，转瞬又消失了。

我一遇到苏菲，她就把我带进了她的世界，然后一切就变得有趣起来，生活成了我们的探险。我曾真的相信我们的友谊会持续到永远，但苏菲唯一的志向就是参军，离开大学后不到几个星期，她就去了桑德赫斯特（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是英国培养初级军官的一所重点院校。）开始训练。突然，她不再是我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此后再也没有人填补她的位置。

所以现在我孤身一人在这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的孩子们在哪里？

我能感觉到警察越来越担心了。已经是早上了，但从昨晚到现在，没有丝毫进展。我不停地颤抖，双手湿冷、笨拙。每次有人试图用咖啡或茶来“引诱”我时，我都只能拒绝，因为我怕自己连杯子都握不住。气氛有了变化，变得急迫了许多，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在担心我的孩子。

菲利帕告诉我他们在查看主干道上的摄像头。我知道最初的二十四小时有多重要，尽管她足够仁慈，不想提醒我这点。

当警方发现孩子们的一些衣服不见了时，就开始问我护照的情况。我知道警方认为罗伯特劫持了孩子并把他们带出了国，作为某种荒唐的监护权之争的一部分。但孩子们没有护照，我也没有，我们不出国度假。我们喜欢安格尔西岛，那是北威尔士海岸附近的一座岛屿，开车去只要几个小时，我们知道来回的路。

菲利帕又走过来挨着我坐下了，她这么做的时候我很担心，总觉得会有不好的消息。

“奥莉维亚，我觉得该把你孩子失踪的消息通知媒体了。我知道他们是和自己的父亲在一起，但我们没有查到他在哪里。你昨天晚上给了我们一张孩子们的合影，你能帮我们再找几张照片吗？单人照和合照都行，也许会有用。”

我站起身，希望双腿能承受自己的重量，走到餐柜前，拉出装照片的盒子。我拿不准自己有没有勇气去看它们，一想到孩子们的样子，看到的一切便都是痛苦的。当然，如果真的发生了事故，这时候应该已有人发现他们了吧？也许他们正在某处的一家医院里哭着喊着要妈妈，并纳闷我为什么不在他们身边。我怎么会想到那里去呢？我知道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事故。

我拿着盒子往餐桌走。有人把一件外套丢在了地板上，衣服皱成一团。笨拙、恍惚的我不小心绊着了，所幸有人及时拉住了我，但照片撒了一地。

我认出那个抓住我胳膊的男人了，之前居然没有想起来，丹没有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也来过。我不喜欢他，他把床底下和衣柜里都搜了一遍，好像丹会藏在那些地方似的。不过他们应该是照章办事。我一直想不起他的名字，直到我听到菲利帕问：“那是你的外套吗，蒂皮茨探员？”

蒂皮茨。完全吻合。那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刺耳，他长着一张老鼠脸，鼻子尖尖的，眼睛小而圆。我不禁为这次不是由他负责而感到高兴。

我把视线从他脸上挪开，移到地板上的一片狼藉上。这件事虽小，但差不多足以将我打倒，我抓住沙发背来支撑。孩子们的照片在散落的一堆杂物中笑着仰望我。

最上面是一张丹纳什的照片。我已经克制自己不去看他的照片太久了，此刻，我贪婪地看着他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强压住了一声喘息。他那黑色的卷发从脸庞往后梳，刚好垂到领下，深棕色的眼睛闪烁着笑意，咧着一张大嘴，微笑着低头看着一个甜美的年轻女孩。女孩一头金色长发，一双明亮的蓝眸，戴着一顶米色的羊毛混纺帽子，帽子的一边扣着一个亮晶晶的搭扣。

菲利帕看着我，然后把目光移到那张照片上。“那是你，对不对？”她问，几乎不能克制声音里的难以置信。是的，那个是我。

那时我对帽子有点儿痴迷，还曾试过劝苏菲戴帽子——甚至主动提出把我最喜欢的黑色浅顶软呢帽借给她，但她说她唯一会戴的帽子就是军官帽，还得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突然想到罗伯特不仅从来没有见过苏菲，也从来没有见过丽芙——他只遇见了奥莉维亚——这个切合实际、普通乏味版的我。

我看着丹的照片。他会怎么看待现在这个站在他面前的人？我依然留着长发，只是引人注目的金黄色已经褪成了令人愉快的淡棕色。我过去喜欢选择最明亮、最有活力的色彩，这个嗜好改变了，连同我对危险和刺激的喜爱。苏菲和我一起做过一些疯狂的事情，丹通常都会在一旁为我们欢呼。我们做的事五花八门，从为慈善举办跳伞活动到从桥上蹦极，不一而足。但我现在意识到我已经习惯了平庸。我是怎么让这种转变发生的？我怎么会失去了自我？

内心深处有个小小的声音在对我说，如果孩子们会回来——不，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必须找回自己当初的模样。我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去重新发现自我，也许枯燥无味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罗伯特。

我把丹纳什的照片塞进牛仔裤口袋。我觉得罗伯特回来的时候不想看到它。因为他会回来——他必须回来。

我不敢相信我居然睡着了。尽管客厅里满是人声，但我不肯回卧室躺下，我想肯定是我累极了——要不就是身体再也扛不住更多压力。

我醒来的时候，听到一连串对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发号施令的声音。突然，说话人的语气里没有了之前缓慢、沉重、克制的担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兴奋感。

“取消新闻发布会。什么都不要透露，我们稍后会告知他们详情。”

我想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我醒了，但紧迫感迫使我挣脱了最后一丝睡意。内心的空虚开始被一种我只能相信是希望的奇怪感觉代替，我挣扎着坐了起来。菲利帕注意到了，朝四周扫了一眼，示意大家噤声。他们看懂了她的暗示，在她挨着我坐下的时候离开了。

“奥莉维亚，我们收到了一些好消息。你丈夫的车在北威尔士被摄像头拍到了，从画面上看，孩子们和他一起在车上。是几个小时以前拍到的，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但我们已经通知当地警察去找他了。”

我松了口气，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还活着。谢天谢地。接着我突然感到眩晕。哦，不——不要那么做，罗伯特。“他在哪里？在北威尔士哪里？你确定是他吗？”我知道菲利帕能听出我声音里的惊慌，但她依然冷静。

“他正在跨过梅奈大桥进入安格尔西岛。那肯定是他的车。你能想到他会去哪里吗？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摄像头拍到他，这很不寻常。”她担忧地看着我。

“他会走小路。”我告诉她，“他总是说，有其他有趣得多的路可走却老是走主干道是个错误。”我忍不住了，不得不问，“他能一直走到霍利赫德岛都不会再被摄像头拍到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渡船码头，对不对？”菲利帕靠过来，握住我的手，“别担心，我们派了人去仔细查看所有的船只。他进爱尔兰虽不需要护照，但需要某种形式的身份证明。目前还没有人以他的名字预订过什么。”

她把身子转了四十五度，好侧对着我。我集中注意力看着她，专注于面前能看到的，而不去注意脑海里那个试图发出尖锐警告的铃声。

“你有什么没有告诉我吗，奥莉维亚？”她问道，“你是不是知道他可能去哪里了？”

我如果不去想会感觉更安全，但现在我必须面对我们第一次去安格尔西岛的回忆。罗伯特带我们一家子去了霍利赫德岛西边的南栈灯塔，我们站在那里眺望大海，一股冷风猛烈地把我的头发从脸庞向后吹去。我爱极了那种充满活力的感觉。我凝视那巨大的碎浪花，聆听它们撞到下面岩石上的声音，思绪飘到了千里之外。就在那个时候，罗伯特告诉我，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一个男人就是从那里的峭壁上跳下去自寻短见的。

“这是完美的死亡之地。”他说。

我记得很清楚。我扭过头，一脸迷惑地看着他，只见他凝视着远方汹涌的海水。

“如果我失去了你，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这会是铭记你的美丽的地方。你非常清楚我不能忍受没有你的生活，对吧？”他说。

但我还在这里。他一直都怀疑我在考虑离开他吗？他不会的——至少，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想。我闭上眼睛，试图遏制恐慌。喉咙里溢出一声啜泣，我在沙发上蜷缩成一团，尽最大的努力去抚慰痛苦，驱赶心头的那段记忆。

5

这种等待——带着不确定和无能为力的挫败感——令人难以忍受。菲利帕不准备带我去安格尔西岛，我苦苦相求。她坚称当地警察对询问调查进行了最佳安排，他们了解那块地方。无论我说什么或做什么似乎都不可能改变她的看法。愤怒、挫败的眼泪不停地顺着脸颊汹涌地往下流，我用湿透的手帕按住双眼，试图隔绝房间里的声音，专注地想象孩子们的脸，小声说着他们听不到的安慰和让他们安心的话，希望他们能回到我身边。

透过啜泣声，隐隐地，我听到那些说话声又有了变化。这次不一样，没有断断续续的指示或目的感。随着一声长长的叹息，房间里的呼吸似乎都被带走了。我无法分辨那是一声惋惜、悲痛的叹息，还是完全不同。

我感到沙发另一头被压住了，有人坐到了那儿，把我的湿发往后抚去。我听到一个声音，但听不清说了什么。

“我们找到他们了，奥莉维亚。他们没事。你丈夫和孩子们都没事，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都安然无恙。”

我能听到菲利帕声音里的笑意，我很高兴有事让她开心，但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什么？”我颤抖着问道，“他们在哪儿？你确定他们都好好的？”

菲利帕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捏了捏，让我安心。“他们是在安格尔西岛的一张床上被发现的，他们还在那里吃了早餐。你丈夫说，那是你们经常去的地方。”菲利帕亲切地看着我，“他们很好。你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还没来得及完全消化孩子们毫发未伤、正在回来的路上这个事实，更别提其他具体情况了。我注意到蒂皮茨探员正在收拾包，其他人好像已经都走了，只有菲利帕和蒂皮茨还在。他们也要走吗？我不认为罗伯特回来的时候我能独自应对。我惶恐地四下看了看，菲利帕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

“别担心，奥莉维亚。蒂皮茨探员会在这里陪着你，直到你丈夫回来。”

我惊慌地注视着她。我不能从那个男人身上感到一丝同情，我不想让他留在这里。“你不能留下来吗？”我相当无助地问。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蒂皮茨探员。我能看出她很不解，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应该是低级警察的工作，但在这个时刻，我觉得菲利帕是我最亲近、近乎朋友的人。她对我微微叹了口气，声音几不可闻。“好吧，我原本只是想回家看看我的猫，然后睡几个小时。你去吧，瑞安。你先走。”她转向我，“好吧，奥莉维亚。我哪儿都不去，我会留下来陪你。”

我看着她，知道自己的眼神看起来肯定很狂乱。我心乱如麻，不知所措，但又为得知他们是安全的而如释重负。

“你为什么不上楼去赶紧洗把脸？这样孩子们就不会看到你这么紧张不安了。”她柔声建议道。

天哪！我看起来肯定可怕极了，我的头发摸起来像打结的稻草。

我的双腿还在抖个不停，菲利帕扶我站起来，领着我朝楼梯走去。“你撑得住吗？”她问道。但我必须撑住，我得在孩子们回来前打起精神。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上了楼，走进浴室，瞥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眼睛通红，眼四周是糊掉的黑色染眉膏，脸上污点斑斑。我仍想哭，于是坐在马桶座圈上，放松地啜泣起来。谢天谢地！

他在干什么？他在想什么？

眼泪渐渐退去，我站起身，试着重修面容。我刷了牙，梳了头，往脸上拍了些极少用的粉底来遮盖糟糕透顶的疹块。没有什么能掩饰通红的眼睛，但没准儿孩子们不会注意到。

接下来一个小时我都坐在沙发边沿，双膝并拢，紧握着双手，来回扭动揉搓着，怎么都没法停下来。

接着我们听到了车开上车道的声音，车子转弯的时候车头灯在墙壁上投下了一道淡淡的光。我飞快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一把打开门。

罗伯特张开双臂从车道上朝我跑来，我模糊地听到他在对我喊着什么，但我从他身旁躲开了，我现在没有时间理他。

我只想见到我的小宝贝们。

6

我不想离开孩子们。我想把他们都集中到一个房间里，自己躺在门口的地板上，这样就没有人能靠近他们了。

我最后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两个儿子，在他们温暖的额头上各印下温柔的一吻，惊叹于他们熟睡时天真无邪的美丽，然后蹑手蹑脚地朝贾丝明的房间走去。她知道有什么不对劲，因为尽管我拼尽全力克制，但在朝车子跑去和紧紧抱住孩子们小小身子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令我欣慰的是，她快要睡着了，洛蒂紧贴着她的脸颊。

我跪在贾丝明床边，轻轻地把落在她脸上的头发拨向后方。“好好睡，小宝贝。”我轻声说。

没有听到一丝声音，但我知道自己正被监视。我扭过头，看到落地灯从后面勾勒出罗伯特的轮廓。他的脸躲在阴影里，但我知道他在笑。他转过身，我听到他朝楼下走去，菲利帕还在那里等着。我不想去，但知道必须跟着他下去。

菲利帕很好心，但还是问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其中大部分似乎都是针对我的。“奥莉维亚，你丈夫说你知道他带孩子们去度周末了。你是不是忘记了？”

罗伯特一脸焦急，好像在担忧我的身体状况。他试图挨着我坐在沙发上，但我站起来走开了。我连看都不想看他一眼。

他朝菲利帕做了个只能被形容为抱歉的表情，好像他需要为我惊人的举动表示歉意。

“我没有忘记。他说他带孩子们去吃比萨。”我紧咬牙关，清晰地吐出每一个音节。

“亲爱的。”罗伯特走过来坐在我的椅臂上，抚摸我的头发。我想推开，但又担心这会让我显得更加精神错乱。“是你帮他们把东西装进包里的。你不记得了吗？我怎么会知道一个两岁的孩子需要什么？”

我不能推开罗伯特，于是再次跳了起来，走到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假火炉前。恐惧和惊慌化为怒火，我猛转身，愤怒地盯着他，对着他的脸摇手，用食指指着他，以强调自己说的每个字。“我还以为你们都死了。”我的声音嘶哑了，远远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怎么能这么做，罗伯特？你怎么能？”

罗伯特转向菲利帕，对她大幅度地耸了耸肩，伸出双手，手掌向上，好像在说：“你看出我被迫忍受什么了吧？”

在我激动的表现后不久，菲利帕就决定离开了。当罗伯特走开帮她拿外套时，她握了握我的手，轻声说：“如果有什么让你担心，奥莉维亚，打这个电话就能联系到我。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说着递给我一张名片。我赶在罗伯特回来前飞快地把名片塞进了口袋。如果被他看到，他会拿走的。

罗伯特送菲利帕出去，然后满面笑容地回到客厅，看起来对自己很是满意。

我总是自以为聪明，但显然还不够。罗伯特是这个家的主人。短暂爆发的愤怒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恐惧。我畏惧丈夫，为不知他会做出什么来而害怕。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罗伯特？”我已经猜到了答案，但仍这么问道。我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罗伯特会知道我那阵恐慌已经过去了——随之而去的还有我熊熊燃烧的怒火。我很害怕，我能在他的双眼里看到满足。

“做什么？我只是带孩子们离开几天，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忘记了。”他试图装出一副不解的神情，但他知道糊弄不了我。

我转身离开他，看见他就令我无法忍受。当我开口的时候，声音几不可闻。“你知道我没有忘记。你们根本就不是去度周末，你们是要去吃该死的比萨。”

我通过镜子观察他，看到他的嘴角微微扬起。崇尚暴力不是我的天性，但如果此刻我有武器，我发誓一定现在就结果了他。

他双手朝我的肩膀伸来，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没有因他的触碰而退缩。他把我的身子扳过来，望进我眼里，好像那样就能让我相信他的鬼话。“我根本就不是单单去吃比萨。你知道的。”罗伯特把头歪向一边，就那么看着我，“我很好奇这会不会就是一个离婚女人的感受。每次孩子们跟父亲出去，她就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或去了哪里。他们可能去任何地方，她只能想象。”

我像个孩子似的抬手捂住耳朵，不想听他说的话。我想离开这个房间，但他挡在我和门之间，他还在说着，还在告诉我我是他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东西。

他抓住我的胳膊，把它们拉到我的臀部，我没有试图去抵抗。他站得非常近，近到我能看清他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

他凑过来，在我耳旁低语。我感觉到他的呼吸热热地喷在我脸上：“如果你离开我，奥莉维亚……”

第二部 两年后

7

周五

汤姆·道格拉斯走进酒吧时，里面一片喧闹，他的组员们正在庆祝最近打的一场胜仗。很难从喧闹声中分辨出每个人的声音，但是快乐的庆祝声总是会让人有种特别的感觉。交谈声越来越大，人们的语速也越来越快，奇怪的大笑声穿透原有的嘈杂，这是放肆的狂欢庆祝夜。

汤姆从伦敦警察厅辞职后，在柴郡短暂地休息了一阵，现在已经回到曼彻斯特好几个月了。他很喜欢自己的新工作。他接手了一个很好的团队，不过他知道里面还有一两个让人伤脑筋的组员要处理，这件事已经刻不容缓了，但是在他们快要破了大案子的紧要关头搞分裂实在是个错误。他们两年来的艰苦努力今天终于有了成果，其中大部分努力是在他加入这个团队前就有的，他们终于找到了可以逮捕一个连环强奸犯的铁证。

汤姆一边推开人群往吧台走去，一边挥手问候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在空中打着他们都懂的手势：要喝一杯吗？好几个玻璃杯举了起来，组员们纷纷用食指示意能再满上就再好不过了。汤姆转向酒吧侍应生，问道：“我把信用卡放你这儿，可以叫人不停过来给他们续杯吗？”

汤姆有钱并不是什么秘密，不过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的钱是从他哥哥那边继承来的。汤姆觉得他的组员们应该畅饮一顿，他也很开心自己能够为他们买上几轮酒。组员们都工作得很卖力，那个用刀尖胁迫女孩并因为警察找不到证据而对他们比画胜利手势的混蛋看来要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了。想到曼彻斯特现在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汤姆很高兴，但他还没有蠢到认为总体上会有很大的改观。案子总是那么多，而且要做的总是越来越多。

汤姆决定就在这里待一个小时，然后留下他们继续庆祝。虽然大部分组员在他身边能适度放松，但是那些较年轻、职位较低的组员——可能除了狂妄自大的瑞安之外——都有点怕他，他走后他们应该会玩得更开心。

不管怎么说，他心中为要不要去见利奥斗争得厉害。他们的关系出现问题已经有些日子了，但两人似乎都还没有准备好打破感情的僵局——如果硬要说这算一段感情——看来这事儿得由他来办了，这可不是第一次了。

利奥诺拉·哈里斯对汤姆而言意味着快乐和痛苦。他们相识将近一年，他一直希望两人的关系可以变得亲密些。在买下利奥姐姐家旁边的那栋小屋时，他完全没想过要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事实上他当时最不想考虑的可能就是一段新的恋情。但利奥和其他女人太不一样了，她像箭一样正直，并且坦率到让人痛苦的地步。她有过不幸的童年，因父亲的漠不关心而伤痕累累。利奥很明确地表示，她会和所有男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汤姆很希望自己是个例外。

利奥有一些特别之处，她气质独特，身材高挑苗条，散发着一股漫不经心的优雅。她很努力地想要表现得尖刻一点，以此掩饰脆弱，但汤姆从未被她骗住。

他早就知道想要亲近她没有那么容易，但还是希望能以持之以恒的真诚和尊重来打破她长久以来对男人筑起的壁垒。但她实在难以攻克。他们的关系每前进两步，就会后退一步——有时候他觉得是前进一步，然后又后退两步，而且他一直处于后退的境地。她看起来是想见到他并和他在一起的，但突然间又会筑起防备将他推开，消失不见，这种状况有时候甚至会持续好几个星期。他怀疑但不确定她是在考验他。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

利奥一开始就很明确地说不想谈感情，做爱是另一回事，但他不能认为做爱会让他们成为一对，也不能认为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汤姆长出了一口气，他不能这样生活，不能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正处于一段恋情中，一切都按照她的要求来。虽然她并没要求都听她的，但他知道，一旦他们做爱了，他就输了。对利奥，他一直尽量保持清醒，过于亲密会让他失去理智。

“长官！”一声喊叫将他从沉思中惊醒。他转过身，看见组员们正举着杯子向他敬酒，他从吧台上拿起酒杯回敬。“干杯！”他们齐声喊道。这种感觉真不错，这样他就可以不再想利奥，或许今晚就不用特意绕路去见她了。他不想玩游戏，那不是他的风格。如果将自己正在外面庆祝一事打电话告知利奥，她应该会觉得无所谓吧。为了让他知道他们不用对彼此负责，她应该会说：“你没必要打过来，你不出现，我就会当成你很忙。”冷血的女人啊！

汤姆感到口袋里的手机在震动。说到冷血的女人，这里还有一个——他的上司侦缉警司菲利帕·斯坦利。从她开始在他手下工作起到随后的几年里她变得越来越严肃了，近乎到了爱摆官架子的地步，不过职位倒是一升再升。汤姆真心希望她打来是为了祝贺他们这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会很正式地祝贺他们，但不会挑他在酒吧的时候特意打过来。

他将手机举到耳边，知道自己不可能听清她在说什么。“稍等一下，菲利帕，我到外面去说，这里太吵了。”他将啤酒杯放回吧台。他不喜欢喝啤酒，所以不觉得有多可惜，但单独给自己点杯红酒又不太好。推开挤到吧台旁要免费酒水的人群，汤姆好不容易才站到酒吧外的人行道上。“抱歉，菲利帕。我们在开庆祝会，所以我刚刚没听清楚你说了什么。”

“现在听得到吗？”菲利帕问道，完全忽略了他刚提到的庆祝会。

“可以了，很清楚。有什么事吗？”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接到过一宗失踪案。我们派了一个人去做风险评估，这个巡警看起来是个酒囊饭袋，但好在记忆力不错，所以他才能在资料进入系统前就记下来给了我。”菲利帕略一停顿，汤姆等待着，知道她还有话要说。“你还记得几年前你在伦敦的时候我给你打过一个电话吗？让你回忆一个伊朗男友消失后，父母也紧跟着去世了的女孩。”

“我记得。她丈夫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去了某个地方，没有回家，对吗？我记得你还发了封电子邮件告诉我他们后来都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是不是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汤姆问道，他知道她不会无缘无故地打过来提这个旧案子。

“这次是那个丈夫出差回来后，报案说妻子奥莉维亚和孩子们都失踪了。”

该死的，这个家庭到底是怎么了？汤姆用手梳起短发。“这次是来真的还是又是浪费资源？过去没有人真正失踪，对不对？我们像傻瓜一样到处跑，结果却只发现自始至终都有无懈可击的解释。”汤姆说，“表面上看奥莉维亚的生活是由一连串失踪组成的，但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系列交流问题。这次你怎么看？我认为你不相信这不过又是一场愚蠢的游戏，否则你不会打电话过来。你听上去很担心。”

他能听到电话那头的一声叹息。在调查的这个阶段，通常这种事不会让一个侦缉警司烦恼，但他感觉到她很担忧。

“菲利帕？”他问，催她做出反应。

“去调查的警员说，情况很怪异。她的车在车库，手提包在厨房。如果她只是不告而别，那她没有带钱包、衣服和孩子们的任何东西。没有人会两手空空地离开，所以我不确定该作何想。我们的人，我想应该是米歇尔警员，当然了，还在调查现场。他已经做了基本调查，但我们需要派个级别更高的人去核实。”

“她失踪多久了？”

“她丈夫不知道。他声称确定今天早些时候妻子还在家，但下午他到家的时候，他们就不见了。现在十点了，他在八点左右打电话报了警。他们最小的儿子才四岁大，所以他不相信妻子会让小儿子在外面待到这么晚。但她以为丈夫明天才会回家，所以也有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但你不那么认为。”这不是个问句，汤姆从她的语气中得出这个结论。

“上次，就是在她丈夫和孩子们没有回家的那天晚上，她说了些话。我是因为那件事才被牵涉其中的，就跟她单独谈了谈。她当时不停地重复同样的话：‘他不会那么做的，告诉我他不会那么做。’”

“不会做什么？”汤姆问。

“我不知道，她不肯告诉我。但无论是什么，那件事都把她吓得六神无主。坦白跟你说，汤姆，从那以后，她说话时恐惧的表情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8

汤姆推开人群，挤回拥挤的酒吧，双眼搜寻着贝基·鲁滨逊的身影。几周前，发现她申请了大曼彻斯特警队的侦缉督察职位时，他高兴得不得了，但看到她本人时就没有那么开心了。她太瘦了，两只眼睛好像凹进了脸颊。他思忖着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弄清楚是什么把她折磨得不成人形，她显然被那桩遭遇彻底打垮了。

和贝基在伦敦共事的日子让他乐在其中。当时贝基是他手下的警员，他发现她头脑灵敏，洞察力极强——正是这起案子里他需要的人。但他得确定她应付得了。

贝基手里紧抓着一杯看似橙汁的饮料，和其他组员站在一起，微笑着，但双眼空洞无神。汤姆扬了扬手，贝基和其他几个人扭头看过来。他示意贝基过来，她像是如释重负般转身把玻璃杯放在最近的餐桌上。没有人因未得到他的召唤而露出失望的神情。

“长官，你找我？”她乌黑的眼睛朝他望来。

“我们接到一项任务，贝基。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失踪了。我去付了酒钱就来，路上告知你详情。你愿意接吗？”

“没问题。你想让我开车吗？”贝基问。与此同时，汤姆朝酒吧服务生招手，做出签字的手势。

“多谢，不用了。”汤姆答道，记起在伦敦当差时贝基几次令人神经紧绷的驾驶经历，“来坐我的车吧，办完后我会叫个人顺便送你回去。”

他们默默穿过马路，朝停车场走去。汤姆遥控开了锁。一直等到两人都坐进车里，系好安全带，发动了汽车引擎，他才开口。他侧过脸看了她一眼，她却笔直地凝视着前方，显然不想和他有眼神交流。这完全不像她的性格。

“贝基，你知道，你申请来曼彻斯特工作，我很高兴。当你得到这份工作时，我更是开心。现如今要调动并不总是那么容易，阻力很大，这点我们俩都心知肚明。但你究竟是怎么了？你变了，看上去就像被人击中了要害，希望你不会介意我这么说。”

“多谢。”贝基说。她总算露出了一丝笑意，汤姆能感觉到她紧绷的脊椎放松了一点儿。“不过我没事。我很高兴能离开伦敦，而且我真的不想谈它，就算对你也不愿意。如果这会影响到我的工作，那就请告诉我，长官。否则的话，我们能不能不再提这个了？其他人不知道我的过去，所以他们说不定以为我一直都是这副可怜相。我倒宁愿是那样。”

汤姆慢慢点了点头，把车开出停车场，转向布鲁克斯家的方向。他知道这种感受，如果贝基不想告诉他，那他就言尽于此了。“好吧，我希望你明白，如果你愿意，什么时候跟我谈都可以。你知道我决不会向外透露一个字。顺便说一句，只有我们俩的时候，叫我汤姆就行了。对我，你不需要总是那么正式。”

“好吧，明白了。你现在是打算告诉我案子的事还是怎样？”她问，过去那个略微有点儿冒失的贝基似乎回来了。

汤姆一边开车一边把菲利帕所说的关于罗伯特·布鲁克斯两年前失踪的详细情况都告诉了她，然后又回忆了一遍约九年前他第一次和奥莉维亚·布鲁克斯见面的经过。“当时直觉告诉我那件事有些地方不对劲，但我记不起来到底是什么。我当时和瑞安在一起，他不过机械地问了一遍情况，问题出现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试着去向更深层次挖掘。”

“你口中的瑞安是指我们的瑞安·蒂皮茨吗？”

汤姆只一点头。

“哦，真该死。可怜的女孩。”显然贝基没花多少时间就摸清了瑞安有几斤几两。“那你认为她的前男友出了什么情况？”贝基问。

“我不知道。我们最后得到的消息是有证据表明他预订了一张机票，所以只能推测他出国了。”

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如果只说奥莉维亚因男友失踪而忧心如焚，并不能完全表达她表现出的震惊和恐惧。任何遭遇过被男友抛弃，把一个新生儿丢给自己的女人都会伤心，但在汤姆看来好像不仅如此。

“那只是问题的开始。”他继续道，“两个月后，她的父母又双双去世了，也是她发现的。”

汤姆眼前浮现出歇斯底里的奥莉维亚一遍又一遍地尖叫，说“这不可能是意外”的情形。但无论他们怎么调查，就是查不出谋杀的可能。汤姆甚至怀疑过她那个失踪的男友。他正在修工程学博士学位，也许——仅仅是也许——这一切不过是想骗取保险金的鬼把戏。

“那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她的前男友跑了，父母又被发现双双死亡，后来的丈夫跑来营救，七年后他带着孩子走了。她声称丈夫在撒谎——那么她是怎么想的？她认为他挟持了他们？”

“我不知道。菲利帕认为这件事有些蹊跷。”

“那么如果他两年前的挟持计划失败了，这次会不会是第二次企图，只不过这次更完善了些？”

汤姆扬起眉，瞟了贝基一眼。“接着讲。”他说。

“好吧，如果两年前他真那么想要孩子，那这次他可能会和妻子永别，并再次挟持孩子——把他们藏到什么地方。他有两年的时间来计划。”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汤姆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打断了他们，他想都没想便按下了仪表板屏幕来回答，一个声音通过蓝牙充满了整个车厢。

“是道格拉斯侦缉总督察吗？”是当值警员生硬的声音。

“请讲。”汤姆答道。

“我刚接到米歇尔警员的电话，他正在布鲁克斯家里，和那个父亲，也就是罗伯特·布鲁克斯在一起。我听说你正开车去那里？”

“没错。我们十分钟就能到。有什么问题吗？”

“好吧，可能有问题。不管怎么说，很奇怪。米歇尔一直在填写失踪人口登记表，他问孩子们的父亲要几张孩子们的照片，这很平常。他说布鲁克斯先生走去餐具柜拿，结果发现相片盒是空的。他以为他妻子把相片盒换了地方。为了简便些，他说他可以从电脑上打印一张出来。但电脑上也没有，查不出电脑上有过照片的痕迹——垃圾箱里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的手机上也一样，还有他妻子的手机。顺便说一句，她的手机还在她的手提包里。据布鲁克斯先生说，房子里没有一张他妻子和孩子们的照片。”

9

贝基很高兴今天晚上汤姆把她叫走了。她并非不喜欢社交，只是这个时候要想自然地待在任何人身边对她来说都力不从心，至少汤姆和她是旧相识，她是这么想的。直到今时今日，她还是觉得人们在看着她，像看学龄儿童一样对她指指点点、在背后偷笑。

自从来到曼彻斯特，她从未发现过这种现象，但在她离开伦敦警察厅前，她过了好几周这样的生活。任何时候，只要她一走进一个房间，她就觉得大家齐刷刷地停止了谈话或改变了话题，因为他们在说她的闲话。

傲慢的家伙，她忍不住想。为什么大家都对我这么感兴趣？但她知道原因。

车到达布鲁克斯家门外的时候，贝基看不到这栋房子的太多情况。这天几乎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但太阳约在一个小时前已经落山了，不过光线还足以让她看清是一栋相当大的房子，位于一条迷人的林荫大道上。刚当警察那会儿，得知住在这种房子里的人也会遭遇不测令她很是吃惊。作为伦敦一个穷苦地方出身的女孩，她一直带着只有穷苦人才会有问题的误解生活着。她真是错得离谱。经过一段时间后她才意识到，两者之间唯一的差别仅在于有钱人出于错置的羞耻感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问题。

但孩子们都失踪了，便再也顾不得羞耻了。贝基知道所有警察都恨有可能伤害到孩子的案子，她也不例外。她从来都不信教，但在心里，她不停地在祈祷和承诺之间画着十字架。不管你们在哪里，孩子们——我们都会找到你们的。她只希望这是真的。

汤姆打断了她的思绪。“好吧，贝基。我们已经进行了足够多的面对面交谈以摸清真相。现在我们这么办，待会儿我会给你做个介绍，然后就退居其次进行观察，由你来提问。我想情况和现在看起来的不太可能有什么不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男人的妻子带孩子去朋友家住了，但考虑到他们之前的情况，我想确认我们没有遗漏什么。”

贝基点点头，打开了车门，然后轻轻关上，不想在这条宁静的道路上招来太多目光。停靠在车道上的警车除了路对面的邻居，谁都看不到，贝基在这个时候也不想应付那些好心的探访者。不管怎么说，“好心”还算是委婉的，那些过来敲门询问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十有八九都是来一探究竟的。

他们朝前门走去时，不巧一道明亮的应急灯光束打了过来，所幸没有照到他们。贝基扭头看向汤姆，耸了耸肩，很高兴没有被那道光闪到眼，但又好奇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汤姆按下门铃，只听单调刺耳的门铃声在房子里回荡。一个贝基不认识的警员打开了门，年轻人的脸上闪过一丝如释重负的神情，无疑，见到能卸除自己稚嫩肩头重担的高级警官，他感到很高兴。他看上去就像一匹瘦骨嶙峋的小公马——细胳膊细腿的，好像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哪里才好。

他们被带进客厅，一个男人从沙发上站起来，看着他们，什么都没说。他好像在凝视汤姆的脸，双眼微微眯起。 

“布鲁克斯先生？我是侦缉总督察汤姆·道格拉斯，这位是我的同事，侦缉督察贝基·鲁滨逊。你也许不记得了，我们之前见过面，先生，就是在你妻子的父母双双去世的时候。我当时是督察。”

罗伯特·布鲁克斯的双眼睁大了些，贝基注意到他眼神里有一丝震惊。他伸出手，汤姆抓住握了握。他转向贝基，对她略一点头，没再特意和她握手，显然她还没有重要到能得到这种普通礼遇的程度。

布鲁克斯站在汤姆旁边显得个子矮小、无足轻重。他比汤姆稍矮，肩膀则窄得多。有着双眼皮的眼睛藏在两道粗眉下，在贝基和汤姆之间来回扫视的时候，眼白映照着点缀房间四周的桌灯散发出来的柔和光线，把它们变成了两道黄色光束，他的脸晦暗不明。她感到好像正被一只等着扑向猎物的猫头鹰审视着。

“谢谢你们来。”布鲁克斯说，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好像需要有人告诉他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们能坐下吗，先生？”汤姆指了指沙发，罗伯特闻言一屁股坐回到坐垫上，好像害怕双腿再也不能承受身体的重量似的。贝基在他对面坐下，汤姆则在旁边不远处一把笔直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知道你肯定已经把大部分情况告诉了米歇尔警员。”汤姆说，朝那名已经自觉退到布鲁克斯后面的年轻警员点了点头，“但如果你不嫌麻烦，我和鲁滨逊侦缉督察想跟你再梳理一遍，这样我们才好理解你的担忧。”

罗伯特·布鲁克斯默默地点了点头，而汤姆则朝贝基瞟了一眼。

“你能完全肯定你妻子不是带孩子们去哪儿待几天去了吗，因为她以为你明天才会回家不是吗？”她问道，不动声色地接过了询问的任务。

“她不会不事先告诉我就这么做的，我每天都和她通话，至少一次，通常是两次，她都在家。我今天早上还跟她通过话。”

“你究竟去了哪里，还有，你去了多久，先生？”

“我去纽卡斯尔开了两个星期的会。第一周奥莉维亚带孩子们去度假了，但自上周六开始她就一直在家。我本应是明天回来的，但我想提前一天回家给她一个惊喜。我甚至还在镇上停了停，去买花和葡萄酒。我满以为她会在家。”

贝基能看到汤姆在一侧认真观察着罗伯特·布鲁克斯，不由好奇他是不是看出了点什么。反正她肯定是没有。布鲁克斯根本就没有和她对视过，他的眼神似乎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扫视。

“那么她不知道你今天会回家是吗？你肯定想到过在你离家期间她也许会去哪个朋友家。我猜你已经和所有认识的人都核实过了吧？”贝基没有漏掉罗伯特·布鲁克斯脸上闪现的烦躁。

“我们不会那么做。我们从不走亲访友或住在别人家里，我们没有那种朋友。她现在应该跟我通话了，已经过了我们约好的时间。我们约好的时间是每天晚上九点，大部分早上是七点，在她帮孩子们起床之前。就为了道个早安。”

“你怎么知道她之前是在家里，先生？你打的是家里的电话还是她的手机？”

“都不是。我们使用的是苹果电脑内置的视频通话软件FaceTime，有点儿类似于Skype聊天软件。我们俩都有手提电脑，面对面交谈比只能听到彼此的声音要好太多了。她总是在我们卧室跟我视频——这样我就能看到她靠在枕头上，想象她在我们床上的样子，那会让我想到家。两年来，只要我不在家，她从未错过我的任何一个电话。”

贝基看到布鲁克斯的眼光朝汤姆扫去。他肯定意识到有人在观察自己的表情，这使得他很不自在。贝基对整件事的感觉一直不太好，这个家伙可能是因为担心而有点儿心不在焉，要不就是…… 

“那个就是你的手提电脑吗，先生？”她指着放在罗伯特身旁沙发上的一个薄皮包问。

“是的。是我以防她给我打过来拿到这里来的，我试过联系了她好几次，但她现在是不会给我打了。”

汤姆·道格拉斯打断了提问。“是什么让你那么确信她不会再跟你通话了，布鲁克斯先生？”

罗伯特·布鲁克斯头向后靠，略一闭眼。“因为她的手提电脑在这里。我在楼上的衣柜底下找到的。”

“你对它做了什么，先生？”贝基问。

“我给它充上了电。电池没电了，我只是机械地那么做了。我经常得提醒她做那种简单的事情。”他的目光刚好停留在贝基的头顶上，但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远远超越了那里，在看着一个没有其他人能看到的画面。她真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好吧，让我们继续。就我们理解的，你的妻子和孩子失踪了，但他们的东西一样都没有丢失。包括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偷存的钱，多余的手机，很少用的信用卡——什么都没有丢？”

“上帝啊！”罗伯特爆发了，“我得要重复多少次？这会儿你们应该出去找她了，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问我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丢失任何东西。她没有私房钱——她根本就不赚钱，而且我知道每一分钱花在什么地方。孩子们的东西都在这里，还有她唯一的一部手机，在她该死的手提包里！什么都没丢，什么都没有！”

当然了，除了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但贝基没有说出口。

“如果我们惹你心烦了，很抱歉，布鲁克斯先生，但我需要核实每一个细节。那么，依你之见，你妻子是在你今早跟她通话后到今天下午四点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消失的，对吗？”

“是的。”罗比特把牙齿咬得很紧，声音几乎都被憋住了。

“她最近有没有跟你说过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她有没有觉得受到某人的威胁？或者孩子们有没有提到过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他们有没有被跟踪或和什么他们不认识的人说过话？”

罗伯特的目光从贝基身上挪到汤姆身上，然后又回到贝基身上。

“她什么都没有说过，但可能有事瞒着我，因为她不想让我担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贝基说。

“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但她这几天似乎不太对劲。她有点儿战战兢兢，紧张兮兮的。我听到她对贾丝明小声说了好几次话。我在家里是不允许小声说话的，我觉得那会造成分歧，之前我不得不就这件事和她谈了谈。”

真不是个东西，贝基想。听上去像是在训斥自己的妻子。他怎么能那么做？他是不是惩罚她了？他呵斥她了吗？

“所以你认为她有秘密？”

“不，那当然不是什么秘密，不要扭曲事实。我想她也许在担心什么事情，也许贾丝明也是。在我要出差的情况下，她是不会想让我知道的，因为她知道这次会议有多重要，她知道如果我放心不下她我是不会去的。但我知道你接下来会问什么，我不如一次性告诉你得了，我也不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令贝基恼火的是，她的手机不早不迟就在这个时候震动了，她站起身，说了声抱歉。

10

汤姆还无法决定要怎么看待这次的情况。奥莉维亚以为丈夫明天才会回来，考虑到他们之前的情况，似乎她只是带孩子去了哪里而没有告诉罗伯特的可能性更大。也许某个朋友把她们接走了，尽管她什么都没带，但汤姆不相信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这对夫妻似乎麻烦不断，以他的经验看，这绝非巧合。

如果奥莉维亚被人劫持了，依照米歇尔警员最初的反馈，她肯定是主动让劫持者进家的，因为没有人闯入的痕迹，也没有打斗的迹象。

“好吧，布鲁克斯先生，如果你不知道困扰你妻子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那让我们再往前回忆一点儿。请回忆一下你最近一次和她对话后都发生了什么。跟我谈就行，米歇尔警员会做记录的。”

罗伯特·布鲁克斯向后靠在沙发靠垫上，盯着对面墙壁上那些毫无生气的画作中的一幅，好像在寻找灵感。汤姆看到他微微摇了摇头，然后坐直，身子略探向前，好把前臂支在大腿上。“今早，我像过去几天一样和我妻子通过话，没有给她丝毫暗示我会提前回家给她惊喜。我大约是在一点钟离开纽卡斯尔的，笔直开车回的家。如果你真的事无巨细都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停下来加了次油，然后在大街上给花店打了个电话，还给其他几家商店打电话买了一些小礼品——一瓶红酒，送给孩子们的几本连环画。”

罗伯特用右手的手指梳理了一遍头发，梳过的头发状如挺立的山峰。“四点刚过我就回到了这里——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问问马路对面那个好管闲事的老女人，因为她是看着我到家的。她像往常一样站在窗户那里往外瞧，她叫普雷斯顿太太，从不会错过任何好戏。”罗伯特提起邻居时，汤姆注意到他噘起了嘴唇。她无疑是他们需要约谈的对象。

“接着讲。你走进家门时发现了什么？”

罗伯特一脸不解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好吧，我想当时你妻子不在家。你是怎么做的？你给什么人打电话了吗？检查过什么东西了吗？请跟我梳理一遍。”

罗伯特脸有些发红，脸上的斑点在红色中隐现。“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一切我都已经告诉你们的同事了。”他轻蔑地用大拇指朝肩后指了指，“我为什么还要重复？你们为什么还不出去找她？”

“我们会出去找的，先生，只要我们稍知从何处下手就会去。这正是我需要你再为我梳理一遍情况的原因，希望你不会介意。”

罗伯特闭上眼睛，把嘴唇紧抿了几秒钟才接着开口。“我走进来，大声呼喊但显然无人应答。”他说，语气稍稍比需要的重了些。他顿了顿，但见汤姆没有对他的恼怒做出反应，只好继续说道，“奥莉维亚的手提包在餐桌上。我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出来，一切都在。她的钱包、信用卡、手机——甚至是她那串该死的房子钥匙都在。我查看了车库，她的车也在。她非常喜欢那辆车，我不能想象她去任何地方会不开它。然后，在我终于想到把我的手提箱从车里拿出来提到楼上时，我发现了她的手提电脑。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她今天早上还在，现在却不见了。”

你一次都没有提到过孩子们。汤姆心想。

“她周五下午通常会做什么？有没有什么固定模式？她会步行去商店或邀请朋友过来喝咖啡吗？孩子们呢？”

“孩子们周五下午都上学去了。他们会在三点半放学，奥莉维亚要么会开车，要么会走过去接他们。她不会请人来家里。”

罗伯特·布鲁克斯刚说完，大厅的门开了。贝基好像听到了罗伯特最后几句话，朝汤姆看了看，汤姆冲她略一点头。

“布鲁克斯先生，一旦发现孩子失踪，我们最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联系学校。我们认为这件事不能等到周一，所以就找校长谈了谈。你的孩子今天没有上学，对不对，布鲁克斯先生？”

汤姆仔细地观察着罗伯特。罗伯特不确定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脸色很难看。脸上有块肌肉抽搐着，他抬起一只手去揉搓，但没能消除。

“据校长斯托克斯太太说，你和妻子几周前决定让孩子们退出正规教育，你决定从那时开始让他们在家里接受教育。他们最后一次上学的日子是在期中假期前的那个周五——准确说就是两周前。从那之后就再没有人看见或听说过他们。”

在贝基揭露了这件事之后，罗伯特的目光从他们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然后一言不发地起身离开了房间。汤姆看着他离开，决定给他一点儿时间。汤姆需要和贝基谈谈。“你怎么看？”汤姆问。

贝基摇摇头。“有点怪异。据斯托克斯太太说，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在把孩子们带出学校的时候几乎要掉眼泪，斯托克斯太太费尽口舌劝奥莉维亚改变心意，但奥莉维亚说丈夫的态度非常坚决，所有的文件都签字了。”

“关于孩子们她有没有说过什么，比如他们的行为或有没有受虐待的迹象，总之任何可供我们追查的事情？”

“没有，她说他们都是好孩子。贾丝明有点安静，但两个男孩和他们同龄的男孩没什么两样——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总不能老实坐着，动作笨拙——我想她真正用的词是，吵闹。”

“那孩子们的父母呢？她对他们作何评价？”

“恐怕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显然奥莉维亚·布鲁克斯最近有点儿力不从心。她有几次都忘了去学校接孩子，每次出现那种情况学校都会试着给她打电话，但从来没有人接电话，于是他们只好给罗伯特打电话，而他总是丢下工作急匆匆地赶过来接孩子们。斯托克斯太太说他为自己的妻子找各种托词，但没有一个听上去是真的。”

“奥莉维亚的借口是什么？”

“她没有什么借口，只说自己搞错了，以为丈夫会接孩子。但她丈夫从事的是一份全职工作，从不接孩子，所以这事似乎有点奇怪。”

汤姆不太喜欢这一点给人的感觉。罗伯特·布鲁克斯为什么想让孩子们辍学？难道是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走丢？奥莉维亚是不是精神状态不太稳定？

“行了，贝基，现在可以把他叫回来了。”

“好的，但在这之前，我还要告诉你一些事，斯托克斯太太说，在孩子们辍学的那一周，她曾送了一个箱子过来，里面装着孩子们的笔记本，好让奥莉维亚掌握孩子们的学习进度。结果她发现家里根本就没有人，这让她很不安。她说‘家庭教育就是表示在家接受教育，而不是整天四处闲逛’，或者类似的话。”贝基尖着嗓子说，汤姆觉得她是在不自觉地模仿校长说话时的语气。“不管怎么说，她把那箱笔记本留在了马路对面的邻居那里。”

“有趣，但奥莉维亚可能是买东西去了，或带孩子们去了某家博物馆进行我们都知道的参观教育。”

“没错，但代为保管箱子的那位女士告诉斯托克斯太太她好几天都没看到这家有人。我还问了斯托克斯太太孩子们照片的事。我想她也许能把学校摄影师的具体联系方式告诉我，这样一来，我们没准儿能弄到几张孩子们的照片，因为他们家显然没有。”

“想法很好。”汤姆说。他很高兴看到贝基的眼睛里恢复了一些往日的神采。

“好吧，想法也许不错，但最后无果而终。显然，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在过去两年都不让孩子们在学校照相。她没有给出这么做的理由，她只是不想他们拍照，所以我们没有弄到照片。”

贝基叫米歇尔警员去找罗伯特·布鲁克斯，这位年轻的警员回来报告说罗伯特正躺在床上。“他说他想躺一会儿，长官，但他嘴里喃喃念叨着对孩子们离开学校、在家接受教育这事根本一无所知。”

“你相信这个人吗？”贝基问。

“我也说不上来。他从不和人对视，对不对？我摸不透他。抱歉，长官。”

“我恐怕和你一样。”

汤姆听到楼上响起一声摔门声，猜是罗伯特下楼了，于是他们坐下来等候。罗伯特一进房间就朝沙发走来，脸色苍白，但两边颧骨上有一丝红晕，像是怒气造成的。“抱歉，我只是需要冷静一下。我不知道该对学校传来的消息作何反应。我……”

“没关系，布鲁克斯先生。我们会再谈到那件事的，我保证。但现在我们需要想想怎么才能找到你的妻子和孩子。你确定一张照片都没有吗？”

贝基仔细地观察着罗伯特·布鲁克斯。他摇着头，好像彻底困惑了，她不能确定那是真实反应还是在演戏。

“我从不喜欢在房间里贴照片，更喜欢摆放几幅有品位的艺术作品。”罗伯特指了指墙上的那几幅装饰画，但贝基难以将自己看到的和“品位”二字联系起来。倒不是说她有多懂艺术，这点她不得不承认。

“我曾给奥莉维亚拍过照，但她不喜欢。她讨厌自己的照片，我搞不懂她。实际上我的妻子曾经很美。”

贝基不作声，大着胆子朝汤姆看了一眼。他也发现罗伯特使用的有趣时态了吗？他们俩都等着罗伯特继续。

“我原以为我们在手机和电脑上存了照片，抽屉里也有一盒照片，但我现在一张都找不到了。抱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奥莉维亚肯定整理过。”

尽管汤姆很想在照片上做文章，但他看得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从罗伯特嘴里得不到什么更有价值的信息，于是决定改变策略。

“你说你妻子曾去度假，布鲁克斯先生，在你离开家去纽卡斯尔开会的第一周。”

“没错。我们每年都会去几次，总是去安格尔西岛的同一个地方。好吧，不完全是那样。我们总是去的那个旅馆，在去年十月奥莉维亚试图预订房间时发现它关门了，于是她另找了一个地方。我当然在网上查看了那家新旅馆，从我看到的判断，那里还不错。我和女房东谈了谈，听上去她是个靠得住的人。考虑到奥莉维亚父母遭遇的不幸，每当要在别人家留宿时我们都加倍谨慎，所以我想弄清楚安全设施、警报之类的事情。我自己没有时间去，但我们计划七月再去一次，学校一放假就去。”

“你能把详细情况和日期告诉我吗？我们好派人打电话给那位女房东，以核实你妻子曾在那里待过。”

罗伯特明显不悦地噘起了嘴。“她当然在那里待过，我还跟她视频过，她还在房间里转动电脑，让我看房间的布置。她甚至还给我看了那扇该死的窗子外的沙滩。毫无疑问，她在那里。”

汤姆看上去对罗伯特的这通爆发无动于衷，贝基想起他曾告诉自己，迄今为止，要拔掉突发的小脾气带来的刺痛，最好的方式就是无视它们。

“我相信你是对的，布鲁克斯先生。但不管怎么样，请把女房东的具体联系方式给我。米歇尔警员会记下来，我们会联系她，以核实几件事情。”

罗伯特·布鲁克斯不情愿地据实说了，并合上了他的笔记本，而米歇尔警员则朝厨房走去。

汤姆探身向前。“布鲁克斯先生，斯托克斯太太提到你的妻子不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忘记接孩子们放学。你说你不知道她让孩子们退学了，很抱歉我不得不问你这个问题，鉴于我们今晚听到的一切，我需要知道你妻子是否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请跟我们说实话，这也许很重要。”

罗伯特把头埋进掌心，在贝基还没有注意到他垂下目光前，他的肩膀便以典型的羞耻姿态耷拉了下去。

11

汤姆不能无视头脑里大声鸣叫的警铃。汤姆确信罗伯特不会承认他和奥莉维亚的婚姻存在问题——到底有没有问题是关键——但汤姆不得不去试着理解奥莉维亚的心境，以估量她是主动离开的，还是惨遭了毒手。

罗伯特最终恢复了镇定，回答了奥莉维亚心理健康的问题，说他有些担心，但她只不过是有时候健忘而已。他说他们一直在设法制定一些策略来让她更容易记住该做的事情。那是不是表示她可能带孩子去了什么地方然后走丢了，或忘记了自己要去哪里？汤姆知道曼彻斯特和柴郡的警方在寻找，所有的医院都查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可能很快就能找到他们。

汤姆看得出来贝基温和地探问时罗伯特根本就没有听，因为他双眼呆滞，心思明显根本不在这里。

还有一件事让汤姆心烦。这栋房子非常整洁，考虑到这里住着三个孩子，这里几乎一尘不染似乎有点儿说不通。一切似乎都是按照“品位”这个词来定位的，然而它完美得有些病态。如果奥莉维亚直到今天早上都在家，那每一件家具上怎么都蒙着一层灰呢？

没有照片是个大问题。如果他们是个根本就不拍照的家庭还说得过去，但实际上他们拍过一些照片，而现在全都不见了，这很难解释。汤姆需要有人去查看那两台手提电脑，他只要等米歇尔警员和那位女房东谈完就能安排这件事了。

这个念头刚从汤姆心头闪过门就开了，米歇尔警员向他招手，示意他去厨房。警员似乎有点儿紧张，汤姆猜是因为他独自出勤的日子还不久。可怜的小伙子。碰到的不是那种一目了然的案子。

“长官，我已经和威尔士的那位女房东通过话。她证实布鲁克斯太太和她的三个孩子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上周六离开了。她说他们似乎都好，并期盼他们夏天再去度假。”

“好的，谢谢。”汤姆答道，他的注意力被墙上的一块大软木布告板吸引了。那块板有几米长，上面除了几个图钉外什么都没有。

米歇尔警员又在说着什么，汤姆转向他。“抱歉，你刚才说什么？”

“我在说，那位女房东说布鲁克斯先生在他妻子待在那里的时候去看过她一次。她说，”他查看着笔记本，“‘我很遗憾布鲁克斯先生来拜访的时候我没有见到他。当然了，我们在电话上谈过，但我很遗憾他没有敲个门给我打声招呼。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汤姆看着这名警员。“你确定她是那么说的？”话一出口汤姆就后悔了，因为这位年轻的警员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他把身板挺直了一点儿，两条过分瘦长的胳膊僵硬地垂在身体两侧。

“是的，长官，我确定。我把整件事都写下来了。”

“那么到底在搞什么鬼？”汤姆问，他不过是在自言自语，“这样吧，我们需要让安格尔西岛当地的警方去拜访一下那位女房东，但要尽快，就明天早上。让他们问问她，要慢慢激发她的回忆，能问出多少细节就问出多少细节，不管那些事情有多琐碎。我要回去和布鲁克斯先生谈谈，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对我们撒谎。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开始调查街坊邻居，要赶在他们出去过周末之前。你知道程序吧？”

米歇尔警员慢慢点了点头。

“小伙子，干得好，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只管问我们，懂吗？我们也都是刚接触这个案子，你知道的。多提问比弄得一团糟好。”汤姆朝布告板走去，专注地凝视了一会儿，然后扭头说：“过来看看这个，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米歇尔警员有那么一秒钟看起来不知所措，接着他指着那块板的左上角说道：“其中一个图钉上有一片纸屑，看上去像有什么东西被撕掉了。”

“观察得好。”汤姆低下头，指着地面，“地板上也有一颗图钉，这里有些问题。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检查垃圾桶？”米歇尔警员征求着汤姆的意见。

汤姆点点头。“戴上手套，看看你能找到什么。不管怎么说，我对垃圾桶很感兴趣。如果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和孩子们直到周五早上都在家，那我想知道你能找到什么。”汤姆朝警员信任地一点头，然后向后急转，推开了厨房通往客厅的门。

贝基还在提问，但她已经筋疲力尽了。汤姆接过话头，他还不打算问罗伯特去安格尔西岛的事情。他有一种感觉，只要罗伯特意识到他们已经掌握了不少情况，他就会彻底不开口。

“布鲁克斯先生，我们真的很想查看一下你妻子的电脑，可以吗？说不定能在上面发现些让我们想到你妻子可能在什么地方的线索。我们也想看看你的，好查看你的FaceTime记录。”

“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它只会显示我是什么时候跟她视频的，我没有录下通话内容。”

“我们能查到她是在哪里跟你视频通话的。”

罗伯特挫败地摇着头。“她在家里。难道你认为我在电脑屏幕上看到自己的卧室会认不出来吗？”

“其实，那将会帮助我们设定一个时间框架。据你那位和校长交谈过的邻居所说，一整周都没有看到过奥莉维亚的影子。你和她视频的时候在摄像头里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只是她靠在头后的枕头，还是有别的什么？”

罗伯特举起双手，放在头上。在汤姆看来他像是在竭力忍住怒火，怕它爆发出来似的。

“我不知道需要重复多少次。她是在这里，是在我们的卧室和我视频通话的，她身后靠着我们的靠垫，是在家里，在这栋房子里。”罗伯特把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慢，很清晰，每说一个字都戳一下手指，“不光是今天，而是这周该死的每一天。马路对面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太婆没有看到她不能说明她不在家。那个女人也许每天都会花相当多时间待在窗边，但她不会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守在那里。”

“好吧。你能不能告诉我奥莉维亚还有没有其他可用的电脑？比如家用计算机，或孩子们有没有什么可以连接到网络的设备？”

罗伯特摇摇头。“那是她用的唯一一台电脑，我们根本不赞成孩子们上网，不允许他们接近我们的电脑。”

汤姆原本想问孩子们上学和做家庭作业时怎么办，但他忍住了，这不关他的事。他的女儿露西，只比布鲁克斯夫妇最大的女儿大一点儿，一直在使用电脑。他希望他和前妻已经把所有正确安全的观念灌输给了女儿，禁止她使用电脑无疑会让她在学业上跟不上同班同学。   

“那，房子里没有其他电脑了吧？”汤姆问道。

“我的书房里还有一台，但她是不会用那台的。那台电脑上设置了密码。”

“能给我看看吗？”汤姆问道。

罗伯特从沙发上撑起身体时叹了口气。他弯腰拿起茶几上的一串钥匙，带着他们离开了房间。他把钥匙塞进锁孔时，汤姆朝贝基扫了一眼，贝基眉头紧皱，一脸迷惑。

“你为什么要把这扇门给锁上，布鲁克斯先生？”贝基问道。

罗伯特“啧”了一声，好像答案明摆着似的。“因为我在这里工作。我不想让孩子们进来，也不想让他们动我的电脑。因为你们是警察，我才给你们打开这扇门，但离开房间的时候锁门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

“你妻子有这个房间的钥匙吗？”汤姆问，怀疑自己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知道了答案。

“没有，她没必要有。她都是在我在家而不是出去的时候打扫这里的。”

汤姆点点头，好像这种事再寻常不过。“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布鲁克斯先生。你说你在过去两周都待在纽卡斯尔，是这样吧？”

“是的，完全正确，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据安格尔西岛那家旅馆的女房东说，你在上周曾去看望过你的妻子？”

罗伯特·布鲁克斯猛转身回头。“你说什么？”

“我问在你妻子和孩子们上周在安格尔西岛度假期间，你有没有去看望过他们？”

“没有。我告诉过你，我在纽卡斯尔的那两周都没有离开过旅馆。我当时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法离开。你们问谁都可以。”

“我们会的，布鲁克斯先生。谢谢。”

贝基觉得他们似乎了解了很多情况，又觉得什么也没了解到。他们又问了罗伯特·布鲁克斯半个小时的问题，从会议的会场到那天早上他和奥莉维亚的谈话，但除了拿到一份能确切证明当时罗伯特一直都在纽卡斯尔的人员名单外，其他一无所获。

她朝汤姆望去，他正和罗伯特·布鲁克斯交换联系方式，她忍不住再次比较起这两个男人。汤姆平静和放松的神态更加突显了罗伯特举止的紧张。他的坐立不安和不停从一个人身上跳跃到另一个人身上、从不和对方进行眼神交流的闪烁目光令人不安，无法随便忽视。

米歇尔警员从门边探头，贝基不想打扰汤姆，便走过去看他有什么发现。

“道格拉斯侦缉总督察叫我检查垃圾桶。”他解释道，“厨房的废物桶是空的，从气味来判断，像是经过了清洗和消毒。于是我朝那个垃圾桶看了看，里面只有两样东西：一个约翰·路易斯百货商店的购物袋，还有这个。”

米歇尔警员在厨房餐桌上铺开一大张纸。“我想过去它是贴在墙上的，因为它边角被撕掉的地方和夹在图钉上的那个纸片吻合。”

贝基看着那张纸，掏出手机，想着拍几张照片会不错。

“看上去像是日程表。”米歇尔警员说。

说是“日程表”实在是轻描淡写。这张纸宽两米，高一米，是过去一个月每日每半个小时的分解表，上上个月的则完全是空白。

贝基弓身仔细查看，上面标示的内容精确到了惊人的地步：“下午3:20——去接孩子们放学。下午3:40——和孩子们一起从学校到家。”这是那纸上的最后一行。奥莉维亚每日行程的点点滴滴都写在上面，但没有孩子们的时间表。她注意到孩子们有块独立的小黑板，底部整洁地夹着提示条。这张纸上详细地写着奥莉维亚每次离开家和回来的时间，也列着她接到的每一通电话，无论来电的内容有多么微不足道：“上午10:13来电——号码错误。”那些都是什么呀？

被问及妻子的精神状态时，罗伯特曾说他们制定了办法来帮助奥莉维亚，这表示存在一个可以指导她的计划。这个日程表却像是依照回忆写下的——要么是她将要去做，要么是她实际上已经做了的事情，但都不是她计划要去做的事。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话“返回塞恩斯伯里——忘记买鸡蛋了。二十分钟内回来。”好像是给某人的留言。她今天也在黑板上写了——或者说是昨天写的，因为现在早就过了午夜——她把孩子们从学校接回来了。但孩子们根本没有去上学。

贝基更加仔细地查看这张表，上面大部分内容都是用铅笔、红色圆珠笔、蓝色圆珠笔写的，甚至还有孩子们的彩色蜡笔。但过去几天都是用同样颜色的钢笔写的，她不能完全肯定这几天的笔迹和之前的一样。她需要让别人来看看，倒不是说这有什么意义。那些内容可能是奥莉维亚好几天前写的，也有可能是罗伯特写的。

12

周六

在那些没完没了地提问、手机嘟嘟响个不停的人离开后，罗伯特又等了一刻钟。他抓起一瓶水、车钥匙和钱包，走出了前门。应急灯照了过来，但光束没有像本应的那样投到他们家的车道上，而是笔直射过马路，照进了普雷斯顿家的窗子里。肯定是不知怎么地给打歪了，他看到对面的卧室窗边有个人影在往后退。他知道光束可能惊动了他的邻居，而她则会饶有兴致地偷看。好吧，毫无疑问，她会有发言的机会，因为他相当肯定这一整条街的人明早一起床活动就会被询问。

他原本计划尽量悄无声息地离开，但既然那个好管闲事的老太婆正在偷看，他不如加快车速，让轮胎尖叫着飞快地从马路上开走，好吓唬吓唬那个愚蠢的婊子。这时，他注意到马路稍前方停着一辆车，不是经常在这条街上出现的那种，他没过多久就弄明白了那是什么车。该死的警察！他松开踩在油门上的脚，伴随着车子发出的昂贵引擎特有的轻柔嗡嗡声，他慢慢地、几乎是无声地开出了车道。如果有人跟踪他，他只得再作它想。

令他万分讶异的是，当他把车开到通往M56那条长长的、笔直的公路时，他发现后面没有人跟着。他肯定猜错了。在周六的凌晨一点，路上空荡荡的，如果有车跟着，他轻易就能发现。

还有几个小时的车程，尽管筋疲力尽，但他没有丝毫睡意。虽然很难做到，他还是逼自己保持在限速内，今夜他不想招来过分关注。他不知道警察的各个体系是怎么协作的，如果他的名字被记在某个“嫌疑人”的名单里，那他可不想被交警挥旗拦下。这天晚上的天气也不好，白天还是那么晴朗，到了晚上却莫名其妙地刮起了刺骨的寒风，树木在风中疯狂地摇摆着。

一个小时五十分后，多亏了在这深更半夜路上根本没有车辆，罗伯特到达了目的地。在还不到凌晨三点的时刻去按响人家的门铃完全不合适——至少，如果他想得到他需要的结果就会是这样。这件事要处理好，他打算遵守时间，克制脾气。他觉得经营家庭旅馆的人应该会在合适的时间起来，以准备客人们的早餐，所以他只能等待。半夜到这里来也许是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但他需要确认他是今天第一个来和这位女房东交谈的人。

在凌晨的这个时间点客房一片漆黑。有一条宽阔的车道通往这栋旅馆的前门，门外唯一一盏路灯给主入口处笼上了一层光晕。罗伯特只能辨认出繁星点点的夜空下，几个高大的烟囱顶管，通体刷成白色的窗框从楼房传统的灰色石灰岩墙壁上凸了出来。

他把自己的捷豹XJR柔软的皮座往下推，身子向后靠，闭上了眼睛，虽然睡不着。他眼前全都是奥莉维亚鲜活的模样，从遇见她的那一刻起，到上一次看到她。他每隔几分钟就看一下手表。时间过得真慢，他试着不再想妻子，但这是不可能的。五点的时候，四肢因缺乏活动而抽搐，情感从暴怒到恐惧全都经历了一遍，他不得不下车。

一推开车门，气味浓烈的海风便迎面扑来，他能听到浪花在轻轻拍打沙子。他转身看向沙滩，全身沐浴在六月的晨曦中。他又看了看，这里似乎有什么不对劲，但他说不出究竟是哪里不对。他精神略略放松，然后迈开步子离开了那个小海港。他朝海湾远端漫步，坐在一块可以眺望大海的平滑岩石上，思绪如涨涨落落的潮水。他本希望清晨冰冷的微风会吹散混乱的思绪，让他能理智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但他错了。

五点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应该回到清醒状态，随着橘色的旭日开始融化暗影，他慢慢地往回朝车子走去。终于，他看到几缕光束从几组紧闭的卧室窗帘后钻了出来，有人醒了。时间缓慢地流逝，他足足等了二十分钟才看到那几组窗帘拉开了。灯关掉了。他又等了五分钟才觉得可以走近那栋房子了。他推开车门，在身后轻轻地关上。

他朝房后走去，希望厨房在那里。一扇窗子打开了，他听到收音机低低的声音。节目主持人在宣布下一首歌，是麦可·布雷的，他差点儿笑了。奥莉维亚讨厌麦可·布雷，说他的音乐不痛不痒。这对于今天是多么合适啊。有煎熏咸肉的香气飘来——罗伯特意识到自己已经近二十四个小时没有进食了，昨天回家的路上他甚至没有停下来吃过午餐。想到食物他略感反胃，咽下了差点儿要噎着自己的口水。

他尖利地连敲了三下后门，然后听到一个带着一丝温暖的威尔士口音的女声轻声回应道“请进”，还有一阵平底锅的哐当声，她好像正将煎锅从炉盘上挪开。

罗伯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衬衣皱巴巴的，加上没刮的胡子在脸上留下的黑影，他可能看起来像个流浪汉。也许这反倒是一件好事。

开门的女人正是他想要见的人，约莫六十出头，神态举止尽显年纪，不过那轻松自在的表情好像在说她过得很好。灰白色的头发剪成简便、好打理的短发，嘴唇上涂着过于粉嫩的口红。她笑容甜美，但在那笑容下他能感到一丝谨慎。

“早上好。”她说道，保持着欢迎的姿势，“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先生？”

罗伯特回她一笑，伸出手。“埃文斯夫人，我是罗伯特·布鲁克斯。方便进去吗？我想和你谈谈我的妻子。”

13

“什么？”汤姆·道格拉斯一般不会冲电话那头的人吼叫，但他这组里鲜有像瑞安·蒂皮茨这么蠢的人，“瑞安，我们一直等到你说你已经准备好了才走。我们不知道奥莉维亚和她的三个孩子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可能全都死了，或者罗伯特可能把他们藏在了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所以想让你盯着那栋房子，以防她回家或他出去。我说的话你是哪部分没有听懂？”

汤姆不耐烦地听着瑞安的解释，不相信对方说的哪怕一个字。马路那头出现了什么吵闹声，他感到有义务去查看一下？根本不可能，他十有八九是睡着了。他怎么能直到现在才发现那辆捷豹从车道上消失了？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行，我可以接受你认为他把那辆车放在了车库里，但你怎么就没有在一意识到它不见了的时候就去检查一下？现阶段我们没有权利正式监视罗伯特·布鲁克斯，但一发现他离开就立即通知我们是常识，不是吗？”

汤姆又听了约十秒钟的借口，接着注意到贝基在办公室门外朝他打手势，显然是有什么急事要告诉他。反正他现在也受够了蒂皮茨探员。“瑞安，要像一头鹰一样盯着那栋房子——明白？他一回来就告诉我们，如果他真的会回来的话。”汤姆小心地放下电话。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他就懂得摔话筒对谁都没有好处，电话那头的人听到的不过是咔嗒一声，那声音和正常放下电话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在一通令人挫败的电话后首要的是恢复镇静。他深吸了一口气，示意贝基进来。

“我们刚接到安格尔西岛警方的消息。”她说，“他们大约八点的时候去了那家家庭旅馆。他们以为已经够早的了，但万万没想到，那位女房东已经有了一位拜访者。罗伯特·布鲁克斯今早刚过六点就到那儿了。”

该死。这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一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案子的事件中的嫌疑人横冲直撞，把潜在的证据踩了个遍。等找到瑞安一定给他好看。

贝基还在门边徘徊，于是汤姆示意她坐下，很高兴看到她今天气色有所好转。也许是新案子带来的兴奋冲淡了她的心魔，不管那是怎样的心魔。

贝基恼怒地一耸肩。“该死的证人。有时候我真想把他们绞死。那里的警方说埃文斯夫人和他们交谈时显得十分不自在，道歉说她完全弄错了。罗伯特·布鲁克斯上周没有去看望他的妻子，实际上，她直到今天早上才见过他。”

“那她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他去过？”

“好吧，她现在说她也许是有点儿糊涂了。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位访客，她一直以为那是布鲁克斯先生，但那可能是另一位去过夜的客人。她说她的客人那么多，有时候难免混淆。”

汤姆思索了片刻。“当地警察相信她说的话吗？”

“这个我也不确定。他们说她显得很慌乱，迫不及待地想把话说完。他们试过逼她，想弄清楚她为什么要改口，但她只是变得更加紧张不安。她坚持说她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罗伯特·布鲁克斯先生，而这一点他们倒是的确相信。”

“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会说这番话太过敷衍了。布鲁克斯对她说了什么？有没有什么重要的？”

“实际上没有。他问能不能看看奥莉维亚入住的房间，但当埃文斯夫人带他去看时，他只是盯着那张床看了会儿，然后走到窗边，眺望沙滩。她说他嘴里喃喃说着什么沙子的颜色，但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沙子不就是沙子的颜色吗。就这些。哦，还有，他不停地看手表。他也许意识到当地警察随时会过去，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告诉过他。但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很有可能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至少我们希望如此。我已经派人去查看摄像头了，看看我们能不能在A55或M56公路上拍到他，如果不能很快发现他，就要扩大搜索范围了。”

“一有新消息就向我汇报，我想在罗伯特·布鲁克斯一回来时就和他谈谈。”汤姆排解着内心的郁闷，向后靠在椅子里，“你对所有这一切是怎么看的，贝基？把你的本能反应告诉我。”

贝基耸耸肩。“我觉得布鲁克斯有嫌疑。”

“因为什么？”

“我不确定。我老是回想起他曾独自带孩子们出去过一次，有没有可能他对孩子们做了什么，并杀了奥莉维亚？孩子们退学了，他却声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还有我们在垃圾桶里找到的那张日程表，对此他也没有真正的解释，对不对？但他似乎在监视着奥莉维亚的一举一动。”

贝基说得没错。他们曾问过罗伯特为何做这种详细的日程表，他坚持说这么做是为了帮助奥莉维亚，但汤姆看不出能起到什么作用。从日程表上也可以看出奥莉维亚就是在罗伯特回家前离开的，但记录从学校接孩子的时间完全没有必要。

“吓坏我的是关于整件事的想法。”贝基说，好像吃了什么难吃的东西一样做了个鬼脸，“如果那仅是以防忘记什么事情的记事本，倒没什么，但上面列的事特别琐碎详细。说真的，我真吃惊那上面居然没有记下她什么时候去上的卫生间。还有那个上锁的书房，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查看那台电脑，昨天晚上他根本就不想让我们看得太仔细。我的每一个直觉都在强烈地提醒我这对夫妻之间完全缺乏信任。”

“还有那条遗失的床单。”汤姆补充道。搜查房子的时候，米歇尔警员注意到主卧的床单不见了，他又去查看了楼梯平台上的脏衣桶，里面什么都没有。杂物间里放着洗衣机和转筒式干衣机，但它们里面也是空空如也。当然床单可能洗了，被放回到晾衣柜里，但床的其他地方都整理过，似乎有点不正常。

贝基摇摇头。“搞不懂是什么情况，当然了，我们把这点做了标记。”

“我猜没有从医院得到什么好消息，当地电视台也没有播放什么消息吧？”

“没有发现一个徒步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而且既然她没有开车，那车辆检查就没有什么必要。我们也查看了她最近的通话，什么都没有——她似乎没有用手机。”

汤姆双手交叉，放到脑后。“罗伯特·布鲁克斯说他每天都和妻子视频通话，她都在家。但我觉得那栋房子好几天都没有人住了。那里积满了灰尘，你可以将那归结为房子打扫得不干净，但有谁会给垃圾桶消毒却不除尘？更确切地说，垃圾桶里什么家庭垃圾都没有。清洁工周二来过——就在他们失踪的三天前。”

“我知道，而且我也查看过冰箱。”贝基说，“没有任何过期的食物，也没有牛奶这种不能长久存放的食品，里面一棵蔬菜的影子都没有。”

“换言之，我们找到的那张日程表上写的都是谎话，罗伯特·布鲁克斯对我们发誓说她直到周五都在家。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丢。”汤姆再次把身子往前探，“当然了，除了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贝基从她紧握的一堆纸里抽出一张递给了汤姆。“我们正在设立一个专案组。我们将走访他们的邻居，看看是否有人在过去两周看到过奥莉维亚·布鲁克斯，还会派人再去和校长谈谈，以对整个‘家庭教育’的谎言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也要看看那几台电脑——一共三台，目前我们只有那两台手提。尽管没有照片有点棘手，但我们还是通知了媒体。我们将向奥莉维亚发布紧急请求，让她和我们联系，如果她还活得好好的，当然了，我们会保证替她保密等等。我们将试着从孩子们的派对、学校出游等方面看看有没有孩子们的近照。我们还要去查看布鲁克斯一家人待的那家旅馆的录像——尤其是停车场——看看他对去安格尔西岛探望自己妻子一事是否撒了谎，但那现在似乎不重要了。你认为呢？”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查查这件事。我不信任罗伯特·布鲁克斯这个人，贝基。他有些不对劲。他在掩饰什么，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推断的没错，是他谋杀了她，可那些花呢，还有其他礼物怎么解释？那些表明他以为自己回家后会看到他们，你不这么认为吗？”

“未必。”汤姆正准备发表另一个险恶得多的看法，办公桌上的手机却不合时宜地震动起来。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会被称为“静音”模式，因为在他看来这比轻轻的嘟嘟声更让人分神。他看到是上司打来的。

“菲利帕，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他问道，内心却忍不住叹息，考虑到她对这个案子的兴趣，他觉得这会儿她必定已经知道昨晚瑞安引人入胜的表演了。

但他错了。

“几年前，罗伯特·布鲁克斯带孩子们去度假或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去了的时候，我自然是基于事实写的报告，但当时我觉得整件事有点奇怪，于是决定附上一张我写的对那家人印象的便条——这个好方法好像还是你教给我的，汤姆。”

这的确是菲利帕难得的对人的夸赞，但汤姆决定什么都不说，让她继续。

“我写下了几件和现在可能相关的事情。其一是，我不知怎么地认为罗伯特好像对自己相当满意，尽管表面上他对妻子的悲痛和困惑表现出同情；另一件就是，我们从学校那边得知贾丝明保留了她亲生父亲的姓，而且谈起亲生父亲来就像她见过他似的，总是用现在时。我们当时没有多想，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但在我们认定他们四个被埋在后花园之前，我想你应该看看是否能查出丹纳什·贾罕德在哪里。”

14

“我和上司上床了。”

汤姆·道格拉斯正准备从洁净的小硬板纸杯里喝上一口浓缩咖啡，贝基突然冒出这一句。真相来得毫无预兆，像个完全不合逻辑的推论，汤姆只能认为贝基一直在慢慢鼓起勇气，向他透露忧形于色的原因。

他喝了一口咖啡，等待着。

“这就是我这么痛苦不堪的原因。我和该死的上司上了床。”贝基重复道，声音里有一丝战栗。汤姆扫了她一眼，而她却移开眼神，朝车窗外望去。

他们把车停在布鲁克斯家所在的马路的前方，等待罗伯特回来。摄像头采集到他正在M56公路上朝这个方向行进，所以他们相当肯定他在回家的路上，决定做好迎接他的准备。尽管贝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一边等待一边喝着在路上买的迫切需要的咖啡时，他们还是试着对奥莉维亚·布鲁克斯遭遇了什么做出了几种不同的推测。

汤姆在驾驶座上转动身子，好使整个身子略对着贝基，想让她知道他在聆听。他给了她一点儿时间，看到她的肩膀起伏了一下，好似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扭回头面向前，透过风挡玻璃直直地盯着前方。汤姆看到她那张忧郁的脸上双唇紧抿。

“我就猜肯定是这种事。”他说，让声音保持平静。

贝基转身面对他。“什么？你听说过什么吗？有人告诉过你？”

“别担心——没有人跟我说过什么。你想跟我细细讲讲吗？比如是哪个上司？”

贝基又扭头面向窗外。“彼得·亨特。”

至少也得是一位侦缉总警司，没想到还真是他那位上司。自从彼得·亨特接替詹姆斯·辛克莱的职务后，汤姆就没有喜欢过他，哪怕那时候汤姆还在伦敦警察厅工作。彼得是个好警察，这点毋庸置疑，他对待案子像对待电子数据表上的条目一般痴迷，是那种五十过半还自认为年轻并紧跟潮流的男人。他总是假装跟风最流行的音乐，而不太明白实际上他无法跟上。他喜欢使用自认为时髦的字眼，依汤姆之见，这只让他听上去更显荒唐。他有辉煌的事业履历，但他不仅没有因自己无可置疑的能力在小组里赢得尊重，最近反而因下属对他装腔作势的嘲讽越来越不受拥戴。和一个资历尚浅的警官有染只会雪上加霜，那种事肯定纸包不住火。

汤姆没有对贝基说这番话。

“我曾以为我爱他。”她继续道，“他是那么殷勤、体贴。我们一个月只能见三四次面，但下班后他总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他让我感觉无比美好。”

汤姆闭上眼睛，忍住一声呻吟。他知道彼得·亨特已婚，还见过他那讨人喜欢的妻子。尽管如此，他丝毫不为彼得搞婚外情感到诧异。倒是贝基更让他感到吃惊。

“我知道这么做很傻。我知道他结婚了，但还是被他迷住了。”

贝基沉默了好一会儿，汤姆想该他开口了。“你不是第一个被像他那种人迷惑的女人，你知道的。说来说去还是老一套，金钱、权力和名望，这些是出了名的强大春药，彼得手握大权是肯定的。我猜你和他现在结束了吧？”

贝基干笑了一声。“那是肯定的。他妻子来找过我。”

汤姆不知道该更同情谁，但肯定不是亨特。

“她告诉我她丈夫喜欢受人崇拜，这十分不幸，并说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说我爱彼得，她嘲笑我，说我把迷恋和爱情混为一谈，我该长大了。她还说我对爱情抱着理想化的观念，爱情不光是激情的夜晚和鲜花。总而言之，大意是这样。”

亨特夫人说得很中肯，风花雪月的日子总是那么简单。汤姆的思绪飘到了利奥身上——她不敢让他靠得太近，害怕在一起是分开的前奏。他不能逼她放下戒备，只能等待或者向前。他把思绪重新拉回到贝基身上，后者显然想把满腹心思一吐为快。

“我问她，如果这不是第一次，为什么还要忍气吞声。你知道她是怎么回答的吗？她告诉我她鄙视彼得的软弱。他在她眼里不是个男人，深深地伤害了她。但爱情和许多东西相关，她很早以前就明白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你对此怎么看？”

“她可能是对的，反正我是肯定从来没有体验过完美。你呢？甚至连我们毕其一生所爱的那些也极有可能不是完美无缺的。”

贝基沉默了片刻，汤姆接着讲道：“我相信你和彼得拥有过美好的时光。偷偷摸摸本身就令人陶醉。在你们共度的短暂时光里，你们会把全部身心倾注到彼此身上。而在家里，他可能是个希望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的人，说话的时候嘴里塞满了食物，或者看电视的时候扯脚上的死皮，或在床上放屁。”

这句话至少让贝基漾起了一丝笑意。

“有些人忍受得了这些，”他继续道，“而有些人不能。我就知道一个人，他之所以和妻子离婚就因为她不容许他把在足球比赛中获得的奖杯放在壁炉台上。彼得和他妻子也许通过长时间的磨合相处得很好，也许比起不够忠贞的男人，她更不愿意和一个不够体贴不懂关心的男人在一起，每天被气得半死。我们无从知道，我们没有参与他们的婚姻。”

贝基垂下了头。汤姆给她一些时间思考。

“后来怎么样？”

“本质上，是她叫我走出那个骗局的。要么我换个职位，要么她就和她叔叔说——她那位叔叔恰巧就是我们那儿的副署长——而且她一定会扼杀我的事业。我不确定她能否做到这一点，但那都无所谓了，因为彼得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除了在不得已的时候。他对我的称呼也变成鲁滨逊警官。”

汤姆能看出来要贝基承认这点有多难。“我曾读过一句谚语。”他说，“我不确定是在哪里看到的，但它是这么说的：‘如果一个男人想偷你老婆，最好的报复就是把她让给他。’换位思考一下，这也许就是你和彼得的结局。想象一下，如果她把彼得扫地出门，他最后来到你身边，你认为你们的关系又能维持多久？”

贝基思量着那会是什么情形，汤姆观察着她的脸色，这个可怜的丫头看起来还是面如死灰。“谢谢你告诉我，贝基。这对你来说肯定很难，你肯定想念他。”

贝基睁大双眼看着他。“你以为我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是因为想他？”她发出刺耳的笑声，“你错了。令我苦不堪言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我感到非常歉疚。我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了，那就是折磨我的原因。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会关心人的人，但露丝·亨特把我看成了一个麻木不仁、任人摆布的婊子。那么，我们俩谁是对的？”贝基顿了顿，“然后就是我的愚蠢至极，这点显然不需要我再做解释。”

这次她的笑容更真诚，对汤姆来说这貌似是个转变话题的好时机。他不想让贝基觉得他就这么轻易地把她的坦白打发了，但他的确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将不得不自己消化这件事。

他看着她喝下一大口咖啡，几乎能看到她正把心思从依然困扰着她的黑暗之处拉开。

“谈起危险的婚姻，”她说，“昨晚我们和布鲁克斯谈话的时候我留意到一点，貌似他总是选择在孩子们不在的时候跟妻子视频通话。要不就是在孩子们起床前，要不就是他们上床之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不停念叨着要我们找到他的妻子，几乎没有提过他的孩子们。你注意到了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很奇怪，他好像丝毫不关心孩子们。当然，除非他知道孩子们在哪里，这又让我们回到了最初的看法上。”

贝基带着一丝调皮转向汤姆，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回应，眼角的余光就瞥见了一丝动静。他扭头朝风挡玻璃外望去，罗伯特的捷豹刚好调头从他家大门开了进去。

“稍等，贝基，他回来了。除非我弄错了，在车道上追他的正是我们的人蒂皮茨。赶紧了。”汤姆说着把空了的纸咖啡杯捏成一团，扔进纸袋里，“我们不能等着让该死的瑞安再犯错。”

15

从安格尔西岛回来似乎比去时要快得多。当你想去某个地方的时候似乎永远也到不了，而当你不抱着这个目的时，时间则过得飞快，为什么总是这样？他不急着回家，因为他知道将不得不面对警方的强烈反对。他们没有要求他待在家里，但也不会对他去找埃文斯夫人问东问西感到高兴。

至少他现在有一定的把握，那位女房东不会对警方说任何她不应该说的话。他确信她已经明白了他的暗示，会原封不动地把之前跟他讲的话向警方复述一遍。

他拍了拍西服胸前的口袋，感觉到了里面鼓起的照片。多走运啊，让他碰巧发现了贴在埃文斯夫人布告栏上、挤在那么多照片中的这张。他绝不能把它丢在那里留给警察。

罗伯特把车开进车道，向后视镜瞥了一眼，只见有个男人一路小跑着追在车后，边跑边急促地对着手机说着什么。不是昨晚来过这里的警察，但他确信是名警察，否则还能是什么人？

罗伯特打开车门准备下车，耳边充斥着邻居花园里传来的喧闹声。

“先生，我很高兴你回来了。我们能进屋去吗？”那名警察喊道，“我需要和你谈谈，我更愿意到里面去谈，如果你不介意。外面有点儿吵。”

罗伯特沮丧地“啧”了一声。他的邻居居然会选择在这个周末去雇挖掘机拆毁前面的车道，为铺上某种昂贵的新鹅卵石做准备，真是奇怪。

他走进门廊，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慢悠悠地在里面找来找去。他需要整理思绪，为解释自己的行为做准备。最终他把钥匙塞进锁孔，打开了门。

转身邀请那名警察进屋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贴着奥莉维亚名字的小箱子。

“这是什么？关于这个你知道些什么吗？”他问那名警察。

“知道，是对面的邻居为你妻子保管的。学校校长这周早些时候带着它来拜访过，她在箱子前面贴了一封信，上面还有一张便条。”

罗伯特弓身去搬箱子。他现在还需要学校里的东西干吗？他把它搬进屋里，放在大厅里，然后撕下那封信塞进口袋，转身面对那名警察。

“你要找我谈什么？”他问，双腿分开稳扎在地上，双臂交叉。警察对他的姿势怎么看悉听尊便，但他如果对自己做过的事道歉的话就真是该死了。

“我们能不能拜托你，布鲁克斯先生，以后在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哪里的情况下，请不要离开房子行吗？昨晚发现你不见了，我们十分担心。”

“我被捕了吗？”罗伯特竭力忍住怒火，就算没有这只大猩猩告诉他该怎么做，他也有够多事情要烦心的了。

“你趁我一不留神就溜走了，搞得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为此我还挨了一通臭骂。这种事下不为例，你明白了吗？”

罗伯特差点儿笑出声来，因为那个警察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站上门阶的几分钟里，昨天晚上来过的那两名警察已经沿着车道走上来了，粉碎沥青碎石路面的声音掩盖了他们的脚步声，他们亲耳听到了这番话。

探身向前、尽量放低声音说话的是那个女人。“谢谢你，蒂皮茨探员。这件事从现在开始由我们接手。”

罗伯特看到那个刑警的眼睛闭上了，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话被他们听见了。他垂下脑袋，转身走了出去，没有抬眼看他两位上司中的任何一个。

“抱歉，先生。”那位女督察说道，笑意只保持在嘴角，“但蒂皮茨探员说得没错，布鲁克斯先生，我们更愿意知道你在哪里。我们可能收到什么消息，可能需要你的协助，可能有各种原因想找你谈话——但我们不仅不知道你身在何处，你还把手机给关掉了。”

“那请问你们为什么要看着我？说得更确切一点，是监视，对不对？”

那位高级警官开口了。“不是监视你，先生。我们监视的是这栋房子。我们想知道你的妻子是否回来了，以及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罗伯特摇摇头。“好吧，如你们所见，她没有。行了吗？”

汤姆·道格拉斯仔细地审视着他，罗伯特看得出来汤姆在估量他。“真的吗，先生？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回来？我们只能看到大厅——她可能在厨房、在客厅、在卧室。我没有听到你喊她。你呢，鲁滨逊侦缉督察？”

罗伯特感到一股血涌向脑门。该死，怎么没有想到这点？

汤姆非常仔细地观察着罗伯特，能看出来这个男人十分不自在。他可以打包票罗伯特知道他的妻子和孩子不会在家。他是怎么知道的？

罗伯特迅速开口，以掩饰自己犯下的错误，将重点从奥莉维亚不在家这个事实转移开。“好吧，无疑你们已经从安格尔西岛收到消息知道我没有撒谎。埃文斯夫人弄错了，我敢肯定她已经告诉了当地警方。你们现在该相信我了吧？或许你们对我说的从两周前离开家起我就没有见过我妻子有了几分相信？”

汤姆沉默着，知道贝基会接过话头。

“你肯定能理解，调查这样的案子，我们有必要核查每一件事，有必要怀疑所有人。埃文斯夫人证实她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你，所以我很抱歉她弄错了，先生。”汤姆知道贝基是在通过道歉缓和罗伯特的情绪。

“好吧，不管你们相不相信，反正我知道自己没有去过那里，我不允许自己被卷进一丝一毫的混淆当中。”他微微一笑，笑意中包含着一丝胜利的意味。

“那你为什么要去安格尔西岛，布鲁克斯先生？”汤姆问，“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失踪的女人和三个孩子，若让人——不管那人是谁——见到了可能的证人，往好里说是帮不到忙，往坏里说是对调查不利。你到底想不想让我们找到你家人？”

罗伯特看上去很震惊。好，汤姆心想，他就应该这样。

“对不起，但我想知道那位女房东为什么要撒谎。我看不出这么做有什么危害。”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你可以问鲁滨逊侦缉督察，或问我。”汤姆给了罗伯特片刻时间理解他的话，“现在，在我们做出你妻子遭遇了什么不测的结论之前，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是看看你的经济情况。我们需要知道她是否有足够的钱玩失踪，把一切留在身后。”

罗伯特脸色稍稍放松，像是觉得那很滑稽似的。不知为何，汤姆并不觉得意外。考虑到书房那扇上了锁的门和墙上贴的日程表，他已经意识到罗伯特·布鲁克斯具有极强的控制欲。

“那我想你们最好进来。”他毫无风度地说，“瞧，你们知道我整夜没睡，所以我得喝点儿咖啡提提神。坐吧，检查一下房子，你们想做什么都行，我去去就回。”

罗伯特走进厨房，丢下站在大厅里的汤姆和贝基。贝基瞅着汤姆，汤姆皱了皱眉头。

“身为想让我们帮忙寻找家人的当事人，他不怎么配合，对不对？”贝基说。

“没错，但他这么做原因有很多。如果他觉得奥莉维亚只是弃他而去，他的感受从羞愧到绝望可能都有。而如果他认为他们是被挟持了，那他会感到害怕或因为自己没能更好地保护他们而愧疚。”

贝基点点头。“如果是他抛弃了他们，或哪怕只是他妻子，他的感受则可能是害怕、愧疚和绝望。”

汤姆还没来得及做出回应，厨房门就开了，罗伯特招呼他们进了客厅，但没有人坐下。

“好吧。你们想知道什么？”

“我们想知道你的妻子可以动用什么钱：信用卡上的、银行账户上的以及其他的等等。当然我们也可以查这方面的资料，但如果你能跟我们讲讲家里的财务开支情况会更好。”

“那简单。我的工资会打进我名下的一个账号，我用那个支付家里的所有开销——抵押贷款、公共开销等等——外加其他任何主要开销。账单由奥莉维亚收集，我们每个月都会度过一个刺激的账单支付日，我想这个你们能想象到。另有一个独立的家用账号，我往里面存钱支付食物和孩子们七七八八的费用。奥莉维亚有一张那个账号的签账单，我们查账单的时候会看看用了多少钱，剩下了多少。如果账户上有余钱，就把它延续到下个月，而如果钱不够用，我们就会把钱加满。”

“你最近检查过那个账号吗，布鲁克斯先生？”贝基问道。

罗伯特的上唇微微上翘，好像这个问题愚不可及。“我当然查看过，昨天才查的。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在安格尔西岛提取了一次现金，可能是买冰淇淋之类的，然后就是这周在塞恩斯伯里超市的。和我预料的没有丝毫偏差，根本没有其他开支，除了加过一次油。”

“购物是哪一天？”

“周一。如果你想知道，她花了78.03英镑。”

“如果这个账号是用来买吃的，那么如果你妻子一时冲动想给自己买些东西时用什么买呢？比如说，买条新裙子什么的。”贝基问。

罗伯特哈哈大笑。“奥莉维亚是你能想到的最不冲动的人，督察。她在网上购物，查些资料选择几样东西，然后等我回家后用我的信用卡完成交易。我和孩子们的东西也一样，除了他们的鞋子。她想给孩子们买到合脚的鞋子。奥莉维亚喜欢网上购物，一切东西都能退货，这样一来，她就能试穿给我看，如果她不喜欢哪样东西，退回去就是了。你不懂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讨厌责任，我喜欢照看她，而她也照顾我。”

这番话更让汤姆觉得罗伯特的控制欲太强，但他知道不应该妄下判断。如果奥莉维亚有问题，那这可能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听我说，如果你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太抠门，那去看看她的衣柜。”罗伯特猛地把胳膊向上一举，用食指指着卧室方向。“里面装满了衣服，好衣服，其中不乏大牌。看看她的化妆包，全都是香奈儿和迪奥的，尽管她都不怎么化妆，她不需要。奥莉维亚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她。她拥有她想要的一切。”

只有那么一刻，汤姆在罗伯特眼里捕捉到一丝迷离，好像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房间，正在探访另一个地方或身处另一个时空。罗伯特微微垂下了眼睑，但就在那之前，汤姆在他眼里瞥见了状似懊悔的东西。

16

汤姆一走进专案室就感觉到了那十来个俯身在办公桌上的人身上散发出的无声的能量，他们不是在轻声打电话，就是在和同僚分享信息。贝基这会儿应该已经向小组成员介绍了基本情况，但他的出现表示他会鼎力支持她。日常调查由贝基负责，但鉴于这一家的历史，菲利帕·斯坦利对汤姆盯得很紧，所以他也需要加快进度。

汤姆感觉像已经工作好几个小时了，但现在不过才上午十一点。他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一天在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糕。他朝贝基的办公桌走去，经过那些人时礼貌地点了点头，以示“早上好”，然后拉出一把椅子。

“有新情况吗？”他一边坐下一边问。

“已经通知了媒体，消息已经登上了大部分早间新闻，不过登报已经太迟了，今天是周六，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关注电视上的早间新闻。这可能会唤起某人的记忆，但没有照片也希望渺茫。挨家挨户的调查正在进行，技术人员正在检查手提电脑。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份初步的新情况汇报，时间大约是……”贝基看了看手表，“五分钟内，运气好的话。虽然布鲁克斯先生给书房上了锁不让他的妻子进去，但我们还是需要征用一下他的台式电脑。”

汤姆能听出她声音里暗藏的愤怒，她定是为奥莉维亚在自己家里居然还受限不能进某个房间而不平。

“追查丹纳什·贾罕德有没有进展？”

“没有实质进展。他最初失踪的时候，案子卷宗里倒是有一条笔记上写着他哥哥的资料，叫……”贝基把电脑屏幕往下拉，“萨米尔·贾罕德。想找到他要容易得多，他是名医生，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迪拜居住和工作。但他偶尔也会去伊朗志愿工作几个星期，他现在就住在那里。”

“所以是一条死路？”

“我们给他留了一条信息，让他给我们回电，同时我们也和他妻子交谈过。就她所知，萨米尔在丹纳什消失前一年左右来英格兰看望过他，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弟弟。家里也没有人愿意提起他的名字，萨米尔是来劝他离开奥莉维亚返回伊朗的。他们大吵了一架，最后萨米尔无功而返。”

“然后呢？”汤姆催问。

“萨米尔告诉妻子曾接到过一次丹纳什的电话，她记得那大约是在他失踪两年后。他只是打电话来告诉家人他还活着，但也清楚地表明，都怪萨米尔干预他和奥莉维亚的关系，否则他不会不得已做出这辈子最糟糕的决定，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哥哥。据萨米尔妻子说，萨米尔和丹纳什那次吵得很厉害，从那以后萨米尔就再也没有提到过他。”

汤姆拉长了脸。“你有没有想办法去弄几张我们能用的照片？”

贝基在办公桌上一叠文件里翻找着，汤姆知道这些资料比它们看上去的样子更有条理。“我们唯一弄到的照片是他和奥莉维亚在一起的时候拍的，至少有几个年头了。它们还是当时她提供的。”汤姆看得出来贝基的眼神流连在丹纳什·贾罕德的笑脸上，他笑容灿烂，双唇完全翘起，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黑色的卷发从光滑宽阔的额头梳向后面。和贝基那个五十多岁的前任情人不太一样，汤姆忍不住想——这个男人要好看多了。

贝基的电话响了，汤姆让她接电话，自己则盯着丹纳什·贾罕德的照片。他看上去是个体面的男人，笑容真诚，笑意直达深棕色眼底，但汤姆不会天真到相信外貌有多可靠。据他们掌握的情况，他可能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有那么一会儿，贝基的话语分散了汤姆的注意力。“你确定吗，吉尔？”她问道，然后是片刻停顿，“好的，你最好从甲板下面上来，当面向正坐在我对面的道格拉斯侦缉总督察解释一下。我想我们有必要对这个有更多了解。好的，那我们几分钟后见。”贝基挂掉了电话。汤姆不解地看了她一眼，等待着。“吉尔将会来给我们讲解FaceTime的运行原理，以及那两台手提电脑之间发生的情况。恐怕这对我来说有点儿专业，我能听懂，但还没懂到能复述出来。你等一会儿没关系吧，还是说等他到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汤姆同意等，然后掏出手机打了几通简短的电话——其中一通是打给利奥的。他一直计划着今晚和她聚聚，但不知道这里什么时候能结束。也许他应该主动提出做一顿晚点的晚餐，如果她能去买些食材，反正他们都是要吃饭的。但没人接电话，他没有时间给她留言。听到有人朝办公桌走来，他抬起了头。

“吉尔，拉把椅子坐。”贝基说。

汤姆冲吉尔·坦南特笑着点了点头。他和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典型的技术极客不同，从外表上看可以说得上整洁帅气。他身材矮小，苗条得像个少女，今天穿着芥末黄色的牛仔裤和黑球衣，脚上搭配的是一双整洁的黑色绒面革跑鞋。汤姆有好几次注意到吉尔是个喜欢搭配鞋子的男人，这是一种奇怪但无害的嗜好。他刚硬的头发被粘胶粘住了，看上去脸上总挂着一副吃惊的表情，汤姆怀疑这跟他爱偷拔眉毛的毛病有关系。

“好……的。”吉尔说，夸张地拉长了声音，“我发现了几件有趣的事。你们对FaceTime懂得多少？”

汤姆看着贝基耸了耸肩。“我知道那是什么，我在家里的苹果电脑上使用过。但还是让我们假设对此一无所知吧，那可能是最好的。”

“FaceTime是在任意两台关联的苹果设备像手机、平板电脑、台式机等等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它是一种视频链接，就像Skype。说到这里听得懂吧？”

汤姆觉得自己像被当成了一个六岁孩子，他忍住笑，点了点头。

“好的。问题是，如果FaceTime是在两台电脑之间而不是两台手机之间进行的，就像这起案子里的情况……依其申述的，”吉尔加重了“申述”这个词，顿了顿，冲他们两个都微微得意地笑了笑，“交流是在邮件地址之间进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电脑的IP地址锁定使用者的地址。”

在吉尔解释各种技术之间的差别和如何追查人下落的复杂难懂的理论时，汤姆没有认真听，任由思绪漫游到奥莉维亚·布鲁克斯身上，回忆起大约九年前十一月的那个狂风呼啸的夜晚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他本来根本不会见到她，但瑞安·蒂皮茨让他搭顺风车，行驶途中瑞安接到电话被派去查访奥莉维亚，他也就跟着去了。

说起奥莉维亚，他一直忘不了那一幕：她前后摇晃着身子，把啼哭的婴儿紧抱在胸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丹不会离开我们，我知道他不会离开我们，请找到他”。那情景看着令人心碎。汤姆的女儿露西只比奥莉维亚的婴儿大一点儿，他知道处在同样的境况下凯特会怎么反应。当然了，那是他和凯特正琴瑟和谐的时候。

汤姆意识到吉尔又顿了顿话语，目光在他们两人身上逡巡，看他们能否跟得上。

“现在，让我们说说布鲁克斯先生的情况，怎么样？”他面露喜色地看着他们两人，“他说他每天都联系妻子，没错吧？”

“没错。”贝基补充道，“直到周五早上。”

吉尔咂了一下舌头，摇了摇手指。“不是真的。我们检查过布鲁克斯先生的手提电脑，他的确用FaceTime联系过他妻子——每天晚上和大部分早上，但只到周三。周三晚上视频通话后，他的手提电脑上就再也没有通话记录了。”

吉尔终于引起了汤姆的兴趣。这么说罗伯特在和妻子最后的通话时间上撒了谎。可为什么他并不感到吃惊呢？

“我们也查看了布鲁克斯太太手提电脑上的记录，有趣的是，她的手提电脑上的记录显示她和丈夫在过去两周里根本就没有联系过。这意味着，如果我有必要详细说明，他跟她视频的时候，她显然不是用那台手提电脑跟他通话的，她肯定使用的是另一台电脑，或是一部平板电脑。”

汤姆弄不懂了。如果如罗伯特所说，奥莉维亚躺在卧室床上跟他视频，那么她需要可以移动的东西。但据罗伯特所言，除了她的手提电脑外——吉尔声称她根本就没用的那台——房子里没有其他适用的设备。

吉尔还没有说完。他把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先看着这个，然后看看那个，一副扬扬自得的表情。“不过……在过去几个月里，布鲁克斯夫人的电脑拨出了几通打给一个Hotmail账号的电话，那个IP地址像是在——”他顿了顿，以示强调，“伊朗。”

贝基一边听一边匆匆地做着笔记，但听到这个消息，她停了下来，抬起头。汤姆瞧见了她的表情，所以无须多问。

“通常情况下，我们接下来就要联系网络服务商，填完所需的文件资料后，让他们告诉我们接电话人的准确地址。但依我之见，老实说，要从一个伊朗网络服务商那里得到消息的希望不大。”

“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这个IP地址在伊朗，对吗，吉尔？”他问，“最后一通电话是什么时候打的？”

吉尔梳理得完美的眉毛几乎要穿透天花板了。“我十分肯定，道格拉斯侦缉总督察，我不会犯那样的错误。最后一次和那个Hotmail账号联系就在两周前。”吉尔查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准确地说，是十五天前。”

汤姆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夹在指间转动。有没有可能奥莉维亚只是要和她的伊朗情人私奔，仅此而已呢？但感觉不像那么回事。

为什么罗伯特要在和她视频的时间上撒谎？吉尔说最后一次联系是在周三——尽管不是通过奥莉维亚的手提电脑。罗伯特说直到周五她肯定都在他们的房子里——但听上去也不像是真话。那他为什么要撒谎？

“抱歉，吉尔，我需要一点时间想想。”汤姆说，“你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让人费解的只是这个该死的布鲁克斯家庭和他们真假难辨的状况。还有没有什么情况？”

“还有一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知道直到周三，罗伯特·布鲁克斯都在同他妻子的邮箱地址视频通话。我们追查到了接收那些视频的设备所在地，结果显示接收端在法国。”

贝基一脸困惑。“她都没有护照，究竟是怎么去那里的？”

“她可能没有去。”

贝基身子往椅子里陷了陷，做了个鬼脸。“嗯？”她问。

“我们相当确定那个IP地址是假的。她肯定是在网上买的，这么做轻而易举。但如果想要查出真正的IP地址，恐怕就得再做一些文书工作了。”

“那她为什么不干脆绕地球转一圈来布迷魂阵，彻底迷惑我们？”汤姆问。他的哥哥干的就是这种特别的技术，并发了大财，这不是他碰到的第一起用这种方式掩盖地址的案子。

“用FaceTime不能做得天衣无缝。信号不够强，视频会不清晰。我们可以从供应商那里得到她真正的详细地址，而她的丈夫则办不到——我猜这正是她的目的所在。这么做要花时间，也许要两三天，就像我刚才说的，还要做一大堆讨厌的文书工作。”

吉尔沉默了片刻，目光热切地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我知道我说的可能是明摆着的事情，但我能不能请二位注意，仅凭罗伯特·布鲁克斯在FaceTime上联系他妻子的邮箱地址不能说明什么，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电话那端的是奥莉维亚。这只是罗伯特的一面之词。任何知道她邮箱地址和密码的人都能接罗伯特的视频邀请。说到这点，他自编自演都有可能，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她还活得好好的。所以，即便我们查到了地址，也根本保证不了我们能在那头找到奥莉维亚。”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汤姆想。所以我们只知道罗伯特说周五和奥莉维亚视频过是假话，并不知道过去两周他有没有和她通过话——有可能都是事先设计好的。那是我们认为她实际上还活着的唯一证据。也许贝基从一开始就是对的。

但如果罗伯特已经谋杀了她，那孩子们究竟在哪里？

17

罗伯特躺在床上，头靠在四个枕头上，一整晚都没睡。他需要睡眠，但思绪根本停不下来。他现在真希望没有报警，但这么做似乎是对的。如果他没有把奥莉维亚失踪一事报警，那他看上去一定像是有罪。但奇怪的是，报警似乎并没有消除已经包围着他的嫌疑。这是他需要处理的。

已经到了不得不向警方提供更多信息的时候——比他愿意的更多——但也许没有其他选择。不管怎么样，他们迟早都会查到，那么，如果他主动交代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去查，可能会为他赢得几分。

奥莉维亚，你为什么非得这么做？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次要的，没有人能取代丹纳什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但他已经那么尽力地去赢得她的爱了。她说她爱他，但他能感觉到那些话是多么空洞。她不明白他的感受，不明白他的心是如何充满渴望地狂跳着，想往她身体里注入一些感情，让她变回多年前那个令他一见倾心、爱笑、无忧无虑的女孩。在罗伯特看来，无论奥莉维亚在哪里，都好像有聚光灯打在她身上，使得她周围的人都变成背景墙。他只能看到她。但回到那个时候，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他得让她离不开自己，让他成为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让她没有他就无法生活。他一再地向她证明了这点，但她依然躲在自己的壳里，他从来都不确定她用以保护自己的盔甲究竟是为了防止他进入，还是为了掩饰底下裂开的伤口。

他的目光在他们的卧室里逡巡，在梳妆台上略一顿，想象着奥莉维亚坐在那里梳头的样子。他们买下这栋房子的时候，他就确保楼上能为他们提供套间——一间足以装下一张舒适的沙发，一间更衣室，和一个豪华独立浴室的卧室。他想给奥莉维亚被宠溺的感觉。卧室主要是用乳白色和灰色装饰的，带着几缕用以突出的紫红色，看上去像是为一家非常昂贵的杂志拍摄的图片。但不知为何，始终没能营造出他一直追求的那种亲密的隐蔽氛围。想起对他们共同生活的最初愿景，他的眼睛不由得有些刺痛。

抛却他们的生活原本可能会怎样的所有感伤，他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愤怒和在安格尔西岛发现的一切上。他探身朝向扔下的外套，从胸前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照片，两手捏着。照片钉在埃文斯夫人布告板上的一堆快照里，她看到了他看到它时的模样。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埃文斯夫人？”他问道，竭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就在上周。当时你妻子正从房门出来，刚好我们的一个常客在抓拍这栋房子。她每次都会送我几张。可惜奥莉维亚不是正面对着镜头，她实在是个大美人，对不对？你喜欢这张照片吗，布鲁克斯先生？”

罗伯特恨不得把照片从墙上扯下来撕得粉碎，但那么做没有好处，他可能会需要它。

“谢谢你，埃文斯夫人。我喜欢。你还有我妻子的其他照片吗？”

她没有，这是唯一的一张。

他瞪着照片，然而无论思路朝哪个方向行进，都只一次一次地进入死胡同。

背靠着床头，他能看到马路对面的情形。他一直注视着警察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所有的邻居，告诉他们奥莉维亚失踪的消息。他知道邻居们都会怎么想。

最后警察走到了正对面伊迪丝·普雷斯顿家的房子，罗伯特知道她有一大堆要说的，不管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原以为她会邀请警察进去，请他坐下，长篇大论一番她对布鲁克斯一家的看法，所以当看到她从前门走出来，对警察开门见山时，他很是吃惊。

罗伯特坐起来了一些。她在说什么？她抓住警察的袖子，把他拉到了客厅窗子前——也许是在演示一直以来她是站在哪里透过窗帘往外看的。接着她指了指，首先是马路，接着是车道，然后用手指做起好笑的动作：直着、弯曲，直着、弯曲。那是什么意思？

警察掏出笔记本，显然是让她把所说的一切重复一遍，因为她又做了一遍那个手势。

普雷斯顿夫人又和警察聊了五分钟，没有再做手势，最后警察习惯性地抓着无线电设备沿着车道往前走去。

那个臭婊子到底说了什么？

罗伯特确信那是什么罪证，一段记忆在心底烦扰着他。昨晚他去车上拿手提箱的时候，普雷斯顿夫人走过来跟他打招呼，还说了些什么，只是他没有认真听。那真的就在昨天吗？她说了什么他没有认真听？

他不清楚。他脑子累极了，不仅是因为缺少睡眠，还因为思虑过度。

罗伯特挪动双腿，从床上下来。他需要做点什么。

他朝妻子的五斗柜走去，开始胡乱地拉开抽屉，到处翻找，并没有真正指望能找到什么。他的耐心只维持了两分钟，随着一声痛苦的哀号，克制了好几个小时的怒火砰地爆发，他把每一个抽屉都从柜子上扯了下来，一个一个地扔到地上。他又走到衣柜前，将衣服从衣架上扯下来，在地板上扔成一堆。他拼尽全力踢它们，那些柔软的织物没有反抗他。最后，他坐在床边的地板上，手臂抱住曲着的双腿，头枕在膝盖上，终于不再克制自己，开始深深啜泣，试图抛开心头所有的愧疚，但没有成功。

18

新闻报道带来的反馈信息比贝基预料的要多，但大部分都是浪费时间。许多人打电话来说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出现在他们的街道或小镇上，当问及任何细节时，要么孩子们的年龄不符，要么种族不符。但这个特殊的家庭要想长时间躲开人们的注意相当困难，也许最终事实会证明这仍是一条有价值的探寻渠道。

要是有人有这几个孩子的照片就好了。他们从孩子们的派对着手查照片，但一无所获，直到周一返校，这项工作也无甚进展。他们当前找到的最好的照片就是比利贴着墙壁在做倒立，一脸傻相地做着鬼脸。

尽管问题成堆，贝基还是很高兴能负责这项调查，这对她来说是在小组树立声誉的大好机会，她下定决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把和彼得的那段丑事告诉汤姆不容易，却是正确的。她想让他从她嘴里听到这件事，而不是从以前的同事和在某个全国性会议或其他地方认识的高级警官那里听到谣言。那件事带来的痛苦已经开始消退，一种宽慰感开始取代她心中的孤寂和自我憎恶感。

他们的恋情当时感觉是那么美好，但当汤姆提到她和彼得厮守终生的可能性时，她觉得相当恶心。他将不可避免地从偶像的基座上跌落下来，然后她会怎么看他呢？当他不再是悄悄巡行在伦敦警察厅走廊上的那个有权有势、性感的人物，而变成把内裤丢在浴室地板上，每天晚上看电视时张着嘴呼呼大睡的男人时，他们有足够的感情基础让这段关系天长地久吗？

很高兴有更好的事情去考虑，她把思绪拉回当下。这件案子就是她的关注点。

她听到一声轻咳，抬起头来，只见一名年轻的警员正站在她办公桌旁。她不知道他在那里站了多久。“抱歉，尼克。我刚才走神了。我想试着去揣摩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在想什么。我能为你做什么？”

“是护照的事，长官。布鲁克斯先生说他们——他的妻子和孩子——没有护照，但我们还是决定查查看。他在撒谎，布鲁克斯夫人和贾丝明都有护照，都是在过去十八个月内申办的，但两个小的孩子没有。我认为你会想知道。”

贝基皱了皱眉。是罗伯特在撒谎，还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些护照的存在？如果奥莉维亚出国了，那另外两个孩子呢？她全神贯注地咬着下唇。

注意到尼克还站在面前，她又抬起头。“还有其他的吗？”

尼克点点头，脸上洋溢着热情的微笑。她开始意识到她可能终于到了男警察在她眼里都像还穿着短裤的年纪。这个显然就是。

“我们从挨家挨户的探询中得到了一些反馈。大部分都很无聊或没有意义，但住在他们对面的那位女士有一大堆要说的。有两点可能和案子有关。首先，她发誓说罗伯特·布鲁克斯在周四早上很早的时候回过家，大约是两点钟。据她所说，肯定是什么东西把布鲁克斯家的应急灯给撞歪了，因为过去几周，她被本应照进他们家花园却照进了她卧室的强光给弄醒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只狐狸，但周三晚上——或更应该说是周四早上——那肯定是罗伯特·布鲁克斯的车。车子很显眼，因为他把它停在了车道上，自己走进了房子。她正准备睡的时候灯光又照过来了，但那次她没有理会。当灯光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她又起来看到底在搞什么鬼，刚好看到布鲁克斯先生把车开进了车库。昨天晚上他去安格尔西岛夜游时这种情况又发生了，那件事我们都知道了。”

贝基在便笺本上记下了这点。这非常怪异。罗伯特一直坚持说他在纽卡斯尔从来没有离开过旅馆。最开始他们感兴趣的是他在第一周的行动——就是据称他去安格尔西岛看望妻子的那周。但现在尼克谈的是第二周，这让情况出现了新的扭转。他们不得不再细细查看。在指控他任何罪名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他的车在周三晚上是否离开过停车场，查看闭路电视视频将是要优先做的事情。

“继续讲，尼克。还有什么？”

“普雷斯顿夫人像是个好管闲事的老太婆。第一周，布鲁克斯夫人在安格尔西岛期间，普雷斯顿夫人曾绕着布鲁克斯家的车库走了一圈。她给我们指出那里有条小路。她说当时她正把布鲁克斯家的垃圾桶放回去。那个垃圾桶从上上周五晚上起就放在了大门边，可能是布鲁克斯夫人离开的时候放在那里等人来清理的，普雷斯顿夫人觉得那个垃圾桶十分有碍马路的观瞻。不管怎么说，他们家车库边上有个小窗子，她朝里面瞅了瞅，布鲁克斯夫人使用的那辆小甲壳虫在那里。在那之前的几天，普雷斯顿夫人没有看到他们家里有人活动的迹象，于是她敲了敲门，但没有人应答。她说在那之后她每天都会去查看布鲁克斯家的车库，那辆车从来没有挪动过。而当她周四早上去看的时候，她以为会看到罗伯特·布鲁克斯的车也在那里，但车开走了。”

贝基把双手搭成尖塔形，支在下巴上。“你知不知道这周那个垃圾桶曾被放在门外等人清理？”

“没有。普雷斯顿夫人说她没有看到，但这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她周四早上不在家，布鲁克斯夫人很可能把它拿出去，后来自己又拿回家了。”

“好吧，干得好。告诉我你怎么看，尼克？”贝基有自己的看法，但她的行事风格是隶属汤姆·道格拉斯一派的：多问问别人的意见总不是坏事。

“好吧，长官，如果布鲁克斯夫人第一周在安格尔西岛，那她没有开车是怎么去那里的？”

19

手机在办公桌上恼人的震动声让汤姆从天马行空的思绪中惊醒。他在苦苦思索追查这起案件的方向。但一看到打电话的人是谁，恼怒便烟消云散了。

利奥。

“嗨，利奥。你看到我早先给你打过电话吗？”

“看到了，但那不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她回答道，平静的声音和实事求是的语气清楚地表明这不是一个女人给情人打的电话，“至少，那不是唯一的原因。”

当然不是了，那会让她显得太容易接近。汤姆微笑着等她接着往下说。

“恐怕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汤姆身子探向前，把胳膊肘支在办公桌上。如果利奥说是坏消息，那就不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似乎昨天晚上有人闯进了你的小屋。”她继续道，语气缓和了下来，“抱歉，汤姆。我敢肯定你绝对不想听到这个消息。据埃莉和马克思说，报警器没有响。如果响过，他们肯定会听到，因为他们一向是开窗睡觉的。他们差不多半个小时前要出去一趟，开车经过你家时，发现窗户有一扇似乎是开着的，地上有些纸屑和其他碎片到处乱飞，于是他们就过去看了看。”

埃莉是利奥的姐姐，住在柴郡汤姆周末小屋的隔壁。汤姆在曼彻斯特的时候，她和丈夫马克思会好心帮他看家，而最近他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曼彻斯特。

利奥还没有说完。“他们已经给当地警方打了电话，你曾经的同事史蒂夫刚刚赶到。他可能一听说那栋房子是谁的，就决定自己去调查那件事。埃莉和马克思还在那里，他们不确定在你工作的时候给你打私人电话合不合适，于是先问了我的意见。我跟他们说会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你。”

利奥是对的，这正是汤姆需要的。倒不是说那栋房子里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那里有几幅他哥哥买来作投资的画，但据他所知，没人知道他有那些画，他确定光凭眼睛大部分人看不出它们值钱。

“他们拿了什么，利奥？马克思有没有机会去看一眼？”

“好吧，重点就在这里。他说没有丢什么东西——至少，粗略地看是这样。他本以为他们会拿走一些更便于携带的东西，比如你心爱的iPod播放器，或书房里一些更有技术含量的小玩意儿。但，尽管一眼就能看出它们都在里面——地上撒满了纸屑——他们对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完全视若不见。”

“报警器没有响？”

“埃莉和马克思是这么说的，否则他们肯定会听到。我知道你离开的时候设定了报警器，当时我们在一起。马克思告诉我从那时起他就没有进去过，只做了他称之为‘外部巡逻’的工作以核实没有任何可疑迹象。”

“我不敢相信那个报警器居然会失灵——它是崭新的，我挑选的安装公司也不是一家缺德的公司。”

“马克思想知道你是不是把一些案子的卷宗带回家里了，也许他们要找的是那个，因为他们似乎只对你的文件资料感兴趣。”

这对汤姆来说没有意义。“我很少这么做，就算我把卷宗带回家了，也总是第二天就把它们带走。我有时候会做笔记，但那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没有用处。”他顿了顿，考虑该怎么做，“听我说，利奥，今天这里有点儿忙得不可开交。你能帮帮忙吗？帮我给马克思回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帮忙严密监视一下我那栋房子。我要就报警器和史蒂夫谈谈，看他的人知不知道报警器为什么没有响，但我要在这起案子稍微明朗一点儿之后才能亲自去那里。”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再见。”利奥答道。

“稍等，利奥。”汤姆恨不得踢自己两脚。为什么他总是那么积极？“我之前打给你是想说今天晚上我可能会工作到很晚，但如果你不介意去买些食材的话，我会很高兴过去，给咱们俩做一顿深夜晚餐。你认为怎么样？”

“听上去这主意不错。”利奥说，语气和她刚才谈论非法入室时一模一样。如果能从中听到一丝喜悦，汤姆会很高兴，不过她的声音听上去也并不觉得这个提议无聊。“给我发个菜单过来，到时候见。”

“好的，等我有空的时候发短信给你。稍后见。”

汤姆挂断了电话，他一会儿想到奥莉维亚·布鲁克斯，一会儿想到他的小屋被非法入侵，一会儿心思又转到利奥诺拉·哈里斯身上，一想到这些，心里七上八下的。

尽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但汤姆知道不和朋友史蒂夫·科比——一名柴郡警局的督察谈谈，让史蒂夫去查查小屋里的状况，他就没办法一心一意地工作。在他结束和利奥的对话后，他们简短地谈了谈，似乎闯入者事先做过周密的计划。他们是撬开书房窗户的一块玻璃进去的，这样就不会造成接触，并且一进屋就想办法弄坏了报警器。纸张到处都是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没有把那块玻璃放回去，而昨天晚上柴郡刮了一会儿大风。

谢天谢地，马克思接管了保护那个地方的任务，汤姆只能等有机会时请一天假过去。也许他能劝服利奥和他一起去，这至少让她有机会见见姐姐。

他不知道破门盗窃者在他的房子里找什么，要是丢了什么贵重东西他反倒不会这么不安。但他现在做不了什么，能把心思转移到其他人的问题上让他松了口气。

他推开专案室的门，扫视了一圈。每个人似乎都在忙碌，贝基正和一位年轻警员谈着什么，一脸严肃，看样子情况有转机。

“出什么事了，贝基？有新消息了吗？”

她蹙着眉，微一点头，朝自己的办公桌走去。汤姆紧跟其后。

“也许没什么，但埃文斯夫人刚从安格尔西岛打电话来了，留下了一条留言。是当地警方把我的号码告诉她的。她想和案子的负责人谈谈，最好是位女警察——这显然是她的话。”

“没准儿她想起了些什么。你为什么看上去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汤姆问。

“尼克接的电话，他说她听上去好像在哭，是真的很难过。我不是担心，只是好奇到底是什么把她弄哭的。我想我最好查清楚。”

贝基在办公桌前坐下了，查看尼克的那条留言，拿起电话拨号。汤姆在对面坐下，但听上去这通电话并没有什么帮助。

“没必要紧张，埃文斯夫人。我肯定你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不，真的——没关系。只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你说过什么就行。”

贝基停下听着电话那头的回答，几分钟后睁大了双眼，抬起头看着汤姆，“你真帮了我们大忙，埃文斯夫人。谢谢你告诉我们，什么都别担心。你有照片的复件吗？”

照片？他们终于等到了好运，有了那几个孩子的照片？

“你能把送你照片的人的姓名告诉我吗？如果可以的话，还有具体联系方式，那将会大有帮助。是的，我有纸笔。”贝基看着汤姆，略带笑意地摇了摇头，“是的，我记下来了，埃文斯夫人。别担心。不，你不必重复。如果我有什么问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别再多虑了。你做的是对的。”

贝基挂上了电话，汤姆充满期盼地看着她。

“给我两分钟，让我简单交代下事情，再跟你说。”贝基说着把座椅向后推，“我得再去见一次布鲁克斯先生，如果你也要去，我就在路上跟你说。”贝基快速向瑞安走去，后者是唯一没有在打电话的人，她把便条递给他，然后飞快地向他做了一番汤姆听不见的指示。

“准备好了？”她边问边拿起包和钥匙，动作迅速果断，身上有一股之前没有的决然。

“准备好了。”汤姆答道。不管埃文斯夫人告诉了贝基什么，总之，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怒火。

20

贝基显然决定由她来开车，径直朝自己的车走去，没有给汤姆表达意见的机会。他总不能永远不坐她的车吧，至少这里的马路比他初尝她疯狂十足的开车方式的伦敦街道要有秩序得多。贝基一边开车一边把埃文斯夫人告诉她的一切重复了一遍，每气愤地说完一句便超过一辆车或狠命踩刹车，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就要和迎面而来的车相撞了。“你怎么看？”她讲完后问道，丝毫没有因为之前好几次差点儿和其他车子撞上而有所动容。

握住拉手努力维持身体平衡的汤姆真希望自己弄清了重点。“除了布鲁克斯是个混蛋外，我认为这件事听上去十分可疑。你打算怎么问他？”

贝基咬着下唇。“我很乐意盘问他，但实际上，我觉得比起我，你在他心中更具威胁性，我看到了他看你的眼神，他摸不透你在想什么。我只是个蠢女人，对他来说不足挂齿。如果你愿意，我认为应该由你来问他。我来观察和聆听，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尽管这正是汤姆盼望的，但他不想说假话来恭维她。而就在这时他发现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不由得略松了口气，行了，反正也没有时间来继续谈论这个了。车子滑向一侧，在布鲁克斯家门口停下。

“我认为现在我们还不能用手提电脑或护照的事来混淆视听。”贝基说，“我想在我们把埃文斯夫人告诉我的话复述给他听时，从他那里得到清晰的反应。”

他们下车往布鲁克斯家走去，汤姆点了点头表示赞同。突然，他们听到一阵金属在坚硬的东西上摩擦的声音。

“天哪！那声音简直要把我的耳朵刺穿了。到底是什么鬼声音？”贝基绷着脸说。

“听起来像是哪个邻居还没有掌握如何使用挖掘机。”汤姆微笑着答道。那家伙无疑认为自己能做这份最好留给专家的活儿，省下这笔钱。就在那台机器的声音戛然而止时，隔壁传来一声响亮的咒骂。那台挖掘机似乎熄火了。

他们一敲门，罗伯特就打开了门，像是在等人到来，看上去憔悴不堪。

“有什么消息吗？”他双眼呆滞无神。汤姆看不出其中含义。

“不好说，先生。我们还没有找到你的妻子和孩子，但情况有了一些进展。”

罗伯特把门完全打开，示意他们进去。他恢复了神色，下巴垂向胸前。汤姆现在看出来了，是那种习惯性的不悦之色。看到汤姆时，他只是抬了抬双眼，表情略显阴森。

罗伯特站在过道中间，没有请他们进去或坐下的意思，只在挖掘机又响起来的时候死死关上了门。

“那有什么进展？”他问。

“今天早上早些时候，你去安格尔西岛的家庭旅馆见过了埃文斯夫人。”汤姆陈述道。

罗伯特双手塞进裤子口袋，随意地靠在墙上。“这件事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我们谈过。”

“我知道，布鲁克斯先生。但你能把对埃文斯夫人说的话跟我们复述一遍吗？”

汤姆看出罗伯特的身体有一丝僵硬。他肯定猜出他们掌握了比之前更多的情况。

“我想弄清楚她为什么说十天前我去看过奥莉维亚，而我自己心里清楚根本就没有。她也承认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我。”

“但她不知道来人是谁，那人从来就没有向她做过自我介绍。”

“也许去的人没有向她做过介绍，总督察。但她是住在海边的女房东，完全应该知道谁去拜访过——而她知道那个人不是我。”

“说得没错。那她还跟你讲过什么？”

“你什么意思？”罗伯特想装出迷惑的表情，但没有成功。

“好啦，布鲁克斯先生，别再打马虎眼了。她告诉过你，那个声称是罗伯特·布鲁克斯的人在你妻子的房间里过夜了，对不对？那位客人不是去拜访其他人的，他是去看望你妻子。”

罗伯特绷紧嘴唇，随意的站姿变成双腿分开、双臂环抱的挑衅姿势。“你是指望我会重复那一点吗？你指望我会承认我老婆明显被另一个男人睡了？”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坦白说，是的。”汤姆答道，“你口口声声说希望我们找到你的妻子和孩子，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条相当重要的信息吗？”

罗伯特没有回答。

“你不仅没有把这点告诉我们，还让埃文斯夫人不要告诉我们。实际上，从她对我们说的话来看，你还威胁了她。”

罗伯特嘲笑道：“算不上威胁，总督察。我只叫她什么都别说。我想保护奥莉维亚的声誉。”

“你还威胁埃文斯夫人的生计。身体上的暴力并不是威胁的唯一方式，布鲁克斯先生，你说你会在每一家评论网站猛烈抨击她的旅馆，而她的大部分顾客都是从那些网站找到她的，你还要抹黑她的旅馆，说它‘臭名远扬’，我肯定这个词是她说的，但你的做法也太卑鄙了。”

罗伯特的眼神从汤姆身上转移到贝基身上，又回到汤姆身上，始终没有说话。

“你知道自己的妻子有外遇多久了？那让你有多恼火？”

“她没有搞外遇。她不……”罗伯特话说到一半停下了。

“你是打算说‘她不敢’吗，布鲁克斯先生？”汤姆问道。

罗伯特抬手挠头，汤姆知道他慌了。汤姆打开手里的卷宗，拿出一张照片，暂且把它面向下扣着。“你可能迫使埃文斯夫人告诉我们她弄错了，甚至设法让自己确信她真的是搞错了，那个客人是去另一间客房的。但有一件事你是对的，她的确偷看了一眼上楼梯的那个人。她告诉了我们一些她没敢告诉你的事——那个留宿在你妻子房间的男人不是白种人。她不太确定他是从哪里来的，她大胆猜测要么是中东的，要么就是混血儿。那对你来说有意义吗？是不是让你猜到了他是谁？”

罗伯特摇摇头。“当然没有，我觉得这都是她胡编乱造的。”

汤姆把贝基在路上给他的照片翻了过来。“你认得这个人吗，布鲁克斯先生？”他问。

罗伯特看着照片，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认识。”

“能否请你确认一下他是谁？”

罗伯特顿了顿，开口时似乎费了好大的劲。“丹纳什·贾罕德。”他用冰冷无比的眼神看着汤姆，“你为什么要给我看他的照片？”

“你对丹纳什·贾罕德了解多少？”汤姆问。

罗伯特摇摇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不过我看过他的照片。第一次见到奥莉维亚的时候，那套公寓里贴满了他的照片，搞得那个地方就像圣地一样。”

“你从你妻子手里买下了那套公寓，对不对？”汤姆问。

“是的，我们就是这么相遇的。”

“但你们三个上的都是曼彻斯特大学，你妻子无疑就是在那里遇到贾罕德的。你当时不认识他们吗？”

罗伯特嘲讽地翘起一侧嘴角。“你知道曼彻斯特大学有多少学生吗，总督察？我是个呆子，只痴迷于计算机。我是直到开始工作并意识到如果想此生有所收获就不得不和人交流时，才真正变成人类的。接着我遇到了奥莉维亚，她把我变成了现在这样有家室的男人。你为什么要问我贾罕德的事？他早就走了。”

“如果我告诉你，丹纳什·贾罕德可能就是那个在安格尔西岛拜访你妻子的男人，你会吃惊吗？”

罗伯特脸上的紧张一扫而光，汤姆在他的眼里看到类似好笑的神情。

“好笑吗，先生？”

罗伯特垂下目光。“根本不好笑。但他消失好几年了。从那之后就音讯全无，据我所知是这样。天大地大，他最不可能出现在安格尔西岛，不是吗？”

“他并没有完全消失。似乎他哥哥和他还有联系。”

罗伯特猛地抬起头，这显然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眯起双眼，不过什么都没说。

“我们还有些事情想和你探讨。可以坐下说吗？”汤姆问。

罗伯特摇摇头。“没必要。我站着就可以，告诉我就行。”

“好吧，把你去安格尔西岛的经历跟我讲讲。你去过那里多少次，都住在哪里？”

罗伯特从噘起的双唇中长长透出一口气，似乎认为这个问题离题万里。“我们去过好几次。过去都待在莫伊尔弗雷的一家旅馆。有时候我们同去，有些时候我工作脱不开身，奥莉维亚会独自带孩子们一起去。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很安全，那里的女房东和我们很熟。”

“那再告诉我一遍为什么要换旅馆。”

“我可以肯定我告诉过你们。去年十月，我们过完暑假后，奥莉维亚试图再次预订时收到一条自动答录机的留言，说那家家庭旅馆因房东生病关门了。她还把电话递给我让我亲耳听过。那是个我们不熟悉的声音，所以我们猜是女房东病了。奥莉维亚搜索了一番，找到一个新地方。我在网上也查看了一下，本准备今年夏天和他们一起去的。”

“这么说来奥莉维亚在没有你的陪同下去了那里三次——十月、复活节和上周——而你之前从来没有去过那里，直到这周六的大清早，是这样吗？”

“是的。这些我全都跟你们讲过。”

“‘橡树小屋’这家家庭旅馆是在莫伊尔弗雷吗？”汤姆问。

“我不记得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但是的，它在。”

“你没有告诉过我们，布鲁克斯先生。我们让当地警方核查了各种可能性，而他们证实了这点。”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我？”

“如果我告诉你那家旅馆还在营业，那位女房东在你妻子取消今年预订的时候还很失望，你会不会吃惊？她根本就没病，还像过去一样健康。”

罗伯特眉头紧锁。“也许她改变了主意，想换家旅馆，这也有可能，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妻子必须要换家旅馆，这样她就能见自己的情人了。如果那位女房东之前见过你，那她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

“这个想法实在荒谬。”罗伯特嘲讽道。

“是吗？我们还从埃文斯夫人那里了解到她有一张你妻子的照片，被你拿走了。你非常清楚我们没有你妻子或孩子的照片，而且非常急迫地想要找到一些能发给媒体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把那张照片给我们？”

罗伯特看上去越发不自在了，似乎无言以对，低头看着地板。

“你现在能把那张照片拿来给我们吗？我们想拿去复印几张，会尽快还给你的。”

汤姆被罗伯特抬起头时的表情吓到了。他眯着眼睛，嘴巴抿得更紧了。他的声音很轻，但很严厉。

“我没有照片。我把它撕掉了。”

21

罗伯特以为这两个警察永远不会走了。他一直让他们站在大厅里，但这丝毫没影响他们。那个总督察在得知自己毁掉了那张照片时差点儿发脾气，而那个鲁滨逊督察则似乎在研究他，好像他是培养皿上的东西。

他从厨房餐桌上抓起钥匙，走进书房，途中踢开了台式机，在等待开机的时候朝书柜走去。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把一叠书挪到一旁，撬开了书柜的装饰后墙，去拿从他们搬进这栋房子起就藏在那里的皮革公文包。他用掌根把胶合板捶回去，然后把书放回原位。他把那个公文包放进一个包里，然后拿起电话。

“我要叫辆出租车。你能在二十分钟内到扫帚路上的圣彼得教堂外接我吗？”他顿了顿，“我叫保罗·布朗。谢谢。”

他一边焦急地看着手表一边点击着屏幕左下角的一个符号，一个视屏窗口弹了出来。他只想再看一次。她在那里，在厨房里走动，做寻常的日常事务，清空洗碗碟机，沏一杯茶。她是那么美。他不确定自己能否狠心删除这个文件，以及他的电脑上每一个相似的文件，但他知道必须忍痛割爱。

突然噼啪一声，屏幕变成了黑色。

怎么回事……

他把手伸向台灯，按下了按钮。什么反应都没有，肯定是保险丝断了。该死。

罗伯特匆匆朝厨房走去，用力扭开通往车库的门。他从奥莉维亚小车的引擎罩边挤过去打开保险丝盒，朝里看了看。所有的开关都是开的。

“天哪。”他喃喃道，“现如今还会停电不成？”

他要看看是整条大街都停电了，还是只有他们家的房子。这是他最不希望出现的，他能清晰地感到血压在飙升。

他猛地推开前门，沿着车道走到马路上，双臂叉腰，站着不动，又转身看看是否有人像他一般一脸迷惑地张望。至少隔壁家的挖掘机这周以来第一次安静了。

看到一手搭在屁股上、另一只手挠头的邻居正朝挖出的洞里瞥，罗伯特朝他喊道：“你们家停电了吗，还是说只有我家？”

“噢，倒霉蛋。你家也停电了是吧？抱歉啊，伙计。恐怕是我的错。不管怎么说，你好吗？奥莉维亚有消息了吗？我敢说这是你最不想看到的。我实在抱歉。”

感觉身体里的紧张如充气过度的气球一样爆炸了，罗伯特脚步沉重地走上了邻居家的小路。

“你为什么说是你的错？你他妈究竟干了什么，你这个白痴？”

邻居吃惊地看着他。“冷静，罗伯特。我刚才不小心挖断了电缆。唐娜正在给他们打电话，我肯定他们会优先处理的。抱歉给你带来不便，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奥莉维亚失踪的事在整条街上人尽皆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今天早上警察已经挨家挨户地询问过。该死。他从来没有时间去和混蛋邻居打交道，现在他只想抓住邻居的脖子掐死对方。

“我正在上网，你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有多重要吗？”他吼道。

邻居一脸的震惊被他尽收眼底，但震惊立刻就被好斗的神色所替代。“别冲我大喊大叫。这不过是意外，仅此而已。吼叫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该死的傻瓜！”罗伯特一边喊一边转身朝房子走去。但他的邻居想把话说清楚，走了两步跟上他，停下来喊道：“抱歉。如果不是你那棵该死的利兰柏树长出的根把我的车道彻底弄坏了，我根本就不需要做这些。但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天哪，难怪奥莉维亚会有问题。”

罗伯特猛转身，恨不能打得这个家伙满地找牙，但唐娜正大张着嘴在门口看着，只要他一动手，她肯定会飞奔过去打电话报警。考虑到有个警察就坐在前方马路的车上观看这场闹剧，他们不消片刻就能到。他没有时间和邻居动手。他没再说一个字，猛转身跺着脚回到了房子里。

他一步两级楼梯冲上了卧室，途经客房的时候又拿了一个包，从房间里扔得到处都是的奥莉维亚的衣服上踩过。拉开敞开的抽屉，他仅拿了自己需要的物品。他离开镇子后不能再用信用卡了，行进途中得取出四张卡的最大限额，那能让他撑上一阵子。他得打车去办公室，偷一辆公用车，就算有人发现也要到周一了。他会栽赃在某个正在度假的人头上。

他拿起从埃文斯夫人的旅馆墙壁上取下的照片。他不再需要它了，但并不打算把它留在这里让警察发现。

他现在有了计划，突然感到平静了。只有那台电脑了，但他觉得那上面并没有什么真正具有威胁性的东西。警察不会明白的，那是他们的问题。

两分钟后，他打包好行李，动身出发。他出门走到台阶上，下到后花园，跨过栅栏，消失在田野里。

22

周日

对汤姆·道格拉斯而言，周日不过是一周里的一天而已。他从来没觉得周末有什么不同，罪犯肯定不会因为是周六周日就休息一下，于是他在早上七点半就到了专案室。他本来想去柴郡一趟看看他的小屋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但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和她的三个孩子还没有找到，这让他感到很不对劲。在昨天那似乎漫无止境的一天的最后一点时间里，他拐去了利奥那里，但那只让他感到更加疲惫和沮丧。利奥对他的小屋充满同情，并主动提出今天过去帮他做些整理。他想要的只是把她带上床，和她做爱，整晚都香甜地睡在她赤裸的身子旁。而有那么一会儿，他以为他们有了一些进展。

她买了他做马斯卡邦尼奶酪和白葡萄酒调味汁腌制鸡肉的简单食材。这道菜他几分钟就能搞定，做饭最能让他放松身心。他喜爱利奥的顶层公寓，喜爱它的空旷和用纯砖块砌成的一堵墙带来的温暖，还有赋予整个公寓完整感的结实横梁。曼彻斯特有许多旧屋改造的仓库，这间的翻新却真正做出了风格，而利奥正慢慢地在上面打造自己的个性。

他一边做饭一边和蜷坐在沙发上的利奥讲话，她手里拿着装有红酒的玻璃杯，颜色几乎和她的口红在杯口留下的暗印相差无几。从他第一次见到利奥起，就从没见她穿戴过颜色鲜艳的东西，衣服总是非黑即白，但不知怎么，搭配得总是令人惊艳。唯一的例外来自她的口红，或偶尔戴的短粗款红色项链，或涂在脚趾上却从不涂在手指上的深红色指甲油。今晚她穿着白色紧身裤，搭配一条黑白条纹的无袖上衣，上衣套在她身上很宽松，但不知为何，在她走动的时候又能贴在她身上。今晚，她乌黑的长发波浪起伏，是他喜欢的样子。他把鸡肉放在橄榄油里浸泡成褐色，跟她讲着这天的经过，而她则把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到他身上。

“那么你的直觉呢，汤姆？暂且抛开证据不讲。你透过表面看本质的能力一向很好。”利奥说。

“罗伯特·布鲁克斯身上真有些问题。好吧，老实说，不光是罗伯特，是整个事件。我见过奥莉维亚——那个失踪的女人——差不多是九年前。”汤姆一边把白葡萄酒和几片月桂叶放进平底锅，并开始切龙嵩叶，一边把他和奥莉维亚及其家人相识的过程讲给利奥听，“问题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她父母是死于意外，奥莉维亚也不相信。”

“那你当时对那个案件做了什么调查？”利奥问，问得并非没有道理。

“什么都没有。”他看到利奥皱了皱眉头，似乎在说这听起来不像是她认识的汤姆·道格拉斯，“听我说，我试过了。但据我们所知，除了奥莉维亚，没有人能从他们的死中得到任何好处。而她痛不欲生，说那不是一场事故，态度最坚决。她反复说父亲对安全警报这方面关注到了过分的地步。她说的是实话。他们家的防盗报警器是最先进的，装的烟雾报警器比我在其他任何人家里见过的都多。”

汤姆把鸡汤倒进锅里，并把锅里的食物翻动了一遍。“去犯罪现场的小伙子们一无所获。防盗报警器被关掉了，这点据奥莉维亚说并不稀奇，他们在家里的时候会这么做。但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我们不得不就此罢休。”

“奥莉维亚那时候结婚了吗？”里奥问。

“没有。她刚见到罗伯特，不过当时他正在她的旧公寓里等她，并打电话问她为何迟迟未到。他在电话另一头找到了我。当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后，他直接赶过来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想着调味汁已经烧得差不多干了，汤姆搅拌了一下马斯卡邦尼奶酪，并把龙嵩叶加了进去，另加了一些黑胡椒。“因为某些原因，我从来没有确信过。我们的确怀疑过那个伊朗小伙子和这件事有关，但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这个推断，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汤姆知道利奥痴迷和他工作相关的一切，尤其是自从她下定决心重返大学之后。他遇见她的时候，她是个人生咨询师，并且做得风生水起。尽管，或许正因为此，她天性冷漠，具有随时抽身的能力，并能不带任何情感地看待事物。这一特质已经延伸到她个人的生活中，让她显得既冷漠又疏离，但这是题外话。利奥终于接受劝告，收下了她姐姐给的一些钱——只够支付她上大学的一门课程——心理学。她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司法心理学家，不过，要达成此目标，她还要学习很多年。也许正因为此，她总是很喜欢听汤姆说话，并试着去进一步了解罪犯的心理。但晚餐准备好了，他想放松一下。“行了。不要再谈工作了，我们开动吧。”

利奥已经急切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她可能对烹饪没兴趣，对吃可是兴趣满满。她扫了一眼自己的盘子，然后抬头看了一眼汤姆，一丝挑逗的笑照亮了她的脸，她拿起刀叉的时候身子微微朝汤姆倾来。“你是最棒的，汤姆·道格拉斯。远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这是他之前从来没有受到过的表扬，如果她给他赞美，那他就却之不恭。

晚餐中的对话是愉快的。利奥聊了聊花了一整天却没能找到一盏完全适合她客厅角落的灯具，看到汤姆对她这么浪费时间露出的吃惊表情，她对他购买一般物品的态度取笑了一番，着重取笑了他购买家具的态度。汤姆从不怕展露自己对内部装饰的一无所知。他花钱请人陪他在曼彻斯特找房子，他在柴郡也是这么做的。利奥认为他这么做一定是疯了。她公寓里的每一样东西可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听她温柔的声音飘荡在耳侧，温和的戏谑还在继续，汤姆内心泛起阵阵欢笑，一天的忧虑开始消退。他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他家被闯入的事情，但利奥保证明天早上会开车过去看看，汤姆这才能把这件事抛诸脑后。

音乐一直在温柔地播放着，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是谁在歌唱，但那声音温柔抚慰。其中一首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之前听过，虽是很久之前了，那个声音仍萦绕在他心头。

“唱这歌的是谁，利奥？”

“是茱蒂·祖克，歌名叫‘和我一直待到天亮’，我知道这首歌真的很老，但它一直是我妈妈的最爱。她过去会一边清洗东西一边哼这首歌。”

这首歌的歌名让汤姆大为吃惊。他不免认为今夜非比寻常，但不知为何，他知道它将如何结束，很有可能和他们共度的其他夜晚一样。他们之间的吸引闪烁着激烈的火花，每一个接触都在汤姆的身体里激起阵阵紧张的涟漪，他确信对利奥来说也是一样，但她总是在最后一刻抽身离开。

他不情愿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离去。利奥伸出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

“留下来，汤姆。”她说。

他低头看着她，伸出手，把她浓密柔滑的头发绕在手指上。

“明天也留下？”他问。

利奥只是耸耸肩，他感到那片刻的软弱被吸回到她的身体里，防护重新归位。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能花一个晚上爱她，更深地陷入她的陷阱，而明天将会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他们又做回了朋友，只能在利奥一时兴起的时候偶尔留在这里过夜。这不是她第一次邀请他留下来，尽管很诱人，他都强压住自己拒绝了，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他弯下腰，双唇从她眉上擦过，用手抬起她的下巴，在她的嘴上温柔地吻了吻。他听到，更像是感到，从她嘴里溢出一丝呻吟。他把手放在她胳膊肘下，把她抱了起来。她把自己苗条的身段贴在他身上。

“明天呢？”他又问，唇凑近她耳畔。

他感到利奥的后背微微一僵。“明天的事情明天做。这你是知道的。”

于是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松开她。尽管他差一点儿把持不住。这很快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他屈服，天知道他很想，他们之间将会永远成为由利奥操纵的不平衡关系。他只能等到她真正做好准备的时候，要么他就走开，尽管很困难。

所以现在，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周日早上，他坐在专案室里，内心作痛，因挫败和明白——无论对错——他彻底被一个绝不会放纵超过一晚的女人给打败了。

“早上好，头儿。你看起来心思完全不在这里。昨晚过得不错，对吧？”汤姆猛地回到了现实。他早该知道贝基也会早到，他晃晃身子回到现实，很高兴看到贝基自然的热情天性又回来了一些，同时回来的还有她的厚脸皮。

“要我说实话，是个令人困惑的夜晚。我仔细思考过我们掌握的一切，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看待罗伯特·布鲁克斯或这整起事件。如果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私通了，没准儿他是那种会重伤她的疯子。但如果是那样，孩子们在哪里呢？我们能不能查查看他还有没有其他产业？如果他们没有全死，那他肯定会把孩子们藏在什么地方。”

“好吧，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他采取的是什么手段，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但我认定他杀了她。我只希望孩子们是安全的。”

贝基说话的时候房间里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大部分人走向自己的办公桌时都在打哈欠，他们都知道在找到孩子们之前他们得有段时间要加班加点了。电脑打开了，邮件查看了，专案室慢慢苏醒过来。

汤姆用眼角的余光扫到瑞安·蒂皮茨挥舞着拳头。“哇！”瑞安喊道，说着从打印机上抓起一张纸，拿在手里挥舞着，微笑着朝汤姆踱来，汤姆能看到那上面有张照片。

“道格拉斯侦缉总督察。一如往常，警察工作做得好就会有回报。”他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

汤姆只是点点头，等待着，怀疑瑞安是不是自作主张做了什么。

“我昨天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试着和那个在安格尔西岛给奥莉维亚照相的女人取得联系。”瑞安微微点着头，并把脑袋从一边转向另一边，好像在表演似的。汤姆觉得他看起来像趴在车窗后的瘦版斗牛犬。“还有呢？”汤姆接着问。

“看上去我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功。”瑞安递过一张照片。

汤姆和贝基看了看照片，然后抬头看着瑞安。

“如你们所见，这张照片的效果不是很好。奥莉维亚正在转身，不想被拍到——这是那个拍照的女人说的——但她的脸的四分之三还是能看清楚，足以让人认出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张照片给媒体，不是吗？”

汤姆目不转睛地盯着瑞安那张自鸣得意的脸，伸手去拿那张照片。他低头看着，以确认心中所想。

“瑞安，你九年前和我一起见过奥莉维亚·布鲁克斯，两年前又和侦缉警司斯坦利见过她，我说得对吗？”

“是的。这一家人老是出事，对不对？”

“看这张照片，瑞安。这是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吗？”汤姆问。

“好吧，据拍这张照片的女人说，是的。她送给那个女房东的就是这张照片，也就是罗伯特·布鲁克斯拿走的那张。”瑞安开始露出一丝迷惑，声音里有隐隐的怒气，好像还没有搞懂状况。

“这是你两年前见过的那个女人吗，蒂皮茨探员？再看看。”汤姆处在爆炸的边缘。

“好吧，现在听你一说，她看上去的确有点不一样——但女人总是打扮得千变万化，对不对？”

汤姆厌恶地转过头。“拿好你的钥匙，贝基。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就算过去了九年，我还是能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这个人绝不是奥莉维亚·布鲁克斯。”

23

专案室里充满了谈论各自推断的嗡嗡声，贝基叫汤姆留下，给小组成员简要说明情况，自己则去见罗伯特。贝基需要确认这张照片就是罗伯特从埃文斯夫人那里拿走的那张的复本，也需要问他是否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她怎么假扮奥莉维亚。更确切地说，他究竟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至少她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妻子公然出轨没有让罗伯特多么心烦意乱。如果客房里的不是奥莉维亚，那来访的人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呢？

罗伯特·布鲁克斯隐瞒了太多情况，当警方知道他会为自己隐瞒的事实捏造借口时，就决定接下来要采取措施了。也许该正式传讯罗伯特了。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他，所以他随时都能离开——贝基丝毫不怀疑他会这么做，所以她要去逮住他。无论做了什么，他都打算逃脱处罚。

贝基比之前几个月的感觉都要好。和彼得·亨特之间愚蠢荒唐的关系让她遭受了严重的摧残，而现在她总算能够从别的角度看待问题了，她认识到比起自己被抛弃的事实，让她更受困扰的是她居然掉进了年长且有权势的男人和年轻无知的女孩之间由来已久的陷阱。她并没有那么小，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不免为自己的轻信感到无地自容。

汤姆昨天帮了她。他对人的看法是那么客观，也许是因为普通凡人的罪孽和他们在工作中不得不处理的邪恶没什么两样。

在开车去罗伯特·布鲁克斯家的路上，贝基想起多年前第一次遇到汤姆时的情景。当时汤姆是雨果·弗莱彻一案的高级调查官，他在伦敦警察厅加入他们的小组时似乎闷闷不乐的，她只能猜测是因为他刚离婚。但他是那么热情，真正激励了小组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悲伤并没有消退，激情却消退了。她开始注意到他身上有一丝之前没有的玩世不恭，她从未完全明白——尽管，可能是没能解决一起备受瞩目的案子给他造成的打击。他之前的清醒似乎不见了，但对工作倒是一如既往地热情。

她为什么没有爱上他？贝基用鼻子轻蔑地轻声哼了哼，那要容易得多。在你能得到某个中年、已婚、唯一的兴趣就是满足自己、玩弄女性于股掌之间的男人时，你怎会爱上一个个子高大、相貌英俊、一看就知道很会关心人的单身男人呢？

她把车转向通往布鲁克斯家的那条狭窄的林荫道上。每一栋房子的独特风格，以及它们以略有不同的角度对着那条狭窄、弯曲的马路，坐落在所属的土地上的样子，使得这条林荫道成为郊区街道中较有情趣的一条。尽管十分喜欢这个地方，但一想到要面对罗伯特·布鲁克斯，贝基就微微发抖。她把车开上车道时稍稍放松了一下。

尽管一天前几个邻居告诉了她布鲁克斯夫妇俩的车通常都放在他们宽大的砖瓦结构附属车库里，但罗伯特的捷豹还在车道上。她很高兴今天没有听到那可怕的挖掘机声音，不过还是能看到那个大家伙仍在邻居家门外。也许他们觉得周日早上还是不要吵到大家为好。

贝基事先接到了消息，得知昨天晚上没见到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回来。她打开车门，四周静悄悄的，只能听到树上的鸟叫声以及远处割草机的声音。有个房间的窗帘是拉开的，她知道那是罗伯特和奥莉维亚的卧室，于是没有感到太多愧疚地拿起了金属门环，在金属门上重重地敲了三下。

贝基一边等待一边转身背对着门，目光投向马路对面的那栋房子。透过树木和灌木丛，从那里可以看到这边的车道。住在那里的普雷斯顿太太，如果贝基没记错，昨天给他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贝基知道是为什么了。那位好心的太太站在窗子后面，但她似乎没有意识到，从客厅后面的露台玻璃门透过来的灯光正清晰地把她的身影勾勒在前面的网眼窗帘上。贝基兀自笑了，把身子转向罗伯特家的前门，又砰砰地敲了几声。

还是没有人应答。

混蛋，她想。也许他在冲澡或干什么，也有可能不打算理她。

车库旁边那条通往后花园的狭窄小路，无疑就是普雷斯顿夫人走过去查看布鲁克斯家车子的小路，贝基决定去调查看看。经过车库的时候她朝里面瞥了一眼，想看看奥莉维亚的车还在不在，并毫不吃惊地看到它就待在上次看到它的地方。汤姆曾做过一项有趣的观察，他说，对于一个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中至少有两个必须坐在儿童座椅上的女人来说，两门的甲壳虫是最疯狂的选择。这是否说明奥莉维亚是个不喜欢深思熟虑的鲁莽女人？

绕过车库后面时贝基看到一扇门，上次来访时她得知它通往一个杂物间，再往后是厨房。她拉了拉门把手，但锁上了。她接着往前，走到房子后方。清晨的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门涌入宽大的厨房。这正是贝基梦寐以求的厨房——既能在里面做饭，又能在里面吃饭，甚至还有一把舒服的椅子，可以蜷坐在上面读书。作为一个房间，它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家，但又有种枯燥无味感，如果这里属于贝基，她肯定早就忍不住改造一番了。操作台面上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墙壁上没有照片，冰箱上甚至没有用彩色磁铁贴的孩子们的涂鸦。闪光的乳白色餐具和黑色花岗岩操作台看起来十分高雅，但作为家的一部分来说，似乎过于光秃和缺乏生气，甚至正面玻璃墙面柜里的陶瓷餐具都是配套的乳白色和黑色。她会想要增加些色彩——大红色的立式搅拌器，产自地中海、印有疯狂图案的色拉盘，蓝绿相间的玻璃酒杯——只要是能给这个地方带来生机的任何东西都好。

她在厨房里什么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罗伯特·布鲁克斯，也没有看到他在这里吃过早餐的痕迹。尽管贝基不得不承认，就算他在这里吃过，无疑也已经把盘碟清理了，把这里打扫干净了。因为这就是那种厨房。

贝基转身朝花园望去。花园大得惊人，距离房子最近的地方铺着草坪，中间是漂亮蜿蜒的花坛，一片紫杉树篱将花坛和花园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她只能看清一个儿童玩的攀爬架和远处的一个温迪屋（可供一个或多个孩子玩耍的游戏室，有门窗，有的游戏室甚至有小型家具。）。就个人而言，她原本以为孩子们戏耍的区域会离房子更近一些，这样才方便奥莉维亚从厨房窗户看着他们。花园相当壮观，晚上坐在宽大石头铺就的露台上，啜饮玻璃杯中冰凉的葡萄酒，被周围香气四溢的花儿环绕着，那感觉肯定像天堂。

她转身朝房子走回去。现在该怎么办？

她决定试试露台门，她真的没有指望太多，只是碰碰运气。令她吃惊的是，门无声地滑开了。她走进厨房，关上身后的门。这里被一种不祥的宁静包围着。窗户隔断了墙外的所有生命力，贝基突然像患了幽闭恐惧症似的——这是她之前从未体验过的，空气仿佛在身边停滞了，她喘不过气来，忙猛转身，把玻璃门能打开多大就打开多大，大口地吸了起来。

“控制住自己，贝基。”她低声喃喃道。她转过身来，有点期望会看到罗伯特·布鲁克斯一动不动的身影凝固在通往大厅的门口，深陷的双眼注视着她。但那里什么人都没有。她呼出一口气，又朝房间里走了一步。“布鲁克斯先生。”她喊道。里面悄无声息。她大着胆子往前走，先走进客厅，然后进了过道，又喊了一声：“布鲁克斯先生。”还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她不得不上楼，她不能就站在原地。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可是名侦缉督察，但这栋房子令她毛骨悚然。

她试着推了推书房门，吃惊地发现居然没有上锁，但里面没人，唯一的生命迹象是电脑的屏幕保护程序正把它五颜六色的光线投射到整个房间。

贝基默默地朝楼上走去。“布鲁克斯先生。”她再次喊道，推开每一间卧室的门，发现里面都没人，最后她走到前面那扇紧闭的门前，轻声敲了敲，接着更坚定地敲了敲，再次喊道：“我是侦缉督察鲁滨逊，布鲁克斯先生，你在里面吗？”最后，她转动门把手，把门推开了。环视着这个乱七八糟的房间，她倒抽了一口气。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罗伯特到底在哪里？

24

胡乱地将超市购物袋塞到汽车后座上，苏菲·邓肯才惊觉车子在定速巡航。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买对东西，还有种很不好的预感，感觉到家后才会想起有些重要的东西忘了买，又得再来一趟，虽然她不介意去买些吃的。对她来说，这基本上是一种无须动脑的运动——她又不是厨房里的女神——她在那些店铺刚开门的时候就到了，成功避开了周日的一群群购物者。天哪！休息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她转动钥匙，发动引擎，当地的广播新闻随之响起，很多消息还是关于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和她的三个孩子的。苏菲感觉到心底某个地方传来一股熟悉的不安，不过很快就把它抛到一边去了。奥莉维亚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

此时，距离奥莉维亚·布鲁克斯，或者苏菲·邓肯心中永远的丽芙·亨特在七年没有任何音讯后突然出现的那天已经整整十八个月了，而那天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苏菲记忆中最美好的一日。那个时候，她没几天过得好的，一直都在努力接受自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再服现役这个事实。她感觉身体像是陌生人的，那么虚弱，一点都不像她。它不再听从她的命令，似乎有了自己的想法，对此她感到心烦不已。

但丽芙来的那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她暂时忘记了那些伤痛。

门铃响起的时候，母亲已经挣扎着要站起来，但苏菲却扑棱着冲她摆了摆手。“您坐好，妈妈。我需要多走动走动，不然我后半辈子就只能在办公桌前工作了。”苏菲装作没听到意料中她母亲的小声嘀咕 “那也是份好工作”，缓慢而平稳地朝她母亲那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半独立式老房子的大门走去。

一打开门，她便发出了一声尖叫。“丽芙？丽芙——真的是你？噢，天哪！我的天哪！快让我看看。我都想死你了！”

丽芙仔细打量着苏菲，看到好友身上的那些大伤小伤，眼泪便在眼眶中不停地打转。苏菲见状，故意抬起那只没受伤的手，大声喊道：“你瞧！”同时踮起较为完好的那条腿稍稍转了转，差点儿没摔倒，尽量让气氛变得活跃一点。

  “哦，苏——到底出什么事了？听新闻里说，一座大坝遭到袭击，炸弹爆炸的时候，你正往外救人。你会好起来吗？”

“当然。只不过是各个部位受了一点点伤，只要他们能把所有的零件都整顿好，恢复运转，我就会完全康复的。别这样，丽芙。笑一个。其实，我本来可能已经死了——就像我的一些伙伴一样。”有那么一刻，苏菲感觉脸上的笑容快挂不住了，不过幸好，在如何保持面部微笑方面她已经练习多年，有经验了。

“进来坐，等会儿我们开瓶酒。有什么借口吗，嗯？”她搂着丽芙的腰，把好友拽到了客厅，“妈，快瞧瞧是谁来了。”

“噢，是丽芙呀，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苏菲的母亲玛格丽特说道，“你要知道，我们都好想你。我们俩都是。”

 苏菲看到好友脸上闪过一抹歉意，便开口为她解围。“是啊，好吧——其实说起来我们都有错。要是我没有拍拍屁股跑去地球的另一头掺和别人的战争，事情或许就会不一样了。丽芙一直在做大人该做的事，结婚，生孩子。而我呢，却一直在玩战争游戏。”

的确，一切根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苏菲离开曼彻斯特的时候——最初是为了桑德赫斯特的军官培训，而最后则是因为她第一次被派到海外驻防——想尽一切办法和丽芙保持联系，然而才离开这个国家没几个星期，她的朋友就不再给她写信了。她一直以为这都是因为她没有在丹不告而别的时候守在丽芙身边，但当时她正要登上飞往伊拉克的飞机，总不能告诉英国军队，最好的朋友觉得难过，所以很抱歉不能上飞机吧。

起初她们还通过几封信，到丽芙的父母去世后便没有任何动静了。苏菲明白，她一定是过于悲伤了，悲伤得连写封信都无比痛苦，所以当从母亲那儿得知丽芙嫁给了一个叫罗伯特的男人时，苏菲还寄去一张贺卡，上面写着长长的祝福，祝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而那张贺卡似乎也石沉大海了。

不过苏菲并不是一个爱记仇的人，相反，她很清楚，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不应该浪费在计较上，至少此刻丽芙出现在这里，虽然过去的七年时光似乎让她变得比苏菲预想的还要老。好友眼睛和嘴巴周围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好像她平时都不怎么笑，而过去她身上散发的那种明丽的光彩似乎也消减了不少，变得黯淡无光了。

“我去拿些酒，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苏菲说着，一瘸一拐地朝门走去。

“我就不喝了，苏菲，谢谢。我要开车呢，而且，我还得回去接孩子们。”

“哦——现在都不止一个了啊。你有几个孩子啦？”

“三个。我待半个小时左右就得走了，要去接他们放学。”

“那个，喝一杯肯定是可以的吧？”她倚在门边上支撑着，问道。

“真不行。要是带着酒味出现在孩子们面前，可能我还没来得及解释‘我只喝了一杯’，他们就会让我去做义工了。”

 “不至于那么惨吧。”苏菲嚷道。不过看着丽芙的脸，不知怎么她就明白那是真的了。“好吧——那就来杯茶怎么样？”

 闻言，苏菲的母亲挣扎着要站起来。

“你坐下苏菲，我去泡茶。丽芙很久没来了，你们两个肯定有很多话要说。”苏菲希望好友没有注意到母亲的声音略有些尖厉。她显然在想：为什么等了这么久却只待五分钟呢？不过这好歹也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那么，丽芙，跟我讲讲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还有你的丈夫和孩子们——我要知道每一个该死的细节。”

走出房间的时候，她听到母亲还在嘀咕：“注意你的措辞，苏菲。”两个好友相视一笑，感觉很愉快。

“不，苏菲，先告诉我你发生什么事了。看到你的照片出现在新闻里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不经常看电视新闻，可那天我就开了五分钟你就出现了，当时情况一定很可怕吧？”

“你不看新闻？那你怎么了解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啊？看报纸吗？”

“哦，都是因为罗伯特。他希望我开心，觉得坏消息会让我难过。某种程度上说，他像是在帮我过滤新闻——只报喜不报忧，这是他照顾我的方法，不过我还是会趁他不在身边的时候不时地快速扫两眼。别管那个了，你快告诉我吧。”

于是苏菲便把她在伊拉克、阿富汗的事和在情报局的职业生涯告诉了好友。她让自己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却并未试图掩盖她喜欢自己的工作这一事实。她知道自己说得很急，有点不清楚，但她想在母亲回到房间之前把故事讲完。她和丽芙谈起了发生爆炸的那天，还有那场大屠杀。虽然她被誉为英雄，但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死去了，而她仅仅救回了几个而已。 

听到母亲开门的声音，她便迅速换了个话题。“你还记得我们相遇的那天吗？当时你在自己的房间里，欢快地跳着舞，跃过倒放的手提箱，踢着衣服，然后把它们捡起来扔到空中。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疯子。”

丽芙早已转身朝向苏菲的母亲，尽量装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阿姨，您女儿那会儿门都没敲就闯到我房间里了，还站在那儿偷看我。”

“妈妈，您真该看看她当时的样儿。她就是一个真正的懒虫，还总怪她爸太爱干净了。我得把东西都折好，还得帮她把所有东西都放好。甚至在我们一起住的日子里，我也是每隔几周就得跟在她后面收拾。”

“是哦，要是我没记错，你还每次都给我留下一张有意思的纸条，上面写着‘懒牛’‘邋遢驴’，或者一些同样损的字眼。不过那时我们确实过得非常开心，是吧？”丽芙笑了起来，看上去几乎就是苏菲初次见到她时的模样。

  “你是过得很开心啊。”苏菲说着，伸出一根手指谴责地指着她，“可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你的保姆。你胆大包天，什么都敢做。每一个没脑子的愚蠢活动你都积极参加，而且要是我不看着点你的话，你还要把我也拖进去。我想曼彻斯特的每个男人都爱着你，有时候呢我又觉得自己像你的保镖，将他们一个个击退。”

 丽芙笑得见牙不见眼。“哪有。不管怎样，遇到丹后我就再也没有正眼瞧过其他人了。”一说到丹，丽芙的脸立刻就耷拉下来了。

“可怜的家伙。我知道当时肯定像鸡奸一样痛——对不起，妈妈。不过看看你现在，幸福地结了婚，还有了三个孩子。你有没有查清楚丹到底怎么了？”

“没有，我没有他的消息。”

苏菲点点头，然后低下头看着自己紧握的双手。她不知道现在就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丽芙合不合适，不过她从来不是一个会保守秘密的人。“我见到丹纳什的哥哥萨米尔了。”她轻声说道。

“什么？”

苏菲这才恍然明白自己不该再挑起这事的。她原本以为好友如今和丹已经结束了，可看到好友急切地向自己靠过来，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期待，她便知道事实远非如此。

“他都说了什么？你在哪里看到他的？”

“迪拜。当时我在一个鬼地方得了一种严重的病——还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我被空运到迪拜，送进了医院。当他们说我的主治医生姓贾罕德时，我就有点怀疑了。因为我记得你告诉过我，萨米尔是一名医生，虽然萨米尔真的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名字。可看到他的时候，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之前见过他——你不记得了吗——就是在他跑过来训斥弟弟和一个不贞的白人女人未婚同居令家族蒙羞时，说丹本该和他表妹还是谁结婚。”

看着丽芙的脸，苏菲知道她还记得很清楚。不过仅仅几周之后，丽芙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因此就算丹纳什之前有任何拿到博士学位后就离开曼彻斯特的念头，后来也只能打消了。

“萨米尔在迪拜的医院里工作，他在那里挣钱，然后每年花几周时间自愿到伊朗一些更加贫困的地区工作。我倒挺喜欢他的。”

在苏菲看来，丽芙有权知道萨米尔说的关于丹纳什的事情，所以就告诉她了。或许这最终会为她死死坚持的任何梦想画上句号吧。

苏菲说完的时候，丽芙明显是在拼命忍着将要夺眶而出的泪水，没过几分钟，就说她要走了。苏菲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曾经最好的朋友。她没有提到丽芙从来没有回过她信的事——这次谈话来得太迟，充满太多的眼泪了。

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很快就过去了，而其间则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苏菲摇了摇头，将自己拉出了回忆，该开始考虑考虑将来了。很快她就会回去服役，她的腿已经动过无数次手术，最后一次似乎是成功的，而她要做的就是等，等着伤口愈合。更重要的是，在康复期间，她完成了一门用最受塔利班青睐的语言——普什图语上的课程。她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都是为了她的母亲，她极度担心的母亲。母亲的关节炎越来越严重了，不过好歹她们装了电动滑轮轮椅，这样她还可以起来到楼下卧室去。

第一次从阿富汗回来的时候，苏菲已经有了一些积蓄，她想把钱存起来，确保母亲有能力支付所需要的费用，母亲却不同意。她很固执，不想让苏菲花一分钱。不过现在这样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那些积蓄几乎都花光了，而她很难向母亲解释清楚这件事。

苏菲把车停到母亲那辆银色嘉年华后的短车道上，虽然已经两年没开了，母亲还是坚持留下那辆车，美其名曰是为了“我下次准备再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她绝对不会再开，但是没有一个人说破。

苏菲拿出第一个购物袋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各种担忧，一片混乱。她将袋子在膝盖上放稳，把钥匙插入前门的锁里，然后便开始喊起母亲来。“是我，妈。”没有回应，可能她还在睡觉吧。

于是，苏菲回到车上，拿起剩下的袋子，把它们拎到厨房，开始把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或许她应该先去看看母亲。她站在楼梯底下，电动滑轮轮椅在楼梯顶上，所以去客厅里看并没有什么意义。

“妈，”她放低声音，再次喊了起来，想着要是她在睡觉就不吵醒她，“您要来点茶和饼干吗？”

一阵短暂的沉默。“这倒是不错。谢谢，苏菲。”

苏菲闻言全身汗毛倒竖。楼上传来的那个声音绝对不是出自她母亲。

25

贝基刚汇报完罗伯特·布鲁克斯消失不见、车却依然停在家里，汤姆便让她把犯罪现场小组成员都召集到一起。根据贝基对卧室情形的描述，房子里是否遭到过什么重大破坏或甚至被人强行闯入，还不是很清楚，这是让他们的人进去的绝佳机会。即便后来证明罗伯特只是单纯地出去跑步了，是从后门离开的，汤姆也一点儿都不相信。罗伯特就是逃了，溜之大吉了。

“他妈的！”汤姆低声骂了一句，其实他早该预见到这种情况，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对房子进行过一次标准搜查，他们并没有理由做别的事情。现在就从这个地方撤走还为时过早，而且不管他是否越来越怀疑罗伯特·布鲁克斯，他早已做好打算，决定在调来一支完整的法医队伍前，先正式审讯罗伯特一番。

而那个冒充奥莉维亚待在旅馆的女人呢？罗伯特会花钱雇人去那里，以隐瞒妻子失踪的真正日期吗？但这已经是这个所谓的“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第三次待在那里了，至少埃文斯夫人是这么告诉他们的。他们得查出那个女人是谁，而且要尽快。一些关于她的想法萦绕在汤姆心头，可他无论怎样也想不起来是什么。还有那位过夜的客人，难道他只是罗伯特游戏中的另一颗棋子吗？

汤姆知道自己去布鲁克斯家的时候车开得很飘忽。没办法，整个早上他脑子里都是利奥的情况、柴郡的入室盗窃和如今变得残忍血腥的罗伯特·布鲁克斯，不过在注意到自己差点撞倒一个骑着自行车逆行的人时，他终于把思绪拉回到手头的事情上——谨慎而专注地开车。才开了五秒钟左右，电话便响了起来。他按下中控台上的按键，接了起来。

“汤姆·道格拉斯。”

“汤姆，我是利奥。我在小屋里，你有时间过来聊会儿吗？”

“你肯定一大早就出发了吧，利奥。多谢你愿意去，非常感谢。”

“嗯，我不到八点就出发了，睡得不大好。”汤姆决定不去提导致他们俩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汤姆，你觉得……”利奥顿了顿，汤姆等待着，只听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算了，还是改天再说吧。反正我先回屋里了。马克思和埃莉把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也恢复了房子的防护设置，不过看起来那些闯入者确实对你的文件很感兴趣。书房里一个书柜的文件全被撕了，甚至都盖住了地板。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其他地方似乎都没遭到破坏。”

对此汤姆倒是完全能理解。书房是房子里唯一铺有木地板的地方，后来还稍微拓宽了一些，其他地方铺的都是石板。

“他们去过阁楼，”利奥接着说道，“那里所有的箱子都被弄倒了。我和马克思上去看了一下，不过我不想乱翻你的文件或者别的任何东西，所以有点儿困难。”

“你随便翻，利奥。我在那儿没有藏任何秘密，你需要或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知道的，我并不要求你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好。等这个案子一结束我就会尽快赶过去整理小屋。整理过程很可能会为我们了解那些窃贼在寻找什么提供一些线索。说真的，亲爱的，我一点儿也不介意你看任何东西。”说完汤姆咬着下唇，皱起了脸。刚刚他真的叫她“亲爱的”了吗？他只希望她会将此归结为他北方人的做派，不要过分深究。

一如往常地，利奥并没有过分激动。“好吧。我倒要看看能不能琢磨出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什么，然后再联系你。对了，你今天忙吗？”

“自然很忙。我们的老朋友罗伯特似乎已经逃之夭夭，因此这儿的一切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那我们等会儿还会见面吗？”利奥带着一丝试探问道。

汤姆不知该如何回答。利奥听起来不是很自信，这可不像她的风格，她讨厌表现出任何一丝软弱。

“这要看接下来会如何了。”他并非故意扮酷，而是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在这里待上一整夜。

“好吧。你知道我会在哪儿，不过要是时间太晚而你又太累了，就不要打给我了。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们就会再见面的。希望你能解开心中的谜团。”说完，利奥便挂断了电话，留下汤姆独自琢磨着她是不是终于开始相信他了。但脆弱的并不只有利奥一个人。婚姻的破裂让汤姆遍体鳞伤，几年前他和某个本该永远不会有交集的人走得过近了。当然，利奥对这些毫不知情。

这时，他有些吃惊地发现自己走在通往布鲁克斯家的路上，对自己怎么抵达那儿的却几乎没有什么印象，看到贝基得以大显身手他又感到很高兴。路上到处都是车，他知道他们还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搜查。至少现在他们可能真的能搞清楚布鲁克斯一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6

尽管他已经不止一次进过这栋房子，房子里可能到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汤姆还是决定在进屋前穿上必要的装备，来保护现场不被进一步破坏。行走间，他身上的一次性无菌服和鞋套沙沙作响，他在这阵声响中朝厨房走去，并确信自己会在那里找到贝基。她正和犯罪现场管理人说着什么，那人叫朱默克·奥索巴，大家通常叫他琼博，是一个脸上永远都挂着笑的大个子黑人。有人问起，他总是回答说他喜欢未知的神秘感，以及到处都有惊喜等着他的感觉。对他而言，一个新的犯罪现场就相当于一个六岁孩子伸手去探的那袋圣诞礼物。每发现一个新的证据，他的笑容就会放大一些，而且他的热情会感染他人。当然，如果有尸体，他会收起笑容。但这里对他来说是完美的现场，没有明显的证据，也没有尸体需要担心。

汤姆忍不住想到“尚未”这个还悬在空中的词，但他把这个念头从脑海中驱逐了出去。他注意到贝基正在喝水，而且看上去脸有点红。等会儿得找她私下聊聊，看看她是不是还好，不过他要先找琼博谈一谈。

“嗨，琼博——很高兴见到你。我知道，今天来的是一流的团队。”

琼博闻言放声大笑。“是啊，汤姆。只会给你最好的，我的朋友。对这次行动我可是充满了期待。”他再次笑了起来，声音有点儿尖细，从他这么大块头的黑人口中传出似乎很不协调。看到琼博难抑喜悦地直搓那双戴着手套的大手，汤姆忍不住笑了起来。“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证据。现在我们要开始行动了，看看我们能为你找到什么。”琼博朝露台瞟去，然后又收回目光看着汤姆，扬起眉毛表示无声的询问。汤姆觉得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不过他倒真心希望不会到要挖开地板的程度。

琼博果断地大步走到厨房外，简单地布置了任务。汤姆则朝贝基走去，“你没事吧？”他问道。

贝基茫然地看着他，随后似乎摇了摇头。“是的，抱歉，我很好，就是特别爱胡思乱想罢了。我走进房子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进了停尸房。那种安静简直要人命，我真的觉得自己随时会被一具尸体绊倒。当负责犯罪现场的那些小伙子到达这里时，我才狠狠松了口气，虽然琼博本人也来了有点出乎意料。我们当初是在哪里找到他的？”

“他是这里最好的，你就等着瞧吧。”汤姆说着走到窗前，凝视花园，“你觉得罗伯特是真的逃跑了，还是散步走得有点远？”

贝基摇了摇头。“他逃跑了，我能感觉得到。我们非常肯定他是从后面溜出去的，如果只是去散步就没必要翻栅栏。你看，松软的泥地上有一个鞋印，而且他还把一把小孩子的塑料椅从他们玩耍的地方拖到了栅栏那儿。”

“那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掌握了什么信息让他怕得要搬到别处去？是我们知道了奥莉维亚不在他所说的地方，还是我们手上有另一个女人的照片？难道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我倒是巴不得那样——我们得找到这些孩子。”

“他害怕了，汤姆。他知道我们盯上他了。”贝基回应道，“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对她——或者孩子们做了什么。”

汤姆摇了摇头。当初他们认为奥莉维亚和那位黑皮肤的拜访者在旅馆有染还说得过去，可另一个女人三天里假扮奥莉维亚的事实却暗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骗局。不过是对哪一方来说呢？罗伯特在这周之前知道奥莉维亚从未到过安格尔西岛上的新旅馆吗？

贝基举起空水瓶。 “我得把这个扔掉，再确认一下我们进展到哪里了。楼上简直是一团糟，卧室看起来像是打过仗似的。不过我带琼博四处看的时候，他倒不这么觉得。”

就在贝基朝前走的时候，汤姆清楚地听到了吉尔·坦南特的声音，他正在罗伯特·布鲁克斯的电脑被运走前对其进行检查。

“早上好，道格拉斯侦缉总督察。”他一边说一边走进厨房。汤姆很高兴再次看到吉尔对时髦鞋子的热衷一如既往。尽管套了鞋套，只能依稀看到深红色运动鞋的鞋沿，但汤姆还是确信，一旦把这身连体工作服脱掉，这双鞋就会和他的衬衫或裤子完美匹配。

“早，吉尔。很抱歉大周末的还把你拖到这儿来。你来的时候和贝基聊了吗？”

“那是当然的。她告诉我布鲁克斯先生通常都锁着书房的门，所以我很期待找出藏在那里的秘密。”吉尔搓着手说道。

“布鲁克斯跟我们说过他的电脑有密码保护，会不会很难处理？”汤姆问道。

闻言，吉尔只是抬起下巴，神情有些自得，汤姆不用猜也知道他会听到什么回答。“最起码电是恢复了。我估计昨天下午是隔壁那个蠢货挖断了电缆，所以，就让我们期待他今天的挖掘行动能收敛收敛吧。”吉尔说。

“汤姆，你有空吗？”琼博的声音穿透屋内的嘈杂传来。众人立刻安静下来——肯定是有了什么重大发现。汤姆绕过吉尔，一步两个台阶地上了楼梯，贝基紧跟在后面。他们循声来到主卧。

“琼博，即使是按你的标准，也真是迅速啊。你发现了什么？”

琼博手里显然拿着什么东西，可转眼间汤姆就因房间里的一片混乱惊呆了。

“天哪，难道这里发生了海啸，而我错过了？”他问道。

“啊，那是第一件事。贝基——我叫你贝基没问题吧，鲁滨逊督察？”琼博并没有停下来征得对方的同意，而是继续道：“贝基怀疑这里之前有过打斗，可我倒觉得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人弄出来的。我想他当时就站在这个位置，”琼博往左迈了一大步，“把抽屉都拉出来扔得整个房间都是，似乎并没有多少东西被放回去的迹象。床上有人坐过的印记，而且从衣架上扯下来的只有女人的衣服。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是我们的布鲁克斯先生在发火呢。”

从这个房间的情况来判断，“发火”是本年度最保守的说法了。

“你觉得他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汤姆问。

“我很怀疑，因为很肯定他是手忙脚乱的。不过……”琼博顿了一下，环视房间，又露出那标志性的笑容,“如果他一直在找什么，那就是做了无用功。正如你所看到的，一些抽屉被他拖出来翻得底朝天，但一些只是被扔到一旁，静静立着。来看看我们发现粘在其中一个抽屉底部的东西。”

琼博将两个塑料物证袋递给汤姆，每个袋子里都装着一本护照。汤姆抬头看着琼博，脸上写着疑问。

“一本英国护照上面写着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名字，另一本则写着贾丝明·贾罕德的名字。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是否有关系，那就是这两本护照上都盖有日期为去年十月的伊朗签证戳。”

贝基和汤姆都是开车来案发现场的，所以他们只得各自返回专案室，这让汤姆很失望，因为他本可以让贝基当参谋。他们已经知道奥莉维亚和贾丝明有护照了，尽管罗伯特曾明确表示过她们没有，但很明显奥莉维亚把护照藏起来了，不想让他发现。假设她们都在去年十月去了伊朗，那又是谁照看那两个男孩的呢？

当罗伯特说到奥莉维亚和孩子们都不需要护照的时候，汤姆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撒谎的迹象。奥莉维亚必定是将它们藏了起来，汤姆确信罗伯特对伊朗签证一事一无所知。而琼博只花了约莫五分钟就找到了它们，天晓得他还会在那栋房子里找出什么来。汤姆没等多久就知道了，手机嘟嘟地响了起来，屏幕上闪烁着“琼博”的名字。“嘿，琼博，别告诉我你在一个小时内就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汤姆半开玩笑地说。

“哈，你一定会对我们在这里石头底下发现的那些黏糊糊的小碎片大吃一惊。等你找吉尔谈过后就知道了。他一直兴奋得上蹦下跳，还让我的伙计们爬了一上午的梯子。”

“梯子？”汤姆吃惊地问道，“梯子和他的电脑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就留给吉尔吧，我可不想抢了他的风头。不过说真的，汤姆，有那么一刻，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我还说不上来为什么，可就是觉得我们即将扒开一层层污秽的内里，把这栋房子里发生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说到这里，琼博顿了顿，汤姆听到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在打消脑子里纷乱的猜测，让头脑清晰些，“反正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出真相来，而不是在这里乱猜。对了，我们拿到信用卡和银行记录了没有？”

“还没。我们刚刚提出申请。怎么问起这个了？”

“没什么，只是我现在对他们从约翰·路易斯百货店买了些什么特别感兴趣。我们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约翰·路易斯百货的空购物袋，那里面大约就只有这个，我知道你早就注意到了。楼上还有几样东西的包装上也都贴着约翰·路易斯的标签，孩子们的房间里有一个带边儿的羽绒被和几件粉红色的睡衣，我猜那睡衣是他们家女儿的。”

“这些就是可疑物品吗？”汤姆忍不住疑惑地说道。

顿时，琼博响亮的笑声从电话里传来。“哈，你肯定以为我疯了吧，汤姆。不是，不过它们可能是和别的东西一起买回来的。当时我手下的一个姑娘正在检查厨房，发现刀架上的所有刀都在，位置也没放错。然而，作为一个目光如炬又有点强迫症的女孩——正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她还是把它们都取了出来，送去做指纹检测了。她还注意到这些都是萨巴蒂尔斯牌子的刀——就是那些刀柄上通常钉着三颗圆形钢铆钉的，知道吧？哦，应该说几乎所有的都是萨巴蒂尔斯·迪亚芒的刀，只有一把除外。那把刀看上去和其他刀几乎一样，它实际上却是约翰·路易斯牌的。”

汤姆听完深感敬佩。那姑娘一定非常善于观察，而不是因为它值得注意。

“我听到你脑子那呼呼转动的声音了，汤姆。”琼博冲着电话大喊，嗓门儿盖过了似乎在给什么钻孔的声音，“不过最有意思的是，所有萨巴蒂尔斯的刀上都有奥莉维亚的指纹，没有其他人的，只有一把例外。那把刀上面只有罗伯特的指纹，而且只有一组指纹，可能它曾被非常彻底地清洗过，后来只有罗伯特碰过，也可能它本来就是一把新刀。”

接下来他还没开口，汤姆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那把刀上没有一丝血迹，其他刀上也没有，我们都检查过了。不过我觉得它被换了，而且是最近才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确认它是不是罗伯特买回来的原因，如果是，又是什么时候买的。一旦我们把其他事都做完了，我就会马上把鲁米诺试剂拿到这栋房子里来。我想我们也没有太多选择，对吧？”此时琼博已收起了笑容，汤姆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

“你觉得会找到血迹？”汤姆小声问。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只是那把刀让我心里有不少疑惑。比如那套刀具中原来的那把哪儿去了。而且事实证明，两个多星期里没有一个人见过或听到过有关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消息——或许除了她老公，但这个人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句都不能信。”

“这点我举双手赞成。”汤姆应道。

“有什么情况我会通知你。”就在汤姆把车开进停车场的时候，琼博挂断了电话。

汤姆暗暗思忖道，天啊，要是我让那个混蛋跑掉了，可别让他把那些人都杀光。

27

贝基怒气冲冲地走进气氛紧张的专案室。她简直不敢相信那天早上自己在那栋房子里有多可怜。大家都知道，必要的时候她能一次撂倒两个男人，一栋空房子却差点儿没把她吓破胆。究竟混乱的情感是怎么让一个人耗尽所有力量和决心的呢？好吧，让那些见鬼去吧，她要把过去的自己找回来。她才不要像十八世纪的柔弱贵妇人一般懦弱无能，看到随便一个什么让人吃惊的东西就能吓晕呢。真是见鬼了。

她大步流星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嘴巴决然地紧抿成一条线，然后看到汤姆瞟了她一眼，还朝她微微点了点头。汤姆很高兴看到贝基正在找回自信。这里的每个人都见过几个星期前那个满脸愁云的女人，现在，他们将会看到真正的贝基·鲁滨逊。

“鉴于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我想把大家叫到一起，梳理一下我们的进展。你有意见吗，汤姆？”

汤姆还没来得及回答，贝基的手机就传来收到信息的声音，同时她听到汤姆的手机也震动了。

是琼博。

“你们两个都得看看这个，是在贾丝明卧室的笔记本上发现的。”短信上这么写道，还附了一张图片。贝基打开图片，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她抬头望去，刚好和汤姆的眼神相遇。

“该死！”贝基轻声骂道。她把图片传到电脑上，然后弯腰把它调到合适的大小。调完后，那图片看上去还是同样令人不安。她迅速打印了几份，递了一份给汤姆。

“他对他们做了什么，汤姆？”她问道，明知道他也没比她清楚多少。不等汤姆回答，她就走到证据布告栏前，将其中一份固定在上面。

房间里顿时变得安静。每个人都把头转向贝基，他们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从贾丝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照片并没有削减贝基的决心，不过此刻她觉得胸口好像压了一块重石，她怀疑自己让这些孩子失望了，而这种怀疑打碎了她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组员们一言不发地走向布告栏，贝基则将几份打印好的图片发给他们。汤姆把椅子往后一推，离办公桌更近了些，然后在桌沿上坐了下来。

贝基站了起来，开口说话前又看了看那张图片。他们已经得知，贾丝明是个会一丝不苟地完成学校作业的孩子，若以这张图片来判断，她的绘画水平可能略高于同龄人，因为画里的每一部分都经过精心描绘。

画中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他们可以看到两个墙角以及三面墙，墙面都被贾丝明涂成了深灰色。房间没有窗户，而且除了一个红盒子外什么家具都没有。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除了三个在角落里缩成一团的孩子。他们似乎正跪坐在地板上，中间是一个留着一头乌黑长发的女孩，她的两边各坐着一个小男孩，两人的头发都是黄色的，贝基觉得是金黄色。女孩一手搂着一个小孩，最小的那个孩子脸上还画着一些小小的黑色椭圆状的东西，有可能是眼泪。其中一堵墙上有一扇开着的门，不过离地面很远。在画的底部，贾丝明写着：躲避敌人。

组员们全神贯注地研究着这幅画的含义，屋里一片寂静。贝基让他们思考了一会儿。

“好吧，我们都没有料到这一点，都来说说各自的想法吧。”她对安静的众人说道。

“他们家有地窖吗？”瑞安首先开口。

“没有，房子里就连一个能这么做的足够大的橱柜都没有。我们会让琼博把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车移走，以确保车库的地板下没有东西,但我对此持有怀疑。”

“那他拥有其他财产吗，比如锁起来的什么地方？”尼克补充道。

“还没有发现，或许我们需要再进一步深入调查。问题是，贾丝明是在他们失踪之前画的这幅画，不然它不会留在房子里。所以，这里应该是他们之前去过的某个地方，除非这些都是她的臆想。有人相信吗？”

一片沉默就是答案。

“我们假设他们躲避的敌人是罗伯特，不过这种假设会不会太过分？这有没有可能和他们的母亲有关？瑞安，罗伯特不告诉奥莉维亚一声就把孩子们带去过所谓的周末时你也在。她有没有让你感觉她是那种会伤害孩子，或是把他们关在某个地方的人？”

这一次，瑞安的脸上看不出一点自大。贝基还是头一次见他这么严肃。

“有可能是我弄错了，但我要说，罗伯特对孩子们所做的事绝对令她非常害怕。我真的看不出她伤害了孩子，不过还是可以问问斯坦利警司的看法。”

贝基看着汤姆，只见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同意她去找菲利帕谈谈，尽管贝基相当确定得到的答案会是肯定的。

“有没有可能是别人？还有没有谁想到什么人？”

众人再次陷入沉默，贝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记得罗伯特曾暗示过，奥莉维亚和贾丝明或许有所顾虑，但她们最担心的莫过于别人讨厌自己。

“好吧。不用说我们都必须找到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不管奥莉维亚发生了什么事，孩子们都有可能躲到了这个藏身之处。他们很可能是安全的，正绝望地等待救援，又或者他们正被关着，无法逃脱。每一条线索，每一个暗示，我们都需要知道。还有邻居们，我们要重新对他们调查一番，不过不仅仅是问信息，还要找找棚屋、地下室、阁楼。他们中有没有人收留了那些孩子呢？尼克，这个事情我就交由你来安排吧，可以吗？”

尼克点点头，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

“好了，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女人。”贝基在布告栏上那张放大的照片上用力地敲了三下，照片上就是那个一直在旅馆假扮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女人。“我们不知道她是谁，虽然我们知道罗伯特已经看过她的照片，但是他故意没有告诉我们有人冒充了他的妻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房间后面有人举起了一只手。“有没有可能这个女人是罗伯特安排住进旅馆的，而且他还伤害了奥莉维亚和孩子们呢？或许她是罗伯特雇来替他掩盖行迹的。看他女儿的画，看起来小女孩确实在害怕什么人。”

贝基缓缓地点了点头。“听着倒是有点道理。其他人还有什么看法吗？”

只见汤姆站了起来。“今天早上我们在房子里找到了奥莉维亚和贾丝明的护照。两本上面都有伊朗签证，时间是去年十月的期中假期，而那个时候奥莉维亚应该在安格尔西岛才是。这样看来她可能对布鲁克斯隐瞒了自己之前的行踪，有没有可能她只是弃他而去，而旅馆的那个女人可能帮的是奥莉维亚而不是罗伯特呢？”

“难道她实际上是和贾丝明一起在伊朗——又或者——丹纳什·贾罕德也在？如果是这样，那两个男孩在哪里？又或者她被关在了某个地方？还是罗伯特发现她要和贾罕德私奔，而那就是这一切的开端？所有人肯定都知道当务之急是先查出这个女人是谁。”贝基再次用手指戳了戳布告栏上的照片，“为什么她要冒充奥莉维亚，到底是谁叫她这么做的？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考虑申请调看监控录像了。”

众人霎时都沉默了。贝基不由得想自己肯定遗漏了什么，但就是想不起来。他们得继续。

  “我们还查到了什么？好的，埃里卡，你说。”贝基指着房间后面一个看上去有些疲惫的女人说道。贝基知道埃里卡有四个孩子，估计——也不是第一次了——她今天早上看孩子看得很痛苦。

“普雷斯顿夫人告诉我们，罗伯特在周三晚上，确切地说是周四凌晨回过家，然后等她起床的时候又走了。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另一位邻居的证实，他每天早晨六点上班，五点十五分的时候都会去遛狗。他说罗伯特的车嗖的一下开出了车道，还差点儿把他给撞倒。”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他是回来查看妻儿们在哪里，或者说去过哪里。如果他确实这么做了，那他可能在其他晚上也回来过。对了，纽卡斯尔酒店的闭路电视那儿有什么好消息吗？”贝基问。

“大堂区域没有发现布鲁克斯的身影。但是那个经理说酒店还有其他出口，并非每个角落都能覆盖到。要是他不想被发现，还可以从厨房出去。”

“那停车场呢？”汤姆接着问道。

“我们当时就要了录像，但是刚刚才拿到手，它是从另一家公司而不是酒店调出来的。等这里的事一完我们就着手研究它。”

“从星期三晚上开始吧。”贝基吩咐，“不过我要他待在纽卡斯尔酒店里时被拍到的所有视频。我要知道他的车开出车库后的每一秒都在干什么。”

就在队员们处在消化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的短暂宁静中时，专案室的门被人猛地大力推开了，穿着红鞋子的吉尔几乎是冲进房间的，他神情严肃，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你们将会非常想看到这个。”他说。

贝基很不想被打断，但吉尔的慌张表明这件事非同小可。他砰的一声放下手提电脑，手指在几个按键上戳了戳，电脑便通过无线网络连接上白色书写板。板上写着字，不过图像还是挺清晰的，所有人都能看清楚。

屏幕上出现了一段视频，贝基一看就知道拍的是布鲁克斯家的厨房。只见厨房门开了，罗伯特·布鲁克斯走了进来，拿着一大束白色的花和一个购物袋，袋子里好像装着瓶子，胳膊下则夹着貌似儿童漫画的东西。他把这堆东西一股脑地扔到桌上，虽然听不到声音，但很明显布鲁克斯一边大声喊着“奥莉维亚”，一边扭头朝四周看了看。然后他走出厨房，出现在卧室里，眼睛在房间里快速地扫了一遍，看上去有些困惑。最后吉尔点了下屏幕上的什么东西，于是画面又切回了厨房。只见罗伯特猛地推开了门——即使听不到声音，看视频的每个人都在门撞到橱柜上时畏缩了一下。接着罗伯特抓起了妻子的包，倒扣在桌子上，检查里面的东西。

吉尔关掉了视频。“周五下午——正好是罗伯特说他在家的时候。”

贝基看着四周那一张张困惑的脸，问道：“那么这个视频是从哪儿弄来的？”

“接着看下一段，然后我再告诉你。”吉尔只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就点开了屏幕上的另一个图标。

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女人。这段视频是从她上面的某个地方拍的，她走动的时候，头微微低着，所以无法看清脸，但贝基确信那人就是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她看着汤姆求证，只见他朝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睛依旧盯着屏幕。视频依然没有声音，但看起来那个女人一边给自己泡咖啡一边扭头和身后的什么人说着话。接着有一个小孩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但这次只能看到一个金发脑袋的顶部。看身形大小，这孩子约莫四岁。接着他们二人走出镜头，一秒钟的空白后画面再次出现——这次是在客厅。奥莉维亚朝沙发走去，坐下，拿起一本杂志，端起她从厨房里带出来的那杯咖啡喝了一小口。

整个专案室鸦雀无声。 毫无疑问，他们都被自己看到的东西震住了。 吉尔关掉手提电脑，转向了他的观众们。

“我听到各位说这并不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视频。”他夸张地说，“但是，我的朋友们，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罗伯特的电脑硬盘里存满了布鲁克斯一家人做着各种事情的视频，完全塞满了。除了孩子们的卧室和各个浴室，房子里的每个房间都藏有摄像头。知道罗伯特·布鲁克斯确实还要点脸我很高兴。” 

贝基瞥了汤姆一眼，发现他只是微微眯了眯眼睛，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她知道汤姆不喜欢罗伯特。这个男人偷拍自己妻子一举一动的想法是如此可怕，简直让贝基不寒而栗。奥莉维亚知道这件事吗？不，她不可能知道，没有人受得了这样的监视。或者这是种窥阴癖？罗伯特看到妻子的图片会感到兴奋吗？他们会得到答案吗？

吉尔还没有说完。“这些摄像头都被非常巧妙地藏在橱柜上面。不过我认为现在我们已经把它们都找出来了。它们都是动作感应的，并被设置成超过一定高度才会对物体的移动做出反应的模式。很明显他只对偷拍自己妻子感兴趣，所以每次她一走进房间，摄像头就开始拍摄记录。显然孩子们会和她一起出现在镜头里，但他们身体都太小了，很难激活摄像头。美中不足的是，摄像头从上往下拍，只拍到了他们的头顶，所以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可用的照片。我只能假设，罗伯特每晚下班回家的时候，都通过电脑关闭了摄像头，因为除了最近的那一次外，他根本没有在镜头里出现过。”

吉尔转身对大家笑了笑，虽然那笑容从未真正到达他那双阴郁、疲惫的眼睛里。“视频上的时间标签显示奥莉维亚的最后一段视频是在星期五拍的，大概是在罗伯特·布鲁克斯回来的一个小时前。在那之前，她和孩子们看上去都很好，而且都在家。”

专案室里一片嗡嗡声。 人人都有一套说法，不过在汤姆看来，似乎没有一个人说得完全正确。

“从此处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罗伯特说他希望自己到家的时候妻子在家是实话。”瑞安说。

“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吗？”贝基问道。

尼克有些踟蹰地举起了手。 “我们假设罗伯特·布鲁克斯把这些摄像头都放到了恰当的位置，而且他回家的时候一般都会将它们关掉，那么他知道自己正在被拍，对吧？ 因此，他喊妻子名字的时候才会正对着摄像头，他买礼物也可能只是做给别人看的。我个人认为这不能证明什么。”

 好小子，汤姆暗暗为他叫了声好。这正是汤姆所想的。但另一方面，奥莉维亚一个小时前还在家里，要查出罗伯特在这遗漏的唯一一个小时——就是奥莉维亚待在家里和罗伯特到家的那段时间里——是不是正在从纽卡斯尔酒店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很容易的。

突然，一个想法袭上了他的心头。“贝基，在那段视频里奥莉维亚给自己泡了杯咖啡，是吗？而且她往里面加了牛奶。可你不是说冰箱里没有牛奶，垃圾桶里也没有空瓶子吗？”

贝基看着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究竟是怎么回事？

28

这案子是琼博喜欢的类型，因为目前还没人知道罪行是否已经犯下，而他的任务就是找出答案。对于厨房刀具上的发现他很高兴——他那活泼聪明的新手下做得很好，对那两本护照他也很感兴趣。结合吉尔从电脑视频中获得的发现，外加他让人爬上爬下弄来的那些可怕的摄像头，这一切综合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谜。而解谜正是他最喜欢做的。

吉尔已经走了，琼博打算把注意力转移到书房。汤姆曾经跟他说过书房门一般都是锁着的，他明白这其中的缘故。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罗伯特·布鲁克斯不想让妻子发现她的一举一动都被录了下来。琼博也看了录像，发现里面有些不合情理的地方。他确信奥莉维亚在各个房间转悠的时候表现得很正常，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她在特意做给摄像头看。依他的经验，要是人们明知有摄像头在偷拍，他们肯定会发出各种信号，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般，会表现得不同。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奥莉维亚知道摄像头的存在，但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她很少露出脸。当她向摄像头走去的时候，头似乎总是低垂着，可一走开就又抬起来了；二是她从来不在卧室里穿衣服或脱衣服，而总是跑到浴室去。有一次她显然忘了拿什么东西，便从浴室出来，回房间从抽屉里拿了内衣裤，但她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却穿着浴袍。试问有谁从浴室走到自己的卧室拿条内裤还要穿上浴袍的？

琼博敢肯定这事绝不会发生在他的家里。他老婆和他有点像——在各个方面都很粗线条，但心胸也很开阔，大笑起来那笑声和他自己的不相上下。当她在卧室里走来走去模仿半裸的蒂娜·特纳的时候，让她把衣服穿上更是成问题，虽然她发过誓会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才练。想起妻子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琼博就忍不住想笑，不由得将妻子和这个叫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女人做了番比较，虽然他都没仔细看过她的脸，也没有听过她的笑声。

他环视了书房一圈，然后把一个手下叫了进来。“亚当，我们把这里的书都搜一遍，你知道该怎么做吧。罗伯特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小混蛋，了解他看的书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对我们有好处，或者看看他书里有没有夹着什么东西。接下来我看看我们该怎么做。去把菲尔叫进来帮忙，我打算首先在已经查看过的各个房间里使用发光氨，你觉得行吗？”

要将满满一柜子的书都看一遍，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值得兴高采烈的事，但这事必须做。他在亚当的肩膀上捶了一拳，“好小子，这事应该不会花你太长时间的。”

从哪里开始用发光氨呢？这倒是个问题。更不巧的是现在是六月份，要把房间变得足够暗不大方便。不过孩子们的房间里有遮光布，那里倒是着手的好地方，另外套间里也没有一扇窗户，所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大家都赶快行动起来吧！”他并没有特别冲着谁地大喝了一声。 

约莫一个小时后，他听到楼下传来了一声叫喊。

“琼博，你快来看看这个。”是菲尔，帮亚当的那名技术人员。

“等我两分钟，菲尔，我就来。”他冲着敞开的门喊道。

发光氨没有显示一丝迹象。所有的卧室都检查完了，甚至包括主卧，幸好里面有几片非常厚重的窗帘挡住了午后的阳光。

他噔噔噔地走下楼梯，沉重的脚步让它们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然后在书房门口停下。“有什么发现，小伙子们？”他问道。对他来说，只要是四十岁以下的都是小伙子。

亚当指了指书架背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块普通的胶合板垫板，可是把书都搬走后，我们注意到其中一角似乎有点松，于是就用力拉了一下，结果发现后面藏着一个小空间，还用木头做了内衬，形成了一个隐藏区域，大约三十乘四十厘米大小，深约八厘米，可惜里面是空的。但不管怎样，是个藏东西的地方。似乎前面的书最近也被搬动过，因为在书被拖到一边的地方留有淡淡的灰尘痕迹。”亚当指了指那些痕迹，“依我看，没多久。”

“干得漂亮！我猜里面都是拍摄和记录下来的东西吧？”他问道，心中已然有了答案。“他究竟在那里面藏了什么呢？很可惜在他把那里清空的时候没有开摄像头，不然可能会有所帮助。书里面呢？有没有夹着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亚当摇了摇头。“对不起，琼博。我和菲尔只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似乎对米拉·韩德丽和伊恩·布雷迪（米拉·韩德丽与伊恩·布雷迪曾于1963年至1965年陆续残忍杀害了五名未成年人，是英国曼彻斯特沼泽谋杀案的凶手。）有特别的兴趣。他有很多关于这两人的书，却没有其他任何连环杀手的。一个人只对一类书感兴趣是很奇怪的，你觉得呢？”

“我猜你不是在曼彻斯特出生和长大的吧，年轻人。沼泽谋杀案可不是一个会在这里消失的故事——如果我用词不当还请不要介意。有个孩子一直都没有找到，方圆几公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所以我才会说这很奇怪，但又不认为特别奇怪。”

他看了一下四周，发现其他要做的事情似乎都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文件都已经装好箱等着带走，吉尔也已经把电脑搬走了。“要不我们把这间屋子弄暗，再用发光氨看看，如何？”他提议道。

书房里装着威尼斯风格的百叶窗和窗帘。似乎就连白天罗伯特也不想让任何人透过楼下的窗户看到这个房间里面的情形。

就在小伙子们收拾房间的时候，琼博退到走廊里，正好看到两个人手上拿满了盒子，朝楼下走去。

 “都找到了些什么，年轻人？”他问道。

“阁楼上的东西。”其中一个人回答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年轻人，但他们穿着工作服倒是不容易看出来真实年龄，“就是一些衣服和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不过我们觉得这个盒子可能会有些意思。它里面装着许多旧文件——似乎是学术上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零碎东西。一条围巾，一个相框，一副手套，还有一张曼联比赛的旧节目单。盒子上写着一个‘丹’字，文件上的名字则是丹纳什·贾罕德，因为他疑似嫌犯，我想我们应该好好地分析分析。” 

“做得不错。”琼博面露喜色，“现在我们要去书房看看有没有血迹，楼上什么都没发现，然后我们将转战到楼下的各个房间。待会儿见。”

琼博回到那间已被弄暗的书房，将口罩拉正，做好准备。一束细光透过半开的门射进屋中，投下一片阴影，透过那片阴影，他向四周扫了一圈。挺好的。他需要选好自己的位置，然后把门关上。他考虑了一下，抬脚将身后的门关上，然后将手中的喷雾对准了房间角落里的地毯。什么都没有。他试了试另外两个有可能的地方，还是什么也没有。

 他转身面对着门，门上镶有六块饰板并涂上了白漆。他对着门喷了几下，停下来等了一会儿，然后又喷了一些。此时，他能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怦怦直跳。

“见鬼，终于找到了。”在黑暗的书房中，琼博扯下了口罩，盯着那扇门和墙，只见上面距离地面约两米高的地方正发着幽幽的蓝光。

汤姆环视了一圈专案室，几乎能感受到肾上腺素在组员们身体中涌动。 他们终于发现了血迹，而且数量还不少。据琼博分析，这些血迹曾被人用漂白剂彻底清洗过，但在清洗前它早就充分地渗到门两侧的墙上去了，呈现出飞溅的图案，足以表明被袭击的是一个成年人，而不是一个孩子。因为它溅得太高了，而且从血滴的形状可以判断出血溅到墙上的时候是往下落，而不是往上飞的。琼博说他敢打赌这是动脉里流出来的血，而且在他看来，一个人流了这么多血后不可能还活着。

清理工作做得很好，漂白剂会毁掉擦洗区域的任何DNA。不过按照琼博的经验，这样飞溅出来的血一般会喷出一些不易用肉眼看到的小血滴。他有信心在某个地方找到它们的蛛丝马迹。还没有谁能把每一滴血都消除干净。

新的情报如此之多，却不知道它们指向何方。依然没有人知道罗伯特去了哪儿，或正在为逃跑准备什么。他的手机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线索。在他们意识到他失踪了之前，他曾刷过信用卡，但那之后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一份针对所有港口的警报已经发布出去了，但是没什么收获。当下他们准备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因为他们必须找到罗伯特·布鲁克斯的下落。

发现血迹对小组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某些情况下，令人遗憾地，它提高了他们的兴奋度。但汤姆却感到有些悲伤，因为他不得不接受房间里确实发生过某些可怕的事情这一事实。

贝基坐在一旁，用掌根支着额头，手指抓着她那乱糟糟的刘海。“汤姆，我知道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所想的，但猜中了并不总是让人感觉那么好。”

“你对此非常肯定，对不对？”

贝基越过桌子朝他探过身去，急着想让他明白自己的意思。“我们知道几年前罗伯特就想把孩子们带走，还有他说他妻子知道这件事情，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我们知道，他一直在监视她，耐心等待时机成熟。而她则一直藏着护照。各种事情在不断发生，我认为他把孩子们藏了起来，现在去接他们了。他打算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汤姆并不相信。难道他真的会为了得到孩子而杀害妻子吗？还是说他把孩子们也杀了，或是关在某个地方了呢？

他把下巴搁在拳头上，看着贝基，犹豫着该不该发表意见。贝基一直说奥莉维亚已经死了，而她很可能是对的。

“你知道，那血也有可能是罗伯特的。”他如是说，知道这话会让她产生什么反应。

“什么？你这一推测从何而来？”

汤姆得承认，其实那并不是真的推测，只不过星期六晚上罗伯特可能并不是失踪。他会不会已经被杀然后被抛尸了呢？这也是有可能的。他很不想这么说，但看情形房子的露台真的要被挖开了。

一切都讲不通。在罗伯特到家前的一个小时，奥莉维亚一直都在家里。在他报警前的几个小时里，他真的有时间先杀了她，然后把尸体处理好，再对孩子们做些上帝才晓得的事情吗？

贝基就那么看着他，好像他头上长了角似的，而他则等着下一轮攻击的到来。幸运的是她的电话响了，打断了这渐趋紧张的时刻。

“见鬼。”贝基低声骂了句。

看到贝基接起了电话，汤姆忍不住微微咧开了嘴。

“我是鲁滨逊督察。”她开口道，显然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高兴些，“是的，吉尔。有什么事吗？” 

接下来的对话汤姆就听不到了，而贝基则开始敲起了键盘。“好，我知道了。现在该怎么办？”她问道。就连汤姆都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欢喜的轻呼，接着贝基便挂断了电话。

“吉尔对自己最近表现出的才华欣喜若狂。他给我发了一段视频看。我们看不懂的时候，他会过来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

汤姆翻了个白眼。“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的小女主角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呢？这又不是电视智力问答节目——这是一场血腥谋杀案的调查。” 

汤姆看到贝基的头猛地抬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真正说出了这些话，虽然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现在，他已经开始支持他们的想法了。嗯，也许该正式立案了，虽然连一具尸体都还没有找到。

他一言不发地绕到贝基的办公桌旁，弓身探在她的肩膀上方。“我们要看什么？”他问道。

“是从那栋房子里弄来的视频，罗伯特的神秘照片。”贝基答道，语气中满是鄙夷和厌恶，“不过我觉得它们和今天早上的没什么不同。”

“那他发给你的另一个文件是什么？”汤姆接着问道。

“我想都差不多吧，不过上面的时间显示是两个月前的。”贝基说完打开了另一个视频。

“快进一下，贝基。”汤姆突然要求道，有什么东西在他脑中一闪而过。“把另外一个也打开。能将它们并排播放吗？”他问道。 

“在这台电脑上？”贝基嘲弄道，“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除非你想隔两秒逐帧逐帧地看。为什么要并排放？”

“那你帮我拖到厨房那段就好了。”

就在这时，吉尔笑嘻嘻地用力推开双扇门，走了进来。“你们弄明白了吗？”他问道。

“就快了。”汤姆答道，“虽然你并没有给我们多少时间。”

“我迫不及待地想讲给你们听嘛。你是怎么想的，鲁滨逊督察？”他问道。 

“我一直忙着摆弄我的电脑，想让它正常运行，还没来得及看屏幕呢。你这家伙就直接告诉我吧，吉尔。”

贝基的急切让吉尔看上去有点吃惊。他把她挤到一边，抓过了鼠标。

“四月十三日——差不多两个月前。画面从布鲁克斯家的厨房开始。请注意餐桌上那个装水仙花的罐子，这些可都是线索。接着，我们来看看上周的镜头,是奥莉维亚本该度假回来了之后。我挑了上周二作为例子，一家人一整天的完整视频，当然了，主要都是关于奥莉维亚的。现在，再看看厨房， 一罐水仙花摆在餐桌上。 目前你可能无法让这两段小视频同步播放，但我可以。 好好看着，学一学。”

汤姆和贝基看着两段十秒长的视频在屏幕上并排播放。只见奥莉维亚低着头走进了厨房，身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套衫，然后从餐桌上摆放的那罐水仙花旁边拿起了一个杯子，又转身走了出去。

两段视频上的动作完全一致。

汤姆看向吉尔，他知道还有下文。

“自然地，我把我们感兴趣时段的所有视频都检查了一遍。如你所料，没有第一周的视频，就是奥莉维亚本该待在安格尔西岛的那周。至于剩下的那些——也就是从上周开始她应该待在家里的那些视频则都是伪造的，每一个都是假的。”

吉尔的眼睛里闪着得意，他向前倾了倾身子，用笔指着屏幕。“它们都被非常专业地剪辑在一起，并非早先某个时候一整天的副本，那样太容易被我们发现了。我们正在看的其中一边的视频进程——上周二的那段视频——其实并不是从四月十三日开始的。”

贝基看上去有些糊涂了。“对不起，吉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吉尔拿钢笔轻轻地在显示器上敲了敲。“好吧，我来给你说明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她走进厨房前的那段视频剪辑。 四月十三日那天——原始拍摄——她正在打扫客厅。而上周二——也就是同样拍到奥莉维亚在那个摆了水仙花的厨房的那天——她正在打扫他们的卧室。卧室这段完全是从另一天复制过来的，我觉得是三月二十九日。这事手法熟练，做得相当出色。不管这是谁做的，他都是从她穿着同样衣服的那些天中剪辑来的。这些天里她所穿衣物的每个小细节都是完全一样的，比如她穿着这件灰色毛衣的时候，身上总是配着黑色牛仔裤和白色人字拖。当然了，他们不得不选择穿着相同衣服的片段，因为人们会想，为什么她从厨房去了趟客厅就把衣服全换了呢？”

吉尔直直地看着贝基，似乎在确认她是不是真的理解了他所说的。“这些视频营造出了一种错觉，那就是奥莉维亚·布鲁克斯从安格尔西岛度假回来后，上周一整个星期的确都和孩子们一起待在家里。而事实上，她根本不在那里。自她离开的那一天开始——理论上是去了安格尔西岛——便没有了真实的镜头。我们以为该相信直到周五下午她都活得好好的，可惜这并非事实。恐怕布鲁克斯先生一直都在耍我们。”

汤姆看着贝基的脸，恍然大悟。他最后一次说的话还飘荡在风中，他说罗伯特并没有多少时间来处置奥莉维亚和孩子们。可其实罗伯特有整整两周的时间。

29

苏菲·邓肯躺在地板上她摔倒的地方,愤怒地尖叫着，破口大骂：“混蛋，该死的王八蛋！”然后，狠狠地低声咕哝道：他妈的他是怎么知道我住在哪里的？噢，真是愚蠢的问题。他当然知道有关丽芙的一切了，每一个见鬼的细节都知道。她是丽芙最好的朋友，他自然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 

如今苏菲身陷此处，被绑在椅子上，孤立无援。不过她并不担心自己，只是担心母亲。她得挪到一个能和母亲说得上话的地方，好让母亲放下心来。可她被关在这个房间里，离那扇紧闭的门大概还有三米。这些三十年代的房子质量都太好了，内墙用的都是实心砖。要是她们住在现代那种半独立式的住宅里就好了，她只要大喊几声，整条街都能听到，但现在她一筹莫展。

此刻母亲肯定吓坏了，苏菲只能祈求上帝保佑母亲没有想方设法地下楼。罗伯特发过誓不会伤害母亲——他最好没有那么做。要是他胆敢伤母亲一根汗毛，她一定不会放过他，他还不知道他招惹的是什么人吧。他说他已经把电动滑道轮椅降到了楼梯的底部，还拔掉了电话线，拿走了窗锁钥匙。这里的窗户都装着双层玻璃，她母亲一块都打不破。而且她母亲的卧室位于房子的背面，通常这个时候邻居们都已经出去度假了，所以让邻居听到动静也基本不用考虑了。

苏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陷入这样的麻烦当中。当听到楼上传来罗伯特的声音时，她慌了。这也太他妈的可悲了。 她是一名士兵，却做了一件绝对是有生以来最蠢的事。她一步跨两级楼梯跑上楼，结果发现他在上面，正用一把瑞士军刀的锯齿刀片抵着母亲的喉咙。

真是她做的所有蠢事中最蠢的。如果她只是停下来，想想其他本可以选的许多种处理方法就好了，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有威胁，那威胁本身也就没有任何作用，而且他也不会伤害她的母亲。他只是想把母亲用作人质。他妈的他就是个疯子。

罗伯特把苏菲可怜的老母亲的手绑在背后。这的确是个聪明的办法，因为肯定连罗伯特都发现了，在他把刀从她母亲的喉咙拿开的一瞬间，苏菲就能把他拿下——不管是用受伤的那条腿还是没有受伤的那条。接着他赶苏菲下楼，还声明要是她胆敢轻举妄动，他就立刻上楼，把对她母亲没做的事做完。他把苏菲推进里屋，拉上窗帘，然后把她的手脚牢牢地绑在餐椅上。

接着他就开始了审问。“你在安格尔西岛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冒充奥莉维亚？”“来找你的那个男人是谁？”“关于我和奥莉维亚你都知道些什么？”

一开始苏菲什么也不说，但她可以看到他眼睛里那两团幽暗的怒火。他的薄唇紧紧地抿在一起，高高的颧骨上出现了两块红晕。苏菲对人太了解了，知道这是愤怒，而且都是冲着她来的。他的眼睛黑漆漆的，宛如两块湿润的燧石，闪着强烈的白色光芒。最终，她还是松了口，极尽怨毒地吐出了回答。她并不怕这个恶心的小个子男人，但她担心如果不照做，他会对她母亲做些什么。

“你为什么会在安格尔西岛？”罗伯特又问了一遍，手背用力地抽打着苏菲。

她愤怒地瞪着他。“我可不是那些会哭哭啼啼的小娘们，你这个卑鄙的家伙。我曾经被比你更厉害的男人殴打过，还入选了英国空军特种部队。我保证你一个该死的线索都得不到。你真是一个无耻的卑鄙小人，居然拿刀威胁一个退休老人！”回应她的是又一巴掌，紧接着便是一连串威胁。

“我不会杀了你妈妈。”说着，他抿起嘴露出残忍的笑容，眼睛闪着凶光， “我得有创意一点。听过你妈妈尖叫吗，苏菲？”

苏菲把所有能想到的脏话都骂出来了。他要怎么对付她都可以，但欺负她母亲不行。

“我去了安格尔西岛，丽芙就可以去她想去的地方了，一个离你远远的地方。那里是属于她的秘密基地，一个再也不用顾虑你的地方，是一个能让她感到安全的地方，不会再受你的伤害。”她咬牙切齿地对他啐出了最后一句话。

“你撒谎！”他大叫，眼中的光芒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呆滞的凝视。 她知道自己戳到了他的痛处。

“你还没有孩子吧，苏菲？那么跟你在一起的是谁的孩子？你带走了我的孩子？”

苏菲闻言对他嘲笑起来，这让他愈加不快。于是，他抬脚猛地踢向了她的腿，恰巧踢在了伤口上，让她忍不住痛呼了一声。她几个星期前才做的手术，都还没完全愈合。她那不由自主的尖叫让他露出了笑容。 

“我当然没有带走你的孩子。你以为丽芙明知道你是这么个疯子，还会让孩子们离开视线半步吗？”此刻他已经知道了她的弱点，而且似乎决定要更加残忍地利用这一点，于是他再次抬起脚，用力地踩了下去。苏菲感觉刚缝合的伤口又裂开了，不过还好，这次她有了更充分的准备。她紧咬牙关，等待疼痛的消退。

他是不会得逞的。她不会告诉他，和她一起待在安格尔西岛的两个男孩是姐姐的孩子，而那个女孩则是她表姐的。天知道他会对他们做什么。表姐和姐姐都是单身妈妈，每次带孩子出去度假都是一场噩梦，所以这次苏菲阿姨提出带他们去度假，对她们俩来说是个巨大的解脱。但罗伯特是不可能发现这一点的。

“那来找你的是谁？”

“这他妈的跟你没有半点关系。我又不是你老婆，我喜欢和谁上床就跟谁上床。至于她呢，机会来了她也能。”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加上这一句，可她就是想伤害这个男人，伤得越深越好。但很快报应就来了。

“除了我，我的老婆不会和任何人上床，你知道这一点。”他低声吼叫着，声音低得有些不妙。

“你以为呢？”她故作天真地问道，“要是我告诉你她从未忘记过丹纳什，她其实一直都爱着他，你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你会怎么说？” 

那混蛋听完后笑了，笑得真的很开心。可怜的奥莉维亚，记得她曾经说过，罗伯特就是她的一切。

“那关于我和奥莉维亚你都知道些什么？她跟你说了什么？”

“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这个神经病。我什么都知道，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就是一个混球，一个该死的脑子有病的混蛋！”就在他把锯齿刀插进她腿上那个已经裂开的伤口时，苏菲喊出了最后一句话。

昏过去的那一刻，苏菲听见他在问一个她无法回答的问题，于是她高兴起来，因为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是不是答得上来。

30

汤姆钻到车里，插入钥匙，此刻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很疲惫。 已经剖析了一天，但还是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些视频是怎么拼合在一起的。他们知道有人死在了那栋房子里，可那是谁呢？

因为吉尔揭示出最近的视频是假的，他们只好又重新查看了一遍闭路电视录像，证实罗伯特的车周三晚上十一点三十九分离开纽卡斯尔酒店车库，并在第二天早上八点三十二分回到了那里。而且，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撒了谎。信用卡记录信息显示，他曾在周四的午餐时间到纽卡斯尔的约翰·路易斯百货店买过东西，虽然他们直到第二天才查出他买了什么。

最后，琼博打电话来说正如预料的那样，他们找到了一块没有被漂白剂清理掉的细小血迹。它很小，但是足够提取出DNA了。他从卧室取来了奥莉维亚的梳子，并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做完这事。他知道这有多么重要。

汤姆设置成定速巡航，幸好一路上都平安无事。他的大脑飞速运转着。他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现在依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如今那家人（包括罗伯特）全都失踪了。

不过，真正令汤姆不解的是那段视频，奥莉维亚的衣服有一些作假的地方。这起案子他们俩都参与了吗？是以什么方式呢？

对FaceTime视频的追踪暂时先告一段落了，不过他们明天将会收到法院指令，以要求服务商提供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正确IP地址，或者至少是使用奥莉维亚电子邮件的人的IP地址。

汤姆答应过利奥，要是他能在适当的时间结束工作，会顺便去看看她，看看她对他的小屋被人非法入侵有什么发现。她愿意帮他整理真好。凭以往的经验，他知道踏进一个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家里是件多么令人难受的事，他很高兴不用看到自己的家变成那个样子。这是另一件他本该自己处理却被忽略了的事。不过，他首先要确保房子是安全的，因为露西一放暑假就要来这里待上两个星期，要是让露西的母亲听到任何风声，她就有可能认定女儿在这里过夜不安全。如果她执意如此，那他也用不着和她周旋了。

这一次，他丝毫不想下厨，而且天色也渐渐晚了，也许他们直接去一家餐厅就行。他会看看利奥是怎么想的，就让她来做决定吧，因为现阶段他觉得自己无心思考吃什么。

三个孩子失踪了，他却似乎束手无策。他跟贝基提过找一位画家或者会画电子画像的人到学校去。他们是没有照片，但在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说不定会产生一些不错的效果呢。

汤姆把车停在利奥公寓预留的两个车位之一上，然后从副驾驶座上一把抓起公文包，朝电梯走去。他按响了门铃，等待着。利奥带着一丝同情的微笑打开了门。有一点他不得不夸她，那就是她总能察觉到他的情绪。她伸出双手把汤姆拉入怀中抱了一下，然后亲了亲他的脸颊。

“进来坐。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杯红酒。”她轻轻地在他耳边低语。

“吃的呢？”汤姆问道。他知道利奥不可能做了饭。他一直不确定他的高超厨艺有没有感染到她，使她想到什么时候也要为他们俩做一顿饭。但他必须填饱肚子，而且他很确信如果还没做好决定就坐下去，那他就再也别想起来了。

 “这事我会处理的。”利奥回答。汤姆不说话，直直地看着她，她哈哈大笑起来，“我想你可能累了，所以我就和离这里不远的一家日本餐馆打了招呼，他们将为我们做一些天妇罗，还有牛排和照烧三文鱼。我只要在我们准备吃之前的二十分钟打给他们就可以了——这样安排你可满意？”

汤姆顿时感到如释重负。不是他做的决定，不关他的事，真是太棒了。“无论你怎么决定都没有问题。”他瘫坐在沙发上，含着一抹愉悦的笑，低声说道。

 “今天很糟糕？”利奥问道。

 “混乱的一天，发生了太多事。”汤姆一边回答，一边拿起那杯倒好的酒，噘起嘴唇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正如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那个嗜血的丈夫潜逃了。我们没有对他实施正式监视，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似乎都还挺配合的，虽然有些不情愿，还撒了些谎。”

利奥听完什么也没说。不同于他见过的其他女人，她很少发表意见，除非他要她说。

 “好了，不要再说我了。你呢，我的小屋收拾得怎么样了？”

利奥端起自己的那杯酒，轻轻抿了一口，看起来有些茫然。“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着，微微蹙起了眉头，“他们好像翻过你的抽屉，但后来就没有再动过，我不知道你的抽屉是不是都收拾得很整洁。东西都乱七八糟的，我真正能说的只有这么多。不过他们完全没有理会屋子里的任何贵重物品。你有一幅漂亮的小抽象画——要是我没记错，是一位西班牙画家画的，是叫帕科还是别的什么来着？那个很好带走，但它依然在那里。”

汤姆耸了耸肩。“我猜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的价值吧。我哥哥杰克是一位收藏家，他收藏的大部分名画都被出售或捐赠给了美术馆。我特别喜欢这一幅，就把它留下了，不过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它值多少钱。”

“嗯，不管是哪种情况，反正很奇怪，他们居然没有把它从墙上扒下来。”利奥说，“所以就目前看来，我敢说他们什么也没拿走。他们将几箱子文件倒了出来，扔得满地板都是，不过那些都是杰克的箱子，不是你的。汤姆，杰克发生什么事了？你跟我说他死了,但你似乎一直都不大想谈起他。”

汤姆沉默了片刻。杰克。他们两个人中狂放不羁的那一个。他讨厌上学，总是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组装电脑，在汤姆想学习的时候将音量调到最大，听白蛇乐队和黑色安息日乐队的歌。要是你想用文字来描述杰克的本质是不可能的，因为和他一起的生活一直都充满色彩，从来没有乏味无趣的时候。

“你也知道他在互联网安防领域赚了一大笔钱，还把他的公司卖了一笔可观的数目，是不是？”

利奥点了点头。

“然后他就离开这里，买了一艘超级快艇，结果把小命弄丢了，这个又蠢又不负责任的混蛋。”汤姆喃喃地说完最后一句，便感觉喉咙发紧，于是端起酒杯灌了一大口。

 “意外是怎么发生的？”

 “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没有回来，我们便出动了一支搜救队去找他。 他们发现船倒扣在水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尸体。按海岸警卫队的说法，是被水给冲走了。制造商说他们没查出船有任何问题，因此它们最终认定这是一桩离奇事件。估计是他开得太快，在错误的角度被一个浪头打到之类的。”

利奥起身从桌上拿过酒瓶，帮汤姆添酒。他忍不住想，她看起来真美啊，上身是一件以白色为主的收腰外衣，衣服的一边有块大大的黑色矩形图案，下身是一件黑色紧身牛仔裤。他们真应该去外面走走，这样他就可以向全世界炫耀她了。

倒完酒，利奥在他的身边蜷缩着脚坐下，抓过他的手，握了一小会儿。

 “要我说,”她说道，“我现在就点菜，大概十五分钟之后去拿。你先放松一下。” 

放松听起来挺诱人的，但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开公文包，拿出文件夹。刚打开文件，利奥便俯身过来，温柔地在他右耳下方亲了一下。汤姆微微将头向她那边挪了挪，闭上了眼睛。

“你拿我们这儿的战斗英雄的照片做什么？”她突然满是不解地问道。

 “什么？”汤姆问，猛地一震，“你说什么？战斗英雄？”

“这是苏菲·邓肯啊，她是叫这个名字吧？你不记得了吗？有一个节目还是关于她的呢——呃，其实是关于阿富汗战争中的女英雄，而她是里面的重要角色。节目并不长，不过因为她是曼彻斯特人，所以我记得她。她在一次突发的爆炸事件还是其他什么事故中救了很多人，不是吗？”

汤姆举起了照片——就是在安格尔西岛的旅馆拍的那张，也是被埃文斯夫人指认为奥莉维亚·布鲁克斯那张。最后，汤姆终于想起以前在哪见过她了。当时他和利奥一起在某个不知名的卫星频道上看过这个节目，但那会儿他一直埋头忙着别的事情，只是偶尔瞟屏幕一眼。利奥是对的。

苏菲·邓肯。

看来他得找贝基谈谈了。就是现在。

31

伴着一声疲惫的呻吟，贝基一把推开键盘，伸伸胳膊放松，该回家了。今天令人焦头烂额，但不管怎么努力，她也找不出过去十四个小时内得到的众多情报之间的关联，也许她需要的是好好睡上一觉。

她把桌上的文件拢成一叠，从最底下的抽屉里抓起了包。就在这时，手机响了。“该死的。”她嘀咕着，“还有没有消停的时候？”

她一把抓起电话，转过屏幕来看看是谁打来的。如果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那他就可以滚一边去了。然而是汤姆。

听到他所说的话时，贝基感觉身上沉重的疲惫全都消失了。汤姆确定了旅馆里的那个女人的身份。这会是他们一直等待的那个突破口吗？希望一定要是啊，她向并不真正相信的上帝祈祷着。

苏菲·邓肯。

贝基倒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要查出她住在哪儿还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她是一名空军特种部队军官。

尼克还在专案室里转悠着，想让自己多出些力，这点倒是和小组里的其他人不同。他对事业野心勃勃，而非消极无望，所以贝基一查到苏菲的地址就立刻把他叫了过来，迫不及待地想和他人分享自己获得最新进展的激动。

“这个女人或许就能解开我们所有的谜团了。道格拉斯侦缉总督察说他会在苏菲家和我们会合，不过我不觉得我们此刻需要他。我们先看看邓肯上尉会怎么解释她冒充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行为，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打电话给上司。你没什么意见吧？”

尼克看上去无比兴奋。可怜的家伙，在星期日的晚上都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这点和贝基倒是有点儿像。她抓起钥匙，走出不透风的专案室，突然意识到自从离开伦敦后她还一个晚上都没有出去过，除了早些时候庆祝他们成功破获那起强奸案的那晚。那真的只是几天前的事吗？不管怎样，这个问题也是她亟待解决的。她要向前迈进，融入社交生活。

“准备好了吗？”她朝正在收拾东西的尼克大喊了一句。

他们开车穿城而过的时候，贝基已经把她认为应该问苏菲·邓肯的问题都过了一遍。“首先，我们要知道她为什么要冒充奥莉维亚·布鲁克斯，但我们也得知道她是否知道奥莉维亚的下落，还有那个晚上到底是谁来过。有可能是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比如苏菲的男朋友之类的，但我就是想知道。到时候你来做笔记，尼克，不过不要问任何问题。要是你感觉我漏了什么，就轻声告诉我，我可能是故意那么做的，所以到了那儿别莽撞，好吗？”

尼克迅速地点点头，那速度比正常的快了近二十倍。“好的，长官。”他说。唉，这小伙子还真是迫不及待。

当他们最终抵达苏菲家的时候，很失望地看到屋里是黑的。天还没有完全黑，还有一丝光线，但贝基希望看到的是此时已经有灯亮了起来。或许他们住在房子的后面吧。车道上停着两辆车，这是个好现象。

贝基将车停在路上，挡住大门。她不敢打包票说苏菲一定会试图逃跑，但是他们已经丢了罗伯特，她不想再跟丢任何人了。

她掏出了自己的警察证，随时准备出示，然后沿着车道往前走。尼克则大步走在她的身后，四下张望着，好像这是他第一次踏上郊区的街道。

她抓起门环用力敲了三下，没有听到任何回应。她又试着按了按门铃，听到里面响起了铃声，但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贝基将信箱的翻盖往上推了推，便清楚地看到了门厅的情形。那儿没人，但她看到了楼梯底部的电动滑道轮椅。这意味着，不管用它的是谁——她不知道苏菲的伤势有没有糟糕到要坐轮椅的地步——都必然是在楼下。

“尼克，去后面看看能不能得到点回应，行吗？不过别吓着她们，小心点。”

尼克消失在黑暗中，贝基则等候着，继续砰砰地敲门。

突然，有人快速向她跑来，跑动的声音打破了夜的静谧。“我们得到里面去，头儿，马上！”尼克没等贝基开口就伸出他那十二码的大脚，用尽全身力气朝前门踢了过去。门随之朝里飞去，这一脚力大无比，把门都弄坏了，上面的耶鲁锁完全变了形。尼克朝屋里跑去，贝基紧随其后，他踢开通往客厅的门，跪倒在地上的年轻女人身边。

只见她的手和脚都被绑在了椅子上，而她之前显然想方设法移动，将椅子弄翻在地，头险些撞在壁炉的金属炉围上。血液凝固在她裤子的外侧，贝基还以为她死了，但是当尼克伸手试探她的脉搏时，她却忽地睁开了乌黑的眼睛。“真是够慢的。快将这些见鬼的绳子从我身上解开，行吗？我妈还好吗？”

贝基慌忙扫视四周，并未发现这屋有其他人。

“在楼上——她下不来，要是那个混蛋伤了她……”

贝基没有留下来听苏菲·邓肯念叨她打算怎么报复袭击她的人。她跑到楼梯底部，抬头朝上望去，发现那儿有一个缩成一团的身影，便飞快地跑上楼，到达最上面一级台阶的时候跪了下来，伸手摸了摸躺在地毯上的老太太的颈部。

当她的手触碰到那个女人的时候，后者缩了缩身子。“放开我，你这个恶魔。”她张开干燥开裂的嘴唇说。

贝基将手机从口袋里抽了出来，一边拨号一边和她说话。“没事了，亲爱的。我叫贝基，是一个警官。你现在没事了，我帮你叫一辆救护车。”说完贝基轻声地对着电话请求援助。

挂断电话，贝基轻轻地用弓起的指背抚着老太太的脸颊。贝基不想搬动她，以防她身上有伤，而且对方似乎也并不觉得冷。栏杆上挂着一件外套，贝基小心翼翼地将它披到了老太太的肩膀上。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亲爱的？”贝基问道。

“苏菲在哪儿？那畜生对我家苏菲做了什么？”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一声大喊。“妈？你还好吗，妈？”贝基听到一阵奔跑声，或者说是跌跌撞撞的脚步声，便转过身去。只见苏菲踉跄着朝楼梯走来，一瘸一拐地，摔倒了又爬起来，吃力地拖着身子。尼克跟在一旁，想要扶着她。

“好粗的绳子，它们勒断了我的血管。天哪，快疼死我了。妈妈，你没事吧？”

“她没事，苏菲。”贝基回答道，“我已经叫救护车了。尼克，你能帮她们两个拿点水过来吗？”

“苏菲，到这儿来，亲爱的。”贝基身旁响起一阵虚弱的声音。

贝基慢慢地走到一边去，这样苏菲便可以挪上楼，坐到母亲身边。这时，贝基才看到苏菲的裤子上沾了许多血，她为苏菲这会儿还能动吃惊不已。

“噢，苏菲，他伤害你了吗？”母亲喃喃地问道。

“我才没那么容易被那个神经病伤到，妈妈。你是知道的。”苏菲狠狠地说，“倒是你，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不待在床上？”

“我想去找你。我本来想坐着滑下楼去的，可是在试着坐到地板上时摔倒了。我好担心你，但是我起不来。对不起，宝贝。”

贝基看到苏菲挣扎着说：“不管是谁的错，妈妈，都绝对不会是你的错。”说完她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脸。

“能告诉我这是谁干的吗，苏菲？”贝基接着问，“还有为什么？”

“好，我告诉你。就是那个疯狂的怪胎罗伯特·布鲁克斯。他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伤害我是一桩，伤害丽芙是一桩，但伤害我母亲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休想跑掉。别那样看我，如果那是你的母亲和最好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汤姆赶到医院的时候，贝基正坐在一把蓝色的硬塑料椅上，头向后仰着，靠在墙壁上。她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但现在离天亮还早。上前打扰她之前，他决定先到自动售货机那儿买几听可乐。这并不是他想喝的饮料，但他们需要来点咖啡因，而他敢肯定这里的咖啡都是便宜货，会被装在塑料杯里，太烫了不好拿。

他把贝基的那罐放到她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在另一边坐了下来，啪的一声打开了罐子。贝基坐直了身子，转过来对着他。

“你的在那里。”汤姆举着他的罐子指了指。

“多谢，希望它能让我清醒些。”她顿了顿，“其实，你知道你不必来的。我应付得来。”

汤姆缓缓地摇了摇头。“我到这儿来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处理不来，我来是因为三个孩子失踪了。两个人的脑袋总强过一个人的，对吧？”

 “对。”她轻声答道。

 “那，我们对苏菲·邓肯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目前来看情况不是很好。她不愿意离开母亲，一定要等母亲做完检查。而且医生想看看她的腿，罗伯特似乎把她伤得不轻。就我了解到的，她在炸弹爆炸中受的伤并没有完全缝合好，腿部必须接受更多的手术，而且伤口还血淋淋的。我们的朋友布鲁克斯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虽然我打赌她不会说他把她伤得有多重。在我看来，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你从她那儿问出什么了吗？”

“没有。她只告诉我们这一切是罗伯特·布鲁克斯干的，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我本打算去问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被医生赶了出来。这真的很恶劣，汤姆。他可不是在玩游戏，我告诉你，他就是个杀人犯大混蛋。”

汤姆靠在椅子上，双手搓着脸。真是一团糟。他们本该把罗伯特拘留起来，却没有这么做，而这都是他的错。但当时他们没有任何头绪，就算把罗伯特拘留了，他的律师也会立刻把他弄出去。尽管如此，汤姆依然忍不住想，他原本能够阻止这一切。

他看了看手表，觉得就这么坐着是在浪费时间。肯定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不过他得先找苏菲·邓肯谈谈。现在就挺合适的。

“你觉得她还要多长时间呢？”

“用不了太久。就在你来之前，医生出来告诉我就要给她缝合伤口了。”

汤姆的余光感觉到，一间粗看根本没有什么动静的急诊室里，有什么在动。一名医生朝他们走来，随后停了下来，面对着贝基。“鲁滨逊督察，你现在可以去找邓肯上尉聊聊了。她想回家，但我们让她留下来与你谈谈，我们也安排了她母亲晚上在这里过夜。我们把邓肯夫人留下是因为她血压升得很高，我们担心她对回家心怀恐惧，这可能会对她造成生命危险。我获准向你解释。邓肯上尉就在尽头的那间病房里，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医生笑了笑，看上去充满敬畏，“换成是我，绝不想当那个对她这么做的男人。”

贝基和汤姆起身朝医生指给他们看的那间病房走去，然后把帘子撩到一边，走了进去。

“苏菲，这位是侦缉总督察道格拉斯，他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案子中。”

苏菲在床上微微坐直身体，因为扯到身体的某个部位痛得脸部抽搐起来。

“你还好吗？”汤姆问道。

“好得不得了。你们想知道些什么？”

“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从罗伯特·布鲁克斯去你家开始讲起。”汤姆猜贝基已经知道其中一些事情，但从头开始听会更好一些。

“他来的时候我不在。那个王八蛋是从前门进来的，当时门上只有一把耶鲁电子锁，我敢打赌他一定是用信用卡或别的什么东西开门进去的。他走上楼，拿着一把瑞士军刀威胁我妈妈，把她吓了个半死，但他的目标是我。”

苏菲很平静，但她把嘴唇抿成了一条小缝，从她下巴的样子汤姆可以看出她正咬紧牙关。她双拳紧抓着床上的蓝色华夫格毯子，汤姆几乎可以听到她内心的愤怒在咝咝作响。

“听着，”她说话时双唇几乎没有张开，“我感觉糟透了，我们能不能尽快了结？拜托了。”

“没问题。苏菲，”汤姆说道，“现在你只要回答几个问题，然后我们就离开。我们明天会再联系你，可以吗？”

苏菲点了点头，略微将身子往后靠到枕头上。

“最重要的是你要告诉我们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和孩子们在哪里。”

“哦，该死的。我就知道你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都担心死他们了。”

汤姆看着她担忧的眼神，知道她说的是实话。“罗伯特袭击了你后就消失了。我们知道他在最后一次跟奥莉维亚通话的时间上撒了谎，你觉得他会不会伤害她或是孩子们？”

苏菲低头看着自己的那条腿，双手抓住大腿根。“你们都看到他能做出什么来了，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她把头微微转向汤姆，“也许有一个人比我更清楚她在哪里。如果你们能找到丹，就可以问问看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她建议道，“我曾试图联系他，但他一直没有接听手机。”

“丹？”汤姆问道，其实很清楚她说的是谁。

“丹纳什·贾罕德，多年前离开丽芙的那个人。嗯，他回来了，还想让她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但丽芙非常害怕要是让罗伯特发现了，会做出什么事来。”

汤姆看了看贝基。尽管苏菲看起来很不舒服，他们还是不能将这件事拖到明天。他回想起罗伯特听到贾罕德的名字时脸上那自鸣得意甚至是愉悦的表情。他知道这件事，汤姆心想。如果他知道，那对奥莉维亚意味着什么呢？

手机嗡嗡的响声粗暴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看了一眼屏幕，接起了电话。“不好意思，苏菲，这个电话可能很重要。”他走出了病房，“喂，琼博。你是有新的消息要告诉我吗？”

琼博低沉的声音在电话那头隆隆响起。“确实有，而且是你意想不到的，我的朋友。还记得现场的血迹吗？嗯，因为是帮你做事，我就找人行了些方便。我知道紧急任务通常都要在四十八小时内搞定，也知道你很担心奥莉维亚·布鲁克斯和孩子们，所以我们就对那些血迹进行了分析，结果出乎意料。”

汤姆等着听下文。

“从血迹的高度看，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成年人的，当然我们会对这一点进行验证。我知道大家都认为这是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血，但我们都错了，这是一个男人的血迹，身份尚未确定。”

汤姆感觉自己的脊柱像是被冰凉的手指从上向下划过似的，这种感觉他已经体验过很多次，但还是没法适应。

第三部 奥莉维亚

32

星期一

有人认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我要为争取自己的自由而战，而且是一场漫长艰难的战斗。

这场战斗始于罗伯特带走了我的孩子们。那天，他把我带到一个黑暗得我都想象不到的地方。我以为我已经经历了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走过了每一个黑暗的绝望地狱，但这一切都敌不过失去孩子们给我带来的恐惧，而这正是罗伯特想要的结果。那是一个警告，让我尝一尝不乖乖接受他的控制将会是什么滋味。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安稳地躺在床上睡觉了，罗伯特可能会带来的那些威胁像乌云一般笼罩着我。

我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他，但怎么才能做到呢？我已经没有钱了，也没有得到钱的途径。我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一旦他发现了我的想法，后果将不堪设想。

丹离开后的这几年并非都那么糟糕，但和他在一起的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的灵魂仿佛充满活力，就像是体内有气泡在往上冒，我变得活力四射。跟罗伯特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会有气泡，我却也甘愿接受沉静。丹离开之后，我父母又发生了那些事，平静和镇定似乎成了我正需要的东西，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开始意识到这些并不够。但这是在我完全明白过来之前——在我明白自己失去丹的原因之前。

我觉得体内仿佛潜伏着一种死寂感，它不断蚕食我内心的平静，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黑暗的空间，将一个本应储存情感的地方变成了真空。这种死寂感不断增强，穿透我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伸出黑暗的触须，抑制了我所有的自然反应。

罗伯特带走孩子们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我意识到我必须驱走这种死寂，让自己得到重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孩子们。我还要想办法用我那迟钝的大脑为自己陷入的可怕生活寻找一条出路。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出的每一个办法都漏洞百出。

我不能一走了之，我知道如果我这么做罗伯特会做出什么事来。而且他那么聪明，成功地让我的心智健康变得令人怀疑，在我们那个不断缩小的微小世界里，所有人都觉得没有罗伯特的帮助，我无法独立生活。在外界的人看来，他是在照顾我，对我有求必应。

可我想要的是自由。

既然贴在厨房墙壁上的日程表是用来帮助我的，那我为什么必须要写下跟其他人接触时的每一个举动呢？罗伯特说过，如果他出其不意地回到家里却发现我不在时，他需要知道我人在哪里。

可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身处牢笼，受人控制，被人监视。我知道他在监视我，他无法忍受我走出他的视线，只要想到我有朋友——即便只是学校里另一个孩子的母亲——都会让罗伯特表现出内心里最阴暗的一面，他要摧毁我的行动就会提升一个等级。

但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孩子们。罗伯特迷恋的重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对他而言，孩子们只是他的军械库里的另一个武器罢了。

从罗伯特带走孩子们的那一天起，我花了六个月试图找到逃走的办法，但我既没有钱也没有能力把我们几个人全部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我再次找到苏菲。从那一刻起，我又开始有了期盼。

我一方面在罗伯特面前保持之前一贯的形象，同时内心又充满了活力，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我做到了，我只能祈祷他永远找不到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哪里，连苏菲都不知道。苏菲尤其不能知道，她是我唯一的联系人。她知道的信息很多，但我不能告诉她我们在哪里，因为我了解罗伯特这个人。

我开始担心起苏菲。昨晚她本来要打电话给我，我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不像她。她从一开始就棒极了，如果没有她，我根本无法度过过去的那十八个月。而且她给了我一件珍贵的礼物。那天是我嫁给罗伯特后第一次去看她，她把丹纳什又带回了我身边。

“丹是爱你的，丽芙。”她说道，“不论发生了什么，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萨米尔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感觉非常愧疚。但他觉得他做的事情对他的弟弟而言是最好的。这些事都过去很久了，不管怎样，你现在有丈夫和三个孩子可以牵挂，把关于他们的一切都说给我听听。”

但我没法说给她听。那天我做不到。在听到关于丹的话之后我没法说。最重要的是，这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苏菲，多么喜欢有其他女性的陪伴，但我莫名其妙地与现实世界失去了联系，把自己孤立了起来。我答应苏菲会再来看她，她提出要拜访我们家，来看看孩子们，但我不能让这件事发生。罗伯特不会喜欢的。他从来没见过苏菲，但他会仅仅因为我爱她这个事实而讨厌她。

我等了几个星期，找到了一个机会，相当确定罗伯特不会在那个时间段检查我的行踪。他当时一直都在抱怨要做的一个展示演说，我知道那个演说什么时候进行。这大概给了我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自由时间——这在我的人生中是非常稀有的——在那少得可怜的几十分钟里，我觉得自己又恢复了呼吸。

我选了一些照片给苏菲看，然后驾车飞快地往她家开去。我计算好了往返时间，我们能在一起待四十分钟，这对我而言真是天大的福分。我没法提前告知她我要去——那样她的号码就会留在通话记录里，而罗伯特也会收到我的手机账单。所以我只能祈祷她在家，而她的确在。

贾兹两个月大之后，苏菲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知道她看到照片的时候会很惊讶我的女儿长成了一个如此美丽的七岁姑娘。如今贾兹已经快九岁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变得越来越漂亮。当然，苏菲从未见过我的两个儿子，他们俩都有一头闪亮的金发，足以让他们的姐姐那一头黑色的如丝秀发黯然失色——作为一家人，我们确实十分出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比利的头发被染成暗褐色，而弗雷迪的头发被剪得很短，看起来像是光头的原因。

苏菲想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事情：我和罗伯特是在哪里相识的，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我记得当时自己扮演了一位幸福妻子的角色，跟她说起我们拥有的一切，以及我们之间是多么的亲密。但我觉得她并没有被我糊弄。她一定知道哪里不对劲，因为我不太对劲。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这一点她看得出来。我已经不是丽芙了。

当她的眼神变得越来越敏锐时，我从包里摸出那些照片。

“上帝啊，她可真漂亮。”苏菲看到贾丝明的照片，尖叫起来，“她看起来很有异域风情，但基于她的遗传基因，这并不奇怪，对不对？我通常不这么说男人，但丹纳什长得确实很帅，不是吗？”我没有回话，只顾重新整理那些照片，先是比利的，然后是弗雷迪的。她花了必要的两分钟时间称赞了他们，但很显然，她更加感兴趣的是我在丹之后跟什么样的男人在一起。

“让我看一下他。别这样，别把你的武士藏在华丽的盔甲里。”这时她已经知道我和罗伯特是如何认识的。

我找出罗伯特和我少有的一张照片，是我们上次去度假的时候我让贾丝明用我的相机时她拍下的。苏菲看着那张照片大笑了起来，接着我感觉到她的表情虽没有什么变化，笑容却变得勉强起来。

“再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认识罗伯特的。”她问我的时候并没有抬起眼睛来看我。

于是我又跟她说了一遍我和罗伯特认识的经过，尽管我已经解释了罗伯特是怎么成了买下我公寓的人，以及在我的世界轰然倒塌时他又是如何拯救了我，他是多么善良。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现在我过得不开心并不影响我们当时的快乐。

“他是在哪里上的大学？”她问道。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但我还是告诉她是曼彻斯特大学，跟我们一样。

“在那之前你从来没见过他吗？”她问道。我开始担心起来。苏菲是怎么了？她把照片递给我，俯身握起我的双手，看着我的眼睛，这是她看到那张照片后第一次看我的眼睛。“你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大学里面的那些男生是多么爱你吗？”她没等我回答又说道，“当时我很担心其中一个男生。他会在任何场合出现，只是在旁边看着。记得吗？我告诉过你，但当时你只是置之一笑，我当时叫他‘恐怖男’。”

我对这一段话感到莫名其妙，只能呆呆地看着苏菲，我肯定她能看出我的困惑。

“在他买下你的公寓之前，你可能根本不会看他一眼。但我可以跟你保证，他之前是见过你的，起码见过上千次了。他完全知道你是谁。”

“我跟你发誓，我们之前从未见过面。不然我会记得的。”

“丽芙，这个人曾经到处跟踪你。当时你根本不相信我，但你到了哪里，他就会跟到哪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罗伯特……他就是那个恐怖男。”

33

罗伯特·布鲁克斯躺在褪了色的桃红色灯芯绒床单上，环视这个肮脏的房间。他从未想过会走到这一步——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而躲在曼彻斯特一条小街上的一家肮脏旅馆里。但他别无选择，他不能再使用自己的信用卡，他要找一个可以付现金的地方。

他已经跑遍了所有银行，取出了每张卡里可取的最大限额。他的金卡容许他取出七百五十英镑，虽然他想从白金账户上取出更多来——奥莉维亚根本不知道这个账户的存在——但被限制在同样的额度内。他还从两张信用卡上取出了所有能用的钱，于是他大概有了两千五百英镑可以用来继续逃亡。他还去了趟办公室，用别人的名字领用了一辆公用车。他只希望至少在几天时间内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幸运的话，他叫出租车的小把戏也可能会占用一定的警力资源。他们真的相信他会傻到从住处用电话叫出租车吗？他给一家出租车公司打完假电话后，就走去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去了最近的一家超市，用那里的公共电话打给了另一家出租车公司。

他要做的另一件事是丢掉自己的手机。他的思维变得十分混乱，以至于记不起来警方是否可以仅通过SIM卡追踪到自己，还是要通过手机来追踪。他曾经读过的文章里说，在美国，即便手机处于关机的状态，当局也可以通过打开手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他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险犯错。往超市走的时候，他取出了SIM卡，丢进路边的下水道洞里。尽管非常心疼，他还是绕到商铺后面，把那部崭新的苹果手机踩得粉碎。他把那些碎片丢进了屠宰场后面的大垃圾箱里，毫无疑问，那些碎片会混进动物尸体和内脏当中，没有人会去那里翻找。

出租车把他送到办公室外，他以别人的名义领用了一辆车，没有人知道他的办公桌抽屉里还藏着一部苹果平板电脑，他拿走了那部平板电脑，马上就开始搜索苏菲·邓肯这个人。她和奥莉维亚上大学的时候形影不离，直到贾罕德出现，并跟她们走到一起。

在丹纳什之前，奥莉维亚还有过其他男朋友，但都不是认真的，罗伯特知道他只需要等待时机。他一直在观察，等待。从他第一次在酒吧里看到奥莉维亚因为一两个笑话而欢笑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要得到她，那种感觉仿佛房间里其他人都褪成了浅灰色，只有奥莉维亚在房间中央散发出夺目的光亮和无限的活力。一直以来他就是这么看她的——一直视她为中心——直到苏菲这个贱人让他无法靠近她。

他绞尽脑汁回忆着他所知道的关于苏菲的所有信息。他曾经专门调查过奥莉维亚的朋友，苏菲在他的调查名单中排在首位。大约九年前她就被摆平了，他没有费多大劲就把她赶出了奥莉维亚的生活。她必须离开，奥莉维亚必须依靠他，而不是那些随随便便就交到的朋友，他们不能像他一样好好照料她。她们是怎么重新联系上的呢？一定是他粗心大意了，但他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么多年来有一件事他的确还记得，那就是苏菲母亲的住处，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运气这么好，那位可爱的邓肯夫人——必须说是在一定的压力之下——告诉他她的女儿目前就住在这里，并且很快就会回来。

但苏菲那个贱人什么也没告诉他，什么也没有说。接着他就有点操之过急，做得过头了点。他急切地想把她扇醒过来，但她在晕过去之前只是不停地尖叫，他不知道邻居会不会已经报了警，只好离开。

从看到苏菲的照片出现在埃文斯夫人的布告栏上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奥莉维亚已经摆脱了他的操控，不论她去了哪里，都不会再回来了。但他还不愿意跟警方交代这件事。必须要找到她，她必须回到她该回的地方，回到他的身边。

他已经非常明白地告诉过她，如果她胆敢离开将会是什么后果，他也肯定她听懂了自己的每一句话，以及每一句话里的微妙之处。他曾经为了得到她煞费苦心，她将会为对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要让她承受什么样的痛苦，来偿还她带给他的折磨。

34

前一天晚上琼博带来的消息把汤姆要跟苏菲面谈的所有计划全盘打乱。挂断电话走回病房的时候，他看出苏菲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新的灰暗的颜色，双眼因发烧而闪烁着光亮。有那么一瞬间，他怀疑虽然他走开了，是不是还是让苏菲听到了琼博那低沉洪亮的声音，但那样她得有异常灵敏的听力才行。他知道如果不给她一个休息的机会，他们不可能从她嘴里得到任何其他信息。

当然，他得把听到的消息告诉贝基。“这也许不能说明什么。”她说，“他可能杀死了另一个可怜的家伙。”但这个消息还是打击了她的自信心，汤姆感觉他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他们希望苏菲可以告诉他们更多信息，给他们提供一点线索去了解奥莉维亚和孩子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苏菲今天早上给他们开门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宿未眠的样子，于是贝基主动去给她沏茶、烤面包，汤姆则开始对她问话。他观察着苏菲，看着她走向客厅的那两张沙发，小心翼翼地弯下身子，坐到其中一张上。很显然，那条腿让她痛不欲生。

“罗伯特·布鲁克斯为什么会闯进你家并伤害你，苏菲？他想要什么？”

“也许跟你们想要的一样。他想知道丽芙的下落，还有为什么在安格尔西岛的人是我而不是她。他想知道我身边的那些孩子是谁的——但他们与整件事并不相干。我决不会告诉他，鬼才知道他接下来会干出什么事来。也许他会跟踪孩子们，就像他们知道些什么似的。他们不是丽芙的孩子，他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丽芙很怕孩子们离开她的视线，为了防止他有什么阴谋计划，即便是我，她也不能把孩子们放心交托。”

“你说的‘阴谋计划’是什么意思？”汤姆觉得这个用词非常奇怪。

“你知道罗伯特·布鲁克斯的全部屁事吧？”苏菲摇了摇头，鼻孔张开，上唇向上翘起，“他是我见过的最蛮横霸道、控制欲最强、最混蛋的家伙。依我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是一个怪胎。”

过道的门被推开了，贝基托着托盘走了进来。

“我们再回过头说说你为什么要假扮成奥莉维亚，好吗？”汤姆很清楚苏菲想把罗伯特痛骂一顿，但他现在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她必须要离开，去一个他完全不知道的地方。她都想好了逃跑路线，我非常乐意帮助她。本来应该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在安格尔西岛的人是我，我想我把这件事彻底搞砸了。”

“她害怕什么，苏菲？她觉得罗伯特会对她做什么？”贝基一边把茶和面包放在苏菲身旁的小桌子上，一边问道。

“你觉得呢？听着，伙计们，她想要离开罗伯特，但是他精神有问题，他决不会让丽芙离开，绝对不会。所以我在帮助她。我会一直帮助她，还会向上帝祈祷，希望他永远也找不到她。”

“那奥莉维亚现在在哪里？”汤姆问道，“她找到的藏身处在哪里？”

苏菲摇了摇头。“我昨晚已经告诉过你了，我真的不知道。她决不会告诉我的，我想是为了防止罗伯特从我这里得知她身在何处吧。这并不是说我知道的话就会告诉他，我曾经遇见过比他更可怕的恶霸。”

苏菲放松下来，交叉起双臂。贝基发出一声恼怒的叹气声。“你一定知道些什么，苏菲。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只是想找到她，确定她和孩子们都安然无恙。”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以前都是我在假期的时候掩护她，她到了周末才回来。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我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通常都会来一个交接会——那时候我就会把信用卡还回去，我必须使用那张信用卡，好让罗伯特看到上面有消费记录，比如家庭旅馆的消费记录之类——但这一次没有。她坚持要让我知道得越少越好。如果我不同意这么做，她就不让我帮她。”

汤姆看着贝基。他们毫无进展。苏菲要么就是确实不知道，要么就是一个演技绝佳的演员。从她的背景来看，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他没法判断。

“你收到过她的消息吗？”汤姆问道。

“没有，我很担心。如果罗伯特探出她的计划，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汤姆也是这么想的。“跟我说说丹。他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苏菲轻轻摇了摇头。“我记不清楚了。我想是去年的某一天吧。”

“他当初为什么要离开，你知道吗？”他问道。

苏菲在沙发上挪来挪去，试图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但因为疼痛而把脸绷得紧紧的。“我只知道跟他哥哥萨米尔有关。我并不知道事情的全部，但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萨米尔来拜访，试图劝说丹回伊朗去，丹拒绝了，事情似乎就这么定下来了。后来丽芙怀孕了，所以即使丹对家庭的愧疚感已经占了上风，他还是不能离开。但丹和丽芙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丽芙跟丹说了一些跟萨米尔有关的事情，第二天丹就走了。”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贝基问道，“我们要找他谈一谈。我试过拨打你给我的手机号码，但好像关机了。”

“你的推测能力跟我一样好。他到安格尔西岛来找我，我告诉他丽芙正努力想出最好的解决办法，但她得为孩子们着想。丹说自己已经受够了，要跟罗伯特摊牌，让他放丽芙走。”

“丹打算怎么与罗伯特对峙？”汤姆不喜欢苏菲刚才所说的话给人的感觉。

苏菲闭了一会儿眼睛，把头埋到胸口。“那也是我的错。我知道罗伯特住在纽卡斯尔哪里。丽芙一直都会将他的行踪告知我，以防发生什么意外之类，特别是在她没有待在应该待的地方的情况下。我把那家酒店的电话给了丹，他打了电话给罗伯特。他说打算让罗伯特在家里和他见面……我记不清细节了，应该是上周的某个晚上。”

“他打通电话了吗？”

苏菲点了点头。

“罗伯特怎么说？”

苏菲恼羞成怒地叹了一口气，在汤姆看来那声叹息显得很夸张，没法确定那是因为他们问的问题，还是因为丹坚持要和罗伯特见面那件事。“我不知道。我觉得丹简直太愚蠢了，我不想再掺和下去了。他正准备跟我说，我已经昏昏欲睡，就直接用枕头盖住头，让他滚开。”

苏菲耸起肩膀，伸出双手，高高举起手掌。她漠不关心和明显缺乏兴趣的做法在汤姆看来不像是真的，但至少他们可以跟酒店核实，看看罗伯特是否接听过什么电话。

“你知道他是在什么时间打的电话吗，苏菲？”

“我只知道是很晚的时候。他用的是我的电话，因为他的电话没电了，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查一下最近的通话记录，我从来不删东西。手机就在我包里，去看一下。”

苏菲指着她放在地板上的包，汤姆拿起递给她，但她只是挥动了一下手臂，汤姆理解那意思是“直接把那该死的东西从包里拿出来”，于是他照做了。

他知道丹从上周二开始在安格尔西岛的家庭旅馆待了一周，于是在苏菲点头同意后开始翻找她的通话记录。纽卡斯尔的区号是○一九一，他很快就找到一个号码，希望那就是他想找的。他把号码记了下来，把电话放回苏菲的包里。

在查通话记录的时候，他希望能看到“丽芙”这个名字跳出来，但运气不佳。

“多谢你的帮助。”汤姆说，“如果你想到别的什么，请给我或贝基打电话。”汤姆站起身，递上自己的名片，然后停住了，“最后一个问题。看起来你很清楚罗伯特·布鲁克斯的行动，你觉得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他会尽力找到她，我觉得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是否直视过痴迷，总督察？除去常态的面具，它就像是一条潜伏在皮肤下的丑陋、扭曲的蛇，带着挫败感蠕动着，直到控制住它想得到的目标。”

35

罗伯特已经记不起上一次入睡是什么时候了，但最后他还是被疲惫打败，迷迷糊糊地睡了三十分钟。这一觉睡得很不安稳，他做了很多梦，全是过去的一些画面，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所有画面都消失在尘埃中，但还是留下了一点东西——那些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事情。

脑海中闪现出一个画面：周五晚上，他到外面的车上去拿手提箱，听到一个声音喊道：“罗伯特。”他转过身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在落日下背光站着，那一瞬间他还以为那个人是奥莉维亚。当然不是她。那个人是伊迪丝·普雷斯顿——可能是他最不想见到的人。她一定是站在窗口观察，等着他回来。他当时心烦意乱，根本没听进去她在说些什么，但突然他回想了起来。“我有点担心奥莉维亚，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她和孩子们了，后来周四一大早就看到了你的车，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但我起床的时候你又不见了。一切都还好吗，罗伯特？”她问道。当时他一直在想着怎么摆脱她，没空去回答她，甚至没有去思考她到底在说些什么，但现在他记起来了。

他侧身躺着，双腿蜷曲在胸口。她可能已经把这件事告诉警察了，他很肯定这一点。又增加了一个对他不利的证据。

你在哪里，奥莉维亚？你在搞什么名堂？罗伯特伸直双腿，从牛仔裤后袋里抓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他想读一读斯托克斯太太写来的信，看看能不能找出一点线索，好知道奥莉维亚在想什么。也许她在说要把孩子们带离学校的时候无意中说漏了点什么，但他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他往床头移动了一点，脑袋靠到满是油污的带衬垫的床头板上，然后把拇指伸到信封封口下面，扯开信封取出了四页信纸。

第一页是娜汀·斯托克斯的来信，内容是让他们重新考虑孩子们的学校教育问题。她指出孩子们的教育不仅仅在于学习知识，也包括他们的社会性发展，在她看来，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跟别的孩子接触。

一堆废话，罗伯特心想。也许她是对的，但这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接下来她继续讲了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发展。他真的无心看下去了。他们都知道弗雷迪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正如奥莉维亚说的，他才四岁，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孩子。比利可能是有点爱炫耀。他很肯定斯托克斯夫人说的是对的，他们俩都能从与其他孩子的接触中受益，但现在他根本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他正打算把那封信揉成一团丢掉的时候，看到了斯托克斯太太对贾丝明的评价：

最近，我们发现贾丝明变得不那么专心了。她一直是个肯下苦功夫做功课的孩子，但最近情况有点变糟了，一个例子就是她所做的有关二战的功课。复活节假期之后，她好像很高兴能在班级里站起来发言，告诉我们她所学到的关于避难者的信息。她说假期时家人出游所去的那个岛屿在二战期间人员全部被撤离了，连大人们都被强迫撤离。

老师温柔地指出孩子们不是从安格尔岛西撤离，而是被撤离到那里去，那个岛屿上满是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疏散过去的避难者，他们是来到了岛上，而不是离开那个岛屿。不幸的是，贾丝明变得非常沮丧。老师说她涨红了脸，叠起双臂，把头埋进去哭了起来。这个举动太不像以前的贾丝明了，我们都觉得很担心。我们最担心的不是她没能说出正确的历史事实，而是她过于在意自己的错误。我们很仔细地观察她，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事让她不开心，但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她好像不太愿意谈及在家里发生的事情。我们用尽办法也没能让她再次对假期的事畅所欲言。

罗伯特并没有分析自己孩子行为的习惯，但即便是他也看出了这件事完全不像是贾丝明的作为。她是一个吹毛求疵的孩子。他把信封放到床上，双手放到头下。她可能在想什么呢？贾丝明不可能弄错这个问题。他把苹果平板电脑拿过来打开，想一想，罗伯特，想一想。

“快点，快点。”他说出声来。为什么启动要这么长时间。当然了，这家破旅馆没有无线网络，他要依靠3G网络，这就更慢了。最后他终于打开了搜索引擎。

“二战期间的大撤离岛屿”他输入了这几个字。搜索结果出现在屏幕上，第一个搜出的结果是克里特岛，罗伯特排除了这一个。他们本来要去的是安格尔西岛，那就不可能跑去克里特岛，他们没有护照，而且那两个男孩也会说起飞行的经历。下一个搜素关键词是“被占领的海峡群岛”——这离家近了一点。根西岛撤走了所有的孩子，但也不可能是这一个，贾丝明也说到了大人。他继续看下去：“奥尔德尼岛当局没有跟英国政府直接沟通，建议撤离岛上全部人员，几乎所有人都撤离了。”

奥尔德尼岛，海峡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屿，是英法之间海域里的一个小点。但为什么听起来如此熟悉？

罗伯特把平板电脑放到床上，闭上眼睛努力回想几个星期之前一个傍晚的事情。当时贾丝明有点奇怪，那一天他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她表现得有点奇怪，他记不太清楚了。

是什么事情呢？他很确定是比利说了一些什么。他们当时在看一档野生动物的节目。罗伯特正在看报纸，当时比利突然说道：“看，贾兹，这是我们那个岛屿。”罗伯特抬头看了一眼电视屏幕，但很显然那不是“他们”的那个岛屿，沙滩上的沙子颜色太白了。

罗伯特猛地坐了起来，这就是不对劲的地方！他之前看安格尔西岛海滩上的沙子时，那些沙子颜色非常暗，一点也不像奥莉维亚用手提电脑上的摄像头给他展示的景象。他抬起膝盖，倾身向前，抱住双腿，把下巴靠了上去。那档节目讲的是什么呢，贾兹的反应又有什么不对劲呢？

他闭上眼睛，贾兹当时坐在他右边的沙发上，奥莉维亚坐在她的左边。当比利提到“我们的岛屿”时，他抬起眼睛看向电视屏幕，感觉贾丝明和她母亲互换了一个眼色，贾丝明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微微张开，但奥莉维亚轻轻推了她一下。他的目光从贾兹身上移到妻子身上。他记得妻子当时对他耳语了几句：“他是不是很可爱？他觉得每个岛屿都是安格尔西岛。也许我们要尽快带他去别的地方走走，让他知道还有别的沙滩，别的海岛。”他们当时还深情地对笑了一下，后来他就忘了这件事。直到如今。

那档节目到底讲的是什么鬼东西呢？该死的，当时他怎么就没有注意一下呢？不过是几个星期之前的事情。

他重新抓起平板电脑，登录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他确定当时看的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他们一般会在新闻播完之后打开电视。当时一定是工作日，因为最近的每一个周末他都在布置那个新露台，一直忙到天黑。他四处搜索那个节目，“找到了”，他说道，咧开嘴露出笑容。他找到那个节目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浏览当时的节目列表。罗伯特可以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扑通扑通地跳。他的手指徒劳地用力戳着屏幕，想要快点打开网页。

“就是这个——刺猬！”他怎么能忘了呢？弗雷迪还想要在花园里盖一个刺猬的窝呢，他依稀记得听到过他喋喋不休地跟奥莉维亚说这件事。

但这些并不是普通的刺猬，而是白色的刺猬。节目概要里提到，全英国能在野外找到这种刺猬的地方只有一个——奥尔德尼岛。

罗伯特把平板电脑推到一旁，双手枕在脑后躺了下去。他感觉丢掉了肩上的一个大包袱，心里一阵高兴。他知道她在哪里了。

今晚睡个好觉，亲爱的，因为到了明天，我就要去接你了。

36

当苏菲告诉我罗伯特的事情——他是谁，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怎么一直跟着我们的——这些话仿佛点亮了我脑子里的一盏灯。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了，一些可怕的想法进入了脑海，我不能让这些想法变得更强烈，因为我知道自己隐藏不了情感。

我原本真以为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来看我的公寓的那一天，在我的生活一片混乱的时候，他对我那么好。但原来一直以来他都认识我，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和丹纳什在一起的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苏菲跟我说有一个男人跟踪我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听进去呢？我以为是她在夸大其词，而我也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存在，我眼里只有丹。

苏菲的洞察力比我好多了。她会观察别人，对此有强烈的喜好，并打算好好利用这一点来帮助自己发展事业。我决不会在一个派对或俱乐部的人群中发现罗伯特，但苏菲可以注意到那些只盯着一个方向看的人。我当初真应该听她的。

直到现在我才相信她的话，直到现在我才懂得回顾当时，看到当时摆在面前的事实，要是我当时注意到就好了。我怎么能忘了那个从酒吧独自回家的夜晚？自从和丹搬进公寓同居之后，我就经常走那一段路，路过一个公园的时候，我看见里面的秋千正在轻轻摆动，那是一个寒冷无风的夜晚，我当时很肯定自己被人跟踪了。我可以感觉到有一双炽热的眼睛正盯着我的后颈，我开始跑，不顾一切地往家里跑去。

我很肯定跟踪我的人就在身后，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越来越靠近。当一个黑影从一棵树后面走出来抓住我的时候，我感觉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

那个人是丹。他回到家发现公寓里空无一人，于是出来找我。看到我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他就想去沿途查看每一条车道，看看跟踪我的人是不是藏在哪里。但我太害怕了，只想回家去。他在我身后的阴暗街道上没有发现任何人，最后我们就以为这完全是我的臆想。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晚上独自走回家过。

那个人会不会是罗伯特？或者也可能只是一个躲在公园树丛里的性变态。反正我是无从得知了。

罗伯特在我开始出售公寓的第一天就来看，这是不是巧合？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这完全就是他接近我的计划的一部分。

我已经在这个男人身边躺了几年了。他了解我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但一直以来，他都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当苏菲把她记得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之后，记忆如潮水一般涌上来，我开始认清事实。我觉得心里一阵憋闷，向上帝祈祷希望自己不要病倒——我无法停止去想我那两个漂亮幼小的儿子。我怎么能希望自己从未见过罗伯特呢？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出生了。

我要离开他。我们在一起的全部生活都是一个谎言，我的脑海里只剩下他对我的那些威胁。如果还有一线逃跑的希望，那我就要认真地计划，没有钱和自由的情况下，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但我们做到了。我们到了这里，我们安全了。谢天谢地。

这一年半真让人心惊胆战。我无时无刻不感到害怕。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演戏，但为了孩子们，我要学会。每一天都要面对罗伯特，跟他一起吃饭，喝同一瓶酒，一直都要表现得好像这个男人是我的救世主一样可真是糟透了，但那些夜晚……我不知道他抱着我、抚摸我还希望得到我的回应时，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感谢上帝，做爱的时候我坚持说喜欢关掉灯——自从发现卧室里藏了一个摄像头之后我就坚持这一点。我跟罗伯特解释我觉得这样更有情调。想到他会回放我们的动作，也许还会对我的表情进行分析，我就感到很恶心。我确信一点，如果他能回放，他一定会研究我脸上的表情，并发现少了点什么。

实际上，我总是忍不住哭泣。眼泪会不停地从眼里掉下来，要是让罗伯特感觉到我脸上的泪水，我就要假装这是愉悦的泪水。触摸他裸露的身体让我觉得反感，觉得他的皮肤是一张蛇皮，我无法将这个想法从脑海里抹去。

但我要让罗伯特相信我，让他以为他对孩子们做的小试验已经给了我一个教训，因为我敢肯定，只要让他窥见一点点我的真实想法，他就会第二次把孩子们从我身边带走，而这一次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7

罗伯特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已经做了调查，根据看到的资料，奥莉维亚选择的岛屿是一个和平安宁、犯罪率低的世界，那无疑是个非常适合她的地方。

他必须承认，她的这次逃离绝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一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计划。苏菲从去年十月开始就假装成奥莉维亚住在那家家庭旅馆里，而奥莉维亚一定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资金来源，没有钱她不可能做到这些。也许他根本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了解她。他从来不觉得她是一个狡猾的人，但显然他低估了她。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她对罗伯特的真面目一无所知，她只是看到了他想让她看到的那一小部分，也许现在该让她看看他的其余面目了。

她是他的妻子，是他生活的全部。没有她，他活着就没有意义。他也曾经明白地告诉过她，如果她胆敢动离开他的念头会是什么后果，但她还是这么做了。她违抗了他，对他不忠，欺骗了他。她必须受到惩罚。

他能感觉到血液上涌，他正在M6大道上驱车前往M40，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一个开着宝马老爷车的白痴将车急转向开到了他前面，他狂按喇叭来发泄攻击情绪，摇下窗户对那个司机粗暴地做着手势。他想要一脚踩下去，一举超过那个自以为是的混蛋，但是他不能这么做。现在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就是因为超速而被警察拦下来。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先开车去普尔，再搭乘渡轮前往根西岛。如果他可以直接乘坐飞机以最快的速度从曼彻斯特赶往奥莉维亚身边就好了，但坐飞机要贵得多，而且他很肯定警察已经让机场密切关注他的行踪了。在对苏菲做了那些事之后，他知道警察一定在搜寻他的下落。

当他重温把刀子插进苏菲大腿的愉悦感时，胃部的肌肉突然痉挛起来。他本来非常想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而杀了那个贱人，但他的目标是奥莉维亚，如果他成了全面追缉的对象，那就会威胁到他的计划。现在警察也会搜寻他，但不至于像追捕谋杀犯那样紧迫。至少他这么希望。

搭乘渡轮对罗伯特来说似乎风险小一点。他相信自己的护照只会被用来核对船票上的名字而不会被拿去扫描。他已经查过了，海峡群岛是英国领土的一部分，他只需要一个有照片的证件，因此他可能在不引起任何警觉的情况下就赶到奥莉维亚身边。

每当想起奥莉维亚的所作所为，他就咬牙切齿，觉得这一切很不公平。当她的父母被发现身亡的时候，他是那个照顾她的人，从那以后，他每一天都在照顾她。她怎么能把这一切都甩回到他脸上？

当然，他从一开始就要确保苏菲必须离开奥莉维亚的生活，她是个危险人物。他知道奥莉维亚的父母过世时她曾经来过信，因为他看见了英国军队的邮票。他销毁了那封信，以及后来又寄来的所有信件。奥莉维亚因为没有收到朋友的音信而伤心欲绝，那几个月里，她每周都给苏菲写信。但在她沉浸于悲痛的那些日子里，一开始她几乎没有出过家门，都是让罗伯特帮她去寄信。他因回忆起她对自己的信任而面露微笑，重温起她因为没有收到朋友的回音而抽泣时他抱住她的那种愉悦感，她说她生命中唯一值得信任的人就是他。他想要的就是那样的状态。

奥莉维亚和苏菲是怎么恢复友谊的？他怎么就忽略了这一点？苏菲是个刁蛮的贱人，他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讨厌她。她以为自己是谁？她看到过他在观察奥莉维亚，但没有法律禁止人们看漂亮女孩，不是吗？她是怎么称呼他来着？恐怖男。就是这个称呼。她给他制造了大麻烦，只要她在旁边，他就只能躲得远远的，但一直在等待时机，等待奥莉维亚需要他，准备好迎接他的时机。

有那么一个晚上，在大学的剧场里发生了一件事，让罗伯特下定决心要让苏菲为她的干预付出代价。当她们在为一个无聊的慈善哑剧做准备的时候罗伯特想偷拍一张奥莉维亚的照片，被苏菲抓了个正着。她冲到他面前，抓起他的衬衫前襟，把他的脸拉近。“滚开，恐怖男。在我把相机塞到你那小屁眼里之前带着它离开这里。离我的朋友远点。”

奥莉维亚冲着苏菲大喊：“发生什么事了，苏？你要做好准备了，亲爱的，几分钟后你就要上场了！”

罗伯特当时差点儿要杀了她。他几乎可以想象到苏菲的脖子被自己掐在手中，看着她的脸上出现斑驳的红块，让她窒息而亡。但还不是时候。那样奥莉维亚就会去丹那里寻求安慰，这是他无法忍受的。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做。苏菲又一次抓起他，愤怒地凑近他的脸，低声给他最后的警告，然后走回房间，把门口的软布帘拉了起来。他听见她说：“是那个变态，就是那个恐怖男。跟我来，丽芙。真的，你要看一看这个人是谁。”

奥莉维亚笑了起来。“好吧。下一次你再看到他，就指出来给我看。到时候我们一次性解决。”

“我真不敢相信你居然没有注意到他。听着，丽芙，你真的要小心一点，那个人有点不对劲。”苏菲回应道。

贱人。

从那以后，他就只好与奥莉维亚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还是可以偷窥她，有一个晚上甚至跟踪她回家，但后来那个神奇少年丹纳什在不恰当的时候从一棵树后面走了出来，罗伯特为了防止被发现，只好悄悄溜进了一扇开着的大门后。

他为自己伤害了苏菲而开心。她活该，因为她对他做了那些事。现在他把苏菲从脑海里抹去。他要集中精力想奥莉维亚的问题，那唯一值得他关注的人。

在前往普尔的一路上，罗伯特都在想计划。渡轮一抵达根西岛，他就要想好怎么去奥尔德尼岛。尽管搭船让旅途增加了三个小时的时间，但这看起来是最安全的选择。然后他就会找到她了，奥莉维亚将会大吃一惊。想到这点，他露出了微笑。她很聪明，但她低估了他。

一定有人知道她藏在哪里。把孩子们从学校带走是个高明的把戏，但他会从人最多的地方——城镇中心着手，如果那里有的话。或者他还可以去酒吧里头问一问，一定会有人知道。

你躲不掉我，奥莉维亚。

找到她之后呢？

他在两年前就清楚地告诉过她，如果她离开他会是什么后果。现在他要向她证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

38

苏菲和我秘密制订了我的逃跑计划。我看穿了罗伯特谋划的要把我紧紧绑在他身边的每一个阴谋，也知道了他用来密切监视我一举一动的所有方法。我不能忽视他的全面计划中的任何一个部分，我不能冒险。有时候我必须让他觉得我看起来傻乎乎的，我知道他想做什么，但不得不听之任之，否则他就会变本加厉。

他的第一个把戏是从学校下手，这个招数非常成功，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用。他答应我要去接孩子们，最后却没有去，就把孩子们丢在学校里，让他们觉得妈妈把他们给忘了。他把家里的固定电话转接到他的手机上，所以学校打电话来告知孩子们在等着被接回去时，他就可以拦截那个电话，故意不接。学校会认为我已经出了门，把孩子们给忘了，或者认为我可能没办法接听电话，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打电话给罗伯特，告诉他我没有去接孩子。

发生过一次之后，我就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但我有什么选择？如果我不顾一切地去了学校，他就会知道我明白了他玩的把戏，转而想出更可怕的招数来。孩子们是安全的，我很肯定他最后会去接他们，扮演起一个关心孩子的父亲和努力应对精神有点不正常的妻子的丈夫角色。

我非常清楚他会怎么玩，他会急匆匆跑到学校去跟老师道歉，故意表现得十分担忧，结结巴巴地说话，故意让别人认为我把自己的孩子们都给忘了，或者我有什么问题：酗酒、吸毒或是有点精神不正常。

他告诉娜汀·斯托克斯——学校的校长——他以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确认我记得去接孩子们，他会尽力确保这种事不再发生。他试图让我觉得我是出了问题的那个人，如果不是苏菲，我可能已经觉得他是对的。他会让我产生一阵子虚假的安全感，故意跟我说我做得很好，让我变得混乱，开始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正常，然后他会故技重施。

我知道他跟其他几个孩子的母亲交代过，让她们留心一下，以防我来接孩子的时候迷了路，或者我没有把三个孩子都接走，而是只接走了两个。他让我陷入艰难的处境。要不是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可能都不会知道这件事。他选的女人中有一个天生恶毒——所有女人都能辨别出这种人，但少有男人能做到。他所交代过的其他几位母亲即便有点怀疑，也都会用同情心来对我，而那个恶毒的女人等不及要冷嘲热讽，并用微微隐藏在甜言蜜语之中的古怪话语来摧毁我，虽然她会对我微笑，眼中却难以掩饰地透露出对别人显而易见的衰败表现出的愉悦光芒。

但我还是要配合他，即便是在他提出要我使用厨房墙壁上那张可怕的日程表时，我还赞同地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哪怕一个傻瓜都看得出来那张日程表不是为了提醒我该做什么，而是用来控制我的，这样如果罗伯特不打招呼就回到家里——有时候他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惊喜”——他就可以确切地知道我身在何处。当他在电话上按下1471查看最后打进电话来的人是谁的时候，他要确定我保留了每一个通话记录。否则，他就会产生怀疑。

还有那些摄像头。他把它们藏得很隐蔽，但还不够好。我一直都极度厌恶家务活，但还是做了，毕竟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而且我还做得很好。如果说我必须得生活在牢笼之中，那从方方面面来说这都是一个镀金的笼子。我的生活相对比较奢华，但没有自由，所以一旦我觉得自己要哭出来的时候，就会四肢跪地擦拭厨房的地板。如果静静坐着什么也不做，说真的，如果房间够干净，我就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我就会笼罩在一种沮丧和绝望的情绪之中，所以我就会立刻开始认真地擦拭那些家具。我对这座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缝隙都非常熟悉，也就是说这四面墙之内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秘密，甚至包括那间他锁起来的心爱的书房。但我再一次装傻扮痴，让他继续玩他的游戏，而我一直都在苏菲的帮助下策划逃跑。

离开那个房子比我想象的要简单。走廊和楼梯平台上都没有摄像头，还有——感谢上帝——孩子们的浴室里也没有。我们的套间里没有浴室，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隔几天就要洗一次很长时间的澡。我会走进卧室，假装要拿浴袍，把头发绾成一个包，从梳妆台选几样化妆品，就这样在摄像头里消失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会穿着浴袍重新出现，躺在床上看书，度过轻松惬意的完美一天。

但我不知道怎么成功地进行最后的逃脱，我自己名下一分钱也没有。我不能从家庭开销里拿钱，因为罗伯特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里。我要去赚点钱，而且要快速地赚到。

苏菲和我不太认真地想了很多点子，唯一坚决不做的就是卖淫。但多年以来我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这么做了——跟一个给我提供住所却不爱的男人上床。说真的，这有什么分别吗？

苏菲提出借给我钱——我的逃跑基金——但我要怎样偿还她？而且，她借的钱肯定也不够用。我需要足够多的钱来支撑我们熬到安全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段时间会有多长。

最后我们想出了一个有一线希望成功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危险，还极有可能不成功，但我总得做出尝试。我从苏菲那里借了五千英镑，全部用来投资做网商。我以前学过经济学，真是谢天谢地。我真的能通过这种方式赚到钱吗？我买了能买到的最小的手提电脑，把它藏在客房的毛毯箱子里，藏在我们为客人准备的所有寝具的最下面。这些寝具都还没有拆包，不太可能会被拿出来用，我知道罗伯特不会找到它们。苏菲早已用她惊人的广泛交际网络帮我建立了一个假的身份信息和一个银行账户，因为所有的交易都是在网上进行，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但一开始却不顺利。我的决策都是基于短期信息，没有真正做过前瞻考虑和计划，我意识到需要从整体上来考虑经济形势。通过运用学到的知识，加上自身的努力，我的决策开始成熟起来。一开始投进去的四千英镑顷刻间就化为乌有，但最终我还是找到了窍门。我开始平衡风险，情况渐渐有了起色，但钱差不多都用光了。害怕的心理又让我变得过于谨慎。我开始赚钱了，速度却太慢，于是苏菲又借了一万英镑给我。如果失败了，我可能永远也还不上这笔钱。我要赚到足够的钱用于逃跑，也要找到自信心，相信自己将来能继续赚钱，因为必须要让罗伯特永远都找不到我们。

如今我做到了。我自由了，感觉一直以来将我们的身体和思想紧紧束缚的夹具仿佛松开了。我晚上终于可以睡上安稳觉了，渐渐地不再每两三个小时就醒过来去查看孩子们是不是还在原来的地方，还是安全的，还在我的身边。现在已经过去两周了，我们很好地隐藏了行踪。孩子们都很好，他们很好地适应了海岛上的生活。现在我在家里教他们学习，但我希望不久以后他们就能和其他孩子一起去上学——等到他们习惯了新名字以后。

一开始当我让他们从书上、电视上选出他们最喜欢的角色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时，他们觉得很好玩。这些本是我们度假时用的名字，但他们坚持用了下来。现在比利成了本，弗雷迪成了乔治——这可能是最艰难的选择，但他才四岁，我觉得我们无须过分担心。贾兹成了金妮，她很想选择赫敏，但我让她从《哈利·波特》里另选一个名字，因为赫敏这个名字太容易被人记住了。金妮是罗恩·韦斯莱的妹妹，在贾兹眼里一定也是一个很酷的人物。我现在是林恩。我本来想选一个更有异国情调的名字，但林恩这个名字很简单，就像丽芙一样，用起来很自在。

也出现过几次孩子们在家里使用假名的危险情况，但罗伯特从来都对他们不太上心，他可能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孩子们正常的犯糊涂。还有一次奥尔德尼岛的刺猬出现在电视节目里，贾丝明脸上的恐惧表情明显露了马脚，真是可怜的孩子。但我觉得罗伯特应该没有注意到。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论我选择哪里作为我们的新家，我们都要在最后逃过去之前提前过去旅游一下。不论我们怎么改变外貌，如果一个女人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突然出现在那里，一定非常惹人注目，所以我们提前来旅行了两次，尽可能让别人看到我们。到最后警察不得不通报我们失踪的消息时，他们将找不到我们的照片，这里也没有人会觉得我们是新来的。

孩子们并没有问很多问题。比利——不，我应该叫他本——问我为什么要把我在新家里的卧室装修得跟曼彻斯特家里的卧室一模一样时，我不能告诉他实话，但也不想跟他们说谎，于是说这是为了让这栋房子更有家的感觉。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上个礼拜的七个晚上，我都要躺在床上，假装是在曼彻斯特的家里，跟罗伯特视频通话。我等不及要把这房间撕得粉碎，把每一个紫红色的垫子都换掉，这是我噩梦中经常出现的颜色。明天我就去弄一个大箱子，把每一件标志性的家具全都塞进去，让它们离开我的视线。

我甚至得把一个房间装扮得看起来足够平淡无奇，变成一间典型的家庭旅馆，里面必不可少地放着一对带图案的靠垫——颜色既不能太男性化，也不能太女性化，是一种很漂亮的淡蓝色——按照某一个特定的角度靠着枕头放着，床的后三分之一处放着匹配的床旗，上面高高地堆放着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干净毛巾。我知道跟罗伯特视频的时候，他会要求看看房间四周，透过窗户看外面的景色，幸亏我能给他看看一长溜沙滩。这里没有东西会让他觉得我是在安格尔西岛之外的其他地方，甚至连一辆雪糕车都没有，只有一段长长的明亮的白色沙滩。他要确保每一件东西都是它应有的样子，我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伪装地点。罗伯特从来没去过凯迈斯海湾（位于安格尔西岛北部。），他看不出差别。

孩子们不敢相信会这么幸运地每天都生活在离沙滩这么近的地方，而不是仅仅在假期才可以这样，这一点让他们把其他所有事情都抛之脑后。他们可以享受三到四个月这样的时光，直到冬日让一切都黯然失色，也许到时候我就可以把他们送去学校了，但目前我还不知道。只要有罗伯特在地球上存在，我就不敢确定我们是安全的，因为他明确地表示过，他没有准备好过没有我的生活。

但是目前，我觉得很安全。没有什么会指引他来到我们身边，渐渐地我开始放松下来。

39

“丽芙？哦，感谢上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听到你的声音真是让我放心了。”苏菲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屏着呼吸。

“你还好吗，苏？”丽芙问道，“我很担心你。你一直都很准时，我都快要打电话给你了，但我不确定这样做是不是安全。你还好吗？你妈妈还好吗？我还以为她又摔了一跤还是怎么了。”

丽芙开始漫无边际地聊起来，苏菲知道要让她停下来，但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发生的事情。感谢上帝，苏菲在把买来的东西拆包的时候把那部特别的现买现付的手机——苏菲叫它“丽芙手机”——留在了车上。罗伯特还未把他肮脏的手伸向那部手机。

“听着，我不想让你恐慌，但他来过这里。罗伯特。那个混蛋来过这里，就他妈的在我家里。”苏菲简直想踢自己。她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如此愤怒。本打算要心平气和，但一提到罗伯特的名字，怒火和憎恨就爆发了出来。她听到了一声喘息，意识到自己刚才真是太愚蠢了。丽芙有这么多事需要担忧，她根本没必要增加丽芙的苦恼。

“哦，苏菲，不！上帝啊。我真是太抱歉了。他说了什么？”

她要怎么告诉丽芙关键不在于他说了什么？“他不会放弃的，丽芙。我很抱歉，但你要相信我。他发了疯，非常愤怒，几乎要气愤到口吐白沫了。听着，如果可以，我不会拿这件事来烦你，他会竭尽全力去找你。你确定你现在安全吗？”

“不要管我，你怎么样？他伤到你了吗？你妈妈还好吗？请告诉我罗伯特有没有伤到她。真对不起。我不想让你承受这一切。”

苏菲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抽泣声，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该死的。“我妈没事。不要担心，我们都很好。但是丽芙，你确定你是安全的吗？”

“我想是吧，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找到我这里来。在家里的时候只出了一个小纰漏，但罗伯特没有太在意。我们会好好的。但我担心的是你。罗伯特到底是怎么找到你的？他怎么会去找你？”

“听着，我要你冷静下来，因为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首先，孩子们在哪里？他们还好吗？”苏菲问道。

“他们很好。实际上，他们过得非常开心。”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苏菲几乎可以感觉到她的朋友正努力冷静下来，“他们在沙滩上玩耍。我正坐在沙丘边的凳子上看着他们。如果不是因为其他事，我会觉得自己生活在天堂。我只要看一会儿海浪，听着它们温柔快速地涌上海岸的声音，就会重新平静下来。它是神奇的催眠剂。”

苏菲放心了。显然丽芙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是最重要的。

“那你不要在我面前睡着了。我要告诉你发生的一切。首先，罗伯特知道住在家庭旅馆里的人是我。”苏菲停下来等着丽芙爆发出喊声。

“哦。”她就只说了这一句。苏菲等着看她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说的，但她似乎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才重新整理好思绪，“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丽芙说话时非常平静，本不应该这样的。

“我觉得我已经想明白了。当时那里住了一对可怕的夫妇，那个女的从来没让她那部讨厌的照相机离开过她粗短的手，有几天时间我一直在躲避那个蠢婆娘。但我才从前门出来，就碰到了她。我马上转过身，但显然她已经拍下了我的样子。她还把照片拿回家庭旅馆给埃文斯夫人看了。上帝啊，我真是太愚蠢了，我当时就应该夺过照相机丢进海里去。真对不起，丽芙。”苏菲不禁觉得是自己辜负了丽芙。

“苏菲，亲爱的，请不要为任何事道歉。你一直都很棒，你为我做的比任何人都要多。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你那恐怖的丈夫打了个电话来。”苏菲把剩下的事情告诉丽芙，只字未提被绑在椅子上和被刀子刺伤的事情。丽芙一言不发地听着。“最后，他问我你在哪里。”

“你说了什么？”丽芙平静地回应道。

她不能告诉丽芙当时她失去了知觉，就算她知道也不能回答他。“嗯，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不是吗？所以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你做了个正确的决定。我是不会告诉他的，但我真的一无所知是最好的。”苏菲停了下来，准备解释警察的事情。但在她开口之前，丽芙说话了。“但他是怎么知道你住在哪里的，苏菲？”苏菲叹了一口气。丽芙还是没能完全明白罗伯特原先对她痴迷到了什么程度，尽管从那以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丽芙，听我说，罗伯特不仅仅是一个多年前暗恋过你的人这么简单。他当时就和现在一样痴狂。你和我一起来看过我妈妈很多次，罗伯特那样的人，很可能跟踪了你，监视你。他肯定会这么做。所以他肯定清楚我妈妈住在哪里。他可能不知道我会在这里，但他知道我妈妈会知道我在哪里——我想他刚好走了好运。”

“但他知道你在安格尔西岛的时候有人去拜访你了吗？”

“知道，那跟我们计划的一样。当然，住在那里的人是我而不是你，所以结果跟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我也不得不跟警察交代。他们通过照片找到了我，但我想我处理得还算妥当。”

“没事的，苏。我们都知道他们会来寻找我和孩子们。他们说了什么？”

苏菲回想着她和警察的对话，确保自己没有说漏嘴提到医院的事。

“他们有没有问你访客的事？”

“有，当然问了。”

“你跟他们是怎么说的？我需要知道这一点。”

“我告诉他们那个人是丹。”

40

把奥尔德尼岛作为我的藏身之处纯属偶然。我要找一个海岛，因为我要让孩子们——至少是让比利和弗雷迪——相信我们还是在安格尔西岛上。这么做有点傻，真的，因为安格尔西岛太大了，我都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知道那是一个海岛，但我亢奋的头脑就是这么想的。而且海岛有它的安全之处，特别是在一个没有汽车轮渡服务的海岛上。四周被海水包围，感觉就像是大海正在保护我们免受伤害。前一分钟海水还在温暖的阳光下静静地闪着微光，后一分钟它就可能狂怒起来，像是要挡开进攻者。

我知道没法在身在何处这个问题上糊弄贾兹，但我想出了一种解释，应该可以让她满意。自从罗伯特两年前把她和儿子们从我身边带走之后，我跟她说了很多关于她亲生父亲的事。我想让她知道自己的另一半生活——她的父亲曾经深爱的另一种文化。我了解到贾兹编造了关于丹纳什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就像他还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仿佛某一天她就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似的。这让我很担心。不论我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我都要让贾兹明白她父亲的情况。我要教她认识他，让她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为什么不能跟我们在一起。当然我不会把所有事都告诉她，她年纪还太小，不能接受残酷的现实。

我要用恰当的方式向她解释我们为什么待在奥尔德尼岛，好让她保守这个秘密。我告诉她我们将要去一个新的海岛度假——一个我和她的父亲以前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去过的地方，但她不能跟任何人说。她知道如果罗伯特在，她就不能谈及她的父亲。她曾经试过一两次，罗伯特暴怒，大喊道他才是她的父亲，是花钱养她的那个人，是她唯一的父亲，她最好要相信这一点。

经过那些事后，贾兹再也没有在罗伯特面前提到过她的亲生父亲。我告诉她我们就要来这里——来到奥尔德尼岛上——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忆跟她父亲有关的事情，我在这里拥有和他最美好的回忆。

我不得不羞愧地说这是一个谎言。我很不愿对挚爱的女儿说谎，但贾丝明已经识字了，她知道奥尔德尼不是安格尔西，但愿这两个词足够相像，可以骗过我的两个儿子。比利六岁了，但阅读能力并不好，学校还说明年要测试一下他是不是有阅读障碍。

是的，我说谎了，但这些谎言不仅对我，而且对我的孩子们来说都是必要的，特别是对我的孩子们来说很有必要。

我要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交通。我们不能坐飞机，那样男孩子们会非常兴奋，一定会告诉罗伯特。所以我们要一路开车到普尔，在那里下车去乘坐我已经包租下来的船。当然，罗伯特会检查我的里程表，他每周都会这么做，普尔也比安格尔西远得多，但我都成功地编了故事来解释多出来的里程数。我甚至把孩子们带到奥尔德尼岛上的一个废弃的堡垒，告诉他们那就是卡那封城堡。我觉得罗伯特没去过那里，所以如果我们回去的时候孩子们的描述有点离谱，就算他认真听了也不会注意到，但他一定知道从家庭旅馆往返卡那封城堡至少有一百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孩子们意识到旅途变得久了一些，但罗伯特知道凯迈斯海湾比莫伊尔弗雷要远，当男孩子们说路途上花了老长老长的时间时，罗伯特就把它归结为是“我们快到了吗”综合征，而没有过多去在意。

坐船比较难以解释，但比乘坐飞机要容易解释得多。我查了安格尔西岛周围的游船信息，结果比我起先担忧的要好得多。和罗伯特视频聊天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的旅程告诉了他，这样当我们回到家里，孩子们提到海上旅行时，那就成了旧闻，罗伯特就直接不去理会了。

这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我们不能到了逃跑的那一天才出现在奥尔德尼岛上，我们要让大家觉得我们眼熟。为此，我们要混个脸熟。

多亏了苏菲，我拿到了用我的新名字林恩·梅多斯做出来的各种证件，其中包括一本护照。结果并没有那么困难，特别是在边境管制的检查中不必出示护照。

现在我相信我们真正的护照一定会被找到。我在想罗伯特会不会真的相信我去了伊朗？我希望如此，但他相信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警察会不会相信。

我们十月份第一次来这里之后，我就难以克制兴奋。我不想离开，只想加快一切行动，建立新生活，但我不能这么做。有太多事情需要计划，太多事情需要安排，而且要万无一失。

我找到了一栋正在招租的相当孤立的房子。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进进出出，没太多人去关心这个问题，事实证明这里一直都有很多人来往。房子就在沙滩边上，最棒的是，它给孩子们提供了现成的逃生通道。虽然我相信我们用不上，但这给了我额外的安全感。

在十月和复活节的两次旅行中，我都确保我们尽可能暴露在大家的视野中。当然，在三个孩子有足够自信使用他们的新名字之前，我要避免任何只有孩子们参加的活动。但我们参与了一些团队活动，比如复活节的寻找大鲨鱼彩蛋游戏，尽管孩子们更感兴趣的是去找各种巧克力制品而不是真正的实物。我们还特意定期去逛主要的商业街，在拥挤的咖啡馆停下来喝杯饮料，选一张显眼的室外桌子，并对所有看向我们的人点头微笑致意。

现在，我们到了这里，可以放松了。我把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丢在了曼彻斯特，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们跟奥尔德尼岛联系起来。

41

“奥尔德尼岛？”汤姆吃惊地问道，“你凭什么觉得她在那里，吉尔？”

“还有奥尔德尼岛到底在哪里？”贝基补问道。

“那是海峡群岛众多小岛中的一个。”汤姆回答道，“如果我没记错，它应该是离法国最近的一个岛。你是怎么找到那里的？”他又问了一遍。

吉尔咂咂嘴，让人看了非常恼火。“我们能不能先说明一点，我没有说她就在那里。在上周三前，有人使用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电子邮箱回复罗伯特·布鲁克斯的视频通话请求，但这并不能说明那个人就是奥莉维亚本人，或者说她人还在那里。但是，你让我跟踪那个看起来像是她在使用的IP地址，你应该记得我告诉过你她很可能买了一个IP地址，而那是个假地址。”

汤姆咬牙切齿起来。他知道自己脾气不好，他需要的是回答，而不是演讲。“是的，我记得。”

“嗯，我联系上了那家公司，幸运的是，他们不是那种让你饱受煎熬才能了解到信息的难以沟通的公司。他们是为那些想要对普罗大众隐藏自身所在之处的人而不是罪犯提供服务的。”

汤姆想叫他继续说下去，但是忍住了。

“所以，他们确认了真正的IP地址，而那家网络服务供应商是位于根西岛的一家公司。我与他们取得联系，想要拿到使用者的实际地址，但是……”吉尔再一次为了制造效果而停顿了下来，“结果却发现她使用的是奥尔德尼岛机场的无线网络信号。”

汤姆觉得很失望，他们不能准确定位奥莉维亚的地址，但至少现在知道她身在何处，或者说她曾经去过什么地方。这个地址并不一定是唯一和不变的，又或者可能是另一个人曾经去过的地方，就像吉尔所说的那样。这看起来像是一大发现和一大突破，但可能不过是又一次徒劳无功的搜索。但愿他能甩掉自己的暴躁情绪，更加乐观地来看待他们的进展。

什么进展？汤姆可以感觉到找不到孩子下落的挫败感重重地压在自己身上，每一个看似完美的线索似乎都是死路一条。他们真正知道什么？

他们只确切地知道书房墙壁上的血迹不是奥莉维亚的，而是一个男人的，但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知。如果有人在那个房间遇害，他们不能就这样推测罗伯特·布鲁克斯是有罪的一方。但如果是他干的，他已经谋杀了一次……

没有发现尸体，但琼博认为在某个地方一定藏着一具尸体。现场有大量血迹，看到发光氨检测的照片时，汤姆非常震惊那血迹居然能溅得那么远。

他曾经和罗伯特·布鲁克斯一起站在那个房间里，却不知道在他身后，某个可怜家伙的鲜血溅满了整面墙。他觉得自己本应该知道的，本应该感觉到什么，但他又明白这是在空想。

按照琼博的论断，要么就是现场还有一具尸体，要么就是尸体已经被运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法医小组把布鲁克斯家里的两辆车都移走检测了，如果真有一具尸体被从现场带走，很可能是放在其中一辆车的后备厢甚至是后座上运走的，但这两种情况基本都不可能用那辆甲壳虫来完成。

贝基一脸困惑，显然她有些事情想不通。汤姆意识到自己已经有几分钟时间没有认真听吉尔讲话了，他正在思索如何搬运一具死尸。

“这不对啊。”贝基说道，“她在跟罗伯特用FaceTime视频通话的时候不可能在机场，那样他一定会知道她不在家里。他肯定能认出机场来吧。”

“我可以跟你保证，鲁滨逊督察，事实就是这样。我也不能确定他能否认出这个机场——那并不是一个繁忙的大都会。”吉尔说道，“我看过照片，但它看起来也不可能像是某人的卧室。”

汤姆觉得他要打断一下。“我们不能相信罗伯特·布鲁克斯说的任何话，而奥莉维亚上周并不在家里。我们唯一知道的事是根据他的通话记录显示，在周三之前一直有人接听他的视频通话，不论这个人是谁——不论是不是奥莉维亚——都是通过这个IP地址跟他联系的，奇怪的是这个地址让我们找到了奥尔德尼机场。但我倾向于同意贝基，如果那个人是奥莉维亚，她要在机场进行这些对话很困难。”

“相当困难。”吉尔回应道，“这正是我要做深入调查的原因。实际上这个无线网络信号可以在岛上的多个地方被接收到，因此人们可以一直使用它。她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太好了。”汤姆喃喃自语道。

“长官。”尼克站在贝基身后，手里挥舞着一张纸，“我听到你提到了奥尔德尼岛，我在维基百科上查了一下，岛上的居民不到两千人，如果她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到那里一定会非常抢眼，一定有人知道她身在何处。”

汤姆觉得内心不合理的暴躁情绪在小组成员的热情和乐观情绪面前消散了一些。“那好。我们要跟奥尔德尼岛的警方取得联系，让他们协助我们。把事情的背景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知道要认真处理这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罗伯特·布鲁克斯去了哪里。考虑到他对苏菲·邓肯和她母亲的所作所为，在他被囚禁起来之前，我们必须找到奥莉维亚以确保她的安全。”

贝基走向瑞安的办公桌去下达简要的指示，汤姆转过身去用带着歉意的微笑看着吉尔。“谢谢，吉尔，做得好。这个案子让我们大家都非常烦心。”吉尔扬起眉毛，那表情显然是在说“有一些人比其他人都要烦心”，这让汤姆感到一阵愧疚。他不想这么严厉，但他们怎么能知道了这么多，却什么都没弄清楚呢？除此之外，还有他那栋小屋的一堆问题，更不要提在利奥面前的挫败感。

最要不得的是，他的电话这时候响了起来。是菲利帕·斯坦利。

“见鬼去吧。”他低声抱怨了一句，并没有特别针对谁。他不想接这个电话，因为现在他的疑问要比答案更多，但至少奥尔德尼岛方面的进展能让菲利帕平静下来。

按下电话上的接听键时，他想到了他们需要做的其他事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罗伯特要怎样才能把奥莉维亚跟奥尔德尼岛联系起来，除非还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他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他们不应该只调查从英国出发的国际航班，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可能还要确认他是否搭乘了飞往海峡群岛的任意一趟航班。

他深吸了一口气，对着电话说：“你好，菲利帕。”

42

我经常觉得我上一辈子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这些可怕的事情才会发生在我身上。二十二岁前，我的生活看起来一帆风顺，很受父母疼爱，成绩很好，有一大堆朋友，喜欢的所有男孩好像也都很喜欢我。甚至到了大学，生活都是甜蜜的。我必须努力学习，但我很喜欢这样，也喜欢那段欢乐的时光。我想参与到所有活动中去，尽可能多地获取各种经历。我无所畏惧，没有什么让我烦恼。

发现怀上贾丝明确实不是计划的一部分，但丹纳什和我非常相爱，我们在大学里的最后两年根本无法分开。当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时，我以为余生将会幸福到永远。我当时的想法是有多么天真？

萨米尔从伊朗来到这里跟丹纳什谈起他的家庭责任时，情况开始变得糟糕。萨米尔是被父母派来说服丹的，让他回家去跟表妹结婚，那是他的父母一直在计划的事情。我害怕极了，不能失去丹，他对我来说就是全部。但我看得出他动摇了，不是因为他不爱我，而是因为他非常尊敬父母。我记得当他说要么失去我要么失去家庭时脸上呈现出的痛苦，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抉择。

我知道做出选择对他而言有多么艰难，但我没有帮他，反而火上浇油。我对他大吼大叫，跟他一一细数如果离开我他会失去的东西。他将会失去真爱，放弃在西部当工程师的生活——那是他一直以来最想要的——回到伊朗去。那也是一个他深爱的地方，但当时他已经做好了放弃它的准备，为了我。

我无法相信自己会那么做。萨米尔给丹带来了压力，而我当时正给他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我非常想得到他。

萨米尔利用了我的弱点。他奚落我的自私，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无知的小孩。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医生。我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从来都没有得不到的东西，那一次也下定决心不能失败。如果那个年轻的我可以看到现在的我变成什么样子，她会怎么想？

我不能失去丹，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来留住他。我试图让他嫉妒，甚至还利用他的亲哥哥，好让他意识到是多么爱我。萨米尔也假装配合我，直到后来他才告诉我那并不是因为被我吸引，而只是想向他的弟弟证明我是一个多么浅薄的人。我当时的行为正在把丹逼走，我心里明白，但就是无法收手。

我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说那是因为我陷入了爱河，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但现在我意识到一直以来一切都来得太轻而易举，我没有尝试过失败的滋味。

后来奇迹发生了。我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感觉像是一大胜利，但那并不是我原本的计划。即便是那个年轻幼稚的我，也知道试图说服丹留在身边是一回事，而故意用怀孕去逼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丹确实留在了我身边，我知道他会那么做。当我怀孕的事情被证实的时候，萨米尔已经回到伊朗向父母汇报情况了，我们一确认这个消息，丹就告诉了他，萨米尔只好接受了那种他无法控制的事情。我知道他会怎么想——是我计划了那一切，他会对我反感。但我不在乎。我赢了，至少我那么认为。

丹离开的那一天，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似乎结束了，要不是为了贾丝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丹陪着我生下了漂亮的女儿，看上去也一如既往地爱我，跟以前一样充满激情和关爱，但我还是经常看到他在思考该如何从家庭中自我流放出去。

我记得失去他的那一天的每一分钟发生的事情。那天是十一月六号，我把女儿带到外面，去感受“篝火之夜后的清晨”的特殊气氛，那是我儿时的记忆。每一年的那一天，黎明到来时似乎都伴随着萦绕在各家后花园里的无数篝火堆上的薄薄烟雾，熏烧了一夜的柴火飘起的烟让空气里弥漫着一层淡淡的雾气，木头燃烧过后的气味和烟花燃尽的淡淡味道让那一天充满了独特的香气。而在草坪上总是会发现惊喜——焰火的空壳，或者是别人丢在栅栏上的烧黑的仙女棒。

但那天我失望了。在那片城郊学生公寓区，那一天的拂晓跟平时一样，在草坪上发现的唯一新鲜事物就是一个空的啤酒罐，一定是有人前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丢弃的。我深吸一口气，跟平常的早晨一样，闻到的只有尾气和偶尔飘来的面包烤焦的气味。

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一天跟其他的日子绝不一样，那一天我的世界土崩瓦解了，因为那天晚上丹纳什没有回家，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现在我知道了真相。我知道了他离开的原因，伤痛却没有减轻。

在失去他后的那几个月，生活似乎糟糕到了极点。父母本来就不是很中意丹，他的失踪只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观点。他们的生活循规蹈矩。当我大声叫喊说他们从来都不理解丹对我的爱时，我看到妈妈吸着嘴唇望向爸爸，像是在说：“我们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并非不喜欢丹，只是不赞同他做我的“同居伴侣”，我的母亲是这么称呼他的。他们不认为跨国婚恋可以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是伊朗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穆斯林。至少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基督徒。

丹消失的时候，我曾认为宗教信仰给他带来了麻烦。也许他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被揪到一间废弃的仓库里遭到了毒打。但他离开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一条信息，说他很抱歉。警方追踪到手机信号在希斯罗机场，他在那里买了一张飞往澳大利亚的机票，而且是单程机票。

看来他不想要我了，也不想要他的家庭了。

尽管父母都不愿意认可我和丹的爱情，但还是竭尽所能来帮助我。他们知道我情绪十分低落，也很担心外孙女。我原以为已经适应了小宝贝的到来，在开头的两个月，我们就像其他年轻家庭一样幸福。是的，我很累，丹也很累，但我们并不在乎，那是我梦想的起点。丹消失之后，我努力把焦点放在贾兹的需要上，尽管我例行给她喂奶换尿布，但有时候我又累又乏，几乎没办法在晚上爬起来为她做这些事。

我别无选择，只能卖掉公寓跟父母一起住，这么做一点也不符合我理想中的生活，但我还能怎么办呢？每一天母亲那“要振作起来”的法令，或者是父亲那“情况还不算太糟”的声明都会把我逼疯，我知道这一点。我深爱父母，但他们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坎坷，一生都风平浪静。

我又一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如果当时我坚强一点，命运的幸运之轮可能已经重新转动起来，停到一个新的地方。但当时我很脆弱，做了一个简单的选择。

公寓挂出去的第一天就卖了出去。

买主是罗伯特·布鲁克斯。

43

一天又要结束了，这一天又是在仔细研究各种信息却一无所获中度过的。贝基变得越来越沮丧，她觉得他们已经仔细查看了所有材料，没有发现罗伯特·布鲁克斯的踪迹。

既然他把车子丢在车道上，那他一定乘坐了别的交通工具。他们早该猜到他那么聪明，是不会用家里的电话叫出租车的，但他们还是找到了那个出租车司机，不出所料，他说罗伯特预订了用车却没有出现。

贝基紧闭双唇，环抱双臂。这个男人正在让他们品尝挫败的滋味。她在证据板前来回踱步，试图找出某些联结点，但什么也没找到。他们知道罗伯特从所有银行卡上都取了钱，但他使用的自动取款机都位于曼彻斯特的中心地带，如果他还在那里，找他就会像大海捞针一般。

她也为苏菲·邓肯担心。这位年轻的军官坚持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还说她一点儿也不害怕罗伯特·布鲁克斯。“如果那混蛋敢再到我妈家里来，我就亲手结果了他”，对于这件事她就只说了那些。贝基喜欢她自信的风格，但鉴于她的腿已经成那样了，贝基只希望她再也不要见到罗伯特。她安排了一辆巡逻车不时地从苏菲家门前开过，却一点儿也没有把握那样做会不会起什么帮助。上一次罗伯特去苏菲家为非作歹，外面看起来就一切正常。

就在这时，瑞安朝贝基走来。贝基希望他能给这一天带来光明，但对此极度怀疑。

“我查看了所有能找到的去往奥尔德尼岛的交通方式。”他说道，“但这个清单并不详尽，因为显然一直都有小船从各个地方出现。那里有一个港湾，是著名的钓鱼地点，所以能有什么期望呢？如果有人选择租一条船……”瑞安耸了耸肩，翘起了上唇。

“人们抵达岛上后呢，没人检查他们的护照吗？”

“从英国过去不需要护照，长官。我查了法规了。”瑞安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等待贝基表扬他主动去查。

贝基看到瑞安因没有受到表扬而流露出的失望眼神，她必须要对这个男人再严厉一点。“你查到了什么？”

“从根西岛辖区之外任何地方去的人都要经过海关，但我也看到资料说主海港外面有抛锚泊船的地方，也许罗伯特会利用那一点。”

贝基屏住呼吸，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如果苏菲说得没错，罗伯特真的去找奥莉维亚了，这很可能就是抓住他的一个机会。

“好的，瑞安。跟所有从英国通往奥尔德尼岛沿线相关人员取得联系，告诉他们我们要找的人。现在还不确定罗伯特是否知道了他妻子的行踪，但我们不能仅因为苏菲·邓肯没有透露半点儿消息就推测他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找到。请你把网撒得越大越好。”她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你做得很好，瑞安。这里面有些信息很有用。”瑞安翘起一边嘴角，贝基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看穿了她试图抚慰他的心思。算了，管它呢。

她的脑海里闪过彼得·亨特的样子，想起迷上他的那一天的情形。当时他们正在调查一起十分棘手的谋杀案，通过翻阅证据、逐条梳理线索，她找到一条可能被他们忽略掉的关键信息。彼得走到她坐的地方，说了刚才她跟瑞安说的一模一样的话：“做得很好，贝基。这里面有些信息很有用。”他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后走开了，但拇指在她后颈裸露的皮肤上停留了一下，她确定那是个温柔抚摸的动作。之后她就一直在等待更多的小暗示，每一次他走进房间时她都会微微脸红，焦急地期待他是否会在她的桌边停留，再给她一个暗示。

哦，他手段很高明。她现在看出来了。当然，在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前不能贸然行事，于是就通过在这里碰一下她，在那里又对她笑一下的方式来挑逗她。有一次他给她递一叠文件夹的时候，甚至用手背摩擦她的胸部。

卑鄙小人。

贝基微微颤抖了一下，不敢相信自己上一分钟还陷入了爱河，短短几个月后却只剩下厌恶，她把思绪拉回到案子上来。

她焦急地等着奥尔德尼岛的警方回话，希望他们能提供些有用的信息。她明白当地警力不多的原因，那是一个几乎没有犯罪发生的岛屿。跟汤姆一样，得知房间墙壁上的血迹不是奥莉维亚的后，她松了一口气，尽管看起来另一个可怜的人在那里丧了命。在确定孩子们都安全之前，贝基不会感到放心，她的脑海里一直映着贾丝明的画里那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三个孩子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每次想到这里她都会打一个寒战。但他们没有任何发现，罗伯特没有其他房产，这个案子中也没有其他嫌疑人。

贝基又一次看着所有证据，很多证据似乎都跟丹纳什·贾罕德有关——从他提出跟罗伯特见面却失踪开始。他们跟纽卡斯尔的酒店确认过了，酒店经理说有一个用苏菲的手机打来的号码被接到了罗伯特的房间，通话持续了大约两分钟。这是不是解释了罗伯特为什么从纽卡斯尔开车回家，是为了跟丹见面吗？

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贝基情绪低落地转过身，走过去坐下。她强迫自己坐直，着手做该做的事情，接起了电话。“我是鲁滨逊督察。”

“下午好，鲁滨逊侦缉督察。我刚收到一条信息说你想找我谈谈。很抱歉，我之前在伊朗，刚刚回来。我能帮上什么忙？”

“你是……”她问道，心里闪过一丝兴奋，她已经知道对方会怎么回答。

“萨米尔·贾罕德。我能帮上什么忙？”他问道，语气很礼貌，几乎没有什么口音。

“贾罕德医生，谢谢你打电话来。我们要问几个关于你兄弟的问题，你有时间吗？”

“哪一个兄弟？我有四个兄弟，还有两个姐妹。”萨米尔答道，音调没有丝毫变化。

“关于你的弟弟丹纳什。贾罕德医生，我们想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跟他联系过。据你的妻子说，你已经几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了，大约从他离开英国一年后开始。”

贝基听到一阵喘气声，像是萨米尔在通过牙缝向外吹气——这是出现情感波动的迹象。“丹纳什已经不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了，鲁滨逊督察。恐怕从他拒绝履行对我们家的责任时起，他就丧失了这个资格。”

“但我知道他抛下了英国女友和他们的孩子。他没有回伊朗去吗？”

“他们的孩子。”萨米尔再次呼出一口气， “这样多省事啊。我相信是丹纳什明白过来后离开了。他对生活十分失望——他被诱骗而成了父亲，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得不到父母的原谅——因此做出了懦弱的选择。”

有一瞬间，贝基觉得他的意思是丹纳什自杀了。

“他去了澳大利亚，鲁滨逊督察。他在那里待了几年，最终回到了伊朗，但没有回到我父母所在的城镇。他想寻找自己要走的路。”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贾罕德医生？”贝基问道。

“我大约已经九年没见过他了，那时孩子还没出生。我去见他的时候他的女朋友肯定没有怀孕。我跟他们一起待了一个月，想劝他去做正确的事情。”

“从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没有，督察。我说过了我已经九年‘没有’见过他了，我也不想再看见他。但大约一年前他曾向我借一点钱，我没有跟妻子说过这件事，因为我很生气，也担心她会跟我的父母提起。丹纳什一直以来都无视家人，却向我要钱？但我们有一笔钱本应是属于他的，所以我就把那笔钱给了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贝基问道。

“丽芙卖掉公寓后的所得，其中有一部分在法律上属于丹纳什。她把那笔钱寄给了我，让我替丹纳什保管，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电话那头安静了一阵子，贝基没有说话。“也许我这么做是不对的，但我当时不想让他觉得丽芙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告诉他那笔钱的由来可能会让他跑回她身边。但后来距他离开她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告诉他已经没问题了。”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苦笑，“这说明我是多么不了解我的弟弟。他显然从来没有放下过她，他想联系上她，还想让她来伊朗见我的父母，并把贾丝明带给他们看。”

“他联系上奥莉维亚了吗？”贝基不想打断，但萨米尔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变得十分安静，贝基能感觉到他的愤怒正在累积。

“我的父母已经伤得够深了，督察。带贾丝明去看他们只会让已经开始愈合的旧伤复发。我告诉他，他想怎么做都可以，如果他非要回到奥莉维亚身边可以回去，如果他想让贾丝明看看我们的国家也可以，但他不能把她们俩带到我父母面前。除非他答应我，否则我不会给他那笔钱。”

“那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吗，贾罕德医生？”

“是的，那之后我跟他还通过话。当他发现丽芙已经结婚后很痛苦，断定那段婚姻是假的。我跟他说他没有权利去破坏别人的关系，但他好像没有听进去。最后一次跟他通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丽芙很害怕如果离开罗伯特，罗伯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她显然已经害怕了好一阵子了，他还说她已经准备冷静地思考了。”

“你弟弟打算怎么做，贾罕德医生？”

“他要跟她的丈夫摊牌，说他和丽芙是注定要在一起的，她的丈夫该靠边站了。”

“他成功了吗？”贝基屏住了呼吸，很肯定自己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督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跟菲利帕待了两个小时一点也没有改善汤姆的情绪，他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这天早晨刚开始的时候，脾气变得暴躁起来。

贝基看着他，汤姆猜她正在判断要不要开口问些什么，他决定省去这一麻烦。

“琼博想要用地面雷达检查露台和花园，这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之一，因为菲利帕同意了他的建议而我则不，我觉得应该先等着看看能不能找到跟血迹相匹配的人。”

“为什么？”贝基问道，“我们当然要尽快知道那地下是否埋有尸体，特别是邻居们都说罗伯特·布鲁克斯一整个春天都在搭建那个露台，而恰巧在他离家前去纽卡斯尔的时候完工了。”

汤姆抓了抓头。“是的，这当然，我明白这一点。但我总觉得那样做可能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你的依据是什么？听着，很抱歉我不赞同你的说法，汤姆。我们还不知道谁死在那里了，不知道奥莉维亚和孩子们是否还安好，不知道被害人到底是谁，也不知道作案动机。”

看来没有人赞成他的想法。菲利帕提出的论点非常正当，他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就是罗伯特在那个房间里杀了人，奥莉维亚也可能是罪犯，她可能杀了某个人后逃走了，但他们是错的，汤姆知道这一点。从什么时候起直觉变得没有任何效力了？

贝基倾身向前，两只前臂支在桌子上，双颊总算有了点气色，双眼也开始闪烁光芒。她全神贯注于这个案子，这似乎赶走了一直伴随着她的心魔。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人在上周用奥莉维亚的电子邮箱地址从奥尔德尼岛的某个地方与罗伯特取得了联系。”她说道，语速快而平静，“但我们只有罗伯特的一面之词，说在电话那一头的是奥莉维亚，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价值。你呢？也可能罗伯特有情人或是同谋，那个人接了他的电话。我们根本没拿到证据证明奥莉维亚当时在那里。就这一点来说，也没有证据表明奥莉维亚在其他地方。他可能两周前就杀了她，还有孩子们。仅仅因为出现在书房里的血迹不是她的，并不能说明她还活着，不是吗？”

汤姆举起双手，掌心向外伸向贝基。“嗬，厉害！我相信你。”汤姆发现自己因为她的激昂笑了起来，“虽然血迹不是她的，她的尸体也可能还在那里的某个地方——我知道这一点——同样，也可能是另一个可怜的家伙死在了那里。罗伯特可能已经杀了她，还可能杀了孩子们，所有这些视频片段和FaceTime视频通话的鬼话可能都是他精心安排的掩饰手段的一部分。但如果她已经死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线索知道罗伯特在哪里，我认为我们可以先等等，看奥尔德尼岛的警方会反馈回来什么信息。”

“啊——”贝基向后靠了靠，扭曲面部故意露出痛苦的表情，“这恐怕有点问题，我只能遗憾地这么说。”

汤姆闭上眼睛摇了摇头。这件案子里有些东西要水落石出了。他看着贝基，扬起了眉毛。她有点羞愧，但她必须告诉他：“瑞安跟岛上一个很乐意帮忙的警官谈过了，问他是否能认出新到岛上的人——那些在两三周前去了那里的人。他忘了提奥莉维亚和孩子们可能复活节的时候就去过那里，甚至可能去年十月就去过，我只能再打电话过去解释，告诉他考虑到时间跨度，很不幸，我们要把网撒得更大一点，所以他们需要把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我必须得说，听到这些话那位警官并不是很在意。他们会去各个学校查看，但家庭教育这一招数可能会让一切告吹，恐怕我们只能等待了。”

有人在耍弄我们。汤姆没法甩掉这个想法，并意识到就是这一点让他很焦躁。如果奥莉维亚想要玩失踪，把孩子们带出学校，这完全说得通。但如果罗伯特决定要把他们全都绑架了，囚禁或者杀掉他们，也同样有可信度。

专案室的双层门猛地被打开，门的大小刚好能挤进琼博那庞大的身躯。汤姆看到他有点惊讶，因为他们通常都是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电话进行工作上的交谈。他搜寻着琼博那具有感染力的咧嘴大笑——他现在需要这个来提升士气——但没有找到。

汤姆站起来，握了下琼博的大手。“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琼博？”

琼博的嘴紧抿成一条线，看起来很严肃，眉间显现出深深的皱纹。“我希望自己是对的，汤姆，你知道。但有时候，特别是涉及一起一直还没有定论的谋杀案时，感觉却并不那么好。”

“坐，琼博。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

琼博抓过汤姆的椅子，一屁股坐上去，椅子微微地嘎吱作响。贝基正打算把自己的椅子让给汤姆，汤姆抬手制止了她，然后坐到桌子上，一只脚踩在地板上，另一条腿随意地在空中摇摆，以掩饰真实情感。琼博往前靠了靠，握紧双手，转动脑袋，视线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仿佛在观察他俩是否已经准备好听他接下来的话。

“好了，重要的事情先说。我把血液样本拿去做了快速DNA检测，这你们是知道的，结果显示那是一个男人的血，但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一点。我们从房间里选了一些两个男孩用过的物品做了比对检测，结果是阴性的，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也跟罗伯特·布鲁克斯的物品进行了比对，以防出现他是受害人而不是罪犯的情况。同样，也是否定的结果。”

“这跟我们预期的差不多。”汤姆说，但他从琼博脸上看到话还没完。

“你记不记得我说过我们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密封的旧箱子？里面主要都是写着字的纸，但我看不懂，有很多复杂的计算，电脑打印出来的文件等等。我们请人来看了，并不认为这些东西跟我们的调查有关联，但还是会把东西交给你们。箱子上标注着‘丹’，文件上写的名字是‘丹纳什·贾罕德’。在箱子底下我们找到一些属于他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有一些写着他的名字，有一些只是零碎物件，看起来像是有人收拢了他的所有东西，”琼博张开双臂抱到胸口做了个示范动作，“然后全都丢了进去。”他说着猛地甩开双臂。

汤姆看了贝基一眼，意识到将会得到什么信息，从贝基的表情可以看出，她也知道了。

“在箱子里我们找到一双男式大号皮手套。”琼博继续说道，“磨损严重，已经十分破旧了，是伊朗的一家公司生产的。我们成功地提取了一些DNA，做了个比对。手套上的DNA跟我们在书房里发现的血迹是匹配的。看来死在那里的人是丹纳什·贾罕德。”

虽然琼博一提到箱子的时候汤姆就知道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还是停顿了一阵子，思索着这个在此次调查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年轻男子。汤姆还从未见过他，自从他们发现丹纳什又跟奥莉维亚取得了联系，还用苏菲的手机跟罗伯特约好了见面，他就开始为丹纳什担心了。现在已经确定书房里的血迹是他的，便意味着他们要打开一条全新的调查渠道。

“谢谢，琼博。”汤姆平静地说道，“你确定那个房间里溅出的血量足以让人丧命吗？”

“血迹被清理过，所以我无法确定地告诉你血有多少。但它的范围很广，我也确定那是动脉血。所以是的，有人死在那个房间里了。”他低头看着自己握在双膝之间的手，停顿了一会儿，仿佛是在为一个生命的陨落默哀。他吸了口气，抬起头继续说道：“还有别的。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调查了两辆车。在罗伯特那辆车的后备厢里，我们发现了血液的痕迹——跟书房里的血迹相吻合。”

贝基皱起了眉头。“如果贾罕德流了那么多血，不应该只发现这么一点痕迹吧？”

琼博摇了摇他的大脑袋。“不一定。如果罗伯特用塑料袋把他的后备厢认真地垫起来——防雨布或者是质量好的垃圾袋——就没有问题了。我的猜测是死者在书房里流干了血，这是根据血液喷溅的形状推断出来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会搜集更多反馈信息，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他被割断了颈动脉。你的警员发现有一条床单不见了，而在后备厢里也发现了棉花纤维，那些纤维跟主卧室里的其他床单相匹配。”

“该死！”汤姆喃喃自语道。如果尸体被人从房子里带走了，那它现在可能在任何地方。但他在为别的事情烦恼。

“我们知道罗伯特在周三晚上返回了家中，或者准确地说是在周四的凌晨。我们只能推测他同意跟贾罕德在那里见面，并预期奥莉维亚应该也在家。也许他希望他们三个人来个对决，理论上说当时她应该已经度假归来了。也许贾罕德说过他要去见奥莉维亚，劝她离开他，罗伯特回去确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汤姆从贝基的眼神里看出她不仅跟上了他的思维，而且可能想得比他更快。

“所以罗伯特回来见丹纳什，然后杀了他。”她说。

“丹纳什·贾罕德死在那间书房里。”汤姆说道，“有证据表明他之后被放到罗伯特的车后备厢里运走了，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一把没有找到的刀，我怀疑我们再也找不到它了。罗伯特回到纽卡斯尔参加了第一场晨会，遛狗的人看到他在早上五点十五分离开了家，他在开车返回纽卡斯尔的路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四处瞎蹿。”

“我去拿一张地图，看看他可能走的路径。”贝基说。

汤姆摇了摇头。“没必要，贝基。我很清楚。从他行驶花的时间来看，他应该是走了最近的路线，经由M60开往M62，穿过奔宁山脉，然后上了A1。”

“好家伙。”琼博咕哝道。汤姆满怀期待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如果我告诉你们，我们的朋友罗伯特有一点痴迷于米拉·韩德丽和伊恩·布雷迪呢？”

汤姆和琼博对视了一下。不需要再说什么了。贝基盯着这个看看，又看看那个，一脸疑惑。

“你想啊，贝基，M62高速公路有哪个明显的地方在清晨完全没有人，是抛尸的绝佳场所？”琼博问道。

身为一个年轻的南方人，贝基显然需要比汤姆和琼博花更长时间才能想明白。

“沙德伍兹沼泽，贝基。”汤姆说道，把她从痛苦中解救了出来，“六十年代，布雷迪和韩德丽杀死了五个孩子，其中四个就埋在那片沼泽里，但另一个一直都没有找到。”

“当然是那里了。抱歉，我没有想起来。”贝基说道，脸微微泛红，“但他有时间去挖坑吗？”

汤姆摇了摇头。“我不认为有，除非你告诉我们你在搜查中找到了一把裹着泥煤的铁铲，琼博？”

琼博瞪了他一眼。“我想应该没有。”

汤姆从办公桌上跳下来，站定后双手插进裤子口袋。“那你最好从你的储备人员中挑选一些带上，因为我们肯定不能把他们全都拉上。”

44

坐在这个属于自己的海滩上看着孩子们玩耍，我感到一阵小小的喜悦，我意识到这是失去丹、又在两个月后失去父母以来，我第一次可以自由地享受喜悦。

接受父母的死讯是我不得不接受的最艰难的事之一。记得当时我对着来到现场的警察大声叫嚷。警察想要解释发生了什么，他们告诉我那应该是很平静的死亡方式。但他们一定是弄错了，大错特错。

他们告诉我房间里有一个一氧化碳探测器，但不幸的是没有装电池，也许我的父亲把电池拿出来更换，然后忘记了。这在我看来根本就讲不通。我爸爸备有所有大小型号的电池，他很钟情于那一类东西。我带警察去看那个放电池的抽屉，爸爸怎么会没有换上那该死的电池呢？

警察没有听进去我的话。我记得烟气刚散掉，大家认为房子已经安全了的时候，一个好心的女警官把贾丝明带到客房，把她放到那张新的活动垫上，那是我的父母为她买的“欢迎来到新家”的礼物。

接着电话响了起来，我无法理会它。我没法跟任何人说话，不知道能不能说出那句话：“我的父母都死了。”我相信每一个音节都会像胶水一样封住我的上颚。

那位警察拿过我的手机接起了电话。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只记得他把手机还给我的时候说：“罗伯特·布鲁克斯说他就要过来。”我已经把罗伯特彻底忘了，他正在公寓等我。当爸爸没有跟租来的货车一起出现的时候，罗伯特建议我先开车回家看看是什么事让他耽搁了。我原本应该打电话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当得知有警察以外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我感到如释重负。那个消息已经传出了四面墙外，那似乎让它变得更加真实了。我为罗伯特知道发生了什么而高兴。我还不太了解他，但自从他第一个赶来看公寓起——就在它开始挂牌出售的当天——他就对我很好。我立刻觉得他强大又有能力，迫不及待地等他过来，帮我减轻一点负担。

似乎等了很久他才赶过来，但之后他告诉我那一段路他是以破纪录的速度走完的。等他到了的时候，现场已经满是调查的人，但他们没有什么意外发现。屋里没有任何被强行闯入的迹象，也没有发现他杀的苗头，只有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证据，就是电池不见了。

一个专业的煤气工程师来看了热水器，马上就指出了一个问题。他解释了通气孔的重要性，它可以让冰凉的新鲜空气进来，使燃气升上烟囱排出去。我摆脱了僵尸一般的麻痹状态，准备好聆听他说话。我要弄明白那一点。

当他指出房子的通气孔被一条旧毛巾堵住的时候，我几乎要大发雷霆。“不可能！”我不停地叫喊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个工程师简明地指出从他看到的情况来看，房子的所有窗户都有三层玻璃，每一扇门——包括内门——都装有密封条。他问我的父亲对节省费用是不是特别在意，我只得承认他确实如此。那个冰凉的通气孔会破坏我父亲精心布置的密封环境，但他会那么傻吗？

他们全都悲伤地看着我，罗伯特抱住我的肩膀，我记得我丧气地甩开了他。我不想要安慰，只需要有人相信我。

显然不仅仅是通气孔的问题。在那无可否认已经老旧的热水器暖气管上发现了一处坏掉的连接点，有毒气体就是从那里泄漏的。他们说得却好像错全在我父亲似的。

我记得当时我像被卷入一团黑色的雾气中，双腿发软。有人抓住了我，把我扶到沙发上——我已经记不得那个人是谁了——但我还是从完全崩溃的状态中奋力回过神来，我要设法让警察承认他们是错的。

那个时候，感谢上帝让罗伯特出现在我身边，虽然我并不想要他给我拥抱和安慰。警察毫无用处并不是他的错，罗伯特是唯一能让我保持理智的人，即便身处那样的混乱之中，他还提醒我要给贾丝明喂食。

当我争论到词穷的时候，他代表我向警察道歉。我不想让他那么做，但对他们大喊大叫并没有什么用。我要接受没有谋杀证据的事实，而且也没法想到有哪一个人希望我的父母死去。

那名督察知道有些事情不对劲，我肯定这一点。我听到了他与调查犯罪现场的技术人员的谈话。我走到他们聚集的杂物间的门口，听到督察让技术人员把所有东西再重新检查一遍，确保没有人来过。我想爸爸或许有可能把通气孔给堵上，但是电池的事情怎么也想不通，除非我父亲突然之间性格大变，或者是得了早期老年痴呆症。

想到那一晚要住在他们的房间里，我害怕起来。我能在父母数小时前刚刚死去的房子里睡着吗？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再也不想回那个令我伤心的家里，但我已经不是公寓的主人了，而最好的朋友正在中东的某个地方，于是我只能贴着墙壁向下滑落坐到地板上，双臂环抱住双膝，不停地哭。我听到那个警察问罗伯特知不知道谁可以帮我，他告诉警察说不用担心，他会把我带回公寓——那时已经是他的公寓了——会亲自照顾我。

那位警察听说罗伯特愿意为我做那些事时看起来很惊讶，如果当时我思维清晰，应该也会感到惊讶。但当时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蜷曲在床上继续哭泣，想要把痛苦锁在自己心里，因为如果它跑出来，会使我粉身碎骨。于是我就让罗伯特全权负责了，他已经证明可以和贾丝明相处得很好，而且还那么细心周到。我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先是丹，两个月之后紧接着又在父母身上发生了那样的事，我变得完全麻木也不足为奇了。我很感激罗伯特，深深地感谢他。所以六个月之后，当他求我嫁给他时，我同意了。那是最轻而易举、显而易见的事。

我当时是多蠢啊，直接走进了他设的陷阱。牢笼的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

45

一天快要结束，汤姆已经准备好回家了，他需要时间安静地思考。家有一种安静的氛围，他第一次来看房子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一点了。他的母亲过去常说，房子会吸取住在里面的人的性格，他以前总是毫不留情地取笑这种说法，但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么这栋房子一定曾经见证过非常幸福安宁的时光，而这正是他现在所需要的。

当然他在柴郡已经有了一栋小屋，在悠闲的周末偶尔去一下是很棒的，特别是女儿露西可以跟他一起去的时候，但每日上下班来回的话就有点太远了。如果交通通畅，八十多公里的路程没有问题，但曼彻斯特周围的道路在高峰时段经常水泄不通，而他需要在必要的时候能快速赶到总部。

他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这栋房子，在伦敦住过后，他不准备再找一个冰冷的外壳当成自己的家，而且随着露西慢慢长大，她可能希望有更多时间待在曼彻斯特——有商店、电影院以及跟朋友相聚的场所。他的脑海里冒出“俱乐部”这个词时战栗了一下，谢天谢地他还要再过几年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他打算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待在曼彻斯特，既然钱不是问题，他就决定买一栋房子。这房子给他一个人住是太大了，但他一见到就爱上了。这是在曼彻斯特南部的一栋红砖半独立式住宅，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风格，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他。房间很宽敞，天花板很高，客厅的两扇凸窗还保留着原先的彩绘玻璃，前面还有拱形装饰。门厅大得足以放下他的办公桌，还带有一个小壁炉，让这里成为一个温暖舒适的工作场所。两个矮书架上塞满了各种著名小说，而门口条纹状的地板上铺着色彩鲜艳的地毯，让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他打开前门跨进房间，感觉紧绷的四肢放松了下来。他把公文包和钥匙放到桌子上，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朝厨房走去。这是一个晴好的六月傍晚，外面天还亮着，于是他抓起一瓶冰啤走到了花园。

汤姆不是很喜欢园艺，内心深处，他觉得今后可能会对种植水果和蔬菜感兴趣，但仅仅是为了拿来做菜。他付钱请了一个园丁来全权管理，这令人羞愧，却是必要的。如果他不走捷径，每天下班以后就都要拿着割草机和除草叉干活，那样他就没时间陪露西或利奥了。

汤姆站着环顾被修整得十分漂亮的花圃，想起柴郡小屋被非法入侵的事，还想到了杰克。如果没有杰克，他绝不可能有钱买下这栋房子或是柴郡的那栋房子，而且还得供养似乎觉得自己毫无义务去上班以维持生计的前妻。有时候他在想，如果没有杰克的钱，该如何应对这一切，但如果能换回哥哥，他很乐意住在客卧两用出租屋里。

但汤姆无法想象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得到杰克的资料，他已经过世四年了。汤姆刚刚才从律师办公室取回那些资料，本打算在休年假的时候翻阅，但那段假期提前结束了，他意外地得到了在曼彻斯特担任总督察的工作，所以没时间去看资料。据律师说，杰克的房产状况良好，而这些又仅仅是个人资料，所以并不那么紧急。

脑海里突然冒出一段回忆。杰克去世时，他的女朋友曾试图宣称她是巨额财产的合法继承人。杰克的遗嘱很明确地说明他的钱是要留给汤姆的，他女朋友梅丽莎曾来争夺过这份财产，但失败了。她跟杰克在一起才约六个月，看起来很不像杰克会选中的人。杰克是一个有点发疯的天才，需要一个安宁平静的环境。梅丽莎让汤姆想到了缅甸猫——性感，美丽，喵喵地叫着，蹭着你，急切渴望着关爱，直到她被惹恼了，才露出一口毒牙。实际上，汤姆记得他曾问过杰克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在遇见梅丽莎之前，杰克曾经和一个叫艾玛的女人保持了几年的恋爱关系。艾玛跟梅丽莎是两个极端，她的笑容可以点亮整个房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看起来坚不可摧，后来他似乎突然间失了魂魄。

当遗嘱的条款被公布的时候，梅丽莎来争夺杰克的钱，但失败了。她说即使不能得到那笔钱，也想得到杰克的某些东西，并向律师申请把杰克的资料给她。律师拒绝了她，汤姆也把这件事彻底忘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

不知什么原因，汤姆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了手机。“史蒂夫？我是汤姆·道格拉斯。很抱歉打扰你，我想请你帮个忙。”

汤姆让史蒂夫回到小屋里，从藏钥匙的地方取出备用钥匙，把所有资料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就是有这种感觉。这个案子一结束，他就要投入该花的时间去翻阅那些资料了。

汤姆答应史蒂夫近期找个时间出去喝一杯，然后挂断电话，把关于杰克资料的所有思绪都抛到脑后。他要开始工作了。一整天他都在为跟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父母之死有关的事情而烦恼。他走到大厅里拿起公文包，把里面的文件拿了出来。

46

医生建议苏菲的母亲在医院里再住一天时，苏菲松了一口气。她有很多事要做，如果把母亲单独留在家里，她会非常不放心，那个可怜的女人可能从此以后都会生活在恐惧中。

苏菲叫了一家安防公司来家里，他们建议在她母亲的床边安装一个应急报警器，还要把耶鲁电子锁换成五级的，这样苏菲出门的时候就可以确保门是安全的，至少如果罗伯特·布鲁克斯再来拜访，也会遇到一些阻碍。

但苏菲觉得他不会再来了，他是一个有任务的人。苏菲希望丽芙很好地掩盖了自己的行踪，运气好的话，她可以永远躲开罗伯特。丽芙无法再回到没有任何自由的生活里，在那样的生活里，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被一个疯狂到会通过构思和计谋把她留在身边的男人密切观察着。罗伯特看起来也是一个会使用暴力的男人，虽然目前为止苏菲还没有发现他曾动过奥莉维亚一根汗毛，只是还没有而已。

与此同时，苏菲还有几件事要做，其中之一就是要给一些人提供的服务支付报酬。她已经付清了用林恩·梅多斯的名字制作假证件的那一部分费用，是货到付款的。但那些视频不一样，它们是通过远程编辑上传的。

苏菲想不出她会出于什么原因被发现或被人认出来，但在曼彻斯特刚刚复兴的北区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前行时，她一反常态，紧张无比，不时鬼鬼祟祟地回头看上几眼。不知为何，这条小巷子似乎在重建过程中被遗忘了，缺少了周边地区那种令人兴奋、富有创造性的氛围。她并不是喜欢幻想的人，但总觉得那些黑暗的玻璃窗后似乎潜伏着一张张苍白的脸孔，正看着她，想知道她来这里做什么。夜幕刚刚降临，这里并不是久留之地——特别是在她并不适合打斗的情况下。她瘸得很厉害，对任何想找人打架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容易对付的目标。

她走近一扇暗棕色的门，门上的旧漆已经剥落，墙上只有一个门铃，没有名字。她按下门铃等着。

似乎过了很漫长的三十秒钟，她听到一阵嗡嗡的响声，然后咔嗒一声，门打开了。没有人叫她报上名字，但她知道自己正被监视着。斯图亚特在确认来人的安全性之前不会放任何人进去。

她艰难地走上两段黑暗的水泥楼梯，每走一步，那条伤腿上被刺中的伤口的疼痛似乎都会直接传导到头上来。罗伯特·布鲁克斯这个王八蛋，该死的怪胎。走到楼梯顶上时，她停下来调整了一下呼吸。让她精疲力竭的不是这一段爬楼运动，而是疼痛。汗水从前额滴落下来，她恼火地为自己的脆弱咂了咂嘴，从包里拿出一张纸巾把脸颊擦干。

恢复过来后，她推开了另一扇门，来到斯图亚特幽暗的工作室。尽管楼道已经很暗了，这里的黑暗程度又提升了一级，唯一的光线来自被斯图亚特的脑袋挡住了一部分的显示器。他没有转过头。“钱带来了？”他问道，手里还在继续转动编辑仪器的控制器。

“我来这里还能为别的事？”她也用同样轻蔑的语气回答道。

她继续朝房间里面走去，可以看到斯图亚特那被闪烁的屏幕照亮的脸。那双大而突出的眼睛像是要从头上瞪出来似的，那是他身上唯一大的地方。他就像一根小树枝一般瘦弱，脑袋像一个倒三角形——上面宽宽的好用来安放眼睛，向下越来越窄，延伸到尖尖的下巴和紧闭的嘴。油腻的头发耷拉在宽大的前额上，还有一部分像女孩子一般被夹到耳后。他一只手转动着控制器，另一只手则抠弄着下巴上一颗看起来令人恼火的青春痘。

斯图亚特是最顶尖的，苏菲很肯定他绝对不会向任何人透露被要求做的事。他在女王陛下监狱外的生活要依靠他的守口如瓶，因为他落在苏菲手上的把柄要远多于他所掌握的她的。苏菲本可以迫使他免费为她做这件事，但那样他有可能会在做事的时候设下陷阱，而且付钱给他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

她靠在墙上，让那条受伤的腿不承受重量，看着他施展魔法。虽然他是一个完全不吸引人的讨厌鬼，但她还是被他的技巧迷住了。他可以准确地选出需要的地方进行完美的编辑，而且速度之快让她屏住了呼吸。

“你做得很好，斯图。很完美。”

“当然。”他回答道，眼睛根本没有离开屏幕。

“你觉得警察要用多长时间才会发现？”

“这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找到了厉害的人来处理。他们当中有些人非常机灵，有些人完全就是饭桶，就算把东西塞进他们的屁眼，也发现不了明显的不对劲。”

“嗯，我想我们只能等着看了。”苏菲回答道，心里却想这些视频必须起作用。

“我必须得说，有的人真是非常聪明。”斯图亚特说道。

“怎么这么说？”

“那一组镜头里有很多细微的东西。那个水仙花瓶是个启发，它不在屏幕正中间——不是那么明显——但确实在那里，一个专注的聪明人是会发现的。第二天花就不见了，第三天它们又在同样的地方出现了。还有那些衣服——即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做剪辑的女孩，我相信也会在很多地方犯错，更不要说是之前从没做过这种事情的人了。”

“也许是买了《教傻瓜学剪辑》之类的书吧。”苏菲轻蔑地说道，靠着墙撑起身子。

斯图亚特转过头看着她，用好奇的语气问道：“真的有这种东西吗？” 

“我他妈的不知道。我是瞎说的，你这个笨蛋。”苏菲嘟囔道，“不管怎样，天才，这是给你的钱，全在这里了，还有一点额外的奖金，因为你干得真是漂亮。”

苏菲把一个信封放到桌子上，同时把桌上的纸盒推到一边，盒子里装有一块看起来至少已经放了一天的比萨。她特别小心地没有动那些半满的咖啡杯。她曾经动过一次，招来了斯图亚特的大喊大叫。如果她把什么液体洒到了他那珍贵的仪器上，她敢肯定自己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你给马克付钱了吗？”斯图亚特头也不抬地问道，“我把熟人介绍给别人时，要确保他们得到合理的回报。”

“当然给了。”苏菲看着斯图亚特那张奇怪的外星人一般的脸，显示屏上闪烁的图像在他的脸上投下影子。“他真的叫马克吗？还是说那只是他的绰号？你懂的，马克，苹果电脑黑客。（原文为“Mack the Mac Hacker”。）”

“不要问，也不要太关心这个问题，但他真他妈的是个魔术师，在那个家伙的FaceTime视频通话记录里自由进出却没留下任何痕迹。真他妈厉害。”他咕哝道，“出去的时候记得带上门。”

斯图亚特没有再看她，苏菲意识到这是逐客令，于是做好准备走下那些该死的台阶。

47

星期二

星期二早上，贝基觉得全世界的重量好像都压到了肩膀上。奥尔德尼岛的警方传来消息，他们一直都在调查，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查出什么来。那位警官说他们已经去售楼处、宾馆和家庭旅馆调查过了。他们查到了几个名字，逐一调查了这些人，但还没有追查到奥莉维亚的下落——如果她还在那里。他们必须接受她可能从没有去过那里的事实，或者上周跟罗伯特视频后就离开了，那意味着她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被埋在露台底下这个可能性。

虽然他们肯定丹纳什·贾罕德的尸体已经被装在罗伯特的车里运出了那栋房子，琼博还是行动了起来。现在有一队人马正在花园里用雷达设备对地面进行探测，这么做的理由是如果罗伯特杀了一次人，那他们就要检测看看有没有其他人的尸体。

汤姆已经跟贝基说过他很肯定他们将会一无所获，但这已经成了一起谋杀案的调查，所以他们要探究每一种可能性。他也十分肯定如果罗伯特杀了奥莉维亚和孩子们，是不会把他们埋在那里的。但在他们确定这一家人都平安无事之前，他们不能承担这种风险。

贝基从远处看着汤姆。今天早上他变得很安静，正在为一份文件里的某些东西困惑，但还没有把具体的细节告诉她。

他们还拿到了罗伯特的信用卡上周的使用记录。汤姆推断说周三晚上他从纽卡斯尔回曼彻斯特的路上一定会在中途停车去加油，却一次也没有使用信用卡，这显然跟他平时的做法不太一样，这说明他不希望留下任何证据暴露自己的行踪。但是，他们知道他周二在纽卡斯尔的约翰·路易斯百货买了一些东西，那家商店也调查了他买的具体商品。他买了一把刀，看起来就是厨房刀具架上的那一把。

那家商店给了他们非常大的帮助，他们找到了当时给罗伯特提供服务的那位员工。贝基已经给她打过了电话。

“他要买的是特定的某一款刀吗？”贝基问她，“还是只是某一种类型的刀？”

那位售货员听起来有点喘不过气，像是正在跑步，但贝基知道那是被警察问话而产生的一种特别的兴奋感。“哦，不是的，他描述得很精确。”她说，“甚至到了带着商品货号来买的地步。我记得他，因为他不停地看表，像是要赶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他正在办一个活动，是趁着午休时间急忙跑出来的。我试着让他对比一下两三种不同款式的刀——你知道的，只是为了表明我不想怂恿他买我们自有品牌的东西。”

“他对萨巴蒂尔斯牌子的刀具不感兴趣吗？”贝基问道，想起琼博说过罗伯特家余下的所有刀都是同一个品牌。

“不感兴趣。它们看起来确实很相似，但他说如果买回去的刀子不对，妻子会‘活剥了他’。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笑了。”

“那么他把那把刀的商品货号写下来了吗？”

“是的，他把它写在一张纸上。”

贝基思索了一会儿。“你能不能看出来它是手写的，还是从电子邮件里打印出来的，或者是从网页上打印出来的，你知道吗？” 

“是用蓝色墨水笔写的。”售货员说道，“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在付款的时候让我拿着那张纸。纸上列的清单上不止这一项，但在我们百货店里买的就只有这一件。我想我还瞥了一眼清单上的其他东西，当然，只是为了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帮得上忙的。”

“然后呢？”贝基问。

“我想我唯一记得的其他项目就是寝具了，没有别的厨房用具了。”

“这么说是有人帮他写下了那份清单？”贝基说道。

“我不这么认为。一定是他自己写下的，因为他看起来很关切地检查是不是把数字的顺序写颠倒了。其中一个数字他看不出来了，他说他把纸放在膝盖上写的时候一直在努力让纸张保持平衡。我猜是有人念着让他写下来的。”

贝基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话会给他们提供什么线索，但还是谢过了那位售货员，并做了笔录。

汤姆看起来是在等她做完这件事。“贝基。”他说道，因专注而皱起的眉头让他那张平时表情都很放松的脸看起来老了几岁，“我跟你说些事，能听听你的意见吗？”

“当然，只要是能让我的脑子运转起来的东西。老实说现在我感觉像是陷入了泥潭。请吧，来一点轻松的调剂。”

“哈，我不确定能不能给你提供调剂，但有些事情一直让我困惑，我真心希望得到你的看法。这与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的父母——亨特先生和亨特夫人的死有关。这件事已经过去快九年了，但当时有一些东西让人感觉不对劲。我当时没能想清楚是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我只是不确定这是不是我胡乱幻想出来的。”

贝基向后仰坐在椅子上，拿起那杯她半个小时前打算喝、如今已经凉掉的茶喝了一口，打了个哆嗦，但总比没得喝要好。“继续说，我洗耳恭听。”

“我们在亨特夫妇死去的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到了他们家里。我已经跟你说过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奥莉维亚是怎么发现他们的。但出于某些原因，我从来没有完全相信那是一起意外事故，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当时的我不够自信去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且也完全没有证据可以让我们继续调查下去。直到昨晚我仔细读了笔录本。”

汤姆合上文件夹放回到办公桌上。“我已经读过很多遍了，仍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当我跟奥莉维亚对话的时候——或者说是试图跟她对话的时候，她当时的情绪几乎已经失控，随之电话响了起来，是罗伯特·布鲁克斯打来的。她几乎已经无法说话了，于是我就把手机拿了过来，跟对方解释了发生的事情。他说他马上就赶到。”

“嗬，对于一个只是刚买了一套房子的人来说那么做可真是感人。”贝基说道，语气中透出一点对罗伯特在别人遭遇不幸时表现出的可靠性的敬畏，“我想大多数人只会说：‘等事情解决好了通知我一声。’”

“嗯，半个小时后他出现了，我还跟他说了话。他看起来很关心奥莉维亚。当时房子里很热，她却在发抖，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当照看贾丝明的那位女警官把孩子带过来交还给奥莉维亚的时候，她直接无视孩子，于是罗伯特就接了过去。我们当时很感动。对了，我还问了他之前有没有在那栋房子里出现过，好排除掉他的指纹。他说他之前从未去过那里。”

“然后呢？”贝基说道，她看着汤姆，完全不知道这是要说明什么。

“是我用奥莉维亚的电话跟他通话的，我只是跟他说了她父母的基本情况，别的什么也没说。”

贝基等着听他说下去。汤姆直直盯着她，显然他期待她能想明白一些关联，但不管他在想些什么，都让她不明所以。她只是等着。

“如果他从未去过那里，到底是怎么知道他们的住处的，贝基？”

汤姆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会忽略了这一点。可能是奥莉维亚当时的状态实在太糟糕了，一会儿大声尖叫说有不对劲的地方，一会儿又崩溃地瘫倒在地上哭泣。并不是说那样做有什么奇怪的，她很脆弱，被发生在她身上的所有事弄得不知所措，所以那件事一定让她一片混乱。

但现在再去责备自己已经无济于事了，而且他也肯定如果当时就问了罗伯特，也会得到一个答案。罗伯特很可能会说奥莉维亚在公寓里留下了一些文件，上面有她父母的住址，或者说她曾经顺带提到过他们的住处。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借口，一个听起来完全可信的借口。

但布鲁克斯为什么要去伤害亨特夫妇呢？他要怎么进入房子？通气孔上的毛巾肯定是从房子里拿出来的，如果有人把电池拿走了，一定也是在她的父母上床睡觉以后干的。

有一段时间，调查的重点都放在了奥莉维亚身上。先是男朋友失踪，然后是父母去世。如果她伤害了他们，她发现双亲尸体时的表现就应该是可以赢得奥斯卡奖的里程碑式表演。

罗伯特没有被当成案件相关人员。他只是一个买房子的人，他们怎么会多看他一眼呢？

事实是他们确实没有多看他一眼。

但也许他们应该这么做。

48

终于到了，罗伯特在奥尔德尼岛的海湾下船的时候想。这一趟旅途真是不容易，他没打算要在根西岛过夜，但抵达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他要是冒险搭乘了飞机，现在警察一定在寻找他的下落。用这种方式就可以相对不引起注意地悄悄来到岛上。

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找到奥莉维亚。想到这一点他露出了笑容。

他不知道要不要找个地方住下来，这完全取决于他追查到她的踪迹。他试图在脑海里回想她给他看过的沙滩的样子，但因为他是坐船驶入奥尔德尼岛的，一路上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沙滩，每一个看起来都像是他要找的。

他问了一起搭乘那条可容纳十个人的小渡轮过来的一位同行旅客能在哪里找到住宿的地方，对方指了指城镇的方向。他沿着岸边顺时针走下去，看到了一座漂亮的旅馆，但如果不刷信用卡，他的现金不够付那里的房费，他相信岛上一定有更便宜的房间。他要先四处打听奥莉维亚的消息，不能冒险让这件事拖得太久，但另一方面还要打算找到她的时候要怎么做。

因为他就要找到她了。

在南下的旅途中，他努力思考奥莉维亚选择这座岛的所有可能的原因，直到抵达后才最终明白这里最强大的吸引力就是没法快速简单地抵达，也没法逃跑。她以为他永远也找不到她，但为防万一，她选择了一个会让他难以实施计划、无法轻松脱身的地方。但这根本不是问题，他适应力很强，可以在这座岛上找到一个同样可以很好地满足他需求的地方。

一直以来他的计划就是，如果到了要让他以许诺过的方式来伤害奥莉维亚的时候，他要把威胁的时间拉到最长——在这段时间里让她的痛苦接近他自己的痛苦。这一切都会导致最终的行动，保证最后要让她余生都生活在痛苦当中，让她意识到她本可以避免承受这一切。她原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爱他，这是他唯一的要求。他知道自己没有她就活不下去，如果不能得到她，那就要确保她直到死去的那一天都在后悔没有回报他的爱。

在这里实施计划要困难得多，但他会想出一个新计划。他需要一条路线和一个上演这个计划的最终场所。他闭上眼睛，用壮丽辉煌的电影画面想象着实施计划的场面。

也许他应该做得有些许不同。如果奥莉维亚很不情愿地成了整个事件的观众就太好了。

他大声笑了出来。坐船到这里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他注意到这个岛上并不缺少上演他脑中计划的合适场所，奥莉维亚的余生都将把他的这次行动深深印刻在脑海中。

但首先，他要先找到她。经过旅馆的时候，他刚好看到了正在寻找的东西——一家酒吧。该认识一下当地人了。他推开门走了进去，急切地要把计划付诸实践。

49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明白罗伯特对我的迷恋程度有多深。开始，他似乎是最体贴、最会照顾人、最周到的男人，虽然他身上没有任何地方让我感到兴奋，但我告诉自己在一段关系里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安全与保障。罗伯特肯定能给我提供这两样东西。

他极尽所能来照顾我。失去丹继而失去父母让我耗尽了生命的能量。罗伯特娶了一个空的躯壳，但他还是努力给我一种能从某种程度上弥补我失去的东西的生活。

他无法提供兴奋与激情，我说服自己我们过的生活是正常的，也许如果丹还跟我在一起，我们也一样会习惯这样的生活：一个月过两次激情澎湃的性生活，其他晚上除了在脸颊上匆匆一吻之外也不会有别的更亲密的举动了。

但这不是罗伯特想要的，他无时无刻不想触碰我。当他下班回家把我拉入怀抱时，我尝试着给他回应，但总能找到借口抽身——孩子们有什么需要，饭菜要糊了。

我怎能对丈夫避而远之呢？

晚上，当我背对着他躺在床上时，他喜欢抚摸我的背，我讨厌这样。我知道他可以感觉到我身体紧绷，在用沉默的方式促使他停下来。他把手拿开的时候我总能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但在过去的两年里——自从那天晚上他把孩子们带走，又静静地站在贾丝明的卧室门口，听着我对女儿说晚安起——他就再也没有叹过气。取而代之的是他会温柔地对着我的脖子低语：“乖，睡吧。”这几个看似无恶意的表达爱意的字眼是一种暗示，一种威胁。

他一直在监视我。如果我们待在一个房间里，我抬头一瞥总能发现他在看着我。有时候我在厨房——做饭或是熨衣服——他在外面的花园里，仍能感觉到那双眼睛像冰冷的飞镖一样刺穿过来。如果我快速转过头，就会看见他的脸出现在窗外，直直地往里望着我。他会对我笑一笑，轻轻挥一挥手，然后转过身去，好像这很正常。

我讨厌这样。

我感觉自己仿佛被包裹在一颗茧里，或是穿着一身紧身服，手臂被钉在身体两侧，汗水从双臂和大腿内侧狂泻下来，冰冷黏腻。我知道如果试图逃走，那些束缚就会变得越来越紧，越来越黏腻。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意识到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大概是从听其他等着接孩子放学的母亲说话开始的。她们嬉笑逗乐，用粗鲁的言语评论各自的丈夫，说他们是懒虫、足球迷或是邋遢鬼。她们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总闪着爱的光芒，我无法加入。我想不到任何可说的事，除了“他监视我”，我知道这种话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决定要跟罗伯特谈一谈，告诉他我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他值得拥有更好的人，一个跟他关爱珍惜我一样关爱珍惜他的人。我记得他问我那孩子们呢？如果我冷漠无情，那是不是说我对他们也都没有感情？这是一个很傻的问题。我的孩子都是我的命，我疼爱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他怎么能问这个问题呢？他说这说明我不是没有爱的能力，只是没办法去爱他。这就是问题所在吗？我是没办法爱他，我知道这一点。但我怎么能告诉他我想要离开他呢？我不能。最后我们一笑了之，断定这是我生理期前的反应——这是唯一一个看起来能被男人照单全收的理由，他们根本不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但罗伯特开始谈起下一次度假。他说他还想再去一次安格尔西岛上的南栈灯塔，还跟我回忆起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一次。我不知道他要说明什么，直到突然回想起那件事——我记得当时我们站在一个悬崖边上，罗伯特对我说有一个人从那里跳下去丧了命。他把那里称为“完美的死亡之地”。想起那一天，我感到一阵寒意，仿佛有阵冷风从房间里呼啸而过。

我们又继续挣扎着过了几个星期，但后来罗伯特上演了大师级的表演，把我的孩子带走了。失去他们的那几个小时真的是太可怕了，不知为何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早该预想到会这样，罗伯特对警察说我早就知道他把孩子们带走了，一定是我忘记了，但这仅仅是他要摧毁我神智的开端。学校，其他孩子的母亲，一张让他确切掌握我所有行踪、定期更新的日程表的必要性——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医生、学校的老师、孩子的卫生随访员，还有社工。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申请离婚，他可能会让我因明显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而无法将孩子们留在身边。他正在积累证据，简直太聪明了。他让我陷入困境，确保我如果离开他，也将永远失去孩子。

我被困住了，觉得完全软弱无力。我继承的遗产全都投进了我们家里，没有办法拿到钱，这就意味着没有办法逃跑。我被冻结了，瘫痪了，开始有了惰性，有几个星期我感觉到倦怠正重重地把我拖垮。

如果说我之前认为他在监视我，那现在的感觉就像我是显微镜下的一只变形虫。被人监视这件事的古怪之处就在于你不会总知道自己正被监视，但不知为何，你都能感觉到。

50

汤姆端着两杯咖啡刚走进专案室，电话就响了起来。贝基弓着身子坐在办公桌前，乌黑的头发垂下来搭在脸上，但汤姆还是能从她紧绷的身体判断出是有什么坏事发生了。她正在打电话，直到他一边兼顾手上的两个杯子一边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来，才发现她要打给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贝基，我在这儿。”他说道，没有接起电话。

她猛地抬起头，乌黑的双眼里充满担忧。

“出了什么事？”他问道，同时抓了把椅子在她对面坐下，推给她一杯咖啡。“你看起来像见到鬼一样。”

“我刚刚接到一个在根西岛经营船运公司的人的电话。他们提供往来海峡群岛的渡轮服务，包括奥尔德尼岛。他打电话给我是因为他看到了报道奥莉维亚和她的孩子的一段新闻，以及她的丈夫也失踪了的后续报道。”

汤姆有一种灾难将要临近的不同寻常的感觉。

贝基点了点头，确定汤姆已经领会了她话里的含义。“今天早上他把罗伯特·布鲁克斯送到了奥尔德尼岛。”

汤姆立刻站了起来。该死的，他已经找到她了。汤姆匆匆喝下一大口咖啡，做了个手势让贝基跟上，一把抓起放在办公桌上的钥匙和手机，朝门口快步走去。“拿上你的东西，贝基。一定要带上有照片的证件。我们在路上把所有事情都理清楚。”

他知道贝基不会浪费时间问问题，她拿起放在自己桌旁地板上的公文包，打开后往里面胡乱塞了一些文件和手机，同时转过头喊道：“尼克，给我们订两张从曼彻斯特飞往奥尔德尼岛的机票。安排最快的那班，订好后给我打电话。”

他们还不知道航班的时间就跑了起来，如果迟到几分钟而错过了航班，可就太令人懊丧了。

他们跑向汤姆的车子——他的车离得较近。汤姆边跑边问有没有从奥尔德尼警方那里收到什么消息。

“有，也没有。他们还没有追寻到奥莉维亚的下落，但如果罗伯特也到了奥尔德尼岛，我们就可以十分肯定她一定在那里。如果她在哪个地方租了房子，那一定是私人的租赁交易。好像还没有人看到过他们三人，也没人听过他们的名字，但她是个聪明人，一定把名字全都改掉了。”

汤姆知道确实如此。如果他是奥莉维亚，就会在四月份还没有人在追寻她的时候故意让那个地方的人都看到她，而如今就要相对保持低调，不做任何引人注意的事，还要确保孩子们不符合任何描述。当然，照片关系重大，她十分清楚，所以在离开之前毁掉了所有照片。

奥尔德尼岛警方会尽力而为，但他们不像汤姆那样了解罗伯特·布鲁克斯这个人。汤姆确定奥莉维亚已身陷险境。他按了两下遥控，把车子的门都打开，然后他们跳上车，边系安全带边快速开出了停车场。

“贝基，打电话给苏菲·邓肯，跟她说现在不是对朋友表忠诚的时候。我们必须找到奥莉维亚，她很可能已经陷入危险。苏菲不可能不知道奥莉维亚的下落，一定知道怎么联系上她。让苏菲去联系她。我们现在不是在胡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苏菲必须明白这一点。”

贝基向下翻着通讯录，拨出号码。在贝基跟苏菲通话的时候，汤姆只能听到电话这头的说话声。贝基解释说他们认为奥莉维亚可能在奥尔德尼岛上，他们要知道她在哪里。“快点，苏菲。这不是闹着玩儿的。如果你知道她在哪里，就快告诉我们。我们想要帮她，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罗伯特·布鲁克斯是个危险人物。”

贝基听到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汤姆不用看都能感觉到贝基的每块肌肉紧绷起来。

“什么？”她对着电话大喊起来，“你确定吗？”她又听对方说了一阵，然后挂断了电话。“该死的！该死，该死，该死！”

汤姆看了看她苍白的脸，她的双眼看起来像是两个黑洞。“怎么了？”

“苏菲不知道奥莉维亚在哪里，但可以联系上她，也会去联系她。苏菲也会把奥莉维亚的号码用短信发给我们。”

汤姆等待着。

“她说罗伯特不会伤害奥莉维亚，他的目标是孩子们。”

51

自从和彼得·亨特开始那段万劫不复的风流韵事开始，贝基的健康状况就一落千丈了，她知道这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仅仅为了万一彼得打来电话时她一定要在家就没有再去健身房，可悲啊。现在他们从人群中冲向曼彻斯特一号航站楼去赶飞机，她尝到了那么做的恶果。这还真是终极冲刺啊。她尽可能紧跟着汤姆，在免税店的购物者之间穿插前进，差点要把一个手里拿着瓶香奈儿香水的女人撞飞。如果他们错过了这班去根西岛的飞机，接下来几个小时都不会有航班，而他们还不知道从根西岛去奥尔德尼岛的航班时间。事情得一件一件地做。

跟苏菲通过话后，贝基没有时间去思考，全部心思都用在要尽量联系到奥莉维亚上，但电话一直被转接到语音信箱。如果罗伯特已经找到她了该怎么办？

贝基再次和奥尔德尼岛的警方通了话，他们尽了一切努力，也尝试了用苏菲提供的号码联系奥莉维亚，但都没有查出奥莉维亚是否住在岛上。不过那位警官说他有一个计划，会在他们抵达的时候向他们解释。

到了登机口，贝基弯腰想要喘口气。广播里已经放过了最后一次通知，她愕然地看到至少还有二十个人在等着登机。他们本可以轻松地走过来，那样她就不至于感觉这么难受了。连汤姆都有点气喘吁吁，看贝基如此痛苦，他咧嘴笑了。“赶上了。”他喘着气说道，一只手靠在一排塑料座椅的靠背上，似乎扶着才能站直。

他们登上飞机后就恢复了正常呼吸，赶上飞机的短暂愉悦在即将要发生的现实面前瞬间化为乌有。

在飞机上，他们详细分析了已掌握的关于奥莉维亚在奥尔德尼岛住所的所有细节，包括罗伯特提到的窗外景色和苏菲对那个地点的描述。他们知道得非常少，但奥莉维亚提到沙丘上放着一条长凳，背后是那栋房子，这信息肯定会有帮助吧？

九十分钟的航行时间，他们能做的只有讨论案情。在贝基看来，他们在不停地绕圈子，最后总是会回到同样的结论上来。

飞机刚飞了半个小时，贝基就迫切地向乘务人员打听是否有航班可以让他们飞往奥尔德尼岛。上帝啊，在你需要跟地面保持联系的时候，飞机是一个非常令人懊丧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那位乘务员回到过道上，在贝基身边蹲了下来。“下一班飞往奥尔德尼岛的航班在我们的飞机抵达十五分钟后起飞。我们会直接把你们送到飞机上。”

贝基抵达根西岛后，地勤人员先邀请他们下了飞机，把他们送上一辆机场摆渡车，飞速赶往正在等待的飞机。

如果是在别的情况下，贝基一定会很享受这次飞行，在这么低的飞行高度飞越海洋是很棒的，特别是还可以看到远处奥尔德尼岛白色的沙滩和蓝绿色的海水。但越靠近那里，贝基越发焦虑起来。

“快点，快点。”她喃喃自语道，这架小飞机似乎在以非常慢的速度靠近那短短的跑道。

跟之前一样，他们又是最早下飞机的，匆匆赶往那个小小的抵达大厅后，当地的警察已经在那里等着迎接他们了。

“你们找到她了吗？”汤姆一边跟那位警官握手一边问道。

“抱歉，长官，还没有任何发现。至于她在哪里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想法？”

“我们在飞机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贝基说道，“能确定的唯一一点就是她在靠近沙滩的地方。”

那位警官看了她一眼，表情像是在说：“你在开玩笑吧！”直到他们坐上车飞速离开机场时，贝基才明白原因——经过的每一个转弯处，前面都是海。

那位警官动了一点怜悯之心，说道：“至少我们排除了城镇。”但显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汤姆坐在副驾驶座上，贝基倾身向前听他们的对话。

“你建议我们该怎么着手，警官？”汤姆问道。

“我已经在收集小道消息了。”那位警官说道，“我的妻子和其他警员的妻子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都在给她们认识的每一个人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人知道点什么，或者对于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有没有什么看法。相信我，这是我们最佳的计划了。同时，我们会沿着海岸边的道路行进。据我所查到的信息，你们要找的人并没有租车。他可能租了自行车，不用信用卡很难租到汽车。或许他偷了一辆自行车，这里没有人会给车上锁，而且人们全都把钥匙留在车上。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如果你们要找的人够聪明，或许车主几天都不会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

太好了，贝基想道。真是他妈的棒极了。

52

今天又是天气极好的一天，阳光普照，这片沙滩上只有我们几个人。今天早上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探索那些清澈透亮的潮水潭，刚刚完成比利的“史上最棒的沙堡”。

我要偷会儿懒，躺在松软的沙子上，抬眼望着头上湛蓝的天空，听着孩子们友善地争论着要怎样建一座吊桥。

但我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思绪转到了苏菲身上。我难以接受罗伯特曾去找过她这件事，很肯定她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罗伯特不可能心平气和地问她我在哪里，而且被拒绝后还能礼貌地离开。我为把她拖进这件事感到内疚，虽然客观地说，是她说服我逃离这段婚姻的，她缓慢却坚定地把我拉出了绝望的深渊。

“听着，丽芙。”我们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见面时她说，“你可能觉得只要留在罗伯特身边，孩子们就是安全的，但他显然已经精神错乱了，如果他中途改变规则而你却没有做好准备该怎么办呢？如果他变得异常疯狂，要知道你的每一个举动，把你锁在房子里该怎么办呢？你要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囚犯吗？你要逃出去。”

我们探究了所有逃脱的法律途径，但似乎什么办法也没有找到。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罗伯特对我的威胁，另一方面他却有大量证据证明我精神不是很稳定。我被告知自己可能被判定为有过错的一方，但他起码能得到孩子们的探视权——只要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实施计划。

我满心焦虑，但还是被这座岛的平和吸引。似乎这里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认为是这个地方的简单给了我安全感。人们无时不面带微笑，总是不怕麻烦地热心助人。路上没什么车，因此很安静，甚至连一段迂回的道路都找不到。给我带来真正安宁的是大海。放眼望去几乎总能看见海，不论它是平静的蓝绿色还是白浪从漩涡上涌起的暗灰色，我都无法将视线移开。

丹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我知道总会解决的。然后，到了最后，我就可以继续带着我的生活向前迈进了。此刻我感觉生活在一个气泡里，在湍动的空气里安全地飘荡。我几乎可以想象自己和孩子们在这个气泡里的画面。我们周围的空气看起来黑暗阴森，乌云密布，灰蒙蒙的大海汹涌澎湃。但在我们的气泡里面，就是跟今天一样的好天气——阳光和煦，明媚晴朗，充满欢声笑语。我要阻止黑暗渗透进来破坏我们的幸福。

我转过头去看着漂亮的孩子们在沙地里玩耍，贾兹——不，金妮——穿着她最喜爱的冰蓝色T恤，男孩们站在浅海里，圆胖的腿上沾着白色的沙子，正把水铲进橘色的塑料桶里，想要填满他们沙堡的护城河。他们需要过多久才知道这是一项徒劳的工作？但他们需要靠自己去发现这个事实。

我坐了起来，扭头向后看我们租的房子。它再完美不过了。隐蔽，却不会给人孤单的感觉。晚上我可以开着窗户睡觉，听着浪花轻柔地拍打海岸。我等不及要看第一场大风暴，从这里看一定十分壮观。

房子被粉刷成了淡黄色，顺着一片小小的草坪而下是一扇直抵沙滩的大门。我并非因它的隐蔽性而特意选择了这里，这是额外的红利。我选择它是因为房子后面有一个阳台，每一间卧室都有门与阳台连接，阳台上还有一段旋转楼梯，顺其而下就能到厨房和起居室后面的露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好运能找到这样一个完美的地方，因为当我想到气泡时想起了一件事：气泡的外壳是十分脆弱的，随时可能会破掉。

因此我们制订了一项计划，到了我们该做另一场练习的时候了。我把它变成了孩子们的一个游戏。这是我们的战争游戏，孩子们是错过了最后一条船的被撤离者，当敌方的士兵抵达时，孩子们要躲起来。我要他们认真对待这场游戏，但我不想让他们做噩梦，所以尽量让它变得很好玩。

我们在复活节来这里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一个又近又方便的沙坑。当然，这座岛上有不少沙坑，但我们要找的不是最靠近房子的，而是可以让他们安全地走进去并躲起来的沙坑。于是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探寻那些对于四岁孩子的小短腿来说不算太远的沙坑，把里面累积的垃圾都清理出去，然后我买了一个塑料冷藏箱，在里面装了饼干和孩子们爱喝的饮料，还有一些装有电池的照明灯具和一部充满了电的手机，并解释说那个塑料箱子可以保护食物不被四条腿的捕食者吃掉。我们用几条暗灰色的毛毯盖住箱子，这样即便有人进来，也不会看到亮红色的塑料。我们每隔几天就去查看一下箱子，每一样东西我都准备了备份，以防有人找到那个冷藏箱并把它搬走。

但这个海岛有一点不寻常，没有人想过要拿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那位租给我房子的女房东很惊讶我想要配把锁，她说她二十年来从没有锁过门。窃贼在这里无处可逃，就这一点来说，绑匪也一样。

但我还是要把所有的门都锁着。我可能觉得自己在这里是安全的，但为了孩子们，我要谨慎一点，不能沾沾自喜。

我们一建好防御敌人进攻的藏身之地就开始演练怎么从房子逃走：从卧室的门出去，走到阳台上，从旋转楼梯往下，穿过草地，走出大门，沿着海岸边的路走。经过头两个沙坑，从山坡上往下滑，躲进藏在悬崖一侧的小沙坑里。入口的地势有一点低，但我堆起了几块石头，这样小一些的孩子们也可以轻松地爬进爬出了。

我想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但孩子们会觉得乏味，而且我担心到时候他们可能不愿意跑走。第一次练习的时候弗雷迪哭了，但现在他好像已经接受了。但愿我们永远也不需要真的去尝试这一招。

我起身走向放着沙滩包的那条长凳。我想给孩子们拍张照，于是从一堆毛巾下面拿出了手机，这时看到好几个未接来电，从两小时前就开始打进来了。大多数是苏菲打来的，但也有几个号码是我不认识的。手机又开始震动，又有电话打进来了，是苏菲。但现在不是我们约定的时间，这不像她的做法。

有一瞬间，我感觉神经震颤了一下，但没有理会。我要学着变得更自信。我接起了电话。“嗨，苏。在这么美好的天气里可真是一个惊喜。”我说道，“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但我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她把我最不想听到的事告诉了我。“丽芙，是罗伯特。他知道你在哪里了。他找到你了。”

我的身体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要来带走我的孩子，就跟他说过的一样。我并非一直都明白他拿什么威胁我，但两年前他带走孩子们那件事发生后，他一直等到警察离开，只剩我们俩的时候，才把威胁的话说了出来，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不紧不慢，好让我明明白白地听懂。我试图不去听，好像不听这些话就可以让它变得不真实。我努力不去看他，好像不去看他就可以让他消失。但他靠近我，对着我的耳朵呼气，每一个字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奥莉维亚，你是我的生命。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只有你。如果你离开了我，那我的呼吸就没有意义了。你明白吗？我每一天的每一秒钟都在想你。我坚信有一天，你对我也会有一样的感情。”他深吸了一口气，“但这不可能，奥莉维亚，对吗？”我说不出话来。“你是我的，奥莉维亚。虽然你不能像我爱你一样爱我，你还是我的。我可以接受这样的状况，只要我可以每天看到你的脸，在我想要的时候摸到你的身体——是的，奥莉维亚，在我想要的时候——并且知道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你都会在这里。但如果你离开我，有一天我就会带走你的孩子们，就像我今晚做的一样，再也不会有人找到我。”他靠得更近了，嘴唇碰到我的耳朵，“如果你离开我，就再也见不到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你将会一无所有。”

53

玛乔里·贝雷斯福德感到很愧疚。此刻她本该在照看父亲，但今天早上她去了镇上，没有按原先答应好的买完鱼和肉就直接回家，而是决定先喝上一杯卡布奇诺。这天天气很好，小酒吧的桌子都摆到了外面。

毕竟只是一杯咖啡——只不过多花十分钟时间。问题是那十分钟变成了半个小时，她跟几个星期没有见过面的人聊起天来。她不常外出，因为父亲现在几乎需要不间断的看护，但他还不打算去养老院，她还能怎么办呢？有人聊天真是太好了，如果说她有点忘乎所以，忘记了时间，那也是情不自禁。只有这一次。

当玛乔里要付钱的时候，一个和善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说正在找自己的妹妹，她不久前刚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这座岛。他记得她说过在某个地方租了房子，他保证过会去看她，但愚蠢的他把地址给弄丢了。他询问店主乔时玛乔里无意中听到了。那个男人只知道他的妹妹住在一处海滩附近。他这样四处打听，想看看有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这么做真的有用吗？

玛乔里肯定他说的人是林恩，林恩也有三个孩子。她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说出来，但当她付完钱，边往外走边跟几个熟人说完话后，看到那个男人愁闷地坐在一张桌子旁，她为他感到难过。

“打扰一下。”她说道，“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乔纳森。”他回答，露出一个友好的微笑。在她看来，那笑容里满是伤感。

“我叫玛乔里。你的妹妹叫什么？”他轻笑了一下，让她很吃惊。

“我不知道。”

“什么？” 

“抱歉。”他说，“这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故事。我妹妹在英格兰惹上了一点小麻烦，欠了一些钱。这是很常见的事，她的丈夫出走之后她就有点放纵自己。她贷了一大笔款，光是利息就有十倍高，于是她越陷越深。我给了她一些现金去还债，她却带着那笔钱跑到了这里。我想找到她，跟她说我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她已经完全摆脱了困境，可以随时回家了，父母很想念她和孩子们。她的真名叫奥莉维亚，小时候很多人都叫她丽芙。但我不知道她给自己取了个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孩子们现在都叫什么。”

玛乔里看着对面这个男人忧伤的脸，这是一个多好的哥哥啊，她不禁想道。她也有一个哥哥，他对他们的父亲完全没有帮上一点忙。“你的妹妹有你真是幸运。”她真诚地说道，“听我说，我不知道这对你有没有帮助，我帮以前住在这座岛上的一些人照看一栋房产，但他们已经去美国好几年了，把房子拿去出租，目前有一位女士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那里。她们是去年十月租下的，我不知道跟你说的是不是同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林恩。我记不得孩子们的名字了，但是是一个女孩和两个小男孩。你觉得会是他们吗？”

这个叫乔纳森的男人立刻面露喜色。“太好了，谢谢。听起来像是他们。你能告诉我那栋房子在哪里吗？”

她这么做了，因此迟了四十五分钟才到家。她的父亲心情很不好，回答她的任何提问都最多只说出一个音节。她需要为自己不体贴的行为做出补偿。

她收到父亲想吃三明治的指令，正走出卧室时，大厅里的电话响了起来。她想去接，她很喜欢跟别人聊天——除了父亲以外的人——但她不能去接。要紧的事先做，她至少要给父亲沏一杯茶。

她站在厨房里等着水烧开，但还是能听到电话里的留言声。她听出是帕姆的声音，她已经几个星期没有见过她了，帕姆无疑是想知道她们能否找个早晨一起喝杯咖啡。有机会当然很好啦。当她往茶壶里倒水的时候，似乎听到帕姆提到警察的事情。

她放下手上正在冲泡的茶，走进大厅，完整地听完了留言，忧虑得脸红起来。

哦，天哪！我做了什么？她心想。

54

我震惊得无法动弹。这怎么可能？罗伯特怎么找到我们的？我在房子里没有留下一点证据，即便他知道我们没有去安格尔西岛，又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呢？我几乎要晕眩过去。

孩子们的叫喊声把我从思绪中唤醒。贾兹正指着我身后的马路大喊。

哦，上帝，不！千万别是罗伯特！

我从没有给孩子们暗示过他们应该畏惧父亲，我不想让他们生活在恐惧当中，而且我觉得只要做一个恭敬顺从的妻子，他是不会伤害他们的。但当我了解了他的痴迷程度有多深，知道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严重程度时，才最终开始相信我们在他身边永远不会安全。

我转身去看贾兹指的是什么，松了一口气，只是有几匹马经过而已。她很喜欢马，我一直想着等我们安定下来后，安排她去上马术课。

我必须行动起来，要把孩子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并报警，但现在还不能，解释起来需要太长时间。

我站起身时，电话响了起来，但我没有去接。再没有比把孩子带离危险更重要的事了。我迟滞了大约三十秒没有采取行动，但这可能会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威胁。

“贾兹！”我喊道，“快到这里来。”我以最快的速度沿着海滩往下跑，抓起弗雷迪，把他壮实的小身子一把甩到怀里，并对站在海边往水桶里装水的比利大喊：“丢掉水桶。丢在那里，不要争辩，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小路上去。”

我看出来自己吓到了他们，弗雷迪哭了起来。“对不起，宝贝。”我用稍微平静下来的声音说，但孩子们很容易就能感知到别人的情绪。“这是入侵演练。我要你们全部都到沙坑里去。你们要躲避敌人。”我尽力露出微笑。

孩子们艰难地沿着沙滩往上走，并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快，沙子是软的，不利于奔跑。我们踉踉跄跄半走半跑地经过一个个沙丘，经过那条长凳。我拿起包，听到电话还在响。但我没时间去接听。

当我们抵达房子后面延伸出的小路时，我听到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着世界上最糟糕的声音，是门铃的声音透过敞开的饭厅窗户传了出来。

孩子们看着我。但那一瞬间我完全愣在了原地。比利拽了一下我的手，“怎么了，妈妈？”他问道，被我突如其来的不安给弄糊涂了。

我蹲下来把贾丝明拉到面前。“听着，这是敌军到来的警报。你来负责这次演习，贾兹。你知道要去哪里，带着弟弟们快跑。待在那里等我来——好吗？”

贾兹惊恐地看着我。“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她小声颤抖着问道。

“我会跟上的。让我们来看看咱们的训练成果，快走，亲爱的！你是一个勇敢的女孩，让我们看看你的能耐。”

我把贾兹扭过去，轻轻推了她一把。男孩们的表情有点困惑，但我用微笑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好。

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他可能马上就会走到房子后面来，孩子们必须离开，我要引开他。

贾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努力给她展现一张欢乐幸福的脸，但我觉得她没有被骗到。她知道敌人真的来了。

我不禁思索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孩子们。

我转身对着房子，他已经不再按门铃了，我期望并祈祷他正通过前面的窗户往屋里看，还没有走到后面来。我要拖住他。如果他现在绕到这里，就会看到走得并不快的孩子们。

我全速向后门跑去，手心满是汗水，艰难地打开锁，然后快速跑过厨房来到大厅，透过前门的磨砂玻璃看到一个男人的轮廓，他想透过信箱往里看，正要直起身来。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认出那个脑袋来。

“等一下！”我喊道，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快活。

要尽力让孩子们有足够的时间逃走。

我抓起一条茶巾，装作在擦手的样子，把身后的厨房门拉起来关上。我想让他以为孩子们就在这里，在花园或者沙滩上玩。心脏跳得像是要穿破胸膛，但我不能打电话报警。他可能马上就知道我的意图，然后就会失去耐心。我相信他按门铃的唯一原因是他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我住在这里。如果有人把这里的地址告诉了他，他也觉得只是“可能”，如果他不想被人举报，就要假装成文明人，至少装到他完全肯定的时候。

最后，我从橱柜最上面藏钥匙的地方拿下钥匙。我放得很高，这样孩子们就不会趁我不注意时抓到它并打开锁。我转动钥匙，同时深吸一口气，拉开门闩把门打开。

他站在那里，脸色惨白，像戴了一张白色面具，双臂垂在身体两侧，拳头紧握。

“你好，罗伯特。”我尽可能冷静地说道。

但罗伯特一点也不冷静，双手推开了我，我猛地向后撞到楼梯底部的端柱上。我尽量忍住不叫出声来，因为如果我尖叫，按照常理孩子们便会跑过来。不能让他知道孩子不在这里。

他踏进大厅，踢了一脚门要关上它，但用力过猛，门又弹开了，撞到大厅的壁橱上。他还是一言不发，直直地盯着我，我也盯着他。只见他的嘴巴紧闭成一条线，双眼像是要冒出火来。我们对峙了将近一分钟——宝贵的一分钟。我不准备打破这种沉默，这样的时间越长，孩子们就越安全。接着，他张口问：

“为什么？”他说的时候看起来极度痛苦，如果有人不了解罗伯特的真面目，不了解他真正是个什么人，一定会为他感到难过。

我没有说话。拖延，拖延，拖延。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

他走向我，伸出双臂。我以为他想要抱住我，随之一阵恶心。我感到恶心是因为在知道了他的真面目和所作所为之后还一次次地让他抱住，只为能让我的孩子们安全地逃走。

但他不是要抱住我，他要掐死我。他双手抓住我的脖子，摇动着我的身体。我咳嗽起来，结结巴巴地发出声音，觉得自己就快要死了。他停了下来，双手放回到身体两侧，有一瞬间他看起来像是被打败了，我希望如此。

“不，奥莉维亚，我不是要杀了你，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对我做出这种事——离开我，一句话也不留，不告诉我你在哪里。你知不知道警察以为我杀了你？他们此刻很可能在挖露台，那里一定全是犯罪现场的调查人员，一切都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你要离开。”

我不禁生出一阵满足感。这很残忍，但跟罗伯特的残酷比起来差远了。

“你要回到我身边吗？”他问道。

我抬起双手抚摸自己的脖子，没有马上回答他。我找不到任何言语来表达对这个混蛋的极度厌恶，我想也许现在孩子们已经有足够的时间逃走了。

“我永远都不会回到你身边。”

我想告诉他我现在已经看到了他面具下的真面目。我知道他做过什么，知道他是什么人。我想告诉他他再也见不到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但我说的已经足够了。

他软弱的时刻过去了，现在正对着我笑，他觉得我的话很好笑。接着他脸上出现了那个表情，我知道它自始至终都存在，却从没有亲眼见过。他的下巴垂向胸口，双眼像是变成坚硬的圆石，嘴巴微微张开，露出紧咬的牙齿。这是魔鬼的脸。他又推了我一下，但这一次是要从我身边走过。他要去找我的孩子们。

我不能阻止他，我没有力气。如果我早想到有今天，就会在房子里备着武器——用来击打他脑袋或是刺穿他腹部的东西。但我从未想过他会找到我。跟孩子们进行的战争游戏练习是最终的预防措施，但我觉得我们不会用上。

我想要跑走，但不能朝着孩子们离开的方向跑，也不能抛下他们。这所房子奇妙的孤立状态有一个弊端——我没法跑去邻居家里求助。我跑不出一百米就会被罗伯特抓住，而且不论怎样，我都要盯住他。我要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不能让他找到孩子们。

我想拿手机，但它放在厨房里。

罗伯特不一会儿就搜寻完了楼下的房间，接着他把我推开，一步两级台阶地走上楼去查看卧室。我听到衣橱门被打开的声音，还听到他砰地跪到地板上检查床下的声音。我趁着他在楼上，冲到厨房里，但手机不见了，罗伯特已经把它拿走了。

听到一阵冷笑声，我知道他正在我的卧室里。他发现了房间的布置玄机，我还没时间去把它改过来。“真聪明，奥莉维亚。我低估你了。”他喊道，我听到他冲到下一个房间里的声音。

门被猛地推开，发出一声重响，他发现了阳台。我脑海里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我从没有试过在上面能看多远，他能看到正在跑走的孩子们吗？

必须阻止他，于是我跑到楼上，对着他大喊：“罗伯特！”他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急迫感。“他们不在这里。我对你发誓，他们不在这里。”

他转过身来盯着我，时间停住了一秒钟。然后他朝我走来，缓缓地说道：“他们在哪里，奥莉维亚？我会找到他们的，你知道的，不想受折磨就说实话。”

我昂首站着，背部挺得笔直。“你以为这就会让我告诉你孩子们在哪里吗？”我厉声对他说道，“你认为我会为了让自己免受皮肉之苦牺牲他们的生命吗？”

我刺激他。我要让他走出这个房间，离开那扇窗户。我转过身，往楼下走。他跟了过来，抓住我染成棕色的长发，绕在手上，扭动了一下好紧紧抓牢，接着猛地往后一拉，我差点摔在地上。

我们走到大厅时，他把我的头发抓得更紧了，把我从厨房一路往饭厅拉去。我想要抓住他的手臂，但每次想这么做他就更用力地抓我的头发。他向下拖，所以我不得不弓着身子走，这样我就没法抓住他来自卫。他一边解开牛仔裤的搭扣一边大步走进饭厅，在那可怕的时刻，我知道他要强奸我。

他还在继续往低处拉我的头发，所以我实际上是爬着走的，他朝我的腿踢了一脚，我跌倒在地板上，做好准备等着看似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当我挣扎着要从地板上爬起来的时候，他一脚重重地踩到我的肚子上，让我动弹不得，接着把我的双手拉过头顶，用他的皮带紧紧绕住我的手腕，绑到一根散热管上。我无可奈何。

他抓过一把椅子，让椅背对着我的头，椅子的四条腿把我的双膝困在里面，这样我就无法踢他。他叉开腿坐在椅子上，俯身靠向我，愤怒地盯着我。“他们在哪里，奥莉维亚？”他的脸停在我上方，双唇凸起，嘴角冒出唾沫。我感觉自己在发抖，祈祷着他在强奸我的时候千万别来吻我。他斜睨着我，“我都不敢相信会这样，但这一刻，我亲爱的老婆，我比任何时候都想要你。你从没有真正地顺从我，对吗？我之前就该试一下这一招。”

我想鼓起勇气骂他个狗血淋头，但不希望做任何事加快这件无法避免的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持续的时间越久，孩子们安全的可能就越大。

“我将最后一次要你，奥莉维亚。这会跟之前的都不一样，你下半辈子都会牢牢记住它。但首先，你要告诉我孩子们在哪里。”

我闭上了双眼，无法忍受看他恶魔一般的表情。

“我们来看看你有多勇敢，好吗？”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瑞士军刀——我去年圣诞节送给他的礼物，打开上面锯齿状的刀片。他把椅子推开，跳到我身上，膝盖抵在我大腿两侧，控制住我的双腿，然后倾身靠过来，用刀刃划过我手臂内侧裸露的皮肤，从手肘一直划到腋窝。血液涌了出来，我感到一阵猛烈的刺痛。“感受一下痛苦到来的滋味儿。我不想对你这么做，奥莉维亚。但因为你，我们都没法回家了，除非你现在带上孩子们跟我一起走，否则我就要兑现承诺了，我两年前对你许下的承诺。我告诉过你如果离开我会发生什么。他们在哪里？”

我决不会告诉他。决不！

但接着我听到了全世界最可怕的声音。厨房通往饭厅的门缓缓地打开了，我听到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是弗雷迪。“你在哪里，妈妈？我们不想离开你去躲避敌兵。你在哪里？”

我没有发出声音，从罗伯特肩膀上方看过去，三个孩子站在门口，正看着我们。

55

贝基变得越来越焦虑，已经给苏菲打过了电话。苏菲说她最后联系上了奥莉维亚并警告过了，她想要到地址，但一提到罗伯特在岛上这件事，奥莉维亚就挂断了电话。那是大约二十分钟之前的事情，当时贝基和汤姆还在路上，从那之后就再也没人打通过奥莉维亚的电话。这可不大对劲。

那位警官做得很到位，带他们在奥尔德尼岛走了一圈。他们努力地寻找可能符合所知道的那几个细节的所有房子。

“问题在于，”他说，“这些房子很多都属于那些一年才到岛上几次的人。如果他们私下把房子租出去了，我们可能也不知道，所以这件事会很麻烦。我们可以去敲门，但如果没有得到回应，是说明他把她当人质控制起来了，还是只能说明房子里没有人？”

他们在一栋漂亮的石头砌的房子的车道上停了下来，贝基马上就看出房子的后花园几乎延伸到了海边，住在这样的地方该有多好啊。他们敲了门，但没有回应。汤姆绕到房子后面查看，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我觉得不是这一栋，沙滩上的沙子不是很多，而我肯定埃文斯夫人说过罗伯特曾自言自语提到过沙子的颜色。”他说，“奥莉维亚可能给他看过从窗户看出去的景色，但那肯定不是凯迈斯海湾的。”

“你说得对，汤姆。我应该记住这一点。”贝基真想严厉自责。他们可能不知道沙子颜色的重要性，但罗伯特感兴趣的肯定是沙子。事实证明提到长凳并没有他们所期望的那么有帮助，这座岛上到处都是成了众多夫妻美好回忆的长凳。

他们上了车，前往下一处房子，这一次把关注点仅放在那些靠近多沙的海滩的房子。

“想问一下，”那位警官超过两个骑行者时说道，“如果我们找到了布鲁克斯先生，你们会怎么做？”

“我们会以怀疑他跟一起谋杀案有关的理由逮捕他。”贝基回答。

“抱歉，督察，”那位警官带着一丝痛苦的表情说道，“你们在这里没有管辖权。你们不能逮捕他，我也不能根据你们无证据的断言去逮捕他。”

“该死！”贝基轻声咕哝道。那是不是说就算他们找到了他，他也可以直接走掉？

“没事，贝基。”汤姆转过身来，对她会心地一笑，“这一点我知道。我们登机时，你在催促大家把事情办妥，而我打电话申请了逮捕令。已经有人在办这件事了，他们会把原件寄到这里来，那样如何？”汤姆看着那位警官。

“我们要把逮捕令呈给奥尔德尼法院的院长。你们觉得逮捕令要什么时候到，总督察？”

“最快要到明天。请叫我汤姆，这位是贝基。”

“我叫雷，”他回答道，“那我们要计划一下如果找到了你们要找的布鲁克斯先生，我们该怎么做。有什么主意吗？”

接下来一阵短暂的沉默被雷的电话铃声给打断了。在他还没来得及报上名字前，贝基听到电话里面传来一声尖叫。

“冷静一下，玛乔里，我听不清你在说些什么，深吸一口气再说一遍。”

那边稍微停顿了一下，雷继续听着。“好。谢谢，玛乔里。你做得很好，什么也没做错。不要担心，照看好你的爸爸。我过后会去你家，告诉你我们的进展。”

雷挂断了电话，把车停下。“我想我们找到他了。”他只说了这一句话。

56

罗伯特正在拥抱孩子们，但只是看到他碰他们就足以让我想要尖叫出来。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一定是我做错了。也许他们太把这件事当成游戏了，我应该警告他们真的有危险。但或许贾兹是知道的，也许她是为了我才回来——来确认我是否安全。

男孩们看起来很高兴见到父亲，但贾兹只是看着我。看到我被绑在散热管上，她的眼睛瞪得跟茶碟一样圆。我想告诉她快跑，但儿子们该怎么办呢？

“你对妈妈做了什么？”看到我躺在地板上，血顺着手臂流到了地板上，贾丝明问道，从声音可以听出她感到很困惑。我可怜的小女孩。

罗伯特没有理她。对于像贾兹这样聪明的孩子，他找不到可以骗过她的答案。

她的眼睛转向我，看着我的手臂，又转回去看着罗伯特。他此时正跪在地板上，抱着我们的两个儿子。我看着他们，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并努力地思考着，我一定可以做点什么。

“我很想你，比利。还有你，弗雷迪。你们的假期过得愉快吗？”罗伯特用温柔的声音问道，但我可以看出他眼中的疯狂，我觉得贾兹也看得出来。

“我不再是比利了，我是本。”比利自豪地说道，“你喜欢我的新发型吗？”

罗伯特转过来看着我，轻轻摇了摇头。我也盯着他，用眼神祈求他。但他笑了。

“罗伯特。”我开口说道，但他没有理我。

“听着，孩子们，你们可以带我到外面看一看吗？我想看看海滩。我跟妈妈聊天的时候只能从视频里看。”他的神情在我看来只有纯粹的恶意。

“那妈妈呢？”比利问道。

“现在妈妈可以留在这儿。她已经把你们留在身边几个星期了，现在轮到我了。来吧，我们走。”

贾兹还在观察整个房间。“我留在这里陪妈妈。”她带着一丝反抗的语气说道。

“不，你不能。你要跟我一起走。”罗伯特张开紧闭的双唇，说出这样的句子。他伸出手抓贾兹，但她把他的手臂挡开了。

“我要留下来。”她说道。我可爱的小战士。

罗伯特起身抓起贾兹的手臂。“来吧，孩子们，带我到外面去。”

贾兹还是没有动，直到他用力拉起她的手臂，她差点摔倒，痛苦地尖叫起来。

我得逃走。我要找一个办法救他们。我拉了拉皮带，但它一动不动，肩膀非常酸痛，完全没力气。我感觉像是在看一场可怕的电影，四面的影像都变黑了，只有丈夫和孩子们突出地站在中间的焦点下。

男孩们意识到有点不太对劲，他们看了一眼贾兹，然后又看着我。“留在这里，孩子们。别跟他走，他不能把你们都带走。来这里，弗雷迪。”我想让最小的孩子逃脱他父亲的控制，但已经太晚了，罗伯特把他拦腰抱了起来，死死抓住不放。

只有比利是自由的，但他看起来震惊得动弹不得。做点什么，比利。

“贾丝明，抱着你的小弟弟。”罗伯特命令道，他想把弗雷迪递给她。我不确定贾兹能抱着弗雷迪走多远，他是一个结实的小男孩，而她却如此单薄。看她一动不动，罗伯特又猛地拉了下她的手臂。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她抬眼看着罗伯特。他怎么能对这些漂亮的脸蛋无动于衷？

“不要动我的孩子们，罗伯特。如果你伤了他们一根头发，我会杀了你！”我知道自己的尖叫不会起任何作用，只会令他发笑，火上浇油。但只要我能让孩子们意识到危险……

罗伯特大笑起来，我知道他会笑。他笑声里的歇斯底里比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如果我不能拥有你，奥莉维亚，那你就必须付出代价。我只是在做我之前的许多男人都做过的事，那些像我一样被背叛、被欺骗、被抛弃的男人。”随着他说出最后那三个词，笑声消失了，他愤怒到了极点，恶意洒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哭了起来，而我却什么也不能做。

“跟妈妈说再见，孩子们。该走了。”

他把弗雷迪放了下来，也放开了贾丝明，把孩子们推向门口。他在我身旁跪下，双手箍住我的脖子，把我拉向他，我最后用渴望的眼神看了一眼孩子们，然后他便把我猛地推向散热器。我的脑袋痛得快要炸开了，但在迅速袭来的黑暗中我感觉到他的气息贴近我的皮肤，听到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乖，睡吧。”

57

脑袋像是被人拿一把弯刀劈成了两半。我想摸摸它，把疼痛压回去，但双手动弹不得。肩膀很疼，可以感觉到手臂内侧湿漉漉的刺痛感。发生了什么？

有人在说话，想让我听见。“奥莉维亚，加油！奥莉维亚，醒过来！”一只温柔的手正抚摸我的脸，但不是那个说话人的手。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而这只手很轻柔。我听到一个女人的说话声：“我觉得她要醒过来了，汤姆。”我听到一声咕哝。

“那是她的免提电话。”另一个粗哑的声音在后面说道，正在急促地发出断断续续的指令。我听到了“救护车”“更多尸体”“孩子们”，突然间我醒了过来。他指的是什么，更多尸体？我的孩子们在哪里？

我想坐起来，一只强壮的手搭上我的肩膀。“奥莉维亚，你能说话吗？”

我想要点头，但头痛得厉害。就在一瞬间，一切都迅猛地向我冲过来，那力量几乎要把我打倒。“罗伯特带走了我的孩子们。”我喃喃道，声音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我努力回忆这是真实的，还是我的想象。但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声音也慢慢有了力气。“他带走了他们，他带走了我的孩子们。”最后一个字是我抽泣着说出来的。

“我们知道，我们会找到他们的。”

“有人说‘更多尸体’，那是什么意思？”我听到一声震惊的喘息，视线聚焦到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身上，她一头黑发，眼中带着倦意。

“不，不，我们没有找到更多尸体。我想是那位警官想要叫些援兵来，让他们出去找你的孩子们。”

感谢上帝。但我昏迷了多久？

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另一个男人——那个有着强壮手臂的男人——开始说话了。“你知道罗伯特到这里的时候是几点吗？我们要知道他可能走了多远，这样我们才好合理地安排搜寻活动。”

我不知道。我无法思考，但知道自己必须思考。“看一下我的手机。苏菲一给我打电话，我就把孩子们从海滩带上来了。然后就看到他在这里了。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十五分钟，最多不超过二十分钟。”

那个年轻的女人已经明白了。“该死。我们就迟了三分钟，汤姆，最不济也就八分钟。”

我认出了那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他是这个岛上的巡警，但我不知道另外两个人是谁，只知道他们是来这里帮助我的，但没有时间做介绍。

“我知道他可能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我的声音因激动而变得嘶哑，但我要稳住。“他会把他们带到一个悬崖去，一个离海面很高的地方。”那位警官听着，等着发布指令。

“为什么，奥莉维亚？他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悬崖上去？”那个叫汤姆的人问道。

我几乎没法说话，那些画面一闪而过，我的双眼充满惊骇。但我记得在南栈灯塔的那一天，还有他对孩子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跟妈妈说再见”。

“他要跳下去，要带着我的孩子们一起跳下去。”

 “贝基，你留在这里陪着奥莉维亚。奥莉维亚，贝基是位督察，如果你的丈夫回来了，她会照顾你，可以吗？”

不，当然不可以。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我说，可以看出那个男人要争辩。我对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你是谁，但那是我的孩子。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我挣扎着站起来，头上的疼痛达到极点，差点儿昏倒过去，头盖骨像是需要扶住才能合在一起，否则就会碎成片，但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你会拖延我们的时间，奥莉维亚。留在这里。”

“不。如果罗伯特看到你们，而他又在靠近悬崖的地方，他会跳下去。我是你们手上能劝他不要那么做的最大希望。”

我确定自己听到他嘟囔了几句骂人的话，但我不在乎。我们还在耽搁什么？

汤姆看着那位岛上的巡警。“我们的计划是什么，雷？”他问道。

“好消息是附近没有陡峭的悬崖，而他的速度也会被三个孩子拖累。我已经通知了本地的消防队，他们会便装出动，以防他受到惊吓逃走。救生艇也已经在出海途中了，他们会沿着海岛巡视，如果发现了他就会打电话通知我们。救护车还需要留在这里吗？”

我想要摇头，但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不，”我说道，“我不会上救护车。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两名警官面面相觑，那位岛上的巡警耸了耸肩膀。“没时间争论了。在我看来，如果布鲁克斯是从后门离开的，那他会在小路上向右拐。向左拐就会走到海滩去，那边几公里内都没有悬崖。我的警员刚告诉我他已经沿着峭壁小径走了大约二百五十米，还没有发现布鲁克斯的踪迹。”雷朝门口慢慢走去，“我现在要去追他了，以确保他没有躲在中间的什么地方。我有你的号码。”然后他跑了出去。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我喊道，为他们明显的拖拉感到恼火。

那个年轻女人抱住我。“我们需要在附近留一辆车，这样当他们找到孩子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快赶到。雷把警车留给了我们，那是一部四驱车，我们可以把它开上那些崎岖的小路。”她拉住我的手，引我到一把椅子上坐下。“让我来看看你的头。”她温和地说道。但奇怪的是我并不在意疼痛，它只会提醒我应该去做什么。

我坐了约三十秒钟便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身，头部随之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它提醒我要保持稳定，否则我可能又会晕过去。“我们能不能这就走，朝正确的方向去拦住他？求你们了，我不能光坐在这里什么也不做。”

我察觉到两位警官互换了一下眼色，也感觉到他们同样沮丧。

汤姆轻轻点了点头。“他已经走了大约十五至二十分钟了。平均的步行速度大概是每小时五公里，但带着孩子们呢？”

我知道罗伯特一定会抱着弗雷迪，贾丝明能跟上他。只有比利会让他的速度慢下来，但至少在最初的一公里内不会。我把这一点告诉了他们，汤姆似乎同意我说的话。

“贝基，你来开车，我来指路。”他说道。贝基对他露出惊讶的表情，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那张地图在哪里？”

“在车上。”她拿起了包，“你要跟雷说吗？”

汤姆已经把电话放到耳边，朝着前门走去。“雷，我们要出发去离这栋房子大约一点二五公里远、位于峭壁小径上的一个地点。对，我们带了地图，会在那里赶上你。”

58

贝基不知道该对奥莉维亚说什么。罗伯特带走孩子们已经两个小时了，没有人见过他们。奥莉维亚坐在汽车后座上，头抵着车窗，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

“奥莉维亚，我无法想象你的感受，但至少我们相当肯定孩子们什么事也没有。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们会知道的。罗伯特把他们带走不到几分钟，悬崖上就全是出去寻找他们的人了。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孩子。”贝基看了一眼汤姆，她知道他讨厌别人做出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承诺。但他只是对她点点头，两排牙齿紧紧咬着上唇。

贝基突然看到前方有些动静，她从座位上坐直身子。他们把车停到草地上，停在他们能安全到达的离悬崖最近的地方。奥莉维亚一定也觉察到了什么，她把头从车窗上移开，探身靠近贝基的肩膀上方。“怎么了？”她问道，声音里充满了希望。

“我觉得我看到了什么，可能是一只兔子。”贝基说。但那不是兔子。她瞥见了一个人的头顶，看见他正在下面的峭壁小径上迂回向上移动。

奥莉维亚猛地向后伸手去抓门把手。

“喂，”汤姆说道，“停下，奥莉维亚。如果是罗伯特，我们要冷静行事。别让他跳下去或是快速地做出反应。他比我们离悬崖边缘近得多。”

通往他们所在位置的小路弯弯曲曲，他们只能每隔几秒钟瞥见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头顶。

车后座传来一声叹息，大家终于呼出了一直屏住的气息，他们认出了来人是雷，他正一路小跑朝他们奔来。他的速度不太快，说明没有好消息，也不太慢，说明也没有什么坏消息。

雷满脸通红地走近车子，汤姆和贝基打开车门走了出来，转过身让奥莉维亚——安全锁把她限制在车内——也下车来。贝基很高兴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也有机会伸展双腿。一阵强劲的风把新鲜的空气送入肺部，她深吸了一口气。

“有什么消息吗？”汤姆问道。奥莉维亚哭肿的眼睛焦急地凝视着雷，贝基怀疑她的头还在持续疼痛。

“峭壁小径上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我们已经尽力确认了，只能认为他躲到某个地方了。”

贝基环顾了一下四周，放眼净是开阔的乡野风光。

雷准确地理解了她的表情。“这可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这个地方遍布着战争时期留下的沙坑，还有旧的堡垒。布鲁克斯逃跑的第一段路会经过一些在每年这个时候可能都没有人住的房子，他也有可能闯进那些房子里去了，那些房子甚至可能都没有上锁。我们已经着手对显眼的地方进行系统搜索了，但很抱歉，我们只能耐心等待。你能告诉我孩子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吗，布鲁克斯太太？知道我们要寻找什么颜色的衣服可能会有所帮助。”

奥莉维亚描述贾丝明穿着蓝色T恤和配套的条纹短裤时，贝基转身看着大海。罗伯特的下一步行动会是什么？他们要怎么把他找出来？还有几个小时天才会黑，那么他希望发生什么呢？

雷的无线通信设备在身后发出噼啪的响声，他抓起了设备。“什么？”雷喊道，贝基猛地转过身来看着他。他的额头显现出焦急的皱纹。“他妈的，他是怎么到那里去的？”雷已经跑向车子，他们全部都跟了过去，“打电话给埃德，让他重新安排手下，但要小心，不要冲过去。明白吗？”

雷走向驾驶座，贝基跳上车后座和奥莉维亚坐在一起。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担心会干扰雷，他正在如此靠近悬崖边缘的地方驾驶车子。贝基感觉到奥莉维亚把手伸向了她，那手就像冰块一样，她紧紧抓住贝基的手指，感觉要把它们给捏断。雷把车转到小路上，然后开启了警笛。“不用担心，我们快到的时候我会把它关掉的。我们搞错了，看来他走出花园后走了另外一条路，我想是因为他对这座岛不熟悉。那边大约一点六公里之内都是平坦的，基本上都是沙滩。我们也派了几个人去了那边，但他一定是躲起来了一阵子，因为没人看到他们。救生艇刚刚看到他出现在科龙奎堡垒外面。”

奥莉维亚似乎松了一口气。“我知道那个堡垒。它在海上，对吗？只有一条堤道通向那里，所以那是在海平面上了。”

贝基突然明白奥莉维亚在想什么。如果是在海平面上，那就是安全的了。

“那座堡垒是在海平面上，但他们不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的上方，在悬崖上。”

59

我拼命抓住贝基的手，当雷解释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时，血一下子涌上脑门，那疼痛更剧烈了。我觉得又要晕过去了，但我用意志力挺住了。孩子们一定筋疲力尽了，他们走了几个小时。弗雷迪会哭起来，比利会拖着脚步抱怨，贾兹呢？她会一言不发，试图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会为我担心。她见到我的最后一幕是她的父亲揪住我的脑袋砸向散热器。

雷关掉警笛时我松了一口气。如果罗伯特听到了声音，他就会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他。我要先到他身边去。

雷把车开上一座陡峭的山丘，经过一座已经荒废了的大型旧堡垒，闪烁的灯光让经过的寥寥几个路人和几辆车子上的人都对我们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把车停在一段狭窄的人行道旁。“贝基，”他说道，“你就跟奥莉维亚待在车上吧。让汤姆和我来处理这件事。”

绝不可能。

“我也要去！”我说道，祈祷着他们不要把我锁在车后座上。

汤姆转过身来看着我，露出同情的表情，但很严肃。“奥莉维亚，你的孩子们还需要你，你可以跟来。但重要的是你要蹲下，不被发现。如果他看到了你，那一切可能就都完了，你明白吗？”

我同意了，不知道看到孩子们时还能不能遵守承诺。

雷早已经跑着横穿过了那片土地。

“雷在干什么？”我低声急切地问道，担心罗伯特听到我的声音。

“他要去看一下能不能看到罗伯特。别担心，如果情况危急，他是不会靠近的。”

我们沿着小路往前赶，尽力盯着前面的雷。地面很不平坦，亮黄色的金雀花和粉紫色天竺葵想要向这条狭窄的小径发起进攻。我要注意着脚下，以防被绊倒，但我不想让自己的视线离开雷。突然他蹲下身子，转身举起一只手，示意我们要小心。我看不到罗伯特，但知道雷可以看见。雷用手势让我们蹲下去，特别是汤姆，他比我们所有人都高。我们弯腰屈膝，安静地往前走。

我萌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觉得可以和贾兹感应交流。我一直认为心灵感应是一种技巧，一种亟待被发现的能力，现在我要竭尽全力试一下。

贾兹，亲爱的，你能听到吗？我在脑海里重复说道。趴到地上，贾兹，让男孩子们都趴到地上，你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手脚都抱到一起，让他无法将你们分开，这样他就没那么容易得手。就这么做，贾兹。现在就做，甜心。

我们靠近雷，终于看见罗伯特和孩子们就在我们下方。我松了一口气，吞声暗泣他们都还活着。罗伯特站着，但贾兹已经趴到了地上，可能是走得筋疲力尽了，她正倾身向前，头向下低着。弗雷迪想要依偎到她身旁，她没有抬头看，伸出一只手臂把他抱住。比利站着，盯着他的父亲，但我离得太远，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我想他一定感到十分困惑。

四周很安静，我试图把各种声音分离开来，这样或许就能听见孩子们的声音了。悬崖下海浪一阵阵拍打着岩石的声音和蛎鹬尖锐刺耳的叫声盖过了我正在留神倾听的声音。但我可以模模糊糊地听见比利因为要强忍住不哭出来而发出的哽咽声，还有他的姐姐发出的“嘘——嘘”声。或许这都是我想象出来的。

接着我听到了罗伯特低沉的咆哮声，比较清晰，因为他正对着我们。吹过的风带走了一部分他的说话声，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站起来，贾丝明，把弗雷迪扶起来。”我可以从他手上的动作看出他想让她做什么。他要贾兹扶着弗雷迪，因为他没法同时扶住三个人。但贾兹没有动，她把弗雷迪拉到身边，并不像我在思想里祈求她做的那样，但也让罗伯特变得难以下手。

汤姆和雷低声耳语，商量着准备采取行动。罗伯特在很远的地方，如果他们现在冲向他，他还是有时间抓起我的孩子们——至少可以抓住两个——然后跳下去。我听不见警察在说些什么，但我慢慢地朝前移去，跟雷并排。

突然，罗伯特抓起贾丝明的一把头发，把她拉倒在地。她疼得哭了出来。我的心像被刀刺穿了，丧失了所有理智。他在伤害我的孩子，我站起来就跑。一只手伸出来抓住我的脚踝往后拉，不想我被发现，但我把它踢开了，我自由了。

“贾兹！”我喊道，“躺到地上，躺在弗雷迪身上。比利，比利！躺下去！”

贾兹猛转向后，丝般的头发从罗伯特的手上溜了出来。她愣了一下，但只持续了一瞬间，接着猛地扑向地面，把尖叫着的弗雷迪撞倒，用自己的身子掩盖住弟弟的小身板。但比利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我。罗伯特想伸手去抓他，但贾兹动作非常快，而且比利的手离她要比离罗伯特更近。她抓住比利，一把把他拉倒，比利摔倒在地，发出一声惊叫。

我祈祷警察会继续蹲伏。如果在我靠近罗伯特之前让他看到了他们，他就会抓住我的一个孩子，一起跳到下面翻腾的水中。我不敢将视线从罗伯特身上移开，但余光可以看见一只亮橘色的船正快速摆动着离开海岸线。是救生艇。可是如果罗伯特带着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一起跳下悬崖，救生艇也无济于事。他们会在掉入大海之前撞到岩石上。

“罗伯特！”我喊道，累积的所有烦恼和痛苦都同这声呼喊一起宣泄了出来。他蹲下身，试图把孩子们分开，同时注视着我。但他做不到。我在奔跑过程中看到他抓住其中一个孩子的一只手臂，另一只就会被一条腿缠住，他没法将他们分开。至少在我到他身边之前不会。

或者说我是这么想的。但我错了。

由于对发生的一切感到害怕，又因为听到了我的声音，弗雷迪从贾丝明身子下面爬了出来，而贾丝明又专心救比利，所以没有注意到罗伯特把弗雷迪拽了起来，抱在了怀里。

罗伯特往悬崖边退去，贾丝明大哭起来，觉得没有保护好弟弟。我迫切地想安慰她，但还不是时候。我突然停住了。

“罗伯特，”我说道，尽力让声音保持平稳，“住手。求求你，把弗雷迪放下来。”

贾丝明和比利从罗伯特身边爬向我，我用手势示意他们到我身后去。贾兹看懂了，把比利一起给拉上了。但我一直没有把目光从丈夫身上移开。

“你从来都不明白，对吗，奥莉维亚？”他说道，“你知道为了赢得你，把你变成我的人，我不得不怎么做吗？你知道去做我要做的那些事情需要多少爱吗？”

我知道。我自己全都弄明白了，却不可以向任何人诉说。没有任何证据，只有他一辈子的爱和付出。我要说些什么才能拨乱反正？

“我明白，罗伯特。我知道你多么爱我，知道你对我有多好。很抱歉我伤害了你。”我开始慢慢走近他。也许我还能让他相信他感受到的是纯洁的爱，未被他邪恶的行为玷污。我能让他相信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

我试图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很悲伤，同时又向前走了一步。

“我不想你死。”我说了谎，“我们能谈一谈吗？求求你，罗伯特。”

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成功了，但罗伯特往我身后看了一眼，眼神就变了。他看到了别人，知道了这里不止我和他。他把弗雷迪抱得更紧了，开始往悬崖边退去。我不能让他靠过去，但他离边缘只剩下大约八米。

贾丝明和比利在我身后哭泣，我看了一眼弗雷迪惊恐的小脸蛋，没有停止思考和计划。罗伯特抓住了我的孩子。我拼尽全力朝他冲过去，跑了两步跳起来想要把他撞倒。他不是一个大块头，但比我高也比我重，他承受住了冲撞，没有被撞倒，但松开了弗雷迪。弗雷迪扭动着身子，挣脱了束缚。

罗伯特抓住了我的脖子，用力地勒住我，疯狂地小声嘀咕他那完美的爱。我想要挣脱，但听到贾兹在尖叫，于是从罗伯特肩膀上看过去，看到弗雷迪在往后退，没有意识到再走几小步他就会掉下去，接触到稀薄的空气，然后摔下悬崖。

我无法呼吸。我挣扎不是为了自己活命，而是为了救弗雷迪的命，而我无法喊出声来。我试了，但咽喉上的压力让我只挤出了吱吱的声响。

我无法转头，但我看见一个黑影不知从什么地方朝弗雷迪猛扑过去，把他从悬崖边拽了回来。

感谢上帝！我的孩子们安全了。

现在我可以死去了。

60

从我在沙发上坐的位置，可以看见那位总督察——汤姆，我们在悬崖顶上那漫长的两个小时的等待时间里，他让我这么叫他——坐在饭厅的桌子旁，用茶巾包着一袋冷冻豌豆护理着他的手。他扑过去把弗雷迪从悬崖边拽回来的时候受了伤，据医生说那只是扭伤，我不知该怎么谢谢他。

罗伯特因为在奥尔德尼岛上所犯的罪行被抓了起来，已经被送入牢房。英国本土的逮捕令明天就会发过来，看来到时候他们要做出决定，看是要把罗伯特遣返回曼彻斯特去指控他在那里所犯的罪行，还是让他留在这里控告他袭击孩子们和我。我问雷罗伯特在曼彻斯特犯了什么罪行，他告诉我这件事我得跟汤姆谈。

孩子们围在我周围，贾兹在一边，比利在另外一边，他们俩都牢牢地压在我身上，把自己的身子紧紧地挤到我的胸腔上，我几乎无法呼吸了。弗雷迪坐在我的膝盖上，紧紧地蜷成球形，脑袋靠在我脖子的瘀痕上。疼痛让我意识到自己差点失去了什么。

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忘了这件事，只希望这座岛的和平安宁能抚慰他们。但贾兹将是需要最长的时间来恢复的。她严肃的小脸蛋不时露出皱眉的神情，像是在努力用自己的思考揣摩出一些东西来。

汤姆正看着我，我知道他要跟我说些严肃的事情。他站起身走了过来，开口时声音平静和缓，不让一丝紧张溜进这个平静的房间。“奥莉维亚，请问我们能说几句话吗？我知道你不想离开孩子们，但贝基会陪着他们。我们可以就坐在饭厅那边，这样你还可以看着他们，但我们的对话最好不要让别人听见。”

我和贾兹轻声说了几句话，确定她没事，并提议她选一张他们都喜欢的碟片看，也许一部不会造成伤害的欢乐的卡通片是最好的。

我跟着汤姆走了过去，但确保自己没有走出他们的视线。汤姆背对着孩子们坐了下来，像是不想让他们听见他说的话。

“汤姆，我要怎么感谢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他亲切地对我笑了。“你冒着生命危险，我们差点失去了你。如果发生了什么，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他们告诉了我当雷把罗伯特放倒在地的时候汤姆是怎么把弗雷迪兜到怀里，并把他递给贾丝明的，还有在那两个男人用手铐铐住罗伯特的时候贝基是怎么把我心慌意乱的孩子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的。但我当时已经失去了知觉，他们要再次让我醒过来。

我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我的三个孩子伏在上方，真是难以置信，他们脏脏的满是泪痕的脸蛋在我眼里从未如此动人。汤姆伸手在我手上轻柔地握了一下，我把自己拉回现实。

“我们知道罗伯特是冲着孩子们来的，苏菲告诉我们了。你一定无法相信他计划要做些什么。”

“是的，但可悲的是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父亲，不是吗？他想让我为不爱他付出代价。”

如果我把自己的怀疑告诉别人——我的孩子们有生命危险，谁会相信我呢？感谢上帝，苏菲理解我，虽然我的故事听起来是那么难以置信，不过她已经目睹了罗伯特多年前的痴迷程度，知道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没用多长时间就预想到了剩下的事情。

没有苏菲的话我该怎么办？我们安全之后我马上让贝基给苏菲打了电话。虽然我想亲自跟她说话，但孩子们是我最需要关心的。我晚一些时候会打电话给她，等到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以后。

汤姆倾身向前，进一步放低了声音。“很抱歉在遭受今天的惊吓之后还要给你增加负担，但我需要问你关于丹纳什·贾罕德的事情。你能告诉我什么？”

我知道这一刻会到来，当然了，我应该早有准备的。但听到别人嘴里说出来他的名字，还是让我感到伤痛。我努力让声音保持稳定。“你知道多年前他离开了。我现在想起来了，你在那个可怕的晚上出现过。这件事似乎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你对我很好，你在我父母的事上给了我很多帮助。”那一刻我几乎要失控了。不管怎么看，我都觉得他们是因我而死的。但汤姆想谈一谈丹，于是我把思绪拉了回来。“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丹离开的时候我收到过他的一条短信说他很抱歉，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他的音信。直到一年前，他找到了我，希望我们重归于好。我不能那么做，我很爱丹，会一直爱着他，但我知道罗伯特会做出什么事来。”

跟汤姆说这些的时候我无法看着他。我用手指在餐桌上勾画着各种形状，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上面。

“那么发生了什么？”

“我见过丹几次，他祈求我离开罗伯特，甚至想让我带着贾兹去伊朗见他的家人，我也差点这么做了。但我无法让他明白我需要时间，对丹和我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所要冒的风险都太大了。”

“你知道丹纳什在两个星期之前联系过你的丈夫吗？似乎他想安排一次会面。”

我集中注意力于桌布上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形状，声音低得几不可闻。“苏菲告诉我了。丹还是有点急躁，他不想等我。但罗伯特在纽卡斯尔，我想他们是不可能见面的。我两个星期里都没有听到丹的音信，他也不接电话，我猜他还在为我的逃避而生我的气。也许现在……我不知道，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还是无法看着汤姆，脑海里满是丹的样子，他在为我说的什么话发笑，伸出手把我拉向他，把他的嘴唇埋进我的头发。汤姆又开口说话了，但我脑海里还是那个画面。我喜欢那个画面。

“我们认为你的丈夫上周三在你家里和丹纳什见过面。我们知道罗伯特那天晚上回家了。”我感觉胸口被一根紧绷的带子紧紧地勒住了。我知道汤姆接下来要说什么。“我很抱歉，奥莉维亚。你今天要处理一大堆事情，很抱歉要增加你的负担，但我们认为你的丈夫杀了丹纳什·贾罕德。”

我任由脑袋垂进交叠的双臂，趴在餐桌上。悲痛从体内涌上来，最后我终于可以无所束缚地为我可爱俊美的丹哀悼了。在脑海里，我还可以看见他。我挣开想象中他的拥抱，看着他巧克力色的眼睛微笑着。汤姆还在继续讲细节。丹也对我回以微笑，我觉得他为我感到骄傲。

“我们在你丈夫的书房里发现了血迹，我们把它和一个从阁楼上找到的箱子里的手套上的DNA比对成功了，那双手套是丹纳什的。但我们还需要确定那是丹的血，所以我们想从贾丝明身上提取DNA样本，如果你同意。”

我抬起满是泪痕的脸看着汤姆，极其不情愿说出下面的话，但又别无选择。“只管提取吧，总督察，但我不知道这能否帮到你。很不幸，贾丝明不是丹的女儿，她的父亲是萨米尔。”

61

星期三

在回曼彻斯特的飞机上汤姆出奇地安静，贝基却兴高采烈。这个家庭终于可以平静地生活了，不幸的是丹不能加入进来，但对奥莉维亚来说，无所畏惧地生活一定是个很大的解脱。

“你没事吧，汤姆？”她问道，“你的手疼吗？”

“疼，但我会活下来的。”他回答道。

贝基等着，但他没有再说什么。

“一切都还好吗？”她问道，对他的表情感到困惑。他陷入深思，不停地咬着下唇，这样的表现一点也不像平时的他。

“都好，谢谢。”

真该死，这会儿想跟汤姆聊天简直跟拔牙一样困难。不过，当贝基打电话告诉苏菲·邓肯，奥莉维亚和孩子们都安然无恙的时候，苏菲的声音听起来欢欣鼓舞。贝基没有提到丹纳什，她要把这件事留给奥莉维亚去解释。

“那你怎么看丹和萨米尔这档子事？”她问道，为发起一段对话做出最后的努力。

“没什么看法。她说她多年前就告诉丹，贾丝明可能是萨米尔的女儿，那就是丹离开的原因。”

“但为什么呢？如果她深爱着丹纳什，又为什么要搭上他哥哥？”

汤姆摇了摇头。“我们不必问为什么，贝基。人们会出于他人无法理解的原因做出各种各样的傻事来。”

贝基希望这句话不是在讽刺她和彼得·亨特，这不像是汤姆会做的事情，于是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觉得这完全跟她试图让丹嫉妒，同时又想吸引萨米尔有关。”汤姆说道，“后来一切都有点一发不可收拾。大概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不论贾丝明是谁的骨肉，奥莉维亚一直都认为她是丹纳什的孩子，将她养大成人的过程中也是这么告诉她的。我们会给贾丝明验DNA，但我肯定我们会发现她跟她的叔叔——也就是丹纳什的DNA是吻合的。”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贝基刨根问底。

“我不知道。有些地方不对劲，我知道这一点，可以感觉到。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不对。”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各自沉浸在思绪里。汤姆拿起一直在研究的笔记，但马上又放下了。

“我一直想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情，虽然我不确定这样做对不对。既然我收你进了我们的团队，就不想失去你。”

贝基猛地把头转向他。“什么？我不会惹上什么麻烦了吧？”

“不，当然不是。我们在根西岛的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回去临时就任一个职位。”

“你不打算接受吧，对吗？”贝基说道，难以掩饰声音里的恐惧。

“不打算，但我觉得我应当告诉你那是彼得·亨特的职位。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你的想法，他的妻子好像最终放弃了他并离开了。他休假了——因为压力停职了。”

贝基沉默不语，她真的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汤姆还是跟平时一样，没有逼她发表什么意见。

她盯着舷窗下方的朵朵白云。那么现在彼得自由了，是吗？要是几个月之前，这定会让她满心欢喜，憧憬未来。

她努力挖掘内心的情感。我是什么感受？我想让他回到自己身边吗？但心中只有茫然，她意识到自己终于毫无感觉了，既不为他受到应有的惩罚感到满足，也不为他恢复自由之身感到喜悦。

贝基靠回到靠枕上，微微转向汤姆咧着嘴笑了。“你不会那么容易摆脱我的，汤姆。”

“明智的决定。”他带着一丝微笑咕哝道，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笔记上。

62

星期四

汤姆一整晚都在思索他所知道和怀疑的每一件事。他没有跟利奥见面，只是坐在厨房里，面前是一瓶酒、一盘意大利面、一支笔和一张纸。但他什么也没有写下。

他要去见菲利帕。

当他走进菲利帕的房间时，她满面笑容地站起来，从办公桌后面伸过手来跟他握手。“做得好，汤姆。这件案子办得极其出色，我也会专门把鲁滨逊督察找来这么跟她说的。请向小组传达我的祝贺。”

“谢谢，菲利帕。但在我们兴奋过头之前，你有没有时间听我说点事？”

“当然，请坐。为什么这么阴郁，汤姆？你本应高兴才对。”

汤姆不知道该从何开口。“罗伯特·布鲁克斯声称他跟贾罕德的死无关，这件事你知道对不对？他发誓说他当天晚上没有离开过酒店，一定是有人为了陷害他，开他的车回曼彻斯特去了。而且我们还没有发现尸体。”

菲利帕耸了耸肩。“也可能不会发现，如果像你怀疑的那样，尸体被藏在水池底下的话。他当然会声称自己是清白的，我们也不能因此推测有别的情况，不是吗？还有谁会希望贾罕德死掉呢？”

汤姆摇了摇头。他感觉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罗伯特让我们查一下他那辆捷豹的备用钥匙是不是还放在家里的抽屉里。钥匙不见了——但我们也只有他的证词证明钥匙之前是放在那里。”

“汤姆，这个案子一目了然。贾罕德给在纽卡斯尔的罗伯特·布鲁克斯打了电话，他们约定见上一面，布鲁克斯也回了家。他不是被一个人看到，而是两个人。我们在他的房子里和车上都发现了血迹，那辆车第二天早上又回到了纽卡斯尔。一把刀不见了，后来又被替换了回去，是罗伯特干的。还有贾罕德失踪了，从上周三开始就没有人见过他，也没人得到过他的音信。”

“我知道，菲利帕，但有一些地方不太对劲。罗伯特买了一把用来替换的刀，但我们不知道原先的那一把怎么了，而且奇怪的是虽然他写下了明确的货号，却是一个错误的货号。是的，有人用苏菲·邓肯的电话打给了罗伯特，但他们说的可以是任何事。我们没有证据，只有苏菲的证词说那是丹纳什在约罗伯特见面，但这只是看起来不对劲的事情中的一件。我试图把所有问题都写下来，但除了记下脑海中杂乱的思绪之外没有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

“嗯，不论你是在烦恼什么，尽管说说你那些杂乱的思绪，我会把它们记下来，看看这样我们能不能把事情都理清楚。”

“我觉得奥莉维亚·布鲁克斯玩了一场非常聪明的游戏。”汤姆说，“据我们所知，她至少三次成功地让她的丈夫相信她在某个地方，而实际上根本就不在那里。当然是在苏菲·邓肯的帮助下。”

“谁又能责怪她呢？据我们掌握的所有情况来看，罗伯特的痴迷似乎越来越无法控制。奥莉维亚是一个聪明机智的女人，这一点真是谢天谢地。”菲利帕点了点头，像是在致敬一般。

“她确实是。但我很肯定奥莉维亚一定是篡改罗伯特电脑视频的那个人。”

菲利帕对汤姆困惑地皱了皱眉。“她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了骗过罗伯特，让他以为她一直都在家里吗？”

“可能是。但她没打算回来，那么罗伯特是怎么想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照理应该会查出它们都是假的，但会认为是罗伯特篡改了它们。当然，这正是我们所做的。”

菲利帕拿起笔敲着桌面。“我很难想通这一点有什么要紧，汤姆。”

“好吧，我们为什么要搜查那栋房子？”汤姆没有等她回答，“因为我们觉得罗伯特一再地欺骗了我们。如果他没有逃走，我们接下来就会检查他的电脑。我们会发现这些视频，对它们进行分析，并发现它们都是假的，就像厨房墙上的那张日程表一样。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肯定罗伯特在奥莉维亚身在何处以及她最后一次出现在房子里的时间这两个问题上对我们说了谎，然后就会把现场勘查人员召集过来。我认为这些证据都是故意留给我们的，这样我们最终就会让法医队伍参与进来，搜查那栋房子，找到那些血迹。”

汤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明白为什么没有进展，他没能把整件事情想明白，但肯定已经很接近真相了。“还有一些小事情，比如应急灯突然被打歪，照进邻居的房子把她给弄醒。太多巧合了。”

菲利帕正在快速翻阅放在她桌面上的文件。“跟我说说你在罗伯特·布鲁克斯的物品里发现的文件夹。”

汤姆叹了一口气。这让一切变得更糟了。“我们认为这是他藏在书柜后面的东西。它的背面有一个暗格，里面有个空间，看起来像是最近刚刚被人打开过。那个文件夹看起来跟那个位置很匹配，但我们永远也没法确定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文件夹里放着数百张奥莉维亚的照片，还有一把钥匙。”

“你据此推测出了什么？”

“那些照片从奥莉维亚还是大学生时开始拍起，显然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下来的，照片有点模糊不清，像是用不是很好的长焦镜头拍摄的。派对上的奥莉维亚，表演慈善钢管舞的奥莉维亚，笑着的、跳着舞的、在图书馆学习的奥莉维亚——数百张这样的照片——都是在奥莉维亚遇到罗伯特·布鲁克斯之前拍的。我的猜测是他已经迷恋她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也许觉得自己是有机会的，直到她怀上了孩子。”

菲利帕点了点头，似乎觉得这样的迷恋是正常的。但当然，这只会让汤姆毫无头绪的观点变得更加不令人信服。

“那钥匙呢？”她问道。

“我可能永远也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我怀疑那是奥莉维亚父母家的钥匙。如果罗伯特跟我所认为的一样聪明，他在买下奥莉维亚的公寓的时候就会把那些锁都换掉，以防万一。这就是他的纪念品。”

菲利帕靠回到椅背上。“哇噢，你觉得罗伯特杀了奥莉维亚的父母？”

“我肯定这一点，但没有证据。在他查看公寓的某个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是在给电视机测量空间之类的时候——他一定偷走了奥莉维亚的钥匙并磨制了一把。以我们现在对他的了解来看，他可能把整串钥匙都复制了，就为了万一能派上用场。他知道如果失去了父母，奥莉维亚就完全是孤身一人，就只能依靠他。这是让她在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完全依赖于他的最佳方式。”

“你好像是在说你觉得是奥莉维亚陷害了罗伯特·布鲁克斯。那让我把话说明白，你觉得罗伯特杀了奥莉维亚的父母，但你不认为他杀了丹纳什·贾罕德。”

汤姆摇了摇头。“不，不是这样。我非常肯定他杀了贾罕德。”

菲利帕抬起双臂，又一脸困惑地放下了。

“但不是上周。我觉得他是在九年前杀了丹纳什·贾罕德。”

63

汤姆跟菲利帕在一起待了大半个钟头，把他认为是真相的所有事情都讨论了一遍，最后菲利帕叫他回家去，希望他能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件事和接下来要采取的步骤。

汤姆给利奥打了电话，她今天没有课，正待在家里，声音听起来异乎寻常的热情：“你听起来很沮丧，汤姆。到我的公寓来，我给你做一顿特制的迟到的午餐，我们可以聊一聊，或者就听听音乐，如果你想，还可以睡一觉。”

这在汤姆听起来真是无比幸福。利奥在汤姆看来是最宽慰人心的伴侣，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按响了她的门铃。

一开始，他没有提及案子，只是跟利奥说他觉得奥尔德尼岛是个多么美妙的地方，不知不觉提到他们可以找个时间到那里去一趟，利奥同意了。现在他没法思考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吃了午餐，就是利奥到街角的熟食店买的一些可口的奶酪、硬皮面包和红洋葱酱。配上一杯红酒感觉棒极了，汤姆感觉心情开始放松了。

“你还有没有想过那栋小屋？”利奥问道。他知道她指的是那一次被人非法闯入的事，这是一种温和地提醒他的方式。

“史蒂夫帮我把所有文件都存放起来了，那些文件都很安全。你知道吗，等下一次能休几天假的时候我要把它们仔细翻阅一遍，我倒要看看那些资料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一定有什么玄机，这一点我敢肯定。”

“如果你需要帮助，只要说一声就行了。”利奥说着从厨房的凳子上起身朝咖啡机走去，指着它扬起了眉。

“好的，谢谢，来一杯真是太棒了。”

“嗯，你去休息一下，等咖啡一好我就给你送过去。”她说着用双手做出赶汤姆走的手势。

汤姆坐到沙发上，靠在柔软的靠垫上，头向后仰，茫然地盯着天花板。他感到而不是看到利奥把一杯咖啡放在他身边的那张小桌上，在他的两腿之间跪坐下来，手放在他的膝盖上。

“告诉我。”她只说了这一句话。

于是他就开始了。天花板上，一根厚梁支撑着屋顶，他始终盯着上面的一点，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以及他所怀疑的一切。

“那，如果你是对的，拜访苏菲·邓肯的那个人又是谁？”

“我们给埃文斯夫人看了一张丹的照片，但是是九年前的照片。她没法确认也没法否认。但我们显然应该相信那个人是丹，我们不得不拿到尽可能多的证据证明他在大约十天之前还是活蹦乱跳的。”

“你能证明你所说的任何一点吗？”她问道。

听到这句话，汤姆移开目光，看着利奥。一阵短暂的停顿后，他摇了摇头。“我觉得不能。如果我推测对了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件事的，就需要在现场找到足够的血液来进行柠檬酸盐测试。”

“那能证明什么？”

“如果，像我猜测的那样，实际上没有人死在那个房间里，那些血一定是从一个活人身上来的。取这么多血又不让人致死，那就要在几天甚至几星期内每次采集一到两品脱的血，那些血还要储存起来，以备喷洒到墙上，还需要添加一种化学物质不让血液凝固，一种柠檬酸盐。为了确认这一点我昨晚专门查证了，但这不是常规的法医鉴定内容。”

“那有什么问题？”

“琼博告诉我他们找到了极少量的血液，够用来进行DNA检测，但还不够做柠檬酸盐检测。”

“菲利帕怎么说？”

“她断然表示不想进行任何更深入的调查。这个案子看起来无可辩驳地指向罗伯特，我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被陷害的。如果我能证明，她会再考虑，但光有直觉是不够的。当然，如果我肯定罗伯特·布鲁克斯九年前杀死了三个人却又无法证明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根据已经拿到的证据来办。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证明任何一件事。我所知道的就是他发誓在大学的时候不认识奥莉维亚，但他是在说谎。当我们告诉他那个在安格尔西岛拜访他妻子的人——当时我们还认为在那里的人是他的妻子——是贾罕德的时候，他真的认为这很好笑，如果他知道那个人已经死了，你就会觉得这种反应很正常。”

“所以菲利帕想让你放手，但你不同意。”这是一句陈述，而不是一个提问。

汤姆闭上了眼睛。他不想把这件事说出来，但必须这么做。“去年我告诉过你我对你——包括对任何人——有一个要保守一生的秘密，你记得吗？”

他知道她不会忘记，他一直以来都在想这会不会是他们之间无法克服的最后一个障碍。他不需要等她回答。“事实上，我让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了。我扮演了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从那以后良知就一直在折磨我。我还是认为自己是对的，但做出那些决定并不是我的职责所在。这就是我们有一个司法系统的原因，一个非常擅长做这些决定的系统。有时候，偶尔，你知道，照章办事的结果可能违背道德。在这个案子里菲利帕就是这种观点。但我不确定我还能这么做，并且还能忍受下去。”

利奥握住他的双手，并把其中一只拉向自己的脸颊，轻柔地亲吻了那只手掌。“那就让菲利帕来做决定。如果这个人无罪释放了，他会杀了那几个孩子吗？”

汤姆又把身子向后靠，觉得眼睛刺痛起来。“可能会。”

“那么你就是因为他确实犯下的罪行而把他终身监禁起来了，只是没有按照你手上的证据所表明的方式来办。这没有错，汤姆。让这件案子去折磨菲利帕的良心，而不是你的。”

汤姆没说什么，只是又转回去盯着那根顶梁。

他们都沉默了一阵子。汤姆感觉她靠得更近了，柔软的胸脯摩擦着他的大腿内侧。他几乎要呻吟起来。他可以听见她的呼吸，又快又浅，还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那么近。

“我觉得我最爱你的一点，汤姆，”她说道，声音迟疑又轻柔，“是你非常正直。你从不让任何人失望。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能真正信赖的男人。”

汤姆屏住了呼吸。要是她说的是真心话就好了。尽管他用尽全力控制情感，还是毫无疑问地知道自己爱上了这个女人。他低下头，看着她美丽机警的眼睛，撞上她迎来的目光，觉得仿佛这个世上其他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他感觉到利奥的双手在移动，滑上他的大腿，朝他的胸口靠过来。“今晚留下来陪我。”她温柔地说道。

汤姆伸出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头发。“那明天呢？”

她转过脸吻了吻他放在她头发上的手。“还有明天，”她笑起来，“或许还有之后。”

64

十一月

汽车沿着狭窄的小路颠簸前进，我尽量避开路上那些最大的卵石和坑洼。我终于拥有了一辆像样的车，而不是罗伯特买给我的那辆愚蠢的甲壳虫，虽然它很漂亮，但对于一个带着三个年幼孩子的女人来说那是最不实用的车子。我还记得罗伯特跟车一起出现的时候我的惊骇之情，幸运的是，他把我张大的嘴理解成了敬畏和高兴。

“见鬼，丽芙，你就不能更小心一点吗？如果你再带着我到处颠簸，会把我送回到该死的医院去的。”

我大笑出声，能和朋友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不幸的是苏菲的腿还得再接受一轮手术，罗伯特的袭击给她造成的伤害要比医生原以为的更严重。但她说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今天。她知道我有多么需要她。

我们来到小路的尽头，到了该走出去面对十一月初的天气的时候了。

空中挂着一层薄薄的毛毛细雨，雨滴像悬浮在空中。我打了个哆嗦，沙德伍兹沼泽的苍凉中带着一种壮丽感。

站在这里，我们都难以相信自己离曼彻斯特这么近。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远处的羊群和零星隐藏在具有防护性的凹陷处的那些石头砌成的农舍。这个高度的山坡见不到树，但地面上覆盖着一层草，其间点缀着一块块赤裸的泥煤，形成一块绿色和棕色相间的地毯，夹杂着已经凋谢了的紫色石楠花。

“我们需要走多远？”苏菲一边问我，一边去后座上拿她的拐杖。

“不会很远。”我回答道，希望自己没有记错。我的良心不想给苏菲带来更多伤害。

“你确定就是在这里吗？”她问道。

老实说，我不确定，但应该八九不离十了。我们开始朝远离小路的方向走去，走进沼泽地里，爬上一道木栅栏。“你觉得他会来吗？”我问苏菲。我对与他见面感到紧张，但应该让他来。

“他说他会来，他之前从没让你失望过，不是吗？”苏菲一屁股坐到松软的地面上，显然不在意那一定能穿透她牛仔裤的潮气。“你想要单独待一会儿吗？”她问道。

但我不想一个人。我只想等等看他会不会来。

我们默默地等着，也许我们俩都在聆听那种安静。

终于，我们听到远处传来轮胎嘎吱嘎吱地压过高低不平路面上的石头的声音。灌木丛中的一只野鸡被惊扰到后发出一阵骚动，嘹亮刺耳的叫声吓了我一跳。

那辆车停在我的车后面，一个男人走下车来，甩手关上了身后的车门。我喘了口气。

他把头发留到了及肩处，潮湿的空气让发梢微微卷曲。就在那一瞬间，我相信世上真的有不可思议的事。

苏菲挣扎着站起来。“你找到我们了！”她喊道。

他点了点头，却看向我，仔细地查看我的脸，看我是不是好好的。

“你近来好吗，丽芙？我已经几个月没见你了。过来这里。”他张开双臂。

我不需要他再喊一遍。我喉头发紧，几乎说不出话来。“谢谢你能来，萨米尔。”说出这个名字时我的声音嘶哑了。我几乎要叫他丹了。我非常感激这个人——对他的感激之情不亚于对苏菲的。

“我不知道要对你们俩说什么，要怎么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他是我弟弟，丽芙。否则你还能怎么想？”萨米尔说道。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他的创伤至今未愈。

“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苏菲插话说，“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来做这件事。被那个愚蠢的女人拍到照片时我差点儿把事情搞砸了。”

“但你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罗伯特对那张照片的反应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合理可信了。这件事对你们两个而言都非常危险。”我说道，我知道这一点是真的，“要是……”

“嘘，”萨米尔说着抬起手指放到我的唇上，“罗伯特已经被逮捕五个月了，他已经被判了谋杀罪，也没有人来抓我要DNA样本。他们现在不会这么做，你就别担心了。”

我稍微跟萨米尔拉开点距离，点了点头。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会一直安好，但孩子们必须要得到终生的保护。

“我们可以走了吗？”我说，“我觉得应该没有多远了。”

我们开始走，急切地想要到那里去。但同时，这种对死亡的最终确认还是让人难以忍受。

“你为什么觉得罗伯特把他埋在了这里？”萨米尔问。

我很难解释清楚，但还是尽力解释。

“罗伯特没什么想象力，他一直对沼泽谋杀案很感兴趣，尤其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基斯·班奈特的尸首一直没被找到这件事很吸引他。大约七年前我怀着比利的时候他带我来到这里，说散散步对我们俩都有好处。我们就在离这里远一些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累了，坐到一块石头上。罗伯特开始讲沼泽谋杀案。”

我不知道现在这种状态下，我还能不能继续讲这个故事。但萨米尔需要知道他弟弟的遭遇，我不能回避事实。

“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知道有多少尸体埋在这里，你此刻可能就站在其中一具的上方。’这话听来让人毛骨悚然，但他当时却在笑。”

我看看萨米尔又看看苏菲，知道他们开始明白罗伯特扭曲的思想了。我无言地伸出双手。萨米尔抓住其中一只，苏菲抓住另一只，先后鼓励性地轻握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他杀了丹和你父母？”萨米尔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弄明白的？”

我看着苏菲，对她露出一丝笑容。这全是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开始明白的，距离现在快两年了。从她告诉我罗伯特就是那个恐怖男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变得一目了然。

“当苏菲说她见过你，而自从丹离开我之后你就没有得到他的一点音信时，我就知道丹一定是死了。丹那么爱你，萨米尔。他决不会和你，还有你们家的其他人断绝来往。我也从来不认为我父母的死是一次意外。”

那一刻，我说不出话来，于是苏菲就替我接着往下讲了。“我让丽芙把所有的事情都仔细想了一遍，从她遇到罗伯特的第一天起。当她告诉我公寓一开始出售还不到几个小时他就敲响了她的房门，并且二话不说就买下来时，我就知道这绝非巧合。而后他又在丽芙父母去世的时候驾着他该死的车去了，而她却完全不记得曾经把父母的住处告诉过他，所以我们就开始怀疑从他充满魅力地介绍自己的那一刻起的所有事情，一直到他威胁要杀掉孩子们的那个晚上。”

“那丹呢？”萨米尔又问道，他温柔的棕色眼睛看了看我，像极了他的弟弟。

“我发现罗伯特对丹的了解程度超过了他应该知道的范畴，我得到的第一个实质性证据是听到罗伯特跟贾兹说她的父亲逃到了澳大利亚。我从没有告诉过罗伯特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丹扔下我和孩子一走了之，我觉得很丢脸。警察知道这件事，后来我才告诉了你们俩，从没有跟其他人说过。罗伯特一定是杀了丹，然后带着丹的手机和信用卡坐上了火车。可怜的贾兹，罗伯特没有权利把那件事告诉她。”

“那我的女儿怎么样了？”萨米尔绷着脸问道。

我把眼睛闭上了一会儿，对这个谎言感到羞愧，但我别无选择。我默默地向丹纳什祷告道歉后转向了他的哥哥。“哦，上帝，我很抱歉，萨米尔。我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萨米尔大笑起来。“我是开玩笑的，丽芙。如果她真是我的女儿我会很自豪。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的妻子，她在跟警方交涉的时候做得很好，她会全力支持我们的。”

我愁眉不展地看了他一眼。我一直都相信萨米尔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但他冒了最大的风险。他慢慢地抽取自己的血液，连续数天一品脱一品脱细心地抽取，为布置谋杀现场做准备。我们原本以为把萨米尔的旧手套丢进丹的物品箱内就足够给警察提供DNA证据，但他们也有可能会检测贾兹的DNA，那样他们就会知道那些血来自她的叔伯，所以那个谎言是必要的。我知道丹会原谅我撒了这个谎。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许多潜在的风险。如果普雷斯顿太太认出在午夜走下汽车的那个人比罗伯特高的话怎么办？我们希望萨米尔走上那条路的时候应急灯可以晃花她的眼睛，但还有许许多多因素跟警方的技术和邻居的八卦程度相关。

我长吁了一口气。看起来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在夜里终于可以安稳地睡上一觉了。

我松开萨米尔的手，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到身边，好让头靠到他的肩上。如果我闭上眼睛，仅那一瞬间，我可以想象他就是丹。

“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或者说从我能猜到的程度来看已经很接近了。这里差不多就是罗伯特让我站着想象脚下可能有什么的地方，知道了他扭曲的想法，我们应该不会离得太远。”

我依次看了看他们俩。

苏菲对我露出感伤的笑容，萨米尔只点了一下头。

我打开包，抽出一支白色的玫瑰，把它拿近我的嘴唇，迅速亲了一下然后跪了下去，把它轻柔地放在湿漉漉的土地上，感受到萨米尔搭在我肩上的手传来的温度。

“送给你，我亲爱的丹。为了你过去的一切，为了你对于我的意义，为了我们漂亮的女儿。我很抱歉曾经怀疑过你的爱。”

致 谢

在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要再一次由衷地感谢有这么多人热心地为我出谋划策。

我要特别提到几个人，一如既往地，我要感谢约翰·温特默，感谢他对警务工作的洞见，并事无巨细地解答我的每一个问题。写这本小说时，我也向奥尔德尼岛警方的科林·索尔韦征求了建议，他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并不计酬劳地把时间花在了我身上。如果本书中出现了任何纰漏，责任在我，是我为写这个故事而犯下的，与他人无关。

在本书的一些法医细节方面我也需要帮助，我想感谢迈克·西尔弗曼，他的书《用鲜血写成》出版于二○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有很多人给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信息，其中一些我没有完全用到本书中，但仍要对这份长得惊人的名单上的所有人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你们不惜辛苦给我提供了从IP地址切换到物证调查等各方面的知识。我只能略提几个人，感谢凯特·布里顿、史蒂夫·罗杰斯、林赛·托马斯、蒂姆·迪金森、布伦达·邓肯、贝基·斯克里夫纳、约翰·拉夫尔、迪亚哥·贝尼托，以及奥尔德尼航空服务公司、Eyetek、Tor Project和iPrivacy公司的员工。

我早期的读者一直都是我的得力智囊，他们给我提供了极好的反馈和建议，在过去一年里，有一个小团体在许多方面给我提供了帮助。谢谢凯西、朱迪思、夏洛特、凯里、安、约翰、凯瑟琳、里克以及安德里亚。特别感谢奥尔德尼岛善良的居民，你们是那么热情好客。抱歉我擅自使用了几次你们美丽岛屿的地理知识。

因为我总是犹豫不决、不停改变主意，设计师阿兰·卡彭特长期饱受煎熬，但他这次依然为我制作出了精美绝伦的封面。

一如既往地，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代理利奇·克雷默，她是最好的，没人能超过她。一直以来，她都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指导， 大卫·海厄姆版权代理团队的其他人士也一样，尤其是罗拉和哈里特。我不知道利奇和哈里特读这份手稿读了多少遍，但他们的帮助和指导，还有两位极其出色的编辑——克莱尔·宝隆和莉齐·迪普尔的付出，为这本书增色不少。我对你们的谢意无以言表。

目录

序幕

第一天 雷切尔

第二天 利蒂斯

第三天第 六十七号病人

第四天 糟糕的水手

献给克利斯 · 格里森和麦克 · 艾根，

他们是倾听者、知晓者，

间或也是传诵者。

……我们是否必须梦着我们的梦 / 并同时拥有它们？

——伊丽莎白 · 毕肖普：《旅行的问题》

序幕

摘自莱斯特·希恩医生的日志

一九九三年三月五日

我已数年未见过这座岛了。上一次看见它还是在一位朋友冒险驶入外港的船上。它就在远处，孤零零地位于内海之外，笼罩在夏日的薄雾中。在苍穹的映衬下，就像一小块不经意涂上的油漆斑痕。二十多年来，我未曾再次踏上这座岛。但艾米丽说（有时是开玩笑，有时却很正经）她怀疑我可能根本没离开过。有一次，她说时间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一组书签，我借此在生命的篇章中来回穿越，一次次地回到过去发生的事件之中。在我那些较为敏锐的同事眼中，正是这些事让我拥有忧郁症患者的全部典型特征。

也许艾米丽没错，她通常都正确。

不久，我也将失去她。只剩几个月的光景，阿克塞尔罗德大夫星期四告诉我们。去旅行吧，他建议，你们总说要去。到佛罗伦萨和罗马，还有春天的威尼斯。因为，莱斯特，他补充道，你自身看来也不太健康。

我觉得也是。这些天，我乱放东西过于频繁，尤其是眼镜和车钥匙。我进了商店却忘了要买什么，走出剧院就想不起刚刚看过的剧情。倘若时间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组书签，那么我觉得似乎有什么人拿起这本书摇晃了一番，里面那些泛黄的纸片、撕破的火花、压扁的咖啡搅拌棒纷纷掉落在地，书页的卷角也被抚平。

于是，我想把这些往事付诸笔端。我不是要更改情节，让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境地。不，不是。他绝不会允许我这么做。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痛恨谎言。我只想把事实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从目前的储存设备（坦率地说，它已受潮并开始渗漏）中转移到纸页上。

阿舍克里夫医院坐落在岛屿西北的中央平原，我补充一点，它给人一种祥和之感，看上去根本不像一家收押精神病刑事罪犯的医院，更让人无法想象从前曾经是军营。事实上，医院的外观让我们大多数人联想到寄宿学校。主楼群外，一座有着复式屋顶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是院长的居所，漂亮的都铎式暗色微型城堡是我们总医师的寓所，过去曾住过南北战争时期北方联邦军东北海岸的指挥官。墙内便是员工宿舍——临床医师住在数座护墙板搭成的古雅屋舍里，杂工、警卫和护士则住在三幢低矮的煤渣砖宿舍楼里。主楼群中有多块草坪，还有修出造型的树篱、高大繁茂的橡树、苏格兰松、修剪整齐的枫树，以及苹果树。晚秋时节，果实会落到墙头，或坠入草丛。楼群中央是由大块炭黑色石块和美丽的花岗岩砌成的医院大楼，两侧则矗立着一对殖民地风格的双子建筑。远处，除了悬崖峭壁、潮涨潮落的湿地，还有一道狭长的山谷。独立战争后的几年，那里曾有过一个集体农场，随后又被废弃。当初人们栽下的果树还在生长——桃树、梨树和沙果树——但已不再结果。夜间的山风时常咆哮着闯入谷中，发出猫叫一般的凄厉声音。

当然，还有那座堡垒。早在第一批医务人员抵达之前它就已建好，现在仍在那里，突兀地耸立在南边的崖壁上。更远处的灯塔则在南北战争前就已停用，在波士顿灯塔的光束下显得不合时宜。

从海上望去，岛并不起眼。你必须以泰迪·丹尼尔斯在一九五四年九月那个平静的早晨审视它的那种方式去想象它的模样。外港中央卧着一片灌木丛生的平原。你会认为，它几乎算不上是人们概念中的岛屿。它能有什么用呢？他当时也许这样想。能有什么用？

老鼠是岛上数量最可观的物种。它们在灌木丛中乱窜，夜间沿着海岸成队行进，爬上潮湿的岩石。有的老鼠和比目鱼一般大小。一九五四年的夏末有四天不可思议的日子，接下来几年，我一直在俯瞰北海岸那个山头的一条小径上观察它们。我惊奇地发现，有些老鼠会试图游到帕多克岛那边。帕多克岛不过是一杯沙砾中的一块石子，每天二十二小时浸没在海水中。潮水退至最低点时才会有一两个钟头露出水面。有时候，这些老鼠朝那里游去，数量不过十几只，但总是被汹涌的波涛推回来。

我用了“总是”一词，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曾见到一只老鼠成功了，仅此一次。一九五六年十月的那个“秋收月”之夜，我见到它那披着黑色毛皮的身子蹿上了沙滩。

这也可能是我一厢情愿。我在岛上认识的艾米丽会对我说：“莱斯特，你不可能看到的，离得太远了。”

她是对的。

然而，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一只肥大的老鼠蹿上了那片沙滩，沙地呈现出珍珠灰的色泽，已经又被回涨的潮水一点点淹没。海水吞噬了帕多克岛，可能也吞噬了那只老鼠，因为我从没见它游回来过。

但是在那一刻，当我看着它匆匆逃上沙滩时（真的，我亲眼看到了，只不过距离远了点儿），我想起了泰迪。我想到泰迪和他可怜的亡妻多洛蕾丝·恰娜儿，那对恐怖人物雷切尔·索兰多和安德鲁·利蒂斯，以及他们加诸我们所有人头上的那场浩劫。我认为，如果泰迪当时和我坐在一起，也同样会看到那只老鼠。他会的。

我还将告诉你一些其他的事情。

泰迪？

他会鼓掌认可。

第一天 雷切尔

1

泰迪·丹尼尔斯的父亲曾是一名渔夫。一九三一年，他的渔船被银行没收，当时泰迪十一岁。在他的余生中，倘若别的渔船有活，他就去做雇工，没活时则在码头卸货。上午十点钟他回到家，大段大段的时间里，他都坐在扶手椅中，盯着双手，偶尔喃喃自语，眼睛变得大而幽深。

父亲曾带泰迪去看那些岛，那时泰迪还是个小男孩，年龄尚幼，在渔船上帮不上什么忙。他能做的不过是解开绳索，松开船锚。有好几回他划伤了手，指尖血迹斑斑，手掌沾着血污。

他们天未亮就出发了。太阳升起时，海天之间出现一抹冷冷的象牙白，那些岛屿便从渐渐退去的夜色中显现出来，蜷抱在一起，仿佛正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泰迪看到，其中一座岛上，颜色柔和的小棚屋沿着海滩排列，另一座岛上，一幢石灰岩房屋破败不堪。父亲把鹿岛上的监狱指给他看，还有乔治岛上庄严的堡垒。在汤普森岛，高高的树林间满是鸟儿，它们的鸣叫就像冰雹和玻璃砸落时发出的尖锐的声音。

这些岛之外，那座被称为“禁闭岛”的岛屿孤卧在那里，仿佛西班牙大帆船上扔出的一件物品。一九二八年的春天，小岛被废弃，植物肆意生长，绵延至制高点的堡垒也被藤条紧紧缠绕，爬满厚厚的苔藓。

“为什么要叫禁闭岛？”泰迪问。

父亲耸耸肩。“你就知道问为什么，总有那么多问题。”

“是啊，可是为什么呢？”

“有些地方一旦有了名字，就一直这么叫下去。可能是因为海盗吧。”

“海盗？”

泰迪喜欢听到这个词。他眼前浮现出他们的模样：彪形大汉，戴着眼罩，脚蹬长靴，手持雪亮的利剑。

父亲说：“从前，那里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处。”他的手臂扫过地平线，“就是那些岛，他们躲在那儿，藏下金银财宝。”

泰迪想象那一箱箱金银财宝，钱币从箱子里溢出来。

后来他感到难受，反复而剧烈，呕吐物像一段段黑绳，从父亲的渔船一侧落入海中。

父亲很惊讶，因为之前泰迪从来没有吐过，而此时船已开出几小时，大海波澜不兴，在一片宁静中闪耀着光辉。父亲对他说：“没关系，这是你第一次出海，没什么丢脸的。”

泰迪点点头，用父亲给他的一块布擦了擦嘴。

“有时候大海起伏不定，你自己感觉不到，直到这种作用从你体内爆发出来。”

泰迪又点点头。他没法告诉父亲，让他反胃的并不是船的晃动。

是因为海水。海水在他们周围展开，将整个世界连成汪洋一片。泰迪深信，它可以吞没天空。那一刻之前，他从没意识到他们如此孤独。

他抬头看父亲，双眼潮湿发红。父亲说：“会好起来的。”泰迪努力露出笑容。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父亲随一艘波士顿捕鲸船出海后便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几片船骸被冲上赫尔镇的南塔斯克沙滩。赫尔镇是泰迪长大的地方。一条龙骨，一块底部刻着船长名字的电热板，几个番茄和土豆罐头，还有若干破了大洞、形状扭曲的捕龙虾器。

人们在圣特丽莎教堂为这四名渔夫举行葬礼。教堂后面紧靠大海。就是这同一片海，曾夺去教区内众多居民的生命。泰迪与母亲站在一起，聆听致予船长、大副和一名渔夫的悼词。渔夫叫吉尔·瑞斯塔，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自从带着粉碎的脚踵和头脑中太多丑陋的景象从一战战场返乡后，就一直在赫尔镇的各家酒吧引发恐慌。然而，现在他死了，一位曾受他恐吓的酒保说，一切都会得到宽恕。

船主尼克斯·科斯塔承认，他几乎不认识泰迪的父亲，只是在开船前最后一刻雇了他，因为当时一名船员从卡车上跌落摔断了腿。不过，船长对他评价很高，说镇上人人都知道他会干活。难道这不是对一个男人的最高褒扬？

站在教堂里，泰迪想起在父亲船上的那天，因为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一起出过海。父亲总说还会去的，然而泰迪明白，父亲这么说仅仅是为了给儿子一点面子。父亲从未明了那天的事，但在回家途中，两人曾传递过眼神。那时他们正穿过那一串岛屿，禁闭岛已落在身后，汤普森岛还在前方，城市的天际线如此之近，清晰可见，让人觉得可以捏着一座建筑的尖顶把它提起来。

“这就是大海。”父亲说。他们背靠船尾，父亲的一只手在泰迪背上轻轻抚摸。“有人为它着迷，有人因它丧生。”

他望着泰迪，让泰迪思考他长大之后会成为哪一种人。

一九五四年，他们从城里乘坐渡轮前往那里，途经一串被人遗忘的小岛——汤普森岛和景观岛，葡萄岛和土包岛，连福岛和长岛，它们凭借一团团沙子、粗硬的树木，以及白骨般的岩基，牢牢附在大海的表层。除了星期二和星期五要运送补给物品，平时渡轮班次不定。主船舱上所有设施都被撤走，只留下覆盖在地板上的金属片和窗下横着的两条钢板凳。凳子钉在地上，两端用螺钉固定在厚实的黑桩上。手铐和枷锁如意大利面一般从桩子上垂下。

不过，今天渡轮并不是遣送病人到精神病院的。船上只有泰迪和他的新搭档恰克·奥尔，几个装着邮件的帆布袋，还有几箱药品。

旅程刚开始，泰迪就跪在马桶前大口呕吐，随着渡轮引擎咔嚓咔嚓的撞击声，他的鼻腔内充斥着汽油和暮夏大海的油腻气味。吐出来的只有小股的液体，然而他的喉咙却不断收缩，胃不停地撞击食道底部，面前的空气也夹着如眼睛般眨动的尘埃快速旋转。

最后的呕吐物之后涌出的是一大股被堵住的气体，当它在嘴里爆发时，似乎把五脏六腑的一部分也带了出来。泰迪仰身坐在金属地板上，用手帕擦着脸，心想谁都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一段合作。

他可以想象，恰克回家告诉妻子——假如他有的话，泰迪甚至连这个都不知道——他与具有传奇色彩的泰迪·丹尼尔斯初次见面的情形。“亲爱的，他可喜欢我了，一见面就吐了。”

孩提时那次旅程之后，泰迪就不喜欢待在海上。他从未因此获得乐趣：四周没有陆地，目之所及望不到岸边，没有那些可以伸手触及而不至于消融其中的东西。他告诉自己这没关系，因为要跨过水域就必须这样，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在战争中，较之于海岸敌方的猛攻，他更害怕岸边那最后几码路：双腿没在深处涉水而行，奇怪的生物在靴子上蜿蜒滑动。

然而，他还是宁愿到甲板上去，在新鲜空气中面对大海，而不是缩在这里享受病态的温暖，东摇西晃。

他确定这阵呕吐已经过去，胃不再翻腾，头也不再眩晕后，才把手和脸冲洗干净，在水槽上方的镜子里照了一下。玻璃镜面被海水中的盐分腐蚀了大半，泰迪刚好能够在镜子中央的一小块地方勉强看见自己：一名仍然相对年轻的男子，留着美国大兵式的平头，然而脸上已布满战争和之后岁月留下的痕迹。他对追踪和暴力的双重迷恋活生生地显现于那双曾被多洛蕾丝形容为“狗一般哀愁”的眼睛里。

我还年轻，泰迪想，看上去不该这样愁苦。

他调整腰间的皮带，让手枪皮套落在臀部，接着从马桶顶部取回帽子戴在头上，调整了一下帽檐，让它略微右倾。然后他抽紧领带，这款花里胡哨的领带大约一年前就已过时，但他依旧系着，因为那是她送的。某年生日，他坐在客厅里，她用它轻轻蒙住他的双眼，双唇紧贴他的喉结，一只温暖的手抚着他的脸颊。她舌尖有橙子的味道。她悄然坐到他的腿上，解去他的领带。他闭上双眼，闻着她的味道，想象她的模样，将她的形象刻在脑海里。

泰迪仍可以做到闭上眼便看到她。但是，近来白色污迹模糊了她的某些部分——一片耳垂，睫毛，头发的轮廓。虽然还不致完全模糊，但他担心时间正把她从他身边夺走，从他脑海里那些画面的边框上碾过，把它们碾得粉碎。

“我想你。”他说道，穿过厨房走到甲板上。

外面温暖而晴朗，但海水闪动着一丝丝铁锈般的暗色光芒，整体呈现出灰蒙蒙的青白，这暗示着海水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变暗，正在聚集。

恰克从他的扁形酒瓶中啜了一口，向泰迪歪了歪脖子，扬起一道眉毛。泰迪摇了摇头，恰克于是把酒瓶塞回西装口袋，用外套衣襟盖住大腿，向大海望去。

“没事吧？”恰克问，“你看上去脸色苍白。”

泰迪耸耸肩，“我没事。”

“确定？”

泰迪点点头，“刚刚适应船的摆动。”

他们默不作声地站了片刻。大海在四周起伏，海水如丝绒般黑暗而柔滑。

“你知不知道，它过去是一个战俘营？”泰迪问。

恰克说：“你指这座岛？”

泰迪点头道：“那是在南北战争时期。他们在岛上建了一座堡垒，作为兵营。”

“那堡垒现在用作什么？”

泰迪耸耸肩，“我也说不准。以前这里的各个岛上都有不少堡垒。战争期间，大多数都成了炮弹的练习靶子，现在所剩无几了。”

“可是这座精神病院……”

“据我所知，他们用了过去的旧营房。”

恰克说：“就像让病人进行基本训练，嗯？”

“我可不希望这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泰迪转身背靠栏杆，“那你有什么经历，恰克？”

恰克笑了。他比泰迪略壮一些，矮一些，大约五英尺十英寸高，满头浓密的黑色鬈发，橄榄色皮肤，纤细优雅的双手看上去与身体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仿佛自己的手被送去店里修理，暂时向别人借来了这一双。他左脸颊上有个长柄镰刀状的小伤疤，他用食指在那里轻抠了一下。

“我总是从这道疤讲起，”他说，“通常人们早晚都要问。”

“好啊。”

“这不是战争造成的。”恰克说，“我女朋友说，干脆就说它是打仗时弄的算了，省得麻烦，可……”他耸耸肩，“可是，它是玩打仗游戏弄的。我小时候和一个小孩在树林里用弹弓互相射击。他的石块没打中我，我应当没事，对吧？”他摇摇头，“那块石头打在树上，一块树皮弹到我脸上。因此就有了这么一道伤疤。”

“玩打仗游戏？”

“玩耍的时候，没错。”

“你是从俄勒冈调来的？”

“西雅图。上星期。”

泰迪等他往下说，但恰克并没有进一步解释。

泰迪问：“你做联邦执法官有多久了？”

“四年。”

“那你肯定清楚它的圈子有多小。”

“当然。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被调职？”恰克点点头，好像做了什么决断，“要是我说我厌烦了老是下雨呢？”

泰迪在栏杆上方摊开掌心。“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这圈子确实很小，就像你说的那样。大家互相都知根知底。所以到了后来，总会有——叫什么来着——闲言碎语。”

“就是那个词儿吧。”

“你逮住了布瑞克，对吧？”

泰迪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他的下落？有五十个人追捕他，但都追错了方向，去了克里夫兰。而你却只身一人去了缅因。”

“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和家人一起在那里消夏。还记得他怎么对待那些受害者吗？人们只有对马才会做出那种事来。我和他的一个姑姑聊过，她告诉我他唯一一次感到快乐，就是在离缅因州那座出租农舍不远的一个马场上。于是我就去了那里。”

“你击中他五枪。”恰克的目光顺着船头向下落在翻滚的泡沫上。

“本来要再补上五枪，”泰迪说，“谁知道只用了五枪。”

恰克点点头，朝栏杆外吐了口唾沫。“我女朋友是日本人。其实，她出生在这里，但你也明白……是在集中营长大的。现在形势仍然很紧张——在波特兰、西雅图、塔科马这些地方，没人喜欢我和她在一起。”

“所以他们把你调走了。”

恰克点了下头，又啐了一口唾沫，盯着它落进翻涌的水沫中。“他们说它来势汹汹。”他说。

泰迪把胳膊从栏杆上抬起，站直身子。他的脸很潮湿，嘴唇沾了海水的咸味。令他有点惊讶的是，他并不记得浪花拍打过他的脸庞，但大海确实成功地逮到了他。他拍拍外套口袋，找他的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他们是谁？它又是什么？”

“他们，那些报纸，”恰克答道，“它是指这场暴风雨。很厉害，报纸上说的。相当猛烈。”他朝苍穹挥动手臂，天空如船头激起的水沫一般苍白。但是沿着南部边缘，紫药水棉签似的一条细线墨渍一般扩张。

泰迪嗅了嗅空气的味道。“你还记得战争，是吧，恰克？”

恰克笑了。他微笑的方式让泰迪怀疑他们已经开始习惯对方的节奏，开始知道怎样与对方相处。

“记得一丁点儿，”恰克说，“我好像仍然记得残垣断壁，非常多的残垣断壁。人们总是对之诋毁有加，但我认为它们有可取之处，有自己的独特美感。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你说话就像廉价小说里的台词。有人这么对你说过吗？”

“它来了。”恰克又朝着大海微微一笑，身体倾向船头，伸展背部。

泰迪拍拍裤子口袋，在西装夹克的暗袋里找什么东西。“你还记得军队部署任务经常依赖天气预报吗？”

恰克用手掌摩挲下巴上的胡楂。“哦，是的，我记得。”

“你记得那些天气预报有几回是准的？”

恰克皱起眉头，想让泰迪知道他正在对此进行适当的思考。然后，他咂咂嘴说：“我敢说，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几率。”

“顶多？”

恰克点点头，“顶多。”

“所以现在，回到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

“哦，回到目前的环境，”恰克说，“可谓安若泰山哪。”

泰迪强忍着不笑出声来，现在他对此人非常有好感。安若泰山，老天！

“安若泰山。”泰迪同意，“你凭什么比那时候更相信现在的天气预报？”

“这个嘛，”恰克说，这时地平线上一个下沉的三角形顶端正窥视着海面，“我可不确定我对天气预报的信任可以用‘更多’或‘更少’来衡量。你想来支烟吗？”

泰迪对口袋的第二轮乱拍乱打进行到一半时，他停住，发现恰克正盯着他，咧着嘴笑，笑容刻入伤疤下方的双颊。

“我上船的时候它们还在呢。”泰迪说。

恰克回头越过肩膀看。“那些政府雇员，把你抢得一点都不剩。”恰克从他那包幸运牌香烟里抖出一支，递给泰迪，用黄铜的芝宝牌打火机替他点上。煤油发出的异味漫过充斥着盐味的空气，钻进泰迪的嗓子眼。恰克“啪”地合上打火机，手腕一晃又快速打开，把自己那支也点上。

泰迪吐出一口烟，那座岛屿的顶端便消失在缕缕烟雾之中。

“在海外战场，”恰克说道，“靠天气预报来决定你是否要带着降落伞包去跳伞区域或是前往滩头堡，那么，你冒的风险就大多了，不是吗？”

“对。”

“但是在国内，有点武断地去相信天气预报会有什么害处呢？这就是我想说的，头儿。”

现在，三角形顶端以下的部分也逐渐呈现在他们的视野中，直到海面在小岛另一边平坦地展开。他们看到眼前景象色彩纷呈，仿佛是用画笔涂抹出来的——植被的一片柔绿，海岸线上的一段黄褐，北部边缘岩壁的单调赭石。渡轮颠簸着靠近时，他们在画面最顶部辨认出那些建筑不太尖锐的矩形边缘。

“太遗憾了。”恰克说道。

“什么意思？”

“发展的代价。”恰克一只脚踩着绳缆，背倚栏杆站在泰迪旁边。两人注视着这座正努力展露特征的岛屿。“随着精神卫生领域的突飞猛进——大跨步的发展正在进行中，你可别自欺欺人，到处都在发展——像这样的地方将会不复存在。二十年后人们将称之为蛮荒之地，维多利亚时代影响之下不幸的副产品。他们会说，它应当消失。他们会说，合并。合并才是这个时代的命令。欢迎你们进入这个组织，我们会抚慰你，重塑你。我们都是联邦执法官。我们是个新团体，谁都不容许被排除在外，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

那些建筑再次消失在树林后面，但泰迪能分辨出一座圆锥形塔楼的模糊轮廓，还能依稀看到被他看成堡垒的建筑突起的边角。

“可是为了确保将来，我们丢失了过去，不是吗？”恰克将烟灰轻弹到水沫中。“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你扫地的时候，你丢失了什么，泰迪？灰尘。会招来蚂蚁的面包屑。但她放错地方的耳饰下落如何呢？是不是也进了垃圾桶？”

泰迪问：“她是谁？哪里来的她，恰克？”

“什么时候都会有个她，不是吗？”

泰迪听见引擎的哀鸣声在他们身后变了音调，觉察到渡轮在脚下轻轻颠簸了一下。随着船渐渐朝小岛的西面驶去，他现在能够更加清楚地看见位于岛屿南部悬崖顶上的堡垒。虽然加农炮被撤走，但他仍可毫不费力地辨认出炮塔。陆地伸展到堡垒后方的山丘之间，他猜测墙体就在那后面，从他目前的角度望去，墙体隐在风景中，难以辨别。他估计阿舍克里夫医院就坐落在断崖绝壁后的某个地方，俯瞰着西海岸。

“你有女人吧，泰迪？你结婚了？”恰克问。

“曾经。”泰迪答道，回想起多洛蕾丝的模样，在蜜月旅行时对他露出的那副神情。当时她转过头来，下巴几乎触到裸露的肩部，后背的肌肤轻轻扭动。“她死了。”

恰克离开栏杆，脖子发红。“哦，上帝啊！”

“没关系。”泰迪说道。

“不，不是。”恰克把手掌举到泰迪胸膛的高度，“这……我听说过。我不知怎么搞的，居然忘记了。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是不是？”

泰迪点点头。

“天哪，泰迪。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真的。真是对不起。”

泰迪又看到了她的身影，背朝他在公寓的过道中走过，穿着一件他的旧制服衬衫，哼着小曲跨进厨房。一阵熟悉的疲倦感侵入骨髓。他宁可做任何事情——甚至在海水中游泳——也不愿谈论多洛蕾丝，不愿谈起她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三十一年后突然死去的事实。就像上午他去上班时她还活着，下午便不在人世了。

但这就像恰克的伤疤，他觉得，是在他们的交情更深一步之前不得不交代的事，否则那些“怎么会”、“在哪里”、“为什么”的问题就会一直横亘在他俩之间。

多洛蕾丝去世已有两年，但到了夜晚就会在他的睡梦中复生。有时他清晨醒来，足足有几分钟都还以为她就在他们位于梧桐树大街的公寓里，在屋前的平台上喝咖啡，或是在厨房。这是大脑残酷的恶作剧，是的。但泰迪很久以前就接受了这种逻辑——从睡梦中醒来，归根结底，是一种类似于刚刚出生的状态。你浮出水面，一片空白，然后眨眨眼，打打哈欠，重新召集你的过去，按时间顺序对记忆碎片进行洗牌，然后坚强起来面对现在。

比这更为残酷的是一系列看似毫无关系的物什能以某些方式勾起寄居在他大脑中有关他妻子的回忆，就像点燃火柴那样。他从来无法预知那会是什么——一个放盐的调味罐、拥挤的街道上一个陌生女子的步态、一瓶可口可乐、玻璃杯上的唇膏印、一个抱枕。

所有这些触发记忆的物什中，最缺乏逻辑关系、最令人痛楚的莫过于——水，从水龙头里滴答落下，从天空中哗啦倾倒，在人行道上溅起泥浆，或者就像眼下，在他周围向四面八方铺展数英里。

他对恰克说：“我们的公寓楼起火了，当时我正在上班。死了四个，她是其中之一。她是被浓烟呛倒的，恰克，并不是火。所以她死得并不痛苦。恐惧？可能有吧。但没有痛苦。那是最重要的。”

恰克又从他的扁酒瓶里抿了一口，再次递给泰迪。

泰迪摇了摇头。“我戒了，火灾后就不喝了。要知道，她以前经常担心这个。她说我们这些士兵和警察都喝得太多。所以……”他能感觉到恰克在他身旁陷入窘迫，就又说道：“你必须学会承受那样的事情，恰克。你别无选择。就像你在战争中看到的那该死的一切。记得吗？”

恰克点点头。片刻时间，他眯起眼睛沉浸在回忆中，目光落在远处。

“这就是你所做的。”泰迪柔声说道。

“当然。”恰克最后说，脸庞仍然泛着红色。

码头仿佛在光的幻术下突然出现。它从沙滩向外延伸，在远处看来像一长条口香糖，毫不起眼，颜色黯淡。

吐过之后，泰迪就一直感到脱水，刚刚过去的那几分钟让他觉得有些筋疲力尽。无论他怎样努力去承受她的离去，这份重量仍时不时将他压垮。他的头部左侧开始出现微弱的痛感，好像一把旧调羹凸出的一面压在那里。现在还很难判断这仅仅是身体脱水后的某种轻微症状，一次普通头痛的开始，还是更严重的病症的最初征兆——他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患有周期性偏头痛。有好多次头痛十分剧烈，几乎让他一只眼睛暂时失明。光线变成了许多炙热的钉子，雹暴一般袭来。有一回——感谢上帝，那是仅有的一回——他有一天半的时间身体部分瘫痪。不过，这种偏头痛从来都不在他承担压力或工作的时候光顾，而仅仅在事后发作，一切尘埃落定，不再弹片横飞，追击宣告结束时。然后，只有在露天营地或军营里，或是战争结束后汽车旅馆的房间内，抑或在乡村公路上驱车回家时，病症才逐渐加重。泰迪很早就已学会，对策就是保持忙碌，集中精力。只要你不停止奔跑，它们就无法追上你。

他对恰克说：“你听说过很多关于这个地方的事情吗？”

“一家精神病院，我知道的仅此而已。”

“收治精神病刑事罪犯的。”泰迪说。

“嗯，要不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恰克说道。

泰迪发现他又露出了那种嘲讽的笑容。“这可说不准，恰克。在我看来你并不是百分之百精神稳定。”

“也许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会留一笔钱订张床位，为将来做准备，确保他们会给我留个位置。”

“这主意不坏。”泰迪说话间，引擎熄火片刻，船头转向右方，他们也随着海波摇晃，随后引擎再次发动，渡轮向码头靠拢，泰迪和恰克很快又面向广阔的大海。“就我所知，”泰迪说，“他们长于采用激进的疗法。”

“极端？”恰克问道。

“不是极端，”泰迪说，“只是激进，两者有所区别。”

“近年来你可说不准。”

“有时候是很难预料。”泰迪同意。

“关于这个逃走的女人？”

泰迪说：“对此我所知甚少。她昨晚溜走了。我的笔记本上有她的名字。我估计他们会将其他一切情况告诉我们。”

恰克望向周遭的海水，“她要去哪儿呢？难道要游回家去？”

泰迪耸耸肩，“这里的病人，显而易见，都患有各种妄想症。”

“精神分裂症？”

“我猜是。无论如何，在这里你遇见的可不是平日里见到的先天智障者，也不是害怕人行道上的裂缝或者什么嗜睡的人。正如我从档案中了解到的那样，他们要严重多了，这里的每个人，你知道，都是真正的疯子。”

恰克问道：“可是，你认为有多少人是装出来的？我总想知道这个。你还记得战争中遇到的所有那些根据第八条款被除名的人吗？你认为有多少是真正的疯子？”

“在阿登地区，我曾和一个人一起服役——”

“你在那儿待过？”

泰迪点点头，“那个人，有一天醒来，说话就颠三倒四了。”

“是每个词语都颠倒，还是句子？”

“是句子，”泰迪说，“他会说‘长官，血多太流了这里在今天’。接近傍晚时，我们在一个散兵坑里发现他，那时他正用一块石头不断撞击脑袋。只是撞击而已，一遍又一遍。我们当时吵吵嚷嚷，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已经把自己的眼珠挖出来了。”

“你在跟我胡扯吧。”

泰迪摇了摇头，“几年后，我从一个人那里得知，他在圣地亚哥的兽医诊所偶然遇到那个瞎了眼的家伙，那人说起话来仍然颠三倒四。他患有某种麻痹症，没有一个医生能诊断出病因。他整日在窗边的一张轮椅里坐着，念叨着他的庄稼，说他必须去照料他的庄稼。但问题是，那人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长大的。”

“嗯，从布鲁克林来的人认为自己是个农夫，我猜他是根据第八条款被部队除名的。”

“他的症状确实反映出这一点。”

2

副院长麦克弗森在码头迎接他们。就头衔而言，他显得很年轻，金色头发略长于普通标准，一举一动中流露出瘦高个儿的优雅，让泰迪联想到得克萨斯人，或是在马群边长大的人。

他两边站着精神病院里的杂工，多数是黑人，也有几个表情麻木的白人，好像在婴儿时期没喂饱，自那时起就发育不良，闷闷不乐。

杂工们穿着白衫白裤，对泰迪和恰克几乎瞧都不瞧一眼，甚至对任何东西都视而不见，只是沿着码头走到渡轮那里，等着卸货。

泰迪和恰克应要求出示警徽。麦克弗森不紧不慢地审视一番，他看看证件，又对照他们的脸，眯起眼睛。

“我好像以前没见过联邦执法官的警徽。”他说。

“那现在你一下子看到两个，”恰克说道，“这日子可不寻常啊。”

麦克弗森慵懒地朝恰克一笑，把警徽抛还给恰克。

海滩看上去最近几个夜晚一直受到海水的冲刷，到处散落着贝壳、浮木、软体动物的残骸，还有被生活在附近的食腐动物吃掉一半的死鱼。泰迪看到想必是从内港漂过来的垃圾——罐头，被海水浸透的纸团，一块被抛起后挂在树梢、在阳光下看不清号码的牌照。林子里大部分是松树和枫树，纤细而枯槁。透过林间的空隙，泰迪能看到一些建筑，坐落在小岛的高地上。

喜欢日光浴的多洛蕾丝也许会爱上这个地方，但泰迪却只能感受到海风的不断吹拂，这是一种来自大海的警告：能随时随地猛然扑来，把你吸入深渊。

杂工们把邮件和药箱搬到码头上，装入手推车。麦克弗森在一块写字板上签收物件，然后把写字板递还给渡轮上的一个警卫。警卫说道：“那么，我们要开船了。”

麦克弗森在阳光下眨眨眼。

“这场暴风雨，”警卫说，“好像谁都不知道它厉害到什么程度。”

麦克弗森点点头。

“如果我们要回去，会联系警察局的。”

警卫点点头。“当心暴风雨。”他说道。

“会的，会的。”恰克说，“我们会留心的。”

麦克弗森领着他们走上林间隐现的一条小径，走出树林来到一条人工铺设的道路上，它像个笑脸似的穿过小径。泰迪可以看到左右不远处各有一座房子。左边那座较为简朴，暗紫红色、带复式屋顶的维多利亚风格，有着黑色的边线和小小的窗户，看上去像是哨楼。右边的则是都铎式建筑，像一座耸立着的小小城堡。

他们继续前行，爬上一道陡峭而荒凉的遍布海生植物的斜坡，四周的土地渐渐有了绿意，线条也柔和下来。然后他们到达山坡顶端的平缓地带，那里草坪向远处绵延数百码，最后止于一堵似乎逶迤穿过整座岛屿的橘黄色砖墙。砖墙高达十英尺，顶上竖着一道铁丝网。看到铁丝网，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泰迪。他突然同情起所有墙那边的人，他们知道这道薄薄的铁丝网意味着什么，意识到这世界多想把他们囚在墙内。就在墙外，泰迪看到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男子，他们垂着脑袋，凝视着地面。

恰克发话道：“精神病院的狱警。这看起来很诡异，希望你别介意我这样说，麦克弗森先生。”

“这里是需要最大限度严加守卫的机构，”麦克弗森说道，“我们按照两道特许令运作——一个是麻省理工附属医疗中心精神卫生部颁发的，另一个来自联邦监狱局。”

“这我明白，”恰克说，“不过，我总怀疑——你们是不是没有太多可以在饭桌上谈论的话题？”

麦克弗森笑着微微摇了摇头。

泰迪看见一个身着和其他警卫相同制服的黑发男子，不同的是，他的制服有黄色肩章和立领，警徽是金色的。他是唯一一个昂首挺胸的人，一只手背在身后，阔步走在众人之间。这种步伐让泰迪联想到战争中遇到的上校们，对他们而言，发号施令是一种必须承担的责任，不仅源自军队，也源自上帝。男子把一本黑皮小书紧贴在胸前，朝他们行进的方向点点头，然后沿泰迪他们来时经过的斜坡走下去，黑色的头发僵硬地挺在微风中。

“这是院长，”麦克弗森开口道，“你们过些时候会见到他。”

泰迪点点头，疑惑为何不是现在就见到他。院长消失在山坡的那一边。

一名杂工用钥匙打开高墙中央的那道门，大门敞开后，杂工们纷纷推车入内，两名警卫走到麦克弗森身前，分别站定在他的两侧。

麦克弗森挺直身板，一本正经地说：“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里的基本情况。”

“好啊。”

“你们会受到我们礼数周到的款待，得到力所能及的帮助。在逗留期间，无论时间长短，你们都必须遵守院规。清楚了吗？”

泰迪点点头，答道：“完全清楚。”

麦克弗森的目光停留在他们头顶上方的某一点上。“我想，考利医生会向你们说明院规的具体内容，但我要强调一点：严禁在不受监控的情况下和本院病人有任何接触。明白吗？”

泰迪几乎要脱口而出：是，长官！就像在接受新兵训练。但他只是简短地回答：“是的。”

“我身后右边的那栋房子是本院A区，属于男病区。B区是女病区，在我身后左侧。C区在悬崖那边，就在住院部和职工区后面，没有书面许可及警卫和考利医生的亲自陪同，不得进入C区。”

泰迪和恰克又是一阵点头。

麦克弗森伸出一只宽大的手掌，仿佛是在向太阳祈祷。“在此，我要求你们交出随身的枪械。”

恰克看了看泰迪。泰迪摇摇头。

泰迪说：“麦克弗森先生，我们是按正规程序受到任命的联邦执法官。政府规定我们必须任何时候枪不离身。”

麦克弗森的声音如钢缆敲击在空气中一般：“有关收治精神病刑事罪犯的监狱和精神病院的联邦法规第三百九十一条执行令规定，治安官必须携带枪支，除非其直接上司或关押刑事罪犯或精神病患者的机构的安全责任人员命令任何人不得携带枪支。先生们，你们符合这一例外条件。我不会允许你们带着枪械走进这扇门。”

泰迪望着恰克。恰克头朝麦克弗森伸出的手掌一歪，耸耸肩膀。

泰迪说：“我想要你们把缴械情况记录在案。”

麦克弗森说道：“警卫，请做一下联邦执法官丹尼尔斯和奥尔的缴械记录。”

“已记录，长官。”

“先生们……”麦克弗森说道。

麦克弗森右边的警卫解开一个小皮囊。

泰迪将大衣向后一扯，从皮套中取出警枪——一把左轮手枪。他手腕轻扭，啪的一声打开弹夹，然后把枪交到麦克弗森手里。麦克弗森把它递给警卫，警卫旋即放入皮囊，接着麦克弗森又伸出手来。

恰克掏枪的速度有些慢，他在手枪皮套搭扣里摸索了一番，但麦克弗森没有表现出不耐烦，一直等到恰克笨拙地把枪交到他手里。“你们的武器将存放于警卫室外面的物品保管室，”麦克弗森轻声说，话语如树叶般沙沙作响，“就在主楼群中间的医院大楼里。你们离开那天就可以取走。”麦克弗森又露出了他那轻松的、牛仔似的笑容。“那么，涉及公务的事宜基本上就可以告一段落了。虽然我对你们并不了解，但我很高兴这件事终于结束了。我们去见考利医生怎么样？”

随后他转过身，带领一行人进了大门。大门在他们身后关闭。

墙内，草坪在主干道的两侧铺开。主干道以和围墙相同的砖块铺就。戴着脚镣的园丁照料着草坪、树木和花床，甚至还有一丛沿着医院墙根生长的蔷薇。园丁的两侧都有杂工，泰迪看到其他戴着脚镣的病人在以古怪的鸭步行走。大多数是男性，偶有一些女病人。

“第一批临床医师来这里的时候，”麦克弗森说，“这儿到处都是海生植物和灌木。你们真该看看当时拍的照片。但是现在这里……”

医院左右两侧矗立着两座一模一样的殖民地风格的红砖建筑，门框窗棂都漆成亮白色，窗外有铁栅栏，窗玻璃因海水的涤荡和海盐的缘故而泛黄。医院大楼本身是炭黑色的，有六层，砖块被海水抚得平滑，顶部的天窗凝视着下方的楼层。

麦克弗森说：“它在南北战争前不久建起来，原来曾被当作军营总部。很显然，他们原先按照某种设计，想把它建成训练场的模样。随后似乎战争迫在眉睫，于是他们把重心放在修建堡垒上，后来又把它改建成战俘营。”

泰迪注意到他在渡轮上见过的那座塔楼。塔尖刚好在岛屿远端的树丛上方耸出。

“那是什么塔？”

“一座旧灯塔，”麦克弗森回答，“从十九世纪初就不再使用了。联邦军的部队在那里设了哨岗——我听说是这样，但现在它成了治理设施。”

“是给那些病人吗？”

他摇摇头，“污水治理。你肯定难以相信这片水域里都有些什么东西。从渡轮上看起来还挺迷人的，但这个州每条河流里的每件垃圾都顺流而下漂到内港，经过中港最终到达我们这里。”

“有趣极了。”恰克边说边点上一支烟，旋即把烟从嘴边拿走，借此止住一个小小的哈欠。他在阳光下眨眨眼睛。

“在墙外头，那个方向——”麦克弗森指着B区后面说道，“是最初的指挥官寓所，你们也许在上山的路上看到过它。建造它的时候花了一大笔钱，山姆大叔看到账单就免了指挥官的职。你们应该去看看那个地方。”

“现在谁住那儿？”泰迪问道。

“考利医生，”麦克弗森说，“要不是因为考利医生，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存在。还有院长。他们在这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东西。”

他们已经在主楼群后兜了一圈，见到了更多戴着脚镣的园丁和杂工。许多人在紧靠后墙的一片黑土地上锄地，其中一个园丁是个中年妇女，一头稀疏的小麦色头发，头顶几乎秃了。泰迪走过时，她紧盯着他看，然后举起一根手指放到唇边。泰迪注意到她喉部有一道深红色的疤痕，甘草一般粗细。她微笑着，手指仍停在唇边，接着朝他异常缓慢地摇摇头。

“考利在他那个领域里是个传奇人物，”麦克弗森说道，那会儿他们正绕过后面朝医院前面走去，“在约翰·霍普金斯和哈佛时都在班里名列前茅，年仅二十就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妄想症病理学的论文，多次为苏格兰场、军情五处和战略情报局会诊。”

“为什么？”泰迪问。

“你问为什么？”

泰迪点头，这好像是个合理的问题。

“这个……”麦克弗森似乎不知所措。

“战略情报局，”泰迪说，“就从他们说起吧。他们为什么要看精神病医生？”

“因为战时的工作。”麦克弗森回答。

“嗯，”泰迪慢条斯理地说，“那，是哪种活儿？”

“机密工作，”麦克弗森说，“我想大概是。”

“机密到什么程度？”恰克问，迷茫的眼睛望着泰迪，“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下的话？”

麦克弗森在医院前面停步，一只脚落在第一级台阶上。他似乎有些困惑，对着远处橙色墙体的曲线望了片刻，然后说：“嗯，我想你们可以问问他。现在他应该开完会了。”

他们拾阶而上，穿过大理石门厅，头顶的天花板变成拱形的镶板穹顶。他们继续行至一扇门前，门嗡嗡响着打开，将他们引入一间宽敞的前厅。厅内，右侧一张桌前坐着一名杂工，在他对面左侧还有一名，前方另一扇门外伸展着一条长长的走廊。他们又一次出示警徽，拿给通向上层的楼梯边站着的杂工看。麦克弗森趁检查警徽和证件的工夫，把他们三人的名字记在写字板上。杂工身后有一个笼子，泰迪可以看见里面有个人穿着和院长那一身差不多的制服，他后面的墙上挂着一把把穿在铁环上的钥匙。

他们爬上二楼，拐进一条散发着木皂味的走廊，脚下的橡木地板闪烁着微光，沐浴在从走廊尽头的大窗透进来的白光中。

“这儿戒备森严。”泰迪说。

麦克弗森说：“我们随时随地保持警惕。”

恰克说：“是为了让感恩戴德的百姓们对此感激涕零。麦克弗森先生，一定是这样吧？”

“你得明白……”麦克弗森转过身对泰迪说，这时他们经过几间办公室，全都大门紧闭，门上银色的小牌子上写着医生的姓名，“在美国，像这样的精神病院绝无仅有。我们只收重症患者，接收其他精神病院无力收治的病人。”

“格赖斯在这里，对吧？”泰迪问。

麦克弗森点点头，“文森特·格赖斯，没错。住在C区。”

恰克问泰迪：“格赖斯是不是那个……”

泰迪点头，“他杀了所有的亲人，剥下他们的头皮给自己做帽子。”

恰克迅速点点头，“还戴着那些帽子进城，是吗？”

“报纸上是这么报道的。”

他们在一道双扇门外停下来。一块青铜牌子挂在右边那扇门中央，上面写着：总主治医师，J.考利医师。

麦克弗森转向他们，一只手握住门把手，以一种无法理解的眼神紧盯着他俩。他道：“在较为落后的年代，像格赖斯那样的病人会被处死。但在这里，人们可以研究他，对一种病理下定义。也许能隔离他大脑中那种异常元素，正是那种元素让他的行为异于其他可被接受的行为类型。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许有一天这种异常现象可以从社会中完全根除。”他好像在等待他们的回应，手僵在门把上。

“有梦总是好的。”恰克说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3

考利大夫瘦得可谓憔悴孱弱。虽然还不至于像泰迪在慕尼黑达豪集中营看到的那些人那样瘦到皮包骨头的地步，但他绝对需要好好吃上几餐。他黑色的小眼睛深嵌在眼窝中，从眼眶渗出的阴影向脸的其他地方扩散。双颊深陷，似乎要塌落的样子，脸颊周围的皮肤因陈年的粉刺疤痕而坑坑洼洼。嘴唇和鼻子像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干瘪，下巴尖削到形同于无的程度。剩下的那几根头发和他的眼睛以及眼睛下的阴影一般黑。

然而他的笑容却具有爆发性，欢快而灿烂，透着一种自信，这使得虹膜的颜色浅了些。此刻他绕过桌子向他们致意，脸上绽出笑容，同时伸出手来。“丹尼尔斯执法官，奥尔执法官，”他说，“很高兴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他的手在泰迪手中很干燥，平稳有力，紧握的程度令人震惊。他紧握泰迪的手，直到泰迪从手掌至前臂都感受到这种压力。有那么一会儿，考利的双眼闪着光芒，似乎在说：你没料到吧？然后，他转向恰克。

和恰克握手时，他寒暄了一句“先生，幸会”，随后迅速收起笑容对麦克弗森说：“副院长，你要做的就这些，多谢！”

麦克弗森道：“好的，先生，深感荣幸，我先走一步。”说罢他便退出了房间。

考利的笑容又回来了，但这次却显得更腻，让泰迪联想到浮在汤上的那层薄膜。

“麦克弗森是个好人，他很热切。”

“哪方面？”泰迪问，在桌前坐下。

考利坐在柚木书案后面，伸出手臂。“工作方面。这是法律秩序和临床治疗的一种道德高尚的结合。就在半个世纪前，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到半个世纪，当时人们顶多认为，我们现在处理的这些患者应当戴上枷锁，整天邋邋遢遢无人过问。他们到了固定时间就挨打，好像这样能把精神病赶走似的。人们把他们当成魔鬼，百般折磨，将他们绑在拷问架上，把螺丝钉钉进他们的脑袋，有时甚至淹死他们。”

“现在呢？”恰克问。

“现在我们以符合道德标准的方式来治疗他们。我们试图治愈他们，让他们康复。即使没能成功，至少也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宁。”

“那么，那些受害者呢？”泰迪问道。

考利抬起头，等他说下去。

“他们都是暴力罪犯，”泰迪说，“对吧？”

考利颔首道：“事实上，相当暴力。”

“那么他们都伤过人，”泰迪说，“在很多病例中，都杀过人？”

“嗯，多数病例都是。”

“相对受害者而言，这些罪犯是否有安宁的感觉又有什么关系？”

考利说：“因为我的工作是治疗他们，而不是受害者。对那些受害者我无能为力。任何人的工作都有一定范围，我也一样。我只能照顾到我的患者。”他微笑着说：“参议员没向你们说明具体情况吗？”

泰迪和恰克坐在那里面面相觑。

泰迪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参议员，医生。我们是国家警察署派来的。”

考利肘抵一张绿色的吸墨纸，下巴搁在交叉的双手上，从镜框上方注视着他们。

“那么，是我弄错了。你们知道些什么？”

“我们知道一个女囚犯失踪了。”泰迪把笔记本放在膝上，翻了几页，“她叫雷切尔·索兰多。”

“请称她女患者。”考利露出阴沉的笑容。

“患者。”泰迪说，“抱歉。我们了解到，她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逃走了。”

考利的下巴和双手向上一扬，算是表示同意：“昨天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而且到现在还没找到。”恰克说。

“没错，警官……”他伸手以示歉意。

“我姓奥尔。”恰克说道。

考利双手上方的脸拉长了，泰迪注意到有水滴溅上他身后的窗子，不知是来自天空还是大海。

“你叫查尔斯？”考利问。

“是的。”恰克回答。

“你看上去像是叫查尔斯的人，”考利说道，“但却不一定姓奥尔。”

“我想，这就很幸运了。”

“怎么会？”

“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名字。”恰克说，“如果别人认为其中一个很合适，那就很不错了。”

“谁给你起的名字？”

“我父母。”

“你的姓呢？”

恰克耸耸肩，“谁知道？这要追溯到二十代以前。”

“或者只有一代。”

恰克坐在椅子里，身体前倾，“什么意思？”

“你是希腊人，”考利问道，“或者亚美尼亚人，是哪一个？”

“亚美尼亚人。”

“所以奥尔以前叫……”

“Anasmajian.”

考利又眯眼凝视泰迪，“那你呢？”

“丹尼尔斯。”泰迪说，“第十代爱尔兰人。”他朝考利咧嘴微微一笑，“是的，医生。我能对自己的名字追根溯源。”

“但你的教名呢？西奥多？”

“爱德华。”

考利往椅背上一靠，双手不再托着下巴。他用拆信刀轻敲桌沿，敲击声轻柔地持续着，如雪花落在屋顶。“我的妻子，”他说，“叫玛格丽特。但除我之外没人这么称呼她。一些老朋友叫她玛高，这还算说得过去。但其他人都叫她佩姬。我从来都搞不懂为什么。”

“怎么讲？”

“玛格丽特怎么会变成佩姬？但这是很普遍的。爱德华的昵称怎么会是泰迪？玛格丽特的拼写中没有字母P，爱德华中也没有字母T。”

泰迪耸耸肩，“你的名字呢？”

“约翰。”

“有没有人叫你杰克？”

他摇摇头，“多数人只叫我‘大夫’。”

水滴轻轻击打着窗户，考利似乎还在回味他们的对话，目光明亮而幽远。这时恰克问道：“索兰多小姐是否具有危险性？”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有暴力倾向，”考利说，“这就是他们在这里的原因。雷切尔·索兰多在战争中成了寡妇。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淹死在自家屋后的湖里。她将孩子依次带到湖边，把他们的脑袋按在水下直至溺死。然后她又把他们带回屋内，安置在厨房的饭桌旁，在一名邻居来串门之前，还吃了一顿饭。”

“她把邻居也杀了？”恰克问。

考利抬起头轻声一叹：“没有。她邀请他坐下与他们共进早餐。他自然拒绝，并报了警。雷切尔到现在还相信孩子们活着，在等她回家。这也许可以解释她为什么企图逃走。”

“为了回家？”泰迪说。

考利点头。

“她家在哪里？”恰克问。

“伯克郡的一个小镇，距离这儿大概一百五十英里。”考利用下巴指示身后的窗户。“如果朝那个方向游去，十一英里之内没有陆地。如果朝北面游，要一直游到纽芬兰才能上岸。”

泰迪说：“你们已经搜过这座岛了？”

“是的。”

“非常彻底？”

考利抚弄着桌角的一个银质马半身像，过了几秒钟才回答：“院长和他手下的人，以及一支杂工组成的分队花了整个晚上和一上午大部分时间搜查了这座岛和医院的每一座楼。没有一点儿蛛丝马迹。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都不知道她是怎么从房间里逃出去的。房间从外面锁住，唯一一扇窗也装了铁栅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门锁被人动过手脚。”他把目光从马身上移开，向泰迪和恰克投去一瞥。“这就好像她直接穿墙而过从人间蒸发了。”

泰迪把“蒸发”记在笔记本上。“你肯定熄灯的时候她在房间里？”

“肯定。”

“为什么？”

考利把手从马半身像那儿抽回，按下对讲机的通话键，“玛丽诺护士？”

“在，大夫。”

“请叫甘顿先生进来。”

“马上就来，大夫。”

窗户附近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壶水和四只玻璃杯。考利走过去倒了三杯水，在泰迪、恰克面前各放一杯，端着自己那杯回到书案后面。

泰迪问：“你这里有没有阿司匹林？”

考利朝他微微一笑。“我想也许可以找出来几片。”他在书案抽屉里摸索一番，拿出一个“拜尔制药”的瓶子。“两片还是三片？”

“三片好了。”泰迪可以感觉到眼睛里疼痛开始跳动。

考利从书桌那边递来药片，泰迪把它们往嘴里一抛，灌了口水。

“很容易头痛吗，警官？”

泰迪说：“容易晕船，真不走运。”

考利点点头，“哦，脱水。”

泰迪也点点头。考利打开一个胡桃木烟盒，敞开着递给泰迪和恰克。泰迪拿了一支，恰克摇摇头，掏出自己那包烟。三人点燃香烟，考利打开身后的窗户。他回到座位上，从书桌那边递来一张相片——一个年轻女子，相当漂亮，可惜脸蛋却大打折扣：眼睛下方有黑眼圈，像她的黑发那般黑。眼睛睁得过大，仿佛有什么炙热的物体从脑袋里面直刺出来，无论她看到什么，那东西都在相机镜头之外，在摄影师的目光之外，也许超乎任何已知世界——不宜被人看到。

她的神情让人有很不自在的熟悉之感，泰迪这时想起在营地见过的一个小男孩，不愿吃他们给的食物。他在四月的阳光下倚墙而坐，保持着同样的神情直到眼皮合上。最后他们把他抬到火车站的尸体堆上。

恰克发出一声低叹：“我的天哪。”

考利抽了一口烟。“你这种反应是因为她显而易见的美貌，还是因为她表露出的疯狂？”

“两者都有。”恰克说。

那样的眼睛，泰迪思忖着，就算因时间而冰封，它们也会咆哮，会让你想要爬进相片里说：“别，别，别这样。不要紧，没事的。嘘——”会让你想要抱着她直到她停止颤抖，告诉她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高个子黑人走进来，身着白色的杂工制服，头发中夹着簇簇银丝。

“甘顿先生，”考利道，“这就是我和你说起过的两位先生——奥尔警官和丹尼尔斯警官。”

泰迪和恰克站起身来与甘顿握手，泰迪从这人身上察觉到一阵强烈的恐慌，好像和执法人员握手让他很不自在，生怕是带着逮捕令来抓他的。

“甘顿先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他是这里的杂工长。昨天就是甘顿先生护送雷切尔回房的。甘顿先生？”

甘顿脚踝交叉，双手放在膝上，弓着背，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子。“九点的时候是小组会。然后——”

考利插了一句：“他指的是由希恩医生和玛丽诺护士带领的小组治疗会。”

甘顿确认考利已讲完后才又说：“嗯，没错。他们都参加了小组会，大概十点才结束。我送雷切尔小姐上楼回她的房间。她进去了。我从外面锁上门。熄灯以后，我们每两小时检查一次。十二点我回来检查，朝里面一看，发现她的床上没人。我猜也许她在地板上。他们总这样，这些病人总睡在地板上。我就开了门——”

考利又插话道：“用你的钥匙开的门，对吗，甘顿先生？”

甘顿朝考利点点头，目光回到自己的膝盖上。“我用我的钥匙开的门，没错，因为门是锁着的。我进了房间。到处都没有雷切尔小姐的影子。我关上门，检查窗子和铁栅栏。它们也都严严实实的。”他耸了耸肩。“于是，我叫了院长。”他抬起头看看考利，考利则父亲似的对他轻轻点了点头。

“有什么问题吗，各位先生？”

恰克摇摇头。

泰迪原本看着笔记本，这时抬起头来。“甘顿先生，你说你进了房间并且确认病人不在房内。你是如何下此定论的？”

“什么，长官？”

泰迪说：“房间里有橱柜吗？床下有她可以藏身的空间吗？”

“两样都有。”

“那你这两处都检查了？”

“没错，长官。”

“在门还敞开的情况下检查的？”

“什么，长官？”

“你说你进了房间，四下看过后没发现病人。然后，你就关上身后的门。”

“不，我……呃……”

泰迪等着甘顿说下去，又吸了一口考利给他的烟。这烟吸起来十分滑润，几乎是甜的，较他的切斯特菲尔德味道更浓，吐出的烟雾也不尽相同。

“一共就花了五秒钟，长官。”甘顿说，“橱柜上没有门。我看了那里，看了床下，然后关上门。没有她可以躲的地方。房间很小。”

“可是，如果她贴着墙呢？”泰迪说，“就在门的右边或左边？”

“不会。”甘顿摇头否定，从他低垂的双眼以及“是的，长官”和“不，长官”的回答中，泰迪第一次窥见了一丝愤怒，那是一种原始的怨恨。

“这不太可能。”考利对泰迪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执法官。但是一旦你亲眼看见那个房间，就会明白，无论她躲在四面墙壁之内的任何地方，都很难不被甘顿先生发现。”

“一点没错。”甘顿说着，毫不掩饰地盯住泰迪。泰迪看得出，眼前这男子在工作原则问题上有着强烈的自尊心，自己一连串的质问无异于是对他的侮辱。

“谢谢你，甘顿先生。”考利说，“那就暂时到此为止吧。”

甘顿站起身，目光在泰迪身上逗留了几秒钟，然后说：“谢谢，大夫。”随即走出房间。

屋内安静了片刻，等大家都抽完烟，在烟灰缸中掐灭，恰克才说：“我想现在是时候去看看那房间了，医生。”

“当然可以。”考利说着从办公桌后走出来，提着一串钥匙，钥匙圈有轮毂盖那么大。“请跟我来。”

这是个狭小的房间，门朝里向右开，由于是整块钢板制成，且铰链润滑良好，因此一打开就重重地撞在右边墙上。左边是一道窄墙，再过去有一个小木柜，里面的塑料衣架上挂着几件罩衫和几条束带裤。

“刚才的说法没错。”泰迪承认。

考利点了点头。“站在门口看，她藏在屋子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不被发现。”

“不过，还有天花板。”恰克说道。三个人都抬起头向上看，考利也露出微笑。

考利关上身后的门，泰迪的背脊立刻袭来一种禁闭感。他们把这里称为房间，但实际上就是一间牢房。悬在窄床后面的窗户装了铁条，右边靠墙摆着一个小小的梳妆台，地板和墙壁用的材料都是监狱特有的白色水泥。他们三人站在里面连转个身都可能互相撞到。

泰迪问道：“还有其他人能进入这房间吗？”

“在夜里的那段时间？几乎没人会有理由待在病区里。”

“那是当然。”泰迪说道，“但是谁可以进来呢？”

“当然是那些杂工。”

“医生呢？”恰克问道。

“呃，护士可以。”考利回答。

“医生没有这房间的钥匙吗？”泰迪问道。

“他们有。”考利的回答中透出一丝恼怒，“不过夜里十点左右，医生们都已经签名离开病区了。”

“而且上交了钥匙？”

“是的。”

“那该有一份记录吧？”泰迪问道。

“我不明白。”

恰克说道：“他们领取和上交钥匙时，是不是都要签名？大夫，我们就是想弄明白这一点。”

“当然是。”

“那么，我们可以查一下昨天晚上的签名记录吗？”泰迪说道。

“可以，当然可以。”

“记录本应该是在一楼我们之前看到过的那个铁笼里吧？”恰克说，“有个警卫站在里面，他身后的墙上挂着钥匙。”

考利迅速点点头。

“还有员工的人事档案，”泰迪说道，“包括医务人员、杂工和警卫。我们需要查阅这些材料。”

考利用力盯着泰迪，好像他脸上突然冒出了黑蝇似的，“为什么？”

“有个女人从一个锁住的房间里消失了，是这样吧，大夫？她逃到了一个弹丸大小的岛屿上，可为什么就是没法找到她？我至少得考虑她可能有帮手。”

“再看看吧。”考利说道。

“再看看？”

“是的，执法官，我必须得和院长以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谈谈，然后才可以对您这个请求做出决定，而且还是基于——”

“大夫，”泰迪说，“这不是什么请求。我们是政府派来的。就是在这个联邦机构，一个危险的囚犯——”

“是病人。”

“一名危险的病人，”泰迪说道，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和，“已经逃走了。如果您拒绝协助两名联邦执法官将这名病人逮捕归案，那么大夫，很不幸，您就是在……恰克。”

恰克说道：“妨碍司法公正，大夫。”

考利看着恰克，好像一直在等着泰迪发怒，但是恰克并未留意。

“好吧，那么，”他的声音死气沉沉，“我能说的就是，我会尽我所能满足你们的要求。”

泰迪和恰克交换了一个眼色，继续查看这个空房间。考利可能不习惯在表现出不悦后还被穷追不舍，所以他们索性给他点时间喘口气。

泰迪朝小衣柜里看了看，发现里面有三件罩衫，两双白鞋。“医院发给病人几双鞋？”

“两双。”

“她是赤脚离开房间的？”

“是的。”考利扶正白大褂下的领带，然后指着铺在床上的一大张纸说，“这是我们在梳妆台后面发现的，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希望有人能给我们一个答案。”

泰迪拿起纸，翻过来发现另一面印着医院的视力表，字母呈金字塔形逐行缩小向下排列。接着他又把纸翻过来，举着让恰克看：

4的法则

我是47

他们曾经是80

＋你是3

我们是4

但是

谁是67？

泰迪连举着这张纸都不愿意，它尖锐的边缘刺痛了他的手指。

恰克说道：“这我要是能看懂才怪。”

考利走到他们身边。“这和我们的临床结论颇为相似。”

“我们是三。”泰迪说。

恰克两眼盯着那张纸，“啊？”

“我们可以是三，”泰迪说，“现在我们就有三个人，站在这间屋子里。”

恰克摇了摇头，“她怎么能预料到呢？”

泰迪耸了耸肩，“我是凑出来的。”

“是啊。”

考利说道：“的确如此，不过雷切尔玩起她的这些把戏驾轻就熟。她的那些幻觉——尤其是她坚持认为三个孩子还活着——背后有一套非常复杂精细的架构支撑。为了自圆其说，她在讲述自己过往经历时还加了条主线进来，而且完完全全是虚构。”

恰克慢慢回过头，看着考利，“听懂您这番话我必须得去弄个学历才行，大夫。”

考利笑出声来，“回忆一下你小时候对父母撒过的谎，编得多么活灵活现。你才不会只是简单地解释为什么会翘课或者忘记做家务，而是添油加醋地编出个奇妙荒诞的故事来。对不对？”

恰克思忖片刻，点了点头。

泰迪说道：“当然，罪犯们也做同样的事。”

“一点没错。其思路就是混淆视听，让听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直到他们精疲力竭到听信任何谎话。现在再想想你们脑中反复出现的那些谎言。这都是雷切尔干的好事。四年里，她从未承认过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在她看来，自己一直待在伯克郡的家中，而我们是邮递员、送奶工、邮局工人，刚好路过她家而已。不论现实如何，她靠纯粹的意志力让幻觉变得更加真实强烈。”

“但实际发生的一切怎么会对她毫无影响？”泰迪说道，“我的意思是，她毕竟是住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她难道不会在某些时刻意识到这点吗？”

“啊，”考利说道，“现在，我们就要谈到彻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架构，它具有那种真正骇人的魅力。如果你们认为，各位先生，你是唯一掌握事实的人，那么其他所有人都在说谎。而如果每个人都在说谎……”

“那么他们所谓的事实，”恰克说道，“一定都是谎言。”

考利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出手枪的样子瞄准他，“你开始明白了。”

泰迪说道：“这和眼前的一串数字有关？”

“毋庸置疑。它们必须代表着什么。对雷切尔来说，没有什么想法是多余的，或是次要的。她得让自己脑中的架构免于崩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她必须一刻不停地思考。这，”他敲了敲视力表，“是写在纸上的架构。我毫不怀疑它会告诉我们她去了哪里。”

转瞬之间，泰迪觉得它在对他说些什么，声音逐渐变得清晰。它是指开头那两个数字，他很肯定，“47”和“80”。关于它们，他能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刺激他的大脑皮层，这感觉就好像他在试图回忆起一首歌的旋律，而收音机却在放着曲调迥然不同的音乐。“47”是最容易的线索。它简直触手可及。它简直单纯至极。它简直……

接着，所有可能的逻辑桥梁都垮掉了，泰迪脑中一片空白，他知道一切又逃走了——所有的线索、联系、桥梁，他再次把纸放回床上。

“精神病的世界。”恰克说道。

“什么意思？”考利问。

“她去的地方，”恰克回答，“本人愚见。”

“这个嘛，毫无疑问，”考利说道，“我想我们可以把这当成已知条件。”

4

他们站在房间外面。走廊被位于中央的楼梯分成左右两段。沿楼梯左侧的走廊走到中途，右手边就是雷切尔的房间。

“这是这层楼唯一的出口？”泰迪问。

考利点头。

“没有通向屋顶的路吗？”恰克问。

考利摇头否定，“到达屋顶的唯一通道是太平梯，在大楼的南端。通道口有扇门，而且向来都上着锁。医院员工有钥匙，这个很自然，但病人没有。她要想上屋顶，必须先下楼，出了这栋建筑，用钥匙打开门，然后再爬上去。”

“不过你们检查过屋顶了吧？”

考利又点了点头，“还有病区里的所有房间，都查过了。我们一发现她不见了，就立刻清查。”

泰迪指向坐在楼梯前一张小牌桌边上的杂工，“那里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吗？”

“是的。”

“那么，昨晚一定有人在喽。”

“事实上，就是我们见过的杂工，甘顿先生。”

他们走到楼梯口，恰克朝泰迪扬了扬眉毛，说道：“这么说……”

“这么说……”泰迪应和。

“这么说来，”恰克说，“索兰多小姐从上锁的房间里脱身，到了这里的楼梯，然后走下台阶。”他们也迈开步子走下台阶，恰克竖起大拇指，朝正在二楼楼梯口等候他们的杂工指了指。“她又设法绕过这里的一个杂工，我们无从得知她是如何做到的，接着走完剩下的台阶，到了……”

他们走完最后一段楼梯，来到一扇正对他们敞开的大门前。门两侧墙边靠着几张沙发，厅中央摆着一张很大的折叠桌和几把折叠椅，光线从窗子照进来，大厅淹没在一片白光中。

“这里是主起居室，”考利说道，“晚上大多数病人都在这里。昨晚这儿还举行了一次小组治疗会。你们会看到，穿过门廊那边就是护士站。熄灯之后，杂工们都聚在这里。他们本应该擦地板、擦玻璃什么的，但多半我们会抓到他们在这里打扑克。”

“他们昨天晚上在做什么呢？”

“据值班的人说，当时牌正打得热火朝天。七个人，就坐在楼梯尽头的地方打扑克。”

恰克两手叉腰，长出了一口气，“她又开始扮隐形人了，显然，她要么走左边，要么走右边。”

“朝右走会经过食堂，然后进入厨房。再继续走，会来到一扇用铁条封住的门前，每晚九点厨房工作人员一离开，就会设定警铃。往左走能到达护士站和员工休息室。那里没有通向楼外的门。唯一的出口就是起居室另一侧的那扇门，或者再沿楼梯后面的走廊往回走。这两处昨晚都有人看守。”考利瞥了一眼手表，“先生们，我有个会要开。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们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或者找麦克弗森。他从案件之初就负责追查，应该会提供给你们想要的信息。工作人员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在杂工宿舍地下室的大厅吃早饭。饭后，我们会在员工休息室集合，到时你们可以查问任何一个昨晚事发期间正在值班的人。”话音刚落，他便匆匆出了正门。他们看着他，直到他左转消失在视线中。

泰迪问：“你觉得整件案子哪里不像有内部人员参与？”

“我倒是挺喜欢我的隐形理论。她把整个逃跑计划得天衣无缝。你懂我的意思吗？她可能正在某个角落监视我们呢，泰迪。”恰克迅速扭头看了看，又转回来望着泰迪，“这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下午，他们加入了搜查队，向内岛地区搜索，拂面的微风愈发温暖。岛上大半地方草木丛生，到处是野草和一片片高大茂密的牧草地，夹杂着盘绕在古老橡树上的蔓生植物和浑身是刺的绿色蔓藤。大多数地方，即便用警卫带着的大砍刀也无法成功穿行。雷切尔·索兰多不可能随身带着这样一把砍刀，而且即便带了，这座岛屿的秉性也似乎要让所有来访者都退回海滩上去。

这次搜查在泰迪看来杂乱无章，好像除了他和恰克，其他人全都心不在焉。队员们低垂着眼睛，拖着沉闷的脚步，沿海岸线上方的环路逶迤而行。途中他们绕过一处由黑色巨石形成的石架，陡然进入视线的是一道悬崖，越过众人头顶，伸展到海面上方。在他们左侧，隔着一大片交织生长着青苔、荆棘和红莓的草丛，一块面积不大的林间空地从几座矮丘脚下向前伸展。山丘由低到高连绵起伏，最后与陡峭的悬崖相连。泰迪能看到山间宛如刀削的空隙，以及崖壁上的椭圆形缺口。

“这儿有山洞吗？”他问麦克弗森。

他点点头，“有几个。”

“全部搜查过了？”

麦克弗森叹了口气，双手围成杯状挡住风，点燃一支细雪茄。“她有两双鞋，执法官。两双都在她的房间里。她怎么可能走过我们刚刚经过的路，穿过这些岩石的阻隔，再爬上那道峭壁？”

泰迪指向空地远处最矮的山丘，“她挑了条远路，从西边慢慢爬过来。”

麦克弗森在泰迪的手指旁边伸手一指，“看到那块空地的最低处了吧？你指尖对准的就是沼泽地。那几个矮丘脚下，遍地都是有毒的常青藤、槲树、漆树，大约一千多种不同的植物，而且都带着和我的那个一般大小的刺。”

“你的意思是大还是小？”这话是恰克说的，他走在众人前面几步的地方，回过头来看。

麦克弗森笑了，“可能在两者之间吧。”

恰克点了点头。

“我要说的就是，两位，她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只得紧紧贴着海岸线，而无论她选择向左还是向右，走到半路就没有海滩了。”他朝悬崖指去，“她会碰到这类玩意儿。”

一个小时后，在岛的另一侧，他们到了围栏处，围栏外是过去的堡垒和灯塔。泰迪能看到灯塔四周也有围栏，将其圈在里面，门口有两名守卫，胸前挂着来复枪。“这是污水处理厂吗？”泰迪问道。

麦克弗森点点头。

泰迪朝恰克看去，恰克扬起眉毛。

“这是污水处理厂？”泰迪重复一遍。

晚餐时，没人到他们这桌来。两人孤孤单单地坐着，身上被不经意溅到的雨点和那裹挟海水潮气的暖风弄得湿乎乎的。外面，随着微风变为强风，黑暗中的岛屿开始隆隆作响。

“一个上锁的房间。”恰克说道。

“赤着脚。”泰迪说。

“穿过楼内的三处哨岗。”

“还有一屋子的杂工。”

“赤着脚。”恰克同意道。

泰迪搅了搅食物，是某种牧羊人吃的馅饼，肉里的筋多了些。“越过了一道布满通电铁丝网的墙。”

“或是穿过一道戒备森严的大门。”

“逃到外面去。”大风摇撼着整幢楼，摇撼着黑暗中的一切。

“赤着脚。”

“没有人看见她。”

恰克嚼着食物，喝了一小口咖啡。“如果有人死在这岛上——这事儿总会发生，对吧？他们会如何处理呢？”

“埋掉。”

恰克点点头，“今天你看到过墓地吗？”

泰迪摇头，“也许在某个被围栏围住的地方。”

“就像污水处理厂一样，没错。”恰克推开餐盘，靠在椅背上。“接下来我们要跟谁谈话？”

“工作人员。”

“你认为他们能帮上忙吗？”

“你不这么认为？”

恰克咧嘴笑了。他点燃一支烟，目光落在泰迪身上，然后轻轻笑出声来，烟雾随着笑声有节奏地往外吐出。

泰迪站在房间中央，把手放在一把金属椅子上。医务人员围着他站成一圈。恰克则懒懒地靠着身旁的一根柱子，手插在口袋里。

“我猜，大家都明白我们在这里是为什么，”泰迪说，“昨天医院里有人逃走了。据目前了解，这个病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这个病人逃出医院完全是靠自己而没有人帮忙。麦克弗森副院长，您说是吗？”

“是的。我觉得眼下做出这样的推测不无道理。”

泰迪正欲接着发言，坐在护士边上的考利抢过话头说：“两位先生能自我介绍一下吗？我们有些员工还不认识你们呢。”

泰迪站直了身子，“我是联邦执法官爱德华·丹尼尔斯。这位是我的搭档，联邦执法官查尔斯·奥尔。”

恰克朝员工们轻轻一挥手，又插回口袋。

泰迪问道：“副院长，您和您的手下在岛上四处都搜查过了吧？”

“当然搜过了。”

“都有什么发现？”

麦克弗森坐在椅子里伸了伸腰。“我们没发现女病人在逃的任何证据。没有扯破的布片，没有脚印，也没有压折的花草。昨晚海浪汹涌，海潮直逼岸头。游泳逃走绝不可能。”

“但她可能尝试过游泳。”此话出自护士克里·玛丽诺之口。她身材苗条，一头红发。刚进屋时，她把盘在头顶并用发夹夹住的红发解开，将帽子平放在膝上，手指懒散地梳理着头发，透出一丝倦意。这让她成了屋子里每一个男人偷瞥的对象，手指梳理发丝的慵懒模样就像在说她此刻需要一张床。

麦克弗森说道：“这话什么意思？”

玛丽诺的手指不再在发丝间穿梭，双手垂落到膝上。“我们怎么知道，她没有试图游泳逃跑，结果被淹死了？”

“那现在她的尸体差不多也该被冲到岸上了。”考利单手握拳掩住嘴打了个哈欠，“就外面那样的大浪？”

玛丽诺举起一只手，好像要说，哦，抱歉，小伙子们。然后她说道：“我只是觉得该把这点提出来。”

“谢谢你。”考利说道，“执法官先生，请您继续提问吧。今天可是漫长的一天啊。”

泰迪瞥了恰克一眼，恰克斜睨着回望了他一眼。一个有着暴力史的失踪女病人还在这岛上逍遥，可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只想早点上床睡觉。

泰迪说道：“甘顿先生已经告诉我们，他深夜十二点检查过索兰多小姐的房间，发现她失踪了。房间窗子和门上的锁都没有撬开的痕迹。昨晚十点到十二点间，甘顿先生，你是不是无时无刻不盯着三楼的走廊，没有走一点点神？”

几个人的脑袋扭向了甘顿。让泰迪十分困惑的是，有些人的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就好像泰迪是一位小学三年级的教师，问了班上最出风头的学生一个问题。

甘顿垂眼看着自己的双脚回答：“唯一一次我的眼睛没有盯着走廊，是在我走进她房间，发现她不见了的时候。”

“那得花上三十秒吧？”

“也就十五秒。”他的目光转向泰迪，“那个房间不大。”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十点钟的时候，每个人都被锁进了房间，她是最后一个进房间的，然后我就到楼梯平台上坐下，之后两个钟头没有见到一个人影。”

“你始终没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没有，长官。”

“没去拿杯咖啡，什么都没干？”

甘顿摇头否认。

“那么，各位，”恰克说道，身子从柱子上挪开，走了过来，“我接下来要讲的可能比较离谱。我必须说，这么做只是为了讨论的需要，对甘顿先生毫无不敬之意。就让我们先假设，索兰多小姐莫名其妙地爬过了天花板，或从什么下面钻了过来。”

几名员工咯咯笑起来。

“然后她来到通向二楼的楼梯。她必须经过谁呢？”

一个乳白肤色、橘黄头发的杂工举起手来。

“你的名字是……”泰迪问道。

“格兰，格兰·米加。”

“好的，格兰。你昨晚一整夜都在站岗吗？”

“啊，是的。”

泰迪又说：“格兰。”

“什么？”原本在拔手指上的倒刺的格兰，这会儿停住手，抬起头来。

“请说实话。”

格兰朝考利那边看了一眼，再向泰迪望去。“没错，我是一晚上都在。”

“格兰，”泰迪说道，“别装糊涂了。”

格兰没有回避泰迪的注视，两眼慢慢睁大，然后说道：“我去了趟卫生间。”

考利身体向前凑了凑，“那谁替你站的岗？”

“我去撒了泡尿，”格兰说道，“只是小便，先生。抱歉。”

“花了多长时间？”泰迪问道。

格兰耸了耸肩，“一分钟，顶多。”

“一分钟，你确定？”

“我又不是骆驼。”

“不是。”

“我进去一会儿就出来了。”

“你违反了规定，”考利说道，“老天啊。”

“先生，我知道。我——”

“是在什么时候？”泰迪问道。

“十一点半，大约。”格兰对考利的恐惧正转化成对泰迪的憎恶。再多问几个问题，他就会变得充满敌意。

“谢谢，格兰。”泰迪说道，歪了歪脑袋，示意恰克继续问。

“在十一点半，”恰克说道，“或者大约那个时候，是不是扑克牌还正打得起劲？”

几个人扭过头面面相觑，又转回来望着恰克，然后一个黑人点了点头，接着其他杂工也都跟着点头。

“当时谁还在打牌？”

四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举起了手。

恰克仔细打量为首的那个，就是第一个点头和举手的黑人，一个胖乎乎的家伙，剃了光头，光头在灯光下发亮。

“你的名字是……”

“特雷，长官。特雷·华盛顿。”

“特雷，你们当时都坐在哪里？”

特雷指着地板，“差不多就在这里，屋子正中间，对着那边的楼梯。一个人盯着前门，后门也有人看着。”

恰克从他边上走过，伸长脖子观察前门、后门和楼梯。“好位置。”

特雷压低声音：“不光是要看着病人，长官。还有医生，几个讨厌我们的护士。我们本来不该玩牌的。必须要看得到有谁走过来，然后赶紧抓个拖把。”

恰克笑道：“你肯定非常神速。”

“你见过八月的闪电吗？”

“见过。”

“跟我抓拖把的速度比，那算慢了。”

这话把大家逗乐了，玛丽诺护士也忍俊不禁。泰迪注意到几个黑人正互相指指点点。他意识到在岛上的这段时间里，恰克将扮演“好警察”的角色。他有和人交往的天分，好像在任何种族混杂的人群中都能悠然自得，不论他们是什么肤色，说的是什么语言。泰迪搞不懂西雅图分局他妈的怎么会让他走，有个日本女朋友又怎样！

相比之下，泰迪天生是个硬汉型的领袖。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点，就像战争中必须迅速接受那样，就可以和他相处融洽。不过在这之前，关系总会很紧张。

“好了，好了。”恰克举起一只手示意大家不要笑了，而他自己却还笑个不停。“那么，特雷，你们都在楼下打牌，什么时候意识到有些不对劲的？”

“当埃克——啊，我是指甘顿先生，他开始朝楼下嚷嚷‘快叫院长来。这儿有人逃走了’时。”

“当时是几点？”

“零点零二分三十九秒。”

恰克扬起眉毛，“你像钟那么准？”

“不是，长官。我受过训练，一出状况就会先看一眼钟。任何状况都可能是您所说的‘事故’，我们都必须去填表，‘事故报告表’。表上需要填写的第一项就是事故发生的时间。填过许多事故报告表之后，就会养成一发生情况就看时钟的习惯。”

他说话时，几个杂工频频点头，就像是在参加教堂布道会，嘴里漏出几声“嗯哼”和“没错”。

恰克给泰迪使了个眼色：瞧，这事你怎么看？

“那么就是零点零二分。”恰克说。

“三十九秒。”

泰迪问甘顿：“这零点后多出的两分钟，是因为你在到索兰多小姐房间之前还检查了其他房间，对吧？”

甘顿点点头，“沿走廊过去，她的房间是第五间。”

“院长是什么时间到达现场的？”泰迪问道。

特雷回答：“希克斯维勒——他是警卫——第一个从前门进入。我猜，之前他大概在看守大门。他到的时间是零点零六分二十二秒。院长在此后四分钟到达，还带了六个人来。”

泰迪转向护士玛丽诺，“你听到了外面的骚乱，于是……”

“我把护士站的门上了锁。希克斯维勒穿过前门的时候，我差不多也到了娱乐厅。”她肩膀一耸，随即点了根香烟，其他几人见状也借机点燃了自己的烟。

“那么，不会有人在护士站从你身边绕过去吧？”

她用手腕托着下巴，两眼透过腾起的镰刀状烟雾盯住泰迪，“绕过我到哪儿？水疗室的门？人一旦进入里面，就会被锁在一个满是澡盆和几个小水池的水泥盒子里。”

“那地方检查过了？”

“查过了，执法官。”麦克弗森说道，开始透出倦意。

“玛丽诺护士，”泰迪说道，“你参加昨晚的小组治疗了吗？”

“是的。”

“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请给‘异常’二字下个定义。”

“什么？”

“执法官先生，这里是一家精神病院，专门接收精神病罪犯。‘正常’二字可不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字眼。”

泰迪朝她点点头，略显羞赧地笑了笑。“让我换个方法问。在昨晚的小组治疗中，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人记忆深刻的事，相比，呃——”

“你是说和‘正常’相比吗？”她说道。

这个反问让考利不禁莞尔，人群中也发出几声零星的笑声。泰迪点点头。

玛丽诺思索片刻，烟头已经发白、变弯。她把它弹落到烟灰缸内，抬起头来，“没有，抱歉。”

“昨晚索兰多小姐发过言吗？”

“有过几次吧，我想是的。”

“说了些什么？”

玛丽诺朝考利望去。

考利说道：“对这两位执法官，我们暂且不必为病人的隐私保密。”

她点点头，但泰迪看得出她并不乐意接受这一点。

“我们在讨论如何控制愤怒情绪。最近医院出现了一些病人情绪失控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

“病人之间互相吵架、厮打。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只是最近几个星期出现的小状况，很可能是气温太高的缘故。所以昨晚，我们讨论表现烦躁和不悦的恰当和不恰当方式有哪些。”

“索兰多小姐最近有没有出现过情绪问题？”

“雷切尔？没有，雷切尔只在雨天才会焦虑不安。昨晚小组会上，她只说了几句话：‘我听到了雨声。我听到了雨声。雨还没来，但快了。这些吃的该怎么办呢？’”

“吃的？”

玛丽诺掐灭香烟，点点头。“雷切尔很不喜欢这里的食物，她总是抱怨吃得不好。”

“她这么说有道理吗？”

玛丽诺的笑容刚露出一半便及时收住，双目低垂着说：“可能有人会觉得她说得不无道理。对于任何理由和动机，我们不会做出好或者坏这类判断。”

泰迪点点头。“昨晚这里有位希恩大夫吗？是他主持的小组治疗。他人在吗？”

没人吭声。几个人把烟头掐灭，扔到椅子间架子上的烟灰缸中。最后，考利说：“希恩大夫早上搭船离开了，就是你们过来时乘的那艘船。”

“为什么离开？”

“他早就安排好要去度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需要和他谈话。”

考利说道：“我这儿有他关于小组会的总结材料，包括他所有的笔录。他昨晚十点离开医院大楼，回到自己的住处，今天早晨乘船离开。这次假期他十分期待，而且计划了很久，却一直拖到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再留住他。”

泰迪朝麦克弗森望去，“你批准他离开的？”

麦克弗森点点头。

“现在的状况是全岛封锁。”泰迪说道，“一个病人逃跑了。你怎么可以允许有人在封锁期间离开小岛？”

麦克弗森说道：“我们在夜间确认了他的行踪。想来想去，都找不出阻止他离开的理由。”

“他是一名医生。”考利说道。

“我的老天！”泰迪低声叹道。这是他在刑事机构中遇见的最严重的违规操作，可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他去了哪里？”

“你说什么？”

“度假，”泰迪说道，“去了哪里？”

考利眼望天花板，努力回忆着，“应该是……纽约。纽约市。那儿是他的老家。公园大道上。”

“我需要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泰迪说。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

“大夫，”泰迪说道，“我需要他的电话号码。”

“我会找给你的，执法官。”考利依旧盯着天花板，“还需要什么吗？”

“这个是肯定的……”泰迪说道。

考利压低下巴看着对面的泰迪。

“我需要一部电话。”泰迪说道。

护士站的电话信号全无，除了拿起话筒时升起的一缕白烟。病房区还有四部电话，都锁在玻璃橱窗里，打开锁拿起话筒发生的情况和前面如出一辙。

泰迪和考利医生走到位于医院主楼底层的接线总机处。他们一进门，接线员就抬起头，脖子上挂了一副黑色耳机。“大夫，”他说道，“线路瘫痪了。就连无线电也没有信号。”

考利说：“外面也没那么糟糕啊。”

接线员耸耸肩。“我继续试。倒不是和我们这里的天气有很大关系，主要是无线电那头的天气惹的祸。”

“继续试，”考利说道，“如果通讯恢复正常了，你通知我。这个人要打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接线员点点头，转过身把耳机重新戴到头上。

外面，空气像阻塞的呼吸一样凝滞。

“如果你不回去登记，他们会怎样？”考利问道。

“你是说外勤分局？”泰迪说道，“他们会在夜间报告中做标记。一般得过二十四小时后，他们才会紧张起来。”

考利点点头，“也许到那时，整件案子已告一段落。”

“段落？”泰迪说道，“这案子还没真正开始呢。”

考利耸耸肩，朝大门方向走去。“晚些我会在家喝两杯，没准抽上一两根雪茄。九点钟，要是你和你的搭档想来坐坐的话。”

“哦，”泰迪说道，“到时我们能谈谈吗？”

考利停住脚步，回头看着泰迪。围墙另一侧黑影笼罩下的大树开始摇晃并沙沙作响。

“我们一直都在谈，执法官。”

恰克和泰迪走在漆黑的路上，感觉到风暴在四周愈发膨胀，世界仿佛有了身孕般肿胀不堪。

“都是胡说八道。”泰迪说道。

“对。”

“彻头彻尾的谎话。”

“我是一名浸礼会教徒，我可以对你说‘阿门，兄弟’。”

“兄弟？”

“南方人是这么说的。我在密西西比待过一年。”

“真的？”

“阿门，兄弟。”

泰迪又向恰克讨了一根烟，把它点燃。

恰克说道：“你和分局联系过了？”

泰迪摇摇头。“考利说总机出了问题。”他抬起手，“就是这暴风雨，你瞧。”

恰克吐净舌头上的烟丝。“暴风雨？在哪儿？”

泰迪说道：“你能感觉到它的来临。”他望着暗青色的天空。“不过，在吹来这里的途中它破坏了他们的通讯中枢。”

“通讯中枢，”恰克说道，“你还没离开部队？还是仍在等你的Dpapers？”

“接线总机，”泰迪边说边用手里的香烟比画，“随便它叫什么。还有他们的无线电。”

“他们的无线电也废了？”恰克瞪大了眼睛，“你是说无线电，头儿？”

泰迪点点头，“十分糟糕，一点没错。他们把我们困在一座岛上，寻找一个从上了锁的房间里逃掉的女人……”

“成功穿越了四处看守点。”

“和一个满是打扑克的杂役的房间。”

“登上了一堵十英尺高的砖墙。”

“墙顶还被通了电的铁丝网围住。”

“游了十一英里……”

“迎着怒涛汹涌的海潮……”

“到了岸上。怒涛汹涌，我喜欢这个表达。还有冰冷的海水。多少度来着？那儿的水温差不多有华氏五十五度？”

“六十度最多了。不过，晚上可能暖和些。”

“水温回到五十五度。”恰克点点头，“泰迪，这整个案子，你了解吗？”

泰迪说道：“还有失踪的希恩大夫。”

恰克说道：“你也觉得很怪，是吧？我不是十分有把握。感觉你给考利的颜色还不够，头儿。”

泰迪笑了起来，笑声划过夜晚的空气，消散在浪花飞溅的远处，好像从没有过这笑声，好像这岛屿、大海和海盐夺走了你的思想和……

“……我们成了头版？”恰克说着什么。

“什么？”

“要是我们上了报纸头版怎么办？”恰克说道，“要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只是帮他们干些脏活累活？”

“表述要清晰，华生大夫。”

又是一阵笑声。“好吧，头儿，继续保持您的幽默感。”

“我会的，我会。”

“我们暂且假设某个医生迷恋某个病人。”

“索兰多小姐。”

“你看过照片。”

“她很有吸引力。”

“吸引力？泰迪，她简直就是美国大兵柜子里挂的海报女郎。所以她控制了我们的伙计，希恩……你现在明白了？”

泰迪把香烟弹向风中，看着烟灰四散，烟头在微风中闪亮，接着又飞过他和恰克身旁。“希恩神魂颠倒了，认定没有她就活不下去。”

“行动语是生存下去，在现实世界里做自由的一对。”

“所以他们逃跑，离开了小岛。”

“没准现在正在看法茨·多米诺①的演出呢。”

泰迪在员工宿舍的另一头停住脚步，面向橘黄色墙壁。“但是为什么不找些帮手呢？”

“他们找过了。”恰克说道，“根据协议，有人从这种地方逃跑，必须让我们介入。但他们想要掩盖自己员工涉案的真相，我们的出现必须能证实他们编的故事属实——他们完全在按规矩办事。”

“那好，”泰迪说到，“可干吗要为希恩开脱？”

恰克脚抵着墙，边点烟边放松膝盖。“我不知道。这点还没想清楚。”

“如果确实是希恩把她救出去的，显然他动用了一点关系。”

“必须如此。”

“还是不少关系呢。”

“几个狱卒。一两个看守。”

“渡轮上的人,可能还不止一个。”

“除非他们不是坐渡轮离开。没准他们自己有船。”

泰迪沉吟一番，“买船的钱从公园大道来，考利说的。”

“所以说是他自己的船。”

泰迪抬眼看到墙头上的细电网，四周露出的天空好像一个气泡紧紧挤压着玻璃。

“回答了一些问题，又带来一些问题。”泰迪停了片刻说道。

“怎么会呢？”

“那雷切尔房间里那些密码又作何解释？”

“这个嘛，别忘了，她可是个疯子。”

“可为什么留给我们看？我是说，如果这单纯是为了打发我们回去结案，为什么不把事情简单化，比如说‘狱卒睡着了’或者‘窗子上的锁生了锈而我们没注意到’。”

“可能他们感到寂寞。他们所有人，需要外面世界的人陪。”

“没错。编个故事就是为了把我们引到这儿来，增加点谈资。这么说我相信。”

恰克回身望着后面的阿舍克里夫医院，“玩笑暂且放在一边……”

泰迪也转过身来，两人一起面对着它，“是啊……”

“这个地方让人开始有点神经质了，泰迪。”

①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歌手。

5

“人们把这里叫‘巨室’，”考利一边说，一边带领他们穿过铺着木地板的门厅，来到两扇橡木门前，黄铜门把手足有菠萝那么大。“我没开玩笑。我太太在阁楼里发现了一些没有寄出去的信件，是原主人斯拜威上校写的。信中他喋喋不休地谈到正在修建的这间‘巨室’。”

考利向后猛拉其中一只菠萝把手，将房门打开。

恰克低低吹了一声口哨。泰迪和多洛蕾丝曾经在梧桐树大街上有一套公寓，空间之大令朋友们羡慕不已，屋子中间的走廊有橄榄球场那么长，可眼前的这个房间容得下两套那样的公寓。

地面是大理石的，到处铺着深色的东方地毯。壁炉高过大多数男人的头顶。单是那些窗帘——每扇窗子前悬挂着三码长的深紫色天鹅绒窗帘，房间里共有九扇窗——就得花掉泰迪一年以上的薪水，说不定要两年。一张台球桌占据屋内一隅，上方的墙上挂着几幅油画，一幅是身着南北战争时期北方联军蓝色军装的男子，一幅是穿着镶边白裙的女子，第三幅是这名男子和女子在一起，脚下还有一只狗，身后正是房间里的巨大壁炉。

“画中的是上校吗？”泰迪问。

考利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点了点头。“那些画完成后不久，他就被解职了。我们在地下室里找到了它们，连同一张台球桌、一些地毯和大部分摆在这里的椅子。你真该去看看地下室，执法官先生，那儿大得能装下波罗球场①。”

泰迪闻到了烟草的味道，是烟斗中的那种。他和恰克同时转身，发现屋里还有个人。他背朝他们，坐在一张正对着壁炉的高背安乐椅中，跷着二郎腿的膝盖上搁着一本打开的书。

考利带他们朝壁炉走去，示意大家在一圈面向炉膛的椅子上就座，自己则走到酒柜旁。“想喝点什么，先生们？”

恰克说道：“黑麦威士忌，要是有的话。”

“我想我能搞到一些。丹尼尔斯长官呢？”

“苏打水加点冰。”

陌生人抬起头看着他，“您不喜欢来点儿酒精？”

泰迪低头打量此人：小小的红脑袋樱桃似的顶在壮实的身躯上，浑身透着精致感。泰迪认为这肯定是因为他每天早上花太多时间在浴室里往身上涂抹爽身粉和香油。

“请问阁下是……”泰迪问道。

“我的同事，”考利说道，“杰里迈亚·奈林大夫。”

那人眨眨眼表示认同，但没有主动伸出手，泰迪和恰克也不动声色。

“我很好奇。”奈林说道，这时泰迪和恰克在斜摆在他左侧的两张椅子上坐下。

“那好极了。”泰迪说。

“您为什么不喝酒？干阁下这行的人，喝上几杯不是很正常吗？”

泰迪接过考利递来的饮料，站起身走到壁炉右侧的书架前。“再正常不过了，”他说，“那阁下呢？”

“您说什么？”

“干阁下这一行的，”泰迪说，“我总是听人说，其中的酒鬼多之又多。”

“根据我的观察，并不是这样。”

“那么，你看得还不够仔细吧，嗯？”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你杯子里是什么？难不成是凉茶？”

泰迪的目光从书转向奈林，看见奈林朝杯子瞥了一眼，柔软的嘴角突然露出一抹微笑。“棒极了，执法官先生。您的抗辩技巧真是出色啊。我猜您对审讯肯定很在行。”

泰迪摇摇头，他发现考利的存书中医学类的为数并不多，至少在这间屋子里是这样。大多数都是小说，有几本薄薄的册子泰迪估计是诗集，还有好几层架子上是历史和传记类图书。

“不对吗？”奈林说。

“我是联邦执法官。我们负责抓人，仅此而已。大多数时候，谈话由别人负责。”

“我把它叫作‘审讯’，您却称之为‘谈话’。没错，执法官先生，您的能言善辩的确令人惊讶。”他用装着苏格兰威士忌的玻璃杯底部敲击了几下桌面，仿佛在鼓掌。“暴力之徒总是令我着迷。”

“什么之徒？”泰迪踱步来到奈林的椅子前，俯视着这矮小的男子，摇响杯中的冰块。

奈林脑袋向后一仰，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暴力。”

“做出这种推断真可以见鬼去了，大夫。”此话出自恰克，一脸愤怒表露无遗，泰迪从没见过他如此愤怒。

“我又没有推断什么，没有啊。”

泰迪又晃了晃杯子，一饮而尽，看到奈林左眼附近正在抽搐。“我同意我搭档的说法。”他说罢坐在椅子上。

“不——”奈林拖长音节说，“我刚才讲你们是暴力之徒，并不等同于指控你们很暴力。”

泰迪朝他露出灿烂的笑容，“那就请多指教了。”

他们身后的考利在留声机上放了张唱片，唱针沙沙地划着，随着零星的噼啪声和嘶嘶声，让泰迪想起刚才那些电话机。这时舒缓的弦乐和钢琴曲取代了嘶嘶声，是古典音乐，他再熟悉不过了，具有普鲁士精神的古典音乐。泰迪回忆起国外咖啡馆里的音乐，还有他在达豪集中营一个副指挥官办公室里听到的系列唱片，那人伴着旋律，朝嘴里开了枪。泰迪和四个美国士兵进入办公室时他还没死，喉咙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枪掉在地上够不着，他没法再补上一枪。轻柔的音乐蜘蛛般爬满整个屋子。又过了二十分钟他才断气。他们搜索房间时，有人问他是不是感到痛。泰迪从那家伙的膝部拿起一张加框照片，里面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泰迪拿走照片时，那人瞪大眼睛，伸手想夺回来。泰迪向后站，看看照片，又看看他，来来回回反复看，直到他咽气。自始至终，音乐都在叮咚流淌。

“是勃拉姆斯吗？”恰克问。

“马勒。”考利在奈林边上就座。

“你说请多指教。”奈林说。

泰迪手肘撑着膝盖，双手一摊。

“打从校园时代起，”奈林说，“我敢打赌，你们两人中不会有人看到打架就躲得远远的。这并不是说你们喜欢打架，而是你们根本不会考虑躲避，对不对？”

泰迪朝恰克望去，恰克朝他略带窘迫地微微一笑。

恰克说：“在我被抚养长大的过程中，没有逃跑这档子事。”

“啊，是的——抚养长大。是谁把你带大的？”

“熊。”泰迪说。

考利的眼睛发亮，朝泰迪轻轻点头。

然而奈林似乎并不理会这个幽默，他抚了抚裤子的膝盖部位。“你信上帝吗？”

泰迪大笑起来。奈林身体前倾。

“噢，你是认真的吗？”泰迪问。

奈林等候回答。

“你见过集中营吗，大夫？”

奈林摇摇头。

“没见过？”泰迪也向前弓起身子，“你英语说得很好，几乎无懈可击。不过，辅音还是发得重了些。”

“执法官先生，合法移民有罪吗？”

泰迪微笑着摇了摇头。

“那就回到上帝这个话题吧。”

“大夫，哪天你去看过集中营，再回来同我谈你对上帝的感受。”

奈林缓缓闭上眼睛，然后睁开，算是同意，接着目光落在恰克身上。

“那你呢？”

“我没亲眼见过集中营。”

“你信上帝吗？”

恰克耸耸肩。“好长时间以来，我无论如何都不太会想到他。”

“自从你父亲去世后，对吗？”

这时恰克也身体前倾，愈发清澈的双眼盯住那个胖墩。

“你父亲去世了，是吧？丹尼尔斯执法官，你父亲也一样吧？我敢打赌，两位在十五岁生日之前，都失去了生命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人物。”

“方块五？”泰迪说。

“什么意思？”奈林的身子弓得更低了。

“这是你接下来要变的戏法吗？”泰迪说，“你会告诉我，我手上握着什么牌。或者，不，等等——你会把一名护士一分为二，从考利大夫的头上抓出一只兔子？”

“我说的这些不是什么戏法。”

“那这个呢？”泰迪说，真想把那颗樱桃脑袋从那壮实的双肩上拧下来。“你教一个女人如何穿墙越壁，从一栋满是杂工和狱卒的大楼上方飘过，然后漂洋过海。”

恰克说：“这个戏法不错。”

奈林又缓缓眨了下眼，让泰迪联想到被喂饱的猫。

“我再说一次，你的抗辩能力还真——”

“啊，又来了。”

“厉害。但我们眼下的问题是——”

“眼下的问题，”泰迪说，“就是这个医院昨天夜间发生了九次恶劣的安全违规。有个女人不见了，但却没人去找——”

“我们在找。”

“找得很仔细吗？”

奈林向后一靠，偷瞥考利，让泰迪疑惑究竟谁是这儿的负责人。

考利对上泰迪的目光，下颚略微有些发红。“奈林大夫的职务之一，就是担任我们监督委员会的主联络员。我今天晚上请他来这里，是为了让他以这个身份回应你们先前提出的请求。”

“哪些请求？”

奈林用手护住火柴，再次点燃烟斗。“我们不会泄露医务人员的人事档案。”

“希恩。”泰迪说。

“任何人都不行。”

“你实际上就是在他妈的坏我们的事。”

“那个词我不太懂。”

“出门多走走，你就明白了。”

“执法官先生，两位可继续调查，我们将尽力协助，不过——”

“不必了。”

“什么意思？”考利这时也身子前倾，四人都弓着背，伸长脖子。

“不必了，”泰迪重复道，“这次调查结束了，我们坐明早第一班渡轮回市区。等我们把报告上交之后，我想会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但我俩不会再插手。”

奈林的烟斗一直悬在手中。考利喝了一大口酒。马勒的音乐仍在流淌。屋内某处时钟滴答作响。屋外，雨势已很猛烈。

考利把空杯子放在椅子旁的小桌上。

“随你的便，执法官。”

他们离开考利的住所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雨水敲打着石板瓦屋顶和砖砌天井，也敲打着等候他们的黑色汽车。泰迪可以看见一片片倾斜的银色雨幕切断黑暗。从考利家的门廊走到汽车只有几步路，但他们还是被淋成落汤鸡。这时麦克弗森从车前绕过，跳到驾驶座上，甩甩头抖落雨水，溅湿了仪表盘，接着发动了那辆帕克车。

“今晚天气真不错。”他提高嗓门，声音盖过雨刮器的哗哗声和鼓点般的雨声。

泰迪透过后窗回头望去，看见考利和奈林站在门廊上目送他们，身影已渐渐模糊。

“人和兽都不适合出行。”麦克弗森说这话时，一根被刮断的细树枝正滑过他们的挡风玻璃。

恰克问道：“麦克弗森，你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四年。”

“以前有过出逃事件吗？”

“才没有呢。”

“那违规呢？比如说，有人失踪一两个小时。”

麦克弗森摇摇头，“这也没有。除非你，呃，他妈的疯了。否则你能躲去哪里呢？”

“那希恩大夫呢？”泰迪问，“你认识他吗？”

“当然。”

“他在这儿待多久了？”

“应该比我早一年来。”

“那是五年吧？”

“差不多。”

“他和索兰多小姐打交道多吗？”

“据我所知并不多。考利大夫才是她精神治疗的主治医师。”

“医院总医师去当某个病人的主治大夫，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吗？”

麦克弗森说：“这个……”

他们等着他回答，雨刮器继续发出哗哗声，幽幽的树影朝他们压来。

“要看情况。”麦克弗森说，这时帕克车正穿过大门，他朝警卫挥挥手。“当然了，考利大夫担任C区很多病人的主治医师。还有，没错，其他病区一些病人的主治医师也是他。”

“除了索兰多小姐，还有谁？”

麦克弗森把车停在男宿舍门外。“我不下去帮你们开车门了，两位不介意吧？你们好好睡。我敢肯定，明天早上考利大夫会回答你们的一切问题。”

“麦克弗森……”泰迪打开他那边的车门时说。

麦克弗森回头望着他。

“你这方面不太在行。”泰迪说。

“哪方面？”

泰迪朝他冷冷一笑，下车步入雨中。

他们和特雷·华盛顿以及另一个叫毕比·卢斯的杂工同住一间房。房间很大，有两组双层床，还有一小块休憩空间。他们进门时，特雷和毕比正在打牌。在双层床的上铺，已有人替他们备好一叠白毛巾。泰迪和恰克用毛巾擦干头发，然后各自拉了把椅子加入牌局。

特雷和毕比打牌以一分钱为赌注，如果有人硬币用完了，也可以接受香烟作为替代。在七张牌一局中，泰迪唬住他们三人，以一把梅花同花顺赢走了五块钱和十八根香烟。他把烟放入口袋，以后就打得很保守。

结果表明，恰克才是真正的高手。他保持一贯的愉快表情，令人难以猜透，面前的硬币和香烟堆成了山，最后还加上几张纸币。他朝小山底部瞟了一眼，似乎很惊讶面前怎么会有这么大一堆。

特雷问道：“执法官，你是不是有透视眼啊？”

“我想是运气好吧。”

“放屁，去他妈的运气！他是施了什么巫术。”

恰克说：“或许某些王八蛋不应该拽耳垂。”

“啊？”

“华盛顿先生，每次差一张牌就凑成一副俘虏的时候，你都会拽耳垂。”他又指向毕比，“还有你这王八蛋……”

其余三人都放声大笑。

“他……他——不，让我想想，他……他每次打算唬人时，眼睛就像松鼠那样滴溜溜地转，开始看每个人的筹码。不过，要是拿到一手好牌呢？他就镇定自若，自顾自出牌。”

特雷开始肆意狂笑，他拍着桌子问:“那丹尼尔斯执法官呢？他是怎么露出马脚的？”

恰克咧嘴一笑:“要我出卖搭档？不，不，不。”

“噢……”毕比指着桌子对面的他们俩。

“我做不到。”

“我明白，我明白，”特雷说，“白人总是干这种事。”

恰克脸色一沉，两眼瞪着特雷，房间里的空气似乎被抽空了。

特雷的喉结上下滑动，举起一只手试图道歉。这时恰克说：“一点儿没错，不然还能是什么原因？”然后他脸上的笑容如盛开的花朵般绽放。

“王……八蛋！”特雷抬手扇在恰克的手指上。

“王八蛋！”毕比说。

“王八蛋。”恰克说，然后他们三人像小姑娘似的发出咯咯的笑声。

泰迪想过要尝试作为一名白人去讲街头脏话，但他认定自己无法做到。可是恰克呢？不知为何他能够做到。

“究竟是什么让我露出马脚？”躺在黑暗中时，泰迪问恰克。房间那边，特雷和毕比鼾声雷动，似乎要一决高下。外面的雨这半个小时下得小了，仿佛正在喘息，等候援军到来。

“玩牌的时候？”睡在下铺的恰克说，“别提这事了吧。”

“不，我想知道。”

“你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挺厉害，对不对？承认吧。”

“我不认为自己很差。”

“你是不差啊。”

“你让我输得很惨。”

“我只不过赢了几块钱。”

“你爸是个赌徒，对不对？”

“我爸是个浑蛋。”

“哦，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那你的呢？”

“我老爸？”

“不，你叔叔——还用问，当然是说你爸。”

泰迪试图在黑暗中勾勒他的模样，却只能看见他那双手，上头布满疤痕。

“他是个陌生人。”泰迪说，“对每个人都是，甚至对我母亲。见鬼，我怀疑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就是他的船，他失去那条船后，便开始随波逐流。”

恰克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泰迪估计他睡着了。他突然可以看见父亲了，整个人都可以看见，没活可干的日子里坐在那张椅子上，被墙壁、天花板、房间吞噬。

“嘿，头儿。”

“你还醒着？”

“我们真的就此罢手了？”

“是啊，你觉得惊讶？”

“我不是在怪你，只是，我不知道……”

“怎么了？”

“我从没有半途而废过。”

泰迪静静地躺了片刻，最后说道：“我们连一句真话都没听到。我们无法穿越，也没有什么可以退守，根本无法让这些人说实话。”

“我知道，我知道。”恰克说，“我同意你的逻辑。”

“可是……”

“可是，我从来都不会半途而废。”

“雷切尔·索兰多绝不会是在无人相助的情况下赤脚溜出上了锁的房间。她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整个医院都在帮她。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有些话不得不说，而整个团体的人都不愿意听，那你不可能取得突破。在我们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下绝不可能。最好的设想是：我的威胁奏效，考利现在正端坐在他的宿舍里，重新考虑他的整个态度。或许明天早上……”

“那你是在唬人喽？”

“这话我可没说。”

“老大，我刚跟你打过牌哎。”

他们默默地躺着，泰迪聆听了一会儿海涛。

“你会撅起嘴唇。”恰克说，声音开始因为犯困而变得含糊。

“什么？”

“你拿到好牌的时候，只有一秒钟的工夫，但你总会撅起来。”

“哦。”

“晚安，头儿。”

“晚安。”

①纽约巨人棒球队的主场。

6

多洛蕾丝穿过门厅朝他走来。

她目含怒意，伴着不知从房间何处，可能是厨房传来的平·克拉斯贝的《天堂东边》小调走过来，手中攥着一瓶空了的JTS Brown威士忌，喊道：“天哪，泰迪。我的老天啊！”是他的威士忌空瓶。泰迪接着意识到自己的一处藏酒地被她发现了。

“你清醒过吗？该死的你还能不能清醒过来？回答我!”

可泰迪做不到。他说不出话来。他甚至不知道身在何处。他能看见她，看见她一路穿过门厅走向他，可就是看不到自己的身体，甚至无法感知。多洛蕾丝身后门厅的另一端有面镜子，那里面根本没有他的影像。

多洛蕾丝左转进了起居室，背部有些烧焦了似的，还冒着烟。她手中的瓶子不见了，头发里冒出缕缕烟雾。

她在一扇窗前驻足，“哦，看啊。它们真漂亮，在漂浮呢。”

泰迪也来到窗边，站在她身旁。她不再是被烧焦的模样，而是浑身湿透。当他把手放在她肩头时，他能看见自己，自己垂落在她锁骨处的手指。接着她转过头，在他的手指上轻快地一吻。

“你干了什么？”他问道，可并不确定为何这样问。

“你看它们在那儿。”

“宝贝，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他急切地问，但她没有回答，不过他也不感到奇怪。

窗外的景色不是他期望的。那不是他们梧桐树大街公寓外的风景，而是一间他们只住过一晚的小木屋窗外的景色。外面有一个不大的池塘，上面漂浮着几根小木桩。泰迪注意到木桩表面十分光滑，在水中令人难以察觉地滚动着。月光下池水波光粼粼，一些地方转为白色。

“这个亭子真不错啊，”她说道，“是那么白。你能嗅到新刷上的油漆味道。”

“确实。”

“那么……”多洛蕾丝说道。

“打仗时杀了不少人吧。”

“你为什么喝酒？”

“也许吧。”

“她在这儿。”

“雷切尔？”

多洛蕾丝点点头，“她从未离开过。你差点就看到了。差一点点。”

“四的法则。”

“是密码。”

“当然，但那是什么密码？”

“她在这儿。你不能离开。”

他从后面抱住她，把头埋入她的颈窝。“我不打算离开。我爱你。我是这么爱你。”

她的腹部裂开一道口子，涌出的液体从他指间流过。

“我已经是盒子里的一堆骨头了，泰迪。”

“不，我不相信。”

“我是。你必须醒过来。”

“可你就在我面前啊。”

“我不在。你必须面对现实。她在这里。你在这里。他也在这里。你可以数一数床位。他的确在这儿。”

“你说谁在这儿？”

“利蒂斯。”

听到这个名字，仿佛有什么东西刺穿他的皮肤，爬上他的骨头。“不可能。”

“是真的。”她扭过头来仰视着他，“你早就知道。”

“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你没法离开这里。”

“你总是一副很紧张的样子。”他开始按摩她的肩膀，她发出一声略带惊讶的低吟，这让他感到一丝兴奋。

“我不会再紧张了，”她说，“我到家了。”

“这里不是家。”他说。

“这里当然是家。我的家。他在这儿，她也在这儿。”

“利蒂斯。”

“利蒂斯。”她接着说道，“我得走了。”

“不。”他哭了出来，“别走，留下来。”

“噢，我的老天。”她又倒向他怀中，“让我走，让我走吧。”

“求求你别走。”他的泪水滑过她的身体，和她腹部涌出的鲜血交汇在一起。“让我再抱你一会儿。就一会儿。求你了。”

她发出一串咕噜咕噜的声音，一半是叹息，一半是哀号，痛苦中透着绝望的美丽，然后吻了吻他的手背。

“好吧。抱紧我。用力抱。”

他把妻子揽入怀中，就这样一直抱着。

凌晨五点钟，雨滴敲打着整个世界。泰迪从上铺爬下来，掏出大衣口袋里的笔记本。他在之前打过扑克的桌子前坐下，把笔记本翻到记下雷切尔·索兰多“四的法则”那一页。

特雷和毕比继续伴着雨声打着震天响的呼噜。恰克则十分安静，一动不动趴在床上，一只手攥成拳头靠在耳旁，好像它们在窃窃私语。

泰迪低头看着那页纸。一旦掌握诀窍，读懂它不费吹灰之力。这其实是小孩子才会用的把戏。可是，这毕竟是密码，泰迪直到六点钟才破译完毕。

他抬起头，发现恰克用拳头支着下巴正从下铺看着他。

“我们要离开吗，头儿？”

泰迪摇了摇头。

“没人能在这种鬼天气离开。”特雷边说边从床铺上爬下来。他拉起窗帘，露出一片珍珠白的风雨凄迷的景色。“根本不可能。”

突然间，梦境难以保持，随着窗帘拉起，毕比一声干咳，特雷大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她的气味也蒸发不见。

泰迪怀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绝对不是——他怀疑时至今日自己是否已无力承受对她的那份思念。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年，回到发生火灾的那个上午，他愿用自己的身躯去代替她，他会这么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多年以来他一直希望如此。随着时光流逝，对她的思念有增无减，对她的渴求成了他心头一道不会结疤的伤口，血流不止。

我刚才抱着她，他想告诉恰克、特雷和毕比。当平·克劳斯贝的低声吟唱从厨房的收音机里传出时，我抱着她。我能闻到她的味道，梧桐树大街公寓的味道，还有那年夏天一起去的湖泊，她的唇吻在了我的手指上。

我曾经抱住她。可这个世界不能提供我这个，只能让我回忆起失去的、永远无法得到的和短暂拥有的一切。

我们本来要厮守到老，多洛蕾丝。生孩子。在老树下携手散步。我想看着那一道道皱纹刻上你的皮肤，清楚地记得每一道何时出现。同生共死。

我刚才抱着她，他想说。如果我能确定，只要一死就能再次抱住她，那么我会迫不及待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

恰克凝视着他，等待。

泰迪说道：“我破解了雷切尔的密码。”

“哦，”恰克说道，“就这些吗？”

第二天 利蒂斯

7

考利在B区的门厅与他们会面。他衣服湿透，满脸是水，看上去像是在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过了一夜。

恰克说道：“大夫，秘诀在于，卧床后就该入睡。”

考利用手帕擦了擦脸。“哦，这就是秘诀吗，长官？我知道我忘了什么。睡眠，正如你所说，没错。”他们沿着年久泛黄的楼梯拾级而上，向驻守在第一个楼梯平台处的杂工点头致意。

“奈林大夫今天早上还好吗？”泰迪问。

考利的眉毛充满倦意地扬起又落下。“对此我得道歉。杰里迈亚是个天才，但他应该表现得温文尔雅些。他想写一部关于男性战士文化史的著作。他无时无刻不把自己的这种念头带入谈话中，总想把人与他预先构想的模型对号入座。真是抱歉啊。”

“你们经常这样吗？”

“什么意思，长官？”

“围坐着喝酒，还有，呃，对人严加调查。”

“这大概是职业病吧。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位心理医生？”

“不知道。几位？”

“八位。”

“为什么？”

“噢，别再分析过头了。”

泰迪和恰克对望一眼，相视而笑。

“精神治疗医生的幽默，”泰迪说道，“谁又猜得到呢？”

“你们俩知道精神病学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吗？”

“一无所知。”泰迪回答。

“可谓斗争激烈啊。”考利边说边用那块潮湿的手帕掩面打了个哈欠，“观念战，哲学战，甚至还有心理战。”

“可你们都是大夫，”恰克说道，“大夫们就应当和和气气地玩耍，分享玩具。”

考利面露微笑，眼下他们正从驻守在二楼平台上的杂工身边走过。楼下传来一个病人的尖声叫喊，回声沿着楼梯夺路而逃，传到他们这里。那是充满哀怨的号叫，泰迪能从中听出绝望，听出它的任何渴求都将肯定无法得到满足。

“旧学派的人，”考利说，“相信休克疗法，局部前额叶切除术，以及针对最为温顺的患者的水疗。我们称之为精神外科学。新学派则迷恋于精神药理学。这是将来的趋势，他们说。也许是吧，我不知道。”

他略一停，一只手搁在楼梯扶手上，驻足于二楼和三楼之间。泰迪能感觉到他的精疲力竭，仿佛一只苟延残喘的活物。

“精神药理学在实际中如何运用呢？”恰克问。

考利答道：“已经有一种药物——它的名称是碳酸锂——刚被证明能够有效地使精神病患者放松，有些人说，能够制伏他们。镣铐会成为历史。链条、手铐，甚至连铁栏杆都将不复存在，至少乐观主义者这样认为。旧学派的人当然会争辩，说没有什么能取代精神外科。但我认为新学派的力量更强大，而且他们背后有金钱支持。”

“这钱从哪儿来？”

“当然是制药公司。赶紧买股票吧，两位，这样你们在退休时就能拥有自己的小岛了。新学派啊，旧学派。天哪，我有时还真能胡吹。”

“你属于哪一派？”泰迪柔声问道。

“信不信由你，执法官，我相信谈话疗法，基本的人际交流技巧。我有这么个激进的想法，如果你对病人很尊重，倾听他想告诉你的事，也许你就能和他沟通。”

又一声号叫。来自同一个女人，泰迪相当肯定。声音传到楼梯上，回荡在他们之间，似乎引起了考利的注意。

“但这些病人呢？”泰迪问。

考利微笑，“嗯，没错，这些病人中有许多需要接受药物治疗，一些人还需带上镣铐。这一点无可争议。但这是个误区。一旦你把毒药投入井中，又如何把它从水中取出？”

“没办法。”泰迪说。

他点点头，“没错，本应该是万不得已的手段，却渐渐成了标准的措施。我知道我把我的隐喻弄混了。睡眠不足，”他对恰克说，“你是对的，我下次试试看按你的说法去做。”

“据说效果非常神奇。”恰克说。他们登上最后一段楼梯。

在雷切尔的房间里，考利重重地坐在床沿上，恰克则倚门而立，问道：“嘿！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超现实主义者？”

考利朝他望去，“我认输。几个？”

“笨蛋。”恰克说道，发出爽朗的笑声。

“你总有一天会长大的，执法官，”考利说，“不是吗？”

“我很怀疑。”

泰迪把那张纸举到胸前，用手指轻弹一下，引起他们的注意。“再看一眼吧。”

4的法则

我是47

他们曾经是80

＋你是3

我们是4

但是

谁是67？

一分钟后，考利发话：“我太累了，执法官。现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抱歉。”

泰迪望向恰克，恰克摇摇头。

泰迪说：“就是这个加号给了我暗示，让我多看了一眼。你们看‘他们曾经是80’这一行字下面的那条线。我们应当把上面两行相加。结果是多少？”

“一百二十七。”

“一、二、七，”泰迪说，“没错，然后再加上三。但每个数是分开的。她要我们把这些整数分开。所以，一、二、七、三，加起来是几？”

“十三。”考利在床上稍微坐正了些。

泰迪点点头，“十三和雷切尔·索兰多有什么特殊联系吗？她在十三号出生？在十三号结婚？还是在十三号杀了自己的孩子？”

“这我得查一下，”考利说，“不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十三通常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数字。”

“为什么？”

他耸耸肩，“这对于许多人来讲是一样的道理。十三预示着噩运。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活在恐惧的状态下。这是这种病症的一个普遍现象，大多数患者都非常迷信。所以十三的意义非同寻常。”

“那样就说得通了。”泰迪说，“我们来看下一个数字。四。一加三等于四。但一和三放在一起呢？”

“十三。”恰克不再背倚墙壁，抬头看着那张纸。

“最后一个数字，”恰克说，“六十七。六和七加起来是十三。”

泰迪点点头，“这不是‘四的法则’。这是十三的法则。雷切尔·索兰多的名字里有十三个字母。”

泰迪看着考利和恰克在心中默数这些字母。考利说道：“继续说下去。”

“一旦我们接受这个设想，就会发现雷切尔留下了一大堆线索。这份密码遵循数字对应字母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法则。一即是A。二即是B。明白我的意思吗？”

考利点点头，恰克几秒钟后也点了点头。

“她名字的首字母是R。字母R对应的数字是十八。A是一，C是三，H是八，E是五，L是十二。十八、一、三、八、五，还有十二。把它们都加起来，结果等于几？”

“天哪！”考利轻声喊道。

“四十七。”恰克回答，睁大眼睛盯着泰迪胸前那张纸。

“那代表了‘我’，”考利说，“她的名字。现在我明白了。但‘他们’是谁呢？”

“她的姓氏，”泰迪答道，“是他们的。”

“谁的？”

“她丈夫的家族以及他们的祖辈，不是她的家族，不是她原来的姓。也有可能代表了她的孩子。无论哪一种情况，原因都无关紧要。反正这是她的姓。索兰多。把字母拆开，把它们对应的数字相加，嗯，准没错，结果就等于八十。”

考利的身子从床边挪开。他和恰克两人都站在泰迪面前，看向覆盖在他胸前的那份密码。

片刻后，恰克抬起头来望着泰迪，“你是谁——难道是爱因斯坦？”

“你以前破译过密码吗，执法官？”考利问，目光仍停留在纸上，“在战争期间？”

“没有。”

“那你怎么能……”恰克问。

泰迪的双臂举得发酸，于是把纸放到床上。

“不知道。我做过很多填字游戏。我喜欢解谜。”他耸耸肩膀。

考利说：“但你在国外的时候曾在陆军情报局工作，对不对？”

泰迪摇头，“不过是正规军罢了。倒是你，大夫，你过去在战略情报局。”

考利答道：“不，我只做过一些顾问工作。”

“什么类型的顾问？”

考利又露出他那蜻蜓点水式的笑容，几乎在出现的瞬间便消失无踪。“绝对不能提的那种。”

“但这份密码，”泰迪说，“它相当简单。”

“简单？”恰克说，“你刚刚解释过，我想得头到现在还疼呢。”

“但对你来说呢，大夫？”

考利耸耸肩，“我能说什么呢，执法官？我可没做过密码破解员。”他垂下头，摩挲着下巴，又把注意力转向密码。

恰克望着泰迪，眼中充满问号。

考利说：“这样我们弄明白了——唔，执法官，是你弄明白的——四十七和八十的含义。我们也搞清楚了所有的线索都是对数字十三的置换。那么三呢？”

“同样，”泰迪说，“要么是指我们，如果这样的话，那她就是未卜先知了。”

“不太可能。”

“要么就是指她的孩子。”

“我更相信这个。”

“把雷切尔加上三……”

“然后就得出下一行，”考利说，“我们是四。”

“那么谁是六十七？”

考利看着他，“你不会是明知故问吧？”

泰迪摇摇头。

考利的手指沿着纸张右侧向下划去。“这些数字中没有加起来等于六十七的吧？”

“没有。”

考利把一只手放在头顶，挺直身子。“你没有什么推测吗？”

泰迪说：“我破译不了的就是这一处。无论它指的是什么，反正都是我不熟悉的，因此我想它可能指的是这个岛上的事物。你呢，大夫？”

“我，怎么讲？”

“有什么推测吗？”

“没有，我原本在第一行就卡住了。”

“是啊，你说过，太累了什么的。”

“非常累，执法官。”说这话时他的目光紧紧盯住泰迪的脸，随后又投向窗户，看着雨水奔流而下，厚厚的雨帘将远处的景色阻隔在外。“昨晚你说你打算离开。”

“坐第一班渡轮走。”泰迪撒了个谎。

“今天已经没有船了。我很确定。”

“那就明天，或者后天，”泰迪说，“你仍然认为她在这里，在这个小岛上？”

“不，”考利答道，“我不这么想。”

“那她在哪里？”

他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执法官。这不是我擅长的。”

泰迪从床上拿起那张纸，“这是一个模板，指引我们破解以后出现的密码。我敢赌上我一个月的薪水。”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她并不是企图逃跑，医生。她把我们带到这里。我想一定还有更多的隐情。”

“不在这个房间里。”考利说。

“是的。但也许在这幢楼里，或者在岛上其他地方。”

考利深吸了一口房里的空气，一只手撑在窗台上，半死不活地站在那里，泰迪不禁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让他彻夜未眠。

“她把你们带到这里？”考利问，“有什么目的？”

“你来告诉我啊。”

考利闭上双眼，沉默良久，泰迪甚至怀疑他是否已经睡着。

他再次睁开眼，看着他们两人。“我今天一整天都排满了。员工会议，同监事开的预算会议，以及预防暴风雨侵袭的紧急维护会议。如果你们知道一定会很高兴，我已经为你们俩安排好了，可以同索兰多小姐失踪那晚和她一起参加小组治疗的所有病人进行交谈。谈话预定在十五分钟后开始。两位先生，我很感激你们到这里来。真的。无论你们怎么看，我已经是尽量对你们百依百顺了。”

“那你给我希恩大夫的人事档案。”

“我不能那样做，绝对不能。”他向后一仰头靠在墙上，“执法官，我让交换台的操作员不停地拨打他的电话，但目前为止还联络不上任何人。我们现在只知道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被水淹没了。耐心，先生们，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耐心。我们会找到雷切尔，或者会查明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看看表，“我迟到了，你们还有什么事吗？要不就晚点再说。”

泰迪和恰克站在医院外面的雨棚下面。目之所及，一片片如火车车厢那么大的雨帘倾泻而下。

“你认为他知道六十七代表了什么？”恰克问。

“是的。”

“你认为他在你之前就破解了密码？”

“我想他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他在那个部门肯定学到了一两手。”

恰克擦擦脸，朝路面弹了弹手指。“他们这里有几个病人？”

“数量很少。”泰迪回答。

“嗯。”

“大概二十个女人，三十个男人？”

“不多。”

“嗯。”

“怎么也不会到六十七个人吧。”

泰迪扭过头看着他。“但是……”恰克说。

“是的，”泰迪说，“但是。”

他们向远处的树林望去，目光落在更远处的堡垒顶部。它在暴风骤雨之中变得模糊难辨，像一张挂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的炭笔素描。泰迪想起梦中多洛蕾丝说过的话：数一数床位。

“你估计他们这儿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恰克说，“我们得问一下那位乐于助人的医生。”

“噢，是的，他只会嚷嚷着说‘乐意帮忙’，不是吗？”

“嘿，头儿。”

“嗯？”

“你这辈子有没有见过国家用地像这样浪费？”

“此话怎讲？”

“两个病区里只有五十个病人？你认为这些楼房里可以容纳多少人？再多几百号人？”

“至少。”

“还有医患人数的比例。大概要超过二比一。你见过这样的情况吗？”

“我得说没见过。”

他们望着大雨冲刷下嘶嘶作响的大地。

“这他妈的是什么鬼地方啊？”恰克说。

问讯在餐厅里进行，泰迪和恰克在后面的一张桌子旁入座。两个杂工坐在招呼一声就能听到的地方，特雷·华盛顿负责把病人带过来，问完话后再把他们带走。

第一位病人是个满脸胡楂、萎靡不振的家伙，不断地抽搐，不停地眨眼。他弯腰驼背地坐着，活像一只马蹄蟹，还挠着手臂，不肯看着他们的眼睛。

泰迪垂目看着考利提供的档案第一页——只是考利凭记忆写下的几句简短的描述，并非真正的患者档案。这个病人排在第一个，叫肯·盖奇，他被送到这里是因为他在街角杂货店的过道里袭击了一名陌生人，用豌豆罐头猛砸受害者的头部，并且自始至终都压低嗓门重复说着“不要再看我的信了”。

“那么，肯，”恰克问，“你好吗？”

“我着凉了。我的脚着凉了。”

“那真是太糟糕了。”

“走起路来很疼，真的。”肯挠着手臂上一处结痂的疮口边缘，小心翼翼地，好像在为它划出一条护城河。

“前天晚上你是不是参加了小组治疗？”

“我的脚着凉了，走路很疼。”

“你要袜子吗？”泰迪试探地问。他注意到那两名杂工朝他们看过来，正在窃笑。

“对。我要一些袜子。我要一些袜子，我要一些袜子。”他低声说，低垂的脑袋微微晃动。

“好吧，我们马上去给你拿。但我们必须知道你是不是——”

“实在太冷了。我的脚？真冷啊，走路很疼。”

泰迪望了望恰克。杂工的咯咯笑声传到桌子这边，恰克朝他们微微一笑。

“肯，”恰克说，“肯，你能看着我吗？”

肯依旧垂着头，继续晃动。他的指甲抓破了那个痂，一小股血渗入手臂的汗毛。

“肯？”

“我没法走路，这样不能走路，这样不能。好冷，好冷，好冷啊。”

“肯，快，看着我。”

肯双手握拳落在桌子上。

两名杂工站起身，这时肯说道：“本来不会疼的，不会的。可他们想要这样。他们把寒气注入空气中，注入我的膝盖骨。”

杂工们走到桌前，目光越过肯落到恰克身上。那个白人问：“你们问完了吧？还是想听更多关于他的脚的事情？”

“我的脚很冷。”

黑人杂工扬起一道眉，“没事的，肯。我们会带你去水疗室，让你暖和起来。”

白人说：“我在这里有五年了，他的话题从没换过。”

“从来都没有？”泰迪问。

“走起路来好疼。”

“从来没有。”那个杂工回答。

“走路很疼，因为他们把寒气注入我的脚里……”

接下来的一个叫彼得·布林，二十六岁，一头金发，身材矮胖。他习惯把指关节扳得咔咔作响，还喜欢啃指甲。

“你是因为什么才到这儿的，彼得？”

彼得用那双似乎永远潮湿的眼睛望着桌子对面的泰迪和恰克。“我总是非常害怕。”

“害怕什么？”

“东西。”

“好吧。”

彼得把左脚的踝关节抵在右膝上，两手紧握脚踝，身体前倾。“听上去很愚蠢，但我害怕手表。滴答滴答的声音会钻进你的脑袋里，挥之不去。还有老鼠也让我害怕。”

“我也怕。”恰克说。

“是吗？”彼得喜形于色。

“见鬼，是真的。那些吱吱叫的杂种。只要看一眼，我就吓得直哆嗦。”

“那你晚上可别到围墙那边去，”彼得说，“到处都是老鼠。”

“谢谢你告诉我。”

“铅笔，”彼得说，“铅笔芯，知道吧？落在纸上的沙沙声。我也怕你。”

“我？”

“不，”彼得说，用下巴示意泰迪，“他。”

“为什么？”泰迪问。

他耸耸肩。“你人高马大，小平头看上去让人觉得讨厌。你自己就可以对付。你的指关节上都是伤疤。我父亲也像这样。他没有伤疤。他的手很光滑。但他看上去也很坏。我的兄弟们也一样。他们以前常常对我拳打脚踢。”

“我不会揍你的。”泰迪说。

“但是你能够。你不明白吗？你有那种力量。我没有。这让我容易受到伤害。这种脆弱的状态让我害怕。”

“当你害怕的时候会怎么样？”

彼得抓住脚踝前后摇晃，刘海垂下盖住额头。“她人很好。我并不想怎么样。但她叫人害怕，她的大胸，屁股在白裙子下扭动的样子，每天来我们家，这些都叫我害怕。她看我的眼神就好像……你知道大家对小孩露出的那种微笑吗？她就是那样对着我笑。但她跟我一样大。哦，好吧，可能要大几岁，但她只不过二十多岁。她有那么多性知识。这在她眼里表露无遗。她喜欢赤身裸体，她会口交。然后她问我是否能给她倒杯水。她跟我单独待在厨房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泰迪把档案侧过来，让恰克也能看到考利的记录：

患者用一个破碎的杯子攻击照顾他父亲的护士。受害人重伤，留下永久性疤痕。患者否认应对此行为负责。

“仅仅是因为她吓到我了，”彼得说，“她要我把家伙掏出来，让她嘲笑。让她来告诉我如何永远不能跟女人一起，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孩子，永远不能成为男子汉。因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知道，你们能从我脸上看出来——我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当我害怕的时候呢？噢，我的头脑啊。”

“它怎么样？”恰克的声音抚慰人心。

“你想过吗？”

“头脑，”他说，“我的，你的，任何人的。它在本质上是个引擎。一个非常精巧、结构复杂的马达。里面各种零件都有，所有那些齿轮啊，螺钉啊，铰链啊。我们甚至连其中半数是用来做什么的都不知道。但是假如有一个齿轮滑脱了，就那么一个……你有没有想过这个？”

“最近没想过。”

“你应该想想的。就像是一部汽车。一样的道理。一个齿轮滑脱了，一个螺钉裂开了，整个系统就失去控制。你能忍受这一切吗？”他敲敲太阳穴说，“它就被困在这里，而你就是不能触及它，你没法真正控制它。但它却能控制你，不是吗？如果有一天它决定不再正常运转了，”他身体向前倾，他们能看见他颈部的肌腱绷得很紧，“那就有你受的，是不是？”

“有趣的观点。”恰克说。

彼得向后靠在椅背上，突然变得有气无力。“那就是最叫我害怕的。”

泰迪的偏头痛让他有点明白一个人对自己的头脑如何缺乏控制。因此他大体上能认同彼得的观点，但眼下他最想做的是掐住这个混账的脖子把他抓起来，摔在餐厅后面的一个烤箱上，拷问他那个遭他伤害的可怜护士的事情。

你是不是连她的名字都不记得，彼得？你以为她惧怕什么？呃？你！她怕的就是你！她只想勤勤恳恳地工作，挣钱度日。也许她有孩子，有丈夫。也许他们正在努力攒钱，想让其中一个孩子将来能念完大学，过上更好的日子。一个小小的梦想而已。

但是，不行。某个财主家的浑蛋崽子认定，她不能拥有那个梦想。对不起，但是不行。你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小姐。再也不能了。

泰迪望着桌子对面的彼得·布林，真想狠狠地朝他脸上抡上几拳，让医生永远也无法找全他鼻子里的碎骨头。狠狠地揍他，让鼻骨碎裂的声响在他大脑里永不散去。

然而，泰迪只是合上档案问道：“前天晚上你和雷切尔·索兰多一起做小组治疗。对吗？”

“是的，我确定，先生。”

“你看到她上楼进房间？”

“没有。男的先离开。当时她还跟布丽姬·基恩斯、蕾奥诺拉·格兰特，还有那个护士坐在那里。”

“那个护士？”

彼得点点头，“那个红发女郎。我有时很喜欢她。她看上去很真切。但有些时候，你明白？”

“不，”泰迪说，尽量保持之前恰克那样平静的口吻，“我不明白。”

“那么，你见过她了，对吗？”

“当然，能再告诉我一遍她叫什么吗？”

“她不需要名字，”彼得说道，“像她那样的女人？不用名字。脏姑娘。这就是她的名字。”

“可是彼得，”恰克说，“我以为你说过你喜欢她。”

“我什么时候说过？”

“一分钟前吧。”

“呃，呃。她是垃圾。黏糊糊、软耷耷的。”

“我来问你一些其他的问题。”

“脏，脏，脏。”

“彼得？”

彼得抬头看着泰迪。

“我能问你件事吗？”

“哦，当然。”

“那晚小组治疗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雷切尔·索兰多说了反常的话，或者做了反常的事？”

“她一个字都没说。她是只老鼠。她只是坐在那里。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你知道。有三个小孩。你相信吗？什么人干得出这种事情？他妈的这世上那些病态的人，先生们，请别介意我这样说。”

“人总是会出问题，”恰克说，“有些人的问题更严重些。病态，就像你说的。他们需要帮助。”

“他们需要毒气。”彼得说。

“什么？”

“毒气，”彼得对泰迪说，“毒死那些白痴。毒死那些凶手。杀了她自己的孩子？毒死这个婊子。”

他们默不作声地坐着，彼得容光焕发，好像是他为他们照亮了整个世界。过了一会儿，他拍拍桌子站起来。

“很高兴见到你们，先生们。我要回去了。”

泰迪用一支铅笔漫不经心地在档案封面上涂鸦。彼得停住脚步，转身看着他。

“彼得……”泰迪说。

“怎么了？”

“我……”

“你能不能别那样？”

泰迪在硬纸板上乱涂他名字的首字母，用长而缓慢的笔画写着。“我想知道是不是——”

“拜托你能不能，拜托……”

泰迪抬起头，铅笔仍然在档案封面上划着。“什么？”

“别那样？”

“怎样？”泰迪看着他，又低头看档案，举起铅笔，扬起一道眉毛。

“是的，拜托，别那样。”

泰迪把笔扔在封面上。“好些了吗？”

“谢谢。”

“你知不知道有个病人，彼得，名字叫安德鲁·利蒂斯？”

“不知道。”

“不知道？这里没人叫这个名字？”

彼得耸耸肩膀，“A区里没有。他也许在B区。我们不跟他们一起混。那些人是他妈的疯子。”

“好吧，谢谢你，彼得。”泰迪说，然后拾起那只铅笔继续乱涂乱画。

彼得·布林之后，他们与蕾奥诺拉·格兰特进行面谈。蕾奥诺拉深信自己是玛丽·毕克馥①，恰克是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②，泰迪则是查理·卓别林。她以为餐厅是日落大道上的一间办公室，他们在这里讨论联美电影公司③股票的公开发行。她不断轻抚恰克的手背，并询问由谁来做会议记录。

最后，两名杂工不得不将蕾奥诺拉的手从恰克手上拉开时，她用法语大声叫嚷：“再会，亲爱的，再会了。”

走出餐厅的半途中，她挣脱了那两名杂工，掉头冲回来，又抓住恰克的手。她说道：“别忘了给猫喂食。”

恰克看着她的双眼说：“我记住了。”

之后，他们见了亚瑟·图米，他坚持要他们叫他乔。那天晚上的小组治疗，乔一直都在睡觉。原来乔是嗜睡症患者，在他们面前也睡着两回。

这时，泰迪正摸着后脑勺的一块地方。他感到那儿头皮发痒，他对布林之外的所有病人心生怜悯，与此同时，他又不禁好奇怎会有人能够忍受在此地工作。

特雷领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慢慢走进来，她有金色的头发和一张瓜子脸，眼中闪动着清澈的光芒。不是精神失常者的清澈，而是一名充满智慧的女性在不那么智慧的世界里显示出的那种清澈。她微笑着坐下来，分别朝他们俩羞涩地轻轻摆了摆手。

泰迪看了看考利的记录——布丽姬·基恩斯。

“我永远都不会从这儿出去。”他们沉默不语地坐了几分钟后，她开口说道。烟只抽到一半就掐灭了，声音柔和、自信，而在十一二年前，她用斧头砍死了丈夫。

“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出去。”她说。

“为什么？”恰克问，“我的意思是说，请原谅我这样讲，基恩斯小姐——”

“太太。”

“基恩斯太太，不好意思，但在我看来，呃，你好像很正常。”

她靠在椅子上，像他们在此地见过的任何人那样悠闲自在，随后轻轻笑了一声。“我想是吧。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并不正常。我的天哪，幸好他们没拍下照片。我被诊断出患有躁狂抑郁症，我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诊断。我确实经历过黑暗的日子。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吧。区别在于大多数人都不会用斧头砍死自己的丈夫。他们对我说，我和我父亲之间有着很深的、尚未解决的冲突，我也同意这一点。我不相信我出去以后还会杀人，但这也说不准。”她用烟头朝他们指了指，“我认为，如果一个男人打你，还跟他看到的半数女人上床，而没有人帮你，那么你用斧头砍死他并不是最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事。”

她迎上泰迪的目光，瞳孔里的某种东西——或许是女学生那种羞涩的轻率——让他笑出声来。

“怎么啦？”她问道，随他一起笑起来。

“也许你不该出去。”他说。

“你这样说，因为你是男人。”

“你说得太对了。”

“好吧，那么我不怪你。”

在见过彼得·布林之后能够大声地笑是一种解脱。泰迪怀疑自己实际上跟她有点调情的意味。跟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用斧头杀人的凶手。事情就是会变成这样，多洛蕾丝。但他并没有觉得太糟糕，仿佛经历了两年漫长而黑暗的哀悼后，也许他有资格来些无伤大雅的打情骂俏。

“如果出去，我能做什么呢？”布丽姬说，“我已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了。听说有炸弹。炸弹能把整个城市炸成废墟。还有电视机，是这样称呼，对吧？谣传说每个病区都会有一台电视机，我们能从这个盒子里看节目。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从盒子里面传来的声音，盒子里面看到的面孔。我每天听够了各种声音，看够了各种面孔。我不需要更多的噪音。”

“你能跟我们讲讲雷切尔·索兰多的事情吗？”恰克问道。

她顿住。事实上，应该说是突然语塞。泰迪注意到她的眼睛稍稍上翻，仿佛正在脑海中搜索正确的文件，于是泰迪在记事本上草草写下“撒谎”，写完立刻弯起手腕挡在那两个字上面。

她的措辞变得更加谨慎，给人死记硬背的感觉。“雷切尔人很好。她不跟别人来往。她经常说起下雨，但大多数时间她都不说话。她相信自己的孩子都活着。她以为她还住在伯克郡，而我们是她的邻居、邮递员、送货员，以及送牛奶的。很难让人去了解她。”

她垂着头说话，说完后不敢直视泰迪的眼睛。她的目光在泰迪脸上匆匆扫过，随后她看着桌面，又点上一根香烟。

泰迪想了想她刚才的话，意识到她对雷切尔幻想症的描述和昨天考利对他们说的几乎一模一样。

“她在这里待了多久？”

“嗯？”

“雷切尔。她跟你在B区待了多久？”

“三年吧？我想差不多。我没有时间概念了。在这个地方很容易这样。”

“那她之前在哪里？”泰迪问。

“我听说是在C区。我想，她是被转过来的。”

“但你不能确定？”

“不能。我……同样，没什么概念了。”

“确实。你上次见到她时，有没有发生不寻常的事？”

“没有。”

“是在小组治疗的时候吧。”

“什么？”

“你上次见到她，”泰迪问，“是前天晚上小组治疗的时候。”

“对，是的。”她连连点头，在烟灰缸边缘掸下一些烟灰，“在小组里。”

“然后你们所有人一起上楼回房间。”

“和甘顿先生一起，没错。”

“那天晚上希恩大夫情况如何？”

她抬起头，泰迪从她眼中看到困惑，或许还有几分恐惧。“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希恩大夫在场吗？”

她看了看恰克，又望了望泰迪，牙齿紧紧咬住上唇。“是的，他在场。”

“他怎么样呢？”

“希恩大夫吗？”

泰迪点点头。

“他还好。他人很好，很帅。”

“很帅？”

“是啊。他……长相还不赖，我妈以前常这么说。”

“他有没有挑逗过你？”

“没有。”

“有没有侵犯过你？”

“没有，没有。希恩大夫是个好大夫。你说那天晚上？”她思忖片刻，“那晚没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我们讨论了，呃，愤怒的处理方法吧？当时雷切尔抱怨说下雨。希恩医生在小组解散前一刻离开。然后甘顿先生带我们上楼各自回房，于是我们上床睡觉，就这样。”

泰迪在“撒谎”二字下方写下“有人教过”，然后合上封皮。

“就这样？”

“是的。第二天早上雷切尔就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

“没错。我一睡醒就听说她逃走了。”

“但那天晚上呢？大约在半夜十二点左右——你听到了，对吗？”

“听到什么？”她掐灭烟蒂，挥散飘荡在空气中的余烟。

“骚乱啊。就是有人发现她失踪的时候。”

“没有。我——”

“人们大喊大叫，警卫从四面八方跑进来，还有警报也响起来。”

“我以为是在做梦。”

“做梦？”

她迅速点点头。“是啊，以为是场噩梦。”她望着恰克，“能给我倒杯水吗？”

“没问题。”恰克站起身四下张望，看到餐厅后面的钢制饮料机旁堆着玻璃杯。

一名杂工从椅子上起身，“执法官？”

“我就去倒点水。没事。”

恰克走到机器前，挑了个玻璃杯，用了几秒钟时间判断哪个喷嘴出牛奶，哪个出白开水。他抬起一个像金属的厚实把手，就在那一刻，布丽姬·基恩斯抓起泰迪的笔记本和笔。她用眼神示意他别动，翻到一面空白页，在上面匆匆写下什么，然后合上封面，把笔记本和笔推还给他。

泰迪疑惑不解地望着她，但她垂下目光，漫不经心地轻抚着烟盒。

恰克端着水回来坐下。他们看着布丽姬喝下半杯水，然后她说：“谢谢。你们还有其他问题吗？我有点累了。”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名叫安德鲁·利蒂斯的病人？”泰迪问。

她脸上毫无表情。什么表情都没有。好像这张脸已变成雪花石膏像。她的双手平放在桌面上，仿佛一拿开，桌子就会飘到天花板上。

泰迪不明白为何会这样，但他敢发誓她的眼泪就快掉下来了。

“没有，”她说，“从来没听说过他。”

“你认为有人教过她怎么说话吗？”恰克问。

“你不认为吗？”

“好吧，听上去有点像是被迫的。”

他们正走在阿舍克里夫医院通往B区的过道上，由于屋顶的遮盖，只有零零星星几滴雨落在身上。

“只是有点？好几个地方她的用词都和考利一模一样。我们问她小组治疗的话题时，她停顿了，然后回答‘愤怒的处理方法吧’，好像连她自己都不确定。就好像她在参加测验，昨天晚上临时抱了佛脚。”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就怪了，”泰迪说，“我只有各种问题，每半小时就产生一个，感觉还会有三十个。”

“同意。”恰克说，“嘿，我有个问题问你——谁是安德鲁·利蒂斯？”

“被你注意到了，嗯？”泰迪点燃一根打扑克时赢来的香烟。

“你问了我们谈过话的每一个病人。”

“我没问肯和蕾奥诺拉·格兰特。”

“泰迪，他们连自己生活在哪个星球上都不知道。”

“确实是这样。”

“头儿，我可是你的搭档。”

泰迪背靠着石墙，恰克和他一样。他转过头，看着恰克。

“我们才刚认识。”他说。

“噢，你不信任我。”

“我信任你，恰克。是真的。可在这件事上我违反规定了。是我主动要求接手这一案子的。早在它以电报的形式到达外勤分局的时候。”

“所以……”

“所以我的动机并不是完全公正无私。”

恰克点点头，点燃一根烟，思索了一阵。“我的女朋友，朱莉——她叫朱莉·竹富——和我一样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连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讲。真是见鬼，她父母往上数两代，早在那时就来到美国了。可是他们把她关到集中营里，然后……”他摇摇头，把烟蒂扔到雨中，拉出他的衬衫，露出右臀上方的皮肤。“你看看，泰迪。看我另外一道疤。”

这是道长长的疤痕，像凝胶一样颜色很深，有拇指那么厚。

“这也不是打仗时留下的，是在当联邦执法官的时候留下的。当时我在塔科马冲进一扇门，我们要抓的那人用刀子捅了我。你敢相信吗？一把该死的刀！我在医院里待了三个星期，好让他们把我的肠子缝回去。这是为了联邦法警局，泰迪。为了我的国家。后来他们却把我从老家撵出去，仅仅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有着东方肤色和眼睛的美国女人？”他把衬衫塞回到裤子里。“去他妈的！”

“根据我对你的了解，”泰迪过了一会儿说，“我敢肯定你是真心爱那个女人。”

“就算为她去死，”恰克说，“我也没有什么遗憾。”

泰迪点点头。他知道的世界上最纯洁的感情莫过于此。

“别就此放弃，小子。”

“我决不会放弃，泰迪。不会的。但你得告诉我，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安德鲁·利蒂斯到底是什么人？”

泰迪把烟蒂扔在石头过道上，用脚后跟踩灭。

多洛蕾丝，他心里想，我得告诉她。我一个人完成不了。

在我犯下这么多过错之后——总是酗酒，总是让你独守空房，让你失望，让你心碎——如果我能够弥补其中任何一件……也许现在正是时候，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要做一件正确的事，亲爱的。我要补偿。别人也许不会理解，但是你会。

“安德鲁·利蒂斯。”他对恰克说，话语却堵在干涩的喉咙中。他做了个吞咽的动作，嘴里有了些唾沫，再次开口……

“安德鲁·利蒂斯，”他说，“是我和我老婆以前住的那幢公寓里的维修工。”

“嗯。”

“也是个纵火犯。”

听到这句话，恰克注视着泰迪的表情。

“然后……”

“安德鲁·利蒂斯，”泰迪说，“点燃了火柴，引起了那场火灾——”

“该死的，真见鬼。”

“害死了我老婆。”

①加拿大电影演员。

②美国演员、导演、剧作家。

③美国八大电影公司之一，1919 年由卓别林、毕克馥、费尔班克斯和格里菲斯出资创办。

8

泰迪走到过道边缘，头探到顶棚外面，让雨水打湿脸和头发。他可以在下落的雨滴中看见她，消失在雨点撞击地面的那一刻。

那天早上，她本来不想让他去上班。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莫名其妙地变得易受惊吓，动不动就失眠。这导致她全身颤抖，头脑糊涂。那天闹钟响过之后，她挠他痒痒，然后提议关上百叶窗，把白天的光亮挡在外面，整天都不要下床。她拥抱他的时候抱得太紧，太久，以至于他都能感觉到她手臂的骨头压着他的脖子。

他淋浴时，她来到他身边，但他太过匆忙。已经迟到了，而且还有那些日子里经常有的那种宿醉的症状。他的头湿透了，如同钉子钉进去一般疼。她的身体贴在他身上，感觉好像砂纸。莲蓬头里喷出的水则猛烈得像BB弹。

“留下来吧，”她说，“就一天嘛。一天不去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温柔地把她抱开，伸手去拿肥皂，试图露出笑容。“亲爱的，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她把手探入他两腿间。“这里，把肥皂给我，我帮你洗。”她的手掌在他那里滑动，牙齿轻轻咬着他的胸膛。

他试着不推开她，尽可能轻柔地抓住她的双肩，将她举起，放到距离他一两步远的地方。“别，”他说，“我真得走了。”

她笑了几声，又试图贴到他身上，但可以看到她的眼神越来越绝望。要快乐，要不再孤单一人，要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回到他工作过于忙碌、饮酒过度之前的那些日子，回到她某日早上醒来发现这世界太明亮、太喧嚣、太冰冷之前的那些日子。

“好吧，好吧。”她向后靠。现在他可以看见她的脸，水在他肩头溅开，模糊了她的身体。“我要跟你讲定条件。不要一整天了，宝贝。不要一整天。就一个小时。就迟到一小时吧。”

“我已经——”

“一小时。”她说，又抚弄着他，现在手上沾满了肥皂。“就一小时，然后你就可以走了。我想要你在我身体里的感觉。”她踮起脚尖去亲他。

他快速啄了一下她的双唇，说：“亲爱的，不行。”然后他把脸转向莲蓬头。

“他们会不会把你召去支援前线？”她问。

“嗯？”

“去打仗。”

“去打这么一丁点儿大的国家？亲爱的，还没等我系好鞋带，战争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她说，“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人会去那里。我的意思是——”

“因为朝鲜的军队并不是凭空变出那些军备来的，亲爱的。他们是从斯大林那里弄来的。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吸取了慕尼黑的教训，当时本应该阻止希特勒，所以我们现在要阻止他们。在朝鲜。”

“你会去。”

“如果他们召我去，那我就必须去。但他们不会的，亲爱的。”

“你怎么晓得？”

他在头发上涂抹洗发水。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她说，“他们为什么不能相安无事？这个世界就要被炸毁了，可我连为什么都不知道。”

“不会被炸毁。”

“会。你看看报纸——”

“那就别看报纸了。”

泰迪冲掉头发上的洗发水，她把脸贴在他背上，双手游走在他的腹部。“我还记得那天在椰林俱乐部第一次见到你。你穿着制服。”

泰迪讨厌她这样。记忆小径。她无法适应现在，无法适应他们目前的状况，并接受所有缺点。因此她沿着蜿蜒的小径回到过去，为了让自己觉得温暖。

“那时你多帅啊。琳达·考克斯说：‘是我先看见他的。’但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我迟到了，亲爱的。”

“我怎么会那样说？不是的。我说：‘或许是你先看到他，琳达，但我将会是看他看到最后的人。’她认为你近看样子很凶，但是我说：‘亲爱的，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眼睛？那里没有一丝凶狠的感觉。’”

泰迪关上莲蓬头，转过身来，发现妻子身上也沾了些肥皂，一堆堆泡沫溅在她的肌肤上。“要我再把莲蓬头打开吗？”

她摇摇头。

他在腰间围上一条浴巾，到水槽边刮胡子。她背靠墙看着他，身上的肥皂泡渐渐干成一块块白色的痕迹。

“你为什么不擦干净？”泰迪问，“然后穿上睡袍？”

“现在消失了。”她回答。

“没有消失。看上去就像白色的蚂蟥爬满全身。”

“我不是说肥皂泡。”她说。

“那你是说什么？”

“椰林俱乐部。你在那里的时候，它被烧成了灰烬。”

“是啊，亲爱的，我听说了。”

“在那里，”她轻声哼着，试着让心情欢快起来，“在那里……”

她永远有着最动人的嗓音。他从战场归来的那一晚，他们奢侈地在“帕克屋”开了一个房间。做爱后，他第一次听到她唱歌。当时他正躺在床上，她在浴室里，《水牛城女孩》的歌声随着蒸汽从门下钻出来。

“嘿。”她说。

“嗯？”他在镜子里瞥见她左半侧的身体。大部分肥皂泡都干了，这令他产生了一种不悦的感觉。它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违背，但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

“你是不是有其他人了？”

“什么？”

“有吗？”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我要上班，多洛蕾丝。”

“我摸你的小弟弟，就是在——”

“别说那个词。真他妈要命啊！”

“淋浴的时候，你却连硬都没硬起来。”

“多洛蕾丝。”他从镜子前转过身来，“你刚刚还在说炸弹，世界末日什么的。”

她耸耸肩，好像那与当下的谈话毫不搭边。她一脚向后抵在墙上，用一根手指擦掉大腿内侧的水。“你不再干我了。”

“多洛蕾丝，我是认真的——你别在家里这样说话。”

“那我只能假设你干她。”

“我不干任何人，你能不能别再说这个字了？”

“哪个字？”她用一只手遮在黑色的阴毛前，“干？”

“对。”他抬起一只手，另一只则继续去刮胡子。

“这么说，那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你知道它不好。”他沿着喉部把剃须刀向上推，听着泡沫里刀片刮过胡子的哧哧声。

“那么，哪个字是好的呢？”

“嗯？”他把剃须刀浸一下水，甩了甩。

“有关我身体的哪一个字眼，不会让你握起拳头？”

“我没有握拳头。”

“你握了。”

他刮完喉部，用毛巾擦了擦剃须刀，接着把刀片扁平的那端贴在左侧的鬓角下。“不，亲爱的，我没有。”他在镜子里瞧见她的左眼。

“我该说什么好呢？”她一手插进头发里，一手抓着下体的毛。“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舔它，你可以亲它，你可以干它。你可以看着婴儿从那里面出来。但你却不能提那个字？”

“多洛蕾丝——”

刮胡刀深深划进泰迪的皮肤，他怀疑已经触到了颌骨。他瞪大眼睛，整个左半边脸露出惊愕的表情，脑门上青筋毕露。几滴剃须液落入伤口，鲜血涌出来，滴进水槽里的白色泡沫和水中。

她拿了一块毛巾凑上来，但他把她推开，龇牙咧嘴，感觉到疼痛似乎钻进眼睛里，灼烧他的大脑。血滴入水槽，这时他真想哭。不是因为疼痛，也不是因为宿醉，而是因为他不明白，自己的妻子，这个和他在椰林俱乐部跳第一支舞的女子，究竟怎么了。他不知道她会变成什么样，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那些小型的、龌龊的战争造成的伤害，充满愤怒的仇恨，华盛顿、好莱坞的间谍，学校宿舍里的防毒面具，地下室里的水泥防空洞，它们会让这世界变成什么样。这一切，出于某种原因，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妻子，这个世界，他的酗酒，还有他投身的战争，他之所以投身其中是因为坚信战争将终止这一切……

血还在流入水槽，多洛蕾丝不断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接过她第二次递上的毛巾，但却无法触摸她，无法看着她。他能听出她在哭，知道她眼中噙着泪，脸上挂着泪，他痛恨这个世界和世间的一切都变得如此混乱，猥琐不堪。

报纸上有报道称，他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爱她。

谎言。

他真正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的天哪，多洛蕾丝，你得振作起来。你有你的责任。你偶尔也得想想这些，行不行？还有你的脑袋瓜能不能他妈的正常点？”

这些才是他妻子最后从他那里听到的话。他关上门，走下楼梯，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停住脚步。他想过要掉头回去，想过要走上楼回到公寓把事情处理好。或者，即使没有处理好，至少态度温和一些。

温和一些。假如当时那样就好了。

那个喉部有道甘草条般的疤痕的女人沿着过道摇摇摆摆朝他们走来。她的脚踝和手腕上都戴着镣铐，左右两边各有一名杂工押送。她看上去很快乐，发出鸭子般的嘎嘎声，还试图拍打胳膊肘。

“她做了什么？”恰克问。

“这个嘛，”杂工说，“这位是老麦琪。我们叫她麦琪·月亮派。她刚去过水疗室，不过对她你可不得不提防点儿。”

麦琪在他们面前停下来，两名杂工心不在焉地让她继续走，但她两肘向后，脚后跟站定在石头路面上。其中一名杂工转转眼珠子，叹了口气。

“现在她要你们改变信仰了，听吧。”

麦琪凝视着他们的脸庞，脑袋歪向右边，好像乌龟从壳里探出头来嗅着方向。

“我是路，”她说，“我是光。我不会为你们烤什么派。我不会。明白吗？”

“明白。”恰克说。

“当然了，”泰迪说，“没有派。”

“你们来到这儿。你们会留在这儿。”麦琪嗅嗅空气，“这是你们的将来，也是你们的过去，这就好像月亮绕着太阳转，循环往复。”

“没错，夫人。”

她身体倾斜，凑近了闻他们。先是泰迪，然后是恰克。

“他们藏着秘密。那是这个地狱赖以生存的养料。”

“呃，还有派。”恰克说。

她朝他微笑，有一刻，仿佛某个头脑清醒的人进入了她的体内，在她的瞳孔后方闪过。

“笑吧，”她对恰克说，“这对灵魂有好处。笑吧。”

“好。”恰克说，“我会的，夫人。”

她勾起手指碰了下他的鼻子，“我想记住那个样子的你——你笑的模样。”然后她转过身开始走路，两个杂工跟着她一起沿着过道从一扇边门进入医院。

恰克说：“有趣的女人。”

“是你带回家去见老妈的那种。”

“然后她会杀了你妈妈，把她埋在屋子外头的厕所里，但是……”恰克燃起一根烟，“利蒂斯。”

“害死了我老婆。”

“这个你说过。怎么害的？”

“他是个纵火狂。”

“这个你也说过。”

“他过去还当过我们大楼的维修工。他和大楼的老板闹了一通，被炒了鱿鱼。当时，我们只知道有人纵火，肯定是有那么一个人。利蒂斯被列入怀疑名单，但他们着实花了点时间才找到他，等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编出了一个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哎，我真不敢断定就是他干的。”

“是什么让你改变了看法？”

“一年前。我翻开报纸，一眼就看到了他。他把自己上班的地方的一间校舍烧成平地。和上回完全相同——他们开除了他，然后他跑回来，在地下室放火，往锅炉里灌油并引起爆炸。手法如出一辙。校舍里没有学生，但校长在那儿加班。她死了。利蒂斯接受审判，他声称自己幻听，然后他们把他送去夏塔克。在那里发生了一些事——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六个月前他被转到这里。”

“但没人见过他。”

“A区和B区没人见过他。”

“这说明他在C区。”

“对。”

“或者死了。”

“有这可能。又多了一个理由去墓地找找。”

“我们暂且假设他还没死。”

“好吧……”

“如果你找到他，泰迪，你打算做什么？”

“不知道。”

“别跟我来这一套，头儿。”

两个护士向他们走来，鞋跟踢踏作响，身体挨着墙面，生怕被雨淋到。

“你们俩全湿了。”其中一人说道。

“全都湿了吗？”恰克问。离墙最近的女孩笑了起来，她身材小巧，留着黑色短发。

两人从他们面前走过，黑发护士转过头看着他们。“你们这些执法官总这么爱跟人调情吗？”

“视情况而定。”恰克回答。

“什么情况？”

“看人员的质量。”

两名护士一时呆住，接着领悟了他的意思，黑头发的那位把脸埋到另一位的肩上。她们放声大笑着走到医院门口。

老天哪，泰迪真忌妒恰克。忌妒他有能力相信自己说的话，相信愚蠢的打情骂俏，相信那些轻浮的美国大兵脱口而出却毫无意义的俏皮话。但他最忌妒的是他那种随意挥洒的魅力。

魅力对泰迪来讲，从来都不能招之即来。战争过后，越发困难。多洛蕾丝死后，他根本就无魅力可言。

魅力是一件奢侈品，属于那些仍然相信事物基本原则的人。他们相信纯洁的行为，坚守不可侵犯他人的准则。

“知道吗？”他对恰克说，“我跟我老婆在一起的最后那个早上，她提起了椰林俱乐部的火灾。”

“哦？”

“那是我们相识的地方。椰林。她是因为那个有钱的室友才去的，我去是因为他们给军人打折。就在我坐船离开的前几天。我跟她跳了一晚上的舞，连狐步也跳了。”

恰克背倚着墙伸出脖子，望着泰迪的脸。“你跳狐步？我试着想象，不过……”

“嘿，”泰迪说，“如果你看到我老婆那天晚上的模样，只要她开口要求，你就会像兔八哥似的在舞池里蹦来蹦去。”

“这么说你是在椰林俱乐部认识她的？”

泰迪点点头，“后来它被烧成平地，那时我在——意大利？没错，当时我在意大利。她认为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猜她认为有什么意义吧。她很怕火。”

“但她却死于火灾。”恰克轻声说。

“太不可思议了，是吧？”泰迪尽量不去想最后那天早上她的模样：弯起一条腿搭在浴室墙上，赤裸着身子，身上溅着惨白的泡沫。

“泰迪？”

泰迪朝恰克看去。

他摊开双手，“在这件事上我支持你，无论如何都支持你。你要找到利蒂斯然后杀了他？我觉得中。”

“中。”泰迪露出微笑，“我上回听到这个字眼还是在——”

“可是头儿，我需要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我是认真的。我们必须把这事遮掩过去，否则我们可能会落得个被送去凯弗维尔听证会的下场。近些日子人人都盯着我们，知道吗？盯着我们每一个人。虎视眈眈。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泰迪把额前一丛茂密的头发撩到后面。“我认为你了解这个地方。我认为你知道一些事却没有告诉我。我认为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复仇。”

泰迪一只手拍拍胸口。

“我是说真的，头儿。”

泰迪说：“我们已经湿了。”

“那么……”

“我想说，你介不介意再湿一点？”

他们从大门出去，走到海边。雨水裹住了一切。房屋一般高的海浪拍打着岩石。它们蹿得很高，水花四溅，接着让位给新的一波海浪。

“我不想杀他。”泰迪在海水的咆哮声中高喊。

“你不想？”

“不想。”

“我不太相信。”

泰迪耸耸肩。

“要是换作我，”恰克说，“我要他死两次。”

“我对杀人感到厌倦了，”泰迪说，“大概是在打仗的时候吧，我记不清了。这怎么可能，恰克，但确实是这样。”

“可终究是你老婆啊，泰迪。”

他们发现一片尖耸的黑色岩石群，矗立在海滩向树林延伸的地方，于是两人朝内陆方向爬去。

“你看，”泰迪说，此时他们到达一块小小的高地，四周环绕着高大的树木，将部分雨水挡住，“我还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们要查出雷切尔·索兰多发生了什么事。要是在这过程中正巧遇上利蒂斯，那就太好了。我会告诉他，我知道他杀了我老婆。告诉他，他被放出来的那天，我会在海岸那头等他。告诉他，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他就休想呼吸自由的空气。”

“就这样？”恰克问。

“就这样。”

恰克用衣袖擦擦眼睛，撩开额头上的头发。“我不相信你。我就是不信。”

泰迪朝这一圈树木的南边望过去，他看到阿舍克里夫医院的顶部，那一扇扇对一切保持戒备的屋顶窗。

“难道你以为考利不知道你来这儿的真正动机？”

“我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雷切尔·索兰多。”

“我靠，泰迪，如果那个杀你老婆的家伙被关在这里，那——”

“他不是因为这个被定罪的。没有什么会让人把他和我联系在一起。没有。”

恰克坐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上，低头躲雨。“那好，去找坟地吧。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里，为什么不去试试看能否找到坟地？假如能看到一块刻着‘利蒂斯’名字的墓碑，我们就知道这一仗打完了一半。”

泰迪望着这圈阴暗而幽深的树，说：“好吧。”

恰克站起身，“顺便问一下，她对你说了什么？”

“谁？”

“那个病人。”恰克打了个响指，“布丽姬。她让我去倒水。我知道，她对你说了些话。”

“她没说啊。”

“没说？你骗人。我知道她——”

“她用笔写下来的。”泰迪说着拍拍风衣的口袋，找他的笔记本，最后在内侧口袋找到，匆匆翻开。

恰克开始吹口哨，脚踏松软的泥土，踢着正步。

泰迪翻到那一页，说：“阿道夫①，够了，别踢了。”

恰克凑上前，“你找到了？”

泰迪点点头，把笔记本侧过来，让恰克看清楚，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它们被用力写在纸上，墨水在雨中已开始晕开：

快跑

①指希特勒。

9

暗灰色的乌云迅速移过来，天色旋即变暗。这时，他们在距离海边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发现一堆堆石块。他们翻过潮湿的悬崖，那里的滨海植物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柔软湿滑，一路上的攀爬跌倒让两人身上沾满泥浆。

一片光秃秃的原野赫然出现在他们下方，平整得就像云层的底部，上面只有一两丛零星的灌木，暴风雨刮落的厚叶片，以及许多小石块。起初泰迪以为这些石块是随叶子一起被风刮来的，可从悬崖另一头向下走到半途时他停住脚步，又重新打量了一番。

这些石块散布在整片原野上，紧密地堆成很多小堆，间隔大约六英尺。泰迪把手放在恰克的肩膀上，指给他看。

“你数数一共有几堆？”

“什么？”

泰迪说：“那些石头。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它们被分成一堆堆的。你数数有几堆？”

恰克看了他一眼，暗想该不是暴雨浇昏了这家伙的脑袋。“那些不过是石头罢了。”

“我没开玩笑。”

恰克又用之前的眼神看了泰迪一会儿，才把注意力转向原野。过了一分钟，他说道：“我数下来是十个。”

“我也是。”

恰克踩着泥浆打了个趔趄，一只向后甩的胳膊被泰迪抓到，好不容易稳住步子。

“我们要不要下去？”恰克问道，朝泰迪做了个有点儿气恼的鬼脸。

他们小心地走到下面。泰迪靠近石堆，发现它们形成了上下两排。一些要比其他的小很多，甚至只有三四块石头，其他的则有十多块，可能二十块也不止。

泰迪在两排石堆之间踱着步，然后停下，对恰克说：“我们数错了。”

“怎么会？”

“你来看这两堆中间。”泰迪等他走近，两人一起朝下看。“这里有一块石头，自成一堆。”

“这种刮大风的天气？不可能，应该是从其他石堆上掉下来的。”

“这块石头和两边石堆的距离是相等的，和左边一堆距离半英尺，和右边一堆也是半英尺。再看接下来的一排，也有两块这样的石头。单块石头自成一堆。”

“所以……”

“所以说，一共是十三堆石头，恰克。”

“你觉得是她留下来的？你真的这样想？”

“我觉得肯定是什么人留下的。”

“又是一串密码。”

泰迪在石堆边蹲下，把军用风雨衣拉过头顶，并用两片防水门襟挡在身前，以免雨水淋到笔记本。他像只螃蟹一样侧移着，在每一堆石头前停下来，数清石头的数目，再记到笔记本上。大功告成后，本子上记着十三个数字：18－1－4－9－5－4－23－1－12－4－19－14－5。

“没准这是个组合密码，”恰克说道，“用在世界上个头最大的挂锁上。”

泰迪合上笔记本，放进口袋里。“这个猜想不错。”

“多谢，多谢，”恰克说道，“我每晚会在卡茨基尔山表演两回。你会来看我，对不对？”

泰迪把大衣从头顶扯下来，站起身，雨水再次捶打在他身上，狂风的呼啸声也再度响起。他们向北走，右边是峭壁悬崖，左边的阿舍克里夫医院在狂风暴雨的裹挟下化成黑乎乎的一团。接下来的半小时，暴风雨愈加猛烈，两人的肩膀紧靠在一起才能听到对方说话，醉酒似的身体歪向一边。

“考利问过你是不是在陆军情报局干过。你是不是撒了谎？”

“是，又不是，”泰迪说，“我是从正规军退下来的。”

“可你是怎么进去的？”

“初训结束，我被送到了无线电学校。”

“然后呢？”

“在军事学院上了个速成班，然后就到了情报局。”

“那你怎么会跑到一般部队里去？”

“我搞砸了！”泰迪必须迎着风大声吼，“有一回破译失败，把敌军的方位坐标弄错了！”

“后果有多严重？”

泰迪还能听到从无线电另一端传来的声音：尖叫声、静电干扰、哭喊声、静电干扰、机关枪扫射声和随之而来的更多的尖叫声及静电干扰。接着是一个男孩的说话声，以所有杂音为背景，他说：“你看见我身体的其他部分在哪儿了吗？”

“大概半个营的人，”泰迪在风中大喊，“被做成肉糜糕装了盘。”接下来的一分钟，他耳边只有狂风的阵阵呼号。

恰克大吼：“我很抱歉，那真是太糟糕了。”

他们攀上一处小山头，山顶的风差点把他们吹下去，幸好泰迪抓紧了恰克的胳膊。两人低头向前跋涉，保持那姿势走了好一会儿，头和身体深深弯着，一开始甚至都没发现那些墓碑。他们艰难地行进，雨水模糊了眼睛，接着泰迪绊到一块墓碑。它向后翻倒，被大风生生掀出墓穴，躺在地上仰面看着他们。

雅各布·普勒夫

掌帆手

1832－1858

他们左边的一棵树被吹倒，断裂的声音像是斧头劈开了铁皮屋顶，恰克大喊：“我的天哪！”接着，树上的一些枝干被风卷起，子弹般从他们眼前掠过。

他们用胳膊护住脸，进入墓地。周围的泥水、树叶和树枝都像被电击活了似的四处乱飞，两人摔了好几跤，差点被弄瞎。泰迪看到前方有一大块煤灰色的东西，于是指给恰克看，可他的呼喊声完全被风吞没了。一块不明物嗖地从他头旁边飞过，近得泰迪能感到它擦过自己的头发。他们干脆跑起来，任大风抽打双腿，泥块撞击膝盖。

一座陵墓。大门是钢的，但是合页已经坏掉，地基上生出茂盛的野草。泰迪向后拉开门，大风随即扑向他，把他和门一并摔到左边墙上。他倒在地上。大门从下端碎裂的合页处脱落，在一声金属撕裂的巨响后，重重地砸在侧墙上。泰迪倒在污泥里，站起身时，大风又撞上双肩，吹得他单膝跪地。他瞧见前方黑洞洞的门口正对着自己，于是在泥泞中向前猛扑，爬了进去。

“这种场景你见过吗？”恰克问，此时他们站在门口，望着整个岛屿陷入狂乱的旋涡中。风中充斥着泥土、树叶、树枝和石块，还有一刻不停的雨水，把大地切成碎片，发出野猪群号般的尖叫。

“从来没有。”泰迪说道，两人向里走。

恰克在大衣内袋里发现一盒火柴，仍旧是干燥的，他一次点燃三根，用身体挡住大风。借着火光，他们看到墓室中间有一块水泥平板，但既没有棺材也没有尸体，也许埋葬后的这些年被搬走或被盗墓者偷走了。石板另一侧的墙边有一张石凳，火光熄灭时，他们走到石凳前坐下，听到大风仍然在门口呼啸，不断把门砸到墙上。

“还是挺壮观的，是吧？”恰克说道，“大自然发疯了，再看那天空的颜色……你看到刚才那块墓碑后空翻的样子了吧？”

“我在后面帮了它一把，不过，确实挺厉害。”

“哇噢。”恰克拧着裤腿，片刻工夫，脚下就已是一摊摊水。他甩动胸前湿透的衬衫说道：“也许我们不该离开基地那么远。看来得在这里等暴风雨停了。”

泰迪点点头，“我对飓风了解不多，可我有种感觉，现在它还只是在热身。”

“那风会转向？我看墓地那边的风要刮到这里来了。”

“我宁愿待在这里也不打算出去。”

“当然喽，难道在刮飓风的时候去找高地？该有多他妈的聪明啊。”

“这可不太聪明。”

“一切来得如此之快。这一秒只是下雨而已，可下一秒我们就成了《绿野仙踪》里飞往仙境的多萝西了。”

“故事里刮的是龙卷风。”

“你说哪里？”

“那故事发生在堪萨斯州。”

“哦。”

凄厉的风声愈加尖锐，泰迪能听到背后厚厚的石墙像被拳头砸中似的发出砰砰的闷响，他甚至能感到背上传来微微的震颤感。

“只是在热身罢了。”他重复了一遍。

“你觉得那些疯子们现在都在干什么？”

“对着狂风尖叫吧。”他说道。

他们默默坐了一会儿，各自抽了根烟。泰迪想起乘坐父亲的船出航那天。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大自然如此漠视他的存在，力量远远在他之上，他把风想象成长着鹰脸尖喙的东西，朝着陵墓向下俯冲，发出乌鸦似的呱呱声。它充满了愤怒，将海浪变成高塔，将房屋嚼成火柴棍，一下子就能把泰迪抓到空中，甩到中国去。

“一九四二年的时候，我在北非待过，”恰克说道，“经历过几场沙尘暴。但和眼前的这个还是不能比。不过这种事一过就忘了，说不定当时和这次一样糟糕。”

“这种暴风雨我还吃得消，”泰迪说道，“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不至于走到外面去感受风吹雨淋，悠然自得地漫步，可这比起寒冷要好多了。在阿登地区，我的老天哪，你刚呼出的气就结成了冰。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冷得让我觉得自己的手指像着了火似的。你说这种感觉怎么样？”

“在北非，我们是酷热难耐。有人被活活晒死。只消在太阳底下站一分钟，马上就躺在甲板上了。很多人因此得了冠心病。我击中一个家伙，他的皮肤被晒得非常单薄，他还转身看着子弹从自己身体另一边穿过。”恰克的手指敲打着石凳。“就这样看着子弹飞过，”他轻轻地说，“我对天发誓。”

“他是你杀的唯一一个人？”

“近距离的。你呢？”

“我正好相反。杀过不少人，看过他们大多数的尸体。”泰迪头向后靠在墙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让他去打仗，就算是像我们那样别无选择必须得打的仗。我不确定那件事是否可以向任何人问起。”

“哪件事？”

“杀人。”

恰克抬起一边膝盖顶住胸膛。“你知道吗？我父母、我女朋友，还有一些没通过体检的朋友，他们都问起过我。”

“是啊。”

“那是什么感觉？他们就想知道这个。你会想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只不过从上面看着罢了。’”他伸出双手，“我不能解释得更好了。我说得听上去还有点道理吧？”

泰迪说道：“在达豪集中营，纳粹党卫军向我们投降。整整五百人。当时有战地记者在场，可他们亲眼看到了火车站成堆成堆的尸体。他们闻到的气味跟我们闻到的一样。他们看着我们，希望我们干我们该干的事。我们当然也很想做。于是我们把那些德国佬统统送回了老家。先让他们缴械，身体靠在墙上，再处决。机关枪一扫就干掉三百人。沿墙一路走下去，看到还有人呼吸就在脑袋上补一颗子弹。如果说我们在那里曾经犯过任何战争罪行，那肯定算一次。对吗？但是，恰克，我们只能做这些。该死的记者们都在拍巴掌。集中营的犯人们高兴得掉下眼泪。所以我们把几个突击队士兵交到他们手里，他们把那几个人撕成了碎片。到那天晚上，我们已经把五百人从地球表面抹去了。杀得一干二净。没有自卫，也不是打一场战争。纯粹的屠杀。即便如此，这里并没有对与错的争论。他们应该得到更重的惩罚。所以，没关系——可一个人该怎样面对这一切？你该如何告诉自己的妻子、孩子，你干过这样的事？如何告诉他们你处决了手无寸铁的人？如何告诉他们你杀死的人中间有小男孩？他们虽然端着枪穿着军装，但仍旧是普普通通的男孩。答案就是——你要对他们守口如瓶。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即使你所做的有正当理由，也大错特错，并且一辈子也别想洗清。”

过了一会儿，恰克开口说道：“至少还有正当的理由。你见过那些从朝鲜回来的可怜虫吗？他们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去那里。我们阻止了阿道夫，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对吗？我们至少做了点事，泰迪。”

“是啊，我们做了，”泰迪承认，“有时候这样就够了。”

“一定是这样。对不对？”

一整棵树从门前掠过，树冠朝下扎在水中，根须犄角似的指向空中。

“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等它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大海中央了，然后它会说：‘慢着，有点不对劲。’”

“‘我应该在那儿才对。’”

“‘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把那山丘弄成我想要的样子。’”

他们在黑暗中发出轻轻的笑声，望着整座岛屿在风雨中摇晃，如同狂热的梦魇。

“头儿，你对这里究竟了解多少？”

泰迪耸耸肩膀，“我了解一些，还不太够。不过足以让我吓一大跳。”

“哦，好极了。你害怕了。如果换一个普通人，他会有什么感觉？”

泰迪笑道：“极度恐惧？”

“好。你就当我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吧。”

“外界只知道这里是个实验机构。我告诉过你——采用激进的疗法。它的资金部分来自州政府，部分来自联邦监狱管理局，但其中大部分来自一九五一年由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立的基金会。”

“哦，”恰克说道，“好极了。在波士顿港的一座小岛上战斗。他们究竟怎样运作？”

“对人脑进行实验，我是这么猜的。可能是把知道的东西写下来，然后交给中央情报局里那些从前和考利在战略情报局一起工作的伙计们。我不知道。你听说过苯环利定吗？”

恰克摇摇头。

“LSD和酶斯卡灵呢？”

“不知道，没听说过。”

“这些都是迷幻药，”泰迪说道，“能让你产生幻觉的药剂。”

“哦。”

“即便是很少的剂量，用在完全理智的人身上——你或者我——都会出现幻觉。”

“从我们门前头朝下飞过的那棵树算吗？”

“啊，关键就在这儿。如果我们两个人都看见了，就不能算是幻觉。每个人都会看到不同的幻象。比如说你现在低下头，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胳膊变成了眼镜蛇，正抬起头张开血盆大口试图咬掉你的脑袋？”

“如果真像你所说，那今天可别提多倒霉了。”

“或者雨滴变成了火焰？灌木丛变成猛扑过来的老虎？”

“那今天就更晦气了。我压根儿就不该起床。等等，打住，你是说这些药可能让一个人认为那些玩意儿都是真实发生的吗？”

“不光是‘可能’，是一定会。如果用量正好，你就会产生幻觉。”

“你说的这些药可真厉害。”

“是的，没错。要是这种药吃下很多会怎样呢？那效果就和严重精神分裂没什么区别了。那家伙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肯，就是他。他的腿哆嗦着。他相信那些话。蕾奥诺拉·格兰特，她看见的不是你。她看见的人是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

“别忘了——还有查理·卓别林呢，我的朋友。”

“我本来打算模仿一番，可惜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口气。”

“不错啊，头儿。你可以来卡茨基尔山帮我开场了。”

“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精神分裂者把自己的脸抓花，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手变了模样，成了野兽什么的。他们看到不存在的事物，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从完全没有问题的屋顶跳下去，因为他们以为大楼着火了，诸如此类。致幻剂能导致类似的幻觉。”

恰克指着泰迪，“你一下子比平时要博学很多啊。”

泰迪说道：“我还能告诉你什么，我只是做了点功课。恰克，你觉得如果对极度精神分裂的人使用致幻剂，结果会如何？”

“没人会那么做。”

“他们就在做，并且完全合法。只有人类会患上精神分裂，其他动物像老鼠、兔子和奶牛是不会的。所以，要想找到治疗方法，你该拿什么做实验？”

“人。”

“答对了，奖你一根雪茄。”

“雪茄也只不过是雪茄，是不是？”

泰迪说：“随你怎么想。”

恰克站起身，把手放在石板上，望着外面的狂风暴雨。“这么说，他们给病人服药，使他们的精神分裂症更加严重？”

“其中一组是做这类实验。”

“另外一组呢？”

“他们会让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服用致幻剂，然后观察其大脑的反应。”

“简直浑蛋。”

“这是有案可查的，伙计。你应该抽空参加一场精神病专家讨论会。我参加过。”

“可你说这是合法的。”

“是合法，没错，”泰迪说道，“同样，优生学的研究也合法。”

“但这如果合法，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泰迪靠在石板上，“确实是这样，我来这里不是要逮捕任何人。我只是被派来收集信息的，仅此而已。”

“慢着——被派来？我的老天啊，泰迪，我们来这里的背后到底还有多少黑幕？”

泰迪叹气，抬头看着他，“很多。”

“回到一开始。”恰克举起一只手，“从头讲起，你是怎么搅进这趟浑水的？”

“整件事情起因于利蒂斯。一年前，”泰迪说道，“我去了趟俄克拉荷马州的夏塔克医院，假装要审问他。我胡乱编了个故事，说他的一个同伴已经被联邦政府通缉了，希望从利蒂斯身上得到一些那家伙下落的讯息。可关键是，利蒂斯当时不在。他已经被转到阿舍克里夫医院来了。我打电话过来问，他们说没有这个人的记录。”

“然后呢？”

“然后这让我十分好奇。我打电话给城里的几家精神病院，他们都知道阿舍克里夫，可没人愿意谈起它。接着我和关押精神病刑事罪犯的兰顿医院的院长谈了一次。我以前见过他好几回，我对他说：‘鲍比，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不过是一家医院兼监狱罢了，跟你这儿一样。’他听后连连摇头，说：‘泰迪，那里和我这儿完全两样。那里涉及机密，暗箱操作。别到那儿去。’”

“但你还是来了，”恰克说道，“我也被安排跟你一起来。”

“那不在计划中，”泰迪说道，“负责的探员告诉我必须带上一个搭档，我就带了一个。”

“这么说，你一直在等机会，寻找借口来这儿，是吧？”

“差不多吧，”泰迪说道，“可回头想想，我还真不敢打包票说会有这么个机会。我是说，就算真有犯人逃脱，我不知道我那时会不会正好去外地出差，他们会不会派其他人去处理。或者，嗨，有太多可能了。一句话，我运气不错。”

“运气？去他妈的。”

“你说什么？”

“这不是运气，头儿。运气不是这么来的。这个世界也不是这么转的。你真以为你是恰巧被派来接这个差事？”

“是啊。听上去有点疯狂。可是——”

“你第一次打电话到阿舍克里夫问起利蒂斯的时候，有没有讲明身份？”

“当然。”

“那么就是说——”

“恰克，已经过了整整一年了。”

“所以说，你认为他们不会密切关注吗？尤其是有关一个他们声称没有任何记录的病人？”

“再说一遍——是十二个月前的事情了。”

“泰迪，我的上帝。”恰克压低了声音，手掌按在石板上，深吸了一口气。“我们来假设他们在这儿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果说他们在你踏足这座小岛之前就已经盯上你了，如果是他们把你引到这里来的？”

“哦，胡说。”

“胡说？那雷切尔·索兰多人呢？哪里有一丁点证据能证明她曾经在这个世上存在过？我们拿到手的一个女人的照片和档案是任何人都能伪造的。”

“但是，恰克——就算他们凭空捏造出她这个人，就算他们设计了整件事，他们仍然没有办法预料到我会被派到这儿来。”

“你曾经调查过这里，泰迪。你到处打听过这个地方。他们围着一个腐烂物处理厂建了电栅栏。他们在堡垒里面建了一个病区。他们在一个能容纳三百个人的病区只收治了不到一百号病人。这个地方太他妈的恐怖了，泰迪。没有其他任何医院愿意谈起它，难道你还不能从中悟出点什么？这里的总医师和战略情报局有密切联系，资金来自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下属的一个贿赂基金。这里的一切都在明明白白地显示‘政府活动’。你觉得过去的这一年只有你在调查他们，对他们也在关注你这种可能性感到吃惊吗？”

“我要说多少遍你才会明白，恰克，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会被派来调查雷切尔·索兰多的案子？”

“你是不是他妈的变傻了？”

泰迪直起身，低头看着他。

恰克举起一只手，“抱歉，抱歉，我太紧张了，别发火！”

“好。”

“我要说的是，头儿，他们知道你会饥不择食地找任何机会到岛上来。杀你妻子的凶手在这里。他们要做的就是谎称某人逃跑了，接下来你就算撑竿跳也要跳到岛上来。”

那扇门挣脱了最后一片合页，他们望着它重重地砸在石块上，接着飞向空中，箭一般射过墓园上空，消失不见。

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廊，然后恰克问：“我们两个人都看到了，对吧？”

“他们把人当成小白鼠，”泰迪说道，“难道这不让你感到不安吗？”

“我都吓坏了，泰迪。但你怎么知道这些？你说你是被派来收集消息的。谁派你来的？”

“我们第一次和考利见面时，你听到他问起参议员吧？”

“是。”

“赫利参议员，民主党人，来自新罕布什尔州。他是一个分委会的会长，管理精神卫生事务方面的公共基金。他清楚流到这儿的都是些什么钱，感觉极不舒服。有一回，我碰到一个叫乔治·诺伊斯的家伙。诺伊斯在这儿待过，在C区。离开这座岛两个星期后，他拿着刀子走进麻省阿特波罗市的一家酒吧，见人就捅。都是些陌生人。入狱后，他讲起C区里龙的故事。他的律师想辩称当事人精神失常。如果这个世上存在精神失常，那肯定是他没错了。他就是个疯子。但诺伊斯解雇了他的律师，走到法官面前俯首认罪，差不多在求法官把他送到监狱去，随便哪个监狱，只要不是医院就好。之后他在监狱蹲了一年，逐渐恢复了理智。最后，他开始讲述发生在阿舍克里夫的事情。他说的听上去很像疯话，可参议员觉得也许并非像其他人认为的那么疯狂。”

恰克坐在石板上挺直腰板，点了根烟吸了一小口，琢磨着泰迪的话。

“但是参议员如何知道要去找你，然后你们两人是怎么找到诺伊斯的？”

刹那间，泰迪觉得好像看到外面风雨大作的天空中有弧光扫过。

“事实正好相反。是诺伊斯先找到我，我又找到了参议员。一天早晨，兰顿医院的院长鲍比·法里斯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还对阿舍克里夫感兴趣。我回答说当然，他告诉我在戴德姆镇的监狱里有一个罪犯，他知道很多阿舍克里夫的事情。因此我去了几次戴德姆，和诺伊斯谈话。诺伊斯说他读大学时，有一年在考试的时候有点紧张。他对着老师大嚷大叫，一拳打破寝室的一扇窗。最后他和精神科的某个家伙聊了起来。接下来你也知道，他答应参加一个实验，赚点小钱。一年之后，他辍学离校，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精神病，在街头巷尾胡言乱语，看到幻影，一切症状他都有。”

“这么说这孩子最早的时候还是正常的……”

泰迪又看到亮光划过雨夜，他走到门口，注视着外面。闪电？这还说得通，他猜，可之前怎么就没看见过闪电？

“再正常不过了。可能有点——他们这儿的人怎么称呼来着？——‘情绪控制问题’，但总体来看，一点儿都不疯。一年之后，他脑子就出了问题。一天他在公园广场看到一个家伙，认定他是推荐自己去精神科的那个教授。长话短说——诺伊斯认错人了，但他没轻饶这家伙。因为这个他被送到了阿舍克里夫医院，A区，但在那里没待多久。当时他性情十分暴戾，就被送到了C区。他们喂了他一肚子致幻剂，然后走得远远的，静观他以为龙要来吃他的疯样。我猜这可能比他们希望的还要过头吧，因为到最后，为了让他冷静下来，这些人不得不给他动了手术。”

“手术？”恰克问。

泰迪点点头，“经由眼眶的额前叶脑白质切离术。手术做起来很好玩，恰克。他们把你电休克，然后用一根冰锥刺进你的眼睛。我不是在开玩笑。不用麻醉剂。他们这里插插，那里捅捅，从大脑里取出一些神经组织，然后就大功告成。简单极了。”

恰克说道：“《纽伦堡法案》禁止——”

“纯粹为了科学的利益做人体实验，没错。我原以为我们碰到一个违反《纽伦堡法案》的案子。参议员也这么认为。可事实并非我们想的那样。如果是直接对付病人身上的疾病，这些实验就可以进行。所以只要一个医生说：‘嗨，我们只是在帮那个可怜的家伙，看看这些药物是否能导致精神分裂，那些药物是否能治疗精神分裂……’这样他们就完全不触犯任何法律。”

“慢着，等一下，”恰克说道，“你说这个叫诺伊斯的做过一个经由，呃……”

“经由眼眶的额前叶脑白质切离术，没错。”

“可是不管这个手术有多原始，如果它的意义在于让人冷静下来，他又怎么可能在公园广场攻击别人呢。”

“显而易见，这方法不管用。”

“这种情况很常见吗？”

泰迪再度看到那些弧光，这回他相当确定听到了狂风怒啸中透出来的引擎突突声。

“执法官！”声音在风中十分微弱，但他们两人都听见了。

恰克把腿甩到石板边上，跳了下来，跟泰迪一起站在门口。他们看见墓地远处的车前灯，也听到了扩音器传来的喊声，还有尖锐刺耳的噪音。

“执法官！如果你们在这里，请给我信号。我是副院长麦克弗森。执法官！”

泰迪说：“你说厉不厉害？他们找到我们了。”

“头儿，这是座小岛，他们总会找到我们。”

泰迪和恰克目光交会，然后泰迪点点头。从认识到现在，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恰克眼中流露出恐惧，他咬紧牙关，试图抵消恐惧。

“没事的，伙计。”

“执法官！你们在这里吗？”

恰克说：“我不知道。”

“我很清楚。”泰迪说，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跟紧我。我们现在要走出这个鬼地方，恰克。别一不留神出了岔子。”

然后，两人走出门外，步入墓地。狂风犹如一排站在锋线上的橄榄球队员冲撞着他们的身躯，但他们稳住脚步，手臂扣在一起，抓住对方的肩膀，朝着灯光蹒跚前行。

10

“你们他妈的是不是疯了？”

这话是麦克弗森说的，他正迎风大嚷，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沿墓地西边的一条临时小径冲出来。

麦克弗森坐在副驾驶座上，两眼通红地回头瞪着他们，身上得克萨斯乡下小伙儿的魅力已被暴风雨冲刷得一干二净。没人给他们介绍司机。他年纪不大，瘦瘦的脸，尖尖的下巴，泰迪只能从他的雨衣帽檐下看出这些。但他吉普车开得相当专业，在杂草密布、满地废墟的路况下如履平地。

“刚刚热带风暴已经升级为飓风。风速每小时一百英里。等到午夜，预计会达到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你们还打算趁这个时候散散步？”

“你怎么知道升级了？”泰迪问道。

“业余无线电，执法官。几个小时之内这玩意儿就废了。”

“没错。”泰迪说道。

“要不是为了找你们，我们这会儿原本可以把医院里的房子弄得牢固些。”他一巴掌砸在椅背上，然后转过身去，不再理睬他们。

吉普车开到一处隆起的地面时跳了起来，有一小段时间泰迪只看得到天空，感觉轮子下面空无一物，然后轮胎撞到地面，车子载着他们转过一道急弯，地上留下几道深深的车辙。泰迪能看到左边的大海，海水翻滚撞击着，向上吐出酷似蘑菇云的白色浪花。

吉普车驶过几个小土丘，冲入一排树丛。泰迪和恰克在后座东碰西撞地颠簸着。一会儿工夫树丛被抛在后头，前方可以看到考利的宅邸背面。车子又穿过四分之一英亩满是木屑和松针的园子，然后开上大路。司机挂上高档，车子呼啸着驶向大门。

泰迪和恰克在员工宿舍的地下室冲了个澡，从杂工的备用制服中拿了两套换上，他们的衣服则被送去医院洗衣房。恰克在卫生间把头发向后梳，看着自己身上的白衫白裤说道：“您要不要看看我们这儿的酒单？今晚特餐是惠灵顿牛肉。味道很不错哦。”

特雷·华盛顿把头探进卫生间打量着他们的新衣裳，憋不住想笑的样子，说道：“我来带你们去见考利大夫。”

“我们惹上了多大的麻烦？”

“嗯，依我看，有那么点儿吧。”

泰迪和恰克把特雷留在门口，走进医院顶层的一间会议室。

“先生们，”他们走进房间时考利说，“见到你们可真好。”他看上去情绪不错，显得宽宏大量，眼眸熠熠发光。

屋子里坐满了医生，有些穿着白大褂，有些西装革履，围坐在一张长长的柚木桌旁，椅子前摆放着绿色灯罩的台灯，暗色烟灰缸里净是未熄的烟头和雪茄，唯一的一只烟斗是奈林的，他坐在桌子的上首。

“医生们，这两位就是我们讲起过的联邦执法官——丹尼尔斯和奥尔。”

“你们的衣服呢？”有人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考利说道。可把他得意坏了，泰迪心想。

“我们在外面碰上了暴风雨。”泰迪解释道。

“在这种天气里？”那个医生指着高窗。这些窗子都用胶带横七竖八地缠了好几圈，听上去似乎在轻声喘息，向屋内吐着气。雨水敲着玻璃窗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在狂风的压迫下整幢大楼都在嘎嘎吱吱地摇晃。

“恐怕是这样。”恰克回答。

“请找个位子就座，”奈林说道，“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

他们在桌子尾端找到两个座位坐下。

“约翰，”奈林对考利说，“在这点上，我们要达成一致。”

“你知道我的立场。”

“我相信大家都尊重你的意见，但如果抗精神分裂的药剂能缓解血清素中五羟基色胺酸的失衡，我看我们没有太多选择。我们必须继续研究。第一个实验病人，她叫，呃，多丽丝·沃尔什，她符合所有的标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只是担心其代价。”

“肯定远远低于动手术，你很清楚。”

“我是说对基底神经节和大脑皮层造成危害的风险。在欧洲的早期研究表明，这样的实验有引起神经紊乱的可能，其症状和脑炎、中风对神经系统的破坏类似。”

奈林举起手一挥，对考利的反对不予理睬，“所有支持布洛提贡医生的请求的，请举手。”

泰迪看到桌前所有人都举起手，除了考利和另一个人。

“看来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奈林说道，“这样的话，我们就向监事会请示，为布洛提贡医生的研究提供资金。”

一个年轻的医生，应该就是布洛提贡，向桌子四周的人点头致谢。他有一张瘦长的脸，两颊光滑，典型的美国人长相。泰迪觉得他像是那种需要特别关注的角色，轻而易举就实现了父母的最大梦想。

“好了，就这样吧。”奈林边说边合上身前的文件夹，目光转向桌子尾端的泰迪和恰克，“执法官们，你们俩好吗？”

考利从座位上站起身，在餐柜旁倒了杯咖啡。“有谣传说，你们是在一座陵墓里被找到的。”

桌子周围传来几声窃笑，几个医生掩住嘴。

“你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可以躲避飓风吗？”恰克说道。

考利说道：“这里，最好待在地下室。”

“我们听说风速能达到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

考利点点头，背对着房间。“今天早晨，罗德岛的新港市有百分之三十的民宅都被毁了。”

恰克说道：“希望范德比尔特庄园①没事。”

考利坐了下来。“普罗温斯敦和特鲁罗今天下午遭受了飓风的袭击。没人知道情况有多糟糕，因为道路不通，无线讯号也中断了。看起来飓风直奔我们而来。”

“这是三十年来东海岸最糟糕的一场暴风雨。”其中一名医生说。

“把空气变成了纯粹的静电。”考利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交换机昨晚上废掉了，也就是为什么无线电最多只能凑合着用用。如果飓风直扑这里，我不知道到时候这里还有什么能剩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奈林说，“我一再坚持对所有蓝区的病人采用手动约束装置。”

“蓝区？”泰迪问。

“C区，”考利说道，“那些被认为对他们自己、这个机构和普通大众构成威胁的病人。”他转身看着奈林，“我们不能那么做。如果那个地方进水了，他们会被淹死。你再清楚不过。”

“要淹死人的话，那里得进不少水才行。”

“我们四周环海，马上要面对时速一百五十英里的飓风。‘进不少水’显然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我们把警卫人数加倍，时刻注意蓝区里每一个病人的行动。没有例外。但我们不能把他们锁到床上。他们已经被关在囚室里面了，我的上帝。这简直是赶尽杀绝。”

“这是场赌博，约翰。”一名坐在长桌中部的褐发男子低声说。泰迪和恰克刚进门时，这些人不知在讨论什么，而他和考利是投反对票的两个人。他反复按着一只圆珠笔，目光停滞在桌面上，但泰迪能从他的口气中听出他和考利是朋友。“这就是场赌博，如果停电了该怎么办？”

“我们有备用发电机。”

“如果那也废了呢？这些牢房就都打开了。”

“这是座岛，”考利说道，“他们能去哪里呢？不太可能搭上一艘渡轮，跑去波士顿搞个天翻地覆吧？如果采用手动约束装置，而那地方淹了水，他们全都得死。那可是二十四条人命啊。恕我直言，如果主病区里出了点事情，其他四十二个人也有什么三长两短呢？我是说，这太糟糕啦。你们能接受吗？反正我不能。”

考利的目光在桌子四周游移不定，泰迪突然动了他几乎从未动过的恻隐之心。他不知道考利为什么让他们参加会议，但看得出此人在这里没什么朋友。

“大夫，”泰迪说，“我并不是有意打断你。”

“没关系，执法官。是我们带你来的。”

泰迪差点脱口而出：没开玩笑吧你？

“我们今天早上谈到雷切尔·索兰多的密码——”

“各位都明白这位执法官在说什么吗？”

“四的法则。”布洛提贡说，脸上挂着微笑。泰迪真想用钳子把它拔下来。“我喜欢极了。”

泰迪说：“我们今天早上谈的时候，你说你对最后那个线索一点头绪也没有。”

“‘谁是六十七？’”奈林问，“是这个吗？”

泰迪点点头，然后靠在椅背上等待着。他发现所有人都转过头看着他，一头雾水。

“你真的还没看出来？”泰迪说道。

“看出来什么，执法官？”说话的是考利的朋友。泰迪瞥了一眼他的白大褂，知道他叫米勒。

“你们这里有六十七个病人。”

他们回头盯着他看，就像生日派对上的小孩等着小丑再变出一束鲜花。

“A区和B区，加起来是四十二个病人。C区里有二十四个。总共六十六。”

泰迪看到几张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但大多数人还是茫然不知所以。

“六十七个病人，”泰迪说道，“那暗示着‘谁是六十七’的答案，就是这里有第六十七个病人。”

鸦雀无声。几个医生隔着桌子面面相觑。

“我不太明白。”奈林第一个打破沉默。

“你不明白什么？雷切尔·索兰多在暗示这里有第六十七个病人。”

“可是这里没有。”考利说着，伸出手放在身前的桌上。“你的想法很好，执法官，如果是真的，密码自然就破解了。但二加二无论如何也不等于五，即便你想让它们相等也不行。如果这个岛上只有六十六个病人，那么第六十七个病人的问题就没有实际意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泰迪说，尽量保持平和的声音，“这一点我不太懂。”

考利开口前，似乎在仔细斟酌挑选最简单的讲法。“如果，比方说，这场飓风没有出现，那今天早上我们会再接收两个新病人。病人总数将达到六十八。如果一个病人，恕我乌鸦嘴，昨晚在睡梦中死去，那病人的数目就是六十五。病人总数会随着一天天、一周周的推移而改变，这取决于几个变数。”

“但是，”泰迪说道，“到索兰多小姐写下密码那晚为止……”

“一共是六十六个病人，包括她在内。这点我可以保证，执法官。但还是比六十七少了一个，不是吗？你这是在往方洞里钉圆钉子。”

“可她的意思就是这个。”

“我明白，没错。可她的意思是错误的。这里没有第六十七个病人。”

“你能否让我和我的搭档查一下这儿的病人档案？”

此言一出，招来桌子周围一圈人的皱眉和反感。

“绝对不行。”奈林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执法官。很抱歉。”

泰迪垂下头，看着身上傻里傻气的白衬衫和跟它搭配的裤子。他看上去像个端冷饮的服务生。他可能太颐指气使了，也许该给屋子里的人递上冰激凌球，看看这样能不能博得他们的欢心。

“我们既不能查你们的员工档案，又不能查你们的病人档案。那叫我们怎么去找失踪的病人，先生们？”

奈林靠回椅背上，仰起头。考利的手臂僵在半空，香烟还没递到嘴边。几个医生窃窃私语。

泰迪看了看恰克。恰克低声道：“别看我，我也糊涂了。”

考利说道：“院长没跟你讲过吗？”

“我们从来没和院长讲过话。是麦克弗森接我们回来的。”

“哦，”考利说，“我的上帝啊。”

“怎么了？”

考利望望四周的医生，一副惊讶的样子。

“怎么了？”泰迪又问道。

考利吐出一口气，回头看着他们俩。

“我们找到她了。”

“什么？”

考利点点头，吸了一口烟。“雷切尔·索兰多。我们今天下午找到她了。她就在这里，先生们。出了那扇门，穿过门厅就是。”

泰迪和恰克一起回头看向那扇门。

“你们可以休息了，执法官。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①美国一所国家博物馆，位于纽约州。

11

考利和奈林带领他们穿过一条铺着黑白地砖的走廊，走出双开门，进入医院主病区。经过左侧的一处护士站，一行人右转进入一个大房间，屋内能看到长条状的荧光灯灯管和悬在天花板吊钩上的U形窗帘架。她就在那儿，端坐在床上，身上套着刚好露出膝盖的浅绿色长罩衫，刚刚洗过的黑发向后梳去。

“雷切尔，”考利说道，“我们带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希望你别介意。”

她把大腿下方的罩衫边缘抚平，用一种孩童般期待的神情望向泰迪和恰克，周身没有一丝出逃的痕迹。

她有着砂石色的肌肤，面庞、手臂和腿部都一尘不染。她赤着脚，脚上没有被枝条、荆棘或者岩石划过的痕迹。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她问泰迪。

“索兰多小姐，我们来是为了——”

“卖东西吗？”

“您说什么？”

“我希望，你们最好不是来这里兜售东西的。我不想对您失礼，但在这方面，拿主意的是我丈夫。”

“不，女士。我们不是来这儿兜售任何东西的。”

“不是就好。那么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你能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在哪里吗？”

“我就在这里，在家里。”她的目光望向考利，“这些人是谁？”

考利答道：“他们是警探，雷切尔。”

“吉姆出事了吗？”

“没有，”考利说道，“没，没有。吉姆没事。”

“应该不是我的孩子们。”她四下望了望，“他们就在院子里。他们该不会闯了什么祸吧？”

泰迪说道：“没有，索兰多小姐。你的孩子没惹麻烦。你的丈夫也很好。”泰迪看到考利正在对他点头，表示赞同。“我们只不过，呃，我们听说这里昨天有个破坏分子，有人看到他在大街上散发反动传单。”

“哦，我的天。是发给孩子们吗？”

“据我所知，没有。”

“可就是在这附近吗？在这条街上？”

泰迪说道：“恐怕是的，女士。我在想你能否把你昨天去过的地方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你是否遇见过我们说的那个人。”

“难道你在指控我是一名反动分子？”她把后背从枕头上移开，双拳紧紧攥住床单。

考利看了泰迪一眼，意思是说：你自己挖了洞钻进去，最好再挖个洞爬出来。

“反动分子，女士，你吗？哪有头脑正常的人会这么认为？你和贝蒂·格拉布尔一样热爱美国。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出来。”

她抓着床单的一只手松开，在膝盖上蹭了几下。“可我不喜欢贝蒂·格拉布尔。”

“这个比喻只是在说你显而易见的爱国情操。不，我觉得你更像特雷莎·怀特，女士。她在十年、十二年前和约瑟夫·科顿一起拍的什么来着？”

“《辣手摧花》，我听说过。”她说道，绽放出亲切而性感的微笑。“吉姆在那场战争中打过仗。他回到家说整个世界获得了自由，因为美国人为之战斗，而世界也懂得了美国所走的道路是唯一的出路。”

“阿门，”泰迪说道，“我也参加过那场战争。”

“那你认识我的吉姆吗？”

“恐怕不认识，女士。我敢肯定他是个好人。陆军？”

听到这个词，她立刻皱了皱鼻子，“海军。”

“永远忠诚。①”泰迪说道，“索兰多小姐，掌握这个破坏分子昨天的一举一动至关重要。现在想想，你可能根本没看到他。他十分狡猾。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你昨天都做了什么，以便与我们掌握的这个家伙的出没地点进行比对，进而确认你们两人是不是有可能遇见对方。”

“就像夜里的船只吗？”

“一点没错，这么说你听懂了？”

“哦，是的。”她在床上坐直了身子，双腿压在身下，这让泰迪感到下腹有了反应。

“那么希望你能说说昨天一整天你都做了哪些事。”他说道。

“让我想想。我给吉姆和孩子们做了早饭，然后我把吉姆的午饭打包后他就走了，之后我送孩子们去了学校，再后来我打算一个人去湖里长时间地游泳。”

“你经常游泳吗？”

“不。”她说道，身体前倾，笑了起来，好像泰迪想要跟她发生亲昵关系。“我只是，我不知道。我感到有点怪怪的。你能明白一个人有时会有奇怪的感觉吧？我是说偶尔会感到哪儿不对劲。”

“当然。”

“我当时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脱光衣服，在湖里游泳，一直游到四肢乏力，沉沉的像木头似的。上岸后，我晾干了身子就穿上衣服，沿着湖边走了很久。我还穿过了一些石头堆，用手砌了几座沙堡。很小的那种。”

“你还记得砌了几座吗？”泰迪问道，感觉到考利正瞪着他。

她眼睛斜视天花板寻思片刻，“记得。”

“多少座？”

“十三座。”

“数目可真不少。”

“有几座很小，”她说道，“茶杯那么大。”

“然后你做了什么？”

“我想起了你。”她说道。

泰迪看到奈林从床的另一边瞥了考利一眼。泰迪盯住奈林，后者举起双手，表示和大伙儿一样惊讶。

“为什么是我？”泰迪说道。

她的皓齿微启，露出红红的舌尖，绽放出微笑。“因为你就是我的吉姆啊，傻瓜。你就是我的兵哥哥。”她用膝部撑起身体，伸手将泰迪的手握在手中轻轻抚摩。“这么粗糙。我喜欢你的老茧，那种在我手上微微隆起的感觉。我很想你，吉姆。你一直没有回过家。”

“我工作很忙。”泰迪说道。

“坐下。”她拉了拉泰迪的手臂。

考利抛出一个眼神示意泰迪走上前，于是泰迪被领到床边，紧挨着她坐下。照片上她眼中的狂暴之光荡然无存，至少暂时不见踪影，而且坐得这么近，几乎无法不去注意她出众的美丽。她给人一种晶莹流动的整体印象：黑色的双眸闪烁着水一般清澈的光辉，慵懒的体态让四肢看上去好像在空气中游弋，嘴唇和下颏则给人稍稍熟透的感觉。

“你工作得太辛苦了。”她说着，手指抚过泰迪喉部下方的肌肤，好像她在抚平他领带上的一处褶皱。

“得养活一家人啊。”泰迪说道。

“哦，我们很好。”她说道，泰迪能在颈部感觉到她的呼吸。“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

“只是现在。”泰迪说道，“我在想今后的日子。”

“这是无法预见的，”雷切尔说道，“还记得我爸爸过去怎么说吗？”

“我忘了。”

她用手指梳理着他太阳穴处的头发。“‘未来是你以后付钱购买的东西，’他说，‘我付现金买现货。’”她朝他咯咯一笑，身子靠了过来。两人距离如此之近，泰迪能感到她的乳房就贴着自己的后肩。“不，宝贝儿，我们得过好当下。活在此时此地。”

这些话多洛蕾丝曾说过。她们的嘴唇和头发都很相似，相似到如果雷切尔把脸凑过来，他不会为把她当成多洛蕾丝而感到愧疚。她们甚至都有那种颤动的性感，泰迪从来不确定——甚至在他们一起走过那么多年之后——他的妻子究竟是否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魅力。

他尽力回忆该问她什么问题。他知道应该让她继续回答问题，说出昨天干了什么，没错，在岸边散步盖沙堡后的事情。

“在湖岸边散完步，你做了些什么？”他问。

“你清楚我做了什么。”

“不清楚。”

“哦，你是想听我说出来？是这样吗？”

她凑了过来，脸庞在他脸下方一点的位置，一双黑色的眼睛朝上凝视着他，嘴里呼出的气息钻入他的口中。

“你不记得了？”

“不。”

“骗人。”

“我是说真的。”

“你不是。如果你忘了，詹姆斯·索兰多，你就遇到麻烦了。”

“那么，告诉我吧。”泰迪低声说。

“你就是想要听。”

“我就是想要听。”

她的手掌顺着脸颊抚过下颏，嗓音变粗说：“我从湖边回来，全身还是湿漉漉的，你帮我舔干了身体。”

泰迪双手扶住她的脸，没有让她继续缩短两人间的距离。他的手指划过她的太阳穴，能感到大拇指处发丝的潮湿，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告诉我你昨天还干了些什么。”他低声说，看到她清澈似水的双眼中有某种东西在挣扎。恐惧，他很肯定。接着，它扩散到她的上唇和眉间。他能感到她体内的颤抖。

她在他脸上搜寻着，双眼瞪得越来越大，眼珠在眼窝内左右闪动。

“我把你埋了。”她说道。

“不，我现在就在这里。”

“我埋葬了你，用一口空棺材。在北大西洋上，你的尸体被炸得遍地都是。我把你的狗牌②埋掉了，因为他们只能找到这个。你的身体，你美丽的身体被火烧焦，被鲨鱼吞噬了。”

“雷切尔。”考利说。

“就像肉一样。”她说。

“不。”泰迪说。

“就像黑色的肉，烧成了焦炭，不那么嫩了。”

“不，那不是我。”

“他们杀死了吉姆。我的吉姆死了。你他妈的是谁？”她从他手中挣脱，爬到床头靠墙的地方，回头看着他。“那个该死的家伙是谁？”她指着泰迪，朝他吐着口水。

泰迪无法动弹。他凝视着她，还有她眼中如同海浪般汹涌的愤怒。

“你打算强奸我，水手？是这么回事吗？当我的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把你那肮脏的家伙放进我身体里吗？这是你的计划吧？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

她朝他冲过来，一只手在头上扬起。泰迪从床边闪开，两名肩头挂着粗革束带的杂工从他身旁扑了过去，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扔回床上。

泰迪感到全身战栗，汗水从毛孔中不断涌出，而雷切尔在病房里喊得震天响：“你这个强奸犯！你这该死的强奸犯！我丈夫会来把你的喉咙割开！你听到了吗？他会把你的头割下来，我们一起喝你的血！我们会用你的血洗澡，你这变态的畜生！”

一名杂工用身体压住她的胸部，另一名用一只大手紧紧握住她的脚踝。他们把皮带穿进床栏的金属夹缝，从她的胸前和脚踝绕过，再从另一侧的夹缝穿出，死死拉紧，一声带扣咬合的脆响之后，两名杂工向后退开。

“雷切尔。”考利轻声说道，语气如同一位慈父。

“你们都是些该死的强奸犯。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们哪儿去了？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她发出一声尖叫，泰迪听来好似一枚子弹穿过骨髓。她猛烈地挣扎着，企图挣脱束缚，病床床栏发出一阵乱响。考利说道：“回头我们再来看你，雷切尔。”

她朝考利吐了一口唾沫，泰迪能听到唾液砸在地板上的声响，接着，她的尖叫声再次响起，嘴唇上沾着咬破后流出的鲜血。考利朝众人点点头，迈步离开，大家紧随其后。泰迪回过头，发现她正看着他，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双肩挣扎着离开床垫，颈部的血管凸起，嘴唇上沾着血和唾沫，声嘶力竭地尖叫着，仿佛看到一个世纪的亡灵都顺着窗子爬进来，正在爬向她的床。

考利的办公室有一个小吧台，一进门他就直奔那里，横穿至右侧。泰迪一时没找到他的人影，只看到他消失在一层白色的薄纱之后，泰迪心想：别，别在这个时候。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在这个时候。

“你们在哪里找到她的？”泰迪问道。

“灯塔附近的海岸边，她正在石头间跳跃着向海里走去。”

考利又出现了，但这只是因为泰迪朝左扭头的缘故，他还在往右走。泰迪转过头来，看到薄纱后头是一个内嵌式的书橱和一扇窗子。他揉了揉眼，指望自己看错了，但却徒劳无功。接着他感到头部左侧一阵剧痛——颅内岩浆涌动，峡谷般裂开。他开始以为是雷切尔怒不可遏的叫声在作怪，但那痛苦远非如此，如同十几把匕首慢慢刺穿他的颅骨。他身子一缩，按住太阳穴。

“执法官。”

他抬头看到考利在桌子对面，鬼影似的模糊一团，站在自己左边。

“什么？”泰迪吃力地应道。

“你看上去脸色很差。”

“你没事吧，头儿？”恰克突然出现在他身旁。

“没事。”泰迪艰难地挤出两个字。考利把苏格兰酒杯放在桌上，砰的一声犹如霰弹枪响。

“坐下来。”考利说道。

“我很好。”但他的话从大脑传到舌尖仿佛爬下一段带刺的梯子，颤颤悠悠。

考利隔着桌子探过身来，身上的骨头发出火烧木头一般的脆响。“偏头痛？”

泰迪看了看眼前模糊的身影。他本该点点头，但经验告诉自己，这个时候绝不能。“是。”他艰难地答道。

“我从你揉太阳穴的样子判断出来的。”

“哦。”

“经常发作吗？”

“五到六回……”泰迪感到嘴巴很干，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才重新润湿了舌头，“……一年。”

“你很幸运，”考利说道，“从某方面来说还是幸运的。”

“怎么会？”

“许多偏头痛患者一周左右就会发作一次。”他起身离开桌子时，泰迪又听到那种火烧木头的脆响，接着是打开橱柜的声音。

“你都有哪些症状？”他问泰迪，“部分视觉丧失，口干舌燥，脑子里好像有火在烧？”

“是。”

“几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人的大脑，可没人知道这病的病根在哪里。你能相信吗？我们知道它通常袭击大脑顶叶，能导致血液凝固。这东西虽然微乎其微，但把它放在大脑这样小而脆弱的环境中，它的破坏力有如爆炸。尽管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可是对其病因和长期危害的研究成果，和我们对如何治疗普通感冒掌握的信息一样多。”

考利递给他一杯水，取了两片黄色药片放在他手上。“这两片药应该够了。会让你睡上一到两个钟头，等你醒来的时候就应该没事了。恢复得非常彻底。”

泰迪垂眼看着黄色药片，还有手里握着的那杯晃晃荡荡的水。他抬头看着考利，努力眯起那只正常的眼睛，眼前的这个人似乎沐浴在一片刺眼的白光中，白光一束束地从他的肩膀和手臂射向自己。

无论你做什么……一个声音在泰迪的脑中响起。

他左侧的头骨被指甲撬开，一盒图钉被倒了进去，泰迪倒吸一口气，疼得发出咝咝的声音。

“上帝啊，头儿。”

“他不会有事的，执法官。”

那个声音再度响起：无论你做什么，泰迪……

有人用锤子把一根钢管敲进了那堆图钉，泰迪用手背按住那只完好的眼睛，这时泪水从眼中涌出，他感到胃部骤然抽动起来。

……别吃那些药片。

他感到胃已经完全垂了下去，滑入他的右腰，而脑袋上的裂缝边缘正被火苗舔舐着，要是再糟糕些，他会毫不犹豫地咬断舌头。

别吃那些该死的药片！那个声音变为高喊，在燃烧着的峡谷中来回穿梭，摇着一面旗帜，召唤援军。

泰迪垂下头，吐在地板上。

“头儿，头儿，你没事吧？”

“我的天哪，”考利说道，“你确实病得不轻。”

泰迪抬起了头。

别……

他的脸颊淌满泪水。

……吃……

有人把一柄刀子插入了峡谷，刀身没入其中。

……那些……

那柄刀开始前前后后锯来锯去。

……药片……

泰迪咬紧牙关，感到胃又膨胀起来。他努力想要集中精神看着手中的杯子，但发现大拇指上有样奇怪的东西，他认定这是偏头痛在对他的意识作怪。

不要吃那些药片。

锯齿又一次划过大脑上粉红色的褶皱，泰迪紧咬牙关才没有叫出声来，他能听到火光中雷切尔的尖叫声，他们目光相交，她呼出的气息落在他的唇上，而他用双手托住她的脸，手指抚摩着她的太阳穴，还有那该死的锯子在他脑中前后拉扯着。

千万别吃那些该死的药片！

接着，他的手掌盖到嘴上，只觉得药片飞到口中，灌下一大口水后，他吞咽着，感觉到它们顺着食道滑落。他把杯中的水喝得一滴不剩。

“你会感谢我的。”考利说道。

恰克又到了泰迪身旁，递给他一块手帕。泰迪用手帕拭了拭额头和嘴巴，把它扔到地上。

考利说道：“帮我把他扶起来，执法官。”

他们把泰迪从椅子上抬起来，转了个身，泰迪能看到面前是一扇黑色的门。

“不要告诉别人，”考利说道，“那儿有一间屋子，我偶尔会去打个盹儿。哦，好吧，是每天一次。我们要让你在那儿休息，执法官，你醒过来就没事了。两个小时以后，你会完好如初。”

泰迪看到自己的手从肩上垂了下去。它们看上去很好笑——就那样垂着，刚好在胸骨上方。而他的两只大拇指上面都有奇怪的光影。这他妈的究竟是什么？他真希望能抓抓那里的皮肤，但考利已经在开门了，泰迪最后朝大拇指上的污迹看了一眼。

黑色的污迹。

是鞋油，当他们把他拖入黑漆漆的房间时，他寻思着。

见鬼了，我是怎么把鞋油弄到拇指上的？

①原文为Semper fi，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座右铭。

②美军专用身份识别牌。

12

那些是泰迪做过的最糟糕的梦。

梦开始的时候，他正穿过赫尔镇的街道，从小到大走过无数次的街道。他路过旧校舍、卖口香糖和奶油苏打水的杂货铺、迪科尔森家、帕卡斯基家、默里家、伯伊德家、维农家和康斯坦丁家。但没有一个人在，哪里都不见人影。整个镇子空无一人，一片死寂。他甚至听不到海涛声，可是在赫尔镇总能听到海。

太可怕了——这是他的故乡，但所有人都已消失不见。他在沿海洋大道而建的海墙上坐下，目光搜寻着空旷的海滩。他一直坐着等待，但没有人来。他这才意识到他们都死了，死了很久。他是一个鬼魂，回到几个世纪前他的那个鬼镇上。镇子早已不复存在，他也同样不在了。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

接下来他发觉自己置身于一间大理石大厅，厅内挤满了人，还有病床和红色的输液袋，他立即感觉舒服了一些。不论这是哪里，至少他不是形单影只。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从他身前穿过。三人都穿着医院的长罩衫，女孩看上去有些害怕。她拉着她兄弟的手说：“她在这儿，她会找到我们的。”

安德鲁·利蒂斯靠过来给泰迪点烟。“嘿，你不会介意，对吧，哥们儿？”

利蒂斯面目狰狞、体貌怪异：身躯像条扭曲的粗绳，细长脑袋下凸起一个尖下巴，足有正常人的两倍长，两排参差不齐的牙齿，长满疥疮的粉红脑壳上结出几丛金色头发。但泰迪仍然很高兴见到他。他是屋子里自己唯一认识的人。

“给我一瓶，”利蒂斯说道，“如果待会儿你也想灌几口的话。”他朝泰迪使了个眼色，拍拍他的背，摇身一变成了恰克，而这一变化看似没有不妥之处。

“我们得走了，”恰克说道，“时间不等人，我的朋友。”

泰迪说道：“我的镇子空了，一个人都没有。”

他突然撒腿跑起来，因为她在那儿，雷切尔·索兰多，手里攥着砍刀一边尖叫一边跑过大厅。还没等泰迪追上她，她已经抓住了三个孩子，手中的砍刀上下挥动。泰迪怔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被什么奇怪的力量附了身，同时心里再清楚不过，此刻他已无能为力，三个孩子没救了。

雷切尔抬眼看着他，脸上和脖颈上沾了星星点点的鲜血，开口说：“来帮帮我。”

泰迪说道：“什么？我会惹上麻烦。”

她说：“你来帮我一把，我就会成为多洛蕾丝。我就会做你的妻子。她会回到你的身边。”

于是，他说：“好，一言为定。”他帮助了她。他们不知怎的，一下子就把三个孩子都抬了起来，穿过后门来到湖边。他们没有把尸体抛入湖里，而是十分小心地平放在湖面上，任由它们沉入湖中。其中一个男孩浮上来，一只手探出水面拍打着，雷切尔说：“没关系，他不会游泳。”

他们站在湖岸上，看着男孩沉入湖底。她抱住泰迪的腰说道：“你会是我的吉姆，我会是你的多洛蕾丝。我们一起再生宝宝。”

这看上去是个再合理不过的解决办法，泰迪纳闷自己原来怎么没想到。

他跟她回到阿舍克里夫医院，正巧遇上恰克，三人走过一条一英里长的走廊。泰迪告诉恰克：“她正带我去见多洛蕾丝。我回家去了，哥们儿。”

“那太好了！”恰克说，“我真高兴，我永远也不用离开这座岛了。”

“不离开了？”

“不，但没关系，头儿。真的没关系。我属于这里。这里是我的家。”

泰迪说道：“我的家是雷切尔。”

“多洛蕾丝，你是说。”

“是的，是的。我刚刚说了什么？”

“你说了雷切尔。”

“哦。不好意思。你真的觉得你属于这里？”

恰克点点头，“我从未离开过，我也永远不会离开。我是说，看看我的手，头儿。”

泰迪看着他的双手。它们看上去十分正常，他这样告诉恰克。

恰克摇摇头，“他们不适合我。手指有时候会变成老鼠。”

“既然这样，那么我很高兴你回家了。”

“谢谢，头儿。”他拍了拍泰迪的背，须臾间又变成了考利。这时雷切尔已经走到他们前面很远的地方了，泰迪开始加快脚步。

考利说：“你不能爱一个杀死自己孩子的女人。”

“我能，”泰迪说道，走得更快了，“你怎么就是不明白？”

“什么？”考利的双脚并未移动，但他仍旧跟得上泰迪的步伐，像是在滑行。“我不明白什么？”

“我不能独自一人。我没法面对。在这个该死的世界里我没办法面对。我需要她。她是我的多洛蕾丝。”

“她是雷切尔。”

“我知道。但我们谈妥了。她愿意做我的多洛蕾丝，我做她的吉姆。这是个不错的交易。”

“唉。”考利一声叹息。

三个孩子沿着走廊朝他们跑回来。孩子们浑身湿透，不顾一切地大声呼喊着。

“什么样的母亲会做那种事？”考利问。

泰迪看着孩子们奔跑，不一会儿就超过了他和考利。接着，周围的空气似乎产生了某种变化，他们虽然做着跑步的姿势却并未前行。

“杀掉自己的孩子？”考利说道。

“她不是故意的，”泰迪说道，“她只是太害怕了。”

“像我一样？”考利说道，但他不再是考利的模样，他已经变成了彼得·格林。“她因为害怕才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样就合情合理了吗？”

“不。我的意思是，是的。我对你没什么好感，彼得。”

“你能拿我怎么样？”

泰迪把他的左轮手枪顶在彼得的太阳穴上。

“你知道我曾经处决过多少人吗？”泰迪说着，发现泪水流下彼得的脸颊。

“请别开枪，”彼得说道，“求你了。”

泰迪扣动扳机，看着子弹从彼得脑袋的另一边钻出。三个孩子目睹了整个过程，他们近乎疯狂地尖叫着。彼得·格林骂道：“该死的！”然后他靠着墙，用手捂住枪伤。“居然当着孩子的面开枪？”

接着他们听到一声尖叫从前方的黑暗中传来，是她的尖叫。她来了，她就在前面的黑暗中，她正朝他们全速冲过来。小女孩说道：“救救我们。”

“我不是你们的爸爸，这里不是我的地方。”

“我会叫你爸爸的。”

“好吧。”泰迪叹息一声，抓起她的手。

他们在俯瞰禁闭岛海岸的悬崖上前行，接着信步走进墓地。泰迪找到一块面包和一些花生酱，还有果冻，在墓室里给他们做三明治。小女孩十分开心，坐在他腿上，吃着三明治。泰迪把她带到了墓地，把她父亲和母亲的墓碑指给她看，还有他的：

爱德华·丹尼尔斯

糟糕的水手

1920－1957

“为什么你是个糟糕的水手？”女孩问。

“我讨厌水。”

“我也讨厌水。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我想是的。”

“你已经死了。你有一个叫什么来着的东西。”

“一个墓碑。”

“是的。”

“我也已经死了。”

“我知道，我感到很遗憾。”

“你没有阻止她。”

“我能做什么呢？我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已经，你明白的……”

“哦，我的天。”

“怎么了？”

“她又追上来了。”

这时，雷切尔已经走进墓地，来到泰迪在暴风雨中撞倒的墓碑旁，显得从容不迫。她看上去美极了，淋湿的头发滴着雨水，手中的砍刀已换成一把长柄斧头拖在身旁。她开口道：“泰迪，来吧。他们是我的。”

“我知道。但我不能把他们交给你。”

“这次不会跟以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我现在没事了，我知道我的责任，我已经清醒了。”

泰迪流下了泪水。“我是多么爱你啊。”

“我也爱你，宝贝。真的。”她走过来，吻了他，真的吻了他。她双手捧着他的脸，拼命地吻，愈来愈投入。两人的舌头交缠在一起，雷切尔发出轻轻的呻吟声，他是如此爱她。

“现在把女孩交给我。”她说道。

他把女孩交给她。她一只手抓住女孩，另一只手拾起斧头，说道：“我很快就回来。好吗？”

“好。”泰迪说道。

他朝女孩挥动手臂，但心里清楚她并不能理解。可这都是为她好，他很清楚。当你成年以后，就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一些孩子们无法理解的决定。可你得为他们去做这样的决定。泰迪还在挥手，尽管女孩不会回应他，因为她的妈妈正在把她带去陵墓。女孩瞪着泰迪，眼神中流露出绝望，屈从于这个世界，屈从于只能做牺牲品的命运，嘴边还沾着花生酱和果冻。

“哦，我的天！”泰迪坐起身，脸上淌满泪水。他觉得自己是被惊醒的，大脑猛然清醒过来，仅仅为了从那噩梦中脱身。他能感到那个梦仍然在自己的脑子里敞开大门等着他。只要闭上眼，脑袋挨到枕头，他就会一头栽回那个梦中。

“你感觉怎么样了，执法官？”

他眨了几下眼，努力看清黑暗中是谁在说话。“谁在那儿？”

考利点亮一盏小灯，就在屋角他的椅子旁。“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吓到你。”

泰迪坐起身，“我在这里有多久了？”

考利朝他抱歉地笑笑，“这些药片比我估计的厉害了些，你已经睡了四个小时了。”

“该死！”泰迪用手掌底部揉了揉眼。

“你一直在做噩梦，执法官。非常厉害的噩梦。”

“我现在待在一座小岛上的精神病院里，外面还刮着飓风。”泰迪说道。

“深有感触，”考利说道，“我刚来这岛上时，过了一个月才睡上一个安稳觉。谁是多洛蕾丝？”

泰迪问：“什么？”接着他把双腿甩到床边。

“你不停地喊着她的名字。”

“我嘴巴很干。”

考利点点头，在椅子上转身从身旁的桌子上端起一杯水，递给泰迪。“这恐怕是药的副作用。接着。”

泰迪接过水，喝得一干二净。

“脑袋感觉怎样了？”

泰迪记起是如何到这屋里的，又花了点时间整理思绪后，感觉视觉清晰，脑子里的图钉也不见了，虽然胃还是有点犯恶心，但不算太糟。右边脑袋有些轻微疼痛，不过就像三天前的刮伤，已无大碍。

“我没事了，”他说道，“还真不是一般的药片。”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到底谁是多洛蕾丝？”

“我老婆，”泰迪说道，“她已经死了。没错，大夫，我还没完全接受这一事实。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这非常正常，执法官。我很遗憾。她是突然死去的吗？”

泰迪看着他，笑了起来。

“怎么了？”

“我真的没这份心情接受精神分析，大夫。”

考利交叉着脚踝，点了根烟。“我不是在和你的脑袋过不去，执法官。信不信由你。但今天晚上雷切尔的房间里发生了点事情，不只是雷切尔一个人。如果我不想找出你身上带着的恶魔，那么作为医生我就有负职责。”

“那间屋子里发生了什么？”泰迪说道，“我只是在扮演她希望我扮演的角色而已。”

考利浅笑一声，“你心里再清楚不过，执法官。别不承认了。如果房间里就你们两个，你可别告诉我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你们仍旧衣衫整齐？”

泰迪说道：“我是一名执法的警官，大夫。不管你认为自己在那儿看见了什么，都没有那回事。”

考利举起一只手，“好吧，就按你说的。”

“就按我说的。”泰迪说道。

考利靠在椅背上，吸了一口烟，打量着泰迪，接着又吸了几口。泰迪能听到外面暴雨的声音，能感到它压在墙上，感到它在房顶找寻缝隙伺机钻入。考利默不作声，保持警觉，最后泰迪打破了沉默：“她死于一场火灾。我想念她就如同你……如果我在水下，我就不会那么想念氧气。”他朝考利抬起眉毛，“满意了吗？”

考利靠了过来，递给泰迪一根烟并替他点上。“有一次我在法国，爱上了一个女人，”他说道，“别告诉我太太，好吗？”

“当然。”

“我对她的爱就如同你爱……呃，没什么，”他说着，声音中透出一丝惊讶，“你没法把这样的爱和任何事相比，对不对？”

泰迪摇摇头。

“它就是它，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考利的目光跟随香烟的烟雾出了房间，飘到海上。

“你在法国干什么？”

他笑了笑，俏皮地朝泰迪摇了摇手指。

“啊。”

“总之，这个女人在一个晚上赶来见我。她赶时间，我猜。巴黎当时下着雨。她被绊倒了。就这样。”

“她怎么了？”

“被绊倒了。”

“然后呢？”泰迪盯住他看。

“然后就没什么了。她被绊倒了，朝前摔了下去，撞破了脑袋，死了。你能相信吗？当时在打仗。你猜不到所有这些死法中她居然是这样死的，绊了一跤而已。”

泰迪能读出他脸上的悲痛，即便过了这些年，仍然无法相信命运和自己开了这么一个玩笑。

“有时候，”考利轻轻说道，“我能够做到一连三个小时不去想她。有时候我几个星期都记不起她身上的味道，当她知道我们能有一个晚上独处时的表情，还有她的头发——她在读书时抚弄它的样子。有时候……”考利掐灭香烟。“不管她的灵魂去了哪里——假设有一个传送口在她身躯下面，在她死去的时候被打开，而她就是去了那个地方。如果我知道那个入口会开启，我明天就回去巴黎，然后跟着她爬进去。”

泰迪说道：“她叫什么名字？”

“玛丽。”考利说道，似乎一说出这个名字，就让他失去了什么。

泰迪吸了口烟，吐出烟雾。

“多洛蕾丝，”他说道，“她睡觉的时候经常翻身，她的手臂，十次有七次，不是我开玩笑，会甩到我脸上，盖住我的嘴巴和鼻子。只听啪的一声，就砸在了那里。我会把它拿开，你知道吗？有时候会很不耐烦地拨开。我正在睡好觉，可砰的一声我就醒了。多谢，亲爱的。可有时候我不会去碰它，就让它在那儿。亲它，闻它，随便怎么做。把她的气味吸进来。如果那手能放在我脸上，大夫，让我卖掉整个世界我都愿意。”

墙壁发出轰鸣，狂风摇撼着黑夜。

考利看着泰迪，像看一个在繁忙街角玩耍的孩子。“我很擅长我的工作，执法官。我承认自己是自大狂。我的智商很高，还是小孩的时候，就能读懂人的想法。比任何人都强。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可是你考虑过吗，你可能有自杀倾向？”

“这个嘛，”泰迪说道，“我很高兴你没打算要冒犯我。”

“可你想过吗？”

“是的，”泰迪说道，“所以我戒酒了，大夫。”

“因为你知道——”

“如果我还在酗酒，我早就用枪自行了断了。”

考利点点头，“至少你不再自欺欺人了。”

“是啊，”泰迪说道，“至少我甩掉了那个毛病。”

“等你离开这里的时候，”考利说道，“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人。他们是很不错的医生，可以帮助你。”

泰迪说道：“联邦执法官们不会去医生那里看自己的脑袋。不好意思。如果这消息漏了风声，我就得领养老金走人了。”

“好吧，好吧。我明白。可是，执法官……”

泰迪抬头看着他。

“如果你继续一条路走到黑，那就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了，而是什么时候。”

“你不能预料这件事。”

“能。没错，我能。我专门研究悲伤引起的创痛和幸存者的负罪感。我受过其中的苦，所以就研究它。我看见你几个小时前望着雷切尔·索兰多的眼睛，那副模样说明你想要自杀。你的头儿，就是外勤分局的主管探员，说你是他手下获得荣誉奖励最多的警探。说你从战场上满载奖章而归，都够装满一个箱子了。是真的吗？”

泰迪耸了耸肩。

“说你去过阿登地区，是达豪集中营解放力量的一分子。”

泰迪再次耸肩。

“接着你的妻子就死了吗？执法官，你觉得一个人在被暴力击垮之前，能够承受多少暴力？”

泰迪说道：“不知道，大夫，我自己也在琢磨呢。”

考利弯下身子靠近泰迪，拍了拍他的膝盖。“走之前记下我告诉你的名字，好吗？执法官，我希望五年以后的今天我还坐在这里，知道你还活在这个世上。”

泰迪低头看了看放在自己膝盖上的手，随即抬头望着考利。

“我也这么希望。”他轻声说。

13

泰迪在男宿舍的地下室找到了恰克。这里安置了很多小床，好让大家安然度过暴风雨。他经由每栋楼房一条条通向这块区域的地下走廊来到这里。带路的是一个叫本的杂工，肥得像座不断抖动的白色肉山。他们穿过四扇上锁的大门和三个有人把守的关卡。在下面，你甚至不会觉得上面的世界正在经受狂风暴雨的洗礼。这些走廊很长，灰色的墙面笼罩在昏暗的灯光下，酷似泰迪梦中的走廊，这让他心里有点别扭。它们不像梦中的那么长，没有那么多突然出现的漆黑拐角，但却是一样的惨淡和寒冷。

见到恰克，他觉得有些窘迫。他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犯过这么严重的偏头痛，想起自己吐了一地也令他羞愧不已。当时他是多么无助，就像一个婴儿，必须让人把他从椅子上搀扶起来。

可是当恰克在屋子另一头喊着“嘿，头儿”时，他惊讶地意识到，与恰克重聚对他乃是莫大的宽慰。之前他要求单独调查这件案子但被拒绝了。当时他恼火万分，但是现在，在这地方待了两天之后，经历了墓地之行、雷切尔呼在自己嘴上的气息和那些该死的梦魇之后，他不得不承认，他很高兴无须独自去面对这一切。

他们握了握手，泰迪记起恰克在梦中对他说：“我永远也不会离开这座岛。”泰迪感到一只麻雀从他胸中飞过，扑打着翅膀。

“你现在感觉怎样，头儿？”恰克拍拍他的肩。

泰迪腼腆地朝他咧嘴一笑，“我好多了。有点虚，不过总的来讲还行。”

“妈的，”恰克说道，压低了声音，从两名倚着一根柱子抽烟的杂工身旁走开，“你把我吓坏了，头儿。我以为你当时犯了心脏病或中风什么的。”

“只是偏头痛而已。”

“而已。”恰克说道，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两人走到房间南面的米色水泥墙边，躲开旁人。“我一开始还以为你是装出来的，以为你有什么计划能拿到那些文件呢。”

“我倒希望我有那么聪明。”

他看着泰迪的眼睛，目光闪烁着探身向前，“但当时这倒让我有了点想法。”

“不会吧。”

“是真的。”

“你干了什么？”

“我告诉考利我会陪着你。然后我就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接到一个电话，就离开办公室了。”

“你翻了他的文件？”

恰克点点头。

“发现了什么？”

恰克脸一沉，“呃，其实没什么。我打不开他的档案柜，他用了一些我从没见过的锁。要知道我撬过不少锁。本来我可以撬开，但这么做会留下痕迹，明白吗？”

泰迪说道：“你做得很对。”

“是啊，不过……”恰克对着一个走过的杂工点头致意。泰迪有种超现实的感觉，好像他们被送入一部卡格尼①主演的老电影，成了正在操场上策划越狱的犯人。“我翻了他的办公桌抽屉。”

“什么？”

恰克说道：“我疯了，是吧？晚些时候，你可以给我点惩罚。”

“给你点惩罚？给你一块奖章才对。”

“不用奖章。我没找到什么，头儿。只是看了他的日历。关键是这里——昨天、今天、明天和后天都被标出来了，你知道吗？他用黑笔给它们加了框。”

“是飓风的原因，”泰迪说道，“他听说暴风雨要来了。”

恰克摇摇头，“他在四个方框上写了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比你会写‘去鳕鱼岬度假’的字样。明白吗？”

泰迪回答：“明白。”

特雷·华盛顿踱着步子来到他们跟前，嘴里叼着一根劣质的廉价细雪茄，头发和衣服都被雨浇透了。“你们在这儿神秘兮兮地商量什么机密呢，执法官？”

“说对了。”恰克说道。

“你刚才在外面吗？”泰迪问。

“是啊，执法官。现在雨下得更凶了。我们刚才用沙袋把整个楼群围住，往所有的窗子上钉木条。他妈的。外头已经被吹得非常不像话了。”特雷重新用芝宝打火机点燃了雪茄，转向泰迪，“你没事吧，执法官？篝火堆那边有传言说你遭到了什么袭击。”

“什么样的袭击？”

“哦，既然你整晚都会在这里，这个故事的每个版本你都会听到。”

泰迪笑起来，“是我的偏头痛，非常糟糕的那种。”

“以前我有个姑妈就有这毛病。她把自己锁在床上，关掉灯，拉上百叶窗，二十四小时都别想看见她。”

“我很同情她。”

特雷喷出一口雪茄烟，“其实她早死了，但我今天晚上会为她向上边祷告。头痛不痛暂且不谈，她人可不怎么样。过去常常用胡桃棍子抽我和我兄弟。有时无缘无故就动手打人。我会说：‘姑妈，我做错了什么？’她会说：‘我不知道，可你在想着干坏事。’你要是碰到这种女人可怎么办？”

他似乎真的在等待答案，所以恰克说：“逃得快些。”

特雷叼着雪茄发出几声低低的“呵，呵，呵”。“确实如此啊，您说得没错。”他叹了口气，“我去晾晾。回见。”

“等会儿见。”

屋子里挤满了刚从暴雨中回来的人，他们抖落黑色雨衣和黑色护林帽上的水滴，一边咳嗽一边抽烟，到处递着已不再是秘密的小酒壶。

泰迪和恰克靠在米色墙上，面对房间不动声色地交谈。

“这么说那日历上的字……”

“没错。”

“不是‘去鳕鱼岬度假’。”

“不是。”

“是哪几个字？”

“‘第六十七号病人’。”

“就这些？”

“就这些。”

“不过也足够了，对吧？”

“是啊，我觉得够了。”

泰迪难以成眠。耳中都是打鼾、咕哝和呼吸的声音，有些还带着轻微的哨音。他听到有人说梦话，一个人讲：“你该告诉我的。就这些。只要说出来……”另一个讲：“我喉咙里卡了一粒爆米花。”有人踢被子，有人辗转反侧，还有人抬起身子拍拍枕头，又倒回床垫上。过了一阵，噪声听上去有了一种和谐的节奏感，让他想起一首听不清的赞美诗。

外面的声音也听不真切，但泰迪还是能听到暴风雨沿地面轰隆隆前行撞击地基的巨响，他真希望地下室这里也有窗子，能看到闪电在天空画出诡异的光芒。

他想起考利对他说过的话。

不是会不会的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他真的有自杀倾向吗？

应该是。多洛蕾丝死后，他没有一天不想着要去和她团聚，有时甚至比那还要极端。有时候，他觉得继续活下去是一种懦夫的行为。他所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买杂货、给克莱斯勒汽车加油、剃须、穿袜、排队、挑领带、熨衬衫、洗脸、梳头、兑现支票、更换驾照、看报纸、撒尿、吃饭——一个人，永远是一个人——看电影、买唱片、付账单、再剃须、再洗脸、再睡觉、再醒来……

如果它们无法让他靠近她哪怕一步……

他知道应该向前看。从悲痛中走出来，把它遗忘。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和亲戚都这样说过，他也明白如果换作是他置身事外，也会这么告诉另一个泰迪：你该振作精神，鼓起勇气好好活完后半生。

但是要这么做，他得找到一个方法把多洛蕾丝晾在架子上，任凭她积满灰尘，指望覆在她身上的灰尘可以厚到淡化自己对她的记忆，屏蔽她的模样。直到有一天，她不再是一个曾经活过的人，而更像一个梦中的存在。

他们说，把她忘掉，你必须把她忘掉，可忘掉之后呢？继续过这种该死的生活吗？我该怎样把你从脑子里赶走？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做到。叫我如何做到？我要怎样才能放你走呢，我只想弄明白这点。我想再抱抱你，闻闻你，嗯，是的，我只想让你慢慢消失。求求你，求求你消失吧……

他真希望没吞下那些药片。凌晨三点，他仍没有一丝睡意，非常清醒，听着她略微低沉的声音，略带一点波士顿口音，发ar的时候听不太出来，但遇到er就非常明显，多洛蕾丝总是轻声对他说我爱你foreva and eva②。他在黑暗中微笑，听着她的声音，看着她的牙齿，她的睫毛，那种周日早晨从她目光中透出的慵懒的性感。

那天晚上，他在椰林俱乐部遇见她。乐队正奏着一支刺耳的组曲，四周的空气在烟雾中发出银光，每个人都盛装打扮——水手和士兵穿着最棒的白色、蓝色和灰色制服，平民也系上了花色领带，穿着双排扣西装，口袋里插着精心折叠的三角手帕，尖边浅顶软呢帽支在桌上。还有女人，到处都是，去洗手间的路上都在跳舞。她们舞动着，从一张桌子到另一张，踮着脚尖旋转，同时点燃香烟，打开化妆盒。她们滑到吧台，回过头来笑着，头发丝缎般闪亮，动起来就光芒四射。

泰迪和另一名中情局警探弗兰基·高登在一起，还有其他几个人，一周后他们都要坐船前往战场。但泰迪第一眼看到她就丢下话说了一半的弗兰基，走向舞池。在拥挤的人群中，她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片刻，但很快所有人都退向两侧，给一个水手和一名白衣金发女郎让出位置。水手把她甩向背后，让她在头顶转一圈下落，然后稳稳地接住，接着又把她滑向胯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这时泰迪再一次捕捉到她紫色晚礼服上闪烁的光芒。

那是件漂亮的裙子，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它的颜色。但那天晚上他看到很多漂亮裙子，多到数不过来。可见吸引他的并不是裙子本身，而是她穿上它的模样：紧张，难为情，不安地触碰着，摆弄来摆弄去，手掌压在垫肩上。

这是借来的裙子，或是租来的。她从没有穿过这样的裙子。穿着它让她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知道男男女女看着她，是出于欲望、忌妒，还是怜悯。

当她摆弄完毕，把拇指从文胸肩带下抽出来时，发现泰迪正在盯着她。于是她垂下双眼，颈部向上泛起红潮，接着又抬起头。与她目光相遇的那一刻，泰迪微笑着想，我觉得自己这副扮相也很蠢。他用意志传送想法。也许她收到了，因为她报之以微笑，不是调情，而是表示感激。就在那时，泰迪抛开了弗兰基·高登，那家伙正说着艾奥瓦州的饲料店什么的。待到突破汗淋淋的舞者组成的包围圈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和她没什么可说的。该说什么呢？衣服很漂亮？我能请你喝一杯吗？你的眼睛很漂亮？

她问：“你迷路了？”

他一转身，发现她正在自己眼皮底下。她身材小巧，穿着高跟鞋也不超过五英尺四英寸，美得令人惊讶。不像在场的很多女人，有着完美的鼻子、头发和嘴唇，那是种端端正正的美。她有种不修边幅的风情，双眼之间的距离可能宽了些，嘴唇很阔，在她的小脸上显得不太和谐，下巴的线条也不分明。

“有点。”他回答。

“你在找什么？”

他脱口而出：“你。”

她睁大了眼睛，他看到一个青铜色斑点从她的左眼虹膜上闪过。一阵恐惧传遍全身，他知道搞砸了，表现得像罗密欧，不免太过自大。

你。

你他妈的怎么会想到这么个词儿？你以为你是——

“那么……”她说道。

他想逃跑。哪怕再瞧她一眼，他都承受不了。

“至少你不用走太远。”

他发觉自己傻笑了起来，映在她的眼中。一个笨蛋，一个呆子，乐得喘不过气来。

“是的，小姐，我想我确实不用走太远。”

“我的老天。”她说道，身子向后一靠望着他，盛着马爹利的酒杯紧贴在胸前。

“怎么了？”

“在这里，你也像我一样格格不入。是不是，当兵的？”

她倚在车窗上，和她一起坐在出租车后座的女友琳达·考克斯正躬身向前，把地址讲给司机。泰迪喊道：“多洛蕾丝。”

“爱德华。”

他笑起来。

“怎么了？”

他举起一只手，“没什么。”

“我不信。到底怎么了？”

“除了我妈，没人叫我爱德华。”

“那就叫你泰迪好了。”

他喜欢她说出那个名字。

“哎。”

“泰迪。”她又尝试性地叫了一遍。

“嘿，你姓什么？”他问道。

“恰娜尔。”

泰迪扬起一边眉毛。

她说：“我明白。这名字跟我很不相称，听上去太夸张了。”

“我能给你打电话吗？”

“你很会记数字吗？”

泰迪笑了笑，“事实上……”

“冬日山六四三四六。”她说道。

他站在人行道旁，望着出租车开出视野，而她的模样仍近在咫尺——隔了一扇车窗，在那舞池中央——这让他的大脑差点短路，差点将她的名字和号码都赶出去。

他寻思着：爱上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感觉了。这说法毫无道理，他对她知之甚少。但爱情还是来了。他刚刚遇见了好像上辈子就已熟识的女人，那是他从来都不敢奢望的美梦。

而多洛蕾丝呢，她在黑暗的汽车后座上思念着他，对他的感受就如同他对她的一样。

他需要的一切一切，如今终于有了名字。

泰迪在小床上翻过身，用手在地板上四处摸索，找到笔记本和一盒火柴。他用大拇指按住第一根火柴，划亮它，照着在风雨中匆匆写下的那串数字。他花了四根火柴才把字母和数字对应起来：

18－1－4－9－5－4－19－1－12－4－23－14－5

R－A－D－I－E－D－S－A－L－D－W－N－E

一旦这活干完，破解密码并不用花太多时间。两根火柴即将燃尽，火苗沿着火柴棒不断往下，快要烧到手指了。借着这火光，泰迪赫然注视着一个名字：安德鲁·利蒂斯。

火柴更加烫手了，泰迪朝恰克那边望去，发现他摊开身子足足占了两张床。他希望恰克的事业不会因之受损，不应该这样。他会承担所有的指责，恰克应该不会有事。恰克就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不论发生什么，他都会毫发无伤。

他在火柴熄灭前瞥了那页纸最后一眼。

今天一定要找到你，安德鲁。如果我不欠多洛蕾丝一条命，我也欠她很多。

我要找到你。

我要杀了你。

①指詹姆斯·卡格尼，第十五届奥斯卡影帝。

②正确拼法应为 forever and ever，意为“永远”。

第三天第 六十七号病人

14

墙外的两处住宅——院长的和考利的——遭受了最为严重的破坏。考利家的屋顶被掀飞了一半，瓦片在医院的院子里落得到处都是，仿佛被狠狠羞辱了一番。一棵树穿过院长起居室的窗户和钉在那儿起防护作用的夹板，树根树枝堆在屋子里。

院子里贝壳和树枝俯拾皆是，积水有一英尺半深。考利家的瓦片、几只死老鼠、成堆的烂苹果，全都沾满沙子。医院的地基仿佛被人用手提钻钻得千疮百孔。A区破了四扇窗，屋顶上几处地方的遮雨板向后卷起，好像蓬巴杜式的发型。两栋员工宿舍被吹得七零八落，另外几栋则被吹倒了。护士和杂工的宿舍碎了好几块窗玻璃，里面淹了水。B区幸免于难，丝毫未受暴风雨的影响。全岛上下到处都能看到断顶的树木，光秃秃的树干像插向天空的长矛。

周围的空气又变得死气沉沉，凝重而压抑。毛毛细雨疲惫地落着。海滩上铺满死鱼。清晨，泰迪和恰克一出门便看见通风廊里有一条比目鱼躺在地上拍打扑腾，扑哧喘气，悲伤发肿的眼睛回望着大海。

他们瞧见麦克弗森和一名警卫扶正侧翻的吉普车。两人试图打火，到第五次时终于成功，轰鸣声中吉普车载着他们退出大门。一分钟后泰迪又看到车子疾速爬上医院后面的斜坡，朝C区驶去。

考利步入院子，捡起一片自家的屋瓦，凝视片刻又扔回积水的地面。他的目光两次扫过泰迪和恰克，才认出身穿白色杂工服和黑雨衣、头戴黑色骑警帽的他们。他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似乎正要朝他们走去，这时一名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小跑着出了医院，来到他面前。

“二号不行了，运行不起来。约翰，我们这两台都很糟，就要完蛋了。”

“哈利人在哪儿？”

“哈利正在弄，可是他也没办法让它发电。如果备用的派不上用场，那要它有什么用呢？”

“那好，我们去看看吧。”于是两人大步走进医院。

泰迪问道：“他们的备用发电机出状况了？”

恰克回答：“显然暴风雨中这种事时有发生。”

“你看到有灯亮着吗？”

恰克环顾周围的窗户，“没有。”

“会不会整个电力系统都瘫痪了？”

恰克说：“可能性很大。”

“那就意味着墙上的铁丝网没电了。”

恰克捡起一个漂到他脚边的苹果，挥起手臂，腿向前一踢，把苹果掷向墙壁。

“好球！”他转向泰迪说，“没错，那意味着铁丝网没电了。”

“也许包括整个电子安全系统，大大小小的门。”

恰克说：“噢，天助我也。”他又捡起一个苹果，抛到头顶，然后在背后接住。“你想进堡垒里面去，对不对？”

泰迪侧着脸探入小雨中，“今天是绝佳的时机。”

院长出现了，和三名警卫一起坐着吉普车进了院子，车轮在水中翻搅。他发现泰迪和恰克闲站在院子里，似乎十分光火。泰迪意识到他像考利刚才那样，误把他们当作杂工，看到两人手上没有耙子或水泵就怒不可遏。不过，车子开过去了，院长看向前方，去关心更重要的事了。泰迪想到还未曾听过此人的声音，不知会像他的头发那样黑，还是如他的皮肤那般苍白。

“那我们也许该走了，”恰克说，“这种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泰迪朝大门走去。恰克赶上他，“我想吹口哨，可是嘴巴太干了。”

“吓坏了？”泰迪轻声问。

“我想确切的说法是吓得屁滚尿流，头儿。”他把苹果扔到另一段围墙上。

他们走近大门，门口有张小男孩脸和一对残酷眼睛的警卫说：“所有的杂工都要去行政办公室向威利斯先生汇报，你们俩去说说大扫除的具体进展。”

恰克和泰迪互相望望对方的白衫白裤。

恰克说道：“早餐吃本尼迪克蛋。”

泰迪点点头，“谢谢。我正琢磨着呢，那午餐呢？”

“薄片鲁本三明治。”

泰迪转向警卫，亮出警徽，“我们的制服送去洗了。”

警卫扫了一眼泰迪的警徽，然后看着恰克，等他掏出来。

恰克叹了口气，掏出皮夹，在他的眼皮底下翻开。

警卫问道：“你们到墙外去干什么？失踪的病人已经找到了。”

泰迪确定，此时任何解释都会令他们看起来很软弱，而且会让权力的重心牢牢掌握在这个小浑蛋手里。战争期间，泰迪的连里有一打这样的浑蛋，其中大多数人都没能活着回家。泰迪时常怀疑是否会有人真的在意。你根本无法和这类浑蛋沟通，无法教他们任何东西。但只要你明白他们唯一尊敬的就是权力，那么你就能够击退他们。

“我们出去散散步。”泰迪说。

“你们没有得到授权。”

“不，我们有。”泰迪走得更近，男孩不得不抬眼看着他，可以闻到他的气息。

“我们是联邦执法官。在一个联邦机构里，这份授权可谓天经地义。我们不用向你汇报，也费不着跟你解释。小子，就算我们朝你的小弟弟开枪，全国也没有一个法庭会审理这桩案子。”泰迪又凑近半英寸，“所以打开这扇该死的大门。”

那小子试图与泰迪四目相对。他咽了咽口水，想让目光更强悍些。

泰迪说：“重复一遍：打开这扇——”

“好的。”

“我听不见。”泰迪说。

“是，长官！”

泰迪恶狠狠的目光又在那小子脸上停留了一会儿，鼻孔里哼哧哼哧地喷气。

“干得好，小子。呼啊。”

“呼啊。”那男孩应声道，喉结突起。

他把钥匙插进锁里转了一下，拉开大门。泰迪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他们右转沿着围墙外缘走了一小段，然后恰克说：“这一声‘呼啊’还真是出彩！”

泰迪朝他那边看，“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句口号。”

“你在国外打仗时，专做踹人裤裆的事，对不对？”

“我是营里的军士，手下有一堆小屁孩。其中半数还没跟女人上过床就死了。你要赢得这些人的尊敬，对他们好没用，要让他们怕你怕得要命。”

“是，长官。你讲得很直白。”恰克朝他行了个礼。“虽然停电了，但你还记得我们要去的是个堡垒，对吧？”

“这事我可没忘。”

“有什么主意吗？”

“没有。”

“你猜他们会有护城河吗？那可就厉害了。”

“或许城垛上还有几大桶热油。”

“弓箭手，”恰克说，“如果他们有弓箭手，泰迪……”

“而我们没穿锁子甲。”

他们跨过一棵倒地的树，地上满是浸了水的树叶，又湿又滑。透过前方一片凌乱的草木，他们可以看见那座堡垒，高大的灰色墙体，还有整个早晨吉普车来回开过留下的辙印。

“那个警卫有一点说对了。”恰克说。

“怎么讲？”

“既然雷切尔已经找到了，我们在这里的授权——原先的授权——几乎就不复存在了。要是我们被逮到，头儿，那就不可能再编出什么合理的解释了。”

泰迪感到眼睛深处一片荒凉凌乱的绿。他觉得筋疲力尽，眼前有点模糊。昨晚仅睡了四个小时，还是药物作用下的、梦魇笼罩的四个小时。蒙蒙细雨轻轻拍打帽子顶部，雨水汇聚在帽檐。脑袋嗡嗡作响，几乎微不可闻，却持续不断。如果渡轮今天来了——他对此十分怀疑——他还真有跳上船一走了之的想法。离开这该死的小岛。但跑这一趟却拿不出一点具体的东西，给赫利参议员看的证据也好，利蒂斯的死亡证明也罢，那就是无功而返。他仍然徘徊在自杀的边缘，而且良心上的负担越发沉重，因为他对改变现状无能为力。

他翻开笔记本。“昨天雷切尔留给我们的石堆，这是破解出来的密码。”他把笔记本递给恰克。

恰克用手护住本子，尽量把它靠在胸前。“那么，他人在这儿。”

“没错，他在这儿。”

“‘第六十七号病人’，你认为？”

“我猜是这样。”

泰迪在泥泞湿滑的坡地中间一块突起的岩石边停住。“你可以回去，恰克。你没必要这浑水。”

恰克抬头望着他，拍了拍笔记本，“泰迪，我们是联邦执法官啊。执法官都是怎么做的？”

泰迪微笑着回答：“破门而入。”

“冲在最前面，”恰克说，“我们最先破门而入。如果时间紧迫，我们不会等吃甜甜圈的城市警察来支援。我们会冲进那扇该死的门。”

“是，没错。”

“好啦，那就行了。”恰克说着将笔记本递还给他，两人继续朝堡垒走去。

他们走到近处看了一眼那堡垒，中间只隔着一排树和一小片田野。恰克说出了泰迪心里的想法：“我们完蛋了。”

堡垒周围那道顶端有倒刺的铁丝网被吹得七零八落。一部分平躺在地上，一部分被刮到远处的树丛那儿，剩下的则东倒西歪，完全不起作用。

不过，仍然有武装警卫在四周走动，其中几个驾驶着吉普车在巡视。一支杂工小分队在外面收拾废墟，另一群人则在搬动一棵倒在墙上的茂密大树。没有护城河，只有一扇门，一扇小小的、蜂窝状的红色铁门位于堡垒正中央。城垛上有警卫站岗，来复枪扛在肩上或举在胸前。石墙上少数几扇小小的方窗都上了铁条。门外见不到一个病人，只有相当数量的警卫和杂工，有的戴着手铐脚镣。

泰迪看到屋顶上有两个警卫走向一侧，几个杂工走到城垛边缘，对着地面大喊，要下面的人躲开。他们把树挪到屋檐边，一半架空，然后又推又拉，直到它摇摇欲坠。然后他们都跑到后面用力推，接着那半棵树向前猛冲了几英尺后倾倒，在那些人的大叫声中轰然坠落。杂工们回到城垛边缘，往下欣赏他们的漂亮手艺，互相握手拍肩。

“这里应该有管道或类似的东西，对吧？”恰克问，“也许排放废水废物到海里？我们可以从那里进去。”

泰迪摇摇头，“何必那么麻烦，直接走进去不就行了？”

“哦，就像雷切尔从B区走出来那样吗？我明白了。抹一点她用的隐形粉，好主意啊。”

恰克皱起眉头看着他，泰迪摸了摸雨衣的领子。“我们的穿着不像执法官，恰克，懂我意思了吗？”

恰克回头望着在墙内劳作的杂工们，看见其中一个从那扇铁门出来，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热气在细雨中化作缕缕袅袅的烟雾。

“阿门，”他说，“阿门，兄弟。”

他们抽着烟，胡乱聊着天，顺着那条路向堡垒走去。在田野里才走了半程就遇到一名警卫，他的步枪懒懒地垂在臂下，指着地面。

泰迪说：“他们派我们过来，说什么屋顶上有棵树？”

警卫回头望了一眼，“不用，他们已经搞定了。”

“哦，太好了。”恰克说，他们转身欲走。

“哎，别走，”那个警卫说，“还有好多活儿要做呢。”

两人又转过身来。

泰迪说：“你们墙外就有三十个人手了。”

“没错，不过里面还是乱作一团。像这样的地方暴风雨吹不倒，但还是会钻进去作怪，明白了吧？”

“噢，当然。”泰迪说。

“哪里有清扫工作要做？”恰克问那个在门边墙根处巡逻的警卫。

他竖起大拇指，打开门，让两人进入接待厅。

“我不是占了便宜还卖乖，”恰克说，“不过这样是不是太容易了点？”

泰迪说：“别想太多，有时候就是运气好。”

门在他们身后关上。

“运气，”恰克说，声音带着些微颤抖，“这叫运气吗？”

首先扑面而来的是气味。一种工业用高浓度消毒剂竭尽全力掩盖掉种种臭味，如呕吐物、粪便、汗水的气味，以及最重的尿骚味。

然后，各种噪音从大楼后方翻涌而出，从上面的楼层奔腾而下：轰隆隆奔走的脚步声，厚墙之间和潮湿空气中激来荡去的喊叫声，突然拔高又戛然而止的尖叫声，到处都有几个声音在同时抱怨。有人在大喊：“不行！你他妈的不行！听到没有？不准！滚开……”然后声音渐渐变弱。

头顶，石梯的拐弯处附近，一名男子唱着数数歌《一百瓶啤酒在墙上》，他刚唱完第七十七瓶啤酒，正开始唱第七十六瓶。

一张小方桌上有两罐咖啡，旁边还有几摞纸杯和几瓶牛奶。一名警卫坐在楼梯底下的另一张小方桌前，望着他们露出微笑，“第一次来，嗯？”

泰迪朝他望去，此时旧的声音不断被新的覆盖，像在举行某种音波狂欢节，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撕扯着人们的耳朵。

“是啊，以前听说过，可是……”

“只要能适应这个，”那个警卫说，“你对一切都会习以为常。”

“可不是嘛。”

他说：“如果你们不上屋顶，可以把外套和帽子挂在我后面的房间里。”

“他们让我们去屋顶帮忙。”泰迪说。

“那还等什么？”警卫手一指，“顺着楼梯上去就行了。大部分神经病已经被锁在床上了，还有几个在到处乱跑。只要看见一个，就立刻大喊，记住了吗？不管怎么样，别想自己一个人收拾他。这里可不是A区，懂吗？这些疯子会杀了你，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他们开始爬楼梯，这时警卫喊道：“等一下。”

他们停住脚步，回头望着他。他微笑着，伸出一只手指指着他们。

他们静候着。

“我知道你们是谁。”他的声音给人一种单调的欢快感。

泰迪默不作声，恰克也不开口。

“我知道你们是谁。”警卫重复说道。

泰迪从嘴里挤出一声：“哦？”

“没错。你们就是在这种该死的大雨天不得已只能在屋顶打扫卫生的两个家伙。”他大笑着伸出手指，另一只手则拍打着桌面。

“猜对了，”恰克说，“哈哈。”

“哈哈哈。”警卫笑道。

泰迪用手指回指他说：“兄弟，你猜对了。”然后继续爬楼梯。“你猜得可真准。”

那白痴的笑声一路跟随他们上了楼梯。

在楼梯的第一个拐角处，他们停住脚步。两人面朝一个大厅，拱形的穹顶由黄铜片筑成，深色的地板擦得镜子般发亮。泰迪知道，如果从这个拐角掷出棒球或像恰克那样扔出苹果，到不了大厅另一头。整个大厅空空荡荡，正对他们的大门微微开启。泰迪踏进去时，感觉仿佛有只老鼠正顺着他的肋骨乱窜，因为这让他联想到梦中的那个房间，就是利蒂斯让他喝上一杯、雷切尔屠杀孩子的地方。其实两个房间不尽相同——梦中的大厅有着高高的窗子、厚厚的窗帘、一道道光线，以及拼木地板和沉重的枝形吊灯——不过已经足够相似。

恰克拍拍他的肩，泰迪顿时感到脖子两侧冒出豆大的汗珠。

“我再重复一遍，”恰克低声说，脸上露出虚弱的微笑，“这也太容易了点儿。这道门的警卫哪儿去了？为什么没上锁？”

泰迪看得见雷切尔，披头散发，大声尖叫着，手里握着屠刀满屋子跑。

“不知道。”

恰克凑近身子，在他耳边悄悄说：“这是个圈套，头儿。”

泰迪穿过大厅，他的头很疼，因为缺乏睡眠，也因为淋了雨，还有头顶传来的低沉的叫喊声和奔跑的脚步声。那两个男孩和那个小女孩手牵着手，回过头来张望，浑身颤抖。

泰迪再次听到那个病号的歌声：“……拿一瓶下来，把它传过去，五十四瓶啤酒在墙上。”

他们在他眼前闪现，那两个男孩和那个小女孩，在饱和的空气里游泳。然后泰迪看到昨天晚上考利放在他手里的那些黄色药片，胃里涌起一阵恶心。

“五十四瓶啤酒在墙上，五十四瓶啤酒……”

“我们得立刻掉头出去，泰迪。我们必须离开。情况很糟，你我都觉察得到。”

大厅的另一头有人跳到门口。他赤着脚，上身裸着，只穿一条白色睡裤，剃着光头，脸上五官在昏暗的光线中看不清楚。他说：“嗨！”

泰迪加快步伐。

那人说：“碰到了！轮到你了！”然后他突然从门前闪开。

恰克追上泰迪，“老大，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在这里，利蒂斯，在某个地方。泰迪可以感觉到他。

他们到达大厅尽头，拐角处的宽大平台上，楼梯一端陡峭地向下通往黑暗，另一端则向上升入叫喊声和说话声的源头。现在，声音愈加响亮，泰迪听见金属和链子的咔嗒声，还听到有人在喊：“比林斯！够了，老兄！冷静下来！你无路可逃，听到没有？”

泰迪听到有人在他身边呼吸，于是扭头转向左边，那个光头距离他只有一英寸。“轮到你啦。”那家伙说着用食指敲敲泰迪的手臂。

泰迪凝视着他那张若隐若现的脸。“轮到我了。”泰迪说。

“当然喽，我离得这么近，”那家伙说道，“你一甩手腕，就轮到我了，然后我也一甩手腕，又轮到你，我们可以这样玩上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换来换去，一遍又一遍，午饭也不用吃，晚饭也不用吃，可以一直玩下去。”

“有什么好玩的？”泰迪问。

“你知道那儿有什么吗？”那家伙朝着楼梯的方向扬头示意，“在海里？”

“鱼。”泰迪说。

“鱼。”那家伙点点头，“很好，鱼，是啊。很多鱼。可是，没错，有鱼，很好，鱼，没错。但还有呢，还有？潜水艇，是的，完全正确。苏联潜水艇。距离我们的海岸两三百英里。我们听说了，对不对？当然，别人告诉我们了。我们对这个习以为常。实际上，我们忘记了。我的意思是：‘好的，有潜水艇，谢谢你告诉我。’它们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但却不再去考虑这事儿。对不对？可是它们在那里，而且上面有火箭弹，对准了纽约和华盛顿，还有波士顿。他们就在那里，坐在那里。这会让你烦恼吗？”

泰迪能够听到恰克就在他身旁缓缓地呼吸，等待合适的机会开口。泰迪说：“就像你说的，我没有考虑太多。”

“嗯。”那个人点点头，抚摸着下巴上的胡楂。“我们在这里会听到一些传闻，你不这么认为，对吧？但这是事实。新来一个人，他会告诉我们一些事。警卫也会谈论。你们这些杂工也会谈论。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关于外面的世界，关于氢弹试验，在环礁上。你们知道氢弹是什么原理吗？”

“依靠氢？”

“非常好，真聪明。没错，没错。”那男子点了几次头，“依靠氢，是这样。但同时，同时，它不像其他炸弹。你投放一颗炸弹，就算是原子弹，它都是向外爆炸。对不对？没错。可氢弹，它是内爆。它落到自己身上，经过一连串的聚变，瓦解再瓦解。在整个瓦解的过程中，创造出质量和密度。你看，它那种猛烈的自我破坏，造就一个全新的怪物。明白了？是不是？它聚变得越厉害，自我破坏就越大，力量也就越大。然后，就这样？轰隆一声！只听到……砰，乓，嗖。于是，它自己不在了，分裂了。在内爆基础上造出一个外爆，比历史上任何炸弹的破坏力都要大上一百倍、一千倍、一百万倍。这就是我们的遗产，你们可别忘了。”他敲了泰迪的手臂好几下，动作很轻，仿佛是在用手指击鼓。“轮到你了！做到第十级！嘻嘻！”他跳下黑暗的楼梯，他们听到他喊着“轰隆”一路向下。

“……四十九瓶啤酒！拿一瓶下来……”

泰迪朝恰克望去，恰克脸上汗涔涔的，小心翼翼地从嘴里呼出气来。

“你说得对，”泰迪说，“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你可算明白了。”

从楼梯顶部突然传来声音：“他妈的有没有人来帮我一把啊，老天哪！”

泰迪和恰克抬头望去，看到两个人抱作一团滚下楼梯。其中一人穿着蓝色的警卫服，另一人穿着白色的病号服，他们在楼梯转弯处猛然停住。病人腾出一只手，抓向警卫的面孔，在他左眼下方扯下了一块皮。警卫尖叫着扭转脑袋。

泰迪和恰克跑上楼梯。病人的手正要再次扎下去，恰克及时捉住了他的手腕。

警卫擦了擦左眼，下巴也沾上了血。泰迪听得到他们四人的呼吸，远处传来的啤酒瓶数数歌，那个病人现在唱到四十二瓶，正要唱四十一。这时，泰迪看到下方那个家伙张大嘴巴跳起来，不由喊道：“恰克，小心！”在那家伙咬上恰克的手腕之前，泰迪用手掌根部抵住他的前额。

“你得放开他，”他对那名警卫说，“快，松手！”

警卫放开病人的腿，向上倒退了两级台阶。泰迪立刻压上病人的身体，用尽全力按住他，把他牢牢地按在地上，然后回头看恰克。这时，警棍从他俩之间挥下，穿过空气发出呼呼的声音，打破了病人的鼻子。

泰迪感到下方的身体变得瘫软。恰克喊道：“上帝啊！”

警卫又一次挥起了警棍。泰迪转身背对病人，用手臂挡住警卫的胳膊。他看着警卫鲜血淋漓的脸。“嘿！住手！他已经昏过去了！嘿！”

但警卫能嗅到自己身上的血，他再度举起警棍。

恰克喊道：“看着我！看着我！”

警卫的眼睛盯着恰克的脸。

“快住手。听到没有？住手。这个病人已经被制伏了。”恰克松开病人的手腕，那人的手臂啪嗒落在胸前。恰克背靠墙坐着，目光紧锁在警卫身上。“你听到了没有？”他轻声问。

警卫垂下双眼，放下警棍，用衬衫触碰颧骨上的伤口，然后看看上面沾到的血。“他把我的脸撕破了。”

泰迪凑近瞧了瞧伤口。他过去见识过比这严重许多的伤口。这小子不会因此而送命，可是它十分丑陋，没有一个大夫能够缝得完好如初。他说：“你没事的，只不过缝几针罢了。”

他们听到头顶传来几个人的身体和一些家具的碰撞声。

“你们这儿发生暴乱了吗？”恰克问。

警卫哼哧哼哧喘着粗气，脸上渐渐恢复了血色，“差不多。”

“囚犯控制了整个医院？”恰克轻声问道。

那小伙子仔细打量着泰迪，然后又看看恰克：“那还不至于。”

恰克从口袋里抽出一块手帕，递给警卫。小伙子感激地点点头，把手帕按在脸上。

恰克又抬起病人的手腕，泰迪看着他为他把脉。放下手腕后，恰克又翻了翻病人的眼皮，然后望着泰迪说：“他死不了。”

“那我们把他抬上去吧。”泰迪说。

他们一左一右让病人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跟随警卫爬上楼梯。那人并不重，不过楼梯很长，他的双脚还不时钩到楼梯两侧。爬到顶部时，警卫转过身，此刻他看起来更老成些，或许还添了几分智慧。

“你们是联邦执法官。”他说。

“什么意思？”

他点点头，“我敢肯定。你们刚到岛上的时候我看到过。”他对恰克微微一笑，“你脸上有道疤嘛。”

恰克叹了口气。

“你们来这儿做什么？”警卫问。

“来挽救你的那张脸。”恰克说。

小伙子把手帕从伤口拿开，看了一眼，又重新按回去。

“你们抬的这个人，”他说道，“叫保罗·文吉斯，是西弗吉尼亚人，趁他哥哥在朝鲜打仗的时候，杀了他的嫂子和两个侄女，把她们放在地下室里，任她们腐烂，从中获取快感。”

泰迪强忍冲动，差点没放开文吉斯的胳膊，让他从楼梯上摔下去。

“说实话，”那个警卫说着清了清嗓子，“说实话，我打不过他。”他望着他们，眼睛红红的。

“你叫什么名字？”

“贝克，弗雷德·贝克。”

泰迪和他握手，“你好，弗雷德。嘿，很高兴我们能帮上忙。”小伙子低头看着鞋子，上面血迹斑斑。“我再问一遍，你们来这儿做什么？”

“随便看看，”泰迪说，“几分钟而已，然后就走人。”

那个小伙子思忖了好一会儿，泰迪可以感到他生命中过去的那两年——失去多洛蕾丝，追查利蒂斯，发现这个地方，偶遇乔治·诺伊斯并听他讲述有关迷幻药和脑叶切除实验的故事，与参议员赫利接触，等待合适的时机穿越海港，就像等待穿越英吉利海峡登陆诺曼底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悬于这个小伙子踌躇的片刻。

“其实啊，”小伙子说，“我在好几个很乱的地方干过。好几家监狱，一家大型的，还有同样也是关押精神病犯人的医院……”他看着门，睁大眼睛仿佛在打哈欠，只是嘴巴未张开。“是的，我见识过不少地方，可是这儿？”他直直地盯着两人许久，“他们这里制定了一套独有的游戏规则。”

他凝望着泰迪，泰迪想从小伙子的眼睛里寻找答案，但他的眼神涣散迷离，如厌战的士兵一般，呆滞，亘古不变。

“就几分钟？”小伙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好吧。现在乱作一团，不会有人发现。你们转几分钟，然后走人，可以吗？”

“没问题。”恰克说。

“还有，嘿，”那小子伸手开门时朝他们浅浅一笑，“在这几分钟里可别把性命给丢了，好吗？我将不胜感激。”

15

他们穿过门，来到一个十英尺宽、十四英尺高的牢房区，长度与堡垒相当，拱门之下是花岗岩建成的墙壁和地板。两头的高窗提供了唯一的光源，天花板滴着水，地板上到处是一摊摊的积水。囚室在他们的左右排开，藏匿在黑暗中。

贝克说：“我们的主发电机今天早上四点左右坏了。牢房的锁都是电子控制的，这是我们最新的发明之一。这个发明真他妈厉害吧？因此所有牢房在四点钟都打开了，幸好那些锁还可以手动控制，所以我们把大多数病人弄回牢房里锁起来，可是某个浑蛋手上有把钥匙。他一次次偷偷溜进来，打开至少一间牢房，然后又悄悄溜走。”

泰迪问：“那个光头的家伙，会不会是他？”

贝克朝他看，“光头？对了，我们没抓到的人里就有他，我猜可能是他。他叫利奇菲尔德，在我们刚走上来的那段楼梯下半段，玩抓人游戏。”

贝克领他们到右边第三间囚室，打开后说：“把他扔进去吧。”

两人花了好几秒钟才在黑暗里找到床，然后贝克按亮手电筒朝里面照，他们把文吉斯平放在床上。他呻吟着，鼻孔里冒着血。

“我得找些人手来，去抓利奇菲尔德，”贝克说，“关在地下室里的那些人，除非有六个狱警在，不然我们连吃的都不敢送。如果他们跑出来，这里就会像阿拉莫那样血流成河。”

“你先去叫个医护人员来吧。”恰克说。

贝克在手帕上找到一块没沾血的地方，又把它按回伤口，“没时间了。”

“是帮他叫。”恰克说。

贝克透过铁栅栏向里面望着他们，“哦，好吧，我会去找个大夫。那你们俩呢？会在说好的时间内走人，对吧？”

“没错，帮这家伙叫个大夫来。”恰克说着和泰迪走出囚室。

贝克锁上囚室的门，“我这就去。”

他顺着两排囚室中间的走廊跑过去，半路遇到三个警卫正拽着一个大胡子巨汉朝牢房里走，他给他们让路，然后又继续向前跑。

“你有什么想法？”泰迪问。他看到走廊远处的窗子上有个人抓住铁条悬在那里，几个警卫拖进一根水管。他的眼睛刚刚开始适应主走廊上的蓝灰色光线，但两边的囚室依旧很暗。

“这里一定有某个地方放着一批档案，”恰克说，“就算只是为了进行基本医疗和参考之用。你去找利蒂斯，我去找档案，怎么样？”

“你认为那些档案会在哪儿？”

恰克回头望着门，“从声音判断，这里楼层越高就越不那么危险。我猜他们行政办公的地方一定在上头。”

“好。那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碰头？”

“十五分钟吧。”

警卫调好了水管，突然喷出一股水柱，把那个悬在铁窗上的家伙冲下来，摔到地板上。几个人在囚室里拍手，还有些人在呻吟，低沉而颓废的声音，就像战场上士兵发出的那样。

“十五分钟差不多。回到大厅里会合怎样？”

“没问题。”

他们俩握握手。恰克手心里满是汗水，上唇又滑又亮。“泰迪，你要当心点。”

一个病人砰地推开他们背后的门，经过他们身边跑进牢房区。他赤着的两脚脏兮兮的，跑动的模样就像个职业拳击手——脚一前一后不断弹跳着，双手摆出预备出拳的姿势。

“我尽力而为。”泰迪朝恰克露出微笑。

“那好吧。”

“就这样吧。”

恰克走到门前，停住脚步回头看，泰迪向他点点头。

恰克打开门，两个杂工恰好从楼梯那边走进来。他一拐弯消失不见了。其中一个杂工问泰迪：“你见到那个‘黑人拳王’从这儿经过了吗？”

泰迪回头朝走廊望去，那个病人正踮着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双手空挥着组合拳。泰迪手一指，他们三人同时追过去。

“他过去是拳击手吗？”泰迪问。

左边一个年纪较大的高个子黑人说道：“噢，你是从海滩那边来的，嗯？那边是假日病区，是不是？没错，那是威利，他以为自己正在训练，将在麦迪逊广场和拳击手乔·路易斯较量。实际上，他打得还不错。”

他们逼近那个家伙，泰迪看着他的拳头在空中挥舞。

“就我们三个人，没法对付他。”

那个年长的杂工吃吃地笑了，“只要一个人就够了。我是他的经纪人，你不知道吗？”他大声喊道：“嘿，威利，该给你按摩按摩了。离开赛只剩下一小时了。”

“我不要按摩。”威利对空打出一连串快速的刺拳。

“我可不能让我的饭票在这时候抽筋啊，”那个年长的杂工说，“听到没有？”

“我只有跟泽西·乔比赛的那一回抽过筋。”

“那后果怎样呢？”

威利突然放下胳膊，垂在两侧，“你说得有道理。”

“去训练房，就在那儿。”那名杂工夸张地挥动手臂向左一扫。

“别碰我啊。我比赛前不喜欢被别人碰，你知道。”

“哦，我晓得啦，你这个杀手。”他打开囚室的门，“快进来吧。”

威利走向囚室，“你可以听到他们的欢呼，那些观众的声音。”

“座无虚席，我的少爷，全场都爆满了。”

泰迪和另一位杂工继续向前走，那人伸出一只褐色皮肤的手：“我叫艾尔。”

泰迪与他握手，“艾尔，我叫泰迪。很高兴认识你。”

“泰迪，你们怎么都跑到外头来啦？”

泰迪瞥了一眼身上的雨衣。“屋顶上有杂活要干。不过，我在楼梯上碰到一个病人，追他追到这里。我猜你们也许需要一个帮手。”

一坨排泄物砸到泰迪脚边的地板上，有人在黑暗的囚室里发出咯咯的笑声。泰迪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大步未停。

艾尔说：“你们尽量在中间走。即便这样，你还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东西砸到，一星期至少一回。见到你追的那个人了吗？”

泰迪摇摇头，“没，我——”

“啊，该死的。”艾尔喊道。

“怎么了？”

“我看到那个人了。”

那人正朝他们迎面走来，浑身湿透，泰迪看到那些警卫扔下水管追过来。他是个红头发的小个子男人，脸像马蜂窝，布满密密麻麻的黑头，发红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很配。艾尔的手臂挥过他头顶时，他在最后一刻躲闪开，让艾尔扑了个空。小个子男人双膝触地一滑，打了个滚，踉踉跄跄地爬起来。

艾尔在他身后猛追，接着那些警卫从泰迪身边冲过去，高举警棍，同被追的人一样浑身湿透。

泰迪出于本能正要迈步追去，突然听到一声低语：“利蒂斯。”

泰迪站在房间中央期待再听到一遍，但事与愿违。原本因为关注那个被追赶的红头发小个子而暂停的呻吟，此时又四下响起，一片嗡嗡声中偶尔夹杂着便盆的哗啦声。他又一次想到那些黄色药片。如果考利起了疑心，果真怀疑他和恰克——

“利、蒂、斯。”

泰迪转过身，面对右边的三间囚室。漆黑一片。他静候着，知道说话的人看得到他，怀疑会不会就是利蒂斯本人。

“你本应该救我。”

声音若不是来自中间那间囚室，就是它左边那间。不是利蒂斯的声音，绝对不是，但听上去同样耳熟。

泰迪走近中间那个囚室的铁栅栏，在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盒火柴。他擦亮火柴，在跳动的火光中看到一个小水槽，以及一名肋骨根根毕现的男子。那人跪在床上，正往墙上写字。他扭头看了泰迪一眼。不是利蒂斯，也不是他认识的任何人。

“假如你不介意，我更喜欢在黑暗中工作。非常感谢。”

泰迪从铁栅栏前向后退，左转，发现囚室左边的整面墙都写满了字，一点空白都没留，成千上万个字挨在一起，排列整齐，小到只有把眼睛凑到墙上才能辨认。他走到下一个囚室门口，火柴熄灭了，那个声音再度响起，这回距离很近。

“你辜负了我。”

泰迪抖着手想擦燃下一根火柴，可是火柴棍突然折断了。

“你说我可以摆脱这个地方。你向我保证过。”

泰迪又划了另一根火柴，可火柴却飞进了囚室，没点着。

“你骗人。”

第三根火柴划过火柴盒侧面时发出嘶的一声，火焰蹿得很高。他把火柴举向铁栅栏，往里面看。那人坐在左边角落里的床上，低着头，脸埋在两膝之间，手臂环抱小腿。他头顶秃了，边上的头发已显花白，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白色的平角短裤，骨瘦如柴的身子不停地颤抖。

泰迪舔了舔嘴唇和上颚，借着火光朝里看，喊了一声：“哈？”

“我被抓回来了。他们说我是他们这儿的人。”

“我看不见你的脸。”

“他们说我现在回到家了。”

“你能不能抬起头来？”

“他们说这里就是家，我再也不会离开了。”

“让我看看你的脸。”

“为什么？”

“让我看看你的脸。”

“难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我们谈过那么多话。”

“抬起头来。”

“我以前总以为，我们之间不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朋友。提醒你一下，那根火柴就要烧完了。”

泰迪凝视着他头顶那片地中海，还有不停颤抖的四肢。

“我跟你说，伙计——”

“跟我说什么？跟我说什么？你能跟我说些什么？多几句谎话罢了。”

“我没有——”

“你是个骗子。”

“不，我不是。抬起你的——”火苗舔到了他的食指指尖和大拇指侧面，他扔掉火柴。

囚室消失了。他听到床垫的弹簧吱嘎吱嘎响着，布料摩擦石头发出粗糙的沙沙声，还有骨骼咯吱咯吱的响声。

泰迪再度听到那个名字：“利蒂斯。”这回是从囚室的右边传来。

“这件事向来都和真相无关。”

他抽出两根火柴，把它们捏在一起。

“一向如此。”

他擦亮火柴。床上是空的。他手移向右边，看到那人站在角落里，背对着他。

“不是吗？”

“什么？”泰迪问。

“关于真相。”

“有关啊。”

“不。”

“这和真相有关，揭露——”

“这事跟你有关，还有利蒂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我只是偶然被卷进来，用来铺路搭桥罢了。”

那男子迅速转身，朝他走来。他的脸被彻底摧毁了，又紫又黑又红，东一块西一块地肿着。鼻梁骨断了，用白色胶布贴成一个X。

“我的天！”泰迪惊道。

“喜欢吗？”

“谁干的？”

“你干的。”

“怎么可能是我——”

乔治·诺伊斯走到铁栅栏前，嘴唇厚得像自行车轮胎，因为缝了针而发黑。“都是因为你的那些话，你说了那些该死的话，然后我就回到了这儿。都是你！”

泰迪还记得上回在监狱接待室里见到他的情景：虽然脸色因入狱多时而显得苍白，但看起来还很健康、充满活力，脸上大部分的阴云都已消散。他讲了个笑话，说到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德国人走进德州艾尔帕索的一家酒吧。

“你看着我，”乔治·诺伊斯说，“别把视线移开。你从来就不想揭露这个地方。”

“乔治，”泰迪说道，压低了声音，保持冷静，“不是那样。”

“就是这样。”

“不是。你认为我花了过去一年时间都在计划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为了现在能出现在这里。”

“你去死吧！”

泰迪感到他的咆哮直扑面颊。

“去死吧！”乔治又吼道，“你花了过去一年时间计划？就是计划去杀人，杀掉利蒂斯。这就是你玩的游戏。结果把我害到什么地步？这里，又回到这里。我受不了这儿，受不了这个恐怖的屋子。你听到没有？没法忍受第二次，受不了！受不了！”

“乔治，听我说。他们是怎么把你抓回来的？肯定要有转移令才行，肯定要咨询医生。有没有档案，乔治？文书资料？”

乔治哈哈大笑，脸贴在两条铁栏杆之间，上下扭动着眉毛，“要不要听一个秘密？”

泰迪靠近一步。

乔治说：“很好……”

“说吧。”泰迪说。

乔治朝他脸上啐了口唾沫。

泰迪连忙后退，扔掉手里的火柴，用衣袖拂去额头上的唾液。

乔治在黑暗中问：“你知道亲爱的考利大夫主攻哪方面？”

泰迪用手掌摸摸前额和鼻梁，发现唾液已被擦干。“幸存者的负罪感，悲伤引起的创痛。”

“不——”乔治干笑着脱口而出，“暴力。确切地说是男性暴力。他正在做一项研究。”

“不对，那是奈林。”

“是考利，”乔治说，“都是考利在弄。他把全国各地最最暴力的病人和重罪犯都运到这里来。你想这里的病人基数那么小是什么原因？你以为，你真以为有人会仔细过目一个有暴力史和心理问题的病人的移交文件吗？难道你还真的这样想？”

泰迪又擦燃两根火柴。

“这回我永远都出不去了，”诺伊斯说，“我逃走过一次，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再也不会了。”

泰迪说：“冷静，你冷静点。他们是怎么把你抓来的？”

“他们知道。你还不明白吗？你的一举一动，你的整个计划。这是个游戏，一出精心布置的舞台剧。所有这些，”他的手臂挥过头顶，“都是为了你。”

泰迪笑了，“就为了我，他们还搬来一场暴风雨，嗯？这戏法真是厉害啊。”

诺伊斯沉默不语。

“你怎么解释这个？”泰迪问。

“我不能。”

“料你也没法解释。先别妄想了，我们放松一些，好不好？”

“经常一个人吗？”诺伊斯问，隔着铁栅栏注视着他。

“什么？”

“独自一人。从这整件事开始到现在，你曾一个人行动过吗？”

泰迪说：“一向都是。”

乔治挑起一边眉毛，“完全一个人吗？”

“这个……还有我的搭档。”

“你的搭档是谁？”

泰迪竖起大拇指往身后的牢房一指，“他叫恰克。他是——”

“我来猜一猜，”诺伊斯说，“你以前从没跟他一起工作过，对不对？”

泰迪感觉到整个监狱将他包围，双肩冷飕飕的。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仿佛忘记了如何控制舌头。然后他开口道：“他是从西雅图来的联邦执法官——”

“你之前从没跟他一起工作过，对不对？”

泰迪说：“跟这个毫不相干。我会看人。我了解这个人，我信任他。”

“基于什么？”

这个问题可没有简单的答案。谁知道信任是在何时何地建立起来的？这一刻还没产生，下一刻可能便有了。泰迪在大战期间认识了一些人，可以在战场上把生命托付给他们，可是一旦离开战场却绝不能把钱包交给他们保管；他也认识一些人，可以将钱包甚至妻子托付给他们，但却绝不能在打仗时与他们并肩作战，或是一起破门而入。

恰克完全可以拒绝跟他一起来，可以选择留在男宿舍里，在风暴后清理废墟的这段时间蒙头大睡，等候渡轮到达的消息。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雷切尔·索兰多已经找到。恰克没有理由，也没有得到授权跟随他追寻利蒂斯的下落，证明阿舍克里夫医院只是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笑柄。然而他却跟着他来到这里。

“我信任他，”泰迪重复道，“我只能对你这么说。”

诺伊斯隔着铁栅栏哀伤地望着他，“他们已经赢了。”

泰迪甩灭手中的火柴，扔掉，打开火柴盒，发现只剩最后一根。他听到诺伊斯仍贴着铁栏杆用力吸着气。

“求你了。”他低语道。泰迪知道他在哭泣。“求求你了。”

“怎么了？”

“求你别让我死在这儿。”

“你不会死在这里。”

“他们要带我去灯塔，你心里很清楚。”

“灯塔？”

“他们会切掉我的大脑。”

泰迪点亮那根火柴，借着忽现的火光，他看到诺伊斯抓着铁栅栏瑟瑟发抖，泪水从发肿的眼睛里流出，滑过肿胀的脸庞。

“他们不会——”

“你到那儿去，看看那个地方。如果你能活着回来，再告诉我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你自己亲眼去瞧瞧。”

“我会去的，乔治。我会去的。我要带你离开这个地方。”

诺伊斯低下头，把秃头顶在铁栅栏上，开始静静哭泣。泰迪还记得他们上次在接待室见面时，乔治说：“要是我再回到那鬼地方，我就自杀。”然后泰迪说：“那种事不会发生。”

显而易见，那是句谎话。因为诺伊斯就在这里：遭到毒打，备受摧残，满怀恐惧地发抖。

“乔治，看着我。”

诺伊斯抬起头。

“我会把你从这儿救出去。你坚持住。别做傻事，回不了头。你听见了吗？坚持住，等我回来。”

乔治·诺伊斯涕泗纵横的脸上绽出一个微笑，接着，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你不能杀死利蒂斯，同时揭露真相。你必须做出抉择。你很清楚这点，不是吗？”

“他在哪里？”

“告诉我你清楚这点。”

“我清楚。他人在哪儿？”

“你必须做出选择。”

“我不会杀人。乔治，我不会。”

看着铁栅栏后面的诺伊斯，泰迪感到这没错。如果能让这个可怜的家伙、这个遭遇坎坷的受害者回家，他愿意把自己的仇恨搁在一旁。并不是放弃，只是等待下一个机会，希望多洛蕾丝能理解。“我不会杀任何人。”他重复道。

“骗子。”

“我不是。”

“她已经死了，放她去吧。”他把一张沾满泪水的笑脸抵在铁栏杆之间，肿胀的双眼柔和地望着泰迪。

泰迪又想起多洛蕾丝，喉咙下面一阵发紧。他看见她坐着，笼罩在七月初朦胧的光辉中。那种暗橙色的光，好像夏日里太阳刚刚落山后城市披上的颜色。她抬头望着他把车停在人行道上，孩子们继续在马路中央玩棍球，晾在头顶上的衣裳在风中舞动。她手撑着下巴，香烟举在耳畔，注视着他一步步走近。这一次他带来了鲜花，她就是他的最爱，他的宝贝儿，一切再简单不过。她注视着他时，好像在努力记住他的模样，记住他走路的姿势，记住那些鲜花和那一刻。当你光是看到某人就能体会到食物、血液和空气永远无法带来的满足，当你感到生下来就是为了一个时刻，而无论何种原因，此刻就是那个时刻。他想问她，因喜悦而心碎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让她去吧，诺伊斯说过。

“我做不到。”泰迪说，声音尖锐。他听到尖叫声在胸中涌动。

诺伊斯身体尽力后倾，但两手仍然牢牢抓住栏杆。他歪着头，让耳朵耷在肩膀上。“那你就永远别想离开这座岛。”

泰迪一言不发。

诺伊斯叹了口气，好像要说的话无聊到让他站着都能睡着。“他被调出C区了。如果不在A区，就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去。”

他等着泰迪明白过来。

“灯塔？”泰迪说道。

诺伊斯点点头，最后一根火柴也已燃尽。

整整一分钟的时间，泰迪站在那里，在黑暗中瞪着眼睛，然后听到诺伊斯上床发出的弹簧声响。他转身准备离开。

“嘿。”

他停住脚步，背对着铁栅栏，等待着。

“上帝保佑你。”

16

泰迪转身走过监狱区，发现艾尔正在等他，站在花岗岩走廊中央，懒懒地向他投来一瞥。泰迪问他：“找到你要抓的人了吗？”

艾尔在他旁边迈开脚步，“当然，那浑蛋太狡猾了。不过在他逃出这房子之前，能去的地方也只有那些。”

他俩沿着牢房向前，始终走在过道中间。泰迪回想起诺伊斯曾问他在岛上是否一个人待过，他暗自思忖，艾尔到底观察他多久了？他回忆来到岛上的这三天，试图找出完全独处的时刻，但即使是上厕所时，由于使用的是员工厕所，所以要么有人在旁边的隔间，要么有人等在门外。哦，不，他和恰克两人单独在岛上走过几次……他和恰克。

他到底对恰克了解多少？泰迪在脑中勾画出恰克的脸，仿佛看见他站在渡轮上，远远地望着大海……

人不错，能让人很快喜欢。天生善于交际，是那种你想和他待在一起的人。来自西雅图，最近才调过来。绝对是玩扑克的好手。讨厌父亲——这似乎是他身上与其他特质不相符合的一点。好像还有点儿什么……泰迪极力在大脑深处搜索……到底是什么呢？

别扭。对，就是这个词。可是不对，恰克一点也不别扭。他可是做事圆滑的典型。用泰迪父亲的话来讲，就是“顺得像粪便穿过鹅肠”。不，这个人身上完全没有一点别扭之处。真的一点没有吗？难道他就没有行动笨拙的一刻吗？有。泰迪肯定有。但是他想不起来具体的细节，此时此地想不起来。

况且，这整个想法太荒唐了。他相信恰克。毕竟，恰克闯入考利的办公室，偷翻了他的办公桌。

你看到他做了吗？

恰克冒着丢掉饭碗的风险想要找到利蒂斯的档案。

你又怎么知道呢？

他们来到门前，艾尔说：“只要走回楼梯，爬上去就行了。很容易找到屋顶。”

“谢谢。”

泰迪等了一会儿，没有立刻打开门，他想看看艾尔会停留多久。

但艾尔只是点点头就转身走回监狱区，泰迪暗自松了口气。显然，他们没有监视他。泰迪在艾尔眼中不过是又一个杂工罢了。诺伊斯是个偏执狂。不过也能理解，处在他的处境中，谁不会这样呢？肯定会是一样的偏执。

艾尔继续向前走。泰迪转动门把手打开门，发现楼梯平台上既没有杂工也没有警卫。就他一个人。彻彻底底只有他一人。没人监视。他关上门，转身走下楼梯，看见恰克就站在他们之前撞见贝克和文吉斯的转角处。恰克手里捏着一根烟，猛地用力吸了几口，抬头看见泰迪下楼，便转过身，快步走了起来。

“我以为我们说好要在大厅里碰头。”

泰迪赶上来的时候，恰克说：“他们在这儿。”然后，他俩转进大厅。

“谁？”

“院长和考利。一直走别停下。我们要想办法逃出去。”

“他们看见你了？”

“不清楚。我当时正从比这儿高两层的资料室出来，看见他们在大厅的另一头。考利还扭头看了一眼，我直接穿过出口处的门到了楼梯。”

“这么说，他们可能不会起疑心。”

恰克已经在小跑，“一个穿着雨衣、戴着巡逻帽的杂工从行政楼层的资料室里走出来？哦，我们没事才怪呢。”

他们头上的灯纷纷亮起，发出一系列流动的爆裂声，仿佛骨头在水下开裂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电流的声。接着爆出一阵高喊、嘘声和哀号。有那么一刻，整幢大楼似乎从他们周围升起又缩回。尖锐的警铃声穿透了石砌的地板和墙壁。

“来电了，多好啊！”恰克说，转身走入楼梯井。

他们下楼时正巧碰到四个警卫跑上来。两人于是贴着墙，让他们通过。

方桌边的警卫依然在那里，他正在打电话。两人下楼时，他抬起头以稍显呆滞的目光看了他们一眼。随后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对着话筒说了一句“等一下”，又对走到最后一级楼梯的两人喊：“嘿，你们两个，停一停。”

门厅外正聚着一群人——警卫、门卫，外加两个戴着手铐、满身泥污的病人——泰迪和恰克立即移步混入人群，躲开一个在咖啡桌边站起身的人，那人手里端着杯子，差点儿泼到恰克的前胸。

那个警卫还在叫喊：“喂！你们两个！喂！”

他们仍然大步向前。听到警卫的叫喊，泰迪看到众人的反应都是转头四处张望，想要弄清楚他到底在叫谁。只消一两秒的工夫这些人就会齐刷刷地看向他和恰克。

“我说，站住！”

泰迪的手举到胸口，推了推门。

纹丝不动。

“喂！”

他注意到铜制的门把手是菠萝形状的，就跟那天在考利家看见的一样。他握住把手，发现它被雨水弄湿后变得很滑。

“我要跟你们谈谈！”

泰迪转动把手推开门，两个警卫正沿着楼梯走过来。泰迪侧身扶住门，让恰克过去，走在左边的那名警卫对他点头表示感谢。然后，泰迪放开门把手，与恰克一起走下楼。

泰迪看见左边有一群穿着同样衣服的人站在细雨中抽烟喝咖啡，其中有几人斜倚着墙。每个人都在开玩笑，朝着空气大吐烟圈。泰迪和恰克朝他们走去，始终没回头，随时等着身后的门再次开启，传来新一轮的喊叫。

“你找到利蒂斯了？”恰克问道。

“没有。但找到了诺伊斯。”

“什么？”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靠近那群人时他们点了点头，大家报之以微笑和挥手。泰迪向其中一人借了火，随后两人继续沿着墙走——一刻不停地向前走，这堵墙大约向远处延伸出四分之一英里。一直走，不顾后方传来隐约的叫喊声；一直走，即使看到头顶上方约五十英尺处的城垛上暗暗探出来复枪的枪尖。

他们走到墙的尽头，向左拐进一片潮湿的绿地，发现那一段路已经换上了新的铁丝网，几组工人正在把搅拌好的水泥填入柱子搬走后留下的窟窿。远远望去，铁丝网一直向前延伸绕到后头，他们知道那里没有出口。

两人转身沿着墙回来，进入空旷地带。泰迪明白，他们唯一的出路就在正前方。如果往另一个方向走，就会引起过多的注意，除非从警卫面前经过。

“我们要豁出去了，对吗，头儿？”

“对极了。”

泰迪取下帽子，恰克也跟着取下帽子，然后他们又将雨衣脱下来搭在肩上，一起走进了星星点点的雨中。等候他们的还是之前那个警卫。泰迪对恰克说：“我们不要放慢脚步。”

“好。”

泰迪试图从警卫脸上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但是警卫的表情死木般僵硬。泰迪想，会不会是因为太无聊，或者，是在训练面临冲突时保持强硬态度？

泰迪经过他身边时挥了挥手。警卫说：“他们现在有卡车了。”

他俩继续走。听见这话，泰迪转过身，一边往回走一边问：“卡车？”

“是啊，为了带你们回去，要不你们等一等。五分钟前刚开走一辆，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不用了，我们需要走走。”

就在这短暂的一瞬，警卫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捉摸的表情。或许这只是泰迪的想象，或许，警卫嗅到了他们话中胡扯的味道。

“当心点。”泰迪转过身与恰克一起朝那些树木走去。他能感觉到背后警卫注视的目光，感觉到整个堡垒注视的目光。也许考利和院长正站在楼前的台阶或屋顶上看着他们。

两人走到树丛边，发现没人对他们大喊大叫，也没人对他们放枪警告。于是，他们走进树丛，消失在那一排粗壮的树干和萧索破碎的树叶后面。

“我的天！”恰克说，“天哪，天哪，天哪！”

泰迪在一块圆石上坐下，全身大汗淋漓，白衫白裤都被浸透，但觉得很兴奋。他的心还在嗵嗵直跳，眼睛发痒，肩膀和脖颈后微微有些刺痛。他知道，这是除爱情外世上最美好的感觉。

成功脱逃。

他定定地看着恰克，眼珠一动不动，直到两人都笑出声来。

“我经过那个转角，看见围栏修好了，”恰克说，“妈的，泰迪，我还以为我们就此完蛋了。”

泰迪将身体向后靠在石头上，感觉异常自由——这种感觉似乎只有孩童时代才有过。他看见天空从烟雾般的云层后面渐渐显露，感觉到风吹过皮肤。他能嗅到那些味道：潮湿的树叶，潮湿的土壤，潮湿的树皮，他能听到最后一点雨丝滴落的微弱声响。他多么想闭上眼睛，然后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躺在海港的另一头，回到波士顿家中的床上。

他几乎打起盹来，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有多累。他坐起身，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向恰克借了个火。他倾身向前靠在膝盖上，说：“我们不得不假设，他们最终会发现我们到里面去过。当然这是在假设他们目前还不知道。”

恰克点了点头，“贝克这家伙一定会在严刑拷打下招供。”

“楼梯边上那个警卫，我觉得他接到消息了。”

“也许他只是想让我们俩签退。”

“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会被人记住。”

港湾的那一头传来波士顿灯塔的雾号，这是泰迪孩提时代住在赫尔镇时每天晚上都能听见的，是他知道的最寂寞的声音。这声音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要抓住什么，一个人，一个枕头，或是你自己。

“诺伊斯。”恰克说。

“嗯。”

“他真的在这里？”

“千真万确。”

恰克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泰迪，怎么会这样？”

于是，泰迪把有关诺伊斯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恰克：诺伊斯如何挨揍，如何对泰迪怀有敌意，他的恐惧，他四肢如何颤抖，他的哭泣——事无巨细都告诉了恰克，除了诺伊斯对恰克的意见。恰克听着，偶尔点点头，他看泰迪的神情像极了围坐在篝火边望着夏令营指导员，听他讲述午夜恶魔故事的孩子。

泰迪忍不住想，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切又该作何解释？他讲完后，恰克问道：“你相信他？”

“我相信他在这儿。这一点毫无疑问。”

“他可能在精神方面出了问题，我是指他精神崩溃了。他的确有过病史。这样的话，他们就有正当理由了。他在监狱里疯了，于是，他们就说：‘哦，这人曾经是阿舍克里夫医院的病人，我们把他送回去好了。’”

“有可能，”泰迪说，“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看起来正常得要命。”

“那是什么时候？”

“一个月前。”

“一个月可以发生很多变化。”

“此话不假。”

“那么灯塔呢？”恰克又问道，“你认为灯塔里住着一群疯狂的科学家，就像我们之前谈论过的那样，他们正往利蒂斯的头骨里植入天线？”

“我认为他们不会把一个污水处理厂用铁丝网围起来。”

“我同意，”恰克说，“但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有点儿过于大吉尼奥尔①了吗？”

泰迪皱起眉头，“妈的，我不明白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恐怖，”恰克说，“就是童话故事里非常非常骇人听闻的那种。”

“这个我懂，”泰迪说，“可那个什么‘大吉二奥尼’呢？”

“大吉尼奥尔，”恰克说，“这是个法语词，不好意思。”

泰迪看到恰克试图用微笑化解尴尬的局面，也许他正在寻思如何换个话题。泰迪问：“你在波特兰长大，一定学过不少法语。”

“我是在西雅图长大的。”

“噢，对。”泰迪以手抚胸，说，“不好意思。”

“我喜欢戏剧，”恰克说，“这是个戏剧上的专业用语。”

“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在西雅图分局工作的人。”泰迪说。

“是吗？”恰克拍着他身上的口袋，漫不经心地回答。

“是啊。可能你也认识他。”

“的确有可能，”恰克说，“你想知道我从利蒂斯的档案中发现了什么吗？”

“他的名字叫乔。乔……”泰迪打了个响指，看着恰克，“帮我一起想想。我突然想不起来他姓什么了，乔，呃，乔……”

“叫乔的人多着呢。”恰克一边说，一边把手伸向裤子后面的口袋。

“我还以为西雅图分局的人员不多呢。”

“就是这个！”恰克猛地把手从裤子后袋里抽出来，手中却空无一物。

泰迪看见恰克没能抓住的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片从口袋里露出一角。

“乔·费尔菲德。”泰迪一边说，一边回想着恰克的手从口袋里猛然抽出的样子，那姿势真别扭。“你认识他？”

恰克的手又伸了回去，“不认识。”

“我确定他已经调去那里了。”

恰克耸了耸肩，“我没听过这名字。”

“噢，也许是波特兰。我把它们搞混了。”

“是啊，我早注意到了。”

恰克终于把纸片掏了出来。泰迪回想起他们到达的那一天，恰克用一种相当笨拙的姿势把枪交给警卫，弄了半天才打开枪套。一般的联邦执法官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问题能叫人在执行任务时丧命。

恰克伸手摊开那张纸片。“这是他的入院初诊表，利蒂斯的。这张表和他的药物记录是我唯一能找到的两样东西。没有意外报告，没有会诊笔记，没有照片。怪得很。”

“很诡异，”泰迪说，“的确。”

恰克的手仍然向外伸着，纸片从他的指间垂下。“拿去吧。”他说。

“不了，”泰迪说，“你先拿着好了。”

“你难道不想看看吗？”

泰迪说：“我以后再看好了。”他看着他的搭档，不再说话，任凭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

“怎么样？”恰克终于开口了，“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叫乔什么的家伙，所以你就像看滑稽戏一样看着我？”

“我没有看滑稽戏，恰克。就像我说的，我把波特兰和西雅图两边的情况搞混了。”

“对。那么——”

“我们继续赶路吧。”泰迪说。

泰迪站起身。恰克在原地坐了几秒钟，看着那张纸仍在手里飘荡。他瞧瞧四周的树，又抬头看看泰迪，然后向远处的海岸望去。

雾号又一次响起。

恰克起身，把纸片重新放回裤子后袋，说“好吧”，又说“就这样吧”，再说“那行啊，你带路吧”。

泰迪开始向东穿过树林。

“你想去哪里？”恰克问他，“去阿舍克里夫医院不是这条路。”

泰迪回头看了他一眼，“我不想去阿舍克里夫。”

恰克似乎被惹恼了，也许是被吓坏了。“那该死的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泰迪？”

泰迪笑了。

“去灯塔，恰克。”

“我们在哪儿？”恰克问。

“我们迷路了。”

他们已经走出树林，但眼前并未出现预期的灯塔周边的围栏，鬼使神差地往北偏了很多。暴风雨把这片树林变成了湿地，路上净是些东倒西歪的树，他们不得不绕行。泰迪早就料到已经偏离了方向，但根据他刚才的计算，他们很有可能绕到了墓地那边。

他仍然可以看见灯塔。灯塔上端的三分之一探出来，前面挡着一座小山丘，一丛V字形的树，还有一堆棕绿相间的植物。他们所站的这片原野正前方是一片长长的潮汐沼泽地，再往前是一个斜坡，斜坡周围由嶙峋的黑色岩石围成天然屏障。泰迪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穿过树林折回去，希望能找到他们转错弯的地方，这样就不必原路返回。他把想法尽可能地解释给恰克听。

恰克用一根棍子把沾在裤脚上的芒刺扫落下来。“或者我们可以绕一圈，从东边到达灯塔。还记得昨天晚上跟麦克弗森一起吗？那个司机开上了一条酷像车道的路。山丘那头一定是墓地。我们绕着走走好吗？”

“只要不比刚才走的那段糟糕就好。”

“噢，你不喜欢那段路？”恰克用手掌摸摸后颈，“要说我，我喜欢蚊子。事实上，我脸上大概还有一两块地方没被它们叮到。”

这是两人在一个多小时内首次对话，泰迪可以感觉到他们都试图打破两人之间逐渐累积起来的紧张感。

但这个时机稍纵即逝。泰迪又沉默了太久，恰克则开始沿着原野的边缘走路，有意无意地向西北方向走去——这座小岛总是把他们推向海岸边。

他们一起行走、攀爬、再行走，这个过程中，泰迪始终望着恰克的背影。这是他的搭档，他曾经这样告诉诺伊斯。他说，他信任他。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得不信任。因为没有人能够独自对抗这一切。

如果他消失了，如果他被永远留在这个岛上回不去，那么参议员赫利会是他的一个挚友。毫无疑问。参议员的要求会得到关注，会有人听到。但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一位来自新英格兰这样的小地方、名声相对较弱的民主党人士，说的话能有多大影响？

联邦执法官们不会坐视不管，他们肯定会派人来。但问题在于时间——他们能及时赶到吗？在阿舍克里夫医院里的医生彻底把泰迪变成诺伊斯，或是那个更加糟糕的玩抓人游戏的男子之前？

泰迪希望如此，因为他发现注视恰克背影的次数越多，就越能肯定：他是孤身一人在奋斗，完完全全一个人。

“还有那么多石头，”恰克说，“真要命，头儿。”

他们正行进在一条狭窄的海岬上，右边是几乎垂直的岩壁，岩壁下方就是大海，左边是约一英亩的灌木平原。渐渐地，风变大了，天空变成红棕色，空气中有股咸味。

那些石堆散落在平原上，总共是九堆，排成三排，四周都有斜坡保护。那些斜坡围着平原，呈现出碗状。

泰迪说：“怎么回事，我们把这事儿忘了？”

恰克一手伸向天空。“再过两小时太阳就落山了。你应该已经意识到，我们还没有到达灯塔，甚至连墓地都没到。我们甚至都不确定从这里是不是能走到那里。而你却想一路爬下去看那些石头！”

“嘿，如果密码……”

“都这时候了，密码还有这么重要？我们掌握了利蒂斯在这儿的证据。你看见诺伊斯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带着这些信息和证据回去。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他说得没错，泰迪心里很清楚。不过，前提是他俩依然在同一战线上。如果他们不在同一战线上，而这个密码又是恰克不想让他看见的……

“十分钟下去，再花十分钟上来。”

恰克在深色的岩石表面疲倦地坐下，从夹克里掏出一支烟，“好吧，我坐在这儿等你。”

“请自便。”

恰克拢起双手把香烟点着，“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泰迪看着烟雾从他弯曲的指间飘出来，散到海面上。“一会儿见。”他说。

恰克背对着他，“小心别把脖子给摔断了。”

泰迪走下去用了七分钟，比预计的要少三分钟，可能是因为地面很松，沙子较多，他滑了几次的缘故。他真希望早餐的时候不是只喝了一杯咖啡，现在胃里空空如也，饿得咕咕直叫。低血糖再加上缺乏睡眠，让他觉得迷迷糊糊，眼前直冒金星。

他数着每个石堆的石头数，并把数字记在笔记本上，旁边还写上了对应的字母：“13(M)－21(U)－25(Y)－18(R)－1(A)－5(E)－8(H)－15(O)－9(I)。”

他合上笔记本，放进衣服前面的口袋，开始沿着沙土斜坡向上爬。到最陡峭的地方就手脚并用；失足向下滑落时就紧紧抓住一大丛滨海植物。他花了二十五分钟才爬上去。天空已经变成深红铜色。他知道恰克说得没错，无论他站在哪个立场：天很快就要黑了，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密码到底怎样又有什么关系？

他们现在不可能到达灯塔了，即使到了那里，接下来又能做什么呢？如果恰克和他们是一伙儿的，那么和他一起去灯塔无异于自投罗网。

泰迪看见山顶，看见海岬上突起的山脊，还有笼罩着大地的红铜色天穹。他想，这件事也许只能这样了，多洛蕾丝。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做到这些。利蒂斯会活下去，阿舍克里夫医院也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知足了，因为我们心里明白，这个调查已经拉开序幕，而它最终可以让整个事件真相大白。

泰迪在山顶发现一个豁口，那是一个与海岬相连的窄洞，开口处已经风化。泰迪站在洞口，背抵着沙墙，双手抓着头顶的平滑岩石。他手臂用力，将身体拉了上去，用胸口抵住海岬，随后又将两腿甩上去。

泰迪侧身躺着，望着远处的大海。大海在薄暮时分是多么湛蓝，在白昼将尽的时刻是多么生机勃勃。他躺在那儿，感到微风吹拂着脸颊，大海在渐渐暗去的天色下无尽地向远处伸展，他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如此世俗。但那并非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那是一种奇怪的骄傲，感觉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的，一粒尘埃，但却是大自然中的一粒尘埃，与大自然同在，一同呼吸。

他的目光越过那块平坦的黑色岩石，一边脸颊贴着它，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恰克并没有在上面等他。

①指巴黎的“大木偶剧院”，创办于十九世纪末，以上演残酷血腥的剧目著称。

17

恰克躺在悬崖底部，海浪轻轻拍打着他。

泰迪先让双腿从海岬边缘滑落，用鞋底试探着黑色的岩石，直到有把握脚下的石头可以承受他的重量。他无意识地屏住气，双肘从海岬边缘滑过，感觉到脚陷入岩石中，这时石头突然松动，右脚踝随之弯向左边，他猛地贴紧崖壁，上半身的重量压在上面，然后，脚下的石头稳住了。

他转过身，把身体放低，直到像螃蟹那样紧紧贴在岩石上，接着开始往下爬。做这事可没法快起来。有的石块牢牢地嵌入悬崖，像战舰船体的螺钉一样牢固，有的仅仅是因为下方的石块才得以撑在那里，而且在把身体的重量压上去之前，根本无从判断哪块牢固，哪块不牢固。

十分钟后，泰迪看到一支恰克的幸运牌香烟，抽了一半，烧焦的部分呈黑色，尖得好像木工铅笔的笔尖。

他是怎么摔下去的？风变大了，但还不致把人从平坦的悬崖边刮下去。

泰迪想着恰克的样子：独自一人在悬崖顶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里抽着烟。他想起所有那些他曾关心过的逝者，他们死了，而他必须艰难地撑下去。当然，他想起了多洛蕾丝。想起他的父母，父亲此刻正躺在这片大海深处的某个地方，母亲在他十六岁那年离开。他想到了图蒂·维切利，在西西里，子弹从他的齿间穿入，他向泰迪露出古怪的笑容，好像吞下了什么味道奇怪的东西，鲜血从嘴角流淌下来。他想到了马丁·费兰和贾森·希尔，还有那个从匹兹堡来的壮实的波兰机关枪手——叫什么来着？——雅达克，没错，他叫雅达克·吉利比奥弗斯基。那个金发小毛孩在比利时总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他腿部中弹，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后来却血流不止。当然还有弗兰基·高登，在椰林俱乐部的那晚，他被泰迪晾在一边。两年后，泰迪把弗兰基·高登钢盔上的香烟弹下来，骂他是艾奥瓦来的狗屎鸟人。弗兰基说道：“你骂脏话的本事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话音未落就踩到了地雷。泰迪的小腿肚上至今还留着一块当时的弹片。

现在是恰克。

如今泰迪还能否弄明白该不该相信他，该不该在死前一刻认定他是值得信任的？恰克能逗他大笑，也让过去三天里头痛的侵袭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恰克今天早上还对他说，他们早饭吃本尼迪克蛋，晚饭吃切成薄片的鲁本三明治。

泰迪抬头望了望海岬边缘，他估计，他已经向下爬了一半路程，天空开始呈现出大海的深蓝色，而且每分每秒都在加深。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恰克从悬崖边摔了下去？

绝非自然原因。

除非他掉落了什么东西。除非，他为了捡什么东西才下去。除非，他和泰迪现在一样，试图顺着悬崖爬下去，抓住或踩到了吃不起分量的岩石。

泰迪停下来喘息，汗水从脸上滴落。他小心翼翼地从岩石上挪开一只手，用裤子擦干。然后把手放回原处，抓紧，另外一只手重复刚才的动作，正当他把手放回一块突起的岩石上时，他发现了一张纸片。

纸片嵌在一块石头和一簇褐色的树根之间，在海风的吹拂下轻轻飘动。泰迪的手从那块黑色岩石上挪开，手指夹起那张纸。无须打开，他便知道那是什么。

利蒂斯的入院初诊表。

泰迪把纸片塞进后袋里，想起当初恰克把它随随便便地往后袋里一插，现在他明白恰克为何会到下面来。

是为了这张纸。

是为了泰迪。

最后二十英尺的崖壁由大圆石组成，它们是被海藻覆盖的巨大黑色卵石。触及这些石头时，泰迪转过身来，让双臂放在身后，手掌根部支撑着全身的重量。他顺着这段悬崖一路往下，看到了躲在岩石裂缝里的老鼠。

泰迪终于到达悬崖底部，来到海岸边。他瞧见恰克的尸体，走近一看才发现根本不是尸体，只是一块石头，被太阳晒得发白，缠绕着厚厚的一层黑色海藻。

谢天谢地。恰克没有死。这块被海藻覆盖的又长又窄的石头并非恰克。

泰迪双手放在嘴前合拢成杯子的形状，朝悬崖上方喊着恰克。他不断呼唤，听到声音传到海面上，从岩石上弹回来，随风飘荡。他等着恰克从海岬上探出脑袋。

也许他正打算下来寻找泰迪。也许他现在正在上面准备。

泰迪喊着他，直到喉咙沙哑。

然后，泰迪停下来，等恰克的回应。天色变得很暗，已看不见悬崖顶部。泰迪听到风的声音，听到岩石裂缝中老鼠的动静，听到一只海鸥的鸣叫，还有浪涛拍岸的声音。几分钟后，他再次听到波士顿灯塔传来的雾号。

泰迪的视觉逐渐适应了黑暗，他看到一双双眼睛正望着他。几十双眼睛。老鼠们懒懒地趴在圆石上，盯着他看，毫不胆怯。夜间，这是属于它们的海岸，不属于他。

不过，泰迪害怕的是水，不是老鼠。这些该死的讨人厌的东西。他可以向它们开枪。一旦有几个同伙被炸成碎片，看它们还有几个胆敢这么嚣张？

只不过泰迪没带枪，转眼间，它们的数目又翻了一倍。长长的尾巴来来回回扫过石头。泰迪感到海水已逼到脚后跟，他感到所有这些眼睛都盯着他，无论害怕与否，他都开始觉得脊梁有刺痛感，脚踝处也开始发痒。

他沿着海岸慢慢前行，看到月光下数百只老鼠聚集在石头上面，好像一只只海豹在晒日光浴。他看着它们蹦下圆石，来到自己刚才站过的地方。这时，他转过头看看余下的海岸还剩多少路。

没多远了。前面约三十码又是一处探出水面的悬崖，彻底截断了海岸，在其右侧的海面上，泰迪看见了一座小岛，之前他压根儿就没注意过。月光下，它如同一块褐色的肥皂，颤颤巍巍地浮在海面上。来岛上的第一天，他和麦克弗森到过那一带的悬崖。那片海上根本没有岛，他敢肯定。

这该死的小岛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此刻，泰迪能听到老鼠发出的声音，有几只正在打架，但大多数在用爪子敲击石头，互相吱吱叫着，泰迪感到脚踝处的刺痒爬上了膝盖和大腿内侧。

他回望身后的海岸，它们到处都是，已经遮住了整个沙滩。

他顺着峭壁向上望，多亏这一轮几近满圆的月亮和漫天闪亮的星斗。接着他看见一种颜色，和两天前还荡然无存的小岛乍现海上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那是橘黄色，位于较大的崖壁的半腰，黑色峭壁上垂暮时分出现的橘黄色。泰迪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只见那橘黄色光点忽明忽暗地闪烁着，暗下去又亮起来，暗下去又亮起来，极像跳动的脉搏。

好像是火焰。

泰迪意识到那是个洞穴。或者至少是道相当大的裂缝。里面有人。是恰克，必定是他。也许他是为了捡那张纸，从海岬上面往下爬，也许他受了伤下不来，只好暂且到洞里歇脚。

泰迪摘下帽子，来到离他最近的大圆石边。六对眼睛打量着他，泰迪用帽子去打，它们四下逃窜，带着污秽不堪的身躯纷纷从岩石上冲下。泰迪迅速爬上这块石头，朝下一块石头上的几只老鼠踢过去，它们躲到边上。于是他在岩石上跑起来，从一块跳到另一块，每跳一下，老鼠的数目都在减少，到达最后几块黑色鹅卵石上时，一只老鼠都看不到了。然后，他开始攀爬崖壁，下来时弄伤的手还在流血。

不过，这片悬崖爬起来较为容易。它比之前那片更高，而且宽得多，但有几段明显的斜坡，岩石上的突起之处也更多。

他在月光下爬了一个半小时，星星注视着他，如同那些老鼠打量他。爬着爬着，他开始想不起多洛蕾丝，记不清她的模样，看不到她的脸，她的手，她太阔的双唇。他觉得她正从身边消失，自从她死后还未曾有过这种感觉。他明白这是体力透支、缺乏睡眠和食物造成的，可事实是她离开了。当他在月光下攀爬的时候，她离开了。

但他仍可以听见她的声音。尽管想不起她的模样，他却听到她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她说：继续爬，泰迪，继续爬，你可以过新的生活。

难道就只是这样吗？两年来，他一直过着令人窒息的生活。他常常在黑暗中呆坐，一边听汤米·道尔西和艾灵顿公爵的音乐，一边凝视茶几上的那把枪。他确定自己在这糟糕透顶的生活中不可能再向前迈出一步，他对她的思念如此强烈，有一回为了克制情感上的需要，他咬紧牙关，咬断了门牙——两年来，经历了这一切后，难道真的是时候把她抛在一边了？

我没有梦到你，多洛蕾丝。我知道没有。但是，此时此刻，我觉得仿佛梦到了你。

应该这样，泰迪。应该的。放我走吧。

是吗？

是的，宝贝。

我会试试看的，好吗？

好。

泰迪能瞧见在上方闪烁的橘黄色火光。他可以感受到那热量，虽然隐隐约约，但不会错。他把手伸到头顶上方的岩石平台上，看到那光映照着手腕。他用力攀上石台，胳膊肘撑着匍匐前进，陡峭的石墙映着那橘黄色的光亮。他站起身，洞顶几乎碰到头。他看到入口弯进右侧，便转了进去，发现那火光的来源是一堆燃烧的木头，堆在地面上挖出的一个不大的坑中。篝火另一侧有个女人，双手背在身后。她张口问道：“你是谁？”

“泰迪·丹尼尔斯。”

女人留着长发，穿着浅粉色的病号服和束带长裤，以及拖鞋。

“那是你的名字，”她说道，“可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警察。”

她歪了歪头，发丝刚开始现出灰白色。“你是那个执法官？”

泰迪点点头，“你能否把手从身后拿到前面来？”

“为什么？”她问道。

“因为我想知道你手里攥着什么。”

“为什么？”

“我想知道你手里的东西会不会伤害到我。”

她微微一笑，“我想这个要求不算过分。”

“很高兴你这么想。”

她把双手从背后拿出来，一把长而薄的外科手术刀。“如果你不介意，我就继续握着。”

泰迪两手一举，“我没意见。”

“你知道我是谁吗？”

泰迪回答：“阿舍克里夫医院的一名病人。”

她又朝他歪了歪头，摸了一下罩衫。“天哪，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哟，我说得没错。”

“是不是所有的联邦执法官都这么敏锐？”

泰迪说：“我有一会儿没吃东西了，所以已经比平时迟钝了些。”

“睡得多吗？”

“什么意思？”

“你来到岛上之后，睡得多吗？”

“睡得不太好，但这不能说明什么。”

“噢，这确实能说明问题。”她把裤腿卷至膝盖，坐到地上，并示意泰迪也坐下来。

泰迪坐下，隔着火堆凝视她。“你是雷切尔·索兰多，”他说，“你是真的那个。”

她耸耸肩。

“你杀了自己的孩子？”他问。

她用手术刀拨弄一根木头。“我从来没有孩子。”

“没有？”

“没有，我从来没结过婚。你知道了肯定会大吃一惊，我以前不仅仅是这里的一名病人。”

“你怎么会不仅仅是病人呢？”

她戳戳另一根木头，木头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火堆上顿时升起星星点点的火花，未到洞穴顶部便消散了。

“我以前是这儿的员工，”她说，“从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起就是。”

“你原来是护士吗？”

她隔着火堆望着他。“我原来是医生，执法官。特拉华州德拉蒙德医院的第一位女医生。也是阿舍克里夫的第一位女医生。先生，你眼前的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先驱者啊。”

或许是个妄想症患者，泰迪心想。他抬眼看去，发现她的目光正落在自己身上，亲切，谨慎，善解人意。

她说：“你以为我疯了。”

“不。”

“对一个躲在洞里的女人，你还能怎么想呢？”

“我想这也许事出有因。”

她黯然一笑，摇了摇头，“我没有疯，没有。当然了，一个疯子还能说些什么别的呢？这就相当于卡夫卡式的荒诞不经。假如你并没有发疯，但人们对世界宣称你疯了，那么你所有的抗议都适得其反地加强了他们的观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差不多吧。”泰迪说。

“就把它看作三段论吧。假设这个三段论基于这一前提：‘精神病患者都否认自己神经错乱。’这样你能明白吗？”

“当然。”泰迪说。

“好，第二个前提：‘鲍勃否认自己神经错乱。’第三部分就是‘所以’。‘所以——鲍勃是精神病患者。’”她把手术刀放在膝边地上，用一根棍子捅了捅火堆。“如果你被认为是神经错乱，那么所有那些原本可以证明你并非神经错乱的行为，事实上，都将被视作精神错乱者的行为。你理由充分的抗议构成否认。你有根有据的恐惧被视为妄想症状，你的求生本能被打上防御机制的标记。这是个毫无胜算的处境。实际上是一种死刑。一旦你来到这里，就再也出不去了。没有人能从C区离开。没有。好吧，是有几个人脱身了，我同意你的看法，有几个出去了，但他们被动过手术，是脑部手术。吱嘎一声就从眼睛里穿进去。这是一种野蛮的医疗方法，昧着良心，我跟他们这样说过，我抗争过，也写过信。他们本来可以把我调走的，你明白吗？他们本可以炒我鱿鱼或把我打发走，安排我从事教师一职或者去其他州行医，但这样做还不够好。他们不能让我离开，就是不能那样做，不行，就是不行。”她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低头用棍子乱捅火堆，仿佛在对自己的膝盖说话，而不是泰迪。

“你以前真的是医生？”泰迪问。

“嗯，是的，我以前是医生。”她抬起眼睛，不再盯着膝盖和那根棍子，“实际上，我现在仍然是。不过，我以前是这里的员工。我开始问起大量运送的安米妥钠麻醉剂和含鸦片成分的致幻药，我开始质疑——很不幸，我太高调了——那些手术程序，说得委婉点，它们似乎相当具有实验性。”

“他们到底在这里干些什么？”泰迪问。

她报之以一笑，歪着嘴角。“你一点概念都没有吗？”

“我知道他们藐视《纽伦堡法案》的规定。”

“藐视？他们完全无视它。”

“我知道他们在进行激进的治疗。”

“没错，激进，但不是治疗。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治疗，执法官。你知道这家医院的资金来自哪里吗？”

泰迪点点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更别提那些贿赂金了，”她说，“钞票源源不断流向这里。现在请你问问自己，身体是如何产生痛苦的？”

“这取决于你受伤的部位。”

“不对，”她用力摇了摇头，“这跟肉体毫无关系。大脑通过神经系统把神经信号传输出去，是大脑控制着疼痛。”她说，“它也控制着恐惧、睡眠、共鸣、饥饿，事实上，与心脏、灵魂或神经系统有关的一切都受大脑操控。一切东西。”

“好吧……”

她的双眼在火光中发亮。“要是你能控制它，会怎么样呢？”

“你是说大脑？”

她点点头，“重新制造出一个人来，他不需要睡眠，不会感到疼痛，也没有爱心或同情心。他是一个无法对其进行审讯的人，因为他的记忆库被扫得干干净净。”她拨弄着火堆，抬眼望着他。“他们在这里制造鬼魂，执法官。这些鬼魂将到外面的世界去，从事鬼魂般的工作。”

“可是那样的能力，那样的知识，是——”

“这是多年以后的事，”她赞同道，“哦，是的。这是一个时间长达几十年的过程，执法官。他们的起点和苏联差不多——洗脑。剥夺性实验。很像纳粹在犹太人身上做的实验，看极端冷热产生的效应，实验结果用来帮助第三帝国的士兵。不过，你没意识到吗，执法官？从现在起半个世纪后，知情的人回顾起来会说……”她用食指敲敲肮脏的地面，“这就是当初开始的地方。纳粹利用犹太人。苏联利用他们自己的犯人。而在美国，我们拿禁闭岛上的病人做实验。”

泰迪一言不发，不知该说什么。

她回头看着火堆。“他们不能让你离开。你知道，是不是？”

“我是联邦执法官，”泰迪说，“他们怎么拦得住我？”

听到这里，她露出愉快的微笑，拍了一下手。“我出身望族，是一名受人敬重的精神病医生。我原以为这样就足够了。但我不得不告诉你，这可不够。我问你——你这辈子有没有受过什么创伤？”

“谁没有受过些创伤呢？”

“啊，对啦。但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总体，不是别人。我们讲的是特定对象，是你。你没有可以被他们利用的心理弱点吗？在过去，有没有发生过一件事或者几件事，可以被认为是你精神失常的先决因素？这样一来，他们把你关到这里，他们会那样做的，到那时你的朋友或同事会说：‘这也难怪，他终于疯了。谁能受得了呢？是战争让他变成这样，而且他还失去了母亲，以及其他亲人。’对吧？”

泰迪说：“这话可以用到任何人身上。”

“对，这就是关键。你不明白吗？是，它适用于任何人。可是他们将会用在你身上。你的脑袋感觉怎样？”

“我的脑袋？”

她咬着下唇，点了点头，“就是你脖子上顶着的那个，没错。怎么样？最近有没有做奇怪的梦？”

“做过。”

“头痛吗？”

“我容易犯偏头痛。”

“老天哪，不会吧？”

“是真的。”

“你来这里之后有没有吃过药，包括阿司匹林？”

“吃过。”

“也许你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不是百分之百的自己？你会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也许你的脑子思考问题不像平时那么快，但你会说，自己这些天来都睡不好觉。陌生的床，陌生的地方，还有暴风雨。你会对自己这么说的，对不对？”

泰迪点点头。

“而且我猜，你一直以来都在医院的餐厅吃饭，喝他们供应的咖啡。那你至少告诉我，你抽的香烟总算是自己的吧？”

“我搭档的。”泰迪承认。

“从来没有从医生或者杂工那里拿过一支？”

泰迪能感觉到那天晚上打牌赢来的香烟正躺在他的衬衫口袋里。他记得他们到达当天，他曾抽过一根考利的烟，那味道比他这辈子抽过的任何烟都要香甜。

她从他脸上看出了答案。

“抗精神病的麻醉药在血管里，平均三四天后才能发挥作用。在这几天里，你几乎很难注意到药物的效果。有时候，病人会发作，这种发作常常被认为是偏头痛，尤其是在病人有偏头痛病史的情况下。但无论如何，发作的情况并不多见。通常，唯一会被注意到的效果，就是病人——”

“别再称呼我病人了。”

“梦里的情形变得越来越逼真，做梦的时间也越来越久，这些梦经常会串在一起，互相叠加，最后就像是毕加索创作的一部小说。另一个显著的效果是病人会感觉有一点，呃，迷糊。他的思考会有那么一丁点儿困难。不过他一直睡不好觉，而且还做那些梦，所以就算感觉有点迟钝也情有可原。另外，执法官先生，我刚才并没有称呼你为‘病人’，还不到时候。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

“如果我今后避开所有的食物、香烟、咖啡、药物，那现在已经造成多大伤害了？”

她将面前的发丝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恐怕已经非常大了。”

“如果我要到明天早晨才能离开这座岛，如果那些药物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我怎样才能知道呢？”

“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口干舌燥，但同时又很矛盾地一直想分泌唾液。哦，对了，还会出现麻痹症状。你会发现有些轻微的颤抖。开始是在手腕和拇指相连的地方，过一段时间会蔓延到拇指，最后支配整只手。”

支配。

泰迪问：“还有其他吗？”

“对光很敏感，左半边脑袋疼，讲话开始困难起来，变得更加结结巴巴。”

泰迪能听到外面的涛声，潮水渐渐上涌，扑在岩石上溅起浪花。“他们在那个灯塔里干些什么？”他问。

她两手抱着身子凑近火堆。“手术。”

“手术？他们可以在医院里做呀。”

“脑部手术。”

泰迪说：“那也可以在医院里做呀。”

她凝视着一簇簇火焰。“探查式手术。不是‘我们把他的头颅打开后重新修好’那种，不是。而是‘我们把他的头颅打开，看看拿掉这个会怎样’那种，是非法的。从纳粹那儿学来的。”她向他微笑。“就是在那里，他们试着制造出鬼魂。”

“这事有谁知道？我的意思是：在这座岛上？”

“你是说关于灯塔的事？”

“对，灯塔。”

“每个人都知道。”

“得了吧，杂工呢？护士呢？”

她透过火焰盯着泰迪的眼睛，双眼镇定而清澈。

“每个人都知道。”她重复。

他不记得曾睡着过，但他一定是睡着了，因为她正把他摇醒。

她说：“你必须走了。他们以为我死了，以为我被淹死了，如果他们来找你，就有可能发现我。很抱歉，你必须离开。”

他站起身，揉揉眼睛。

“有一条路，”她说，“就在这个悬崖顶的东面。顺着这条路往西走下去，大概一个小时，你就能到那幢老指挥官宅院的后方。”

“你是雷切尔·索兰多吗？”他问，“我知道我见过的那个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的？”

泰迪回想起前一天晚上他的大拇指。他们把他扶到床上去时，他正瞪着自己的两个拇指。他醒来时，手却已被擦干净。是鞋油，他起先以为，但随后记起曾摸过她的脸……

“她的头发是染的，最近才染的。”他说。

“你该走了。”她温柔地搂着他的肩膀转向洞口。

“如果我想回来……”他说。

“我不会在这儿了。我白天会挪地方。每天都换一个地方过夜。”

“但我可以来找你，带你离开这里。”

她朝他悲伤地一笑，用手把他的头发掠过太阳穴朝后梳。“刚才我说的话，你一句都没听进去，是不是？”

“我听进去了。”

“你再也不会离开这里了。现在你成了我们中的一员。”她紧紧地压着他的肩膀，把他推向洞口。

走到悬崖平台上，泰迪停下脚步，扭过头望着她。“我有个朋友。他今天晚上本来跟我在一起，后来我们走散了，你有没有见过他？”

她又露出那种悲伤的笑容。

“执法官，”她说，“你没有朋友。”

18

泰迪来到考利屋子后面时，已几乎迈不动腿。他从屋后绕过来，走上通往医院大门的那条路，感觉这段距离好像有今早四倍之远。这时有个人从暗处冒出来，走到他身边，挽住他的胳膊，说：“我们还在想呢，你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是院长。

他的皮肤像蜡烛一样白，滑得好像喷过漆，而且隐约有些透明。泰迪注意到，他的指甲跟皮肤一样白，长得几乎要弯成钩，但修得十分精致。他的双眼才是最突兀的地方，那是一种柔软的蓝，充满了陌生的惊叹。一双婴儿才有的眼睛。

“很高兴总算遇到你了，院长。你好吗？”

“噢，”那人说，“我好得不得了。你呢？”

“不能再好了。”

院长握紧他的手臂。“那就好。我们刚才都去悠闲地散了个步，是不是？”

“嗯，既然病人已经找到，我就到岛上四处逛逛。”

“我想你肯定过得很愉快。”

“非常愉快。”

“好极了。那你有没有碰到岛上的本土居民？”

泰迪一时语塞。此刻他的脑袋不停地嗡嗡作响，两腿几乎站不直。

“哦，你是说那些老鼠？”他说。

院长拍拍他的背。“那些老鼠，没错！它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尊贵感，你不觉得吗？”

泰迪望着此人的双眼说：“只是老鼠。”

“是有害生物，没错，我明白。即使它们认为跟你保持着安全距离，可瞧它们蹲在那儿望着你的那种姿态，还有移动时的那种速度，你还来不及眨眼它们就从洞里进进出出……”他抬头望着星星，“好吧，或许尊贵这个词用得不恰当。那务实怎么样？它们是异常务实的动物。”

两人来到医院大门口，原地转身，面朝考利的屋子和远处的大海，院长这才松开泰迪的胳膊。“你喜欢上帝的最新赐礼吗？”

泰迪看着眼前这个男子，在那双完美的眼睛中感觉出一种病态。

“上帝的赐礼。”院长说，手臂扫过暴风雨肆虐过的地方。“我第一次下楼看到家里客厅内的那棵树时，觉得它就像上帝之手，正向我伸过来。当然不是真的这样，而是一种比喻，它向我伸出手来。上帝喜欢暴力。你明白吗？”

“不，”泰迪说，“我不明白。”

院长向前走了几步，转过身面对泰迪。“造成这一切，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原因就在于我们，出自我们中间。我们做这些事要比呼吸还自然。我们发动战争，焚烧祭物，掠夺并杀害自己的同胞，让漫山遍野都躺着散发恶臭的尸体。为了什么？为了向上帝证明，我们以他为榜样。”

泰迪望着他。院长的手摩挲着腹部那本小书的封皮，笑着，露出满口黄牙。

“上帝赐予我们地震、飓风和龙卷风。他赐予我们朝我们头顶喷火的高山，以及吞噬船只的大海。他赐予我们大自然，而大自然是笑里藏刀的杀手。它赐予我们疾病，让我们相信人最终难逃一死。他赐予我们创伤，只是为了让人感觉到生命正从中流失。他给了我们欲望、愤怒、贪婪以及污秽的心，是为了让我们展开暴行，以向他表达敬意。没有任何道德秩序像我们刚才目睹的这场暴风雨那样纯粹，绝对不可能有。只有这个——我的暴力能不能征服你的？”

泰迪说：“我不确定我——”

“能不能？”院长向他靠近。

泰迪能闻到他的口臭。“能不能怎样？”

“我的暴力能不能征服你的？”

“我并不暴力啊。”泰迪说。

院长在脚边啐了一口唾沫。“你要多暴力就有多暴力。我知道，因为我要多暴力就有多暴力。不要因为窘迫而否认自己的杀戮欲望，也别让我觉得窘迫。撇开社会的约束，假如我是你享用一顿美餐的唯一阻碍，那么你会用石头砸烂我的头，吃掉我的肉。”他身体前倾，“如果现在我一口咬住你的眼睛，你能阻止我把你弄瞎吗？”

泰迪在他婴儿般的眼睛里看到了欢喜。他想象着此人的心脏，是黑色的，在他的胸膛里跳动。“那你试试看啊。”他说。

“就要有这种态度。”院长低声说。

泰迪站稳脚跟，他能感觉到血液在手臂中涌动。

“是的，没错，”院长低语道，“‘我与身上的枷锁结为好友。’”

“什么？”泰迪发现自己的声音也低沉下来，一阵莫名的刺痛让他不由得颤抖。

“是拜伦的诗，”院长回答，“你会记住这一句，对不对？”

院长后退一步，泰迪微笑着说：“这番话可不像平常你会说的，是吧，院长？”

院长报之以同样的淡淡一笑。

“他认为不要紧。”

“什么不要紧？”

“是说你。你力量微弱的最后一搏，他认为这不碍事。但我可不这么想。”

“哦，是吗？”

“是。”院长垂下手臂，向前走了几步，两手交叉背在身后，那本小书就压在脊柱尾部。然后他转过身，两脚分开，像军人那样站着，眼睛盯着泰迪。“你说你出去散步了，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了解你，孩子。”

“我们才刚认识。”泰迪说。

院长摇摇头，“我们这类人彼此了解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我对你了如指掌。我想你很悲伤，我真的这么认为。”他撅起嘴，低头盯着自己的鞋。“悲伤没什么关系。对一个男人来说很可悲，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它对我不起作用。但我同时也认为，你很危险。”

“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看法。”泰迪说。

院长的脸沉了下来。“不，没有。人很愚蠢。他们吃喝拉撒、滥交、繁殖后代，这最后一条尤其不幸，因为如果人口能大大减少，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许多。白痴、杂种、精神病和品德低劣的人——我们生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我们就是用这些人来毁坏地球的。现在在南方，他们想让黑鬼们规规矩矩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在南方待过，孩子，那里的人都是黑鬼。白皮肤黑鬼，黑皮肤黑鬼，还有女黑鬼。到处都是黑鬼，他们比两条腿的狗还要没用。至少狗还能时不时地嗅出点气味。你就是个黑鬼，孩子，你就是块下等料，我从你身上闻得出来。”

他的声音轻得出奇，简直有些娘娘腔。

“这个嘛，”泰迪说，“过了明天早上，你就不用再为我担心了，是吧，院长？”

院长微笑着说：“是啊，不用再担心了，孩子。”

“到时候我就离开这座岛，不会再给你添乱了。”

院长向他迈了两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的脑袋朝向泰迪，用婴儿般的眼神盯着他。“你哪里都别想去，孩子。”

“恕我不敢苟同。”

“随你怎么想。”院长身子前倾，嗅了嗅泰迪脸庞左侧的空气，然后又把头移到右侧。

泰迪问：“闻到什么了？”

“唔——”院长站直了身子，“孩子，我好像闻到了恐惧的味道。”

“那么，你也许该去冲个澡，”泰迪说，“把你身上的狗屎冲掉。”

两人一时无语。然后院长开口道：“记住那些枷锁，黑鬼。它们是你的朋友。还有，要知道我非常期待我们的最后一支舞。啊，那将会是怎样的一场杀戮啊。”

言毕，他转过身，走上通向他屋子的那条路。

男宿舍里十分冷清，一个人影都没有。泰迪来到他的房间，把雨衣挂进衣橱，然后寻觅恰克回来过的迹象，却毫无所获。

他想过要坐在床上，但他知道如果这样做就会昏睡过去，可能要到第二天早上才会醒来。于是，他走进浴室，往脸上泼了些冷水，用湿漉漉的梳子把平头梳得整齐发亮。他觉得全身的骨头都快要散架了，血液稠得像麦芽糖，双眼凹陷，眼圈发红，肤色土灰。他又朝脸上泼了几捧冷水，擦干后出去到院子里。

四下里空无一人。

空气竟然暖和起来，变得潮湿而黏稠，蟋蟀和蝉也开始鸣叫。泰迪在院子里漫步，希望恰克比他先到，也许正和他一样在到处闲逛，然后两人不期而遇。

大门旁是那个警卫，泰迪可以看到有些房间里的灯光。除此之外，周围一片空寂。他向医院大楼走去，登上台阶，一拉门，发现上了锁。他听到铰链的咔嗒声，于是望出去，只见警卫打开了大门，到外面与他的同事会合。大门再次关拢时，泰迪从医院大楼门前往回走，听见鞋子与混凝土平台摩擦发出的声音。

他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诺伊斯的理论也不过如此。毫无疑问，泰迪此刻完完全全孤身一人。没错，被反锁在里面。不过就他目前的观察，没有人监视他。

他绕到医院大楼后面，看到一个杂工正坐在平台上抽烟，胸口一阵发胀。

泰迪走上前，那个又瘦又高的黑人小伙子抬起头看着他。泰迪掏出一根烟，问道：“有火吗？”

“有。”

泰迪身子前倾，让小伙子帮他把烟点上，然后抬起身，朝他感激地笑了笑。这时他想起那个女人告诉过他，抽他们的香烟会怎样怎样，于是把烟从嘴里缓缓吐出，没有吸进肺里。“你今晚好吗？”他问。

“很好，先生。你呢？”

“我还好。人都去哪儿了？”

小伙子用大拇指往身后一指，“都在那儿，开什么大会呢。不知道是什么事。”

“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去了？”

小伙子点点头，“还有一些病人，我们打杂的多数都去了。我在这里待着是因为这扇门的门闩有点不好使。不过，除我之外，每个人都在那里。”

泰迪又假抽了一口，暗暗希望没有被注意到。他怀疑是否应该蒙混着走上楼梯，指望小伙子把他当作另一个杂工，也许来自C区。他从小伙子身后的窗户望进去，发现走廊被挤满了，人们正纷纷朝前门走去。

他谢谢小伙子借火给他，然后绕到医院正面，遇到正拥在那里的一群人，有的在交谈，有的在点烟。他看到玛丽诺护士对特雷·华盛顿说了些什么，同时把手搭在他肩上，特雷听罢仰头大笑。

泰迪正要向他们走去，这时考利在台阶上叫住他：“执法官！”

泰迪转过身。考利走下台阶朝他走来，碰了碰泰迪的胳膊肘，朝围墙走去。“你去哪里了？”考利问。

“随便走走，在岛上四处看看。”

“真的？”

“真的。”

“发现了什么有趣的吗？”

“老鼠。”

“哦，当然了，我们这里有很多老鼠。”

“屋顶修得怎样了？”泰迪问。

考利叹了口气，“我屋子里到处都放着用来接水的桶。阁楼没救了，一塌糊涂。客房的地板也一样。我老婆一定会抓狂。她的婚纱就在那个阁楼里。”

“你老婆现在在哪儿？”泰迪问。

“波士顿。”考利回答，“我们有套公寓在那里，她和孩子们需要离开这里休息一下，所以就休假一周。有时候你会有那种想要离开的念头。”

“医生，我来这里才三天，已经有这种念头了。”

考利点点头，露出温和的微笑。“可是你会去的。”

“去哪里？”

“回家，执法官。既然雷切尔已经找到了。渡轮通常在上午十一点左右到这里。我估计你中午就能回到波士顿。”

“这再好不过了。”

“嗯，可不是吗？”考利用手挠了挠头，“我想告诉你件事，执法官，我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噢，你又来了。”

考利举起一只手，“不，不，我不是要对你的情绪发表个人看法。不是的，我是想说，由于你在场，煽动了很多病人的情绪。你也知道——大侦探来了嘛。这让几位病人有点紧张。”

“我很抱歉。”

“不是你的错。这是因为你代表的形象，而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啊，这样的话就没关系了。”

考利倚着墙，一只脚抵在上面，神色疲惫，泰迪从他皱起的白大褂和松开的领带就能看出来。

“今天下午C区里传言说，有个不明身份的男子穿着杂工的制服出现在一楼。”

“嗯？”

考利看着他说：“真的。”

“还有这种事？”

考利从领带上拈起一些绒毛，用手指轻轻弹出。“这个陌生人显然在制伏危险分子方面很有经验。”

“不是吧？”

“是的，就是这样。”

“这个陌生人还做了什么？”

“啊。”考利双肩往后伸展，脱下白大褂搭在手臂上。“我很高兴你对这个感兴趣。”

“嘿，没有什么比八卦消息、闲言碎语更有意思了。”

“有道理。据称该陌生人——请注意，我无法核实这个消息——与一个大家都知道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做了一番长谈，那人叫乔治·诺伊斯。”

“呃……”泰迪说。

“千真万确。”

“那个，呃……”

“诺伊斯。”考利说。

“诺伊斯。”泰迪重复道，“没错，那个人——他有妄想症，是吧？”

“非常极端，”考利说，“他总是胡言乱语，讲一些荒诞不经的事，煽动每个人的情绪。”

“又是这个。”

“对不起啊。没错，这么说吧，他会让大家心情不快。事实上，在两周前，他把人激怒了，惹得一名病人揍了他一顿。”

“真是难以想象。”

考利耸耸肩，“确实发生了这种事。”

“那么，他胡诌了什么呢？”泰迪问，“讲了什么荒诞的故事？”

考利摆摆手。“就是普通偏执狂的那种妄想。比如说，全世界的人都一起抓他。”他点燃香烟，抬眼看了看泰迪，双目在火焰中炯炯发亮。“那么，你马上就要离开喽？”

“我想是吧。”

“坐第一班渡轮？”

泰迪向他挤出僵硬的笑容，“只要有人叫我们起床。”

考利回之以一笑，“我想这点我们可以做到。”

“那就好。”

“很好。”考利说，“来支烟吗？”

泰迪对着考利递过来的那包香烟举起一只手，“不，谢了。”

“打算戒吗？”

“想少抽点。”

“也许是好事。我在杂志上看到，烟草可能跟一堆可怕的病有关。”

“真的？”

他点点头，“癌症，听说就是其中一种。”

“这年头，死法还真多。”

“是啊。不过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

“你这么认为？”

“不然我也不会做这一行了。”考利向头顶吹出一缕烟。

泰迪说：“你这儿有没有过一个名叫安德鲁·利蒂斯的病人？”

考利又垂下头，下巴贴向胸膛。“没什么印象。”

“没印象？”

考利耸耸肩，“难道我应该听说过？”

泰迪摇摇头，“他是个我认识的人，他——”

“如何？”

“什么意思？”

“你是如何认识他的？”

“打仗的时候。”泰迪说。

“哦。”

“总之，我听说他出了点状况，被送到这里来了。”

考利缓缓吸了口烟。“你听错了吧。”

“显然。”

考利说：“嗨，听错也是难免的。我以为一分钟前你提到‘我们’呢。”

“什么？”

“‘我们’，”考利说，“第一人称复数。”

泰迪一手放在胸前。“当时我是在说自己吗？”

考利点点头，“我以为你说，‘只要有人叫我们起床’。叫‘我们’。”

“嗯，我就是那样说的，一点没错。顺便问一下，你有没有见到他？”

考利向他扬起眉。

泰迪说：“哎，他在这儿吗？”

考利笑了，两眼望着他。

“怎么了？”泰迪问。

考利耸耸肩，“我只是有点迷糊。”

“迷糊什么？”

“你啊，执法官。你这开的是什么怪玩笑？”

“什么玩笑？”泰迪说，“我只是想知道他在不在这里。”

“谁？”考利问，声音里有点被激怒的意味。

“恰克。”

“恰克？”考利慢条斯理地说。

“我的搭档，”泰迪说，“恰克。”

考利把身子从墙上挪开，指尖夹着的香烟晃晃悠悠。“你没有搭档，执法官。你是只身一人来的。”

19

泰迪说：“慢着……”他发现考利靠得更近，正仰头凝视着他。他闭嘴不语，夏夜的气息让他感觉眼皮沉重。

考利说：“再跟我说一遍有关你搭档的事。”

考利好奇的眼神是泰迪见过的最冷酷的事物，里面充满了智慧和探寻之意，同时又万分冷漠。那是综艺秀中捧哏角色的眼神，假装不知道对方会在何时抛出妙语。

而泰迪就是面对着斯坦的奥利弗①，是身着宽松背带裤，用木桶充当裤子的小丑，是最后一个领会笑点的人。

“执法官？”考利又朝前迈了一小步，仿佛轻手轻脚地去抓一只蝴蝶。

如果泰迪表示抗议，如果他要求知道恰克的下落，如果他争辩说确实有过恰克这么个人，那就让他们有机可乘了。

泰迪迎上考利的目光，看到了他眼中的笑意。

“精神病患者都否认自己神经错乱。”泰迪说。

考利再向前迈出一步。“你说什么？”

“鲍勃否认自己神经错乱。”

考利双臂交叉放在胸前。

“所以，”泰迪说，“鲍勃是精神病患者。”

考利站着，身体后倾，微笑呈现在他脸上。

泰迪也向他投以同样的微笑。

他们就这样站了一阵子，晚风拂过围墙上方的树林，树叶发出轻柔的沙沙声。

“你知道，”考利说，低头用脚尖踢着草皮，“我在这里建立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有价值的东西在它所处的时代往往遭到误解。每个人想要的只是立竿见影的特效药。我们已经厌倦了恐惧，厌倦了悲伤，厌倦了被某种情绪压倒的感觉，厌倦了总是感到厌倦。我们想要重回旧日时光，可我们甚至已经不记得那些时日了。而且矛盾的是，我们还急于全速冲向未来。耐心和自制成为前行过程中的第一批伤员。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完全不是。事情向来都是这样。”考利抬起头，“正如我有这么多有权势的朋友，我也有同样多有权势的仇敌。那些人想夺走我建立的东西，我可不能未做抗争就轻易放弃。明白吗？”

泰迪说：“哦，我明白了，医生。”

“很好，”考利放下交叉在胸前的手臂，“那你那位搭档……”

泰迪说：“什么搭档？”

泰迪回到房间时，特雷·华盛顿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生活》的过期刊。

泰迪看了看恰克的铺位，床已经重新铺过，床单和毯子塞得严严实实，完全看不出前两个晚上有人睡过。

泰迪的外套、衬衫、领带、裤子都已洗好并送了回来，挂在衣橱里，外面套着塑料袋。他换下杂工的衣服，把制服穿上，此时特雷仍翻着光滑的杂志页。“执法官，你今天晚上过得怎样？”他问。

“还不错。”

“那很好啊，很好。”

泰迪注意到特雷根本不看他一眼，目光紧盯着那本杂志，反反复复翻着那几页。泰迪把口袋里的东西换过来，把利蒂斯的入院初诊表和自己的笔记本放在外套的暗袋里。他坐在恰克的床铺上——就在特雷的床铺对面，打好领带，系好鞋带，然后默默坐在那里。

特雷又翻了一页杂志。“明天会很热。”

“真的吗？”

“会热得要命。病人可不喜欢炎热的天气。”

“哦。”

他点点头，又翻过一页。“是啊，长官。天一热，弄得他们浑身发痒，总之很难受。接着明天晚上又是满月，事情会更糟糕。不该来的都来了。”

“为什么会那样？”

“什么，执法官？”

“我说满月。你认为这会让人发疯？”

“我知道确实会。”他发现有一页杂志卷角了，于是用食指把它捋平。

“怎么会？”

“这个嘛，你想想看——月亮会影响潮汐，对吧？”

“是啊。”

“它会对水产生某种磁铁般的作用。”

“这我相信。”

“人类的大脑，”特雷说，“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水。”

“不是开玩笑吧？”

“不开玩笑。你想想，月亮老先生连海洋都能拽得动，那它对我们的脑袋会有多大的影响啊。”

“华盛顿先生，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他终于捋平了卷角，把那一页翻过去。“噢，已经很久了，从一九四六年退伍一直到现在。”

“你参过军？”

“是啊。我当兵是为了拿枪，可他们却给了我一口锅。长官，我就是用这手蹩脚的厨艺跟德国佬打仗的。”

“这真是瞎胡闹。”泰迪说。

“没错，执法官，确实是胡闹。这仗要是让我们去打的话，那它在一九四四年就会结束。”

“我完全赞同这个说法。”

“你去过好多地方，是吧？”

“对，没错，见过点世面。”

“那你有什么感想呢？”

“语言不同，换汤不换药。”

“是啊，一点都没错。”

“华盛顿先生，你知道今天晚上院长怎么称呼我吗？”

“怎么讲，执法官？”

“说我是个黑鬼。”

特雷从杂志上抬起眼。“他说什么？”

泰迪点点头，“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下等人，杂种、黑鬼、白痴。他说对他而言，我不过是个黑鬼。”

“你不喜欢别人这么叫，是吧？”特雷咯咯笑了一声，“可是，你并不知道当个黑鬼意味着什么。”

“我意识到了，特雷。不过，这人是你的老板。”

“不是我老板。我是为医院这边工作的。那个白鬼，他是监狱那边的。”

“但他还是你老板。”

“不，他不是。”特雷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听到没有？我的意思是，关于这件事我们还有哪点不清楚，执法官？”

泰迪耸耸肩。

特雷两脚悬在床边，坐起身来。“你是想把我气疯吗，长官？”

泰迪摇摇头。

“那我对你说我不为那狗娘养的白人干活，你为什么不同意？”

泰迪又朝他耸耸肩。“如果真到了紧急关头，他一声令下，你还不是得立马跳起来去做。”

“什么？”

“立马跳起来，像只兔子那样。”

特雷一只手摸着下巴，挤出深表怀疑的笑容打量着泰迪。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泰迪说。

“噢，是啊，是啊。”

“只不过我注意到，这座岛上的人总有办法制造他们自己的事实。以为只要讲的遍数够多，那些事就会变成真的。”

“我不为那人干活。”

泰迪指着他，“对啊，这就是这座岛的真相，我了解并爱上了这点。”

特雷露出一副随时会动手揍他的样子。

“你看，”泰迪说，“他们今晚开了个会。之后，考利医生来找我，跟我说我从来就没有搭档。如果我问你，你也会说同样的话。你会否认你曾经跟这个人坐在一起打牌，有说有笑。你会否认他说过，要对付你那个又老又坏的姑妈，方法就是跑得快些。你会否认他曾在这里睡过这张床。是不是，华盛顿先生？”

特雷低头看着地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执法官。”

“啊，知道了，知道了，我从来就没有搭档。现在这成了事实。就这么定了。我没有搭档，他既没有负着伤待在这座岛上的某个地方或是死了，也没有被关在C区里或是灯塔里。我从来就没有搭档。你要不要跟着我重复一遍，这样我们就弄清楚了？我从来就没有搭档。快啊，跟着我说一遍。”

特雷抬眼望着他，“你从来就没有搭档。”

泰迪说：“而且你也不为院长干活。”

特雷双手紧握膝盖，望着泰迪，泰迪看得出他痛苦万分，双眼变得潮湿，下巴发颤。

“你必须离开这儿。”他低语道。

“这点我意识到了。”

“不。”特雷摇了几下头，“你根本不晓得这里到底在进行什么事。忘掉你听到的，忘掉你以为自己知道的。他们会找到你，他们要对你做的事根本无法避免，无论怎样都回不了头了。”

“告诉我。”泰迪说，但特雷又摇了摇头。“告诉我这里在进行什么事？”

“我不能告诉你，真的不能。看着我。”特雷扬起眉，睁大眼睛，“我——不能——这么——做。你只能靠你自己，如果我是你，就不会等渡轮。”

泰迪嘿嘿地笑了，“我连这个医院都迈不出一步，更别提离开这座岛了。就算我能做到，我的搭档——”

“忘了你的搭档，”特雷压低嗓门，“他走了，你明白吗？老兄，他不会回来了，你要明白。你得为自己着想，只为你自己一个人。”

“特雷，”泰迪说，“我被关在这儿了。”

特雷站起来走到窗前，泰迪无从判断他是在望着外面的一片黑暗还是在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影子。

“你绝不能再回来。你不能对别人说起我跟你讲过的任何事情。”

泰迪等他说下去。

特雷回过头望着他，“你能答应吗？”

“我答应。”泰迪说。

“渡轮明天上午十点到这里，十一点整开往波士顿。如果有人能偷偷登上那艘船，也许可以成功地到达海港那头。否则就得再多等两三天，届时有一条叫‘贝琪·罗斯’的拖网渔船停泊在距离南海岸很近的地方，船边会抛下一些东西。”他回头看着泰迪，“这座岛上的人不该有的那些东西。它不会直接开到海岸边，不会，先生。所以，如果要上船，就只能一路游过去。”

“我不能在这岛上多待三天。”泰迪说，“我不熟悉这儿的地形，可是院长和他的手下却了如指掌。他们会找到我。”

“那就只能坐渡轮了。”特雷说。

“是只能坐渡轮，但要怎样才能离开医院呢？”

“他妈的，”特雷说，“信不信由你，今天你可真走运。暴风雨把一切都弄乱了，尤其是电力系统。现在我们修好了围墙上的大部分铁丝网，只是大部分。”

泰迪问：“哪些地方还没修好？”

“西南角。那里有两段没修好，就在两墙交汇成直角的地方。其他部分会把你烧成烤鸡，所以不要失足伸手乱抓一气，明白吗？”

“明白。”

特雷朝玻璃中自己的影子点点头，“我建议你赶快行动，别浪费时间。”

泰迪站起身。“恰克……”他说。

特雷脸色一沉，“没有恰克这么个人，好不好？从来没有过。等你回到外面，爱怎么说恰克就怎么说。但在这里那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泰迪面朝围墙的西南角，突然想到特雷可能在骗他。如果他把手放在铁丝网上牢牢抓住，结果上面有电，第二天早上他们就会在墙脚发现他的尸体，黑得像隔月的牛排。于是问题解决，特雷成了本年度最佳雇员，或许还能得到一块不错的金表。

泰迪四处搜寻，找到一根长长的树枝，然后转向墙角右边那段铁丝网。他向围墙冲过去，脚在墙上一蹬，向上跳起，用树枝朝铁丝网拍去。铁丝网喷出一团火焰，点燃了树枝。泰迪双脚落地，望着手中的树枝。火熄灭了，但树枝还余烟未消。

他又试了一次，这回是朝着角落上方的铁丝网，没有任何反应。

他再次落地，吸了口气，然后蹬着左边的墙跳起，又击中铁丝网。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两墙交汇处的上方有根金属柱，泰迪朝围墙跑了三次才跳起来抓住它。他握紧了爬上墙顶，肩膀撞到了铁丝网，膝盖、胳膊肘也撞到了，每一次他都以为必死无疑。

可是他没死。爬上墙顶之后的事情就容易多了，他只需放低身子落到墙那边。

他站在树丛中，回头望着阿舍克里夫医院。

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真相，结果没有找到。他来这里是为了找利蒂斯，结果同样没有找到，而且还在途中失去了恰克。

回到波士顿后，他会有时间来后悔这一切，有时间来自责和羞愧，也有时间来思考，跟参议员赫利商议，想出一个进攻计划。他会回来，很快就会回来，这点毫无疑问。那时他很可能带着法院传票和联邦搜查令，而且会乘坐自己的渡轮。到那时，他会怒火中烧，到那时，愤怒也将有理有据。

可是现在，他仅仅因为活着来到了围墙的另一边而松了口气。

他暂得解脱，但仍惊魂未定。

泰迪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回到那个洞穴，发现那女人已经离开，火堆只剩下几缕余火。他在火堆旁坐下，尽管外面的空气温暖得有些反常，而且越来越黏。

泰迪等候着她，希望她只是出去拾柴火。但他心知肚明，她不会再回来。或许她认为他已经被逮住，此时正把她的藏身之处告诉院长和考利。或许——这实在是异想天开，但泰迪纵容自己这样去想——恰克发现了她，他们去了一个她认为更加安全的地方。

火熄灭时，泰迪脱下外套盖在肩膀和胸前，脑袋靠着墙。如同前一天晚上那样，他失去知觉前注意到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他的大拇指。

它们开始抽搐。

①斯坦·劳莱和奥利弗·哈台是世界喜剧电影史上著名的二人组合。

第四天 糟糕的水手

20

所有死去的人和多半已死的人正准备穿上大衣。

他们在一间厨房里，大衣就挂在衣钩上。泰迪的父亲拿起他那件旧双排扣粗呢短大衣，肩膀一甩，两只胳膊伸了进去，然后，他帮多洛蕾丝也穿上大衣，对泰迪说道：“你知道圣诞节我想要什么吗？”

“不知道，爸爸。”

“风笛。”

泰迪明白他指的是高尔夫球杆和球袋。

“就跟艾克①想要的一样。”他说道。

“一点没错。”父亲边说边把外套递给恰克。

恰克穿上外套——一件不错的大衣，战前产的羊绒料子——伤疤不翼而飞，可那双精致的、像是借来的手还在。他把手摊在泰迪面前，摇动着手指。

“你跟那个女医生一起走了吗？”泰迪问道。

恰克摇摇头，“我实在太有修养了。我去赌马了。”

“赢了吗？”

“输得很惨。”

“遗憾啊。”

恰克说：“跟你老婆吻别吧。亲亲她的脸颊。”

泰迪身体前倾，靠近他的母亲，还有正咧着血淋淋的嘴朝他微笑的图蒂·维切利，然后他吻了多洛蕾丝的脸颊，问道：“宝贝儿，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

“我身上干得不得了。”她对泰迪的父亲说。

“如果我只有现在一半年纪，”泰迪的父亲说，“小妞儿，我就会娶你。”

他们个个浑身湿透，连他母亲和恰克也是如此。他们的大衣在滴水，淌得地板上到处都是。

恰克递给他三段木头，说：“这是用来生火的。”

“谢谢。”泰迪接过木头，即刻便忘了放在什么地方。

利蒂斯和雷切尔·索兰多走进厨房，他们没穿大衣。确切地说，他们一丝不挂，利蒂斯把一瓶黑麦威士忌从泰迪的母亲头顶递过来，然后拥住多洛蕾丝。泰迪本该妒火中烧，但雷切尔在他面前跪下，拉开他的裤子拉链，把那儿含在嘴里，然后恰克、他父亲、图蒂·维切利以及他母亲都朝他挥手告别，利蒂斯和多洛蕾丝两人跌跌撞撞地回了卧室。泰迪能听到他们在床上的声音，正手忙脚乱地卸下彼此的衣服，粗重地喘息，一切看似都很完美，都很美妙。此时他把多洛蕾丝扶起，听到雷切尔和利蒂斯疯狂做爱的声音，他吻了吻妻子，一只手放在她腹部的开口处，她说“谢谢”，然后他从背后进入她，把那些木头推下厨房桌子。院长和他手下的人正享用着利蒂斯拿来的那瓶黑麦威士忌，院长还朝泰迪眨眨眼，对他的做爱技巧表示赞许，并向他举起酒杯，对手下的人说：“这个白皮黑鬼，你们一看到他，就先放枪。听到没有？千万不能有半点犹豫。这个人要是从岛上逃走，我们就全都完了。”

泰迪甩开盖在胸前的大衣，爬向洞口。

院长和他的手下正在他上方的山脊上。旭日东升，海鸥鸣啸。

泰迪看看手表：上午八时。

“大家不能轻举妄动，”院长说，“这人在格斗方面训练有素，久经考验，非常厉害。他得过紫心勋章和橡叶勋章。在西西里，他曾赤手空拳杀死两个人。”

泰迪知道，这些信息记录在他的人事档案中。可真见鬼，他们是怎么弄到他的人事档案的？

“他耍刀弄枪很熟练，空手搏斗也相当在行。绝对不能靠近这个人。一有机会就开枪，把他像两条腿的狗那样放倒。”

泰迪发现自己在这种危急关头居然还笑得出来。两条腿的狗这个比喻，院长的手下听他讲过多少次了？

三名警卫顺着绳子从较窄的崖壁边爬下来，泰迪离开悬崖边突起的岩石平台，看着他们沿崖壁向下到了沙滩。几分钟后他们又攀上来，泰迪听其中一人说：“长官，不在下面。”

他倾听片刻，直到他们在海岬和路边搜寻后撤走。之后为了弄清是否有人殿后，他又等了整整一小时才离开洞穴，并留给搜寻队足够的时间走远，以免被他们撞见。

等他踏上那条路时已经九点二十。他沿路向西，尽量保持快步，也不忘竖起耳朵，注意前后方是否有人找来。

特雷对天气的预测准确无误。这一天酷热无比，泰迪脱下夹克，叠起来夹在胳膊下面。他把领带扯下塞到口袋里。嘴巴干燥得如同岩盐，眼睛被汗水刺得发痛。

梦中他又见到了恰克，他正在穿大衣，模样比利蒂斯爱抚多洛蕾丝更令他心如刀绞。在雷切尔和利蒂斯出现以前，梦中的每个人都已经死了，只有恰克例外。可是恰克从同一排衣钩上取下大衣，跟随他们一起出了门。泰迪厌恶这一幕颇具象征意味的场景。如果他们在海岬上逮住恰克，那也许是在泰迪从下面沙滩爬上来的那段时间里。无论偷袭他的人是谁，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家伙，因为恰克连一声喊叫都没有发出。

想让两个——不是一个——联邦执法官消失，需要多大的力量？

至高无上的力量。

如果他们的阴谋是让泰迪精神失常，那么对待恰克就得换个法子。没有人会相信两名执法官在四天时间里同时发疯。所以恰克必须出意外。也许是在暴风雨来袭之时。事实上，如果他们真的很聪明——看上去确实如此——那么或许恰克的死可以被解释为让泰迪彻底崩溃的事件。

这种说法具有不可否认的合理性。

可是如果泰迪没能离开这座岛，那么无论听上去多合理，外勤分局的人都会派其他执法官来这里调查，否则绝不会接受这种说法。

那他们会发现什么？

泰迪低头看着颤抖的手腕和大拇指，它们抖得愈发厉害。而且睡了一夜之后，头脑并没有清醒些。他觉得意识混沌模糊，口齿不清。等到外勤分局派人来这儿，要是那些药已起作用，他们大概会发现他口水沾湿了浴袍，坐到哪里都会大小便失禁。这样，阿舍克里夫医院对于事情的交代就得到了证实。

他听到渡轮的鸣笛声，于是爬上一个小山丘，刚好看到船在港湾里掉完头，开始倒向码头。他加快步伐，十分钟后，透过树叶看到了考利那栋都铎式建筑的背面。

他离开那条路，走进树林，听到人们从渡轮上卸货时把箱子扔到码头上的砰砰声，金属手推车的当当声，还有木板上的脚步声。他来到最后一排树边，看到下方码头上有几个杂工，两名渡轮驾驶员倚着船尾而立。他还看到了警卫，很多警卫，来复枪的枪托落在腰际。他们身体转向树林，眼睛扫视着通往阿舍克里夫医院的丛林和空地。

杂工们卸完货，拖着小推车回到码头，但警卫们还留在那里，泰迪知道他们今天上午唯一的任务就是确保他上不了船。

他掉头在林中潜行，穿过树林来到考利的屋子旁。他可以听到楼上有人声，看到其中一人背对他站在屋顶斜面上。他在房子西面的车库里发现了那辆车，一九四七年产的别克路王，紫红色的外壳，白色皮革的内饰，车身上过蜡，在暴风雨后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是主人心爱的座驾。

泰迪打开驾驶座车门，闻到皮革的气味，仿佛这辆车刚刚出厂。他打开仪表盘右边的杂物箱，发现几盒火柴，便全部取了出来。

他从口袋里抽出领带，从地上找了块小石子，用领带较窄的那一端包住，打了个结，然后掀起车盖，拧开油箱，将系着石子的领带顺着油管慢慢放入油箱，最后只剩下前端宽的那一截露在外头，好像从某人脖子上垂下来似的。

泰迪记起多洛蕾丝给他这条领带时的情景，她用领带蒙住他的双眼，坐在他膝头。

“对不起，亲爱的，”他低声说道，“我喜欢它，是因为它是你送的。可说实话，这条领带难看极了。”

随后，他抬头朝向天空，对她露出歉意的微笑，接着他点燃整盒火柴，用那盒火柴点着领带。

他拼命跑起来。

汽车爆炸时，他正穿过丛林。他听见喊叫声，扭头看了一眼，透过树叶看见团团火球正向上蹿起。接着车窗炸碎，发生一连串较小的爆炸，如同焰火。

他到了树林边缘，把外套卷成一团藏到几块石头下。他看到警卫们和渡轮上的人沿着小径向考利的屋子那头跑，他明白如果要做这件事那就非现在不可，已没有时间让他思量。这样也好，因为如果此时再多想，那接下来的事就永远不会付诸行动。

他蹿出树林，沿着海岸跑。在到达码头，随时会被跑回渡轮的人发现前，他向左一个急转，跳进水里。

天哪，海水冰冷彻骨。泰迪本来指望白天的热气能让海水稍稍暖和些，可是冰冷的感觉电流般传遍全身，挤走他肺部的氧气。但是泰迪继续前行，努力不去想水里还有什么——鳗鱼、水母、海蟹，说不定还有鲨鱼。这看似可笑，但泰迪知道，一般来讲，鲨鱼在水深三英尺的地方攻击人类，差不多就是他目前的位置。现在水没到他的腰际，而且越来越深。泰迪听到考利的屋子那边传来喊叫声，他无视心脏的剧烈跳动，一头钻入水中。

他看到出现在梦中的那个女孩，就在他下方漂浮着，双眼睁开，随波逐流。

他甩甩头，她便消失了。此刻他看见船的龙骨就在前方，粗黑的一长段在绿波中起起伏伏。他游过去，抓住它。他沿着龙骨来到船的前端，绕到另一侧，迫使自己尽量慢慢浮出水面，只露出头部。他吐出一口气，感觉太阳照在脸上，然后吸入新鲜空气，努力不去想这番景象——双腿垂在海水深处，某种生物从边上游过，看见了他的腿，不明白那是什么，于是凑近闻了闻……

梯子还在他记得的地方，恰好在他眼前，于是他一只手抓住第三根横档，身子悬在那里。此刻他听到人们正跑回码头，听到他们沉重的脚步落在木板上，然后听见院长发话：“搜一下那条船。”

“长官，我们只不过走开了——”

“你们擅自离开岗位，难道现在还想狡辩？”

“不是，长官。对不起，长官。”

几个人的重量压上了渡船，泰迪手中的梯子向下一沉。他听到他们在船上走动，还有开门和搬动家具的声响。

有什么东西从他大腿间滑过，像是一只手。泰迪咬紧牙关紧握梯子不放，强迫脑袋保持一片空白，因为他不愿想象那东西什么模样。那个不明物继续移动，泰迪松了口气。

“我的车，该死的！他炸掉了我的车！”考利嗓音嘶哑，气喘吁吁。

院长说：“医生，这实在搞得太离谱了。”

“我们说好让我来决定的。”

“如果这人离开这座岛——”

“他不会离开这座岛！”

“我想你肯定也没有料到，他会把你的车子付之一炬吧。我们得立即停止这次行动，才能减少损失。”

“我费了太多心血，不能就这样认输。”

院长提高嗓门：“要是他离开这座岛，我们就完蛋了！”

考利的嗓门也提高到院长的分贝：“他绝不会离开这座该死的岛！”

足足一分钟，都没有人说话，泰迪可以感到甲板上他们的重量。

“那好吧，医生。不过那艘渡轮必须留下。在人找到之前，船不准离开码头。”

泰迪仍然悬在那里，双脚几乎被冻成冰棍，火燎般疼痛。

考利说：“波士顿那边得给出解释。”

泰迪在牙齿咯咯打战之前闭起嘴。

“那就跟他们解释一下，但这艘渡轮必须留下。”

泰迪觉得左腿后面被什么轻轻一推。

“好吧，院长。”

泰迪的腿又被推了一下，他踢回去，听到了水花溅起的声音像枪声般刺穿空气。

船尾响起脚步声。

“他不在船上，长官。我们到处都搜过了。”

“他去了哪里？”院长问，“有谁知道？”

“真该死！”

“怎么了，大夫？”

“他朝灯塔那里去了。”

“这我也想到过。”

“我会处理。”

“带几个人过去。”

“我说了我会处理。我们那里已经有人了。”

“人手不够。”

“我会处理，我说过了！”

泰迪听到考利的脚步声砰砰响着回到码头，踩到沙滩上变轻。

“不管他在不在灯塔，”院长对手下说，“这艘船哪儿都不准去。去问引航员要引擎钥匙，然后拿给我。”

泰迪在水里游了大部分路程才到达那里。

他松手离开渡轮朝海岸游去，游了一会儿双脚踩到沙地，可以借力划水前行，直到离得够远，他才从水下探出脑袋，冒险回瞥一眼。在几百码之外，警卫们已将码头包围起来。

他又潜回水中，继续划水，不敢冒险采用自由式或狗刨式，以免激起水花。顷刻，他来到海岸线的拐弯处，绕过去，走上沙滩，坐在阳光下，冷得抖个不停。他沿着海岸一直走，直到一组露出地面的岩石迫使他又回到水中。他把两只鞋系在一起挂在脖子上，又开始游泳，一边游一边想象父亲的尸骨就在同一片海底的某处，想象鲨鱼和它们的鱼鳍以及噼啪作响的巨大尾巴，还有露出两排白牙的食人鱼。他知道他经历这一切都是迫不得已，海水冻得他失去知觉，现在他别无选择。过两天“贝琪·罗斯”号在小岛南端抛下非法所获物时，他可能不得不再做一遍。他明白，征服恐惧的唯一方法就是去面对，这点他在战争中已充分领教，但即便如此，如果他能够做到，他绝对、绝对不会再踏入海洋一步。他可以感觉到大海正注视着他，触摸着他。他可以感觉它的年龄，它比众神更加古老，因为杀害人数之多而扬扬得意。

大约一点，他看到了灯塔。他无法确定，因为他的手表在西装外套里，但太阳的位置显示现在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他在灯塔的陡峭岩体下方上岸，躺在一块岩石上，让太阳照在身上，直到身体停止颤抖，皮肤变得不那么蓝。

如果恰克在那上面，无论状况怎样，泰迪都会把他救出来。不管恰克是死是活，都不会扔下他不管。

那样你就会死。

那是多洛蕾丝的声音，他知道她是对的。如果他得再挨两天等“贝琪·罗斯”到来，而那时又不能带着完全清醒、行动自如的恰克，那他们永远都无法逃脱。他们会被抓回来……

泰迪笑了。

……像两条腿的狗。

我不能扔下他，他告诉多洛蕾丝。我做不到。如果我找不到他，那是另一回事。可他是我的搭档啊。

你只不过刚认识他。

那他也是我的搭档。如果他在那里，如果他们正在伤害他，强行把他扣留，那我就必须救他出来。

就算你会死？

就算死我也会这样做。

那么我希望他不在那里。

他爬下那块岩石，踏上一条小径，小径由沙子和贝壳铺成，在大片海草边蜿蜒向前。此时他突然想起，考利认为他有自杀倾向。其实不然。那更像是种死亡的意愿。多年来，他都想不出活下去的理由，真的。但他也想不出死的理由。自行了断？即使在那些最最孤独寂寥的夜晚，那样的选择似乎也很可悲，很窘迫，微不足道。然而——

那个警卫突然就站在那里，泰迪吓了一跳，对方受惊吓的程度也不亚于他。警卫的裤子拉链还没拉好，来复枪挂在背后。他先伸手去拉拉链，然后改变主意，但此时泰迪的掌根已经压上他的喉结。泰迪捏住他的喉咙，身子下蹲，腿朝警卫的后背一踹，警卫便翻过去躺在地上。泰迪直起身，用力朝他的右耳踢去，警卫眼珠子向后翻，嘴巴张开。

泰迪在他身旁弯下腰，把背带从他肩上扯下，然后从他身下抽出来复枪。他可以听到他的气息，并没有杀了他。

现在他有枪了。

他用这把枪对付了下一个警卫，守在铁丝网前的那个，他缴了他的械。那警卫其实还是个孩子，乳臭未干，他问道：“你要杀我吗？”

“天哪，小鬼，不会。”泰迪一边说一边用枪托朝那孩子的太阳穴碰了一下。

铁丝网那头有座小小的临时住房，泰迪先去那里看了看，发现几张行军床，几本色情杂志，一壶冷咖啡，还有几套警卫制服挂在门后的钩子上。

他回到屋子外面，走向灯塔，用枪杆顶开门，发现底楼除了一个阴冷潮湿的水泥房间外空无一物，只有墙上的霉斑，以及一道螺旋扶梯，用和墙壁同样的砖砌成。

他沿着梯子上楼，来到第二个房间，和楼下一样空空如也，他知道这里一定有个地下室之类的宽敞场所，也许通过那些过道和医院的其他地方相连。因为到目前为止，这里看起来只不过是，呃，一座灯塔。

他听到头顶传来刮擦声，于是退出来回到楼梯那儿，再往上爬了一段，来到一扇沉重的铁门前，他用枪管前端抵住门，感觉到门微微开启了一点。

泰迪又听见那个刮擦声，他可以闻到烟味，听到海涛声，感觉到阵阵海风，他知道院长如果足够聪明，在门那一边设了警卫，那么他一推开门就死定了。

快跑，宝贝。

不行。

为什么不？

因为一切都源于这里。

什么？

一切，每件事。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

你，我，利蒂斯，恰克，还有诺伊斯，那个可怜的小鬼。一切都是因为这里。如果这件事不立刻停止，我就会阻止。

是他的手，恰克的手。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怎么了？

他的手，泰迪，跟他不相称。

泰迪明白她的意思，他知道跟恰克的手相关的事情很重要，但没有重要到要让他站在楼梯上浪费时间去考虑的程度。

好吧，小心点。

泰迪在门的左边蹲下身，枪托抵着左胸，右手撑在地上保持平衡，接着，他左脚向门踢去，门敞开时，他左膝跪地，把枪托抵在肩上，顺着枪管瞄准前方。

被瞄准的是考利。

他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背对着一小格窗子，身后的蓝色海洋闪着银光，大海的气息充满整个屋子，微风抚弄着他两侧的头发。

考利没有讶异的表情，也毫无惧色。他把香烟在面前的烟灰缸边轻轻弹了弹，对泰迪说：“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宝贝。”

①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小名，他酷爱打高尔夫球。

21

考利身后的墙面覆盖着粉红色的床单，床单四角用起皱的胶带固定。他面前的桌子上有几个文件夹、一台军用野战无线电、泰迪的笔记本、利蒂斯的入院初诊表，还有泰迪的西装外套。角落里的椅子上摆着一部磁带录音机，转盘正在转动，顶上一支小巧的麦克风指向房间中央。考利身前是一本黑皮封面的笔记本，他在上面写下什么，然后对泰迪说：“坐。”

“你说什么？”

“我说坐啊。”

“之前呢？”

“你清楚我说的每一个字。”

泰迪把来复枪从肩上卸下，但仍瞄着考利，走进房间。

考利又继续写字。“它是空的。”

“什么？”

“枪。里面一颗子弹都没有。你对枪支很有经验，怎么会没注意到？”

泰迪拉开枪膛朝里面看了看，果然是空的。为了确认，他把枪对准左边的墙扣动扳机，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只有撞针发出脆响。

“把枪扔在角落里好了。”考利说。

泰迪把来复枪放在地板上，从桌子下面拉出椅子，但没有坐下。

“那些床单下面是什么？”

“等会儿我们要讲到。你先坐吧，放松点。坐啊。”考利伸手从地板上拾起一条厚重的毛巾，扔到桌子对面给泰迪。“擦擦，不然会感冒。”

泰迪先擦干头发，然后脱下衬衫，揉成一团扔在角落里，擦干上半身。擦完，他拿起桌上的西装外套。“你不介意吧？”

考利抬起头，“没问题，没问题，请便。”

泰迪穿上西装，在椅子里坐下。

考利又继续写，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声。“你是不是把那些警卫伤得很重？”

“不太严重。”

考利点点头，把笔扔在笔记本上，拿起无线电，转动手柄让它积蓄能量。接着，他从背包里取出听筒，切换开关，朝着电话机说话：“对，他在这里。请希恩医生先帮你的人看一下，然后让他上来。”

他挂上听筒。

“神出鬼没的希恩医生。”泰迪说。

考利的眉毛抬起又落下。

“我来猜猜看——他坐今天上午那班渡轮到的。”

考利摇摇头，“他一直都在岛上。”

“藏身于眼皮底下。”泰迪说。

考利摊开双手，肩膀微微一耸，“他是个杰出的精神病医生，很年轻，但前途无量。这是我们的计划，我和他一起想出来的。”

泰迪觉得左耳下方的颈部一阵悸动。“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吗？”

考利翻起笔记本里的一页纸，看了看下一页的内容，然后又让它从指间落回原处。“不太顺利，我原本抱的期望更高。”

他看着桌子对面的泰迪，泰迪从他脸上读到了一种表情，那种表情他来到岛上第二天的上午在楼梯间里以及暴风雨前夕的医生会议上见过，它不契合考利这个人的整体感觉，也不符合这座小岛，这座灯塔，以及他们在玩的这个恐怖游戏。

怜悯。

泰迪再清楚不过，他敢发誓那种表情就是怜悯。他把目光从考利脸上移开，环顾这个小房间，以及墙上的床单。“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考利表示赞同，“这就是灯塔，是圣杯，是你一直在寻找的真相。你想要找到的，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我还没有看到地下室。”

“没有什么地下室，这里是灯塔。”

泰迪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它躺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

考利说：“你的办案笔记，没错。在我屋旁的树林里发现的，和你的西装外套在一起。你炸掉了我的车。”

泰迪耸耸肩，“对不起。”

“我喜欢那辆车。”

“是啊，我当时的确感觉出来了。”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我站在那个汽车展厅里，还记得挑中这辆车时我心想：约翰，车子的问题就搞定了，你至少十五年内不必再去买车。”他叹了口气，“完成这桩事的时候，我满心欢喜。”

泰迪双手一举，“再次向你道歉。”

考利摇摇头，“难道你压根儿没想过，我们怎么会让你上那艘渡轮？就算为了引开我们的注意力，你把整个岛都炸掉，你又能怎样呢？”

泰迪耸耸肩。

“你只有一个人，”考利说，“我们所有人今天上午的唯一任务就是不让你上船。我就是弄不懂，你是什么逻辑啊。”

泰迪说：“这是我离开这儿的唯一办法。我必须试试。”

考利困惑不解地盯着他看，然后喃喃自语：“上帝啊，我真喜欢那辆车。”说完他低头盯着双膝。

泰迪问：“有水吗？”

考利想了一会儿，然后转动椅子，露出他身后窗台上的一个水罐和两个玻璃杯。他倒了两杯，递一杯给桌子对面的泰迪。

泰迪一饮而尽。

“嘴巴很干吧？”考利问，“口干舌燥，就好像挠不到的痒处，无论喝多少水都不管用？”他把那个水罐推到桌子对面，看着泰迪又倒满一杯。“你双手发抖，已相当严重了。你的头痛怎么样了？”

他说这些话时，泰迪感到左眼里有一股灼热的疼痛向外延伸至太阳穴，上及头顶，下至颌骨。“不算糟糕。”他说。

“会越来越严重。”

泰迪又喝了些水。“会这样的，那个女医生也跟我这么说。”

考利笑着往后一靠，用笔敲敲笔记本。“这回你说的是谁？”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泰迪说，“不过她曾经和你一块儿工作过。”

“哦。那她究竟跟你说了什么？”

“她告诉我抗精神病的药物在血液中达到足以产生药效的浓度需要四天时间，她预测我会有口干、头痛以及颤抖的症状。”

“聪明的女人。”

“没错。”

“那不是抗精神病药物的作用。”

“不是？”

“对。”

“那是什么原因？”

“戒药反应。”考利回答。

“戒了什么药？”

考利再次露出微笑，目光投向稍远的地方。他打开泰迪的笔记本，翻到他写过的最后一页，推到桌子对面给他看。“这是你的笔迹，对不对？”

泰迪低头瞥了一眼，“对。”

“最后的密码？”

“嗯，密码。”

“可是你没破解。”

“我没机会。也许你没注意到，我忙得有点焦头烂额。”

“当然，是这样。”考利弹弹那页纸，“要不要现在破解？”

泰迪低头看着那九个数字和字母：

13(M)－21(U)－25(Y)－18(R)－1(A)－5(E)－8(H)－15(O)－9(I)

他感觉到那股疼痛正刺向眼睛后面。

“现在我感觉不是很舒服。”

“可是这很简单啊，”考利说，“九个字母。”

“我的脑袋正痛着呢，等我缓过来再说。”

“好吧。”

“我戒了什么药？”泰迪问，“你给我吃了什么药？”

考利把手指关节压得咔咔响，然后哈欠连天地往椅背上一靠。“氯丙嗪。它有副作用，恐怕还挺多。我不太喜欢这种药。在最近这一连串事件发生之前，我本想让你开始服丙咪嗪，但我看现在是不行了。”他身子前倾，“通常来讲，我不是非常支持药理学，但依你的情况，我认为用药绝对有必要。”

“丙咪嗪？”

“有些人把它称作妥富脑。”

泰迪露出微笑，“还有氯丙……”

“……嗪。”考利点点头，“氯丙嗪。你吃的就是这种，现在正在戒药。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给你用这种药。”

泰迪问：“过去？多久？”

“两年。”

泰迪吃吃地笑了。“哎，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势力庞大，不过也用不着唬人唬到这种地步吧。”

“我没有唬人。”

“你给我下药已经两年了？”

“我比较喜欢‘用药’这个字眼。”

“怎么，你们有人在联邦执法官署工作？他的任务就是每天早上在我的咖啡里下药？或者说，慢着，我每天上班路上都在一家报摊买咖啡，他就在那里干活，这样安排更好。这么说，两年来你都派了个人在波士顿，偷偷给我下药。”

“不是在波士顿。”考利平静地说，“是在这儿。”

“这里？”

他点点头，“这里。你在这里已经两年了，你是这家精神病院的病人。”

泰迪现在能听见潮水正不断上涌，惊涛怒浪拍击着悬崖底部的岩石。他十指紧扣，让双手不再颤抖，并且努力不去理睬眼睛里愈发灼热、愈发持久的悸动性疼痛。

“我是联邦执法官。”泰迪说。

“你曾经是联邦执法官。”考利说。

“现在也是。”泰迪说，“我是美国政府的联邦执法官。我星期一上午离开波士顿，那天是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是吗？”考利问，“告诉我你是怎么去渡轮码头的。开车去的吗？车停在哪儿？”

“我坐地铁。”

“地铁到不了那儿。”

“我转乘公交。”

“你为什么不开车？”

“车送去修了。”

“噢。还有星期天，你想得起星期天的事吗？能告诉我你做了什么吗？你能不能如实告诉我，你在渡轮卫生间里醒来前一天发生的任何事情？”

泰迪做得到。应该说，他原本做得到，但他脑袋里那股该死的疼痛在他左眼里狂敲猛打，钻入他的鼻窦。

好吧，努力回忆。告诉他你星期天做了什么。你下班回家。你回到梧桐树大街的公寓。不，不对。不是梧桐树大街。梧桐树大街的公寓已经被利蒂斯放火烧毁。不，不对。你住在哪儿？老天啊，他能看见那个地方。对，没错。那是在……城堡山。就是它，城堡山大道，在水边。

好了，好了，放松点。你回到城堡山的住所，吃了晚饭，喝了点牛奶，然后上床睡觉。对吗？是这样。

考利说：“那这个呢？你有没有见过这个？”

他把利蒂斯的入院初诊表推到桌子对面。

“没有。”

“没有？”他吹了声口哨，“你是为它而来的。如果你把这张纸带回去给参议员赫利——我们宣称没有记录的第六十七号病人存在的证据——就可以揭开这里的惊天秘密了。”

“正确。”

“是啊，没错。可是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你竟然连瞄上一眼的时间都没有？”

“再说一遍，我忙得有点——”

“焦头烂额，没错。我能理解。那好，现在你看一眼吧。”

泰迪低头一瞥，看到了利蒂斯的姓名、年龄、入院初诊日期。评注区域里写着：

病人极具智慧，高度妄想。已知有暴力倾向，极度焦虑。对于自己的罪行未表露忏悔之意，因他否认曾犯下任何罪行。患者建立了一连串情节丰富、具有高度幻想的故事，以避免直面行为的真相。

底下的签名是希恩医生。

泰迪说：“大体是正确的。”

“大体正确？”

泰迪点点头。

“关于谁？”

“利蒂斯。”

考利站起身走到墙边，拽下一条床单。墙上有四个六英尺高的大写字母写成的名字：

EDWARD DANIELS－ANDREW LAEDDIS（爱德华·丹尼尔斯－安德鲁·利蒂斯）

RACHEL SOLANDO－DOLORES CHANAL（雷切尔·索兰多－多洛蕾丝·恰娜尔）

泰迪静候不语，但考利似乎在等他发话。整整一分钟，两人都静坐无语。

最后泰迪说：“我猜，你有想法。”

“看看这些名字。”

“我看到了。”

“你的名字，第六十七号病人的名字，失踪病人的名字，还有你太太的名字。”

“嗯，我又没瞎了眼睛。”

“这里出现了你那个四的法则。”考利说。

“此话怎讲？”泰迪揉着太阳穴，想把那股痛劲消除。

“这个嘛，你是破解密码的天才。你告诉我吧。”

“告诉你什么？”

“爱德华·丹尼尔斯和安德鲁·利蒂斯这两个名字，有什么相同之处？”

泰迪对着自己的名字和利蒂斯的名字凝视片刻。“它们都有十三个字母。”

“对，没错。”考利说，“的确如此。还有别的吗？”

泰迪盯着看了又看。“没了。”

“噢，再想想看。”考利脱下他的白大褂，挂在椅背上。

泰迪努力想集中精神，尽管他对这个室内游戏已经感到厌倦。

“慢慢来。”

泰迪凝视着那些字母，直到笔画边缘开始模糊。

“发现什么了吗？”考利问。

“没有。我什么都看不出。只不过都有十三个字母。”

考利用手背重重敲着那些名字，“你再看看！”

泰迪摇摇头，感觉想吐。那些字母抖动着。

“集中注意力。”

“我正集中呢。”

“这些字母有什么相同之处？”考利问。

“我不知道……都有十三个字母。十三。”

“还有呢？”

泰迪费劲地盯着那些字母，直到视线模糊。“没了。”

“没了？”

“没有，”泰迪说，“你想要我说什么？我没法告诉你我不知道的东西。我没法——”

考利大吼：“它们有着同样的字母！”

泰迪弓着背向前凑，试图让那些字母停止抖动。“什么？”

“它们有着同样的字母。”

“不。”

“这两个名字之间构成回文构词法。”

泰迪重复了一声：“不。”

“不？”考利皱起眉头，手挥过那行字。“这些字母是完全相同的。你看看，爱德华·丹尼尔斯，安德鲁·利蒂斯，同样的字母。你有破译密码的天分，战时甚至动过念头想去当密码破解员，难道不是吗？可别告诉我你看着这两个名字却看不出他们有十三个相同的字母。”

“不！”泰迪用手掌根部按压双眼，想看得更清楚些，或是想挡住光线，他无法确定。

“你说‘不’，意思是它们并非相同的字母，还是你不希望它们是相同的？”

“不可能。”

“这是事实。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泰迪张开双眼，但仍然摇着头，那些颤抖的字母左右摇摆。

考利用手背敲打下一行字。“那么试试这一行：‘雷切尔·索兰多－多洛蕾丝·恰娜尔’，都有十三个字母。你来说说看，它们有什么相同之处？”

泰迪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但他同时也明白那绝不可能。

“没有？这也看不出来？”

“不可能。”

“事实如此，”考利说，“又是相同的字母。同样是回文构词法。你来这里寻找真相？这就是关于你的真相，安德鲁。”

“我叫泰迪。”泰迪说。

考利俯视着他，脸上再次充满假惺惺的同情。“你的名字是安德鲁·利蒂斯，”考利说，“阿舍克里夫医院的第六十七号病人是谁？就是你，安德鲁。”

22

“一派胡言！”泰迪尖声叫道，声音通过脑袋往上蹿。

“你的名字叫安德鲁·利蒂斯，”考利重复道，“二十二个月前，法院下令将你遣送到这里。”

泰迪用力一挥手，“那也是受你们这些人指使。”

“看看证据吧。拜托，安德鲁。你——”

“别叫我那个名字。”

“你两年前来到这儿，因为你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它不可能被社会原谅，但是我能原谅。安德鲁，看着我。”

泰迪的视线从考利伸出的手一路沿手臂向上，经过胸膛，直至他的脸庞，眼前这个男人的双眼中正闪烁着伪装出的怜悯，还有道貌岸然的神情。

“我叫爱德华·丹尼尔斯。”

“不。”考利带着疲倦的挫败感摇了摇头，“你叫安德鲁·利蒂斯。你做了件可怕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自己，于是你就演戏。你创作了丰富而复杂的叙事结构，而你就是其中的男主角——安德鲁。你相信自己还是联邦执法官，到这里来办个案子。你发现了一个阴谋，也就是说，我们告诉你的一切，在你的幻想中都成了我们对你施展的诡计。也许我们本来可以放手，让你活在你的幻想世界中。我原本很乐意这样做。假如你对人没有伤害，那我会非常乐意。可是你很暴力，非常暴力。因为你当兵和执法的时候都接受过训练，你这方面太在行了。你是我们这里最危险的病人。我们无法控制你。于是决定——看着我。”

泰迪抬起眼，看到考利的身子探向桌子这头，眼神充满恳求。

“于是决定，如果我们无法让你的精神恢复正常——现在，就是现在——就要对你采取永久性措施，确保你不会再伤害任何人。你明白我说的这些吗？”

在这片刻——甚至只有片刻的十分之一——泰迪几乎相信了他。

泰迪微笑。“大夫，你们这一幕还演得真好。谁是唱黑脸的——希恩？”他回头朝门瞥了一眼，“我想，他大概也出场了吧。”

“看着我，”考利说，“看着我的眼睛。”

那对眼睛发红，因缺乏睡眠而潮湿。还有别的，那是什么？泰迪迎着考利的目光，打量着那双眼睛。然后他想到了——要不是他了解真相，他会发誓考利正饱受心碎的折磨。

“听着，”考利说，“你就只剩下我了，从来就只有我。你这个幻想出来的故事我已经听了两年，我了解每一个细节，每一处曲折——那些密码，失踪的搭档，暴风雨，山洞里的女人，灯塔里的邪恶实验。我知道诺伊斯和虚构的参议员赫利。我知道你一直梦见多洛蕾丝，她腹部的开口，还有她浑身湿透的模样。我也知道那几段木头。”

“你净胡扯。”泰迪说。

“那我怎么会知道？”

泰迪颤抖着用手指将证据一一列出，“我一直在吃你们做的食物，喝你们泡的咖啡，抽你们给的香烟。天哪，我刚到那天早上，还从你这里拿了三片‘阿司匹林’。然后又有一天晚上你给我下药。我醒来时你就坐在身边。从那时起，我就变得不一样了。一切就从那时开始。那天晚上，我偏头痛发作之后。当时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

考利向后靠，表情扭曲，好像吞下了什么酸的东西，然后望向窗外。“我快没时间了。”他低语。

“怎么讲？”

“时间，”他轻声道，“他们给了我四天，我快用完了。”

“那就放我走。我回波士顿，向联邦执法官署交一份控诉信，不过别担心——你有这么多权高势重的朋友，我相信这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考利说：“不，安德鲁。我几乎没有朋友了。我在这里奋战了八年，而天平已经向另一端倾斜了。我快输了。输掉我的职位，输掉我的资金。我在监委会全体成员面前发过誓，说我可以构造精神病学史上最宏大的角色扮演实验，它将拯救你，把你带回现实中。可是如果我错了呢？”他双眼睁大，一手托住下巴，好像要把下颌推回正常的位置。接着，他垂下手，望着桌子对面的泰迪。“你还不明白吗，安德鲁？如果你败了，我也败了。如果我败了，一切都完了。”

“老天，”泰迪说，“那真是太糟了。”

窗外传来几声海鸥沙哑的叫声。泰迪闻得到海盐和阳光的味道，还有浸泡在海水中的潮湿沙砾的味道。

考利说道：“我们换个方法试试吧。你认为雷切尔·索兰多，顺便提一下，她是你通过想象虚构出来的，你认为她的姓名跟你死去的妻子的姓名有同样的字母，而且同样都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仅仅是个巧合吗？”

泰迪站起身，从肩膀开始整双手臂都在发抖。“我老婆没有杀死孩子。我们从来就没有小孩。”

“你们从来没有过小孩？”考利走向墙壁。

“我们从来没有过小孩，你这个蠢货！”

“噢，好吧。”考利扯下另一条床单。

床单后面的墙上是一张犯罪现场示意图，几张湖的照片，还有若干张三个死去小孩的照片。接下来是名字，同样是大字号的大写字母：

爱德华·利蒂斯

丹尼尔斯·利蒂斯

雷切尔·利蒂斯

泰迪双目低垂盯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剧烈地颤抖，仿佛不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要是他能够用脚踩住那双手，他会那样做。

“是你的孩子，安德鲁。你难道就这么站着，一口否认他们曾经存在过吗？”

泰迪用抽搐的手指向房间另一头的考利。“那是雷切尔·索兰多的孩子。那是雷切尔·索兰多湖畔小屋的犯罪现场示意图。”

“是你的房子。你们之所以搬去那里，是医生对你妻子的建议。你还记得吗？在她意外地放火烧掉你们之前的公寓后，医生们建议说，让她离开城市，给她一个较为田园式的环境，或许她就会好转。”

“她没病。”

“她神经错乱，安德鲁。”

“你他妈的别再叫我那个名字！她没有神经错乱。”

“你妻子有抑郁症。她被诊断患有躁狂抑郁症。她有——”

“她没有！”泰迪说。

“她有自杀倾向。她会伤害孩子。你不愿面对现实。你认为她只是身体虚弱。你告诉自己神经是否错乱是可以选择的，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想起自己的责任。对你，对子女的责任。你酗酒，而且越来越厉害。你躲进自己的壳里，总是不肯回家。你无视所有迹象，老师、教区牧师和她的家人告诉你的一切，你都不予理睬。”

“我老婆没有神经错乱！”

“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丢脸。”

“我老婆没有——”

“她看精神科医生的唯一原因，是她曾试图自杀，结果被送去医院。这件事连你也无法控制。医生说她对自身很危险，他们告诉你——”

“我们从来没看过什么精神科医生。”

“她对孩子们很危险。你被一再警告过。”

“我们从来没有过小孩。我们商量过想要，可是她没法怀孕。”

老天哪！他感觉仿佛有人握着擀面杖把玻璃碎片敲进他的脑袋。

“到这儿来，”考利说，“真的。凑近一点，看看这些犯罪现场照片上的名字。你会有兴趣知道——”

“那些你可以捏造，你可以编出来。”

“你做梦，你总是在做梦。安德鲁，你不停地做梦。你对我讲过那些梦。你最近有没有梦到过那两个男孩和那个小女孩？嗯？那个小女孩有没有领你去你的墓碑？你是个‘糟糕的水手’，安德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是个糟糕的父亲。你没有为他们导航，安德鲁，你没有救他们。你想谈谈那几段木头吗？到这儿来看看他们。告诉我他们是不是你梦中的小孩。”

“你胡说！”

“那你看呀，到这儿来看。”

“你们给我下药，杀了我的搭档，还说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你们要把我关在这儿，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勾当。我知道那些实验。我知道你们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做了些什么，你们随意滥用脑白质切除术，漠视《纽伦堡法案》，我早识破了你们的鬼把戏，大夫！”

“是吗？”考利背靠着墙，双臂交叉于胸前。“那么求你了，开导开导我吧。过去四天你在这地方四处行走，可以到达这所医院的任何一个角落。那些纳粹医生在哪里？那些撒旦般的手术室在哪里？”

他回到桌边，翻阅了一会儿泰迪的笔记，接着说道：“你还是认为我们在给病人洗脑吗，安德鲁？从事长达几十年的实验，制造出——你有一回是怎么称呼他们的？哦，在这里——鬼魂士兵？刺客？”他轻声一笑。“我的意思是，我不得不佩服你，安德鲁，即使在这个妄想病愈发严重的年代，你的幻想还是荒谬绝顶。”

泰迪向他伸出一根颤抖的手指。“你们是一所实验性的医院，采用激进的方法——”

“对，没错。”

“你们只收最暴力的病人。”

“又说对了。不过我要补充一点，是最暴力同时妄想最严重的病人。”

“而且你们……”

“我们怎样？”

“你们做实验。”

“对了！”考利双手一拍，迅速鞠了个躬。“罪名成立。”

“实验性的外科手术。”

考利举起一根手指。“啊，不对。抱歉。我们不用手术来进行实验。手术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而不得已的手段总是在遭到我多次最强烈的反对之后才会进行。可是我势单力薄，我也无法在一夜之间改变几十年来的公认惯例。”

“你撒谎！”

考利叹了口气，“只要你能拿出一个证据，证明你的理论——只要一个。”

泰迪默不作声。

“而对于我列出的所有证据，你都拒绝回应。”

“因为那根本不是证据，是你编造出来的。”

考利双手合十，举到唇边，似乎是在祈祷。

“让我离开这座岛，”泰迪说，“作为联邦派来的执法人员，我要求你让我离开。”

考利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再次睁开时，双目更加清澈，也更为坚定。“好吧，好吧，你把我难倒了，执法官。这样吧，我们来点简单的。”他从地上拎起一个柔软的皮革公文包，打开，把泰迪的枪扔在桌上。“这是你的枪，对不对？”

泰迪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把枪。

“枪柄上刻着你的姓名缩写，没错吧？”

泰迪凝视着，汗水流进眼睛。

“是或不是，执法官？是你的枪吗？”

泰迪看见枪管上的凹陷处，那是菲利普·史塔克朝他开枪却击中枪管而留下的，结果那人被弹回的子弹射中。他还看见刻在枪柄上的姓名缩写E.D.，是他最终在缅因州击毙布瑞克后，警察分局送的礼物。还有，在扳机护环下侧有刮痕且稍有磨损，那是他一九四九年冬天在圣路易奔跑捉拿罪犯时掉了枪造成的。

“是你的枪吗？”

“是。”

“拿起来，执法官。确保里面装了子弹。”

泰迪看着那把枪，又看了看考利。

“动手啊，执法官。把它拿起来。”

泰迪把枪从桌上拿起，枪在他的手中颤抖。

“装上子弹了吗？”考利问。

“是的。”

“你确定？”

“我感觉得出分量。”

考利点点头，“那就开枪吧。因为你要离开这座岛，只有这么一条路。”

泰迪试图用另一只手稳住那只手臂，但它同样也在颤抖。他吸了好几口气，缓缓吐出。他透过蒙住双眼的汗水，带着身体的震颤，沿着枪管瞄准。他在瞄准器的另一端看到考利，至多两英尺远，可是他却忽上忽下，忽东忽西，好像两人都站在大海里的一艘船上。

“你有五秒钟，执法官。”

考利从无线电背包里拿出听筒，摇了几下手柄，然后泰迪看着他把话筒放到嘴边。

“现在剩下三秒了。扣动扳机，否则你就得在这个岛上终老。”

泰迪可以感觉出枪的分量。即使双手颤抖，他也还有机会。他可以杀了考利，再干掉候在外面的任何人。

考利说：“院长，你可以派他上来了。”

泰迪的视野清晰了，剧烈的颤抖也减弱为轻微的颤动，他沿着枪管向前看，考利正把听筒放回背包。

考利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好像此刻才突然想到，泰迪尚存扣动扳机的能力。

于是，考利举起一只手，说道：“好吧，好吧。”

泰迪击中他胸膛正中央。然后，他双手举起半英尺高，击中考利的脸。

出来的是水。

考利皱了皱眉，然后眨了几下眼，掏出手帕。

泰迪身后的门打开了，他在椅子里转过身，瞄准进门的男子。

“别开枪，”恰克说，“我忘记穿雨衣了。”

23

考利用手帕擦擦脸，又在椅子里坐下。恰克绕过桌子来到考利身旁，泰迪则转动手中的枪，怔怔地望着。

恰克入座时，泰迪向桌子对面望去，注意到他身着一件实验室工作服。

“我以为你死了。”泰迪说。

“没有。”恰克答道。

突然间，话语变得难以出口。他感觉快要结巴了，正符合那女医生的预料。“我……我……本来……我本来打算死也要带你离开这儿。我……”他把枪放在桌上，觉得全身的力气都流失殆尽。他陷入椅子里，无法继续。

“这件事我真的很抱歉。”恰克说，“在这出戏上演之前，我和考利医生也经过了好几周的精神折磨。我从没有想让你感觉到背叛，或让你遭受莫须有的痛苦。你得相信我。可是我们确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这件事情时间有点紧迫，”考利说，“这是我们为了挽救你所做的最后一搏，安德鲁。即使是在这儿，这也是个激进的主意，但我指望它能奏效。”

泰迪想拭去流入眼中的汗水，却模糊了双眼。他透过朦胧的视线看着恰克。“你是谁？”他问。

恰克朝桌子对面伸出一只手。“莱斯特·希恩医生。”他答道。

泰迪对那只悬在空中的手不予理睬，它最终缩了回去。“这么说，”泰迪边说边用鼻子猛吸湿润的空气，“当时你让我认定必须找到希恩，可你……你正是希恩本人。”

希恩点点头。

“你叫我‘头儿’，讲笑话给我听，不让我觉得无聊。无时无刻不盯住我，是这样吗？莱斯特？”

他看着桌子对面的希恩，对方试图不把目光移开，但却没能做到，只得低头看着领带，用它轻轻拍着前胸。“我必须看住你，确保你的安全。”

“只要安全，”泰迪说，“那么一切都没问题了，都符合道德。”

希恩放下领带。“安德鲁，我们认识已经有两年了。”

“那不是我的名字。”

“两年了。我是你的精神病主治医师。已经两年了。看着我，难道你认不出我？”

泰迪用西装外套的袖口抹了抹蒙住眼睛的汗水，这下视线清晰了。他望着桌子对面的恰克。南方佬恰克，他摆弄枪械的别扭感，以及那双与他的职业不相符的手，皆是因为它们并非警察之手，而是医生之手。

“我当你是我的朋友，”泰迪说，“我信任你。我告诉你有关我老婆的事，跟你讲我父亲的事。我为了找你爬下那段该死的悬崖。那时你在监视我吗？你在确保我的安全吗？你本来是我的朋友，恰克。噢，抱歉。你叫莱斯特。”

莱斯特燃起一支烟。泰迪欣慰地发现莱斯特的双手也在颤抖，但抖得并不厉害，不似他那么严重，点着烟后把火柴往烟灰缸里一扔，抖动即刻停止。但是毕竟……

我希望你也有同样的病，泰迪心想，无论是什么病。

“对啊，”希恩说（泰迪得提醒自己不要把他当作恰克），“我当时是在确保你的安全。我的失踪，没错，是你幻想的一部分。但你本来应当在路上发现利蒂斯的入院初诊表，而不是在悬崖底下。我不小心让它掉下海岬。我刚从身后的口袋掏出来，它就被风吹跑了。我爬下去找它，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去，你就会去。然后我被困住了，就在悬崖边缘的下方。二十分钟后，你恰好从我身前爬下去。我的意思是，只有一英尺的距离。我差点就伸手抓住你。”

考利清了清嗓子：“当我们看到你爬下悬崖的时候，差点要取消这次行动。也许我们应当这么做。”

“取消？”泰迪以拳掩嘴，发出一声嗤笑。

“是的，”考利说，“取消。这是一场盛会，安德鲁，是一出——”

“我叫泰迪。”

“戏。剧本是你写的，我们协助你上演。可是没有结局就不能成戏，结局永远都是你到达这座灯塔。”

“方便得很。”泰迪边说边环顾四周的墙。

“两年来，你几乎一直在对我们讲这个故事。你如何到这里来寻找一名失踪的病人，如何在无意中发现我们纳粹式的手术实验，苏联式的洗脑。病人雷切尔·索兰多如何杀死她自己的孩子，手法与你太太杀死你们的孩子如出一辙。正当接近真相之时，你的搭档——你难道不喜欢你给他取的名字：恰克·奥尔？我的意思是，老天，你以快好几倍的速度说出这个名字试试。①这只不过是你开的另一个玩笑，恰克——你的搭档被抓走了，只剩你一人孤军奋战，但我们逮住了你。我们如何给你下药。你如何在向参议员赫利汇报这件事情之前被关了起来。你想要新罕布什尔州在任参议员的名单吗，安德鲁？我这里有。”

“这些全都是你们造出来的？”泰迪问。

“是的。”

泰迪笑了。像多洛蕾丝去世之前那样放声大笑。他听着自己响亮的笑声，回音缭绕，与他嘴里发出的又一串笑声交汇，在他的头顶搅动，铺满四周的墙壁，迅速扩散到外面的海浪中。

“那你是怎样伪造出一场暴风雨的？”他拍着桌子问道，“医生，告诉我。”

“暴风雨造不出来。”考利回答。

“对，”泰迪说，“造不出来。”他又开始击打桌面。

考利看看他的手，然后抬头望着他的双眼。“但有时候你可以预测它的来临，安德鲁，尤其是在岛上。”

泰迪摇摇头，感觉到笑容仍然石膏般凝结在他脸上，尽管热烈的表情已经消失，尽管这笑容看上去可能既愚蠢又无力。“你们这些人从来不肯认输。”

“暴风雨对你的幻想至关重要，”考利说道，“于是我们等来了这一场。”

泰迪说：“撒谎。”

“撒谎？你怎么解释同文构词法的事情？照片上那些孩子——假如是雷切尔·索兰多的孩子，那么你从没见过——怎么会恰恰是你梦里出现的那几个？当你走进这扇门时，安德鲁，我怎么会知道要对你说：‘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宝贝？’你以为我能读懂别人的心思？”

“不，”泰迪说，“当时我身上确实湿了。”

有那么一会儿，考利的脑袋仿佛即将从颈部发射出去。他长长地吸了口气，双手相扣，向前紧挨桌子。“你的枪里填满了水。你那些密码？太显而易见了，安德鲁。你在跟自己开玩笑。看看你笔记本里的这串密码，最后一串。你看看，九个字母，三行。要破译它轻而易举。你看看。”

泰迪低头看着纸页。

13(M)－21(U)－25(Y)－18(R)－1(A)－5(E)－8(H)－15(O)－9(I)

“我们没时间了，”莱斯特·希恩说道，“你要理解，它总在变化。我是说精神病学。有时候这一领域内部也会有战争，我们快要输了。”

M－U－Y－R－A－E－H－O－I

“是吗？”泰迪茫然地问，“你说的‘我们’是谁？”

考利说：“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相信到达人的思想的方式，不是用碎冰锥扎脑部，或使用大剂量的危险药物，而是通过对自我的坦率认可。”

“对自我的坦率认可，”泰迪重复道，“天哪，说得还真动听。”

考利说过，三行。也许每行有三个字母。

“听我说，”希恩说道，“如果我们在这里失败，那就是输了。不仅仅关系到你。当前，优势还在外科医生手上，但局面很快将发生变化，药剂师会控制大局，手段之野蛮不会减少一分。看上去就是这样。目前这种把人变成僵尸后关押起来的做法会在更体面的掩饰下进行。这里，在这个地方，它就会用到你身上，安德鲁。”

“我叫泰迪。泰迪·丹尼尔斯。”

泰迪猜出第一行也许是“你”(you)。

“奈林已经以你的名字订好手术室了，安德鲁。”

泰迪的目光从纸上抬起。

考利点点头，“我们在这出戏上花了四天时间。如果失败了，你就会被送去手术。”

“什么手术？”

考利看着希恩，希恩则凝视着手中的烟。

“什么手术？”泰迪再次问道。

考利欲张口，却被希恩打断，他的声音十分憔悴：“经眼眶的额前叶脑白质切离术。”

泰迪听罢一惊，目光回到那页纸上，找出了第二个字：“是”(are)。

“就像诺伊斯一样，”他说，“我猜你会告诉我说，他也不在这里。”

“他在这里。”考利说，“你对希恩医生讲的有关他的大多数故事都是真的，安德鲁。但他从没有回过波士顿。你从没在监狱里遇见过他。自一九五○年八月以来他一直在这儿。他确实达到了条件，可以从C区转出入住A区，可是之后就遭到了你的殴打。”

泰迪从最后三个字母上抬起眼：“我怎么啦？”

“你殴打他。两个星期前。几乎把他打死。”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考利向希恩望去。

“因为他叫你利蒂斯。”希恩说。

“不，他没有。我昨天还看到他，他——”

“他怎样？”

“他没有叫我利蒂斯，我绝对可以肯定。”

“没有？”考利翻开他的笔记本，“我有你俩的谈话记录。我办公室里还有录音带，不过现在，我们姑且先看看谈话记录吧。你听听这是不是很熟悉？”他扶正了眼镜，脑袋朝那一页纸凑过去，“我引用这儿的话——‘这事跟你有关。还有，利蒂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我只是偶然被卷进来，用来铺路搭桥罢了。’”

泰迪摇摇头，“他不是在叫我利蒂斯。你改变了强调的重点。他是说，这事跟你有关——指的是我——还有利蒂斯。”

考利嗤笑一声：“你还真有本事。”

泰迪露出微笑，“你才真有本事呢。”

考利往下看着谈话记录，“那这个呢——你还记得问过诺伊斯，他的脸怎么了？”

“当然记得。我问他谁该承担责任。”

“你当时的原话是‘谁干的’，听上去对吗？”

泰迪点点头。

“然后诺伊斯回答——我引用这一句——‘你干的。’”

泰迪说：“对，可是……”

“他当时的感觉像……”

“我听着呢。”

泰迪觉得词语很难连缀成句，就像闷罐车车厢那样排列成行。

“他的意思是——”他缓慢地、谨慎地说，“我没能阻止他被送回这里，这间接导致他挨打。他并不是说我打了他。”

“他说，你干的。”

泰迪耸耸肩，“他是这么说，但我们俩对那句话的解读不同。”

考利翻过一页，“那这个呢？诺伊斯又说：‘他们知道。你还不明白吗？你的一举一动，你的整个计划。这是个游戏。一出精心布置的舞台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你。’”

泰迪靠在椅背上。“照这么说，所有这些病人，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两年了，然而在过去四天里，在我进行这个，呃，化装舞会时，竟会没有一个人向我吐露半句实话？”

考利合上笔记本。“他们习惯了。一年来你时不时地把那个塑料警徽出示给人看。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个值得一试的测验——把那个塑料徽章给你，看你反应如何。但你使用的方式却是我完全没有算到的。来，把你的钱包打开，告诉我它是不是塑料做的，安德鲁。”

“让我先把密码破译出来。”

“你差不多完成了，只剩三个字母。要帮忙吗，安德鲁？”

“泰迪。”

考利摇摇头，“安德鲁，安德鲁·利蒂斯。”

“泰迪。”

考利看着他在纸上排列那些字母。

“是什么？”

泰迪笑了。

“告诉我们。”

泰迪摇摇头。

“别这样，跟我们分享吧。”

泰迪说：“是你干的。那些密码是你留下的。你用我老婆的名字造出雷切尔·索兰多这个名字。都是你的鬼把戏。”

考利语速缓慢、一字一句地问道：“最后那个密码是什么？”

泰迪把笔记本转过去，让他们看到：

你（YOU）

是（ARE）

他（HIM）

“你满意了？”泰迪说。

考利站起身，看上去精疲力竭，似乎已江郎才尽，言语中透着一种泰迪从没听过的凄凉。

“我们抱过希望，原本指望能够拯救你。我们把名誉都押在上头。现在消息传开，会说我们竟然允许一名病人将他最离谱的妄想搬上现实的舞台，到头来得到的不过是几个受伤的警卫和一辆烧毁的汽车。专业上的羞辱对我来讲不是问题。”他向那个小窗格外面望去，“也许我不适合这个地方，抑或是这个地方不适合我。但总有一天，执法官先生，这一天不会太远，我们治疗人类经验的药物，将会出自人类经验本身，这点你明白吗？”

泰迪无动于衷，“不太明白。”

“我不指望你会明白。”考利点点头，双臂于胸前交叉。整个房间好一会儿都鸦雀无声，唯有微风的吹拂和海浪的冲撞。“你当兵时拿过很多勋章，接受过一流的徒手格斗训练。自从你来到这里，已经打伤了八个警卫，还不包括今天的两个；还有四名病人，五个杂工。我和希恩医生一直在尽我们所能为你争取。可是大多数医务人员和所有监狱工作人员都要求我们拿出成果来，否则就得剥夺你的行动能力。”

他离开窗台，向书桌这头探过身子，哀愁而幽深的双眼盯住泰迪：“这是我们最后一丝希望，安德鲁，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谁，做过什么事，如果你自己不努力向精神健全的彼岸游去，那我们没法救你。”他朝泰迪伸出手。

“握住它，”他说，声音嘶哑，“求你了，安德鲁，帮我拯救你。”

泰迪握了握那只手，坚定决绝。他向考利报以最最直率的握手和最最直率的凝视，然后露出微笑。他说道：“别再叫我安德鲁。”

①“恰克·奥尔”原文为Chuck Aule，连读时与chuckle（咯咯笑）发音相近。

24

泰迪戴着镣铐，被领到C区。

一进楼，他们就带他去地下室，囚室里的人纷纷朝他大吼大叫，称他们准保会伤害他，准保会强奸他。有一个还发誓说，要把他像母猪那样捆起来，然后把他的脚趾一个一个地吃掉。

他戴着脚镣手铐，两旁各有一名警卫。这时一位护士进入囚室，在他手臂上注射什么。她有一头草莓色的头发，身上带着肥皂的味道，当她凑近给他打针时，泰迪闻出一缕她的气息，认出了她。

“你假扮过雷切尔。”他说。

她说道：“按住他。”

警卫们抓住他的肩把他的胳膊扳直。

“是你，你染过头发，你是雷切尔。”

她说：“别动。”然后把针扎进他的手臂。

他迎上她的目光。“你是个出色的演员。我是说，你真把我给蒙过去了，对我讲你亲爱的、死去的吉姆怎样怎样。可真有说服力啊，雷切尔。”

她垂眼避开他的目光。

“我叫艾米莉，”她边说边把针头拔出来，“现在你睡吧。”

“等等。”泰迪说。

她在囚室门口驻足，回首看着他。

“就是你。”泰迪说。

那个点头并非发自她的下巴，而是她的眼睛：向下微微一扫，然后她给了他一个微笑。如此凄楚，让他不禁想亲吻她的发丝。

“晚安。”她说道。

他压根儿没觉察到警卫解下他的镣铐，也没听到他们离开。其他囚室传来的声响平息了，紧贴他脸部的空气变成琥珀色，他感觉仿佛平躺在一朵潮湿的云中央，双脚双手如海绵一般。

然后他做梦了。

在梦里，他和多洛蕾丝住在湖畔的一座屋子里。

因为他们必须离开城市。

因为城市既残忍又暴力。

因为她一把火烧了他们在梧桐树大街上的公寓。

想让它摆脱鬼魂。

他梦到他们的爱情坚定如钢，任凭火烧雨淋、铁锤敲打仍坚不可摧。

他梦到多洛蕾丝神经错乱。

他梦到一天晚上他喝醉时他的小雷切尔说的话，当时他还不至于醉到没法给她讲枕边故事。雷切尔叫他：“爸爸？”

他问：“怎么啦，亲爱的？”

“妈妈有时候看着我的样子好怪。”

“怎么怪了？”

“就是很怪。”

“会让你笑出来吗？”

她摇摇头。

“不会？”

“嗯。”她回答。

“哦，那么她是怎么看你的？”

“好像是我叫她很伤心。”

然后他为她塞好被子，亲亲她，跟她道晚安，接着用鼻子轻触她的脖颈，告诉她说她没有叫任何人伤心。不会的，不可能，永远都不。

又一个晚上，他正要上床睡觉，多洛蕾丝揉着手腕上的疤痕，躺在床上望着他说：“你去另一个地方之后，一部分的你就没再回来。”

“什么另一个地方，亲爱的？”他把手表搁在床头柜上。

“回来的那部分你，”她咬住嘴唇，看上去好像正要用双拳捶打自己的脸，“却不该回来。”

她以为街角的肉店老板是个间谍。她说他朝她微笑的同时手上的切肉刀正在滴血，而且她肯定他会讲俄语。

她说有时她可以感觉到那把切肉刀抵在她胸前。

有一回他们去芬威球场看棒球比赛，小泰迪对他说：“我们可以住在这儿。”

“我们本来就住在这儿啊。”

“我的意思是：住在这个球场。”

“我们住的地方有什么不好？”

“水太多了。”

泰迪从便携扁酒壶里啜了一口，开始琢磨他这个儿子。他个头高，很结实，但对于这个年纪的男孩来讲，他太容易哭了，而且动不动就受到惊吓。这年头孩子们就是这样成长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他们被过分溺爱，性格软弱。泰迪希望自己的母亲还在世，这样她就能教育这些孙辈，要勇敢，坚强。这个世界才不管你呢，不会给予你什么，只会夺走。

当然，这方面的教育男人也可以做，但是能一点一滴对他们灌输的，还得是女人。

然而，多洛蕾丝却用梦和幻想充斥他们的脑袋，带他们看了太多次的电影、马戏和狂欢表演。

他又从酒壶里啜了一口，对他的儿子说：“水太多了。还有其他什么吗？”

“没了，爸爸。”

他会问她：“怎么回事？有什么我没做？有什么我没给你？要怎样才能让你开心？”

她会说：“我很开心。”

“不，你不开心。告诉我需要做什么，我就会去做。”

“我没事。”

“你变得火气很大。不发火的时候，你就开心过头，兴奋得团团转。”

“哪有？”

“这样吓到了孩子，也吓到了我。你没事才怪。”

“我没事。”

“你总是闷闷不乐。”

“不，”她说，“你才是。”

他跟牧师谈过，牧师来拜访了一两次。他也跟她的姐妹谈过，姐姐黛丽拉有一回从弗吉尼亚州赶来待了一周，似乎起了点作用。

他们都只字不提看医生的事。疯子才需要看医生。多洛蕾丝没疯，她只是神经绷得太紧。

神经绷紧，情绪哀伤。

泰迪梦到有一晚她叫醒他，让他去拿枪。那个肉店老板在他们屋里，她说。就在楼下厨房。正在用俄文打电话。

那一夜，椰林俱乐部前的人行道上，他探入出租车内，他的脸离她仅一英寸……

他朝里望着，心想，我认识你，我已经认识你一辈子了。我一直在等。等着你出现。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等。你还没出生，我就认识你了。

就这么简单。

他坐船到国外打仗前，并不像其他美国大兵那样迫切想跟她上床，因为那一刻他知道，他会从战场上平安归来。他会回来，因为诸神不会摆出特定的星相，注定让你遇见自己灵魂的另一半，然后又把她从你身边带走。

他探入车内，告诉她这些。然后他说：“别担心，我会回来。”

她用手指触碰他的脸。“你会，是吗？”

他梦到自己回了湖畔的小屋。

之前在俄克拉荷马州。他花了两个星期追捕一个家伙，从南波士顿码头区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市，中间停留过大约十个地方，他总是慢了半步。最后，那人从一个加油站的男厕所出来时，跟他撞了个满怀。

他那天上午十一点踏进家门，庆幸当天不是周末。男孩们都去上学了，他感到全身的骨头似乎仍停留在旅途的颠簸中，急切渴望挨到枕头。他走进屋里，一边唤着多洛蕾丝，一边倒了双份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时她从后院进来，说：“不够多。”

他端着酒转身问道：“你说什么，亲爱的？”他发现她身上湿漉漉的，好像刚刚走出淋浴间，但她穿着一件旧的深色连衣裙，上面的印花已经褪色。她赤着脚，水从她的发梢滴落，从她的裙边滴落。

“宝贝，”他问，“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

她说“不够多”，把一个瓶子放在吧台上，又说“我还醒着呢”，然后走出去。

泰迪望着她走向亭子，拖着长长的步子逶迤向前，晃晃悠悠。他把酒放在吧台上，拿起那个瓶子，发现是她出院后医生开的鸦片酊。每当他不得不出差时，他就算出这期间她需要几茶匙的量，然后将药剂倒入一个小瓶，放在她的药箱里。大瓶则被他锁进地窖。

这个瓶子里有六个月的剂量，已被她用光。

他看到她步履蹒跚地走上亭子的台阶，跪倒在地，又继续向上走。

她是怎么弄到这个瓶子的？地窖橱柜上的锁可不是普通的锁，就算是强壮的男人用断线钳也无法打开。她不可能弄开它，而且唯一的钥匙在他手上。

他望着她坐在亭子中央的秋千上，然后看看那个瓶子。他想起离开的那晚，他就站在这里，把所需剂量一茶匙一茶匙地倒进药箱的小瓶里，然后喝了一两口黑麦威士忌，望着窗外的湖面，把小瓶放进药箱里，上楼跟孩子们道别。回到楼下，电话铃响起。他接了警察分局打来的电话，抓起外套和旅行包，在门口吻了她，向他的车走去……

却把那个大瓶子留在厨房流理台上。

他打开纱门走到外面，穿过草坪来到亭子前，拾级而上。她则望着他走过来，全身湿透，慵懒地摇着秋千前后摇荡，一条腿悬在空中摇晃。

他问道：“亲爱的，你是什么时候把这个用光的？”

“今天上午。”她朝他吐了吐舌头，然后给了他一个迷蒙的微笑，抬头望着亭子弧形的顶部。“可是，还不够多，睡不着。我就想睡觉，太累了。”

他看到那几段木头漂浮在她身后的湖面，心知它们并非木头，但却将目光移回到妻子身上。“你为什么会觉得累？”

她耸耸肩，放下手往身子两侧一拍。“对这一切都倦了，真累啊，就只想回家。”

“这里就是你的家啊。”

她朝亭子顶部指指。“回老家。”她说。

泰迪又朝那几段木头望去，它们在水中缓缓转动。

“雷切尔在哪儿？”

“在学校。”

“她太小了，还不能上学，亲爱的。”

“不是我的学校。”她回答，朝他露出牙齿。

泰迪惊叫起来。他大声喊着，多洛蕾丝从秋千架上跌落，他从她身上跃过，从亭子后面的护栏上跃过，一路边跑边喊着不，喊着上帝，不要啊，千万别，是我的孩子啊，耶稣啊，噢，噢，噢。

然后他纵身跳入水中。他绊了一下，面孔朝下跌进湖里，湖水像油似的裹住他，他向前游啊游，从中间冒出水面。那三段木头，是他的孩子们。

爱德华和丹尼尔斯脸朝下，雷切尔却是仰面浮着，双眼张开望着苍穹，瞳孔里铭刻着她母亲的忧伤，目光追寻着天空中的云朵。

他把他们一个接一个捞出来放在岸边，动作小心翼翼。他坚定而不失温柔地抱住他们，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骨头。他抚摸着他们的面颊，还有他们的肩膀、胸膛、双腿、双脚。他亲吻了他们好多遍。

然后，他跪倒在地呕吐起来，直至胸口灼烧，胃里呕空。

他又回来把他们的手臂交叉放在胸前，这时他注意到丹尼尔斯和雷切尔手腕上有绳子绑过的痕迹，当即明白爱德华是第一个死的，另外两个孩子当时在边上，听到了动静，知道她会回来找他们。

他再次亲吻每个孩子的脸颊和额头，然后合上雷切尔的双眼。

她把他们带到水中时，他们可曾在她怀里挣扎过？他们可曾喊叫过？或者他们渐渐失去力气，呻吟着放弃了挣扎？

他眼前浮现出他们相遇那晚她穿着紫罗兰色裙子的模样，还有第一眼见到她时她脸上的神情，他当时就爱上了那种神情。他本来以为她的神情仅仅是因为那条裙子，因为她为在一家高档俱乐部里穿着一件精致的衣裙而忐忑不安，但实际并非如此。那是惶恐，无法克制，而且始终存在。那是对外界的惶恐——对火车，对炸弹，还有对隆隆的街车、霰弹枪、黑暗的街道、俄国人、潜水艇、充满怒汉的小酒馆、鲨鱼遍布的海洋，以及手握来复枪的亚洲人。

她害怕所有这些，怕得要命，但最令她害怕的东西却来自她自身，一只拥有超常智慧的虫子待在她的脑袋里，伴随她一生，肆意摆弄她的大脑，到处爬来爬去，心血来潮就扯松里面的线路。

泰迪离开孩子们，在亭子里坐了许久，看着她荡秋千。最最糟糕的是，他多么爱她啊。如果可以牺牲自己的头脑来让她恢复正常，他会去做的。出卖自己的四肢？可以。一直以来她就是他全部的爱。是她让他挺过战争，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继续生存。他爱她胜过自己的生命，胜过自己的灵魂。

但他却辜负了她，辜负了他们的孩子，辜负了两人共同缔造的生活。因为他拒绝看清她，拒绝真正了解她，拒绝明白她的神经错乱并非她的过错，不是她能控制的，也不能证明她有道德上的弱点或者缺乏坚毅的精神。

他拒绝认识这些，因为假如她确实是他的真爱，他永远的另一半，那么别人会怎样看待他的头脑，他的神智，他的道德弱点？

于是，他回避这一切，躲避她。他丢下她，他唯一的爱，孤身一人，让她的头脑销蚀自身。

他望着她摇摆。噢，天哪，他是多么爱她。

爱她，胜过爱他的两个儿子。（这令他深感愧疚。）

但胜于他对雷切尔的爱吗？

也许没有。也许没有。

他看到雷切尔在母亲的怀抱里，让母亲把她带到水中。他看到女儿睁大双眼，沉入湖里。

他看着自己的妻子，眼前仍然浮现出女儿的身影，心里想着：你这个残忍的、冷酷的、神经病贱女人。

泰迪坐在亭子的地板上哭泣，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流着泪，看到他带鲜花回家时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多洛蕾丝，看到蜜月旅行时回眸望着他的多洛蕾丝，看到身着紫罗兰色裙子的多洛蕾丝，怀着爱德华的多洛蕾丝，吻过后推开他将他脸颊上一根她的睫毛拂去的多洛蕾丝，蜷曲在他怀里对着他的手轻轻一啄后放声大笑的多洛蕾丝，露出星期天上午那样的微笑的多洛蕾丝，以及面孔破碎、只剩一对大眼睛瞪着他的多洛蕾丝，她看起来如此害怕，如此孤单，始终是这样，未曾改变，某一部分的她，如此孤单……

他站起身，膝盖发颤。

他在她身旁坐下。她说道：“你是我的好男人。”

“不，”他说，“我不是。”

“你是。”她握住他的手，“你爱我。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完美。”

他们当时在想什么？——丹尼尔斯和雷切尔——当他们醒来，发现妈妈正用绳子绑住他们的手腕时，当他们注视着她的双眼时，心里在想什么？

“噢，老天啊。”

“我知道。但你是我的，而且你很努力。”

“噢，宝贝，”他说，“请别再说了。”

还有爱德华。爱德华应该会想逃走，而她不得不在屋子里追着他跑。

现在她神采奕奕，非常快乐。她说：“我们把他们带到厨房里去吧。”

“什么？”

她爬到他身上，跨坐着把他拥入她潮湿的怀里。“我们来让他们坐在餐桌边，安德鲁。”她吻了吻他的眼睛。

他抱住她，将她的身体紧紧揽住，伏在她的肩头哭泣。

她说：“他们是活的洋娃娃，我们把他们的身子擦干。”

“什么？”他伏在她肩头闷声问道。

“我们为他们换衣服。”她在他耳边低语。

他无法看着她被关在白色的盒子里，白色的橡皮盒子，门上只有一扇小小的取景窗。

“今天晚上让他们睡我们的床。”

“求求你别再说了。”

“就一晚。”

“别说了。”

“然后明天我们可以带他们去野餐。”

“要是你爱过我……”泰迪看着他们躺在岸边的景象。

“我一直爱着你，宝贝。”

“要是你爱过我，那就别说了。”泰迪说。他想去孩子身边，让他们复活，带他们离开这里，离开她。

多洛蕾丝一只手放在他的枪上。他紧紧扣住那只手。

“我要你爱我，”她说，“我要你给我解脱。”

她拽着他的枪，但他挪开她的手。他望着她的眼睛，那样明亮而具有杀伤力。那不是人的眼睛，也许是狗的，也许是狼的。

二战之后，去过达豪集中营后，他就发誓不再杀人，除非别无选择，除非另一个人的枪已经指着他。只有这种时候例外。

他再也无法要人的性命，再也无法做到。

她用力拉着他的枪，双眼变得更为明亮，他再次挪开她的手。

他向湖边望去，看到他们整齐地排列着，肩并肩。

他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拿给她看。

她咬住嘴唇，流着泪点点头。她抬头望着亭台的顶部，说：“我们假装他们还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来给他们洗澡，安德鲁。”

然后，他用枪抵住她的腹部，他的手在颤抖，嘴唇哆嗦着说：“我爱你，多洛蕾丝。”

即使在那一刻，他的枪抵住她身体的一刻，他还是确定自己无法做到。

她朝下一看，似乎很惊讶还坐在他身上。“我也爱你，我真爱你，我爱你就像……”

然后，他扣下扳机。枪声从她的眼睛里传出，她嘴里噗地吐出一口气，一只手捂住那个窟窿望着他，另一只手紧抓着他的头发。

鲜血溢出时，他把她拉近，她的身体在他怀里渐渐变软，他揽着她，抱着她，泪水中饱含着对她的深情，浸湿了她褪色的衣衫。

他在黑暗中坐起身，先闻到了香烟的气味，接着看到烟头发出的光，火光一亮，希恩抽了一口烟望着他。

他坐在床上落泪，哭泣不止。他喊着她的名字：“雷切尔，雷切尔，雷切尔。”然后，他看到她的双眼注视着天空中的云朵，发丝向四周飘散开去。

待到他停止抽泣，眼泪不再流淌时，希恩问：“雷切尔全名叫什么？”

“雷切尔·利蒂斯。”他回答。

“那你叫……”

“安德鲁，”他说，“我叫安德鲁·利蒂斯。”

希恩打开一盏小灯，映照出铁栅栏外的考利和一名警卫。那名警卫背朝他们，但考利向里面望着，双手抓住栅栏。

“你为什么在这里？”考利问。

他接过希恩递来的手帕，擦了擦脸。

“你为什么在这里？”考利再一次问道。

“因为我杀了我老婆。”

“你为什么那样做？”

“因为她杀了我们的孩子，而且她需要安息。”

“你是联邦执法官吗？”希恩问。

“不，我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你在这里待了多久？”

“从一九五二年五月三日到现在。”

“雷切尔·利蒂斯是谁？”

“我女儿。当时她四岁。”

“谁是雷切尔·索兰多？”

“她不存在，是我编出来的。”

“为什么？”考利问。

泰迪摇头。

“为什么？”考利再次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知道，安德鲁。告诉我为什么。”

“我不能。”

“你能。”

泰迪抓住自己的脑袋摇来晃去。“别逼我说出来。好不好？求你了，大夫。”

考利紧抓着铁栅栏。“我必须听你说出来，安德鲁。”

他透过铁栅栏望着考利，真想扑上前去咬他的鼻子。

“因为，”他欲言又止，清清嗓子，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因为我接受不了，我知道是我让老婆杀死孩子的。我忽略所有的征兆，指望一切都会过去。是我害了他们，因为我没有带她去寻求帮助。”

“还有呢？”

“知道这个实在太痛苦了，我没有办法接受。”

“但你不得不接受，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点点头，把双膝拉近胸口。

希恩回头瞥了眼考利。考利隔着铁栅栏注视着里面。他点了一根烟，目不转睛地盯着泰迪。“我怕的就是这个，安德鲁。我们以前也走到过这一步。九个月前我们有过同样的突破，但接着你就倒退回去，非常快。”

“对不起。”

“谢谢你这么说，”考利说，“但现在道歉对我没有价值。我必须知道你接受了现实，我们谁都经不起再一次倒退。”

泰迪看着考利，这个眼睛下方挂着大眼袋的瘦过头的男子。这个前来拯救他的人，这人可能是他仅有的一个真正的朋友。

他在她的双眼里看到枪声；他把两个儿子的手放在他们胸前时，感觉到那些手腕湿漉漉的；他看到他女儿的头发，用食指把它们从她脸上拂开。

“我不会再倒退回去了，”他说，“我叫安德鲁·利蒂斯。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杀死了我的老婆多洛蕾丝……”

25

他醒来时，阳光照进房间。

他坐起身，朝铁栅栏望去，却发现只有一扇窗，比正常的位置低，然后他才意识到这是因为身在高处，在那个与特雷和毕比同住的房间里，他睡的是上铺。

屋内空无一人。他从上铺跳下，打开衣橱，发现里面有他的衣服，刚洗干净送回来，就穿上了。他走向窗户，一只脚搁在窗台上系鞋带，目光投向窗外的院落，看到数目相当的病人、杂工和警卫，有的在医院前面兜来转去，有的在打扫卫生，还有的在照料喷泉四周残余的蔷薇花蕾。

当他给另一只脚系鞋带时，仔细观察了自己的手：它们稳若磐石。他的视线如孩提时代一般清晰，头脑也同样清醒。

他离开房间，走下楼梯，进入院子，在通风廊里经过玛丽诺护士身边，她朝他微微一笑，道了声：“早上好。”

“今天早晨真美。”他说。

“真是美不胜收啊。我想暴风雨把夏季吹得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靠在扶栏上，望着那片蓝得如同婴儿眼睛的天空，闻到了空气中六月之后就未曾有过的清新气息。

“好好享受吧。”玛丽诺护士说。他的目光尾随她走向通风廊那头，打量着她扭动的臀部，觉得这也许是个健康的征兆。

他走进院子，经过几个下了班正在玩掷球游戏的杂工，他们向他挥挥手说：“早上好。”他也挥手道了声好。

他听到渡轮靠近码头时的鸣笛声，看见考利和院长在医院前方的草坪中央交谈，他们朝他点点头，他也点头回应。

他在医院台阶的一角坐下，望着周遭的一切，感受到久违的愉悦心情。

“来。”

他接过香烟放进嘴里，身子朝火焰凑过去。在芝宝打火机合上前，他闻到了汽油味。

“今天上午怎么样？”

“很好，你呢？”他把烟吸入肺里。

“好得没话说。”

他发现考利和院长正注视着他们。

“我们有没有搞清楚院长那本是什么书？”

“没有，这个谜也许会跟我们一起进坟墓。”

“那就实在太遗憾啦。”

“这世上有些事情注定不会让我们知道，姑且就这么想吧。”

“这观点挺有意思的。”

“好吧，我试着这么想。”

他又抽了一口烟，注意到烟草抽起来非常甜，味道也很浓厚，萦绕在喉咙下部。“我们下一步行动是什么？”他问。

“你说吧，头儿。”

他朝恰克微笑。两人在早晨的阳光下坐着，悠然自得，仿佛世间一切都很如意。

“得想办法离开这个岛，”泰迪说，“滚回老家去。”

恰克点点头，“我就猜到你会说类似的话。”

“有什么主意吗？”

恰克说：“让我想想。”

泰迪点点头，身子向后靠在台阶上。他可以让恰克想一会儿，甚至好一会儿。他望着恰克在举起手的同时摇摇头，他看到考利向他点头示意，跟院长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穿过草坪朝他走来，四个杂工尾随其后，其中一人手持一个白色包裹，是某种材质的布料。当那个杂工打开包裹，摊开在阳光下时，泰迪觉得里面有什么金属的东西闪了一下。

泰迪说：“想不出来，恰克，你认为他们看穿了我们的计谋吗？”

“不会啦。”恰克的头向后仰去，在阳光下稍稍眯起眼，接着朝泰迪咧嘴一笑，“这方面我们太聪明啦。”

“对，”泰迪说，“的确是这样，不是吗？”

目录

狼口逃生的男孩 1975

第一章 平顶区与尖顶区

第二章 四天

愁眼西纳特拉 2000

第三章 发间的泪水

第四章 不要再靠近了

第五章 橙色窗帘

第六章 因为它折断了

第七章 在血泊中

第八章《老麦当劳》

第九章 大沟里的蛙人

第十章 证据

第十一章 血雨

第十二章 你的色彩

第十三章 灯光

第十四章 我永远不可能再有这种感觉了

沉默的天使

第十五章 完美的男人

第十六章 也很高兴见到你

第十七章 惊鸿一瞥

第十八章 注定的悲剧

第十九章 他们的计划

第二十章 回家

第二十一章 地精

迁居

第二十二章 猎鱼

第二十三章 小文斯

第二十四章 被放逐的族群

第二十五章 后备厢男孩

第二十六章 消失在太空中

第二十七章 你爱谁

尾声：平顶吉米的星期天

第二十八章 我们会留个位子给你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希拉

他不懂女人。这和酒吧侍者或滑稽演员不懂女人不同，而是像穷人不懂理财一样。你可以天天站在吉拉尔银行大楼外头却从来猜不到里面发生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心里，他们总是更愿意抢劫 7-11。

——皮特·德克斯特《上帝的口袋》

没有哪条街上的石头是不会说话的，没有哪所房子是没有回声的。

——贡戈拉

狼口逃生的男孩 1975

第一章 平顶区与尖顶区

西恩·狄文与吉米·马可斯还小的时候，两人的父亲同在柯曼糖果厂工作，下班后也从没忘了把那股甜腻浓郁的巧克力香气一并带回家。这味道总是阴魂不散地跟随着他们，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夜里睡的床，到他们车上的人造革椅套。西恩家的厨房闻起来像巧克力牛奶棒冰，浴室闻起来像柯曼嚼嚼棒。西恩与吉米恨透了所有带甜味的东西，两人终其一生非但不曾在咖啡里掺糖掺奶，甚至再也没吃过一口餐后甜点。

每逢周六，吉米的父亲总要往狄文家跑，同西恩的父亲喝上一杯啤酒。一杯最后总会变成半打，另外再加上几杯帝瓦牌威士忌。大人喝酒，小孩们在后院玩。除了吉米和西恩，有时大卫·波以尔也会跑来凑一腿。大卫·波以尔是个瘦弱的孩子，眼神闪烁飘忽，拳头像娘儿们似的总握不紧，嘴里老是重复着从他那些叔叔伯伯那里听来的笑话。三人在后院玩，从厨房纱窗的另一面陆陆续续传来大人的动静——啤酒泡沫从易拉罐口窜出来的嘶嘶声，突然爆发的低沉的笑声，狄文先生与马可斯先生点燃幸运牌香烟时打火机的咔嗒声。

西恩的父亲职位高一些，是厂里的工长。他体型高大结实，微笑起来总是一副淡然的、漫不经心的模样；西恩不知看过多少次了，这抹微笑硬生生浇熄了他母亲陡然升起的怒火，像是她心中什么开关让人给关上了似的。吉米的父亲是搬运工，专管给卡车上货。他体型矮小，一头深棕色的乱发纠缠着覆盖在额前，眼神中总带着某种不安定的成分。他的动作快得出奇，几乎叫人难以捉摸；你才一眨眼，他就不着痕迹地移动到房间另一头去了。大卫·波以尔只有一堆叔叔伯伯，没有父亲。他仿佛具有某种奇异的天赋，总是像一团棉絮似的紧黏着吉米不放，因此才能在周六凑上这一腿；他总是在吉米要同父亲出门时，瞬间就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们的车窗前，眼巴巴地问上一句：“你要去哪儿啊，吉米？”

他们全都住在东白金汉。东白金汉紧邻市中心，街边是一间间堆满日用品的小杂货店，还有几块供小孩儿玩耍的空地，再有就是橱窗里大剌剌地垂挂着带血肉块的肉店。那里的酒吧全都有着爱尔兰风情的店名，店前则停放着一辆辆道奇达特汽车。那里的女人全都绑着三角形头巾，不离身的人造革小提包里则放着她们的香烟。一直到几年前，原本在街上游荡的大男孩们一个个被送往战场，像是搭上宇宙飞船似的从街上凭空消失了。他们有的会在一年后被放回来，一个个全都走了样，行尸走肉似的；有的则干脆一去不返。那里的主妇白天全都忙着收集报纸上的特价券，男人们则一入夜就去酒吧报到。在那里，你认识所有人，所有人也都认识你；所有人生老病死都在那里，除了那些大男孩，从未有人离开。

白金汉大道将东白金汉拦腰截成南北两区。吉米与大卫来自南边的平顶区，两人的家就位于州监大沟①旁。西恩家虽然不过在十二条街外，但一过白金汉大道就算尖顶区了，而尖顶区的人和平顶区的人可是合不来的。

这并不是说尖顶区的人就有多高贵多富有。尖顶区不过就是尖顶区：一户户蓝领阶层家庭，一排排式样简单的尖顶平房，偶有几幢稍微讲究一点儿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小屋，外头则一律停放着雪佛兰或福特或道奇汽车。但尖顶区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平顶区的人的房子都是租来的。尖顶区的人上教堂做礼拜，敦亲睦邻，每逢选举月还会在街角竖起鼓吹投票的立牌。天知道平顶区的人以什么为生，有的甚至过得像条狗；总之，他们大多住在租来的公寓里，然后拼命把垃圾往街上扔——西恩和他在圣麦可小学的同学都管那几条街叫救济村，听说那里的人全靠失业救济金过日子，那里的大人都在忙着离婚，小孩则全被扔到公立学校自生自灭。所以，当西恩身着笔挺的蓝衬衫、黑领带和黑长裤去圣麦可天主教私立学校时，吉米和大卫便到布莱斯敦街上的路易·杜威学校去。路易·杜威的学生可以穿便服上学，这点倒是蛮酷的，但他们五天里总有三天穿着同一件衣服，这可就酷不起来了。他们身上长年飘散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油臭味——油腻腻的头发、皮肤，油腻腻的领口和袖口。那里很多男孩脸上满是坑坑洼洼的青春痘疤，早早地就辍学了。那里还有些女孩会挺着大肚子出席毕业典礼。

所以说，要不是他们的父亲，这三人大概不会有机会成为朋友。他们从不在周末以外的日子碰头，但那些一起度过的周六倒还挺像样的：他们要不就待在后院里玩，要不就跑去哈维街的废土倾倒场闲晃，再不然就随意跳上开往市中心的地铁——倒不是市中心有什么好玩的，他们不过是想乘车穿过幽暗的隧道，听听列车拐弯时发出的刺耳的刹车声，感受那阵晃动和那忽明忽灭的灯光——西恩总感觉这就像是某件大事快要发生前的屏息时刻。跟吉米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地铁里有地铁里的规矩，街上有街上的规矩，电影院有电影院的规矩——这是大部分人都能明白的道理，除了吉米。

有一次，他们拿了颗橙色曲棍球在南站的月台上扔着玩，吉米漏接了西恩掷来的球，小球在地上一弹，竟落到轨道上了。西恩还来不及反应呢，吉米已经纵身往月台下的轨道上跳去，低头站在那里，同那些老鼠在一起，同第三号地铁轨道在一起。

月台上的人们一下子全像疯了似的。一伙人拼命朝吉米尖叫。一个女人涨红了脸，屈膝大吼：“快上来！你他妈的现在快给我上来！”西恩听到一阵隆隆的低吼，可能是有列车从华盛顿街拐进隧道了，也可能是地面有卡车经过。月台上的其他人也听到了。他们用力挥手，惊惶失措地来回转头寻找地铁驻警。一个男人用前臂遮住了女儿的眼睛。

吉米始终低着头，在月台下那块伸手不见五指的空间搜寻着那颗失落的橙色小球。他找到了。他扯着衣袖，来回擦拭沾满油污的小球，任凭月台上的人跪在黄线前，似乎对一只只死命朝他伸去的手臂视而不见。

大卫用胳膊推推西恩，稍显大声地说了句：“好险哪，嗯？”

吉米沿着轨道往月台尽头的台阶走去。隧道就从那里收了口，再往前是一片漆黑。隆隆声再度响起，且愈发低沉清晰，连月台都跟着晃动起来。人们这下真要急疯了，又气又急，频频握拳，拍打自己的大腿。吉米倒是不慌不忙，从容地迈着步子，突然一个回头，迎上了西恩的目光。他咧嘴一笑。

大卫再度开口：“他在笑哪。他真的是疯了。你说对不？”

吉米才一脚跨上水泥台阶，几双手就急急忙忙把他整个人扯上了月台。西恩看着吉米双脚腾空，再往左一甩，他的头则朝右歪去，半埋在胸前。被几双成年男人的巨掌攫住的吉米看起来毫无分量，仿佛他身体里净是些稻草；尽管他的两臂让人紧紧地抓住往上拉抬，尽管他的小腿骨让人扯着撞上了月台边缘，他始终把小球紧搂在胸前。西恩感觉到身旁的大卫抖得像一片风中的落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西恩望着那几个忙着把吉米拽上月台的人。他们的脸上不再写着担忧与恐惧，甚至连几分钟前的那种惊惶失措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只看到愤怒，一张张五官纠结、狰狞无比的面孔仿佛随时会凑上去，咬下吉米身上一大块肉，然后把他活活殴打至死。

那几个人联手把吉米扯上月台后，手指仍深深地掐住他的肩头，一副不肯罢休，只是等着什么人来告诉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模样。这时，列车轰然入站，有人放声尖叫，接着又有人大笑出声——尖锐刺耳的咯咯声，西恩一下想到了围在浓烟滚滚的大锅前的巫婆——因为那竟是从另一边月台疾驶而过的北行列车，而吉米抬头直直地往拎着他手臂的那几个人眼底看去，仿佛在说：“你看是吧！”

大卫愣愣地站在西恩身边，发出一阵神经质似的尖声痴笑，然后便掩嘴吐了自己满手。

西恩转过头去，一时不知道该怎样来面对这一切。

当晚，西恩的父亲把西恩叫到地下室的工具房谈话。工具房不大，老虎钳与原本装在咖啡罐里的钉子和螺丝四处散放；一张伤痕累累的工作桌将空间一分为二，桌底下则整齐地码放着许多木板；榔头就挂在木匠腰带上，一如手枪躺在枪套里，而锯刀则用挂钩靠墙挂放。西恩的父亲颇有些木工底子，常利用假日帮邻居敲敲打打；这地下室就是他的工作间，他没事就下来钉鸟屋，做钉在窗边供太太养盆景的台架。西恩五岁那年的夏天，天气酷热异常，他父亲就是在这里挥汗锯出无数木板，同朋友在自家后院赶造了一座阳台。他想要图些清静时就会到这里来，或者，西恩知道，他生气时——气西恩，气西恩的母亲，或是气自己在糖果厂的差事时——也会一头钻进这地底的小房间。他亲手做的那些鸟屋——迷你版的都铎风格、殖民时代风格、维多利亚风格，或瑞士农舍风格——全都堆在工具房一角，数量多到他们除非搬到亚马孙河流域，才能找到那么多鸟来住这些鸟屋。

西恩坐在一张老旧的红色高脚椅上，手指不停地探着一把厚重的黑色老虎钳的内侧，感觉着积在那里的陈年机油和锯末，直到他父亲开口制止：“西恩，你到底要我跟你说多少遍？”

西恩抽回手指，将上头的油污搓到另一只手的手心。

他父亲拾起散落在工作桌上的几颗铁钉，将它们扔进一个黄色的咖啡罐。“我知道你喜欢吉米·马可斯，但从今天起，你要跟他玩就得待在屋子附近玩。我说的是我们家，不是他家。”

西恩点点头。他父亲一个字一个字说得那么慢，那么清楚，仿佛每个字上都绑了一颗小石子，他知道再怎么争辩也没有用。

“我这么说你都懂了吧？”他父亲把咖啡罐推到右边，低头看着西恩。

西恩点点头。他望着父亲缓缓搓掉沾在指尖的木屑。

“这样要多久？”

他父亲伸手，抹去嵌在天花板上的一个挂钩上的灰尘。他再度搓揉指尖，然后把那一小团棉絮似的灰尘往桌底的垃圾桶里一弹。“这么说吧，要很久很久。还有，西恩？”

“嗯？”

“你也不必找你妈去说这件事了。看你们今天捅的那堆娄子，她根本就不希望你再和吉米一起玩了。”

“其实他本性并不坏啊。他只是……”

“我也没说他坏，他只是野了点儿。你妈这辈子也真是受够了。”

西恩注意到他父亲说出“野”这个字的时候，脸上似乎闪过一道光。他知道在那一刻，他父亲似乎又变回了当年那个比利·狄文。西恩早就从叔叔阿姨们的对话中陆陆续续拼凑出当年那个比利·狄文的模样。“老比利”，他们是这么称呼他的，寇恩叔叔有一次还曾带着满脸微笑称他是“狠小子”；但当年那个老比利早在西恩出生前几年就消失了，由眼前这个沉默谨慎、有着一双做过无数间鸟屋的灵巧大手的男人取而代之。

“今天说过的话你可别忘了。”他父亲说道，然后拍拍西恩的肩膀，示意谈话到此结束。

西恩从椅子上跳下来，缓步走过阴凉的地下室，脑袋里却不住地在想，他喜欢和吉米玩在一起的原因，是否也是他父亲喜欢和马可斯先生混在一起，从周六喝到周日，笑得太用力太突兀的理由；还有，是否这就是他母亲一直害怕的东西。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周六早晨，吉米与大卫·波以尔突然出现在狄文家门口。吉米的父亲并没有同行。西恩还在吃早餐，突然听到有人在敲后门。他母亲去开了门，然后用一种礼貌而疏远的口气——通常她在不确定自己到底想不想见到来人时会用这种口气——说道：“早安，吉米。早安，大卫。”

吉米今天显得有些沉默。平日那种疯狂的精力暂时不见了踪影，仿佛让人硬生生塞回了他的胸膛，蛰伏在那里。西恩几乎可以感觉到那股精力在吉米的身体里蠢蠢欲动，也感觉得到吉米正在极力按捺。吉米看来更黑更小了，仿佛就等人拿针戳他一下，他立刻就会爆裂开来。西恩不是第一次看到他这副模样。吉米向来就是这样阴晴不定。但西恩始终不明白，始终纳闷不已：吉米到底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他的脾气就像感冒，或是他母亲那些不请自来的亲戚，要来的时候你赶也赶不走。

每当吉米这副模样的时候，也正是大卫·波以尔最惹人厌的时候。大卫·波以尔似乎把取悦身边的每一个人当成自己的责任，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他愈努力，大家就愈烦他。

不一会儿，三人就并肩站在了狄文家门外的人行道上，试着想出一些打发时间的办法。吉米心事重重，而西恩才睡醒没多久，脑袋里还是一团混沌。眼前是漫长的一天，但西恩家这条街的尽头却是不能跨越的界线。大卫说道：“嘿，你们知不知道狗为什么舔睾丸？”

西恩与吉米都没开口。老掉牙的笑话了。

“因为它舔得到呀！”大卫·波以尔一阵尖声怪笑，还捧着肚子，一副笑得肚子疼的模样。

吉米自顾自地往拒马那边走去。市府工人先前重铺了人行道上的水泥砖；他们在未干的水泥周围用黄色的塑料条在四架拒马间围出一个长方形。但吉米却直直地往里头走，硬是把塑料条扯了下来。他蹲在未干的水泥地前，两只帆布鞋稳稳地踩在边缘，然后找来一根树枝，在湿水泥上随意勾了几条曲线。那线条让西恩联想到老人干枯的手指。

“我爸已经不和你爸一起工作了。”

“为什么？”西恩在吉米身旁蹲了下来。他手上没有东西，不过他倒是也想找来一根树枝什么的。吉米做什么他就想做什么，虽然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虽然这可能会招来他父亲的一顿鞭子。

吉米耸耸肩。“他比其他人灵光多了。他们都怕他，因为他懂得太多了。”

“懂太多灵光的东西！”大卫·波以尔插嘴道，“对不对，吉米？”

对不对，吉米？对不对，吉米？大卫有时真像只鹦鹉。

西恩不明白一个人能知道多少有关糖果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又能有多重要。“懂太多什么？”

“比如说工厂要怎么运作比较好之类的。”看来吉米自己也不太确定。他再度耸耸肩。“反正就是这些嘛。一些重要的事情。”

“哦。”

“就是工厂要怎么运作的问题嘛。对不对，吉米？”

吉米又用力画了几笔。大卫·波以尔这时也找来一根树枝，跟着蹲在湿水泥前画了一个圆圈。吉米皱了皱眉头，扔掉手上的树枝。大卫见状立刻停笔，转头望着吉米，仿佛在问，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知道什么才叫酷吗？”吉米微微抬高了声调，西恩身上的血液跟着一阵骚动。也许是因为吉米定义的“酷”通常迥异于一般人所想的吧。

“什么？”

“开车。”

“嗯。”西恩许久才吭了一声。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吉米伸出双手，树枝和湿水泥这时早让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过就在这附近绕上几圈。”

“在附近绕几圈？”西恩说道。

“这够酷吧，嗯？”吉米咧嘴一笑。

西恩感觉自己脸上也禁不住泛开一个大大的微笑。“是够酷。”

“何止酷，简直是酷毙了。”吉米起身一跃，单脚跳得老高。他对着西恩扬扬眉，又跳了一下。

“是够酷。”西恩已经在想象那种方向盘在握的快感。

“是啊是啊是啊。”吉米对准西恩的肩头送上一拳。

“是啊是啊是啊。”西恩回敬吉米一拳。一阵涟漪从他心底迅速泛开，一圈紧追着一圈。顷刻间，世界变大变亮了。

“是啊是啊是啊。”大卫说道，一拳送出却没击中吉米的肩膀。

有那么一瞬间，西恩几乎忘了大卫的存在。大卫就是那么容易让人抛到脑后。西恩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

“他妈的过瘾，他妈的酷。”吉米笑道，然后又是纵身一跳。

西恩的脑海里开始构思画面：他和吉米坐在前座（大卫如果在的话也应该是在后座），两个十一岁的小子开车自东白金汉的大小街道呼啸而过，对路过的朋友猛按喇叭，和那些大孩子在邓巴街飙车竞速；车胎摩擦地面，扬起一阵白烟，那白烟自摇下的车窗灌进车内，他几乎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几乎可以感觉到风掠过他的发间。

吉米抬头顺着眼前的街道望过去。“你知道这条街上有谁会把钥匙留在车里吗？”

西恩当然知道。格里芬先生的车钥匙就放在驾驶座下面，朵蒂·费欧瑞通常把钥匙留在前座的置物箱里，而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还把法兰克·西纳特拉的唱片放得震天响的老头子莫考斯基，则根本就懒得把钥匙从锁孔里拔出来。

但当他顺着吉米的目光望过去，在心中默默挑出那几辆钥匙就留在车里的汽车时，西恩却突然感到自己的眼底闷闷地胀痛起来；沿街车辆的车顶和引擎盖反射过来的阳光格外刺眼，他突然感到整条街每幢屋子，甚至整个尖顶区所有人对他的期望的重量沉沉地压在他身上。他不是那种会偷车的小孩。他将来要上大学，要出落得比工头或是上货工人还要有出息得多。这是他的出路，而西恩也愿意相信，只要他够小心，够有耐性，这出路绝对是行得通的。这就像耐着性子看完一部电影，不管它有多无聊，多叫人看不懂。因为电影总会有结局，真相总会大白；就算真相没有大白，说不定那结局够酷，酷得能让你觉得前面的忍耐都是值得的。

他几乎要对吉米脱口说出自己的这些想法，但吉米早已往前走去，打探着沿街停放的车子里头的动静。大卫一路小跑跟在他身后。

“这辆如何？”吉米把手放在卡尔顿先生那辆贝尔耶大车上。他的声音在干燥的空气中听来分外响亮。

“嘿，吉米，”西恩朝吉米走去，“开车的事就改天吧，嗯？”

吉米一下子拉长了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说今天就今天啊。保证好玩。酷毙了，记得吗？”

“酷毙了。”大卫说道。

“我们不够高，根本看不到路。”

“不够高就垫电话簿啊。”吉米迎着阳光微笑，“你家总有电话簿吧。”

“电话簿，”大卫说道，“没错！”

西恩抓住吉米的双臂。“别这样！”

吉米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铁着脸，盯着西恩的手臂，仿佛想把它们从中间截成两段。“你就不能做点儿好玩的事吗？”他扯扯贝尔耶的车门把手，但车门锁得牢牢的。有一秒钟的时间，吉米两颊的肌肉和下唇各自抽动了一下。接下来，他却只是定定地看着西恩的脸，眼神中透露出某种带着野性的寂寞。西恩心头微微地抽痛。

大卫看看吉米，再看看西恩，突然以一种古怪的姿势挥动拳头，击中了西恩的肩膀。“对啊，这么好玩的事你怎么会不想做呢？”

西恩不敢相信大卫竟然打了他一拳。竟然是大卫！

他挥拳击中大卫的胸口。大卫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吉米推了西恩一下。“你他妈的是什么意思？”

“他打我。”西恩答道。

“那哪叫打？”吉米说。

西恩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吉米立刻如法炮制。

“他打我。”

“他打我。”吉米捏着嗓子模仿道，然后又推了西恩一下，“呸，他好歹也是我的朋友。”

“我难道就不是吗？”西恩反问道。

“我难道就不是吗？”吉米重复道，“我难道就不是吗我难道就不是吗。”

大卫·波以尔站起身，笑得很开心。

西恩说道：“你笑个屁啊！”

“笑个屁啊笑个屁啊笑个屁啊。”吉米又推了一下西恩，这次用力多了，整个掌根陷在西恩的肋骨间。“来啊，要打架就上来啊！”

“要打架就上去啊。”这会儿连大卫都加入了战局。

西恩根本搞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他已经忘了是什么事情惹得吉米这样生气，也不记得那个蠢大卫怎么会蠢到敢对他动手。他只知道，前一秒他们还都站在车子旁，下一秒却已经在马路上拉拉扯扯了。吉米使劲推他，五官都纠结成一团了，黑色的眼珠深陷在眼眶中；大卫也跟着出手了。

“来啊，要打架就上来啊。”

“我没有……”

西恩胸口又吃了一拳。

“来啊，你这死娘娘腔。”

“吉米，有话好好……”

“不，我不想和你好好说。你说，你是不是一个该死的娘娘腔？你说啊？”

吉米往前迈了一步，正要再度出手，却突然停住了。他看到西恩身后有一辆车缓缓驶近，眼神中那股野性（还有疲倦，西恩突然看清楚了）的寂寞再三挤压着他的五官。

那是一辆棕色的大车，又方又长，就像警察常开的那种，普里茅斯还是什么的。车子在他们旁边停了下来，两个警察隔着挡风玻璃盯着他们三个瞧。路旁，树的影子映在玻璃上，迎风招摇，叫人看不清玻璃后头那两张脸。

西恩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坐在驾驶座的那个警察下了车。他看起来就像个警察——金发修剪成短短的平头，红脸，白衬衫，黑黄相间的尼龙领带，啤酒肚像成摞的松饼似的垂在腰带外头。留在车上的那个家伙看起来病恹恹的。他枯瘦如柴，一脸疲倦，满头油腻的黑发，一只手不住地搔弄着头皮。三个男孩往驾驶座那边的门靠过来的时候，他却猛盯着后视镜瞧。

金发胖子对三人勾勾手指，要他们站到他面前。“让我来问你们几个问题。”他挤着那团啤酒肚弯下腰来，硕大的头颅遮住了西恩的视线，“你们这几个小鬼，是谁告诉你们可以在马路中间打架的？”

西恩注意到胖子右侧腰间挂着一枚金色的徽章。

“你们说说看。”胖子把一只肥厚的手掌搁在耳后。

“报告警官，没有人。”

“报告警官，没有人。”

“报告警官，没有人。”

“一群无法无天的小鬼，是吧？”他伸出大拇指，朝留在车上的家伙一指，“我和另一位警官，我们受够你们这些东白金汉的小鬼了，游手好闲，只会骚扰附近的善良居民！”

西恩与吉米没有搭腔。

“我知道我们错了。”似乎随时都会哭出来的大卫·波以尔说道。

“你们就住在这条街上吗？”胖警察问道。他的眼光扫过街道左侧的一排房子，一副对周围很熟，由不得三人扯谎的样子。

“没错。”吉米说道，一边作势回头看向西恩家的房子。

“报告警官，是的。”西恩说道。

大卫这会儿倒住口了。

警察低头瞅着他。“你倒是说话啊，小鬼？”

“啊？”大卫望着吉米。

“你不必看他。是我在问你话！”胖警察鼻息浓浊，“你也住在这里吗，小鬼？”

“啊？不是。”

“不是？”警察弯腰朝着大卫，“那你住哪儿？”

“瑞斯特街。”大卫依然看着吉米。

“哼，原来是平顶区的小鬼跑到尖顶区来撒野啊？”胖警察嘴唇一阵蠕动，仿佛在吮棒棒糖似的，“你这就不对啦。”

“嗯？”

“你母亲在家吗？”

“报告警官，在。”大卫再也忍不住了，豆大的泪珠霎时夺眶而出。西恩和吉米转头看向别处。

“嗯，我们得找她好好谈谈，告诉她她的宝贝儿子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我……我没有……”大卫抽抽搭搭。

“上车！”警察打开后座车门。西恩突然闻到一阵浓烈的苹果香，那是十月特有的香气。

大卫再次看向吉米。

“上车啊！”警察催促道，“难道你非要我上手铐不成？”

“我……”

“什么？”看来警察是被惹毛了。他用力拍打车门顶部。“你他妈的快给我滚进去！”

大卫放声大哭，依言乖乖爬进后座。

警察伸出一根肥短的手指，指着西恩和吉米。“你们两个回去好好反省，跟你们母亲说清楚你们干了什么好事！还有，别再让我逮到你们又跑到街上来撒野，听到了没有！”

吉米和西恩各自往后退了一步，胖警察上车，摔上车门，随即驾车扬长而去。西恩和吉米看着车子往街角驶去，闪灯准备右转——大卫的头因为距离和树影而变成模糊的黑影，目光却始终盯着他们。然后，街道恢复了原来的宁静，空无一人，仿佛刚才那一记关门声让一切都静止了。吉米和西恩站在原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再抬头望望街道两头，就是不肯看着对方。

西恩再次感到一阵头晕，嘴里甚至涌上一阵淡淡的苦味。他感觉自己的肠胃像是被人用汤匙掏空了。

然后吉米开口了。

“都是你！是你先动手的。”

“胡说！是你先动手的。”

“是你。现在可好了。那家伙惨了。他妈脑袋不太正常，天知道她看到儿子被两个警察带回家会有什么反应。”

“又不是我先开始的。”

吉米推了西恩一把，西恩这回还手了。接着，两人双双倒在地上，扭打成一团。

“嘿！”

西恩从吉米身上滚下来，两人一跃而起，站定了，眼看着狄文先生站在前廊台阶上，正朝他们走来。

“你们两个搞什么鬼？”

“没有啊。”

“没有？”西恩的父亲皱皱眉头，在人行道上停下脚步。“通通给我过来！不要站在马路中间。”

于是两人回到人行道上，与西恩的父亲并肩而立。

“你们不是三个人吗？”狄文先生望望街角，“大卫呢？”

“啊？”

“我说大卫跑到哪里去了，”西恩的父亲盯着两人，“大卫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

“我们在街上吵架。”

“什么？”

“我们在街上吵架，然后警察就来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五分钟前吧。”

“继续说下去。警察来了，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把大卫抓走了。”

西恩的父亲再次望了望街道两头。“他们什么？他们把大卫抓走了？”

“好送他回家啊。我说谎，我跟他们说我住在这里。大卫跟他们说他住在平顶区，结果他们就……”

“等等，你在说些什么啊？西恩，那两个警察长什么样？”

“啊？”

“他们穿制服吗？”

“没有。他们——”

“没穿制服。那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是警察？”

“我不知道。他们——”

“他们怎样？”

“他身上佩有徽章，”吉米说道，“就挂在腰带上。”

“什么样的徽章？”

“金色的——”

“好。那徽章上面写了什么？”

“写了什么？”

“字啊。你看到上面写了什么字吗？”

“没有。我不知道。”

“比利？”

三人应声转头，看见西恩的母亲站在前廊上，紧绷的脸上写满疑问。

“啊，亲爱的，你赶快拨个电话到警察局问问看，看他们有没有人逮了一个在街上吵架的男孩。”

“男孩？”

“大卫·波以尔。”

“天哪，他母亲！”

“先别紧张。我们先打电话去警察局问清楚再说，好吗？”

西恩的母亲转身进了屋。西恩回头看他的父亲。他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他先是把手插进口袋里，一会儿又抽出来，在裤子上磨蹭。他轻声嘀咕：“这下糟了。”然后又朝街角望去，仿佛大卫的身影还在那里盘旋不去——一个在他视线尽头明灭晃动的幻影。

“棕色的。”吉米忽然说道。

“什么？”

“他们开的那辆车子是棕色的，深棕色，普里茅斯吧，我猜。”

“还有呢？”

西恩试着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但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他眼前只有一团阻挡住他全部视线的影像，一团巨大而模糊的影像，那影像几乎遮去了雷恩太太前院树篱的下半部和她那辆橙色的福特小车。他什么也看不清了。

“苹果味。那车里飘着一股苹果味。”他脱口而出。

“什么？”

“苹果。那车子闻起来就像苹果。”

“闻起来像苹果？”他父亲说道。

一小时后，两名警员出现在西恩家的厨房里，仔细盘问了西恩与吉米。不一会儿，警方又来了一个带着素描簿的人，根据两人的描述给棕色大车里那两个人画了像。素描簿里的金发大汉比现实中的看来还要凶恶、脸也更大了，但除此之外确实就是他。另一个留在车上、眼睛死盯着后视镜的男人的五官则有些模糊，唯一让人认得出来的是那头黑发。吉米与西恩根本就没看清那人的长相。

吉米的父亲也到了。他带着一脸怒气站在厨房一角，眼神却有些涣散，身子不住地微微摇晃，仿佛晃个不停的是他身后的墙壁似的。他到场后没跟西恩的父亲说过一句话，在场也没人向他开过口。他平日那种敏捷的能力暂时不见了踪影。在西恩眼里，他整个人也因此缩小了些，显得有些不真实，仿佛只要西恩一移开视线，再回过头来时就会发现他已经融入背后的壁纸了。

对事发经过反复推敲了四五遍后，所有人——警员、画素描的人、吉米和他的父亲——便离开了。西恩的母亲转身回到卧室，砰一声关上了门。几分钟后，西恩听到里头传来闷闷的哭声。

西恩走到门外，坐在前廊的一把椅子上。他父亲跟了出来，告诉他，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和吉米没跟着上车是对的。他拍拍西恩的大腿，向他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大卫今晚就会回来了。等着看吧。

然后，父亲就再没说过一句话，静静地坐在西恩身旁，一口一口啜饮着啤酒。西恩可以感觉到父亲的思绪飘远了，仿佛他的人根本就不在这儿，或许在卧室里同他母亲在一起，或许又回到地下室摆弄他的鸟屋去了。

西恩抬头顺着停放在路旁的车子看过去，看着那被引擎盖反射过来的阳光。他试着告诉自己，这一切最终会真相大白的。事情既然会发生，就总有它的道理，只是他一时还看不出来罢了，他总有一天会明白的。自从大卫上了车，他和吉米在地上扭打成一团，始终流窜于他全身的肾上腺素这时终于消退了，像汗水般从他全身的毛孔蒸发出去。

他望着自己刚刚和吉米以及大卫·波以尔站在贝尔耶大车旁边吵架的那块地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什么东西来填满肾上腺素退去后在他体内留下的空虚。他等待眼前的一切重新聚合成形，让他能看个清楚。他望着屋前的街道，听着那股若有若无的嗡嗡声，等待着。他等了又等，直到他父亲起身，他才跟着回到屋里。

吉米跟在他父亲身后，往平顶区走去。他父亲的步伐有些蹒跚，边走边把一根根香烟抽到要烧到手了才肯丢掉，嘴里还一边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到家后免不了要挨一顿鞭子了，吉米在心里忖度着，也许不会，这实在很难讲。他父亲丢了糖果厂的差事后，就明令他不准再往狄文家跑。光是冲着这点，他迟早也得付出代价，但也许不是今天。他父亲眼神中飘着那种昏昏欲睡的醉意，照经验判断，他到家后八成只会坐在厨房的桌前重拾酒杯，一直喝到趴在那里昏睡过去为止。

吉米刻意和父亲保持几步距离，以策安全。他边走边把一颗棒球扔得老高，再用从西恩家偷来的手套接住。那手套和球是他刚刚从西恩的房间里摸出来的。那时狄文一家全都忙着送那几名警员出门；他和他父亲默默地从厨房穿过走道往前门走，根本没人搭理他们。西恩卧室的门没关，吉米一眼就瞄见躺在地板上的手套，里头还包着一颗球。他一闪身，拾起手套，然后就跟在父亲身后走出了狄文家的前门。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偷走那个手套。他父亲见到他的举动时曾对他眨了一下眼，眼神中甚至透露出某种惊喜与骄傲。但他为的不是这个。他妈的绝对不是！他这么做是因为西恩打了大卫·波以尔，是因为他说要一起偷车却又临阵退缩，是因为过去一年来的很多事，是因为吉米心里始终有一种感觉，不管西恩送他什么——棒球卡也好、半截巧克力棒也好——他始终感觉那是一种出于怜悯的施舍。

刚把手套捡起来，走出狄文家大门的那一刻，吉米觉得无比兴奋，简直棒极了。但一会儿之后，正当他们要穿过白金汉大道时，每次偷了什么东西后总能感觉到的那种熟悉的困窘和羞耻感突然袭上他的心头，还有那股愤怒——他不知道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让他做出这些事情，但总之他痛恨它们，痛恨它们害他出手做出这些事情。又过了一会儿，当他们沿着弯月街走近平顶区时，他望望前方那堆破烂不堪的三层公寓建筑，再望望手中的球套，一股优越感油然而生。

吉米偷走手套，他感觉糟透了。西恩一定会想念他的手套。吉米偷走手套，他又感觉棒透了。西恩会想念他的手套。他恨西恩。没错，他恨西恩。他之前真是个傻子，竟以为他们可以做朋友。他知道自己将会终身保有这只手套，小心翼翼地呵护它，照顾它，绝不让任何人看到它，也永远不会带它上球场，使用它。他宁死也不愿这么做。

吉米看着父亲跌跌撞撞地走在前头。那老不死的混账看来随时都会倒在地上，化成一摊烂泥。

吉米随父亲走在高架铁路下方，在幽暗中朝弯月街的尽头走去。平顶区豁然出现在他面前，一览无遗。货运火车隆隆驶过老旧破烂的露天电影院，往前方的州监大沟驶去。他知道——在他心里最深的一个角落——他们再也见不到大卫·波以尔了。在吉米住的那条街，瑞斯特街，成天都有人丢东西。吉米四岁的时候丢了三轮车，八岁的时候则换成自行车被人偷走。他父亲也丢过一辆车。连他母亲晒在后院的衣服都有人偷，搞得她最后不得不把衣服晾在家里。东西被偷和一时健忘找不到东西是不同的，那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感觉。东西一旦被偷就永远回不来了，你心底总是会有那种一去不回的感觉。他现在就对大卫有这种感觉。也许，西恩现在也正对他的手套有这种感觉；站在他卧室地板上那一小块空地前，无论如何都知道手套一去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是很糟，因为吉米确实喜欢过大卫，虽然他自己也说不上大卫到底有什么值得他喜欢。但那小子确实有点儿道道，也许是因为他总是在那里，即使多半时候你根本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

①在本书中，故事发生地白金汉早年只有一座隶属州政府的监狱，后来依监狱逐渐形成居民区。因此一些地名以“州监”作前缀，如州监大沟、州监公园等。

第二章 四天

结果证实，吉米错了。

大卫·波以尔失踪四天后便乘着警车回来了。他坐在警车前座，护送他回来的两名警员任他开关警笛，还让他摸了摸锁在置物箱底下的霰弹枪枪托。他们颁给他一个荣誉警徽，而且在他们送他回家那天，瑞斯特街上还挤满了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全都等着捕捉波以尔母子团聚的一幕。临下车时，其中一名警官尤金·库比亚基还特地绕到另一边，把大卫从车里抱出来，先把他举得高高的，然后才让他降落在他那又哭又笑、颤抖不已的母亲面前。

除了记者，瑞斯特街上还挤了一堆旁观的人——有大人、小孩、邮差，以及在瑞斯特街与雪梨街转角开了一家潜艇堡快餐店的长得圆滚滚、绰号“猪排”的两兄弟，甚至连大卫与吉米在路易·杜威的五年级老师鲍尔小姐都赶来了。吉米站在他母亲身边。他母亲拥着他，让他的后脑勺紧贴在她胸前，一只汗湿了的手掌则贴在他额头上，仿佛想借此确定吉米没有染上任何大卫染上的东西。库比亚基警官把大卫高高举起的时候，两人相视而笑，像一对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似的，而美丽的鲍尔小姐则忘情地为两人鼓掌——吉米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妒意。

我差点儿也上了那辆车，吉米很想告诉旁边的人。他尤其想告诉鲍尔小姐。鲍尔小姐是个美女，漂亮白皙。她的上排牙齿有一颗长得有些歪，一笑就会露出来；但在吉米眼里，这个小缺陷只会让她看起来更美更迷人。吉米很想告诉她自己也差点儿上了贼车的事，看看能不能让她也用那种表情看着自己，就像她现在看着大卫一样。他还想告诉她，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她。他想象的是年纪大一些的自己，就是大得足以开车的那种年纪，开车载着她四处兜风，让她不住地对着自己微笑；他们还要一起去野餐，而不论他说什么都能逗得她开怀大笑，露出那颗可爱的牙齿，然后还伸手碰碰他的脸。

不过，置身这群人之中的鲍尔小姐却似乎显得有些不自在。吉米看得出来。她对大卫说了几句话，并亲了他的脸颊——她一共亲了他两下——之后，其他人便围了上去，她则退到一旁，站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抬头看着四周那堆歪歪斜斜的三层公寓楼，以及上头那些斑驳卷曲的沥青纸和底下暴露出来的木板。在吉米眼中，此时的她看来似乎更年轻，却又更难以接近了；仿佛她突然间变成了修女之类的人物，摸摸头发，检查自己仪容是否整齐合宜，皱皱小鼻子，马上就要吹毛求疵起来似的。

吉米想要再靠近她一点儿，但他母亲却对他的挣扎视若无睹，依然把他紧紧搂在胸前。他眼睁睁看着鲍尔小姐往瑞斯特街与雪梨街的转角走去，对着什么人死命地招手。一个嬉皮士模样的年轻人开着一辆嬉皮车模样的黄色敞篷车往街角驶来，被阳光晒得有些褪色的车门上头还漆着几片紫色的小花瓣；鲍尔小姐上了那辆车，扬长而去。哦，不，吉米心想。

他终于挣脱了母亲的怀抱。他站在路中间，看着围绕在大卫身边的那群人，他希望自己当初也上了那辆车，现在就也能体验到大卫此刻感受到的那种关爱的目光，那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了。

瑞斯特街上仿佛正在进行某种节庆宴会，众人忙着四处抢镜头，一心希望能在电视上或明天的报纸上看到自己的身影——是呀，我认识大卫，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呢，一起在这儿长大的嘛，唉，真是个不错的孩子，感谢老天让他平安归来。

有人打开消防栓，水柱像一股终于得以释放的叹息，往瑞斯特街猛烈喷洒。孩子们甩掉鞋子，卷起裤腿，在四溅的水花中跳跃奔跑。冰激凌小贩也赶到了，要大卫想吃什么尽管拿，老板请客。连那个死了老婆的怪老头巴基诺——脾气火暴的老家伙，成天只会开窗大吼，要人家他妈的安静一点儿，还会拿BB枪打松鼠（要是没大人在场，他连小孩都照射不误）——都打开窗户，把喇叭搬到窗边，接着，狄恩·马丁浑厚的歌声传遍了整条街，《留下回忆》《振翅高飞》，还有一堆吉米平日听了就想吐的怀旧老歌。但今天则不然，今天就适合听这些歌。今天，这些歌就像缤纷的彩带一样，在瑞斯特街上迎风翻飞，与哗哗的水声相互应和。在“猪排”兄弟店后的小房间开设赌场的那些人搬出几张折叠桌与小烤肉架，不久又有人拖来几个装满施利兹牌与纳拉冈塞特牌啤酒的小冰桶，不大工夫，肥滋滋的烤热狗和烤意大利香肠的味道便飘散开来。空气中缭绕的烟雾、呛鼻的烧炭味，还有不绝于耳的开啤酒罐的砰砰声，让吉米不禁想起了芬威棒球场、夏日周末，以及当身边的大人放松心情，变得像个小孩子的时候，那种充满胸怀的喜悦，那种所有人都在笑，所有人看起来都变年轻了，所有人都彼此搭肩谈笑的美妙时刻。

对吉米而言，就是像这样的时刻让一切都变得值得了——即使是在挨了他老爸一顿毒打，或是刚发现他什么心爱的东西被偷走了那种最黑暗的愤恨深渊里，这样的时刻都能让吉米重振精神，重新爱上在平顶区度过的日子。管他多久的积郁、怨恨与不满，管他工作如何操劳，管他亲不近邻不睦，这里的人们似乎总能在瞬间就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喝吧，笑吧，仿佛他们的生命中从来就没发生过任何不美好的事。在圣派崔克节或是白金汉日，有时在国庆节，或者是红袜队在九月的球赛里表现神勇，屡战屡胜，或者在像今天这种失而复得的难得时刻，这里的人们总要抛开一切，全街狂欢，陷入某种疯狂的节庆氛围里。

尖顶区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们当然也有街坊宴会，但那里的人总会在事先精密计划，确定该申请的许可都申请到了，但到时却还提心吊胆，要小孩儿小心来往车辆，别踩坏邻居的草坪——哎呀，当心点儿，我刚油漆过那排篱笆哪。

至于在平顶区，反正大半的房屋前根本没有草坪，篱笆也多半年久失修，摇摇欲坠，所以说，妈的，就随它去吧。要开心就尽情开心吧，因为，去他的，就当作是老天欠你的。这样的日子里没有老板上司，没有社会福利调查员，没有高利贷派来的讨债打手。至于警察——现场就有两个警察，玩得可开心了，库比亚基警官手里拿着一根刚下烤架的辣香肠，而他的伙伴则正往裤袋里塞一罐啤酒，等着待会儿解渴用。记者早走光了，太阳也渐渐偏西，整条街都沉浸在晚餐时间特有的温暖光辉里。但今天这条街上的女人不煮饭，所有人都不必回家。

除了大卫。大卫回屋里去了。吉米从消防水柱底下冲出来，拧干裤腿，穿回刚刚脱下的T恤，然后跑到烤架前排队等着领热狗——就是在那时候，他猛然发现大卫不见了。庆祝大卫归来的狂欢会还热闹着，大卫却悄悄进屋去了。他母亲显然也一样。吉米抬头看看位于二楼的大卫家：小窗的窗帘都拉上了。

那几扇紧闭的百叶窗不知怎么了，竟让吉米想起了鲍尔小姐。他想起她爬上那辆嬉皮车的模样，想起自己曾盯着她右边的小腿与脚踝，看着它们弯起，缩进车里，然后车门关上。他突然感到有些自惭形秽，有些落寞悲哀。她要去哪里？她现在是否正在公路上，让风掠过她的发梢，就像乐声飘过瑞斯特街？夜幕是否正要掩住嬉皮车里的两人，随他们往……往哪里去呢？吉米想知道，却又不想知道。他明天还会在学校里见到她——除非学校也打算为庆祝大卫的归来而放假一天——他想趁机问她，但他终究不会开口。

吉米领了热狗，坐在大卫家对面的街边吃了起来。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对面二楼一扇百叶窗拉起来了，大卫就站在窗边，紧盯着他瞧。吉米举起吃了一半的热狗，朝大卫挥挥手，但大卫毫无反应。吉米又试了一次，大卫依然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吉米看不清大卫脸上的表情，但却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神，空洞与责怪。

吉米的母亲朝他走过来，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大卫一闪身，消失在窗后。吉米的母亲是个瘦小的女人，有着一头颜色淡得不能再淡的淡黄头发。她虽然瘦，肩头却仿佛时时担着千斤重的砖头，总是弓着身子，拖着脚步走路。她还常常叹气，她叹气的方式往往让吉米无法确定，她究竟知不知道那叹息声是从自己身体里发出来的。吉米看过她母亲怀他之前照的相片——相片里的她丰润且年轻多了，像个未满二十岁的少女（吉米后来算过，她当时确实差不多就是那个年纪）。那时的她有着一张圆润的脸，眼角与额头还没有那堆细纹；面对着相机镜头，她笑得灿烂而动人，只是眼神中却隐约藏着一抹恐惧，或者是好奇，不过吉米也说不清。他父亲跟他说过千百次了，说他母亲为了生他差点儿丢了性命，她血流不止，连医生都没把握能止住那来势汹汹的鲜血。他母亲从此就像丢了半条命似的，身体再没好过一天，他父亲这么说。当然，生小孩的事也就到此为止。那种事经历过一次就够了。

她一只手搁在吉米膝上：“一切还好吧，我的美国大兵？”他母亲常常用不同的昵称叫他，通常是当场随兴叫出口的，吉米总搞不清楚那名字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耸耸肩。“还不就那样。”

“你今天还没跟大卫说过话哪。”

“你把我搂得那么紧，我哪有机会。”

他母亲缩回放在他膝上的手，抱紧自己，以抵御随夜幕降临而渐深的寒意。“我是说后来，他还没进屋之前。”

“我明天就会在学校里碰到他了。”

他母亲在牛仔裤口袋里一阵摸索，掏出她的剑牌香烟，点着一根，然后急急地吐出一大口白烟。“我想他明天应该不会去上学。”

吉米吃掉最后一口热狗。“嗯，过几天吧。”

他母亲点点头，又吐了几口烟。她一手托肘，边抽烟边凝望着对面二楼的窗户。“今天在学校还好吧？”她说，看起来并不真的期待吉米回答。

吉米耸耸肩。“还好。”

“我刚刚看到了你们老师。很漂亮。”

吉米没有搭腔。

“真是漂亮。”他母亲对着一团冉冉升空的烟雾轻声说道。

吉米还是没说话。他常常不知道要跟他的父母说些什么。他母亲无论何时看起来都这么疲倦。她的目光幽幽地飘向某个未知的地方，只是一个劲儿地抽她的烟，吉米一句话常常要反复说上好几次她才能听见。他父亲则通常是一副怒气冲天的模样，即使不是，吉米也知道眼前这个几乎称得上是好父亲的家伙随时都可能翻脸，转眼又会变回那个满心苦涩的醉鬼，而吉米便成了他发泄怒气的对象——半小时前还能惹得他哈哈大笑的一句话，半小时后却成了他痛打吉米一顿的理由。吉米还知道，无论他怎么逃避，怎么伪装，他体内确实流着这两人的血液：他兼有他母亲的沉默和他父亲那种突然而至的暴怒。

除了想象自己是鲍尔小姐的男朋友之外，吉米有时也会想象自己如果是鲍尔小姐的儿子，一切又会是何种光景。

他母亲这时却突然盯着他瞧。夹在指间的香烟高举在耳边，眯着双眼，目光在他脸上来回搜寻。

“怎么了？”他说，有些发窘地对他母亲一笑。

“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哪，少年拳王阿里。”她回以一笑。

“是吗？”

“嗯，没错。将来不知道要迷倒多少女孩子哪。”

“啊，那也好。”吉米说道。母子两人相视而笑。

“你可以多开口说点儿话。”他母亲说。

你也是，吉米很想这么告诉她。

“不过也没关系啦。酷一点儿也好，女人就吃这套。”

吉米从母亲的肩头看过去。他父亲步履蹒跚地从屋里走出来，身上的衣服皱巴巴的，一张脸则因刚睡醒或是酒喝多了——更有可能是两者兼有——而显得有些浮肿。他父亲睁着惺忪的双眼，看着眼前热闹的一幕，一脸困惑。

他母亲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当她终于回过头来时，脸上再度出现了平日那种倦容，刚才那抹微笑消散得无影无踪，几乎让人怀疑她从来就不知道该如何微笑。“嘿，吉姆。”

他最喜欢她这么叫他了——“吉姆”——这让他觉得跟母亲更亲近了。

“什么事？”

“我真的很高兴你没上那辆车，宝贝。”她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吉米看到了她眼中闪烁的光芒。接着她站起来，朝其他几个正在聊天的母亲们走过去，始终背对着她的丈夫。

吉米抬头看去。他再度看到大卫静静地站在窗边，凝望着他。他房里的灯亮了，昏黄的灯光从他背后幽幽地向外流淌。这一次，吉米甚至不想再试着朝他挥手了。警察和记者都走光了，没了他们的提醒，街上这群酒酣耳热、玩得正来劲儿的人大概早忘了这宴会原来是为何而起。吉米可以感觉到大卫孤零零地待在那间狭小的公寓里，除了他那半疯的母亲外，就只有一屋子老旧的棕色壁纸和昏黄微弱的灯光陪伴着他。

吉米再度感到庆幸，庆幸自己没上那辆车。

破玩意儿。吉米的父亲昨晚是这么跟他母亲说的：“就算那孩子活着被找回来了，八成也已经成了个破玩意儿——早不是原来那个样了。”

大卫突然举起一只手。他把手掌举至齐肩处，却半天都不动。吉米朝他挥手时，突然感到一阵刺骨的悲伤窜进体内，在深处缓缓地蔓延开来。他不知道这股深沉的悲伤究竟因何而起，是因为他的父亲、他的母亲、鲍尔小姐，还是整个这片地方，或者是因为那个站在窗边动也不动、只是痴痴地举着手的大卫；但无论是何者——其中之一或是全部加在一起——他都能确定，这悲伤一旦窜进他体内就再也不会出来了。十一岁的吉米坐在街边，却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只有十一岁了。他感觉自己老了。像他父母一样老，像这条街一样老。

破玩意儿，吉米一边想着，一边缓缓放下挥动的手。他看见大卫朝他轻轻点了点头，然后便拉下百叶窗，转身回到那间贴着棕色壁纸的小公寓里去了——那间只有时钟的嘀嗒声会划破一片死寂的小公寓。吉米感到那股悲伤仿佛在他体内找到了温暖的归宿似的，在他心底扎了根。但他甚至不期望它能离开他心底，因为他隐约明白，任何努力都只是徒劳。

吉米站起身，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感到一股熟悉的冲动，像针刺般搔弄着他不安的心。他多想一拳打在什么东西上头，或是去做些真正刺激的事。但他的胃又叫了，他这才想起肚子还没填饱呢，希望还有热狗剩下。吉米举步朝人群走去。

大卫·波以尔足足出了好几天风头，不只在平顶区，几乎全州的人都认识他了。第二天的《美国记事报》头版就用斗大的字体写道：“小男孩去而复返”。底下还附了一张照片：大卫坐在他家门前的台阶上，他母亲的双臂从后方拥住他，交叉在他胸前，两人身旁则挤了一堆抢镜头的小鬼，一个个全咧着嘴，笑得很开心。除了大卫的母亲。她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像是刚在冷天里错过了一班公交车似的。

大卫回到学校不出一星期，那些当初还在头版上同他笑得很开心的孩子就开始叫他“死怪胎”。大卫在他们脸上看到一股恶意，但他并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明白那恶意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他自己也不明白。大卫的母亲说，他们八成是从父母那里听来一些不干不净的话；你根本不必理会他们，大卫，等他们叫腻了自然就会忘了这一切，明年大家就又是朋友啦。

大卫点点头，却依然不明白，是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点，还是他脸上有什么他自己看不到的记号，才会让人总是想欺负他。比如说那辆车上的那两个家伙。他们为什么独独挑上他？他们为什么知道他会跟他们上车，而吉米和西恩就不会？大卫事后回想起来，事情似乎就是这么回事。那两个家伙（大卫其实知道他们的名字，至少是他俩用来称呼彼此的名字，但他根本不想再让那几个字进入他的脑海）事前就知道西恩和吉米不会轻易上他们的车？西恩一定会转身跑回家，搞不好还会大吼大叫，而吉米，他们恐怕得先把吉米敲昏了才能把他弄上车。在连赶了几小时的路后，大肥狼曾这么说过：“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穿白T恤的小鬼？你有没有看到他是怎么死盯着我看的？恶狠狠的，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死样子。将来谁遇上他谁倒霉，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

另一个家伙油头狼微笑着应道：“我就喜欢这种带劲儿的货色。”

大肥狼摇摇头。“想把他弄上车？看他不咬掉你一根大拇指才怪。这小王八蛋就容易多了。”

大肥狼与油头狼——大卫在心里这么称呼他们。大卫宁可不把他们看成人。他们只是两头披着人皮的恶狼，而大卫自己则是故事里的另一个角色——“被狼带走的男孩”，“自狼口逃生后穿过阴暗树林安全抵达埃索加油站的男孩”，“始终保持冷静机警等待逃生机会的男孩”。

但在学校同学的眼中，他却只是那个“被人干过的男孩”。他们随心所欲地想象那四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天早上，在学校厕所里，一个叫小麦卡菲的七年级男孩逮到大卫站在便池前解手，于是凑过来问道：“他们有没有叫你吸啊？”他那群同在七年级的朋友跟着在一旁讪讪地怪笑，还频频弄出亲吻的吱吱声。

大卫涨红了脸，用颤抖的手指勉强拉上拉链，转头看着小麦卡菲。他努力装出凶狠的表情，但小麦卡菲只是皱了皱眉，然后啪一声甩了他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得清脆响亮，其中一个七年级学生像个女孩似的倒吸了一口气。

小麦卡菲说道：“死怪胎，你有话想说是吧？嗯？想要我再扁你一拳是吧？你这死同性恋！”

“他哭了。”有人说。

“哎哟，还真是。”小麦卡菲尖声说道。豆大的泪珠沿着大卫两颊滑落下来，他感觉脸上那阵麻麻的感觉渐渐转变成刺痛，但他哭不是为了这个。他从来就不是那么怕痛，也不曾因为痛而哭出来。即使是上回他从自行车上跌下来，脚踝让脚踏板狠狠地划破了，事后在医院足足缝了七针，他都没有哭。是厕所里这群男孩表现出的那种赤裸裸的恶意让他一时招架不住。那种仇恨、厌恶、愤怒与鄙视全都朝他涌来。他不明白，他一生中从不曾刻意去招惹过任何人，但他们就是恨他。这种仇恨让他觉得孤立无援，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觉得自己肮脏而渺小。他哭是因为他不想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一伙人全笑了，嘲笑他的眼泪。小麦卡菲在厕所里张牙舞爪地跳来跳去，蹙着一张脸，模仿着这时已哭得不能自已的大卫。当大卫终于稍微平静下来，收起眼泪，但还不住地抽着鼻子时，小麦卡菲却再度甩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不偏不倚就抽在原来的位置，力道也同样强劲。

“看着我！”小麦卡菲说道。大卫的眼泪再度夺眶而出。

“看着我！”

大卫抬头，泪眼婆娑地看着小麦卡菲，一心期望能在他脸上看到一丝同情，甚至怜悯——怜悯也行。但他只是半愤恨半嘲弄地看着他。

“果然没错，”小麦卡菲说道，“你果然吸过老二。”

他作势要再甩他一巴掌，大卫转过头，缩着脖子。小麦卡菲却领着他那群党羽大笑着扬长而去。

大卫想起了彼得斯先生，他母亲的一个偶尔会来家里过夜的朋友，曾经跟他这么说过：“男子汉绝不可忍的侮辱有两种：有人朝你吐口水，还有就是甩你耳光。直接给你一拳就算了，要是有人那样对你，你逮到机会一定要把他宰了。”

大卫坐在厕所地板上，希望自己能有那种勇气——那种杀人的勇气。他会先宰了小麦卡菲，他想，然后是大肥狼和油头狼，如果他们真让他再遇上的话。但事实是，他发觉自己根本就办不到。他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要对别人那么坏。他不懂，他真的不懂。

这事后来像潮水般在校园里传开了，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全都听说了小麦卡菲在厕所里对大卫做了什么事。最后，招致非议的竟是大卫当时的反应。大卫不久便发现，即使是那些在他刚返回学校时对他还算友善的同学，现在也开始对他避之犹恐不及。

不是所有人都会趁在走廊与他擦身而过时低声喊上一句“同性恋”，或者是故意把舌头在两腮之间动来动去。事实上，大部分同学对大卫只是视而不见。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沉默的态度比什么都糟糕。他感觉像是被流放到孤岛的罪犯——孤立无援，求助无门。

如果两人碰巧同时走出家门，吉米·马可斯有时会静静地走在他身边，一言不发地陪他走到学校，因为他要是不这么做反而会显得奇怪。此外，两人如果在学校的走廊上碰到了，或是刚好一起排队准备进教室，吉米会轻轻地对他说声“嗨”。有几次，两人目光偶然交会时，大卫在吉米脸上看到某种混杂着尴尬和怜悯的情绪，仿佛确实有话要跟他说，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吉米本来话就不多，最多就是在他心里又有什么诸如跳下地铁轨道或是偷车之类的疯狂点子在蠢蠢欲动时，他才会多说两句。但无论如何，大卫都觉得两人的友谊（老实说，大卫并不怎么确定他俩曾经是朋友；他感到有些羞愧，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多半不过是个勉强跟在吉米后头的跟屁虫）从大卫爬上那辆车而吉米却定定地站在街边那一刻起，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了。

最终，吉米在路易·杜威也没能再待多久，上学路上那段沉默的时光也一并消失了。吉米在学校有个形影不离的哥们儿，威尔·萨维奇。此人个头不高，却是学校里人人——包括老师——闻风丧胆的人物；他的脑容量约莫和猩猩不相上下，已经连续留级两次，脾气却火暴得很，动不动就发狂。校园里流传着一则笑话（不过没人敢在威尔面前提起），他们说别人的父母忙着帮子女存大学学费，而威尔的父母光忙着帮他存保释金了。在大卫上那辆车之前，吉米在学校里就已经老是和威尔混在一起了。吉米有时会默许大卫跟在他俩后头，去学校餐厅搜刮零食或是攀爬校舍屋顶，但自从上车事件发生后，大卫就连这项特权都被取消了。大卫有时会恨吉米对他这么无情，有时却又不禁注意到，之前偶尔笼罩在吉米身上的那团乌云现在却无时无刻不在跟着他，像是某种厄运之环。吉米看起来老了好几岁，眼底总有挥之不去的忧伤。

吉米后来果真偷了车。距离他们上回计划在西恩家那条街偷车过去了差不多一年。这件事让他被路易·杜威开除了，从此得搭校车穿过半座城市，到卡佛学校去体会一个来自东白金汉的白人小孩置身于一所几乎全是黑人学生的学校里是什么滋味。当然，他还有威尔为伴。大卫不久后就听说这两人成了卡佛学校里人见人怕的瘟神，两个疯到不知恐惧为何物的白种小鬼。

他们偷的是一辆敞篷跑车。大卫听说车主是某个老师的朋友，不过谣言没说清楚到底是哪个老师。吉米与威尔趁着放学后全校老师和他们的亲友在教员交谊厅参加年终晚会的当儿，从学校停车场把车偷走了。吉米开车载着威尔，在白金汉区绕了好大一圈，一路嚣张地乱按喇叭，对路边的女孩儿用力挥手，还拼命踩油门加速前进，直到招来过路警车的注意，最后终于在罗马盆地附近直直撞上了停放在柴尔斯平价购物广场后头的一辆垃圾车。威尔下车的时候扭伤了脚踝，而原本只要再翻过一面铁网墙就能逃往一片无人空地的吉米却回过头来，企图把威尔救走——大卫总爱把这段情节想象成战争电影里的一幕：在一片枪林弹雨中（大卫当然不太相信警察会为了这种小事开枪，但这么想象确实比较酷），英勇的士兵回头援救受伤的伙伴。警察当场逮捕了这两个偷车小贼，吉米和威尔因此在少年看守所里待了一夜。因为离学年结束也只剩几天了，于是学校让两人回来把六年级读完，只是通知他们的父母尽快帮儿子办理转学。

那之后大卫就很少看到吉米了，一年最多遇到一两次。除了上学，大卫的母亲根本不让他出门。她坚信那两个坏人还在外头，开着那辆弥漫着苹果味的棕色大车，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像热追踪导弹一般瞄准大卫不放。

大卫知道事情并非如此。他们毕竟只是两匹猥琐的饿狼，只会在最黑的夜里寻找最近最软弱的猎物。但他们最近确实更频繁地出现在他脑海里，大肥狼和油头狼的模样，以及他们在那四天里对他做的事。这些影像很少侵扰大卫的梦境，而是常常会趁着他待在他母亲这幢死寂的公寓中，试着以看漫画、看电视，或是开窗凝望外头的瑞斯特街打发漫长的沉默时，悄悄窜进他的意识里。它们一朝他袭来，他便闭上眼睛，试着将这些影像驱逐出去，试着忘掉大肥狼的名字叫亨利，油头狼的名字叫乔治。

亨利和乔治——某个声音总会伴随着那些排山倒海而来的影像在他脑海里尖叫着这两个名字。亨利和乔治、亨利和乔治、亨利和乔治；你这小王八蛋！

然后大卫会告诉他脑海里那个声音，他不是小王八蛋。他是那个狼口逃生的男孩。有时，为了赶走那些影像，大卫会在脑海中重复播放自己逃生的经过，巨细靡遗从头至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他注意到地窖门上靠近铰轴处有一道裂缝；他听到大肥狼与油头狼出门买醉时汽车引擎启动的声音；他用一把缺了角的螺丝起子死命地去钻那道裂缝，裂缝愈来愈大，直到锈痕斑斑的铰轴终于整个儿被他撬开，门板随之裂开一个刀形的大洞。这个智斗恶狼的男孩就从那个大洞钻出地窖，头也不回地往树林里跑去，靠着傍晚残余的日光，终于找到一英里外的一家埃索加油站。当那个不等天黑便早早亮起的蓝白相间的圆形招牌映入大卫眼帘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色的霓虹灯光直直地刺入他眼底，触动了某些东西。就是这感觉让大卫两腿一软，跪坐在林间沙地与老旧的柏油地面交界的地方。加油站的主人朗恩·皮亚洛发现的就是这样一动不动的大卫——双膝着地，双眼紧盯着那块霓虹招牌。朗恩·皮亚洛是个精瘦有力的男人，有一双似乎可以徒手将铅制水管一折两段的大掌；大卫后来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如果狼口逃生的男孩是电影里的一个角色，那么事情又会怎么发展呢。当然了，他和朗恩会因此发展出一段情谊，朗恩将教会他一切本该由父亲教给儿子的事情，然后他俩会骑着马，背着两管来复枪，展开无尽的冒险之旅。他俩将分享一段永难忘怀的回忆，朗恩与男孩。他们将会成为一对传奇英雄，猎杀过无数在荒野中徘徊的恶狼。

在西恩的梦里，整条街都会动。里面弥漫着苹果气味的大车在他眼前打开车门，脚底的街道紧紧擒住他的双脚，把他往车内推送。大卫就在车里，蜷着身子，瑟缩在后座离车门最远的一角。街道死命把西恩往车内推送，而车内的大卫只是张着嘴，无声地哀号着。梦里的他除了那扇敞开的车门和车子后座的景象什么也看不到。他看不到那个警察模样的男人，看不到他那个坐在前方乘客座的同伙，也看不到吉米，虽然他知道吉米自始至终都在。他只看得到那扇车门、大卫，还有散落在后座地上的垃圾。而这个，他终于意识到，正像他甚至不曾意识到自己已经听到的警铃声——那辆车的后座竟堆满了垃圾。快餐店的包装纸、揉成一团的薯片袋、啤酒和可乐罐、装咖啡的隔热纸杯，还有一件肮脏的绿T恤。西恩在醒来后细细回想梦境时，才赫然意识到，梦里的后座地板上的情形确实是他当时亲眼所见，而他竟始终不曾想起，直到现在。即使在警察来到他家，要求他回想——仔细回想——是否曾遗漏任何细节还未告知警方时，他都不曾想起后座地板上那一团脏乱，因为他当时确实不记得这一切。但这一幕毕竟借着梦境再度回到他头脑中了，而这是何等关键的一幕——它让他在当时便以某种甚至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方式感觉到，这车，这所谓的警察和他所谓的伙伴，确实不太对劲。在现实中，西恩不曾亲眼见过警车后座，但他无论如何都知道，警车后座怎么也不该是这般景象。也许就是在这堆垃圾底下藏着一颗吃剩的苹果核，车里才会弥漫着一股苹果气味。

绑架事件过去一年后的某天，西恩的父亲走进西恩房间，向他宣布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拉丁学校接受西恩的入学申请了，他九月上七年级时将转学到那里。他父亲说他和他母亲都以他为荣。这辈子还想有点儿出息的孩子都应该去那里。

至于第二件事情，他父亲正要往房门口走去时，突然止步，以随意的口气告诉了他。

“他们逮到其中一个家伙了。”

“什么？”

“就是那两个绑架大卫的嫌犯中的一个。他们逮到他了。那家伙死了。在狱中自杀的。”

“哦？”

他父亲这才回头看着他。“没错。你总算可以不用再做噩梦了。”

西恩问道：“那他的同伙呢？”

“被逮到的那个家伙，”他父亲说，“跟警方说另外那个家伙早在一年前就出车祸死了。这样你安心了吧？”西恩从父亲的眼神中清楚地看出，这将是他们父子间最后一次提到这件事。“好啦，洗洗手准备吃饭了。”

父亲离开后，西恩又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床垫上搁着一只用厚实的红色橡皮圈紧紧缠绕住的全新的棒球手套，里头躺着一颗全新的棒球。

另一个家伙也死了。车祸死的。西恩希望那家伙当时开的就是那辆弥漫着苹果味的大车，希望他开着那辆车冲下悬崖，直奔地狱而去。

愁眼西纳特拉 2000

第三章 发间的泪水

布兰登·哈里斯疯狂地爱着凯蒂·马可斯。他爱她就像电影里那种爱情，他的胸膛里仿佛有一支交响乐团，乐声随着汩汩的血液奔流过他全身每个角落，在他耳畔噗噗作响。他爱刚起床的她，将入睡的她，他爱她从日出到日落，从早晨到黄昏。即使凯蒂·马可斯又肥又丑，布兰登·哈里斯仍旧会爱她。他无论如何都爱她。即使她脸上长满痘子，胸部扁平，即使她嘴上有浓密的汗毛，即使她口中无牙，即使她秃了头，他也还是爱她。

凯蒂！光是在心中轻轻念一遍这个名字，就足以让布兰登感觉自己四肢一阵酥麻，仿佛刚深深地吸进了一口大麻似的。他感觉自己可以行走在水面上，可以仰卧推举一辆十八轮大卡车，举腻了还可以轻轻松松把它往旁边一扔。

布兰登·哈里斯打心底觉得这世界无处不可爱，因为他爱凯蒂并且凯蒂也爱他。连塞车、满街车辆排出的废气，连工人打钻的声响他都爱。连他那个在他六岁时就抛妻弃子离家出走，从此音讯全无的废物父亲，他也爱。他爱星期一的早晨，爱那些连白痴都逗不笑的电视剧，爱排那永远也排不完的队。他甚至爱他的工作，虽然他从明天起就再也不必去上工了。

布兰登明早将离开家，离开他的母亲，走出那扇破旧的大门，走下那些裂痕斑斑的阶梯，朝那条到处都有车辆随意并排停放、到处都有人闲坐在门前台阶上的宽阔大街前进。他将像布鲁斯·史宾斯汀那样迈着大步——不是唱《内布拉斯加》或《汤姆·乔德的鬼魂》的史宾斯汀，而是唱《生为自由魂》《两心胜一心》《萝莎丽塔今晚约个会吧》的史宾斯汀，那个酷毙了的史宾斯汀。没错，就是那种酷劲。他将以这种酷劲，昂首阔步地走在柏油马路上，管他后头车辆逼近，驾驶员狂按喇叭。他将朝白金汉区阔步前进，迎着他心爱女孩等待的目光，执起她的手，然后他俩将携手远走天涯，将这里的一切抛在脑后。他俩将跳上飞往拉斯维加斯的飞机，十指交缠站在圣坛前，让手持《圣经》的猫王问他“你是否愿意娶凯蒂·马可斯为妻”，而凯蒂也将说出他等待已久的那三个字——我愿意——然后，然后——谁还管然后！他俩将永远离开这里，就只有他和凯蒂，结了婚，开始全新的生活，将过去永远永远抛到脑后，重新洗牌，重新开始。

他环顾自己的房间。衣服都已打包。美国运通旅行支票安然地躺在小旅行袋中。高筒球鞋带了。他与凯蒂的合照也带了。随身听，几张CD，还有简单的洗漱用具也都带齐了。

他又看了几眼那些留下来的东西。“大鸟”伯德和派瑞许的海报，一九七五年费斯克击出那记著名的再见全垒打时的海报照片，反卷起来的莎朗·斯通海报（他第一次带凯蒂偷溜进房间时就已经把这张海报卷起来收在床底下，不过……）。还有他半数的CD。妈的！算了，反正其中大部分他买来后只听过两次。妈的，还有MC汉默，比利·雷·塞洛斯，老天！此外就是他专为他那套坚森牌音响买来的那对新力牌喇叭。足足两百瓦，酷爆了却也贵死了；他去年在巴比·奥唐诺手下打工，整个夏天都在铺屋顶，换来的就是这对超炫的喇叭。

不过他也因此才有机会认识凯蒂，老天，那竟然不过是一年前的事。有时他觉得这一年感觉像是十年，有时却又觉得像是一分钟。凯蒂·马可斯，他之前就听过她的名字，这是当然的事；这附近谁没听说过这样一号美人。没错，凯蒂就有那么漂亮。但没什么人真正认识她。美貌就是这么一回事！它会吓退人，叫人只敢远观，不敢亵玩。真实生活中的美丽完全不是电影中描述的那回事；电影镜头把美丽塑造成某种诱人、动人、吸引人接近的东西。而在现实生活中，美貌像一堵围墙，把旁人全挡在外头。

但是凯蒂，老天，从他真正有机会接近她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如此亲切，如此平易近人。那天，巴比·奥唐诺把她带到工地，不久后却领着手下那班喽啰离开了，显然是要去处理什么所谓的“要事”；他像完全忘了凯蒂的存在似的，把她留在原地，同他们这班工人在一起。布兰登在屋顶安装防水板，凯蒂在下头像个哥们儿似的陪他闲聊。她知道他的名字，她还说：“像你这么好的人，布兰登，怎么会来巴比·奥唐诺手下做事呢？”布兰登——这名字如此自然地从她口中说出来，仿佛她每天都要说上好几回似的；他跪在屋顶边缘，因满心的喜悦瘫软成一团，差点儿跌落在地。瘫软，没错，她对他就是有这样的魔力。

而明天，只等她打电话来，他俩就要出发，远走高飞。一起离开。永远离开。

布兰登躺在床上，想象凯蒂的脸庞浮现在天花板上。他知道他今晚睡不着了。他太兴奋，太紧张了。少睡点儿不碍事的。他躺在那里，凯蒂则一脸微笑地俯视着他，亮晶晶的双眼在他面前那片黑暗的空间里闪烁着微光。

那晚下班后，吉米同他的小舅子凯文·萨维奇在瓦伦酒吧小酌了一番；他俩坐在靠窗的位子，看着外头街上几个小伙子打曲棍球。他们总共有六个人，在渐暗的天色下勉强追逐着小球，几张小脸模糊不清。瓦伦酒吧位于昔日的屠宰场区，巧妙地隐身于小巷一角；小巷人车罕至，白天是理想的曲棍球场，夜里不成，这边的街灯从十年前就没再亮过了。

凯文是个理想的酒伴，他和吉米一样，都是话不多的人。他俩静静地坐着，啜饮着啤酒，一边聆听着外头断断续续的球鞋胶底刮地声、木质球棍相互碰撞的清脆声响，以及硬胶小球偶尔撞到汽车金属轮框的声音。

三十六岁的吉米·马可斯已然学会享受这种平静的周六夜晚。那些拥挤嘈杂的酒吧，那些酒醉的告白早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了。离他出狱足有十三年的时间了。现在的他，有妻有女——三个女儿——还有一间位于街角的小杂货店；他相信自己已经从当年那个热血小子蜕变成了今天这个懂得享受平稳生活步调的男人：享受一口一口慢慢啜饮的啤酒、早晨的漫步，以及从收音机里传来的球赛转播。

他转头看着窗外。玩球的小伙子这会儿已经走了四个，就剩两人还不肯离去，依然紧握着球棍，在黑暗中搜寻那颗滑溜的小球。吉米看不清那两个几乎叫黑暗吞噬的身影，但他可以从一阵阵急切的脚步声与挥棍声中听出蕴藏在两人心中那种狂乱骚动的活力。

总要找个发泄的渠道吧，那种怎么也压抑不住的青春活力。吉米自己还小的时候——妈的，老实说是一直到他二十三岁之前——这股狂躁的活力几乎主导了他的一切行为。然后……然后他终于学会了收敛，他猜想。你迟早要把它放到一边，找个地方藏起来。

他的大女儿凯蒂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十九岁的黄金年华，又是如此美丽——她体内的荷尔蒙想必如惊涛骇浪般汹涌地翻搅着。但近来他却在她身上嗅到了某种从容优雅的气息。他不知道这到底是打哪儿窜出来的——有的女孩儿就是能从容不迫地蜕变成女人，有的则一辈子都是小女孩儿——但他的凯蒂，却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脱胎换骨，散发出一股沉着优雅，甚至是清澈祥和的气息。

下午在店里，她在吉米颊上轻轻一吻，说了声：“待会儿见，爸爸。”然后便离开了。一直到五分钟后，吉米才突然意识到，她的声音竟还在他脑海中幽幽回荡。那是她母亲的声音，他突然惊觉，比她原本的嗓音微微低沉了些，也更自信了些。吉米一下子出了神，回想着她母亲的声音何时在她的声带上落了户，生了根，他之前为何从未注意到？

她母亲的声音。她那十四年前就过世了的亲生母亲，如今却透过他俩的女儿回到吉米身边，轻声说道：她是个女人了，吉米。小女孩终于长大了。

女人。老天，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大卫·波以尔那晚压根儿没打算出门。

没错，那是周六的夜晚，是经过漫长而辛苦的一周终于到来的周六夜晚；但大卫已经到了那种对周六和周二感觉差不多的年纪，去酒吧喝酒不会比一人在家独饮好玩到哪儿去。待在家里或许还更好些，至少电视遥控器掌握在你手里。

所以后来——一切都已发生的后来——他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命运，一切都是命运作祟。这已经不是命运第一次插手大卫·波以尔的生活了——即使不是命运，至少也是运气，但绝大多数都是厄运。但在那个周六夜晚之前，这只插进来的手与其说是帮手，不如说是某种阴晴不定、有点儿暴躁易怒的怪手。命运百无聊赖地坐在云层深处，某个声音跟他说，今儿个没事干哦，命运老兄？命运说，嗯，是有点儿无聊。既然没事就干脆来整整大卫·波以尔吧，寻点儿开心也好，看看能不能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儿了。

所以说，命运到底插没插手，大卫总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也许，在那个周六晚上，命运正在开生日宴会或别的什么，心情大好之余决定放可怜的老大卫一马，让他好好发泄一下而不必承担后果。命运说，去吧去吧，大卫，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保证你无后顾之忧。又好比史努比漫画里的露西，哪一天终于大发慈悲，愿意捧稳手中的球，让查理·布朗好好踢一次球。因为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因缘巧合，都不曾计划过。事后好几个深夜，大卫独坐桌前，摊开双手，仿佛面对着陪审团似的对着空无一人的厨房喃喃说道：真的，你们必须知道，没有人计划过这一切。

那晚，他送儿子麦可上床后独自下楼，打算去冰箱拿罐啤酒，却遇到了他老婆瑟莱丝。她告诉他今晚是她的周六聚会夜。

“这么快又轮到了？”大卫打开冰箱门。

“已经四个礼拜啦。”瑟莱丝以轻快的、半像哼唱的嗓音说道。她这种声音有时会让大卫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啃噬他的脊椎似的，让他浑身不舒服。

“哦。”大卫靠在洗碗机上，一把扯起啤酒拉环。“你们今晚打算看哪一部电影？”

“《亲亲小妈》。”瑟莱丝两眼闪闪发亮，合掌说道。

每月一次，瑟莱丝会和她在欧姿玛美发沙龙的三个同事在她和大卫的公寓里举行聚会。四个女人通常就是帮彼此算算塔罗牌，喝一大堆红酒，再挤到厨房里试些新收集的食谱，最后还要看一部傻兮兮的文艺爱情片。剧情不外乎就是一个芳心寂寞的女强人终于在哪个浪子身上找到了真爱；再不然就是两个小马子在经历过一堆所谓的人生风浪后，终于洞悉了人性友情的真谛——这通常发生在其中一人染上了什么致命的恶疾后，而且电影最后一幕八成就是女主角躺在一张广阔如秘鲁的豪华大床上，漂漂亮亮地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这样的周六夜晚，大卫通常有三种选择：他可以待在麦可房间里看着儿子睡觉；或者躲到他和瑟莱丝的卧室里，盯着电视屏幕猛按遥控器；或者干脆出门找一家酒吧图个耳根清净，万一浪子终于觉悟爱情诚可贵但自由价更高，因而决定转身绝尘而去时，那群娘儿们免不了又要一阵抽抽搭搭，吵得他连遥控器都按不下去。

大卫多半选择出门。

今晚也不例外。他喝光手中的啤酒，在瑟莱丝脸上轻轻亲了一下——她用力回吻他，还伸手在他屁股上捏了一把时，他胃里暖暖地起了一阵小小的涟漪——然后他出门下楼，经过麦卡利先生门前，走进平顶区的周六夜晚。他可以走去巴克酒馆，或者是再多走几步路去瓦伦酒吧。他站在公寓大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还是决定开车。说不定会上尖顶区，瞄几眼那边的大学小妞，还有那堆近来成群进驻尖顶区的死雅痞——尖顶区眼看就要沦陷在那些家伙手里了，平顶区也快要不保了。

那群富裕的雅痞已经在平顶区铲平了好几栋老旧的三层公寓，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安妮女王时代风格的别致建筑。他们在旧公寓四周搭起脚手架，毫不留情地把旧屋连根铲起；然后，在建筑工人日夜进出三个月后，某个穿着名牌休闲服饰的雅痞便会开着他的豪华汽车，停在“安妮女王”门前，从车里搬出一个又一个上头写着“陶仓家饰精品”的纸箱，往屋内走去。轻柔的爵士乐绵延不绝地透过纱窗往外流淌。他们还会在鹰记酒类专卖店买些甜葡萄酒之类的狗屁不通的玩意儿，然后牵着他们那些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宠物狗在附近溜达。他们恐怕还会请专人来修剪门前那块小不溜丢的草坪。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搞掉了盖文街与度湄街交叉口附近的几幢旧公寓，但如果以尖顶区为样板，不久恐怕连平顶区最南边的州监大沟附近都会出现一堆绅宝汽车和精品美食店的购物纸袋。

就在上星期，大卫的房东麦卡利先生故作不经意地跟大卫说道：“这附近房价涨得厉害哪。厉害得吓人。”

“您老就等着吧，”大卫边说边回头望了望这幢他住了将近十年的公寓，“等哪天高兴了，再把它给——”

“等哪天高兴了？”麦卡利先生瞅着大卫，“我说大卫啊，光是财产税就快要把我拖垮了。我可是吃死薪水的人哪。你帮我算算看，我要不赶紧把房子脱手，不出两三年，这房子恐怕就要让天杀的国税局查封了。”

“卖了房子你要往哪儿去？”大卫心里想的却是：那我又要往哪儿去？

麦卡利耸耸肩。“天知道。也许会去韦茅斯吧。里欧明斯特那边还住了几个老朋友。”

他说得好像已经打过几通电话，还去那边看过几栋房子似的。

大卫开着他的汽车，边往尖顶区开去边在心里仔细回想，他认识的同年纪或再小一点儿的人里头有谁还住在这边。他在红灯前停下来，瞥见两个身穿紫红色圆领衫和咔叽短裤的雅痞，坐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开开心心地捧着一杯冰激凌还是优格，一匙一匙地往嘴里送。那里原来是普里摩比萨店，现在却改成了十分时尚的什么“咖啡共和国”。那两个身强体壮却叫人分不清性别的混混伸长了晒成古铜色的长腿，勾着脚踝坐在人行道上，两辆闪闪发光的越野自行车则倚着咖啡馆的橱窗，停放在那抹白色的霓虹灯光下头。

大卫禁不住纳闷起来，万一平顶区真的给雅皮大军攻陷了，他们一家三口又能往哪里去？要是这些酒吧和比萨快餐店真的都变成咖啡馆了，光凭他和瑟莱丝的收入，能申请到一套帕克丘公房的两室公寓就该偷笑了。苦苦排上十八个月的队，为的就是能搬进一套破得不能再破的烂公寓——楼梯间终年弥漫着浓浓的尿骚味，长霉的墙壁里头飘来死老鼠的腐臭味，而邻居中那些毒贩和弹簧刀不离身的彪形大汉则虎视眈眈地等待着，等你他妈的这个臭白种垃圾什么时候才会睡着。

自从上回他和麦可差点儿连车带人让一个来自帕克丘的黑鬼抢了之后，大卫就买了一把A-22式手枪藏在驾驶座底下。虽然他从未用过枪，甚至不曾上靶场练习过，但他时常会把枪拿出来玩玩，试着瞄准。他放纵自己想象，那两个穿着情侣装的雅痞从枪管这一头看过去会是什么模样。他不禁微笑了。

不久绿灯就亮了。他却迟迟不动，催促的喇叭声轰然响起。那两个雅痞一脸无辜地抬头，盯着这辆车头给撞进去一大块的小车，想搞清楚他们的新小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卫加速驶过路口，却让两个雅痞的目光，那毫无理由又突如其来的注视，压迫得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那晚，凯蒂·马可斯和她两个最好的朋友，黛安·塞斯卓与伊芙·皮金，决意要好好地庆祝一番，庆祝凯蒂在平顶区，或者说是整个白金汉区的最后一晚。就像是刚刚有个吉卜赛占卜师在她们身上洒了金粉，告诉她们一切梦想都将成真，就像是三人刚刚中了刮刮乐彩票或是刚刚用验孕棒验出自己没有怀孕似的。

她们将皮包里的薄荷烟掏出来，啪的一声甩在史派尔酒吧靠里头的一张圆桌上，各自灌下一杯自杀飞机和几杯麦格淡啤酒，然后每当有帅哥往她们这边看过来时，放声尖笑一番。一小时前，她们才在东岸烧烤店大吃了一顿，开车回到白金汉区后，先在停车场点了根大麻烟，轮流猛抽了几口才跨进史派尔酒吧。一切——三人间已经说过听过几百次的老故事，黛安描述她最近挨的一顿揍（施暴者当然还是她那个王八蛋男友），伊芙无故失踪几分钟后脸上突然出现的口红印，那两个晃着一身肥肉在台球桌旁徘徊不去的死胖子——都能引发她们上气不接下气的尖声狂笑。

等吧台前渐渐挤满了周末夜晚买醉的人，光点杯酒就得耗上二十分钟，女孩们决定往下一站——尖顶区的可里傅酒吧前进。她们一上车便点燃了今夜的第二根大麻烟。大麻烟引发的妄想突然朝凯蒂的脑神经发起一阵猛烈的攻击。

“那辆车在跟踪我们。”

伊芙瞄了眼后视镜。“没有的事。”

“我们离开史派尔后它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妈的，你发神经啊，凯蒂，我们离开史派尔是多久以前的事？嗯，三十秒？”

“哦。”

“哦。”黛安模仿道，又一阵乱笑，然后把大麻烟传回凯蒂手上。

伊芙突然沉着嗓子说道：“外头好安静啊。”

凯蒂识破了伊芙眼底的笑意。“少来！”

“太安静了点儿吧。”黛安追加了一句，忍不住爆出一阵狂笑。

“妈的，两个疯女人。”凯蒂说道，试着板起脸，却没有撑住，咯咯傻笑个不停。她倒在后座椅子上，后脑勺顶在椅垫和扶手之间，脸颊突然感到一阵微微的刺痛，她偶然抽过几次大麻烟，都有这种感觉。咯咯傻笑的狂潮渐渐退去，凯蒂目不转睛地盯着投射在车内顶篷的惨白灯光，心头涌起某种如梦如幻的幸福感。她不停地感受着，啊，就是这个，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像个傻子似的和你最要好的傻子朋友，在你要嫁给你心爱的男人的前一晚一同傻笑，傻笑个不停。没错，你只是要私奔去拉斯维加斯没错，你还将顶着一颗因宿醉而胀痛不已的脑袋站在圣坛前。但没错，这就是你活着的目的。这就是你的梦想。

转了四间酒吧，灌下三杯烈酒，并和别人交换过几个匆匆写在纸巾上的电话号码后，醉得无以自持的凯蒂和黛安终于跳进了麦基酒吧的舞池，也不管点唱机有没有声响，和着伊芙忘情的歌声《棕眼女孩》大跳艳舞——“滑吧，溜吧！”伊芙唱道，凯蒂和黛安奋力地扭腰甩臀，一头长发遮住了各自的脸庞。麦基酒吧里的男客看得目瞪口呆。但二十分钟后，在布朗酒吧门口，三个女孩却连门都进不去。

黛安和凯蒂将醉得站不稳的伊芙架在中间，后者还在开心地放声高唱（曲目这会儿已经换成葛萝莉亚·盖纳的《我会活下去》）——但这还只是其一，其二是这三个女孩摇晃得像三只节拍器似的。

于是她们还来不及踏进布朗酒吧的大门，便让人给撵了出来。这下她们只剩一个选择了：位于平顶区最阴暗一角的雷斯酒吧。那附近就是恶名昭彰、足足绵延三条街口的罪恶渊薮——一身毒瘾的妓女和她们的客人就地进行交易，没有安装防盗系统的车子保证不出两分钟就会不翼而飞。

就是在雷斯酒吧，凯蒂终于让罗曼·法洛给遇上了。罗曼·法洛带着他最新一任女友——罗曼向来喜欢这类身材娇小、金发大眼的辣妹——跨进雷斯酒吧大门。他的出现对店员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他出手阔绰，小费少说也有酒钱的一半；但这对凯蒂来说可是个天大的坏消息，因为罗曼·法洛是巴比·奥唐诺的好朋友。

罗曼说道：“你是不是喝多了点儿啊，凯蒂？”

凯蒂送上一脸恐惧的微笑。几乎没有人不怕罗曼·法洛。他是个相貌堂堂的家伙，头脑好反应快，高兴的时候甚至称得上风趣迷人——但他身体里却仿佛只有一个巨大的空洞，没有心没有肝，空洞的眼神里头没有一丝勉强称得上感觉的东西。

“嗯，头是有点儿晕。”凯蒂承认道。

罗曼似乎觉得这个回答很有趣。他匆匆一笑，露出两排洁白无瑕的牙齿，然后啜饮一口他的坦奎利琴酒。“头有点儿晕是吗？我说凯蒂啊，我倒有些问题想问问你，”他语气温和地说道，“你想，你今晚在麦基酒吧发浪发骚出了那场他妈的洋相的消息要是传到巴比耳朵里，他会怎么想呢？他会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吗？你觉得呢？”

“大概不会。”

“我想也是。连我听到都不高兴呢，凯蒂。你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

“我听懂了。”

罗曼举起一只手，掌心成杯状搁在耳后。“啊？你说什么，我听不到！”

“我说我听懂了。”

罗曼手还是没放下来，只是愈发靠近凯蒂。“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听到哪。”

“我现在就回家。”凯蒂终于说道。

罗曼露出满意的微笑。“你确定吗？我真的不想逼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哟。”

“不会不会。我真的喝够了。”

“那就好。嘿，赏个脸，让我帮你们买个单吧。”

“不用麻烦了，真的。我们刚刚付过现金了。”

罗曼往后一躺，伸长手臂搂住身旁的金发肉弹。“那帮你叫辆出租车吧？”

凯蒂差点儿说漏嘴，告诉他自己是开车来的。还好她及时刹住了。“不用啦，真的。这时候外头出租车还多着呢，我们上街随便叫一辆就行了。”

“也对。好吧，就这样吧。那就改天见啰。”

伊芙和黛安等在门口——事实上，打从看到罗曼那一刻起，她俩就已经闪到门边去了。

三人走在人行道上时，黛安率先开口问道：“老天。你觉得他真的会打电话通知巴比吗？”

凯蒂摇摇头，虽然她也不是很确定。“不会吧。罗曼那种人，遇事就直接处理，不会去多嘴。”她伸手碰碰两颊。在黑暗中，她感觉自己血液中的酒精渐渐变成了一团沉甸甸的泥浆，沉甸甸的孤单。自从她母亲去世以后，这种孤单的感觉就始终沉甸甸地压在她心头，而她母亲去世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在停车场，伊芙终于吐了。秽物甚至溅到了凯蒂那辆蓝色丰田小车的一只后轮上。凯蒂在皮包里一阵摸索，摸出一小罐漱口药水，递给吐得差不多了的伊芙。伊芙问道：“你开车没问题吧？”

凯蒂点点头。“不过就十四个街口嘛，这么短的距离，没问题。”

车子缓缓驶出停车场时，凯蒂开口说道：“也好，又多一个离开的理由。又一个理由要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天杀的大粪坑。”

黛安勉强抬头应和了一声。“没错。”

凯蒂小心翼翼地扶着方向盘，始终维持着二十五迈的时速，眼睛盯着前方的街道。车子沿着邓巴街走了十二个路口，然后转进更暗、更静的弯月街。她们在平顶区的最南端再度转弯，朝雪梨街上的伊芙家前进。在车上，黛安决定今晚就在伊芙家的沙发上挤一晚，省得要为醉醺醺地去敲男友麦特家的门而招来一顿骂。黛安于是同伊芙一起在雪梨街一盏坏掉的路灯前下了车。天空不久前突然开始飘雨，雨滴轻轻地敲在凯蒂的挡风玻璃上，但黛安与伊芙似乎不曾留意。

她俩弯着腰，从摇下的前座车窗怔怔地看着凯蒂。积累了一小时的苦涩雨水终于从夜空中落下，她俩面颊凹陷，双肩颓然下垂，凝望着喷溅在挡风玻璃上的雨点的凯蒂甚至可以感觉到她俩喷涌而出的悲伤。她感觉得到两人不快乐的未来就在眼前，如乌云般笼罩在她们头顶。她从幼儿园时代就认识了的好友。她最好的朋友。而她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们了。

“你没问题吧？”黛安抬高声音，强打起精神问道。

凯蒂转头看着她俩，鼓起剩余的气力在脸上撑起一抹微笑。虽然这最后的努力几乎让她的下巴裂成两瓣。“嗯。当然。我会从拉斯维加斯打电话给你们。你们有空也可以来看我。”

“机票便宜得很。”伊芙说道。

“没错，是够便宜的。”

“是够便宜。”黛安的尾音随着她转头望向破烂的人行道地砖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吧，那就这样吧。”凯蒂勉强从喉咙里挤出这几个字。“我要趁大家眼泪还没流下来先走了。”

伊芙和黛安伸出手臂，往车窗内探去。凯蒂重重地握了握好友的手。车外的两人各自往后退了一步。她俩挥挥手。凯蒂也挥挥手，按了按喇叭，然后踩下油门加速离去。

留在人行道上的两个女孩痴痴地望着凯蒂车尾的灯光，看着红色刹车灯亮起，车子沿着雪梨街中段的那个大弯驶去，然后没了踪影。她们感觉心里其实还有话要说。她们终于闻到了雨水的味道，以及从公园另一边的州监大沟飘来的冰冷的腥味。

终其一生，黛安无时无刻不希望自己当初留在车上。她将在一年内生下一个儿子，她趁他还小的时候（趁他还没变成他父亲那种男人，趁他还没变得冷酷无情，趁他还没酒醉驾车在尖顶区撞死一个等着过街的女人）告诉他，她原本该留在那辆车上的，但她还是下了车，而她感觉这个决定改变了一切，在一瞬间扭转了命运前进的方向。她终其一生都背负着这种感觉，她感觉自己一生都只能在远处被动地观看别人的悲剧，看着别人像她当初一样，无力扭转，无力回避。她会趁探监的时候向儿子重复这段话，而她的儿子却只会不安地扭扭身子，换个坐姿，然后说道：“我上次叫你带的烟你带来了吗？”

伊芙将会嫁给一个电工，然后搬到布莱恩崔的一幢平房里。有时，在深夜里，她会将手掌平贴在丈夫温暖宽阔的胸膛，告诉他一些有关凯蒂的回忆，告诉他那晚的种种；而他则会轻抚她的头发，静静地聆听，却无言以对。有时伊芙只是需要说出好友的名字，听到那两个字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用自己的舌尖去感觉那两个字的重量。伊芙也会有孩子。她会去看他们踢足球，她会在球场边，偶尔张开嘴，无声地对着四月青翠的草坪对自己念出凯蒂的名字。

但那晚她们只是两个喝得醉醺醺的东白金汉女孩。而凯蒂则开着车，在沿着雪梨街的弯道朝家的方向驶去时，望着后视镜中两人渐渐模糊的身影。

雪梨街靠近州监公园这段到夜里恍若死城；四年前一场大火几乎烧光了这附近所有住家，只剩下零星几间房屋和一些熏得焦黑的残垣断壁。凯蒂一心只想赶快回到家，爬上床睡几个小时，明早在巴比或是她父亲想到要找她之前，她已经走了，走得远远的。她想要像脱掉让大雨淋湿的衣服一样彻底脱离这里的一切。脱掉它，在掌中揉成一团，扔到远处，再也不回头看它一眼。

然后她突然想起了很久不曾想起的一段回忆。她五岁的时候，她母亲曾带着她走路去动物园。这段回忆出现得毫无理由，也许是她脑子里残存的大麻和酒精偶然碰触到了那些储存这段回忆的细胞吧。她母亲握着她的手，沿着哥伦比亚街往动物园走去。凯蒂感觉得到母亲那只枯瘦如柴的手，还有她手腕的皮肤底下传来的微弱颤动。她抬头看着母亲凹陷的脸颊与憔悴的双眼，瘦成鹰钩状的鼻子，还有那尖削的下巴。五岁的凯蒂，好奇而悲伤的凯蒂，对母亲说道：“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累呢？”

她母亲坚硬而紧绷的脸突然像干海绵似的裂开了。她蹲下身子，将凯蒂的小脸捧在两掌间，用布满血丝的双眼定定地看着她。凯蒂以为妈妈生气了，但她只是浅浅地对她一笑，微笑随即从她脸上褪去，只剩下一阵止不住的抽搐。她喃喃说道：“哦，宝贝。”然后把凯蒂拥进怀中。她把下巴搁在凯蒂的肩膀上，又说了一遍：“哦，宝贝。”然后凯蒂感觉到自己的发间渗入了热热的泪水。

她此刻仿佛能感觉到那点点滴滴的泪水滚落在她发间，一如那丝丝雨线飘落在她眼前的挡风玻璃上。她试着回想母亲眼珠子的颜色，但就在这一瞬间，她突然瞥见前方的街道上躺着一个人。那具身躯像一袋马铃薯似的横躺在她的车轮前，她奋力把方向盘打向右边，却感觉左后方的轮胎像碾过什么东西似的弹跳了一下——哦不，哦老天，求求你，求求你告诉我我没有，求求你，哦老天，哦不！

丰田小车的前轮卡在了右侧人行道的边缘，凯蒂的左脚从离合器踏板上滑下来，车子又往前冲了一下，接着便在一阵激烈的颤动后完全熄了火。

什么人在对她喊话。“嘿，你还好吧？”

凯蒂看到那人朝她走来，那张熟悉而无辜的脸让她松了一口气，直到她看见他手中的那把枪。

凌晨三点，布兰登·哈里斯终于沉沉入睡。

他带着微笑入睡，仿佛还能看到凯蒂飘浮在眼前，告诉他她爱他，喃喃呼唤着他的名字，她温热的气息像温柔的亲吻般轻轻地拂过他的耳边。

第四章 不要再靠近了

大卫·波以尔那晚最后选择了麦基酒吧；他和巨人史丹利并肩坐在吧台一角，观看电视转播的一场红袜队的客场比赛。佩卓·马丁尼兹今晚表现神勇，红袜队势如破竹，打得天使队毫无招架之力；佩卓球速之快、后劲之强，等球飞过本垒板上空时，看起来约莫就只有一颗天杀的普拿疼①大小。第三局的时候，天使队的攻手一个个面有惧色；到了第六局，他们看来倒像豁出去了似的，全都一副只想赶快回家，好趁早盘算一下晚餐要上哪儿吃的模样。最后，当盖瑞·安德森幸运地击出一记在右外野手前方落地的德州安打，勉强冲破了佩卓投出一场无安打比赛的野心时，观看这场以八比零收场的比赛仅剩的些许兴奋之情随之烟消云散。大卫发现自己的目光停驻在现场灯光、球迷，还有安那汉球场上空的时候，竟比关心球赛本身的时候还要多。

他尤其留意的是观众席上那一张张混杂了失望、愤怒与疲倦的脸孔——对比赛的得失，球迷们似乎比休息室里那些球员看得还要重。或许真是如此。那些球迷有的一年大概就只看这么一场现场比赛吧，大卫猜想。他们带着老婆小孩，提着装满停车场野餐要用的啤酒饮料和食物的冰桶，走出家门，走进加州的艳阳下；他们买了五张三十元的便宜球票，替他们的孩子买来一顶二十五元的棒球帽，吃的是一个六元的汉堡、一份四块半的热狗，还有掺了太多冰块的百事可乐，以及滴得两手黏糊糊的棒冰。他们是来这里让自己振奋一下的，大卫知道，让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的胜利狂欢为他们洗去一切挫折积累的尘埃。这就是为什么球场总能给人类似教堂的印象——耀眼的强光、喃喃的祈祷声，还有四千颗同步加速跳动、怀抱相同希望的心脏。

就为我赢这一次吧。为我的小孩赢这一次吧。为我的家庭、我的婚姻赢这一次吧。赢吧，好让我在散场后还能继续沉醉在胜利的荣光里，开着车子，带着一家老小，驶向我们注定赢不了的无奈人生。

为我而赢吧！赢吧、赢吧、赢吧！

然而球队一旦输了球，那共同的希望霎时化成碎片，四千人齐心协力的那种团结感也将随之灰飞烟灭。你的球队让你失望了，它的失败等于再次提醒你，世情不外如此。你不试则已，试了注定要失败。你不希望则已，希望了注定要破灭。你呆坐在那里，在那堆汉堡热狗包装纸、落了一地的爆米花和湿透变形的纸杯中间，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麻木而破碎的人生，不得不面对那段黑暗漫长的旅程——和数千个带着醉意和怒意的陌生人一起拖着脚步，走过阴暗漫长的通道，走向同样阴暗漫长的停车场，同行的还有喋喋不休地数落着你最新一次败绩的老婆和三个争闹不止的小孩。这漫长旅程的终点竟是你的家，也就是这场比赛原先允诺要将你拯救出来的地方。

大卫·波以尔，登巴斯科高级职业学校棒球队有史以来战绩最为显赫的几年间——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的明星游击手，再明白不过了，这世上没有什么比球迷的心还要难以捉摸。他知道个中一切滋味：你怎么爱球迷，怎么恨球迷，怎么苦苦哀求他们再给你一次机会，再为你欢呼一次，还有，在你终于还是伤了他们的心时，你又是怎么觉得羞愧得无地自容的。

“你瞧瞧那几个小妞儿，真是够疯的。”巨人史坦利说道。大卫抬头看着那两个突然跳上吧台的女孩，随着下面另一个同伴滑腔走调的《棕眼女孩》忘情地扭腰摆臀，大跳艳舞。右边那个女孩肉嘟嘟的，水汪汪的媚眼里分明写着“来上我吧”；大卫一眼就看出来，她是那种典型的早开早谢型的女人，眼前是很诱人，可惜再诱人恐怕也挺不过六个月。他敢打赌，不出两年，这女孩定会走样得让人无法想象不久前她还能叫人很想同她在床上滚几圈呢——肥胖臃肿，永远穿着同一件宽松的碎花套装，这你从她已然有些松软的下巴不难想象得到。

另一个女孩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大卫几乎可以算是看着她长大的——凯蒂·马可斯，吉米和可怜短命的玛丽塔的女儿，现在则是他老婆的表姐安娜贝丝的继女。但曾几何时，小女孩竟然已经长大了；眼前的凯蒂皮肤紧绷，每一寸曲线都老老实实地抵抗着地心引力。他看着她跳舞，看着她摇摆，转圈，开怀畅笑，看着她的一头金发像面纱似的扫过她的脸庞，然后猛一甩头，露出一截洁白无瑕的美丽颈项：大卫突然感到某种深沉的渴望如燎原之火在他心底熊熊蹿起。这渴望来自凯蒂。它来自凯蒂的体内，由她的指尖直接传送至他的心底——凯蒂认出了台下的大卫，那张汗津津的小脸嫣然一笑，五指远远地刷过大卫胸前，轻轻地搔弄着他的心。

他环顾周遭，酒吧里所有的男客似乎都看傻了眼，恍恍惚惚，仿佛眼前这两个热舞的女孩是来自天外的幻影。大卫在他们脸上看到了那种渴望，那种他刚刚才在天使队球迷脸上看到的渴望。那是一种悲哀的渴望，里头混杂了无奈的接受，接受自己今晚注定要空手而归的事实。他们知道自己今晚只能趁着老婆小孩在楼上睡觉的时候，半夜三更一个人溜进浴室，抚慰一下自己那根无处发泄的阴茎。

大卫看着台上的凯蒂，想起了茉拉·基佛尼裸身躺在他身下的模样。额上覆满汗珠、气喘吁吁、双眼因酒精和欲望而显得迷迷蒙蒙的茉拉·基佛尼。因他——大卫·波以尔，棒坛的明日之星——而起的欲望。大卫·波以尔，平顶区的骄傲，在那短短三年间。再没有人当他是那个十岁时曾遭人绑架的男孩。不，他是平顶区的英雄。他有茉拉躺在他床上，有命运之神站在他这边。

大卫·波以尔。那时的大卫·波以尔完全不曾料到未来竟是如此短暂。近在眼前，却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深陷在泥沼般的现在的你——没有惊喜，没有希望的理由，日子无声无息地过去，日复一日，一成不变；又一年来了，你厨房墙上的日历却仍停留在前一年三月那页。

我不再怀抱任何梦想了，你告诉自己。我不会再让自己去经历那种失望和痛苦了。然后你的球队就打进季后赛了，然后你就看到某部电影，看到广告牌上那轮阿鲁巴群岛的金色夕阳，看到某个长得很像你高中初恋情人——某个你曾爱过又失去了的情人——的女孩，在你眼前眨着动人的双眼，忘情地舞动，然后你就告诉自己，去他妈的，就再梦这么一次吧。

一次，萝丝玛丽·萨维奇·沙马柯躺在床上等着自己断气时——那是她等的十次中的第五次——告诉她的女儿瑟莱丝·波以尔：“老天为证，我这一生唯一的乐趣就是弹你爸的睾丸，让它们抖得像起风天的湿床单一样。”

瑟莱丝勉强挤出一抹微笑，试着转过头去，她母亲伸出那只患了关节炎却仍像鹰爪般有力的手紧紧扣住了她的手腕。

“你给我听好了，瑟莱丝。我是马上就要断气的人了，我他妈的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人这一辈子能够得到的就是这么少得可怜——运气差一点儿的还要落到两手空空的下场。我明天就要死了，死之前我一定要确定我的女儿了解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找到一样东西。你听清楚了没有？这辈子你一定要找到一样能给你带来乐趣的东西。我的乐趣就是捏你爸的老二，找到机会就捏，我他妈的一次机会也不会放过！”她眼睛一亮，唾沫沾了满嘴。“相信我。习惯了之后，哼，他爱得很哪！”

瑟莱丝用毛巾为她母亲擦了擦额头。她低头对着母亲浅浅一笑，用温柔的语调说道：“妈。”她为母亲拭去嘴角的唾液，轻轻地捏捏她的掌心，自始至终不停地在心里对自己说道，我必须离开这里。离开这幢房子，离开这里的一切，离开这些让贫穷和怨恨蛀烂了脑袋的人，这些他妈的什么也不做，眼睁睁坐以待毙的人！

但她母亲毕竟活下来了。她熬过结肠炎和糖尿病，熬过肾衰竭和两次心肌梗塞，甚至熬过了乳腺癌和结肠癌。她的胰脏曾一度坏死，突然就不运作了，却在一周后奇迹般复原，好端端活生生；那之后医生曾数度请求瑟莱丝日后将她母亲的遗体捐出来给他们做研究。

几次之后，瑟莱丝曾问过他们：“你们想研究哪一部分？”

“全部。”

萝丝玛丽·萨维奇·沙马柯有一个反目成仇多年的弟弟还住在平顶区，另外还有两个拒绝跟她有任何往来的妹妹住在佛罗里达；至于她的老公，则因受不住她再三捏弄自己的老二，早早地进了坟墓。瑟莱丝是她流产八次后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小时候，瑟莱丝常常会想象她那些无缘的手足化为孤魂野鬼在地狱边缘来回游荡；她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你们倒快活，哼！

瑟莱丝十几岁的时候十分确定总有一天会有什么人来把她从这一切之中救走。她自认长得不差，个性也不错，还知道怎么笑。把一切条件加在一起，她私下盘算着，这应该是迟早的事。问题是，几年下来她虽然遇到过几个条件还不错的男孩，但他们都不是那种能让她为之神魂颠倒的类型。他们大多来自白金汉，其中绝大多数是出身尖顶区或平顶区的本地人，另外有几个来自罗马盆地，甚至还有一个出身不错的家伙——是她在布莱恩发型美容学校的同学；不过他是个同性恋，虽然当时连他自己都还搞不清楚。

她母亲的健康保险有等于没有，瑟莱丝不久便发现，自己再怎么辛苦加班，都只能勉强应付那数额大得吓人的医疗账单的每月最低应付款。账单金额大得吓人，她母亲宿疾种类多得吓人，但再怎么吓人也吓不死她的母亲。事实上，她倒挺享受这种局面的。她将每一次从鬼门关前掉头走回来的经验都当成某种胜利王牌，用来参加“看谁的命比我烂比我硬有奖大赛”，大卫是这么形容的。每次电视新闻里出现哭倒在火警现场的母亲，哀号着大火是怎么夺去她的房子和她几个小孩的性命时，萝丝玛丽便会嗤之以鼻，扔下一句话：“哼，小孩再生就有了。你倒试试看啊，看你要是同时得了结肠炎和肺衰竭要怎么活下去！”

大卫通常会干笑两声，然后起身再去拿一罐啤酒。

听到厨房传来开冰箱门的声音，萝丝玛丽转头跟瑟莱丝说道：“我看你不过是他的情妇罢了。他老婆的名字叫百威啤酒。”

瑟莱丝答道：“妈，够了！”

她母亲则会顶回去：“什么？”

瑟莱丝最后是（勉强？）和大卫定下来了。他长得不错，也够风趣，而且脾气好得不得了。刚结婚时，大卫在雷神军火公司的收发室当差，算是份很不错的工作；后来虽然因为不景气被裁了，他也很快就在市区的一家饭店找到一份卸货的差事（薪水只有原来的一半），而且从不开口抱怨。事实上，大卫从来就没开口抱怨过任何事情，也几乎从不提起他高中时代以前的往事。瑟莱丝一直到她母亲终于过世那年，才开始觉得这事似乎不太对劲儿。

最后是中风带走了萝丝玛丽。瑟莱丝从超市买完东西回到家，发现她躺在浴缸里，早咽了气。她仰着头，歪着嘴，仿佛刚咬了一口什么太酸的东西似的。

葬礼过后的那几个月，瑟莱丝不断安慰自己，没了她母亲在一旁批评责难或冷言冷语，日子应该会好过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卫的薪水和她的差不多，时薪大约都只比麦当劳多一块钱左右；虽然她母亲生前积累的那堆数额惊人的医疗账单最终并没有转嫁到女儿身上，葬礼的费用却是她躲不掉的。瑟莱丝看着眼前这场财务灾难——未清的前债，少得可怜的收入，怎么也省不下来的日常开销，已届学龄的麦可即将带来的一堆新账单，已经没了信用的信用卡——感觉自己这辈子恐怕都得过着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的日子了。虽然电视上每天都有政府官员沾沾自喜地宣称什么失业率下降、全国就业稳定率节节攀高等等，却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些数据主要代表的是那些专业技术工人，或是那些愿意接受没有前途、没有医疗保险的临时工作的人们。

有时，瑟莱丝会坐在她发现她母亲尸体的浴缸旁的马桶上，灯也不开，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她坐在那里，试着忍住眼泪，试着回想一切，回想自己究竟怎么会把日子过到这步田地。而那天，那个大雨倾盆的周日凌晨三点，瑟莱丝就是坐在那里，浴室门突然被浑身是血的大卫推开了。

他看到她坐在那里，吓了一大跳。她一站起身，他便往后退了一步。

她说道：“亲爱的，发生什么事了？”然后试着伸手碰他。

他又往后退了一步，脚后跟不小心撞到了门槛。“我被人划了一刀。”

“什么？”

“我被人划了一刀。”

“大卫，老天！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掀起衬衫，胸膛上一道长长的、鲜血淋漓的伤口霎时映入瑟莱丝的眼帘。

“我的老天！亲爱的，你得赶紧上医院才行！”

“不，不用了，”他说，“这伤口其实不深，只是血流得多了点儿。”

他说得没错。仔细再看了一眼后，她发现那道伤口应该不到十分之一寸深。只是长了点儿，而且血淋淋的。不过光这道伤口恐怕不足以解释他衬衫和脖子上那一大片血渍。

“是什么人干的？”

“哪个吸毒吸坏脑袋的黑鬼瘪三，”他说道，一边脱掉衬衫，随手扔在水槽里，“亲爱的，我想我这次娄子真的捅大了。”

“你什么？什么娄子？”

他看着她，眼神有些闪烁不定。“那瘪三想要抢我，结果……结果我当然要反抗啊。然后我就被他划了一刀。”

“你反抗？怎么反抗？用刀子吗？”

他拧开水龙头，弯下腰，嘴巴凑上去吞了几口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大概是一下子发狂了吧，我想。我当时真的是发狂了，亲爱的。那瘪三被我整惨了。”

“你……”

“我海扁了他一顿，瑟莱丝。我被他划了一刀后，整个人就发狂了。你了解那种情况吧？我把他扳倒在地，然后我整个人就扑上去了，然后……然后我就失去控制了。”

“所以你这算是正当防卫啰？”

他比了一个“大概是吧”的手势。“老实说，事情如果真的闹上法庭，我想陪审团恐怕不会这么认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她伸出双手握住他的手腕，“你把事情从头跟我说一遍。”

她直视着他的脸。有一瞬间，她以为自己感觉到他眼底有什么东西在那里虎视眈眈，无比狰狞又有些扬扬得意。她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一定是灯光作祟，她这么告诉自己，一定是他头顶那盏便宜的日光灯在作祟。因为，当他低下头去轻轻地抚摸她的手背时，那阵恶心感一下子便退去了，他的脸也恢复了正常的表情——恐惧，但正常。

“我当时正往车子那边走去，”他说道，瑟莱丝坐回马桶盖上，大卫则顺势蹲在她膝前，“那瘪三不知从哪里突然蹿出来，说要跟我借个火。我说我不抽烟，他说他也是。”

“他说他也是？”

大卫点点头。“我当场心跳就加速到两百。因为那附近根本连个鬼影都没有，就我和他两个人。就在那个时候，他突然亮出刀子，跟我说：‘要钱要命你自己选，我他妈的随便你。’”

“他是这么说的？”

大卫身子向后一倾，仰着头。“有什么不对吗？”

“没事。”瑟莱丝只是觉得这话听起来有点儿怪怪的，也许是太像电影台词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谁没看过电影啊，尤其在这个时代。所以说，那个歹徒说不定就是从电影里头学来了这段台词，趁深夜站在镜子前反复练习过，直到自己听起来颇有卫斯里·史奈普或者丹佐·华盛顿的架势为止。

“反正……反正后来呢，”大卫接着说道，“后来我就跟他说：‘省省吧，老兄，我只想赶快上车赶快回家。’不过我这样说实在够蠢，因为这下他连我的车钥匙都想要了。然后，然后我就真的不知道了，亲爱的，我应该害怕才对啊，可我就是不怕，而且还生气了。八成是酒喝多了，酒壮人胆吧，我真的不知道。总之，我就是不想理他，结果他就往我身上划了一刀。”

“你刚才不是说他先给了你一拳吗？”

“瑟莱丝，你他妈的让我把事情一次讲完可以吗？”

她碰碰他的脸颊，说道：“抱歉，亲爱的。”

他在她掌心轻轻一吻。“反正，他就先把我推倒在车子上，朝我挥了几拳，那几拳我全闪过去了，这瘪三于是亮出家伙往我身上划了一刀。我当时只感觉刀子划破了我的皮肤，然后我整个人就发狂了。我朝他太阳穴猛捶了一拳，那瘪三根本没料到我会来这一招，一下子像是愣住了，我趁机赶紧又出了一拳，这次击中了他的脖子；瘪三手一松，刀子掉落在地上，弹远了。于是我整个人朝他扑过去，然后，然后……”

大卫转头望向浴缸，嘴巴还张着，双唇却微微合拢了。

“然后怎样？”瑟莱丝追问道，脑子里依然在试着想象那一幕，那瘪三一手握拳，一手拿着刀子，刀尖对准了大卫的胸膛。“然后你怎样了？”

大卫回过头来，垂着眼，紧盯着她的膝盖。“然后我就完全发狂了，宝贝。那家伙说不定已经被我打死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抓着他的头去撞停车场的水泥地，一遍又一遍，我还捶他的脸，一拳接一拳，那瘪三的鼻子都被我打烂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不是不害怕，可是我更生气，宝贝；我当时满脑子只有你和麦可，我想着自己很可能没法活着走到车子里，我他妈的只因为这条毒虫瘪三懒得靠自己赚钱，我就他妈的得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停车场白白送掉一条命。”他直视着她的眼睛，又说了一遍：“我说不定真的杀了人了，宝贝。”

他看起来如此年轻。眼睛因惶恐而睁得老大，汗津津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头发则因方才一场激斗浸透了汗水和——那是血吗？——没错，是血。

艾滋病，她突然想到。万一那歹徒有艾滋病怎么办？

她随即又告诉自己：不，先不要去管那些。先处理好眼前的事再说。

大卫需要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一直到这一刻，她才赫然明白，为什么大卫从来不抱怨这件事会困扰她。抱怨其实是一种求助的讯号，你是在要求别人来为你解决那些困扰你的问题。但大卫从不需要她的帮助，所以他不曾向她抱怨过任何事情，不管是在他丢了工作之后，还是在萝丝玛丽还活着的时候。但此刻，他就跪在自己面前，喃喃地告诉她，他可能杀了人了，他需要她向他保证，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

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不是吗？是你他妈的恶向胆边生，竟想抢劫一个善良无辜的老百姓，如今你不过是自食恶果。好，就算你因此丢了命，那也是你应得的报应。瑟莱丝飞快地把事情理过一遍：好吧，很抱歉，但没办法，事情就是如此。你愿赌就要服输。

她在丈夫额上轻轻一吻。“宝贝，”她低声说道，“你先冲个澡，那些沾了血的衣服我来处理好了。”

“这样可以吗？”

“嗯，没问题的。”

“你打算怎么处理？”

她其实也不知道。烧了吗？是可以，不过要在哪里烧？公寓里哪有地方。那就后院吧。但半夜三点跑到后院烧东西一定会招来邻居的注意。事实上，管你什么时候跑到后院烧东西，都很难不引人侧目。

“我先把它们洗一遍，”她脱口而出，“我先把它们洗干净了，装到垃圾袋里，然后再拿出去埋了。”

“埋了？”

“嗯，是不太妥当。那就拿去垃圾堆丢了吧……不，等等，”她嘴巴比脑袋转得还快，“我们先把它藏起来，等到星期二早上再拿出去扔。那天是收垃圾的日子，记得吗？”

“嗯……”他拧开淋浴间的水龙头，目光却仍停驻在她脸上，等待着。他胸前那道血痕颜色变深了。她不禁再度担心起艾滋病——艾滋病或是肝炎，所有那些经由血液传染的致命恶疾。

“我知道垃圾车几点来。七点十五分，分秒不差，每个礼拜都一样。除了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二；那些回家过暑假的学生总是会清出一大堆垃圾，所以他们那天会稍微晚一点儿，但是……”

“瑟莱丝，亲爱的，重点是……”

“哦，我的意思是说，嗯，我就等垃圾车快要离开的时候匆匆跑下楼去，假装我漏扔了一袋垃圾，然后趁车子刚启动直接扔进车后头那个大型压缩器里头。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她强迫自己挤出一抹微笑。

他伸手试了试水温，背朝着她。“就这么办吧。嗯，宝贝……”

“怎么了？”

“你还好吧？”

“没问题的。”

A型、B型还有C型肝炎，她想。埃博拉病毒。隔离禁区。

他再度睁大了眼睛。“真的没问题吗？老天，亲爱的，我可能杀了人了。”

她想再靠近他一点儿，想碰碰他。她想离开这个狭小的浴室。她想揉揉他的颈背，告诉他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她想逃离这里，找一个地方把事情想清楚。

但她只是站在原处。“我现在就去洗衣服。”

“好吧，”他说，“你去吧。”

她在水槽底下找到一副橡胶手套，那是她平常刷马桶的时候戴的。她戴上手套，仔细地检查上头是否有任何裂痕或破洞。等确定手套没有问题后，她方才捡起水槽里的衬衫和地上的牛仔裤。牛仔裤上也有不少暗红色的血迹，因而在白色的瓷砖地板上留下一道血痕。

“怎么会连牛仔裤都沾到了呢？”

“沾到什么？”

“血。”

他看着她手上的裤子。他看看地板。“我跪在他身上。”他耸耸肩，“我不知道。大概是溅上来的吧，跟衬衫一样。”

“哦。”

他迎着她的目光。“嗯，应该就是这样。”

“好吧。”她说。

“好吧。”

“好吧，那我去厨房洗衣服了。”

“嗯。”

“嗯，就这样。”她说道，然后转身离开浴室，留他一个人站在原处，一手放在水龙头底下，等着水变热。

她站在厨房里，将衣服扔进水槽，拧开水龙头，然后怔怔地望着鲜红的血块，还有一点点半透明的肉屑——老天，还有几块像是脑浆的东西——被哗哗流下的自来水冲进了排水管。她始终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的身体竟可以流出这么多血。他们说一个人体内大约有六品脱的血，但瑟莱丝始终觉得应该不止。她四年级的时候曾有一次和朋友在公园里追着玩，一不小心绊倒在草地上；就在她挣扎着想抓住什么东西稳住身子时，她的手掌却让隐没在草丛间的一只破玻璃瓶划了一个大口子。那次意外截断了她手掌上每一条主要血管，幸好她当时年纪还小，恢复得快，但她四指的指尖却直到她二十岁那年才真正恢复了全部知觉。无论如何，关于那次意外，她记得最清楚的便是血。从她身体里头流出来的血。当她从草丛间把手举起来时，她感觉手肘一阵酥麻，然后便眼睁睁地看着鲜红的血液从她手掌上那个大口子里汩汩地流淌出来。两个玩伴当场失声尖叫。回到家里，就在她母亲打电话叫救护车的几分钟内，她的血便填满了整个水槽。到了救护车上，他们用弹性绷带一圈一圈把她受伤的手捆扎得有如她大腿那般粗，但不出两分钟，绷带便被她的血浸透了。在市立医院里，她躺在白色的急诊室床上，默默地看着鲜血迅速填满了床单上的沟槽，然后往下滴落，在地板上形成一个又一个鲜红色的小水洼。就这样，血不停地流，她母亲终于发现了，放声尖叫，直到一名值班的住院医师不得不让瑟莱丝插队，安排她优先就诊为止。不过是一只手，竟流得出那么多血。

而眼下，不过是一个人的头，竟也流出了这么多血。因为大卫抓着他的头去撞水泥地，因为大卫反复殴打他的脸。歇斯底里，她想，一定是的，恐惧引发的歇斯底里。她将戴着手套的双手伸到水柱底下，再次检查上头是否有破洞。没有。她在衬衫上倒了洗涤精，拿钢刷使劲地搓揉刷洗，然后拧干了，再从头重复一遍这个过程，直到拧出的水从粉红色渐渐变成了无色的清水。就在她打算朝牛仔裤进攻的时候，大卫冲好澡，围着一条浴巾走进了厨房，坐在桌边，一边啜饮着啤酒，一边抽着萝丝玛丽之前藏在柜子里的烟。

“我他妈的真的是搞砸了。”他柔声说道。

她点点头。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他低声继续说道，“不过就是一个寻常的周六夜晚，你像往常一样出门，要的也很简单，就想轻松一下，结果呢……”他站起身，走到她身边，半倚在炉子上，看着她奋力扭干了牛仔裤左边的裤管。“你为什么不用洗衣机洗呢？”

她抬头看着他，注意到他胸前那道伤痕在他冲过澡后微微有些泛白。她突然生出一股想放声咯咯傻笑的冲动。她忍住了，只是淡淡地开口说道：“以免留下证据啊，亲爱的。”

“证据？”

“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些血迹还有……还有那些什么的，可能会比较容易在洗衣机内部留下痕迹。水槽可能会比较好处理。”

他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证据。”

“证据。”她说道，忍不住露齿一笑，突然感觉自己被扯进了什么危险的阴谋里。危险而刺激的大阴谋。

“妈的，宝贝，”他说道，“你真是个他妈的天才。”

她拧干了裤腿，关掉水龙头，转身浅浅一鞠躬。

凌晨四点，却是她几年来最清醒的一刻。像八岁小孩在圣诞节早上等着拆礼物的那种清醒。仿佛她血管里流的是咖啡因那种清醒。

终其一生，你都在等待这样的事情。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你等待着这样的机会，这种被扯入某件充满戏剧性的大事的机会。不是账单未付或是夫妻争吵那种芝麻绿豆大的日常戏码。不。这不是戏。这是真实生活中确确实实已经发生了的事。比真实还要真实。她的丈夫可能杀了人。如果那个坏人真的死了，警方一定会想查清楚是谁干的。而如果他们真的查到大卫头上，他们就会需要证据。

她几乎可以想象他们坐在厨房桌边，摊开记事本，身上依然飘散着早上的咖啡味和前夜酒吧的烟臭与酒味，然后对着她和大卫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的口气不至于无礼，但会暗藏威胁。她和大卫将会以礼相待，但依然不为所动。

因为追根究底，办案讲的不外乎证据两字。而证据已经被冲下水槽，通过排水管流到阴暗的下水道里去了。明早，她将把水槽下方的水管也拆开来，用漂白水老老实实地刷洗一遍。她将把那件衬衫和那条牛仔裤装进塑料垃圾袋，藏起来，星期二一早再扔进垃圾车后头那个巨大无比的机器里，让它们和那些腐烂的鸡蛋、发臭的肉屑菜屑及干掉的面包混在一起，搅拌、压缩到谁也认不出来。没错，她将这么做。她将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强大也更好了。

“这会让你觉得很孤单。”大卫说道。

“你说什么？”

“伤害人。”他轻轻地说道。

“但你不得不这么做呀。”

他点点头。在深夜阴暗的厨房里，他全身都泛着一层淡淡的灰色。他看起来更年轻了，仿佛刚刚才从娘胎里钻出来。“我知道。我真的知道。但是……但是它就是会让你觉得孤单。它就是会让你觉得……”

她伸手碰触他的脸。他吞了一口口水，喉结随之上下滑动。

“觉得自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最终说道。

①一种用于止痛解热的药品。

第五章 橙色窗帘

周日清晨六点，离女儿娜汀初领圣体仪式还有四个半小时，吉米·马可斯接到彼得·基尔包的电话，告诉他店里忙不过来了。

“忙不过来？”吉米从床上坐起来，瞄了一眼闹钟。“妈的，彼得，现在才六点，你和凯蒂连六点都应付不过来，等到八点那群刚从教堂做完礼拜的客人涌进来，你们又打算怎么办？”

“问题就出在这里，吉米。凯蒂晚了。”

“她什么？”吉米掀开被子，下了床。

“她五点半就该到了，我没记错吧？到现在还不见人影。送甜甜圈的货车在后门猛按喇叭，前面柜台咖啡壶空了我一直没时间补……”

“嗯。”吉米说道，一边往凯蒂的房间走去。五月的清晨，空气中还残留着三月傍晚的寒气，一阵阵从他的脚底往上蹿。

“一群建筑工人——妈的，看那几张吸饱了安非他命的脸我就知道，昨晚酒吧关门后八成又晃到公园里喝了一整晚——总之他们在五点四十的时候像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柜台上两壶哥伦比亚和法式烘焙咖啡全让他们清光了。熟食柜台就更别提了，一团糟。星期六晚班那几个浑小子你一小时付他们多少钱啊，吉米？”

“嗯。”吉米又哼了一声，轻敲一下后随即推开凯蒂的房门。房间里空无一人，更糟的是，枕头床单铺得整整齐齐的。凯蒂昨晚根本没回家。

“你最好给他们加点儿薪，要不干脆叫那几个没用的懒骨头卷铺盖回家吃自己，”彼得说道，“我接了班还得花上整整一小时帮他们擦屁股，然后才能——哦，早安，卡墨迪太太。咖啡正在煮，马上就好了。”

“我待会儿就到。”吉米说道。

“还有，报纸还堆在那里，我根本没空整理，他妈的，我一个人有几只手啊……”

“我说我马上到。”

“真的？太好了。谢啦，吉米。”

“彼得？你拨通电话给萨尔。他今天是十点的班对吧，你看看他能不能提前到八点半到。”

“哦？”

吉米听到电话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喇叭声。“你就他妈的行行好，赶快去帮后门那小伙子开个门吧，他还有一车的甜甜圈要送呢。”

吉米挂了电话，踱回卧室。安娜贝丝这会儿也醒了，坐在床上，哈欠连连。

“店里打来的？”她又打了记哈欠，一边从喉咙底挤出几个字。

他点点头。“凯蒂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今天，”安娜贝丝说道，“今天是娜汀的初领圣体仪式呢，她偏偏跑出去了。万一她待会儿没出现在教堂里怎么办？”

“她不会连她妹妹这么重大的日子也错过的。这点我还能确定。”

“我可不像你这么有把握，吉米。她昨晚要是醉得连班都不上了，说不定……”

吉米耸耸肩。一说到凯蒂，安娜贝丝就没啥好商量的了。安娜贝丝对她这个继女态度两极，要不就百般挑剔冷若冰霜，要不就亲昵得仿佛两人是最好的手帕交似的，中间根本没有灰色地带。吉米很清楚，他不无罪恶感地想起，这一切都是因为安娜贝丝出现的时候，七岁的凯蒂不但才刚刚开始认识她的父亲，而且还没从失去母亲的伤恸中恢复过来。对于这么一个女性角色出现在她与父亲同住的这幢冷冰冰的公寓里，凯蒂始终心怀感激，也从不吝于开口表达这份由衷的感激。但丧母之恸伤她甚深——吉米明白，这种伤恸几乎没有复原的可能——于是这十多年来，每当凯蒂心头这道伤口偶然又裂开了，安娜贝丝便首当其冲，成了她发泄的对象。血肉之躯的继母毕竟敌不过生母的幽魂。

“天哪，吉米。”安娜贝丝看着丈夫在充当睡衣的T恤外头套了件运动衫，然后四下寻找他的牛仔裤，“你不会是要去店里吧？不会吧？”

“去个一小时就回来，”吉米瞥见挂在床柱上的牛仔裤，“最多两小时。反正萨尔本来十点就该接凯蒂的班。我已经让彼得打电话叫他早点儿来了。”

“萨尔少说也有七十几岁了吧？”

“没错。所以说，要他早点儿到也没错。老人那种膀胱，我看他八成四点就被尿憋醒了，睡不着还不是只能守着电视。”

“妈的。”安娜贝丝一把掀开被子，下了床，“妈的，该死的凯蒂。连今天这种日子也打算捣乱是吧？”

吉米心头一热。“她最近还捣过什么乱吗？”

安娜贝丝跨进浴室，一边举手示意叫吉米别再说了。“你知道她人可能在哪里吗？”

“不是在黛安家就是在伊芙家吧。”吉米说道，依然对安娜贝丝那只举起的手感到有些反感。安娜贝丝，他挚爱的妻子，有时似乎真的不知道自己竟能这么冷酷无情——这显然是萨维奇家族所有成员的特色——她似乎浑然不知自己随便一个厌恶的表情竟能对旁人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再不然就是在男朋友家。”

“是吗？她最近又交了新男朋友吗？”安娜贝丝拧开淋浴间的水龙头，然后退到洗脸台前，等水变热。

“我还以为你比我清楚呢。”

安娜贝丝伸手拿过牙膏，摇摇头。“我只知道她去年十一月和小西泽分手了。我就想知道这个。”

吉米穿上鞋子，忍不住露出微笑。安娜贝丝老喜欢称呼巴比·奥唐诺为“小西泽”，再不然就是一些更加不堪入耳的诨名。这不只是因为巴比·奥唐诺是个装腔耍酷、自以为是什么道上兄弟的小浑球，最主要还是因为他那肉乎乎的五短身材确实颇有几分爱德华·罗宾逊的影子。凯蒂去年夏天开始和他交往后，家里的气氛确实紧张了好一阵子。他那几个大舅子信誓旦旦地跟他保证，要他有必要时说一声，他们很乐意做了那个小兔崽子——吉米不是很确定，萨维奇兄弟这番宣言究竟是因为看不惯自己疼爱的继外甥女竟和这种人渣搞上了，还是因为巴比·奥唐诺渐渐成了气候，威胁到了他们的地盘。

最后是凯蒂自己决定和他分手的。除了一堆半夜三更打来的电话，以及去年圣诞节，巴比和罗曼·法洛出现在马可斯家门前，差点儿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外，这手分得还算平和。

安娜贝丝对巴比·奥唐诺的这种憎恨在吉米眼里颇为有趣。他常常私下臆想，安娜贝丝之所以会对巴比这样深恶痛绝，或许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像爱德华·罗宾逊，并且睡了她的继女；或许还因为相较于她的哥哥们——尤其是玛丽塔去世前那几年的吉米——这种她眼中真正的“专业”罪犯，巴比不过是个什么也算不上的半吊子罢了。

玛丽塔去世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了；当时，吉米正在温斯洛的鹿岛州立监狱服那两年有期徒刑。在一次周六探监时，玛丽塔抱着挣扎不休的五岁的凯蒂，告诉吉米，她手臂上的一颗痣不知怎么颜色变深了，她决定星期一去小区诊所让医生看看。图个安心罢了，她是这么说的。四周后，玛丽塔开始接受化学治疗。她第一次告诉吉米那颗痣的事六个月后，玛丽塔便去世了。在那之前的许多个周六，吉米只能坐在那张到处是烟疤的深色大木桌——那上面累积了超过一世纪的汗液精液和无数罪犯的喊冤或是懊悔之词——后头，看着自己的妻子一周比一周憔悴苍老。到去世前最后一个月，玛丽塔已经病到无法前去探监，甚至无法提笔写信，吉米也只好满足于偶尔的几通电话——但电话中的玛丽塔不是疲倦虚弱到气如游丝，就是因为药物作用思绪紊乱到接不上话，通常是两者兼有。

“你知道我最近一直梦到什么吗？”有一次在电话中，她喃喃说道，“每天都梦到哪。”

“你梦到什么了，宝贝？”

“橙色的窗帘。大大的、厚厚的橙色窗帘……”她咂咂嘴，吉米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玛丽塔用力吞水的声音。“好多橘红色的窗帘，挂在晾衣绳上，让风吹得啪哒啪哒直响，吉米。飘啊飘。就这样，风一直吹，窗帘一直飘，飘啊飘啊飘。数不清的橙色窗帘，在一片完全看不到边际的田野里，不停地飘啊飘……”

吉米等了一会儿，但玛丽塔却不再作声了。他怕她就这么说着说着就昏睡过去了，像之前很多次那样，于是赶紧开口说道：“凯蒂最近乖不乖？”

“啊？”

“我问你凯蒂最近乖不乖，亲爱的。”

“你妈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不过她有些伤心。”

“谁伤心？我妈还是凯蒂？”

“都是。唉，吉米，我要挂电话了。头好晕。好累。”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宝贝。”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吉米？我们从没有过橙色的窗帘，对不对？”

“对。”

“真怪。”她说道，然后便挂上了电话。

这是她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真怪。

是啊，是很怪。婴儿时期就已经在那里的一颗痣有一天竟会突然变黑，而短短二十四个星期后——那时你几乎已经两年不曾和你的丈夫一起躺在床上，让你俩的脚交缠在一起——你就被放进一个四四方方的长盒子里，而你那上了手铐脚镣的丈夫却只能站在五十码外，让两名武装警卫架着，怔怔地看着你入土。

葬礼后两个月，吉米终于假释出狱。他穿着被捕离家当天穿的衣服站在厨房里，对着已经成了陌生人的女儿微笑。他或许还记得她生命中的前四年，她却浑然不知。她只记得后头那两年，或许再加上一些记忆的片段。她只记得自己每个周六都会被带到那个阴冷潮湿、始终飘着一股恶臭的大房间，隔着一张疲态毕露的长桌，看着这个以前或许曾在家里看到过的男人；那幢建在印第安人的旧坟场上的古老建筑，外头狂风呼啸，里头天花板低垂，四壁渗水发霉。吉米站在厨房里，同女儿远远地互相打量着，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没用。他蹲下来，满心的无依和恐惧；他轻轻握住女儿的一双小手，突然感觉自己的一部分仿佛飘在半空中，俯视着底下这两个人。飘在半空中的那个他心里想着：老天，多么可怜的一老一小。两个陌生人，站在破烂不堪的厨房里，打量着对方，在心里努力尝试着不去恨她，恨她就这样抛下他们，要他们不得不守着彼此，茫茫然不知道要怎么把日子过下去。

他的女儿——这个活生生的、会呼吸的甚至还没完全成型的小东西——现在就只能靠他了，也不管他或她愿不愿意。

“她在天堂看着我们哪，”吉米告诉凯蒂，“她很为我们感到骄傲。真的。”

凯蒂问道：“你还要回去那个地方吗？”

“不，我永远不回去了。”

“那你会去别的地方吗？”

在那一瞬间，吉米真心觉得自己宁愿回到鹿岛那个大粪坑，甚至比那里还糟的地方都没关系；他宁愿再蹲上五六年的苦牢也不愿意待在这里，被迫二十四小时面对这张陌生的小脸，面对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未来，面对他这段残余的年轻岁月。

“没事，”他终于说道，“我跟定你了，哪里也不去。”

“我饿了。”

这三个字像道闪电击中了吉米——哦，老天，从今以后这小东西饿了都只能找我。我得喂她养她，一辈子不得脱身。老天。

“嗯，好吧。”他说道，脸上那抹硬撑的微笑似乎随时都会飘散，“我们现在就去弄东西吃。”

吉米在六点半之前便赶到了木屋超市。他接管了收银台和乐透机，好让彼得能腾出手脚把基墨街的葛斯瓦米甜甜圈店送来的甜甜圈，还有东尼·布卡的面包店送来的面包馅饼放上货架。一有空档，吉米便赶紧从店后端来一壶壶煮好的咖啡，倒进柜台上的大型保温壶里，然后拿来刀片，割断捆那几大摞周日版《波士顿环球报》《前锋报》，以及《纽约时报》的麻绳。把该夹入报纸的广告和周日漫画特刊一一弄妥后，他将它们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结账柜台下头的糖果架前方。

“萨尔说他几点到？”

彼得说：“他说他最快也要九点半才能到。他车子坏了，所以得搭地铁。他住得可远了，少说要换两次地铁再加上一段公交车，而且他说他还得换一下衣服。”

“妈的！”

七点十五分左右，店里涌入了一小股人潮。这批顾客多半是刚下大夜班的警察（大部分来自九区）、圣雷吉娜医院的护士，以及平顶区和罗马盆地附近几家逾时违规营业的夜总会的女招待。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店里，神情中却又透露着几许一时还未松懈下来的机警，甚至是某种终于获得解放的兴奋之情，仿佛他们是刚刚步下战场的幸存者，浑身浴血却侥幸全身而退。

做完早场礼拜的人群还有五分钟才会蜂拥而至，吉米趁机拨了通电话给德鲁·皮金，问他是否看到过凯蒂。

“嗯，我猜她在我家。”德鲁说道。

“是吗？”吉米发现自己的口气中透露出一股希望，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原先的压抑。

“我猜啦，”德鲁说道，“我再去确定一下。”

“谢啦，德鲁。”

他听着电话里传来德鲁沉重的脚步声，啪哒啪哒敲打在木质地板上，一边递给哈蒙太太两张刮刮乐彩票，收了钱，勉强忍下差点儿被老太太浓浓的风油精味熏出来的眼泪。他听到德鲁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感觉自己心跳微微加速。他找了十五块给哈蒙太太，微笑着挥手送她走出店门。

“吉米？”

“我在。”

“唉，不好意思，我搞错了。睡在伊芙房里地板上的是黛安·塞斯卓，不是凯蒂。”

吉米的心脏漏跳了一拍，仿佛是突然让镊子掐住了。

“嘿，没关系。”

“伊芙说凯蒂昨晚一点左右送她们回来，没交代说要去哪儿。”

“谢啦，德鲁。”吉米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我再打几通电话找找看。”

“她有男朋友吗？”

“唉，十九岁的女孩子……男朋友随时都有，只是不知道又换成哪一个了。”

“这倒是真的，”德鲁边说边打了个哈欠，“我们家伊芙还不是，一天到晚都有不同的男孩子打电话来家里，妈的，我就说她恐怕得在电话旁边放一本花名册才搞得清楚谁是谁。”

吉米勉强挤出几声干笑。“总之谢啦，德鲁。”

“没事的，吉米。你多保重。”

吉米挂上电话，目光却不觉死盯着收款机的键盘，仿佛它随时会开口跟他说话似的。这不是凯蒂第一次彻夜不归；老实说，这甚至不是第十次。而且这也不是她第一次无故没来上班。不过她通常会先打电话报信。话又说回来，说不定她是遇上了哪个有着电影明星的外貌和都市男孩的翩翩风度的臭小子……吉米自己还没有老到完全忘了年轻是怎么回事。虽然他怎么也不会在凯蒂面前漏了口风，但他也还不至于假道学到真的去厉声责骂她。

系在店门上的铃铛响了起来，吉米这才回过神来，看着第一拨刚做完礼拜的老头儿老太太们潮水般涌进店里，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埋怨着一早阴冷的天气、神甫让他们不尽满意的布道，还有满街的垃圾。

站在熟食柜台前的彼得应声抬起头来，用抹布迅速擦过手。他把一整盒橡胶手套扔在熟食柜台上，然后便在二号收款机后站定。他转头低声对吉米说道：“欢迎来到地狱。”接着，第二拨赶早班的虔诚信徒也冲进了店里，情形比起第一波毫不逊色。

吉米已经有两年多不曾值过周日的早班了，他几乎已经忘了这场面会有多混乱。彼得说得没错。这群在大多数人还沉醉在梦乡里的时候便起床整装、不到七点便塞满了圣西西莉亚教堂的虔诚老人们，拿出他们异于常人的宗教热情横扫吉米这家小店，清光架子上所有的甜甜圈和面包，倒光几大壶热咖啡，喝光冰箱里的牛奶，连柜台下方的报纸都让他们抽掉了至少一半。他们满不在乎地踩过不幸掉落在地上的土豆片和装在成串的塑料小袋里的花生，不顾前头还排了先到的人，一径对着吉米和彼得大声嚷嚷着自己单子上的东西——三明治、乐透彩票、刮刮乐、巴尔摩或者切斯菲尔牌香烟……然后，在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们更不会管身后还有多少顶着白发或秃了的人头在攒动，从容地询问着吉米或彼得的家人最近好不好，一边不慌不忙地在皮包里搜寻，非得找出里头每一个粘着棉屑的一分钱钢镚儿不可。最后，他们还要花上好些工夫把一个个装满东西的塑料袋从柜台上拽下来，让路给下一个早已气得开骂的顾客。

吉米自从上回参加过一个酒类饮料无限供应的爱尔兰婚礼后，就再也没看到过这样混乱的场面了。当最后一个白发苍苍的顾客终于跨出店门的时候，他抬头瞄了一眼指着八点四十五分的时钟，方才发现自己穿在运动衫底下的那件T恤已经让汗水浸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他看着眼前的爆炸案现场，再转头望望彼得，心头突然涌出一股惺惺相惜的情感；他不觉想起了七点十五分那群警察、护士和妓女，他感觉自己和彼得之间的情谊因为两人携手打过周日清晨八点这场混仗，已经瞬间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那群来势汹汹的银发大军。

彼得面露疲色，对他露齿一笑。“接下来还有半小时可以喘口气。不介意我去后门抽根烟吧？”

吉米开心地笑了，突然对自己亲手建立的这家街角小店感到无比骄傲。“妈的，彼得，你爱抽抽一整包都行！”

他整理了走道货架上的商品，再补满奶制品架。当他正要端出更多馅饼与甜甜圈时，店门上的铃铛再度响起，他看着布兰登·哈里斯领着他那个绰号“沉默的雷伊”的哑巴弟弟晃过柜台，往堆放着面包、洗衣粉、饼干以及茶袋的货架那边走去。吉米假意低头忙着整理甜甜圈的包装袋，一边希望彼得不会当真给自己放上一段假。他希望他能立刻滚回店里。

他偷偷往走道那边望了一眼。他注意到布兰登的视线不住地往收银柜台那边飘，一副打算抢劫或是找人的模样。有那么几秒钟，吉米还以为彼得真的不顾他的吓阻在店里卖起大麻来了。但他随即恢复了理智，想起当时彼得曾直视着他的眼睛，发誓永远不会做任何伤害这家店的事。吉米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因为，除非是什么骗子之王，否则谁也没办法看着吉米的眼睛说谎。他捕捉得到你所有的眼神，哪怕是极其细微的牵动，他都能看得穿，识得破。吉米从小看着他的酒鬼父亲醉眼蒙眬地许下一个又一个永远不会兑现的承诺——看多了自然也学会辨认了。吉米想起彼得曾直视他的眼底，发誓绝对不会在店里卖大麻；他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那么，布兰登到底想干什么？他不会蠢到想在他店里偷东西吧？吉米认识布兰登的父亲雷伊·哈里斯，他知道这家人血液中确实带着不少愚蠢的因子；但是，有什么蠢蛋会蠢到拖着一个十三岁的哑巴弟弟跑到东白金汉平顶区与尖顶区的交会点来抢一家小店呢？此外，如果说哈里斯一家还有什么头脑清醒的人，吉米不得不承认那八成就是布兰登这小子。他是个话不多的小伙子，长得倒是一表人才，而吉米也早就学会了辨认一个人到底是因为蠢到开口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还是只是生性沉默，喜欢静静地听，静静地看，静静地观察周遭的一切。布兰登绝对是后者；你感觉得到，他或许知道得太多了些。吉米感到有些不安。

他转身朝着吉米，两人的目光终于交会了。布兰登朝吉米紧张而友善地一笑：那笑容夸张了些，仿佛他心里还有什么别的打算似的。

吉米先开口了：“找什么东西吗，布兰登？”

“嗯，马可斯先生，也没有啦。只是想帮我妈买些她爱喝的那种爱尔兰茶。”

“巴利牌是吧？”

“嗯，嗯，没错。”

“在隔壁走道的架子上。”

“哦，谢了。”

吉米往收款机柜台后头走去时，彼得恰巧也带着满身烟味回来了。

“你刚说萨尔几点会到？”

“就现在啊，应该随时会到吧。”彼得往后一靠，倚在刮刮乐彩票下方的香烟柜台玻璃拉门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动作真是慢哪，吉米。”

“谁？萨尔吗？”吉米看着布兰登腋下夹了包巴利红茶，与沉默的雷伊站在中间走道中央，迅速地比画着手语，“也难怪啊，他都快八十岁了。”

“我当然知道他动作慢的原因，”彼得说道，“我要说的是，吉米，刚才八点那场混仗要是就我和他在的话，老天，我简直不敢想象。”

“所以我向来把他排在人少的时段。总之，刚才不该是你和我，也不该是你和萨尔在。应该是你和凯蒂在才对。”

布兰登和沉默的雷伊站定在柜台前，吉米发现他刚提到女儿的名字时，布兰登脸上闪过一抹不太寻常的神情。

彼得的身子往收银机一靠，问道：“就这些吗，布兰登？”

“我……我……我……”布兰登一时竟结巴了起来，他转头看看弟弟。“嗯，应该是吧。我再问问雷伊。”

两人又是一阵飞快的比画。速度之快，吉米以为就算他俩是在用一般的言语沟通，他恐怕也来不及听懂。沉默的雷伊两手像通了电似的飞快地比画着，脸上倒是毫无表情。他向来就是个阴阳怪气的孩子，同他妈一个模子，木然的神情底下隐约透露出某种桀骜不驯。他曾经跟安娜贝丝提过一次，她却指控他歧视残障人士；但他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雷伊那张死寂的脸和无声的嘴后面确实隐藏着某种东西，让人不觉想拿榔头狠狠地把它敲出来。

他俩的比画终于告一段落。布兰登弯下腰去，从糖果架上拿了一根柯曼嚼嚼棒。吉米立刻联想到他的父亲，他在柯曼糖果厂工作那年身上那股甜腻的气味总是挥之不去。

“还有一份《环球报》。”布兰登说道。

“没问题。”彼得又敲了几下键盘。

“嗯……我还以为星期天是凯蒂的班呢。”布兰登递给彼得一张十元纸钞。

彼得扬着眉，咚一声敲开收银机，弹开的现金抽屉直直地抵着他的下腹。“你想找我老板的女儿，哦，布兰登？”

布兰登不敢看吉米。“没有啦，没有的事。”他干笑了几声。“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啦，她星期天不是通常都在吗？”

“今天是她妹妹的初领圣体仪式。”吉米说道。

“哦，你说娜汀是吧？”布兰登终于看向吉米，眼睛睁得大了些，笑容也夸张了些。

“娜汀，没错，”吉米说道，心里却忍不住有些纳闷，这小子名字记得未免太清楚了点儿吧。“没错。”

“嗯，代我和雷伊向她说声恭喜。”

“当然，布兰登。”

彼得将茶包和糖果棒装进塑料袋的时候，布兰登低头盯着柜台，头还轻点了几下。“嗯，好吧，就这样啰，谢啦。我们走吧，雷伊。”

布兰登说话的时候脸并没有朝着雷伊，但雷伊还是挪动了身子。吉米这才突然想起来，雷伊只是哑，并不聋。人们常常会忘了这档事。毕竟这样的例子并不常见。

两兄弟走出店门后，彼得突然开口：“嘿，吉米，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吧。”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那小子？”

吉米耸耸肩。“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讨厌，说真的。只是……只是你难道不觉得那小兔崽子真的有些说不出的古怪吗？”

“哦，他？”彼得说道，“也没错啦，那小子真是有些阴阳怪气的，不说话，光是盯着人看，看得人浑身不舒服。这我没说错吧？不过我不是说他，我是说布兰登。我的意思是，那小子看起来人不错，话不多，很有礼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你注意到了吗，他其实不必跟他那个哑巴弟弟比手语的，他又不是听不到；不过我想他只是不想让他觉得孤单之类的。这点倒是不错。但是，吉米，你每次盯着他看的模样还真是有些吓人，好像你随时会扑上去，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似的。”

“我没有吧。”

“你就是。”

“真的吗？”

“他妈的假不了。”

吉米的目光越过乐透机，隔着微微蒙尘的橱窗玻璃望向外头静静躺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的白金汉大道。他感觉布兰登那抹该死的微笑还残留在他的血液里，不住地搔弄着他。

“嘿，吉米，我随便说说，你可别当真……”

“萨尔来了。”吉米说道，依然望着外头。他看着老人步履蹒跚地过了街，朝店里走来。

“妈的，也差不多是时候了。”

第六章 因为它折断了

西恩·狄文的星期天——他停职一周后复工的第一天——是由闹钟铃声揭开序幕的。铃声恶狠狠地把他从沉沉的梦境中揪出来，像是胎儿被人从子宫里推挤出来，在朦胧中随即明白，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他不太记得自己究竟梦到了什么，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画面；他还隐约记得这场梦本来就没有什么逻辑剧情可言，但那种鲜明的感觉却像把剃刀似的抵在他后脑勺上，搞得他整个早上都心神不宁。

他的妻子萝伦曾出现在梦里，他甚至能闻到她皮肤的味道。梦里的她穿着一件打湿了的白色泳装，顶着一头乱糟糟的长发，比现实中的还长，颜色还深，像潮湿的海沙；她一身皮肤让阳光晒得铜中带金，脚踝和脚背上还沾了点儿沙子。她浑身散发着阳光和海洋的味道，坐在西恩腿上，轻吻他的鼻尖，用纤长的手指搔弄他的喉头颈项。他俩坐在一幢海滨小屋的前廊上，西恩听得到海浪声却看不到海洋；原来该是海洋的地方只有一个宽如足球场的巨型空白电视屏幕。西恩记得自己曾转头望向屏幕中央——他只看到自己，不见萝伦的踪影；只有他坐在那里，拥抱着一团空气。

但他掌心传来温暖的感觉。货真价实的温暖。

接下来，他只记得自己站在小屋顶上，怀里的萝伦换成了冰冷的金属风向标。他紧握着它，而他脚下的房屋却裂开了一个大洞，底部停着一艘搁浅的帆船。然后他突然又全身赤裸躺在床上，怀里还躺着一个陌生的女人；梦里的他意识到萝伦就在隔壁房里，从屏幕上观看他与女人的一举一动；一只海鸥冲撞着窗子，冰块似的玻璃碎片散落在床上，而西恩——穿着整齐的西恩——则站在床边，凝望着眼前的一切。

海鸥痛苦地喘息，说道：“我脖子好疼！”然后西恩便醒了；他甚至来不及告诉它：“那是因为你的脖子折断了。”

他醒了，梦的滋味却仍在他头盖骨底下盘桓，像棉絮，像绒毛，牢牢地黏在他眼皮底下与舌头上。闹钟铃声大作，他却迟迟不肯睁开眼睛，一心希望这铃声只是另一场梦，希望自己不曾醒来，希望这铃声只是他的幻觉。

终于，他还是睁开了眼睛，陌生女人胴体的坚实触感和萝伦皮肤的海的味道却依然弥漫在他的脑细胞间；然后他明白了，这不是一场梦，不是一场电影，甚至不是一首悲歌。

是这些被单，是这间卧室，是这张床。是被遗留在窗台上的空啤酒罐，是直射他双眼的阳光，是床头柜上那个响个不停的闹钟。是那个水滴个不停而他却总是忘了修理的水龙头。是他的生活，是这一切。

他关掉闹钟，却还不肯下床。他甚至不愿移动他的头，因为他不想知道自己是否得为昨晚灌下的那些酒精付出代价。宿醉会让他回去上班的第一天有如两天那么长，而受到停职处分后回去上班的第一天本来就够难挨了——那堆不得不吃的屎，那些针对他的不好笑却又不得不笑的玩笑。

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聆听街上传来的喧哗声，聆听隔壁那台电视从半夜开到清晨的哔哔声，聆听天花板吊扇、微波炉、烟雾测试器，还有冰箱传来的嗡嗡声。使用中的电脑嘤嘤作响。手机、掌上电子记事本。从厨房到客厅，从外头的大街到总局办公室，从范尼尔丘的廉价公寓到东白金汉的平顶区，每时每刻都有东西在哔哔哔嗡嗡嗡响个不停。

这年头所有东西都会叫都会响。所有东西都求迅速灵活求动求变。所有人都加快脚步跟着时代脉搏变化前进。

这他妈的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

他就想知道这个。这世界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快脚步往前冲，独留他在后头遥望着众人渐行渐远的背影？这到底他妈的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

他闭上眼睛。

萝伦离开的时候。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布兰登·哈里斯瞪着电话，仿佛想用意志力命令它响起。他瞄了一眼手表。迟了两个小时了。这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凯蒂向来不守时，他其实也早习惯了，但为什么连今天也不能例外？布兰登都快等不下去了。不在店里，那她到底在哪里呢？说好的计划，是凯蒂早上还是去木屋超市上班，从那里打通电话给他，然后去参加她异母妹妹的初领圣体仪式，之后才来和他碰头。但她没去上班，也没打电话。

他不能打电话给她。打从他俩正式交往以来，这大概是最让他扫兴的一点了。凯蒂通常会在三个地方出没——刚开始交往时她还常往巴比·奥唐诺的住处跑，或者是在她和她父亲、继母还有两个异母妹妹共住的那间位于白金汉大道上的公寓里，再不然就是在楼上她那群脑袋严重异于常人的舅舅家里。她那群恶名昭彰的舅舅里头就属尼克和威尔最疯，没人管得了压得住；还有就是她父亲吉米·马可斯。他和凯蒂怎么也猜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但吉米就是对他恨之入骨。凯蒂稍微懂事以后他就一直把话说得很清楚：“离哈里斯一家远一点儿；你要是敢带其中任何一个回家，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

据凯蒂的说法，她父亲通常是个讲理的人；但有一晚，她曾倚在布兰登胸前，豆大的泪珠滚滚而下，喃喃控诉道：“他一说到你就发狂，像个疯子似的。我记得有一次，他喝醉了回家，醉得都口齿不清了，却还一直在那边跟我念，说我妈的事，说她有多爱我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了：‘该死的哈里斯那一家子，全是些人渣。’”

人渣！这两个字像一口浓痰似的哽在布兰登喉咙口。

“‘你离他们愈远愈好，听到了没有，凯蒂，我就要求你这一件事。求求你。’”

“所以呢？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布兰登问道，“你怎么会跟我在一起呢？”

她翻过身子，枕着布兰登的手臂，对他惨然一笑。“你真的不知道？”

这是实话。布兰登确实不知道。凯蒂是一切。是至高无上的女神。而布兰登却只是，嗯，布兰登。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你很善良。”

“我是吗？”

她点点头。“我看过你对待雷伊和你妈妈的样子，甚至街上随便什么人都一样，你对他们都那么好，布兰登。”

“很多人都对人很好。”

她摇摇头。“对人好和善良是两回事。”

听凯蒂这么一说，布兰登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还没遇到过不喜欢他的人——不是人缘超好超受欢迎那种喜欢，而是“布兰登那小子还算不错”那种喜欢。他不曾树敌，小学毕业后就没再打过架，甚至没听过人家跟他说过一句重话。也许这真是因为他很善良；也许，正如凯蒂所说，这并不常见。或者，这也许只是因为他天生就不是那种会把人惹毛的人。

除了凯蒂的父亲。那是一个谜，但那种情绪却货真价实，不容否认：恨。

半小时前，布兰登刚刚在木屋超市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仇恨——那股从吉米·马可斯身上散发出来的，压抑而沉默的仇恨，像是某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病毒。他几乎无力招架，连一句话都没法好好说出口。回家的路上他甚至不敢直视雷伊的眼睛；那仇恨叫他不觉自惭形秽起来，仿佛他头上爬满虱子，牙齿上全是齿垢似的。虽然，就他的理解，这仇恨来得毫无理由——布兰登从来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凯蒂父亲的事，事实上，他根本不算真的认识他——但这层理解并不会降低那股恨意的杀伤力。布兰登明白，如果他身上着了火，吉米·马可斯恐怕连撒泡尿帮他灭火都不肯。

布兰登不能打电话给凯蒂；他担心对方有来电显示，会动手查询来电者身份。数不清有多少次，他几乎就要按下拨号键了，但他只要一想到接电话的人可能是马可斯先生或巴比·奥唐诺或哪个神经兮兮的萨维奇兄弟，话筒就会从他汗湿了的手中滑落回座机上。

布兰登不知道到底谁比较可怕。马可斯先生乍看之下并没有任何出奇之处，不过是布兰登从小光顾的杂货店的老板，但他身上却散发着某种东西——不只是对布兰登的痛恨——某种叫人坐立难安的东西，某种足以做出某些事情的能力；虽然布兰登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那东西就是在那里，叫人一遇上他就不由得降低音量，东闪西躲就是不敢直接迎上他的目光。巴比·奥唐诺则是那种没人知道他到底靠什么维生的人，但你要是在街上远远地看见他走过来了，也会不由得想要过街闪躲。至于那群萨维奇兄弟，平日行径之乖戾火暴，直叫人以为他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萨维奇兄弟是平顶区有史以来最疯狂、最暴戾、最莽撞的一群神经病，一个个不但脾气暴躁，而且一触即发；要是把能惹毛他们的事情一一记录下来编成书，少说也有《旧约》的厚度。他们又蠢又变态的父亲和体弱多病、早早便过世了的母亲，生小孩像是某种专门制造不定时炸弹的生产线一般，每隔十一个月便蹦出一个成品。这群兄弟从小就挤在一个大约只有日本制造的收音机大小的房间里一起长大；那房间不但小，而且阴暗，阳光叫当年横跨平顶区的高架铁路遮去了大半（铁路在布兰登小时候被拆掉了）。小公寓的地板向东严重倾斜，一天二十四小时中，总有二十一小时有火车不断轰隆隆地驶过，震得原本就破烂不堪的三层木造公寓楼愈发摇摇欲坠；这群兄弟十天中总有八九天一早就被硬生生震醒，一个个被震落在地板上叠成人肉小山，像一群穷凶极恶的港口老鼠似的以拳头代替晨间咖啡，互殴醒脑兼清掉一肚子隔夜臭屎。

早几年，外人根本分不出来这群兄弟谁是谁——无从分辨也无意分辨；萨维奇兄弟反正就是萨维奇兄弟，同一窝里孵出来的坏蛋，同一棵树上发出来的烂芽，像塔斯马尼亚獾似的总是集体行动，挟带滚滚烟尘由街道这头晃到那头。你要是不幸在街上看到这团烟尘朝你滚来，你总要往旁边退一步，暗自祈祷他们快快找上别人，或是干脆像阵疯狂而盲目的旋风似的呼啸而过，压根儿不曾注意到你的存在。

事实上，虽然布兰登打从出了娘胎就一直待在平顶区，但直到和凯蒂暗中交往以后，他才终于搞清楚他们总共有几个人：身为老大的尼克被判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沃尔波监狱待了六年后才终于假释出狱；威尔是老二，根据凯蒂的说法，个性最好，最宠爱她们几个外甥女；再就是查克、卡文、艾尔（外人常常把他和威尔搞混了）、吉拉德（也是刚刚才从沃尔波被放出来），最后才是斯科特。斯科特是他们母亲生前最为宠爱的幺儿；他不但是唯一去上了大学（而且还毕业了）的萨维奇兄弟，也是唯一没有和其他兄弟一起住在这幢三层公寓里的一个——原来住在一楼和三楼的房客被吓得连夜迁往他州后，萨维奇兄弟便成功地霸占了这整幢楼房。

“我知道他们在外头的名声，”凯蒂这么告诉布兰登，“但他们私底下其实都是好人。嗯，除了斯科特。他实在有些难搞。”

斯科特。唯一还算正常的那个。

布兰登又瞄了一眼手表，然后望了望床头的闹钟。他看着毫无动静的电话。

他看着他的床。那不过是前几夜的事——他撑着愈发沉重的眼皮，痴痴地盯着凯蒂的颈后，数着覆盖在上头的那层细细淡淡的金发；他一只手臂横放在她腰间，掌心正好贴在她暖热的小腹上，她的发香体香中混杂着一丝若有似无的汗味，充塞着他的鼻翼，直到他终于沉沉睡去。

他的目光再度落在电话机上。

响啊，他妈的。快响啊。

几个小孩发现了她的车子。他们打电话通知911，负责讲电话的那个男孩气喘吁吁，显然受了不小的惊吓，嗫嗫嚅嚅地吐出一串话：“有一辆车，嗯，里头都是血，门还开着，还有，嗯——”

911的接线员打断他的话，问道：“车子现在停在哪里？”

“在平顶区，”男孩说道，“就在州监公园附近。我和我朋友一起看到的。”

“有没有详细地址？”

“雪梨街，”男孩脱口而出，“里头都是血，门还开着。”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他想知道她的名字，”男孩告诉身旁的朋友，“还叫我‘小朋友’呢。”

“小朋友？”接线员说道，“我是在问你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妈的吓死人了，我们要走了，”男孩说道，“你们赶快派人来就对了。”

男孩挂上了电话。接线员从电脑屏幕上看到这通电话来自东白金汉平顶区基墨街与诺沙街转角的一个公共电话亭，离州监公园的雪梨街入口约莫只有半英里远。他将消息转给警方的勤务中心，由他们派遣一组巡逻警员前往雪梨街查看。

不久，其中一名警员便回报勤务中心，要求更多警察以及犯罪现场采证技术人员到场支持，嗯，还有，你们最好也顺便通知一下凶杀组之类的单位。只是一个预感。

“你们找到尸体了吗，三三？完毕。”

“嗯，还没有。”

“三三，没有尸体为什么要求凶杀组到场呢？完毕。”

“就现场的感觉吧，我也说不上来。我有预感，尸体只是暂时还没让我们找到罢了。”

西恩将车子停在弯月街，然后沿着放置在弯月街与雪梨街交叉口附近的蓝色拒马往现场走去，正式开始了停职后复工的第一天。蓝色拒马上头印着波士顿市警局的字样，因为他们是最先到达现场的单位；但根据西恩一路上从警方频道截听来的消息，这案子最后应该会由州警队凶杀组——他隶属的单位——接手。

据他所知，车子虽然是被弃置在雪梨街，属于市警局的辖区，但血迹却一路往州监公园延伸而去，而州监公园是保留地的一部分，因此被归在州警队的管辖范围内。西恩沿着弯月街的公园围墙往前走，首先注意到的是停放在路边的采证小组箱型车。

走近之后，他才看到州警队凶杀组的警官怀迪·包尔斯站在一辆驾驶座车门大开的车子旁边几英尺处；而上星期刚刚升到凶杀组的索萨和康利则手端咖啡，低头搜查着公园入口处附近的草丛。两辆巡逻警车与采证小组的箱型车停放在路边的碎石道上，采证技术人员一边忙着在车子内外采集证据，一边频频以厌恶的眼神望向索萨和康利——那两只菜鸟大剌剌地踩踏草丛，破坏现场不说，手上的外带咖啡竟连盖子也没盖上，随时都可能泼洒出来。

“嘿，坏孩子。”怀迪·包尔斯挑着眉毛，一脸意外，“这么快就收到通知啦？”

“没错，”西恩说道，“不过就我一个人。暂时还没有伙伴，亚道夫请假未归。”

怀迪·包尔斯点点头。“你做错事一被罚，那个没用的德国废物就连声说要请病假。”他将手臂搭在西恩肩上，“上头指示过了，小子，你就暂时跟着我吧。就这段观察期。”

所以说，他们的算盘是这么打的：就让怀迪看着西恩，直到队上的头头们决定西恩的表现是否已达到他们的黄金标准。

“还以为这周末会这么安安静静地过去哩，”怀迪领着西恩看向驾驶门大开的车子，说道，“昨晚整个郡都安静得像条死猫似的。帕克丘有人被捅，布罗姆利－希斯没啥事，奥斯敦区有个大学生被哪里来的醉鬼海扁了一顿；不过全都没闹出人命，而且还都归市警局管，没咱们的事。妈的，听说帕克丘那个家伙可神了，锁骨上方插了一把天杀的牛排刀，竟然还自己走进麻省综合医院的急诊室，劈头就问护士自动售货机在哪里，他都渴死了，想喝一罐可乐。”

“她跟他说了吗？”西恩问道。

怀迪微笑不语。他一直是州警队凶杀组的金童，多的是理由微笑。他穿着运动裤、儿子的曲棍球衣、蓝色塑料夹脚拖鞋，头上反戴着棒球帽，金色的警徽用尼龙绳串着垂挂在胸前——照这身居家装扮来看，他八成是正准备要上班时被电话急召到现场的。

“球衣很炫呢。”西恩调侃道，怀迪则慵懒地报以他的招牌微笑。一只不知名的鸟儿从公园上空朝他们扑来，凄厉的嘎嘎的叫声牢牢地咬进了西恩的脊椎骨里。

“妈的，半小时前我还躺在沙发上逍遥呢。”

“看卡通？”

“摔跤。”怀迪指指草丛和公园，“我猜我们会在那里头找到她。不过现在还言之过早，傅列尔指示过了，找到尸体前就暂时先当失踪案办。”

方才的鸟儿又回来了，低低地掠过两人头顶上空，粗粝刺耳的尖叫声直直钻进西恩的后脑勺，一口一口地拉扯啃啄。

“总之归我们管，是吧？”

怀迪点点头。“除非被害人后来又转头逃出公园，在哪条街上被追上才终于送了命。”

西恩抬头匆匆一瞥。那怪鸟的头奇大无比，两只短脚则缩在白底带浅灰条纹的胸前。他认不出那是什么鸟；不过话说回来，他从来也不是什么大自然的爱好者。“那是什么鸟？”

“带鱼狗。”怀迪说道。

“放狗屁。”

怀迪举起一只手。“我发誓。”

“小时候看了不少《动物王国》之类的节目吧？”

鸟儿再次放声尖叫，西恩真想一枪封了它的嘴。

怀迪言归正传：“要不要过来看看车子？”

“你刚刚说‘她’？”西恩弯腰穿过封锁现场的黄色塑料带，往车子那边走去。

“采证小组的人在车子的置物箱找到了汽车牌照。车主是个叫凯瑟琳①·马可斯的女孩。”

“他妈的。”西恩脱口而出。

“你认识她？”

“说不定是以前一个朋友的女儿。”

“很熟的朋友吗？”

西恩摇摇头。“不熟。点头之交罢了。”

“确定？”怀迪言下之意是，要是西恩想退出这个案子就趁早。

“确定，”西恩说道，“他妈的确定。”

怀迪指指敞开的驾驶座车门，原本弯腰探头在车内采证的技术人员这时刚好退了出来，反弓着背，十指交缠指向天空，伸着懒腰。“老兄，帮帮忙，只用眼睛看，手不要碰。这案子决定归谁了没？”

怀迪答道：“就我。公园是州警队的辖区。”

“但车子是停在市政府的土地上。”

怀迪指指公园入口的草丛。“血迹可是出现在州辖区里。”

“我又不知道。”采证人员叹了口气，说道。

“助理检察官已经在路上了，”怀迪说道，“就由他去伤脑筋吧。在那之前，这案子暂时还是归州警队管。”

西恩看了眼那堆往公园深处蔓延而去的杂草，心知肚明，如果真有尸体，十之八九是在公园里。“说说目前的状况吧。”

采证人员打了个哈欠。“我们到的时候驾驶座车门是开着的，钥匙还插在锁孔里，车灯也还亮着。说来还真巧，我们到场大约十秒后电池就挂了。”

西恩注意到驾驶座车门音箱上方有一片血渍，滴落在音箱上的血滴已经变黑结痂了。他蹲下身子，目光在车内来回搜寻，终于在方向盘上找到另一处也已变黑的血渍。第三道血迹则比前两处宽多了也长多了，沾染在驾驶座的人造皮椅套上头的弹孔周围，位置约莫是人的肩颈附近。西恩再度转动身子，顺着敞开的车门往车子左侧的草丛望去；接着，他身子往后一倾，探头检查驾驶座车门外侧：车门上有一处崭新的凹痕。

他抬头看看怀迪，怀迪点点头。“歹徒应该是站在车外。那女孩——如果开车的是她的话——曾经用车门狠狠撞了那家伙一下。那龟孙子开了一枪，击中了她，嗯，我也不确定，应该是肩膀或是上臂附近吧？女孩于是负伤逃跑。”他指了指草丛上几处被人踩倒的地方，“他们穿过草丛，往公园里头跑去。草丛附近我们只发现少许血迹，照这个判断，她的伤势应该不重。”

西恩说道：“我们派人进公园搜了吗？”

“目前已经有两组人马在里头。”

采证人员发出一阵不屑的鼻息声。“那两组人马比这两个白痴聪明吗？”

西恩和怀迪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只看到刚刚不小心把整杯咖啡泼在草丛上的康利站在那里，他一边踢弄着杯子，一边念念有词咒骂个不停。

“嘿，这两个菜鸟，你就饶了他们吧。”

“你们好了没？我指纹还没采完哪。”

西恩退出车外，让路给这个女人。“除了汽车牌照，你们还有找到什么别的证件吗？”

“有。我们在座椅底下找到一只皮夹，里头有一张凯瑟琳·马可斯的驾照。后座地上还有一个背包，比利正在检查里头的东西。”

西恩顺着她下巴挪动的方向移动目光。越过车顶，他看到一个男人跪在车前，他前方的地上躺着一只深蓝色的背包。

怀迪问道：“驾照上说她多大了？”

“十九岁。”

“十九岁，”怀迪对着西恩说道，“你说你认识女孩的父亲？妈的，我他妈的都不敢想了。可怜的家伙，就要让雷劈到了，恐怕还浑然不知呢。”

西恩转过头去，看着那只孤鸟一路嘎嘎叫着往州监大沟那头飞去。一道刺眼的阳光霎时穿破了云层。西恩感觉那嘎嘎的叫声刺透他的耳膜，往他脑袋深处窜去——十一岁的吉米·马可斯的脸庞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那种带野性的寂寞，就是他们差点儿偷了车那天。西恩终于能体会到那种寂寞了——站在往州监公园延伸而去的这一大片野草前，二十五年的光阴仿佛短暂如电视广告——他感觉得到那种愤怒、挫折、无望的寂寞静静地散布在吉米·马可斯体内，像蛀空了的朽木里头的残渣。为了摆脱这种感觉，西恩强迫自己想起萝伦，今早梦里那个披着一头色如海沙的长发、肌肤飘散着海的味道的萝伦。他想着那个萝伦，只希望自己此刻能穿过梦的通道，回到梦中，消失在梦中。

①凯瑟琳昵称为凯蒂。

第七章 在血泊中

娜汀·马可斯——吉米与安娜贝丝的小女儿——周日早晨在东白金汉平顶区的圣西西莉亚教堂初次领受圣体。她双手合十，头戴白纱，身穿纯白套装，像个小新娘或天使似的，和四十个孩子一起，由中央走道向前方的圣坛鱼贯而去——其他孩子的脚步都歪歪扭扭、犹犹豫豫的，只有娜汀的脚步是那么轻盈流畅。

至少在吉米眼里是如此；他或许是少数愿意公开承认的，没错，他就是偏爱自己的孩子，而且偏爱得理直气壮。这一代的孩子普遍奉“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为真理，目无尊长，连在父母面前都口无遮拦，脏话连篇，而且眼神往往空洞迷蒙，眼底似乎又蕴藏着某种因为看太多电视或是打游戏玩电脑上瘾而造成的盲目狂热。他们常常让吉米想起弹珠台上的小银珠——这一秒还一副迟缓的模样，下一秒却疯狂加速，弹弹跳跳，一路铿铿锵锵，东冲西撞。他们只要开口要什么东西，通常都能得逞。要是遭到拒绝，他们就更大声地再要求一次；如果答案还是吞吞吐吐的一个“不”字，他们就放声尖叫。而他们的父母——吉米以为他们错就错在一步让就步步让了——通常也就屈服了。

吉米和安娜贝丝对三个女儿当然也是百般宠爱。他们总希望女孩们能快快乐乐无忧无虑，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父母的爱。但疼爱子女和放任子女为所欲为总还有一线之隔，而吉米总是很清楚地让女孩们知道那条界线在哪里。

就拿此刻正好经过吉米座位的这两个小混账来说吧——两个小子，一路拉拉扯扯，推来推去，任修女怎么嘘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大声笑闹，甚至开始对着人群挤眉弄眼地耍宝；更叫人难以置信的是，有的大人竟然还对着他们微笑。要换成以前那个时代，男孩的父母早就站出来，揪着他俩的耳朵让他们离地三英寸，先赏个几巴掌，再小声威胁回家还有得瞧，然后暂时松手让两人落地站好。

吉米当年对他老子恨之入骨，当然明白以前那套也好不到哪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妈的，这之间总该有个中庸之道可循吧？偏偏现代大部分的父母总是忙不迭地往另一个极端走。小孩子要疼也要管，总要让他们明白，老子疼你爱你并不代表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爬到太岁头上动土。老子毕竟还是老子，规定就是规定，大人说不行的时候就是不行；你惹人怜爱并不表示你就可以横行霸道。

当然，你可以恩威并施，用你的中庸之道好好地把子女养大成人，但这却一点儿也不保证他们就不会让你伤心失望。比如说今天，比如说凯蒂。没去店里上班就算了，眼看竟然连她小妹的领圣体礼都要错过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她脑袋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大概什么也没在想吧，问题就出在这里。

吉米转头看着娜汀一步步往圣坛这头走来，满心的骄傲让他对凯蒂的气（他是气，但愤怒底下却始终隐约藏有一丝忧虑）消了不少，虽然他知道这口气迟早会涌回他的胸口。对出身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来说，初领圣体是件大事——让大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到教堂接受众人的夸奖赞叹，典礼结束后再被带到恰克起司餐厅大吃一顿——吉米坚持这样的日子就是要让孩子当主角，让他们尽情开心，也算是为他们制造一些难忘的童年回忆。所以他才会对凯蒂的缺席这么生气。好，她是只有十九岁，没错，她小妹的事情或许比不上男孩子或是新衣服或是半夜偷溜进一些证照检查不严的小酒吧等等来得有趣，来得刺激。这些吉米当然了解，所以他向来留给凯蒂不小的自由空间；但想想当年吉米是怎么费心为她经营这样的日子的，她今天竟然这么没心没肺，实在是他妈的够不上道的。

他愈想愈气，心里明白待会儿一见到凯蒂，父女俩免不了又要好好“沟通”（安娜贝丝是这么说的）一下了；过去这几年，他俩这么“沟通”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管他是沟通还是吵架。妈的。

娜汀随行列缓缓前进，眼看已经接近吉米这排座位了。安娜贝丝事前就警告过娜汀，要她不准对着她父亲挤眉弄眼，那样有损仪式庄严，但娜汀还是冒着让母亲臭骂一顿的危险，趁机瞄了吉米一眼，硬是要让父亲知道她有多爱他。除此之外她倒是挺安分的，低着头，不敢多瞧外公希奥和占满吉米后面一整排座位的六个舅舅一眼。吉米对小女儿的懂事感到很欣慰：她母亲把界线划得很清楚；她最多敢在界线前方晃上一遭，越界倒不至于。小娜汀低着头，左眼隔着面纱偷偷地往一边瞟，吉米迎上她的目光，用垂放在腰间的右手若有似无地对着她动动三根手指，再无声地对她做出一个夸张的“嗨”的嘴形。

娜汀的微笑诚挚而灿烂，比她那一身白衣白纱白鞋都要洁白纯净，吉米的心底眼底霎时窜过一股热乎乎的暖流。他生命中的这几个女人——安娜贝丝、凯蒂、娜汀，还有莎拉——就是有此等神奇的魔力，随便一个眼神一抹微笑，就足以让他双脚像两团融化的冰激凌似的，站都站不稳了。

娜汀收回目光，绷着一张小脸，企图掩饰方才那抹微笑，但这一幕早就让安娜贝丝看在眼里了。她用手肘顶顶吉米腰间。他转头向她，涨红了脸，勉强应了声：“怎么了？”

安娜贝丝丢给他一副“这笔账回家再好好算”的表情，然后便回过头去，抿着嘴直视着前方，嘴角却忍不住微微抽动了几下。吉米知道自己只消故作无辜状问声：“有问题吗？”安娜贝丝的脸就绷不住了——教堂就这点儿怪，总叫人忍不住想耸肩傻笑；何况吉米向来就会逗女孩笑，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之后好一会儿都不曾转头看安娜贝丝，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仪式，看着孩子们依次自神甫手中领来那片薄薄的圣饼，两手捧在掌心。他将被手汗微微汗湿了的典礼程序手册卷成筒状，不断轻轻拍打自己的大腿；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娜汀将掌心的圣饼移到舌头上，然后迅速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低下头去。安娜贝丝靠过来，在他耳畔喃喃道：“我们的小宝贝。天啊，吉米，我们的小宝贝！”

吉米展臂拥她入怀，满心希望时间能就此暂停，像照片，让快门就停在这一刻，管他几小时还是几天，直到他们准备好要走出这一刻为止。他转头在安娜贝丝颊上轻轻一吻，她又往他怀里缩了缩，两人的目光始终紧紧锁定在小女儿身上，他们的小天使。

那个手握武士剑的男人背对州监大沟，单脚站立，凭借悬空的那只脚的力道缓缓扭腰转身，长长的剑以某种诡异的角度高举在头顶。西恩、怀迪、索萨和康利悄悄朝他逼近，面面相觑，仿佛在问：“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啊？”男人继续着扭腰转身的动作，对从草坪另一边朝他围过来的四名大汉浑然不觉。他将长剑高举过头，然后再缓缓降至胸前。西恩等四人离他只剩不到二十英尺的距离了，男人却恰恰转了一百八十度，正好背对着他们；西恩看见康利的右手悄悄往腰间探去，解开枪套的皮扣，把手搁在他的克拉克手枪上。

在场面失去控制、什么人动了枪或是那家伙搞起切腹那套之前，西恩抢先清了清喉咙，开口问道：“嗯，先生，先生，对不起，请问一下？”

男人的下巴微微地抬了一下，仿佛是听见了，身子却依然在从容地转圈。

“先生，我们得麻烦你将你的武器放在草地上。”

男人悬空的那只脚终于着了地，缓缓转头望向朝他节节逼近的四名大汉；他眼睛一下子睁大了——一、二、三、四，四把枪，枪口全朝着他。他手一扭，刷的一声，剑尖对准了前方的四人，不知是打算刺过来还是要依言弃械。西恩一时也糊涂了。

康利喝道：“妈的——你是聋了还是怎样？叫你放在地上没听到吗？”

西恩嘘了他一声，同时在男人前方十英尺处停下脚步，脑子里却满是后方六十码处滴落在慢跑小径上的点点血迹的影像。方才他们四人都看到了那些血迹，也明白它们代表的意思，一抬头却赫然看到“李小龙”在那边舞弄着一把模型飞机那么长的剑。这家伙看来年纪颇轻，大约二十五岁上下，顶着一头深棕色卷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白T恤和灰色运动裤。

他呆立在原地，西恩这会儿已经相当确定他是吓呆了，剑锋会朝向他们只是出于本能，至于身体其他部分则早已被吓得不听大脑使唤了。

“先生，”西恩说道，音量之大终于唤醒了这只可怜的呆瓜，让他定睛瞅着西恩，“帮个忙，行吗？把剑放在地上。听我说，你就松开手指，让它掉在地上就可以了。”

“你们他妈的是什么人？”

“我们是警察。”怀迪亮出警徽，“这下你相信了吧？听我说，先生，把剑放在地上。”

“啊，好。”男人说完手一松，长剑直直掉落在他脚边的草地上，发出一记闷闷的巨响。

西恩感觉站在自己左侧的康利再度开始往前逼近，眼看就要扑上去了，赶忙出手制止他。他锁定男人的目光，开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啊？哦，肯特。”

“你好，肯特，我是州警队的狄文。我可能要麻烦你再往后退几步，离武器远一点儿。”

“什么武器？”

“就是地上那把剑。麻烦你往后退几步。你姓什么，肯特？”

“布鲁尔。”他说道，往后退了几步，双手高举，十指张开，仿佛已经确定他们随时都会朝他开枪似的。

西恩嘴角泛开一抹笑意，朝怀迪点点头。“嘿，肯特，你刚刚是怎么回事啊？那动作在我看来还挺像芭蕾的。”他耸耸肩，继续说道，“带把剑是有些不配啦，不过……”

肯特怔怔地看着怀迪弯下腰去，用条手帕垫在剑柄上，小心翼翼地捡起了地上的武士剑。

“剑道。”

“那是什么，肯特？”

“剑道，”肯特说道，“武术的一种。我周二、周四上武馆跟着师父学，每天早上就自己练习。我刚刚就是在练剑。就这样，没什么。”

康利叹了一口气。

索萨看着康利。“妈的，你是在诈唬我吗？”

怀迪将长剑递到西恩面前，要他自己看。长长的剑身悉心上过油，白花花亮晶晶的，干净得像是刚刚才打出来的。

“你看。”怀迪用剑锋抵住自己掌心，用力一抽。“妈的，我家的汤匙都比这利！”

“这剑本来就没磨利过啊！”肯特说道。

西恩感觉自己脑子里又响起了尖锐的鸟鸣。“嗯，肯特，你在这边多久了？”

肯特望了望四人身后百码外的停车场。“十五分钟吧，最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愈来愈有自信了，甚至还带点儿愤愤不平，“在公园练习剑道不犯法吧，警察先生？”

“没错，暂时是这样。”怀迪说道，“还有，是‘警官’，不是警察。”

“你能交代一下你昨天深夜和今天一早的行踪吗？”西恩问道。

肯特被这么一问，又紧张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眼片刻，缓缓地把那口气吐出来。“当然当然，呃，我昨晚到朋友家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和女朋友一起回我家。上床的时候差不多是三点。今天早上我和她喝过咖啡后就出门来这里了。”

西恩抓了抓鼻尖，点点头。“我们得暂时留下你的剑，肯特，待会儿还得麻烦你和我们一名警员回营地坐坐，回答几个问题。”

“营地？”

“就是警察局，”西恩说道，“我们给它取的别名。”

“为什么？”

“嗯，肯特，可不可以麻烦你就只跟我们同事走一趟？”

“呃，当然。”

西恩看了怀迪一眼，怀迪扮了个鬼脸。他俩清楚得很，这个叫肯特的家伙看也知道，被吓成这样，谅他没那能耐撒谎；他们也知道，那武士剑送鉴定组铁定是白送，不可能有问题。但规矩就是规矩，他们还是得一步一步照着做，该送去化验的证物就要送，该写的报告一份都不能省。难怪他们桌上永远有堆积如山的待处理档案。

“我快要拿到黑带了。”肯特突然说道。

西恩和怀迪同时回头看了他一眼。“什么？”

“就这周六，”肯特说道，汗津津的脸一下亮了起来，“花了我足足三年时间，呃，不过，嗯，所以我今天才会一大早就跑来这里练习。练功可是每天的事。”

“哦。”西恩说道。

“嘿，我说肯特啊，”怀迪说道，肯特冲他露出一脸微笑，“还真辛苦你了是吧！不过，你以为他妈的谁在乎啊？”

娜汀随其他孩子一起从教堂后门走出去的时候，吉米心里对凯蒂的气已经消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忧虑与担心。不管凯蒂之前怎么瞒着他半夜偷溜出去和男孩子鬼混，她从来没让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失望过。她们打心底崇拜她，而她则对她俩万般宠爱——带她们去看电影，溜直排轮，吃冰激凌。最近这个礼拜，凯蒂煞有介事地把下周日的游行吹得天花乱坠，仿佛白金汉日是什么与圣派崔克日还有圣诞节同等级的重要节庆似的。她周三晚上还特地提早回家，领着两个妹妹上楼，说是要帮她们挑选周日看游行时要穿的衣服。她坐在床上，任妹妹们忙进忙出，衣服换过一套又一套，七嘴八舌地询问她关于衣服、眼神，还有走路姿态的意见。当然，这场小型发表会开下来，两个女孩共住的那个小房间早已乱得像飓风过境似的，但吉米却一点儿也不在意——凯蒂正在帮两个小妹妹制造回忆，一如他当年为她所做的那样，费心经营，让即使最平凡的日子也变得重要而难忘。

所以说，她怎么可能会错过娜汀的初领圣体礼呢？

也许她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也许她真的遇到了某个有着电影明星般的俊脸又风度翩翩的臭小子。也许她只是忘了。

吉米起身离座，与安娜贝丝和莎拉一起沿中央走道往教堂外走。安娜贝丝捏捏他的手，从他紧绷的下巴和迷蒙的眼神中看出了他的心思。

“放心，她不会有事的。大不了喝醉闹头疼，就这样，没事的。”

吉米微笑着点点头，回捏了她的手一下。毋庸置疑，安娜贝丝和她那一眼看穿他心思的超能力，她那坚定温柔务实的性格和永远适时出现的掌心一捏，绝对是他生命的基石。她是他的妻子、他的母亲、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姊妹、他的情人和他的告解神甫。没有她，吉米知道，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恐怕早就被扔回鹿岛，甚至是更加恶名昭彰如诺福克或西杉关之类的高度设防监狱，带着一口烂牙蹲着那暗无天日的苦牢。

他是在出狱一年后、假释期还有两年才满的时候认识安娜贝丝的。那时候，他和凯蒂之间的关系才刚开始加温起飞——她的戒心还在，却似乎愈来愈习惯有他随时在她身边；而吉米也慢慢习惯了那永无止境的疲倦感——他一天工作十小时，还得满市奔波接送凯蒂上下学，在他母亲家和托儿所之间往返。他又倦又怕；这是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两种感觉，日子久了他甚至以为它们会跟着他过完一辈子。他常常会在恐惧中惊醒——害怕凯蒂在睡梦中翻身时一个不小心让床单枕头闷死了，害怕经济持续不景气，自己迟早会丢了工作，害怕凯蒂下课时在操场玩时从单杠上摔下来，害怕她会需要什么他负担不起的东西，害怕自己将在这种爱与责任与恐惧与疲倦的交互煎熬中过完这一生。

那天，吉米就是拖着这一身疲倦走进教堂，参加安娜贝丝的哥哥威尔·萨维奇和泰芮丝·西基的婚礼：好一对其貌不扬的新人，同样的五短身材，同样火暴的烂脾气。“早生贵子”是婚礼上老掉牙的贺词了，吉米却只能想象这两个人制造出一窝扁鼻子坏脾气的小杂碎，任谁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的一窝小浑球，沿着白金汉大道呼啸来去，煽风点火惹是生非。吉米当年还带徒弟的时候，威尔也是他那一伙的成员；对于吉米咬牙挺身代众人去蹲了两年苦牢，出来还有三年的假释期要挨，他自然是感激涕零。事实上，要不是吉米当年硬要娶那个波多黎各裔的马子，否则身材五短、脑容量也大不到哪里去的威尔大概会把吉米当作偶像来崇拜。

玛丽塔过世后，平顶区的街坊邻居纷纷交头接耳：看吧，早说过了，偏偏要娶个外国人，逆道而行注定要落得这样的下场。那个凯蒂，啧啧，倒是个美人胚；混血种十之八九都长得不错。

吉米即将假释出狱的消息一传出来，一堆人便早早排队等着邀揽他入伙。说到闯空门这行，历来多少道上的高手都是出身平顶区，而吉米入狱前更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高手中的高手。面对这些热情的邀约，吉米只能再三拒绝：不了，真的承蒙大家看得起，不过我不打算走回头路了，为了孩子嘛，这你们应该能理解吧；但众人却只是一味微笑点头，根本不相信他能撑多久。等你尝到苦头，得在缴汽车贷款和给凯蒂买份像样的圣诞礼物之间做选择时，回头路你会抢着走。

吉米后来的表现却让众人跌破了眼镜。吉米·马可斯，道上传说中的妙手天才，年纪还没大到可以合法走进酒吧就已经出道带徒弟的人物，轰动一时的凯达科技失窃案以及一堆数也数不清的大小窃案背后的主谋，竟然真的金盆洗手，从此退出江湖了；他的意志之坚定，与道上关系了断之干净，直叫人以为他这是在嘲笑他们。妈的，真正吓人的还在后头呢！谣传吉米有意盘下艾尔·第马柯的杂货店，让老人退休养老去，而盘店所需的资金据说来自他当年在凯达科技那一票中暗扛下来没让警方查封的那笔钱。吉米·马可斯要穿上围裙改行当杂货店老板？

在威尔和泰芮丝的婚宴上，吉米邀请安娜贝丝共舞，在场的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两人互拥，随音乐摇摆的身影、凝视彼此的角度，真是再明显不过了。他搂着她，大手掌轻抚过她的腰背，而她则顺着他的动作往他掌心倚去。他俩从小就认识啦，现场有人轻声说道，虽然他是比她大了几岁。姻缘天注定哪，说不定那个波多黎各女人是注定要早死。

那是一首瑞琪·李·琼丝的曲子，吉米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里头的一段歌词总是能深深地打动他。“喏，再会吧，男孩们／我亲爱的男孩们／我的愁眼西纳特拉……”吉米拥着安娜贝丝随歌声起舞，一边看着她的眼睛，唱出这一段歌词。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感到全然的放松平和，当瑞琪·李·琼丝悠悠的吟唱声再度随和声响起时，他也再度跟着轻声唱道：“再会吧，寂寞大街。”他微笑着望着安娜贝丝那双澄澈晶亮的绿眼，而安娜贝丝则回报以柔柔浅浅的一笑，柔柔浅浅却足以撼动他的心肺。就这样，两人相拥而舞，虽是首度共舞，那默契、那熟稔契合的身形却像之前已经共舞过无数次了。

他俩一直待到最后——他们并肩坐在宽敞的前廊上，抽烟聊天，啜饮淡啤酒，点头微笑送走一批批酒足饭饱的客人，直到夏夜晚风挟带寒意徐徐吹来。吉米脱下外套，披在安娜贝丝肩上，然后继续告诉她关于监狱与凯蒂，关于玛丽塔那个橙色窗帘的梦的种种。而她则对着他娓娓诉说，说自己夹在一群疯狂野蛮的兄弟之间成长的经验，说那年冬天她凭着一身舞技独闯纽约最终黯然而归的故事，说她在护士学校的种种。

终于让准备打烊的餐厅经理轰出前廊后，两人漫步前往萨维奇家，正好赶上目睹威尔和泰芮丝以夫妻身份吵的第一架。于是他们从威尔的冰箱里提走一扎啤酒，一前一后溜出大门，往黑蒙蒙的赫礼汽车电影院走去，在州监大沟旁找了个位子坐下来，在黑暗中静静地聆听沟水缓缓拍岸的声音。赫礼汽车电影院早在四年前就关门了，但近来每天早晨，这附近总有来自公园管理处与交通运输部的挖土机和卡车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把沿着州监大沟延伸开来的这一大片空地翻得体无完肤，到处都是泥土和撬开的水泥块。据说州政府打算把这里改建成公园，但眼前却连个公园的雏形都看不出来，汽车电影院的影子倒还在，污泥和柏油堆出来的棕黑色小山后头，巨大的白色银幕依然隐约可见。

“他们说你的血液里就是有那些因子。”安娜贝丝说道。

“什么因子？”

“偷窃。犯罪。”她耸耸肩，“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吉米从啤酒罐后头对她露出一抹微笑，举罐又啜饮了一小口。

“是这样吗？”她问道。

“也许吧。”这回换他耸肩了。“我血液里的东西可多了。有那些因子并不表示就一定要做那些事。”

“我不是在对你下评断。相信我。”她的表情模糊难辨，甚至连声音语调也是。吉米无从猜测她到底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他还会去走回头路？还是他已经浪子回头了？他迟早会靠那些旁门左道发笔横财？还是他永远不会再去碰那些东西了？

远远看去，安娜贝丝的脸平静沉着，平凡得几乎叫人过目即忘；但凑近再看，你会发现那层平静的表象下头隐藏着许多复杂难解的东西，仿佛随时都有些东西正在积极地酝酿着。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好了，对舞蹈的热情一直都在你的血液里，我没说错吧？”

“我也不知道。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但现实并不允许你再跳下去，于是你也只好放弃了，对不对？这并不容易，但你还是得面对现实。”

“嗯……”

“嗯，”他说道，然后从摆在两人之间的石凳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来。“所以说，没错，我当年是闯得不错。但我被抓去坐了两年牢，老婆没了，女儿一团糟。”他点着烟，深深地抽了一口，一边思索着要如何把接下来这一段他已经在脑海里想过很多遍的话好好地说出来。“我女儿已经够可怜的了，安娜贝丝，我这样说你听得懂吗？我绝对不会再让她受一样的苦，绝对不会再让她两年见不到爸爸了。我妈身体不好，再撑也没几年了；我要是又去坐牢，她挺不住了，那我女儿呢？让社会工作者带走，然后送去哪里？某座专为小孩子准备的鹿岛监狱？我他妈的绝不允许。这就是现实。所以说，管他血液里血液外，我他妈的是绝对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吉米牢牢地锁住安娜贝丝的目光，任她探进他的眼底，搜寻一切蛛丝马迹。他知道她正企图找出他这段话的破绽，想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在撒谎。他衷心希望自己这番话能说服她。这段话他已经在脑海里反复修改过很多次了，等待的就是这样的时机。而事实上，这段话也几乎全是实话。除了一件事。一个他立誓无论如何要带进坟墓里的秘密。他直视着安娜贝丝的眼睛，等待她做出最后的判决，一边试着抹去那些硬要闯进他脑海里的影像——神秘河畔的深夜，男人双膝落地，下巴沾满横流的唾液，一遍遍尖声求饶——这影像有如电钻钻头，死命地要往他脑袋里钻。

安娜贝丝抽出一根香烟，吉米帮她点着了。她说道：“我以前曾经迷恋你迷恋得要命，你知道吗？”

吉米不动声色，虽然那股如释重负的感觉在瞬间冲刷过他全身的血管——他那番九成真的话成功地说服了她。如果和安娜贝丝之间一切顺利的话，他就再也不必去说服别人了。

“不会吧？你对我？”

她点点头。“你以前常常会来家里找威尔，有没有？天啊，我那时才十几岁，十四还是十五？光是听到你的声音从厨房那边传过来，我浑身就忍不住要起鸡皮疙瘩。”

“妈的。”他碰碰她的手臂，“你现在可没事了。”

“谁说的，吉米。谁说的。”

吉米再度感觉到神秘河在远方汩汩奔流，消失在州监大沟混浊漆黑的深处，远离他，朝远方的归处奔流而去。

西恩回到慢跑小径上时，那个来自采证小组的女人已经在那里了。怀迪·包尔斯用对讲机通知现场所有州警队队员，要他们扣留公园内外一切可疑人物，然后往西恩与女人这边靠过来，蹲下。

“血迹往那边去了。”采证小组的女人说道，伸手指向公园深处。小径越过一座小木桥，消失在对岸茂密的树林深处，一路往兀自矗立在公园彼端的废弃的汽车电影院的巨型白幕蜿蜒而去。“这边还有更多血迹。”女人拿着笔顺手一指，西恩和怀迪沿着她手指的方向转头看去，小径另一边，小木桥桥头附近的草丛上果然沾着点点喷溅的血迹；桥头那棵枝繁叶盛的枫树恰巧形成一把天然的保护伞，那血迹才没让昨晚的大雨冲刷殆尽。“我猜她应该曾经试图往桥下跑。”

怀迪的对讲机一阵怪响，他将它凑到唇边。“包尔斯？”

“警官，花园需要你的支持。”

“马上到。”

西恩看着怀迪利落地起身，往小径前方不远的拐弯处的市民花园跑去，他儿子的曲棍球衣的下摆迎风拍打着他的腰侧。

西恩跟着也站起身，放眼四望，无言地感受着公园的广阔，那些高高低低的树丛，那些起起伏伏的土丘，那些大大小小的渠道。他回头望了一眼小木桥：底下是一弯小沟，沟水甚至比州监大沟的水还要黝黑，还要混浊污秽，上头常年漂浮着一层晶亮的油污，夏天更是蚊蝇孳生的绝佳温床。西恩注意到桥下岸边几株正在冒芽的小树间隐约有一个红点；他立刻朝那边走去，采证小组的女人随即跟了上来。

“你叫什么名字？”

“凯伦，”她说道，“凯伦·休斯。”

西恩同她握了下手，然后两人便全神贯注地继续朝红点靠近，甚至不曾注意到怀迪走近的脚步声，直到他终于气喘吁吁地站在桥上，俯视着两人。

“我们找到一只鞋子。”怀迪说道。

“在哪里？”

怀迪指指身后的小径，市民花园就依偎在小径拐弯处后方。“在花园里。一只六号女鞋。”

“叫他们先不要碰。”凯伦·休斯说道。

“还要你说！”怀迪说道，却狠狠地吃了一个白眼——凯伦·休斯一旦板起脸来，那冰冷的目光还真能冻结人心。“啊，不好意思。我是说，还要您说啊。”

西恩转头定睛一看，那红点已不再是个红点了：那是一小块三角形的破布，颤巍巍地挂在一根大约与成人肩膀同高的树枝上。他们三个人怔怔地站在原地，直到凯伦·休斯率先打破沉默，往后退了一步，举起相机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各拍了几张相片，然后伸手在随身背包里头一阵摸索。

尼龙布，西恩相当确定，也许是从某件外套上被扯下来的，上头沾满血渍。

凯伦找出一把镊子，把布块从树枝上小心翼翼地夹下来，凑在眼前端详了一会，然后才放进一只小塑料袋里。

西恩弯下腰去，低头看着黝黑的沟水。接着，他目光往前方一扫，瞥见对岸湿软的泥土地上有一个看似脚后跟印的小凹痕。

他用手肘推推怀迪，引着他往那边看去。凯伦·休斯看到后立即再度举起她那台局里发的尼康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然后直起腰来，过桥下到对面的河岸上，就近又拍了几张相片。

怀迪突然蹲下来，歪着头，凝视着桥下。“我猜她在桥底下躲了一阵。后来凶手追上来了，她才往对岸跑，继续逃命。”

西恩说：“不过她为什么偏偏要往公园里头逃呢？我的意思是，公园到底就是州监大沟了呀。她为什么不干脆回头往入口那边跑呢？”

“也许她根本就搞不清楚方向了。这里头这么暗，何况她还吃了一颗子弹。”

怀迪耸耸肩，然后举起他的无线电对讲机联络勤务中心。

“我是包尔斯警官。照现场情况判断，应该是凶杀案无误。我们需要所有警力支持全面搜索州监公园。如果能联络上潜水员更好。”

“潜水员？”

“对。我们还需要傅列尔副队长以及地检署的执勤检察官即刻到场支持。”

“副队长已经上路。地检署也已经通知过了。就这样吗？”

“正确。完毕。”

西恩再次望向对岸泥地上的脚印，这才注意到脚印左上方似乎还有一些抓痕，应该是被害人挣扎着要爬上河岸时留下的。“怎么样？有想法吗？要不要猜猜看昨晚这里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事？”

“算了吧，我他妈的连想都不敢想。”怀迪说道。

吉米站在教堂前方最高的台阶上，远处的州监大沟隐约可见。一条暗紫色的带子横亘在高架快速道的另一边，大沟北侧这头就只有紧邻的州监公园还有一丝绿意。吉米眯着眼，分辨出矗立在公园正中央的巨型银幕，白亮亮的，从快速道后方勉强露出顶端一角。汽车电影院申请破产保护后，州政府就以低价收购了这一大片土地，交由公园管理处接管；这么多年了，那古老的银幕侥幸被保留了下来。公园管理处后来花了足足十年时间整理这片土地，清除一根根原来用来支撑音箱的水泥柱，重新铺上草皮，沿着州监大沟修建自行车专用道以及慢跑小径，用篱笆围了个市民花园，甚至盖了幢船屋，还为方便独木舟下水而在岸边铺了斜坡道；问题是，州监大沟不过这么长，独木舟下水没划几下就不得不掉头。物换星移，就是那片银幕始终屹立不倒，让公园管理处从北加州运来的两排成年巨树围了起来，矗立在死胡同的尽头。每年夏天，当地的莎士比亚剧团都会在那里举行公演；他们在白色银幕上画上中世纪街景，手拿道具长剑，在舞台上跳来跳去，出口净是些诸如“且听我道来”或是“果不其然”之类文绉绉、狗屁不通的台词。两年前的夏天，吉米曾经带着全家人去看他们的演出；第一幕都还没结束呢，安娜贝丝、娜汀还有莎拉就全都昏睡过去了。只有凯蒂还醒着，坐在毯子上睁大了眼睛，手肘撑在膝盖上，掌根顶着下巴，看得津津有味，于是吉米也只得陪着她看下去。

那晚上演的是《驯悍记》，吉米根本没有看懂——剧情约莫是讲一个家伙怎么驯服他凶悍的未婚妻；吉米搞不懂这样的剧情能有什么看头，但他猜想应该是自己听不懂古英文才会参不透其中的奥妙之处。就凯蒂看得入神，一会儿大笑，一会儿陷入沉思，看完后还跟吉米说这实在是“棒透了”。

吉米实在搞不懂她这话是什么意思，而凯蒂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她宣称这次经验让她有很深的“感触”和“领悟”，之后的半年还常常提到说高中毕业后要搬去意大利长住。

吉米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眺望东白金汉平顶区的边缘，心里想着：意大利。

“爸爸，爸爸！”娜汀突破一群朋友的包围，往刚刚走下最后一个台阶的吉米这边狂奔而来，直直撞进他怀里，嘴里还不停地嚷嚷着：“爸爸，爸爸！”

吉米把她抱了起来，她浆得笔挺锐利的套装裙摆扫过他的手臂。他用力亲吻她的脸颊。“宝贝，宝贝！”

娜汀用两只手指的指背将面纱往旁边一推，与她母亲常常为她拨去掉落在眼前的头发的动作如出一辙。“这件衣服好刺哦。”

“没错，我也被刺到了，”吉米说道，“这衣服甚至还不是穿在我身上呢。”

“你穿套装一定很好笑，爸爸。”

“合身一点儿应该就不会。”

娜汀翻了个白眼，然后抓着面纱一角搔刮吉米的下巴。“痒不痒？”

吉米越过娜汀的头顶看着站在一旁的安娜贝丝与莎拉，感觉自己的心被某种暖洋洋的东西塞得满满的，满得他说不出话来，仿佛全身的骨头都化成灰了。

一瞬间，他感觉一切都无所谓了，此刻就算有人拿枪扫射过他的背后，他也都无所谓了。他很快乐。快乐得无以复加。

呃，几乎无以复加。他怀抱最后一丝希望在人群中搜寻凯蒂的身影，希望她能在最后一刻赶到。然而，他却只看到一辆州警队的巡逻车疾驶过白金汉大道，在街口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逆向闯入罗斯克莱街的左侧车道，尖锐刺耳的警笛声狠狠地划破了周日早晨的空气。吉米听到引擎低沉的怒吼声，看着警车继续加速，往罗斯克莱街尽头的州监公园全速前进。几秒钟后，一辆没有悬挂车牌的黑色轿车尾随而至，虽然没有警笛声相随，却不容人误认它的身份；它同样以时速四十迈的高速，在罗斯克莱街街口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引擎隆隆低吼。

吉米把娜汀放下来，一个感觉突然窜过他全身的血管。某种冰冷无情的确信，某种一切赫然都说得通了的悲凉感受。他看着两辆警车一前一后从高架道底下呼啸而过，向右转入州监公园。他感觉得到凯蒂在他的血液里，和隆隆的引擎声、尖锐的轮胎磨地声一起，和那些毛细管那些细胞一起。

凯蒂，他几乎脱口而出。我的老天。凯蒂。

第八章《老麦当劳》

瑟莱丝周日早上醒来的时候，脑子里满是各种管线的影像——错综复杂的大小水管，从一般住家，从餐厅，从电影城，从购物中心，一路迤逦而行，从四十层高的办公大楼往下延伸，每经过一层都有更多管线与之会合，再往下，直达城市地底，汇入那无比巨大庞杂的地下网络。比起任何语言，它们让所有人更加密切而亲昵地结合在一起，唯一的目的竟是要带走那些自我们体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下身及冰箱底层的保鲜盒里排除出去的废物残渣。

它们最终去了哪里呢？

她相信自己以前就曾想过这个问题，就像很多人都曾想过为什么飞机无须振翼就能浮在半空中那样，不过是种模模糊糊的臆想。但此刻她真的很想知道答案。她起身，坐在空荡荡的床上，大卫和麦可在楼下的前院里玩威浮球的声音一阵阵传上来。她既焦虑又好奇。究竟去了哪里？

总该有个地方。那些肥皂洗衣粉洗涤精的泡沫污水，那些用过的卫生纸，那些酒吧马桶里的呕吐物，那些咖啡渍血渍汗渍，那些从长裤折角清出来的积尘、从领口搓下来的污垢，那些从盘底刮下来再冲进处理机绞碎了的冰冷剩菜，那些烟灰烟蒂，那些屎尿，那些从腿上颊上下巴胯间刮下来的毛发胡楂——夜复一夜，它们和成千上万类似甚或相同的东西会合，她想，然后经过那些阴湿污秽的地下通道，往另一个更巨大的地下通道与更多同伴会合，再往……往哪里去？

以前或许是去了海里，但现在应该不能这么做了吧？是这样吗？这样太不环保了吧。她记得自己曾在哪里读过有关污水处理压缩还是净化之类的文章，还是在电影里看到的？如果是电影就算了。电影里头净是些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总之，如果不是去了海里，又会是哪里？如果真是去了海里，那他们为什么还可以这么做？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想到这里，她脑海里再度浮起那些错综复杂的管线和那些垃圾秽物的影像。她依然没有答案。

她突然听到威浮球的塑料空心球棒敲到球的清脆声响。她听到大卫大叫了一声“哇”，然后是麦可的欢呼，伴随着一阵同刚刚的击球声一样清晰洪亮的狗吠。

瑟莱丝又躺下了，这才想起自己不但赤裸着身子，而且还一觉睡过了十点。自从麦可学会走路后，这两件事就很少发生，如果曾经发生过的话。她感到一阵罪恶感涌上心头，然后沉淀在她的胃里。她想起自己凌晨四点的时候跪在厨房地板上，亲吻着大卫胸前那道伤口周围的肌肤，品尝着从他毛孔里涌出来的恐惧和荷尔蒙的味道；先前那些关于艾滋病和肝炎的忧虑全让另一个突如其来的强烈欲望掩盖住了，她只想品尝他肌肤的味道，只想尽可能地接近他拥抱他。她任由浴袍滑下他的肩头，任由自己的舌头在他胸前滑行搜寻，任由自门外长廊窜进来的寒意袭上她只穿着剪短的T恤和黑色短裤的单薄身子，任由它袭上她赤裸的脚踝和膝盖。恐惧让大卫的皮肤沾上了某种苦中带甜的味道，而她只是让自己的舌头自他胸前的伤口往上滑行，直抵他的咽喉；她用双手捧着他昂然勃起的胯间，聆听着他愈发急促的呼吸声。她想尽可能地延长这一刻，他肌肤的味道，她体内突然涌出的力量；她缓缓起身，朝他包围过去。她用舌头急急地朝着他的舌头探去，双手自他脑后紧紧地揪住他的发根，想象自己正在把他体内因为这次事件而造成的苦痛吸吮出来，吞进自己体内。她捧住他的头，身体极力贴住他的身体，直到他褪去她身上仅剩的T恤，整颗头埋在她双乳间，而她则用下半身磨蹭挤压他的下腹，要他不住地从喉底释放出阵阵呻吟。她要大卫知道，这就是他们，这两具相互挤压交缠的肉体，这气味这需要这爱，是的，爱，一旦知道自己曾经差点儿就失去他了，她爱他更甚于以往，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深爱着他。

他咬她的乳房，弄痛了她，死命地吸吮扯拉，她却愈发挺身将自己往他口腔深处推送，迎向更多的疼痛。她甚至不介意他从她身上吸出血来，因为他吸吮着她，他需要她，十指深深地掐进她背后的皮肤，将一切恐惧释放进她的体内。她愿意承受这一切，接收他的痛苦，再为他吐出来，然后他俩将变得更坚强，前所未有的坚强。她对此深信无疑。

她刚刚开始和大卫交往的时候，他俩之间的性爱狂野蛮横；她常常带着一身青紫色的咬痕和抓伤回到她与萝丝玛丽同住的公寓里，一身的伤和彻骨的疲倦——在她的想象中，应该只有吸毒成瘾的人在两次用药之间才感受得到这种刻骨铭心的倦怠。但自从麦可出生后——嗯，应该说是自从萝丝玛丽第一次被诊断出癌症于是搬进来与他们同住后——瑟莱丝和大卫的性生活便渐渐陷入了那种无数喜剧电视不厌其烦再三以之为题的让已婚夫妻索然无味的固定模式。通常不是累得提不起劲来，就是得提心吊胆以防小孩突然闯进来，只好草草了事：敷衍的前戏，或许来段口交，然后便直接切入正题——到后来，这正题甚至也愈来愈不像正题了，最多就是一小段用来打发气象报告和杰·雷诺的深夜脱口秀之间的广告时间的插曲。

但昨夜——昨夜那种迸发的热情却犹胜当年，让她到现在还躺在床上，被那种久违的倦怠感彻底击垮了。

她就这样静静地躺着，直到外头再度传来大卫的声音，要麦可专心一点儿，妈的，你给我专心一点儿，然后她才终于想起那件从刚才——在她想起那些排水管线，想起昨夜厨房地板上的疯狂性爱之前，甚至可能在她今晨终于爬上床之前——便一直在她心底纠缠的事情：大卫在撒谎。

从一开始在浴室里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了，但她决定暂时不去想它。后来，当她躺在厨房的塑料地板上抬高臀部以迎向大卫的冲刺时，她又知道了一次。她看着他那微微蒙着一层雾气的眼睛，任他将她的大腿抬高，要她夹住他的腰臀；就在她迎向他的进入的一刹那，她突然清楚无比地了悟到：他的故事根本说不通。完全不通。

首先，谁说得出“要钱要命你自己选，我他妈的随便你”这种可笑的话啊？这分明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台词嘛，她在浴室里刚听到时就这么觉得了。就算歹徒事前真的练习过，临场也不可能说得出来。绝对不可能。瑟莱丝十八九岁的时候曾经在波士顿公园被抢过一次——一个肤色很浅的混血黑人，手腕干瘦，棕色的眼睛目光飘忽不定，在那个阴冷昏暗的傍晚突然从杳无人迹的小路旁跳出来，用一把弹簧刀抵住她的大腿；她只来得及匆匆瞥了一眼那双空洞冷酷的棕色眼睛，便听到他在她耳畔低声说道：“把钱拿出来！”

薄暮时分，公园里空荡荡的，除了周遭那些让十二月的寒风剥光了的树外，就只有二十码外的铸铁栅栏另一边的碧肯街上有个行色匆匆急着返家的生意人。瑟莱丝感觉抵在自己牛仔裤上的那把小刀又往下陷了一点儿，但年轻的歹徒似乎还无意伤害她，只是加大了手劲；她闻得到从他口鼻呼出来的腐臭味和一股淡淡的巧克力味。她顺从地掏出皮夹，递了过去，却始终避开那游移的目光，一边奋力咽下那股毫不合理的感觉——歹徒似乎有不止两只手臂。那人接过皮夹，顺手往外套口袋一塞，说道：“算你运气好，老子今天赶时间。”然后便大摇大摆地往公园街那头晃过去，不慌不忙。

她从许多女性友人那边听到过类似的故事。男人，至少是这个城市的男人，很少听说被抢，除非是自找的；但这对女人来说却是家常便饭。被抢被强暴的阴影随时都在，但无论如何，她从没听说过有哪个歹徒说得出这么完整漂亮的句子来。他们哪有这闲工夫。下手讲究的就是不拖泥带水；迅雷不及掩耳地出手，然后在有人放声尖叫之前扬长而去。

再有就是歹徒一手拿刀一手出拳的问题。这么说吧，不管那歹徒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既然要拿刀当然是拿在常用的那只手里；好，问题是，谁会拿不常用的那只手出拳打人啊？

是的，她相信大卫昨夜不幸遇上了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是的，她也相信他不是那种会故意寻衅惹事的人。但……但他的故事也确实有漏洞，有一些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地方。这就有点儿像是要解释你的衬衫里侧为什么会出现口红印一样——就算你真的不曾背叛过你老婆，但你最好还是凑出一个说得过去一点儿的解释，否则叫人有心相信你都难。

她想象两个警察站在他们家的厨房里，问他们一堆问题；在无情的目光和反复的询问下，她很确定大卫一定会崩溃，再也没法自圆其说。就像她当年询问他有关他童年的事一样。她老早就听过那些传闻；平顶区基本上就像是个被包围在大城市里头的小镇，大事小事都会在街坊间口耳相传很久。她那次之所以开口，主要也是想让大卫知道，不论他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不堪的事情，他总是可以告诉她——他的妻子，他尚未出生的儿子的母亲——让她来为他分担一切。

然而他却露出一副完全被搞糊涂了的模样。“哦，你是说那件事吗？”

“什么事？”

“就是那一天，我和吉米还有另一个玩伴，呃，西恩·狄文，正在一起玩。嗯，你应该知道他嘛。你帮他剪过几次头发，有没有？”

瑟莱丝是有这个印象。他好像是个警察还是警探之类的，不过不是市警局的就是了。他很高，满头卷发，声音低沉，很有威严。他和吉米·马可斯都有那种天生的自信——那种通常只在长得很好看或是甚少为旁人的质疑所动的人身上才看得到的自信。

她无法想象大卫和这两个人在一起，即使是小时候。

“哦。”她说道。

“然后我上了一辆车，几天后就逃出来了。”

“逃出来。”

他点点头。“就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亲爱的。”

“但是，大卫——”

他伸出一根手指，挡在她唇上。“就是这样而已，可以吗？”

他露出一抹微笑，但瑟莱丝却在他眼底看到某种，呃，某种近似歇斯底里的情绪。

“我的意思是，童年嘛，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吧，我记得我以前会玩皮球踢罐子，”大卫说道，“还有每天去路易·杜威上学，挣扎着不在课堂上睡着。我还记得曾经去参加过一些同学的生日派对之类的聚会。唉，反正就是这些事情嘛，大部分时间都无聊得要命。真要说，不如来说说高中那段……”

她没再追问下去，就像后来大卫丢了在美利坚快递服务的差事后，找了个理由搪塞她，她也是就那样让他混过去了（大卫宣称公司因为预算缩减大幅裁员，但瑟莱丝后来发现他们实际上缺人缺得厉害，她还听说很多阿狗阿猫随便走进去就被录用了），或者像他当初跟她说他妈是心脏病突发死的——而事实上，在平顶区，大卫母亲自杀的事尽人皆知。他们说大卫高三那年有天放学回家，发现家里的厨房门紧闭着，门缝还让人用毛巾堵上了；他撞开门，发现里头全是煤气味，他妈坐在炉子旁，早断了气。她后来才慢慢了解到，或许大卫就是需要这些谎言；他就是得这样重写自己的过去，将它们改编成自己可以接受的版本，然后再安安心心地把它们抛到脑后，专心地把眼前的日子过下去。所以说，如果这样能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好丈夫（尽管偶尔稍显冷淡），一个好爸爸——谁又能说这样是不对的呢？

但这次这个谎，瑟莱丝边想边随手套上牛仔裤和大卫的衬衫，却大得足以毁了他。不，还不止。她昨夜帮他洗了血衣血裤，已经算是毁灭证据的同谋了。如果大卫继续坚持下去，不肯跟她说实话，她根本帮不了他。等警察最终找上门来时（这是迟早的事；这不是电视剧；说到犯罪，再笨再酗酒成性的警探都要比他俩聪明多了），大卫的谎言恐怕会像鼓起的气球一样，一戳就破。

大卫的右手痛得要命。指关节肿得足足有原来的两倍大，而最靠近腕部的那几根骨头更像是随时都会戳穿皮肤似的。他大可以此为理由给麦可投些软绵绵的甜球，但他拒绝这么做。如果这孩子连用威浮球投出来的曲球和弹指球都击不中的话，那他将来又怎么可能用十倍重的棒球棍击中速度少说有两倍快的硬球呢？

他七岁的儿子体型比同龄的小孩要小，而且极容易相信人。你可以轻易地从他那张天真无邪的小脸和那双晶亮剔透的蓝眼看出这点。大卫深爱儿子这个特点，同时却又对此深恶痛绝。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个狠劲去为他戳破世上皆好人的假象，但不久他恐怕就不得不这么做了，不然他就得靠自己从被背叛的痛苦中学习成长。他儿子体内那个柔软脆弱的东西是波以尔家家传的诅咒；同样也是这个东西，让大卫都已经三十五岁了却还常常被误认为大学生，出了平顶区想买瓶酒，都得先让人检查过身份证件。他的发线从他还只有麦可的年纪时就没再往后退过一英寸；他脸上连一条皱纹都没有；他那双蓝眼也是同样澄澈无邪。

大卫看着麦可像他教他的那样用脚在地上刨出小坑，空出一只手来稍微调整了一下球帽，然后将球棒稳稳地高举过肩。他微微扭了扭膝盖，松松筋骨——这是个坏习惯，大卫已经跟他说过很多次了，但麦可总是记不住。大卫迅速出手，想以快速球让麦可一下招架不住；他在手臂还没伸直前就让球出了手，不让麦可有机会发现这是一记弹指球，但右手掌心的疼痛让他差点儿晕了过去。

但麦可的反应出奇的快。大卫一有了动静，他立刻停止扭膝的动作，当球飞出去然后在本垒板上方坠落时，将球棒摆平，奋力一挥——仿佛他手中握的是一根三号高尔夫球杆似的。大卫看着麦可脸上绽放出一抹微笑，满怀希望地盯着应声飞出去的小球，仿佛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似的——在那一瞬间，大卫几乎决定要让球就这么飞过去了，但他终究没有。他纵身一跳，将球拦了下来，然后看着儿子脸上的微笑凝固瓦解；他感觉自己胸口仿佛有什么东西也跟着一起碎掉了。

“嘿，嘿，”大卫说道，决定要让儿子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好过些，“这球打得不错，小子。”

麦可依然愁眉深锁。“那你为什么还接得住？”

大卫弯腰将球从草地上捡了起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我比小联盟里面的任何一个小毛头都高了几英寸？”

麦可脸上露出了试探性的微笑，仿佛随时准备再收回来。“是吗？”

“我问你——你认识长到五英尺十英寸高的二年级学生吗？”

“不认识。”

“而且我还要跳起来才接得到。”

“是啊。”

“没错。要不是我有五英尺十英寸高，肯定是一记安打。”

麦可终于笑逐颜开。那是瑟莱丝的招牌笑容。“好吧……”

“不过你刚才又扭膝了。”

“我知道啦。”

“定位后就不应该再乱动了，知道吗？”

“但是诺马——”

“我知道诺马有这习惯。还有戴瑞克·杰特也是。我知道他们都是你的偶像。等你打进大联盟年薪千万时，你爱怎么扭就怎么扭也不迟。在那之前……”

麦可耸耸肩，低头踢弄着草皮。

“麦可。在那之前……”

麦可叹了一口气。“在那之前，我只管专心练基本功就是了。”

大卫露出满意的微笑，将球高高地扔起，然后看也不看地接住。“刚才那球打得真是好。”

“真的吗？”

“小子，那球要不是让我接住了，眼看着就要飞到尖顶区去了。要往上城去了哟。”

“往上城去了。”麦可学舌道，脸上再度泛开一抹和他母亲一模一样的微笑。

“谁要去上城？”

父子俩同时转头，看见瑟莱丝站在后阳台上，头发随意地扎成马尾，赤着脚，大卫的旧衬衫底下是一件褪了色的牛仔裤。

“嘿，妈妈。”

“嘿，小可爱。你要和你爸爸出去呀？”

麦可望望大卫。这突然变成他们父子间的秘密笑话了；他耸肩窃笑。“没有啦，妈。”

“大卫？”

“是他刚刚打出去的一记球，亲爱的。那球差点儿就要飞往上城去了。”

“啊。原来是在说球啊。”

“打得很高很远哦。爸说要不是他长那么高，也拦不下来。”

即使瑟莱丝的目光正落在麦可身上，大卫还是可以感觉到她一直都在观察他。观察着，等待着，积了一肚子的问题要问他。他记得她昨夜在他耳畔的喃喃细语；他记得她躺在厨房地板上，微微抬高上半身，用双臂攀住他的颈子，将嘴巴凑到他耳边，说道：“现在，我是你你是我了。”

大卫根本不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他喜欢她说这些话的声音。嘶哑性感，从喉咙底部缓缓挤压出来，几乎让他招架不住，瞬时要往顶峰冲去。

但此刻他察觉到了瑟莱丝的企图。她又想往他脑子里钻，到他脑子里东翻翻西看看。他胸口骤然涌起一股怒气。这他再清楚不过了：他们硬要往你脑子里钻，等到发现实在不喜欢自己看到的东西时，他们便摆出一副避之唯恐不及的模样，争着离你而去。

“有事吗，亲爱的？”

“哦，没事。”虽然早晨的气温蹿升得很快，她却用手臂紧紧地拥住自己。“嘿，麦可，早餐吃过了没？”

“还没呢。”

瑟莱丝对着大卫皱了皱眉头，仿佛没让麦可先扒上几口那甜滋滋的早餐谷片就出来打几棒球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似的。

“我帮你倒了一碗谷片。牛奶在桌上自己倒。”

“太好了。我饿扁了。”麦可丢下球棒，转头就往楼梯跑去；大卫突然有遭到背叛的感觉。你饿扁了？那，怎么，我刚刚是用胶带把你的嘴封起来了还是怎样？饿不会跟我说啊？妈的。

麦可像阵旋风似的经过他母亲身边，往三楼狂奔而去，仿佛跑慢了阶梯就会消失不见似的。

“不吃早餐吗，大卫？”

“睡到中午喽，瑟莱丝。”

“才十点十五分。”瑟莱丝说道，而大卫可以感觉到，昨晚厨房地板上那疯狂的一幕为他俩的婚姻带来的一丝善意此刻已经烟消云散了。

他强迫自己微笑。只要你微笑得够真诚，任谁也抵挡不住。“喏，有什么事吗，亲爱的？”

瑟莱丝赤脚往草地这边走来。“那把刀呢？”

“什么刀？”

“就那把刀啊。”她压低了声音，还频频回头望向麦卡利先生的卧室窗户。“就劫匪的刀啊。哪里去了，大卫？”

大卫把手里的棒球往头顶一扔，然后从背后接住。“刀扔了。”

“扔了？”她抿抿嘴唇，低头看着草地。“妈的，大卫。”

“什么，亲爱的？”

“扔了，扔去哪里？”

“就扔了啊。”

“你确定。”

大卫确定得很。他微笑着看着她的眼睛。“确定。”

“上头有你的血迹。有你的DNA，大卫。你说刀扔了，有扔得远到永远不会被找到吗？”

大卫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盯着妻子，直到她终于受不了改变了话题。

“早报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他说道。

“看到什么了吗？”

“什么什么？”

瑟莱丝低声叱喝道：“你还问我？”

“哦……哦。你是说那个呀。”大卫摇摇头，“没有，什么也没看到。早报上什么也没提到。别忘了，亲爱的，那都是后半夜的事了。”

“后半夜又怎样？少来了，社会版那些记者总要等到最后一秒，确定警察那边没有更新的消息进来，才肯把稿子交出去。”

“你在报社上过班吗？”

“你少在那边跟我打哈哈，大卫。”

“没有啦，亲爱的。我只是说，早报上什么也没有。就这样。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待会儿看一下午间新闻好了，看会不会报出来。”

瑟莱丝再度低下头去，盯着草地，自顾自点了几下头。“会报出来吗，大卫？”

大卫往后退了一步。

“什么黑小子在酒吧停车场被人打得只剩半条命的报道……对了，是哪家酒吧？”

“呃，就，嗯，就雷斯酒吧啊。”

“雷斯酒吧？”

“没错，瑟莱丝。”

“嗯，好吧，大卫，”她说道，“没错。”

然后她就转身离开了。她背对着他，径自往楼梯间走去；大卫听到她赤脚踩在楼梯上的声音悠悠传来。

他就知道。事情总是这样。他们总是会离你而去。有时即使人在心也不在了。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永远不在。连他母亲也不例外。那天早上，警察送他回家后，他母亲只是忙着站在炉前为他张罗早餐，只是不断哼唱着《老麦当劳》，却始终背对着他，偶尔才匆匆回头对他紧张地一笑，仿佛他不过是个她不太熟的房客。

她为他端来几颗半熟的荷包蛋、一条煎得焦黑的培根，还有几片潮湿的吐司，然后问他要不要喝橙汁。

“妈，”他说道，“那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

“大卫啊，”她说，“你到底要不要橙汁呢？”

“好啊。嗯，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我——”

“喏。”她为他倒了一杯柳橙汁，然后将杯子推到他面前。“你先把早餐吃了，我还得去……”她伸手往厨房那边随意一挥，根本不知道自己他妈的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做不可。“我还得去……嗯，对了，我还得去洗一下你的衣服。这样可以吗？对了，大卫啊，我们待会儿去看场电影，你觉得如何？”

大卫看着他的母亲，想在她脸上找到一丝等待的神情，等待他开口告诉她，告诉她那辆车、那幢树林里的小屋，告诉她大肥狼身上散发出的剃须膏的味道。结果他却只看到那抹灿烂的微笑，那种兴高采烈，那种只有她有时星期五晚上挑衣服准备出门时才会表现出的兴高采烈，那种满满的渴望与希望。

大卫颓然低下头去，乖乖地吃掉了盘中的鸡蛋。他听到他母亲一路哼着《老麦当劳》往走道另一头翩然而去。

此刻，站在前院草地上，右手关节传来阵阵钻心的疼痛，他却似乎可以听到那遥远而清晰的歌声。老麦当劳有个农场，咿呀咿呀哟。咿呀咿呀哟，世界多美好。春耕夏作秋收，世界果然他妈的美好。人人和乐融融，连鸡鸭牛羊都一样；谈什么？没什么好谈的呀，什么也没发生，有什么好谈的。秘密？什么秘密？这里都是好人，怎么会有秘密？他妈的，坏人才会有秘密，秘密属于那些不乖乖把早餐吃完的人，秘密属于那些傻傻地跟陌生人爬进一辆弥漫着苹果味的汽车，一失踪就是四天的人——过了四天再回来却发现所有他认识的人也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只会微笑点头的冒牌货；这些长得跟原版一模一样的冒牌货，什么都愿意做，就是不愿意听你说话。就是不愿意听你说话。

第九章 大沟里的蛙人

吉米走近罗斯克莱街上的州监公园入口时首先看到的是一辆停放在雪梨街上的箱型车，警方专门用来运送警犬；他看到车子后门打开了，两个警察极力想控制住那六只拴着长长的皮绳的警犬。他抑制住想跑过去的冲动，从教堂门口朝罗斯克莱街这头走过来，在往雪梨街上空延伸而去的高架道旁遇上了一小群围观民众。他们就站在斜坡起点；再往前，罗斯克莱街沿着一段向上的斜坡穿过高架桥下方，然后被州监大沟拦腰截断，大沟彼端已出了白金汉区，进入休穆区，罗斯克莱街也因此更名为瓦伦兹大道。

在人们聚集的地点附近，你可以登上那道十五英尺高同时也是雪梨街终点的水泥挡土墙，让锈痕斑斑的护栏顶住你的膝盖，俯视东白金汉平顶区最后一条南北向的道路。护栏往东几码是一座灰紫色的石灰石楼梯；早年他们偶尔会成群携伴到那里约会，坐在阴影中，传递着四十盎司的瓶装美乐啤酒，一边眺望着远方赫礼汽车电影院的白色银幕上那明灭晃动的影像。大卫·波以尔有时也会跟着一起去；这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人特别挺他罩他，而是因为那小子几乎看遍了所有电影，有时他们大麻吸多了便会要他配合无声的银幕将台词背诵出来。大卫自己似乎还挺享受这种配音员的工作，常常会随角色不同改变声调语气。但不久后，大卫的棒球天分突然被发掘出来，随即转学到登巴斯科做他的明星游击手去了，于是他们便再也不能把他带在身边充当笑柄了。

吉米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想起这段回忆，就像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愣在这生锈的围栏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下方的雪梨街——或许是因为那几条警犬的模样吧：它们一从箱型车上被放出来，便神经兮兮地蹦蹦跳跳，东闻西嗅。其中一个警察握着对讲机，正打算开口，市区上空却突然出现了一架直升机，像只肥嘟嘟的大黄蜂似的直往公园这边扑来，吉米每眨一次眼，那肥黄蜂的影像便愈发清晰。

一个菜鸟警员堵在石灰石楼梯出口，两辆巡逻车和几个蓝衣警察则挡在罗斯克莱街转向公园的路口。

那些狗像哑了似的闷不作声。吉米一转头，突然明白就是这点让他从刚才就一直觉得这场面有种说不出的诡异。那二十四只狗在柏油路面上又刨又抓，机警而专注地前进、刨抓、再前进，像一群训练有素的士兵。吉米看着它们黝黑潮湿的鼻子和精瘦矫健的腰背，以及迅速而有效的动作；他想象它们纽扣般的眼睛其实是一团团烧得黑里透红的煤球。

整条雪梨街弥漫着暴动前夕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感。一街的警察，沿着往公园蔓延而去的草丛缓缓迈步、搜寻、前进。站在这个制高点，吉米可以看见公园的一部分；他看到公园里头同样到处都是警察，绿色的草坪上处处可见蓝制服和土黄色的运动夹克在移动，在州监大沟岸边翻弄，在呼叫彼此。

再回到雪梨街上：载运警犬的箱型车占据雪梨街的一头，另一头则有另一群警察围绕在什么东西旁边；几个便衣警探倚着停放在对街的几辆车子，安安静静地啜饮着咖啡，完全不像平日的模样——闲打屁鬼扯淡，唾沫横飞地说些值班时发生的鸟事以飨众人。吉米可以感觉到那种紧绷的气氛：那几条警犬，那些静静地倚着自己的配车的警察，还有那架直升机——肥黄蜂转眼已经变成隆隆作响的庞然大物，低低地掠过雪梨街上空，旋即又消失在州监公园深处那排从加州引进的大树和白色的废弃银幕后头。

“嘿，吉米。”艾德·蒂瓦一边用牙齿扯开一包巧克力，一边用手肘推推他。

“什么事，艾德？”

蒂瓦耸耸肩。“这是今早第二架直升机啦。第一架半小时前老在我家上空打转，我就跟我老婆说啦，咱们什么时候搬到华兹了，怎么都没人通知我？”他倒了满嘴的巧克力，再度耸耸肩。“所以啦，我就跑出来看个究竟，到底是什么大事要吵成这样。”

“你打听到什么了吗？”

蒂瓦两手一摊。“什么也没听说。那些条子的口风比我老娘的钱包还紧。看来他们这回是玩真的了，吉米。妈的，你看他们把整条雪梨街封得滴水不漏，所有路口都有人守着——从弯月街、港景街、苏丹街、朗西街，一路到邓巴街都架了拒马，还有条子守着，我是这么听说的。这几条街的居民根本出不了门，他妈的火大呢。我还听说州监大沟上全是条子的汽艇……对了，老熊杜尔金还打电话过来说他从他家的窗户看到了蛙人……妈的，他们甚至连蛙人都搞来了。”蒂瓦指了指前方，“你看你看，我就说他们这回是玩真的吧！”

吉米顺着蒂瓦手指的方向，看到三个警察拉扯着一个脏兮兮的酒鬼，想把他从雪梨街另一头那些被大火烧得只剩焦黑的骨架的公寓废墟里头赶出来；酒鬼自然不依，挣扎得很凶，终于让其中一个警察一把推得头下脚上栽下阶梯去。吉米眼睛看着这一幕，整颗心却还悬在艾德刚刚说的那两个字上头：蛙人。送蛙人入水通常没有好事。不可能是好事。

“来真的咧。”蒂瓦吹了声口哨，然后转头看着吉米的西装，“你去相亲啊？”

“娜汀今天初领圣体。”吉米看着警察把酒鬼从地上拎起来，再粗鲁地把他往一辆驾驶座那边的车顶上斜顶着一个警笛的草绿色房车里头一推。

“嘿，恭喜啦。”蒂瓦说道。

吉米以微笑表示谢意。

“话说回来，那你跑来这里凑什么热闹啊？”

蒂瓦的目光顺着罗斯克莱街往圣西西莉亚教堂那边看过去，吉米突然觉得自己的举动确实可笑。穿着这一身价值六百块的西装，系着丝质领带，踩着皮鞋走过从护栏底下冒出来的杂草丛——我他妈的是在想什么啊？

凯蒂。他想起来了。

但这依然是个莫名其妙的举动。凯蒂要不就是宿醉睡过了头，要不就是和哪个臭小子厮混得难分难舍，因此错过了她妹妹的初领圣体礼。妈的。老实说谁喜欢上教堂啊？当初为了凯蒂的受洗仪式，他不得不走进教堂，那是十年来头一遭呢。在那之后也一样。直到和安娜贝丝交往后，他才开始固定去报到。或许是因为他刚刚一走出教堂，就看到两辆警车飞也似的往罗斯克莱街冲，心头突然——突然怎样？有了不祥的预感？突然担心起来？这一定是因为他心里一直隐隐担心着凯蒂——担心，而且还生气——所以他一看到那两辆警车，就自然而然地把两者联想在一起了。

而现在呢？现在他只觉得自己蠢。又蠢又穿得像个傻蛋。妈的，刚才他还神经兮兮地叫安娜贝丝带着女孩们先走，他一会儿就去恰克起司餐厅和她们会合。安娜贝丝边听他吩咐边盯着他的脸看，自己则是一脸的不解和勉强压抑的愤怒。

吉米转向蒂瓦。“好奇吧，跟大家一样。”他拍拍蒂瓦的肩膀，“不过我要走了。”他说道。下方的雪梨街上，一个警察把一大串钥匙扔给另一个警察，后者接过钥匙，跳上载运警犬的箱型车驾驶座。

“好吧，吉米。保重啦。”

“你也是。”吉米缓缓说道，目光却依然盯着街上。他看着箱型车倒车，停下来换挡，然后车轮向右一偏。那种冰冷无情的确定感再度蹿上他的心头。

你感觉得到，在你的灵魂底层。就在那里，别无他处。你的灵魂感觉得到事实真相——超出一切逻辑——而且那通常就是你最不愿意面对，最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承担得了的那种事实真相。所以你试着不去理会它，所以你去找心理医生，所以你在酒吧徘徊，所以你花那么多时间在电视前面麻痹自己——你无论如何就是想逃避，逃避你的灵魂早早便体认到的无情而丑陋的事实真相。

吉米感觉那股冰冷的确定感像一根根铁钉穿透他的鞋底，将他固定在那里——不管他有多想转头拔腿狂奔而去，多么不愿站在这里，看着那辆箱型车缓缓驶离原地。冰冷的铁钉找上了他的胸膛，一根根一排排，仿佛射出的炮弹；他想闭上眼睛，但他的眼皮也被钉住了，要他睁大眼睛，看着箱型车驶向街心。吉米看着那辆车。那辆原本被箱型车遮挡住的车。那辆被所有人包围住，用小刷子扫刷，里里外外拍照的车，有人从里头拿出一个又一个装着东西的小塑料袋，传给街上和人行道上的警察。

凯蒂的车！

不只是同款同型。不只是颜色模样相似。那是她的车。前方保险杆右侧有一个小凹痕，右前方车灯少了一块玻璃灯罩。

她的车！

“老天，吉米。吉米？吉米！看着我。你还好吗？”

吉米抬头呆呆地望着艾德·蒂瓦，浑然不知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双手双膝落地，一张张浑圆的爱尔兰脸孔包围着他，低头瞅着他。

“吉米？”蒂瓦向他伸出援手，“你还好吧？”

吉米只是望着那只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蛙人，他想。在州监大沟里。

怀迪在木桥前方百码处的树林里找到了西恩。昨夜那场大雨早已把公园里头所有没被树丛遮挡的地面上的血迹和足印冲刷殆尽。

“我们派了警犬在汽车电影院的旧银幕附近搜索。你要不要一起过去看看？”

西恩点点头，但他的对讲机突然响了。

“狄文。”

“我们这边有个家伙——”

“哪边？”

“雪梨街入口这边。”

“继续。”

“他宣称是失踪女孩的父亲。”

“妈的，他怎么会出现在现场？”西恩感觉一股热血冲上脑门，脸上又红又热。

“就刚好吧，我怎么知道。”

“嗯，你先挡挡，不要让他进来。局里的心理医生到了没有？”

“还在路上。”

西恩闭上眼睛。所有人都还在路上。妈的，好像他们全都遇上了同一场天杀的世纪大塞车似的。

“听到没有？你们先挡一下，等心理医生到场再说。处理程序你应该知道。”

“嗯，不过他指名要找你。”

“我？”

“他说他认识你。说是有人跟他说你在现场。”

“不，不，不。听好——”

“他还带了一些人。”

“一些人？”

“一群恶煞。一半矮得像侏儒，模样倒全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萨维奇兄弟。妈的！

“我马上到。”西恩说道。

威尔·萨维奇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查克可能也差不多了。萨维奇家的血液原本就很少冷却下来，这会儿简直要沸腾了——两兄弟同仇敌忾指着条子的鼻尖破口大骂，而几个站在封锁线后的条子看起来随时会举起警棍揍个他妈的痛快。

吉米和卡文·萨维奇——他们兄弟中勉强算得上理性的一个——并肩站在封锁线外几码处，看着威尔和查克在前方大吼大叫：你他妈的给我搞清楚，里头那是我们的外甥女，干他妈这些天杀的猪脑王八蛋！

吉米感觉自己快要发狂了。此时此刻，他只想不顾一切地爆炸，把脑子炸糊了，然后他就不能也不必再想了。没错，停在十英尺外路边的确实是她的车。没错，她从昨晚到现在都不见人影。没错，他刚刚瞄到驾驶座椅背上的那些污点是血迹。所以说，没错，一切看起来确实很不妙。但，公园里外有那么多警察在那边搜了老半天了，也没看到他们抬出什么尸袋来。所以说，一切还有希望。

吉米看着一个老油条模样的警察点了根烟，他只想一把把烟抢过来，倒着插回他嘴里，让滚烫的烟头烧烂他的一张烂嘴，告诉他，你他妈的给我滚回公园找我女儿去。

他在心中默默地从十倒数回去，这是他在鹿岛学会的把戏——慢慢地数，想象那些数字像一个个灰白的魅影，漂浮在他黑漆漆的脑海里。尖叫只会让他被警察请离现场。任何表现在外的悲恸或焦虑，或如电流般窜过他全身血管的恐惧，也只会导致同样的结果。然后萨维奇兄弟就会发狂，然后他们一群人就会被丢进拘留所的牢房，不能再留在凯蒂最后被看到的这条街上。

“威尔！”他微微提高了音量。

威尔收回直逼那个面无表情的警察鼻尖的手指，回头看着吉米。

吉米摇摇头。“先不必这么激动。”

威尔猛一转身面对着吉米。“他们他妈的跟我们来这套，吉米。他妈的什么都不让我们家属知道！”

“上头安排的他们还能怎么做？”吉米说道。

“妈的，什么叫还能怎么做？他妈的，吉米，死条子除了吃甜甜圈还会做什么？”

“你到底想不想帮忙？”吉米说道。查克侧身挨近他的兄弟；查克几乎有威尔两倍高，凶恶的程度倒只有他的一半——但还是远高于大部分人。

“这是当然的事，”查克接口道，“你只管吩咐。”

“威尔？”吉米说道。

“什么？”威尔目露凶光，气愤填膺，怒不可遏。

“你想不想帮忙？”

“你这是什么话，吉米？我他妈的当然要帮忙！”

“这我知道，”吉米说道，突然感觉一股情绪涌上喉头，“我他妈的当然知道。威尔。里头那是我的女儿。你听到了没，那是我的女儿！”

卡文一手搭上吉米的肩膀，威尔则往后退了一步，低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脚。

“抱歉，吉米。行吗？妈的，我一下子真的是慌了手脚。他妈的。”

吉米终于咽下那股情绪，强迫脑子继续运转。“你和卡文，听好，威尔，你们一起跑一趟德鲁·皮金家。你就跟他说出了什么事。”

“德鲁·皮金？找他干吗？”

“你听我说完。你去找她女儿伊芙，还有黛安·塞斯卓，如果她也在的话。你问她们昨晚最后一次看到凯蒂是什么时候。问清楚到底是几点几分。你问清楚她们昨晚有没有喝酒，凯蒂有没有说之后还要去找谁，还有就是，她最近有没有新交什么男朋友。这你办得到吗，威尔？”吉米问道，却转头看向卡文。他或许还有可能控制住自己和威尔的脾气。

卡文点点头。“没问题，吉米。”

“威尔？”

威尔转头望了一眼那片往公园里头延伸而去的杂草，然后再看看吉米，点头如捣蒜，说道：“那有什么问题？”

“这几个女孩子是朋友。你不必对她们来硬的，把事情问清楚就是了。懂吗？”

“懂。”卡文说道，清楚地让吉米知道他会控制住场面。他拍拍哥哥的肩膀。“走吧，威尔。办事去吧。”

吉米看着两人往雪梨街走去，感觉查克站到自己身边，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出手杀人。

“你还好吧？”

“妈的，”查克说道，“我还好。我担心的是你。”

“不必为我担心。我现在还好。不好也不行！”

查克没有回答，吉米则望向雪梨街另一头，越过他女儿的车子，他看到西恩·狄文走出公园，往这边走来，目光始终紧紧锁定在吉米身上。西恩很高，动作也很快，吉米依然在他脸上看到了那种他痛恨的东西，那种自信，那种屌样——西恩就把它挂在脸上，像是某种比他挂在皮带上的警徽还要大还要招摇的标志；他自己或许不曾察觉，但这确实让许多人恨得牙痒痒。

“吉米，”西恩说道，然后握了握他的手，“嘿，好久不见。”

“嘿，西恩。我听说你在里头。”

“嗯。一早就到了。”西恩回头望了一眼，再回过头来看着吉米，“我现在真的没办法跟你说什么，吉米。”

“她在里面吗？”吉米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还不知道，吉米。我们还没有找到她。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那就让我们进去啊，”查克说道，“我们可以帮忙找。电视上不是一天到晚有这种事吗？要民众协寻失踪儿童还是什么鸟的。”

西恩的目光依然停在吉米身上，根本不理会查克。“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吉米。我们还不能让任何非警方人员进入现场，等我们先彻底搜过一遍才行。”

“现场，哪里算现场？”吉米问道。

“目前是整个公园范围内。听好，”西恩拍拍吉米的肩膀，“我出来主要是要告诉你们，你们暂时什么也不能做。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但事情暂时就是这样。一有什么消息——我他妈的用人格跟你保证，吉米——我们会马上通知你。”

吉米点点头，碰了碰西恩的手肘。“借一步说话，可以吗？”

“当然。”

他们让查克留在原地，往前走了几码。西恩整理好心绪，让自己稍微镇静些：不管吉米打算说什么，他反正公事公办；他用一双警察的眼睛盯着吉米，不曾动摇，也没有一丝同情。

“那是我女儿的车子。”吉米说道。

“我知道。我——”

吉米举手阻止他再说下去。“西恩，你听清楚。那是我女儿的车子。车子里头还有血迹。她今天早上没来店里上班，也没来参加她妹妹的初领圣体礼。昨晚到现在都没人看到她。你听清楚了吗？我们说的是我的女儿，西恩。你没有小孩，我不指望你能完全了解，不过，你总能想象一下吧——那是我的女儿！”

西恩的眼睛依然是警察的眼睛，吉米的话并没有造成任何改变。

“你想要我怎么说，吉米？如果你是要告诉我她昨晚和什么人出去了，我马上派人去问话。如果你是要告诉我她和什么人有冤有仇，我马上去把人逮回来。你想要——”

“他们连他妈的警犬都弄进公园去了，妈的，西恩。弄警犬进去找我女儿。警犬，还有蛙人。”

“是，没错。我们还调来了他妈的一半以上的警力，吉米，州警队和波士顿警局都出动了。还有两架直升机和两艘快艇，吉米，他们全部都在找你女儿。我们会找到她的。妈的。但你，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你能做的事情。没有，暂时没有，你听懂了吗？”

吉米回头看了查克一眼。他死盯着公园入口的草丛，目露凶光，身子微微前倾，看起来随时准备扑过去。

“找我女儿为什么要用到蛙人，西恩？”

“这是标准程序，西恩。搜查范围内有湖有河，我们就得出动蛙人。我们只是照规矩行事。”

“她在水里吗？”

“她目前就只是失踪。就这样。”

吉米转过头去。他根本无法好好思考，脑袋里一片黑暗混沌。他就是想进到公园里去。他想走在那条慢跑小径上，看着凯蒂迎面走向他。他再也无法思考了。他就是想进去。

“你不会想让场面变得很难看吧？”吉米问道，“你不会打算搞到不得不逮捕我，然后让萨维奇兄弟全部发狂，硬冲进公园去找他们心爱的外甥女吧？”

吉米一说完就明白自己这番话并无底气，根本只是出于绝望的威胁，起不了任何作用。他更恨的是这点西恩也心知肚明。

西恩点点头。“我当然不想让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相信我。但如果我不得不这么做，妈的，吉米，我真的会这么做。”西恩翻开一本记事簿，“听好，你只管告诉我她昨晚和谁出去，又去了哪里，我马上——”

西恩的对讲机突然响起时，吉米已经举步打算离开了。他停住脚步，转过身来。西恩将对讲机举到唇边。“我在。”

“我们这边有动静，狄文警官。”

“麻烦重复一遍。”

吉米快步走近西恩，清楚地听到对讲机那头传来的男声带着几乎抑制不住的激动情绪。

“我说我们这边有动静了。包尔斯警官说你最好赶快过来。呃，是马上过来。”

“你们在哪边？”

“就在旧银幕这边。呃，老天，这是他妈的什么场面啊！”

第十章 证据

瑟莱丝看着厨台上的电视正在播的十二点新闻。她边看边熨衣服，心想自己大概很容易被误认为五十年代的家庭主妇，趁丈夫拎着铁制便当盒去上班的时候，在家里摸东摸西地打理家务照顾小孩，待会儿还得做好晚餐，等丈夫下班往他手里塞杯酒，然后菜就可以上桌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真的。大卫缺点或许不少，但是讲到分摊家务他倒是从不推托。掸灰尘擦地和洗碗的工作向来由他负责，瑟莱丝则喜欢洗衣服；她喜欢叠衣服熨衣服，喜欢衣物洗好熨平后那种暖暖的香气。

她用的是她母亲的熨斗，来自六十年代早期的遗物。重得像块砖头，不时嘶嘶低吼，还会毫无预警地猛然喷出蒸汽。但是它绝对比瑟莱丝这几年来买过的任何一把熨斗——任何一把售货员口中所谓最新科技产物的新型熨斗——都好用许多倍。她母亲的熨斗熨出来的折线锋利得足以切开法国面包，再深的皱折也只要熨过一次就能搞定；不像那些塑料外壳的新型熨斗，总得来回熨上六七遍才行。

这年头似乎所有的东西——像录像机、汽车、电脑、手机——都是要你买来赶快用坏然后买新的。瑟莱丝想到这儿就一肚子火。拜托，在她父母的时代，东西买来可是要用一辈子的。她和大卫还在用她母亲的熨斗和搅拌器，萝丝玛丽那架矮矮胖胖的黑色转盘式电话也还摆在他们床边。打从她和大卫结婚以来，他们已经扔掉不知道多少怎么说也不该那么短命的家电用品了——显像管炸掉的电视、会冒蓝烟的吸尘器、煮出来的咖啡只比洗澡水热一点儿的咖啡机，等等。好，东西坏了可以修，没错，但修理费却往往高得吓人，几乎不比买新的便宜多少。几乎。所以你自然会选择再多花一点儿钱，买来更新一代的产品，这正中厂商的下怀。有时瑟莱丝得刻意忽略脑子里那个隐约成形的想法：不只是她生活中的那些事物和用品，事实上就连她的生命本身，都注定不会有任何分量，任何久远的影响；她的生命打一开始就注定了，一有机会就会分崩离析，好让少数还堪用的零件被人拿去回收利用，剩下的她则消失不见。

她就这样一边熨衣服，一边想着自己该被回收的人生。新闻播了十分钟之后，主播突然神色凝重地盯着镜头，宣布警方正在追查发生在城里一家酒吧外的暴力事件的嫌犯。瑟莱丝凑近电视，拧大音量，主播却正好说到：“广告后回来，我们将继续为您报道这则消息，哈维将在下节新闻中为您带来最新气象预报。”接着，屏幕上的影像变为一双指甲修剪得漂漂亮亮的女人的手轻松地刷洗着一只看起来像是在热麦芽糖浆里浸过的烤盘，背后有一个声音在那边吹嘘推销着全新改良配方的洗涤精。瑟莱丝只想放声尖叫。新闻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就像那些用了就丢的家电用品一样，只会一味地挑逗你蛊惑你，然后转过身去咯咯轻笑，笑你的愚蠢轻信，笑你怎么还愿意相信它真会说到做到。

她再次调整音量，抗拒着想要把那个烂旋扭从那台烂电视上头扯下来的冲动，回到熨衣板前。大卫半个小时前带麦可出门去买护膝和捕手面罩，他说他会用车上的收音机收听新闻，瑟莱丝甚至懒得转过头去看他是不是在撒谎。麦可虽然又瘦又小，却是个颇有天分的捕手——“天才”，他的教练艾文斯先生是这么形容他的；他还说，以这个年龄的小孩来说，麦可的臂力堪称强如“弹道导弹”。瑟莱丝想起了以前念书时棒球校队里那些打捕手位置的孩子——一个个全是塌鼻子缺门牙的大块头。她向大卫提出了她的顾虑。

“亲爱的，现在的捕手面罩坚固得像他妈的鲨鱼笼。拿它去砸卡车，我跟你保证报销的不会是面罩。”

她考虑了一天，然后向大卫提出她的条件。只要麦可配备了最好的球具，她愿意让他去做捕手或是打任何一个位置；但大前提是，他只准打棒球，绝对不准加入美式足球队。

大卫自己就从来不踢美式足球，于是只和她草草辩了十分钟就答应了。

所以现在呢，他们父子俩开开心心地出门买球具去了，好让麦可能做他老爸的翻版。瑟莱丝一个人留在家里，目不转睛地守着电视——终于，在一则狗食广告结束后，屏幕上再度出现了主播的面孔。瑟莱丝手里的动作猛地停住了，熨斗稳稳地停在一件棉衫上方几英寸处。

“昨晚在奥斯敦区，”主播说道，瑟莱丝的心也跟着往下沉，“一名波士顿学院二年级学生在这家颇受欢迎的酒吧外遭到两名男子袭击。消息来源指出受害者凯瑞·威塔克遭人以啤酒瓶殴打，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现在正在……”

她那时就知道了。她感觉自己胸中仿佛有一团团烂泥滴滴答答地散落。她那时就已经知道，她大概不会看到任何男子在雷斯酒吧外头遭到攻击或是谋杀的报道了。等到他们开始报气象并预告下节的体育新闻时，她更是完完全全地确定了。

此刻他们早该发现那个受伤的劫匪了。如果他已经死了（“我说不定真的杀了人了，宝贝”），记者们也应该会从警局里的消息来源、警方的出勤记录，甚或是从监听警方无线电中得知这个消息。

或许大卫在激愤之余高估了自己加诸那个劫匪身上的伤害了。或许劫匪——或者是别的——在大卫离开后便自己爬到别处舔伤去了。或许她昨晚看到的那团流入排水管的东西不是脑浆。可是那些血又该怎么解释？一个人头流了那么多血怎么可能还活得下来，甚至还能自己离开现场？

她把最后一条裤子熨好，把衣服分别放回各人的衣柜里。她回到厨房，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电视正在转播高尔夫球赛，清脆的击球声和消过音的闷闷的掌声暂时安抚了她一上午心中那股骚动。大卫和他那漏洞百出的故事并不是引起她心中这股骚动的唯一原因。还有昨晚那一幕。他浑身是血地走进浴室，那么多血，浸湿他长裤的，滴落在地板瓷砖上的，从他胸前的伤口冒出来的，还有被稀释成粉红色冲下排水管的。

对了，排水管。她差点儿忘记了。昨晚她跟大卫说她会用漂白水把水槽下的排水管内部洗一遍，以彻底消灭一切残留的证据。她立刻行动。她跪在厨房地板上，打开水槽下的柜子，目光在那堆清洁用品和抹布间搜寻，终于看到被收在柜子深处的扳手。她伸长手臂，往里面探去，试着不去想她的恐惧症，对于把手伸进水槽下方橱柜里的恐惧——那是一种毫不理性的恐惧，但她就是克制不住地觉得，那堆抹布底下正躲着一只老鼠，嗅着闻着，在空气中捕捉她的气息，从破布堆中抬起它那丑陋的鼻子，胡须抽动着……

她赶紧抽出扳手，故意在破布堆和清洁剂的瓶瓶罐罐间铿铿锵锵地敲，好把老鼠吓跑——她知道这样实在有些可笑，但是她身不由己，因为，嘿，所以这才叫作恐惧症啊。她痛恨把手伸进又低又暗的地方；萝丝玛丽以前怕电梯怕得要死；她父亲有恐高症；大卫每次走进地窖就会冒出一身冷汗。

她在水管接口下方放了一个水桶，准备用来接积存的水。她躺在地上，手往上伸，先用扳手松开栓塞，然后上手去转；一转开，水便哗啦啦地流进塑料水桶里。她突然有点儿担心水桶会不会太小，还好，才一会儿，哗哗的水流便只剩下水滴了；她看着一团纠结的头发和几颗玉米粒跟着最后一点儿水流进了水桶。下一步是要拆掉柜子最里面的一颗螺帽。弄了半天，却怎么也拆不下来，瑟莱丝最后只得用脚抵住柜子底部，奋力将扳手往后拉；她使尽全身的力气，几乎开始怀疑最后一折两段的不是扳手就是她的手腕。终于，螺帽松动了，不过转动不到一英寸便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再度卡住了。瑟莱丝调整了扳手的角度，继续与螺帽缠斗：这回转动了将近两英寸，螺帽顽强依旧。

几分钟后，整截排水管终于都让她拆下来了。在她面前，一个个零件整齐地躺在厨房地板上。她的头发和衬衫都汗湿了，但她有一种近乎征服的喜悦般的成就感，仿佛她和某种纯属男性的顽强力量打了一场肉搏战，并且光荣地获得了胜利。接着，她在破布堆里找到一件麦可已经穿不了的旧衬衫，扭卷成一根可以通过水管的布棒；她就用这根布棒来回捅擦水管内部，一直到她满意地认定水管里除了老锈以外再没别的东西了，然后才找来一个小塑料袋，将麦可的旧衬衫包进去。她带着水管和一瓶漂白水到后阳台去消毒水管内部，让漂白水从水管另一头流出来，流到一盆盆栽干巴巴的土壤里。那盆植物去年夏天就死了，在后阳台放了一整个冬天，等着被拿去扔掉。

一切处理妥当后，她才把水管组装回去，重新装上栓塞；她发现组装比拆卸容易多了。她找出昨晚拿来装大卫衣服的塑料垃圾袋，把装着麦可那件破烂衬衫的袋子也丢进去，然后将塑料水桶里的东西用滤网滤过后再倒进马桶；最后，她拿了张纸巾把滤网擦干净，再将纸巾也丢进了那只垃圾袋。

好了，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头了。

至少所有她能处理的证据都在这里了。如果大卫对她撒谎了——关于那把刀，关于他是否曾在任何地方留下指纹，关于他的——罪行还是自卫，是否有目击证人——她也无能为力。但在她家里的这一部分，她都已经昂然面对并解决了。他从昨晚回来后丢给她的每个问题她都一一解决掉了。她征服了每一项挑战。她再度感到一阵飘飘然的眩晕。她感到强壮，感到精力前所未有的充沛；她突然清清楚楚地确定，自己依然年轻依然强壮，绝对不是也不像一台可以让人随意丢弃的烤面包机或是坏掉的吸尘器。她曾经熬过父母的亡故，熬过多年的经济困境，熬过麦可六个月大时那场肺炎的惊吓和煎熬；显然，这些苦难并没有如她原本以为的那样削弱了她的力量，最多只是让她有些累了倦了——但她现在终于认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那些疲累倦怠甚至也将一扫而空。她清楚地体会到，自己是那种能够挺身面对挑战的女人；她无畏无惧，挺身迎向挑战，来吧，尽管放马过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来吧，我随时奉陪。我不会坐以待毙。所以你给我小心了。

她从地上捡起那只绿色的垃圾袋，反复扭转袋口，直到它看起来像个枯瘦如柴的老头儿的脖子，然后揪紧了，在袋口打了一个死结。她停顿了一下，突然有些诧异，垃圾袋怎么会让她想到老人的脖子：这念头究竟是打哪儿来的？然后她注意到电视的画面消失了。前一分钟“老虎”伍兹正大步跨过果岭，下一分钟屏幕突然陷入一片漆黑。

接着，屏幕上突然跳出一道白线。瑟莱丝暗自立誓，要是这台电视也跟她耍起显像管破裂这套，她现在就把它从前廊扔出去。就是现在。管它去死，她就是不想再看到它了。

但不久，白线消失，出现了新闻摄影棚的画面，一脸匆促和困惑的女主播对着镜头说道：“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本台记者法乐芮·科拉琵正在东白金汉州监公园外的现场，警方自今晨起针对一名失踪女子在此地展开大规模搜索行动。法乐芮？”

瑟莱丝看着屏幕从摄影棚切换成直升机拍到的画面——晃动中的雪梨街与州监公园的鸟瞰画面。看起来像是一支入侵军队的警方在公园外围跑来跑去。她看到很多蚂蚁般的黑点穿过公园，河道上还有几艘警方的船。她还看到一整队蚂蚁似的人影持续地朝围绕着露天电影院巨型银幕的树丛前进。

直升机与强风搏斗，摄影机的镜头不停地摇晃。有几分钟瑟莱丝还看到河对岸的休穆大道以及夹道延伸而去的工业区。

“现在您看到的画面是东白金汉区。警方自今天清晨起在此处针对一名失踪女子展开大规模搜索，搜索行动目前仍在持续。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该名女子遭遗弃的汽车内有迹象显示本案疑似谋杀。现在，薇吉尼亚，这是——不知道你看到……”

直升机镜头突然来了个令人头晕目眩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将画面调离休穆大道的工业区，转向停在雪梨街上的一辆车门大开、显然遭到遗弃的深蓝色小轿车，旁边还有一辆警方的拖吊车正缓缓倒车接近。

“是的，”记者说道，“您现在所看到的是该名失踪女子的轿车。警方今晨接到报案后随即展开本次搜索行动。薇吉尼亚，目前警方尚未透露这名失踪女子的姓名，以及出动这么庞大的警力的原因。相信您也从画面中看到了。但本台消息来源已经证实，本次搜索行动似乎将集中在旧汽车电影院的巨型银幕周围，也就是市民熟悉的夏日剧团户外公演的舞台附近。但我们可以确定这并不是一场捏造的戏码，这是货真价实的事件。薇吉尼亚？”

瑟莱丝企图从刚听到的消息中理出一点儿头绪。除了警方摆出了仿佛要接管整个东白金汉区的庞大阵势外，她并不确定自己究竟听到了什么。

屏幕上的女主播看来也是一脸困惑，仿佛某人用她听不懂的语言给了她该作结语的提示似的。她匆匆说道：“本……本案一有最新发展，我们将随时为您做插播报道。现在请继续收看本台原时段的节目。”

瑟莱丝换了一个又一个频道，但其他电视台似乎都还没注意到这则新闻。她于是转回高尔夫球赛，并顺手把音量调大了。

平顶区有人失踪了。一个女人的车被遗弃在雪梨街。但是警方不会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这规模十足庞大；她注意到雪梨街上市警局以及州警队的警车都到齐了——除非他们已经掌握了更多的证据，证实这不只是一桩单纯的失踪案。那辆车子一定还有某些迹象，显示车内曾经发生过暴力事件。那个记者是怎么说的？

有迹象显示本案疑似谋杀案。这就是了。

血，她很确定。一定是血。证据。她低头看着自己紧紧揪在手里的塑料袋，心里想着：大卫。

第十一章 血雨

吉米站在黄色的警方封锁线外，面对着一整排警察，西恩则径自穿过草丛往公园里头走，甚至不曾回头看一眼。

“马可斯先生，”一个叫杰弗兹的警察说道，“要不要来杯咖啡还是什么的？”警察的目光始终落在吉米的额头上，一边用拇指指背搔着肚腹。吉米可以从他的目光和姿态中嗅到一丝混杂着轻蔑的同情。西恩刚刚帮两人介绍过；他告诉吉米这位是杰弗兹警官，人很不错，然后告诉杰弗兹，吉米就是，嗯，是那辆遭遗弃的车子车主的父亲，好好照顾他。还有就是待会儿托芭特一到场就赶紧给他们介绍一下。吉米猜想这位托芭特要不就是警方的心理医生，要不就是哪个蓬头垢面、欠了一屁股学生贷款、车子里头闻起来像汉堡王的社会工作人员。

他没有理会杰弗兹，反而朝站在对街的查克·萨维奇走去。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吉米？”

吉米摇摇头。他确信，要是他试着把心里的感觉转换成言语，他一定会吐自己和查克一身。

“你带手机了吗？”

“带了。”查克的手在防风夹克底下一阵摸索。吉米接过手机，直接拨了查号台的号码，听到电话里传来录音人声，询问他欲查询电话所在州与城市名。开口前他犹疑了一秒，脑海里浮现一个画面——他的声音沿着铜线走过一英里又一英里，然后倏地被卷入一个无底洞般的旋涡中，再传入一部怪兽般有着闪闪红眼的超巨型计算机内部。

“查哪里？”计算机说道。

“恰克起司餐厅。”吉米突然感到一阵难堪和厌恶，厌恶自己竟然必须站在大街上，在他女儿空荡荡的车子附近，对着话筒说出这样一个可笑至极的名字。他几乎想把这支该死的电话塞进嘴里，狠狠地咽下去，想听到它被挤压得支离破碎的声响。

他照着计算机给的号码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家伙显然没有把听筒挂好，只是随意搁在柜台上；吉米听到他们在呼叫他妻子的名字：“安娜贝丝·马可斯？安娜贝丝·马可斯？麻烦请与柜台联络！”吉米听到阵阵寻人的铃声，还听到七八十个小孩子在那边追逐打闹、互相拉扯头发、尖叫，而几个成人则试图盖过他们的声音镇住场面，然后他听到他们又呼叫了一遍安娜贝丝的名字。吉米想象她应声抬头的模样，有些不解，有些疲倦，而刚刚才在圣西西莉亚初领圣体的那群小孩子则在她四周推挤着争食比萨饼。

然后他听到了她的声音，隐隐约约：“你们找我吗？”

有那么一瞬间，吉米几乎想挂掉电话。他要跟她说什么？在什么也不确定的情况下，他能跟她说什么？说他的恐惧？说他那些疯狂的念头和想象？让她和女孩们再多享受一会儿无知的平静不是很好吗？

但他知道今天这一早上下来已经够了；他要是不在第一时间通知她，只是自己站在雪梨街上，在凯蒂的车子旁边心急如焚，安娜贝丝一定会很伤心。她日后一旦想起自己和女孩们被蒙在鼓里，在恰克起司餐厅开开心心地吃喝，一定会觉得很不应该，很不堪，甚至会觉得一切开心都是假的。她会因此而恨他。

他再度听到听筒里传来她隐约的声音：“这个吗？”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移动声。“喂？”

“宝贝。”在他不得不清喉咙之前，他努力挤出了两个字。

“吉米？”她的声音底下隐藏着一丝愠怒，“你在哪里？”

“我……呃……我在雪梨街。”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找到她的车了，安娜贝丝。”

“谁的车？”

“凯蒂的车。”

“等等，‘他们’？他们是谁？警察吗？”

“嗯。凯蒂她……她失踪了。在州监公园里头。”

“哦，老天。哦，不，不会吧？不，哦不，吉米。”

吉米可以感觉到那些原本让他压抑在心底的东西一下子全都涌上来了——那种恐慌，那种可怕的确定感，那些恐怖的念头。

“现在什么都还不确定。只知道她的车在这里停了一夜，条子——”

“我的老天，吉米！”

“正在公园里搜索。一大堆条子。所以——”

“你在哪里？”

“我在雪梨街上。听好——”

“你他妈的在街上做什么？你为什么没进去？”

“他们不让我进去。”

“他们？去他妈的他们！他们是谁？那是他们的女儿吗？”

“听好，我——”

“你才给我听好——你给我进公园去！老天。她说不定受伤了，孤零零躺在里头什么地方，等着你去救她。”

“这我当然知道，可是他们——”

“我马上到！”

“好。”

“进公园去，吉米。老天。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挂上了电话。

吉米将电话还给查克。他明白安娜贝丝说得没错。她说得一点儿都没错；他一下子醒了过来——他一辈子都会为自己刚刚这四十五分钟的无能后悔不已，永远无法正视这般无能畏缩的自己。曾几何时他竟然变成了这种废物，在心爱的女儿失踪的关头竟然只会缩头缩脑地对着他妈的死条子一味哦，是的，嗯，好，嗯，没问题，嗯您怎么说我怎么做。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什么时候阉了自己的老二，交出来以换取，妈的，换取什么？换取别人的赞许，说你是个他妈的好公民？

他转向查克。“你后备厢备胎底下那把断线钳还在吧？”

查克露出一脸被人逮个正着的表情。“唉，总要混口饭吃嘛，吉米。”

“你车子停在哪里？”

“在前头，道斯街转角那边。”

吉米转身大步向前，查克赶紧跟了上去。“我们是要闯进去，对吗？”

吉米点点头，加快了脚步。

西恩往绕着市民花园围墙迂回而行的那段慢跑小径走去，沿路跟蹲在花丛草丛间采集证据的警察们打着招呼；从其中许多人紧绷的脸上，西恩知道他们也已经知道了。事实上，此刻整个公园都笼罩在某种无比凝重的气氛中——西恩曾几次在凶案现场感受过这种气氛，那是对宿命、对他人命定的不幸的默然接受。

进公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她是凶多吉少了，但所有人在心中的某个角落，西恩知道，总还怀着那么一丝丝的希望。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你来到现场，一切其实早已了然于胸，但你就是想花尽可能长的时间去努力，努力证实自己是错的。西恩去年办过一桩婴儿失踪案：一对年轻体面的白人夫妻报警宣称他们的小宝宝失踪了，当时还曾引来不少媒体的注意，但西恩和承办这个案子的每个警察都心知肚明，这对夫妻根本是在诈唬他们，小宝宝其实早就死了。但他们还是得照规矩来，安慰这一对冷血混账，轻声跟他们保证宝宝不会有事的，循线追查那一条条一下就断了的线索。结果，当天黄昏，他们就在那对夫妻屋里的地下室楼梯下面找到了婴儿的尸体，装在一个装吸尘器的纸袋里，塞进楼梯下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西恩看到一个菜鸟警察倚在巡逻车旁抖肩抽泣，其他警察看起来虽然愤怒，却似乎一点儿也不意外，仿佛他们前一晚都做了这么个狗屎梦。

所以你就带着这种体会回了家，带着它去了酒吧或是局里的更衣室——某种无奈的接受和体会，体会到人类就是这样他妈的既蠢又坏，还常常坏到了骨子里；他们一开口八成是在说谎，而当他们没来由地同所有人失去联络的时候，八成就是挂了，给人干掉了，甚或更糟。

而最糟的通常不是直接的被害人——他们反正死了挂了，不再有任何感觉了。受苦最深的是那些爱过他们却活了下来的人们。他们通常就此变成行尸走肉，拖着脚步过完这一生，身体里除了血肉与器官外，空无一物；他们将变得刀枪不入，对苦对痛都不再有感觉，因为他们已经学到了一件事：最糟糕最恐怖的噩梦有时确实会变成现实。

比如说吉米吧。西恩不知道自己要怎么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唉，没错，她死了。你女儿死了，吉米。什么人把她带走了，永远永远不会回来了。吉米，已经经历过一次丧妻之恸的吉米。妈的。嘿，你猜怎样，吉米——上帝说你还欠他一笔，他这回是来收账的。希望这次之后你们就算扯平了，老兄。好吧，改天见。

西恩快步通过那座木板桥，沿着小径走向像一群观众似的围绕着旧银幕的大树。银幕侧面有一道往上通向后台的楼梯，一伙人聚集在楼梯附近。西恩看到凯伦·休斯拿着相机猛按快门，怀迪·包尔斯则靠在楼梯顶端的门边，不时往里头看看，再低头做笔记，而助理法医则跪在凯伦·休斯旁边。另外，还有一大群穿着制服的州警队队员和波士顿市警局的警员在大树间来回穿梭，康利和索萨则低头研究着楼梯上的什么东西，而双方人马的大头头们——市警局的法兰克·柯劳塞与州警队的马汀·傅列尔（西恩的顶头上司）——则稍微离得远了点儿，站在银幕下方的长方形舞台前交头接耳。

如果助理法医判定死者是在公园里断的气，那么这案子就归州警队办，然后这就会变成西恩和怀迪的工作。然后西恩就必须去通知吉米。然后西恩就必须去深入死者的生活，着了迷似的拿着放大镜去感受去想象去看。然后西恩就必须设法把案子破了，好给每个人一个假象，一个事情终于了结的假象。

当然，波士顿警局还是可能会要求接手。因为公园四周毕竟全属于市警局的辖区，因为案子的第一现场是在属市警局管辖的雪梨街上；傅列尔有权决定要不要将这案子交出来。西恩确定这将会是一个引来媒体高度关注的大案子。发生在公园里的凶杀案，死者陈尸地点甚至就在那个正迅速上升为当地流行文化地标的旧银幕附近。目前他们还嗅不出任何明显的动机。当然也没有凶手，除非他现在正躺在凯蒂·马可斯身边——这种可能性很低，否则西恩早就该听说了。毫无疑问，这案子一定会闹得很大；毕竟过去这几年整个波士顿地区都不曾出现过这样耸人听闻的案子。妈的，这下可好，公园里恐怕要挤满流着口水的媒体了。

西恩一点儿也不想接下这个案子；但按照多年来的经验，他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简直就是事情一定会落到他头上的保证书。他缓缓沿着斜坡往下，朝银幕下方走去，一路紧盯着柯劳塞和傅列尔不放，企图从他俩的身体语言里读出最后的判决。如果里头真是凯蒂·马可斯的话——西恩以为这应该错不了——平顶区一定会爆炸。吉米就算了——他恐怕得过上好一段行尸走肉的日子。但萨维奇兄弟呢？他想都不敢想。光是在重案组，他们每个人的前科资料就已经很他妈的可观了，而这还只是州警队这边的数据。西恩听说市警局那边流传着一个说法，他们说局里没有至少关着一个萨维奇兄弟的周六夜晚简直就像日食一样稀少——有的警察甚至坚持要亲自去牢房那边探探头才肯真的相信。

银幕下方的舞台前，柯劳塞轻点了一下头，而傅列尔则来回张望，直到终于碰上了西恩的目光——西恩明白这意味着这案子确定要由他和怀迪接下了。他看到银幕下方的树丛叶片上沾了少许喷溅的血迹，而通往后台的阶梯上也沾了不少。

始终低头研究着楼梯上的血迹的康利和索萨抬起头来，神色凝重地对西恩点了点下巴，然后继续回去打量台阶之间的缝隙。凯伦·休斯终于挺直腰杆，拇指在相机圆轴上一扳，西恩便听到了底片沙沙卷动的声音。她从袋子里摸出一卷新底片，然后翻开相机的背壳；西恩发现她金黄色头发的两鬓与刘海儿部分的颜色显得尤其深。她面无表情地瞄了西恩一眼，低头取出拍完的胶卷，重新装入一卷。

怀迪跪坐在助理法医身边，西恩听到他微微提高嗓音，轻呼了一声：“什么？”

“就我说的那样。”

“你现在就能确定是这样吗？”

“还不敢说百分之百，不过我有把握。”

“妈的。”怀迪转过头，看到西恩往这边走来；他对着他摇摇头，然后伸出一根拇指往助理法医那边比画了几下。

西恩跟在两人身后走上楼梯，随着前方两人的肩膀往下一降，他的视野也陡然加宽了。他的目光沿着门廊缓缓前进，终于落在那具蜷着的尸体上——狭长的门廊宽不过三英尺，尸体呈坐姿，背靠在西恩左手边的墙上，膝盖曲起，两脚紧紧抵住他右手边那道墙；这姿态让西恩想起了超音波屏幕上的胚胎。她赤裸的左脚沾满了泥巴，脚踝上挂着几片勉强还看得出来曾经是只袜子的破布。她右脚穿着一只式样简单的黑色平底鞋，同样沾满了已经干掉的泥巴。她虽然在市民花园附近就掉了一只鞋，却设法又逃了这么长一段路，甚至没让另一只鞋也掉了。凶手显然一路紧追，但她却摸进这里来，试图躲避。这意味着她曾一度摆脱凶手；这也就是说，凶手曾一度因为某些原因而减慢了速度。

“索萨。”他唤道。

“什么事？”

“找几个人再仔细搜一遍通往银幕的这段慢跑小径。要他们尤其注意树丛草丛这些小地方，看有没有衣服碎片或者被刮下来的皮肤组织之类的东西。”

“我们已经找人来采脚印了。”

“很好。不过我们需要更多人手。你可以吗？”

“可以。”

西恩再度看向尸体。她穿了件质料柔软的深色长裤，一件海军蓝的宽领上衣，红色外套则被扯破刮破了；这应该是她的周末外出服，西恩判断，平顶区出身的年轻女孩平日不会这么精心打扮。她应该是去了什么不错的地方，也许是去约会。

但她最后却缩在这个狭窄阴暗的走道里，断送了性命。这堵发霉的墙壁或许是她最后看到的东西，这湿冷的霉味或许渗进了她吸进肺里的最后一口空气。

她看来仿佛是到这里躲雨的，躲避某一场猩红的血雨；她的头发、脸颊，还有衣服，全让那红色的雨水泼湿、浸透了。她曲起的膝盖几乎抵在她胸前，她右手握拳，手肘顶在右膝上，紧握的拳头依然掩在耳畔。这姿态再度让西恩想起一个孩子，而不是女人，掩耳蜷缩在角落里，想要赶走那些恼人的噪音。求求你停下来，求求你，这姿势仿佛正在说道。求求你停下来。

怀迪闪开身子，西恩在门廊前蹲下。在她身上与身下的殷红鲜血和墙壁散发的强烈霉味底下，西恩依稀闻到了一丝香水味，淡淡的，有点儿甜，有点儿挑逗；这若有似无的甜香让西恩想起了高中时代那些多半在漆黑的车子里进行的约会——那几乎已经紧张到不听使唤、笨拙地想解开拨开层层衣物的手指，那带电般的接触。在残留的红色雨水底下，西恩看到她手腕、前臂和脚踝附近有多处深紫色的瘀伤。

“她被打了？”西恩说道。

“看起来应该是。看到她脸上这一摊血了没？那是从她头顶的一道裂伤流出来的。伤口很深，王八蛋不知道拿什么打的，不过照这程度看来，那凶器八成也让他打断了。”

尸体再过去的那段走道里塞满了杂物——木板木条，以及一堆像是舞台道具的东西：木帆船、教堂尖顶、一个像是威尼斯凤尾船船首的东西。她根本无路可逃。她一进到这里就完全动弹不得了。一路追杀她的人一旦追进这里，她就只能坐以待毙。而他确实追进来了。

凶手推门进来，她却只能缩着身子，用单薄的四肢紧紧抱住自己，作为唯一的保护。西恩抬起头，端详着那张半掩在紧握的拳头底下的脸庞。也是一片殷红。她的眼睛像她的拳头一样，紧紧地闭上了，试着想象一切只是一场噩梦；当初或许是因为恐惧而紧闭的眼帘，此刻僵硬地永远闭上了。

“是她吗？”怀迪·包尔斯问道。

“呃？”

“凯瑟琳·马可斯，”怀迪说道，“那是她吗？”

“嗯。”西恩说道。她下巴右侧有一道弯弯的疤痕，随时间渐渐褪色变淡，不注意看根本看不出来；但当你在附近街上遇到凯蒂·马可斯的时候，却又很难不去留意那道旧疤，这或许是因为她其他部分是如此完美无瑕。她的脸庞是她那黝黑骨感的母亲的完美翻版，间或掺杂了她父亲那种不羁之气，他那淡色的眼珠和头发。

“百分之百确定吗？”助理法医问道。

“百分之九十九吧。”西恩说道，“还是要请她父亲到停尸间认过尸才能定。不过，嗯，是她，没错。”

“你看到她后脑了吗？”怀迪凑过来，用一支笔撩起披散在她肩上的长发。

西恩探过头去，看到她头盖骨后侧给掀去了一小块，整个后颈全是暗红色的鲜血。

“你是要告诉我她最后是死于枪伤吗？”他转头看着助理法医。

法医点点头。“在我看来应该是枪伤。”

西恩往后一靠，避开那股混杂了香水、血腥、发霉的墙壁以及潮湿的木头的味道的气味。他突然有一股冲动，想要挪开凯蒂·马可斯耳畔那只紧握的拳头，仿佛这样一来她身上那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乌紫和瘀青就会消失无踪，那些暗红的血迹就会挥发掉，而她将会揉着眼睛睡眼惺忪地站起来，走出这个阴暗潮湿的墓穴。

他听到他的右方传来一阵骚动；好几个人同时大叫，然后是窸窸窣窣的跑步声，几只警犬发出愤怒的咆哮。他转过头去，看到吉米·马可斯和查克·萨维奇突破重围穿过树丛，自修剪整齐的青绿色草坪斜坡——那是夏日前来观赏剧团户外公演的人们铺毯子席地而坐的地方——俯冲下来。

至少有八个制服警员和两个便衣警察试企图围捕他们，查克果然一下就被拦下来了。但吉米不但动作快，而且无比机灵滑溜；他左一闪右一躲，轻松地冲过了封锁线，把一大群气喘吁吁的警察甩在后头。如果不是斜坡上那一个踉跄，他恐怕会这么一路闯到银幕前，只有原本就站在那里的柯劳塞和傅列尔还有机会阻挡住他。

但他确实踩空了那么一步。他整个身子往前扑倒在湿滑的草地上，下巴着地，继续向下滑行，目光却始终紧咬住西恩不放。一名年轻力壮、体型如高中足球队边锋的州警，一个箭步跟着扑倒在吉米身上，两人就这样又往坡底滑行了几英尺。年轻警察把吉米的右手往后一扳一扭，然后伸手往自己腰际的手铐探去。

西恩赶紧冲到舞台上，出声制止：“嘿！嘿！他是被害人的父亲。把他带到封锁线外就可以了。”

警察微微抬头，一脸的不快和污泥。

“把他带出去就行了，”西恩说道，“两个都一样。”

他转过头去，面向银幕。他听到吉米厉声呼喊他的名字，那声音沙哑而破碎，仿佛他脑中那声压抑已久的尖叫终于找到了他的声带，死命地挤压它。“西恩！”

西恩愣在原地，眼角余光正好瞥见傅列尔也在盯着他看。

“看着我，西恩！”

西恩转身，看到被警察压在身下的吉米奋力抬高了上身，他下巴上有一大块污泥，上头还沾着点点草屑。

“你们找到她了对不对？那是她对不对？”吉米大吼，“那是她吗？”

西恩一动不动，只是努力想锁住吉米的目光，但吉米狂乱搜寻的目光终于还是落定了。他终于看到一切都结束了，他最深的恐惧还是成真了。

吉米扯开嗓子，放声长号。又一个警察走下斜坡，而西恩终于转过头去。吉米的号叫低沉而粗哑，不尖不锐，只是一波波送入凝住的空气中，像动物乍然领会悲恸的本能反应。这些年来，西恩听过无数被害人父母的哀号。那里面总带着一份沉重的哀怨，某种切切的哀求，哀求上帝哀求天地，哀求什么人来告诉他们，这一切只是一个迟早会醒来的噩梦。但吉米的号叫声中无哀无怨，有的只是爱和愤怒，同样多的爱和愤怒，惊动了树上的鸟儿，沉沉地回荡在州监大沟黑乎乎的沟水之上。

西恩踱回长廊入口，怔怔地看着凯蒂·马可斯蜷着的尸体。康利，州警队凶杀组的最新成员，不声不响地站到他身边；两人就这样并肩站着，一语不发地看着眼前这被冻结的一幕。吉米·马可斯的长号愈发沙哑破碎，仿佛他吸入的每一口空气中都夹带着无数伤人的玻璃碎片。

西恩俯视着让红雨浸透了身子、一只手紧紧握拳掩在耳畔的凯蒂，然后越过她，看着那堆阻挡了她的逃生之路的木制道具。

他耳畔传来一群警察连拉带扯把吉米拖上坡去的脚步声，伴随着绵延不绝的长号悲鸣。一架直升机轰鸣着掠过树林上空，在前方压低一侧机身，掉过头再往这边飞来。西恩判断那是电视台的直升机。警用直升机的引擎声要再低一些重一些。

康利压低嗓门，愣愣地问道：“你看过这样的场面吗？”

西恩耸耸肩。看过没看过早已无关紧要了。当你看得够多的时候，你自然便停止比较了。

“我的意思是，像这样……”康利迟疑了一下，试着找出恰当的字眼。“像这样……”他的目光自尸体上移开了，悠悠地移向远方的树丛；他的眼底还残留着一丝挣扎，想再度开口。

然后他的嘴倏地闭上了。一会儿之后，他终于完全放弃了。

第十二章 你的色彩

西恩倚在银幕下的舞台边，与他的顶头上司，州警队副队长马汀·傅列尔并肩站着，看着怀迪·包尔斯指挥着那辆验尸官的箱型车，引导它缓缓地倒车，沿斜坡往下，接近凯蒂·马可斯陈尸的长廊入口。怀迪自己也一路退着，高举双臂，忽而往左忽而往右，齿缝间不时还会冒出一两记尖锐清脆的哨音。他的目光不停地在几个定点间来回穿梭：两侧的黄色封锁胶带、箱型车的四只轮胎，以及后视镜里司机那双紧张不已的眼睛；他态度之认真，要求之严格，简直像是正在应征一份搬家公司的差事似的。

“再往后退一点儿。方向盘打正。再来，再来。停……就这样。”终于满意了之后，他大步向前，拍拍箱型车的后门。“技术不赖嘛。”

怀迪打开车后门，尽可能地把车门往两侧推，要它们形成一座临时屏风，阻挡掉所有闲杂人等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到银幕后方那一幕。西恩有些讶异，他根本没想到要在凯蒂·马可斯的陈尸处前弄出这样一道屏障来；但话说回来，怀迪处理凶案现场的经验比他多多了。这匹经验丰富的老马，西恩还在忙着参加高中舞会，忍着不在舞伴面前挤青春痘的时候，他恐怕就已经出道了。

坐在箱型车前座的两名验尸官助理各自开了门，正要下车的时候，怀迪赶忙出声制止。“嘿，老兄，这不行。你们还是得从后门爬出来。”

两人摔上已经开了一半的车门，从后门爬出来，消失在通往长廊的楼梯尽头，准备将尸体运回去。随着他俩的身影渐渐消失，西恩突然感到某种尘埃落定的确信：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他的案子了。其他警察、采证小组的专家、坐在直升机里或是挤在公园四周封锁线外的那堆记者，很快就会找到其他事情去忙去追逐了，而凯蒂·马可斯的死则会变成他和怀迪的责任——将报告归档，准备证人口供；然后，当眼前的众人在烟灰缸堆满烟蒂、空气不流通的臭烘烘的办公室里忙着处理那些交通事故、盗窃案、抢劫案与自杀的时候，他俩依然得面对她的死亡。

马汀·傅列尔两手一撑，两脚晃呀晃地坐上了舞台边缘。他刚刚从乔治莱特高尔夫球场赶过来，一身蓝色POLO衫与咔叽裤底下，还隐约闻得到防晒油的味道。他两只脚不停地敲打着舞台侧面，西恩感觉到一丝隐忍的愠怒。

“你以前跟包尔斯警官合作过，对吧？”

“是的。”西恩说道。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西恩看着怀迪把一个穿着制服的州警队队员拉到一旁，手指着银幕后方的树丛对他交代了些事情。“我去年跟他合作过伊丽莎白·皮特克凶杀案。”

“那个去申请了保护令结果还是让前夫干掉了的女人，是吧？”傅列尔说道，“听说她前夫还讲了一句有关保护令的名言？”

“他说：‘保护令保她的，不关我的事。’”

“他最后被判了二十年，对吗？”

“二十年，没错。”西恩只希望当初他们给了她一张更有力的保护令。她的孩子最后只能被送到寄养家庭，糊里糊涂地长大，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娘死了爹坐牢，他妈的他到底要跟谁？

怀迪终于交代完了。那个州警队队员往树丛走去，一路又招了些伙伴同行。

“听说他爱喝一杯。”傅列尔说着将一条腿抬了上来，曲着膝盖顶在胸前。

“上班的时候没看他喝过就是了。”西恩说道，禁不住纳闷起来，在傅列尔眼中，需要被看管的人究竟是谁，是他还是怀迪。他看着怀迪弯下腰去，低头研究着箱型车后轮附近的草丛，蹲下去之前还细心地将运动裤的裤脚拉高了，仿佛他穿的是一套布鲁克兄弟牌的西装。

“你那伙伴请那什么病假，伤了什么鸟脊椎不能动，非得请长假去一趟佛罗里达，玩玩水上摩托车和拖曳伞当疗养是吧，我是这么听说的。”傅列尔耸耸肩，“包尔斯听说你要回来了，早早就要求和你同组。好啦，现在你回来啦。你上回搞那什么鸟飞机，不会再犯了吧？”

复职第一天免不了要吃些屎，这西恩早有体会，尤其是来自傅列尔的屎。他以充满悔恨之情的声音说道：“报告副队长，那是一时冲动犯的错，不会再犯了。”

“不只一时吧。”傅列尔说道。

“呃，也对。”

“你的私生活一团糟，狄文，这是你自己要处理的问题。我管不着，不要影响到工作就对了。”西恩望向傅列尔，在他眼底看到充饱了电的电极棒似的火光。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他这样，也明白这意味着自己此刻只管听讲，连讨论都免了。

妈的，随他吧。西恩吸了口气，再度点点头。

傅列尔丢给他一个冷冷的微笑，然后应声抬头，看着一架来自电视台的直升机掠过银幕上空，飞行高度显然比事前协议好的低了许多。怒气蔓延过傅列尔的脸，看来今天日落之前州警队有人得卷铺盖走人了。

“你认识死者家属吗？”傅列尔说道，目光依然追着直升机不放，“你是这边长大的。”

“呃，我是在尖顶区长大的。”

“就这里，没错。”

“这里是平顶区。不太一样，报告副队长。”

傅列尔不耐烦地挥挥手。“反正你是这里人。你也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警察之一。你还认识这边的人。”他两手一摊，“我说错了吗？”

“说错什么？”

“你侦办本案的能力。”他冲西恩微微一笑，“你是我队上的好手之一，对吗？犯了错也坐过板凳了，已经准备好要回来大展身手了，是这样没错吧？”

“报告长官，是的。”西恩说道，“报告长官，您说的没错。我一定会好好将功赎罪为队上效力的。”

他俩同时将目光移向箱型车。车里头让人扔进了什么重物，车子底盘应声往下一沉，又微微弹回来一些。傅列尔开口评论道：“你注意过吗，他们总是扔？”

确实。凯蒂·马可斯终于让人装进那只黑色的塑料尸袋里，拉上拉链，扔进了验尸官的箱型车。她的长发在塑料袋里纠结成一团，体内的器官也因高温而渐渐开始软化了。

“狄文，”傅列尔说道，“你知道，比起十岁的黑人小男孩让他妈的帮派火并的流弹击中，什么样的事能让我更不爽？”

西恩当然知道答案，但他什么也没说。

“十九岁的白人女孩在我的公园里被干掉了。遇到这种事，人们就不再说‘哦，人世本无常啊’之类的屁话了。他们甚至来不及感到悲伤哀痛。他们只会感到愤怒，只想赶快在晚间新闻中看到那个王八蛋混账被五花大绑押进警车里。”傅列尔推推西恩，“你懂我的意思吧？”

“懂。”

“这才是他们要的。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而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傅列尔一把揪住西恩的肩膀，要他面对着他。

“没错。”西恩规规矩矩地说道，因为此刻傅列尔的眼中闪烁着某种奇异的光芒，只有上帝或是纳斯达克指数或是网络地球村的虔诚信徒眼中才会有那种光芒。傅列尔是那种所谓因信得救的人——西恩并不确定他究竟信了什么，但总之傅列尔似乎在他的工作中重新找到了某些西恩甚至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东西，某些能为他带来慰藉的东西，甚或是某种信仰，某种能让他心安理得地走下去的东西。虽然有时西恩不得不承认，他打心底觉得他的上司根本是个蠢蛋，在那边滔滔不绝地扯些狗屁不通的陈腔滥调，什么生啊死的，什么该这样做该那样做的，攻克顽疾，万众一心，要是人人都肯听的话。

但有时傅列尔会让西恩想起他父亲，他那个关在地下室里盖了一座又一座没有鸟的鸟屋的父亲。西恩喜欢他这种感觉。

马汀·傅列尔在州警队第六分队的凶杀组干副队长已经十几年了，但西恩从没听过有人用“马迪”、“伙计”或是“老小子”之类的昵称称呼他。要不知情的路人从外表去猜他的职业，答案恐怕不外乎会计师或是保险公司的理赔核算员之类无趣的工作。他的嗓音和他的外表一样平凡无奇，一头棕发也早已秃成了地中海。他的身型并不高大，以能在州警队一路升到这般职位的人物来说尤其如此，再加上他走路的姿态也毫无出奇之处，混在人群中转眼便没了踪影。傅列尔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年人：爱太太疼小孩，运动夹克上还别着去年冬天的滑雪缆车搭乘日票，定期出席各种教堂活动，对社会经济永远持保守派观点。

但隐藏在这样平凡无奇的外表底下的却是一颗无比刚毅执着的心——黑白清晰，泾渭分明，行事果决而讲求实际。你吃了熊心豹子胆在马汀·傅列尔的辖区内犯下滔天死罪——听清楚了，是他的辖区，听不懂你就要倒大霉了——他一律当作你是冲着他本人来的。

“我要你敢想敢干，”西恩到凶杀组报到的第一天，他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要你义愤填膺，但是在心里，因为愤怒是一种情绪，既是情绪就不该挂在脸上。我要你随时随地都他妈的讨厌：讨厌办公室椅子太硬，讨厌你大学同学都他妈的换了进口车。我要你讨厌那些混账王八蛋竟蠢得以为他们可以在我们的辖区里头胡搞瞎闹。尽管用力地讨厌，狄文，讨厌到你会他妈的留意每一个细节，以免辛苦破的案子一送到检察官手里，就让对方律师用一些他妈的技术性理由——说你没有合理的搜查动机，说你搜查证又怎样不行——翻了案。讨厌到你能破了每个交到你手里的案子，把那些王八蛋混账全关进他妈的牢里，永世不得翻身。”

队上管这叫“傅列尔演说”，每个刚进凶杀组的新手都得在报到的第一天听一遍。就像傅列尔其他说过的话一样，你永远也猜不透其中有多少是他深信不疑的，有多少只是那些哇啦哇啦的执法人员的场面话。但你反正得听，还得用力听进去，否则你就得另谋高就了。

西恩已经在州警队凶杀组待了两年了；在这期间，他是怀迪·包尔斯带领的小组破案率最高的警员，但傅列尔却总是一副不怎么信任他的模样。此刻他就正以这种目光上下打量着西恩，似乎正在判断他到底行不行，够不够资格担起这个案子：有个女孩在他的公园里被谋杀了。

怀迪·包尔斯缓缓地朝这边踱了过来，边走边翻看着手中的记录本，然后抬起头来对傅列尔颔首示意。“副队长。”

“包尔斯警官，”傅列尔说道，“进行得怎么样了？”

“根据法医的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大约是在今天凌晨两点十五分到两点半之间。没有性侵犯的迹象。致命伤应该是脑后的一处枪伤，但我们尚未排除死者是遭钝器殴打致死的可能。枪手应该是右撇子。我们在尸体左侧一块木板上找到一枚弹壳。看来应该是A-38式史密斯手枪，但还是要让化验室的人看过才能确定。我已经要潜水员下水寻找凶器了。歹徒行凶后或许顺手把枪或者是他拿来殴打她的钝器——看来应该是某种球棒，或者是木棍之类的东西——丢进了州监大沟里。”

“木棍？”傅列尔说道。

“市警局先前派人在雪梨街沿街询问当地居民，两名警员回报说一名妇女对他们说昨天深夜曾经听到汽车撞到东西然后引擎熄火的声音。时间约莫是一点四十五分，也就是比死亡时间早半小时。”

“现场还采集到什么证据了？”傅列尔问道。

“嗯，昨晚那场大雨把我们整惨了。我们采到几个疑似歹徒留下的脚印，不过模糊得要命，恐怕派不上用场；另外几个属于被害人的脚印倒还好些。我们在银幕后方的门上采到二十五枚指纹——可能是被害人的，可能是歹徒的，也可能是那些半夜跑来这边喝酒聊天或是慢跑经过停下来喘口气的人的。我们在门附近采到一些血迹样本，不过也一样，还说不定是谁的血。大部分应该都是被害人的血。另外，我们也在被害人的车门上采到好几枚指纹。目前为止大致就这样。”

傅列尔点点头。“十分钟二十分钟后检察官打电话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是我该先跟他提的吗？”

包尔斯耸耸肩。“就说那场雨他妈的毁了我的现场吧。还有就是，我们会尽全力侦办本案。”

傅列尔打了个哈欠。“还有什么事吗？”

怀迪转头看着那条通往银幕后方长廊的小径。凯蒂·马可斯生前最后踏过的土地。

“没有脚印这件事让我很火大。”

“你刚说是雨……”

怀迪点点头。“但她确实留下了几个还算清楚的脚印——我敢打赌，那些脚印绝对是她的；因为那些脚印都很新，有的地方脚跟部分比较深，有的重心又往前移过，一看就知道是她逃跑的时候留下的。我们找到了三四个这样的脚印。而歹徒呢？什么也没有留下。”

“就你说的啊，”西恩说道，“因为昨晚那场雨。”

“再怎么样我们也找到了她的三枚脚印啊。为什么就是找不到歹徒的？”怀迪的目光在西恩和傅列尔的脸上扫过一遭，然后耸耸肩，“管他的。总之我就是很不爽。”

傅列尔从舞台上跳下来，拍拍手抹去掌心的沙石草屑。“听好：我会指派六名警员供你们差遣。化验室那边我也已经交代过了，有关这个案子的化验工作一律优先处理。州警队队员看你们需要多少人力，尽管交代，他们会全力支持。所以说，包尔斯警官，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利用这些人力资源。”

“我们会先跟死者父亲谈谈，问问看他知道多少死者昨晚的行踪，她跟谁在一起，有没有跟什么人结过梁子之类的。然后我们会把这些相关人证都找来谈谈，还会再讯问那个宣称昨晚曾听到雪梨街上有动静的女人。市警局不是把公园里外的流浪汉都带回去了吗？我们会全部问一遍。再来就是指望化验室那边能找到指纹或是毛发之类的直接证据了。说不定能在死者指甲缝里找到歹徒的皮肤组织。或者在门上找到歹徒的指纹。说不定就是死者男朋友干的，情侣吵架闹大了也有可能。”怀迪再度耸耸肩（这怕是已成了他的招牌动作了），然后踢了踢脚下的杂草。“就这样。”

傅列尔望向西恩。

“我们会逮到凶手的。”

傅列尔露出不满意但也只能接受的表情。他点点头，拍了拍西恩的手肘，然后径自往舞台下走去。法兰克·柯劳塞正和他在波士顿市警局的头头、第六分局局长基里斯站在舞台下的座位前方，所有人都以那种“你他妈的最好不要给我搞砸了”的目光看向西恩与怀迪。

“‘我们会逮到凶手的’？”怀迪说道，“念了四年大学，你就只能想得出这样的台词吗？”

西恩的视线再次短暂地与傅列尔交会了。他对着他的副队长坚定地点点头，希望能让他感受到自己的能力与自信。“我是照新入职人员手册上写的说的啊，”他对怀迪说道，“就在‘我们会将歹徒绳之以法’那句下面，它的下一句是‘赞美主’；你没读到吗？”

怀迪摇摇头。“那天八成请病假。”

验尸官助理砰一声关上了箱型车的后门，往驾驶座走去。西恩和怀迪应声回过头去。

“你心里有底了吗？”西恩说道。

“换作是十年前，”怀迪说道，“我一定直接朝帮派恩怨的方向去办。但现在？妈的。帮派散的散，剩下的也不敢做得这么嚣张了；帮派一散，事情就没那么容易预料了。你呢？”

“就男朋友干的吧。不过这也只是依照统计数字说的话。”

“用球棒把她活活打死？不会吧？除非那家伙有很严重的暴力倾向。”

“会干掉自己女朋友的，哪个没有严重暴力倾向？”

验尸官助理打开驾驶座车门，探出头来看着西恩和怀迪。“听说有人要帮我们开路，是吗？”

“就我们。”怀迪说道，“出了公园就换你们走前面……嘿，还有，死者亲属也搭我们的车走，所以你们待会儿可别把尸袋就留在走廊上。你懂我的意思吧？”

那家伙点点头，上了车。

怀迪和西恩也跟着爬进一辆巡逻警车，怀迪一下把车开到箱型车前方。他们沿着一条条黄色的封锁胶带往斜坡下方前进，西恩从枝叶缝隙间看到太阳已经开始西沉了，余晖染红了树梢，也给黑乎乎的沟水添了些许橙褐色的光彩。西恩在心里想着，这该是他死后还会想念的几样东西之一吧——这些色彩，这些不知来自何处，却总是这样突然出现在他眼前让他惊艳不已的炫目色彩。它们总是让他不由得感到有些哀伤，有些渺小，仿佛自己根本不属于这里。

在鹿岛监狱的第一晚，吉米整夜不曾合眼，从晚上九点到清晨六点，只是坐着，等着睡在他上铺的那个家伙对他动手。

那家伙名叫伍卓·丹尼尔，原本是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飞车党，其夜为了一桩安非他命买卖越过州界，来到麻州，途中进了一家酒吧喝点儿睡前威士忌，结果却用台球杆戳瞎了某个倒霉鬼的眼睛。伍卓·丹尼尔是个超级大块头，浑身上下每一寸皮肤不是刺了青就是爬满刀疤；他看着吉米，从喉咙底挤出一声冷冷的干笑，那笑声像根长长的水管，直直地捅穿了吉米的心脏。

“我们待会儿见，”熄灯之前伍卓这么对他说道。“我们待会儿见。”他又重复了一次，然后补上一声沙哑的干笑。

于是吉米彻夜未眠，绷紧神经，聆听上铺传来的每一个细微的声响。他知道攻击伍卓的咽喉是他唯一的机会，但他甚至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闪过伍卓那粗壮无比的臂膀，直取要害。攻击他的咽喉，他告诉自己。攻击他的咽喉，攻击他的咽喉，攻击他的咽喉！哦老天，他来了……

结果伍卓只是在睡梦中翻了个身，沉重的身躯压得弹簧一阵吱嘎惨叫，下陷的床垫在躺在下铺的吉米看来分明像是大象的肚腹。

那晚，在吉米耳中听来，整座监狱就像是某种有生命、会呼吸的怪兽。他听到老鼠以某种疯狂而绝望的刺耳声响不停歇地啮啃、咆哮、尖叫。他听到耳语、呻吟，听到床架和床垫里的弹簧嘎吱哀鸣。他听到水滴声，听到喃喃的梦呓，听到远方警卫的脚步声在长廊四壁间回响。四点整，他听到一声短促的、无比刺耳的尖叫——短促而幽怨，倏乎出现又戛然而止，徒留袅袅余音在吉米的脑海中徘徊不去。就在这一刻，吉米开始考虑抽出枕在脑后的枕头，攀到上铺，用枕头闷死伍卓·丹尼尔。但此刻他一双手掌又湿又滑，可能会失了准头；再说，天知道伍卓·丹尼尔究竟是假睡还是真睡。或许，他根本就对付不来这样一个同他体型相差悬殊的对手——当那双肌肉虬结的巨臂朝他脑门挥来，扯拉扭抓他的脸，从他腕间刨刮下大块血肉，挤压辗碎他的耳壳时，他又如何压制得住那只单薄的枕头？

最难熬的是最后那一小时。一抹灰蒙蒙的光线透过厚厚的玻璃，从高处那扇小窗渗进窄小的牢房，映得一室惨灰凄冷。吉米听到其他牢房开始有人醒来，在自己的小囚室里来回踱步。他听到几声粗嘎刺耳的干咳声。他感觉这部庞大狰狞的机器慢慢地醒来了，冰冷而饥饿，它需要暴力和鲜血作为食物来维持它的运转。

伍卓突然一跃而下，站定在吉米床畔的地板上，速度之快叫他完全措手不及。吉米一动不动，只是眯着眼睛，调整呼吸，数着等着，等伍卓走近了，他会即刻出手朝他咽喉袭去。

但伍卓·丹尼尔甚至没往他这边瞧上一眼。他从洗脸台上方的架子上取下一本书，翻开了用两手捧着，然后便双膝着地，喃喃地开始祷告。

他祷告了一阵，轻声朗读了几段《保罗书信》中的经文，接着又继续祷告。他念念有词，却不时从喉底溢出几声沙哑的干笑——最后，吉米终于明白了，这些他听来深感威胁的干笑根本是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动作，就像小时候他母亲那些长长的叹息一样。恐怕伍卓自己都不曾意识到。

当伍卓结束晨祷，转头询问吉米是否愿意考虑接受基督作为他的救世主时，吉米知道，他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夜终于结束了。他在伍卓脸上看到某种光，某种正在寻找救赎之道的戴罪灵魂脸上特有的光。这光是如此显而易见；吉米不明白自己初见伍卓时怎么就没发现。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狗屎运——他让人扔进了狮笼里，结果那狮子竟改信了耶稣。他才不在乎这个陷入宗教狂热的室友信谁咧，耶稣也好，鲍伯·霍伯还是桃乐丝·黛都好，只要这个肌肉贲张的傻大个晚上乖乖躺在自己床上，吃饭的时候乖乖坐在他身边，妈的，要他跟着信谁都行。

“我曾是一只迷途羔羊，”伍卓·丹尼尔对着吉米说道，“但如今，赞美主，我已找到正途。”

吉米几乎忍不住要大声赞和：你他妈的说得对极了，好家伙！

直到今天，吉米都会以在鹿岛监狱度过的第一夜来衡量他不得不面对的各种耐心的考验。他总是会这么告诉自己，在那台活生生的、会呼吸的庞大机器里头，在各种恼人的吱嘎声叹息声老鼠啮咬声和倏乎生灭的尖叫声中熬过那漫长的一夜后，世上再没什么他熬不过去的难关了；为了达成目的，他可以稳坐如山，熬过一夜两夜都行，都没有问题。

直到今天。

吉米和安娜贝丝站在罗斯克莱街上的公园入口处等着。他俩站在州警队拉起的第一道与第二道封锁线之间，几名州警为他们端来咖啡，又张罗来两把折叠椅。州警队队员态度和善，但他们还是只能在这里空等着；每当他们忍不住开口询问是否有最新消息传来时，那几名州警只能板起面孔，语调轻缓地解释道，真的很抱歉，但他们知道的真的不比他们多。

卡文·萨维奇带着娜汀和莎拉先回家去了，安娜贝丝则留了下来。她依然穿着那件为参加娜汀的初领圣体礼而特地穿上的淡紫色套装——娜汀的初领圣体礼，感觉好像是好几个礼拜以前发生的事情了——她坐在吉米身边，一言不发，只是紧紧揪住内心残存的一丝希望。希望吉米解读错西恩脸上的表情了。希望凯蒂遭到遗弃的车子，她的彻夜未归，与穿梭在公园里的那些警察之间其实没有任何关联，一切都只是巧合中的巧合。希望她心底已经了悟到的事实其实只是一个谎言。

吉米说道：“要不要我再去端杯咖啡来？”

她丢给他一抹生硬而遥远的微笑。“不用了。我还可以。”

“你确定？”

“嗯。”

只要不见尸体，吉米知道，她就还没有真正死去。从他和查克·萨维奇被一伙警察从舞台斜坡那边硬推出来后，在这漫长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这样告诉自己，一直以此为由呵护心中那抹希望的火苗。或许只是一个长得跟她很像的女孩。或许她只是陷入了昏迷。或许她只是被卡在银幕后方的小室里，一时动弹不得。或许她受伤了，伤得很重，但尚存一息。这就是他仅存的希望——那微渺如婴儿发丝般的希望，那因为最终判决尚未下达而得以苟且偷生的希望。

他知道这样紧咬希望不放只是徒然，但他就是无法放手。

“我的意思是，还没有人跟你确定过任何事，”这场在公园外的漫长等待刚刚开始时，安娜贝丝曾这么说道，“是这样没错吧？”

“还没有任何人跟我确定过任何事。是这样没错。”吉米拍拍她的手，心里明白，条子肯让他俩进封锁线，在封锁线内等待，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确认了。

但在他们抬出一具尸体，在他亲眼看过亲口说出“是的，那是她没错。那是凯蒂。那是我的女儿”这几句话之前，那抹希望就是不肯熄灭。

吉米看着那几个站在公园入口处的铸铁拱门下的警察。那道拱门是早年——早在公园出现之前，早在汽车电影院建立之前，甚至早在今日在场的每一个人出生之前——曾矗立在这片土地上的州立监狱留下的唯一遗迹。白金汉原是波士顿市郊的一个小镇，随着州立监狱的兴建运作而诞生的小镇。狱卒带着家人在今日的尖顶区安顿下来，平顶区则聚居着等待狱中亲人刑满归来的家属。等到那些狱卒年纪够大人脉也够广了，因而开始参与地方选举时，小镇也随之被纳入了市区。

站得离拱门最近的一个州警身上的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他立即将对讲机凑近唇边。

安娜贝丝握紧了吉米的手，紧得骨头与骨头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隙。

“我是包尔斯警官。我们要出来了。”

“收到。”

“马可斯先生和太太还在那边吗？”

州警瞄了吉米一眼，随即垂下眼帘。“在。”

“好。我们马上到。”

安娜贝丝说道：“哦，老天，吉米。哦，老天。”

吉米听到一阵轮胎擦地声，接着便看到好几辆轿车和箱型车沿着罗斯克莱街往公园入口处的封锁线冲来。那些箱型车顶上全都架着各种天线和卫星通讯仪，车才停妥，一群又一群记者和摄影师便慌慌张张地跳下车，争先恐后地往前挤，边跑边调整镜头和话筒线。

“把他们轰出去！”站在拱门边的那名州警扯开嗓门大吼，“快！通通赶出去！”

站在第一道封锁线外的警察们，立刻往记者群那边包围过去，嘶吼叫骂声不绝于耳。

拱门前的州警对着对讲机吼道：“这里是杜基。包尔斯警官吗？”

“我是。”

“这边的路被媒体堵死了。”

“把路清出来。”

“报告警官，正在清。”

吉米看到，在公园入口道路离拱门约二十码的地方，一辆警车转过弯后突然停了下来。他看到驾驶员将对讲机举在唇边，而西恩·狄文就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他瞥见警车后头还跟着另一辆车。他突然感到一阵口干舌燥。

“把他们赶走，杜基。妈的，我不管你怎么赶，他妈的开枪轰烂那些吸血鬼的屁股也行！”

“收到。”

杜基和另外三名州警经过吉米和安娜贝丝身边，继续往公园外跑去。杜基一边跑一边大吼，他伸长手臂指着外头吼道：“你们已经侵入封锁区了。立刻回到你们的车子里！你们无权进入本区。立刻回到车内！”

安娜贝丝轻声哀叫道：“哦，天哪！”吉米突然感到一阵强风袭来，继之以震耳欲聋的声响——一架直升机倏地掠过他们头顶。他转头望向停在路尽头的警车。他看到警车驾驶员对着对讲机大吼，接着，一阵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猛然爆开，数辆蓝白相间的警车突然从四面八方同时杀入罗斯克莱街，那些记者和摄影师方才一哄而散，抱着机器逃回车内。盘旋不去的直升机也终于掉过头，往公园上空飞去。

“吉米，”安娜贝丝以一种吉米从她嘴里听过的最最悲凉的声音哀叫道。“哦，吉米。求求你。求求你。”

“求什么，亲爱的，”吉米紧紧拥住她，“求什么？”

“哦，求求你，吉米。哦，不要。不要。”

这些声音——这些警笛声、紧急刹车声、叫骂声，以及直升机螺旋桨震耳欲聋的噪音——就是这些声音。这些声音代表着凯蒂，代表着凯蒂的死讯，毫不留情地涌向他们，在他们耳畔一遍又一遍地尖叫着。安娜贝丝瘫软在吉米怀中。

杜基掉头往拱门那边跑去，迅速移开下方的拒马。在吉米意会过来之前，原本停在路尽头的警车便冲了过来，刷一声停在他身边，而后头那辆箱型车车头却猛然往右一偏，超了车，直直往罗斯克莱街驶去，然后在街口一个左转，不见了踪影——但在那之前，吉米已经瞥见了清清楚楚地写在白色车身上头的几个大字：苏福克郡验尸处。他感觉全身的关节——从他的肩膀到膝盖，到脚踝——瞬间崩裂了，化成了汩汩的液体。

“吉米。”

吉米低头望向西恩·狄文的脸。西恩透过摇下的车窗，抬头看着他。

“吉米，来吧。求求你，上车吧。”

西恩下了车，打开后座车门。直升机又回来了，这次飞高了些，但吉米依然感觉得到螺旋桨带来的一阵阵冷风。

“马可斯太太，”西恩说道，“吉米。求求你们，上车吧。”

“她死了吗？”安娜贝丝哀叫道。这几个字穿透吉米的耳膜，化成噬人的酸液，在他体内流窜。

“求求你，马可斯太太，我们先上车再说吧。”

数辆警车在罗斯克莱街上排成两排，形成前导车队，警笛依然疯狂地转着，闪着，叫嚣着。

安娜贝丝厉声叫道：“我的女儿——”

吉米手臂一收，将安娜贝丝推入车内。他不能再听到那个字了。他跟在她后头爬进后座，西恩将门一甩，随即回到前座。在最后一扇车门关上的一刹那，油门一踩，同时启动了警笛。警车朝公园外疾驶而去，加入了前导车队——一整队军队似的警车就这样浩浩荡荡沿罗斯克莱街奔驰了一小段，然后转上高架道路，一路任由引擎和警笛狂吼着，划破长空，狂吼，继续狂吼。

她躺在一张金属桌上。

她的眼睛紧闭着，脚上少了一只鞋。

她的皮肤泛着某种深紫近黑的颜色，某种吉米不曾看到过的颜色。

他闻得到她的香水味。隐隐约约，在充斥整个冰冷的房间的福尔马林的恶臭中，他依然闻得到她的香水味。

西恩一手扶在吉米腰后。吉米开口了，不知不觉地开口了。他知道此刻的自己跟躺在他眼前的这具死尸没两样。

“是的，是她，没错。”他说。

“那是凯蒂。”他说，“那是我的女儿。”

第十三章 灯光

“楼上有一家自助餐厅，”西恩对着吉米说道，“去喝杯咖啡吧。”

吉米不为所动，站在原地，在他女儿重新被盖上了一条白床单的尸体旁。他动手掀开床单一角，俯视着她的脸，仿佛那是一张浮现在井底的面孔，而他站在水井旁，一心只想纵身一跳，追随她而去。“停尸间同一栋楼里竟然有餐厅？”

“嗯。这栋大楼里还有很多别的单位。”

“感觉怪怪的，”吉米说道，语调冷淡，不带丝毫情绪，“搞病理解剖的家伙一进餐厅，所有人不都赶紧换座位，离他愈远愈好吗？”

西恩不确定这是不是刚刚受到严重刺激的人都会有的过度反应。“这我就不知道了，吉米。”

“呃，马可斯先生，”怀迪说道，“我知道这时机或许不很恰当，但我们还是有些问题不得不请您回答……”

吉米缓缓将床单盖了回去。他的嘴唇微微地蠕动了一阵，却不曾发出任何声音。他转头看着一手握笔、一手捧着小记事本的怀迪，仿佛很讶异房里还有这么一个人。他转过头去，定睛瞅着西恩。

“你有没有想过，”吉米说道，“一些微不足道的决定往往竟能扭转你整个生命前进的方向？”

西恩迎上他的目光。“怎么说？”

吉米苍白的脸上一片空洞。他眼珠微微往上一翻，仿佛在努力回想自己究竟将车钥匙丢到哪里去了似的。

“我以前听说过，希特勒的母亲怀他的时候，原本是打算去堕胎的，结果却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我还听说，他当初之所以离开维也纳，就是因为他一幅画也卖不出去。你想想，如果他那时卖出了一幅画，就一幅画，或者他妈真的去打了胎——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西恩？或者，比方说吧，有天早上你错过了公交车，于是你趁着等下班车的时间跑去买了第二杯咖啡，再顺手买了张刮刮乐彩票，结果却中奖了。这下可好，你再也不必等公交车了；你买了辆林肯车，每天开着上下班。但最后你却因此死在某场车祸里。想想看，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你错过了一班公交车。”

西恩望向怀迪。怀迪耸耸肩。

“不，”吉米说道，“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我没疯。我头脑清醒得很。”

“我知道，吉米。”

“我只是说，我们的生命里有很多线，很多相互交叉牵连的线。你牵一发便要动全身。比方说吧，如果那天达拉斯下了雨，肯尼迪因而取消了乘敞篷车游行的计划。或者斯大林当初就留在神学院了。再或者，就说你和我吧，西恩，如果你和我当初都跟大卫·波以尔一起上了那辆车。”

“车？”怀迪说道，“什么车？”

西恩对他举起一只手，暂时堵住了他的问题，然后对着吉米说道：“我听得有点儿糊涂了。”

“是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当初我们也上了那辆车，现在恐怕就不是这个模样了。你知道我的前妻玛丽塔，也就是凯蒂的生母。她是个美人，艳惊四座的大美人。你知道有些拉丁女人就是可以美到那种程度吧？就是美，美得几乎叫人不敢接近。而她自己也清楚得很。所以说，要想接近她，最好先回家称称自己几两重再说。我十六岁的时候可酷了，天不怕地不怕——妈的，约个马子出来有什么不敢的。我不但敢，还真的把她约出来了。一年后——妈的，一年后我也不过十七岁，根本还是个天杀的小孩子——我们就结婚了，那时她肚子里已经有了凯蒂。”

吉米缓缓地绕着女儿的尸体走，一圈又一圈。

“我要说的是，西恩——如果当初我们也上了那辆车，让那两个操他妈的变态载到哪个操他妈的地方去做了什么操他妈的事，整整四天——那时我们才几岁？顶多十一岁吧——我不相信我十六岁的时候还会嚣张到那种地步。我敢说我十之八九就给废得差不多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妈的，把兴奋剂立得灵拿来当饭吃的那种废物。我敢说我根本不可能有那种胆子，敢去约像玛丽塔那样的女神出去。那样我们就不可能会有凯蒂。今天凯蒂也就不会让人杀死了躺在这里。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初我们没上那辆车，西恩。这样说你听懂了吧？”

吉米瞪眼望着西恩，像是在等待某种证实或是确定；但他究竟想要他证实还是确定什么，西恩却毫无头绪。他看起来仿佛正在等待什么人来赦免他，赦免他小时候不曾上了那辆车的罪过，赦免他生了一个后来要被人杀死的女儿的罪过。

曾经有几次，西恩慢跑经过加农街时，会停下来，站在路中央，在当初他和吉米还有大卫·波以尔扭打成一团的地方，抬头就会看到那辆车，停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等着他们。有几次，西恩感觉自己依然闻得到那股浓浓的苹果味；他还知道，如果自己猛地转头，转得够快的话，他将会看到那辆车驶向街角，他将会隔着后窗玻璃看到大卫·波以尔的脸，怔怔地望着他们，直到距离终于模糊了一切。

曾经有那么一次，在十年前的一次狂饮聚会上，血管里流窜着浓烈的波旁威士忌的西恩在恍惚中突然想到，或许他们其实全都上了那辆车。而过去几年和眼前的一切不过是场梦。他——还有吉米和大卫·波以尔——其实都还是让人关在地窖里的十一岁男孩，在黑暗中想象着自己活着逃出来后可以拥有的人生。

西恩以为这个想法会成为一夜狂饮醒来后一个遥远模糊的记忆，但它没有。它像是卡在鞋垫里的小石子，在西恩脑子里的某个角落找到了一个永久的栖身之所。

所以，西恩有时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来到加农街，站在旧家前面，任由大卫·波以尔的脸孔闪过他的眼角，然后再慢慢消失，任由那股强烈的苹果味弥漫在他的鼻腔里，心里想着，不，快回来，不要跟他们走。

他迎向吉米渴望的目光。他有话想说。他想告诉他，是的，他也曾想过如果当初他们也上了那辆车，事情又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想告诉他，他确实曾经想象过那个与他擦肩而过的人生，而那个想象中的人生从此阴魂不散，在每个转角流连徘徊，像某个回荡在空气中的名字随微风溜进窗子。他想告诉吉米，他有时还是会从同一场噩梦中惊醒，那场脚底下的街道死命要把他往打开的车门里推送的噩梦。他还想告诉他，从那天起他就不再清楚自己这一生到底要做什么，要怎么过了。他想告诉他，他常常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自己的存在。

但此刻他们毕竟置身停尸间，吉米女儿冰冷的尸体就躺在他们之间那张冰冷的金属桌上。毕竟怀迪还拿着纸笔站在他们身边。于是，面对吉米写满整张脸的渴望和祈求，他只是淡淡地说道：“走吧，吉米。我们上楼去喝杯咖啡。”

安娜贝丝·马可斯在西恩眼里是个天杀的强悍的女人。坐在这个周日夜晚弥漫着一再热过的食物气味的冷冰冰的自助餐厅里，和两个冷冰冰的男人谈论着她那躺在七层楼底下停尸间里的继女，西恩看得出来她内心的煎熬，看得出来这一切正在一点一滴啃噬着她的心肺。但她就是强撑着，怎么也不肯倒下。她始终红着眼眶，但西恩一会儿便明白了，她并不打算让眼泪流出来。她拒绝在他俩面前崩溃悲泣。他妈的绝不。

谈话间，她好几次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她说着说着喉咙便哽住了，仿佛胸口藏了只拳头，四处出击挤压着她的器官。她举起一只手，狠狠地抵住胸口，嘴巴再撑开了点儿，等着，等着她终于抢到足够的氧气，好继续把话说完。

“她星期六下午四点半左右下班回到家里。”

“下班？马可斯太太？她在哪里上班？”

她指指吉米。“在我先生开的木屋超市。”

“就是东卡提基和白金汉大道转角那家吗？”怀迪说道，“全市最他妈好喝的咖啡就在那里。”

安娜贝丝继续说道：“她一回到家就去冲了澡。洗完澡出来，我们就一起吃了晚餐——等等，不，她没和我们一起吃。她上了桌，光和两个妹妹聊天，没动刀叉。她说她和伊芙和黛安约好了要一起出去吃。”

“她后来就是和这两个女孩一起出去的，是吗？”怀迪对着吉米说道。

吉米点点头。

“所以说，她没和你们一起吃晚餐……”怀迪说道。

安娜贝丝说道：“但她还是陪着一起上了桌，和两个妹妹聊得很起劲。她们聊下星期的游行，还有娜汀的初领圣体礼。然后她回房去，在房里讲了一会儿电话。然后应该是八点左右吧，她就出门去了。”

“你知道她在和什么人讲电话吗？”

安娜贝丝摇摇头。

“她房里的电话，”怀迪说道，“是她的个人专线吗？”

“是的。”

“你们介意我们向电话公司调阅那通电话的通话记录吗？”

安娜贝丝望向吉米，吉米说道：“不。不介意。”

“嗯，所以说，她是八点离开家里的。就你们所知，她是和她那两个朋友伊芙和黛安有约吧？”

“是的。”

“而你当时人还在店里是吗，马可斯先生？”

“嗯。我星期六值午班。从十二点到晚上八点都在店里。”

怀迪翻过一页笔记，对两人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很感谢你们的合作。我知道这并不容易。”

安娜贝丝点点头，然后转向吉米。“我打过电话给卡文了。”

“是吗？你和女孩们说过话了吗？”

“只和莎拉。我跟她说我们马上就回家了。就这样，我没跟她多说什么。”

“她问到凯蒂了吗？”

安娜贝丝点点头。

“那你是怎么说的？”

“我就跟她说我们马上就回家了。”安娜贝丝说道。西恩听到她说到“回家”两个字时，声音明显颤抖了起来。

她和吉米同时转头看向怀迪。怀迪再度露出一抹浅浅的带着安抚意味的微笑。

“我在此向两位保证——这决定是一路从市府大头那边传达下来的——这个案子我们绝对最优先处理。我们绝不会犯下任何错误。队上特别指派狄文警官承办本案，因为他是家属的朋友，而队上长官认为这层关系会让他更加全力以赴。他和我将全力合作侦办本案，我们一定会将伤害您爱女的歹徒绳之以法的。”

安娜贝丝一脸疑惑地看着西恩。“家属的朋友？我并不认识你啊。”

怀迪皱着眉，一段精心演说就这样被戳了个大洞。

西恩说道：“你先生和我是朋友，马可斯太太。”

“很久以前认识的朋友。”吉米说道。

“我们的父亲曾经同事过。”

安娜贝丝点点头，依然有些半信半疑。

怀迪说道：“马可斯先生，你星期六和你女儿共处了大半天，是这样吧？”

“是也不是，”吉米说道，“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后头忙。凯蒂则负责站柜台。”

“嗯，总之，你有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寻常的迹象？比如说她举止有些怪异、紧张，或是害怕？还是说她曾经和客人起过冲突什么的？”

“至少我在的时候没有。我可以给你当天和她一起值早班的店员的电话。也许他会记得一些我到之前发生的事。”

“那就谢啦。你再想想看，你在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一提的事？”

“她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开开心心的。嗯，也许是有点儿……”

“有点儿什么？”

“没，也没什么。”

“马可斯先生，这时候任何蛛丝马迹都可能会对案情进展有所帮助。”

安娜贝丝身子往前一倾。“吉米？”

吉米一脸的困窘与无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呃，我坐在后头那张小办公桌前面的时候，曾经偶然抬头，刚好看到凯蒂站在门廊那边。她就站在那里，用吸管啜饮着一罐可乐，静静地盯着我瞧。”

“盯着你瞧？”

“嗯。然后，有那么一瞬间，她脸上的表情跟她五岁的时候像极了——有一次，我把她留在车子里，自己下车去买个东西——她当时的表情。嗯，没错，那次她后来还哭了——我想，那是因为那时她母亲刚去世，我又才出狱不久，所以每次我只要稍微离开她一会儿，哪怕只是一两分钟，她都会以为我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她那时脸上常常会出现这种表情……呃，不管她最后有没有哭出来，她脸上就是会出现这种表情，好像她正在为永远都不会再看到你做心理准备似的。”吉米清了清喉咙，深深地叹了口气，随即睁大了眼睛。“总之，我好多年没看过那个表情了，七八年总有了吧？但星期六有那么一瞬间，我确实在她脸上看到那种表情了。”

“好像她正在为永远不会再见到你做心理准备似的。”

“嗯。”吉米看着怀迪低头在笔记本上记上这一笔，“嘿，这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一个表情罢了。”

“你放心，马可斯先生。我也没打算要小题大作。这是我职责所在——我搜集一切大小线索，直到其中两三条终于能凑在一起，拼出个样子来为止。你说你坐过牢？”

安娜贝丝轻叹一声：“老天！”然后默默地摇摇头。

吉米整个身子往后一靠。“又来了。”

“我只是问问，没别的意思。”怀迪说道。

“是啊，如果我说我十五年前在西尔斯百货上班，你也会有一样的反应是吧？”吉米不屑地冷笑了一声。“我是因为一桩抢劫案坐的牢。两年，在鹿岛。你写好了没？这个线索会有助于你逮到杀害我女儿的凶手吗，警官大人？呃，我也只是问问，没别的意思。”

怀迪冷不防瞅了西恩一眼。

西恩说道：“吉米，别这样。大家都没有恶意。这话题到此为止，我们回到正题吧。”

“正题。”吉米说道。

“除了凯蒂看你的表情外，”西恩说道，“你还注意到别的什么不太寻常的迹象吗？”

吉米终于挪开了投在怀迪脸上的挑衅的目光，低头啜饮了一口咖啡。“就这样，没别的了。等等——那小子，布兰登·哈里斯——呃，不，不对，那已经是今天早上的事了。”

“他又是什么人？”

“他就住在附近，有时会来店里买东西，就这样。他今天早上来过店里，还特别问了凯蒂怎么不在，一副跟她有约还是什么的模样。不过他俩根本不认识，顶多打过几次照面罢了。他会这样问是有点儿奇怪，但其实也没什么。”

怀迪还是记下了这个名字。

“他会不会是凯蒂的男朋友之类的？”西恩问道。

“不可能。”

安娜贝丝插嘴道：“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吉米……”

“我反正就是知道，”吉米说道，“他不可能是她的男朋友。”

“绝对不可能？”西恩说道。

“绝对不可能。”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嘿，西恩，你这他妈的是在做什么？在拷问我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吉米。我只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确定这个叫布兰登·哈里斯的小伙子不可能是凯蒂的男朋友，就这样而已。”

吉米仰头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种事，做父亲的总是会知道。这答案你满意了吗？”

西恩决定暂时不再追问下去。他对着怀迪点点头，将发问的工作交还给他。

怀迪说道：“嗯，那我换个角度问吧——凯蒂目前有男朋友吗？”

“就我们所知，”安娜贝丝说道，“应该是没有。”

“那前任男友呢？有没有分手分得不愉快，或是什么人被她甩后很不甘心之类的事情？”

安娜贝丝和吉米互望了一眼，西恩感觉得到两人无言的交流：嫌疑犯。

“巴比·奥唐诺。”安娜贝丝终于开口说道。

怀迪放下笔，隔桌望着两人。“你们说的不会就是那个巴比·奥唐诺吧？”

吉米说道：“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二十七岁上下、专营古柯碱买卖兼拉皮条的巴比·奥唐诺。”

“就是他，”怀迪说道，“这名字我们队上可熟了。过去两年东白金汉一堆他妈的娄子全都是他捅出来的。”

“是啊，那他怎么到今天都还在外头逍遥呢？”

“关于这个，呃，马可斯先生，你得先了解一点，我们是州警队。您女儿这个案子要不是发生在州监公园里，我们也不会在这里。东白金汉大部分属于市警局辖区，我可没那分量替市警局的人说话。”

安娜贝丝说道：“好，这我会转告我朋友康妮。巴比·奥唐诺上回带人砸了她的花店。”

“他为什么砸了她的花店？”西恩问道。

“因为她拒绝付钱给他。”安娜贝丝说道。

“付钱给他做什么？”

“付钱给他要他不要砸她的店啊。”安娜贝丝说完又喝了一口咖啡。西恩心里暗忖——这女人确实悍。谁惹她谁就要倒大霉。

“所以说，你女儿和他交往过一阵。”怀迪说道。

安娜贝丝点点头。“交往没多久倒是。就几个月吧，嗯，吉米？他们去年十一月就分手了。”

“巴比·奥唐诺就这样放她走了吗？”怀迪问道。

马可斯夫妇再度交换了下眼神。“是有那么一晚，”吉米说道，“他带了他那只看门狗罗曼·法洛来家里闹过。”

“然后呢？”

“然后我们把话说得很清楚，把他请走了。”

“我们？我们是谁？”

安娜贝丝说道：“我几个哥哥就住在我们楼上和楼下的公寓里。他们很疼凯蒂。”

“萨维奇兄弟。”西恩告诉怀迪。

怀迪再度放下笔，用拇指和食指紧摁住眼角。“萨维奇兄弟。”

“没错。有什么问题吗？”

“我无意冒犯，但是，马可斯太太，我确实有些担心这事情要是没处理好，可能会闹得很大。”怀迪低着头，一边按摩自己颈后的肌肉一边说道，“我绝对无意冒犯，但——”

“无意冒犯的意思就是你正打算要冒犯我。”

怀迪猛地抬头，带着一抹诧异的微笑盯着她看。“你这几位哥哥，马可斯太太，无须我明说，你应该也知道他们在外头的名声吧。”

安娜贝丝还之以同样坚定强硬的微笑。“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包尔斯警官。你大可不必兜着圈子说话。”

“几个月前，一个重案组的同事跟我提过，巴比·奥唐诺蠢蠢欲动，想要掺和高利贷和海洛因交易——而这两块大饼，据我所知，一直掌控在萨维奇兄弟手里。”

“除了在平顶区。”

“这话怎么说？”

“除了在平顶区，”吉米说道，一只手搭上了她太太的手，“这话的意思是说，他们拒绝在自己家门口做这些生意。”

“这也算敦亲睦邻之道是吧。”怀迪说道，接着便识趣地闭嘴片刻，给众人一些空间消化这句话。“不管怎样，平顶区既没人出头顶下这些生意，活脱脱就是块等着人去咬一口的大饼。这我没说错吧？而这，如果我掌握的消息正确无误的话，正是巴比·奥唐诺垂涎已久的。”

“然后呢？”吉米似乎有些坐不住了。

“然后怎样？”

“这又跟我女儿的死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怀迪说道，然后两手一挥，“这关系可大了，马可斯先生，因为他们双方就缺一个理由好正式开战。现在总算让他们等到了。”

吉米摇摇头，嘴角泛开一抹苦涩干硬的冷笑。

“哦，你不这么认为是吧，马可斯先生？”

吉米下巴一扬。“我认为，包尔斯警官，我们所谓的平顶区——或是尖顶区——很快就要消失了。然后一切犯罪活动也会跟着一起消失。而这不会是因为萨维奇兄弟或是巴比·奥唐诺，或是你们终于决定大举扫荡犯罪的缘故。这将会是因为银行利率降低，而房屋税、财产税不断调涨，郊区那些雅痞于是纷纷回心转意，决定搬回市区来住，因为郊区餐厅的饭真是他妈的难吃。而这些新来的居民，相信我，对海洛因或是路边十块钱一次的口交，抑或满街的酒吧，根本没有兴趣。他们有的是大好的前程、稳定的退休基金账户，还有拉风的德国车。所以说，当他们搬进来后——而这已经在进行中了——犯罪活动和一半的本地居民将不得不另谋出路。所以说，我根本不会去担心巴比·奥唐诺要向我老婆的兄弟宣战的事，包尔斯警官。宣战？为什么而战？”

“为眼前而战。”怀迪仍不死心。

吉米说道：“你真的认为奥唐诺是杀死我女儿的凶手？”

“我真的认为萨维奇兄弟绝对会把他视为头号嫌疑犯。我还认为有人势必得去跟他们谈谈，打消他们这个念头，好让我们警方有时间做好我们的工作。”

吉米与安娜贝丝并肩坐在桌子另一头，西恩试图解读他俩脸上的表情，却始终一无所获。

“吉米，”西恩说道，“没有这些横生的枝节，我们应该可以很快把这案子破了。”

“是吗？”吉米说道，“你保证吗，西恩？”

“我保证。不但破案，而且破得干净利落，绝对可以顺利将凶手定罪。”

“要多久？”

“什么？”

“还要多久你们才能逮到凶手？”

怀迪突然扬起一只手。“等等——你这是在和我们讨价还价吗，马可斯先生？”

“讨价还价？”吉米脸上再度浮现那种狱中囚犯特有的阴沉之气。

“正是，”怀迪说道，“因为我感受到——”

“你感受到？”

“某种威胁的成分。从你刚才与狄文警官的那番对话里头。”

“是这样吗？”吉米的语气一派无辜，眼底的阴郁却仍未褪去。

“你似乎打算给我们定一个期限。”怀迪说道。

“狄文警官向我保证你们一定会找到杀死我女儿的凶手。我只是问他这大约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时间范围内罢了。”

“狄文警官，”怀迪说道，“并不主导侦破本案。是我，我才是本案的负责人。我们会彻底将本案调查个水落石出，马可斯先生、夫人，此刻我最不需要的就是，有人把我们对于萨维奇家族与奥唐诺集团之间正面冲突的顾虑当作某种谈判的筹码。要是让我嗅到这样的企图，我马上派人把那两伙人以妨碍公务的罪名通通逮起来丢进牢里，直到事情告一段落再说。”

几名工友端着餐盘经过他们附近，盘中那些湿软黏糊的食物不断冒出白色的蒸汽。西恩感觉弥漫在餐厅里的那股反复加热的食物的气味似乎更浓了，空气中的夜色似乎也愈发聚拢了过来。

“好，我懂了。就这样。”吉米说道，脸上泛开一抹刻意明朗的微笑。

“就怎样？”

“你们只管抓凶手。我不会挡你们的路的。”吉米起身离座，向妻子伸出一只手。“亲爱的？”

怀迪说道：“马可斯先生。”

吉米引着妻子起身，一边低头看向怀迪。

“楼下有一名州警会开车送你们回家，”怀迪说道，一只手往皮夹探去，“如果你又想到别的什么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

吉米接过怀迪的名片，随手塞进裤袋里。

站起来后，安娜贝丝看来就没那么稳了；她晃晃悠悠地倚着吉米，仿佛她两脚都已化为液体。她将自己和吉米的手都捏得发白了。

“谢谢你们。”她轻声对着西恩和怀迪说道。

西恩看得出来，这一天下来的起伏煎熬终于攀上了她的脸、她的身体，开始沉沉地把她往下扯拉挤压。明晃晃的灯光无情地打在她脸上，西恩以为自己已经看到了她几十年后的模样——人世风浪在她身上同时留下了智慧与伤疤，她依旧傲然挺直背脊，叫人难以忽视。

西恩不知道这些话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在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划破冰冷的空气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开了口：“我们会抓到杀死凯蒂的凶手的，马可斯太太。我们一定会的。”

安娜贝丝的脸瞬间皱成一团，随即又恢复平静。她深深吸了一口气，默默地点点头，倚着丈夫的身子微微晃动了一下。

“嗯，狄文先生，那就麻烦你们了。”

再度开车穿越市区时，手握方向盘的怀迪问道：“那什么上车没上车的到底怎么回事？”

西恩说道：“什么怎么回事？”

“马可斯说你们小时候差点儿上了什么车的事。”

“我们……”西恩右手往前探去，调整后视镜的角度，直到他可以看到后头成排闪烁的车灯，一个个雾蒙蒙的黄色光点，在迷茫的夜色中明灭跳动。“我们，妈的，呃，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吉米，还有那个叫大卫·波以尔的男孩，在我家前面的路边玩。我们那时差不多几岁——十一岁左右吧。总之，后来就来了一辆车，然后大卫·波以尔就被带走了。”

“绑架案吗？”

西恩点点头，目光依然流连在蜿蜒晃动的黄色灯河上头。“那两个家伙假装是警察。大卫被骗上了车，吉米和我没有。大卫失踪了四天，后来自己设法逃了出来。听说现在还住在平顶区。”

“他们后来逮到那两个王八蛋了吗？”

“一个车祸死了，另一个一年后被逮住了，后来没多久就在狱中上吊死了。”

“妈的，”怀迪说道，“我真他妈的希望有这么一座岛，就像那部史蒂夫·麦奎因的老片一样——有没有？里头所有演员说话都带法国腔，就他顶了个法国名字却不那样说话。片尾他用椰子壳绑了个浮筏，从悬崖跳下去逃了出来。看过吗？”

“没看过。”

“真是部好片。总之，我要说的是，他们应该弄座岛，专门关押那些鸡奸犯和恋童癖的王八蛋。完全与世隔绝，人犯只进不出，至于食物饮水就一星期空投个几次算了。第一次？操，照样判个无期徒刑扔到那岛上去。很抱歉，我们就是不能负担把你们放出来再去毒害世人的危险。因为这种病是会传染的，你知道吗？你会这么做通常就是因为当年有人对你这么做。就像麻风病一样，一个传一个，没完没了。所以我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他们都扔到哪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以绝后患。这样一来，社会上这种人就会愈来愈少；几百年后，等那些变态全都死光了，再把整座岛卖了改建成地中海俱乐部之类的度假村就行了。以后的小孩就只会在传说中听到这些人——呃，这些进化前的人类——的故事，就像现在的小孩听鬼故事一样。”

西恩说道：“妈的，您老是吃错了药还是怎样，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深度了？”

怀迪扮了个鬼脸，将车子开上了高架快速道。

“你那个老朋友马可斯，”他说道，“我一看到他就知道他一定蹲过牢。你知道吗，蹲过牢的人身上总会有什么部位就是放松不下来。通常是肩膀。不用太久，就两年吧——整整两年，每一天，每一天里面的每一秒，你都战战兢兢提防着有人会从背后偷袭你，成了习惯之后，你这辈子就再也没法真的放松下来了。”

“他刚刚失去一个女儿，你可别忘了。压在他肩膀上的或许是这件事。”

怀迪摇摇头。“不对。这件事现在还在他的胃里。你看见他老是突然皱眉头没有？那是丧女之恸沉淀在他胃里，在那里发酸翻搅。这我看过不知多少次了。可说到肩膀呢，那就一定是蹲过牢没错。”

西恩将目光自后视镜上移开，茫然地望向高架道上对向车道的漫漫车河。一对对子弹似的眼睛朝他们射过来，倏地又与他们擦身而过，没入夜色之中。他感觉这整座城市紧紧地朝他们围过来：那些摩天大楼，那些廉价公寓，那些办公大楼，那些停车塔，那些运动场酒吧夜总会和教堂。他知道没人会在乎这片灯海中偶尔有哪一盏灯突然熄掉了。新点上的灯亦然，没人会注意。但它们就是兀自亮着闪着，明明灭灭，摆动着摇晃着，直直地瞪着你，就像此刻——他和怀迪两人栖身于这辆小车内，成了车河中的一组红黄小光点，一路与无数同样的红黄光点交会错开，闪烁摇曳的光束一遍遍划过又一片庸庸碌碌的周日夜空。

往哪里去？

朝着熄灭的灯光，傻子。朝着破碎的玻璃。

午夜过后，安娜贝丝与女孩们终于沉沉睡去，而早些时候一听到消息就赶过来的瑟莱丝——安娜贝丝的表妹——也终于在沙发上躺平了，吉米踱下楼去，坐在他们与住在同一栋楼里的萨维奇兄弟共享的前廊阶梯上。

他带着西恩的棒球手套，虽然他的拇指早已塞不进去，勉强套上也只塞得下半只手掌，他还是戴着它，坐在那里，凝望着四车道的白金汉大道，静静地把玩着一颗棒球。皮革摩擦的声响似乎总能安抚他体内的某些东西。

吉米一直都喜欢在夜里独坐于此。对街的一排商家早已熄了灯，灰蒙蒙一片。白天熙攘嘈杂的商店街到了夜里总会笼罩在一片奇异的静默中，某种独特诡异的静默。弥漫在日光下的那些声响从未走远，只是暂时被收起来，仿佛被吸入了某副巨大的肺叶中，而巨人屏息等待，等着天光一开便要将这些声响释放出来。他信任这片静默，也愿意拥抱这片静默，因为他知道，静默只是暂时俘虏了声响，迟早总会将那些熟悉而温暖的声响还诸大街。所以他怎么也无法想象乡间的生活：在那里，静默本身即是一种声响，而寂静是精致的、一碰即碎的东西。

他确实喜欢这片静默，喜欢这种蠢蠢欲动的平静。这一夜到刚才为止始终充满种种声响，种种激烈的声响，他老婆他女儿的嘤嘤啜泣、悲叹与哀号。西恩·狄文派了两名警探，布莱克与罗森塔尔，来家里搜查凯蒂的房间。他俩目光低垂，不断低声道歉，一边仔细地翻查房里的大小抽屉和床底，而吉米只希望他俩能闭嘴，他妈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愈快结束愈好。最后，除了凯蒂内衣抽屉里的七百元现钞，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不寻常的东西。他们让吉米看过那叠崭新的钞票，以及她那本印有“已注销”钢印的银行存折——最后一笔存款是在周五下午被取走的。

吉米没有答案。他也很意外。但这一天有太多意外，他已经麻木了。

“我们可以宰了他。”

威尔踱进前廊，顺手递给吉米一罐啤酒。他赤着脚，在吉米身旁坐下。

“你是说奥唐诺吗？”

威尔点点头。“我他妈的乐意极了。”

“你认为是他杀了凯蒂？”

威尔点点头。“不然就是他派人下的手。你以为呢？凯蒂那两个朋友就一点儿也不怀疑。她们说她们昨晚在一家酒吧里让罗曼·法洛遇上了，那王八蛋还威胁凯蒂。”

“威胁她？”

“嗯，反正就是给她吃了顿刺头，好像她还是奥唐诺的女朋友似的。唉，不然你说嘛，吉米，不是他还会是谁？”

吉米说道：“这我还不能确定。”

“确定之后呢？你打算怎么做？”

吉米放下手套，扯开啤酒拉环。他缓缓地喝了一大口。“这我也还不知道。”

第十四章 我永远不可能再有这种感觉了

他们熬夜工作到早上——西恩、怀迪·包尔斯、索萨和康利、州警队凶杀组另外两名警员布莱克和罗森塔尔、一整团的州警队队员，以及采证小组的技术人员，再加上摄影师和法医——所有人都铆足精神侦办本案。他们合力翻遍了公园里的每一寸土地，决意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每个人的笔记本里都是密密麻麻的图表和笔记；州警队队员挨家挨户访谈了公园四周步行范围内的所有住户。至于他们从公园及雪梨街上那排烧得焦黑的空屋里揪出来的那堆酒鬼流浪汉，则全扔进了箱型车里，准备拉回队上问话。他们把从凯蒂·马可斯车上发现的背包仔细地翻了一遍，里头不过就是些女孩子会随身携带的寻常玩意儿——除了一本拉斯维加斯的旅游手册，和一张抄在笔记纸上的拉斯维加斯旅馆名单。

怀迪把小册子拿给西恩看，同时吹了声口哨。“这个呢，”他说道，“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就叫作线索。走吧，该是去找她那两个朋友谈谈的时候了。”

伊芙·皮金与黛安·塞斯卓，根据凯蒂·马可斯父亲的说法，应该就是凯蒂遇难前最后在一起的人。她俩坐在那里，像是后脑勺刚刚才狠狠挨过几记闷棍似的，垮着脸扭着唇，泪眼蒙眬。西恩与怀迪只能在一阵阵泪雨间耐心而坚定地引导两人，让她们把凯蒂·马可斯生前最后一晚的行踪照时间先后交代了一遍：她们去过的每一家酒吧的名字，几点到达几点离开等等。但只要一问到有关凯蒂私人的事，两个女孩便显得有所保留，回答问题前不时交换眼神，再不就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一番后才肯吐出稍微肯定些的答案。

“她有男朋友吗？”

“没有，呃，她没有什么固定的男朋友。”

“那不固定的呢？”

“嗯……”

“怎样？”

“这种事她不会每次都跟我们讲的。”

“黛安，伊芙，少来了。你们是打从幼儿园时代就在一起的手帕交吧，她跟谁交往怎么可能不跟你们讲？”

“她就是这么低调的人。”

“是啊，低调。凯蒂就是这样，警官。”

怀迪决定换个角度切入：“所以说，昨晚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啰？你们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凯蒂不是打算离开这里吗？”

“什么？没有啊。”

“没有？黛安，她车子后座有个背包，里头装了本拉斯维加斯的旅游手册。她干吗没事帮别人拎着到处跑啊？”

“可能吧。我不知道。”

伊芙的父亲不住地插嘴道：“亲爱的，知道什么就要说啊。都什么时候了，老天，凯蒂死了啊。”

这句话又引来两个女孩一阵泪如雨下，一时像天崩地裂，她们号啕悲泣，展臂拥抱，泪水枯竭的片刻，嘴巴依然无声地张着，颤抖着——这一幕，西恩不知看过多少遍了，马汀·傅列尔称之为决堤一刻。就是在这一刻，人们终于明了，他们心爱的人确实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在这一刻，身为警察的他们也只得选择耐心等待或离开，别无其他选择。

他们选择等待。

伊芙·皮金看起来确实有点儿像一只鸟，西恩暗忖。她的脸窄而尖，鼻子削长，整体组合起来却又毫不突兀；某种与生俱来的优雅甚至让她的纤细看起来几乎带着一丝贵气。西恩猜想她应该是那种穿正式衣服会比较好看的女孩。她浑身散发着一种端庄聪慧的气息，西恩以为应该只有正人君子才会受到这种气质的吸引，地痞混混或花花公子则全然不会。

黛安，相对地，更像朵注定早谢的花。西恩瞄到她右眼下方有块褪色的瘀青；她的块头比伊芙大点儿，属于那种多愁善感爱哭爱笑型的。她眼底泛着一种无助渴望的微光，一种只会引来那些予取予求的无赖混账的目光。西恩知道，不出几年，黛安就会变成几通911家庭暴力求救电话的主角，然而在警察真正找上门来之前，她眼底那抹渴望恐怕早就让几年来的遭遇消磨殆尽，变成了绝望。

“伊芙，”怀迪在她俩终于停止哭泣后轻声问道，“你得告诉我有关罗曼·法洛的事。”

伊芙点点头，仿佛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但她并没有马上回答。她默默地啃咬着拇指，一味低头凝视着桌上的面包屑。

“就是整天跟在巴比·奥唐诺屁股后面的那个龟孙啊。”德鲁·皮金急急补上一句。

怀迪举手示意他别讲话，然后转头瞥了西恩一眼。

“伊芙。”西恩说道，他心里明白，他们得将火力集中在伊芙身上。她的口风比黛安紧，一旦开口却往往能提供更多更详尽的细节。

伊芙看着西恩。

“如果你担心遭到报复的话，伊芙，这你大可放心。你跟我们讲的所有有关罗曼·法洛或巴比的事，就止于你我。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是你说出去的。”

黛安说道：“那事情闹上法庭后呢？嗯？到时怎么办？”

怀迪丢给西恩一个“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可不管”的表情。

西恩不为所动，依然将注意力集中在伊芙身上。“除非你看到罗曼或巴比把凯蒂拖下车——”

“这倒没有。”

“那么你就可以放心了，伊芙。检察官不会强迫你俩出庭作证的。他或许会问一大堆问题，但他不会强迫你们。”

“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伊芙说。

“巴比和罗曼？我当然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巴比当年蹲了九个月的苦牢，就是我在毒品组时的战绩。”西恩伸出一只手放在桌上，距离伊芙的手不到一英寸。“你说咧，他当然对我放了一堆狠话。没错，他和罗曼就是会放狠话，除此就没别的了。”

伊芙咬着嘴唇，对着西恩的手露出一丝冷笑。“放……屁。”她从齿缝间缓缓挤出了两个字。

她父亲说话了：“在这间屋子里不准你用这种口气讲话。”

“皮金先生。”怀迪开口道。

“不，”德鲁打断他的话，“家有家规。我不准我的女儿用这种口气讲话，一副那种——”

“是巴比。”伊芙突然说道。黛安猛地倒抽了一口气，瞠目结舌地瞪着她的朋友，觉得她疯了。

西恩看到怀迪扬高了眉毛。

“巴比怎样？”西恩问。

“他是凯蒂的男朋友。是巴比，不是罗曼。”

“这事吉米知道吗？”德鲁问他女儿。

伊芙爱答不理地耸耸肩——西恩发现像伊芙这般年纪的青少年，动不动就会像这样缓缓地抽一下肩膀，一派老子懒得理你，耸个肩都不愿耸清楚的模样。

“伊芙，”德鲁追问，“吉米到底知不知道？”

“他本来知道，但后来又不知道了。”伊芙说。她叹了口气，头往后一仰，一对深色的眼珠无奈地瞪着天花板。“她爸妈以为他们分手了，因为有一阵子她自己以为他们算是分手了。就只有巴比，只有巴比不觉得他们已经分了。他就是不肯接受事实，不停地回头来骚扰凯蒂。有天晚上，他还威胁要把凯蒂从三楼扔下去。”

怀迪问道：“这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她摇摇头。“这是凯蒂告诉我的。应该是六个礼拜还是一个月前吧，巴比在一个聚会上意外遇到凯蒂。他说服凯蒂，要她跟他到外头谈谈。可是那间公寓在三楼，你知道吗？”伊芙举手作势要抹去颊上的泪水，但此刻的她泪水看上去已暂时枯竭了。“凯蒂告诉我，她试图跟巴比解释清楚，他们早已经分手了，可巴比就是不听；最后，他干脆发疯了，一把抓住凯蒂的肩膀，把她举高了顶在阳台栏杆上，让她半个身子都悬在半空中。三层楼高啊，那个神经病！他还说如果凯蒂要跟他分手，他就让她断成两半。他说她是他的马子她就是他的马子，而如果她还是不爽的话，他当场就要他妈的放手让她摔下楼去。”

“天啊，”德鲁·皮金在一阵静默后转头问他女儿，“你认识这帮人？”

怀迪问道：“所以说，伊芙，星期六晚上在酒吧，罗曼到底是怎么跟凯蒂说的？”

伊芙沉默了一会儿。

怀迪说：“还是换你来跟我们说吧，黛安？”

黛安一副很需要来上一杯的模样。“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跟威尔说过了。”

“威尔？”怀迪问，“威尔·萨维奇吗？”

黛安说道：“他今天下午来过。”

“你肯告诉他罗曼是怎么说的，却不肯告诉我们？”

“他可是凯蒂的舅舅。”黛安顶回去，两手环抱胸前，试图把“去你妈的死条子”几个字清楚地写在脸上。

“我来讲吧，”伊芙说道，“老天。罗曼说，他听说我们喝多了，在酒吧里闹笑话给人看，他说他觉得很不爽，又说消息如果传到巴比耳朵里他一定也会很不爽，所以他建议我们最好赶快回家。”

“所以你们就离开了。”

“你跟罗曼讲过话吗？”她问，“他就是有办法把问题说得像是威胁。”

“所以你们就离开了。”怀迪说道，“出了酒吧之后，你们还有再看到他吗？比如说跟踪你们之类的？”

伊芙摇摇头。

他们又看向黛安。

黛安耸耸肩。“我们喝得蛮醉的。”

“那天晚上你们之中没有谁再跟他讲过话了吧？”

“凯蒂开车送我们回来，”伊芙说道，“我们下车后就再没见过她了。”最后一个字从她齿间迸出来后，她随即咬紧牙关，扭着一张脸，再度仰头瞪着天花板，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西恩问道：“她打算和谁一起去拉斯维加斯？和巴比吗？”

伊芙一动不动地仰着头，呼吸却愈来愈急促。“不是巴比。”她终于说道。

“不是巴比是谁，伊芙？”西恩追问道，“她要跟谁去拉斯维加斯？”

“布兰登。”

“布兰登·哈里斯？”怀迪说道。

“布兰登·哈里斯，”她说道，“就是他。”

怀迪和西恩互看了一眼。

“雷伊的大儿子？”德鲁·皮金问道，“那个到哪儿都带着他那哑巴弟弟的小伙子？”

伊芙点点头。德鲁转过身，正对着西恩和怀迪。

“那小子不错。不像是会做坏事的那种人。”

西恩点点头。不会做坏事。哼！

怀迪问道：“你有他的地址吗？”

布兰登·哈里斯家没人应门，西恩于是打电话调来两名州警监视这里，一有人回来就立刻通知他们。

再下一站是派尔太太家。老太太端出热茶和已经走味的咖啡、蛋糕招待两人，还把电视开得震天响，搞得一小时后西恩的脑子里还回荡着《天使有约》里头黛拉·芮斯高喊“阿门”和谈论救赎的声音。

派尔太太宣称自己昨晚大约一点半的时候曾经探头往窗外看，她说她看到两个小孩子，都几点了还在街上玩，拿着曲棍球棒在那边追着空罐子跑，嘴里净嚷嚷些不干不净的话。她本来想训训他们的，可是像她这种小老太太还是小心点儿为妙。唉，这年头的小孩子疯得很，要不就开枪扫射学校，要不就穿着那种松松垮垮的衣服，开口闭口全是脏话。再说，那两个小鬼在那里追来追去，最后也跑远了，就让别人去烦恼他们吧。喏，你们倒说说看，这年头的小孩子哪，像话吗？

“麦德罗司警官告诉我们，您说您昨晚大约一点四十五分曾经听到一辆车子的声音？”怀迪问。

派尔太太看着黛拉向萝玛·道宁解释上帝的旨意，萝玛神情庄严，一下便感动得热泪盈眶，心中充满圣恩。派尔太太对着电视频频点头称好，过了一会儿才终于将目光挪回西恩和怀迪身上。

“我听到车子撞到东西的声音。”

“撞到什么？”

“唉，这年头，大家开什么车哪，感谢老天我已经没有驾照了。我可不敢在这种路上开车。你们看看路上那些疯子，我哪敢啊。”

“嗯，派尔太太，”西恩说道，“您刚刚说车子撞到什么，是撞到另一辆车吗？”

“噢，不是。”

“还是撞到人？”怀迪问道。

“老天，车子撞到人会是什么声音哪？唉，我可一点也不想知道。”

“所以说，那个声音不是很大啰？”怀迪说。

“对不起，亲爱的，你说——”

怀迪凑近老太太，把他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嗯，”派尔太太说道，“我在想，那应该比较像是车子撞到石头或是人行道边缘的声音。之后不久车子就熄火了，然后有人说了声‘嗨’。”

“有人说‘嗨’？”

“是嗨没错。”派尔太太望向西恩，点点头，“然后车子的什么部位啪的一声，像是爆开了。”

西恩和怀迪互望了一眼。

怀迪说：“啪的一声？”

派尔太太顶着一头银发，点头如捣蒜。“我的里欧还活着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辆普利茅斯爆胎了就是这个声音！啪啦！”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啪啦！”她说。“啪啦！”

“那是在您听到有人说‘嗨’以后的事。”

她点点头。“嗨然后啪啦！”

“然后您往窗外一看，看到了什么？”

“噢，不，不是这样的，”派尔太太说道，“我没有往窗外看。那时我已经换了睡衣上床了。换了睡衣怎好还站在窗边呢，别人会看到哪。”

“可是十五分钟前，您才——”

“唉，年轻人，十五分钟前我还没换上睡衣啊。我那时才刚看完电视，葛伦·福特演的一出很棒的电影。噢，真希望我能记得片名……”

“所以说，您把电视关掉了，然后——”

“然后我就看到那几个没妈的野孩子在街上，然后我就上楼换上我的睡衣，然后，年轻的警官，我就拉上了窗帘。”

“那个说‘嗨’的声音，”怀迪问，“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我猜，”派尔太太说，“那声音比较高。不像你们两个的声音。”她朗声说道，“你俩的声音都很好听，男人就该是这种声音。你们的母亲一定非常以你们为荣。”

怀迪说：“噢，是的，派尔太太。您绝对无法想象。”

他们前脚才跨出派尔太太的屋子，西恩就不觉脱口而出：“啪啦！”

怀迪脸上泛开一抹懒懒的微笑。“她可真爱说‘啪啦’啊，是不？咱们这位老姑娘可真是精力充沛啊！”

“爆胎，还是枪声？你觉得呢？”

“枪声。”怀迪回答，“让我不解的是那个‘嗨’。”

“这可能意味着她认识开枪的人。她跟他打了招呼。”

“可能，但不是绝对。”

下一个察访的对象是女孩们昨晚去过的酒吧。西恩与怀迪忙了半天，问来的却净是一些醉茫茫的模糊记忆——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看到那几个女孩来过——另外就是几张乱七八糟、不尽周全的客人名单。

最后，当他们终于来到麦基酒吧的时候，怀迪已经蠢蠢欲动，准备发飙了。

“两个小马子——注意啊，是年轻得不得了的小马子啊，等等，她们根本就还不到合法饮酒的年龄啊——跳上吧台在这里大跳艳舞，而你现在却跟我说你不记得这件事了？”

怀迪话还没说完，那店员就已经在那边猛点头了。“噢，你说的是那几个女孩子啊。我记得她们。当然记得。呃，她们一定是弄来了几张几可乱真的假证件，警察先生，放人进来前我们绝对先检查过证件。”

“首先，听好，是‘警官’，不是什么‘警察先生’。”怀迪缓缓说道，“你一开始说你不太记得她们来过，现在却连检查过她们的证件都想起来了。照这样看来，你应该也还想得起来她们是几点走的吧？还是你的大脑又犯了选择性健忘症了？”

这店员年纪很轻，二头肌大到足以阻断血液流进他的大脑。他愣愣地问道：“走？”

“是啊。走，离开，闪人；随你怎么说。”

“我不——”

“她们是在寇思比打破钟之前没多久走的。”一个坐在吧台高脚椅上的男人接口道。

西恩瞥了那家伙一眼——典型酒吧常客，一份《前锋报》摊开在吧台上，两边分别是一瓶百威啤酒和一杯威士忌，面前的烟灰缸上还架了一支抽了一半的烟。

“你当时在场？”西恩问他。

“我当时确实在场。白痴寇思比想开车回家，他几个兄弟于是要没收他的车钥匙。那个蠢蛋，拿着钥匙往他朋友身上扔，人没伤到，钟倒是被砸坏了。”

西恩抬头看了一眼固定在通往厨房的长廊上方的时钟。钟面的玻璃裂了，指针停留在十二点五十二分的位置。

“你说她们是在那之前离开的？”怀迪问道。

“大概早个五分钟吧，”高脚椅上的家伙回答，“钥匙打到时钟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几个女孩子还好已经走了，这种鸟事没看到也好。’”

在车上，怀迪问西恩，“你整理出时间顺序了没有？”

西恩点点头，翻了翻他的笔记。“她们九点半离开可里傅酒吧，接着连赶三摊——班喜、狄克杜尔、史派尔，十一点半左右来到麦基酒吧，一点十分人就已经在雷斯酒吧里了。”

“之后再半小时她就撞车了。”

西恩点点头。

“客人名单上你有看到任何熟悉的名字吗？”

西恩低头看着麦基酒吧的店员草草写下的周六晚上的客人名单。

“大卫·波以尔？！”他大声念出这个名字。

“就你小时候那个朋友吗？”

“可能吧。”西恩说。

“这人应该可以找来谈谈，”怀迪说道，“他要是还把你当朋友，就不会拿出一般人对付警察那套来对付我们，口风没由来的紧。”

“当然。”

“就把他放到明天的任务清单上吧。”

他们在尖顶区的咖啡共和国里找到罗曼·法洛。他正优哉游哉地啜饮着一杯拿铁，身旁坐了一个模特儿模样的女子——女子枯瘦如柴，膝盖骨和颧骨一样高耸，脸皮像直接贴在骨头上似的绷得死紧，搞得眼睛都显得有些凸了。她穿着一件米色细肩带上衣，枯瘦如柴却又无比性感，这矛盾的组合着实叫西恩想不通；或许是拜她那完美的皮肤散发出来的珍珠般的光泽所赐吧。

罗曼穿了件丝质圆领衫，舒服地塞在一件亚麻老爷裤里，活脱脱像是刚从雷电华电影公司某部以哈瓦那或是基韦斯特岛为背景的老电影的摄影棚里走出来。他一边啜饮着拿铁，一边悠闲地翻阅着报纸：罗曼读着金融版，小马子则在一旁研究着她的时尚消费版。

怀迪拉来一张椅子，在他们身旁一屁股坐下，开口说道：“嘿，罗曼，你买这件衣服的地方卖男装吗？”

罗曼头都不抬地继续读着他的报纸，顺手拿起牛角面包往嘴里一送。“嗯，包尔斯警官哪，最近怎么样啊？那辆韩国现代汽车开得还习惯吧？”

怀迪干笑一声，西恩在他身旁坐下。“唉，我说罗曼哪，看到你在这种地方，啧啧，我发誓，你看起来活脱脱是个雅痞，早上刚起床已经准备好在你的苹果电脑上做些股票买卖了。”

“我用的是个人电脑，警官。”罗曼终于合上他的报纸，定睛瞅着怀迪和西恩。“哦，嗨，”他对西恩说道，“我在哪里见过你。”

“西恩·狄文，州警队干员。”

“唉，我就说嘛，”罗曼说道，“没错，我可想起来了。我们在法庭上见过嘛，有没有，就你出庭作证指控我朋友那次。西装不错哦。看来西尔斯百货也开始卖起高档货了哦。嗯，不错不错。”

怀迪将目光移到模特儿身上。“来块牛排还是什么的吧，蜜糖？”

模特儿说道：“什么？”

“还是你想吊葡萄糖点滴？我请客。”

罗曼出声了：“别这样。我们公事公办。别把不相干的人扯进来。”

模特儿说道：“罗曼，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罗曼微笑着安抚她：“没关系，麦珂拉。别理我们。”

“麦珂拉。”怀迪学舌道，“挺梦幻的嘛。”

麦珂拉两眼乖乖地盯着报纸，不为所动。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啊，警官？”

“烤松饼啊，”怀迪说，“啧啧，我太喜欢这里的烤松饼了。哦，对了，差点儿忘了——罗曼哪，你认识一个叫凯瑟琳·马可斯的女人吗？”

“当然。”罗曼啜了一小口拿铁，从容地拿起餐巾抹抹上唇，再放回膝上。“她死了不是吗？听说了，你们今天下午找到的尸体。”

“是这样。”怀迪说道。

“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有损本区的名声。”

怀迪双手交叉于胸前，定睛瞅着罗曼。

罗曼又咬下一大块牛角面包，嚼了几下，然后喝了口拿铁。他往后一坐，勾着腿，用餐巾按按嘴角，然后迎上怀迪的目光。又来了，西恩心想，这已经渐渐成为他工作中最令他觉得无聊的事情之一了——这种虚张声势的装傻比赛，你他妈瞪我我他妈瞪回去，比狠比硬，比谁先把谁瞪瞎瞪输了。

“没错，警官，”罗曼终于再度开口，“我是认识凯瑟琳·马可斯，没错。你跑这一趟就是要问这个吗？”

怀迪耸耸肩。

“我是认识她，而且我昨晚还在一家酒吧里看到她了。”

“而且你还跟她讲过话。”怀迪说。

“没错。”罗曼说。

“你们讲了什么？”西恩问。

罗曼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怀迪，仿佛西恩完全不值得他多搭理一下似的。

“她是我一个朋友的马子。她喝醉了，所以我就叫她别在那边丢人现眼，赶紧跟她那两个朋友回家去。”

“你朋友是谁？”怀迪问。

罗曼冷笑一声。“少来了，警官。你知道是谁。”

“那你就讲啊。”

“巴比·奥唐诺，”罗曼说，“高兴了吧？凯蒂·马可斯是巴比的马子。”

“现任马子吗？”

“嗯？”

“她是他现任马子吗？”怀迪重复道，“她目前还是他的马子，还是她曾经是他的马子？”

“当然是现任。”罗曼回答。

怀迪低头又写了几个字。“呃，这跟我们听到的有点儿出入哪，罗曼。”

“是吗？”

“是啊。我们听说她七个月前就把巴比给甩了，是他还死缠着人家不放。”

“女人嘛，你也知道，警官。”

怀迪摇摇头。“不，我不知道，罗曼，你不妨说来听听。”

罗曼合上他正在看的报纸。“她和巴比分分合合了好几次。她一下宣称他是她今生的最爱，一下又把他晾在一边痴痴空等。”

“在一边痴痴空等，”怀迪对西恩说，“哼，是吗？你觉得这听起来像是你认识的那个巴比·奥唐诺吗？”

“一点儿也不像。”西恩说道。

“一点儿也不像。”怀迪随声附和。

罗曼耸耸肩。“我只是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就这样。”

“好吧。”怀迪再度低头动笔。

“罗曼，昨晚你离开雷斯酒吧后又去了哪里？”

“我们去城里参加一个朋友家的阁楼派对。”

“哇，阁楼派对！”怀迪说道，“我一直都很想参加这种派对，去开开眼界呢。特调毒品，模特儿辣妹，一群白种佬围着听饶舌歌，幻想自己有多酷，多风光……等一等，你说‘我们’，这‘我们’是指你和这边这位来自异想世界的艾莉瘦干巴小姐吗？”

“麦珂拉，”罗曼说，“是的。麦珂拉·黛芬波，如果你想写下来的话。”

“哦，当然，这我当然得写下来，”怀迪说道，“这是你的本名吗，蜜糖？”

“啊？”

“你的本名，”怀迪说，“是麦珂拉·黛芬波吗？”

“嗯，”麦珂拉的眼睛显得更凸了，“有什么问题吗？”

“你妈生你之前是不是看了很多肥皂剧？”

麦珂拉叫道：“罗曼！”

罗曼举起一只手，看着怀迪。“我刚说过了，你我之间的事不必把别人扯进来，你难道没听懂吗？”

“怎么，不高兴了？想跟我来克里斯托弗·华肯那套，耍狠耍刁是吗？好啊，那就来啊。大不了把你铐回队里，铐到我们把你不在场的证明弄清楚了再说。怎么，你明天应该没事吧？”

罗曼的表情一下子全褪去了。西恩看到过很多罪犯在警察耍起狠来时都会出现这样的反应——完全退回自身，几乎叫你以为他们连呼吸都停止了，只剩两眼还盯着你，黑暗，冷漠，畏缩。

“我没有什么好不高兴的，警官。”罗曼说道，声调没有起伏。“我很乐意提供给你所有曾经在派对上看到我的人的名字。另外，雷斯的店员托德·连恩也可以为我作证，我离开雷斯酒吧绝对已经是两点以后的事了。”

“对嘛，这才对嘛。”怀迪说道，“嗯，接着我们来聊聊有关你那好朋友巴比的事吧。他呢？哪里能找到他？”

罗曼的嘴缓缓地咧开了，眼底浮起盈盈笑意。“哦，你会爱死这个的。”

“这怎么说，罗曼？”

“如果你们认定巴比跟凯瑟琳·马可斯的死有关的话，嘿嘿，你真的会爱死这个的。”

罗曼用他深具侵略性的目光往西恩这边一扫。西恩觉得自从听到伊芙·皮金提到巴比和罗曼的名字以来的那股兴奋感倏地一扫而空。

“巴比，巴比，巴比。”罗曼叹了口气，眨眨眼，方才转过头去面对怀迪和西恩。“星期五晚上巴比因为醉酒驾车被警察拦了下来，”罗曼又啜了一口拿铁，然后缓缓地把没说完的话吐出来，“整个周末都被关在牢里哪，警官。”他伸出一只手指，在两人面前晃了晃，“这种事你们不是都会先查一遍吗？”

才一天下来，西恩就已经感觉到那种噬骨的倦怠迅速在他体内扩散开来；但就在这时候，他们却收到州警队的无线电通知：布兰登·哈里斯和他母亲回家了。西恩与怀迪赶到的时候已将近夜里十一点，他俩同布兰登以及他的母亲爱丝特围坐在小公寓的厨房桌边。西恩环顾四周，心里暗忖着，好在没有人再盖这种公寓了，真是谢天谢地。小公寓看起来就像是五十年代电视剧——比如说《蜜月套房》——中的场景；仿佛只有用那种会随电流通过噼啪作响、画面时时如水波摇曳晃动的十三英寸真空显像管黑白电视看，你才有办法真正体会那种感觉。这是一间格局狭长的公寓：一开门进去就是客厅，再往前右手边原本是间小小的餐厅，后来被爱丝特拿来充作卧室，摇摇欲坠的食物储藏柜上头堆着她的梳子、粉刷，还有几样简单的化妆品。餐厅再过去便是布兰登与弟弟雷伊共用的房间。

客厅左边是一条短短的走道，走道右手边是一间浴室，尽头则是那个被塞在屋后一角、一天中只有近黄昏时才勉强晒得到四十五分钟太阳的厨房。小厨房的墙壁和橱柜让人漆成某种油腻腻的奶黄与褪了色的青绿；西恩、怀迪、布兰登与爱丝特围坐在一张小桌前，铁制桌脚与桌面衔接的地方掉了好几个螺丝，摇摇晃晃的。小桌桌面贴着四角都已翻卷起来的黄绿相间的碎花垫纸，中间则龟裂成一块块指甲大小的碎片。

爱丝特看起来倒挺适合这般场景的。她个子矮小，瘦骨嶙峋，叫人捉摸不准年纪，说四十也成，说五十五也像。她浑身散发着廉价肥皂的气味与陈年的烟味，一头暗沉油腻的黑发与狰狞地爬满她前臂和手背的蓝色血管相互呼应。她穿了一件褪了色的粉红色运动衫和一条牛仔裤，脚上则套了一双毛茸茸的拖鞋。她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她的百乐门香烟，了无生趣地看着西恩和怀迪跟她儿子说话，看起来像是因为没什么别的地方好去，才会同这些无聊透顶的人枯坐在这里。

“你最后一次看到凯蒂·马可斯是什么时候的事？”怀迪问布兰登。

“巴比杀了她，是不是？”布兰登问。

“巴比·奥唐诺？”怀迪说道。

“嗯。”布兰登不住地用指尖抠抓着桌面。他看起来相当震惊。他说话的声音单调平板，但呼吸却突然间急促起来，右脸跟着一阵抽搐，仿佛眼睛猛地让人戳了一刀。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西恩问。

“凯蒂很怕他。她和他交往过一阵。她常说，如果让他发现我们在一起的话，他一定会杀了我们。”

西恩瞄了他母亲一眼，以为这段话总会让她有所反应，但她只是自顾自地抽着她的烟，一阵阵白烟不断自她口鼻中溢出，灰云似的笼罩着整个桌面。

“看来巴比的不在场证明应该假不了，”怀迪说，“那你呢，布兰登？”

“我没有杀她，”布兰登·哈里斯神情木然地说道，“我不可能伤害凯蒂。永远不可能。”

“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怀迪说道，“你最后一次看到她是什么时候？”

“星期五晚上。”

“几点？”

“呃，差不多八点吧。”

“是‘差不多八点’，还是八点，布兰登？”

“我不知道。”布兰登扭着一张脸，即使隔着桌子，西恩都能感受到那股浓浓的焦虑。布兰登十指交错握紧，身子不住地前后摇晃。“嗯，八点，是八点，没错。我们在哈法艾吃了几片比萨，然后……然后她就说她得走了。”

怀迪草草记下“哈法艾，八点，礼拜五”几个字。“她说她得走了……走去哪里？”

“我不知道。”布兰登说。

他母亲想要在堆满烟蒂的烟灰缸里捻灭手上的烟，却意外点燃了一个烟屁股，烟蒂堆中袅袅升起一缕白烟，直直地蹿进西恩右边的鼻孔。爱丝特·哈里斯满不在乎地又点燃一根烟，而西恩脑海里则浮现出她肺叶的影像——一堆纠结的团块，漆黑有如檀木。

“布兰登，你今年多大了？”

“十九。”

“你高中什么时候毕业的？”

“毕业，哼！”爱丝特说。

“我，呃，我去年刚拿到高中同等学力证明。”布兰登说道。

“所以说，布兰登，”怀迪说道，“你完全不知道礼拜五晚上凯蒂跟你在哈法艾分别后去了哪里？”

“嗯，”布兰登轻哼了一声，尾音却哽在喉中，眼睛开始泛红，“她以前和巴比交往过一阵，他占有欲很强，怎么也不肯放过她；然后是她父亲，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喜欢我，所以我们只能偷偷交往。有时候她也不肯跟我明说她要去哪里，我猜那可能是因为她要去找巴比，告诉他他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不知道。但星期五晚上她只说她要回家。”

“吉米·马可斯不喜欢你？”西恩追问，“为什么？”

布兰登耸耸肩。“我不知道。总之他很早以前就警告过凯蒂，要她不准和我交往。”

他母亲突然开口了：“什么？那个该死的小偷以为他比我们高尚吗？”

“他不是小偷。”布兰登反驳道。

“他以前是！”他母亲顶了回去，“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哼，同等学力顶个屁用？他年轻的时候是个肮脏的臭贼，专搞妙手空空。他女儿搞不好也带了一样的基因。哼，不死将来也是个祸害。小子，算你走运。”

西恩和怀迪交换了一个眼神。爱丝特·哈里斯恐怕是西恩见过的最可悲的女人。邪恶，无比邪恶。

布兰登·哈里斯张嘴想对他母亲说些什么，随后又颓然住嘴了。

怀迪说：“我们在凯蒂的背包里找到拉斯维加斯的旅游简介。我们听说她打算去那里，布兰登，和你一起去？”

“我们……”布兰登低着头，“我们，嗯，我们本来是这样计划的，没错。我们要去那里结婚。就是今天。”他猛地抬头，西恩看到他眼眶里涌出泪水，在就要夺眶而出的那一瞬间，让他用手背狠狠地抹去了。他吸了口气，继续说道：“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你原本打算就这样丢下我？”爱丝特·哈里斯说道，“就这样不告而别？”

“妈，我——”

“跟你老子一样？是这样吗？丢下我和你弟弟，不告而别？这就是你的计划吗，布兰登？”

“哈里斯太太，”西恩赶紧说，“麻烦一下，现在先让我们把手头的事情问清楚。待会儿你们还有很多时间把话说清楚。”

她蓦然回头瞪了西恩一眼，西恩曾经在无数职业罪犯和愤世嫉俗的疯子身上看到过相同的凶狠眼神。那眼神清楚地告诉他，她一时还没有工夫理他，但他最好识相点，否则一切后果自己承担。

她将目光移回布兰登身上。“你说，你就是要这样对待我，是吗？”

“听我解释，妈……”

“解释什么？哼，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哼，你倒是说说看啊？我是怎么把你养大的，啊？供你吃，供你住，供你穿，圣诞节还散尽老本给你买了那把你到底也没学会吹的萨克斯——你说说看哪，布兰登，说那把萨克斯还在你衣橱里哪。”

“妈——”

“不用再说了。你去把它给我拿来。拿来让这些人看看你有多行有多能。快去啊！”

怀迪望向西恩，一脸的难以置信。

“哈里斯太太，”他劝阻着，“真的不用了。”

她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两手却因骤然升起的怒火颤抖得点不着烟。“我尽心尽力地拉扯他长大，”她说道，“供他吃，供他穿……”

“这我能了解，哈里斯太太。”怀迪应道。这时前门突然被推开了，两个十二三岁模样的男孩腋下夹着滑板闪进门来。其中一个男孩的模样与布兰登像极了——同样英挺的五官和深色的头发，但这男孩眼中多了一抹他母亲的影子，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涣散与空洞。

“嘿。”他们走进厨房时，另一个孩子打了声招呼。跟布兰登的弟弟一样，他的个头比同龄的孩子矮了些，还不幸长了张长而干瘪的瘦脸；十二岁男孩的身躯上头却顶了张恶毒老头的脸，自一绺绺垂散在眼前的金发后头警觉地窥探着。

布兰登·哈里斯举起一只手。“嘿，钱宁。包尔斯警官，狄文警官，这是我弟弟雷伊，还有他的朋友钱宁·欧谢。”

“嗨，你们好。”怀迪招呼道。

“嗨。”钱宁·欧谢应道。

雷伊对着两人点点头。

“他不会讲话，”他母亲说道，“他老子不知道要闭嘴，他儿子却一辈子到现在还没开过口。哼，是啊，上帝真是他妈的公平！”

雷伊对着布兰登打手语，而布兰登答道：“对，他们是为凯蒂的事来的。”

钱宁·欧谢说道：“我们想去公园溜滑板，可是他们把公园封起来了。”

“公园明天会重新开放。”怀迪说道。

“气象报告说明天会下雨。”小鬼头语带埋怨，好像在这个非周末的夜晚的十一点他们溜不成滑板都是警察的错。西恩真想知道，这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事——现在的父母竟会纵容子女到这种无法无天的程度。

怀迪回过头去，面对布兰登。“就你所知，除了巴比·奥唐诺之外，凯蒂还跟什么人有过节？有没有什么人看她不顺眼？”

布兰登摇摇头。“她是个好人，警官。她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所有人都喜欢她。我真的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些什么。”

那个叫欧谢的小鬼突然插嘴：“我们，呃，可以走了吗？”

怀迪对他扬起一边的眉毛。“有人说不行吗？”

于是钱宁·欧谢和雷伊·哈里斯晃出厨房，随手把滑板往客厅地板上一扔，然后走进雷伊和布兰登的房间，在里头一阵乒乒乓乓，就像其他所有十二岁的小孩一样。

怀迪问布兰登：“昨天半夜一点半到三点之间你人在哪里？”

“在我房里睡觉。”

怀迪转头望向他母亲。“你可以证实他在那段时间内确实在家里睡觉吗？”

她耸耸肩。“我可说不准他进了房间后有没有又从窗口溜出去。我只能跟你确定，他昨晚十点就进了房间，之后我再看到他已经是今早九点的事了。”

怀迪伸了个懒腰。“好吧，布兰登，大概就这样了。不过我们可能要请你来队上测个谎，可以吗？”

“你们要逮捕我吗？”

“不。只是测个谎，就这样。”

布兰登耸耸肩。“好啊。随便。”

“嗯，这是我的名片。”

布兰登怔怔地望着手里的名片，喃喃地说道：“我那么爱她。我……我永远不可能再有这种感觉了。我是说，人一生中这样的机会就只有一次，不是吗？”他倏地抬起头来，看着怀迪和西恩。他的眼睛是干的，但里头承载的悲恸却让西恩不忍直视。

“大部分人连一次机会也没有。”怀迪说道。

在布兰登一连通过四次测谎后，他们在一点左右把他送回家。接着，怀迪把西恩也送回公寓，吩咐他好好睡一觉，明天还得早起。西恩走进他空荡荡的公寓，聆听那一片沉寂，感觉咖啡因和快餐凝结在他的血液里，挤压摧残着他的脊柱。他打开冰箱，拿了一罐啤酒，坐在厨台上喝。这一晚经历的噪音与光线在他脑子里砰砰作响，他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老得不适合干这行了。他已经十分厌倦死亡，厌倦那些愚蠢的动机、愚蠢的罪犯，厌倦那种肮脏龌龊的感觉。

但他厌倦的又何止这些。近来他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意兴阑珊。厌倦人，厌倦书，厌倦电视及晚间新闻，厌倦收音机里那些千篇一律的歌，每一首听起来都像几年前的一首他从未喜欢过的歌。他厌倦自己的衣着，厌倦自己的发型，也厌倦别人的衣着和别人的发型。他厌倦期望事情有道理可循。厌倦办公室里的权谋，厌倦那些谁在搞谁、谁又跟谁睡了的流言蜚语。他觉得自己已经听过所有人想要针对所有话题发表的所有意见，于是他的日子便成了某种反复聆听同一卷极度无趣的录音带的过程。

或许他纯粹只是厌倦了人生，厌倦了每个该死的早晨都得费那么大劲儿起床出门，只是为了去面对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成不变的人生。他已经厌倦到甚至无法去在乎一个死去的女孩，关心又怎样，在乎又怎样，反正这一个之后总还会有下一个。然后再下一个。就算把凶手送进牢里——就算他们被判了无期徒刑——也不能为他带来曾经有过的那种满足感了；因为你不过是把他们送回家罢了，他们那愚蠢荒谬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在朝着那里前进。然后呢？然后死了的还是死了。被抢的被强奸的还是被抢了被强奸了。

西恩想知道所谓临床忧郁症是否就是这样：彻底的麻木，彻底的绝望。

凯蒂·马可斯死了，是的。一桩悲剧。他理智上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感受。她只是一具尸体，就像一盏破掉的灯。

他自己那破碎的婚姻又何尝不是如此？老天，他爱她，但是他俩的性格是如此天差地远南辕北辙。萝伦喜欢舞台剧，喜欢书，喜欢那种不论有没有字幕西恩都看不懂的电影。她很健谈，很情绪化，她还喜欢把字符串成令人头晕眼花的字符串，再层层堆叠，往某座高耸入云的语言之塔——西恩在第三层就迷失了方向——忘情攀去。

他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大学时代的某次舞台剧公演上。她在一出幼稚的闹剧里扮演一个惨遭情人抛弃的女孩；问题是观众中没人相信世上怎么会有人舍得下这样一个神采焕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无比丰沛的热情与好奇的神奇的女孩。自一开始，他们就是他人眼中万般不搭调的一对——西恩寡言、务实，只有和萝伦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勉强抛开他惯常的含蓄与沉默；而萝伦却是一对自由派老嬉皮的独生女，从小便跟着加入和平工作团的父母以地球为家，游走四方，她的血液里充满了那种想要去看、去接触、去探索人性光明面的渴求。

在剧场的世界里她始终如鱼得水：先是大学剧团里的演员，然后是地方实验剧场的导演，最后又加入巡回剧团担任舞台经理的工作。然而，她经常性的出差并不是他俩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妈的，西恩甚至无法确定他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但他猜想这一切应该与他的沉默，与那种几乎所有警察都脱离不了的宿命有关——你免不了要对世界失去尊重，对人类失去信心，再无法相信这世上存在任何崇高的动机与利他主义。

她那些朋友曾一度让他颇为折服，但时间一久，他们在他眼中渐渐显得无比幼稚，只是一味陶醉在那些与现实严重脱节的艺术与哲学理论之中。西恩曾花去无数夜晚，在外头那座水泥竞技场中看着人们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理由无他，不过因为他们就是想这么做。然而到了周末，他却得强忍着熬过一个又一个鸡尾酒会，聆听一群扎马尾的家伙整晚为了人类罪行背后的真正动机进行冗长的辩论（参与者还包括他的妻子）。他妈的动机。再简单不过了——人类就是蠢。像猩猩又比猩猩还糟。猩猩不会为了一张刮刮乐彩票互相残杀。

她说他的想法渐渐变得僵硬死板退化。他无言以对，因为他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好争辩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真的变成了如她所说的那样，而在于这样的转变究竟是好还是坏。

然而，他们依然深爱着彼此。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不断地尝试着——西恩试着挣脱那层保护壳，而萝伦则试着破壳而入。不论将两个人维系在一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那种天性使然、非与对方在一起不可的渴望和需要他们始终不缺。那需要一直都在。

无论如何，他或许早该看出外遇是迟早的事。或许他是看出来了。或许真正困扰他的不是那场外遇，而是之后萝伦怀孕的事。

妈的。他坐在厨房地板上，孑然一身；两手掌根紧贴着前额，再度试图理清一切——过去这一年中他已经这么试过无数次了——他努力想要看清楚，自己的婚姻究竟是怎么走到这步田地的。但他看不清。他看到的只是片段的画面，散落在他脑海中，像一地的碎玻璃。

电话响了。他知道一定是她。甚至在他拿起厨台上的电话按下通话键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

“我是西恩。”

他可以听到电话另一端联结车引擎空转的低吼与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呼啸而过的声音。他脑海中立刻浮现一幅画面——高速公路旁的休息站，再过去就是加油站，罗伊罗杰斯餐厅和麦当劳之间夹了一整排的公用电话，萝伦站在那里，手握话筒，沉默不语，只是聆听。

“萝伦，”他说，“我知道是你。”

什么人把整串钥匙弄得叮当作响，从公用电话旁走过。

“萝伦！拜托你说说话。”

车子开始启动，引擎的低吼声也跟着变了，随即缓缓驶过停车场。

“她好吗？”他问。“我的女儿好吗？”他几乎脱口而出。但他不知道那是不是他的女儿。他只知道她是萝伦的女儿。于是，他又问了一次：“她好吗？”

联结车换到二挡，驶出了休息区，朝公路而去，轮胎摩擦地上沙石的声音也渐渐模糊了。

“这样实在太痛苦了，”西恩说道，“求求你，跟我说话真有那么难吗？”

他想起怀迪对布兰登·哈里斯讲的那句关于爱情的话——“大部分人一生连一次机会也没有”。然后他想象他的妻子站在那儿，目送着汽车离去，电话筒紧贴着她的耳朵而不是她的嘴。她是个高挑纤瘦的女人，有着一头樱桃木色的头发；她笑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以手掩嘴。大学时代曾有一次，他们在大雨中跑过校园，冲进图书馆，在那座拱门下头躲雨。然后她第一次吻了他。她湿冷的手攀上他颈背那一刻，他胸中有某种东西——某种自他有记忆以来便一直在那里，紧揪着他，时时压迫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的东西——终于缓缓地松动了。她说他的声音是她听过的最美的声音，像威士忌，又像木头燃烧时的浓烟。

自从她离开后，这几乎已经成了他们之间的惯例：她拨通电话，不说话只是听他讲，讲到她决定挂掉为止。她从不开口，她离开后打来的每一通电话都是如此。那一通又一通无声的电话——从路边的休息站打来的，从汽车旅馆打来的，从这里到美墨边界间某条荒芜的公路边的某个满布灰尘的公用电话亭打来的。即便听筒传来的不过是嘶嘶的沉默，他也总是知道那是她打来的。他可以透过电话感觉到她。有时他甚至可以闻到她的味道。

他们的对话——如果这也称得上对话的话——有时甚至可以持续十五分钟之久，只是看他讲些什么。可是今晚西恩已经精疲力竭，因为思念她，思念这个在怀孕七个月时的某个早晨突然不告而别的女人而身心俱疲，也因为他受够了他对她的感觉竟成为他仅存的感觉。

“今晚不行。今晚我没法再这样对你自言自语下去。”他说，“我很累，他妈的累。我很痛苦。而你不在乎，甚至不愿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站在厨房里，他给了她三十秒，绝望地等候着她的回应。他听到话筒里隐约传来什么人给轮胎打气的声响。

“再见，宝贝。”他终于说道，这几个字几乎让他喉头的痰哽住了，然后他挂上了电话。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轮胎充气机发出的声响依稀回荡在厨房里刺耳的寂静中，撞击着他的心脏。

这将会折磨他，他知道。这将会折磨他一整晚，直到天明。甚至整个礼拜。他打破了惯例。他挂断了她的电话。万一他这么做的时候，她正缓缓开启双唇，想要唤出他的名字。万一，万一……

老天！

这个影像逼得他不得不往浴室走去，拧开水龙头，让水柱冲去这个顽固的影像。萝伦，站在公用电话旁的萝伦，缓缓地张开了嘴，卡在喉头的几个字终于缓缓地涌上舌尖。

西恩，她或许正要这么告诉他：我要回家了。

沉默的天使

第十五章 完美的男人

星期一早晨，瑟莱丝在厨房里陪伴着站在炉前、心无旁骛地为一屋子前来吊唁的亲友烹煮食物的表姐安娜贝丝。刚刚冲完澡的吉米特意探过头来，询问是否有需要帮忙的事。

小时候，瑟莱丝与安娜贝丝曾一度情同姊妹。安娜贝丝是夹在一堆兄弟中的独生女，而瑟莱丝则是失和的夫妻膝下唯一的子女；自然而然，两个寂寞的小女孩儿一有机会便凑在一起，中学时代甚至每夜互通电话。然而，随着瑟莱丝的母亲与安娜贝丝的父亲之间的关系由亲昵而疏远，乃至反目成仇，表姊妹间的感情也受到了伤害。两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严重的冲突、口角，只是在无形中渐行渐远，到后来，瑟莱丝与安娜贝丝甚至只有在较正式的家庭聚会中——婚礼、受洗礼，以及偶尔的几次圣诞节和复活节——才有机会碰面。最叫瑟莱丝难以接受的是，一段如此亲昵、看似牢不可破的关系竟也会如此轻易地无疾而终，勉强要找出个理由，只能归罪于诸如时间以及上一代恩怨之类的无谓借口。

但自从她母亲过世之后，事情却明显出现了转机。去年夏天，她与大卫曾和安娜贝丝与吉米两家出去野餐过一次，接下来那个冬季里也曾一起出去吃过两次饭。表姊妹间相处的气氛一次比一次轻松融洽，瑟莱丝感觉那冻结了十年的冰块，不但渐渐开始融化了，并且也终于有了名字：萝丝玛丽。

萝丝玛丽过世的时候，安娜贝丝曾一连三天，从清晨到夜晚，忠诚地陪在瑟莱丝的身边。她为前来吊唁的亲友下厨，协助瑟莱丝处理葬礼事宜，并在她为了那个生前始终吝于表达一丝亲情爱意但怎么说也还是当了她一辈子母亲的女人黯然落泪时，默默地陪伴在她身边。

而这次轮到瑟莱丝来陪伴安娜贝丝了——虽然，像安娜贝丝这样独立坚毅得几乎叫人望而生畏的人物竟会需要他人的陪伴支持，实在叫包括瑟莱丝在内的所有人难以想象。

但她还是待在她身边陪着她，任她全神贯注地站在炉前，为她自冰箱取出需要的材料，为她接听每一通慰问探询的电话。

然后是吉米。不到二十四小时前才刚刚确认了女儿的死讯，此刻竟站在厨房门外，镇定地询问妻子是否需要帮忙。他顶着一头湿淋淋的乱发，潮湿的衬衫紧贴着他的前胸；他赤着脚，丧女之恸与缺乏睡眠在他两眼下方催化出两片肿胀的阴影。他殷殷探问妻子是否需要协助，而瑟莱丝当下却只能想到，老天，吉米，那你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

此刻屋里的其他人——这些将客厅、餐厅及短短的走道塞得水泄不通、脱下的外套在娜汀和莎拉床上堆成了一座小山的亲友们——却似乎全都不曾想到要为吉米分担些什么，只是一心期待、仰望着他；希望他来为他们解释这个残酷的玩笑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他来为他们抚平内心的悲愤，希望他在最初的震惊褪去后强撑住他们那让猛然来袭的悲恸冲刷得几乎要瘫倒在地的身子。吉米是那种天生的领袖，浑身散发着某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人群中取得领导地位的气质；瑟莱丝不禁想知道，吉米自己到底是否意识到了这点，是否视其为某种不得不背负的重担，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

“你说什么？”安娜贝丝头也不抬地问道，两眼依然紧盯着黑色平底锅中正噼啪作响的培根。

“我问你需不需要帮忙，”吉米说，“煎个东西还难不倒我，你知道的。”

安娜贝丝对着炉子露出一抹短暂而虚弱的微笑，然后轻轻地摇摇头。“不用了。我还好。”

吉米转向瑟莱丝，脸上的表情仿佛在问：她真的还好吗？

瑟莱丝点点头。“厨房里有我们两个就可以了，吉米。”

吉米回过头去，继续默默地看着他的妻子；瑟莱丝感觉得到他眼底那抹最最温柔的哀恸。她感觉得到吉米那颗碎裂的心又有那么一小块泪滴大小的碎片落入了他胸口的空洞里。他凑近了，伸出手用食指轻轻为安娜贝丝抹去额上的汗珠，安娜贝丝说道：“不要这样。”

“看着我。”吉米低声说。

瑟莱丝感觉自己应该离开厨房，但又害怕自己贸然行动会粉碎掉表姐与她丈夫之间的某种东西，某种紧绷而脆弱的东西。

“我不能，”安娜贝丝说，“如果我看着你，我会崩溃的。屋里这么多人，我不能也不想就这样倒下。你懂我的意思吗，吉米？求求你。”

吉米缩回身子。“我懂，亲爱的，我懂。”

安娜贝丝依然低着头，喃喃说道：“我不能也不想就这样倒下。”

“我懂。”

有那么一瞬间，瑟莱丝感觉眼前的两人仿佛赤裸着身子；她感觉自己目睹了一个男人与他妻子最最亲昵的一刻，其亲昵犹胜性爱。

长廊另一端的大门突然打开了：安娜贝丝的父亲希奥·萨维奇两边肩头各扛着一箱啤酒走进了屋子。他是个彪形大汉，宽阔浑厚的两肩各扛着一箱啤酒穿过狭窄的走道往厨房这头走来时，动作却带着某种与他的体型不甚搭调的舞者般的优雅利落。每次想到这点，瑟莱丝总是不由得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个山一般的男人竟会制造出那一堆矮小猥琐的男性后代——萨维奇兄弟中只有卡文和查克勉强继承了他的高度与体型，至于他那种天生的优雅则只能在安娜贝丝身上看到一丝影子。

“嘿，吉米，借过一下。”希奥说道。吉米应声让出空间，而希奥则利落地闪过他，走进了厨房。他在安娜贝丝颊上轻轻吻了一下，低声问了句：“还好吧，宝贝？”然后便卸下肩头的啤酒，将它们放在厨房的长桌上。之后，他凑到女儿身后，用双臂环绕住她，下巴则紧紧地贴在她的肩上。

“还撑得住吧，宝贝？”

安娜贝丝说道：“没事的，爸爸。”

他轻吻她的颈侧：“我的好女儿。”然后转身看着吉米：“家里有没有冰桶？我们来把这些啤酒冰一冰吧。”

他们将啤酒装进储藏柜旁边地板上的几只冰桶，而瑟莱丝则回头继续整理那些自一早便不断涌入的食物。那些由前来吊唁的亲友带来的食物五花八门，数量惊人——爱尔兰苏打面包、派饼、牛角面包、松糕、馅饼、三大盆马铃薯色拉、好几袋面包卷、几大盘超市买来的火腿肉拼盘、装在一个特大号陶锅里的瑞典肉丸，以及一只包在锡纸里的巨大的烤火鸡。安娜贝丝根本无须亲自下厨，这点所有人都知道；但所有人也都明白，她必须这么做。她站在炉前，煎出一盘盘培根香肠，做出一盘盘炒蛋，再由瑟莱丝端到餐厅里一张靠墙摆放的长桌上。瑟莱丝忍不住想到，这些堆积如山的食物究竟是为了安慰那些心碎的家属亲友呢，还是所有人潜意识里都想借由吃的动作咀嚼吞咽掉那排山倒海般涌来的悲伤，再将所有感觉随可乐随酒精冲刷入肚，直到饱胀的肚腹终于引发一丝丝睡意。于是，在所有悲伤的聚会中——在那些守灵夜、葬礼、追悼会以及如眼前这种场合，你就只管吃只管喝只管不停地聊，直到你再也吃不下喝不下聊不下去了为止。

穿过人群，她一眼瞥见了坐在客厅一角的大卫。他与卡文·萨维奇并肩坐在一张沙发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俩坐在椅垫边缘，身子往前倾斜得厉害，像是在比赛谁会先从沙发上掉下来似的。瑟莱丝心头一抽，不觉为自己的丈夫感到有些不舍与同情——有时，尤其是身处亲友群中时，大卫总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有些孤立无助。毕竟，这些都是自小就认识他的人；他们都知道他小时候发生过的事。就算他们并不老惦记着那件事，也不会依此来评断他（虽然他们或许有权这么做），但只要有这些自小就认识他的人在场，大卫就怎么也无法放松，无法谈笑自如。但每当他们有机会和一些来自别区的同事或朋友出去吃饭聊天时，大卫总能充满自信地和众人打成一片，反应机敏且自在随和得不得了。（她在欧姿玛美发沙龙的那些同事和她们的老公都特别喜欢大卫。）但在这里，在这个他自小生活和扎根的地方，他的反应却永远慢半拍，永远跟不上对话的速度与众人的脚步，永远是最后一个听懂笑话的人。

她试着迎上他的目光，想给他一个微笑，让他知道只要她也在这里，他就永远不算真的落单。但一小群人突然往隔开客厅与餐厅的拱道走来，瑟莱丝的视线一下被阻断了。

往往就是在人群中，你才会猛然惊觉，原来自己对于自己所爱，甚至每天共处的人竟是如此吝啬，不肯拨出多一点儿时间来与他们好好地相处，好好地说说话。除了周六半夜在厨房地板上那一幕，她这整个星期几乎都不曾与大卫好好地说过话。从昨天傍晚到现在，她甚至只和他匆匆打过几次照面——昨天傍晚六点左右，她接到希奥·萨维奇打来的电话：“嘿，亲爱的，坏消息。凯蒂死了。”

瑟莱丝最初的反应是：“不，不会吧，希奥舅舅。”

“亲爱的，你知道我要花多少力气才能把这几个字说出口吗……她真的死了。被人杀死的。”

“被人杀死的。”

“在州监公园里头。”

瑟莱丝望向厨台上的小电视。六点新闻的头条说的正是警方已在州监公园里头找到那名失踪女性尸体的事。屏幕上出现了直升机镜头下的现场实况画面，一群警方人员聚集在汽车电影院银幕附近，记者的旁白说明警方尚未公布死者姓名，目前唯一能确定的是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

不，不会是凯蒂。不，不，不！

瑟莱丝在电话中告诉希奥，她会马上赶到安娜贝丝身边。挂上电话后不久，她就赶到了；除了翌日凌晨三点到六点间曾短暂地回到自己家小睡了几个小时，她始终寸步不离地守在表姐身边。

但她依然无法相信。即使在与安娜贝丝、娜汀和莎拉相拥大哭一场后，她依然无法相信凯蒂真的已经不在了。她曾将不住剧烈抽搐颤抖的安娜贝丝紧压在地上整整五分钟。她还曾撞见吉米一个人站在凯蒂房里，灯也不开，只是紧捧着凯蒂的枕头，将脸深深地埋在里头。他没有哭，没有自言自语，只是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他只是站在那里，脸深深地埋在女儿睡过的枕头里，搜寻着枕上残留的发香体香；一遍又一遍，他的胸膛猛烈地起伏，吸气、吐气，吸气、吐气……

即使发生了这一切，凯蒂的死依然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怎么也无法在她心底沉淀下来。她依然感觉凯蒂随时都会推开门，蹦蹦跳跳地闪进厨房，从平底锅里拿走一片培根。不！凯蒂不可能死。她不能。

或许这是因为那个毫无逻辑的念头，那个自从她中午在新闻画面中看到凯蒂的车子后便一直死守在她脑海中最偏远的角落里的念头——那个毫无逻辑可言的念头——“血——大卫”。

她可以感觉得到坐在客厅一角的大卫。她感觉得到他的孤立，她还知道她的丈夫绝对是个好人。不无缺点，但绝对是个好人。她爱他，而如果她爱他，那么他就绝对是个好人；而如果他是个好人，那么凯蒂车上的血就绝对与她周六半夜从他衣服上洗掉的血毫无关联。所以说，凯蒂无论如何一定还活着。因为除此之外的任何可能都不堪想象。

不堪想象而且不合逻辑。完完全全地不合逻辑。瑟莱丝感觉自己像吃下了定心丸，回头再往厨房里去端出更多的食物。

她差点儿与正合力把一只装满啤酒的冰桶拖进餐厅的吉米和希奥·萨维奇撞个满怀。希奥·萨维奇在最后一刻侧身一闪，说道：“这丫头。你可要小心这丫头哪，吉米。她两脚一直都像装了轮子似的。”

瑟莱丝腼腆一笑，正如希奥舅舅期待女人该有的矜持模样，然后勉强咽下那股每次被希奥舅舅注视时心头总会不由自主涌起的感觉——某种她自十二岁以来便不时产生的感觉——他的目光总是在她身上逗留得太久了些。

翁婿俩拖着那只超大型冰桶与她错身而过。他俩一前一后，身形模样形成一组强烈的对比——希奥红光满面，体型庞大，嗓音洪亮；而吉米则沉默而精瘦，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总是一副刚从新兵魔鬼训练营归来的模样。他们经过两三个站在走道上的客人，将冰桶拖到那张靠墙摆放的长桌旁；瑟莱丝注意到人们突然间都安静了下来，默默地注视着他俩的动作，仿佛两人四手合力推拉的重物不再是一只红色塑料大冰桶，而是吉米在一周内就必须亲手下葬的女儿，也就是让他们此刻聚集在这个小公寓里的理由——他们聚在这里，用力地吃喝，等着看自己是否有勇气说出她的名字。

他俩接着又从厨房里抬出另一个冰桶，也在餐桌底下放妥了，然后一路招呼过餐厅和客厅里的亲友——吉米的姿态含蓄而低调，只是不时停下脚步，以双手合握住来客的手，默默地谢过他们；希奥则不改本色，像阵狂风席卷过屋里的客人。几个亲友把这幕看在眼里，不住地评论着，瞧他们翁婿俩这些年下来变得多亲哪，唉，你瞧瞧，几乎像对亲生父子似的。

当初吉米刚和安娜贝丝结婚的时候，没人想象得到会有今天这幕。希奥年轻时不但贪杯，而且好勇斗狠；他白天在出租车行担任调度员，晚上则到酒吧做事贴补家用——做的工作动不动就要见血，希奥却如鱼得水。他表面上称得上爽朗直率，但他的握手不无挑衅的成分，笑声中则隐含着威胁。

吉米，相对而言，从鹿岛回来后便愈发显得沉默而严肃。他待人和善，却往往止于平淡如水的境地，在人多的聚会上总是试图隐身于角落里。但他无论如何就是叫人无法忽视：当他开口说话时，你总得洗耳聆听。问题是他甚少开口，于是你不禁要开始怀疑，他究竟何时——甚至到底会不会——开口说话。

希奥好相处，却未必让人喜欢；吉米让人喜欢，却未必好相处。很难想象这两号天差地远的人物竟会成为朋友。但眼前就是这不相称的一对：希奥一双鹰眼看守着吉米背后，仿佛随时都会伸出援手扶住他，不让他就这么倒下；而吉米则不时凑到希奥那对肥厚的大耳旁，低声说些什么。好一对哥们，有人这么说。你瞧瞧，瞧他俩亲的，就像一对好哥们哪。

因为时间已经接近中午——嗯，事实上是十一点，不过也差不多了——后头陆续来访的亲友带来的多半是些酒精与肉类，而非早上的咖啡与各式派饼。在冰箱终于让这些源源不断送来的食物塞满之后，吉米和希奥只得上楼去寻找更多的冰桶与冰块。三楼住的是威尔、查克、卡文，以及尼克的妻子伊莲——伊莲终年身着黑衣，她可能是想要以此表明愿为入狱服刑的尼克守活寡的态度，或者，一如部分亲友指出的，不过是因为她喜欢黑色罢了。

希奥和吉米在烘干机旁的储藏柜里找到了两个冰桶，又在冰箱里挖出好几袋冰块。他们将冰块倒入冰桶，再把塑料袋往垃圾桶里一扔，正当他们要往大门口走去时，希奥却突然开口了：“嘿，等等，吉米。”

吉米转头看着他的岳父。

希奥朝厨房里的一把椅子扬了扬下巴。“坐着歇会儿吧。”

吉米照着做了。他将冰桶放在椅子旁，坐定了，等着希奥再度开口。希奥·萨维奇当年就是在这间狭小无比、地板倾斜、各种管线不断隆隆作响的三室公寓里养大了七儿一女。希奥曾向吉米宣称，就冲着这点，他这辈子再也不必为任何事向任何人低头道歉了。“七个小兔崽子，”他这么跟吉米说道，“每只兔崽子相差不过两岁，成天就会在这间他妈的烂公寓里活蹦乱跳地叫嚷。那些臭痞子不是都在那边说什么童年多美好哟多美好吗，哼，呸！我他妈每天下班回家光让这些兔崽子吵都吵死了，他妈的童年的美好！我怎么就他妈的每天只有没完没了的头痛！”

吉米早从安娜贝丝那边听说了，当年希奥每天一回到家，总是匆匆扒口饭，等不及就又出门去了。希奥也跟吉米说过，听人说当父母的睡眠永远不足，他可从来没这问题。他八个小孩里头有七个是男孩，而男孩在希奥眼中可容易养了：你只管把他们喂饱，教会他们打架打球，你这当父亲的就他妈的功德圆满了。需要人亲亲抱抱是吗？去去去，找你妈去。要钱买车还是要人去警察局把你保出来时再来找你老爹。女儿，他告诉吉米，女儿才是让你捧在手掌心里宠的。

“他是这么说的吗？”安娜贝丝听到吉米的转述后不禁想再次确认。

其实，要不是希奥一逮到机会便指着吉米和安娜贝丝的鼻子，说他们又怎样有失为人父母的职责——他通常会先微笑着说自己没有恶意，不过，呃，换成是他才不会让孩子这样撒野——要不是因为这样，吉米才不在乎希奥当年是什么样的父亲呢。

面对他那些不请自来的建议，吉米通常就是点点头，道声谢，然后将其置之脑后。

希奥顺手拉来一张椅子，与吉米面对面地坐定了；就在他故作姿态低下头去看着地板之前，吉米在他眼中瞥见了那抹所谓智慧老人的光彩。果然，他对着从脚下的公寓里传来的阵阵人声脚步声扔出一抹了然的微笑，说道：“唉，这人生哪……看来，你总是在婚礼和葬礼上才看得到那么多亲朋好友。你说是不，吉米？”

“嗯。”吉米勉强应着，一边试着抖落那股自昨天下午四点便一直缠着他不放的感觉——他感觉自己一分为二，而真正的他漂浮在半空中，无助地看着自己的躯体，有些惶恐地踩踏着空气，试着找出回到那具躯壳里的方法，以免因为疲倦而放缓脚步，最终像块石头似的沉入幽暗的地心。

希奥两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定睛瞅着吉米，直到吉米终于不得不抬起头来，迎上他的目光。“你还好吧？”

吉米耸耸肩。“总感觉这一切不像是真的。”

“到你真的感觉过来时有你痛的，吉米。”

“想象得到。”

“痛到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吉米再度耸耸肩，却隐约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情绪——是愤怒吗——自他空荡荡的腹中缓缓上升。是啊，他此刻需要的就是这个：来自希奥·萨维奇的一番以痛苦为题的打气演说。去他妈的。

希奥身子微微前倾。“我的珍妮去世的时候有没有？上帝保佑她的灵魂，吉米，我足足做了六个月的废人。今天她还好端端的在这里，我美丽的妻子，而第二天呢？就这样没啦。”他弹了一下他那肥壮的手指，“不过一天光景，上帝身边多了一个天使，而我却失去了一个圣人。还好那时我那些孩子都已经长大独立了，感谢老天。呃，我的意思是说哪，吉米，我当时负担得起那六个月的时间，只管伤我的心去。但你不能。眼前的形势由不得你那样放任自己。”

希奥的身子靠回椅背上，吉米再度感到那股隐隐窜动的情绪。珍妮·萨维奇十年前去世后，希奥沉浸在酒精里的日子何止六个月。少说也有两年吧。他一辈子反正离不开酒瓶，珍妮去世后他只是更加肆无忌惮，整个儿就泡在酒精里了。不过，当珍妮还在世的时候，希奥分给她的注意力约莫就和分给一条放了一个星期的面包的一样多吧。

吉米忍受希奥，纯然只是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他毕竟是他妻子的父亲。在外人眼里，他俩或许就像一对老朋友。或许希奥也是这么以为的。再者，岁月确实渐渐软化了希奥的一身硬骨，让他终于愿意公开表达对女儿的亲情，愿意公开宠爱他的几个孙女。但，不用一个人过去犯下的错去评断那人是一回事，接受来自那人的建议批评却是另一回事。

“嗯，我这么说你听懂了吗？”希奥说道，“你得搞清楚，吉米，千万不能放任自己沉浸在悲伤里，搞得无力自拔，到头来甚至忘了自己还有别的义务在身。”

“别的义务？”吉米说道。

“是啊。你知道的，你还得照顾我女儿和那两个小女孩。你得搞清楚一切事情的轻重缓急。”

“哦，”吉米说道，“你是觉得我会忘了这件事是吧，希奥？”

“我不是说你一定会，吉米。我只是说这可能会发生。就这样。”

吉米死盯着希奥的左边膝盖，在脑子里幻想着它炸裂成无数猩红的碎片。“希奥！”

“我在听，吉米。”

吉米将目光移向他另一个膝盖，继续幻想那炸裂的画面，然后再往他手肘前进。“你有什么话可不可以改天再说？不要今天。”

“有话要说就趁现在，你说是不？”希奥从喉底释放出一阵低沉的笑声，里头隐含着一丝警告的意味。

“明天吧，就明天再说。”吉米的目光再从希奥的手肘移到双眼。“明天让你说个痛快。你觉得如何呢，希奥？”

“我跟你说过了，趁现在就是趁现在，你听不懂吗，吉米？”希奥有些不耐烦了。希奥体型壮硕，脾气更是出了名的火暴；吉米知道光这两点就足以让很多人对他退避三舍，也知道希奥恐怕早已习惯在路人脸上看到恐惧，多年下来已将那种恐惧误解为尊敬了。“嘿，吉米，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想，这些话既然不顺耳，什么时候说都不对，那不如就趁热打铁，既然让我想到了就赶紧说出口吧。就这样。”

“嗯，这我当然懂，”吉米说道，“嘿，就像你说的，要就趁现在。”

“没错。真是个善体人意的小子。”希奥拍拍吉米的膝盖，站了起来。“你会熬过去的，吉米。你没问题的。痛归痛，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你一定行的。因为你是条汉子。唉，你们婚礼那天晚上我就跟安娜贝丝说过啦，我说：‘宝贝儿啊，你这会儿真是给自己找了个货真价实的老式硬汉。完美的男人，可以这么说。顶天立地的男人——’”

“就好像他们把她扔进那个袋子里那样。”吉米突然说道。

“什么？”希奥低下头看着他。

“我昨晚去法医那里认尸的时候，凯蒂看起来就像那样，像让什么人扔进一个袋子里，封了口，然后拿水管痛打了一顿。”

“呃，你就别让——”

“连她到底是黄是白还是黑都看不出来了，你知道吗，希奥。可能是黑人，也可能像她妈一样是波多黎各人。也可能是阿拉伯人。反正不像白人就是了。”吉米低头注视着自己两个膝盖间那双十指紧紧交错的手。他突然注意到厨房地板上有不少油污斑点。他左脚边有一块辨不出是什么的棕斑，桌脚一侧则沾了块明显的芥末渍。“珍妮是在睡梦中去世的，希奥。我无意冒犯，也没有恶意。但她走得确实平和，上了床，然后长眠不醒。”

“你不必把珍妮扯进来。”

“而我女儿呢？她是被人杀死的。同样是死，死法却可以差很多。”

片刻之间，小厨房里一片静默——某种嗡嗡作响的静默，某种只会出现在那些楼下正在大开宴会的空屋里的诡异静默——吉米一时有些怀疑，无法确定希奥会不会真的蠢到还不知道要住嘴。来啊，希奥，你他妈不是有话要说吗？说啊。我正好在兴头上呢，肚子里不知道什么东西在作祟，搞得我全身不对劲，正想找个人发泄发泄呢。

希奥终于说道：“听好了，这我能了解。”吉米嘴唇紧闭，用鼻子释放出一口长长的气。“我真的能了解。但，吉米，说真的，你实在不必——”

“不必怎样？”吉米喊道，“我实在不必怎样，你说啊？有人拿枪在我女儿的后脑勺轰了个大洞，你却还在这边要我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什么？——不要忘记我还有什么他妈的鸟义务鸟责任要尽是吗？是吗？告诉我我没说错吧？你他妈的是想站在这里跟我演一家之长那套是吧？”

希奥低头死盯着自己的鞋子，胸口起伏得厉害，双手握紧了拳头。“我并不觉得我值得你这样对待。”

吉米倏地起身，将椅子推回墙边放好。他一把扛起冰桶，眼睛看向公寓大门，说道：“我们可以下楼去了吗，希奥？”

“当然。”希奥将椅子留在原地，径自扛起冰桶。他说道：“好吧好吧，算我不识相，偏偏要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你还没准备好。但是——”

“希奥！不要再说了！就这样，不要再说话了。可以吗？”

吉米扛着冰桶，开始往楼下走。他不知道自己这样说会不会伤了希奥的感情，但最终决定自己才他妈的不在乎呢。管他去死。差不多就是现在吧，法医那边应该开始进行解剖了。吉米感觉自己还闻得到凯蒂婴儿床的淡淡奶香，但在法医的解剖室里，他们正将一把把解剖刀手术刀和胸腔扩张器依序排好，骨锯的插头也插上了。

稍晚，客人走得差不多了，吉米一个人踱到后阳台上，坐在那一排排自周六下午就晒在那里、迎风飘摇的衣服下头。他独坐在那里，在温暖的阳光下，任由娜汀的一件连身牛仔裤来回刷弄着他的头发。安娜贝丝和女孩们昨晚哭了一整晚，小公寓里弥漫着一片呜咽抽泣声，吉米一度以为自己随时会加入她们。但他终究没有。在州监公园的斜坡上，当他看到西恩·狄文的眼神，当西恩告诉他他的女儿已经死了的时候，他曾经放声尖叫。声嘶力竭地尖叫。但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于是他一个人坐在这里，等待着眼泪的降临。

他试着折磨自己，试着在脑中唤起一幕幕影像——婴儿时期的凯蒂，坐在鹿岛监狱那张饱经风霜的长桌另一头的凯蒂，让出狱已满半年的他搂在怀里哭得精疲力竭，就要沉沉睡去前喃喃地问着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的凯蒂。他看到小凯蒂坐在浴缸里扯开嗓门尖叫，看到八岁的凯蒂骑着自行车放学回家。他看到凯蒂微笑，看到凯蒂噘嘴，看到凯蒂愤愤不平地皱着眉头。他看到与他并肩坐在餐桌旁让他跟她详细讲解乘除法的原理时那个一脸迷惑的凯蒂！他看到长大些的凯蒂同伊芙和黛安一起坐在后院的秋千上，懒洋洋地打发掉某个夏日午后；他看到那三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戴着牙套，前青春期女孩特有的清瘦身子下面是一双成长速度比全身其他部位快许多的长腿。他看到凯蒂趴在床上，任由莎拉和娜汀在她身上打滚嬉闹。他看到盛装打扮正要出发参加高中期末舞会的凯蒂。他看到与他并肩坐在他那辆福特水星侯爵大车里，手扶方向盘，下巴不住微微打战的凯蒂；他看到那个慌慌张张，第一次亲手发动引擎，第一次亲手将车驶离街边的凯蒂。他看到那个在她青春期的几年间常常对着他大吼的叛逆而任性的凯蒂——他常常觉得这时期的凯蒂尤其惹人怜爱，更甚于小时候那个甜美可人的小凯蒂！

他不停地看到她再看到她再看到她，但眼泪却始终不来。

会来的，他体内一个冷静的声音轻声说道，你现在还处于最初的震惊之中。

但这最初的震惊已经开始渐渐退去了啊，他在心中对着那个声音说道。从刚刚在楼下和希奥交过手后，那震惊就已经开始渐渐退去了啊。

那很好啊，震惊一旦退去，你的感觉就会回来了。

我现在已经有一些感觉了。

那是悲恸，声音说道。是哀伤。

那不是悲恸，也不是哀伤——那是愤怒。

你确实也会感到愤怒。但愤怒终究也会退去的。

我不想要它就这样退去。

第十六章 也很高兴见到你

大卫接麦可放学走路回家，过了最后一个转角，看到西恩·狄文和另一个家伙斜倚在一辆停放在波以尔家大门外的黑色轿车的后备厢上。黑色轿车挂着州政府的车牌，后备箱上密密麻麻装了许多足以发射讯号到金星上去的天线。大卫在十五码外就已经看出西恩那位同伴和他一样，也是个警察。他歪下巴的方式是警察特有的，微微上翘又往外突出，连站姿都是标准的警察站姿——重心故作轻松地放在脚后跟，事实上全身戒备，看上去随时都可以往前冲去。如果这样还没泄露他警察的身份的话，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顶个海军式平头，脸上还戴了副飞行员式的金边墨镜，则绝对泄了他的底。

大卫紧紧牵着麦可的手，胸口却仿佛有人拿了一把浸过冰水的刀子紧贴着他的心肺。他几乎要停下脚步，双脚仿佛就要在人行道上生根，但一股莫名的力量硬推着他往前走；他勉强定住心神，努力让自己的动作看起来正常流畅。就在这个时候，西恩的头朝他这边转了过来，眼神一开始有些空洞和漫不经心，但随即一亮，迎上了大卫的目光。

他俩脸上同时绽开了笑容，大卫咧着嘴笑得夸张，西恩也毫不逊色。大卫很惊讶地发现，西恩似乎真的很高兴再见到他。

“大卫·波以尔，”西恩一边说着一边站直了身子朝大卫伸出手去，“多久没见了？”

大卫握住西恩的手，西恩另一只重重地搭上他肩头的手让他再次吓了一跳。

“上次在瓦伦酒吧，”大卫说，“大概有六年了吧？”

“没错，差不多有那么久了。你的气色看起来很不错哦。”

“你呢，西恩？近来好吗？”大卫可以感觉到一股暖流在他体内缓缓蔓延开来，某种他的理智再三警告必须抗拒的感觉。

可是，为什么要抗拒呢？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人中还留在这里的已经没有几个了。他们离开这里，并不光是出于那些老掉牙的因素——坐牢的坐牢，贩毒的贩毒，当警察的当警察。也有不少人举家迁往郊区。更有不少人移居外州。那种想要融入郊区中产阶级风情画的欲望——没事打打高尔夫球，逛逛购物中心，经营点儿小生意，回到家则有个金发老婆可以抱，有台大屏幕电视可以看——也拉走了不少人。

没错，从小一起长大的人还留在这一区的已经所剩无几了。当大卫紧握住西恩的手时，他心头不禁涌起一阵骄傲、快乐与莫名的哀伤。他想起了站在地铁月台上看着吉米跳下轨道的那一天，他想起了那些星期六，那些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星期六。

“我很好。”西恩或许回答得真心，但大卫却在他的笑容中看到了些许缺憾：“这位是谁？”

西恩弯下腰来看着麦可。

“这是我儿子，”大卫说道，“麦可。”

“嘿，麦可。很高兴认识你。”

“嗨。”

“我叫西恩，是你爸爸一个很老很老的朋友。”

大卫看着西恩的声音让麦可的眼神一下亮了起来。西恩的声音绝对有种特殊的魔力，就像那个专门替所有电影预告片配旁白的家伙一样。麦可两眼亮晶晶的，仿佛看到了一则传奇——他的父亲和眼前这个高大、充满自信的陌生人曾经也是两个小男孩，就像他和他的那些朋友玩伴一样；他们曾经也在同一条街上玩耍，有过相同的幻想与梦想。

“很高兴认识你。”麦可说道。

“这是我的荣幸，麦可。”西恩和麦可握过手，然后抬头看着大卫，“小帅哥一个，大卫。瑟莱丝好吗？”

“很好，很好。”大卫试着回想西恩的太太的名字，却只依稀记得他俩是在大学时代认识的。劳拉？还是爱伦？

“嘿，代我跟瑟莱丝问声好。”

“当然。你还是在州警队吗？”

云层后方突然绽露一线阳光，映射在黑色公务车的后备厢盖上。大卫让反射的强光晃花了眼睛。

“没错，”西恩应道，“呃，事实上，大卫，这位就是州警队凶杀组的包尔斯警官，我的上司。”

“你好吗？”

“很好。波以尔先生，你呢？”

“还过得去。”

“大卫，”西恩说道，“我们可能要耽搁你几分钟的时间。就几个简单的问题，要麻烦你回答一下。”

“嗯，当然。什么事？”

“波以尔先生，我们可以进去里面谈吗？”包尔斯警官朝大卫家的大门口点了点头。

“嗯，当然。”大卫牵起麦可的手，“跟我来。”

在楼梯间里，一行人经过房东麦卡利家门口时，西恩说：“我听说连这里的房租都在涨。”

“没错，连这里都在涨，”大卫也跟着抱怨，“我看这里不久也会变得跟尖顶区一样，每五个街口就有一家天杀的雅痞古董店。”

“尖顶区，是啊，”西恩干笑了一声，“还记得我老爸那幢房子吧？早被拆掉改建成公寓了。”

“不会吧？”大卫说，“那是一幢很漂亮的房子呢。”

“更别说他是在房价飙涨之前就把房子卖掉了。”

“已经被改建成公寓了？”大卫说道，声音让狭窄的楼梯间放大了不少。大卫摇摇头。“你老爸卖掉整幢房子的价钱大概只够那些雅痞们买一个小单元吧。”

“差不多，”西恩说，“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

“唉，也是啦。不过我有时又会觉得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我在想，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那群雅痞和他们该死的手机一起送回他们的老家去。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过，他说：‘咱们这里真正需要的不过就是一波他妈的犯罪潮。’”大卫自顾自地笑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样一来，这里的房价一定马上就会降回合理的数字，房租也是。你懂我的意思吧？”

包尔斯警官说道：“州监公园里面要是再多出现几具少女的尸体，波以尔先生，你的愿望可能就会实现了。”

“嘿，我可没说那是他妈的我的愿望还是什么的。”大卫说道。

包尔斯警官说道：“那当然。”

“你在说脏话，爸爸。”麦可说。

“对不起，麦可。爸爸一下说溜了嘴，以后不会了。”大卫回头对着西恩眨了一下眼睛，然后掏出钥匙开了门。

“你太太在家吗，波以尔先生？”包尔斯警官跟着进了门，问道。

“啊？不。不。她不在。嘿，麦可，你先上楼去做功课，可以吗？我们待会儿还得去一下吉米姨父和安娜贝丝姨妈家。”

“可是，我——”

“麦可，”大卫低头看着儿子，“上楼去。我和这两位客人还有话要说。”

麦可脸上浮现出那种所有被赶出大人谈话场合的小孩子脸上都会浮现的表情。他双肩颓然下垂，脚踝像给绑上了两大块冰砖似的，拖着脚步往楼梯走去。他叹了口气，神情与他母亲如出一辙，然后开始不情不愿地往楼上走。

“所有小孩都是这样。”包尔斯警官说道，然后一屁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坐下。

“都是怎样？”

“那种肩膀往下一垮的动作。我儿子在他这年纪也常会有这个动作；每晚赶他上床睡觉时，他都得来上这么一回。”

大卫说道：“是吗？”一边往矮桌另一端的双人沙发走去，也坐下了。

大约有一分钟之久，他们三人就这样面面相觑，挑着眉，等着看谁先开口。

“你听说凯蒂·马可斯的事了吧？”西恩说道。

“当然，”大卫说道，“我今天早上在吉米家待了好一阵，瑟莱丝现在还在那里。老天，该怎么说呢？唉，这真是个天杀的罪行啊。”

“没错。”包尔斯警官说道。

“凶手抓到了吗？”大卫问道，一边用左手搓揉着肿胀的右手，随即又惊觉自己这无意识的动作，住了手，往沙发背上一靠，尽可能自然轻松地将双手插进裤袋里。

“我们正在调查这个案子。相信我，波以尔先生。”

“吉米还挺得住吧？”西恩问道。

“很难说。”大卫看向西恩，很高兴找到机会可以将目光自包尔斯警官脸上移开。那家伙的神情中有某种东西搅得他心里直发毛。也许是他盯着人看的方式吧；总让人觉得他好像看得穿你撒的每一个谎，甚至可以一路追溯到你这该死的一生中撒过的第一个谎。

“你知道吉米的。”大卫说道。

“唉，我现在已经不敢这么说了。”

“嗯，他还是闷葫芦一个，什么事都放在心里，”大卫说道，“没人猜得透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西恩点点头。“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大卫……”

“我那晚看到过凯蒂，”大卫突然说，“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

他看着西恩，而西恩两手一摊，打算让他继续说下去。

“那天晚上，”大卫继续说道，“我想应该就是她遇害当晚，我曾经在麦基酒吧看到过她。”

西恩与包尔斯警官交换过眼神，然后身子往前一倾，友善而坚决地擒住了大卫的目光。“事实上，大卫，这正是我们想要找你谈谈的原因。你的名字出现在麦基酒吧当晚的客人名单上。我们听说凯蒂当晚在那里闹了好一阵。”

大卫点点头。“她和一个朋友跳上吧台跳了一段舞。”

包尔斯警官说道：“她们当时已经喝得很醉了吧？”

“应该是吧，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也还不到烂醉如泥的地步。她们只是跳舞，并没有脱衣服还是什么的。唉，怎么说呢，不过就是十九岁的女孩子嘛，你懂我的意思吗？”

“十九岁的女孩子能在酒吧里喝到酒，就表示这家酒吧恐怕会有好一阵子不能卖酒了。”包尔斯警官说。

“难道你没有过吗？”

“没有什么？”

“难道你二十一岁之前真的从来没到酒吧里喝过酒？”

包尔斯警官笑了笑，这微笑给大卫的感觉如同他的眼神，再次让他觉得这家伙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正在窥探着他的一举一动。

“你记得你是几点离开麦基酒吧的吗，波以尔先生？”

大卫耸耸肩。“大概一点左右吧。”

包尔斯警官将笔记本放在大腿上，低头简单写了几个字。

大卫望了望西恩。

西恩说道：“嘿，不要误会了，我们只是不想遗漏任何一个细节罢了，大卫。对了，那天晚上你是和史丹利·坎普一起，是吧？巨人史丹利？”

“嗯。”

“顺便问一下，他还好吗？听说他的小孩得了癌症。”

“白血病，”大卫说，“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他儿子后来还是死了。死的时候才四岁。”

“老天，”西恩说道，“什么世道啊。妈的。世事难料。就好像这一刻你还在开车兜风兜得正得意正爽，下一刻你不过转了个弯，胸腔里竟然就冒出了什么怪瘤，五个月后干脆就挂了。妈的，这是什么世道啊。”

“什么世道，没错，”大卫应和道，“不过史丹利倒还好，没让这事给击垮了。他在爱迪生那边找到一份不错的差事。每周二和周四晚上的公园联盟篮球赛也还照打。”

“还是篮板下的恐怖分子吗？”西恩自顾自笑开了。

大卫也笑了。“他的确很爱使拐子。”

“你还记得凯蒂和她那两个朋友是几点离开酒吧的吗？”西恩笑声未歇。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可能是红袜队的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吧。”

西恩这是在搞什么鬼？他有问题大可直截了当地问，干什么还要先跟他拉关系，假意问了巨人史丹利的事？或者这真的只是他自己多心了？也许他真的只是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大卫一下子也拿不定主意。他们在怀疑他吗？他们真的把他当成杀死凯蒂的嫌疑犯了吗？

“我记得那是场晚场球赛，”西恩说，“在加州的球场。”

“哦，十点三十五开始，对了。那几个女孩子大概比我早十五分钟离开吧。”

“所以说应该是十二点四十五分左右。”包尔斯警官说道。

“应该是吧。”

“你知道那几个女孩子之后去了哪里吗？”

大卫摇摇头。“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们。”

“是吗？”包尔斯警官低头又是一阵奋笔疾书。

大卫点点头。“是的。”

包尔斯警官又在本子上写了一阵，笔尖像只小爪子似的窸窸窣窣地搔刮着纸面。

“大卫，你还记得有个家伙拿钥匙丢他的朋友吗？”

“啊？”

“有个喝得烂醉的家伙，”西恩迅速地翻过一页记事簿，“一个叫作，嗯，乔伊·寇斯比的家伙。他的朋友担心他开车，想拿走他的车钥匙，他抄起钥匙就往其中一人的头上丢过去。闹了好一阵。你当时在场吗？”

“应该是我离开以后发生的事吧。怎么了？”

“也没什么，”西恩回答，“就挺好笑的一件事。那家伙不肯让人拿走钥匙，结果这样一闹，钥匙还不就从他手中飞出去了。醉鬼的逻辑，是吧？”

“大概吧。”

“那天晚上你还有注意到任何不寻常的事吗？”

“比如说？”

“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人看那几个女孩子跳舞的时候眼神不怀好意？你知道我在说哪种人吧——那种高中毕业舞会之夜一个人留在家里，胡乱过了十五年的鸟日子后却还在为当年的事生气，一看到年轻女孩子就恨得牙痒痒，好像他们一辈子的失败全都是她们的错似的。你知道那种人吧？”

“当然。还见过几个。”

“那天晚上麦基酒吧里有那种人吗？”

“倒没注意到。嗯，我是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看球赛。事实上，西恩，在那几个女孩跳上吧台之前，我甚至连她们都没注意到。”

西恩点点头。

“那场比赛还不错吧？”包尔斯警官问。

“嗯，”大卫说，“那天是佩卓主投。原本会是场无安打比赛的，都是让第八局那记德州安打破了局。”

“没错。咱们佩卓确实有两下子，不是吗？”

“他是当今最好的投手。”

包尔斯警官转头望向西恩，然后两人同时站了起来。

“就这样？”大卫说道。

“是的，波以尔先生。”他和大卫握握手，“谢谢你的合作。”

“没什么。应该的。”

“哦，妈的，”包尔斯警官说道，“还有个问题忘了问你：你离开麦基酒吧后去了哪里？”

大卫脱口而出：“这里。”

“你是说你就直接回家了？”

“是的。”大卫直视着他，声音沉着平稳。

包尔斯警官再度翻开笔记簿。“一点十五分到家，”他边写边抬头看向大卫，“这样写对吗？”

“差不多吧。”

“好的，就这样了。波以尔先生，再次谢谢你。”

包尔斯警官转身出门下楼，但西恩却在门口停下了脚步。“真的很高兴再见到你，大卫。”

“我也是。”大卫说道，一边努力在心里回想自己当年到底讨厌西恩哪一点。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去喝一杯，”西恩说道，“就在附近。”

“没问题。”

“那就先这样了。保重了，大卫。”

他们握了握手。肿胀的伤手被这么一握更是痛不可当，但大卫克制住了缩手的冲动。

“你也是，西恩。”

西恩走下楼，大卫站在楼梯口目送他离开。西恩背对着他，再度举手一挥，大卫也对他挥了挥手，虽然他知道西恩不可能看得到。

大卫决定在去吉米和安娜贝丝家之前先在厨房里来瓶啤酒。他希望麦可不要一听到西恩和那个警察走了就马上跑下楼来。他需要几分钟时间独处，一个人静一静，花点时间整理一下脑子里混乱的思绪。他不是很确定刚才在客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知道西恩和那个警察究竟是把他当作证人还是嫌疑犯；他们问话的口气始终模棱两可，搞得他无法确定他们真正的来意。这种不确定的感觉总是会给他带来一阵结结实实的他妈的头痛。每当大卫对眼前的形势感到无所适从，每当地面又开始摇晃，他的脑子就像让人拿了把菜刀对准中央一劈，裂成了两半。这种感觉通常会继之以一阵头晕目眩的头痛，有时甚至更糟。

因为有的时候大卫不是大卫。他是那个男孩。那个从狼口逃生的男孩。不光是这样。他是那个从狼口逃生后长大了的男孩。那是个迥异于大卫·波以尔的生物。

那个从狼口逃生后长大了的男孩，属于黑暗的动物，在森林中穿梭潜行，无声无息，难以捉摸。他活在一个外人看不见摸不着甚至从来不知道也从来不想知道它的存在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就像一股幽黑的暗流，与我们身处的世界并行。这是一个由蟋蟀和萤火虫组成的世界，外人无从窥视；它偶尔或许会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自你的眼角一闪而过，当你转过头想看个清楚时，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很多时候，大卫就活在这个世界里。在这里，大卫不再是大卫，而是那个男孩。而这个男孩却不曾好好长大。他变得更愤怒更偏执了，敢做许多现实生活中的大卫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男孩通常只活在大卫的梦里，像只未驯服的野兽，在浓密的树林里狂奔，身影稍纵即逝。但，只要他留在大卫梦中的森林里，他便无法真的伤害到任何人。

然而，打从孩提时代起，大卫就饱尝失眠之苦。失眠会在好几个月的恬静安眠后悄悄找上他，于是突然间他就又回到了那个睡睡醒醒、始终无法真的入睡的狂躁世界。几天下来，大卫的眼前便会开始出现东西——多半是老鼠，飞快地窜过墙角与桌面，有时候则是黑苍蝇，在角落里乱飞一阵后又飞进另一个房间。他面前的空气中会突如其来闪过一阵流星雨般的点点电光。他眼中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橡皮人。然后男孩会一脚跨过梦幻森林的边界，进入清醒的世界。大卫通常有办法控制他，但有时男孩会吓到大卫。男孩会在他耳畔厉声尖叫。男孩总是会在不该笑的时候放声狂笑。男孩在大卫体内虎视眈眈，威胁着要撕下大卫始终挂在脸上的面具，让这个世界的人知道他的存在。

大卫已经三天没有好好睡觉了。夜复一夜，他睁大了眼睛躺在床上，看着身旁熟睡的瑟莱丝，感觉男孩在他大脑里那些海绵状的组织上起舞作乐，眼前则不断闪过阵阵流星电光。

“我只是需要让我的脑袋清醒一下。”大卫喃喃自语，然后又啜了一口啤酒。我只是需要让我的脑袋清醒一下，然后一切就都不会有问题了。他一边侧耳聆听着麦可下楼的声音，一边这么告诉自己。我只要再撑一会儿，让一切缓和下来，然后我就可以好好地睡上一觉，然后男孩就会回到他的森林里，然后人们就不再会像橡皮人，然后黑苍蝇便会跟着老鼠回到它们的洞穴里去。

当大卫带着麦可再度回到吉米和安娜贝丝家时，已经过了下午四点。当时一屋子的人已经走了大半，屋内弥漫着混浊陈腐的气息——只剩半盒的蛋糕和甜甜圈，客厅里挥之不去的浓浓烟味，凯蒂的死。从一大早到下午弥漫在屋内的那种肃穆宁静的悲伤与爱已然消散大半，当大卫再度回到这里时，公寓里只剩下人群散去后的冷清寂静，那些椅脚搔刮地板的声响，那些自门廊尽头传来的刻意压低音量的道别声都足以叫人心头一震，浑身的血液几乎要跟着一阵骚动。

根据瑟莱丝的说法，吉米整个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后阳台上。他不时会回到屋里，照看安娜贝丝或是接受新到亲友的吊唁，但不久又会再次踱开，回到后阳台上，坐在那排因长久曝晒而变得又干又硬的衣服下头。大卫询问安娜贝丝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但安娜贝丝甚至没等他把句子说完便一个劲儿地摇头。大卫知道他这么问其实是多余的。如果安娜贝丝真的需要帮忙，在找上大卫之前，她至少还有十个甚至十五个人可以找。大卫试着提醒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不要被安娜贝丝的态度搞得心烦意乱。大卫知道自己从来不是那种能让人求助的对象；有时候他甚至会觉得自己仿佛不存在于这个星球上。虽然心底有着深深的遗憾，但也有几分听天由命的无奈，他也早有觉悟，自己这辈子恐怕就这样过了；他就是这样一个无足轻重，没人真的需要、真的愿意倚重的小人物。

大卫带着这种浑浑噩噩的感觉来到后阳台。吉米背对着他，坐在一张旧凉椅上，头顶有衣服随风翻飞。他听到大卫接近的脚步声，微微扬起了下巴。

“我打扰到你了吗，吉姆？”

“大卫。”吉米对着绕过椅子朝他面前走来的大卫友善地一笑，“没有的事。找个地方坐下吧。”

大卫在吉米面前的一个塑料牛奶箱上坐下了。他可以听到吉米身后的公寓里传来阵阵若有似无的嗡嗡声，偶尔伴随一两记刀叉碗盘碰撞的声音。那些来自日常生活的细碎声响。

“我这一整天都没有机会跟你讲话，”吉米说，“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大卫反问，“妈的。”

吉米双手高举过头伸了个懒腰，再打了个哈欠。“你知道吗，所有人看到我就一直问我好不好——或许吧，或许此时此刻除了这个，他们也不知道还能对我说些什么。”他放下双手，耸耸肩。“怎么说呢，就时好时坏吧。我现在还好。不过随时可能会变得不好。”他再度耸耸肩，然后定睛看着大卫的手。“你的手怎么了？”

大卫低头瞄了一眼自己肿胀的伤手。他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编出一套说辞，而他却忘了这件事。“这个？嗯，我去帮一个朋友搬沙发，结果在楼梯间不小心撞到了门框。”

吉米歪着头，看了看大卫指关节间的那片瘀青。“是这样。”

大卫看得出来吉米并不真的相信他的说法。他决定再编个更有说服力的故事好应付下一个问他的人。

“蠢事一件，”大卫说道，“唉，人总有办法做些蠢事把自己搞伤。你懂我的意思吧？”

吉米将目光移到大卫脸上，似乎已经决定将这件无关紧要的事抛到脑后。他静静地瞅着大卫，脸上僵硬的线条软化了不少，“嘿，真的很高兴看到你。”

大卫几乎要脱口而出，真的吗？

在他认识吉米的二十五年里，大卫不记得自己曾有哪一次真心觉得吉米很高兴看到他。至多就是不介意看到他吧，但不介意毕竟不是乐意。在他俩的生活因为分别娶了安娜贝丝和瑟莱丝这对表姐妹而再度有了交叉后，就他记忆所及，吉米从未表示过他俩有一点儿点头之交以外的情谊。一阵子之后，大卫也就接受了吉米只把他当作点头之交的事实。

是啊，他们从来都不是朋友。他们从来不曾一起在瑞斯特街上玩过棍球，从来不曾一起踢过空罐子。在那一整年的时间里，他们不曾每个星期六都和西恩·狄文混在一起，不曾在哈维街旁的沙坑里玩过战争游戏，或是在波普公园附近那排厂房上跳过屋顶；他们从来不曾一起去查尔斯戏院看过《大白鲨》，从来不曾一起被电影吓得抱头尖叫。他们从来不曾一起骑自行车练习大撒把，从来不曾为了谁来扮演《警网双雄》里的史塔斯基和哈奇，或者谁老是被分配到《夜袭者》里的柯查一角而争执不休。他们不曾在一九七五年那场暴风雪过后第一天一起带着雪橇溜上桑莫塞丘，不曾三人一起以神风特工队之姿俯冲直下，不曾一起撞坏雪橇。是的。那辆弥漫着浓浓苹果味的车子从来不曾沿着加农街朝他们驶来。

然而此刻，在他女儿猝死的隔日，吉米·马可斯坐在他的面前，告诉他他真的很高兴看到他，而大卫——一如两个小时前在西恩面前一样——真的能感受得到那份发自内心的诚意。

“我也很高兴看到你，吉米。”

“我们的老婆还好吧？”吉米问道，嘴角那弯笑意几乎就要攀上他的眼底。

“我想，还好吧。娜汀和莎拉呢？怎么没看到人？”

“应该是跟希奥在一起吧。嘿，大卫，记得帮我谢谢瑟莱丝。她今天真的帮了很大的忙。”

“吉米，你不必谢任何人。只要是我们能帮得上忙的，我和瑟莱丝都很乐意去做。”

“我知道。”吉米探出一只手，重重地捏了大卫的上臂几下，“谢谢你。”

在那一刻，大卫甚至愿意为吉米抬起整幢房子；他愿意捧着它，紧紧抵在胸前，直到吉米告诉他要把房子放在哪里。

他差点儿忘了他来后阳台的目的：他必须告诉吉米周六晚上他曾在麦基酒吧看到过凯蒂。他必须赶紧把这件事讲出来，否则他恐怕就会这么一拖再拖，等到他终于决定要开口的时候，吉米大概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不早点儿告诉他。他得在吉米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件事前先跟他开口。

“你猜我今天见到谁了？”

“谁？”

“西恩·狄文，”大卫说，“还记得他吗？”

“当然，我还留着他的棒球手套呢。”

“什么？”

吉米大手一挥，不愿多作解释。“他后来当了条子。事实上，他正在调查凯蒂的……呃，凯蒂的案子。这案子现在由他负责。”

“嗯，这我知道，”大卫说，“他刚刚才去过我那里。”

“是吗？”吉米说道，“嗯。他找你做什么，大卫？”

大卫试着以最自然随意的口气一口气说出他事先准备好的答案。“我周六晚上去过麦基酒吧。跟凯蒂差不多同时去的。我的名字出现在当晚的客人名单上。”

“凯蒂在那里，”吉米说道，他凝望着前方的街道，两眼渐渐眯了起来，“大卫，你说你周六晚上曾经看到过凯蒂？我的凯蒂？”

“嗯，没错，吉米，我在那里，凯蒂也在那里。然后她就跟她两个朋友走了，然后——”

“黛安和伊芙？”

“应该是吧，就是那两个常常跟她在一起的女孩子。她们后来就一起离开了。就这样。”

“就这样。”吉米重复着，目光再度飘开了。

“呃，我的意思是说，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可是，你知道的，我也在那张名单上。”

“你也在名单上，没错。”吉米浅浅地笑了，却不是对着大卫，而是对着远方某个只有他才看得到的影像。“那天晚上你跟她讲过话吗？”

“凯蒂？没有，吉姆。我整晚都跟巨人史丹利在看球赛。我只跟凯蒂点过头打过招呼而已。等我再度想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

吉米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用力吸了几口气，对着自己点了几下头。最后，他的目光终于再度落定在大卫脸上，对着他露出一抹惨淡的微笑。

“真好。”

“什么？”大卫说道。

“坐在这里。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这里。真好。”

“是吗？”

“只是坐在这里，看着这个地方，”吉米说道，“你的一生就是忙，整天马不停蹄地到处忙，忙工作，忙小孩，妈的，除了睡觉以外，你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一下。即使是今天。即使是在像今天这样不寻常的日子里，我仍得留心关照每一个细节。我得打电话给彼得和萨尔，确定店里没事。我得确定我两个女儿早上起来都刷过牙洗过脸换过衣服。然后我还得不时注意我的老婆，确定她还挺得住，你知道吗？”吉米对着大卫茫然一笑，身子微微摇晃了几下，愈发往前倾，十指紧紧交错，“我得跟人握手，接受人家的慰问吊唁，我得在冰箱里找地方放那些食物和啤酒，我得忍受我的岳父，然后我还得打电话给法医办公室，问他们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领回女儿的遗体，因为我得跟瑞德葬仪社和圣西西莉亚教堂的维拉神甫约时间，然后我还得为守灵会张罗场地安排夜宵，还有——”

“吉米，”大卫说道，“这些事不一定都要你去办。有的你真的可以交给我们办。”

但吉米只是自顾自地说下去，仿佛完全不曾注意到大卫的存在。

“我不能把这事搞砸了，我绝对不能搞砸任何一个他妈的细节。不然她等于再死一次，十年后大家想起她的一生只会记得她的葬礼是一场他妈的灾难，所以我绝对不能搞砸了，我绝对不能让它变成大家对凯蒂仅有的回忆——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凯蒂，老天，因为凯蒂从小，从她六岁开始，你就很难不去注意到她是一个多么爱干净、做事多么有条不紊的女孩子。她的衣服永远都是自己整理得好好的。所以没关系，这样真的很好，没错，来这里只是坐着，只是坐着看着这个地方，试着想出一件关于凯蒂的事，一件终于能让我的眼泪流出来的事。因为，大卫，我发誓，我他妈的快发火了——那是我的女儿哪，死的是我的女儿哪，而我竟然他妈的哭不出来。”

“吉米。”

“什么事？”

“你哭了。”

“真的吗？”

“摸摸你的脸。”

吉米伸手一探，感觉到双颊上一片潮湿。他将沾了泪水的手指举在眼前，静静地端详了好一会儿。

“妈的！”吉米说道。

“你要我离开让你一个人静一静吗？”

“不，大卫。不用了。再陪我多坐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

“没问题，吉姆。当然没问题。”

第十七章 惊鸿一瞥

预定要与马汀·傅列尔开会前一小时，西恩陪着怀迪跑了一趟怀迪的公寓，好让他换下溅上午餐的衬衫。

怀迪与儿子泰瑞一起住在城南的一幢白砖公寓里。小公寓里铺着最常见的那种米白色地毯，墙壁漆成毫无个性的白色，屋里弥漫着通常只有汽车旅馆与医院走廊那种成年累月不开窗通风的空间才会有的味道。他们开门进去的时候，客厅里的电视竟然还开着，ESPN体育频道对着空荡荡的公寓不断低声放送一拨又一拨某场球赛的最新战况；一堆Sega游戏机的各式组件散落在偌大的电视屏幕前的地毯上。电视对面是一张显然实用舒适远胜于外观考虑的两用沙发；至于厨房呢，西恩不用看也知道，不外乎就是一个塞满各式冷冻快餐的冰箱，以及一只装满麦当劳汉堡包装纸的垃圾桶。

“泰瑞呢？”西恩问道。

“玩曲棍球去了吧，我猜，”怀迪说道，“嗯，也可能是棒球。现在毕竟是棒球季。不过曲棍球再怎么说都是他的最爱，全年不分季节。”

西恩见过泰瑞一次。当时十四岁的泰瑞体型就已经庞大得吓人了，西恩简直不敢想象再过两年他的个头会蹿到什么地步，还有他一旦穿上装备、拿着球棍在冰上全速冲撞时，他可怜的对手会有多害怕。

怀迪拥有泰瑞的监护权，因为离婚时妻子根本无意争取。几年前，她抛下怀迪父子俩，跟了一个专打民事赔偿官司的律师；那家伙毒瘾不浅，后来甚至搞得不但被取消了律师资格，还惹来官司缠身。她倒是对那家伙不离不弃，至少西恩是这么听说的，多年来也还和怀迪保持着联络。有时，听怀迪在那边讲些有关他前妻的事时，你不时得提醒自己一下，他们其实早已离婚多年了。

比如说现在。怀迪一边解开衬衫纽扣，一边走进客厅，看着散落一地的Sega带，随口感叹道：“苏珊说我和泰瑞的这个狗窝简直是所有男人梦想中的快乐天堂……呃，你知道的，边说边翻白眼。哼！我倒觉得她其实忌妒得很。对了，要来罐啤酒吗？”

西恩想起了傅列尔说的那段有关怀迪的酗酒问题的话，然后想象一小时后他要是带着一身薄荷糖也遮不住的酒味走进会议室，那些头头脸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表情。或者，根据他对怀迪的了解，他这么问说不定只是要试试他罢了。毕竟刚复职的人是他，不是怀迪。

“水就可以了，”他说道，“可乐也不错。”

“不错不错。”怀迪微笑着说，一副刚刚果然是在测验西恩的模样——但西恩注意到他懒洋洋的目光里隐约透露出一丝渴望，他那缓缓划过两侧嘴角的舌尖似乎也正在呼喊着同样的需求。“两瓶可乐马上来。”

怀迪再度从厨房里钻出来时，手里拿着两罐可乐。他递过一罐给西恩。接着他便踱进客厅走道旁的一间小浴室里，西恩听到他窸窸窣窣脱下衬衫，然后拧开水龙头的声音。

“这案子愈看愈不像是有预谋的了，”怀迪在浴室里提高嗓门大声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有一点儿。”西恩承认。

“法洛和奥唐诺的不在场证明看来应该假不了。”

“但这并不代表人不是他们买凶杀死的。”西恩说道。

“这点我同意。不过你真的这么觉得吗？”

“嗯，这很难说。职业杀手的手法应该会更利落些。”

“总之我们暂时还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同意。”

“我们还得再查查那个姓哈里斯的小子，他毕竟没有不在场证明……唉，不过说真的，我实在不觉得他下得了这种手。那小子一看就是一副连蟑螂蚂蚁都不敢杀的模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但你别忘了，他可能会有下手的动机，”西恩说，“呃，比如说吧，他终于受不了凯蒂·马可斯和奥唐诺还一直藕断丝连、牵扯不清之类的。”

怀迪走出浴室，手里还拿着一条毛巾在擦脸；他苍白的肚皮上嵌着一条勋章似的刀疤，像微笑的大嘴似的，从胸腔一侧边缘划到另一侧边缘。

“是没错，不过那小子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料。”怀迪转身向着屋后的卧室走去。

西恩站到走道上。“我也不希望是他。但我们说了不算，总要有证据证明。”

“嗯，还有，照惯例，死者父亲和她那几个疯狗舅舅也得查。不过我已经派人问过附近邻居了，看来应该不是家里的问题。”

西恩倚在墙上，啜饮着他的可乐。“如果这真是临时起意的凶杀案，嗯，妈的，这下可就有的玩了……”

“嗯，是有的玩了。”怀迪走出卧室，肩上披着一件干净的衬衫。“那个老太太派尔，”他边说边扣上纽扣，“倒没提过听到尖叫声。”

“只听到枪声。”

“枪声是我们说的。嗯，不过应该也错不了。但我要说的是，她没有听到尖叫声。”

“说不定死者当时光忙着用车门攻击歹徒，想把他撞倒了好趁机逃跑。”

“这倒说得通。但当她刚刚看到他，看到他朝着她的车子走过来的时候呢？她那时多的是机会尖叫求救。”怀迪说着又往厨房走去。

西恩跟在后头也进了厨房。“嗯，这表示她可能认识他。所以她才会说了那声嗨。”

“嗯。”怀迪点点头。“好，另外一个问题是，她当初又为什么要把车停下来呢？”

“不对。”西恩说道。

“不对？”怀迪半倚在厨台上，定睛瞅着西恩。

“不对，”西恩重复道，“那车子是撞上人行道边缘才停下来的。”

“可是我们在现场并没有看到刹车痕。”

西恩点点头。“或许她当时车速只有十五迈左右，或许她是看到路上有什么东西，才会突然把车头往路边一调。”

“看到什么？”

“妈的，我怎么知道？这里你才是老板。”

怀迪微笑着一口喝光了手里的可乐，接着又打开冰箱拿出另一罐。“什么原因会让她刹车也不踩地撞上人行道？”

“路上有什么东西。”西恩说。

怀迪微微举高他的第二罐可乐，做致敬状。“但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路上有任何东西。”

“因为我们赶到现场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事了。”

“好，那会是什么东西呢？砖块？还是什么？”

“砖块未免太小了吧，当时天色那么暗。”

“砖块太小，那就空心砖吧。”

“嗯。”

“总之就是路上的某样东西。”怀迪说道。

“某样东西。”西恩同意道。

“她方向盘一打，前轮撞上人行道，她一放离合器，然后车子就熄火了。”

“就在那个时候，歹徒现身了。”

“某个她认识的人。然后呢，怎么，他就上前先跟她打过招呼是吧？”

“然后她就用车门撞他，然后——”

“你被车门撞过吗？”怀迪边说边将衣领立了起来，再将领带绕了上去。

“嗯，目前为止还没那种经验。”

“那力道感觉就跟挨了一拳差不多。假设你站得离车门很近，一个体重一百一十磅上下的女人用她那辆丰田老爷车的车门用力往你这边一撞——老实说，你要是站得够近的话，恐怕根本不会觉得痛，只是被撞得有些不爽罢了。凯伦·休斯说歹徒开第一枪的时候离车子大约只有六英寸。六英寸！”

西恩默默地点点头。“好吧。但如果她是先躺倒，然后才朝车门用力一踢呢？这力道总够大了吧？”

“但那也要车门原本就开着才成。车门要是关上了，她就算躺在那边踢一整天也没用。当然，她必须先用手打开车门，然后再猛力把车门往外一推。所以说，歹徒很可能刚好往后退了一步，根本没想到她会来这招，再不然……”

“再不然就是他体重也很轻。”

怀迪将衣领重新折下来，盖在刚打好的领带上。“这让我想起脚印的问题了。”

“他妈的脚印问题。”西恩说道。

“没错！”怀迪吼道，“他妈的脚印。”他扣上衬衫的第一颗纽扣，将领带抽紧了。“西恩，那家伙追着她跑过整个公园。她死命往前跑，跑得愈快他就愈火大，像头狂怒的猩猩一样死咬着女孩的屁股猛追。我的重点是，他跑过了整个公园。你倒说说看，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竟然会连一个深一点儿的脚印也没留下？”

“那夜下了一整夜的雨。”

“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三处她的脚印。少来了，这其中必定他妈的大有文章。”

西恩头往后一倾，靠在储藏柜的门上，试着想象那个画面——凯蒂·马可斯两只手臂疯狂地摆动，自旧银幕前的那片斜坡俯冲下来；她的皮肤让树丛刮伤了，头发让汗水和雨水浸湿了，前胸与手臂上则是一大片迅速扩散的殷红血渍。至于紧追在后的凶手，在西恩的想象中，则是一抹没有面孔的暗影；女孩冲下斜坡几秒后，暗影出现在斜坡顶端，然后迅速跟上了前方猎物的脚步，汩汩鲜血加快了速度，流经他耳畔的血管，如嗜血的暗夜鼓声般催促着他。一抹高大黝黑的暗影，西恩是这么想象的，庞大而骇人。并且聪明。是的，聪明。至少会想到要在路中间放个什么东西，让凯蒂·马可斯的车子失控撞上人行道。至少会挑选雪梨街上这样一个入夜后人迹罕至的地点下手。老太太派尔会听到街上的动静，纯粹是个意外，一个凶手事前无法预料到的意外；因为，就连西恩当初乍听到那排几乎全让大火烧光了的房子附近竟然还住了人，也感到相当意外。除了这个意外，凶手的一切安排确实都很聪明。

“聪明到会回头去处理掉一切痕迹线索？你以为呢？”西恩突然开口道。

“啊？”

“我说凶手。你以为呢？也许他杀了她之后，又回头循着原来的路线把自己的脚印都处理掉了。”

“是有这个可能，但他又怎么会记得自己到底踩过哪片土地呢？别忘了，当时公园里一片漆黑。即使，呃，这么说好了，即使他有手电筒又怎样？公园这么大，他哪有那能耐去找出每一个脚印，然后再一一处理掉？”

“所以我才说是那场大雨呀。”

“嗯。”怀迪叹了一口气，“雨再大，只要脚印够深，一样还是会留下痕迹啊……除非，除非凶手体重很轻。如果凶手体重没超过一百五十磅，那你说脚印全让雨水冲刷掉了我就信。”

“布兰登·哈里斯看起来不会比一百五十磅重多少。”

怀迪呻吟了一声。“你真的相信那小子做得出这种事？”

“不。”

“我也一样。你那个老朋友如何？他看来也差不多就这体重。”

“我哪个老朋友？”

“波以尔啊。”

西恩站直了身子。“我们怎么会扯到他那里去了？”

“我们正要往那里扯。”

“不对不对。等等——”

怀迪举起一只手。“他说他差不多是一点左右离开酒吧的。听他放屁。那个让钥匙砸烂的时钟就停在差十分一点的地方。而凯瑟琳·马可斯则是在十二点四十五分左右离开的。这几个时间我们都已经确认过了。你这老朋友周六晚上的行踪有十五分钟的漏洞，至少就我们目前所知。何况，天知道他后来是几点到家的。我的意思是，真正回到家里？”

西恩笑了。“怀迪，你搞清楚，他不过就是刚好出现在酒吧客人名单上的一个名字罢了。”

“那酒吧正好是死者最后去过的地方。最后一个地方，西恩。话也是你自己说的。”

“什么话？”

“你说凶手说不定是那种毕业舞会之夜一个人躲在家里的可怜虫。”

“我只是——”

“我没打算一口咬定是他干的。我甚至没打算那么想。至少现在还没这打算。但我就是觉得那家伙哪里怪怪的。你听他在那边讲什么他妈的犯罪潮没有？妈的，你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

西恩将喝完的可乐空罐放在厨台上。“你垃圾分类吗？”

怀迪的眉头皱了起来。“没有。”

“空罐回收一个五分钱呢。”

“西恩。”

西恩将空罐丢进垃圾桶里。“你现在是在跟我说，你真的认为像大卫·波以尔这样的家伙竟会为了不满雅痞进占小区愤而杀死他老婆的——什么？——她老婆表姐的女儿？妈的怀迪，你可以再他妈的好笑一点儿。”

“我就逮过一个家伙，他亲手干掉了自己老婆，只因为她嫌他做的菜不好吃。”

“但那是婚姻，那是夫妻之间累积了多年的不满与怨恨。你现在说的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家伙一早醒来突然决定说：‘妈的，这房租实在是涨得太不像话了。嗯，看来我得出去杀几个人，直到房租降到原来的水平为止。’”

怀迪被逗笑了。

“怎样？”西恩问道。

“你一定要把话讲成那样吗？”怀迪说道，“好吧，我承认是有点儿可笑。但无可否认，那家伙确实有问题。如果他的行踪没有漏洞，那我就放过他了。如果他没有在她死前一小时见过她，那我也会放过他。问题就出在他的行踪确实交代不清楚，也确实曾在那时候见过她；而且，无论如何我就是觉得他哪里不太对劲。他说他离开酒吧后就直接回家了是吧？那好，我要他老婆亲口证实这件事。我要他楼下邻居证实曾在一点过五分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我就会把他抛到脑后。对了，你有注意到他的手吗？”

西恩没有说话。

“他的右手肿得起码有他左手的两倍大。那家伙这几天一定和人干过架之类的，这我要一个交代。等我证实他的手是因为在酒吧跟人干架受的伤，那我才会放过他。”

怀迪仰头把第二罐可乐也一饮而尽，然后将空罐往垃圾桶里一扔。

“大卫·波以尔，”西恩说，“看来你是真的跟大卫·波以尔铆上了。”

“也不尽然，”怀迪说，“只是打算多看他一眼，如此而已。”

会议地点是位于地检处三楼的一间由重案与凶杀两组共享的会议室。傅列尔向来喜欢在这里召开会议，因为这里冰冷而严肃，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椅子是硬的，桌子是黑的，墙壁则漆成了空心砖那种浅灰色。这不是一个让人聊天谈笑说废话的地方。除非必要，平常根本没有人会在这里逗留；会议在这里召开，结束后人人分头散去，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这个下午，会议室里的九张椅子全都坐满了。坐在桌首的是傅列尔。他的右手边坐着苏福克郡地检处凶杀组副组长玛吉·梅森，左手边则是凶杀组另一个小组的小组长罗伯特·波克。怀迪与西恩分坐在长桌两侧，接下来依序是乔伊·索萨与克里斯·康利，以及州警队凶杀组的另外两名警探潘恩·布莱克与席拉·罗森塔尔。每个人面前都堆了一摞原版或复印的调查报告、现场照片、验尸报告、化验小组报告，以及各人的报告夹和笔记本，有的甚至还夹了几张上头记了名字地点的餐巾纸，以及随手画下的现场草图。

怀迪与西恩首先上场报告。他们扼要说明了与几名证人的访谈：伊芙·皮金和黛安·塞斯卓、派尔太太、布兰登·哈里斯、吉米和安娜贝丝·马可斯、罗曼·法洛，以及大卫·波以尔——怀迪只是轻描淡写地将他描述成“其中一位酒吧客人”，西恩对此颇为感激。

接着上场的是布莱克与罗森塔尔。布莱克负责主要的报告，但西恩心知肚明，根据经验，说得多的人做得少；罗森塔尔八成才是跑腿最多的人。

“死者父亲开设的超市里头的其他雇员都有相当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并且也都没有明显动机。另外，据死者亲友指出，就他们所知，死者生前未曾与人结怨，无大笔欠款，亦无使用毒品的习惯。我们在死者房间没有发现任何违禁药品，也没有发现任何日记手札，只找到了七百元现款。我们业已比对过死者银行往来资料与薪资收入，其中并无任何异常之处。死者于周五，也就是五号上午，将她个人账户里的存款提空了；这是她的账户唯一一次较为大笔的提款。我们后来在她卧房的抽屉里找到了这笔钱；而根据包尔斯警官的调查，死者原本计划于周日离家前往拉斯维加斯，这笔钱据分析即为旅费。此外，根据我们对邻居的访谈，死者与家人相处和睦，本案应与家庭纠纷无关。”

布莱克兜拢手中资料，再抵着桌面抖一抖，暗示发言已告一段落。傅列尔转而看向索萨与康利。

“我们已经派人分头询问从几名酒吧工作人员处取得的死者遇害当晚的酒吧客人名单。除了包尔斯警官和狄文州警已经询问过的，呃，罗曼·法洛和大卫·波以尔，名单上的七十五名客人中，康利警探和我亲自询问了二十八名；剩余的四十五名业已由休雷、达顿、伍兹、切奇、墨瑞及伊斯曼州警做过初次询问。这批证人的供词，我们都已经明列在刚才发给各位的报告中了。”

“法洛和奥唐诺那边情况如何？”傅列尔转向怀迪问道。

“两人的不在场证明都相当明确。不过我们尚未排除买凶杀人的可能。”

傅列尔往椅背一靠。“我这几年来经手过不少买凶杀人的案子，这案子在我看来并不像职业杀手的手法。”

“如果真是杀手下的手，”玛吉·梅森说道，“为什么不干脆就在车内把人给做了呢？”

“嗯，死者在车内确实挨了一枪。”怀迪说道。

“我想梅森副组长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不在那里就把事情一次解决干净呢？”

“说不定是枪卡膛了。”西恩说道。他对着一双双眯起的眼睛继续说道：“这点我们之前从没考虑过。枪卡膛了，凯瑟琳·马可斯于是有了反应的机会。她设法把歹徒撞倒了，然后逃跑。”

这段话让会议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傅列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自己用两根食指拼出的尖顶，陷入了沉思。“这不无可能，”他终于开口了，“不无可能。但歹徒后来为什么会改用棍棒攻击她呢？这一点儿也不像是职业杀手会用的手法。”

“法洛与奥唐诺的集团组织里头，应该还没有这样职业级的狠角色，至少就我所知，”怀迪说，“他们说不定只是用一袋高纯度古柯碱和一只打火机为代价，随便找来个瘾君子下的手。”

“但你说那个老女人有听到凯蒂·马可斯跟凶手打招呼。如果迎面朝她车子走来的是个瘾君子，一个正爽得步履蹒跚目露红光的瘾君子，她还会镇定地跟他打招呼吗？”

怀迪的头若有似无地点了一下。“这倒是。”

玛吉·梅森身子往前倾。“我们目前是打算假设死者认识凶手，是这样没错吧？”

西恩和怀迪互瞄了一眼，又一起看向桌首，然后点点头。

“那好。没错，东白金汉多的是毒贩，平顶区尤其不缺——问题是，像凯瑟琳·马可斯这样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认识这些人呢？”

“这倒也是。”怀迪说道，“没错。”

傅列尔说道：“我想在座各位都一样，都希望这是桩买凶杀人案，这样事情确实会简单许多。但死者身上那些钝器殴打伤又该怎么解释？对我而言，这代表了愤怒，代表了失控，这不该是与死者无冤无仇的杀手会有的行为。”

怀迪点点头。“但我们也还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我想说的只是这个。”

“这我完全同意，包尔斯警官。”

傅列尔终于再度转头望向索萨。索萨看起来对报告被打断一事有些不爽。

他清清喉咙，从容地低头看了一会儿手上的笔记。“总之，我们访谈到一个家伙——一个叫作汤米·莫达那度的家伙——他是雷斯酒吧周六晚上的客人。雷斯酒吧是凯瑟琳·马可斯遇害当晚去过的最后一家酒吧。看起来那家酒吧里就一间厕所；莫达那度宣称差不多就是在三个女孩要离开酒吧的同时，他正好也起身打算去解决一下，却看到厕所门外大排长龙。他于是走到酒吧后门外的停车场，打算在那里就地解决；然而，就在那里，他看到一个家伙，坐在一辆车灯全熄的车子里。莫达那度宣称当时是一点半整，分秒不差——他说他那天戴的是只刚买来的新表，他刚好趁四下一片漆黑检查过新表有没有夜光装置。”

“结果呢？”

“显然是有的。”

“不过，坐在车里的那个家伙，”罗伯特·波克说道，“有可能只是一个喝醉了在车里昏睡过去的酒客罢了。”

“这也是我们最初的反应。但莫达那度宣称，他起初也是这样想，但不，不是，他说那家伙在车里坐得直挺挺的，两眼睁得老大。他还说他本来考虑那家伙会不会是警察，但也不对，因为那家伙开的是辆本田还是速霸路之类的日本小车。”

“还有点儿破烂，”康利补充道，“车头靠乘客座那边被撞凹了一块。”

“没错，”索萨说道，“于是呢，莫达那度便以为那家伙是哪里来的嫖客。那地区入夜后有不少妓女站街倒是真的。但如果真是嫖客的话，他没事又怎么会跑到停车场里枯坐呢？要就去街上挑货啊！”

怀迪说道：“嗯，所以说——”

索萨举起一只手。“等等，警官，先让我说完。”他看了康利一眼，两眼亮晶晶的，有些迫不及待，“我们听他这么说后，又到酒吧停车场寻过一遭。血迹。我们在那里发现不少血迹。”

“血迹。”

索萨点点头。“不仔细看的话，你会以为是什么人在那里换过机油。没错，那摊血就有那么浓，那么集中。我们又在附近仔细找过，果然又找到不少不甚明显的血滴，这里一滴，那里一滴，应该是从那一大摊血延伸出去的。后来，我们又在围墙以及酒吧后头的暗巷里找到更多血迹。”

“索萨州警，”傅列尔说道，“你这他妈的到底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同一晚，在雷斯酒吧外头另外还有人受了伤。”

“你怎么知道是同一晚？”怀迪说道。

“化验小组证实过了。当晚稍后有一名夜间巡逻员把车停在那里，刚好遮住了那摊血，血迹因此才没让大雨冲刷得一干二净。总之，不管伤者是谁，伤势必定不轻。动手的人应该也负了伤。化验已经初步证实，那些血迹是两个不同血型的人留下的。我们已经联络过附近医院，也查过几家出租车公司了——伤者说不定是搭车离开现场的。除了血迹，现场还找到部分沾了血的毛发、皮肤组织，以及头盖骨碎片。我们还在等候六家医院急诊室的回音，其余医院已经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但我个人很有信心，迟早会有某家医院回报说，在周六深夜周日凌晨曾有人因为脑部外伤而进了他们急诊室求救。”

西恩举起一只手。“你现在是要告诉我们，凯瑟琳·马可斯走出雷斯酒吧的同一晚，有人在同一家酒吧的停车场里在某人的脑袋瓜上砸了个大洞是吧？”

索萨微笑道：“正是。”

康利把话接了过去。“化验结果显示，现场留有两种血型的血迹：大量的A型血与少量的B型血。我们判断受害人的血型应该是A型。”

“而凯瑟琳·马可斯的血型却是O型。”怀迪说道。

康利点点头。“毛发纤维另外还证实了受害人应为男性。”

傅列尔说道：“推论呢？你们目前有任何推论吗？”

“没有，还没有。我们只知道，在凯瑟琳·马可斯遇害的同一晚，另外有人在她去过的最后一家酒吧外的停车场被人砸破了脑袋。”

玛吉·梅森说道：“所以说，那晚有人在酒吧外头干过一架。那又怎样？这是常有的事。”

“当晚的客人没人记得有人干过架。不论是在酒吧里还是酒吧外。在一点半与一点五十分之间，离开酒吧的客人总共就只有凯瑟琳·马可斯和她的两个朋友，以及咱们这位证人莫达那度——他老兄方便后又回酒吧里待了一会儿。此外再没人走进酒吧。莫达那度一点半的时候在停车场里看到那个据他形容‘一般长相，约莫三十几岁，深色头发’的怪客，莫达那度一点五十分离开酒吧的时候，那家伙连人带车子都已经不在了。”

“而大约就在同时，凯瑟琳·马可斯正狂奔穿过州监公园。”

索萨点点头。“我们无意指出这两起事件必然有关联。两者或许毫无关联也说不定。只是它们发生的时间地点未免巧合得过火了点儿。”

“但我还是得问，”傅列尔说道，“你们的推论呢？”

索萨耸耸肩。

“报告副队长，这我暂时还没把握。这么说吧，就说这真是一起买凶杀人案好了。停车场里那个家伙是负责盯梢的，凯瑟琳·马可斯一离开酒吧，那家伙就打电话通知负责行凶的杀手。杀手就从那里开始接手任务。”

“然后呢？”西恩说道。

“然后他就杀了她。”

“不。我是问停车场里那个家伙，那个负责盯梢的人，他后来又干了什么事？怎么，他后来临时起意，决定拿块石头还是什么的把某个倒霉经过的家伙砸得脑袋开花是吧？就只是为了爽一下？”

“也许是有人先挑衅他的。”

“干什么挑衅他？”怀迪接着说，“看他在车里讲电话看得不爽吗？妈的。我们连这家伙到底和马可斯命案有没有关联都还搞不清楚咧。”

“包尔斯警官，”索萨说道，“不然你觉得呢？就算了是吗？唉，去他妈的，这根本没啥好查的……你是要我们这样吗？”

“我那样说了吗？”

“呃——”

“说啊，我那样说了吗？”怀迪逼问道。

“没有。”

“没有，我没有那样说。我说乔伊啊，你对老兵讲话最好再留心一点儿。不然，你哪天突然被扔回史普林菲尔扫那条安非他命大街，整天就负责和那些又脏又臭、直接从罐头里扒猪油吃的飞车党们厮混，可别到处问人为什么。”

索萨缓缓地吐出一口气，重整阵脚。“我只是觉得两起事件或许会有所关联罢了。就这样，没别的意思。”

“我并没反对你这点，索萨州警。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不能光把事实端到我们面前就两手一摊。免得等我们调派人力下去追查了，最后才赫然发现这根本是两起毫不相干的事件。再者，容我提醒你：雷斯酒吧位于波士顿警局的辖区内。”

“我们已经联络过他们了。”索萨说道。

“他们告诉你这案子归他们管了吧？”

他点点头。

怀迪这才两手一摊。“你瞧你瞧，我就说吧。你反正只管和负责这案子的市警局干员保持联系，有最新发展就随时往队上报；除此之外，这案子暂时不关我们的事。”

傅列尔说道：“既然我们都讲到案情推论上了，喏，包尔斯警官，你又有何高见呢？”

怀迪耸耸肩。“我是有一些想法，不过也仅止于想法罢了。凯瑟琳·马可斯死于后脑勺的一记枪伤。至于其他的殴打伤，以及她上臂受的枪伤，都不致命。化验小组指出，她身上那些伤痕应为某种木制钝器所致——可能是木棍或木板之类的东西，他们也说不准。此外，法医已经明确排除了性侵犯一项。而根据我们的查访，她原本计划和布兰登·哈里斯私奔去拉斯维加斯；我们还知道巴比·奥唐诺是她的前任男友，问题是奥唐诺本人还不太能接受‘前任’二字。而不论是布兰登·哈里斯还是巴比·奥唐诺，死者父亲反正都看不顺眼就是了。”

“他又为什么不喜欢哈里斯那小子？”

“我们也不知道。”怀迪看了西恩一眼，“这点我们正在调查中。总之，就目前已掌握的证据来看，她原本计划要在周日早上离家私奔。前一晚，她和两个好友外出，算是她的告别单身宴会，结果却在酒吧里让罗曼·法洛遇上了，于是她便开车载她那两个好友回家。雨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愈下愈大，而她的雨刷却早就烂得差不多了，挡风玻璃更是奇脏无比。她要不就是因为视线不清而错估了人行道边缘的位置，要不就是喝多了一时走神，或者是为了避开路上的什么东西——不论是为了什么原因，她的车子反正撞上了人行道。车子熄了火，什么人朝她走来。根据我们那位证人老太太的说法，凯瑟琳·马可斯还跟来人说了一声‘嗨’。我们分析歹徒就是在这时候开了第一枪。接下来，她设法用车门撞倒歹徒——或者是歹徒的枪真的卡膛了，这我就不知道了——然后趁机逃脱，往公园奔去。她是那附近长大的，或许她觉得往公园去比较有机会可以甩掉追兵。无论如何，我们总之还无法证实她究竟是因为什么理由选择了这条路线。雪梨街笔直地往两头延伸，但最近的四个街口内却渺无人烟，她求助无门。如果她就沿着雪梨街往下跑，一路空荡荡的根本没有掩体，歹徒可以轻易地开枪射杀她，或是开她的车来冲撞她。最后，她选择了公园。进了公园后，她前进的方向倒相当一致，始终是朝着西南方推进；她穿过市民花园，之后曾经试图躲藏在人行桥下方，后来还是采用了最直接的方式，直直冲下斜坡往旧银幕跑去。她——”

“她逃亡的方向始终是朝着公园深处。”玛吉·梅森说道。

“是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是的，为什么，这就是我的问题，包尔斯警官。”她一把摘下眼镜，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如果换成是我让人追进了一个地形路线我都很熟悉的公园里，一开始我或许会试图引导对方深入公园，希望对方会因此迷失方向甚或放弃。但一有机会，我绝对会调头往公园外跑。她为什么不转而往北朝罗斯克莱街跑，或是调头再往雪梨街的出口跑呢？她为什么始终坚持往公园深处跑呢？”

“也许是因为惊吓过度。或者是因为恐惧。恐惧会让人忘了如何思考。大家不要忘了，她当时的血液酒精浓度高达零点零九，她喝醉了。”

玛吉·梅森摇摇头。“这还不足以说服我。另外还有一点——马可斯小姐显然跑得比歹徒还快——这是我根据你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吗？这可能吗？”

怀迪欲言又止，像是忘了自己接下来想说什么了。

“这是你自己在报告中说的，包尔斯警官。你在报告中指出，至少有两次，马可斯小姐曾试图藏身于某处。一次是在市民花园里，一次则是在人行桥下方。这告诉我两件事——第一，她的脚程确实比歹徒快，稍微拉开距离后她才有时间停下脚步，试图找地方藏身。第二，她虽然跑得比歹徒快，却显然觉得光是这样还不够，所以才会试图躲藏。把这两点和她未曾企图往公园外跑的事实加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会议室内一片沉默。

终于，傅列尔开口了：“还是你来告诉我们吧，玛吉。”

“在我看来，这几项事实加在一起只代表了一个可能，那就是她觉得自己被包围了。”

有一分钟之久，西恩感到小房间里的空气仿佛通上了嘶嘶作响的电流。

“所以说，凶手是一群帮派成员之类的了？”怀迪终于说道。

“之类的，”她说道，“这我就不知道了，包尔斯警官。我只是照着你的报告推论而已。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位脚程显然要比歹徒快的马可斯小姐到底因为什么竟然不愿选择往公园外跑——而我唯一想得到的答案是：她感觉腹背受敌，因此才不敢轻举妄动。”

怀迪低着头。“很抱歉，梅森副组长，但我不得不指出一点——如果歹徒真的是一群人的话，那我们早该在现场采得更多证据了。”

“你自己在报告中曾数度归咎于那场大雨。”

“是这样没错，”怀迪说道，“但如果在公园里追着凯瑟琳·马可斯跑的，真的是一群帮派成员——就算只是两个人好了，现场总该会出现更多证据才对。别的不说，就说脚印好了。我们总该会再多找到一些脚印才对。”

玛吉·梅森再度戴上眼镜，低头翻读手中的报告。终于，她开口说道：“这只是其中一条推论罢了。根据你的报告得出来的推论。我认为这或许是值得调查的方向，如此而已。”

怀迪依然不愿抬头，但西恩却感受得到他心里渐生的不满与不屑。

“你怎么说呢，包尔斯警官？”傅列尔问道。

怀迪终于抬起头来，对着两名长官露出一脸疲倦至极的微笑。“这一点我会放在心上的。我会的。但本区的帮派活动空前低迷；而如果排除帮派犯罪的话，我们就必须考虑两人联手犯案的可能——而这，就又将我们带回买凶杀人的假设上了。”

“哦……”

“如果这真是一桩买凶杀人案——我在此不得不指出，会议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同意这个可能性并不高了——那么，当凯瑟琳·马可斯用车门将第一名歹徒撞倒的时候，第二名歹徒早该开枪了。总之，这一切的一切在我看来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说得通：凶手就只有一个，而被害人则是一个喝醉酒又受到严重惊吓的年轻女孩，持续的失血让她渐渐无法清楚思考。”

“但你还是会将我刚刚提出的想法放在心上是吧，包尔斯警官？”玛吉·梅森脸上浮现一抹苦涩的微笑，眼睛死盯着桌面说道。

“我会的，”怀迪说，“在这关头，我什么都愿意考虑。真的，我以上帝之名发誓。她认识凶手。好。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有还算合乎逻辑的行凶动机的人都已经被排除掉了。我们多看这案子一眼，这案子就愈发像是临时起意的突发攻击事件。大雨毁掉了我们三分之二的直接证据，而被害人已经没有任何有行凶动机的敌人，没有财务上的秘密，没有毒瘾，更不是任何犯罪案件的秘密证人。至少就我们所知，没有人受惠于她的死亡。”

“除了奥唐诺，”波克说道，“他不希望她离开他。”

“除了他，”怀迪同意道，“但他有滴水不漏的不在场证明，而整起事件看来又不像是出自职业手法。一旦排除他就没有别人了。没有。”

“但她还是死了。”傅列尔说道。

“但她还是死了，”怀迪说，“所以我愈来愈倾向临时起意这一条线。排除掉金钱、感情以及仇恨这些可能的动机后，你手中就几乎没有牌了。所以说还能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某个他妈的疯子，爱她所以要杀她的那种他妈的疯子，杀了她之后说不定还会搞个网站来纪念她的那种疯子。”

傅列尔扬起两道眉毛。

席拉·罗森塔尔适时补充道：“这点我们已经上网搜索过了。没有。什么也没有。”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样的人？”傅列尔终于说道。

“哦，我当然知道，”怀迪说道，“我在找某个带枪的家伙。带枪，哦，对了，还有一根木棍。”

第十八章 注定的悲剧

在他的眼睛脸颊终于再度干了后，吉米留下大卫一个人回到屋内，进浴室冲了他今天第二次澡。他感觉得到他体内那股需要，那股流泪的需要，像只不停鼓胀的气球堵塞在他胸口，逼得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他进了浴室，因为他需要独处；现在那股流泪的需要终于全面决堤，不像刚才在大卫面前沿着脸颊缓缓流下几滴，他只想一个人面对。他害怕自己将要被那股需要冲击得溃不成军，在地上化成一摊颤抖的软泥，只是哭泣，像他小时候一个人躲在漆黑的房间里那样，只是哭泣，确信他的出生曾差点儿杀死他的母亲，而他的父亲也将因此永远恨他。

站在浴室的花洒下，他再度感觉到那股古老的悲伤，那股自他有记忆以来便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古老的悲伤。他知道无论他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悲剧总是虎视眈眈地等在前头，像花岗石般沉重的悲剧确定无疑地等在前头。就好像当他还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就曾有天使翩然飞来，告诉他他悲剧性的未来；于是，在他终于挣脱娘胎呱呱坠地后，那些字眼便牢牢地镌刻在他脑海深处，他只能感觉得到，却无法化为言语。

吉米仰着头，迎向哗哗喷溅的水柱。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我知道，我无论如何知道我女儿的死与我有关。我不过是暂时还不知道我究竟如何促成了女儿的死亡罢了。

那轻柔冷静的声音再度响起：你会知道的。

告诉我。现在就告诉我。

不。

操你妈。

让我把话说完。

哦。

你终究会知道的。

然后呢？

然后就是你的选择了。

吉米低下头去，黯然想起大卫曾在凯蒂死前不久见过她的事实。喝醉酒的凯蒂。跳舞的凯蒂。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地跳着舞的凯蒂。

就是这个事实——有人的脑海里存有比吉米已有的还新还近的凯蒂的影子——在刚才终于第一次逼出了吉米的眼泪。

吉米最后一次看到凯蒂，是在星期六下午凯蒂结束值班正要离开店里的时候。当时约莫是四点过五分，吉米正忙着打电话补货，而凯蒂凑过来，在他颊上轻轻一吻，说了声：“一会儿见，爸爸。”

“一会儿见！”他抬头看着她走出店后的库房。

等等，不。他天杀的没有。他根本没有看着她走。他听到她走了，但他的眼睛却始终盯着桌上的订货单。

所以说，他真正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当她在他颊上轻轻一吻，然后丢下那句“一会儿见，爸爸”的时候。那时，他曾匆匆瞥见她的侧脸。

一会儿见，爸爸。

吉米明白就是那“一会儿”——当晚再晚些时候，她生命中再晚些那几小时几分几秒——终于像一把匕首直直地刺进了他的心脏。如果他在那里，多和她分享一会儿那再晚些的几小时几分几秒，他也许就能拥有她更新更近的影像。

但他没有。大卫有，伊芙与黛安有，杀死她的凶手也有。

如果你一定得死，吉米想，如果这死亡早已注定，无论如何也避不开，那么我希望你能直视我的脸，在我的怀中死去。眼睁睁看着你死去将伤我至深，这我知道，凯蒂；但至少看着我的眼睛，或许能让你少感到一点点的孤单。

我爱你。我很爱很爱你。我爱你，老天为证，我爱你甚于你母亲，我爱你甚于你两个妹妹，我爱你甚于安娜贝丝。我深爱她们，但我爱你甚于一切。记得我刚出狱那天吗？我和你，坐在那个小厨房里，就我和你，地球上最后两个人。多余的、被遗忘的两个人。你和我一样害怕，一样迷惑，不知何去何从，一样悲惨而绝望。但我们终究站起来了，不是吗？我们亲手建立了我们的生活，美好得足以让我们不再害怕、不再感到悲惨而绝望的新生活。那是因为我和你在一起。没有你，我绝对办不到这一切。绝对！我没有那么坚强。

你原本可以长成一个美丽的女人，甚至是一个美丽的妻子，享受到为人母的神奇滋味。你看到我的恐惧，却不曾因此离我而去。我爱你甚于生命。对你的想念将如癌细胞在我体内扩散，最终将置我于死地。

有那么一瞬间，站在水柱底下的吉米突然感觉到一只温热的手掌紧贴在他背后。他终于想起来了，最后那天在店里，当凯蒂在他颊上留下一吻时，她的一只手掌轻轻地贴在他背后，在他两块肩胛骨中间。她的掌心是温热的。

他站在那里，任由水柱冲刷，背后那温热的触感却始终都在。他感觉那股哭泣的冲动已经过去了，他悲恸依旧，却终于再度拥有了力量。因为他感觉得到女儿，感觉得到女儿对他的爱。

怀迪与西恩在吉米公寓附近的街角找到一个停车位，停好车后两人便沿着白金汉大道往前走去。傍晚的空气中凉意渐深，天色也趋近深蓝；西恩不觉想起了萝伦，想她正在做什么，想她是否正坐在某扇窗边仰望着同一片天空，想她是否也感受得到这渐渐聚拢的寒意。

就在离吉米家所在的那幢楼上楼下分别住着几个萨维奇兄弟与他们的妻子或女朋友的三层公寓几步之遥的地方，西恩与怀迪看见大卫·波以尔弯着腰，整个上半身都没入一辆停在路边的本田汽车的前座里。他打开乘客座前方的置物箱，随即又关上了，然后便退出来，手里捏着一个皮夹。正准备重新锁上车门时，他终于注意到西恩与怀迪，于是转过头来对着他们微笑。

“嗨，又是你们。”

“是啊，我们两个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怀迪说，“动不动就会冒出来。”

西恩说道：“一切还好吧，大卫？”

“离上次看到你们也才四小时而已，没什么好提的。喏，你们是来找吉米的吗？”

两人点点头。

“嗯，怎么，案情有突破了吗？”

西恩摇摇头。“只是想来致个意，看看是不是一切还好。”

“目前一切大致还算平静。我想他们也实在是累坏了。就我所知，吉米从昨天到现在还没合过眼。安娜贝丝突然想抽烟，我自告奋勇跑这个腿，才想起我的皮夹还留在车里。”他用他那只肿胀不堪的手挥了挥皮夹，然后把它塞进了裤袋里。

怀迪也将两手插进了裤袋，身子微微往后倾，重心全落在脚跟上。他不甚自然地扬了扬嘴角。

西恩说道：“你手上那伤一定很痛吧。”

“你说这个？”大卫再度举起伤手，自顾自端详了一阵，“还好，其实没那么痛。”

西恩点点头，勉强撑出一脸紧绷的微笑。他和怀迪就这样站着，注视着大卫，等着。

“这伤是我前几天晚上打台球的时候弄的。”大卫说，“你知道麦基酒吧里头那张台球桌吧，西恩？有一大半紧挨着墙，非要人改用那几支超难用的短球杆不可。”

西恩说道：“嗯，这我知道。”

“好，那母球离台面边缘还不到一根头发的宽度，而目标球则远在台子另一头。我右手往后用力一抽，压根忘了后面就是墙壁……就这样，砰一声，我可怜的手差点儿就撞穿那堵该死的墙了。”

“哎哟。”西恩说道。

“结果呢？”怀迪说道。

“啊？”

“结果击中那球了吗？”

大卫皱了皱眉头。“擦过去而已，没中。手被那么一撞后，那局也没啥好打的了。”

“不难想象。”怀迪说道。

“没错，”大卫说，“他妈的，撞到手之前手气本来正顺呢。”

怀迪点点头，转头看向大卫的车子。

“嘿，你的车子有没有跟我那辆雅阁一样的毛病？”

大卫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我这辆车挺不错的，从来不闹毛病。”

“妈的。我那辆雅阁不多不少才跑了六万五千英里，就开始抛锚。我另外一个朋友的日本车也是这样。如果要修，花的钱不会比二手车价格指南上头列的价钱少多少。把车卖了恐怕还不够拿去换条正时皮带①哪，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大卫说道：“还好，我这车乖得很。”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转过头来看着两人。“我得去买烟了。待会儿楼上见。”

“嗯，待会儿见了。”西恩说道，然后对着大卫挥挥手，目送他过街。

怀迪若有所思地凝望着那辆本田小车。“车头撞凹了好大一块哪。”

西恩说道：“哎呀，老大，没想到你也注意到了。”

“还有那什么台球杆的故事？”怀迪吹了声口哨，“妈的，听他诈唬——他打台球杆子是用掌心去顶的吗？”

“但这还是有一个大问题，”西恩一边看着大卫走进对街的鹰记酒类专卖店，一边说道。

“是吗？说来听听吧，超级战警。”

“如果你真的把大卫当成了索萨那个证人在雷斯酒吧停车场里看到的家伙，那么，凯蒂·马可斯让人追着跑过公园的时候，你的大卫可正在停车场里忙着砸什么人的脑袋哪。”

怀迪扮了个故作失望的鬼脸。“是哦？可是其实我不是这样想的。我只是把他当成某个半小时之后就要让人杀死的女孩离开酒吧时正好坐在同一家酒吧停车场里的家伙。我只是把他当成某个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在一点十五分时就回到家里的家伙。”

透过商店的玻璃橱窗，他俩看到大卫站在柜台前，正在跟店员说话。

怀迪正了正神色，说道：“采证小组在停车场地上找到的那些血迹，说不定早就在那里好几天了。说不定就是有酒客在那里干过架，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他任何可能。好，周六晚上的客人说他们当晚不曾看到有人打架，对吧？那前一晚呢？或当天下午呢？停车场地上的血迹和大卫·波以尔在一点半的时候坐在车子里这个事实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关联。但，凯蒂·马可斯离开酒吧的时候他人就在酒吧外头的停车场里，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倒是显而易见。”他说完拍拍西恩的肩膀，“走吧，咱们上楼去。”

西恩最后又回头看了一眼，正好看到大卫掏出现金，递给鹰记的店员。他突然感到一阵油然而生的同情。不论他做了什么事，大卫总能在旁观者心底激发出这种感觉——怜悯，某种粗糙、模糊，甚至有些丑陋，然而却无比锐利清晰、叫人无从错认的怜悯之情。

瑟莱丝坐在凯蒂的床上，清清楚楚地听到一墙之隔的老旧楼梯间里传来的脚步声，两个警察上楼的沉重的脚步声。几分钟前，安娜贝丝派她来凯蒂的房间，找出一件套装，好让吉米待会儿送去葬仪社。安娜贝丝为自己不够坚强、不敢跨进凯蒂的房间而语带歉意。那是一件露肩剪裁的蓝色套装，瑟莱丝还记得，凯蒂穿着它出席卡拉·艾金的婚礼时曾在她因拢高了一头长发而露出的耳畔别了一朵蓝黄相间的小花。那天，凯蒂美得令人屏息；瑟莱丝知道自己一生从来不曾如此美丽过，但凯蒂对自己这般耀眼的美丽似乎毫不知情。所以，刚才当安娜贝丝一提起蓝套装时，瑟莱丝立刻就明白了她说的是哪一件了。

于是她走进了那个房间，昨晚她曾看到吉米站在里头，手捧着凯蒂的枕头努力搜寻残余的一丝气息；她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顺便带走那浓稠陈腐的失落的气味。她一下便在衣橱后方找到了那件封在塑料保护套里的套装，她将它拿了出来，然后静静地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她听得到楼下和往日一样繁忙的大街上的喧哗——关车门的声音，过往行人断续隐约的谈话声，公交车在弯月街角停下来，油压车门打开时的嘶嘶声——她看着床头小桌上一张装在相框里的凯蒂与她父亲的合照，那是好几年前的照片了：凯蒂坐在父亲的肩膀上，咧开的小嘴里面牙套绷得紧紧的；吉米则紧握着女儿的脚踝，对着镜头，露出一抹灿烂而罕见的微笑。这样的吉米不但罕见，而且叫人很难不感到惊讶——毕竟吉米是这样一个内敛而含蓄的人，他咧开的嘴角就像是他绷紧的外壳上一道不及封起的裂痕；虽然罕见，却灿烂而迷人。

就在她捧起照片的一刹那，她听到刚刚下楼的大卫的声音自打开的窗户传了进来：“嗨，又是你们。”

她坐在那里，听着三人的对话，然后是大卫过街买香烟后，西恩·狄文与另一个警察之间的对话。她感觉自己在一点点死去。

有十秒或者十二秒之久，她几乎要呕吐在凯蒂的蓝套装上。她感觉自己的喉头一阵阵紧缩，勉强镇压住那股不停翻涌上来的苦涩酸液。她感觉自己胃里一阵阵激烈的翻搅。她弯着腰，抱住自己的肚腹，沙哑的干呕声不住地自她唇间溢出，但她没有吐。终于，这阵翻搅还是过去了。

但那种头晕想吐的感觉依然还在。她冷汗淋漓，而她的脑子里则像是着了火似的。什么东西在她脑子里猛烈地燃烧着，浓烟充塞在她鼻腔与脑壳底下两眼之间的空间里，她感觉脑袋肿胀抽痛，她的视线渐渐模糊了。

她往后一倒，平躺在床上，隔墙传来西恩与另一个警察上楼的脚步声。她希望自己被雷击中，希望天花板骤然坍塌，希望能有某种未知的力量将她举起来抛出窗外——她宁愿如此，也不愿面对她此刻不得不面对的一切。但也许他只是在保护某人，也许他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因而受到威胁。也许警方找他问话这个事实只意味着他们认为他有嫌疑罢了，而不是，绝对不是，因为她的丈夫杀死了凯蒂·马可斯。

他有关停车场遇袭的那番话全是谎言。她一直都知道。前一阵子，她好几次试着躲避这个看法，在脑子里试着遮住它，阻断它，就像厚厚的云层阻断了阳光。但她还是知道，从他告诉她这个故事的那一夜起，她就知道了。她知道拦路劫匪不会在一手握刀的情况下用另一只手出拳攻击人，她知道他们说不出像“要钱要命自己选，我他妈的随便你”这么花哨的台词。她还知道，他们不可能被像大卫这种人——这种自小学毕业后就没再打过架的人——夺下手中的刀子，然后再痛殴一顿。

如果沾了一身血、带着同一段故事深夜返家的人换成吉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吉米，精瘦、肌肉并不特别发达的吉米，无论如何总是令人望而生畏。你知道他杀得死你。你知道他拥有这样的能力，只是他早已成熟得超越了那种以拳头、暴力为解决问题必要手段的阶段。但你依然嗅得到危险，嗅得到吉米散发出来的那种毁灭的潜力。

大卫散发出来的则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气息。那是某种来自一个充满秘密的男人的诡异气息，这个男人脑中不时有个晦暗污秽的巨轮在转动，双眼平静无波，叫人无以穿透无以猜测，始终活在自己秘密的幻想世界里。嫁给大卫八年来，她一直在等待他最终对她敞开胸怀，但他没有。大卫活在他脑中那个秘密世界的时间，远超过他活在现实世界的时间。但也许，这两个世界终于彼此渗透了，大卫脑中那片黑暗终于泼洒了出来，溅到了东白金汉的街道上。

杀死凯蒂的人有可能是大卫吗？

他一直都还蛮喜欢她的。不是吗？

还有，追根究底，大卫——她的丈夫——真的有能力下手杀人吗？他真的能一路紧追着他老友的女儿、穿过雨中黑暗的公园吗？他真的能在盈耳的尖叫与哀求声中，任棍棒无情地扬起落下再扬起再落下吗？他真的有能力拿枪抵住她后脑勺，然后扣下扳机吗？

为什么？人为什么会做得出这种事？而如果她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愿意相信有人确实做得出这种事，那么，假设大卫也可以是那种人或就是那个人，会是很不合乎逻辑的推测吗？

是的，她告诉自己，他始终活在他的秘密世界里。是的，因为他小时候发生的那件事，他或许永远也不会是个完整的人。是的，关于停车场遇袭那件事，他是说谎了，但这一切或许终究还是会有个合理的解释的。

解释？什么样的解释？

凯蒂离开雷斯酒吧后，不久便被人杀死在州监公园里。大卫宣称自己曾在同一家酒吧的停车场击退劫匪，他说他离开的时候，那劫匪正不省人事地躺在原地。但理应身受重伤的劫匪却离奇地从停车场消失了。西恩·狄文和他的伙伴曾提到在停车场发现血迹的事。所以说，大卫说的或许一直都是实话。或许。

但她忍不住再三想起所有时间上的巧合。大卫告诉她他那晚去过雷斯酒吧。但显然，他对警察说的却不是这么回事。凯蒂遇害的时间大约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大卫在三点十分左右走进家门，浑身上下沾满了别人的血，给出的解释却叫她怎么也无法信服。

而所有巧合中以此为最——凯蒂被谋杀了，而大卫返家时浑身浴血。

如果她不是他的妻子，她还会怀疑这个结论吗？

瑟莱丝再度弯下腰去，试着抑制住那股呕吐的冲动，试着忽略那个在她脑子里响个不停的沙哑的声音：大卫杀了凯蒂。老天。大卫杀了凯蒂。

哦，老天。大卫杀了凯蒂，而我只想马上死去。

“所以说，你们已经将巴比与罗曼排除在嫌犯名单之外了？”吉米问道。

西恩摇摇头。“不尽然。我们尚未排除他们出面买凶的可能。”

安娜贝丝说道：“但你的表情却告诉我，你并不这么认为。”

“是的，马可斯太太。我确实不这么认为。”

吉米说道：“所以呢？目前嫌犯名单上还有其他人吗？”

怀迪和西恩对视了一眼，这时大卫边走边拆掉香烟的透明包装，走进了厨房。“嗯，你的香烟在这里，安娜。”

“谢谢你。”她有些难为情地看向吉米，“烟瘾突然犯了。”

吉米温柔地微笑，拍拍她的手。“此时此刻，亲爱的，你想怎么样都是应该的，都没有问题。”

她一边点烟，一边转头对怀迪和西恩说：“我其实十年前就戒烟了。”

“我也是，”西恩说道，“我可以也来一支吗？”

安娜贝丝笑了，叼在嘴里的香烟跟着一阵乱颤。吉米觉得这是他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听到的最美丽的声音。西恩伸手拿烟时，吉米看着他不住地露齿而笑；他想要为了安娜贝丝那一笑谢谢他。

“真是个不听话的坏孩子啊，狄文州警。”安娜贝丝为他点了烟。

西恩深深一吸，然后仰头吐出一阵白烟。“这话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是啊，上星期才从队上头头那边听过，”怀迪说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安娜贝丝说道：“哦？真的吗？”她对着西恩露出一脸愿闻其详的表情。安娜贝丝是那种很少见的能对自己发言与倾听他人投入同等真诚的热情的人。

西恩脸上的微笑加深了。大卫趁机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而吉米感觉小厨房里凝重的空气一下变轻了不少。

“我被州警队勒令停职一周，刚刚才复职，”西恩承认，“呃，事实上，昨天是我复职的第一天。”

“你干了什么好事？”吉米说道，身子向前倾。

西恩说：“这是机密。”

“包尔斯警官？”安娜贝丝转而求助于怀迪。

“噢，我们这位狄文州警呢——”

西恩瞅了怀迪一眼。“我也听说过你不少故事哪，包尔斯警官。”

怀迪说道：“呃，好，算你狠。抱歉啦，马可斯太太，在下爱莫能助。”

“噢，别这样小气嘛。”

“真的不行。很抱歉。”

“西恩。”吉米出声了，当西恩应声转过头来时，吉米试着用眼神告诉他，拜托他继续把故事说下去。此刻他们就需要这个。一段与谋杀与死亡与葬礼或失落通通无关的对话。

西恩的脸渐渐软化了，有那么一瞬间，他脸上的表情几乎回到了他十一岁时的模样。他默默地点点头。

他转过头去，对安娜贝丝说道：“我假造交通违规记录，把一个家伙搞惨了。”

“你什么？”安娜贝丝身子往前倾，夹在两指间的香烟举在耳际，睁大的双眼闪亮闪亮的。

西恩仰起头，对着天花板徐徐吐出一阵白色烟雾。“有这么一个家伙，呃，先不要追究原因，我反正就是看他不爽。总之，大约每隔一个月左右吧，我就会把他的车牌数据输入监理处的电脑数据库里，假造违规停车记录。我通常会用各种不同的名目，这个月如果是计时收费车位逾时，下个月就换成违规占用商用车辆专用车位之类的。总之，这家伙有一堆违规记录进了电脑，他自己却毫不知情。”

“因为他从来也没收到这罚单。”安娜贝丝说道。

“没错。于是，每隔二十一天，他的欠款户头里就会被追加每张罚单五元的滞纳金；就这样，罚金总额如雪球般愈滚愈大，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怀迪插嘴道：“他这才发现自己累计欠了麻州政府一千两百大元。”

“一千一百块，”西恩纠正道，“也差不多啦。总之，那家伙辩称自己根本就没有收到过罚单，但法官才不理他呢。这借口早让人用滥啦。所以说，他除了花钱消灾还能怎么办？他的名字明明就在电脑里，而电脑可是绝对不会说谎的。”

大卫说道：“这实在太酷了。你常这么做吗？”

“没啦！”西恩说道。安娜贝丝与吉米忍不住笑开了。“没有啦，大卫，我真的没有。”

“在叫你大卫了，”吉米说道，“你要小心啦。”

“我就对这么一个家伙做过这么一次。”

“嗯，那你后来又是怎么被抓到的？”

“那家伙有个婶婶还是姨妈，竟然就在监理处做事，”怀迪说道，“你能相信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吗？”

“哦，不会吧。”安娜贝丝说道。

西恩点点头。“谁会料得到啊？那家伙乖乖交了钱，但暗中又叫他姨妈去追踪数据来源，一追就追到我们队上来了。由于我以前就有过与这位先生闹得不甚愉快的记录，队上长官把动机和下手机会加在一起，马上就有了答案，就这样，我就被逮个正着啦。”

“为了这个小玩笑，”吉米说道，“你到底得吃多少屎啊？”

“好几大桶。”西恩承认道。这次，在场其他四人都笑了。“不多不少，足足好几大桶。”西恩瞥见吉米眼底那抹顽皮的笑意，终于也笑开了。

怀迪说道：“可怜的老狄文今年可是流年不利哪。”

“你这算运气好的，至少没让那些媒体记者发现。”安娜贝丝说。

“哦，这你就别担心了，对外我们可是很护自己人的，”怀迪说，“打小孩前我们还懂得要先关门。监理处那位姨妈只知道那些记录是从我们队上的电脑上传过去的，至于再进一步的细节她可就没那神通了。最后我们对外是怎么宣称的——什么文书错误，是吧？”

“电脑系统的问题，”西恩说道，“头头要我出足全额赔偿对方，唠唠叨叨劈头盖脸地训我，停职停薪一周，还得再挨三个月的留职察看期。不过老实说，这样的处罚实在不算重。”

“没错，捅这种娄子原本总该降个职什么的。”怀迪说道。

“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么做？”吉米问。

西恩熄了烟，两手一挥。“因为我是战功彪炳的超级战警啊。你都不看报纸吗，吉米？”

怀迪说道：“还是让我来为各位说明一下好了。我们这位狄文州警的意思是说，过去这几个月以来，他亲手结掉了不少颇受各方瞩目的大案，是我组里破案率最高的一位当红炸子鸡。我们得等到他破案率稍微往下降些才能甩得掉他。”

“上回那个争道杀人事件，”大卫说，“我在报上看到你的名字了。”

“瞧，人家大卫可有阅读的好习惯呢。”西恩对着吉米说道。

“可惜漏读了讲台球技术的好书，”怀迪微笑着说，“你的手还好吧？”

吉米的目光一下移转到大卫身上，在大卫低下头去之前短暂地捕捉到他的眼神。吉米突然强烈地感觉到眼前这个大条子铆上了大卫，存心要搞他。吉米从以往的经验中早已学会辨认条子的这种口气，也观察到他打算用大卫的伤手做文章。可是这台球什么的又是怎么回事？

大卫张口欲言，却突然让西恩背后的什么东西堵住了嘴巴。吉米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全身的血液霎时降到了冰点。

西恩跟着也转过头去。他看到瑟莱丝·波以尔手里拿着一件深蓝色的套装站在厨房门口；她拎着衣架，举至齐肩处，长长的套装于是显得空荡荡的，仿佛布料底下藏着一副隐形的躯体。

瑟莱丝看到吉米脸上的表情，开口说道：“我可以跑一趟葬仪社，吉米。我真的可以。”

吉米依然僵在那里，一动不动。

安娜贝丝说：“这样太麻烦你了。”

“没关系，我也想跑这一趟，”瑟莱丝紧张地一笑，诡异而热切。“真的。我没问题的，我正好想出去透透气。我真的很乐意跑这一趟，安娜。”

“你确定吗？”吉米终于开口了，嗓音沙哑低沉，甚至有些破碎。

“我确定。”瑟莱丝说道。

西恩从来不曾见过有人如此绝望地渴望离开一个地方。他站起身，一只手向前探去。

“你好，我们见过几次。我是西恩·狄文。”

“嗯，我记得。”瑟莱丝伸出一只手，迎上西恩。她的掌心一片冰冷湿滑。

“你帮我剪过一次头发。”西恩说道。

“我知道，我记得。”

“嗯……”西恩欲言又止。

“嗯。”

“那我就不耽搁你了。”

瑟莱丝的喉底再度溢出一阵紧张的笑声。“不不，别这么说。嗯，很高兴见到你。不过我真的得走了。”

“那就改天见。”

“嗯，改天见。”

大卫说：“小心开车哪，亲爱的。”但瑟莱丝却像是闻到煤气漏气的味道似的，早已匆匆穿过走道，往大门那边去了。

西恩突然骂了句：“妈的。”然后回头瞅了怀迪一眼。

怀迪问：“又怎么了？”

“我把记事本忘在车里了。”

怀迪说道：“哦，那就赶快去拿回来啊。”

西恩一边往大门走去，一边还听到身后传来大卫的声音：“呃，他就不能先跟你借一页用吗？”

他来不及听到怀迪扯出什么狗屁来堵住大卫的嘴，便急急冲出门，往楼下走去。他走到一楼大门口外的前廊上时，瑟莱丝正好走到她停在路边的车子旁；她掏出钥匙，开了前座车门，接着一只手往后座探去，拉开锁，打开后座车门，小心翼翼地将那件套装放了进去。她甩上车门，一抬头却越过车顶看到西恩跨下前廊台阶，朝她走来。西恩看得到她脸上那种纯粹的恐惧，那种只有在即将被公交车迎面撞上的人脸上才能看到的恐惧。就是现在。

他可以选择迂回而行，也可以直截了当，但她脸上的表情告诉他，开门见山是他能问出任何有用答案的唯一希望。不管她此刻的恐惧所为何来，这确实是一道可以让他乘虚而入的情绪裂缝。

“瑟莱丝，”他说，“我只想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问我？”

他点点头，又朝车子凑近了些，然后将两手放在车顶上。“大卫周六晚上是几点到家的？”

“啊？”

他重复了一遍问题，两眼直视着她，紧紧锁住了她的目光。

“你为什么会对大卫周六晚上的行踪这么有兴趣？”

“这其实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瑟莱丝。我们今天早些时候曾经找过大卫问话，因为我们知道凯蒂在麦基酒吧的时候大卫刚好也在。大卫的回答里头有几件小事彼此有些矛盾，而我那伙伴包尔斯警官坚持要把事情搞清楚。至于我，我根本就觉得大卫那晚不过是喝多了，所以才会搞混一些细节。但我那伙伴固执起来就像头该死的牛一样。所以说呢，我只是想问清楚大卫那晚到底是几点回到家的，几点几分都弄清楚了，我才好跟我的伙伴交代。愈早把这些不相干的枝节处理掉，我们也好赶紧回头专心办案，找出杀死凯蒂的凶手。”

“你认为是大卫干的吗？”

西恩身子往后一倾，微微扬起下巴，目光却依然锁定在瑟莱丝脸上。“我可没这么说，瑟莱丝。老天，我为什么要这么想？”

“嗯，我也不知道。”

“但话却是你说的。”

瑟莱丝说道：“啊？我们说到哪里了？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西恩极力露出一抹安慰的微笑。“总之，我愈早弄清楚大卫周六晚上到家的时间，我就能愈早打发我那伙伴回到命案的调查上，不要再在这边钻牛角尖，抓住大卫说辞的漏洞不放。”

有那么一瞬间，瑟莱丝看起来随时会往路上一跳，任来往车辆辗压过她。她看起来是如此彷徨无助，如此困惑；西恩看着她，心里突然涌出一股粗糙而本能的同情，就像他常常会同情她丈夫那样。

“瑟莱丝，”他下定了决心——怀迪要是听到他将要说出的这番话，恐怕会在他的留职察看成绩单上狠狠地写下一个不及格的分数。他说道：“你听好，我真的不认为大卫做了任何事。我以上帝之名发誓。但我的伙伴却不这么想，而他不但是我的伙伴，更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有权决定整个侦办的方向。你告诉我大卫到家的时间，把误会澄清了，一切就到此为止，然后大卫和你就永远不必再被我们打扰了。”

瑟莱丝说道：“但你们看到他的车了。”

“什么？”

“我听到你们在楼下的对话了。凯蒂遇害那晚有人在雷斯酒吧的停车场里看到一辆车。你的伙伴认为大卫杀了凯蒂。”

妈的。西恩不敢相信自己刚刚听到的话。

“我的伙伴只是说他想再仔细查清楚大卫当晚的行踪，如此而已，这和指控他是凶手绝对是两回事。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嫌犯名单，瑟莱丝，你要相信我。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唯一有的就是大卫说辞的漏洞。我们赶紧把这些洞补好，把事情澄清了，然后就没事了。”

他差点儿被抢了，瑟莱丝很想告诉西恩。他到家的时候一身都是血，但那只是因为他差点儿被抢了。人不是他杀的。即使我认为是他，另一部分我却总是清楚地知道，大卫绝对不是那种人。我和他做爱。我嫁给了他。而我绝对不会嫁给一个杀人凶手，操你妈的臭条子。

她试着回想当初她计划当警察找上门来时要拿出来应对他们的那种冷静的姿态。那晚，当她清洗着他的血衣血裤的时候，她曾经那么确信自己把一切都计划好了，确信自己有能力处理、面对这一刻。但她当时并不知道凯蒂死了，不知道找上门来的警察想要知道的竟是大卫与凯蒂的死之间的种种牵涉。她根本不可能料到这样的局面。还有，她眼前这个警察，他是如此温文尔雅，如此自信而迷人。他全然不是她料想中那种头发花白、挺了个啤酒肚外加宿醉未醒的形象。他是大卫的老朋友。大卫曾经告诉她，这个男人，西恩·狄文，曾和吉米·马可斯一起站在路边，看着他让那辆车带走。而如今，他已经长成这样一个高大自信的男人，有着让人听上一整夜也不会腻的迷人嗓音，以及足以一层层穿透人心的犀利目光。

老天。她到底要如何面对这一切？她需要时间。她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时间一个人慢慢地理清这一切。她不需要一个死去的女孩的套装在后座盯着她看，不需要一个警察隔着车子用他那恶毒而慵懒的目光定定地瞅着她。

她说道：“我睡着了。”

“嗯？”

“周六晚上，”她说道，“大卫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西恩点点头。他的身子再度往前倾，两手放在车顶上。他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仿佛他所有的疑问终于都得到解答了。她记得他的头发，很浓很密，一头的浅棕色，头顶附近隐约夹杂着一绺绺太妃糖色的发束。她记得自己曾经想过他大概永远也不必担心头发会随年岁增长日渐稀薄的问题。

“瑟莱丝，”他用他那低沉而迷人的声音说道，“我觉得你很害怕。”

瑟莱丝感觉自己的心脏像被某只肮脏的大手一把揪住了。

“我觉得你很害怕。我觉得你还知道些别的事。我要你知道，我站在你这边。我也站在大卫这边。但我更站在你这边，因为，正如我刚刚说的，你很害怕。”

“我没有在害怕什么啊。”她挣扎着挤出这句话，又挣扎着打开驾驶座车门。

“真的很害怕。”西恩说道，然后往后退了一步，目送她上了车，目送她发动引擎，驾车沿白金汉大道加速离去。

①一种汽车发动机皮带。

第十九章 他们的计划

西恩回到吉米的住处，看到吉米在走廊上拿着无绳电话在打电话。

吉米说道：“好，我会记得带照片。谢谢你。”然后便挂上了电话。他转头看着西恩。“瑞德葬仪社，”他说，“他们从法医办公室那边领走了凯蒂的遗体，说我可以带一些凯蒂的东西过去。”他耸耸肩，“你知道的，就是敲定葬礼细节之类的事。”

西恩点点头。

“你拿到你的笔记本了吗？”

西恩拍拍他的口袋。“拿到了。”

吉米用无线电话在大腿上轻轻敲了几下。“所以，我看我最好赶快去瑞德葬仪社一趟。”

“你看起来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吉米。”

“不，我还好。”

“好吧。”

当西恩经过吉米身边时，吉米开口说：“呃，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

西恩停下脚步。“当然。”

“大卫可能很快就要带麦可回家。我不知道你的行程是怎样，但是我想拜托你留下来陪安娜贝丝一会儿。我不想留她单独一个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吧？瑟莱丝可能等一下就回来了，所以应该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我是说，威尔和他的兄弟们带我那两个小女儿去看电影了，所以家里没有别人，而且我知道安娜贝丝还不想跟我去葬仪社，所以我只是，我不知道，我想……”

西恩说：“我想我留下来是没问题的，不过我得先知会我上司一声，嗯，其实我们的执勤时段两个小时前就结束了。不过我还是得去跟他讲一声。这样可以吗？”

“先谢谢了。”

“不客气。”西恩往厨房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来看着吉米。“其实，吉米，有件事情我想问你。”

“请说。”吉米脸上露出坐过牢的人特有的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

西恩退回门廊。“我听说你对你今天早上提到的那个小子很有意见，那个布兰登·哈里斯。”

吉米耸耸肩。“我对他没什么意见，真的。我只是不喜欢他。”

“为什么？”

“我不知道。”吉米把无绳电话放进口袋。“有些人就是跟你不对路。你懂我的意思吧？”

西恩走近吉米，一只手搭上了吉米的肩膀。“他是凯蒂的男朋友，吉米。他们两个原本正打算私奔。”

“放屁！”吉米说道，眼睛瞪着地板。

“我们在凯蒂的背包里找到拉斯维加斯的旅游手册，吉米。我们也打了几通电话去查。他们两个确实已经订了环球航空飞拉斯维加斯的机票。布兰登·哈里斯也已经亲口证实了这件事。”

吉米肩膀一抖，甩掉了西恩的手。“他杀了我的女儿吗？”

“不。”

“你百分之百确定？”

“差不多。他大气不喘地通过了测谎，吉米。再说，那个男孩在我看来也不像是下得了这种手的人。他看起来是真的很爱你的女儿。”

“呸！”吉米说。

西恩背靠着墙，打算给吉米一点时间消化他刚才听到的事。

一会儿之后，吉米终于再度开口：“你说他们要私奔？”

“嗯，吉米。根据布兰登·哈里斯还有凯蒂那两个朋友的说法，你坚决反对他们两个交往。但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反对。那小子在我看来不像个问题少年。他或许软弱了点儿，我不知道，但看起来总还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真的被搞糊涂了。”

“你被搞糊涂了？”吉米冷笑了一声，“我刚刚才知道我的女儿——你知道的，我那个死去的女儿——原本打算跟人私奔！西恩。”

“我知道。”西恩说道，一边将声音压低到近乎耳语，心里暗暗祈祷吉米也会压低音量，他眼看就要发疯了，程度甚至可能与昨天在公园银幕前不相上下。“我只是好奇而已，呃——为什么你会这么坚决地反对你女儿和那小子交往？”

吉米靠着墙站在西恩旁边，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再缓缓地吐出来。“我认识他老爸。他们管他叫‘就是雷伊’。”

“怎么，他是法官？”

吉米摇摇头。“那阵子有好几个家伙都叫雷伊——你知道的，‘疯狂雷伊·布察克’和‘神经雷伊·多瑞恩’，还有‘伍德查克街的雷伊’——雷伊·哈里斯别无选择，只能叫作‘就是雷伊’，因为所有比较酷的绰号都有人叫了。”他耸耸肩。“我反正从来就不喜欢那家伙，结果他竟然又在他老婆怀那个哑巴孩子的时候抛家弃子跑掉了，当时布兰登才六岁。嗯，我也不知道啦，我可能只是觉得有其父必有其子吧，总之我就是不想让他跟我女儿交往。”

西恩点点头，虽然他并不相信吉米的说法，从吉米说他从来就不喜欢雷伊·哈里斯的方式——那些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的停顿，西恩知道事情并没有这么单纯。瞎扯的鬼话西恩听多了，所以，无论那些故事听起来有多么合乎逻辑，他总是可以一眼看穿。

“就这样吗？”西恩问，“这就是唯一的理由？”

“就这样。”吉米回答，然后身子一挺，开始往门廊另一头走去。

“我倒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两人并肩站在吉米家外头的人行道上时，怀迪这么对西恩说道。“跟被害者家人搞熟一点儿，看能不能多打听出一些有用的线索。对了，你刚刚跟波以尔的老婆说了什么？”

“我跟她说她看起来很害怕。”

“她替他丈夫的不在场证明背书了吗？”

西恩摇摇头。“她说她那时已经睡了。”

“那你觉得她是在怕什么？”

西恩抬头看了看吉米家面对街道的那排窗户。他对怀迪比了个手势，下巴往街道另一头扬了扬，示意怀迪跟着他走。怀迪跟着他走到街角。

“她听到我们在讲车子的事。”

“妈的，”怀迪说道，“如果她跑去跟她先生讲，他说不定就干脆逃了。”

“他能逃到哪儿去？他是独子，母亲已经过世，没钱没朋友。我怎么看也不觉得他是那种有本事亡命海外，跑到乌拉圭去定居之类的人物。”

“但这也不表示他一定不会跑掉。”

“老大！”西恩说道，“我们没有掌握任何可以用来起诉他的证据。”

怀迪往后退了一步，看着笼罩在街灯光线下的西恩。“你现在是在跟我耍滑头吗，超级战警？”

“我只是不认为事情是他干的，老大。至少，他根本没有动机。”

“他的不在场证明根本就是个屁，狄文。他的故事全是漏洞——妈的，如果他的故事是一艘船，那船恐怕早就沉到海底去了。你说他老婆很害怕。不是觉得被我们骚扰得很烦。而是害怕。”

“好吧，没错。她或许真的是有所隐瞒。”

“所以啦，你想，波以尔回家时她真的已经睡了吗？”

西恩脑海里浮现出他们小时候那一幕，大卫抽抽搭搭地上了那辆车。他看着大卫坐在后座，那张隔窗凝望的脸孔随距离增大渐渐模糊。他想猛力往后一撞，看能不能把那副该死的画面撞出他的脑海。

“不，我想瑟莱丝知道大卫几点回的家。她听到我们的对话，知道大卫那天晚上也去过雷斯酒吧。所以说，或许她原本就已经知道当天晚上所发生的一些事，只是一直没办法把所有事情拼凑起来——说不定大卫去过雷斯酒吧的事实就是那块失落的拼图。”

“而拼出来的图把她吓了个半死？”

“也许吧，我不知道。”西恩踢弄着墙脚的一颗小石子，“我觉得——”

“什么？”

“我觉得我们掌握了这些线索，却怎么也没法把它们兜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一定是遗漏了什么。”

“你真的不觉得是波以尔干的？”

“我并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我真的没有——问题是动机。”

怀迪往后退了几步，把脚跟靠在电线杆上，定定地瞅着西恩。西恩看过怀迪这种眼神。他专门用来打量可能会在法庭上让对方律师一攻就破的那种证人。

“好吧，”怀迪说道，“动机这档事确实也让我觉得很烦，但是程度有限，西恩。程度有限。我相信一定有什么线索可以把波以尔和整件事连在一起。否则，他妈的，他为什么跟我们扯谎？”

“拜托，”西恩说道，“他为什么跟我们扯谎？嘿，我们是警察啊，跟我们扯谎的人多的是，为的却只是想感受一下对条子扯谎的滋味罢了。雷斯酒吧那一带你清楚得很，一入夜就热闹非凡，妓女、人妖、雏妓，沿街一字排开，活生生是个天杀的马戏团。搞不好大卫当时只是正好钓了个妓女在车里帮他吹喇叭什么的，总之就是一些不好让他老婆知道的勾当。谁知道？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和凯瑟琳·马可斯的死有关。”

“没有任何迹象，除了他那一堆谎话，还有我的直觉。”

“你的直觉？”西恩说道。

“西恩，”怀迪说道，一边下意识地抠着自己的指甲，“那个家伙忽悠我们，他离开麦基酒吧的时间，还有他到家的时间。被害人离开雷斯酒吧时，他的车子就停在酒吧外头。他去过两家凯蒂当晚去过的酒吧，而且大概都在同时，但他却想隐瞒这件事。他的手给搞成那样，而他却跟我们扯了堆屁谎。还有，别忘了，他确实认识被害人——嫌犯认识被害人这点是我们先前就已经达成的共识。妈的，他从头到脚完完全全符合那种纯为追求快感而杀人的凶手的典型特征——白种男人，三十五岁上下，工作只能勉强糊口，甚至，你昨天还告诉我他小时候曾经遭到过性侵犯。你在开什么玩笑，光是把这些条件一字排开就已经足以直接定他的罪了。”

“好，话可是你说的。他曾是儿童性受害案的被害人，但凯瑟琳·马可斯却没有遭到性侵犯的迹象？这样说不通吧，老大。”

“说不定他只有对着尸体自慰。”

“现场没有发现精液残留！”

“别忘了，那天晚上下雨。”

“凯蒂陈尸处是室内。在这类临时起意、追求快感型的杀人事件中，现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可以找到精液残留。”

怀迪低着头，用手掌轻轻地敲击着路灯柱。“你和本案被害人的父亲，还有可能的嫌疑犯小时候曾是——”

“哦，拜托！”

“朋友。这一定会影响你的判断力。你不必再跟我否认了。你现在根本就是个他妈的碍手碍脚的绊脚石。”

“我是个——”西恩压低了声音，把已经举到胸口的手放下去。“听着，”他说，“我只是不同意你对凶手背景特征的看法罢了。如果我们能揪出更多大卫·波以尔的重大破绽而不只是目前这几条小辫子，我他妈一定第一个冲过去把他逮回来。问题是如果你现在就拿着这几条少得可怜的线索跑去找地方检察官，你觉得他们能怎么做？”

怀迪加重了手掌敲击灯柱的力量。

“讲真的，”西恩追问，“他们能怎么做？”

怀迪举起手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他直视着西恩的眼睛，一脸疲惫地皱了皱眉头。“我懂你的意思。可是，”他竖起一根手指，“可是，你，可是，你这个天才大律师给我听好了，我他妈一定会找到那根棍子或是那把枪或是血衣血裤。我不知道我到底会找到什么，但是我一定会找到的。而证据一旦让我找到了，我会立刻逮捕你的朋友。”

“他不是我的朋友，”西恩说道，“而且，如果事实证明你是对的，我他妈掏手铐一定会掏得比你快。”

怀迪挺直身体，走到西恩面前。“不要让你的判断力受到影响，狄文。你这样会连累到我。而如果你真的连累到我了，我他妈的一定埋了你。我他妈一定设法让你被调去伯克夏之类的鬼地方，成天冒着风雪坐在他妈的摩托雪橇上拿着雷达枪抓超速。”

西恩用手掌揉了揉脸，又抓了抓头发，企图赶走那份深深的倦怠。“弹道分析的结果应该出来了。”他说。

怀迪往后退了一步。“应该吧，我正要回局里看分析结果。指纹档案也应该录入电脑。我这就回去看看，试试运气。你带手机了吗？”

西恩拍拍他的口袋。“带了。”

“我晚一点儿打电话给你。”怀迪转过身往弯月街走去，他们的警车就停在那边。西恩感觉自己让怀迪对他的失望与不满压迫得疲惫不堪，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还在留队察看期的事实。

西恩举步往白金汉街吉米的住处走去，正好碰到大卫带着麦可沿着门前的台阶走下来。

“要回去了？”

大卫停下来。“嗯。我真不敢相信瑟莱丝竟然还没把车开回来。”

“我相信她不会有事的。”西恩说。

“哦，是啊，”大卫说道，“不过我就得走路回去了。”

西恩笑了。“说得那么严重。不过五个街口罢了，对吗？”

大卫也笑了。“几乎有六条街远哪，如果真要算个清楚的话。”

“赶快回去吧，”西恩说道，“趁天色还没全暗下来。再见了，麦可。”

“再见。”麦可说道。

“保重！”大卫对西恩说道，然后转身带着麦可离去，留下西恩独自站在台阶旁。大卫的脚步有些不稳，应该是在吉米家灌下的那堆酒精的作用，西恩暗忖。如果这案子真是你干的，大卫，你最好赶紧想办法让自己清醒起来。因为，等我和怀迪找上你的时候，你绝对会需要用到你脑袋里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该死的脑细胞。

入夜后的州监大沟宛若一条银色的带子。太阳已然西沉，但天际仍残留着几抹余晖。公园里的树木已经让夜幕染黑了，露天电影院的银幕则已然变成远方的一个暗影。瑟莱丝把车子停在州监大沟靠修穆区的一岸，坐在车里俯视着下方的河道和公园，以及像座垃圾山般耸立在其后的东白金汉区。从这里望去，平顶区几乎完全被公园遮住了，就几个零星的塔尖和屋顶还依稀可见。再过去就是位于起伏的小丘上的尖顶区，一幢幢房屋整齐地矗立在一条条平整的柏油路旁，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下方的平顶区。

瑟莱丝甚至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开车来这里。她将凯蒂的套装交给了布鲁斯·瑞德的儿子。小伙子穿着一套参加葬礼专用的黑色西装，可是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脸颊和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看起来更像是正要出发去参加中学期末舞会的模样。瑟莱丝离开葬仪社后，不知不觉就把车开到了早已歇业的伊萨克铁制品工厂后方的这块空地上。她开车经过一幢幢约有机棚大小但已经荒废得只剩下空壳的厂房，把车子停在这片空地的边缘，车子的保险杠旁就堆着一堆废铁。她的目光一路追随着起起伏伏、朝着外港闸口缓缓流去的河水。

自从她无意间听到那两个警察在谈论大卫的车子——他们的车子，她现在正坐在里头的这辆车子——之后，她的脑袋一直昏昏沉沉的，像喝醉了。但不是那种浑身放松的醺醺然的快感。不，她觉得自己像是刚喝了一整夜的廉价烂酒，回到家里醉得不省人事，醒来后头昏脑涨，口干舌燥，浑身酒臭，整个人麻木迟钝，精神涣散。

“我觉得你很害怕。”那警察说道，几个字就切中了她的要害，于是她只能条件反射性地自卫，只能一路否认到底。“没有，我没有在害怕什么。”她回答得像个孩子似的。没有，我没有在害怕什么。害怕，你害怕。不，没有。害怕，害怕。我知道你害怕，但，我又是什么？

她很害怕。她吓坏了。她觉得自己已经被恐惧化成了一摊烂泥。

她得跟大卫好好谈一谈，她告诉自己。毕竟，他还是大卫。他是个好父亲。她认识他这么多年，他从未打过她，从未显露出任何暴力倾向。他甚至不曾踹过门，捶过墙壁。她很确定自己还是可以跟他谈谈。

她会问，大卫，我那天晚上从你衣服上洗掉的到底是谁的血？

她会问，大卫，周六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可以跟我说。我是你的妻子。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跟我说。

她会这么做。她会去跟大卫谈谈。她没有理由怕他。他是大卫。她爱他而他也爱她，所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她很确定。

然而，她还是坐在那里，远远地看着州监大沟，废弃的铁制品工厂巨大的暗影使她愈发感到自己渺小无依。这块地最近才刚被开发商买下来，如果河对岸的球场兴建计划最后通过了的话，他们就会把这里改建成停车场。她的目光缓缓扫过视线下方的公园——州监公园，凯蒂·马可斯遇害的地方。她纹丝不动地坐在这里，等着谁来教她如何再次移动她的身体。

吉米和布鲁斯·瑞德的儿子安布罗斯·瑞德面对面坐在老瑞德的办公室里仔细核对葬礼的细节，心里却希望他面对的是布鲁斯本人，而不是这个看起来才刚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想象他玩飞盘比想象他抬棺材要容易多了，而吉米甚至更加无法想象那双光滑的、毫无皱纹的手在楼下的尸体保存室里清理触摸过那些尸体。

他把凯蒂的生日和社会安全号码交给安布罗斯。安布罗斯拿着金笔填写一张夹在写字板上的表格，然后用跟他父亲一样低沉稳重的声音对吉米说道：“很好，很好。这样就可以了，马可斯先生。嗯，您应该是打算举行传统的天主教丧礼吧？包括守灵会和弥撒？”

“是的。”

“那么我建议我们在礼拜三举行守灵会。”

吉米点点头。“教堂那边会保留礼拜四早上九点的时段给我们用。”

“九点钟，”男孩一边说一边写了下来。“你已经决定好守灵会的时间了吗？”

吉米回答：“我们要办两次守灵会。一次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另一次是晚上七点到九点。”

“七点到九点，”男孩一边说着，一边把时间写下来，“我看你带了一些照片来。很好，很好。”

吉米看着自己腿上那一摞装在相框里的照片：凯蒂在她的毕业典礼上，凯蒂和她两个妹妹在海滩，凯蒂八岁时和他在木屋超市开张当天的合影，凯蒂和伊芙及黛安，凯蒂、安娜贝丝、吉米、娜汀和莎拉在六旗乐园，凯蒂的十六岁生日。

吉米把照片放到他身旁的椅子上，觉得喉咙里有微微的灼热感，他强迫自己咽下一口口水，驱散那股感觉。

“你想到要用什么样的花布置礼堂了吗？”安布罗斯说道。

“我今天下午已经跟纳佛乐花店订好花了。”吉米说道。

“那讣告呢？”

吉米第一次正眼看着安布罗斯。“讣告？”

“是的。”那小子一边说，一边低头看他的写字板。“登报的讣告要写些什么。我们可以代笔，只要你给我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知道你想在讣告里写些什么，比方说你们希望大家把吊唁的花圈、花篮转捐给慈善机构之类的。”

吉米别过脸去，避开年轻人那充满遗憾与同情的眼神，直直地盯着地板。在他们脚底下，在这栋白色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地下室某处，凯蒂正躺在遗体保存室里。她赤裸裸地躺在布鲁斯·瑞德和眼前这个男孩，以及他的两名兄弟面前，让他们为她净身，修补她，保存她。那几双冰冷的、修得干干净净的手将抚遍她的全身。他们会抬起她身体的某些部分以方便工作。他们会将她的下巴夹在大拇指和食指间，轻轻地转动它。他们会拿梳子梳理她的头发。

他在脑海里想着他的孩子光着毫无血色的身子躺在那里，等着最后一次被这些陌生人碰触，他们也许会小心翼翼地照料她的遗体，但那是一种不带情感的、职业化的碰触与照料。然后，他们会在棺材中放进一只丝缎做的枕头好支撑她的头。她会被推进仪容瞻仰室，带着她如瓷娃娃般僵硬的脸，身上穿着她生前最喜欢的蓝色套装。人们会瞻仰她的遗容，为她祷告，谈论她、哀悼她，最后，终于，安葬她。她的棺木会缓缓地降入由陌生人为她掘好的洞穴里。吉米几乎听得到泥土洒落在棺木上的声音，闷闷的，仿佛他也正躺在棺材里，同凯蒂一起。

之后，她就得躺在黑暗中，在六英尺深的泥土之下，直到她的棺木化为草地和空气，她再也看不到摸不到闻不到感觉不到的草地和空气。她会在那里躺上一千年，听不到来她坟前凭吊她的人的脚步声，听不到她离开的这个世界的任何声音，因为那堆泥土，那堆埋葬了一切可能的泥土。

我会杀了他，凯蒂。我会比警察提前找到他的。然后我会杀了他。我会把他埋进一个洞穴，一个远比你就要被埋进去的洞穴糟糕的黑暗洞穴。我会让他没有尸体可以保存，没有遗体可供哀悼。我会让他完完全全地消失，仿佛他从未存在过。他的名字他的人会像一场梦，短暂地出现在某些人的脑海里，在那些人醒来前便被遗忘殆尽。

我会找到害你躺在楼下桌子上的那个家伙，我会干掉他。他所爱的人——如果他有的话——会比挚爱你的人更伤心更痛苦，凯蒂。因为他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用担心我要怎么办到这一切，宝贝。爸爸办得到。你从来不知道，爸爸杀过人。爸爸会处理好该处理好的事。爸爸会再做一次。

他转过头来看着布鲁斯的儿子。小伙子在这行待得确实还不够久，还是让这段长长的沉默闷慌了手脚。

吉米开口说道：“我要讣告上写着‘马可斯，凯瑟琳·璜妮塔，詹姆士与亡母玛丽塔挚爱的女儿，安娜贝丝之继女，莎拉和娜汀之长姐……’”

西恩和安娜贝丝·马可斯一起坐在后阳台上。安娜贝丝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着一杯白酒。她已经抽了好几根烟，每一根都抽不了几口就捻灭了。她的脸被他们头顶上方黄澄澄的灯泡照得发亮。这是一张坚毅的脸，或许称不上漂亮，却相当引人注目。她一定很习惯被人盯着看，西恩猜想，不过她恐怕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想要盯着她看。她有点儿让西恩想起吉米的母亲，但她不像她婆婆那样听天由命、畏畏缩缩；她也有点儿像西恩的母亲，具备了那种天生的泰然自若；事实上她在某些方面让他想到吉米。他看得出来安娜贝丝·马可斯是个有趣的女人，但绝不轻浮愚蠢。

“所以，”安娜贝丝对着正在替她点烟的西恩问道，“今天晚上你完成陪伴我的任务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不是——”

安娜贝丝挥挥手打断他的话。“我很感激你留下来陪我。所以说，接下来你要干吗？”

“去看我母亲。”

“哦？”

他点点头。“今天是她的生日。我跟我老爸要为她庆祝一下。”

“嗯，”她说道，“你离婚多久了？”

“有这么明显吗？”

“昭然若揭。”

“嗯。分居，事实上。有一年多了。”

“她还住在这附近吗？”

“不。她现在到处旅行。”

“你的口气有点酸：‘旅行’。”

“是吗？”他耸耸肩。

安娜贝丝举起一只手。“我很不喜欢自己一直对你这样——利用你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所以如果你不想回答的话，大可不必理会我的问题。我只是爱管闲事，而你偏偏又是个有趣的家伙。”

西恩脸上泛开一抹微笑。“不，我不是。我事实上是个很无趣的人，马可斯太太。去掉我的工作我什么也不是。”

“安娜贝丝，”她说，“叫我安娜贝丝就可以了。”

“好。”

“狄文州警，我很难相信你是个无趣的人。可是你知道吗，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

“什么事？”

她调整了一下坐姿，转过身来正视着他。“我觉得你不像是那种会假造罚单来搞人的人。”

“哦？”

“因为这种行为很幼稚，”她说，“你看起来不像是个幼稚的人。”

西恩不置可否地耸耸肩。根据他的经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幼稚的时候。压力一大，狗屎愈堆愈多，任性幼稚的行为就会成为当下最容易的一条出路。

他已经有一年多不曾跟任何人提起萝伦了——不论是跟他的父母，还是他寥寥可数的几个朋友，甚至是队上终于风闻他跟老婆分居的消息后指派给他的心理专家。但是此时此刻的安娜贝丝，这个才刚遭逢丧女之恸的陌生人，西恩可以感觉到她的需要——她需要知道，需要分享他的失落，她需要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得面对这种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失落的人。

“我太太是剧团的舞台经理，”西恩淡淡地说道，“巡回剧团，你知道吧？去年《舞王》在全国巡回公演，我太太也跟着在全国跑了一圈。反正就是那一类的事。今年的剧目我不太清楚，《飞燕金枪》吧，也许。老实跟你说，我真的不知道。反正就看他们今年打算把哪一出搬出来重演。这组合够奇怪了吧？我的意思是说，光讲工作就够了，有哪一对夫妻的工作性质比我和我老婆还要南辕北辙？”

“可是你曾经爱过她。”安娜贝丝说道。

西恩点点头。“我现在也还爱着她。”他喘了口气，身子缓缓往后靠回椅背上，“那个被我恶搞的家伙，他是……”西恩顿时觉得口干舌燥，他甩甩头，突然有股想要逃出这个该死的阳台、逃出这幢屋子的强烈冲动。

“他是你的情敌？”安娜贝丝轻声说道。

西恩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了，默默然地点点头。“说得够委婉。也好，我们就这么叫他吧。情敌。当时我和我太太之间早已累积了不少理不清的狗屎，然后我们两人又长时间碰不到面，就算见了面也说不了几句话。而这个，呃，情敌——就在那时候乘虚而入了。”

“然后你就发疯了。”安娜贝丝说道。甚至不是问句，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

西恩瞅了她一眼。“有谁碰到这种事还能保持风度呢？”

安娜贝丝坚定地回瞪了他一眼，那眼神似乎在暗示，语带讽刺实在有损他的格调，或者她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但你还是爱着她。”

“当然。妈的，我想她也还爱我。”西恩熄掉烟蒂。“她常常打电话给我。打过来，然后不讲半句话。”

“等等，她——”

“我知道。”西恩说道。

“打电话给你却不讲话？”

“没错。这个情形已经差不多持续了有八个月之久了吧。”

安娜贝丝朗声笑开了。“恕我冒犯，不过这真是我近来听过的最奇怪的事了。”

“我同意。”西恩看着一只苍蝇扑向那颗光溜溜的灯泡，随即又飞走了。“我想，总有一天，她会开口的。这就是让我一直撑下去的理由。”

他干笑了几声，然后听着自己那尴尬的笑声渐渐没入漆黑的夜色中。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那里，各自抽着烟，聆听着苍蝇疯狂地扑向灯泡时的振翅声。

“她叫什么名字？”安娜贝丝问道，“你从未提到过她的名字。没有，一次也没有。”

“萝伦，”他说道，“她叫作萝伦。”

她的名字像一条从蛛网上松脱的银丝，在空气中飘飘荡荡。

“你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爱上对方了？”

“大一那年，”西恩说道，“是吧，那时候我们都还算是孩子吧。”

他还记得那场十一月的风雨，他们两个在校园里的一处拱门下第一次接吻，他记得她皮肤上的鸡皮疙瘩，记得那两具颤抖不已的年轻躯体。

“或许问题就出在这里。”安娜贝丝说道。

西恩看着她。“因为我们都不再是小孩子了？”

“至少其中一个已经不是了。”她说道。

西恩没有问是哪一个。

“吉米告诉我，你说凯蒂打算和布兰登·哈里斯私奔。”

西恩点点头。

“你看，这就是了，不是吗？”

西恩挪了挪身子。“什么？”

安娜贝丝朝空荡荡的晒衣绳喷了一口长长的烟。“那些年轻时代的愚蠢梦想。我的意思是说，怎么，凯蒂和布兰登·哈里斯当真可以在拉斯维加斯把他们的日子过下去？他们的小伊甸园可以维持多久？也许他们得在搬过几间一间比一间破烂的拖车屋又生了两个小鬼后才会觉悟过来，但这觉悟迟早要来——人生不是像童话故事中写的那样，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不，人生不是永远的花前月下鸟语花香。不，不是的。人生是永无休止的工作。你会爱上根本不值得爱的人。因为没有人值得那样的爱，甚至，根本没有人活该得承受那样沉重的负担。你会失望，你会沮丧，你会失去对人的信任，你会有一堆过不完的烂日子。你失去的永远比你得到的多。你爱他恨他，却还是爱他。但，去他的，你总之还是得卷起袖子，把该做的事情做下去，把该过的日子过下去——因为这就是长大，因为这就是你长大后的世界。”

“安娜贝丝，”西恩说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

安娜贝丝转头面向西恩，双眼紧闭着，脸上幽幽地泛开一抹微笑。“大家都这么说。”

那天晚上，布兰登·哈里斯回到他的房间里，面对着他床底下那只行李箱。他将行李码放得整整齐齐，里面只有几条短裤、几件夏威夷衫、一件运动外套和两条牛仔裤，没有一件长袖运动衣或羊毛长裤。他只打包了他觉得在拉斯维加斯会穿的衣服，没有一件冬衣，因为他和凯蒂一致同意，他们再也不想面对冬天刺骨的寒风、廉价商场的保暖袜大特卖，或是汽车挡风玻璃上那化了再结结了又化的薄霜。所以，当他打开那只行李箱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净是活泼轻快的粉嫩色调与花卉图案，那些只属于夏日的美好。

这就是他们的计划。古铜色的皮肤与无尽的悠闲。他们的身体不会再被厚重的靴子和大衣以及人们的期望压得挺不直腰。他们会从高脚杯里啜饮各式各样有着傻兮兮的怪名字的鸡尾酒饮料。他们会在旅馆的游泳池畔度过整个下午，他们的皮肤会闻起来全是防晒油和氯气的味道。他们会在让冷气吹得冰冰凉凉的旅馆床单上做爱，房间里将只有让穿透窗帘的阳光晒到的地方还有一丝暖意。当夜晚降临，整个城市的温度都降下来后，他们会换上体面一些的衣服，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散步。他感觉自己仿佛站在好几层楼高的地方，远远地俯瞰着这两个人，这两个沉浸在爱河里的人，漫步在那条让霓虹灯渲染得姹紫嫣红的柏油大道上。他们就在那里——布兰登和凯蒂——悠闲地走在宽敞的拉斯维加斯大道上，道路两旁净是无比宏伟、无比巨大的豪华旅馆，空气中弥漫着从赌场里流泻出来的老虎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

亲爱的，今晚你想去哪一家？

你选。

不，你选。

不，不要嘛，你选。

好吧。这家如何？

看起来不错哦。

那就这家吧。

我爱你，布兰登。

我也爱你，凯蒂。

然后他们会爬上白色的罗马柱间那道铺了厚厚的地毯的台阶，走进那人声鼎沸、烟雾弥漫的宫殿般的豪华赌场。他们会以夫妻的身份走在那条大道上，在那里开始他们的新生活，虽然其实他们都还只是小孩子。东白金汉将会被他们抛在一百万英里以外的地方，然后再随着他俩前行的每一步愈发飞快地往后退去。

事情原本应该是这样的。

布兰登坐在地板上。他只需要在那里坐一下。只需要一两秒钟。他坐在那里，双膝曲起，脚上那双高筒球鞋的鞋底紧紧地并拢了，像个小男孩似的两手紧握着自己的脚踝。他以这个姿势前后摇晃了一会儿，下巴埋在胸前，闭上了眼睛。他感觉痛苦减轻了一些。黑暗与这反复摇晃的动作终于为他带来了些许慰藉。

然而，这平静的感觉终究还是过去了，凯蒂已经从地球上消失——完完全全消失了——的事实再度回到了他眼前，彻彻底底地击垮了他。

家里有一把枪。他父亲的枪。他母亲一直把它留在食物储藏柜上方那块活动的天花板里面。那是他父亲向来藏枪的地方。你可以坐在食物储藏柜的台面上，伸手往上探，试试那附近的三块天花板，直到你能感觉到那把枪的重量为止；然后你只要稍稍用力，抬高那块板子，手指往里头一探一勾，枪就在那里。打从布兰登有记忆以来，那把枪就一直在那里。他很小的时候曾有一晚，他半夜上完厕所跌跌撞撞地从浴室里走出来，刚好撞见父亲把手从天花板里抽出来。十三岁那年，他曾经把那把枪拿出来给他的朋友杰瑞·迪芬塔看，杰瑞看得瞠目结舌，只是不停地说“把它放回去，把它放回去”。枪身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很有可能从来不曾发射过任何一颗子弹。但布兰登知道，他只须把它清理干净。只须把它清理干净就可以用了。

他今晚就可以带那把枪出去。他可以去咖啡共和国，罗曼·法洛成天出没的地方，或是去亚特兰大汽车玻璃厂——那是巴比·奥唐诺的地方，根据凯蒂的说法，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店后的办公室里处理他的生意。他可以去其中一处——或者更好，两个地方都去——用他父亲的枪指着他们的脸，扣下那该死的扳机，一次又一次，直到弹匣清空了为止，然后罗曼和巴比就再也不能杀死任何一个女人了。

他可以这么做，不是吗？电影上都是这么演的。布鲁斯·威利，老天，如果有人杀了他心爱的女人，他绝对不会坐在地板上，握着自己的脚踝，像个自闭症小孩似的摇晃个不停。他的子弹早就上膛了，不是吗？

布兰登想象着巴比仰着那张脑满肠肥的脸，苦苦地哀求他。不，求求你，布兰登！不要，求求你！

然后布兰登会说几句很酷的话，比如：“求这把枪吧，操你妈的王八蛋，下地狱去吧！”

他开始哭泣，身体依然不停地前后摇晃着，双手依然紧握着脚踝，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布鲁斯·威利，而且巴比·奥唐诺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电影里的角色，而且这把枪还得清理干净，彻彻底底地清理干净。他甚至不知道枪里面是否还有子弹，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要怎样打开那把枪。说穿了，难道他的手不会抖个不停？他小时候明白自己逃不掉了，一场架已经不得不打时，总是会恐慌得连拳头都握不紧了。人生不是一部该死的电影，人生是……他妈的人生！人生不是电影剧本，两个小时内分晓立见，好人一定会打赢坏人。布兰登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扮演那样的英雄角色。他只有十九岁，从来不曾面对过那样的挑战。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办法就这样走进敌人的地盘——如果门没上锁而附近又没其他人的话——然后对着一张活生生的脸开枪。他就是不确定。

可是，他思念凯蒂。他是如此思念她，而她不在身边的痛苦——而且是再也不会在他身边了——已经蹿上了他的牙根，让他坐立难安，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什么都好，只要能够暂时停止这份痛苦，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秒钟也好，他这段刚刚开始的悲惨人生中短短的一秒钟。

好吧，他决定了。好吧。我明天会清理那把枪。我只要把它清理干净，确定里面有子弹。我至少可以做到这件事。我会把枪清理干净。

就在这个时候，雷伊突然溜进房间，脚上仍穿着旱冰鞋，两手握着他新买的曲棍球杆当拐杖使，摇摇晃晃地溜近床边。布兰登倏地站起身，迅速抹去了脸上的泪水。

雷伊脱掉他的旱冰鞋，看着哥哥，然后用手语比画道：“你还好吧？”

布兰登说道：“不好。”

雷伊比画道：“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

布兰登说道：“没关系，雷伊。不，你帮不上忙的。不过你不用担心。”

“妈说这样对你比较好。”

布兰登说道：“什么？”

雷伊重复了一次手势。

“是吗？”布兰登说道，“她怎么会这样想？”

雷伊飞快地打着手语。“如果你走了，妈会很伤心。”

“过一阵子就不会了。”

“也许会，也许不会。”

布兰登看着弟弟坐在床上，抬头盯着他瞧。

“现在不要惹我，雷伊。可以吗？”他倾身凑近雷伊，心里想着那把枪。“我爱她。”

雷伊瞪着眼睛直视着布兰登，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像是一张橡皮面具。

“你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雷伊摇摇头。

“那就好像考试的时候，你一坐进座位就知道所有的答案。那就好像你知道你接下来的人生都不会再有问题了。你不会有问题的，你就是屌就是行，你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你赢了。”他别过脸去，“这就是爱情。”

雷伊敲敲床柱要布兰登回头看他，然后对他打出手语：“你会再恋爱一次的。”

布兰登跪了下来，狠狠地把脸凑到雷伊眼前。“不，我不会！你他妈的听懂了没？不会！”

雷伊把脚缩到床上，退到床角，而布兰登一时只感觉羞愤交加。哑巴就是有这个本事——他们就是会让你觉得讲话是件无比愚蠢的事。雷伊用手语比画出来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如此简明扼要。那动作是如此干脆、迅速而果断。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结巴，什么叫作言枯词穷，因为他的手永远比他的脑子动得要快。

布兰登有好多好多话想说，他想要让那些热情洋溢却毫无章法头绪，甚至不尽合理的话语源源不绝地自他口中倾吐出来。他想说她对他有多重要，想说当他们并肩躺在这张床上，当他的鼻子抵在她的颈窝里，是什么样的感觉。他想说当他俩勾着指头当他帮她抹去粘在下巴上的冰激凌当他和她一起坐在车里经过路口时看着她两眼飞快地来回张望当她说话当她睡觉当她轻轻地打鼾时……

他想要一直讲下去，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讲下去。他想找人倾听他说话，他想要人了解，说话并不只是沟通意见与想法。有时候，说话是为了试着传达生命，传达生命中的一切。虽然这种尝试注定要失败，但重要的是你至少试过了。尝试是你唯一能拥有，唯一能做到的。

然而，雷伊是绝无可能理解这些的。文字对他来说只是一连串手指的动作。雷伊不会浪费文字。沟通对他来说绝不可能打折，绝不可能失败。几个动作说完要说的话，简单明了，如此而已。对着他面无表情的弟弟，慷慨激昂地抒发他最深的悲伤与热情，只会让他感到羞愧。这么做一点儿帮助也没有。

布兰登低头看着他那受到惊吓的弟弟缩在床角，目瞪口呆地瞅着他。他对他伸出一只手。

“对不起，”布兰登说道，他听到自己的声音破碎不堪，“对不起，雷伊。好吗？我不是有意要对你发火。”

雷伊拉着布兰登的手站了起来。

“所以说，没事了？”他比画道，两眼直直地瞪着布兰登，仿佛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再发作一次他就要从窗口跳下去。

“没事了，”布兰登比画道，“我想是没事了。”

第二十章 回家

西恩的双亲住在温盖园，这是一个大门有警卫驻守的两户连体式住宅小区，位于市区南边三十英里处。这里每二十个单位为一区，每一区有专属的游泳池和娱乐中心，每个星期六晚上，娱乐中心都会举办联谊舞会。住宅区外围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像一弯新月似的包围着这片住宅区。从每年的晚春到早秋这段时间，空气中总是充斥着高尔夫球车引擎的嗡嗡声。

西恩的父亲不打高尔夫球。他老早就打定主意，认定高尔夫球是有钱人的玩意儿，一旦上手便背叛了他的蓝领出身。西恩的母亲倒是打了一阵子，不过后来也不打了，因为她老是觉得她的球友们会在背地里嘲笑她的体型动作、她轻微的爱尔兰土腔，还有她的衣着。

于是他们只是静静地住在这里，鲜有什么社交活动。就西恩所知，他父亲在这里只有一个称不上朋友的点头之交，一个同样是爱尔兰裔、身材矮小、名叫莱利的家伙。他在搬来温盖园之前，也是住在城里的某个爱尔兰小区里。此外，莱利也从来不打高尔夫球，只是偶尔会跟西恩的父亲到位于二十八号公路另一边的圆地酒吧喝上一杯。西恩的母亲天生就爱照顾人，这是她的天性，也是她的习惯；搬到温盖园不久，她便将照顾那些老弱的邻居的工作揽为己任。她会开车带他们去药房拿药，或是去看医生，好拿回更多更新的处方笺。她自己其实也年近七十了，开车出门办事总能让她觉得自己还算年轻，依然精力充沛。此外，接受她这种接送服务的多半是些丧偶的独居老人，这事实更让她觉得自己与老伴儿能健健康康地相守到这年纪绝对是上天的恩赐。

“他们就孤零零一个人，”她有一次曾跟西恩谈到她那些病弱的朋友们，“即便医生不曾跟他们明说，但孤单才是不停地吞噬着他们生命的元凶。”

过了小区大门口的警卫室，便是小区的主干道。这条路上每隔十码就有一条漆成黄色的减速脊，总是把西恩的车轴弄得嘎嘎作响。每次他开到这里，浮现在他眼前的总是温盖园这些居民以前在城里住过的街道与小区——那些没有热水、外形如同监狱、无趣冰冷的老旧公寓，那些铁制的防火梯，那些不绝于耳的孩童的嬉闹尖叫声——那些声音和影像以温盖园白色的建筑外墙与翠绿的茂盛草坪为背景，像清晨的薄雾般飘浮在西恩眼前。西恩内心始终藏有一份不理性的罪恶感，他为自己竟然让父母搬进养老院这件事感到愧疚不已。说是不理性，因为温盖园理论上毕竟不是专为六十岁以上的退休老人而设计的小区（虽然，老实说，西恩从来没在这里看见过任何一个六十岁以下的居民），更何况他的父母当初搬来这里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决心将几十年来对城市生活的种种埋怨与不满——那些噪音、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愈发恶化的交通噩梦——一并抛到脑后，搬到这个西恩父亲口中“深夜走在路上也不用提心吊胆”的市郊小区。

但无论如何西恩始终对父母这个决定感到耿耿于怀，仿佛自己让他们失望了，仿佛他们曾期望他会更努力地尝试把他们留在身边。对西恩来说，温盖园多少代表着死亡，或者至少是迈向死亡途中的一个中转站。此外，他不只是不愿去想他父母住在这里这个事实——在这里等着有一天，换成他们需要别人带他们去拿药看医生——他更不愿面对的另一个事实是，有朝一日他自己或许也得住进温盖园，或是其他类似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几乎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就拿现在来说好了，他没有小孩，老婆也跑了。他已经三十六岁了，距离六十岁已经过半，而剩下这一半时间显然会比前面那一半过得快许多。

西恩的母亲吹熄了蛋糕上的蜡烛。他们的小餐桌就放在狭小的厨房和宽敞的客厅之间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他们围坐在小餐桌旁，静静地吃着蛋糕，然后配合着墙上时钟的嘀嗒声和空调系统出风口的嗡嗡声的节拍，静静地啜饮着热茶。

等他们都吃完了，西恩的父亲站起来说道：“我来洗碗盘。”

“不，我来洗。”

“你坐下。”

“不，我来洗。”

“寿星，你坐下。”

西恩的母亲嘴角泛开一抹浅浅的微笑，坐下了，而他父亲则把碗盘摞起来，拿进厨房。

“小心那些蛋糕屑。”他母亲说道。

“我一直都很小心。”

“如果你不把它们全部冲下排水管，家里就又要闹蚂蚁了。”

“家里也不过就出现过一只蚂蚁。就那么一只。”

“不止一只。”她对着西恩说道。

“而且那还是六个月以前的事。”他父亲隔着哗哗的水声说道。

“还有老鼠。”

“家里从来没有老鼠。”

“范古德太太家有。有过两只。她后来还去买了捕鼠器。”

“我们家没有老鼠。”

“那是因为我每次都会盯着你，不让你把蛋糕屑留在水槽里。”

西恩的母亲喝了一口茶，然后从杯沿上方悄悄地瞅着西恩。

“我从报上剪了篇文章要给萝伦，”她说道，一边把茶杯放回小碟上，“嗯，不知道让我收到哪里去了。”

西恩的母亲老爱从报上剪文章，收好了等他来探望他们时好拿给他；有时她也会在集了九篇十篇后再一次性邮寄给他。西恩每次打开信封，看到那叠折得整整齐齐的剪报，就会觉得它们仿佛在提醒他上一次去探望二老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些剪报的标题包罗万象，但内容却从不脱离家事小偏方与健康自助这几大主题——如何预防棉絮在干洗机里着火，如何避免食物在冰箱里被冻坏了，预立遗嘱的优缺点，出门旅行如何提防扒手，高压力工作一族的健康秘诀。这是他母亲表达爱的方式，西恩知道，就跟他小时候在一月的早晨出门上学前，他母亲总会帮他扣上外套的纽扣、再次调整他的围巾一样。西恩想到萝伦离家前两天他母亲寄来的那份剪报，还是会忍俊不禁——《来管试管婴儿吧！》——他们绝对无法理解，没有小孩是他和萝伦共同的选择。如果还有别的理由的话，就是他们共有的那份恐惧（虽然他们从来不曾讨论过这件事），对于他们会是一对糟糕透顶的父母的恐惧。

萝伦终于还是怀孕后，他俩又因举棋不定，不知道该不该留下这孩子而瞒了西恩的父母好一阵子。毕竟当时他们的婚姻已然濒临破裂，而西恩又刚发现萝伦和那个演员有外遇。更糟的是，西恩竟开始问萝伦：“孩子到底是谁的？”而萝伦总是会回他一句：“那就去做亲子鉴定啊，如果你真的那么担心的话。”

他们取消了好几次和他父母的晚餐聚会，而当他们老远开车进城来时，他们也总是托词说忙，没办法赶回家和他们见面。西恩觉得自己已经快要被紧紧压在心头的那份恐惧逼疯了——他不但害怕孩子不是他的，更害怕万一孩子真的是他的，而他却并不想要。

萝伦离家出走后，西恩的母亲总是将她的出走轻描淡写地说成“需要一点儿时间把事情想清楚”，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母亲所有的剪报就都是为萝伦剪的，不再是为他了。她仿佛觉得只要自己一直这样剪下去，等到剪报终于把抽屉塞满了，甚至已经关不上了的时候，他和萝伦就不得不复合，好合力把抽屉推回去。

“你最近跟她讲过话吗？”西恩的父亲站在厨房里问，他的脸让那道漆成薄荷绿的墙挡在后头。

“你是说萝伦吗？”

“当然。”

“唉，不然还会有谁？”他母亲朗声说道，一边埋头在矮柜的抽屉里翻找。

“她打过电话，只是什么都不说。”

“这不难理解啊，总不能一开口就说那些那么严肃的话题，她总——”

“不。爸，我刚刚的意思是说，她在电话里从来不开口。一句话都不讲。”

“一句话都不讲？”

“一句话都不讲。”

“那你怎么知道那是她？”

“我就是知道。”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老天，”西恩说道，“我听得到她的呼吸声，这样可以了吗？”

“那多奇怪啊，”西恩的母亲说道，“那你讲话吗，西恩？”

“有时吧。不过越讲越少了。”

“唉，至少你还有试着跟她沟通。”他母亲说道，一边将最新的剪报推到他面前。“你跟她说我认为她会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她坐下来，抚平桌布上的一条褶皱。“等她回来以后，”她说道，双眼凝视着那条渐渐消失在她手下的褶皱。“等她回来后。”她低声重复了一次，轻盈而坚定的语调有如修女一般，坚信世间万物乱中自有序。

一个小时后，西恩和父亲坐在圆地酒吧的高脚吧台桌旁喝酒，他对着父亲说道：“大卫·波以尔。还记得那次他在我们家门口被带走的事吗？”

西恩的父亲皱了皱眉头，继续专注地将剩下的奇利恩啤酒倒进先在冰箱里冰镇过的啤酒杯。当白色泡沫缓缓逼近杯沿，最后几滴酒也入了杯后，他才开口说道：“怎么——旧报纸里找不到相关的报道吗？”

“呃——”

“为什么问我呢？妈的。当时电视上不是一直在报？”

“可是抓到绑架他的人的新闻却不曾出现在电视上。”西恩希望这句话足以让他父亲停止追问为什么他要问这件事，因为西恩自己也没有完整的答案。

他只知道自己需要父亲帮助他把自己放入整起事件的脉络里，帮助他看到事件发生当时的自己，而这是旧报纸与警局档案绝对无法做到的。又或许，他之所以提起这件事，其实只是为了起个头，跟父亲再多聊点儿，而不光只是谈谈每天发生的新闻，或是红袜队的救援投手群里需要一名左投这类无关痛痒的话题。

有时，西恩觉得他和父亲很可能确实曾经聊过一些不那么无关痛痒的话（就如同他和萝伦似乎也曾这样过）。但他不记得究竟是哪些话了。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曾经年轻过，他害怕记忆中那些与父亲之间的亲密、那些开诚布公的时刻只是出于想象，是岁月让它们获得了虚假的地位，实际上从未发生过。

他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经常话讲到一半就不了了之。西恩这辈子花了不少时间诠释那些沉默填补那些未完的句子，试着揣摩父亲的原意。而最近他却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同父亲一样，曾在不知不觉中让沉默取代了话语。他后来也在萝伦身上看到了那种沉默，但他的努力却从来不够，终于，到现在他唯一还拥有的就只有萝伦的沉默。就只有沉默，还有电话中那些嘶嘶的声响。

半晌，他父亲终于再度开口：“你为什么又提起这件事？”

“你知道吉米·马可斯的女儿被人谋杀了吗？”

他父亲看着他。“就是在州监公园里发现的那个女孩？”

西恩点点头。

“我看到名字，”他父亲说道，“想过可能是他的亲戚，没想到竟然是他女儿。”

“嗯。”

“他跟你同年，却有个十九岁的女儿？”

“吉米好像，我不确定，十七八岁就生了那个女儿，差不多是在他被关进鹿岛监狱的前两年吧。”

“噢，天哪，”他父亲说道，“可怜的家伙。他老子还在监狱里吗？”

西恩说道：“他死了。”

西恩看得出来这个答案伤了他父亲的心，一下将他的思绪拉回到加农街旧家的厨房里，他和吉米的父亲把他和吉米丢在后院玩，自己则优哉游哉地让一罐罐啤酒陪伴他们度过清闲的周六午后，空气中不时爆出两个中年男人的大笑声。

“妈的，”他父亲说道，“他至少是出狱后才死的吧？”

西恩曾考虑说谎，但已经开始摇晃的头让他毫无选择。“死在牢里。沃尔坡监狱。肝硬化。”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你们搬家后不久。大概六七年前吧。”

他父亲张嘴无声地说了“六七年”几个字。他啜了一口啤酒，手背上的老人斑在黄色灯光的映照下愈发明显。“失去消息是如此容易。失去光阴也是。”

“对不起，爸爸。”

他父亲皱了皱眉头。这是他对别人对他表示怜悯或是赞美时的一贯反应。“为什么对不起？又不是你做的。见鬼了，娄子是提姆自己捅的，谁叫他杀了桑尼·托德。”

“是为了一场台球赛，我没记错吧？”

他父亲耸耸肩。“当时他们两个都喝醉了。谁还清楚呢？两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何况那两个家伙嘴巴都大，脾气也都火暴。就是提姆的脾气可能比桑尼·托德又再火暴了点儿。”他父亲又啜了口啤酒。“所以说，大卫·波以尔被绑架的事跟那个女孩有什么关联——嗯，叫什么名字来着，凯瑟琳吗？凯瑟琳·马可斯？”

“没错。”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我没说两者之间有关联。”

“你也没说没关联。”

西恩脸上禁不住泛开一抹微笑。尽管把那些见多识广、一进审讯室就开口要求律师在场的老资格帮派分子丢给他对付吧，他随时乐意奉陪，也总有办法叫他们乖乖招供。可是碰上他父亲这一辈这种脾气又硬又拗得像根铁钉似的老式硬汉——一个个全都饱经风霜，骄傲而顽固，而且从来不曾把权力放在眼里——你大可以拷问他们一整晚，但他们一旦封了口就是封了口，任你威胁利诱逼问到天亮，所有的问题依然还是无解。

“嘿，就先别管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吧。”

“为什么？”

西恩举起一只手。“可以吗？就迁就我一次吧。”

“唉，那当然，我活了一辈子就等这一天哪，等着有机会来迁就我儿子一次。”

西恩感觉自己握着啤酒杯的手僵硬了一下。“我查阅过当年那宗绑架案的档案。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警官已经过世了。没有其他的人记得这个案子，而上头写明本案尚未侦破。”

“所以呢？”

“我记得大卫遇劫归来后差不多一年吧，有一天你来我房间跟我说‘事情结束了。他们抓到了那两个家伙’。”

他父亲耸耸肩。“他们逮到其中一个。”

“所以他们为什么没——”

“在阿尔巴尼，”他父亲说道，“我在报纸上看到照片。那个家伙承认了他在纽约州犯的两起性侵害案，并且宣称他在马萨诸塞州和佛蒙特州也干过几件。那家伙后来没把事情交代清楚就在牢里上吊自杀了。不过我记得警察在我们家厨房画的素描，我认得出来那家伙的脸。”

“你确定？”

他父亲点点头。“百分之百确定。调查这个案子的警官——他的名字是，呃——”

“佛林。”西恩说道。

他父亲点点头。“麦克·佛林。没错。我一直跟他保持联系，你知道的，就那段时间。我一在报上看到照片就立刻打电话给他。他说，没错，是同一个家伙。大卫也指认了。”

“哪一个？”

“啊？”

“哪一个家伙？”

“噢。那个，呃，你是怎么描述他的？‘看起来油油脏脏的，还一副想睡觉的样子。’”

西恩小时候讲的话如今从他父亲嘴里说出来，听起来怪怪的。“坐在副驾驶座的那个。”

“嗯。”

“他的同党呢？”西恩说道。

他父亲摇摇头。“车祸挂了。至少落网的那个家伙是这么说的。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呃，不过你也不必太相信我知道的事。妈的，还得你来告诉我提姆·马可斯已经死了。”

西恩把杯子里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指了指他父亲的空杯子。“再来一杯？”

他父亲看着空杯子想了一下。“管他呢。好啊。再来一杯。”

西恩到吧台又要了两瓶啤酒，回来时看到他父亲盯着吧台上方的电视正在无声播放的《益智大挑战》。西恩坐下的时候，他父亲对着电视说：“谁是罗伯特·奥本海默！”

“电视没有声音，”西恩说道，“你又怎么知道你答对了没有？”

“我就是知道，”他父亲说道，一边倒啤酒，眉头因西恩这蠢问题皱了起来，“你们这些人老是这样。我真是搞不懂你们。”

“哪些人老是怎样？”

他父亲用啤酒杯朝他指了指。“你们这个年纪的人。你们问问题之前都不先想过，答案可能非常明显。不过就是先停下来想一下嘛，有那么难吗？”

“噢，”西恩说道，“好吧。”

“就像大卫·波以尔这件事。”他父亲说道，“二十五年前大卫到底出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心里清楚得很。他让两个有恋童癖的家伙带走了，失踪了四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是你想得到的那回事。可是现在你偏偏又旧事重提，因为……”他父亲喝了一口啤酒。“妈的。我怎么知道是因为什么。”

他父亲扔给他一抹困惑的微笑，西恩也对他报以困惑的一笑。

“嘿，老爸。”

“嗯。”

“你敢说你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是你不愿去想，却偏偏老是在你脑海里翻腾不已的？”

他父亲叹了口气。“这不是重点。”

“这当然是。”

“不，这不是重点。每个人都会碰到坏事鸟事，西恩，无人能幸免。问题是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你们就是爱扒粪，爱揭人伤疤。你们就是不知道要适可而止。你有证据可以把大卫和凯蒂·马可斯的死扯上关系吗？”

西恩一下子笑开了。这老头振振有词，连“你们这一代年轻人”这套都搬出来了，兜了一大圈却只是想知道大卫和凯蒂的死是否有所关联。

“这样说好了，是有一些间接证据让我们觉得有必要特别留意大卫。”

“这样也算是回答我的问题吗？”

“这样也算是个问题吗？”

他父亲脸上泛开一抹灿烂的笑容，让他看起来足足年轻了十五岁。西恩记得小时候他父亲的这种笑容总是能感染家里的每一个人，让家里的气氛霎时轻松起来。

“所以说，你拿大卫当年那件事来烦了我老半天，就是因为你想知道，当年那两个家伙对大卫做的事是否会让他变成一块杀人犯的料？”

西恩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他父亲一边用手指搅动着桌上那盘花生米，再啜了口啤酒，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我不这么认为。”

西恩干笑了一声。“你很了解他嘛。”

“不。我只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他不像是下得了这种手的人。”

“很多好孩子长大后做过很多你根本无法相信的事。”

他父亲对他扬起一边的眉毛。“你是想来跟我讲人性吗？”

西恩摇摇头。“只是警察当久了，看的自然也多了。”

他父亲往椅背上一靠，嘴角似笑非笑地牵动了一下，眼睛不住打量着西恩。“来吧。愿闻其详。”

西恩感觉两颊微微地热了起来。“嘿，不是，我只是——”

“讲。”

西恩觉得自己很蠢。他父亲就是拥有这般不可思议的能力。这些话听在西恩认识的大部分人耳里，不过是一段再寻常不过的观察心得；但在他父亲眼里，西恩却只是个装腔作势、一心想要装大人的小男孩——西恩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事实，但他父亲就是有办法让他这么觉得。

“嘿，对我有点儿信心嘛。我想我对人性和犯罪多少也有些了解。这毕竟，唉，毕竟是我的工作啊。”

“所以你真的认为大卫杀死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吗，西恩？大卫，你小时候一起在后院玩的玩伴。可能吗？”

“我认为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任何事。”

“所以啦，有可能是我干的。”他父亲将一只手放到胸前，“也有可能是你妈干的。”

“不可能！”

“你最好查查我们的不在场证明。”

“我可没这么说。拜托。”

“你当然有这么说。你刚刚才说过，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任何事。”

“在合理的情况下。”

“哦，”他父亲大声说道，“好吧，这句话我刚才没听到。”

他又来了——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同西恩在审讯室里和嫌犯玩的游戏如出一辙。难怪西恩擅长审问犯人——名师出高徒哪。

父子俩一下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他父亲终于开口说道：“嘿，或许你是对的。”

西恩瞅着他父亲，等着他再补上一句来逆转话风。

“或许大卫真的做了那件事。我不知道。我只记得小时候的他。我不认识长大后的大卫。”

西恩想要看清楚父亲眼中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他想知道，他看到的究竟是个男孩，还是男人。他毕竟是他的儿子。这点或许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吧。

他还记得他的伯伯们以前是怎样谈论他的父亲的。父亲是这个在他五岁那年自爱尔兰移民来美国的家庭中的老幺，是十一个兄姊下头最小的幺弟；西恩的伯伯们比他父亲大了十二岁到十五岁不等。他父亲五岁的时候，全家从爱尔兰移民来美国。“老比利”，他们常会这么称呼那个西恩出生前的比利·狄文。“狠小子”比利。但一直到现在，西恩才听出他们话里的含义，感觉到老一辈对下一辈那种褒中带贬的态度。

他们现在全部都不在了。他父亲的十一个哥哥姐姐全都早已蒙主宠召。站在西恩面前的这位，是他祖父家里最小的孩子，已经七十有五，蛰居在市郊一个自己永远也用不着的高尔夫球场边。他是家里十二个孩子中剩下来的最后一个，不但是最后一个，而且永远也是最小的一个。因此，只要他在空气中嗅到一丝一毫别人——尤其是他的儿子——屈尊俯就、企图施惠予他的气息，他便会全副武装，在那人有机会察觉到自己的企图甚或有机会开口之前完完全全地挡掉一切。因为有权用那种态度对待他的人都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父亲看了西恩的啤酒一眼，然后丢了几张一块的纸钞留在桌上当作小费。

“走吗？”他说道。

他们父子俩散步穿过二十八号公路，回到西恩父母住的小区，走在小区大门内的主干道上，沿路有好几条黄色的减速脊，路两侧有被草坪的洒水系统喷湿的痕迹。

“你知道你妈喜欢什么吗？”他父亲问道。

“什么？”

“你写信给她。你知道的，偶尔没什么特别理由地寄张卡片来。她常说你寄来的卡片都很有趣，而且她喜欢你写东西的情调。你妈把你寄给她的卡片都收在我们卧室的抽屉里。那里头有些甚至是你大学时代寄来的。”

“哦，好吧。”

“没事就写封信来，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

他们走到西恩的车旁，他父亲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公寓，所有的灯都已经熄了。

“她睡了吗？”西恩问道。

他父亲点点头。“她明天早上还要送寇福林太太去做复诊。”他父亲突然伸出手来，握了握西恩的手，“很高兴看到你。”

“我也很高兴看到你。”

“她会回来吗？”

西恩不用问也知道那个“她”是谁。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他父亲静静地凝视着笼罩在街灯淡黄色街灯下的西恩。有那么一瞬间，西恩可以看出来他父亲对他心疼不已，他知道他的儿子正在受苦，知道他的儿子遭到遗弃，仿佛让人拿汤匙一点一点掏空了心，那种伤害永远也无法平复。

“嗯，”他父亲说道，“你的气色不错。看来你会照顾你自己，有什么狂喝滥饮之类的坏习惯吗？”

西恩摇摇头。“我只有做不完的工作。”

“工作是好事。”他父亲回答。

“是啊。”西恩说道，感觉自己喉头涌出某种苦涩而失落的东西。

“所以……”

“所以。”

他父亲拍了拍西恩的肩头。“所以，就这样啦。别忘了礼拜天打电话给你妈。”他说完便转身大步朝前门走去，健步如飞，有如五十来岁的人。

“您多保重。”西恩对着父亲的背影说道，他父亲举起一只手来示意他听到了。

西恩用遥控器打开车锁，正当他伸手要拉开车门时，他突然听到他父亲的声音自黑暗中传来。“嘿。”

“什么事？”他回过头去，看到他父亲站在门前，上半身没入了柔和的夜色中。

“那天你没有上那辆车是对的。记住这点。”

西恩斜倚在车旁，手掌撑在车顶上，试图在黑暗中辨清他父亲的脸。

“可是我们当初应该保护大卫的。”

“你们当时都还是小孩子，”他父亲说道，“你们不知道事情会变成那样。就算你们当时知道，西恩……”

西恩安静了片刻，玩味着父亲刚刚那句话。他的双手在车顶轻轻地敲打着，两眼直视着黑暗中父亲的眼睛。“我就是这么跟自己说的。”

“所以呢？”

西恩耸耸肩。“我还是觉得我们当初应该知道，无论如何都应该知道。你不觉得吗？”

有整整一分钟的时间，父子俩都没有讲话，西恩几乎可以听到嘶嘶的洒水声中隐约的蟋蟀振翅声。

“晚安，西恩。”他父亲的声音自水声中传来。

“晚安。”西恩说道。他就这样站在车旁，一直等到他父亲进了屋，才坐进车里，往家的方向驶去。

第二十一章 地精

瑟莱丝回到家的时候，大卫正坐在客厅里；他坐在那张裂痕斑斑的皮沙发一头，扶手上则矗立着两座由空啤酒罐堆成的高塔。他手里拿着一罐啤酒，遥控器则放在大腿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一部尖叫声似乎多过台词的电影。

瑟莱丝站在门后，一边脱下外套，一边看着自屏幕迸射出来的青光一阵阵扫过大卫的脸，那尖叫声则愈发高亢刺耳，十分骇人，中间还夹杂着桌椅颤摇以及应该是人体内脏遭到挤压破碎的好莱坞特殊音效。

“你在看什么？”她问道。

“一部吸血鬼片，”大卫说着又啜饮了一口百威啤酒，死盯着电视屏幕的目光却不曾转移，“大吸血鬼闯进吸血鬼猎人正在举行的一场宴会，杀光了一屋子的人。那些人都是梵蒂冈专门派来猎杀吸血鬼的。”

“什么人？”

“吸血鬼猎人。妈的，”大卫说道，“他刚刚又把一个人的头活活扭下来了。”

瑟莱丝走进客厅，正好看到屏幕上一个穿得一身黑的家伙刷一声飞过房间，五指大张，揪住一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的女人的脸，啪一声扭断了她的脖子。

“天哪，大卫。”

“不不，这其实蛮酷的。你等着看吧，这下詹姆斯·伍德真的生气了。”

“詹姆斯·伍德演谁？”

“他演吸血鬼猎人的头头。一个狠角色。”

她认出来了——詹姆斯·伍德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随手抄起一把十字弓之类的武器，瞄准了吸血鬼。但吸血鬼动作更快，詹姆斯·伍德像只飞蛾似的让出手更快的吸血鬼打得满房间跑；这时，突然又有一个家伙加入战局，拿了把自动手枪对着吸血鬼连发数枪，但吸血鬼似乎完全不为所动。接下来，剧情却突然逆转，吸血鬼竟眼睁睁地看着两名猎人逃走了，仿佛忘了这两个人的存在似的。

“那个演员叫什么鲍德温是吗？”瑟莱丝说道。她坐在沙发扶手上，紧挨着椅背，头往后靠在墙上。

“应该是吧。”

“是哪个鲍德温？”

“我哪知道。他们兄弟那么多个，我早就搞不清楚谁是谁了。”

她看着屏幕上两名猎人匆匆跑过一个汽车旅馆房间，小房间里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的尸体，数目之多，瑟莱丝以为根本不可能装进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大卫一边注视着屏幕，一边感叹道：“这下梵蒂冈那边又得重新训练一批猎人了。”

“梵蒂冈干什么要管吸血鬼的事？”

大卫扬起一张孩子气的脸，微笑着用他那双明亮美丽的眼睛看向他的妻子。“吸血鬼问题可大了，亲爱的。他们是一群恶名昭彰的圣杯贼。”

“圣杯贼？”她回应道，突然感到一股冲动；她想要把手埋在丈夫细细柔柔的发间轻轻地搓揉，让这可怕的一天就在这段傻气的对话中自然地消磨殆尽。“这我倒没听说过。”

“是吗，他们可惹了不少麻烦哪。”大卫说完仰头把罐里剩余的啤酒一饮而尽。这时，詹姆斯·伍德和鲍德温兄弟正和一个显然让人下了不少药的女孩一起开着辆小卡车，沿一条空旷无人的道路呼啸前进，而吸血鬼则飞在后头，紧追不舍。“你去哪里了？”

“我送套装去瑞德葬仪社啊。”

“那是好几个小时以前的事了。”

“嗯，我只是觉得需要一个人静一静，坐下来好好想一想，你懂我的意思吧？”

“想一想，”大卫说道，“当然。”他猛地起身，往厨房走去，一把拉开冰箱门。“要来一罐吗？”

瑟莱丝其实不想要，但她还是说道：“嗯，好啊。”

大卫回到客厅里，把啤酒递给她。她通常可以用他是否先为她把拉环拉开来判断他的心情好坏。他确实先帮她把拉环拉开了。但她却看不出他心情是好是坏。她读不懂他的表情。

“喏，所以说，你想了些什么？”他砰一声拉开了自己手上那罐啤酒的拉环，那声响竟比屏幕上小卡车翻车前的紧急刹车声还要响亮，还要刺耳。

“哦，你知道的，就是那些事。”

“不，瑟莱丝，我不知道。”

“就是一些事嘛，”她说完低头啜饮了一口啤酒，“想今天这一天，想凯蒂，想可怜的吉米与安娜贝丝，就这些。”

“就这些是吗？”大卫说道，“那你知道我带着麦可走路回家时，一路又是怎么想的吗，瑟莱丝？我在想，等麦可发现他母亲就这样把车开走了，一去不回，也没跟任何人交代过要去哪里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时，他心里会有多难受，有多难为情。嗯，我一路都在想这件事。”

“我刚刚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大卫。”

“跟我解释过什么？”他再度微笑着抬头看她，但刚才那抹孩子气已经不见了。“你跟我解释过什么，瑟莱丝？”

“我说我需要独处，需要时间整理一下思绪。我很抱歉没有先打过电话。但这几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一下子也被冲昏头了。这真的不是我平常的作风。”

“谁又还是原来的自己呢。”

“啊？”

“就说这部电影好了，”他说道，“里头谁也不知道谁才是人，谁又是吸血鬼。这部电影我以前瞄过几段，呃，那个你说是鲍德温兄弟的家伙有没有？他待会儿会爱上那个金发女孩，虽然他知道她已经被吸血鬼咬过了。被咬过就表示她不久也会变成吸血鬼，不过他不在乎。因为他爱她。但她确实是个他妈的吸血鬼。她将来也会咬他，吸他的血，把他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行尸走肉。你懂我的意思吧，吸血鬼不就是这么回事吗，瑟莱丝——既不神奇也不特别吸引人，不过就是这样。即使你知道这会杀死你，会让你的灵魂受苦受难永世不得超生，而且你还得花去你所有时间咬人脖子吸血，躲避阳光还有那个，呃，梵蒂冈派来的霹雳搜查小组。也许有一天，你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忘记当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什么滋味了。也许你会发现这个，那么一切就都没问题了。你被下了毒，而如果你终于学会了怎么带着一身毒把日子过下去，那么中毒这档事或许也就没那么糟了。”他将脚搁在沙发前面的矮桌上，从容地灌下一大口啤酒。“总之，这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瑟莱丝一动不动，挺直了腰杆坐在沙发扶手上，低头看着她的丈夫。“大卫，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

“吸血鬼啊，亲爱的。吸血鬼，还有狼人。”

“狼人？你愈说愈离谱了。”

“离谱？你认为我杀了凯蒂，瑟莱丝。这样说就不离谱了吧？是吧？”

“我才不……老天，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将啤酒拉环套在手指上把玩着。“在吉米家的厨房里，你正要离开的时候。你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你把凯蒂的套装举得高高的，好像她人还在衣服里面一样，而你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于是我就开始想了。我在想，为什么我自己的老婆会突然变得这样怕我？然后我就想通了——西恩。西恩跟你说了什么，对不对？他和他那个他妈的一副破样的伙伴找你问过话了。”

“你想错了。”

“我想错了？放屁！”

她不喜欢这样镇定平静得出奇的他。有一部分或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大卫喝多的时候向来不吵不闹。但此刻他的平静却带着某种丑陋邪恶的成分。

“大卫——”

“哦，叫起我的名字来了。”

“我真的什么也没以为。我只是被搞糊涂了。”

他抬头定定地看着她。“那好，那我们就趁机把话好好说开吧，亲爱的。夫妻间没什么比开诚布公的沟通还重要的事情了。”

她银行账户里有一百四十七元；她另外还有一张最高透支额度五百元的信用卡，但大约只剩一半的额度可用。即使她能设法带着麦可离开这里，母子俩大概也走不了多远。最多就是在哪里的汽车旅馆待上两三夜，然后大卫就该找到他们了。他从来也不是个笨蛋。他一定有办法追踪到他们，这点她很确定。

那袋证据。她可以带着那袋证据去找西恩·狄文，她相信他们一定还可以在大卫的衣服上检测出血迹反应。她在媒体上看过很多有关DNA检验技术的报道。他们一定能在那堆衣服上验出凯蒂的血，然后逮捕大卫。

“来嘛，”大卫说道，“我们来沟通一下，亲爱的。有什么话就一次说清楚好了。我跟你说真的。我真的很想——呃，他们是怎么说的——对了，就是释放你的恐惧。”

“我并不害怕。”

“可你看起来却不是这么回事。”

“我真的没有。”

“好吧。”他将两脚从矮桌上移开了，“那么亲爱的，告诉我，你到底在烦恼些什么？”

“你喝醉了。”

他点点头。“我是喝醉了。但这并不表示我就不能好好地跟你沟通谈心。”

屏幕上的吸血鬼又扭断了一个人的脖子。这次是一个神甫。

瑟莱丝说道：“西恩不曾找我问过话。你去帮安娜贝丝买香烟的时候，我碰巧偷听到他们的对话。我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大卫，但他们并不相信你的说辞。他们知道你周六深夜曾出现在雷斯酒吧附近。”

“还有呢？”

“还有就是凯蒂离开雷斯酒吧前后，有人在酒吧外头的停车场里看到了我们的车子。另外，他们也不相信你的手是打台球时弄伤的。”

大卫把伤手举到面前，握成拳又松开。“就这样？”

“我就听到这些。”

“而这段话让你想到了什么？”

她又一次差点儿伸手去碰触他。有几秒钟的时间，充斥在他体内的腾腾恶意似乎全都泄光了，只剩下破灭与挫败。她从他的肩膀和后背看得出来；她想要伸手去碰碰他，但她咽下了这股冲动。

“大卫，我觉得你该把遇到劫匪的事跟他们说清楚。”

“遇到劫匪的事。”

“没错。你之后或许得为这件事上法院，但那又怎样？总比被当成谋杀嫌疑犯好吧？”

就是现在，她想。告诉我不是你。告诉我你没有看到凯蒂离开雷斯酒吧。说吧，就趁现在把话说出口吧，大卫。

但他没有。“哼，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再清楚不过了。凯蒂被谋杀当晚我弄了一身血回家。人一定就是我杀的没错。”

瑟莱丝脱口而出：“那到底是不是？”

大卫放下手中的啤酒，开始大笑。他捧着肚子，两脚离地，往后翻倒在椅背上。他歇斯底里地大笑不止，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全身不住地颤动。“我……我……我……我……”他没办法把话说完。大笑的冲动占据了他整个身体。他放弃了。他任由笑声自他体内某处源源不断地涌出，任由眼泪沿着他两颊蓄积在他唇上，然后再滴进他合不拢的嘴里。

他终于承认了。瑟莱丝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

“哈哈哈哈哈……亨利。”他说道，大笑终于缓下来了，只剩阵阵咯咯的轻笑还在他喉底徘徊不去。

“啊？”

“亨利，”他说道，“亨利与乔治，瑟莱丝。他们的名字叫作亨利与乔治。真他妈的好笑吧？那个乔治啊，啧啧，真是个好奇心无比旺盛的家伙。至于亨利呢，他倒还好，他就是纯粹的坏，坏到了骨子里。”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啊？”

“亨利与乔治，”他朗声说道，“就是亨利与乔治啊，那两个开车带我去兜风，一兜就是四天的家伙。他们把我丢在一个什么也没有的地窖里，什么也没有，就一片石头地板和一条皱巴巴的睡袋。啧啧，我说瑟莱丝啊，你知道吗，那四天里他俩玩得可他妈开心了。可怜的老大卫，无依无靠。整整四天都没有人冲进来解救他。没有就是没有。于是可怜的老大卫只能假装这一切不是发生在他身上。他必须努力地武装自己，他妈的努力地武装自己，直到他整个人能一分为二。没错，大卫就是这样活下来的——哦不，不对，我说错了。大卫早就死了。那个从地窖里逃出来的男孩，呃，我他妈的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嗯，好吧，其实他就是我——但他总之绝对不是大卫。大卫早就死了。”

瑟莱丝说不出话来。八年来，大卫从来不曾说到这件所有人都知道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无论她怎么问怎么暗示，他永远只是轻描淡写，说他有一天跟西恩和吉米在路边玩，然后一辆车把他弄走了，四天后他逃出来了。他从来不曾提过这两个名字。他从来不曾提过那只睡袋。他从来不曾提过这一切。而就在此刻，他们仿佛终于从一场长达八年的沉睡中醒来了，他们那仿佛只存在于睡梦中的婚姻生活。他们终于醒来了，终于被迫面对那些一厢情愿的合理化，那些半真半假的谎言，那些隐藏的自我与压抑的渴望；他们清醒地看着他们那长达八年的婚姻生活，就这样让抛转铁球般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而事实竟是如此不堪：他们从来也不曾真的认识彼此。只是希望，但从来也不曾真的了解。

“简单说呢，”大卫说道，“整件事情简单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关吸血鬼的事一样，瑟莱丝。一回事。该死的就是一回事！”

“一回事？”她低声说道。

“那东西一旦进到你身体里，就永远不会再出来了。”他目光直直地对准了面前的矮桌。她感觉得到，他的思绪又渐渐飘远了。

她碰碰他的手臂。“大卫，那东西是什么？你说的一回事又是什么事？”

大卫恶狠狠地看着她的手，仿佛随时会发出一声嗥叫，用他的一嘴利齿用力地咬下去，把它从手腕上狠狠地扯下来。“我不能再信任我自己了，瑟莱丝。我警告你。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信任我自己了。”

她移开她的手，感觉碰触到他皮肤的部分微微有些刺痛。

大卫猛地站起来，身子摇摇欲坠。他扬起下巴，垂眼打量着她，仿佛眼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不知道她怎么会坐在这里，在他的沙发扶手上。他转头瞅了一眼电视：屏幕上的詹姆斯·伍德终于举起他的十字弓，一箭射中了某人的心脏。大卫喃喃说道：“杀死他们，猎人。把他们全都杀光！”

然后，他回过头来，对着瑟莱丝露出一抹酒醉的微笑。“我要出去一下。”

“嗯。”她说道。

“我要出去一下，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嗯，”瑟莱丝说道，“当然。”

“如果我能把事情想清楚一点儿，我想一切就都没问题了。我只是得去把事情想清楚一点儿。”

瑟莱丝没有问他那究竟是什么事情。

“嗯，好吧，就这样。”他说道，然后摇摇晃晃地往前门走去。他打开门，跨出门槛，转身消失了——然而，下一秒，瑟莱丝却看到他的手又抓住了门框，然后是他的头。

他的头再度探进门来，目光紧盯着瑟莱丝的脸。“哦，对了，差点儿忘记告诉你。我已经处理好那袋垃圾了。”

“啊？”

“那袋垃圾啊，”他说道，“就那袋装了我的衣服什么的垃圾啊，我刚刚已经把它拿出去丢掉了。”

“哦。”她说道，突然感到一阵酸液涌上喉头。

“嗯，好啦。待会儿见啦。”

“嗯，”她应道，然后他的头再度消失在门外，“待会儿见。”

她屏息聆听着他下楼的脚步声，她听到楼下大门吱吱呀呀地打开了，接着是大卫走出前廊又下了几级台阶的模糊声响。她急忙往麦可房间走去，隔着门听到里头传来浅浅的鼾声。然后她再也忍不住了：她冲进浴室，呕心掏肺地吐了出来。

他找不到车子。瑟莱丝不知道把车停到哪里去了。有时候，尤其是在下大雪的日子里，你常得老老实实再开过八个街口才找得到一个停车位。这附近停车愈来愈难了。所以说，就算瑟莱丝不得不把车停到尖顶区他都不会觉得意外。不过，他倒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看到了好几个空的停车位。随便啦。反正他也实在是喝得太多了，脑子里一团糨糊。好好走上一段路说不定能让他清醒一点儿。

他沿着弯月街往前走，然后在街角左转进了白金汉大道。他边走边想，不明白自己刚才到底是他妈的怎么想的，怎么会试图跟瑟莱丝解释这一切。老天，他甚至还说出了那两个名字——亨利与乔治。他甚至还提到了狼人。老天！

他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警方确实在怀疑他。他们确实一直在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也不必再把西恩想成什么失而复得的童年好友了。他想起小时候他一直不喜欢西恩的几件事：他那种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感到理所当然的态度，那种天生的自信，就像所有那些运气好——没错，纯然只是因为运气——能拥有父母、漂亮的家、最新最酷的衣服与运动配备的孩子一样。

他妈的西恩。操他那双眼睛和那副嗓音。他那副一走进一个地方就能搞得里头所有女人都等不及想为他脱下内裤的烂样！他的道德优越感和他那些又风趣又酷的故事，以及他那副警察特有的鸟样。操他的名字登在报纸上！

大卫也不蠢。一等他把脑子理清楚了，他就要昂首接下这个挑战。他只是需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再理清楚一点儿。即使这意味着他必须把头摘下来，重新装回去再拴紧了，他也会设法办到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那个狼口逃生后长大了的男孩实在是太露脸了。大卫原本希望周六晚上那件事能一次满足他，让他乖乖闭上嘴，滚回大卫脑子里那片黑暗丛林的深处。他想要看到血，那男孩，他想要引起骚乱，想要看到最最他妈的纯粹的痛苦，大卫也只得照办。

最初他不过是出了几拳，踢了几脚，但事情最终失去了控制。男孩渐渐取得了主动权，大卫感到那阵盲目的狂怒自他心中某个角落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但男孩并不容易满足。在看到迸出的脑浆之前他无法感到满足。

但事情一旦结束了，男孩却又迅速退去，只留下大卫一人在原地收拾残局。大卫也照做了。而且做得干净利落，漂漂亮亮。（或许离他的期望还有点儿距离，当然，但绝对称得上干净利落。）他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他希望男孩能就此满足，好一阵子都不要再出来了。

但男孩哪这么容易善罢甘休。此刻他正疯狂地敲着大卫脑中的某一扇门，告诉他，不论他准备好了没有他都要出来了。咱们还有活要干哪，大卫。

眼前的白金汉大道显得有些模糊，地面看起来甚至有些歪斜，但大卫还是知道雷斯酒吧就在前方不远处。前方就是那个绵延两个街口的大粪坑：那里盘踞着无数毒贩、妓女与一堆天杀的变态，当初大卫让人自身上强行剥夺的东西，他们却无比乐意地在那里等人拿钞票来换。

你走吧，男孩说道。你已经长大了。不要再死缠着我不放了。

最糟的是那些孩子。他们像一群地精。他们会突然自转角自废弃车辆后头跳出来，问你要不要让他们为你吹个喇叭爽一爽。二十元，只要加到二十元就让你操。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大卫周六晚上看到的最年轻的一个这样的孩子顶多十一岁。他眼眶发黑，皮肤却无比苍白，那一头浓密杂乱的红发让他看起来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地精。这个年纪的孩子本该待在家里看电视，他却流落街头，等着为那些变态口交换取钞票。

大卫周六深夜一从雷斯酒吧走出来，便看到那个红发男孩嘴里叼着烟，站在对街的路灯下。两人的目光终于对上的那一刹那，大卫便感觉到了。那股骚动。那股想要放手的欲望。去吧，拉着那红发男孩的手，找个安静的角落。放弃吧。放弃一点儿也不难，放弃了就不必再挣扎再受煎熬了。向这股你已经压抑了十多年的欲望投降吧。

是的，男孩说道。去吧。

但（这正是大卫的脑子一分为二的典型时刻）在他灵魂最深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这将会是最不可饶恕的罪。他知道他一旦跨过这条线——无论那有多诱人——就永远回不来了。他知道他一旦跨过这条线，他就再也无法感觉完整，而与其如此，当初他或许就该留在那个阴暗污秽的地窖里，同亨利和乔治一起过完这一辈子。每当遭逢诱惑，每当经过校车候车处、公园游乐场、夏日的公共游泳池时，他总会这么告诉自己。他会告诉自己，他绝对不要变成亨利和乔治。他比他们好，比他们强。他深爱他的妻子，深爱他的儿子。他必须坚强。这些年来，他愈来愈常这么告诉自己。

但周六深夜，这些话却再也帮不了他了。那股猛然窜上他心头的欲望是那么强烈，空前的强烈。那倚在路灯下的红发男孩似乎也感觉到这点了。他举着烟，对着大卫浅浅地微笑。大卫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不断地拉扯着他，要他往对街走去。他感觉自己仿佛是赤脚站在一道铺着绸缎的斜坡上。

然后，一辆车突然在路灯前停下来，交谈片刻后，红发男孩便爬进了那辆车。大卫看着那辆深蓝与乳白的双色凯迪拉克调头往街这边驶来，开进雷斯酒吧的停车场。大卫进了自己的车，而凯迪拉克则在停车场后方那排半倒的围墙边找到一个草木丛生的阴暗角落停妥了。接着，那人关掉了车灯，只留引擎兀自转动着，而男孩在大卫脑子里不断地悄声说道：亨利与乔治、亨利与乔治、亨利与乔治、亨利与乔治……

而今夜，就在离雷斯酒吧几步之遥的地方，大卫止住脚步，毅然回头往来的路上走，任由男孩在他脑子里凄声尖叫着：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

而大卫只想哭。他想扶着最近一幢建筑物的墙放声哭泣：因为他知道，男孩说得没错。狼口逃生后长大了的男孩自己也变成了狼。他变成了大卫。

大卫就是狼。

这一定是最近发生的事，因为大卫一点儿也不记得有过任何五脏翻腾掏心剐肺、让他感觉自己的灵魂被赶出躯体好让位给新来的实体的时刻。但这确实发生了。也许是在他睡梦中发生的吧。

但他不能停下脚步。他不能哭。这段街道太危险了；无数毒贩子虎视眈眈盘踞在此，等待着像大卫这种让酒精麻痹了身躯脑袋的下手目标。此刻对街就有一辆车，沿街缓缓地前进，驾驶座上的一双鹰眼紧盯着大卫，只等他泄漏一丝酒醉的模样。

他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脚步，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自信而冷漠。他抬头挺胸，试着用两眼释放出“操你妈”的信号，大步朝家的方向前进——虽然他的头脑并没有变得比较清楚。男孩依然在他脑子里不断地尖叫着，但大卫已经决定不去理睬他。这他办得到。他够坚强。他是大卫狼。

男孩的声音终于转弱了。大卫一路穿过平顶区时，他的声音渐渐降至一般对话的音量。

我是你，男孩像个朋友似的说道，我就是你。

瑟莱丝抱着半梦半醒的麦可匆匆走出家门，却发现车子已经让大卫开走了。她在离家半个街口的路边找到那个车位时，简直不敢相信非周末的深夜竟然也有这种好事。但此刻停在那里的却是一辆蓝色的吉普车。

这完全搅乱了她的计划。她原本想的是将麦可放在前座，将几袋简单的行李扔进后座，然后沿着高架道，前往三英里外那家伊克诺汽车旅馆。

“妈的。”她脱口而出，一边试着咽下那股尖叫的冲动。

“妈妈？”麦可喃喃说道。

“没事，麦可，你继续睡吧。”

或许真的会没事，因为当她再度抬起头来时，正好看到一辆空出租车从伯斯夏街转进白金汉大道。瑟莱丝举起那只拎着麦可的换洗衣物的手，出租车随即迅速地停靠在街边。她愿意多花这六块车钱。只要能让她离开这里，就算一百块她也愿意花。只要能让她离这里远远的，一个人冷静地把事情想清楚，而不必一边心惊胆战地注视着门把手，担心大卫随时都会走进来，认定她就是个吸血鬼，必须让人拿木桩刺过心脏，再刷一声把头砍下来。

“去哪儿？”瑟莱丝先把行李推进后座，再抱着麦可坐进去时，司机问道。

哪里都好，她想这么说。只要能离开这里，到哪里都好。

迁居

第二十二章 猎鱼

“你拖了他的车？”西恩问道。

“是他的车被拖走了，”怀迪说道，“这是不一样的两件事。”

当他俩终于自高架道上的上班车潮中脱身，将车子驶下东白金汉大道出口时，西恩说道：“你用什么理由让他的车被拖走了？”

“我们接到报告说那辆车被扔在路边。”怀迪说道，随即吹了声口哨，将方向盘一打，转进了罗斯克莱街。

“哪里的路边？”西恩说道，“他家门口的路边吗？”

“哦，不，”怀迪说道，“有人发现那辆车被扔在罗马盆地的公园大道旁。嘿，还真是老天有眼啊，不是吗？那里正好还是州警队的辖区。看来，应该是有人一时开心偷了那辆车，开去兜了几圈，然后就把它扔在路边不管了。常有的事嘛，你又不是不知道。”

西恩今早是从睡梦中突然惊醒的。他梦见自己抱着女儿，还叫了她的名字，虽然现实中的他并不知道女儿的名字，醒来后也已经不记得自己在梦中是怎么叫她的了。这场怪梦搞得他到现在还昏昏沉沉的。

“我们找到了血迹。”怀迪说道。

“在哪里找到的？”

“在大卫·波以尔车子的前座。”

“很多吗？”

怀迪用他的拇指与食指比出约莫一根头发的厚度。“就一点点。后备厢里也有。”

“后备厢里？”西恩说道。

“那里可就不只一点点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把血迹样本送去化验啦。”

“不，”西恩说道，“我的意思是说，你在他后备厢里找到血迹又怎样？凯蒂·马可斯又没进过任何人的后备厢。”

“这点倒是挺扫兴的，没错。”

“老大，你非法搜查他的车，弄来的证据到时照样上不了法庭。”

“谁说非法？”

“哦？”

“那辆车被偷走后又被弃置在州警队的辖区内。为了保障车主权益，免得将来与保险公司牵扯不清，我们自然得——”

“自然得搜查该弃置车辆并填写报告归档。”

“啊，不错不错，你果然一点就通。”

车子在大卫·波以尔家门口靠了边，怀迪将车子倒进停车位，熄了火。“我搞来足够的理由，好请他到队上聊一聊。就这样，我暂时也还没有别的想法。”

西恩点点头，明白此刻多说无益。怀迪在州警队一路平步青云，靠的就是这种对于自己的直觉穷追不舍，不到水落石出绝不肯罢休的牛脾气。至于旁人，除了依着他也别无选择。

“弹道分析结果回来了没？”西恩问道。

“这也是怪事一桩，”怀迪坐在驾驶座上，死死地盯着大卫·波以尔的房子瞧，显然一时还不打算下车，“杀死凯瑟琳·马可斯的凶枪一如我们先前所想，是一把A-38式史密斯手枪。根据弹道记录，这枪原是一九八一年新罕布什尔州一件弹药商遭窃案中失踪的枪支之一，后来又曾出现在一九八二年发生在白金汉的一桩酒商抢劫案中。”

“在平顶区吗？”

怀迪摇摇头。“在北边的罗马盆地，一家叫鲁尼的酒类专卖店。劫匪据报有两人，当时都戴着橡胶面具。老板拉下前门正打算打烊，劫匪就从后门闯了进去，走在前面那家伙一进去就开了一枪示警，子弹穿过一瓶威士忌后卡在了墙上。之后的案情就没什么出奇之处了，但卡在墙上的弹头从此进了数据库。而弹道比对结果显示，这把枪就是杀死马可斯家女孩的凶枪。”

“嗯，照这样说来，我们目前的侦查方向可能就得再调整了，你觉得呢？”西恩说道，“一九八二年，大卫那年，呃，应该是十七岁，才刚刚开始在雷神做事。我想他不至于会跑去抢酒类专卖店吧。”

“说不定那把枪转了几手后，最后到了他手上。妈的，你知道手枪这东西，常常转手。”怀迪的语调听起来倒已经没昨晚那么自信了，他说道：“走吧，咱们去看看那家伙还有什么话要说。”然后猛然推开了车门。

西恩从副驾驶座那边下了车，同怀迪一起往大卫家的大门走，而怀迪一路不住地扳弄着挂在腰后的手铐，似乎正希望能找到一个使用它的理由。

吉米停好车，然后捧着几杯装在外带纸盘里的咖啡和一袋甜甜圈，穿过地面铺设的沥青早已龟裂的停车场，往神秘河走去。他头顶上空的托宾桥上不断传来隆隆的车轮辗压声，而凯蒂则和老雷伊·哈里斯蹲在河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河水。大卫·波以尔也在，他的伤手已经肿得像拳击手套那般大了。大卫和瑟莱丝与安娜贝丝并排坐在三张沙滩椅上。瑟莱丝嘴上戴着某种有拉链的口罩般的诡异装置，而安娜贝丝则同时抽着两根烟。沙滩椅上的三人全都戴着太阳眼镜，一味仰头看着桥底，全然没有理会吉米；那姿态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他们不想被打扰，你带来的那些东西就留着自己用吧，我们谢谢了。

吉米放下手中的咖啡和甜甜圈，在凯蒂和老雷伊中间蹲了下来。他低头看着水中的倒影。他看到了自己，然后看到凯蒂和老雷伊转头默默地盯着他瞧。他这时才看到老雷伊嘴里叼了一条还兀自挣扎个不停的大红鱼。

凯蒂说道：“我的套装掉到河里去了。”

吉米说道：“我看不到。”

大鱼终于挣脱了老雷伊的牙齿，掉进河里，扭来扭去挣扎着浮在水面上，顺流愈漂愈远。

凯蒂说道：“它会把它抓回来的。它是一条猎鱼。”

“味道好像鸡肉呢。”老雷伊说道。

吉米感到凯蒂温暖的手掌贴在他的背上，然后又感觉到雷伊的手掌凑近了他的颈背，而凯蒂说道：“你帮我把它抓回来好不好，爸爸？”

凯蒂与雷伊联手把他推进河里，吉米眼睁睁看着黑色的河水与那条死命挣扎的大鱼向他涌来，他知道自己就要淹死了。他张开嘴巴想要喊叫，大鱼却趁机跳进他嘴里，堵住他的气管，阻断了氧气；然后河水就涌上来了，浓浓稠稠的，像黑色的油漆。

他睁开眼睛，转头看见闹钟正指着七点十六分，而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的床上。但此刻他正躺在床上，在安娜贝丝身边，睁眼醒来面对全新的一天。他跟人约好了，一个多小时后就要去为凯蒂挑选墓碑，然而老雷伊·哈里斯——“就是雷伊”——与神秘河却选在这个时候再度扣上了他的心弦。

成功审讯的秘诀，就是要尽量争取嫌犯开口要求律师到场之前的时间。那些审讯室的常客——毒贩、街头帮派成员、飞车党以及犯罪组织成员——开口第一句话通常就是要求律师到场。你当然还是可以利用律师赶到之前的宝贵时间耍狠扮黑脸，尽量多套出些话来，但这类棘手的案子最后通常还是得靠直接证据才定得了罪。西恩就很少能从这类职业罪犯口中套出多少有用的信息来。

但如果是一般老百姓或是第一次捅下大娄子的喽啰，你通常在审讯室里就能备足上法庭定罪所需的大部分证词。西恩到目前为止的个人事业高峰，“争道杀人事件”一案，就是这样破的案。一晚，在中塞克斯郡，一个家伙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那辆旅行车的右前轮竟在每小时八十迈的高速下突然脱落，掉在高速公路路肩上。车子连续翻滚九次十次后终于停了下来，开车的艾德温·赫卡早已气绝身亡。

调查小组后来发现，旅行车两个前轮的轮毂螺丝都没有拧紧。原本这个案子一直是朝过失杀人的方向去侦办，因为当时几名承办干员都认为整起事件或许只是某个宿醉未醒的修车厂技工一时疏忽闯的大祸，而西恩与他的伙伴亚道夫也发现死者出事前数周确实曾更换过轮胎。但同时，他在旅行车前座置物箱里找到的一张纸条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纸条上头以潦草的字迹写着一组车牌号码，西恩通过监理处的电脑系统找到了那组车牌号码主人的姓名：艾伦·巴恩斯。他按照登记的地址找上门去，一个男人应了门，西恩问他是不是艾伦·巴恩斯本人。那家伙紧张得像什么一样，回答说是啊，有什么事吗？西恩霎时感到一股直觉冲刷过他全身血管，劈头说道：“我想找你谈谈有关几颗轮毂螺丝的事情。”

巴恩斯当场就崩溃了。他站在自家大门口，告诉西恩他在那人车上动的小手脚原意只是想吓吓他；他说他俩一周前在通往机场的隧道口前因为抢道起了冲突，吵到后来他实在气不过，干脆连会也不去开了，直接跟踪艾德温·赫卡回家，在他家外头一直等到屋里的灯全熄了，方才拿出他的轮胎扳手做了手脚。

人就是蠢。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彼此残杀，然后在现场附近徘徊等着束手就擒，之后又在给了警方足足四页长签过名的口供笔录后，大大方方走进法庭宣称自己无罪。彻底了解人们能蠢到什么地步，就是警察最好的武器。让他们说话。永远先让他们说话。让他们解释。让他们尽量卸下心头重担，而你只管在一旁给他们送来一杯又一杯咖啡，只管让录音带不停地转动。

而当他们要求律师到场时——一般人迟早总是会提出这个要求的——你就皱着眉头，问他们真的确定要这么做吗，然后让整个小房间里弥漫开一股不甚友善的气氛，直到他们终于决定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你们三个人能好好当朋友，于是在律师终于出现，破坏一切心情气氛前，他们或许还会再多说一些好弥补你。

但大卫却始终不曾要求律师到场。他坐在一张摇摇晃晃、人重心一往后移就会一阵吱嘎乱叫的旧椅子上，一脸宿醉未醒，既不耐烦又不爽——尤其是冲着西恩——的表情。但除此之外，他看起来既不害怕也不紧张，而西恩感觉得到这点已经渐渐成了怀迪的痛处了。

“听好，波以尔先生，”怀迪说道，“我们知道你离开麦基酒吧的时间比你自己宣称的要早。我们还知道半小时后你曾出现在雷斯酒吧的停车场里，当时凯瑟琳·马可斯正要离开那里。我们更他妈的确定你的手绝对不是打台球弄伤的。”

大卫低低地呻吟了一声，说道：“嘿，我口渴，来罐雪碧还是什么的吧？”

“马上。”怀迪说道。这已经是他们进入审讯室半小时来他第四次这么说了。“告诉我们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波以尔先生。”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你并没有说实话。”

大卫耸耸肩。“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

“不，”怀迪说道，“这是事实。你对于你离开麦基酒吧的时间没有说实话。酒吧里头那个他妈的蠢钟给人砸烂了，这你总没料到吧，波以尔先生，比你宣称你离开那儿的时间早了五分钟。”

“整整五分钟？”

“你当我是在说笑话是吧？”

大卫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西恩等着听到椅子下陷前发出的哀鸣，但大卫只是将它逼到极限，然后便停在那里。

“不，包尔斯警官，我没当你是在说笑话。我很累。我宿醉头痛。我的车还让人偷走了，而现在你竟又告诉我你还不打算把车子还给我。你说我离开麦基酒吧的时间比我原本说的早了五分钟？”

“至少五分钟。”

“那好。你说了算。也许是我记错了。我毕竟不像你们有那种常常看表对时的好习惯。如果你说我离开麦基酒吧的时间是一点差十分而不是一点差五分，那好，没问题。也许是我记错了。那又怎样？之后我就直接回家去了。我没再去过其他地方。”

“有目击证人看到你后来又出现在——”

“不对不对，”大卫说道，“目击证人看到的是一辆车头被撞凹一块的本田轿车。这我没说错吧？你们知道整个波士顿地区有多少辆本田轿车吗？”

“问题是其中又有多少辆车头被撞凹了一块，波以尔先生，就在和你的车一模一样的位置上？”

大卫耸耸肩。“不少吧，我猜。”

怀迪看了西恩一眼。西恩感觉得到在这场审讯中他们渐渐处在了下风。大卫说得没错——他们或许可以找到二十辆同样也是乘客座那侧的车头被撞凹了一块的本田轿车。少说也有二十辆。而如果连大卫都想得到这点，那他的律师就更不用说了。

怀迪踱到大卫的椅子后方，说道：“告诉我们你的车子里的血又是从哪里来的。”

“什么血？”

“你车子前座的血。就先从这里说起好了。”

大卫说道：“我要的雪碧呢，西恩？”

西恩说道：“马上来。”

大卫露出微笑。“我懂了。这里你负责扮白脸是吧？那好，你去拿雪碧的时候就顺便帮我张罗个肉馅三明治吧，如何？”

原本已经离座的西恩又坐下了。“我他妈不是供你使唤的用人，大卫。看来你得再等上一会儿了。”

“不供我使唤供别人使唤是吧，西恩？”大卫从牙缝间吐出这句话的时候眼底闪过一抹狰狞的红光，某种睥睨一切的疯狂，而西恩不禁开始怀疑怀迪或许一直都是对的。他怀疑，如果他父亲看到此刻的大卫·波以尔，是否还会坚持他昨晚对他的看法。

西恩说道：“你前座的血迹，大卫。你还没回答包尔斯警官的问题。”

大卫转过头去面对着怀迪。“我家后院有一道钢丝网围墙。你知道那种围墙吧，就是那种菱形钢丝网，顶上有些钢丝会突出来，有没有？有一天我在后院处理一些杂活。我房东年纪大，做不动粗活，一些事我就帮他做了，他房租也就不跟我算得太离谱。他在围墙旁边种了一堆像竹子一样的东西，那天我就是在帮他——”

怀迪叹了一口气，但大卫却似乎不以为意。

“修剪那丛东西的时候，我滑了一跤。当时我手里还拿着一把电动铁剪，要掉在地上可不得了，所以我脚一滑，整个人就撞到那钢丝网墙上去了，弄得我满身是伤。”他拍拍自己胸口，“就这里。伤口其实都不深，只是流血流得跟什么似的。差不多十分钟后吧，我就得去棒球场接我儿子回家。我猜那时血可能还没止住，于是就滴了一些在座椅上。就这样，我只能想到这个可能。”

怀迪说道：“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前座上沾到的是你的血？”

“我刚刚说过了——我就只想到这个可能。”

“你什么血型？”

“B型，RH阴性。”

怀迪慢慢踱开，绕到桌前，一跃坐在了桌上，咧开嘴笑了。“挺巧啊，我们在前座找到的就是那个血型的血。”

大卫两手一摊。“你瞧，这不就对了吗。”

怀迪模仿大卫的动作。“也不尽然啦。你能不能顺便也解释一下后备厢里的血又是怎么来的？那可不是B型RH阴性血呢。”

“我完全不知道我后备厢里怎么会出现血迹。”

怀迪干笑了一声。“你完全不知道足足半品脱的血怎么会跑到你后备厢里去？是这样吗？”

“是的，我完全不知道。”大卫说道。

怀迪身子往前一倾，拍了拍大卫的肩膀。“我是不介意提醒你一下啦，波以尔先生，这个说法对你实在有害无益。你觉得呢，上法庭宣称你完全不知道那一大摊血——等等，还是别人的血——怎么会跑到你的车子里，你觉得这听起来像话吗？”

“我觉得这听起来没什么不对的啊。”

“哦？是吗？”

大卫再度往后一靠，怀迪的手于是自他肩头滑落。“那报告还是你自己填的呢，包尔斯警官。”

“什么报告？”怀迪说道。

西恩猛然想通了，却也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哦，妈的，这下难看了。

“车辆遭窃的报告啊。”大卫说道。

“所以呢？”

“所以呢，”大卫说道，“车子既然昨晚就让人偷走了，那我怎么知道那些偷车贼把我的车子开去干了什么好事呢？嗯，我觉得你最好仔细追查一下，这事看起来实在不太妙呢。”

足足有三十秒之久，怀迪就僵在那里，一动不动，而西恩能感觉到，他终于渐渐领悟到了一个事实——他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下被大卫反过来将了一军。他们在他车上找到的一切证物到时根本进不了法庭，因为他的律师一定会宣称那些东西是偷车贼的杰作，根本与大卫无关。

“那些血迹看起来在那里也有些时间了，波以尔先生。至少不是几个小时前才弄上去的。”

“是吗？”大卫说道，“这你能证实吗？我是说，完全确定、毫无疑问地证实，包尔斯警官。你确定那不会只是因为干得快吗？嗯，昨晚天气感觉还蛮干爽的呢。”

“这我们会想办法证实的。”怀迪说道，但西恩听得出他声音里头的怀疑。他相信大卫应该也听出来了。

怀迪从桌上跳下来，背对着大卫。他用一只手半捂着嘴，几根指头不住地轻轻敲着上唇，沿着长桌往西恩那头走去，目光却始终落在地板上。

“怎么，我的雪碧有着落了没？”大卫说道。

“我已经派人去把索萨那个证人带回来了，那个在停车场里看到那辆本田轿车的证人，叫什么汤米，呃——”

“莫达那度。”西恩说道。

“没错，就是他。”怀迪点点头；他的声音有些单薄，一脸心思无法集中的模样。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突然被人抽走椅子、一屁股跌在地上的人，一脸茫然地坐在那里，想不通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呃，我们待会儿就让那个莫达那度去指认一下，看他认不认得出大卫·波以尔的脸来。”

“嗯，这也是个办法。”西恩说道。

怀迪倚着走道的墙站着，一个秘书刚巧走过去，她身上擦的香水和萝伦以前常用的是同一个牌子，西恩突然开始考虑或许自己该拨通电话给她，她的手机号码应该还是那一个；他想问问她今天好不好，想知道自己主动拨了电话，是否她就会愿意开口了。

怀迪说道：“他实在冷静得有些过火了。第一次给人关进审讯室，他竟然连眉头都没皱过一下？”

西恩说道：“老大，眼前这形势看来实在不太妙哪。”

“我他妈的当然知道。”

“呃，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没让他抓到我们拖走他车的小辫子，他车里的血也不是凯蒂·马可斯留下的。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把他和这案子扯在一起。”

怀迪回头看了眼审讯室的门。“我他妈一定有办法叫他说出来。”

“刚才那一回合我们可算是全军覆没哪。”西恩说道。

“我刚才连热身都还称不上呢，哼。”

但怀迪的脸上已经透露出怀疑，西恩看得出来，他对于自己最初的直觉的信心已经开始有些动摇了。怀迪是那种一旦确认自己直觉无误，就绝对会穷追猛打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也还不至于固执到让直觉频频牵着他的鼻子去撞墙，还死不肯改变方向。

“我看就这样吧，”西恩说道，“我们就让他一个人在里面多待一会儿，看他到底还能撑多久。”

“他可自在得很呢。”

“再过一会儿可就说不定了。我们就让他一个人在里头好好想想吧。”

怀迪再度回头狠狠地剜了木门一眼，一副恨不得烧了它的模样。“也许吧。”

“我看还是走手枪这条线吧，”西恩说道，“从这条线切入或许会更快。”

怀迪轻咬了一阵两颊内侧，终于点了点头。“这条线也该去追一下。你可以吧？”

“酒类专卖店老板换过人了吗？”

怀迪说道：“这就不知道了。我手上有的是一九八二年的旧档案，当时的老板是一个叫罗尔·鲁尼的家伙。”

西恩被这名字逗笑了。“这名字还真是好记啊。”

怀迪说道：“你就趁现在跑一趟吧。我打算留在这里，隔着玻璃跟这王八蛋好好地耗一耗。看看他待会儿会不会终于忍不住寂寞，来跟我说个有关公园里的女孩之死的故事。”

罗尔·鲁尼算来也该有八十高龄了，但看他身手矫捷的模样，西恩甚至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百米赛跑中跑赢他。他穿着一件印有“波特健身房”字样的橙色T恤，下身是一件蓝色滚白条的运动裤和一双崭新的锐跑球鞋。他动作利落地在店里穿梭，西恩相信，如果真有需要，他恐怕会亲自跳起来为客人拿下放在柜子最上排的酒。

“喏，就在那边，”他对西恩说道，手指着柜台后方一排半品脱装的烈酒,“子弹穿过一只酒瓶，然后就嵌在了那面墙上。”

西恩说道：“当时场面一定很惊险吧？”

老人耸耸肩。“还好吧，跟其他几次比起来，那次实在称不上惊险。十年前有一次，一个疯子拿把霰弹枪抵在我脸上，那不要命的小子根本是条疯狗，目露红光，满头大汗，眼睛还眨巴个不停。要说惊险，那次才叫作惊险哪。至于那两个把子弹射进墙里的家伙，他们可是职业劫匪。职业劫匪就容易多了，我还应付得来。他们不过就是要钱罢了，既不疯也不会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

“你说那两个家伙……”

“那两个家伙是从后门进来的，”罗尔·鲁尼说道，一边健步如飞地走到柜台另一端，手指着一块充作门帘的黑布，“这后头就是仓库，仓库后面还有一扇门，是平常上下货进出的地方。我当时雇了个浑小子在店里兼差，每次要他去丢个垃圾，他都会顺便在后头的暗巷里抽几口大麻才回来。问题是十次里头他总会有五次忘了把门带上。依我看，要不就是他和那两个劫匪是一伙的，要不就是劫匪靠自己观察得知那小子根本没脑子。总之呢，那晚他们就从没有上锁的后门闪了进来，一进来就先开枪示警，要我不准去碰我那把藏在柜台下面的家伙，他们钱到手后也没多废话，随即开溜。”

“你那次损失了多少钱？”

“六千吧。”

西恩说道：“哇，当年你店里平常都会放那么多现金吗？”

“周四，”罗尔说道，“我当年还兼做点儿让人拿支票换现金的小生意，周四是我营业的日子。我早洗手不干啦，可那两个家伙真是蠢。因为，如果他们消息再灵通点儿的话，早上就该来抢了，到晚上现金早让人换去了大半。”他耸耸肩。“我说他们是职业劫匪，可没说他们是最灵光的职业劫匪。”

“当年在你店里打工的小子？”西恩说道。

“马文·埃里斯，”罗尔说道，“唉，谁知道，说不定他真的是跟劫匪一伙的。被抢的第二天我就把他开了。事实就是，劫匪之所以一进门二话不说就先开枪，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柜台下头也放了家伙。而这可不是什么尽人皆知的马路新闻。所以说，如果不是马文跟他们说的，就是那两个劫匪之中有人曾经在我店里做过事。”

“你当时跟警方提过这些事吗？”

“噢，当然。”老人挥了挥手，“他们跟我要了店里历年来的员工记录，把所有人都找去问过话了。至少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不过最后也没看到他们逮捕任何人。呃，你说这同一把枪又牵扯到别的案子了，是吗？”

“是的，”西恩说道，“鲁尼先生——”

“唉，拜托，叫我罗尔就可以了。”

“罗尔，”西恩说道，“你以前那些员工的数据还在吗？”

大卫盯着审讯室墙上的大镜子。他知道西恩那个伙伴，或许也包括西恩，正在镜子另一面盯着他看。

很好。

怎么？我一个人在这里享受我的雪碧，正爽着呢。对了，他们加在雪碧里头那东西叫什么来着？柠檬精。没错，就这东西。报告包尔斯警官，我正在享受我的柠檬精呢。嗯嗯嗯，好好喝哪。是的警官。等不及要再来一罐了呢。

大卫坐在长桌另一头，双眼直视着那面大镜子正中央，感觉棒极了。没错，他不知道瑟莱丝把麦可带到哪里去了，随之而来的焦虑比昨晚那十七八罐啤酒更严重地扰乱了他的脑子。但她会回来的，这是迟早的事。他依稀记得自己昨晚可能是吓到她了，他知道自己大概语无伦次，胡乱说了些什么吸血鬼啊，什么有的东西一旦进到体内就永远出不来了之类的，她八成是吓坏了。

这真的不能怪她，这其实是他的错，竟让男孩完全占据了他的身体，让那张无比丑陋狰狞的脸孔浮出了水面。

但除了瑟莱丝和麦可暂时失踪了这件事，他觉得棒极了。他感觉自己无所不能。过去这几天来那种有什么事情悬而未决，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全都一扫而空。妈的，他昨晚甚至还设法好好地睡了六小时呢。今早醒来的时候，他感觉自己一嘴苦涩的恶臭，后脑勺像给人压了块花岗石在上头似的，但他脑袋里却前所未有的清晰透彻。

他知道他是谁了。他还知道自己做得一点儿也没错。一旦想清楚后，杀人（而大卫再也不能把这事归到男孩头上了；是他——是大卫杀了人）便给了他他一直都需要的力量。他曾经听说过，在某些古老的文化中，杀人者必须吃下被他们杀死的人的心脏。他们必须吃下死者的心脏，然后死者的力量得以进入他们体内。然后他们便能拥有双倍的力量和双倍的意志。大卫此刻就有这种感觉。不，他没有吃下任何人的心脏，他还没疯到那个程度。但他感觉得到那种专属于胜利者的荣光。他杀了人了。而他做得一点儿都没错。他终于压制住了他体内那头怪兽，那头渴望着年轻男孩的抚摸和躯体的变态野兽。

那头该死的野兽终于走了，他妈的走得远远的了。和大卫杀死的那个人一起下地狱了。在他杀人的同时，他也杀死了自己最脆弱的一部分，杀死了那头自他十一岁便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怪兽。那怪兽曾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瑞斯特街上正在为他的安全归来而举行的狂欢宴会。在那个庆祝会上，他感觉自己是如此脆弱，如此赤裸而不堪一击。他感觉人们都在背地里嘲笑他，感觉那些成人的微笑无比虚假，他甚至看得到那一张张笑脸后头的光景——他们只是同情他，惧怕他，讨厌他，恨他。所以他不得不匆匆逃离那里，那恨意只会让他感觉自己像路边一摊污黄的尿。

但现在，来自他人的恨意只能让他变得更强，因为现在他已经有了新的秘密，一个比他那个让人交头接耳了这么多年的旧秘密好很多很多倍的新秘密。旧秘密让他渺小，而现在，新秘密却只会让他变得更强大。

来吧，再走近一点儿，他想对人这么说，我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来吧，再靠近一点儿，让我在你耳畔偷偷告诉你：我杀人了。

大卫的目光锁定在镜子背后那个该死的臭条子身上：我杀人了。而你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我确实杀人了。说呀，再说一遍，不堪一击的人是谁啊？

在可以隔着双向镜监看第三审讯室的小办公室里，西恩找到了怀迪。怀迪站在那里，一脚踩在一张破旧的皮椅的椅垫上，一边啜饮咖啡一边看着审讯室里的大卫。

“证人来指认过了吗？”

“还没有。”怀迪说道。

西恩在怀迪身旁站定了。审讯室里的大卫正直视着镜子，仿佛也看得到他们似的，与怀迪四目相交，紧紧锁住了彼此的目光。然而，更诡异的是，大卫正在微笑。那微笑隐隐约约，但确实在那里。

西恩说道：“还是没啥进展是吧？”

怀迪转头瞅了他一眼。“这不难看出来吧。”

西恩点点头。

怀迪拿着咖啡杯在西恩鼻尖下晃了两下。“你这小子。你有话要说对吧？我他妈一眼就看出来了。有屁快放吧。”

西恩原本想多折磨怀迪一下，让他再多等一会儿，但他终究没那么狠心。

“我在鲁尼店里历年员工名单上看到了一个你可能也会感兴趣的名字。”

怀迪将咖啡杯放在身后的小桌上，踩在皮椅上的脚也放下来了。“谁？”

“雷伊·哈里斯。”

“雷伊……”

西恩感觉自己忍不住咧开嘴笑了。“布兰登·哈里斯的父亲。并且他还有一长串精彩无比的前科记录。”

第二十三章 小文斯

怀迪坐在西恩对面的空桌上，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缓刑报告。“雷伊·马修·哈里斯——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生。老家地址是东白金汉平顶区的梅休街十二号。母亲狄洛丝，家庭主妇；父亲西马斯，工人，一九六七年离家。接下来就很老套了：父亲西马斯一九七三年于康涅狄格州桥港市因偷窃罪被捕，继之以一连串酒醉驾车及扰乱治安之类的狗屎，一九七九年因冠状动脉栓塞死于桥港市。同年，雷伊娶了爱丝特·史坎诺——这死杂种走狗屎运啦——并进入麻省海湾运输局做了地铁驾驶员。一九八一年长子布兰登·哈里斯出生。同年稍后，雷伊被控侵占价值两万元的地铁代币；运输局开除雷伊后撤销了起诉。雷伊后来陆续做过几份短期杂工：装潢工人、鲁尼酒类专卖店仓库管理员、店员，以及起重机操作员。在担任起重机操作员期间，他再度被控侵占，但旧事重演，雇主亦在开除雷伊后撤销了起诉。一九八二年曾因鲁尼酒类专卖店抢劫案被警方带回问话，后因证据不足获释。同年，中塞克斯的布兰查酒商遭抢，雷伊再度被警方带回，后来也是因为证据不足而遭到驳回。”

“不过到这里他也该渐渐闯出名号了吧。”西恩说道。

“没错，”怀迪同意道，“他的一个同伙，一个叫埃德蒙·芮斯的家伙，于一九八三年向警方指控雷伊曾参与当年一桩漫画书收藏交易商抢劫案——”

“漫画书？”西恩忍不住笑了，“真他妈有一套啊，老雷伊。”

“哪里，那批漫画书是他妈的稀有珍品，总市价在十五万块上下。”怀迪说道。

“天，算我孤陋寡闻吧。”

“咱们老雷伊后来完璧归赵，于是只判了四个月有期徒刑外加一年缓刑，结果，他牢饭才吃了两个月就被假释出来了。问题是，在那两个月进修期间，老雷伊不巧染上了一点点小毒瘾。”

“哎呀。”

“还赶时髦呢，吃的正是八十年代当红的古柯碱；老雷伊从此声名鹊起，前景一片看好。总之，他也算有办法，古柯碱可不是谁都消费得起的昂贵毒品哪，老小子竟然还平安无事地过了好一阵子；可惜，千不该万不该，咱们老雷伊上街买药时竟然让缉毒组逮个正着，这下可违反了假释规定，他只好乖乖回牢里把那一年刑期给蹲满啦。”

“他于是在牢里好好地面壁思过了一整年。”

“呃，一年的时间显然还不够他把事情想清楚。才出来没多久，老小子就因为运输赃物穿越州界而让州警队重案组和联邦调查局联手逮回来了。啧啧，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猜猜看，咱们老雷伊这回又偷了什么好东西。提示：当时是一九八四年。”

“提示就这样？”

“用你的直觉。”

“照相机。”

怀迪瞪了西恩一眼。“去他妈的还照相机！去去去，去帮我倒杯咖啡来，你已经没有资格当警察了。”

“不然是什么？”

“八十年代家庭必备益智棋盘游戏‘打破砂锅问到底’。”怀迪说道。“想不到吧？”

“漫画书和益智棋盘游戏，咱们老雷伊果然品位超凡！”

“他有的何止是品位，他还有一箩筐狗屎等着他去吃呢。这老小子在罗得岛弄走那辆装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大卡车，一路越过州界，开进麻省。”

“于是才会惹上联邦调查局。”

“于是，”怀迪又瞪了西恩一眼，“基本上，老雷伊这回本来注定要吃不完兜着走了。但奇迹发生了，他竟然连一天牢都没蹲。”

西恩稍微坐正了些，放下了原本跷在桌上的二郎腿。“他跟警方交换条件？”

“交换条件——出卖同伙，看来应该是这样，”怀迪说道，“而这也是他前科清单上最后一件案子。根据他的假释官在这上头写的，到他一九八六年底假释期满前，雷伊一直都会准时到假释官办公室报到。他的就业记录是怎么写的？”怀迪望向西恩手中的档案夹。

西恩说道：“哦，我又可以说话了是吗？”他打开档案夹。“就业记录、国税局记录、社会安全金缴纳记录——通通都只到一九八七年八月。那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这样，咱们的老雷伊人间蒸发了。”

“联邦那边的记录呢？”

“报告长官，已经请人去查了。”

“你觉得呢？”

西恩再度把脚跷到桌上，整个人往后靠在椅背上。“我觉得有三种可能：一，他死了；二，他进了证人保护计划；三，他瞒过所有人过了这些年，突然又溜回来拿了他的枪，干掉了他儿子十九岁的小女朋友。”

怀迪把手中的档案夹刷一声扔在空无一物的桌上。“我们甚至还不能确定那真的是他的枪。我们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啊，狄文？”

“我们正在热身等好戏上场啊，老大。不要这样嘛，不要这么早就对我失去信心嘛。这家伙是十八年前一桩持械抢劫案的主要嫌疑人，劫匪用的枪正好是十八年后这桩命案的凶枪。老家伙的儿子是命案被害人的男朋友。老家伙还有一长串洋洋洒洒的前科记录。我打算好好地查查他，好好地查查他儿子。别忘了，老家伙的儿子是本案唯一没有不在场证明的相关涉案人。”

“你也别忘了他一连通过四次测谎，别忘了你我都同意他怎么看都不像是下得了这种手的货色。”

“也许我们都看错人了。”

怀迪用掌根用力地搓揉眼睛。“妈的，我已经错得腻味了，错得他妈的烦了。”

“呃，你是在说你终于承认你看错大卫·波以尔了吗？”

怀迪摇摇头，两手却仍遮着眼睛。“我才没那意思咧。我还是觉得那家伙根本就是一坨屎，至于他到底是不是杀死凯瑟琳·马可斯的凶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终于放下手，原本就浮肿的眼袋这下全让他揉红了，“但雷伊·哈里斯这个方向看起来也一样通不到哪里去。好，我们再把儿子找来问一遍话。好，我们想办法追查老子的下落。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设法找出凶枪和其中一人的关联。”西恩说道。

“那枪现在说不定已经躺在海底了。要我就会这么做。”

西恩凑过去。“要真换成是你，十八年前干了酒类专卖店那一票后就这么做啦。”

“这倒是真的。”

“老家伙显然不这么想。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他没我聪明。”怀迪说道。

“也没我聪明。”

“难说哪。”

西恩坐在椅子上伸着懒腰，十指交缠，双臂高举过头指向天花板，直到他觉得筋骨都让他拉松了些为止。他打了个破碎的哈欠，这才把手放下来。“怀迪。”他说道。这问题他放在心里一早上了，明明知道迟早得问出口，却总想尽可能地拖延。

“什么？”

“你手上的资料里有他以前合作过的同伙的名单吗？”

怀迪拾起刚刚让他丢在桌上的档案夹，打开匆匆翻过前头几页。“‘已知犯罪同伙，’”他念道，“‘雷吉诺·尼尔，又名雷吉公爵，派崔克·摩拉罕，凯文·“神经病”·塞拉其，尼克拉斯·萨维奇’——嗯——‘安东尼·瓦克斯曼，’”他悠悠抬头看了西恩一眼，西恩立刻明白接下来会出现哪个名字了。“‘詹姆士·马可斯，’”怀迪念道，“‘又名平顶吉米，为犯罪集团瑞斯特街男孩帮首脑。’”怀迪合上档案夹。

西恩说道：“巧合真是接二连三哪，你说是不是？”

吉米最后选定的是一块式样简单的白色墓碑。卖墓碑的家伙说话声音低沉而庄重，一副万分不愿面对这种不幸的场合的模样，但言谈间却还在不断试图推销那些价格更高、刻了小天使和玫瑰花的精美大理石墓碑。“要不要刻个塞尔特十字呢，”卖墓碑的家伙说道，“这款式向来很受——”

吉米等着他说出“你们这些爱尔兰人的欢迎”，但那家伙最终还是及时住嘴了，愣了一下后只是简单地补上两个字：“走好。”

再多的钱吉米都愿意花，甚至要盖个豪华陵墓都行，只要他认为凯蒂会喜欢，什么样的钱他都愿意花。但他知道他的女儿从来不喜欢那些过度装饰、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她的穿着向来简单，常戴的首饰就那几样，除非去特殊场合，否则也很少化妆。凯蒂喜欢式样简单、风格含蓄的东西，所以吉米才会选择白色，并指定上头镌刻的字体要用书写体。卖墓碑的家伙警告选择这种字体雕刻费要多上一倍，而吉米只是转过头来，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个猥琐贪婪的家伙，逼得他往后退了几步，用颤巍巍的声音说道：“请问付现款还是开支票？”

吉米是请威尔开车载他过来的。一切处理妥当后，他再度钻进了威尔那辆三菱跑车的副驾驶座。他不禁再次——严格算来应该至少是第十次了吧——怀疑，一个年纪坐三望四的男人还开这种年轻人耍酷专用的跑车，难道真的不觉得自己蠢得过分了点儿吗？

“接下来去哪里，吉米？”

“去买杯咖啡吧。”

威尔的车上放的通常是那些狗屁不通的饶舌音乐，几对重音喇叭把有色的车窗玻璃轰得呜呜共振，任由哪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黑小子或白种垃圾冒牌货在那边唱些什么婊子妓女亮出你的家伙，动不动就提到吉米以为指的应该是MTV台那些娘娘腔的名号——他还是因为曾经偷听到凯蒂在电话中和朋友聊过，才会知道这些狗屁倒灶的东西。但今早威尔倒是没开音响，吉米对此感激不已。吉米痛恨饶舌音乐倒不是因为它来自黑人贫民区——拜托，一些超酷的P-Funk、灵魂还有蓝调音乐也都来自黑人小区——而是因为他怎么努力也听不出来这其中有任何才气可言。不过是把一堆油腔滑调、《南塔克特来的男人》式的接龙打油诗串成一长串，然后由DJ把几张唱片转过来刮回去，再恶狠狠地挺胸咬住麦克风鬼吼鬼叫一番罢了。哦，是啊，这够原始够赤裸够风光，这是原汁原味的街头真相，操！是啊，用你滚烫的热尿在雪地上写出你的名字。吉米有一次曾在广播上听到一个智障音乐评论家头头是道地评论取样合成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吉米虽然不懂艺术，但他当场就想一拳打穿喇叭，掐住那个显然是白人、显然是读书读坏了脑袋、显然没鸡巴的猪脑评论家的颈子，他妈的用力摔他几下看能不能把他摔醒！好，如果取样也是一种艺术形式，那他认识了大半辈子的那群鼠窃狗盗不就全都成了艺术家了？哼，这倒是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新闻。

也许这只是因为他老了。他知道音乐是最好的指针；听不懂年轻一辈的音乐，通常就是你这一辈人大势已去的第一个征兆。但在内心深处，他却又万分确定不是这么回事。饶舌音乐就是逊，这是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如此而已；而威尔之所以爱听饶舌音乐，就跟他开这辆跑车的原因一样，不过就是想抓住一些从头就不值得抓住的东西罢了。

他们在唐先生甜甜圈店买了两杯咖啡，走出店门时顺手把杯盖往垃圾桶里一扔，然后靠在威尔的三菱跑车后头啜饮着热腾腾的咖啡。

威尔说道：“我们昨晚照你吩咐的到街上绕了一圈，打探消息。”

吉米轻轻碰了一下威尔的拳头。“嘿，谢啦。”

威尔也轻轻地回敬了他一拳。“这不只是因为你当年代我蹲了两年牢，吉米。也不是因为我怀念那段有你带队的日子。妈的，凯蒂是我的外甥女啊。”

“我知道。”

“虽然不是亲外甥女，但我真的很爱她。”

吉米点点头。“你们一直是她最亲爱的舅舅。”

“真的？”

“真的。”

威尔又啜饮了一口咖啡，然后好一会儿都没吭声。“嗯，根据我们打听来的消息，关于奥唐诺和法洛的事，条子这回应该没搞错。奥唐诺确实让人在郡立看守所里关了一晚。至于法洛呢，我们亲自问过当晚和他在同一个派对上的客人，呃，我们大概问了九个人吧，全都指证历历。”

“确定吗？”

“至少一半都拍胸脯保证过了，”威尔说道，“我们也去打探过了，大家都说好一阵子没听过有人要买凶干掉什么人了。老实说，吉米，我上回听到这种事已经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吉米点点头，又喝了一口咖啡。

“条子这回看来也是玩真的了，”威尔说道，“我们找来的每个妓女、每个店员，还有当晚去过麦基和雷斯两家酒吧的每个阿猫阿狗，全都先被条子找去问过话了。妈的，看来条子这回真他妈的打算玩大执法那套了，吉米。所以说，话早就传出去了，大家都在捧着脑筋看能不能再想起些什么。”

“有谁已经想到什么了吗？”

威尔一边喝咖啡，一边竖起了两根手指头。“有个叫汤米·莫达那度的家伙，你听说过吗？”

吉米摇摇头。

“罗马盆地那边长大的。油漆工。总之，他宣称差不多就在凯蒂要离开的时候，他在雷斯酒吧的停车场里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他说他很确定那家伙不是正在盯梢的条子。开了辆乘客座那边车头被撞凹了一大块的日本车。”

“嗯。”

“另外一件怪事则是，呃，我跟珊蒂·格林说过话了。你还记得她吗？你以前在路易杜威好像还跟她同班过嘛。”

吉米一下子想起了珊蒂·格林坐在教室里的模样。棕色长发胡乱扎成细细的马尾，满口烂牙，老是坐在那里闷不吭声地啃铅笔，常常啃到铅笔就在她嘴里啪一声断成两截，叫她不得不把笔芯吐出来。

“嗯，我记得她。她现在在做什么？”

“做妓女，”威尔说道，“她看来真是他妈的一团糟。我记得她年纪跟我们差不多，是不是？我妈躺在棺材里的气色看起来都比她好。总之，她的老巢就在雷斯酒吧附近，在那站街站了很多年了。她说她认识一个小男孩，平常还挺罩他的。一个逃跑了的小男孩，也是在那附近街上卖的。”

“小男孩？”

“嗯，就十一二岁吧。”

“老天。”

“嘿，现实就是这样啊。总之，那男孩，珊蒂说他的本名应该是文森特，但除了珊蒂之外，街上的人都叫他‘小文斯’。她说他本人比较喜欢文森特这个名字。咱们这位文森特可比十二岁老多啦，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出来混很多年了，算是老鸟级的人物了。珊蒂说这孩子不好惹，说他在表带底下藏了剃须刀片之类的，谁惹他谁就要倒大霉。她说他一个礼拜总有六天晚上会出来卖，一直到上周六为止。”

“上周六发生什么事了？”

“细节没人知道。但他就是不见了。珊蒂说他有时候会去她那边睡沙发。她周天早上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留在她那边的东西通通不见了。小子显然是卷铺盖滚蛋了。”

“嗯，所以他是离开了。这好啊，也许他终于决心要脱离这种生活了。”

“我也是这么跟珊蒂说的。珊蒂却说才怪，那小子在街上讨生活还挺如鱼得水的。她说她觉得他将来一定不得了，八成会是个人见人怕的瘟神，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他现在年纪还小，所以也只能卖。她说他如果真的是闪人了，那原因就只有一个可能：恐惧。珊蒂觉得他应该是看到什么了，什么事情把他吓坏了；她还说不管那是什么事，一定是可怕到不能再可怕，因为小文斯见多识广，没那么容易害怕。”

“你放话出去了吧？”

“嗯，当然。不过我看要找到小文斯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你知道的，这些小男妓个个都是独行侠，没啥组织。他们反正就是在街上讨生活，有活就干有钱就赚，爽就留不爽就走。不过我还是放话出去了。如果我们真能找到这小子的话，我猜他很可能知道雷斯酒吧停车场里那个家伙的事，说不定他真的看到了，呃，凯蒂被杀死的事。”

“如果凯蒂的死真的跟停车场里那家伙有关的话——”

“莫达那度说那家伙鬼鬼祟祟的，让他有很不好的预感。他说当时天色虽然很暗，他也看不清楚那家伙的长相，不过他觉得那家伙和那辆车就是给他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预感，吉米心想。是啊，这消息真的很有用。

“你说这是凯蒂正要离开的时候发生的事？”

“嗯，就在她离开前不久。哦，对了，条子周一早上还封了那停车场，好像是在地上找到了什么东西的样子。”

吉米点点头。“所以说停车场里真的发生过什么事。”

“没错。不过这我就有点儿想不通了。凯蒂发生事情是在雪梨街上哪，离那里少说也有十个街口吧。”

吉米仰头干掉了那杯咖啡。“如果她后来又回去了呢？”

“啊？”

“回去雷斯酒吧那边。我知道条子那边目前的推论是，凯蒂先送伊芙和黛安回家，让她们下车后她就转进了雪梨街，然后在那里遇上了歹徒。但如果她让她们下车后又回头去了雷斯酒吧呢？她回去那里，在停车场里遇上了歹徒。他就在那里连人带车挟持了她，命令她把车子开往州监公园，然后事情才又照条子推测的那样继续下去了，如果是这样呢？”

威尔用两手把玩着空咖啡杯。“这倒不无可能。但她为什么又要回去雷斯酒吧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两人起身往路边的垃圾桶走去，扔掉手中的纸杯。吉米说道：“‘就是雷伊’的儿子那边呢？你们探听到什么消息没？”

“我们问过一些人对他的印象。所有人的说法都差不多，那孩子根本像只老鼠似的，安静得很，从来也没听说惹过什么麻烦。依我看，他要不是长了那张帅脸，很多人恐怕都不会记得看到过他。伊芙和黛安都说他真的很爱她。吉米。很爱很爱，像一生只有一次那种爱。不过，如果你坚持，我还是可以把他逮来问问话。”

“不用了，暂时就先这样吧，”吉米说道，“我们先按兵不动，看事情接下来会不会再扯到他身上去。先把那个叫文森特的小子找出来倒是真的。”

“嗯，知道了。”

吉米打开前乘客座的车门，却瞥见威尔隔着车顶瞅着他瞧。他心里显然还有话，正在拿捏要怎么说出来。

“怎么？”

威尔让阳光晒眯了眼，微笑着应了一声：“啊？”

“你还有话要说。到底什么事？”

威尔收了收下巴，躲过部分阳光，然后将两手张开摁在车顶上。“我今天早上刚听说一件事。就我们出门前不久才听说的。”

“哦？”

“嗯，”威尔说道，目光一时又飘回甜甜圈店门口，“我听说那两个条子又回去找大卫·波以尔了。你知道那两个条子嘛，就尖顶区出身的西恩·狄文和他那个胖胖的伙伴。”

吉米说道：“大卫那晚刚好也在麦基酒吧。他们说不定是有什么问题忘了问，所以才又回去找他。”

威尔收回漫游的目光，盯着吉米的脸。“不。不只这样。他们把他带走了，吉米。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他们把他塞进车后座，带走了。”

马歇·波登在午餐时间走进了州警队凶杀组的办公室，一边推开接待柜台旁的活动小门，一边高声叫唤着怀迪的名字。“就是你们在找我是吧？”

怀迪说道：“正是。来吧，这边坐。”

马歇·波登再过一年就在队上服务满三十年了，而他看起来确实也像是个干了二十九年的警察。他有一双不得不看过太多人世及自己的人才会有的疲倦而混浊的眼睛；他身型高大，双肩却颓然下垂，一步步跨得不情不愿，仿佛他的四肢正在和他的脑子争辩，而他的脑子什么也不想，就想逃离这一切。过去七年来，他一直都是在证物室坐柜台；但在那之前，他曾经是整个州警队最受瞩目的明日之星中的一位，从缉毒组到凶杀组再转调重案组，一路平步青云，直到有一天——队上是这么传说的——他突然害怕起来。这症状在警界并不算罕见，但通常只会发生在卧底警探或是公路警察身上——就是突然害怕起来，而且怕得要死，怎么也不敢再拦下任何一辆车，无论如何就是深信下一辆车的驾驶者正拿着枪在等他，等着和他拼命。但马歇·波登总之就是染上了。他开始推任务，开始临阵退缩，开始会在众人沿着楼梯埋头往上冲的时候软了脚，怎么也动不了。

他在西恩桌旁的空位上坐定了，双肩依然下垂，整个人就像一只已经开始腐烂的水果。他随手抓过西恩桌上的《运动新闻》桌上日历，低头翻看。那日历从三月起就没再撕过一页了。

“你就是狄文？”他头也不抬地说道。

“没错，”西恩说道，“很高兴见到你。我们在警校里读过不少你以前经手的案例。”

马歇耸耸肩，仿佛对过去的自己感到有些难为情似的。他又翻了几页日历。“怎么，找我有什么事？我只有半小时的午休时间。”

怀迪两脚一划，连人带椅溜到马歇·波登身边。“你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期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办过一个案子，对吧？”

波登点点头。

“你那次亲手逮捕了一个叫雷伊·哈里斯的小贼。那家伙从罗得岛克伦斯顿市附近的休息站干走了一辆满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大卡车。”

波登对着日历上一段尤基·贝拉的名言发出了会心的微笑。“是有这么件事没错。那卡车司机下车撒尿，根本不知道自己早让人盯上了。哈里斯把车一溜烟开走了，但卡车司机随即报了案，消息马上就上了警网，我们很快就在尼德罕附近把他拦了下来。”

“但哈里斯后来被无罪开释了。”西恩说道。

波登终于第一次抬头看他，西恩看到他那双混浊的眼睛里盛满苦涩的仇恨与恐惧。不管他是染上了什么，西恩都希望自己永远不会招惹到同样的东西。

“那不算无罪开释，”波登说道，“他跟警方交换条件。他给了我们雇他抢卡车的家伙的名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叫史迪生的家伙。嗯，没错，就是梅尔·史迪生。”

西恩之前就听说过波登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过目不忘，传言是这么说的——但亲眼看到他竟然能在瞬间穿越十八年的记忆迷雾，正确无误地挖出一个名字，仿佛他昨天才刚说过这个人似的，依然让西恩震撼不已，感到既敬畏又微微有些酸楚。老天，这家伙本该是一号能在警界呼风唤雨的人物。

“就这样？他供出了一个名字，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怀迪说道。

波登皱了皱眉头。“哈里斯有一长串的前科哪。事情哪会这么简单，随便给了他老板的名字就能走人了？门都没有。不，不。当时波士顿警局反帮派小组突然介入，把人弄去问了另一个案子的事。哈里斯也招了。”

“这次他又招了谁？”

“瑞斯特街男孩帮的首脑人物，吉米·马可斯。”

怀迪猛然转头看着西恩，一边眉头高高扬起。

“这是会计室抢劫案发生之后的事了，对吧？”西恩说道。

“什么会计室抢劫案？”怀迪问道。

“吉米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坐的牢。”西恩说道。

波登点点头。“他带了一个手下，在一个周五的晚上抢了运输局的会计室。从闯进去到得手撤退，不过两分钟光景。他们完全掌握了警卫换班及现金装袋的时间。他们另外还派了两个人守在外面，借故阻挠运钞车进入。这帮人不但手脚利落，而且消息灵通得让我们确定，要不是运输局里有内贼，就是劫匪之中有人过去一两年间在地铁处上过班。”

“雷伊·哈里斯。”怀迪说道。

“正是。他跟我们招了史迪生，再跟波士顿警局招了瑞斯特街男孩帮。”

“他招了整整一帮人？”

马歇摇摇头。“不，他只招了马可斯一个人。但这也就够了。头头落网，下头的人还能怎么办？市警局在圣派崔克大游行那天早上在一座仓库的门口把他带走了。那天原本是他们预定分赃的日子，马可斯被逮的时候手里正拎着一个装满现金的皮箱。”

“等等，”西恩说道，“雷伊·哈里斯后来有上法庭公开作证吗？”

“没有。马可斯到案后一下就跟检察官谈条件认罪了。他一个人吃下所有罪名，其余他就一个字也不肯多招了。至于其他那些尽人皆知也是他带的这帮人做下的案子，因为缺乏证据，市警局也拿他没辙。他当时才几岁？十九？最多二十？这位马可斯出道可早了，十七岁就带着一帮人四处作案，在这之前却连一次被逮的记录也没有。检察官用两年有期徒刑外加三年缓刑跟他谈好了认罪条件，因为地检处那边也清楚得很，这案子若真上了法庭恐怕也很难定罪。我听说反帮派小组的人听到这消息后个个暴跳如雷，但气归气，他们又能拿他怎么样？”

“所以说，吉米·马可斯始终不知道是雷伊·哈里斯出卖的他？”

波登再度从日历上移开目光，用他那双迷蒙的眼睛略带轻蔑地盯着西恩看。“在短短三年间，马可斯至少干下了十六件大型抢劫案。有一次，没错，他闯进华盛顿街上的珠宝交易中心，一次抢了十二个珠宝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想明白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他总共必须避开将近二十个警报器——那些警报器有的连着电话线，有的甚至连着卫星，还有的连的是堪称当时最新科技的移动电话。而马可斯当时几岁？十八。你能相信吗？才十八岁他就能破了那些四十几岁的惯偷都未必破得了的警报系统。凯达科技那案子你们还记得吧？他带人从屋顶进去，先切断消防联机，然后故意触动自动洒水灭火系统。接下来呢，根据我们当时的猜测，他们应该是设法把自己吊在天花板上，直到洒水系统废了红外线行动探测器为止。这家伙是个他妈的天才。如果他当初进了太空总署做事，哼，我跟你们保证，他早就带着妻儿上冥王星度假去了。所以说，你们觉得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家伙会想不出来是谁出卖了他？马可斯出狱两个月后，雷伊·哈里斯就人间蒸发了。你们觉得呢？”

西恩说道：“我觉得你认为吉米·马可斯杀了雷伊·哈里斯。”

“或者他是让那个侏儒威尔·萨维奇下的手。听好，拨通电话给七分局的艾德·弗伦。他现在已经干到分局长了，但当年也是反帮派小组的成员。你们想知道什么有关吉米·马可斯和雷伊·哈里斯的事情，他通通可以告诉你。事实上，任何一个八十年代曾经在东白金汉待过的警察都可以告诉你同样的事。如果吉米·马可斯没杀了雷伊·哈里斯，哼，我他妈就下地狱去！”他一把推开日历，站起身，然后拉拉裤头，“吃饭去了。就这样。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

他穿过办公室往大门走去，一路不住地张望：他或许是看到了那张他曾经坐过的办公桌，或是那块曾写着他的名字与承办案件的大白板，或许是看到了以前那个人，他后来沦落到证物室，日复一日只是等待着终于能打下最后一次卡，搬到某个再没有人记得他原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地方。

怀迪转头看向西恩。“他妈的下地狱，嗯？”

在这冰冷的房间里那张晃来晃去的椅子上多坐一分钟，大卫就愈发了解到，他之前以为的宿醉的感觉原来只是从昨晚延续下来的醉意。真正的宿醉在正午左右才终于像密密麻麻的白蚁兵团般朝他袭来，窜入他的血管，随血液循环爬遍他全身，挤压着他的心脏，啃噬着他的大脑。他口干舌燥，头发全让冷汗浸湿了，他甚至闻得到酒精不停地自他浑身上下的毛细孔往外渗透的味道。他感觉自己四肢都化成了一摊烂泥。他胸口疼痛不已。一股深沉的沮丧感像瀑布般倏地冲刷过他的大脑，再沉淀在他眼窝底部。

他不再感到勇敢。他不再感到坚强。两个小时前曾经如疤痕般坚定地镌刻在他脑子里的那种明确和清澈也不见了，某种他这辈子从未体验过的恐慌与焦虑此时已占满了那个空洞。他感觉自己即将死去，死得无比凄凉惨烈。也许他即将中风倒地，让地板在他脑壳上敲出一个大洞，而他却只能躺在那里，任由全身猛烈抽搐，任由眼底渗血，任由自己咬断舌头吞下肚去。或者是心肌梗塞。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像一只被关在铁笼里的老鼠，正死命地撞击着他的胸腔壁。或者，等他们终于愿意放他走了，他一走到街上，后头的车子就将一路喇叭狂鸣着撞上来，而他将躺在地上，感觉巴士那厚重的轮胎轧上他的脸，辗过他的颧骨，再一路向下。

瑟莱丝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她知道他让警察带走了吗？她会在乎吗？麦可呢？他会想念他的父亲吗？关于死亡最糟的一件事，就是瑟莱丝和麦可最终还是会把日子过下去。哦，当然，他们当然还是会难过上一阵子，短短一段时间，然后他们便把过去的一切抛在脑后，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因为人世不过如此，每天都有人正在这么做。至于哀恸逾恒，为亲人、爱人的死亡冻结了人生，有如一只坏掉的时钟这码事，是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你的死不过是世间常态，对于除了你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而言，不过是一件很快就会被淡忘的往事。

大卫常会想，不知道那些死去的人会不会站在云端俯瞰人世，因为看到他们所爱之人竟如此轻易地把没有他们的日子过了下去而嘤嘤哭泣。比如说巨人史丹利的儿子尤金好了，他是否曾经顶着那颗小光头，穿着医院的白袍，在天外某处俯瞰着他那在酒吧里寻欢作乐的父亲，心里想着，嘿，爸爸，那我呢？你还记得我吗？我也曾经存在过啊。

麦可会有新的爸爸。他将来也许会去上大学，也许某天会突然想起来，然后告诉身边的女孩有关那个教会他打棒球然而他却几乎已经记不起模样的父亲的事。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他也许会这么说。好久好久以前。

毫无疑问，瑟莱丝还够年轻，够有魅力，可以再给自己找个男人。她不得不。寂寞哪，她会这么告诉她的朋友。我不得不承认。而且他是个好人，对麦可也是好得没话说。她的朋友更是会毫不考虑地就背叛他。她们会说，哎呀，亲爱的，这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呢。这才对嘛。就当是摔了一跤，你总是要爬起来接着走下去呀。

而大卫则会和小尤金一起站在云端，怔怔地看着这一切，以没有人能听得见的声音徒劳地呼唤着他们心爱的人。

老天。大卫想要缩到角落里，紧紧地抱住自己。他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他知道那些警察若在此刻走进来，他就再也撑不下去了。他什么都愿意说，他愿意告诉他们所有他们想知道的，只要他们能分给他一丝丝温暖，只要他们能再递给他一罐雪碧。

就在这个时候，审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大卫带着一身的焦虑和无助，以及对人性温暖的渴望，看着那个穿着全套制服的州警队队员走了进来。他年轻而强壮，目光却冰冷而傲慢，一如所有警察。

“波以尔先生，麻烦您跟我来一下。”

大卫从椅子上爬了起来，往门边走去。残存在他体内的酒精逼得他双手不住地微微颤抖着。

“去哪里？”他问道。

“去让人指认，波以尔先生。有证人要来指认你了。”

汤米·莫达那度穿着牛仔裤与绿T恤，上头沾了点点油漆。他棕色的卷发和米黄色的工作靴上也都沾了油漆。油漆无所不在，甚至连他脸上那副厚重的眼镜都难逃一劫。

西恩担心的是那副眼镜。对辩方律师来说，目击证人戴着眼镜走进法庭，还不如直接在胸前挂个箭靶算了。至于陪审团就更不必说了，一个个都看多了《虎父虎女》和《律师本色》之类的法庭影集，早已成了此类情况的专家。在他们眼中，戴眼镜的目击证人的证词的可靠性大约和毒枭、没戴领带的黑人，以及一心等着和检察官谈条件以换取减刑的惯偷的差不了多少。

莫达那度鼻尖紧贴着指认室的玻璃，眯眼扫视过隔壁房里一字排开的五个男人。“从正面我实在认不太出来。可以请他们向左转让我看一下侧面吗？”

怀迪扳下他面前的控制台上的一个开关，对着麦克风说道：“全部人员向左转。”

五个男人应声照办。

莫达那度这会儿连两只手掌都贴上了玻璃，眼睛则眯得更厉害了。“二号。二号看起来有点儿像。可以请他再往前站一点儿吗？”

“二号？”西恩说道。

莫达那度回头看了他一眼，点点头。

二号是来自诺福克郡分队缉毒组的一个名叫斯科特·佩内尔的警探。

“二号，”怀迪无可奈何地再度对着麦克风说道，“往前走两步。”

斯科特·佩内尔体型矮胖，蓄须且秃头。他外形和大卫·波以尔相近的程度大约和怀迪差不多。他转身面朝他们，往前走了两步，莫达那度说道：“没错，没错。就是他。”

“你确定？”

“百分之九十五确定，”他说道，“当时是半夜，停车场里又没有灯，还有，嗯，我喝得也实在是有点儿醉了。但除此之外，我相当确定我看到的就是二号。”

“你上回给我们的描述没提到胡子啊。”西恩说道。

“呃，是这样没错啦，不过我现在仔细想想，应该可能是有胡子才对。”

怀迪说道：“除了二号真的就没有了吗？”

“没啦，”他说道，“其他就都差远啦。那些人是从哪里叫来的——警察吗？”

怀迪低着头，对着控制台低声诅咒道：“我当初一定是他妈的昏了头才会选了干这行。”

莫达那度望向西恩。“怎么了？现在又怎么了？”

西恩打开他们背后的门。“谢谢你跑这趟，莫达那度先生。有需要我们会再和你联络。”

“我表现得还好吧？是吧？呃，我是说，我没指错人吧？”

“当然当然，”怀迪说道，“我们会请快递把荣誉状感谢信给你送去。”

西恩对着莫达那度微笑点头，等他一跨出门槛就摔上了门。

“这下连目击证人也没有啦。”西恩说道。

“妈的。”

“车子里化验出来的血迹证据恐怕也上不了法庭。”

“还要你说。”

西恩看着大卫举手半遮着额头，让灯光照眯了眼睛。一副已经一个月没睡过觉的模样。

“老大，别这样嘛。”

怀迪转过头来，定睛看着西恩。他看起来也是一脸疲惫，眼白的部分明显泛着血丝。

“他妈的，”他说道，“把他放了吧。”

第二十四章 被放逐的族群

瑟莱丝坐在隔着白金汉大道与马可斯家相望的奈特南西咖啡厅的窗边，看着威尔·萨维奇将他那辆跑车停在半条街外的路边，然后和吉米一起下了车，回头往这边走来。

如果她要这么做，真的要这么做，那么她此刻就该起身，离开这张椅子，迎上他们。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一只手不小心撞上了桌底。她低头看去。她的两只手不住地颤抖着，一只手的拇指让桌底刮出了长长一道血痕。她本能地将手举至唇边，然后往咖啡厅大门踱去。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否办得到，不知道那些她在旅馆房间里准备了一整个早上的话能否说得出口。她决定只告诉吉米她所知道的事实——大卫自周日凌晨以来的所有举动反应——只有单纯的描述，没有任何猜测或结论；她决定让吉米自己去判断。没了大卫当晚穿回家的血衣，去报警恐怕也没多大用处了。她这么告诉自己。她这么告诉自己，是因为她不确定警方能否保护得了她。毕竟她就住在这里，哪里也去不了。发生在这里的事只有这里的人才解决得了，才保护得了她。事情一旦让吉米知道了，那么不止吉米，还包括萨维奇兄弟，便将在她周围形成一道大卫绝对无法跨越的保护壕沟。

她在吉米和威尔离公寓台阶只剩几步的时候走出咖啡厅。她举起那只还在隐隐作痛的伤手，一边高声叫唤吉米的名字，一边走下人行道；她知道自己看起来就像个疯女人——一头乱发，浮肿的双眼下方还有两片因恐惧而愈发浓重的阴影。

“嘿，吉米！威尔！”

他俩在台阶前方停下了脚步，应声转过头来。吉米给了她一抹含蓄而略带困惑的微笑，而瑟莱丝再度注意到吉米的微笑永远是这么开朗而迷人，这么自然真诚而温暖人心。那微笑仿佛在说：“嘿，我是你朋友哪，瑟莱丝。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她一踏上对街的人行道，威尔便迎上来，在她颊上轻轻一吻。“嘿，小表妹。”

“嘿，威尔。”

吉米也在她颊上轻轻一吻，那温热的感觉穿透了她的皮肤，沉淀在她喉咙底部，在那里微微地颤动着。

他说道：“安娜贝丝找了你一个早上了。可是你既不在家也没去上班。”

瑟莱丝点点头。“我，呃，我……”她将目光从也正好奇地瞅着她的威尔脸上移开了。“呃，吉米，我可以私下跟你谈一谈吗？”

吉米说道：“当然。”他脸上再度出现了那抹困惑的微笑。他转向威尔。“刚刚那件事我们待会儿再找时间谈，可以吗？”

“没问题。待会儿见啦，表妹。”

“不好意思了，威尔。”

威尔进了屋。吉米在第三级台阶上坐定了，为瑟莱丝在身边留了空位。她也坐下了，一边抚弄着伤手，一边试着开口。吉米静静地瞅了她一会儿，等着，然后才终于意会过来，她怕是哽住了，一时恐怕也说不出话来了。

他轻声说道：“你知道我前几天刚好想起了什么事吗？”

瑟莱丝摇摇头。

“那时我正好站在雪梨街尽头那排旧台阶上——嗯，你还记得那里吧？以前我们常常会跑去那里看电影，抽大麻，有没有？”

瑟莱丝笑了。“你那时的女朋友是——”

“哦，天哪，不要说出那个名字。”

“大肉弹杰茜卡·鲁岑，而我正和达基·库珀打得火热。”

“没错，”吉米说道，“老天，你后来还听说过他的事吗？”

“我听说他后来加入海军陆战队，派驻海外的时候染上了什么皮肤怪病，现在住在加州。”

“嗯。”吉米下巴一扬，目光飘忽，回到了半辈子之前。突然间，瑟莱丝仿佛又看到了十八年前那个发色比现在要淡点儿的吉米，那个比现在疯狂的吉米，那个会在暴风雨中爬上电线杆、任由女孩们在下面疯了似的为他祈祷的吉米。然而，即使在那些最疯狂的岁月里，吉米脸上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表情——下巴一扬，目光突然间定住了，整个人似乎在瞬间陷入了某种深沉的思绪中，仿佛除了自己这一身皮肉外，他已经把一切都仔细地考虑算计过了。

他转过头来，用手背在瑟莱丝膝上轻轻一拍。“别说这些了。唉，你看起来实在有些，呃……”

“你就直说吧，没关系。”

“啊？没啦，我只是想说你看起来实在有点儿累哪。”他身子往后一靠，叹了口气，“妈的，还说你。大家不都一样。”

“我在汽车旅馆里住了一晚。麦可也和我一起。”

吉米两眼定定地直视着前方。“嗯。”

“我不知道，吉米。我说不定就这样离开大卫，不会再回去了。”

她注意到吉米脸上的表情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也许是下巴绷紧了。她突然有种感觉，她感觉吉米似乎早就知道她接下来要说的话了。

“你离开大卫。”他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他的目光锁定在前面的街道上。

“嗯。他最近的举动，呃……他最近的举动很怪，很诡异。像变了个人似的，一点儿也不像平日的他。他甚至开始吓到我了。”

吉米转头看着她，他脸上那抹冰冷的微笑几乎让她想一掌掴过去。在他的眼底，她似乎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在风雨中爬上电线杆的疯狂少年。

“你就从头说起吧，”他说道，“从大卫举动变得怪异的时候开始说。”

“你知道些什么，吉米？”

“知道？”

“你显然已经知道一些事了。你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惊讶。”

那抹微笑自吉米脸上退去了，他身子往前一倾，十指交缠搁在大腿上。“我知道他今天早上被警察带走了。我知道他开了一辆车头被撞凹一块的日本车。我知道关于他真是怎么弄伤手的，他跟我说的是一套，跟警察说的是另一套。我知道他当晚曾经见过凯蒂，但他却一直等到警察都找上门来后才跟我提起。”他两手一摊，“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没错，我确实已经开始觉得事情不太对劲了。”

瑟莱丝心头突然涌过一阵同情。她想象她可怜的丈夫坐在审讯室里，两手说不定还给铐在桌上了，明晃晃的灯光打在他原本就苍白的脸上。然后她又想起昨晚，想起大卫的头突然又出现在门边，一脸狰狞与疯狂，恶狠狠地瞅着她；然后恐惧便取代了同情。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终于开了口。“大卫周日凌晨三点回到家的时候，全身上下都是血，别人的血。”

就这样，她说出口了。简单几个字从她口中冒出，进入大气之中，倏地在她与吉米前方形成了一道墙，往上然后向下延伸；就这样，简单的几个句子将她和吉米与整个世界隔离开来，关入一个无形的牢笼里。刹那间，街上的噪音淡出了，徐徐微风也暂停了；除了吉米淡淡的古龙水味和五月的艳阳晒在水泥台阶上的味道，瑟莱丝什么也听不到，闻不到，感觉不到了。

吉米终于再度出声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让一只巨掌攫住了喉头似的。“他是怎么解释自己身上的血的？”

她跟他说了。她什么都跟他说了，从凌晨那幕一直说到昨晚的吸血鬼。她眼睁睁地看着他听进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看着他挣扎着想闪躲。从她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燃烧的箭头，直直地射进他的身体，烧得他五脏俱焚。他双唇扭曲，目光僵硬瑟缩，脸上的皮肤失去了血色，她几乎看得见那薄薄的皮肤底下的骨骸。她脑中倏地闪过一个画面——吉米变成了棺材里的一具干尸，十指枯瘦如鹰爪，颚骨决然地撑着，光秃秃的头盖骨上只剩小蛇般蔓延的苔藓……她的体温霎时降到冰点。

当滚滚热泪无声地沿着他两颊落下时，她强忍住冲动，没有拥他入怀，感觉他滚烫的泪水浸湿了她的上衣，再沿着她背脊往下流去。

她到底没有住嘴。因为她知道她一旦停下来，就永远不会再开口了。所以她不能停。她必须把这些话说出来，让人知道，为什么她会离开她的丈夫，那个她曾发誓要生死相守的男人，也是她儿子的父亲，那个会说笑话逗她笑、会轻抚她的手、会提供自己的胸膛让她枕着安然入睡的男人，那个从不抱怨、从不曾对她拳脚相向、一直都是个好父亲好丈夫的男人。她必须把这一切说出来，让人知道她有多么困惑不解，为什么她所熟悉的那个男人竟会消失了，仿佛她所熟悉的那张脸不过是个面具，而如今面具终于黯然落地，她眼前只剩一个面目狰狞的畸形怪物，虎视眈眈地盯着她。

终于，她把话说完了。“我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吉米。我还是不知道那到底是谁的血。我不知道。我无法确定。我就是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好害怕好害怕。”

吉米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让他的上半身倚着台阶的铁栏杆。他脸上的泪水已经干了，而他的嘴巴仍因震惊而微张着。他半眯着眼，注视着瑟莱丝，那专注而锐利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她的身体，锁定在几条街外某个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上头。

瑟莱丝说道：“吉米。”但他只是挥挥手，颓然闭上了眼睛。他低着头，轻轻地喘息着。

那几堵无形的墙突然间又消散得无影无踪了。瑟莱丝对着路过的乔安妮·汉弥顿点头致意，她则以某种同情中又依稀带着怀疑的目光匆匆瞥了两人一眼，咔嗒咔嗒走远了。那些淡出的噪音一下子全都回来了：那些哔哔声，那些门开开关关的吱嘎声，呼唤那些遥远的名字的声音。

当瑟莱丝再度回头看着吉米时，在刹那间让他的眼神震慑住了。他两眼明亮清澈，双唇紧闭，膝盖紧紧并拢，贴在胸前。他的两条手臂搁在膝上，她能感觉到他脑子里奔流着一股强烈的、侵略性的智慧，他的脑子显然正以大多数人穷尽一生精力都难以望其项背的质量飞快地运转着。

“他当晚穿的衣服都已经被他处理掉了。”他说道。

她点点头。“我检查过了。是这样，没错。”

他低着头，一边脸颊半贴在膝盖上。“老实说，瑟莱丝，你有多害怕？”

她清清喉咙。“昨晚，吉米，我真的以为他就要扑上来咬我了。我感觉他一咬就不会再松口了。”

吉米偏过头来，换成左边的脸颊贴在膝头。他闭上了眼睛。“瑟莱丝。”他低声唤道，“嗯？”

“你认为是大卫杀了凯蒂吗？”

瑟莱丝霎时感觉到那潜藏在她心底的答案就这样不可抑制地翻涌了上来。她感觉那两个字像两只滚烫的脚狠狠地践踏过她的心脏。

“是的。”她说道。

吉米的眼睛倏地睁开了。

瑟莱丝说道：“吉米？哦，老天，吉米！”

西恩注视着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布兰登·哈里斯。他看起来困惑，疲倦，恐惧不已。很好，他就是想要他这样。他派了两名州警去他家把他带回队上，然后便让他枯坐在他办公桌另一边，自己则从容地研究着电脑里他从各方调来的有关他父亲的资料，完全把他丢在一边，这令他愈发手足无措。

他将目光移回电脑屏幕上，纯粹为增强效果，用铅笔嗒嗒地敲着键盘上的向下键。“跟我说说你的父亲吧，布兰登。”

“啊？”

“你的父亲。老雷伊·哈里斯。你总还记得他吧？”

“只有一些很模糊的记忆。他抛下我们离家的时候，我大概才六岁吧。”

“所以说，你根本不记得这个人了。”

布兰登耸耸肩。“就记得一些小事吧。他喝醉酒回家的时候会边走边唱歌。他带我们去过一次坎诺比湖滨公园，还买了棉花糖给我吃；后来去游乐园坐咖啡杯的时候，我把吃下去的半根棉花糖都吐了出来。他基本上很少在家，这我倒是还有印象。你为什么会问起他？”

西恩的目光再度回到电脑屏幕上。“你还记得别的吗？”

“差不多就这些吧。我记得他身上常常飘着施利兹啤酒和丹提恩牌口香糖的味道。他——”

西恩在布兰登的声音中察觉到一丝笑意，于是抬起头来，恰好捕捉到那抹笑意缓缓地泛过他年轻的脸庞。“他怎样，布兰登？”

布兰登挪了挪身子，目光定定地落在某个根本不在眼前这个时空里的东西上。“他常常会带一大堆硬币回家。那些硬币就装在他的裤袋里，沉沉的一大袋，他一走起路来就会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我小时候常常会趁下午跑去坐在客厅里——我说的不是现在这套房子。以前我们住的房子要好得多。通常在五点左右吧，我会坐在客厅里，闭上眼睛，专心地等着；一听到街尾传来叮叮当当的硬币撞击声，我就马上冲出门去。他通常会让我猜猜他一边裤袋里有多少枚硬币，如果我猜得还算接近的话——其实只要不太离谱就行了——他就会把硬币通通都给我。”布兰登的微笑泛得更开了，但他随即摇摇头。“他身上随时都有好多硬币。”

“枪呢？”西恩说道，“你父亲有枪吗？”

布兰登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转头看着西恩，眉头紧皱，仿佛听不懂他说的是哪一国的语言似的。“什么？”

“你父亲有枪吗？”

“没有。”

西恩点点头，说道：“他离家的时候你不是才六岁吗？这会儿怎么突然又记得这么清楚了？”

就在这个时候，康利突然抱着一整箱的档案走进办公室。他将箱子砰一声放在怀迪的桌上。

“这是什么？”西恩问道。

“就一堆报告，”康利说道，又瞄了一眼纸箱，“采证小组报告、弹道化验报告、指纹分析，还有911的报案录音带，就一堆报告。”

“这你说过了。指纹比对得怎么样了？”

“没有结果。电脑档案里找不到相符的指纹记录。”

“全国数据库里头的档案也比对过了吗？”

康利说道：“我连国际刑警组织那边的档案都比对过了。什么也没有。我们在门把上采到一枚完美无缺的拇指指纹。如果真是凶手留下的，那这凶手个子还真是不高咧。”

“不高？”西恩说道。

“没错，那枚拇指指纹是个矮子留下的。不过也未必就是凶手的。我们在现场总共采到六枚还算完整的指纹，却连一枚也没比对出结果来。”

“911的录音带你听过了吗？”

“还没。我应该听吗？”

“康利，妈的，所有只要是和这案子有关的东西，你都得看过读过听过。这难道还要我教你吗？”

康利点点头。“你也要听吗？”

西恩说道：“事情都让我做光了，那你做什么？”他重新转头看向布兰登·哈里斯：“你父亲的枪的事我们还没说完。”

布兰登说道：“我父亲没有枪。”

“确定？”

“确定。”

“哦，”西恩说道，“那可能是我们这边搞错了吧。对了，顺便问一下：你父亲打过电话回家吗？”

布兰登摇摇头。“从来没有。我六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说要出门和朋友喝一杯，然后就一去不回，扔下我和我妈。我妈那时肚子里还怀着我弟呢。”

西恩点点头，一副心有戚戚焉的模样。“但你母亲从来不曾报警备案。”

“那是因为他没有失踪啊，”布兰登说道，眼中浮起了一抹愤愤不平的神色，“他跟我妈说他根本不爱她，说她除了唠叨他之外什么也不会。两天之后，他就一去不回了。”

“她难道没有试过把他找回来吗？”

“没有。反正他还知道要寄钱回来。这就够了。其余的管他去死。”

西恩终于放下了手中的铅笔。他定睛瞅着布兰登·哈里斯，试着解读他的表情。但他脸上除了一丝沮丧不满以及一点点残存的愤怒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他会寄钱给你们？”

布兰登点点头。“按月寄，准时得很。”

“从哪里？”

“啊？”

“信封上的寄件人地址。钱是从哪里寄出来的？”

“纽约。”

“一直都是纽约？”

“嗯。”

“都是现金吗？”

“没错。一个月五百块。圣诞节的时候会多寄些。”

西恩说道：“他信里面有附过纸条之类的吗？”

“没有。”

“那你们怎么知道是他寄的？”

“除了他还有谁会按月寄钱给我们？那是他的罪恶感在作祟。我妈说他以前就一直是那个样子——他干下一些偷鸡摸狗的坏事，之后又会觉得良心不安，不过他认为这种不安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惩罚，于是他就又觉得一切都没问题了。你懂我的意思吧？”

西恩说道：“我想看看那些信封。”

“我妈早就都扔了。”

西恩说道：“妈的。”然后顺手将电脑屏幕一推，转离了他的视线。这案子的一切都在困扰着他——大卫·波以尔是嫌疑犯，吉米·马可斯是被害人的父亲，凶器为被害人男友父亲所有，然后他又想起了另一件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虽然这件事和这案子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

“布兰登，”他说道，“既然你父亲在你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抛家弃子出走了，她为什么还会用他的名字为你刚出生的弟弟命名呢？”

布兰登的目光一下子又飘远了。“我妈的想法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她也不是没试过，但……”

“这我懂……”

“她说她就是要给我弟也取名雷伊，好提醒自己。”

“提醒她什么？”

“男人。”他耸耸肩，“男人就是这样贱。只要你傻到愿意给他们半点儿机会，他们就会想尽办法糟蹋你，目的只是为了证明：老子就是可以这样做。”

“结果当她发现你弟弟不会说话时，她又有什么感想？”

“生气呗。”布兰登说道，嘴角却不禁微微上扬，“不过这也算是证明了她的话。至少她是这么想的。”他碰碰西恩桌子边缘的一盘回形针，然后那抹若有似无的微笑便完全消失了。

“你为什么一直问我我父亲有没有枪？”

西恩突然间失去了耐性。他不想再玩游戏兜圈子了。“这你自己心里明白，小子。”

“不，”布兰登说道，“我不明白。”

西恩身子猛然往前一倾，差点儿克制不住起身扑过去一把掐住布兰登·哈里斯的颈子的强烈冲动。“杀死你女朋友的凶枪，布兰登，正是你父亲十八年前犯下一桩酒类专卖店抢劫案时用的那把枪。怎么，改变主意了没？现在你有话要和我说了吗？”

“我父亲没有枪。”他坚持道，但西恩看得出来，这小子的脑袋里已经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了。

“没有？放屁！”他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力道之大，几乎把布兰登震离椅子，“你说你深爱凯蒂·马可斯是吧？妈的，让我来告诉你我爱什么好了，布兰登。我爱我的破案率，我爱我自己在案发七十二小时内破案的能力。结果你却在这边跟我他妈的漫天撒谎！”

“没有，我没有。”

“你有，我说你有你就是有。你知道你老子是个贼吗？”

“他是地铁——”

“他是个他妈的臭贼。他和吉米·马可斯是一伙的。没错，他以前也是个他妈的臭贼。结果现在呢？吉米的女儿让你老子的枪给干掉了！”

“我父亲没有枪。”

“去你妈的没有枪！”西恩咆哮道。康利被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怔怔地盯着两人看。

“你喜欢放屁，小子？那好，我就让你到牢笼里尽情地放个痛快吧！”

西恩从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越过布兰登的头顶扔给了康利。

“把这个小杂种给我带去关起来！”

布兰登站起身。“我什么也没做。”

西恩看着康利蹑着脚一步一步接近布兰登。

“你没有不在场证明，布兰登，而且你与死者熟识，凶器甚至还是你老子的手枪。除非有更好的人选出现，不然我也只好先委屈你了。你进去好好休息一下，仔细想想你刚刚跟我说的话。”

“你没有权力关我。”布兰登转头看了康利一眼，“你们也没有权力这么做！”

康利望向西恩，一脸无助，因为布兰登说得没错。严格来说，除非他们已经决定要逮捕他了，否则他们就无权拘留他。而他们此刻根本没有理由逮捕他。根据麻省的法律，单纯的怀疑不能构成逮捕的条件。

但布兰登并不知道这一切，西恩于是对康利使了个眼色，试图用眼神告诉他：欢迎来到凶杀组的世界，小菜鸟。

布兰登张口欲言，西恩看到某种赫然觉醒的东西像一条鳗鱼般倏地窜过他的身体。他终于摇摇头，闭上了嘴。

“一级谋杀嫌疑犯，”西恩对康利说道，“把这小混账押下去关了。”

大卫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回到空荡荡的家里，一进门便毫不迟疑地打开冰箱拿啤酒。他很久不曾进食了，干瘪的胃里只有不停翻腾的空气在作怪。这不是什么喝酒的好时机，但大卫就是需要一点儿酒精来软化他僵硬的脑子和紧绷的后颈。他需要一点儿酒精来安抚他那颗疯狂跳动的心脏。

他一边在无人的公寓里随意漫步，一边轻易地干掉了回家后的第一罐啤酒。瑟莱丝说不定已经在他不在的时候回过家，然后又回去上班了。他考虑拨通电话去欧姿玛发廊，看看她在不在那里，一如往常为客人剪头发，和女同事们聊八卦，和她那个叫保罗的同性恋同事有一搭没一搭地打情骂俏。或者，他也可以直接去麦可的学校接他放学，隔着老远就对他挥手，再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回家的路上父子俩还可以顺道去喝杯巧克力牛奶。

但麦可不在学校，瑟莱丝也不在发廊。大卫不必亲自去查看也知道。他知道他们正在躲他。他于是坐在厨房桌边干掉了第二罐啤酒，感觉酒精终于开始发生作用，开始镇定每一条不安的神经，开始让他眼前的空气变得像一团迷蒙回旋的银色雾气。

他早该告诉她的。打从一开始，他就该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的妻子。他早该信任她的。没有几个妻子会愿意如此忠诚地守着他这么个窝囊丈夫：小时候让人绑架鸡奸过，高中时代打棒球风光过一阵后就没了下文，出社会后又三天两头换工作。但瑟莱丝愿意，也真的做到了。只想想她那晚站在水槽边，奋力地搓揉着他沾了血的衣裤，告诉他她会把一切证据都处理掉——老天，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人！他怎么会差点儿忘了这点呢？人为什么可以盲目到这种地步，只因为日夜相处久了，便对身边的人渐渐视而不见了？

大卫从冰箱里拿出第三罐也是最后一罐啤酒，一边啜饮，一边在小公寓里随意漫步。他感觉自己体内涨满了对妻儿的爱意。他想要依偎在妻子的裸体旁，随她身体的曲线弓着身子，让她抚弄着他的头发，对她娓娓道来，说他坐在那间冰冷的审讯室里那张破烂的椅子上的时候有多么想念她。几小时前他曾以为自己渴望人性的温暖，但事实却是，他渴望的只是瑟莱丝的温暖。他想要依偎在她身边，感觉两人的身体缠绕在一起；他想要逗她笑，想要吻她的睫毛她的眼皮，想要轻抚她的背脊，想要把自己深深地埋进她怀里。

现在还不太迟，等她回家后，他会把一切通通告诉她。我的脑袋最近不过是牵错线了，全都堵住了，一时转不过来。我手中这罐啤酒虽然无济于事，这我知道，但在你回到我身边之前，我就是需要一点点酒精来让自己好过些。然后我就会戒酒。我不但要戒酒，还要去上计算机课，去学点儿东西，然后找份像样的办公室工作。国民警卫队有提供在职免费进修的计划，我可以去参加。为了你和麦可，一个月抽出一个周末，夏天再利用假期去上几周的密集课程，这于我没什么办不到的。为了我的家人，我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这会帮助我重整生活，抛开那圈喝出来的啤酒肚，将脑袋理清楚。然后，一等我找到那份白领工作，我就带着你们搬离这里，远离这里飞涨的房租，远离那个劳什子球场计划，远离这批入侵的雅痞大军。何苦抵抗呢？再在这里勉强支撑又有什么意思呢？这群金光闪闪的雅痞迟早都会把我们逼走的。他们总得先把我们逼走了，才好在这里从容地按照克莱与贝洛家饰精品的精美目录营造出一个完美无瑕的雅痞世界，才好在他们的雅痞咖啡屋和雅痞天然有机食品专卖店的走道里忘情讨论他们的夏日别墅等等。

我们会搬去一个好地方，他将这么告诉瑟莱丝。我会找到一个干干净净、适合孩子长大的好地方。我们会找到一个新地方，重新来过。然后我会告诉你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瑟莱丝。事情并不漂亮，但也没你想的那么糟。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告诉你我的脑子里确实有些黑暗而骇人的东西，但我会寻求帮助，我愿意找人谈。我心里确实藏了一些让我自己都忍不住要作呕的欲望，但我正在努力，亲爱的瑟莱丝。我正在努力试着当一个好人。我正试着埋葬那个狼口逃生的男孩。或者至少教会他什么叫悲悯，什么叫同情。

也许，坐在那辆凯迪拉克里的男人真正想要的就是这个吧——一点点的了解与同情。但在那个周六的深夜里，狼口逃生的男孩才不管什么他妈的了解与同情咧。他手里拿着枪，从打开的驾驶座窗户伸手进去，用枪托一下敲得那家伙头破血流；乘客座上的红发男孩吓得一下子跳起来，仓皇打开车门跳下车，却又不肯离去，只是站在那里，瞠目结舌地看着大卫的拳头不停地扬起再落下，扬起再落下。大卫拉开车门，揪着男人的头发把他扯下来，但那家伙并不像他外表看起来那般无助；他朝大卫胸前猛地击出一拳，大卫倏地感到一阵刺痛，这才看清他手中原来还握着一把弹簧刀。他那一刀挥得虚软无力，但却已经在他胸前划出一道长长的血痕。大卫随即反应过来，膝盖猛地往那家伙腕间一顶，将他的两条手臂固定在车门上，然后将掉落在地上的小刀一脚踢到车子底下。

红发男孩面露惧色，却又掩不住兴奋，而此刻的大卫已经让愤怒蒙蔽了一切理性：他手握着枪，高高挥起再重重落下，一拳劈在那家伙的脑门上，力道大得连枪托都裂了。男人不支，蜷曲着身子倒在地上；大卫顺势扑上去，骑在他背上——他感觉得到他体内那匹恶狼，他满心只有仇恨，恨这个男人，这个禽兽，这个他妈的有恋童癖的变态人渣。他抓住他的头发，紧紧地抓牢了，然后把他的头往后一扳，再重重地撞在停车场的水泥地面上。他停不了手，一次又一次地撞，再撞，去死吧，看我砸烂你的脸，去死吧亨利，去死吧乔治，去死吧——哦，老天——大卫。

去死吧，你这他妈的人渣。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

红发男孩终于转身跑掉了。大卫转头一看，突然发觉那狰狞的诅咒声竟来自于自己的喉头。“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大卫看着男孩朝停车场另一头狂奔而去，于是不顾自己两手沾满了那家伙的血，踉踉跄跄地追了上去。他想告诉那红发男孩，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他。他救了他。他还要告诉他，如果有需要，他愿意一辈子保护他。

他气喘吁吁地站在雷斯酒吧后方的暗巷里，明白那孩子早已跑远了。他仰头看着夜空，问道：“为什么？”

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人生？为什么让我染上这种病，这种我厌恶它鄙视它甚于任何人的病？为什么要让我断断续续瞥见那抹温柔那种美好，感受到对妻儿的爱——为什么要让我瞥见那个我原本可以拥有的人生，在那辆车开上加农街把我带走前我原本该拥有的人生？为什么？

回答我！求求你回答我。求求你，求求你。

夜空无语。阒寂的暗巷里只有排水沟里隐约传来潺潺的水声，此外就只有这场愈下愈大的雨。

几分钟后，他从暗巷里走了出来，发现那男人倒在他的车子旁。

啊，大卫心想。我杀死他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男人突然蠕动了一下，像条离水的鱼般痛苦地喘着气。男人有一头金发，单薄的骨架上顶着一圈不甚相称的啤酒肚。大卫试着回想男人原来的脸孔。他只记得他的嘴唇似乎太红太宽太厚了点儿。

那张脸总之已经不在了。剩下的只是一团像是给绞烂了的模糊血肉。大卫看着那团猩红的烂肉在那边挣扎着嘶嘶地喘气，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男人似乎不曾意识到大卫就站在他身边。他挣扎着翻过身去，开始往前爬。他挣扎着往车子后方的树丛爬去。他爬上小土墩，两手甚至攀上了那道用来隔开停车场与另一边的废铁处理厂的铁丝网墙。大卫脱下自己那件原本套在T恤外头的法兰绒衬衫。他用衬衫层层裹住手上的枪，然后举步朝那个没有脸的怪物走去。

没有脸的怪物两手紧抓着铁丝网，勉强又往上攀了一格，然后再也撑不下去了。他跌落在地，身子往右一倾，整个人就这样背抵着铁丝网墙，瘫坐在那里。他双腿扭曲成某种古怪的角度，顶着那张没有脸的脸怔怔地看着大卫朝他走来。

“不，”他喃喃说道，“不！”

但大卫知道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知道他像他一样，早已对这样的自己感到无比厌倦，不想再挣扎下去了。

狼口逃生的男孩蹲下身去，将那团法兰绒衬衫紧紧地抵在男人的胸口，而大卫则漂浮在半空中，低头看着下方的一切。

“求求你！”男人哑声说道。

“嘘。”大卫说道，然后男孩便扣下了扳机。

没有脸的怪物的身体猛然抽搐了一下，踢中了大卫的腋窝，接着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男孩说道，很好。

大卫直到花了好一番工夫，把男人推进他的本田汽车的后备厢后，才突然想到自己根本不必这么做。他该让他躺在他自己那辆凯迪拉克里的。他已经用法兰绒衬衫将凯迪拉克里外他碰过的地方都擦拭过一遍，并且熄了引擎，也关上了所有的车门车窗。但载着尸体到处找地方弃尸根本是舍近求远的做法。答案就在他眼前。

于是，大卫将他的本田汽车倒进了停车场，停在凯迪拉克旁边，眼睛则不时注意着雷斯酒吧的侧门。好一阵子都没人进出了。他打开本田与凯迪拉克的后备厢盖，然后将尸体移了过去。他关上两边的后备厢盖，把弹簧刀和手枪一起用法兰绒衬衫包好，扔进本田车的前座，然后上了车，油门一踩，离开了现场。

经过罗斯克莱桥时，他将用衬衫包着的弹簧刀和手枪一起扔进了桥下的州监大沟里。事后回想起来，那差不多也就是凯蒂·马可斯正在桥下的公园里仓皇奔向死亡的时候。之后他就直接回了家，心里万般确定那辆后备厢藏了尸体的凯迪拉克随时都会被人发现。

周日傍晚的时候，他开车经过雷斯酒吧。当时停车场里空荡荡的，但凯迪拉克旁边倒是停了一辆车。他认出那是雷吉·达蒙——雷斯酒吧的几名店员之一——的车子。同一天再晚一点儿的时候，他再度经过那里，却发现凯迪拉克不见了。他几乎当场心脏病发。稍微镇定下来后，他考虑了一下，决定自己不能就这样跑进酒吧里，即使只是故作轻松地丢下一句：“嘿，雷吉啊，车子要是在你们停车场里停太久，你们都会叫人来拖走吗？”他又想了一下，终于确定自己应该不会有事了。不管那辆车现在在哪里，所有证据都已经被他处理掉了，事情怎么也扯不到他身上来。

唯一剩下的就是目击证人。那个红发男孩。

但经过这几天的平静，大卫终于也明白了，虽然当时男孩脸上不无惧色，但他显然也对那血腥的一幕感到很兴奋很满意。他是站在大卫这一边的。他根本无须担心他。

所以说现在警察手上已经没有牌了。他们没有证人，没有任何进得了法庭的证据。所以大卫可以安心了。他可以向瑟莱丝坦承一切，把堆积在心头的秘密全盘向她托出，只希望她还能接受他，接受他这样一个有瑕疵有缺陷但正努力试着改变的人，一个为了个好理由却做了件坏事的好人，一个宁愿拼上性命也要杀死寄居在自己灵魂中的吸血鬼的人。

我不会再刻意开车经过公园游乐场和公共游泳池了，大卫边这样告诉自己边干掉了第三罐啤酒。我甚至不会再喝酒了。

但不是今天。今天他已经喝下了三罐啤酒，而且，管他的，瑟莱丝看来一时也还不会回家。也许明天吧。这样也好。让他们两人都多一点儿时间空间去疗伤去复原。当她终于回到家的时候，她面对的将会是一个全新的男人。一个更好的、不再有任何秘密的大卫。

“因为秘密是毒药。”他站在厨房里，他最后一次和妻子做爱的地方，大声说道，“秘密是墙壁。”最后，他咧开嘴笑了：“然后我没有啤酒了。”

他一路往鹰记酒类专卖店走去时，感觉棒极了，几乎忍不住要大声笑出来。下午的阳光温暖耀眼，毫不吝啬地给街道铺满了金光。在他小时候，高架铁路还没拆掉，直直地穿过整个平顶区，将弯月街截成两半；镇日不断隆隆驶过的火车让空气里满是煤烟，遮去了大半天空。当时的平顶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不过是一个让浓烟织成的黑袍笼罩着的阴暗角落，住在里头的人们就像是某个遭世人放逐的族群，只要他们乖乖地待着，世人也乐得让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

后来，高架铁路拆掉了，而平顶区也终于再度出现在阳光底下。一开始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空气变干净了，阳光变多了，人们的模样也变好变健康了。但没了黑袍的保护，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来窥探他们，而他们那一排排模样纯朴的砖造老屋、州监大沟的景色，以及邻近市区的便利交通，终于引来了一双双觊觎的眼睛。突然间，他们不再是遭到放逐的地下族群了。他们成了房地产开发商最新发掘出来的抢手货。

大卫在心里盘算着。他可以抱着他的一打装啤酒，回家坐在沙发上把这些事情好好想一遍。或者，他也可以在这个艳阳天里走进一家阴暗的酒吧，点足汉堡，坐在吧台边和店员聊个痛快，说不定还能聊出个什么结论来，看看他们的平顶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沦陷在那些雅痞手里；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头的世界竟然就在他们眼前变了样。

就这么决定吧。有何不可呢？在桃花心木吧台边找张皮制高脚椅坐下，优哉游哉地消磨掉整个下午。他已经计划好他的未来了。他已经计划好他一家人的未来了。他已经想好每一种可以弥补他们的方式。谁知道呢，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一天后，三罐啤酒竟然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大卫上坡走向白金汉大道的时候，那三罐啤酒就像他最亲密的好朋友，一路拉着他的手往前走，对他说道，嘿，你瞧，有我们不是很好吗？我们没骗你吧，这一点儿也不难嘛，不过就是揭开一页新的人生，丢掉那些发酸发臭的秘密，做好准备重新对你所爱的人立誓，成为你一直都知道你可以成为的那种人。啧啧，这感觉棒极了吧？

哎，瞧瞧前面是谁，坐在他那辆拉风的跑车里，在街角那边闲晃呢。他正在对我们微笑呢。那是威尔·萨维奇，一个劲地在对我们挥手微笑呢。走吧，咱们就过去跟他打声招呼吧。

“大卫·波以尔，好家伙，”威尔对着朝跑车走来的大卫说道，“今天怎么样啊？还好吧？”

“好，好得很哪。”大卫说道，然后弯下腰去，将两只手肘架在跑车的窗框上，低头看着驾驶座上的威尔，“怎么，有事吗？”

威尔耸耸肩。“没什么事，闲得很哪。本来是想找人去喝两杯，吃点儿东西。”

大卫简直不敢相信。他刚刚正在想同样的事哪。“是吗？”

“是啊。你怎么样啊？有兴致陪我去喝几杯吗，说不定再打场台球之类的？”

“当然。”

大卫其实有些意外。他和吉米还有威尔的弟弟卡文，甚至是查克，都还算处得来，但在他记忆中，威尔似乎从来不曾主动找他说过话。他甚至很少注意到他的存在。一定是凯蒂，他想。她的死亡让所有人都更亲近了。一场共同的悲剧像条无形的锁链，将所有得去承担它的人牢牢地凝聚在一起。

“上车吧，”威尔说道，“我打算带你去的那家酒吧有点儿远，不过地方很不错，是我一个老朋友开的。”

“有点儿远？”大卫回头看了一眼他背后那条空旷的街道，“嗯，那我待会儿要怎么回家？”

“我会带你去当然就会送你回来，”威尔说道，“看你要去哪我都送你去。废话少说，上车吧。咱们就趁下午去喝他几杯，管他天黑没黑，哥们开心要紧！”

这主意让大卫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他带着这抹微笑，绕过车头，往副驾驶车门那边走去。哥们开心要紧。说得好。他想要的就是这个。就他和威尔，像两个老哥们似的尽情喝酒聊天。像平顶区这样的地方就是这点好——过往种种最终都会让人摆在一边；或许是随着时间过去，或许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或许是因为你终于了解到世界不停地在变，而唯一始终不曾改变的就是那些和你一起长大的人，还有你出生的地方。愿这一切永存，大卫心想，一边拉开了车门。哪怕只是在我们心中。

第二十五章 后备厢男孩

怀迪和西恩很晚才去帕特餐厅吃午餐。帕特餐厅离州警队不远，就在高速公路的下一个出口。这家餐厅从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开始营业了，长久以来一直是州警队的据点之一。帕特餐厅与州警队渊源之深，帕特三世常常夸口说，他的餐厅恐怕是餐厅世家里唯一连续三代不曾被抢过的奇葩。

怀迪吞下一大块汉堡，接着又灌下一大口汽水。“你打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是布兰登那小子干的，对不对？”

西恩咬了一口他的鲔鱼三明治。“我知道他对我说谎了。我认为他知道一些关于那把枪的事。而且我认为——我是现在才想到的——他老子可能还活着。”

怀迪拿了一个洋葱圈去蘸大豆酱。“是因为每个月从纽约寄来的那五百块钱吗？”

“没错。你知道这些年下来那是多少钱吗？将近八万块。除了他老子还有谁会干这种事？”

怀迪拿起餐巾擦擦嘴，又低头狠狠啃下一大块汉堡。西恩不禁疑惑，这老家伙到目前为止是用什么办法躲过心脏病的，以他这种吃喝的方式，遇上棘手的案子时还干脆一个礼拜工作七十个小时。

“我们就先假设雷伊·哈里斯还活着好了。”怀迪说。

“好。”

“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老雷伊为了某个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的原因，卧薪尝胆、忍气吞声整整十三年，在十三年后突然冒出来，以干掉他女儿的方式来报复吉米·马可斯？怎么，你当我们是在演电影吗？”

西恩干笑了一声。“那你觉得谁可以来演你？”

怀迪用吸管猛吸他的汽水，吸得杯子都见底了，就剩冰块在那边让他玩得哗啦响。“嘿，我常常在想，这是很有可能的事哪。这案子一破，马上就被拿去拍成什么超级战警、纽约特警之类的狗屁电影。我就不相信你从来没这样想过。到时候你就等着看吧，哼，布莱恩·丹尼希一定极力争取演出我这个角色。”

西恩低头沉思片刻。“他来演你应该不会太离谱。”西恩终于说道，一边疑惑自己以前怎么从来不曾这样联想过。“你没有他那么高，老大，不过你确实有那种屌样。”

怀迪点点头，推开了面前的餐盘。“我觉得《六人行》那群娘娘腔里头随便一个都可以来演你。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每天早上都要花上一个小时剪鼻毛和修眉毛，每星期还要去修一次脚趾甲的娘娘腔？没错，那里头随便哪一个都行。”

“你忌妒心作祟。”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怀迪说，“雷伊·哈里斯这条线实在说不太通。至于它的可能性呢，嗯，我给它六分。”

“满分十分？”

“满分一千分。好，咱们从头推一遍。雷伊·哈里斯出卖吉米·马可斯。这事被马可斯发现了，出狱之后就想办法要做掉雷伊。没想到雷伊福大命大，竟逃过一劫，之后就赶紧夹着尾巴躲到纽约去了，之后还在那里找了份够稳定的工作，让他有办法在接下来的十三年里，按月寄五百大元回家。然后，十三年后的某天早上，他一觉醒来，突然就决定了——‘好，报仇的时间到了。’——然后便跳上巴士，回到这里，开枪干掉了凯瑟琳·马可斯。等等，他这两枪开得还不是挺干脆的吗？我们在公园里看到的那一幕，清清楚楚，可是变态狂怒下的牺牲品。然后咱们的老雷伊——我强调是真的老，他少说也有四十五岁了吧，一路追着她跑过了整个公园——之后还能从从容容地带着他的枪，跳上巴士扬长而去？纽约那边你查过了吗？”

西恩点点头。“没有找到和他的社会安全号码相符的人，没有信用卡登记在他的名下，社会局的就业记录也没有找到年龄相符的雷伊·哈里斯。纽约市警局也从来没有抓到过任何和他的指纹相符的犯人。”

“可你还是认为人就是他杀的。”

西恩摇摇头。“不。我的意思是，我还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我甚至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还活着。我只是觉得这不无可能。何况凶器很可能就是他的枪。我认为布兰登知道一些事，而且我们根本找不到人可以证明案发当时他确实正在家里睡大觉。我现在正指望那间牢房能松了他的口风。”

怀迪打了个响彻云霄的大嗝。

“您真是风度翩翩啊，老大。”

怀迪耸耸肩。“事实就是，我们什么也不能确定。我们不能确定十八年前抢了那家酒类专卖店的是不是雷伊·哈里斯。我们不能确定那把枪到底是不是他的。这些全都只是我们的臆测；勉强说是间接证据好了，就算上了法庭也照样站不住脚。妈的，基本上地检处那边根本不可能找得到人愿意接下这个案子。”

“说的也是，可是感觉很对。”

“感觉？”这时候，西恩背后的餐厅大门突然被人推开了，怀迪顺势看过去。“噢，天啊，白痴二人组来了。”

索萨与康利一前一后往他们的桌子这边走来。

“你还说那没什么呢，包尔斯警官。”

怀迪把一只手搁在耳后，抬头看着索萨。“你说什么，小子？老人家听力不好，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查了从雷斯酒吧的停车场拖走的车的记录。”索萨说。

“那个是波士顿警局的辖区，”怀迪回答，“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我们找到一辆还没有人出面认领的车。”

“所以呢？”

“我们打电话请管理员去替我们确认一下。他去看过后回来跟我们说，那辆车的后备厢里不知道装了什么，正在漏东西。”

“漏什么？”

“不知道，不过他说那味道让人闻了就想吐。”

这是一辆双色凯迪拉克，白色的车顶，深蓝色的车身。怀迪弯腰站在乘客座一侧的车门旁，两手遮在眉毛上方，紧贴着车窗往里头瞧。“我说啊，驾驶座车门上那条棕色的污渍看起来相当可疑。”

站在后备厢旁的康利说：“天啊，你们闻到了没有？这简直跟他妈的沃拉斯敦河退潮时的河岸一样臭。”

怀迪绕到后备厢那边，正好拖吊场的管理员拿来一根开锁撬棍，递给西恩。

西恩站到康利身旁，示意他最好先闪到一边，随口又交代了一句：“用你的领带。”

“什么？”

“用你的领带遮住口鼻，老兄。用你的领带。”

“那你怎么不用？”

怀迪指了指自己嘴唇上方那一片油光。“我们来的路上就先抹过凡士林了。不好意思啦，两位，凡士林刚好用完了。”

西恩把开锁撬棍的末端对准了凯迪拉克后备厢锁的钢圈，顺势一卡，再用力往内推，直到铁撬棍紧紧地扣住了锁心。

“进去了吗？”怀迪问道，“一试就成了吗？”

“进去了。”西恩奋力往后一扳，把整副锁从后备厢盖上拔了出来，他匆匆瞄了一眼锁心拔出来后留下的空洞，接着后备厢盖的闩棍咔嚓一声松开了，整个后备厢盖随即缓缓地弹了起来，那股退潮的恶臭刷地就让另一股更可怕的味道取代了——像沼气，又像另外还混合了煮熟的肉并加上一大堆炒蛋一起在高温下腐烂多日的恶臭。

“老天！”康利用领带紧紧地掩住脸，一连往后退了几步。

怀迪说道：“有人要来一份肉片夹瑞士起司三明治吗？”康利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更绿了。

索萨倒还挺镇静的。他走到后备厢跟前，一手捏着鼻子说道：“这家伙的脸呢？”

“那就是他的脸。”西恩答道。

男人的身体蜷曲成胎儿姿势，趴在那里，就一张脸还仰着，歪倒在一边，颈子像是折断了。他身上穿的西装和皮鞋的质料和样式看起来都是高档货，西恩根据男人还算完好的手和发线推测他的年龄大概在五十岁上下。他注意到男人西装背后有个洞，于是用手上的笔把外套挑了起来。底下的白衬衫上有一大片黄色的汗渍，西恩在衬衫上也找到了一个洞，就在上背部，伤口边缘的一圈衬衫布料微微陷进了肉里。

“找到子弹穿出口了，老大。这绝对是枪伤。”西恩的目光在后备厢里搜寻了一阵。“问题是弹壳不在这里。”

怀迪转身面对脚步已经有些不稳的康利。“你现在马上赶去雷斯酒吧的停车场。记得，一到现场就先通知波士顿警局，我他妈的没那时间精力为了地盘的事跟他们瞎耗。就从血迹最密集的地方开始往外找。子弹很有可能还留在那附近。康利，你听清楚我的话了吗？”

康利点点头，一边挣扎着调整呼吸。

西恩说道：“子弹自胸腔下沿射穿胸骨，几乎是命中要害。”

怀迪对着康利继续说道：“把采证小组和所有你调得到的州警队队员全都叫去雷斯酒吧的停车场，但招子放亮点儿，别把波士顿警局的人惹毛了。找到子弹后，听好，你就亲自把它护送回队上的化验室。”

西恩把头探进后备厢里，仔细地研究了一下那张血肉模糊的脸。“伤口沾有大量沙粒。照这样看来，凶手应该曾经抓着他的脸对着水泥地面猛撞，一直撞到他手酸了为止。”

怀迪一只手搭上了康利的肩膀。“跟波士顿警局说，他们可能需要派一整组凶杀组的人员到现场——采证小组、摄影师、执勤助理地方检察官，还有法医。告诉他们包尔斯警官要求一名能在现场验出血型的技术人员到场。就这样。去吧。”

康利求之不得。他一路小跑冲进车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启动、换挡、调头，不到一分钟，车便冲出了拖吊场。

怀迪用了一整卷底片将车子外面四周都仔细拍照存证，然后对索萨点点头。索萨随即戴上一副医用手套，用一根开锁用的铁丝打开了乘客座的车门。

“你找到什么身份证件了吗？”怀迪问西恩。

西恩说道：“皮夹在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你先拍几张照片，给我一点儿时间戴手套。”

怀迪走到车后面，对着尸体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把相机挂在脖子上，拿着他的笔记本，迅速地画了一张现场草图。

西恩从死者裤袋里抽出一只皮夹，正要翻开查看，前座传来了索萨的声音：“行车执照上面登记的名字是奥古斯特·拉森，地址是卫斯顿市沙松街三百二十三号。”

西恩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驾照。“同一个人，没错。”

怀迪回头看西恩。“他皮夹里有没有器官捐赠卡之类的东西？”

西恩把皮夹里面的卡全部拿出来翻了一遍——信用卡、录像带出租店会员卡、健身俱乐部会员证、美国汽车驾驶协会会员卡，最后终于找到一张健保卡。西恩拿着健保卡，朝怀迪挥了挥手。

“血型：A。”

“索萨！”怀迪喊道，“联络勤务中心。要他们通知所有在线警力协助追缉大卫·波以尔，地址是东白金汉弯月街十五号。白种，男性，棕发，蓝眼，五英尺十英寸，一百六十五磅。据判嫌犯可能携有枪械，并具有相当的危险性。”

“携械且危险？”西恩说道，“有这么严重吗，老大？”

怀迪答道：“你去跟我们的后备厢男孩说啊。”

波士顿警局总部离拖吊场只有八条街，所以在康利离开五分钟后，大批来自市警局的警车便开进了拖吊场，后面紧跟着一辆法医处的箱型车，以及一辆采证小组的卡车。一看到市警局的大军开到，西恩即刻脱下手套，往后退了几步。接下来的事就由市警局接手了。他们有问题要问他，可以；但除此之外，他就打算拍拍手走人了。

第一个从那辆米黄色的福特维多利亚皇冠下来的凶杀组干员是伯特·柯瑞根。他是和怀迪同一辈的老战马了，同样也有过几次失败的婚姻和糟得不能再糟的饮食习惯。他和怀迪握了手，打了招呼。他俩都是佛利酒吧周四夜晚的常客，而且还同属一个飞镖竞赛联盟。

伯特对着西恩说道：“罚单开过了没？还是你想等到葬礼之后再开？”

“这个笑话点子不错，”西恩应道，“最近是谁在替你写剧本啊，伯特？”

伯特拍了拍西恩肩膀，往车后走去。他朝后备厢里瞄了一眼，嗅了嗅，丢下一句：“挺难闻的。”

怀迪走到后备厢跟前。“我们认为本案的第一现场是东白金汉雷斯酒吧的停车场，时间则是周日凌晨。”

伯特点点头。“我们周一下午不是派过一组鉴识人员去那里和你们会合吗？”

怀迪点点头。“同一个案子。你今天有再派人过去吗？”

“有，就在几分钟前。应该是要跟一个叫康利的州警碰头，说是要找一颗弹头，是吧？”

“没错。”

“我刚刚也收到无线电通知了。你要求协寻一个家伙对吧？”

“大卫·波以尔。”怀迪答道。

伯特凑近看了一下死者的脸。“我们需要你这边所有关于本案的记录，怀迪。”

“没问题。我会再多留一会儿，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今天洗过澡了吗？”

“一早就洗过了。”

“好吧。”他转头看着西恩，“那你呢？”

西恩说道：“刚扣了一个家伙，还在等我回去问话。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我先带索萨回队上了。”

怀迪点点头，陪西恩往车子那边走去。“我们先用这些证据让波以尔招了这个案子，说不定他会连马可斯的命案也一起招了，来个一石二鸟大满贯。”

西恩说道：“相隔十条街的双尸命案？”

“或许她从酒吧出来时正好撞见波以尔做掉这家伙。”

西恩摇摇头。“时间根本连不上嘛。如果这家伙真的是大卫·波以尔干掉的，那他就是在一点三十分到一点五十五分之间干的。之后他还得再开过十条街，赶在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在雪梨街上堵到凯蒂·马可斯的车。这怎么可能？”

怀迪半倚在车上。“也是。这怎么可能？”

“再说，你看到那家伙背上的弹孔没？蛮小的，怎么看也不像是A-38式手枪干的。所以说，如果你问我的话：不同的枪，不同的凶手。”

怀迪点点头，低头瞅着自己的鞋子。“你还要回去再和哈里斯那小子干一回合？”

“所有线索最后总是又绕回他老子的枪上头。”

“要不要去弄张他老子的档案相片来？找人用计算机加个几岁，弄张图发出去，看看是不是有人见过他。”

索萨这时也走近了，一把拉开乘客座的车门。“我跟你走吗，西恩？”

西恩点点头，转身面对怀迪。“一定是件小事。”

“什么小事？”

“某件被我们遗漏掉的小事。一定是某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只要让我想到了，这案子就破了。”

怀迪脸上泛开一抹微笑。“上一个没让你破了的凶杀案是多久以前的事，小子？”

西恩脱口而出。“艾琳·菲尔德。八个月前。”

“世上哪有百发百中这回事，”怀迪说道，一边起身往凯迪拉克那边走去，“懂我的意思吗？”

布兰登被关在拘留所里的时间并不好过。他的身子看起来愈发单薄，年纪甚至更显小了，但他的眼底却出现了一抹隐约的凶光，仿佛他在那间小牢房里看到了一些他宁可永远不知道的事。但西恩之前还曾经特别关照过，要他们派给他一间空牢房，以免那些人渣毒虫骚扰他；因此，西恩不了解到底是什么事让布兰登身上发生了这些转变，除非他真的非常害怕独处。

“你父亲人在哪里？”西恩问。

布兰登低头啃着指甲，耸耸肩。“纽约吧。”

“你们一直都没见过面吗？”

布兰登换了一只手指，继续啃咬。“我六岁之后就没见过了。”

“你杀了凯瑟琳·马可斯吗？”

布兰登终于放下手，瞪着西恩。

“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

“你父亲的枪在哪里？”

“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有枪。”

这回布兰登的眼睛连眨都没有眨一下。他紧盯着西恩的眼睛，丝毫不闪躲。他的眼底流露出某种颓然的疲倦、冷漠和残忍。西恩首先感觉到可能潜伏在这孩子体内的暴力倾向。

小牢房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西恩问道：“为什么你父亲会想要杀死凯蒂·马可斯？”

“我父亲，”布兰登说道，“没有杀死任何人。”

“你知道些什么，布兰登。但你不肯告诉我。我看这样，咱们去看看测谎仪现在有没有人在用。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布兰登回答：“我要跟律师谈。”

“再等一下。咱们先——”

布兰登重复了一次。“我要跟律师谈。现在就要。”

西恩试着保持语调平稳。“行。你有认识的律师吗？”

“我妈认识一个。我知道我有权利打一通电话。”

西恩说道：“听着，布兰登——”

“我现在就要打。”布兰登说道。

西恩叹了一口气，把电话推到布兰登面前。“先拨九。”

布兰登的律师是个爱尔兰裔的老油条。他是那种打救护车还是马车的时代起就已经跟在救护车后头找客户的律师。不过他在这一行打滚的时间也算够久了，至少还知道西恩光凭没有不在场证明这一点无权拘留布兰登。

西恩说道：“你说我关他？”

“你把我的当事人关在牢房里。”老家伙说道。

“那牢房又没上锁，”西恩说道，“是那小子自己说想看看牢房长什么样。”

那个律师露出一副对西恩竟然只扯得出这般蹩脚的谎话感到很失望的模样，带着布兰登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们走后，西恩随手翻了几个档案，发现自己根本看不进去。他合上档案夹，往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他梦中的萝伦，以及他那不曾谋面的孩子。他能闻到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幽香。他真的能闻到。

西恩翻开他的皮夹，从里面抽出一张写着萝伦手机号码的纸条。他把纸条放到桌上，轻轻地抚平上面的折痕。他从来就不想要小孩。除了在机场可以优先登机，他实在是看不出生小孩有其他好处。小孩子只会占据你全部的生活，让你活在永无止境的恐惧与疲惫之中。有的人把小孩看作是上天的恩赐，谈起他们的小孩的时候，口气无比恭敬虔诚，拜拜祷告也不过如此。问题是，说穿了，大家可别忘了，每一个在路上超你的车、大摇大摆在街上横行霸道、在酒吧里叫嚣、把音乐开得太大声、抢你的钱、剥削你、卖你烂车的浑蛋也都曾经是个小孩子。小孩子不是奇迹，更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亵渎的东西。

更何况，他甚至不确定孩子是不是他的。他没去做亲子鉴定。他的自尊不允许他这么做。去他妈的，叫人来帮我鉴定一下我是不是我老婆孩子的父亲？世上还有比这更尊严扫地的事吗？呃，对不起，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抽点儿血验验看，呃，因为我老婆跟别人上床，还搞大了肚子。

去他妈的，没什么好不承认的。没错，他是想念她。没错，他还是爱她。而且，没错，他是梦到抱着他的孩子。那又怎样？萝伦背叛了他，丢下他，还在离家出走的这段时间里生下了那个孩子；而就算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她也从来没有道过歉。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西恩，我错了，我很抱歉伤了你的心。

那西恩有没有伤了她的心呢？有，当然有。当他第一次发现萝伦有外遇时，他几乎就要动手了，只是在最后一刻终究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拳头，硬生生地把它缩回裤袋里。可是萝伦已经看到他脸上那种狰狞的恶意了。还有他脱口而出的那些难听的话。天啊。

但是，他的愤怒，他将她拒于千里之外都是正常反应。他才是受伤害最深的人。不是她。

是吗？他又用几秒钟的时间再次确认了一遍：是的。

他将纸条收回皮夹里，再度闭上眼睛，坐在椅子上，陷入了自己的思绪里。走廊上的脚步声猛地将他拉回现实中；他睁开眼睛，正好看到怀迪旋风似的进了办公室。西恩在闻到他身上扑鼻的酒气前，就已经在他眼底看见浓浓的酒意了。怀迪跌坐进他的椅子里，两脚往桌上一放，正好踢到康利下午拿过来的那箱零星证物。

“妈的，真是漫长的一天。”怀迪说。

“找到人了吗？”

“波以尔？”怀迪摇摇头，“没有。房东说他大概是三点左右出的门，之后就没回去过了。他还说他也好一阵子没听到他老婆小孩的动静了。我们也打电话去他上班的地方问过了。他轮的是星期三到星期天的班，所以那边也没他的消息。”怀迪打了个嗝，“他迟早会出现的。”

“子弹的事有着落吗？”

“我们在雷斯酒吧停车场里找到一颗。问题是，子弹打穿那家伙后又打到一根铁柱。弹道分析室的人说，他们还不能确定是不是比对得出来。”怀迪耸耸肩，“哈里斯那小子呢？”

“终于还是搬出律师来啦。”

“哦？”

西恩踱到怀迪桌旁，拿起证物箱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看过。“没有脚印，”西恩说道，“档案里也找不到指纹记录。凶枪上回出现是在十八年前的一桩抢劫案里。妈的，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把弹道分析报告丢回纸箱里，“唯一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却是我唯一不怀疑的人。”

“回家去吧，”怀迪说道，“我说真的。”

“好啦，好啦。”西恩从箱子里拿出那盘911的报案电话录音带。

“那是什么？”怀迪问。

“史努比狗狗的专辑。”

“我以为他死了。”

“死的是图帕克。”

“谁记得这些事啊。”

西恩把录音带放进他桌上的录音机里，然后按下“开始”键。

“九一一报案中心。”

怀迪拿了条橡皮筋朝吊扇射过去。

“有一辆车，里头都是血，还有，嗯，门是开着的，还有，嗯——”

“车子现在停在哪里？”

“在平顶区。就在州监公园附近。我和我朋友一起看到的。”

“有没有详细地址？”

怀迪用拳头半遮着嘴，打了一个哈欠，伸手又拿了一条橡皮筋。西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心里一边盘算着他冰箱里还有什么可以拿来当晚餐。

“雪梨街。里头都是血，门是开着的。”

“你叫什么名字，小朋友？”

“他想知道她的名字。还叫我‘小朋友’呢。”

“小朋友？我是问你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妈的吓死人了，我们要走了，你们赶快派人来就对了。”

然后电话就挂掉了。录音机里接着传来接线生联络中央勤务中心的通话声。西恩关掉了录音机。

“我还以为图帕克比较强调节奏咧。”怀迪说。

“那是史努比狗狗。刚刚才跟你讲过的。”

怀迪又打了个哈欠。“回家去吧，小子。”

西恩点点头，把录音带从录音机里拿出来，装回盒子里，然后把它从怀迪头顶丢过去，让它掉进那只证物箱里。他从他桌子的第一个抽屉拿出他的克拉克手枪与枪套，再把枪套扣在皮带上。

“她的。”西恩说道。

“什么？”怀迪转头看着他。

“录音带里那个小鬼。他说‘她的名字’，‘他想知道她的名字’。”

“有什么不对吗，”怀迪说道，“死掉的是个女孩子，当然要用‘她’啊。”

“问题是他怎么知道？”

“谁？”

“打电话的那个小鬼。他怎么知道车子里的血是女人的血？”

怀迪把脚从桌上放下来，注视着那只箱子。他手一探，拿出那盘录音带，抛给西恩。西恩接住了。

“再听一次。”怀迪说道。

第二十六章 消失在太空中

大卫和威尔开车穿越市区，过了神秘河，来到位于切尔西区的一家小酒吧。这里的啤酒便宜又冰凉，够劲儿，客人也不多，只有几个看起来已经在码头讨了一辈子生活的酒吧常客，还有四个建筑工人模样的家伙，在那边热切地讨论着一个名叫贝蒂的显然有着一副好奶子但脾气却不怎么样的小马子。酒吧位于托宾桥下一个隐秘的角落里，屋后紧临神秘河，看起来仿佛已经在那里好几十年了。店里所有客人都认识威尔，也都跟他打了招呼。老板名叫修伊，枯瘦如柴，顶着一头黑得不能再黑的黑发，肤色却惨白如纸；他也充当店里的店员，二话不说就请了他们两轮的酒。

大卫和威尔玩了一会儿台球，然后便捧着一壶啤酒和两杯威士忌，找了张桌子坐下了。酒吧临街一边的墙上开了几扇方形小窗，不久前的金黄这会儿已经让愈发加深的靛蓝给取代了；夜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悄然来袭，大卫甚至有点儿像是被欺负了的感觉。花点儿时间认识后，威尔其实还算是个蛮好相处的人。他有一肚子关于监狱和作案失风的故事可以说，其中有些人物情节其实还挺吓人的，但威尔总有办法把它们说得轻松好笑。大卫忍不住想，像威尔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自信满满的人，竟然配了一副五短身材，不知道他自己对这样矛盾的搭配做何感想？

“有一次，嗯，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吉米刚让警察抓去坐牢，而我们一伙人还没搞清楚状况，还想靠自己闯下去——妈的，我们那时根本还没觉悟到，我们之所以还配称贼，靠的就是吉米那颗脑袋。我们只管听命行事，他反正会帮我们把一切都计划好。没了他，我们根本只是一群白痴。总之，我们那次是抢了个邮票收藏交易商。好啦，是轻松得手啦，于是我们就把那家伙绑一绑，扔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和我弟弟尼克，还有一个叫卡森·拉佛瑞的白痴——那小子白痴得厉害，你要是不示范给他看，他就连他妈的鞋带都不会系——总之我们三个人就从从容容地搭了电梯下楼，想说一切还挺顺利的嘛，我们全都穿着西装，模样都还挺不赖的，应该不会被怀疑。结果呢，电梯门突然开了，一个女士一走进来就倒抽了一大口气。动作超夸张。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起来不都很像守法的良民吗？我转头看着尼克，而尼克则睁大了眼睛看着卡森·拉佛瑞——你猜怎样？那个他妈的大弱智竟然还戴着面具！”威尔用力拍了一下桌子，自顾自笑得乐不可支。“你能相信吗？他就这样戴着个里根面具一路走进了电梯！你知道那种面具吧，以前流行过一阵的，就咱们里根总统咧嘴笑得很开心的那种橡胶面具。那白痴竟然还戴着它！”

“你们难道都没注意到吗？”

“没错，这就讲到重点啦，”威尔说道，“我们一得手，一走出那间办公室，我和尼克就把面具摘下来了，谁会想到那白痴竟然连这个都要人教。这类鸟事简直防不胜防。因为你又紧张又蠢，一心只想赶快得手走人，于是你常常就会忽略掉一些很明显的细节。事情就在你眼前瞪着你，而你却视而不见。”他咯咯干笑几声，仰头干掉了自己那杯威士忌。“所以我们才会那么想念吉米。他事先就会设想一切情况，注意到一切细节。人家不是说，一个好的四分卫，要能掌握场上一切动静吗？没错，吉米就像那样。他看得到所有细节，所有可能会出差错的小地方。那家伙是个他妈的天才！”

“但是他洗手不干了。”

“没错，”威尔说着点燃了一根烟，“为了凯蒂。后来又为了安娜贝丝。哎，这事你听着就好，不要说出去：我觉得他根本不是真的想这样做。可是你又能怎么样呢？有时候人就是得长大。我第一任老婆就是这样说我的——她说我的问题就在于我拒绝长大。可总得等到太阳下山真正的乐子才能开始嘛。白天原本就该用来睡觉啊。”

“我一直以为那感觉应该会很不一样。”大卫说道。

“什么？”

“长大。感觉应该会很不一样吧？你感觉自己长大了，是个真正的男人了。”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大卫浅浅地笑了。“有时候吧。一阵一阵的。但老实说，大部分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的感觉和十八岁的时候根本没啥差别。我常常一早睁开眼睛，突然想到自己竟然已经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了，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简直不敢相信。妈的，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大卫感觉自己的舌头因为酒精而变得有些不听使唤，他的头则因为胃里空着而有些轻飘飘的。他感觉自己有必要解释，好让威尔多了解自己一点儿，多喜欢自己一点儿。“我想，我一直都以为，那种长大的感觉应该是一来就不会再走了才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嗯，就是呢，有一天你一早醒来突然就感觉自己长大了。感觉自己就像五六十年代的电视剧里的那种父亲一样，那种一家之主的感觉。”

“比如说瓦德·克利佛吗？”威尔说道。

“没错。或者甚至是电视上那些警长，有没有，就是詹姆士·阿尼斯之类的人物。他们是男人。永远的男人。”

威尔点点头，又喝了一口啤酒。“以前在监狱里曾经有个家伙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快乐总是一阵一阵的，来了然后又走了。下回再来可能是好几年后的事了。而悲伤呢，’”威尔眨了眨眼睛，“‘悲伤来了就不会走了。’”他熄掉手上的烟。“我还蛮喜欢那家伙的。他常常会说一些这种还蛮有道理的话。哎，我要再去弄杯威士忌来。你呢？”威尔站了起来。

大卫摇摇头。“我等这杯喝完再说吧。”

“哎，争气点儿嘛，”威尔说道，“人生苦短哪。”

大卫看着威尔那张五官挤成一团的笑脸，说道：“呃，好吧。”

“这才像话嘛。”威尔拍拍他的肩膀，然后转身往吧台走去。

大卫看着他站在吧台前，一边等酒一边和一个码头工人聊天。大卫暗自忖度着，这里放眼望去每个人都知道当一个男人是什么滋味。真正的男人。没有任何疑虑，从来不曾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来不曾对这世界感到困惑，从来不曾看不清自己的角色任务。

应该是恐惧吧，他猜想。他和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恐惧造成的吧。恐惧在他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在他心里生了根，就像威尔那个狱友关于悲伤的说法，来了就永远不会走了。恐惧在大卫心里落了地，生了根，从此不曾离开；于是他害怕一切。他害怕犯错，害怕搞砸一切，害怕自己不够聪明，害怕自己不是好丈夫好父亲，害怕自己不是个像样的男人。这么多年下来，恐惧几乎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他几乎已经记不得没有恐惧的日子是什么滋味了。

酒吧的门突然被推开了。外头正好有车经过，白晃晃的车灯刷地扫过大卫脸上；他连眨了几下眼睛，还是只能依稀辨出刚走进门来的那个男人逆光的身影。男人骨架粗大，似乎穿了一件皮夹克。他的模样有点儿像吉米，不过壮了些，肩膀也宽了些厚了些。

事实上那确实是吉米。门被关上，酒吧里恢复原先的幽暗后，大卫才终于看清楚了。确实是吉米，穿着一件深色套头毛衣和咔叽裤，外头罩着一件黑色皮夹克。他对大卫点点头，然后朝吧台前的威尔走去。他凑过身子，在威尔耳边说了些什么，而威尔则回头瞄了大卫一眼，又跟吉米说了些什么。

大卫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应该是空荡荡的胃里的酒精在作祟，他确定。不过这突如其来的感觉却又似乎跟吉米脱不了关系——他朝他点头的模样，还有他那张没有表情却又仿佛暗藏着某种决断的脸。还有，他是怎么回事，看起来像是一夜之间长了十磅似的？明天就是他女儿的守灵夜，他还大老远跑来切尔西这边做什么？

吉米朝桌子这边走了过来，坐进了威尔之前的位子，与大卫隔桌相望。他说道：“还好吧？”

“有点醉了，”大卫承认道，“你最近是不是长胖了？”

吉米丢给他一抹诡异的微笑。“没有。”

“你看起来变壮了。”

吉米耸耸肩。

“你怎么会来这里？”大卫问道。

“这里我常来。我和威尔和修伊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你把那杯威士忌给干了吧，别一直放着。”

大卫举起桌上的杯子。“我实在是，已经有点儿不行了。”

“不行就让他不行啊。”吉米说道，而大卫这时才注意到吉米手中也拿了一杯酒。他举杯，轻轻碰了一下大卫的杯子。“敬我们的孩子。”吉米说道。

“敬我们的孩子。”大卫挣扎着应和了一句。他这下真的感觉全身不太对劲了。他感觉自己仿佛在朦胧中让人硬生生从白天拉进夜里，再滑进梦中，而梦中所有人的面孔都离他太近，声音却遥远而模糊，像是从地底的下水道传上来的。

大卫将手中那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喉头猛然涌上来的烧灼感让他脸上不禁一阵扭曲。这时威尔也回来了，他滑进大卫身旁的座位，一手搭上他的肩膀，直接从酒壶边缘啜饮了一口啤酒。“唉，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地方。”

“这是家好酒吧，”吉米说道，“没人会来烦你。”

“这点倒是挺重要的，”威尔说道，“各人过各人的，谁也不要去烦谁。谁也不要去搞谁的家人爱人和朋友。你说我说得对不对啊，大卫？”

大卫说道：“千真万确。”

“这家伙果然上道，”威尔说道，“真是个他妈的好酒伴。”

吉米说道：“是吗？”

“是啊，当然是啊，”威尔说道，然后在大卫肩上狠狠捏了几下，“好家伙，大卫。”

瑟莱丝坐在汽车旅馆的床边，而麦可则在一旁看电视看得正起劲。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腿上放着电话，一手紧紧地压在话筒上。

她和麦可在旅馆的小游泳池畔那几张锈痕斑斑的凉椅上坐了一下午。在那段时间，她渐渐感觉自己空洞、虚弱而渺小，她感觉自己正从半空中俯视着下头的自己，那个看起来孤单愚蠢而且——是的——不忠的她。

她的丈夫。她背叛了她的丈夫。

也许大卫真的杀了凯蒂。也许。但她怎么会，她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会去找吉米，偏偏就找上了吉米，把发生过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为什么她不再多等些时候，再多花点儿时间把事情想清楚呢？为什么她没考虑过其他选择呢？因为她害怕大卫？

但她过去几天来看到的那个大卫并不是真的大卫。那是被巨大的压力压迫得变了形的大卫。

也许凯蒂根本不是他杀的。也许。

重点是，她至少应该给他机会，让时间去澄清或证明一切。她应该再给他也再给自己一点儿时间的。在这段等待的时间，她或许暂时无法再跟大卫共处一室，她不能让麦可也跟着冒这个险；但她现在知道了，她该去找警察的，她怎么也不该找上吉米·马可斯。

难道她潜意识里就是想伤害大卫吗？难道当她看着吉米的眼睛告诉他她的怀疑时，她心底其实还藏有别的期待吗？如果是这样，那又是什么样的期待？茫茫人海中，她为什么偏偏挑上了吉米？

这问题有太多可能的答案，而她一个也无法面对。她终于下定决心，举起话筒，拨通了吉米家的电话。她两手不住地猛烈颤抖着。谁都好，求求你，求求你快接电话吧。求求你。

吉米脸上的微笑愈发叫人捉摸不定，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这边，一会儿又跑到那边去了。大卫试着把目光聚焦在他身后的吧台上，但吧台这会儿竟也摇晃了起来，仿佛这整间酒吧都让人移到了船上，下头是风雨中的大海。

“记得我们把雷伊·哈里斯带来这里的那回吗？”威尔说道。

“当然，”吉米说道，“咱们的好兄弟老雷伊。”

“这雷伊啊，”威尔说道，一边猛然拍了一下大卫面前的桌子。“真是个他妈的有意思的老家伙。”

“没错，”吉米淡淡地说道，“雷伊说故事挺有一套的。老是能把人逗得哈哈大笑。”

“外头的人都叫他‘就是雷伊’，”威尔说道，而大卫还在挣扎着试图想起他们说的到底是谁，“但是我都叫他‘叮当雷伊’。”

吉米弹了一下手指，指着威尔说道：“没错没错。因为他口袋里老是装着一堆硬币。”

威尔朝大卫倾过身子，在他耳边说道：“这家伙呀，裤子口袋里随时都装着少说十块的零钱。没人知道为什么。总之他就是随时随地都带着这么一把零钱在身上，以免他临时想要打电话去利比亚还是什么鸟不生蛋的鬼地方吧，我猜。妈的，谁知道呢？反正他整天就装着那两大裤袋的硬币到处跑，两手还不时伸到里头搅和，一路叮叮当当响得可起劲了。拜托，这家伙是个贼哪，搞了那堆硬币在口袋里简直是在说：‘嘿，小心啰，小毛贼雷伊来啰！’不过还好，真正有活要干的时候，他倒还知道要把硬币留在家里。”威尔叹了口气。“那家伙真是有意思。”

威尔移开放在大卫肩膀上的手，又点了一根烟。袅袅升起的白烟爬上了大卫的脸，他感觉白烟在他颊骨上爬窜，然后钻进了他的头发里。隔着雾蒙蒙的白烟，他看到吉米正以那种断然而空洞的眼神注视着他。他在吉米眼底看到了某种熟悉的神情，某种他从来不曾喜欢过的神情。

警察的眼神，他突然意识到。包尔斯警官。他的眼神总是带着那种窥探的意图，企图看穿他，看进他的脑海里。那抹流窜的微笑突然又回到吉米的脸上了，像一艘小艇似的，起伏不定，大卫感觉自己那个空荡荡的胃似乎也跟着弹跳晃动了起来，仿佛也在海上。

他连着咽下好几口口水，然后用嘴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还好吧？”威尔问道。

大卫举起一只手。只要所有人暂时都闭嘴不要说话我就没事了。“嗯。”

“你确定吗？”吉米说道，“你脸色都发青了哪。”

胃里那股酸液倏地随着一阵痉挛往上冲，他感觉自己的喉头瞬间锁住了，接着又蓦然大张，无数汗珠霎时自他额上的毛细孔里蹿出来。“妈的。”

“大卫。”

“我不行了。”他说道，感觉又一股酸液正蓄势待发，“真的。”

威尔说道：“好，好。”然后便溜下座位，让路给大卫。“从后门出去。修伊不喜欢人家把马桶吐得乱七八糟的。知道吗？”

大卫跌跌撞撞地下了桌，威尔一把揪住他的肩膀，让他转了个方向，引导他看清楚台球桌后方的那扇门。

大卫往门那边摸去，一路挣扎着踩稳脚步，左脚然后右脚，左脚然后右脚；但门却依然像长了脚似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那是一扇不起眼的深色木门，橡木上头原本漆了黑色的油漆，却早已让岁月撞出了不少沧桑的坑疤。大卫突然感觉室内燥热不堪。他一路摇摇晃晃地往后门摸去，一屋子黏湿浓浊的热气不停地朝他袭来；终于，他摸到了黄铜门把，冰凉的金属给他带来些许慰藉。他转动门把，推开了门。

第一个映入他眼帘的东西是杂草。然后是河水。他勉强往前走了几步，一时无法适应眼前这片无尽的黑暗；然后，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似的，门上的一盏小灯突然亮了，昏黄的灯光悠悠地照亮了他脚下一块裂痕斑斑的沥青地。他听到从头顶上空的托宾桥上不断传来车子驶过的隆隆声与喇叭声，突然间，那阵恶心欲吐的感觉消失了。或许他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不舒服。他深深地吸进一口冰凉的夜间空气，举目四望。在他左手边的空地上，有人在那里堆了许多已经腐烂得差不多了的木板和几只生锈的捕虾笼；其中几只捕虾笼上有好些狰狞的大洞，仿佛曾遭到过鲨鱼攻击似的。大卫有些纳闷，在离出海口这么远的河岸上怎么会出现捕虾笼，但他随即确定凭自己这颗醉醺醺的脑袋根本不可能想出个所以然来。木板堆再过去不远处是一道铁丝网墙，生锈的程度和捕虾笼不相上下，一格格的铁丝倒成了野草攀爬蔓生的天堂。至于他的右手边则是一大片长得比人还高的杂草，沿着那条破旧龟裂的砾石道足足蔓延了有二十码之远。

大卫的胃部再度一阵痉挛，这最新一波上涌的酸液来势汹汹，瞬间便涌上了他的喉头。他跌跌撞撞地往河边冲，还来不及站稳，胃里积压了一天的恐惧、雪碧与啤酒便一股脑地冲口而出，哗哗地泼进了油腻腻的河水里。全都是液体。他胃里除了这些液体别无他物。他甚至不记得自己上次进食是什么时候的事。但在这些发酸的液体终于离开他的身体落进水里后，他感觉好多了。他感觉夜晚渐深的凉意窜上了他的发际。一阵轻柔的微风自河面升起，徐徐往岸边吹过来。他跪在那里，等着下一波痉挛来袭；但他其实知道大概就是这样了。他感觉自己体内一切秽物都已然被他排出体外。

他抬头看着漆黑的桥底。桥上一片车水马龙，有人要出城，有人要进城，但所有人都一致行色匆匆，焦躁不耐。也许他们或多或少都明白，自己就算披荆斩棘赶回家里，家里也未必能让他们觉得好过些。其中半数的人回到家后注定还是得出门——或许是去超市买样先前漏买的东西，或许是去酒吧，去录像带出租店，去餐厅外头再度加入人龙，排那永远也排不完的队。而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排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到底在期待些什么，期待要往哪里去？为什么我们到了目的地后，却又总是不如先前预期的那般快乐满足呢？

大卫注意到他右手方向靠岸停放着一艘有舷外马达的小船，让人绑在一块狭小寒酸得实在没有资格称作码头的破旧木板上。应该是修伊的船吧，他想，突然让脑海中浮起的画面逗弯了嘴角——顶着一头漆黑的乱发、瘦得活像具骷髅似的修伊驾着这艘小船，在油腻腻的河水上载浮载沉。

他举目四望，再度回头观察了一下那些木板和丛生的杂草。难怪失态的酒客会选择来这里呕吐。这是个完全与世隔绝的角落。除非拿着双筒望远镜站在河对岸，否则从其他方向根本无从窥见这里的动静。而且这里还静得出奇。桥上隆隆的声音遥远而模糊，齐人高的杂草过滤掉一切多余的声响，只剩海鸥的嘎嘎哀鸣与淙淙的水声。如果修伊够聪明的话，就该把握时机，把店后这片临水的空地整理一下，找木匠盖个露台，定叫近来纷纷入驻艾米罗丘的雅痞们趋之若鹜——雅痞大军一旦攻陷东白金汉，切尔西区显然将会是他们下一个目标。

大卫又连吐了几口痰，然后用手背抹了抹嘴角。他挺腰站直了，决定待会儿要跟吉米和威尔说清楚，他一定得先吃点儿东西才能再继续喝下去。他并不挑食，只要是能先垫垫肚子的东西都行。他一转身，却看到他们就站在那扇黑木门前，威尔在左，吉米在右，两人身后的门紧紧关上了。他俩的表情看起来实在有些好笑，大卫心想，像两个按地址送来一车家具的工人，一下却让眼前这片蔓生的草丛搞糊涂了，不知道该把东西卸到哪里去。

大卫说道：“嘿，你们两个是怕我栽进河里去了，特地出来看看的吧？”

吉米举步朝他走来，门上那盏小灯突然间又熄灭了。吉米的身影一下消失在黑暗中，只剩从桥上投射下来的灯光偶尔扫过他的脸。他缓缓前进的身影就这样一路在光与影中穿梭。

“让我来跟你说说雷伊·哈里斯的事吧。”吉米说道；他的声音低沉柔和，大卫不禁往前倾过身子。“雷伊·哈里斯是我的好兄弟，大卫。我坐牢的时候他不时会来探监。他甚至常常会去探望玛丽塔、凯蒂和我的母亲，看看她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他这么做是想要让我把他当作朋友，但真正的原因却是罪恶感。他捅娄子让警察逮住了，却出卖我以求自保。所以他有罪恶感。他觉得很对不起我。但就在他不时来探监几个月后，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吉米在大卫面前停下脚步，下巴微微扬起，定定地瞅着大卫的脸。“我发现我喜欢雷伊。我发现自己真心喜欢他的陪伴。我们什么都能聊，我们聊棒球，聊足球，聊上帝，聊书，聊我们的妻子家人，聊政治，只要你说得上来的我们都能聊。雷伊就是那种什么都能聊的家伙。他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真正的兴趣。这真的很少见。然后玛丽塔死了。你知道吗，她死了，而他们不过就派了个狱卒到我牢房里，丢下一句：‘嘿，某某号囚犯，很抱歉，你太太昨天晚上八点十五分的时候过世了。她死啦。’——可是你知道吗，大卫，你知道关于她的死真正让我痛不欲生的是哪一点吗？那就是，她不得不一个人孤零零地走。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在想：谁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啊？话说得没错。在你真正咽气的那一刹那，没错，你是一个人，那一程谁也没法陪你。但我的妻子得了皮肤癌。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慢慢地死去。而我原本该在她身边陪着她的。这一程我还能陪着她走。陪着她慢慢死去。结果我却不在她身边。雷伊，一个我还蛮喜欢的家伙，从我和我妻子身上夺走了这一切。”

大卫在吉米的瞳仁中看到一弯被桥上的灯光映亮的墨蓝色河水。他说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事呢，吉米？”

吉米举起一只手臂，指着大卫左后方的河岸。“我让雷伊跪在那里，然后对着他开了两枪。一枪在胸部，一枪在喉咙。”

威尔这时也缓缓踱离那扇门，朝大卫左侧走来。大卫感觉自己喉头一紧，全身的血液霎时冻结了。

大卫说道：“嘿，吉米，我不知道——”

吉米说道：“雷伊苦苦哀求。他说我们是朋友。他说他有儿子。他说他有妻子。他说他妻子还怀有身孕。他说他愿意搬走。他说他永远不会再来打扰我。他求我让他活下去，求我看在他第二个小孩将要出生的分上。他说他知道我，他知道我是好人，他说他知道我并不想这么做。”吉米抬头仰望桥底，“我想回答他。我想告诉他我爱我的妻子，而她却死了，而我认为他应该要负责。我还想告诉他，他早该知道，在道上混若还想长命百岁，就不该出卖自己的朋友。但我什么也没跟他说，大卫。我什么也没说。我当时泪流满面，什么话也说不出口。是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的可悲可笑。他哭了，我也哭了。我哭得几乎看不清他的脸。”

“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大卫说道。他的声音中明显带着热切的渴望和绝望。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吉米说道，仿佛他正试着把道理解释给一个四岁的幼童听，“这是原则问题。我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鳏夫，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我错过了我妻子生命中最后两年的岁月。而他妈的雷伊，他妈的早该知道做我们这一行的基本原则——绝对不能出卖朋友。”

大卫说道：“你认为我做了什么事，吉米？告诉我你认为我做了什么事。”

“当我杀死雷伊的时候，”吉米说道，“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不是我自己了。我觉得当我在他身上绑上水泥砖，然后把他推进河里去的时候，上帝正在看着我。而他也只是摇摇头。他只是无奈地摇着头，并不真的感到生气。他只是很厌恶我所做的事，但并不真的感到意外，我猜，大约就像是你看到小狗在你的地毯上撒了泡尿时的感觉。我当时就站在你背后这个位置，眼睁睁地看着雷伊慢慢地沉入水中。他的身体先沉下去，然后才是他的脑袋。然后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我小时候曾经以为，如果你潜到水底，触底后再继续往下钻，就会钻进太空。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小时候想象中的地球就是这个模样。所以说，我想象自己一头栽进太空中，身旁是黑蒙蒙的天空和一堆星星，然后我整个身体不停地往下沉。我想象自己飘浮在太空中，在那片漆黑寒冷的空间中飘浮游荡了一百万年。当雷伊的头终于消失在水中时，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件事。我想象他会不停地往下沉，直到穿过地心的洞，在太空中流浪一百万年。”

大卫说道：“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吉米，但是你想错了。你以为我杀了凯蒂，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吉米说道：“不要讲话，大卫。”

“不、不、不，”大卫说道，赫然注意到威尔手中拿着一把枪，“我跟凯蒂的死毫无关系。”

他们打算要杀我，大卫终于明白了。哦，老天，不要。这是一件你必须能有所准备的事。你不该只是走出一间酒吧，到河边呕吐，回过头来却发现这就是你生命的尽头。不，我应该回家的。我应该向瑟莱丝坦承一切，重新把日子好好过下去。我应该去吃我刚刚打算吃的那顿饭。

吉米一只手往外套里面伸去，摸出了一把刀。他的手微微颤抖着，将刀锋弹了开来。大卫发现，他的上唇和下巴也在不住地颤抖。所以说一切还有希望。不，不要让你的脑子僵住了。一切还有希望。

“凯蒂被杀死的那个晚上，你半夜回到家里的时候浑身是血，大卫。你编了两套不同的故事解释你手上的瘀青。凯蒂离开雷斯酒吧前后，有人在那里看到你的车。你跟条子撒谎了，你跟所有人都撒谎了。”

“看着我，吉米。求求你看着我。”

吉米的目光依然定定地落在地上。

“吉米，我那晚身上都是血，没错。但那是因为我痛扁了某人一顿，吉米。狠狠地痛扁了一顿。”

“你是说那个劫匪，是吧？”吉米说道。

“不。不是劫匪，是一个有恋童癖的人渣。他正在车里和一个孩子乱来。他是吸血鬼。他正在对那个孩子下毒。”

“哦，好，我懂了，不是抢劫，是一个，呃，一个有恋童癖的人渣。当然了，大卫，当然。所以说，怎么，你把那个人渣干掉了吗？”

“是的。嗯，我……我，还有男孩。”

大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从来不曾跟任何人提过那个狼口逃生的男孩的事。你不该说的。说了也没人能了解的。也许是因为恐惧吧。也许他只是想让吉米看到他的内心，想让他了解，是的，他心里头一团乱，但睁开眼看清楚我，吉米。你会看到的。你会明白我绝对不是那种能对无辜的人下得了手的人。

“呃，好，所以说你和车子里的男孩——”

“不。”大卫说道。

“不？刚刚是你自己说你和那男孩——”

“不，不是这样的。算了。我的脑袋有时候就是会这样乱得连话都说不清楚。我说——”

“好，”吉米说道，“所以说，你干掉了一个有恋童癖的人渣。而这事你愿意告诉我，却不愿意告诉你老婆？我还以为你第一个就会跟她说呢，大卫。尤其是昨晚，当她告诉你她根本不相信那套抢劫犯的故事之后。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什么理由不跟她说呢？谁会在意一个有恋童癖的人渣被干掉了呢，大卫？你老婆以为你杀了我的女儿哪。而你现在是想要我相信，你宁可让她这样想，也不愿意让她知道你干掉了一个有恋童癖的人渣？这事你可得好好跟我解释一下了，大卫。”

大卫很想告诉他，我杀了他是因为我害怕我会变成他。如果我吃掉他的心脏，我就能吞噬消灭掉他的灵魂。但我不能大声说出来。我不能说出这个事实。我知道我今天才刚立誓不再隐藏任何秘密了。但，我能怎么办呢？这个秘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来——无论我得为了它撒多少谎。无论如何我就是不能说出来。

于是大卫脱口而出他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答案：“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好，所以说在你这个神话故事里，你和男孩——唉，该怎么称呼这男孩呢？童年的你？童年的大卫——你和他一起——”

“只有我，”大卫说道，“我一个人杀死了那个没有脸的怪物。”

“你杀了一个操他妈的什么？”威尔说道。

“那个男人。那个有恋童癖的人渣。我杀了他。我。就我一个人。在雷斯酒吧的停车场。”

吉米说道：“我没听说那附近有人发现什么尸体。”然后转头看着威尔。

威尔说道：“你让这个王八蛋解释做什么？吉米？你有没有搞错啊？”

“不不，这是真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卫说道，“我用我儿子发誓。我把尸体塞到他自己的后备厢里去了。我不知道那辆车后来怎样了，但是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还想见到我老婆，吉米。我想要把我的日子过下去。”大卫抬头看着一片漆黑的桥底。他听到车子川流不息地驶过，一对对黄色的光束全都朝着回家的方向。“吉米？求求你。不要夺走这一切。”

吉米的目光终于落在大卫脸上，而大卫却在他眼底看到了自己的死亡。像狼，寄生在吉米的体内。大卫多么希望自己能面对这一切。但他不能。他不能面对死亡。他站在这里——此时此刻他站在这里，双脚踩在这河边的土地上，心脏怦怦跳动着，大脑不断向他的神经他的肌肉他的五脏器官送出种种讯息，他的脉搏全力跳动着——然而下一秒，很可能就是下一秒，锐利无比的刀锋将刺入他的胸膛。随着那阵尖锐的刺痛而来的将是某种再无法逆转的结果：他的生命，他的视觉听觉，他的吃他的睡他的性爱他的哭笑他的触觉嗅觉都将不再了。他不够勇敢。他无法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愿意哀求。什么都好，他什么都愿意做。只要他们能放过他，不要杀他。

“你二十五年前上了那辆车，大卫，我认为被送回来的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我认为你的脑袋已经他妈的坏掉了。”吉米说道，“她只有十九岁哪，你知道吗？她只有十九岁，而且她从来不曾对你做过任何事。她甚至还蛮喜欢你的。而你对她做了什么事？你他妈的杀了她。为什么？因为你痛恨自己这条烂命？因为你见不得任何美好的东西？因为我当年不曾跟你一起上了那辆车？告诉我，大卫。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她，”吉米说道，“然后我就让你活下去。”

“他妈的才怪，”威尔说道，“吉米？你他妈的疯了是不是？不要跟我说你竟然同情起这坨他妈的狗屎来了！听好——”

“闭上你的嘴，威尔，”吉米说道，伸手指着他的鼻尖，“我入狱前把好好一队人马交到你手中，结果，你却领着一伙人去撞墙。我什么都给你都教你，结果呢？结果你他妈的还是只会在那边逞勇斗狠，还他妈的贩毒？我不必听你说教，威尔！你他妈的想都别想！”

威尔转过头去，踢弄着脚下的杂草，嘴里念念有词。

“告诉我，大卫。但那堆狗屁不通的谎话我一句都不想再听了。可以吗？我只想听实话。跟我说实话。如果你再跟我扯一句谎，我就他妈的一刀捅穿你。”

吉米喘了几口气。他拿着刀子，刀尖抵着大卫的脸，然后他终于松了手，将刀子插回他右臀上方的腰带底下。他两手一摊。“大卫，我愿意把你的命还给你。只要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她。你会去坐牢。我他妈的不跟你啰唆。但你毕竟可以活着去坐牢。你可以活下去。”

大卫感激涕零，几乎要双膝落地，大声地感谢上帝。他想要拥抱吉米。短短三十秒之前，他还深陷在最黑暗的绝望之中。他已经准备好要为自己的一条生路下跪哀求，他要告诉吉米他不想死。他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没有准备好要走。他不知道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上天堂。他认为那不会是任何与美好光明有关的境地。他认为那会是一条黑暗寒冷漫长的无底隧道。就像你想象中的地心一样，吉米。我一点儿也不想身处那片绝对的孤寂中，永无止境的孤寂，永无止境的寒冷。我不想只有我一颗孤寂的心飘浮在那片无尽的冰冷之中。什么也没有，只有无尽的孤寂，孤寂，孤寂。

他可以活下去了。只要他愿意说谎。只要他能忍痛开口对吉米说出他想听到的话。他将遭受他的憎恨与谩骂，他甚至可能遭到一顿痛打。但他可以活下去。他在吉米眼底看到了希望。吉米不是那种会说谎的人。他体内的那匹狼消失了，他看得出来，此刻站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个手里拿着刀、迫切地想要得到一个答案的男人。他让想要知晓真相的焦虑和因为再无法将女儿搂入怀中而生的悲恸淹得几乎要没顶了。

我可以回家，回到你身边了，瑟莱丝。我们将会拥有全新的生活。我们一定会的。在那之后，我保证，再不会有任何谎言和秘密了。但此刻我还有最后一个谎要撒——我生命中最后也是最丑陋的一个谎言，因为我怎么也无法说出我生命中最丑陋的一个真相。我宁可让他以为我杀死了他的女儿，也不愿让他知道我杀死那个人渣的真正原因。但这将是一个出于善意的谎言，瑟莱丝。它将为我们换来一段新的人生。

“告诉我！”吉米说道。

大卫尽可能照着事实说。“那晚，我在麦基酒吧里看到她，她让我想起了我曾经有过的一个梦。”

“什么样的梦？”吉米说道。他神情凄凉，声音破碎。

“青春。”大卫说道。

吉米倏地低下头去。

“我不记得自己曾经享受过一天青春，”大卫说道，“而她却活生生就是一个梦，是那梦想的化身。于是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当下就垮了。”

大卫几乎不忍说出这些话，看着它们无情地撕裂了吉米的心肺。但大卫只想回家，只想把脑子理清楚，只想看到他亲爱的家人；而如果这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他义无反顾。在这之后他会开始一段新的人生。而一年后，当真正的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后，吉米将明白他今日的牺牲。

“一部分的我，”他说道，“从那时起就一直留在那辆车上了，吉米。就像你说的那样。另外一个大卫穿着我的衣服坐着警车回来了，但他不是大卫。大卫被留在那个地窖里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吉米点点头。当他再度抬起头来时，大卫看到他眼底蒙上了一层晶莹的雾气。他在那里看到了悲悯与同情，甚至爱。

“所以说一切就是因为那个梦？”吉米低语道。

“一切就是因为那个梦，是的。”大卫说道。然后他突然感觉到一阵冰冷，随着这个谎言而来的冰冷，自他的下腹缓缓地蔓延开来。那冰冷的感觉愈来愈严酷尖锐，他甚至开始以为那或许来自饥饿，毕竟他几分钟前才将胃里的东西全都倾进了神秘河。不过这冰冷的感觉有些不同，不同于他之前曾经体验过的任何感觉。这是某种刺骨的冰冷。冰得几乎像是热。等等，不，这确实是热。某种炙人的灼热，自下腹一路往阴部蔓延，一头又往上蹿进他的胸腔，迫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从眼角瞄到威尔·萨维奇站在那里跳上跳下，频频大吼着：“没错！就是要这样才对嘛！”

他看着吉米的脸。他的嘴唇以某种诡异的方式一开一合，既太快也太慢。“我们就在这里埋葬我们的一切罪恶，大卫。我们就在这里洗净一切罪恶。”

大卫跌坐在地上。他看着暗红色的鲜血自他体内某处汩汩涌出，滴落在他的裤子上。他伸手往自己下腹探去，摸到一道狭长的裂隙，自他身体一侧延伸到另一侧。

他说，你骗我。

吉米弯腰凑近他。“什么？”

你骗我。

“你看到没有？他嘴唇还在动哪！”威尔说道，“他妈的嘴唇还在动哪！”

“我不是没有眼睛，威尔。”

大卫感觉事实如潮水般冲刷过他全身，这是他面对过的最丑陋的一个事实。充满恶意、冷漠无情的事实。一个无比简单的事实：我要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回头的过程。我无法取巧作弊，无法逃脱。我无法借着哀求脱身也无法躲藏在我的秘密后面。我无法期待基于同情的缓刑。来自何人的同情？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除了我自己。我在乎。我在乎极了。这一点儿也不公平。我没有办法一个人面对那条黑暗漫长的隧道。求求你不要让我去那里。求求你叫醒我。我想要醒来。我想要感觉你，瑟莱丝。我想要感觉你的双臂。我还没有准备好。

他强迫自己的眼睛集中焦点。他看到威尔交给吉米什么东西，然后吉米便将那东西抵在他的额头上。冰冰的。冰冷的圆形，稍稍舒缓了那阵蔓延过他全身的灼热。

等等！不！不！吉米。我知道这是什么了。我看到扳机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看着我，真正地看着我。不要。求求你不要。如果你现在就送我去医院，我还有救。我会好起来的。哦老天吉米不要这么做不要扣下扳机求求你不要我刚刚说的都不是真的我说谎了我说谎了求求你不要夺走这一切求求你我的脑袋挨不起一颗子弹。没有人挨得起。没有人挨得起。求求你不要！

吉米松开了手。

“谢谢你，”大卫说道，“谢谢你，谢谢你。”

大卫往后倒去，看到来自桥上的光束一道道划破墨黑的夜空，璀璨耀眼。谢谢你，吉米。我一定会变成一个好人的。你教会我好多东西。真的。等我这口气喘过来我会告诉你我从你那里学到了什么。我要当一个好父亲。我要当一个好丈夫。我发誓，我发誓……

威尔说道：“好啦，就这样。事情解决啦。”

吉米低头看着大卫的尸体，他下腹那道深邃的峡谷，他额头上的弹孔。他踢掉脚上的鞋子，再脱下外套。接着，他脱下沾染到大卫的血的套头衫与咔叽裤，然后是底下的那套尼龙慢跑装。他把所有衣物全都堆在大卫尸体旁边的地上。他听到威尔将几块水泥空心砖和一段粗铁链搬进了修伊的小船，然后又拎着一个绿色的大型塑料垃圾袋往吉米这边走来。在尼龙慢跑装底下，吉米还穿了T恤和牛仔裤，威尔自塑料袋中翻出一双鞋，扔给吉米。吉米套上鞋子，再低头检查身上的T恤和牛仔裤是否曾沾上渗透进去的鲜血。没有。连慢跑装上都几乎没有任何血迹。

他跪在威尔脚边，将所有脱下的衣物全都塞进了塑料袋里。然后他拎着那把刀和枪往码头一角走去，一次一样抛进了神秘河。他大可以把它们同衣服一起装进塑料袋里，待会儿再和大卫的尸体一起用船载出去，一次解决掉。但为了某些理由，他就是想这么做，他想要感觉自己的手臂划过半空，想要看着沾了血的武器呈抛物线高高地飞起再沉沉地下坠，然后随着模糊的水花声没入水面。

然后他单膝落地，跪在水边。大卫的呕吐物早已随水流漂远了，而吉米两手伸进漆黑油腻的神秘河水里，开始洗去手上沾到的大卫的血。好几次，他曾经梦到自己跪在河边做着同样的事——用神秘河水洗去手上的鲜血——然后雷伊·哈里斯的头突然自水底冒出来，死盯着他看。

在他的梦中，雷伊总是会说出同样的一句话。“你跑不过火车的。”

梦中的吉米总是不解地回问道：“没有人跑得过火车啊，雷伊。”

雷伊脸上露出微笑，开始缓缓下沉。“尤其是你哪。”

十三年了，这个梦反复出现了十三年了，吉米却始终参不透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二十七章 你爱谁

布兰登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母亲已经出门玩宾果①去了。她留了张字条给他：“冰箱有鸡肉。很高兴你没事了。以后不要再玩这种花招了。”

布兰登到自己和雷伊的房间里看了下，但雷伊也出门去了。他踱回厨房，从桌边拖出一把椅子，搬到食物储藏柜前方。他站到椅子上，缺了一颗螺钉的椅脚应声往左边微微下陷。他仰头看着天花板，目光一下便锁定了那块灰尘上隐约印有指痕的角落。他眼前的空气中飘浮着无数微小的黑色斑点和游丝。他用右手手掌轻轻地推了一下那块天花板，将它稍微抬高了些。他放下手，在裤子上随意抹了几下，然后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有些事情是你怎么也不想知道答案的。布兰登懂事后就从来不希望在路上遇到他父亲，因为他不想从他眼中看到，抛家弃子对他来说竟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又比如他从来不曾问过凯蒂她以前的男朋友的事，甚至连巴比·奥唐诺也不例外。因为他不愿想象她趴在其他男人身上，以亲吻他时的温柔去亲吻别的男人。

布兰登还知道所谓事实是怎样一回事。在大部分情况下，那只是一个决定——你要不就挺身面对，要不就掩耳遮眼，继续活在无知或是谎言的慰藉中。人们常常低估了无知与谎言的力量。布兰登认识的人中，绝大多数都得依赖一点点无知与谎言的作料才能勉强将日子吞咽下肚。

但这个事实他却无从闪躲。早在他还被关在州警队拘留室里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这个事实像一颗子弹，射进他体内，然后便牢牢地卡在他的肚腹中。于是他再没有机会闪躲，再不能告诉自己它并不存在。无知已无可能，谎言早非选择。

“妈的。”布兰登说道，然后将那块天花板往旁边一推，伸手进去在黑暗的夹层中摸索了一阵。他摸到灰尘，几片碎木块，再有就是更多的灰尘。没有枪。他又继续摸索了整整一分钟，虽然他早已明白枪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父亲的枪不在它原本应该在的地方。它离开了尘封多年的地方，并且杀死了凯蒂。

他将天花板推回原位，拿来扫帚畚箕将掉落在地板上的灰尘清理干净，最后又将椅子搬回厨房桌边。他不疾不徐地盘算着自己每一个动作。他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他必须保持完全的冷静。他打开冰箱，给自己倒了杯柳橙汁。他将柳橙汁放在小餐桌上，然后坐在那张少了颗螺钉的椅子上；他调整了椅子的方向和自己的坐姿，好让自己恰好面对着长方形公寓位于正中的大门。他举起杯子，啜饮了一小口，静静地等待着雷伊归来。

“你看，”西恩说道，一边从纸箱中抽出那份指纹档案，打开后递到怀迪面前，“这是他们在门把上采到的最完整的一枚指纹。很小，因为它根本就是小孩子的指纹。”

怀迪说道：“老太太派尔说她听到两个小孩子在街上玩，之后不久凯蒂·马可斯就撞车了。拿着曲棍球棒在街上追着玩，她是这么说的。”

“她说她听到凯蒂说‘嗨’。也许那根本不是凯蒂。也许那根本就是小男孩的声音。还有，我们当然找不到凶手的脚印。那两个小鬼能有多重——顶多一百磅？”

“你认得出来报案录音带里头那小鬼的声音吗？”

“听起来很像是钱宁·欧谢的声音。”

怀迪点点头。“录音带里头完全没有另外一个小鬼的声音。”

“因为他他妈的根本不会说话。”西恩说道。

“嘿，雷伊。”布兰登说道。两个男孩刚刚推开门走了进来。

雷伊点点头。钱宁·欧谢则挥了一下手。他俩随即转身直接往卧室走去。

“你过来一下，雷伊。”

雷伊看了钱宁一眼。

“一下就好了，雷伊。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雷伊停住脚步，转过身来，而钱宁·欧谢则将手里的运动袋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在哈里斯太太的床上。雷伊穿过短短的走道，往厨房走去；他两手一摊，蹙眉看着他的哥哥，仿佛在问：“又怎么了？”

布兰登用脚从桌底勾出一把椅子，然后朝椅子努努下巴。

雷伊歪着头，仿佛已经在空气中嗅到些什么，某种他并不特别喜欢的气味。他瞄了椅子一眼，然后将目光移到布兰登脸上。

他比画道：“我做了什么事吗？”

“这要你自己来告诉我！”布兰登说道。

“我什么也没做啊。”

“那你就坐下啊。”

“我不想坐下。”

“为什么不想？”

雷伊耸耸肩。

布兰登说道：“你恨谁，雷伊？”

雷伊瞪大眼睛看着他的哥哥，仿佛觉得他已经疯了。

“说啊，”布兰登说道，“你恨谁？”

雷伊比画了一个简短的手势。“谁也不恨。”

布兰登点点头。“好。那你爱谁？”

雷伊再度瞪大了眼睛。

布兰登身子往前一倾，两手撑在膝盖上。“你爱谁？”

雷伊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然后再度抬头直视着布兰登。他举起手臂，指着他的哥哥。

“你爱我？”

雷伊点点头，开始有些不知所措。

“那妈呢？”

雷伊摇摇头。

“你不爱妈？”

雷伊比画：“不爱也不恨。”

“所以说，我是你唯一爱的人？”

雷伊下巴一扬，皱着眉头，两手飞快地比画着。“没错。我可以走了吧？”

“还不行，”布兰登说道，“你坐下。”

雷伊看着那张椅子，因愤怒而涨红了脸。他再度扬起下巴，斜睨着布兰登。他对着他举起一只手，缓缓地竖起中指，然后转身离去。

在布兰登意识到之前，他整个人已经扑了过去，一把揪住雷伊的头发，扯得他几乎两脚离地。然后，他手臂猛地往后一抽，仿佛他正在对付的是一部老旧的割草机那冥顽不灵的电线似的。之后，他突然手一松，雷伊则顺势往厨房桌上飞扑而去。他整个人先是撞上墙壁，然后又给弹了开来，而反弹力道之猛烈，当他终于跌坐下来的时候，整张桌子也跟着一起翻倒在地。

“你爱我？”布兰登说道，他甚至不曾低头看他跌坐在地上的弟弟一眼。“你爱我，所以你他妈的杀了我的女朋友？是这样吗，雷伊？是吗？”

这句话一出口，钱宁·欧谢随即有了反应，一如布兰登预料的那般。他抄起地上的运动袋，转头就往门外冲，但布兰登早有准备。他一把掐住他的喉咙，推着他用力往门上一摔。

“我弟弟做什么事还少得了你吗，欧谢？不，从来不会！”

他抡起拳头，钱宁厉声尖叫道：“不，布兰登，不要！”

布兰登对准他的脸，一拳打下去，他的鼻骨应声断裂。然后又是一拳。钱宁终于让第二拳扫倒在地，他的身子蜷曲成一团，不住地咯血。布兰登冷冷地丢下一句：“我还会回来。我还会回来跟你把账算清楚，我他妈的可能会把你活活打死，我他妈的就打算这么做。”

雷伊勉强撑起一双腿，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的球鞋才刚踩上散了一地的碗盘碎片，布兰登便回到了厨房里，一巴掌打得他跌跌撞撞地冲向水槽，趴在那里动弹不得。布兰登大步往前一跨，一把揪住雷伊的衬衫，硬把他扯了起来。雷伊嘴角淌着血，豆大的泪珠不断从盛满恨意的眼底滚落。他狠狠地直视着布兰登的脸。布兰登两手一推，将雷伊推倒在地，然后他整个人也跟着扑上去，他扯开雷伊的两条手臂，分别用自己一边的膝盖压在地上。

“说话！”布兰登说道。“我知道你会说话。说啊，你这个天杀的怪胎，你说话啊，雷伊，不然我发誓我他妈的会宰了你。说！”布兰登嘶吼道，一掌又一掌甩向雷伊的两颊。“说！说她的名字！说啊！说‘凯蒂’，雷伊。说‘凯蒂’！”

雷伊的目光渐渐涣散开来，他的眼底呈现一片模糊的空白。他断断续续地咯血，和着血的唾液不断洒落在他脸上。

“说！”布兰登嘶吼道，“不然我他妈的宰了你！”

他抓住雷伊两鬓的头发往上一扯，死命地一阵摇晃，强逼他回过神来；然后布兰登便停止了动作，只是牢牢地捧着雷伊的头，定定地望进那一双灰色的瞳孔底部。他在那里看到了那么多的爱和恨，多得他无以负载。布兰登只想将弟弟的头拧下来，抛出窗外。

他再度开口了。“说！”他的嗓音已破碎得难以辨认。“说！”

他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咳嗽声，于是猛然转过头去。他看到钱宁·欧谢站在那里，嘴角不住地淌着血，而手里则握着一把枪——老雷伊·哈里斯的枪。

西恩和怀迪在楼梯间里就已经听到楼上传来的骚动了——怒吼声以及毫无疑问的搏斗声。当屋内传来那句“不然我他妈的宰了你”时，西恩一手按在他腰间的克拉克手枪上，另一只手则本能地往门把探去。

怀迪说道：“等等。”但西恩已然转动门把。他一脚踏进公寓，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一把枪口离他胸口只有六英寸远的手枪。

“等一下！不要扣扳机！”

西恩定睛望向钱宁·欧谢那张鲜血淋漓的小脸，双眼所见让他吓得几乎要屁滚尿流。男孩脸上什么也没有。或许从来就是这样。他开枪不是因为愤怒，不是因为恐惧。他开枪只是因为西恩不过是一个六英尺两英寸高的电玩影像，而他手中的枪不过是根游戏杆。

“钱宁，听我说，把枪口对着地面。”

西恩听得到怀迪浓浊的呼吸声不断自门后传来。“钱宁！”

钱宁·欧谢说道：“他妈的他扁我。两下。我鼻子被他打断了。”

“谁扁你？”

“布兰登。”

西恩头一转，看到布兰登就站在他左边的厨房门口，两手垂在身侧，僵住了。刚刚冲进来的时候，西恩意识到，钱宁·欧谢正打算要枪杀布兰登。他听得到布兰登的呼吸声，微弱而缓慢。

“如果你想的话，我们可以逮捕他。”

“我不想他被逮捕。我他妈的要他死。”

“死不是件小事，钱宁。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你懂吗？”

“我当然懂，”男孩说道，“我他妈的当然知道。你打算用它吗？”男孩一脸狼狈，暗红色的鲜血不断自他的鼻孔里冒出来，沿着下巴滴落在地板上。

西恩说道：“用什么？”

钱宁·欧谢朝着西恩的腰间挪挪下巴。“那把枪。那是把克拉克手枪，对不对？”

“克拉克，没错。”

“克拉克火力他妈的超强。我一直都想弄一把来玩玩。所以说，你打算要用它吗？”

“现在？”

“没错。你打算用它来对付我吗？”

西恩微笑道：“没这回事，钱宁。”

钱宁说道：“你他妈的笑个屁啊？来啊，你他妈的把克拉克掏出来啊！跟我对干一仗看看啊！”他猛地往前踏了一步，单手平举，枪口这会儿离西恩的胸口只剩不到一英寸。

西恩说道：“嘿，好小子，杀我个措手不及啊？这下你赢定啦。”

“嘿，雷伊，”钱宁叫唤道，“看我把这死条子杀了个措手不及。酷吧？我咧！快看！”

西恩说道：“嘿，钱宁，咱们不要把场面搞——”

“我看过一部电影，就一个死条子在屋顶追一个黑人。那黑鬼超酷，死条子就那样让他推下楼去了。条子跟条死猪一样，啊啊啊一路鬼叫，摔得脑浆喷了一地。黑鬼够酷，管那他妈的死条子有老婆有小孩。操！那黑鬼够酷！”

西恩对这一幕并不陌生。刚进州警队的时候，有一次，他被派到一个银行抢劫案现场维持秩序。劫匪挟持人质，和包围在银行外的重重警力对峙了足足有两小时之久。在那两小时里，劫匪的态度渐趋强硬，愈发感受到自己手中那把枪的威力，那种随之而来的权力与操控感；西恩从监视器里眼睁睁地看着那家伙挥枪叫嚣，态度愈发猖獗狂妄。这场对峙刚开始的时候，劫匪一度像是让眼前失控的场面吓坏了，但他随即克服恐惧，爱上了那种一枪在握的感觉。

有那么一瞬间，西恩脑海里浮现出萝伦的脸，一只手放在脸颊与枕头之间，偏着头温柔地注视着他。他看到了他未曾谋面的女儿，还闻到了暖暖的婴儿奶香；然后他才猛然想起来，还没亲眼见过她们母女俩一面，就这样去了，是一件多么不爽的事。

他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张空洞的小脸上。他说道：“你看到你左边那家伙了没，钱宁？那个站在门外的警察？”

钱宁迅速地往左边瞥了一眼。“嗯。”

“他也不希望开枪杀你。他真的不想。”

“我才不在乎呢。”钱宁说道，但西恩看得出来自己刚刚那句话已经奏效了。男孩的眼神开始有些飘忽，有些闪烁不定。

“可是如果你对我开了枪，他就别无选择了。”

“死就死，有什么好怕的。”

“我知道你不怕死。问题是，你知道吗？他不会对着你的头开枪。我们不杀小孩子的。他如果从他现在站的位置开枪，你知道他会射中你哪里吗？”

西恩两眼锁定了钱宁的脸，虽然他的目光像受到磁铁吸引似的，直往他手上的枪飘去；他想看清楚扳机的位置，想看清楚男孩手指的动向。西恩心里不住地想着，我不想死，我尤其不想让一个小孩子开枪打死。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悲的死法吗？他感觉得到，一动不动地站在他左手边十英尺处的布兰登心里大约也在盘算着同样的事。

钱宁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子弹八成会从你腋窝射进去，然后卡在你的脊椎里。这下你倒是死不了，但会落得全身瘫痪的下场。你会变得像吉米基金会的公益广告里的那些小孩子一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坐在轮椅上，全身动弹不得，脑袋嘴歪眼斜地挂在那里。你会变成众人取笑的对象，钱宁。到时候，你连喝口水都要人将杯子捧在你嘴边，拿吸管喂你。”

钱宁下定决心了。西恩看得出来，男孩的脑袋里仿佛有一盏灯突然熄掉了。强烈的恐惧霎时席卷过他全身。他知道男孩无论如何已经决定要扣下扳机了，哪怕只是为了听到子弹出膛的声响。

“你他妈打烂了我的鼻子！”钱宁吼道，接着一个转身，将枪口对准了布兰登。

西恩听到自己口中溢出一声惊呼，目光往下一落，眼睁睁看着钱宁手中的枪像给架在三脚架上似的转了九十度，自他的胸口移开了。在他意识到之前，他的手就已经往前探去，一把截住那把移动中的手枪，而就在同一刻，怀迪也夺门而入，手中的克拉克瞄准了男孩的胸口。男孩倒抽了一口气——带着浓浓的失望，仿佛他刚刚打开他的圣诞礼物，却赫然发现里头只有一只脏兮兮的臭袜子——西恩趁机用另一只手对准男孩额头往墙上猛地一推，顺势夺下了他手中的枪。

西恩诅咒道：“操他妈的。”然后对着怀迪眨了眨几乎让汗水蒙住的眼睛。

钱宁开始嘤嘤啜泣，完完全全就像个十三岁的孩子，一个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的孩子。

西恩将他的身子压在墙上，再把他两条手臂往后一扳。他看到布兰登终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嘴唇与臂膀不住地颤抖着，而雷伊·哈里斯则站在他的身后，在那个仿佛刚刚遭到飓风袭击的小厨房里。

怀迪又往前踏了一步，一手搭上西恩的肩膀。“你还好吧？”

“这小子刚刚已经要开枪了。”西恩说道。他感觉自己全身的衣服，甚至包括他的袜子，都让汗水湿透了。

“才没有，我才没有要开枪咧。”钱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抗议道，“我只是想吓吓你们而已。”

“你他妈的，”怀迪说道，然后把脸凑到男孩面前，“你的眼泪只有你亲爱的妈妈会在乎，你这没种的娘娘腔。听懂了没？还哭？你就省省吧。”

西恩掏出手铐，将钱宁·欧谢两只手铐在一起，然后拎着他的衬衫把他揪进厨房里，往椅子上一推。

怀迪说道：“雷伊，你看起来像刚让人从卡车上推下来。”

雷伊看着他的哥哥。

布兰登倚着炉台勉强站着，依然不住地摇晃着的身子看似随时都会让随便一阵微风吹倒。

“我们知道了。”西恩说道。

“你们知道什么？”布兰登低声应道。

西恩扫视着眼前这两个男孩：一个坐在椅子上抽抽搭搭，另一个则一语不发站在那里，挑衅的目光表明他希望这伙人能赶快滚出去，他好回到他的房间里去打他的《毁灭战士》。西恩几乎能够确定，一旦他们找来手语翻译和社工到场协助问话，这两个男孩大概会说他们那么做只是因为“因为”。因为他们手里刚好有枪。因为他们刚好也在那条街上。也许因为雷伊从来就不喜欢凯蒂。因为这主意听起来蛮酷的。因为他们之前从没杀过人。因为如果你的手指都已经放在扳机上了却没机会扣下去，之后你的手指可能会痒上好几个星期。

“你们知道什么？”布兰登重复道，嗓音已然沙哑不堪。

西恩耸耸肩。他希望他能给布兰登一个答案。但他看着眼前这两个男孩，脑中却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沉默的空白。

吉米怀里揣着一瓶酒，往加农街走去。加农街尽头有一个退休老人公寓小区，全是六十年代风格的两层石灰石与花岗石建筑，从加农街尽头一直延伸到连接的海勒巷。吉米坐在公寓前方的白色石阶上，将整条加农街尽收眼底。他听说这地方不久也要改建了。尖顶区的房地产现在已经成了抢手货，他听说公寓主人已经决定将整块地卖给某家建筑公司，后者要将这里改建成以年轻夫妻为主要销售目标的小型公寓。尖顶区已经消失了，其实。它以前一直是这一区的势利眼，如今却根本已经不像同一家族的人了。照这样下去，很快，这些新来的雅痞居民就会提议改名，斩草除根地改写整个白金汉区的版图。

吉米从外套里层掏出一瓶一品脱装的波旁威士忌，啜饮了一口，定睛遥望着当年他们看着大卫·波以尔让那辆车带走的地方。他仿佛还看得到大卫的脸，隔着后车窗玻璃怔怔地看着他们，随着车子远去身影愈来愈模糊。

我希望不是你，大卫。我真的希望。

他微微举起酒瓶，遥敬凯蒂。爸爸帮你报仇了，亲爱的。爸爸帮你报仇了。

“自言自语啊？”

吉米应声转过头去，正好看到西恩下了车。他手里也拿着一罐啤酒。他对着吉米手中的威士忌酒瓶歪了歪嘴角，说道：“你的借口又是什么？”

“又熬过了一晚。”吉米说道。

西恩点点头。“我也是。差点儿吃了颗子弹。”

吉米挪了挪身子，西恩顺势在他身旁坐下了。“你怎么知道要来这里找我？”

“你太太说你可能会在这里。”

“我太太？”吉米根本没跟她提过自己打算去哪里。老天，这女人果然不简单。

“嗯。吉米，我们逮到人了。”

吉米仰头连着灌下几口酒。“逮到人了？”

“嗯。我们逮到杀死你女儿的凶手了。两人都已经招了。”

“两人？”吉米说道，“凶手是两个人？”

西恩点点头。“两个小鬼，事实上。十三岁的小鬼。雷伊·哈里斯的儿子小雷伊，还有他一个叫钱宁·欧谢的朋友。半小时前他们把事情全都招了。”

吉米感觉仿佛有把刀从他一边耳朵狠狠地刺进了他脑袋里。一把滚烫的刀，将他的脑壳一切两半。

“毫无疑问就是他们干的？”他说道。

“毫无疑问。”西恩说道。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杀死凯蒂？理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带了把枪在街上玩。他们看到一辆车来了，其中一人跑到路中间躺着。车子一个急转弯撞上街边，熄了火，欧谢就拿着枪跑过去。他说他原本只是想吓吓她，结果枪却走火了。凯蒂于是用车门撞他，两个小鬼宣称他们被凯蒂一撞就急了。后来他们又怕她去跟别人说他们有枪，于是……”

“于是他们就一定要痛揍她一顿吗？”吉米说完又灌下一大口酒。

“手里拿着曲棍球杆的是小雷伊·哈里斯。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是个哑巴，这你知道吧？他就那样坐在那里。欧谢说他们打她是因为她一直跑，他说他们被她气着了。”他耸耸肩，仿佛这样无谓至极的糟蹋生命的理由连他听了都会感到惊讶。“两个小王八蛋，”他说道，“因为害怕会被禁足还是什么的，于是就杀了她。”

吉米站了起来。他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吸气，然而他的双脚却背叛了他。他跌坐回台阶上。西恩拍了拍他的胳膊。

“慢慢来，吉米。先喘口气再说。”

吉米看到大卫跪坐在地上，低头用手摸索着他在他下腹划出的那道长而深的峡谷。他听见他的声音：看着我，吉米。看着我。

然后西恩说道：“我接到瑟莱丝·波以尔的电话。她说大卫失踪了。她说她过去几天有点儿反应过度。她说你可能会知道大卫的下落。”

吉米试着开口说话。他张开嘴，但他的气管却像突然被几团湿棉花堵死了似的。

西恩说道：“没有其他人知道大卫可能会在哪里。我们一定得找到他，吉米。前几天晚上有个家伙在雷斯酒吧的停车场被人干掉了，而我们认为大卫可能知道一些内情。”

“有家伙被干掉了？”吉米设法在他的气管再度被封之前勉强挤出了几个字。

“没错。”西恩说道，声音中透出一丝寒意。“一个有三次恋童癖前科的人渣。目前队上的推论是，那人渣他妈的老毛病又犯了，这回却让人逮个正着，当场让他埋了单。总之，”西恩说道，“我们想找大卫来谈谈这件事。你知道他人在哪里吗，吉米？”

吉米摇摇头，他的目光僵硬，眼前仿佛突然出现了一条隧道，叫他看不清两旁的东西。

“不知道？”西恩说道，“瑟莱丝说她告诉你，她认为大卫杀死了凯蒂。她似乎认为你也有同样的看法。她说她觉得你打算采取行动。”

吉米眯眼凝视着眼前的隧道。

“你接下来也打算每个月寄五百块钱给瑟莱丝吗，吉米？”

吉米终于抬起头来，在那一瞬间，台阶上的两人同时在彼此脸上看到了答案——西恩看到了吉米做过的事，而吉米则在西恩眼中看到了这份领悟的倒影。

“你他妈的真的下手了，是不是？”西恩说道，“你杀了他？”

吉米再度起身，一手扶着栏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杀了他们两个——雷伊·哈里斯和大卫·波以尔。老天，吉米，我在来这里的路上心里一直在想，我想我一定是疯了，才会有这个念头。但现在我却在你脸上看到了答案。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王八蛋！你杀了他！你杀了大卫！你杀了大卫·波以尔，我们的朋友，吉米！”

吉米嗤之以鼻。“我们的朋友。是啊，是这样没错，尖顶男孩，他是你的好朋友好兄弟。你以前成天跟他混在一起嘛，对不对？”

西恩刷一声也站了起来，直视着吉米的脸。“他是我们的朋友，吉米。记得吗？”

吉米看着西恩的眼睛，怀疑他是否真会一拳挥过来。

“我上一次看到大卫，”他说道，“是昨晚在我家里。”他推开西恩，径自过了街，站在加农街上。“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大卫。”

“你这个满口谎言的王八蛋！”

他转过身去，两手一摊，又回过头来看着西恩。“那就逮捕我啊，如果你这么确定的话。”

“我会找到证据的，”西恩说道，“你知道我会的。”

“你会找到个屁，”吉米说道，“谢谢你逮到杀死我女儿的凶手，西恩。真的。但如果你当初动作再快一点儿的话……唉，谁知道呢？”吉米耸耸肩，转过头，沿着加农街往前走去。

西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直到他的身影终于在西恩旧家前方一盏坏掉的路灯下没入了黑暗之中。

你杀了大卫，西恩心想。你真的下手了，你这个冷血的禽兽。可恨的是我太清楚你有多聪明了。你不会留下任何证据。这是你的天性，你做事向来不放过任何细节，吉米。你这个天杀的王八蛋！

“你杀了他，”西恩大声说道，“就是你，对不对？”

他将空啤酒罐往路边一丢，朝车子走去。他掏出手机，按下萝伦的号码。

她接了电话。西恩说道：“是我，西恩。”

电话彼端依然只有沉默。

他现在知道他始终不愿说出口的也是她需要听到的那句话是什么了。他已经逃避了一年多。什么都可以，他一直这么告诉自己，我什么都愿意说，除了那句话。

但他现在说出口了。在看到那个面无表情的男孩拿枪对准他胸口的那一刹那，他就已经说出口了。在看到大卫那张因为听到他提议改天一起去喝杯啤酒而为之一亮的面孔时，他就已经说出口了——可怜的大卫，他或许从来就没相信过，真心相信过，世上竟有人会想和他一起去喝杯啤酒。他说了，因为他在脊髓深处感觉到有一股需要，一股必须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深沉的需要！为了萝伦，也为了他自己。

他说道：“对不起。”

而萝伦终于开口了。“为什么对不起？”

“为了把一切都归罪在你身上。”

“嗯……”

“嘿——”

“嘿——”

“你先说。”他说道。

“我……”

“怎么了？”

“我……唉，西恩，我也对不起你。我不是有意要——”

“没事的，”他说道，“真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进了一大口警车内特有的那种陈年汗臭。“我想看看你。我想看看我的女儿。”

萝伦说道：“你怎么知道她是你的女儿？”

“她就是我的女儿。”

“但是血液检验——”

“她是我的女儿，”他说道，“我不需要检验报告来告诉我这个事实。你愿意回家吗，萝伦？你愿意吗？”

在眼前这条寂静的街道的某个角落里，有一台发电机正在嗡嗡作响。

“劳拉。”她说道。

“什么？”

“那是你女儿的名字，西恩。”

“劳拉。”他说道，这两个字卡在他的喉头，还未出口就已经湿成了一片。

吉米回到家的时候，安娜贝丝正坐在厨房桌边等着他。他拉开另一张椅子坐下，与她隔桌相望。她脸上露出一抹若有似无的神秘的微笑。她这种微笑让他受用；这微笑仿佛说明，她什么都已知道，都已了解，即便他这一生都不再开口了，她也依然能听懂他心底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吉米握住她放在桌上的手，用自己的拇指摩挲着她的拇指，试着在她脸上映出的自己的形象中找到力量。

他们之间的桌面上放着一个婴儿监听器。上个月娜汀喉咙严重发炎的时候，他们从餐厅柜子里把这套尘封多年的监听器搬了出来，用来监听娜汀睡着后喉底不断发出的呼噜呼噜的声响。吉米曾彻夜守在监听器旁，想象他的宝贝就要溺死了；他绷紧神经，一等机器彼端传来一阵稍微剧烈些的咳嗽声，就立刻从床上跳起来，穿着T恤与四角内裤直接抱着娜汀冲进急诊室。娜汀后来倒是恢复得很快，但安娜贝丝并没有随即将监听器收回盒子里。她常常在夜里打开它，静静地聆听小姊妹俩轻柔的鼾声。

娜汀和莎拉还没有睡。吉米听到监听器里不断传来她俩的耳语与咯咯的轻笑声；他心头一震，无法相信自己竟然一边想象着小女儿的模样，一边又想起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我杀人了。我错杀了人了。

这个丑陋的事实像团焰火，在他体内熊熊地燃烧着，啃噬着他。

我杀了大卫·波以尔。

火团向下蔓延，沉淀在他的肚腹里。炙人的火星和烟灰流窜过他全身的血管。

我杀人了。我杀了一个无辜的人。

“哦，亲爱的。”安娜贝丝说道，两手攀上了他的脸颊。“亲爱的，怎么了？是凯蒂吗？亲爱的，你看起来好糟哪。”

她起身绕到桌子这一边，眼底盛满焦虑与爱意。她跨坐在吉米大腿上，两手紧紧地捧住他的脸，强迫他看着她。

“告诉我。告诉我是什么事。”

吉米只想逃。此刻的他负担不起她的爱。他只想消失在她温暖的掌间，找一个黑暗的洞穴一个人躲起来；他只想找到一个没有爱、没有光的地方，一个人静静地将一切悲恸、懊悔以及对自己的憎恨，缓缓化作声声呜咽，抛向无尽的黑暗。

“吉米。”她低声唤道。她亲吻他的眼皮。“吉米，告诉我。求求你告诉我。”

她的掌根紧贴着他两边的太阳穴，十指插入他的发间，牢牢地攫住他的头颅。她低下头来，双唇盖上了他的嘴。她的舌头在他口中急急地搜索着，搜索着他痛苦的根源，企图将其吸出他的体外；如果有必要，她的舌头甚至可以化成小刀，为他割去蓄积一切苦痛的毒瘤。

“告诉我。求求你，吉米。告诉我。”

他明白了，面对她这样强烈忠诚的爱，他终于明白了。他必须告诉她，否则他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因此得救，但他无比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此刻再不对她坦承一切，他下一秒就要死去了。

于是他告诉她了。

他将一切都告诉她了。他告诉她雷伊·哈里斯，告诉她那份在他十一岁那年便在他心底生了根的悲伤；他告诉她爱凯蒂是他这无谓的一生中唯一一件值得骄傲的事，那个五岁的凯蒂——那个需要他同时却又无法信任他的陌生的女儿——是他一生中面对过的最让他恐惧但他从来不曾转身逃避的责任。他告诉妻子，爱凯蒂，保护凯蒂是他生命的核心，失去了她，他便也无以为继了。

“所以，”他告诉妻子，感觉小厨房的四壁正朝着他俩节节逼近，“我杀了大卫。”

“我杀了他，然后把他的尸体沉入了神秘河。而现在我却发现，仿佛我手上的罪孽还不够深重似的，原来我错杀了无辜。”

“我做了这些事，安娜，通通是我亲手做的。而我无力回天。我认为我应该为此付出代价。我应该去坐牢。我该向警察招供大卫的死，我该回到牢里，那里才是我归属的地方。不，亲爱的，这就是事实。我不属于外头的世界。我不值得任何人信任。”

他的嗓音已经完全变了调。他听到自己口中源源吐出这个全然陌生的声音，不禁怀疑安娜贝丝是否也觉得自己眼前正坐着一个陌生人，一个复制的吉米，一个正渐渐没入大气中的吉米。

她的脸上没有泪，没有一丝恐慌；她只是一动不动，就像画架前的模特儿。她的下巴微扬，眼神清明却深不可测。

吉米再度听到监听器里传来的耳语声，轻轻柔柔，窸窸窣窣，像风声。

安娜贝丝两手攀上他的胸前，开始为他解开衬衫的纽扣；吉米注视着她手指灵巧的动作，身子却动弹不得。她将衬衫推落他的肩头，然后蹲下身去，歪着头，一边的耳朵紧贴在他的胸前。

他说道：“我只是——”

“嘘，”她低声说道，“我想听听你的心跳。”

她的手滑过他的胸膛，往他背后攀去。她的脸颊微微施压，愈发紧贴在他的胸前。她闭上眼睛，嘴角缓缓泛开一抹微笑。

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任由时间缓缓流逝。监听器里的耳语声渐渐退去，继之以同样甜蜜轻柔的鼾声。

当她终于松开时，吉米依然感觉得到她的脸颊，暖暖地印在他的胸口，像一个永恒的印记。她翻下身去，坐在他膝前的地板上，仰头注视着他。她偏着头，聆听着监听器里传来的微弱鼾声。

“你知道今晚送她俩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是怎么跟她们说的吗？”

吉米摇摇头。

安娜贝丝说道：“我告诉她们，最近她们必须对你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不管我们有多爱凯蒂，你都爱她更多。你那么那么爱她，因为你创造了她，将她带到这世界上，因为你曾经亲手将还是小婴儿的她拥入怀中。而有时候，你对她的爱那么那么多，你的心膨胀得像个气球似的，几乎要因为那么多的爱而爆炸了。”

“老天。”吉米说道。

“我还告诉她们，爸爸对她们的爱也有这么多。我告诉她们爸爸有四颗心，每一颗心都像装满了爱的气球，装得好满好满，满得有时候爸爸几乎都要心痛起来了。而爸爸对她们的爱表示她们永远都不需要担心害怕。娜汀问我：‘永远都不？’”

“求求你。”吉米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被一颗花岗巨石挤压得溃不成形了。“不要再说了。”

她坚决地摇了摇头，目光紧紧锁住他。“我告诉娜汀：‘没错。永远都不。因为爸爸是一个国王，不是王子。而国王永远都知道什么是该做、必须做的事——不管那件事情有多么困难。爸爸是国王，所以他会——’”

“安娜——”

“‘他会为所爱的人做一切事情。无论什么事。所有人都会犯错。所有人。伟大的人会尽力把事情做好做对。这才是真正的重点。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这也是为什么爸爸是一个伟大的人。’”

吉米感觉眼前一片模糊。他说道：“不！”

“瑟莱丝打过电话。”安娜贝丝说道，一个个字眼像一支支飞镖箭头。

“不——”

“她想知道你人在哪里。她告诉我，她把自己对大卫的怀疑全都告诉你了。”

吉米用手背擦过眼睛，定睛注视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妻子。

“她这么告诉我，吉米，而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是：什么样的妻子竟然会这样说自己的丈夫？一个人究竟要窝囊到什么地步才会把这些话放在心里，在背地里跟别人搬弄？还有，她为什么要告诉你？她为什么偏偏挑上你？”

吉米隐约知道——他一直都隐约知道瑟莱丝心里藏着什么，她有时看他的眼神——但他什么也没说。

安娜贝丝冷冷地笑了，仿佛她已经在他脸上看到了答案。“我其实可以打你的手机。我大可以这么做。她一告诉我她跟你说了什么，我立刻就想起了你和威尔一起出门时的神情。我猜得到你们的计划，吉米。我不蠢。”

她从来都不。

“但我没有打电话给你。我没有阻止你。”

吉米的声音粗嘎而破碎：“为什么不？”

安娜贝丝下巴一扬，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仿佛他早该知道答案。她起身站定在他跟前，昂然注视着他，然后她踢掉了脚上的鞋子。她解开自己牛仔裤的拉链，将裤子褪至大腿处，然后弯腰一推。她两脚依次从地上那堆牛仔布料中抽出来，同时动手解开自己的衬衫与胸罩。她一把将吉米从椅子上拉起来。她拉着他，让他紧紧贴着自己赤裸的身体，然后她踮起脚亲吻他潮湿的脸颊。

“他们，”她说道，“是弱者。”

“他们是谁？”

“所有人，”她说道，“除了我们之外的所有人。”

她将吉米的衬衫扒落肩头，吉米仿佛看到了十多年前那晚在州监大沟旁的那个安娜贝丝的脸。她曾经问他他的血液里是否流淌着犯罪的因子，而他当场选择了否认，因为他以为那才是她想要听到的答案。直到此刻，十二年半后的此刻，他才终于了解到，她那晚想要从他嘴里听到的只是实话。她只想听到他心底的实话。而无论他的答案是什么，她总是会设法接受的。她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她会按照他的答案为他俩打造出相应的生活。

“我们不是弱者。”她说道，吉米感到自己体内涌出一股无比深沉、无比强烈的古老欲望。如果他能够在不造成她的痛苦的情况下将她吞咽下肚，他会的。他会吞下她的五脏六腑，会噙住她的喉头，将自己的牙齿深陷在她的皮肉里。

“我们永远也不会是弱者。”她跳上餐桌，两腿垂在桌边，随意地晃荡着。

吉米注视着自己的妻子，自褪至地上的衣料堆中走出来。他知道这将只是暂时的解脱，他知道自己只是在妻子的血肉与力量中，暂时躲开了因大卫的死而来的痛苦。但这已经足以让他度过今晚。也许明天，也许再过几天，痛苦会再度找上他。但他至少过得了今晚了。至少。而所有的复原过程不都是这样开始的吗？一次一小步？

安娜贝丝两手攫住了他的臀部，指甲陷进了他脊椎两侧的皮肉里。

“待会儿，吉米？”

“待会儿怎样？”吉米感觉自己像喝醉了。

“待会儿不要忘了去和女孩们说声晚安。”

①原文为Bingo，意为“猜中了”，是一种老式的赌博游戏。

尾声：平顶吉米的星期天

第二十八章 我们会留个位子给你

吉米星期天早上是在阵阵遥远的鼓声中醒来的。

不是酒吧舞厅里头穿鼻环的摇滚乐团那种刺耳的铿铿锵锵，而是某种更低沉、更稳重的来自驻扎在远方的军营的隆隆鼓声。然后他突然听到一声法国号走调的哀鸣；依然来自远方，随着晨间的空气传送过十条十二条街，倏然出现，随即飘然消逝。在接下来的沉默中，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聆听着窗外传来的周日早晨特有的那种宜人的窸窣声响。他瞅了一眼那扇小窗，拉上的窗帘几乎抵挡不住外头那灿烂耀眼的金光，明白这是一个万里无云的美好的周日早晨。他听到屋檐下传来鸽子的咕咕声以及几声来自街上的零星狗吠。一辆车的车门刷一声让人拉开了，再砰一声关上了；他等着听到接下来的引擎启动声，但那声响却迟迟不来。然后窗外再度传来一阵咚咚的鼓声，依然低沉依然遥远，却比刚才更坚定、更有自信了些。

他转头瞄了一眼床头小桌上的闹钟：十一点。他上回睡到这么晚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不，他甚至不记得了。好多年了吧，说不定十年都有了。然后他想起了过去几天的忙乱，那种深入骨髓的疲倦感。他想起了那种感觉。他感觉凯蒂的棺材像电梯似的，在他体内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然后是昨晚，当他手里握着一把枪，醉倒在客厅沙发上的时候，老雷伊·哈里斯和大卫·波以尔竟然悄然来访。他俩坐在那辆弥漫着浓浓的苹果味的车子里，回过头隔着后窗玻璃频频对他挥手。就在那辆车沿着加农街往前加速离去时，凯蒂的后脑勺突然出现在两人中间；凯蒂始终不曾回头，而老雷伊和大卫则兴高采烈地拼命挥手，咧嘴笑得像两个傻子似的。他只是怔怔地看着他们，感觉掌心传来手枪沉甸甸的重量，感觉那重量不住搔弄着他。他闻到了机油的味道，脑子里突然浮现将枪管往嘴里一塞的念头。

守灵会是一场噩梦。晚上八点，前来吊唁的亲友差不多全都到齐了的时候，瑟莱丝突然冲进会场，扑在吉米身上，用拳头捶打他，嘴里不停地尖叫着“凶手”。“你至少还有她的尸体！”她厉声叫道，“而我呢？我有什么？他在哪里，吉米？他在哪里？”布鲁斯·瑞德和他几个儿子赶紧上前抓住她，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出会场，瑟莱丝仍拼尽全身气力死命高喊着：“凶手！他是凶手！他谋杀了我的丈夫！凶手！”

凶手。

然后是正式葬礼。然后是墓园里的下葬仪式。吉米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工人把凯蒂的棺材缓缓地放进墓穴里，然后一铲一铲洒下沙土与砾石。沙土与砾石渐渐成堆，他的宝贝离他愈来愈远，渐渐消失，仿佛她从来不曾活过似的。

这一切一切的重量终于在昨晚袭上他的心头，深深地渗进了他的骨髓里，凯蒂的棺材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到了他把枪扔进抽屉里、拖着脚步把自己沉重的身躯往床上摔去时，他感觉自己动弹不得，仿佛死亡已然将他的骨髓吞噬殆尽，仿佛他全身的血液已然凝结成块。

老天，他想，我从来不曾感到如此疲倦过。他好累，好累好累，他感到无尽的悲伤，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感到彻骨的孤单。那些错误那些愤怒那些苦涩无比的哀伤。那些甩不掉、抛不开的沉重罪孽。他好累。老天，求你不要再插手，求你就让我静静地死去吧。然后我就不会再犯错不会再感到如此疲倦，然后我就不必再背负我的天性我的爱恨。拿去吧，通通都拿去吧，因为我已经疲倦得无以为继了。

安娜贝丝曾经试图了解这份沉沉地压在他心头的罪恶感与自我憎恨。但她不可能懂的。因为她不曾亲手扣下扳机。

而现在，他一觉睡到了十一点。足足十二小时的沉睡。他甚至不曾听到安娜贝丝起床的声音。

他曾经在哪里读过，严重的忧郁症最明显的病征就是持续的倦怠感，那种强迫性的嗜睡。但此刻，当他起身坐在床上，聆听那愈来愈近的鼓号合鸣的乐声时，他却只感到焕然一新。他感觉精力充沛，感觉头脑无比清醒，仿佛他这一生都不再需要睡眠了。

游行，他想到了。那些鼓声乐声来自准备在正午出发沿白金汉大道游行的鼓号乐队。他跳下床，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刚刚那辆车之所以不曾发动是因为整条白金汉大道从平顶区到罗马盆地都已经被封锁，不准车辆进出了。整整三十六条街。他隔着玻璃，眺望着窗外的街道。在金灿灿的阳光浸润下，整条白金汉大道蓝灰色的柏油路面看起来如此清新无瑕；吉米甚至不记得曾见过比眼前还要干净亮眼的白金汉大道。他放眼往两边看去，视线所及每一个路口、每一段街边都摆放着成排的蓝色拒马。

时间已近正午，附近的居民纷纷出门，在人行道上占定了位子。吉米看着他们搬出了饮料冰桶、收音机以及野餐篮，然后朝正忙着在翰尼西自助洗衣店前的路边架开折叠凉椅的丹恩与莫琳·戈登夫妻俩挥了挥手。当他们绽开一脸笑容，也朝他挥手时，吉米感觉自己被他俩脸上那种真心的关切打动了。莫琳两手拱在嘴边朝吉米大叫。吉米推开窗子，探头抵在纱窗上，沾染了一头温暖的阳光、清爽的空气以及纱窗上积了一整个春天的花粉。

“你刚刚说什么，莫琳？”

“我说：‘你还好吧，亲爱的？’”莫琳大叫，“你还好吗？”

“我还好。”吉米说道——话一出口，他才赫然发现自己说的竟是实话。他真的觉得还好。他依然感觉得到凯蒂沉沉地压在他胸口，像他第二颗疯狂而愤怒地鼓动着的心脏；他甚至知道它永远都会在那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份哀恸毕竟已渐渐化为他体内的一部分，而非体外的一条伤肢。或许，在这场漫长的沉睡中，他已经学会了接受。接受这份深沉的伤痛，接受它进入他的体内，让它缓缓沉淀下来，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一旦学会了接受，他知道自己也终将学会如何去面对。所以说，他确实还好，比他任何的预期和想象都还要好。“我……我还好，”他对着丹恩与莫琳大声说道，“我还好。”

莫琳点点头，而丹恩问道：“有什么我们帮得上忙的地方吗，吉米？”

“我们是说真的。真的。你尽管开口。”莫琳说道。

吉米感觉心头涌上一阵暖意，他突然对这对夫妇以及这个他自小成长的地方感到无比骄傲与热爱。他说道：“不了，我真的还好。不过，嘿，谢啦。真的。真的很高兴听到你们这么说。”

“你待会儿也要下来看游行吗？”莫琳问道。

“嗯，应该会吧，”吉米说道，决定是话出口后才做的，“那待会儿就楼下见啰？”

“我们会留个位子给你。”丹恩说道。

他们再度挥挥手，吉米也朝他们挥挥手，然后缓缓踱离了窗边，胸口却仍满溢着那种骄傲与爱。他们是他的邻居，是永远与他站在同一边的人。这是他的人，他的地方，他的家。他们永远会为他保留一片天。永远。他是来自平顶区的吉米。

他们以前就是这样叫他的，在他被送进鹿岛之前。他们会带他走进北边王子街上那些著名的据点，说道：“嘿，卡诺，他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朋友。他叫吉米，来自平顶区的吉米。”

然后卡诺、吉诺还是其他哪一个诺就会睁大了眼睛，说道：“妈的，真的？他就是平顶吉米本人？嘿，久仰久仰，吉米。你那些传奇故事我们可听了太多了，今天终于见到你本尊啦。”

然后就是一堆冲着他年纪来的玩笑——“怎么，听说你当年还夹尿布的时候就已经用尿布别针干开这辈子第一个保险箱啦？”——但玩笑归玩笑，吉米依然可以从这些道上人物的言谈间感受到那种敬意，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敬畏。

他就是平顶吉米。十七岁就出道带徒弟的平顶吉米。十七岁哪——你他妈的能相信吗？好家伙一个。没人敢跟他乱来。有种，够酷，口风紧，脑筋快，上道懂规矩——一个懂得有福同享的好家伙。

他曾经是平顶吉米，他现在依然是平顶吉米。而楼下那些聚集在人行道上等着看游行的人们——他们都爱他。他们为他担心，想尽可能为他多分担一点儿伤恸。这样的爱，他何以回报？他不禁低头思量了起来。到底他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以为回报呢？

自从联邦调查局以《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为依据，一举把路易·杰洛那帮人逮走后，这些年来，平顶区如果勉强要说有所谓主要的黑势力的话，那大概就是——是谁？——巴比·奥唐诺吗？巴比·奥唐诺和罗曼·法洛。两个小虾级的小毒贩，近来甚至还干起了收保护费和放高利贷的勾当。吉米曾听到风声——他听说这两个家伙有模有样地跑去和罗马盆地那边的越南帮交涉，谈好条件，说好井水不犯河水；之后为了庆祝结盟还干脆放了把火，把康妮花店烧成平地，以示杀鸡儆猴，警告那些拒绝付他们保护费的人。

事情不该是这样的。你不该在自己的地方干这样的勾当；手脚怎么也不该动到你的邻居头上。生意要做就去外头做，你的邻居应该是你的人；你让他们安心过日子，养孩子，他们自会心怀感激，多少帮你看着，当你的耳目，任何风吹草动也才会有人自动跑来跟你禀报。偶尔，他们若真想用信封、蛋糕还是一辆新车来表示他们的感激，那也该是他们的选择，是你保护地方应得的回报。

敦亲睦邻才是真正的经营地盘之道。你有饭吃，大家也不会饿着。你绝对不能让巴比·奥唐诺或是那些斜眼歪嘴的黄种混混以为他们可以大摇大摆走进你的地盘，他妈的胡作非为一番——要来可以，问题是这里没人保证你可以四肢健全地走出去。

吉米走出卧室，发现家中空无一人。走道另一头的大门倒没关，他听到安娜贝丝的声音从楼上传来，两个小女儿追着威尔那只猫跑的细碎脚步声他也听得一清二楚。他走进浴室，拧开水龙头，等水变热了才一脚踩进浴缸，仰着脸迎向哗哗泼洒的水柱。

奥唐诺和法洛之所以至今不敢找上吉米的店，是因为他们知道吉米和萨维奇兄弟的关系。就像任何一个大脑功能还算正常的人一样，奥唐诺绝对不敢招惹萨维奇兄弟。所以说，如果奥唐诺和法洛还懂得要怕萨维奇兄弟，那么，理论上来讲，他们也就会怕吉米。

他们怕他。平顶吉米。因为，光说他一个人好了，老天为证，他绝对有那个头脑。而如果再加上萨维奇兄弟，那就是如虎添翼，办什么事，需要什么样的不知恐惧为何物的角色，他绝对一抓一大把。把吉米·马可斯和萨维奇兄弟凑在一起……

怎样？

他们就可以让他们的邻居安居乐业，享受他们应得的一切。

拿下全城的地盘，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探囊取物。

囊中物，瓮中鳖。

“求求你，吉米。老天。我还想见到我老婆。我想把我的日子过下去。吉米？求求你，不要夺走这一切。看着我！”

吉米闭上眼睛，任由温热猛烈的水柱冲刷着他的头顶。

“看着我！”

我看着你，大卫。我正在看着你。

吉米看着大卫苦苦哀求的脸，他唇上的唾液与十三年前雷伊·哈里斯下唇与下巴上的唾液并无二致。

“看着我！”

我在看哪，大卫。我一直都在看哪。你既然上了那辆车就不该再回来。你知道吗？你去了就不该再回来。你回到这里，回到我们的地方，整个人却已经变了样。你走了，变了，就不再属于这里了，大卫。因为他们已经在你脑子里下了毒，那毒留在了你的脑子里，随时等着再被吐出来。

“我没有杀你的女儿，吉米。凯蒂不是我杀死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也许真的不是你，大卫。我现在知道了。照现在的情况看来，你或许真的与凯蒂的死没有任何关系。没错，条子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可能逮错人了，但我承认，总的看来，你很可能确实与凯蒂的死毫无关联。

“所以呢？”

所以你还是杀了人哪，大卫。你确实杀了人了。这点瑟莱丝并没有说错。此外，你该知道那些受过性侵害的小孩的。

“不，吉米。我不知道。”

他们迟早会从被害人变成加害人。迟早罢了。你们全都被下了毒，迟早也会对别人下毒。我只是在保护你将来的那些被害人罢了，大卫，保护他们——很可能就是你的儿子——免受你的毒害。

“你不必把我的儿子扯进来。”

好。不是他也可能是他的同学、朋友。总之，大卫，这真的只是迟早的事，你迟早会露出你的真面目。

“你就是用这个来合理化你对我所做的事的吗？”

你一旦上了那辆车，大卫，就不该再回来。我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没错。你已经不属于这里了。你懂吗？这里，这个地方，这个由彼此互属的人们组成的地方。他妈的外人就省了吧。

大卫的声音穿透淙淙水声，一字一字敲进吉米的脑子里：“我现在住在你心里了，吉米。你永远也躲不开逃不掉了。”

你错了，大卫。我可以。我办得到。

然后吉米拧紧了水龙头，踏出浴缸。他一边用毛巾拭干身体，一边深深地吸进几口饱满的水汽。他感觉自己的头脑愈发澄澈清明起来。他用手抹去浴室一角的小窗上的水汽，低头凝视着窗外的屋后小巷。老天，外头的天气何其美好。完美的周日。完美的游行天。他待会儿就要带着老婆女儿下楼去，一家人携手站在金色的阳光下，欣赏那些鱼贯通过的游行队伍，那些乐队花车和坐在敞篷车里的政客。他们还要吃热狗和棉花糖，然后他还要为女孩们买来印有“白金汉之光”字样的小旗和T恤。然后，在一阵阵鼓号齐鸣与喝彩声中，他们心底那个伤口将慢慢地愈合。他们会的，他万分确定，就在他们站在人行道上庆祝这个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的诞生的当儿。稍后，或许在夜色渐渐聚拢后，凯蒂的死会再度袭上他们的心头，他们的背脊、肩头将会因不堪重荷而颓然下垂，但至少他们还有这一下午的愉快回忆来稍稍平衡一下那份沉重的伤恸。这将会是一个开始。他们至少将享有这几小时的欢乐时光。至少。

他离开窗边，走到洗手台前，往脸上泼洒些许温水，然后在颊上喉咙上涂上一层厚厚的剃须膏。就在这一刻，他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邪恶。我是一个邪恶的人——好，这或许是事实。那又怎样呢？这领悟来得太突然，却不曾有过风云变色、天摇地动的时刻。不过是一个突然浮上他心头的想法，一个瞬间的领悟，充其量不过像只小手，轻轻地揪住了他的心脏。

邪恶就邪恶。

他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心头一片坦荡。他深爱他的妻女。他的妻女也深爱着他。这样确切的情爱便是他生命中的磐石。任谁也撼动不了。很少人——男人女人皆然——能拥有这样的幸运。

他杀了一个很可能是无辜的人。而他并不真的感到后悔。更久以前，他还曾杀了另一个人。他将两人的尸体都沉进了神秘河。这两个人甚至都曾是他还算喜欢的人——他或许喜欢雷伊更胜大卫一点儿，但他确实喜欢过他们。但他还是杀了他们。这是原则问题。他曾站在神秘河边，看着雷伊那张惨白的脸缓缓消失在水面下，那一双生气尽失的眼睛始终无言地大睁着。这些年来，他从来不曾真正为此感到内疚，虽然他曾试图说服自己。但这份他自以为的内疚说穿了不过是恐惧，对因果报应的恐惧；他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终究会招致报应，不论是报应在他自己身上，还是他所爱的人身上。而凯蒂的死，他想，或许就是天理轮回的终极结果——雷伊·哈里斯借由他妻子的子宫重回人世，毫无理由地杀死了凯蒂。毫无理由，除了因果。

那么大卫呢？他和威尔用铁链穿过空心砖，紧紧地捆绑在大卫身上，然后，他俩合力将绑了铁链与空心砖的沉重尸体推过九英寸高的船身，任由它翻滚入水。在尸体消失在漆黑的河水里的那一瞬间，吉米仿佛看到了童年的大卫。天知道他的尸身终将停留于何处。但他将会永远在那里，在神秘河底的某处，幽幽地往上窥视。留在那里吧，大卫。就留在那里吧。

事实就是，吉米从来不曾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内疚。没错，过去十三年来，他安排了一个住在纽约的兄弟按月寄出五百元现金到哈里斯家；但与其说是罪恶感作祟，还不如说是某种权衡得失后的安排——只要他们以为雷伊还活着，自然就不会找人四处探听他的下落。事实上，既然现在雷伊的儿子已经给关进了牢里，去他妈的，他也可以干脆省下这笔钱了。他大可以把这笔钱用在更值得的地方。

用在这里，用在他这些邻居身上；他决定了。他决定把这笔钱用在这里。他凝视着镜中的自己，下定了决心：是的，这里，他的地方。他的。从今天开始，平顶区就是他的了。他已经在谎言中活了十三年了。他花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企图说服自己，假装自己可以活得像个善良的市井小民，然而他却无法假装自己看不到那些硬生生被浪费掉的大好机会。打算在这里大兴土木盖球场是吗？也行。咱们来谈谈我旗下那帮工人弟兄的事吧。不要？哦，好吧。不过我劝你们可要多留心工地那些昂贵的机器哪。啧啧，这么贵重的大家伙让火烧掉了可就可惜了。

他得找机会坐下来和威尔及卡文好好地计划一下他们的未来。眼前有这么多大好机会等着他们去开发。至于巴比·奥唐诺的未来，去他的巴比·奥唐诺。如果他真的打算继续在东白金汉混下去的话，他的未来，吉米决定了，恐怕就没那么乐观了。

他刮完胡子，临去前再度瞥了镜中的人影一眼。他是个邪恶的人？那好，他认了。他没有问题。他可以带着这份领悟活下去。因为他心中有他妻女那份稳如磐石的爱。这代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他穿上衣服。他大步穿过厨房，感觉过去这些年来他执意假装的那个自己已经随着洗澡水被冲下了浴室的水管。他听到他女儿的尖叫笑声一阵阵自楼上传来；或许是威尔那只猫吧，把两个小女孩舔得尖叫连连却又乐不可支。他心想，老天，这声音多么美妙啊。

西恩与萝伦在奈特南西咖啡厅前方的人行道上找到一个位子；他们把婴儿推车停放在帆布篷的阴影下，劳拉躺在里面睡得正香甜。他俩斜倚在墙上，一口一口地舔着手中的冰激凌甜筒，而西恩看着他的妻子，心里想着，不知道他们是否真能破镜重圆，还是这一年的分离已经在他俩之间挖出一道无从填补的鸿沟，一笔勾销了这段婚姻在最后那两年之前的美好时光。萝伦握着他的手，微微用力，轻轻地挤压着他。西恩低头看着他的女儿：劳拉睡得正甜，小小的脸庞看上去是如此无辜，惹人爱怜。她或许真是个小天使，他想，喉头突然让某种暖暖的东西堵住了。

他的目光穿过前方鱼贯通过的游行队伍，落在对街。吉米与安娜贝丝·马可斯站在街边，他们那两个漂亮甜美的小女儿则分别坐在威尔与卡文·萨维奇的肩上，对着所有经过的花车和敞篷车队兴奋地挥着手。

两百一十六年前，西恩知道，今日的州监大沟旁建起了本区第一座监狱。白金汉区的第一批居民是那些携带家眷前来供职的狱卒以及狱中囚犯的妻儿老小。而那些终于刑满出狱的囚犯通常也已经衰老得无力再携带家眷迁离此地，于是白金汉区不久也就成了人人口中的人渣败类的聚居地。随之而来的是一间又一间沙龙酒吧，沿着今日的白金汉大道和两旁的泥沙小路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狱卒与其家人于是纷纷迁居位于山丘上的尖顶区，居高临下地俯瞰着那些原本就活在他们眼皮底下的人们。到了十九世纪，白金汉区曾一度成为邻近地区的肉牛屠宰集散中心。在屠宰业方兴未艾的那几十年间，今日的高架快速路两旁举目净是待宰牛的临时围养场，运送牛的货运铁路沿雪梨街而建，在那里让牛下了车，再将它们驱赶到位于今日游行路线正中央的屠宰场区。经过几代人后，这些囚犯与屠宰场工人的子孙一步步拓展了平顶区的范围，直到货运铁轨终于成为本区的南界。之后，在某次改革运动风潮中，政府下令关闭监狱，不久屠宰业热潮也告终，只剩沙龙酒吧的盛况依旧不减当年。继意大利裔移民潮后，爱尔兰裔的新移民以两倍以上的人数蜂拥而至，高架铁路约莫兴建于同一时期。这批新来的居民于是搭乘地铁蜂拥进城工作，但一日终了总是会回到这里。因为这里才是他们亲手建造的家园，他们知道这里的危险潜伏于何处，也知道该如何享受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这里发生的一切从来不会令他们感到惊讶。这里的贪污腐败，这里的街头血战酒吧斗殴，这里的棍球赛，周六早上的做爱——这里的一切背后其实都有逻辑可循，某种外人无从得知的逻辑。但这正是重点：这里并不欢迎外人。

萝伦身子微微往后斜倚在他身上，她的头顶着他的下巴，而西恩感觉得到她的怀疑，同时也感觉得到她的决心，她那必须重新建立起来的对他的信心。她说道：“那个孩子拿枪指着你的时候，你到底有多害怕？”

“要听实话？”

“嗯。”

“当时我的膀胱已在失控边缘。”

她从他下巴底下钻了出来，仰头看着他。“真的？”

“真的。”他说道。

“那你有想到我吗？”

“有，”他说道，“你们母女俩我都想到了。”

“你想到什么？”

“我想到这个，”他说道，“我想到现在。”

“你想到我们一起来看游行？”

他点点头。

她在他颈子上轻轻一吻。“你根本在瞎说，亲爱的。可是我真的很高兴听你这样说。”

“我没有瞎说，”他说道，“我是说真的。”

她低头静静地凝望着推车里的劳拉。“她的眼睛像你。”

“鼻子像你。”

她再度开口说话，目光依然停在女儿脸上。“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再回到从前。”

“我也是。”他低头吻了她。

他俩一起倚回墙边，一波波人潮自他们眼前的人行道上经过。突然间，瑟莱丝站定在他们面前。她脸色惨白，一头乱发上满是斑斑点点的头皮屑；她站在那里，不断捋着自己的手指，仿佛正试图把它们一根根全都扯到脱臼似的。

她巴巴地望着西恩。她说道：“嗨，狄文警官。”

西恩探出手去，因为他感觉自己再不出手扶着她，她随时都会随人潮漂走。“嗨，瑟莱丝。叫我西恩就可以了。”

她迎向他的手。她的掌心一片湿冷，手指却热乎乎的。她轻轻地握了下西恩的手，随即放开了。

西恩说道：“这是萝伦，我太太。”

“嗨。”萝伦说道。

“嗨。”

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三人站在那里面面相觑，没有人开口说话。然后，瑟莱丝的目光突然朝对街移去，西恩也转过头去。他看到吉米搂着安娜贝丝的肩膀，被亲友团团簇拥着，站在耀眼的阳光底下，一派意气风发。看起来就好像他们今生绝不可能再失去任何东西了。

吉米的目光掠过瑟莱丝，落在西恩脸上。他朝他点头示意，而西恩也轻轻地点了下下巴。

瑟莱丝说道：“他杀了我的丈夫。”

西恩感觉萝伦的身体一下僵住了。

“我知道，”他说，“我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件事。但是我知道。”

“你会吗？”

“什么？”

“你会找到证据吗？”她说道。

“我会尽我所能，瑟莱丝。我发誓我会。”

瑟莱丝终于移开了目光，她举起一只手，缓慢而用力地搔弄着自己的头皮。“我最近脑袋真的不太管用。”她笑了，“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没有办法。”

西恩再度伸出手去，轻轻地拍拍她的手腕。她瞪眼瞅着他，一双棕色的眼睛看起来无比狂乱苍老。在那一瞬间，她似乎确定西恩就要出手赏她一巴掌了。

他说道：“我知道一个医生，瑟莱丝。我可以给你他的名字。他治疗过很多暴力侵犯被害人的亲友。”

她点点头，虽然他的话似乎不曾为她带来任何慰藉。她抽回手，继续使劲地捋着每一根手指。她注意到萝伦正在注视着她，于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她放开手，随即又再度抬起两条手臂交叉在胸前，两只手分别压在两条胳膊底下，仿佛不这么做的话她的手就要飞走了。西恩注意到萝伦对着瑟莱丝露出一抹浅浅的、甚至还带些迟疑的微笑，眼底却流露出某种至深至沉的同情与了解。然后，他意外地发现瑟莱丝脸上竟也绽开了一抹若有似无的微笑；她眨了眨眼，含蓄地传达出她的感激之情。

此刻的他爱他的妻子更胜以往。他深深地为她这种无须言语便能让这些受伤的灵魂感受到些许暖意的能力所折服。也就在这一刻，他确信自己才是造成他们婚姻破裂的元凶。是他任由警察那部分自我占领了自己，是他任由自己对人性的缺陷和脆弱愈来愈轻蔑。

他忍不住伸出手去，碰了碰萝伦的脸颊。这个动作逼得瑟莱丝移开了目光。

她望向游行队伍。一辆棒球手套造型的花车缓缓驶过，上头载着小联盟棒球队的小选手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兴奋地对着街边喝彩的人群猛挥着手。

但花车的某种东西却让西恩脊背一凉。也许是手套的模样，那五指不像是轻拥着那些孩子，而像是某种狰狞的怪物，将要把那些毫不知情、只是一个劲地微笑挥手的孩子们吞噬掉。

除了一个弱小的身影。小男孩低着头，只是一味瞅着脚边的防滑栓。西恩一下便认出来了。那是麦可，大卫的儿子。

“麦可！”瑟莱丝使劲地挥手，但男孩却不为所动。他始终低垂着头，即使瑟莱丝再三高声呼唤着他的名字。“麦可，亲爱的！宝贝，看这边！麦可！”

花车继续缓缓向前驶去，瑟莱丝不断地叫唤着儿子的名字，但她的儿子始终拒绝抬头看她一眼。西恩在小男孩颓然下垂的肩膀和下巴上清楚地看到了大卫的影子，他那精巧细致的俊美脸庞。

“麦可！”瑟莱丝唤道。她再度开始拉扯自己的手指，一步步追下了人行道。

花车已经从他们眼前过去了，但瑟莱丝却追了上去，她在人群中穿梭前行，不断地挥着手，不断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西恩感觉萝伦木然地来回轻抚着他的手臂，而他的目光却紧紧地锁定在对街的吉米身上。即使花掉一生时间，他也一定要找出足够的证据，让他不得不俯首认罪。看着我啊，吉米。来啊，再转过头来看着我啊。

吉米的头慢慢地转过来了。他直视着西恩，脸上缓缓泛开一抹微笑。

西恩举起一只手，食指对准吉米，拇指则往上翘起作击锤状，然后他刷地弯下拇指，开了枪。

吉米的嘴角翘得更厉害了。

“那女人是谁？”萝伦问道。

西恩看着瑟莱丝踩着细碎的脚步在人群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追去，身影渐渐模糊，外套迎风向后翻飞着。

“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西恩说道。

然后他想起了大卫·波以尔，他希望自己当初请他喝了那杯啤酒，那杯他在调查行动的第二天便承诺过他的啤酒。他希望自己当年对他再好一些，他希望大卫的父亲不曾离家出走，希望他的母亲不是那样一个疯疯傻傻的女人，他希望那么多不美好的事都不曾发生在他身上。带着妻女置身观看游行的汹涌人潮之中的他心中有好多希望，希望大卫·波以尔能多拥有些什么。他希望他的心最后能平静下来。一点点平和，一点点宁静。他希望大卫，无论他此刻置身何处，终于能够拥有一点点平和与宁静。他希望这个更胜一切。

版权信息

书名：白城恶魔

作者：【美】埃里克·拉森

译者：徐佳雨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07

ISBN：9787544296267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序曲 奥林匹克号上

奥林匹克号上

第一部 凝固的音乐

黑城

“麻烦才刚刚开始”

不可或缺的材料

顺势而为

“别怕！”

朝圣

为世博会而建的旅馆

令人遗憾的景观

消失点

独自一人

第二部 背水一战

集会

通奸

焦虑

长日留痕

迎接决斗

德怀特来的天使

揭幕日

普伦德加斯特

我马上就聘用你

查普尔归来

残酷的事实

捕获米妮

姑娘们做了可怕的事

邀请

最终的准备

第三部 白城之下

开幕日

世界博览会旅馆

普伦德加斯特

夜晚是魔术师

作案方法

成功运行

娜妮

眩晕

诚招异教徒

最终

纷至沓来

独立日

担忧

幽闭恐惧症

暴风雨和火灾

爱

怪物

普伦德加斯特

走向胜利

离别

夜幕降临

黑城

第四部 真相大白

H.H. 霍姆斯的财产

摩亚门森监狱

房客

活生生的死尸

那些令人筋疲力尽的日子

有预谋的罪行

尾声 最后的交集

世博会

曲终人散

霍姆斯

奥林匹克号上

序曲　奥林匹克号上

1912

奥林匹克号上

这天是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一个航海史上黑暗的日子。不过当然，这位住在C层防护甲板六十三号至六十五号套房的先生对此一无所知。他只觉得脚异常疼痛，超乎了自己的预料。六十五岁的他已经发了福，头发变成了灰色，胡须几近全白，眼睛却一如既往地蓝，此时甚至因为靠近海洋而显得更蓝了。因为脚疼，他不得不推迟了行程。头等舱的其他乘客，包括他的夫人在内，都去探索邮轮上风情各异的角落了，本来这是他最想参与的活动，却只能被迫困在套房里。这位先生十分中意邮轮上的奢华设施，这与他对普尔曼卧铺车厢[1]和大型壁炉的钟爱如出一辙，可惜脚疼让他无福消受。他心里明白，这种情况造成的全身不适，部分应归咎于自己多年来毫无节制地追求顶级美酒、佳肴和香烟。这份疼痛每天都在提醒他大限将至。踏上旅途之前，他还对一位朋友说：“延长生命对我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并且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位先生是丹尼尔·哈德森·伯纳姆，当时已经名震全球。他是一名建筑师，在芝加哥、纽约、华盛顿、旧金山、马尼拉等多个城市都留下了经典作品。他与夫人玛格丽特正在女儿女婿的陪伴下乘坐邮轮前往欧洲，打算在那儿度过一整个夏天。伯纳姆之所以选择白星航运公司的这艘皇家邮轮奥林匹克号，是因为这是一艘新船，体积巨大且富丽堂皇。在他订票的时候，奥林匹克号还是当时常规航线中最大的船。不过就在他出发前三天，这艘船的姊妹号开启了首航，抢走了这个头衔，而它只是船身稍长了一点儿。伯纳姆清楚，自己的一位亲密的朋友——画家弗朗西斯·米勒[2]此刻就在那艘船上。两艘船都在同一片海洋上航行，只是方向相反。

当白昼的最后一丝暮光洒进伯纳姆的套房时，他和玛格丽特起身前往下一层甲板上的头等舱餐厅。华丽的阶梯会让他的腿饱受折磨，于是他们选择乘坐电梯前往。不过这并非伯纳姆所愿，因为走楼梯的话，他可以欣赏精巧的涡卷式铁艺栏杆，抬头就可以看到由钢铁和玻璃制成的巨型穹顶，以及室外的自然光透过穹顶把内厅照得通明透亮。他的脚令他的行动处处受限。就在一周前，他不得不坐着轮椅穿过华盛顿联合车站，这让他备感羞辱，要知道这个车站还是他设计的。

伯纳姆一家在奥林匹克号头等舱的餐厅里单独享用完晚餐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套房休息。这时，伯纳姆毫无缘由地又想起了弗朗西斯·米勒。一时兴起，他决定通过奥林匹克号上强大的马可尼[3]无线电给米勒发去一封来自海上的问候。

伯纳姆唤来服务生。一位身穿笔挺白制服的中年人前来取走了他的信，送到三层甲板上毗邻官员散步长廊的电报室。过了没多久，服务生回来了，信还在他手上。他告诉伯纳姆，收发员拒绝发送这封电报。

脚疼加上心烦，伯纳姆要求服务生返回电报室要一个解释。

伯纳姆时常想起米勒，常常回忆让他们俩结下缘分的事件：一八九三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在建造博览会展馆的苦乐参半的冗长过程中，米勒是伯纳姆的亲密战友之一。该次世博会的官方名称为“哥伦布纪念博览会”，借以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四百周年。在首席建筑师伯纳姆的打造之下，这次博览会最终呈现的效果十分令人着迷，“白城”成了铭刻于世人心中的名字。

世博会只开放了六个月，不过有记录显示，在此期间参观人数达到了两千七百五十万，而美国当时的总人口才六千五百万。最火爆时，世博会一天就接待了七十万名游客。然而，世博会能顺利举办，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为了建造白城，伯纳姆遭遇了数之不尽的困难，其中任何一个都足以（或者说本该）将这场盛会扼杀在摇篮里。伯纳姆和他的建筑师像变戏法似的合力打造了一座梦幻之城，宏伟大气，美轮美奂，凭个人的力量绝对难以构思出来。游客们身着最华丽的服装，表情凝重庄严，仿佛在造访一座大教堂。有一些游客甚至为建筑的壮美而落了泪。他们尝到了一种名为“好家伙玉米花”[4]的新型小吃和一种名为“麦丝卷”[5]的新型早餐。世博会将埃及、阿尔及利亚以及达荷美等偏远地区的某些村庄，连同里面的居民一起照原样搬来。仅仅是展出的开罗一条街就雇用了近两百名埃及人，还建造了二十五幢不同的房屋，其中一处能容纳一千五百名观众的剧院将一种新奇而声名狼藉的娱乐形式带到了美国。世博会上的一切都充满异域风情，体积都尤为壮观，占地超过一平方英里，包含超过两百座建筑。单独一个展厅都足以同时容纳美国国会大厦、大金字塔、温切斯特大教堂、麦迪逊广场花园以及圣保罗大教堂。有一座建筑起初因被视为“庞然怪物”而遭到否决，却最终成为该次世博会的标志。这个机器如此庞大而惊人，一问世就立刻让曾经重创美国人自尊心的埃菲尔铁塔黯然失色。“水牛比尔”[6]、西奥多·德莱塞、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7]、珍妮·亚当斯[8]、克莱伦斯·丹诺[9]、乔治·威斯汀豪斯[10]、托马斯·爱迪生、亨利·亚当斯[11]、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尼古拉·特斯拉[12]、伊格纳西·帕德雷夫斯基[13]、菲利普·阿莫尔[14]、马歇尔·菲尔德[15]等众多历史上的耀眼人物，从未像此时一样齐聚一堂。理查德·哈丁·戴维斯[16]将此次博览会称为“内战以来美国历史上最盛大的事件”。

毫无疑问，那年夏天，世博会上发生了不少奇迹，不过依然有黑暗的事情随之出现。在建造这座梦幻之城的过程中，有不少工人受伤甚至丧命，他们的家庭也随之陷入贫困。一场火灾导致超过十五人丧生，而一起刺杀事件使得本该成为本世纪最盛大庆典的世博会闭幕式沦为一场大型追悼会。当然，还发生了更为糟糕的事情，不过这些事之后才慢慢浮出水面：有一名杀手潜藏在伯纳姆建造的美丽白城中。一些被世博会和独立生活的愿景吸引来的年轻女人失踪了。人们最后一次看见她们，是在凶手自建的占据整个街区的大楼里，这幢建筑是对建筑师们珍爱的作品的拙劣仿造。直到展会结束，伯纳姆和他的同事们才得知这段时间有不少信件，讲述着家里女儿来到芝加哥却从此杳无音讯的苦痛。媒体猜测应该有不少世博会的访客在这栋建筑里消失。即使是以英国连环杀人案凶手“开膛手杰克”的作案地点为名的白教堂俱乐部里那些铁石心肠的成员，也惊讶于侦探最终在房子里的发现，以及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件居然这么久都没有曝光。理性一方的解释则将其归咎于芝加哥在这段时间发生的种种变化。在如此混乱的时局中，一位年轻英俊的医生做出这些暴行而不被发觉，也可以说得通。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连十分冷静的人也很难再理性地审视这个凶手。他形容自己为“恶魔”，并且声称自己的容貌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将他绳之以法的人身上开始发生许多奇怪的事情，以至于他的说法看起来几乎像真的。

对于那些迷信超自然力量的人来说，光是陪审团团长死亡这一起事件就足以构成有力的佐证。

伯纳姆的脚一直很疼。甲板有规律地颤动着。不管在船上什么地方，你都能感觉到奥林匹克号那二十九个锅炉的力量正透过各层船板向上传来。即使你位于特等舱、餐厅和吸烟室，哪怕这些地方奢华得仿佛是从凡尔赛宫或雅各宾风格[17]的大宅中照搬而来，锅炉持续传来的颤动也不断提醒着你，你在一艘船上，正向大海最蓝的地方前进。

伯纳姆和米勒是世博会建造者中为数不多的尚在人世的成员，其他很多人都已经离世了。奥姆斯特德[18]、科德曼[19]、麦金[20]、亨特[21]、阿特伍德[22]都已离奇死亡，还有最初失去的那位挚友，这让伯纳姆至今都难以接受。过不了多久大家就都不在了，而世博会也将不再作为活生生的记忆存在于任何人的脑海里。

当年那些重要人物，除了米勒还有谁活着？只剩路易斯·沙利文[23]了，他整天惨兮兮的，浑身酒味，不知在怨恨些什么，却时不时地会到伯纳姆的办公室来借点钱，或者兜售一些画像和素描。

至少弗兰克·米勒看起来仍然壮硕而健康，粗俗的玩笑从不离口。世博会建造期间的许多漫漫长夜，都因为米勒的幽默增添了很多欢乐。

服务生回来了，神情有所变化。他向伯纳姆道歉，因为他仍然无法发送电报。不过现在至少有个说法了，他说，米勒的船发生了意外。事实上，奥林匹克号已收到指令，此刻正全速向北航行，去施以救援，接收并照料受伤的乘客。此外的情况他一概不知。

伯纳姆挪了挪自己的腿，面部肌肉抽搐着，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他期望奥林匹克号最终到达事故现场时，自己能找到米勒，听米勒讲述关于这次航行的骇人故事。坐在安静的特等舱里，伯纳姆打开了日记本。

这一晚，世博会的景象格外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1]由美国发明家乔治·普尔曼发明。——编注（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编注）

[2]弗朗西斯·米勒，美国学术古典派画家、雕塑家、作家，于1912年4月15日在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事故中丧生。

[3]指伽利尔摩·马可尼，被称作“无线电之父”。

[4]由玉米花、糖蜜、花生调合成的混合零食，在芝加哥世博会上首次贩售。

[5]谷物类早餐食品。

[6]“水牛比尔”，美国西部开拓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其组织的牛仔主题表演非常有名。

[7]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美国社会改革者、妇女权利活动家，在女性选举权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8]珍妮·亚当斯，美国社会改革家，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女性。

[9]克莱伦斯·丹诺，美国公民联盟主要成员，当时美国最杰出的律师和公民自由主义者之一。

[10]乔治·威斯汀豪斯，美国企业家、工程师，发明了铁路空气制动器，是电气工业的先驱。

[11]亨利·亚当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12]尼古拉·特斯拉，塞尔维亚裔美籍发明家、物理学家，对现代交流电供电系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3]伊格纳西·帕德雷夫斯基，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

[14]菲利普·阿莫尔，美国肉类加工企业家，创立了总部位于芝加哥的阿莫尔公司。

[15]马歇尔·菲尔德，美国企业家，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的创始人。

[16]理查德·哈丁·戴维斯，美国记者、小说家。

[17]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建筑风格。

[18]弗雷德里克·洛·奥姆斯特德，美国景观设计师、记者，被誉为美国风景园林之父。

[19]亨利·科德曼，美国景观设计师，在奥姆斯特德的景观设计公司工作。

[20]查尔斯·麦金，美国建筑师，19世纪后期美国艺术建筑设计的代表人物之一。

[21]理查德·M·亨特，美国建筑师，设计了自由女神像基座、大都会博物馆等纽约地标性建筑。

[22]查尔斯·阿特伍德，美国建筑师，参与了芝加哥世博会的部分建筑工作。

[23]路易斯·沙利文，美国建筑师，被誉为摩天大楼之父、现代建筑之父。

第一部　凝固的音乐

芝加哥，1890-1891

黑城

在世间消失无踪，是多么容易。

在一天中有上千列火车驶入或驶离芝加哥，其中不少乘客都是年轻的单身女性。她们以前连城市的模样都没见过，此时却期望能在芝加哥这座世界上最大、最残酷的城市之一扎根。城市改革家、芝加哥赫尔馆[1]的创始人珍妮·亚当斯曾写道：“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是第一次有如此多的年轻女性忽然从家庭的庇护中解放出来，被允许在没人陪伴的情况下在城市的街头行走，或者在外人的屋檐下工作。”这些女性寻找的工种包括打字员、速记员、女裁缝以及织布工。雇用她们的男性大多是品行端正的市民，热衷于效率和利润，不过也有例外。一八九〇年三月三十日，第一国家银行的一位官员在《芝加哥论坛报》的招聘专栏上发表了一则警告声明，提醒女性速记员：“我们越来越坚信，凡是值得尊敬的正直商人都绝不会刊登广告，寻求金发、貌美并在此独居的女速记员，或要求对方附上照片。所有类似的广告都难掩粗俗的标志，我们认为，女性回应如此丑陋的广告是不安全的行为。”

这些女性步行上班时，经过的地方不乏藏在街角的酒吧、赌场和妓院。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导致犯罪频发。“遵纪守法的市民曾经（现在依然）居住的客厅和卧室充满了乏味，”本·赫克特[2]晚年曾这样解释老芝加哥不变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的窗外有魔鬼在地狱之火里跳跃，其实挺令人愉悦的。”还有一个极为恰当的类比：马克斯·韦伯[3]将这座城市比作“被剥了皮的人类”。

无法确认姓名的死亡事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时常发生。上千辆列车出入这座城市，每一辆都有可能造成死亡。你可能一走下人行道就被芝加哥特快列车撞死。平均每天有两人在城市的铁路交叉口丧生。人们受伤的形式五花八门，行人可以经常捡到切断的头颅。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危险：有轨电车可能会从吊桥上坠落；马儿脱缰，拖着马车撞入人群；每天都有几十人在火灾中丧生。在描述丧命于火灾中的人时，报纸常用的一个词是“烤焦”。还有白喉、伤寒、霍乱、流感等疾病。除此之外，还有谋杀。在世博会举办期间，全国范围内的杀人案件陡增，芝加哥尤为严重，警察甚至发现自己缺乏足够的人力和专业知识来处理如此之多的犯罪案件。一八九二年上半年，芝加哥发生近八百起暴力致死事件，大约每天四起，大多是常见的案子，由抢劫、争执或者感情纠葛引起。男人射杀女人，女人射杀女人，儿童无意间互相射杀，不过这些事件都可以理解，毕竟没有像英国伦敦白教堂连环杀人案那样的事情发生。一八八八年，开膛手杰克连续杀戮五人的狂欢行径令人惊诧，却在美国受到读者的热捧，当然，他们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在自己的国家发生。

然而所有事情都在发展变化。很显然，不论何处，道德与邪恶的界线都在不断变得模糊。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4]为了拥护离婚而奔走呼号。克莱伦斯·丹诺宣扬自由恋爱。一位名为玻顿的年轻女子手刃了自己的双亲。[5]

在芝加哥，一位年轻英俊的医生提着手术箱踏出了列车。他走入了这个充满喧哗、烟雾和蒸汽的世界，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屠牛宰猪的味道。他发现这地方挺合自己的口味。

后来，从西格兰家、威廉姆斯家、史密斯家以及数不尽的其他家庭寄出的信件纷至沓来，寄到了六十三街和华莱士街交汇处那幢阴暗古怪的宅子里，询问自己的女儿及外孙的下落。

要让一个人从世间消失是如此容易，要矢口否认自己知情也是如此容易，要在这一片喧嚣和烟尘中掩盖黑暗已经扎根的事实更是易如反掌。

在史上最盛大的世博会开幕前夕，芝加哥就是如此的模样。

[1]美国芝加哥市的社会福利机构，由珍妮·亚当斯和艾伦·盖茨·斯塔尔于1889年共同创建。

[2]本·赫克特，美国著名编剧、导演、制片人。

[3]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

[4]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美国社会活动家，早期妇女权利运动的领军人物。

[5]1892年发生于美国的凶杀案，凶手丽兹·玻顿杀死了父亲和后母。

“麻烦才刚刚开始”

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两千人簇拥在《芝加哥论坛报》办公室外的人行道和街上。芝加哥另外二十八家日报的办公室、各酒店大厅、酒吧、西联汇款公司和邮政电报公司的办公室也聚集了类似的人群。《芝加哥论坛报》办公室外的围观群众包括商人、普通职员、旅行推销员、速记员、警察以及至少一名理发师。送信的男孩们正在摩拳擦掌，准备一收到有价值的消息就拔腿狂奔。空气冰冷。烟雾填满了建筑之间的缝隙，一两个街区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警察时不时为该城亮黄色的有轨电车开道，这种电车也被称作“抓地电车”，因其操作员将电车连接在街面下不断运转的钢索上而得名。满载着货物的马车轰隆隆地驶过铺好的路面，拉车的高头大马往头顶的黑暗中喷出白色的蒸汽。

芝加哥是一个高傲的城市。整座城市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人们紧盯着店主、出租马车司机、服务员和侍者的脸，揣测是不是有消息了，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到目前为止，芝加哥这一年的发展势头都不错。芝加哥的人口首次突破一百万，一跃成为人口数量位居美国第二的城市，仅次于纽约。不过这惹恼了曾经位列第二的费城的居民，他们马上指出，芝加哥赶在一八九〇年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前吞并了大量的土地，从而在数据上作了弊。芝加哥对这个指控置若罔闻——占地广阔本来就是一种优势。今天如果有好消息，芝加哥被视为只会杀猪的贪婪闭塞之地的偏见将会消除；如果是坏消息，那么此事带来的屈辱将许久难以抹去，因为市里的达官显贵已经到处鼓吹芝加哥必胜。正是这种大话，让纽约的编辑查尔斯·安德森·达纳给芝加哥取了一个昵称——风城，当然，这与常年盛行于此地的西南风无关。

在位于鲁克利大楼顶层的办公室里，四十三岁的丹尼尔·伯纳姆和他的合伙人——刚满四十岁的约翰·鲁特，比别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份紧张。他们参与了多次秘密会谈，获得了可靠的保证，甚至已经跑到市里偏远的地区做过初期侦察。他们俩是芝加哥的顶级建筑师，曾主导芝加哥大批高楼的建造，并设计了国内第一栋被称为“摩天大楼”的建筑。似乎每年他们参与建造的大楼中都会有一栋成为世界第一高楼。鲁克利大楼位于拉莎利路和亚当斯路的交汇处，金碧辉煌，光线充足。当他们搬到这栋楼里办公后，才看到了之前只有建筑工人才能看到的湖景和市景。然而他们心里清楚，今天发生的事件足以令他们之前的所有成绩黯然失色。

消息将通过电报从华盛顿发来。《芝加哥论坛报》的特派记者将带来独家报道。之后，煤炉工会将煤炭铲入报社的蒸汽印刷机，社里的编辑、改稿员及排字工人将发表一篇篇“号外”。一名职员会把传来的每一条快讯贴到窗口，印有字的一面朝外，方便路人阅读。

芝加哥标准铁路时间刚过四点，《芝加哥论坛报》就收到了第一封电报。

连伯纳姆都无法确定是谁最先提出了这个想法，大家似乎是想到一块儿去了，起初只是打算借举办一次世界博览会来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周年。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主意并不怎么上心。内战结束以后，美国拼尽全力让自己变得富有而强大，对于庆祝自己遥远的过去兴趣索然。不过，一八八九年，法国的行动震惊了世界。

在巴黎的战神广场，法国揭开了世界博览会的序幕。这一场世博会声势浩大，富有魅力，充满了异域风情。慕名而来的游客认为今后再不会有任何世博会能超越其上。展会的中心地带矗立着一座高达上千英尺的铁塔，直插云霄。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该塔不仅让其设计者亚历山大·古斯塔夫·埃菲尔从此留名青史，同时也形象地证明了法国已经超越美国，在钢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美国工程师也曾留下布鲁克林大桥、马蹄铁形火车弯道[1]及另外一些无法否认的丰功伟业。

对于这一事实，美国也只能责怪自己。在巴黎世博会上，美国并未尽力展示自己的艺术、工业及科学成就。“我们应该是对本国的对外形象最粗心大意的国家之一了。”《芝加哥论坛报》驻巴黎特派员在一八八九年五月十三日这样写道。他还补充，当其他国家都在展示本国的尊严和格调时，美国的布展人员仅仅搭建了一个展馆和亭阁的合并建筑，没有任何的艺术指导或总体规划。“结果就是商店、货摊和集市混在一起的悲哀组合，不仅分开看不讨人喜欢，组合到一起也不协调。”相反，法国却绞尽脑汁让自己光芒四射，使其他国家相形见绌。“其他国家根本不是法国的对手，”特派员写道，“只能作为法国的陪衬。相比之下，他们的展区如此逊色，简直像是专门为了衬托法国展区的丰富和华丽而来的。”

尽管有些美国人一厢情愿地预测埃菲尔铁塔这个巨大的怪物定会对巴黎秀丽的市容产生永久的损害，它却出人意料地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广阔的底座加上向上不断变窄的塔身，仿佛是火箭一飞冲天时留下的云迹。随着美国越来越强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美国的骄傲心理把爱国情绪煽动到了新的高度，美国人已经不堪忍受这样的屈辱。这个国家急需一个机会来超越法国，特别是要能淘汰埃菲尔的埃菲尔铁塔。突然之间，举办一场盛大的博览会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便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念头。

起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为了向本国的历史致敬，如果要找一个地方举办博览会的话，作为首都的华盛顿一定是不二之选。最开始连芝加哥的编辑们也表示赞同。不过，随着举办博览会的念头逐渐成形，其他的城市也开始觊觎这样一个机会，原因主要是这个机会有助于大大提升城市地位。在这样一个地域荣誉感仅次于血统荣誉感的时代，提升城市地位无疑是个强有力的诱饵。纽约和圣路易斯突然也开始争夺这次博览会的举办权。华盛顿给出的竞选理由是这里是政治中心，纽约给出的竞选理由是这里是一切的中心。没有人关心圣路易斯怎么想，尽管它加入竞争的举动的确让人觉得勇气可嘉。

芝加哥市民对于自己城市的自豪之情远胜过任何地方的市民。在这里，人们提起“芝加哥精神”，就仿佛它是某种能触摸得到的力量。人们为一八七一年大火后重建家园的超凡速度自豪不已。他们不仅重建了这座城市，更将它打造成全国商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领航军。可是，不管城市如何繁荣，都没能改变大家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芝加哥只是一个二线城市，偏爱杀猪，胜过贝多芬。纽约是全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制度改良的领航之都，其能力超群的市民和报纸上的内容时刻提醒着芝加哥这一点。这次博览会如果办得出色——如果超越了巴黎世博会——将有可能从此粉碎这一观点。芝加哥各大日报的编辑们眼看纽约也加入了争夺，便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芝加哥不可以？《芝加哥论坛报》提出警告：“纽约的各路牛鬼蛇神正张牙舞爪地出动，企图占据主动权。”

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芝加哥市长德维特·克林顿·克莱吉尔宣布成立一个市民委员会，由芝加哥市的二百五十名杰出人物组成。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的末章这样写道：“曾帮助建造芝加哥市各项设施的人们期望获得这次世博会的举办权，他们有公平而合理的理由来积极争取这次机会。”

不过，最终的决定权还在国会。不久之后，这次重大的投票开始了。

《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职员走到窗前，粘贴了第一份快讯。在第一轮的投票中，芝加哥以一百一十五票比七十二票大幅领先纽约。圣路易斯位列第三，接下来是华盛顿。有一位国会议员从根本上就反对举办世博会，纯粹出于闹别扭的心理把票投给了坎伯兰岬口[2]。当《芝加哥论坛报》报社外聚集的人们看到芝加哥比纽约多得了四十三票的消息后，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欢呼，口哨声和鼓掌声不绝于耳。不过，大家心里十分清楚，芝加哥还差三十八票才能达到赢得世博会举办资格的大多数票。

后几轮投票还在继续，夜幕已渐渐降临。下班的人们聚集在人行道上。操作着最新商务机器的打字员们涌出鲁克利大楼、蒙托克大楼及其他摩天大楼，她们外套里的白衬衣和黑长裙令人联想到雷明顿打字机上的按键。出租马车的车夫一边咒骂着什么，一边安抚他们的马。一位负责点街灯的灯夫沿着人群外围匆匆奔走，一盏盏地点燃铸铁灯杆顶端的煤气灯。忽然之间，到处都充溢着色彩：亮黄色的有轨电车；身着蓝上衣的电报少年背着载满欢喜和悲伤消息的书包在人群里穿梭；出租马车车夫点亮了双座马车尾部的红色夜灯；一头镀金的狮像蹲在街对面的帽店前。抬头望去，高楼内的煤气灯和电灯在暮色中像月光花一般闪烁着。

《芝加哥论坛报》的职员再次出现在报社的窗口，手里拿着第五轮投票的结果。“人群的失落情绪显得凝重而冰冷。”一位记者观察到。纽约增加了十五票，芝加哥只增加了六票。优势不再明显。人群里的一位理发师向附近的人说，纽约多出来的票数一定来自原先支持圣路易斯的那些国会议员。这一说法引得一位名为亚历山大·罗斯的陆军中尉开了口：“先生们，我想说，任何来自圣路易斯的人都会去教堂抢劫。”另外一个男人嚷道：“或者毒死他老婆的狗。”人们对最后这句话纷纷表示赞同。

在华盛顿，纽约代表团察觉到情况有变，要求暂停投票，第二天再继续。昌西·迪普是该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此人是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总裁，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演说家之一。听闻这一请求，《芝加哥论坛报》报社外的人群中嘘声一片，他们推测，纽约这么做是为了争取时间，以游说到更多的票，这一说法或许比较合理。

提议被否决了，不过众议院通过投票决定稍事休息。人群在原地静候。

在第七轮的投票过后，芝加哥只差一票就可以达到大多数票了。纽约事实上已经溃败。街上一片寂静，出租马车也停了下来。“抓地电车”一辆接着一辆堵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越来越长的镉质长链，连警察也管不了了。乘客走出车厢，紧盯着《芝加哥论坛报》报社的窗口，等待下一轮消息。路面下的钢索发出的嗡嗡声仿佛一曲充满悬念的小调和弦，持续不停。

不久，另一名职员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报社的窗口。他又高又瘦，年纪很轻，脸上蓄着黑胡须。他面无表情地看着街上的人群，一只手提着糨糊罐，另一只手拿着刷子和一张快讯单，开始不紧不慢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他将快讯单放在桌子上，大家看不到那张纸上的内容，但每个人都能通过他肩部的起伏分辨他每一个细小的动作。他不慌不忙地拧开糨糊罐的盖子，脸上蒙着一层阴郁，仿佛正在俯视一具棺材。然后，他有条不紊地将糨糊涂到快讯单上，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单子贴到窗户上。

他的表情毫无变化，将快讯单牢牢地贴在了玻璃上。

伯纳姆在等待。为了满足对自然光线的渴望，他和鲁特的办公室都朝南。芝加哥所有的居民都将自然光线视若珍宝，在这儿，煤气灯是人工照明的主要来源，但它们发出的光根本无法穿透城市上空终年笼罩的煤烟。电灯泡通常用于电气结合的设备中，才刚开始为最新的建筑物照明，不过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种设备需要在地下室里安装发电机，发电又需要烧煤。天色渐晚，路两旁和底层建筑中的煤气灯在烟尘里闪烁，形成混沌的黄色光晕。伯纳姆只能听到办公室灯里的煤油燃烧的嘶嘶声。

他那已故的父亲要是得知他今天能成为建筑行业的顶尖专家，坐在市内高楼顶层的办公室里，一定会感到巨大的惊喜和满足。

丹尼尔·哈德森·伯纳姆于一八四六年九月四日出生于纽约的亨德森，全家虔诚地信奉新教会[3]“顺从、谦卑及参加公共服务”的教理。一八五五年，伯纳姆九岁的时候，全家搬迁到芝加哥。他的父亲在这儿创办了一家成功的药品批发公司。学生时代的伯纳姆非常平庸。“根据旧中央学校的记录，他的平均成绩仅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同学，”一位记者发现，“而他取得最好成绩时似乎也只超过百分之八十一的同学。”不过，在绘画方面，他却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并且乐此不疲。在他十八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到东部接受私人教师的指导，为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做准备。事实证明，他有严重的考试焦虑症。“和我一起考哈佛的另外两位考生都没我准备得充分，”他说，“但他们俩都轻松通过，我却落选了，有两三场考试我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考耶鲁的时候他也遭遇了同样的事。两所学校都没考上，他一直对此难以释怀。

一八六七年秋天，二十一岁的伯纳姆回到了芝加哥。他打算在有机会大展拳脚的领域内找工作，于是加入了洛林-简尼建筑公司，做了一名绘图员。一八六八年，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并告诉父母他想成为“全市或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不过，第二年他就辞职和朋友去了内华达，想试试自己淘金的手气。但淘金也失败了。他乘坐运送牲口的车子身无分文地回到芝加哥，加入了一位名为L.G. 劳雷安的建筑师的公司。之后，芝加哥便发生了一八七一年十月的大火，万物烧尽，风火肆虐，损失惨重。这场大火烧毁了近一万八千幢房屋，令超过十万人无家可归。这场灾难为市里的建筑师们带来了无尽的工作。不过伯纳姆选择离开建筑行业，转而去卖厚玻璃板，却失败了。后来他转行当了药剂师，但也没干多久。他写道：“不论干什么，一件事情做久了就会腻，这是我们家族的遗传。”

伯纳姆的父亲又气又急，于是在一八七二年把儿子推荐给了建筑师彼得·怀特。怀特欣赏这位年轻人的绘图技术，雇他为绘图员。当时伯纳姆二十五岁。他喜欢怀特，也喜欢这份工作。他尤其欣赏怀特的另一名绘图员，一位名叫约翰·唯尔本·鲁特的南方人，比他小四岁。鲁特一八五〇年一月十日出生于佐治亚州的伦普金，是一名音乐神童，在能开口说话之前就已经会唱歌了。内战期间，亚特兰大到处硝烟滚滚，鲁特的父亲安排他乘坐南部邦联[4]的船穿越封锁线偷渡到了英格兰的利物浦。鲁特被牛津大学录取，不过在他入学前，内战就结束了。他的父亲吩咐他回美国，回到纽约的新家，进入纽约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后来，他成了设计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建筑师的绘图员。

伯纳姆很快就喜欢上了鲁特。他欣赏鲁特的白皮肤、健壮的胳膊，还有埋首于绘图桌的姿势。他们成了朋友，然后成了合伙人。一八七三年，美国经济遭遇大恐慌，全国经济受到了重创，但在此前的三个月里，他们获得了第一桶金。这一次伯纳姆坚持了下来。他和鲁特之间的合伙关系支撑着他。他们的合作填补了各自的缺陷，让两人可以各施所长。他们费尽心思寻找自己的客户，同时也为其他更成熟的公司做事。

一八七四年的某一天，一个男人走进了他们的办公室。这短暂的一瞬间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他身着一袭黑衣，看起来平凡无奇，但他过往的经历中却充斥着流血和死亡，获得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利润。他是来找鲁特的，不过鲁特有事出城了，于是他向伯纳姆做了自我介绍，自称约翰·B·舍曼。

这次自我介绍并不需要详细叙述。作为联合牲口中心的负责人，舍曼操纵着一个血腥帝国，手下有两万五千个男人、女人和孩童，每年屠杀的牲口多达一千四百万头。芝加哥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都直接或间接靠着联合牲口中心创下的经济效益过活。

舍曼挺喜欢伯纳姆。他欣赏伯纳姆强健的身躯，蓝色眼睛里坚定的目光，以及主导谈话时自信满满的样子。舍曼委托他们的公司在二十一街普莱利大道上建造一栋宅子。这个区域居住着许多芝加哥的重要人物，时不时就可以看到马歇尔·菲尔德、乔治·普尔曼和菲利普·阿莫尔一起走路去工作，三人都身着黑衣，可谓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鲁特画了一栋三层宅子的草图，带山形墙和尖顶，屋身砌红砖、浅黄色砂岩、蓝色花岗岩和黑色板岩。伯纳姆进一步完善了设计图，并且指挥了建造过程。一天，伯纳姆正好站在宅子的大门口，思考着工作的事情，这时一个看起来有些高傲的年轻男子迈着古怪的步伐（并非出于自负，而是先天的毛病）朝他走来，自我介绍为路易斯·沙利文。伯纳姆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至少目前还没有。沙利文和伯纳姆交谈了一番。沙利文当时十八岁，伯纳姆二十八岁。他私下里告诉沙利文，自己并不满足于建一辈子的房子。“按我的想法，”他说，“我要做大事业，处理大事，和成功的大商人打交道，建立一个大公司，因为没有一个大公司是做不成大事的。”

约翰·B·舍曼的女儿玛格丽特经常来工地参观。她年轻漂亮，满头金发。玛格丽特确实认为这座宅子很棒，不过她更欣赏那个在石堆、砂岩和木材间游刃有余的建筑师。她来得很勤，总是以她的朋友德拉·奥德斯就住在街对面为借口。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伯纳姆最终心领神会、向她求婚了，她点了头。伯纳姆求爱的过程非常顺利，可之后就传来了丑闻。伯纳姆的兄长涉嫌伪造支票，他们父亲的药品批发生意因此受了影响。伯纳姆立刻前去拜访玛格丽特的父亲，要求解除婚约，理由是他们不能在丑闻的阴影下结为连理。舍曼告诉他，自己尊重伯纳姆的荣誉感，不过反对解除婚约。他心平气和地说：“每家都有一只黑羊[5]。”

没过多久，舍曼作为一名有妇之夫，就和一位朋友的女儿私奔去了欧洲。

伯纳姆和玛格丽特于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日结为夫妻。舍曼在四十三街和密歇根大道的交汇处购置了一栋房子，靠近湖边，更重要的是离牲口中心不远。他希望大家住得近一点儿。他欣赏伯纳姆，也赞成这桩婚事，不过他并不完全信任这个年轻的建筑师。他认为伯纳姆酗酒的问题有点严重。

舍曼对于伯纳姆品性的怀疑并不影响他对其建筑才华的钦佩。他又委托伯纳姆的公司建造了其他的房子。出于极大的信任，他委托伯纳姆-鲁特公司为联合牲口中心建造大门，希望这个大门能反映出该中心蒸蒸日上的地位。于是伯纳姆的公司建造了石门，包括三座拱门，门身由莱蒙特灰岩建成，铜制门顶，中间的拱门顶上雕刻着约翰·B·舍曼最心爱的“舍曼公牛像”——毫无疑问出自鲁特之手。这座石门变成了一个地标，直到二十一世纪都岿然不动，而此时离最后一头猪跨过那座被称为“叹息桥”的巨大木制斜坡进入极乐世界已经很久了。

鲁特也娶了牲口中心一名高管的女儿，不过他的人生没有这么顺利。他为牲口中心的总裁约翰·沃克设计了一栋房子，认识了沃克的女儿玛丽。然而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玛丽患上了肺结核。病情很快恶化，不过鲁特没有解除婚约，尽管人人都知道他要娶的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婚礼在鲁特设计的房子里举行。一位名为哈瑞特·门罗的诗人朋友与其他宾客一起等着新娘出现在楼梯口。门罗的妹妹朵拉是唯一的伴娘。“等待了太久，大家都吓坏了，”哈瑞特·门罗说，“不过新娘最终还是挽着父亲的手臂出现了，站在楼梯转角处的她简直就像个面色煞白的幽灵。她迈着缓慢的步子走来。噢，她步履蹒跚地拖曳着缎面婚纱，迈下宽阔的阶梯，穿过大厅，走到了爬满鲜花和藤蔓的明艳凸窗旁。整个画面诡谲异常，令人感伤。”鲁特的新娘瘦骨嶙峋，面色惨白，只能用耳语般的音量念出誓词。“她愉快的神情，”哈瑞特·门罗这样写道，“仿佛骷髅上挂着珠宝。”

结婚不到六周，玛丽·沃克就病逝了。两年后，鲁特娶了伴娘朵拉·门罗，此举很有可能伤了她诗人姐姐的心。毫无疑问，哈瑞特·门罗也深爱着鲁特。她住得不远，经常来鲁特和朵拉位于亚斯特街的家里探望他们。一八九六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鲁特的传记，内容简直会让天使都脸红。不久，她在回忆录《诗人一生》中，将鲁特和妹妹的婚姻形容为“如此美满和睦，甚至我自身关于幸福的梦想都得到了印证，也希冀能有幸如他们这般幸福，从此再难将就”。然而哈瑞特却从未找到同样美满的爱情，只好将一生奉献给诗歌，最终创办了《诗歌》杂志，并借由这份杂志让埃兹拉·庞德[6]得到了全国的瞩目。

鲁特和伯纳姆的事业非常成功。生意如瀑布一样涌向他们的公司，部分原因是鲁特设法解决了一个自从芝加哥建市以来就困扰着建筑师们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之后，他使芝加哥变成了摩天大楼的摇篮，即使这座城市下的土质非常不适合建造高楼。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芝加哥经历了爆炸式的发展，土地价值增长到了人们从未想象过的水平，尤以市中心以环状有轨电车的轨道而得名的“环线”范围内为甚。随着地价陡增，土地所有者开始想方设法提高投资回报。从未利用的广阔天空在向他们招手。

建造高楼的最大的障碍无非是人类爬楼能力有限。鉴于十九世纪人们的饮食结构不合理，大多数人体力都不太好。不过，电梯出现了，同样重要的是，伊莱沙·格雷夫斯·奥德斯发明出了阻止电梯自由坠落的安全装置。这些发明的问世扫清了这一障碍。不过，要建高楼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芝加哥令人头疼的土壤结构。一位工程师曾经形容，在芝加哥打地基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比不上的挑战”。基岩位于地下一百二十五英尺处，按照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建造技术，考虑到经济和安全因素，工人根本无法到达这样的深度。这个深度与地表之间充满了泥沙和黏土的混合物，中间渗满了水分，被工程师们称为“秋葵浓汤”，就算只在上面建很简单的建筑，其重量也会使地面下陷。因此建筑师在设计首层与人行道相交的房屋时会特意抬高四英寸，这样一来，当房子下陷时，人行道就与地面平齐了。这样的操作已经成为惯例。

当时只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土质问题：第一种是只建矮房，避开麻烦，另一种是利用沉箱一路挖到基岩。后者要求工人挖掘深深的竖井，支撑住井壁，朝每一口井内打入足量的空气，利用高压将水分隔离。由于会造成减压病，甚至会造成死亡，这种操作让人闻之色变。这种技术主要由建桥的工人使用，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约翰·奥古斯都·罗布林[7]就曾在建造布鲁克林大桥的过程中使用沉箱，这也是沉箱应用的有名案例。不过美国最初使用沉箱的时间更早，是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四年间，詹姆斯·B·伊兹[8]在圣路易斯建造密西西比河上的大桥的时候。伊兹发现工人们在到达地下六十英尺后就开始出现减压病症状，而这个深度只是芝加哥的沉箱需要到达的一半左右。共三百五十二名工人在这座桥梁让人闻之色变的东沉箱中劳作，与气压有关的疾病导致其中十二人死亡，两人残疾，另有六十六人负伤，伤亡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可是芝加哥的土地所有者想要利润，而在市中心，利润就意味着要把楼建高。一八八一年，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名为彼得·沙登·布鲁克斯三世的投资人，委托伯纳姆-鲁特公司建造芝加哥有史以来最高的办公大楼。他打算以“蒙托克”[9]来命名。在这之前，他曾经为伯纳姆和鲁特带来市中心的第一笔大生意——七层楼高的格兰尼斯大厦。伯纳姆说，从那栋大厦开始，“我们的独创性开始展现了……它是神来之笔。每个人都跑来看热闹，整个芝加哥都为之骄傲”。他们将办公室搬到了格兰尼斯大厦的顶层（后来证明这次搬迁埋下了致命的祸根，不过当时可没人知道）。布鲁克斯希望这栋新的大楼比格兰尼斯大厦再高上百分之五十。“如果，”他说，“地面能支撑的话。”

两位合伙人很快就被布鲁克斯弄得筋疲力尽。他为人挑剔，十分抠门，并且压根儿就不关心大楼的外观，只要实用就行。他做出了许多指示，和路易斯·沙利文在很多年后才总结出的那句“形式必须服务于功能”的名言异曲同工。“建筑物的存在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好看，”布鲁克斯写道，“能满足功能的设计就是好看的设计。”大楼正面没有任何凸起物——没有滴水嘴，没有山形墙——因为凸起物会积尘。他想让所有的管道裸露在外面，“把管道都埋起来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管道就应该露在外面，如果有必要，可以刷点油漆装饰一下。”他抠门的目光还延伸到了大楼的盥洗室。根据鲁特的设计，洗手池下应安装柜子。布鲁克斯却反对这么做，只因为他认为柜子很容易“藏污纳垢，沦为鼠窝”。

建造蒙托克大楼最棘手的部分就是打地基。起初，鲁特计划使用芝加哥建筑师自一八七三年以来建造普通高楼时一直使用的技巧。工人在地下室底板上竖起一些石头金字塔，每个金字塔宽阔的底部都会将重压分散，减少建筑的下陷，金字塔尖窄的顶部支撑承重的柱子。不过，如果要支撑十层楼高的砖石结构，必须将金字塔建得很大，会把地下室变成石质的吉萨金字塔群。布鲁克斯提出反对，他希望地下室能空出来放置锅炉和发电机。

解决的办法却十分简单，以至于鲁特最初想到时根本没期望会成功。根据他的构想，向下挖掘至第一层硬度合适的黏土（被称为硬质层）时，在此铺设一层约两英尺厚的混凝土。工人再往这层混凝土上铺设一层钢轨，贯穿整个混凝土层，在此之上以合适的角度再铺设一层钢轨。如此层层铺设。完成之后，在这个钢质格形地层的表面和内部浇筑波特兰水泥[10]，形成一个宽广坚固的筏子，鲁特称之为“漂浮式地基”。实际上，他所构想的就是一个人造基岩层，顶部是地下室的地板。布鲁克斯喜欢这个想法。

蒙托克大楼建好了，造型如此新颖，高度前所未见，简直无法用传统的文字形容。没有人知道是谁发明了“摩天大楼”一词，但这个词非常精准，于是蒙托克大楼成了第一栋被称为“摩天大楼”的建筑。一位叫托马斯·塔尔梅奇的芝加哥建筑师兼评论家写道：“蒙托克大楼之于高层商业建筑，不亚于沙特尔大教堂[11]之于哥特式教堂。”

当时，建筑新技术层出不穷。电梯速度越来越快，安全性越来越高。玻璃工人已经能熟练地生产出越来越大的玻璃板。伯纳姆建筑事业的起点——洛林-简尼公司的威廉·简尼设计了第一栋金属承重结构的建筑，这种结构使得支撑建筑的力量从外墙转移到了钢铁制的框架上。伯纳姆与鲁特明白，这一创新将建筑师从建造高楼的最后一道物理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运用这种技术，他们建造出的房子一栋比一栋高。这些“天空之城”里居住着新兴的商人阶层，被一些人称为“悬崖居民”。林肯·斯蒂芬斯[12]这样写道：“高层的空气清凉新鲜，风景广阔动人，虽处于闹市中心却独占一份幽静，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是不会考虑在此设置办公室的。”

伯纳姆和鲁特变成了富人，他们并非像普尔曼那般有钱，也不足以位列社会的顶层，与波特·帕玛[13]及菲利普·阿莫尔等人相提并论，也没有市里的报纸会对他们夫人的礼服评头论足。不过他们的财富已经超过了两人曾经的期望。伯纳姆有钱到每年会买两桶上好的马德拉酒，并且放到慢船上去环绕地球两圈来陈化它，从而获得更醇厚的口感。

随着公司不断发展，两位合伙人性格的不同之处也开始凸显出来。伯纳姆有较高的艺术天分，也有过硬的建筑才能，不过他最强的本领在于赢得客户，以及将鲁特的优秀设计付诸实践。伯纳姆容貌俊朗，体型高大，身材强健，还有一双动人的蓝眼睛。就像透镜能聚拢光一样，这些品质也吸引着客户和朋友。“丹尼尔·哈德森·伯纳姆是我见过的最俊秀的人之一。”后来主要负责帝国大厦建造工作的保罗·斯塔雷特如此描述他，此人一八八八年作为万能助手加入了伯纳姆-鲁特公司。“很容易理解他是怎么拉到生意的。他一出场，风度和容貌就已经赢了一半。他只需要强调一些最平常的事情，就会让人听起来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令人信服。”斯塔雷特记得自己常为伯纳姆反复提起的一句警言所感动：“不要做小计划，小计划没有点燃激情的魔力。”

伯纳姆明白，鲁特是公司艺术创造的领头羊。他认为鲁特有迅速并全方位地构思一栋建筑的天分。“在这方面，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能和他相提并论，”伯纳姆说，“他有时会心不在焉，沉默寡言，接着注视远方，然后整栋建筑就浮现在了他的眼前——一砖一瓦都清清楚楚。”与此同时，他也清楚鲁特对商业运作没有丝毫兴趣，不喜欢在芝加哥俱乐部[14]和联邦同盟会[15]之类的地方扩展人脉，而这通常会让他们获得生意机会。

鲁特每个礼拜天早晨都在第一长老会教堂里演奏风琴。他还为《芝加哥论坛报》撰写歌剧评论。他广泛地涉猎哲学、科学、艺术及宗教知识，在芝加哥的上流社会中，人人都知道鲁特能与人谈论任何领域的话题，并且很有自己的想法。“他的交谈能力卓越超凡，”一位朋友如此评价道，“没有什么领域是他未曾涉猎的，而且他似乎都学得很精。”鲁特有一种略带狡黠的幽默感。某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他正在极为严肃地演奏风琴，而听众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他在演奏《苍蝇苍蝇快走开》[16]。当伯纳姆和鲁特在一起的时候，一位女士曾形容说，“那样子总让我觉得像一棵粗壮的大树被闪电围绕着。”

伯纳姆和鲁特了解彼此的才能，并且互相欣赏，由此发展出的和谐关系可以从他们办公室的运作方式中一窥究竟。引用一名历史学家的话说，“他们办公室的运转就像‘屠宰场’一般拥有机械般的精准度。”这个暗示非常准确，毕竟伯纳姆不论是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和联合牲口中心密不可分。不过，他也创造了另一种办公室文化，而这种办公环境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变得普及。他在办公楼里设立了健身房。在午餐休息时间，员工可以在这儿打手球。伯纳姆还让员工去上击剑课，鲁特则在租来的钢琴上即兴独奏。“办公室里堆满了工作要做，”斯塔雷特说，“不过比起我工作过的其他公司，这里的氛围很自由，令人感到轻松愉快，非常人性化。”

伯纳姆明白，是他和鲁特合力赢得了目前的成功，单凭各自的力量绝不可能办到。两人工作步调一致，才得以接手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和冒险性的项目。在那个时代，建筑师不断创新，建筑物的高度和体积都急剧增加，也使得产生毁灭性失败的风险越来越大。哈瑞特·门罗写道：“两人在工作上越来越离不开彼此。”

随着公司不断壮大，他们所在的城市也在不断发展。建筑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人民也越来越富有。与此同时，芝加哥却变得越来越肮脏、黑暗、危险。污浊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煤渣味，把街道弄得脏乱不堪，有时能见度低到一个街区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冬天尤为严重，因为全城都在烧煤炉。火车、“抓地电车”、有轨电车、四轮马车在城里穿梭。双座轻便马车、活顶双座四轮马车、维多利亚马车、四轮箱型马车、四轮敞篷轻便马车甚至灵车的车轮全都覆有铁皮，撞击地面时活像锤头在滚动，一刻不停地发出雷鸣般的声响，直到午夜后才消退，这也使必须开窗睡觉的夏夜变得非常难熬。在穷困的街区，垃圾堆满巷道，巨型的垃圾桶都已溢出，老鼠和青蝇在此享用饕餮盛宴。无数苍蝇漫天飞舞，死去的狗、猫和马无处不在。一月时，它们被冻成冰块，姿势让人看着可怜；到了八月，它们的体内又充满了气体，于是爆裂开来，最终被冲入芝加哥河，而这条河是芝加哥的主要商业动脉。下暴雨的时节，油腻的河水呈羽毛状外溢，灌入密歇根湖，蔓延到市区饮用水源头的管道所在的水塔处。下雨时，没有铺设碎石的路面流淌着恶臭的马粪、淤泥和垃圾，堆积在花岗岩质建筑之间，仿佛伤口的脓汁。芝加哥让来访的人赞叹不已，却又充满恐惧。来自法国的编辑奥克塔夫·乌赞称其为“戈尔迪之城[17]，如此丰盛，又如此邪恶”。作家兼出版商保罗·林道将其描述为“一面异常恐怖的巨型西洋镜，却拥有非凡的魅力”。

伯纳姆热爱芝加哥遍地都是的机会，不过他也为这座城市本身而感到忧虑。一八八六年，他和玛格丽特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两个女儿，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名为丹尼尔，二月刚刚出生。那年，伯纳姆买了一栋靠近湖边的农舍，就在一个名为埃文斯顿的安静山村中，这儿被人称作“郊区的雅典”。农舍有两层楼，共十六个房间，周围环绕着“宏伟的古树”。农舍占据了一块长方形土地，一直延伸到湖边。伯纳姆是不顾夫人和岳父的反对买下这座农舍的，并且直到购买手续全部办好之后，才告诉母亲自己打算搬家。后来他在信中向她致歉。“我之所以这么做，”他向母亲解释，“是因为我不能再忍受自己的孩子行走在芝加哥的街道上。”

成功对于伯纳姆和鲁特而言来得很容易，不过这两位合伙人也经历了一番磨难。一八八五年，一场大火烧毁了他们俩旗舰式的建筑——格兰尼斯大厦。发生大火时，至少有一人还在办公室里，从燃着熊熊大火的楼道里逃了出来。之后他们就搬到了鲁克利大楼的顶层。三年后，他们设计的一座位于堪萨斯市的旅馆在建设过程中坍塌，造成一人死亡，好几人受伤。伯纳姆十分伤心。堪萨斯市召集验尸官调查，注意力被引到了建筑的设计上。自事业起步以来，伯纳姆第一次发现自己面临着公众的抨击。他在寄给夫人的信里写道：“不管报纸上怎么写，你都不用担心。在一切过去之前，责难在所难免，也会有很多麻烦。所有这些我们都会用简单直接的、男子汉式的方式扛下来。我们会竭尽全力。”

这次经历带给他的打击很大，特别是他的才干要被一位他没办法施加影响力的官僚调查，这一事实最让他难过。在坍塌事件发生三天后，他给玛格丽特写信：“这位验尸官就是一个让人不悦的小医生，一条政治走狗，没有脑子，让我头疼。”伯纳姆很难过，也很孤单，想要回家。“我真的很想回家，想和你一起重获平静。”

同一时期，第三次打击接踵而至，不过这一次的性质有所不同。虽然芝加哥作为工业和商业发动机的地位已经广受认可，可是市里的名流听到纽约那边诽谤芝加哥没有文化资产时，还是非常敏感。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一位名为斐迪南·W·佩克的芝加哥名人提议修建一座有良好声音效果的巨型会堂，不仅能让吹毛求疵的东部人哑口无言，还能获取利润。按照佩克的想象，这座巨型的剧院应该包含在一个更大的外壳中，里面设有酒店、宴会厅、办公室等。那些在金斯利餐厅（该餐厅在芝加哥的地位，等同于德尔摩尼哥餐厅在纽约的地位）吃饭的建筑师都认为这座大会堂的修建将是芝加哥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建筑作业，并极可能落入伯纳姆-鲁特公司囊中。伯纳姆也这么认为。

佩克最终选择了芝加哥建筑师丹克马·艾德勒。佩克清楚，如果没有出众的听觉效果，不论建成后外观多么令人惊艳，这座建筑都只会是一个败笔。而只有艾德勒在之前展现出了对建筑音效的把控能力。路易斯·沙利文当时是艾德勒的合伙人。他写道：“伯纳姆非常不悦，约翰·鲁特也不怎么高兴。”亲眼见到大会堂的草图时，鲁特说看来沙利文又要“毁掉一幢建筑物的外墙了”。

这两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关系紧张，不过没人能预见多年之后，沙利文刻薄地贬损伯纳姆最杰出的作品会导致矛盾最终爆发。那时候沙利文自己的事业早已在酒精和悔恨中完蛋了。不过在此时，他们的关系还只是有些轻微的紧张，是一种微弱的震荡，就像钢铁在压力过重时发出的无声呐喊。两家公司关系的紧张源自对建筑本质和功用的不同见解。沙利文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艺术家、理想主义者。在自传中，他总是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他将自己描述为“一颗天真的心包裹在艺术里，包裹在哲学里，包裹在宗教里，包裹在美好大自然的福佑里，包裹在追求人类真相的路途中，包裹在对仁慈力量的坚毅信念中”。他称伯纳姆为“巨型商贾”，专注于建造最大、最高、最昂贵的建筑，“他迟缓、笨拙、缺根筋”。

一八八七年六月一日，工人开始建造大会堂。完工之后，这座奢华的建筑成了当时美国最大的私人建筑。大会堂内的剧院能容纳超过四千个座位，比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还多一千二百个。除此之外，大会堂还配备了空调，使用的是让空气流经冰块的技术。大会堂的外围建筑包含商业办公场所、一座巨大的宴会厅以及一间拥有四百个豪华房间的酒店。一位来自德国的游客回忆道，只需扭动床头墙上的电动开关，他就能索要浴巾、文具、冰水、报纸、威士忌，或者请求擦鞋服务。大会堂变成了芝加哥最著名的建筑。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参加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最终，事实证明这些挫折在伯纳姆和鲁特的人生中只是小小的插曲。以后还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并且就在不算遥远的未来。不过，在一八九〇年二月十四日对世博会举办权进行投票这天，这两位合作伙伴看似注定要一辈子享受成功了。

《芝加哥论坛报》办公室外一片寂静。人们似乎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好消息。一个蓄着长须的男人是首先反应过来的人之一。他曾经发誓，除非芝加哥获得举办世博会的资格，不然绝不剃须。此时他爬上了不远处联合信托公司银行的台阶，在最高一级台阶上仰天长啸。一位目击者把他的声音比喻成火箭的轰鸣声。人群开始回应他的呼喊，不多久，两千多名男人、女人，还有小孩——大多是受雇来送电报和信件的——爆发出一阵欢呼，这声音就像一道迅猛的洪水，在钢筋水泥和砖瓦玻璃中冲出一道峡谷来。送信的小孩得到消息后就赶紧跑去送信，与此同时，送电报的男孩们也从邮政电报公司和西联汇款公司的办公室里狂奔出来，有的跳上了波普牌“安全”单车，有的去了太平洋大酒店，有的去了帕玛家园，还有的去了黎塞留馆、大会堂、惠灵顿酒店、密歇根湖畔和普莱利大道上的豪宅，各家俱乐部（芝加哥、世纪、联邦同盟会等），还有的去了一些奢华的妓院，特别是嘉丽·沃森之家，里面有许多秀色可餐的年轻姑娘，还有一直流淌的香槟瀑布。

一位送电报的男孩在黑暗中穿梭，来到了一条漆黑的小巷里。这里弥漫着水果腐烂的味道，除了他刚才离开的那条街上煤气灯的嘶嘶声外，什么都听不到。他摸索到一扇门，敲了敲，进入了一个房间，里面挤满了人，有年轻的，也有年迈的，好像都在交谈，有一些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屋子中央有一具棺材，是作为吧台使用的。屋内灯光昏暗，墙上挂着当作煤气灯外罩的头盖骨，还有一些头盖骨散落在屋子各处。墙上悬挂着一条绞人的绳套，还有各式各样的凶器，以及一条凝结着血块的毛毯。

这些人工制品告诉我们，这里是白教堂俱乐部的总部。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两年前开膛手杰克就是在一个名为“白教堂”的伦敦贫民区大开杀戒的。俱乐部主席的官方头衔就是“开膛手”。成员们主要是新闻从业者，会把从街头巷尾搜集到的凶杀故事带到俱乐部的聚会中来。墙上的凶器都是在真实凶杀案中使用过的，由芝加哥警方提供；头盖骨是不远处一家精神病院的医生提供的；那条毛毯是一位俱乐部成员在报道美国陆军和印第安苏族的交战情况时获得的。

刚刚得知芝加哥赢得了世博会的举办资格，白教堂俱乐部的成员们就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昌西·迪普。此人比任何人都更能代表纽约，以及纽约这次的申请运动。迪普曾经答应过白教堂俱乐部的成员们，如果芝加哥赢得了世博会举办资格，自己将出席俱乐部的下一次聚会，被开膛手本人开膛破肚——在他看来，这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不过在白教堂俱乐部这种地方，谁又能保证呢？就拿俱乐部当作吧台的棺材来说，它就曾被用来运送一位自杀成员的遗体。在运回他的遗体后，俱乐部成员们把棺材拖到了密歇根湖畔的印第安纳沙丘，在那儿堆起了一座巨型柴堆。他们将遗体放置在柴堆顶端，随后点燃了柴堆。他们举着火炬，穿着黑色带帽长袍，围绕着葬礼的火堆为逝者吟唱颂歌，时不时还啜两口威士忌。俱乐部还有另一个传统，派遣会员身着长袍来绑架造访俱乐部的名人，并用一辆蒙上了窗户的黑色马车将他们悄无声息地运走。

最后一轮投票结束后二十分钟，俱乐部的电报就到达了迪普手中。此时芝加哥的国会代表团正在白宫附近的威拉德酒店准备庆功。电报上问：“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您躺在我们的解剖台上？”

迪普立刻回了信：“本人随时待命，在今天的事件之后，我已经准备好将自己的身躯奉献给芝加哥的科学研究。”

虽然迪普非常大度地承认了失败，但他仍然怀疑芝加哥是否真正清楚自己面临的挑战。“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展会刚刚在巴黎落幕，”他告诉《芝加哥论坛报》，“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拿来和它对比。如果能做得一样好，当然是成功。如果能有所超越，那就是大获全胜。如果没有巴黎好，全美国人民都会拿你们是问，问你们为什么要这么不自量力。”

“当心，”他警告道，“保重！”

芝加哥迅速成立了一家正式的公司来筹建世博会，取名为哥伦布世博会公司。官方低调而明确地表示将任命伯纳姆和鲁特为首席设计师。自巴黎世博会以来的重建国家自尊和卓越形象的重压就落到了芝加哥肩上，芝加哥继而又将它稳稳地——至少目前是小心谨慎地——放在了鲁克利大楼的顶层。

失败是无法想象的。伯纳姆清楚，世博会如果不成功，国家的荣誉会受损，芝加哥会蒙羞，他自己的公司也要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不论伯纳姆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编辑，要么是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告诉他美国期待展馆能按时完工，而且能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世博会。之前光是建造大会堂就花费了近三年时间，并且把路易斯·沙利文逼到了身体崩溃的边缘。如今时间限度几乎一样，交给伯纳姆和鲁特的任务却不亚于建造一整座城市——如果只是随便一座城市还好，可要建得足以超越光芒四射的巴黎世博会，就太难了。世博会还要能够盈利。在芝加哥的领导者看来，收益性和自身及城市荣誉息息相关。

以传统的建筑标准来看，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如果单枪匹马，没有任何建筑师能将其完成，不过伯纳姆相信，如果齐心协力，则一定可以成功，因为他和鲁特有足够坚定的意志，还有良好的默契和丰富的设计经验。他们俩已经齐心协力战胜了地心引力，并且征服了芝加哥“秋葵浓汤”一般的黏土土质，永久地改变了都市生活的品质。如今，只要继续携手，他们一定会建好世博会，改写历史。他们一定能成功，因为非成功不可，不过挑战异常巨大。迪普关于世博会的言论很快就令人生厌，但这个人有一种用精妙而简洁的语言将局势本质一语道破的本领。“芝加哥就像个男人，娶了个家里有十二口人的女人，”他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然而，哪怕是迪普都没有预见到压在伯纳姆和鲁特肩头的负担有多重。在这一刻，迪普、伯纳姆和鲁特都只看到了这个挑战最基本的两个维度——时间和金钱，而这两样就足以让人吃不消了。仿佛只有爱伦·坡才能构思出接下来的剧情。

[1]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布莱尔县诺福克南部匹兹堡线上的三轨铁路，1966年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

[2]阿巴拉契亚山脉坎伯兰山区的一个通道，是被坠落的陨石冲击出来的。

[3]1784年，瑞典神学家伊曼纽·斯威登堡与一些信徒成立了新耶路撒冷教会，也称新教会。

[4]1861年至1865年间存在于美国的未被承认的国家，由7个奉行奴隶制的州组成。

[5]“黑羊”意指家中的浪荡子。

[6]埃兹拉·庞德，美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

[7]约翰·奥古斯都·罗布林，美国土木工程师，设计并建造了以布鲁克林大桥为代表的钢丝绳悬索桥。

[8]詹姆斯·B·伊兹，美国著名土木工程师、发明家，拥有五十多项专利。

[9]旧阿尔贡金语中的一个地名。

[10]即硅酸盐水泥。

[11]法国著名的天主教堂，与兰斯大教堂、亚眠大教堂和博韦大教堂并列为四大哥特式教堂，是法国12世纪至13世纪哥特式建筑的典范。

[12]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调查记者，以调查美国城市的市政腐败现象而闻名。

[13]波特·帕玛，美国商人、房地产开发商，1871年芝加哥大火后，主要负责芝加哥市区和湖滨驾车区的大部分开发工作。

[14]成立于1869年的私人社交俱乐部，成员均为芝加哥著名的商人、政治家等。

[15]美国内战期间成立的男子俱乐部。

[16]美国童谣。

[17]此说法应源于“戈尔迪之结”的故事，指棘手两难的情况，在此或指代芝加哥既丰盛又邪恶的情形。

不可或缺的材料

一八八六年八月的一个早晨，热气正像小孩发高烧一般从街面上冒起，一个自称H.H. 霍姆斯的男人走入了芝加哥的某座火车站。空气浑浊而近乎凝固，充斥着腐烂的桃子、马粪还有燃烧不完全的伊利诺伊无烟煤的味道。六七辆火车头停在车场，朝已然泛黄的天空喷吐着蒸汽。

霍姆斯买了一张票，前往一座名为恩格尔伍德的镇子。这个镇子位于雷克城，一个拥有二十万居民的自治市，紧邻芝加哥的最南边。市区包含联合牲口中心和两座大型公园：华盛顿公园和杰克逊公园，华盛顿公园有草坪、花园以及一座广受欢迎的赛马场，杰克逊公园却基本上是湖畔一片未经开发的荒地。

尽管天很热，霍姆斯看起来却又清爽又精神。他穿越火车站时，年轻姑娘的目光像风吹落花瓣一般落在他身上。

他走路的姿势充满自信，穿着得体，给人一种富有并事业有成的印象。他二十六岁，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仅一百五十五磅。他有一头黑发和一双闪耀的蓝眼睛，曾有人将这双眼睛比作催眠师的眼睛。“他的眼睛非常大，睁得很开，”一位名为约翰·L·卡朋的医生后来描述道，“是蓝色的。极为凶残的杀手往往拥有蓝色的眼睛，就像其他领域里的杰出者一样。”卡朋同样注意到了他的薄唇，以及周围隆起的一圈深色胡须。不过，最令卡朋印象深刻的，还是霍姆斯的双耳。“真是一对小到惊人的耳朵，顶部的形状像极了古代雕刻师在创作萨蒂斯[1]雕像时暗示残暴和邪恶会用的笔触。”总体来说，卡朋指出，“他出落得非常标致。”

对于那些仍不知道他隐秘嗜好的女性而言，他的模样充满了吸引力。他打破了正常接触异性的普遍规矩：他站得太近，盯得太用力，碰触太多而且时间过长。然而所有的女性都对此很痴迷。

他踏出火车，走入了恩格尔伍德的中心地带，花了一点时间环顾四周。他站在六十三街和华莱士街的路口。街角的一根电线杆上挂着第二千四百七十五号消防警报箱。远处好几幢正在施工的三层房屋的轮廓映入眼帘。他听到了铁锤的敲击声。新栽的树木笔挺如军人的队列，不过在热辣的天气和雾霾中，它们看起来就像在沙漠中干渴了太久的军队。空气凝滞而湿润，充满了新铺的碎石路的味道，那味道就像烧过的甘草。街角有一个商铺，招牌上写着“E.S. 霍尔顿药店”。

他往前走，一直走到了温特沃斯街，这条南北向的大道显然是恩格尔伍德的主要商业街。人行道上挤满了马匹、四轮平板车和四轮敞篷轻便马车。在六十三街和温特沃斯街的拐角附近，他路过了一个消防站，里面驻扎着第五十一消防支队。隔壁是警察局。多年以后，一位对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一无所知的居民会写道：“虽然联合牲口中心一带偶尔需要一定的警力，但恩格尔伍德的生活平静安详，警察的存在仅仅是作为装饰，以及让奶牛在它们安宁的牧场里不受惊扰。”

霍姆斯返回华莱士街，看到了霍尔顿药店的招牌。铁轨穿过十字路口。一名守卫面朝太阳而坐，眯着眼紧盯着火车，每隔几分钟就放下平交道遮断杆，让一辆喷着蒸汽的火车开过。药店坐落在华莱士街和六十三街路口的西北角。穿过华莱士街，会看到对面有很大一片空地。

霍姆斯走进药店，发现里面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人称霍尔顿太太。他嗅到了脆弱的味道，就像其他男人能捕捉到女人身上的香水味一样。他自称是医生，说自己有药剂师的执照，并问那位太太店里是否需要帮手。他言语温柔，始终面带微笑，用直率的蓝眼睛凝视着她。

他十分善于交谈，使她很快就说出了内心深处的伤心事。她的丈夫患上了癌症濒临死亡，就躺在楼上的房间里。她坦言一边经营药店一边照料丈夫让她不堪重负。

霍姆斯听到这些，不禁湿了眼眶。他碰触着她的胳膊说道，他能减轻她的负担，不仅如此，他还能让药店生意兴隆，打败街区的竞争对手。

他的双眼清澈而湛蓝。她告诉他，这件事她需要和丈夫谈谈。

她走上楼。天气很热，有苍蝇停在窗台上。窗外，又一辆火车轰隆隆地驶过路口。煤灰和烟尘漫天飞舞，像脏污的薄纱般飘过窗口。她会和丈夫谈谈的，没错，不过他已经行将就木，而她才是店里真正做主、对一切负责的人。她已经有了主意。

仅仅是想到那位年轻的医生，她的心里就涌起一股满足感。她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这种感觉了。

霍姆斯之前曾经来过芝加哥，不过只作了短暂的停留。后来他说，让自己觉得惊讶的是，这座城市令他印象十分深刻，而通常情况下，没有事情能够打动或者感染他。事件和人群引起他的注意，就像移动的物体引起两栖动物的注意一样：首先机械地记录距离，然后计算价值，最后决定有所行动或是按兵不动。他最终下定决心搬到芝加哥后，却仍在使用自己的教名：赫尔曼·韦伯斯特·马盖特。

对大多数人而言，芝加哥给他们留下的第一个感官印象，就是联合牲口中心附近永远飘浮着难以言说的臭味，西南风永远混合着动物腐烂和毛发烧焦的味道。“根深蒂固的味道，”厄普顿·辛克莱[2]写道，“这味道非常浓烈，原始而天然，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几乎令人作呕。”大多数人会觉得这股味道很恶心。而少数觉得这股味道振奋人心的人，引用辛克莱的话，就是那些涉入了这条“死亡之河”，并且从中捞了大把好处的人。我们忍不住猜测，所有这些死亡和血腥都让马盖特觉得宾至如归，不过更现实的推测是，这些死亡和血腥传达了一个信息。马盖特终于到了这样一个城市，在这里，行为尺度要比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吉尔曼顿学院[3]宽松得多。他在那个镇子出生，并且度过了童年时光。那时他体型瘦小，性格孤僻，却格外聪明——自然，他成了同龄人残忍捉弄的对象。

有一段童年的记忆他一辈子都忘不掉。那时候他五岁，穿着自己的第一套西服，开始被父母送到村里的学舍念书。“我每天都要经过一位农村医生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几乎从来不关。”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地方让我特别恐惧，一方面是由于我在心里把这儿和令我童年蒙上阴影的那些恶心混合物（当时还没有儿童药物）联系了起来，一方面是由于我听到了关于这个办公室的一些模糊的传言。”

在那时，医生的办公室可能确实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场所。所有的医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业余的。最优秀的医生会自己购买尸体来进行研究。他们用现金购买，不问无谓的问题，将特别值得研究的脏器保存在大型的透明容器里。办公室里挂着骨架，方便解剖时进行参考。有一些骨架已经超越了用来研究的功能，成了一件艺术品，如此精细——每一块都连接得严丝合缝，每一块漂白的骨头都通过铜钩相连，顶端的头骨微笑着，仿佛一位会拍你肩膀的好朋友，好像随时都准备咣当咣当地奔下楼，赶上下一辆电车。

两个年纪稍长的小孩发现了马盖特的恐惧，于是某天抓住了他，将“不断挣扎和尖叫”的他拽进了医生的办公室。“这样还不够，”马盖特写道，“他们还把我拉到了一具微笑的骨架面前。那具骨架双臂前伸，仿佛随时准备来抓我。”

“对一个年纪尚小且身体不好的小孩做这些事情既邪恶又危险。”他写道，“不过事实证明，这次经历是一次英勇的治疗，注定会彻底治愈我的恐惧，并且第一次在我的内心注入了一股强烈的好奇心，随后转变为学习的欲望，最终导致我在多年后选择医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这件事可能确实发生过，不过真实情况有所不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两个年纪稍长的男孩发现这个年仅五岁的受害者并不害怕这次“游览”，他不仅没有挣扎和尖叫，还盯着这具骨架，冷静地欣赏起来。

他逐渐将视线转回，望着抓他来的这两位，这一次轮到他们落荒而逃了。

吉尔曼顿是新罕布什尔州湖区的一个小农村，偏远到这儿的村民都读不到日报，也几乎没听过火车的汽笛声。马盖特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的父亲列维是农民，列维的父亲也是农民。马盖特的父母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哪怕小孩犯了最平常的过错也要施以棍棒责罚，再诚恳地祷告，随后将孩子禁足于阁楼，一天不许说话，也不许进食。他的母亲经常要求他在她的房间里一起祷告，直到整个房间的气氛都变得诡谲而兴奋。

按他自己的评价，他是“妈妈的乖小孩”。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独自在房里阅读儒勒·凡尔纳和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或者发明一些玩意儿。他做了一个风力装置，产生的噪音能用来赶走家中田地里的鸟儿。他还计划着要制造一个永动机。他把自己最心爱的宝贝藏到一个小盒子里，其中包括他拔的第一颗牙和他的“十二岁恋人”的照片，不过后来有观察者推测，这盒子里还包括一些更为可怕的“宝贝”，比如小动物的头骨。他可能是在吉尔曼顿周边的树林里弄伤了这些小动物，然后活生生地解剖了它们——后来的人有这样的推测，是基于二十世纪一些个性相同的儿童留下的惨痛教训。马盖特唯一的朋友是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叫汤姆的男孩，但和一群小孩在一座废弃的屋子里玩耍时，汤姆摔死了。

马盖特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凿到了祖父农场的一棵老橡树上。他的家人会在门侧的柱子上留下刻痕来标记他的身高。第一道刻痕还不到三英尺高。他最爱的消遣之一是爬到一块很高的巨石上，大声喊叫来产生回声。他曾经替一位在吉尔曼顿稍作停留的“江湖摄影师”跑腿。这个男人跛得很严重，很乐意有人帮忙。某天早晨，摄影师交给马盖特一块坏掉的木头，叫他拿到城里制造货运马车的铺子去换新的。当马盖特拿着新的木块返回时，却发现摄影师正坐在门边，衣服只穿到一半。毫无征兆地，他卸下了自己的一条腿。

马盖特惊呆了。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假肢。他痴痴地盯着摄影师，看着他把这块新木头塞到了假肢的一个部位。“假如接下来他把自己的头用同样神秘的方式卸下来，我一定不会感到更吃惊。”马盖特写道。

马盖特脸上的神情引起了摄影师的注意。他仅靠一条腿，取来了自己的相机，打算替马盖特拍一张照。在按下快门的前一秒，他举起自己的假肢，朝小男孩挥舞了两下。几天后，他递给马盖特冲洗好的照片。

“这张照片我保留了很多年，”马盖特写道，“直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那个光着脚、穿着自家做的衣服的男孩那张瘦削而受惊的脸。”

在回忆录里描述这段经历时，马盖特正坐在监狱里，希望能引发公众的同情。虽然这幅画面想象起来挺让人唏嘘，不过真实情况是，在马盖特儿时，相机还不具备抓拍的功能，特别是拍摄对象是小孩子，就更难捕捉到了。如果摄影师真在马盖特的眼中看到了什么，大概是一片他早已知道的苍白而空洞的蓝色，让他感到悲哀的是，现存的任何底片都没能将这片蓝色记录下来。

十六岁时，马盖特毕业了。尽管年纪尚小，他却成了一名教师，一开始在吉尔曼顿，后来去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奥尔顿，在那儿，他邂逅了一个名叫克拉拉·A·洛夫林的女人。她从未遇到过马盖特这样的人。他年轻却泰然自若，并且有本事逗她开心，哪怕是在她想要发脾气的时候。他的谈吐如此得体，言语如此温暖，还总是深情地轻轻抚摸她，哪怕是在别人面前。他有一个不小的缺点，就是一直要求与她做爱，这不是追求期的恋人应该做的，而是婚后的夫妇才会有的方式。她一直推辞，但不可否认的是，马盖特激发了她内心深处的强烈欲望，装饰了她的梦。马盖特十八岁的时候要求她和自己一起私奔，她同意了。一八七八年七月四日，他们在一名治安法官面前结了婚。

起初，两人的激情远远超过了克拉拉期望从那些阴暗的年长妇女口中听到的程度。不过两人的关系极为迅速地冷却了。马盖特总是离家很久不回来，很快就到了一连好几天都不回家的程度，最后干脆再也不回了。在新罕布什尔州奥尔顿的婚姻登记处，他们俩结婚的事实还登记在案，仍有法律效应，不过早已干枯而死。

十九岁时，马盖特上了大学。刚开始他打算去达特茅斯学院就读，但之后改变了主意，转而直接读了医学院。他一开始进了位于伯灵顿市的佛蒙特大学医学部，不过觉得学校太小，才读了一年就转校去了安娜堡市的密歇根大学。这所大学是西部最好的医学院之一，因重视尚存争议的解剖学而出名。他于一八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入学。在大三那年的暑假，他犯下了在回忆录中自述的“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不诚实行为”。他在出版社找了一份巡回推销员的工作，工作内容是在伊利诺伊州西北部兜售某一本书。他没有上交自己的收入，而是扣了下来。暑假结束时他回到了密歇根。“我不认为这次西行是失败的经历，”他写道，“因为我见识了芝加哥。”

一八八四年六月，他毕业了。他学习成绩平平，打算寻找“一个不错的地方”开展自己的事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又找了一份巡回推销员的工作，这一次是一家位于缅因州波特兰的苗圃公司。他的工作路线带他去了许多城镇，若不是因为这份工作，他是绝不会去的。最终他来到了纽约的摩尔斯福克斯，根据《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一所小学的理事会“对马盖特的绅士风度印象深刻”，雇用他为学校的校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一段时间，直到自己开了一间诊所。“我在这里待了一年，工作认真而诚恳，因此大家十分感激我。不过我没挣到什么钱。”

不论他走到哪儿，似乎总是有麻烦跟着。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们认为他的学术能力毋庸置疑，却记得他在别的方面十分引人注目。“这里的几个教授认为他就像个流氓。”学校方面表示，“他违背了对一个美发师许下的诺言。那名美发师是个寡妇，是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来到安娜堡的。”

摩尔斯福克斯曾有谣言说一个与他同行的小男孩离奇消失了。马盖特则声称这个男孩返回了马萨诸塞州的老家。然而没有人追究这件事，没有人能够想象充满魅力的马盖特医生会伤害任何人，更不用说小孩了。

在许多个夜里，午夜时分，马盖特都在住所外的街头辗转徘徊。

马盖特需要钱。教师的薪水很微薄，开诊所的收入也好不了多少。“一八八五年秋天，”他写道，“我直接面临着饿肚子的处境。”

当他还在医学院的时候，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同学曾经谈到，如果他们中间的一人去买人寿保险，把另一人设为受益人，然后用一具尸体来伪造投保人的死亡，是件极为容易的事。在摩尔斯福克斯，马盖特又重新起了这个念头。他去拜访这位同学，发现对方的经济状况和自己的一样糟糕，于是他们合伙谋划了一桩人寿保险骗局。马盖特在回忆录里对这一骗局进行了描述。这个计划无比复杂，而且令人毛骨悚然，几乎没人有能力执行。不过，他的描述还是值得一读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他无意中暴露出来的扭曲灵魂。

概括地说，这个计划要求马盖特和他的朋友召集另外几位同谋，一起伪造一家三口的死亡，并且找到尸体来替代每一位家庭成员。尸体会稍晚出现，并且重度腐烂。共谋者将瓜分四万美元的保险金（相当于二十一世纪的一百多万美元）。

“这个计划要求准备大量的材料，”马盖特写道，“事实上，至少要准备三具尸体。”这意味着他和朋友要想方设法获取三具看起来像丈夫、妻子和孩子的尸体。

马盖特认为寻找尸体不是难事，但事实上，当时全国都缺少用于医学教育的尸体，医生们甚至被迫去盗墓来获取新鲜尸体。意识到即使是医生也没法不惹人怀疑地弄到三具尸体后，马盖特和同伙商议好，每个人都要为这些“不可或缺的材料”做出贡献。

马盖特声称自己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去了芝加哥，在那儿弄到了他“那一份”尸体。由于找不到工作，他将尸体贮藏好后便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在那儿找了份药店的工作。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待到一八八六年五月，然后去了纽约市，计划把“部分材料带过去”，其余的留在芝加哥。“这样一来，”他说，“我就不得不重新打包尸体了。”

他声称曾将一袋肢解的尸体储存在芝加哥的富达仓库，另一袋他带去了纽约，寄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过，在去纽约的火车上，他在报纸上读到了两篇文章，是关于保险犯罪的。“我第一次意识到顶尖的保险公司是多么严谨有序、准备充分，能侦破和惩治这类欺诈行为。”他声称自己在读了这几篇文章后，放弃了整个计划，也粉碎了在未来成功完成类似计划的希冀。

他在撒谎。事实上，马盖特深信，这个计划原则上是可行的——通过伪造他人的死亡，他确实可以诈骗保险公司。作为一名医生，他清楚当时的技术还无法确认尸体的身份。如果尸体被焚烧、肢解，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毁灭了体表特征，它就不过是“材料”，和柴火没有两样，只不过处理起来要困难一些。

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也是谎言。在摩尔斯福克斯，房东D.S. 海斯注意到马盖特经常持有大量的现金。海斯开始起疑，并且开始密切关注马盖特，不过并没有深入调查下去。

马盖特在深夜离开了摩尔斯福克斯，而且没有把房租付给海斯。他去了费城，希望在一家药店找个差事，最终变成合伙人或者老板。不过，他没有找到合适的药店，于是转而在诺利斯敦精神病院找了份“看守人”的工作。“这份工作，”他写道，“是我第一次与精神病患者接触，这次经历太可怕了，以至于过了好多年，甚至是现在的一些夜晚，我都会梦到他们的脸。”所以没干几天他就辞职了。

最后，他确实在费城的一家药店找到了工作。没过多久，一个小孩就因为吃了药店开的药而夭折，于是马盖特随即逃离了费城。

他搭乘火车前往芝加哥，但很快意识到除非去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参加并通过资格考试，否则便不能在伊利诺伊州的药店工作。一八八六年七月，马盖特在芝加哥将自己的名字注册为霍姆斯，借用了当时某个显贵家族的姓氏。

霍姆斯清楚，几股强大的新势力正在芝加哥蓬勃发展，使得芝加哥奇迹般地不断扩张。这座城市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急速成长，靠近湖边的地区开始向天空发展，环线以内的土地价值飞速增长。不管从哪里看，都能看到城市繁荣的标志，连空中飘浮的烟尘都是证明。城里的报纸很爱吹嘘各工厂雇用的工人数量惊人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肉类加工厂。霍姆斯清楚——人人都清楚——随着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牲口中心不断扩张屠宰工作，对工人的需求将会持续增长，这就意味着工人和他们的上级需要在城市郊区寻找居住地，并且希望居住环境良好，有平坦的碎石路、干净的水源、不错的学校，最重要的是空气清新，没有被联合牲口中心那些腐烂内脏的臭味污染。

随着城里的人口不断膨胀，对于住所的需求转变成了“公寓热”。当人们找不到或住不起公寓的时候，他们就寄住在别人家或者家庭旅馆里，租金通常包含三餐。投机者发了财，造成了古怪的景象：在卡柳梅特县，一千盏华丽的路灯立在泥沼里，没有发挥任何功能，仅仅只是照亮了烟雾，招来一层又一层的蚊子。西奥多·德莱塞与霍姆斯差不多同一时间来到芝加哥，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城里铺设了一条又一条地上道路和下水道，穿过的地区也许只伫立着一栋孤零零的房子。”他在《嘉莉妹妹》中写道，“有一些地区饱受风雨摧残，却整夜亮着路灯，绵延不绝的煤气灯在风中闪烁着、摇曳着。”

发展最迅速的郊区之一就是恩格尔伍德。即使是像霍姆斯这样初来乍到的人也能觉察到，这里正在急速发展。房地产广告大肆吹嘘这地方的地理位置和增值潜力。事实上，自从一八七一年芝加哥大火发生以来，恩格尔伍德就一直在飞快地发展。据一位当地居民回忆，大火之后，“恩格尔伍德的房子就立刻变成了抢手货，人口增速太快，供应很难跟上需求”。老的铁路工人仍把这儿称作“芝加哥交叉口”“交叉口路”，或者直接称为“交叉口”，只因为有八条铁轨线路在该区域汇集。但在内战以后，居民开始对这个名字的工业内涵感到厌烦。一八六八年，一位名为H.B. 刘易斯的太太建议取个新名字——恩格尔伍德。这是她曾经住过的一个新泽西镇子的名字，而这个镇名又来自英格兰卡莱尔的一片森林，传说有两位罗宾汉之流的英雄住在里面。这片让芝加哥人称为“有轨电车”的郊区地带，被牲口中心的高管们选为了居住地，还有不少公司总部坐落于芝加哥环线内的摩天大楼的高管也住在这儿。他们在名为“哈佛”及“耶鲁”的街旁买了大宅子。路旁整齐地栽种着橡树、梣树、梧桐树和椴树，并张贴着告示，声明除非是重要的货运马车，其他车辆一律不得入内。他们送小孩到学校读书，上教堂，参加共济会及镇上另外四十五个秘密社团的会议。这些秘密社团都有自己的集会场所、地理上的分区和活动区域。礼拜天，他们会在华盛顿公园软绵绵的草坪上漫步，如果一时兴起想要独处，那么六十三街尽头靠近湖畔的杰克逊公园内狂风大作的山脊就是不二之选。

他们乘坐火车或者电车上班，并且庆幸自己住在联合牲口中心的上风口。在名为“贝茨分割地”的两百块住宅用地拍卖会的产品目录上，一个在恩格尔伍德拥有大片土地的开发商如此兜售自己的产业：“对于联合牲口中心的商人们而言，这里特别方便，容易到达，并且避开了肆虐的西南风带来的臭味。城里其他热门的地域可没这么幸运。”

霍尔顿医生去世了。霍姆斯向霍尔顿太太提议让他来买下药店，而她可以继续住在药店楼上的公寓里。说起这个提议时，他语气平淡，仿佛买下药店并不是为了自己，而仅仅是想减轻霍尔顿太太的工作负担。他一边说话，一边碰触着她的胳膊。她签好转让店铺的契约后，霍姆斯站起来向她表示感谢，眼里噙满了泪水。

他购买药店的钱主要来自抵押店铺的设备和股份所得，并且同意以每月一百美元的额度偿还债务（相当于二十一世纪的三千美元）。“药店生意不错，”他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我感到满意的行业有所成就。”

他换了块新招牌：H.H. 霍姆斯药店。随着消息传开，人们发现一位年轻俊秀、显然未婚的医生现在站在了柜台后面，于是越来越多的二十来岁的单身女性开始光顾药店。她们精心打扮，来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物品。老顾客也很喜欢这位新老板，虽然他们也很想念让人觉得安心的霍尔顿太太。当他们的孩子生病时，霍尔顿夫妇会及时帮忙；当有人病重回天乏术时，他们会提供安慰。大家知道霍尔顿太太把药店卖了，不过为什么很久没有在镇上见到她了呢？

霍姆斯笑着解释说，她决定去拜访远在加利福尼亚的亲戚。她一直想去，却没有足够的钱，也抽不出时间——以前丈夫病重，自然要贴身照顾。

时间流逝，问起霍尔顿太太的人也越来越少，于是霍姆斯稍微修改了一下这个故事。霍尔顿太太很喜欢加利福尼亚，决定留在那儿不回来了，他解释道。

[1]希腊神话中代表雄性精神的形象，有着与马类似的耳朵和尾巴。

[2]厄普顿·辛克莱，美国作家，代表作有《屠宰场》等。

[3]该建筑现在是城镇办事处和当地历史学会的所在地，1983年被列入国家历史遗迹。

顺势而为

毫无进展。之前那么兴致勃勃，那样气势汹汹——现在却毫无进展。现在是一八九〇年六月，距离国会投票决定将“世界哥伦布博览会”的举办权赋予芝加哥已经过去了近六个月，然而理事会的四十五位成员还是没能决定，究竟在城里哪个位置建造博览会园区更合适。城市的尊严处于危急关头，在投票的时候，全体芝加哥人都一致对外。芝加哥代表团向国会夸下海口，说芝加哥一定能建设出比纽约、华盛顿或者其他任何城市所构想的更宏伟、更得体的博览会园区。可是现在，芝加哥的每一个区都坚持要把世博会园区建在自己的辖区内，吵作一团，令理事会一片混乱。

博览会的场地及建筑委员会已经要求伯纳姆暗地里对城里的一些位置进行评估。带着同样的谨慎，委员会向伯纳姆和鲁特保证，最后一定是由他们俩来主导世博会的设计和建造。对于伯纳姆而言，每拖一秒，都是从本来就不多的世博会园区的建造时间里偷走一部分。最终的“世博会法案”由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在四月签署，其中写明了将在一八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举办揭幕仪式，以纪念四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世界的那一刻。不过，正式的开幕式要等到一八九三年五月一日，这样可以多给芝加哥一点准备时间。伯纳姆清楚，即便如此，在揭幕仪式那天，博览会也得准备得八九不离十才行。那就只剩下二十六个月了。

伯纳姆有个朋友，名叫詹姆斯·埃尔斯沃思[1]，是理事会的成员之一。他也被目前的僵局弄得焦头烂额，以至于在七月中旬去缅因州出差的时候，他出于个人意愿造访了弗雷德里克·洛·奥姆斯特德位于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的办公室，试图劝说他前往芝加哥对备选的地点进行评估，也许还能担任博览会的景观设计师。埃尔斯沃思希望奥姆斯特德的建议能迫使大家做出决定，毕竟他有着纽约中央公园“魔法师”的美誉。

在所有人当中，埃尔斯沃思走出的这一步具有重要意义。他一开始就对芝加哥是否应该争取世博会的举办权心存怀疑。他之所以同意担任理事会成员，仅仅是因为担心博览会真的像东部期待的那样，变成“字面意义上的一次普通的展览”。他认为芝加哥必须举办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会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时针每摆动一下，这个目标就变得更难实现。

埃尔斯沃思为奥姆斯特德开出的咨询费为一千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三万美元）。他有两点没有透露，一是这笔钱是由他自己出，二是他并没有获得官方授权来聘请奥姆斯特德。

奥姆斯特德拒绝了。他告诉埃尔斯沃思，自己不想做博览会的景观设计。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剩下的时间实在太短，没人能把博览会的景观设计好。要制造出奥姆斯特德努力创造的景观效果，数月的时间是不够的，至少需要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我这辈子考虑的都是长期的效果，总是牺牲掉眼前的成功和掌声，留给未来。”他写道，“在设计中央公园的时候，我们就决心不考虑任何会在四十年内实现的效果。”

埃尔斯沃思坚持，芝加哥想要创办的是连巴黎世博会都望尘莫及的豪华盛会。他为奥姆斯特德描绘了一幅愿景：那是由美国顶级的建筑师们设计出的梦幻之城，占地面积比巴黎世博会至少大三分之一。埃尔斯沃思向奥姆斯特德保证，要是他同意来帮忙，他的名字必然会被列入本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创举的名单。

奥姆斯特德的态度稍有缓和，他说他会考虑，并同意在两天后埃尔斯沃思准备从缅因州返回的时候和他再见一面。

奥姆斯特德确实在考虑，并且开始把这次世博会视为一次机会，用于实现他拼搏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实现的目标。在职业生涯里，他一直在奋力打破景观设计不过是一种野心勃勃的园艺活的成见，想让人们将他的专业认可为一门独立的美术分支，能与绘画、雕塑及建筑比肩。奥姆斯特德评估植物、树木、花朵的时候不看它们单独的属性，而是视之为调色板上的颜色和色块。他很厌恶塑了形的花坛。在他看来，玫瑰不是玫瑰，而是“点缀大片绿色空间的白色或红色斑点”。似乎没有人能懂得他努力了这么久想要呈现出什么效果，这让他很懊恼。“我像写文章一样做设计，安静沉着，松弛有度，忧郁却不露声色，然后塑造地形，摒除突兀的元素，让合适的植被生长。”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一年后回来时会发现设计遭到了破坏，为什么？‘我的夫人太喜欢玫瑰了’，‘有人送了我几棵大型挪威云杉’，‘我太喜欢白桦树了——在我小时候父亲的园子里就有一棵’”。

即使是大型的城市项目，这样的情况也在所难免。他和卡尔弗特·沃克斯在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七六年间对中央公园进行了建造和修改。可是自从建好后，奥姆斯特德便发现自己要不断地抵制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园地进行修补的企图，在他看来，这些修补与破坏无异。可是，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中央公园，似乎每一座公园都面临这类无理的修补。

“假设，”他在给设计师亨利·万·布伦特的信里写道，“你被委托建造一座非常豪华的歌剧院，当施工已经接近结尾，你的装潢设计已经全部完成，这时，你被告知歌剧院在礼拜日会被用作浸礼会的礼拜堂，必须腾出合适的空间放置一架大型风琴、一座布道坛和一个浸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时不时有人建议你对歌剧院进行改造，使其可以作为法庭、监狱、演艺厅、酒店、滑冰场，作为外科诊所、马戏团、赛狗场、练习室、舞厅、火车站甚至制弹塔？”他写道：“这，就是公园设计中几乎一直在上演的事。如果我显得咄咄逼人，请原谅我，这种愤怒我已经压抑很久了。”

奥姆斯特德认为景观设计师所需要的，是被更多的人看到，继而才能被更多的人信赖。他意识到，假如成果真的有埃尔斯沃思想象中那么好的话，世博会也许是一次机会。不过，他还得仔细权衡这份好处，以及签约之后短期内的代价。他的公司已经排满了工作，他写道，“我们每个人都时常处于令人焦躁的压力之下。”除此之外，奥姆斯特德现在也越来越频繁地受到疾病困扰。他已经六十八岁了，数十年前的一起马车事故导致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一英寸，所以走路有点跛。他容易抑郁，每次发作的时间都很长；他经常牙疼；他长期患有失眠症和面部神经痛；他时不时会产生奇怪的耳鸣，让他难以与人交谈。不过他仍然充满了创造力，一直到处奔波，但要在火车上过夜对他而言太难熬了。就算是在自己的床上，他也经常失眠，还要忍受牙痛。

不过，埃尔斯沃思展现的愿景太诱人了。奥姆斯特德和儿子们商量后，又与公司的最新成员亨利·萨金特·科德曼进行了商议。他称科德曼为“哈利”，后者是一位极富天分的年轻景观设计师，很快就获得了奥姆斯特德的信任。奥姆斯特德很尊重他的建议。

当埃尔斯沃思返回的时候，奥姆斯特德告诉他自己改变了主意。他会加入这次冒险。

一回到芝加哥，埃尔斯沃思就获得了雇用奥姆斯特德的正式授权，并安排他直接向伯纳姆汇报工作。

在一封写给奥姆斯特德的信里，埃尔斯沃思写道：“我的立场是这样——在这件事上，美国的名誉处于危急关头，芝加哥的名誉也是一样。作为一位美国公民，你同样也希望为这项伟大而恢宏的事业添砖加瓦。通过和你交谈我也明白，面对这样的机会，你会从宏观上把握局势，并且突破自身的局限。”

当然，这件事看来是成了，在随后的合同洽谈中，奥姆斯特德在科德曼的力劝下，要求获得二万二千五百美元的酬劳（相当于今天的六十七万五千美元），并且没有商榷的余地。

一八九〇年八月六日星期三，埃尔斯沃思造访布鲁克莱恩后的第三周，世博会公司给奥姆斯特德发去电报：“您什么时候能就位？”

三天后的礼拜天早晨，奥姆斯特德与科德曼到达了芝加哥。他们发现芝加哥正为一个消息欢庆：之前芝加哥作为美国第二大城市的初步排名，已经被最终的人口普查数据证实。不过这个最终数据也显示，芝加哥仅以五万二千三百二十四名的人口数字险胜了费城。这个好消息为难熬的夏天带来了一丝宽慰。不久前，一股热浪在城里肆虐，导致十七人死亡（包括一位名叫“基督”的男人），也干净利索地捏碎了芝加哥向国会夸下的海口：这儿的夏日就像度假村般气候怡人。“这里的夏天凉爽而舒适”，《芝加哥论坛报》曾经这样描述。就在热浪袭来之前，一位英国的文坛新秀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点评芝加哥。“亲眼见到以后，”鲁德亚德·吉卜林[2]写道，“我希望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里。这里住的都是野人。”

对伯纳姆而言，科德曼看起来太年轻了，最多不到三十岁。如此年轻，并且深得美国顶级景观设计师的信任，科德曼必定天资聪颖过人。他的双眼像两颗黑曜石，仿佛可以在钢铁上砸出洞来。至于奥姆斯特德，伯纳姆惊异于他的身材竟如此瘦小，从构造上来看，仿佛无法支撑那颗硕大的脑袋。那颗脑袋表面大部分秃着，只有底部蓄着一团乱糟糟的白毛，活像一颗象牙制的圣诞球置于一堆细木刨花上。奥姆斯特德看起来疲于旅途劳顿，不过他的双眼大而温润，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希望立刻投入工作。在这里，伯纳姆终于见到了一个明白每一分钟的流失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人。

伯纳姆当然知道奥姆斯特德的成功作品：位于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位于布鲁克林的普罗斯佩克特公园、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庭院，以及其他许多项目。他也知道开始景观设计事业之前，奥姆斯特德曾是一名作家兼编辑，曾经在内战前游历南方，考察奴隶文化和蓄奴现象。奥姆斯特德是出了名的精益求精，工作起来奋不顾身——同样出名的还有他直率的辛辣言辞，特别是面对那些不懂他设计理念的人的时候。奥姆斯特德想要打造的是充满神秘色彩，地面点缀着阳光，时有阴影出现的景观，而不仅仅是花坛和装饰性花园。

而在奥姆斯特德来看，他知道伯纳姆在建造高楼方面是顶级专家。据说伯纳姆是他公司的商业天才，而鲁特则是艺术家。奥姆斯特德和伯纳姆一见如故。伯纳姆果断、直率而热忱。他说话的时候，蓝眼睛会直视对方，这让奥姆斯特德觉得安心。奥姆斯特德和科德曼私下交流，认为伯纳姆是值得共事的人。

选址工作马上开始，不过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伯纳姆和鲁特显然倾向于一个特定地点：杰克逊公园，位于芝加哥以南，恩格尔伍德以东的湖畔地区。碰巧，奥姆斯特德知道这个地方。二十年前，应芝加哥南方公园委员会委托，奥姆斯特德曾对杰克逊公园、杰克逊公园西边的华盛顿公园，以及连接这两座公园的名为“中道”的宽阔林荫道进行过评估。在他为委员会起草的计划书中，他的设想是把杰克逊公园由一片荒芜沙地和污臭水池改造成美国独一无二的公园，主打水景和泛舟，并要为此修建运河、潟湖和绿树成荫的水湾。奥姆斯特德完成这份计划书后不久，芝加哥就发生了一八七一年的大火。芝加哥一心急着重建家园，一直没有机会回过头来实现奥姆斯特德的构想。这座公园在一八八九年被纳入了芝加哥的辖区，不过在奥姆斯特德看来，除此之外，一切都还是原样。他清楚这儿的缺陷，确实有不少缺陷，不过他相信只要大量开展巧妙的清淤和造型工作，杰克逊公园就能被改造成之前的世博会举办地从未有过的景观场所。

因为他意识到，杰克逊公园有世界上任何城市都望尘莫及的优势：一望无际、湛蓝平整的密歇根湖。有这片秀美的风景作为世博会的背景，简直是众望所归。

八月十二日星期二，奥姆斯特德向世博会理事会递交了一份报告，而此时距离他和科德曼抵达芝加哥才过了四天。令他气恼的是，这份报告随后便被公诸于世。一开始，奥姆斯特德只打算让业内人士看这份报告，因为他们会认可杰克逊公园本质上是可以接受的选址，并且珍视这份报告，将其作为应对未来各种挑战的可靠蓝本。可奥姆斯特德惊讶地发现，这份报告被反对派加以利用，成了世博会场馆根本不能建在杰克逊公园的证据。

理事会要求奥姆斯特德递交第二份报告。奥姆斯特德于六天后，也就是八月十八日星期一递交了第二份报告。伯纳姆欣喜地看到，奥姆斯特德为理事会提供了一些超出他们预期的东西。

奥姆斯特德并不是一个讲究文字风格的人。报告中的句子写得很随性，就像牵牛花随意从栅栏的缝隙中探出头来。不过他的文章展现出了思考的深度和敏锐，关于如何修改景观可以令人产生心灵上的震撼，他作出了自己的阐释。

首先他列出了以下几条原则，对当前的状况进行了一番谴责。

不该为了选址而争吵，他训诫道，不同的派系必须意识到，要想成功举办世博会，每个人必须齐心协力，不论最终理事会将如何选址。“比如说，你们有些人似乎还不明白，这次博览会并不是芝加哥博览会，而是世界博览会。芝加哥是要作为这次美国盛会的旗手，站在世界面前接受检阅。整个芝加哥必须找到最适合建造世博会园区的地址，抛弃某一区域的地方利益。”

他强调，世博会的每一项景观元素，必须“拥有一个最高目标，也就是顺势而为：每一砖每一瓦都要顺势而为，为最终宏伟的整体效果作出适当的贡献。整体的主要元素会在展区高耸的主体建筑群中呈现。换句话说，在建筑前面、建筑之间以及后面的所有地面和上面的承载物中，不论是以草皮来修饰，还是点缀花丛、灌木、树木、喷泉、雕像、摆件及艺术品，都必须和建筑在设计上交相辉映，它们必须作为建筑的陪衬，而建筑又必须通过光线、阴影及色调来反衬它们”。

显然，一些地点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将世博会与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景色结合能够带来更强烈的效果，“这个优势，不论人工景致——比如园艺、草坪、喷泉及雕塑等——如何精巧或昂贵都比不上，任何绝世天才都构思不出，任何能工巧匠都力所不及”。在这场选址争夺中，各派系似乎都忽略了一点，芝加哥“有且只有一处自然资源是本地特有的，而且它无比壮观美丽，能极大地吸引人潮。那就是密歇根湖”。

密歇根湖非常美丽，并且会时刻变换颜色和纹理。奥姆斯特德强调，除此之外，这儿也是一处新颖的景观，能够增强世博会的吸引力。许多内地的游客“只有到这儿才能见到延伸至地平线的广阔水面；才能见到扬帆航行的船舰和足有常见船只两倍大的汽船时时刻刻穿梭于芝加哥港；才能见到光线倒映在水面，或是地平线上堆积着层层白云的景象。每一个夏日，这些景象都可以在芝加哥这个湖边的区域观赏到”。

奥姆斯特德接下来考虑了四个具体的候选地点：位于环线上靠近湖岸的一处地点；两个城内的地点，其中一个是位于芝加哥西部的加菲尔德公园；当然，第四个是杰克逊公园。

虽然奥姆斯特德更倾向于选择最北边的那个地点，但坚持认为杰克逊公园也行得通，“在此顺势而为能产生令人愉悦的效果，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次世界博览会以此为目标”。

奥姆斯特德淘汰了城内的两处地点，因为地势太平，会显得单调，并且离密歇根湖太远。在评估加菲尔德公园时，他再一次花了点时间表达自己对于芝加哥迟迟未能选出园址的愤怒。一想到芝加哥的名流们在游说国会争取主办权时夸下的海口，就更令人生气了。

“不过，想想举国上下都在关注芝加哥能否提供大量优秀的候选地址；想想若是这次世纪性的纪念博览会在费城周边的美景中举办会带来什么好处；想想若是世博会建在华盛顿美丽的岩溪谷——国家正打算在此修建一座公园——会带来什么好处；想想纽约能提供的世博会选址，一边是新泽西悬崖与哈德逊河谷的奇美景色，一边是长岛海湾的海水和变幻的海岸。想到所有这些，我们不禁担心起来，如果选址落于城市背面，完全缺乏自然景观的吸引力，全国人民定会感到失望，而去年冬天向国会许下的无尽‘完美’的候选地的诺言，就会遭遇一记响亮的耳光。”

奥姆斯特德特意强调了“完美”一词。

伯纳姆希望第二份报告能最终逼迫大家做出决定。此前已耽误太久，令人恼怒并备感荒谬。时间的沙漏早就开始倒计时了。理事会似乎还没察觉到，芝加哥正面临着沦为全国甚至全球笑柄的危险。

又过了几周。

一八九〇年十月末，选址仍未确定。伯纳姆和鲁特忙着打理他们不断发展壮大的事业。承包人已经开始兴建公司设计的两栋最新、最高的芝加哥摩天大楼——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大楼和共济兄弟会大楼，它们足足有二十一层，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两座大楼的地基都已接近完成，正等着埋入奠基石。由于建筑业和建造业在芝加哥备受瞩目，奠基仪式变成了奢华的盛宴。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大楼的奠基庆典在拉莎利路与门罗路的拐角处举办，旁边是一块占地七平方英尺、厚三英尺、重达十吨的新罕布什尔花岗岩巨石。伯纳姆和鲁特来到了权贵之间，包括禁酒联盟的主席弗朗西斯·E·威拉德夫人以及前市长卡特·亨利·哈里森。哈里森已经担任过四届市长了，今年打算再次参选。哈里森出现时戴着他平常爱戴的黑色宽边软帽，口袋里塞满雪茄，而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特别是爱尔兰人和工会成员，他们视哈里森为城里下层阶级的盟友。伯纳姆、鲁特和哈里森并肩站在禁酒联盟大楼的巨石旁，这场面显得极为讽刺。哈里森担任市长的时候，他在市政厅的办公室里存放了好几箱上好的波旁酒。城里严苛的新教上流人士将他视为市政机构中的好色之徒，认为正是因为他对卖淫、赌博和酒精的纵容，才使得城里的几个犯罪频发区变得越来越乱，特别是莱维，成了臭名昭著的酒保及强盗米奇·费恩[3]的老窝。鲁特对食物和生活出了名地挑剔，曾被路易斯·沙利文形容为“一个眷恋红尘、纵情享乐的人，更是一个放浪形骸的人”。至于伯纳姆，除了关注他的马德拉酒环球之旅，每年还会装瓶保存四百夸脱朋友送的档次稍低的酒，并且亲自为联邦联合会挑选酒窖藏酒。

伯纳姆十分庄重地将一把镀银的泥铲交给了殿堂建造协会的主席T.B. 卡尔斯夫人，她脸上的微笑表明她对这些怪异的风俗毫不知情，或者情愿在此时忽视它们。她挖起一团为仪式特意准备的灰浆，轻轻拍打和涂抹。现场一位见证者描述道：“她拍灰浆的样子就像一个男人轻拍一个卷发小男孩。”她将泥铲递给了满脸惧色的威拉德夫人，“她更加用心地拍打灰浆，不慎沾了一些在礼服上。”

一位目击者称，鲁特朝朋友倚过去，低声建议溜走去喝鸡尾酒。

不远处就是读者众多且备受尊敬的《芝加哥洋际报》的派发仓库。一位年轻的爱尔兰移民——也是卡特·哈里森的忠实拥护者——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他的名字是帕特里克·尤金·约瑟夫·普伦德加斯特。他管着一班吵闹的小报童，他厌恶他们，他们也厌恶他，这从他们日常的讥讽和恶作剧中可以看出来。要是小报童知道普伦德加斯特有一天会改变世界哥伦布博览会的命运，他们会觉得荒谬无比，因为在他们看来，普伦德加斯特是他们能想象的最倒霉、最可悲的人了。

普伦德加斯特一八六八年出生于爱尔兰，时年二十二岁。一八七一年，他全家移民到美国，并在同年八月迁居芝加哥，正巧遭遇了芝加哥大火。如他母亲所言，他一直都是“一个内向且不善社交的男孩”。他在德拉莎利学校接受了小学教育。他的老师阿德胡特神父说：“在学校的时候他就颇为与众不同。他很安静，午休时也不加入其他同学的娱乐活动。他一般只是站在旁边看着。从这个孩子的外表来看，我会以为他有什么地方不太好，或者生病了。”普伦德加斯特的父亲为他找了一份在西联汇款公司送电报的工作，他干了一年半。普伦德加斯特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失去了自己唯一的朋友。有一段时间，他似乎彻底与世隔绝了。之后他缓慢地恢复过来，开始阅读法律和政治类书籍，并参加了单一税俱乐部的聚会。单一税俱乐部拥护亨利·乔治[4]的观点，认为私有土地业主应该缴纳一种税款，本质上相当于租金，以反映出土地属于所有人这一根本事实。在这些聚会里，普伦德加斯特坚持参与每一次对话，以至于有一次被大家扛出了房间。他母亲觉得他似乎变了一个人：博览群书、意气风发，并且努力参与各项事务。她说：“他突然变得聪明起来。”

事实上，他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疯狂。不工作的时候，他就写明信片，一写就是几十张，甚至上百张，寄给城里最有权势的人，使用的语气好像与他们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似的。他写给他挚爱的哈里森，写给此外各式各样的政客，包括伊利诺伊州的州长。鉴于伯纳姆近期的优秀表现，连他都可能收到过一张这样的明信片。

显然，普伦德加斯特是个有问题的年轻人，但要说他这个人很危险倒是不太可能。对于任何见过他的人来说，他都不过是个可怜人，饱受芝加哥的嘈杂和恶臭折磨。不过普伦德加斯特对于未来抱有宏大的期望，并且把所有的期望寄托在了一个人身上：卡特·亨利·哈里森。

他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哈里森的市长竞选活动中，尽管哈里森并不知情，他还是会给任何可能支持哈里森的人寄明信片，宣传哈里森是爱尔兰人和工人阶级最忠诚的朋友，是市长职位最合适的候选人。

普伦德加斯特相信当哈里森最终赢得第五次两年任期时（理想状态是在即将到来的一八九一年四月的竞选中当选，不过可能要到下一次，即一八九三年的竞选中才能实现），他会奖励自己一份工作。这就是芝加哥政界的规矩，他对此毫不怀疑。他坚定地认为哈里森会获得成功，然后把他从天寒地冻的早晨、从恶毒的报童身边解救出来。而这就是他目前的生活。

在最先进的精神病医生看来，这样毫无根据地相信一件事就是一种幻觉，和一种新发现的名为“妄想症”的疾病有关。所幸，大多数幻觉是无害的。

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世博会的选址仍未确定，令人不安的消息却从欧洲传来，随之而来的第一波隐藏的势力已经在集结，这带给世博会的损害可能比理事会的僵局严重无数倍。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国际市场不断动荡，伦敦方面开始担忧，一次经济衰退甚至是一场彻底的“恐慌”或许即将到来。这样的担忧立刻开始冲击华尔街。铁路股票暴跌，西联汇款公司的股价跌了百分之五。

随后的周六，关于经济衰退的惊人消息通过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海底电缆陆陆续续地传来。

在消息到来之前，芝加哥金融界的掮客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早晨的奇怪天气——一层不常见的“黑暗烟雾”笼罩着城市。掮客们打趣说，这幅景象也许预示着“审判日”即将到来。

自打收到伦敦第一份电报，就没人笑得出来了：伦敦一所强大的投资公司——巴林兄弟公司即将倒闭。“这个消息，”一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说，“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英格兰银行和某金融财团正在筹集资金，以保证巴林公司有足够的债务承担能力。“紧随其后的股票抛售大潮太可怕了。这场名副其实的恐慌持续了一个小时。”

对于伯纳姆和世博会的理事们而言，这一波金融冲击非常恼人。如果这意味着一次真实而持久的财政恐慌即将开始，那么这时机真是糟透了。如果芝加哥想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在规模和游客数量上都超越巴黎世博会，那么它的资金投入必须大大超越法国，并且要吸引多得多的观光客——可是巴黎世博会已经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吸引游客最多的盛会了。哪怕处于最好的时机，要超越这样的游客规模都已经是一件难事；如果处于最差的时机，就根本不可能做到，特别是考虑到芝加哥位于内地，这意味着大多数游客将不得不买过夜火车票才能到达。而铁路公司很早就强硬地表示，他们没有为了芝加哥世博会而出售折扣车票的打算。

在欧洲和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倒闭，不过这意味着什么，当时的人们还不清楚——现在看来，其实是一件好事。

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动荡中，十月三十日，世博会理事会任命伯纳姆为建筑工程总负责人，酬劳为三十六万美元。伯纳姆接着任命鲁特为世博会的建筑总监，任命奥姆斯特德为景观设计总监。

伯纳姆现在手握正式任命的职权，可以开始建造世博会园区了，但场地仍然没有确定下来。

[1]詹姆斯·埃尔斯沃思，美国实业家，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主。

[2]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记者、短篇小说家、诗人。

[3]美国俚语，意为“混有麻醉药的酒”，可能是以1896年至1903年间在芝加哥经营孤星酒馆和棕榈园酒馆的经理和酒保的名字命名的。

[4]亨利·乔治，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记者，主张从土地（包括自然资源）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应公平地属于社会的所有成员。

“别怕！”

恩格尔伍德的人口越来越多，霍姆斯的滋补药和护肤液销量也不断增加。到一八八六年年末，药店的经营都十分顺利，并且收益颇丰。他的心思现在转到了在明尼阿波利斯短暂停留时遇到的一个女人——米尔塔·Z·贝尔纳普身上。她很年轻，满头金发，有蓝色的眼睛和丰腴的身材。不过除了美貌之外，让她脱颖而出的是她身上散发的脆弱无助的气息。她马上就令他着了迷，她的一颦一笑和无助的神情萦绕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假装出差去了明尼阿波利斯。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得手。他对于女性这一群体的脆弱程度既感到满意又觉得好笑。她们仿佛认为离开自己灰尘满天、充满煤油味道的故乡（诸如阿尔瓦镇、克林顿县或珀西村之类安全的小地方）之后，原有的行为准则仍然适用于在大城市独立生活。

不过，城市很快就会使她们变得强硬起来。最好在她们刚获得自由，刚走出小地方，在大城市里还是个无名氏，彷徨且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的时候抓住她们。每天，他眼瞅着她们踏出火车、电车或者马车，迷茫地朝着一张告诉她们该去向何方的纸条皱着眉头。城里的老鸨们了解这一点，她们会守着外来的列车，找机会用温暖而友好的语言前来搭讪，重要的信息却留着以后再说。霍姆斯钟情于芝加哥，尤其是这里的烟尘和喧闹，它可以随便吞噬一个女人的所有痕迹，只留下一丝薄薄的香水味，消散在粪便、无烟煤和腐烂物的恶臭中。

对于米尔塔而言，霍姆斯仿佛来自一个比她的世界令人激动得多的地方。她和父母同住，在一家乐器店里工作。明尼阿波利斯小而无趣，到处都是来自瑞典和挪威的农民，他们就像玉米秆一样粗糙。霍姆斯英俊、温暖，看起来就很有钱，并且住在芝加哥这个最令人害怕又最具魔力的城市。他甚至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触摸了她。他的眼里沉淀着浅蓝色的希望。第一次见面后他离开了乐器店，只留下一阵尘埃。很快她便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单调到无法忍受了。时钟嘀嗒作响，有些事情必须作出改变。

当他的第一封信到来，用甜蜜的言语询问能否追求她时，她便感觉仿佛把一条粗糙的毯子从生活里挪走了似的。每隔一两周，他就会返回明尼阿波利斯。他向她讲述芝加哥的见闻，向她描述芝加哥的摩天大楼，并且解释为什么每年都会有更高的建筑出现。他愉快地向她讲述牲口中心的骇人故事：待宰的猪通过叹息桥爬上一个更高的平台，在那儿，它们的后腿会被拴上链子，然后被整个儿拖走，在头顶的轨道上发出一声声惨叫，被运往屠宰场充满血腥的核心地带。还有浪漫的故事：波特·帕玛是如此深爱自己的妻子贝莎，于是送给了她一座豪华的酒店——帕玛家园作为新婚礼物。

追求是有一套规矩的。虽然并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每一位年轻女士都了若指掌，当规矩被破坏的时候马上就会觉察到。但霍姆斯打破了所有的规矩，并且如此坦率，不知羞耻。对于米尔塔而言，一切却都很清晰，一定是芝加哥的规矩不一样。一开始她十分担心，不过很快就发现自己喜欢这种激情和冒险的感觉。当霍姆斯向她求婚时，她马上就答应了。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他们结婚了。

霍姆斯没有告诉米尔塔自己已经结过婚，克拉拉·洛夫林才是他的原配夫人，只不过当时他用的名字是赫尔曼·韦伯斯特·马盖特。在娶了米尔塔两周后，他向伊利诺伊州库克郡最高法庭提出了申请，要和洛夫林离婚。这个清楚记录在案的举动充满了恶意：他控诉洛夫林有不贞行为。这样的指控是毁灭性的。不过，最终法院以“无法执行”为由驳回了申请。他任由这个申请失效了。

在芝加哥，米尔塔立刻发现，霍姆斯讲给她听的芝加哥见闻比起这里真实的美丽和充满危险的能量而言，只是冰山一角。这座城市就像一口大汽锅，将钢铁升腾成蒸汽。这里到处都有火车，它们发出的鸣笛很刺耳，不过同样也提醒着她，生命最终向她打开了大门。在明尼阿波利斯只有一片死寂，以及手指肥肿得像土豆般的男人，他们寻觅着知音，只要能分享他们生活中的痛苦，任何一个人都行。霍姆斯住在恩格尔伍德而不是芝加哥城里，这一开始令米尔塔有点失望，不过即使是这里也比她的家乡有活力得多。她和霍姆斯在药店楼上——霍尔顿太太曾经的公寓里安顿下来。一八八八年春天，米尔塔怀孕了。

一开始，她会帮着经营药店。她很喜欢和丈夫一起工作，经常在他服务顾客的时候凝视着他。她细细品味着他的面容，他平静时略带忧郁的神情，并期待着平常工作时两人的肢体无意中碰触的时刻。她也十分欣赏丈夫做每一笔生意时散发的魅力，以及他是如何赢得那些曾经忠实于霍尔顿太太的老年顾客的。当无穷无尽的年轻女性接踵而至，一定要霍姆斯医生亲自问诊时，她会保持微笑，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米尔塔逐渐发现，在丈夫温暖而充满魅力的外表下，涌动着强烈的野心。他表面看起来只是一个药剂师，实际上他更是一个典型的白手起家的男人，通过努力工作和积极创新，一步一步爬到了社会的上流阶级。“野心就是我丈夫生命中的一个诅咒，”米尔塔后来说，“他希望获得地位，得到崇拜和尊重。他希望获得财富。”

不过，她坚持认为，他的野心从未损害他的品性，也从未让他从丈夫以及后来的父亲角色中分心。她发誓，霍姆斯有一颗柔软的心。他爱自己的孩子和小动物。“他很爱宠物，总是带着一只狗，或者一只猫，更常见的情况是带着一匹马。他会和它们玩耍，动辄好几个小时，教它们小伎俩，或者和它们一起嬉闹。”他既不酗酒，也不抽烟，更不赌博。他总是充满爱意，从不动怒。“在家庭生活中，我认为没有人会比我丈夫更好了。”米尔塔说，“他从来没有对我，或者对我们的女儿和我的母亲说过重话。他从来不会生气或者发怒，总是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

然而，从一开始，他们的婚姻中就充满了紧张气氛。霍姆斯没有表达任何敌意，紧张都来自米尔塔。她很快就开始厌烦那些年轻姑娘，以及霍姆斯是如何朝她们微笑，碰触她们，用一双蓝眼睛和她们对视的。一开始她觉得这件事充满了魅力，之后她开始感到不安，最后她变得嫉妒又警惕。

她不断变强的占有欲并没有惹恼霍姆斯。他更多是把她看作一个障碍，正如一名船长在航海时看待冰山一样，只要警惕和避开就行。生意太好了，他告诉米尔塔，他需要她帮忙管理店里的账本。之后，她发现自己待在楼上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长，总是忙着写信或者准备药店的发票。她写信向父母诉说了自己的苦闷。一八八八年夏天，她的父母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威尔米特，住在约翰街教堂对面一幢漂亮的两层宅子里。米尔塔感到既孤单又痛苦，还怀了身孕，于是搬过去和父母同住，并在那儿生下了女儿露西。

霍姆斯突然开始变得像一个称职的丈夫了。米尔塔的父母一开始态度冷淡，不过他双眼噙满泪水，诉说着自己的悔恨，表达着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意，请求他们原谅。他成功了。“他的出现，”米尔塔说，“就像油遮盖了起伏的水面，这是母亲经常对他说的话。他是如此善良、温柔和体贴，让我们忘了烦恼和忧愁。”

他为不能经常来威尔米特探望而向他们请求原谅。芝加哥的生意太忙了。从他的穿着以及给米尔塔的钱来看，他的确很像一个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男人。有了这个印象之后，米尔塔的父母也没那么担心了。他们和米尔塔过着安定的生活。霍姆斯医生时不时会来探望，频率却越来越低。但每当他出现时，总会带来温暖和礼物，并把小露西拥入自己的怀里。

“据说婴儿对人的判断比成年人更准，”米尔塔说，“所有的孩子都想让霍姆斯抱，并且心满意足地待在他的怀里。他们会选择让他抱，而不是我。他也特别喜欢孩子。在我们旅游的时候，如果碰巧车里有一个孩子，他经常会说，‘你去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把孩子借给你一下’。当我把孩子带过来后，他会和孩子玩得很开心，仿佛忘掉了周遭的一切，直到孩子的母亲把孩子要回去，或者我发现她们想把孩子要回去时，他才会反应过来。他经常把哭闹的孩子从母亲怀里抱过来，几乎每一次小孩都会安然睡着，或者尽情地玩耍。”

恩格尔伍德不断发展，霍姆斯看到了机会。得到霍尔顿的药店之后，他一直对街对面那块荒地念念不忘。经过一番打听，他得知那块地的业主是位女士，现在人在纽约。一八八八年夏天，他买下了这块地，并深谋远虑地将其注册在一个假名——H.S. 坎贝尔之下。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记笔记，描绘自己计划在这块土地上建造的房子的模样。他没有咨询建筑师，尽管一位名为A.A. 弗雷泽的苏格兰优秀建筑师的办公室就位于霍姆斯药店所在的大楼。要雇用一位建筑师，就意味着得泄露这栋突然出现在他想象中的房屋的真实属性。

房子的大体设计和功能是同时涌现于他的脑海中的，简直就像直接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幅蓝图。他希望一楼是零售商铺，可以带来收益，也让他有机会尽可能多地雇用女性。二楼和三楼是公寓。二楼的一角是他自己的卧室和大型办公室，在那儿可以俯视六十三街和华莱士街的路口。这只是基本框架，房子的细节才是带给他最大快乐的地方。他描绘了一个木制滑道，从二楼的一个秘密地点直接通往地下室。他打算在滑道上涂满机油。他计划在自己办公室的隔壁建一个步入式保险库，缝隙全部封死，四面的铁墙覆盖上石棉。其中一面墙上安装一个煤气喷口，可以从他的密室里控制，整栋房子的其他房间也都会安装煤气喷口。地下室要建得很大，隔出几间密室，同时还要建一个下层地下室，用来永久存放一些“敏感物质”。

随着霍姆斯的想象和描绘，这栋房子的特征变得越来越详细。他感到很满意，不过这只是构思阶段。他很难想象，当施工完成，看到有血有肉的女人在里面走来走去时，他该是多么愉悦！像往常一样，这个念头让他兴奋不已。

他知道，建造这栋房子是不小的挑战。他想了一个策略，相信这样既能避开怀疑，又能减少施工的开支。

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木匠和工人。很快工人们便带着成队的马，开始挖掘这块地。他们挖出的大洞让人不禁想起一座巨大的墓穴，泥土里渗出阴沉的寒意。但工人们并不介意，这正好可以让不断增强的暑热得到一些缓解。这里的土质让工人们很头疼。靠近地面的那几英尺很轻松就挖开了，不过再往下挖，就变成了沙质土壤，其间充满水分。大坑的四壁需要用木材支撑起来，并且一直在渗水。后来一位芝加哥建筑检查员发现，“地基沉降不均匀，在二十英尺以内的高度差可以达到四英寸”。瓦匠铺设地基，建好外墙，木匠建造内部结构。街面上回荡着手锯呼哧呼哧的工作声。

霍姆斯扮演着苛刻的承包商的角色。当工人们前来索取薪水时，他便斥责他们以次充好，拒绝付钱，即使他们的活儿干得十分漂亮。他要么等他们辞职，要么解雇他们，然后再聘请其他人，并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样施工进展缓慢，不过耗费的资金比正常建一栋房子少得多。如此高的人员流动必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把了解这栋建筑秘密的人数控制到最少。一个工人可能被要求完成一项特定的任务，比如在大型步入式保险库里安装煤气喷口，不过工人的任务只是整个工程中独立的一小块，所以这个任务看起来是合理的，顶多有一点奇怪而已。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位名为乔治·鲍曼的瓦匠发现了给霍姆斯干活的诡异之处。“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鲍曼说，“当时我已经不再替他干活了，但两天后他又来找我，问我觉得砌砖累不累。他问我想不想赚点容易钱，我当然说想了。过了几天，他来找我，指着地下室说，‘看到下面那个男人了吗？那是我的小舅子，我们俩都不喜欢对方。如果你施工的时候在他头上掉了一块石头，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你要是这么做了，我给你五十美元。’”

更让人诧异的是霍姆斯在提出这个请求时的神情。“他的神情就像一个朋友在问你最无关紧要的问题一样。”鲍曼说。

霍姆斯是不是真想让鲍曼杀死那个人，这一点不得而知。首先，说服这位“小舅子”买一份人寿保险，并选择霍姆斯为受益人，完全是他干得出的事情。也有可能霍姆斯只是在测试鲍曼，看看是否以后能用他。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鲍曼就没有通过测试。“我当时吓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鲍曼说，“不过我没有朝那个男人扔石头，很快就离开那儿了。”

有三个男人确实达到了霍姆斯的标准。他们三人都在施工期间为他工作过，并在完工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一个是查尔斯·查普尔，一位住在库克郡医院附近的机械工。他一开始是作为一名普通工人替霍姆斯干活，不过很快就显露出某种霍姆斯极为看重的才能。另一个是帕特里克·昆兰，住在恩格尔伍德的四十七街与摩根街路口，后来搬到了霍姆斯的大楼里当看门人。他不到四十岁，身材瘦小，性情暴躁，有浅色的卷发和浅黄色胡须。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名叫本杰明·皮特泽尔，他是一位木匠，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开始为霍姆斯工作。他顶替了一位叫罗伯特·拉蒂默的工人，后者辞工后去霍姆斯药店门前的铁路道口当了看守人。拉蒂默说，一开始，皮特泽尔的任务是照顾霍姆斯的建筑工地使用的马匹，不过后来成了霍姆斯全方位的助理。霍姆斯和皮特泽尔似乎很亲近，近到足以让霍姆斯不计代价来帮助他。皮特泽尔在印第安纳州因试图转让伪造的支票而被捕时，霍姆斯邮寄了保释金过去。虽然损失了一笔钱，但皮特泽尔果然没有被审讯。

皮特泽尔五官端正，下巴尖尖的，线条很好看。要不是一副没吃饱而瘦骨嶙峋的样子，还整天耷拉着眼皮，他其实算得上英俊。“总的来说，”霍姆斯说，“我对他的描述是近六英尺高（至少有五英尺十英寸），身形很瘦，体重有一百四十五至一百五十五磅，头发很黑，而且有一点粗糙，发量很厚实，没有秃头的迹象。他的胡须颜色更浅，我认为带有一丝红色，不过我偶尔看到过他把胡子染成黑色，这让他看起来很不一样。”

皮特泽尔为好几种疾病所困扰：他铺了太多地板，导致膝盖受伤；脖子上长了个肉瘤，所以不能穿立领的衣服；还有牙疼的问题。有一次他因为牙疼不得不向霍姆斯请假。尽管是个长期病患，但根据一位医生的评价，皮特泽尔“体格还不错”。

皮特泽尔娶了来自伊利诺伊州加尔瓦的嘉莉·坎宁，婚后便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从照片上来看，这是一群朴素但很听话的孩子，好像只需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马上行动起来，拿扫帚扫地或者拿起布洗碗。这对夫妇最大的女儿黛丝在他们结婚前就出生了，这件事一点也不让皮特泽尔的父母感到惊讶。皮特泽尔的父亲最后一次请求他走上正途时，在信里写道：“‘追随我的人有福了’，这是救世者的旨意，你会追随吗？我会擦除你邪恶的本质，清洗你的污渍，然后我会尽到父亲的责任，你也要尽到身为人子和继承人的义务。”信的字里行间透露着痛苦。“我爱你，”他写道，“尽管你已经迷失走远了。”

第二个孩子爱丽丝在他们婚后很快就出生了。接下来又是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不过其中一个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因白喉夭折。这三个孩子——爱丽丝、内莉和霍华德以后将会闻名全国，报纸头条都将抛去姓氏直呼其名，因为不管是来自多么偏远的地区的读者都知道他们是谁。

皮特泽尔也会因为霍姆斯而变得出名。“皮特泽尔是他的工具，”一位地方检察官说，“是他一手塑造出来的。”

霍姆斯房子的施工磕磕绊绊，差不多每个冬天都要暂停，因为到了工人们所谓的“建造季节”的尾巴。不过霍姆斯从阅读中得知，环线以内的建筑师有办法利用技术让施工全年无休。最终，霍姆斯建起大楼的时间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开膛手杰克开始杀戮的起点相重合，这一事实似乎有点意味深长。

开膛手杰克第一次作案是在一八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最后一次作案是在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九日。那天夜里他遇到了一位叫玛丽·凯莉的妓女，并陪她回了房间。他割开了她的喉咙，几乎让她的头颅从脊柱上掉落，手起刀落之流畅犹如梵高在作画。接下来几个小时，他在她的房间里疯狂作恶：他安心地将她的双乳切下，和她的鼻子一起并排放置于桌子上。他将她从喉咙到耻骨一路剖开，剥除大腿的皮肤，掏空内脏，堆成一团置于她的双腿之间。他割下一只手，随后插在她一分为二的腹部上。当时凯莉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之后，这个杀手的连环谋杀行为突然停止了，仿佛和玛丽·凯莉的这场幽会最终满足了他的需求。已经确认的有五位受害者，最终证明也只有这五位，而开膛手杰克从此永远成了纯粹邪恶的化身。

每一位识字的芝加哥居民都如痴如醉地品读着来自国外的报道，不过没有谁像H.H. 霍姆斯医生读得这般入神。

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霍姆斯的房子完成了一半。芝加哥合并了恩格尔伍德，并且很快在六十三街和温特沃斯街附近设了一个新的警察辖区——第二分队第十辖区，距离霍姆斯的药店七个街区远。不多久，巡警根据霍勒斯·艾略特队长的指示开始有规律地巡街，每次经过药店门口都会按照规定稍作停留，和这位年轻而和气的老板聊几句。巡警们会定期漫步到街对面查看一下这栋新建筑的施工。当时，恩格尔伍德已经有了一些高大的建筑，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培养教师的库克郡师范学校，还有坐落于六十三街和斯图尔特街附近的即将竣工的蒂默曼歌剧院，在当时已经算是十分奢华了。不过镇子里仍然还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要建造任何一幢占据整个街区的大楼都会引起人们的谈论。

施工又进行了一年，冬天仍然按照惯例停工。到了一八九〇年五月，大楼接近完工。第二层有六个走廊，三十五个房间，五十一扇门，第三层还有另外三十六个房间。大楼的首层可以设置五间零售商铺，最好的一间就在六十三街和华莱士街交汇的拐角处，面积很大，十分引人注目。

搬进这栋大楼一个月后，霍姆斯便把旧的霍尔顿药店卖了，并向买家拍胸脯保证说不会遇到同行竞争。

让这位买家懊恼的是，霍姆斯迅速在街对面开了一家新的药店，就在他自己房子拐角处的那一间店铺。

在大楼第一层剩下的几间店铺里，霍姆斯安排了好几项不同的生意，包括一间理发店和一个饭店。在城市电话簿上，霍姆斯的地址上还列着一位名为亨利·D·曼的医生的办公室，这大概是霍姆斯的又一个假名。这个地址还列着一家“华纳玻璃加工公司”，显然是霍姆斯成立的，他打算进军一个突然崛起的新兴行业——大型玻璃板制造和塑形。市场目前对这一行的需求量很大。

霍姆斯店面里的家具和设施都是赊账买来的。他并不打算偿还自己的债务，并且有信心通过实施诡计、散发魅力来躲避起诉。当债权人上门要求见大楼的业主时，霍姆斯会开心地让他们去找那个并不存在的H.S. 坎贝尔。

“他是我见过的最圆滑的人。”C.E. 戴维斯说，他受雇于霍姆斯，管理药店的珠宝柜台。戴维斯说，债权人会“怒发冲冠地找上门，用任何你能想到的名字称呼他，他却微笑着和他们交谈，为他们准备雪茄和饮料，然后把他们送走，仿佛他们是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我从未见过他动怒。你就算试着激怒他，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戴维斯指了指那间店铺。“如果把所有技工对这栋房子申请的扣押文书贴到这三面墙上，这个街区看起来会像一面巨幅马戏团广告牌。不过我从来没听说有任何文书生效。霍姆斯曾告诉我，他雇了一位律师来帮他解围，不过我一直认为，是这位伙计谦逊有礼又大胆无畏的流氓行为帮助他走了过来。有一次他为饭店买了一些家具，把它们搬了进去，当天晚上经销商就上门来收钱，不然就要把家具搬走。霍姆斯准备了饮料，带他去吃晚餐，给他买了雪茄，然后开着玩笑把他送走，许诺隔周一定还钱。经销商上车后还没三十分钟，霍姆斯就把家具送上了一辆运货马车，这个经销商最后没有拿到一分钱。霍姆斯也没有进监狱。他是美国唯一一个能做到这些事的人。”

霍姆斯是有钱还债的。戴维斯估计，霍姆斯通过药店和其他生意赚了二十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靠欺诈赚来的。例如，霍姆斯曾试着向投资者兜售一个可以把水转化为天然气的机器，在演示的过程中，他会偷偷地把自己的样品连到市里的煤气管道上。

他一直充满魅力，为人热忱，不过有时这些品质也无法令他的生意伙伴放心。据一位名为埃里克森的药剂师回忆，霍姆斯曾去他的店里购买氯仿，这是一种强烈但不好控制的麻醉药，内战以来人们常常使用。“有时候，我每周要卖给他这种药多达九次或十次，每次剂量都很大。我好几次问他买来作何用处，不过他的回答很含糊。最后我拒绝把药卖给他，除非他告诉我真正的用途，我担心他并不是用在什么正道上。”

霍姆斯曾告诉埃里克森，他是用氯仿来做科学实验。后来，当霍姆斯又来买更多的氯仿时，埃里克森便问他实验进行得怎么样了。

霍姆斯眼神空洞，说他没有在做任何实验。

“我永远无法猜透他。”埃里克森说。

一位名为斯托尔斯的女子偶尔会为霍姆斯洗衣服。有一次他提出，如果她能购买一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并且把他设为受益人的话，可以给她六千美元。当她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解释道，如果她死亡，他可以获益四千美元，不过在那之前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六千美元。

对于斯托尔斯夫人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她唯一要做的就是签几份文件。霍姆斯向她保证，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

她身体健康，觉得自己会活得长长久久。她正打算接受这个建议，这时霍姆斯却语气温柔地对她说：“不要怕我。”

这倒真的把她吓坏了。

一八九〇年十一月，霍姆斯和其他芝加哥人都得知，世界哥伦布博览会的理事会最终就世博会的选址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从报纸上得知，世博会的主要展区将设在杰克逊公园，这让他非常开心，因为杰克逊公园就在他的大楼东边，从六十三街一直走到湖边就到了。除了主展区杰克逊公园，还有部分展区将会设在芝加哥城区、华盛顿公园及整条中央大道。

通过骑车出行，霍姆斯对这些公园很熟悉。当时出现了“安全”自行车，两个轮子一样大，由链条和齿轮产生动力，这引发了一阵自行车热。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霍姆斯也卷入其中，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还尝试在这场狂热中获利：通过赊账的方式买入自行车，然后再次出售。当然，他一直没有偿还最初买进时的欠款。他自己骑的是一辆“波普”牌自行车。

世博会公司的决定在整个芝加哥南部掀起了一场贪婪的海啸。《芝加哥论坛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出售四十一街和艾力士街路口一栋六间房的宅子。这座宅子距离杰克逊公园大概一英里远，广告上宣称在世博会期间，新业主可以将其中的四间房出租，租金预计为每月一千美元（约合二十一世纪的三万美元）。一开始，鉴于恩格尔伍德在不断发展，霍姆斯的大楼和土地就已经非常值钱，到了现在，他的产业似乎不亚于一层金矿了。

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既可以挖掘金矿，又可以满足自己的其他需求。他发布了一条广告，寻求更多的建筑工人，并再一次寻求他忠诚的伙伴们——查普尔、昆兰和皮特泽尔的帮助。

朝圣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正逢周一，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芝加哥这天异常暖和，而就在这天，“坐牛”酋长[1]被枪杀了。当晚，丹尼尔·伯纳姆上了一辆开往纽约的列车，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世博会漫长的历险旅程中最重要的一次会面。

他走入一节明亮的绿色车厢，这是乔治·普尔曼公司宫殿式车厢中的一款。车厢内挂着厚实沉重的挂毯，气氛庄严。火车以每小时二十英里的速度驶入核心城区，不断响着节奏轻快的铃声，车窗外的“抓地电车”、马车和行人近在咫尺。当火车一跃而过，穿过铁道道口，浣熊尾巴般黑白相间的烟尘便舞动着冒出来，街上的行人都止步观望。列车哐当哐当地经过牲口中心，那儿在这样温暖的天气里散发出双倍的臭味。列车绕过锯齿状的黑色煤山，煤山顶还盖着一层肮脏的即将融化的雪。伯纳姆热爱美的事物，可是列车开出去一程又一程，没有看到任何美的事物，只有煤烟、灰尘和烟雾循环往复。直到列车进入大草原，窗外的一切似乎才平静下来。夜幕降临，只剩下积雪的反光让人以为天尚未全黑。

世博会的理事们已经确定了展区的选址，所有的工作旋即展开，十分振奋人心，不过也让人有些担心，因为突然之间这一切都变得更加真实了，而这个任务骇人的难度令人畏惧。理事会要求设计师在二十四小时内上交一份博览会的草案。约翰·鲁特在伯纳姆和奥姆斯特德的指引下，在一张四十平方英尺的牛皮纸上勾勒出了一幅草图。交给委员会的时候，他们不无讽刺地私语，巴黎的设计师们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构思、计划和制图才做到这一步。根据这幅草图，他们计划在湖畔建造一片一平方英里的平地，通过挖泥机把这片平地塑造成潟湖和运河交错的景观。设计师们知道，博览会最终会呈现上百座建筑，联邦各州、许多国家和行业都要有自己的展厅，不过在这幅草图上，他们只勾勒了最重要的建筑，其中包括围绕着巨大的中庭而建的五座大型宫殿。他们也在中庭的一端预留了位置，想要建造一座塔，不过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谁会来建这座塔，也没人知道塔会是什么样子。人们唯一知道的，是这座塔一定要在各方面超越埃菲尔铁塔。理事会及作为其联邦监督机构的全国委员会以非比寻常的速度通过了这个草案。

在局外人看来，让这次挑战显得如此巨大的原因，纯粹是因为世博会占地面积太大了。每一位芝加哥人都理所应当地认为这次博览会的场地会非常开阔，建筑也会非常雄伟，让他们担忧的是怎么可能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美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工程，它比罗布尔的布鲁克林大桥还大得多。然而，伯纳姆心里清楚，占地面积还只是这次挑战的一个方面。这份计划粗略勾勒的地方隐含着数亿个更小的难关，公众和世博会理事会的大多数成员对此都毫不知情。伯纳姆必须在园内建造一条铁路，将钢铁、石材和木材运送到各建筑工地。他还要协调由跨洲海运公司运来的材料、货物、邮件以及所有的展览品的寄送，其中运送量最大的是亚当斯快递公司。他将会需要一支警队、一支消防队、一所医院和一个救护车服务中心。马也是一个大问题，上千匹马每天产生的好几吨粪便也需要处理。

牛皮纸草案通过后，伯纳姆立即请求上级“马上在杰克逊公园内建造廉价的木制房屋，给我和建筑人员使用”。接下来的三年，他将基本上住在这些屋子里。这些房子很快以“棚屋”的名字为人熟知，不过屋里有大壁炉，酒窖里还有伯纳姆自己私藏的好酒。伯纳姆有着远远超越那个年代的洞察力，他意识到最微小的细节也会影响人们对这次博览会的评价。他非常警觉，甚至连博览会官方印章的设计都考虑到了。“您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印章有多么重要。”他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八日在给世博会理事长兼首席长官乔治·R·戴维斯的信里写道，“这个印章将广泛传播到各国，人们将通过这些最细小的事物判断博览会的艺术水准。”

不过，以上这些都只是小小的干扰而已，相较而言，伯纳姆的日程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选择建筑师来设计博览会的主要建筑。

他和约翰·鲁特曾考虑自己来设计整个博览会，他们的同行们尽管心存嫉妒，也认为他们会这么做。据鲁特妻子的姐姐哈瑞特·门罗回忆，一天夜里鲁特回家后“很受打击”，因为他视为朋友的一位建筑师“在酒吧遇上他们的时候，装作不认识伯纳姆先生”。鲁特抱怨道：“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们要全部独吞！”他决定，为了保住作为建筑总监的信誉，他自己将不会设计任何建筑。因为身为建筑总监，他必须监督博览会其他建筑师的工作。

伯纳姆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想要雇用谁，但还不清楚自己的选择将引起怎样的骚动。他想雇用美国顶级的建筑师，不仅因为他们有过人的才能，还因为请他们加盟可以马上粉碎东部认为“芝加哥只能打造一场乡村世博会”的想法。

十二月，尽管还没有取得官方授权，伯纳姆已经私下给五位建筑师寄去了询问信件，“我很自信地认为我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思”。的确，过了没多久，博览会的场地及建筑委员会就授权他邀请这些建筑师来加盟。毫无疑问，这五位都是美国顶尖的建筑师，不过其中有三位来自之前被《芝加哥论坛报》称为“牛鬼蛇神之地”的纽约：乔治·B·博斯特、查尔斯·麦金和理查德·M·亨特，这三位都是国内备受尊敬的建筑师。另外两位是来自波士顿的罗伯特·皮博迪[2]和来自堪萨斯城的亨利·万·布伦特[3]。

这些设计师没有一位来自芝加哥，尽管这座城市为本地建筑行业的先锋们感到无比自豪，比如沙利文、艾德勒、简尼、贝曼、科布等。不知怎的，伯纳姆虽然颇有先见之明，却没有意识到芝加哥会把他的选择视为一种背叛。

当伯纳姆坐在普尔曼车厢里时，困扰他的问题是，他的候选人中只有来自堪萨斯城的亨利·万·布伦特在回信中表现出了兴趣。另外几位只是勉强答应在伯纳姆抵达纽约时和他见上一面。

伯纳姆曾邀请奥姆斯特德与他同行，他知道这位景观设计师在纽约的声誉可以对这次会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不过奥姆斯特德抽不开身。于是伯纳姆将独自赴约，和这些传奇的设计师会面——其中亨特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

为什么他们兴味索然？如果他试图说服，他们会作何反应？如果他们拒绝了自己的邀请，这件事传开了，该怎么办？

窗外的风景没有给他带来一丝安慰。火车轰鸣着开过印第安纳州时，遭遇了一阵寒流的袭击。气温骤降，强风冲击着列车，可怕的冰雪整夜肆虐。

有些事情伯纳姆并不知情。在收到伯纳姆的信后，这几个东部的建筑师——亨特、博斯特、皮博迪和麦金自己开了个会，就在麦金、米德和怀特位于纽约的公司碰头，商讨芝加哥世博会除了展示吃得太多的牛群之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在会议中亨特（伯纳姆最希望雇用的设计师）表态说自己决不会参加。乔治·博斯特劝他至少听听伯纳姆有什么话说，他认为如果亨特不参与，其他人可能会被迫效仿，因为亨特就是有这样的影响力。

麦金在会议开场时漫无边际地谈论起了世博会和它的前景。亨特打断了他：“开场白就省了吧，麦金。直接说正题！”

纽约一整周都刮着强劲猛烈的冷风。哈德逊河的河水结冰，导致一八八〇年以来最早的一次停航出现。周四早晨，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伯纳姆从报纸上读到了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芝加哥一家名为S.A. 基恩公司的私人银行倒闭了。这又是一个经济恐慌正在蔓延的证据。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的晚上，伯纳姆和东部的建筑师们在玩家俱乐部碰面吃晚餐。冰冷的空气冻得他们双颊发红。他们互相握手：亨特、麦金、博斯特还有从波士顿赶来赴约的皮博迪。于是就在这儿，在这张餐桌上，被歌德和谢林称为“凝固的音乐”的建筑艺术的美国顶尖从业者齐聚一堂。每个人都处于事业的巅峰期，腰缠万贯，每个人也都背负着十九世纪生活的伤痕，过去的岁月里充满失事的火车车厢、高烧和心爱之人早逝的残酷回忆。他们穿着黑西装和笔挺的白色立领衬衫。每个人都蓄着胡须，有些是黑色，有些呈灰色。博斯特体型庞大，是餐厅里最魁梧的人。亨特面相很凶，总皱着眉头，他的客户名单包含美国大多数的富有家庭。纽波特、罗德岛及纽约第五大道沿线的豪宅几乎有一大半是他设计的，他还建造了自由女神像的基座，同时也是美国建筑师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在座每一位的背景都有相似的地方。亨特、麦金和皮博迪都曾就读于巴黎美术学院。万·布伦特和博斯特两人师从亨特。万·布伦特又指导过皮博迪。对于伯纳姆而言，由于他没考上哈佛和耶鲁，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建筑培训，和这些人吃饭犹如一个陌生人加入了别人家感恩节的晚餐。

这些人都很热情。伯纳姆向他们描述了自己的构思：他打算打造一场比巴黎世博会更加大气、更加豪华的博览会。他强调，奥姆斯特德也参与了这个工程。奥姆斯特德和亨特曾共同为乔治·华盛顿·范德比尔特建造位于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附近的比尔特莫庄园，他们俩还携手建造了范德比尔特家族的陵墓。不过亨特心存怀疑，并十分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疑虑。为什么他和其他几位同仁要打破他们已经排满的工作表，跑到一个遥远的城市建造一些临时建筑呢？他们又不能掌控最后的成品。

他们的质疑使伯纳姆动摇了。他习惯了芝加哥一往无前的城市精神。他希望奥姆斯特德和鲁特此刻能陪在他身边，奥姆斯特德会帮忙说服亨特；鲁特则有过人的智慧，而且在场的各位都知道他是美国建筑师协会的秘书。通常而言，在这样的场合中伯纳姆是最有效的武器。“对于他自己和世界上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他总是对的。”哈瑞特·门罗写道，“他深知这一点，才能建立起纯粹的人格魅力，这帮助他做成了许多大事。”不过这个夜晚，他却感到十分不安，就像一个唱诗班的男孩坐在一群红衣主教中间。

他据理力争，说明芝加哥世博会不会像之前的任何一次一样，它首先将变成建筑史上的一块纪念碑。它将展示给全国看，建筑有怎样的魔力，可以化钢铁、石材为美丽的风景。单靠奥姆斯特德的规划就足以使这次世博会与众不同，钴蓝色的密歇根湖广阔无垠，映衬着潟湖、运河和大片草坪。他向他们说明，展区的面积至少比巴黎世博会大三分之一。这不会只是一个梦，他说。芝加哥有这个决心把这次世博会变成现实。要知道，就是凭借同样的决心，芝加哥已经使自己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而且，芝加哥有这个财力，他补充道。

几位建筑师的问题变得没有那么难回答了，他们开始问一些实际的问题：打算建造什么类型的建筑，什么风格？与埃菲尔铁塔相关的问题也来了：芝加哥能拿什么和它媲美？在这个问题上，伯纳姆除了一定要超越埃菲尔铁塔外，也拿不出具体的计划。在内心深处，他十分失望，美国的工程师们还没能想出新奇又可行的计划，使埃菲尔铁塔的成就黯然失色。

建筑师们担心加入世博会的建设会使自己受控于无数的委员会。伯纳姆向大家保证，艺术上完全由自己做主。他们想知道奥姆斯特德具体如何看待世博会的选址，尤其是名为“伍迪德岛”的中心景点是如何构思的。由于他们如此坚持，伯纳姆立即发电报给奥姆斯特德，再一次力劝他来纽约。奥姆斯特德却再一次拒绝。

有一个问题成了整个晚上的焦点：时间够吗？

伯纳姆向他们保证，时间还算充裕，不过他不会心存侥幸。工作必须马上展开。

他相信自己能打动他们。一晚上过去了，他再次问他们会不会参加。

大家都缄默不语。

第二天早晨，伯纳姆乘坐北海岸特快列车离开了纽约。一场暴风雪从大西洋肆虐到明尼苏达，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片白色。他乘坐的列车一整天都在风雪中穿梭。暴风雪摧毁了建筑，折断了树木，在俄亥俄州的巴伯顿造成一人死亡，不过没有阻止特快列车前行。

在火车上，伯纳姆给奥姆斯特德写了一封信，交代了和几位建筑师会面的情况，不过有所隐瞒。“他们都同意来主持设计主建筑群……似乎很赞同咱们的大体布局，首先是亨特先生，然后是其他几位，不过他们很想了解你是怎么看待岛体和岛周的景观设计的。所以我才急着发电报给你叫你过来。当发现你没有办法过来时，他们非常失望，我也是。这几位先生将在下个月十号齐聚芝加哥，他们强烈要求到时候你也到场，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发现亨特先生在这件事上特别注重你的看法。”

事实上，那晚后来发生的事情截然不同。在玩家俱乐部，大家最后都陷入沉默，无言地啜饮着法国白兰地，抽着香烟，面面相觑。梦想很诱人，几位建筑师都赞同这一点，也没人质疑芝加哥在构想一个潟湖和宫殿交织的仙境时的诚意，不过现实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就是，由于旅途距离太长，在离家甚远之处建设一项复杂工程背后必然存在众多难题，一定会影响到工作质量。皮博迪已经允诺会参与世博会建设，不过亨特和其他几位没有答应。“他们说，”伯纳姆后来说，“他们会好好考虑。”

不过，他们确实答应了一月十号在芝加哥会面，再次进行协商，并且视察世博会的选址。

这几位建筑师都没去过杰克逊公园。伯纳姆心里清楚，在原始面貌下，它不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地方。这一次奥姆斯特德必须到场。同时鲁特也必须加入到劝说中来。建筑师们尊重他，但对他作为建筑总监的能力有所怀疑。他必须去一趟纽约。

车窗外，天空高远，呈现出青灰色。普尔曼车厢连廊的寒意细如灰尘，沉淀在一节节车厢之间，使伯纳姆的车厢里渗满了寒气。铁轨两旁不时出现被疾风刮倒的树木。

丹尼尔·伯纳姆到达芝加哥后，发现这里的建筑师和世博会理事会成员都为他跑到别的地方——那么多地方不选，偏偏选了纽约这么个倒霉地方——低眉顺眼地求那边的建筑师来建设世博会而感到怒不可遏：他忽视了艾德勒、沙利文、简尼等一众优秀的芝加哥建筑师。沙利文认为这代表伯纳姆不是真的相信芝加哥有能力独自兴建世博会。“伯纳姆认为他为国家效忠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所有的工作全盘交给东部的建筑师。”沙利文写道，“他声称，仅仅是因为人家有优越的文化，有优雅得体的语言和巧妙的方式。”当时的场地及建筑委员会主席是爱德华·T·杰弗里，沙利文透露说：“杰弗里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服伯纳姆，在他的候选名单里增加几位西部建筑师。”

鲁特和伯纳姆匆匆协商，选了五家芝加哥公司加入世博会建设，其中包括艾德勒-沙利文公司。伯纳姆第二天就逐家登门造访。五家公司里有四家立刻抛开受伤的心灵，表示接受。只有艾德勒-沙利文公司拒绝了。艾德勒还在生气。“我觉得艾德勒希望坐上我这个位置。”伯纳姆说，“他很不满，自己也‘不清楚为何’。”

最终，艾德勒还是接受了伯纳姆的邀请。

现在轮到鲁特去纽约了。不过他本来就要去那儿参加美国建筑师协会理事会的会议，并计划在会后乘坐火车前往亚特兰大，视察公司的一栋建筑。一八九一年元旦的下午，鲁特在位于鲁克利大楼的办公室里，即将出发时，有位员工过来探望他。“他说自己很疲惫，”这位员工回忆道，“并且可能会辞掉协会秘书的职位。这是一个警报，因为从来没有人听他抱怨过工作多，这说明他的身体一定已经疲惫到了极限。不过他在回家前又再一次变得精神奕奕、信心满满。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这件事显得尤为耐人寻味。”

在纽约，鲁特再三向那几位建筑师保证，他决不会对他们的设计进行任何干涉。尽管他充满魅力（《芝加哥洋际报》曾称他为“另一位昌西·M·迪普，在餐后闲聊中充满智慧和幽默”），但还是没能激起他们的热情。他只好满怀失望地离开纽约前往亚特兰大，就像两周前伯纳姆感受到的那样。南下的旅途并没有让他的心情好受一点。哈瑞特·门罗在他返回芝加哥时见到了他，发现他很沮丧，她说：“因为东部建筑师的态度，他觉得他们非常冷漠，完全不相信任何西部商人组织会像他说的那样让艺术家自己做主。梦想太遥不可及了，他们尤其不愿意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去对抗各种困难和阻碍，以及他们认为一定会接踵而至的大大小小的干涉。”

鲁特很疲惫，十分泄气。他告诉门罗，自己就是没办法让他们感兴趣。“他认为这是自己从事的行业有史以来在国内得到的最佳机会，而他没法让他们珍惜它。”门罗说。这几位建筑师确实计划一月来芝加哥会面，但他告诉她：“不过只是勉强答应，他们根本没有参与的意愿。”

一八九一年一月五日，场地及建筑委员会授权伯纳姆正式委托十位建筑师参与世博会工程建设，并且支付每位一万美元的酬劳（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万美元）。考虑到伯纳姆希望他们做的不过是制几张图，来几趟芝加哥，这笔酬劳可以说是相当丰厚。伯纳姆和鲁特会负责建筑的施工，并协调建筑师通常最为头疼的各种琐碎的细节工作。建筑师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将不会受到任何干涉。

东部的建筑师们暂时接受了委任，不过内心的担忧并没有消除。

而且，他们至今还没见过杰克逊公园。

[1]美国印第安人苏族亨克帕帕部落的首领。

[2]罗伯特·皮博迪，美国建筑师，殖民复兴风格的早期支持者。

[3]亨利·万·布伦特，美国建筑师、建筑学专著作家。

为世博会而建的旅馆

霍姆斯的新想法是把自己的大楼改造成一个旅馆，来接待世界哥伦布博览会的游客——当然不像帕玛家园或黎塞留馆那么豪华，不过也足够舒适和便宜，能够吸引到一些特定的客人，也让霍姆斯有充足的理由来购买一份大型火灾保险。他打算在博览会结束后烧掉房子，获得赔款，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开心的小福利，可以借机毁灭那些可能留在屋子隐藏的储存室中的多余“材料”。不过理想的状态是，届时他已经找到了更有效的处理方法，房子里没有留下任何犯罪证据。可是，人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人在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很容易犯下错误，遗漏一些细节，最终可能会被一位聪明的探员用来把他送上绞刑架。但芝加哥警方是否有这样的能力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是最危险的存在，但目前它的探员似乎都忙着和全国各地煤田和钢厂里的罢工者斗争。

一八九一年年初，霍姆斯再一次自己操刀，计划对房子进行必要的修改。很快木匠就开始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施工了。霍姆斯将任务分割开来，不停解雇工人的方法再次奏效。显然没有任何一位工人报警。温特沃斯街新设的警察辖区的巡警每天在巡逻途中都会经过霍姆斯的房子。警官们完全没有起疑，而是十分友好，甚至非常袒护霍姆斯。霍姆斯熟悉每位巡警的名字。他会请他们喝一杯咖啡，让他们在他的饭店里免费吃一餐，或是给他们一根上好的黑雪茄——而警察们很珍惜这些显得亲近而体面的示好。

不过，霍姆斯感到来自债权人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几位家具和自行车的经销商。他目前还能讨他们欢心，并且对他们一直找不到东躲西藏的业主H.S. 坎贝尔表示同情，但清楚他们很快就会失去耐心。事实上，霍姆斯有一点惊讶，他们居然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采用更强硬的手段来催债。他的手段太新颖了，技巧太优秀了，而周围的人太天真了，好像他们以前从来没被骗过似的。有一些商家现在已经拒绝向他出售商品了，不过还是有更多的商家会朝他皱皱眉头，然后从他手中接过由H.S. 坎贝尔或者华纳玻璃加工公司的资产做担保的票据。当情况紧急，眼看某位债权人就要采取法律手段甚至暴力手段进行催款时，霍姆斯会用现金来偿还自己的债务。这些钱来自他自己的产业，例如公寓和店铺的租金、药店的销售盈利以及他最新投资的药品邮寄公司的收入。霍姆斯拙劣地模仿亚伦·蒙哥马利·沃德[1]在芝加哥市中心快速崛起的大企业，开始卖一些假药，言之凿凿地说这些药可以治愈酗酒和秃头的问题。

他一直关注新的赚钱机会，尤其是现在，因为他知道，不管自己多么巧妙地控制劳工成本，还是需要多少掏一部分腰包来改造他的房子。当米尔塔的叔公，来自伊利诺伊州大脚牧场的乔纳森·贝尔纳普来到威尔米特探亲时，这个难题忽然就自己解开了。贝尔纳普并非大富大贵，不过也算家境殷实。

霍姆斯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威尔米特的家中。他为露西带去玩具，为米尔塔和岳母带去首饰。他让房子里充满了爱。

贝尔纳普从来没见过霍姆斯，不过对他和米尔塔糟糕的婚姻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对这位年轻的医生毫无喜欢的意思。第一次见面，他就觉得霍姆斯作为年轻人过于圆滑，也过于自信。但令他惊讶的是，只要霍姆斯一出现，米尔塔就会一脸痴迷，米尔塔的母亲——贝尔纳普的侄女——也会容光焕发。和霍姆斯见了几次面以后，贝尔纳普开始理解为什么米尔塔对这个男人如此死心塌地。他眉目清秀而干净，穿衣体面，说话得体，而且双眼湛蓝，眼神直率。在交谈中，他专注地倾听，几乎到了警觉的程度，似乎贝尔纳普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人，而不只是从大脚牧场前来探亲的一位老伯。

贝尔纳普仍然不喜欢霍姆斯，但发现霍姆斯的真诚足以让他放下防备，以至于当霍姆斯请求他背书一张面值两千五百美元的票据，来帮他凑钱在威尔米特为自己和米尔塔买一栋新房子时，贝尔纳普同意了。霍姆斯对他感激不尽。买一栋新房子，从此不和父母住在一起，也许正是这对夫妇所需要的，可以缓和他们日渐疏离的关系。霍姆斯承诺只要自己生意好转，就会把钱还给贝尔纳普。

霍姆斯返回恩格尔伍德后，立刻仿造了贝尔纳普的签名，制造了第二张额度一样的票据，并打算用这笔钱来改造他的旅馆。

霍姆斯下一次去威尔米特的时候，便邀请贝尔纳普来恩格尔伍德参观他的房子，以及世界哥伦布博览会新确定的选址。

虽然贝尔纳普读到了许多关于世博会的消息，也确实想去看看未来举办世博会的场地，但他并不希望一整天都和霍姆斯待在一块。霍姆斯很有魅力，为人亲切，不过他身上有一种气息让贝尔纳普十分不安。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确实，接下来几十年中，精神病医生及他们的继任者会发现，他们也很难精准地描述是什么令霍姆斯这类人看起来和善、讨人喜欢，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微妙的感觉，仿佛身上缺失了某种重要的人性元素。一开始，精神病医生把这种症状称为“道德错乱”，把展现了这种紊乱症状的人称为“道德低能者”。后来他们采用了一个词——“变态人格”，该词最早于一八八五年出现在业余刊物——威廉·斯特德创办的《蓓尔美街报》上，其中一篇文章称其为一种“新型疾病”，并称“除了自己及兴趣所在，没有任何事情对于精神变态者是神圣的”。半个世纪之后，赫维·克莱克利医生在开创性的著作《理智的面具》中描述道：典型的变态人格是“一架精巧的反射机器，可以完美地模仿人类个性……他重塑出一个完整的正常人，如此完美，任何人在临床环境下对其进行检查，都无法用科学或客观的术语指出为什么这种人格不是真实的，以及他是如何做到的”。那些最极致地展现这种紊乱的人在精神病学中将被称为“克莱克利型变态人格”。

贝尔纳普拒绝了霍姆斯的邀请，霍姆斯看起来备受打击，十分失望。这趟旅行非常必要，霍姆斯再三恳求道，哪怕只是为了他的面子。他想让贝尔纳普相信，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贝尔纳普为他背书是一次安全的投资，和其他任何为他背书的人一样。米尔塔也对他的拒绝感到失望。

贝尔纳普最终还是妥协了。在乘坐火车去恩格尔伍德的路上，霍姆斯向贝尔纳普指点着各种地标：城里的摩天大楼、芝加哥河、牲口中心。贝尔纳普觉得空气里的臭味难以忍受，不过霍姆斯似乎觉察不到这股味道。两人在恩格尔伍德站下了车。

这个小镇充满了活力。每隔几分钟就有列车轰鸣而过。马拉的电车沿着六十三街南来北往，街上到处挤满了客运马车与货运马车。贝尔纳普目光所及之处都在兴建房屋。很快，建筑施工还会进一步升级，因为企业家们已经准备投入重金，迎接即将汹涌而来的游客。霍姆斯描述了自己的计划。他带着贝尔纳普参观自己的药店，柜台上铺设着大理石，玻璃货柜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溶剂。随后霍姆斯带他去了楼上，向他介绍大楼的看门人帕特里克·昆兰。霍姆斯陪着贝尔纳普穿过房子里的多条走廊，边走边描述这个地方变成旅馆后会是什么样。贝尔纳普觉得房子里的气氛阴冷而古怪，许多走道都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中断了。

霍姆斯问贝尔纳普是否愿意去楼顶看看，那里可以看到进行到一半的工程。贝尔纳普拒绝了，谎称自己年纪大了，没办法爬那么多层楼梯。

霍姆斯向他许诺说楼顶能看到恩格尔伍德令人激动的美景，面朝东边也许还能瞥见杰克逊公园，世博会的建筑很快就要在那边拔地而起。贝尔纳普再次拒绝，这一次语气更为强硬。

霍姆斯另辟蹊径。他邀请贝尔纳普晚上住在他的房子里。一开始贝尔纳普也表示拒绝，但他觉得自己拒绝上楼顶的行为可能过于无礼了，于是就没再坚持。

夜幕降临，霍姆斯把贝尔纳普带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煤气灯以不等的间距安装在走廊的墙壁上，投下小块的阴影，阴影的边界随着贝尔纳普和霍姆斯经过而晃动。房间里家具齐全，非常舒适，可以俯瞰街面，街道上到了晚上仍然异常繁忙。据贝尔纳普所知，目前只有他与霍姆斯住在这栋楼里。“睡觉的时候，”贝尔纳普说，“我小心翼翼地锁上了门。”

不多久，街上的声响开始逐渐减弱，只回荡着火车经过的隆隆声，以及偶尔的马蹄声。贝尔纳普难以入眠。他看到窗外街灯发出的光芒朦胧变幻，铺满了天花板，就这样过了好几个小时。“突然，”贝尔纳普说，“我听到有人推门，然后便听到了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

贝尔纳普大声询问是谁在门口。声音停止了。他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听到有脚步声向大厅移去。他十分确定，一开始有两个人在他的门外，不过现在其中一个离开了。他再次大声问是谁，这一次有一个声音回答了他。贝尔纳普认出这是帕特里克·昆兰的声音，那个看门人。

昆兰想进来。

“我不同意开门。”贝尔纳普说，“他坚持了一阵，然后离开了。”

贝尔纳普整夜未眠。

很快他就发现了霍姆斯伪造他的签名的事。霍姆斯向他道歉，声称自己急需用钱，语气如此动人，显得十分可怜，连贝尔纳普都心软了。不过他对霍姆斯的厌恶并没有改变。很久以后，贝尔纳普才意识到为什么霍姆斯那么想带他上楼顶。“如果我去了，”贝尔纳普说，“伪造事件大概就不会被揭穿了，因为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揭穿它了。”

“不过我没去，”他说，“我恐高。”

木匠和粉刷匠正在大楼里施工，霍姆斯开始转移注意力，想在房子里建造一个重要的附属结构。他构思了很多种设计方案，可能是参考了过去对类似设备的观察，最后选择了一种看起来比较可行的：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盒状结构，由防火砖砌成，八英尺长，三英尺高，三英尺宽，外面包裹着第二个同样材料做成的盒状结构，两个结构之间的空间通过烧燃油炉来进行加热，里面的那个结构将形成一个狭长的烧窑。虽然他以前从未建造过烧窑，但相信自己的设计能产生足够高的温度来焚烧掉里面的一切东西。烧窑也要能消除从内部结构散发出的一切臭味，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计划在地下室建造这个烧窑，并雇用了一位名叫约瑟夫·E·伯克勒的砖匠来施工。他告诉伯克勒，他打算用这个烧窑来为他的华纳玻璃加工公司生产和加工玻璃板。按照霍姆斯的指导，伯克勒增加了一些铁制组件。他动作很快，不久烧窑就可以进行第一次测试了。

霍姆斯点燃了油炉。火苗蹿起来的声音令人相当满意。一股热浪从烧窑中袭出，蔓延到了地下室远处的墙上。空气中弥漫着燃烧不充分的汽油味。

不过测试的结果令人失望。烧窑没能产生霍姆斯期望的高温。他调整了油炉，再试了一次，却没得到什么改善。

他利用市里的电话簿找到了一家锅炉公司，请求和一位有经验的人见面。他自我介绍为华纳玻璃加工公司的创建者。如果锅炉公司的官员出于什么原因需要确认华纳玻璃加工公司的存在，只需要查一下一八九〇年恩格尔伍德的电话簿就能发现该公司的条目，并且会发现所有者的名字是霍姆斯。

锅炉公司的经理——他的名字从未公之于众——决定亲自跟进这桩生意，在霍姆斯的房子里和他碰面。他发现霍姆斯是一位面容英俊的年轻男人，长相几乎可以用精美来形容，散发着自信和成功的气息。他的蓝眼睛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房子处于背阴面，营造水平比起六十三街的其他建筑略显低下，不过地理位置优越。这个区域显然正在飞速发展。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男人而言，能拥有几乎整个街区本身就是一项成就了。

经理跟随霍姆斯来到了二楼的办公室，在从屋角窗子吹来的怡人的过堂风里钻研霍姆斯的烧窑设计图。霍姆斯解释道，他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热度”。经理便要求看一看装置。

没有必要，霍姆斯说。他不希望麻烦经理，只是想寻求他的建议，他也会为此支付适当的费用。

锅炉公司的经理坚持道，在实地查看烧窑之前，他什么也做不了。

霍姆斯笑了。当然，如果经理不介意花费额外的时间，他很乐意带他去看看。

霍姆斯带客人下到一楼，然后从一楼走到另一个更为黑暗的楼道，进入了地下室。

这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洞穴，贯穿了整个街区，中间只立着几根房梁和柱子。暗处放着各种大小的桶，还有成堆的黑色物质，也许是泥土。这里有一张窄长的桌子，铺着钢制的桌面，顶上挂着一排没有点亮的灯，桌旁放着两个用旧的皮箱。这个地下室看起来就像一个矿场，却有外科医生外套上的味道。

锅炉公司经理检查了烧窑。他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砖砌的盒状结构，其建造方式阻止了火焰进入其中，他注意到里面那个盒状结构顶部巧妙地开了两个口子，可以让里面的煤气流到环绕在外的火焰中进行燃烧。这个设计很有趣，看起来也可行，虽然他觉得这个烧窑似乎并不适合用来加工玻璃。里面的盒状结构太狭小了，无法容纳市里现在流行的大型玻璃板。除此之外，他没有发现其他的异常，并且认为有办法对这个烧窑进行改进。

他带着一队工人返回了。这些工人建了一个火力更加强劲的油炉，一旦点燃，烧窑内的温度可以达到三千华氏度。霍姆斯看起来很高兴。

直到后来，锅炉公司的经理才意识到，这个烧窑独特的形状和极高的温度使它成了一种拥有别样用途的理想工具。“事实上，”他说，“这个炉子的总体规划很像焚烧死尸的焚烧炉。”并且因为有了之前描述的那些设计，炉子里也绝不会散发出异味。

同样，这也是后话了。

现在，霍姆斯又改为很久才去一次威尔米特，不过他还是会规律地上门，给米尔塔和女儿送去足够的钱，让她们过得舒服。他甚至为小女孩购买了人寿保险，毕竟小孩子的生命如此脆弱，一次心跳的时间就有可能离开人世。

他的生意不错。他的邮购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也再次试着找机会投资最新潮的药物：由伊利诺伊州德怀特一位名为基利的医师发明的治疗酗酒的药。街角的药店生意不错，利润丰厚，不过邻近的一位女士发现，他似乎很难留住那些雇来当店员的女性。她们非常年轻，通常都很漂亮。据她观察，这些店员都有一个不幸的习惯，会不打招呼就离开，有时候甚至连随身物品都还留在二楼她们的房间里。她认为这些行为是当代青年人越来越不求上进的表现，令人担忧。

将霍姆斯的房子改建为旅馆的工程进展缓慢，因为时不时会爆发一阵争执，然后工期就会延后。霍姆斯将寻找新工人的任务交给了三个帮手：昆兰、查普尔和皮特泽尔。每次重新开工时，他们似乎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新的工人。成千上万名在别处失业的工人涌入芝加哥，希望找到建造世博会的工作，来了却发现太多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于是等待工作的人特别多，他们甚至不在乎工种和酬劳。

霍姆斯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更为有趣的消遣上。残酷的命运将另外两位女性带进了他的生活，其中一位接近六英尺高，拥有傲人的身材，而另一位，她的小姑子，是一位年轻可爱的姑娘，有黑色的头发和精致的深色眼睛。

这位高个子女人还有丈夫和一个女儿，这让整件事情变得异常有趣。

[1]亚伦·蒙哥马利·沃德，美国企业家，1872年创立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

令人遗憾的景观

一八九一年一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东部的建筑师们乘坐北海岸特快列车离开了新泽西，亨特预订了第五车的第六节车厢，以便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奥姆斯特德前一天晚上从波士顿赶来了，和大家一起前往芝加哥。

这个场景十分迷人：一辆穿越冬季风景的豪华列车，载着五位史上最为卓越的建筑师。他们坐在同一节车厢里，谈天、玩乐、喝酒、抽烟。奥姆斯特德趁这个机会详细描述了杰克逊公园的情形，以及和世博会层层委员会打交道的艰难过程。这些委员会在当时看来权力非常大。他尊敬伯纳姆的坦诚直率，以及他身上流露出的领袖气质，毫无疑问，这些他也如实告诉了建筑师们。毋庸置疑，他也花了不少时间强调自己对于世博会景观设计的想法，尤其是伍迪德岛应该彻底避免明显的人造建筑这一观点。

列车还剩两小时抵达芝加哥。在一次短暂的停靠期间，麦金接到一封电报，上面说他的母亲莎拉·麦金突然在家里去世了，享年七十八岁。麦金和母亲十分亲密。于是他脱离了队伍，搭上了一辆返程的列车。

建筑师们在一月九日星期五深夜抵达了芝加哥，乘坐马车来到了惠灵顿酒店，伯纳姆已经为大家安排好了房间。万·布伦特从堪萨斯城赶来，与大家在酒店会合。第二天一早，大家就乘坐马车，前往南边的杰克逊公园。鲁特缺席了，他当天才从亚特兰大启程返回。

前往公园的车程大约一小时。“那时正值隆冬季节，”伯纳姆回忆道，“天空阴云密布，湖面上覆盖着泡沫。”

到了公园，建筑师们从马车里钻出来，呼出的空气在寒冷的天气中变成了白雾。风卷着沙砾，刮得脸颊生疼，他们不得不挡住眼睛。他们在冻结的土地上蹒跚前行，亨特由于痛风一直在抽搐、咒骂，感到难以置信；奥姆斯特德牙齿发炎，晚上彻夜难眠，并且因为多年前的马车事故而走路一瘸一拐。

湖水呈灰色，远处的颜色不断变深，最终成了一条黑色的地平线。近处唯一的色彩只有众人冻得通红的脸颊和伯纳姆及奥姆斯特德的蓝眼睛。

奥姆斯特德观察着建筑师们的反应。他时不时和伯纳姆交换一下眼神。

建筑师们呆若木鸡。“他们凝视着眼前的景象，”伯纳姆说，“几乎是一脸绝望。”

杰克逊公园就是一片方圆一英里的荒原，几乎没有树木，只有零星几棵形态不一的橡树——带毛刺的、针叶状的、黑色的、猩红的，周围簇拥着一丛丛老李树和柳树，疯长着缠绕成一团。最贫瘠的部分几乎全是沙子，上面是成簇的海草和牧草。一位作家称这个公园“又偏僻又令人反感”，另一位形容它为“未经开发的荒原和遍地沙土的废地”。它太丑了，作为度假胜地是最差的选择。奥姆斯特德自己对杰克逊公园的评价是：“如果在芝加哥方圆几英里内搜寻最不像公园的场地，没有哪里比杰克逊公园更符合要求了。”

事实上，这个选址比看起来还要糟糕。许多橡树都死掉了。在这个季节，很难辨别活着的树和死掉的树。其余的树木根部都严重受损。试钻了一下发现，园内的土壤结构为顶层有一英尺厚的黑土，往下是两英尺厚的沙子，再往下是十一英尺浸满水分的沙子。伯纳姆写道，“……变得几乎像流沙一般，通常我们就称之为流沙”。芝加哥的建筑师很清楚这种土壤结构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而纽约的建筑师习惯了基岩，并不清楚这样的土壤意味着什么。

至少在奥姆斯特德看来，这个公园最大的瑕疵是它的湖面的高度每年都要产生剧烈变化，落差最大可达四英尺。奥姆斯特德认为，这样的波动会极大地增加在湖岸种植植物的难度。如果水面回落，博览会的游客们将会目睹吃水线以下裸土带的惨状。如果水面涨得太高，湖水将覆盖和淹死沿岸的植物。

建筑师们重新爬上马车。车子载着他们在公园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前往湖畔。车子的步调就像是送葬的队列，气氛也是同样沉重。伯纳姆写道：“沮丧和绝望的心情混合在一起，这些建筑师这时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提议的工程量之巨大，也是第一次体会到这项工作的时间限制是多么无情……二十一个月后就是《国会法案》中定下的建筑物揭幕日期，而在短短的二十七个半月之内，或者说在一八九三年五月一日当天，所有的施工必须完成，景观要达到最好的效果，展品全部要布置妥当。”

到了湖畔，大家再次下车。来自波士顿的皮博迪爬上了一个码头。他转过身对伯纳姆说：“你真的确定计划在一八九三年，在这儿，要开一场世博会？”

“没错。”伯纳姆说，“这就是我们的打算。”

皮博迪说：“这不可能。”

伯纳姆看着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说。

可是，即使是伯纳姆也不知道，或者说无法知道摆在眼前的将是什么。

建筑师们在杰克逊公园查看时，鲁特返回了芝加哥。那天是他四十一岁的生日。他直接从火车站去了鲁克利大楼。“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心情很好，开着玩笑。”哈瑞特·门罗说，“就在当天，他接到了一个大型商业建筑的委托案。”

不过就在那天下午，绘图员保罗·施泰力在鲁克利大楼的某个电梯内遇到了鲁特，“他看起来身体很不好。”他的精神状态很差，再次抱怨说自己感到非常疲惫。

建筑师们返回市里，沮丧极了，而且感到非常后悔。他们再次在公司的图书室里聚集。鲁特这一次加入了他们，并且突然又精力充沛起来。他十分亲切，为人有趣又温暖。伯纳姆清楚，如果有人能动摇这些建筑师，点燃他们的激情，鲁特就是不二人选。鲁特邀请远道而来的客人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日前往他位于亚斯特街的家中喝下午茶，然后才终于回家见到了他的孩子和妻子朵拉。据哈瑞特·门罗回忆，朵拉正卧病在床，由于最近的一次难产而“险些撒手人寰”。

鲁特告诉朵拉，自己非常疲惫，并且提议夏天一起逃到某个地方度个长假。最近几个月他太累了，夜晚总是在工作，或者在旅途中。他已经精疲力竭。这次南下的旅途丝毫没有缓解他的压力。他很期待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一月十五日，那时东部的建筑师们将结束会议，各自回家。

“十五号以后，”他告诉妻子，“我就没那么忙了。”

那天晚上，东部和芝加哥的建筑师们在大学俱乐部再次聚首，共同进餐，这次是由场地及建筑委员会做东，向他们致敬。鲁特太疲惫了，没有参加。很显然，这次晚餐是一个武器，芝加哥想借此点燃东部建筑师的热情，并且向他们证明，芝加哥人决意要兑现他们曾经夸下的海口，举办好世博会。接下来还有一系列丰盛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宴席。这些宴席的菜单不禁让人好奇，芝加哥上流阶层的人们怎么可能还有健康的动脉。

建筑师们到达时被记者们拦下了。建筑师们都表现得很亲切，不过口风很紧。

他们将在一张T形的桌子旁就座，最上方的中心位置坐着莱曼·盖奇，他是世博会主席。盖奇的右边坐着亨特，左边坐着奥姆斯特德。一簇簇的康乃馨和粉红或大红的玫瑰把桌子装点得像一个个花圃。每一个餐盘旁都放着一朵襟花。人人都身着晚礼服，视线所及之处没有一名女性。

晚上八点整，盖奇挽着亨特和奥姆斯特德的胳膊，引着他们从俱乐部的接待室进入了宴会厅。

牡蛎
一杯或两杯蒙哈榭白葡萄酒
清炖甲鱼
阿蒙迪亚多白葡萄酒
特供烤西鲱
黄瓜、伯爵夫人土豆泥
罗西尼菲力牛排
拉菲红酒及雷纳特香槟酒
酿西洋蓟
伯瑞淡香槟
樱桃白兰地雪芭
香烟
丘鹬吐司
芦笋沙拉
冰镇广东姜酒
奶酪：彭莱维克奶酪、洛克福奶酪；咖啡；利口酒
马德拉酒，1815
雪茄

盖奇首先发言。他就世博会将如何精彩纷呈发表了一篇激情澎湃的演讲，然后呼吁宴会厅内的优秀人士一切以世博会为先，把自己放在最末，并强调只有将自己的利益抛在脑后，世博会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众人对他的发言报以真诚而热烈的掌声。

伯纳姆接下来发言。他描述了自己对于世博会的构想，同时强调了芝加哥将这个构想变成现实的决心。同时他还敦促大家齐心协力，进行自我牺牲。“先生们，”他说，“一八九三年将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三个伟大的年份。另外两个伟大的年份，一七七六年和一八六一年，[1]所有真正的美国人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一次我也请求大家再次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这一次，全场沸腾了。“那一夜，在场的人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就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伯纳姆说。

不过，所有的列队游行都是由芝加哥人完成的。第二天，在鲁特的家中，哈瑞特·门罗见到了东部的建筑师们，她离开的时候十分震惊。“和他们交谈时，我惊讶地发觉他们都倦怠而绝望。”她说，“他们说，如此庞大而造价低廉的建筑很难呈现漂亮的效果，芝加哥千篇一律的地面特征又使有效的组合搭配难以达成，留给准备与施工的时间也太短——这些不同方面的批评显示出他们普遍的轻蔑态度。”

下午茶结束的时候，鲁特送客人上车。天色已暗，寒风刺骨。凛冽的冷风像镰刀一样划过亚斯特街。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的鲁特穿着单薄的晚礼服，却一头扎进了这料峭的冬夜，都没有提前披上一件外套。似乎一切都已经注定。

[1]1776年美国独立，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消失点

一位名为伊西留斯·康纳的年轻珠宝商（他更喜欢人们叫他的昵称“内德”）在不同的城市流浪了许多年，工作也换了无数样，现在和妻子朱莉娅以及八岁的女儿珀尔搬到了芝加哥，并且很快发现芝加哥确实是一座机会之城。一八九一年初，内德不知不觉已经在城南，六十三街和华莱士街交汇处一家欣欣向荣的药店里管理着占据一整面墙的珠宝柜了。自打内德成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未来的希望。

药店的老板尽管非常年轻，却十分富有，充满了活力，确实算是时势造英雄。他注定要获得更大的成功，因为世界哥伦布博览会即将在距离药店车程很短的地方举办，从药店往东到六十三街尽头就是。还有传闻说，一条新的高架铁轨即将向东沿着六十三街直接延伸到杰克逊公园，因为高架遮蔽了市里的巷道上空而被戏称为“L巷”。这样看来，将来去世博会的游客们在交通方面又多了一个选择。街上的车辆迅速增加，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市民驾着马车去公园参观世博会选址，虽然那里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内德和朱莉娅觉得杰克逊公园又丑又荒芜，只有沙丘和病怏怏的橡树，不过珀尔却很喜欢在公园内的浑浊的水池里捞蝌蚪。看起来，这片土地上不可能发生任何美妙的事情，不过内德和大多数刚来芝加哥的人一样，愿意相信这个城市和他以前待过的地方截然不同。如果说有哪个城市能实现至今仍在流传的关于世博会的大话，芝加哥一定当仁不让。内德的新雇主H.H. 霍姆斯医生似乎就是大家所说的“芝加哥精神”的完美范例。他这么年轻就拥有了一栋占据整个街区的大楼，在内德的经验里，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生，但在这儿却似乎只是一项普通的成就。

康纳一家住在大楼二层的一间公寓里，离霍姆斯医生自己的套房不远。房间不算很明亮，也不是最令人感到愉悦的那种，不过很温馨，而且上班很方便。除此之外，霍姆斯还提出聘用朱莉娅在药店里帮忙，并且开始培训她管理账本。后来，当内德十八岁的妹妹格特鲁德搬到芝加哥后，霍姆斯把她也聘用了，让她管理自己新成立的药品邮购公司。有了三份收入，康纳一家也许很快就买得起他们自己的房子了，也许就在恩格尔伍德某条宽广的碎石路上。自然，他们也买得起自行车，可以骑车到街尾的蒂默曼歌剧院去看戏。

不过，有一件事确实让内德感到不安。霍姆斯似乎对格特鲁德和朱莉娅太照顾了。一方面，这很自然，内德也习惯了，因为这两个女人都外表出众，格特鲁德身材苗条，皮肤黝黑，朱莉娅身材高挑，比例匀称。内德很清楚，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知道，霍姆斯很喜欢女人，而女人们反过来也喜欢他。年轻可爱的姑娘们总是慕名而来。当内德试着向她们提供服务时，她们会离得远远的，显得没有任何兴趣。可如果霍姆斯正巧进入药店，她们的态度会马上来个大转弯。

内德一直都是个长相平庸、性格无趣的人，这时似乎直接变成了背景的一部分，只能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只有他的女儿珀尔一如既往地关注他。内德警惕地观察着霍姆斯，他总是用微笑、各种礼物或甜言蜜语来称赞格特鲁德和朱莉娅（特别是格特鲁德），这两位女性也总是积极回应，同时脸上散发着红润的光泽。当霍姆斯离开她们后，她们就会变得垂头丧气，行为举止突然暴躁易怒起来。

更令人不安的是顾客们对内德的态度产生了转变。并不是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眼神里带的情绪有点像同情，甚至像是怜悯。

这期间的某个晚上，霍姆斯请内德帮一个忙。他领着内德来到宽敞的地下室，自己走了进去，然后吩咐内德关上门，辨认他在里面喊叫的声音。“我关上门，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内德回忆道，“不过只能听到一点模糊的声响。”内德打开门，霍姆斯走了出来。这时霍姆斯问内德是否愿意走进去试着喊叫几声，这样霍姆斯就可以自己听听有多少声音透出来。内德照办了，不过他在霍姆斯打开门的一刹那就走了出来。“我不喜欢做这种事。”他说。

为什么会有人想造一间隔音的地下室？内德显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对于警察而言，有一些特别的线索值得注意——家长寄来的信件，还有家长雇用的侦探的造访。不过这些线索在混乱中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芝加哥，失踪似乎成了经常发生的娱乐事件。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有人消失不见，不可能都得到适当的调查，并且各方势力错综复杂，阻碍了对各种犯罪形式的侦察。大多数的巡警都不够称职，仅仅是因为选区政治名流的任命而入职的。警探极少，资源和技术急缺，阶级固化也模糊了他们的视野。普通的失踪案件——波兰籍姑娘、牲口中心的男孩、意大利劳工、黑人女性——不值得费力去侦查。只有富人失踪才会得到有力的回应，不过即使是在这些案子中，警探除了向其他城市发送电报，以及定期去停尸房查验每天收集到的身份未知的男性、女性和儿童尸体之外，也什么都做不了。某一时期，市里一半的警力都在调查失踪案件，以至于芝加哥警探中心的长官发话说要考虑建立一个单独的部门——“神秘失踪案件调查部”。

女性和男性失踪的比例相同。一位来自孟菲斯的年轻游客范妮·摩尔，没能返回她寄宿的家庭，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J.W. 哈利曼某天下班后搭乘了一辆郊区列车，随后便失踪了。《芝加哥论坛报》写道：“消失得这般彻底，就像被大地给吞没了一般。”女性失踪者会被推测遭遇了强奸，男性则被推测遭遇了抢劫，尸体被冲到了芝加哥河污浊的河水中，或者被扔到霍尔斯特德街或莱维区或克拉克街的混乱地段去了——那儿介于波尔克街与泰勒街之间，被资深的警官们称为“夏延[1]区”。找到的尸体会被运送到停尸房，如果没有人认领，则会接着被运送到拉什医学院或者库克郡医院的解剖教室，然后从那儿被送往关节实验室，进行精细作业，将骨头和头盖骨上的肉和结缔组织剔除，全部进行漂白，重新安装，接下来供医生及解剖博物馆使用，或者偶尔会被对科学类新奇事物感兴趣的私人收藏者收藏。他们的头发会被卖去做假发，身上的衣服会被捐给社会服务所。

就像联合牲口中心一样，芝加哥什么也不会浪费。

[1]旧印第安部落。

独自一人

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早晨，东部及芝加哥的建筑师们在伯纳姆-鲁特公司位于鲁克利大楼顶层的图书室里再次聚首，鲁特缺席。威廉·R·米德从纽约赶来，代替回家奔丧的合伙人麦金。在等人到齐的过程中，访客们时不时地挪到图书室朝东的窗口，眺望辽阔的密歇根湖。伴随着湖水和结冰的湖岸反射的光芒，射入房间的光线超乎自然地强烈。

伯纳姆起身正式向诸位表示欢迎，不过他看起来并不放松。他察觉到东部建筑师们犹疑的态度，但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争取他们，奉承话已经说到近乎虚情假意了——路易斯·沙利文知道这是伯纳姆有效的战略手段。“对他自己而言，奉承话没什么用，除非是动之以情，但他会很快发现把奉承话堆砌到大商人身上是非常有效的。”沙利文写道，“路易斯发现这一招十分奏效，一开始他很惊讶伯纳姆竟然如此厚颜无耻，结果看到被奉承者得意忘形的样子，感到更加惊讶了。这一招很粗俗，却十分有效。”

沙利文说：“很快大家都注意到他越来越激动，居然开始向东部建筑师们道歉，理由是在场的西部同胞十分愚昧。这一行为是十分粗鲁的。”

亨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见鬼，”他厉声说，“我们可不是什么远征的传教士。开始做点正事吧。”

房间里响起赞同的嘟囔声。艾德勒感到精神振奋，沙利文在傻笑，奥姆斯特德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耳朵里的轰鸣声一直难以平息。亨特却一脸狰狞——从纽约匆匆赶来，又去了杰克逊公园，这使他的痛风加重了。

亨特如此突然地发话，让伯纳姆吃了一惊。他倏然间想起了自己曾在东部遭遇双重的冷落，被哈佛和耶鲁拒之门外的惨痛经历。不过亨特的话及其在房间内获得的积极响应让伯纳姆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工作上。据沙利文观察，“伯纳姆从梦游般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加入了谈话。他敏感地察觉到‘迪克大叔’（意指亨特）刚才的行为是雪中送炭”。

伯纳姆告诉在座的各位，今后他们将组成世博会的建筑师理事会。他邀请大家选举一位主席。他们选了亨特。“这位大师天生的领导才能得以再次展现，”万·布伦特写道，“我们又一次心甘情愿地变成了他幸福的学生。”

他们选了沙利文作为秘书，这位显然不是亨特幸福的学生。对他而言，亨特只是一个死守传统的人。伯纳姆也一样。以这两位为代表的人正是沙利文新兴艺术理念的拦路虎。沙利文认为建筑的功能应该在设计时就得以体现——不仅形式要服从功能，而且“功能创造或者组织形式”。

对于沙利文而言，亨特只是一个“老古董”而已，伯纳姆则要危险得多。在他身上，沙利文看到了与自己类似的执着精神。沙利文认为芝加哥建筑界由两个公司掌控着：伯纳姆-鲁特公司和艾德勒-沙利文公司。“每家公司都有那么一个人，他拥有自己不可改变的生活目标，可以为此折腰，甚至牺牲一切。”沙利文写道，“丹尼尔·伯纳姆执迷于封建观念里的权力，路易斯·沙利文则执迷于民主力量的行善观念。”沙利文欣赏鲁特和艾德勒，不过认为他们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约翰·鲁特过于自我放纵，也许永远无法激发出自己潜藏的力量。艾德勒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技师，一位工程师，一名有良知的管理者……毫无疑问，他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约翰·鲁特也是一样——换句话说，缺乏梦想家的想象力。而伯纳姆的力量和路易斯的激情就藏在梦想家的想象力中。”

快到中午时，伯纳姆离开房间，接了一个来自朵拉·鲁特的电话。她告诉他鲁特患了重感冒，无法出席会议。过了几个小时，她又打来电话，说医生诊断他为肺炎。

鲁特精神还不错。他一边开玩笑一边画着素描。“我被病痛折磨了一生，现在也不会轻易脱身，”他对哈瑞特·门罗说，“当我大限已到，我会知道的。这将是一个难关。”

建筑师们继续开会，不过伯纳姆没有参与，他一直守在合伙人的床边，只是偶尔离开去图书室处理一些事情，或者去拜访亨特。亨特的痛风十分严重，只能待在惠灵顿酒店的房间里，鲁特仍旧乐观地和他的护士开着玩笑。场地及建筑委员会在周三的例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他们诚挚地希望鲁特能早日康复。那天，伯纳姆给一位名为W.W. 波茵顿的芝加哥建筑师写了一封信：“鲁特先生精神不佳，恐怕难以快速康复，不过还有一线希望。”

星期四，鲁特似乎重新振作了起来。伯纳姆再次写信给波茵顿：“今天早上总算能给你带去一点好消息了。他昨晚睡得不错，身体舒服些了。我们怀抱着希望，虽然危机还没解除。”

建筑师们热情高涨。由于亨特仍然无法出门，博斯特便暂时代理了主席一职。他和万·布伦特往返于亨特的房间和公司之间。建筑师们通过了伯纳姆、奥姆斯特德和鲁特最初用牛皮纸定下的草案，没有做什么修改。他们确定了主体建筑的大小，以及在场地上的布局。他们选择了一种统一的风格——新古典主义，这意味着建筑会带有柱子和山形墙，能让人想起古罗马时期的辉煌。这个选择对于沙利文而言简直就是诅咒，他憎恶根据旧有风格衍生的建筑，不过在会议上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建筑师们还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为大中庭每一座宫殿的飞檐设定了统一的高度，六十英尺高。后来证实这是世博会最重要的决定之一。飞檐只是一种水平的装饰性凸出物。墙壁、屋顶、穹顶及拱门可以建得更高，但通过限定飞檐的高度，建筑师们得以保证博览会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在本质上是和谐的。

星期四下午四点钟左右，科德曼和伯纳姆驾车去了鲁特家。然后，科德曼在马车里等候，伯纳姆进了屋。

伯纳姆发现鲁特呼吸困难。鲁特一整天都在做奇怪的梦，其中有一个梦他以前做过许多次：他梦到自己在天上飞。当鲁特见到伯纳姆时，他说：“你不会再次离开我，对吧？”

伯纳姆说不会，不过他确实暂时离开了。他去隔壁房间探望了鲁特的妻子。当伯纳姆和她交谈的时候，一位亲戚走进了房间。她告诉他们，鲁特去世了。她说，在弥留之际，他的手指划过床沿，仿佛在弹奏钢琴。“你听到了吗？”他轻声说，“是不是很美妙？这就是我所说的音乐。”

整个房子陷入了一种人死后怪异的沉寂，只有煤气灯发出的嘶嘶声和时钟疲惫不堪的嘀嗒声。伯纳姆在楼下踱步。他并不知道有人在看着他。哈瑞特·门罗的姨母内蒂正坐在从鲁特的起居室通往二楼的楼梯转弯处最高一级的台阶上，灯光照不到那儿。这个女人默默倾听着伯纳姆踱步的声音。他身后的壁炉里正燃着熊熊火焰，在对面的墙上投下硕大的阴影。“我很努力。”伯纳姆说，“我一直在谋划，梦想着我们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师——我让他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逼他为之努力。现在他却就这样死了！见鬼！见鬼！见鬼！”

鲁特的死震惊了伯纳姆，也震惊了芝加哥。伯纳姆和鲁特已经是十八年的合伙人与朋友了。两人都深谙彼此的想法，依赖彼此的技艺。现在鲁特走了。局外人猜测，鲁特的死亡是否意味着博览会的死亡。报纸上登满了相关的采访，芝加哥的上流阶层形容鲁特为博览会背后的引导力量，没有他，芝加哥就不可能实现这个梦。《芝加哥论坛报》认为鲁特“显然”是芝加哥“最杰出的建筑师，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场地及建筑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杰弗里说：“在建筑师的行当里，没有人有这样的天分和才干可以拾起鲁特先生留下的工作。”

伯纳姆缄默不言。他考虑过辞掉世博会的工作。有两股力量在他心里纠缠着：一股力量是悲恸，另一股力量是想要呐喊的冲动——他，伯纳姆，才是一直驱动着世博会设计工作的引擎；他才是那个驱使着伯纳姆-鲁特公司取得越来越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合伙人。

一月十七日星期六，东部的建筑师们离开了芝加哥。星期日，伯纳姆参加了在亚斯特街的鲁特家中为他举办的追悼会，以及在雅园墓地举行的葬礼。雅园在环线北部几英里外，是一处考究而适宜的长眠之所。

星期一，伯纳姆回到了自己的工作中。他写了十二封信。隔壁鲁特的办公室悄无声息，挂着祭旗。温室花朵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

眼前的挑战从未显得如此令人生畏。

星期二，堪萨斯城一家大型银行倒闭了。接下来的星期六，莱曼·盖奇宣布将会辞去世博会主席的职位，以专心打理自己的银行，该决定四月一日起生效。世博会理事长乔治·戴维斯一开始拒绝相信此事。“这太荒唐了，”他怒斥道，“盖奇必须和我们一起。我们不能没有他。”

劳工们也不安分起来。正如伯纳姆所担心的，工会领导人开始利用未来的世博会，替他们争取诸如最低薪资和八小时工作日等待遇。还有来自火灾、天气及疾病的威胁——已经有国外的报刊编辑在发问，鉴于芝加哥臭名昭著的污水问题，谁还敢来参观世博会？没有人忘记，一八八五年的污水是如何引发了霍乱和伤寒，导致十分之一的芝加哥人口丧生的。

在烟雾中，还有更黑暗的势力在集结。在城市中心的某处，一位年轻的爱尔兰移民陷入了更为严重的疯狂，这是一个先兆，之后发生的事情会震惊全国，并摧毁掉伯纳姆梦想中的人生最辉煌的那一刻。

近在咫尺之处，一个更为怪异的生物带着同样热烈的期盼抬起了头。“我一出生，体内就住着一个魔鬼。”他这样写道，“我不能不杀人，就像诗人一样，灵感一来就不得不吟唱。”

第二部　背水一战

芝加哥，1891-1893

集会

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伯纳姆、奥姆斯特德、亨特及其他建筑师在鲁克利大楼顶层的图书室汇集，将博览会主要建筑的设计图呈现给场地及建筑委员会。整个上午，建筑师们都在进行会谈，亨特作为主席参与了讨论。由于痛风，他不得不将一条腿放在桌上。奥姆斯特德看起来疲惫而沮丧，只有眼睛还在光秃秃的脑门下像大理石般闪闪发光。一位新成员加入了这个群体，奥古斯都·圣·戈登斯，他是美国最出名的雕刻家之一，受查尔斯·麦金邀请，前来协助评估设计方案。场地及建筑委员会的成员们于下午两点到达，一时之间，图书室里充满了雪茄和结冻的羊毛的味道。

太阳已经开始西沉，房间里的光线呈灰黄色。疾风重击着窗户。北面墙上的壁炉里燃着旺盛的炉火，噼啪作响，给房间带来一股干燥的热风，令人们冻僵的皮肤感到一阵刺痛。

亨特直率地催促建筑师们赶紧开始工作。

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房间前面，展开他们的设计图，挂在墙上进行展示。建筑师之间仿佛出现了某种化学反应，并且愈加明显，似乎有一股新的力量进入了房间。伯纳姆说，他们的交谈“几乎是在耳语”。

每一栋建筑都比以前看到过的更为漂亮，更为精致，并且所有的建筑物都体型庞大，美轮美奂，这种规模是以前从未尝试过的。

亨特蹒跚着走到房间前面，展示他设计的行政大楼。按计划，这栋楼将成为世博会最重要的建筑，同时也是园区的入口，大多数游客将从这里入园。大楼中央是八角形的，穹顶高达两百七十五英尺，比美国国会大厦的穹顶还高。

建筑师们展示的下一栋建筑更加庞大。如果建设成功的话，乔治·B·博斯特设计的制造与工艺品展馆将成为史上最大的建筑，使用的钢材可以建造两座布鲁克林大桥。除此之外，所有的空间，不论楼内还是楼外都将使用电灯照明。十二部电梯将搭载游客前往大楼的高层。其中四部将经由中央塔，升至一座离地面二百二十英尺的内桥，游客可以从那儿走到外面的散步区，双脚颤抖着欣赏远处密歇根湖滨的美景。“如此广阔的全景，”正如一本旅游指南后来所写的，“是凡人以前从未见过的。”

博斯特建议给他这栋大楼加盖四百五十英尺高的穹顶，这将使这栋楼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高的建筑。博斯特环顾全场，看到同辈们的眼里不仅有无比的欣羡，还有些其他的东西。大家开始交头接耳。在场的建筑师的默契达到了新的高度，这让博斯特马上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提出建这样的穹顶太过分了——并非因为它太高建不了，而是因为它相对于世博会展馆的整体结构而言太张狂。它会使得亨特的建筑黯然失色，如果真的这样建，会伤了亨特的面子，也破坏了大中庭其他建筑之间的和谐。没有等其他人敦促，博斯特自己就小声说：“我认为不应该提议建这个穹顶，也许我应该做一些修改。”大家都没有出声，但显然一致同意。

沙利文已经按照伯纳姆的建议自行修改过设计了。一开始，伯纳姆希望艾德勒-沙利文公司设计博览会的音乐厅，不过，在某些方面，这两位合伙人一直认为伯纳姆没有公正地对待他们，因此他们拒绝了这个提案。伯纳姆后来提议由他们来设计交通大楼，他们接受了。离会议还有两周时，伯纳姆写信给沙利文，力劝他修改自己的设计，创造“一个朝东的大型入口，并将它打造得比你提议过的所有入口更加精致……我十分确信，如果这样做，效果会比在这一面造两个入口的老方法要好得多。这样一个位于中央的主入口，肯定比两个入口更加精致，并且效果更好”。沙利文采纳了这个建议，却从未承认这个建议源自何方，尽管这个唯一的巨大入口最终成了世博会期间大家谈论的热点话题。

所有的建筑师包括沙利文在内，似乎都被同一个魔咒给征服了，尽管沙利文后来对此予以否定。随着每一位建筑师展示自己的设计，“紧张的感觉几乎令人疼痛。”伯纳姆说。圣·戈登斯身材高瘦，蓄着山羊须，坐在一个角落里纹丝不动，仿若一尊蜡像。伯纳姆在每一张脸上都看到了一种“悄然的紧张”。现在他清楚，建筑师们终于理解了，芝加哥对世博会的精心计划是十分认真的。“一幅又一幅的设计图被逐渐展示出来。”伯纳姆说，“一天过去之后，显然在场的各位心里已经有了一幅画面——这幅画面比迄今为止用最丰富的想象力勾勒的图景还要宏伟得多、美妙得多。”

夜幕降临，建筑师们点燃了图书室内的煤气灯。煤气灯发出嘶嘶的声响，像是几只略为烦躁不安的猫在叫。从下面的街道往上看，鲁克利大楼的顶层似乎着火了一般，煤气灯的光线闪烁着，大壁炉里的火焰摇摆着。“房间里有死亡一般的寂静，”伯纳姆说，“除了偶尔有人低声评论设计以外，似乎有一块大磁铁把每个人都吸引住了。”

最后一幅设计图呈现完毕。之后的几分钟，全场仍然鸦雀无声。

莱曼·盖奇这时仍然是世博会主席，他是第一个有所动作的人。他是一位银行家，身材高大挺拔，举止和衣着都十分保守。但是他突然起身，走到窗户旁，因为情绪激动而浑身颤抖。“你们这是在做梦，先生们，做梦。”他轻声低喃，“我只是希望，这些构想中有一半能够实现。”

这时圣·戈登斯站了起来。他一整天都没怎么说话。他飞快地走到伯纳姆身边，将他的手握住。“我从未料到自己能见证这样一个时刻。”他说，“听我说，老朋友，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是十五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艺术家聚会吗？”

奥姆斯特德也感觉到了这次事件的不同凡响，但这个会议也令他担忧。首先，他越来越强烈的担心得到了证实：建筑师们忽视了他们打算建造的东西的本质。他们在设计稿中展现出的图景在他看来有个共同点，那就是过于冷静、过于肃穆。毕竟这是一场世界性的展会，而展会就应该轻松有趣。奥姆斯特德意识到建筑师们太强调建筑的规模，于是在会议开始前不久写信给伯纳姆，提了一些能让场地变得生动活泼的建议。他希望潟湖和水道中点缀着各类五彩斑斓的水禽，并且时刻要有小船在里面划动。不过，不是任何船都可以，要有与风景相得益彰的船。这个想法令他着迷。在他广博的视野里，在他创造的景观中，任何生长在此、飞翔在此、漂浮在此或者以任意方式进入此地的事物都是这个景观建筑的一部分。玫瑰制造出红色的点缀。小船让画面错综复杂，充满活力。但选择合适的小船非常重要。他不知道把这个决定告诉世博会许多委员会中的任意一个，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他希望伯纳姆从一开始就清楚他的想法。

“我们应该尽力让博览会的游船显得既欢乐又生动。”他写道。他憎恶汽艇制造的噪音与烟雾，希望采用专为世博会设计的电动船，尤其强调优雅的造型与驱动时没有噪音的特点。最重要的是，这些船的动线应流畅优雅，而且操作起来要尽量保持安静，令游客们获得视觉上的消遣，也不会造成听觉上的压力。“我们需要做的是提供定期航行服务，就像城市街头的公共汽车。”他写道。同时，他设想成立一支大型桦树皮独木舟队，由身着鹿皮和羽毛的印第安人划艇，并且建议在世博会的港口停泊一些来自世界各国的船。“我指的是诸如马来西亚快速三角帆船和双体船、阿拉伯单桅三角帆船、中国舢板、日本领航船、土耳其轻帆船、爱斯基摩小艇、阿拉斯加战船、瑞士湖遮篷船这类的船。”

不过，鲁克利大楼这次会议造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是，奥姆斯特德意识到，建筑师们各种伟大的构想使他面临的改造杰克逊公园这个令人却步的挑战变得更加庞大而复杂。他和卡尔弗特·沃克斯一起设计纽约中央公园时，构思的视觉效果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呈现出来。在这里，他仅有二十六个月，却要把这个荒漠一般的公园改造成威尼斯大草原，并在湖滨、岛屿、平台及人行道上栽种一切必要的植物，以创造出足够丰富的景观效果来实现他的构想。然而，建筑师的设计图让他意识到，留给他的时间远远少于二十六个月。在他的工作中，至为重要的是在每座建筑周围栽种植物及修饰地面，这部分工作将决定性地影响参观者如何评价他的景观设计，却只能在主体建筑施工完成，并在建筑设备、临时轨道与道路及其他装饰性的累赘全部清除完毕后进行。可是鲁克利大楼会议中展示的那些场馆都如此庞大，如此精细，光是建造这些场馆就可能耗尽所有剩下的时间，留给他的时间几乎为零。

会议结束不久，奥姆斯特德便构思了一种改造杰克逊公园的策略。他写了长达十页的备忘录，包含了他所有景观设计艺术理念的精华，着重于构思景观设计该如何尽力制造出更卓越的效果，而不仅是花瓣和树叶的简单拼凑。

他把重心放到了博览会的中心潟湖上来，疏浚机将很快从杰克逊公园的湖岸开始开凿，在潟湖的中央留下一个岛，这个岛将被简单地称为“伍迪德岛”[1]。世博会的主要场馆将沿着潟湖的外缘建造。奥姆斯特德认为这片潟湖是整个博览会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正如大中庭将成为世博会建筑的核心，中心潟湖与伍迪德岛将构成景观设计的核心。

他希望世博会的景观呈现一种“神秘而诗意的效果”，这是至关重要的。他不会像普通园丁一样使用花朵，而是带着一种鉴赏的眼光布置每一种花、灌木和树木，让它们用自己的方式激发人们的想象。奥姆斯特德写道，要实现这一点，就得将不同种类的植物错落有致地混合在一起，让灵动的树叶和强光下深浅不同的绿色根茎纵横交替，层层交叠，不用那么轮廓分明，而是有遮有显，有些地方可以由水面反射的光照亮。

他希望为观光者带来一场视觉盛宴——树叶的背阴面闪耀着反射的光，一丛丛茂盛的绿草在微风中摇摆，散发出耀眼的色彩。他写道，没有任何地方应该“刻意展示花朵来博取观者的目光。相反，要将花朵当成散发着明亮色彩的斑点，不规律地打破总体的绿色。要避免用艳俗的、炫耀的、华而不实的方式来展示花朵”。

伍迪德岛的岸边将种植莎草、蕨类植物与优雅的芦苇，制造出枝繁叶茂、错综复杂的效果，“来稍微阻隔但不至于掩盖可能显得过于突出的花类植物”。他还设想种植大块的香蒲，中间点缀上芦苇、鸢尾，周围种上开花植物，例如火红的红花半边莲及蔓生的黄色毛茛——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种植在微微隆起的小山丘上，正好可以在视野前景中摇摆的绿色草尖中看到。

在对岸各场馆的平台下，他计划种植芳香植物，例如金银花和桤叶树，如此一来，当游客在平台上驻足远眺伍迪德岛和潟湖时，便可以闻到香气。

因此，他写道，整体的效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戏剧的特点，并且在整个夏天占据世博会的舞台”。

在纸上描绘这一切是一回事，将其付诸实践又是另一回事。奥姆斯特德已年近七十，口腔一直上火，时常耳鸣，每天夜里都要经历漫长的失眠。即使没有世博会，他的工作表上也排满了一堆工作，听起来就令人咋舌。其中最急迫的是北卡罗来纳州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比尔特莫庄园。假如一切进展顺利——假如他的健康没有继续恶化，假如天气一直很好，假如伯纳姆准时完成了其他建筑的施工，假如罢工运动没有影响到博览会，假如奥姆斯特德称为“我们成百上千的主人军队”的众委员会和理事们学会不要干涉伯纳姆——那么奥姆斯特德也许能按时完成他的任务。

一位《工程》杂志的记者在鲁克利大楼的会议上问了一个从未有人提过的问题：“这么大的工程量，远远超过了一八八九年的巴黎世博会，怎么可能在两年内准备就绪呢？”

鲁克利大楼的会议也向伯纳姆提了一个醒，剩下的时间真的很少了。似乎每件事花费的时间都比预期长，没有什么事进展顺利。杰克逊公园的第一项正式工程于二月十一日开工，由芝加哥麦克阿瑟兄弟公司雇用的五十名意大利劳工开挖一条排水沟。这只不过是一项常规工作，可是关于这项工作的消息传开后，五百名工会成员便涌到公园来将工人赶走了。两天后，也就是二月十三日星期五，六百人聚集在公园，抗议麦克阿瑟兄弟公司雇用所谓的“进口”劳工。隔天，公园里又来了两千人，许多还持有尖锐的棍棒，向麦克阿瑟兄弟公司的工人发动攻击，并且抓住其中两个毒打了一顿。直到警察来了人群才散开。麦克阿瑟兄弟向克里格市长申请保护，克里格便派来芝加哥的市政顾问，一位名为克莱伦斯·丹诺的年轻律师来料理此事。两晚过后，芝加哥工会代表与世博会的官员见面，要求将工作时长限制在八小时，支付工会规定的薪酬，并且优先雇用工会工人。经过两周的考虑，世博会的理事们接受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不过声称其他的条件要再考虑考虑。

世博会的官员内部也有矛盾。由政治家组成，并由世博会首席长官乔治·戴维斯牵头的国家委员会希望掌管财政。但由芝加哥的顶级商人们运营，并由世博会主席莱曼·盖奇牵头的世博会公司表示拒绝，认为资金是由世博会公司筹集的，以老天的名义，理应由世博会公司选择花钱的方式。

各委员会掌管了一切事务。对伯纳姆而言，他习惯于自己完全掌控建设摩天大楼的一切开支。而如今他做任何事情都要经由世博会公司的执行委员会批准，哪怕只是买一块绘图板。这一切令人非常沮丧。“我们必须推动一切前进，”伯纳姆说，“否则延误看起来会没完没了。”

不过他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他举办了一场竞赛，选出了一位女性建筑师来设计世博会的女性馆。来自波士顿的索菲亚·海登赢得了这一资格，她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建筑师，获得的酬劳就是竞赛的奖金：一千美元。而每位男性建筑师都能得到一万美元的酬劳。有人怀疑一个女人怎么有能力独立设计这么重要的建筑。“事实却表明，这位女性在设计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任何形式的帮助，”伯纳姆写道，“完全是她自己在家独立完成。”

然而在三月的时候，所有的建筑师都承认，工程进度远远赶不上计划——如果他们按照原始计划用石头、钢筋和砖块建造场馆，在揭幕式之前是不可能完工的。于是他们投票决定用一种“特殊材料”来包裹建筑。那是一种由石膏和黄麻混合而成的弹性材料，可以塑造成柱状或制成雕像，覆盖在木制框架上，做出用石头建成的假象。“场地中将看不到一块砖。”伯纳姆称。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工作量增加，伯纳姆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拖延了，必须聘用一位设计师来取代他挚爱的约翰·鲁特。在他一心扑到世博会上的时候，需要有人来照管公司正在进行的项目。一位朋友推荐了纽约的查尔斯·B·阿特伍德。麦金摇头表示不赞成。与阿特伍德有关的谣言不少，而且他为人好像也不怎么可靠。不过，伯纳姆还是安排了和阿特伍德在纽约布伦瑞克酒店见面。

阿特伍德没有按时赴约。伯纳姆等了一个小时，然后就离开去赶火车了。当他过马路的时候，一位模样俊秀的男人走了过来，他戴着黑色圆顶礼帽，身着斗篷，有一双像枪口一般黑的眼睛。这个男人问他是不是伯纳姆先生。

“我就是。”伯纳姆说。

“我是查尔斯·阿特伍德。是您想见我吗？”

伯纳姆瞪着他说：“我要回芝加哥了。我会仔细考虑，然后通知你。”他赶上火车回到了芝加哥，之后直接去了办公室。过了几个小时，阿特伍德走了进来。原来他从纽约一路跟着伯纳姆过来了。

伯纳姆给了他这份工作。

巧的是，阿特伍德有一个秘密，他是个吸鸦片的瘾君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有那样的眼睛，以及古怪的行为。不过伯纳姆认为他是一个天才。

伯纳姆在办公桌上贴了一张指示牌，上面只写着一个字：急。他想以此提醒自己和每一位造访他设在棚屋中的办公室的人。

时间太紧迫了，执行委员会开始规划展品，并命令世博会的委员们去执行。二月，委员会投票决定派遣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梅森·A·舒费尔特中尉前往非洲桑给巴尔岛，寻找一个前不久才由探险家亨利·斯坦利发现的侏儒族部落，要求他将“一个有十二口或十四口人的凶猛小矮人家庭”带回世博会。

委员会给了舒费尔特中尉两年半的时间来完成此次任务。

在世博会场地的新围栏外面，骚动和哀痛席卷了芝加哥。工会领导人威胁说要组织世界范围内的工会来抵制世博会。著名的芝加哥杂志《内陆建筑师》报道说：“贸易工会这个反美国人的机构，已经将剥夺或废除个人的人身自由这一原则发展到了新的方向上，也就是要尽可能使世博会陷入瘫痪。”该杂志认为：“这样的行为，在开化程度比我国稍低或更专制的国家将被视为叛国。”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芝加哥最新的摩天大楼里的办公室都空置着。距离鲁克利大楼几个街区之外，由伯纳姆-鲁特公司修建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大楼高耸入云，却黑漆漆的，大部分房间都空着。两万五千名失业工人在芝加哥街头游荡。夜晚，他们在警察局或者市政厅的地下室里过夜。而工会的势力却越来越大。

旧世界正在崩塌。P.T. 巴纳姆[2]与世长辞，盗墓者却试图去偷他的尸体。威廉·特什拉·谢尔曼[3]也去世了，亚特兰大一片欢呼。国外的记者错误地断言开膛手杰克将重现江湖。就在咫尺之外，纽约一桩血淋淋的杀人案表明，他也许已经转移到了美国。

在芝加哥，位于乔利埃特的伊利诺伊州监狱的前典狱长R.W. 麦克劳里少校开始在城里加强警力，来应对预计世博会将造成的犯罪激增，在大会堂设立了一个办公室来接收和派发被贝迪永犯罪识别系统登记在案的已知罪犯信息。这个系统由法国刑事学家阿方斯·贝迪永发明，要求警方对嫌疑人的身高体重及身体特征进行精准的测量。贝迪永认为每个人的这些数据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可以用来识破罪犯在城市之间流窜时用的各种假名。在理论上，一名位于辛辛那提的警探可以通过电报向纽约的调查员发送特定的数据，期望如果匹配的对象出现，纽约方面能将其抓获。

一位记者问麦克劳里少校，世博会是否真的会吸引犯罪分子。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对记者说：“我认为芝加哥当局非常有必要准备好面对并解决本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罪犯集会。”

[1]意为树木丰盛。——译注

[2]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美国政治家、表演艺术家、商人，因创办巴纳姆-贝利马戏团而闻名。

[3]威廉·特什拉·谢尔曼，美国军人、商人、教育家。

通奸

六十三街与华莱士街街口的霍姆斯大楼现在被邻里称为“城堡”。住在这里的康纳一家乱成了一团。内德那可爱迷人、皮肤黝黑的妹妹格特鲁德有一天哭着来找内德，告诉他，自己一刻也不能在这所房子里多待了。她发誓要搭乘最近的一趟列车回爱荷华州的马斯卡廷。内德恳求她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但她拒绝了。

内德知道她和一名年轻男子最近刚开始交往，他相信她的眼泪一定是由于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也许这两个人做了什么“不慎重”的事情，不过他认为格特鲁德不会犯下这么大的道德失误。他越是逼她解释，她越是什么也不肯说。她希望自己当初根本没有来过芝加哥。这个枯萎的像地狱似的地方，充满了噪音、灰尘和烟雾。冰冷无情的高楼挡住了太阳，她讨厌这些高楼——尤其讨厌他们住的这栋阴沉的建筑，还有这里施工时永不停歇的喧闹声。

当霍姆斯经过的时候，她刻意不去看他。内德没有注意到她的脸红了。

内德雇了一家速运公司来接她的行李，把她送到车站。她仍然不愿意解释，泪眼婆娑地和内德告别。火车喷着蒸汽驶离了车站。

在爱荷华州安全而乏味的马斯卡廷，格特鲁德生病了，纯属意外，生的是致命的疾病。霍姆斯告诉内德，听到她过世的消息，自己非常难过，可是他的眼睛里只有一片平静的蓝色，就像一个风平浪静的八月早晨的湖面。

格特鲁德去世以后，内德和朱莉娅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虽然他们的婚姻一直都不平静。在爱荷华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要分开了，现在关系更是危在旦夕。同时，他们的女儿珀尔也变得更加难控制，时而沉闷地不肯说话，时而愤怒不已。内德对这些都不能理解。“他个性随和天真，”一位记者后来观察到，“他什么事情都不会怀疑。”甚至连他的朋友和一些熟客能看出来的事情，他都发现不了。“一些朋友告诉我，霍姆斯和我妻子之间有些什么。”后来他说，“一开始我并不相信。”

尽管别人都警告他，内德自己的不安也不断加深，但他还是很钦佩霍姆斯。他自己只是别人商铺里一个小小的珠宝商，而霍姆斯却已掌控着一个小帝国，要知道他现在还不到三十岁。霍姆斯的精力和成功使内德觉得自己比当初认为的更加渺小，特别是现在，朱莉娅已经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他，好像他刚从牲口中心的染色桶里爬出来似的。

因此，当霍姆斯提出一个可能提高他在朱莉娅心中地位的建议时，内德觉得十分感激。霍姆斯提议将整个药店卖给内德，开出的条件让内德——天真的内德——觉得他真是太慷慨了。霍姆斯提议将他的薪水从每周十二美元提高至十八美元，这样内德每周能还给霍姆斯六美元，抵销购买药店的款项。内德甚至不用交付这六美元——霍姆斯会从现在每周十八美元的薪水中自动扣除。他承诺会安排好所有的法律程序，并且去市局登记在案。内德会像往常一样每周获得十二美元，不过他将成为黄金地段一间生意红火的商铺的业主，一旦世博会开始，这里将变得更加富裕。

内德接受了，压根儿就没多想霍姆斯为什么愿意放弃前景这么好的生意。这个提议打消了他对霍姆斯和朱莉娅的关系的担忧。如果霍姆斯和她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什么还会把自己这个恩格尔伍德的小帝国交付给内德这个珠宝商呢？

令内德伤心的是，他很快就发现他的新身份对于缓解他和朱莉娅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什么作用。他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而剩下的时间，两人基本上都沉默不语，这种状态维持的时间越来越长。霍姆斯很是同情。他在一楼的餐馆为内德买了午餐，告诉内德，他认为他们的婚姻危机一定会解除。朱莉娅很有野心，毫无疑问也非常漂亮，不过她很快就会清醒过来。

霍姆斯的同情消除了内德的敌意。内德越来越觉得霍姆斯不可能是朱莉娅对自己不满的原因。霍姆斯甚至希望内德购买人寿保险，因为当他婚姻不和的状况解除后，他自然会想在万一遭遇不幸的情况下保护朱莉娅和珀尔，让她们免受贫困的折磨。他建议内德同样考虑给珀尔买一份人寿保险，并主动提出承担初期保费。他还带了一位名为C.W. 阿诺德的保险业务员来和内德见面。

阿诺德解释，自己新成立了一个代理处，希望尽量多售出保单，以吸引最大型的保险公司的注意。获得一份保险，内德要做的仅仅是付一美元。就像阿诺德说的——仅仅一美元就可以永久地保障他的家庭。

但内德并不想买保险。阿诺德试图改变他的想法，内德却一再拒绝。最终内德告诉阿诺德，如果他真的需要一美元，会直接给他。

阿诺德和霍姆斯面面相觑，他们的眼神中没有流露出任何异样。

很快，债权人就开始出现在药店里，要求业主偿还用店里的家具、药膏和其他物品做抵押的欠款。内德对于这些欠款一无所知，以为这些债权人是想欺诈他——直到他们出示了由前任业主H.H. 霍姆斯签署的文件，他才相信这些是真实的欠款。内德向他们承诺，只要自己有能力，就会尽快偿还。

对于这件事，霍姆斯同样表示同情，但他爱莫能助。任何利润丰厚的生意都会累积债务。他以为内德至少对这种基本的商业规律有所了解。无论如何，内德现在不得不习惯这种事情。他提醒内德，他们的这桩交易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让内德十分失望，让他重新审视霍姆斯和朱莉娅之间的关系。自己的朋友也许说得对，霍姆斯和朱莉娅之间确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也可以解释朱莉娅为什么变了，甚至能解释为什么霍姆斯要把药店卖给他：这是一场隐晦的交易——用药店来换朱莉娅。

关于他的怀疑，内德还没有正面质问过朱莉娅。他只是简单地告诉朱莉娅，如果她继续这样对他，如果她一直这样冷淡和充满敌意，他将不得不和她分开。

她厉声说道：“那就分开，我都等不及了！”

不过他们还是继续一起生活了一小段时间。之后两人的争吵越来越频繁。最终，内德嚷嚷着说他受够了，他们俩的婚姻到此结束。那一夜，他在公寓正下方一楼的理发店里待了一宿。他能听到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他告诉霍姆斯自己要走了，并且会放弃自己药店的股份。霍姆斯恳请他三思而后行，内德却只是笑了笑。他搬了出去，在芝加哥市区的H. 珀迪珠宝行找了份差事。珀尔留下来和朱莉娅及霍姆斯一起生活。

后来，内德又做了一次尝试，想赢回妻子的心。“在搬走之后，我告诉她，如果她愿意回到我身边，不再和我吵架，我们可以再次生活在一起，不过她拒绝了。”

内德发誓有一天他会为了珀尔回来。没过多久他就离开芝加哥，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吉尔曼，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个年轻女人，两人开始正式交往，这迫使他不得不再次造访霍姆斯的房子，提出离婚。他成功离婚了，却失去了珀尔的监护权。

内德离开了，离婚也办好了，霍姆斯对朱莉娅的兴趣开始减弱。他曾经再三答应她，一旦她和内德离婚就会娶她。不过现在，他一想到要和她结婚就心生排斥。珀尔性格阴沉，总是在苛责他，这让他尤为不快。

当夜晚来临，一楼的商铺打烊了，朱莉娅和珀尔及大楼里的其他租客都睡了之后，霍姆斯会不时下到地下室，小心地锁上身后的门，然后将烧窑点燃，独自对里面不可思议的高温赞叹不已。

焦虑

伯纳姆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自己的家人了。一八九一年春，他已经完全住进了杰克逊公园的棚屋里，玛格丽特和帮着她照料五个孩子的仆人们一起住在埃文斯顿。伯纳姆只需要坐一段短程火车就能回家，可是世博会累积如山的工作让这一段小小的距离变得像巴拿马地峡一般难以跨越。伯纳姆可以发电报回家，但通过电报只能发送冰冷而简短的文字，并且没有隐私保障，所以他选择经常给家里写信。“你不要以为我这种繁忙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他在某封信里写道，“我已经下定决心，在世博会完工之后就停止工作。”世博会变成了一场“飓风”，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早一点告别这场风暴。”

每个黎明，他都离开自己的棚屋，前去检查场地。六台由蒸汽驱动的疏浚机像飘浮的谷仓一般庞大，正啃噬着湖岸，五千名工人正用铲子、独轮手推车和马拉推土机将场地铲平。许多工人戴着圆顶礼帽，身着西装外套，好像他们只是恰好经过这里，一时兴起才选择来干活。尽管有这么多工人，场地里还是听不到嘈杂声和喧闹声，这几乎有点让人气恼了。公园太大，人太分散，完全感觉不到施工正在进行。唯一明显的标志就是疏浚机冒出的阵阵黑烟，以及一直飘浮在空中的、工人焚烧砍伐下来的树木上的树叶的气味。建筑外围打下的那些耀眼的白木桩，看起来就像内战期间的坟场。伯纳姆确实在这样原始的景色中发现了美——“在伍迪德岛的树木中央，承包人营地长长的白帐篷在阳光下闪着微光，是暗褐色景观中一道柔软而洁白的记号，而远处湖水尽头纯蓝的地平线在粗糙而贫瘠的前景的映衬下，显得如此欢快。”可是他仍然觉得备受挫折。

世博会的两个管理组织——国家委员会和世博会公司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建筑师们没能按时将设计稿交到芝加哥，导致所有的图纸都没能按时上交。这些阻碍都使得工作进展缓慢。还有一件事让情况变得更加严重，那就是现在人们仍然没有想出能匹敌埃菲尔铁塔的方案。除此之外，博览会已经进入了每一项大型建筑工程早期通常都会遭遇的危险时期，在这个时期，出人意料的障碍往往会突然涌现。

伯纳姆知道该如何对付芝加哥臭名远扬的脆弱土壤，不过杰克逊公园还是令他感到震惊。

起初，正如一位工程师所言，世博会场地的承载能力“基本上无人了解”。一八九一年三月，伯纳姆下令测试杰克逊公园的土壤对那些大型场馆的支撑能力，虽然这些场馆都还在建筑师们的绘图桌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建筑将建在新挖的水道和潟湖附近。任何一个工程师都知道，当土壤遭遇压力，就会往附近被挖空的地方移动。博览会的工程师们第一次测试的位置在离潟湖十二英尺的地方，这里将用来修建电力大楼的东北角。他们设置了一个四英尺见方的平台，并且在上面每平方英尺放置两千七百五十磅重的铁块，总计二十二吨。放置十五天后，发现地面仅下沉了四分之一英寸。隔天，他们在离平台四英尺远的地方挖了一条深沟。两天后，平台又下沉了八分之一英寸，之后没有继续下沉。这是好消息，意味着伯纳姆可以运用鲁特的漂浮式格床来作为地基，不用担心发生灾难性的塌陷。

为了确保公园内各处的土壤性能一致，伯纳姆让自己的首席工程师亚伯拉罕·戈特利布对其他场馆的指定用地进行测试。一开始各个地方测试产生的结果都相似，直到戈特利布的手下测量到了乔治·博斯特设计的巨型的制造与工艺品馆的用地时，才发现事态严峻。预计将支撑该建筑北半部分的土壤显示，总下沉深度不到一英寸，和公园其他部分的数据一致。可是，该建筑南半部分的土壤却让工人们大跌眼镜，他们刚给平台加上铁块，土壤就立马下沉了八英寸。在接下来的四天内，地面总共下沉了三十多英寸，如果工程师们没有停止测试，还将持续下沉。

很显然，杰克逊公园几乎所有的土壤都有能力支撑漂浮式格床，除了这块被指定用来修建整个世博会最大也是最重的场馆的土地。伯纳姆意识到，承包商们不得不将桩至少打到硬土层，这是一项又昂贵又复杂的工程，还会造成额外的延误。

然而，这栋场馆面临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一八九一年四月，芝加哥揭晓了最新的市长选举结果。在那些最奢华的俱乐部里，实业家们齐聚一堂，庆祝他们认为过于同情工会工人的卡特·亨利·哈里森输给了共和党人亨普斯特德·沃什伯恩。伯纳姆也允许自己庆祝了片刻。对于他而言，哈里森代表着旧芝加哥，代表着污秽、烟尘、罪恶，这些都是世博会需要抵制的东西。

不过，这些庆祝并不是很盛大，因为哈里森只是以微弱的劣势输掉了选举，相差的选票不到四千张。除此之外，他这次并没有寻求任何主要党派的支持，这样都几乎让他获胜了。民主党没有为他做后盾，他是以独立人的身份参选的。

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帕特里克·普伦德加斯特正暗自神伤。哈里森是他的英雄，他的希望。不过，这次双方如此难分高下，他相信如果哈里森再次参选，一定会取得胜利。普伦德加斯特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帮助哈里森取得成功。

在杰克逊公园，伯纳姆的工作总是不断被打断，因为他事实上还担任着另一个角色：作为世博会面向外部世界的使者，伯纳姆身兼和外界建立友好关系，以及吸引未来游客的重要责任。他参与的那些宴会、会谈及差旅大部分都是浪费时间，令人心烦，比如在一八九一年六月，伯纳姆接到世博会首席长官戴维斯的命令，组织了一群国外来的高官游览杰克逊公园，这就花费了他两天的时间。之后的其他活动都是纯粹的娱乐享受。前几周，以“门洛帕克巫师”[1]之名广为人知的托马斯·爱迪生造访了伯纳姆的棚屋。伯纳姆带他四处参观。爱迪生建议世博会采用白炽灯而不是弧光灯，因为白炽灯发出的光更为柔软。他说，在不得不用弧光灯的地方，应该用白色的球体罩住它们。当然，爱迪生也力荐世博会采用通行标准的直流电。

讽刺的是，一边是文明的会面，而另一边，在杰克逊公园外，大家正为了博览会的照明提供权争得头破血流。其中一方是通用电气公司，由J.P. 摩根收购爱迪生的公司后与其他几个公司合并而成，现在正提议设置一套直流电系统为世博会提供照明。另一方是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提议为杰克逊公园设置一套交流电系统，使用其创立者乔治·威斯汀豪斯数年前从尼古拉·特斯拉处购买的专利。

通用电气公司报价一百八十万美元，并强调说他们做这笔生意没有赚一分钱。一些世博会的理事手里持有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他们敦促威廉·贝克（莱曼·盖奇退休后新上任的世博会主席）接受这个报价。贝克拒绝了，称其为“敲诈勒索”。于是通用电气公司奇迹般地重新报价为五十五万四千美元。不过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的交流电系统本质上更便宜也更高效，报价三十九万九千美元。世博会选择了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也在无意中改变了用电的历史。

伯纳姆最大的不安源自设计师们没有按时完成设计图的事实。

如果说他曾经对理查德·亨特及其他东部建筑师阿谀奉承，那他现在不会了。一八九一年六月二日，在写给亨特的一封信里，他写道：“我们正处在一个停滞瘫痪的状态，等着你们的比例图。就不能让我们按时按质地收到它们吗？”

四天后他再次催促亨特：“你们拖着不上交比例图，延误了我们的进度，令我非常为难。”

就在同一个月，一个无法避免却十分严重的干扰令景观部门乱成一团：奥姆斯特德生病了——病得非常严重。他认为自己生病是因为布鲁克林家中的墙纸使用了一种名为土耳其红的颜料，里面含有砷。不过，这也可能只是又一次严重抑郁症的发作。毕竟他已经断断续续被这种病困扰很多年了。

在养病期间，他订购了球茎和植物，在会场上两个大型苗圃中进行培育。他订购了雪叶莲、筋骨草、“加菲尔德总统”天芥菜、婆婆纳、薄荷、英国及阿尔及利亚常春藤、马鞭草、长春花，还有各品种的天竺葵，包括“黑王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特纳夫人”“水晶宫殿”“快乐想法”，以及“圣女贞德”等。他派了一队采集员到卡吕梅湖畔，采集了二十七节火车车厢的鸢尾、莎草、芦苇及其他半水生的植物与草类。他们还采集了四千箱睡莲根，奥姆斯特德的手下迅速将它们种下，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部分睡莲死于起起伏伏的湖水中。

和苗圃中欣欣向荣的景象相反，整个公园里原有的植物被全部移除。为了使土壤更肥沃，工人们在土地上浇灌了从联合牲口中心运来的一千马车粪便，以及来自在杰克逊公园里工作的马匹的两千马车粪便。这么大一片裸露的土地，还有这么多粪便，很快就引起了一个大问题。“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情况会非常糟糕，刮起南风时人和牲畜都睁不开眼睛。”奥姆斯特德手下的园区景观主管鲁道夫·乌尔里希写道，“不过在下雨天就更糟糕了，新填埋的场地还没有进行排水，所以里面都浸满了水。”

可以看到，那些马儿肚子以下的部分都陷在泥地里。

当最后一位建筑师的设计图上交时，已经是一八九一年仲夏了。每有一张图上交，伯纳姆便发布消息公开招标。考虑到建筑师们的延误已经造成整体工期滞后，他在施工合同里加入了一些条款，这让他变成了“沙皇”——《芝加哥论坛报》给他取了这个称号。他在每一份合同里都明确规定了完工日期，每超时一天都要罚款。第一次公开招标在五月十四日，招标项目为矿物馆。他希望在年底之前完工。这意味着只剩下最多七个月左右的施工时间（大约相当于二十一世纪的屋主建一座新车库需要的时间）。“他成了所有争论的仲裁者，做出的决定没有任何上诉的空间。”《芝加哥论坛报》如此报道，“在伯纳姆先生看来，如果施工方雇用的工人数量不足以令工程如期完成，伯纳姆公司有权自行雇用工人，并且向施工方收费。”矿物馆是世博会主要建筑中首先开始施工的，不过修建工作从一八九一年七月三日才开始，此时距离揭幕仪式只剩不到十六个月。

当建筑的施工最终进入正轨时，公园以外期待的声音也开始渐渐增加。威廉·科迪上校——“水牛比尔”——正为他的“蛮荒西部秀”争取展示的特许权，这场秀刚在欧洲进行巡演并大获成功。但世博会的筹款委员会以“不协调”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科迪并不死心，设法取得了公园附近一大块土地的使用权。在旧金山，一位名为索尔·布鲁姆[2]的二十一岁企业家意识到芝加哥世博会是一个良机，他终于可以让两年前在巴黎购买的一项资产发挥作用了。在巴黎世博会上，他对阿尔及利亚村庄大为着迷，想尝试购买在未来的展会上展示这些村庄和居民的权利。筹款委员会同样拒绝了他。他返回旧金山，计划尝试另一条更为迂回的道路，以取得特许权——这条路最终将为他带来比他在芝加哥讨价还价大得多的收益。与此同时，舒费尔特中尉也已抵达桑给巴尔岛。七月二十日，他给世博会主席威廉·贝克发去电报，说明自己有信心，想要多少侏儒族人都能在刚果找到，只要比利时国王能同意。“贝克主席想要这些侏儒族人，”《芝加哥论坛报》说，“总部的其他人也是一样。”

在绘图板上，世博会看起来确实很壮观。中央部分是大中庭，也就是大家一开始称为“荣耀中庭”的地方。这里有亨特、博斯特、皮博迪及其他建筑师设计的宏伟场馆，并且庭院本身也令人称奇。不过，此时全国几乎每个州都在为了一座建筑的设计绞尽脑汁，还有两百余个公司和外国政府也在做同样的努力。芝加哥承诺要在每一个层面超越巴黎世博会——几乎每一个层面都没问题，除了一个，而这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令伯纳姆极为苦恼：博览会仍然没有拿得出手的设计可以媲美埃菲尔铁塔，更不用提超越它了。这座塔接近一千英尺，仍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它时刻提醒着美国巴黎世博会有多么成功，这简直让人难以忍受。“淘汰掉埃菲尔铁塔”已经成为理事们的一句战斗口号。

《芝加哥论坛报》举办了一次竞赛，却吸引来了一大批莫名其妙的方案。来自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的C.F. 里奇尔建议修建一座基座高一百英尺，宽五百英尺的塔，并在其中嵌套上第二座塔，再在第二座塔中嵌套第三座塔。每隔一段时间，一个复杂的液压管道和水泵系统就将各座塔向上压缩，整个过程会花费几个小时，然后让它们缓慢落回原位。在塔顶将设置一间餐厅，不过也许设置一间妓院会更合适。

另一位发明家J.B. 麦考伯代表芝加哥螺旋升降机与雪橇运输公司，建议修建一座高达八千九百四十七英尺的塔，大约是埃菲尔铁塔的九倍高，塔基的直径为一千英尺，会深入地下两千英尺。塔尖将修建高架铁轨，一路修到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及其他城市。结束游览的观光客如果有胆量乘坐电梯到达塔顶，将可以一路乘坐平底雪橇滑行到家。“建塔及铺设轨道的成本是次要问题，”麦考伯强调，“在这里我不会提及，不过在申请的时候会将数字写明。”

第三个方案要求观光者有更大的勇气。这位发明家只告知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R.T.E.，他的构想是建立一座四千英尺高的塔，并且提议在塔顶垂挂一条两千英尺长，用“最好的橡胶”制成的缆绳。在缆绳的尾端系着一个车厢，里面可以容纳两百个座位。车厢和乘客将从平台上被推下，没有任何约束地坠落到缆绳末端，这时车厢将猛地回弹，并且一直重复这个坠落和回弹的过程，直到最终停下。这个工程师提醒说一定要在地面铺设预防措施，“地面要覆盖八英尺厚的羽毛”。

每个人想的都是建一座塔，但伯纳姆并不认为建塔是最好的方案。埃菲尔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也是做得最好的。他建的塔不仅高，还散发着一种钢铁的优雅，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就像曾经的沙特尔大教堂那样。如果还是建塔，就意味着将跟随埃菲尔进入他已经为法国征服的领域。

一八九一年八月，埃菲尔本人向世博会理事们发来电报，询问是否可以由自己提交一座新塔的建造方案。这个举动令人吃惊，不过起初大家还是表示欢迎。世博会主席贝克马上给埃菲尔发去电报，表示理事们将非常乐意见到他的方案。贝克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世博会要建塔，“那么它将出自埃菲尔先生之手。如果他真的负责修建，那将不会只是一次试验。他也许能在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基础上改善他的设计，我有理由相信他造出的新塔不会在任何方面输给埃菲尔铁塔”。对于美国的工程师而言，这样欢迎埃菲尔无疑是在他们的脸上抽了一记耳光。接下来的一个半星期，电报在城市之间和工程师之间飞来飞去，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扭曲。突然之间，芝加哥要建造一座新的埃菲尔铁塔似乎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埃菲尔本人将来“淘汰”埃菲尔铁塔。工程师们愤怒不已，他们往伯纳姆办公室寄了一封长长的抗议信，落款处有不少国内顶尖工程师的签名。

“接受这位了不起的先生的提议”，他们写道，将“等同于告诉国内大量的土木工程师，虽然他们在国内外各地修建的伟大工程已经证明了自身的技能，却没有能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个行为将可能剥夺他们认证自己专业上的超凡技艺的权利”。

伯纳姆很赞同这封信的观点。他很高兴看到美国的土木工程师们最终表达了建设世博会的激情，即便理事们事实上并没有向埃菲尔做出任何承诺。埃菲尔的正式方案在一周后送达，设计的新塔在本质上只是埃菲尔铁塔的更高版本而已。理事们将他的方案外送翻译，然后进行了评估，最后礼貌地拒绝了它。如果要在世博会上建造一座塔，那将会是一座美国塔。

不过美国工程师们的绘图板上还是空空如也，这未免令人心碎。

索尔·布鲁姆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带着他关于阿尔及利亚村庄特许权的申请找到了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旧金山人——迈克尔·德杨，他是《旧金山纪事报》的出版人，也是世博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布鲁姆告诉了他自己在巴黎购买的权利，以及芝加哥世博会拒绝他请愿的事。

德杨认识布鲁姆。当年，还是位青年的布鲁姆在德杨的阿尔卡萨剧院工作，一路往上做到财务总监，而且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在空闲时间里，布鲁姆以更高效、更有凝聚力的方式组织着引座员、收银员及点心售卖员，增加了剧院的盈利，也提升了自己的薪水。接着，他在其他剧院推广自己的组织方式，并且从每间剧院定期收取佣金。在阿尔卡萨剧院，他往脚本里加入了流行的产品、酒吧、饭店名，其中包括“悬崖之屋”饭店，这又为他带来了一连串新的收入。他还组建了一支专业鼓掌人队伍，被称为“捧场者”，任何表演者只要愿意付钱，都可以为其提供热烈的喝彩声、要求加演的呼喊及“好极了”的呐喊。大多数的表演者都会付钱，甚至包括当时著名的红伶——高音歌唱家阿德琳娜·帕蒂。有一天，布鲁姆在一本剧院刊物中读到了关于一支新型墨西哥乐队的文章，他认为美国人会为之倾倒，于是说服了乐队的经理让他带着乐队成员北上巡演。这让布鲁姆赚了四万美元，那会儿他才十八岁。

德杨告诉布鲁姆他会调查这件事。一周后，他把布鲁姆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你需要多久时间可以做好准备前往芝加哥？”他问。

布鲁姆有点惊讶，他说：“我想，应该需要几天吧。”他以为德杨又安排了一次机会让他向世博会的筹款委员会请愿。他很犹豫地告诉德杨，如果世博会的理事们并不清楚他们自己想要怎样的展品来吸引游客，他认为再去一次也没有任何意义。

“上次我们交谈之后，情况有所改变。”德杨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负责人。”他递给布鲁姆一封来自世博会筹款委员会的电报，电报授权德杨聘用专员来为大道乐园挑选特许经营权的人选，并引导其进行施工和推广。“你入选了。”他说。

“我做不了。”布鲁姆说——他不想离开旧金山，“即使我愿意离开旧金山，这边也有太多要紧事要做，没办法考虑这件事。”

德杨看着他说道：“明天以前，我不想再听到你说任何一个字。”

同时，德杨希望布鲁姆考虑一下自己期望拿到多少薪酬，才愿意接受他的邀请。“等你回来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你理想中的薪水。”他说，“我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不会有异议。这样可以吧？”

布鲁姆同意了，不过仅仅是因为德杨的请求给了他礼貌地拒绝这份工作的机会。他心想，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开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让德杨不可能接受，“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就想好这个数字了。”

伯纳姆试图预料到所有世博会可能遭遇的威胁。他知道芝加哥因为犯罪和暴力而臭名远扬，于是坚持要求成立一支大型的警察队伍，命名为哥伦布警卫队，让艾德蒙·赖斯上校来指挥。这个英勇的男人曾经经历过葛底斯堡战役中的皮克特冲锋。不像传统的警察部门，这支警卫队收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就是强调预防犯罪这一新观念，而不仅仅是在犯罪发生后抓获违法之人。

伯纳姆清楚，疾病同样也会对世博会构成威胁。城里盛行的天花、霍乱，或者任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只要爆发，就会给世博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博览会也将不可能获得足以盈利的入园人数。

由罗伯特·科赫[3]和路易斯·巴斯德[4]引领的新型科学细菌学已经令大多数公共卫生官员相信，遭到污染的饮用水将导致霍乱及其他细菌性疾病的传播。芝加哥的水源里充满了细菌，主要是由于芝加哥河遭到污染。一八七一年芝加哥的市政工程有一次伟大的壮举，逆转了芝加哥河的流向，使其不再注入密歇根湖，而是流入了德斯普兰斯河，最终汇入密西西比河。理论上，这两条河巨大的水量会将水里的污染物稀释到无害的程度——这个理念并没有被下游诸如乔利埃特的城镇全盘接受。令工程师们惊讶的是，持续的雨季总会造成芝加哥河水定期倒灌，并再次将死猫和各种排泄物带入湖中，这么多垃圾，会导致一层层黑水一路到达市区供水系统的蓄水池。

大多数芝加哥市民别无选择，只能饮用这种水。不过，伯纳姆从一开始就认为世博会的工人和访客需要更好、更安全的供水。在这方面，他也领先于时代。受他的指令，卫生工程师威廉·S·麦克哈格在园区建造了一座净水池，湖里抽上来的水会经过一座座的大型水槽，里面注有二氧化碳。除此之外，这些水还会被煮沸。麦克哈格的手下在公园各处设置了装有这种净化水的木桶，并且会每天更换。

伯纳姆计划在开幕日当天将净水池关闭，并为观光者们提供另外两种安全水源的选择：一是免费提供由巴斯德净化器净化过的湖水，二是从大家梦寐以求的威斯康星州沃基肖泉水铺设一百英里管道引导而来的自然纯净水，每杯卖一美分。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伯纳姆命令麦克哈格前去调查沃基肖的五眼泉水，评估它们的供水能力与纯净度，不过要求他“低调行事”。这意味着他明白在农村秀丽的风景中铺设管道可能会引起事端。当然，没有人能预料到在几个月后，麦克哈格为了获得沃基肖最好的水源所做出的努力，会导致威斯康星州在一个美好的夜里发生武装交火事件。

最让伯纳姆担忧的是火。格兰尼斯大厦那场大火让他和鲁特的公司曾经的总部化为灰烬，这至今仍然是鲜活而耻辱的记忆。如果杰克逊公园发生灾难性的火灾，世博会也将付之一炬。可是在公园里，火对于施工过程而言必不可少。泥水匠利用一种被称为“烤箱”的小型炉子来加速材料的干燥和固化，锡矿工和电工运用火罐来熔化、弯曲和熔合材料，连消防部门都离不开火——马拉消防车上的水泵是用蒸汽机进行驱动的。

伯纳姆所设置的防火装置从通行标准看来十分夸张，甚至多此一举。他专门成立了世博会消防队，下令安装上百个消防栓和电报报警箱。他委托建造了一艘消防船——“消防皇后号”，这艘船经过特别的设计，可以穿越公园的浅水水道，也能从许多矮桥下方通过。设计规格要求每一座建筑周围必须修一条连接水系的总管道，并且与建筑内部的立管相连。同时，他要求在园内全范围禁烟，但这个规定至少有两个例外：其一是某位承包商前来求情，说如果不让他的欧洲工匠抽雪茄，他们会罢工；其二是他自己棚屋里的大壁炉，每天晚上他和工程师、绘图师及造访的设计师们齐聚在这个壁炉旁，喝酒、聊天、抽雪茄。

随着冬天的到来，伯纳姆命令将所有的消防栓用马粪包裹起来，防止结冻。

在最冷的冬日，马粪却冒着热气，仿佛消防栓本身着火了似的。

当索尔·布鲁姆返回迈克尔·德杨的办公室时，他很有自信，德杨不可能接受他提出的薪酬，因为他决心提出和美国总统一样高的薪水：五万美元。“我越想这件事情，”布鲁姆回忆道，“就越是迫不及待地想告诉迈克尔·德杨，任何少于这个数目的薪酬都无法弥补我离开旧金山造成的损失。”

德杨请布鲁姆坐下。他的表情很认真，脸上充满了期待。

布鲁姆说：“虽然我十分感激您对我的赞赏，但我还是认为自己最好留在旧金山。当我往前看，我可以看到自己……”

德杨打断了他，轻轻地说：“现在，索尔，我想你应该告诉我期待的薪酬是多少了。”

“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并不感激……”

“你一分钟以前刚说过这话。”德杨说，“现在，告诉我你想要多少薪酬。”

事情的进展并不像布鲁姆想象的那样。布鲁姆用略带颤抖的声音向他提出了这个数字：“每周一千美元。”

德杨笑了。“好吧，对于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来说，这个薪酬算是很不错了。但我毫不怀疑你应该赚到这个钱。”

八月，伯纳姆的首席结构工程师亚伯拉罕·戈特利布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没有计算世博会主建筑的风荷载。伯纳姆命令他的主要承包商（包括正在修建制造与工艺品馆的阿格纽公司）立刻停工。这几个月，伯纳姆一直在和流言蜚语斗争。流言说，伯纳姆逼迫自己的员工以过快的速度工作，导致一些场馆存在安全隐患；在欧洲，媒体报道声称某些场馆已经“被官方确定为危险建筑”。现在，戈特利布又承认自己可能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戈特利布为自己辩驳道，即使没有明确地计算风荷载，这些建筑也足够牢固。

“可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伯纳姆在给著名英国杂志《工程》的编辑詹姆斯·德雷奇的信里写道。他下令加强所有的设计，让建筑能够抵挡过去十年记录里最高速度的风力。“这样做也许太走极端了，”他告诉德雷奇，“不过对我而言，这样做是明智而谨慎的，因为要考虑到这里面涉及多大的利益。”

戈特利布辞职了。伯纳姆用爱德华·尚克兰代替了他，这是他自己公司的工程师，也是国内声望很高的桥梁设计师。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伯纳姆写信给詹姆斯·德雷奇，说自己因为建筑完整性的问题再次受到抨击。“这一次的批评却说，”他写道，“这些建筑造得太牢固了，完全没有必要。”

布鲁姆抵达了芝加哥，并且很快就发现为何被官方称为M区的大道乐园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进展。因为直到现在，它一直由一位叫弗雷德里克·普特南的哈佛大学人种学教授掌管。这位教授是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不过让他来负责大道乐园，布鲁姆在多年后说“就好比如今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来经营林林兄弟与巴纳姆-贝利马戏团般不明智”。普特南自己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告诉自己在哈佛的同事，他“急切地想摆脱掉这一整个印第安马戏团”。

布鲁姆带着自己的担忧去找了世博会主席贝克，贝克又把他引荐给了伯纳姆。

“对于我们托付给你的工作来说，你很年轻，确实非常年轻。”伯纳姆说。

不过，当年约翰·舍曼走进伯纳姆的办公室时，伯纳姆也很年轻，但他的人生轨迹却就此改变了。

“我希望你知道，我完全信任你。”他说，“大道乐园交给你全权负责。放开手去做吧，你只需要对我负责。我会下令确保这一点。祝你好运。”

到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为止，进展最快的两栋楼分别是矿物馆和女性馆。矿物馆的施工进展非常顺利，这得益于老天仁慈，按照芝加哥的标准来看，那年的冬天非常温暖。而女性馆的施工却遭遇了重重考验，不仅折磨着伯纳姆，也折磨着负责女性馆的年轻设计师索菲亚·海登。这一切主要源于贝莎·奥诺尔·帕玛对场馆装饰提出的无礼要求。贝莎·奥诺尔·帕玛是世博会女性理事会的主席，这个理事会掌管着世博会一切与女性有关的事务。身为波特·帕玛的妻子，她拥有的巨大财富和压倒性的社会地位使她习惯了目中无人的做派。那一年早些时候，女性理事会的执行秘书领导了一次抗议活动，衣冠楚楚的优雅女性组成的理事会各派系之间公开发生了冲突。贝莎·奥诺尔·帕玛压制住了这场混战，这也体现了她的行事做派。在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一位受到惊吓的女性理事成员写信给帕玛太太：“我真切地希望国会不会对我们这种性别感到厌恶。”

海登到芝加哥完成最终的设计图后就回家了，留下伯纳姆执行施工事宜。工程于七月九日拉开序幕。十月，工人开始涂抹最后一层纤维灰浆。海登在十二月返回了芝加哥，开始指导这栋楼的外部装饰，她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所在。但她发现贝莎·帕玛和她的想法完全不同。

九月的时候，在海登不知情的情况下，帕玛号召各地女性为女性馆捐赠建筑装饰，大家纷纷回应。她收到的柱子、镶板、雕像、窗栅和门等装饰物的价值简直可以媲美一间博物馆。帕玛认为大家捐赠的装饰物都可以放在馆内，尤其是那些地位显赫的女性所赠的物品。而海登知道，这各种材料的大杂烩只会让场馆失去艺术上的魅力。当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名为弗洛拉·金蒂的女子送来一扇雕饰浮夸的木门时，海登拒绝收下。金蒂受到了伤害，感到怒不可遏。“每当想起自己为女性馆筹集这些装饰所付出的日日夜夜的辛苦，以及那些奔波的旅程，我的怒气就一点点上升。”帕玛太太当时人在欧洲，不过她的私人秘书劳拉·海耶斯是一个“收藏家”级别的长舌妇，将此事一字不漏地报告给了自己的雇主。海耶斯还向帕玛转达了几句自己向建筑师提出的建议：“我认为，宁愿让场馆看起来像一张拼布床单，也好过拒绝这些女性理事费尽心思收集来的装饰品。”

拼布床单可不是海登心里想要的效果。尽管帕玛太太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手段，海登还是不停地拒绝捐赠物。接下来，两人之间的斗争爆发了，斗争方式是货真价实的镀金时代[5]风格，充满各种指桑骂槐和口蜜腹剑。帕玛太太吹毛求疵、纠缠不休，用冰冷的微笑来攻击海登越来越严重的忧郁倾向。最终，帕玛将女性馆的装饰任务指派给了另一个人——一位名为坎迪斯·惠勒[6]的设计师。

海登用她安静而固执的方式与这样的安排作斗争，但后来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她走进伯纳姆的办公室，开始向他诉说自己的故事，并且迅速地失去了理智：眼泪横飞，不停抽泣，痛哭哀号……“这是一次严重的崩溃，”一位相识的人如此形容说，“仿佛大脑遭受了高度紧张与兴奋的剧烈袭击。”

伯纳姆目瞪口呆，马上召来了一位博览会的外科医生。海登被小心翼翼地抬入一辆安装了消音橡胶轮胎的世博会新型英式救护车，从公园出发送到了一家疗养院，强制要求她休息一段时间。据说她陷入了“忧郁症”，这只是抑郁症的一个委婉说法而已。

在杰克逊公园，事情很容易恶化，这简直成了一种地方病。伯纳姆发现，简单的事情通常会变成一场纠纷。连奥姆斯特德都变得令人烦躁。他是一个杰出而充满魅力的人，不过一旦执着于某件事，就会变得像一块乔利埃特产的石灰岩一样固执。一八九一年年末，他整天寻思着要为世博会的水道选择哪种船，仿佛“船”这一个因素就能决定他能否成功实现“神秘而诗意的效果”似的。

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伯纳姆收到了一份来自一位拖船制造商的提案，建议在世博会期间使用汽艇。奥姆斯特德从哈利·科德曼那儿听到了风声。科德曼除了作为奥姆斯特德在芝加哥的首席助理之外，还负责充当间谍，让奥姆斯特德随时掌握会对自己的设计构成威胁的事。科德曼给奥姆斯特德寄了一份提案的副本，并且自己加上注释，认为这位拖船制造商似乎得到了伯纳姆的信任。

十二月二十三日，奥姆斯特德给伯纳姆写信：“我怀疑是不是连科德曼都开始认为我太执迷于船只的问题，对此过分操心了，而这份心思本可以用在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上。我担心你会因此把我视为怪人。”

然而，他还是继续纠结这个问题。他抱怨道，这位拖船商的提案，将船的问题简单地局限在以最便宜、最快速的方式，将最多的乘客运送到世博会内的不同位置上。“你清楚地知道，世博会要实现的主要目标绝对不是这个。我不需要浪费口舌来向你解释这个目标。你和我一样关心这件事。你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种诗意。你知道如果要让船在水道里航行，却又选了一种会破坏这种诗意的船型，这绝对是无稽之谈。”

单纯的运输功能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他愤怒地说。使用船只的全部意义在于提高景观效果。“如果在水道上使用不合时宜的船，那效果会彻底地令人生厌，摧毁掉本可以成为世博会最宝贵的原创风味的东西的价值。我是特意选了摧毁这个词。哪怕没有船都比这样好一千倍。”

尽管委员会不断地进行干涉，伯纳姆和理事长戴维斯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还有一直存在的工人罢工的威胁，然而世博会的主要场馆总算逐渐建起来了。工人们按照鲁特的格床地基法则，将大型木材层层交叉相叠作为地基，然后使用蒸汽驱动的起重机将铁制及钢制的长杆吊起，以此打造每栋建筑的框架。他们用木制脚手架将框架包裹，并且在每座建筑的框架外覆盖了成百上千块木板，形成的墙壁能够承受厚厚的两层纤维灰浆。工人们在每栋建筑旁堆满了新的木材，附近还有堆积如山的锯屑和碎片。空气中都是被锯断的木头及圣诞节的味道。

十二月，世博会发生了第一起死亡事件，一位名叫穆勒的工人在矿物馆因头骨碎裂而死。此后很快又发生了另外三起死亡事件：

詹森，电力馆工人，头骨碎裂；

阿拉德，电力馆工人，头骨碎裂；

阿尔及尔，矿物馆工人，因一种新现象——电击——昏迷致死。

与此同时，还有五六起没这么严重的意外发生。在公众面前，伯纳姆总是摆出一副自信而乐观的样子。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一封写给《芝加哥先驱报》编辑的信中，他写道：“还有一些设计上的问题尚未决定，不过所有事情都已经准备就绪，我找不出什么理由不能按时完工来迎接一八九二年十月的揭幕仪式，以及一八九三年五月一日的开幕式。”

而事实上，世博会的工期严重滞后，幸亏那年冬天不算过于寒冷，才没有造成进一步的延误。十月的揭幕仪式将在制造与工艺品馆中举行，可是到了一月，这座大楼才刚刚打好地基。为了让世博会在举行揭幕式的时候能初具规模，一切都得进展得非常顺利。连天气都得配合施工。

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银行和公司纷纷倒闭，罢工的威胁无处不在，霍乱开始在欧洲蔓延，大家越来越担心第一艘带来瘟疫的船很快就会到达纽约港。

仿佛嫌大家承受的压力还不够似的，《纽约时报》警告道：“如果世博会失败，或者不能在绝对意义上取得成功，那么损坏的将是整个国家的名声，而不仅仅是芝加哥的。”

[1]1878年爱迪生发明了发条留声机后，一位记者给他取了这个绰号。

[2]索尔·布鲁姆，美国政治家，他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开发了一条长达一英里的大道乐园。

[3]罗伯特·科赫，德国医生、微生物学家，现代细菌学三大奠基人之一。

[4]路易斯·巴斯德，法国生物学家，现代细菌学三大奠基人之一。

[5]源自作家马克·吐温1873年的小说《镀金时代》，用给金属镀薄金来暗讽掩盖社会问题的时代。

[6]坎迪斯·惠勒，美国最早的女室内设计师之一，被誉为“室内设计之母”。

长日留痕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朱莉娅·康纳告诉霍姆斯，自己怀孕了。她告诉他，他除了娶她别无选择。听到这个消息，霍姆斯的反应既平静又温暖。他搂住她，轻拍她的头发，眼睛湿润。他向她保证，她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他当然会娶她，就像他一直以来承诺的那样。不过，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提出来：要小孩是不可能的。只要她答应让他实施一个简单的堕胎手术，他就娶她。他是医生，以前做过这种手术。他会使用氯仿作为麻醉剂，她不会有任何感觉，醒来就可以迎接自己作为H.H. 霍姆斯太太的新生活了。他们以后可以再要小孩，眼下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尤其考虑到世博会临近，要建好旅馆，还要装饰各个房间，很多工作都急需完成。

霍姆斯知道自己对朱莉娅有绝对的掌控力。首先，他天生就具备用自己虚假的坦率和温暖蛊惑别人的能力，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其次，他还可以在她身上施加社会压力。虽然通奸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只有在所有细节保密的情况下才能为社会容忍。比如屠宰加工厂的小开和应门女侍私奔，银行行长勾引打字员。有必要的话，他们的律师会安排情妇前往欧洲进行一场安静的独自旅行，去某位谨言慎行且医术高明的医生的手术室里。公开的未婚先孕会使女性蒙羞，陷入贫困。霍姆斯现在完全掌控着朱莉娅，仿佛她是一个战前的奴隶。他很享受这样的掌控力。他告诉朱莉娅，这次手术将在平安夜进行。

下雪了。唱颂歌的人沿着普莱利大道的宅子移动，时不时地在某幢豪宅前停下，进去索要一杯加了糖的热苹果汁或者可可。空气里充满燃烧的木头和烤鸭的味道。雅园墓地的北边，年轻的伴侣们在堆满积雪的坡上进行划雪橇竞赛，当他们经过这些芝加哥最富有、最有权的人的坟墓时，会将身上的毯子裹得格外紧。那些坟墓黑暗而阴沉，在夜里泛着蓝色的积雪映衬下，显得更加诡谲。

在恩格尔伍德六十三街七百零一号，朱莉娅·康纳把女儿哄上床，用尽全力保持着微笑，想让孩子沉浸在对圣诞节欢喜的期待中。是的，圣诞老人会来的，他会带来很棒的礼物。霍姆斯答应送给珀尔一大堆玩具和糖果，还答应送给朱莉娅一份大礼，这种礼物是贫穷又乏味的内德不可能送给她的。

屋外，积雪掩盖掉了过往的马蹄声。挂着冰凌的火车从华莱士街的街口轰鸣而过。

朱莉娅沿着走廊，走到了约翰·克罗夫妇住的公寓。朱莉娅和克罗太太交往甚密，此时在他们的公寓里帮着克罗太太装饰一棵圣诞树，希望珀尔第二天早上醒来能有圣诞节的惊喜。朱莉娅聊到了她和珀尔第二天的全部计划，并且告诉克罗太太过几天她将去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参加一位姐姐的婚礼。用克罗太太的话说，这是“一个老处女”，而她即将嫁给一位铁路工人。这倒是有点让人出乎意料。朱莉娅正在等铁路通行证，新郎已经给她寄过来了。

那天晚上很晚，朱莉娅才离开他们的公寓，当时看起来精神不错。克罗太太后来回忆道：“从她的话里完全听不出她打算当晚就要离开。”

霍姆斯开心地祝朱莉娅圣诞快乐，并且拥抱了她。随后，他牵着她的手，把她领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他已经准备好在这儿实施手术。一张桌子上铺着白色亚麻布。他的手术箱敞开着，闪闪发光，钢制手术设备被擦得发亮，呈向日葵状摆开。都是些令人害怕的东西：骨锯、腹部拉钩、套管针和环锯。当然，他其实用不到这么多工具，只是全部摆放在那里而已。朱莉娅没法忍住不看它们，她为它们散发的冷酷而饥渴的微光感到恶心。

他穿着一件白围裙，袖口已经卷好。或许他还戴了一顶帽子，一顶圆礼帽。他没有洗手，也没有戴口罩，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

她朝他伸出手。“不会痛的。”他安慰她。当她醒来的时候，会像现在一样健康，但是没有了腹中的累赘。他拔掉一个深琥珀色的瓶子的瓶塞，里面装有液体，他马上闻了闻瓶子里散发出的清凉气味。他往一团布上倒了点氯仿。她将他的手抓得更紧了，这让他感到异常的兴奋。他用那团布捂住了她的口鼻。她的双眼晃动了一会儿，然后就向上翻去。随后，她的肌肉开始不受控制地产生反射性颤动，仿佛是在梦中奔跑。她的手指展开，放开了他的手。她的双脚抖动，仿佛正在狂野地打着鼓点。他越来越兴奋了。她试图拉开他的手，不过他对于昏迷之前突然发生的肌肉刺激早有准备。他用力地捂住她的脸。她奋力敲打他的胳膊。慢慢地，她的力气消失了，她的手开始缓慢地划出弧形，令他舒心，也给了他快感。狂野的鼓点随之消失。现在换成了芭蕾舞，仿若田园牧歌般，她安静地离开了。

他用一只手捂着布团，另一只手滴下更多的氯仿液体，液体顺着他的手指滑入掌心的纹路，手指被氯仿包裹的感觉让他十分愉快。她的一只手腕垂到了桌子上，很快，另一只手也垂了下来。她的眼皮抽搐了两下，随后闭上了双眼。霍姆斯认为她不会聪明到假装昏迷，不过还是紧紧捂住了她的脸。过了一会儿，他摸着她的手腕，探了探脉搏，已经停了。她的生命气息就像一辆轰鸣的列车般不断远去了。

他脱掉围裙，放下衣袖。氯仿的味道和紧张而兴奋的情绪令他感到头晕。一如往常，这种兴奋的感觉令人愉悦，也让他陷入一种温暖的倦怠，那感觉就像在一座暖和的炉子前面坐了太长时间。他把氯仿的瓶盖塞好，找到一块干净的布，然后沿着走廊走到了珀尔的房间。

把这块布揉成一团并沾上氯仿只需花费片刻。随后，在走廊里，他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是圣诞节了。

这个日子对霍姆斯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在他小的时候，圣诞节的早晨充满了过多的虔诚、祷文和静默，如同一张巨大的羊毛毯覆盖在家里的房子上。

圣诞节早晨，克罗一家等着朱莉娅和珀尔，十分期待小姑娘见到这棵可爱的圣诞树和树枝上挂的各种礼物时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公寓里很暖和，空气里飘浮着肉桂和冷杉的味道。一个小时过去了。克罗一家尽可能耐心地等着她们，不过等到十点，他们就得出发去赶火车，前往芝加哥中部——他们计划去那儿拜访朋友。他们走的时候没有锁房门，还留下了一张便条，上面欢快地写着欢迎的话。

克罗一家在当晚十一点才回来，发现一切还是离开时的样子，没有朱莉娅和珀尔来过的痕迹。第二天早上他们去敲朱莉娅的房门，没人回应。他们向楼里楼外的邻居打听，问人们有没有见到朱莉娅或珀尔，不过没有人见到她们。

接下来霍姆斯出现了，克罗太太问他是否知道朱莉娅去哪儿了。他解释道，她和珀尔提前去达文波特了。

克罗夫人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朱莉娅的消息。她和邻居们都认为此事非常奇怪。他们都认为最后一次有人见到朱莉娅或珀尔是在平安夜。

这一点并不准确。确实有人在后来见过朱莉娅，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任何人，哪怕是她在爱荷华达文波特的亲人，都没法再认出她了。

圣诞节刚过，霍姆斯便叫他的一位伙伴查尔斯·查普尔来到了自己的房子里。霍姆斯得知查普尔是一名“接骨人”，意思是他有一门手艺，可以将人类尸体的肉剔除，然后将骨头组装或者说拼接起来，组成完整的骨架，为医生办公室及实验室的展示所用。他在为库克郡医院的医学生们拼接尸体的时候掌握了必要的技艺。

在念医学院时，霍姆斯目睹了学校是多么渴求尸体，不论是刚死的还是只剩下骸骨的。当时的社会对严肃而系统的医学研究需求量很大，而对于科学家而言，人类的身体就像极地冰盖，需要进行研究和探索。医生办公室里悬挂的骨骼就是一本视觉上的百科全书。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医生们形成了一种习惯，会优雅而谨慎地接受任何尸体。他们不赞同接受谋杀致死的尸体，另一方面也很少过问尸体的来源。盗墓成了一个产业，尽管这个产业规模不大，还需要足够冷血。在尸体严重匮乏的时期，医生们自己都会来帮忙挖掘新的尸体。

霍姆斯轻易地发现，即使是到了如今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对尸体的需求仍然很大。芝加哥的报纸报道了有些医生像食尸鬼般突袭墓地的传闻。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印第安纳州新奥尔巴尼的一处墓地发生了一起盗墓失败的案件。随后，肯塔基医学院的院长W.H. 沃森医生对《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说：“这些先生的行为并不是为了肯塔基医学院，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路易斯维尔的医学院，人体实验对象对这些学校的重要性如同呼吸之于生命。”就在三周过后，路易斯维尔的医生们又故技重施。他们试图盗窃肯塔基州安克雷奇州立精神病院的墓地，这一次是为了路易斯维尔大学。“是的，这群人是我们派去的。”学校一位资深官员说，“我们必须获得尸体，如果州政府不给我们，我们就只能自己偷了。冬季班人很多，用了太多的人体实验对象，没有留下任何材料给春季班。”他认为没有道歉的必要。“精神病院的墓地多年来一直被盗，”他说，“我怀疑里面是否还有尸体剩下。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获得尸体。没有尸体我们就没法培养医生，公众必须理解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获得尸体，那么将会为学生配备温彻斯特连发步枪，并在袭击墓地时派他们去保护那些盗墓者。”

霍姆斯嗅到了商机，看到现在对尸体的需求这么大，他觉得机会正在向他招手。

他领着查尔斯·查普尔走到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还有一些医学器材及装着各种溶剂的瓶瓶罐罐。虽然看到了这些，甚至看到了桌子上的尸体，查普尔仍然没有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霍姆斯是一位医生。这具尸体虽然身高惊人，但显然属于一位女性。他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表明她身份的线索。他说：“这具尸体就像一只被剥了皮的长耳大野兔，从脸部的皮肤割开，再将所有的皮肤向下卷。在很多地方，连肉都被一起剥除了。”

霍姆斯解释道，他在做一些解剖，不过现在已经完成了研究。他跟查普尔商量，说会付给他三十六美元，让他清理这具尸体的骨头和头骨，然后返还给自己一具完整拼接的骨架。查普尔同意了。霍姆斯和查普尔将尸体放在了一个有衬里的箱子中，利用速运公司寄到了查普尔的住处。

没多久，查普尔就把骨架交给了霍姆斯。霍姆斯向他表示感谢，付了工钱，然后马上就把骨架卖给了哈内曼医学院（是芝加哥的一个学校，而不是与费城同名的那一所），卖的价钱是他付给查普尔的很多倍。

一八九二年一月的第二周，新的租客道尔一家搬到了霍姆斯的房子里，那是朱莉娅以前住的公寓。他们发现桌上还摆着餐具，珀尔的衣服还搭在椅子上，看起来好像以前的租客过几分钟就会回来似的。

道尔一家问霍姆斯这家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霍姆斯为屋里乱七八糟的状况道歉，并用最冷静的声音解释道，朱莉娅的姐姐生了重病，她和女儿得知消息后就马上去了火车站。她们没有必要带行李，因为朱莉娅和珀尔的生活十分殷实，而且她们不会再回来了。

后来霍姆斯又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关于朱莉娅的故事：“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大概是一八九二年一月一日，她向我交了租金。这一次，她不仅告诉了我，也告诉了邻居和朋友自己要走的事情。”虽然她告诉所有人自己要去爱荷华，事实上，“她要去的是别的地方，以防自己的女儿被夺走，说自己要去爱荷华只是为了误导她的丈夫。”霍姆斯说。霍姆斯否认自己曾经和朱莉娅发生过肉体关系，也不承认她经历过“罪恶的手术”——这个词是当时对堕胎手术的委婉说法。“有人说她性格急躁，性情不是一直都好，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不认为她的朋友或者亲人相信她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或者参与任何犯罪行为。”

迎接决斗

一进入一八九二年，天气就变得特别寒冷，地面覆盖着六英寸厚的雪，气温降到了零下十摄氏度。这当然不是芝加哥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冬季，不过也足以冷到将市区供水系统的三个入口阀全部冻住，阻断了芝加哥的饮用水供应。尽管天气严寒，杰克逊公园的施工却仍在继续。工人们立起了可移动的供暖遮篷，这样一来，不论天气多么寒冷，也可以将纤维灰浆涂抹到矿物馆的外墙上。女性馆快建好了，脚手架已全部撤离。庞大的制造与工艺品馆也在地基之上拔地而起。园区内的工人数量已达四千人。这里面包括一位名叫伊利亚斯·迪士尼的木匠兼家具制造师，他在多年后会讲述建造这个湖畔的神奇王国时发生的许多故事。他的儿子华特·迪士尼[1]将提笔记录。

世博会八英尺高的围栏和两层带刺铁丝网外面的世界一片骚动。降薪和裁员引发了全国工人的动荡，工会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平克顿侦探所赚得盆满钵满；一位势力渐增的工会官员塞缪尔·冈珀斯造访了伯纳姆的办公室，想为世博会歧视工会工人的指控讨个说法。伯纳姆吩咐施工监督员迪翁·杰拉尔丁着手调查此事。劳工运动升级，经济也摇摇欲坠，总体的暴力犯罪不断增加。《芝加哥论坛报》在对一八九一年进行评估时，报道说美国有五千九百零六人被谋杀，比一八九〇年增加了近百分之四十，其中就包括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的玻顿夫妇。

罢工的威胁不断升级，天气又变得如此恶劣，让伯纳姆的这个新年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最让他担心的还是世博会公司不断缩水的财务状况。如此快速地推进工程，再加上施工规模又这样巨大，伯纳姆的部门花掉的钱远远超过任何人的预计。目前有传闻说理事会打算向国会申请一千万美元的拨款，不过当前最紧要的解决措施是削减开支。一月六日，伯纳姆命令他的部门主管们立即采取措施，在某些场合甚至可以采取严苛的措施，以削减开支。他命令正在鲁克利大楼阁楼中负责世博会工作的首席绘图员立刻解雇所有做事“不精准”或者“不麻利”的人，以及那些没有超额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人。他对奥姆斯特德的景观主管鲁道夫·乌尔里希说：“我认为你现在可以将人手减半，同时解雇那些薪酬过高的人。”伯纳姆下令，从今以后，所有的木工活儿都只能由世博会承包商雇用的工人完成。他写信给迪翁·杰拉尔丁：“请解雇你手下的所有木匠……”

在此之前，伯纳姆一直对工人们表现出很大的同情，这一点在当时很少见。连工人生病或负伤没有上工，他都会照付工资。他还建立了世博会医院，为工人们提供免费医疗。他在园区设立了营房，工人们每天可以吃到丰盛的三餐，睡在干净的床上，房间还供暖。一位来自普林斯顿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沃尔特·威科夫乔装打扮成一位技艺生疏的劳工，花了一年时间到处游荡，混迹于国内不断壮大的失业大军中，其中有一段时间，他就在杰克逊公园度过。“哨兵保护着我们，高墙隔断了与外面不必要的接触，我们这一大群健康强壮的男人在一个非凡的人造世界里生活、工作。”他写道，“没有凄惨的景象打扰我们，也看不到外部世界那些绝望的穷人为了找工作而徒劳无功……我们只用做好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平静而安全，并且一点也不担心收不到薪水。”

可现在即使是世博会也开始裁员，时机真是再糟糕不过了。随着冬季到来，传统的建筑季节已经到达尾声。市面上的工作机会少之又少，竞争非常激烈，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员汇集在芝加哥，希望为世博会工作。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背负着“无业游民”的标签，这个名字也许源自铁路工人“嚯，小子”的叫唤声。[2]伯纳姆知道，被解雇的人面临无家可归和贫困不堪的窘境，他们的家人真的可能会挨饿受冻。

不过一切必须以世博会为先。

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人可以挑战埃菲尔，这一直困扰着伯纳姆，而且各种提案越来越离谱了。一位空想家提出，可以建造一座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五百英尺的塔，塔身全部由木材搭建，塔顶设置一个小屋，人们可以在那里休憩和娱乐。这小屋还应该是一个小木屋。

伯纳姆清楚，如果还没有一个工程师带着足以胜过埃菲尔的提案现身，那么剩下的时间将不足以用来建造任何配得上世博会的东西。他无论如何也要激发美国工程师的激情。不久，机会便来了。他收到了邀请，在“周六下午俱乐部”发表演讲。这个俱乐部由一群工程师发起，每个周六在市区的餐馆里聚会，讨论世博会施工中的各种挑战。

会上的餐食就是平常的标准，有很多道菜，还有酒、雪茄、咖啡和法国白兰地。其中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位三十三岁的工程师，他来自匹兹堡，经营着一家钢铁检验公司，在纽约和芝加哥都有分支办事处，并且已经取得了世博会的合约，负责检验世博会场馆使用的钢材。他的脸型棱角分明，头发乌黑，胡须也是黑的，还有一双深色的眼睛，这种相貌将很快受到托马斯·爱迪生即将构建的产业的觊觎。[3]“他很会与人打交道，并且幽默感十足，”他的合伙人写道，“在所有的聚会上，他都立刻会变成焦点。他语言能力很强，并且有层出不穷的趣事和经历与人分享。”

和“周六下午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一样，他期待听到伯纳姆谈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打造一整座城市所遇到的挑战。不过伯纳姆的发言令他大吃一惊。伯纳姆首先强调，“美国的建筑师们通过世博会的设计为自己带来了荣耀”，随后便谴责全国的土木工程师，认为他们的表现不如建筑师们优秀。伯纳姆指责土木工程师们“在构思新型建筑方面，或者在展示美国现代工程实践的可能性上，都极少或者说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会场内响起了一片不悦的声音。

“我们需要与众不同的事物，”伯纳姆接着说，“并且要在世博会上起到当年埃菲尔铁塔在巴黎世博会上的作用。”

不过，不能是一座塔。他说，塔不够新奇，而且埃菲尔已经建过一座塔了。“造得够大”也不够。“如果美国工程师要维护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必须设计和建造出一座新奇的、具有原创性、大胆并且独一无二的建筑”。

在场的一些工程师感到被冒犯了，其他人则认为伯纳姆说得有道理。来自匹兹堡的这位工程师觉得伯纳姆“话里的真相戳到了痛处”。

他坐在同辈中间，突然，一个念头“灵光一闪”进入了他的脑海。他说，这个念头并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形的冲动，而是连细节都纤毫毕现。他看得见它，也摸得着它，还能听见它在空中移动的声音。

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但如果他行动够快，画出草图，并设法说服世博会的筹款委员会，让他们相信这个想法具有可行性，他认为世博会绝对能够“淘汰”埃菲尔铁塔。而如果发生在埃菲尔身上的事情也在他身上发生，那么他将拥有享之不尽的财富。

对于伯纳姆而言，站在“周六下午俱乐部”的成员面前公开谴责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一件令他精神抖擞的事，因为他要处理与世博会相关的其他事务，大多数时候都变成了一种自我克制的练习，特别是在与世博会已经很多但还在不断增加的委员会打交道时。毕竟，一直假装优雅地跳着维多利亚式的小舞步非常耗时。他需要更大的权力——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世博会。他知道，如果这些阻碍效率的事情在规模和数量上持续增加，除非加快决策的速度，不然世博会的工程进度将无法挽回地滞后。世博会公司的专款缩水，使得伯纳姆与全国委员会的关系恶化到极点，理事长戴维斯要求每一笔联邦拨款都必须由他的委员会控制。委员会似乎每天都能产生新的部门，每个部门都配有一位拿薪水的主管——戴维斯任命了一位管羊的主管，薪酬相当于今天的每年六万美元——每一位主管都掌握着某一项伯纳姆认为本应属于自己的权限。

很快，对控制权的斗争升级为伯纳姆与戴维斯的个人矛盾，而主要的争议就是谁应该对展品及室内装潢的艺术设计有决定权。伯纳姆认为这显然是他的领域，戴维斯的想法却和他相反。

一开始，伯纳姆采用了迂回战术。“我们现在组织了一批特别的室内装潢及建筑队伍来处理这个部分。”他写信告诉戴维斯，“在这些事情上，让我的部门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未经允许就让我的人对您的艺术布置及展品的形式和装饰提供建议，这让我觉得有些微妙，所以现在满怀尊敬地希望能征求您的同意。”

不过戴维斯告诉一位记者：“目前只有理事长和他的代理人能决定展品的事，我认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矛盾还在持续升级。三月十四日，伯纳姆加入了戴维斯与世博会日本代表团在芝加哥俱乐部的晚宴。晚宴结束后，戴维斯和伯纳姆单独留在俱乐部里，争论到了第二天早上五点。“这个时间花得很值。”他写信告诉当时不在城里的玛格丽特，“我们各自的感觉都更好了，从今往后，路会顺得多。”

他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疲惫。他告诉玛格丽特，他计划那晚能早点结束工作回到埃文斯顿。“然后睡在你亲爱的床上，我的爱人，我会梦着你入睡。生命是多么仓促啊！韶光都去哪儿了？”

还是有惬意的时光的。伯纳姆总是很期待园里的夜晚，他的部下和来此造访的建筑师会聚集在棚屋里就餐，在巨大的壁炉前谈天说地，一直到深夜。伯纳姆很珍惜这份情谊，也很喜欢大家分享的故事。奥姆斯特德叙述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抗争那些恶意修饰中央公园的企图的磨人经历；世博会的哥伦布警卫队队长艾德蒙·赖斯上校描绘了自己躲在葛底斯堡的林荫里，而皮克特指挥自己的军队扫过两军之间阵地时是什么感觉。

一八九二年三月下旬，伯纳姆让儿子们来自己的棚屋玩。每隔一阵子他就让他们来过夜。可是他们没有按计划的时间到达。一开始，大家都认为他们是被常见的火车延误给耽搁了。可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有消息，这让伯纳姆开始焦急起来。他和别人一样清楚，火车事故在芝加哥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夜幕开始降临，最终男孩子们还是平安到达了。他们的火车被密尔沃基-圣保罗线路上的一座断桥给耽误了。伯纳姆写信告诉玛格丽特：“他们到达棚屋的时候，正赶上赖斯上校讲述一些战争中的奇事，还有和侦察兵及印第安人一起在平原的生活。”

伯纳姆写这封信的时候，儿子们就在膝下。“他们很高兴能来这儿，现在正和杰拉尔丁先生一起观赏大相簿呢。”这个相簿里都是查尔斯·达德利·阿诺德拍摄的工地照片，这位摄影师来自纽约的布法罗，伯纳姆雇他来当世博会的官方摄影师。阿诺德本人也在场，不久他就给孩子们上了一堂速写课。

伯纳姆在信的结尾写道：“我们都很好，也很满足，我们是多么幸运，可以做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

然而，这样平静的间歇从来不会持久。

伯纳姆与戴维斯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世博会公司的理事们决定向国会申请直接拨款，不过他们的请求导致国会对世博会的支出展开了调查。伯纳姆和贝克主席以为这只是一次笼统的检查，却发现自己要为了那些最琐碎的开支接受盘问。例如，当贝克列出马车租赁的总体支出时，小组委员会却要求他列出乘坐马车人员的名单。在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会要求戴维斯估算世博会最终的总支出。戴维斯没有咨询伯纳姆就给出了一个数值，这比伯纳姆为贝克主席计算的支出要少百分之十。而那个时候，贝克已经把伯纳姆的结论写入自己的报告中，并交给了调查人员。戴维斯的证词带着没有明说的指控，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是伯纳姆和贝克故意提高了世博会需要的开支。

伯纳姆暴跳如雷。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命令他坐下，伯纳姆却站着没动。他很生气，很难使自己保持平静。“戴维斯先生事先没有来找我，也没有找我的助手，”他说，“他给出的数字是胡编乱造的。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他的盛怒冒犯了小组委员会主席。“我反对在委员会面前向任何证人提到此类言论。”主席说，“我会要求伯纳姆先生撤回自己的言论。”

一开始，伯纳姆表示拒绝。随后，他勉强同意撤回关于戴维斯一无所知的那些话，但只有这一部分。总之，他并没有道歉。

委员会前往华盛顿研究证据，并就是否批准拨款提出报告。伯纳姆写道，国会议员发现，“这项事业的规模和范围都让人头晕目眩。我们给了他们每人一大堆数据来消化，我认为这份报告会十分滑稽，因为即使像我这么了解情况，没有几个月时间也没法写出这份报告”。

至少在图纸上，世博会的大道乐园开始成形了。普特南教授认为大道乐园的首要作用是提供关于异域文化的教育，索尔·布鲁姆却不认为这是大道乐园职责所在。大道乐园应该有趣，应该是一座充满欢乐的乐园，它会从杰克逊公园一路蔓延一英里多，直到华盛顿公园的边界。这里应该令人感到刺激和兴奋，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甚至能让人感到震惊。他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引人注目地宣传”。他在全世界的刊物上发表了公告，让世人都知道大道乐园将成为一片充满不同寻常的景色、声音和气味的奇异王国。这里会有从偏远之地搬来的原汁原味的村庄，里面住着原汁原味的村民——甚至会有侏儒族，如果舒费尔特中尉成功的话。布鲁姆同样意识到，作为大道乐园的“沙皇”，他不需要再担心阿尔及利亚村庄的特许权问题了。他自己就可以批准在这儿展出村庄。他拟了一份合约，寄到了巴黎。

布鲁姆做推广的本领得到了其他世博会官员的注意，于是找他帮忙提升世博会的整体形象。某一次，他被召来向记者们解释制造与工艺品馆究竟有多大。目前为止，世博会的宣传官员只给媒体列出了一堆惊人但枯燥的数据。“我能够判断，他们压根儿不关心场馆占地多少英亩，耗费了多少吨钢材，”布鲁姆写道，“于是我告诉他们，‘这么说吧——这个场馆大到可以容纳俄罗斯整个现役部队。’”

布鲁姆连俄罗斯有没有现役部队都不清楚，更不用说部队里有多少人、可以占据多少面积。然而，这个数据被所有美国人奉为真理。兰德麦克纳利公司出版的世博会指导手册的读者最终发现，自己一想到上百万戴着裘皮帽的军人挤在三十二公顷的场馆里就兴奋不已。

所以，布鲁姆对自己的说法并不懊悔。

[1]华特·迪士尼，美国企业家、动画师，于1955年创办了迪士尼公园。

[2]“嚯，小子”（ho，boy）与“无业游民”（hobo）的发音相似。——译注

[3]可能是指爱迪生构建了美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

德怀特来的天使

一八九二年春天，霍姆斯的助手本杰明·皮特泽尔发现自己置身于伊利诺伊州的德怀特，这个地方位于芝加哥西南部七十五英里外，皮特泽尔是来此地接受著名的基利氏疗法[1]以治疗酗酒的。病人们住在三层楼的利文斯顿旅馆中，这是一幢红砖结构的房子，设计简单但具有吸引力，正面全是拱形窗户及阳台，在注射莱斯利·英若特·基利[2]的“黄金疗法”药剂的间歇，这里是一个良好的休憩之地。有一种昵称为“理发店旋转柱”的红白蓝三色溶剂，黄金是其中最有名的成分，基利疗养院的护工每天都会往病人胳膊上注射三次这种溶剂。他们使用的针管是十九世纪的那种大孔针管，每次注射都像将一条花园浇水软管插入肱二头肌里，会不可避免地在注射孔周围留下一圈黄色的沉淀。对一些人来说，这像是个徽章，而对其他人而言，这就是一个丑陋的污点。溶剂配方的其他成分对外保密，不过最好的医生和药剂师能够发现，这种溶剂包含了某种物质，会给人带来精神愉悦及平静的感觉，但是会导致健忘——芝加哥邮局认为这一效果会导致一些问题，因为邮局每年都会积攒上百封从德怀特寄来的信件，收件地址都缺少很多重要信息。寄信者仿佛不记得收件人的名字和具体住址等信息对成功投递信件至关重要。

皮特泽尔的酗酒问题一直很严重，不过这一次应该是严重到了损害健康的程度，因为把他送到基利疗养院的是霍姆斯，掏钱的也是霍姆斯。他向皮特泽尔解释说这么做是出于一片好意，是为了报答皮特泽尔的忠实。一如既往，他是怀有其他目的的。他发现皮特泽尔的酗酒问题让他变得没那么好用了，并可能影响到正在进行的计划。霍姆斯后来这样形容皮特泽尔：“他太有价值了，即使考虑到他的种种缺点，我也无法将他抛弃。”也许霍姆斯还想让皮特泽尔尽量收集关于基利氏疗法及其商标的情报，以便他仿造相关产品，通过他自己的药品邮购公司售卖出去。确实，后来霍姆斯在恩格尔伍德那座大楼的二楼成立了自己的疗养浴场，并挂名为“银灰疗养中心”。基利氏疗法在当时极受欢迎。成千上万的人涌到德怀特，想摆脱自己放纵的生活方式。还有更多的人购买了基利医生的口服药，这些药被装在瓶子里上市销售，瓶子非常特殊，以至于基利医生敦促购买者们服完药后销毁瓶身，以防不法公司在里面灌注自己的溶剂。

每天，皮特泽尔都会和三十多位男性来“一个一个”地接受注射。女性会在自己的房间内接受注射，并和男性保持隔离，以保护她们的声誉。在芝加哥，如果客人接受过酗酒治疗，女主人总是会知道，因为当她们给这些客人倒酒时，他们一定会回答：“不了，谢谢。我去过德怀特。”

四月，皮特泽尔回到了恩格尔伍德。也许是因为基利氏疗法在精神上的副作用，皮特泽尔给霍姆斯讲述了自己在基利疗养院遇到的一位拥有绝世美貌的年轻女子（用他的话来说，简直是人间尤物），她的名字叫艾米琳·西格兰德。她长着一头金发，二十四岁，自一八九一年起就在基利医生的办公室担任速记员。一定是皮特泽尔近乎幻觉的描述撩动了霍姆斯，因为之后他便写信给西格兰德，说要为她提供一份工作，想让她来当自己的私人秘书，开出的薪水是她为基利工作时的两倍。西格兰德家的一位亲属后来形容道：“这个提议非常让人兴奋。”

艾米琳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疗养院固然名声在外，不过德怀特的村庄毕竟比不上芝加哥。在芝加哥，她可以挣两倍的薪水，可以在这个充满传奇魅力和激情的城市里生活，再加上世博会即将在一年内开幕，这些都让她无法抗拒这个机会。五月，她带着自己八百美元的积蓄离开了基利。一到恩格尔伍德，她就在霍姆斯大楼附近的寄宿公寓租了个房间。

霍姆斯认为，皮特泽尔夸大了艾米琳的美貌，不过也相差不远。她确实很可爱，有一头闪耀的金发。霍姆斯立即用上了自己的引诱手段，包括他那抚慰人心的声音、不时的触摸，还有那双蓝眸子坦诚而坚毅的凝视。

他为她买鲜花，带她去街尾的蒂默曼歌剧院看歌剧。他送给她一辆自行车。在夜晚，他们一起在耶鲁路和哈佛路平坦的碎石路上骑车，看起来就像是一对俊美而富有的年轻伴侣。（《芝加哥论坛报》社会版曾观察道：“漂白灯芯布帽搭配黑色波纹缎带，旁边插上几根羽毛，这就是女性骑车时最新潮的打扮。”）随着艾米琳越来越习惯自己的“轮子”（这个称谓大家仍在使用，尽管老旧过时的大轮自行车已经彻底写入历史），她和霍姆斯骑车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经常沿着柳树成荫的中道骑到杰克逊公园去观看世博会的施工，在那儿，他们往往发现还有成千上万的围观者，其中许多也是骑车来的。

有时赶上星期日，艾米琳和霍姆斯会骑到公园里去，他们发现施工还停留在早期阶段，这令他们感到惊讶，因为世博会最重要的两个日子——揭幕日和开幕式都已经近在眼前了。园区的大部分地方还是一片荒芜，而规模最大的制造与工艺品馆几乎才刚刚开始修建。有几栋建筑的进度快得多，看起来差不多完成了，特别是矿物馆和女性馆。那阵子，园区里总是有许多看上去气度不凡的人——政治家、王子、建筑师以及市里的工业大亨。社交名媛也来了，为的是参加女性理事会的会议。帕玛太太的豪华黑马车经常呼啸着穿过世博会的大门，同样经常出现的还有她在社交界的对头嘉丽·沃森，这位知名鸨母的马车有闪耀的白珐琅车身、金黄的车轮，配备身着深红丝绸的黑人车夫，十分引人注目。

艾米琳发现在倾盆大雨过后的那些日子里骑车是最惬意的事情。在其他时日，灰尘就像喀土穆漫天的沙子一样翻腾着，钻入她的头皮深处，哪怕精心梳理也无法清除。

一天下午，艾米琳正坐在霍姆斯办公室的打字机前，一位男士走进来找霍姆斯。他个子很高，下巴干净，蓄着浅浅的胡须，穿着廉价的西装，大约三十多岁。在某种程度上，他算得上眉清目秀，不过同时也显得谦虚持重，平平庸庸——虽然当时他看起来很生气。他自我介绍为内德·康纳，曾经在楼下药店经营珠宝柜台。他上门是为了和霍姆斯讨论抵押的事宜。

她知道这个名字——在哪里听到过，或者在霍姆斯的文件上见到过。她笑着告诉内德，霍姆斯此时出门了。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并问他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内德的怒气消散了些。内德后来回忆，此后他便和艾米琳“开始谈论霍姆斯”。

内德看着她。她年轻又漂亮，活脱脱一位“金发美人”。她穿着仿男士衬衫和一条包裹住苗条身段的黑裙子，坐在窗边，头发在阳光下泛着白光。她面前摆着一架黑色雷明顿打字机，是崭新的，毫无疑问是赊账购得。依据他自己的悲惨经验，以及艾米琳谈论起霍姆斯时双眼中流露出的崇拜目光，内德猜测她和霍姆斯的关系应该大大超越了打字员和老板的关系。后来他回忆道：“我告诉她，我认为他是个坏家伙，她最好和他划清界限，尽早离开他。”

至少在当时，她忽略了他的建议。

一八九二年五月一日，一位叫M.B. 劳伦斯的医生和妻子搬到了霍姆斯大楼一处有五间房的公寓里，他们在楼里经常遇到艾米琳，不过艾米琳并没有住在这儿。她仍然在不远处的寄宿公寓租房子住。

“她是我见过的年轻女性中最漂亮、最讨人喜欢的那种。”劳伦斯医生说，“我和太太经常想起她。我们每天都能见到她，她也常过来和我太太聊天。”劳伦斯夫妇经常见到艾米琳和霍姆斯在一起。劳伦斯医生说：“没多久我就意识到西格兰德小姐和霍姆斯先生的关系不仅仅是雇员和雇主，但我们认为她应该得到更多的同情，而非谴责。”

艾米琳为霍姆斯深深着迷。她爱他的温暖、他的抚摸、他泰然自若的冷静以及他的魅力。她从未遇见过像他这样的男人。他甚至还是一位英国贵族之子，这件事他让她严加保密，所以她绝不会告诉任何人，这样做会稍微减少点乐趣，不过增加了神秘感。当然，她的确把这个秘密分享给了朋友们，但同样要他们发誓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对于艾米琳而言，霍姆斯自称贵族之后是可信的。这种英国血统可以解释他身上超凡的魅力和圆滑的处事之道，这些品质在粗野而喧闹的芝加哥是如此难得一见。

艾米琳是一位热情而外向的女子。她经常给住在印第安纳州拉斐特的亲人以及她在德怀特交的朋友写信。她很容易交到朋友，还定期与她刚到芝加哥时住的第一间寄宿公寓的老板娘吃饭，将对方视为自己的密友。

十月，她的两位远房表亲B.J. 西格兰德医生及太太前来造访。西格兰德医生是一位牙医，在芝加哥北部的北街和密尔沃基大道交汇处有一间自己的诊所。他联系艾米琳是因为他正在为西格兰德家族撰写一本史书，之前他们并没有见过彼此。“我被她惹人喜欢的举止和敏锐的机智给迷倒了。”西格兰德医生说，“她的外表光彩夺目，个子高，体态好，还有一头亚麻色的秀发。”西格兰德医生和他的太太在这次造访中并没有遇见霍姆斯，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没有和他面对面接触过，不过他们听艾米琳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他多有魅力，多么大方，生意能力多么强。艾米琳带领两位表亲参观了霍姆斯的大楼，并告诉他们，他打算将这栋楼改造成一间旅馆来接待世博会的游客。她还解释了高架铁路将如何竖立在六十三街，会直接把游客载到杰克逊公园。没有人怀疑，等到一八九三年夏天，恩格尔伍德的街头将涌动着成群结队的游客。对于艾米琳而言，成功似乎志在必得。

艾米琳的热情是她魅力的一部分。她与这位年轻的医生匆匆坠入了爱河，于是爱着他的一切所作所为。她对这栋大楼及其前景赞不绝口，不过西格兰德医生并不赞同。在他看来，这栋楼十分阴沉，令人感到压抑，和它周围的建筑并不协调。在恩格尔伍德，所有别致的建筑似乎都充满期待的能量，不仅仅是期待着世博会，还期待着世博会结束以后的美好未来。在六十三街几个街区之外，就伫立着高大精美的房屋，颜色各异，质地不同，街尾还有蒂默曼歌剧院，及其邻近的新朱利安酒店，这些建筑的业主花了大价钱使用优质的材料，雇用了专业的匠人打造。与其相比，霍姆斯的建筑显得死气沉沉，就像房间角落里煤气灯照不到的地方。显然霍姆斯没有咨询过建筑师，至少没有咨询过一位称职的建筑师。他的大楼走廊十分昏暗，有太多的门。使用的木材低劣，木工活也很潦草。通道拐弯处的角度也很奇怪。

尽管如此，艾米琳似乎十分着迷。如果在当时打碎这份甜蜜而天真的仰慕，西格兰德医生确实会显得太过冷酷。毫无疑问，后来他会痛恨自己当时不够坦白，没有更仔细地倾听自己的心声，当时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对这栋楼的不对劲的怀疑，以及它的真实样貌和艾米琳眼中的模样的落差。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她当时已经坠入了爱河，他不想伤害她。她年纪尚浅，陶醉在爱情里，这份喜悦具有感染性，尤其是对于西格兰德医生而言。毕竟这位牙医每天目睹的喜悦少之又少，连英勇的成年男士都会被他弄哭。

西格兰德夫妇造访后不久，霍姆斯便向艾米琳求了婚，她答应了。他答应带她去欧洲度蜜月，当然，其间他们会去探望他的贵族父亲。

[1]用氯化金治疗酒精或鸦片中毒的秘密疗法。

[2]莱斯利·英若特·基利，美国医生，基利氏疗法的创始人。

揭幕日

奥姆斯特德感到牙疼，耳朵里一直有轰鸣声，而且还失眠。不过在一八九二年年初的几个月里，他的工作量对年纪只有他三分之一的男人而言都是一种折磨。他经常到芝加哥、阿什维尔、诺克斯维尔、路易斯维尔、罗切斯特出差，每次通宵不眠都会加重他的痛苦。在芝加哥，尽管他年轻的助理哈利·科德曼不眠不休地努力，工作进度还是严重滞后，每一天他们面临的任务都更加艰巨。第一个重要的截止日期，是定在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揭幕日，看起来已经近到不可思议了——要不是世博会的官员将原定的十月十二日推迟，允许纽约来举办自己的哥伦布庆典，时间会更紧。考虑到当初纽约一股脑儿地塞给芝加哥的那些诽谤，这种延期的举止真是大方到令人惊讶。

园区其他地方施工的延误令奥姆斯特德感到伤透脑筋。承包商们落后了，他自己的工作也就耽搁了。他已经完成的工作也跟着遭殃。工人们践踏他种的植物，毁坏他建的道路。美国国会大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其周围，”据景观主管鲁道夫·乌尔里希报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材料，乱七八糟地散布着，只有向负责的官员持续地施压才能使工程在起步阶段有所进展，而即使进展顺利，也没人注意。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又会在第二天被破坏殆尽。”

施工延误与造成的破坏让奥姆斯特德很生气，但其他的事情令他更加沮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奥姆斯特德一再警告，伯纳姆似乎仍然觉得蒸汽艇是世博会游船服务不错的选择。奥姆斯特德认为伍迪德岛上一定不能有任何建筑，却似乎没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不断有人打这座岛的主意，这让奥姆斯特德想起了旧时的客户如何强制修改他设计的景观，也让他重新燃起了怒火。人人都想要这个岛上的空间。首先是西奥多·托马斯，他是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指挥，他认为这座岛是一个理想的地点，是唯一可以建造与世博会匹配的音乐厅的地方。奥姆斯特德不同意。接下来是西奥多·罗斯福，他当时是美国文官委员会的主席。这人就像一艘炮艇。他坚持认为，这座岛是他的布恩和克罗克特俱乐部[1]举办狩猎营区展的理想之地。不出所料，鉴于罗斯福在华盛顿的势力，世博会全国委员会的政客们都强烈支持他的计划。伯纳姆出于保持和平的目的，也敦促奥姆斯特德接受这个计划。“假如将其安置在岛的北端，被树木遮蔽，纯粹只做展示用，将它完全掩饰起来，只有在岛上的人偶尔能发现，在对岸完全看不到，这样你会反对吗？”

奥姆斯特德还是反对。他同意让罗斯福在一座小一点的岛上布置营地，但伍迪德岛上不允许存在任何建筑，除了“一些帐篷、若干马匹、一些营地火堆，等等”。最终，他只允许了在岛上修建一座猎人小木屋。

接下来是美国政府想在岛上布置一个印第安展区。随后是普特南教授，世博会的首席人种学家，认为伍迪德岛是安置几个异域村庄的理想地点。就连日本政府也想要这座岛。“他们提议办一个日本庙宇户外展，并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想要伍迪德岛上的空间。”伯纳姆在一八九二年二月写道。伯纳姆认为，现在看来似乎这座岛被占用是无法避免的。这里的环境太吸引人了。伯纳姆力劝奥姆斯特德接受日本的提案。“毫无疑问，这个提案看起来非常适合这个地点，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地方会在实质上减损你在意的那些特点。他们打算建造最精美的庙宇，并且计划等世博会结束后将这些建筑作为礼物献给芝加哥。”

奥姆斯特德担心事情会变得更糟，便同意了这个要求。

不过这些并没有让他的心情变好。当他奋力保护伍迪德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挚爱的中央公园遭到了另一次攻击。在一小群富有的纽约人的极力唆使下，州内的立法机构悄悄通过了一条法令，批准在公园西侧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富人们的马车可以在上面奔驰。这件事激怒了公众。奥姆斯特德写了一封信加入了战局，在信里，他将这条提案里的公路形容为“不合理、不公正以及不道德”。这让立法机构有些退缩了。

失眠症、身体的疼痛、做不完的工作以及日益增长的挫败感都撕扯着他的神经，到三月末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在整个成年时期间歇发作的抑郁症即将再次将他吞噬。“当奥姆斯特德陷入忧郁的时候，”一位朋友曾经写道，“他消沉的逻辑是可以摧毁人的，非常可怕。”

不过，奥姆斯特德认为自己只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按照当时治疗的习惯，他决定去欧洲好好疗养一下，那边的风景或许会给他一个丰富自己视觉体验的机会。他计划参观一些公共花园与公园，还有巴黎世博会的旧场地。

他安排大儿子约翰负责布鲁克林办公室的事宜，让哈利·科德曼留在芝加哥指导世博会的工作。在出发前，他临时决定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玛丽恩与里克，还有另一位年轻人，哈利的弟弟菲尔·科德曼。对于玛丽恩和这两个男孩而言，这是一场梦幻般的旅行；而对于奥姆斯特德来说，这场旅行却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们于一八九二年四月二日星期六起航，冒着冰雹与风雪抵达了利物浦。

在芝加哥，索尔·布鲁姆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的电报，电报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他反复读了好几遍，才确认自己没有读错。阿尔及利亚的好几十个村民，携带着他们的动物和财产，已经起航前来美国参加世博会了——而这提早了一年。

“他们选对了月份，”布鲁姆说，“不过弄错了年份。”

奥姆斯特德发现英国的乡村十分迷人，不过天气阴冷而消沉。在奇斯尔赫斯特的亲戚家中短暂停留后，他和男孩们启程前往巴黎。女儿玛丽恩留在了乡下。

在巴黎，奥姆斯特德前去参观了旧世博会的场地。那儿的花园植被稀疏，因为冬天太长而显得萧条，建筑也保存得不太好，但尚存的景象足以让他对世博会曾经的模样有“大致的概念”。显然，这个地方现在还是很受欢迎。在一次周日的参观中，奥姆斯特德和男孩们发现有四支乐队在演奏，卖点心的摊子还开放着，有好几千人在小径上漫步，在埃菲尔铁塔的基座旁排着长队。

奥姆斯特德时刻记挂着芝加哥世博会，对每一处细节都看得很仔细。草地“很糟糕”，碎石路“既不中看也不好走”。巴黎世博会使用了很多十分规则的花坛，这一点他很不喜欢。“在我看来，”他在寄给身处布鲁克林的约翰的信中写道，“这些花坛虽然称不上野蛮，也没有损害世博会的面貌，但是破坏了这份尊贵，也影响了宽阔度、协调度与沉着稳定的气象，会让人极度不安，有些华而不实，同时还很幼稚。”他重申了自己坚持的看法，在芝加哥应该实行“简约和含蓄，要避免小气和艳俗”。

这次参观让他重新对世博会担心起来，因为一心想超越巴黎世博会，伯纳姆和他的建筑师们已经忘了一个世博会该有的样子。奥姆斯特德写道，巴黎这些建筑“颜色更为丰富，装饰也更为多彩，不过比我以为的少了很多模具制成的物件和雕塑。我认为，它们显示出了更多的目的性，看起来更像是为了这个场合专门设计的，而不像我们想要建一些庞大的永久性建筑。我怀疑在这方面，我们的建筑是不是有点问题，会不会过于强调建筑的庄严而显得自命不凡，为了凸显宏伟和华丽，加入了太多的雕塑和其他修饰”。

奥姆斯特德喜欢和年轻同伴一起旅行。他在寄给布鲁克林的太太的信里写道：“我非常享受，希望这次旅行能让我健康起来。”没过多久，一行人返回了奇斯尔赫斯特，不过，奥姆斯特德的病情却恶化了，失眠再次破坏了他的夜晚。他写信告诉哈利·科德曼：“我只能下这样的结论了，现在我更老了，损耗比我自以为的要严重得多。”而哈利自己也饱受一种奇怪的腹部疾病折磨。

一位名为亨利·雷纳的医生来到了奇斯尔赫斯特，礼节性地拜访了奥姆斯特德，他恰好是治疗神经紊乱方面的专家。奥姆斯特德的样子令他大吃一惊，他提出将奥姆斯特德接到自己位于伦敦郊外汉普斯特德希思的家中，私下为他调养身体。奥姆斯特德答应了。

尽管有雷纳的悉心照料，奥姆斯特德的情况却并没有好转。在汉普斯特德希思的日子变得十分乏味。“你要知道，我在这里简直就像蹲监狱，”一八九二年六月十六日，他写信告诉哈利·科德曼，“每一天我都期待身体有所好转，可是至今为止，都只有失望。”据奥姆斯特德描述，雷纳医生同样也感到困惑。“在对我全身各个部位进行反复检查后，他自信地告诉我，我的器官没有毛病。我有理由期望，如果各种情况顺利，我还可以继续工作几年。他认为我现在的毛病是我出国时的病症的衍化。”

大多数日子里，奥姆斯特德都乘坐着马车在乡间游走，“每天都或多或少地走一些不同的路”。他参观了花园、教堂庭院、私人花园以及自然景观。几乎每一个装饰性的花坛都令他不悦。他认为它们“幼稚、粗俗、招摇、唐突、不合时宜、极不协调”。然而，乡村风光本身却让他着迷：“英格兰的乡村到处充满田园风光，生动而别致，这种美景在美国根本找不到。每一次出门我都满心喜悦。在我写字的时候，眼前的景色蒙上了一层细雨，迷人极了。”他发现，最可爱的风景往往是本地植物以最简单、最自然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最好的组合就是金雀花、野玫瑰、树莓、山楂和常春藤。即使不开花的时候，它们也充满魅力。而这些植物花少量的钱就可以大量获得。”

有时候，他看到的景致与他构想中的杰克逊公园相悖，有些时候又与之相符。“在我们见过的最美的装饰性庭院里，藤蔓与匍匐植物形成的自然景观都是能胜过园丁的。对我们来说，再多的藤蔓和野草幼苗都不够。”他知道，时间太紧，无法让大自然产生这样的效果。“让我们尽自己所能，在桥上栽培出匍匐植物和树枝吧，将那些树枝压下、固定，以获取树荫，让树叶的反光和水面的微澜相映成趣。”

最重要的是，这些旅程令他更加坚信，尽管伍迪德岛上会建日本庙宇，他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让它充满野趣。“我比以前更加重视这座岛的价值了，”他写信告诉哈利·科德曼，“有一点非常重要，要使用所有可能的、自然的方式来形成一道无法渗透的屏障，在岸边栽种大量密集厚实的植物，让丰富而多变的微小细节完全服从整体效果……芦苇、荷包藤、马德拉藤、猫藤、铁线莲、树莓、豌豆花、曼陀罗、马利筋、小型西部向日葵，还有牵牛花，这些植物越多越好。”

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想要追求的野趣必须以优秀的园艺维护作为基础。他担心芝加哥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从园艺维护这方面来说，任意一个英国的农民、驭马师或平凡的下等人都能超过芝加哥的王公贵族或艺术家。”他在给科德曼的信中如此写道，“如果不能超越我们的长官们认同的标准，将会十分丢脸。”

整体而言，奥姆斯特德仍然相信自己的世博会景观设计会取得成功。不过，也有新的问题要担心。“现在我唯一替世博会感到担心的是霍乱的问题，”他写信告诉布鲁克林办公室，“今天早晨从俄罗斯和巴黎传来的消息令人感到警惕。”

索尔·布鲁姆带回的阿尔及利亚村民越来越接近纽约港，大道乐园的工人们开始搭建临时的房屋让他们居住。布鲁姆亲自去纽约接船，并且预订了两节火车车厢，将村民和他们的行李带回芝加哥。

这些阿尔及利亚人一下船就开始四处乱跑。“我都可以想象到他们走丢，被撞倒，然后蹲进监狱的情形了。”布鲁姆说。似乎没有人管理他们，布鲁姆跟在他们后面跑，用法语和英语大声下着命令。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男子朝布鲁姆走来，用带着贵族腔调的英语对他说：“我建议你文明些。不然我可能会失礼地把你扔进海里。”

这个男人自称为阿奇，当两人可以心平气和地对话后，他告诉布鲁姆，他在伦敦为一个富人当了十年的保镖。“现在，”他说，“我的职责是将我的伙伴们送到一个叫芝加哥的地方。我知道好像是内陆的某个地方。”

布鲁姆递给他一支雪茄，提议让阿奇当自己的保镖兼助手。

“你的提议，”阿奇说，“相当令人满意。”

两人燃起雪茄，将烟雾吐到了纽约港芬芳的暮色里。

伯纳姆奋力推进着工程进度，尤其是制造与工艺品馆的施工，它必须赶在揭幕仪式前完成。三月，距离揭幕仪式只剩半年时间了，他启动了工程合约里面的“沙皇”条款。他命令电力馆的承包商将人力加倍，并且让工人们在夜间使用电灯照明继续施工。他还威胁制造与工艺品馆的承包商，如果他们不加快施工的速度，将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伯纳姆几乎已经放弃超越埃菲尔铁塔了。最近他又否决了一个古怪的想法，这个想法来自一位年轻而热心的匹兹堡工程师，伯纳姆在“周六下午俱乐部”发表演讲时他也在场。这位工程师是值得信任的，他的公司持有合约，会检查世博会建筑中使用的所有钢材，不过他的提议似乎并没有可行性。“太脆弱了。”伯纳姆告诉他。他认为公众会对此感到害怕。

那一年的春天似乎充满了敌意，进一步阻碍了世博会的进展。一八九二年四月五日星期二，早上六点五十分，一场突来的暴风掀翻了世博会刚刚建好的泵房，并且摧毁了六十五英尺高的伊利诺伊州馆。三周后，另一场暴风推倒了制造与工艺品馆八百英尺高的南墙。《芝加哥论坛报》评论道：“这些风暴似乎跟世博会的场地有仇。”

为了找到方法加快进度，伯纳姆召唤东部的建筑师们前来芝加哥。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该如何为主要场馆的外墙上色，特别是制造与工艺品馆那几面涂有纤维灰浆的陡墙。在会议上，大家想出一个方法，保证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提高工作速度，并最终在世界人民的想象中确立芝加哥世博会超凡脱俗的美丽形象。

不管怎么样，外部装饰的职权属于威廉·普雷特曼，世博会的官方色彩主管。伯纳姆后来承认，他雇用普雷特曼来做这份工作“大部分是看在约翰·鲁特的面子上”。普雷特曼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哈瑞特·门罗与普雷特曼夫妇相熟，她写道：“他天资过人，但是性格高傲而倔强，不肯妥协或让步。因此，他的一生就是一场充满矛盾的悲剧。”

开会那天，普雷特曼人在东海岸。建筑师们在他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开始了会议。“我催促着每一个人，我知道时间真的很紧。”伯纳姆说，“我们讨论了上色的问题，最终想到了这个主意，‘不如全部涂成白色吧。’我不记得是谁提了这个建议。可能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不管怎么样，我决定就这么做。”

由芝加哥建筑师梭伦·S·贝曼设计的矿物馆快要竣工了。于是这栋楼被拿来进行了试验。伯纳姆下令将其涂成乳白色。普雷特曼回来后，“对此感到怒不可遏”，伯纳姆回忆道。

普雷特曼坚持认为所有关于色彩的决定都要由他来做。

“我不这么认为。”伯纳姆告诉他，“应该由我来决定。”

“那行，”普雷特曼说，“我要退出。”

普雷特曼离开后，伯纳姆并不想念他。“他是一个心思很重的人，脾气相当古怪。”伯纳姆说，“我让他走了，然后告诉查尔斯·麦金，我要一个真正能够负责的人，这一次我不会再看谁的面子了。”

麦金推荐了来自纽约的画家弗朗西斯·米勒，这位画家当时也在讨论色彩的会议上。伯纳姆聘用了他。

米勒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做过几次试验之后，他选定了普通白铅和油漆作为纤维灰浆最好的涂料，然后发明了一种上漆的方法：不用刷子，而是用一根煤气管那么长的软管，在上面安装特殊喷嘴——这是喷漆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伯纳姆将米勒和他的上漆团队戏称为“洗白帮”。

五月的第一周，一场强大的暴风雨给芝加哥带来了大量的降水，再一次造成芝加哥河水倒灌。污水又一次威胁到了市区的水供应。有人在某个蓄水池的附近发现了一具正在腐烂的马的尸体。

这一场风暴再度提醒伯纳姆，开幕日之前要完成的从沃基肖引入泉水供应世博会的计划已迫在眉睫。早一阵子，一八九一年七月，世博会将这项工程委托给了海吉亚矿泉水公司，这家公司的总裁是一位名为J.E. 麦克尔罗伊的企业家。不过项目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三月，伯纳姆吩咐施工监督员迪翁·杰拉尔丁“用最大的力度盯紧这个项目，确保不会延期”。

海吉亚公司取得授权，开始从沃基肖的泉水房铺设管道，并且从村庄里穿过。不过他们没有料到，村民们因为担心管道会破坏村里的景观，而且会导致他们有名的泉水枯竭，极力反对铺设管道。海吉亚公司的麦克尔罗伊在伯纳姆施加的层层压力之下，开始铤而走险。

一八九二年五月七日星期六晚，麦克尔罗伊在一辆特殊列车上载满了管道、凿子、铁锹以及三百位工人，出发前往沃基肖，打算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铺设管道。

消息不胫而走，开往沃基肖的列车遭到了袭击。当列车驶入车站时，有人敲响了村里的消防钟，很快，一大批手持棍棒、手枪和霰弹枪的村民向列车聚拢。两辆消防车喷吐着蒸汽赶来，消防队员已经做好朝这些铺设管道的人喷水的准备。一位村里的领导告诉麦克尔罗伊，如果他还要继续推行他的计划，就不能活着离开。

很快，又有上千名镇民加入了火车站的这支小分队。一小群人从镇公所拉来了一座大炮，对准了海吉亚公司的装瓶厂。

短暂地对峙之后，麦克尔罗伊和工人们返回了芝加哥。

伯纳姆还是想要沃基肖的泉水。工人们也已经为杰克逊公园内的两百座泉水间铺设了管道。

麦克尔罗伊放弃了在沃基肖村内直接铺设管道的计划。他转而在沃基肖南边十二英里处的大本德镇购买了一处泉水，它刚好位于沃基肖郡的界线以内。从名义上来说，世博会的游客们还是能喝上沃基肖的泉水。

泉水来自沃基肖郡，却并非来自那座著名的村庄，对于这件微妙的事情，伯纳姆和麦克尔罗伊并没有深究。

在杰克逊公园，人人都忙着加快施工的进程。随着场馆逐渐成形，建筑师发现了他们设计中的一些瑕疵，然而也面临着排山倒海的工作量，所以可能会任由这些瑕疵留在石材里，或者至少留在纤维灰浆中。由于东部的建筑师长期不在芝加哥，弗兰克·米勒自告奋勇地提出要紧盯着这些场馆的施工，以防一些临时的决定对建筑的外观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一八九二年六月六日，他写信告诉农业馆的设计师查尔斯·麦金：“您最好写一封信阐明您在想法上的改变，因为他们会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解您的意思。今天，我就阻挠了他们在圆形大厅的地板上浇铸水泥，强调您要求的是砖块。要把一件事情做对需要花费无尽的时间，操无数的心，但是下达指令做一件错事却只需要一秒钟。我说的这些话都会严格保密，我写信给您，就是为了劝您在提出要求的时候尽量简明直接。”

在制造与工艺品馆，被承包商弗朗西斯·阿格纽雇来的工人正在做一件危险的工作——将巨大的钢制桁架竖立起来。这个桁架将支撑场馆的屋顶，并且创造出史上最广阔的无阻碍室内空间。

工人们沿着场馆内侧铺设了三组平行的铁轨。在铁轨上，在轨道车的车轮或者“推车”上，他们竖起了一座名为“旅行者”的大型起重机，起重机由三座高塔组成，高塔顶端横跨着一个平台。使用“旅行者”的工人们可以一次抬起并安装两个桁架。乔治·博斯特的设计需要安装二十二个桁架，每一个桁架重达两百吨。光是把零部件运送到园区来就动用了六百辆轨道车。

六月一日星期三，世博会摄影师查尔斯·阿诺德为制造与工艺品馆拍照，记录下了工程进度。每一位看到照片的人都会得出结论，距离揭幕仪式只有四个半月，这座楼在这段时间里绝不可能建完。桁架都已经就位，但是没有屋顶，墙壁也才刚刚开始建。当阿诺德拍下照片的时候，成百上千的工人正在这栋建筑上面施工，但是场馆的规模太大了，无法立即辨认出照片里面的施工人员。梯子从一层脚手架搭到另一层脚手架上，看起来就像火柴棍，让这栋楼看上去弱不禁风。在照片的前景处还有成堆的碎屑。

两周后，阿诺德又回来照了另一张照片，捕捉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几乎可以用“毁灭性的灾难”来形容。

六月十三日晚，时间刚过九点，另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了世博会场地，这一次似乎同样瞄准了制造与工艺品馆。场馆的北墙塌了一大片，继而引起了环绕场馆内侧的高空走廊的倒塌。十万英尺高的木材砸到了地板上。阿诺德拍的那张照片里有一个看起来十分渺小的人，很可能是伯纳姆，他站在一堆高高的散开的木材和缠绕成团的钢材前面。

在所有的场馆中，偏偏选中了这一栋。

承包商弗朗西斯·阿格纽承认这堵墙的支撑力确实不足，但他把责任推卸给了伯纳姆，认为是他逼着工人施工太快所致。

现在，伯纳姆把大家逼得更紧了。他开始着力应对这次危机，增加了一倍数量的工人来建造这栋楼。他们日夜赶工，不论是雨天还是令人窒息的高温天气。光是八月，这个工地就有三人死亡。在园区的别处有四人死亡，还有几十人遭遇了各种形式的骨折、烫伤和割伤。据后人评估，在世博会工作比在煤矿工作还要危险。

伯纳姆也在抓紧争取更大的权力。世博会公司和国家委员会之间的长期矛盾变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连国会调查员也意识到，双方管辖权的重叠是一切紊乱和不必要开支的来源。他们的报告建议将戴维斯的薪酬减半，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权力的天平开始倾斜。世博会公司和国家委员会达成了休战协议。八月二十四日，执行委员会任命伯纳姆为工程总指挥，统筹一切事务。

很快，伯纳姆就向各部门的负责人发去了信函，包括奥姆斯特德。“我个人已经获得了世界哥伦布博览会场地内所有进行中的工作的掌控权。”他在信函内写道，“从今以后，除非有进一步的通知，你们将只向我一人汇报工作，并仅听命于我一人。”

在匹兹堡，那位年轻的钢铁工程师却越来越确信，他挑战埃菲尔铁塔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功。他请检验公司的合伙人W.F. 格罗诺计算出了将在建筑各组成部分之间发挥作用的新的力量强度数值。用工程术语来说，这个建筑几乎没有显示出“静负荷”，意思是固定的大型材料如砖块、钢铁等静置的重量很小，几乎全是“活荷载”，即重量一直在变化，就像列车通过一座桥时数据变化一样。“我找不到先例。”格罗诺说。不过，经过整整三周的精密运算后，他提交了详细的参数。即使是对于伯纳姆而言，这些数字也十分有说服力。六月，筹款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建筑。他们给予了其特许权。

第二天，委员会就驳回了这个提案——他们做了整晚的噩梦，梦见刮起了古怪的强风，钢架发出巨响，两千条人命眨眼间消失，于是改变了主意。一位委员会的理事称其为“庞然怪物”。工程师们一致强调，这个东西绝对建不起来，至少没法保证它的安全性。

不过，这位年轻的设计师仍然不接受失败。他在制图和额外的参数上花了两万五千美元，并因此吸引了一批投资人，其中包括两位优秀的工程师罗伯特·亨特和安德鲁·安德东克。前者是一间芝加哥大公司的总裁，后者曾因协助建造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而名声大噪。

很快，他就察觉到了风向的变化。大道乐园的新负责人索尔·布鲁姆的出现就像一道闪电，他似乎能接受一切事物——越新奇，越出人意料越好。而伯纳姆则获得了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着世博会的建设和运营。

工程师已经准备好进行第三次尝试了。

一八九二年九月的第一周，奥姆斯特德和他的年轻旅伴们离开英格兰启程回家，搭乘“纽约城市号”邮轮离开了利物浦。海上风浪很大，越洋旅程很辛苦。玛丽恩病倒了，里克也一直在呕吐。奥姆斯特德的健康也再次恶化，他又开始失眠了。他写道：“当我返回的时候，会比来时更加行动不便。”不过，现在他没有时间等身体康复了。距离揭幕仪式只剩下一个月时间，而且哈利·科德曼也再次病倒了，同样还是因为夏季时折磨过他的肠胃毛病。在科德曼恢复期间，奥姆斯特德前往芝加哥接手监督工作。“我还备受神经痛和牙痛折磨，”奥姆斯特德写道，“我很疲惫，越来越感到担忧和焦虑。”

在芝加哥，他发现公园有了变化。矿物馆和渔业馆都竣工了。大部分的其他场馆也都进展顺利，还包括庞大的制造与工艺品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成百上千的工人挤在脚手架和屋顶上。光是这栋楼的地板就耗费了五节列车车厢的钉子。

不过，尽管这些工作有了进展，园区的景观却遭了殃。临时的轨道把园区画成了一道道格子，货车在小径、大道和本该是草地的位置上碾出了裂口。到处都堆放着垃圾。第一次来参观的人或许会怀疑奥姆斯特德的人究竟有没有干活。

当然，奥姆斯特德知道景观工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过都是在一些人们通常注意不到的地方。原先一片荒芜的地方修建出了潟湖。各个场馆得以建造的高地也是他的各级队伍创造出来的。在之前那个春天，他的部下几乎将世博会苗圃中栽种的植物全部种下了，还额外增加了二十万棵树，一些水生植物、蕨类植物，以及三万棵柳树插条，所有这些都是在他称职的首席园艺师E. 德恩的指挥下完成的。

在揭幕仪式开始之前，伯纳姆希望奥姆斯特德的人集中精力清理园区，并且在其中用花卉与临时草皮来加以修饰。奥姆斯特德能理解这些行为，但这与他整个从业生涯中强调的“设计的景观效果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实现”的理念相违背。“当然，遭殃的是主要的工程。”他说。

不过，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还是取得了一个绝对积极的进展。伯纳姆将船只的特许权授予了一家“电动汽艇与航行公司”，这家公司生产出了一种小巧可爱的电动船，正符合奥姆斯特德的期望。

在揭幕仪式当天，连媒体也足够礼貌地忽视了园区简陋的面貌和尚未完工的制造与工艺品馆。如果他们针对此事进行刁难，将是一种对芝加哥以及全国的不忠。

全国都在期盼着揭幕仪式的到来。《青年之友》一位名为弗朗西斯·J·贝拉米的编辑认为，如果当天全美国的小学生能够集体为祖国献上一件礼物，将会是件极好的事。他创作了一首誓词，由教育局邮寄给了几乎每一所学校，最初的版本开头是这样的：“我宣誓忠于我的旗帜，忠于我的国家，它代表着……”

一场盛大的游行将伯纳姆和许多重要人物簇拥到了制造与工艺品馆，那儿站着一支由十四万名芝加哥市民组成的“现役部队”，填满了馆内三十二英亩的面积。一道道光束穿透人类呼吸形成的薄雾洒了下来。演讲台上铺着红地毯，放着五千把黄椅子，椅子上坐着身穿黑西服的商人、外国官员，以及身穿深红、紫色、绿色和金色衣服的神职人员。再次竞选第五届任期的前市长卡特·哈里森迈着大步，到处和人握手，他的黑色宽边软帽引起了人群中支持者的阵阵欢呼。在场馆的另一端，由五千人组成的合唱团唱着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大合唱》，由五百名音乐家进行伴奏。一位观众回忆道，在某一刻，“九万人突然起身站直，同时挥舞起九万条雪白的手帕；空气被分割成一个个充满尘埃的旋涡，震动着上升至钢铁搭建的巨大屋顶……让你产生了一种眩晕感，仿佛整个场馆都在摇晃”。

馆内空间如此巨大，以至于当演讲者结束发言，要唱一首新曲时，需要使用视觉信号来通知合唱团。当时还没有麦克风，所以只有一小部分观众能真切地听到演讲。其他的人由于尽力想听到声音，脸部都已经扭曲了，却只能看到演讲者在远处朝着面前那一堵由耳语、咳嗽及皮鞋的吱吱声构成的“消音屏障”比着夸张的手势。约翰·鲁特夫人的姐姐哈瑞特·门罗就在现场，目睹了国内两位最伟大的演讲家——来自肯塔基的亨利·沃特森上校和来自纽约的昌西·M·迪普——轮流站上演讲台。“两位演说者朝着一大群交头接耳、摩肩擦掌的听众慷慨激昂地进行演讲，听众却什么都听不见。”

对于门罗小姐而言，这一天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她为这件盛事创作了一首长诗，命名为《哥伦布颂》，并且一再要求自己的权贵朋友们将这首诗塞入当天的节目单里。她满怀骄傲地看着一位女演员将这首诗念给了近处几千名能听见的观众。和大多数观众意见相左，门罗认为这首诗是一首杰作，所以她雇了一位印刷商油印了五千本打算卖给公众，结果却只卖出去寥寥数本。她将这次滑铁卢归因于美国人对诗歌热情的消减。

那年冬天，她把没有卖出去的诗作当成燃料烧了。

[1]美国非营利组织，倡导公平捕猎来保护动物栖息地。

普伦德加斯特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疯狂的爱尔兰移民、哈里森的狂热支持者帕特里克·尤金·约瑟夫·普伦德加斯特挑选了一张明信片。当时他二十四岁，尽管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还是在《芝加哥洋际报》担任着派送承包商的工作。这张明信片和其他的明信片无异，都是宽四英寸长五英寸，一面是空白，另一面上印着邮政徽章和一枚一分钱的邮票。在当时，寄长信是家常便饭，稍微感性的人都会将明信片视为最不讲究的媒介之一，仅仅比电报好一点。不过对于普伦德加斯特来说，这一方小小的硬纸片是一个工具，可以将他的声音传递到市内的各个摩天大楼和大厦里。

他要将这封明信片寄给一位名为A.S. 特鲁德的律师。他用大大的花体字写下了姓名的字母，仿佛打算赶快处理完撰写收件地址这种累赘的工作，好尽快开始写正文。

普伦德加斯特挑选特鲁德作为自己的收信人之一并不令人意外。他阅读广泛，对于市里报纸热衷报道的“抓地电车”失事事件、谋杀、市政厅的阴谋等了若指掌。他知道阿尔弗雷德·S·特鲁德是芝加哥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时不时还会被州里聘去当检察官，特别是在重要案件中，这是惯常的做法。

从明信片的顶端到底端，左边至右边，普伦德加斯特都写满了字，并不关心句子排列是否整齐。他把笔握得非常紧，甚至在拇指和食指尖留下了印痕。“我亲爱的特鲁德先生，”他在开头写道，“您的伤严重吗？”据报道，特鲁德在一次意外中受了轻伤。“您卑微的仆人在此请求您，允许他向您表达最诚挚的关切与信任，即使他没有办法亲自探访您，也请您务必相信他是真心同情您的不幸——他祝愿您早日从不幸意外导致的伤病中康复。”

他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熟人的语气，仿佛认定特鲁德会把他当作同辈似的。随着字句的推进，他的字也越缩越小，最后甚至像被挤出而非写出的。“我认为特鲁德先生您一定了解，法律的最高权威是耶稣基督，您也一定清楚，要全面地实现法律，依赖于大家遵守两个命令：‘你最应当爱上帝’以及‘像爱自己一样爱邻里’——如您赞同，这两句是最伟大的命令，先生。”

这封明信片的主题不断跳跃，就像一辆列车的轮子穿过一片货场一样。“您有没有看过那幅画，一个胖子在找他的狗，而他的狗就蹲在他的脚边，他却不够明智，看不清发生了什么——那您曾经观察过猫吗？”

他并没有写结尾，也没有署名。他只是跑出房间，把明信片寄了出去。

特鲁德读到了这张明信片，一开始以为是别人捉弄他，把它扔到了一旁。每一年这世上似乎都会多一些精神不正常的男人女人。监狱里装满了这些人，以后会有一位典狱官证明这一点。一些人会变成绝对的危险分子，比如在华盛顿刺杀了加菲尔德总统的查尔斯·吉托。

虽然没有明确的原因，但特鲁德还是留下了这张明信片。

我马上就聘用你

十一月末，那位年轻的匹兹堡工程师再次向筹款委员会提交了自己力图“淘汰”埃菲尔铁塔的提案。这一次，除了草图和具体参数之外，他还一并奉上了投资者名单，这些杰出人物已经加入了他的队伍，证明他已经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完成这个项目。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委员会授予了他在大道乐园内修建他设计的建筑的特许权。这一次，计划没有流产。

他需要一位愿意前往芝加哥监督施工过程的帮手，并认为自己已经有了理想人选——圣路易斯联合仓库及隧道公司的助理工程师路德·V·莱斯。他在写给莱斯的信里写道：“我手头有一个芝加哥世博会的伟大项目。我计划修建一座直径达二百五十英尺的直立式转轮。”

不过，他并没有在信里透露这个构想的真实规模：这个转轮将带动三十六个客舱，每个客舱的体积都相当于一个普尔曼车厢，可以容纳六十个人，并且配有便餐台。当客舱满载的时候，转轮将同时将两千一百六十人带到三百英尺的高空俯瞰杰克逊公园，这个高度比六年前建的自由女神像的皇冠还要高一点。

他告诉莱斯，“如果你能来，我马上就聘用你。”在信的末尾，他署上了姓名：乔治·华盛顿·盖尔·费里斯。

查普尔归来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第一周的某天，艾米琳·西格兰德出发前往霍姆斯在恩格尔伍德的大楼，身上带着一个包装精致的小包裹。一开始，她的心情十分愉快，因为包裹里是一件圣诞礼物，她打算送给朋友劳伦斯夫妇。不过当她走近六十三街和华莱士街街口时，她的情绪突然低落起来。以前，这栋建筑看起来几乎像一座宫殿一样——并不是说建筑本身有多么高贵，而是因为它象征着被许诺的美好未来——现在却显得既乏味又破旧。她走楼梯到二楼，直接去了劳伦斯家的公寓。公寓里十分温暖，劳伦斯夫妇很欢迎她，这让她心情又好了起来。她将包裹递给劳伦斯太太，劳伦斯太太立即打开了包裹，里面是一个锡盘，艾米琳在上面画了一座可爱的森林。

这份礼物让劳伦斯太太感到很高兴，却也有点儿困惑。她友善地问艾米琳，离圣诞节还有三周，为什么不干脆等到那时再送这块锡盘呢，到时候她也可以回礼。

艾米琳的脸红了，解释说她打算回印第安纳州的老家陪家人过圣诞节。

“想到可以陪家人过圣诞节，她看起来很高兴，”劳伦斯太太说，“她提到他们时，言语中饱含深情，看起来就像小孩子一般高兴。”不过，劳伦斯太太也察觉到艾米琳的话中有点临别赠言的味道，认为艾米琳这次回去可能别有目的。她问：“你不会要离开我们吧？”

“这个嘛。”艾米琳说，“我也不知道，也许吧。”

劳伦斯太太笑了。“为什么？霍姆斯先生没了你可活不下去。”

艾米琳的脸色变了。“如果我真走了，他也能过下去。”

听到这句话，劳伦斯夫妇心里明白了些什么。“有那么一阵子，我觉得西格兰德小姐对霍姆斯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劳伦斯医生说，“鉴于当时发生的事，我现在相信，她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了霍姆斯真正的为人，并下定决心要离开他了。”

她也许开始相信从邻居那儿听来的事情：霍姆斯有赊账买东西却不还钱的不良嗜好——这些故事她一直有所耳闻，大家都在说，不过她起初以为大家是出于嫉妒心理嚼舌根罢了，所以嗤之以鼻。后来，有人猜测是艾米琳将自己的八百美元存款托付给霍姆斯，却发现这笔钱不翼而飞，霍姆斯只是不断地说以后会有丰厚的回报。内德·康纳的警告一直在她心头回荡。之后，她甚至开始谈起哪天可能就回德怀特重新为基利医生工作了。

艾米琳没有向劳伦斯夫妇告别，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劳伦斯太太觉得以艾米琳的个性，是绝对不会不告而别的。她说不清楚自己是感到难过还是担忧，便询问霍姆斯是否知道艾米琳的下落。

通常，霍姆斯总是用一种直接而又冷峻的眼神看着劳伦斯太太，这种眼神向来令她不安。这一次，他却不敢和她对视。“噢，她离开了，她要结婚了。”霍姆斯说，似乎一点都不关心这件事。

这个消息让劳伦斯太太很吃惊。“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从来没有和我提过她要结婚了。”

这是个秘密，霍姆斯解释道，艾米琳和她的未婚夫只把结婚的计划告诉了他一个人。

但对于劳伦斯太太而言，这个解释却引发了更多的疑问。为什么这一对情侣要如此保密？为什么艾米琳要瞒着劳伦斯太太？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明明分享过那么多秘密。

劳伦斯太太十分想念艾米琳，她是那么生机勃勃，美艳动人，还有向日葵般的头发，让霍姆斯大楼阴暗的走廊都明亮起来。几天后，她还是感到很困惑，便又去向霍姆斯打听艾米琳的事。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方形信封。“这封信会让您明白的。”他说。

信封里是一份结婚声明。这份声明没有按照风俗进行印刷，仅仅是打印了出来。这一点也令劳伦斯太太感到惊讶。艾米琳绝不会以这样平凡的方式来宣布这么重大的消息。

声明上写着：

罗伯特·E·菲尔普斯先生
艾米琳·G·西格兰德小姐
结为连理
十二月七日，星期三
一八九二年
芝加哥

霍姆斯告诉劳伦斯太太，他是亲自从艾米琳手上接到这份声明的。“在走了几天后，她回来了一次，想要取走自己的信件。”他在回忆录里解释道，“这时她递给了我一张婚礼卡片，还有两三张是给大楼里当时没在房里的其他租客的；而根据最近的调查，我得知在印第安纳的拉斐特及周边地区有至少五个人收到了这样的卡片，信封上的邮戳和笔迹都表明，她一定是从我这离职以后亲自寄过去的。”

艾米琳的家人和朋友的确收到了邮寄来的结婚声明，而且看起来确实像艾米琳亲自寄的。极有可能是霍姆斯伪造了这些信封，或者哄着艾米琳准备这些信封，骗她说这些信封将会用于正当用途，比如说用来装圣诞卡片之类的。

对于劳伦斯太太来说，这份声明无法解释任何事情。艾米琳从未提过一个叫罗伯特·菲尔普斯的人。而且，如果艾米琳真的带着结婚声明回来，她一定会当面交给自己。

第二天，劳伦斯太太再次拦下了霍姆斯，询问他知不知道关于菲尔普斯的事情。霍姆斯同样用不屑一顾的语气说：“噢，他是西格兰德小姐在某个地方遇到的小伙子。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到处漂泊的人，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艾米琳结婚的消息被老家的报纸刊登了，消息出现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八日一个小小的八卦专栏里。消息称艾米琳为一位“优雅的女士”，“性格坚强而纯良。她的许多朋友认为她眼光独到，挑了一个好丈夫，并衷心为她祝福”。消息中还写到了艾米琳过往的一些经历，比如艾米琳曾经在郡里的登记员办公室担任速记员。“从这里开始，”消息里接着写道，“她去了德怀特，然后又到了芝加哥，并在那儿与命运相逢。”

作者在这里用“命运”这个词，是在暗指婚姻。

接下来的几天，劳伦斯太太又缠着霍姆斯问了许多关于艾米琳的问题，不过他都用只言片语来回答她。她开始怀疑艾米琳并不是离开，而是消失了，并且回忆起在艾米琳最后一次来找他们后不久，霍姆斯的大楼里就发生了一件不合情理的事。

“西格兰德小姐消失的第二天，或者说我们最后见到她的第二天，霍姆斯办公室的门一直锁着，除了霍姆斯和帕特里克·昆兰，没人可以进去。”劳伦斯太太说，“大约晚上七点，霍姆斯从办公室里出来，问两个住在楼里的男人能否帮忙把一个箱子搬到楼下去。”这个箱子很新很大，大约有四英尺长。显然里面装着很重的东西，让这个箱子很难处理。霍姆斯反复向帮他的人强调要小心。后来便来了一辆速运货车把它拉走了。

劳伦斯太太后来声称，在这个时候，她已经确定霍姆斯杀死了艾米琳。不过她和丈夫并没有搬离这栋楼，也没有去报警。没有人报警。劳伦斯太太没有，彼得·西格兰德夫妇没有，内德·康纳没有，朱莉娅的父母安德鲁·斯迈思夫妇也没有。似乎没有人指望警察会对又一桩失踪案件感兴趣，或者，就算警方感兴趣，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展开有效的调查。

不久，艾米琳的箱子就自己抵达了家乡附近的一个货运站，里面装满了她的物品，以及她在一八九一年离家去为基利工作时带走的那些衣物。她的父母一开始相信（或者说希望），她把箱子寄回家是因为她嫁了个有钱的男人，不再需要这些破旧的东西。之后，西格兰德一家再也没有收到过艾米琳的信件，连圣诞节也杳无音讯。艾米琳的远亲，芝加哥北部的牙医B.J. 西格兰德医生说：“这一点很不符合她每周给父母写两三封信的习惯。”

不过，艾米琳的父母仍然不愿相信他们的女儿被谋杀了。彼得·西格兰德说：“最后我开始相信，她一定是死在欧洲了，她的丈夫要么不知道我们的地址，要么懒得通知我们。”

西格兰德一家和劳伦斯夫妇如果知道了以下事实，他们的忧虑一定会成倍增加：

菲尔普斯这个名字是霍姆斯的助手本杰明·皮特泽尔的化名，他在基利疗养院第一次遇见艾米琳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一八九三年一月二日，霍姆斯再次寻求接骨人查尔斯·查普尔的帮助，给他寄了一个箱子，里面有一具女人的尸体，上半身的肉几乎全被剔除了。

几周后，芝加哥的拉什医学院接收了一具接合良好的骨架。

还有，在霍姆斯大楼那个像房间一样大的保险库里，有一件古怪的事，三年后警察最终发现它时，却没法进行科学的解释。

不知怎的，一个足印刻在了保险库门内侧光滑的搪瓷表面上，大约离地面两英尺高。脚趾、脚指头以及脚后跟的轮廓都很清晰，毫无疑问这是一位女性留下的脚印。细节如此清晰，让警察感到困惑。同样使他们困惑的还有脚印的耐久性。他们试着用手擦拭它，然后用布沾上肥皂和水擦，不过脚印还是一如既往地清晰。

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解释。最合理的推测是，霍姆斯引诱一位女性进入了保险库，这位女子始终光着脚，或许还一丝不挂。霍姆斯随后关上了密封的大门，将她锁在了里面。最后，她在绝望地尝试把门踢开时留下了脚印。为了解释为什么脚印擦不去，警探们从理论上进行假设，后来大家了解到霍姆斯对化学有狂热的兴趣，那么他可能事先在地板上倒了一层酸液，意在通过化学反应加速保险库内氧气的消耗。根据这个理论，艾米琳的双脚浸满了酸液，然后当脚踢到门上时，真的把脚印“刻”到了搪瓷上。

不过，还是要说这个真相姗姗来迟。在一八九三年年初，世博会举办的那年，并没有人注意到门上的这个脚印，包括霍姆斯本人。

残酷的事实

一八九三年一月初，天气转冷，并且一直持续低温，温度降到了零下二十摄氏度。清晨视察场地时，伯纳姆面临的是一个严寒苍白的世界。马粪冻成了一个个冰堆，打破了景色的协调性。伍迪德岛沿岸两英尺厚的冰将奥姆斯特德的芦苇和莎草压得变了形。伯纳姆发现奥姆斯特德的工作严重滞后了。而此刻，奥姆斯特德在芝加哥的助手哈利·科德曼却躺在医院里等待术后的康复，要知道一直以来，他是每个人依赖的对象。经过检查发现，他反复发作的病症原来是阑尾炎。经过乙醚麻醉后，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科德曼正在恢复，不过恢复得很慢。现在，距离开幕式只剩下四个月了。

极端的严寒增加了火灾的危险。光是那些平时必须用火的地方，比如烤箱和锡锅就引发了十几处小型火灾，虽然很快被扑灭了，寒冷的天气也增加了发生更严重的火灾的可能性。水管和消防栓被冻住了，工人们迫于严寒也打破了伯纳姆的禁令，开始在园区抽烟和生火。哥伦布警卫队的队员们提高了警惕。他们是最饱受严寒摧残的人，夜以继日地在公园里大面积地巡逻，连个遮蔽的地方都没有。“那段时间在警卫队工作过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三年的那个冬季。”他们的长官赖斯上校写道。队员们害怕被分配到农业馆以南，那是整个公园的最南端，无比荒凉，被他们称为“西伯利亚”。赖斯上校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恐惧心理：“任何被分配到南部边界的警员都会意识到，自己被分配到这里是因为曾经犯了一些小错，或者是他们的外貌令他们不适合出现在园区更公开的地方。”

乔治·费里斯用炸药来对付严寒，这是穿透目前覆盖着杰克逊公园的三英尺厚冻土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土地被炸开后，仍然存在问题。冻土层下方是一层二十英尺厚的流沙土层，芝加哥的建筑从业者经常遇到这种土质，不过现在土冻得像冰块一样，令工人们备受折磨。工人们通过喷射蒸汽来融化冻土，这样还可以防止新倒入的水泥结冰。他们将木桩扎到地下三十二英尺处的硬土层上，在木桩上放置钢制格床，并往里面浇灌水泥。为了使挖开的洞穴尽可能保持干燥，他们二十四小时开着水泵。为了支撑费里斯转轮的巨大转轴，需要修建八根一百四十英尺高的塔柱。在修建每一根塔柱时，工人们都重复着同样的工序。

起初，费里斯最担心的是能否获得足够的钢材来建造转轮。但他意识到，要下一个新订单，他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通过自己的钢铁检验公司，他认识了全国大多数的钢铁生产厂家，并且对他们的产品了如指掌。他能得到这些厂家的帮助，并在全国许多不同的公司下订单。“没有一家公司有能力独揽所有的工作，因此我们和十几家不同的公司签了合约，选择每一家都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委托给他们的某部分工作。”费里斯公司称。费里斯还召集了一组检验员，所有零部件刚出厂就接受了严格检验。事实证明，这道工序至关重要，因为转轮是一个由十万个小部件构成的复杂体，部件的体积小至螺栓，大至巨型转轴——这个转轴由伯利恒钢铁公司承建，是当时世上最大的一体钢铸结构。“必须保证绝对的精准度，因为能接触地面的部件很少，所以大多数部件都不能提前组装，尺寸哪怕有一英寸的差错，也会是灭顶之灾。”

费里斯构想的这个大转轮，实际上由同一转轴上两个相距三十英尺的转轮构成。一开始让伯纳姆感到害怕的，是这个设计显然太脆弱了。每个转轮实质上就是一个巨型的脚踏车车轮。仅二点五英寸厚、八十英尺长的纤细铁杆将每个转轮的轮辋（俗称轮圈）与附加于轮轴的“蜘蛛”连接起来。两个转轮之间的支柱与对角杆可以加固这个组合体，让它像铁路桥一样扎实稳固。一条重达两万磅的链条将轮轴上的链轮和由两台一千马力的蒸汽机驱动的链轮相连。出于审美的考量，锅炉将被安置在大道乐园七百英尺以外，蒸汽将通过十英寸宽的地下管道输送到引擎。

至少在图纸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事实证明，光是挖掘和铺设地基就比费里斯和莱斯想象中更艰难。他们明白前方还有远远超过这种难度的障碍在等着他们，其中最重要的挑战是要把巨型轮轴抬到位于八根塔柱顶端的底座上。加上各种配件，轮轴将重达十四万两千零三十一磅。在此之前，人们从未抬起过这么重的物体，更别提抬到这样的高度了。

身处布鲁克林的奥姆斯特德通过电报收到消息：哈利·科德曼病逝了。科德曼是他视为己出的徒弟，当时才二十九岁。“你将听闻我们的不幸，”他在给朋友吉福德·平肖的信中说，“如今，我就像一个站在失事船只残骸上的人，不知何时能够重新起航。”

奥姆斯特德意识到现在必须直接监督世博会的工作，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力不从心。二月初，他与哈利的弟弟菲尔一起抵达芝加哥，发现这座城市被封锁在了酷寒之中，气温低至零下八摄氏度。二月四日，他第一次在科德曼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发现桌面被成堆的发票与备忘纸条淹没了。奥姆斯特德的脑子里交织着各种声音和疼痛。他的喉咙很疼，思维也沉浸在深深的悲恸中。要把科德曼堆积如山的资料整理清楚，并接手世博会的工作，对他来说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询问以前的助手查尔斯·艾略特能否来帮忙，艾略特现在已经是波士顿最优秀的景观建筑师之一。经过一番犹豫，艾略特同意了。一抵达芝加哥，艾略特就发现奥姆斯特德的病情十分严重。一八九三年二月十七日晚，一场暴风雪袭击了芝加哥，奥姆斯特德当时正在医院接受医生的照料，无法行动。

当晚，奥姆斯特德给布鲁克林的约翰写了信，信里的每一行字都充满了疲惫与悲伤。“看来是时候了，以后的工作你不能把我考虑进来了。”他写道。芝加哥的工作看起来毫无希望。“显然，事情变成这样，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尽到自己的职责了。”

三月初，奥姆斯特德与艾略特回到了布鲁克林，此时艾略特已经正式成为合伙人，公司已重新改名为奥姆斯特德——艾略特公司。世博会的工作仍然严重滞后，状况堪忧，但奥姆斯特德的身体状况和其他工作的重压使他不得不离开芝加哥。带着深深的忧虑，奥姆斯特德开始让他的景观主管鲁道夫·乌尔里希来主持工作，但他并不信任乌尔里希。三月十一日，奥姆斯特德给乌尔里希寄去了一封长信，里面全是各种指示。

“在我总体负责的众多工作中，从未将如此重要的工作交付给一位助手或合伙人。”奥姆斯特德写道，“如今科德曼先生病逝，我病情加重，其他工作的巨大压力随之而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倾向于执行这一原则，并进一步将其实现。不过我必须承认，我的心里充满担忧。”

他明确表明，这份忧虑就是源自乌尔里希本人，他“本质上倾向于”忽略大框架，让自己迷失在琐碎的任务中，而这些任务本该交给下属去办。奥姆斯特德担心乌尔里希这种特性会令他难以抵抗其他官员的要求，特别是伯纳姆。“永远不要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作为景观建筑师，要明白世博会宏观而综合的景色才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奥姆斯特德写道（他在原文中强调了这两个词），“这项职责不是建一个花园，也不是去制造花园效果，而是把世博会的景观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风景，宏观的、综合的风景……如果由于缺乏时间和手段，或者资金短缺，最后在细节装饰等方面存在不足，那么我们的失败是能被原谅的。如果没能在景观整体效果方面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力，那么我们从根本上来说就没有完成任务。”

他继续向乌尔里希描述着世博会工作中最令他担心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布鲁姆和建筑师们选择的上色方案。“我要提醒你，世博会的整个场地已经被很多人称为‘白城’……在清澈的蓝天与蓝色湖水的背景下，大批高耸的白色建筑被芝加哥夏日刺眼灼热的骄阳照耀着，再加上世博会场地内外都有水的反射，我担心整体的光感会太强烈。”鉴于这点，他写道，搭配上“茂密、广阔、丰盛的绿色植被”显得尤为重要。

奥姆斯特德显然认为世博会的工作有可能失败，这让他感到很苦恼。时间紧迫，天气糟糕。春天的栽植季节非常短。奥姆斯特德开始考虑备用方案。他警告乌尔里希：“除非你十分肯定有足够的时间和手段做到精益求精，否则不要在任何装饰性种植上花费精神。简单又整齐的草皮是最不容易出错的。不要害怕使用朴素、未经修饰的平整表面。”

奥姆斯特德教导他，装饰不足远比过度装饰好得多。“就让大家认为我们过于简单朴素，甚至空乏，也好过花哨、艳俗、廉价和庸俗。让我们展示出绅士的品位吧。”

大雪忽至，并且开始没日没夜地下着，直到杰克逊公园内的房子的屋顶堆积了成百上千吨雪。世博会将是一场温暖的盛会，计划在五月至十月开放。没人想到需要设计足以抵抗如此沉重的积雪的屋顶。

在制造与工艺品馆施工的工人们听到了钢铁断裂的尖锐声音，马上跑开寻求庇护——这栋建筑的屋顶，这个十九世纪末人类凭借自负创造的奇迹，曾因为能覆盖住史上最大的无障碍空间而扬名，此时却化作了由积雪和银色玻璃片组成的一大团混合物，坠向了下面的地板。

没过多久，一名旧金山的记者千里迢迢地来到了杰克逊公园。他本来准备欣赏伯纳姆的工人队伍创造的辉煌成就，却因为眼前荒凉而冰冷的景色担忧起来。

“这看起来完全不像样。”他写道，“诚然，那些负责人声称一定会按时完工。可是残酷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从里到外只有女性馆稍微有点竣工的样子。”

然而，现在距离世博会开幕只剩下两个月时间了。

捕获米妮

对霍姆斯来说，尽管一八九三年最初的两个月极为寒冷，事情却从未如此顺利。艾米琳已经不在了，并且处理得很干净，他现在可以专心编织自己越来越大的事业网络。他满意于现在的规模：他拥有一家生产复印机器的合法公司的部分股权；通过邮购的方式贩卖药膏和万能药，并且顺应基利黄金疗法的潮流，开设了自己的酗酒治疗机构“银灰疗养中心”；另外他还从劳伦斯夫妇及其他租客那儿收取房租，并且拥有两栋房子，一栋在霍诺街，另一栋是位于威尔米特的新房，现在由他的妻子米尔塔和女儿露西居住。房子是他自己设计的，由多达七十五名工人协助建成，其中大部分工人都没有获得酬劳。而且他很快就会开始接待世博会的第一批游客。

他花了很多时间配置自己的旅馆。他从托比家具公司获得了高档家具，从法国波特陶器公司获得了水晶和陶器，全都没有花一分钱，尽管他明白这些公司很快就会带着他提供的期票找上门来。但他并不担心这个。他已经从经验中了解到，拖延和真诚的懊悔是强大的武器，他可以借此避开债权者数月、数年，甚至一辈子。不过，这样持久的对峙将没有必要了，因为他感到应该离开芝加哥了。劳伦斯太太的质问越来越尖锐，几乎快要变成指控。而且最近几名债权人开始显示出强硬的态度。一家名为麦钱特的公司曾经为他的焚烧炉和保险库提供铁材，甚至已经设法取得了财产归还令状，想要将铁材收回。不过，在一次针对大楼的检查中，公司的代理人却找不到任何确定属于麦钱特公司的产品。

更烦人的是那些失踪女性的父母寄来的信件，私家侦探们也开始登门造访。西格兰德和康纳家分别雇用了“眼线”来寻找自己失踪的女儿。虽然在一开始，这些调查让霍姆斯感到担心，但他很快发现这两个家庭都不认为他和失踪案件有关系。几位侦探都没有表示过对她们被谋杀了的怀疑。他们要的是信息——朋友的姓名、前往的地址以及接下来上哪儿寻找的线索。

当然他非常乐意配合。霍姆斯告诉这些访客，他无法提供任何新的线索来减轻这些父母的担忧，他对此感到十分痛心，真真切切的痛心。如果他得到任何关于她们的音讯，必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侦探。在分别之际，他会和每一位侦探握手，告诉他们，如果以后有机会来恩格尔伍德办事，务必要过来坐坐。霍姆斯和侦探们亲热地告别，仿佛双方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此时是一八九三年三月，霍姆斯面临的最大不便是缺少助手。他需要一位新的秘书。市面上不缺找工作的女性，因为世博会把一大批女性吸引到了芝加哥。例如在附近的师范学校，据说申请接受教师培训的女性比往年增加了好几倍。不过，关键在于选择在感情和气质上合拍的女性。候选者需要掌握一定程度的速记和打字技能，不过他最看重的，同时也最擅长捕捉的，是孤立、柔弱和渴求混合在一起的气质，这对他十分有诱惑性。开膛手杰克在白教堂区穷困的妓女身上找到了这种气质，霍姆斯则在转型期的女性身上找到了它。这些年轻女人纯洁、干净，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自由，却不确定这份自由意味着什么，也意识不到其中蕴含的危险。他渴望的是占有，以及通过占有获得的那份力量；他热爱那种计划逐渐展开的过程——慢慢地获取爱，然后夺取生命，以及最后守住其中的秘密。而最终处理“材料”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是一项消遣而已。至于他恰好找到了门路，可以既有效率又有利可图地处理“材料”，只不过是他力量的证明。

三月，命运带给了他完美的猎物。她的名字是米妮·R·威廉姆斯。几年前，他在波士顿某次停留期间遇见了她，那时候他就想过“捕获”她，不过距离太远了，时机很差。此时她已经搬到芝加哥。霍姆斯猜测他自己也许就是原因之一。

这会儿她二十五岁。和他之前挑选的猎物不同，她长相平庸，个子不高，体态丰满，体重介于一百四十磅至一百五十磅之间。她有着男性化的鼻子，眉毛又粗又黑，几乎没有脖子。而且她缺乏表情，面颊饱满。“一张婴儿脸，”一位见过的人描述，“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知识。”

不过，在波士顿，霍姆斯发现她有另外的加分项。

米妮·威廉姆斯和她的妹妹安娜出生于密西西比州，年幼便失去了双亲，被送去和不同的叔伯们居住。安娜的新监护人是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牧师W.C. 布莱克博士，他是卫理公会教派《基督会报》的编辑。米妮被送到了得克萨斯州，作为她监护人的叔父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对她很好，并在一八八六年让她进入波士顿语言学院就读。在她就读该学院的三年里，叔父去世，留给了她一份价值五万至十万美元（约合二十一世纪的一百五十万至三百万美元）的地产。

与此同时，安娜成了一位学校教师。她在得克萨斯州中洛锡安郡的中洛锡安学院教书。

霍姆斯与米妮相遇时，正使用亨利·戈登的化名出差，受邀参加波士顿一位显赫人士家里的聚会。通过多方打听，霍姆斯得知了米妮继承的遗产，并了解到这笔遗产主要包括得克萨斯州沃斯堡市中心地带的一块地产。

霍姆斯延长了在波士顿停留的时间。米妮称他为哈利。他带她去看戏、听音乐会，给她买花、买书、买糖果。追求她的过程容易得让人觉得可悲。每一次他告诉她自己要返回芝加哥，她看起来都像要崩溃了似的，不过十分惹人怜爱。一八八九年一整年，他都定期前往波士顿，带米妮去参加各种演出，一起享用晚餐，但他最期待的还是看到在他离开前夕米妮的样子，她对他的依恋就像干燥的森林中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

不过，很快他就厌倦了这场游戏。距离太远了，而且米妮太沉默寡言。他减少了去波士顿的次数，不过仍然用恋人的热情回复她的信件。

霍姆斯不再出现，这伤透了米妮的心。她已经爱上他了。他的到来令她激动，他的离开将她摧毁。她感到困惑——他曾经那样追求她，甚至力劝她放弃学业和他私奔到芝加哥，现在他却走得远远的，信也少得可怜。如果有婚姻的庇护，她是很愿意离开波士顿的，但不能因为他鲁莽的建议就做出决定。他一定能做一个优秀的丈夫。他身上带有她鲜少在男性身上看到的深情，并且在商场上游刃有余。她想念他的温暖和抚摸。

很快，霍姆斯就不再寄信给她。

从语言学院毕业后，米妮搬到了丹佛市，在那里试着创办了自己的戏剧公司，并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一万五千美元。她还是会梦到亨利·戈登。随着戏剧公司倒闭，她变得越来越想念他。她十分憧憬芝加哥，似乎人人都在谈论这个城市，并且人人都开始搬到那里居住。一边是哈利，另一边是即将开幕的世博会，这些都让她对这座城市感到难以抗拒。

一八九三年二月，她搬到了芝加哥，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了一份速记员的工作。她写信告诉他，自己已经来到了芝加哥。

哈利·戈登几乎马上就来找她了，见到她时，他双眼噙满泪水。他是如此温暖，深情款款，似乎他们从未分离过。他建议她过来替他工作，做他的私人速记员。这样他们就可以每天都见到彼此，不用担心米妮的女房东的干扰，她就像米妮的母亲般监视着他们。

一想到这样的未来，她就激动不已。他仍然对结婚的事只字不提，不过她能够判断他是爱她的。而且这里是芝加哥。人情世故在这边是不一样的，没有那么死板和拘谨。走到哪儿，她都能发现和她同龄的女性，没有人陪护，做着自己的工作，过着自己的生活。她接受了哈利的提议。他看起来很高兴。

不过他提出了一个古怪的要求。米妮要在公共场合称他为亨利·霍华德·霍姆斯。他解释道，这是他的化名，出于生意上的原因取了这个名字。她不能再叫他戈登了，也不能在别人称他为霍姆斯医生时显得一惊一乍。不过，任何时候她都可以叫他“哈利”。

她负责他的信件，掌管他的账本，而他则专心打理自己的大楼，为世博会做准备。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用餐，吃的是从楼下的饭店带上来的食物。米妮展示出了“非凡的工作能力”，霍姆斯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前几周，她住在有点远的地方，不过后来，大约从一八九三年三月一日起到五月十五日，她和我住在同一栋楼，房间紧邻着我的办公室。”

哈利触摸她、爱抚她，眼里充满了爱慕的泪水。最后，他向她求了婚。她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她的哈利如此英俊、充满活力，她知道一旦结婚，他们的生活将会多姿多彩，他们会到处旅行，并且产业丰厚。她将自己憧憬的生活写信告诉了安娜。

近几年，两姐妹克服了早年的疏远，变得十分亲近。她们经常给对方写信。米妮的信里全是关于他们急速升温的感情，并对这样一位英俊的男人选择自己作为太太感到惊奇。

安娜起了疑心。他们的关系进展太快了，并且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亲密行为，这打破了所有复杂的求偶规则。安娜知道，米妮这个姑娘很甜，不过绝对谈不上漂亮。

如果哈利·戈登真是英俊外表和成功事业的完美结合，为什么会选她？

三月中旬，霍姆斯收到了艾米琳的父亲彼得·西格兰德的信，再次请他帮忙寻找自己的女儿。信上的日期是三月十六日。霍姆斯很快便在三月十八日回了信，在这封打出来的信里，他告诉西格兰德，艾米琳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一日已经离职。这封信可能是米妮作为霍姆斯的私人秘书替他打的。

“我在十二月十日左右收到了她的婚礼卡片。”他写道。她在婚后来看过他两次，最后一次是在一八九三年一月一日。“那会儿她十分失望，因为她没有找到一封寄给她的信。在我的印象里，她提到在那之前给你写过信。十二月，在离开之前，她私下里告诉我，他们打算一起去英国，她丈夫在那儿有工作上的事要处理。但她最后一次来我这儿的时候，提到似乎放弃了去英国的打算。如果你有她的消息，请尽快告诉我，此外，请告诉我她叔叔在城里的地址，据我所知，她有经常拜访他的习惯。”

在信的结尾，他手写了附言：“你有没有写信给她在拉斐特的朋友，问问他们是否有她的消息？如果没有，我认为值得一试。不论有什么消息，请和我联系。”

霍姆斯承诺要带米妮去欧洲旅行，送她去上艺术课程，给她一个美好的家，当然还要和她生孩子——他喜欢小孩。不过首先需要关注两人共同的财政事务。霍姆斯向她保证，他想到了一个一定会盈利的计划，并说服她把沃斯堡地产的契据转让给了一个名叫亚历山大·邦德的人。她在一八九三年四月十八日照办了，由霍姆斯本人担任了公证人。接下来，邦德又将契约转给了另外一个叫本顿·T·莱曼的人。同样，这次转让也是由霍姆斯担任公证人。

米妮深爱着自己的未婚夫，并且相信他。但她不知道的是，亚历山大·邦德是霍姆斯本人的另一个化名，她也不知道本顿·莱曼事实上就是霍姆斯的助手本杰明·皮特泽尔——仅仅挥了几下笔杆，她挚爱的哈利就将叔父留给她的财产蚕食了大半。她也不知道，在法律上哈利仍然和另外两个女人保持着夫妻关系，克拉拉·洛夫林和米尔塔·贝尔纳普，并且在每段婚姻中都有一个孩子。

随着米妮爱慕的加深，霍姆斯执行了第二项财政操作。他成立了坎贝尔-叶慈制造公司，宣传这是一家购买与销售一切商品的公司。当他填写公司成立文件时，列出了五位职员：H.H. 霍姆斯、M.R. 威廉姆斯、A.S. 叶慈、海勒姆·坎贝尔以及亨利·S·欧文斯。欧文斯是霍姆斯雇用的搬运工。海勒姆·坎贝尔是霍姆斯在恩格尔伍德的大楼的虚拟业主。叶慈本该是一名住在纽约市的商人，不过在现实里，他和坎贝尔一样是虚拟人物。而M.R. 威廉姆斯就是米妮。这个公司什么也不生产，什么也不售卖，它的存在是为了持有资产，并且在别人怀疑霍姆斯开出的期票时提供证明。

后来，当有人质疑公司文件的准确性时，霍姆斯说服搬运工亨利·欧文斯签下了宣誓书，声明他不仅是公司的秘书，还见过叶慈和坎贝尔，而且叶慈本人将代表着他所持公司股份的证书交给了他。欧文斯后来谈到霍姆斯时说：“他诱导我做出了这些声明，承诺条件是偿还拖欠我的工资，再加上他催眠的手段。坦白说，我相信他对我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受他掌控。”

他补充道：“我一直没有收到被拖欠的工资。”

霍姆斯（哈利）希望尽快举办婚礼，并且保持低调，就他、米妮和牧师三人。他安排好了一切。在米妮看来，这个小小的仪式看起来具有法律效应，这种低调的方式也很浪漫。不过事实上，在伊利诺伊州库克郡的婚姻登记处，并没有他们结合的任何记录。

姑娘们做了可怕的事

一八九三年春天，芝加哥的街头挤满了外地来的失业人员，但除此之外，这座城市似乎没有受到全国范围的财政危机影响。世博会的准备工作让它的经济蓬勃发展，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L巷”延伸至杰克逊公园的这段区域的建设仍然为成百上千的工人提供了工作。在芝加哥南部普尔曼公司所在的镇子，工人们为了完成积压的订单夜以继日地赶工，需要制造更多的车厢将游客载往世博会园区。不过新订单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联合牲口中心委托伯纳姆的公司在牲口中心入口处建造一座新的车站，以接纳那些在逛完白城之后想寻求一段“血腥之旅”的世博会访客。在市中心，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设置了新的顾客休息室，悠闲的世博会访客可以在休息室柔软的沙发上消磨时光，浏览公司五百页的商品目录。一夜之间，仿佛到处都建起了新旅馆。一位名为查尔斯·凯勒的企业家相信，一旦自己的旅馆开业，“钱会堆成小山，流入我们的金库”。

在杰克逊公园，每天都有新的展品抵达，数量越来越多。到处都是烟尘、喧哗、烂泥和混乱，仿佛一支军队正在聚集力量袭击芝加哥。富国公司的大篷车与亚当斯快递公司的货运马车由高大的马拉着缓缓穿越公园。整夜都有货运列车喷着蒸汽驶入公园。转换车头推着各个车厢沿着临时的轨道到达目的地。湖面的货轮倾吐出白色的板条箱，上面印着用外语字母写的短语。乔治·费里斯的钢材抵达了园区，一共装了五辆列车，每辆车由三十节车厢组成。英曼航运公司运来了整整一海轮的货物。伯利恒钢铁公司运来了巨型铸块以及军用装甲的大型钢板，包括一块厚达十七英寸的曲形钢板，将用在“印第安纳号”战舰的巨型炮塔上。英国运来了火车头与船只模型，其中包括一座长达三十英尺的英国最新战舰“维多利亚号”的精巧复制品，纤毫毕现，连栏杆上的连接链条都是按照比例制作的。

从巴尔的摩开来了一辆长长的黑色列车，当人们目睹它穿过大草原时，顿时感到寒意丛生，却让无数目瞪口呆的小孩快乐极了，他们高兴地朝铁轨跑去，观看这一独特的“风景”。列车上运送的是德国军火巨头弗里茨·克虏伯在埃森生产的武器，包括一门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巨炮，这门巨炮能够发射单枚重达一吨的炮弹，力量足以穿透一块三英尺厚的熟铁板。炮筒必须用特制的车厢运送，让一个钢铁托架横跨在两辆加长的平板车上。一节普通车厢有八个车轮，而这种特制车厢有三十二个车轮。为了确保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桥梁能够支撑这门重达二十五万磅的巨炮，克虏伯公司的两位工程师在前一年七月就来到了美国检查整个路线。这枚大炮很快就获得了“克虏伯的宝贝”这一昵称，不过一位作家更愿意将其称为“克虏伯的宠物怪兽”。

另一辆列车也向芝加哥驶来，不过上面装载的货物让人感到轻松一些，这辆列车是由“水牛比尔”租来运送他的蛮荒西部秀的相关人员和物资的。列车上载着一支“小型军队”：一百位前美国骑兵部队士兵，九十七名夏延族、基奥瓦族、波尼族及苏族[1]印第安人，还有五十名哥萨克人[2]和轻骑兵[3]，一百八十匹马，十八头水牛，十只麋鹿，十头骡子，还有几十只其他动物。列车还载着来自俄亥俄州蒂芬的菲比·安妮·摩西，这是一位年轻女子，爱好枪械，空间距离感绝佳。比尔称她为安妮，媒体称她为奥克利小姐。

夜间，印第安人和士兵们玩着扑克牌。

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开始在美国的港口汇集，船上载着最具异域风情的世博会展品。狮身人面像、木乃伊、咖啡树、鸵鸟。不过，目前来说最有异域风情的展品是人类，比如来自达荷美王国[4]的传说中的食人族、来自拉普兰[5]的拉普人、来自叙利亚的骑士。三月九日，一艘名为“市政厅号”的轮船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起航开往纽约，船上载着一百七十五位货真价实的埃及开罗居民，是由一位名为乔治·潘加洛斯的企业家把他们雇来的，他将他们安排进了他在大道乐园中的开罗街。在“市政厅号”上，他还载来了二十头驴、七头骆驼，还有各种猴子和致命的毒蛇。他的乘客名单中还包含一名埃及最出色的肚皮舞舞者，年轻而媚态丛生的法里达·马扎尔，这位舞者注定要在美国创造一段传奇。潘加洛斯已经在大道乐园中间的位置选好了场地，就靠近费里斯摩天轮，在一个穆斯林聚居区域中，里面还包含一个波斯人特许经营场所、一座摩尔人的宫殿以及索尔·布鲁姆的阿尔及利亚村庄。在那儿，布鲁姆已经将提前到来的阿尔及利亚村民变成了一笔意外之财。

布鲁姆早在一八九二年八月就开始展示他的村庄了，那时距离揭幕仪式还有一段时间。他在一个月内就收回了成本，开始获取丰厚的利润。事实证明，阿尔及利亚版的肚皮舞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使人们意识到了“肚皮舞”真正的含意。传言说这种舞是半裸女人随意摇摆的舞蹈，而事实上这种舞是优雅的、意象化的，十分纯洁。“游客不断涌来，”布鲁姆说，“我仿佛找到了一个金矿。”

凭借自己一贯的即兴灵感的发挥，布鲁姆还为扭曲美国人对中东地区的印象做了些贡献。芝加哥的新闻俱乐部邀请他来为俱乐部成员进行一场肚皮舞预演，从来不肯放弃免费宣传机会的布鲁姆立刻接受了邀请，并且带着十几位舞者来到了俱乐部。不过，一到表演场地，他就发现俱乐部只能提供一名钢琴师进行伴奏，而且这位钢琴师对哪种曲子能配合这样异域风情的舞蹈一无所知。

布鲁姆思索片刻，哼出了一支曲调，然后在键盘上一个音一个音地敲了出来：

在接下来的一整个世纪，这支曲调和它的各种变调将会出现在一系列庸俗不堪的电影中，通常在眼镜蛇从篮子里探头探脑时响起。有时它还会配上一句校园歌谣——“法国南部的人们不穿裤子”。

布鲁姆很后悔没有为这首曲子申请版权，不然收到的版税都该有好几百万了。

然而，从桑给巴尔岛却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世博会上不会有侏儒人了。因为舒费尔特中尉去世了，而且死因不明。

有许多人对世博会提出了建议，当然大多数来自纽约。最不招人待见的建议来自沃德·麦卡利斯特，这个人是纽约社交皇后威廉·阿斯特夫人的家务总管及马屁精。芝加哥世博会盛大的揭幕仪式令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发现有如此之多的社会精英和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不合礼节地相互亲近。麦卡利斯特先生在《纽约世界报》的某个专栏中建议道：“来这儿的社会人士需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将所有阶层都包含进来的热情好客并不可取。”

他力劝芝加哥的女主人们雇用一些法国主厨来提高烹饪水准。“在如今的摩登时代，社会没有了法国主厨就无法运转。”他写道，“吃惯了上好的牛里脊肉、肥美鹅肝酱、松露火鸡这类食物的人们，是不会愿意坐到煮羊腿肉配芜菁的晚餐前的。”问题是，麦卡利斯特先生对这个建议是认真的。

除此之外，他还说道：“我还建议他们不要把酒冰过头。要把酒放到桶里，小心不能让瓶颈碰到冰。因为在瓶颈部位的酒很少，冰会先对这个部位的酒起作用。把酒瓶放到冰桶里二十五分钟后，是立即享用的绝佳时机。我说的绝佳时机，是指当酒从瓶里倒出来时，应该含有一些细薄的冰片。这才是真正的冰镇饮料。”

《芝加哥日报》回应道：“市长不会让酒冰得太过。他会把酒冰得刚刚好，让客人能将杯顶的泡沫吹走，而不用粗俗地展示肺部和嘴唇的蛮力。他的火腿三明治、土豆饺，以及在布里奇波特本地方言中称作‘猪脚’的爱尔兰鹌鹑，都可谓是烹饪艺术的上乘之作。”芝加哥的一份报纸将麦卡利斯特称作“粉饰自己的老鼠”。

芝加哥对如此机智的回答十分满意（在大部分情况下）。但麦卡利斯特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刺到了芝加哥人的痛处。麦卡利斯特自然是狂妄自大的，不过大家都清楚，他的言论得到了纽约贵族的认可。芝加哥的上流社会一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害怕被视为二等阶层。在商业动力和敏锐程度上，没有城市比得过芝加哥，不过芝加哥的上层阶级还是隐隐含着一层焦虑，那就是这座城市在发展商业的道路上可能确实忽略了对市民更好品质的培养。他们害怕这次世博会将成为在阿斯特夫人面前挥舞的一面巨大的白色旗帜。优秀的古典建筑被包装成了一件件艺术品，再加上干净的饮用水和电灯，以及人力充沛的警察部门，这次世博会就是芝加哥的良心所在，也代表着芝加哥想要的城市样貌。

这种不安全感在伯纳姆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没能进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仿佛是个“正确”的起步，使他变成了一位有自省能力的鉴赏美好事物的行家。他在自己家里和办公室里举办朗诵会，加入最高端的俱乐部，收集最顶尖的美酒，现在还是一场全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非军事运动的领军人物。即便如此，当他与夫人观看歌剧时，社会专栏的记者们还是不会写文章评论他夫人的着装——像他们描绘帕玛夫人、普尔曼夫人及阿莫尔夫人的夜间服饰那样。这次博览会将是伯纳姆的救赎，也是芝加哥的救赎。“外面的人们已经承认了我们在物质上取得的伟大成就，认可了我们在制造业和商业方面近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写道，“不过，他们也声称我们在文明和教养方面并没有达到相同的高度。我们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是要用所有的办法去除这种印象。”

还有人用一本书为世博会提供了自己的建议。一位名为阿德莱德·霍林斯沃思的作家在年初出版了一本名为《哥伦布食谱》的书，选择在此书中用超过七百页的篇幅来歌颂世博会。虽然这本书确实包含一些引人瞩目的食谱，比如教大家做玉米肉饼、牛脸颊肉、烤小牛头，也涵盖了一些为烹饪浣熊、负鼠、鹬鸟、鸻以及黑鸟（为了做黑鸟派）做准备的小窍门，还提到了“如何烤、煨、炖或者炸一只松鼠”，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一本书。霍林斯沃思宣传道，这本书是帮助摩登的年轻主妇创造一个和平、乐观及卫生的家庭环境的全面指南。妻子要定下每天的基调。“早餐桌不应该成为治疗噩梦和抑郁症的公告栏，而应该成为定下一整天的明亮基调的地方。”在某些地方，霍林斯沃思的建议反映出了某种维多利亚时期的犀利。在关于如何最恰当地清洗丝质内衣的部分，她建议，“如果衣服是黑色的，应该往水中加一点氨，而不要加酸。”

那个时代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恶臭之脚”，原因是当时人们普遍习惯一周只洗一次脚。要解决这个问题，霍林斯沃思写道，“要以一比十的比例往水中加盐酸，每夜在睡前用这种混合液体擦拭脚部。”她还指出，要祛除口中洋葱的异味，需要喝一点浓咖啡；牡蛎是最好的灭鼠饵剂；要更好地搅打奶油，只需添加一点盐；要使牛奶甜味持久，添加一点辣根就好了。

霍林斯沃思提供了睿智的医疗建议，“不要坐在发烧的病人和火炉之间”，并且提供了各种处理医疗紧急事件的技巧，比如误服中毒之类。在有效催吐的方法列表中，有一项尤其引人注目——“用烟斗柄往肛门里塞入烟草”。

带着更为严肃的建议，纽约记者雅各布·里斯来到了芝加哥，致力于揭露美国贫困人群恶劣的住房条件。三月，他在赫尔馆发表了一次演讲。赫尔馆是人称“圣女珍妮”的珍妮·亚当斯创办的一个具有改革性质的安置所，这儿变成了激进思想的坚固堡垒，一些意志坚强的年轻女性住在这儿，正如一位访客所言，“里面偶尔也有面孔真诚、甘愿服从、举止温和的男性，会带着歉意从一个房间溜到另一个房间。”克莱伦斯·丹诺会定期从不远处鲁克利大楼中的办公室来到赫尔馆，在这里，表面上他会因为过人的才智和对社会问题的感同身受受到爱戴，私底下却会因为邋遢的着装和不良的卫生习惯遭到取笑。

在里斯发表演讲的那阵子，他和亚当斯可以算是全美国著名的人物了。里斯已经去过芝加哥最脏乱的区域，宣称这里的状况比他在纽约看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糟糕。在演讲中，他提到了日益临近的世博会，并且提醒在场各位：“打个比方，你们应该开始打扫自己的房屋，并且让你们的巷子和街道变得更干净。在纽约，即使是最糟糕的季节，也不会有这么多脏东西。”

事实上，芝加哥已经花费了不少时间让自己变干净，并且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座城市决心加大力度铲除垃圾，并开始重新铺设巷弄和街道的地面。政府部署了烟尘检查员，开始执行一项新的防烟尘条例。各家报社发起了一场圣战，讨伐污染严重的巷道和过量的烟尘，白纸黑字地登出了那些最恶劣的违反者——其中就有伯纳姆公司新建好的共济会大楼，它被《芝加哥论坛报》比作维苏威火山。

芝加哥最重要的老鸨嘉丽·沃森决定将自己的经营场所小小地收拾一下。当然，这里已经非常奢华了，还配备了一个保龄球馆，这儿的保龄球瓶都是冰镇的香槟酒瓶。但现在她决定要增加卧室的数量，并将员工加倍。她和其他的妓院老板都预计需求会暴增。当然，她们不会失望的，而且她们的客人也不会失望。后来，一位名为芝加哥·梅的老鸨哆嗦着回忆起了世博会这喧闹的一年：“有一些姑娘做了多么可怕的事啊！不论什么时候，哪怕只是想一想这些事情，我都感到恶心。仅仅提到一些‘马戏团’的细节都让人觉得不堪入目。我想罗马在最淫乱的时候也比不上芝加哥那段荒唐的日子。”

让芝加哥对嘉丽·沃森、芝加哥·梅，还有米奇·费恩和绰号“澡堂”的约翰·科格林[6]，以及此外几千位沙龙和赌场经营者如此友好的人，是卡特·亨利·哈里森。在担任市长的四届任期里，他对于把芝加哥建成一个包容人性弱点的地区起了很大作用，尽管这里也滋养了他不断增长的野心。在一八九一年竞选失败后，哈里森买下了一家报社——《芝加哥时报》，并且自己当起了编辑。但到了一八九二年年末，他就明确表示，自己十分乐意成为“世博会市长”，引领芝加哥走向最辉煌的岁月。不过他坚持道，除非大众有强烈的呼声，否则绝不会竞选。当然，他得到了大家的强烈支持。卡特·亨利·哈里森联盟会在全市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如今，在一八九三年年初，卡特已经成了民主党的两名候选人之一，另一位候选人是华盛顿·赫辛，他是德国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国家报》的编辑。

除了他自己的《芝加哥时报》之外，城里其他报社都反对哈里森参选，伯纳姆以及大多数芝加哥名流也很反对。对于伯纳姆和其他人而言，正在杰克逊公园崛起的白城象征着一个崭新的芝加哥，它需要新的领导人——显然不是哈里森。

市里庞大的工人队伍不同意。他们总是把哈里森当作自己人，称他为“我们的卡特”，尽管哈里森本人是种植园出身的肯塔基人，曾就读于耶鲁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能背诵莎士比亚戏剧的长篇章节。他已经当过四届市长了，在举办世博会的这年让他再次当选似乎十分合适，一阵“乡愁”的浪潮席卷了这座城市的各个选区。

就连他的竞争对手们都意识到哈里森尽管出身显赫，却对芝加哥的下层人士有很强大的吸引力。他有能力，也乐于与任何人谈论任何事情，并且有本事让自己成为任何交谈的中心人物。“他的朋友们都意识到了这点。”约瑟夫·孟德尔[7]说。他曾是哈里森的盟友，后来却成了哈里森最激烈的反对者，“他们会嘲笑这一点，或者一笑置之，并且称其为‘卡特·哈里森病’。”即便已经六十八岁了，哈里森仍然散发着坚忍与活力，女性们普遍认为他比五十多岁的时候更加英俊了。他经历了两次丧偶，有传言说他现在正和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女人交往。他有一双深邃的蓝眼睛，瞳孔很大，脸上没有什么皱纹。他把自己的年轻活力归因于每天早上喝浓咖啡的习惯。几项怪癖使他显得格外亲民。他热爱西瓜，在西瓜当季时甚至三餐都要吃；他热爱鞋子，一周中每天都会换不同的鞋；他还热爱丝质内衣。几乎所有人都见过哈里森在街上骑着自己的白色肯塔基马，戴着黑色宽边软帽，喷吐出一阵雪茄烟雾。在竞选演讲中，他总是对着一只作为道具随身携带的填充老鹰讲话。孟德尔谴责他助长了这座城市最低劣的本能，不过同样称他为“我们的城市培养出的最杰出的人”。

令芝加哥上流社会惊讶的是，在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第一轮选举中，六百八十一名代表里有百分之七十八的人都给哈里森投了票。民主党的精英恳求共和党提供一位他们同样可以支持的候选人，只要能阻挡哈里森重返这个职位就行。共和党人选择了塞缪尔·W·阿勒顿，他是来自普莱利大道的一位富有的罐头商。几家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报社形成了明确的联盟，决定支持阿勒顿，反对哈里森。

这位前市长选择用幽默来对抗他们的攻击。在一次演讲中，哈里森在大会堂里面对着大批的支持者说，阿勒顿是“非常值得欣赏的屠夫。我承认这一点，我不会因为他‘屠宰’了标准英语而谴责他，他忍不住”。

之后，支持哈里森的呼声越来越高。

年轻而疯狂的爱尔兰移民帕特里克·普伦德加斯特为哈里森重新获得民众的支持而感到自豪，并且坚信自己为推动这位前任市长重新获选而做出的努力，和竞选运动最新的蓬勃势头密切相关。普伦德加斯特产生了一个念头。究竟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钻进他脑子里的，他说不上来，不过它就在那儿，并且让他感到满足。他广泛阅读了法律和政治类书刊，并且理解了政治机器的运转依赖一条基本的权利原则：如果你为推动这台机器实现利益做出了贡献，机器就会偿还给你。所以哈里森也应对自己有所回报。

这个念头一开始出现在普伦德加斯特脑海中时，就像一道微光，正如每天清晨洒向共济会大楼的第一缕阳光一样。不过，现在他每天都会无数次地产生这个念头。这就是他的财富，能让他挺起胸膛，抬起下巴。他知道，当哈里森当选后，一切都会改变。而且哈里森一定会当选。各选区不断高涨的热情似乎保证了哈里森的胜利。普伦德加斯特相信，一旦哈里森当选，一定会派给他一官半职。他必须这么做。这是机器运转的原则，就像推动着芝加哥特快列车穿越大草原的动力系统一般不可改变。普伦德加斯特想做市政顾问。他受够了整天和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送报小子打交道，受够了走在铺路石之间冒着气泡的黄色混合物中，受够了不得不闻到那些备受屈辱的马留在街上的恶臭。当哈里森就职后，帕特里克·普伦德加斯特就将获得拯救。

这个念头让普伦德加斯特产生了一阵阵的狂喜。他买来了更多的明信片，在上面写上热情洋溢的话语，寄给那些他认为即将成为同事，或者以后会光顾同一家俱乐部的人——法官、律师，以及芝加哥的商业巨贾。当然，他也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好朋友阿尔弗雷德·S·特鲁德，那位刑事辩护律师。

“我亲爱的特鲁德先生。”他在开头写道。他想写“哈利路亚”，却忘了怎么拼写。不过他还是怀抱着一腔热血，迎难而上。

“阿留路亚！”他写道，“《先驱报》那帮人试图阻挠民心的目的，现在已暴露无遗——卡特·H·哈里森将会成为我们的下任市长，这是民心所向。报纸的信誉遭到了不光彩的践踏。华盛顿·赫辛那个可怜的家伙，至于他的竞选资格——我压根儿不同情他，希望现在遭遇的麻烦不会把他击垮——以及，神圣的报纸信誉啊！荣耀归于圣父圣子以及圣灵！”他继续胡乱写了几行字，然后写上结尾，“毕竟友谊是品性的最佳试金石，您诚挚的P.E.J. 普伦德加斯特敬上。”

这张明信片上的某种东西再一次引起了特鲁德的注意。其他收到普伦德加斯特明信片的人也注意到了，尽管他们都会收到真正认识的同辈寄来的成堆的信件，在那个年代，每一位识字的人都会写信，并且信都写得很长。在奔腾向二十世纪的文字冰河里，普伦德加斯特的明信片就像一片单一的云母碎片，闪烁着癫狂的光辉，渴望着被拾起并收藏。

特鲁德再一次保留了这封信。

一八九三年四月，芝加哥市民选举卡特·亨利·哈里森成为新一届市长，这也是卡特的第五个任期。为了给世博会做准备，他预定了两百桶威士忌放在办公室里，准备用来招待名流显贵。

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会和帕特里克·尤金·约瑟夫·普伦德加斯特扯上什么关系。

[1]以上均为北美洲的原住民部落。

[2]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东南部。

[3]起源于15世纪和16世纪的东欧和中欧，最初由匈牙利人组成。

[4]大约存在于1600年至1894年间的非洲王国。

[5]芬兰北部最大的地区。

[6]约翰·科格林，美国政治家，自1892年起担任芝加哥市议会的议员。

[7]约瑟夫·孟德尔，美国出版商、编辑，《芝加哥论坛报》共同所有人，并在1871年芝加哥大火后担任市长。

邀请

霍姆斯暂时延缓了对米妮的财产所采取的任何动作。米妮已经告诉妹妹安娜，沃斯堡的地被转让了，现在霍姆斯察觉到安娜对他的真实动机起了疑心。不过，这并没有让他感到烦恼。解决的方式非常简单。

在一个明亮又充满芳香的春日，仿佛是因为春分到来一时起了疯狂的兴致，霍姆斯建议米妮邀请妹妹来芝加哥参观世博会，由他来掏钱。

米妮十分高兴，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安娜，安娜立刻就答应了。霍姆斯知道她会答应，她怎么可能拒绝呢？有机会见到米妮已经十分吸引人了，更不必说还可以看看芝加哥和伟大的世博会。这个组合太诱人了，任何人都无法抗拒，不管安娜如何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她还是会接受邀请。

米妮几乎已经等不及学年结束了，要到那时，她妹妹才能最终从中洛锡安学院的工作中脱身。米妮计划着向安娜展示芝加哥的所有奇迹——摩天大楼、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大会堂，当然还有世博会。不过她最期待的是向安娜介绍自己遇到的这个奇迹，亨利·戈登先生——她的哈利。

当安娜亲眼看到时，她就可以放下自己的怀疑了。

最终的准备

一八九三年四月的前两周天气极佳，不过却发生了其他的悲惨事件。有四名世博会工人丧生，其中两名死于颅骨碎裂，两名被电死。如此一来，今年的死亡人数便增加至七人。世博会隶属工会的木匠们清楚自己在完工阶段的重要性，开始抓住时机罢工，要求发放工会规定的最低薪资，以及其他几项斗争了许久的权利。费里斯摩天轮的八根塔座只有一根就位，而工人们还没有完成制造与工艺品馆的修复工作。每天早晨，会有上百名工人爬上屋顶；每天夜里，他们再小心翼翼地从屋顶退下来，排起密集的长队，从远处看就像一排蚂蚁。弗兰克·米勒的“洗白帮”奋力工作着，为荣耀中庭的建筑物粉刷外墙。在一些地方，涂抹的纤维灰浆已经开始开裂剥落。修补队员在场地上来回巡视。公园里弥漫着“一边焦虑一边努力工作”的氛围，这让被雇来装饰女性馆的建筑师坎迪斯·惠勒想到了“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家庭为迎接客人而忙活的样子”。

尽管木匠罢工，而且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但是伯纳姆感到很乐观，心情也因为良好的天气变好了。寒冷漫长的冬季已经过去，现在空气里都是初开的花以及解冻的土地的香气。而且，他能感觉到大家对他的关爱。三月末，他受到邀请，参加主要由查尔斯·麦金举办的盛大宴会，地点安排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老地方”花园，这是一处由麦金的合伙人斯坦福·怀特设计的精美的摩尔式建筑。麦金委托弗兰克·米勒，让国内最优秀的画家们务必出席，这些画家的位置会安排在最卓越的作家和建筑师旁边，或者是挨着他们的赞助者，比如马歇尔·菲尔德、亨利·维拉德等。众人会在这天晚上一齐为伯纳姆喝彩，庆祝他达成了不可能的成就，虽然这看起来有点为时过早了。当然，他们也享受了饕餮盛宴。

菜单如下：

阿拉斯加小牡蛎
苏特恩白葡萄甜酒
浓汤
蔬菜清汤、芹菜奶油汤
阿蒙迪亚多雪利酒
开胃菜
香菜烤牛排、盐渍杏仁、橄榄等
鱼
条纹鲈鱼、荷兰酸酱、巴黎苹果
尼尔施泰因白葡萄酒、酩悦香槟、巴黎之花香槟、特干葡萄酒
前菜
牛肉蘑菇、青豆、公爵夫人土豆
主菜
小牛排骨、青豌豆
果汁冰糕
罗马幻想、香烟
烤肉
红头鸭、生菜沙拉
宝得根酒
甜点
花式贻贝、什锦蛋糕、糖果、小点心
什锦水果
奶酪
洛克福羊乳干酪与卡门培尔奶酪
咖啡
阿波利纳里斯起泡矿泉水
科尼亚克白兰地、甘露酒、雪茄

据报纸报道，奥姆斯特德也在现场，不过他其实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继续跟进比尔特莫庄园的工作。他的缺席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大家觉得他是因为未被邀请为演讲嘉宾而愠怒，并且因为邀请函上仅将绘画、建筑及雕塑视为主要的艺术形式，并未提到景观设计而更加生气。虽然奥姆斯特德在整个艺术生涯中确实一直致力于提高景观设计的地位，让人们将其视为一门独立的美术分支，但是因为感情受到伤害而拒不出席晚宴并不符合奥姆斯特德的个性。最简单的解释似乎也最合理：奥姆斯特德身体抱恙，他各处的工作都在滞后，而且他不喜欢参加典礼，最重要的是他痛恨坐长途列车，特别是在季节交替的那几个月，像普尔曼车厢那般豪华的列车都可能过热或者过冷。假如他在场，一定会听到伯纳姆对来宾们说：“在场的每一位都知道他的名字和艺术才华，他是美国艺术家心中最优秀的人，我们对此倍感自豪。他设计了在座很多人的私人花园，以及许多城市公园。他是我们最好的顾问，是我们永恒的导师。从最高意义上来说，弗雷德里克·洛·奥姆斯特德，他是世博会的规划师……一位艺术家，他用湖泊和栽满树木的斜坡作画，用草地、河堤与郁郁葱葱的山头作画，用山腰与海景作画。他应该站在我此刻站的位置……”

这并不意味着伯纳姆打算坐下。他享受着众人的目光，欣赏着镌刻着花纹的银制“爱之杯”，桌边的每一位客人都举着这种杯子，里面装满了葡萄酒——尽管宴席外面的城市正肆虐着伤寒、白喉、肺结核和肺炎。他知道，现在这样赞颂还太早了，不过这场晚宴预示着世博会闭幕时必将带来更大的荣耀，当然前提是世博会满足了全世界人民的各种期待。

毫无疑问，他们目前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世博会六幢最宏伟的建筑高耸在中庭周围，效果比他之前想象的更加壮观而引人瞩目。水池中立着丹尼尔·切斯特·法兰西[1]的“共和国雕像”（昵称为“大玛丽”），已经完工，整个表面都镀了金，看起来闪闪发光。包括底座，共和国雕像总共高达一百一十一英尺。由各州、各公司及外国政府所建的超过两百座场馆点缀着周围的空间。白星航运公司在伍迪德岛对面的潟湖西北岸建了一座小而精致的庙宇，从这里可以拾级而下到达水边。克虏伯公司的大型枪炮也在荣耀中庭南部湖畔的展示馆内就位了。

“随着工程的推进，整个园区的规模越来越大。”麦金写信告诉理查德·亨特。有点太大了，他警觉地强调说，至少制造与工艺品馆是如此。他自己的农业馆，他写道，“一定会和对面这个庞大的‘邻居’形成强烈对比，这位‘邻居’有二百一十五英尺高，偏离了主轴线，一定会让我们这些周围的建筑黯然失色。”亨特刚刚和伯纳姆共处了两天，在棚屋歇了两晚。“在巨大的压力下，他能跟上工作节奏，看起来气色不错。一直以来，他都认真关注和聆听着我们最小的愿望，我们都欠他一大笔人情。”

就连木匠的罢工都没有让伯纳姆心烦。似乎有大量不属于工会的失业木匠随时可以替换掉那些罢工者。“有了这个保障，我什么也不怕。”四月六日，他这样写信告诉玛格丽特。天气很冷，“不过天空清澈，明亮而美好，是生活和工作的好天气。”工人们正在进行“润色”工作，他写道：“昨天许多鸭子被放到了潟湖里，今天早晨，它们在湖里满足地游来游去，看起来生机勃勃。”奥姆斯特德订购了八百多只鸭和鹅，七千只鸽子，为了增加情调还添加了一些奇异的鸟类，包括四只雪鹭、四只白鹳、两只褐鹈鹕以及两只火烈鸟。目前只有最平常的白鸭被放到了水中。“两天或三天内，”伯纳姆写道，“所有的鸟都会被放到水中，这里已经开始变得比去年漂亮多了。”好天气一直持续着，舒爽、清澈而干燥。四月十日星期一，他告诉玛格丽特：“我对此感到十分开心。”

接下来几天，他的心情却突然改变了。有传言说其他的工会可能会加入木匠的罢工，导致杰克逊公园所有的工作中断。突然间，世博会显得远远没有准备好，而且危在旦夕。要知道，园区南部用于展示牲畜的棚屋还没开始动工。伯纳姆的目光所及之处，看到的都是铁轨、临时道路、空空如也的货车车厢以及包装箱。滚草一般的细刨花遍布场地。他对园区残缺不全的样貌十分失望，还开始生妻子的气。

“你为什么不每天写信给我？”在一个星期四，他这样问她，“我好像怎么都等不来你的信。”

他在办公室里摆着一张玛格丽特的照片，每回经过时都会把它拿起来，带着憧憬凝视着。他告诉她，到那天为止，他已经看了这张照片十次了。他本来指望五月一号之后可以歇几天，不过现在意识到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会持续到很久以后。“大众会认为施工全部完成了，对我来说，我希望这是事实。我认为每一个奔跑的人在往终点跑的过程中都有因为绝望想半途而废的时刻，但他们一定不能屈服。”

玛格丽特送给了他一片四叶草。

世博会园区内杂乱无章，不过毗邻的这块面积十五英亩的场地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水牛比尔”租下了这片区域作为自己的秀场，现在挂起了正式招牌——“水牛比尔的荒蛮西部及世界级驯马师大会”。他的秀场在四月三日成功开张，吸引来的观众立即填满了场地内的一万八千个座位。观众们进大门后会发现左边是哥伦布，上面挂着“大海的拓荒者，第一位先锋”的横幅，右边是“水牛比尔”，上面挂着“草原的拓荒者，最后一位先锋”的横幅。

他的表演营地占地十五英亩。有上百名印第安人、士兵、工人睡在帐篷里。安妮·奥克利总是把自己的帐篷布置得像家一样舒适，外面还有一个小花园，种着报春花、天竺葵和蜀葵。在帐篷里面，她安置了沙发、美洲狮皮、一条阿克明斯特地毯、摇椅以及各式各样家庭生活用的手工艺品。当然，还有她收藏的各式各样的枪支。

“水牛比尔”总是用他的牛仔乐队演奏《星条旗》作为开场。接下来是一场“大阅兵”，由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俄罗斯的士兵们骑在马背上环绕场地进行游行。然后是安妮·奥克利出场，朝着一连串看似根本不可能击中的目标射击。她总是能全部击中。另外一个主打节目是印第安人袭击一辆破旧的驿站马车——朽木邮车——然后“水牛比尔”会带着他的人前来解救。（早前的伦敦表演中，印第安人就袭击了奔驰在温莎城堡庭院内的马车，该车由“水牛比尔”驾驶，载着四位国王以及威尔士王子。）后来的表演中，科迪会亲自展示一些花哨的枪法，比如骑在马背上冲过场地，用温切斯特连发步枪射击助手扔到空中的玻璃球等。整场表演的高潮是“袭击殖民者的小屋”，在这个节目里，曾经杀死士兵和百姓的印第安人来了一场对住满白人殖民者的小屋的袭击，最后却再次被“水牛比尔”以及一众放着空枪的牛仔击败。随着表演中季节的推进，科迪用更加激烈的“小巨角河战役”取而代之，“精准地展现了卡斯特最后一役的场景”。[2]

世博会对于科迪上校的婚姻是一场严酷的考验。为了表演，他总是远离内布拉斯加州北普拉特的家，但他不在家并非最主要的问题。比尔喜欢女人，女人们也喜欢比尔。有一天，他的妻子路易莎——“露露”——来到了芝加哥想给比尔一个惊喜，却发现比尔的“太太”已经到了。在旅馆前台，职员竟告诉她会有人送她到“科迪先生及太太的套房”。

因为担心更大范围的罢工会影响世博会，甚至毁掉它，伯纳姆开始和木匠以及钢铁工人进行协商，最终同意了设立最低工资，并在加班时间支付一点五倍的工资，在周日或者重要的节日支付两倍的工资。重要的节日包括意义深远的劳动节。工会的工人则签下合同，保证会一直工作到世博会结束。伯纳姆显然松了口气，这似乎意味着他早些时候的虚张声势只是作秀而已。“你可以想象，我虽然筋疲力尽，但是上床时很开心。”他写信告诉妻子。我们可以从他信中扭曲的文法来衡量他的疲惫程度，通常他都在努力压制，现在又重新出现了。“我们从下午很早的时候一直坐到晚上九点。我相信直到世博会结束，这样的惨事都不会再次发生，从桌上看去，你的照片显得格外可爱。”

伯纳姆声称这次协议对世博会而言是一场胜利，而事实上世博会做出的妥协是有组织的劳工的一次重大突破，这次签下的合约成了其他工会争相效仿的模本。世博会施工方的妥协，往美国（以及芝加哥）已经沸腾的劳工运动中注入了新的“蒸汽”。

奥姆斯特德返回了芝加哥，还是有三种老毛病在身。他最新的发现是园区通电了，伯纳姆总是会出现在园区的各个地方。四月十三日星期四，奥姆斯特德写信给儿子约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匆忙，至少表面看来，目前园区处于你能想到的最混乱的样子。”狂风吹过园区贫瘠的地面，卷起漫天的灰尘。一列又一列的火车驶入园区，载来了早该就位的展品。延迟的安装工作意味着临时的轨道和道路都必须原地保留。两天后，奥姆斯特德写道：“我们要为所有人的拖沓买单，他们在各处的工作都挡了我们的路。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所有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得等到开幕式结束后再在夜间进行。我找不到任何方法结束这场混乱，不过，现在有上千名工人在不同主管的指导下工作，我想，通过众人的齐心协力，一切都会有所好转。”

他认为景观工作没有到位，自己也得负部分责任，因为在哈利·科德曼死后，自己没在芝加哥安排一位值得信赖的监督人。一八九三年四月十五日，他写信给约翰：“恐怕我们不应该将如此重任托付给乌尔里希和菲尔。我希望乌尔里希不是故意这么不诚实，但是他已经一意孤行到了欺瞒和误导我们的程度，我们不能再依靠他了。他的精力大多耗费在了一些他不应该关心的事情上……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变得越来越不能相信他。”

他对乌尔里希越来越懊恼，不信任的程度不断加深。之后，在给约翰的另一封信里，他说：“乌尔里希在不知不觉中背叛了我们。问题在于他对荣誉的野心已经越界了。他更关心如何显得异常活跃、努力、热情，以及让事物在总体上看起来有效果，而忽略了景观设计中的良好效果。”奥姆斯特德尤其不满乌尔里希对伯纳姆奴才般的言听计从。“他在园区中几乎无处不在，紧盯着所有种类的工作，而伯纳姆先生和所有部门主管总是吆喝着‘乌尔里希！’，和伯纳姆巡视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不停地对自己的秘书重复‘叫乌尔里希去处理’这句话，不是让他处理这个就是处理那个。我表示抗议，不过收效甚微。我在工作中永远找不到他，除非特别预约，而找到他时，他总是急不可耐地要走开。”

奥姆斯特德真正担心的是伯纳姆把对自己的忠诚转移到了乌尔里希身上。“我想我们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我们的合约到期了，我担心伯纳姆打算让我们走人，全部依赖乌尔里希，伯纳姆没法看到乌尔里希能力的不足，以及深思熟虑的重要性。我得小心，尽量不去烦扰伯纳姆，他的工作量显然已经超标了。”

其他的困难也很快冒了出来。从加州运来的一船重要植物没能按时到达，使得植物本来就十分紧缺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连四月中上旬一直持续的好天气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园区的供水系统尚未完工，还缺少降水，这意味着奥姆斯特德没法在园区裸露的地面种植植物。被风卷起的灰尘也十分可怕。“可怕的灰尘，”他说，“就像沙漠里的沙尘暴。”——它们一直在飞舞，刺痛了他的眼睛，把沙砾塞进他已经发炎的嘴里。“我正设法表明为什么我的工作看起来几乎没什么进展……”他写道，“我认为大众将在一段时间内对我们的工作严重失望，这几周必须要有一个强硬的人来阻止乌尔里希将精力投入错误的方向。”

四月二十一日，奥姆斯特德再次因病卧床，“喉咙发炎、牙齿溃烂、疼痛难眠”。

尽管身体状况很差，他的精神却开始慢慢恢复。忽略目前的延误和乌尔里希的口是心非，他看到了不一样的进展。伍迪德岛的堤岸开始爆发出生机，长出茂盛的新叶和花朵。而岛上的日本寺庙凤凰堂是在日本国内精心打造，由日本工匠组装而成的，对岛上的森林景观没有丝毫影响。电动船也到了，看起来十分可爱，正是奥姆斯特德期待的那一种，而潟湖上的水禽闪耀着迷人的活力，和荣耀中庭一大片宏伟的白色建筑相得益彰。奥姆斯特德意识到，伯纳姆的人手不可能在五月一日之前完成修补和上色的工作，这会导致他自己工作的完成更加遥遥无期。不过他也看到了明显的进展。“园里雇用了更多的人手，”他写道，“每一天的工作都能呈现出显著的差别。”

然而，这样的乐观也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有一道强大的气象锋正穿过大草原向芝加哥移动。

在这段时间内，具体哪一天并不清楚，一位名为约瑟夫·麦卡锡的牛奶小贩在芝加哥的洪堡公园附近停下了马车。当时是上午，大概十一点钟。公园里有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自己认识这个人，他是帕特里克·普伦德加斯特，《芝加哥洋际报》雇用的报纸派发员。

奇怪的是，普伦德加斯特正在原地绕圈子。更奇怪的是，他走路的时候头往后仰，帽子拉得很低，以至于遮住了他的眼睛。

就在麦卡锡看着他的时候，普伦德加斯特迎面撞上了一棵树。

开始下雨了。一开始伯纳姆并不担心。这场雨可以压制住园区尚未覆盖植被的地方的尘土——他很遗憾地发现，这样的地方太多了——而且此时所有的屋顶都已完工，甚至包括制造与工艺品馆的屋顶。

“下雨了，”四月十八日星期二，伯纳姆写信告诉玛格丽特，“随它下吧，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想。我的屋顶终于全部改好了，一点都不担心漏水的问题。”

可是这雨不仅下个不停，并且越下越大。夜间，帘幕般的雨水冲刷着园区的电灯，厚重得几乎成了不透明体。雨水将尘土化为泥泞，令马匹蹒跚、货车停运。场馆开始漏水。周三晚间，一场滂沱大雨重击了杰克逊公园，很快，一道两百英尺的瀑布开始从制造与工艺品馆的玻璃屋顶泄下，浇灌在下面的展品上。于是，伯纳姆带着一队工人和守卫汇集在场馆里彻夜与漏水作战。

“昨夜的暴风雨是我们在杰克逊公园遭遇过的最严重的一次，”伯纳姆在周四写信告诉玛格丽特，“除了制造与工艺品馆东侧屋顶漏水之外，园区内没有建筑受损，为了遮盖展品，我们在那里待到午夜时分。有一家媒体称戴维斯理事长也在场照料各种事情，并且等到所有事都安排好后才离开。当然，戴先生其实和当晚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关系。”

这场雨似乎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究竟还剩多少工作没完成上。同一周的周四，伯纳姆写了另一封信给玛格丽特：“这里的天气很糟糕，从上周二开始就一直如此。尽管最艰巨的任务还摆在面前，我还是保持前行……上个月的劳动强度确实太大了，你简直都无法想象。我都为自己经历这一切时的平静心态感到惊讶。”不过这个挑战也测试了他的手下。他说：“他们肩负的压力显示出了谁比较坚韧、谁比较软弱。我可以告诉你，在这种条件下能够达标的没有几个，但还是有几个可靠的人。其他人则需要每小时敲打一下，就是这些人令我疲惫不堪。”

和往常一样，他十分思念玛格丽特。她现在不在芝加哥，不过在开幕式时会回来。“我会在人群中找寻你，我亲爱的姑娘，”他写道，“等你回来时，一定要准备好投入我的怀抱。”

对伯纳姆来说，在这样情感不外露的年纪，这封肉麻的信简直滚烫到可以让信封炸开。

日复一日，园区内重复着相同的事情：蒙上雾气的窗户；因周围环境过于潮湿而卷起的纸张；雨滴打在屋顶上，发出像恶魔掌声般的声音；到处弥漫着汗水和受潮的羊毛的臭味，特别是在工人涌动的午餐时分；雨水灌进了电导管，导致电路短路；在费里斯摩天轮上，用来给塔柱地基洞穴抽水的水泵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都没法将水抽干；雨水渗透了女性馆的屋顶，使得展品的布置不得不叫停；在大道乐园里，埃及人、阿尔及利亚人与半裸着的达荷美人饱受折磨，只有哈特夫人的爱尔兰村庄里的爱尔兰人似乎还泰然自若。

对奥姆斯特德来说，这场雨令人分外沮丧。雨水降到了本来就饱含水分的地面上，导致每一条路上的每一个坑洼都积满了水。水坑变成了湖泊。拉着重物的马车车轮深深地陷入了泥土里，在地上撕开一道道豁口。修补列表中，亟待填补、抹平和铺设草地的地方越来越多。

尽管雨下个不停，工作的速度还是有所加快。光是在园区工作的工人数量就令奥姆斯特德感到敬畏。四月二十七日，开幕式的前三天，他给自己的公司做了报告，“我曾写信告诉你们，园区雇用了两千名工人——看来是我犯傻了。直接由伯纳姆雇用的人员就多达两千人。这周园区内的工人数量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不止，还不包括承包商手下的工人数。算上承包商和特许经营商的人，目前在园区工作的有一万人。如果把某些特定阶级算上，人数还会更多。因为雇不到足够的工作组，我们的工作严重落后了。”（他的估值还是偏低了：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园区工人的总数量接近两万。）他还严重缺少各种植被，他抱怨道：“获取这些植物的渠道都失效了，因此将导致严重的紧缺。”

也有好消息，至少他溃烂的牙齿有所改善，他不用卧床了。“我的溃疡好转了，”他写道，“我还是只能吃面包、喝牛奶，但今天已经能在雨中走动，感觉好多了。”

不过就在同一天，他私下里给约翰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要悲观得多。“我们的运气糟透了。今天又是大雨。”伯纳姆一直在劝说他走各种捷径让荣耀中庭看起来更像样，比如让他的人把花盆填上杜鹃花以及用棕榈植物来装饰平台，这正是奥姆斯特德抵制的那种华而不实的权宜之计。“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么做。”他写道。他憎恶“不得不使用各种临时的权宜之计，只是为了在开幕式上做一场秀”。他深知一等到开幕式结束，所有这类工作就得重做。病痛、挫败感和不断增加的工作强度让他的精神不堪重负，令他感到自己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三餐都在临时餐桌上吃，还有各种喧闹声，人们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去，地上都是水坑和雨水，让我这个千疮百孔的老人家很不舒服，我的喉咙和嘴巴状况都不好，只能一直吃流食。”

不过，他没有放弃。尽管一直下雨，他还是蹒跚着四处走动，指挥植物种植和草皮铺设的工作，并且在每天的黎明时分参加伯纳姆对关键人员的强制点名。身心的劳累再加上恶劣的天气，让他本来好转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我感冒了，骨头疼得整夜睡不着，只能靠着吃吐司及喝茶维生。”他在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五的信中写道，“连日的大雨几乎不停，似乎是在伤心地检查我们的工作。”不过，为了周一开幕式而做的疯狂的准备工作并没有消停。“看到油漆匠们冒着大雨在梯子和脚手架上工作，感觉很奇怪。”奥姆斯特德写道，“许多工人浑身都湿透了，我觉得他们的油漆一定刷得不均匀。”他注意到，位于中央洼地西端的巨型哥伦布喷泉尚未完工，尽管它是开幕仪式上的一个重头戏。接下来的那天是周六，计划给它安排一次试运行。“从任何角度来看，它都没有准备好，”奥姆斯特德写道，“不过大家却期望它下周一在总统面前一展身手。”

至于自己部门的工作，奥姆斯特德更是感到十分失望。按照他之前的期待，目前的工作远未完成计划。他也知道，其他人和他一样感到失望。“我收到了一堆无理的批评，批评我的人中甚至有像伯纳姆那么聪明的人物，他们仅凭工作没有完成或者组合不够完整就妄加评论。”他写道。他知道园区中确实有许多地方看起来植被稀疏又凌乱，而且还剩下很多工作要做——地上的裂痕明眼人都看得到。不过从他人口中听到这种批评，特别是从一位他十分欣赏而尊敬的人口中听到，格外令人沮丧。

最后期限是不可更改的。事先安排好的工作太多了，任何人都不敢想延期的事。开幕仪式计划——或者说一定要——在星期一早晨进行，将在新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领导的从环线到杰克逊公园的一场游行中拉开序幕。此时，一辆又一辆的列车驶入芝加哥，从世界各地载来政客、王公贵族及企业巨头。克利夫兰总统在副总统及随行的内阁官员、参议员、军事领导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及亲友的陪同下抵达。雨水从黑色机车头上渐渐蒸发。搬运工从行李车厢往外拖着沉重的箱子。一辆辆大篷车停在市区火车站外面的路上，黑色车厢被雨水冲刷得十分光滑，它们红色的等待灯在雨中发散出一圈光晕。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四月三十日晚，开幕日前夜，一位名为F. 赫伯特·斯特德的英国记者造访了园区。斯特德这个姓氏在美国广为人知的原因，是赫伯特有一个更加出名的哥哥——威廉，他曾经是伦敦《蓓尔美街报》的编辑，最近还创办了《评论综述》刊物。赫伯特是被派来报道开幕仪式的，他决定提前来探查场地，以便对世博会的地形有一个详细的认知。

当他走出马车，进入杰克逊公园时，发现雨下得很大，像披巾般笼罩着整个世界，四处都有电灯闪耀。奥姆斯特德设计的那些优雅的小道已经化成池塘，在亿万滴水珠的袭击下颤动着。上百辆空空如也的运货车厢在逆光处变成了黑压压的一片。木材、空的板条箱以及工人午餐的垃圾散落在各个地方。

整个场面令人难过，同时也令人费解：世博会的开幕仪式第二天早晨就要举办了，而场地上四处都是成堆的垃圾和碎片——整个状况都“粗糙而不完善”，斯特德写道。

这场雨下了一整晚。

周日那天更晚的时候，雨点敲击着窗台，芝加哥各家晨报的编辑为周一这期的报纸头条准备了大胆而夸张的标题，将在明早逐一刊登，这一刻十分具有历史意义。自从一八七一年芝加哥火灾以来，还没有哪次单独的事件能令市里各家报社如此激动。不过，还有更多的日常工作需要完成。年轻一点的排字工将报纸内页的分类广告、个人启事及其他广告一一安排好。他们要登出一则小小的告示，宣告一家新旅馆即将开张——显然又是一家为了迎接慕世博会之名而来的游客匆匆修建的旅馆。至少这家旅馆看起来位置不错，它位于恩格尔伍德六十三街与华莱士街街口，从世博会六十三街的入口处搭乘新建的“L巷”可以很快就到。

业主为其取名为“世界博览会旅馆”。

[1]丹尼尔·切斯特·法兰西，美国雕塑家，最著名的作品是位于华盛顿的亚伯拉罕·林肯雕像。

[2]指1876年拉科塔、北夏延和阿拉帕霍部落的联合部队与美国第七骑兵团之间的武装交战。

第三部　白城之下

1893.5-1893.10

开幕日

二十三辆闪闪发光的黑色马车停在了莱克星顿旅馆门前的密歇根大道黄色的泥地上。克利夫兰总统坐上了第七辆马车，这是一辆四轮马车。伯纳姆和戴维斯一起上了第六辆。两位都规规矩矩，尽管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并未消除，两人对世博会最高掌控权的争夺也尚未结束。哥伦布的一位直系后代——维拉瓜公爵坐在第十四辆马车里；公爵夫人与贝莎·帕玛夫人坐在第十五辆马车里，后者戴的钻石散发着几乎可以触摸的热量；哈里森市长坐在最后一辆马车里，并获得了最热烈的欢呼声；其他的显贵人士坐在剩余的马车上。车队轰隆隆地南行，前往杰克逊公园，后面跟着二十万名浩浩荡荡的芝加哥市民，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驾着四轮敞篷轻便马车、维多利亚马车或者单座轻便马车，还有的挤在公共汽车或者“抓地电车”里。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乘坐火车，挤在亮黄色的车厢里。这种车厢被戏称为“牛群车厢”，由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建造，目的是把尽可能多的人拉到世博会。每一个拥有白手绢的人都挥舞着它，每一根街灯柱上都挂着白旗。建筑的正面飞扬着潮湿的旗布。一千五百名哥伦布警卫队的队员身穿崭新的浅蓝色粗麻布制服，戴着白手套，披着镶金边的黑色斗篷迎接人群，诚挚地将众人引向行政大楼，这栋楼的标志就是它高耸的金色圆顶。

人群穿过了大道乐园，开始从西侧接近世博会园区。正当总统的马车转入有十三个街区长、横跨大道乐园的国际大道时，太阳露脸了，照亮了沿着大道排开的四十处特许经营场所，其中一些的规模大到接近小型城镇。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赞叹声。马车队依次经过了“坐牛”酋长的小屋、拉普兰村落、传闻会吃人肉的达荷美族的建筑群，其正对面的加州鸵鸟农场散发着黄油和禽蛋的香味。这个农场提供由鸵鸟蛋制成的煎蛋卷，但事实上用的不过是家养鸡的蛋。之后，人群经过了奥地利村庄和卡布提沃气球公园，这个公园里有一个拴在地面的氢气球可以将游人载到空中。在大道乐园中央，众人环绕着不幸未能完工的费里斯摩天轮，想要一探究竟，伯纳姆却并不高兴。这是一个半圆形的钢制结构，此时只是被巨型的木制临时支架围绕着。

当克利夫兰总统的马车来到索尔·布鲁姆位于大道乐园穆斯林区中心地带的阿尔及利亚村庄时，布鲁姆点了点头，女性村民随之放下了她们的面纱。布鲁姆发誓这是她们文化中表示尊敬的习俗，当然，布鲁姆说的话没人敢保证是真的。马车队绕过开罗街（还没开业，这是另一个遗憾），然后经过了土耳其村庄和爪哇午餐室。在时下最风靡的移动动物园“哈根巴克动物秀”外，驯兽师们戳着四头受过训练的狮子，让它们发出最大的叫声。右侧，在烟雾缭绕的远处，总统望见“水牛比尔”蛮荒西部秀的旗帜在科迪上校于六十二街修建的秀场上空飘扬着。

马车队终于进入了杰克逊公园。

世博会有许多奇迹发生——巧克力做的“断臂维纳斯”没有融化，威斯康星馆里重达两万两千磅的奶酪也不会发霉，不过最大的奇迹还要算克利夫兰到达前夕那个潮湿的长夜里发生的重大转变。当赫伯特·斯特德第二天上午再次来到杰克逊公园时，园区的不少地方还覆盖着大片的积水，风拂过水面会掀起阵阵涟漪。不过空荡的货车车厢及各种包装垃圾都消失了。一万名工人彻夜加班，补好了墙漆和纤维灰浆，种下了三色堇，铺好了草皮，一千名女清洁工将这些雄伟建筑的地板进行了清洗、上蜡和打磨。早晨到来，太阳升起。被雨水清洗过的新鲜空气里，景观中尚未被淹没的部分看起来十分令人愉快，是那样清新整洁。“当世博会开幕时，”伯纳姆的一位助手保罗·施泰力说，“奥姆斯特德的草坪是给大家的第一个惊喜。”

十一点，克利夫兰总统沿着台阶向上走到设于行政大楼东端外的演讲台就座，这是仪式正式开始的信号。人群向前涌去。二十位女性昏倒了。幸而处于前排的记者们拯救了一位年迈的女子，将她从栏杆上方拉了过去，让她在媒体记者的桌上躺平。警卫队队员们拔出了佩剑介入。骚乱一直持续到戴维斯理事长示意管弦乐队开始演奏作为序曲的《哥伦布进行曲》才停止。

由于十月举行的冗长拖拉的揭幕仪式饱受诟病，世博会的官员们让开幕式的流程尽量简短，并且许诺不计任何代价也要遵守流程表。首先是祈福祷告，由一位盲人牧师主持，观众由于人多和距离远什么也没听清。接下来是献给哥伦布的诗歌朗诵，“然后在‘平塔号’的前桅楼上传来一声怒号，一首小号曲，‘光啊！光啊！光！’”这诗歌长到令人难以忍受，正如这位海军上将经历的航程一样。所有的节目都是这一类的。

理事长戴维斯接下来发言，他的发言听起来鲜亮光彩，实际上扭曲了事实：他赞扬全国委员会与世博会公司及女性理事会团结合作、齐心协力，打造了如此卓越的世博会。那些知悉这些机构内部及彼此间冲突的人仔细观察了伯纳姆，却发现他面不改色。之后，戴维斯把演讲台交给了总统。

克利夫兰穿着黑礼服的庞大身躯停顿了半晌，冷静地检视着面前的人群。他的近旁是一张桌子，桌面铺着美国国旗，国旗上放着一张红蓝相间的天鹅绒垫子，垫子支撑着一个黄金制的发报电键。

荣耀中庭的平台、草地，甚至栏杆上都站满了人，男人们穿着黑色或灰色的衣服，女人们有不少穿着色彩艳丽的礼服，比如紫色、深红、祖母绿，戴着配有缎带、小树枝及羽毛的帽子。一位高大的男人戴着一顶巨大的白帽，身着饰有银边的白色鹿皮外套，站在那儿比周围的人都高了一头，那就是“水牛比尔”。女人们都注视着他。一簇簇云朵迅速地撕裂开来，阳光从间隙中洒下，照在人群中星星点点的白巴拿马草帽上。从总统居高临下的位置望去，整个场面喜庆而洁净，不过实际上地面全是水和泥，每挪动一下位置，脚上都会带出黏糊糊的东西。在场唯一没被打湿的“人类形状”的脚属于丹尼尔·切斯特·法兰西的共和国雕像——“大玛丽”，它目前还藏在帆布后没有露面。

克利夫兰的演讲极为简短。他走到铺着国旗的桌旁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正如我轻轻一触，照亮整个宽广的世博会园区的机械就会开始运转一样，”他说，“但愿我们的希冀和渴望，也能唤醒那些将在未来所有的时间里影响人类的福祉、尊严和自由的力量。”

十二点零八分，他准时按下了金按键。一层层的人群得知发报电键被按下，欢呼声顿时向外蔓延开去。屋顶的工人立即向驻扎园区各处的同事和停在湖中的“密歇根号”战舰上的水手发出了信号。按键接通了电路，激活了与机械馆内三千马力的巨型阿里斯蒸汽机相连的自动引擎启动机。启动机上的银锣被敲响，链轮开始运作，打开了一个阀门，引擎开始活动，做工精良的推杆和轴承也开始飞速运动。顷刻间，馆内的另外三十台引擎也轰鸣起来。园区供水系统中的三台巨型沃辛顿水泵开始伸展它们的轴杆和活塞，就像螳螂想抖落掉寒意一般。上百万加仑的水随之涌入世博会的总管道。蒸汽输往了每一处引擎，整个园区都开始震动起来。一面主帆那么大的美国国旗在荣耀中庭最高的旗杆顶端展开，两侧的旗杆上，两面同样大小的旗帜也立即飞扬起来，一面代表着西班牙，另一面代表着哥伦布。通过沃辛顿水泵增压的水从麦马尼喷泉中喷薄而出，往空中飞出一百英尺，在阳光下形成了一道彩虹，游人纷纷举起了雨伞来抵挡喷洒的水。各种各样的旗帜突然从飞檐里冒了出来，一条巨型的红色横幅横跨了整个机械馆，帆布从“大玛丽”镶着金叶的双肩处滑落。她的皮肤反射着阳光，十分刺眼，男人女人们都纷纷挡住了双眼。两百只白鸽向天空飞去。“密歇根号”上的枪炮响了。汽笛发出震耳欲聋的啸声。与此同时，人群开始齐唱“我的祖国，这就是你”，虽然当时没有官方规定的国歌，然而许多人已经将这首歌视为国歌了。随着人群发出巨大的声响，一位瘦削苍白、弯着脖子的女士旁边出现了一个神色轻松的男人。下一秒钟，珍妮·亚当斯就发现她的钱包不见了。

伟大的世博会就这样开始了。

尽管伯纳姆心里清楚前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奥姆斯特德必须再加倍努力，费里斯也需要完成他那该死的轮子——然而世博会的成功似乎已成定局。表示祝贺的电报和信件不断发来。一位朋友告诉伯纳姆，“整个园区给我的印象犹如绽开的玫瑰般美丽。”根据世博会的官方历史数据估计，开幕日当天有二十五万人进入了杰克逊公园。另外还有两个不同的数据，一个估计的数值为五十万人，另一个为六十二万人。那天结束时，每一项数据都表明芝加哥世博会将成为全球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娱乐项目。

这种乐观的推测只维持了二十四小时。

五月二日星期二，入园的人数只有一万人，这样的入园率如果持续下去，将使世博会成为史上最大的一场滑铁卢。黄色的牛群车厢几乎是空的，沿着六十三街运行的“L巷”情况也相似。所有认为这只是一时的异常现象的希望在第三天破灭了，之前一直打击着国民经济的力量全面爆发，华尔街弥漫着恐慌的气氛，股票价格大跌。接下来的一周，新闻越来越令人不安。

五月五日星期四晚，美国绳索公司的官员宣布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这家托拉斯控制了美国百分之八十的绳索生产。接下来，芝加哥的国家化工银行停止了营业，这个消息对于世博会官员来说格外不祥，因为化工银行是唯一获得国会批准在世博会园区内开设分行的银行，位置就在园区的中心地带，重要程度不亚于行政大楼。三天后，芝加哥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倒闭了，紧接着又倒了第三家，是伯纳姆家乡镇上的埃文斯顿国家银行。全国各地也有许多其他的企业倒闭。在佐治亚州的布伦瑞克，两家国家银行的董事长进行了会谈。其中一位董事长平静地表示抱歉，说要离开一下，然后就走进自己的私人办公室，用子弹射穿了脑部。这两家银行都倒闭了。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内布拉斯加储蓄银行曾是小学生的最爱。林肯市的老师们都扮演着银行代理人的角色，每星期都从孩子们那里收钱，然后存到每个小孩的存折账户上。银行即将倒闭的消息传出后，门前的街上挤满了想把钱取回去的小孩。直到其他银行向内布拉斯加储蓄银行伸出援手，这场“儿童挤兑”风波才得以平息。

本来可能前往芝加哥参观世博会的人现在留在了家里，令人心慌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很大的阻碍；关于世博会尚未完成的报道的破坏性也不容小觑。如果人们只有一次参观世博会的机会，他们想等到所有展品都到位、所有景点都开放之后再来，特别是费里斯的摩天轮，据说它是工程史上的奇迹，令埃菲尔铁塔看起来就像是小孩子的雕塑——当然，前提是它有朝一日真的能够运行，并且不会一遇上凛冽的疾风就倒塌。

伯纳姆承认，世博会中还剩太多的项目没有完成。他和他的建筑师、绘图员、工程师及承包商团队在几乎无法想象的短时间内完成了这么多工作，可是显然还不足以克服迅速恶化的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制造与工艺品馆中的电梯被吹捧为世博会的一大奇迹，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运行。费里斯摩天轮看起来只完成了一半。奥姆斯特德还待在克虏伯兵器馆、皮革馆及冷藏馆外的场地进行平坡和种植作业，他还没有开始建世博会火车站的砖头路面，也没有在纽约中央铁路展区、宾夕法尼亚铁路展区、合唱厅，以及被众多芝加哥人视为世博会最重要建筑的伊利诺伊州馆的周围铺设草皮。电力馆中展品和公司展位的布置进度远远落后，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直到五月二日星期二才开始建自己的展位。

伯纳姆向奥姆斯特德、费里斯及所有在岗的承包商下达了严厉的指令。奥姆斯特德感到压力极为巨大，却一直被延误的展品布置和每天来来回回的运货马车及车厢造成的破坏所拖累。光是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就有十五车厢的展品材料还堆积在场地上。为开幕仪式做的准备已经浪费了奥姆斯特德部门的宝贵时间，同样浪费时间的还有每天为修复游人在园区各地造成的破坏而进行的种植和平坡工作。园区内五十七英里长的道路还有许多路段要么淹在水里，要么满是泥泞，其他的路段则由于在浸湿状态下被车辆碾过而划出了大量的沟壑。奥姆斯特德的道路承包商部署了八百人力及一百组马力开始压平道路，并铺设新的碎石。“我的身体尚好，”奥姆斯特德在五月十五日写信告诉儿子，“不过每天都特别劳累，事情很难办好。我的身体严重超负荷了，我想要达到的效果总是无法实现。”

伯纳姆知道，首要大事是世博会必须建完，同时也必须增强世博会的吸引力，鼓励人们克服对经济危机的恐慌，到芝加哥来。他新设了一个运营主管的职位，并安排弗朗西斯·米勒来担任这个职位，给予了他很大的自由度，来极尽所能地增加入园人数。米勒精心安排了烟火秀及园区游行。他留出了特别的日期，向各个州及国家致敬，并且向各个团体的工人表示祝贺，包括鞋匠、磨工、甜品师及速记员等。皮西厄斯骑士有自己的节日，美国的天主教骑士也有自己的节日。米勒将八月二十五日定为有色人种节，将十月九日定为芝加哥节。入园人数开始增加，但是增幅不大。到了五月底，平均每天的付费游人数量只有三万三千人，仍然远远低于伯纳姆和所有人的预期，更直接地说，是远远低于世博会能盈利而必须达到的入园人数。更糟糕的是，国会和全国委员会迫于严守安息日运动的压力，命令世博会在所有星期日闭园，这就导致好几百万工薪阶层的人民无法前往世博会，因为星期日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日。

伯纳姆希望国家的金融危机早日结束，不过经济形势却每况愈下。更多的银行倒闭了，裁员增加，工业生产下降，罢工越来越严重。六月五日，焦急的储户们在芝加哥的八家银行引发了挤兑事件。伯纳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公司不再有新的委托案。

世界博览会旅馆

第一批旅客开始到达霍姆斯的世界博览会旅馆，不过规模并不如他及其他南区的旅馆老板预期的那样大。来到霍姆斯旅馆的旅客主要是被这儿的地理位置所吸引，因为往东搭乘一段“L巷”就能抵达杰克逊公园。尽管旅馆二楼和三楼的房间大多空着，但是当男性旅客前来问询时，霍姆斯总是带着真诚的歉意告诉他们房间全都满了，并好心地介绍他们去近处的其他旅馆。于是，他的客房开始住满女性，这些女性大多十分年轻，并且显然不习惯独居。她们令霍姆斯感到十分兴奋。

米妮·威廉姆斯一直都在旁边，这让情况变得越来越尴尬。每当有水灵灵的新客上门时，她的嫉妒心就开始显露，也越来越黏人。她的嫉妒并未让他感到特别心烦，仅仅是给他造成了一些不便。米妮现在就是一份资产，是被存入仓库的一份收获，等需要时再拿出来使用就可以，就像被储藏起来的猎物一般。

霍姆斯开始在报纸广告栏中搜索出租公寓，要离他的旅馆足够远，使米妮不可能突击造访。他在北区的莱特伍德大道一二二〇号找到了一处住所，从林肯公园往西走十几个街区就是，靠近霍尔斯特德。这一带风景优美，绿树成荫，不过对于霍姆斯来说，风景优美只是他考量的因素之一。公寓占据了一栋庞大的私人建筑的顶层，业主名为约翰·奥克，由他的女儿打理租赁事宜。他们第一次刊登出租广告是在一八九三年四月。

霍姆斯独自前往查看公寓，和约翰·奥克碰了面。他自称亨利·戈登，并告诉奥克自己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奥克对这位未来的租户印象深刻。他十分整洁——也许用“讲究”这个词更好——而且着装和举止都透露着经济的殷实。亨利·戈登说决定租下这间公寓时，奥克十分高兴。戈登付给他四十美元现金作为订金，他更高兴了。戈登告诉奥克，他和妻子过几周就搬过来。

霍姆斯向米妮解释，也许他们早就该搬家了。既然已经结婚，那就需要一个比现在居住的“城堡”更大、更好的住所。很快这栋楼里就会挤满前来参观世博会的旅客。即使没有这些旅客，这里也不适合作为家用住房。

一间有阳光的宽敞公寓确实十分吸引米妮。事实上，目前他们住的“城堡”可能太阴沉了，虽然一直都是如此。而且米妮希望当安娜到访时，一切都尽可能地完美。不过，她有一丝疑惑，为什么哈利要选一个位于北区，又离得那么远的地方，而恩格尔伍德明明就有这么多可爱的房子。她心想，也许他不想付过高的房租，毕竟在世博会期间，恩格尔伍德的房屋租价正在飙升。

一八九三年六月一日，霍姆斯和米妮搬到了新的公寓里。房东的女儿洛拉·奥克说戈登“看起来对妻子十分体贴”。这夫妇俩经常出门骑车，一度还雇了一个女佣。“我只能说，他住在我们这儿的那段时间里，没有任何的不良行为。”奥克小姐说，“他介绍米妮·威廉姆斯为他的妻子，我们总是称她‘戈登太太’。她称他为‘亨利’。”

现在米妮住在了莱特伍德大道上，霍姆斯便可以安心独享在世博会旅馆的时光了。

他的房客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杰克逊公园或大道乐园里，经常午夜之后才回来。在旅馆时，她们也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霍姆斯没有提供任何公共区域，比如阅读室、游戏室、写作室等，不像诸如黎塞留、大都市及附近的新朱利安等大型旅馆，它们会将这些视为标准配置。他也不像最靠近杰克逊公园的那些旅馆一样开始安装暗房设施，以供越来越多的业余摄影师使用。这些所谓的“柯达迷”都带着最新款的便携式相机。

女性们觉得这个旅馆相当沉闷，特别是在晚上，不过一位英俊并显然十分富有的老板有助于消除一些荒凉感。不像她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得梅因或者苏福尔斯认识的那些男人，霍姆斯温暖而富有魅力，并且十分健谈，会带着一种亲切感触摸她们，这种行为在老家也许会被视为一种冒犯，不过在芝加哥这个新世界里似乎无伤大雅——仅仅是这些女性开启的探险之旅的另一个方面罢了。如果探险之旅没有让你感到一丝危险，那又有什么意义？

每个人都发现，这位老板为人十分宽厚。时不时有旅客没付房费就不告而别时，他似乎一点也不介意。他身上总是有一股淡淡的化学试剂的味道，事实上整栋房子都一直飘着药品的味道，这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毕竟他是一名医生，而这栋楼的一楼就有一家药店。

普伦德加斯特

帕特里克·普伦德加斯特相信自己马上就会被任命为市政顾问。他希望到时候自己已经准备妥当，于是开始计划如何雇用下属。一八九三年五月九日，他拿出另一张明信片，将它寄给了《国家报》大楼内一位名叫W.F. 库林的人。普伦德加斯特向库林说教道，耶稣是终极的法律权威，然后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

“我是市政顾问的候选人，”他写道，“如果我当选，你将成为我的助理。”

夜晚是魔术师

尽管展品尚未完备，道路上还有车辙，而且大片的场地还没有植被，世博会还是向头几批的游人展示了一座城市可以是什么模样，并且应该是什么模样。北部的那座黑城充满了烟尘和垃圾，而在世博会这座白城内，游人们会发现这儿有干净的公共厕所、纯净水、救护车服务、电力街灯，以及为农民生产出大量肥料的污水处理系统。游客的小孩能得到日托服务，而有意思的是，当你把小孩留在儿童馆时，你会收到一张领取凭证。芝加哥为数不多的直言不讳的审查官员担心，穷困的家长会把儿童馆变成遗弃儿童的收容所。但只有一个叫查理·约翰逊的可怜男孩是这样被抛弃的。尽管每天闭园时都有不少令人焦虑的情况发生，但是没有一个小孩丢失。

在世博会的各个场馆里，访客们接触到了他们自己甚至全世界都前所未见的发明和理念。他们听到了纽约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音乐能通过长途电话线传输到世博会上来。他们在爱迪生的活动电影放映机上看到了最早的电影，目瞪口呆地看着电光从尼古拉·特斯拉身上发射出来。他们看到了更加荒唐的东西——最早的拉链；看到了史上第一间全电动厨房，里面包括一个自动洗碗机；还有一个号称包含了厨师制作薄煎饼所需的全部食材的盒子，品牌的名称是“杰迈玛阿姨”。他们尝到了一种名为“黄箭”的新型口香糖，味道十分古怪，还有一种裹了焦糖的“好家伙玉米花”。一种被称为“麦丝卷”的新型麦片似乎不可能成功，有些人称之为“切碎了的门垫”。不过一种新型啤酒却十分受欢迎，赢得了世博会的最高啤酒奖。自此，它的酿造者便称其为“帕布斯特蓝带啤酒”。访客们也见到了由杜威十进制系统[1]的发明者梅尔维尔·杜威最新创造出来的直立式档案柜，这可能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组织结构类发明。展品中到处都是各种各样新奇的物品：一个由卷轴蚕丝做成的火车头，一座由柯克牌肥皂做成的吊桥，一幅由腌黄瓜拼成的巨型美国地图，一个梅干制造商送来的由梅干组成的等比例的马上骑士。而路易斯安那州的艾弗里盐矿展示了一座在一大块盐上雕刻出的自由女神像，被游客戏称为“命运之妻”。

最引人注目又令人不寒而栗的展厅是克虏伯兵器馆，馆里展出了一系列的重型枪炮，弗里兹·克虏伯的“宠物怪兽”就矗立在中央。一本广受欢迎的世博会指导手册《省时指南》将每一个展厅从一到三进行了评分，一分意味着“有一点趣味”，三分意味着“极其有趣”，克虏伯兵器馆就被评为三分。不过，对于许多访客而言，这些兵器看起来十分令人不安。D.C. 泰勒太太是一位频繁造访世博会的访客，她将克虏伯最大的枪炮称为“可怕而丑陋的东西，呼吸着血腥和杀戮，是蜷伏在世界文明成就中的野蛮成就”。

泰勒太太钟爱荣耀中庭，并被人们走在荣耀中庭场馆之间时那种冷静得出奇的神情而打动。“我们每一个人都脚步轻缓、和声细语。没有人看起来匆忙或不耐烦，我们都中了魔咒，这个魔咒从世博会开幕一直到结束都控制着我们。”

她发现大道乐园有完全不同的气氛。在这儿，泰勒太太在终于开放的开罗街中冒险，观看了人生中第一场肚皮舞。她仔细地观察着舞者。“她轻巧地往一旁跳了几步，暂停，敲击响板，然后以同样的舞步向另一边跳；往前几步，暂停，她的腹部随着音乐的节奏上下抖动，却没有带动身体其他部位的任何一处肌肉，腹部抖动速度极快，与此同时，头部和脚部纹丝不动。”

当泰勒太太和随从离开开罗街时，她小声对自己唱道，“我的祖国，这就是你。”就像一个受惊的小孩疾步跑过墓地一般。

世博会园区过于庞大，太难掌控了，哥伦布警卫队发现他们每天都被各种问题围绕着。这是一种疾病，是修辞上的天花，每一位访客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一些。警卫队员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着相同的问题，而且问题总是来得很急，经常是带着责备的怨气。有一些问题非常古怪。

每天为世博会撰写专栏的作家特蕾莎·迪恩无意间听到一位女士问：“教皇在哪个场馆里？”

“教皇不在这里，夫人。”警卫回答道。

“那他在哪里？”

“在意大利，在欧洲，夫人。”

女士皱了皱眉。“那里怎么走？”

警卫认为这位女士在开玩笑，他开心地打趣道：“从潟湖往下走三个街区。”

她又说：“那我该怎么去？”

另一位寻找蜡像展览的访客问警卫：“您能告诉我人造人的场馆在哪儿吗？”

他开始告诉她自己并不清楚，这时另一位访客插嘴了。“我听说过，”他说，“他们在那边的女性馆里。你去问问那位女经理吧。”

一位男访客由于失去了双足，只能借助义肢和拐杖在园内走动，他一定是看起来十分博学，因为另一名访客一直追着他问问题。最后这位残疾人终于抱怨道，回答这么多问题让他感到十分疲惫。

“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提问者说，“然后我绝不会再打扰你了。”

“好吧，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失去双腿的。”

这位残疾人说，除非确定这绝对是最后一个问题，不然他不会回答。他不允许再有其他问题。他问提问者是否同意这个要求。

追问者同意了。

这位残疾人非常清楚他的回答一定会马上引发另一个问题，他说：“它们被咬掉了。”

“被咬掉了。怎么——”

说话算话，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于是残疾人窃笑着蹒跚而去。

世博会还在努力增加入园人数，“水牛比尔”的蛮荒西部秀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如果科迪当时在申请世博会的特许经营权时得到批准，那么这些观众就得先掏钱买票进入杰克逊公园，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世博会的游客人数和收益。科迪还可以在星期天的时候进行表演，而且因为不在世博会园区，所以也不用向世博会公司上缴一半的收益。在世博会举办的六个月期间，科迪举办了三百一十八场表演，平均每场都有一万两千名观众，总观看人数达到了近四百万。

科迪抢了世博会的风头。他表演场地的主入口和世博会最繁忙的一个大门之间离得非常近，有一些访客甚至以为他的表演就是世博会，据说看完后就开心地回家了。六月，一群牛仔组织了一场从内布拉斯加的沙德伦到芝加哥的千里赛马比赛来向世博会致敬，并计划将终点设在杰克逊公园。奖金很丰厚，足足有一千美元。科迪贡献了五百美元，还有一块豪华的马鞍，提出的条件是比赛的终点要设在他的表演场地里。组织方同意了。

一八九三年六月十四日早晨，十位选手从沙德伦的巴林旅馆出发，其中包括“响尾蛇”皮特以及一位据推测已改过自新的名为多克·米德尔顿的内布拉斯加强盗。比赛规则允许每位骑手携带两匹马，要求在沿途不同的检查站停下接受检查。最重要的规定是要求骑手在跨过终点线时骑的一定是出发时的两匹马之一。

这次比赛十分激烈，有诸多选手破坏规则，也有不少动物受伤。米德尔顿在到达伊利诺伊州后很快就退赛了，还有四名选手同样没能坚持下来。第一位跨越终点线的选手是叫约翰·贝里的铁路工人，他骑着名为“毒药”的马在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三十分疾驰着奔入蛮荒西部秀的场地。“水牛比尔”穿着艳光四射、饰有银边的白色鹿皮衣，站在终点迎接他，同时迎接他的还有蛮荒西部秀公司其余的员工以及上万名芝加哥居民。不过，约翰·贝里只能获得马鞍作为奖品，因为后来的调查表明，比赛开始没多久，他就把马送上了向东行驶的列车，自己也爬上去，舒舒服服地经过了最开始的一百英里。

七月，科迪再次抢了世博会的风头。那时市长卡特·哈里森请求世博会抽出一天来照顾芝加哥的贫困儿童，让他们免费进入园区参观，而世博会官员拒绝了这个请求。鉴于世博会还在努力增加付费入园的人数，理事们都认为这个请求太过分了。每一张票，甚至包括儿童的半价票都很重要。之后，“水牛比尔”马上宣布在蛮荒西部秀中设立“流浪儿日”，这一天，他会为芝加哥的任何一个小孩提供一张来现场的免费火车票，并让他们免费观看表演，免费进入蛮荒西部秀的整个营地，除此之外，还有不限量的糖果和冰淇淋可以享用。

结果，那一天来了一万五千人。

“水牛比尔”的蛮荒西部秀也许确实和世博会“不协调”，正如当初他申请杰克逊公园的特许经营权遭到否决时理事们声称的那样。不过芝加哥的市民却非常喜爱它。

天空转晴了，并且一直都是晴天。路面干了，空中弥漫着鲜花的香味。参展者们逐渐完成了展品的布置，电工们也将连接了近二十万个白炽灯泡的巨型电路中的故障全部清除。在伯纳姆的指令下，整个园区的清理工作不断加强。一八九三年六月一日，工人们将电力和矿物馆正南面潟湖边草地上那些影响美观的临时铁轨拆除了。六月二日，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园区的整体情况发生了重大而显著的改变，制造馆、农业馆、机械馆及其他大型场馆的外庭中堆积如山的箱子不见了。”一周前制造与工艺品馆内还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没有打开的板条箱和垃圾，特别是在俄罗斯、挪威、丹麦及加拿大等国的展区中，现在也被全数清除了。这些地方呈现出了“焕然一新的、有显著提升的外观”。

尽管室内的展品令人赞叹不已，最早几批来到杰克逊公园的访客还是发现世博会最令人震撼的是这些建筑本身呈现出的独特的庄严氛围。荣耀中庭产生的雄伟而壮丽的效果，甚至大大超越了大家当初在鲁克利大楼的图书室中勾勒出的梦幻图景。有些访客被荣耀中庭深深打动，刚进入园区就开始哭泣。

没有哪种单一的元素可以制造出这种氛围。每一栋单独的场馆都十分庞大，可是所有的建筑都设计成了新古典主义风格，所有的飞檐都规划在统一的高度上，所有的外壁都漆刷成了一样的柔白色，所有的一切都直击人心、美轮美奂。绝大多数访客在自己落后破败的家乡从未见过这般场景，于是这种雄伟壮观的印象也就随之放大了。“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造景观像荣耀中庭这样完美。”一位名为詹姆斯·富拉尔顿·穆尔黑德的作家兼旅行指南编辑如此写道。在他的笔下，荣耀中庭“无懈可击，观看者的美学感受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全面满足，仿佛在欣赏一件绘画或雕刻的杰作，与此同时，在任何单一艺术品都无法引起的广阔感和庄严感中得到了抚慰与升华”。一位芝加哥的律师兼诗坛新秀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将荣耀中庭称作“永不枯竭的美梦”。

随着太阳的移动，建筑统一的颜色，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筑统一的白色产生了一系列特别迷人的效果。每天清晨，当伯纳姆例行检查时，建筑物呈淡蓝色，仿佛在地面那一片虚无缥缈的雾气中浮动。每到黄昏，夕阳就会将建筑涂成赭色，照亮清风拂起的尘埃，直到空气本身化作一层柔软的橙色薄纱。

在某个这样的黄昏，伯纳姆带领一批客人乘坐电动船游览了世博会，这些客人包括约翰·鲁特的遗孀朵拉，还有几位外国使者。伯纳姆喜欢陪伴朋友和贵客游览园区，但每次都力图精心设计游览路线，这样朋友们就会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见到世博会的全貌，从某些特定的角度按照特别的顺序欣赏建筑，仿佛他还在那间图书室里一张张地呈现草图，而不是真实的建筑。在设计的第一年，他就试图将自己的美学理念强加在所有世博会访客的身上，坚持认为杰克逊公园的入口应该尽量减少，以确保游人入园时首先穿过荣耀中庭，他们要么从位于公园西侧火车站的大门处进来，要么从园区东部的世博会码头入园。他一心想要制造深刻的第一印象，这是一种吸引眼球的良好技巧，不过同时也暴露了他内心的那个艺术暴君。他的计划没有实现。理事们坚持要开设多个大门，铁路公司也拒绝只靠唯一一个车站来疏导世博会的交通。伯纳姆一直都没有彻底妥协。在整个世博会期间，他一直强调，“要让我们的客人首先进入荣耀中庭，他们的意见弥足珍贵。”

电动船载着伯纳姆、朵拉·鲁特以及外国贵客在潟湖中安静地滑行，湖面中白城的倒影由此散开。下沉的夕阳给东岸的台阶镀上了一层金色，却令西岸笼罩在了深蓝色的阴影里。穿着深红和海蓝色裙子的女人们沿着路堤缓缓踱步。湖对面传来了说话声，时不时地伴随着笑声，听起来就像水晶杯碰撞时发出的声响。

第二天，在注定难眠的一夜后，朵拉·鲁特写信向伯纳姆道谢，感谢他安排这次游览，并尝试着表达自己复杂的感情。

“昨天傍晚我们在潟湖上度过的时间，真是这迷人的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她写道，“若不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准备了更为丰富的娱乐活动，我真的担心咱们会一直在湖面徘徊下去。我想我愿意永远飘在那个梦幻的地方。”那些景象还引起了矛盾的情绪。“我觉得一切都极其哀伤，”她写道，“不过同时又如此令人心驰神往，我经常想马上飞到树林里去，或者飞到山里。这是一种智慧，在那儿人们总是可以找到平静。关于你这两年付出的心血——完美地实现了约翰美丽的构想——我想说的有很多，但认为自己无法悉数表达。这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我想，或者说我希望你会理解。这么多年，他的希望和志向就是我的希望和志向，并且不论我多么努力，旧时的希冀仍在心里。写下这些，让我松了口气。我相信你不会介意。”

如果说世博会在黄昏时分十分迷人，那么夜间就只能用引人入胜来形容了。每一幢建筑和走道的边缘都装饰了电灯，展示出有史以来最华丽的电灯照明效果，这也是人类首次大规模的交流电测试。仅仅世博会就消耗了整个芝加哥城三倍的电力。这些都是工程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不过游人深爱的仅仅是见到如此多的电灯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被点亮的美丽景观。每一栋场馆，包括制造与工艺品馆的外轮廓都装饰了白色灯泡。制造馆上安装的大型探照灯（史上最大，并且据说在六十英里外都能看见），扫视着园区和周围的场地。硕大的彩灯照射在麦马尼喷泉喷到百尺高空的水柱上。

对于许多访客而言，看到这些夜晚的灯光是他们首次接触到电。希尔达·萨特是一个刚刚从波兰来的女孩，和父亲一起游览世博会。“随着暮色降临，无数的灯光突然在同一时间亮起来。”她多年后回忆道，“对于一个除了煤油灯外没有见过其他照明方式的人来说，这简直像突然见到了天堂。”

她的父亲告诉她，这些电灯是通过电动开关启动的。

“不需要火柴吗？”她问。

有了电灯和如蓝色幽灵般无处不在的哥伦布警卫队员，世博会创造了另一座里程碑：芝加哥人第一次可以在夜间安全地散步了。光这一点就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访客，特别是那些被维多利亚时期的求爱规矩弄得束手束脚，急需安静又黑暗的地方的年轻恋人。

在夜间，灯光和填充其中的黑暗掩饰了世博会的许多缺陷，《四海》杂志的约翰·英格尔斯写道，缺陷之一就是“无数人的午餐留下的无法形容的垃圾”。这几个小时创造出了丹尼尔·伯纳姆梦中的完美城市。

“夜晚，”英格尔斯写道，“是世博会的魔术师。”

头几批访客回到家中，告诉朋友和亲人，世博会虽然没有全部完工，却比预期的要豪华得多，非常震撼人心。伯纳姆同时期的顶尖建筑评论家蒙哥马利·斯凯勒写道：“第一次游览世博会的人通常会给出这样的评价——在他们所有读到的书和看过的照片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想象到世博会的样子，或者让他们为即将见到的场景做好准备。”从偏远城市来的记者通过电报将同样的报告发给了编辑，有关世博会如何令人愉快、令人赞叹不已的报道开始渗入最为偏远的城镇。在田野、幽谷和山谷中，每天被报纸上每况愈下的国家经济新闻吓到不行的家庭如今开始向往芝加哥了。这一趟旅程会很贵，不过他们越来越觉得去一趟是值得的，甚至是必要的。

只要费里斯先生能抓紧时间，尽快完成那个大轮子，那一切就完美了。

[1]一个专有的图书馆分类系统。

作案方法

一切就这么开始了。一位女服务员从霍姆斯的饭店里消失了，这个饭店专为他的住客提供餐饮服务。前一天她还在工作，后一天就不见了，没有为突然告别留下任何解释。霍姆斯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困惑。还有，一位名为詹妮·汤普森的速记员消失了，一位名为伊芙琳·斯图亚特的女人也消失了——她要么是替霍姆斯工作的，要么仅仅只是作为旅客住在他的旅馆里。一位男医师曾经在这栋房子里租了一段时间办公室，和霍姆斯交好，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现在他也不见了，并且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在旅馆里，化学品的味道像大气潮一样时涨时落。有一些日子，走廊里成天弥漫着一股腐蚀性的味道，好像清洁剂使用过头了，而另一些日子则飘着含银药物的味道，仿佛大楼某处有一位牙医在工作，正在对病患进行深度麻醉。大楼的煤气管道似乎也有问题，因为时不时会有没燃尽的煤油味飘在走廊里。

总是有家人和朋友上门询问。霍姆斯总是充满同情，乐于提供帮助。警方仍未介入，显然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现在越来越多富裕的访客和国外显贵来参观世博会了，而扒手、恶棍和骗子们也随之蜂拥而至。

霍姆斯不像开膛手杰克那样会面对面地杀人，贪婪地享受人的体温和内脏，但是他确实喜欢近距离杀人。他喜欢近到足以听见死亡来临的声音，那时他可以感觉到受害者越来越深的恐慌。这个时候，他对于占有的追求进入了最令人陶醉的阶段。保险库隔断了大部分的叫喊声和重击声，但不是全部。当旅馆里住满了旅客时，他只好寻求更为安静的杀人方式。他给房间里灌满煤气，让女客人在睡眠中死去，或者利用总钥匙溜进客人的房间，用沾了氯仿的碎布捂住她的脸。选择权在他，这是他权力的体现。

不论用何种方式杀人，他总能占有一具新鲜的材料，随心所欲地进行探索。

接下来，他极具天赋的朋友查普尔会进行接骨工作，这成了他彻底占有受害者的最后阶段，也是胜利的阶段。不过他并非经常使用查普尔的服务。他会用自己的烧窑或者在坑里填满生石灰来处理剩余的材料。他不敢将查普尔处理好的骨骼保留太久。在早期他就已经定下规矩，绝不保留战利品。他渴求的占有稍纵即逝，就像刚切开的风信子的味道一样。一旦消失，就只有另一次占有才能使之复原。

成功运行

一八九三年六月的第一周，费里斯的手下开始撬下脚手架最后的木材和板条。这个脚手架在摩天轮安装期间曾起到包围和支撑作用。摩天轮的边缘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高达两百六十四英尺的弧形，和伯纳姆的共济会大楼顶层一样高。这是市区最高的一栋摩天大楼。三十六个客舱都还没有挂上去——它们放在地面就像脱轨列车的车厢一般——不过摩天轮已经准备好迎接第一次旋转了。它孤零零地耸立在那儿，没有任何支撑，看起来脆弱而危险。“没有机械知识的人是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巨人’是如何保持直立不倒的状态的。”纳撒尼尔的儿子朱利安·霍桑写道，“所见之处没有看起来足以支撑它的物体。辐条看起来就像蜘蛛网，它们是仿照最新款的自行车辐条设计出来的。”

六月八日星期四，路德·莱斯示意守在巨型蒸汽锅炉旁的工人开始生成蒸汽，让蒸汽灌满直径达十英寸的地下总管道。这个巨型锅炉离摩天轮有七百英尺远，位于大道乐园外面的莱克星顿大道。当锅炉达到合适的压力时，莱斯向位于摩天轮下方检修坑中的工程师点点头，于是蒸汽飞速进入了它那两台上千马力引擎的活塞。传动链轮平滑而安静地运转起来。莱斯叫引擎停下。接下来，工人将重达十吨的链条安装到了齿轮上，另一边和摩天轮上的接收齿轮相连。莱斯向位于匹兹堡汉密尔顿大楼办公室里的费里斯发去电报：“引擎已经注入蒸汽，运转十分顺利。齿轮和链条已经连接上，可以让摩天轮转起来了。”

费里斯自己无法前往芝加哥，但是派了合伙人W.F. 格罗诺前来监督摩天轮的第一次运行。六月九日星期五清晨，当格罗诺的火车穿越南区时，他看见雄伟的摩天轮使附近的一切建筑都相形见绌，正如埃菲尔的作品在巴黎产生的效果一般。同一列火车上的其他乘客发出声声惊叹，赞叹其体积之大，又认为它显然十分脆弱。这令他的心里涌起了复杂的情绪，既感到骄傲又觉得焦虑。费里斯自己受够了工程的拖延和来自伯纳姆的纠缠，他告诉格罗诺，要么让轮子转起来，要么就把它从塔基上拆掉。

最后的调整和检查占用了周五几乎一整天的时间，不过就在日落前，莱斯告诉格罗诺，似乎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觉得自己可能讲不出话来，”格罗诺说，“所以仅仅以点头示意开始。”他焦急地想看看摩天轮是否能运转起来，不过同时又“很乐意将这次测验延后”。

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只需要注入蒸汽，然后静观其变就行。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建造过这么大的转轮。它能顺利启动而不压垮轴承，并且能真正平稳地旋转起来，目前只是工程学上的希冀，支撑这个希冀的也只有对已知铁料和钢材的质量进行的计算。此前没有一个建筑曾承受过即将开始的这种重压，一旦运转起来，这一重压就将转化到摩天轮内部。

费里斯漂亮的太太玛格丽特站在近处，脸都因为兴奋而发红了。格罗诺相信她内心此刻的压力也和他一样大。

“突然，一阵吓人的巨响把我从沉思中唤醒。”他说。一声轰鸣响彻天际，引得附近的每一个人——布鲁姆的阿尔及利亚村民、埃及人、波斯人以及一百码以内的所有游人——都停步驻足，凝视着大转轮。

“抬起头，”格罗诺说，“我看见巨轮开始缓慢地移动。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声巨响是什么！”

格罗诺朝莱斯跑去，莱斯正站在引擎所在的检修坑里监视蒸汽压力以及轴杆和转轨的运行状况。格罗诺以为会看到莱斯急匆匆地关掉引擎，却只是看到他一脸若无其事。

莱斯解释道，他不过是测试了一下摩天轮的制动系统，这个系统由包裹在轮轴外的一条钢带组成。光是这个测试就使得摩天轮运行了八分之一的圆周。莱斯说，这声巨响只是钢带表面的锈被磨掉的声音而已。检修坑里的工程师松开制动器，让齿轮运转起来。链轮开始运行，链条向前移动。

此时，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埃及人、波斯人，也许甚至还有一些肚皮舞舞者已经聚集到摩天轮的载客平台上了。这个平台被设计成了阶梯状，如此一来，一旦摩天轮对外开放，六个客舱就可以同时上下客。此时，大家都一声不吭。

随着摩天轮开始运转，松掉的螺母螺栓以及好几把扳手像下雨一样从轮毂及辐条上落下来。组装摩天轮耗费了两万八千四百一十六磅螺栓，难免会有人把一些东西忘在上面。

村民们不顾天上掉下来的这些钢铁，开始欢呼，在平台上跳起了舞。还有一些人奏起了乐器。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建造摩天轮的人此刻再次冒险爬上正在移动的轴杆。“还没有一个客舱安装到位。”格罗诺说，“可这并不能阻止工人们，他们在辐条间爬来爬去，坐上整个转轮的顶端，就像我现在坐在这把椅子上一般安逸。”

摩天轮转一圈需要二十分钟。直到它转完第一圈后，格罗诺才意识到这次测验成功了，他说：“我真想痛快地叫出来！”

费里斯太太和他握了手。人群在欢呼。莱斯给费里斯发去电报。费里斯一整天都在等待测试的结果，每过一个小时，他的焦急就增加一点。西联汇款公司的匹兹堡办公室于晚上九点十分收到了电报，一位身穿蓝套装的信使飞奔着穿越料峭的春夜向费里斯报喜。莱斯这样写道：“最后的连接与调试工作完成，蒸汽于今晚六点开启，大转轮完整地转了一圈，一切都十分顺利，转一圈花了二十分钟——祝贺你大获成功。此时，人们正在大道乐园共襄盛举。”

第二天，六月十日星期六，费里斯给莱斯发了电报：“你的电报称昨晚六点转轮转了第一圈，其他也一切顺利，这为这边整个营地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我想就这件事在各方面向你道贺，并请你抓紧安装客舱——若夜间安装不便，就给客舱轴承浇灌巴氏合金以保持进度。”说到“巴氏合金”，毫无疑问，他的意思是莱斯应该给轴承安装金属的外壳。

转轮运转顺利，但费里斯、格罗诺及莱斯都清楚前面还有更重要的测验。从这个周六起，工人就会开始安装客舱，转轮将开始承受第一批重压。三十六个客舱每一个都重达十三吨，总重将近一百万磅。这还不包括当客舱都坐满乘客时额外增加的二十万磅重量。

周六，在收到费里斯的祝贺电报后，莱斯很快回电说，其实，第一个客舱已经被吊起来了。

在杰克逊公园外，费里斯摩天轮的第一次运转出人意料地并未引起注意。整个城市，特别是上流社会都在关注杰克逊公园里正在上演的另一起事件——西班牙的官方使节首次造访世博会。这位官方使节是尤拉莉亚公主，她是西班牙已故国王阿方索十二世最小的妹妹，也是流亡在外的伊莎贝尔二世皇后的女儿。

这次参观并不顺利。

公主今年二十九岁，用一位国务院官员的话来说，她“十分俊俏、优雅而聪慧”。她两天前就已从纽约乘坐火车抵达芝加哥，并被立即载到了帕玛旅馆，住在最豪华的套间里。芝加哥的支持者们将她此次造访视为第一次真正的机会，可以展示这座城市真正的教养，并且向全世界，至少是向纽约证明，芝加哥在接待皇室成员方面十分在行，并不亚于其将猪鬃制成漆刷的能力。关于此事并不能如计划般顺利的警报，应该早在纽约发来的一封通讯社报道中拉响了，这篇报道向全国揭露了一个丑闻：这位年轻的女士有抽烟的行为。

抵达芝加哥的第一天下午，六月六日星期二，这位公主就乔装打扮溜出了旅馆，陪同的有她的侍女和克利夫兰总统指派的副官。她很享受在街头游逛的感觉。没有芝加哥市民认出她，这让她十分愉悦。“事实上，穿梭在人群中，看到人们都在报纸上读关于我的报道，以及报纸上那张和我依稀有点相像的照片，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趣了。”她写道。

六月八日星期四，费里斯的摩天轮开始转动的那天，她首次参观了杰克逊公园，由哈里森市长陪同。当她走过时，一群群陌生人朝她鼓掌，唯一的原因就是她出身皇室。报纸称她为“世博会皇后”，在头版刊登她造访的消息。不过对她来说，这一切都十分无聊。她嫉妒芝加哥女性身上展现出来的自由。“我痛苦地意识到，”她写信告诉自己的母亲，“如果这种进步有朝一日在西班牙发生，那么对于我来说应该已经太晚了，我将无福享受。”

到了第二天上午，星期五，她感到已经完成了官方的职责，准备要享受一下了。比如，她拒绝了典礼委员会发出的邀请，一时兴起跑到德国村去吃了午餐。

然而，芝加哥的社交圈刚刚才热身完毕。公主出身皇室，那么以上帝的名义，她应该得到皇室的待遇。那天晚上，公主按照计划要参加由贝莎·帕玛在湖滨大道帕玛大宅中举办的接风晚宴。在筹备晚宴时，帕玛夫人特意定制了一个王座，放在高一级的平台上。

公主对自己住的旅馆名和邀请自己赴宴的女主人的名字如此相似感到疑惑，于是进行了一番询问。当发现贝莎·帕玛就是自己住的旅馆老板的夫人后，她的行为导致了一次社交上的失败，让芝加哥人永远不会忘记或者原谅。她声称，在任何情况下，自己都不会接受一位“客栈老板的太太”来招待她。

不过，外交礼节还是置于首位，于是她同意参加晚宴，只是心情变得更糟了。暮色降临，白天的热浪被夜间的大雨代替。当公主到达帕玛夫人宅子的前门时，她的白色缎面凉鞋已经浸湿了，她参加典礼的耐心也随之被浇灭。她在晚宴上待了一个小时，然后就溜回去了。

第二天，她缺席了在行政大楼举办的午宴，再一次未经宣布就跑去德国村吃午餐。那天晚上，她出席在世博会节庆大厅专门为她举办的音乐会时迟到了一个小时。大厅内坐满了芝加哥上流社会的家庭，她却只待了五分钟。

之后，关于她此次访问的消息开始充满各种怨愤。六月十日星期六，《芝加哥论坛报》轻蔑地写道：“公主殿下……总有办法弃安排好的计划于不顾，随心所欲。”市里的各家报纸反复提到她有按照“自己甜蜜的意愿”行事的作风。

事实上，这位公主开始喜欢芝加哥了。她喜爱在世博会度过的时光，并且似乎特别喜欢卡特·哈里森。她送给他一个黄金香烟盒，上面镶了钻石。她预定于六月十四日星期三离开，在即将离开之际，她写信给母亲说：“我要带着真切的遗憾离开芝加哥了。”

芝加哥对她的离去一点都不感到遗憾。如果那个周三的早晨她恰好捡起一份《芝加哥论坛报》，便会读到一篇满腹牢骚的社论，其中一段这样写道：“对于共和主义者而言，皇室成员至多就是麻烦的客人，而西班牙的皇室成员是最麻烦的那种……他们的习惯就是来得晚、走得早，同时令人们感到遗憾——为什么他们没有再晚点来、再早点走，或者完全不来，这样也许更好。”

毫无疑问，这样的文章流露出了一丝受伤的感情。芝加哥用最好的桌布和水晶饰品来布置餐桌，这并不是出于对皇室的尊敬，而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它能布置多么好的台面，而最终贵客却避开盛宴，跑去吃香肠、泡菜和啤酒当午餐。

娜妮

一八九三年六月中旬，安娜·威廉姆斯（昵称“娜妮”）从得克萨斯州中洛锡安市出发抵达芝加哥。得克萨斯这时天气炎热、灰尘漫布，而芝加哥则十分凉爽、烟雾缭绕，到处都停着火车，充满喧嚣。两姐妹见面后相拥而泣，互相夸赞彼此看起来气色有多好，然后米妮介绍了她的丈夫亨利·戈登，也就是哈利。比起安娜从米妮的信中估计的身高，他本人要矮一点儿，也没有那么帅气，但是他身上有一种特点，即使是米妮充满爱意的信件也没有提起过。他身上散发着温暖与魅力，讲话很温柔。他碰触她的方式使得她向米妮投去歉疚的一瞥。哈利专心致志地聆听她从得克萨斯州到芝加哥一路上的故事，这让她觉得，自己仿佛正和他单独待在车厢里。这个过程中，安娜一直在注视他的眼睛。

他的温暖、微笑以及对米妮明显而又深沉的爱很快就打消了安娜的怀疑。他看起来确实爱着米妮。他一直诚恳而不知疲倦地取悦她，也很努力地讨安娜的欢心。他买来珠宝作为礼物，还送给了米妮一块金表，表链是楼下药店里的珠宝商特意定制的。安娜想都没想就开始称呼他为“兄弟哈利”。

首先，米妮和哈利带着她参观了芝加哥。这座城市里的摩天大楼和豪华住宅令她感到震撼，但是这里弥漫的烟尘和黑暗以及一直消散不去的腐烂的垃圾味儿让她十分反感。霍姆斯带着两姐妹去了联合牲口中心，然后一位导游领他们参观了屠宰场的中心地带。导游提醒他们注意脚下，以防在血水中滑倒。他们看到一头接一头的猪被倒吊在缆绳上，尖叫着被运送到下面的屠宰室里去，那儿的屠夫手持结了血块的刀子熟稔地将它们的喉咙割断。这些猪有些还没死透，接下来会被浸到装满沸水的大桶里，然后人们会将猪鬃刮干净——猪鬃刮下来后会被存在桌子下面的箱子中。每一头冒着热气的猪在岗位之间传递着，浑身是血的剔骨工会轮流在它们身上以同样的方式切割几下，随着猪的前进，一块块湿漉漉的肉被砰砰地扔在桌子上。霍姆斯不为所动，米妮和安娜十分害怕，却又为这种屠杀的高效感到一丝古怪的兴奋。牲口中心展现了安娜之前听到过的所有关于芝加哥的说法，以及它对财富和权力的无法抗拒的野蛮驱动力。

接下来是游览世博会。他们乘坐沿着六十三街修建的“L巷”。列车驶入世博会园区之前经过了“水牛比尔”的蛮荒西部秀场地。他们从高架桥上看到了泥土铺成的表演场地，以及像罗马竞技场一样围成一圈而建的座位。他们看到了他的马、水牛以及一辆真正的驿站马车。列车穿过世博会的围墙，然后一路直达位于交通馆尾部的终点站。“兄弟哈利”支付了每人五十美分的门票钱。面对世博会的十字转门，即使是霍姆斯也不得不掏钱。

很自然地，他们首先游览了交通馆。他们参观了普尔曼公司的“完美工业”展览，这里有普尔曼公司小镇的详细模型，公司将其吹捧为工人的天堂。在交通馆的附属楼中停满了各种列车和火车头，他们完整地参观了由普尔曼生产的纽约至芝加哥特快列车的等比例复制品，上面有豪华的椅子、地毯、水晶器皿以及打磨光洁的木制车壁。在英曼航运公司的展示厅中，一艘全尺寸的海轮截面构件耸立在他们面前。他们穿过“金色大门”离开了交通馆，这个拱门横跨于场馆淡红色的正面，仿佛一道镀金的彩虹。

现在，安娜第一次对世博会的宏伟规模有了真切的感受。她的面前是一条宽广的林荫大道，大道左边是潟湖和伍迪德岛，右边是矿物馆和电力馆高大的正面。在远处，她望见一辆列车轰鸣着飞速驶过沿着园区边缘修建的全电力高架铁轨。近在眼前的还有悄无声息地在潟湖水面滑行的电动船。向林荫大道尽头望去，制造与工艺品馆像落基山脉中的绝壁一般隐隐可见，许多白鸥从它的正面飞过。这栋大楼大到令人难以置信。霍姆斯和米妮接下来就带着安娜去了那里。一走进这栋楼，她发现它比在外面看起来还要大。

由人类呼出的气体和灰尘构成的蓝色薄雾模糊了支撑着高达两百四十六英尺的天花板的精致支柱。在距离屋顶一半高度的位置有五盏巨型枝形吊灯，它们是史上最大的电力枝形吊灯，每一盏的直径都长达七十五英尺，能达到八十二万八千支蜡烛的亮度。这五盏枝形吊灯下面是一座室内城市，一本由兰德麦克纳利公司出版的广受欢迎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手册》赞叹它有“镀金的圆顶，还有闪闪发光的尖塔、清真寺、宫殿、凉亭和华丽的展厅”。在场馆的中央竖立着一座钟塔，高达一百二十英尺，是所有室内结构中最高的。塔上的钟可以自动上发条，上面显示着日期、小时数、分钟数和秒数，表盘的直径有七英尺长。尽管这座塔如此之高，距离天花板却还有一百二十六英尺的距离。

安娜环视着整座室内之城，仰望着它的钢筋穹顶，米妮则是一脸的春风得意。世博会里无疑有数以千计的展览，想将其中一部分参观完都难以做到。他们在法国展厅中看到了哥白林挂毯，在美国青铜公司的展区中看到了亚伯拉罕·林肯的脸部塑像。其他的美国公司展示了玩具、武器、手杖、旅行箱，以及任何你能想象到的工业制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丧葬用品展示区，包括大理石和石质的墓碑、陵墓、壁炉架、骨灰盒、棺材以及各种殡仪行业的工具和装饰物。

米妮和安娜很快就逛累了。他们离开了制造与工艺品馆，松了一口气，然后穿过北水道上方的平台，走到了荣耀中庭。在这里，安娜再一次觉得几乎沉醉其中不可自拔了。时间已到正午，太阳直射头顶。共和国雕像“大玛丽”就像一根燃烧的火炬一般伫立着。雕像的基座所在的水池里闪耀着钻石般的波光。另一边的远处耸立着十三根高大的白柱，这是列柱廊，透过这些柱子可以看到蔚蓝的湖面。洒在中庭的阳光充足而强烈，刺痛了他们的眼睛。周围有许多人都戴上了有蓝镜片的眼镜。

他们去吃午餐，顺便歇了一会儿。选择有很多。大多数的主要场馆里都有午餐柜台。制造与工艺品馆里就有十个午餐柜台，外加两间大型餐厅，一间是德国餐厅，另一间是法国餐厅。交通馆里的咖啡厅位于“金色大门”上方的平台，总是人满为患，那里有俯瞰潟湖区域的绝佳视角。他们已经逛了一整天，霍姆斯在园区到处都是的根汁汽水摊上给他们买了巧克力、柠檬水还有根汁汽水。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去世博会，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需要至少两周才能将世博会完整地参观完。鉴于那个时代的特质，最吸引眼球的场馆之一是电力馆。在电力馆里的“剧院会堂”，他们聆听了在纽约同步演奏的管弦乐，观看了用爱迪生的活动电影放映机播放的电影。爱迪生还展示了一个可以储存声音的奇怪金属圆筒。“一位在欧洲的男人把对身在美国的太太说的话存在一个装满话语的圆筒里，然后通过快运系统寄出去。”兰德麦克纳利公司的指导手册这样描述，“一位陷入爱情的人对着圆筒讲了一个小时的话，在她的爱人听来，千里的距离仿佛咫尺一般。”

他们还看到了第一座电椅。

他们特别留了一天给大道乐园。安娜从未在密西西比及得克萨斯体验过类似的经历。肚皮舞，骆驼，一个充满氢气的气球将游人载到千尺的高空。“说客”们从抬高的平台上呼唤着她，想要诱惑她走进摩尔人的宫殿，里面有镜室、各种视觉幻象，还有一间光怪陆离的蜡像博物馆，游人可以在里面看到包罗万象的蜡像，从小红帽到即将被送上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应有尽有。到处都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开罗街散发出柔和的黄色、粉红和紫色。连特许经营场馆的门票都是彩色的——土耳其剧院的门票是亮蓝色，拉普兰村庄的门票是粉红色，威尼斯贡多拉船的船票是淡紫色。

遗憾的是，费里斯摩天轮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他们离开大道乐园，慢慢朝南踱回了六十三街和“L巷”。他们筋疲力尽、眉飞色舞又心满意足，不过哈利答应再带她们来一次——七月四日会有一场烟花表演。大家都十分期待，认为这是芝加哥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场烟花表演。

“兄弟哈利”似乎很喜欢安娜，并且挽留她在这儿住到夏天结束。安娜觉得受宠若惊，于是写信回家，请家人把她的大行李箱寄到莱特伍德的房子里来。

显然她早就料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她在出发前就把行李箱收拾好了。

霍姆斯的助手本杰明·皮特泽尔也去参观了世博会。他给自己的儿子霍华德买了件纪念品——一个放在旋转陀螺上的锡人。很快，这个锡人就成了男孩最钟爱的玩具。

眩晕

费里斯的手下渐渐熟悉了巨型客舱的处理方法，将它们安装到摩天轮上的进度加快了。到六月十一日星期天晚上，已经有六个客舱安装到位——自从摩天轮试转以来，平均一天安装两个。现在，应该安排乘客试乘了。天气很好，阳光金灿灿的，东边的天空一片暗蓝。

不管格罗诺如何劝阻，费里斯太太都坚持要参加第一次试乘。格罗诺再次检查了摩天轮，确保客舱的摆动不会受阻。检修坑里的工程师开启引擎，转动摩天轮，让接受测试的客舱转到载客平台。“我走进客舱的时候，心里可一点都不轻松，”格罗诺说，“我紧张得都快吐了，但我没有办法不去，于是装作很勇敢地走进了客舱。”

路德·莱斯也加入了他们，除此之外，还有两位绘图员以及芝加哥市的前桥梁工程师W.C. 休斯。休斯的太太和女儿也登上了客舱。

当乘客在客舱里面就座时，客舱会轻微地摆动。巨大的窗户上还没安装玻璃，罩住玻璃的铁丝网也没有安装。当最后一名乘客走入客舱后，莱斯朝工程师随意地点点头，摩天轮便开始启动了。出于本能，客舱里的每个人都抓紧了栏杆和窗台，让自己坐稳。

当摩天轮移动时，客舱也会随着耳轴摆动。耳轴将客舱与轴杆相连，并且让客舱保持在水平状态。“由于这是客舱第一次运转，”格罗诺说，“耳轴在轴承里有点卡，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当时神经十分紧张，毕竟听到这样的声音让人很不舒服。”

客舱再往上运行了一点，就出人意料地停了下来。有一个问题浮上大家的心头，如果没有办法再次启动摩天轮，客舱里的人该怎么下来？莱斯和格罗诺走到了没有安装玻璃的窗边检查情况。他们越过窗台往下望，发现了问题所在：越来越多的围观者看到乘客登上第一个客舱以后壮了胆子，不顾工作人员的大声呵斥，纷纷跳到了下一个客舱里。工程师担心有人受伤或丧命，于是停下了摩天轮，让这些人登上客舱。

格罗诺估计现在有一百号人乘上了下一个客舱。没有人试图把他们赶下去。摩天轮再次启动了。

费里斯创造的摩天轮可不仅仅是一项工程上的新奇事物。正如电梯的发明者一样，他创造了一次全新的物理方面的轰动效应。格罗诺的第一反应是失望，不过很快就有了改观。他曾以为乘坐摩天轮的感觉就像乘坐快速电梯，不过在摩天轮上他发现，如果自己直视前方，其实什么感觉都没有。

格罗诺占着客舱尽头的位置，这样可以更好地观察客舱的情况与摩天轮的运转。他透过客舱侧面看到了外面不断移动的辐条网，可以发现客舱很明显在快速上升，“似乎所有物体都在离我们远去，而客舱却保持静止。站在客舱的侧面，看着下面铁杆组成的网络，这种奇怪的感觉越发明显……”他建议胃不够好的人不要照做。

当客舱到达顶点时，距离地面会有两百六十四英尺，费里斯太太爬到了一张座椅上，欢呼起来，也引发了下面那个客舱里的人和地上的人跟着一起呼喊。

不过乘客们很快就安静下来。新奇的感受消退之后，这次经历的真实力道才显现出来。

“在客舱下降时看到的景色是最美的，因为整个世博会的园区都在面前展开来。”格罗诺说，“这个场面是如此壮观，以至于我都忘了自己的胆怯，也忘了要关注客舱的运行。”太阳开始下山了，给湖岸蒙上了一层橘黄色的光。“港口里停泊着各种类型的船，从我们这么高的位置望去，就像是小小的斑点似的，而夕阳美丽的反光照亮了周围的景观，使整个画面显得十分好看。”整个公园收入眼底，就像一幅错综复杂、色彩缤纷、质地丰富的运动景观图。潟湖如同琉璃一般，电动小船拖曳着钻石般的薄纱，深红色的花卉在芦苇和菖蒲丛里闪现。“这景色太令人激动了，所有人都停止了交谈，陶醉在壮美的景致里。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可以与之媲美的景观，我觉得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了。”

更多的螺栓和螺帽从上面掉到客舱的顶部，打破了这如梦似幻的场景。

围观群众还在试图突破警卫防线，爬上下面的吊舱，但此时格罗诺和莱斯已经不予理会了。检修坑里的工程师让摩天轮一直运转，直到天色黑到继续运行会存在危险才停止。这时候仍然有寻求刺激的人嚷嚷着要试一试。最终，莱斯对那些想方设法爬到客舱里的人说，如果他们不下去，他会让客舱运行到摩天轮的顶端，然后让他们在那儿待一整夜。格罗诺说：“这一招起到了预想中的效果。”

费里斯太太一离开客舱就给丈夫发去电报，详细地描述了这次成功的运行。他回电说：“上帝保佑你，亲爱的。”

第二天是六月十二日星期一，莱斯给费里斯发去电报：“今天又安装了六个客舱。人们疯了似的想乘坐摩天轮，甚至需要额外的警卫来驱赶他们。”到了星期二，安装好的客舱总计达二十一个，只剩下十五个有待安装了。

伯纳姆一如既往地沉迷于细节，想决定摩天轮围栏的风格和位置。他想要个开放式的带孔的围栏，而费里斯想要个封闭式的围栏。

费里斯受够了来自伯纳姆的压力以及审美上的干涉，他给路德·莱斯发去电报：“……除非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不论是伯纳姆还是谁都没有权力命令我们造一个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围栏。”

费里斯胜利了。最终的围栏是封闭式的。

终于，所有的客舱都安装完毕，摩天轮已经做好迎接第一批付费游客的准备了。莱斯希望在六月十八日星期天开始对乘客开放，这比计划开放的日期提早了两天。不过，鉴于摩天轮即将经历一场最大的测试，即将满载付费的游客，其中还有不少是全家出动的——费里斯的董事会竭力劝他再往后拖延一天。他们给费里斯发去电报：“在预定的开张日之前就冒着准备不充分和发生意外的风险贸然开放摩天轮，是不明智的选择。”

费里斯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他们的指示。在动身前往芝加哥前不久，他给莱斯发去了电报：“如果董事会决定直到周三才开放摩天轮，那就如他们所愿。”

董事会的决定很有可能受了上周三六月十四日在大道乐园冰轨道发生的事故的影响。这是一个倾斜的椭圆冰轨道，上面的两个拖挂式大雪橇载满乘客时可以达到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冰轨道的业主才刚刚将这个景点建好，进行第一次测试时，乘客都是工作人员，但这时围观群众挤到了雪橇上，第一个雪橇上坐了八个人，第二个雪橇上坐了四个人。其中包括三个布鲁姆的阿尔及利亚人，有一个人解释道，他们之所以跑来试乘是因为“从来没见过冰”，这个故事十分可疑，因为这个阿尔及利亚人才刚刚经历了芝加哥最冷的冬天。

下午六点四十五分左右，操作人员松开了雪橇，这两个雪橇很快以最快的速度沿着冰轨道飞驰起来。“当我听到雪橇拐弯的声音时，正是日落时分。”一位目睹这次试运行的哥伦布警卫队员说，“它们似乎要飞起来了。第一个雪橇经过了拐弯处。它撞到了道路西侧尽头的角，不过还能继续向前运行。第二个雪橇也撞到了同一个位置，不过它跃出了轨道。雪橇上的人们紧紧抓住座位，雪橇的顶部撞开栏杆，摔落在地面上。与此同时，雪橇翻转过来，将乘客压在了下面。”

雪橇从十五英尺的高空摔落到地面。一位乘客死亡，另一位女乘客的下颚和两只手腕骨折。还有四名男乘客受了挫伤，其中包括两名阿尔及利亚人。

这起事故是个悲剧，也让世博会蒙上了污点，但每个人都清楚费里斯的摩天轮有三十六个客舱，可以承载超过两千名乘客，具备酝酿一场无法想象的大祸的潜力。

诚招异教徒

尽管内心充满忧虑，奥姆斯特德还是将世博会景观的收尾工作交给了乌尔里希。他给自己排满了工作和差旅计划，几乎到了自我惩罚的地步，会让他在十六个州之间奔波。到了六月中旬，他回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比尔特莫庄园。在路上，不论是在火车车厢、火车站还是旅馆里，他都会询问陌生人对世博会的看法，但是不会透露自己的身份。世博会的参观人数并未达到预期，让他感到担忧，也觉得不解。他问旅者们是否造访过世博会，如果去过，那么认为世博会怎么样。他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没去过的人的想法——他们是怎么听说世博会的，是否打算前往，是什么阻止了他们前往？

“在每个地方，大家对世博会的兴趣都越来越大。”他在六月二十日从比尔特莫庄园寄出的信里告诉伯纳姆，“在每个地方，我都发现人们有计划前往的迹象。”听到去过世博会的人带来的第一手讲述后，人们的兴致越来越高昂。见识过世博会的牧师在自己的布道与演讲中宣传着世博会。他很高兴地发现，游人们最喜欢的部分并不是那些展品，而是园中的建筑、水道以及风景，而且世博会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大多数去过世博会的人都发现经历的比报纸上的新闻让他们预期的更丰富。”他总结道，“全国各地正在掀起一股世博会的热潮。”

不过他发现，其他的因素也正起到相反的作用。奥姆斯特德写道，虽然去过世博会的人都对它赞不绝口，“但几乎都会提到世博会尚未完工，这让人们形成了一种想法，认为世博会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完成，晚一些去会比较精彩”。农民们计划等到收成之后再去。许多人延迟了旅程，指望国家越来越恶劣的经济危机和来自国会的压力迫使铁路公司降低前往芝加哥的票价。天气也是一个原因。人们深信芝加哥在七月和八月过于炎热，将旅程延到了秋天。

奥姆斯特德发现，最为严重的因素之一是一种广为传播的担心，认为胆敢前往芝加哥的人会遭到“无情的痛宰”，特别是在世博会的众多餐厅里，价格简直就是“敲诈”。“这种抱怨十分普遍，而且我确定，比你身在芝加哥能意识到的更加强烈。”他告诉伯纳姆，“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在抱怨……我自己前几天在博览会吃的午餐的价格是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同等质量的一餐的十倍。尚未来过世博会的农民比较节省，他们对此一定有强烈的感受。”

奥姆斯特德如此担忧昂贵的餐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写道，“这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带着食物进入园区，如此一来，扔在园内的纸屑和垃圾就会越来越多。”

奥姆斯特德认为，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让人们带回家乡的故事增添光彩。“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这种类型的广告，它们要富有感染力，热情洋溢，产生自真实的经验——问题不是人们是否获得了满足，而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陶醉于此，并且能因为自己出乎意料的超凡享受而感染其他人。”

他写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些明显的缺陷要立即弥补。比如世博会园区的碎石路。“整个世博会园区都没有一条平整的令人满意的沙砾小路，就连能让人顺利通过的都少见。”他写道，“在我看来，也许不论是承包商，还是负责监督承包商履行职责的工作人员，都从来没有见过一条像样的沙砾小路，或者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一条像样的沙砾小路应该是什么样子。你的人行道有什么缺陷？”“你的”人行道，他在这里是这样说的，而不是“我的”或者“我们的”，尽管人行道是他的景观部门的职责所在。“一些地方有鹅卵石或者小圆石从表面凸起，女士走在上面，只要穿着夏天的鞋子，就会感到疼痛。在其他地方，湿气会使铺设路面的材料粘在一起，变得泥泞不堪，走在上面很不舒服。同样，如果不加倍小心，这种泥泞的路面会弄脏鞋子和裙子，让女士们的舒适程度大打折扣。”他的欧洲之旅也向他展示了，一条真正好的沙砾小路“应该像起居室的地面一般平整而干净”。

正如他所担心的，整个园区场地的清洁程度也落后于欧洲标准。到处都是垃圾，被分配来打扫的人员太少了。他说，世博会需要两倍的清洁人员，而且他们的工作需要更加仔细。“我看到了很多纸屑，显然是从平台上扫到了平台和潟湖之间的灌木上，”奥姆斯特德写道，“那些被雇来保持平台干净的清洁人员玩这种偷懒的把戏，简直就是刑事犯罪。”

此外，他还为那几艘蒸汽机船发出的噪音而烦恼。那几艘船是伯纳姆不顾他的一再反对批准的，将和电动船一起在世博会的水道中航行。“这几艘船廉价、粗俗又笨拙，和世博会被众人称为‘荣耀中庭’的地方是如此不搭调，就像花园中闯进了一头奶牛。”

然而，奥姆斯特德最大的担忧，还是杰克逊公园作为世博会的主要部分，显得非常无趣。“我看到了很多为了执行观光任务而显得不耐烦的疲惫的脸，仿佛有一套在回家前必须走完的流程似的。在这方面，游人们显示出了忧伤的一面，我们一定要努力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奥姆斯特德一直致力于在景观设计中制造出一种神秘感一样，在世博会上，他也尽力设置了一些看似偶然的充满魅力的时刻。演奏会和游行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性质过于“固定而程序化了”。奥姆斯特德想设计的是一些“偶然的插曲……看起来不像是提前设计的，不要太正式，而像是自发而偶然的”。他设想在伍迪德岛上安排法国号角手，让他们的号角声飘荡在水面上。他还想在船和桥梁上悬挂中国灯笼。“为什么不能安排一些戴着假面的人敲着手鼓跳跃、舞动，就像我们在意大利看到的那样？让卖柠檬水的小贩穿着别致的服装穿梭于人群中也会产生不错的效果。或者为什么不让糕点师打扮成厨师的样子，戴着鸭舌帽，穿着从头到脚一身白的衣服呢？”在杰克逊公园举行盛大活动，将游人从大道乐园吸引过来的那些夜晚，“为什么不能以便宜的价格雇一些‘异教徒’，黑人、白人、黄种人都可以，让他们穿着全套本土服饰，低调地和大中庭的人群混在一起呢？”

伯纳姆阅读奥姆斯特德的信时，他一定认为奥姆斯特德疯了。伯纳姆倾注了两年的心血，创造出了不朽的美丽印象，而此时奥姆斯特德却想让游人们发笑。伯纳姆想让游人被震撼到心中充满敬畏。不能有跳跃和舞蹈，不能有异教徒。

世博会是梦幻之城，不过它是伯纳姆的梦。它到处都可以反映出伯纳姆个性中专制的部分，从过量的警卫人员到严禁摘花的规定都能看出。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的就是世博会未经许可禁止拍照。

伯纳姆向唯一一位摄影师查尔斯·达德利·阿诺德授予了世博会官方照片的销售垄断权，这样的安排也让伯纳姆控制了流传至全国范围的影像类型，也足以解释为什么每张照片里出现的都是光鲜亮丽、穿着考究的上流人群。另一位承包商获得了专属权，可以将柯达相机租给世博会的访客。柯达相机是一款新型的便携式相机，让使用者免去了更换镜头的麻烦，也不需要调整快门。为了向世博会致敬，柯达公司将它的流行款式——四号箱式照相机的折叠版命名为“哥伦布”。这些新型相机拍摄的照片很快就有了“快照”的名称，这个词语最初是英国猎人用来形容快速射击的。任何想把柯达相机带入世博会的人都必须支付两美元的许可费，这笔钱大多数访客都付不起。大道乐园的开罗街要收取额外的一美元门票。携带一台传统大型相机和必要的三脚架的业余摄影师需要支付十美元，这个价钱大约相当于外地来的访客参观世博会一天所需的费用，包括住宿、三餐和门票。

尽管伯纳姆执迷于各种细节，也习惯了掌控一切，他却没有注意到在世博会上发生的一起事件。六月十七日，冷藏馆里发生了一起小型火灾。冷藏馆是园区西南角一幢像城堡的建筑，由赫拉克勒斯钢铁厂修建。冷藏馆的功能是生产冰，储藏参展商和餐厅的易腐坏货物，并且运营了一家溜冰场，面向那些想体验在七月滑冰的新奇感受的游人开放。这栋楼属于私人资产，除了批准设计之外，伯纳姆和这栋楼的修建没有任何关系。奇怪的是，设计这栋楼的建筑师名为弗兰克·P·伯纳姆，但是确实和伯纳姆没有亲属关系。

火灾的源头是中央塔顶的化铁炉，不过很快就得到了控制，只造成了一百美元的损失。即便如此，这场火灾还是让保险承保人对这栋楼展开了仔细的检查，检查的结果让他们吓了一跳。设计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根本就没有修建。这使得七家保险公司取消了他们的保单。消防处长兼世博会消防部门的代理负责人爱德华·W·墨菲告诉保险承保人委员会，“这栋楼带给我们的麻烦比园区其他建筑都要多。这是一栋质量低劣、极易失火的建筑，很快就会化为乌有。”

没有人向伯纳姆报告这场火灾，没有人告诉他保单被取消的事情，也没有人告诉他墨菲的预测。

最终

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三点三十分，推迟了五十一天之后，乔治·华盛顿·盖尔·费里斯终于在自己的摩天轮底下的演讲台上就坐了。由四十人组成的爱荷华州立军乐队已经登上了一个客舱，演奏《我的祖国，这就是你》。和费里斯一起坐在演讲台上的还有哈里森市长、贝莎·帕玛、整个芝加哥市议会以及世博会上上下下的官员。伯纳姆显然没有出席。

客舱全部安装了玻璃，被金属网格覆盖，正如一位记者所言，“没有任何怪人有机会在摩天轮上自杀，也不会有歇斯底里的女人从窗口跳下去”。受过训练的指挥员会穿着笔挺的制服站在每个客舱的门口，安抚那些怕高的乘客。

乐队停止演奏，摩天轮也停了下来。接下来开始发表讲话。费里斯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他高兴地向观众们保证，那个因为“脑子里有摩天轮”而受到责难的男人已经将摩天轮从脑子里取了出来，放置在大道乐园的核心地带。他将这个项目归功于自己的太太玛格丽特，她此刻正站在他的身后。他说，自己将摩天轮献给所有的美国工程师。

费里斯太太递给他一个金口哨，然后夫妇俩及其他的贵宾们走进了第一个客舱。哈里森戴着自己的黑色宽边软帽。

当费里斯吹响口哨后，爱荷华州立军乐队便开始演奏《美国》，摩天轮再次开始转动。这些人随着摩天轮转了好几圈，啜饮着香槟，抽着雪茄，然后在摩天轮基座旁挤满的人群的欢呼声中走了下来。之后，第一批付费的乘客登上了摩天轮。

摩天轮继续运转着，除了上客与下客之外没有任何停顿，一直运转到了晚上十一点钟。即便每一个客舱都坐满了乘客，摩天轮也纹丝不动，轴承从未发出嘎吱声。

费里斯公司在宣扬其建立者的这项成就时毫不害臊。在一本名为“费里斯摩天轮纪念册”的插图小册子里，该公司写道：“我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这项成就反映了发明者巨大的功劳，假若费里斯先生出身于君主王国，而非一个伟大的共和国，那么他那正直的心脏上方应该已挂满荣耀勋章了。”费里斯忍不住讥讽世博会公司没能一开始就批准他的特许经营权。“没能发现摩天轮的重要性，”纪念册里写道，“导致世博会公司损失了好几千美元。”

这个数字过于保守了。如果世博会公司坚持在一八九二年六月最初的决定，而不是等到近六个月后才授予费里斯特许经营权，那么在世博会五月一日的开幕日上，摩天轮就应该准备就绪了。世博会不仅失去了这五十一天中摩天轮能带来的百分之五十的收入，而且错失了世博会开放之初摩天轮可能带来的入园人数激增，这是伯纳姆热切期盼的。相反，因为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摩天轮成了世博会没有完工的最生动例子。

对安全的担心仍然存在，费里斯在尽力消除这些担忧。纪念册里提到，即使满载着乘客，给摩天轮的运行和速度造成的影响也不多于载满同等数量的苍蝇（一个古怪而粗俗的比喻）。册子还补充道：“在这座巨大的摩天轮建造之时，所有可能的危险就已经计算进去了，并且提前有了对策。”

不过，费里斯和格罗诺的工作做得太好了。摩天轮的设计是如此优雅，如此擅于利用纤细钢管的力量，尽管看起来像是无法承受施加于其上的重压。也许摩天轮并非不安全，但是它看起来是不安全的。

“事实上，它看起来太轻了。”一位记者评价道，“人们担心这些纤细的轴杆太弱小，没有办法支撑全部的重量。人们忍不住会想，要是一阵强风穿越大草原，从正面袭击了这个结构体，会发生什么后果？这些纤细的轴杆是否足以支撑整个摩天轮的重量？除此之外，若是加上身处客舱的两千名乘客的重量，还要再加上风的压力，又会怎样呢？”

在三周后，这个问题将得到解答。

纷至沓来

人们就这样突然开始涌向世博会。奥姆斯特德在旅程中发现，人们的热情虽然还远不能形成高潮，但看起来终于开始驱使游人前往杰克逊公园了。到了六月末，虽然铁路公司仍未降低票价，但世博会的付费游人数翻了一番不止，日平均入园人数从五月惨淡的三万七千五百零一人增加到了六月的八万九千一百七十人。这个数字仍然远低于世博会设计者最初梦想的每天二十万的游人数，但是这个趋势令人欣慰。从恩格尔伍德到环线地区，各家旅馆终于开始爆满。女性馆的屋顶花园咖啡馆现在每天要接待两千名旅客，是开幕日那天游客数量的十倍。由此带来的大量垃圾压垮了咖啡馆的垃圾处理系统，这个系统的运作主要靠清洁工将装满恶臭垃圾的桶子搬下三段和顾客共用的楼梯。清洁工没法使用电梯，因为伯纳姆规定在天黑之后关闭电梯，以节省电量供世博会的夜间照明使用。随着垃圾和恶臭不断累积，咖啡馆的经理在屋顶建了一个滑道，威胁要将垃圾直接投到奥姆斯特德宝贵的草地上。

伯纳姆收回了命令。

世博会变得如此富有吸引力，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露希尔·罗德尼太太沿着铁轨步行了一千三百英里前来参观。“不要再称它为湖畔白城了。”英国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沃尔特·贝赞特在《四海》杂志里写道，“它是一座梦幻之城。”

现在，就连奥姆斯特德也感到十分满意了，尽管他还是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他在一开始也希望以首先通过中央入口的方式给游客们留下极佳的第一印象。他在为《内陆建筑师》写的一篇正式评论中写道，这个想法未能实现，“减损”了世博会的价值。但他着急地补充道，他试图让自己的评论“完全不带抱怨”，而是作为一种专业的指导，为其他可能遭遇相同问题的人提供帮助。他仍然希望保留伍迪德岛的自然形态，并且谴责了盲目增加特许经营建筑的行为，认为这些建筑“阻拦了视野，扰乱了那些旨在将人们的眼睛从对世博会建筑的持续关注中解脱出来的空间”。他写道，这样做“效果很差”。

不过，在整体上他还是感到很满意，特别是从整个修建的过程来说。“真的，”他写道，“我认为这是一次令人满意并振奋人心的经历，居然有这么多受过技术教育的有才之士被招聘来，并且能这样快地以合适的方式组织起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配合得这么好。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项工程的进展中，他们之间的摩擦非常少，展示出来的猜忌、嫉妒和争斗也非常少。”

他将这种现象归功于伯纳姆：“我们的这位大师在实现这一成就的过程中展示出的勤勉、高超技能和机智，让人对他有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访客们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仿佛是去教堂一般。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看起来都那么循规蹈矩。在世博会开放的六个月内，哥伦布警卫队总共逮捕了两千九百二十九人，平均每天约十六人，主要是由于扰乱社会治安、偷窃和扒窃行为被捕，而扒手们最喜欢的是人满为患的世博会水族馆。警卫队发现了一百三十五名前科犯，并将他们逐出了园区；向未缴纳许可费就携带柯达相机进入园区的人开出了三十张罚单，向未经许可就拍照的人开出了三十七张罚单。他们还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包括在园区发现三名婴儿的事件，一位平克顿侦探所的侦探在蒂芙尼展厅“袭击游客”的事件，以及“一名祖鲁人行为不当”的事件。警卫队的指挥官莱斯上校在给伯纳姆的官方报告中写道：“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员工和数以百万计的访客，必须承认，我们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有许多人挤在蒸汽引擎、巨型摩天轮、马拉的消防车以及疾驰的大雪橇之间。由一位名为简泰斯的医生监管的救护车队一直忙着将受伤的、流血的和过热的游客送到世博会医院。在整个世博会期间，医院接纳了一万一千六百零二名病患，平均每天六十四人，从这些病患所受的伤和病痛来看，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经受的日常病痛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列表如下：

八百二十位腹泻；
一百五十四位便秘；
二十一位患痔疮；
四百三十四位消化不良；
三百六十五位眼睛进入异物；
三百六十四位严重头痛；
五百九十四位有间歇性眩晕、晕厥及精疲力竭；
一位患肠胃气胀；
以及一百六十九位患重度牙痛。

参观世博会的一件乐事是，你永远不知道欣赏巧克力做的“断臂维纳斯”时，或者观看灵车展览时，或者置身于克虏伯兵器馆的“宠物怪兽”下方时，谁会出现在你身旁；当你在大树餐厅、费城咖啡馆或出自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的复制品大白马酒馆里就餐时，不知道谁会坐在你的邻桌；当你登上费里斯摩天轮，客舱开始启动的时候，不知道谁会突然抓紧你的胳膊。被一名随从形容为“一半乡下佬，一半守财奴”的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隐姓埋名”地在园区闲逛，不过他更喜欢芝加哥犯罪频发的区域。曾经使用斧头将白种人的头骨剥皮的印第安人从“水牛比尔”的场地游荡过来，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安妮·奥克利、各种哥萨克人、轻骑兵、枪骑兵，以及暂时休假，在科迪上校的蛮荒西部秀中表演的美国第六骑兵队。“站熊”酋长[1]戴着仪式用的全套头饰来乘坐费里斯摩天轮，头上的两百根羽毛纹丝不动。其他的印第安人则骑上了大道乐园旋转木马上的那些搪瓷马。

还有帕代雷夫斯基[2]、胡迪尼[3]、特斯拉、爱迪生、乔普林[4]、丹诺、一位名为伍德罗·威尔逊[5]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以及一位身穿黑色夏令绸，身上别着蓝色勿忘我花的亲切老太太，她的名字是苏珊·B·安东尼。伯纳姆和泰德·罗斯福一起吃了一次午餐。在世博会结束后很多年，伯纳姆还在用“妙！”作为感叹词。戴蒙德·吉姆·布雷迪[6]和莉莉安·罗素[7]一起吃晚餐，纵情地享用了甜玉米。

没有人见到马克·吐温。他来到芝加哥参观世博会，却生病了，在旅馆房间里躺了十一天，然后就离开了，没有看白城一眼。

一夜之间，好像全部的人都来了。

偶然的相遇经常会让奇迹发生。

弗兰克·哈文·霍尔是伊利诺伊州盲人教育学院的负责人，他公布了一种新型设备，可以制作印刷布莱叶盲文的金属板。在此之前，霍尔就发明了一种能打出布莱叶盲文的机器，被称为“霍尔-布莱叶打字机”，他从未申请专利，因为他认为服务盲人的事业不能因为利润蒙上污点。他站在最新的设备旁，一位盲人姑娘和她的随从朝他走来。得知霍尔就是她经常使用的打字机的发明者时，姑娘伸出手臂围住他的脖子，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亲吻了他。

此后，每当霍尔讲起自己遇见海伦·凯勒的故事时，双眼就会噙满泪水。

一天，当女性理事会就是否支持在礼拜天开放世博会进行辩论时，一位严守周日为安息日的男人怒气冲冲地在女性馆大厅里拦下了苏珊·B·安东尼，质问她对世博会在周日开放的看法（安东尼并不是世博会的理事，尽管她在全国都很有声望，却并不能参加女性理事会的会议）。这位牧师打了一个他认为最震撼人心的比方，他问安东尼，她是否宁愿自己的儿子去观看“水牛比尔”的表演，而不上教堂。

是的，她回答道，他会学到更多……

对于这位虔诚的牧师而言，这段对话证实了安东尼倡导的妇女参政运动从根本上就是邪恶的。科迪得知这件事情时，却被逗得哈哈大笑。他立即给安东尼寄了一封感谢信，并邀请她来观看他的表演。他说不论她选择观看什么表演，都会给她提供一个包厢。

表演开始，科迪骑着马进入了场地，他的灰色长发从白帽子下面飘了起来，白夹克的银色饰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踢了几下马，让它疾驰起来，朝安东尼的包厢狂奔而去。观众们立刻安静下来。

之后，他猛然勒住马，扬起了漫天的灰尘，然后取下他的帽子，手臂挥舞出一个巨大的弧形，朝安东尼鞠了一躬，他的头几乎碰到了马鞍上的角。

安东尼站起来回了礼，据一位朋友描述，然后，她“像个年幼女孩般充满热情地”朝科迪挥舞自己的手帕。

大家都明白这个时刻有多么重要。在这里，美国过去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在向美国未来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敬礼。见到这样的场景，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站了起来，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8]在世博会上的那次历史性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拓荒时代或许真的已经结束，不过在这一刻，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一道风干的泪痕。

一场悲剧发生了。英国人在他们精致的皇家海军舰艇维多利亚号的模型上蒙了一块黑布。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的黎波里近海的一次演习中，这艘代表着海军科技奇迹的战舰被皇家海军战舰坎伯当号撞毁。维多利亚号的指挥官下令让舰艇全速朝海岸前进，打算按照舰队规定的指令让船在那儿搁浅，以便日后打捞沉船更为方便。十分钟后，这艘巡洋舰的引擎还开足马力，船体却开始侧倾，并最终沉没了，当时还有许多船员困在船舱内。其他有幸跳到水里逃生的人要么被螺旋桨弄伤，要么在锅炉爆炸的时候被烧死了。“到处都是尖叫和嘶吼，在白色的泡沫中出现了红色的胳膊和腿，以及扭伤或撕裂的人体。”一位记者说，“失去头颅的躯干被冲出了旋涡，在水面漂浮了一会儿，随后就沉到水里没了踪影。”

这场事故造成了四百人死亡。

费里斯摩天轮很快变成了世博会中最受欢迎的景点，每天的乘客达到了上千人。从七月三日那周开始，费里斯卖出了六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张票，获得了三万零六百九十七点五美元的总收入。世博会公司收取了其中一半，留给费里斯这一周的运营盈利为一万三千九百四十八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万美元）。

仍然有人在质疑摩天轮的安全性，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主要围绕着自杀和事故，其中有一个故事声称，一只吓坏的哈巴狗从客舱的窗口一跃而下，坠落而亡。这与事实不符，费里斯公司回应道，这个故事是一位“缺少新闻又擅长编造”的记者捏造的。但若不是因为摩天轮的窗户和铁丝网，这个故事的真实情况也许会不一样。有一次，潜伏的恐高症突然压垮了一位本来很平静的男士，他的名字叫惠里特。他本来好好的，随着客舱上升，他开始觉得难受，并且差点晕倒。可是他没有办法向下面的工程师示意让摩天轮停下。

惠里特惊慌地从客舱的一头蹒跚到另一头，据一则报道描述，他“像一头受惊的羊一般”驱赶着面前的乘客。他开始往客舱的舱壁上撞，力量之大，让部分防护铁网都变了形。指挥员和几位男乘客试图将他制服，却被他摆脱，他径直朝门奔过去。指挥员在摩天轮开始转动时就按照运行程序锁上了舱门。惠里特用力摇门，连玻璃都撞碎了，却仍然没法打开它。

当客舱开始下降时，惠里特变得平静了一些，开始笑起来，并且释然地啜泣起来——直到他意识到摩天轮并不会停下，因为它总是完整地转两圈才停止。惠里特再次变得疯狂，指挥员和帮手们再次制服了他，不过他们开始感到疲惫。他们担心惠里特逃脱之后的后果。从结构上说客舱是结实的，不过它的舱壁、窗户以及舱门的设计仅仅旨在防止自杀行为，并不能抵抗这样一个人大力撞击。惠里特已经打碎了玻璃，还把铁网弄得变形了。

一位女士走上前来，解开了自己的裙子。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她脱下裙子，将它盖到了惠里特的头上，她一边温柔地向他喃喃地说安慰的话，一边帮他把“面罩”弄正。效果十分显著。惠里特变得“像鸵鸟一样安静了”。

一位在公共场合脱衣的女士，一位头上蒙着裙子的男士——世博会上令人惊奇的事物似乎说也说不完。

世博会是芝加哥的骄傲。多亏了丹尼尔·伯纳姆，这座城市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实现一些了不起的成就，尽管遭遇的种种困难不论以哪种标准来看都足以使建造者望而却步。这里到处充满主人翁的心态，而不仅限于成千上万名购买了世博会股票的市民。希尔达·萨特在父亲带他参观世博会时产生的改变中察觉了这一点。“他似乎对世博会有一种个人的自豪感，仿佛他在设计中出了力似的。”她说，“当我回想那些天的时候会发现，在芝加哥的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受。那时，芝加哥是世界的东道主，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

不过，世博会不仅仅是激发了自豪感。它带给了芝加哥光明，以此来对抗经济危机产生的越来越浓重的阴霾。伊利铁路公司发生了动荡，随后倒闭了。接着北太平洋公司也倒闭了。在丹佛市，三家国家银行在一天内接连倒闭，连带着压垮了一系列的其他企业。因为担心发生缺粮骚动，市政部门召集了一批民兵。在芝加哥，《内陆建筑师》杂志的编辑们试图让大家宽心：“现在的情况只不过是意外。资金只是被隐匿了。企业是吓坏了，但并没有被打倒。”然而，编辑们错了。

六月，两位商人于同一天在芝加哥的同一家旅馆——大都市酒店自杀了。其中一位在上午十点半用剃须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咙。另一位从酒店的理发师那儿听说了这个消息。当晚，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晚间便服的丝绸腰带的一端绕在了脖子上，然后在床上躺直，将另一端系到床架上，就这样滚下床去了。

“每个人都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亨利·亚当斯写道，“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损失比邻居更为惨重。”

离世博会闭幕还有很久，人们却开始为它不可避免的消逝而哀叹。玛丽·哈特韦尔·卡瑟伍德写道：“当这个仙境关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当它消失于世，当魔力不再持续，我们要如何面对？”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女经理萨利·科顿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芝加哥度过了这个夏天，并在日记里写下了一种普遍的担忧：在参观完世博会以后，“所有的事物都显得渺小而不重要了”。

世博会是如此完美，它的优雅和美丽就像一颗定心丸：只要它还在持续，就不会有真正的坏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或是发生在任何地方。

[1]美国旧印第安人部落彭加人的酋长。

[2]帕代雷夫斯基，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

[3]哈利·胡迪尼，匈牙利裔美国魔术师。

[4]斯科特·乔普林，非裔美国钢琴家。

[5]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任总统。

[6]戴蒙德·吉姆·布雷迪，美国商人、金融家、慈善家。

[7]莉莉安·罗素，美国演员、歌手。

[8]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学家。

独立日

一八九三年七月四日早晨，天色阴沉，狂风大作。这种天气对弗兰克·米勒精心策划的进一步吸引游客的烟花表演产生了威胁。尽管现在每周的参观人数都有稳定的增长，但仍然落后于大家的期待。太阳最终还是在上午出来了，不过狂风仍在杰克逊公园肆虐了一整天。下午晚些时候，荣耀中庭沐浴在了金色的夕阳中，北方的天空堆积了一大片风暴云。但风暴云没有继续靠近。人群很快聚集起来。霍姆斯、米妮和安娜发现自己困在了由一群湿漉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人墙中。许多人带着餐布和食品篮，但很快发现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进行野餐。来参观的小孩很少。似乎整支哥伦布警卫队都出动了，他们淡蓝色的制服在人群中就像黑土地上的番红花一般显眼。渐渐地，金色的夕阳褪成了淡紫色，所有人都朝湖畔走去。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人们在美丽的湖畔聚集成了一道绵延半英里的百人厚的人墙”。这样一片“黑色人海”极为躁动不安。“他们坐着等了好几个小时，空气中弥漫着古怪而令人不安的骚动”。一个男人开始唱《更近我主》，好几千人马上就跟着唱了起来。

夜幕降临，每个人都注视着天空，等待第一轮的烟花表演。树上和栏杆上挂着成千上万个中国灯笼。费里斯摩天轮的每一个客舱里都发出红色的光。湖面停泊着上百条甚至更多的小船、游艇和汽艇，船头、吊杆和绳索上都挂着彩灯。

人群已经准备好为任何事情欢呼了。当世博会的管弦乐队奏起《我甜蜜的家》时，人群爆发出了欢呼声。这首歌总是能让成年男女热泪盈眶，尤其是那些新来这座城市的人。当荣耀中庭的灯光亮起，所有的场馆都镶上了金色的边框，人群中也爆发出欢呼声。制造与工艺品馆上的巨型探照灯开始扫过人群，被《芝加哥论坛报》称为“孔雀羽毛”的彩色水柱从麦马尼喷泉中喷射而出，人群中再次爆发出了欢呼。

不过，到了九点，人群突然安静下来。一个微小却明亮的光源升上天空，往北边飞去，似乎正沿着湖岸划向码头。一枚探照灯照向它，大家才发现那是一个巨大的载人气球，在它的篮子下方有光在闪耀。下一秒钟，天空中爆发出红色、白色和蓝色的火花，在黑色的天幕上形成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气球和国旗在头顶的天空划过。探照灯跟随着它们，它的光线在尾随着气球的硫磺色云雾中被勾勒出来。过了几秒钟，烟花开始在湖畔上空划出道道弧线。举着火把的男人沿着湖畔奔跑，点燃了烟花炮，其他在驳船上的男人点燃了大型的旋转烟火，并往湖中扔了炮弹。炮弹在水里爆炸，制造出红、白、蓝三色的华丽喷泉。接着，不断有炮弹被扔进水里，有烟花炮飞上天空，直到烟花表演的高潮来临，竖立在湖畔节庆大厅里的精心制作的铁丝网上突然闪耀起烟火，勾勒出一幅巨型的乔治·华盛顿肖像。

人群中再次爆发出欢呼声。

所有人都同时开始移动，很快，一道黑色的人浪涌向了世博会的出口、“L巷”的车站及伊利诺伊州的中央铁路车站。霍姆斯和威廉姆斯姐妹等了几个小时才登上一辆北去的列车，但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并没有浇灭他们的激情。那一夜，奥克一家听到莱特伍德大道一二二〇号楼上的公寓里传来阵阵戏谑声和欢笑声。

家里这种欢声笑语是有原因的。霍姆斯向米妮和安娜提出了一个慷慨得出奇的邀请，让这一晚变得更加甜蜜了。

睡觉前，安娜给得克萨斯州的姑妈写信，告诉了她这个绝佳的消息。

“姐姐、‘兄弟哈利’和我明天将前往密尔沃基，接着经由圣劳伦斯河前往缅因州的旧奥查德比奇。我们会在缅因州待两周，然后继续前往纽约。‘兄弟哈利’认为我很有天赋，他希望我能在各处考察一下艺术院校的情况。然后我们会乘船去德国，途经伦敦和巴黎。如果我喜欢，将留下来学习艺术。‘兄弟哈利’说，你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不论是财务上还是其他方面，他和姐姐都会照顾我。”

“请马上回信。”她补充道，“然后寄到芝加哥，信会被转交给我。”

她没有提到自己的箱子，这个箱子此时仍在中洛锡安等着被寄到芝加哥。目前她只好不带它上路了。箱子到了之后，她也可以通过电报安排转寄，也许会转寄到缅因州或者纽约，这样她就可以带着自己所有的东西去欧洲了。

那一夜，安娜在入睡时，心脏仍因为参观世博会之旅的激动和霍姆斯给她的惊喜跳个不停。后来，得克萨斯卡普坎迪事务所的律师威廉·卡普说：“安娜并没有自己的产业，她在信里描述的这样一个转变对她而言意味着一切。”

第二天早晨同样令人愉悦，因为霍姆斯之前就说他会带安娜——只有安娜一人——去恩格尔伍德短暂地参观一下他的世界博览会旅馆。在动身前往密尔沃基之前，他还需要花几分钟最后处理一下生意上的事。与此同时，米妮也可以整理一下莱特伍德的公寓，好让下一位房客接手。

霍姆斯太有魅力了。安娜见到他本人之后，真的觉得他非常英俊。当他那双非凡的蓝眼睛与她的视线相遇时，她的整个身躯似乎都变得温暖。米妮确实很明智。

担忧

当天夜里，在世博会园区，票务人员计算销售额之后发现，仅仅在七月四号一天，付费人数就达到了二十八万三千两百七十三人，远远超过了第一周的总和。这是第一次出现明显的证据，证明芝加哥或许最终创造了某个非凡的事物。这也重新点燃了伯纳姆的希望，他认为世博会最终也许能实现他期盼的参观人数。

不过到了第二天，却只有七万九千零三十四位付费游客前来参观世博会。又过了三天，人数跌到了四万四千五百三十七人。那些贷款给世博会的银行家开始焦急起来。世博会的审计员已经发现，伯纳姆的部门建造世博会共花去了超过两千两百万美元（约为二十一世纪的六亿六千万美元），这比最初预估的两倍都多。银行家们给世博会的理事们施加压力，要求增设一个节省委员会，并授予其权力，除了想方设法来节省世博会的开支之外，还可以执行任何认为必要的节省措施，包括裁员以及解散部门及委员会。

伯纳姆清楚，如果将世博会的未来交到银行家手中，就绝对意味着失败。唯一可以舒缓压力的方法是大幅增加付费入园游客的总数。据估计，要避免财务失败（这对那些骄傲地自诩为美元之王的芝加哥领军人物而言绝对是一种羞辱），世博会在接下来的开放期间必须保证每天至少卖出十万张门票。

如果要让这个目标实现，铁路公司必须降低票价，而弗兰克·米勒也必须倾尽全力把人们从全国各个角落吸引过来。

国家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银行在倒闭，自杀人数不断增长，这个目标看起来似乎毫无可能达成了。

幽闭恐惧症

霍姆斯知道，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大多数他旅馆的客人都去参观世博会了。他带着安娜参观了药店、餐馆以及理发店，并带着她来到屋顶，向她更加清晰地展示恩格尔伍德的景色，以及房子周围绿树成荫的美丽环境。他最后带着她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请安娜坐下，有些抱歉地告诉她得处理一下别的事情。他拿起一捆文件，开始读了起来。

他有些心烦意乱地问安娜是否介意去隔壁房间一趟，去步入式保险库帮他取一份遗落在那里的文件。

她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霍姆斯悄悄地尾随其后。

一开始，门好像是偶然被关上的。室内突然一片漆黑。安娜敲打着门呼唤哈利。她侧耳倾听了一阵，然后又开始敲打起来。她并不害怕，只是觉得有点窘迫。她不喜欢这种黑暗，这比她至今为止经历的一切黑暗都更加彻底——当然，比她在得克萨斯州经历的任何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更黑暗。她用指节敲击着门，然后再一次倾听。

空气变得浑浊起来。

霍姆斯也在倾听。他安静地坐在将办公室和保险库隔开的墙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真的非常安静。一股温柔的微风穿过房间，这间角落里的办公室的好处之一就是空气能对流。微风里仍然有一丝凉意，带着草原和湿润土壤的味道。

安娜脱掉鞋子，用鞋跟敲着门。房间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了，汗水打湿了她的脸颊和胳膊。她猜想哈利并没有意识到她的窘境，可能去了大楼的其他地方。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一直在敲门，他却没有来开门。也许他去楼下的店铺检查东西去了。想到这些，她开始有一点慌了。房间里越来越热，越来越难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而且她开始想上厕所了。

之后，他一定会非常抱歉。她不能让他看出她这样害怕。她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想着当天下午他们就会开始的旅程。她，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女教师，很快将行走在伦敦和巴黎的街头。直到此刻，这看起来仍然像一件不可能的事，可哈利已经做出了承诺，并且安排好了一切。几小时后，她就会登上一辆火车，经过一段短暂的旅途到达密尔沃基，在那之后，她、米妮和哈利很快就会出发前往纽约和加拿大之间那个可爱而凉爽的圣劳伦斯河谷。她想象着自己坐在河岸某家高档旅馆宽阔的门廊里，一边啜饮着茶，一边看着日落。

她再次用力捶门，然后还捶起了哈利充满微风的办公室和这个保险库之间的那堵墙。

恐慌开始了，一如往常。霍姆斯想象着安妮蜷缩在角落里的样子。如果他想的话，可以冲到门旁，将门打开，将她搂在怀里，为她差点遭遇悲剧而陪她一起哭泣。在最后一分钟，最后几秒钟，他都可以这么做。他本可以这么做的。

或者，他也可以打开门，探视一下安娜，给她一个大大的微笑——仅仅让她知道这并不是一场意外——然后再次用力地关上门，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他还可以现在就让保险库里充满煤气。煤气喷口的嘶嘶声与令人排斥的气味将会微笑着清楚地告诉她，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

这些都任由他选择。

他必须集中精力倾听保险库里传来的啜泣声。密封的装饰、铁铸的墙以及矿物棉隔音材料可以消减大部分声音，但他通过经验发现，如果在煤气管道处聆听，可以听得清楚得多。

这是他最渴望的时刻。这可以为他带来似乎长达几小时的性释放，即便在事实上，里面的尖叫和恳求声很快就消逝了。

为防万一，他让保险库里充满了煤气。

霍姆斯返回莱特伍德的公寓，吩咐米妮做好准备——安娜正在旅馆里等他们。他抱住米妮，亲吻了她，并告诉她自己是多么幸运，以及他多么喜欢她的妹妹。

在去恩格尔伍德的列车上，他看起来气色很好，心平气和，仿佛刚刚骑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自行车。

两天后，七月七日，奥克一家收到了亨利·戈登寄来的信，信上说他不再需要楼上的公寓了。奥克一家觉得十分惊讶，他们以为戈登和那两姐妹仍然住在公寓里。洛拉·奥克上楼查看情况。她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于是就进了房间。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离开的，”她说，“不过看起来走得很匆忙，房间四处都散落着书和一些零星的物品。如果书里面有书写的内容，痕迹也都被清理掉了，因为书的扉页都被撕下来了。”

同样也在七月七日，中洛锡安的富国公司代理人将一个大箱子搬上了一辆去往北方的列车的行李车厢。这是安娜的箱子——地址上写着“娜妮·威廉姆斯小姐，由H. 戈登转交，莱特伍德大道一二二〇号，芝加哥”。

几天后，箱子到达芝加哥，一位富国公司的车夫将它运送到了莱特伍德的这个地址，却找不到名叫威廉姆斯或者戈登的收件人。他将箱子运回了富国公司的办公室，不过没有人前来认领。

霍姆斯拜访了一位名叫西法斯·汉弗莱的恩格尔伍德居民，他拥有自己的人手和马车，靠搬运家具、板条箱，以及其他的大件物品谋生。霍姆斯请他来运一个箱子和一个行李箱。“我希望你天黑之后再来取东西，”霍姆斯说，“因为我不想让邻居看到这些东西被运走。”

汉弗莱按照霍姆斯的请求在天黑后到达了。霍姆斯领着他走进旅馆，来到楼上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这个房间有一扇很厚的门。

“这地方看起来很可怕。”汉弗莱说，“一扇窗子都没有，只有一扇厚重的门。走进这个地方之后，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觉得这儿有点问题，但是霍姆斯先生并没有给我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是个很长的矩形木箱，大约一口棺材大小。汉弗莱首先把它搬下了楼。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他将箱子立了起来。霍姆斯在楼上看到了，用力敲打着窗户，朝下面喊道：“不要那么放。将它放平。”

汉弗莱照做了，然后返回楼上取了旅行箱。这个箱子很重，不过他搬得动。

霍姆斯指挥他将那个长木箱送到联合车站，并且告诉他应该放到月台上的什么地方。显然，霍姆斯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知道会有快运公司的人来取箱子，并用火车运走。他没有透露箱子要运到哪里。

至于行李箱，汉弗莱不记得把它运到什么地方了，不过后来有证据显示，他把箱子运到了查尔斯·查普尔的家里，就靠近库克郡医院。

没过多久，霍姆斯就带着一份让人意外但是颇受欢迎的礼物来到了他的助手本杰明·皮特泽尔家里。他送给皮特泽尔的太太嘉莉一批裙子、好几双鞋以及一些帽子，都曾经属于他的表亲，一位叫米妮·威廉姆斯的小姐。他说她结婚了，搬去了东部，不需要这些旧物了。他建议嘉莉将这些裙子拆了，用布料给她的三个女儿做衣服。嘉莉对此十分感激。

霍姆斯同样给了他的看门人帕特里克·昆兰一份惊喜的礼物：两口结实的箱子，两个箱子上都刻着米妮名字的首字母。

暴风雨和火灾

伯纳姆的工作没有停止，他办公室里各项事务的步伐也没有放缓。世博会的场馆全部完工，所有展品也已经就位，但正如银器都会失去光泽一样，世博会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不同的因素影响，遭遇破坏和衰败——甚至会发生想不到的悲剧。

七月九日星期天，天气炎热，空气仿佛已经凝滞，费里斯摩天轮成了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大道乐园的卡布提沃气球也是一样。这个名为“芝加哥”的气球里填灌了十万立方英尺的氢气，由一根连接到曲柄的拴绳所控制着。到那天下午三点为止，它已经经历了三十五次升空，到达过一千英尺的高度。对于这项特许经营项目的高空特技演员而言，这天对升空而言再合适不过了，他估计，如果从吊篮里放下一根铅垂线，一定会触到正下方的曲柄。

然而，在三点的时候，这个项目的经理G.F. 摩根检查了工具，发现气压有明显下降，这证明一场暴风雨正在形成。他暂时停止了卖票，并命令他的手下将气球拉回来。他发现，费里斯摩天轮的操作人员没有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摩天轮仍在继续旋转。

云层不断聚集，天空变成了紫色，西北边刮来了一阵微风。世博会上方的天空突然下沉，一朵小小的漏斗云出现了，并且开始摇摇晃晃地沿着湖畔往南，朝世博会的方向移动。

费里斯摩天轮上坐满了乘客，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漏斗云兀自跳着肚皮舞跨过杰克逊公园，直接朝着大道乐园奔来。大家越来越担心了。

在卡布提沃气球的基地，摩根经理命令手下们拉住缆绳，并牢牢抓稳它。

在杰克逊公园里，天空突然从阳光四射转变为乌云密布，引得伯纳姆走出了室外，想要一探究竟。强劲的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午餐垃圾飞到了空中，像鸽子一般旋转着。天空低到似乎已经触碰到了世博会园区。人们能听到某处的玻璃被打碎了，不是那种被石头砸碎的温柔的咣当声，而是大片玻璃板摔在地面上的声音，很像受伤的狗在吠叫。

在农业馆里，一块大型玻璃从屋顶掉下来，砸到了下面的桌子上。几秒钟前，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在这儿卖糖果。制造与工艺品馆的屋顶有六片玻璃被刮了下来。参展者们飞奔过去用厚帆布盖住了他们的展品。

这阵风将机械馆的圆顶撕开了一道四十平方英尺的口子，还掀掉了世博会匈牙利咖啡馆的屋顶。奥姆斯特德的一艘电动汽艇上的员工急着靠岸疏散所有乘客，正当他们开始往遮棚驶去时，一阵疾风刮到了船的遮阳棚上，将这艘重达五吨的船掀翻了。领航员和指挥员只能游泳逃生。

大片的羽毛在世博会园区内飞舞。大道乐园鸵鸟农场里的二十八头鸵鸟用一贯的镇定自若迎接暴风带来的损失。

在摩天轮上，乘客们互相鼓励着，不过还是有一位女士晕倒了。一位乘客后来给《工程新闻》写信说：“我们合两人之力才将舱门关紧。风太大了，以至于雨水似乎都在横向飞舞，而不是纵向落下。”然而，摩天轮还在继续转着，仿佛此刻并没有刮风。乘客们只感到微弱的震动。这位写信的乘客显然是一位工程师，他估计这阵风只让摩天轮倾斜了一点五英寸。

乘客们看到这阵风抓住了临近的卡布提沃气球，从拽住它的人手里往上扯，还把摩根经理短暂地拉到了半空中。风击打着气球，仿佛它是一个倒立的沙包，然后将它撕扯成了碎片，并将那九千码的丝绸碎片抛到了半英里外的远处。

摩根平静地面对着这场灾难。“在观看这场暴风雨袭击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些乐趣。”他说，“目睹气球被撕成碎片是一辈子难得一见的场景，不过对拥有公司股票的人来说，这一次观光的代价太昂贵了。”

这场暴风雨和在第二天——七月十号星期一发生的事件有没有关系，没有人知道，不过这个时机十分可疑。

星期一，下午一点刚过，伯纳姆正在监督修缮工作，工作人员也正在清理场地中的暴风雨的残留物，这时，开始有烟从冷藏馆塔顶的化铁炉冒出来，这正是六月十七日发生火灾的地方。

这座木制塔楼里装有一个大型烟囱，是为下方主建筑中的三座锅炉排烟用的。制冷需要热量，这仿佛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这个大烟囱的高度比塔顶矮三十英寸，在这里必须额外安装一个名为套管的铁制装置，这样烟囱才能完全高出屋顶。这个套管是建筑师弗兰克·伯纳姆的设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目的是避免周围的木墙接触烟囱里排放的过热气体。不过，由于某种原因，承包商并没有安装这个套管，使得这个烟囱的出口没有高出屋顶，而是位于阁楼里的一个房子中。

第一次警报于下午一点三十二分到达消防部门。消防车轰鸣着开向这栋楼。二十位消防员在詹姆斯·菲茨帕特里克队长的带领下进入主建筑，爬到了屋顶上。他们攀上塔楼，然后又经过七十英尺的楼梯到达了塔楼的外阳台。他们用绳子将一条水管和一架二十五英尺长的梯子拉了上去，将水管牢牢地固定在了塔楼上。

詹姆斯·菲茨帕特里克和他的队员并不知道，塔顶的火情已经形成了一个死亡陷阱。燃烧产生的残骸碎片掉落到了铁制烟囱和塔楼的内壁之间，塔楼的内壁是由光滑的白松木制成的。这些碎片引发了火势，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氧气很快就耗尽了，火苗也随之熄灭，留下过热的等离子，只需要一丝新鲜的氧气就会引发爆炸。

当位于塔楼阳台的消防员们集中精神扑灭头顶的火焰时，从他们的脚下冒出了一股小小的白烟。

消防部门于下午一点四十一分拉响了第二次警报，并且激活了位于世博会机械馆中的大型警报器。成千上万名游客朝冒出浓烟的地方围拢而来，挤在冷藏馆周围的草地和小径上。有一些还带着午餐。伯纳姆赶来了，戴维斯也是。哥伦布警卫队大规模出动，为增援的消防车和云梯车清道。费里斯摩天轮上的乘客接下来目睹了最清晰、最可怕的画面。

“从来没有，”消防部门的报告里写道，“这么可怕的悲剧被这么多人同时目睹，他们的脸上都充满了痛苦的表情。”

突然，火焰从菲茨帕特里克和消防员们脚下约五十英尺的塔楼处喷薄而出。新鲜的空气涌进了塔楼，接着就发生了爆炸。消防部门的官方报告里写道，对于消防员们来说，这看起来“好像是烟囱外围通风井中的气体烧起来了，整个塔楼内部立刻变成了一个沸腾炉”。

消防员约翰·戴维斯当时正和菲茨帕特里克队长以及其他的消防队员站在阳台上。“我发现只有一线生机，于是决心抓住。”戴维斯说，“我朝水管的方向纵身一跃，运气不错，我抓住了它。但别的男孩们似乎吓呆了，没办法动弹。”

戴维斯和另一位消防员沿着水管滑到了地面上。仍在阳台上的消防员们知道自己已经身处绝境，开始互相道别。目击者看到他们拥抱在一起，互相握手。菲茨帕特里克队长拽住一根绳子，从火焰中荡了过去，落到了下面的主屋顶上，结果一条腿骨折了，并且受了多处内伤。他躺在那里，一半的胡子都烧没了。其他的人跳下去摔死了，还有好几个跌穿了主屋顶。

消防处长墨菲和地面上另外两名消防员架了个梯子去营救菲茨帕特里克。他们用绳子将他放下，在下面等着的同事们接住了他。他还活着，但已经奄奄一息。

这场火灾总计夺去了十二位消防员及三位工人的性命。菲茨帕特里克最终于当天夜里九点死亡了。

第二天，入园人数超过了十万。毕竟，冷藏馆仍在冒烟的废墟具有无法抵挡的吸引力。

验尸官立即展开了审讯，在审讯中，陪审团听取了来自丹尼尔·伯纳姆、弗兰克·伯纳姆、赫拉克勒斯钢铁厂的官员及各位消防员的证词。丹尼尔·伯纳姆作证说，自己对前一次火灾以及套管没有安装一事毫不知情，并且声称由于这栋建筑是私营的特许项目，除了批准其设计之外，自己没有权限管理建筑事宜。七月十八日星期二，陪审团以过失罪的罪名对伯纳姆、消防处长墨菲及两名赫拉克勒斯钢铁厂的官员提出控告，并将这次控告交由大陪审团裁决。

伯纳姆十分震惊，但决定保持沉默。“从任何角度来说，让你对这些逝去的生命负责或者对你提出谴责都是暴行。”他的世博会施工监督员迪翁·杰拉尔丁写信告诉他，“做出这项判决的人一定十分愚蠢，或者说是被可悲地误导了。”

根据常规流程，伯纳姆以及另外几人应该被关押起来等候保释，不过这一次似乎连验尸所都大吃一惊。警长没有下令逮捕工程负责人。第二天早晨，伯纳姆缴纳了保释金。

空气中还弥漫着浓浓的烧焦的木炭味，伯纳姆将交通馆及制造与工艺品馆的屋顶走道、行政大楼的阳台以及高层画廊都关闭了，以防这些场馆或者内部的展品爆发火灾，引起恐慌，导致更严重的悲剧。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挤在制造与工艺品馆的屋顶走道里，而搭乘电梯是他们下楼的唯一方式。伯纳姆想象着惊慌失措的男人、女人以及小孩试图从屋顶的玻璃侧翼上滑下，将它跌穿，然后坠到两百英尺下方的展厅地面的场景。

情况似乎不能更糟糕了，就在七月十八日，验尸所的陪审团下令逮捕伯纳姆的当天，世博会的理事们向银行的压力低下头颅，投票决定成立节省委员会，并赋予了它近乎无限的权力来削减世博会各方面的开支，还任命了三个不近人情的人来组织人马。世博会公司的理事们接着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从八月一日起“除非上述委员会批准，任何有关施工、维护以及世博会经营的开支都不允许发生”。很显然，从一开始，这个委员会针对的首要目标就是伯纳姆的工程部门。

至少对伯纳姆而言，他很清楚，世博会目前最不需要的，就是在他和米勒为了提升付费入园人数而努力的时候（这项活动本身就会产生难以预计的开支），突然出现三个冷眼旁观的吝啬鬼，对一切新的开支指手画脚。米勒有些绝妙的想法，打算在八月举办一些活动，包括一场盛大的大道乐园舞会，在舞会上，世博会的官员包括伯纳姆将与达荷美女人，以及阿尔及利亚肚皮舞者共舞。几乎可以肯定，委员会将认为这次舞会以及米勒在其他活动上的开销是一种浪费。不过伯纳姆清楚，这些活动开销，以及在警力、垃圾清除以及道路和小径维护方面的持续支出是至关重要的。

他担心节省委员会将从此摧毁世博会。

爱

一批圣路易斯市的学校老师在一位年轻记者的陪同下来到了世博会，此时，冷藏馆火灾的废墟还没有被清理掉。这二十四位教师赢得了由《圣路易斯共和报》举办的比赛，奖品是由报社出资免费参观世博会。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各种亲友，总共四十位旅客。他们挤进了一节名为“贝拿勒斯号”的豪华卧铺车厢，由芝加哥-奥尔顿铁路公司运营。他们于七月十七日早上八点抵达芝加哥联合车站，随即就乘坐马车到达了下榻的旅馆——大学旅馆。旅馆距离世博会很近，教师们从二楼的阳台就能望见费里斯摩天轮、制造与工艺品馆的屋顶以及“大玛丽”镀金的脑袋。

这位记者名叫西奥多·德莱塞，他非常年轻，举手投足间流露着自信，吸引着年轻女性的注意。他会和所有的女性调情，不过最吸引他的显然是一位看起来对他最不感兴趣的女士，她娇小、美丽、含蓄，名字叫萨拉·奥斯本·怀特，曾被一位爱慕者取名叫“水壶”，因为她总是喜欢穿棕色的衣服。她并不算是德莱塞喜欢的类型：这时他已经有了丰富的性经验，正与他的女房东处于一段纯粹的肉体关系之中。对他来说，萨拉·怀特“在极致的纯情和少女般的含蓄背后隐藏着一股强大的气场”。

德莱塞陪伴诸位教师乘坐了费里斯摩天轮，一起观看了“水牛比尔”的表演，科迪上校亲自迎接了这些女教师，并和每一位握了手。德莱塞跟着女士们参观了制造与工艺品馆，他说，人们在这里“可以从一处逛到另一处，一整年都不会累”。在大道乐园，德莱塞说服了詹姆斯·J·科比特来和大家见面。科比特是一位拳击手，曾经在一八九二年九月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上击败约翰·L·沙利文[1]，这场比赛的报道曾经占据了第二天《芝加哥论坛报》的整个头版。科比特也和每一位女士握了手，不过一位姓氏同为沙利文的女教师拒绝了这个机会。

只要一有机会，德莱塞就想方设法地将萨拉·怀特和同行人员隔离开来——德莱塞称他们为“四十怪人”，但萨拉此行也带着自己的妹妹罗斯，这让情况变得比较复杂。德莱塞不止一次想要亲吻萨拉，她却叫他不要“感情用事”。

他引诱萨拉失败，自己倒是被成功引诱了——世博会吸引了他的目光。它将他彻底征服了，他说：“这让我陷入了一场梦幻之旅，好几个月都没有恢复。”夜晚是最迷人的时光。“此时所有长长的影子都汇成一体，在湖水和白城场馆的穹顶之上，星星开始闪耀。”

他和“四十怪人”离开世博会以后，一直对萨拉·怀特念念不忘。回到圣路易斯后，他便给她写信，向她表达爱意，与此同时，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他离开了圣路易斯，在密歇根州的一家乡村报社当起了编辑，却发现作为一名小镇编辑无法实现他的梦想。兜兜转转之后，他来到了匹兹堡。他一直在给萨拉·怀特写信，并且每次回到圣路易斯都去看她。有一次他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她拒绝了。

不过，她还是接受了他的求婚。德莱塞向在《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工作的朋友约翰·麦斯威尔展示了她的照片。在德莱塞眼里充满神秘感的迷人女子，在麦斯威尔看来却不过是一位举止乏味的女教师。他试着警告德莱塞：“如果你现在就结婚，对象是一个传统又狭隘的女人，年纪还比你大，那你肯定完了。”

对于像德莱塞这样的男人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忠告。不过德莱塞并未理睬。

费里斯摩天轮成了爱的媒介。许多情侣请求准许他们在摩天轮的最顶端举办婚礼。路德·莱斯从未答应过，不过有两次，恋人们已经寄出了请柬，他只好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举办婚礼。

尽管摩天轮拥有与生俱来的浪漫潜质，晚上乘客却并不多。傍晚五点到六点之间是乘客们到来的黄金时间。

霍姆斯恢复了单身，他现在坐拥几处地产，并且带着一个新的女人来到了世博会。她的名字是乔治安娜·约克，是他那年早些时候在施莱辛格-迈耶百货商场认识的，她在那儿担任售货员。她在印第安纳州的富兰克林长大，和父母一起生活到一八九一年，为了追寻更丰富、更精彩的生活而来到了芝加哥。她遇见霍姆斯的时候是二十三岁，但娇小的身材与阳光般的金色头发让她看起来更为年轻，除了她轮廓鲜明的面容和蓝色大眼睛中流露出的智慧之外，她看起来几乎像个小孩子。

她从未遇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英俊潇洒，能说会道，并且显然家底殷实。他甚至在欧洲都拥有产业。不过，她有点替他感到悲哀。他太孤单了——除了一位在非洲生活的姑妈之外，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不在了。她了解到，他的最后一位叔伯刚刚去世，留给了他一大笔遗产，包括在南方某处和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地产。

霍姆斯送给了她许多礼物，其中包括一本《圣经》，一些钻石耳环以及一个盒式项链坠。“它的形状是一个小小的心形，”她曾描述道，“上面镶着珍珠。”

在世博会上，他带着她乘坐了费里斯摩天轮，租了一条贡多拉船，陪她在伍迪德岛充满花香的幽暗小径上散步，小径两旁的中国灯笼闪着柔光。

他请她做他的妻子。她答应了。

不过，他提醒她，为了结婚，他必须使用另一个名字——亨利·曼斯菲尔德·霍华德。他说，这是他去世的叔伯的名字。叔伯对自己的血统很骄傲，将财产遗赠给霍姆斯的条件是他首先要采用叔伯的全名。出于对叔伯的纪念，霍姆斯答应了。

哈里森市长也觉得自己恋爱了，对方是来自新奥尔良的一位名叫安妮·霍华德的女人。他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当过两次鳏夫。她才二十多岁，没人知道具体是二十几，不过据估计，她大约处于二十一岁到二十七岁之间。有些传闻说她“非常丰满”，另一些传闻则说她“充满活力”。她为了世博会来到芝加哥，在市长家附近租了一栋宅子。白天，她就在世博会上购买艺术品。

哈里森和霍华德小姐有个消息要向全市人民宣布，但市长打算等到十月二十八日再透露，这一天，世博会将举办美国城市日。再过两天，世博会就要正式闭幕了，所以哈里森认为这一天是真正属于他的日子，他会站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好几千位市长的面前，诉说自己作为芝加哥的市长而产生的骄傲之情，因为这座城市打造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世博会。

[1]约翰·L·沙利文，19世纪80年代美国赫赫有名的世界重量级拳王。

怪物

一八九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经过两次调查听证后，节省委员会向世博会的理事会提交了报告。报告称，世博会的财务管理“只能用铺张浪费到了令人羞耻的地步来形容”。大幅度地削减开支和裁员十分必要，并且刻不容缓。“至于施工部门，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报告里继续写道，“我们没有时间进行更细致的调查，不过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印象，那就是世博会从以往到现在的运营都有个一贯的原则，即认为钱不是问题。”

节省委员会明确声明，至少对于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而言，让世博会的财务状况良好和其显然已经取得的艺术成就同样重要。对于芝加哥那些以不动感情地追求最大收益为傲的领军人物而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十分无情），他们的荣誉危在旦夕。报告结尾写道：“作为商人，如果我们不想在公众面前丢失脸面，就必须机敏而坚定地遵守这一件事。”

在附加说明中，节省委员会力劝理事们将它设为常设机构，并授予他们批准或否决世博会大大小小一切开销的权力。

即便是对于那些有经验的世博会理事而言，这样的做法也太过分了。希金博特姆主席说，他宁愿辞职也不会将这种权力割让给任何人，其他的理事们也持同样的想法。遭到如此拒绝后，节省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辞职了。其中一位对记者说：“如果理事会认为像最初计划的那样赋予委员会权力并继续开展工作是合适的，那么园区掉下的人头将足以填满大中庭的水池……”

节省委员会的报告过于严厉了，几乎变成了谴责，而这时整个芝加哥却沉浸在持续的狂喜之中，因为世博会园区终于建好了，并且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漂亮。连纽约都道歉了——好吧，至少有一位来自纽约的编辑这么做了。查尔斯·T·鲁特是《纽约纺织品记者报》的编辑，他和伯纳姆过世的合伙人[1]也没有亲戚关系。他在一八九三年八月十日星期四发表了一篇社论，在文中引用了自从芝加哥赢得世博会举办权后，纽约的编辑们发表过的那些充满讥讽和恶意的言论。“几百家报社，其中包括东部的几十家影响力最大的日报，都高兴地统一了战线，认为这个粗糙的、暴发户般的、以猪肉加工为生的城市要着手举办一次真正的世博会，简直是一个‘精致’的笑话……”他写道，这些吹毛求疵的言论已经销声匿迹了，不过发出这些言论的人还鲜少有“正式谢罪”的，而这个道歉显然是芝加哥应得的。为了进一步加强他的“异端邪说”，他补充道，即使纽约赢得了世博会的举办权，它也不会做得如芝加哥这般好。“目前，就我观察而言，纽约从未像芝加哥支持世博会的举办一般支持过任何事业，而没有这样绝佳的凝聚力、威望和强大的财力，以及一切事物的支持，是无法走得很远，打造出与白城媲美的项目的。”他说，是时候承认事实了：“芝加哥令她的敌人失望了，却震惊了世界。”

然而，没有一位世博会的理事或官员有时间想这么多。付费入园的游人数量虽然稳定上升，却还需要进一步增加，并且要抓紧时间。距离十月三十日的闭幕仪式只剩三个月时间了。（原计划闭幕仪式于十月底，也就是十月三十一日举办，但某些姓名不详的联邦立法人员错误地以为十月只有三十天，所以定在了十月三十日。）

理事们向铁路公司施压，要求降低票价。《芝加哥论坛报》发起了“降价圣战”，公开讨伐铁路公司。“他们缺乏爱国之心，这可是属于全国的世博会，而不仅仅是芝加哥的事情。”一八九三年八月十一日的一篇社论如此控诉道，“他们表现出了极度而彻底的自私。”次日，这家报纸又把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总裁昌西·迪普单独挑出来进行了刻薄的挖苦：“迪普先生一直装作是世博会特别的好友，并曾慷慨地宣称他的铁路会为世博会服务，让数以万计的游客选择来芝加哥而不是去尼亚加拉大瀑布……”而迪普却没有兑现承诺，《芝加哥论坛报》说：

“该轮到昌西·M·迪普交出辞呈了，他没有资格做芝加哥的‘养子’，芝加哥也不会再依靠他了。”

与此同时，运营主管弗兰克·米勒也在加大力度推广世博会，安排了一个比一个更富有异域情调的活动。他在荣耀中庭的水池里组织了划船比赛，让大道乐园村庄里的居民们互相对抗。每周二傍晚，他们会乘坐着自己家乡的船进行比赛。“我们想给潟湖和水池增添一点生机，”米勒告诉一位采访者，“人们开始厌倦电动船了。如果我们让土耳其人、南太平洋岛民、辛加人[2]、爱斯基摩人以及美国印第安人划着自己家乡的小舟在大水池里飘荡，一定会为这幅场景增添一些新颖之处和吸引力。”

米勒还组织了游泳比赛，这是被众多媒体称为大道乐园“典型项目”的比赛。他将游泳比赛安排在了周五。第一次比赛于八月十一日在潟湖中拉开序幕，由祖鲁人对抗南太平洋岛民。达荷美人和土耳其人也参加了比赛。“有一些人身上的毛多得像大猩猩似的。”《芝加哥论坛报》带着那个时代常见的“放弃人类学的态度”评论道，“比赛出名的地方是参赛者穿得很少，而且他们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赢取五美元金币的任务。”

米勒的重头戏是大道乐园的盛大舞会，在八月十六日星期三晚上举办。《芝加哥论坛报》称其为“大道乐园怪胎舞会”，并且发表了一则社论，试图激起全国人民的好奇心。这篇社论首先提出，女性理事会对大道乐园肚皮舞者的抱怨与日俱增。“这些优秀女士的担心……是因为觉得这一行为违反了道德，还是预计那些舞者如果一直扭动腹部将导致腹膜炎发生，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不过她们的立场是，那些在尼罗河沿岸地区和叙利亚的露天市场中被视为出格的行为，放在杰克逊公园和华盛顿公园之前的大道乐园也绝对不合适。”

《芝加哥论坛报》写道，不过现在，肚皮舞者和大道乐园里每一位半裸着抖动身体的堕落女性都被邀请来参加盛大舞会了，在这里，她们会和世博会的高级官员们共舞，包括伯纳姆和戴维斯。“因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充满各种可怕的可能性。”《芝加哥论坛报》写道，“当那些裹着紧身胸衣的女理事想到以下场景时，一定会吓得打战——理事长戴维斯可能领着某位迷人的叫法蒂玛的女子走在华丽队伍的最前面，而这位舞娘在跳舞过程中就可能患上了腹膜炎；或者（波特）帕玛作为埃及卢克索神庙朝拜者的护花使者，结果却发现她有相同的疾病；或者属于各族人民的哈里森市长要和所有人跳舞。官员们是会通过抗议或武力禁止他们的舞伴扭摆，还是会追随当下国内的潮流，也尝试一下这种来自东方的扭摆舞步？假设希金博特姆主席发现他面对着一个全身涂满油、光着背的斐济美人，或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达荷美族人，正埋头跳着食人生番部落的古怪舞步，那么他是会加入一起跳，模仿她的动作，还是会冒着生命危险制止她？”

让世博会锦上添花的是乔治·弗朗西斯·崔恩（他被人们称为“公民崔恩”）光临了杰克逊公园。他穿着白西服，系着红腰带，头戴红色土耳其毡帽，是受米勒邀请前来主持舞会、参加游泳比赛，以及参与米勒想象得到的其余活动的。崔恩是当时最有名的人之一，虽然没人知道为什么。有人说他是《八十天环游世界》中环游世界的斐利亚·福克的原型。崔恩声称受邀的真正原因是要用自己的超自然力量拯救世博会，增加入园人数。这种超自然力量以电能的形式储藏在他体内。他在世博会园区四处走动，摩拳擦掌，尽量节省地使用着自己的力量，并且拒绝和任何人握手，以防力量流失。“芝加哥建造了世博会，”他说，“其他的人都想要打垮它。芝加哥建了它，而我来这儿拯救它，如果我做不到，就会被绞死。”

舞会在世博会的游泳馆举行。这是一栋很大的场馆，位于大道乐园中，人们可以在里面游泳、沐浴。这个场馆还配备了一个舞厅及好几个宴会厅。天花板上挂着黄色和红色的锦旗。舞厅上方的画廊配了像歌剧院一样的包厢，供世博会官员和社会上的显贵家庭使用。伯纳姆有一个包厢，戴维斯、希金博特姆，当然还有帕玛都有自己的包厢。画廊里还有座位和站位，供其他的付费客人使用。包厢前面的栏杆上挂着三角形的丝巾，上面绣着金色的蔓藤花纹，在附近的白炽灯照射下闪闪发光。整个效果华丽得无法形容。节省委员会是绝不可能批准这样的活动的。

当晚九点十五分，“公民崔恩”一如既往地穿着白西装，却不知为什么抱着满怀的麝香豌豆花，领着奇人异士组成的队伍迈下游泳馆的阶梯，走到了下面的舞厅里。队伍里许多人都光着脚。他拉着一位十岁的墨西哥芭蕾舞者的手，身后跟着几十位男女，都穿着各自的传统服饰。索尔·布鲁姆负责维持舞池的秩序。

官方的节目是向特别的官员和来宾献舞。戴维斯理事长要领导一支四对方舞，伯纳姆是一支柏林舞，哈里森市长是波尔卡舞。当舞蹈完毕后，人群将齐唱《我甜蜜的家》。

游泳馆里气温很高。苏族的“雨脸”酋长[3]脸上的绿色涂料都化掉了，他曾杀死卡斯特的兄弟，现在占据着大道乐园中“坐牛”酋长的小屋。一位拉普兰人穿着毛皮衣，爱斯基摩族的女性们穿着海象皮制的衬衫。来自印度的卡普塔拉大君那个星期正好来芝加哥访问，他坐在舞台临时搭建的王位上，旁边有三位仆人替他扇风。

舞厅里充斥着各种色彩，显得活力十足：日本人穿着红色的丝衣，贝多因人[4]穿着红色和黑色的服饰，罗马尼亚人穿着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衣服。那些平常不怎么穿衣服的女性——比如来自亚马孙地区的阿希兹族、来自达荷美的扎托比族——则穿着由小型的美国国旗拼成的短裙。《芝加哥论坛报》无意识地延续了平时描述上流社会着装的文风写道，南太平洋岛民洛拉穿着她的“传统服饰，裹了半身树皮制的衣服，紧身马甲属于低胸剪裁，无袖设计”。随着夜色转浓，杯酒下肚，向洛拉邀舞的队伍越来越长。令人遗憾的是，肚皮舞者们出场时都穿着袍子，蒙着头巾。穿着黑色长礼服的男人们围着舞池绕圈，“摇摆的亚马孙黑人有浓密的头发，戴着牙齿组成的项链”。芝加哥——或许全世界——都没有过这样的画面。《芝加哥论坛报》将这场舞会形容为“自从巴别塔毁灭以来世上最奇异的聚会”。

当然，少不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官方菜单如下：

开胃菜

煮土豆，来自爱尔兰乡间
国际肉丁马铃薯，来自大道乐园

冷菜

教会式烤肉，来自非洲西海岸达荷美
风干牛肉薄片，来自印第安村庄
酿鸵鸟肉，来自鸵鸟农场
煮驼峰，来自开罗街
炖猴肉，来自哈根贝克

主菜

炖驯鹿肉块，来自拉普兰
油炸雪球，来自“冰铁轨”
水晶果汁刨冰，来自利比玻璃展

点心

卷绕甜甜圈，来自卡布提沃气球
皮具展特别准备的各式三明治

至于甜点，节目单上写道，“占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

舞会在第二天凌晨四点半结束。各位异域人士拖着缓慢的步伐走回了大道乐园。来宾们爬进自己的马车后倒头就睡，或者轻轻地哼起了流行歌曲《舞会之后》，车夫们驾着马车将他们拉回家，途经空荡的街道时，马蹄踩在花岗岩上回响起有节奏的嗒嗒声。

这场盛大的舞会和米勒的其他活动给世博会增添了一种更为野性而欢乐的气氛。在白天，世博会也许穿着圣洁的白色纤维灰浆长袍，而到了晚上，它就开始光脚跳舞、狂饮香槟。

游客人数增加了。八月平均每天的付费游客数量是十一万三千四百零三人——终于打破了至关重要的十万大关，但盈利仍然十分微薄，而整个国家的经济危机正在持续恶化，劳工的情况也更不稳定了。

八月三日，芝加哥一家大型银行——拉扎勒斯·西尔弗曼银行倒闭了。伯纳姆的公司一直是这家银行的客户。八月十日晚，在这场经济危机中最早一批破产的雷丁铁路公司前高管查尔斯·J·艾迪径自走入大道乐园以北的华盛顿公园，开枪了结了自己。当然，他一直住在大都市酒店。这已经是该酒店在那个夏天自杀的第三位房客了。哈里森市长警告道，失业的人数已经膨胀到危险的程度。“如果国会不拨款，我们将面临暴动，国家的根基也会动摇。”他说。两周后，劳工们在市政厅外与警察扭打了起来。这只是一场小型冲突，却被《芝加哥论坛报》称为暴动。又过了几天，两万五千名失业工人聚集在市区的湖畔，聆听塞缪尔·冈珀斯[5]站在五号演讲马车上发出质问：“为什么这个国家的财富要储藏在银行里？失业的工人们无家可归，在街头流浪，而那些囤积黄金只为了挥霍度日的人却整天游手好闲，乘坐着豪华马车四处晃荡，从车里看到一些和平的集会，就称之为暴动？”

这座城市的实业家和富商们从周日的早报中得知了冈珀斯的演讲，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问题非常令人不安，因为这似乎体现了一种远超过简单工作的需求。冈珀斯是在呼吁，工人和监督者之间的关系应发生重大的转变。

这是危险的言论，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镇压下去。

[1]指约翰·鲁特。

[2]斯里兰卡的一个族群。

[3]“雨脸”酋长是小巨角河战役的领导者之一，击败了卡斯特率领的美国第七骑兵团。

[4]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居住在北非、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和黎凡特的沙漠地区。

[5]塞缪尔·冈珀斯，美国前工会领袖，美国劳工史上的关键人物。

普伦德加斯特

一想到能成为市里最重要的官员之一，普伦德加斯特就觉得兴奋。他终于可以远离寒冷的清晨、充满恶臭的街道和不听话还要愤怒地嘲弄他的报童了。不过，他的耐心正在减少——任命他为市政顾问的消息应该到了才对。

十月第一周的一个下午，普伦德加斯特乘坐一辆“抓地电车”去了市政厅，想查看他未来的办公室。他找到了一位职员，并做了自我介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职员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普伦德加斯特解释说哈里森市长计划任命他为芝加哥新的市政顾问时，这位职员笑了。

普伦德加斯特坚持要见现任的市政顾问，他的名字叫克劳斯。克劳斯一定知道他的名字。

那位职员去叫来了市政顾问。

克劳斯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出来，并且伸出了手。他向手下的职员介绍普伦德加斯特，说他是自己的“继任者”。突然，每个人都笑了。

一开始，普伦德加斯特以为大家笑是在承认他很快就会入职，但现在他发现，情况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克劳斯接着问他是否立即就要上任。

“不，”普伦德加斯特说，“我不急。”

这并不是真的，但是这个问题难倒了普伦德加斯特。他不喜欢克劳斯提问的方式，一点也不喜欢。

走向胜利

一八九三年十月九日星期一被弗兰克·米勒定为芝加哥日。上午十点，世博会六十四街入口的票务人员做了一次不完全统计，截至十点，这一个入口记录的付费入园人数就达到了六万人。根据经验，票务人员知道通常情况下，这个入口的门票销售量大约占全部入园人数的五分之一，于是推测出此时已经有约三十万名付费游客进入了杰克逊公园——这个数字比之前任何一天的总人数都多，并且已接近由巴黎世博会保持的三十九万七千人次的世界最高纪录。而这一天才刚刚开始。票务人员察觉到异常的情况正在发生。入园的人数似乎随着时间在成倍增加。在某些售票亭，门票卖得又多又快，银币开始堆积在地板上，甚至没过了票务人员的鞋子。

米勒和其他的世博会官员已经预见到了这天会有很高的入园人数。芝加哥以世博会为傲，而人人都知道，只剩三个星期，世博会就要永久关闭了。为了确保最高的入园人数，哈里森市长签署了官方宣言，呼吁各行各业在这天都暂停运营。法庭休庭，商业局也休息了。天气也有所助益，这天的气温十分舒爽，最高温度不超过六十二华氏度，天空一片蔚蓝。所有的旅馆都爆满了，甚至超过了客容量，一些旅馆经理不得不在大厅和走廊里加设简易床位。惠灵顿餐饮公司在杰克逊公园内经营着八家餐厅和四十个午餐柜台，为了迎接这一天，他们运来了两节火车车厢的土豆、四千桶半桶装的啤酒、一万五千加仑的冰淇淋以及四万磅的肉。这家公司的厨子做了二十万个火腿三明治，煮了四十万杯咖啡。

然而，还是没有人准确预计真正到来的人数。到中午时，票务主管霍勒斯·塔克向世博会总部发去了电报：“巴黎世博会的纪录已被打破，人群还在持续涌来。”L.E. 德克尔是“水牛比尔”的外甥，为他的蛮荒西部秀卖了八年的票，光他一人在轮班时就卖出了一万七千八百四十三张票，在所有票务员中排第一，霍勒斯·塔克为此奖励了他一盒雪茄。走失的小孩把哥伦布警卫队总部的所有座位都坐满了，其中有十九个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才被父母领走。五人在世博会园区内或者附近死亡，其中一名工人在准备晚上的烟花表演时遭遇不测，一位游客从一辆“抓地电车”上摔下，掉到了另一辆电车的轨道上。还有一位女士被汹涌的人群挤下了火车站的月台，失去了双脚。那天，乔治·费里斯坐在自己的摩天轮上俯瞰下面的人群，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下面一定有一百万人”。

烟花表演在晚上八点准时开始。米勒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的经典片段：烟花附着在大型的金属框架上，勾勒出各种各样的人物肖像和事件群像。第一组片段描述的是芝加哥一八七一年的大火，其中还有奥利里夫人的奶牛踢翻灯笼的场景。那个夜晚，轰鸣声和嘶嘶声此起彼伏。作为终曲，世博会的烟花技师们将五千枚烟花炮一齐点燃，在湖面上方的夜空绽开。

然而，真正的高潮发生在闭园之后。整个园区一片寂静，空气中还弥漫着烟火燃爆的味道，票务人员在武装警卫的保卫下前往每一间售票亭收集积攒的银币，总共重达三吨。在重重警力的包围下，他们进行了清算。在次日凌晨的一点四十五分，最终结果出来了。

费里斯几乎猜对了。在那一天，有七十一万三千六百四十六人购票进入了杰克逊公园（其中只有三万一千零五十九名——即百分之四是儿童）。另外还有三万七千三百八十位游客使用通行证进入园区，这将当天入园总人数提高到了七十五万一千零二十六人，超过了史上任何一次和平事件的当天参与人数。《芝加哥论坛报》认为，唯一一次更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活动是公元前五世纪波斯王薛西斯的五百万大军。巴黎世博会三十九万七千人的纪录确实被远远超过了。

消息传到了伯纳姆的棚屋里，大家在欢呼、香槟和故事分享中度过了这个夜晚。但最好的消息到了第二天才传来，曾经因为“夸下海口”到处受到嘲弄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公司官员，向伊利诺伊州信托及储蓄公司提交了一张面额为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支票，从而还清了博览会的最后一笔欠款。

风城胜利了。

现在，伯纳姆和米勒开始为伯纳姆自己的大日子——十月三十日的盛大闭幕式——做起了最后的准备。这场仪式将彻底宣告，伯纳姆真的做到了，他的工作真正完成了——这一次，再也没有待办事项了。伯纳姆相信，这时候，没有任何事情能否认世博会所取得的胜利了，他在建筑史上的地位也已固若金汤。

离别

弗兰克·米勒希望闭幕仪式能吸引比芝加哥日更多的游客。当米勒制订计划时，许多协助伯纳姆建设世博会的人已经开始回归平时的生活。

查尔斯·麦金十分不愿意放手。对他来说，世博会就像一道明亮的光，一度驱散了笼罩在他生活之上的阴霾。十月二十三日早晨，他突然离开了杰克逊公园，那天稍晚时候，他写信给伯纳姆：“你知道我是不喜欢说再见的，应该也做好了我会不告而别的心理准备。离开你们让我很难过，而这么说只能表达我一半的感受。”

“你让我拥有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在世博会的最后这段时光会永远留在我心间，最初的那段时间也一样，我非常认同你做出的各种决定。此生剩余的时光，当我们回忆往事，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聊起这段过往，一定会是一件乐事，而且以后不论发生任何事情，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就一定可以依赖我，这一点无须多言。”

第二天，麦金写信给一位巴黎的朋友，谈到他自己、伯纳姆和大多数芝加哥人都越来越赞成不该在十月三十日的官方闭幕日后就任其荒废，因为世博会园区实在是太美妙了，而此时距官方的闭幕日期也只剩六天了，“确实，所有相关人员都有同样的雄心，那就是让它以和出现时一样神奇的方式尽快消失。出于经济考量，以及其他显而易见的原因，有人提议最辉煌的方式是用炸药将一切炸毁。另一个想法是将其付之一炬。后者是最容易的方式，场面也最壮观，不过如果湖面的风向改变，会带来火势蔓延的危险。”

不论是麦金还是伯纳姆都不是真的认为世博会应该付之一炬。事实上，在设计之初，他们就已经将所有建筑组成部分的残余价值最大化了。这种付之一炬的言论只不过是安抚人们眼看着这场美梦走到尽头的绝望心情的一种方式。没有人忍心让白城荒废掉。《四海》杂志的一位记者写道：“与其让它逐渐坍塌，年久失修，不如让它在一场光荣的火中突然殒亡。就像一个宴会大厅，到了第二天早晨，宴席已散，客人离场，灯光熄灭，没有什么比这场景更加凄凉了。”

后来，这些关于火的冥思听起来竟像是预言似的。

奥姆斯特德也离开了。到了夏末，繁忙的行程和令人窒息的炎热导致他的健康再一次出了问题，失眠症复发了。他手头上还有好几项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比尔特莫庄园。不过他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事业的尽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一八九三年九月六日，他写信给一位名为弗雷德·金斯伯里的朋友说：“我没有办法去找你，我常常幻想骑着马经过我们的老地方，见见你和其他的朋友，但我几乎已经向命运投降了，必须挣扎着走完最后这段路。”不过，奥姆斯特德罕见地表达了自己的满足。“我热爱我的孩子们，”他告诉金斯伯里，“他们是我人生的重心之一，而另一个重心就是做好景观设计，并让人们能够喜欢它们。我尽管疾病缠身，却并不是一位不快乐的老人。”

路易斯·沙利文因为他设计的交通馆（特别是“金色大门”）收获了数之不尽的表扬和奖励，他再次和丹克马·艾德勒合作，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由于经济危机的不断恶化，再加上两位合伙人的一些决策失误，公司已经没什么生意可做了。整个一八九三年，他们才完成了两栋建筑。沙利文对待同行从不宽容，当他发现公司一位资历尚浅的建筑师一直在利用空闲时间为自己的客户设计房子时，他大发雷霆，将此人开除了。

这位资历尚浅的建筑师就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

上万名施工人员同样也从世博会园区离开，回到了没有工作的世界中，而那里已经挤满了失业的工人。一旦世博会关闭，还有另外好几千人会加入他们，走上芝加哥街头。一场暴动就像秋天不断加深的凉意一样一触即发。哈里森市长十分同情这些工人，也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他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工人打扫街道，并且命令警察局在夜间向那些寻找地方睡觉的人开放。据芝加哥的《商业财经纪事报》报道：“此前从未有过哪次商业活动的中断如此突然而引人注目。”生铁的产量下降了一半，新铁路的修建也几乎已经停滞。由于需要车厢将游客载往世博会，普尔曼公司逃过一劫，不过等到世博会快结束时，乔治·普尔曼也开始降薪和裁员了。但他并没有降低他的公司所在小镇的房子的房租。

白城曾将人们吸引到这里来，并保护他们；现在黑城在欢迎他们回去，在冬季来临前夕，到处充斥着脏污、饥饿和暴力。

霍姆斯也察觉到应该离开芝加哥了。来自债权人和受害者家庭的压力与日俱增。

首先，他在自己旅馆的顶层放了一把火。这场火几乎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是他以自己的化名海勒姆·S·坎贝尔申请了六千美元的保险理赔金。某一家保险公司的调查员F.G. 考伊开始起疑，并展开了深入调查。虽然考伊没有掌握确凿的放火证据，但他认为是霍姆斯或者某个同伙放的火。他建议保险公司如约进行赔偿，但只支付给海勒姆·S·坎贝尔，并且必须由坎贝尔本人前来领取。霍姆斯没办法自己去领理赔金，因为考伊已经认识他了。按照惯例，他只需雇个人假扮坎贝尔前去领钱就好，不过近来他开始变得越来越谨慎。米妮·威廉姆斯的监护人已经派遣了一位叫威廉·卡普的律师来寻找她，并且开始保护她的财产。安娜的监护人——牧师布莱克博士也聘用了一位私家侦探，这位侦探已经来到了霍姆斯的大楼。西格兰德、斯迈思及其他人的父母还在不断地寄信过来。目前，还没有任何人控告霍姆斯谋杀，不过比起以前的任何一次经历，此番调查的浪潮都更加剧烈，并委婉地带有控诉之意。当然，海勒姆·S·坎贝尔没有前去领钱。

不过霍姆斯发现考伊的调查有另一层更具破坏性的作用。在不断搜集有关霍姆斯的信息的过程中，他成功地煽动了霍姆斯的债权人，包括霍姆斯在过去五年里欺骗过的家具商、制铁商、自行车制造商以及承包商，并将他们联合起来。债权人现在雇用了一位名叫乔治·B·张伯伦的律师。这位律师是芝加哥拉斐特收账代理公司的法律顾问，自从霍姆斯没能将炉具公司改善烧窑的费用付清以来就一直在纠缠他。后来，张伯伦宣称自己是芝加哥头一个怀疑霍姆斯是罪犯的人。

一八九三年秋天，张伯伦联系了霍姆斯，请他来自己的办公室会面。霍姆斯以为自己会和张伯伦单独见面，但当他到达办公室的时候，却发现办公室里已经来了二十几位债权人、他们的律师以及一位警探。

这让霍姆斯很惊讶，但他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和大家纷纷握手，并且直直地盯着债权人愤怒的眼睛。债权人的怒气马上减少了几分。他就是有这种魔力。

张伯伦的计划是把这次会面作为一个陷阱，打破霍姆斯泰然自若的神情。他惊叹于霍姆斯面对满办公室的怨气还能这么满不在乎。张伯伦告诉霍姆斯，他总共欠了债权人至少五万美元。

霍姆斯摆出了最严肃的表情。他理解他们的担忧，也解释了自己的过失：他的抱负超过了偿还债务的能力。事情本来会一帆风顺的，债也早应该还清了，可一八九三年的经济危机将他和他的希望一并摧毁掉了，就和芝加哥及全美国各地的人一样。

张伯伦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有些债权人竟开始同情地点头。

霍姆斯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他表达了最深刻、最真挚的歉意。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提议把自己用各种产业换来的一笔贷款给这些债权人，以此来偿还债务。

这个提议几乎让张伯伦笑了出来，不过在场的某位律师居然建议大家接受霍姆斯的提议。张伯伦惊讶地发现，霍姆斯虚假的温暖似乎正在让债权人变得心软。就在不久前，这些人还希望警探在霍姆斯走进办公室的那一瞬间就逮捕他，现在他们却想要探讨接下来该怎么做。

张伯伦让霍姆斯在隔壁房间等消息。

霍姆斯照做了，他平静地等待着。

随着会议的继续（而且形势变得激烈起来），那位一开始建议接受霍姆斯贷款的律师假装要喝水，出了张伯伦的房间，走到了霍姆斯等待的房间里。他和霍姆斯交谈了几句。没有人清楚接下来具体发生了什么。张伯伦后来声称，这位律师因为自己的提议被否决而怒不可遏，于是向霍姆斯走漏了消息，告诉他债权人开始倾向于逮捕他。也可能霍姆斯仅仅是给了这位律师一些钱来收买消息，或者施展了自己虚假的温暖和含泪的悔恨，引诱律师透露了债权人渐渐达成的共识。

律师回到了会议上，而霍姆斯偷偷溜走了。

很快，霍姆斯就启程前往得克萨斯的沃斯堡，想更加妥善地处理米妮·威廉姆斯的地产。他已经有了计划。他打算卖掉一部分，然后在剩余的地皮上建一栋三层的房子，和恩格尔伍德的那栋一模一样。与此同时，他会利用这片土地来获得贷款和流通的票据。他期待过上富有而满意的生活，至少在去往下一个城市之前是这样。他带上了助手本杰明·皮特泽尔，以及他的新未婚妻——娇小美丽的乔治安娜·约克小姐。就在离开芝加哥前，霍姆斯获得了一张人寿保险单——它从费城的富达互惠人寿保险公司购得，为皮特泽尔投了一万美元的人寿保险。

[1]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美国著名建筑家、室内设计师，1991年被美国建筑师协会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

夜幕降临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留给他们参观白城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所以整个十月，世博会的参观人数一直在急速增长。十月二十二日，付费入园的游客人数总计十三万八千零十一人。两天以后，这个数字就达到了二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七人。现在每天都有两万人乘坐摩天轮，比月初的人数多了百分之八十。大家都期望入园人数能继续增加，并且希望前来参加十月三十日闭幕仪式的人数能打破芝加哥日的纪录。

为了吸引游客前来参加闭幕仪式，弗兰克·米勒安排了一整天的庆典活动，有音乐、演讲、烟花表演，还有“哥伦布”本人带领着妮娜号、平塔号以及圣玛丽亚号登陆的场景。这三艘船是世博会按照等比例在西班牙建造的。米勒聘用了演员来扮演哥伦布和他的船长们，船员队伍将由那些把船开到芝加哥来的人组成。米勒安排从园艺馆中借来了热带的植物和树木，将它们移到湖畔区域。他还计划让沙滩铺满橡树和枫树的落叶，以表明哥伦布登陆的季节是秋天，即使活生生的棕榈树和落叶树木并不是特别协调。登陆以后，哥伦布将把自己的剑插到地上，宣布新世界为西班牙的领土，他的手下则模仿为纪念哥伦布发现新世界而发行的两分钱邮票上那些人的姿势。与此同时，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从“水牛比尔”的秀场和世博会的各个展览上雇来的印第安人将“谨慎地窥视着”登陆的队伍，并且会陆陆续续地大声叫喊，来来回回地跑动。有了这些设定之后，米勒希望将访客们带回“四百年前”——尽管将西班牙帆船拉到岸上的是蒸汽拖船。

不过，首先到来的是哈里森市长的大日子——美国城市日，这天是十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五千名市长及市议员接受了哈里森的邀请，来参加世博会，其中包括旧金山市、新奥尔良市以及费城的市长。至于纽约市的市长有没有参加，记录上并没有显示。

那天早晨，哈里森向记者们宣布了好消息。他宣布，有关他和年轻的安妮·霍华德小姐的绯闻是真的，不仅如此，他们还计划在十一月十六日结婚。

下午，神圣的时刻来临，他起身向在座的市长发表了讲话。据朋友描述，他从未看上去如此潇洒，如此充满活力。

他赞扬了杰克逊公园卓越的改造成果。“看看它现在的样子！”他说，“这些建筑、这个大厅、几个世纪以来诗人的梦想，仅仅是疯狂的建筑师们实现的最狂野的抱负。”他对听众们说：“我自己也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或许这里是暗指霍华德小姐，“而且我相信，我将亲眼见到芝加哥成为全美最大、全球第三大的城市的那天。”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却宣称：“我打算再活至少半个世纪，到了那时，伦敦就该害怕被芝加哥超过了……”

他瞥了一眼奥马哈市的市长，欣然提出接受奥马哈市是郊区的说法。

之后，他话锋一转。“当我看着这么了不起的世博会，一想到它将化为乌有，心里就一阵厌烦。”他说，他希望拆除工作能快一些，并且引用了伯纳姆最近说的话，“‘让它去吧，如果这是注定的，那就让它去吧。让我们举起火把，将它付之一炬。’我认同他说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将它多保留一年，我赞同举起火把将它付之一炬，让它去往明亮的天空，进入永恒的天堂。”

普伦德加斯特再也忍不了了。他去造访市政顾问办公室（按理说应该是他自己的办公室）这件事太屈辱了。他们故意迎合他，还得意地发笑。不过哈里森肯定会答应给他这个职位的。他要怎么做才能受到市长的关注呢？他寄出去的明信片都石沉大海。没有人回信给他，也没有人拿他当回事。

这天是美国市长日，当天下午两点，普伦德加斯特离开母亲的房子，来到密尔沃基大道上的一家鞋店。他付给了鞋商四美元，买了一把二手的六发左轮手枪。他知道这种特定型号的左轮手枪在被撞到或者掉到地上时容易走火，于是他只上了五发子弹，留空了击锤下方的弹膛。

后来，这一项预防措施导致了许多事件的发生。

三点钟，大约是哈里森正在做演讲的时间，普伦德加斯特走入市中心的联合大楼，州长约翰·P·阿尔特盖尔德在这儿办公。

普伦德加斯特看起来脸色苍白，异常兴奋。大楼的一位官员发现他举止异样，于是告诉他不能入内。

于是，普伦德加斯特回到了街上。

当哈里森离开杰克逊公园，穿过寒冷而烟雾弥漫的暮色返回自己位于阿什兰大道的府邸时，已经快到晚上了。这一周以来，气温急速下降，夜间气温降到了三十多华氏度，天空似乎永远都是乌云密布。哈里森七点到家，胡乱地修补了一阵一楼的某扇窗户，然后就和他的两个孩子一起坐下吃饭。这两个孩子是索菲和普雷斯顿，他也有另外的孩子，不过都长大离开家了。当然，他们的菜单里也包括西瓜。

大约七点半，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有人按了前门的门铃。客厅女仆玛丽·汉森前去应门，发现一位年轻男人站在外面，脸上胡子刮得很干净，留着黑色短发，但是面容憔悴，看起来好像生病了。他要求见市长。

这个请求本身没什么特别。在阿什兰大道上的这间宅子，晚上有陌生人找上门来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哈里森以能为芝加哥不分阶级的每位市民服务为荣。不过，这天晚上的访客看起来比大多数访客更没精打采，行为举止也更怪异。玛丽·汉森便让他半小时后再来。

这天对于市长来说是兴奋的一天，但也让他筋疲力尽。他在餐桌上就睡着了。快到八点的时候，他的儿子离开餐厅回到了楼上的房间，准备换衣服参加晚上的一次约会。索菲也上楼了，她要写一封信。房子里很暖和，通透明亮。玛丽·汉森和其他仆人正聚在厨房吃晚餐。

八点整，前门的门铃又响了。汉森再次前去应门。

站在门口的还是刚才那个男人。汉森让他在门厅里等候，自己去请市长。

“大约八点钟，我听到了吵闹声，”哈里森的儿子普雷斯顿说，“我吓了一跳，听起来像是有画从墙上掉下来了。”索菲也听到了，并且听到她父亲大声地呼喊。“我没多想。”她说，“我以为是有纱窗掉到后厅附近的地板上了，还以为父亲是在打哈欠。他有大声打哈欠的习惯。”

普雷斯顿离开自己的房间，看到有烟从门厅冒出来。当他下楼时，又听到了两声枪响。“最后一枪清晰而尖锐。”他说，“我知道一定是左轮手枪。”那听起来就像“下水道里的爆炸声”。

他跑到了大厅，发现哈里森仰面躺在地上，被一圈仆人围着，空气里充斥着一股弹药味。哈里森几乎没出什么血。普雷斯顿叫道：“父亲没事吧？对吧？”

市长自己回答了。“不，”他说，“我被射中了。我快死了。”

从街上又传来了三声枪响。马车夫用自己的手枪朝空中开了一枪，提醒警察出事了，还对普伦德加斯特开了一枪。普伦德加斯特也开枪回击。

这场骚动引来了一位叫威廉·J·查尔默斯的邻居，他将自己的外套叠起来，枕在了哈里森的头下。哈里森告诉他自己的心脏中枪了，不过查尔默斯并不相信，因为血迹太少了。

他们为此争执起来。

查尔默斯告诉哈里森，他的心脏没有中枪。

哈里森怒斥道：“我告诉你是中枪了，我要死了。”

过了一会儿，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生气地死去了。”查尔默斯说，“因为我没有相信他。就连在死亡这件事上，他都这么强势专横。”

普伦德加斯特走到附近的德斯普兰斯街警察局，平静地对执勤警员O.Z. 巴伯说：“把我铐起来吧，我就是射杀了市长的那个人。”警员并不相信，直到普伦德加斯特交出了左轮手枪，上面还散发着浓浓的弹药味。巴伯发现弹膛里有四枚弹壳，以及一枚子弹。第六个弹孔是空的。

巴伯问普伦德加斯特为什么要射杀市长。

“因为他背叛了我的信任。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他的竞选运动，他答应过要任命我为市政顾问，但他没有兑现承诺。”

世博会公司取消了闭幕仪式。不会有欢乐大游行，哥伦布登陆，哈洛·希金博特姆、乔治·戴维斯，或者贝莎·帕玛的演讲了；也不会有颁奖仪式，以及对伯纳姆和奥姆斯特德的表彰；没有《美国万岁》，也不会有集体合唱《友谊地久天长》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世博会节庆大厅里举办的追悼会。随着群众入场，一位风琴演奏家在大厅的巨型管风琴上演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大厅里非常冷，主持追悼会的官员宣布来宾们可以不用脱帽。

牧师J.H. 巴罗斯博士念了一段祷文进行祈福，然后在世博会官员的请求下，念了希金博特姆原本准备在闭幕仪式上发表的演讲。这篇演讲似乎仍然适用，特别是其中的一段。“我们正在背弃文明史上最美的一场梦，打算让它化为灰烬，”巴罗斯念道，“就像一位亲密朋友的死亡一样。”

众人缓缓离开，走进了下午寒冷灰暗的空气里。

四点四十五分，黄昏降临，密歇根号战舰发射了一枚炮弹，并接连发射了二十枚，这时，一千个男人正安静地守在世博会的每一面旗帜下。随着密歇根号最后一枚炮弹发射完毕，行政大楼前的大旗降落到地面上。与此同时，这一千面旗帜也开始降落，荣耀中庭的一群小号手和巴松管乐手演奏起了《星条旗》和《美国》。二十万名访客也跟着一起唱了起来，许多人眼里饱含着泪水。

世博会结束了。

卡特·哈里森的送葬队伍绵延数英里，包括六百辆马车。车队在黑色的人海中缓慢而安静地前行，男人女人都穿着黑色衣服表示哀悼。载着哈里森黑色棺材的灵车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哈里森挚爱的肯塔基马，马镫在空空的马鞍上交叉着。在所有的地方，代表白城的白色旗帜都降了半旗。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戴着有“我们的卡特”字样的徽章，默默无语地看着市里最优秀的人的马车一辆接着一辆经过，它们分别属于阿莫尔、普尔曼、施瓦布、菲尔德、麦考密克以及沃德。

伯纳姆的心情也十分复杂。

对他而言，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这条路他走过，他曾为约翰·鲁特送葬。世博会以死亡开始，现在又以死亡结束。

行进的队伍如此庞大，以至于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全部经过每处地点。当队伍到达市区北部的雅园墓地时，夜幕已经降临，地面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前往墓地的褐色砂石小教堂的小径两边站着长长的警察队伍。在旁边，站着五十名“联合德国歌咏社”的成员。

哈里森曾经在野餐时听到过他们唱歌，并且开玩笑说要请他们来自己的葬礼上歌唱。

哈里森被谋杀的事件给芝加哥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一切事物都好像幻梦一场。本来市里的报纸都准备连续不断地刊登关于世博会余波的报道了，如今却都悄无声息。十月三十一日，世博会非正式开放，许多男人和女人来到园里进行最后一次游览，仿佛在向一位逝去的亲人致敬。一位女子流着泪告诉专栏作家特雷莎·迪恩，“这一次告别是我有生以来最难过的一次。”英国编辑威廉·斯特德的弟弟赫伯特·斯特德曾经报道世博会的开幕式。威廉·斯特德从纽约出发，在世博会官方闭幕日当晚抵达了芝加哥，并且在第二天首次造访了世博会。他声称，之前他在巴黎、罗马、伦敦看到过的事物中，没有哪一样可以和荣耀中庭媲美。

那天晚上，世博会最后一次照亮了整个园区。“在星空之下，湖水深沉而阴郁，”斯特德写道，“可是湖岸却闪耀着金色的光芒，犹如象牙之城一般，它像诗人的梦一般美妙，却像死亡之城一般沉寂。”

黑城

事实证明，世博会没有办法长时间将黑城的影响阻挡在外。在正式闭幕后，成千上万的工人加入了与日俱增的失业队伍，无家可归的人在世博会废弃的伟大建筑中安了窝。“在世博会结束后那个严寒的冬天，穷人们变得瘦骨嶙峋，饥饿难耐。”小说家罗伯特·赫里克在《人生之网》中写道，“在这一项华丽的事业中，这座奢侈的城市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却在向全世界展现了自己至为绚烂的能量之花后，迅速凋谢了……这座城市的‘衣服’对它而言太大了。绵延数里的店铺、旅馆、住宅都空着，证明了它萎缩的状态。数以万计的人被高得出奇的薪酬吸引过来，却困在了这里，没有食物果腹，也没有权利住在那些并没有租客的房子里。”正是这种对比让人感到心痛。“多么壮观！”雷·斯坦纳德·贝克在《美国纪事》里写道，“多么壮观的人类衰败场景！宏伟而奢侈的世博会才刚刚落幕！前一个月还处在绚丽、骄傲、得意洋洋的巅峰，下一个月就坠入了凄惨、磨难、饥饿和寒冷的深渊。”

在接下来的那个残酷冬天里，伯纳姆的摄影师查尔斯·阿诺德拍下了一组与众不同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的是机械馆，因为烟尘和垃圾而肮脏不已，有一面墙还被人泼上了深色的液体。一根柱子的根部有一个大箱子，显然是一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居所。“满目荒芜。”专栏作家特雷莎·迪恩在描述一八九四年一月二日造访杰克逊公园的见闻时这样写道，“你会宁愿自己根本没有来。如果不是周围有这么多人，你会伸出胳膊默默祷告，期望一切都回到你身边。太残忍了，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实在太残忍了。我们做了一场美梦，在天堂里逡巡了六个月，然后它却又从我们的生命中抽离。”

在她造访六天后，第一起火灾发生了，烧毁了好几栋楼，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列柱廊。次日早晨，缺了口的脏兮兮的“大玛丽”伫立在烧得变了形的钢铁废墟里。

那个冬天对于美国劳工而言是一场严酷的考验。对于工人而言，尤金·德布斯和塞缪尔·冈珀斯越来越显得像救世主一般，而芝加哥的富商们却变得像恶魔一样。尽管金库里还有足足六千万美元现金，乔治·普尔曼却选择继续裁员降薪，而且不降低房租。他的朋友们警告他这样做太固执了，低估了工人们的愤怒。他便把自己的家搬到了芝加哥外，并把最值钱的瓷器藏了起来。一八九四年五月十一日，两千名普尔曼公司的工人在德布斯的美国铁路工会的支持下开始了罢工。全国各地纷纷爆发罢工，德布斯也开始策划在七月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大罢工。克利夫兰总统下令联邦军队进入芝加哥，并让世博会总执行官尼尔森·A·迈尔斯将军统一指挥。迈尔斯面对这个新任务感到十分不安。在这场不断扩散的动荡里，他觉察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东西，“比以前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更具有威胁性，更意义深远”。不过他还是遵从了命令，于是这位世博会总执行官现在却和建造世博会的人开始了斗争。

罢工者们拦截火车，烧毁了车厢。一八九四年七月五日，纵火犯烧掉了世博会最宏伟的七个场馆——博斯特雄伟的制造与工艺品馆、亨特的穹顶、沙利文的金色大门全部毁于一旦。在环线内，男人和女人们聚集在各处屋顶，以及鲁克利大楼、共济会大楼和禁酒联盟大楼最高层的办公室里，还占领了此外所有的高处，目睹了远处这场大火。火焰升到百尺高的夜空，光亮投射到了远处的湖面。

伯纳姆的心愿姗姗来迟。“这没有什么遗憾的。”《芝加哥论坛报》评论道，“这反而让人感到一阵愉悦。是自然的力量，而不是肇事者将独属于哥伦布之季的壮美景观彻底抹除了。”

第二年，这里传出了令人惊愕的消息。

“数以百计的人去了芝加哥参加世博会，从此音信全无。”《纽约世界报》写道，“当世博会闭幕时，这个‘失踪名单’已经变得很长了，大多数人疑似被谋杀了。这些前来参观世博会的人过去从未来过芝加哥，是不是因为看到霍姆斯发出的诱人广告才找到了霍姆斯的旅馆，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把自己的旅馆建在世博会园区附近，是不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受害者？”

一开始，芝加哥警方没有做出回应，原因显而易见：在世博会期间的芝加哥，失踪是多么寻常的事。

霍姆斯旅馆的秘密最终公诸于世，仅仅是因为一位来自遥远城市的侦探忍着丧亲之痛，孤独地开始了调查。

第四部　真相大白

1895

H.H. 霍姆斯的财产

弗兰克·盖尔侦探个子很高大，面目和善而真诚，蓄着一大丛像海象一般的胡须，眼神和举止中透露出一种罕见的严肃。他是费城的顶级侦探之一，曾经当过二十年的警察，在此期间，他调查过大约两百起杀人案。他对谋杀案十分熟悉，深谙其不变的模式。丈夫杀死妻子，妻子杀死丈夫，穷人彼此杀害，通常都是因为钱、妒忌、一时冲动或者爱情。鲜少有谋杀案涉及那些廉价小说或怪诞小说里写到的神秘元素。不过从一开始，盖尔的这一次任务（时间来到了一八九五年六月）就和以往不同。其中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嫌疑犯已经被拘留了，七个月前他就已经因为保险欺诈而被捕，现在正关押在费城的摩亚门森监狱里。

这名嫌疑犯是一位医生，他的姓氏是马盖特，但是他的化名H.H. 霍姆斯更加广为人知。他曾经住在芝加哥，在那儿有一个名为本杰明·皮特泽尔的同伴，并且在一八九三年世界哥伦布博览会期间经营过一家旅馆。他们后来搬到了得克萨斯的沃斯堡，又搬到了圣路易斯，接着搬去了费城，一路上都在实施诈骗。在费城，霍姆斯显然伪造了投保人本·皮特泽尔的死亡，骗取了富达互惠人寿保险公司近一万美元。霍姆斯在一八九三年世博会即将闭幕时，从富达公司芝加哥办事处购买了这份保险。随着欺诈的证据逐渐累积，富达公司雇用了被称为“永不睡觉的眼睛”的平克顿国家侦探所来寻找霍姆斯。该所的侦探们在佛蒙特州的伯灵顿发现了他的踪迹，一路追随到波士顿，并在那儿设法让警察将他逮捕。霍姆斯承认了欺诈行为，同意被引渡到费城接受审讯。那时，这起案件似乎已经结案了。不过到了一八九五年六月，有越来越明显的证据表明，霍姆斯并非伪造了本·皮特泽尔的死亡，事实上，他杀死了皮特泽尔，并把现场布置得像是意外死亡一样。现在，皮特泽尔五个孩子中的三个——爱丽丝、内莉和霍华德已经失踪。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们时，他们是和霍姆斯在一起。

盖尔的任务是找到这几个孩子。费城的地方检察官乔治·S·格雷厄姆多年来习惯将最为敏感的调查交给盖尔，于是邀请他加入了这个案件。不过，格雷厄姆这次是经过再三考虑才作此决定的，因为他知道仅仅在几个月前，盖尔才由于家中失火，失去了妻子玛莎和十二岁的女儿埃丝特。

盖尔在霍姆斯的牢房里和他面谈，但什么都没问出来。霍姆斯一口咬定，他最后一次见到皮特泽尔的孩子时，他们还活着，正和一位叫米妮·威廉姆斯的女人一起旅行，前往他们父亲藏身的地方。

盖尔发现霍姆斯为人圆滑，油嘴滑舌，是个社交变色龙。“霍姆斯非常擅长给自己的谎话添油加醋。”盖尔写道，“他所有的故事都被饰以华丽的辞藻，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增强自己故事的可信度。在交谈的时候，他看起来十分坦诚，当需要煽情的时候，就会变得楚楚可怜，讲话的声音都开始颤抖，通常眼睛也饱含泪水，之后，他说话的方式会快速地转变为决绝有力，仿佛从触及心灵深处的柔软记忆中迸发出了愤怒或决心似的。”

霍姆斯声称自己弄到了一具和本·皮特泽尔相像的尸体，然后将它放在了专门租来进行欺诈的房子二楼。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某种恶意的幽默，这个房子正位于市政厅以北几个街区外市里的停尸房后面。霍姆斯承认安排这具尸体是为了伪造皮特泽尔在一场爆炸中意外死亡的假象。他在尸体的表面倒了一层溶剂，然后点燃了它，把尸体搬到了有阳光直射的地板上。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形态已经扭曲到完全无法辨认了。霍姆斯主动提出帮助验尸官进行辨认。在停尸房，他不仅帮着找到了死者颈部一颗显著的疣子，还拿出自己的手术刀亲手将它割下来，煞有介事地递给了验尸官。

验尸官希望皮特泽尔的家人也在场进行辨认。皮特泽尔的妻子嘉莉因为身体抱恙无法到场，于是派来了二女儿——十五岁的爱丽丝。验尸官用布遮住了尸体，只让爱丽丝看到了皮特泽尔的牙齿。她似乎很确定尸体是她父亲。富达公司支付了抚恤金。接下来霍姆斯来到圣路易斯，这是皮特泽尔一家现在居住的地方。爱丽丝仍被他控制着，他还说服嘉莉让他带走了另外两个孩子，理由是他们的父亲现在正在躲避风声，见子心切。他带走了十一岁的内莉和八岁的霍华德，然后和三个孩子踏上了一段奇异而悲伤的旅程。

盖尔从爱丽丝的信件中得知，一开始她以为这是一段冒险之旅。在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日写给她母亲的一封信中，爱丽丝写道：“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看到的东西。”在同一封信里，她又表达了对霍姆斯的甜言蜜语的厌恶。“我不喜欢他叫我宝贝、孩子、亲爱的，以及类似的鬼话。”第二天，她却又写道：“妈妈，你看过或吃过红色的香蕉吗？我吃了三根。它们好大，我用手握住，大拇指和食指才刚刚能碰到。”自从离开圣路易斯，爱丽丝就失去了家里的消息，她十分担心母亲的病情恶化。“你收到过除了这封信之外的四封信吗？”爱丽丝写道，“你是卧病在床还是已经可以走动了？我希望能收到你的消息。”

盖尔侦探能确定的事情不多，但其中一件就是嘉莉·皮特泽尔一封信都没有收到。爱丽丝和内莉在霍姆斯的监控下曾写了很多信给她们的母亲，她们将信交给了霍姆斯，期望他能把信寄出去。但他从来没有寄过。在他被捕之后没多久，警方找到了一个铁盒，上面写着“霍姆斯的财产”，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文件，还有几十封女孩子写的信。他把信件藏在盒子里，仿佛它们是从沙滩上拣来的贝壳。

皮特泽尔夫人几乎被焦急和痛苦压垮了，尽管霍姆斯保证说爱丽丝、内莉和霍华德三个孩子正待在英国伦敦，被米妮·威廉姆斯照顾得很好。伦敦警察厅进行了搜寻，但是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盖尔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搜寻会有更好的效果。距离有人最后看到这几个孩子已经过去大半年了，盖尔写道：“这个任务的前景似乎十分灰暗，和这个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几乎都认为这几个孩子永远找不到了。不过，地方检察官认为还是要做最后一次努力，去寻找这些孩子，就算不为其他，也要看在这位可怜母亲的分上。他没有向我施加任何限制，只是要我放手去干，凭借我自己的判断，跟着线索一路查到底。”

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炎炎夏日的一个酷热夜晚，盖尔踏上了寻找孩子们的旅途。六月初，一个名为“永久性高压”的高气压带控制了大西洋沿岸的中部各州，费城的气温高达九十多华氏度。乡间则被一种潮湿的沉闷所控制。即使在夜里，盖尔的火车车厢内的空气也是凝滞的，湿度很大。雪茄残留的气味从男士们的西服上飘散开来，每到一处站点，青蛙和蟋蟀的叫声就填满了整个车厢。盖尔时睡时醒。

第二天，火车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热得有如蒸汽缭绕一般的山谷间加速前进，盖尔把孩子们的信件又重新读了一遍，希望找到之前遗漏的线索，能引导他的搜寻。这些信不仅提供了孩子们一直都和霍姆斯在一起的铁证，还提供了地理参照物，让盖尔大致推测出了霍姆斯带着孩子们走过的路线。他们的第一站似乎是辛辛那提。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四，晚上七点半，盖尔侦探抵达了辛辛那提。他在皇宫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第二天早晨，他去了警察局总部，向辛辛那提的警司汇报了自己的任务。警司派了一位警探来协助他，这位警探名叫约翰·斯诺克斯，是盖尔的一位旧友。

盖尔希望以辛辛那提为起点，重走一遍孩子们的旅程。要办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除了他的笔记本、几张照片、孩子们的信和自己的智慧之外，他没有别的工具。他和斯诺克斯警探列出了辛辛那提所有火车站附近的旅馆，然后步行至每家旅馆查看入住登记簿，期望找到孩子们和霍姆斯的线索。毫无疑问，霍姆斯会使用假名，于是盖尔随身带上了他的照片，甚至带上了孩子们显眼的“平顶”行李箱的速写。不过，距离孩子们写信的日期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对于能有人记得这个男人和三个孩子，盖尔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巧的是在这一点上，他错了。

两名侦探从一所旅馆走到另一所旅馆。天气越来越热，但这两位都彬彬有礼，从未显得不耐烦，尽管他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自我介绍，并且一遍又一遍地讲同一个故事。

他们来到了中央大道上一家不大的便宜旅馆，名字是大西洋宾馆。和在其他旅馆所做的一样，他们询问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查看入住登记簿。他们首先翻到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在那天之前霍姆斯就已经控制了爱丽丝，而就在那天，他也把内莉和霍华德从他们位于圣路易斯的家中接来了。盖尔猜测霍姆斯和孩子们在同一天稍晚的时候抵达了辛辛那提。盖尔的手指在页面上往下滑，最后停在了一条名为“亚历克斯·E·库克”的条目上。登记簿上显示，这位旅客正带着三个孩子出行。

这个名字触发了盖尔的记忆。霍姆斯曾经用这个名字在佛蒙特州的伯灵顿租过房子。而且迄今为止，盖尔已经见过许多霍姆斯的笔迹了。这本登记簿上的字迹看起来挺眼熟。

根据登记簿上的内容，“库克”一行人只停留了一晚。不过盖尔从女孩们的信上得知他们在辛辛那提多留了一晚。这一点看起来很奇怪，霍姆斯怎么会不嫌麻烦地换到第二家旅馆呢？但根据经验，盖尔十分清楚，对罪犯的行为做出假设永远都是一件危险的事。他和斯诺克斯向职员的友好关切道过谢后，就去其他旅馆查看了。

太阳高照，街道冒着热气。知了在每一棵树上制造出巨大的噪音。在第六街和范恩街交汇处，他们走进了一家名为布里斯托尔的旅馆，并且发现在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一行人以“A.E. 库克”的名义登记入住了，其中有三个孩子。当工作人员看到盖尔的照片后，便确认当天的旅客就是霍姆斯、爱丽丝、内莉以及霍华德。他们在第二天，九月三十日星期天早上退房。这个日期符合推测中的事件时间表：盖尔从孩子们的信上了解到，在星期天早上，他们离开了辛辛那提，晚间抵达了印第安纳波利斯。

不过，盖尔还没打算离开辛辛那提。他有一种预感。平克顿的侦探们发现霍姆斯有时会在自己途经的城市租下房屋，就像他在伯灵顿做的那样。盖尔和斯诺克斯将注意力转向了辛辛那提的房屋中介上。

他们最终搜寻到了东三街的J.C. 托马斯地产事务所。

霍姆斯身上一定有什么特质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托马斯和他的店员都记得这个人。霍姆斯以A.C. 海耶斯的名义在波普拉街三百〇五号租了一间房子，并且预支了一大笔租金。

托马斯说，签署协议的日期是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霍姆斯和孩子们抵达辛辛那提的那个周五。霍姆斯只在这个房子里待了两天。

托马斯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是他向两位侦探介绍了一位名为亨丽埃塔·希尔的女士，她就住在这间房子的隔壁。

盖尔和斯诺克斯马上出发前往希尔小姐的住处，结果发现她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也很爱说些闲言碎语。“我知道的真的不多。”她说，然后便向他们提供了一堆信息。

她首先在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发现了这位新房客，当时有一辆运家具的马车在出租的房子前停了下来。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下了车。最吸引希尔小姐注意的是，这辆运家具的马车几乎是空的，上面只有一个铁炉，不过这个铁炉对于私人住宅来说似乎太大了。

希尔小姐觉得这个炉子十分古怪，于是向邻居们提到了此事。第二天早上，霍姆斯找上门来，告诉她自己本来也没打算在这个房子久住。如果她想要这个炉子，可以送给她。

盖尔侦探推理道，霍姆斯一定是觉察了邻居的审慎，于是改变了计划。不过，他的计划是什么呢？盖尔写道：“这时候，我还无法洞察租下波普拉街这个房子和运来这么大一个炉子背后的重大意义。”不过，他确定自己已经“牢牢拽住了线索的这一端”，沿着线索就一定能找到孩子们。

基于孩子们的信，盖尔的下一站显而易见。他感谢了斯诺克斯警探的陪伴，然后登上了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列车。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天气更加炎热。在凝滞的热空气中，树叶像刚刚死去的人的手一样下垂着。

星期天一大早，盖尔就去了当地的警察局，和他的新旅伴见面，这位警探的名字是大卫·理查德。

霍姆斯的一部分路线很容易追寻。内莉·皮特泽尔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写的信里提到，“我们在英国H”。理查德警探知道这个地方——英国旅馆。

在旅馆的登记簿里，盖尔发现了九月三十号登记着“三位姓坎宁的小孩”。他知道，坎宁是嘉莉·皮特泽尔娘家的姓氏。

不过，事情远没有这么容易。根据登记簿记载，坎宁家的孩子们在第二天，即十月一日星期一就退房了。不过盖尔也是从信里得知，孩子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至少还多停留了一周。霍姆斯似乎是在重复他在辛辛那提的模式。

盖尔开始像在辛辛那提一样系统地搜查起来。他和理查德警探一家家地排查旅馆，但是没有找到关于孩子们的进一步的线索。

不过，他们却有了另外的发现。

在一家名为“环形公园”的旅馆里，他们发现登记簿上有一栏写着“乔治娅·霍华德太太”。盖尔已经知道，霍华德是霍姆斯更为常用的一个假名。他认为这个女人有可能就是霍姆斯的“现任太太”——乔治安娜·约克。根据登记簿记载，“霍华德太太”在一八九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日退房，总共在这个旅馆住了四晚。

盖尔给旅馆的老板娘罗迪尔斯太太看了照片，她认出了霍姆斯和约克，但是没认出这几个孩子。罗迪尔斯太太解释道，她与约克成了朋友。在一次交谈中，约克告诉她，自己的丈夫是一位“很有钱的男人，在得克萨斯州拥有地产和畜牧场。他还在德国柏林有丰厚的产业，等他把生意打点好以后，他们就会去德国”。

他们住宿旅馆的时间十分令人困惑。盖尔至多可以判断，在九月三十日周日的同一天，霍姆斯不知用什么方式将三个孩子和他自己的太太安排在了同一个城市，住在了不同的旅馆中，而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不过，后来孩子们去哪儿了？

盖尔和理查德查遍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所有旅馆和寄宿公寓的登记簿，却都没有找到孩子的下落。

盖尔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搜查工作似乎走入了死胡同，这时，理查德想起来，有一家名为“环形宾馆”的旅馆在一八九四年秋天还在营业，后来就倒闭了。他和盖尔与其他旅馆联系，试图找出这个旅馆的经营者，并从一位前工作人员处得知，旅馆的入住登记簿被市区一位律师保管着。

登记簿保存得并不好，但是在十月一日星期一的入住旅客中，盖尔发现了熟悉的名字：三位姓坎宁的小孩。记录显示，孩子们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加尔瓦——这是皮特泽尔太太的家乡。盖尔觉得必须和这个旅馆的前任经理聊一聊，并发现他如今正在西印第安纳波利斯经营一家酒馆。他的名字是赫尔曼·阿克洛。

盖尔向阿克洛解释了自己的任务，随即向他展示了霍姆斯和皮特泽尔家的几个孩子的照片。阿克洛沉默了半晌。“是的。”他说，他很确定，照片里的男人来过他的旅馆。

不过，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这几个孩子。接着，他告诉了两位侦探其中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盖尔对孩子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停留期间的所有了解都来自铁盒中的信件。在十月六号到八号之间，爱丽丝和内莉至少写了三封信，却都被霍姆斯拦截了。这几封信很简短，写得也很潦草，但能让人清晰地窥见孩子们生活的部分情况，以及他们在霍姆斯近乎囚禁的控制下的状态。“我们都挺好的，”内莉在十月六日星期六写道，“今天天气暖和了一些。有太多的马车来来去去，都让人没法进行思考了。我一开始用水晶笔给你写了一封信……这支笔是玻璃做的，所以我必须很小心，不然它会断的。它才花了五分钱。”

爱丽丝也在同一天写了一封信。她离开母亲的时间最长，对她而言，这段旅程已经变得乏味而痛苦了。那天是星期六，下着很大的雨。她感冒了，在读《汤姆叔叔的小屋》。她读得太久了，以至于眼睛都开始疼。“我希望这个周日过得慢一点……为什么你不给我写信？自从我走了以后，就没有收到过一封你的信。到后天，我就离开三个星期了。”

星期一，霍姆斯“让”孩子们收到了一封来自皮特泽尔太太的信，爱丽丝似乎马上就写了回信，信中写道：“你似乎非常想家。”在这封霍姆斯从来没有寄出的信里，爱丽丝告诉母亲，霍华德很不乖。“有一天上午，H先生要我告诉霍华德，让他第二天上午待在房间里等他过来，然后就带他出去。”但是霍华德不听话，当霍姆斯过来找他的时候，发现找不到他了。霍姆斯非常生气。

尽管爱丽丝难过又无聊，却还是发现了一些值得庆祝的开心时刻。“昨天我们吃了土豆泥、葡萄、鸡肉，喝了牛奶，每人都吃了冰淇淋和各种好东西，还有柠檬派蛋糕，是不是很棒？”

如果皮特泽尔太太收到了这封信，知道孩子们吃得不错，也许心里会好受点。不过，这位前任旅馆经理告诉盖尔的故事可不是这样的。

每天，阿克洛都会派自己的大儿子去孩子们的房间叫他们吃饭。这个男孩通常都会回来说，孩子们在房间里哭，他们“显然很难过，十分想家，想见到自己的母亲，或者收到她的信”。盖尔这样写道。一位名为卡洛琳·克劳斯曼的德国服务员负责照看孩子们的房间，她也目睹了同样凄惨的画面。阿克洛说，她已经搬去芝加哥了。盖尔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她的名字。

“霍姆斯说霍华德是一个非常坏的小孩。”阿克洛回忆道，“他还说打算将霍华德送到某个机构去，或者送去给农民当学徒。他想摆脱照看霍华德的责任。”

盖尔心里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孩子们真的还活着，就像霍姆斯一口咬定的那样。尽管当了二十年的警察，盖尔还是很难相信会有人毫无缘由地杀掉三个小孩。如果霍姆斯只是想杀掉他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精力和金钱把他们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旅馆转移到另一个旅馆呢？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每个人买水晶笔，带他们去辛辛那提的动物园，让他们吃柠檬派和冰淇淋？

盖尔启程前往芝加哥，但是心里很不愿意离开印第安纳波利斯——“我有一种直觉，霍华德没能活着离开那儿。”在芝加哥，他惊讶地发现，警察部门对霍姆斯一无所知。他找到了卡洛琳·克劳斯曼，她目前正在克拉克街上的一间瑞士旅馆工作。当他向她展示孩子们的照片时，她的双眼噙满了泪水。

盖尔乘坐火车来到了底特律，在这里，爱丽丝写了铁盒中的最后一封信。

对于自己的调查对象，盖尔开始有了感觉。霍姆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但是他的行为似乎有一定的模式。盖尔清楚自己在底特律想要查些什么，并且在另一名警探的协助下，再一次对旅馆和寄宿公寓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尽管需要无数次地讲故事、展示照片，他却从不觉得疲惫，总是充满耐心和礼貌。这是他的长处。他的弱点是认为邪恶是有边界的。

他再一次发现了孩子们的踪迹，以及霍姆斯和约克在另一条线路上的踪迹，不过这一次，他发现了更古怪的事情：同一段时间，嘉莉·皮特泽尔带着她的另外两个孩子——黛丝和小婴儿沃顿，入住了底特律的另一家旅馆，盖斯旅馆。盖尔惊讶地意识到，霍姆斯正将三组不同的旅人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驱使着他们从一处赶到另一处，仿佛他们是他的玩具一般。

他还有了其他的发现。

他发现，在各个住处之间，霍姆斯不仅没让嘉莉见到爱丽丝、内莉和霍华德，还把他们安排在只相隔三个街区的地方。突然，霍姆斯的所作所为在他眼中变得清晰起来。

他重新读了爱丽丝的最后一封信。她在十月十四日星期日给祖父母写了这封信，就在同一天，她的母亲带着黛丝和宝宝入住了盖斯旅馆。这是所有的信中最让人悲伤的一封。爱丽丝和内莉都感冒了，天气也变得寒冷起来。“告诉妈妈，我得有一件外套。”爱丽丝写道，“这件薄夹克让我都快冻僵了。”孩子们没有暖和的衣服，只好日复一日地待在房间里。“内莉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画画，我快无聊死了，每天只能坐在这里。我真想飞走。我好想见到你们。我好想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沃顿这时应该能走路了，是吗？我想让他在这里陪我，这样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儿。”

盖尔震惊了。“所以，当爱丽丝这个可怜的孩子写信给伊利诺伊州加尔瓦的祖父母抱怨天气冷，想让他们转告母亲给她买厚一点、舒服一点的衣服，想念小沃顿，想让他陪她消磨时光的时候——当这个疲惫又孤单的孩子一边想家，一边写这封信的时候，她的母亲和妹妹，以及她日思夜想的沃顿，就在走路十分钟即可到达的地方，并且接下来的五天都住在那里。”

盖尔明白了，对霍姆斯来说这就是一场游戏。他掌控了所有人，并且陶醉其中。

爱丽丝的信中还有一句话，一直在盖尔的脑子里打转。

“霍华德，”她写道，“现在不和我们在一起。”

摩亚门森监狱

霍姆斯在摩亚门森监狱的牢房中坐着。摩亚门森监狱是一栋带有塔楼的大型建筑，位于费城南部的第十街和里德街交汇处。虽然霍姆斯抱怨自己入狱是不公平的，但似乎并不觉得不安。“比起需要忍受的不适，自己变成犯人带来的极大羞辱更令我痛苦不堪。”他写道。但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感到丝毫的耻辱。如果说他有任何感觉，那就是一种自鸣得意的满足感：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杀了本·皮特泽尔或者失踪的孩子们。

他的牢房长十四英尺，宽九英尺，外墙高处有一扇装有铁栏的小窗，里面只有一盏电灯，狱警每天晚上九点会将它熄灭。墙壁被刷成了白色。监狱的石墙将现在费城以及美国大范围肆虐的炎热挡在了外面，但无法挡住费城那臭名远扬的潮湿空气。这种空气像一条受了潮的羊毛斗篷一样紧紧缠着霍姆斯和其他囚犯，不过，他似乎同样不怎么在意。霍姆斯变成了模范囚犯——事实上成了模范中的模范。他耍了一些伎俩，用他的魅力从狱警处换来了一些特权，比如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手表和一些小的随身物品。他还发现可以花钱买到食物、报纸和杂志，这些都是从外面来的。在报纸上，他得知自己已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臭名昭著。他也得知那位在六月和他面谈过、名为弗兰克·盖尔的费城侦探现在正在中西部搜寻皮特泽尔的孩子们。这个消息让霍姆斯很高兴，满足了他需要关注的心理，也给了他一种掌控侦探的权力感。他知道盖尔的搜寻只会是徒劳无功。

霍姆斯的牢房里还有一张床、一把凳子和一个书桌，他就在这桌上写自己的回忆录。他自称，前一个冬天他就已经开始动笔了——更准确地说，是从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三日开始的。

回忆录的开头，他仿佛在写一篇寓言故事：“如果你愿意，请跟着我来到一座安静的新英格兰小村庄……我，赫尔曼·W·马盖特，这篇回忆录的作者，于一八六一年出生在这里。我没有理由认为我的童年时光和任何一个在乡村长大的普通男孩有什么不同。”日期和地点都是准确的。不过，他将自己的童年描述成典型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几乎可以肯定是捏造的。精神变态者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从童年起就随性地撒谎，对动物和其他小孩展现出异常的残忍，并且经常做出破坏行为，其中最受他们喜爱的是纵火。

霍姆斯还在回忆录中插入了“监狱日记”。他声称从进入摩亚门森监狱的第一天就开始写了。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为了写回忆录才特地创作了这些日记，目的是制造一种温暖而虔诚的印象，让他自称无罪的说法更有力度。在日记里，他自称制订了一套日程表，目标是进行自我提升。每天早上，他会在六点三十起床，进行“每日海绵擦洗浴”，然后打扫牢房。七点吃早饭。“我被禁锢于此，就不会吃任何肉类。”根据计划，他会做运动和读早报，一直到十点。“一周里的六天，从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我会安排自己学习以往的医学课程以及其他大学课程，包括速记、法语和德语。”其他的时间，他用来阅读各种期刊和从图书室借来的书。

他在日记中的一处提到，他正在读《特里比》，一八九四年的一本畅销书，作者是乔治·杜·莫里哀，讲的是一位叫特里比·奥法雷的年轻歌手被催眠师斯文加利控制的故事。霍姆斯写道：“有一些情节我十分喜欢。”

在日记的其他部分，霍姆斯走的是煽情路线。

一八九五年五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三十四岁了。就像以前每年的这一天一样，我想知道，母亲有没有写信给我……”

在另一篇中，他提到了现任妻子乔治安娜·约克来探监的事。“她很痛苦，虽然她竭力想掩盖自己的痛苦，却徒劳无功。再过几分钟，就又要和她告别了。知道她要带着沉重的负担走到外面的世界去，这比任何形式的垂死挣扎都更令我痛苦。除非知道她不再受到伤害和侵扰，否则每一天我都会活得像身处炼狱一般。”

在监狱里，霍姆斯也给嘉莉·皮特泽尔写了一封长信，根据他写信的方式我们可以推测，他知道警察会读这封信。他一口咬定爱丽丝、内莉和霍华德正和“W小姐”一起待在伦敦，并声称如果警察按照他提供的线索去详细调查，一定会解开关于孩子们的谜团。“我很细心地照顾他们，将他们视为己出，你应该足够了解我，不会像这里的陌生人一样对我妄下判断。本不会做任何伤害我的事，我也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我们情同手足，从未吵过架。即便我有杀他的理由，也下不去手，他对我而言太重要了。至于孩子们，除非你亲自告诉我，否则我永远不会相信他们已经死了，也不相信自己会做任何事情来除掉他们。你这么了解我，能想象我杀死无辜的小孩吗？特别是在没有任何动机的情况下？”

他解释了为什么孩子们没有寄来任何信件。“他们无疑是写过信的，W小姐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将信件扣下了。”

霍姆斯每天都仔细地阅读报纸。显然，侦探们的搜寻没有任何成果。霍姆斯认为，盖尔很快就不得不终止调查，返回费城，他对此毫不怀疑。

一想到这个，他就惬意到了极点。

房客

一八九五年七月七日星期日，盖尔侦探来到多伦多继续调查，当地的警察部门委派阿尔夫·卡迪警探协助调查。盖尔和卡迪一起对多伦多的旅馆和寄宿公寓进行了详细走访，经过几天的调查之后发现，霍姆斯在这儿也同时转移着三批旅伴。

霍姆斯和约克住在沃克宾馆。记录为“G. 豪威太太，来自哥伦布”。

皮特泽尔太太住在联合宾馆。记录为“C.A. 亚当斯太太及女儿，来自哥伦布”。

女孩们住在阿尔比恩旅馆。记录为“爱丽丝·坎宁及内莉·坎宁，来自底特律”。

没有人记得霍华德出现过。

盖尔和卡迪开始搜查房地产公司的记录，并联系了出租房屋的业主，但多伦多比盖尔之前调查过的城市都要大得多。这个任务似乎不可能完成。七月十五日星期一早晨，他一醒来就想到又是一天的重复工作，顿时感到心烦意乱。不过当他到达警察局总部时，却发现卡迪警探心情格外好。他收到了一条消息，觉得很值得调查。一位名为托马斯·莱维斯的居民在一份报纸上读到了关于霍姆斯的描述，认为有点像一八九四年十月租下他隔壁房子的一个男人。他的房子位于圣文森特街十六号。

盖尔心存怀疑。关于他的任务和他抵达多伦多的消息有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警方也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消息，却都没有什么用。

卡迪同意，这一条消息或许也会让他们徒劳无功，但至少提供了一次改变方向的机会。

现在，盖尔已经是全国人民着迷的对象，简直成了美国的福尔摩斯。美国各地的报纸都在报道他的调查之旅。在那个时期，一个男人可能杀死三个幼儿的消息在大众看来极其恐怖。而盖尔侦探顶着炎热的酷暑独自查案，这让每个人都浮想联翩。他变成了每个男人幻想中的自我化身：一个面对艰巨的任务却不畏困难、完美执行的人。无数人在早上醒来时，都希望在报纸上读到这位可靠的侦探终于找到失踪的孩子们的消息。

盖尔对他最近不断上涨的人气毫不在意。他的调查已经持续将近一个月了，可是他查到了什么？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只是引出了新的问题：为什么霍姆斯要带着这些孩子？为什么他要设计这种曲折的路线，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霍姆斯拥有何种力量，竟可以如此控制别人？

关于霍姆斯，有些事情盖尔怎么也想不明白。所有的犯罪都有动机，可是驱使霍姆斯犯罪的动机似乎在盖尔的经验之外。

他一次次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霍姆斯只是在享受这个过程而已。他实施保险诈骗是为了钱，其他的都是为了享受。霍姆斯只是想通过摆弄其他人的命运来验证自己的力量。

最让盖尔烦恼的，还是那个至今仍没有答案的核心问题：孩子们究竟在哪儿？

两位侦探发现托马斯·莱维斯是位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人，他很有魅力，并且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莱维斯向他们解释了这位隔壁的房客引起他注意的原因。他的家具很少，只有一张床垫，一张老式的床，以及一个大到离谱的箱子。一天下午，这位房客到莱维斯的房子来借铁铲，说是想在地下室里挖一个洞储藏土豆。第二天上午，他归还了铁铲，第三天，他便把箱子运走了。莱维斯后来再也没见过他。

莱维斯的话让盖尔侦探浑身一激灵，他让莱维斯一小时后在隔壁房子门口和他碰头。然后他和卡迪火速赶往了负责这次租房的地产经纪人家中。几乎没有任何开场白，盖尔直接向她展示了霍姆斯的照片。她立刻就认出他来。因为他很英俊，并且有一双迷人的蓝眼睛。

“我幸福得简直像是做梦。”盖尔写道。他和卡迪快速地向经纪人道了谢，然后赶回了圣文森特街。莱维斯已经在门外等候了。

盖尔向莱维斯借了铁铲，莱维斯从家里拿出了他借给房客的那一把。

这是一间很迷人的房子，中央的山形墙陡峭地伫立着，还有扇形的镶边，活像童话故事里的姜饼屋，不过这栋房子不是单独位于深林里，而是在多伦多一条精致的街上，和周围其他别致的房子相连，这些房子的庭院外都围着印有鸢尾花图案的栅栏。怒放的铁线莲爬上了门廊的一根柱子。

现任房客J. 阿布拉斯特太太打开了门。莱维斯向她介绍了两位侦探。阿布拉斯特太太领着他们进入了房子。他们走进了一个中厅，房子分为两边，每边有三间房。有楼梯通向二楼。盖尔提出了去地下室看一看的请求。

阿布拉斯特太太领着两位侦探走进厨房，然后掀起了地板上的一块油布。油布下面有一扇方形的活板门。两位侦探打开活板门，一股潮湿泥土的气味飘到了厨房里。地下室不深，但是非常暗。阿布拉斯特太太把灯取了过来。

盖尔和卡迪沿着一段更像梯子而非台阶的陡峭阶梯爬了下去，下面的空间很小，约十英尺长、十英尺宽，并且高度只有四英尺。闪烁的橘黄色灯光将两位侦探的影子拉得又长又大。盖尔和卡迪弓着身子，生怕碰上头顶的横梁，他们用铁铲敲打着地面进行测试。在西南角上，盖尔发现有一处的土质很松软。铁铲没怎么费劲就插进去了，这令他感到很不安。

“只挖开了一个小洞，”盖尔说，“就涌出了一股刺鼻的臭味。”

在地下三英尺的地方，他们发现了人类的尸骨。

他们请来了一位名叫B.D. 汉弗莱的殡葬人员帮助复原遗体。盖尔和卡迪小心翼翼地爬到地下室。汉弗莱直接跳了下来。

尸臭味弥漫了整个房子。阿布拉斯特太太看起来十分痛苦。

然后棺材送到了。

汉弗莱的手下把棺材放在了厨房里。

孩子们被埋的时候没有穿衣服。爱丽丝侧卧着，她的头位于墓穴的西侧。内莉脸朝下，她的身体和爱丽丝有一部分重叠着。她的黑发又长又密，被精心梳成了辫子搭在背上，精致得就像才梳过似的。工作人员在地下室的地板上铺开了一张布。

他们首先从内莉开始。

“我们尽可能小心地将她搬起来，”盖尔说，“但是由于尸体腐烂太严重，那一条辫子吊在背后，将她的头皮都扯了下来。”

他们还有了其他的发现：内莉的双脚被锯断了。在对整个房子进行搜查后，警察并没有找到内莉的脚。一开始，这件事似乎显得有些令人费解，直到盖尔回忆起内莉的脚部有畸形。霍姆斯锯断她的脚可能是想掩饰她的身份。

皮特泽尔太太从早报上得知了自己的女儿们被找到的消息。她当时在芝加哥探访朋友，所以盖尔无法直接发电报告诉她这个消息。她乘坐火车来到了多伦多。盖尔来火车站接她，把她带到了罗森宾馆住下。她显得筋疲力尽，悲痛欲绝，仿佛随时都会晕倒一样。盖尔只好用嗅盐来帮助她保持清醒。

盖尔和卡迪在第二天下午过来，将她带到了停尸房。他们还带了白兰地和嗅盐。盖尔写道：“我告诉她，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了，除了爱丽丝的牙齿和头发，而内莉只剩下头发了。这让她浑身瘫软，几乎昏厥。”

验尸官的手下已经竭尽所能地让这次遗体辨认别太令人难受。他们清洁了爱丽丝头骨上的肉，小心地打磨了她的牙齿，并用帆布覆盖了她的身躯。他们在她脸上盖了张纸，纸上开了一个口子，只让她的牙齿露了出来，就像费城的验尸官对她父亲做的那样。

他们将内莉的头发洗干净，并小心地将它放在了覆盖住爱丽丝的帆布上。

卡迪和盖尔一左一右地搀扶着皮特泽尔太太，引着她走进了停尸房。她马上就认出了爱丽丝的牙齿。她转身问盖尔：“内莉在哪儿？”直到那时，她才注意到内莉长长的黑发。

验尸官无法找到施暴的痕迹，于是推测霍姆斯是将女孩们锁在了巨大的箱子里，并在箱子内灌满了从煤气灯阀口引出的煤气。确实，当警方找到箱子时，发现在箱子侧面有一个钻孔，被一个临时的补丁覆盖住了。

“这简直令人震惊到了极点。”盖尔写道，“霍姆斯居然这么轻易就谋杀了两个小姑娘，就在多伦多最繁华的市中心，并且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要不是格雷厄姆决定派他来调查此案，他相信，“这几起谋杀永远不会被发现，而皮特泽尔太太直到进了坟墓，都不会得知自己的孩子是生是死。”

对盖尔来说，找到这两个女孩是“一生中最满足的事情之一”，不过他的满足感却被霍华德仍不见踪迹的事实给冲淡了。皮特泽尔太太不愿相信霍华德也死了。她“痴痴地期盼他最终会活着回来”。

连盖尔都留有一丝期待，希望霍姆斯至少在这件事上没有撒谎，确实是按照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告诉旅馆员工那样处置霍华德的。“（霍华德）会不会被送到某个机构了，就像霍姆斯暗示的那样？还是说他被藏到了某个隐匿的处所，让人根本找不到？他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我感到十分困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活生生的死尸

一八九五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二早晨，盖尔在多伦多的发现被全国的报纸报道了，费城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向摩亚门森监狱的监狱长紧急去电，要求他把这些报纸和霍姆斯隔离开来。这个命令来自助理检察官托马斯·W·巴罗，他想带着这个消息突袭霍姆斯，希望能够让他措手不及，逼他承认罪行。

巴罗的命令来得太晚了。被派去拦截晨报的狱警发现霍姆斯正坐在桌前读报纸上的新闻，平静得就像在读天气预报一样。

在回忆录里，霍姆斯声称这些消息确实令他震惊。那天早晨，他的报纸如往常一样在八点半送达了他的手中，他写道：“我刚打开它，就看到报纸的大标题上宣布在多伦多找到了孩子们。那时候，这件事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倾向于认为这又是报社在博眼球，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他写道，突然间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是米妮·威廉姆斯杀了他们，或者是叫别人杀了他们。霍姆斯知道她和一个叫“哈奇”的人有不正当关系。他猜测是威廉姆斯暗示哈奇杀死这几个孩子，然后哈奇照办了。太可怕了，他无法理解，他写道：“我没办法继续读文章，脑海中浮现出了当我匆匆离开时，那两个小孩看着我的样子——我感受到了孩子们小心翼翼地亲我时的感觉，仿佛再一次听到了她们真诚地和我道别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得背负着更多的压力走向坟墓了……我想，要不是马上被告知前往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我一定会疯掉。”

那天上午，天气十分炎热。霍姆斯被载着沿布罗德街北行，穿过像太妃糖一般黏稠的空气到达了市政厅。在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里，巴罗对他进行了审问。据《费城公众记录报》报道，霍姆斯“解释的天分抛弃了他。在两个小时的审问中，面对像雨滴般砸过来的问题，他拒绝回答。他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恐吓，但是显得一点也不满意”。

霍姆斯写道：“我不应该忍受他的指控，也不想回答他的问题。”他告诉巴罗，显然，威廉姆斯小姐和哈奇也把霍华德杀了。

霍姆斯被送回了摩亚门森监狱。他开始热忱地试图找人出版他的回忆录，希望能够将它迅速出版，扭转公众对他的看法。如果他无法直接行使自己说服人的力量，至少可以间接地办到。他和一位名叫约翰·金的记者达成了协议，后者会安排出版他的回忆录，并且负责这本书的推广。

他给金写信说道：“我的想法是，你应该想办法弄到《纽约先驱报》和《费城新闻报》的所有文章，然后把我们想要的那些交给出版方，让他们出钱进行电镀印刷。”他特别提出，想要《纽约先驱报》上的一张他蓄着大胡须的照片。他还希望将“两个名字（霍姆斯和马盖特）的签名同时刻好并电镀印刷，置于照片的下方”。他希望一切尽快安排，这样，一旦手稿排版完毕，这本书的所有准备工作就万事俱备，可以直接交付印刷了。

他向金提供了一些推广建议：“一旦书出版了，就放到费城和纽约的杂志摊上去卖。然后在费城找一些可靠的推销员，可以在下午工作的那种。每次选一条合适的街，把书留下，半个小时后再回去取钱。不要在中午之前做这些事，那会儿人们都很忙。我在做学生时就这样兜售过东西，发现这个方法很有效。”

“接下来，如果你喜欢出行，可以走遍书里涉及的地方，花几天时间去一趟芝加哥、底特律以及印第安纳波利斯。给这些城市的报社送几本样书让它们评论，这样可以刺激销量……”

霍姆斯清楚，这封信也会被当局看到，于是拐弯抹角地利用这封信来为自己喊冤。他敦促金，当他为了销售书来到芝加哥后，应该去一间旅馆查找登记簿里的证据，并且收集旅馆员工的证词，证明米妮·威廉姆斯在大家以为她被谋杀那天很久以后，还和霍姆斯一起在那家旅馆住过。

“如果她那时已经死了，”霍姆斯写信告诉金，“那她真是一具活生生的死尸。”

那些令人筋疲力尽的日子

盖尔处在了一种诡异的状态中。他已经调查了每一条线索，检查了每一所旅馆，拜访了每一家寄宿公寓以及每一位房地产商，可是现在他又要重新来过。到底在哪儿？还有哪条路可以走？天气仍然十分闷热，仿佛是在嘲讽他。

他的直觉一直在告诉他，霍姆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就已经杀死了霍华德。他在七月二十四号返回印第安纳波利斯，又一次获得了大卫·理查德警探的协助，不过这一次，盖尔还寻求了媒体的帮助。第二天，全市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盖尔抵达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消息。有几十人来到了他住的旅馆出谋划策，告诉他应该上哪儿找霍华德。“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内及周边地区租房的神秘人士与日俱增。”盖尔写道。他和理查德顶着炎热的天气从一间办公室查到另一间办公室，从一家旅馆查到另一家旅馆，可是什么也没有查到。“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可是我仍然没有任何头绪，现在看起来，这个大胆又聪明的罪犯似乎真的比侦探们还聪明……似乎霍华德·皮特泽尔失踪案会作为一个未解之谜被写入历史了。”

与此同时，关于霍姆斯自己的谜团也变得更加深邃而黑暗。

盖尔发现了两个女孩的尸体之后，芝加哥警方进入了霍姆斯在恩格尔伍德的房子展开调查。每一天，他们都在一点点地挖掘这座“城堡”的秘密，每一天，都有新的证据显示，霍姆斯的所作所为比盖尔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还要可怕得多。有人估计，在世博会期间，他可能杀死了几十个人，受害者大多为年轻女性。还有一种估计认为这个数字高达两百人，这当然是夸张了。对大多数人而言，霍姆斯能谋杀这么多人而不被发现，似乎不太可能。盖尔原本也会支持这个观点，若不是他自己的调查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霍姆斯确实有躲避侦察的天分的话。

芝加哥的警探们在七月十九日星期五的夜里开始对“城堡”进行搜查。首先，他们大致检查了这栋楼。三楼有许多小间的客房。二楼一共有三十五个房间，但是很难区分它们的功能。有一些是常规的卧室，而其他的房间没有窗户，安装的房门使房间具有密闭性。有一间房里建了一个步入式保险库，里面有铁制的墙壁。警察在保险库里找到了一个煤气喷嘴，似乎除了往保险库里释放煤气之外没有其他功能。这个煤气喷嘴的停气阀位于霍姆斯的私人卧室里。在霍姆斯的办公室里，他们发现了一本银行存折，开户者为一位叫露西·伯班克的女子，存折上的余额为两万三千美元。他们无法找到这位女子。

当警察们高举着闪烁的提灯进入旅馆的地下室时，调查最恐怖的阶段开始了。这是一个由砖块和木材构成的洞穴，长一百六十五英尺，宽五十英尺。警察很快就有了发现：一个盛着酸液的大桶，桶底沉着八根肋骨和部分头骨；一堆堆生石灰；一个大烧窑；一张解剖台，上面的污渍疑似血迹。他们还找到了手术器械和烧焦了的高跟鞋。

他们还发现了很多骨头：

来自一个小孩躯干的十八根肋骨。

好几根脊椎。

一块脚上的骨头。

一块肩胛骨。

一个髋臼。

各种衣服从墙壁、灰坑以及生石灰中被找出来，包括一条女孩的裙子，以及很多条沾染了血迹的工装裤。人类的头发在一个火炉烟囱里面结成了块状。他们推测，这些遗骸可能是米妮·威廉姆斯和安娜·威廉姆斯最后的痕迹，她们是最近才被发现失踪的两位得克萨斯女子。在一个大火炉的灰烬中，警察找到一段链子，霍姆斯药店里的珠宝商认出，这是霍姆斯作为礼物送给米妮的手表带上的一段。他们还找到了一封信，是霍姆斯写给他药店里的药剂师的。“你是否看到过威廉姆斯姐妹的鬼魂？”霍姆斯写道，“她们现在还会骚扰你吗？”

第二天，警方在地下室的西南角发现了另外一间隐蔽的密室。是一个名为查尔斯·查普尔的男人领着他们找到这个地方的，据说，查普尔曾帮助霍姆斯将死尸清理成骨架。他很配合，很快警方就从现在的骨架所有者处找回了三具完整的骨架。第四具骨架估计是在芝加哥哈内曼医学院。

在二楼的步入式保险库内，警察有了最惊人的发现。门的内侧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女性的光脚印。警方推测，这个脚印来自一个被关在保险库里窒息而死的女人。他们认为她的名字叫艾米琳·西格兰德。

芝加哥警方通过电报告知了地区检察官格雷厄姆，他们在霍姆斯的房子里找到了一具小孩的骨架。格雷厄姆命令盖尔前往芝加哥确认骨骸是否就是霍华德·皮特泽尔。

盖尔发现，霍姆斯“城堡”里的秘密让芝加哥举城震惊。媒体的报道十分详尽，几乎所有日报的头版头条都是关于这件事的报道。《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头条的新闻标题为《魔鬼的受害者》，里面称霍华德·皮特泽尔的遗骸在霍姆斯的房子里被找到了。头版一共七个栏，这篇报道就占了六栏。

盖尔和领头的巡警碰头，得知一位医生刚刚检查了小孩的尸骨，判断是一个女孩。巡警以为盖尔会知道女孩的身份，便提起了一个名字——珀尔·康纳。盖尔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

盖尔给格雷厄姆发去电报，汇报了这个令人失望的消息。格雷厄姆便命令他返回费城进行磋商和休息。

八月七日星期三晚，盖尔再次出发。气温高达九十多华氏度，火车里就像有炉子在燃烧一般。这一次与他一起出行的是富达互惠保险公司的调查员W.E. 加里。盖尔很高兴有人陪着他。

他们一起去了芝加哥，然后去了印第安纳州，在洛根斯波特和伯鲁稍作停留，之后去了俄亥俄州的蒙彼利埃枢纽站，随后去了密歇根州的艾德里安。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会花好几天的时间去所有能找到的旅馆、寄宿公寓和房地产公司查记录。“所有的努力，”盖尔说，“都毫无成效。”

虽然在费城的短暂休息令盖尔重燃希望，现在他却发现希望正在“快速地流失”。他仍然相信自己最初的直觉是准确的，霍华德应该还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及周边某处。他下一站就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这已经是这个夏天他第三次来这里了。

“我必须承认，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我并没有兴高采烈的感觉。”盖尔写道。他和调查员加里住进了每次来都会下榻的斯宾塞宾馆。费了这么大工夫还找不到霍华德，着实让人疲惫不堪，伤透脑筋。“这个谜团，”盖尔写道，“似乎怎么也看不透。”

八月十九日星期四，盖尔得知，就在前一天夜里，霍姆斯在恩格尔伍德的“城堡”——他阴暗的梦幻世界——被一场火烧毁了。《芝加哥论坛报》用头版头条咆哮道：“霍姆斯的老巢烧毁了，大火摧毁了这个埋藏着谋杀和秘密的地方。”消防部门怀疑有人纵火。警方推测，不论是谁放的火，都是希望销毁仍然埋藏其中的秘密。他们并没有抓到纵火犯。

盖尔侦探和调查员加里一起调查了九百条线索。他们将调查范围扩大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周围的小镇。“截至周一，”盖尔在给总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已经搜遍了除欧文顿以外的周边所有镇子，而欧文顿的搜查也需要一天时间。在欧文顿之后，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再去哪里查了。”

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二早晨，他们乘坐电车前往欧文顿。这是一种新型电车，通过车顶一种叫曳绳的轮式传导装置获得动力。就在电车抵达终点站前，盖尔发现了一处房地产商的标志。他和加里决定从这里开始查起。

这里的业主是布朗先生。他给两位侦探都搬了张椅子，但他们表示宁愿站着。他们并不认为这次拜访会持续很长时间，在天黑之前还有许多办公室要去。盖尔打开了已经变得脏兮兮的照片包。

布朗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眼镜，仔细地看了一下霍姆斯的照片。他停顿了许久，然后开口说道：“我并没有那栋房子的租用权，但是我有钥匙。去年秋天的某一天，这个男人走进我的办公室，匆匆忙忙地说他想要那栋房子的钥匙。”盖尔和加里一动不动地站着。布朗接着说：“我对这个男人印象很深，因为我对他的举止没有好感，我认为他看到我的白发，应该多一点尊敬之意。”

两位侦探交换了眼神，他们同时坐了下来。“当我发现谜题即将揭晓的那一瞬间，所有的辛苦，所有令人筋疲力尽的日子，一周又一周的跋涉，在一年最热的几个月里东奔西走，在信仰和希望、失望及绝望之间的来回切换，所有的这些都得到了补偿。”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一位名叫埃尔维特·摩尔曼的年轻男子证实，他曾帮助霍姆斯在房子里安装一个大型柴火灶。他还记得曾经问霍姆斯，为什么不安装一个燃气灶。霍姆斯回答说他“认为燃气对孩子的健康不利”。

印第安纳波利斯一间修理厂的业主证实，霍姆斯曾经在一八九四年十月三日来过他的店里，他带着两箱手术器械，请这个人帮忙打磨尖锐。霍姆斯是三天后将这些器械取回的。

盖尔侦探作证，自己在搜索房子的过程中打开了贯穿地下室和屋顶的烟囱底部。用一块纱窗筛掉灰烬后，他发现了人类的牙齿和一块颌骨。他还发现了“一大块烧焦的物体，切开以后，发现是胃、肝、脾脏的一部分，都被烤得很硬了”。这些器官是被紧紧挤成一团塞入烟囱的，因此没有充分燃烧。

当然，皮特泽尔太太也被召来了。她认出了霍华德的外套和围巾夹针，还有一根属于爱丽丝的钩针。

最后，验尸官向她展示了盖尔在房子里找到的一个玩具。这个玩具是一个旋转陀螺上的锡人。她认识这个玩具。怎么可能认不出呢？这是霍华德最重要的财产，是皮特泽尔太太在孩子们跟着霍姆斯离开之前，亲自放到孩子们的箱子里的。这个玩具是他爸爸在芝加哥世博会上买给他的礼物。

有预谋的罪行

一八九五年九月十二日，费城的大陪审团投票同意以谋杀本杰明·皮特泽尔的罪名起诉霍姆斯。只有两位证人提供了证词，一位是富达互惠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L.G. 福斯，另一位就是弗兰克·盖尔侦探。霍姆斯还是一口咬定是米妮·威廉姆斯和神秘的哈奇杀死了孩子们。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多伦多的大陪审团认为他的证词不足以采信。印第安纳波利斯以谋杀霍华德·皮特泽尔的罪名起诉霍姆斯，多伦多则以谋杀爱丽丝和内莉的罪名起诉了霍姆斯。如果在费城没法将他定罪，那么还有两次机会；如果成功定罪，另外两次起诉就会自动失效。鉴于谋杀皮特泽尔罪行的恶劣程度，一旦在费城给霍姆斯定罪，就一定会判他死刑。

霍姆斯的回忆录在报刊摊上进行了销售。在最后一页上，他声称：“最后，我想说，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甚至在体力和心智上都低于平均水平。按照指控，我计划并实施了这么多的恶行，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他请求公众在他努力反驳这些指控时暂停对他的评判，“我觉得我有能力迅速而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不过到这里，我还不能说事情已经结束了——还没有结束——因为在反驳对我的指控之余，还需要将那些犯下罪行并嫁祸于我的人绳之以法。这并不是为了延长或者拯救我的生命，因为自从那天听闻发生在多伦多的骇人恶行之后，我已经不在乎生死了，但是为了那些曾经尊敬过我的人，我也不希望就此蒙冤，我不希望他们未来听到我是因为谋杀这一可耻罪名而死的。”

令编辑们不解的是，过去霍姆斯是如何躲过芝加哥警方的严肃调查的？《芝加哥海际报》称：“若不是被霍姆斯欺诈或者说试图欺诈的保险公司做出努力，他可能还在逍遥法外，对这个社会虎视眈眈，因为他能把罪行掩盖得如此之好。一想到这个，真是令人感到羞耻。”《纽约时报》称，芝加哥“感到羞耻”并不令人惊讶。任何熟悉这个案件的人“都会惊讶于市政警察部门和当地检察机关的失败，他们不仅无法预防此类可怕的案件，连知晓其发生都有困难”。

最令人惊讶，或者说非常令人沮丧的一个事实是，芝加哥的警察局长在之前的律师生涯中，曾为霍姆斯代理过十几次常规的商业诉讼案件。

《芝加哥先驱报》采取了一种宏观的视角评判霍姆斯：“他是邪恶的奇观，披着人皮的恶魔，一个就连小说家也不敢虚构出来的角色。这个故事也表明，这个世纪要结束了。”

尾声　最后的交集

世博会

不论是从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来说，世博会都对国家的精神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华特·迪士尼的父亲伊利亚斯·迪士尼曾协助建造白城，华特的神奇王国也许就是白城的一个后代。世博会显然给迪士尼家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一年，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伊利亚斯曾满怀感激之情想给他取名为哥伦布，可见世博会为这个家族带来了多大的经济收益。后来他的妻子弗洛拉介入了，于是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成了“罗伊”。接着，华特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五日诞生。L. 弗兰克·鲍姆和他的艺术搭档威廉·华莱士·丹斯洛也参观了世博会。世博会的庄严宏伟给了他们创作《绿野仙踪》的灵感。伍迪德岛上的日本庙宇让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之倾倒，也许影响了后来他“草原”住宅设计的演变。因为世博会，哈里森总统将十月十二日设为全国性的节日——哥伦布日。这一天，大家可以通过几千场游行来庆祝这个日子，还可以享受三天的假期。从一八九三年起，每一处的嘉年华狂欢节都会包含大道乐园和费里斯摩天轮，每一个杂货店里都能买到世博会上出现过的产品。麦丝卷还真的流传了下来。现在每家每户都有几十个白炽灯泡，用的是交流电，这两者都是在世博会上首次证明值得大范围使用的。几乎所有的城镇，不论大小，都有古罗马风格的建筑，包括使用了圆柱的银行、图书馆或者邮局。虽然它们外面或许包裹着涂鸦，甚至是一些拙劣的图画，但是在其外表之下，白城的光辉仍然在持续。甚至连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都和世博会有一定的渊源。

世博会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美国人对他们的城市和建筑师的看法。它让整个美国——而不仅仅只是几个富有的建筑大亨——用前所未有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伊莱休·鲁特[1]说，世博会引导“美国人民走出了原始的荒野，开始接受美好与尊贵的建筑新观念”。亨利·德玛雷斯特·劳埃德[2]认为世博会向美国大众展示了“社会之美观、实用与和谐的多种可能，在此之前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这些。若不是世博会，这样的景象不可能进入他们辛苦而乏味的生活，而且这种感受会一直延续到他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世博会让那些只关注实用性的男男女女领教到，城市并非仅仅是展示实用主义的黑暗、肮脏而危险的堡垒，它们也可以很美丽。

威廉·斯特德立即意识到了世博会的力量。受到白城美景及其与黑城强烈对比的启发，他写下了《如果基督来到芝加哥》，这本书常常被誉为城市美化运动的发起者，力图将美国的城市提升到欧洲大城市的水平。和斯特德一样，全世界范围的市政当局都认为世博会是它们奋斗的榜样。他们请伯纳姆将建造白城的城市思维运用到自己的城市里。伯纳姆成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锋。他为克利夫兰、旧金山以及马尼拉做了城市规划，还在世纪之交主导了复苏和扩大朗方[3]关于华盛顿建设构想的工程。每一个委托案，他都没有收取费用。

在协助进行新的华盛顿规划时，伯纳姆说服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卡萨特，将货运轨道和货场从联邦广场上移走，如此一来就创造出了一片没有阻挡的绿地，从今天的国会大厦延伸到林肯纪念堂。其他的城市也请丹尼尔·伯纳姆进行城市规划，包括沃斯堡、大西洋城和圣路易斯。不过他都拒绝了，只为了专注于他的最后一个项目——芝加哥城。多年来，他做出的芝加哥规划中的许多部分都已经被采纳了，其中包括优美的湖岸公园带以及密歇根大街上的“壮丽一英里”。为了向他致敬，湖岸的某个部分被命名为伯纳姆公园，里面建有军人球场和菲尔德博物馆，这也是他设计的。这座公园由一条沿着湖岸的狭长绿地向南连通至杰克逊公园，世博会的美术馆被改造成了一幢永久建筑，成了现在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从这栋楼可以俯瞰潟湖与伍迪德岛，那儿现在已经成了一片杂草丛生的野地，或许奥姆斯特德看到时会面带微笑，不过他肯定还能找到可以批判的地方。

二十世纪早期，世博会成了建筑师之间辩论的热门话题。评论家们声称，世博会摧毁了土生土长的芝加哥建筑流派，却重燃了人们对陈旧的古典风格的热爱。与此有关的理论层出不穷，并且首先通过一种奇怪的个人力量获得了重视，于是抵抗这个观点变得困难甚至危险——这在逼仄而古板的学术讨论中是常事。

最早也是最严厉地声讨世博会对建筑影响的人，是路易斯·沙利文，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很老了，而且伯纳姆也离世已久。

世博会后，沙利文过得并不如意。在世博会后经济衰退的第一年，艾德勒-沙利文公司只接到了两个委托案，在一八九五年，甚至一个都没有。一八九五年七月，艾德勒离开了公司。沙利文当时已经三十八岁了，没有办法拉来足够的生意让自己偿还债务。他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心智上很狭隘。当一名一起工作的建筑师向沙利文征求对自己设计方案的改进意见时，沙利文回答他：“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不会明白。”

随着事业的波动，沙利文发现自己要被迫离开大会堂里的办公室，并且得变卖个人物品了。他酗酒很严重，并且开始服用一种用来平复情绪的溴化物镇静剂。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二年间，沙利文只建造了二十五栋新建筑，大约每年一栋。他时不时会为了钱来找伯纳姆，但尚不清楚是直接借债还是将自己收藏的艺术品卖给他。伯纳姆一九一一年的日记中有一则写道：“路易斯·沙利文打来电话，向DHB[4]要更多的钱。”同一年，沙利文在一系列绘画上题字：“敬赠丹尼尔·H·伯纳姆，他的朋友路易斯·H·沙利文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可是，沙利文在一九二四年的自传里，却用夸张的手法抨击了伯纳姆以及世博会对前去参观的大众造成的影响。沙利文声称，白城的古典建筑风格给人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美国注定会充满各种模仿式的建筑。世博会是一例“传染病”，一种“病毒”，一场“渐进的思想脑膜炎”。在他看来，世博会有致命的后果。“因此，建筑艺术葬身于这片自由者的领土，勇敢者的家乡——这片热情歌颂民主、创造、谋略、胆识、进取和进步的土地。”

沙利文对伯纳姆及世博会的评价极低，却开始对自己高歌颂扬，他认为自己起到了重要作用，尝试为建筑界带来具有美国特色的清新气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扛起了沙利文的大旗。虽然沙利文在一八九三年将他解雇了，后来这两个人却成了好朋友。随着赖特这颗学术界的明星冉冉升起，沙利文的地位也如日中天。伯纳姆却从高空坠落了。建筑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社交礼仪，纷纷批判伯纳姆由于自身没有把握，奴性地臣服于东部建筑师对古典风格的热爱，从而真真切切地毁掉了美国的建筑艺术。

不过，正如一些建筑历史学家及评论家最近意识到的，这种观点有些过分简单了。世博会其实唤醒了美国对美的认知，并且提供了一条必要的通道，为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及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5]等人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对伯纳姆本人而言，世博会是一场绝对的胜利。世博会让他兑现了对父母许下的承诺，成了美国最伟大的建筑师，显然在他的时代，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世博会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对伯纳姆来说意义重大，然而除了最亲近的朋友之外，其他人都忽视了这一点：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同时授予了伯纳姆荣誉硕士学位，以赞誉他建造世博会取得的成就。授衔仪式在同一天举行。他参加了哈佛大学的那一场。对他而言，这两个荣誉学位是一场救赎。过去，这两所大学将他拒之门外，使他没能获得“正确的起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丹尼尔在入学考试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时，伯纳姆仍旧说服哈佛大学暂时录取丹尼尔。伯纳姆写道：“他必须知道自己是一位赢家，一旦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会展示出真正的能力，就像我曾经做到的那样。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没有人替我争取入学资格……并且让当权者知道我有能力做什么。”

伯纳姆后来在芝加哥通过最艰苦的工作向人们证明了他的能力。一直有人认为世博会的美丽主要归功于约翰·鲁特，这种说法令伯纳姆怒不可遏。“当他去世的时候，完成的不过是一个最模糊的规划，”他说，“关于他对整个工程的贡献的传言，是从几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口中传开的，其中大多是女性。在世博会的美丽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后，这些人自然希望在其中融入对他的纪念。”

鲁特的死亡曾经带给伯纳姆巨大的打击，但同样也解放了他，令他成为一位更好的、拥有更宽广视野的建筑师。“许多人问，失去鲁特先生是不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詹姆斯·埃尔斯沃思在给为伯纳姆写传记的查尔斯·摩尔[6]的信中写道。埃尔斯沃思总结道，鲁特的死“激发出了伯纳姆先生身上一些品质，如果鲁特先生还活着，那么这些品质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激发出来的”。以前，大家通常认为伯纳姆负责公司的经营，而鲁特负责设计。埃尔斯沃思说，伯纳姆确实看起来“多多少少依赖着”鲁特的艺术能力，不过他补充道，在鲁特死后，“没有人能看出来这一点……没有人能从他的行为中推测出他曾有一位搭档，也没有人能看出他并非一直兼顾着经营和设计”。

一九〇一年，伯纳姆在纽约二十三街与百老汇的三角形交汇口处建造了福勒大厦，不过附近的居民认为这栋楼和一样家用工具出奇地相像，并称其为“熨斗大厦”。伯纳姆和他的公司继续建造了几十栋建筑，包括纽约的金贝尔百货商店、波士顿的法林百货商店及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市的威尔逊山天文台。他和约翰·鲁尼在芝加哥环线内建造的二十七栋大楼中，如今只剩下三栋了，其中就包括鲁克利大楼，这栋大楼顶层的图书室仍然保持着一八九一年二月那场神奇的会议召开时的模样。瑞莱斯大厦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美丽的伯纳姆酒店。酒店内的餐厅被命名为阿特伍德餐厅，是为了纪念取代鲁特成为伯纳姆的首席设计师的查尔斯·阿特伍德。

伯纳姆变成了一位早期的环保人士。“在我们的时代之前，”他说，“人类一直没有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严格的节制，但是从今以后一定要严格执行，除非我们的道德已经沦丧到要去损害子孙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地步。”他对汽车抱有很大的执念，也许甚至都有点盲目了。“马车时代的消逝将结束一场野蛮的瘟疫。”他说，“当这个转变来临时，文明将真正向前迈出一步。没有烟尘，没有煤气，没有马的排泄物，空气和街道会变得干净而纯粹。这意味着人类的健康和精神将会达到更好的状态，难道不是吗？”

在埃文斯顿度过的冬夜里，他和妻子会陪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夫妇一起去滑雪橇。伯纳姆变成了狂热的桥牌爱好者，不过众所周知，他的牌技非常糟糕。他曾经向妻子承诺过，在世博会之后，自己的工作步伐会慢下来。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他告诉玛格丽特：“我认为世博会的那段日子确实非常紧张，但是我发现，正是因为有各种重要事项逼着自己前进，我才觉得一整天、一整周甚至一整年都过得非常充实。”

二十世纪初，伯纳姆已经五十多岁了，健康开始走下坡路。他得了结肠炎，并且在一九〇九年得知自己患有糖尿病。这两种病症都迫使他更加注重饮食健康。糖尿病破坏了他的循环系统，导致足部感染，使他后半生都备受折磨。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他开始对超自然的力量产生兴趣。他在旧金山雾气缭绕的双子峰顶有一间用来做设计的小屋，一天夜里，他告诉一位朋友：“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相信我能证明生命可以跨过死亡延续下去，从哲学上来说，这是基于对一种绝对而普遍的力量必要的信仰而进行的论证。”

他知道自己的大限已至。一九〇九年七月四日，当他和朋友们站在瑞莱斯大厦的天台上，俯瞰这座他深爱的城市时，他说：“你会看到它变得可爱起来。我没有机会看到了。不过它一定会变得可爱起来。”

[1]伊莱休·鲁特，美国律师、政治家，曾担任美国国务卿。

[2]亨利·德玛雷斯特·劳埃德，19世纪美国的进步政治活动家。

[3]皮埃尔·查尔斯·朗方，法裔美国军事工程师，为华盛顿特区制订了基本的城市规划。

[4]指丹尼尔·H·伯纳姆。

[5]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德裔美国建筑师，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之一。

[6]查尔斯·摩尔，美国建筑历史学家、画家、教授。

曲终人散

奥姆斯特德的耳朵里始终都有轰鸣声，口中的疼痛没有消除，还一直失眠，很快，他的眼神也开始变得空洞起来。他变得健忘了。一八九五年五月十日，在他过了七十三岁生日两周以后，他写信给自己的儿子约翰：“今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无法再相信自己最近的记忆了。”那个夏天，在他告别布鲁克林办公室的那天，他给乔治·范德比尔特写了三封信，里面都是差不多的内容。

一八九五年九月的一周被他形容为“生命中最苦涩的一周”，他向自己的朋友查尔斯·艾略特坦承，他担心自己很快就需要住进精神病院了。“你不知道我多么害怕让别人认为将我送进精神病院是对我有利的事。”他在九月二十六日的信里写道，“那是我最害怕的事。我父亲就是一家精神病休养院的主管。我自己也曾受雇于这种机构，在幕后工作，了解它所有的情况。我对这些地方有极大的恐惧。”

奥姆斯特德的失忆症状加速恶化，变得抑郁而偏执，并且谴责约翰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将他赶出公司。妻子玛丽将他带到位于缅因州一座岛上的房子里居住，在那儿，他的抑郁症逐渐加深，有时会变得十分暴力。他还会虐打家里的马。

玛丽和儿子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不能为奥姆斯特德做什么了。他变得难以控制，还有严重的痴呆。里克十分伤心，或许还带着很大一部分解脱感，安排父亲住进了马萨诸塞州韦弗利的麦克林精神病院。奥姆斯特德的记忆还没有被摧毁到认不出麦克林精神病院的庭院出自他的设计的地步。但这个事实并没有起到什么安慰作用，因为他马上就发现，发生在中央公园、比尔特莫庄园、世界博览会及许多建筑设计上的现象在这儿再次发生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惨遭破坏。“他们没有实施我的规划，”他骂道，“混账！”

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两点，奥姆斯特德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葬礼很简单，只有家人出席。他的妻子亲眼看着这位伟大的人物在自己眼前咽了气，她没有出席葬礼。

费里斯摩天轮在世博会上实现了二十万美元的盈利，并且在原地保留到了一八九四年春天，然后被乔治·费里斯拆除，在芝加哥北部重新组装。但到了那个时候，摩天轮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没有了大道乐园，乘客数量也无法保证，摩天轮开始亏损。亏损的钱再加上十五万美元的迁移费用，以及费里斯的钢铁检验公司在持续的经济萧条中受到的财政损失，迫使费里斯出售了摩天轮大部分的所有权。

一八九六年的秋天，费里斯和他的太太分开了。她回到了父母家，他则搬到了匹兹堡市中心的迪凯恩酒店。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他被送到慈爱医院，五天后由于伤寒症在医院病逝，当时年仅三十七岁。一年后，他的骨灰还保留在接收他尸体的殡仪人员手中。“费里斯太太申领骨灰的申请被拒绝了。”殡仪人员说，“因为死者有更亲近的家属。”有两位朋友在一份悼词中说费里斯“错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是名誉和过剩野心的殉道者”。

一九〇三年，芝加哥房屋拆迁公司在拍卖中以八千一百五十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摩天轮，然后在一九〇四年将它重新安装在了路易斯安那的采购博览会上。在那儿，摩天轮再次开始盈利，为它的新主人赚了二十一万五千美元。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一日，拆迁公司为了获取废铁炸毁了摩天轮。首批的一百磅炸药本该让摩天轮脱离支撑，向侧边倾倒。可是摩天轮却开始缓缓转动，仿佛试图在空中再转最后一圈似的。随后，在自身的重压之下，摩天轮轰然倒地，变成了一堆扭曲的钢材。

大道乐园的主管索尔·布鲁姆因为世博会初露锋芒之后，成了一位富有的年轻男士。他花重金投资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主要通过购买易腐坏的食物并用最先进的冷冻车厢运送到偏远城市来换取利润。这个行业的前景似乎很好，不过普尔曼公司的罢工人员切断了芝加哥所有的铁路运输线，这些易腐坏的食物全都在车厢里变质了。他损失惨重。不过他还年轻，仍旧是以前那个布鲁姆。他用剩余的钱买了两套昂贵的正装，因为根据他的理论，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看起来必须很有说服力。“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他写道，“破产不会令我感到丝毫沮丧。我本来就是白手起家，如果现在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那我不过是回到了从前。事实上比从前要好得多——我有过一段妙不可言的时光。”

布鲁姆后来成了国会议员，并且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

世博会为“水牛比尔”带来了一百万美元的收入（约合今天的三千万美元），他用这笔钱建立了怀俄明州的科迪商业区，为内布拉斯加州的北普拉特建了一处墓地和一个露天集市，并为北普拉特的五座教堂偿还了债务，购买了威斯康星州的一家报社，还帮助一位叫凯瑟琳·克莱蒙斯的年轻可爱的女演员发展演艺事业，这也使得他和太太之间本就十分淡漠的关系愈加疏离。他曾一度指控自己的太太试图对他下毒。

一九〇七年的经济危机毁掉了他的蛮荒西部秀，迫使他不得不亲自出马表演马戏。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却依然要骑着马，戴着那顶巨大的镶银边白帽子。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他在位于丹佛的姐姐家去世了，甚至都没有留下足够的钱来埋葬自己。

西奥多·德莱塞娶了萨拉·奥斯本·怀特。一八九八年，在《嘉莉妹妹》出版两年前，他写信给萨拉：“我去了杰克逊公园，想看看这个曾经让我学会怎么爱你的老世博会现在是什么模样。”

他曾多次对她不忠。

对于朵拉·鲁特而言，和约翰在一起的生活就像是在彗星上一样。他们的婚姻将她带进了一个充满艺术和金钱的世界，所有的事物似乎都充满了活力，栩栩如生。她丈夫的智慧、音乐天赋，还有那十根在每张照片里都如此显眼的修长而精致的手指，都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束光芒，在他死后，这束光芒再也无处可寻。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快结束时，她给伯纳姆写了一封长信。“你认为这些年里我做得不错，这对我意义深重。”她写道，“每当我停下来想到这件事，就会对自己产生巨大的怀疑。这时，收到一个在生活中如此优秀的人的鼓励，让我有了新的动力。如果说全神贯注培养下一代，以谦逊的姿态传递火炬是女性的全部职责，我相信我值得受到一句称赞。”

不过她知道，随着约翰的逝去，通向一个更明亮的王国的大门已经轻轻地却严实地关上了。“如果约翰还活着，”她告诉伯纳姆，“一切都会不一样。在那使人振奋的生活中，我是他的妻子、他孩子的母亲。这该多么有趣！”

帕特里克·尤金·约瑟夫·普伦德加斯特在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接受了审讯。控方律师是州里为这个案子专门雇来的刑事律师。

他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S·特鲁德。

普伦德加斯特的律师们试图证明他患有精神疾病，不过陪审团成员都是愤怒而悲伤的芝加哥市民，他们可不这么认为。检方有一项重要证据，似乎能证明普伦德加斯特并没有精神疾病——他清空了自己放在口袋中的那把左轮手枪击锤下方的弹膛。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陪审团在协商了一小时零三分后，判定他有罪。法官对他判处死刑。在审讯的过程中，以及接下来的上诉中，他一直在给特鲁德寄明信片。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写道：“如果可以避免的话，任何人，不论是谁都不应该判处死刑。这种野蛮的行为会使社会道德沦丧。”

克莱伦斯·丹诺介入了这个案子，用一种新方法为普伦德加斯特争取到了一次关于精神状况的审讯。但这一次也以失败告终，普伦德加斯特最终被处决了。丹诺称其为“一个可怜的精神错乱的低能儿”。丹诺本来就痛恨死刑，这一场处决让他的感觉更加强烈。“我为所有的父亲和母亲感到遗憾。”多年后，他在为内森·利奥波德及理查德·洛布辩护时说。这两人因为寻求刺激杀死了一个芝加哥男孩，因此受到了指控。“以后母亲看着小宝贝的蓝眼睛，会不禁想到这个孩子的结局，不知道这孩子是会被赋予她能想象的所有美好未来，还是会丧命于绞刑架下。”

利奥波德和洛布剥去了受害者的衣服以掩盖其身份，这一行为让他们变得臭名昭著。他们将受害者的部分衣服扔进了杰克逊公园由奥姆斯特德设计的潟湖里。

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几十位穿着晚礼服的年轻男子正围绕在一块巨型蛋糕旁边。蛋糕上装饰的生奶油开始移动。这时，一位女子出现了。她明艳动人，有橄榄色的皮肤和长长的黑发。她的名字是法里达·马扎尔。这些男士太年轻了，他们不知道很久以前，她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世博会上跳过肚皮舞。

这些男士现在所关注的，只是她什么也没穿而已。

霍姆斯

一八九五年秋天，霍姆斯在费城因谋杀本杰明·F·皮特泽尔的罪名接受了审讯。地方检察官乔治·格雷厄姆从辛辛那提、印第安纳波利斯、欧文顿、底特律、多伦多、波士顿、伯灵顿及沃斯堡共召集了三十五位证人到费城，但是他们都没有被传唤到法庭上作证。法官规定格雷厄姆只能提交与皮特泽尔的谋杀案直接相关的证据，因此化名霍姆斯医生的赫尔曼·W·马盖特犯下的多件谋杀案的历史记录中，少了一系列详尽的细节。

格雷厄姆还将霍姆斯从本杰明·皮特泽尔尸体上割除的疣，以及一个装着皮特泽尔头盖骨的木盒子带上了法庭。审讯中出现了许多可怕的证词，包括尸体的腐烂情况、体液及氯仿的作用等。“他的嘴里流出了一种红色的液体，”威廉·斯科特医生作证说，“如果在腹部或者胸部施加压力，就会使这种液体流得更快……”他曾陪同警察一起前去发现皮特泽尔尸体的房间。

在听完斯科特医生一段极为可怕的证词之后，霍姆斯站起来说：“我想请求暂时休庭，这样才有充分的时间吃午餐。”

审讯中出现了一些极为悲伤的时刻，特别是当皮特泽尔太太出现在证人席上时。她穿着一件黑裙子，戴着一顶黑帽子，披着一件黑披肩，看起来苍白而哀伤。她经常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将头埋在手掌中。格雷厄姆向她展示了爱丽丝和内莉的信件，并请她辨认笔迹，这令她十分震惊。她崩溃了。霍姆斯一直面无表情。“他的脸上显示出极为冷漠的神情，”《费城公众纪录报》的一位记者说，“他记着笔记，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仿佛他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一封商务信函。”

格雷厄姆问皮特泽尔太太在一八九四年霍姆斯将孩子们带走后，是否见到过他们。她回答的声音轻得几乎让人听不见：“我在多伦多的停尸房见到了孩子们，他们一个挨一个躺在一起。”

旁听席上的男士和女士们纷纷掏出了手帕，仿佛法庭里突然下了一场雪。

格雷厄姆称霍姆斯为“世间最危险的男人”。陪审团判他有罪，法官对他判处绞刑。霍姆斯的律师对该判决提出上诉，但是失败了。

在霍姆斯等待处决的过程中，他准备了一份长长的供词，这是他的第三份供词。他承认自己杀死了二十七人。和前面两份供词一样，这一份也混合着真相和谎言。有些他声称谋杀了的人其实还活着。他究竟杀了多少人成了永远的谜团。但至少有九个人是确定的：朱莉娅·康纳、珀尔·康纳、艾米琳·西格兰德、威廉姆斯姐妹、皮特泽尔及他的孩子们。所有人都认为他还杀了更多的人。有人甚至估计他杀死的人的数量高达两百，但这种夸张的推测即使是对于他这种嗜血狂魔而言也太多了。盖尔侦探认为，如果平克顿侦探所没有追上霍姆斯，并且没有在波士顿将他逮捕，他会将皮特泽尔家的其他成员都杀掉。“毫无疑问，他已经计划好谋杀皮特泽尔太太、黛丝和宝宝沃顿了。”

霍姆斯自己的供词中也有很明显的撒谎痕迹，或者至少是深度的自欺欺人，他写道：“我确信，自从我入狱以来，我之前的外貌和体型都不幸地有了可怕的转变……我的头和脸开始逐渐拉长。我深信自己开始变得像一个恶魔——这样的外形转变已经基本完成。”

不过，他对杀死爱丽丝和内莉的描述却是真实的。他说，他将女孩们塞到了一个大箱子里，在箱子顶部开了一个豁口。“我把她们留在那儿，等到我回来以后可以从容地杀死她们。下午五点，我从邻居那儿借来一把铲子，还去皮特泽尔太太的旅馆看了她。然后我返回自己的旅馆，吃完晚饭，在七点再次返回囚禁孩子们的房子，把煤气灌到箱子里，结束了她们的生命。然后我打开箱子，开始观察她们乌青而变形的小脸蛋，最后，我在房子的地下室里为她们挖了浅浅的坟墓。”

他谈到了皮特泽尔：“从我们认识的那一刻起，我就打算杀了他，即便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有家庭，并且后来会为我的嗜血欲望提供额外的受害者。”

由于担心自己遭到处决后会有人偷走尸体，霍姆斯向他的律师们交代了后事。他拒绝尸体解剖。他的律师们拒绝了一起以五千美元交换他尸体的请求。费城的威斯达研究所想要他的大脑，这个请求也被律师们拒绝了，这令管理着威斯达研究所有名的医学标本的弥尔顿·格里曼感到非常遗憾。“这个男人不仅仅是一个冲动行事的罪犯，”格里曼说，“他还是一个研究犯罪、规划自己事业的人。他的大脑或许会为科学提供宝贵的帮助。”

一八九六年五月七日上午，再过几分钟就到十点了。吃过有煮鸡蛋、干面包片和咖啡的早餐后，霍姆斯被押送到了摩亚门森监狱的刑场。这个时刻对看守他的狱警而言十分艰难，因为他们喜欢霍姆斯。他们知道他杀了人，但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杀手。一位名为理查德森的副主管在准备套索的时候看起来十分紧张。霍姆斯转向他，微笑着说：“不用急，伙计。”十点十三分，理查德森拉开了活门，霍姆斯被绞死了。

根据霍姆斯的指示，一位名为约翰·J·欧诺克的殡仪人员雇了工人在一副棺材里灌上水泥，然后将霍姆斯的尸体放进去，在上面浇灌了更多的水泥。他们将他往南边运送，穿过乡间送到了圣十字公墓，这是一处天主教的墓地，位于费城南部的特拉华郡。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副棺材运到了墓地的中央墓室里，那儿有两名平克顿的侦探彻夜守卫。他们轮流在一个松木棺材里休息。第二天，工人们打开了一座双棺墓穴，同样在里面灌上水泥，然后放入了霍姆斯的棺材。他们在上面浇灌了更多的水泥，然后封上了墓穴。“显然，霍姆斯的意图是要全方位保护他的尸首不受科研机构、装有酸液的大桶及匕首的侵扰。”《费城公众纪录报》如此报道。

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霍姆斯说他自己是恶魔的言论似乎显得颇有道理。盖尔侦探生了重病。摩亚门森监狱的监狱长自杀了。陪审团的主席在一次古怪的事故中触电身亡。主持霍姆斯临终祈祷仪式的牧师被发现死在了教堂的院子里，死因不详。艾米琳·西格兰德的父亲在一次锅炉爆炸中被离奇地烧死。而且地区检察官乔治·格雷厄姆的办公室毁于一起火灾，只有一张霍姆斯的照片完好无损。

赫尔曼·韦伯斯特·马盖特（化名H.H. 霍姆斯）的坟墓没有任何石头或墓碑做标志。他被埋在圣十字公墓一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秘密，只在一本古老的登记册上有记录，显示他的墓穴位于第十五区第十排第四十一组，在三号墓穴和四号墓穴之间，旁边就是墓地工作人员称为拉扎勒斯道的小径，是以《圣经》里那个起死回生的人命名的。登记册上还标注有“十英尺的水泥”。墓穴周围只有一块开放型草地，旁边是一些老旧的坟墓，埋葬着小孩子，还有一位在一战中阵亡的飞行员。

没有人来霍姆斯的墓前献花，不过他并没有被彻底遗忘。

一九九七年，芝加哥警方在奥黑尔机场逮捕了一位名叫迈克尔·史瓦哥的医生。他最初的罪名是欺诈，但是警方怀疑史瓦哥涉嫌连环杀人，通过使用致命剂量的药物谋杀医院的多名病人。最终，史瓦哥医生认罪，承认犯下了四起谋杀，不过调查人员认为他杀死的人远不止四个。在机场将他逮捕时，警察在他的所有物中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摘抄了一些书上的片段，有的是用于激励自己，有的是因为产生了共鸣。其中有一个片段摘抄自《酷刑医生》，这是一本关于H.H. 霍姆斯的书，作者是大卫·弗兰克。这一段文字试图让读者走入霍姆斯的心灵。

“他可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告诉自己，他就是世界上最有权力、最危险的男人之一。”史瓦哥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他能感到自己就是伪装了的神。”

奥林匹克号上

在奥林匹克号上，伯纳姆等待着关于弗兰克·米勒和他乘坐的船的最新消息。就在起航前，他亲笔给米勒写了一封长达十九页的信，敦促他参加林肯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林肯委员会即将挑选一位设计师来设计林肯纪念堂。伯纳姆和米勒强烈推荐来自纽约的亨利·培根，伯纳姆相信他先前对林肯委员会说的话应该很有说服力。“不过——我知道，当然你也知道，亲爱的弗兰克……当狗一背过身去，老鼠就又跑回来，开始啃咬老地方了。”他强调，米勒来参加下一次会议是十分重要的，“你一定要出席，并且重申真正的议题，告诉他们必须选一位我们有信心的人。我充满自信地把这件事托付给你了。”他自己写好了信封，确认了美国邮局投递的地址：

尊敬的F.D. 米勒
即将登上
泰坦尼克号邮轮
纽约

伯纳姆希望当奥林匹克号到达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点时，他会发现米勒还活着，并且能给自己讲一些旅程中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不过在夜里，奥林匹克号回到了通往英格兰的原路线上。另一艘船已经赶到了泰坦尼克号附近。

但奥林匹克号返回原路线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两艘邮轮的建造者——J. 布鲁斯·伊斯梅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也是船上少数幸存的男乘客之一，他执意不让其他幸存者看到这艘失事邮轮的复制品前来营救。他担心这样会带来过大的打击，并且对白星航运公司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屈辱。

泰坦尼克号灾难的严重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伯纳姆失去了他的朋友。服务员失去了他的儿子。威廉·斯特德也在泰坦尼克号上，最终溺水而亡。一八八六年，斯特德曾在《蓓尔美街报》上提出警告，如果航运公司继续运行没有配备足够救生艇的邮轮，将很有可能发生灾难。后来，一位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者说当时听到斯特德说：“我觉得没出什么大事，还是回去继续睡觉吧。”

那一夜，伯纳姆的特等舱房里一片沉寂。在北边某处，他最后一位好朋友冻僵的尸体正在北大西洋异常平静的海上漂浮着。伯纳姆打开自己的日记本，开始写日记。他感到刺骨的孤独。他写道：“弗兰克·米勒，我深爱的人，正在那艘船上……因此，我和世博会上最好的伙伴之一的联系就这样切断了。”

伯纳姆只多活了四十七天。当他和家人旅行到海德堡时，他已陷入昏迷。这显然是糖尿病、结肠炎及脚部感染并发的结果，一次食物中毒让这些病症纷纷恶化。他于一九一二年六月一日去世。玛格丽特最终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市，在那儿她经历了战争、传染病、毁灭性的经济萧条，然后又是战争。她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去世。夫妻俩都被埋葬于芝加哥的雅园墓地，在墓园唯一的池塘里的小岛上，约翰·鲁特就在附近长眠。同样被埋葬于此的还有帕玛、路易斯·沙利文、哈里森市长、马歇尔·菲尔德、菲利普·阿莫尔，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他们被埋在墓室或普通坟墓里，有的墓室十分简约，有的十分宏伟。帕玛夫妇仍然傲视群雄，仿佛高度在死后仍然很重要似的。他们的墓室活像一座雅典卫城，有十五根大柱子，伫立在墓园唯一的高地上俯瞰着池塘。其他的墓穴聚拢在周围。在天朗气清的秋日，你似乎可以听见上好的水晶杯互相碰撞的清脆声响，听到丝绸和羊毛的沙沙声，甚至可以闻到昂贵的雪茄的味道。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止境的杀人/〔日〕宫部美雪著；王华懋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1

（宫部美雪作品）

ISBN 978-7-5442-6366-5

Ⅰ.①无…  Ⅱ.①宫…②王…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259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103

NAGAI NAGAI SATSUJIN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1992 MIYABE Miyuk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bunsh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ACCOON AGENCY INC.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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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警察的钱包

勒索者的钱包

少年的钱包

侦探的钱包

目击者的钱包

死者的钱包

老友的钱包

证人的钱包

部下的钱包

凶手的钱包

再次回到警察的钱包

警察的钱包

1

我在深夜被吵醒了！

首先，我听到脚步声，主人沉重的脚步声。主人踩着客厅的榻榻米走了过来。

主人这阵子体重剧增，所以我不会听错，虽然以前有时我会把主人的脚步声跟瞒着主人偷偷来看我的太太的弄错。

主人拿起外套，穿上袖子，响起一阵沙沙声，我微微晃了晃，便理所当然地安坐在主人的胸前。

这里是我的老位置，比我更接近主人心脏的，只有主人的警察手册。我从未与他有过交谊。他比我年长许多，总是很忙，或是装作很忙，出于职业的关系，喜好沉默。

“要去哪里？”

太太的声音响起。

主人只回了一句“市里”。这对夫妻的对话总是这样。这是某种仪式吗？

“钱够吗？”

“暂时还够，不够的话再取就好了。”

太太没有作声。正如主人所说，但他甚至没有掏出我来确认。

我，是主人的钱包。

“路上小心。”

在太太的嘱咐声中，主人带着我走出家门。外面刮着十二月的风，穿透了主人的大衣。虽然我见不到，但是想来主人的大衣已经相当陈旧了。

主人缓步前行。他总是这样，或许是提不起劲，或许是筋疲力尽。

据说主人为了养胖我，从事逮捕罪犯的工作。若是有人问起，主人都这么回答。

尽管这是主人独树一帜的自嘲，我还是忍不住心生同情。

我从来没有被养胖过。

我和主人认识很久了。我没仔细算过有多久，而且这也非我能力所及，但似乎是快七年了。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刚才主人与太太有这么一段对话。

“这个钱包已经很旧了。”

“哦？”

当时主人正拿着我，似乎打算确认我怀里的内容，旋即又准备收进老地方。太太走过来，把我拿了过去。

“边角都磨破了。都退成淡褐色了。”

“还可以用很久。”

“你记得这是什么时候送给你的礼物吗？是孩子的爸四十岁生日的时候！”

太太都称主人为“孩子的爸”。

“哦？我一直以为是父亲节的时候。”

太太笑出声来。“那一年我和凉子商量，把你的生日礼物和父亲节礼物一并送了，因为这钱包挺贵的。”

凉子是主人的女儿。她一脸认真地盯着陈列我和同伴的展示柜，那张脸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如今这位凉子小姐，明年春天就要上大学了。“那一年花了笔大钱哪。”主人低声说。

太太回应：“嗯，这倒是真的。”

买了我之后没多久，主人买了房子。房屋贷款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现在，支出已经困难到难以应付的地步。或许这个家原本就是靠主人的力量无法支撑的昂贵商品。

服侍在主人的心脏一侧，目睹着钱财进出的我，非常了解这情况。我很清楚这段对话对主人夫妇而言有多么沉重。

他们在这个月里频频商量是否卖掉房子。

主人说没必要如此悲观，夫人则坚持要卖掉。

“趁还来得及。”太太说道。这件事不管他们怎么谈都没有结果，往往都因主人要出门上班而不了了之。

七年来，我有些耗损了。主人及主人的家计也有所耗损。

“今年生日就送你钱包吧。真皮的，很好的那种。这个都用了七年，够了。”

太太把我交回主人手里。

“这个还能用。”主人说道，“还是说用旧钱包很丢脸，你不喜欢？”

太太沉默以对。

“买了房子之后，穷得连钱包都买不起，实在叫人笑不出来哪。”

片刻之后，太太悄声说道：

“何必说得那么尖酸？”

太太不止担心钱。她也担心主人，担心主人身负繁重的工作，担心主人的健康每况愈下。即使不担心钱，警察本来就是令人心力交瘁的职业。

她想，那样的话，至少卖掉这房子，多少可以让主人轻松一点。

主人应该也明白她的心意。

我同时也感受到主人在害怕，他在害怕自己，这个时候他总会轻轻地抚着摆放我的位置，也就是心脏。

然后叹息。

今晚，主人坐在出租车上也做了好几次这样的动作。就在我想着主人日渐耗损的心脏时，主人下车了。

2

“部长刑事[1]。”

一个年轻的招呼声响起。主人停下脚步。

“啊，我来晚了。辛苦你了。”

“在这里。很惨！”

主人加快脚步，风也更加强劲地扑面而来。

传来喧闹的人声——人很多。警车的无线通讯像被风扯断似的断断续续传来。

“肇事逃逸吗？”

主人蹲下身。我大大地倾斜了。

“……这还真惨。”

“不是被撞飞的，好像是被拖行。”

主人站了起来，可能是在环视四周。

“身份呢？”主人问道，并取出笔记本。

“森元隆一，三十三岁，住址是……”

主人记了下来，手腕不停动着。

“他的钱包掉在后方十米处，里面有驾照。钱没掉，有两万多。”

“和驾照上的照片对比，确定是本人吗？”

主人稍作停顿，然后笑了起来。

“哎，别露出那种表情。也有可能是事故之前，不相干的人掉的！”

“有那么巧的事吗？”

“不能说绝对没有。”

年轻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很明显不太高兴。

“早就比对过了，确定是本人。”

“不好意思，是我来晚了。我家不比你们值班宿舍，是离市中心单程一个半小时的地方。”

“反正也有人说拿死者生前的照片来对比也没用，都撞得烂成一团了。”

主人随即制止道：“不许这么说。”

年轻的声音沉默了。

“家属呢？”

“打电话到驾照上的住址，没人接。”

“不是电话答录机吧？”

“对。”

“没有通讯录之类的？”

“嗯。”

“钱包里有名片吗？”

“有。”

“是本人的吗？”

“对。他是东洋工程公司的职员。”

“那就给那里打电话，应该会有警卫之类的。让对方提供紧急联系电话，找到同事或上司的话，就找得到家属。”

接着主人四处徘徊，偶尔与人交谈。

主人的脚步声在途中某处变得不一样了，是一种沙沙声。可能是走在未经铺设、像草皮之类的地方。

传来分派、查问工作的声音。来来往往、接近又远去的众多脚步声。远处传来的机械杂音是摄影组的拍摄声。因为和主人朝夕相处，这些声音我都听惯了。

“好，抬出去。”粗粝的声音下达命令。主人开始和那声音交谈。

“你的看法？”粗粝的声音问。

“还不能说什么。询问过发现的人了吗？”

“不，还没有。是名路过的女子。醉得厉害，通报一一〇后，就……”

粗粝声音的主人似乎用手比画着什么。根据主人说“哎呀哎呀”这一情况判断，可能是在做呕吐的动作。

“她在休息。我想也该询问她事情的经过了。”

“是年轻女孩吗？”

“二十二三岁吧。”

“喝得烂醉，而且在这种时间独自走夜路？”

“听说是和男伴吵架了。”

“真是个狠角色。”

“时下的女孩子啊！”

主人抚了一下我所在的胸口。我想他应该是下意识的，可能是想起了女儿。

接着主人把手放在腹部，停顿片刻，说道：

“被害人没有别领带夹！”

粗粝的声音回道：“啊？是吗？”

“嗯，我没看到。那种东西，就算被车撞了，也不可能会掉到哪儿去，可能是本来就没有吧……”

“你很在意吗？”

“有点。”主人语带笑意地说，“但我想应该没什么大不了。”

粗粝的声音不置可否，只是如呻吟般说道：

“这一带可能不太会有目击者。”

看来这里似乎是杳无人迹的寂寥之地。

“正是适合杀人的地点。”主人若无其事地说。

“你觉得是有预谋的？”

“还不能断定。”

“因为被拖行吗？”

“我不认为是单纯的意外。头部被殴，似乎受了致命一击。”

粗粝的声音沉默半晌之后说：

“来了。就是她。”

我相当惬意地听着那名女子的声音。有些低沉，却非常清晰嘹亮。是个狠角色。

她自称三津田幸惠，在百货公司上班。

“已经好多了吗？”主人问道。

“看了那么恐怖的东西，没那么快平复的。而且，好冷。”

主人说：“要不要戴上帽子？会很暖和。”

“我一直以为连帽外套的帽子不是拿来戴的。”幸惠小姐惊讶地说，“是装饰用的吧？不过，你说得也是。”

她好像戴上了帽子。

主人问道：“你是怎么发现那具尸体的？”

“在我甩掉男人时。”

主人和粗粝声音的主人都沉默了。幸惠小姐的笑声有些干涩。“对不起，我从头说起。”

幸惠小姐所说的“男人”，是她今晚在常去的小酒吧里刚认识的上班族。那人想送她回家，当然这并非出于骑士精神。

“我不是那么随便的女人。我想巧妙地甩掉他，于是说自己喝醉了，在中途下了车。这条路是回我住处的捷径。”

“你可以告诉我们下车后到这里的路线吗？”

主人在幸惠小姐的带领下移动步伐。我似乎又听到了沙沙的脚步声。

回到现场时，那个声音粗粝的人似乎被叫走了，只剩主人和幸惠小姐两人。主人马上问起她去的小酒吧的名字，以及“男人”的名字。幸惠小姐说不记得“男人”的名字。

“或许他还在那一带徘徊。”她一脸不悦地说。

“你发现尸体的时候是独自一人吗？”

“对。吓死我了。”

“有没有听到尖叫或别的声音？”

“没有。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也没有看见汽车或人影吧？”

“嗯，什么都没看见。除了那具可怜的尸体。”

“一个人走在这种地方，你不怕吗？”

“比和不怀好意的男人走在一起安心多了，而且当时我满脑子只想甩掉他。愈是这种时候就愈看不到警察的影子。”幸惠小姐严肃地说，“我也不喜欢走这条路，而且我跟这起意外无关。你们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吧？”

传来主人合上笔记本的声音，接着他平淡地问道：

“你为什么说谎？”

一阵漫长的沉默。

“你说我说谎？”幸惠小姐的声音有些颤抖。

“没错。”

“你怎么知道我说谎……”

幸惠小姐说到一半，忽然闭嘴。不一会儿，传来靠近主人的脚步声。

“我现在不能说，拜托你，请你谅解。”幸惠小姐走近一步，“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请给我一些时间。我不会逃走的。”

她压低了声音。“我不会亏待你的，真的。”

我感到忧虑，因为主人的心跳加快了。

“是真的，我跟你约定。”

幸惠小姐再次低声说时，那个声音粗粝的人一边说话一边走了回来。主人连忙开口：

“谢谢你的协助。今后可能还会麻烦你，但是今晚这样就行了。我派人送你回家吧。”

这天晚上，终究没能和被害人的家属联系上。森元隆一的上司赶到现场认尸。

“据那名上司说，死者已婚。”刚才那个年轻声音报告道，“他老婆去哪里鬼混了？丈夫都被杀了。”

主人没有回答，静静地抚着胸口。

3

翌日，直到临近中午，才见到被害人森元隆一的妻子森元法子。

主人一直和那个年轻的声音在一起。两人在森元家前面等了整整一晚。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监视森元太太是否会回家也无妨，因为丈夫陈尸在外，而且时值深夜，妻子却行踪不明。

法子终于回家了，但并非独自一人。她和一个女友在一起，听说昨晚就住在那个朋友家。

主人与部下在例行的自我介绍之后，表明来意。那当然是通知隆一已死的噩耗。

“啊！”一声惊叫之后，便许久没有听到法子的声音。接着引发了一场骚动，好像是她昏倒了。

我听到的只有“太过分了”、“怎么会这样”、“振作一点”等断断续续的话语。

主人几乎没有插手，完全交给森元太太的朋友及那声音年轻的部下处理。因此我也在一旁落得清闲。

不久，局面稳定下来，传来主人及部下与法子的朋友交谈的声音。

“我想她休息一下就会恢复了。认尸时，我可以一起去吗？看她的样子，实在令人担心。”

主人允诺用警车送她们过去。

这位朋友自报姓名，叫美浓安江。

“我和法子以前在同一个地方上班。”

她说那是一家位于下町的保险代理公司。法子，当时叫山冈法子，因结婚而离职，安江小姐也换了工作。

“恕我失礼，你结婚了吗？”主人问道。

“不，我是单身。这一点都不失礼。”

“法子女士到你家住，是常有的事吗？”

“嗯。除了我和别人同居的时期，这是常有的。”安江小姐爽快地说。

我感到不对劲，安江小姐太过爽快了。主人是否也感觉到了呢？

过了一阵子，法子醒过来，走了出来。所有人都坐上警车，前往警局。

侦讯法子总共花了两个小时。

主人与部下再次诚恳地致哀之后，便利落地讯问。法子也简洁地回答：“是的，外子昨晚预定晚归。他说忽然有了内部稽查……外子是会计科主任。于是我就去美浓那里玩。嗯，这事外子也知道。他说就算他回家也只是换身衣服，马上会回公司，我不在也没关系……”

“你知道有谁对你先生怀恨在心吗？”

主人这么问时，法子大感意外地笑出声来。

“怎么会？不可能。这只是一起意外吧？”

被害人的父母及法子的母亲也抵达警局了，此时法子才痛哭失声。

随后美浓安江靠近我的主人说道：“唉，警察先生，法子真的是和我在一起。”

主人沉默不语，可能是在看着安江小姐。

“你在意这件事吗？”主人问。

“嗯。法子好像被怀疑了！”

我想，安江小姐会故作爽快，是不是为了自以为被冠上杀夫嫌疑而害怕不已的朋友着想，希望让她看看乐观的一面？

主人没有对安江小姐说话，但是事后他对那声音年轻的部下说：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什么？”

“被害人的老婆。她接获通知后，一次也没问过我们。”

“问什么？”

“撞她丈夫的人呢？抓到了吗？还是逃走了？我们什么都还没查到吗？她竟然对这些都毫不在乎……”

第二天下午，森元隆一的死因查明了。是头盖骨骨折及大范围脑出血。森元应该是被车撞倒并拖行，濒死之际遭人猛烈殴打头部而断气——侦查会议上如此报告。

他死得很惨。

森元在三家保险公司均有投保，人寿险总额高达八千万元，受益人是法子。

我又感觉到主人的心跳加快了。主人在会议中想站起来却不支倒地时，心跳的速度依然没有变，直跳个不停。

4

“再这样下去，你会因公殉职的。”

是太太的声音。我现在在衣架上的外套口袋里。主人好像躺在床上。这里是医院。

“男人都是这样，就只会逞能。”

太太心情很不好，这是理所当然的。

“医生说最好检查一下循环系统。”

“哪有那闲工夫？”

“等到化成骨灰就来不及了。”

“与其卧病在床，倒不如爽快死了才是为你和凉子好。”主人粗鲁地说完后，奇怪地笑了，“这么说来，要是我死了，房贷就可以付清了。因为有保险！”

一阵沉默之后，太太说：“我说，还是把房子卖了吧。”

这次换成主人沉默了。

“有什么关系？一辈子租房子住的人不也多得是吗？”

“卖了又怎样？”

“会有一笔钱，每个月不用付贷款的话，你也可以放心休长假，不是吗？”

“……”

“稍微休息一下吧，求求你。”

“凉子上大学的话，又要花钱了。我赚的又少。”

“别说这种话。我明知警察的薪水微薄，还是选择和你在一起。”

“那是……”

“我没有任何不满。你不要勉强自己。”

“我不要紧。”

“你再这么说，真的会没命的，老公。”

太太只有说教的时候，才会叫主人“老公”。

“我很早以前就在担心了。你老是胸口难受。”

主人抚着我所在的位置时都露出那种表情吗——我心想。

“警方又不是靠你一人独撑的。就算休息……不，就算辞职也没关系！你要大公无私也没关系，但是老公，你也得为自己想想啊！”

“我想了啊。”

“那把房子卖了吧。让自己轻松一下，好不好？”

“轻松下来，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我会去工作。”

主人忽然笑了出来。

“你能做什么？别说养这个家，能赚点零用钱就该偷笑了。”

“所以把房子卖了吧！”

太太以前所未有的顽固穷追不舍。

“凉子迟早会嫁人，你和我用不着住那么大的房子！”

“别说傻话了。那还是很久以后的事。”

为了打住话题，主人似乎坐了起来。

“把钱包拿来，我要去打电话。”

太太走过来将我取出。就像她总是背着主人这么做的时候一样，偷瞄我的怀里。

我的内侧有两个夹层。其中一个装着主人的银行卡等物品，另一个装着厚纸般的东西。自从我来到主人身边，它就一直放在里面。

那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谜。主人从未将它取出，也没有去触碰。

但是此刻太太将那东西拿了出来。

“老公，你一直很宝贝地带着这个吧？”

主人的声音有些狼狈。

“你怎么知道？”

“我有时候会偷看你的钱包。如果没什么钱，就放一些进去。你都没发现吗？”

主人粗鲁地说：“把钱包拿来。”

太太把我交了过去，说：“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所以……”

后半句话一起被门关上了，没法听见。

数日之后，主人回到了工作岗位。

5

一旦有案子，主人就得四处奔波。这次也不例外。

沙、沙、沙。是在现场附近走动吧？然后静静地思考。

主人在想什么呢？会不会是幸惠小姐的事？和她约好的事，后来怎样了？

主人不想事情的时候，是和声音年轻的部下在一起。部下以一种报告的语调说：

“法子在邻里之间的风评不太好。说她很招摇，爱寻欢作乐……”

“夫妻感情如何？”

“听说没有争吵。被害人好像很疼太太。”

“他太太的交友情况如何？”

“有绯闻。”

主人抚着我所在的一带。

“附近的主妇曾经在森元家附近的路上，两次看到森元法子从白色轿车里出来。那不是她丈夫的车，听说驾驶座上坐的好像是个男的。”“当然那不是她丈夫。”

“嗯。”

主人拍了拍外套。

“可是，有不在场证明。”

“无懈可击。”

不用说，这指的当然是森元法子。但是现在我更在意三津田幸惠。

“关于死者的衣着，”主人问道，“已经请东洋工程的人确认了吗？”

年轻的声音立刻回答：“噢，领带夹的事吗？嗯，我问过了。听说案发当晚，他离开公司之前都还夹着。是银色领带夹。”

“哦，别了啊……”主人重复道。

“现场没找到。”

“怎么会不见了呢？”

年轻的声音满不在乎地说：“那是小东西，会不会掉到别的地方了？比如汽车撞击时弹到草丛里之类的。”

主人缓缓而慎重地问：“有可能吗？”

“什么？”

“我是说别得好好的领带夹，会轻易弹开吗？纽扣还说得过去，可是那领带夹，有可能吗？”

年轻的声音沉默了。不久，他不满地说：“天知道，我也不清楚。那种东西不管怎样都没关系吧？我觉得这跟案情应该无关。”

尽管那狂妄的口气让人不敢领教，但是我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该在意的不是什么领带夹，而是一副另有隐情模样的三津田幸惠才对。

主人与三津田幸惠交谈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里是咖啡厅，可我不知道是哪里，也不知道她和主人是什么时候约好的。

但是我觉得我知道主人心里在想什么。主人的心脏怦怦跳个不停。

主人打算让她收买吗？

“你为什么说谎？”主人直言不讳。

“当时我和别人在一起，”幸惠小姐低声回答，“我和他的关系不能曝光。”

“我可以想象。”

“不，不是那样的，不是那种单纯的外遇。”

幸惠小姐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生气。

“我们考虑结婚。可是他有妻子……要是不能顺利离婚就糟了。不能被他妻子发现我，否则就……”

“对方有意和你结婚不就好了？用不着躲躲藏藏的。”

“要是他妻子知道了，就会意气用事，不肯离婚。那样我会很为难。”

“我不太清楚，但不是有审判或调停等方法吗？”

“有责配偶是不能申请离婚的。这样就得等上几十年……”

“所以你当时才会隐瞒有两人在场？”

“是的。”

不久，幸惠小姐战战兢兢地问：“警察先生，你怎么知道我说谎？”

“当时你的鞋一点都不脏。”

我想象幸惠小姐纳闷不解的样子。

“如果你走过你所说的那条路，鞋子应该沾上污泥才对。”

沙、沙、沙——那是一条会发出那种脚步声的路。

“但是你的鞋就像刚擦过一样。你在发现尸体后感到不适而呕吐，所以鞋子上有污渍。但我认为你被卷入案件之前鞋子并没有被弄脏，所以应该是坐车来的。”

“然后，你认为女人宁愿说谎也要隐瞒的事大都是为了男人。”幸惠小姐低声说。

“你看到了什么？”主人直接问道。

“我什么都没看到。请你当作我没看到。”

主人没有回答。

“我们商量过，要付给你一笔钱。所以我才请你给我时间。我们做个交易吧。我说不会亏待你，指的就是这件事。我想你应该也明白。”

主人的心跳加快了。

“就是因为明白，你当时才没有告诉别人我说谎的事，对吧？”

主人缓缓地回答：“是啊。”

我想起了太太的话：把房子卖了吧……

“这里有一百万。不够的话，我可以再出一百万。他很有钱。他有事业，而且很成功。”

响起了沙沙的声音。

“你会收下吧？这样一来，我们就什么也没看见，他也不在那里，对吧？”

“你看见什么了吗？”

“如果你愿意收下钱，我就不能说了。我什么也没看见啊！”

“我会保密的。”

“我不信任你。要是我说出看到的事，你就会呈报上去吧？说你取得了这样的目击证词。你们会根据证词展开调查，而且也不可能只有你一人单独去调查吧？那我们是目击证人这件事就会曝光。”

幸惠小姐这番话确实正中主人要害。

“我们并没有好心到愿意与他人扯上关系而葬送自己的幸福。就算是再小的风险，我们也不想冒，只要能够避险，愿意不择手段。即使是这么一大笔钱，也在所不惜……你是要收下钱接受我的谎言，还是当作没这回事？哪一个？”

我在心中默念。尽管觉得不可能传达到，却依然默念。

主人啊，不可以收那笔钱。不能用那笔钱养胖我。

森元隆一或许是因为保险金被杀的。幸惠目击的或许是破案的线索。

不能为了钱视而不见。

主人站了起来，可能是因为这样，幸惠小姐呵呵地笑了。主人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不久便跨步走了出去。

两人来到外面。

“那么，就这样。”幸惠小姐说道，声音里带着同伙的笑意。

主人依旧无言。

我被背叛了。我能做的只有希望主人不要让我抱着那笔钱。

主人默默地站在原地。

不一会儿，远方传来幸惠小姐的叫声。

“可恶！”

她的的确确是这么说的。主人笑了出来。

他笑了。

“我改变心意了。”他大声说。

幸惠小姐跑了回来。主人静静地说：

“我明天或许会前往拜访侦讯。你没有试图收买我，我也没有听到这样的提议，对吧？这件事我们互不相欠，忘了它吧。”

我感到莫名其妙。但是，主人迈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那晚主人回家了。

主人是在演戏吗？为了确认幸惠小姐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他不是收下钱了吗？

主人脱下放着我的外套，挂在衣架上，然后对太太说：

“今天我差点被收买了。”

“收买？”

“我是抱着这个打算出门的。”

我听见太太的叹息声。

“最后关头，我改变主意了。”

明明收了钱啊？

“幸好，对方穿的是连帽外套。”

听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幸惠小姐以为事情说妥了，安心地与主人告别。待她转过身时，主人将钞票偷偷扔进她的外套帽子里。

发现此事的她大叫“可恶”……

“把房子卖了吧。”主人说，“我开始害怕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你是说真的吗？”

“我无法为家人做什么，所以想至少给你们一个家。”

“我不是说过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吗？”

太太的话听起来很令人感动。

“我告诉凉子，你把买这房子时三个人在玄关拍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收在钱包里带着，凉子说‘爸爸真是纯情’呢！”

收在我的夹层里，像厚纸般的东西，原来是张照片。

数日之后，三津田幸惠小姐在侦讯时说出了一切。当然，同行的男子也和她一起。

他们目击到一辆轿车从森元隆一倒卧的现场逃逸。

是辆白色轿车。

“白色轿车到处都是啊。”

主人的同事呻吟道。

没错，尽管这不是决定性证据，却是开端。调查将朝这个方向展开。侦查总部决定约谈森元法子，将她列为重要关系人。

我的主人应该不会侦讯她了。主人现在在车站，他和为他作好住院准备的太太约在这里。

我没有忘记主人离开侦查科办公室时听见的那个年轻的声音，主人应该也不会忘记。那声音说：

“部长刑事，请好好休养，但是请你早日回来。我总是有种不好的预感，觉得这案子不会就此结束……”

[1] 指级别为巡查部长的刑警的俗称。日本警察职衔由上向下分为警视总监、警视监、警视长、警视正、警视、警部、警部补、巡查部长、巡查。

勒索者的钱包

1

我老是抽到下下签。

刚被买走的时候，我也是光鲜动人，非常漂亮。

“哦，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颜色！”也有人这么称赞我，让我心花怒放。

不过，那是个错误的开始。

我似乎是个非常花哨的钱包：外面装饰了许多闪闪发光的亮片，还有对巨大的金属扣。每次我一进手提包或口袋，其他家伙就会抱怨“挤死了、挤死了”。例如，我前任主人的一只眼镜盒就这么抱怨，那家伙还说：“你啊，太占空间啦！明明肚里空空，外表却夸张得跟什么似的。”老是欺负我。哼！居然这么说，他以为自己算老几。

那家伙啊，其实是只老花眼镜盒。我的前任主人是小酒吧的妈妈桑，年龄整整少报了十岁。虽然没被拆穿。

老花眼镜盒那家伙是见不了人的，绝对不会在人前被拿出来。他的性格乖僻得要命，一张嘴巴啰唆得要死。终于可以和那家伙分道扬镳，我真是爽死了。可是啊，这次的主人总是带着个硕大无比的化妆包，而这家伙的态度就跟她的身材一样，嚣张得要命，老是找我碴……

唉！讨厌，我的口才实在很差！要是不好好从头说起，大家是不会明白我是个多么不走运的钱包。

说起来，打我出厂就是个落伍的钱包。

我去不了百货公司，而皮革制品专卖店也看不上我。

他们说我“没品”，可那不是我的责任吧？是制作我的人缺乏“品位”吧？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所以，愿意陈列作为新品的我的，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是一家叫“一夜情”的店。

我当时就有不好的预感，根据是年轻女店员说话的口气，以及店长接电话给人的感觉等。那时，我还没这么刁滑，却也觉得有些粗鄙。

可是“一夜情”这店名，我也不觉得它有那么糟。如果问我，我是挺喜欢的。不过，我也实在笨透了。

我终于明白自己身处的立场——这种时候，说是立场也可以吧。当然，我无法站立——是在三个像是初中生的女孩站在陈列我的展示柜前哈哈大笑的时候。

“哎哟！”

“竟然叫一夜情！”

“好下流！”

她们红着脸，一边笑闹一边跑开了。

我得声明，她们可不是在笑我！是在笑和我一起陈列的东西。

不久之后我才明白那东西是什么，因为我是和那家伙一起被买走的，被一个喝醉了的大叔。

大叔带着一个走路声音异常大的女人。她可能穿着三寸高跟鞋。偶尔也会传来锵锵的声音。

“这个送给小纪。”大叔肉麻地说，然后买下了我。

被称为小纪的花枝招展的女人说：“那，人家买这个送给你。”她买了我旁边的那个什么东西。大叔很高兴地说：

“买多一点也没关系！要是不够就伤脑筋了！”

接着两人咯咯笑了起来。

他们说那天是圣诞节，要交换礼物。买了那个东西的小纪把自己当成礼物送给了大叔。

小纪到底买了什么，大家都明白了吧。

我陷入绝望。我竟然和那种东西摆在一起！这就是我沉沦的开始。

小纪用了我不到三个月，当然大叔可能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真是大快人心。

小纪虽然厌倦了我，却也没有把我扔掉。她把我送给了一个认识的人，就是我刚才说的小酒吧的妈妈桑。

做那种生意，似乎不怎么轻松。妈妈桑独力打理整家店，手头却总是很紧……就算是别人用过的钱包，她也会收下。那个妈妈桑啊，不管别人给她什么，她都收，然而就算是流出来的鼻血，她也不会给人。

会和那个妈妈桑分开，是因为她把我弄丢了。

她真是个没有财运的女人。当时我怀里足足装了十二万元。

她被客人带去洗温泉，奢侈了一番。“太幸运了！”她可能是兴奋过头，在途中把我弄丢了。

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并不清楚，只知道是在室外，有很多行人。

妈妈桑可能也不知道她是在哪里把我弄丢的。或许她回到家才发现钱包不见了。

真是个粗心大意的女人。我被人捡到，送去了派出所，但是她始终没有来领我回家。她现在怎样了呢？有时候我会想起她……

当时捡到我的就是我现在的主人。她在温泉町当女招待，大家都叫她“路子”。

她非常珍惜我。这是当然的，因为托我的福，她平白得了十二万元！她叫我“万宝槌”[1]。万宝槌是什么东西？唉！随便啦！

她当上我的主人没多久就结婚了，此后改名叫葛西路子。

她是和店里的客人结婚的，那是个大嗓门男人。结婚以后，两人立刻搬到“东京”这座城市去了。

但是，她丈夫已经不在身边了。只撑了半年，我的主人就逃走了。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这样。要是我能够说话，真想在她结婚前告诉她：

“喂，等一下，为了你自己好，要重新考虑！会趁你不在时从我这里偷钱的男人不可能是什么好东西。”

但她是个滥好人，在被大吼“把钱拿来”、被打断两颗门牙之前，她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她哭哭啼啼地去看牙医，也把存款提了出来。两颗假牙花了三十万。我怀揣着那些要付给牙医的钱待在她怀里时，觉得她有那么一点点可怜。

恢复单身的她，在一家不怎么高级的小酒店工作，拼命想把我养胖。

“我捡到这钱包时里面有十二万，我到现在都很珍惜它，因为很吉利！”她这么说。明明从那次以后，她就再没遇到半点好事。

有一天，她上美容院，把装着我的手提包寄放在前台。她离开之后，前台的两个女孩窃笑道：

“哎，你看到刚才那个客人了吗？”

“简直就像把全部饰品都戴出来了！”

“你看她戴了几条项链！简直就是从印度来当亲善大使、盛装打扮的大象英迪拉嘛！”

看来，我似乎和全身挂得丁当作响、像水往低处流一般的女人特别有缘……

2

过着不怎么风光却也还算平静的日子的我们，有一天忽然和警察扯上了关系。

事情的起因是，我主人为数不多的客人之一，似乎死于车祸，而且不是单纯的肇事逃逸案，好像是杀人案。

警方怀疑死者的太太可能就是凶手。因为死者保了八千万人寿险。

很惊人吧！一生只要有那么一次也就够了，我真想抱抱那么多钞票！就算口子撑坏了也没关系。

被撞死的人叫森元隆一，三十三岁。他太太叫法子，二十八岁。法子婚前在保险代理公司上班，似乎对保险很熟悉。加上丈夫纵容，听说她相当招摇地在外头玩，好像有别的男人。

这不是很可疑吗？如果我是警察，也会起疑的。

可是，很遗憾，她有不在场证明这种玩意儿。丈夫被杀时，她和一个女友在一起。

于是警方认为法子可能是请人——和我主人谈话的警察说是“共谋”——杀害了自己的丈夫。警察真聪明。

我会知道得这么详细，是因为警察先生约谈了我的主人。

我的主人可能推说在上班，不方便，警察先生于是特地等她下班，在深夜营业的店里一边吃拉面一边谈。所以我能听到他们的对话。

我是私人物品，主人在店里工作时，我都被她放进皮包，收在上了锁的寄存柜。

所以我并不认识什么警察，只是通过主人的话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这不就更令人感兴趣了吗？

警察的声音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听到的。

“森元先生来店里的时候，有没有提过他太太的事？像是怀疑他太太有外遇，或是提起具体的人名之类。”

换言之，警察正在到处寻访法子和隆一共同认识的人，不管是怎样的交情，只想查出和法子感情好到愿意为她杀夫的男人。

哎呀，“查出”这词感觉有点专业，对吧？来找主人的警察先生，声音听起来非常年轻。我主人问他问题时，他净是用一堆艰涩的字眼回答。

这件案子电视之类的也报道了很多，法子以“重要关系人”的身份被警方约谈——这事我主人也知道。

“我还以为警方已经查出那位太太就是凶手了呢！”主人莫名客气地说道。

“所谓关系人，既不是嫌疑人也不是凶手。”

“只是关系人的话，或许是这样吧。可那位太太前面不是多加了‘重要’两个字吗？”我的主人说，“而且，我记得八卦节目上嚷嚷着，发现了同伙男子的白色轿车。那事怎么样了？”

我觉得好像看见了声音年轻的警察招架不住的表情。说到我的主人，是个超级好奇宝宝，而且还是那种“你不告诉我想知道的事，我也不告诉你”的人。

警察先生好像绝望了，向她解释道：

“那是有人说‘以前曾看见森元太太搭乘不属于自己先生的白色轿车’，同时又有人说‘在隆一先生被杀害的现场看到一辆白色轿车逃逸’，只是这样而已。”

警察不甚愉快地哼了哼气。

“这种事很可能只是单纯的巧合。光是东京市内，白色轿车就多得数不清。会为这种事吵翻天的只有媒体。”

虽然说得满不在乎，但那应该不是真心话。其实白色轿车这一发现也让警方觉得“不得了”，但是一实际调查，却成不了证据或线索——应该是这样吧。

谁要是逞强说了不服输的话，我马上就会发现。那种话我听得太多了。

我的主人沉默了一会儿。

好稀奇……我正这么想时，她不安地挪动身子，然后问：

“哎呀，那么，那位太太会被释放？”

警察先生叹了一口气。

“你听好了，森元法子女士并不是被捕，没有释不释放的问题。侦讯结束，她只是回家而已。”

“那，她现在悠闲地待在家里？”

“这我就不清楚了。”

警察到后来变成了恳求的口吻。

“唉，森元隆一先生有没有告诉你什么？无论什么事都行。听说他很照顾你，每次到店里一定指名你陪酒，不是吗？”

我的主人笑了笑。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与其这么说，倒不如说森元先生本来就不是个会随便提家事的人。案发之前，我连他太太的事，还有他没有小孩都不知道！”

接着她自言自语道：

“他会特别照顾我，大概是因为我和他太太不同，又笨又俗气，是个不起眼的女人。一定是这样。”

那晚，我的主人回家之后，开始忙碌起来。

我听到沙沙声，或许是在翻报纸。我也听到啪啦啪啦的声音，或许是在看其他的，对，像是相簿之类的。

平时她一吃完夜宵马上就睡了。我在这里的老位置是门边钩子上的手提包里，不过，不管她在哪里，我都听得到说话声和走路声。这房间很小。

她沙沙、啪啦啪啦地弄了好久，终于钻进被窝。可是她一次又一次地翻身。

然后，她呢喃道：

“八千万元啊……”

3

“是，敝姓葛西。是、是，没错。以前承蒙您先生多方照顾……请您节哀顺变。”

翌日，我的主人不到中午就起床，打了这通电话。

实在令人惊讶。平常这个时间，就算有人来找，她也会假装不在，继续倒头大睡。我这么想着，于是明白了。

她说：“以前承蒙您先生多方照顾……”

对方是森元法子！我的主人昨晚翻阅报纸，挖出名片夹，就是在找森元家的电话号码。

“晚了几天，真不好意思，我能不能去上炷香？我也有些话想跟您说……”

法子好像答应了。我的主人比平时花了更多时间打扮，出门时意气风发地抓起装着我的皮包。

她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

森元法子的声音非常甜美。

该说是娇滴滴吗？让我想起了小纪。

我的主人发出夸张的难过的声音，上了香之后，敲了敲小钲，大声地擤鼻涕。我待在她放在膝盖旁边的皮包里，听着这些声音。

法子夫人一直很安静。她几乎没有说话，直到话题变得奇怪为止。

我的主人忽然说：

“那八千万，你要怎么用？”

我吓了一跳。这人在说什么啊？

法子没有马上回答。这是当然的。

“我还没有想到这些。比起保险金，我更希望早日将杀害外子的凶手逮捕归案……”

“哎呀，真的假的？”

主人如此过分地质问，法子依然很冷静。

“什么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如果你是我，也一定会这么想吧？”

“这可难说！”

我的主人用假音笑道。在听到她下面这句话之前，我还以为她脑袋短路了。

“我从你先生那里听说了。”

“听说什么？”

“这阵子，老婆看我的眼神很奇怪，不知是不是勾搭上别的男人，开始觉得我碍眼了……”

沉默，沉默！

“那是什么意思？”

法子冷冷地说。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吧？他这么说，大概是一年前。对了，他还说：‘最近胃老是不舒服。我从学生时代脑袋就不聪明，只有肠胃是唯一可以傲人的地方……’”

“那又怎么样？”

“所以我就跟他说：‘很危险！或许你老婆开始给你下毒了。’”

有一次主人把一枚大别针装进我的零钱袋，我又痛又难过，觉得全身都快被撑破了。

我想起了那时的感觉。当时我待在主人的皮包里，如果可以，真想浑身颤抖一番。

“无聊。”

法子似乎忽然站了起来。

“请你回去。”她说。接着传来走出房间的脚步声。

我的主人像要追上去似的扯开嗓门。自从被前夫殴打之后，她从来没有发出过这么大的声音。

“少装模作样了！老公死了，你明明痛快得要命！”

这次两人在沉默中喘着气。

“是你杀的吧，跟男人联手的？”

我的主人说出了心里的话。

“可疑得要命。警察是不会漏掉任何蛛丝马迹的，连我这种只是你老公常去的小酒吧的陪酒女，他们都跑来查问了。他们在寻找揪出你马脚的东西。太太，要是你露出一点狐狸尾巴，那可就完了。”

“你的意思是你抓到了我的把柄？”

法子的声音自始至终都是那么甜美。

“天知道？是不是把柄，警方自会决定！”

“你刚才说的只是转述外子的话，不过是状况证据。你知道吗？”

她瞧不起我的主人。正因为她的声音是如此甜美，更令人觉得格外恐怖。

“哼，不是也有人因为那个什么状况证据被捕、送上法庭的吗？就是那个……”

我的主人说的是此前在电视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保险金杀人案。

“太太，你知道‘积沙成塔’这个成语吗？警方正在做这件事，堆成够高的山之后，你就会在上面被吊死。明白吗？”

“太可笑了。你说的根本就是不足取的玩笑话。”

“你不认为我除了刚才告诉你的之外，还知道别的事吗？太太，或许我已经掐着你的脖子了！”

我以为我要爆开了。

传来法子跌坐在榻榻米上的声音。

“你知道什么？外子跟你说了什么？”

我也想知道。

“没有人会笨得在拿到钱之前就把货交出去。”

我的主人成了勒索的人。

“……你要多少？”

“我想想，”我的主人咯咯笑道，“多少才好呢？太太，保险金什么时候会下来？”

“告诉我你知道什么的话，我就告诉你。”

法子说完，也和我的主人一样咯咯地笑。

两个人一起笑着，简直就像看着“一夜情”展示柜捧腹大笑的女孩一样。人愈是束手无策，就愈会放声大笑。

“我不奢求太多。”

我的主人诡异地放下身段。

“我不勉强你。就算不一次给也没关系。”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你说什么？”

“我们用的是同一个钱包。”

我不想变成法子的钱包，也不想再当这个主人的钱包了。

“为了钱谋害亲夫，只要有这个嫌疑，我就拿不到保险金。我手边没钱的话，也没法给你钱，事情就是这样。”

法子压低声音说。

“所以，彼此谨言慎行吧。不能再加重我的嫌疑了。”

我没看到，但是我觉得法子好像在嘴巴前竖起了一根手指。

“就算抓不到凶手，只要我没有嫌疑就行了。”

“就算抓不到凶手啊……”

我的主人声调平平地重复之后，思索片刻，然后说：

“太太，就算你想让我大意，再图谋不轨，也没用。”

“哎呀……”

“要是我有什么事，警方不会坐视不管。我可是熟知你先生的人啊。”

“这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法子声音甜美地说。

气氛缓和之后，我的主人试探般说道：

“唉，太太，我今天不想空手而回！”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钱还没有下来！要是存款够多的话，我也不会想要保……”

法子闭上了嘴巴。我的主人在喉间低笑。

“不是钱也没关系。”

法子沉默了。

“我从刚才就一直想着，你那条项链真是漂亮。那是绿宝石吧？是不是也有钻石呀？”

“……嗯，是啊。”

“我很喜欢项链，可是太太，我赚的钱只买得起假货。”

就这样，我的主人得到了那条项链。

临走之前，她忽然想起来似的问：

“太太，和你联手的男人到底是谁？”

法子不慌不忙地回答：

“我说啊，守住秘密本身就是件难事。你光是不把现在知道的事说出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必再增加非保密不可的事自找麻烦呢？”

她说这些话时，声音也非常甜美。

回家的出租车上，我的主人吹着口哨。她心情很好，一直跟司机搭讪。

“司机先生，人啊，有时候还是得豪赌一把呢！”

“你是中了赛马的大冷门吗？”

“是啊，没错。”

你问我这个时候在做什么？

我在努力回想捡到我和十二万元时那个感激涕零的女人的声音。那女人消失到哪里去了呢？

4

一成不变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

我的主人到店里上班，然后回家，吃完茶泡饭和泡面的夜宵之后，便钻进被窝。

我还是一样瘦巴巴的，一点都胖不起来。变胖的只有主人的梦，而且还是肮脏的梦。

至于案情的发展，我完全不清楚。新闻已经不报道了，警察也不再来了。难道法子就快要如愿以偿地拿到八千万元了？

不会这样的。警察加油啊！

我的主人偶尔会打电话给法子，有时候也会跟她要东西。

“什么不要太常过去——我知道要是被警方盯上就麻烦了，可是，太太，我的日子真的很难过！燃气费已经迟缴好几个月了，这个月再不缴，就要被停了。三五万的话，你应该拿得出来吧？拜托啦，我们都说好了……”

怎么样？明白了吧！我的主人在拿到巨款之前，似乎就是靠这样一点一点的敲诈来度日。虽然我没看到，但她大概是戴着那条项链。

因为那是战利品！

我的主人把敲诈来的钱装进我的怀里。

我逐渐变得漆黑。

就在翌日，发生了恐怖的事。

我的主人被袭击了。她被车追逐。

那天是酒吧的休息日。我的主人打扫完房间去买东西，然后去了弹子房。

她一去弹子房，通常都会玩到打烊才走。那天晚上也是如此。

她离开弹子房，步行回家。四周非常安静。我的主人住的那一带一到夜里就非常安静。

我待在她的大衣口袋里。她跑起来的时候，我便开始摇晃、摇晃、摇晃。

她跑啊跑，不停地跑。她气喘如牛，途中差点跌倒，却仍拼命跑，可是汽车的声音却愈来愈近。

轮胎发出声响冲了过来。

已经不行了！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她奔上道路左侧的住宅楼梯，我咚地摇晃了一下，听见汽车擦身而过的声音。

“那个女人，是那个女人。”

我的主人一开口就这么说。

“你想谋杀我，对不对！”

“我谋杀你？”

“别装蒜了，你想开车撞死我，不是吗？”

“哎呀，有这种事？有没有受伤？”

“装疯卖傻……”

“哎呀，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昨天晚上。后来我一直打电话给你，你都没接，因为你接不了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昨晚在朋友家！我可是有不在场证明的。”

“哼，大概又是叫男人干的吧？我告诉你，要是我现在死了，警方马上就会起疑。所以……”

“那辆车是白色的吗？白色的车到处都是，晚上飙车也不稀奇。”

“……你！”

“我来告诉你一件好事吧。我和你之间有圆满的协定，我已经很满足了，所以不可能杀你。可是，要是你因为交通意外或是煤气爆炸死了，不能怪到我头上吧。”

“你这女人……”

“生什么气？莫名其妙。我不可能‘谋杀’你的，只是叫你小心意外而已！”

“你的意思是，和对付你老公的手段不同，要布置成意外死亡，是吧？”

“这很难，非常难。要是别人稍有怀疑，那就完了，所以要耐着性子，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直到成功——”

法子笑了出来。

“我说啊，你想从我这里勒索巨款，可是有风险这种利息的。是你活着拿到了钱，还是我赢了，在不被任何人怀疑的情况下除掉你——就是这个风险。”

“……”

“要是怕了，就去请警方保护，如何？我无所谓。如果你打算放弃这笔钱，并且愿意被问罪，请便。你明知道凶手是谁，却默不作声，还想勒索凶手，这也是不折不扣的犯罪吧？”

“我……你这种……”

“就我个人的看法，你继续和我们之间的这场竞赛比较好。放弃的话太可惜了。”

叫出法子，想与她对决，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我的主人当晚便收拾行李，搬家了，不，是逃走了。

逃到法子和那个她不知是谁的情夫的魔爪伸不到的地方。

没错。我的主人因为利欲熏心，展开了一场赌上性命的捉迷藏游戏。

5

我的主人首先到以前居住的小镇，拜访以前的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搬到完全陌生的小镇。

她有时也会回东京，打探法子的情况。她会把法子叫到外头，偷偷会面，一点一点地向她勒索钱财，然后再小心留意不被跟踪，偷偷摸摸地回来。

简直就像白痴！根本就是在逃亡。

她不能让法子寄钱来，也不能要她汇过来。以我主人的脑袋，根本想不出其他方法，所以只能亲自出马。尽管如此，无论她再怎么小心，都无法摆脱不安，只好又搬家。

不仅如此，她还雇人（用假名雇的。我的主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种人了！）调查法子的生活，这当然是为了探听保险金有没有下来。

警方似乎还没有排除法子的嫌疑，保险公司也参照警方的判断，所以保险金似乎还得等。

她的调查费用也是从法子那里敲诈来的，这是不是就叫作恶性循环？

“在我还没拿到保险金之前，努力别死掉！”

法子说完便笑了……

真是段冗长的话，大家一定听累了吧？没办法，我口才不好，可是，马上就要说完了。

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捉迷藏总有一天会结束——我的这一想法是正确的。

现在，我待在主人外套的口袋里，随时都有可能掉落。

若问为什么，因为我的主人正被扛在肩上。

她被鬼抓到了。她终于被找到，游戏结束了。

那鬼是个男的。我想他就是和法子联手作案的人。

我主人现在的住处没有浴室，她都去澡堂洗澡。事情就是发生在她回家途中。可能是被跟踪了。她刚注意到有一辆车忽然靠近，人就被拖进车里了。然后很快地……

车开了一会儿，停了下来，男人扛出我主人的尸体。

男人走着，而我随时都可能滑落。

我主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

“等一下！等一……”

就这样，短促得可怜……

啊！

我掉到地上了。男人逐渐远去。我主人披散的头发从男人的肩膀上倒垂下来。

这是个荒凉的地方。放眼望去，一片黑暗。这样，谁都找不到我和我的主人了。

我的主人会被怎样丢弃呢？会被怎样布置成意外死亡呢？

第二天，我被捡走了。

捡到我的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女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近视，她拿起我之后，把脸凑近仔细端详。她的脸颊有着细细的毛。

她好像正在慢跑。在锻炼身体！

她是个巴士导游，还是个新人，和许多同级生、学姐住在宿舍。

真是可爱。这女孩一点都不风骚招摇。我马上就决定了，我要叫这女孩“我的乖女孩”。

可是，她没有把我送到派出所。和她一道的朋友让她不必送去。

“可是，这是钱包……”我的乖女孩担忧地说道。

“反正里面才两千元而已！而且是这么俗的便宜货，又是合成皮，钱拿了，钱包就扔了吧。这种东西送去派出所，警察也会嫌麻烦的。”

我那遇害的主人，为了继续捉迷藏，这阵子一直都很穷困。

我的乖女孩开始搜我的怀里。

她找到了。

“哎，口袋里有一条项链呢！”

没错，我的主人戴着项链去澡堂，在更衣室取下之后，装进我的怀里。

是那条绿宝石项链。

“哎呀，好漂亮……”

“拿了吧。”朋友说，“反正装在这种皮包里的大概是假的！”

我的乖女孩照朋友说的（一定是不想跟那朋友起冲突）没把我送去派出所。

“把钱包扔了！”

“我不想就这样扔在这里。”

此后我就待在我的乖女孩的房间里。我留神听着新闻，却没有听见我的主人意外死亡、尸体被发现的消息。

是被掩埋了吗？想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

我的主人为了捉迷藏四处躲藏，所以就算她忽然不见了，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法子和那男人已经没有必要将我的主人布置成意外死亡。只要让她忽然消失就够了。

所谓中了圈套，是不是就是这样？

言归正传，我的乖女孩非常高兴。听说她请熟知宝石的人鉴定之后，发现那条项链是真的。

一开始她还说：“这值三十万吗？那还是送去派出所……”但是朋友出言忠告：“现在才送去，私吞的事不就曝光了！”于是她改变了主意。

“把它当成我们共同的饰品吧。”她对朋友说。

然后她笑着对我说：

“这钱包要是扔了，也很可怜。或许会有人喜欢它，先留着好了。”

“它是带来三十万元的万宝槌嘛！”

万宝槌。

没错！我的乖女孩。我正是个万宝槌。一敲我，就会蹦出女尸来……

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敲我呢？

我正等着呢。

[1] 日本民间故事里，只要敲打或晃动，就会变出想要的东西的小槌子。

少年的钱包

1

这一阵子，我的主人得了忧郁症。

他每天看起来都有些闷闷不乐，既不拿着我跑到附近的书店，也不和朋友去买零食吃。因此我变得愈来愈胖。现在我怀里有四千多元，等于主人两个月的零用钱全都原封不动地放着。

“雅树，你这阵子很没精神，怎么了？”

主人的母亲担心地问。她从事室内设计，总是很忙，有时甚至一周多都无法和小孩好好聊一聊。但她不愧是做母亲的，看得一清二楚。

“饭也吃得不多……在学校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雅树答道，“没什么事，妈。”

我的主人叫小宫雅树，是小学六年级学生，担任班长，成绩优秀，跑步也很快。平常根本没有任何需要父母担心的问题……除了偶尔沉迷打电子游戏之外。

雅树最近消沉的模样让我也很在意。

你是怎么了？我从被他提在手中的书包里问道。

从我怀里拿出钱，买点漫画之类的再回家嘛。或是去车站前买三球冰激凌吃吧。

可是，他直接回家了。然后马上关进房里，把装着我的书包一扔，开始打电子游戏。他玩得不是很起劲，多次发出泄气般的声音，接着就听见“GAME OVER”的音乐。以前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形。

雅树，你到底在烦恼什么？

我徒然唤道。我的声音传不进雅树耳里，因为我是他的钱包。我只能想象他正茫然望着窗户或天花板的脸，悄悄地干着急。

我和雅树是在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认识的。

从那一年起，雅树的母亲去上班了。那是雅树还小的时候便中断了的工作。

“孩子已经四年级了，应该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了。与其等雅树过了二十岁，我才后悔无法放开孩子，倒不如趁现在就让他独立。雅树是独生子，要把他培养成为独立自主的孩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反而会有负面影响。我认为母亲有自己的工作，倒不一定就是坏事。”母亲用这番话说服了父亲。

“嗯，你原来就说结婚之后也想继续工作的。”爸爸认命地说，“只是，这件事你要好好跟雅树说。我不想让那孩子难过。”

“你也得一起跟他说才行！”母亲斩钉截铁地说，“这种事全推到我身上，太不公平了。”

“可是，问题出在你身上啊！你无论如何都想去上班的话，就得跨越这道关才行。”

“你这人总是这样，每次都只会说跟你无关。”

气氛变得有点糟糕时，父亲夸张地打了个哈欠，起身说：“我要去睡了。”

“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母亲砰地拍了拍桌子。

我会听到这段对话，是因为当时我待在那张桌子上。我似乎是被装在盒子里，外面包装了一番，还绑了缎带。

我是母亲送给雅树的礼物。到了第二天下午，我才被送到他手上。

“妈妈觉得雅树已经可以有自己的钱包了。”

母亲和雅树面对面坐在桌前。雅树目不转睛地盯着被从盒子里取出来的我。

“从今以后，零用钱不是每个星期给，而是一个月给一次。你要好好规划之后再用！要自己记账也可以……”

“妈妈，你要去上班了吗？”

雅树若无其事地说。我在这一瞬间就喜欢上他了。我喜欢聪明的小孩。

母亲被攻得措手不及，为了扳回威严，她停顿片刻。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这阵子，你和爸爸老是在讲这件事，不是吗？”

“嗯……那都是深夜以后的事，你怎么会知道？”

“我去尿尿的时候听到的。”

雅树打开我附拉链的口袋，看向里面。

“你说，想要让我做自己的事，第一步就是让我拥有自己的钱包，让我明白我已经大到可以管理自己的钱了，然后再找机会告诉我你要去上班的事。”

完全没错。

母亲叹了一口气。这种时候，做母亲的大概也只能这样吧。

“既然你都知道了，好吧，就像你说的。妈妈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直陪着你了。”

雅树把我放在桌上，点了点头。

“就算妈妈去上班，我也不要紧。”

如此这般，我成了雅树的钱包，此后便一直在他身边。

我的怀里装了许多对雅树而言重要的东西。朋友给的卡片、纪念邮票、早苗姨妈去国外旅行带回来的法国钱币、电话卡，当然，每个月的零用钱也都好好地收在里面。

另外，不同于零用钱的是最里面的口袋里放着两千元，这是母亲交给雅树的。

“听好了，这和零用钱不一样，平时不可以拿来用。”

这两千元是留给雅树万一有急事，想赶到母亲上班的地方时，用来付出租车钱的。母亲的名片也和钱放在一起。

“坐上出租车之后，就把这张名片给司机看，他就会送你过来。”

我觉得好笑。就算不这样，雅树也可以独自去母亲上班的地方。

我是塑料钱包，听说是母亲考虑到防水效果才选的，颜色是天蓝，旁边大大地印着“HAVE A NICE DAY”几个字。平时我总是被放在雅树的书包里。

“好可爱的钱包！”

第一个这么称赞我的是早苗。

早苗是比母亲小五岁的妹妹，是雅树的姨妈。听说雅树的外祖父母早逝，母亲一直和妹妹两人相依为命。姐妹俩感情很好，早苗也经常来小宫家。

就连刚认识早苗不久的我，都非常明白她很疼爱雅树，而雅树也很喜欢姨妈。

母亲也注意到这件事了。她还经常说：

“说到早苗，雅树还是婴儿的时候，她还帮忙洗过有便便的尿布！连我这做母亲的都提不起劲洗呢。”

早苗开朗地笑了。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她，她都一身健康的褐色肌肤，而且有着和肤色相称的嗓音，年轻活泼得让人觉得叫她姨妈于心不忍。

“我也没想到自己并不介意！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外甥有这么可爱吗？”

“哦？哎，为了让我体验和了解那种感觉，你得赶快定下来才行！”

“说得也是，我会努力让姐姐如愿的。”

早苗虽这么说，却迟迟不结婚。她在一家大贸易公司上班，每年固定出国一次，总是买一堆小礼物送小宫一家。

今年，她过年休假时去了中国，买了精致的刺绣桌布回来。

“还有，这个给小树。”

早苗都叫雅树“小树”。

“什么东西？”

“打开来看看。”

刚从学校回来的雅树，也不先洗手、漱口，就打开姨妈送的礼物。

“啊，好漂亮！”母亲赞叹道。

“是铃铛！”雅树说。他可能是摇了摇，在一旁椅子上的书包里的我听见零零的声音。

“很漂亮的蓝色吧？虽然是陶器，声音很悦耳吧？”

“雅树，挂在钱包上怎么样？”母亲说。

“钱包上挂个有声音的东西比较好！”

雅树从书包里把我拿出来，在扣子处系上铃铛。虽然有点重，但是雅树一拿起我来，就会发出清脆的声音。

“姨妈，谢谢你。”

“不客气。这趟旅行真的很棒，希望我的礼物可以让大家分享一点幸福的感觉。”

她的声音透着幸福。

母亲很敏感。

“什么？遇到什么好事了吗？”

早苗呵呵地笑。

“不要卖关子，快点说！”

母亲催促着，早苗问道：

“姐，你遇到姐夫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啊？什么意思？”

“就是‘啊，我将来会成为他的太太’那种感觉。”

母亲停顿片刻，笑了出来。

“讨厌，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雅树还在这里呢。”

“哎呀，有什么关系！小树已经不是小孩了，对不对？”

我没听见雅树的回答。他此刻会是什么表情呢？

“我说早苗……”母亲缓缓地说。她一定是盯着早苗。“难道你……”

早苗难为情地笑道：

“是啊。姐，我遇到那样的人了。我一看到他就知道了。”

“是旅行团里的人？”

“嗯，是啊。快乐得像梦一样。”早苗高声说道，“我会和那人结婚，一定会的。”

早苗的直觉是正确的。两人的婚事很快就谈妥了。到了春天，婚期确定了。早苗就像太阳一般光辉闪耀，无论怎么看，她身上都没有半点阴霾。

婚礼在六月举行，早苗将是六月新娘。母亲也为妹妹的婚事感到欢欣鼓舞。

但是，雅树得了忧郁症。

2

距离早苗的婚礼只剩一周的星期六下午，雅树生病的原因终于浮出水面。

雨后放晴，微弱的阳光普照大地。放学路上，我在书包里听见雅树和朋友的对话。

“好久不见的太阳，真刺眼！”

“好闷，好热。”

“真希望暑假快点来！”

我心想，要是早苗的婚礼当天也是这种天气就好了。接着，我发现到目前为止，雅树就连对要好的朋友都没提“我姨妈要结婚了”。因为是男孩，所以不聊这种话题吗？

“我回来了。”

雅树一开门，母亲的声音就迎了上来。

“你回来了。有客人哦。”

紧接着传来了另一个声音，一个世故、利落的声音。

“午安。打扰了。才一阵子没见，雅树又长大了。”

谁啊？我这么想，不知道雅树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他停下脚步，没有回答。母亲笑着说：

“哎呀，你不记得了吗？是远山先生，保险公司的。他是来办理火险续保的。”

“一年只见一次面，很快就忘了吧。”

姓远山的保险员接道，但雅树一言不发地走向房间。

“你不吃午餐吗？”母亲追问道。

“现在不想吃。”雅树爬着楼梯，悄声回答。

他走进房间，扔下书包。传来弹簧床嘎吱作响的声音，他可能是躺下了。

过了好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雅树，是妈妈。可以进去吗？”

门开了。

“你在睡觉吗？”

没听见雅树的声音，只听母亲走进房间，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说，雅树。”

母亲可能是往床的方向探出身子，椅子发出吱的一声。

“要不要和妈妈聊聊？你这阵子都无精打采。”

雅树默不作声。

“妈妈想跟你谈谈这件事。我刚才和远山先生聊天，说到你这阵子怪怪的。远山先生就跟妈妈说起了。他已经当爷爷了，对这种事或许很清楚。”

妈妈在说什么？

“雅树，你是不是因为早苗姨妈要嫁人了，觉得寂寞？你觉得姨妈被抢走了，对不对？所以才无精打采的，是吗？”

不一会儿，传来雅树起身的声音。

“远山先生这么说吗？”

“嗯。他说小孩子常会吃这种醋。这种事，妈妈连想都没想到……”

雅树一直保持沉默。

“是这样吗？小树觉得早苗姨妈被塚田先生抢走了，所以很难过？”

塚田——塚田和彦，是早苗的结婚对象。

到目前为止，塚田已经来拜访过好几次。雅树的父母就等于是早苗的父母，所以塚田来拜访也理所当然。可惜我没见过他的长相，但是他口齿清晰，声音很有男子气概。

“妈。”

“什么？”

“妈妈喜欢塚田先生吗？”

母亲沉默了。她在想该怎么回答。

“我觉得他人不错。为什么这么问？”

雅树用一种仿佛说“妈妈，我尿床了”的心情，难为情地说道：

“我无论如何就是没法喜欢他。”

“哦……”母亲应道。椅子又吱吱作响。

“为什么？”

这次也隔了好久，才听到雅树的回答。

“总觉得他很恐怖，好像在计划不好的事……”

“不好的事？例如怎样的事？”

雅树好像又躺回到床上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蒙上了被子，接下来的话听起来很模糊。

“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早苗姨妈不能跟那个人结婚，绝对不可以。我就是知道。我好怕！”

我好怕。我知道这句话并非撒谎。

雅树很怕狗。他曾经跟朋友说，他小时候被附近人家养的狼狗咬过，后来只要一看到狗就忍不住想跑。

他用严肃的声音对朋友说：“我就是怕，真的很怕。”

他刚才说“我好怕”的语调和音色，就和那时的一模一样。难道他内心某处有着大人没有的敏感雷达，让他在塚田和彦身上感受到一种如同被狗追咬的恐怖？

“我说，雅树，”母亲平静地说，声音听起来悲伤难过，“妈妈觉得，这就是吃醋……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莫名其妙怕一个人，不太好。”

“我知道。可我就是不由自主，我只要一见到那人就害怕得不得了。”

“这件事你告诉早苗姨妈了吗？”

没听见回答，雅树应该是摇头了吧。母亲说：

“太好了。要是姨妈听到你这么说，一定会非常难过。雅树，关于塚田先生，爸爸和妈妈已经好好调查过了。”

这件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宝贝妹妹要出嫁，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爸爸和妈妈都很担心。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塚田先生很正派。他从好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公司工作，存了钱之后，再用那笔钱当资金，你知道什么是资金吧，现在和朋友合伙经营一家大餐厅。他的双亲也很正派，没什么好担心的。所以不要再这么想了，好吗？”

雅树没有回答，但是母亲离开了房间。

那晚夜深之后，父母一起跑到雅树的房间偷看。雅树睡得很熟。

“真叫人吃惊。”父亲低声说，“这小子在为这种事烦恼啊？”

“快青春期了吗？”

“哦？是不是前青春期？这也难怪，早苗一直很疼他。”

“你觉得他是在忌妒塚田先生吗？”

“嗯。这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我以前也有类似的经历。那是在大我七岁的堂姐出嫁的时候。”

“哦？”母亲调侃道。父亲急忙打断她：

“不要发出那种怪声，把雅树吵醒怎么办？”

“那时你怎么办？找人商量吗？”

“没有。时间到了，自然就好了。”

“我在想，要不要拜托早苗，叫她跟雅树谈一谈……”

“谈？叫她跟雅树说‘姨妈结婚之后，也永远是雅树的姨妈’，这样吗？”

“嗯。”

“免了吧。”父亲当即断言，“那只会让早苗担心，不会有任何帮助。只能让雅树自己解决了。别管他，就是最好的做法。不久他就会跟塚田先生混熟，忘掉这件事了。”

“是吗？”

两人悄声关上门。我和雅树被留在黑暗之中。

话虽这么说，父亲也很担心雅树。

第二天他便约雅树：“哎，咱们俩偶尔一起去看棒球吧。”

“你们去外面吃点好吃的吧。妈妈要独自在家里逍遥一下。”

就这样，父亲和雅树一起出门，搭乘嘈杂的地铁，来到一个叫神宫球场的地方。我待在雅树的裤袋里。

看完夜间球赛，雅树让父亲给他买了有锦旗的帽子。“我自己有零用钱。”“今天比较特别，爸爸送你。”接着两人一起进了餐厅。

“比赛很精彩。”父亲点了牛排套餐，说道，“怎么样？心情有没有舒畅一点？”

父亲明明叫母亲“别管他”，自己却偷偷跑去找雅树。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父亲以自己的例子恳切地劝雅树。

“爸爸非常明白你的心情。可是，早苗姨妈不是你一个人的姨妈。她以后会很幸福，所以你就算会有些寂寞，也得忍耐才行。”

“我……不是因为觉得寂寞才那样说的……我真的很怕塚田先生。我觉得姨妈跟那个人结婚根本就是错的。”

“嗯，这就是我很难解释的地方。爸爸以前也有过和你一样的心情，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只有我知道，堂姐跟那种人结婚是不会幸福的，大家都不明白，只有我知道。”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雅树，人啊，只会相信自己相信的。”

父亲的声音很温柔。

“塚田先生不是什么可疑的人，他是早苗姨妈喜欢上的人，是个很棒的人。你不用担心。”

许久，我待在雅树的口袋里听着餐厅里播放的音乐，然后雅树小声说：

“嗯……我会试着这么想的。”

雅树遵守了约定。虽然夜里他有时会辗转难眠，但是我明白，他正一点一点地努力转换心情。

父母似乎也感受到了。他们尽可能聊比较开朗的话题，不提周末的婚礼。

星期三，早苗来了。

“今天没有跟塚田先生一起？”

“他有很多事要忙。老板嘛。”

“蜜月旅行的事怎么样了？”

她们在聊因为塚田先生行程排不开，可能暂时无法去蜜月旅行。

“马上去是不可能了，但是下个月初的话，或许可以。他有朋友在旅行社上班，要请那人帮忙安排。”

“要去哪里？”父亲问。

“塞班。我们俩现在都迷上了潜水，要去尽情玩一趟。”

这时，雅树已经准备好去上补习班，正提着书包坐在客厅一角，而大人也都在客厅。就在他要出门时，早苗来了，于是他就这么踌躇着不走。

“雅树，再不出门就要迟到喽。”

母亲催促道，雅树终于站了起来，说：

“姨妈。”

“嗯？”

“你要变得幸福哟！”

雅树说完跑了出去。此后小宫家有什么对话，我并不知晓。但是我猜，早苗或许哭了。这点要我打赌也行。

雅树似乎也就这么释然了。

3

今天就要举行婚礼了。

唯一令人担心的是天气，而今天是个大晴天，休息室里的亲戚都高兴地说：“天气这么晴朗，真是太好了。”不久，准备好的新娘走了出来，引起一阵盖过那些对话的欢呼声。

母亲今天让雅树穿得很正式，然而他却把我藏进裤袋里。准确地说，雅树应该是想带我身上的铃铛来参加婚礼而不是我。

我待在柔软的口袋里，倾听婚礼和喜宴的情况。塚田的经历基本上和母亲说的一样，然而司仪却夸张地说他是“难得一见的才俊”、“年轻的经营天才”。听说他第一次创业是在大三，所以说他有商业头脑也不为过。

相比之下，现在和塚田共同经营“洁娜维芙”餐厅的合伙人畠中的贺词毫不起眼。他好像比塚田年长许多，声音却毫无威严，口齿不清声音又小，与其说他是在发表贺词，不如说是坐霸王车被逮时向车站人员辩解的乘客。

新娘很美，近乎完美。我好几次听见“哇，好美”的赞叹声。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司仪提高音量。新郎的朋友羡慕地说：“塚田，等到三十六岁是对的！”

一种叫点蜡烛的仪式结束之后，雅树离开了座位。

“怎么了？”母亲问。

“去洗手间。”

雅树毫不迟疑地走了。可能是地毯很厚，我没听见脚步声。来到洗手间时，我终于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他穿着外出拜访时穿的皮鞋。

从洗手间出来时，有人从背后叫住他。

“喂，小朋友。”

一个压低的声音，是个女的。雅树转过头去。

“你好。”那声音说。

不知道是不是对方靠过来，雅树微微退后。

“小朋友，你是来参加塚田先生的婚礼的吧？”

雅树没有回答。对方的声音带着笑意。

“用不着害怕。我是新郎的朋友。我可不可以请你帮忙，把这个交给塚田先生？乖孩子，你可以的，对吧？”

接着那人好像迅速塞了什么东西到雅树手里。雅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呆立在原地。

那女的走远了。虽然铺着地毯，我仍然听得见她的脚步声，高跟鞋嗒嗒作响。

雅树一动也不动，然后他就像藏起女孩子亲手交给他的情人节巧克力似的将那东西塞进裤袋。那东西滑到我旁边。

似乎是张名片。

那女的是谁？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莫名其妙，雅树或许也和我一样。他顿时垂头丧气，直到喜宴结束，都一言不发。

雅树没有把那个奇怪的女人托他转交的疑似名片的东西交给塚田。

他不是忘了。他有时候会把手伸进口袋，看看东西是不是还在，然而却没有交出去。

好奇怪！为什么呢？

回家之前，雅树又去了洗手间，将那张像是名片的东西放进我的怀里：那是既不能扔也不能掉的东西，因此它一直被收在我的怀里。像名片般的奇怪东西，似有隐情的高跟鞋女子——她说她是塚田先生的朋友，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向他道贺呢？

仿佛被那奇怪的东西染上怪病似的，雅树又闷闷不乐了，和成了新婚夫妇、喜气洋洋地拜访小宫家的塚田及早苗迥然不同。

“又觉得寂寞了吗？”母亲对父亲小声说。

“再看看情况吧。他很快就会打起精神的。”

在父母没有发现的最深沉的黑暗里，雅树又开始辗转反侧地度过无法成眠的夜晚……

4

“保险？”

“嗯。他说，去蜜月旅行之前先投保比较好。”

婚礼之后一个星期，早苗到小宫家和姐姐聊天。

雅树刚从学校回来。他一见到早苗，也不先将书包放到房间，就径直坐在两人旁边。他现在的表情如何呢？

想投保的是早苗。听说塚田提议趁着结婚，一起投保人寿险。

“就算塚田本来就该投保，你应该不用吧？而且你都已经辞了工作，保费可不是笔小数目。”

母亲这么说，我也这么认为。可是早苗笑着说：

“不用担心保费，我付得起。既然要保就保多一点也比较放心。就是那种不是只有单纯的人寿险，还包含住院费用和其他内容。不管怎么说，他是老板，万一生病倒下了就麻烦了，而且我也不想在自己有万一的时候，给他添麻烦。”

“怎么这么急？”

“因为想赶在蜜月旅行之前。姐，这是买安心。”

母亲好像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可能是不想扫早苗的兴，于是用一种像是说“天气真好”的语气喃喃道：

“刚结婚就提保险，这我不太喜欢。”

早苗咯咯笑了。她原本就是很少生气、闹别扭或粗声粗气的人。

“姐，讨厌，你电视剧看太多了。说要投保的不是塚田，是我。”

“你？”

“啊，对啊。他对这种事一点都不熟悉。畠中先生也笑他，说他从不投保。他甚至还说只要有健康保险就够了。”

真的吗？听到这里，我开始怀疑早苗的话。我不认为塚田对生命的态度那么随意，而且从早苗热衷的样子看来，与其说她是在做自己想到的事，倒更像是无意中被人煽动而有了这种念头。小孩子对这种事很敏感。小孩子都是在大人的掌握之中，所以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他说他和保险公司也没有往来，合同之类的就交给我处理，所以我想到了姐姐家的那位，就是……”

“远山先生？”

“对，对，远山先生。我想请他帮忙，可以介绍我们认识吗？”

母亲一副“唉，真拿你没辙”的样子，笑着说：

“可以。我会联络他。他也是个大忙人，但大概下周三可以请他过来。”

“谢谢，帮了我大忙。”

早苗说完，便转而对雅树说：

“小树，你怎么了？肚子痛吗？姨妈买的蛋糕不好吃吗？”

雅树一直像忘了说话似的不作声。即使是这时，也没听见他回应。气氛变得有点尴尬。

可能是母亲对早苗使了眼色，早苗温柔地说：“小树，别这样。”

虽然父亲说“不要告诉早苗”，但母亲或许已经偷偷跟早苗说了雅树复杂的心境了。

两人都不知道出现在婚礼会场的那个奇怪的女人。这才是问题所在！

对吧，雅树？你这么闷闷不乐，都是因为婚礼上那女人交给你的那张仍然藏在我怀里的疑似名片的东西吧？

当然，我得不到雅树的回答，但是这个谜团以更离奇、更令人意外的形式解开了。

5

星期六下午，雅树出门去了新宿。今天是新的电子游戏软件的首发日。

但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劲头，可能是觉得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但是那款游戏非常抢手，没有号码牌是买不到的，要放弃又觉得可惜。母亲也说：

“雅树，你不去买吗？你不是一直存钱想买它吗？你不是期待很久了吗？所以妈妈才那么努力排队帮你拿到号码牌啊！真是个怪孩子。”被这么一说，雅树决定出门了。

因为有号码牌，雅树轻松地穿越人群，买到了游戏软件。离开之后，他没有像平常一样去逛其他卖场，而是直接回到车站。虽然我看不到，但他是不是垂着头呢？

雅树从新宿搭乘电车，在离家最近的车站下车。穿过检票口之后，他犹豫了一下，便往传来音乐的热闹地方走去。那是车站大楼，他好像要去上厕所。

接着他就在厕所被一群可怕的人捉住了。

那些人可能是从新宿一路跟踪过来的，目标当然是刚才买的游戏软件。

真的有这种人！我吓了一跳。是拿不到号码牌，还是打一开始就打算抢别人的？不管怎样，那群人把雅树围住，好像有三人。他们把雅树按在厕所的墙上，一声“拿来”就把游戏软件抢走了。虽然语带威胁，但声音还很稚嫩，顶多是初中生。

“喂，钱包拿出来！”

怎么这么过分！还来不及愤慨，我已经到了其中一人手里。

“不行！游戏软件给你们，钱包还我！”

他们不理会雅树的叫喊，抢走我的家伙愈跑愈远。我听到那家伙一边跑一边大声地笑道：

“活该！”

那家伙在回家之前都把我放在裤袋里，口袋的角落黏着零食的碎屑，脏得要命。这家伙的母亲不像雅树的母亲爱干净，而且这家伙回到家也不说“我回来了”。他马上就跟朋友关在房里，开始玩游戏。他们用我怀里的钱买了些东西，一顿狼吞虎咽。

你问我在什么地方？我在那房间的垃圾桶里。

那些人只拿了钱，其他东西都没碰。我揣着雅树母亲的名片、那个怪女人给雅树的疑似名片的东西，还有纪念邮票、电话卡等被垃圾淹没了。

直到星期一早上我才被救了出来。大概是把我抢走的那家伙的母亲走了过来，把垃圾桶里的东西倒进塑料袋。

只是这样的话，小小的我一定会被混在纸屑里，但是我身上挂着早苗送的铃铛。

零零的声音让那家伙的母亲注意到了我。

随后便引发了一场大骚动——是一阵对骂。

“我问你，这是什么东西？你又干了，是吧？”

“啰唆！不干你的事，死老太婆！”

“妈不记得是把你养成小偷！”

啊！啊！这是什么家庭！

那家伙的母亲只要从那家伙口中问出实情，调查我的怀里，然后打雅树母亲名片上的电话不就好了。我正这么想时，她把我塞进手提包，出门去了。

一时之间，我不知道她到了哪里。那个地方有“欢迎光临”的声音，还播放着轻柔的音乐。

“请问，这里有一位塚田先生吗？”

那家伙的母亲一开口，我便吓了一跳。原来这里是塚田经营的餐厅——“洁娜维芙”。

为什么来找他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塚田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大概是他的办公室，和那家伙的母亲谈过之后，快速说道，“令公子偷走的钱包，的确是我外甥的。”

“哎呀，不是偷的！”那家伙的母亲厚着脸皮说，“小孩子嘛，只是玩得过火了些。游戏软件也一并奉还了。所以，这件事……”

“我知道，我不会张扬的。”

那家伙的母亲发出令人作呕的笑声。

“来拜访你这边，真是太好了。因为有两张名片，害我犹豫着到底该去哪边。”

有两张名片？一张是雅树母亲的，另一张呢？

当然是那女人托雅树交给塚田的东西。原来那是塚田的名片！

“您这张名片背面写了不太寻常的东西。所以我才想或许先让您看看比较好。”那家伙的母亲发出犹如指甲抓过玻璃窗般的声音——她在笑。

“看……上面写着‘我没有忘记约定我爱你N’，对吧？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一看就明白了，‘哦，这要是被名片上的太太知道就不得了了’。我啊，对这种事最机灵了。”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塚田生硬地说。

“哎呀，是吗？是我太多事了吗？对了，说到钱，我不知道带着这钱包的小朋友在里面放了多少钱。”

“不用，不劳费心。我会处理的。”

“哎呀，真不好意思。”

好过分。那家伙的母亲打一开始就无意归还儿子抢走的钱。

不，不止是这样。特地跑来通知不说就没人知道的事，也是奢想把我——准确地说，是那张装在我怀里的名片——送回来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捞一笔谢礼。

有这种母亲，才会有那种儿子。

塚田保证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张扬出去，然后将那家伙缠人的母亲赶出办公室。剩他一人时，他砰地拍了桌子，我跳了起来。

接着他拨打电话，但是没人接，好像是电话答录机。塚田吼着留言：

“喂，你干吗做那种事？那张名片是怎么回事？差点就把事情搞砸了！听好了，我现在可是新婚。按计划行事，你不要在我身边碍事，知道了吗？”

他摔回话筒，接着调整呼吸，又打了一通电话。

“喂？雅树吗？”

大约三十分钟之后，塚田说：“欢迎，欢迎。”

雅树是被刚才那通电话叫来的。与他重逢的喜悦，以及不知道事情会如何演变的不安，令我变得又塌又扁。

“这是你的钱包，还有游戏软件。真是难为你了。”

雅树保持沉默，就像喉咙深处塞了铅锤一般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道：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在你这里？”

“有人看到装在里面的我的名片，才把它送来。是抢你钱包的人的母亲。她来道过歉了。”

雅树拿起在办公桌上的我。

“你没告诉爸妈钱包和游戏软件被抢的事吗？”

雅树点头。

“不想让他们担心吗？你真是个乖孩子。”

雅树就像原本沉睡的看门犬忽然抬起头似的尖声反驳：

“才不是！”

“怎么不是？”

“我没有说出钱包被抢，是担心万一钱包被送去警察局，或是坏人被抓到了，放在钱包里的你的名片会被大家知道，特别是被姨妈知道。”

塚田用猫被摸头时发出的讨好声音说：

“你是在为我担心吗？”

“我只是不想让姨妈伤心。爸妈都说你是好人，姨妈很幸福，我也想这样，不想破坏这一切。可是刚结婚，就有别的女人写那种东西给你……”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是谁交给你的？”

雅树说明事情经过。塚田夸张地叹息道：

“我想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结婚是一场大事业，非常辛苦。”

塚田绕过桌子，走到雅树身边，雅树退开了。

“我认为早苗是我妻子的最佳人选，我非常感谢上天让我与她邂逅。可是在这之前，我并不是光坐着等待，也曾经与其他女子交往，这你应该明白吧？而那些人当中，有人妒忌我和早苗的幸福。把这个交给你的就是那样的人。”

少骗人了！我想大叫。“N”是谁？约定又是什么？

“可是，不要紧，相信我！我和那女人已经没有关系了，我只爱早苗一个人。我不会让任何人碰早苗一根汗毛的，我发誓。我和你约定，所以可以请你忘了这件事吗？我也会把这张名片烧掉。可以吗？”

雅树没有回答，但是点了点头。我明白他的意思，那表示“装出一副明白的样子，但不是真心的”。

证据就是雅树离开房间之后，屏息在走廊上站了好一阵子。我在他外套的口袋里听着他的心跳声。

塚田房里的电话响了，雅树迅速转过身，藏到什么东西后面。

塚田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停了几秒之后，砰地关上。他一定是在确认走廊上有没有人。

雅树悄声折返。他可能是把耳朵贴在门上，身体紧贴在门板上，所以他能听到的我也能听到。

“你到底在想什么？那个小鬼可是早苗的外甥！要是他到处乱说，那怎么办！”

接着是沉默。电话另一头可能也不服输地顶回来了。

对方就是“N”，那个女人。

“听好了，一切都很顺利。早苗被我迷得死死的，她的姐姐和姐夫对我也很满意。你不要随便插手。我并没有忘记约定。别胡说了，我怎么可能爱上她？我的女人只有你一个。”

如果可以，我真想发抖。雅树开始浑身颤抖。

“你那边怎么样？保险金啊！下来了吗？这样啊，好，很好。不，我这边还没。刚结婚就出事，再怎么说都太冒险了。可是……”

这样就够了。雅树往大门跑去。

6

雅树把一切都说出来，然后皆大欢喜。

你想听这种话吗？那样的话，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雅树说出了一切。从头到尾，婚礼的女人、塚田的名片、写在名片上面的字、装着名片的钱包——我被抢的事、钱包失而复得的经过，以及塚田在电话里跟“N”说的事。

可是，没有人相信。

一开始父母也吓了一跳。因为内容太过具体，刚听到的时候，他们甚至还说“如果是编的，不可能这么详细”。

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不相信。塚田和彦一出现，大家就被骗了。这个黑心的骗子，就像呼吸般自然地信口开河。

“对，雅树是到我店里玩。他说他买了新的游戏软件，想让我看看。怎么可能会遇到小偷呢？他怎么会说那种话呢？”

情势顿时变得不利。

没有证据。雅树可以辩解，却无法证明任何事。所以……

“这阵子雅树的情绪很不安定。”

“而且电视的悬疑剧场之类的，常有为了保险金而杀人的剧情。这么说来，他的游戏软件里也有那种警察侦破杀人案的。得让他节制一点才行。”

最后，结论只有一个：在雅树提起精神之前，就随他去吧。

早苗签订保险合约那天，雅树请假了。这是最后的手段，他要直接告诉早苗。

可是，他的意图被识破了。早苗来家里之前，母亲就把雅树带去看医生了，是牙医。

“说起来，早就应该去了。今天妈妈已经帮你预约好了。”

这世上没有一个小孩可以逃得过看牙医。

我被留在家里，待在雅树的房间，将注意力集中在偶尔传来的女性间的交谈声。

“这样就可以放心去旅行了。”

“你要小心。外国的水很脏。”母亲说。

“保险这种东西，只要保了，就不会发生用得着它的意外。”远山先生笑道。

这周末早苗就要去蜜月旅行了。在她两周后平安归来之前，雅树没有一天睡得好。

刚结婚就出事，太冒险了。可是……

迎接两人归国时，雅树是用怎样的眼神看塚田，而塚田又是如何回应他，我无从得知。

我害怕知道。

现在的雅树完全被一个信念驱使：我要采取行动，一定要找到。绝对要找到——这样的信念。

就是找出从雅树那里抢走游戏软件的人。他们还只是初中生，应该不太可能从太远的地方过来。既然会做出那种事，或许还会再犯。总有一天，一定会落网。

只要找到他们，就有了证据，证明有“N”署名的名片。这样一来，认为雅树是凭空捏造出那些话的大人，多少会重新考虑一下吧。

现在想想，雅树的直觉是正确的——塚田是个恐怖的人。

小孩子的目光很敏锐，连皮肤底下的头骨盖都能够看穿，特别当它是全黑的时候。

加油，雅树。你要加油，趁时间还来得及。

趁早苗还没有被杀掉……

侦探的钱包

1

“侦探调查？”我的侦探问。

“我想委托你。”委托人回答。

这是我听惯了的对话。

这名委托人是名女子。从声音推测，应该只有二十多岁。如果她是个美女，那么她待在这房间里的这段时间，我的侦探的事务所里至少存在着一个美丽的事物。

我的侦探今天声音有点沙哑。他昨晚在事务所待到深夜，好像在调查什么。或许他是累了。

“你怎么知道这里？是谁介绍的吗？”

委托人没有马上回答。她想说谎吗，还是在担心说了实话会给谁添麻烦吗？或者……

“是临时起意。”委托人回答，“我在路上看到招牌，忽然起了这个念头，才进来的。”

我的侦探轻轻地咳了几声。

“真勇敢。”

委托人没有回答。

“或是说冲动？”

我的侦探说道，他似乎站了起来。陈旧的旋转椅发出嘎吱声，这把椅子大约是半年前他承办某家破产公司的债权回收工作时，从破产管理人手中以近乎免费的价格买回来的。听说它原本属于那家破产公司的经营者，所以也不是什么吉利的玩意儿。

我的侦探不吃那一套——侦探是不迷信的。因为他面对的委托人都有着迷信、占卜和宗教无法解决的问题。

“请你回去。”我的侦探说，“知道怎么走吧？”

“可是……”

“请你回去。”

然而委托人却没有站起来。

“你不肯接吗？”

声音很微弱。她的声音一直很细微，有时甚至听不清楚。或许她是对所说的话感到难为情。

“那你为什么要听我说这些呢？”

我的侦探苦笑道：“我没有问你的名字。”

这是我的侦探的作风。他信任先报上姓名、再说明来意的委托人。反言之，即使先说明委托的内容，却在签约之前都不肯透露姓名的委托人，他则不予理会。

话虽如此，这阵子，过去两年来，不管哪一类委托人，他都经常回绝。

我的侦探说：

“你委托的内容司空见惯。看到那墙边的柜子了吧，我没有数过，但是可以跟你打赌，里头的档案有一半的内容和你委托的一样。”

我的侦探穿过狭小的事务所，似乎打开了窗户，三楼底下马路的喧嚣传进房里。

“你走出这家事务所的同时，我就会忘了你的事，你的脸、声音及穿着，包括你所说的话。你可以放心地回去。”

委托人依然没有起身。

“但是，把你对你先生的怀疑化为言语告诉我这个侦探的内疚感，得由你自己承担才行。”

委托人似乎站了起来。访客用的沙发弹簧发出声音。

“你说话真尖酸。”

“侦探都尖酸。”

“就算是骗人的也好，既然都要拒绝了，你就不能说‘说出来就舒坦多了吧’、‘有这种烦恼的太太不少，但大多数都只是误会或胡思乱想，没有调查的必要’之类的话吗？”

“我没有安慰你的义务，我也不是你的朋友。”

委托人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传来开门的声音。这家事务所的门，每次开关就会发出金属摩擦般的声响。

委托人的脚步声停了，传来声音：“你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吗？”

我的侦探回答：“只是路过看到侦探事务所的招牌就想调查先生，这种女人我无法信任。”

委托人又将门弄出吱吱声。她似乎没有走出去，可能是靠在门上，停在原地。

“如果考虑一天之后，我的心意依然没变，那你肯接吗？”

我的侦探保持沉默。委托人说：“我会再打电话来。”换言之，我的侦探刚才点头了。

“不能用电话。”

“为什么？”

“因为太简单了。如果连再跑一趟都不肯，以为像叫外卖比萨，打通电话就可以解决，那么不到三天，你就会后悔雇我。”

委托人微微颤抖着说：

“你这人怎么这么尖酸？”

然后她便走了。

只剩下一个人后，我的侦探仍没有回到座位上。过了一会儿，他脚步沉重地走来，打开放着我的抽屉。

我的侦探好一阵子不动，接着取出我来，掏出几枚零钱，再将我放回原处，关上抽屉。

我在暗无天日的抽屉里，与总是跟我放在一起的大拆信刀、旧手册并排，听着他离开房间的声音。

我的侦探大概是为了放弃自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准确来说是第二次戒烟，前往楼下的自动售货机。我的侦探每当心神不宁就会依赖香烟。

我的侦探第一次戒烟失败是他的妻子过世时。我心想，他这次遇到什么事了？

我，是我的侦探的钱包。

我并不知道我的侦探的实际年龄。

根据他的声音和容貌判断，他大概正值四十大关，而且他在二三十岁时应该过得相当辛苦。

他看起来总像大病初愈，嘴角老是微微下垂，就连正式场合，他松垮的领带也从未好好地系紧过。

把我买来、带到他身边的是他的妻子。她买下我之后不久，就因为一场意外过世了。从那时起，我的侦探就一直独自生活，独自经营事务所。

一个人若是身边没人，就会任凭年龄增长，而不会去记。因为没有人帮他记得生日。人是不会对自己妄加岁数的。我的侦探忘了自己的岁数，而我也没有机会知道。

我的侦探计算的是死亡之后的年岁。妻子过世时，他也死了，他已经死了两年，今后也打算继续死下去。我是怀抱着死人财物的钱包，神采奕奕地挥霍金钱这种事与我无缘。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当上侦探的，我不知道他的过去。他的过去，或许也和他的妻子一起埋葬了。

他没有孩子，也不曾见过像兄弟姐妹的人。他就和他那孤独地躺在棺材里的妻子一样，孤独地活着。

我的侦探，我这么称呼他，似乎单纯地认为我是他的东西，但是事实上，他才是我的东西。

他的妻子过世后，他把一切能够想起她的东西都处理掉了，却唯独没有扔掉我。我是她生前触摸过的唯一遗物。我不认为我这么做是娘娘腔，我只是像他妻子叫他的那样称呼他而已——我的侦探。

2

到了黄昏，有客来访。

他是我的侦探的少数朋友之一。我的侦探叫他“佐佐木”。佐佐木则称我的侦探“河野”。

他们交情有多好，我无法推测。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喝酒，也会聊天，但大都是佐佐木说话，他是记者。这是份信息出入频繁的工作，沉默寡言的人无法胜任。

佐佐木在我的侦探丧偶的时候，在我的侦探说“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之前都没有离开他身边。在我的侦探说“我一个人不要紧”的时候，也没有离开他。所以我很信赖佐佐木。

“好清闲！”佐佐木一开门进来就说，“这样竟然还开得起事务所！”

“没有开，只是撑着。”

“勉勉强强哪！”

“没办法跟大报社比。”

佐佐木在访客用的沙发上坐下来。

“那件事你考虑过了吗？”

我的侦探没有回答。

“我觉得不坏。对方也很有诚意，他们想要一个能干的调查员。”

吱地弄响座椅之后，我的侦探回答：“到今天还要看人脸色的话，当时就不会独立了。”

停顿片刻之后，佐佐木说：“当时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现在经济形势比以前更好，这种生意自然会兴隆。”

“这我也知道。”佐佐木笑道，“最重要的是你变了，不是吗？那时有薙子，但是她已经不在了。”

薙子是我的侦探的妻子。

椅子又响了。

“哎，你差不多该振作了。”佐佐木说，“她的死不是你的错。”

“我明白。”

“你不明白。只会嘴上说。你简直就像僵尸。但是最近，僵尸却只能当笑柄！”

佐佐木说完之后，一片沉默。

大约半个月之前，他对我的侦探提起上班的事，一家相当大的保险调查事务所正需要人手。我无法确定，但是据佐佐木所说，我的侦探以前曾在那一类事务所工作，此后在某个时期离开，开了这家事务所。

“哎！”佐佐木说。

“干吗！”

“失物。”

传来起身后往这边走来的脚步声。

“掉在沙发脚边，是耳环。”

佐佐木的声音稍稍柔和了些。

“女人吗？”

我的侦探冷淡地回答：“委托人。”

“把耳环掉在沙发旁的委托人？”

“是啊。她很激动，连耳环掉了都没发现。”

“很激动？”

“是因生气而激动，因为我拒绝她的委托。”

“又拒绝了？”佐佐木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你根本没有工作的意愿。”

佐佐木可能是想走回沙发，响起脚步声。

“再拒绝，不用多久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所以我才叫你去上班，拿人薪水的话，不愿意也得工作。”

“就像你一样？”

“随你怎么说。”佐佐木笑道，“为什么拒绝？女人委托的事，应该不怎么棘手吧？”

许久，我的侦探都闭口不语。佐佐木可能习以为常，静静地等待。

“她长得很像薙子。”我的侦探回答。

佐佐木叹息。

“我吓了一跳，长得非常像。当然，是像年轻时的薙子。”

佐佐木微微改变语气说：“她会回来拿耳环吗？这可不是便宜货。”

“看那样子，不会来吧。她衣着高级，像是穿惯那种衣服的样子，不是那种挖出唯一一件好衣服出门的，是有钱人。和这耳环一样的东西，至少还有一打吧。”

“两只耳环都掉了的话，就会死心；如果只掉了一只，会四处找，这就是女人。”

佐佐木说完站了起来。

“一起去喝一杯吧。我发现了一家好店。”他接着说，“那个收起来吧。她会来拿的。”

我的侦探笑了：“跟你打赌也行，她不会来的。”

但是她来了。

3

那是第二天下午的事。

响起敲门声，我的侦探说“请进”，门嘎吱作响，接着传来她的声音。

“可以请你接受我的委托吗？”

我的侦探有好一会儿坐在椅子上没有动弹，可能是正注视她。我在抽屉的黑暗之中，回想起过世的薙子的长相，想要想象出一个与年轻时的她酷似的女性。为了不输给我的侦探，我收起下巴、紧抿着嘴唇站在那里。

我的侦探把椅子轻轻弄响了，然后咳了几声。

“你感冒了。”她说，“昨天声音也哑哑的。”

“现在应该不是感冒的季节。”

“不，现在正流行。重感冒，从喉咙开始发病，要是放任不管，会发高烧。我外甥就读的学校，有些班级甚至因此停课。”

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她接着问：“我可以进去吗？”

我的侦探死了心似的叹了一口气，说：

“请。但是……”

“但是？”

“或许会把感冒传染给你。”

委托人叫塚田早苗，二十七岁。丈夫塚田和彦，三十六岁，是餐厅老板。

两人刚结婚两个月，住在邻近市中心的住宅区里的公寓。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丈夫有异状？”

我的侦探可能坐在早苗对面，声音变得有点——事务所很小，所以只有一点点——遥远。

“说是异状……”

“那，我换个说法好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他有别的女人？”

早苗无力地笑道：“好尖酸的说法。”

“是你昨天这么说的。”

传来叹息声。“我知道了。没关系。我发现他有别的女人是在婚礼后第三天。”

我的侦探保持沉默。

“你不惊讶吗？”

早苗似乎有些不满。我的侦探沉默，并不是因为惊讶得说不出话，而是可能在记录。

“三天后还算好的。我经手的委托案里，也有在举办喜宴的时候，让情妇在同一家饭店的客房等着。然后呢？你发现是因为什么具体的证据吗？”

早苗的声音变小了。

“他打电话……给女人。”

“婚礼后第三天？”

“对。六月……二十七日。”

“从家里？”

“不，从他餐厅的办公室。”

那家餐厅叫“洁娜维芙”，位于麻布。那天早苗和朋友约好见面，去了南青山，心想顺路到丈夫上班的地方，给他一个惊喜。

“虽然很幼稚……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办公室门前，结果听到他的声音……我想他是在打电话，于是在走廊上等他讲完。”

“然后你听到了他说的话？”

“嗯。”

我的侦探又咳嗽了。

“办公室是他专用的吗？”

“是的。”

“他独自开的吗？”

“不，是共同经营，和一位畠中先生。不，是外子跟我说是共同经营。”

“什么意思？”

“其实外子完全没有出资。从这一点来说，‘洁娜维芙’是畠中先生一人的，外子只是口头上说‘我们是共同经营’而已。”

“你怎么知道？”

“我看到土地和建筑物的登记誊本，全都是畠中先生一个人的名字。他们用这抵押贷款，上面也列了一排抵押权人的名字，但全都是金融机构，没有外子的名字。”

“‘洁娜维芙’采用公司组织吗？”

“是的。”

“你先生是经理？”

“对。”

“你呢？”

“不，跟我没有关系。”

我的侦探像在思考，沉默片刻之后说：

“只看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人姓名，无法作判断。他或许是以别的形式出资，或者说得极端一点，他只是贡献能力，当畠中先生的智囊。”

“这我知道。”

早苗说道，有些欲言又止。我的侦探也像在等她继续往下说。

“我不认为畠中先生信任外子。”

我的侦探在咳嗽，是干咳。

“回到正题吧。关于你先生的电话，他说了什么？”

早苗似乎难以启齿。

“他说：‘我爱的只有你，你明白吧？’”

“然后呢？”

“还说：‘我会找时间去见你的。’”

“还有呢？”

这种事，像服务员接受点菜一样循例询问比较好。

“他说：‘早苗没有发现，不过还是小心点。’”

“就这些？”

“挂电话的时候，他又说：‘我爱你。’”

不一会儿，我的侦探用带着些许轻佻的口吻说：

“但是，不能证明对方是女子吧。”

早苗似乎也明白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外子是正常的。我们此前有夫妻生活。而且……”

“而且？”

“挂电话的时候，准确地说，他是这么说的：‘我爱你，法子。’”

我的侦探声音变得尖锐。

“法子这名字，你心里有数吗？”

“没有。”

“一个都没有？这算是常见的名字。”

“我的朋友里也有一个叫法子的，但是她上个月刚结婚。店里的女服务员，以及外子的朋友里，就我所知，没有叫法子的。”

除此之外，早苗补充了一些事，像是家里频繁地接到无声电话、塚田和彦一周大约会晚归一次、和彦的衬衫衣领曾经有和早苗使用的颜色不同的口红印。

“就在最近，有女人打电话问‘和彦在吗’。”

早苗的声音显得疲惫。

“因为是白天，我告诉她和彦在店里，那女人就说：‘这样。那，你就是早苗？’”

“然后呢？”

“我问她是谁，她说‘你很快就会知道了’，便挂了电话。”

我的侦探语气转强：“她的确是说‘你就是早苗’吗？不是‘早苗女士’或‘太太’？”

“没错，她直呼我的名字。那是前天的事。所以我才跑来这里……”

早苗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低声道：

“其实，我是想回娘家才出门的。可是……又不想让家人担心。我连站名都没看就下车了，四处徘徊，回过神时，就站在这栋大楼前，才看到了招牌……虽说是偶然，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看到侦探事务所的招牌，一定有意义……”

我的侦探发出未曾有过的柔和声音，几乎可以说是温柔。

“到目前为止，你告诉过谁吗，像是家人或朋友？”

早苗似乎摇了摇头。我的侦探问：“一个都没有？”

“是的，我没有对任何人说。”

“你竟然能够独自承受这些！”

早苗意外地说：“我很怕。”

许久，事务所静悄悄的，只有空调偶尔会一边喘息一边吐冷气。

“我很怕，”早苗重复道，“我怕外子。”语尾微微颤抖。“一开始，我不愿意相信这种事，努力想忘记。明明那么清楚地听到他在电话里那样说，可我还是不愿相信，实在是很蠢。”

我的侦探静静地说：“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愚蠢。”

“可是……已经无法这么想了……”

“为什么？”

早苗打起精神，继续说道：“是蜜月旅行。上个月初，我们去塞班岛待了十天。他说刚结婚时没法休假，所以才晚了一些。”

“这种事常有。”

“在塞班岛，我们一起去水肺潜水。他是老手，可以指导别人。我刚开始玩潜水，很不善于耳压平衡。你知道耳压平衡吗？”

“我没经历过，但知道是怎么回事。是防止水压压迫耳膜吧，闭上嘴巴呼吸？”

“对，没错。要是不那样做，水会流进耳朵，扰乱方向感，以为自己是在上浮，实际上却不断往深处潜去……”

不擅长耳压平衡的早苗，在塞班岛潜水时就遇上了那种情况。

“我陷入恐慌，脑袋一阵眩晕，不知道该怎么办，完全无法控制身体。我向就在旁边潜水的他打手势，让他救我。我一次又一次打手势，可是……”

这次我的侦探没有催促早苗。她不规则的喘息声，连我都听得见。回忆和陈述，让她再度恐慌。

“他明明看着我，却不肯帮我，完全无意救我，只是盯着我，目不转睛地，简直就像在观察。”

附近的潜水员救了早苗，将她引到船上。跟着上船的和彦说他完全没有发现早苗陷入险境。

“他不断说‘对不起’，抱着我，抚摩着我。我无法相信他的话，我忘不了他在海底注视着我见死不救的样子。”

早苗一定全身发抖。

“我好几天都在想是自己多心了，可还是没办法。”

我的侦探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问道：

“你先生在塞班岛想杀你，故意见死不救，你这么认为，是吗？”

心中的不安被他人明白地说出来之后，早苗似乎开始哭泣了。

“对，就是这样。而且不止是那时，从那以后，我一直……一直觉得被监视。我觉得他在等待机会。我一回头，总是发现他一脸凶恶地望着我，但一四目相对，他就急忙露出笑容。”她深吸一口气。“后来，他还好几次找我去潜水。结婚前，我们常常到处去潜水，但是现在我实在没那兴致。”

“除了塞班岛的事之外，你没有遇到其他具体的危险吧？除了潜水之外，平日的生活呢？”

早苗吐出发颤的叹息。

“嗯，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一直提心吊胆的。前天那女人打来的电话让我忍无可忍了。”

我的侦探沉默以对。事情似乎变得不止是单纯的侦探调查了。

“可以吗？我们来整理一下。”我的侦探说，“你怀疑你先生有情妇，对吧？”

“嗯，没错。”

“你认为他曾想对你见死不救。”

“就是见死不救。如果没有潜水员，我早就死了。”

我的侦探并没有被早苗激动的情绪影响。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你这么想，丈夫有了别的女人，你成了绊脚石，他想要杀掉你，是吗？”

早苗斩钉截铁地回答：“没错。”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刚新婚两个月，不是吗？”

早苗轻声抽泣道：

“我一结婚就保了人寿险。”

一片沉默。

“病故的话是五千万，意外死亡则加倍，是一亿。受益人是外子。”

我的侦探很慎重地问：“他叫你投的吗？”

早苗以哭声回答：“不是。”

“那，是你主动投保的？”

早苗只是抽泣，没有回答。我的侦探微微加重语气：

“是你主动投保的吗？”

“对！”

那是爆发般的叫声，早苗明显乱了分寸，话语有如洪水般倾泻而出。

“是他设计让我那样做的！一切都是！全都是！不管是谁，所有人都被他笼络了！就连我的亲人也全被他骗了！不管我说什么，他们也不会相信！外子只要煞有介事地说‘早苗累了’，所有人就都这么认为，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听我说！”

她最后那句话已接近尖叫。

早苗痛哭失声，事务所里净是她痛苦的哭泣声。我的侦探既没有出声，似乎也没有任何举动。

早苗恢复了平静，等她安静之后，我的侦探慢慢地说：

“你说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是骗人的吧？”

早苗可能是点头了。

“因为没有人相信你，你才想找侦探。”

早苗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鼻塞。

“我想，如果是侦探，听完我的话之后就不会说我是因为压力而神经衰弱，让我去看医生。”

“在仔细调查、明白你的怀疑是无中生有之前，我不会那样说。”

早苗弱弱地说：“谢谢。”然后，她以哀求般令我许久难忘的声音补了一句：

“求求你，不要让他杀我……”

4

我的侦探紧紧盯了塚田和彦一个星期。

理所当然，我和我的侦探形影不离。话虽如此，他看到了什么、写了什么样的报告，我无从得知，因为跟踪是无言的行动。我听到的，只有马路上的声音，以及汽车引擎的低吼声。

除此之外，我的侦探采取的行动，只是拜托佐佐木靠关系调查塚田和彦有无前科。

“哎，小事一桩。”佐佐木说，“对了，上班的事考虑得怎样了？”

“敬谢不敏。”我的侦探回答。不是暧昧地蒙混过去，而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但是在我看来，佐佐木似乎对这个回答感到高兴。

“怎么了？感觉好像有点恢复生机了。膝盖以下的血液又活络起来了，是吗？”

我的侦探笑了。“你说呢？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或许我只是被一个有被害妄想的委托人牵着鼻子走。”

“也有可能不是吧？”

“一半一半。”

然而，从我的侦探深夜时分在事务所独处时的模样来看，我不认为他觉得是“一半一半”。

他在房里来回走动，偶尔也翻阅纸张。好久没见他这样神经紧绷的模样了。

在第一次给早苗报告的前一晚，我的侦探与佐佐木碰面。

“塚田和彦，没有前科。”佐佐木说，“不过，三年前曾被吊销驾驶执照，因为酒后驾车，还超速。”

我的侦探可能是在读文件之类的东西，传来翻页的声音。

“塚田和早苗结婚之前，早苗的姐姐和姐夫曾经委托侦探事务所，主要是调查‘洁娜维芙’的经营状况及塚田个人的经济状况。”

“查出什么了吗？”

“不，这方面没有任何可疑之处。那份调查报告，早苗也看过。她也拿给我看了……”

根据那份报告，就如早苗所说，塚田和彦完全没有投资“洁娜维芙”。一如字面所示，他只是出人头而已。

“畠中原本是塚田以前任职的公关公司的客户。那似乎是家颇可疑的公司，但暂且不管这个，待在那家公司时，塚田顺利地笼络畠中，成了他的合伙人。”

“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佐佐木绷起脸来，“大概很伶牙俐齿吧。”

“确实，他很聪明。现在也把畠中哄得服服帖帖的。实际上，塚田参与经营‘洁娜维芙’之后，店的形象似乎就变得洗练脱俗了，营业额也蒸蒸日上。”

我的侦探苦笑了一下。

“塚田似乎不打算终其一生屈就这种规模的餐厅老板。他可能想扩展范围，做更大的事业。他好像老是对‘洁娜维芙’的职员这么吹嘘。”

佐佐木的眼神变得锐利。“这需要一大笔资金。”

为了这个目的，杀害妻子取得保险金并非不可能。但是我的侦探没有回答，他边翻阅着什么边说：

“我也得到早苗的许可，重新调查了塚田的亲属关系。”

“然后呢？”

“他曾经迁移户口，有点复杂，但那家伙不是第一次结婚。”

“你说什么？”

我的侦探抬起头来，慢慢地说：“那家伙曾结过一次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早苗她……”

“不知道这件事。”

“以前的调查，不可能没有查到吧？”

“我一查就查到了，以前的调查员应该也是。”

“那……”佐佐木的声音变得凝重，“是被压下来了？”

“恐怕是。”我的侦探说，“可能是被塚田收买了。”

“曾经离过婚……这根本就是欺骗，不过……”佐佐木吹了一声口哨，“我开始觉得早苗夫人的预感是对的。”

“凭这一点还不能说什么。”

“然后呢？跟踪的事呢？”

“什么都没有。刚一星期而已。到目前为止，和彦如传信鸽般品行端正，也没有打电话给女人。”

“外遇之类的，真的只是早苗的妄想吗？”

“不知道。”我的侦探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从塚田的反应来看，我觉得他好像发现有人在盯他。他有时候走在路上会忽然回过头来。”

“是你的跟踪技巧太糟糕了吗？”

“不，或许是早苗委托调查的事被他发现了。”

佐佐木发出哈哈的声音。

“那也难怪塚田会自重。本想直接监听，但对方有所防备的话，就毫无意义了。我想先把他摆一边，等一段时间再看看。对了，我想找塚田的前妻谈一谈。”

“这样早苗不要紧吗？万一并非全是她的妄想，岂不危险？”

我的侦探低喃：“说得也是……”

“你先生是不是发现了？”

早苗来访时，我的侦探劈头问道。

“雇你的事吗？”

她在回答“对”之前，大概说了两次“那个……”。

“我告诉他，我找人商量关于我们两人的事。”

以她的个性来看，这种说法格外显得不干脆。

我的侦探虽然失望，却没有把心里的感受说出来。

“那，你先生怎么说？”

“他想知道我找谁商量，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他说：‘你这阵子似乎很累，好像有些烦躁，找人聊一聊，或许会舒服一些。’随后，他明显地温柔许多。”

早苗的口吻变得有些尖锐。

“尤其是有人在的时候，更是温柔至极。”

我的侦探告诉她这一周的“成果”，并说出和彦离过婚的事。早苗似乎受到了打击，但是没有乱了分寸。

“我得事先声明，这并不是你先生有外遇的证据。只能说对于这件事，他对你有所隐瞒。而且他会说谎，或许是害怕万一告诉你事实，你会离他而去。他可能只是不想失去你而说谎。明白吗？”

“我明白。”早苗回答，“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我打算去见他的前妻。这份除籍誊本上登了他前妻婚前的户籍是北海道。从那里追查她现在的住址，或许得花一番工夫。”

我的侦探弄响椅子，似乎探出了身子。

“你先生目前似乎还颇自重，至少他不会去见那女人。可能是因为你告诉他你已经找人商量了。”

“嗯，我明白。”

我的侦探慎选措辞：“如同你所说，他想谋害你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请你小心。暂时回娘家去怎么样？你说想回老家，应该不会奇怪吧？”

“我会的。其实，上周末我也在娘家住了一晚。我的双亲都已经过世，说是娘家，其实是姐姐和姐夫家。”

此时，早苗忽然想起来似的说“其实”，接着她说道：

“我外甥，姐姐的小孩，似乎也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觉得塚田先生很危险？”

“嗯。我没有明确地问过他，但每次我去过夜，他就像松了一口气。而等我要回去时，他总是用一种好像再也见不到面的难过眼神看着我。有时候，他会很不自然地说‘姨妈，过马路时要小心汽车’之类的话……”

“你外甥多大？”

“十二岁，小学六年级。”

我的侦探似乎在沉思。早苗仿佛察觉到了，补了一句：

“或许是我的妄想感染了那孩子。”

我的侦探苦笑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不再说了。”

他收起笑容。“接下来大约一周左右，如果有急事找你，要打到哪里呢？”

“请打到我娘家。你可以说是相马牙科打来的吗？那是我固定就诊的牙医，负责预约挂号的是个男的，以前也打过电话。”早苗说道，并告知号码。

“哎，不要想太多，泰然处之吧。”

听到我的侦探这么说，早苗低声说道：“我姐姐也这么说。”

“如果换位思考，你不也会这么说吗？”

早苗终于轻轻笑了笑。“说得也是。还没有找到任何具体的证据。外子打电话给女人，还有潜水的事，或许都是我想得太多，或是幻觉罢了。”

“对，这也不无可能。”我的侦探说，“只是，也有可能不是幻觉或妄想，所以请尽量避免独处。”

早苗临走时，我的侦探说：“对了，我都忘了。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掉了一只耳环。”

那的确是早苗的东西，但是她不肯收下。

“能不能麻烦你保管？”

“为什么？”

“没有特别的意思。只是……迷信罢了。等事情解决了，我的内心重获平静时，再请你还给我。我期待可以笑着拿回那只耳环。”早苗落寞地微笑，“纵使是我得戴着那只耳环去看精神科医生也无妨。”

我的侦探答应了。

“家母她，”早苗自言自语道，“曾在结婚十周年时，要家父买耳环送她。那耳环比这便宜许多，但也是镶钻的。第一次戴那副耳环出门时，家母拜托我和姐姐看着，不要让耳环掉了。当时我才四岁，姐姐九岁。”

我的侦探静静倾听。

“姐姐对我说：‘早苗，你看着下面，姐姐看上面。’我们俩为了看好妈妈的耳环，外出时，一直像两个笨蛋一样，紧紧地贴着走。”

停顿片刻，她微微笑了。

“很好笑吧？因为家母非常珍惜那副耳环，我们都非常认真。”

“真温馨。”

“对我来说，丈夫送的东西里，没有一样可以让我如此珍惜。”

我的侦探平静地说：“毕竟才结婚两个月。”

“应该是‘明明刚新婚两个月’，不是吗？”

我的侦探没有回答。早苗说：

“请看看我的打扮。丈夫很舍得装扮我。他不肯告诉我他真正的经济状况，但是看起来相当有钱。我明明没说要，他却什么都愿意买给我。”

早苗打开门，门嘎吱作响。

“请你看看，我左手无名指上不是戴了戒指吗？”

早苗似乎伸出了左手。

“但这不是外子送的婚戒。在这次的事没有结果之前，我不想戴他送我的东西，可是如果不戴婚戒，他会啰唆地追问为什么……所以，我找出以前用上班的第一笔薪水买的旧戒指来取代，假装还戴着，和彦……他根本没有发现戒指不一样了。”

我的侦探一边送客一边关心地说：“在令姐身边放松身心，好好休息。”

早苗离开之后，我的侦探坐进椅子里一动不动，只是偶尔交换重叠的双腿，深深陷入沉思。

5

一到下个星期，我的侦探便前往北海道。我也和他同行。

回溯一个人的过去，这种工作靠的全是耐性，而找出塚田和彦前妻的住处正是这种差事。

我的侦探走得很勤，他与许多人交谈，口吻有时像是在请求，但也有强硬的时候。他似乎有朋友在北海道的侦探事务所和调查事务所，他也请他们送资料来。

大约到了星期三，他暂时回到东京，打电话给早苗。

早苗说她平安无事，过得很好。丈夫没什么动静。我的侦探劝她最好继续待在娘家，便挂了电话。

就在这周五，我的侦探找到了塚田和彦前妻的住处，但是无法见到她本人。

若问为什么，因为她已经死了。

她叫太田逸子。太田是她与塚田结婚之前的本姓，换言之，她和塚田离婚之后没有再婚。

我的侦探见到了她的父亲，那是个声音听起来既沙哑又消沉的老人。或许孩子早死的人都会变成这样。

“令爱和塚田结婚不到一年就分手了，是吗？”

逸子和塚田和彦也是在东京结婚的，婚后就住在那里。逸子离婚之后回到了北海道。

“和彦有了别的女人。”

逸子的父亲唾弃道。从我的侦探一开始便告知“我是来调查有关塚田和彦的事”时，他就非常配合。但是一提到和彦的名字，他就仿佛嫌脏似的，语气变得充满攻击性。

“和彦好像察觉到有人在调查他。”

“你的意思是……”

“昨天他打电话来，用肉麻的声音说：‘我想有人会去问我的事，不要跟别人说些有的没的。’”

我的侦探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

我也吃了一惊。但也不是不能理解——又是早苗，大概是她说出去的。

这种委托人也是有的。对这种一时忍不住说出口的冲动之人真是无奈。

我已经在好好调查了，我都知道了。我也找人去见你前妻了，就算你想隐瞒也没用，想骗也骗不成了。

我的侦探勉强打起精神，问道：

“你知道塚田的女人是谁吗？”

“我不知道详细身份，但当时和彦叫那女人‘法子’。”

我的侦探肩膀一抖，待在衬衫口袋里的我也感觉到了。

“你认得她吗？”

“认得。我到东京找逸子谈的时候，她让我看了那女人的照片。逸子跟那女人以前在同一个地方上班。那女人让我女儿不幸，我不会忘记她的脸。而且……”

逸子的父亲变得更加激动。

“令人生气的是，去年十一月，小女去世时，她竟然跑来参加葬礼，还装模作样地包了奠仪。”

“逸子女士是怎么死的？”

“意外。”孤零零的老父回答。他语调急促，仿佛想尽可能减少说出那句话带来的痛苦。“不，是杀人，肇事逃逸。逸子在走夜路时被车撞死了。”

“肇事者……”

“没抓到。”接着他愤然道，“太过分了。逸子被撞得血肉模糊，连大衣的扣子都掉了。”

我的侦探稍作思忖，然后有些难以启齿地说：

“你手边……有那个叫‘法子’的照片吗？”

父亲回过神来。“照片没有，但有录像带。”

“什么？”

“我请人拍摄了逸子的葬礼，也拍到了‘法子’。”

6

由于逸子父亲的好意，我的侦探得以当场看到录像。

“就是这女人。”逸子的父亲指出“法子”。

“奇怪，”我的侦探说，“我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你认识她吗？”

“不，不是这个意思，是在电视上，或杂志上见过她的照片。你最近有没有在什么媒体上见过她？”

逸子的父亲说：“我不怎么看电视或报纸杂志，从逸子过世之后就这样了。坏消息光是自己的就够多了。”

我的侦探向逸子的父亲借了录像带，离开之后，他立刻搭上出租车。

“这附近有没有大图书馆？”

“有，在车站附近。”

我的侦探前往图书馆，出租车的收音机里传来机场飞往东京的飞机起飞失败，二十多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的新闻。

我的侦探在图书馆翻阅了许多报纸、杂志。大约三十分钟后，他发出呻吟般的声音。

“大事不妙！”

接着他快步离开去打电话。可能是对方没接，他用力甩下话筒，紧接着又打。

这次接通了。

“佐佐木吗？把你手边的事放下来，照我说的做。我告诉你地址，请你跑一趟塚田早苗的娘家。她没接电话。请你确认她是否平安，直到我回去之前你都看着她。啊？”

佐佐木说了什么。我的侦探好像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塚田和彦的情妇法子是谁了，确有其人。你听好了，那人就是森元法子！”

佐佐木又说了什么。

“没错，就是那个森元法子。去年年底，她丈夫森元隆一遇害，她也被侦讯，就是那个法子。死了丈夫，领了八千万保险金的女人。我在电视里看过她太多次了，这才记得她的长相。那个案子，凶手还没抓到吧？传说森元法子有情夫，是这样吧？”

佐佐木在话筒另一头的吼叫，连我都听见了。

“你赶快回来！”

我的侦探回到东京之后，等着他的却是塚田早苗失踪的消息。

第三天晚上，早苗被发现弃尸在羽田机场附近的仓库停车场。是被殴打致死。据说她遭人以钝器猛烈殴打头部。手表及手提包里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很明显并非劫匪所为。然而奇怪的是，她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据早苗告诉我的侦探，那只是冒充婚戒的戒指，被拿走了。

据她姐姐的说法，早苗前天，也就是我的侦探发现法子真面目那天，就在我的侦探联络她之前，被人用电话叫了出去。

“我妹妹说，帮她办事的人遇上了北海道机场发生的意外，受了重伤。”

那人好像得住院一阵子，可是他说有资料想马上交给我……

早苗，你打算怎么办？

打电话来的是那人的同事，他说会帮那人拿给我，叫我去羽田拿。

“然后就完全没有消息了。”

被骗了。她中了别人的圈套……

“被耍了。”佐佐木说。

这里是我的侦探的事务所。我似乎可以看见他们两人抱头懊恼不已的模样。

“被利用了。你的行动似乎被看穿了。”佐佐木说道，他的语调变得柔和，“你没想到早苗口风竟会那样不紧？”

“我应该料想到的。”我的侦探低声说道。

“敌人手脚够快，毫无破绽。就算知道你去了北海道，竟能利用机场的突发事故把早苗叫出去……”

关于我的侦探，早苗到底告诉了和彦多少？说不定她一雇用就马上告诉他了。

我请人调查你了……

那么和彦反过来跟踪早苗，要法子跟踪早苗，找出这家事务所，也易如反掌。一定是这样。

不能责备早苗。她非常害怕。她可能忍不住告诉丈夫：我也是有同伴的，我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被你杀掉。

但是，和彦和法子比她棋高一招。

“不过，这也太铤而走险了。”

“对方也急了。”

“早苗遇害时，和彦有不在场证明。他跟畠中去了伊豆。两天一夜。”佐佐木说，接着他安抚道，“但是，这次警方不会那么轻易罢手。虽然只是状况证据，但是他和森元法子搞外遇，两人是同伙关系曝光了。”

“森元隆一遇害，怎么都查不到的法子的情夫，现在知道是和彦了。”

“没错。会继续侦查的。”

“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就算他们有关系，却没有半点他们杀害彼此的丈夫与妻子的证据。”

“目前是没有。”

一片沉默。

“你呢？要收手吗？”

我的侦探啐了一声：“开玩笑！”

剩我的侦探独自一人时，他站起身来，以惊人的力道踢飞了椅子。

接着他拉开抽屉，思索片刻之后，将早苗留下来的耳环放进我怀里的小口袋。

它由我保管了。我的侦探……

早苗的侦探。

目击者的钱包

1

我不知道姐妹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知道也不会有麻烦。因为我没有那种东西。

不过，这阵子我的主人经常把“姐妹”这个词挂在嘴边。

“我们以前明明感情好得像姐妹”或“我一直以为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主人说完之后，又难过地叹气。

我的主人今年刚满十九岁。她的鼻子四周长满了雀斑，脸颊圆润，非常可爱。宿舍周年庆的时候，她和同屋的女孩穿着水手服唱歌，大受好评。

我的主人是个巴士导游。虽然不是在东京出生的，却是以介绍东京为业。她穿着非常合身的迷你裙套装，戴着可爱的帽子，拿着旗子，带队到东京铁塔、浅草雷门和皇居的二重桥。

她的脚底长满了硬茧，但她没有让任何人看见，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喜欢她以至于连她脚底的茧都觉得可爱的男子。

只有一次，对，大约是两个月前，曾经有个男子有机会和她发展到那样的关系，却好像并不顺利。

她曾经一边听音乐一边哭泣。那是一个带着点鼻音的女歌手唱的，同屋的女孩说“失恋的话，这最适合当背景音乐”，介绍给她。

人类的年轻女孩真不可思议！为了哭泣，竟然需要音乐。总之，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自己变得空空的，所以需要用音乐来填补吗？

那一阵子，我的主人好几次从我的怀里拿出钱，去买那名歌手的CD。买衣服的时候，她总是考虑再三，却只有那时乱花一通。她如果不是太伤心，那就是对那歌手的歌中毒太深了。

后来，她就忘了失恋这回事，可是一听到那首歌，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涌上来。实在好笑。

我没有笑她，因为我是她的同伴。对只身在东京这个地方生活的她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可是由我负责保管的。

没错，我就是她的钱包。我知道发薪日前夕，她不安地查看我的眼神；我知道在百货公司或精品店看到喜欢的套装或上衣的标价后，在洗手间偷偷数着我怀里的数目时，那柔软手指的触感。她考虑未来的生活，盘算着可以花多少钱时，那细微的呢喃声，也听在我的耳里。

我是她的钱包，在想掠倒年轻女孩的世间寒风里守护着她的渺小的要塞。

但是，以我的力量无法守护的事，似乎将要发生了……

“有人说女人的友情不可靠，是真的呢！”

我的主人说道。现在是晚上，她在宿舍休息。她刚洗完澡，正在为脚上的硬茧抹乳液。

同屋的女孩在脸上涂抹着白色的东西。那好像叫面膜，她每次弄成这样，都会把我吓一跳。

“你是说你那个朋友吗？叫美咲吗？”

“对，小咲。我们以前明明感情好得像姐妹。”

“没办法。”同屋的女孩平淡地说。敷面膜时，脸好像不能动。“她有男人了吧？哪有时间去管朋友！”

“我都跟她说了，我很烦恼，想找她商量。”

“你在烦恼什么啊？”

“就是那个啊……”

同屋的女孩像变魔术一样，脸又变回原样。应该是把面膜剥掉了。

“啊，真舒服。”她把像白皮一样的东西扔进垃圾桶，“啊，那个啊，你说的是那个奇怪的男人吧？”

我的主人点点头，白皙的圆脸上笼罩着不安。

“我又看到他了。我好怕。”

同屋的女孩无奈地望着我的主人说：“我说小雅，那件事的话，我们不是已经谈论过很多次了吗？不是已经说好不要在意了吗？用不着再去找别人商量什么了吧？”

大家都叫我的主人“小雅”。小雅望着手指甲，喃喃道：“嗯，可是……”

“不要紧的，那男的不可能会做什么的！”

“可是那人一定在找那条项链。”小雅一脸正经地在床上重新坐好，“我想他也发现是被我们捡走的，才会在这附近出现，想让我们把项链还给他。”

“那种事哪有可能？”同屋的女孩笑出声来，“小雅，你想太多了。你真是胆小！”

小雅沉默了。

她的确不算坚强。在研修期间，她是同期女孩子里最爱哭的一个。连我都担心得要命，怀疑她是否真的能够当上导游。

可她绝对不是笨女孩（能够有计划地使用金钱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特别是在这件事上，她的不安应验了。我因此才感到害怕，觉得只靠我一个人是无法保护她的。

事情大约发生在半个月前，每天晨跑的小雅在跑步途中捡到了一个钱包。

小雅把那钱包带回来时，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的线要绽开了。那钱包既俗气又庞大，刺眼的鲜红色，上面缝满了琳琅满目的装饰，一看就知道是便宜货，不用说，一定是合成皮。虽然我也不是多昂贵的钱包，但毕竟是真皮的！

那钱包里也没什么钱，不过两千多元而已。即便如此，小雅还是想把它送去派出所，但是室友阻止了她。

这种东西送去派出所，警察也会嫌麻烦的。拿了里头的东西之后就扔了吧。

软弱的小雅拗不过室友，便照做了。换言之，她将它据为己有。我也觉得无妨，只是希望可以尽早远离那钱包。

然而，那只鲜红的钱包里除了钱还装着别的东西，是一条项链。

小雅和室友一开始也认为那大概是仿冒品。但是、但是……那竟然是真品！18K金再加上绿宝石和镶钻，据说相当于时价三十万元！

这么贵的东西，还是送去派出所比较……

事到如今，太迟了。装作不知道就好了。

绿宝石项链于是成了小雅和室友的共同财产，是她们盛装打扮时才会佩戴的珍宝。

这是为我们带来美丽项链的钱包，还是别扔吧。

个性单纯的小雅说道，将钱包收进抽屉。我担心极了，深怕她哪一天会一时兴起，用那只钱包取代我。

认识之后才知道，那钱包其实也不是坏家伙。虽然确实有些没品，却比我成熟得多，不久，我们就变得很熟络，好得就像交心挚友。

然后，她，没错，那钱包也是“女的”，告诉我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她的上一任女主人遭人杀害，被埋在这宿舍附近。

2

她说起因是一宗保险金谋杀案。遇害的人是“森元隆一”，凶手是他的太太“法子”。当然，不是她一个人干的，有男人涉案。一定是情夫。他们俩共谋，不但收拾了碍事的丈夫，还计划捞一笔保险金。

而这花哨钱包的主人就是遇害的隆一常去的酒吧的小姐，她手上似乎握有这个案件关键的“什么”，至少她声称“我知道什么”，跑去威胁法子。换言之，就是勒索。

就是干这种蠢事才会被杀。花哨的钱包说。我啊，是在她的尸体被搬到某处的途中掉下来的。

法子和同伙还没有被捕吧？

当然喽！有一段时间，警方好像也非常怀疑她，拼命地查，却好像找不到决定性证据。

光是这样就已经够恐怖了，但是还有下文。

我怀里的项链，是我前任主人从法子那里勒索来的。

听到这件事，我吓得几乎连拉链都要错开了。我的小雅竟然戴着那种东西。

花哨的钱包似乎也打心底为这事忧心。她很喜欢小雅。

她好可爱！到目前为止，我从没有让这么乖巧的女孩拥有过。

你问她现在怎么了？她已经不在这里了。同屋的女孩说没必要一直留着，在上周的垃圾回收日，擅自把她扔了。

最后，她这么说：你啊，要多留心点，别让恐怖的事情发生在你那可爱的女孩身上！拜托你了。

可是，我到底能做什么？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了许多。例如，只要一次就好，只要小雅解下那条项链收进我的怀里——虽然和小雅分开，我会很寂寞，但是在这个节骨眼，我就咬牙忍耐！我会忍耐，努力从她的包里跳出来，掉到路边。

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这种机会，而且花哨钱包担心的事也逐渐发生了。

那是前天早上的事。慢跑回来的小雅和朋友聊起这件事。

“怎么办？我对别人说谎了。”

“有什么关系！不会被拆穿的！”

看来她们似乎在慢跑途中，就是捡到那个钱包的地方，被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搭讪了……大概两周以前，有没有人在这附近捡到钱包，或是听说有人捡到钱包？

他一定是在说那个花哨的钱包。我浑身颤抖，连装在怀里的零钱都锵锵作响。

既然在找那钱包，那么这人一定就是杀害她前任主人的凶手，而他大概也在找那条项链，法子的项链。

听说那人外表颇为潇洒，身上的衣服似乎很昂贵。他戴着全黑的墨镜，虽然说话彬彬有礼，却像可疑的推销员，让人心存戒备。

这是当然的，小雅，那可是个杀人凶手！

解决掉勒索自己的女人之后，法子和情夫为了拿回交给勒索者的项链，可能已经翻遍了女人的家，可是找不到项链，也找不到钱包。他们猜大概是搬运尸体时掉了，才会回到现场。

啊！大事不妙了！

小雅是个谨慎的女孩，就算被男人搭讪，也不会轻易敞开心扉，可是她很不擅长说谎，要是被问“你有没有捡到钱包”，我实在不认为她能够装作若无其事，她一定会狼狈不堪，露出马脚。

我的直觉应验了。从那天早上到今天为止，她已经在宿舍附近看到那人两次了。

被监视了。小雅这么想。

她很烦恼，也很害怕。同屋的女孩笑着不当一回事，但小雅的预感是正确的。

第二天早上，上班前的短暂时刻，小雅又打了电话给小咲。小咲是她“情如姐妹”的好朋友。

“我有事想找你商量。嗯，我昨天也说过了。是这样吗……”

对方的回答似乎相当冷淡。小雅一脸失望地说“那就没办法了”，放下话筒。她拿起装着我的皮包，出门工作。

小雅，这种时候不能依靠小咲那种人，去找更可靠的人商量吧！我在皮包里祈祷，因为我别无他法……

3

这天黄昏，我的小雅来到一个吵得要命的地方。

我待在皮包里，无法看到四周，完全不知道这是哪里，感觉上是从未经历过的气氛。

脚步声、电话铃声、利落应对的声音。就在一旁，有人客气地询问：“请问……我接到电话说车找到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此时，另一个声音说：“小姐，有什么事吗？”

小雅吓得几乎跳了起来。

“啊！没有、没事！”

她飞奔而出。直到接近车站的喧嚣声之前，她都快步疾走。

到了夜里，有人打电话到宿舍。是小咲打来的。

“现在吗？你现在在哪里？”

小雅回答“我马上过去”，便忙着准备出门。她连皮包都没带，拿着我便跑了过去。

那里是一家位于宿舍附近的咖啡厅，小雅有时候会去吃蛋糕。

小咲坐在里面的雅间。她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打扮相当时髦：鲜红色迷你裙配短外套，硕大的耳环衬托出她的小脸。

“约会泡汤了。”她鼓着脸颊说，“真不该交忙碌的男朋友。”

所以才有时间和小雅见面，是吧？

小咲和小雅是同乡。她们直到高中都在一起，此后才分开。小雅参加工作，而小咲现在是短期大学的学生。因为没有聊过大学的事，小咲在学什么，小雅似乎也不是很清楚。

“你说要找我商量，是什么事？”

小咲嘴上这么说，却好像心不在焉，显得都是小雅太啰唆，才心不甘情不愿来见她。

大约两个月前，她开始有此转变。

小雅的室友断定那单纯是因为有了男人，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到目前为止，小咲已经交往过好几个男朋友，她都会把他们的事告诉小雅。小雅知道，向别人炫耀男朋友是小咲的乐趣之一。

但是，这次却不一样。小咲虽然说她“交了男朋友”，却不肯把那人的事告诉小雅，也不像以前那样把男朋友介绍给小雅认识，或向她吹嘘。更不可思议的是，小咲明知小雅失恋，却不闻不问。

我并不清楚是谁让小雅失恋。

小雅和那人是在小咲的公寓里认识的，可以说是四人约会吗？小咲招待男朋友吃饭，对方说要带朋友来，所以小咲也找来小雅，来个二对二。

当时装着我的皮包被放在别的房间，我只听到偶尔传来的愉快笑声。小雅是如何与那人变得亲近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对方往宿舍打了两三次电话。那时的小雅真的非常开心，我心想，哦，很顺利。

然而两人却忽然吹了，我完全不知道原因。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对我而言是个谜。我只知道那时小雅似乎也找小咲商量，两人讲了很久的电话。

言归正传。对，现在小雅正坐在最近变了个人似的小咲对面。

小雅战战兢兢地向小咲详细说明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小咲抽着细长的烟，静静听着。

然后她开口道：“是你想太多了吧？”

“是吗？”

“是啊。一个大男人不可能执意要那种便宜的钱包。”

我心想，一般而言是这样，可那人是个杀人凶手，一点都不寻常。

“可是，项链……”

“三十万的绿宝石不算什么。用不着在意。”

我心想，哎呀，小咲是有钱人呢。

最后变得不知道为什么要找她商量，事情就此不了了之。我早就料到会这样，但是小雅似乎打心底感到失望。

“对不起，找你说这种事。”

“不会啦。说出来就舒服多了吧？”

“嗯，是啊。”

这可不是那么优哉的事！我有一种想喊叫的冲动。

“小咲和男朋友好像很顺利。”

“还好。”小咲回答得很暧昧。

“你们……考虑结婚吗？”

这时小咲才难为情地笑了出来。“嗯，我觉得跟他的话，可以考虑。”

“不觉得太年轻吗？”

“一点都不。我可不想等到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婆。”

“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做什么的？”

小咲以快得很不自然的语气回答：“这怎样都好吧？跟你无关。”

小雅吃了一惊，我则惊慌失措得近乎可怜。

“是啊……是没关系……对不起。下次你想的话，再介绍给我认识吧。”

小咲没有回答。

回宿舍的路上，小雅踩着轻快的步伐。

四周一片漆黑。小雅就职的旅游巴士公司的宿舍和车库都离市中心有点远，这里还有不少平缓的山丘和树林。

就算在这里弃尸也不易被发现。

我开始感到不安，很想催促道：小雅，走快一点！

该不是我们心意相通吧，她的脚步愈来愈快。没错，她开始觉得恐怖了。

快点、快点！

没多久，小雅跑了起来。她气喘吁吁。我满脑子净想着怎么还没看到宿舍的灯光。

小雅忽然停了下来。我注意到，比她慢一些的另一个脚步声也停了。

林子里枝叶摇曳，响起沙沙声。小雅的喘气声也清晰可闻。

她在发抖，拿着我的手全是汗。

远处传来什么东西啪地折断的声音。小雅弹也似的飞奔出去，速度愈来愈快，她拼命跑，一路不停地跑。在她冲进宿舍玄关，在背后关上门之前，完全没有停下脚步。

她好不容易回过头去，隔着玻璃门凝视外面。黑暗而寂静的夜幕里，一盏路灯眨着眼睛。梳子状的月亮像钩在树梢上似的浮在半空。

没有人追上来，但小雅不会再出去确认一番。

4

第二天黄昏，小雅又去了那个嘈杂的地方。

这次她不再犹豫了。这似乎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当她走近好像有许多人的地方时，声音比第一次独自为客人导览时更沙哑。

“那个……对不起，请问保安科的泽井先生在吗？”

“泽井吗？”对方确认道。那是一名女子，声音非常利落。“有约吗？”

“不，没有。有件事想找他商量……”

对方似乎犹豫了，静默了一会儿，然后问：“请问你的大名是……”

“我叫佐藤雅子。以前见过泽井先生。”

小雅等了一会儿，其间我听着从旁边经过的人的谈话，吃了一惊。

“真糟糕，好不容易缓刑了，下次再被抓的话，可就免不了要坐牢了。”

“那个警察也觉得受不了了吧。”

这里是警察局。

“很抱歉，让你久等了。”泽井说道。他是个年轻男子，不知道是不是做什么运动锻炼，声音洪亮。

小雅把装着我的皮包放在膝上，她打开皮包拿手帕的时候，我可以瞄到他们的脸。

小雅很紧张，可是看起来很漂亮。小雅长相平凡，但是此刻脸颊有些泛红，眼睛熠熠发光。

咦？我感到诧异。

“忽然来访，给你添麻烦了。”

小雅可能是低头鞠躬，膝盖晃了晃。

“没关系，不要客气。怎么了？”

泽井平静地问道，感觉温柔得像是一边摸着对方的头一边说话。能够用这种声音说话的年轻男子，除了他之外，我只知道一个。那是以前小雅同屋的女孩胃痉挛，半夜坐出租车去急诊医院时，为她看诊的医生。

小雅说明事情原委，说着又打开皮包，拿出另一条手帕。

“这就是那条项链。”

她把项链用手帕包着带来了。

“抱歉，让我看看。”

“我……做了丢脸的事。”小雅泫然欲泣道，“我偷了别人的东西。”

停顿片刻之后，泽井说：“确实，捡到东西没有送到警局，是犯法的，不过……”他咳了一声，压低声音说，“虽然不能大声张扬，但这是常有的事。”

“这是犯法的吧？”

“还不能断定。”泽井笑道，“说不定是不值钱的假货。”

“我请人鉴定过，说是真货……”

“嘘！”泽井说。他一定是将手指竖在嘴巴前。“这件事你现在不必想起来，我不是以职务立场，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听你说话。”

小雅的膝盖可能有所放松，皮包晃了一下。

“先不管这个。请告诉我疑似在监视你的男人的事。”

小雅原原本本地详细说明。

“如果再看到他，你认得出来吗？”

“嗯，应该可以。”

“这样……”泽井好像想了想，说，“今后如果你再看到那个人，请留意他的服装、开的车，在哪里看到他的也记下来，然后立刻通知我。但是不可以跟对方说话，要装作没发现、若无其事的样子。知道吗？”

“我知道了。”

“还有，夜里不要独自外出。你住的宿舍附近不是很热闹的地方吧？”

咦？真清楚！这人是小雅什么样的“朋友”呢？

想到这里，我赫然一惊，难道这个泽井就是让小雅失恋的人？

我实在不认为内向的小雅会特地跑来见甩掉自己的男人……

“这条项链上刻了东西啊。”泽井说，“在扣子的地方。上面有号码，还有某种记号。”

“是商店的记号吗？”

“或许。有的珠宝店会在商品上打上流水号，作为顾客管理之用。”

“这会是找出失主的线索吗？”

“有可能。”

我开始兴奋。这个警察似乎相当聪明。如果他查出这条项链的主人是森元法子……

功劳一件！森元法子有杀害丈夫的嫌疑，而那个案子至今未破。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的。说不定因此还能发现那个被埋在宿舍附近、勒索法子的女人的尸体。

“这个暂时由我保管，我会写张收据给你。这完全是私人的，还不会当作案件处理。我会抽空调查，看能不能找出失主。”

泽井为了让对方安心，才这样说。他会不会想得太简单了？我这么觉得，但既然他对我的小雅这么温柔，就原谅他好了。

“没想到你竟然会想到我。”他有些腼腆地说，“我以为你早就把我忘了。”

小雅沉默。哎哟，这种时候得说点机灵的话呀！

“我们在美咲小姐家见面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咦！我真的吃了一惊。他就是当时四人约会的那个人吗？

那他是甩掉小雅的人，还是小咲的男朋友？

如果他是甩掉小雅的人，刚才的话就太没道理了。可是，如果他是小咲的男朋友，小雅来这里之前，不是应该会跟小咲说一声“我想去找泽井先生商量”吗？

我完全搞不懂了。

“自己要小心，知道吗？不可以一个人走夜路，慢跑也和朋友一起比较好。可以的话，最好暂时别跑了。”

泽井说完之后，让小雅回去了。

小雅回家的脚步并不怎么轻盈，她仿佛沉浸在思绪里，偶尔会停下来。

小雅，你到底怎么了……

5

两三天之后。

我就像平常一样被收进皮包，和小雅一起去上班。她的精神似乎好一些了。

旅游巴士导游的工作是从出发前迎接客人开始的，导游站在车门边，开朗地招呼“早安”。

这一天的旅程是东京名胜一日游，但对象并不是来自乡下的旅行团。今天的团是个人报名的客人组成的。

愈是住在东京就愈不了解东京，这是常有的事。东京这座城市就像一头巨象，住在背上的话就没有机会好好了解耳朵和鼻子或脚和尾巴的模样，所以才会兴起“来个东京一日游”的念头。

“早安。”小雅以悦耳的声音跟客人打招呼。我愉快地听着。

然而，到了某处，她的声音忽然变了，就像倒吸一口气似的，招呼声冷不防地中断了。

怎么了？我感到诧异。传来客人踩着阶梯上车的声音，重新振作的小雅又开始打招呼。

可是，她的声音失去了光彩。

不仅如此，她这天的工作表现惨不忍睹。她一再出错，结巴忘词。她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介绍搞混了，还被客人纠正。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那天的工作一结束，她便迫不及待地跑去打电话给泽井，而我也终于明白她今天会这样的原因。

“那个人出现了！”小雅语带哽咽，“他装成客人，搭上巴士了！”

泽井特地赶到宿舍。

“他对你做了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一直盯着我看。我好怕。”

“他跟你说话了吗？”

“没有，只是一直看着我。”

“你有旅游申请的副本吗？”

警察收下副本，从大厅的公用电话拨上面填写的电话号码。

“没有这个号码。”他放下话筒，说，“语音提示这是空号。”

我打心底感到恐怖。那人究竟是谁？

不，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的。

他是凶手，是杀害森元法子丈夫的那个情夫。

“名字也是假的吧……”

泽井的声音变得有些严肃。

“明天可以麻烦你再跑一趟警局吗？可以的话，请一天假。事情的发展让人有些不安。我也会向上司报告，商量看看。我们一起想想，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第二天，小雅依照泽井的吩咐前往警局。泽井的上司是个上了年纪、声音干哑的人。对于捡到钱包却没有送交警局的事，他略略出言斥责，但没有啰唆地挖苦个没完。

他们拿了许多照片给小雅看，这是为了找出那个人。在这好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听着翻阅纸张的声音。最后还是没能听到小雅说：“啊，就是这个人！”

“目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泽井的上司用干哑的声音说。

“可是，不觉得很奇怪吗？”泽井说，“如果那么在意那个遗失的钱包，根本不需要监视，直接问她就行了。何况那钱包又是花哨的女式钱包。”

“哎，用不着这么激动。”上司笑着说道，“也不是立刻就会发生什么事吧。而且，小姐住宿舍，很让人放心。”

总之，下次再看到那个人，立刻通知警方，还有不要单独外出。被叮嘱这两件事之后，小雅离开了警局。

“如果能从那个刻印查出项链的主人是最好不过了。”

就是啊！听到泽井的话，我叫道。那条项链背后隐藏着一个大案子！

小雅开始了只能等待的日子，泽井几乎每天都会打来电话。有一次，他和上司一起过来，让小雅带他们到捡到钱包的现场。虽然我没有跟去，但听见回到宿舍的泽井说：

“那个地方很荒凉，暂时别再去！”

小雅顺从地答应。“那个，或许是我太敏感……”

“怎么了？”

“今天去那里时，你有没有觉得有人在看？”

两名警察都说没有那种感觉。

“不要太钻牛角尖了。”

自己被卷入这个事件，小雅只告诉了室友，但那女孩是个超级长舌妇，又对这种事特别敏感，泽井对小雅超出“公务”的关照立刻成了话题。

“警察啊，蛮不错的！”

“而且是本地警察，也不会调到别的地方吧？”

“小雅，干得太好了！”

听到朋友们这么说，小雅依然显得无精打采。

表面上平静的日子过了几天。台风的余波带来大雨，预定的旅程临时取消，小雅也得以好好休息。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这天夜里，忽然变得寒冷了。许久没有联络的小咲打来电话。她说在那家咖啡厅，问小雅能不能马上过去。

小雅没有把后来的事告诉她。我认为没有告诉小咲的必要。然而小雅以前不管什么芝麻小事都会告诉小咲，所以她现在的态度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而且对小咲也有些疏离，这点也颇令人在意。

“对不起，我要洗澡，今天就不出去了。”

小雅只说了这些，找时机挂了电话。她谨守着夜里不出门的忠告。况且，她说要洗澡也是真的。

然而就在她去浴室的时候，电话又响了。室友接了电话，从她的样子来看，似乎是泽井打来的。

室友对走回来的小雅说：“泽井先生说有急事，想马上见你。”

说就约在那家咖啡厅。这一带夜里还营业的就只有那家咖啡厅，这并没有什么不自然，但是从泽井此前一再叮咛小雅不要在夜里外出看来，倒是令人诧异。

小雅似乎也在犹豫。

“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

她拜托室友，却被笑了。“才不要哩，我不想去当电灯泡。”

明明不是计较这种问题的时候，这女孩真是一点都不能依靠。

“你一个人去吧。不要紧的。这一阵子都没见到你说的那个人了，不是吗？不会有事的！”

结果，小雅独自出门了，带着装着我的一个小提袋。

然而，咖啡厅里却不见泽井的人影。

小雅等了一会儿。她喝了一杯咖啡，泽井仍然没有出现，她只好离开。

我被不好的预感折磨。虽然已经太迟了，但是我到现在才发现同屋的女孩根本不认识泽井的声音。

只要电话里的人自称“泽井”，她就会信以为真……

小雅快步前行，偶尔停下脚步。虽然没有尾随的脚步声，或慢了半拍才停下来的动静，但她还是愈走愈快。

小雅，跑吧，跑比较好。

转弯，笔直走一段，再转弯，爬上坡道，就可以看到宿舍的灯光了。我感觉到她的脚步，数着她的脚步。

然而转过下一个转角时，小雅发出短促的尖叫，猛地扑倒似的停住。手提袋摇晃得厉害，我知道有人抓住了她的手臂。

小雅！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小雅喃喃地说：“小咲……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不是回去了吗？”

在那里的是小咲？是小咲抓住了小雅的手臂吗？

不久传来小咲的声音，冰冷而尖锐。

“你被他叫出来的，是吧？”

他？她在说谁？

“什么意思？”

“少装蒜了，明明就瞒着我偷偷跟泽井见面。”

我吃了一惊。

小咲的男朋友，那个忙碌的男朋友就是泽井吗？

“这阵子他老是推说没时间约会，我觉得奇怪，才留意他。结果，他竟然跟你这种……跟你这种……”

“小咲……”

令人惊讶的是小雅道歉了。

“对不起。可我并不是无视你的忠告。当时你说泽井先生有女朋友，我就放弃了，现在也是。我这阵子和他见面完全是因为别的事。”

小咲什么也没说。不，我察觉到她是无法说。

“泽井先生的女朋友是小咲的朋友，如果我去抢别人的男朋友，你会很为难吧？我考虑到这些……”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人。”小咲嘲讽道。

小雅，就是，你实在太单纯了！

“我就是他的女朋友！知道了吗？他的女朋友就是我。刚才叫你出来的电话，是我请店里的客人打的。”

小雅哑口无言，呆呆站着。

“可是……你不是有男朋友……带泽井先生来的那个人……”

小雅好不容易如此反问，小咲拉高音调说：

“比起那个人，泽井要好得多。我也是在那时第一次见到泽井。我马上就喜欢上他了。没想到比起我，他竟然对你更有兴趣。所以我才骗你，对，跟你说泽井已经有女朋友了。然后我跟泽井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打电话给你会给你带来麻烦，叫他不如跟我交往。”

“真过分……”小雅喃喃道。

“哪里过分了？你这种人，捡我用剩的就够了！你这种垃圾，没有抢在我前面的权利！”

清脆的啪的一声之后，小雅逃走了。发现是小雅被打时，我因恐惧和愤怒都快汗毛直竖了。

小雅逃开了，小咲似乎追了上来。小雅逃走，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觉察到自己一直遭背叛，发现小咲虽然装出友好的模样，但是她和小雅做朋友，只是为了沉浸在优越感当中、以取笑小雅为乐——仅此而已。

小咲跑得很快，好几次差点抓到小雅。小雅离回宿舍的路愈来愈远。那样更危险啊！小雅，你要去哪里！

小雅被推倒，跌下坡道。她在林子里站起来，拼命逃。现在连我都觉得小咲可怕了。浑身充满了骄傲与自满的她，因为不想承认自己输给小雅，很有可能伤害小雅，甚至杀了她！

两人扭打在一起，小雅被按倒，往下滚落。是斜坡，危险！就在我这么想的同时，手提袋可能是弹了出去，我转呀转，咚地摔到地上。

就在这时，小雅忽然疯了似的，发出凄厉的尖叫。

我从手提袋里弹了出去，掉落在枯草上。远处传来汽车驶近的声音，接着车灯刺眼地照射过来，照亮在我上方的树林。一道又一道光。灯光中浮现出小咲跌坐在地的身影。

几个声音呼喊着小雅，包括泽井的声音。我刚这么想，他的鞋子就掠过我身边。他跑向小雅掉下去的地方。

啊，太好了！小雅停止尖叫，然而泽井先生怎么又开始大喊“部长刑事”了呢？

“手露出来了！”

谁的手？正纳闷，我便想到了。小雅就是在这斜坡附近捡到钱包的。

这次她看到的是那个钱包前任主人的尸体！

“地面因大雨松动，这才露了出来。”

成了临时搜查本部的宿舍接待室里，那个声音干哑的警察向一脸苍白的小雅解释。

“真是吓了我一跳！来宿舍找你，却说你被泽井叫出去了。一时间还真不知道会变成怎样呢。”

“对不起。”

“没关系，没关系。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泽井的寿命可能也被吓短了几年吧。”

泽井被派到外面勘察，暂时逃过了脸红的场面。

“你们为什么会来找我呢？”

警察严肃地回答：

“我们从项链的刻印查出买主的身份了。”

查到了森元法子，对吧！

警察扼要地告诉小雅经过，说明法子与什么案子有关。

“现在，不止是森元隆一的案子，她还牵涉另一起杀人案。疑似她情夫的妻子被杀害了。目前虽然只有状况证据，但是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嫌疑很大。”

小雅双手掩面。

“这些人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我们认为最好立刻保护你。没想到竟是从完全不同的人手中救出你。”

那样狰狞的小咲，被注射镇静剂后，睡着了。

“而且也发现了尸体。”

“这也和保险金谋杀案有关吗？”

“应该错不了。那个疑似法子的情夫、同伙的男子名叫塚田和彦。等一下麻烦你指认照片。他应该就是那个寻找钱包、监视你的人。”

此时，一名制服裤脚沾满泥泞的警察走了过来。

“我们在搜索现场时发现了一个钱包，这个……”

他们问那是不是小雅的钱包，但是我明明就在这里。

可是那钱包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那是小咲的。是她掉的。”小雅悲伤地摇着头说，“我们一起到东京时，买了一样的钱包。”

没错，就是这样。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光，小雅。

我注视着我的孪生钱包，小雅挚友的钱包。浑身泥泞的她，看起来和我一点都不像。

死者的钱包

1

我现在还会想起……那激烈的撞毁声，以及骨头的碎裂声。

我不想再听第二次了。可是，当时发生的一切，一如字面，浸染了我的全身。

意外发生时，我在仪表盘的置物箱里。由于冲撞，我弹了出来，猛烈地撞上了副驾驶座，掉到底下去了。

事后，据我从那些警官那里听来的，整辆车的引擎盖都撞扁了，活像漫画里的猪鼻子。

车是马自达323，一如我主人的人品，朴素实在，很容易上手，主人也很爱惜它。他不是那种见异思迁，动辄就想换新车的人。

一年前，他死在成了他的棺材的车里，而且是不偏不倚地撞上立体停车场的水泥墙。

他开车时打瞌睡。事情发生在深夜，他正从女友住处回家。

是不是在女人那里奋战太久，太累了？

我记得一个中年警官一边勘察现场，一边这么说。

没错，他的确是奋战了，但是并非警官所说的那样。他在女朋友的住处时，一直费尽口舌安抚她。

你已经不喜欢我了，对不对？我就知道。最近，你变了……

女朋友泪流满面地说着这些话，无论我的主人怎么否认、发誓，她似乎都听不进去。

你想太多了。真的，我没有别的女人，我只有你一个！

我的主人一副快一起哭的样子，竭力劝女友。

不知道是否奏效了，他的女朋友总算止住泪水，擦干脸，与他四目相对。但是，对于我的主人“我今晚住这里好吗”的要求，却不肯允诺。

我想拿你的话当赌注。今晚让我一个人静静，我会好好想一想的。

接着她说“外头好像很冷”，要他喝了一杯热咖啡，让他回去了。

以老式的说法，这成了今生的永别。

我记得在撞上水泥墙的瞬间，我的主人用昏昏欲睡的声音喃喃地念着她的名字。

我记得在四周变成一片空白的冲击瞬间过后，我掉在座椅上时，他的手就垂在我旁边，而那只手以人类不可能有的角度从肩膀凸了出来。

接着，从我贴着座椅的那一侧，温热的液体一点点浸染上来。

那是我主人的血。

如今我身上依然残留着他的血。血迹在红褐色的绒革上形成一个醒目的形状。我也记得有人看到它时曾说：“哎呀，这好像心脏。”

而现在我在他的女朋友手中，她把我带在身边。我想，是我会先变得破烂，还是她对他的回忆会先变得淡薄？

她叫雨宫杏子。

而我是她过去的男朋友——死者——的钱包。

2

“是你多心了吧？”

秋山科长首先这么说。

这里是公司附近的咖啡厅。杏子有时候会来这里吃午餐。

但现在不是午餐时间，而是已经下班的六点过后，杏子特地和直属上司一起来这家店。

她有事找上司商量。

我现在待在她膝盖旁的手提包里，也是头一次听到商量的内容，真教人瞠目结舌。

秋山科长五十多岁、个性温和，绝不是那种对属下女职员送秋波的人。与一脸执著的杏子对坐，似乎令他感到相当无奈。“不能在公司里谈吗？”他确认之后，才不甚情愿地一起过来。

正因如此，听到杏子的话，似乎让他打心底惊讶不已。不知道是不是把喝到一半的饮料泼到膝盖上了，他连忙拿出了手帕。

然后，他说了前面那句话——是你多心了吧？

我也想跟杏子这么说。唉，是你想太多了。别这样，忘了这件事吧。

但是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这不是我多心。”

“你有证据吗？”秋山科长问，他的语气转为担心，“相模跟那个……叫什么来着……”

“塚田。塚田和彦。”

“对、对，没错。你说他和那个塚田和彦认识，可是马上做这样的联想，是不是太唐突了？”

相模佳夫是我已过世的前任主人。他和杏子是在公司里认识、相恋的，两人的关系，身为上司的秋山也非常清楚。

“我整夜没睡，想了很久，可就是无法释怀，觉得不能就这么扔着不管。”

杏子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坚定无比。

确实，她这阵子晚上都没怎么睡。我知道她总是翻来覆去，床单上老是发出摩擦声。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竟然在想这样的事。

塚田和彦是现今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人物。他上八卦节目的次数，说不定比某个时期的松田圣子[1]还频繁。

他才三十六岁，便已经是一家高级餐厅的老板：身材高大，有运动员般的体格，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他的车是丰田CELSIOR，尽管喜好流行，却不会跟着一窝蜂地追求外国车，这一点似乎是他与时下赶时髦的年轻人的不同之处。

但是他之所以成名，并不是因为善行，也不是因为遭逢什么悲剧。他是传闻中的嫌疑人。

塚田和彦疑似和情妇森元法子共谋，为了保险金杀害彼此的配偶。由于缺乏证据，目前仅是“有嫌疑”而已，但最近社会上到处都在谈论这件事。

这里稍稍说明一连串事情的经过。整段时间共分为四个部分，或者说躺了四具尸体比较恰当。

其一，塚田和彦的前妻——太田逸子案。

逸子在去年十一月，于札幌市市郊马路遭车撞死，肇事者逃逸，尚未逮捕归案。这起车祸原本被当成不相干的独立案件处理，但是从逸子葬礼的录影带中发现森元法子的身影之后，立即受到瞩目。另外，逸子意外身亡一个月后，森元法子的丈夫遭人杀害，这一点也启人疑窦。有一说认为，逸子因发现前夫企图诈领保险金杀人而遭到灭口。逸子死亡时，塚田和彦与森元法子并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其二，森元法子的丈夫——森元隆一案。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深夜，于东京都足立区的公园选址外的马路上，同样遭车撞死，肇事者逃逸。推定死亡时间为十五日晚上十一点到十六日凌晨两点左右。其间法子在朋友家，不在场证明成立。塚田的不在场证明尚未确立，本人也未交代清楚。

由于隆一死亡，法子获得八千万元保险理赔金。

其三，塚田和彦的妻子——塚田早苗案。

今年八月二十六日晚间，早苗被人发现陈尸在羽田机场附近的仓库停车场，死因为被殴致死。早苗于前天晚上被人用电话叫出去之后，似乎就遇害了。推定死亡时间为二十五日傍晚六点至晚上十点。

塚田和彦在二十五日早上到二十六日晚间，直到接获发现妻子尸体的通报为止，正与“洁娜维芙”的另一名老板畠中一起在伊豆钓鱼，不在场证明成立。法子的不在场证明则不明确。

其四，森元隆一常光顾酒吧的小姐——葛西路子案。

今年九月底，路子被人发现陈尸于市内的树林。死因为勒死。据推测，应为今年四月中旬遇害。由于无法得知准确的死亡时间，所以在此案中，调查不在场证明并没有意义。

此外，警方获知葛西路子手上有应该是属于森元法子的绿宝石项链。

她为什么遇害？

媒体断定：这个女人握有重要的线索，她想借此勒索法子等人，结果遇害。而绿宝石项链是她从法子那里拿来的战利品。

如果可以，警方也想这么断定。但是找不到证据证明这一点。

“嗯，那个小姐我认识。她曾经来家里给外子上香。项链吗？那是我请她买下来的，杀害外子的凶手一直没抓到，我又蒙受不白之冤，保险金迟迟不下来，我穷得发慌，才试着拜托她，没想到她爽快地买了下来。”

森元法子这么回答，还温顺地低头作态。至于塚田和彦，他召集一窝蜂前来采访的媒体，发表了“愤怒的辩白”之后，甚至热列地发表起媒体评论来。这让侦办当局颜面尽失。

以上的说明冗长了些。总之，塚田和彦这个名字，现在充满了负面意味。

塚田和我已逝的主人认识，光听到这件事就让人大为吃惊。据说他们在大学时代是候鸟协会的师兄弟。

在相模佳夫死后，杏子从他的双亲手中分得了一些遗物，我是其中之一，还包括一本他大学时的相簿。

杏子现在也翻阅那本相簿。有一次，她在候鸟协会成员的合照里发现了塚田和彦。

秋山科长啜饮了一口咖啡，放下杯子，响起笨拙的“咔锵”声。

“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就没有往来了吧？你见过那个姓塚田的人吗？”

杏子说：“不，没有。”

也是。我怀抱着相模佳夫的军饷，与他共同行动，所以也相当明确地掌握他的交友情况。连我都不记得有这回事。

“所以，是你太多心了吧，雨宫？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相模死于意外。如果不接受事实，你永远都无法重新振作。”

杏子沉默以对。我想象她的手指在膝盖上翕动的模样。

这是她的老毛病。责问生前的佳夫根本不存在的“别的女人”时，她也总是这样，就好像这样动着手指，拉扯着看不见的丝线，好紧紧地绑住佳夫一样。

“我……觉得他不是死于意外。”

又来了，我心想。佳夫死后这一年里，这句话我不知听过多少次了。

“他非常小心谨慎，不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东张西望或打瞌睡。而且他在离开我的住处之前，还喝了一杯浓浓的黑咖啡，不可能睡着。”

“所以呢？”秋山科长以安慰的口吻说，“你的意思是那不是意外，相模是被人杀害的，是吗，而且杀他的人是塚田和彦？”

“对，没错。”

“为什么会扯上塚田和彦呢？的确，他现在嫌疑重大，但那是和保险金有关的谋杀案，与相模的情况不同。塚田杀害大学时代的学弟有什么好处？他根本没必要这么做！”

就是啊，杏子。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回家去吧，好吗？

分配遗物时，她把我拿走，我不安极了。因为我觉得她的精神已经失常了。

我沾染了相模佳夫的血，他化成了永不消失的痕迹存留在我身上。

说实在的，尽管是男朋友的遗物，但沾了血的钱包真不是什么让人觉得舒服的东西。我是绒革材质，不能防水，吸了相当多的血。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我身上应该散发出令人讨厌的味道才对。

但是，她想要那样的我。

我很不愿意。我心想，杏子，不可以这么做。你最好还是把我扔了。我是已经不在人世的佳夫的碎片，只是碎片而已。这碎片再也不会孕育出什么东西了。

若是要当作回忆保存，吸收了他的血的我，又太过活生生、血淋淋了。

但是她没有将我扔掉。虽然没有当作钱包使用，但她总是随身携带，片刻不离。

“科长，”杏子低声唤道，“我们公司是汽车零件制造商吧。”

秋山耐着性子回答：“是啊。怎么了？”

“他死的时候，正好是塚田和彦第一任妻子被撞死的时候，是去年十一月。”

科长沉默不语。

“我是这么想的，佳夫对汽车的车种或年代之类的虽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对机械方面很在行。有人向他请教，他都能对答如流，不明白的地方，也会立刻查，非常尽责。他就是那样的人。”

“你想说什么？”

杏子继续幽幽地说：“听说肇事逃逸的破案率相当高。现在的鉴定技术非常发达，从一块小小的涂料碎片就能锁定车种……可是，也有应对之道吧？像是把保险杠换成别的车种的，或是重新涂装……”

科长重重地咳了一声。

“你是想说，相模建议塚田和彦要怎么做才能够伪装成太太被人开车撞死，并且不被警方逮捕吗？”

杏子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我认为佳夫并不知道塚田的目的，至少那个时候不知道。要是知道，他不可能告诉塚田。他被利用了，一定是这样。”

塚田的前妻遇害之后，相模终于恍然大悟，因此被灭口了。杏子想这么说。

佳夫浸染在我体内的血，让我觉得沉重难受。哎，你为什么留下她一个人，死了？

秋山静静地告诫似的说：

“我说啊，雨宫，你还是休假一阵子吧。你所说的，我觉得只是妄想。你太想不开了，开始分不清幻想和现实了。我不说难听的话。你请个假，去好好旅行吧。”

杏子默不作声。直到束手无策的科长站了起来，她才打开皮包，轻轻地摸着我。

她的手指冰冷，冷得像死人一样。

3

第二天杏子请了一周的带薪假，这无异于是被科长的竭力劝说说动了。

休假第一天，她去了相模佳夫的坟前扫墓。在他每月的忌日，她都不忘去扫墓，这也让我感到不安。

我觉得有一颗温柔的心是很棒，但是佳夫已经死了，而杏子还活着，她应该尽快寻找新的人生，然而她却蹲在坟前，对着不可能回应的死人说话，一点点地消耗自己。

杏子在墓地待得比平时更久。我待在她挂在肩上的皮包里，听着呼啸而过的风声。或许那是冰冷地蜷缩在她体内的哭泣声。

不久，杏子低声呢喃。

她说“警察”。

当天晚上，她回到公寓，又在被子里辗转反侧，重复道：

“警察……”

杏子原本就爱钻牛角尖。

我不知道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和佳夫恋爱之前，她在公司就是出了名地既神经质又有洁癖，而且很容易激动。

佳夫和同事一起喝酒时曾聊起杏子：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工作也很认真。虽然同事嘴上这么说，但是他们似乎对杏子不抱好感。

“怎么说……有点那种一触即发的感觉。”

传票上忘了盖章这种小事，她都会脸色大变，甚至还会说“你是故意不盖章，想妨碍我的工作”之类的话。尽管她没有大哭大叫，嗓门也小，但很明显是气愤难耐，却又勉强压抑着，弄得浑身颤抖。

“不一会儿，又没事似的笑嘻嘻的。唉，平常是很温和。我不讨厌。可是，那一型的总叫人觉得难对付！”

然而有趣的是，佳夫对杏子感兴趣、受她吸引，似乎正是因为她那种不安定。可能是让他产生一种“不能丢下她一个人”的心情吧。

相模佳夫对杏子而言，更像是她的监护人。杏子完全依赖佳夫，而且在他的羽翼之下，她也不再那么容易激动。

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妒忌。

吃醋，是因为没有自信，同时也是不安。杏子仿佛只在体内培养不安，成天都在瞎操心。她在意佳夫的一举一动，佳夫只是在过道上和其他女职员稍稍谈笑，她就会哭号着指责。

“你喜欢上别人了，对不对？”她每次一张口必说这句，接下来是：“你已经不在乎我了，对不对？”她每回这样，就只能让她尽情倾吐（虽然说的话都一样），直到发泄完毕，否则根本无法说任何有效的建议。

佳夫真的非常有耐性地陪着那样的她。佳夫也是个不起眼的男人，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强烈吸引异性的魅力。正因如此，杏子深深地依赖他，对他而言或许也是一种快乐。

而且，只要杏子不钻牛角尖、不乱说话，她其实是个深情的女人。她很会做菜，而且似乎很快就记住了佳夫的喜好。

即使是小事，她也很注意。例如她经常头痛，习惯服用一种止痛药，然而一得知佳夫不适合那个牌子，就同时准备了他喜欢的牌子。

佳夫也是，明明还年轻，却有古板的一面。

有一次，杏子想在晚上剪指甲，却被他委婉劝阻了。他说这样不吉利。[2]杏子一开始虽然取笑他，却一本正经地听从了，从此不再晚上剪指甲。

还有许多例子。例如在墙上钉图钉或钉子，要先说“若这里是鬼门，请多包涵”；加水时不可以顺序颠倒，不能用热水加冷水来调节温度；茶壶不可以没合盖子就倒茶……

如今想来，佳夫说起这些事时，应该相当乐在其中。而杏子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佳夫可以享受教导他人的乐趣。而且对方是杏子，不但不会嘲笑他“像老头”，还会一本正经地聆听，遵照吩咐。

对了，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

我是个沾染了相模佳夫的血的钱包，怀里还放着别的东西，但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那一直是个谜。

那应该是佳夫过世前两三天的事。他外出办事，经过商业区，走进地铁人形町站附近的咖啡厅。

就座时，他好像捡到了上一个客人遗忘了的东西。我只能说是“好像”，因为我置身他的外套内袋里无法看见。

佳夫捡起那东西，思索片刻。

“嗯，怎么办？”他甚至喃喃自语。

他好像把那东西放在桌角，并没有进一步动作，然后静静地喝咖啡。此时，传呼机响了。他急忙打了电话，回来后便匆忙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可能是有急事吧。

接着他又犹豫了，似乎是停下动作，俯视桌子。

“算了，下次再找时间奉还吧。”

他说着，将捡到的东西收进我装钱的地方。

那东西被一张白纸包着，感觉像是钞票折小后再用纸包住。但我无法确定那是什么。

我一直带着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发生意外那晚，佳夫去杏子的公寓时也如此。看来佳夫似乎忘了这件事。

他去洗澡时，杏子用刷子清理外套，顺便检查我的怀里。又不是夫妻，这似乎有点过分，但是杏子并没有恶意。她应该是觉得，如果清楚佳夫手头的情况，就不会强人所难了。

她发现了收在我怀里的那个东西。她没有拿出来，只是默默地盯了一会儿，然后将我合上，放回原位。仅此而已。

记得是接近半夜的时候，她又开始了司空见惯地发牢骚“你喜欢上别人了”……那阵子两人只要一见面就说这事。佳夫可能也无法忍受，有时会演变成近乎争吵。

虽然杏子的忌妒没有恶意，但她却非常固执。她总是担心会被抛弃，幻想佳夫或许会被别的女人抢走，老是神经兮兮的，就像充满了静电的门把一样，一触碰就会迸出青色火花。

而那晚，佳夫在从杏子的住处回家的途中死了。

这对佳夫而言，也很意外且遗憾吧。他应该牵挂着杏子，死不瞑目才对。她需要他。

我被交给杏子之后，装钱的地方依然放着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她既没有拿出来，也没有丢掉，却也没有珍惜，或许她已经忘了。

真是不可思议。那到底是什么？

我无法看见自己怀里的东西，虽然能够感觉到，它只是个薄而小的四角形东西。我完全猜不出它是什么。佳夫说“下次再找时间奉还吧”，是借来的吗……

此刻，在黑暗中，杏子又翻了个身。她在做梦，还是睡不着呢？

杏子，要找警察也罢，总之今晚先睡吧。

杏子梦呓了一声：“佳夫……”

4

令人吃惊的，是警方的侦办负责人竟然愿意抽空见杏子。

这是第二天的事。杏子特地出门，来到设立调查塚田早苗命案总部的警察局。她到底打算怎么解释？我担心不已，但意外的是警方却很快就明白了。

不，或许他们已经焦急得连一根稻草都不放过了。

杏子被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椅子上坐下。置身皮包里的我无法得知周围的情况，但这里该不会是侦讯室吧……

里面有两个警察，其中一个上了年纪，另一个似乎还年轻。年长的那位负责问话，年轻警察只是偶尔插嘴而已。

感觉上这两人都不凶悍。我为杏子感到高兴。她非常敏感，浑身充满了许多失眠的夜晚产生的不幸的静电，若是不温柔地对待，就会使彼此两败俱伤。

“我明白你说的话了。”

年长的警察说。真的吗？我怀疑。

一个正常的警察应该不会把杏子的话当真。佳夫生前和塚田和彦是否有来往，杏子连这一点都不清楚。一切都是她的揣测，而这无异于妄想。

“雨宫小姐……”年长的警察说。可能是点了烟，传来打火机的声音，应该是百元打火机。火迟迟未点燃，谈话因此中断了片刻。

杏子很安静。我一想到她现在的心情，就觉得难受。

“你刚才告诉我们的事，是你自己想到的吗？”

杏子回答“是”，声音有些发抖。

“嗯。”年长的警察说道。他好像在抽烟。

年轻的警察插嘴说：“你不觉得是你多心了吗？”

“我不知道。”杏子声音微弱，“我已经弄不清楚了。”

这次换警察们沉默了。

“佳夫不是个开车会打瞌睡的人。”

“人总是会有大意的时候……”年轻的警察说到一半，好像就被年长的那位制止了。

杏子继续说道：

“他是个非常一丝不苟、小心谨慎的人。他是跑外勤的，白天都在开车，所以就算感冒，他也不吃药，因为会打瞌睡。”

确实如此。佳夫一直很注意这些事，几乎到了有些胆小的地步。

“他也非常清楚车祸现场所在地的视野很差，非常危险。他来我这里时，一定会经过那儿，我也曾经坐他的车路过那里，我们总是说：‘这个停车场好危险啊。’”

“就算塚田和彦杀了你的男朋友，”年轻的警察说，“他是怎么办到的呢？相模佳夫并不是被人刺杀，也不是从高处被推落，而是开车时有所闪失。你说塚田如何才能让他有闪失呢？”

“我不知道……”

杏子的声音透露出只有听惯她声音的人才能察觉的烦躁。

“我不知道，我又不是那方面的专家。我只知道佳夫是被塚田和彦杀害的，因为他开车时是不会打瞌睡的！”

仿佛祈祷一般，同样的话一再重复。年长的警察似乎相当懂得把握时机，沉稳地说：

“我们非常明白。”

我松了一口气。这个警察或许很习惯应付像杏子这样的女人。不是用那种故意讨好的语气，而是始终保持认真及诚恳。

“我们会调查的。这或许会是线索。”

杏子道谢之后，将几张佳夫的照片交给警察。那是和塚田和彦的合照。

回公寓的路上，杏子走得非常慢，屡次停下脚步。她好像并没有看精品店的橱窗，也不是站着读书。大概是心不在焉地边走边想吧。

来到某个十字路口，她忽然喃喃道：“被杀了……”

我想象着周围的人一定对她投以好奇的眼光，令人不忍卒睹。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从佳夫死后，她就一直濒临疯狂的边缘，有时趔趄，有时踩空。

大约两个月前，她在车站等电车时，忽然坐在月台上号啕大哭。由于经常恍惚，她曾经两次在百货公司和超市被怀疑顺手牵羊，因为她拿着商品，忘了去收银台结账，就这么走了。

总算回到了公寓，杏子连衣服也没换，把装着我的皮包放在桌上后便倒在床上。不久，我听见她睡着的呼吸声。

尽管她睡得似乎并不是多么安稳。

5

“我们有个提议。不，应该说是请求更恰当。”

几天后，那两名警察来到杏子的公寓。

今天负责问话的仍然是年长的警察，年轻的警察也不帮腔，只是坐在一旁而已。

“我们想请你和塚田和彦见面，可以吗？”

令人意外的提议。

“我去见那个人，然后呢？”

“我们想看看他的反应。”警察直率地说，“他很会演戏。你看过电视，应该也很清楚，他就是那种人。如果只是一点小事，他不会轻易露出马脚，不过，这是个机会。请你务必和他见一次面。我们会安排。”

杏子怯懦地说：“那要用什么理由去见他？”

“不需要理由。”警察安抚道，“他和森元法子是两个案子的关系人，正被我们侦讯。只要下次侦讯他们时，你在场就行了，可以吗？”

许久，杏子都没有回话。我担心她又恍惚了。

此时传来她站起来的声音。

“对不起，失陪一下。”

她去了洗手间。这阵子她经常这样。心灵的失衡，似乎也影响了身体。

她离开之后，年轻的警察仿佛只用嘴巴的一侧说话似的含糊地说：

“部长刑事，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年长的警察点燃香烟。

“你也不是全盘相信她的话吧？怎么想都没道理！不管再怎么查都无法证明相模佳夫和塚田和彦大学毕业后还有来往！”

“什么‘不管再怎么查’，你太夸张了，不是才这两三天的事吗？”

年轻的警察有些心虚。“你不是已经戒烟了吗？到时候又得住院喽！”

年长的警察故意“呼”的一声吐出烟来。看样子是个不好惹的人。

杏子回来了。她拉开椅子，轻轻坐下。

“你还好吗？”

“还好，对不起，我有时候会有点头晕……”

那是因为晚上都没有睡好。

“我试试看。”杏子回答，“虽然害怕，但是我想和他直接面对面。”

警察很高兴。他们用哄小孩般的口吻感谢杏子的协助。

“详细情形，我们会再联络你。啊，对了，雨宫小姐，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什么？”

“我有点头痛，如果你有止痛药，能否给我一颗？”

杏子答应了，走进放急救箱的里间。年轻的警察又低声说道：

“骗人。部长刑事除了宿醉，从来就不会头痛，不是吗？”

“还有你不听话的时候！”

杏子似乎把急救箱都拿来了。我听到箱子落在桌上的声音。她打开盖子。

“我也常常头痛，买了很多种止痛药。你要哪一种？”

年长的警察选了百服宁。杏子端来温水。

“吃药的时候，配一大杯温水最好了。”

说这句话时，杏子似乎恢复了一些细心照顾生前的佳夫时的模样。

那天傍晚，杏子外出了。我正诧异她要去哪里，结果她坐上电车，似乎是前往市中心。

怎么这么吵？我正纳闷时，听见似乎人满为患的周围传来一些断断续续的对话。

“洁娜维芙因祸得福，生意意外兴隆呢！”

没错，这里是塚田和彦的餐厅。

讽刺的是，他因涉嫌杀人，反而使店里人山人海，生意异常兴隆。簇拥在餐厅四周的，似乎是前来采访的记者及摄影师、导播等。

“洁娜维芙”并非塚田一人所有，而是有合伙人。本以为那人也会跟着喜上眉梢，结果却出乎意料。大概有两次，我听见他大吼“这样会妨碍生意，请不要聚在店门口”。

杏子等了约三十分钟，才在窗边的位置坐下，点了咖啡和简餐。餐点送到时，店门口传来格外刺耳的嘈杂声。

好像是塚田和彦来了。

“我完全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比任何人都想知道是谁杀早苗，难道不是吗？”

声音不错，口齿也很清晰。这种机灵的男人最近不多见，光是这一点，或许就能吸引不少女子。

“我并不想要什么保险金。我和早苗一起投保，是因为要去蜜月旅行，而这么做让人放心。仅此而已。”

请你们回去吧！你们到底要把人折磨到什么地步才甘心——塚田吼道，然后效果十足地关上店门。那帮前来采访的人的叫嚷声变得模糊。

此时，可能是汤匙或叉子从杏子手里掉了下来，传出撞击桌子之类的声响。

杏子低声呢喃：“是被杀的。”

附近的客人似乎频频看向她。我听见一名女客低声说“搞什么，真诡异”。

杏子忽然站了起来，把放着我的皮包留在座位上。脚步声逐渐远去。我吃了一惊，但她似乎无意停下来。

“小姐？”

男人低沉的嗓音唤道。几秒之后，我感觉皮包被拿起，送了过去。

“你忘了东西。”

是刚才那男人的声音。他似乎拿着皮包去追杏子。

但是杏子没有回答，或许她只是呆呆地站着。

“你身体不适吗？”

声音低沉的男人问道。杏子又喃喃道：

“他是被杀的……”

不管男人说什么，也不管走近的店员要求付账，杏子只是反复说着同一句话，不肯接过皮包。

后来，搭讪的男人亲切地代为付账，将杏子带出店外，并问：“你住在哪里？”杏子依然没有回答。我无法看到，所以不能确定，但杏子似乎是半倚着这个陌生男子而行。

“振作一点，走得动吗？”男人偶尔出声说话。不久，男人让她在户外某处长椅上坐下。

“你住在哪里？你好像不太舒服，我送你回去。”

声音低沉的男人这么说，杏子依然沉默。不知是否因为束手无策，男人说了声“失礼”，便打开她的皮包。

他在皮包里摸索的动作给人一种非常熟练的感觉。他没有怎么费力就找到了杏子放在内袋里的职员证和驾照。

他的手停了一下，好像发现了其他东西。

“你家在椎名町吧？”男人合上皮包，温柔地劝说，“请你在这里等，我去叫车。知道吗？不可以离开！”

男人叫出租车送杏子回公寓，将她安置好后才离开。我这才放下心来。虽然那人看起来很亲切，但是也不能断言他别无企图。

杏子瘫坐在房里，一动也不动。到了晚上，警察打来电话，她才终于想到要站起来。

6

和警察约好那天，杏子从一大早就很不对劲。

首先，她抵达警局时，差点忘了付出租车钱。进了警局大楼，她踩空楼梯，差点摔下来，被站岗的警卫及时抱住。经过漫长的走廊时，她的手不自觉地松开，皮包掉到了地上，她却径直往前走。所幸被经过的女警叫住。

即便如此，杏子还是在约好的时间里来到指定的地点——走廊尽头。

远处传来开门的声音，三四个脚步声凌乱地响起，说话声也传了过来。

“真的，请你们适可而止。你们说，我到底做了什么？”

是塚田和彦的声音。

“哎，火气别那么大。”笑着说话的是那个上了年纪的警察。

“咦？雨宫小姐，你好。笔录做好了吗？”

杏子杵在原地。警察继续爽朗地说：

“对了，塚田先生，这位小姐姓雨宫，曾是你朋友的未婚妻。”

“我的朋友？”塚田的声音变得不友善，“谁啊？”

“你的大学学弟，”警察继续说，“叫相模佳夫，记得吗？”

我在皮包里等待塚田的回答，我觉得我的绒革都要竖起来了。我感觉渗透在我身上的佳夫的血依然如带着体温般灼热。

塚田回答：“这……我不记得了。有这样的人吗？”

他的语调听起来没有任何不自然，反而困惑。我带着一种仿佛松了一口气、又像失望般不可思议的心情想象他的表情。

此时杏子又喃喃道：

“是被杀的。”

年长的警察说：“抱歉把你叫住。哎，送塚田先生到楼下。”他命令部下之后，慢慢走近杏子。

“小姐，”他用初见面时的称呼叫杏子，“塚田好像连相模先生都不记得了。”

杏子的身体一点点地摇晃起来。

“塚田与相模先生的死无关。那是你的妄想。雨宫小姐，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妄想？为什么你在塚田因涉嫌杀人被议论纷纷时觉得机不可失，急着捏造他就是凶手的假象？”

我感觉到有其他警察靠过来。

“雨宫小姐，是你杀了相模先生，对吧？”

皮包从杏子的手中掉落。

“她说了吗？”

发问的是杏子在“洁娜维芙”遇到的那个声音低沉的男人。

实在令人惊讶，原来他和那个年长的警察认识。不只如此，声音低沉的男人正是发现塚田和彦与森元法子两人关系的唯一证据——那盘录像带——的私家侦探。

“像说梦话一样，说了很多。”

年长的警察一边吐出烟雾一边低声说道。他呼出的热气甚至传到被放在桌上的我身上。

“她为什么杀人？”

“那女人原本精神就不太稳定，这在她供职的公司是出了名的。相模佳夫明白这一点，才跟她交往。或许是激起了他的保护欲吧。”

侦探“哦”了一声。

“重新调查相模的案子，很快就能发现，如果那起意外是经过安排的，方法只有一个，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那个女人。”

“怎么办到的？”

“很简单，让他吞下止痛药就行了。只要选那种吃了就会想睡觉的牌子就行了。那种药的包装还在她的急救箱里。”

我吃了一惊，原来如此。

“他不吃那个牌子的止痛药，同事都知道，她不可能不清楚。大概是混在咖啡里让他喝了吧。”

“我不认为她有明显的杀意，”侦探说，“是偶发的犯罪。”

没错，就是这样。那天晚上，杏子和佳夫争执之后说“我想拿你的话当赌注”，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没有因此死掉，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明明是自己杀了他，却无法忍受没有他的日子。杀他的不是自己，他是被别人杀了的——不知不觉中，她开始这么以为，靠着躲进这样的妄想，在现实里获取平衡。”

“就在这时，塚田出现了。”侦探苦涩地笑道，“拿他当凶手再适合不过了。原来如此。一开始，我在雨宫杏子的皮包里找到你的名片时，还觉得奇怪呢。”

“关于相模的案子，就是这样，和塚田没有关系。但那家伙自己的案子则另当别论。”

“你很自信啊。”

“只能这么干了。”

“你的意思，是只要搜查就能找到决定性的物证？”

侦探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揶揄，那不是针对警察，而像是针对这整起事件。

“不知道。”警察如实说道，“我也觉得此案光靠一成不变的调查是破不了的。老实说，有件事我非常在意。”

“什么？”

“失物。”

“失物？”

“没错。四名被害人身上各少了一样东西。你没注意到吗？”

“这么说来，你非常在意森元隆一的领带夹……”

“是啊，那是个开端。领带夹这种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掉落不见的。”

侦探如背诵般说道：“塚田早苗的戒指被拿走了……”

“太田逸子的大衣纽扣被拔走了。”

“葛西路子呢？”

对于侦探的疑问，警察悄声回答：“这个消息没有透露给媒体。她的头发被割了。”

“头发被……”

“很怪吧？”

侦探没作声，缩起下巴沉思。两人的表情奇妙地相似，而那种认真的眼神，忽然让我想起了杏子的脸——总是那样一脸严肃的杏子。

侦探呢喃似的说：“这意味着此案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复杂吗？”

警察耸耸蒙着旧西装的肩膀。“不知道。净是些不知道的事。”

“只是暂时而已。”侦探说。

两人默默地抽着烟。半晌，声音低沉的侦探一边按熄烟蒂一边站起来，问道：

“言归正传，这次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杏子想杀相模，应该有原因才对。”

年长的警察拿起我来，从钞票夹里取出那个神秘的纸包，并打开。

看到那东西之后，我也明白了。

佳夫是无法扔掉这种东西的。因为他很虔诚，也过于迷信。

捡到破旧的护身符，最好附上一点香火钱，“奉还”给神社的香火钱箱——他曾这么说过。

“看到这个，杏子对相模另结新欢的怀疑妄想等于得到了铁证。”警察说。

杏子，可怜的杏子。

那天佳夫在咖啡厅捡到的是在水天宫祈求顺利分娩的护身符。

[1] 日本知名女歌手、演员。

[2] 古人认为晚上剪指甲，就会和双亲永别。

老友的钱包

1

“我没有偷。”

三室直美说道。她已经是第四次说了，说法依旧没变。

“真是顽固的小鬼。”不悦的声音响起。那人是这里的便衣警卫，听声音大约五十岁上下。他并没显得特别激动，但说话声却掺杂着粗重的鼻息，不知道是心脏不好还是患有鼻炎。

仿佛碎纸被风卷起一般飘忽，偶尔会传来超市里播放的轻快的背景音乐。

“我说，三室，”我的主人以稍稍低于平常的声音说，“别低着头，看着老师。”

直美好像照做了，虽然花了点时间。

我的主人微微挺胸，故作威严，比起收到通知、急忙穿上外套冲出学校的时候，要冷静得多。

“你没有顺手牵羊吧？”

“没有，”直美立刻回答，“绝对没有。是那个人把我跟小偷弄混了。”

被称作“那个人”的警卫发出巨大的擤鼻涕的声音。嗯，鼻炎的可能性更胜一筹。

“听不下去了，”他用鼻音说，“真是个不知羞耻的小鬼。老师，你是怎么教的？”

我的主人站了起来。“不知羞耻是什么意思？话可不能随便说。”

“事实就是这样，我只是照实说而已。老师，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我可是亲眼见到这女孩拿着被偷的东西，才追她，把她逮住。的确就是这个小鬼。我靠这一行吃饭，不可能认错人。”

“明明就弄错了！”直美扯高嗓门，“太过分了！完全就是打定主意要诬赖我！”

警卫也厉声反驳：“才不是诬赖，我亲眼看到了！你打算装傻到底，是吧？”

我的主人迅速采取行动，挡在两人中间。想扑向对方或抓住对方，出手揍人的，似乎是直美。她被我的主人按住，哇地放声大哭。

“她还是个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吓她？”

“对付这种小鬼，就是要吓一吓才好。”

我的主人双臂颤抖不已。就算是待在他的外套内袋里，我也感觉得到。他的心跳得很快。

“你有证据吗？”我的主人一字一句地说，“你说这孩子偷东西，东西呢？在这孩子手里吗？”

警卫顿时有所戒备。

“这……现在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我的主人高声说道，“不在这里，那在哪里？”

“大概是这小鬼在逃跑时，藏起来了吧。这小鬼手脚比我快多了。”

我的主人气得咬牙切齿。

“胡来！无凭无据，怎么可以随便怀疑孩子？”

警卫尖声回答：“很简单，我这双眼睛、这两颗眼珠，的的确确看到这小鬼偷东西。所以我可以怀疑她——不，别说是怀疑了，完全就是事实。”

警卫一字一句说完后，刺耳地吸了吸鼻子。“而且，我一出声，她就逃跑了。”他有气无力地接着说：“我先声明，我只是说了声‘喂’而已，可不是劈头就喊她‘小偷’，这小鬼却一转身，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的主人温柔地问抽抽搭搭的直美：

“三室，人家叫你时，你为什么要跑？”

直美哽咽道：“因为……很可怕……”

“什么很可怕？”

“我以为……会被那个人怎样……”

警卫哈了一声。

“因为……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事。在车站被一个陌生人叫住，我以为他要问路，走过去一看，结果那个人说了很下流的事。”

我待在内袋里，感觉身体被稍稍往左拉，可能是直美拉住了我主人的右边袖子。

“所以我觉得很恶心……”

听完直美的低喃，我的主人静静地甩头转向警卫。

“怎么样？或许是冒失引起了误会，这也有可能啊！”

“事后要怎么办都行！”

“你只会这样处理问题吗？”

“我说的才是事实！”

“拿出证据来啊！”直美喊道。

“你说什么？你这……”

“住手！”

什么东西咚地撞在我主人的左肩上。或许是警卫的手。我正错愕，一个没听过的声音惊慌失措地插了进来。

“怎么了？在吵什么？”

好像也是一名警卫。在他的调停下，双方的争吵似乎平息了下来，但是鼻炎警卫的鼻息却强烈得足以吹熄小火。

插话进来的警卫说起话来远比原先那一个理性。据他所说，鼻炎警卫是新手，这是他第二次在这家叫“桂冠”的大型超市当场逮到作案的窃贼。

“你的意思是我弄错了吗？”

鼻炎警卫向前辈抗议，但是对方很冷静。

“我的意思是，处理事情的时候，你现在这种态度不适宜。”

鼻炎警卫咕哝着什么，然后沉默下来。我的主人夸张地叹气。

“得救了。这位先生一点都不愿理会我们的说法。”

前辈警卫慎重地道歉，确认事由之后，询问鼻炎警卫。

“你在现场看到什么被偷了？”

“迷你情境。”

他说那是摆在四楼玩具卖场的、类似精致模型的东西。在前辈警卫的指示下，他拿了一个过来。

“这东西很贵吗？”我的主人问。

“这一组要五千八百元。与其说是小孩子的玩具，倒不如说是一种出于嗜好的收藏品。收藏的大半是大人。”

“这东西放在随手就拿得到的地方吗？连陈列柜都没有吗？”

“是的。确实，展示的方式可能有点问题。”

直美歇斯底里地说：“那无关紧要吧！老师，我没有偷！这跟怎么展示没有关系！”

我的主人安抚她：“没有人说是你偷的！”

我的主人恢复了在讲台上讲授微积分时那种清晰明亮的声调，对两名警卫说：

“作为老师，我们不能任意断定学生说谎。既然她拒绝承认，就必须查清事实……”

“我们可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鼻炎警卫插嘴道。

“在查清楚之前，是可以暂时不予处理的。”前辈厉声喝止。

“麻烦你们了。我的联络方式是……”

我的主人从胸口的内袋里取出我来，从夹层中抽出名片。此时我才看清他们的长相。

鼻炎警卫长了一副得了鼻炎的拳师犬的脸。三室直美双眼红肿，右手紧握着手帕。

她没有穿制服，格子外套下面是露膝短裙。外套上的口袋有盖子，用可爱的花朵形状的扣子扣住，应该是装饰用的。

听说被偷的商品叫作“迷你情境”，是有如小型庭园式盆景般的东西。据前辈警卫所说，好像还有其他种类，但眼前的是仿造美国影片里的郊外社区的街景模型：上面有四栋覆了三角屋顶的房子，附带院子、草地，半圆形私家车道横越其中，车棚上覆盖着轮廓优美的顶盖，马路上有个骑自行车的长发女孩，一个老人坐在屋前门廊的摇椅上，也有牵狗散步的小孩。所有东西全都集中在约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盘面上。

模型制作得非常精细。房子的墙壁就像贴了石板一样，草地上铺着人工草皮之类的东西，而不是只涂成绿色而已。停在左边蓝色屋顶前的红色自行车，虽然只有十元硬币大小，金属的部分却也折射出天花板上日光灯的亮光。若是拿在手上，一定也有相当分量。

“既然钱包都拿出来了，”鼻炎警卫刻薄地说，“老师，你就付了五千八百元，怎么样？这样不就都解决了？”

前辈警卫厉声说道：“你坚称‘被偷了’的东西至今还没有找到。”

“是这个小鬼偷藏到哪里去了。”

我的主人把我收进内袋，斩钉截铁地说：

“要是我照你说的付了钱，就等于无条件地承认我的学生偷窃，我不能这么做。”

“我是不知道怎样啦，可是老师，你太单纯了。我的确看见了。”

我的主人将背转向警卫。

“三室，我们走吧。”

2

“很受信赖嘛！”

那晚，我的主人一边吃晚餐一边说事情经过，邦子听后第一个感想就是这句话。

邦子是我主人的太太。我会对她客气称呼，正因为她是从与同伴一同陈列的展示柜中挑中我的人。

当时她是这么说的：

“到了某个年龄，就不能再用便宜的皮制品喽。”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当时这对夫妻刚新婚，分别已是三十三岁与三十岁了，虽然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打情骂俏，但是说起话来却也相当亲昵。

我的主人也一直称妻子为“邦子”。邦子则叫他“喂”、“哎”，有时候也会叫他“小优”。彼此的称呼似乎反映了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

介绍得迟了，我的主人叫宫崎优作，是公立高中的数学老师，现在是高一A班的班主任，得管理三十二名学生。

而我则如你所知，是他的钱包。换言之，我是一家之主的钱包，但是无法因此断言我是“宫崎家的钱包”，因为掌管家计的是邦子。她也是当地进修学校的老师，不过现在请了假。她的肚子里怀着他们夫妻即将诞生的第一个宝宝。

“受信赖……你说谁？”

我的主人一边把碗盘收到操作台一边问。邦子在厨房的椅子上坐下，挺身靠在椅背上，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还用说吗？当然是小优。一个被卷入偷窃事件的学生，不是叫来家长而是要求班主任老师前来，这是很少见的。而且那个学生甚至还说在你来之前什么都不说，不是吗？”

我的主人卷起袖子，拿着满是泡沫的海绵，摇了摇头。

“那不是因为我特别受信赖，而是三室家有些不寻常。”

“是双亲不和之类的……”

“不。要说的话，正好相反。三室的父亲是银行职员，三室考上我们学校之后，她父亲升任札幌分行的行长。可是三室说自己无论如何都想在东京上高中，不想去北海道。她母亲认为怎么可以让父亲单身赴任，孩子应该跟着一起去才是，试着说服她，但她就是不同意。”

“所以她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

“对。她现在住在姑姑家。所以，她被怀疑偷窃时，也不好联络亲人吧。”

邦子摸着肚子“哦”了一声。“原来是如此。我理解她母亲的心情，换成是我，比起任性的女儿，我也会选择丈夫的。绝对。”

我的主人笑着说：“看到宝宝的脸之后，你还会这么说吗？我会不会变得可有可无啊？”

“现在有时候也会啊！谁叫你那么安静。我以为你不在，猛一回头，却忽然看见你。”

“把我说得像幽灵一样。”

洗好碗之后，我的主人用茶壶烧了水，泡好热茶。这是为邦子泡的。真是个体贴的丈夫。

“喂，”邦子嘟嘴吹着热气，说，“说真的，你怎么想？你觉得那个姓三室的学生清白吗？”

我的主人思索片刻。

“我愿意相信她是清白的。”

“也就是希望喽？不是肯定。”

“因为没有证据啊。”

邦子慢慢地点头。

“我觉得那个警卫非常无礼，岂有此理，可是也不能认定他是误认而把事情闹大。”

“这种事情怎样才能查出真相？”

“超市说他们会在店里寻找那个不见了的东西。如果找到了，或许会成为线索。我会和三室再好好谈谈。今天那孩子也很激动，一时也无法了解整个情况。”

邦子看着天花板喃喃道：

“或许她真的偷了。”

“嗯。”

“或许根本没偷，只是被诬陷了。”

“对。”

“抑或是本来想偷，真要下手时又退缩了。”

“哦……这有点……”

“又或者是，她没有偷，但是做了让人起疑的举动。”

“嗯，这有可能……”

“小优，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又想吃蜜豆了？”

邦子大笑。“那是孕吐的时候吧。”有一次她半夜忽然从床上坐起来说：“小优，我想吃蜜豆。”

邦子收起笑容。“我在想塚田的事。”

我的主人默默地望着妻子。挺着大肚子的邦子尽可能探身朝向他。

“小优，我听了你刚才的话，非常高兴。你很冷静，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三室，也没有一味地袒护她。你的态度非常了不起。身为同行，我也觉得你很伟大。”

“谢谢。”

“但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一提到塚田的事，就变得感情用事呢？”

我的主人从邦子身上移开视线，望向没有画面的电视。

“塚田的案子——不，那不是他的案子，而是发生在他太太身上的案子，他是最伤心的人。”

“我不是在说这个。”

“我知道。”我的主人有些烦躁。他只有在谈论这件事时，才会那样对待邦子。

邦子欲言又止。她不是不愿意，而是无法狠下心，即使搅乱丈夫的情绪都要把话说出来。

半晌，我的主人才低声说：

“只有状况证据而已。仅靠那些就判定是塚田干的，这是不对的。”

又过了一会儿，这次是邦子说：

“是啊。”

我的主人似乎为动气感到难为情，嘴角露出些许微笑。

“你真的不想吃蜜豆吗？”

3

翌日。

我的主人丢下我去上班了。邦子吃力地打扫屋子，直到临近中午，才在晾衣服的棚架上发现被扔在一边的我。

“哎呀，真是的。”邦子笑着对肚子里的宝宝说，“你爸爸真是粗心大意。忘了钱包，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嗯，总会有办法的。

下午一点左右，邦子的母亲带着大包小包来了。邦子请了产假之后，她的母亲每周都会过来一次，两人一起吃午餐，这已成了习惯。

散寿司、大福饼、香蕉、牛奶、什锦煎饼——母女俩一边把这些杂乱无章，但似乎很容易饱腹的食物一扫而空，一边兴高采烈地闲聊。

两人饭后喝着不含咖啡因的咖啡时，八卦节目开始了。今天的话题应该仍是塚田和彦。我在棚架上听着。

“首先是连日来为各位追踪报道的涉嫌诈领保险金而交换杀人的最新消息……”

虽然装模作样地说是“涉嫌”，但电视台早就认定塚田和彦是凶手了。不论哪一个播音员，口气都像是在责怪警方为何还拖拖拉拉。

“咦，邦子，你又录节目了？”母亲问。

“嗯。”

“优作要看吗？”

“对啊。”邦子说完轻叹一声，“看得正经八百的。”

“他非常关心吗？”

“简直就像自己的事一样。他还气愤地说：这种夸大嫌疑的报道，不可原谅！”

关于塚田和彦这个人，以及他受到怎样的怀疑，在此可能需要稍作说明。

这不是什么复杂的案子。塚田和彦这个三十六岁男子和一个叫森元法子的女人，被怀疑共谋杀害彼此的丈夫与妻子，并且杀害知晓此事的塚田的前妻，以及森元法子的丈夫熟识的酒吧小姐，以获取保险金。关于此案已有太多报道了。

塚田和彦和森元法子承认彼此是情人关系。这一点非常明确。

“你明明和法子有外遇，为什么还和早苗结婚？”面对这一质问，和彦这么回答：

“我不想背叛早苗，我本想和她结婚的话，可以忘掉法子。”

虽然自私，但那种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

据说和彦与前妻逸子刚结婚时认识了法子。当时法子在下町的保险代理公司上班，和彦则是客户。他当时也刚成为“洁娜维芙”的合伙人。

“我立刻就爱上他了。可他是个有妇之夫……尽管如此，我还是和他交往，但是只持续了半年左右，最后分手了。此后我和隆一结婚，可是没多久，和彦就离婚了……”

和彦前妻的父亲说，女儿离婚的原因是和彦有情妇，并且断言那个人就是法子。

和彦和法子一样诚实，即使是于己不利的事，也毫不羞涩地直言不讳。他们难道不明白就是因为这样，才会遭媒体抨击吗？

而法子甚至说出这种话：

“隆一遇害，我很伤心，可是也闪过这样的念头：啊，那我就自由了，或许这次我真的能跟和彦结婚了。但是那时，和彦已经和早苗小姐订婚了，不管我怎么求他，他就是坚持‘我们还是分手比较好’。”

她轻轻一笑。“我们好像总是彼此错过。”

再加上最近发现了另一件事：法子偷偷跑到塚田和早苗的婚礼上，想见塚田一面。她在名片背面写下“我没有忘记约定N”等字样，想让早苗的外甥交给塚田。据少年说，得知此事的塚田惊慌失措，打电话朝法子怒吼，还叫她“在计划顺利进行之前不要接近我”。他强调，塚田确实说了“计划”两字。

少年说，在这之前，他便对早苗与塚田的婚事感到不安。这孩子真敏感！可是身边的大人都不相信他的话，而且，不幸的是最关键的名片被不良少年抢走了，少年因而无法证明确有其事。

但是他没有放弃，仍一直努力想要找出抢走自己钱包的不良少年，让他们作证。这不是很了不起吗？

努力有了回报，他终于找到那些不良少年。虽然他因此被围殴，而且右手骨折，却完美地达成目的。那些不良少年证实了法子当天的行动，因此她与塚田共谋的证据又多了一项。

只是对早苗的外甥而言，遗憾的是当他的坚持得到回报时，他最喜欢的姨妈早已遇害。这也让人打心底感到同情。每当八卦节目提到这个话题，那个手臂打着石膏的少年出现在电视上谈及此事时，邦子也会露出一脸难过的表情。

另一方面，法子对这个新的佐证如此解释：

“我说我没有忘记的‘约定’，是他说不管和谁结婚共组家庭，也会在内心一角永远爱着我。”

法子温顺地用手抵在嘴边如此声称。

“塚田和早苗小姐结婚之后，虽然我已经放弃了，可是仍觉得不甘心，曾经打电话骚扰过早苗小姐。”

塚田也承认法子来参加婚礼，以及他打电话和她吵架的事，但表示并没有早苗的外甥告发的那些事。

“小孩那受了伤的心灵急于找个人为姨妈的死负责。为了那孩子，我也很希望警方能够尽早将凶手缉拿归案。”

是太过愚昧还是天真无邪？是过于清白所以不管说什么都不怕，还是对杀人计划有着绝对的自信，所以毫不在乎——究竟是哪一种呢？

这两人的情况让人摸不着头绪，再没有比这更令人费解的了。而且也没有半点确凿的证据（拜八卦节目所赐，“证据”这个词已经很稀松平常了），有的只是旁人不断瞎起哄。身陷旋涡的两人，由于人们的看法各异，倒像是勇敢地承受住了这场风暴。

今天的八卦节目再次谈到和彦的车牌。由于没有戏剧性的进展，每隔三天，话题就会重复一次。

这件事与酒吧小姐的尸体被发现有关。一名十九岁的巴士导游发现了那个酒吧小姐的尸体，而且这名导游曾在事发现场见过“疑似塚田的人”。不仅如此，塚田还曾经以乘客的身份搭乘过她负责导游的旅游巴士。

但那只是“疑似”塚田，她无法确定那人“就是”塚田。因为那名乘客总是戴着墨镜，有时好像也戴假发——导游小姐不太确定地说。

即便如此，警方还是找到了另一条出路。他们找到了导游小姐看到“疑似塚田的人”时在附近目击可疑车辆的老人。老人记忆无误，他所说的车型及车身的颜色，和塚田和彦的车完全吻合！

然而车号不同。可疑车辆的车号，老人记得很清楚。电视上也报道过多次。那是同在东京的某家公司管理人士的车牌号码，而且已经向警方报失，准确地说，他告诉警方“车牌被盗了”。

车牌的确可以更换，但是也不能就此断定是塚田和彦干的。因为和彦那种车，全日本不止一辆。

而且那个车牌至今还没有找到。

邦子对兴趣寡淡地盯着电视的母亲说：

“小优他啊，完全信赖塚田这个人呢！”

“真的吗？”

“嗯。他说：‘塚田是我的朋友，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不会做这种事。’”

没错。这个棘手而血腥的案子，与平静的宫崎家有所关联的就只是这样而已：塚田和彦是我的主人宫崎优作初一时的朋友……

4

这天夜里，我的主人迟迟未归，也没有打回电话。当时钟的指针快要接近九点时，就连刚强的邦子也开始不安，到处打电话。

刚过十点，主人才回到家。玄关的门发出沉重的声响。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怎么这么晚……”邦子的声音忽然停住，接着透出些许害怕，“小优，你的脸好苍白。”

我的主人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厨房，颓然坐在椅子上。

“三室她……失踪了。”

“你说什么？”

邦子大吃一惊，我的主人抓着她的手臂，让她坐下，接着继续说：

“不要紧。已经找到了，现在在医院，睡着了。”

“她受伤了吗？”

“她割腕自杀。在她家附近的大楼楼顶。”

主人说三室是在午后不见的。

“我也吓了一大跳……到学校一看，高一年级教室的布告栏上贴了校内新闻的号外。”

所谓校内新闻，是指新闻社每月发布一次的板报新闻。

“上面写了三室偷窃的事。怎么会……昨天我接到电话赶往超市时，也尽力不让学生们起疑……”

呃……我心想，他的顾虑实在不能说是成功。

邦子紧握丈夫的手。

“其他学生也会去桂冠超市吧。或许是有人看到了当时的情况。一定是这样。”我的主人垂着头。邦子继续说：“那她被当成小偷了吗？”

“没有。反而很愤怒地说她是被冤枉的，而且上面也没有公开三室的名字。”

“那新闻社不就是站在三室这一边吗？”邦子松了一口气。

“是啊，新闻社是这样。但是看到新闻的学生，反应并没有这么单纯。就算没有公开名字，小孩子对这种事最敏感了，他们马上就猜到上面说的是三室。结果有人说专业警卫不可能犯那种可笑的失误，一定是有根据才怀疑三室的。”

邦子眨着眼睛。

“啊？那叫什么来着？邦子，你知道吗？是叫反宣传吗？这么说来她手脚不太干净，她曾经有过什么事……如此一传十、十传百。暑假里音乐教室不是丢了一支长笛，闹得很大吗？甚至有学生说，那件事也是她干的。那根本就无凭无据。”

好一阵子，邦子握着丈夫的手，默默不语。我的主人低垂着头。

“所以，她再也待不下去，跑出学校，寻找地方自杀吗？”

“一定是这样的。幸好抢救得及时。听说伤口很浅。”

“联络家长了吗？”

“联络了。他们应该会立刻赶来。”

唉，累死我了——我的主人呻吟着，伸了个懒腰。

“都是我害了她。”

“这不是你的错。”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应该一开始就相信三室是清白的。那样就算她看了板报新闻，或许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打击，以致寻死。”

邦子没有说话。不一会儿，她悄声问道：“那你现在相信她是清白的？”

“当然，她都想死了。”

邦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微笑道：“看你的脸色，先去洗个澡吧。”

直到半夜，两人都无法入睡。尽管三室直美已经获救，我的主人的心情可能仍无法平复，不能立刻安眠。夫妻俩在被窝里仰望着天花板聊了许久。

“并不是因为昨天跟你聊了那些事，只不过今天到处找三室时，我一直在想塚田的事。”

“什么事？”

“他……一定很难受吧。你想想，他每天都面临和三室一样的情况，而且全国都指责他是个卑鄙的凶手。明明没有半点证据，只有臆测和状况证据而已。”

邦子没有立刻回话。我的主人继续说：

“塚田他……我所知道的塚田，不是会执迷于金钱的人。他不是一个会为了保险金而杀人的人，他才不会为了钱……”

邦子终于低声说道：

“小优，那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你用自己的标准去看塚田，才会觉得他是那样的人吧？”

没错……我也这么想。

我的主人是个薪水微薄的老师，不久孩子就要出世了。钱再多都不够用，却不会自动送上门来。他总是让我饿肚子，偶尔查看我的怀里，轻声叹息，因为我总是干瘪瘪的，让人不免觉得有些凄凉。大约半个月前，他带着指导的绘画社学生到学校附近的神社写生，在售卖窗口买了“金运护身符”，放进我的怀里。我无比珍惜地把它揣在有拉链的内袋里。

说是护身符，其实不过是像我的主人的小指甲那么大的东西，是个小青蛙造型的陶器。据说将它放进钱包，钱就会“回来”[1]。与其说这是迷信，不如说听起来更像是冷笑话。即便如此，我的主人仍然很珍惜这个小青蛙。

我的主人就是这种人。就算穷困至极，有时不免为此感到凄凉，但他想到的也只是将招财的小青蛙放进钱包而已。这再普通不过了，既胆小，又平凡。对这样的人来说，即使是老友，他对那样一个除了妻子之外另有情妇，且身为生意兴隆的餐厅的合伙人、奢华度日的男人的价值观，真的能够想象并理解吗？

目前尚无法认定塚田和彦与森元法子有罪。不，不能这么认为，这点邦子也非常清楚。她每天录下八卦节目，就是为了听丈夫一边观看，一边指出节目中煞有介事叙述的“推理”、“推测”、“假设”、“证词”、“坦白”是如何充满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成见。

蜜月旅行去潜水时，塚田对溺水的早苗见死不救这种事谁会知道？事后用异样的眼光看事情，什么事都能挑出毛病来。

塚田会向女孩子搭讪骗钱，我从来不知道有这种事。我们初中、高中都在一起，连放假时也一起行动，如果连我都不知道，那就根本不可能。一定是骗人的。

“你真的很喜欢塚田。”

邦子平静地说。我的主人也平静地回答：

“嗯，是啊。”

“为什么？”

“因为他让我成为一个男人。”我的主人轻笑，“当然这没别的奇怪的意思。或许该说，是他让我成为一个‘人’才对。”

“你本来就是人啊！非常温柔的人。”

谢谢——我的主人说，然后沉默半晌。邦子的嫁妆——挂钟的钟摆敲了一下。

“邦子，我啊，一直到十四岁之前都有非常严重的口吃。”

邦子可能是吃了一惊，忽然抬起头。

“真的？”

“嗯，真的。去面包店买包吐司，都可以搞得天翻地覆。可能因为我是独生子又懦弱吧……身体也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的主人一直都没有朋友。

“当时我家养了一条狗，虽不是纯种犬，但是聪明又可爱，从小就由我照顾。它叫小铁。我当时觉得，只要有小铁，我就不会寂寞了，而且不管我的口吃有多严重，小铁都不会笑我、让我出丑。”

但是，在我的主人上初一的秋天，小铁忽然失踪了。

“我脸色苍白，到处找它。当时下着雨，我连撑伞都忘了，拼命寻找。”

那时问他“怎么了”、帮他一起找的就是塚田和彦。

“我家和他家离得不远，可是不同班——而且塚田非常受欢迎。他长得帅，又擅长运动，也很聪明。他很受女孩子欢迎，却不会因此而骄傲。他耐心地从焦急且口吃得说不出话来的我口中问出详情，和我一起冒雨寻找小铁。”

“找到了吗？”

即使是现在，我的主人一想起这件事好像还是难过不已，他慢慢地回答：

“找到了。在附近废弃工厂的垃圾堆里。它身上没有伤，或许是吃了毒野狗的饵。都已经是二十三年前的往事了。”

我的主人不忍抛下小铁的尸体不管，可是如果随便掩埋，或许会被挖出来，长出虫子，这也很让人难过。

“后来，塚田说他知道一个好地方。他那时很迷摄影，好像时常和他爸爸去旅行摄影。他说离镇上不远的地方，有片自然保护林。他说那里风景优美，适合当墓地。那天是星期六，第二天我们就把小铁装进旅行箱，两人一起搭电车出发了。那是个有轮子的旅行箱，当时很稀罕，而那也是塚田借给我的。他家很有钱。”

两人一起在小山丘埋葬了小铁，并且堆起了石冢。附近有一棵百年大樟树，所以很容易记住位置。

“此后我开始和他做朋友。他拿我当正常人对待，不笑我，也不戏弄我。他一直陪着失去了小铁、手足无措的我。”

“你曾为他做过什么事吗？”

“有啊。只有一件。他很聪明，但是数学不太行。而我只擅长数学，所以可以教他。想到像我这种人也有赢过他的地方，光是这样，就觉得有了自信。”

“他那么优秀吗？”

“这样说或许会被现在的学生笑，但他当时真的是全班的偶像。和他在一起，被他当成朋友，别人看你的眼光也就不一样了。”

主人的口吃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愈来愈轻，等到发现时，已经痊愈。两人的交往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塚田和彦应届考上大学，而我的主人落榜重考，才逐渐疏远。即便如此，两人一直到接近三十大关，一年至少都会见一次面。

“是塚田让我变成一个‘人’的。像他那样温柔而善良的人，不可能会为了保险金杀人。”

对于主人斩钉截铁的结论，邦子没有反驳，而是问道：

“小优，你最近见到塚田是什么时候？”

“不记得了……什么时候呢？我们的婚礼上吗？”

“是啊。那时他也已经结婚了。不是跟早苗，而是跟前任太太。”

“嗯。”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过你吧？”

“可能有什么原因吧。”

“他有朋友曾经接受电视采访，没有人知道他在与早苗结婚之前就已经结婚、离婚了，每个人对此都很惊讶，大家都以为他是第一次结婚，连早苗的家属也是。”

一阵不悦的静默之后，我的主人问：“邦子，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塚田和彦并不是毫无缺点的人，连结婚这种人生大事也会对朋友有所隐瞒。”

我的主人没有回答，于是邦子坐了起来。

“老公，我不是连你的回忆都要破坏，可人是会变的。你现在这样，我很担心。你热衷得好像要为塚田发起募捐活动，如果事情往好的方面发展那还好，如果不是……如果他真的杀了自己的太太，我一想到你会受到多大的伤害……”

过了许久，我的主人终于说：

“我知道。可是，不要紧。不会变成那样的。晚安，邦子。”

回了声“晚安”的邦子似乎迟迟无法入眠。

5

两天后，超市那位前辈警卫联络我的主人，说遗失的“迷你情境”找到了。我的主人又前往警卫室。

“在准备焚烧的垃圾集中箱里找到的。”

“这还真是……”

“不，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用了金属探测器。这东西有很多地方是不锈钢材质，很容易就有反应，而且旁边都是可燃垃圾，所以很快就找到了。”

放在桌上的“迷你情境”脏兮兮的，而且少了红色自行车。

“它被扔在垃圾箱里，这是怎么回事？”

前辈警卫措辞谨慎地说：

“不管是谁，应该是偷了这东西的人在被追赶时，把它扔进了店里垃圾回收员的笼子。那个追着她的警卫就算会去定点的垃圾桶找，也不会想到去查看垃圾回收员收走的垃圾。”

接着他咳了一声。

“宫崎老师，听说那个学生自杀未遂，是吗？”

“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认为三室是清白的。”

前辈警卫似乎相当困窘。

“我也不想狠心伤害青春期的孩子。学校打算怎么处理？”

“我和校长及年级主任商量之后，决定由我全权处理。三室的父母也同意。”

“哦，她的父母也是啊。”

“这太奇怪了。”鼻音插话了——是那个鼻炎警卫。

“父母来到这里，声称女儿是无辜的，这还可以理解。可是他们就这样善罢甘休了？说不定做父母的也很清楚女儿手脚不干净，才想这么遮羞了事，是吗？”

我的主人猛然站起来，几乎弄翻椅子。对方也很固执，似乎挡住了我的主人，说：

“老师，我得事先声明，我可是亲眼看到的。那个女孩你可不能大意，马上就抽抽搭搭起来，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其实不好对付。”

“那是因为你从那种角度看孩子，才会这么觉得。”

“这个老师真是令人同情。”鼻炎警卫不屑地叹道，转身离开了。

不一会儿，前辈警卫说：

“虽然有点棘手，但是这里由我负责，老师，我就相信你吧。这次就当作是我们误判，非常抱歉。”

我的主人和前辈警卫握手。

周末，我的主人要去北海道，那是为了将三室直美送回到她父母身边。

直美只在医院待了两天，此后便回到姑姑家疗养。赶到东京的母亲让她一起回北海道，当时她不肯答应，可是到了周末，她忽然说想回到父母身边，而且还要熟悉事情经过的宫崎老师陪她一起回去，以便跟她的父母好好谈一谈——她这么“请求”。班主任需要做到这种地步吗？我的主人似乎相当犹豫，更何况邦子即将临盆，他很担心太太，或许今天或明天就会生了。

结果做决定的是他挂念的邦子。

“你去吧。和三室的父母好好谈一谈。”她用有些讽刺的口吻追了一句，“要是因为你没跟去，她又自杀未遂的话就糟了。”

于是我的主人前往羽田机场。

从声音听来，三室直美似乎已经痊愈了。她甚至有些兴奋。两人办完登机手续，我的主人走在前面。

经过金属探测器时，遇到了麻烦。我的主人顺利通过，但是三室直美一通过，探测器便响了起来。

试了两次之后，工作人员半带苦笑地说：

“真奇怪。不好意思，你是不是带了随声听之类的东西？”

“没有啊。”直美也笑着回答。

由于对方是女高中生，工作人员态度很温和，口中赞道“好漂亮的格子外套”，似乎是正在检查直美。

“真奇怪，没有东西啊。”

但是探测器仍然响起。

“可以请你脱下外套吗？”

直美好像照做了。工作人员翻过外套，然后……有什么东西掉到通道的地板上，发出“锵”的声音。

我就像平常一样，被放在主人西装的内袋里，因此马上就察觉到了，主人的心脏猛地一跳。

一时间，没有人说话。不久，我听到不了解内情的工作人员开朗的声音：

“哎呀，好可爱。好小的红色自行车！是这个让探测器响的。”

直美被怀疑偷窃时所穿的那件格子外套的口袋有盖子，还扣上了。

直美放声大哭。

这次我的主人似乎没有立刻安慰她。

“是想引人注意吧？”邦子说，“她可能是希望你注意她。虽然我觉得她很可怜，不过她做错事是事实。”

“总觉得失去了当老师的自信……”我的主人很沮丧，“没想到三室竟然说谎……甚至闹到自杀未遂的地步……”

邦子安慰道：“我说啊，人为了实现愿望，有时候会不惜牺牲自己以骗取别人的信任。我听说她的伤口很浅时就发现了。”

我的主人好像胡乱地抓了抓头发。

“你别忘了，我最喜欢你这种纯真了，而且我认为这件事绝不会对学生造成不好的影响。宫崎老师被骗了——我想不会有学生这么笑你。大家应该各有所感吧。”

难就难在要如何看待“相信人”这件事。即使被骗也要相信——如果学生能体会其中的意义就好了。

我的主人似乎被这件事影响了好一阵子，真是太单纯了。

几天之后，我的主人和平常一样，看着邦子录的录像带时，发出喊叫：

“邦子，这个……”

“什么？”

“这个，这张照片。”

我在棚架上看着电视。是一张照片的特写，一个大约上初中的男孩，穿着牛仔裤和T恤，双手比出胜利的手势。

那是少年时代的塚田和彦。

“这怎么了？”

我的主人将录像带暂停，指着画面说：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堆着石头的坟墓，对吧？那就是小铁的墓。”

邦子大为吃惊。“真的？认得出来？”

“当然认得出来，我怎么可能忘记！我和塚田两人堆着石头，我哭得稀里哗啦，塚田也哭了。我们没有拍照片，就算要拍，也不可能像这样笑眯眯地比胜利手势。”

主人继续按播放键，传来声音：

“这是我跟和彦一起去野餐的时候拍的。他当时才上初二，却比我更清楚山路……”

初二，这么说来，那已是为小铁立好墓之后的事了。照片上的石冢一定是小铁的墓。

说话的是塚田和彦的父亲。他极力强调儿子是个多么可爱、多么活泼的少年。

“这里是我儿子最喜欢的地方，风景非常棒。我记得他说这个石冢也是他做的，他自豪地说：‘做得很棒吧？’从照片上也看得出他那高兴的模样吧？”

我的主人瞠目结舌。

“为什么？”

没错。为什么？

“为什么塚田会在小铁的墓前笑得那么得意？”

此后盘踞在我的主人脑海中的想法，我并不知道。可是我想象得出来。

口吃、孤独且不起眼的少年，只与狗为伴。这样的少年在失去了重要的动物朋友时，我便来助他一臂之力，让他对我心悦诚服……

这样一定很爽吧！应该很爽。这与三室直美从我的主人身上赢得同情与呵护时的兴奋心情是一样的。

没有比能够任意操纵人心更有趣的游戏了。

塚田和彦因此才会笑得那么得意，不是吗？小铁的墓就等同于是和彦赢得那个卑微的朋友醉心于他的纪念碑。

再进一步想，从孤独的少年身边夺走他唯一的朋友小铁的会不会就是和彦？

是他为了博得赞美而下的毒手？

安葬小铁的地方正是和彦喜欢的，属于他个人的秘密场所。

亦即他收藏战利品的地方。

我不知道主人是否和我想的一样。唯一确定的是，那个周末他把邦子送回娘家，自己回到故乡的小镇。

他出发前对邦子说：

“这实在很蠢，也毫无根据，可是俗话说本性难移，总之它就是在我的脑海里徘徊不去。”

他登上山丘——小铁长眠的山丘。经过了二十四年岁月，地形变了，路也改了，我的主人无从判断，最后并没有找到小铁的墓。

然而到了傍晚，在车站附近的餐厅休息时，他却听见了惊人的消息。可能是到塚田和彦故乡采访的某家民营电视台工作小组也在餐厅休息，此时一名在外面搜集信息的成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

“哎！发现车牌了！”

众人一阵紧张。

“在哪里？”

“北侧山丘上的开发区。是工人发现的。上上下下一阵大骚动呢！”

开发区——我的主人喃喃道。那座山丘被开发了。

“车牌果然在那里……”我的主人说。听到这句话，我便明白了——他怀疑车牌或许就埋在石冢旁，所以今天才过来。

俗话说本性难移。

“不好意思，”我的主人梦呓般问其中一名组员，“车牌附近应该有一个石头堆成的坟墓吧？应该有的，对吧？”

在一阵困惑的沉默之后，一开始带回消息的声音说：

“嗯，对。听说是挖开石冢的时候，发现了车牌。”

那是塚田和彦最喜欢的地方。

收藏战利品的地点。

说着“太成功了”，开怀大笑的地点。

我的主人离开餐厅，慢慢走向车站。

人为了实现愿望，有时候会不惜牺牲自己以骗取别人的信任。

二十四年前，淋着雨帮忙寻找小铁的塚田和彦……

全身湿透了。

仿佛要重现那一幕似的，下起雨来了。

[1] 日文的“青蛙”与“回来”同音。

证人的钱包

1

“Persona Non Grata”，意指“不受欢迎的人”。打开门时，候诊室里正在播放这首曲子。

这阵子有这类服务的诊所增加了。为了让患者轻松而舒适地度过漫长的候诊时间而播放音乐，我觉得这点挺贴心的。

我的主人习惯就诊的这家牙科诊所，对这点似乎特别讲究，在不同的时段，选的曲子也不同。下午一点到五点左右，是小朋友常来的时段，播放的是《小狗圆舞曲》或《土耳其进行曲》等轻快的古典音乐。有时候也会播放“大家的歌曲”[1]，这么说来，颇受大人欢迎的《漂泊的一元硬币》这首歌，我和我的主人就是在这间候诊室学会的。

而早上主妇及老人较多的时段，则播放广播。在这里歌谣和流行乐穿插播放，与其说是牙科候诊室，不如说更像美容院，非常有意思。

傍晚到夜里这段时间，则以上班族居多，选曲也顿时变得时髦起来。所以现在才会播放Persona Non Grata。此时刚过六点，候诊室里除了我的主人，没有病人。

我的主人脱下鞋子，换上拖鞋，打开我取出就诊卡，递到前台窗口。

“晚上好，我要挂号。”她对前台小姐说完，接着又说，“候诊室放了电视呢！”

我感到诧异。我被主人放在喜爱的哥白林编织袋里，看不到周围。

“嗯，是啊。”传来熟悉的前台小姐爽朗悦耳的声音，“那些早上的病人要求放的。”

“真的啊……医生人真好。”

“是药材商送的液晶电视，免费的，免费的。”

诊疗室里传来清喉咙的咳嗽声，前台小姐和我的主人一起笑了出来。

“为什么这里要摆电视呢？回到自己家，想看多久都行，不是吗？”

前台小姐苦笑道：

“大家说想看八卦节目。现在那个案子每天不都是闹得沸沸扬扬吗？”

前台小姐提到的“那个案子”，我马上就想到了，我的主人应该也知道。她吓了一跳，心头一颤通过纤细的手臂传了过来。

“那个姓塚田的是不是真的杀了老婆，老人家和太太们碰在一起净是讨论这件事，好像大家不是警察就是侦探。”

真的，真有意思——我的主人虽然这么轻松地回应，但她应该是一点都不觉得好玩。

这其中的原因，只有我知道。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我就是知道。

我是我的主人——木田惠梨子——的钱包。

我和惠梨子认识不过一年左右，她在去年秋天时买了我。当时她刚从工作了三年的旅行社辞职，领了一笔微薄的离职金。

惠梨子买了我，是因为母亲的劝说：

“你就要当家庭主妇了，买个好用的钱包，怎么样？外观不好看，但是坚固耐用，可以放很多零钱，容易存取的那种。不要再用什么名牌了。”

我认为这建议非常中肯。乖巧的惠梨子听从母亲的话买了我。我与其说是钱包，形状倒更像是在大大的双珠扣式钱包上附的钞票夹。

没错，惠梨子是因为结婚才辞职的。婚礼预定在今年十一月底举行，大约只剩两个星期了。新娘及新生活的准备等花费颇多。到目前为止，惠梨子一直从我怀里将钱拿进拿出。而我则一一看着她花用，因此我能肯定她一定是个好太太。

惠梨子的未婚夫叫高井信雄，比惠梨子年长七岁，今年三十。他们很传统，是相亲认识的，所谓“先相亲后恋爱”的类型。他们只要单独相处，就打得火热。我为惠梨子感到万分欣慰。

像我这种基于实用而制作的钱包，有着评判主人的眼光。我明白对柔弱的惠梨子而言，和个性认真的男人结婚，早日步入家庭，才是她最好的归宿。尽管和她认识不久，但是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高井先生对比自己小的惠梨子似乎疼爱至极。都已经三十岁了，多少也应该知道分寸，何况他也不是愚笨之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愈是这种男人，对惠梨子这样的女人似乎愈着迷。要是惠梨子生了一个和她惟妙惟肖的小宝宝，高井先生一定会变成一个疯狂爱家的人。

从订婚到举行婚礼，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是因为高井先生非常忙碌，迟迟腾不出时间。而且十一月底举行婚礼时，万一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可能会出现新郎缺席这一糟糕透顶的情况。高井先生为了“小惠梨”，极力避免那种情况，但是唯独这一点他无法保证。

如果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高井先生是记者，而且身任一家大报社社会部一个叫“机动记者”的职位。像我这样的钱包，虽然不明白那是怎样的工作，但异常忙碌是错不了的。想要知道他的工作情况，最好是和他的钱包接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这个机会。

在温柔的双亲及尽管忙碌、但全心全意待她的未婚夫的呵护下，惠梨子真的无比幸福，所以我也非常幸福。但教人难过的是，我不得不用过去式来叙述这件事。

让惠梨子烦恼、或许会破坏她幸福的事，发生在去年年底十二月十五日。当时她完全没料到那件小事竟会演变成这等骇人的大事，而其实那也是在今年夏天才发展成大事的。

总之，先回到十二月十五日发生的事吧。那是个寒风刺骨的冬夜……

2

那天，惠梨子独自开车去拜访婚后定居在山梨县甲府市郊的朋友。那人是惠梨子从小就非常要好的朋友，即将临盆。惠梨子带着贺礼去探望她。那是个大摇篮，因为有这件大行李，惠梨子放弃搭电车，改为开车前往。

惠梨子对自己的开车技术原本就很有自信。她事事都依赖人，唯独开车能让她变得积极。

这其中有个教人感动的原因。惠梨子从很久以前就想：将来结婚，在市内买房子恐怕不可能，或许会在近郊，而且是离车站有些距离的地方，如果考虑到接送上班的丈夫、购物，以及将来孩子上学，等等，还是得会开车才好。我要积累经验，熟悉开车技巧。

和高井先生订婚之后，她便告知这个想法，并补了一句：

“或许你会调到地方分社，到时候车也必不可少吧。我要成为一个好司机才行。”

高井先生一听便笑道：“拿不到A级驾照[2]也没关系。”但是我猜他应该大受感动。

惠梨子早早离开东京，上午就抵达朋友家。快临盆的女人与即将结婚的女人有聊不完的话题。朋友的先生跟惠梨子也熟识，交情颇深，所以惠梨子一开始就打算在那里住一晚。他们越聊越起劲，一直聊到深夜十一点多。

然而朋友却忽然在这时觉得要生了。

比预产期早了将近三周。朋友的先生急忙让她坐上车，连夜赶往固定产检的甲府市内的妇产医院。惠梨子则留下来看家。

惠梨子曾来访过好几次，彼此又是熟识的朋友，所以毫不畏惧地接下深夜看家的任务。抵达医院的朋友的先生，以及接到消息的双方家长打电话来，她都应对有方，负责居中联络。虽然担心第一次分娩的朋友，但可能是想到即将出生的婴儿，惠梨子的声音显得既开朗又兴奋。她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未来。

如此这般，似乎直到深夜灯还亮着。不知是否因为这样，那个人才会来拜访惠梨子留守的这个家。

我一直被惠梨子收在手提包里，没能看到那个人的脸。我只听见玄关的门铃响起，以及惠梨子以为是朋友夫妻的双亲赶到，急忙去应门的脚步声。接着我听到那个人的声音。

“抱歉，深夜打扰。”那个声音说。听起来彬彬有礼、落落大方。

“汽车忽然没油了，我被困在附近，动弹不得。我是从东京来的，对这一带完全不熟，很头疼。能不能跟你借一下电话？”

惠梨子行事谨慎，而且这里是她不熟悉的城镇，再加上她是替朋友看家，所以应该是未解下门链回应的。

她不可能回答“好，请进”。当然不能让陌生人进屋。惠梨子聪明地回答：

“很抱歉，我帮朋友看家，不能擅自借你电话。这家人很快就会回来了，或许你可以晚点再过来看看。”

我是帮人看家，但是这家人很快就回来了，我不是一个人——她这么应对。这人或许真的遇到了困难，但也可能是利用这种借口接近，心怀不轨。

结果，男人放弃了。“这样啊，那就算了。抱歉，深夜里打扰了。”

事情仅此而已。虽然有点惊险，但毕竟没事。

接着朋友的先生从医院打来电话。

“还没有进产房吗？要等到早上？真辛苦……现在才刚过一点呢！”我记得惠梨子是这样说的。换言之，那个人大约是凌晨一点时来的。

第二天早上大约七点，婴儿出生了。惠梨子接到电话，高兴地直拍手——是个女孩。电话随即频频响起，到了八点左右，朋友的母亲来了。她向惠梨子道谢之后说：

“可以请你去医院看看吗？去看看婴儿。”

惠梨子也这么想。她收拾行李，决定开车前往。她打算先去医院，然后直接回东京。

当惠梨子走近停在朋友家门前的车时，捡到了事后成为众所瞩目焦点的“证据”。

“咦？”她喃喃道，蹲下身捡起了一个东西。她拿着那东西略一思索，然后环顾四周。我记得她说：“是昨晚那个人吧。”意为这东西是那个求借电话的人掉的。

惠梨子将捡到的东西放进手提包内袋。那是一张银行卡之类的东西。当时她可能是打算送去派出所。

婴儿出生带来的忙乱令她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她回到东京过了一阵子之后，翻找手提包里的记事本时才想起。

“哎呀，我怎么带回来了。”

惠梨子吃惊地喃喃自语。她侧着头，取出卡片，仔细地看了看。卡的背面挤满了细小的字。

“啊，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拿去还。”

她说道，将那东西放进我怀中的小夹层。如此一来，我终于知道它是什么卡了。

那是某家俱乐部的会员卡，上面写着“维京俱乐部”，可能是健身俱乐部之类的地方。从惠梨子的话听来，她好像知道这家俱乐部。

另外，那张卡片的正面用罗马拼音刻了会员的名字——“KAZUHIKO TUKADA”。

当时惠梨子和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名字背后的意义。

数日之后，惠梨子去银座买东西。从四丁目的十字路口往昭和大道走了一段路，进入一家新落成的大楼，里头有个宽敞的大厅，播放着悦耳的音乐。惠梨子从皮包里拿出我，走到前台，从夹层里取出那张卡片，交给前台小姐。

“不好意思，我捡到这个东西。”

前台小姐向惠梨子道谢，但是惠梨子打断了她的话，很快转身离开了。她还得去买很多东西，再加上捡到卡片的经过，让她不愿有什么牵扯。此后她完全忘了这件事。无论是那张卡片、刻在卡片上的名字，还是深夜来借电话的男人。

直到夏日来临，那个人的脸和名字被电视八卦节目一再报道为止。

塚田和彦——现在全国都想知道他的事，注意他的事，甚至连在牙科候诊室里也可以听到他的名字。

这人涉嫌与森元法子共谋，为了保险金杀害了包括彼此配偶在内的四个人。

3

“唉，惠梨子，又有无声电话。”

惠梨子看完牙医回家之后，母亲对她说道，口气显得有点担心。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心里真的没数吗？”

惠梨子也无精打采地回答：“没有。一定是恶作剧。现在的电话不是连乱打的号码都会记录下来吗？所以才会连着打好几次。”

“是吗？”母亲若有所思，“真是这样吗？牙齿还要多久才会好？”

“好像还要很多次。医生说把智齿也拔掉比较好。”

母亲劝她最好在婚前检查有没有蛀牙，如果有，就先治疗。“要是怀孕了，牙齿会变差。”

“太急了吧？”惠梨子虽然笑着这样说，却还是马上去看牙医。我就是喜欢惠梨子这种乖巧。

“你好像没什么精神，怎么了？”

被母亲一问，惠梨子笑了笑说：

“被牙医钻了牙齿，没有人还会活蹦乱跳的吧？”

“哎呀，也有人喜欢那种吱吱的声音呢。”

惠梨子脱下外套，连同放着我的皮包一起挂在客厅的衣帽架上。她和母亲喝了一杯茶，然后一起准备晚餐，聊了许多事，像是食材的调味、今后得买的东西、当天的天气……

“不去蜜月旅行真的没关系吗？”

高井先生和惠梨子不准备去蜜月旅行，而是利用年底的假期去高井先生的故乡福冈。惠梨子点点头说：

“高井不知道会被调派到哪里。他希望趁现在和双方家长多多来往。”

“他也常来我们家，”母亲高兴地说，“干脆入赘好了。”

这是真心话。因为惠梨子是独生女。

两人开心地一边聊天一边做晚饭。不久，惠梨子的父亲回来了，一家人开始吃晚餐，愉快地交谈。在知道惠梨子内心忧郁的我听来，她那有些过高的声调，让人觉得她似乎在勉强自己，但就算担忧也没用，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傍晚的新闻中出现塚田和彦的名字时，惠梨子好像吃了一惊。

“有关连日报道的涉嫌保险金交换杀人……”

“怎么又是这件事！”父亲说，“我们事务所也是，那些女孩跟临时工大婶聚在一起就是聊这件事。”

“实在是心狠手辣啊！”母亲的声音有些严厉，“为什么警方不赶快逮捕他们？怎么能让这种人逍遥法外？”

惠梨子轻声说：“没有证据。”

“哎呀，应该有吧。前阵子不是吵着说发现车牌了吗？”

惠梨子的母亲说的“车牌”与第四名死者有关。在酒吧小姐葛西路子的尸体被发现的树林附近，有人好几次目击到可疑车辆，那辆车虽然与塚田和彦的车极为相似，但车牌号码不同。目击者看到的车牌是从别处偷来的，并非属于和彦。

然而那个关键的车牌，于十月底在和彦故乡的山里被发现了。在警方的追问下，和彦坦白是他埋的，但是关于其中的理由，他却说：

“大概是十月中旬，有人在树林里目击到汽车的事成为话题时，那个车牌被人扔进我家车库。当时如果立刻报警就好了，可是我想绝对不会有人相信我，才偷偷把它埋了。请相信我！我是无辜的。我遭人陷害，那个人不但杀了我的妻子，还想嫁祸给我！”

根据警方公布的情况，被发现的车牌上没有留下指纹。因此，塚田和彦与森元法子虽以重要关系人的身份遭到严厉的侦讯，却依然未被逮捕。

但是媒体和公众都不相信他们的说辞，都认为这两人共谋杀害了四个人。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期待。

“随便怎样都行，赶快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再慢慢调查不就好了？”

连惠梨子那还算明理的母亲都说出这种话。大家打一开始就认定塚田和彦和森元法子是凶手。

他们两人的确有太多可疑的地方。我也这么认为。但是这两人遭世人如此厌恶，一大原因应该是他们人性上的缺点吧。塚田风度翩翩又潇洒多金，而法子年轻貌美，但是他们却给人一种少了什么的感觉。他们满不在乎地承认各自结了婚却又有外遇，与其说是老实，似乎更给人一种厚颜无耻的感觉。

可是，不管他们多么厚颜无耻、多么不讨人喜欢，也不能因此认定他们杀人，这绝对不行，然而大家却忘了这一点。

所以惠梨子很痛苦。

如果这一连串杀人案真的是和彦与法子策划的，一旦其中有一起他们两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证明两人都不可能杀人，那么所有的情况都会被推翻。再怎么不相干的人也不至于说出“只有那一起他们是买凶杀人”的话。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一切均起因于森元隆一的命案，命案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深夜发生：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之间，他在东京遇害。由于塚田和彦的不在场证明无法确认，所以被疑是他所为。

但是就在同一天夜里——凌晨一点的时候，向当时在甲府市郊拜访朋友继而替朋友看家的惠梨子借电话的就是塚田和彦，尽管他本人好像忘了这件事。

惠梨子在周刊杂志上一看到他的照片便立刻想起这件事来，想起他的脸，以及他掉落的会员卡。

可是已经太迟了。对这类社会新闻不感兴趣的惠梨子，直到今年夏末才听说塚田与法子的案件，当时舆论已经一边倒地认为这两人是凶手。

每个人都这么说，这么宣称，这么坚信。

惠梨子能够证明塚田和彦不在场。当时他在甲府，不可能杀害在东京的森元隆一，从时间上来说，也绝不可能。可是惠梨子也非常明白，事到如今才说出来，不知会被卷入多么大的风波。她会被媒体追逐、追查、苛责，世人也会以好奇的目光看她！

而且惠梨子即将和身为记者的高井先生结婚，大报社对这宗保险金杀人疑云的报道原本一直很克制，但是找到车牌之后，也开始一股脑儿地报道有关塚田与法子的种种嫌疑了。

高井先生就是特别采访小组的一员。

在这种情况下，惠梨子怎能说出口？

对于正嚷着要制裁塚田与法子罪行的世人来说，惠梨子正是个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

4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惠梨子的右脸肿了起来。

蛀牙并不严重，治疗也快结束了。右脸之所以肿起来，是刚长智齿的缘故，牙医早就在注意它了。

惠梨子从半夜开始牙疼，令她几乎无法入睡，更惨的是，深夜两点左右又有人打来无声电话，这让她变得更加暴躁。对她而言，这是个难熬的夜晚。

天一亮，惠梨子抛下一切，直奔牙科诊所。听到牙医说未消肿之前不能拔牙，她泫然欲泣道：

“婚礼时也肿着脸的话，人家都不敢穿新娘礼服了！”

牙医笑了。“不要紧，还有两个星期吧？在那之前会治好的。”

“可是，像昨晚那样睡不着的话，我会很头疼。接下来还有很多预约，会很忙……”

牙医想了想说：“那我开点特别的止痛药，可是这种药药效非常强，一吃马上就会想睡觉，和安眠药一样，要小心服用。”

回到家之后，母亲一脸担心。

“哎呀，竟然肿得这么大！”

“怎么办？我今天原本要去区政府。”

她要去拿户籍誊本，这是要连同结婚证书一起附上去的。

“这点小事，妈帮你去，你在家睡觉吧。这阵子一直很忙，你也累了吧？”

惠梨子躲进房间，母亲出门了。我被收在平常的皮包里，挂在老位置——衣帽架上。

三点左右，惠梨子起床去开冰箱。可能是拿喝的。她顺便打开电视，八卦节目正好开始。

她果然还是很在意塚田和彦的事，偶尔切换频道，追着塚田事件的话题。

目前的情况没什么不同。但是塚田的嫌疑愈来愈大，被逼上了绝路，森元法子似乎也因连日的侦讯而精疲力竭。

“作奸犯科终究不划算。”

一名主持人以教训的口吻说道。

接着画面上出现两人过去的朋友、邻居、公司同事、亲戚——每个人的说辞都对他们不利。森元隆一遇害那晚和法子在一起的朋友，一开始好像还袒护她，但是现在却完全翻脸不认人，说出“我被她利用了，被拿来证明她不在场”这种话。

只有一个人站在和彦那一边，那就是“洁娜维芙”餐厅的合伙人畠中。他是个口齿不清、说话含糊的中年男子，但是对于采访记者的失礼却没有动怒，非常沉稳。

“塚田非常聪明。”他说，“我一开始是聘他担任副经理，但是他把餐厅管理得相当好，待人也很不错。‘洁娜维芙’能有现在的规模，都是他的功劳。请没有出资的他担任合伙人，也是为了不想让他这样的人才被挖走。”

畠中请没有出资的塚田和彦担任合伙人，此事也招致世人的怀疑：他是不是被塚田抓到什么把柄？或是被蒙骗了？他与塚田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塚田绯闻颇多，我也知道法子的事，所以他要跟早苗结婚时，老实说，我很不安，可是尽管这样，塚田也不可能杀害早苗。就算他做了这种无法无天的事，也不会用这种马上就令人起疑的方法，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有这么多令人不解的地方，不就等于证明了他的清白？”

那么你觉得凶手是谁——面对记者的质问，畠中回答：

“我不知道。或许就像塚田所说的，是对他怀恨在心的人要陷害他吧。”

记者说：“如果塚田恶毒得会招来他人如此怨恨，也很有可能杀人吧？”

畠中瞪大眼睛说：“这不是在抬杠吗？”

“你很袒护他！难道这次的事件你也牵涉其中吗？”

畠中没有回答这么无礼的质问。

画面似乎切换到演播室，传来女主持人的声音：“畠中共犯说啊，想都没想过，很新鲜！”

看来事态是愈演愈烈了。惠梨子关掉电视。

她每天祈求、等待的就是有人出面证明塚田和彦的清白。她对于自己没能说出塚田的不在场证明感到非常内疚。这一点我很了解。要是我能说话，早就替她把我的皮包口弄得震天响了，因为我曾经收着塚田和彦掉落的会员卡啊。

这时，电话响了。惠梨子立刻接起电话。

“喂？”

噢，好像又是无声电话。

惠梨子静静放下话筒之后，紧接着开口道：

“啊，你回来了。怎么了？怎么那种表情？”

是她母亲回来了。静悄悄地，连脚步声也没有。怎么了？

“惠梨子，”母亲说，“你认识三上行雄这个人吗？”

“三上行雄？不认识。谁啊？”

母亲吞了吞口水。“户籍上写着你于今年春天跟那个人结婚了。”

5

此后的几天，惠梨子的世界充满了巨大的震荡，简直就像天塌了下来似的。最沉着的是高井先生。

“这种事并不稀奇。”

对着惠梨子激动的双亲，以及自己满是困惑的双亲（从福冈搭飞机来的）和说不出半句话的媒人，他冷静地说道。

“这种暗中被送缴结婚证书，与陌生人结婚的例子，以前也曾有过。这是无妄之灾，但是没关系，可以更正。”

擅自送缴结婚证书当然违法。辖区的警局来了两名警察，问了许多问题，而查出“三上行雄”的也是他们。不愧是专家。

“他好像是惠梨子小姐以前就职的旅行社的客户。你记得吗？他好像去要过好几次行程的宣传册，前台其他女职员记得他。”

三上行雄，二十六岁。他已经不住在结婚证书上登记的地址，目前行踪不明。本籍地住的是双亲，但是他们说儿子已经两三年没消息了。

“也不好好工作，却老爱吹牛，成天妄想，唉，算是一种精神病吧。在老家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上高中时，曾经用美工刀割伤拒绝和他交往的女孩，对方受了轻伤。”

惠梨子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在旅行社的前台工作时也经常有人邀约，三上行雄会对她一见倾心，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可是，从萌生爱意到一厢情愿地妄想结婚，甚至送缴结婚证书，这已是超出正常的行为了。

惠梨子也说这几个月来经常接到无声电话，警察若有所思地沉吟。

“说不定那也是三上搞的鬼。我们会保护小姐的安全。”

原以为这样就可以放心了，高井先生却丝毫不敢大意。

“这种情况，警方的保护也有限。不要单独外出！”

最关键的高井先生始终温柔，而且理智，让我真的很放心。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他这么想。

惠梨子的双亲当然相信自己的女儿，但是难免会有些许不安。正因为两人都是普通人，所以很难接受“被擅自送缴结婚证书”的事。他们的心情也并非不能理解。

“唉，惠梨子，你和那个姓三上的人没有关系吧？”

被这么一问，惠梨子似乎再也忍不住，勃然大怒。

“你们不相信我吗？”

“当然相信！相信是相信，可是……”

“是那个姓三上的人脑子有问题。”

“真的是这样吗……”

连惠梨子的双亲都这么说，就更别提高井先生的父母心里怎么想了。希望举行婚礼的日子赶快来——我只能如此祈求。

婚礼当天，受到上天眷顾，天气晴好。那是个空气冷冽而清澈的晚秋早晨。

新娘惠梨子为了事前的准备，比家人更早出门。她坐上出租车，把收着我的手提包放在膝上，我因能够与她同行而高兴。

到了婚礼会场，在下车之前，司机问打开我付钱的惠梨子：

“您今天结婚吗？”

“是的。”

“今天是很适合结婚的好天气！祝您幸福。”

多好的司机！我心想。惠梨子也回了句“谢谢”。下了车，她边走边轻轻哼着歌。

可是，就在下一秒——刚听到迅速接近的脚步声，惠梨子的身体便剧烈一晃，接着全身僵直。我听见了陌生男子的声音。

“我一直在等你呢！怎么可以从我身边逃走？”

我马上猜到他是谁，是三上行雄！

“你是……三上先生？”

惠梨子声音颤抖地问道。对方笑了。

“你在说什么？你不记得我了吗？我可是你的丈夫！”

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如此快活，却让人有种变调的感觉。那是调错了音律的钢琴演奏的结婚进行曲。

“过来，我们一起远走高飞，逃离这里吧！”

“逃离这里？”

“是啊。你那顽固的父母想要拆散我们，还强迫你跟别人结婚。我们快逃吧！”

三上抓住惠梨子，好像要强行将她带走。惠梨子没有叫唤，一定是被他拿着什么东西威胁了。

“那可不可以把刀子收起来？我好怕。”

果然没错。她说刀子！

“不行。我一收起来，你父母就会派人把你抢走，不是吗？我一直在监视你，你都没发现吗？我监视你，计划着和你一起逃亡。”

三上准备了车，弄不好是偷来的。虽然我无法看见，但感觉得到惠梨子被迫上了那辆车。传来放下座椅的声音。怎么办？那一定是双门车，惠梨子被塞进没有退路的后车座了……

汽车开动时，惠梨子忽然大声求救。或许是有人路过。可是她这么做却收到反效果，车身往前猛冲，开了出去，接着传来三上安抚的声音。

“吵闹也没有用。你要和我一起远走高飞。”

这个人疯了。惠梨子根本逃不掉。汽车不停地行进。叫累了的惠梨子开始哭泣，车速依然没有减缓。

三上打开收音机。随着摇滚乐，他偶尔发出干哑的笑声。

到底经过了多久，我无从知晓。惠梨子紧紧地握着我所在的手提包，仿佛那是她的救命索。

“我们要去哪里？”

惠梨子声音沙哑地问。三上只发出嘿嘿的声音。

“我不会逃走，可不可以让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这里好挤。”

“不行！”三上忽然吼道。惠梨子吓得缩成一团。

“你想骗我，然后从我身边逃走，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人或许想强迫惠梨子和他一起殉情。这么一想，我的口子几乎咯咯地颤抖起来。半疯狂的他认为自己与惠梨子两情相悦，然而他正常的一面却明白这是自欺欺人。为了强行将惠梨子变成他的人，他不能交出她，只能杀了她。

怎么办？该怎么办才好？

惠梨子又开始哭泣。为了拭泪，她打开手提包。我看见她苍白的脸。她翻找手帕时触碰到我身边的小纸袋，吃了一惊。

此时，我也明白了她的想法。

不久，惠梨子开始低声和三上说话，像是“这里是哪里”、“我想看海”之类。她压抑恐惧，装作逐渐对他敞开心房。

三上一开始不怎么理她，可是当他执迷于惠梨子的部分被惠梨子温柔的声音驯服之后，便开始回话了。

“惠梨子，把窗户打开，让风吹进来吧。”他甚至这么说，俨然把自己当作惠梨子的男朋友，然后又哼起歌来。

不久，惠梨子喊道：“我渴了。”

三上停止哼歌。

“我想喝点东西。自动售货机的就好，可以买给我吗？不下车也可以买吧？”

“你不会逃走吧？”

“不会。”

三上又开了一会儿，然后停下车。惠梨子警惕地坐好，等他回来。

三上很快就回来了。

“给。你要果汁还是咖啡？”

“果汁。”

车又开动了。我听见惠梨子拉开易拉罐的声音，同样的声音接着响起，可能三上也打开了罐装咖啡。

车继续行进。

惠梨子好像在喝果汁，接着她谨慎地转身，避开三上的视线，右手滑进手提包，摸到刚才的纸袋，拿出里面的东西。

就是这样，加油啊！惠梨子！

纸袋上印着惠梨子固定就诊的牙医的名字。没错，里面有牙医给她开的强效止痛药。她智齿肿得厉害的那一天吃剩的药丸一直放在里面。

惠梨子把药丸扔进了罐装果汁。

有好一阵子静悄悄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可能是假装喝果汁，等药丸溶化吧。

不久，她喊道：“哎，我也想喝咖啡，可不可以和我换？”

汽车摇晃了一下，三上很吃惊。

“你说什么？”

“你的咖啡给我喝嘛，我的果汁给你。”

这个白痴，快点照她的话做！

三上这时的表情，我还真想看看。是下流地笑着，还是多少有些正常，对惠梨子的话感到惊讶？

总之，他似乎把咖啡给了惠梨子，自己接过果汁。

“谢谢。”惠梨子说，“你也喝喝果汁吧？挺好喝的，只是太甜了。”

三上好像照做了。

从汽车的晃动可以得知药效发挥作用了。晃呀……晃呀……车头摇着，车尾晃着。

“惠梨子……这个……好奇怪……”

传来断断续续的困倦的声音时，我感觉到惠梨子猛地探出身。我听见三上砰地倒向旁边。惠梨子不时尖叫，我想象着她拼命用脚踢蹬，越过座椅爬到驾驶座上的情景，在心里为她加油。剧烈的晃动、对面车辆的喇叭声及冲撞！接着惠梨子啊地大叫，回过神时，车已经停了。

惠梨子，你为丈夫和孩子练就了一身驾驶本领，真是太好了！

6

惠梨子睡得很沉。

这里是安静的病房。虽然是单人病房，但是屋内有高井先生及其双亲，以及惠梨子的母亲。

我待在惠梨子的枕边。因为还待在手提包里，只能倾听，从谈话内容来看，惠梨子的伤势似乎并不严重。

“总之，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这是惠梨子母亲的声音，“外子正在跟警方交谈。三上因为倒在车上睡着了，好像也没有受伤。”

此时，那个警察似乎来了，惠梨子的母亲被叫到了走廊上。高井先生的母亲迫不及待地说：

“在婚礼会场前把人掳走，应该不是正常人做得出来的吧。”

“真是的。”高井先生说。他的声音非常沉稳。

“信雄，你明白妈的意思吗？”

“什么意思？”

“孩子他妈，别说了。”

“我偏要说。信雄，这门婚事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比较好？”

“妈……”

“因为，可不是吗？一般人不会这样。惠梨子和那个姓三上的一定有什么关系，否则那个人也不会这么想不开吧？”

“是三上的脑袋有问题。”

“会变成那样，也不知道是谁造成的。”

高井先生的父母边吵边离开病房。四周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细微的啜泣声。是惠梨子。

“你醒着啊。”高井先生说，“你听到了？”

惠梨子沉默不语，但是传来衣物的窸窣声。或许是她点了点头，然后用被子蒙住头。

“妈说那些话，不是真心的，只是一时激动罢了。”高井先生平静地说，“而且，我不会当真。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过了一会儿，传来惠梨子的哽咽声。

“你相信我吗？”

“当然。”

“就一般人认为，妈刚才说的或许更有道理，我被怀疑也无可厚非。”

“哦？可是我很清楚你的为人。”

此后惠梨子哭了快一个小时。我非常明白她为什么哭，所以当她哭完之后，用坚定的声音对高井先生说以下的话时，我一点也不惊讶。

“有些事情非得亲身经历了，才会真正了解。”

“什么？”

“我有话想跟你说，不是我们两人的事情，但是一样重要。这或许可以洗清一个人……或许是两个人的冤屈。”

惠梨子说出了塚田和彦的不在场证明。

高井先生慎重地寻找可以证明她所言不假的事来。

维京俱乐部的前台小姐记得惠梨子送还会员卡的事——尽管她已经不太记得惠梨子的长相。

“一位很漂亮的小姐拿着主妇用的钱包，从里面拿出会员卡，让人印象深刻。”

据说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也以己为荣。

惠梨子不久即将被卷入巨大的风暴！但是不要紧，因为有高井先生在，而且我也会陪在她身边。

“Persona Non Grata”——惠梨子即将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但是我最喜欢她了，不管她去哪里，我都会陪着她。

[1] NHK于1961年开播的音乐节目，早期以儿童为观众，但也广受大人喜爱。

[2] 即赛车执照。

部下的钱包

1

一回到家就被管理员叫住，说是快递送到。

我的主人嘿的一声搬起签收的货物，在他西装内袋里的我被箱子的一侧压住了。

“这是什么？”

他诧异地说着，将东西搬进了房间。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喂？哦……嗯，刚回来。”

主人的声音不再那么紧张，而我也和他一样，哦地明白了——是白井舞子，他的女朋友。

“哎，东西刚刚送来了，那是什么？”

哦，快递的寄件人是她啊！

“啊？衣物箱？那是什么……放到衣柜里？哦，装衣服的箱子，干吗寄这种东西？”

现在换成舞子在电话那头滔滔不绝。

“什么……怎么决定得这么突然？”

舞子又说话了，我的主人短促地一笑。

“这样，那不要一点一点地寄，一次搬过来嘛！咦？”

他又笑了。

“知道了。随你高兴吧。”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得意，真受不了。

“我不在的话，管理员会代为保管，只是东西太大的话，管理员会不高兴。啊？这样啊，那就不会麻烦了吧。”

又聊了一会儿行李的事之后，主人说：

“唉，你现在可不可以出来？啊？有什么关系，反正都要搬来了。整理之类的晚点再弄，出来嘛！”

看样子有机会演变成约会。今晚与主人搭档的巡查部长说“我们休息一晚，让脑袋空一下”，放他回家了，所以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只是我怀里的现金并不多，所以他才频频邀她“到这里来”吧。在房里约会，就不用多花钱了。

“那我等你。”他说完挂上电话，接着咻地吹了声口哨。

这个兴高采烈的男人今年二十九岁，叫寺岛裕之，是隶属于东京某警察局搜查科的便衣警察，而我是负责掌管他钱财的钱包。

大约一个小时后，舞子来了。她买了晚餐的食材，我的主人一听到菜单便拿着我到附近买酒。

两年前主人成为便衣警察、隶属于搜查科时，我才为他所有。把我当作贺礼买下来送给他的，是他的姐姐。那是位像工蜂般忙碌、如鞋底般坚强、如母牛般温柔的女性。

姐姐比主人大八岁，主人对姐姐十分敬畏，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像主人的姐姐那样，直呼我的主人“裕之”，因为我是她的代理人。

今晚裕之会这么兴奋，是因为舞子终于决定和他同居。两人一起吃晚餐，聊的净是这事。我待在隔壁，被放在吊在衣柜把手的衣架上的外套内袋里，听着两人的交谈。

“明明一直说不，怎么忽然愿意了？”

裕之嘻嘻地笑个不停，我仿佛看到了他整张松开的脸。

“理由并不重要吧。”

舞子笑道。她说会将东西慢慢整理好，装箱寄到这里，还说大型家具和家电用品会送给朋友或贱卖、回收，全部处理掉。

“生活必需品你这里都有，也都比我的新，所以没关系吧？我只想就这样带着衣服和碗筷过来。”

所以不搬家也行——刚才舞子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

原来决定这么做了！我接着又想，舞子和裕之同居，我也可以轻松一些。

裕之在我装零钱的地方放了舞子房间的备份钥匙。那是把非常坚固的钥匙，对于不算大钱包的我来说，是有些吃力。钥匙应该跟钥匙圈串在一起，可是主人的钥匙圈上已经挂满了自己家的钥匙和车钥匙等，可能是放不下了。

而且他可能是想将舞子住处的备份钥匙另外收好。遗憾的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他还没有机会使用这把钥匙，只不过这是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不能草率。他没有将它串进钥匙圈挂在腰上，或许是想借收在钱包里好贴近心脏吧。

总之，舞子搬过来，这把备份钥匙也就用不着了。对我而言，真是一种解脱。

话说回来，舞子竟然下定决心了！

是有什么原因让她这么做吗？

几个月前，裕之向她求婚，她说还不想结婚因而拒绝。她宣称还没准备好接受只是递交一份材料就随之而来的麻烦的婚姻关系。

当时裕之提议：“那同居呢？”舞子对此也不甚赞同，此后他们一直为这件事争吵不休。

“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不想。”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简直就像小孩子吵架，但是我能理解舞子的心情。

她是个崇尚自由的人。我一路看着舞子轻松地完成许多事：她作为人才派遣公司的一员，在各家企业上班，期间还安排假期于国内外各地旅行。她也参加许多才艺课，兴趣广，朋友多。和裕之认识时，身边围绕着许多男友。

裕之第一次见到舞子大约是一年前。他在前往办案的外商银行柜台看到一个“脱俗出众”的完美女人，那就是舞子。

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数日之后，他们第一次约会便顺利地共度春宵，第二天裕之连衬衫、领带也没换就去局里，被巡查部长问到“昨晚外宿”还开心地笑。当天他没做什么像样的事，夜里回到住处，便发生了森元隆一的命案。

那已是十二月的事了。命案现场是寒冬的孤寂原野，有如死人般苍白的月光照着尸体。随后春季来临，那片原野也绽放出新绿，夏季艳阳高照，秋天芒草茂密，接着冬天再度降临，今晚又将洒下阴森的月光。当时刚认识不久的裕之与舞子如今感情稳定发展，案子却毫无头绪，一点破案的迹象都没有。

塚田和彦现在怎样了？即使和舞子打情骂俏，想必这个疑惑也挥之不去地在裕之内心隐隐作痛。

塚田和彦是东京青山一家名为“洁娜维芙”的餐厅的老板，现年三十六岁，同时也是森元隆一这名三十三岁男子于去年十二月遇害引发的一连串诈领保险金命案的嫌疑人。不，现在或许该称他为“前嫌疑人”才对，因为他的嫌疑已经渐渐被洗刷了，有几家媒体甚至已视他为清白之身，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但是事态非常严重。在这起案件中，有四人遇害，每一个都毋庸置疑是他杀。

我待在裕之的外套口袋里，在侦查会议上听过好几次报告此案的经过，都快会背了。塚田和彦与森元法子的配偶一死，两人都可以领到高额保险金，即使是粗略地看，连小学生都明白塚田与法子相当可疑，其中大有蹊跷。此外，关于不在场证明，逸子被杀的时候是两人都有，森元隆一被杀时只有和彦，早苗被杀时只有法子，而葛西路子被杀时又是两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明，这实在是启人疑窦，简直就像事先说好、故意令人起疑似的。像这种缺乏物证、状况证据多得可以塞成福袋[1]拍卖的案子，最是棘手。裕之的上司巡查部长，虽然坚持逮捕塚田和法子，但是他也很清楚，依照目前的情况，根本不可能逮捕两人，所以他每天抱头苦思。

不，已经没这个必要了。

没错，就像舞子之前说的，最近有一名证人挺身而出，证明森元隆一案发时塚田和彦不在场，使得案情更加错综复杂了。根据证人的说法，案发时，塚田和彦在山梨县甲府市市郊，因汽油耗尽而动弹不得。

这项证词似乎也让塚田想起当时的事。在这之前，被问到森元案案发当天的行踪时，和彦只是抱着头说“我不记得了，都快一年了”。

“那天我休假。圣诞节之前总是会忙得不可开交，在那之前的一两天，我和畠中轮流休假。”

畠中是和塚田一起经营“洁娜维芙”的搭档。

“我也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只是开着车出去。我一开始想去滨松找朋友，但正好几天前在杂志的专辑上看到甲府市郊有一家拥有全国最大酒窖的餐厅开业，便临时起意过去参观。”

因此他独自前往甲府。虽然他所说的餐厅无法证实他确实来过，但是当晚见到他的证人的证词非常有力，再加上证人数日之后将塚田当时掉落的健身俱乐部会员卡送还，这一证词可谓颠扑不破。

请看事件的经过。

塚田和彦与森元法子共谋保险金交换杀人案——对于相信此说法的人来说，塚田与法子只要在这四起命案里有一份不在场证明，证实他们两人都无法下手杀人，那些人可就哑口无言了。而两人共谋的说法将被全盘推翻。

“那是不是有另一名同伙？”不能轻易地这么猜想。“另一名同伙”是谁？是怎样的人？为什么要帮他们？为了报酬吗？根据警方截至目前的调查，塚田和法子身边并没有这种愿意与他们一起去冒这个险的人。调查两人的财务状况，案发前后也没有大笔资金流动。

要是有第三名同伙，塚田和法子应该就不会惹来这么多怀疑。如果他们雇“杀手”，说难听一点，就可以更高明、更利落地不遭任何怀疑地完成计划。

如今侦查陷入僵局。陷入特大号的堆肥坑里——裕之的上司这么说。当可以抱怨这是个只有状况证据的棘手案件时，情况算是好的……

媒体的报道一致转向，现在塚田和法子成了与此前意义完全不同的“话题人物”。据说各家电视台为了请他们上节目，祭出了堆积如山的钞票。他们的知名度与冲击性远超一般的偶像明星，何况两人都是都市型的时尚男女。虽然他们是彼此的外遇对象，但是只要不牵扯杀人，外遇根本算不了什么，反倒是一种刺激和魅力。据说塚田接到担任星期日晨间新闻秀固定班底的邀请，而法子则被两三家制片公司挖角当女星。

另一方面，我的主人寺岛裕之及以其上司为首的侦查人员，却是身处困境、六神无主。

就让裕之暂时和舞子卿卿我我，纾解一下疲惫也好，看来两人就要发展到聊天之上的情况了。

2

第二天，裕之身心愉快地来到搜查科，但是搭档的巡查部长还没到。

有意思的是，我不知道这个巡查部长叫什么名字，因为每个人都只喊他“大块头警察”。

“咦？大块头警察请假了吗？”

“医院，去医院了。排好今天检查的。”有人告知。“哦，这样啊。”裕之点点头。

大块头警察的心脏里有颗炸弹。森元案发生之后没多久，他曾在会议上忽然病倒，被送进医院。这天裕之重新阅读笔记及手边的资料，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才伸着懒腰站起来，下楼准备吃午餐。这时却被人叫住了。

“大块头警察呢？”那人问道。听到声音，我便知道是谁了。那是个姓河野的私家侦探，他也称裕之的上司为“大块头警察”。

“这里有很多大块头警察，你是说谁呀？”

侦探没有理会裕之的挑衅。

“又不舒服了？”

他的声音低沉，有时听起来非常苍老。或许仅止于这个案子，侦探似乎和大块头警察有一些合作，因此他会在意大块头警察的身体状况。虽然裕之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对扔下部下不管而与私家侦探密切往来的大块头警察感到不满。

“生龙活虎的。”裕之怠慢地回答，“但是为了一周后能继续生龙活虎，他今天去医院了。”

“嗯。”

侦探似乎松了一口气。

“如果你要去吃午饭，那正好，要不要一起去？我有东西让你听。”

侦探带来的是一台小型录音机。

如果是大块头警察，应该会毫不犹豫地请他到局里，但是裕之却偏不这么做。侦探说不便在咖啡厅里，于是两人来到警局附近的公园，在空无一人的长椅上坐下。天气明明那么冷，裕之也实在倔犟。

“差不多有两周了吧。就在塚田的不在场证明被大肆报道，舆论渐渐对他有利的时候，开始有人常常打电话到我的事务所。”

哎，你听听吧——侦探按下播放键。录音几乎没有杂音，非常清晰。

“是我。又打来了。”

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不，应该是个少年。

“我想跟你聊聊。警察那边怎么样了？”

此时，传来侦探低沉的声音：“好像还没有到可以找出你的阶段。你呢？”

一阵仿佛羽毛刷颤动般的轻声响起。看来似乎是那少年在笑。

“我每天都去补习学校上课，班上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杀了那些人的凶手。他们经常在聊塚田和彦和那个叫法子的女人，可是都没有发现我才是真正的凶手。”

侦探按下暂停键。不一会儿，裕之发出仿佛喉咙僵掉般没有起伏的声音。

“这是什么？”

侦探冷静地说道：“自称诈领保险金连环杀人案的‘真凶’的声音。”

大约停顿了十秒钟，传来裕之缓缓吐气的声音。

“胡说的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侦探回答，“大概是有妄想症的寂寞重考生吧，暗自把自己当成这个大案子的凶手，并以此为乐。”

“他为什么打电话给你？”

“他本人说是在电视上看到我。”

河野是塚田早苗生前委托调查其丈夫的私家侦探。早苗遇害之后，消息灵通的电视台记者立刻找上河野，对他穷追不舍。河野觉得与其耗费精力躲着那些记者，倒不如答应他们只接受一次采访更有效。于是大约是在两个月前，他上了电视。

他没有发表任何具体的意见，并避开了所有问题。没有私家侦探会笨到在全国联播的电视节目上露脸，所以这段访谈是通过电话采访，但事务所的招牌，虽然打了马赛克，却还是出现在了画面上。

“打电话的人说，他清除了画面上的马赛克，知道了事务所的名牌。他好像对机械方面很行。”

裕之打了个喷嚏，其实他原本是想冷冷地哼一声嘲笑侦探。

“他说打给警方只会被忽略，可是打到我这里的话，应该会好一点。托他的福，我常常接到有趣的电话。”

“这种事常有。”裕之不屑地说，“不用理会这种人吧？他不久就会玩腻，找别的目标。”

几个小孩唱着歌经过。侦探等歌声远去，才开口道：

“打电话的人，说要来我的事务所。”

裕之沉默了片刻，然后奚落道：“然后呢？你怕了，要我们保护你，是吗？”

侦探没有理会，仍平静地说：

“我觉得让大块头警察和你去见他比较好。你们现身的话，他或许会有所戒备，但是你们只要躲在隔壁房间就行。我觉得有必要好好听一听这号人物说的话。”

这时侦探才首次语带笑意地说：

“反正警方好像也还没找到可以突破的地方嘛！”

裕之又打了个喷嚏。他可能是想反驳，但是我觉得他打喷嚏是对的。

大块头警察很感兴趣。

“那种人怎么能相信？”

裕之不平地说道。大块头警察用一种老师训斥学生为迟到辩解的语气说：

“谁不能相信？那个重考生吗，还是侦探？”

“两个都是。”

“很好。怀疑别人是件好事，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以怀疑所有人为信条。早上起床发现金牙不见了，就先怀疑睡在旁边的老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看到愤愤不平的裕之，连我都想替他姐姐臭骂他一顿。我的皮革是上等货，一巴掌甩上去的话，应该挺痛才对。

“你对那个侦探有偏见。”

“是啊。不只是他，所有私家侦探跟骗子都只有一线之隔。”

大块头警察就像是站在X光检查台上被吩咐“深呼吸”时一样，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叹道：

“的确，就一般情况来说，是有这种可能。但是那个河野不太一样，他是个老手，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裕之沉默了下来，大块头警察继续往下说。

“而且，他觉得有责任。”

“责任？”

“没错。他对自己没有保护好塚田早苗一事非常自责。这等于是伤了他身为老手的自尊，所以他是来真的。弄不好比你还认真。”

“我也很正经啊！”

“是啊，可正经和认真是不一样的。”

大块头警察说得真好。

“如果河野建议我们去看看那个脑袋有问题的重考生，那就去吧。并不是说那个人一定有问题，而是或许可以通过他发现什么。”

河野说那个重考生在昨天的电话里说“我会在这两三天去拜访，出门前会先打电话”。大块头警察和裕之讨论后，决定等侦探进一步联络。

这天晚上裕之赶在百货公司打烊之前冲了进去，为舞子买戒指。从我的怀里拿出信用卡时，他的手有些颤抖。

舞子是四月出生的，诞生石是钻石——非常昂贵的宝石。

裕之很清楚她的指围。店员推荐的戒指指围大了，得送去修改，因此他在“谢谢惠顾”的送别声中离开时，我怀揣着百货公司的收据。裕之在电车上抓着拉环时，我感觉到他像是要确认那张收据还在似的，一次又一次隔着外套摸我。不用担心，我会好好帮你保管的。

回到住处，又有快递送到。这次是纸箱，里面塞着净是鞋子、作为装饰的小容器等杂物。裕之打电话告诉舞子东西收到时，舞子没有立刻接电话，好像说是在洗头发还是什么的。

“我打开来看了，没关系吧？”

裕之用喉声笑着，就像猫高兴时那样。

“舞子，我送给你的东西，你都很珍惜呢。”

昨天的衣物箱，还有今天送到的纸箱里，都放了许多裕之送给舞子的礼物。

“我很高兴！”

此时话题转到后天晚上两人要一起去听音乐会上。舞子先去拿票，再将裕之的票送过来。这样即使裕之因为工作迟到了，舞子也可以先在会场等他。

“哦？不要紧啦。现在案子也丝毫没进展。”

舞子可能是担心他到时又不能来了。遗憾的是，以前的确发生过好几次这种情况。每逢此时，裕之会先打电话通知舞子，再将票寄放在警局附近那家他们经常约会的咖啡厅的经理那里。这样舞子就可以在下班后先到咖啡厅拿票，和有空的朋友一起去听音乐会。

“绝对没问题，一定可以一起去。言归正传，你什么时候才能搬过来？下周末？有那么多东西要整理吗？哦……这样，那我等你。”

挂上电话，裕之喜滋滋地笑了好一会儿。即使那天晚上他在谈话节目里看到塚田和彦潇洒地穿着进口西装，和偶像艺人、受年轻人欢迎的小说家一起谈论现代社会，他的心情似乎也不受影响。

3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河野联络说那名重考生打电话来了。在局里等着的大块头警察和裕之搭出租车前往大约十分钟车程的河野事务所。

裕之和我都是第一次来河野的事务所。不出所料，那是一栋旧楼，但是室内收拾得很整齐，墙边有两个可能是用来塞档案、看起来沉甸甸的柜子，接待用的椅子频频嘎吱作响。

“你叫我们躲在隔壁房间，可是根本没别的房间！”

裕之抗议道，侦探不以为然地说：

“有小厨房和厕所，可以拉上隔间用的门，里面有椅子。”

大块头警察什么也没说，可能是在抽烟。明明心脏不好，就是戒不了烟。

三人各就各位，大概等了两个小时左右。我在裕之的内袋里，感觉着他的心跳。他好像不怎么紧张。

电话响起，侦探拿起话筒——是那个重考生打来的。电话很快就挂断了。

“他说不舒服，改明天。”

侦探没有特别失望。大块头警察从狭小的厨房出来，似乎打了个哈欠——我听见呻吟般的声音。

“那明天也要这样吗？”裕之夸张地说道。

“是啊。”

“直到那家伙过来？”

“没错。”

“我跟女朋友约好了要去听音乐会！”

大块头警察说：“是舞子小姐吧？你不是说她有很多朋友吗？那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人陪了。”

椅子又嘎吱作响，大块头警察好像坐了下来。接着传来侦探起身到厨房的脚步声，或许是去泡咖啡。

“放心吧。不能随心所欲地约会是干这一行的宿命。就算是这样，据我所知，同事里还没有人忙得没法结婚。”

“这么说是没错……”

“和她不顺利吗？”

“没那种事……”

大块头警察果然非常擅长问话，于是裕之把即将和舞子同居的事招了出来，说到一半他却欲言又止。大块头警察说：

“哎，侦探，你也有过像他那样的时候吧？”

侦探很干脆地回答“是的”。

“我当然也有过。听到这些话就让人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这就是裕之单纯的地方（就男人来说，也太多嘴了），他连买戒指的事都说出来之后，心情变好了。

“这样的话，就算不能去听音乐会，舞子小姐也会饶了你吧。把票让给她的朋友吧。”

裕之说出他们平时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顺从地说：“好吧。”虽然只有一点点，但还是觉得他挺可怜的。

一直沉默不语的侦探冷不防地问道：

“她是做什么的？在大公司上班吗？”

裕之回答：“是人才派遣公司。好像比待在同一个企业更灵活、有趣。”

“老家呢？”

这个问题让裕之不太高兴。“你问这个做什么？那是我女朋友，跟你没关系吧？”

“说得也是。失礼了。”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侦探为什么问这种问题？但这也提醒我了，舞子的老家在哪里？

我这才发现，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家人或故乡，难道这就是她那种“结婚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我只想和你在一起”独特冷漠的想法的原因吗？

没错，裕之应该也不清楚她的老家在哪里。我都没听说，他应该也没听过。我揣着他的活动资金，连宾馆都一起去了，所以这一点我很确定。

“哎，你让我们见那个重考生，目的是什么？”

大块头警察喝着不知是茶还是咖啡的液体问道。侦探回答：

“我有个异想天开的假设。”

“喂！”

“为了让你们接受我的假设，作为参考，我觉得先让你们看看打电话给我的那个重考生比较好。”

但是这件事只能留到明天了。

回到局里，裕之打电话到舞子上班的地方，为明天可能无法赴约向她道歉，并且说会把票寄放在那家咖啡厅。从裕之的声音听来，舞子好像没有生气。

4

第二天也是过了下午三点，侦探来了电话。大块头警察和裕之急忙赶了过去。

接着又是等待，但这次有了回报。大约一个小时后，事务所门口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大块头警察和裕之躲在厨房里，所以我也在那里。裕之的肩膀似乎变得有点僵硬。

“你就是河野？”

一个温和、可爱得令人意外的声音问道，是个乳臭未干的大孩子。

“没错。”侦探回答。

“你知道我是谁吗？”

“打电话给我的人，对吧？”

“是啊。我可以进去吗？你遵照约定，没叫警察吧？”

“你可以自己看看。”

传来轻巧的脚步声。重考生走进室内。要是他打开厨房的拉门，侦探该怎么办？

但是事情没有那样发展。重考生好像坐了下来，椅子发出声响。

这个年轻人既开朗又爱说话。他说想和河野“面对面”好好谈一次，还说目前还没有被列为侦查的对象，以后应该也不用担心会被抓到。

“因为塚田和法子，以及被杀的四个人，都和我毫无瓜葛。”“在这里说出这种事好吗？”

对于侦探的疑问，他像听到笑话似的开心大笑。

“只是自白，并不能成为证据吧？而且我没笨得留下物证。”

“你为什么要杀那些人再嫁祸给塚田和法子？”

重考生可爱的声音顿时充满了热情。

“因为很有趣啊！超刺激！”

第一次见到塚田是去“洁娜维芙”用餐的时候——他开始叙述。

“看到那个人的时候，觉得他很自大，很爱装酷……让人觉得他根本不会把我这种人看在眼里。他长得很帅，身材又好，我对他产生了兴趣。那种一脸‘我是世界第一’的人，我最有兴趣了。”

他说他委托侦探事务所调查塚田。

“所以他的事我一清二楚，无论什么事我都知道，真的。”

“你还真有钱！”

“当然了。钱，我多得是。我爸妈一心只想让我考上大学，无论什么学校都好，所以只要我开口，他们马上就会给我钱。他们帮我租公寓，也为我买车。我已经是个大人物了，只是不像塚田那么不要脸，没有到处宣传而已。”

杀害塚田身边的人，再嫁祸给他和他的情妇，是要“告诉塚田谁才是老大。我就是老大。开餐厅、有漂亮的太太和情妇之类的，根本不算什么。只要我缜密地计划，想要引发什么样的风暴都没问题”。

“那么塚田有不在场证明，对你来说是个重大的失误吧？”

“也不会是。这一点我早就算进去了。我知道要不了多久，他就不会有嫌疑了，因为他根本什么也没做！现在警方很窘吧？我比警方聪明多了。”

这时大块头警察像鲸鱼喘气一样叹了一口气。

“塚田和法子成了明星，你默默无闻，他们却成了名人，这不是很不公平吗？”

重考生呵呵笑道：

“所以我才来找你商量。差不多该把塚田他们拉下台了。他们不过是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罢了。我想该是发表犯罪声明的时候了。”

“嗯……”

“我想请你帮忙。可以帮我跟媒体传个话吗？警方对这种事总是笨手笨脚的，一点用都没有。你的话……你可以直接联络上采访你的电视台吧？告诉他们，可以直接采访我——采访真凶。好吗？”

“这样应该可以拿到一大笔出镜费吧？”

重考生啐了一声。

“我才不要什么钱，钱不是问题，对吧？我不是那种小角色。我只是觉得该告诉愚蠢的世人了，我想让大家知道真正了不起的人是谁。”

“听到了吧？”

重考生走了之后，侦探可能是重新坐回椅子，声音有些模糊地说。

“怪人！”大块头警察说，“不就是个弱不禁风的年轻人吗？了不起的只有妄想。”

侦探建议重考生：“先亲笔准备自白书，带着到电视台去。”明天同一时间，重考生将带着那份自白书回到这里。

“你叫他写上地址、本名，还加盖印章？”大块头警察纳闷道。

“那家伙真的会再来，把他抓起来吧。通知他的家长，带去看医生。与其扔着他不管，倒不如这样比较好。”

裕之从外套口袋里取出手帕，频频擦汗。

“那家伙疯了。”他说，“这根本是在浪费时间。河野，你让我们看那种东西，到底是想怎样？”

侦探慢慢地说：

“坦白说，我认为协助塚田和彦与森元法子的同伙就是像重考生那样的人。”

在一片静默中，只有椅子像是抗议大块头警察的体重似的嘎吱作响。

“那样的人既悲惨又渺小，不被世人理睬又落魄——那样的人才是本案的凶手。”

我感到裕之的心跳变快了。

“你的意思是塚田操控了那样的人？”

对于大块头警察的问题，侦探大概是点头了，大块头警察沉吟道“这样啊”。

“这种想法太突兀了。”裕之总算说话了。他想笑，却被两人严肃的模样吓住了，只发出不成声的怪笑。

“是吗？但是现实世界的确存在这种人，认为自己不同凡响，比起那些电视、杂志争相报道的人，自己更伟大几千万倍。”

大块头警察说：“像那样只沉溺于自己妄想的世界里还算好的。幼稚得可爱。”

“我也这么认为。”侦探说，“但是和这次案件牵扯上的，却是已经无法满足于只在自己的世界里妄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会杀人了。”

“你说的那是什么样的人？”

对于裕之的诘问，侦探反问：

“你觉得塚田和彦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

“他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仔细想想，是什么？”

裕之答不上来。

“擅长掌握人心，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大块头警察喃喃道，“措辞有些过激，就是这样吧。”

侦探说：“操控他人——我认为就是这样。塚田非常善于此道。他确实很聪明，也有才能，‘洁娜维芙’的畠中相当倚重他，或许是看中了他的生意头脑。只是，大块头警察，像塚田这样有生意头脑的人多得不胜枚举，塚田能够紧抓住畠中的心，不管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都是因为他善于掌握人心。”

“嗯。”大块头警察回答。

“塚田早苗来这里找我时曾说，她怀疑丈夫的那些地方，家人没有一个肯相信，每个人都被和彦笼络了。而她在察觉到自身的危险之前，也一直是他的俘虏。”

侦探的声音混杂着无奈与焦躁。

“有个少年，是早苗的外甥，早苗遇害之后，我和他谈过几次。他很早就看穿塚田的真面目，但是没有人肯把他的话当真。‘每个人都会喜欢上塚田。虽然这很奇怪，可是大家都只相信他说的话。’他只是个小学生，目光却很敏锐。”

“这么一说，”大块头警察说，“我想到有个姓宫崎的，是塚田小时候的玩伴。这人以前患有口吃。除了塚田，没有其他朋友。他小时候也是深受塚田的吸引，对他唯命是从。”

侦探好像站了起来，响起脚步声。

“塚田对那名同伙也用了同样的手法，像那样操纵他。”

裕之摇头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了钱吗？为了保险金雇用杀人魔吗？”

“不是吧。”侦探回答，“看到以一副英雄的模样受到媒体吹捧的塚田和法子，我觉得好像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只是想引人注目罢了，仅此而已。比别人聪明一些、漂亮一些，但仅是这样，想要在这个挤了一亿几千万人口的国家受到众人阿谀奉承，根本就不可能。像塚田那样的人不足为奇，法子也不过是比一般人漂亮一点罢了。但是……”

大块头警察倒吸了一口气，接着说：

“如果他们是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的关系人，那情况就不同了。”

裕之忍不住大喊道：

“怎么可能！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是为了钱？”

“是啊。”侦探冷静地回答，“塚田自己有钱，‘洁娜维芙’的业绩也顺利地上升。他完全没有理由不惜杀人诈领保险金。法子也一样，森元隆一原本就属于高收入人群，她衣食无忧，而且也可以向塚田要钱。”

侦探毫无凭据，却自信满满。

“他们的目的不在于钱，而是为了得到现在的地位——受到全国瞩目，从不显赫的背景下不起眼的路人、群众角色一跃成为名人——只是这样而已。就这点来说，他们成功了，而保险金只是附加价值罢了。就算没有保险金，只要成为名人，钱很快就会跟着进来。其实，这样下去，光是上节目的车马费及他们日后打算出版的手记版税等，很快就会超过保险金了。而且只要成了名人，塚田就能够活用他的才能——掌握人心。而法子靠那样的外表，只要成为名人，到哪里都管用。她应该能成为女性问题专家或艺人吧？”

“太可笑了！”裕之语带怒意地抗议，“怎么可能！为了成名而杀人？那万一被捕怎么办？”

大块头警察耐着性子说：“所以说，他们有不弄脏自己双手的胜算。”

“胜算？”

“没错。凶手另有其人，而且塚田和法子与实际行凶之人的关系，是只会循例调查金钱或感情上的利害关系的警方所料想不到的。”

那个凶手必然是受了塚田的引诱。尽管落魄，却抱着“我要告诉世人，谁才是最伟大的人”这种扭曲的想法。

想要让世人、警方、媒体为之震撼的人。

塚田巧妙地利用了某人的这种心理，而这样的人，为的也不是钱。

“所以，大家都可以全身而退。塚田和法子虽然受到很大的怀疑，但是在物证第一的情况下，他们深信自己不会被当成凶手。讽刺的是，他们俩比任何人——喧嚷不休的电视记者等人——都更相信我们警方的调查能力。”

大块头警察重重地咳了一声，气愤地说：

“我们没有做，我们没有动手，所以不会有证据，也就不会被逮捕、审判。总有一天，警方会证明我们不可能杀人——所以，他们反而希望媒体吵得越凶越好。成为话题，正中下怀。”

“他们希望引起物议。”侦探接着说，“大块头警察没跟你说吗，四名被害人身上各少了一样东西所代表的意义？”

我没听见裕之的声音，他一定正用可怕的眼神瞪着大块头警察。

“怎么回事？”他终于喃喃问道，那声音既低沉又沙哑。

大块头警察似乎难以启齿。“我一直很在意，可是又不能随便说出来。森元隆一的领带夹、塚田早苗的戒指、葛西路子的头发、太田逸子的大衣纽扣不见了，这一直让我耿耿于怀。所以……我想，这些东西会不会是凶手的战利品？”

“战利品？”

“对！纪念品，犯下杀人案的证据。偷偷地收着，偶尔拿出来看看，就能感到满足……”

“虽然这听起来令人不舒服，”侦探说，“但我也认为这是纽扣、领带夹等从现场消失最令人信服的理由。会想要这类战利品的，不是为了钱而犯罪，而是那种会在杀人行为上附加某些意义的所谓变态杀手。”

“我无法相信。”裕之猛然起身说道，“这样的动机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你们还说有个被利用的杀手？这种事——除了有利害关系之外，我无法相信有人会被另一个人如此操控。谁会被别人那样操控？”

一时间，三人都沉默了。只听到裕之的喘息声。

“我认为你也被操控了。”侦探忽然平静地说，“你迟早会知道，现在告诉你也无妨。只要被抓住弱点，就会轻易地被人操控。你亲自去验证这件事吧。”

“什么意思？”

“她是叫舞子吗，你的女朋友？你偷偷去和她约好的音乐会会场看看就知道了。然后顺便去一趟她说现在住的公寓或大厦吧。”

“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扯到我的私生活？”裕之吼道。

可是，大概是因为愤怒与不安吧，他照做了。

结果，他看到舞子和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男人手挽着手，打情骂俏地走进音乐会会场。而舞子住的公寓，说要和他同居、准备搬离的那座公寓，早已人去楼空。

管理员说她一个星期前就搬走了，不知道搬去哪里了。

“听说她还辞了工作。老家？不知道。签约时，我们收取保证金，不会过问父母的住址。”

裕之告辞之后，悄悄地来到舞子房间的门前。他打开我，从我怀里取出舞子交给他的备份钥匙。

她以前住的这间屋子，现在空着。裕之把钥匙插进锁孔。

钥匙不合。

难道舞子把备份钥匙交给裕之也只是做做样子吗？这只不过表示自己对他——只对他一个人敞开心扉。她早就看穿、算计到就算把钥匙交给裕之，忙碌的他也不可能有机会使用。

裕之在原地呆立了好一会儿。我在他的心脏旁，变得和他的心脏一样，又冷又僵。

就在这时，锵的一声，有东西掉到地上了。

备份钥匙从裕之的手中滑落。

他没有捡起钥匙，而是迈开脚步，走向楼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裕之返回侦探事务所时已经过了晚上十二点，大块头警察却还在。

“虽然令人同情，但是那种自私的女人还是早点分了好。”大块头警察说道。

“你为什么会知道？”

裕之低声问。侦探回答：

“她寄去你那里的净是你送她的东西，不是吗？撇开同居不说，一般只有想分手的时候才会这么做。”

没错……礼物被退回来了。

“她好像连老家的地址也没有告诉你，又说是在人才派遣公司上班，可以轻松地换工作。她想从你面前消失，简直是轻而易举。”

原来如此。所以他才会问舞子的职业。

“她不单单只是为了分手而已，而是刻意用这种方法，我猜大概是有了别的男人。要避开你和那个人约会，你取消的音乐会会场是最好的地点吧？那里比东京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安全，因为她知道你绝对不会过去。她不可能错过这个机会。不只今晚，或许过去也是这样……”

大约有三十分钟，裕之一声不吭，而大块头警察和侦探也由着他。不久，裕之从内袋里里取出我，抽出那张买戒指的收据，慢慢撕成碎片。

如果可以，他一定想把收据连同我一起扔了。如果我不是姐姐送的，他一定会这么做。

“接下来要怎么做？”

听到裕之的话，侦探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说：“找出那名同伙。”

“像那名重考生一样，有着扭曲的自我实现的梦想，而且有着更危险的行动力的人。他在受到塚田引诱‘一起进行完美的犯罪，吓破世人的胆’之前，应该已经干了很多错事。若不是这样，不可能忽然变本加厉到杀人的地步。”

裕之玩味似的点点头。

“但是要如何揪出那个人？”

“很简单。”大块头警察说，“回到原点。”

“原点？”

“北海道——逸子被撞死的地方，而且那里也是后续案件的起点。”

北海道。逸子一案发生时，塚田并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假设当时他远赴北海道，而逸子遇害时，他恰巧因为某个理由在场。这有可能吗？

而就在那时，塚田认识了那名同伙，也就是实际行凶的人……

“花了我一番工夫。”侦探说着，把什么东西砰地扔到桌上。好像是档案。

“这是去年至今札幌市近郊发生的未侦破的伤害案的档案。里面记录了十件驱车袭击年轻女子或情侣并持刀伤人的案子。从前年夏天起，断断续续地到去年十二月初，此后忽然无声无息。”

而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森元隆一在东京市内被杀了。

“你不在的时候，这份档案我都读了五次了。”大块头警察说，“就从这里开始吧。”

[1] 日本的商家在新年前后将多件商品装入布袋或纸盒中，进行搭配销售，这种袋子或纸盒就称为“福袋”。

凶手的钱包

1

他不是一个会做坏事的孩子，绝不是。这一点我知道，我非常清楚。

第一次遇见三木一也已是五年前的事了。为他打理一切的母亲，为了大学毕业即将工作的他，备齐了从衣物、鞋子到皮包等每一项日常生活必需品，其中也包括了我。

我是个真皮钱包。

同时，我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钱包——揣着危险物证的钱包。在我怀里，一也犯下四起杀人案的证据，每一样都仔细地擦拭、折叠好，有些用布包着以防刮伤，好好地保存。

没错——我的主人，我的小少爷，我的三木一也，是个夺走四条人命的凶手。

可他不是个会做坏事的孩子，绝不是。这一点我知道，我非常清楚。

拜托，请听我说，请听听我的一也的所作所为。

2

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带着无尽的悔恨这么想，如果那时——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一也没有在那里遇到塚田和彦这个人。

那时，一也辞掉工作，离开从大学时起住了八年的东京的公寓，暂时回到老家——位于北海道札幌市，有着优美弧线的红屋顶，以及真正的壁炉的家。

我当然不知道一也的孩提时代。我是在一也的母亲挑选我保管一也的生活费时，以及她抽空上东京到一也的住处边打扫做饭边聊天的时候，间接听到的。

一也在校成绩非常好，深受老师疼爱。他从来不顶撞老师，也不回嘴，还主动整理教室、清理板擦、浇花。

这应该是父母教得好吧。一也的父亲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凭着聪明和生意头脑，再加上深具洞悉时代的眼光，从一家小干货店起家，逐渐成功，现在已经是北海道地区拥有多家分店的大型超市董事长了。父亲在札幌开第一家大型商店时，母亲是为他提供资金的当地银行总经理的女儿，是个出了名的美女。与丈夫相比，她有着良好的教养，现在也依然年轻美丽，完全看不出有个二十七岁的儿子。夫妻俩非常恩爱。一也是独生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独享双亲的爱。

而一也是个符合父母期待，优秀、乖巧且聪明的孩子。考大学时，也没见他有多么努力用功，一考就考上了第一志愿东京名校的法律系，很厉害吧！一也真的是为人父母心中的理想儿子。

一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流的贸易公司上班。这是一家几乎无人不知的著名企业。父亲非常高兴。自己的儿子被对国家经济成长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企业、只任用精英的企业录用，让他感到无上的喜悦。因为这等于是除了成功的事业之外，又以另一种形式证明了父亲的人生是正确的。

也因此，一也不到半年就从那家公司离职时，父亲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就算一也被殴打，他或许都不至于那么错愕。

为什么辞职？关于辞职的原因，无论对父亲还是母亲，一也都不愿说清楚。

“没什么。只是觉得我不适合那种工作。爸不是也说，趁年轻的时候多经历一些比较好吗？我不想就这样成了上班族。”

不知是不是接受了这样的说法，父母后来便没有再追问。有一段时间，一也在东京的公寓平静地生活，每天净是读书。不，准确地说，是他买了许多书才对。他几乎每天都带着我去书店，从我怀里随手抽出万元钞票，换来沉甸甸的书本。

在他东京的公寓里，我总是被放在固定的位置。那个位置是一也的母亲说“钱包和存折要放在这里”而决定的，那是卧室衣柜旁的置物箱。一也回到房间，把我收进置物箱之后，我就无从得知他在做什么了，只能偶尔听到脚步声和说话声。

想来从没有女子来这里找过他，就连他的女朋友也不曾来过。这与他此后的所作所为或许有很大的关联……

一也不让女子接近他的原因和辞掉第一份工作的原因是一样的，这我觉得能理解：因为一也爱母亲，他太爱自己的母亲了。

他认为如果对方不像母亲那么完美，就没有资格爱他。如果不是那样的女子，就没有交往的必要。

这样的想法一点点地扩大，逐渐地侵蚀、消耗他的内心。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一也三番两次地换工作，而且辞职时引起的骚动——与上司吵架、和同事争执——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些我都看在眼里，然后发现了他心里的想法。

一也想顶撞全世界，至少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问他为什么，他一定会说：

“世人全都是笨蛋。我哪有工夫理会？”

然后，他会嗤之以鼻，一副“我没有那种闲工夫去理会低等人”的表情。

一也，你是对什么没有时间？

一也，你在急什么？

一也，你为什么无法与人好好相处？

在他外套的胸袋里、在他牛仔裤的后袋里，我常常这么问。

他没有回答。但是，我听着他的心跳，感觉答案从他的体内呼之欲出。

世人全都是笨蛋。我不一样。没有人了解我的价值，因为我太伟大了，那些卑微的人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一也，你不是小学生了，就算你主动去浇花，也不会有人称赞你。有人盯着你做事，但并不是为了褒奖你。

在这广大的世间，和你同样有能力及智慧的人到处都是，而且人数远超过你的想象。这个社会不会像你的父母那样称赞你，并以你为傲。

这个时期的一也让我想起以前一个同伴。他是个合成皮钱包，却自以为是真皮的，而他也以真皮钱包自居：我的价格被标错了，我被误标成低价了——他总是如此声称。

我曾闪过一个念头：那个钱包会不会本来就很清楚自己是合成皮的？因为害怕承认事实，才不想认清周围的一切，才不敢正视自己真正的价格。

一也的情况，在本质上与那个钱包有共通之处。

那个时期，一也有时候会看老电影。我只能听到声音，那是一部描写独裁者“希特勒”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很多，在大部分影片里，那个叫希特勒的都是坏人。

一也反复地看这类电影，连我有时候都会听到人们对希特勒的欢呼声。

独裁者——据说他是被这么称呼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不太了解人类的事。

可是，他却如此深深地吸引了一也，是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就像合成皮钱包，却自以为是真皮钱包。

不愿认清自己真正价格的钱包。

一也是不是早就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是父母口中的优秀人才？他只要更进一步，或许就能明白自己其实与众人无异，虽然未必杰出，但也自有其意义、价值与乐趣。

可是，一也却转过身去，将自己的价签撕碎丢弃。

一也二十五岁时，不再频繁换工作了，而是对担心询问的父母说：“我要念书，准备司法考试。”

我听了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一也就像带着我那样随身携带六法全书，研读论文。我见他有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彻夜长谈，真是欣慰不已。

可是，那个时期非常短。一也在二十五岁和二十六岁时各挑战了一次司法考试，两次都在复试中落榜了。

听说司法考试很难，根本就是“把考生刷下来的考试”。只要稍有不慎或误解，就会被刷。据比一也落榜更多次的朋友说，复试时会将两万多名考生刷到只剩四千人左右，考题也变得更加艰深刁钻。

一也以为自己绝不会落榜，他确实是这么想的。当一起落榜的朋友鼓励他“明年再加油吧，有志者事竟成”，他却反驳道：

“开什么玩笑，不要把我和你混为一谈！”

被刷下来了，被淘汰了。一也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

到目前为止，再怎么换工作都不顺利，也是因为一也自己出了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等于是被淘汰。可当时他仍是用“是我辞职不干”来自欺欺人。

但是这次不同，他被淘汰了，吃了闭门羹，而且是在考试上。一也在学校时曾是模范生，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在考试中被刷下来。

那个支撑一也的东西——尽管那是根异常扭曲的柱子，但毕竟支撑着他——在这时断成两截。我听见了它断裂的声音。

在父母半恳求半命令之下，一也回到了北海道，回到老家，回到父母的羽翼下。可是他感到父母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以他为傲了。

于是他开始伤人。

3

此时的一也过着白天睡觉、夜里漫无目的地开车闲逛的生活。他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并非全然不觉奇怪，只是她没有逼问一也，她觉得不能再逼迫挫败疲惫的儿子，而改为温柔的对待。

一也对这样的母亲视若无睹。这也难怪，他并不想要别人的善待。

他要的是尊敬和崇拜，他希望别人承认他果然不是泛泛之辈。仅此而已。

他一开始袭击的是在深夜约会的情侣。这让我觉得可悲至极。当男人身边有着不得不保护的女人时，虽然心理上会变得勇敢坚强，但实际上处境却非常不利，而一也只敢攻击这样的人。

相比之下，开车撞静止的车，或用铁锹砸破车窗，趁对方回过神开门出来之前逃之夭夭——干这种小混混的勾当时，还算是好的。一也借由这种暴力举动，发泄内心积累的支配欲和控制欲，也还算不糟。可是，就像服用药物一样不逐渐增加剂量便无法发挥药效，一也开始追求更刺激、更强烈的满足感，同时也学会了袭击的技巧，他开始了将盯上的目标引出车外，再开车追逐的游戏。他曾把人从马路上撞飞出去，导致对方受重伤，也曾假装汽油耗尽，欺骗半夜独自开车回家的女人停下车，再忽然亮出刀子伤人。不管哪一种情况，一也只要看到被害人吓得哭叫，或惊恐得无法动弹，心中就有莫大的满足感。

而且他从未失手。他在袭击对方时，头上会套上丝袜，并且用污泥涂抹车牌，让被害人无从辨认。他一离开现场，就将车牌弄干净，以免被警察拦下盘问。

他攻击人，致使对方感到惊恐，满足自己的支配欲，现在更增添了即使犯罪也不会被捕、把警方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快乐。

这一连串案件也上了当地报纸，报道呼吁民众小心。

一也让毫不知情的愚昧世人为之骚动，成为话题。

所以白天时他的心情总是很愉快，甚至让父母感到放心，说他仿佛恢复了学生时代的开朗。他们让他再休息一阵子，慢慢思考今后的出路。

可是，我知道当时一也正处于失控的边缘，因为他追求更强烈的刺激，甚至想要弄到枪支。

他干脆就这样失控好了，这样他一定会被警察逮捕，而身边的人就会发现他生病了，需要接受治疗和救助。

但事情却不是如此。

那天晚上，雪停了的深夜，在郊外的牧场附近那个干枯的树林里，瘦骨嶙峋的枝干朝夜空凸出的地方，他和塚田和彦相遇了。

4

我事后才知道，那天晚上，塚田和彦——当然，当时他和一也并不知道彼此的名字——正为了自己的杀人计划前来查探现场。

就在这时，一也出现了。他看到和彦只身一人，以为和平时的上好猎物没什么两样，于是驱车靠近。

塚田和彦将车停在树林外，在附近走动。他看到一个头罩丝袜的男人开车冲过来，立刻跑回自己车上。就在塚田跳进驾驶座、关上车门那一刻，一也因车速过猛，颠簸着撞上了塚田的汽车侧面。

目测有误，错过踩刹车的时机，这是一也第一次失手。因轻微脑震荡而无法动弹的一也被眉间插着碎玻璃、流着血从车内爬出来的塚田和彦抓住了，被拖出驾驶座。塚田在一也身上摸索一番，拿出我之后，找到驾照，确定一也的身份。接着他检查车内，找到了一也“袭击”时使用的刀子。

塚田当时的表情——查看我时的表情——由于惊愕，双眼圆睁。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目的是什么？”

恢复意识的一也自暴自弃地说：“去叫警察啊！”

“做这种事，好玩吗？”

一也没有回答。塚田蹲下来，一把揪住一也的领子。

“那，我去叫警察了。你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吧？今天早上我在饭店看到报纸了。有人开车袭击并砍伤情侣和女人……”

此时，塚田和彦笑了，亲切地对着一也笑，他很高兴，就像立志要将全世界的昆虫都做成标本的人，发现了从未被捉住的珍贵而丑恶的毒虫。

“走吧。”他说，“我放你一马。你这人很有意思，交给警察太可惜了。”

他的话让一也十分吃惊，一时间，一也不知所措。

“什么意思？”

“你可能会派上用场。”

我会再联络——塚田说道，将一也的驾照放了回去，然后把我扔到一也的膝上。

过了半个月，塚田真的联络一也了。塚田和彦告诉一也他的名字，以及他正在筹划的事——远大的计划。

“怎么样？要不要协助我？”塚田邀道，“话说回来，你要是拒绝，我就把你的事告诉警方，这样咱们彼此不都损失了吗？”

一也与其说是不想被送往警局，倒不如说是被塚田和彦的计划吸引，才继续听下去。

当时塚田和彦早已计划好日后的一连串诈领保险金杀人案。

他的目标是情妇森元法子的丈夫森元隆一，以及他预定要娶的早苗。早苗是他为了投保之后加以杀害而挑选的。塚田对她没有丝毫感情，她只是投保时所需的一个名字罢了。

定下这种计划，塚田却完全没有一点心痛或良心不安。

“我有很多事想做，需要钱，但也不止如此而已。我相信自己的脑子，想淋漓尽致地发挥。”

塚田和一也或许有相似之处，就像黑夜与黑暗有相似之处一样。如果说一也是个没能当上独裁者的人，那么塚田和彦就是个亲切的诱惑者。他把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更进一步想将世人及社会操纵在手里。

“我已经拟好计划了。但是依照目前的计划，无论如何我都会被怀疑。所以我正在考虑，实际动手的必须是别人才行。”

怎么样？要不要协助我——塚田这么说。

“一定会很爽的。引起社会轩然大波的案件的真凶是你、我，那些愚民永远不会知道真相。你也真是的，老是袭击情侣，做那种骚扰的事，很无聊吧？不想干更有计划、规模更大的案子吗……当然，还可以大捞一笔。”

“我不要钱。”一也立刻说道，“钱的话，我有。钱不是问题。”

听到这些话时，塚田和彦的脸，对，就像月亮在微笑似的。那自己不会发光的、苍白的、没有生命的星球。

他们就这样联手了。

第一个遇害的是塚田的前妻，名叫逸子。塚田遇到一也时正在策划怎么杀她。

“老实说，杀她是多余的。逸子那家伙莫名其妙地恨我。她以前住在东京，或许会从东京的一些朋友口中听到我与早苗结婚的消息。她知道我有个情人叫森元法子，我因为和法子搞上，才和她分手。所以她可能会向早苗告密，这点非常碍事。”

所以塚田想收拾她。

“而且我觉得这会是个不错的预习。”

就这样从逸子遇害开始，连续发生了四起命案。关于命案的经过，我想许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尽管塚田和森元法子被警方怀疑、媒体大肆报道，成为焦点话题，但是这两人都没有动手杀人，行凶的是一也，开始照计划进行之后，他们并没有轻率地相互联络。

塚田和法子刻意营造出理当会被怀疑的情境，并为各自准备了其中一方的不在场证明。这些不在场证明会在警方侦办时浮现，或另有证人主动出面，无论如何，迟早都能还他们清白。

这样塚田和法子就会变成焦点人物，生活将变得刺激又有趣。而且，法子还能从无聊的婚姻中解脱。

何况还有保险金呢！

现在塚田和法子成了媒体的宠儿，电视和杂志争相采访。想必他们一定感到很幸福、很满足。

而一也看着四起命案未破，警方受到媒体与世人抨击，而独自沉溺于支配者的喜悦之中——那是种握有无人知道的真相的快乐。

如果想就此事再做文章，或许可以寄信给警方或媒体。就在最近，塚田打电话给一也，两人谈起这件事。

一也将寄出犯罪声明。如此一来，整件事又会被炒热，真凶上场，又会让塚田与法子成为焦点。

实在太刺激、太愉快了，而且又有实惠。媒体争相追逐塚田和法子，两人拿到的签约金和车马费直线上升。再加上两人计划出版各自的手记，如此又会有版税收入。据说出版社很感兴趣，认为绝对会热卖。

这些我都是通过电话间接听到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是似乎他们会将这些收入分给一也。

比起这些实际的好处，一也将会闯出名号。虽然是秘密，却也不是完全无法张扬。如果是利用匿名信，或是只通过声音，四起杀人案的真凶一样随时都能上场，成为话题。

一也终于要让世人知道他真正的价值了。

而我怀抱着他杀人的证据——战利品。

每犯下一起命案，一也就拿走被害人的一个物件当成纪念品：在太田逸子身上，他拿走了大衣纽扣；森元隆一则是领带夹；而仿佛是为了被杀害而结婚的不幸的塚田早苗则是戒指；另一个人，森元隆一熟识的酒吧小姐葛西路子则被剪去一撮头发。

这个酒吧小姐既是不幸的女人，也是没有分寸的女人。森元隆一遇害，法子将领到保险金时，她鲁莽地搭上媒体煽动“法子很可疑”的便车，被欲望冲昏了头，明明毫不知情，却装作握有法子的把柄，向她勒索，因而被杀。

法子偷偷和一也见面。举杯庆祝时，她曾经说：

“我完全不清楚那个酒吧小姐知道什么。我想她大概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虚张声势，但不要紧，反正只要请你收拾掉她就好了。而且收拾了她，骚动会更大，也会更愉快，不是吗？我稍微威胁了那个酒吧小姐，让她明白我才是老大。”

在掩埋酒吧小姐的尸体时，一也发现在搬运途中她的钱包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再加上在她身上遍寻不着法子托他拿回来的项链，因而情况变得有些麻烦。但是现在想想，这些意外有助于让案情变得更错综复杂，其实也颇为有趣——法子这么说。

而被留下来的仅仅是四名死者的遗物——一也的战利品。

一也将这些东西慎重地交由我保管。我揣着这些东西，随侍在他身旁。那些遗物正是能证明他才是背后的胜利者、比警方和媒体棋高一招的证据。

我变得有如皮制的墓碑。

一也不是个会做坏事的孩子，绝不是。我知道，这一点我很清楚。

可是他杀了四个人，因为不认为那是坏事，所以便做了出来。

一切就如塚田、法子及一也的计划，直到他们心满意足为止。

5

尽管不严重，但是大约半个月前，事情的发展开始令人担忧了。

当时塚田和一也偷偷会面，考虑要以何种形式向世人发布犯罪声明。就在这时，与这些案子完全无关的人却自报姓名，宣称自己是凶手。

这个冒充凶手的人一开始并不是和警方，而是与某个私家侦探接触。塚田早苗遇害之前，曾经委托这名侦探调查自己的丈夫，因此侦探才与这一连串案子扯上关系，好几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也因此才会被那个冒充凶手的人挑上作为宣传的媒介。

警方也侦讯了这个自称凶手的人。然而在尚未确定他涉案之前，媒体便已蜂拥而至。

事已至此，一也几乎每天盯着电视看新闻和八卦节目。自称“凶手”的人一现身，塚田和法子便又备受瞩目，但是一也一定很不痛快，我听见他暴躁地踢飞垃圾桶的声音。

侦探一开始慎重地回避自称凶手的人是否为真凶的问题，但也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话或许又惹恼了一也。

凶手的现身使塚田比以前更加忙碌了，一也迟迟无法和他联络上。由于无论如何都不能单独行动，一也更加暴躁。自称凶手的人现身大约一周后，一也终于和塚田通上电话，他劈头就吼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塚田好像竭力安抚他。一也喘着气说：

“这样吧，我向三大报社、几家电视台联合播出的新闻节目寄出犯罪声明。然后，说得也是……就把森元隆一的领带夹当作证据一起寄过去，怎么样？那就可以证明我才是真凶，就可以一口气赶走那个冒牌货了吧？”

塚田好像也赞成。因此从下周起，又将引发另一场风暴。领带夹的效果非同凡响。

某家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开播了特别节目，并且在演播室设置了五十条电话线，供观众拨打，发表对事件的看法，同时呼吁凶手“务必打电话来节目”。

节目尾声主持人说在不到两个小时里一共接获约二十名“凶手”的来电，一也一听便捧腹大笑。

他当然不会打电话过去。

一也以没有曝光的凶手身份受到媒体瞩目，爽得几乎要疯了。

他一直没有工作。父母偶尔会打电话关心他。在电话里，他声音充满了生气，仿佛找到了一生的志业。一想到他的父母对此刻的他感到欣慰，我就觉得无地自容。

然后，我想到被藏在我怀里的其他三名死者的纪念品。

有时候一也会从我怀里取出它们端详一番，这时他的表情就像刚完成代表作的画家——似乎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

然而，领带夹的冲击开始减退时，仿佛算准了时机似的，那个应该早就被赶到舞台角落的自称凶手的人又成了焦点。

这似乎是那名一开始与他接触的私家侦探安排的。侦探也成了这一旋涡的核心人物，他是对受到媒体追逐的快乐食髓知味了吗？他说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话……

那个自称凶手的人是不是知道真凶的身份？

警方对此完全不理会，但是媒体乐不可支。侦探与自称凶手的人开始为各家媒体大肆报道。

侦探碍于职业的关系，相貌不能曝光。至于自称凶手的人，为了保护其安全，也不能公开露面。但经过处理的画面上两人朦胧的身影，还是通过电波传到全国。无数观众盯着这两人，听他们发言。

自称凶手的是在市内公寓独居的二十岁重考生。说话的口气显得稚气，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可爱。他受到严密的保护，但是一些热衷揭秘、不守行规的媒体执意查到他的个人资料，并加以报道。于是虽然是一点一滴地，但关于他身份的信息逐渐被披露了。

此人不可能认识一也。他所说的事，以及侦探对他的发言煞有介事的解释，全都错得离谱。一也写了好几封匿名信给媒体，指摘这一点。他受不了自己真凶的“名声”被以这种方式抢走。

骚动愈演愈烈，塚田和法子又借此捞了一笔。被真凶嫁祸、饱受冤屈的两人所说的话，现在世人愿意倾听了。

这场骚动没完没了地持续，但是一个月后，也慢慢平息了。一也乘机联络塚田。

“那个重考生的身份查不查得出来？媒体对你应该会透露口风吧？”

问那个干吗？塚田一定这么反问。一也急躁地回答：

“杀了他！”

我在平常待的置物箱里听着他的声音，在内心玩味他的话——杀了他！

“那家伙让人很不爽，那个侦探也是。那家伙把我跟那个重考了两年的白痴相提并论，竟然以为这些事凭那个重考生的笨脑袋也做得出来，那个侦探的智商也真低。”

塚田可能说了什么，而且是极力劝说，一也几次插不上嘴，最后他吼道：

“你也真是笨，我怎么可能会出那种纰漏？杀了那个重考生，我会立刻寄出犯罪声明。我会说，电视报道那家伙时，虽然画面经过处理、使用匿名，我还是靠那些线索查出他的身份。谁会想到是从你口中问出真凶身份的？”

塚田又说了什么。一也笑了，说：

“你太爱操心了，跟你说不要紧的。而且这阵子我们的事也有点冷却了吧？那个重考生是个不错的猎物，这样可以再让它烧旺一点。”

虽然一也搬出一大堆理由，但是我不相信他所说的。他只是生气，想泄恨罢了。他无法原谅那个想要抢走他“名声”的重考生。

大约十天之后，塚田联络了一也，说从熟识的杂志记者那里问出了自称“凶手”的重考生的身份。

“你果然跟媒体混得很熟。”一也笑道，“哎，等着瞧吧。愤怒的真凶将会制裁假凶手。等我杀了他之后，你和法子又要忙翻天了，最好有心理准备啊。”

6

一也很聪明，也很冷静，他花了许多时间好好地准备。

当媒体不再关心，而自称凶手的重考生也脱离了旋涡，回到父母的身边——那是距离东京搭电车两个小时、深夜开车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小城。一也很快找到了那里，耐心地制定计划。

神总是眷顾珍惜时间的人。一也终于逮到机会了。距离最早的逸子谋杀案已过了一年半，此时是五月已近尾声、连夜晚的空气都带着绿叶味道的季节。

这一阵子就连媒体也不再盯着重考生了，而一也从塚田那里得知警方并没有特别保护他。

根据塚田的说法，被警方与媒体放开之后，这名重考生似乎去看精神科医生了。信口开河、坦白明明未犯的杀人罪行的他，必定被身边的人认为有严重的妄想症。

即使如此，他的日常生活似乎没有受到特别限制。干脆佯装记者打电话给他，以采访为由把他叫出来——一也也和塚田讨论着这件事。

但是一也观察重考生之后，发现了更简单的方法：重考生偶尔会在深夜到附近的便利店买东西。

没有理由放过这个机会。

现在，一也在等待，等着重考生出门。今晚他或许不会出门，或许会出门，到底是会还是不会呢？着实令人期待。至于时间，那多得是。如果今晚不行，明天再来就好了。他小心翼翼地更换停车的地点，留意不让附近的居民起疑。不要紧，在机会来临之前，等多少个晚上都可以。

我待在一也的外套内袋里，感受他兴奋的心跳。

我祈祷着：神啊，请让一也失手吧！我不想再揣着新的牺牲者的纪念品了。请阻止他，就此结束吧！

可是，我的祈祷似乎只是徒劳。

重考生可能出现了。一也蹑手蹑脚地下了车。

又是用刀子吗，还是其他凶器？

一也的脚步愈来愈快，呼吸变得急促。他逐渐靠近对方，移动着手，从外套外侧的口袋里拿出了什么……

啊，是刀子，一定是刀子。他又要用刀子了。

但是这时，一也忽然停住了，很突然地。

他转身，这也非常突然，接着他想跑，却又停了下来。

“你果然出现了。”一个非常低沉的嗓音说道。

是男人的声音。这声音我听过，曾在哪里听过。

是那个侦探的声音。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虽然这是第一次见到你，我却觉得我们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把刀扔掉。”另一个男人命令道。

一也的手慢慢地放下，我用全身感受着。

“让假凶手那样现身，必然会激怒高傲的你，接着你一定会在假凶手面前现身。警方不能展开这种诱捕行动，但我是普通人，设下这样的陷阱，守株待兔并无不可。我得先声明，你挥刀想要袭击的那个人，是我认识的侦探事务所职员。他和重考生年龄相当、外表相似，所以请他当替身。而自称是凶手的重考生，现在在家里……”

这时我才发现一也被包围了，他动弹不得，不管是前后还是左右。

一旦一也被捕，塚田和法子迟早也会被捕吧！他们走投无路了。

“警方不能采取诱捕的行动，但是可以监视。”

刚才听到的另一个声音说。

“你反抗也没有用。听到了吗？我现在要过去了。”

语音甫落，一也便跑了出去。他一言不发地奔跑。但是没跑几步，就被四面八方扑上来的人粗暴地按倒在地。他的手被反扭，铐上手铐。

金属撞击声在黑暗中响起。

“确认他的身份。”

有人指示道，接着一只粗壮的手开始搜一也的外套和裤子。直到这时，一也才回过神似的开始大叫。

他一定是想到我了，想到了藏在我怀里的那些从无辜牺牲的人身上取得的战利品。

粗壮的手找到我，将我从口袋里拿出来。暴露在路灯和手电筒刺眼光芒下的我，看到了朝着我的无数张脸。拿着我的是个穿着制服的巡查。

有个人带着疲倦和绝望眉头深锁，在他旁边有个个子更小、上了年纪、表情同样严肃的男人。

“这是……”

一开始听到的那个声音望着我的怀里低声说道。是那个侦探。

“是逸子的大衣纽扣。”一旁的男人说。他的声音都快哑了。

“这头发是……”

“应该是葛西路子的。”侦探回答，他的脸似乎一下苍白了，“是她的头发。”

“这个呢？”戒指被光照射着。

“是塚田早苗的戒指。”

没错——我一直揣着这些证据。

我从穿着制服的警察手中俯视一也，他跪在地上，头顶着一旁的车门，背过脸去。

他不是个会做坏事的孩子，这一点我很清楚。

我就像挖好的墓穴一般，空荡荡的，凝视着一也。

整起事件终于结束了。

再次回到警察的钱包

我在深夜被吵醒了。

首先，我听到脚步声，是我主人的脚步声，他踩着客厅的榻榻米走了过来。

主人住院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瘦了一圈，所以这阵子，我有时会把他的脚步声误认为是太太轻巧的脚步声。但今晚没有弄错。

主人拿起外套，穿上袖子，响起一阵沙沙声，我微微晃了晃，便理所当然地安坐在主人的胸前。

这里是我的老位置，比我更接近主人心脏的，只有主人的警察手册，我现在仍旧与他没有交谊，他比我年长许多，总是很忙，或是假装很忙，出于职业的关系，喜好沉默。

“有人来电话了吗？”

传来太太的声音，听起来困意未消。

主人回答：“嗯，要出去一下。”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主人的声音透露出担忧，尽管只有一点点。他说：“你记得小宫雅树那孩子吗？”

太太回答：“嗯……那个案子的……”

“对，遇害的塚田早苗的外甥。”

我也知道那孩子。虽然才读小学六年级，却非常精明，早就看穿了困扰着我主人的四起保险金杀人案的其中一名凶手——塚田和彦——的真面目。

“那孩子怎么了？”

“好像离家出走了。”

太太啊了一声。

“他母亲向警方报案了。姨妈的死及整个事件，似乎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父母留意着他，可是他好像趁父母睡着时从窗户溜了出去。”

“他会跑去哪里呢？”太太像母亲般担忧道，“那孩子的伤好了吗？”“骨折复原得好像很顺利，但问题是心理创伤。”

“真可怜。”太太语带叹息，喃喃道，“老公，你要去找那孩子吗？”“嗯。”我的主人起身走出去，“我知道他可能会去的地方。”

主人的第六感很准。小宫雅树在半年前姨妈塚田早苗的遗体被发现的羽田机场附近的仓库停车场。

“在这种时间散步吗？”

我的主人做出跨越的动作之后，慢慢坐下来说道。我在胸前的口袋里，想象着主人和小宫雅树并肩坐在水泥块或旧轮胎上的情景。

“警察先生……”少年声音微弱地说，“你怎么会来这里？”

主人没有回答，只说：“爸爸跟妈妈很担心你。”

少年沉默不语。

我的主人好像从外套口袋里拿出香烟，随后响起打火机的声音。明明对心脏不好，却戒不掉。

“还无法接受，是吗？”

过了一会儿，主人平静地说：“发生在早苗姨妈身上的是不幸的悲剧。你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温柔美丽的姨妈非得遇到那么恐怖的事、失去性命不可。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接受，对吧？”

远方传来汽车来往的细微声音，夜风像是要淹没那细微声响似的，发出如空骨作响的悲凄声。

“我睡不着。”少年低声说道。

“这样……”

“我会做梦，梦见早苗姨妈。”

“梦到了什么？”

“姨妈在哭。”

“总是在哭吗？”

“嗯。我好难过，不想做梦，所以睡不着。平常我都忍着待在房间里，可是今天觉得待不下去了……等到发现时，我已经来到这里了。”

“你怎么来的？”

“搭便车。”

“哦……你不怕吗？”

“一点都不。”少年平淡地说，“就算遇到危险，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再怎样也不会比现在更惨。”

少年说完又沉默了。两人都静默不语。

“警察先生。”

“什么事？”

“那些人会被判死刑吗？”

停顿片刻之后，主人回答：“这是法院的事，我不能给你任何保证。因为那是不负责任的话。”

少年什么都没说。我心想，只要他不哭就好。不，或许哭会更好，用泪水冲掉胸口的梗塞。

“这次牵连了许多人，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我的主人以一贯的平淡语气说道，“雅树，你也是，而我也是。这样的案子，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主人在刚开始办这个案子时，还一度病倒住进了医院，后来不吃药便无法行动。把药放在口袋里很容易弄丢，太太建议主人将一天的药量放在我的怀里，因为不管到哪儿都会带着钱包，就不会弄丢了。

“许多人的人生因为这次事件改变了。”主人继续说，“除了遇害的那四人，其他人也是。”

少年轻声问道：“那个以为未婚夫被塚田和彦杀害的女人呢？她现在怎样了？”

“雨宫杏子小姐吗？”

可能是因为在少年面前，主人没有直呼其名。

“她现在在医院。她生病了，心里的病。”

“那个……发现酒吧小姐尸体的人呢，做巴士导游的那人？”

“她正精神抖擞地工作。虽然和朋友没法再像以前那样了，”主人说道，笑了一下，“但是我听说她好像和在那个事件中认识的警察开始交往了。”

“这样啊……”少年喃喃道，“所以也不是没有幸福的人。”

“当然。”主人说道，左手动了动，看来他好像搂住了少年的肩膀。“你要怎么为早苗姨妈的死悲伤，或憎恨杀害姨妈的人都可以，但是不能自责没能挽救姨妈的性命。那是没有道理的。”

就这样，我再也没有听到两人的声音。

大大的背和小小的背依偎在一起，在夜风下并肩而坐。

“果然在这里！”

另一个声音唤道。主人循声望去。

那声音我也认得，是在这起案件中和主人一起行动的侦探。

“怎么，连你都联络了？”

主人问道。侦探一边走过来，一边对小宫雅树说：

“警车用扩音器在你家四周呼叫，附近的人也在到处找你。”

主人的左臂又动了动。啪的一声，或许他拍了少年的肩膀。

“太好了，让他们去找好了。今晚就在这里待到你满意为止。叔叔们会陪你。”

侦探好像也坐了下来。两人坐在少年的左右两边，或许是想在夜风中保护他。

“雅树，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你。”

听到侦探的话，已经沉默许久的少年说：“还给我？”

“嗯。其实是应该还给早苗女士，是她寄放在我这里的。”

又一阵沉默。可能是侦探在大衣或外套口袋里翻找，传来衣服的窸窣声。

“是这个。”他说，“这是早苗女士到我的事务所时戴的耳环。我跟她约定，等事情解决了之后还她。”侦探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最后竟是这样的结果，令人遗憾。”

我心想，那是什么样的耳环？少年又是以怎样的心情将它握在自己小小的手中？

四周很静。两个男人静静无语。就算小宫雅树想哭，也不会哭出声来。

很长一段时间，三人就这样坐着。我听着夜风鸣奏着空虚的声响。不久，小宫雅树说：“两位叔叔……可以带我回家吗？”

我的主人与侦探分别拉着少年的一只手，漫步在无人的夜路上。他们走了许久，仿佛重现此案开始到破案的历程一般，在漆黑的深夜里前行。三人踩着各自的步伐前进，回到小宫雅树家时，或许朝阳已染红了东边的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