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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法）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著；郭玉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ISBN 978-7-208-17831-1

Ⅰ．①一…　Ⅱ．①安…②郭…　Ⅲ．①自传体小说—法国—现代　Ⅳ．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36849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装帧设计　林　林

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

［法］安妮·埃尔诺　著

郭玉梅　译

出　　版　上海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C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3

插　　页　5

字　　数　49,000

版　　次　202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7831-1/I·2032

定　　价　38.00元

媒体赞誉

非常具有原创性。《一个女人的故事》是每个女人的故事。它的力量不在于其主要事件的戏剧性，而在于那些可能被忽视的瞬间，如果不是作者不顾一切地重现她记忆中关于失去的亲人的每一个画面的话。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真诚，这种面对内疚的意志，使安妮·埃尔诺的书具有不同寻常的力量。

——《纽约时报》

让人联想到加缪的《局外人》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经典回忆录《安详辞世》。埃尔诺对她母亲的回忆如同一个极简主义的启示，简洁而犀利，以外科医生手术刀的精准度直刺心脏。

——《洛杉矶读者周报》

一部不加修饰、强有力的小说。叙述者用纯粹、简单和克制的语言，讲述了她最近去世的母亲的故事。她描述了年龄带来的可怕的衰老，阿尔茨海默病更使之加剧。这本书具有深刻的悲痛和反思之后的平静与诚实。

——《书单》

这部自传体小说既涉及一个特定的女人，也涉及每个女人。小说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曾经充满活力和独立的女人在老年时的残酷现实。从不感情用事，始终保持克制，这是一个关于母亲和女儿、青春和岁月、梦想和现实的动人的故事。

——《柯克斯书评》

这本新书的语气几乎是清醒的，直截了当，但却有惊人的张力。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多余的细节，它是母女关系的文学精华。

——《明镜周刊》

在这部作品中，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埃尔诺将每一个多余的句子碎片分离出来，直到文本像一个明亮的抛光的杰作，摆在我们面前。安妮·埃尔诺讲述自己，但不是为了暴露自己，而是有意无意地对社会和人类进行诊断。当她讲述自己的时候，读者也会跟着她，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德意志广播电台

就像其关于父亲的前作一样，《一个女人的故事》的特点是语言力度很强，句子短小精悍。安妮·埃尔诺非常接近她的母亲，接近她的出身，但也接近她的性格、优点和弱点。越来越多的法国女性作家致力于书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一个女人的故事》是一座女性主义的纪念碑。

——《每日镜报》

埃尔诺的作品不像文学史上的伟大小说那样是一幅鸟瞰式的全景图，而是一幅非常详细的画面，其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可见的、相互关联的。这些关联取决于阅读过程中的其他衔接点，因为读者也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安妮·埃尔诺的我、她、他和我们找到了各自的对应。她的书也是通过引起读者自己的共鸣来产生影响的。

——《法兰克福评论报》

很难说为什么安妮·埃尔诺的平淡语言会让你如此心动。《一个女人的故事》在干燥的事实中发展出一种奇特的吸引力。这部关于她母亲的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力量。

——《新苏黎世报》

声称矛盾是不可构想的，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实际上，在一个生命体的痛苦中，矛盾甚至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黑格尔

目 录

媒体赞誉

一个女人的故事

追求“再现真实”与“内心流亡”的安妮·埃尔诺——代译后记

一个女人的故事

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在蓬图瓦兹（Pontoise）医院的老年病房。我是在两年前把她送到那里的。护士在电话里说：“您的母亲在今天早餐后离世了。”根据护士的推测，大概是在早上十点钟。

她房间的门第一次被敞开着，她已经被擦洗干净了。一条白色的带子从下巴绕过去缠住她的头，把她脸上那松弛的皮肤挤到了嘴边和眼下。她的身上齐肩盖着被单，双手放在里面。母亲看上去特别像一具干尸。她活着的时候，由于怕她起床会发生意外，护士们特别在她的床的两侧加上了护栏。我想给她换上她先前早已为自己的葬礼准备好的带有花边的白色睡衣。护士告诉我，会有服务员给她穿戴打理，她们还会负责把床头柜里的十字架为她摆好，只是现在还缺两个用来固定十字架的钉子，护士不能肯定是否能找得到这样的两颗钉子。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我现在只不过是想把她的十字架为她放上。在活动桌上，依然摆放着我前一天给她带来的一束连翘花。护士督促我快去医院的户籍科办理相关的手续。在这期间，有人会整理我母亲的遗物。她的遗物很少，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属于她的东西了，一身女服、一双夏天穿的蓝色皮鞋和一个电动剃刀。正在这时，隔壁一位妇女忽然痛苦地喊叫起来，人们对她的喊叫似乎已经习惯，因为她这样已有数日了。我真不明白，她身体这么不好，却依然活着，而我的母亲却走了。

到了户籍科，一位年轻女职员问我办什么事，我告诉她说：“我母亲今天上午去世了。”她没有一丝惊讶，语气平淡地问：“死在医院里还是死在托老院？她叫什么名字？”女职员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看了看，然后微笑着说她已经知道了。接着，她出去把我母亲的档案材料拿了过来，然后向我询问几个关于我母亲的问题，比如她的出生地，以及在她进入托老院之前的住址等。而我知道，这些情况在材料里已经都有了。

回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我看到在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塑料包，里面装着她的东西。护士见我回来立刻把清理遗物的单子递过来让我签字。母亲在这里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东西我都不想带回去了，除了之前我和父亲一起去利雪（Lisieux）朝圣时买的那座小雕像和一个小萨瓦烟囱清扫工木偶，这是安纳西（Annecy）的纪念品。看到我已经来了，托老院就可以不必严格执行“必须将过世的老人在房间里停放两小时”的规定，他们可以把我母亲的尸体运到医院的太平间了。临走时，我透过玻璃窗看到了和我母亲同住一屋的那位老太太，她手里拿着一只包坐在那里，护士们让她在那里安心地等待，直到我母亲被运往太平间。

我的前夫陪我去了殡仪馆。在殡仪馆的架子上摆放着人造花，后边放着一些扶手椅和一张矮桌，桌子上还放着几本杂志。一位办事员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讯问了一下老人去世的时间、要下葬的地点，以及是否需要做弥撒等，他一边问一边在单子上记着，还时不时地用计算器算着。然后他带我们进了一间黑屋子，没有窗户。进屋后，他开了灯，我们看到屋里依墙摆放着十几口棺材。办事员的态度很认真，郑重地说：“这里所有棺材的价格都特别贵”。在所有的棺材中，有三口的盖子是敞开的。办事员说这是为了方便顾客挑选棺材里面衬料的颜色。我选择了用橡木做的那口，因为母亲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橡木，每次买家具时总是担心不是用橡木做的。我的前夫劝我买紫红色衬里的，因为他记得我母亲生前常穿这种颜色的上衣。他为自己还能记得这些感到自豪。我给办事员签了张支票，把棺材买了下来。他这里什么服务都有，就是没有预备鲜花，我感到很遗憾。将近中午，我回到家，和前夫一起喝了杯波特酒，这时我感到头痛，肚子也痛。

下午五点左右，我打电话给医院，询问他们我能否带我的两个儿子再去太平间看一眼我的母亲，接线员回答说太晚了，太平间四点半就关门了。我很失望地独自开车出去，在医院附近的新街区找到一家在周一营业的花店。花店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说我想买一束白色的百合花，花店老板和蔼地劝我不要买，他说白色的百合花，严格来讲，是给送小孩子或是年轻姑娘的。

葬礼于星期三举行。那天，我和儿子们、前夫早早就来到了医院。太平间是一座只有一层的建筑，坐落在田边，没有任何标记，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到了太平间，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示意我们坐在走廊里等着。我们在贴着墙根摆放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太平间对面是救护室，门都敞开着。我真想再见母亲一面，把我包里的开着花的两株小树枝放到她身上。我们不知道工作人员在封棺前是否还让我们再看母亲一眼。我们在棺材店里见过的那位工作人员从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很有礼貌地示意我们跟着他。我们来到了一间大厅。那是一间宽广的光秃秃的大厅，水泥地上洒着不知道是从哪里投射进来的一缕阳光。我的母亲已被放进了棺材里，她的头朝后，双手拥着十字架，他们已经把她头上的白色绑带撤下去了，为她换上了带花边的睡衣，缎面被子一直盖到了她的胸部。

接下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告别仪式结束了，并陪我们回到了走廊。我没有想到仪式如此简单，时间如此短暂，仿佛他带我们去见我的母亲，只不过是为了向我们证明一下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周到，无可挑剔罢了。告别遗体后，我们穿过了新街区，来到了建在文化中心旁边的教堂。灵车还没有到，我们就在教堂前等着。我看见在对面超市的墙壁上有人用沥青写着“金钱、商品和国家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三大支柱”几个大字。不一会儿，只见牧师走到我们面前非常和蔼地问道：“是您的母亲吗？”接着，他又向我的孩子们打招呼，问他们是否还在念书，就读于哪所大学，等等。

一张像小床一样、包裹着红丝绒布的东西，摆放在水泥地上的祭台前。一会儿，殡仪馆的人把我母亲的棺材轻轻地放到了上面。牧师把管风琴乐曲的录音带放到了录音机里，低缓的音乐响了起来。因为我母亲在这里没有熟人，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参加为她做的弥撒。牧师吟诵了《不朽的生命》《我们的姊妹的复活》，他还唱了赞美诗。我真希望这样的场景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我想再为我的母亲做些什么，做一些祈祷，唱几首圣歌。管风琴乐曲重新响了起来，牧师把放在棺材四个角上的蜡烛全部熄灭。

灵车启动了，开往诺曼底的伊沃托（Yvetot），因为我父亲就葬在那里，我要把我的母亲葬在我父亲的身旁。我开着私家车，儿子们坐在车里。天气非常恶劣，一路上，车都在风雨中前行。在路上，孩子们好奇地向我提出一些有关弥撒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之前从未看过，也不知道参加弥撒仪式时应该如何做。

在伊沃托，母亲家族的人都已经等候在墓地的栅栏门前了。我的一个表妹从老远就朝我喊道：“什么鬼天气呀！好像是十一月天呢！”她这样说，实际上只是为了打破看着我们走过来而无话可说的尴尬。见面之后，我们一起朝我父亲的墓地走过去。父亲的墓穴已经被挖开了，旁边堆起了一座小土丘。殡葬员把我母亲的棺材抬过来，当他们用绳子吊着棺材找好位置的时候，他们让我走到近前，以便看着棺材下到墓穴中。掘墓人手里拿着铁锹，站在几米远外等待着。他穿着工作服，头戴贝雷帽，脚上穿着靴子，青紫色的脸皮，一脸的沧桑。我想上前和他说几句话，给他一百法郎。我想他可能会拿这个钱去喝酒，不过那也没关系，反正他是最后一个照顾我母亲的人。他的活儿很辛苦，他要用铁锹干整整一个下午才能把墓穴盖好土。

母亲娘家的人不愿让我空着肚子回家。我的姨妈在饭店预定了回灵席，于是我留了下来。我觉得这又是一件我可以为母亲做的事。饭菜上得很慢，我们谈起了工作、孩子，有时也谈起我的母亲。他们说：“她在这种状态下多活几年也没什么用，只能更增添痛苦，白白受罪。”大家一致认为她还是死掉了更好。我一直弄不懂他们这些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态度。我们晚上就回到了巴黎大区，一切都真正地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无论身在何处心里都总是很难受，常常以泪洗面。当我从沉沉的梦中醒来时，什么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真的去世了。每天除了做饭、洗衣服等这样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外，我什么也干不下去。有时甚至干着这些活，脑子就乱了起来。择菜后，要想好一阵子才知道该去洗菜了。看书是不可能的。有一次，我去了地下室，看到母亲生前用的箱子在那里放着。我打开箱子，看到里面放着她的钱包和她夏天用的提包，以及冬天用的围巾。我呆呆地站在敞开着的箱子前，感到精疲力竭。到外面去更让我感到难受。我开着车，突然一阵伤感涌上心头，“她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母亲的去世使我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周围的世界，甚至人们那些习以为常的活动也开始让我不能理解，就连他们选择在哪一家肉店买肉这样很平常的事也让我感到心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便渐渐消失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天气还是这样寒冷多雨，与月初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一样。而每当我确信自己“没必要”或“不再需要”（为她做这做那）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感到一种失落，感到遗憾，甚至心痛。这个春天，她已经不能再看到了。（现在我才感到一些日常句子的力量，甚至是那些老生常谈。）

葬礼过去已经快要整整三个星期了。直到前天，我才克服了不再在纸上像写信那样写下“我的母亲死了”的字样，我也敢看她的照片了。其中有一张是她在塞纳河畔，坐着，双腿蜷缩。这是一张黑白照片，但我仿佛能看到她的红棕色头发，黑色羊驼绒套装的光泽。

我要继续写我的母亲，因为她是我生命中唯一重要的女人。她痴呆了两年。可能我应该等过一段时间，等她的病以及她的死亡消散在我的生活过程中，保持一段距离，使得分析记忆更容易些。以前我也是这样，每当我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都是这样，如我父亲的死、丈夫的离开等等。可我这时不写她，其他的事情我什么也做不下去。

书写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认为母亲没有故事。她总是同一副样子。说起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她的形象固定在一幅没有时间概念的画面中：“她非常粗暴”，“她是一个干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的女人”，而且我只能杂乱无章地回忆一些有她出现的场景。这样我写出的女人也只能是我梦中出现的那个复活了的女人，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她像一部紧张气氛很浓的影片中的人物。我很想抓住那个我不曾了解的女人，那个真正的女人，那个出生在诺曼底的一个小城的郊外，死在巴黎地区一家医院的老年病房里的她。我希望我写出的正好是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事情。我的计划是文学属性的，因为我要在我母亲身上寻找一个真理，而这个目标只能通过文字达到。（也就是说，照片、我的回忆，以及家人的见证都不能给我这个真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保持在文学之下。

伊沃托是一座寒冷的小城，建在鲁昂（Rouen）和勒阿弗尔（Le Havre）之间的一座多风的高原上。在20世纪初，它完全掌握在大农场主手里，属于私人产业。这里是一个完全农业化地区的商业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外祖父在农场当马车夫，外祖母在家纺线，他们婚后不久就在这里安了家。他们原来住在距此三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在靠近火车站的咖啡馆和菜籽田中间、在铁轨以外的极偏僻的地方租了一个带有小院的矮房子。母亲于1906年出生在那里，她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她经常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不是在乡下出生的。”）

她有四个兄弟姐妹一生中从未离开过伊沃托。我的母亲在那里度过了她生命长河中的四分之三。他们虽然离市中心很近，但却从未在市中心住过。他们“进城”去做弥撒，买肉，寄信。现在，我的表姐在市中心有一幢房子，房前是N15国道。国道上昼夜不停往来奔驰的卡车都要从她的房门前经过。她不得不给她的猫喂安眠药，以防止它跑出去被车碾死。我母亲童年时代住过的地方现在成了高收入人群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古老的房屋和特别宁静的环境。

我的外祖母的法宝就是靠喊叫和棍棒使孩子们“成材”。她是一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女人，一点也不随和，唯一能够让她放松一下的活动就是读连载小说。她还会写信，是本镇第一位获得过文凭的女性。她本来可以成为小学教师，但她的父母不让她离开村子，因为他们认为女人离开家就会招致不幸。（在诺曼底的方言中，“抱负”就意味着分离和痛苦，一条狗会因为有抱负而死掉。）要理解这个在她十一岁时结束的故事，必须回想起所有那些以“在过去”开头的句子：在过去，人们不像今天这样去上学；在过去，人们听从父母的安排，诸如此类。

外祖母持家是很有本领的，也就是说，她可以用最少的钱养活全家人，并且让孩子们能够穿上整洁的衣服去做弥撒，不让人觉得自己是乡巴佬，维持了她做人的尊严。她把衣服领子和袖口翻过来二次使用。她什么都不舍得扔掉，全都保留着。她用奶皮、剩面包等做点心，用木炭灰洗衣服，用锅的余热烤李子和烘抹布，把早晨用过的洗脸水留下来在一天里用来洗手。她知道一切适应贫穷的生活之道。这种知识从母亲传给女儿，不知传了多少代，到了我这一代终于结束了。我只扮演一名档案保管员的角色。

我的外祖父是个高个子，对人非常和蔼。他五十岁时死于心绞痛。母亲那年才十三岁，她特别爱她的父亲。外祖母成了寡妇后变得更加严厉。（时刻不放松警惕，她的脑海里萦绕着两幅可怕的画面：男孩子进监狱，女孩子有私生子。）家庭经济来源没有了，外祖母不得不到外面去做洗衣工、办公室的清洁工。

到了晚年，外祖母和她的小女儿、女婿一家住在挨着铁轨的一间破茅屋里。那是由附近一家工厂的废弃的食堂经过改造而成的屋子，连电都没通。记得我的母亲星期天常带我去看她。外祖母矮个子，圆圆的胖身体。外祖母尽管一生下来就是长短腿，但她走路却非常快。她不太爱讲话，喜欢读小说，喝白兰地，每次都把白兰地加到咖啡里喝。她于1952年去世。

我母亲的童年可以说是这样的：

她有一个从未被填饱过的胃口。她在从面包店回来的路上，就把添称用的小块面包塞到肚子里了。用她的话说：“直到二十五岁时，我还能吞下大海和所有的鱼！”

那时，她家所有的孩子们都睡在同一间屋里，她和一个妹妹睡在一张床上。当后者梦游症发作时，人们发现她站在院子里，睁着眼睛就睡着了。

裙子和鞋子总是姐姐穿完了妹妹穿。在圣诞节时，她可以得到一个用碎布头缝制的布娃娃。她一张嘴便露出满口都是被苹果酒腐蚀的龋齿。

但是她们也可以骑在用来耕田的马的背上兜风。在1916年特别寒冷的冬天里，村里池塘结冰后，她们便在上面滑冰。她们也玩捉迷藏、跳绳。她们把那些到私立寄宿学校上学的“小姐”推倒或是用手使劲打人家的屁股，以此来羞辱那些女生，等等。

作为乡下小女孩，她的整个童年都是在户外度过的。她和男孩子一样能干活儿，比如锯木头，摘苹果，用剪刀一下子便割断老母鸡的脖子。唯一与男孩子不同的地方是：不让人碰“那个地方”。

她去镇上的学校读书，但只能是在农闲季节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都身体健康的时候才可以。现在，她对教师严格要求学生们的礼貌习惯和卫生习惯印象深刻，如每天要检查衣领、手指甲，还要学生脱下一只袜子来检查脚是否干净（她总也拿不准老师会让她脱哪一只脚上的袜子）。除此之外，其余什么也记不得了。她对于学习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人“督促”孩子们学习，学习完全凭孩子们的自觉。家长送孩子上学，只不过是为了等待他们长大，等待他们达到能够自食其力的年龄。孩子们可以任意逃课，没有哪个家长会责备他们，什么也不会影响，但是他们绝不能不去做弥撒。因为即便是在小教堂，也可以让你有一种参加弥撒所体会到的那种富有、美好和精神的享受（刺绣的袍子、金色的圣杯和赞美诗），让你觉得活得不像只狗那么低贱。我的母亲很小就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教理问答是唯一让她学起来着迷的东西，她可以熟练地背诵所有的答案。（后来，她还总是充满激情地做祷告，好像是为了证明她全懂似的。）

十二岁半，既不高兴也不难过地离开学校，这是普遍的规则(1)。在一家人造奶油工厂，她饱受寒冷和潮湿之苦，湿漉漉的双手生满了冻疮，可是她却从未“看到”人造奶油。她“少女梦幻”的时代就这样度过了。那时她最热切盼望的是星期六的晚上，她能给妈妈带回工资。领工资时，她只给自己留下够买一本《时尚新闻》（Le Petit Écho de la Mode）杂志和一些米粉的钱。另外，她还为自己留下了在车间里的开怀大笑和仇恨。一天，工头的围巾被机器的皮带缠住了，但是没有人出来帮他的忙，他不得不依靠自己才摆脱险境。我的母亲当时就站在他身旁。如果一个人没有遭受过同样的对待，怎会理解她的疏远呢？

随着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运动的兴起，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缆绳厂，当地所有的青年人都被招进这个工厂。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及两个兄弟全部进厂当了工人。为了孩子们上班方便，我的外祖母决定把家搬到离工厂近一点的地方，于是她在距工厂一百米远的地方租了一幢小房子。她晚上和儿女们一起收拾好东西。母亲很喜欢缆绳厂干燥整洁的车间，在这里没有人阻止她们一边工作一边说笑，她为自己成为大工厂的工人而自豪：相比于那些野蛮人、那些天天跟在耕牛后面的姑娘们，她更加“文明”；与那些奴隶们、那些不得不“给主人擦屁股”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女佣人相比，她是自由的，但她还是觉得这一切与她的朦胧的梦想之间有差距：当一名商店的女售货员。

与大部分多子女的家庭一样，我母亲的家庭就像一个部落，就是说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过着半农民、半工人的生活。他们说话都是大嗓门，不分场合，男女都如此。他们既热情奔放又生性多疑、易怒，“表达不出”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总之，他们为自己的劳动能力而自豪，他们很难承认别人比他们更有本事、更勇敢，久而久之，他们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个“人物”。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有那种英雄不得志的无名火，他们投入生活中的一切，猛劲儿地干活，大吃大喝，大哭大笑，笑的时候甚至能笑出眼泪，不一会儿又宣称“我没有本事了”。

他们中数我的母亲最粗暴和自负，她的那种处于社会下层的反抗意识最强烈，拒绝别人以家庭出身对她进行评判。提起富人，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比他们强多了。”见到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她就会说：“我的身体比她棒。”她见到什么拿起来就读，唱新潮歌曲，往脸上涂粉，与伙伴成群结队地去看电影，看戏剧，看《耻辱的罗杰》和《冶金厂厂主》，尽情地享受着青春的快乐。

但是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在那样一座小镇，人们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乐趣就是尽可能多地知道别人的隐私，对女孩子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监督。所以，女孩子们无一不被夹在“享受青春”的欲望和“被人指责”的困扰之间。我的母亲想尽量按照舆论的要求去做，做一名“靠谱的女工”。她去做弥撒，领圣体圣餐，在孤儿院的修女那里学着给自己绣嫁妆，从不单独和男人到树林里约会，等等。可她不知道，她穿的超短裙、她留的男孩子式的短发，以及她的“放肆的”目光，尤其是她每天和男人们在一起干活，这足可以使她成不了一名她所期望的、人们所认为的“得体女孩”了。

我母亲的青年时代可以这样概括：她在努力，尽量避免命运会给她带来的不幸，尤其是贫穷，可能还有酗酒。她要尽量避免一名女工身上常出现的“放纵”行为。（比如吸烟，或者衣冠不整地上街，夜晚在街上东游西逛，等等。她知道那样就不会有“靠谱的好小伙”娶她了。）

她的兄弟姐妹们没能逃脱这一切。在近二十五年里，她有四个兄弟姐妹先后过世。这都是由于他们长期以来大量酗酒的缘故，只有酒精才可以填补他们的空虚，男人在咖啡馆里喝，女人在家里喝。（只有一个最小的妹妹不酗酒，现在还活着。）他们只有在喝得半醉时才高兴，才有话说，其他时候，他们总是沉默不语，当他们的“好工人”或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女佣人。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于只用与酒有关的词来评判他们，“微醺”，“醉醺醺”。记得在圣灵降临节的前一天，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碰见了我的姨妈M，她像往常那样每个休息日都要提着盛满空酒瓶的篮子进城。她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和我拥抱，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我想如果我没有在那一天遇到我的姨妈，我的写作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结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是能否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因此必须看准那个男人是否能够“让女人幸福”。当然不能够嫁给一个种地的男人，即使他很有钱也不行，因为他会让你一辈子在没有电的乡下挤牛奶。我的父亲在缆绳厂上班。他高高的个子，人长得很标致，算得上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他不喝酒，一心存钱成家。他性格沉稳，开朗，比她大七岁。（可不能嫁给一个“小屁孩儿”！）母亲曾有一次微笑着红着脸对我说：“不少小伙子追求我，想和我成亲，可我只看中了你父亲。”接着补充道：“他看上去可不一般。”

我父亲的故事和母亲的大致相同，他也出生于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他父亲是个马车夫，母亲纺线织布，十二岁时就辍学到一个农场当帮工。但是他的哥哥却在铁路部门谋到了很好的职位。两个姐姐也都分别嫁给了两个商店的店员。她们都当过女佣，所以懂得说话轻声细语，走路姿势优美，不惹人注目。这样她们就显得更有教养，更有“尊严”了，所以她们瞧不起在工厂做工的女工人，比如我母亲。所以她们认为，我母亲的外表、姿态都依然表现出她们自己已经摆脱掉的下等人的习惯。在她们看来，我父亲“应该能娶一个更好的”。

他们在1928年结婚。

从结婚照片上看，她长着一张略显苍白的像圣母似的匀称的脸，两边的鬓角垂着卷曲的头发，脑门几乎被婚纱罩住了。她体态丰满，一双美丽的大腿裸露着（裙子还没有没过膝盖）。她没有微笑，一副安然恬静的表情。她狡黠的目光透着一种女孩的顽皮和好奇。他留着一抹小胡子，打着蝴蝶结，看上去年纪大很多。他皱着眉，一脸忧虑的神情，就像是担心拍不好照片的表情。他搂着母亲的腰，母亲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们是站在一条小路上照的相，他们旁边是长满高高的青草的院落，身后是两棵苹果树，茂密的枝叶形成了一个圆拱，里面有一间矮房子。这一切似乎让我看到了一条干燥的小土路，上面铺满了小石子，散发着初夏乡村的味道。那真的是我的母亲吗？我目不转睛地盯了好一会儿照片，直到产生幻觉，觉得母亲的脸在动，我只看到一位年轻的、肌肤光滑的女人，她穿着20年代电影里的服装显得有些不自然。但是，她紧攥着手套的大手，她那种昂头的气势，都告诉我照片上的这个女人的确是她。

我坚信自己从照片上看出了这位年轻的新娘的幸福和骄傲，可我对她的欲望却一无所知。她悄悄地告诉一个姐姐，刚结婚的头几天夜里，她是穿着内裤和睡衣上床的。但这不能说明什么，做爱不能怕羞耻，而且“正常的人”都要过这种性生活的。

新婚燕尔，她品尝着成为一名太太和有个家的喜悦。初次与锅碗瓢盆打交道，桌上铺着陪嫁的带刺绣的新桌布，挽着丈夫的臂膀出门，欢笑，争吵（她不会做饭），和解（她不爱赌气），这一切都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但是他们的工资并没有增加，他们不得不节省着过日子。他们甚至要向他们的父母要些蔬菜吃（他们自己没有菜园）。总之，他们的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他们的愿望是要过和以前不同的生活，他们两个都有发财的梦想。但是在面对困难时，父亲感到更多的是恐惧，所以父亲也就想认命算了。但母亲坚信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她要“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为自己是一名女工人而自豪，但她并不想一辈子都当工人，梦想有一次她力所能及的冒险：开一家食品店。父亲听从了她的意见，这也是他们夫妇俩的愿望。

1931年，在距伊沃托二十五公里处一个叫里尔伯恩（Lillebonne）的地方，他们贷款盘下了一家卖食品饮料的小店。这是一个拥有七千居民的工人住宅区。这家食品杂货咖啡店坐落在山谷上。这里是建于19世纪的古老的纺织工业区，当地的人们从生到死都是从事纺织业的。直到今天，只要一提“战前的山谷”，一切就都明白了。这里是酒鬼和未婚母亲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一年四季墙壁潮湿得直淌水，新生的婴儿两个小时内会由于腹泻而死亡。我的母亲那年二十五岁，她就是在这里练就了自己：她的面孔、她的品位以及她为人处事的方式。而且她一直将这种性格和个性保持了多年不变。

他们在这里开店挣的钱不够养活一家人，于是父亲去建筑工地又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又在下塞纳河的炼油厂任职，还在那里被提升为工头。母亲一个人负责商店。

她怀着极大的热情马上投身于她的事业中，她脸上挂着“永远的微笑”，“与每个人打招呼”，表现出无限的耐心。她曾充满信心地说：“就算石子，我也能把它们卖出去！”她生活在贫困的工人阶层中，这些工人们过着她自己曾经历过的贫苦生活，而且她很清楚，她之所以赚钱是多亏了那些自己不赚钱的人。

当然，她除了天天忙于食品杂货店和咖啡店外，还要做饭，而且还要照顾孩子。（他们搬到山谷不久后生下了一个小女孩。）每天早上六点就得开店铺的门（因为纺织厂的女工们要买牛奶），一直营业到晚上十一点（因为有玩牌或者打球的）。这还不算，平时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来买东西，都得招呼，有的顾客甚至一天要来好几次。母亲开店赚的收入比一个女工挣的工资只稍多一点，这一事实让她明白靠这家小店远不能实现他们发财的梦想，这让她痛苦难耐。但她也有某种满足感，如果不是她以赊账的方式在帮助那些困难的家庭，他们能渡过难关吗？另外，每天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到店里，她可以享受与他们交流的乐趣，她感到自己开阔了眼界，她过得很开心。

母亲也在“变”。她要硬着头皮到处跑，去镇政府交税，与供货商和推销员打交道，她学会了与别人讲话的方式，她不再不修边幅地出门了。她开始学着在买裙子之前看一看款式是否时尚，希望着自己能变得漂亮“时髦”，直到后来她确信自己已不再“土气”了。现在她除了读德伊（Delly）的书和皮埃尔隐士（Pierre l'Ermite）的宗教书籍之外，她开始阅读贝尔纳诺斯（Bernanos）和莫里亚克（Mauriac）的作品，以及柯莱特（Colette）的《荒唐的故事》。而我的父亲则没有像她那样变得快，他依然保持着工人的那种朴实无华的样子。他白天当工人，晚上回来也没有觉得自己已是咖啡店的老板而骄傲，他认为他应该有自己的位置。

接下来是经济危机的年代，接连不断的大罢工，人们热烈地谈论着布鲁姆（Blum），一个“为工人阶级而斗争”的人，人们谈论着社会规律，咖啡馆里像过节般热闹。人们迟迟不愿离去。母亲的家人来了，家里的地上到处都铺上了垫子。他们空手而来，走的时候却在包里装满了各种吃的东西。（母亲送起东西来很大方，难道她不是家里唯一摆脱了贫穷的人？）但她和父亲那边的家人相处得却不那么和睦，母亲为此非常痛苦。他们的小女孩，性情开朗而又有些神经质。从照片上看，她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一双小短腿，膝盖向外凸着。她笑着，一只手放在脑门上遮住太阳。另一张照片是她和她的表姐一起照的。她和表姐肩并肩地站着，看上去表情很严肃，可实际上，她在将手指岔开玩着。1938年，她在复活节的前三天死于白喉，这就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姐姐。为了能够让孩子过上幸福的日子，他们当时只要了一个孩子。

不久，他们痛苦的伤口逐渐愈合，只是他们依然神情忧郁，每日向“天上的小圣女”祷告。生命重回，到了1940年初，母亲又怀上了孩子，那就是我。我于9月份降生了。

现在，我书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降生一样。

两个月前，我开始写下“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这句话我现在完全可以接受了，甚至可以像在读描写别人的话一样那么无动于衷。可是我依然不能到她住过的医院或是托老院去，也不能够再回忆她临终前的那一刻所发生的，我已经忘记了事情的细节。我原以为自己会写得很快，可事实上，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思考那些要讲述的事物的顺序，选择哪些材料，使用哪些词汇，好像真的存在着一种理想的顺序，能够把关于我母亲的真理表现出来，但是我并不知道它包含什么。在我写作的那一刻，对于我最重要的，仅仅是发现这一顺序。

大转移：她和邻居们走在通往尼奥尔（Niort）的大路上，困了就睡在谷仓里，渴了就喝几口“当地的酒”。一个月后，她独自骑着自行车穿越德国人修建的路障，回到家里分娩。她没有丝毫的胆怯，当时的她浑身是那样的脏，以至于我父亲都没认出她来。

在敌人占领法国的时候，山谷边的人们都搬到了杂货店附近，希望能够得到正常的供给。母亲努力不让每一个人饿着，尤其是那些孩子多的家庭。她特别爱帮助别人，让别人说她好，为此她特别自豪。当空袭时，她不愿到半山腰的防空洞里去躲避，而是“宁可死在自己家里”。下午，在空袭的间隙，她用小车推着我出去晒太阳，为的是让我更强壮一些。那个时期，人们好像特别容易接近。在公园的长椅上，她会和那些在沙坑前做编织的、安分守己的年轻媳妇们交朋友。我的父亲独自守着空店。后来，英国人和美国人进驻了里尔伯恩，他们的坦克穿越峡谷，沿路投掷一些巧克力和袋装的橘子粉，人们就在满是尘土的路上捡着。每天晚上，咖啡馆里坐满了士兵，像过节一样，他们有时大声喧哗，显得非常热闹。这里的人们都学会了用英语说“您请坐”。后来，母亲跟我说起战争时期的事就像讲一部小说，那是她生命中最富冒险的经历了。（她非常喜欢《飘》那本书。）可能在共同的灾难降临时，个人奋斗的野心会暂时消失，因为那个时候，个人奋斗是无用的。

那些岁月中的母亲非常年轻、漂亮。她把头发染成棕红色。她的音域很宽，喊叫起来挺吓人的。她也特别爱笑，笑的时候连她的牙齿和牙龈都露出来了。她总是爱一边烫着衣服，一边唱着《樱桃的季节》（Le temps des cerises）、《里吉达，爪哇美丽的花朵》（Riquita，jolie fleur de Java）等歌曲。她戴着发带，穿着蓝色宽条的夏裙，另一条裙子是米色的、很柔软的带凹凸花纹的。她常常对着挂在洗碗槽上方的镜子，用小粉扑往脸上扑粉，从唇心开始涂抹口红，往耳朵后面喷香水。为了系上束胸，她使劲倚着墙壁，致使她的皮肉在位于下方的、打着玫瑰结的束带那里都被挤了出来。她身体的一切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那时我想，长大后我将成为她。

一个星期天，他们带着我来到山坡上的树林里野餐。我记得我坐在他们中间，耳畔沉浸在声音和身体的安乐窝里，沉浸在连续不断的笑声中。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遇到了空袭。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车杠上，母亲在我们前面骑车下坡，她僵直地坐在车上，臀部紧压着车座。我很害怕炮弹，害怕她会死掉，我觉得我和父亲两个人都非常爱她。

1945年，他们离开了山谷，这都是为了我。因为那里雾气大，气候潮湿，我不停地咳嗽。我身体虚弱，不好好长个儿。于是他们决定搬到伊沃托。战后那一段时间比战争期间还要艰难，什么东西都限量供应。因此，那时黑市盛行，靠黑市发财的人越来越多。在尚未买到适合做买卖的房子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在满目疮痍的大街上转。她带我到教堂祈祷，教堂临时设在剧院的大厅里，原先的教堂已被烧毁了。我父亲每天上班，他去填弹坑。我们住在一座有两间屋子的小房子里，没有电，屋子里靠墙边摆放着一些过时的旧家具。

三个月后，母亲又活过来了，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免于战火的街区盘下了一家半乡村风格的咖啡食品店。小店里只有一间很小的厨房，楼上有一间卧室和两间小破屋，可以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吃饭和睡觉。但是，它有一个大院子，还有用来储藏木材、草料的棚子和一个压榨机。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顾客买东西都是用现金支付。父亲一边在咖啡间里忙活着，一边种菜，养鸡，养兔，还自制苹果酒，并直接将酒卖给顾客。当了二十多年工人后，父亲又回到了半农民的生活方式中。而母亲负责进货，算账，管理钱物。就这样，渐渐地，他们的经济状况开始比他们周围的工人好了，成功地买下了这个商铺和旁边的一间小平房。头几年的夏天，在休假时，在里尔伯恩的老顾客们来看他们，这些老顾客是全家一起坐汽车来的。见面后他们相互拥抱，甚至还激动得流了泪。大家把咖啡桌连起来摆好，一起吃饭、唱歌，回忆着被占领时期的那段艰难的生活。但到了50年代初，这些人就不再来了，母亲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必须得向前看。”

母亲四十至四十六岁时的画面：

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她居然闯进我们正在上课的教室里，要求女老师找回我忘在洗手间里的羊毛围巾，并说那是她花了许多钱买的。（以致后来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记得那条围巾的价格。）

有一年夏天，她在沃勒-雷-罗滋（Veules-les-Roses）的海边同她的小姑子一起钓贻贝。她穿着一条淡紫色、黑色条纹的裙子，她把裙子撩起来，在前面系上。她们多次去海滩的咖啡屋去喝开胃酒，吃点心，还不时地大声说笑着。

在教堂，她放开嗓子唱圣母玛亚的赞美诗：“我总会有一天要到天上去见她。”这让我想哭，我恨她。

她的裙子的颜色都很艳丽，只有一件套裙是黑色的。她读《知心话》（Confidences）和《今日时尚》（La Mode du jour）两本周刊。她把带血的月经带放在阁楼的角落里，直到星期二洗衣服时才洗。

我多看她两眼时，她就会发慌，于是她就会对我说：“你老是盯着我干什么？你是要买我还是怎样？”

在星期天下午，她穿着连体衣和长丝袜睡觉，她让我躺在她的身边。她睡觉特别快，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可我却辗转反侧睡不着，只好紧贴着她的背看书。

在一次圣餐会上，她喝得烂醉，在我身边吐了。为此，以后无论什么节日聚会，我都监视着她的手臂，摊在桌上，拿着杯子，满心希望它不要举起来。

(1)　然而，只说过去是错误的。在1986年6月17日的《世界报》上，我们读到了关于我母亲所在的上诺曼底大区的报道：“尽管有所改善，但从未得到弥补的学校教育的落后，仍在产生影响（……）。每年有7000名年轻人离开学校系统，没有接受任何培训。他们来自降级班，无法获得实习资格。据一位教育学家说，他们中的一半人甚至看不懂为他们所构思的两页纸。”

母亲发福了，体重八十九公斤。她吃得特别多，口袋里还总是装着糖块。为了减肥，她背着我父亲偷偷地在鲁昂的一家药房买了减肥药。她还不吃面包、黄油，但这只让她减了十公斤体重。

她出来进去时总是把门甩得哐哐响，她把椅子放在桌子上，打扫房间时也是一样。总之，她做任何事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她不是在放东西，好像是在摔东西。

从她的面部表情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否生气。在家里，她用很粗鲁的话表达她的想法。她骂我时管我叫“讨厌鬼、邋遢鬼、小贱人”，或者干脆叫我“讨厌的东西”。她动不动就打我，尤其是爱打耳光，有时也打肩膀，并且还说“要是我不控制自己，我真想把她宰了！”她每次都这样说，可五分钟过后，她又搂着我，我又成了她的“宝贝”。

她一有机会就给我买玩具和书，比如遇到节日的时候，她进城的时候，或是她带我去看牙医、去看支气管病专家的时候，等等。她总是给我买好鞋子，买保暖性强的衣服，以及老师所要求的学习用品等。（她不让我在镇上的小学上学，而是要把我送去寄宿学校读书。）当我注意到并跟她说有个同学有一个摔不坏的石板时，她马上便问我是否也想要一个，“我不愿意让人说你的东西不如别人的好”。她最深层的欲望是给我一切她曾经想要而又要不到的东西。为了这些，她必须多付出辛苦，多赚钱。母亲总觉得与过去她们上学时相比，现在的家长为孩子们的学习和今后生活的幸福非常操心，所以母亲常这样说：“你让我们花了很多钱”或者“你拥有这么多，还不满足！”

我试图并不简单地把她的暴躁、她对我的溺爱和指责都归咎于她的性格特点，而是将它们置于她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来分析。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写作可以让我更接近真实。发现一种更普遍的意义，可以帮助我跳出个人感情上的孤独和迷惘。可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情不自禁的抵触，总想极力保留我母亲纯粹情感的一面，热情或是眼泪，都不赋予它们任何意义。

她是一名做生意的母亲。这个意思是说，她首先属于顾客，因为顾客“养活了我们”。她在接待顾客时绝对禁止别人打扰她。（比如，如果我想要绣花线，或是我想出去玩，我要在店铺与厨房之间的门口等着。）如果她听到从我这里传过去的乱哄哄的声音，她就会突然冲过来，一言不发地给我几个巴掌，然后又回去照顾顾客了。我很小就懂得了面对顾客的规矩：要声音洪亮地向顾客们问好，不要在顾客面前吃东西或是吵闹，不要议论任何人。另外，我还要格外小心那些顾客，不要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事情。当店里只有顾客时，我还要悄悄地监视着他们的行为。母亲有两副面孔，一副是面对顾客的，另一副是面对我们的。营业时间一到，她便登上舞台，面带微笑，用温柔和蔼的语气和顾客搭讪，谈论着那些诸如身体健康、孩子及花园等方面的话题。但待她回到厨房，她的微笑就消失了。她常常沉默不语，她被需要使尽浑身解数来扮演的集兴高采烈与苦不堪言于一身的角色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她认为那些顾客一旦发现别处的东西更便宜，就会从此不登她的店门。

她是个远近闻名的母亲，大家都认识她。在寄宿学校时，老师让我到黑板前做题，他们会说：“假设你的母亲卖十包咖啡，价格是……”如此等等。（当然，他们从未提及另一种可能性，这也同样可能。“假设你的母亲卖三份开胃酒，价格是……”）

母亲总是忙得没有时间做饭，没有时间“像样地”照料这个家。我衣服上的纽扣掉了，她总是在我要去上学的前一分钟在我身上缝两针。衬衣也是在需要穿的前一分钟才在桌面上熨一下。早晨五点半，她就起床擦地板，卸货物。夏天在开店门前，她还要给种着玫瑰的花园除草。她干起活来又快又带劲儿，尤其是那些重活，比如洗那些厚重的衣服，用钢丝绒刷地板等等，其间，她也不停地咕哝抱怨。每当她要休息一会儿或是要抽空看书时，她都要为自己辩护，比如：“我想我应该坐下来歇一会儿了。”（即便如此，如果她被顾客打断了，她会赶忙把手里的连载小说藏到一堆要缝补的衣服下面。）父亲和母亲吵架的主题永远都是他们各自给对方找了那么多的活儿，这时候，母亲总是愤愤不平地说：“什么都得我做。”

父亲只读当地的报纸。他从不去那些他认为与自己无关的地方。而且有很多事，他都说与他无关。父亲喜欢在花园里干活，喜欢玩多米诺骨牌和扑克牌，还喜欢干一些修修补补的零活。他对学习“说标准的法语”可不感兴趣。他继续说着当地的土语，而我的母亲则不然，她尽量避免在她的话中出现语法错误或土语方言。她在客人面前称呼丈夫不说“我的丈夫”，而说“我的老公”。有时在与别人交谈时，她偶然用一些人们习惯上根本不用的，而她不知是从哪本书中看到的或是听到那些“有身份的人说过的”词句时，她会有些犹豫，甚至有些脸红，因为她怕用错，怕我父亲嘲笑她，给他留下笑柄。但一旦她感到有信心，她很乐意一遍遍地、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如果她觉得有些话是隐喻（“他把心悬吊着！”或者“我们只是匆匆路过的鸟儿……”），她会边说边笑，希望它们听起来不那么矫情。她喜欢“品质好的东西”，喜欢“穿得出去”的衣服。她喜欢到春天百货去买衣服，她认为那里比新世纪百货的衣服更“时髦”。自然，她和他一样，对装饰在眼科专家手术室里的地毯和画作印象深刻，但她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她最喜欢的表达方式之一是“我厚着脸皮”（来做这个或那个）。当我父亲评论她的新衣服或她出门前的精心妆容时，她会激烈地回答：“毕竟，一个人必须保持自己的地位！”

她渴望学习那些礼仪规则（她总是怕自己不懂，不知该如何去做），记一些新潮时髦的东西，比如：那些大作家的名字、刚搬上银幕的电影名字（但她没有空去看电影）、花园里种的花的名字，等等。她总是非常用心地听别人说那些她不懂的事，这主要是出于好奇，但同时也是想在别人面前显示一下她多么虚心学习。在她看来，要提高自己的身份，就首先得学习。她常说：“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知识才是最美的。书是她唯一细心对待的物品，每次她都是先洗手再去拿书。

她想跟我学习。晚上吃饭的时候，她总让我给她讲我在学校里看到或听到的事，讲我学习的内容，讲我的老师。她特别喜欢用我使用过的词说话，如“课间”（récré）、“作文”（compos）或是“体育”（gym）等。她觉得如果她说错了，我给她纠正是很正常的事。她不再问我是否想要“吃零食”而改用“品尝”一词。她带我去鲁昂参观历史古迹和博物馆，到维勒奎尔（Villequier）去参观雨果家族的墓地，她总是表示出很高兴欣赏的样子。我读什么书，她也跟着读，那都是书商们推荐的。有时，她也会翻一下某位顾客落在柜台上的《刺猬》（Le Hérisson），然后笑着说：“这杂志很蠢，可我们还在看呢！”（她同我一起去参观博物馆，与其说她在欣赏埃及花瓶时得到了满足，不如说她因领我走近知识和品位而感到自豪，她知道这是文化人的品位。如果说，大教堂里的卧像、狄更斯和都德取代了有朝一日被抛弃的《知心话》杂志，毫无疑问，这是为了我的幸福而不是为了她的。）

那时，在我印象中母亲比父亲更高一级，因为和父亲相比，她更像一名老师、一名教授。她身上的一切，她的权威、她的愿望、她的抱负都放在我的学习上。我们一起谈文学作品，我给她朗诵诗歌，品尝鲁昂茶室的糕点，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在这种默契里没有父亲的位置。父亲带我去游乐园，去看马戏，去看费南代尔（Fernandel）的电影。他教我骑自行车，辨认花园里的蔬菜。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而和我母亲在一起是在“谈心”。他们两人中，她是权威的化身，她是法律。

在她快到五十岁时，她给我的印象是终日眉头紧锁。她依然那么好强，身体健壮。她还是那么慷慨大方。她把头发染成金黄或是暗红色。在她不再有义务对客人保持微笑的时候，她的脸看上去经常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她总是没事找点茬儿，以便发泄她对自己生活条件的不满。（市中心重新修建的大商场威胁到了她的小店的生存。）她还经常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吵架。我外祖母过世后，她哀悼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养成了一周里提前几天去做弥撒的习惯。她身上一些“浪漫”的东西彻底消失殆尽了。

1952年夏天，她已年满四十六岁。我们全家人一起乘大客车到埃特勒塔（Étretat）游玩。她怕邻居们笑话她，就穿着丧服出门，但到了目的地，她便躲到岩石后面换上了那件大花的蓝色丝绸的连衣裙。她拽着草丛，沿山崖上爬着，只见她气喘吁吁地跟在我身后，一直爬到了山顶。到了山顶，她脸上的汗珠在脂粉上闪闪发光。她已经两个月没来月经了。

在青春期，我和她决裂了，我们之间只有斗嘴吵架。

在她还是年轻姑娘的那个时代，女孩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否则就被认为是堕落。在当时，人们是不能谈论“性”的。“性”这个字眼只有在人们打趣时才可以提到。它成了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好坏的社会道德标准。母亲从未跟我谈过任何这方面的事，我也从不向她问起有关这方面的事，因为对于这种事，好奇本身就被视为下流和堕落的开始。因此，在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当我告诉她这件事时，她红着脸递给我一个月经带，连如何使用也不跟我说一句。

她并不喜欢让我长大。我脱衣服时，她看到我日趋成熟的身体很反感。可能她认为我的乳房和臀部的发育都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意味着我会去追求男孩子，进而荒废学业。她希望我永远做小孩子。在我差一周满十四岁时，她还说我只有十三岁，让我穿百褶裙、短袜和平底鞋。直到十八岁时，我们的争吵总是因为她不允许我出门，以及不允许我穿什么样的衣服等引起的。（例如，她一再要求我裙子外面再套一件紧身褡，“你会看起来更得体”。）她时不时地发火，似乎是说：“你总不能像这样出门吧”（穿这样的衣服，梳这样的发型），但在我看来这些却是很正常的。我们俩都知道对方的想法：她知道我想出去讨男孩子喜欢，而我知道她害怕我“遭遇不幸”，也就是说我会随便在外边和什么男人睡觉，而且会怀孕。

有时，我甚至会想，如果她死掉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现在我写着这本书时，我眼前呈现的一会儿是一个“好”母亲的形象，一会儿又是一个“坏”母亲的形象。为了摆脱这种来自早期童年的摇摆，我试图在写这本书时把母亲想象成别人的母亲，那个女孩也不再是我。这样，我便可以尽可能以中性的方式刻画她。但她的有些表达（比如“你要倒霉的！”），对我来说，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抽象的表达那样（比如“拒绝身体和性行为”）是中性的。有时我想起她的这些表达时，我的感觉和十六岁时听到她对我亲口说这些话时的感觉是一样的，很失望。转眼间，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女人，却又混同于某些非洲母亲的形象，她们会紧紧地拽住自己女儿的胳膊给她们做割礼。

她不再是我的榜样。我开始关注《时尚回声》（L’Écho de la mode）杂志里介绍的女性形象。她们和我寄宿学校的小资产阶级同学的母亲们相似：纤细的腰肢，举止文雅，跟她们的女儿说话时称“我亲爱的宝贝”。和她们相比，我觉得我的母亲很浮夸。当她把酒瓶子夹在两腿中间起瓶盖时，我赶紧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我为她讲话的粗鲁和举止的不文雅感到羞耻，特别是当我觉得我跟她很像的时候就更令我痛苦不堪。我现在和她已经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了，我在努力改变她传给我的那些我想唾弃的东西。我发现在想有修养的愿望与有修养的事实之间存在一条鸿沟。我的母亲需要借助词典才能知道凡·高是谁，对于那些大作家，她也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不仅如此，她对我的课程也一无所知。我原先太佩服她了，因此我比我的父亲更加怨恨她，怨恨她不能陪伴我，让我在学业的世界中孤助无援，而其他小伙伴的客厅里都是书。从她那里得到的除了她的担心和怀疑之外（比如，你和谁在一起，你的学习完成了吗），别无其他。

无论在任何场合，我们都以争吵的语气和对方说话。母亲还想同我保持原来的默契关系（“什么都能和妈说”），我对她则只报以沉默，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假如我对她说出与我的学习无关的某些愿望（如旅游、运动、家庭舞会等）或是讨论一些时事政治（当时正处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她开始听得还挺感兴趣的，为我还把她当成知己而高兴，但突然，她会暴跳如雷，对我呵斥道：“你不要再为这样的事情动脑筋，学习是第一位的！”

于是，我开始鄙视社会习俗，鄙视宗教活动，鄙视金钱。我开始抄写兰波（Rimbaut）和普雷维尔（Prévert）的诗。在作业本的封面上粘贴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的照片，听布拉桑（Brassens）的歌曲《坏名声》。我感到百无聊赖。我以一种浪漫的方式度过了我的青少年叛逆期，好像我的父母都曾是资产阶级。我把自己看作是不被理解的艺术家。对母亲来说，反抗只有一种意义，那就是摆脱贫穷；反抗也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拼命地劳动赚钱，成为和别人一样的有钱人。我不理解她对我的严厉的责备，就像她也不理解我的态度一样：“如果你十二岁就被送进工厂，你就不会这样了，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且，她还会经常对我发火：“你上的可是寄宿学校，可你并不比其他人好多少。”

在某些时刻，她把在她面前的女儿看作是一名阶级敌人。

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母亲同意让我去鲁昂读高中，后来又到伦敦去读书。为了让我有一个比她更幸福的生活，她准备做出任何牺牲，甚至最大的牺牲是让我离开她的身边。远离了她的目光，我一头扎进她所禁止的一切之中。比如，有时候我会吃得很多，像要撑死，然后又连续几个星期不吃饭，一直到饿得头晕目眩才知道我是自由的。我忘记了和母亲之间的一切不愉快。作为一名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我对母亲有一个被净化过的印象——没有喊叫，也不粗暴。我既确信她是非常爱我的，又意识到一种不公平：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

虽然我不想念她，但我总是很高兴再次见到她。尤其是当我因感情问题经受挫折而伤心时，我会回到她的身边。当然，我不能告诉她我的那些事，即便她现在悄悄地告诉我谁和谁约会或是谁流产了。好像大家都认同我已经到了听这种事情的年龄，但她希望这种事都永远与我无关。

我回到家，她正站在柜台里边，顾客们回过头看我，她会有点脸红，然后微笑。当最后一名顾客离开后，我们便在厨房里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她关心地问我回家途中的情况，然后问一些与学业有关的事，又说：“把该洗的衣服统统给我拿来。”“你走后，我给你留着所有的报纸。”在我们之间，有了那种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之间的友好，甚至有一些羞涩。在那几年中，我与她的关系只是几次回程。

我的父亲做了一次胃部大手术。手术后他体力下降，再也搬不动货筐了。于是，她就一个人搬，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毫无怨言，而且似乎还带着几分满足感。自从我不在他们身边，他们争吵的次数也少了。他们之间更加亲近了，而且她经常亲密地叫他“我的老爸”，对父亲的一些习惯，比如抽烟等也原谅了几分，她说：“他怎么也应该有点爱好呀”。夏季的星期天，他们开车到乡下去兜风，顺路去看望几个表兄。到了冬天，她常去做晚祷，然后去问候老人们。她回家时经过市中心，路过商店长廊，便和刚从电影院出来的年轻人挤在一起看电视。

顾客们都认为她风韵犹存。依然是染过色的头发、高跟鞋，但是戴上了双焦点眼镜。她下巴上的汗毛很长，她经常偷偷地把它们拔掉。（我父亲暗自高兴地注意到这些变化，看到她追赶上了他们之间的岁月。）即使在夏天，她现在也不再穿浅色的颜色鲜艳的裙子了，只穿灰色或黑色的套裙，并且再也不把衬衣下摆塞进裙子里，因为这样她可以更舒服些。

在二十岁以前，我总认为，是因为我，母亲才变老的。

人们不知道我写的是她。我的确不是在书写她，我觉得更像是与她一起生活在她曾活着的时间和地点。有时，我在家里偶尔碰到她生前用过的东西，比如前天，我见到了她做针线活用过的顶针。她从前在缆绳厂干活时，有一只手指被机器压变了形，所以她做活时一直要戴着它。立刻，她死亡的感觉压倒了我，在我所处的真实时间中，她再也不会出现了。在这种状况下，“出版”一本书除了意味着我母亲的死亡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当有人微笑着问我“你的下一本书是什么时候”时，我真想开口骂他们。

即使我远离母亲独自生活，只要我尚未结婚，我也还是属于她的。对于亲属们、顾客们的询问，她总是回答说：“她结婚还早着呢，她这才多大，还没有到没人要的地步。”不过，她马上又补充说：“我可不愿意把她留在家里，有丈夫和几个孩子才算完整的生活。”有一年夏天，当我告诉她我打算和来自波尔多的一个学政治学的大学生结婚时，她激动得脸都涨红了。她身子在颤抖，她在寻找阻止我的理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落后的农民意识又不经意地冒了出来：“这个小伙子不是我们这里的人。”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些，甚至很高兴，别人不会说我“嫁给了一名工人”，因为在一个小城镇，婚姻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根本标尺。于是，围绕着购买锅碗瓢盆，为“大日子”做准备，之后会围绕着孩子，这一系列活动再次让我们母女有了默契。我们之间的确再也没有别的了。

我和我的丈夫有同等的学历，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萨特和自由，一起去看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的《奇遇》（L’avventura），我们都支持左派的观点，但我们的出身不一样。在他的世界里，人们虽然算不上特别富有，但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对社会上发生的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们习惯打桥牌。我丈夫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同岁，依然保持着苗条的身材，面色滋润，双手细腻。她能看懂钢琴的乐谱，并且懂得如何“娱乐”。（她是那种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的通俗剧中所表现的妇女类型，五十岁上下，丝绸套装上总是缀有珍珠饰物，“天真无邪”。）

对于这个世界，母亲一面欣赏他们所受的良好教育、他们的高雅气质以及他们的渊博知识，并且为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但同时她又担心在这些彬彬有礼的背后会隐藏着对她的看不起。她的那种耻辱感一直缠绕着她，她觉得我也摆脱不掉。（可能还需要一代人才能全部抹掉。）所以在我结婚前的那天，她还这样嘱咐我：“努力把你的家庭经营好，可别让人把你休了。”就在几年前，提到我的婆婆时，她还说：“一看就知道她跟我们的出身不一样。”

她担心自己得不到我们的爱，于是就尽全力照顾我们。她首先对我们最后一年的学业给予了经济上的资助，接着又总是送东西让我们高兴。另一个家庭的人幽默风趣，有独创性，但他们不觉得自己必须做什么。

我们搬到了波尔多，后来又到了安纳西，因为我丈夫在那里的政府管理部门谋到了一个职位。我每天要到离家四十公里的山区中学教书，回家还要做饭，照看孩子，成了一个一点空闲都没有的女人。我一点也不想念我的母亲，对我来说，她就像我的婚前生活一样遥远。可她每半个月给我们写一封信。信总是以“最亲爱的孩子们”开头，并且总是说为路途远而帮不上我们感到遗憾。回信时，我总是草草两句作罢。我每年夏天回去看她一次，待上两天，给她讲讲安纳西，讲讲我住的公寓，以及滑雪场。有父亲在跟前时，她会说：“你们都好，这是最重要的”。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她好像特别想让我跟她说说我的丈夫，说说我和他的关系，可我总是只字不提，于是她感到很失望。“他能不能让我的女儿感到幸福？”困扰她的这个问题总是得不到答案。

1967年，父亲患了心肌梗死，四天之后就去世了。我无力描述这些时刻，因为在另一本书里我已经做过了，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有另一种可能的叙述，使用其他的词语，使用其他的语句次序。在这里，我只想说，我看见母亲在父亲死后给他洗脸，给他换上干净的衬衣，给他穿上礼拜日的盛装。母亲对父亲温柔地说着悄悄话，像是在哄着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给他洗澡，哄他睡觉。看着她那干净利落且又准确无误的动作，我还以为她早就想到他会死在她的前面。第一天晚上，她还和他躺在一张床上，睡在他身边。直到灵车把他带走之前，她还趁招呼顾客的间隙上楼看他两眼，在生病的那四天里也是如此。

葬礼过后，母亲极度疲惫、忧伤，她难过地对我说：“失去老伴真是太痛苦了。”她继续像以前那样经营着她的生意。（我最近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段文字：“绝望是一种奢侈。”我失去母亲以后，能有时间和办法写这本书，这可能也是一种奢侈。）

母亲与更多的家庭来往，她在小店里和年轻妇女们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天。咖啡店关得也比以前晚了，现在有更多的青年人来光顾。母亲现在饭量很大，又重新变得强壮了。她说话滔滔不绝，有点像年轻女孩那样敞开心扉，并且她还得意地告诉我有两个鳏夫在追求她。1968年5月，她打电话告诉我说：“这里也在发生变化，都在变！”然后，第二年夏天，就开始了整顿秩序。［后来，她为左派分子在巴黎劫掠了食品杂货店而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在她眼里馥颂（Fauchon）就和她的杂货店一样，只不过比她的规模大一些罢了。］

她在信里告诉我，她忙到没有时间去感到无聊。但在内心深处，她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和我一起生活。终于有一天，她羞答答地开口了：“如果我要是住你那里，我还能帮你照顾家。”

在安纳西，我想起母亲便十分内疚，有一种负罪感。我们住在一幢“资产阶级的大房子”里，我们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而母亲则什么都不能“享受”到。我想象着她和外孙们一起生活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中，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她曾经一直盼望我能够得到这一切。1970年，她的店作为普通住宅卖了，因为作为商铺出售没有人要，然后她就搬过来了。

那是在一月份的一个暖融融的下午，她是坐着搬家公司的大卡车来的。当时我还在学校里上课，回到家我看到她在花园里亲切地搂着一岁的小外孙，监督着工人搬家具和几箱杂物。她的头发全白了。她笑着，浑身透着使不完的劲儿。她见我来了，从老远就朝我喊道：“你回来得可够早啊！”我的心突然沉了下来，当我意识到：“从现在起，我将永远生活在她的眼皮底下了。”

起初，她并不像我所预期的那么幸福。一夜之间，她的生意结束了，随之结束的还有她对买卖失败的担心和终日的劳累。来来往往，与顾客聊天，能够赚自己的钱的那种骄傲也随之而去了，现在她只是一名“老奶奶”。在这里，没有人认识她，她能够说话的人只有我们一家人。她的世界突然变得狭小而又毫无生气。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感觉。

世上的生活常常是这样：在孩子家生活，就等于分享她引以为豪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她常常跟她的娘家人说：“他们家很富裕的！”）同时，也意味着她的生活方式出现许多改变，比如：不能再在门口的暖气片上晾抹布，“对一些东西要格外小心”（唱片、水晶花瓶等），要“讲个人卫生”（不能用自己的手帕给孩子擦鼻涕）。我们发现，报纸上的社会新闻、犯罪案件、交通事故，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的东西对她却意义重大。还要注意邻里关系，时刻注意别“打扰”别人（她的这些担心甚至会被嘲笑）。这里不同于她自己的家，她等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一方面接受她，但另一方面又排斥她。有一天，她终于生气了：“我在这里生活得一点都不舒服。”

于是，有时她身边的电话铃响了，她赌气不去接，在走进她女婿正看球赛的客厅时故意用力地敲门，不断地找活儿干。她说：“如果你们要不给我找活干，我只有走的份儿了。”然后她又笑着说：“得让我付我的住宿费！”就为这，我们俩不知争吵过多少次，我责怪她过于贬低自己，过了好长时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母亲待在我家的那种不自在的感觉和我在少女时代与那些“比我们高一等”的同伴相处时的感觉是一样的（好像只有“下层阶级”能对这种差别感到痛苦，而其他人丝毫没有）。后来，她把自己装成一名公司雇员，她本能地将读《世界报》（Le Monde）、听巴赫的子女们对她在文化上的、真实的主导关系，转化成老板对工人的在经济上的、想象的主导关系，这也是一种反抗的方式。

一段时间后，她终于适应了，原因是在家里找到了能够充分发挥她的精力和热情的工作：照看她的外孙们，打扫房子。她试图把我从各种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当不得不让我做饭，采购，使用她一直害怕使用的洗衣机时，她会感到内疚。她不愿意将自己唯一擅长的并且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分享给别人。就像从前一样，她是一位拒绝别人帮助的母亲，当看到我用手工作时，用同样责备的语气说：“放下让我来做，你去做更重要的事。”（在我十岁时，这意味着去温习功课，现在则意味着去备课，总之做一名知识分子该做的事情。）

我们之间又开始使用特殊的语气说话了，那种永远的恼怒和不满的语气。不知情的人会错误地认为我们是在争吵。在世界上的任何语言中，我都能辨认出母女之间的这种说话语气。

她爱她的外孙们，并全身心地照顾他们。下午时分，她用小车推着小外孙到市中心转，去教堂，去游乐场，在老城区闲逛，一逛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天黑才回家。夏天，她带着两个孩子到老安纳西的小山丘上玩，带着他们去湖边，还给他们买糖果，买冰激凌，还带他们骑木马，尽力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她常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认识了一些人，后来经常遇到并且逐渐熟悉起来。她也经常和街上的面包店的老板娘聊天，总之，她重新创造了自己的世界。

现在，她习惯阅读《世界报》和《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对古董表现出兴趣（因为“那东西值钱”），还常去一个朋友家“喝茶”。（她笑着说，其实我不喜欢喝茶，但是我一直没告诉她！）她嘴里再也不说一句粗话了，她尽可能地让自己遇事不急，总之，她在自己控制着自己，修剪自己身上粗鲁的一面。甚至可以说，她很自豪地终于在晚年学到了她那一代的资产阶级太太们在年轻时所接受的知识，即完美地管理一个“家”。

现在，她不再穿黑色衣服，只穿浅色衣服。

一张1971年她的照片。照片上，她满头白发，穿着阿拉伯图案的罗迪埃（Rodier）牌衬衫，比以前更瘦，显得意气风发。她的双手搭在站在她前面的外孙们的肩上，那两只手合拢着，依然还那么宽大，和她结婚照上的手一个模样。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丈夫升了职，母亲也随我们也一起搬到了巴黎地区的一座正处于建设时期的新城。我们住在平坦的平原上的一座新住宅区的小楼里。这里离学校和商业中心有两公里，人烟稀少，只有到了晚上才能看见住在附近的居民。周末，人们清洗自己的汽车或是在车库里做木工活。那是一个空旷的、毫无生气的地方，人们毫无目的地漂浮着，没有感情，没有思想。

母亲不习惯生活在这里。下午，她去玫瑰花街、水仙花街和矢车菊街散步，但是冷冷清清。她给在安纳西的朋友和知交写了许多封信。她一个人出门走老远，有时甚至都到了高速公路另一边的勒克莱尔（Leclerc）购物中心，沿着坑坑洼洼的车道走，被急驰而过的汽车溅了一身泥巴。她回来一声不吭，板着脸不高兴。她需要任何东西，哪怕是一点小小的东西，如一双袜子，去做弥撒或是去理发店，都要依靠我和我的车，她会感到很不自在。她现在变得易怒了，抗议道：“我不能总是看书读报吧！”这时家里又添置了一台洗碗机，又剥夺了她的职业，这让她感到好像受到了侮辱：“那我干什么呢？”在新住宅区，她认识的唯一一个可以聊天的人是一位安的列斯妇女，她是办公室的职员。

六个月后，她决定搬回伊沃托居住。她找到一个适合老年人住的单间公寓，距市中心很近。她很高兴再一次获得独立。在这里，她可以再见到她唯一的妹妹（其他姐妹都已不在人世了），又能见到她从前的顾客们，她感到非常高兴。已经成家的侄女们邀请她参加节日聚会和吃圣餐。她平时到市立图书馆借书看，十月份她随着本教区的朝圣队伍去卢尔德（Lourdes）朝圣，等等。但是渐渐地，她觉得每天不工作只是在家重复着同样单调的活动很乏味，尤其周围住的都是老年人。（她粗暴地拒绝参加老年俱乐部举办的活动。）当然，她还有一个隐藏的不满：在她生活了五十年的地方，在她唯一能对人们夸耀她女儿和女婿成功的地方，这个城市的人们却并没有亲眼见到。

这个单间公寓将是她最后的居所。一个略显昏暗的房间，有一个小厨房，可以通向小花园。房间里有一个凹陷的地方专门用来放床和床头柜，床头柜上放着能够与门房联系的内线电话，此外还有一个小卫生间。这是一个缩减了人一切活动的空间。事实上，在这里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有坐着看电视，等着吃饭。所以每次我去看她，她都指着周围的环境跟我说：“我要是再抱怨就显得我太难侍候了。”她看起来还是太早了点到这里住。

我们面对面坐着吃午饭。开始，我们相互都觉得有那么多话要说，关于身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新建的商场、假期，等等，但是突然我们无言相对，一阵沉默。习惯上，她会重新寻找话题：“我怎么说来着……”有一次，我想：“这个单间公寓是母亲自我出生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和我一起居住的地方。”在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她会拿出一张行政文件要我给她讲解，或者她会翻出她为我收藏的美容或是清洁的建议。

与其我去看她，不如让她来我家。让她待在我家两个星期与我们共同生活，比我同她静静地待三个小时要容易得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很高兴，立刻就同意了。这期间，我们已经离开了新区，搬到了紧挨着新城的一个老镇。母亲很喜欢这个地方。她穿着一身红色套裙，提着行李箱出现在火车站台上，我立刻迎上去，她拒绝让我帮她提行李。一进家门，她顾不上休息，就动手给花园除草。夏天，她到涅夫勒（Nièvre）和我们共住了一个月。她清晨一个人出去到小路上转，带回几公斤的桑葚，双腿却被荆棘划伤。与男孩们一起去钓鱼，去王座游乐园，经常熬夜，等等，从她嘴里听不到一句“我太老了，干不了……”这样的话。

1979年12月的一天晚上，大约六点半，她在N15国道上穿越人行横道时被闯红灯的雪铁龙CX汽车撞倒。（当地报纸的一篇文章称，驾驶员不走运，“因为刚下过雨，能见度较低”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面车辆的强光导致驾驶员未能看到那位七旬高龄的老太太”。）她的一条腿被撞骨折，脑震荡，昏迷了整整一周。诊所的外科医生认为，基于她原来的良好体质，她会挺过去。她挣扎着，总是想偷偷拔下吊针，活动活动打着石膏的腿。她对她已经死了二十年的金发的妹妹喊着，让她注意有车正朝她撞去。我看着她裸露的臂膀、第一次被万般疼痛折磨的身体，仿佛自己正站在那个在战争期间的一个晚上为生下我而遭受痛苦的年轻女人面前。我突然惊讶地意识到，她可能会死。

她康复了，而且走路和往常一样。她下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打赢与司机的这场官司，而且不厌其烦地接受各种医学检查。人们说她能够逃过这场灾难算她走运，她很自豪，好像朝她撞过来的汽车是一个障碍，而她则像通常那样，跨越了这个障碍。

她整个人都变了，饭桌摆得越来越早，午餐十一点、晚餐六点半就开始了。现在她只读《法兰西周日报》（France Dimanche）和以前的一名女顾客带给她的照片小说（每当我来看她时，她都怯生生地把它们藏在碗橱里）。她一大早便打开电视机，时间尚早，电视里还没有播放任何节目，只有音乐和屏幕测试图像。她就这样看也不看地让电视机开一天，晚上就坐在电视机前睡觉。她开始特别爱发火，遇到一点不顺心的琐事，比如一件难以烫熨的衣服，或是面包价格涨了几分钱，她都会不停地唠叨：“这太恶心了。”如果她收到一份养老金机构寄来的通知或是一张中了什么奖的广告，她就会紧张得要命，连忙解释：“可是我什么也没要求过！”当她想起安纳西，想起和孩子们在老城散步，想起湖边的白天鹅，她激动地快要哭了。她信中的词语不见了，信越来越短，越来越少。在公寓里，弥漫着一种气味。

事情开始在她身上发生。她常在火车站台等待着已经开走的火车。在出门买东西时，她发现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钥匙也经常找不到。乐都特（La Redoute）常给她寄送一些物品，可她说她不曾订购过。她开始对伊沃托的娘家人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说他们都觊觎她的钱，所以不愿再同他们来往。一天，我给她打电话时，她说：“我讨厌透了这个鬼地方！”似乎她在艰难地对抗着一种无形的危险。

1983年的7月，即使在诺曼底，天气也很炎热。她不喝水，也不感到饿，声称药片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营养。有一天，她在烈日下晕倒了，人们发现后把她抬回护理院的医务室。经过几天的输液、喂饭，她身体才又得以恢复，接着她便嚷着要回家，她生气地说：“否则，我就跳窗！”医生十分担心，说从此以后她不能够再一个人住了，最好把她送进一家养老院，我婉言拒绝了。

9月初，我开车到护理院，把她永远地接回家。那时，我已经和丈夫分居，与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在去护理院的路上，我在想：“现在该由我照顾她了。”（就像小时候想的那样，“当我长大以后，我就和她一起去旅行，一起去卢浮宫”，等等。）天气晴朗，她很平静，手拿着包放在膝盖上，坐在前排的座位上。我们像往常那样谈着孩子，谈着他们的学习情况和我的工作，她也兴高采烈地和我谈着她同病房伙伴的故事，说到其中一个女室友时，她说了一句奇怪的话：“一个婊子，我真想给她两个耳光！”这是我对母亲最后的幸福的印象。

她的故事到此为止，这个世界上没有她的位置了。她失去了理智，她得了一种叫阿尔茨海默的病，这是医生们给这种老年病起的名字，意思是老年性痴呆。最近几天，我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可能是因为我希望这个时刻永远不要到来。然而，我知道，我必须通过写作将她现在所成为的痴呆女人与曾经那个坚强的、闪亮耀眼的女人结合起来，否则我无法活下去。

她无法区分家里的不同房间，并且常常生气地问我怎样才能回到她的房间。她的东西更是常常找不到。（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拿不到我的东西。”）当她找到那些东西时，便不承认是她自己放的。她总是喊着闹着要活做：缝纫，熨烫，择菜等，但一做起来却马上就厌烦了。她生活在一种不耐烦之中，无限的不耐烦。看电视，吃午饭，去花园，一个欲望接着另一个欲望，却没有一个能给她带来满足。

下午，她像往常那样坐在客厅的桌子前，拿出她的通讯录和一沓信纸。一个小时后，她又把写的信全部撕掉，再也写不下去了。其中有一封信是11月份写的，信开头的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保莱特，我怎么也不能走出我的黑夜。”

接下来，她忘记了物的次序和功能。她开始不知道如何在餐桌上摆放杯盘，如何熄灯。（有一次她竟爬上椅子，想把灯泡拧下来。）

她又穿上了那些已经穿旧的裙子和打着补丁的袜子，而且拒绝把这些东西扔掉。她还生气地说“你扔了这些东西，看你多富裕似的！”她全部的情感只剩下愤怒和怀疑这两种。任何一句话，她都觉得是对自己的威胁。一些迫切的需求总是不断地困扰着她，比如买发胶，记住医生哪天会来，以及她的储蓄账户里有多少钱。有时，她会摆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自顾自地笑着，以表明自己没有病。

她不再理解所阅读的东西。她不停地围着屋子转，不停地在寻找着什么。她把柜子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把袜子、小纪念品全部摆在床上，然后又放到其他格子里，第二天又重新再做一遍，好像她总也找不到理想的安排。1月的一个周六下午，她把一半的衣服全部放到几个塑料袋里，然后用针线缝上口。当不整理东西的时候，她就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抱着胳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什么都不能让她开心了。

她忘记了各种名字。她用一种世俗的礼貌语气称我“太太”。她也认不出她的外孙们。吃饭的时候，她问他们这里的工资是否还可以，她把自己想象成一家农场的工人，而他们也都和她一样是这里的雇员。但她有时对自己还算明白，她把尿湿的内裤藏到枕头底下，并且早晨起来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我没忍住。”她试图抓住这个世界，她千方百计地做缝纫活，把围巾、手帕堆在一起，胡乱地缝一遍。她对某些物品情有独钟，比如她的洗漱包，要是有一会儿她见不到了，就会急得发疯，眼泪都快要流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生了两次车辆剐蹭，责任都在我。我时常胃痛，吞咽困难，为一点小事我就会忍不住大声吵闹，就会想要大哭一场。有时，我会和我的儿子们一起放肆地大笑，我们假装认为我母亲的失忆是她故意开的玩笑。我跟不认识她的人谈论她。他们默不作声地看着我，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疯子。有一天，我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乡下转了几个小时，到深夜才回家。我开始和一个让我厌恶的男人有染。

我不想要我的母亲重新变回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她没有这个“权利”。

她开始与只有她自己能看到的人说话。她第一次这样时，我正在批改学生作业，我用两手堵住自己的耳朵，心想“这下完了”。接着，我在一张纸上写下：“妈妈自言自语。”（我恰好正在写这句话，但这句话不再只是为我而写，不再是为了“忍受”，而是为了让别人理解。）

早晨，她不再想起床。她只吃一些奶制品和甜食，其他的吃完就全吐出来。2月底，医生决定要把她转到蓬图瓦兹医院，在医院里她做了胃肠检查，没有发现异常。过了几天，她的病情有所好转。由于她试图偷着从医院逃跑，护士们就把她绑在椅子上。我第一次给她刷了假牙，为她清洗指甲，给她脸上抹了护肤霜。

两周后，她被转到了老年病房。那是一幢三层高的现代化的小楼，它坐落在医院最靠里面的树丛中。楼里住的是老年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的房间是这样分配的：那些短期临时住的病人被安排在一楼，二楼和三楼是那些一直在这里待到死的人。三楼更多的是留给些残疾的或大脑萎缩的老人。每个房间住一人或两人，房间都很明亮干净，装饰着带花的墙纸和雕刻，一只挂钟，几把扶手椅，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带厕所的盥洗室。想来这里的人很多，所以要想得到一个长期的房间，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尤其是在冬季没有多少人死亡的时候需要等的时间就更长。我的母亲被安排在一楼。

她的嘴不停地叨叨，讲述着她自以为在前一天看到的场面，一件抢劫案或是一名儿童溺水。她跟我说，她刚刚采购回来，商店里到处都是人。恐惧和愤怒又占据了她的心。她抱怨自己像黑人那样为老板卖命，可却见不到一分钱。她还说许多男人追求她。她还跟我发脾气，说：“这些天我身无分文，甚至连买一块奶酪的钱也没有！”她还在衣兜里存着午餐吃剩的面包屑。

虽然到了这种地步，她依然不甘心。宗教信仰在她身上渐渐消失，她也不再想去做弥撒或保留她的念珠。她想快些恢复健康（她说总有一天医生会找到她的病因），她想回家，她说：“我跟你在一起会好得快一点”。她不停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直到累得不行了。她总是喊着要喝酒。

4月的一个晚上，六点半，她已经睡了，穿着睡衣，躺在褥单上；她抬着腿，裸露着外阴。房间里很热。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因为她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是童年伴我成长的亲人。她的胸布满了细小的蓝色血管。

允许住在这里的八周期限到了，她被转到了一家私人养老院，在那里只能临时住上一段时间，因为人家不接受“脑子不正常”的人。5月底，她又回到了蓬图瓦兹医院的老年病房，这次，三楼有一张床位腾了出来。

尽管她已经糊涂了，但她毕竟还是她，不过这是她最后一次显示她的神采了。她下了车，穿过门厅，昂首挺胸，戴着眼镜，穿着一套灰色的杂纹套装，长筒袜，一双精致的皮鞋。在她的行李箱里，放着几件衬衫、内衣、她的一些纪念品和照片。

这次，她永远地住进了这个没有季节之分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是一样的温暖，时间像停止了一般，只有机械地重复着那些功能性的活动：吃饭，睡觉，等等。在两餐之间，她也就是到走廊散散步，提前一小时就坐在饭桌前等着开饭，一遍又一遍地折叠、展开自己的餐巾，看看电视屏幕上的美国肥皂剧或一闪而过的广告。毫无疑问，也有一些节日活动：每周四，慈善公益人士来发一些糕点，新年时还要开一瓶香槟酒，五一节有人送来铃兰花。这里也有友爱，老太太们会手牵着手，有时也会互相揪着头发厮打起来。还有护理人员的一套老办法：“来吧，D太太，过来吃块糖，解解闷儿。”

几周后，她无法站直了。她垮了下来，走路耷拉着脑袋，弓着腰。她的眼镜也不知弄哪里去了，目光散淡无神，光秃秃的脸由于使用一些镇静剂而略显浮肿。她开始显得具有了一种野蛮的东西。

渐渐地，她丢失了自己的全部个人物品，就连她曾经特别喜欢的长袖羊毛衫和她最近才买的新眼镜，以及她的洗漱包也都找不到了。

她不在乎，不再去费力寻找任何东西。她也记不得她拥有过什么东西，她什么也没有了。一天，她看着那个从安纳西开始就随处携带着的小萨瓦烟囱清扫工木偶说：“我过去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为了方便，像大多数其他妇女一样，她也穿着一种背后从上至下敞开的罩衫，外面套着个花色衬衫。她不再为任何事情感到羞耻，垫着尿布撒尿，吃饭时用手抓，狼吞虎咽。

她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难以区分。她经常说一些语无伦次的话，有时像是在回答别人的问话。她总是想和人交流。语言功能在她身上依然保存不变，连贯的句子、发音正确的词语，只是与事物没有关联，全凭想象决定。她发明出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她去了巴黎，她为自己买了一条金鱼，有人带她去了她丈夫的墓地。但有时候，她知道：“我担心我的病情再也无法好转了。”或者她回忆：“我做了一切可以让我女儿幸福的事情，可她却没有因此而更加幸福。”

她熬过了一个夏天（和其他人一样，她戴着草帽去公园，在长椅上坐一会儿）和冬天。新年第一天，她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衬衫和裙子，还喝到了香槟酒。她走路更慢了，一只手扶着走廊里沿墙的护栏，偶尔还会摔倒。她弄丢了假牙的下半部分，后来上半部分也找不到了。她的嘴唇向里凹陷着，下颚垂下来。每次去看她时，我总是焦虑地发现她变得更不像“人”。她不在我面前时，我想着她从前的表情、她的风度，完全不是她现在这个样子。

转年夏天，她的髋骨断裂了，医生没有为她做手术。再给她换一个人工髋关节，就像换一副假牙，换一副眼镜那样，已经没有必要。她无法再离开她的轮椅，她被一个齐腰的棉布条单绑在轮椅上。她被放置在餐厅里，和其他老太太一起，面对电视。

认识她的人给我写信说：“她不应该受这样的罪。”他们认为她最好还是早点“解脱”。也许有一天，全社会都会这样认为。他们没有来看她，在他们的眼里，她已经死了。但是她想活着。她总是试图把身体支撑在那条好腿上，解开绑带。她伸手去够她能触摸到的任何东西。她总是感到饥饿，她的能量全部集中到她的嘴上了。她喜欢让人拥吻，她抿着嘴唇，想模仿别人。她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

我会给她捎一些巧克力和点心，一小块一小块地喂给她吃。一开始，我从不买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全都含太多奶油或是太硬，她吃不下去。（看着她用手指和舌头费力地吃完，我心里难过极了。）我给她洗手，洗脸，为她抹香水。有一天，我开始给她梳头，可梳了一半我又停了下来，我听到她说：“我喜欢你给我梳头。”后来，每次都是我给她梳头。我待在她的房间里，坐在她对面。她常常抓起我的裙子，好像是在鉴定布料的质量。她用力地撕开点心的包装纸，下颌紧咬着。她谈到了钱，谈到了顾客，笑歪了头。这些姿态是她一直都有的，这些话语是来自她的一生。我不想让她死。

我需要喂她，触摸她，听她说话。

有几次，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她带走。我什么都不做，只照顾她一个人。但我马上意识到我没有这个能力。（把她放在那里，总有一种犯罪般的内疚感，但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只能这样做”。）

她又活过了一个冬天。复活节后的那个星期天，我带了几枝连翘花来看她。天气阴冷。她和其他老人一起待在餐厅里。电视机开着。当我走近她时，她对我笑了笑。我把她的轮椅推回房间里，把花的枝条插到花瓶里。我坐在她身边，喂她巧克力。护理人员给她穿了一双褐色的一直到膝盖以上的长筒袜。上衣太短，露出她两条干瘪的大腿。我给她洗了手，擦了嘴。她的皮肤很温暖。有一刻，她试图抓住连翘的枝条。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把她推回餐厅，电视里还演着雅克·马尔丹（Jacques Martin）的《追星族学校》。我吻别她，然后乘电梯下了楼。转天，她就去世了。

接下来的那一周，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那个星期天的场景：她还活着，褐色的袜子、连翘花、她的姿态，以及当我告别时她的微笑，可是星期一，她就躺在床上，静静地走了。我无法将这两天联系起来。

现在，一切都关联起来了。

现在是2月末，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天气非常暖和。今天晚上，我买完东西又回到了托老院，从停车场看去，托老院的大楼显得敞亮，几乎显得有些热闹。我母亲待过的房间亮着灯，我第一次感到奇怪：“她的位置上还有人。”我还想，也许有那么一天，2000年左右，我也会成为在饭桌前摆弄着手里的餐巾等待晚饭的人其中之一，在这里或是在其他地方。

在我写作的这十个月里，我几乎每个夜晚都会梦见她。有一次，我梦见自己躺在一条小河的中央。从我的腹部，从我再次如少女般光滑的阴部里，涌出丝状的植物，软软的，漂浮着。那不仅是我的阴部，也是我母亲的。

有时，我仿佛又回到了母亲依然在家里生活、去医院之前的那段时间。虽然我很清楚她已经走了，但有时，在一瞬间，我期望看到她下楼，拿着她的缝纫篮，坐在客厅里。这种感觉，即我母亲虚幻的存在比她真实的缺席更加强烈，可能是遗忘的第一种形式。

我重新读了这本书的前几页。我惊讶地发现，我居然已经忘记了某些细节，比如：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等候时在打电话，超市墙壁上的沥青，等等。

几个星期前，我的一个姑妈告诉我，我父亲和我母亲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工作车间里约会。现在，我的母亲已经死了，除了她活着时已经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之外，别的我已不想再知道。

她的形象越来越重新变回我童年时所想象的她的样子，一个巨大的、白色的影子笼罩着我。

她比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早八天去世。

她更喜欢为每个人付出，而不是获得。写作不也是一种付出的方式吗？

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某种东西。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世界里不觉得太孤单和虚假。

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是她，以及她的语言、她的双手、她的姿势，她走路和微笑的习惯，把现在我所是的妇女和曾经我所是的女孩联系起来。我失去了与我所来自的世界的最后一根纽带。

1986年4月20日星期日—1987年2月26日

追求“再现真实”与“内心流亡”的安妮·埃尔诺

——代译后记

安妮·埃尔诺是当代法国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和简洁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二战”后法国的平民生活，尤其是当代法国女性的内心世界。她独创了居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社会自传体裁，以平白中性的笔调书写个人的经历与社会的变迁。

自1974年第一部自传体小说《空衣橱》问世，安妮·埃尔诺至今已发表二十余部作品。她的小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为代表的自传小说，另一类是以《单纯的激情》和《一个女孩的记忆》为代表的“私人日记”式小说。这些小说的发表每每引起轰动，读者蜂拥而至，先睹为快。自传体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在法国分别创造了50万和45万册的销量，引起了法国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其中，《一个男人的位置》荣获1984年勒诺多文学奖，并由此进入了大学的课堂，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

她的作品题材朴素，视角独特，笔调平实，体现了一种追求写实主义与心理描写相融合的风格，这在历经现代主义众多流派洗礼的20世纪法国文学中，既代表了某种回归传统，又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某种升华。对此，虽然批评界尚有争议，褒贬不一，但这种独特风格至少已使她在法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她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一、坚持写实主义风格：追求“再现真实”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她青年时代就读于鲁昂大学文学院和波尔多大学，获得现代文学教师资格。她幼年家境拮据。她的父亲阿尔封斯·杜塞斯原是一家农场的雇工，后又在工厂当工人，婚后与她的母亲布朗什·杜梅尼在一处贫穷的街区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兼杂货店，过着平民的生活。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时期平民阶层的生存图景。

《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均属自传体小说。它们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女主人公，作品的“女性特征”可谓直截了当。

这两部小说分别讲述了出身贫寒的“我”与父亲、母亲之间既亲近又隔膜的复杂情感。她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是这样说的：

“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书写他的生活，书写我在青春期时与他之间的距离。虽然这种距离是一种阶级距离，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说的，就像爱的分离。”

小说以真实平实的笔触，记录了“我”在父母的期望与呵护下，在渐渐朝资产阶级阶层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内心世界和外在环境之间出现的不平衡。通过叙述“我”与父母亲逐渐产生隔膜的过程，写实性地再现了法国“二战”后时期下层百姓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

安妮·埃尔诺写道：

“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某种东西。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世界里不觉得太孤独和虚假。”（《一个女人的故事》）

“我明白写小说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要叙述一个为生存而奋斗一生的人，我没有权利将我写的作品称为艺术，更不能追求作品如如何令人激动。我只是要把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事客观地记录下来。”（《一个男人的位置》）

从作者的上述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其作品中所追求的就是要用一种平实的语言记下社会历史真实的一幕。

这种写实风格一直是安妮·埃尔诺小说创作的指南。由于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和女主人公合而为一，她在用她的视角解读、体验和描述世界，她的作品读起来似乎永远都是和她血肉相连的真实故事。其实我们不必去严格考证每个细节的真实性，我们更在意的是她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写实的风格。她拒绝某些同时代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法国人的生活图景，在她看来，那些故事对多数法国人来说是不真实的，更像是人们刻意杜撰出来的：

“当我读普鲁斯特或莫里亚克的作品时，我不认为他们写的是我父亲童年的那个时代，父亲的生活背景属于中世纪。”（《一个男人的位置》）

那么作者在其作品里给我们展示的真实情景又是怎样的呢？她首先表现的是当时人们贫穷的社会生活状态：

“他们住在一间很矮的茅屋里，屋顶是用草盖成的，地面是泥土的。在扫地前，必须洒上水。……人们总是提前几个月就会想到亲朋的婚礼或是领圣餐活动，他们带着空了三天的肚子参加，以便更好地享受机会。村里有一个患猩红热的小孩病情刚有所好转，由于大人拼命地给小孩往嘴里喂鸡肉，孩子在呕吐时呛死了。”（《一个男人的位置》）

由于贫穷，人就会信神：

“为了治好病，她常去参拜圣里基耶和圣纪尧姆，用一块布去擦拭圣像然后再裹在患处。渐渐地，她瘫痪了。他们租用了一辆马车，拉着她去参拜圣人。”（《一个男人的位置》）

由于贫穷，生存就会成为最大的命题：

“孩子们的肚子里总是有蛔虫。为了驱虫，人们就在他们的衬衣里面靠近肚脐的地方缝上一个装满大蒜的小袋子。冬天，在孩子们的耳朵里塞上棉花。”（《一个男人的位置》）

由于贫穷，人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

“父亲害怕失去位置，害怕感到羞耻。……一天，他在公证处办事，按要求他要在文件上第一个写下‘已阅并同意’的字样，可他不会拼写，结果写下了‘已阅并证明’。这种事情让他感到很尴尬，在回家的路上，这一错误让他翻来覆去地难受了一路。耻辱的阴影。”（《一个男人的位置》）

基于这样的生存条件，人们无非有两条出路：要么破罐破摔，自甘贫穷，要么通过不懈奋斗去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我”的父母选择了后者。他们先是改变了自己的雇农身份，进工厂做工，接着又从工人转成了小商人，小心谨慎地经营着自家的小店。接着，他们把自己最大的理想寄托在他们唯一的女儿“我”身上，他们节衣缩食也要把女儿送到当地最好的，只有有钱人才进得起的私立学校。

“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把这个‘希望我生活得比他们好’的理想取代了他们自己的理想。”（《一个男人的位置》）

艰难的生存条件促使父母下定决心，要把女儿朝着资产阶级方向培养，这成了他们年年月月悬在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女儿得到奖学金去国外留学，被周围所有的人羡慕，这一切使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欣赏和仰视，而同时为自己平民身份更加感到自卑。

对生活的这种体验之细腻和审视之深刻显然来源于安妮·埃尔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显然，作家熟悉平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了解下层平民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并且懂得如何从人们的生存环境出发去解读个人心理活动，并揭示其社会动因。她首先注重的是社会的人，她竭力表现的是个人心理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逻辑。我们看到，由于作者既有感性的生活又有理性的分析，所以她的作品更具有真实性、典型性，这或许是许多作家所不具备的。再加上作者的女性视角，更使这些作品带上了特定的性别色彩，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长期以来，女性写作常常受到由男性主导的批评界的歧视，被贬为“自我中心主义”。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安妮·埃尔诺的女性自传体小说创作书写的大多是个体的感受，讲述的是女性人物自己的故事，但同时，她的叙述也涵盖了一般社会意义上的个人和群体。在她的作品里，个人和社会的维度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运用个人的故事去理解和展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这种手法拓展了传统女性文学狭隘的视野。特别是作者把握了女性私人故事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审美内涵，体现了一种具有现实主义深度的女性文学的美学价值。换言之，她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个别女人生活的实录，而是成了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由此可见，她的这种写实风格体现了法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在回归传统的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她在心理描写方面也吸收了某些现代主义的元素。

二、女性视角下的心理描写：解析“内心的流亡”

安妮·埃尔诺作品的主题大多建立在女主人公的私人生活之上，涉及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和她自己的爱情，属于“私人叙事”一类，其中表现最多的莫过于展现女主人公的情绪、体验和心路历程。因此，安妮·埃尔诺的这种女性视角下的心理描写就成了其作品的一大特色。

安妮·埃尔诺笔下的女主人公出身卑微，但天资聪颖。她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在私立学校里学习优秀。但她的思想也由简单开始变得复杂。换句话说，“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的卑微。在与同学交往的过程中，如果有同学要来她家里玩，她总是要事先对同学声明：“你知道吗，我们家很简陋。”即便是“我”结婚后，在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丈夫家里，这种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依然挥之不去。

“在他（丈夫）的家庭里，比如说，如果打碎了一只杯子，有人立刻就会喊道：‘不要去碰它，因为它已经碎了’。”（《一个男人的位置》）

对于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层的“我”来说，与父母的那份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生她养她的父母，是希望她“生活得比自己更好”的亲人；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亲人之间不再有的心心相印的理解，在心灵上的无法沟通，因此，“我”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痛苦之中，那是一种深隐于内心的痛苦，是一种心灵的煎熬，“我”把这叫作“内心的流亡”。

女主人公内心的矛盾来源于她同时生活于两个阶层。她在平民阶层里长大，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同时她又跳出了出身阶层的桎梏，迈入了一个更高的阶层，然后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俯瞰她所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而作者要解析清楚这“内心的流亡”，则完全有赖于细腻的心理描写。

我们不难发现，在女主人公讲述的故事中，写实的叙述与心理描写已经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这里，我们试从小说叙述形式的角度来分析安妮·埃尔诺作品中的心理描写的主要特点。

首先，如前所述，其作品在叙述形式上全面采用了第一人称“我”的自传体叙述方式，叙述者和女主人公合而为一，直接用女性的眼睛和心灵看世界。这样一来，作者就彻底避开了男性话语的笼罩，便于直接抒发女主人公自己的真情与体验，直接将她自己的情绪和心路历程展示出来。显然，从创作的角度看，以“我”作为切入点，更有利于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复杂多变的情感、心绪和内心世界，也更具有表露个人“私密性”的便利之处。这虽然不是女性文学的一项专利，但却可算作以文学方式展现女性自我的一种有效的武器。

其次，其作品普遍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形式。例如：《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在追忆父亲母亲一生的多个瞬间时，叙述者常常把叙述往事的进程暂停下来，把读者从往事所处的“过去”拉回到她“写作时的现在”，详细讲述她在写作每个片段时的感受，发表一番议论。作者通过这种夹叙夹议的叙事方法，把过去的场景与“现在”的情感交织成一个特殊的时间图景，使追忆者（女主人公）通过“现在”这个维度去透视“过去”，使“过去”变得更加清晰，使意义与情感更加厚重。这样，作者很巧妙地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例如在这两部小说中，这种手法使女主人公“我”通过反思过去，获得了忏悔和自我疗伤的机会，使“我”流亡的心灵得到了一丝宁静。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使读者强烈地感到叙述者兼女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感到故事是真人真事，从而更增加了真实感和感染力。其实，我们尽可相信作品中的“我”既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又不一定完全是她本人，因为我们这里要做的并不是发生学考证，而是对文本风格的美学批评与欣赏。

最后需要指出，两部小说的主题本身就使得心理描写成为题中之意。这些小说都是围绕女主人公的“私人叙事”，其主题和话语反叛了传统作品喜好的宏大叙事，倾注于边缘个体的感性体验，创建了一种当代文学的“私小说”模式。所以我们看到，在安妮·埃尔诺的笔下，女主人公每每面对着矛盾而无奈的世界，只能逃逸到自己的心理世界之中，选择内心的流亡。

三、简洁与朴实无华的语言

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大都短小精悍。纵观两部小说，它们都是以日常生活为基本题材。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波澜起伏的复杂故事情节，看不到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描写，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对日常琐事的回忆。但作者却运用清新简约的语言娓娓道来，把一个个平淡而又充满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的细节展示在读者面前，将生活的平常与真实贴切地表达出来。

安妮·埃尔诺的小说大多采用平淡的叙事语气。她尽量将自己的情感压抑在如同潺潺流水般的述说之下，让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地展露，让生活的本色呈现出来。例如：

“父亲在咖啡馆里、在家里时很喜欢聊天，可在那些法语讲得很标准的人面前，他就会一声不响，保持缄默，或是话说到一半停下来，伴着手势说：‘是不是？’或者简单地说‘不是’，然后用手势示意对方接着替他说下去。父亲说话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唯恐说错一句话，会像当众放屁一样出丑。”（《一个男人的位置》）

在语言的运用上，安妮·埃尔诺用词之清淡是独树一帜的。她的作品语言自然，简洁流畅，朴实无华，不饰雕琢，然而实际上却是独具匠心。她从不使用冗长复杂的句子，多采用单部句、省文句，以及结构松散的日常口语句式，通俗易懂。她很少使用具有夸张色彩的形容词或修饰语，她认为只有白描的写作手法才是最精确的。她说：

“女性小说中近乎疯狂地使用那么多的形容词，如：傲慢的神态、阴郁的声音、傲慢的语调、嘲讽的口吻、尖刻的语气等，我想不出现实生活中我周围的人有哪一个可以被用上这样的词汇来修饰。我觉得我一直是在使用着这种当时很物质化的语言来写作，而不是用当时我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词汇来写作。我永远也不会体会到运用比喻方法的神奇以及运用文体修辞的喜悦。”（《耻辱》）

“我尽量地贴近我所听到的单词和句子，……而我之所以这样写，仅仅是因为这些词和句子说出了我父亲所生活过的、我也经历过的那个世界的限度和色彩。那是一个语言是现实的表达的世界。”（《一个男人的位置》）

当然，平淡不等于乏味。这需要作者极高的写作功力。这种写作风格，加强了作品厚重的现实感与真实感，透出了作者追求真实叙事的努力。

简洁清淡的语言已成为安妮·埃尔诺表达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方式，也构成了她的小说的美学特色。

文学批评界的有些人，认为她过于沉湎于普通人的生活。可安妮·埃尔诺则认为，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们诠释真实才是艺术的最高命题。多年来，作者一直坚守着平民的立场和视角，抵制着以权力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为主流的文化世界和空间。她说，“我背叛了传统的文学创作，即我在大学所学习过的那些创作规则”。她就是要通过书写那些类似超市、公交车、堕胎等这些被文学嗤之以鼻的“微不足道”的物和“凡人琐事”来颠覆文学和社会固有的等级。

谈到小说的形式，她认为，是有事要说才导致说话的形式。她从新小说那里得到的启发就是“写作是探索一种形式，而不是复制。”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她没有犹疑和惶惑，她称自己并没有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觉的真实抒发。只有把握自己的心灵自由这一基准，其作品才会有久远的存在价值。这也许是对其创作风格的最好诠释。

Une Femme

Annie Ernaux

© Éditions Gallimard，1987

Cover Picture © Archives privées d'Annie Ernaux（Droits réservé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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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的故事

追求“再现真实”与“内心流亡”的安妮·埃尔诺——代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