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知行合一王阳明

目录

序 章 心学诞生的前夜

心学横空出世

心学诞生的前夜

第一章 为什么悟道的是王阳明

何谓第一等事

两件荒唐事：新郎失踪和格竹子

彷徨和痛苦是天才的共性

有一种无趣叫仕途

转捩点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刘瑾风暴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释厄路

做自己的主人

新朋友和新敌人

心学的政治力

朱陆异同

贵人王琼

第二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南赣剿匪

人性无法改变，却可以引导

横扫詹师富

胜败由心，兵贵善用

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金龙霸王池仲容

池仲容也会用计

定力的交锋

只怕有心人

心学入门课——大学问

风雨又来

第三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平定宁王

不被待见的宁王

朱宸濠一直在努力

针锋相对

宁王革命了

安庆保卫战

决战朱宸濠

费心为哪般

真诚的权变：最难不过斗小人

致良知

伟大的杨廷和

不许来京

再见，杨廷和

第四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广西戡乱

万人齐捧王阳明

李福达案

有请王阳明

走在成圣的路上

谢谢诸位

平定思田

雷霆扫穴

追忆祖先

赏还是罚，这是个问题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另一面

第五章 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强大内心的终极武器

我是自己的上帝

只俯首于自己的心

去心中贼之私情

去心中贼之私欲

闲思杂虑也是私欲

人生在世，不可拘泥常规

我们该追求什么

如何对付恶

不要操心

获得幸福的方法：不要和外物对立

第六章 知行合一的修炼法门

格物致知

心即理VS性即理

心外无理

万物一体

心外无物

心外无事

心即理的立言宗旨

为何说知行是合一的

古人为何单独提知行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一念发动便是行了

实践出真知

良知就是判断力

如何光复良知

致良知：听从第一感觉

致良知：听从内心的声音

后 记

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笨鸟”初飞

曾家笨小孩

相当于进士

笨招接近穆彰阿

初露政见

和朱熹理学的蜜月

有惊无险过关

意志力的表现：曾国藩戒烟

第二章 京官路线图

“意外”的升官

臭骂咸丰

京城权贵们的唾骂

结束京官生涯

第三章 巧计建湘军

出山任团练大臣

团练无用也

就地正法

打脱牙和血吞

皮包湘军的崛起

曾氏军舰

咸丰三催曾国藩

曾国藩见死不救：江忠源之死

第四章 湘军首胜

讨粤匪檄

岳州之败

第一次自杀

咸丰的大棒加胡萝卜

第五章 坐困江西

曾国藩轻取武昌

有功，不赏

胜利的喜悦：田家镇大捷

当头一棒：湖口惨败

怎么抉择都不对

搞掉陈启迈

失去左膀右臂

打虎亲兄弟

可望不可即的兵权

第六章 东山再起

和咸丰摊牌

重塑金身

出山进行曲

到处一场空

李鸿章到来

绝不去四川

第七章 目标：安庆

终极战略

解救左宗棠

洪秀全助力曾国藩

进祁门

困祁门

李鸿章、左宗棠的光辉

战安庆

曾国藩福星高照

第八章 布局东南

为左宗棠谋浙江巡抚

组建淮军

四拒借洋兵

向天京前进

第九章 覆灭天国

瘟疫来袭

天国版地道战

锁紧天京城

攻陷天京

李秀成之死

反还是不反

曾国藩怒了

第十章 步入失败的怪圈

新的战斗

万难迅速出征

只有苦劳

中兴幻梦

第十一章 最后没有辉煌

见慈禧

去天津

怎么做都是错

一个“诚”字而已

审理刺马案

去世

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

目录

人物表

家族：

部下：

敌人：

第一章 落难王孙的崛起

这世界我来了

铁木真丧父

被抛弃

开始自力更生

杀弟

囚徒铁木真

越狱

铁木真寻马记

“黑貂皮袄”外交

蔑儿乞来袭

搬救兵

解救行动

札木合说了什么

第二章 “成吉思汗”出世

敢问谁是汗

成吉思汗

十三翼之战：不胜而胜

一次扫兴的宴会

拯救义父

“我说山倒，山就必须倒，我说河枯，河就必须枯！”

诛杀叛逆

第三章 统一蒙古部落

突袭北乃蛮

再救义父

击破小联盟

阔亦田之战

夜入敌营

背信弃义者死

第四章 重回原点

灭亡塔塔儿

美人心

拒婚事件

两位贵人

生死恶战

反攻王汗

共饮班朱尼河水

第五章 灭王汗，蒙古帝国出世

克烈部的灭亡

铁木真的布局

太阳汗的步步高

太阳汗的灭亡

美女忽阑

札木合之死

名副其实成吉思汗

大札撒

泰加森林中的猎户

试攻西夏

水淹中兴府

通天巫的野心

通天巫之死

西方邻国的热情

第六章 和金国开战

成吉思汗的口水

野狐岭之战

兵临中都

成吉思汗中箭

哲别轻取辽阳

偷袭紫荆关

蒙古军扫荡战

蒙金议和

成吉思汗攻陷中都

木华黎的第二战场

耶律楚材

潼关之战

徒劳攻开封

臣服高丽

两股灰烬的复燃

哲别轻取西辽

第七章 万里西征

两巨头的切磋

摩诃末的弱点

二巨头备战

讹答剌城的陷落

横扫锡尔河

最艰难的战斗

上帝之鞭

摩诃末被活活追死

呼罗珊大屠杀

围攻玉龙杰赤

八鲁湾之战——西征唯一的败绩

申河血战

第八章 大汗之死

丘处机西游

万里长征

大战俄罗斯

只休息了一年

征西夏

成吉思汗归天

塑造世界

成吉思汗的启示

帝王师：刘伯温

目录

第一章 家族传奇：文韬武略的世代传承

美丽的传奇

祖先那点事

南田山下

第二章 少年奇才，23岁进士及第

蒿草计

先来后到的等级制

蒙古人对南人都做了什么

走出去，到括城

与理学邂逅

天书传奇

大都进士

第三章 仕途黑暗，告别官场寄情山水

盼望着，盼望着，冬天来了

高安，难以高安

感慨南昌

《银河棹》

立点言吧

第四章 起义迭起，元王朝委曲求全

刹那的欢愉

早起的虫子：方国珍

《吊泰不华元帅赋》

招安是最臭的棋

三年羁管岁月

张士诚的革命路

为脱脱喝彩

元朝的和尚，你不怎么样

第五章 临危受命，平贼乱力压时局

灯笼计

刘福通的斩首行动

齐桓公，我呼唤你

谁是真的齐桓公

第六章 痛苦的抉择，弃元投明

刘伯温的政治理想

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

传统智慧中的“主一”

一切都是偶然

刘伯温眼中的元顺帝

第七章 朱元璋三请刘伯温

谁是朱元璋

诡异的扩张

朱元璋一请刘伯温

孙炎两请刘伯温

你好，朱元璋

第八章 谋全局，首战建奇功

时务十八策

陈友谅来袭

先生计将安出

应天有个刘大仙

刘伯温踹了朱元璋一脚

婺州、处州之变

大家都是神

轻解建德围

第九章 “操纵”天象，大明天命所归

张士诚转身

杭州困

小明王，不能救

永别了，韩宋帝国

竖牧耳，奉之何为

第十章 生死决战，献奇策屠灭陈友谅

刘伯温猜中了

走，去找陈友谅

鄱阳湖四日之第一日

鄱阳湖四日之第二日

难星过，速换船

友谅死矣

大汉余音

第十一章 千年预言：迷雾中的《烧饼歌》

敌人在哪里

吴王，请速去南昌

东南必失一良将

不可改葬

除非燕子能飞入

烧饼的故事

神仙不信神

第十二章 朱、刘再联手，围城绞杀张士诚

专用黄菜叶

注意明玉珍

张士诚的八宗罪

檄文声讨的到底是谁

小明王之死

天日照尔不照我

第十三章 进献国策，稳固大明江山

宜大展兵威

《御史中丞诰》

卫所制

和李善长交火

永别了，朱元璋

第十四章 逃不脱的宿命，二次获召回京

朱元璋来请

朱元璋一试刘伯温

刘伯温论相

不许庆祝

第十五章 遭奸臣构陷，再度归乡

杨宪事件

扭捏出来的“诚意伯”

说走咱就走

青田知县的探访

朱元璋来信

谈洋事件

第十六章 悲情一生的谢幕

但愿我说错了

仙鬼门徒

胡惟庸来访

最后一面

刘伯温离开

死因罗生门

第十七章 传奇故事在民间

刘伯温之死的传说

刘伯温VS诸葛亮：传说

和朱元璋的传说

刘伯温大慈大悲的传说

备注

帝王师：张居正

目录

第一部：首辅之路

第一章 神 童

从“白圭”到“居正”

贵人顾璘

贵人的“阴谋”

良璧需多磨

榜样惹来的灾祸

第二章 严嵩还是徐阶

看严嵩搞夏言有感

与严大佬对话

认可严嵩

杨继盛，你太蠢

对徐老师的期望

第三章 徐阶的时代

在野之人，看得更真

与高拱相识

严嵩倒台

在徐阶背后

师徒联手，智除严世蕃

再联手，拟遗诏

第四章 弱肉强食的内阁

高拱的质问

高拱中了迫击炮

高拱被迫离去

徐阶也去职

隐晦的复仇

成为军事专家

高拱对阵赵贞吉

第五章 俺答封贡

张居正来信

无尽的担忧

舌战群臣

再接再厉

第六章 拯救徐阶

海瑞搞徐阶

徐家倒霉了

张居正拉偏架

保住徐阶

第七章 首辅张居正

冯保崛起

张居正到底在干甚

高拱狼狈而走

张居正的解释

第二部：拯救帝国

第一章 大调整

留住张佳胤

中枢换血

应付三只老虎

并不圆满的巡边

第二章 考成法：集权的第一步

吊诡的刺客

无法息事宁人

张居正的愤怒

考成法：把权力集中到内阁

周倍阳事件

第三章 盗者必获，获者必诛

殷正茂可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曾省吾的提议

灭亡都掌蛮

灭之以靖华民

巧解难题

李颐丢官

第四章 整顿驿递

李世达的上疏

搞定冯保

狼狈的孔圣人

侯东莱儿子案

保定事件

第五章 用人之道

王希元的奏疏

用人唯贤

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恩怨

超绝的识人、用人观

智惩云南王

第六章 刘台事件

张进事件

南京的流言

余懋学出招

刘台越权报捷

傅应祯先出手

刘台的指控

张居正三辞

如何处置刘台

第七章 义无反顾

力排众议解决罗旁瑶

据理抗旨

再忤李太后

第三部：巅峰之后

第一章 不许孝

困境来了

不许回家

吴中行开炮

众人齐救四官员

邹元标再掀波澜

吴仕期案

闰察：张居正的反攻

第二章 身在老家心在京

终于可以回家了

顶级大佬的谈话

陶成喾的叹息

张居正回京

独裁者宣言

翻案长定堡之捷

第三章 与天下士绅战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

张居正的宏愿

严法为清丈保驾护航

一条鞭法

第四章 与天下公知战

导火索：施观民

罗汝芳被驱

不许王阳明进孔庙

何心隐之死

第五章 钱！钱！钱！

朕要钱

禁止戒坛

君臣金钱拉锯战

爵位，给还是不给

第六章 不许辞职

忠孝两全了

谋定而动的辞职？

张居正的提神药

孙海、客用事件

第七章 结 局

与皇室矛盾升温

最后的交流

三娘子的用处

最后的辣手

张先生可好？

遗嘱

抄家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知行合一王阳明 : 1472～1529 / 度阴山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5

ISBN 978-7-5502-3000-2

Ⅰ. ①知… Ⅱ. ①度… Ⅲ. ①王守仁（1472～1529）－传记 Ⅳ. ①B2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29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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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王阳明：1472～1529

作者：度阴山

责任编辑：徐秀琴

选题策划：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盛亮 潘炜

封面设计：莫晓娟

版式设计：黄巧玲

责任校对：曹振民 姜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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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32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9.25印张

ISBN 978-7-5502-3000-2

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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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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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心学诞生的前夜

心学横空出世

心学诞生的前夜

第一章 为什么悟道的是王阳明

何谓第一等事

两件荒唐事：新郎失踪和格竹子

彷徨和痛苦是天才的共性

有一种无趣叫仕途

转捩点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刘瑾风暴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释厄路

做自己的主人

新朋友和新敌人

心学的政治力

朱陆异同

贵人王琼

第二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南赣剿匪

人性无法改变，却可以引导

横扫詹师富

胜败由心，兵贵善用

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金龙霸王池仲容

池仲容也会用计

定力的交锋

只怕有心人

心学入门课——大学问

风雨又来

第三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平定宁王

不被待见的宁王

朱宸濠一直在努力

针锋相对

宁王革命了

安庆保卫战

决战朱宸濠

费心为哪般

真诚的权变：最难不过斗小人

致良知

伟大的杨廷和

不许来京

再见，杨廷和

第四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广西戡乱

万人齐捧王阳明

李福达案

有请王阳明

走在成圣的路上

谢谢诸位

平定思田

雷霆扫穴

追忆祖先

赏还是罚，这是个问题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另一面

第五章 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强大内心的终极武器

我是自己的上帝

只俯首于自己的心

去心中贼之私情

去心中贼之私欲

闲思杂虑也是私欲

人生在世，不可拘泥常规

我们该追求什么

如何对付恶

不要操心

获得幸福的方法：不要和外物对立

第六章 知行合一的修炼法门

格物致知

心即理VS性即理

心外无理

万物一体

心外无物

心外无事

心即理的立言宗旨

为何说知行是合一的

古人为何单独提知行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一念发动便是行了

实践出真知

良知就是判断力

如何光复良知

致良知：听从第一感觉

致良知：听从内心的声音

后 记

序 章 心学诞生的前夜

心学横空出世

如果老天爷在1508年高坐云端俯瞰人间，他会看到这一年发生在地球上的那些大事。在中国，大明帝国的实际领导人刘瑾创建了内厂，这是继明帝国三大特务组织（锦衣卫、东厂、西厂）之后的又一更加残暴、更加摧残人性的机构；在日本，幕府掀起的内讧飓风归于平静；在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队进攻威尼斯共和国失败；在中美洲，西班牙人把非洲的尼格罗人运到西印度群岛作为奴隶，美洲有“黑奴”自此开始。

老天爷如果擦亮双眼仔细观看，还会看到未来的宗教精神导师马丁?路德正在威顿堡大学慷慨激昂地鼓吹他自己的宗教思想。如果他专心于中国，则会看到广西柳州的农民起义被血腥镇压，看到山东曹州的农民正在掀起抗暴的烽火，还能看到已上任三年的皇帝朱厚照（明武宗）正在紫禁城里不眠不休地纵欲。

只有一件事，他可能没有看到，或者说，他不屑于看到。这件事发生在大明帝国贵州龙场（今修文县）驿站中，当事人是驿站站长王阳明，叫“龙场悟道”。多年以后，中国思想史把它定义为：心学的诞生。

老天爷看不到，是因为贵州龙场在原始森林中，连目光最敏锐的鸟儿都看不到；老天爷不屑于看到，因为那时的心学还未散发它最耀眼的光芒。

自心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的不同凡响。七年后，王阳明被明帝国的中央政府派到江西剿匪时，他的忠实门徒已达千人。在他1529年离开人间时，他的门徒已以万计。在他去世的五百多年中，真心实意地把他当作精神导师的伟大人物不胜枚举，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是他忠实的拥趸。1513年，日本人了庵桂梧把心学带回日本，300多年后，日本人在王阳明心学影响下发动了举世皆惊的“明治维新”，摇身一变而成为世界强国。

所有的一切都无可置疑地表明，心学是一门能让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神奇学说。不过在1508年它来到人间时，恐怕只有王阳明一人认为它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和很多伟大思想的诞生一样，表面上看，心学诞生在电光石火间。

1508年一个春天的夜晚，王阳明在睡梦中突然惊醒，像着了魔一样喊叫起来。他的两个仆从被惊醒时，他已开始自言自语：“是了！是了！圣人之道，从我们自己的心中求取，完全满足。从前枝枝节节地去推求事物的原理，真是大误。实际上，‘格’就是‘正’的意思，正其不正，便归于正。心以外没有‘物’。浅近而言，人能‘为善去恶’就是‘格物功夫’。‘物格’而后‘知致’，‘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知孝；见兄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倘若‘良知’勃发，就没有了私意障碍，就可以充足他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充足到极点，就是‘仁’了。在常人，不能够没有私意障碍，所以要用‘致知格物’一段功夫去胜私复理，到心的‘良知’没有障碍，能够充塞流行便是‘致知’。‘致知’就‘意诚’了，把心这样推上去，可以直到‘治国’‘平天下’。”

想到这里，王阳明感觉到胸中爽快异常，向着静寂的夜空一声长啸。这就是心学史的开篇“龙场悟道”，归纳为八个字则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用王阳明的解释就是，人人心中都有良知，良知无所不能，能解决一切问题，不需要任何外来帮助。

多年以后，当心学璀璨夺目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王阳明创建了心学，而不是别人？王阳明为什么突然“顿悟”出了心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学”？如果以“既成事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必然使人发笑。因为就是王阳明创建了心学，而不是别人。即使王阳明本人也对自己何以能创建心学没有一目了然的答案。龙场悟道后没过几年，他到江西剿匪。有弟子问他：“尧舜那样伟大的圣人为什么不制作礼乐，非要等到周公呢？”他回答：“圣人的心是面明镜，物来则照，物不来也不去强求。尧舜没有制作礼乐，只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还不需要，没有这件事来找他们。周公制作礼乐，只是因为礼乐这件事刻不容缓，来找周公了。”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时势造英雄。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势造就了王阳明和他的心学呢？

心学诞生的前夜

现在，让我们看看心学诞生的前夜都发生了什么。

这个夜很漫长，有很多人行走在夜色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个道士模样的人，他正倒骑着驴，行走在公元960年的一条大路上。当有人告诉他赵匡胤做了皇帝建立了大宋时，他惊喜得从驴上摔了下来，说：“从此天下定矣。”他叫陈抟，是五代末期华山里神乎其神的一个道士。在他身后，我们看到了他的弟子穆修，而穆修的背后则是他的弟子周敦颐，此人精通儒释道三家学问，是当时的大学问家，世人评价他的品行时说他“胸怀洒落如风光霁月”。周敦颐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那篇美轮美奂的《爱莲说》。另外，他受到祖师爷陈抟道士的影响，以道家的语境写了一本书叫《太极图说》。书中提到了“无极”这一概念，它是万物的造物主，也是万物运行的标准。在周敦颐的身后，我们会看到两个相貌相似，神情却迥然不同的人。一个脸上荡漾着和气的颜色，而另一位则神情严肃，活像僵尸。这两人是亲兄弟，和气的那位是哥哥叫程颢，严肃的那位是弟弟叫程颐。

多年以后，兄弟俩从老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无极”理论中抽出“理”和“道”的概念，自成一家，这就是理学的雏形。理学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规范。周敦颐说它叫“无极”，二程说它叫“天理”。而“天理”的敌人则是“人欲”（不合理、不正当的行为和欲望）。每个人的一生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这个“天理”，祛除“人欲”。归根结底，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天理”和“人欲”。饿了吃饭是“天理”，但非要吃鱼翅鲍鱼，这就是“人欲”；困了睡觉是“天理”，但非要有美女陪睡，这就是“人欲”；一个人如果饿了非不吃饭，困了非不睡觉，这也是“人欲”，虽然它不是不合理的欲望，但却是不合理的行为，因为你违反了人的生理规律。由此可知，天理其实就是满足我们生存下来最基本的需求，除此之外的都是人欲。

如何“存天理灭人欲”，程颢和程颐的方法不同。程颢认为，人性本是善的，天理就在我心中，所以只需要在自身上下功夫就可以了。而程颐虽然也认为人性是善的，但是却认为不能仅仅在心上用功，必须要去外界寻找天理，也就是说，必须要依靠外界的力量“格物致知”来让自己的人性达到至善的境界。

二人的主张不同，是因为心性不同。有这样一则轶事，很能说明问题。兄弟二人去参加宴会。宴会上，哥哥程颢对主人送到怀里的歌女温存备至，而弟弟程颐对怀里的美女连看都不看一眼，反而气得七窍生烟。回家后，他指责哥哥有失体统。程颢大吃一惊，说：“我当时在饭局上，怀里有美女，心中就有美女，我现在回家了，怀里没有美女，心中也没有了，而你直到现在，心中还有美女？”

这个故事恰好戏剧性地验证了两人的思想。程颢认为，一切都是心的问题。而程颐则认为，必须要时刻约束自己，让外界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心。

南宋时，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而陆九渊则继承了程颢的思想。朱熹和陆九渊凭借天资将这两种思想发扬光大，这就是后来的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九渊心学，目的都是为了存天理去人欲。为什么要存天理去人欲呢？另一位理学大师张载给出了答案：为天地立心（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生民立命（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往圣继绝学（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

如此精彩雄壮的格言，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只此一次。这四句话，就是理学家的名片。

实际上，理学的思路虽然来自道家，但创造它的人都承认，理学是儒家思想，是新儒学。不过，理学谈的却是儒家鼻祖孔子最不愿意谈的问题“性和天道”（子罕言性与天道），表面上看，这背离了孔子的方向，但其实不是这样。

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六派（李斯为代表的小康派，孟子为代表的大同派，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派，孟子、荀子和告子为代表的心性派，荀子为代表的考证派，司马迁为代表的记篡派），其中有两派在日后发扬光大，一派是天人感应派，在两汉时期威风八面；另一派则是心性派，多年以后，它改头换面而成为理学。

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告子则说，人性可善可恶。理学家则说，孟子说得对，荀子说得也有道理，而告子给我们提了个醒。所以，我们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心，一定要“存天理灭人欲”。

为什么会有理学的诞生，这是个深远的话题。儒学在西汉取得正统地位后风光了几百年。魏晋五胡乱华时，儒家四平八稳的主张在乱世失去作用，于是销声匿迹，直到南北朝结束后，隋唐大一统王朝到来，儒学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不过，四百多年不在人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高度繁荣，使得儒家思想没有了竞争力。唐代的韩愈曾向皇帝提出抑制佛、道二教，重新把儒家思想放到尊位上来的建议。韩愈的呼吁很快就化为泡影，唐帝国灭亡后，中国又迎来了一个血肉横飞的小分裂时代（五代十国），到处都是武夫当权，儒学再次显示了它脆弱的一面——只有在大一统时代才有力量——而退隐。

北宋统一中国后，第一任皇帝赵匡胤“抑武扬文”，儒学在告别人世接近七百年后终于迎来了复兴时刻。这一复兴是震动天地的。几乎是一夜之间，北宋帝国成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乐园。人人都以读儒书、参加科考而高中为生平最幸福的事，连北宋的皇帝都指着儒书赞叹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我们都知道，儒家知识分子有个极坚韧的行为就是，千方百计把他们侍奉的对象（皇帝）纳入到自己设计的圈套中来。他们要求皇帝必须具备基本的仁义道德：必须要这样，必须不能那样。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圣君贤相。问题就出在这里，儒家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想过设计一种制度来限制皇权，而只是通过各种说教来让君圣相贤。一旦君不圣，相不贤，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干瞪眼。

董仲舒曾用“天人感应”的方式来限制皇权，但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历史照样发生了。“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国君做了坏事，老天就发怒；国君做了好事，老天就高兴。北宋的儒家知识分子拿不出别的办法，但如果还拿“天人感应”来忽悠，他们自己都会为自己枯竭的想象力而羞愧。所以，北宋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开始对“天人感应”进行升级。

意想不到的是，这段时期发生的一件事给理学的诞生提供了温床。1058年，王安石在皇帝赵顼（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变法。儒家的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将他们统统从中央驱赶到洛阳。正是在洛阳，以程颐为代表的洛阳知识分子群没有政事的烦扰，所以专心致志地搞起思想来。也正是在这时，这些儒家知识分子放弃了儒家知识分子本应该坚守的处理现实问题的实际性，而凌空蹈虚地谈起了天道和人性。

据说，程颐年轻时听了周敦颐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后，大呼过瘾说：“周老师是天下第一等人。”朱熹很小的时候就曾问过老师：“头顶是天，那么天之上是什么？”陆九渊三四岁的时候就问老爹：“天地的边际在哪里？”

正是这种区别于注重现实的古典儒者的探索精神，让理学诞生到人间。理学虽然诞生于南宋，可在南宋时命运多舛。朱熹晚年，发生了“庆元党禁”，一大批理学家和信奉理学的朝野著名人士被列入伪党名录。理学受到重创，直到南宋灭亡，都未恢复元气。不过元朝初期，蒙古人对思想的宽松政策使理学重获青春。理学就在它倒下的地方（中国南方，当年的南宋地区）站起来，开始发光发热。1314年，元朝皇帝把朱熹特别推崇的“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且指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它的参考书。直到此时，理学在全中国被普及，渐渐有了压倒其他思想的权威。

然而，自理学诞生的那一刻到它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时，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始终像个恶灵一样跟随着它。

首先，理学在“存天理去人欲”的执行上过于严苛。这一点，程颐登峰造极。程颐认为，人生应该严肃，并且要绝对严肃。他曾给小皇帝赵煦（宋哲宗）上课，当时是春天，树枝发出清新的芽，让人怜爱。赵煦趁程颐不注意，折了一根树枝。程颐发现，脸色大变，说：“春天正是万物复苏之时，您怎么忍心折杀它们，这真是没有天理。”这种忽视甚至是扼杀情感的理学，实在让人无法喜欢上它。

其次，理学萌芽于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倡导理学的那些人因为没有政务在身，所以不对政治负责，于是提出了高调的个人道德主义。他们希望每个政治家都应该具备他们所说的个人道德素质，程颐认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完美的道德家，必须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仁义礼智信，甚至包括个人卫生。司马光就曾攻击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一年才洗一次澡，连胡子里都是虱子，这样一个连“修身”都做不到的人，怎么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问题是，个人的道德和能力扯不上半点关系，可理学家非要认定，个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没有个人道德，能力就大打折扣。王安石对那群高弹高调个人道德主义的理学家反击说，你们说的那些都是“壁上行”，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的确没有实现的可能。程颐还算是合格的，他的一生极端严肃，几乎没有笑过。但别的理学家就没有这种能力了。久而久之，理学家们大谈特谈的“存天理去人欲”渐渐变成说给别人听的口号。正是因为说给别人听，所以调越高越好，这让人在那些严苛的道德规定下无所适从的同时，也注定了理学师傅们不能知行合一。早在朱熹时代的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人指责理学家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说一套却做一套，理学宗师们规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让别人用的，理学信奉者只是讲师，不是实践者。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理学迈进明朝时，在明朝各位皇帝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这个变异过程漫长但却相当顺利。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不久，就在那位充满神话色彩的刘伯温的建议下，全盘接受了元王朝的科举制。朱元璋在思想控制上比蒙古人狠一百倍，他把理学之外的所有学说统统列入异端，甚至是孟子的“吊民伐罪”思想都被他砍了。如此一来，理学一方面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使得凡是想通过读书改变人生的人必须接受，由此普及全国；另一方面，理学由此成了明帝国的唯一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如你所知，一种思想被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由此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下面的刻板印象：一切都臻于完美，你只要在它那一套架构中调节自己的生活，补充自己的知识，完善自己的心灵，就一切圆满。本身，理学就有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严密完整的体系中，一切问题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寻找答案。实际上，在一个严密的体系里，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最有天赋的思想家就是最大胆的怀疑者。但你一旦怀疑，你就成了异端、叛逆。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时期，一个灵性十足的思想者朱季友对朱棣说，朱熹理学有很多缺陷，即使不抵制，也不能把它普及。朱棣咆哮道：“你真是儒家的逆贼！”这位异端受到了严厉的廷杖惩罚，屁股被打烂，割下腐肉几斤，由于走路的姿势很怪，好多年他外出都要人背着行走。显然，理学在明代，已经严重制约了人们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才华出众的思想家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实践理学。

明代最著名的理学实践家主要有以下两人。一个是山西理学泰斗薛瑄，他对自己曾说过下面这段话而沾沾自喜：自有朱熹后，人间大道已明，不需任何多余的著述，躬行就可以了；另一位则是江西人吴与弼，他是圣人的奴隶，不仅仅恭维朱熹，而且恭维一切圣人。他经常梦到自己匍匐在周文王、孔子、朱熹的脚下聆听教诲。比如在他六十七岁那年的五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昨天晚上，我梦见孔子的孙子子思来访我。他说他是按孔子的命令来的，我感动得要死，也就在梦中醒来了。”吴与弼特别注重行，所以在他门下学习的人肯定是个出色的劳动力。但他的弟子中也有叛逆者，此人就是陈白沙。陈白沙慕名而来，几天过后就发现吴与弼没什么突破性思想，于是赖在床上，不去劳动。吴与弼就用棍子击打他，愤怒地说：“如此懒惰，怎么能做程颐、朱熹的门徒！”

陈白沙细皮嫩肉，当然经受不起棍棒的考验，于是号叫着离开了吴与弼。当他肉体的疼痛还未消失时，他的精神更剧烈地疼痛起来。这种疼痛就是：朱熹的理学好像是错误的，他叫人到外面去“格物”而获得“天理”，纵然把外面的理格了，又怎么能和我的心意一样？朱熹注解的“四书”是天理，我去格它，结果我的心发现，他的注解有问题，可大家都说，他的话都是天理啊。这可如何是好？

陈白沙无论如何都解不开这个心结，他从朱熹理学的殿堂里窜了出来，去探索陆九渊心学。

要了解陆九渊心学，就必须和朱熹理学相参照。朱熹理学的修养方法是以读经书和持敬为主。所谓持敬，就是统一自己的精神，抑制人欲，经常自觉天理。它的实践方法就是静坐。如果说，“读经书”是知性修养法，那么，“持敬”就是实践修养法。朱熹认为，这两者必须要互相帮助、互相依存，才能达到幡然领悟天下事物之理的境界。陆九渊心学在修养上特别重视静坐，主张直观性的感悟真理。朱熹则重视读经书，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区别，就是在修养上，至于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得到天理，锻炼内心。

陈白沙转投陆九渊心学，奠定了他明代第一位心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地位。不过，他是从朱熹理学逃到陆九渊心学这里的，所以他仍然没有解决朱熹理学的“格物”问题。事实就是这样：理学当时已经是一个完美、严密的体系，在它内部，很难产生独创型的学者。

而当时是清一色的理学天下，想要在思想上被人瞩目，必须要从朱熹理学开始。王阳明当然也不会例外。

那么，他是如何突破朱熹理学，一举创建王阳明心学的呢？

让我们从头开始说起。

第一章 为什么悟道的是王阳明

何谓第一等事

对于大明帝国第八任皇帝朱见深（明宪宗）来说，1472年绝对不是个好年头。鞑靼（明朝时由也速迭儿开始，最终由达延汗统一的东部蒙古）从年初到年末持续不断地攻击帝国北疆；大运河因为干旱而枯竭，南方运往北京的粮食只能走遥远而艰险的海路；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政府军接二连三地惨败；苏州发生洪灾，两万余人被冲进大海成了鱼虾的美食。朱见深和他的政府焦头烂额。

但对于浙江余姚王华家来说，1472年是个非常好的年头。因为就在本年九月三十，王华的老婆生下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就是多年以后的王阳明。

王阳明早慧，四岁之前，他就把爷爷王天叙经常朗诵的书籍内容全部烂熟在胸。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他生性活泼、顽皮好动，有一种惹人发火的好奇心。当他四岁开口说话后，总是把王天叙追问得走投无路。同时，他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刻苦钻研的心。七八岁时，他迷上了中国象棋，很快就把自己沉浸到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去了。

那个时候，他不是在和别人玩象棋，就是在去和别人玩象棋的路上。吃饭时，他身边摆着棋谱，睡觉时，他枕边摆着棋谱，即使洗澡时，他的木桶旁边也摆着棋谱。最疯狂时，他废寝忘食，几乎忘了自己还有很多儒家经典要读。

他的父亲王华实在看不下去了，训斥他：“你整天鼓捣这种‘小技’，是违背圣人的教诲。”

王阳明一本正经地说：“我正是在遵循圣人的教诲啊。”

王华冷笑：“你老子我是秀才，圣人说过的每句话我都背得滚瓜烂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圣人让人鼓捣象棋的话？”

王阳明摇头晃脑地说：“您说象棋是‘小技’，但孔夫子说过，即使是小的技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虽小技，必有可观者焉”）。这不是告诉人们，可以钻研象棋这种小技吗？”

王华被气得胡子抖了两下，说：“你断章取义的功夫还真不错。孔夫子这句话下面还有句话，你可记得？”

王阳明当然记得，但他摇头。

王华冷笑：“真是学艺不精。孔夫子下面的话是：但对远大的事业恐怕有影响，所以君子不从事这些小技艺（“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王阳明假装恍然大悟：“孔夫子是个性情活泼的人，他肯定支持人钻研小技。后面那句话大概是后人加上去的，应该不是孔子的话。”

王华的胡子又抖了起来。

王阳明的母亲没有闲工夫和他斗嘴皮子，索性趁他睡觉时把他的象棋扔到了水里。小王阳明悲痛不已，还做了首诗来描述象棋的“凄惨”命运：“象棋在于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帅溺水同时休；车马千里随波去，相士和川逐浪流；炮响声音天地震，象若心头为人揪。”

这并未摧折王阳明喜欢钻研的心，他很快就把象棋的事忘到脑后，又一头钻到了道教的养生术里。

父亲王华再次吹胡子瞪眼，母亲严肃地站在了王阳明面前。王阳明只好乖乖地将关于养生术的书籍束之高阁，但只要父母不注意，他就会像做贼一样偷偷地阅读。好在他很快就从养生术中走了出来，又开始舞枪弄棒。

王华看着这个孩子，唉声叹气。唯一支持王阳明“为所欲为”的只有他的爷爷王天叙。这是位和蔼的老人，饱读诗书思想开放，允许年轻人按自己的想法去行事。正是在王天叙的保护下，王阳明才充实了自己丰富多彩的少年生活。

随着年纪的增长，王阳明的心越来越野，越来越让当时的人不能接受。1482年，王阳明的父亲高中状元在北京获取官职。十一岁的王阳明和爷爷王天叙从浙江余姚前往北京。途经镇江时，王天叙被他在镇江的诗友挽留，一行人游览金山寺。

游玩进入高潮时，有人提议以“金山寺”为名作诗。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时，王阳明已挥笔而就，这首诗是这样的：“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王天叙扬扬得意地把孙子的诗传给众人看，这些诗友们啧啧称奇。但有几人打翻了醋坛子，议论说，这样的诗歌怎么可能是一个孩子所作，必是王天叙代作，以显示他孙子的超人才华。王天叙显然听到了这样的议论，为了证明他孙子的确有超人的才华，就让他们给王阳明命题。

有人就指着金山寺的“蔽月山房”景点说：“作一首如何？”

王阳明毫不谦虚，点头。

有人要拿笔墨纸砚给王阳明，王阳明拒绝说：“不必。”还未等那人反应过来，他已脱口而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高月更圆。”

对诗歌稍有欣赏力的人就能发现，这首诗语言虽然清新平凡，却呈现了一种非凡的艺术观念，它的美几乎是浑然天成。

即使那些醋坛子也不得不发自肺腑地称赞，这真是一首好诗。可王阳明却发出一声青涩的冷笑，说道：“文章小事，何足挂齿！”

众人大惊。这些人一致认为，王阳明要么是在玩清高，要么就是疯了，文章怎么是小事？在大明帝国，文章是能获取高官厚禄的头等大事，作为知识分子，文章差不多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事。如果文章是小事，那王阳明心中的大事还能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在一年后有了答案。

1483年，王阳明在北京的私塾读书。有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问，人生的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

他的老师吃了一惊，从来没有学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看了看王阳明，笑笑，又思考了一会儿，才做出他自认为最完美的回答：“当然是读书做大官啊。”这在当时的确是标准答案，正如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发家致富的“第一等事”一样，明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当然是以读朱熹理学，通过八股考试，进入仕途为毕生理想。

王阳明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他看着老师说：“我认为不是这样。”

老师不自然地“哦”了一声：“怎么，你还有不同的看法？”

王阳明夸张地点头，说：“我以为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

老师目瞪口呆，突然狂笑，然后对着王阳明摇头：“孩子，你这第一等事可是太高了，哈哈。”

王阳明对老师的讥笑毫无反应，转身离去。这件事后来传到王华的耳里，王华冷笑。有一天，他看到王阳明在院子里望天，若有所思，就笑着问他：“听说你要做圣贤？”

王阳明对父亲点了点头：“当然。”

王华大笑，说：“你把吹牛皮的功夫放到学业上，该多好。”

王阳明有点恼怒，回问父亲：“圣贤怎么就做不得，您和我老师都这样取笑我？”

王华收起笑容，质问儿子：“你懂什么叫圣贤？”

王阳明像背书一样回答：“圣人就是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

王华说：“你虽然把北宋张载这段话背得很扎实，但我告诉你，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呓语，你怎么就当真了！”

王阳明说：“孔子就是这样的圣人。”

王华正色道：“那是千年才出的一位圣人，你怎么能比？”

王阳明反驳：“大家都是人，怎么就不能比？”

王华语塞。

的确，孔子出生时也不是圣人，是通过后天努力把自己锻造成圣人的。按王阳明的见解，大家都认为圣人不好做，只是因为被圣人的光环吓唬住了，不敢去做，所以很多人都和圣人失之交臂。他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可以和圣人失之交臂。

但是，做圣人的第一步该是什么呢？

为天地立心，太空了；为生民立命，太大了；为往圣继绝学，太远了。能摸得着看得见的只有“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太平可不是靠嘴皮子，而要靠出色的军事能力才能经略四方。

正是这种“经略四方”的理想，使得王阳明在课堂上总是心不在焉。后来他干脆就逃课和很多小朋友玩军事游戏。不过他组织的军事游戏，即使在成人看来也已超越了纯粹的玩闹。他制作了大小旗帜数面，自己则装扮成指挥官的样子居中调度。在他手中的旗帜不断变换时，他的“士兵”们左旋右转，右旋左转，很有排兵布阵的架势。

王华唉声叹气，可以说，他为这个孩子操碎了心。他大声训斥王阳明：“我家是书香门第，你却搞这些不入流的东西，真是败坏家风。”

王阳明深为父亲的武断吃惊，问：“排兵布阵怎么就是不入流的东西？”

王华耐住性子解释道：“本朝自开国以来就重文轻武，凡是有志向的君子都不会参与武事，而且我从来没听过哪个圣贤是舞刀弄棒的。”

王阳明小心翼翼地质问：“孔子不是文武全才吗？”

王华跳了起来：“人家是圣人，你只是个普通人。你最正经的事就是好好读书，将来通过科举考试，最好成为状元，像你爹我，就是状元，大家都喜欢我，尊重我，羡慕我。”

王阳明转动眼珠子，不怀好意地问父亲：“父亲中了状元，后世子孙还是状元吗？”

王华丝毫没察觉出这是个陷阱，严肃地回答：“你想得美。状元只是一代，你若想中状元，还需要刻苦读书。”

王阳明随意地一笑：“原来只是风光一代，但建功立业却能百世流芳，所以我恐怕不会稀罕状元。”

王华气得发疯，他拿出家长的姿态来，要体罚王阳明。每每在这个时候，王天叙都会适时地出现，先是好言相劝王华，如果王华不听，他也拿出家长的架势来，王华是孝子，只好乖乖地溜走。

王天叙早就对王华讲过大道理：“人才不是管出来的。”

王华谨慎地反驳说：“但人才是教育出来的。”

王天叙就反击道：“最好的教育是引导，不是你这种强制管束，你应该顺着孩子的习性去教育。我这个孙子将来必有大成，不是你所能体悟到的。”

王华摇头苦笑，他实在看不出这个有点多动症、喜欢吹牛皮，整天都在搞“小技”的孩子将来能有什么大成。

王华不了解王阳明，王阳明的确有多动症，但绝不是吹牛大王。为了实现“经略四方”的志向，他很是投入。除了频繁地组织军事模拟外，他苦练骑射，遍览兵法，在史籍中寻找出色的军事家传记反复阅读，然后把这些人打过的著名战役在现实中还原，不停地模拟。

在模拟之外，他还极为认真地进行过实地考察。1486年，十五岁的他单枪匹马私出居庸关。当时大明帝国的主要敌人就是居庸关外的蒙古人，他们三番五次攻击大明帝国的边疆，王阳明私出居庸关，正是为了实地考察蒙古人，希望能得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当他在居庸关外的一条羊肠小道上骑马漫行时，两个蒙古人在他不远处信马由缰。王阳明热血澎湃，从身后抽出弓，搭上一支利箭，扯开嗓门向那两个蒙古人大喊：“哪里走，吃我一箭！”

两个蒙古人突然发现一匹马腾空而来，马上端坐一人，正朝他们的方向弯弓。他们从未在此遇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吓得魂飞魄散，调转马头，带着哭腔拍马就跑。王阳明在后面大喊大叫，追出了几里才停住。他看着两人的背影哈哈大笑，很为自己的勇气而自豪。不过，他这样做的目的并无恶意，他只是想练练自己的胆子。随后，他就和当地的蒙古人打成一片，在居庸关外待了一个月，他深刻了解了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和军事训练方式，后来还在一场蒙古人组织的射箭比赛上拔得头筹，又在蒙古人组织的摔跤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当他回到北京时，他父亲王华的肺都被气炸了。王阳明在爷爷王天叙的庇护下才没有受皮肉之苦。这件事不久，北京郊区发生了农民暴动。这是件大事，皇帝朱见深要各位大臣出谋划策，王阳明得到消息后，兴奋不已，他连夜写了一篇《平安策》，请求父亲交给皇帝。王华斜眼看了看他，又拿过他的《平安策》扫了几眼，就扔给他，说：“老生常谈，无济于事。”

然后王华拿出了另一副腔调：“我说，你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吗？”

王阳明在心里说：“我现在做的是第一等事，第一等事怎么就不是正经事了？”

王华似乎注意到了儿子的心思，指责他：“你四处乱逛，像个夜游神，我听说你有事没事就去逛于谦庙？”

王阳明回答：“于谦是大英雄，当初土木堡之变，如果不是他守卫北京城，蒙古人可能就把这座城给攻陷了。”

王华又问：“你还很喜欢东汉的马援？”

王阳明激动地回答：“他平定交趾，实在是天底下第一等豪杰。”

王华叹了口气：“你呀，羡慕英雄豪杰我不反对，但你想过没有，人家是赶上了时势，人家有平台施展。你要真想做那样的英雄豪杰，就要读书做官，只有做了官才有平台给你施展。”

从以上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因为王阳明太聪明，所以能积累起大量的知识，同时，极致的聪明也使他目空一切，把别人看得特别重的东西视为粪土，并且树立起高人一等的理想。又因为他与生俱来一种“英毅凌迈，超侠不羁”的性格，使他浑身散发着任侠情怀和要在战场上摧敌制胜的伟大心愿。

但也正如他老爹王华所说，他现在只是空想，因为没有平台。王阳明也经常问自己，施展经略四方的平台到底在哪里呢？

两件荒唐事：新郎失踪和格竹子

王阳明当时只是个普通的读书人，即使往大了说，他也不过是个状元的儿子，没有任何平台施展他那“经略四方”的志向。

而在王华看来，王阳明总有点三心二意，一会儿玩箭，一会儿骑马，一会儿搞军事游戏，一会儿又对着兵书发呆，一会儿又跑去对着道教典籍愣神。王华心里说，恐怕只有鬼知道这个小子天天在搞什么。

王阳明七八岁时曾接触过单纯的道教养生术。十二岁时，他重新回归道教，这一次不仅仅是养生术，还有道教思想。这次回归起源于他生母的离世。在为生母守孝期间，他那多愁善感的心绪不能平静，于是感叹说，人生在世，忽然而来忽然而走，太短暂，什么事都干不成。倒不如学习道教长生术，做个不死神仙。

不过很快，他被“经略四方”的志向所吸引，把道教又扔到一边。然而，他只是扔掉了手中的道教典籍，在他心里，始终留有道教的一席之地。

1488年，王阳明按长辈们的约定到江西南昌迎娶江西副省长（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的女儿。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一刻千金的新婚之夜，王阳明居然茫然若失地走出了诸家，在南昌城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起来。或许是命运使然，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一处道观，抬头看时发现了“铁柱宫”三个大字。铁柱宫在江西南昌名气非凡，是许多达官贵人趋之若鹜的地方。但在那个沉寂的深夜，王阳明可算是唯一的香客。

他信步走了进去，放眼四望，灯火阑珊，只见空地上坐着一位仙风道骨的道士，大概在修行导引术。他走上前，小心地坐在道士面前。道士闭着眼，听到急促的喘气声，缓缓睁开眼。他吃了一惊。

王阳明当时的脸色很不好，呈现青黑色，在灯火并不明亮时，很像鬼魅。道士对王阳明说：“你有病啊。”

王阳明承认：“我从小身体就不好，肺部经常感到不适，脸色始终如此，所以一直坚持用你们道家的导引术缓和病情。”

道士“哦”了一声。

王阳明就问：“仙人何方人氏？”

道士回答：“祖籍四川，因访问道友到此。”

王阳明仔细打量着面前这位道士，只见他白发披肩、皮肤细腻、眼神清亮，王阳明无法猜出对方的年纪，只好问：“您高寿啊？”

道士回答：“惭愧，才九十六。”

王阳明吃了一惊，九十六岁，够短命鬼活两回了，他居然还惭愧，看来世界上的确有长生不老术这回事，而面前这位活神仙就是证据。

他问活神仙：“请问您俗名？”

道士抱歉地一笑说：“从小就在外面漂泊修行，姓名早就忘记了。有好事者见我经常静坐，所以称我为‘无为道者’。”

王阳明又凑近一点，殷切地问活神仙：“您是高人，必有养生妙法，请赐教。”

道士笑了笑说：“我才说过，那就是静坐。养生之诀，无过一静。老子清静，庄子逍遥。唯清静而后能逍遥也。”

按王阳明的理解，这位道士的话其实就是：首先通过身体的安静（静坐）从而进入心灵安静（内心空空，什么都不想）的状态。只要心灵安静了，就能跳入逍遥境界，成为不死奇人。这就是养生的秘诀，它养的不仅是身体，还有心灵。

王阳明大喜过望，把他在道教方面的造诣和盘托出。道士一面听着一面频繁地点头，这更激起了王阳明的表现欲。两人就那么畅谈，直到东方发白，毫无倦意。

道士适时地止住王阳明的滔滔不绝，问道：“你好像不是本地人，来此何干？”

王阳明“啊呀”一声，他总算想起来南昌是为了结婚，而洞房花烛夜就在昨天。他跳了起来，和道士告别，很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

道士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以后要保重，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下一次我们见面，你的人生将迎来转折点。”

王阳明对道士的讳莫如深不感兴趣，因为凡是道士都有这样的怪癖，他只是问：“何时能再见？”

道士笑了笑，伸出两根手指说：“二十年后。”

王阳明向道士拜别，急如星火地跑回了他老岳父诸养和的家。诸养和与他的家人和下人们一夜无眠，新郎失踪几乎让诸养和绕柱狂走。当王阳明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大门口时，诸养和惊喜交集，王阳明不停地道歉。诸养和也顾不上追问王阳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他现在只知道，这个女婿应该把新婚之夜该做的事补上。

新婚之夜的失踪告诉我们的信息是：王阳明对任何一件事只要痴迷起来，就会倾注十二分的精力，这种使人震惊的热情让他在每个领域都可以成为专家级人物。

戏剧性的新婚之夜失踪事件后，王阳明又做了一件高度戏剧化的事——格竹子。它是王阳明人生中最有趣味，同时也是王阳明本人最苦闷的一件事，而起因则是王阳明和大儒娄谅的见面。

1489年秋天，第一片黄叶飘落地面时，王阳明带着他的老婆诸女士离开南昌回老家浙江余姚。途经广信（江西上饶）时，他舍筏登岸，拜访了居住在此的大理学家娄谅。娄谅是吴与弼的高徒，喜欢佛道二家思想，深谙理学三昧，善于静坐，并把静坐当成是步入理学殿堂的敲门砖。

王阳明来拜访他时，他正在给他的弟子们讲课，场面很大，足有几百人。王阳明确信自己找到了真人，并希望娄谅能和他单独交谈。

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虽然也读了朱熹的很多书，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应景，并未深钻。他来向娄谅请教朱熹理学，实际上还是想得到如何成为圣贤的答案。

他问娄谅：“如何做圣贤？”

娄谅自信满满地回答：“圣人是可以靠后天学习而获取的。”

王阳明满心欢喜，因为这正是他一直以来的认识。他问娄谅：“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通往圣贤之路的捷径？”

娄谅大摇其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说：“不是，绝对不是。你说的为万世开太平是‘外王’，只有先‘内圣’了才能‘外王’。所以要成为圣人，必须锻造自己，然后才能去做圣人做的事。”

王阳明再问：“怎样才能成为内圣的人呢？”

娄谅一字一字地回答：“格物致知。”

这是朱熹理学的治学方法，也是成为圣人的方法：人在面对自己所不知的物时，要通过各种方式（实践或书本知识）来把它搞明白。搞明白一切事物的道理后，你就是圣人了。

王阳明表示谨遵娄谅教诲。娄谅告诉他，人生要绝对严肃。王阳明回到浙江余姚后就把从前嘻嘻哈哈的习气一举荡涤干净，变成了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娄谅又告诉他，要刻苦读朱熹经典。王阳明回到余姚后就苦读朱熹注解的“四书”。别人读“四书”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王阳明却真是向里狠钻，不但钻朱熹，还钻各种各样的理学大师们的著作。娄谅还告诉他，一草一木都有道理，必须要去格出来，王阳明于是就去格了竹子。

王阳明格竹子事件的始末大致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和一位同样精钻朱熹理学的朋友在竹林前探索学问。王阳明突然说：“咱们把竹子的道理格出来如何？”

这位学友吃了一惊：“竹子能有什么道理？”

王阳明回答：“朱熹说，一草一木都有它自己的道理，你不格你怎么知道它有什么道理？”

学友认为王阳明说得有点道理，于是两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一棵挺拔的竹子面前。学友不知从何下手，问道：“如何格？”

王阳明也不知方法，只好胡乱说：“盯着它看，道理自会闪现。”

两人就死盯着那棵竹子看，草草地吃饭，草草地睡觉。三天后，那位学友都快成了竹子，可他什么都没有得到，却有了幻觉。他发现竹子自己飘了起来，绕着他转。他头昏脑涨，实在无法支撑，就对身边瞪着布满血丝双眼的王阳明说：“哎呀，我不行了，看来朱熹老头的‘格物’真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做到的。”

王阳明说：“你要坚持！”

学友懊恼道：“天赋有限，不是坚持就能成功的。我撤了，你继续。”

学友的离开并没有使王阳明灰心失望，他依然坚持盯着竹子看，到第六天时，他不但出现了幻觉，还出现了幻听。他听到竹子在说话，好像在埋怨他：我的道理如此简单，你怎么就“格”不出来呢？

王阳明懊丧不已，正要回答他的难处，突然听到所有的竹子哄堂大笑，这种笑声具有明显的挑衅味道，王阳明怒了，使尽浑身力气喊道：“你们就没有道理，我怎么格！”

他不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喊出任何话来。他体力严重透支，最后扶着竹子倒了下去。几天后，他恢复过来，反省此事，他确信，朱熹的“格物致知”有问题。

他找来那位难友，把自己的怀疑说给对方听。对方的幻觉才消失不久，以为自己又得了幻听，当他确信不是幻听时，不由惊骇起来：“你疯了？朱熹的‘格物致知’怎么可能是错误的，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王阳明没有走火入魔，他冷静地分析说：“别说我们没有格出竹子的道理，即使把它格出来又能怎样？朱熹说，天下万物包括一草一木都有道理，而且要我们去格，格个竹子都这么费劲，天下万物那么多，我们格到死，连圣贤的影都看不到。况且，如果我们踩了狗屎运，突然把竹子的道理格出来了，可那是竹子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不被我们认可该怎么办？是把它扔了，还是违心地承认这个道理？”

他的难友对王阳明这段话瞠目结舌：“你这话太惊世骇俗了，唬得我六神无主。总之，朱熹老夫子是没错的。你不能因为格不出来竹子的道理就说人家的理论是错的，这只能说明你没有天分。”

王阳明叹息道：“我倒希望如此。可无论是我受天分所限还是朱熹有问题。总之，如果通过朱熹这条路成为圣人，对我而言，是一条死路了。”

他苦恼，从前对朱熹的狂热瞬间全无，转为了一种捉不到根由的绝望，就像是一个人掉到了云彩上，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在苦恼了一段时间后，他适时转向。王阳明就是有这样一种本事：此路不通，掉头再寻找另外的路，绝不会在一条路上走到黑！

能勇敢向前是勇气，能转身是智慧，智勇兼备，才可成大事。

看上去，王阳明在俗世的大事好像要成。

彷徨和痛苦是天才的共性

1492年，格竹子事件发生后不久，王阳明在浙江的乡试中脱颖而出。据他的同学们说，王阳明几乎没有费什么劲就金榜题名，所以当1493年北京会试时，人人都认为王阳明会毫无意外地重演乡试的荣耀，令人大感诧异的是，他居然落榜了。

王阳明心情必定是沉重的，但他未挂碍于心。他的朋友们来安慰他，他只是笑笑说，我并未哀伤，我只是为不能考中做官为国家效力而遗憾。他父亲的朋友、大学士李东阳就起哄说，为国家出力也不在乎一天两天，当然也不在乎一年两年，三年后，你必高中状元，何不现在写个《来科状元赋》？

王阳明在诗词文章上向来是毫不谦虚的，听到李东阳这么一说，就提起笔来，文思泉涌，很快完成一篇赋。在场的人深为叹服，但有醋坛子看着这篇文章对别人小声说，此人口气如此大，自负之气跃然纸上，将来真得势，他眼里还会有我们？

实际上，王阳明在那时眼里就已经没有了很多人。他在1493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并非是运气不佳，而是他并未用心于八股文。乡试过关后，他开始钻研道家养生术和佛家思想。他对自己说，经略四方，没有平台；钻研朱熹理学，没有诀窍，倒不如另辟蹊径，去道教和佛家中寻找成为圣贤的密码。

然而这一密码，他只找了一年，1493年会试败北后，他放弃道教和佛家，开始精研辞章之学。和那些欲以诗歌文章获取名利的人不同，他是希望通过辞章为万民立心，立下千古之言。这种钻研是虔诚的，他在北京的家中读古代那些伟大文学家们的著作，他和北京城中那些文学家们建下深厚友谊，彼此切磋文学的真谛，日夜苦读，以至于累到吐血，搞得他父亲每天夜晚必须强迫他休息才算完。1494年，王阳明离开北京回到浙江余姚，热情地组织了龙泉诗社，每天的生活都在和文章诗歌打交道，他发誓要走通这条路，把自己送上圣贤的圣坛。

在辞章之学上，王阳明取得了灿烂的成就，他被当时的文学界誉为天才。可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解散了龙泉诗社，重新拾起了久违的军事。

让他做出这一“吃回头草”举动的是一个叫许璋的居士。许璋当时在浙江余姚附近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传奇人物的特征。他喜欢穿白衣，喜欢站在茫茫一片绿的森林中，人们一眼就能发现他。据说，许璋曾经也是理学高手，拜过陈白沙为师，不过和王阳明一样，他也琢磨不透朱熹理学的真谛，所以抛弃理学，钻研军事和奇幻法术。他有两个让人钦佩的地方，一是占卜：他能掐会算，有在世刘伯温的美誉。他曾准确地预言了朱宸濠的造反，又准确地预言了明帝国十一任皇帝朱厚熜（明世宗）的继位（朱厚熜是以非太子身份登基的）。另一成就是在军事理论上，他用多年时间吃透了诸葛亮兵法和奇门遁甲中的兵法部分，后来他把这些兵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王阳明。

王阳明得知山中有这样一位奇人后，就急忙去拜访。二人交谈，当许璋发现了王阳明的宏图大志和他正在钻研的辞章之学后，夸张地大摇其头。

他说：“辞章是小技，小技不能成大业，何况是圣贤。”

王阳明惊异地问：“那该如何？”

许璋说：“建功立业是圣贤的不二法门，你如果真是胸藏韬略、有经略天下之志，还愁没有机会施展？所以，应该努力提升军事能力。”

王阳明于是扔了辞章经典，死心塌地地跟许璋学习兵法。他悟性好，有底子，而且用心，很快就得到了许璋的真传。在许璋的引导下，王阳明的军事理论逐渐成熟，王阳明“经略四方”的志向死灰复燃。

1495年，他回到北京，准备第二年的会试。可人人都注意到，他根本没有准备。他在那段时间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和人家大谈用兵之道。每当宴会结束时，他就用果核在桌子上排兵布阵。他说起来头头是道，很多阵形都是那些久经沙场的将军们闻所未闻的。或许出于嫉妒，或许他们真的这样认为，他们对王阳明说，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而你这战阵却是一成不变的，难免胶柱鼓瑟，削足适履。

王阳明叫起来，把其中几个果核略一改变方位，说：“你看，只需要动一下，就是另外的阵形，怎么说是一成不变呢？”

有人讥笑起来：“你觉得摆个标新立异的阵形就能克敌制胜？”

王阳明严肃地回答：“当然不是。”

“那是什么？”

“攻心！”王阳明自信地回答，“虚虚实实，让敌人的心慌乱，动起来没有章法，我们就能趁势而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这是王阳明日后用兵的诀窍，那些愚人是不会懂的，所以那些人只好攻击他神经中最脆弱的一环：“请问，你有机会上战场吗？”

王阳明哑口无言，于是很多人在背后窃笑说：“还是先过了会试这关再说其他的吧。”

王阳明大失所望，他本来不是个轻易受到别人影响的人。但多年以来，他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这不由让他灰心丧气。1496年，他在会试中再度名落孙山。有人在发榜现场未见到自己的名字而号啕大哭，王阳明却无动于衷。大家以为他是伤心过度，于是都来安慰他。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沧桑的笑，说：“你们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动心为耻。”恐怕只有王阳明这样的人，才能说出这样有境界的话来。他的确能对落第而不动心，但对不能实现圣贤理想，他却无法做到不动心。

1498年，二十六岁的他又回到了朱熹理学这座高山面前。这一年，距他格竹子已过去了六年，踞他拜访娄谅已过去了九年。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有一天他在不经意翻看理学经典时看到了朱熹给赵惇（宋光宗）的一封信。信中有句话如是说：“虔诚的坚持唯一志向，是读书之本；循序渐进，是读书的方法（‘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王阳明像是被雷劈到了一样，这句话恰好戳中了他多年来的毛病：始终不能坚持唯一志向，而是在各个领域间跳来跳去，也没有循序渐进地去研究一个领域，所以什么成果都没有获得。

他如同在沙漠中一脚踩到了喷泉，兴奋得狂呼起来，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通往朱熹理学的钥匙，他开始重新认真地钻研朱熹的“格物致知”，恨不能要把印在纸张上的朱熹思想生吞进肚子里。但是无论他如何钻研，依然无法从“格物”中“致知”。最令他沮丧的是，他无法确证到底是朱熹错了，还是自己智慧不够。他一会儿坚信朱熹的格物致知是错的，一会儿又认为自己智慧有限。最后他心灰意冷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圣贤大概是命中注定的，而我很不幸，未被注定。”

《金枝》的作者弗雷泽说，当人类的思维之舟“从其停泊处被砍断缆绳而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时，他们会感到痛苦和困惑，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抹平这种痛苦，消除这种困惑，那就是，思维之船必须重新进入一种“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中”。

王阳明的思维之船在1492年格竹子事件和1498年采用循序渐进读书法后，已经从停泊处漂了出去。他其实一直“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中，几乎是左冲右突、上蹿下跳，但仍不能磨平那种成圣无望的痛苦，而“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离他还有很远，他看不到，甚至连幻想都幻想不到。

有一种无趣叫仕途

15世纪的最后一年（1499年），王阳明终于通过会试，正式步入仕途。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个光明的起点，王阳明最初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被分配到了工部实习，第一个差事是为王越修建坟墓。

王越是明代军事史上屈指可数的儒将之一，他的人生由无数传奇写就。他年轻时参加会试，刚要交卷时，考场中起了一阵飓风。风停时，王越发现自己的卷子消失了，大哭，考官被他凄惨的哭声感动，就又给了他一份考卷。王越奇迹般地在考试结束前完成，高中进士。几年后，朝鲜使者来北京，谈到一件奇事。1451年，朝鲜国王早上起床，发现王宫中有份考卷，找来翻译朗诵之下，啧啧称赞。稍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明帝国会试的考卷。朝鲜使者说完这件奇事，就把那份考卷恭敬地捧出，并且说，希望不要耽误了这位考生的前途。当那份考卷被各位大臣击鼓传花一样传到王越手中时，他惊骇起来。原来，这份考卷就是他在1451年的会试考场失踪的第一份考卷。

这个故事透露给我们两个信息：一、王越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两份考卷，足见其功底深厚，思维敏捷，有急智；二、杰出人物必有传奇跟随。

在后来的岁月中，很多人发现王越对文职没有兴趣，对军事却如痴如醉。土木堡之变后，王越被任命为大同军区司令。自此，明帝国中央政府对蒙古人的反攻中，王越率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480年，王越兵团出大同，追击蒙古兵团至威宁海，捣毁敌营，擒男女一百七十一人，斩首四百三十七级，这次大捷使他毫无悬念地被封为威宁伯。

据说，王越经常和士兵打猎，士兵获得猎物的多少决定了他在战场上的位置。打十只兔子的士兵肯定会排在打一只兔子士兵的前面。这种排列顺序会不会导致士兵故意不获取猎物，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从1467年王越开始和蒙古兵团打交道，直到1498年他病逝于甘肃军营的30年中，他取得了十三场中小型战役的胜利。这个纪录，整个明代，没有任何一名文臣能打破。明代的爵位制，沿袭的是西周王朝“公侯伯子男”的爵位。整个明代，文人被封为“伯”的有十余人。不过文人立军功而被封为伯的只有三人。他们是：王骥、王越和王阳明。王骥是1406年的进士，1441年，身为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的他在云南消灭了少数民族的叛乱，因此一战而被封为靖远伯。当然，王阳明比前二人要厉害，这不仅是王阳明立下的战功比二人彪炳得多，还因为王阳明在去世后，从“伯”跳到了“侯”，终明一代，文臣有如此殊荣，唯王阳明一人。

不过1499年，王阳明在为王越修建坟墓时，他还只能将王越当成偶像，实际上，就在几年前，他曾梦到过王越。

据说，为王越修建坟墓，让他兴奋异常。明代文官出外执行任务，一向是坐轿子，可王阳明却拒绝轿子而骑马。他在工地上骑着高头大马来回巡视，威风凛凛。同时，第一次管理这么多民工，让王阳明的军事激情顿时燃烧。他把工地变成了战场，排兵布阵，休息时，就让民工们演练诸葛武侯的“八阵图”。当王越的坟墓修建完毕，那群民工就成了一批民兵。据王阳明说，如果把这些人投放到战场，那就是以一当十的特种兵。

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很久，王阳明始终沉浸在喜悦中。他以为他能凭借出色的才华和热忱很快就平步青云，然后走到那个经略四方的平台上建功立业。但他错了，他的仕途生涯就此转折。

1499年冬的某一天，一颗流星从北京上空大张旗鼓地滑过。国家天文台（钦天监）在第二天的报告中指出，那颗流星在天空中画了个圆，然后就跑到北边去了。天文台的官员们认为，这颗流星是老天爷警示世人而发的一个信息。至于信息的内容，从它画圈和消失在北方的现象来看，应该和边疆战事有关。

北方的边疆战事指的自然是蒙古人。王阳明满心欢喜地抓住这个机会，向皇帝上了一道《陈言边务疏》。这是一封以使命感为灵魂的政治建言书，里面谈了很多需要改观的问题，而且还拿出了一份改变现状的计划。它的主旨是，军事问题首先是政治清明问题。只要政治清明，军事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这道奏疏为他赚来的成果只有一个：皇帝认为他的心意和文字都不错，于是把他从工部调到了刑部，担任刑部云南分部的一名处级干部（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审核已被定性的案件，看是否有冤假错案。

这不是他想要的，他本希望皇帝能采纳他的建议。他变得消沉，尤其是当他正式在刑部工作后，现实的黑暗让他对理想的实现更加失去信心。据他后来回忆说，有一些案件的审理根本没有依据法律，依据的是皇帝和一些政治大佬们的意志。每当他进入大牢时，都会被淹没在喊冤声的海洋中。大牢中的气味令人窒息，狱卒的鞭子和木棒上永远都有未干的血迹，这里没有任何光线，阴惨凄凄，如同地狱。犯人们头发蓬乱、皮包骨头，在一个狭小的牢房中和蟑螂、老鼠争夺着地盘。

1500年之前，王阳明成长在阳光下。1500年那个夏天，当他进入刑部大牢时，他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黑暗。与此相比，他精神上追逐未果的痛苦实在不值一提。当他被眼前的刑部大牢所震骇，无法移动脚步时，他的属下告诉他：“这根本不算什么，您还没有去过锦衣卫大牢，与锦衣卫大牢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安乐窝。”

王阳明如同被一种看不见的恐惧所捕获，他知道自己无法改变这些人的命运，正如他在多年的圣学探索中找不到出路一样。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按自己良心，能做一件是一件。

有一天，他看到大牢里的狱吏抬着一个大桶，绕到大牢后面去了。他小心翼翼地跟踪，发现大牢后面是一个猪圈，狱吏正把大桶里的食物倒进猪槽中。王阳明很奇怪，以主事的身份询问情况。狱吏告诉他，这群猪是刑部养的，食物是犯人的。

王阳明大为恼火，问：“你把犯人的食物喂了猪，犯人吃什么？”

被问的人回答：“他们少吃点，不会饿死。再说这些人迟早都要死，吃那么多做什么？把这群猪喂肥了，可以杀了吃肉。”

王阳明七窍生烟，通过雷厉风行的手段废掉了这一不知已延续多少年的潜规则。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王阳明只是让自己的良心稍稍宽慰一些。但繁杂琐碎、沉沦理想的政务根本释放不了那颗向往圣人的心。

王阳明渐渐明白，他的人生价值不可能在这烦琐无趣的仕途上实现。1501年，在刑部工作不到两年，他已身心俱疲。这年秋天，他请了一个漫长的假期，上了九华山。这预示了王阳明在之后几年中的行事轨迹：当他对现实失望时，就会转身跳到世外。

转捩点

王阳明一生中曾两上九华山，两次上山的心情完全不同。

1501年他上九华山，大概是想彻底放弃世俗的羁绊。也许在他看来，不能成为世俗的圣人，还可以成为方外的仙佛。他一走进大自然，世俗圣人的欲望就烟消云散，成仙成佛的心灵躁动起来。

现在，他对佛道是如此向往，于是有了下面两个传奇故事。

王阳明在九华山的寺院里闻听山中有位奇人，此人没有名字，蓬头垢面，见过他的人都称他蔡蓬头。他住在阴暗潮湿的山洞中，有时候会来寺庙中要吃的，有时候就靠山中草木和雨露为食。

王阳明欣喜若狂，断定此人必是异人。他上了山，仔细地寻找，终于在一个山洞中看到了那个传奇人物——蔡蓬头。他热情地邀请蔡蓬头到他的临时住所，希望蔡蓬头能为他指明一条通往神仙殿堂的道路。蔡蓬头爽快地接受了邀请。王阳明请他吃饭，蔡蓬头看到满桌子素菜，脸就沉了下来。王阳明急忙让人换上大鱼大肉，蔡蓬头高兴地吃了几口，脸色又难看了。王阳明恍然，又叫人拿来一罐子酒。这次，蔡蓬头喜笑颜开。

王阳明趁他高兴时，问了长生不老之术，问了神仙之事，问了蔡蓬头有几百岁，最后问了自己是否可以如他蔡蓬头那样过着无拘无束的神仙日子。

蔡蓬头不回答。王阳明只好等待，等桌上的盘子全空了，罐子里倒出最后一滴酒时，蔡蓬头打着饱嗝，终于开口说话，但只有两个字：“尚未。”

王阳明追问：“什么尚未？是我过你这种日子尚未，还是您的年纪尚未达到几百岁，还是我在养生之术上的成就尚未？”

蔡蓬头看了一眼王阳明，像复读机一样：“尚未。”

王阳明焦急：“那就请您赐教一二啊。”

意料之中的，蔡蓬头还是那两个字：“尚未。”

王阳明停止了追问，他想思索这两个字背后隐藏的玄机。蔡蓬头没有给他时间，把答案说了出来：“从你进入山洞的那一刻起，我已用眼和心看了你好久。你虽然对待我这个臭道士非常尊重有礼，看上去是真的尊崇道家，实际上，你脸上终究有官相，去不掉的。”

这是段大白话，王阳明听懂了。蔡蓬头的意思是，他俗世未了，还没有到达谈仙谈佛的境界。可能还有引申出来的意思：你的理想终究要在俗世实现，而不是山林古刹。

王阳明心上很不平。他在道教上的成就他最清楚。老庄哲学、养生之术，他花了多少年心思！他的道士朋友有多少，数都数不过来！他以道家语境写的诗歌散文，车载斗量。如今却被一个疯疯癫癫的道士几乎全盘否定，他完全不能接受。

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被蔡蓬头否定后，他又听说山中有位得道高僧，于是，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之前有人提醒他，通往高僧家的路迷幻险阻，从未听说有人可以到达那里。王阳明对这样好心的提醒置若罔闻，热情洋溢地上路了。

那个山洞虽然在九华山中，可的确异常难寻，王阳明在路上吃了不少苦头，似乎感动了苍天，终于被他找到了那个和尚。让他失望的是，和尚并无传说中的神奇之处，只是丢给了他一句话：

“北宋的周敦颐和程明道是儒家的两个好秀才。”

和尚这句话意味深长。他没有给出王阳明在佛教道路上的指路牌，却指明了让王阳明重回儒学中的心学领域——周敦颐是理学和心学的精神导师，而程明道（程颢）则是心学的鼻祖。和尚的意思是，圣贤之道在民间，在心学上，希望王阳明能从此入手。

这位和尚比蔡蓬头还不厚道，蔡蓬头只是否定王阳明不能求仙入道，和尚却让他马上调头。王阳明心情沮丧到极点，他热情似火地来投奔佛道，却被两个看门的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人世间如果有“热脸贴冷屁股”这回事，那说的可能就是王阳明在九华山的寻仙觅佛了。

不过，王阳明并未理会九华山两个异人的指点。离开九华山后，王阳明回北京上班，重新捡起辞章，在京城的文化圈里混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有一天，他在推敲一个句子时，猛地扔下了笔，说：“我怎么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到这无用的虚文上！”

这是他创建心学前思想上的第一个转捩点：和辞章说再见。

辞章是虚文，什么才是实的？王阳明的答案是：佛道。

1502年夏，他又请了假，回老家浙江余姚，虔诚认真地温习起了佛经，全身心地练起了导引术。

这件事足以说明，九华山的蔡蓬头和无名和尚的指点和劝告在王阳明心上连个涟漪都没有激起。同时，这件事还验证了另外一个问题：王阳明和他的门徒多年以来都面不改色地说，王阳明心学是从朱熹理学突破而来，并非来自陆九渊。王阳明很少提心学始祖程颢和陆九渊，甚至离他最近的心学大师陈白沙都不曾提过。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如果王阳明心学真的是从陆九渊那里转手而来，1502年他也不会不听从无名和尚的话而在老家钻研佛经和修习导引术。

1502年，王阳明在老家浙江余姚的一个山洞中修习导引术，品读佛经，这并非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当初在九华山一直追寻的目标：远离红尘，成仙成佛。1502年，王阳明已三十一岁。二十多年的追寻，二十多年的苦闷，足以让他把红尘俗世抛到脑后。他在静坐中想了很多，建功立业没有平台，又不能突破理学的大山而寻到成为圣贤的钥匙，文学家的迷梦又被他亲手刺破。他此时唯一的精神支柱只有佛道。

佛道的确能解脱他的苦恼，终止他前半生的迷茫，只要他能放弃一切。但是，他还有个心结。这就是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父亲。毕竟，他是个儒家士子，儒家提倡的第一道德就是孝，他说服不了自己去违背这一道德。

终于有一天，他在静坐中从胡思乱想中睁开双眼，以一副如释重负的口气说道：“亲情与生俱来，如果真能抛弃，就是断灭种性！”他站起来，走出山洞，深吸一口气，外面的空气新鲜纯净，原来俗世才是最亲切的呵。他和佛教说了再见。

而就在几天前，他在静坐修行导引术时成功预感到了几位朋友的到来。可当他的朋友们大为讶异时，他却叹口气说：“这是簸弄精神。”在和佛教说再见之前，他已经和道教说了再见。

第二年，他又为自己和佛教的分手举行了一场怪诞的仪式。这场仪式发生在杭州。他在一座寺庙中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据知情人透露，这个和尚已不视不言静坐三年。

王阳明笑了笑，就绕着和尚走了几圈，像是道士捉鬼前的作法。最后他在和尚面前站定，看准了和尚，冷不防地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这句话就是传说中禅宗和尚的禅机。所谓禅机，就是用含有机要秘诀的言辞、动作或事物来暗示教义，让接收方触机领悟。

不知是王阳明的禅机触动了和尚，还是王阳明的大嗓门惊动了和尚，总之，和尚惊惶地睁开眼，“啊呀”一声。

王阳明盯紧他，问：“家里还有何人？”

和尚回答：“还有老母。”

“想念她吗？”

和尚不语。一片寂静，静得能听到和尚头上的汗水流淌的声音。最后，和尚打破了这一死寂，用一种愧疚的语气回答：“怎能不想念啊。”

王阳明露出满意的神色。他知道，自己对佛教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向和尚轻轻地摆手说：“去吧，回家去照顾你的母亲吧。”

第二天，和尚离开寺庙，重回人间。

无论多么宏大深渊的宗教，在人性面前都要俯首称臣。王阳明在佛教领域多年的浸染和探究，终于在最被人忽视的人性上看穿了佛教的弊端。正如他创建心学后所说的，佛教是逃兵的避难所。佛教徒所以出家，就是想逃避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五伦中他们本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什么是洒脱？王阳明用他的行为告诉了我们：该放手时就放手，不必计较付出多少。王阳明在辞章、道教、佛教上的付出如海洋般深沉，在这三方面的成绩几乎是他半生的心血。然而，他一旦想明白，说放就放，连个犹豫的眼神都没有。

王阳明用他和辞章、佛道的一刀两断指出了一条心法：只有放弃，才有日后的得到。如果你在付出的人事上得不到快乐和人生价值的答案，它就是一个包袱，甚至是五行山，只有放下它，才能轻松上路，继续你的前程。

现在，王阳明轻装上阵，只剩下了军事方面的建功立业。他又回到起点：想要建功立业，必须成为圣人，而圣人必须要从儒家理学那里获得密码和能量。

看上去，曙光，像是再一次出现了。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在重归理学前，王阳明对他的前半生做了一次严肃的回顾和总结。这次回顾在山东，回顾的方式是考题。1504年秋，王阳明被他的同乡、监察御史陆偁（chēng）推荐到山东主持乡试，王阳明欣然前往。他出的题目并不仅仅是考问，还有切磋的感觉。

他问考生：“合格的臣子以道侍君，如果不能行道，就可以离开君主（所谓‘大臣者，以道侍君，不可则止’）？”这是孔孟思想的精华，要求臣子要以忠诚之心对待君主，可如果君主对这份忠诚视而不见，那就应该离开。这不但是一个臣子应该具备的品质，也是“圣贤”的素质之一。他大概是想通过这样的试题来求证，如果一个臣子没有机会没有平台施展自己的抱负，是不是可以转身就走？自己这么多年来在工作和隐居之间的华丽切换是否正确？他还想知道，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毫无条件地忠诚领导还是只忠诚于真理。

其实他的答案就是考题本身。王阳明几乎用大半生时间在践履这个答案，就是在这时，他心中已经有了心学的种子：我只对自己的心俯首听命。但是，王阳明还是希望所有的臣子以道侍君时能被君主关注，因为“不可则止”听上去很潇洒，对于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而言，却是痛苦的。

他又问考生：“佛道二教被人诟病，是不是它们本身的问题？”他的答案是，佛道二教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弘扬佛道二教的那些人。道教说能让人成神，这太荒诞；佛家说能让人成佛，这更无稽。即使它们真的可以让人成神成佛，付出的却是抛弃人伦的代价，这种神佛不成也罢。

所以，他和佛道一刀两断。

最后，他站在了朱熹理学前，对考生说：“天下之事，有的貌似礼但实质上不是礼；有的貌似非礼但实质上就是礼。”二者的区别很细微，如果不用心去研究（格）它们，将会产生大困惑，就不能得到真理。

这是他否定辞章、佛道后重新回归朱熹理学的一个表态。他两次倒在理学的“格物致知”上，但还是认定人人都应该“格物致知”。

山东乡试结束后，王阳明登了泰山。在泰山之巅，他写了几首诗。诗歌是沉闷抑郁的，他说自己的使命感没有实现的机会，他又说自己虽然认定佛道并非圣学，但朱熹理学也没对他笑脸相迎。他还说，半生已过，往事不堪回首。

1503年农历九月，他回到北京，进了兵部工作，依然是索然无味。他重新探索理学，但这一次的探索是平静的，没有从前的激动和困惑。他此时毫无预感，不知道他前半生的历史已到了尾声。1504年，他突然对好友湛若水说：“我们倡导身心之学如何？”

湛若水双手赞同：“好！我们招生，讲学。”

湛若水是陈白沙的弟子，深得陈白沙心学之精髓，一直倡导学习的目的是涵养身心，这一点和王阳明不谋而合。王阳明和湛若水是好朋友，也是好同志，互相敬佩。湛若水说自己周游世界，从未见过王阳明这样的优秀人物。王阳明则回应说，他活了这么大，也没有见过湛若水这样的理学家。

两人在1504年志同道合，几年后，王阳明创建心学，两人成为不共戴天的论敌，但仍然保持着友谊。什么是真朋友，王阳明和湛若水可为表率。

多年以后，据王阳明的心学门徒说，1504年王阳明在北京倡导身心之学，实际上离心学的大门近在咫尺。如果不是后来刘瑾的干扰，心学可能提前三年降临人间。

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情况是，1504年王阳明和湛若水在北京城里开班讲课，来听课的人并不多。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家都在学习口耳之学，对于身心之学，那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富家子弟唱的高调。一个穷苦读书人学习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科举和仕途。你对他说，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养性，你如果当它是晋身工具，那就太低俗了，他非跟你拼命不可。

还有个原因，无论是王阳明还是湛若水，当时都很年轻，他们对身心之学的感悟力和体验力远没有那么强大。尤其是王阳明，他自己还对朱熹理学感到困惑，如何去指点别人？

王阳明的学生们认为1504年王阳明离心学的大门近在咫尺，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老师王阳明。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儒释道三教精髓，但他没有自己的思想系统。勿论其他人，就是他的伙伴湛若水的理学造诣和悟性禀赋并不逊于王阳明半毫，为什么湛若水没有创建心学？

王阳明在1504年时不过是一座地下烈火飞奔的休眠火山，要喷发出万众瞩目的璀璨光芒，必须要有一个外力（比如地震、磁极变化）推一把。我们称这种外力为外部环境。

实际上，每个大人物的成功都有一个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像运气一样，绝不可少。有的人在外部环境特别好的时候不需要过人的自身素质就能成功，比如官二代、富二代。而从来没有听说过拥有超级素质的人在没有外部环境的帮助下可以成功的。人类历史上怀才不遇的人多如过江之鲫。

注意，外部环境是一种作用力，不过有正推力（顺境），也有反推力（逆境）。而很多时候，反推力才是人类前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动力。王阳明就是在一股反推力的作用下，一举创建了心学。作用于王阳明身上反推力的，是一个叫刘瑾的人。他是个名人，关于他，我们也要从头说起。

刘瑾风暴

如果用因果论来看，王阳明创建心学，权阉刘瑾居功至伟。倘若不是刘瑾，王阳明就不可能到龙场，王阳明不到龙场，他的心学恐怕就不会横空出世，至少不会在1508年横空出世。

刘瑾出生于陕西贫苦人家，本姓谈，伶俐乖巧，有冒险精神。六岁时到北京城流浪，被一位宫中的刘姓太监收养，遂改名刘瑾。十几岁时，刘瑾在养父的怂恿下主动阉割进入皇宫做了小太监。刘瑾是个实用心理学大师，能在最短时间里摸透别人的心思，于是他先是得到了皇帝朱祐樘的喜爱，朱祐樘把他交给太子朱厚照时，意料之中地得到了后者更深的宠信。

时移事往，刘瑾和朱厚照建立下了深厚的主仆友谊。这缘于刘瑾对朱厚照各种欲望的纵容和引导，朱厚照一日都不能没有刘瑾。所以当1506年朱祐樘去世朱厚照继位时，刘瑾知道，他的好日子来了。

但他高兴得有点早。朱祐樘死前为朱厚照指定了三位辅政大臣：端正持重、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刘健；善于辩论，并坚持原则的谢迁和那位让王阳明做《来科状元赋》的李东阳。从三位大臣的眼中看朱厚照，朱厚照是个任性自我、我行我素的十五岁的大男孩。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半成品皇帝，需要他们精心塑造。而儒家知识分子最大的追求就是把皇上塑造成德高望重的圣贤。

但他们失算了。朱厚照自继位之后，除了在早朝露一面外，其他时间都和刘瑾在一起享受人生。刘瑾在宫中多年，并非是单打独斗，他有如下几个好兄弟：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刘健和谢迁给他们起绰号为“八虎”。据这二位老大人说，朱厚照登基的三个月内，这八只老虎就引诱朱厚照做了太多有违皇帝身份的事：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骑马跑出皇宫，鬼知道去了哪里；二、把钱不当钱；三、到北海划船，进行交通管制，严重影响京城百姓的正常生活；四、养了那么多老鹰和猎犬，搞得宫中成了马戏团；五、饮食上太邋遢，不符合圣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要求。

刘瑾和朱厚照一起看这封信，然后哈哈大笑，把信扔到一边，继续纵欲玩乐。刘健和谢迁一咬牙一跺脚，决心违背圣人们“不许和太监结交”的警告，找到了当时宫中的头号太监王岳。王岳对刘瑾“八虎”的迅猛崛起深感忧虑，看到政府部门的首脑主动和自己示好，很激动，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让朱厚照铲除“八虎”。

刘健和谢迁得到了王岳的支持，立即开始制定向“八虎”进攻的计划，这个计划其实很简单：凡有血性的臣子都要写信给皇帝，要他摆脱八虎的控制。他和谢迁在内阁“票拟”，要王岳呈送给朱厚照，并在朱厚照面前苦苦劝谏，得到朱厚照同意后，盖印，发布天下。

在呈送给朱厚照的信件中，有一封让他毛骨悚然。这封信追忆了太监祸国的历史，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太监祸国的真实事件，清晰地摆在朱厚照眼前。东汉时的十常侍搞垮了东汉，唐时的太监不停换皇帝覆灭了唐朝。就在不多久以前，太监王振把先皇朱祁镇领到塞外，让朱祁镇成了俘虏，还失去了帝位。

信中说：“八虎现在羽翼未丰，您看不到危险。可危险来的那天，您后悔就晚了。”

据说，朱厚照看完这封信后，浑身发抖。他一夜未眠，清晨来临时，他找来王岳交代了几句话，王岳派人给刘健和谢迁送去了一封信。信中说：“已定。”刘瑾等人被发配到南京守太祖陵。

刘健大喜过望，叫道：“哇呀呀，好事！”

但谢迁却皱起眉头，说：“皇上与他们八人情分极深，如果有一天想起他们，就必然会召回他们。我们现在高兴，太早了。”

刘健吃了一大惊，扼腕道：“我怎么没有想到。”

谢迁已经铺开纸，准备写信给朱厚照。信的内容血淋淋：八虎罪大恶极，应该处决。为什么应该处决呢？谢迁用他那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的辩才，给朱厚照全方位地分析了个遍，使朱厚照相信：“不杀八虎，天理不容。”

朱厚照中午给了回复：“我许可，明天早朝宣布。”

刘健和谢迁兴奋得满脸红光，两人对着洞开的窗户，说“只要过了今晚，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李东阳在旁却若有所思。

他想的是，夜长梦多，一夜时间，足以让很多事情发生改变。

历史的确就在那天晚上改变了。

改变历史的小人物是一个叫钱宁的小太监，当时还未受朱厚照的重视，但却得到了刘瑾的青睐。他靠上刘瑾这座大山，费了很多工夫。所以那天中午他凭着伶俐探听到了八虎的前途，马上就报告给了刘瑾。

刘瑾恐惧、愤怒、浑身发抖。他万万没想到就是在一夜之间，他千方百计哄着开心的朱厚照居然如此翻脸无情。但他不能把怨气撒到朱厚照身上。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源于朱厚照。他嚼着无声的怨恨在房间里踱步，围在他周围的七只老虎面面相觑，惨无人色。

刘瑾要自我拯救，他带着七个兄弟靠着多年来积攒的人脉，终于在午夜时分见到了朱厚照。朱厚照眼圈红肿，无精打采，刘瑾一眼就看到了希望。

朱厚照刚坐到椅子上，刘瑾和他的七位战友便环跪在朱厚照脚下，哭出声来，神情哀伤。朱厚照便也流下眼泪，说：“我也舍不得你们死啊。”刘瑾就说：“您掌握天下苍生生杀大权，您不让我们死，我们就不会死。那群大臣为什么逼您杀我们，您心里最清楚。他们不过是想让您身边没有一个知心人，从而把您陷入孤立状态，好听从他们的摆布。我们的确是给你贡献过猎鹰猎狗，可王岳也没有闲着啊。为什么他就没事？我得到消息，王岳和那群大臣相互勾结，要把您身边所有对您好的人都铲除掉。”

朱厚照听到这里，失声叫了起来。他说：“我早就讨厌这群士大夫道貌岸然的那一套，现在听你这么一说，真是被我猜对了。你们起来，不必担心。明天，我自有分寸。”

八只老虎不起来，因为现在的形势瞬息万变，犹如战场。离明天早朝还有三个时辰，谁知道这三个时辰里还会发生什么意外。

朱厚照要搀起刘瑾，刘瑾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朱厚照看明白了，于是说：“我现在就任命你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马永成为秉笔太监。你们六个，都有新职位，明天早上宣布。”

刘瑾吃了这颗定心丸，这才长出一口气，起了身。

朱厚照为了挽回他和八虎的友情，连夜就把王岳免职发配南京守太祖陵。

对于刘健和谢迁的理想而言，一切都过去了。

早朝时，刘健和谢迁得到噩耗：皇上因昨夜失眠无法上朝。关于刘瑾等人的处理，朱厚照说：“他们跟随朕这么多年，不忍心把他们处死，所以这件事稍后再议。”

李东阳叹息了一声，摇头。刘健和谢迁决定用多年来赚取的地位、威望和声誉做最后一击——辞职。

他们认为这是一招好棋。因为他们是先皇指定的辅臣，朱厚照再顽劣荒唐，也不可能对他们的辞职无动于衷。朱厚照的确没有无动于衷，他在辞职信上快活地批示了“准”。

刘健和谢迁的时代过去了，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朱厚照，早已把身心都沉浸在玩乐中的朱厚照巴不得他们离开。

刘健和谢迁现在已无回旋余地，只能回家养老。李东阳在送行会上对二人说：“我不能走，我要继续您二人未竟的事业。”

刘谢二人笑了笑，说：“好啊。我们的时代结束了，不知道你的时代是否真能开始。”

李东阳的时代没有办法开始。李东阳是个懂政治的人，他看清了刘瑾已经站立得很稳，坚如磐石，短时期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他从高处拉下来。

当北京方面的很多官员要求李东阳扛旗向朱厚照上书挽留刘健、谢迁二人时，李东阳说：“你们这不是救人，而是害人。刘瑾对他二人已恨之入骨，我们现在又去挽留，这不是给刘瑾火上浇油吗？先不说诸位的命，刘、谢二人也命不久矣。”

北京方面由此销声匿迹，南京方面开始生龙活虎。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是自残行为，至少在王阳明看来，它是心灵驱动下的冒险犯难，是孔子在良知命令下的“明知不可为而为”。

北京方面的“打老虎”行动彻底失败后，南京方面接过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早在刘健、谢迁“被辞职”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监察官（御史）薄彦徽、陆昆、蒋钦等十五人联名上书请求朱厚照挽留刘、谢二人。不过他们的请求书达到北京时，刘、谢二人已经离开。他们马上转向，矛头直指八虎，自然，刘瑾是他们攻击目标里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奏折中声称掌握了无数确凿的证据，证明刘瑾罪不容赦。

刘瑾的反应非常凌厉，要求朱厚照下令，把这些人捉到北京，廷杖伺候。朱厚照对刘瑾的愤怒感同身受，自他继位以来，官员们就一直在找他麻烦。

廷杖是朱元璋专门对付政府官员而设置的刑罚之一。这一刑罚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把罪犯在众目睽睽之下按趴在地，用绳子捆绑住手脚，把裤子褪到膝盖处，执行员以粗重的木板拍打受刑人的屁股。

扭曲的传奇就此上演。南京的监察官们被拖到北京，每个人都被打得奄奄一息，又被开除公职，政治生命就此结束。监察官蒋钦不服气，屁股挨了三十棍被贬为平民后，他又给朱厚照写了封信。在信中，他把刘瑾骂得狗血淋头，同时提醒朱厚照，我太祖皇帝（朱元璋）曾立下家法，不许太监干政。可如今，刘瑾已成了帝国的二号首长，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奏疏的最后，蒋钦豁出性命：“皇上如果您信臣，杀刘瑾；如果不信臣，杀我。”

刘瑾暴跳如雷，朱厚照七窍生烟，两人一合计，再给蒋钦三十军棍，如果他还没死，就扔他进锦衣卫大牢。

蒋钦没有死，不过已剩半条命。这半条命在蒋钦看来，剩和不剩没有太大区别。于是，他在狱中又给朱厚照写信，希望朱厚照能明白这样的事实：如果刘瑾没有罪，我为何要不惜性命来控告他。现在，我每天在狱中和蟑螂老鼠为伍，他在外面锦衣玉食，我有老爹七十二岁，我连尽孝这件事都可以抛弃，我图个什么？

朱厚照没明白，和刘瑾合计后，蒋钦又挨了三十军棍。剩下那半条命就这样和已死去的半条命会合了。

蒋钦在十天内挨了九十棍，给政府官员们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摧残。那是一幅血肉横飞的场景，屁股上被打烂的腐肉能割下一盆。当事人在受刑时钻心刺骨的痛时，使得面部都会变形。政府官员们在感叹蒋钦奇异的不屈不挠精神和朱厚照罕见的冥顽不灵外，毫无他法。人人都意识到，现在谁敢说刘瑾一句坏话，蒋钦就是榜样。

王阳明就在这噤若寒蝉的空气中不声不响地登场了。他必须登场，表面上看，是一群文官和太监刘瑾作对，实际上，这是正气和邪气的较量。王阳明当然站在正气这边，所以他必须做一个表态。

据说王阳明准备上奏疏之前，有人劝他：“当初闹得那么凶，不见你有任何动作；现在胜负已定，你却逆风而行，这太傻了吧？”

王阳明傲然道：“就是因为当初闹得太凶，那么多正义之士都在奋斗，所以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而现在，正义之士被压迫，死气沉沉，必须要有一个声音来呼唤他们的良知，而这个重任非我莫属。”

知道王阳明要登场的人可能会猜测，他会直奔当时官员们力挺的宏大主题：扳倒刘瑾。但王阳明的思考方式和一般人并不一样，他就是上了山，也不会直奔老虎。以他的见解，这场风暴的起源处是朱厚照，刘瑾不过一木偶。想要扳倒刘瑾，必须要从朱厚照那里入手。他入手的方式极为婉转，绵里藏针。

他的着眼点就是南京监察官事件。他首先把朱厚照捧起来：君仁，臣才直。也就是说，上有朱厚照这样英明的皇帝，下才有那些直言敢谏的南京监察官。他们如果说得对，您应该嘉奖。如果说得不对，您也应该包容，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随后，话锋一转：可是您现在做的叫什么事啊。南京离北京几万里，您也不惜成本把他们拉到北京来执行廷杖。对当事人而言，不过就是屁股上受了点苦，可在外人看来，您这就是在堵塞言路，将来谁还敢面对奸佞之人挺身而出？皇上您天纵睿智，不可能不知道南京监察官们的指控是虚是实。我希望您能施舍您的仁慈，把他们官复原职。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万民，都会以各种形式称颂圣明，天下有福。

上了这道奏疏，王阳明心情轻松，居然还跑到他和湛若水创建的学堂里继续给学生讲身心之学。朱厚照和刘瑾远没有他那么淡定，看完信后，虽然朱厚照根本不知道王阳明是谁，刘瑾也不清楚这个兵部的小官到底是何方神圣，不过他当时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既然王阳明的上书和南京监察官们有关，那就证明其心必异。而且，这封信里有暗示：那些监察官是对的，岂不就是证明他刘瑾是错的。

于是，一道圣旨到了王阳明眼前：廷杖四十，下锦衣卫狱。

王阳明年轻时虽然练过中国传统武术，而且能蹦过一丈宽的悬崖，更修习过道家导引术，可他天生体质就弱，更没有练过硬气功，所以，他无法“笑纳”招呼到屁股上的四十军棍。他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直到被抬到锦衣卫大牢时，他才悠悠醒转，眼前已换了世界。

这个世界，他在几年前任职刑部时见过，暗无天日，臭气熏天，俨然地狱。不过当年他在过道里看，现在他在囚笼里看，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他有种异样的感觉：在这幽暗潮湿的囚牢中，他自少年时代就埋藏在心中的一切理想都消失不见了。他的心不是空的，而是像装满了浑水的罐子。

关于王阳明在锦衣卫大牢的具体情景，没有旁证，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诗歌来还原他在监狱中的生活。据他的诗歌说，他刚进大牢时，由于屁股创伤和心理压力，整夜整夜地失眠。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下跌到人间最黑暗的锦衣卫大牢，就是元始天尊和佛祖，心理也会起变化。当他勉强能直立行走后，他就在牢里来回地踱步。回忆起前半生时，他不仅潸然泪下。他好像没有回忆他的那些理想，人的理想和站立的位置有关，一个身陷囹圄的囚犯不可能去想建功立业。王阳明也没有想自己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境地，也许他在写那封奏疏时就预料到会有今天。如今，他漫不经心地观察今天的处境，牢房里没有四季的更替，只有刺骨的寒冬。牢房里的光线惨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牢房里的饭菜几乎比猪食还难吃。

后来，他终于认清了现实，自己在这个地方会待很久。据他估算，离他去另一个世界的时间也还有很久，这段时间，他怎么来打发，应该是他首先思考的问题。他把时间用在了《周易》上。《周易》是周文王在监狱里写的一本卦书，道家说它里面暗藏人生玄机，读透它就能趋吉避凶，儒家却说他是君子的修身宝典。王阳明读《周易》，也想读出点天机来。不过读着读着，他就想到了自己在家乡的阳明洞。在那里，他曾翻过佛经，练过导引术，清风吹进洞里时沁人心脾。

出乎王阳明意料的是，1507年春天，他的牢狱生涯居然结束了。但旧的厄运结束标志着新的不幸到来：他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担任站长。但凡有点地理常识，就知道那不是人待的地方。不过王阳明却很开心，他出狱时还曾勉励他的狱友，要保持君子风范，不可抛弃圣贤之书。

人生一切所谓的苦难，都是比较而言。和锦衣卫大牢相比，山遥水远的贵州龙场就不值一提。这至少是王阳明当时的想法，可他的朋友们却面色大变。

湛若水费了好大劲，才在大明帝国疆域图的最南方找到了一个叫龙场驿站的地方。他沮丧地对王阳明说：“此地非人类所能居住，你这一去恐怕……”

王阳明心里有数，但却安慰湛若水：“我大明帝国既然在那里有驿站，就说明有人。别人能在那里生活，为什么我不能？锦衣卫大牢是什么地方，我这不也出来了吗？”

他话锋一转：“我唯一担心的是当今天下，圣学不明，读书人只讲口耳之学，不谈身心之学，我希望你能把身心之学发扬下去。”

湛若水很愧疚，一个生死未卜的人还时刻不忘身心之学，他这个在波平浪静中生活的人没有任何资格颓丧。况且，他对王阳明也有很深的了解，王阳明大半生无论是对理想还有生活从未绝望过，只要他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

看上去，王阳明应该没什么事。

可生活自有它自己的准则，凡是你能预料的事大都不会发生；凡是你没有预料到的，毫无意外地肯定会发生。

释厄路

王阳明在离开北京之前，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贤圣可期先立志，尘凡未脱漫言心。”这说明他一离开锦衣卫大牢，心里的宏图大志就复活了。另外，他并没把到恶劣的龙场去生活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障碍。他是个有抱负的人，抱负是一个人活出价值的发动机。至少在他离开北京时，他是这样想的。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面对险恶环境时，这台发动机也会熄火。

王阳明从北京去贵州龙场的第一站是老家浙江余姚。由于牢狱之灾，他的祖母和家人一见到他，就说他苍老了很多，并对他去贵州龙场表示出担心。王阳明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劝慰他们说：“那个地方虽然少有人行，却是山清水秀。你们也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山水，所以那个地方在你们看来是地狱，对我而言却是天堂。”当他的家人心绪平静后，他离开余姚到了杭州，住在他曾经成功劝退那个静坐和尚的胜果寺中。王阳明并非重新皈依了佛教，而是为了养病。四十军棍带给他的生理创伤还在，天气稍有变化，他的屁股就会出现阵痛，以至于不能安心静坐。更糟的是他的肺病又复发了。所以王阳明必须要把身体休养好，才有能量继续赶路。

可惜，他这点小心愿都没有达成。在杭州休养了几个月后，刘瑾派了人来。来的人是锦衣卫，任务是杀掉王阳明。

锦衣卫日夜兼程，很快就来到杭州。他们凭着高度灵敏的嗅觉，摸上了胜果寺。王阳明在胜果寺满坑满谷的朋友，马上就有个叫沈玉殷的找到王阳明，对他说：“寺里今天住进了几个操北方口音的人，面露杀气，可能是来找您的。”

王阳明惊恐起来，沈玉殷问他：“你是否有仇人？”

王阳明回答：“平生只有一个仇人，就是刘瑾。”

沈玉殷点头道：“是了，如果我没有猜错，这几个人应该就是锦衣卫，是来对付您的。”

王阳明站起来就要走，沈玉殷拦住他，说：“先不要着急，我去探查一下，然后见机行事。”

当夜，沈玉殷备好酒菜敲开锦衣卫的房间，开门见山问道：“你等为何要杀王阳明？”锦衣卫明人不做暗事，回道：“奉刘公公之命。”

沈玉殷又问：“何时动手？”

锦衣卫回答：“今夜。”

锦衣卫的自负让他们付出了任务失败的代价。沈玉殷把他们灌醉后，急忙通知王阳明快逃。王阳明连行李都不收拾，仓皇逃出了胜果寺。

他走得越快，就感觉危险离他越近，他拼命地跑起来，一直跑到钱塘江边，但危险的气息仍然在左右萦绕。他知道，醒酒后的锦衣卫始终在后面嗅着他的踪迹尾追不舍。

要摆脱一个人，只需让他如愿以偿。王阳明把外衣和鞋子放到钱塘江边，又写下遗书“百年臣小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他藏了起来，锦衣卫到来时，看不懂他的遗书，但看到了正被江水推向江心的衣服和鞋子，他们认定，目标已死，于是回京复命了。

王阳明“死亡”的消息很快传遍浙江，又传到北京。他在浙江的一些朋友居然到钱塘江边去祭奠他，他的家人痛不欲生，刚被刘瑾赶回老家的王华老泪纵横。只有王阳明最好的朋友湛若水不信，当他看到王阳明的遗书时，哈哈大笑，说：“这是英雄欺人。”湛若水的意思是，王阳明在玩诈。

诈，让他摆脱了暂时的困境。他搭上一艘去舟山的船。倒霉的是，一阵狂风把船吹离航向，当他登岸时，人家告诉他这里是福建福州的鼓山。王阳明叹息了一回命运不济，辨明了贵州方向后就钻进西南的森林里。穿过森林，有座破败的寺庙，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延伸到远方，王阳明顺着小路走了一会儿，就见到一座装修简单的寺庙。他兴奋地去敲门，过了很久，门才打开一条缝，探出个和尚的光头来。和尚见王阳明一脸焦虑，有些讶异。王阳明希望和尚能收留他一晚，和尚连连摇头，却不说原因。据和尚说，小路的尽头有座寺庙，那里可以容身。

王阳明咳嗽着，浑身颤抖，但和尚毫无慈悲之心。

这就叫祸不单行。王阳明只能掉头回那座破败的寺庙，虽然破败不堪，但遮风挡雨的功能还未完全丧失。当第二天王阳明醒来时，看到的第一个物体就是昨夜那个和尚的脸，那是一张惊异的脸。后来王阳明才知道那个出家人的用心有多险恶，寺庙在深山老林，没有多少香客。没香客就没有香火钱，和尚于是很贫穷。有一次，一位过路客在那个破败寺庙里过夜时被老虎吃掉，遗留下大堆的骨头和金银财宝。这让和尚产生了灵感，此后，他拒绝任何过路客住他的寺庙，那个破败寺庙就成了他的经济来源。在王阳明之前，只要有人来，就必有收入。可王阳明打破了他的定律——老虎居然没有吃他。和尚想，此人绝非等闲之辈，这种想法唤回了他久违的慈悲心，他把王阳明请回寺庙，好生招待。

王阳明在寺庙里安顿下来后，身体康复得很快。有一天，他百无聊赖，在寺里闲逛，走到一空旷处发现一位老道静坐闭目。听到脚步声，就睁开眼，看了看王阳明，哈哈一笑，说：“我终于把你等来了。”

王阳明吃了一惊，定睛细看，失声叫道：“啊呀，道长，怎么是你啊！”

道士正是二十年前江西南昌铁柱宫里的那位道士，他的容貌和二十年前一样，光阴似乎在他脸上没起任何作用。两人热烈地交谈起来。

王阳明问他：“为何在这里？”

道士回答：“你不记得二十年前我说过，二十年后咱们再相见吗？”

王阳明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充盈了他的脑子。道士问他多年来的人生状况。王阳明一五一十地说给道士听，说完，长叹一声。道士也叹了一声。

王阳明说：“我被刘瑾追杀，九死一生，前途未卜。我不想去贵州龙场，只想找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隐居。”

道士说：“你是要出世？”

王阳明说：“是的。”

道士笑了：“你才否定佛道的出世思想，如何又转回来了？”

王阳明苦笑：“如今我也顾不得那些，只求保存性命。”

道士问:“你当初为何和佛道分道扬镳？”

王阳明答:“实在是难舍亲情。”

道士追问:“你现在就能舍了？”

王阳明被问住了，他当然不能。

道士替他分析：“如果你一走了之。刘瑾说你去了越南，或是蒙古，诬你个私通敌国的罪名，你的家人肯定受牵连。”

王阳明惊骇道:“我也是被时势逼得太紧，居然忘了这样的事。”

道士说：“你来之前，我已为你占得一卦，得卦明夷，断辞是：光明消退，黑暗降临，面对灾难，宜坚贞守持。”

其实这几个字无非是告诉王阳明和每个在逆境中的人：切勿受到不利环境的影响，也不要让坚定之心有所动摇。要避免灾祸，就要守护内心的光明，尽管表面上可以屈服。采取这种态度，再大的灾难都是浮云。有时候，人必须隐藏他的光芒，以便在当时的困难处境之下仍能让他意志占上风，内心深处必须意志坚定，并且要一点都不流露在外。如此，就能在困难中坚持。

据说，道士的占卜在王阳明身上唤起了信心。王阳明决定先去看望父亲后，就继续踏上通往贵州龙场的坎坷路。实际上，王阳明不想再逃避，和卦象没多大关系，亲人们的安全才是决定性因素。

离开那座寺庙后，他直奔南京去看他父亲王华。王华当时被刘瑾驱赶到南京，坐着冷板凳。父子二人相见，抱头痛哭。王阳明愧疚地对父亲说，自己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对不起王家列祖列宗。王华却说：“我们都以为你真的自杀了，如今能看到活着的你，还有什么奢望。你从小性格就野，不与人同，步入仕途后三心二意，我从来未在光宗耀祖上对你寄予厚望。虽然如此，你那道上书是对的。正义总需要一些人来维护，你只是做了你该做的事。”

王阳明对父亲说，他已经决定去龙场，勇敢地面对这次放逐。临行前，王华让两个倒霉的仆人跟随王阳明。在重新上路前，王阳明写下了动人心弦的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普遍认为，王阳明用这首诗表达了他决定直面前途未卜的未来之后如释重负的感觉，里面透露出的勇气让人深深感动。

人的力量永远来自心灵。当你的心灵产生力量后，外界的环境看上去也就没有想象中的险恶了。所以他后面的路虽然异常艰辛，但他从浙江到江西，再从江西进入湖南，从湖南进入贵州，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在1508年初到达了他的放逐地——贵州龙场驿站。

做自己的主人

王阳明虽然对放逐地的严酷现实有思想准备，不过到达龙场驿时，他的心还是瞬间冷了下来。

龙场驿位于今贵州贵阳西北约八十里的修文县城，地处荒僻，虫蛇甚多，瘴气流行。如果你说此地不是人类所能居住的，但是当地居住了很多彝人、苗人等少数民族；如果你说这个地方是人类可以居住的，但是和山顶洞人的生活条件差不多。

王阳明到达龙场驿时是一个太阳还未升起的早晨，植物腐烂的气息在森林里形成浓密的雾。这仿佛是一个迷幻的世界，看不到任何希望。龙场驿站的站长用出离了兴奋的心情接待了他们。他的这种心情实在不厚道，他的高兴不是因为有人来，而是因为有接替他的人来。他把自己在龙场驿三年的生存经验全部传授给王阳明。按他的意思，这些生存经验一旦出了龙场驿，就是屠龙之计，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他毫无保留。

他要王阳明在未来的生活中需要时时警惕以下五点：第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当地少数民族和我们不是同一类人，阴鸷易怒，发起火来像魔鬼，要命的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发火。即使是中原人，也不要随便和他说话。来这里的人有很多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好人谁会来这里；第二，注意空气质量。这里的空气看上去清新，但暗藏杀机，尤其是早上和夜晚，森林中的瘴疠之气四处弥漫，稍不小心就会中毒身亡；第三，动物凶猛。这原本就是野兽的家园，所以要时刻小心狼虫虎豹的攻击；第四，自力更生。法律虽然规定政府供应粮食，但经常一年才来一次，所以你要学会种植谷物；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既来之则安之，一定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否则，你终会有一天把自己结果了。

这位卸任的龙场驿站站长传授完毕，收拾了自己的行李，乐呵呵地走了。王阳明望着他的背影在原始森林深处消失，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想朗诵他在离开南京时写的那首诗，可怎么也想不起第一个字是什么。

他没有心情去想那个字，因为有好多活要干。首先就是居住问题，按法律，王阳明是戴罪之人，不得居于驿站。他找到一个山洞，阴暗潮湿，却能抵挡频繁而至的雨水。但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安装门！所以一天晚上，一只狗熊在他们熟睡时走进山洞，把他一个仆人的半边脸当成了夜宵。王阳明懊悔之下才想起了前任的警告。他开始忠实地奉行起来。第一，他叮嘱仆人在森林里寻找食物时不要和当地土著说话，不要有任何接触，包括眼神。第二，每当森林中瘴疠弥漫时，他就用他有限的中医药知识采集消毒的植物放到锅里煮沸，祛除瘴疠气。第三，他让仆人打造了一扇石头大门，睡觉前必须关门。第四，他带着仆人开垦土地，种植前任留下来的种子。第五，为他自己和他的仆人找各种乐子。他把自己居住的几个山洞和临时搭建的窝棚起了很多文雅而有深意的名字，比如他所居住的山洞叫“玩易窝”，按他的解释是，这个山洞是山麓的窝，我时常在这里凭记忆力读《易》，读到精熟处，感觉就像是在玩一样，于是叫“玩易窝”。有一个窝棚叫“何陋轩”，王阳明解释说，这里的土著虽然表面粗野，但性格直爽，心思如小孩子，这说明他们“良知”并未丧失。所以他给这个窝棚起名为“何陋轩”。还有个窝棚叫“君子亭”，王阳明的解释是：这四周都是竹子，竹子具备君子的四个特征，中空而静，通而有间，这是君子之德；外节而实，一年四季枝叶颜色不改，这是君子之操；随着天气而出而隐而明，适应性强，这是君子“适应时势”的变通；挺然而立，不屈不挠，这是君子之容，所以我给它起名为“君子亭”。

这是艺术上的自我调节。在现实生活中，王阳明给他的仆人用大白话唱民歌，跳最狂热的舞蹈，以驱逐他们对现实的沮丧。为了淡化残酷的生存环境，他凭记忆诵读理学经典，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拔出来沉到思想世界中。

有生以来，王阳明第一次有意识地陷进回忆中。他突然发现了许多自己从未发现的事实。他钻研军事、探索理学、浸染佛道、苦攻辞章，都是他那“野多违俗”的性格和“成为圣贤”的理想与现实世界的生死搏击。现实世界总把他的性格和理想打倒在地。而他自己也注意到，每一次他都能站起来，并且比倒下之前更强大。就在他被投入锦衣卫大牢前，他心中已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身心之学。即使在来贵州的路上，他还在探索身心之学的精妙。不过他也承认，现实世界还是很强大的，因为它用龙场这一记重拳把他打倒在地，至少在他回忆往事时，他还没有站起来。

实际上，从内心而言，他现在比过去强大了百倍。他说：“我已超脱了得失荣辱，只是还无法超脱生死。”其实人人所谓的怕死，怕的并不是死，而是对生有所眷恋而已。王阳明一想到因为死亡会让他那些理想半途而废，心里就火烧火燎地难受。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副棺材，说：“我现在就听天由命吧。”

这并不是放弃，实际上“听天由命”隐含了某种洒脱，它是在我们无法改变事情时的淡然心态。王阳明在听天由命时，每天都用静坐的方式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当他的心彻底安静下来后，他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一个圣人处在我这样的环境下，他如何做？”

这个问题问得好！

它实际上问的是，圣人是如何改变外部世界有所作为的？

王阳明已意识到，圣人无论多么非凡，也不过是肉体凡胎，他生活在社会中，所以必须要面对外部环境。那么，圣人们处于逆境时是如何改变外部世界的呢？遗憾的是，王阳明很快发现，儒家圣人系统中的那几位圣人谁都没有他这样的遭遇。孟子是贵族，每次出门都鲜衣怒马，仆从如云。周武王是西周时期的万王之王，谁敢放逐他？周文王坐过牢，但吃喝不愁。孔子在周游列国时的确挨过饿，那也是几天的事。也就是说，没有哪个圣人像他王阳明这样倒霉过。

他找不到标杆，寻不到成功的案例，这让他的心灵备受煎熬。后来，他通过长时间的默想，突然发现，圣人是没有办法改变外部环境的，他们只是适应环境。正如他自己，刚来时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想死的心都有。可现在，他不还是好好地活着？那么，让他活下来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努力适应了外部环境。

想到这里，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他觉得自己应该把时间用在理学的突破上。于是，他开始审视朱熹的“格物致知”。他对朱熹仍然极不满意，因为朱熹说，去外面世界格真理。这就如他现在，他如何才能从外部找到一个好好活下去，并且可以创造人生价值的真理呢？外部根本没有这样的真理，所以他根本无法找到。

朱熹的“格物致知”和“圣人处此该如何”交织在一起在他的脑海里撞击着，他变得神魂颠倒起来，像中了魔一样絮絮叨叨，时而点头，时而皱眉，时而摇头。

他的脑子再也放不下这些翻来覆去被他肯定和否定的问题，终于有一天，这些问题冲出了他的脑子，像一幅画一样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于是，就发生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王阳明的心学横空出世。这个传奇故事被称为“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诞生典礼上的礼炮。

龙场悟道引来很多争论。有人说是禅悟，有人说是道家思想的结晶。有人则说，是儒家孟子思想和陆九渊心学思想的碰撞。也有人说，其实这是王阳明长期失眠和极度消沉后所产生的幻觉。

但无论怎么说，王阳明在龙场所悟到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夺目的光辉。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心中就有圣贤之道，因为我们心中与生俱来就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而做圣贤就是要通过自我努力实现最真实的自我。我们每个人身上既然都有圣贤的因子，那人人就是平等的，谁都没有权力支配谁。只有一个人有权力，那就是我自己。只有我才能支配我自己，我才是自己的主人！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最根本的思想，也是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二十一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的理由。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回答下面这三个问题：为什么是王阳明？为什么是他创建了心学？为什么他能创建心学？

宿命论者认为，王阳明创建心学是苍天注定的，因为他就不是凡人，有四件事可以证明。第一件事，王阳明在1472年出生前，他的祖母梦到神仙从空中垂直降落，把怀中一个婴儿交给他祖母，并且说，此子将来必能光大你家门庭。他祖母从梦中醒来，王阳明降临人间。为了纪念神仙乘云雾送子这个梦，王阳明的爷爷王天叙给他起名为“王云”。第二件事，王阳明直到四岁还不能讲话。有个和尚就对他爷爷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他爷爷王天叙猛然想起“王云”的“云”字，恍然大悟，这是道破了天机啊，于是马上把的名字由“王云”改成“王守仁”（王阳明是他成人后自己取的号）。第三件事，1482年，王阳明在镇江府金山寺的禅房里看到一位圆寂的和尚和自己特别像，墙上的诗歌暗示，王阳明就是这位和尚的转世。第四件事，1483年他和父亲在北京城走路，一个道士对他父亲说，你这孩子能跨灶（超越父亲）。他父亲很疑惑，我已经是状元了，他难道是状元中的状元？道士说，这正是此子奇异之处。

还有人说，王阳明天生睿智，但人类历史上天生睿智的人太多。在王阳明身边就有湛若水，在他之前，还有陈白沙。有人说，他始终有成圣之志。但娄谅也有，陈白沙更有，几乎所有的儒家思想家都有成圣之志。有人说，王阳明多年以来积累了儒释道诸子等百家知识，但陈白沙的知识积累比他要深厚十倍，陈白沙十几岁就悟透佛道二教，而他三十岁时才通佛道。最后，有人说，王阳明所以创建心学，是因为经历了一次严酷的放逐洗礼。

的确，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定律是：任何一位伟大的圣贤都要经历过一番非比寻常的困苦环境。摩西被放逐渺无人迹的沙漠，才有了《摩西十诫》；耶稣在颠沛流离的传道中悟得大道；穆罕默德在放逐地创建了伊斯兰教；释迦牟尼放弃了王子养尊处优的生活，到深山老林中度过艰苦的岁月，创建佛教。这几个人的成功似乎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生哲理：不经风雨，就不能见彩虹，逆境使人成长，让人成熟。

但身处逆境就一定能有所作为吗？从古到今，死在逆境中的人不胜枚举，何谈成就！

那么，到底为什么是王阳明？

至少一个因素必不可少。王阳明出身书香门第，他本人衣食无忧，这让他有充足的条件随心所欲。我们很容易就注意到一个问题：但凡哲学家，出身贫苦的极少。

实际上，这种“事后追溯”意义并不大。正如我们走在路上看到一起车祸，“事后追溯”就是，我们马上思考自己怎么会看到这起车祸的。你肯定能找到理由，如果你有耐心追溯，就会发现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已注定了你会看到这场车祸。

虽然王阳明具备的那些要素很重要，也许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王阳明在“悟道”之前反复琢磨的那两个问题：一个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另一个则是圣人如何从困境中超越出来。如果非要给“为什么是王阳明”安一个看上去标准的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就应该在两个问题里，它就是：圣人肯定不像朱熹所说的去外面寻找存活下去的真理。用排除法，不去外面找，自然就在心里找。所以，他修改了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

于是，王阳明心学的宗旨无非就是，我们心里的良知是应对万事万物的法宝，无须去外部寻求任何帮助。

不过我们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寻找他创建心学的能量，不如用心来学习如何获得这种能量。这应该是王阳明的心愿，也应该是我们的终身追求。

新朋友和新敌人

王阳明创建心学后，他的世界看似光明起来。他适应了龙场这块土地，并且和当地的土著发展出了深厚的友谊，这源于王阳明高度的传道责任感。悟道后，王阳明马上把精力投入到讲学事业中。他让仆人开发了一块空地当作潦草的讲习所，热情地向土著居民发出邀请。

实际上，自王阳明来到龙场，当地土著们就对这个有气无力的中原人表现出了莫大的好奇。在他们眼里，王阳明有些诡异。有时候，这个中原人很正常，也很勤奋。他耕种土地，修葺山洞，生火做饭。而有时候，这个中原人像个神经病，要么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森林里来回转悠；要么坐在空地上，一动不动。有一段时间，他们认为王阳明比山中的虎豹毒虫更可怕，而有时候，他们则觉得王阳明和蔼可亲。在森林中偶然相遇时，王阳明都很礼貌地向他们打招呼。

王阳明邀请土著去听他的讲座，土著们蹲在一起开会讨论，有人说不去，因为中原人外表忠厚，内心狡诈。也有人说，可以去，但必须全副武装。最终，王阳明几次三番邀请的热情感动了他们。他们只带着一颗心来了。

他们是王阳明在龙场结交的新朋友，这些人被王阳明所讲的内容深深迷住（土著讲的语言和汉语不同，无从得知王阳明是怎么向他们传道的），每天都来捧场。有捧场的自然就有砸场的，正如一个出色的人有朋友就肯定有敌人一样。

来砸王阳明场子的人是贵州巡抚王质。王质早年在中央政府担任御史，知道王阳明。担任御史的人由于需要经常找碴儿弹劾别人，所以心理往往比较扭曲。王阳明来贵州，作为巡抚，王质当然早已知晓。按王质的想法，王阳明到他的地盘任职，应该对他有所表示。可王阳明那段时间太忙，忙着存活，忙着悟道，就把这位贵州官场上的大佬忽视了。

这本是无心之罪，但王质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王阳明的挑战，于是派了一群亦官亦匪的人来到龙场驿站。这群人来砸场子时，王阳明正在给土著们讲课。他们训斥王阳明不识好歹，并作势要揍王阳明。王阳明丝毫不动声色，土著们却怒了。双方开战，当地人人多势众，来砸场子的人被打得抱头鼠窜。

王质大怒，当时就想调动军队对付王阳明，但马上就改变了主意。他意识到这是杀鸡用牛刀，而他只想让这只鸡对自己低头。王质拿出官老爷的威势来，下命令给贵州司法部长官毛应奎，要他通知王阳明，这件事的影响极端恶劣，王阳明必须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地向他道歉，只有王阳明做到这一点，他才可以考虑是否要赦免王阳明的罪。

毛应奎了解王质，知道这是官场中“廉价自尊”下的无理取闹。虽然如此，他权衡了一下，认为王阳明比王质更容易摆平。于是他给王阳明写信，要他向王质道歉，哪怕就是一封道歉信也好。

王阳明陷入沉思。这是他龙场悟道后第一次遇到事，而且非常棘手。他必须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法来证明心学的力量。反复思考后，他给毛应奎回了封信，他说，殴打那群流氓的本地居民不会无缘故打人，是那群流氓先动手的。他接着说，即使那群流氓是王质派来的，但我和王质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我为何要向他道歉？如果他非揪住这件事不放，那你替我转告他，我在恶劣的龙场什么没有遇到过，几乎一日三死，再大的风暴对我而言也不过是虫豸。他最后说，我虽然是流放官员，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这正是他心学的灵魂：人人都有尊严，不可侵犯。据说，王质收到这封并非是给他的信后大为震惊，只好接受了尊严被侵犯的现实。

凭几句义正词严的大话就把对手吓跑，世界上没有这回事。如果真有，公平和公正早已立足人类世界。王质不再找王阳明的麻烦，最有可能是毛应奎周旋的结果。毛应奎是个颇有正义感的人，在收到王阳明的回信后，他亲自去见王阳明。王阳明的人格魅力令他一见折服，这使他马上断定王质和王阳明之间的谁是谁非。在他的调和下，王质很容易做出判断，这件事再闹下去成本太高，而且有失他的身份，于是，不了了之。

自此，王阳明的敌人王质消失，毛应奎则成了他的新朋友。

王阳明还曾神交了一位朋友，正是这位神交之友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篇章《瘗（yì）旅文》。我们想要了解王阳明的文学成绩，只需要欣赏这篇文章就足矣：

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两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叹。”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早，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三焉。”则其仆又死矣。呜呼伤哉！

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锸往瘗之，二童子有难色然。予曰：“嘻！吾与尔犹彼也！”二童悯然涕下，请往。就其傍山麓为三坎，埋之。又以只鸡、饭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呜呼伤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

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胜其忧者？夫冲冒霜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耳，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呜呼伤哉！

纵不尔瘗，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致久暴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疠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

吾为尔歌，尔听之！歌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吾与尔遨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悲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餐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尔安尔居兮，无为厉于兹墟兮！

现在，我们将这篇文章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一篇优秀的古典文章，翻译成白话文字，即使减色不少，但同样能动人心弦。

在大明正德四年（1509年）秋季某月初三，有一名吏目从北京来到这里，不知道他叫什么。他身边带着一个儿子、一个仆人，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上任，路过龙场，投宿在一户苗族人家。我从篱笆中间望见他，当时阴雨昏黑，想向他打听北方的情况，没有实现。第二天一大早，我派跟班的一人去探视，他已经走了。近午时刻，有人从蜈蚣坡那边来，说：“有一个老人死于坡下，旁边两人哭得很伤心。”我说：“这一定是吏目死了。可悲啊！”傍晚，又有人来说：“坡下死了两个人，旁边一人坐着叹息。”问明他们的情状，方知他的儿子又死了。第二天，又有人来说：“看到坡下堆了三具尸体。”那么，他的仆人又死了。唉，令人神伤啊！

想到他们的尸骨暴露在荒野，无人认领，于是我就带着两个跟班，拿着畚箕和铁锹，前去埋葬他们。两名童仆脸上流露出为难的表情。我说：“唉，我和你们，本像他们一样啊。”两名童仆怜悯地淌下眼泪，要求一起去。于是在旁边的山脚下挖了三个坑，把他们埋了。随即供上一只鸡、三碗饭，一面叹息，一面流着眼泪鼻涕，向死者祭告说：

“唉，悲伤啊！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啊？我是此地龙场驿的驿丞、余姚王守仁呀。我和你都生长在中原地区，我不知你的家乡是何郡何县，你为什么要来做这座山上的鬼魂啊？古人不会轻率地离开故乡，外出做官也不超过千里。我是因为流放而来此地，理所应当。你又有什么罪过而非来不可呢？听说你的官职，仅是一个小小的吏目而已。薪俸不过五斗米，你领着老婆孩子亲自种田就会有了，为什么竟用这五斗米换去你堂堂七尺之躯？又为什么还觉得不够，再加上你的儿子和仆人啊？哎呀，太悲伤了！

“你如真正是为留恋这五斗米而来，那就应该欢欢喜喜地上路，为什么我昨天望见你皱着额头、面有愁容，似乎承受不起那深重的忧虑呢？一路上常冒着雾气露水，攀援悬崖峭壁，走过万山的峰顶，饥渴劳累，筋骨疲惫，又加上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难道能免于一死吗？我固然知道你必死，可是没有想到会如此之快，更没有想到你的儿子、你的仆人也会很快地死去啊。都是你自己找来的呀，还说什么呢？我不过是怜念你们三具尸骨无所归依，才来埋葬罢了，却使我引起无穷的感怆。唉，悲痛啊！

“纵然不葬你们，那幽暗的山崖上狐狸成群，阴深山谷中粗如车轮的毒蛇，也一定能够把你们葬在腹中，不致长久地暴露。你已经没有一点知觉，但我又怎能安心呢？自从我离开父母之乡来到此地，已经三个年头。历尽瘴毒而能勉强保全自己的生命，主要是因为我没有一天怀有忧戚的情绪啊。今天忽然如此悲伤，乃是我为你想得太重，而为自身想得很轻啊。我不应该再为你悲伤了！

“我来为你唱歌，你请听着。我唱道：‘连绵的山峰高接云天啊，飞鸟不通。怀念家乡的游子啊，不知西东。不知西东啊，顶上的苍天却一般相同。地方纵然相隔甚远啊，都在四海的环绕之中。想得开的人到处为家，又何必守住那旧居一栋？魂灵啊，魂灵啊，不要悲伤，不要惊恐！’

“再唱一支歌来安慰你：‘我与你都是离乡背井的苦命人啊，蛮人的语言谁也听不懂，性命没指望啊，前程一场空。假使我也死在这地方啊，请带着你子你仆紧相从。我们一起遨游同嬉戏，其乐也无穷。驾驭紫色虎啊，乘坐五彩龙；登高望故乡啊，放声叹息长悲恸。假使我有幸能生还啊，你尚有儿子仆人在身后随从；不要以为无伴侣啊，就悲悲切切常哀痛。道旁累累多枯冢啊，中原的游魂卧其中，与他们一起呼啸，一起散步从容。餐清风，饮甘露啊，莫愁饥饿腹中空。麋鹿朝为友啊，到晚间再与猿猴栖一洞。安心守分居墓中啊，可不要变成厉鬼村村寨寨乱逞凶！’”

王阳明在龙场除了结交新朋之外，还有旧友来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这些旧友都是他曾经在北京讲身心之学的弟子，以他的妹夫徐爱为首，陆续来到龙场。当这些人得知王老师创出了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学说后，大为惊奇。他们让王阳明讲讲这个新学说，王阳明侃侃而谈：“心即理。”

众人不明白。

王阳明说：“我心中有个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一切道理都在我心上，就是：心即理。”

这一说法当然让他的弟子们耳目一新，但他们疑虑重重。徐爱就问：“您说心即理，不需外求。我孝顺父亲的种种行为，恐怕要去外面求取吧。一个三岁的孩子怎么知道那些孝顺父母的礼节？”

王阳明的解释是：如果你真有孝顺父母的心，就会去做孝顺父母的事。天冷了，你会给父母盖被；天热了，你会给父母打扇子。这种礼节，你需要去外面学吗？孝顺这个道理就在你心中，如果它在外面，比如在你父母身上，倘若你父母去世了，难道它就消失了？

王阳明心目中儒家伦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孝道到底该如何表现，有件事可以说明。王阳明的爱徒徐爱曾在安徽祁门遇到一个叫傅凤的人，此人以孝顺父母为终生理想。可因没有像样的工作而赚不来钱，所以理想无法实现。徐爱就推荐他来见王阳明。王阳明于是给他讲心学，傅凤偶有所得，正要痛下决心修行时，突然意识到年迈的父母和傻子弟弟都需要他来养活。所以就抛弃心学，不顾性命日夜苦读，希望能考个进士，有个一官半职来养活父母和弟弟。因为吃不饱，再加上学业辛苦，竟然患了大病，卧床不起。但傅凤仍然坚持读科举之书，王阳明的弟子们都千方百计劝他以身体为重。

傅凤很苦恼，于是请教王阳明。

王阳明叹息说：“你呀，虽然志在孝亲，可已陷入不孝的深渊了。”

傅凤吃惊地问：“难道我不想去做官赚钱养活父母和弟弟，就是孝了吗？”

王阳明说：“你为了做官赚钱而养活父母和弟弟，却把自己搞成病夫，这是孝吗？”

傅凤疑惑。

王阳明又说：“就看你现在病恹恹的样子，能考上进士吗？”

傅凤很坦诚地说：“不能！”

王阳明说：“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却没有得到官职，而因为你身体很差，不能照顾父母兄弟，可能还要让他们来照顾你。你说，你这不是大不孝，还能是什么？”

傅凤潸然泪下，请王阳明出个好主意。

王阳明说：“宇宙中最真的孝，就是不让父母担心。知道了这个，你就知道怎么去孝顺父母了。”

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心学中所倡导的孝的问题，其实就是一门不让父母担心的学问。良知告诉一个人，孝顺父母的终极目的是让他们心上安宁，物质条件还在其次。这其实就是感应，人世间所有父母希望的其实是儿女平安，锦衣玉食并不重要。那么，将心比心，我们希望的其实也是父母平安，心平安，身平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是你的身心要平安，否则，这都是空谈。宇宙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世事也在变幻，但那些良知未被遮蔽的心对于孝顺的要求却是亘古不变的。想要真孝顺，做到五个字就可以了。这五个字是：让父母心安。

有弟子曾问王阳明，学习朱熹理学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我们去外面格物，把格到的道理用静坐思考的方式和自己的心吻合就是了。您这个学说，应该怎么学会它呢？

王阳明给出了四点：第一，立志。就是要打定主意，下定做圣贤的决心；第二，勤学。做圣贤必须勤奋，努力学习知识和提升品德；第三，改过。有错就要改，绝不姑息；第四，责善。也就是在朋友之间要以责备的方式劝善。

实际上，这是儒家提倡的老方法：在仿效典范和反省中获得自我，进而成为圣贤。这时的圣贤就是心灵自由、自己能支配自己的人。

不过在龙场，除了徐爱之外，并没有矢志不移跟随在王阳明身边的弟子。这些弟子来了几天，或许是有别的事，又或许是忍受不了龙场的生活环境，所以就离开了。王阳明在《诸生》这首诗中叹息说，人生相聚机会不多，何不把你们的书和行李拿来，咱们在一起享受心学的极欢大乐？（“唯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携书来，茆堂好同住”）

而心学的极欢大乐在此时恐怕只有他一人能享受。虽然如此，他已蜚声整个贵州。前来拜访他的人相望于道，贵州龙场看上去不再是个闭塞之地，而成了人来人往的市场。在来看他的人中，有一人很特殊。他就是贵州军区世袭军政长官（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安长官在贵州并非等闲，贵州的驿站就是他的祖上奢香夫人为明帝国免费创建的，所以他的神态里有一种无上荣耀的傲慢。安贵荣来见王阳明并不是听心学，按他的思维，王阳明学识渊博，声名远扬，肯定有非凡的智慧。他希望王阳明能为他解惑，这个惑就是：他想减少贵州通往中原的驿站数量。

王阳明劝他别胡思乱想：“驿站，尤其贵州境内的驿站是中央政府控制贵州的烽火台，你撤驿站，会给中央政府‘企图弱化中央政府对贵州控制能力’的印象。后果如何，不必我说。”

安贵荣急忙派人送来酒肉，说：“想不到这深山老林里有您这样见识非凡的人，让人钦佩，关于裁撤驿站的事，我以后想都不想。”

王阳明回答他：“我没有这样的力量。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心中早已有之。”

这个回答很阴险，一方面他暗示，安大人你要裁撤驿站恐怕就是有这想法。一方面，我的心学说，道理在你心中，我只是提醒了你一下而已。

但安贵荣贼心不死。这件事不久，贵州境内发生了两个少数民族首领的叛乱。王阳明判断，这两人是安贵荣的部下，他们叛乱和安贵荣的默许有直接关系。因为叛乱持续了一个月，安贵荣的军队毫无动静。他给安贵荣写信说，两人叛乱是在你的军事管辖区，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胡闹？中央政府怎么想？即使不追究你的失职，如果调动别省的军队来镇压，你的颜面何在？

安贵荣看到这封信后，冷汗直冒。他马上出兵，轻松平定了叛乱。

由此看来，王阳明在龙场的身份不仅是个驿站站长，还是个教育家，偶尔还客串下政治家。他的朋友越来越多，声名大振，他的命运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洗礼后发生了大逆转。所有人都知道，龙场这块天地已容不下他，他离开龙场的日子已不远了。

王阳明是被人请出去的，而且被请了两次。第一次请他的人是贵州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毛科，他和王阳明是同乡。1508年冬天，他到龙场听王阳明讲学，由于没有深厚的思想根基，毛省长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王阳明心学本身是灵动的学说，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于是他邀请王阳明去省城贵阳讲学。王阳明委婉拒绝。他说，我现在只是山野村夫，体弱多病让我变得异常疏懒。我没有用功阅读和研究经典，所以没有资格担任讲师。我现在正准备去看医生，您作为官方代表，给我这样的荣誉，实在让我惭愧。

毛科当然不会明白王阳明这番托词背后的心理活动。在王阳明看来，他的心学是帮助人完善道德，而并非是指导人科举考试。但毛科的用意很明显，他要王阳明到贵阳讲学就是希望王阳明能帮他培养出一批考试高手，这和王阳明的出发点南辕北辙。

毛科在1509年初被调离贵阳，接替他的叫席书，毛科临走前叮嘱席书，王阳明学大才渊，不应该在龙场驿沉沦。席书谨遵前任教诲，上任不久，就跑到龙场驿来听王阳明的讲课。课后，他请教王阳明，朱熹和陆九渊二人的思想有什么不同吗？王阳明说，这个话题太深，作为晚辈，他暂时还没有资格来谈。他话题一转，普及了一会儿自己的心学。简易明快的心学马上就让席书为之着迷。不过，席书是朱熹理学的门徒，虽然着迷，但对王阳明心学的“真理性”表示怀疑。

第二天，席书满腹心事地来了。他还是希望王阳明能讲一下朱熹和陆九渊的不同，或者是，他王阳明和陆九渊的不同。王阳明只好满足了席书的愿望。

王阳明从“知行”的角度来说明他和朱熹、陆九渊的不同。他说，朱熹是通过经书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陆九渊是通过静坐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二人虽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认为“知行”是有先后次序的。而我却认为，知与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席书没有深入质疑“知行合一”的问题，而是质疑另一个问题：“您也提倡静坐，和陆九渊的静坐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说：“陆九渊静坐是希望从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静坐，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浮气躁，静坐能让他们把心沉静下来，我并没有让人一味静坐去获取真理，那不是正路。”

席书问：“那您从哪里获得真理？”王阳明回答：“真理就在我心中，但必须去事上练，只有去实践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样。”

席书这回心悦诚服，马上让人修建贵阳书院，并亲自率领贵阳的秀才们来到龙场，以师礼请王阳明到贵阳。

由此，王阳明离开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

心学的政治力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正式讲学。按理，他有了传播自己学说的平台本该高兴。但在来贵阳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面上，席书服膺他的心学，实际上，作为主管教育的省长，席书面临一个困局：他对王阳明心学心悦诚服，但王阳明心学并非是考生辅导课，而他的工作职责就是让自己辖区内的考生通过科举考试。王阳明也面临一个困境：他的心学目标是给考生指明圣贤之路，而考生的目标却是读书做大官。如果他一门心思宣扬和朱熹理学截然不同的心学，那考生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想让考生的理想实现，就必须要讲朱熹理学。这个困局也是他当初婉言拒绝毛科的根本原因。不过好像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席书用一句话就抚平了他的忧虑：讲你最想讲的。

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知行合一”。

当时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然后再去实践。长此以往，每个人都拥有了一种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动手，就会束手无策。他希望能改变这种读书人的毛病。当然，“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是他心学“心即理”和“事上练”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实践来验证我心中的天理，而不是去外面再寻找天理。这种思路有个莫大的好处：心中有天理，那我们就不必再去寻找天理，如此一来，我们就节省了大量时间，而这些时间可以用在实践中。这样一来，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理想。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这里，它也正是王阳明心学的闪光点。

实际上，知行合一和事上练只是“致良知”的一个前奏，真正动人心弦的是他心学思想的精华——致良知。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他的门徒开始逐渐聚集，他的声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认为他应该不仅仅是个教育家和思想传播者。既然“知行合一”，他应该把他的知和行结合起来，所以在1510年农历三月，他三年的贬谪期限结束后，在贵州多名官员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县令。一个和曾经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员王阳明正式登场。

他已脱胎换骨，不是从前那个对仕途毫无热情，总是请假的王阳明了。他意气风发，但又谦虚地说，虽然经国之志未泯，但三年来不曾参与政事，恐怕不能胜任一县之长的工作。他不幸言中，当庐陵县的父母官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当时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江西最惹人注目的“特产”就是刁民，尤其是吉安府庐陵县，简直是刁民生产地。王阳明前任一位姓许的县令在庐陵待了三年，临走前身心俱疲，奄奄一息。在给上级的述职报告中，他说，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狱，如果非要让我在地狱和庐陵选一个，那我选前者。在他眼中，庐陵人就是恶棍，市侩的小人。他绞尽脑汁也搞不明白下面的事实：庐陵人特别喜欢告状，先在庐陵县内上诉，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就会离开庐陵上访。许县令声称，他办公桌上每天都会堆积一千份以上的诉讼案卷。这使他生不如死。后来他采取严厉的手段，将告状人关进监狱。可这些人太机灵，一群流浪汉特意来告状，为的就是进监狱后有吃喝。

许县令无计可施，只能请辞，他的接班人王阳明就来了。

王阳明一到庐陵县，县令的幕僚们就把该地百姓的喜好告诉了他，并且特意指点王阳明，对付他们，只能采取高压政策。

王阳明将心比心，分析说，自古以来民间就有“民不与官斗”的生存智慧。如果民总是和官过不去，那只能说明一点，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侵犯。

幕僚对王阳明一针见血的分析却不以为然，他们指出，庐陵是四省交通之地，鱼龙混杂，是非极多。人没有定力，自然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每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省油，就没办法生存。

王阳明仍然坚信这样一点：普通平民在什么时代都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每天烧香求佛保佑不被政府欺压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情找政府的麻烦。如果他们真反常地时常找政府麻烦，那肯定是政府有问题。

这是一种心理分析法，答案往往是正确的。上级政府摊派到庐陵的赋税相当重，当然，这并不是政府的错。中国古代政府靠压榨百姓生活是政治常态，“轻徭薄赋”的政府凤毛麟角。吉安政府对庐陵的赋税中有一项是关于葛布（葛的纤维制成的织物）的，问题是，庐陵不产这种东西。对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收税，百姓当然不干了。

王阳明还未坐稳庐陵县县长那把交椅，一千多百姓就敲起了战鼓，向新来的大老爷投诉，声称他们绝不会缴纳葛布的税。

王阳明看了状纸，又看了案宗，发现这的确是一项莫须有的税收。于是，他答应庐陵百姓，会要求上级政府取消这个税，甚至是取消更多没有必要的税。

这种包票打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王阳明陷入了困局：赋税任务是上级摊派下来的，下级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借口。但有的赋税是不合理的，强行征收，百姓的反应一定是极为窝火。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激起民变。

王阳明是那种一定会为民请命，但绝不会直来直去的人。他找来前届政府的工作人员，详细向他们询问庐陵赋税的来龙去脉。这些人就把事实告诉了他。三年前，庐陵的赋税还没有这样高，自来了位宫廷税务特派员（镇守中官）后，庐陵的赋税就翻了三番。据这些工作人员说，这个特派员姓王，是个宦官，平时就住在吉安府政府的豪华大宅里，里面每天莺歌燕舞。

王阳明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姓王的宦官就是罪魁祸首。只要搞定他，庐陵县不该缴纳的赋税就会灰飞烟灭。他给吉安府长官写了封信，他知道那位王太监肯定也要看信，所以信的内容其实是写给王太监看的。他说，我在看庐陵的税收记录时大为惊异地发现，三年前庐陵的赋税总额是四千两，可这三年来却达到万余两。我先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在别的地方赋税都在负增长的时候，庐陵县却呈直线增长。不过我又仔细看了赋税名录，发现有些东西根本没有，却还要收税。我还听说，以镇守中官为首的收税大队来庐陵像是土匪抢劫一样。我现在有个小疑惑，这些赋税是上级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规定吗？还只是我们吉安府的规定？交税的日子马上要来了，可最近这里发生了旱灾，瘟疫又起。如果再强行收税，我担心会激起民变。俗话说，饥人就是恶人。一旦真有民变，我不知该如何向上级政府交代。

他最后说，我对于这种收税的事真是于心不忍，而且势不能行。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请求辞职。

王太监看到这封信，冷汗直冒。如果这封信不是王阳明写的，那他不会恐惧。一个对自己都敢下狠手的人，对于别人的几句要挟就缴械投降，那他就不是个合格的太监。可王阳明的要挟不同，王阳明此时虽然只是个小县令，但他的弟子遍布全国，中央政府也有他的旧知新友。天蓬元帅虽然被贬下凡间做了猪，但人家毕竟也是天上来的。

王太监对吉安府长官说：“我看这庐陵的赋税是有问题，暂时免了吧，等王阳明走了再恢复。”

庐陵人感激王阳明，几乎痛哭流涕。王阳明趁势发布告说：“你们打官司，我不反对。但我看你们之前的状纸是专业人士撰写的，又臭又长，毫无阅读快感可言。今后你们如果再告状，要遵守以下几点要求：首先，一次只能上诉一件事；其次，内容不得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最后，你认为和对方可以解决的事，就不要来告状。如果有违反这三条的，我不但不受理，还要给予相应的罚款。”

这份告示贴出时，百姓们还沉浸在减免税收的欢乐中，所以一致认为，打官司是没有良知的表现，今后要改。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已被王阳明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王阳明趁热打铁，继续对他们的心灵世界进行改造。针对当时瘟疫横行的现实，王阳明写了篇感人肺腑的布告。他说：“虽然是天灾，不可避免，也不能违抗，所以我们要适应它，并且在适应它时感悟人生道理。你们怕传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亲人抛弃，表面上看，他们是因瘟疫而死，实际上是死于你们的抛弃。瘟疫并不可怕，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们的心被恐惧侵袭，就会让你们做出没有天理的事来，这是逆天啊！我现在为你们指明一条消灭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们的心。你们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们不必去外面寻求任何东西，只要让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万事大吉了。”

不过，王阳明也承认，道德虽然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来时间的俗气所污染，已不能自动自发地流露，所以必须要树立道德楷模，让道德楷模唤醒他们内心正要睡死过去的善良。

他的办法是老办法，但老办法往往是最管用的。他恢复了设立于朱元璋时代，早已名存实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两亭”制度。他要求庐陵县所管辖的各乡村都要设立这“两亭”。旌善亭是光荣榜：凡是热心于公益事业、乐于助人、为国家和地方做了贡献的人，在该亭张榜表彰，树立榜样。这是存天理；申明亭是黑榜：凡是当地的偷盗、斗殴或被官府定罪的人，名字都在此亭中公布，目的是警戒他人。这是去人欲。

所谓政治力，无非是一个人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主要就是人际关系。王阳明在庐陵，首先必须要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帽；其次他还必须要搞好和下级的关系，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意志通过他们来实现；他更必须要关心的就是他和百姓的关系，因为百姓是他实际上的衣食父母。但让人沮丧的是，“父母官”大都热衷于和上级处理好关系，偶然会用心于下级关系的维护，很少有官员会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和百姓的关系上。理由很充分，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百姓不是他们的权力源泉，上级才是，皇帝才是。

王阳明截然不同，他全身心要解决的就是他和百姓的关系。我们注意到，他处理这层关系时的思想就是先让百姓有道德感，也就是唤醒他们向善的心。让他们专注本职，不要以和自己内心无关的官司为人生目标。

同时，他还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百姓的难处就是他的工作内容。比如他在庐陵县城视察时发现庐陵房屋的建造材料都是木材，巷道狭窄，又没有砖墙相隔，一旦失了火，那将是灭顶之灾。于是，他就发出命令，要那些临街民居退进三尺，以拓宽街道用来做防火带，疏散人口；店铺店屋退进二尺，做防火巷；每户出一钱银子，用来为临巷道的房屋建砖墙，隔离火势。

他到庐陵几个月都没有下雨，于是他吃斋一个月，停止征税，释放轻罪的犯人。不知是不是由于他的诚心真的感动了老天，一个多月后，一场倾盆大雨降临庐陵。

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真的以百姓心为己心。但我们应该知道，王阳明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在基层工作的经验。按朱熹的说法，你没有工作经验，就不可能知道这份工作的道理，那你就无从下手。你必须先通过书本或者是前任的工作总结“格”出你工作的道理，才能胜任这份工作。王阳明用事实反驳了朱熹，按王阳明心学的说法，天理就在我心中，我之前所以没有显露在基层工作的那些道理，是因为我没有碰到这个机会，现在我碰到这个机会，那些道理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不需要向外求取任何关于基层工作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用心，只要你用心为百姓好，就能想到为百姓做任何好事的道理，然后去做就是了。

这正如他对弟子徐爱说的，孝顺父母还需要去外面学什么？只要你有孝顺父母的心，就必然知道，冬天来了要给父母添衣服，夏天来了要给父母打扇子。正如他在庐陵一样，只要有一颗为百姓的心，就必然会想到百姓的房屋存在防火隐患，这种道理，不需要去外面寻求。

当然，王阳明不仅是个高超的政治家和战略谋划家，还是个能灵活处理具体事务的干练的技术官僚。下面这件事就是证明。

庐陵不仅讼棍多，恶棍也多。王阳明曾活捉了一个绰号“王和尚”的强盗。经审讯，王和尚是一个强盗团伙的三把手，这个强盗团伙做了很多大案要案，经过王阳明的一番心灵启蒙，王和尚居然良知发现，供出了老大多应亨和老二多邦宰。二人很快被缉拿归案，并且招供。王阳明将他们送到上一级政府。但过了不久，王阳明收到上级的抗诉信，信中说，这件案子是冤案，多应亨和多邦宰是纯粹的良民，之前发生的刑事案件都是王和尚一人做的，而且王和尚已经承认。上级政府要王阳明重新审理此案。

这案子并不难断，三人作案时的目击者有很多，当时也取证了。而且三人也承认了罪行。如今翻案，只有一种可能：多应亨和多邦宰的家人打点了王和尚，要他一人顶罪。

王阳明不想让罪人逍遥法外，他决心让这三人重新亲口承认罪行。开庭审问前，王阳明叮嘱他的幕僚说，当审讯到一半时，你就来找我，装作有要事的样子。幕僚听从。王阳明上堂后从头到尾问了一遍，王和尚一口咬定罪行都是他一人所犯，和多应亨、多邦宰无关。这时，王阳明的幕僚走出来说有要事，王阳明离开。趁着三个罪犯不注意时，王阳明偷偷地钻进了桌子下。过了一会儿，王和尚见大堂上只有他们三人，就低声地向二人说道：“等会儿可能要给你们上刑，只要你们能忍耐下来，我就能替你们脱罪。”他话音刚落，王阳明就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一面整理衣服，一面微笑地看着惊愕万分的三人。

这是王阳明“机诈”的又一个典型事例，王阳明绝非是一本正经的冬烘学究，处理实际问题，他从来都是灵活多变的。

庐陵是王阳明创建心学后第一次施展拳脚的地方，效果显著。当然，正如1508年前他始终不曾忘记“经略四方”的大志一样，在庐陵，他也始终没有忘记修炼和传播他的心学。自心学诞生那一刻起，王阳明传播心学的使命感就与日俱增。如果从前他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圣人，那么，现在，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

他在庐陵和弟子聊天时，对自己在龙场的两年时光唏嘘不已，同时也对在贵阳讲“知行合一”的成果并不满意。他对弟子冀元亨说，其实听课的人虽然认同我的“知行合一”，却还是以科举做官为目的。他们根本没有体悟到“心灵自由”才是人生的真谛，一个人只要把内心的善完全唤醒，就能体会到圣贤的滋味。

很少有人愿意体会圣贤的滋味，因为他们已在世俗世界浸染了太久，这个世界告诉他们，做了官，尊严、权力和荣华富贵就唾手可得，人生在世，追求的无非就是这几样。

刘瑾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也用自身的毁灭证明了这种看法和真理相差十万八千里，刘瑾于1510年农历十月以贪污罪在北京被凌迟。

自朱厚照继位以来，刘瑾始终处在权力的巅峰。那个只能站一个人的权力巅峰上现在站了两个人，一个是朱厚照，另一个就是刘瑾，而刘瑾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已处于危险之中。由于朱厚照不理政事，整日娱乐，所以政权渐渐转移到了刘瑾手中，他被人称为“立皇帝”。

1510年夏，甘肃安化王朱寘鐇（zhì fán）宣布革命，中央政府急忙派人去甘肃镇压。这支平叛军的司令叫杨一清，杨一清是个极具正义感的人，曾在兵部工作过，因不肯给刘瑾行贿而受到革职处罚。朱寘鐇革命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朱厚照要兵部推荐平叛军司令，兵部里在职的人都不愿意去，所以就想到了这位在野的同事。杨一清早上得到消息，中午就进了北京城。这说明建功立业对他有极强的诱惑力。

平叛军的政委（监军）是八虎之一的张永。张永是宫廷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刘瑾。但宫中府中人人都知道，他和刘瑾不和。有一个原因很重要：刘瑾曾和他的老婆（大伴）搞暧昧，张永和刘瑾因此事而打过架。朱厚照后来劝了架，给张永又找了个更年轻漂亮的老婆，自然，张永的老婆名正言顺地归了刘瑾。

如果仅是这一件事，张永和刘瑾的仇恨还不至于那样深。刘瑾自绝地反击刘健、谢迁成功后，坐稳了宫中第一把交椅。他的七位虎友也水涨船高，但刘瑾毕竟是老大，一手遮天，并未把七位虎友当成兄弟，只是当成小弟。张永据说是有情有义的人，在刘瑾对待兄弟的态度上极看不惯。况且，他内心深处也有个阴险的想法，想取代刘瑾。

杨一清知道张永和刘瑾的关系极为脆弱，所以在路上对张永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当他们到达甘肃时，朱寘鐇这个无能的王爷已被手下一名将军活捉，于是两人高兴地押解朱寘鐇回京。杨一清断定他和张永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所以就骑在马上说：“现在外患已除，内患仍在。”张永故意问：“四海升平，宫中和谐，有何内患？”杨一清就在手掌上写了一“瑾”字。张永默不作声。

杨一清的开头不错，于是直逼张永的底线：“公公在宫中做了五年的老二，恐怕度日如年吧？”

张永明白杨一清的意思：“刘瑾宫中耳目众多，搞他，比登天还难。”

杨一清拍掌叫道：“只要公公你肯用心，搞掉刘瑾的机会就在眼前。我已查明刘瑾的哥哥刚死，他准备在满朝大臣去参加葬礼时发动政变挟持百官，造反称帝。”

张永大为惊骇。他问杨一清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杨一清讳莫如深，只是说，公公您只需按咱们的计划去执行，水落自然石出。

杨一清的计划是：两人回京，朱厚照必会摆宴接风，刘瑾必到，而很快他就会走，因为刘瑾见不得别人风光。他一走，马上拿出事先写好了的刘瑾要谋反的奏折给朱厚照，大事就成了。

说来也奇怪，这件事真的就极顺利地成了。关于过程极富戏剧性，接风宴只剩下张永和朱厚照时，张永拿出奏折，朱厚照不看。张永就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说：“刘瑾要造反。”朱厚照喝得晕晕乎乎，问：“他为何要造反？”张永回答：“要做皇帝。”朱厚照说：“由他做去。”张永叫起来：“他做皇帝，您干什么去？”朱厚照酒醒了，咬牙切齿道：“奴才辜负我！”

当夜，朱厚照的搜查队就冲进了刘瑾家，从他的密室里搜出了管制刀具和一件龙袍，刘瑾被关进大牢。朱厚照大怒若狂，很快，刘瑾被定罪，凌迟处死。

刘瑾一死，王阳明的新生活接踵而至。

朱陆异同

1510年农历十一月，三十九岁的王阳明回到北京，在兴隆寺里等待新的任命。他惊奇地发现，北京城不再像三年前他离开时那样死气沉沉，到处都是新气象。他在北京的弟子们和仰慕者纷纷来拜见他，几乎踏破了兴隆寺的门槛。本年最后一个月，中央政府命令他到南京刑部报到，这是个挂职，所以他不必到任，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北京传播心学。1511年正月，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做精神导师时，他的两个弟子争论起来。但争论的内容不是他的心学，而是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王阳明的弟子王舆庵读陆九渊，津津有味，又去读朱熹，味同嚼蜡。所以他认为陆九渊心学是圣学，而朱熹理学则是偏门。另一位弟子徐成之恰好相反，他认为朱熹理学是圣学，陆九渊心学是禅，和他们儒家毫无关系。

两人辩论许久，不分高下，于是请王阳明裁判。王阳明高度评价了两人的学术辩论热情，但也指出，学术辩论是要明理，你们二人的辩论中充满了意气，你们是在分胜败，并非是在明理。你二人各执一端，无论是对朱熹还是对陆九渊都没有全面领会，所以就是争论出个胜败来，也毫无意义。最后他说，“是朱非陆”已是定论，徐成之不必为朱熹伸张，朱熹是对的；王舆庵你就是为陆九渊辩出花来，陆九渊的学说也不能大行天下。

徐成之对这种答案很不满意，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好像陆九渊受了不白之冤。王阳明苦笑，他对弟子的执着很赞赏，他想做一回裁判，但他有苦衷。

我们应该很有信心地确定，王阳明心学是从朱熹理学牢笼里冲出来的，他在龙场悟到的“道”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拨乱反正。他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圣人处此该如何”的求索合二为一，才迸发出了心学的火花。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朱熹理学，就不可能有他的心学。但当他创建心学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后，发现这一思想早被陆九渊定型了。问题是，他对陆九渊心学没有下过功夫。王阳明心学和陆九渊心学同有“心即理”（我心即宇宙）一说，如果他对人解释，我的这个“心即理”和陆九渊的“心即理”是不同的，恐怕没有人相信。但我们知道，他的心学和陆九渊心学是不同的，正如他所说的，陆九渊的心学有点“粗糙”，“粗糙”的原因就是陆九渊不太注重实践（事上练）。

如果他说，朱熹是对的，那么实际上，他的学说和朱熹的学说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说陆九渊是对的，那就会被人误会为禅。

经过反复思量，他还是决定做一次裁判，其实表面上是判定朱熹和陆九渊的是非，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心学正名。

他评判道：一直以来，大家都把侧重修养（尊德性）和侧重学问（道问学）分割，实际上，二者是一体的。大家都说，陆九渊侧重修养，朱熹侧重学问。但陆九渊未尝不让人读书穷理，他也不是整天静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所以说他是坠入虚空的禅，毫无道理。而朱熹也未尝不侧重修养，只是他把时间都用到了学问上，修养的事被人忽略了。

也就是说，无论是陆九渊和朱熹，还是王阳明自己，在目的上都是相同的：成为圣人。只不过，朱陆二人在方法的选择上有所失衡。而他王阳明则主张，修养和学问本就是一回事，就如知行是一回事，不可分割。

最后他说，我对朱熹老夫子是相当崇敬的，他的理学散发光辉几百年，不必让我来画蛇添足抬高他。我唯一的遗憾就是陆九渊被世人污为禅，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主持公道。即使朱熹知道陆九渊这样的遭遇，也会在孔庙里黯然落泪的。

王阳明最大的希望就是，弟子们不要为古人争长短。在后来他给弟子聂文蔚的信中，他这样说道：“为朱、陆争是非是枉费心力……朱熹与陆象山两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后世的众多议论，是因为他们的工夫还不精炼、纯熟，其中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也在所难免。而程颢在这上面就表现得比较公正。他与吴涉礼谈论王安石的学问主张时说：‘为我尽述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这种气象何等从容啊！……希望你能让同仁们都知道，各人只管把握自己的对错，不要理睬朱、陆的是非。用言论诋毁他人，这种诋毁是肤浅的。若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夸夸其谈、虚度光阴、浪费时日，这就是在诽谤自己，这样就严重了。现在，天下的人都在议论我，如果能因此为善，那么，都是在与我砥砺切磋。就我而言，不过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进德。古人云：‘攻我短者是吾师’，作为学生，怎能连老师都不热爱呢？”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史上相当重要的篇章——朱陆异同，因为这是王阳明为自己心学的正名仪式。表面上看，他是在评判朱熹和陆九渊，实际上，他是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心学抬到显学的殿堂。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的“格物致知”简直水火不容，可王阳明却说，他和朱熹的心是一样的，而且几年后，他把从朱熹晚年写给二十四人的三十四封信中选取一段，编纂成《朱子晚年定论》，用他的心学思想来解释，试图证明朱熹晚年的思想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这一真正的思想与他的心学相一致。

但只要看一段《朱子晚年定论》，就会发现，王阳明是在断章取义。有人说他始终向朱熹抛媚眼，就是因为当时朱熹门徒遍布天下，反对他心学的人多如牛毛，他是想和朱熹攀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学说是从朱熹那里转手来的。还有人说，当时是朱熹理学的天下，圣人必须要在朱熹设定的圈子里锻造，王阳明追求圣人之道就绝不能撇掉朱熹，重起炉灶。

这正如有人想从道教和佛教中寻到儒家的圣人之道，只能被他人抨击和贻人笑柄。也就是说，王阳明不否定朱熹，是认为他的心学和朱熹内心真实的想法相一致。他的这种想法是真情实意的，毕竟他在朱熹理学的路上走了好多年，而且还因为朱熹吃过不少苦头，他的前半生几乎就笼罩在朱熹的阴影下。

按常理推测，既然他不否定朱熹，那他对朱熹的论敌陆九渊就该完全否定。可他仍然没有，他认为陆九渊也没有大错。原因很可能就在于，他和陆九渊心学太相似了，如果大家都否定陆九渊，那很可能殃及池鱼，把他的学说也当成是枯禅。

实际上，王阳明的心学在他1510年农历十一月初到北京时就遇到了挑战。挑战他的人叫黄绾。黄绾认为，他的学说就是禅宗的变种，和陆九渊学说毫无二致。

黄绾出身书香门第，聪慧异常，欣慕朱熹理学如欣慕美色一样，是那个年代北京城思想界的青年才俊。他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当王阳明一到北京，他就闻风而来。

王阳明热情地向他阐述心学要旨。他说，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但有人的圣人之心被物欲遮蔽，只需在心上用功，把物欲扫除，做到这一点，就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

黄绾充满疑虑地问：“怎么个心上用功？”

王阳明回答：“你的心能知是非善恶，一个恶念发动时就克掉它，一个善念流行时就保持它。”

黄绾吃了一惊，说：“您这不就是禅宗吗？禅宗说，人人都有佛性，佛向心头做，莫向心外求。禅宗说顿悟，您说狠斗私心一念间，没有任何区别啊。”

王阳明拼命摇头，说：“不一样。禅宗说了‘人人都有佛性’后就枯坐，什么都不管了。说了‘佛向心头做’后就真的在心头做，不去实践。而我说了‘在心上用功’后，必须去实践。”

黄绾又吃了一惊，说：“这还是朱老夫子的‘去万事万物上格真理’啊。”

王阳明又大摇其头，说：“朱熹说是去实践中寻找真理。而我认为，真理已在我心中，我去实践，只是去验证这个真理，其实最终目的就是磨炼我们的心。”

黄绾恍然大悟。据说他当时茅塞顿开，从此死心塌地地跟随王阳明，并且经常在反对王阳明的人面前为王阳明辩护，成了王阳明最忠实的信徒之一。不过，黄绾年老后，有一天早上醒着躺在床上思考。不知他想到了什么，突然大叫一声，吼道：“王阳明心学就是枯禅！”说完这句话后，他把余生的光阴都用在反对王阳明心学上了。

把王阳明心学视为枯禅，是当时反王学的一个主流。王阳明对反对派曾多次反驳，他说他的心学和禅学的区别就在于实践。他说，我们每个人的心像一面镜子，你只需要时刻保持着它的一尘不染。如何保持呢？禅宗说要勤擦，也就是在心上擦。而王阳明也说勤擦，但要以实践为指导，不能枯坐在那里，认为我心没有恶念了，认为我内心强大了。是否有恶念，是否内心强大，非得去实践中验证一下。如果不去实践，就会流入枯禅的境地。

用儒家语境来说，禅宗注重的是修养（尊德性），而几乎没有学问（道问学）。而他的心学是既有修养又有道问学的。禅宗没有进取，而他的心学就是一门要人进取的学说。这是王阳明心学和禅宗最灵魂的区别。

王阳明对佛道的态度很有点“忘恩负义”，佛道二教为他的思想供给了充沛的源头活水。但创建心学后，他对佛道给予他的帮助闭口不言。有人向他请教道教长生之术时，他劝对方不要沉迷于此，因为即使你明白了长生术，也不过修个不死的肉身。接着他推销他的心学：心学却能让人有一个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

他的弟子王嘉秀喜欢谈仙佛，并且以独到的见解对王阳明说：“佛教以超脱生死来劝人信奉，道教以长生不老劝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干坏事，究其本质，也是看到了圣人的上一截，但非入道的正途。今天谁要做官，可经科举考试，可由乡里推举，可借大官绿荫，同样可做大官。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会接纳的。道、佛到终极点，和儒学大致相同。后世儒生，往往只注意到圣人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从而使儒学变为记诵、辞章、功利、训诂之学，到底不免发展为异端。从事记诵、辞章、功利、训诂之学的人，终身辛苦劳碌，毫无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欲，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学者不必先去排挤佛、道，而当笃志学习圣人之学。”

王阳明很不赞同：“你所讲的大体正确，但说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们理解有失偏颇。至于说到圣人大中至正的道，上下贯穿，首尾相连，怎会上一截、下一截？”他警告王嘉秀，“我年轻时在圣学上不用功，转而去佛道上求取，偶然有所得，但很快就觉悟不对。后来在龙场终于发现圣学，懊悔错用了二十多年工夫。佛道之学和圣学只是一张纸的距离，所以不容易辨别，只需要立志于圣学，将来必能看透。”

那么，一张纸的厚度到底是什么呢？

王阳明极力指责佛教：“佛教徒担心父子连累他，就离开父子；担心君臣连累他，就离开君臣；担心夫妻连累他，就离开夫妻。佛教徒总说自己不执着于‘相’，其实这些都是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所以他才逃避。我们儒家，有个父子，就给他仁爱；有个君臣，就会对他忠义；有个夫妻，就给他礼节。什么时候执着于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由此可知，这张纸的厚度就是责任心和使命感。儒家有，佛道没有。简洁地说，王阳明心学是一门要人去外面建功立业的学说，而佛道是龟缩避世的学说。

但是，他虽然对佛道二教如此恩断义绝，可他思想的灵魂书《传习录》中到处能看到佛道二教的影子。比如佛家的“明觉”“无善无恶”，道家的“圣胎”，特别是下面这句话：“良知就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济，不可谓典要。”这简直就是把道家的语境生吞活剥过来的。

问题是，从一头老虎的胃里发现了几块狗肉，你能说老虎是狗吗？

1515年农历八月，皇帝朱厚照心血来潮，准备举行隆重的佛事接引佛祖。王阳明就写了一道奏疏《谏迎佛疏》。他说，佛是夷狄的圣人，我们中国的圣人是孔子，佛在夷狄教化万民正如孔子在我中国教化万民一样。但陆地行走要用车，水上行走要用船，把船放到陆地上，寸步难行，把车推进水中，必然下沉。我担心佛来到中国会水土不服。您既然有尊敬佛的心，就必有尊孔子的心。何必舍近求远？他又说，佛固然有不惜身体拯救世人的心，但修成佛，可是要苦行的。而我们儒家的圣人，诸如尧舜什么都不用做，只是端坐那里垂拱而治就是了。皇上您何必放弃完美的先贤，去追求夷狄的圣人呢？

这封奏疏并未呈递朱厚照，王阳明写完后就把它收了起来。与其把这封奏疏看成是他向皇帝的建议书，倒不如看作是他对佛教的看法。在他眼中，佛教既然不适合中国，也就不可能是圣人之道。

1516年之前，王阳明在北京、浙江余姚和南京之间来回游走，他虽然有官职在身，但始终把讲学当成第一要务。而且专挑山水秀丽之地，和弟子们一面游览山水一面讲学。这种在山水之间讲学的方式成了王阳明讲学的一大特色。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里的高官显贵也越来越多，当时的组织部部长（吏部尚书）方献夫都成了他的入室弟子。他当初经略四方的理想似乎泯灭了。因为他有新的追求，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成为圣贤的道路，这是一条充满阳光和激情的道路。

所谓造物弄人，你越是拼命追求的东西越是不来，当你不想它时，它却扑面而来。1516年农历九月，他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这一年，他已四十五岁，如果从他有“经略四方之志”的十五岁算起，这个理想的实现足足晚了三十年。

贵人王琼

1516年农历九月，中央政府任命礼仪部候补大臣（南京鸿胪寺卿）王阳明为都察院副院长（左佥都御史）。这并不是中央政府的目的，目的是要他巡抚南赣。有一点需要注意，“巡抚”并非是实官，而只是一个差使。

“巡抚”在明帝国出现并非偶然。朱元璋在1380年废除了以丞相为代表的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同时，还废除了最高军事机构大都督府的大都督（把大都督府分为五个都督府）和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他把行政、军事和监督权全部抓到手里，在中央他可以做到，可在地方，他就心力不足。如果他非要办到，必须要地方的行政、军事、监察长官来京城向他报告。这只能把皇帝累吐血。所以为了协调地方的行政、军事和监察事务，他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去“巡抚”。明帝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担当此任的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他曾奉命到帝国西北（陕西、甘肃）去“巡抚”。1421年，明帝国第三任皇帝朱棣发现他老子有此先例，于是派出多人到各地“巡抚”，这些人都是中央六部和都察院的高官，即使不是高官，也会临时挂职。由此，“巡抚”成为留驻在各地的协调人，由于“巡抚”其所巡视的辖区并不总与省的边界一致，所以他们是“巡抚”而不是“省抚”，“巡抚”完毕则回京交差。

官方给王阳明“南赣巡抚”的文件是这样的：巡抚南（江西南安）、赣（江西赣州）、汀（福建汀州府）、漳（福建漳州）等地，提督军务。可见，“巡抚”是动词不是名词。如果巡抚之处的军事问题是主要问题，那“巡抚”后面再加上个“提督军务”，也就是说，此人既有行政权也有军事权。

南赣巡抚设立于1497年，就是王阳明第二次探索朱熹理学的前一年。治所在江西赣州，管辖的区域包括了江西、福建、湖广（湖南与湖北）、广东的部分交界地区。由于“巡抚”的军事性质，所以这个信息就透露出，早在1497年，南赣巡抚所管辖的这些地区就已有了猖獗的土匪，当地政府苦不堪言。历任南赣巡抚深有体会，1516年巡抚南赣的都察院副院长（左佥都御史）文森给中央政府的辞职信中说，土匪们仗势险峻茂密的深山老林和政府军打游击，他被他们搞得焦头烂额，想以死谢罪的心都有了。文森还说，他每天都焚香祷告，希望上天降下神人把这群土匪一网打尽。他叹息道，这样的神人何时来啊！

才上任一年的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王琼也在考虑这问题，而且想法已经成熟。王琼是山西太原人，多年以前有个做部长的父亲。王阳明在浙江金山寺赋诗的1484年，他中进士入仕途，在工部、刑部、吏部、户部都担任过要职。据说王琼异常精明，担任户部部长时，有个边防总兵官试图向户部冒领粮草供给。王琼就把他请来，只用手指头便计算出了他的士兵编制人数，领的粮草数量，现在还应该有多少余粮，地方诸郡每年给他的粮草数量，以及国家发放的补贴的奖金、购买的粮草应该是多少，一笔一笔算来丝毫不差，把那个总兵官算得目瞪口呆、汗流浃背。

那些精明的人往往都是用心的人，用心的人就会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秘密。比如他只去过一次边疆，就对边防军的腐败心知肚明；他只经历过一次战阵，就发现了帝国边防军在互相支援上的致命缺陷。有段时间，他曾到地方上治理漕河，当他拿出治理方案时，连那些干了一辈子的漕运专家都大为叹服，评价说这种方案恐怕只有王大人能做得出。在很多人眼中，王琼似乎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在情况朦胧不明时就能预测到事情发展的趋势。当然，他还有一种不太被人注意的能力，那就是识人。

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就是“识”了王阳明。1516年农历八月，他向皇帝朱厚照建议要王阳明巡抚南赣，顿时，官员大哗。有官员说，王阳明只能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写几句诗歌，或者是像木头一样坐枯禅，要他到遍地悍匪的江西，不是让他送死吗？也有官员说，要他讲讲课可以，可让他带兵打仗，那是赶鸭子上架。更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有做事的激情，自他从龙场的大森林里钻出来后，给了他那么多官职，他只是讲他那狗屁不通的心学，有谁看见他处理过政事？

王琼反驳说，王阳明并非只会空谈，我曾领教过他的心学。他要人在心上用功存天理去人欲，锻造强大的内心。一个内心强大的人肯定是做事的人。他的确没有带兵经验，但巡抚南赣的人有几个带过兵打过仗？他之所以没有做事的激情，是因为他自龙场回归以来，他所担任的职务都是候补（南京官员），没有平台，何来激情？

朱厚照透过昏暗的光线看到王琼异常激动，胡子直抖。他想了想，问王琼：“你确定这人可以？”王琼坚定地点头。朱厚照在龙椅上伸了个懒腰，说：“好吧，就让他以都察院副院长的职务巡抚南赣。”

如果世界上真有“贵人”这回事的话，那王阳明一生中有两个贵人：一个是南昌城铁柱宫那个无名老道，他拯救了王阳明入世的灵魂；另一个就是王琼，他给了王阳明一个绝好的机会，释放了他的能量。

王琼和王阳明的关系在历史上并不明朗。王阳明在1510年末回北京时，王琼因得罪刘瑾正在南京坐冷板凳。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1513年末，王琼才被调回京城到户部任副部长。而这时，王阳明已回老家浙江余姚了。两人正式见面坐而论道可能在1515年，王阳明以礼仪部候补大臣的身份回北京述职。王阳明给王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阳明的老成持重、自制、气定神闲和言谈举止中不易察觉的威严让王琼断定此人必是大用之材。他对王阳明心学的兴趣并不大，只是对王阳明在心学熏染下练就的“不动心”状态大为惊叹。他对王阳明说，将来我在朝中有话语权时，必会给你个创造奇迹的平台。

王阳明只是笑笑，脸色平静。在此之前，他刚在南京讲“存天理去人欲”，这是理学家和心学家共同的使命。有人问他，既然你说天理都在心中，又何必用存？他回答：“天理是在我心中，但由于世俗的浸染和自己的不注意修心，天理虽然没有离开你的心，可却被蒙蔽了。我说，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你们把沾染到天理上的尘埃擦掉，让它回复本来面目。而我说去人欲，其实就是存天理，存了天理，人欲就没有了。一个人只要能恢复他内心的天理，那内心就必能强大。”谁都不得不承认，一个没有人欲的人必然是内心强大的人。

可是，功名利禄的心是否是人欲，王阳明给出的答案很有机锋：那要看它是被你请来的，还是它主动来找你的。内心强大的人心如明镜，来了就照，去了也不留。

正在王阳明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时候，王琼被推上了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的椅子。但他没有马上践履对王阳明许下的诺言，因为他还有另外的打算。他的眼光停留在大明帝国疆域图的江西南昌，眉头紧锁。

在南昌城，有位王爷，正带着高贵的微笑审阅着他的卫队。这位王爷就是宁王朱宸濠。按王琼的洞察力，他迟早有一天会谋反。他的计策是，要王阳明到江西去注意这位王爷。不过，朱宸濠毕竟是位王爷，在没有正式起事前，谁都不能揣度他要造反。如果王琼对朱厚照说，朱宸濠可能要造反，这是以下度上，是大罪。王琼没那么笨，他一年来始终在找合适的机会把王阳明这道防火墙插进江西。而很快，他就找到了南赣匪患这个机会。

王阳明接到朱厚照要他巡抚南赣圣旨的同时，也接到了王琼的私信。王琼在信中先是对王阳明夸赞一番，然后对朱厚照的浩荡皇恩表示高兴。接着他说，作为国防部长，他对南赣匪患深感忧虑。他希望王阳明能抓住个机会，创建不世之功。最后他说，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南赣这个非常之事必须要你这个非常之人来解决了。

王阳明接到圣旨和王琼的私信后，心动了。他毕竟还是个凡人，他把建功立业的理想埋在心里几十年，从未生根发芽，甚至都快要腐烂。他后来虽然能心平气和地看待取得事功的理想，随心所欲地去传播心学，然而正如他所说，事情没有来时，人人都能稳坐钓鱼台。一个人是否成熟，要看他在面对事情时的态度。这个平台，他等了几十年，终于来时，他不可能不激动。他贪婪而不急躁地看着圣旨，最后手指不易察觉地颤抖着放下。慢慢地，他冷静了下来。

一旦冷静下来，他就把心思投入到如何处理这件事上了。一般人首先会考虑的是剿匪的难度，王阳明却没有担心这个。心学本身就是一门要人自信的学问，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剿灭土匪，所以他不会考虑这种不言而喻的问题。他想的是：“我不是皇帝忠实的走狗，我有我自己的意志，不能皇帝说什么，我就屁颠屁颠地去做。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王琼的大力举荐，那个沉浸在紫禁城极乐世界的皇上会想到我？你固然是至高无上的皇上，但不代表我就是随叫随到的小狗。况且，要我巡抚南赣是真的看重我，还是只是例行公事？如果是例行公事，那就是不重视我。既然不重视我，我将来的成果在他眼中，也不过是瓜熟蒂落。”

但这些问题很快就被他驱逐出脑海。他不应该这样想，建功立业的目的是为一方的安宁，他是奔着拯救那里的百姓去的。他应该不为名利，只凭良心来做事。他的良心现在就告诉他，应该去实现理想，拯救万民。

但去之前，他必须给朱厚照写封信。这封信看着是谦虚，实际上却有两个目的：一是发发多年来不被重用的牢骚；二是试探下朱厚照，他是否真的就是朱厚照心中巡抚南赣的不二人选。

他上了一封辞官信。信中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尸位素餐，最近一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而且他的才能低劣，要他去巡抚南赣是误国误政。他又说：“任何人得了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官职，都会兴奋，我也不例外，可我真是担心自己干不好。如果在我当年意气风发时还有这个信心，可现在已入黄昏之年，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他还说，“我提出退休，是因为我祖母年事已高，作为孙子，我应该在她有限的时间里陪伴她，送她最后一程。”最后他说，“我知道这是违反条例的，但有什么办法呢。”

这封请求退休的信一上，他就从南京出发大张旗鼓地回浙江余姚。实际上，他在路上几乎可以用“挪”来形容。他走得难以置信地慢，几天时间才出了南京地界。他的目的太明显了：等着朱厚照的反应。

朱厚照的反应有点让人失望，他指责王琼，看你推荐的什么人啊！我没让他巡抚南赣时，他什么事都没有。我一让他巡抚南赣，你看他，居然要退休。左说右说一大堆，其实就是不想去，胆小鬼。

中央官员们起哄了，很多人已为自己对王阳明的分析得到证实沾沾自喜。王琼当然不能对朱厚照说，王阳明这是在发牢骚和试探。他只能说，王阳明是在谦虚，谦虚的人才证明他稳重，才能成事。那些给份工作就上的人，都是冒失的笨蛋。

朱厚照想了想，说：“那就再给他下道圣旨，要他不要再谦虚了，马上去江西！”

王琼马上请求，希望皇上能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

朱厚照想都不想，说：“准了。”

于是，第二道圣旨到了王阳明面前：巡抚南赣等地，军马钱粮作战等事，除非是天大的事，其他小事可自行定夺。

王阳明此时在杭州城，仍然没有回音。朱厚照有点不高兴了，他问王琼：“这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王琼回答：“事不过三。”

朱厚照耐着性子，发出第三道圣旨：你怎么敢以病为借口推辞本应尽的义务？如今南赣地区盗贼遍地，百姓倒悬于水火。你如果还拖拖拉拉，岂不是更加误事？赶紧去，不许辞职，不许推脱，钦此。

1516年农历十二月初二，组织部（吏部）的一封信几乎赶上了朱厚照的那道圣旨：按皇上的意思，王阳明不准退休，南、赣地方多事，赶紧去办事，用心巡抚。

王阳明长出一口气，对他的弟子们说：“走，去江西。”

本年十二月农历初三，王阳明离开即将春回的杭州城，走向那些活蹦乱跳的土匪，走向只有土匪才肯居住的原始森林，走向他多年以来企盼的刀光剑影的战场。

据说，王阳明从杭州出发前，他的一位道家朋友对人说：“王阳明此番前去，必立大功。”人问原因。这位道士说：“我触之不动。”

“触之不动”正是王阳明心学的目标，它是希望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处境时都应宠辱不惊，不因得失而动心。“不动心”也是王阳明自龙场悟道到江西剿匪这段时间传播的主要心学思想。黄宗羲说王阳明心学有三个阶段，“不动心”就是第一阶段。

王阳明创建心学后，发现来学习心学的人都有浮躁之心，所以要他们静坐以涤荡内心的欲望，使心保持一个澄净的状态。为了让人相信自己的心没有丝毫欲念，他讲“知行合一”，认为一个恶念就是一个行动，所以必须要静心。但他又担心弟子们把静坐当成目的，流入枯禅，所以提倡事上练。

这一切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让人“存天理去人欲”，去人欲的目的就是让人心存天理，有真理在心，就不会对任何荣辱动心。他以此希望人人都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任何事和物来触之，都不会因之而动。

也许下面这段记载于《传习录》中的问答可以让我们知道如何才能不动心，让内心强大起来。

弟子问：“这几年因厌恶学问，常常想独自静坐，以求摒弃思虑念头。但是，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更觉得心神不宁，这是什么原因？”

王阳明回答：“思虑念头，如何能打消它？只能让它归于正统。”

弟子问：“念头是否有没有的时候？”

王阳明说：“的确没有无念之时。”

弟子又问：“既然如此，因何说静呢？”

王阳明说：“静并非不动，动也并非不静。戒慎恐惧就是念头，为何要区分动和静？”

弟子说：“周敦颐为什么又要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呢？”

王阳明说：“没有欲念自然会静，周敦颐说的‘定’也就是‘静亦定，动亦静’中的‘定’，‘主’就是指主体。戒慎恐惧的念头是活泼的，正体现了天机的流动不息，这也就是所谓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旦有停息也就是死亡，不是从本体发出的念即为私心杂念。”

弟子又说：“当用功收敛身心的时候，若有声色出现在眼前，还如同平常那样去听去看，只怕就不为专一了。”

王阳明说：“怎么能不想听，怎么能不想看？除非是死灰槁木、耳聋眼瞎之人。虽然听见、看见了，只要心不去跟随它也就行了。”

“只要心不去跟随它”就是不动心。正是这“不动心”的心灵正能量，才让王阳明创建了光芒万丈的盖世武功。

第二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南赣剿匪

人性无法改变，却可以引导

1517年正月，王阳明到江西赣州剿匪。一年后，他写信叮嘱弟子们要全身心“存天理去人欲”。为了让弟子对祛除人欲的难度有深刻认识，信中有这样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中贼自然是“人欲”，而山中贼则是南赣地区的土匪。

他说破山中贼易，只是为了烘托祛除人欲有多难，实际上，破山中贼远没有他说的那么容易。

1517年正月初六，王阳明到达南昌。南昌官员向他递交了南赣地区的地理和土匪的详细资料。资料说，南赣地区山麓千里，崇山峻岭，洞穴密布，只有飞鸟能和外界沟通。这自然是土匪的安乐窝，因为官兵来时，他们能轻易地化整为零，官兵一走，他们又重新聚合。所以四省组织过多次围剿，但收效甚微。

该地土匪中有几个带头大哥：谢志山与蓝天凤（拥有江西赣州崇义的横水、左溪、桶冈根据地）、池仲容（拥有广东和平浰头三寨根据地）、陈曰能（拥有江西南安大庾岭根据地）、高快马（拥有广东韶关乐昌根据地）、龚福全（拥有湖南郴州山林深处根据地）、詹师富（拥有福建漳州大帽山根据地）。

不过王阳明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并不在名单里，他的第一个敌人出现在江西万安，是一群水盗。

从南昌出发去赣州路过万安时，王阳明在岸上休息。他从岸边的商人聊天中得知，江上有一群水盗，商人们每次到这里都提心吊胆，很怕倒霉碰到水盗。

王阳明就加入他们的谈话说，我是中央政府里的御史，正巡抚此地，你们可跟随我。商人们很高兴，可马上又失望了，因为王阳明就带了几个仆人，没有卫队。

王阳明告诉他们，按规定，新官上任不得带士兵。不过，对付他们不必用士兵，有咱们这些人就足够了。

他的方法是，让商人们把各自的船插上官旗，敲锣打鼓，一字排开向前进发。

就这样，江面上出现了十几艘“官船”，锣鼓声震耳欲聋，气势逼人。到江心时，像是从江里冒出来一样，几艘破烂窄小的船挡住了去路。有商人哆嗦着说，这就是水盗的船。

王阳明走上甲板，对着水盗们喊话：“我是中央来的大官，是皇上要我来巡抚此地，你们居然在我的地界闹事，不要命了？”

说完向身后一指：“这么多官船，你们也敢劫？”

水盗们仔细辨认眼前的船只，模糊地认定是官船，又见到王阳明站在风里屹立如山，气场十足，纷纷跪在船上说：“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才跑到这里为盗的。政府苛捐杂税太多，我们无法承受，还希望大老爷开恩。”

王阳明为了尽快到赣州办公，就打发他们说：“你们的供词我已知道，如果情况属实，等我到赣州后马上为你们解决。”

水盗们见王阳明说得一本正经，马上欢呼雀跃地让开水道，王阳明站在甲板上，指挥各商船陆续离开，走出很远，才松了一口气。

商人们说：“如果那群海盗识破了咱们，后果不堪设想啊。”

王阳明笑道：“他们只要一疑，这事就没有失败的道理。”

轻易化解水盗的包围，似乎给了王阳明一个好预兆。1517年农历正月十六，他抵达南赣巡抚办公地江西赣州，开府办公。他连一分钟都不休息，先是让人到南赣巡抚各管辖区传令：新巡抚王阳明已上班。与此同时，他在赣州武装部队中挑选了两千名士兵急行军先奔福建汀州，他随后即到。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福建漳州大帽山的詹师富。

在对詹师富采取行动之前，王阳明谨慎地“知己”。他发现自己一方有三个致命弱点。

第一，当地政府军毫无战斗力。原因是，接连不断的匪患使得当地政府财政枯竭，军费开支被严重压缩。身强力壮的士兵都去当了土匪，留下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残。另外，他们和土匪打了多年交道，胜少败多，形成了“畏敌如虎”的心理。王阳明的应对办法是：从四省军队中拣选骁勇绝群、胆气过人的士兵组成一支兵团，日夜操练。

第二，政府里有敌人的卧底。这从多次的剿匪档案中就能看出，大的军事行动找不到土匪的影子，小的军事行动总遇埋伏，他得揪出内奸。

在之后几天的摸查中，他掌握了一位老吏是内鬼的充足证据。他把老吏叫到办公室，先是客客气气地和他聊家常，慢慢地过渡到政府事务，最后谈到了政府剿匪的事倍功半。

正当老吏侃侃而谈时，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山贼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每一次军事行动？”这一突然袭击让毫无防备的老吏怔了一下，当他意识到自己已露出马脚准备掩饰时，为时已晚。

王阳明大喝一声：“你想死想活？”

老吏本能地“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正要辩解，王阳明又喝问：“为何做山贼的奸细？人证物证俱在，你如果等我拿出来，就晚了。还不赶快招了！”

老吏的心理防线被王阳明迅如闪电的组合拳击溃。他承认自己是奸细，请求王阳明放他一马。王阳明说：“你要戴罪立功。”

老吏问：“怎么个戴罪立功？”

王阳明说：“你继续当你的奸细，以后的情报由我给你，我叫你放什么消息你就放什么消息。”

老吏磕头如捣蒜，用良心发誓，一切听凭王阳明的安排。

王阳明再通过老吏的供词揪出了隐藏在政府里的多名奸细，如法炮制，把他们变成了自己传播虚假消息的话筒。

第三个弱点是，民匪一家。上山做土匪的在山下都有亲人。由于政府的横征暴敛，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做土匪的亲人，所以他们对土匪有深厚的感情，经常给土匪通风报信。王阳明的解决方案是：十家牌法。所谓十家牌法就是要每家把所有家人的个人信息（性别、籍贯、职业等）写到一块木牌上，挂在门口。十家为一牌，由指定的人当牌长，牌长手上有一份关于这十家的详细资料，这份资料甚至详细到这样的地步：谁家有残疾人，哪里残疾，怎么残疾的。牌长每天在固定时间挨家挨户查巡，先用手上的册子对照各家门口的牌子，然后对住户人口进行比照。有时候会搜查，一旦发现有“黑户”（没有在牌子上记录的人），立即报官。倘若这个“黑户”来路不明，或者就是土匪，那这家和与他编在一起的其他九家就要倒霉，受到处罚。所以，十家牌法的功利性就在于，它把每个人都变成了神经兮兮的间谍。

十家牌法制度看上去没有人情味儿，不过按王阳明心学的解释，它是激发人内心良知的灵丹妙药。王阳明说，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所以人人都担心被别人连累，如此一来，不用政府的命令，他就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监视别人。而人人都有良知，良知告诉他，不能牵累那么多人，所以他们会拒绝土匪。即使土匪是他的家人，他也会想，为了自己的一个亲人，而连累了几十个人，良心实在不安。于是，他们会把藏匿于家中的土匪主动送到政府手中。

王阳明的这种解释是否合理，有事实为证。十家牌法施行后，南赣地区的土匪再也不能隐藏到人民群众中，他们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地压缩，只能龟缩在山林中。

在大致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后，王阳明开始严肃地审视詹师富。与其他山中巨寇相比，詹师富是个小字辈。王阳明来江西的两年前（1515年），他才在绵亘数百里的大帽山宣布革命，不过这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詹师富很有眼光。

1515年下半年和整个1516年，他粉碎了前南赣巡抚文森组织的多次围剿，创造了南赣地区山贼们反围剿成功次数的最高纪录，并且把根据地建在了大帽山子山脉的象湖山（福建漳州平和县象湖山），直到王阳明在汀州制订了围剿他的计划时，还没人打破他的纪录。

詹师富能创造多次反围剿胜利的神话，一靠地利，二靠奸细。王阳明虽然挖出了许多奸细，可还是有漏网之鱼。所以当王阳明在汀州制订计划时，詹师富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王阳明计划兵分两路，一路攻詹师富的基地象湖山，一路从饶平（广东饶平）北上配合。詹师富马上把他的人埋伏在官兵来象湖山的必经之地——长富村（福建漳州平和长乐一带），当官兵进入埋伏圈后，詹师富部队喊杀声起，然而经王阳明整顿的部队战斗力惊人，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丝毫不乱，仗着人多势众，向四面八方突围。他们不但撕开了詹师富的包围圈，而且掉头反包围了詹师富。詹师富招架不住，急忙跑回老巢象湖山。

王阳明刚得到正面攻击部队取得胜利的消息，那支偏师也把捷报送来了。王阳明兴奋异常，叫人备马，他要亲自上战场。这并不怪他，毕竟是第一次上战场，难免有些激动。

当他踌躇满志地走到广东一个叫大伞的地方时，突然一声锣响，四面八方冲出了黑压压一片人，王阳明带的士兵少，詹师富的伏军又是突然冲出，他措手不及，下令突围。

在突围混战中，他中了两枪，栽下马来。幸好护从给力，把他扶上一匹快马，冲出了包围圈。这一仗，他险些被詹师富活捉。

此时的王阳明狼狈不堪，他调转马头回汀州。一路上，他深刻地检讨自己，他发现自己太轻敌，这都是因为没有经验。他有了新的想法：我不应该在不擅长的战场上和敌人较量，我的特长在战场之外。

横扫詹师富

王阳明心学说的是，不要迷信自己的经验。世间一切瞬息万变，拿从前的经验对待新出现的事物是胶柱鼓瑟。尤其是当你面对新对手时，经验就是道教的丹药，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置你于死地。詹师富很快就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王阳明说他的特长不在战场上而在战场外，说的其实是帷幄里的运筹。他的运筹和其他军事家不同，他把军事打击放在第二位，放在第一位的是“攻心”。

他决定在詹师富身上实验。几天后，他把部队调到上杭（福建上杭县），以此为瞭望塔和跳板，创造机会给詹师富致命一击。在他聚精会神思考攻心术时，他的指挥官们却情绪低落。按他们的看法，此时应该撤兵回赣州，等待广东剿匪专业部队狼兵到来。

王阳明哭笑不得。几天前，他们在长富村打了次胜仗，战后欢呼声盖过天雷，而昨天的一场败仗马上就让他们变得像遭了殃似的。

果然如民谚所说，庸人一挫就馁，才胜便骄。

王阳明对他们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应该立即提振士气再寻胜机，你们说等待广东狼兵，可是靠别人永远是不靠谱的。你们说敌人气势正盛，我们正应该趁他们取得胜利疏于防备时向他们进攻，怎么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后退呢？”

指挥官们齐声问：“计将安出？”

王阳明说：“詹师富现在巴不得我们撤退，我们就如其所愿传出消息，说不打了，今年秋天再来。他的那群间谍肯定会把消息传递给他。你们再把士兵们组织起来搞个联欢会，要搞得热热闹闹的，让他信以为真。当他放松警惕后，我们就奇袭他的基地象湖山，一战可下。”

指挥官们还有疑虑：“恐怕詹师富不会相信。”

王阳明看着他们，笑了笑，说：“他会相信的。”

詹师富的确会相信。他不相信王阳明，他相信他的经验。据他的经验，政府军每次来围剿失败后都会撤军，无一例外。他的经验信心百倍地告诉他，王阳明也不会例外。所以当他接到他的间谍们传给他的所有情报后，他坚信不疑。当他的间谍把王阳明正在上杭举行班师联欢会告知他时，他心底最后一丝警觉也烟消云散。他命人杀猪宰羊，抓起酒坛，庆祝他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创造的反围剿纪录已经画上了句号。

王阳明派人日夜不息地打探象湖山的动静，最后，他得出结论：守卫松懈，詹师富相信了。一得出结论，他马上制订作战方案：兵分三路，于1517年农历二月十九趁着下弦月色衔枚疾走直奔象湖山。在距象湖山一箭之地会合后，王阳明向全副武装的突击队下达了攻击象湖山隘口的命令。进展异常顺利，因为王阳明之前的工作取得了成效，象湖山守卫松懈得一塌糊涂，突击队几乎未费吹灰之力便攻破象湖山隘口，双方就在山中展开惨烈的肉搏战。詹师富的手下在山中长大，山石林中跳跃如飞，如同从马戏团出来的演员。幸运的是，当时是黑夜，那些土匪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长处，只能与政府军短兵相接。一夜苦战后，由于武器装备上的巨大优势，王阳明部队将这些悍匪全部剿灭，控制了象湖山。不过在打扫战场时没有发现詹师富的尸体。从俘虏口中得知，詹师富在乱战中已逃到可塘洞据点去了。王阳明下令对詹师富的所有据点全面扫荡。

詹师富的据点还有四十余处，战斗人员达数万，而王阳明的部队满打满算才五千人，力量对比悬殊。但詹师富的老巢被王阳明端了，气势和斗志受到严重打击。当他在可塘洞据点听到王阳明扫荡部队擂起的战鼓声时心胆俱裂。民间有句话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团队的领导人如果胆怯，毫无斗志，那这个团队离瓦解就不远了。詹师富吓得魂不附体，当然不能指望他的守卫部队个个如天神下凡。于是，可塘洞的防线很快溃散，詹师富本人被活捉。

一个没有信仰支撑，纯靠利益（打家劫舍获得钱粮）结成的团队，一旦灵魂人物消失，它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势必倒塌。王阳明剿匪部队如暴风扫落叶一样，在三天之内横扫詹师富四十三处据点。1517年农历三月二十一，詹师富最亲密的战友温火烧被王阳明的扫荡部队活捉。詹师富武装成为历史。

王阳明剿灭詹师富仅仅用了三个月，这一雷鸣电闪的速度把那些山中大佬们震住了。他们瞠目结舌，直到此时，他们才开始认真研究王阳明。这位脸色黑紫、不停咳嗽的病夫怎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他们通过各种情报渠道了解王阳明。有情报说，此人只是个教书先生，好像是讲什么心学的，没有作战经验，消灭詹师富只是他侥幸而已。也有情报说，此人外表忠厚，内心奸诈，不可不防，詹师富就是死在他奸诈的计谋下的。还有情报大惊小怪地说，此人是个半仙，因为他居然能求雨。如你所知，前两条情报都是假的，最后一条半真半假。

王阳明的确在求雨，而且成功了，但他不是半仙。1517年农历四月初，他从前线回到上杭。上杭当时大旱，王阳明心血来潮，突然就吃斋念佛求起雨来，第二天，上杭居然大雨。一个月后，他又和一个和尚在瑞金求雨，居然又得偿所愿，于是王阳明通神的名声渐渐在百姓中传开了。

过足求雨瘾后，王阳明将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回剿匪。在对剿灭詹师富的军事行动的复盘中，他发现，政府军的战斗力已经弱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即使是他当初从各省军区挑选出的所谓精英，也不过是半吊子，因为他们缺少军事训练。他想到的办法就是后来清人曾国藩借以发家的“团练”，即地方民兵。

王阳明的“团练”和曾国藩的“团练”不同。曾国藩是从民间挑选勇武之人编成部队操练，而王阳明则是从各个部队中挑选骁勇之士，编为四团。每团有团长，除有农事季节外，四个团都必须到赣州城军营操练。

据说，活动于福建南安的山贼们听到王阳明昼夜练兵的消息后，心惊胆战。他们把老婆孩儿和金银珠宝都藏到深山老林里，白天下山耕地，晚上就跑回山林。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百无禁忌了。

大庾岭的陈曰能却大不以为然，当谢志山、池仲容等匪首们变得谨慎起来时，陈曰能反其道而行之，异常张扬，对南安府进行了数次试探性攻击。陈曰能有嚣张的资本，他的根据地大庾岭要比詹师富的象湖山安全一百倍。大庾岭遍布荆棘，全是悬崖峭壁，在唯一可以通行的路上，陈曰能布置了最勇悍的山贼。

陈曰能倚仗的就是这种地利。如果他能和王阳明坐下来谈心，王阳明就会告诉他，人生在世唯一可以倚仗的就是自己。靠山山倒，靠河河枯。你越倚仗什么，那个“什么”就会越让你失望。

王阳明始终相信一个道理：即使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陈曰能在大庾岭的守卫都是凡人，不可能没有懈怠的时候。他故伎重施，祭出“真假虚实”的法宝。这一次，他宣称，四班团练训练完毕，就各归本部。给人的感觉是，纵然有天大的事发生，下班的团练也不会管。在这个既定程序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陈曰能的人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这些团练一下班，就没有必要再提高警惕了。这就是王阳明希望达到的效果。

1517年农历六月二十日，王阳明的三班团练下班，但没有回各部，而是被王阳明集合起来，在微弱的月光掩护下悄悄向大庾岭急行军。这次军事行动和进攻詹师富的军事行动毫无二致，都是在麻痹敌人后的快速偷袭。陈曰能的结局也和詹师富一样，由于防守松懈，他的基地被王阳明部队用火攻轻易取下，而他本人在逃跑途中被王阳明的一支小分队活捉。

大庾岭陈曰能就这样戏剧性地被王阳明从南赣山贼的黑名单上划掉了。

群贼大惊！

横水、左溪的谢志山、桶冈的蓝天凤联合乐昌高快马决定主动出击。很多人觉得这帮山贼的野性大发，但王阳明却感到了他们内心的恐慌。人只有在恐慌而又无计可施时才会有如此疯狂的举动。他们紧锣密鼓地打造攻城器具，宣称要进攻赣州的邻县南康。他们声称打下南康就打赣州，端了王阳明的老窝，让王阳明打哪儿来回哪儿去。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知行合一”，1517年农历七月二十五，谢志山带领一千多人推着吕公车却跑到南安城下发动了一阵毫无章法的猛攻（当地以山地为主，他的基地横水、左溪又在崇山峻岭中，吕公车又重又大，他居然能推到南安城下，真是个苦心人），毫无效果。一个月后，他又带着蓝天凤卷土重来，人数和吕公车倍增。南安城打退了他的进攻，但已很勉强。

这种小动作马上吸引了王阳明的目光，他在黑名单上把谢志山和蓝天凤的名字圈了起来。不过在准备对二人动手前，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给王琼写信，希望王琼让朱厚照授予他提督南赣军务的特权，也就是说，他必须在南赣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军界第一人。任何人都要服从他的军令，只有这样，他才能统一指挥。王琼行动力很强，很快，朱厚照就传来了圣旨，要王阳明提督南赣军务，可便宜行事。

如果一件事太顺利，那么就要小心。王阳明刚接到提督南赣军务的圣旨，就有人就瞄上他了。瞄上他的人叫毕真，是江西军区的监军。明朝时，皇帝为确保自己对各地军事权力的控制，临时差遣东厂太监为军中监军，专掌稽核功罪赏罚之事。监军名义上是军法处处长，实际上，军区司令要进行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通过他，俨然就是多了一个政委。毕真的前任许满卸任时对毕真说，江西这地方是我做监军做得最不爽的，王阳明那家伙来江西剿匪，从没和我打过招呼，好像我是空气一样。毕真恭恭敬敬地说，我会让姓王的知道咱们身为绝户的威力。毕真说干就干，他和紫禁城后宫的同事们取得联系，要他们提醒皇上朱厚照，王阳明在南赣剿匪获得提督军务的大权，身边却没有一个监军。朱厚照把太监们的话复述给王琼听，王琼气急败坏。他说，南赣军区不同于其他军区，那地方是四省相交，之前的巡抚所以不能成事，就是因为政出多门。比如南赣巡抚到福建剿匪，先要知会福建巡抚，福建巡抚再知会监军，两人又发命令到下一级。命令往返之间，时间很长，山贼们早已知晓，因此贻误战机。如果让毕真监军，他在南昌，王阳明在赣州，王阳明每次军事行动都要经过他的许可，这和从前那些南赣巡抚有什么两样？

朱厚照对他的那群太监向来是有求必应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他却清醒得很，居然没有同意。王阳明这才牢牢地抓住了“政由我出”的机会。

于是，他做了第二件事：撒网捕鱼，愿者上钩。

这招的具体应用只是一封信——《告谕巢贼书》，这是一封阴阳结合、绵里藏针、胡萝卜加大棒的情感告白书。他让人把这封信抄录多份，向整个南赣地区还存活着的山贼们撒去。文章开篇，王阳明用的是大棒：

“本老爷我以弭盗安民为职，一到任就有良民日夜来告你们，于是我决心征讨你们。可是平完漳寇（詹师富），斩获七千六百余，经审理才得知，首恶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其余的都是一时被威逼，惨然于心，便想到你们当中岂无被威逼的？访知你们多大家子弟，其中肯定有明大理的。我从来没有派一人去抚谕，就兴师围剿，近乎不教而杀，日后我必后悔。所以，特派人向你们说明，不要以为有险可凭，不要觉得你们人多势众。比你们强大的都被消灭了。”

然后笔锋一转，胡萝卜来了：

“若骂你们是强盗，你们必然发怒，这说明你们也以做强盗为耻，那么又何必做强盗呢？若有人抢夺你们的财物和老婆，你们也必愤恨报复，将心比心，你们为什么又抢别人的财物和老婆呢？我也知道，你们或为官府所逼，或为富人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歧途。此等苦情，甚是可悯。但是你们悔悟不切，不能毅然改邪归正。你们当初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现在弃恶从善，死人寻生路，反而不敢。为什么？你们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无法理解我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若轻易杀人，必有报应，殃及子孙。

“但是，若是你们冥顽不灵，逼我兴兵去剿，便不是我杀你们，而是老天杀你们。现在若说我全无杀你们的心思，那也是忽悠你们。若说我必欲杀你们，可不是我本意。你们还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二人背逆，要害那八个。父母须得除去那两个，让那八个安生。我与你们也正是如此。若这两个悔悟向善，为父母者必哀怜收之。为什么？不忍杀其子，乃父母本心也。

“你们辛苦为盗，刀口上过日子，可利润有多少，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当中也有衣食不充者。何不用为贼的勤苦精力，来用之于种地、做个小买卖，过正常的舒坦日子？何必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像鬼一样潜形遁迹，忧苦终身，最后还是身灭家破。何苦来哉？

“我对新抚之民，如对良民，让他们安居乐业，既往不咎，你们肯定已经听说了。你们若是不出来，我就南调两广之狼兵，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剿你们，一年不尽剿两年，两年不尽剿三年。你们财力有限，谁也不能飞出天地之外。”

再说天地万物为一体：

“不是我非要杀你们不可，是你们使我良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房、耕无牛。如果让他们躲避你们，他们就失去了田业，已无可避之地；如果要他们贿赂你们，家资已被你们掠夺，已无行贿之财。就算你们为我谋划，恐怕也只有剿尽你们而后可。我言已无不尽，心已无不尽。如果你们还不听，那就是你们辜负了我，而不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兴兵可以无憾矣。民吾同胞，你们皆是我之赤子，我不能抚恤你们，而至于杀你们，痛哉痛哉！走笔至此，不觉泪下。”

这封深情款款的书信撒出去后，真就有主动上钩的。第一拨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盗贼是赣州龙南的黄金巢武装。第二拨则是广东龙川卢珂武装。他们带领自己能控制的所有人马来见王阳明，声称要重新做人。王阳明把他们队伍中的老弱病残清退为民，留下骁勇的人组编成一个战斗单位，由卢珂担任指挥官。当时有人提醒王阳明，这群盗贼反复无常，当心他们反水。王阳明说，他们被我的诚心感动，我用真心对待他们，他们不会用伪心来对我。

他对卢珂推心置腹道：“你们做贼多年，虽是发自本心改邪归正，但还是有人用从前的眼光看你们。所以你们必须拿出点成绩来，堵住他们的嘴。”卢珂说：“您打谢志山和蓝天凤，我定尽死力。”

王阳明要的就是这句话。不过，有一点引起了卢珂的注意。这就是王阳明虽然说要打横水、左溪、桶冈，但没有开过一次军事会议。卢珂眼中的王阳明不像一位军事领导人，更像是一位教师。王阳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他的弟子们讲课，有时候会玩玩射箭。每天早上，弟子们到王阳明的办公室请安，王阳明从后堂走出，大家就开始谈心学。中午时分，大家在一起吃饭，午饭完毕，继续谈论心学。偶尔有人送来军情报告，王阳明只是看一眼，就继续讲他的课。好像他现在最要紧的工作是讲课，而不是剿匪。弟子们也习以为常，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可1517年农历十月初九早上，弟子们如往常一样来向王阳明请安，他的仆人却说，你们的王老师凌晨就带兵走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弟子们对王老师的神出鬼没感叹不已。

实际上，王阳明打仗，重点不在排兵布阵上，而在前期的谋划上。他的谋划也有个特点，在他和他那群指挥官们讨论时，他已胸有成竹。用他的心学来说就是，吾性自足，不须外求。

1517年农历十月初九王阳明领兵到南康之前，他的指挥官们认为如果对横水、左溪、桶冈进行围剿，应该先剿桶冈。王阳明却反对说，如果我们站在湖广的角度来看，桶冈是盗贼的嗓眼，而横水、左溪是心脏；而站在江西的角度来看，则横水、左溪也是心脏，而桶冈是羽翼。总之，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横水、左溪都是心脏，杀掉一个人，当然可以去咽喉上着刀，但如果这样做，湖广无事了，可江西仍然有事，所以，我们必须去敌人的心脏上来一刀。只一刀，就能解决两省的问题，何乐而不为？

还有一条很重要。王阳明说：“谢志山和蓝天凤认为我们离桶冈近，肯定会先打桶冈，横水和左溪防备松懈，这正是天大的好机会，绝不可错过。”

他的指挥官们认为王大人的分析天衣无缝，剩下的事自然就是付诸行动了。剿灭谢志山和蓝天凤的军事行动正式打响。

胜败由心，兵贵善用

在整个南赣地区反政府头目里，谢志山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实力仅次于池仲容。谢志山性格奔放豪爽，有一种即刻就能获得别人信任的大哥天赋。青少年时期谢志山曾读过很多书，特别喜欢兵法。当时江西政府横征暴敛，逼出了一大批五花八门的冒险家进山做了贼。政府屡次围剿，胜少败多。谢志山马上就发现了政府军的羸弱战斗力和深林险山的大好地利，于是在没有任何人逼他做贼的情况下，他带领着他的朋友们落户横水。接着，凭借深广的社会关系，拉拢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物，陆续在左溪、桶冈建立了根据地。在粉碎历任南赣巡抚围剿过程中，谢志山掌握了游击战的精髓，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越做越大，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王阳明来南赣之前，他在南赣地区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名声，他自称的“征南王”名号覆盖到了整个南部中国。

谢志山始终坚信一点：想要做大事，一个人的智慧是不够的，必须要招揽各种人才补充他的大脑。在南赣山贼中，谢志山手下的谋士最多，而如何招揽到这些足智多谋的人为他效力，正是他最擅长的地方。他结交蓝天凤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蓝天凤做山贼的时间要比谢志山早，他的根据地在左溪，做得风生水起。谢志山听说蓝天凤很有头脑，而且志向远大，就单枪匹马去左溪拜访蓝天凤。

去之前，有谋士对他说：“大家都是土匪山贼，不讲道义，小心蓝天凤黑吃黑。”

谢志山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况且我平生交友只以诚心实意待之，以情动人。如果他不领情，我就持之以恒，直到他被我感动，做我的兄弟为止。”

蓝天凤没有想要火并谢志山，但他对谢志山要他入伙的事不以为然。二人喝到酣处，蓝天凤斜眼看向谢志山，傲慢地说：“大家都是出来混的，手下都有几千号兄弟，你让我跟你，我这面子该往哪里放？我的兄弟们怎么看我？政府军怎么看我？这一大片山林怎么看我？”

谢志山决心用“理”来说服蓝天凤。他说：“团结就是力量，咱们抱成团，人多力量大，能成大事。”

蓝天凤觉得很好笑，说：“你大老远的连个卫兵都不带跑到我这里，就是为了说这些？我自己也能成大事，何必要劳烦你，请回。”

谢志山笑呵呵地睡了一晚，第二天什么话都没说就下山了。蓝天凤没想到，几天后，谢志山一个人挑着两桶酒来了。他对蓝天凤说：“我上次喝你的酒，发现太烈，如今是酷暑，喝烈酒很不健康，我给你送来两桶清淡的酒。虽然不如你的酒好，但至少在这个季节喝起来是很舒服的，还可以养生。”

蓝天凤有点小感动，他想不到一个做山贼的心居然如此精细。不过，他还是没有要和谢志山交朋友的意思。那天两人喝酒，谢志山只字不提要他入伙的事。喝完酒，谢志山就晃晃悠悠地要走，蓝天凤挽留，谢志山绷起脸来说，这是你的地盘，我怎么可以随便留宿，传出去被人说闲话。蓝天凤愕然。过了几天，谢志山又来了，带来了新鲜的肉和上好的酒。从此后，谢志山成了蓝天凤的常客，每次来，必是大包小包一大堆东西。

终于有一天，两人喝酒时，蓝天凤发出一声长叹，对谢志山说：“兄弟，咱们联合吧，以后你就是我老大，有事尽管吩咐。”

谢志山用这种方式“邀请”了很多能人上他的根据地为他效力，刘备“三顾茅庐”在他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无论是谢志山还是蓝天凤，他们的武装人员都以畲族为主。畲族原本在广东，后来广东和江西首长达成一项协议，畲族人就迁到了江西。这些人原本只是遵纪守法的百姓，但政府的高税收和他们本性中的好勇斗狠很快让他们三五成群、持续不断地对当地居民进行攻击。到了后来，当地居民的田地和房屋都被他们抢了去，谢志山与蓝天凤又把他们聚集到一起，更是无法无天。

谢志山和詹师富截然不同。詹师富只关起门来称王称霸，典型的奉行保守主义的山贼。而谢志山经常会对政府发起小规模的军事进攻。就在王阳明来南赣的几天前，他还发起了一次攻击南康的军事行动。不过，他的力量虽可以拔寨，但还未强大到攻城的地步。所以，他的每次攻城战只不过是骚扰，不会对政府构成实际威胁。

谢志山之所以有“主动出击”的行为，就是因为他和他的谋士们经过多年分析总结出一个真理：政府军奈何他们不得。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同时面对过二省以上的部队围剿。由于四省距他的根据地路途不一，有的先到，有的后到，他能利用这种时间差快速有效地进行反围剿。谢志山的根据地在他自己看来是险不可摧的，这让他不由得产生了盲目的自信。王阳明在打詹师富之前曾扬言要打他的横水、左溪和桶冈。他失声大笑，说：“就凭赣州那点部队，我都不用和他打游击，就能收拾了他。”当王阳明说，要等三省部队会合夹攻他时，他自信地冷笑，向着天空喊：“你忽悠，接着忽悠吧。”这样的信心来源于他的间谍们一直在给他传递消息，说：“王阳明在赣州城等三省部队，短时期内，不可能有军事行动。”

实际上，他不是没有怀疑过王阳明的“狡诈”，詹师富武装和陈曰能武装的覆灭，都是王阳明突然发动袭击的结果。不过他被自我的窠臼限制住了：从前的经验和不会被围剿的侥幸心理。从前的经验告诉他，他的三大据点要比詹师富和陈曰能的根据地稳固十倍，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安然无恙。他的侥幸心理告诉他，王阳明用了两次突然袭击，不可能再用第三次对付他。越是怕被围剿，越是相信王阳明不会对他进行围剿。

人面对事情时如果有侥幸心理，必定失败。即使真有人能躲过，但大多数人一定躲不过，而谢志山毫无悬念地属于大多数人里的一员。1517年农历十月初十，王阳明把指挥部从南康迁到离横水较近的至坪（崇义县龙勾乡）。直到这时，他才调兵遣将。他把部队分为十路，两路为机动部队，在黑夜悄悄埋伏到横水周边。四路为诱敌部队，在约定时间向横水武装叫阵。最后四路是精锐部队，当诱敌部队把谢志山诱出横水的有效防御范围时，这四路就会发动进攻。而两路机动部队则从旁边快速攻陷横水隘口，仿效韩信背水一战故事，夺掉他们的旗，插上政府军的旗，大事可成。

1517年农历十月十二，太阳刚从地平线上露出一半，王阳明就下达了攻击命令。四路诱敌部队佯攻横水，谢志山急忙到前哨阵地观看，他发现眼前的敌人虽然喊打喊杀声震天，但战斗力实在不值一提，全是呐喊助威的角色，于是想都没想就开了城门，带领精锐出城准备把这些“噪声”消除掉。由于横水寨的大门并不宽，但他的部队见到这群待宰的羔羊时兴奋得过了头，冲出去时不管不顾，连寨门的守卫部队都跟着冲了出来。良机出现了，王阳明下令另外两路机动部队趁势而起，从侧面猛冲破横水寨门，谢志山的部队哪里会想到半路能杀出个程咬金，一下就被冲垮了。王阳明部队马上换掉了谢志山的大旗，插上了政府军的旗，然后敲锣打鼓，大喊“胜利啦”。

谢志山猛回头，发现自己的旗变成了政府军的旗，心慌意乱，扭头就冲向他自己的寨门。王阳明另外四路精锐部队适时上场，猛攻谢志山部队的屁股。谢志山魂飞魄散，闭着眼睛狂奔。王阳明让精锐部队紧追，而剩下的六路部队喊叫着直奔横水寨的心脏。横水寨的山贼们在上面早就听到了政府军“胜利啦”的喊声，又看到他们如猛虎一样冲上来，顿时人心涣散，没有了抵抗的意志。横水就这样轻易地被攻陷了。

谢志山此时已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凡是在他逃跑路线上的任何障碍物，无论是他的士兵还是他的谋士，全被他用刀劈成了两半。他拼命地跑，他左溪的部队从来没有见过谢大王如此狼狈过，他们本想只放谢大王一个人进来，可谢大王后面跟着一群残兵败将，如洪水一样涌进了左溪寨。

这道洪水后面紧紧跟随的正是王阳明的精锐部队，他们几乎是被裹挟着进了左溪城。现在，对王阳明部队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恐怕不是山贼的刀枪，而是山贼在狭窄区域狂奔时发生的大规模踩踏事件。半个时辰后，左溪山贼全部投降，左溪被攻陷。谢志山满脸血污地趁乱逃出了左溪，直奔蓝天凤的桶冈。

谢志山这次来桶冈和之前截然不同，没有带酒肉，身后跟了一群仓皇的士兵。谢志山虽然失去了根据地，但风度不减，和蓝天凤谈话时依然是“征南王”的口吻。蓝天凤早就把谢志山当成了大哥，这种口吻他也能接受，不过他不能接受的是谢志山对王阳明的认识。在谢志山看来，王阳明这老家伙除了“诈”以外，一无是处。只要能想办法破了王阳明的诈术，不出一个月，他肯定灰溜溜地回北方去。

蓝天凤对王阳明的看法和谢志山很不同。他分析说：“先不管他的诈，你看他才来南赣不到一年，就把詹师富、陈曰能轻易地搞定了，还有你。而且他还把龙南的黄金巢和龙川的卢珂收服了。我做了这么多年山大王，和那么多大官打过交道，可从来没有见过王阳明这样厉害的角色。”

谢志山恼了，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灭自家威风，长他人志气？”

蓝天凤叹了口气说：“我没有这意思，只是你那横水、左溪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被他一日之内攻破，这人实在太厉害了。”

谢志山很不服气：“这都是他的奸计。你的桶冈比我的横水、左溪如何？”

蓝天凤自豪地说：“论险峻，比你的强多了。”

谢志山握紧拳头，嚷道：“好，我们就在这里待着。任他用什么花招，都闭门不出。他的粮草已尽，肯定撤兵。”

蓝天凤想了一想，点了点头。

当王阳明来到桶冈时，谢志山和蓝天凤正在喝酒。王阳明审视了桶冈，不由得发出一声赞叹：“真是个鬼斧神工的山贼老巢啊。”

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在不经蓝天凤许可下进桶冈，难度和登天相差无几。王阳明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曾这样说：“桶冈四面万仞绝壁，中盘百余里，山峰高耸入云，深林绝谷，不见日月。”不仅如此，桶冈内部还有一片适合种植番薯和芋头的土地。这是任何山贼都梦寐以求的天赐之物。所以如果桶冈山贼闭门不出，纵然二郎神下凡也没用。

当然，桶冈不可能真就是个铁桶，没有进出口。王阳明从被俘山贼口中得知，桶冈入口有六处，其中五处是：锁匙龙、葫芦洞、荼坑、十八磊、新地。不过这五处全是狭窄的险道，只要在上面放一排滚石，一个人就能守住。另外还有一处很让人惊喜，不过这条路要绕远，要用去半个月的时间。而且，之前约定夹剿的湖广部队的计划就是从这里进入桶冈。

王阳明只能在锁匙龙、葫芦洞、荼坑、十八磊、新地这五处地方挑选一处作为突击口。不过王阳明现在有点麻烦，他的部队攻打横水和左溪后消耗巨大，用他的话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必须要等湖广和广东的部队前来。1517年农历十月二十七夜晚，王阳明在桶冈前线的营帐中沉思，部队需要休整，必须要找个安全地带。而人人都知道，桶冈附近最不安全，一旦敌人发动偷袭，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又不能撤兵，一旦撤兵，横水和左溪的匪患就会死灰复燃。他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让自己安全，而他的安全表面上看是取决于桶冈，实际上，心学说心外无事，每个人的安全都取决于自己。

他故伎重施，写了封招降信，派人送给蓝天凤，并声称要在本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早上亲上锁匙龙，招降蓝天凤。

桶冈接到信后马上炸了窝。这个时候的桶冈已不是几天前的桶冈，横水和左溪逃亡出来的山贼都涌进这里，他们在谢志山的指引下对王阳明的招降持强烈的反对意见。谢志山说：“王阳明这是缓兵之计。他是想让咱们放松警惕，同时自己休养生息。我们应该趁他元气大伤时，进攻他。”

蓝天凤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王阳明的招降书，听到谢志山这样说，就扫了他一眼，说：“前几天你还说咱们要闭门不出，现在怎么又要开门攻击？你的横水就是这样失掉的。”

谢志山冷笑。蓝天凤知道谢志山看穿了他。他蓝天凤不是个轻易投降的人，桶冈如铜墙铁壁，无数个剿匪将领都在桶冈面前望洋兴叹。问题是王阳明用兵如鬼魅，他有些担心。

这时他的手下很不看场合地说：“龙南的黄金巢和龙川的卢珂被招抚后，黄金巢回家做了生意，而卢珂则在王阳明的部队里担任指挥官，打横水和左溪时，这小子带着他的五百人把对手打得满地找牙。”

意思是，投降王阳明会得到好处。

蓝天凤发现，听到这句话的谢志山脸色如猪肝一样难看，他马上制止了这种论调的扩散，高声大骂：“卢珂这叛徒，要是落在我手里，我非活剥了他。”

谢志山的脸色好转了，蓝天凤以一种只有亲兄弟才有的口吻安慰他：“大哥放心，我们就是死也不会投降，如果初一他真的敢来送死，我就敢埋。”

谢志山脸色恢复本色，蓝天凤脸上虽然笑着，心里却波涛汹涌：王阳明真的会来？如果真的来了，我是降还是不降呢？

如果蓝天凤对那封招降信有所答复，王阳明可能会真的上桶冈。但王阳明等了两天，那封信像是投进了墓道一样，他就再也没有去想那封招降信的事了。王阳明的部队元气已恢复，他要做的事就是攻打桶冈。不过，王阳明确信，那封招降信肯定在桶冈引起不小的波动，他虽然不了解蓝天凤，但他了解人心。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横扫了山贼们引以为傲的横水、左溪，这一结果不可能不在蓝天凤心中引起冰冷的回响。按王阳明的预计，蓝天凤现在正处在犹豫不决、进退维谷的境地。他的心已乱，攻心的机会已到。

151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王阳明命令南康县县丞舒富领数百人奔锁匙龙下寨，声称要在这里接受蓝天凤的投降，并且催促蓝天凤尽快对招降书做出回复。这是阳的一面，阴的一面的是：早在一天前，他就已命令赣州府知府邢珣领兵直奔茶坑，吉安府知府伍文定领兵直入新地，汀州府知府唐淳领兵奔十八磊，广东潮州府程乡县知县张戬兵入葫芦洞，这四路部队都趁夜到达指定攻击地点，等待王阳明总攻的命令。

初一早上，天降大雨，整个桶冈地区烟雨迷蒙。蓝天凤向外望去，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他此时此刻突然有了一种想法，就是从前发生的一切现在突然都消失不见了，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片烟雨。王阳明不停地派人催促他快点作出答复，他拿着那封招降信，心里莫名地空虚，眼前的世界模糊起来。有人提醒他赶紧做出决定，他仍然没反应。

这很好理解，因为他的桶冈部队希望投降，而谢志山和他的横水、左溪部队不希望投降。要蓝天凤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作出重大决定，那不现实，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

他听着投降派和主战派的辩论，听着大雨把树叶打得发出凄惨的叫声，这种叫声把他从恍恍惚惚的虚空中拉回现实。他看了看外面的雨，以一种奇异的声调说：“今天这么大雨，王阳明该不会有所行动吧？”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自从收到王阳明的招降书后，蓝天凤仿佛灵魂出窍，谁也不知道他每天坐在椅子里两眼无神地望着外面的天空在想什么。用王阳明的话说，蓝天凤的心已经乱了。他没有能力应对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厉害的敌人——王阳明。

151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中午，他才脱卸了折磨他好多天的精神包袱：王阳明部队同时在锁匙龙、葫芦洞、荼坑、十八磊、新地发起进攻。他的传令兵把命令传给他时，这五处已经失守了三处。

蓝天凤连吃惊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自言自语：“王阳明真是用兵如神，这些兵怎么像是从天而降啊？”

他的卫队长大吼一声：“大王，风紧啊。”

蓝天凤叫了起来，灵魂终于附体，传令他的卫队集合，就在桶冈里凭借地势打阻击战。但是王阳明部队已经一拥而入，双方几乎是摩肩接踵，根本没有打阻击战的条件，只能肉搏。卢珂部队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重新做人，立下功勋，他和他的五百人和蓝天凤卫队玩起了命。蓝天凤和他的几个亲信在万人中冲出一条血路，奔向十八磊逃跑。十八磊尚未陷落，蓝天凤得到了片刻的喘息，命令他的守卫部队拼命抵抗。双方僵持了一夜，卢珂的部队赶到，一顿冲杀，十八磊陷落。蓝天凤又逃到桶冈后山，在这里死守数日，最终见大势已去，他就设想乘飞梯进入范阳大山。因为老话说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老话还说了，“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王阳明早在范阳大山中布置了部队。蓝天凤在桶冈后山前无进路，后无退路，仰天长叹说：“谢志山害我。”说完，看着万丈悬崖，一个猛子栽了下去。

谢志山不如蓝天凤骨头硬，他主动放下武器投降了。

至此，横水、左溪、桶冈被全部平定，王阳明所耗费的时间不足一个月。据说，王阳明在打扫战场时，湖广部队才到达郴州，听说王阳明已经消灭了谢志山和蓝天凤后，部队指挥官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像是被人塞进个拳头：从前三省联合剿匪，打了一年也不见成效，而王巡抚朝去夕平，如扫秋叶，真乃天人也！

这位部队指挥官说王阳明是天人，恐怕未必可信。因为他是把王阳明和他们这群饭桶相比而言的。王阳明早就说过，无论是三省还是四省联合围剿，唯一的作用就是劳民伤财，助长土匪们的傲气。三省部队的长官都是平级，没有统一的指挥，而且距离剿匪地点路途远近不同，先到的部队如果等后到的部队，等于是把一大批军粮拉到南赣让士兵吃，这和旅游吃大餐没有区别。而当大家聚齐后又都不用力。比如剿横水、左溪，湖广部队和福建部队认为这是江西部队的事。如果剿龙川，江西部队又认为是广东部队的事。没有责任感的部队注定没有战斗力，多次剿匪失败后，南赣地区的部队已没有斗志，只是一群消耗粮食的吃货。

按王阳明的心学，一个人如果用心诚意，天下就没有难事。因为心外无事，一切事都是心上的事，就看是否用心。

王阳明可谓用心良苦。每一场战役之前，他都深思熟虑，尽量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他打詹师富，用兵五千人，打横水、左溪用兵一万人，打桶冈用兵一万人，所耗费的钱粮据他自己说不过几千金。而数省联合围剿时，每天都要耗费千金。

王阳明的目光不仅是在战场上，还在战场外。他曾仔细考察研究后写给中央政府一份报告。报告上说，南赣地区的匪徒数量在五六年前还是几千人，可最近这三五年，他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如谢志山、詹师富这样的山贼的确有过人之处，能在短时间内招兵买马。但最关键的因素是，当政者在某些方面的推波助澜。比如各种苛捐杂税，这是逼人为盗。再比如，政府军的围剿不是没有成效，但剿灭一股土匪后，就认为万事大吉。他们一走，该地马上又崛起另一股土匪。

王阳明所认识到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该地吏治清明，但这显然办不到。王阳明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三番五次地上书朱厚照，要朱厚照取消南赣地区的苛捐杂税，尤其是盐税，他说他在万安遇到的那群水盗就是这种不合理税收的直接后果。但是，朱厚照并没有回音。王阳明也并未唉声叹气，他只能尽最大心力让匪患不再如狗尿苔，见雨就起。

“平定”这两个字大有深意，“平”是剿匪成功，而“定”则是让该地区安定，不再有土匪。王阳明的“定”主要就是在关键地方设置行政建制，比如他在消灭詹师富后，就在象湖山附近设立平和县，平了横水、左溪、桶冈后，他又在附近设置崇义县。他用十家牌法牢牢地控制每一个固定村镇，用置县的办法把容易产生盗贼的地方割裂。同时，他还在各地宣言道德教育，让百姓知道做贼不值，做百姓挺好。

王阳明用心做的这一切，把南赣盗贼的毒瘤彻底清除，再未复发。作为剿匪司令，他对山贼们并非是切齿痛恨，有时候，他也为自己杀了那么多山贼而心上不安。在围剿蓝天凤大功告成后，王阳明面对桶冈漫山遍野的尸体，不由得心上流泪，他后来对弟子说：“如果我再等几天，蓝天凤可能会出来投降，也就不必死那么多人了。”

据说，谢志山在被处决前，王阳明特地去看了这位在南赣地区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谢志山虽然身在囚牢，但精神不错，一股英雄气直冲脑门。当王阳明告诉他即将被处决的消息时，谢志山神色平静，只是手指微微颤抖，他坐在王阳明对面，眼神黯淡，时不时用手掸掉肩膀上的灰尘。

王阳明说：“杀你的不是我，是国法。”谢志山看着王阳明，笑笑。他说：“无论是谁杀我，我都已不在乎。我第一天上山做贼时就曾预料到这样的结局。不过我还是荣幸能死在你手里，你用兵我佩服。”

谢志山轻声细语，和他在横水时判若两人。他见王阳明没有说话，就换了种口气说：“我看得出你和从前来打我们的人不同，你是真的为民着想，而不是打完就拍拍屁股走人。但我不明白，你这样智慧高超的人，为什么想不明白，百姓叛乱的病根不在我们身上而在政府身上呢？！”

王阳明沉默良久，转移了话题，也是他很感兴趣的话题：“你是用什么办法网罗了这么多同党？”

谢志山叹气道：“也不容易。”

王阳明问：“怎么不容易？”

谢志山回答：“平生见世上好汉，我绝不轻易放过。我会用尽各种办法和他接近，请他喝酒吃肉，为他解救急难，等到他和建立下真正的友谊，我就把真情告诉他，没有不答应入伙的。”

王阳明感慨万分，站起来对谢志山说：“上路吧。”

事后，王阳明对他的弟子们说：“我们交朋友，也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啊。”

现在，王阳明在南赣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也是最厉害的一个：广东浰（lì）头三寨的池仲容。

金龙霸王池仲容

池仲容造反是“官逼民反”的活例子。池仲容在广东浰头山区里长大，放眼望去千山万岭，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原生态环境中度过的。池家以打猎为生，因为靠近森林，本应该衣食无忧。但政府对当地猎户的税收相当严苛，池家很快发现，一旦获得猎物，除非不让政府知道，否则即使把猎物全部上缴也不够交税的。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池家人有着中国南方人典型的坚韧性格，他们坦然接受这样的残酷事实，到地主家当长工，勉强维持生存。不过当地的地主也不全是富得流油，当地多山，可耕种的土地稀少，一旦天公不作美，干旱和暴雨就会毁了一切。地主家里也没有余粮，像无数池家这样的人家就得失业。政府本来有责任在灾荒之年救济百姓，中央政府也有拨款。然而每次从中央出来的赈灾款到了灾区时，就如一车盐经过大江大河的淘洗，最后只剩下寡淡的盐水。

明帝国政府的官员贪污腐败已达极致，从处于权势巅峰的“立皇帝”刘瑾到居于体制底层的县长、村长，只要有贪污的机会从不放过。刘瑾被抄家时，金银珠宝堆积成山，全是他贪污所得。《明史纪事本末补编》说，刘瑾的巨额财产共有金子2987万两（约合人民币2837.2亿元），元宝五百万锭，银800余万两（约合人民币526.5亿元），仅此两项合计就高达3363.7亿元。另外还有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当时，明帝国10年财政收入也就这么多。刘瑾在高位不过四年时间，也就是说，他每天贪污的数额达到两亿元人民币。

在地方上，比如万历年间的山东昌邑令孙鸣凤脑子里只有两件事，一是贪墨，二是私自征税。一遇灾荒年，孙鸣凤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中央政府会发放赈灾款。而这些钱全都入了他的腰包，不但如此，他还和平时一样继续向百姓征税。

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像孙鸣凤这样的地方官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搜刮聚敛本应该属于老百姓的钱财，难道他们不怕百姓造反？

他们当然怕，但他们好像摸透了中国老百姓的性格。中国老百姓不被逼上绝路是不会去反抗的，把他们逼到“革命”的大路上，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有官员都相信，这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是没有尽头的。即使真的到了尽头那天，他们已被调出这块是非之地，或者早就抱着财宝回家养老去了。正如池仲容造反多年之后所说的，我现在杀的贪官都不是我真正的仇人，我真正的仇人不知在哪里。

朱祐樘在位的最后几年，池仲容正在深山老林里小心翼翼地跟在他父亲屁股后面。他的父亲时刻如箭在弦上，机警地寻觅着倒霉的猎物。那一天，池仲容和父亲一直向森林深处摸去，他们寻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头野兽。越向森林深处走，池仲容就越感到压抑。他感觉如同走进一个没有尽头的地狱，而一旦看到尽头，就是死亡。他又联想到他和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像是这片史前森林，遮天蔽日，透不过气来。

他在森林中唯一感觉良好的就是，这片森林给了他锻炼体魄的机会。据说，池仲容能把一只刚吃饱的老虎摔倒在地，还能在树上和猿猴赛跑。他能钻进水里待半个时辰，可以捉住在水底歇息的老鳖。他后来成为广东浰头的霸主后，有人声称他能从当地森林里最高的树上腾跃而起，触摸到月亮。他靠着天赋和后天的努力，终于把自己锻造成了森林之王和山区之王。

池仲容还有一项天赋，和谢志山异曲同工。他善于交际，能和各色人等在最短的时间里结交下深厚的友谊。他尽最大能力仗义疏财，并且非常开心地为人解救危难。时光流逝，他渐渐地在广东浰头地区的广大平民中获得信赖和威望。人人有困难时都会去找他，人人都相信他能解决一切难题。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几乎是无意识地助人为乐，他们只看到别人的困难，却从来对自己的艰难处境视而不见。这种人被孔孟称为圣人，池仲容也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在为别人排忧解难时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时刻都处在忧难中。

他的父亲租赁了地主家的土地，因为遇到灾荒，所以在地主来收租时，两手空空。地主很不高兴，就把他的父亲抓走，留下一句话给池仲容和他的两个兄弟：拿钱赎人。

池仲容和他的两位兄弟商议了一夜，没有任何结果。因为这种事根本不用商议，解决方式是一目了然的：拿钱赎老爹。问题就在于，这唯一的方式行不通，他们没有钱。

这件事让池家蒙上了一层阴影，池仲容那几天用他那有限的知识储备思考父亲被绑架是否合理合法。当他最后认定，这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时，县衙的收税员来了。这是一群锤子，在锤子眼中，所有的百姓都是钉子，他们所做的事就是砸钉子。他们见门就踹，见人就打，池仲容家的大门也不能幸免，池仲容和他的家人更不能幸免。每家每户值钱的东西都被这群人强行夺走，装上数辆大车。他们又拉出身强力壮的百姓让他们帮助拉车。

民情沸腾起来，这些百姓的想法是，你们把我的东西抢走，还要让我们帮你拉车，你别欺人太甚！池仲容的想法是，这是什么世道啊！

池仲容只能咀嚼着无声的怨恨想到这里，即使是王阳明恐怕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地步：财产权是人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力之一。中国古代人没有财产权的概念，因为没有人权的概念。仅以明帝国为例，皇帝想杀谁就杀谁，不需要通过法律。一个人连生命权都没有，何谈别的权力。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一个特别令人作呕的现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这是政治家最不要脸的行为之一。仅以池仲容所在的广东浰头为例，浰头是自然形成的村镇，这里所有的百姓都是靠自力更生和互相尊重而维持村落的稳定和发展的，明帝国政府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相反，他们听说有这样一个地方后，立即派人到这里组建政府，他们唯一做的事就是收税和没收无辜百姓的财产。

那天夜里，在家家户户的哭声中，池仲容对着昏黄的灯光和他的两个兄弟池仲安、池仲宁说：“你们把青壮年组织起来，我们必须要去打仗。”

他两个兄弟不以为然，说：“武器呢？所有的铁器都被他们收走了。”

“用拳头！”池仲容握紧了拳头，平静地说。

那天后半夜，在一次乱哄哄的行动中，池仲容和他年轻力壮的老乡们用拳头向县衙的税务官们发起了进攻，两名政府官员被杀，剩下的都被活捉。池仲容割下了他们的耳朵，放他们回去报信。他站到最高处，对他的战士们发表演讲。他说：“我们忍了半辈子终于决定不再忍受，因为我们发现一味忍受永远换不来吃饱穿暖。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我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接下来的几天里，池仲容解救了自己的父亲，用他多年来积攒下的人脉迅速壮大了他的队伍。他们打劫一些地方政府，获得了武器。他们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获得了整个浰头地区百姓的强力支持。

池仲容审时度势，把三浰（上、中、下）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并在附近设立了三十八个据点。好像是神鬼附体，池仲容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他组建政府，封官拜爵，他自称“金龙霸王”，一条画着蜈蚣的鲜红色大旗在浰头迎风飘扬。他组建纪律严明的军队，在根据地开荒种地、屯兵耕活，同时让人邀请一批铁匠到根据地来制造武器。他创造了一个像王阳明心学精髓的新天地：自给自足，不需外求。

池仲容的精力好如泉水，永无枯竭。他努力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还把眼光投向外面。他以饱满的热情和谢志山、蓝天凤、高快马等同志取得联系，他提醒这些兄弟们，大家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既然大家都是抱着“和政府作对”的共同目的，那就应该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强强联合，才能把事业做大。他还指出，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占山为王，我们将来有一天必须走出深山老林，扫灭明帝国的牛鬼蛇神，取缔明帝国的统治。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现在不过占据个山头，实力太弱，能打的太少。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们站在乡亲们这一面，就一定能打败站在乡亲们对立面的明政府。

池仲容的语言动人心弦，谢志山被深深地吸引，“喜欢拉拢好汉”的江湖脾性被激发出来，他给池仲容写信说，要亲自去拜访他。他设想能像拜访蓝天凤一样把池仲容也笼络到自己门下。但池仲容比他的野心还要大，在给他的回信中，池仲容态度坚决：你别胡思乱想，我们只是联合的关系，我也没有让谁来我门下的意思。

谢志山很沮丧，叹息说，可惜了池仲容这位好汉不能为己所用。实际上，他不知道池仲容的志向要远比他大。当池仲容站在山头的最高处，向下望去时，他的理想不但超越了他目光的范围，还超越了他可以想象的范围。

他满脸的胡子迎风飘荡，像是要脱离他的下巴飞向天际。他坚毅的眼神、高耸的颧骨、熠熠生辉的皮肤都让他骄傲万分，正如他在给他的同志的信中所说，他不仅要做山中之王，还要做一个帝国的王。

事实上，在池仲容造反的开始阶段，一系列的成功都在支撑他这个理想。他和谢志山、蓝天凤、高快马联合攻打过附近的无数城池，并且成绩不俗。他活捉过地方官和部队指挥官，还曾在翁源城里检阅过他那支衣衫褴褛的军队。

王阳明的前几任南赣巡抚被他频繁的攻城掠寨折磨得痛苦不堪。这些人一听说一面蜈蚣大旗迎风飘扬时，就手足无措。王阳明到南赣之前，池仲容曾独自面对两次四省围剿。最后一次围剿大军无计可施撤退时，他甚至还进行了一次非常漂亮的追击。对于四省部队指挥官来说，池仲容部队和他的根据地三浰是拥有人类智慧的毒蛇猛兽，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碰它。

“金龙霸王”池仲容威震四方，南赣地区的各路山贼难以望其项背。王阳明在万安遇到水盗时，池仲容听说有新巡抚到来，就给了王阳明一个下马威：围攻南赣巡抚办公地赣州南部的信丰城。池仲容虽然没有攻下信丰城，但王阳明得到消息后的确吃了一惊。

池仲容没有把王阳明放在眼里，还是缘于他的经验。多年以来，南赣巡抚如走马灯似的换，没有一个能动他分毫，他觉得王阳明也不例外。直到王阳明以迅雷般的速度消灭了詹师富、温火烧等人后，他才把狂热的自信收起来，认真地审视起王阳明来。

池仲容就是有这样的自制力和领悟力，一旦发现情况不对，立即转向。他的两位兄弟安慰他：“王阳明没有那么可怕，消灭詹师富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况且，他原本说要打横水、左溪、桶冈，要打咱们，可他也没有打啊。这只是拣柿子挑软的捏。”

池仲容正色道：“詹师富经历的政府军围剿次数最多，可谓身经百战。他的象湖山又是易守难攻，只几天时间就被王阳明拿下，这人不可轻视。”

两个兄弟毫不在乎，说：“只要我们在山里不出去，他王阳明难道长了翅膀能飞进来吗？”

池仲容不和两个兄弟说话，而是把他的元帅高飞甲叫来，忧虑地说：“王阳明此人不可轻视，看他消灭詹师富的用计和排兵，就知道他不是个省油的灯，咱们要多加防范。”

高飞甲也是不以为然：“咱们经历过多少事，四省联军都被咱们赶跑了，那些政府军队里的指挥官们还不是对咱们无计可施。据说王阳明不过一书生，能有什么本事？”

池仲容深呼吸，说：“你们呀，还是年轻。这都是在顺境中消磨了机警和智慧。总之，王阳明不可轻视，要时刻关注他的举动。”

池仲容的确在关注王阳明的举动。当他看到王阳明四处散发的《告谕巢贼书》时，他大叫不妙。他赶紧给各地的同志们发消息说，我知道你们对这封信心动了。但我提醒你们，我等做贼不是一年两年，官府来招安我们也不是一次两次，可哪一次是真的？王阳明这封信就是个圈套，让我们自投罗网，任他宰割。

当黄金巢和卢珂投降王阳明后，池仲容仍然是信心满满的样子，说：“等黄金巢和卢珂得到官职再说。”当卢珂得到官职并被王阳明大力重用后，池仲容有点蒙了。他想，难道这次是真的招抚？

这种想法只是灵光一现，他很快就认为，即使是真的招抚，他也不能就这样投降。他的造反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局势瞬息万变。很快，陈曰能倒下了。池仲容背剪双手在房间里踱步，陈曰能是第一个宣称拒不接受招安的人，并且放出狠话，要把王阳明装进他的囚车里。池仲容从陈曰能的覆灭总结出这样一件事：王阳明对拒不投降的人，只有一个字——杀。

这还不是要命的，要命的是，王阳明总能把拒不投降的人杀掉。

如果陈曰能的覆灭让池仲容心绪波动的话，那么，谢志山的横水、左溪的覆灭则让池仲容万分惊恐起来。

他急忙审视自己的根据地，这块据点无论从哪方面来论，都和谢志山的横水、左溪差不多。谢志山的才能和自己也是不相上下，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灰飞烟灭。这足以说明下面的问题：王阳明对剿匪太在行了，无论他想剿谁，那个人应该没有可能躲过。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池仲容把这种担忧说给他的兄弟听。这些人已经对王阳明重视起来，现在只希望池仲容拿出像样的解决方案来。

池仲容就领着他的“文武百官”在根据地巡视，他看到人们在收割庄稼，听到铁匠铺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士兵们在巡逻，他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眼珠子乱转。在一处乱石中间，他停下脚步。池仲容转身看了看他的“文武百官”，说了两个字：“投降。”

众人张大了嘴：“什么？！”

池仲容一字一句地说：“我们向王阳明投降。”

池仲容也会用计

池仲容所谓的投降王阳明，用他的话来说就叫刺探虚实、缓兵之计、以毒攻毒。总而言之，这是一招非常漂亮的棋。王阳明善于玩诈，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诈，谁不会玩？不说真话，不做真事而已。

但玩诈，也有高低之分。玩得高明的人，会让对手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你永远猜不到真假，比如王阳明。玩得拙劣的人，破绽百出，对手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虚实，比如池仲容。

池仲容虽然口口声声说王阳明不是等闲之辈，但表现在行为上，他还是轻视了王阳明。他要弟弟池仲安带领二百名老弱残兵去向王阳明投降，王阳明马上感觉到，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池仲容的武装人员，而是匪兵家属，其中有人走路都气喘吁吁。

王阳明将计就计，声称对池仲容的改邪归正表示赞赏，然后问池仲安：“你哥哥为何不亲自来？”

池仲安按池仲容的嘱咐回答：“寨子里还有很多事务要处理，处理完毕，我哥哥会快马加鞭赶来投降，他现在唯恐落后。”

王阳明笑了笑，说：“你们弃暗投明，应该需要我给你们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如今我正要进攻左溪，你有兴趣吗？”

池仲安慌得连连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下来，说：“王大人您看我这些手下能打仗吗？”

王阳明假装扫了一眼那二百老弱残兵，点头道：“的确不能上战场，那我就给你另外一个差事吧。我看他们虽然身体孱弱，但手脚还能动，我正准备在横水建立营场，你们就辛苦一下。”

池仲安说：“我们不会啊。”

王阳明大喝一声：“你们建了那么多据点，怎么就说不会！”

池仲安哆嗦了一下，连声说“好”。

于是，在王阳明的指挥官的监视下，池仲安和他的二百人在横水当起了农民工。

1517年农历十月下旬，“金龙霸王”池仲容的弟弟池仲安领着二百多老弱残兵开始在王阳明的横水营场修营。他来投降王阳明的目的是刺探王阳明的虚实，这些虚实包括如下情况：王阳明对他池仲容的看法如何？他对三浰根据地有什么看法？他是否有对三浰用兵的想法？如果用兵，他是等广东特种剿匪部队狼兵来，还是只靠他现在的江西部队与福建部队？

池仲安记忆力差强人意，所以把这些问题都记在一张纸上，他以为用不上几天时间，就能探得王阳明的虚实。可是自从当了农民工后，不用说见王阳明，就连王阳明部队的下级军官都见不到，池仲安刺探虚实的计划彻底泡汤。

正当他忧心忡忡时，王阳明突然命令他跟随部队去打桶冈。池仲安痛快地答应了，也不管自己的老弱残兵能否上战场，因为毕竟跟着部队走，会离王阳明近一点，离他那份问卷上的答案也近了点。

王阳明对他关怀备至，说：“你才来投靠，不如卢珂他们能独当一面，而且你的士兵恐怕也不是打硬仗的材料，但你必须要经历战阵。我让你上战场是对你信任，我不怕你阵前倒戈，天下合伙人必须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成事，你懂我的意思吗？”

池仲安像磕头虫一样连连点头，王阳明就把吉安府知府伍文定介绍给池仲安，说：“你和你的兵由他指挥，去前线吧。”

池仲安有些小感动，王阳明对他如此信任，他险些忘了池仲容交给他的另一项任务：及时把王阳明的行动通知给咱们的同志蓝天凤。他后来在行军路上想起这项任务时，前面的部队突然停了下来。伍文定派人告诉他，咱们就在这里埋伏。池仲安问：“此是何处？”回答：“新地。”

池仲安七窍生烟：王阳明你这王八蛋，这不是耍我吗？新地是离蓝天凤的桶冈最远的一个隘口，蓝天凤只有走投无路时才会从这里突围，守在这里，等于守个坟墓，什么消息都得不到，什么消息也送不出。

王阳明交给他任务时，他又惊又喜；现在，他却如丧考妣。

尤其要命的是，新地离三浰的路程非常遥远，如果回三浰，定会经过王阳明的控制区。如果被王阳明的巡逻队捉住了，他就不好解释回三浰的理由。

桶冈被剿灭后，池仲安越来越心神不宁。他拿出那张纸来看着那些问题，只凭感觉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王阳明对池仲容和三浰的态度很明朗：剿为主，抚为次。

如果说池仲安还有可取的地方，那就是他的这份答案。他无法对王阳明本人做出评价，这超出了他的能力，有时候他认为王阳明就是个书呆子，因为他每次见王阳明时，王阳明都在看书。有时候他又认为王阳明是个混世魔王，横水、左溪、桶冈战场尸横遍野，他看到那些同志的尸体时，心惊肉跳。还有的时候，他认为王阳明是个快要死掉的病夫，脸色青黑，声音嘶哑飘忽，双手好像总是吃不准要够的东西的位置。

他对王阳明的种种印象交织在一起，像一只大蝴蝶盘旋在他头上，折磨得他痛苦不堪。他想把王阳明对待三浰态度的情报送出去，但这不可能，王阳明有一支小部队如影随形。

实际上，他对于王阳明会如何对待三浰上的直觉是对的。消灭桶冈后，王阳明就四处寻找和池仲容打过交道的官员和受他骚扰过的地方士绅。这些人向他着重指出，池仲容这种人只能剿灭，不能招抚。因为在整个南赣地区，他的实力最强，而且犯下滔天大罪。他也明白自己十恶不赦，所以他绝不会相信投降后会得到好下场。

而没太遭受池仲容伤害的士绅却有不同意见。意见是这样的：王巡抚您自来南赣后，每天的太阳都是血红的，每夜的月亮也是血红的，不知道我是不是老眼昏花，有时候我看这天空都是血一样的红。虽然他们是盗贼，罪大恶极，但上天有好生之德，纯靠杀戮不能解决问题。孔孟说，要以仁义感化人，不嗜杀，能不杀人就不要杀人。

持这种论调的人在王阳明看来，既可悲又可恨。王阳明很想对他说，我来南赣的目的就是剿匪，不是向土匪传播他们不屑一顾的仁义道德的。除非是神仙，否则没有人可以让猪欣赏交响乐。用他的心学来说就是，人人都有良知，盗贼也有。但他们的良知被欲望遮蔽太久，靠理论灌输，不可能让他们的良知光明。盗贼的良知正如一面斑驳陆离的镜子，他们映照不出真善美，必须要通过强大的外力擦拭。可他们不让你擦，难道你能把每个人都活捉来，废寝忘食地擦他们的镜子吗？只有一个办法：消灭他们。

王阳明心学虽然和朱熹理学一样，把道德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但王阳明心学有一条很重要：提升个人道德固然重要，不过用严厉的手段扫荡那些不道德的人和事更重要。

池仲容就是那个良知之镜斑驳陆离的人，谁要是指望他能自我更新光明良知，只能等到死。实际上，王阳明并非是嗜血如命的人，他每次消灭一处盗贼见到血流成河时，良心就会受到谴责。每当有盗贼被他感化前来投降时，他就异常高兴。他是个有良知的人，而有良知的人有时候也要做些让良知不好受的事，但这绝不是违背良知。王阳明的良知告诉他的是，还南赣一个清平世界是他的任务，想要做到这点，剿匪不容置疑。所以对于池仲容，王阳明还抱着一丝希望，面对这个最大的敌人，他也不希望发生硬碰硬、血流漂杵的决战。

池仲容也不希望他和王阳明在战场上相见。他派池仲安去刺探王阳明虚实，其实心中已有了判断：王阳明在未等到广东部队和湖广部队到来前，不会轻易发动进攻。毕竟他的三浰不是公共厕所，想进就能进。即使是广东部队和湖广部队来了，他也不会惊慌。用他的说法，我闭门不出，你们军粮一尽，不用我动手，你们马上就灰溜溜地走了。

他也想用这招拖垮王阳明。不过局势越来越紧张，左溪、桶冈消失后，他稍显慌张，开始在老巢和各个据点备战。

可王阳明不可能让他拖，于是开始稳住他。王阳明让池仲安回三浰，同时还拉了几大车酒肉。临行前，他对池仲安推心置腹地说，你哥哥池仲容已经宣称投降我，我觉得我已仁至义尽，没有催促他赶紧来报到。可他现在却备战起来，你回去传达我的意思，既然已经投降，为何要备战？如果不投降，何必又派你来，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池仲安被这番话惊了一下，此时此刻，他才发现自己已身处险境多日。他哥哥在三浰搞备战，几乎是把他推上了断头台。他的双手直颤，想说些感谢王阳明不杀之恩的话，但咬了咬嘴唇，没有说。

池仲安和王阳明的慰问团到达三浰后，池仲容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当被问到为何要备战时，池仲容早已准备好了答案：卢珂那厮要对我下手，我是防备他，并非是防备官兵。

池仲容说的恐怕有点道理。卢珂的根据地龙川山区离池仲容的三浰很近。池仲容当初四方联合他的同志们，只有卢珂不搭理他，卢珂并不想做他的小弟。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下，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的矛盾并未白热化，因为他们当时最大的敌人是政府剿匪部队。卢珂投降王阳明后，池仲容怒气冲天，他对人说，我早就知道这小子不可靠，今日果然。池仲容所以发如此大的邪火，一是和卢珂早有矛盾，二是他憎恨软骨头。

卢珂打完桶冈后，王阳明让他带着那支山贼为主的剿匪部队回龙川，目的就是监视池仲容的一举一动。王阳明对池仲容的打击战略是从远到近，一步一步地围困，卢珂只是其中一个点，桶冈战役结束后，他把精锐分成数路，慢慢地向池仲容三浰合围。由于卢珂离池仲容最近，所以池仲容马上就察觉到了卢珂的威胁。

王阳明回信给池仲容，他说：“如果情况属实，我肯定会严办卢珂，他真是贼心不改。”池仲容冷笑，对他的“文武百官”说：“我倒要睁着两眼看王阳明怎么严办卢珂！”

王阳明说到做到，立即派出一支农民工打扮的部队来三浰，说要开一条道去龙川。池仲容惊叫起来，因为去龙川最近的路必须经过三浰，池仲容担心王阳明会在借道过程中对自己发动突袭。他回信给王阳明，说自己的武装虽然没有政府军强大，但抵御龙川卢珂还是绰绰有余。他同时问，卢珂现在是政府人员，他总对我虎视眈眈是他本人的行为，还是代表政府？

王阳明让池仲容不要疑神疑鬼，还是那句话，你已投降我，我何必还多此一举对你动兵。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现在就回赣州，我请你来赣州商谈你的有条件投降事宜，你意下如何？

池仲容不回信，静观王阳明行动。王阳明说到做到，1517年农历十二月初九，王阳明从前线撤兵回南康。六天后，王阳明到达南康，给池仲容写信说：“我从前线回来所过之处，老百姓对我们感恩戴德，顶香迎拜，甚至还有老百姓自动自发地捐款为我立生祠。我从前还对杀了那么多山贼而良心不安，现在我完全释怀，因为老百姓用行动告诉了我，我们代表了民心。如今我在南康城，正要回赣州，随时恭候你的到来。”

池仲容看完信，捻着胡子，做思考状，还是不给王阳明回信。

王阳明不必等他的回信，因为卢珂来到南康，把池仲容三浰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汇报。他判断说，池仲容必反！

王阳明笑了：“他根本没有归顺我，何来‘反’？”

卢珂虽然知道王阳明奇计百出，不过此时对王阳明的表现却还是深有疑虑。他小心地提醒王阳明：“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王阳明又笑了笑：“做什么准备？池仲容不敢出三浰，他无非是摆出如临大敌的姿态，让我不敢攻他。那我就做给他看看。”

151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王阳明和他的部队回到南赣巡抚办公地赣州，他宣布：休兵，本地士兵回家务农，外地士兵自由活动。

当池仲容在三浰寨子里思考王阳明这一行动时，王阳明又给他来了封信。王阳明说，整个南赣地区的匪患已彻底清除。有人说还有势力最大的你，可我告诉他们，你已经投降了，只不过还没有办理投降手续。我已把部队解散，并且准备了好酒好肉在赣州城里等你，你何时来？

池仲容拿着信给他的“文武百官”看，说：“王阳明是不是病糊涂了？南赣地区除了我之外，还有高快马啊。他难道把高快马忘了？”

王阳明没有忘记高快马。除了池仲容，高快马在他的黑名单上坚持的时间最长。王阳明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对高快马动手，是因为高快马在广东乐昌的根据地与他距离遥远。他动用大部队围剿高快马，和从前的南赣巡抚剿匪四省联剿一样得不偿失。他只是派出一支敢死队，时刻注意高快马的动向。幸运的是，高快马是个神经质。每当王阳明剿灭一处山贼时，他就在根据地里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有风吹草动，他立刻心跳加速、浑身发抖。当王阳明消灭桶冈后，高快马的精神已近崩溃，他认为自己的大本营很快就会被王阳明攻破。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发起神经，让他的两个老婆收拾金银财宝，带着几十人组成的卫队潜出大本营，奔到他自认为不会被人寻到的地下据点，像老鼠一样躲了起来。

王阳明的敢死队在他后面悄悄跟踪，第二天，就对他的据点发起了猛攻。高快马魂飞魄散，跳出据点就跑，连老婆和卫队也不要了。敢死队紧追不舍，终于在他彻底精神失常前活捉了他。

高快马的事迹告诉我们，做任何事，尤其是做贼，没有过硬的心理素质，是绝对不成的。

池仲容取笑王阳明遗忘了高快马的第二天，高快马被捕的消息传来。他急忙要池仲安带口信给王阳明：卢珂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这是以攻为守，他想看看王阳明怎么做。王阳明就当着池仲安的面把卢珂叫来，训斥他道：“你这厮总对池仲容心怀不轨，还诬陷他要造反。你看，人家把亲弟弟都派来和我谈判投降事宜，你罪大恶极，本应就地正法。看在你战场上的表现，暂时放你一马。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去监狱里待着，你的未来到底如何，该由池仲容来决定。”

王阳明这是胡说。池仲容很快连自己的未来都无法决定，何况是别人的！

定力的交锋

王阳明处置卢珂时，池仲安就在身边。池仲安看得一清二楚，王阳明声色俱厉，根本不像是演戏。王阳明又当着他的面给池仲容写了封信。信中说，虽然我把卢珂关押了，但他的部队还在龙川，请你不要撤除警戒，我担心他的部队会攻击你。

池仲容收到信后终于有了点感动，他给池仲安带密信，要他仔细侦察王阳明和剿匪部队的情况，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要得到最可靠的情报：王阳明是否在制订进攻三浰的计划。

池仲安很不耐烦地回信给他的老哥：王阳明把军队都解散了，赣州城里只有为数不多的维持治安的军警。王阳明每天都在和一群弱不禁风的书生谈什么“心学”。我的印象是，王阳明不会对咱们动手，如果你不相信，可亲自来。

这封报告信让池仲容吃了一惊，它和池仲安在半个月前的判断泾渭分明。池仲容不明白，池仲安的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王阳明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池仲安对王阳明态度的转变，全是王阳明用诈的结果。他和与池仲安关系非常亲近的一位山贼小首领彻夜长谈，给他做思想工作，谈人生谈理想。最后，这位山贼突然发现自己的前半生是白活了，他痛哭流涕地要拜王阳明为师，学习精深而又灵动的心学。王阳明就对他说，学点心学理论和知识都是等而下之，心学的最高境界是实践，到现实中去做些有意义的事，以此来唤醒自己的良知。

山贼于是和池仲安谈心。他说，咱家大王莫名其妙，王阳明对咱们如此善良和宽厚，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咱家大王应该来致谢，而且，大王如果亲自来就可以借机堵住卢珂等人的嘴。

池仲安就把这位山贼的原话透露给池仲容，池仲容反复考虑后，决定去见王阳明。不是因为他彻底相信王阳明，而是他想亲自去侦察下王阳明。用他的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王阳明究竟耍什么花招儿，我必须亲自前去看一下才能知道。

有人反对，说王阳明这厮太狡诈，这里肯定有鬼，您这一去不是自投罗网？池仲容说：“我心里有底。我走后，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死守。五天内没有消息传回，那说明我已遇害，你们要继承我的事业和王阳明死磕到底。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据可靠情报（他弟弟池仲安的情报），王阳明对咱们动兵的可能性不大。我之所以去，是想完全清楚地了解他的意图。只要我们拖他几个月，他自然就会走了。”

临行前，池仲容挑选了飞檐走壁、力大如牛的四十人作为他的卫队。这些人曾是深山老林中的骄子，能让狼虫虎豹望风而逃。池仲容离开三浰根据地时，阵阵凉风从山上吹下来，他不由得打了几个喷嚏。他说：“这肯定是王阳明在迫切地盼望我去呢。”

王阳明的确在盼望他来赣州，池仲容离开老巢的消息刚传来，王阳明立即命令离三浰最近的部队开始行动。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拿着王阳明签发的缉捕卢珂党羽的檄文，推进到池仲容的据点。池仲容据点的人先是惊恐，准备抵抗。可当他们发现那道檄文后，又欢喜起来，因为事实再一次证明，王阳明的目标是卢珂在龙川的余党，而不是他们。就这样，王阳明这支部队轻易地进入了池仲容的腹腔。紧接着，一支又一支部队都从池仲容的据点路过，他们拿着缉捕卢珂党羽的檄文如入无人之境。

池仲容的武装之所以如此掉以轻心，是因为他们的老大池仲容去了赣州。池仲容去赣州使这些人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印象：万事大吉。

池仲容绝不是粗率大意的人，进入赣州郊区后，他就不再向前一步，而是派人去通知王阳明，我池仲容来了。

王阳明假装纳闷地问池仲安：“既然来了，怎么不进城，难道还要让我这个巡抚大人亲自去迎接他不成？”

池仲安就跑到赣州郊区对池仲容说：“你都走到这里了，王阳明如果真想加害于你，一队人马就足够。你要是担心，就不要来嘛。”

池仲容对弟弟的变化如此之大极为吃惊，不过弟弟的话也有道理。于是，他放下谨慎的包袱，进了赣州城。赣州城中正张灯结彩，迎接新年。尤其是巡抚衙门，春节气息扑面而来。在巡抚衙门口，池仲容停了下来。他对五个保镖说，你们先进去，我在外面看看这如画的春节景象。他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发现情况不对，他可以转身就跑。进城的路他已经仔细查探过，有几条路可以让他轻易脱身。

五个人进去没多久，池仲容就听见里面乱了起来。他大惊失色，抽出大刀，转身就要跑。他的那群保镖拥堵了去路，延迟了他起步的速度，所以他没有跑出几步，就听身后他弟弟池仲安喊他：“没事，别跑！”

池仲容魂不附体地回头，看到他弟弟池仲安一个人和那五个保镖奔了过来。池仲安气急败坏地说：“王大人说了，你都到衙门了，居然不亲自去见他，明显是不相信他，看不起他。所以在里面摔东西，把我们赶出来了，要我们哪儿来回哪儿去！”

池仲容被这段话震住了。他急忙赔着小心对后来走出来的官员说，请向王大人解释下，我是山野村夫，没见过像王大人这样大的官，怕见了有失体统。

那位官员一笑，说：“王大人没有官架子，和蔼可亲。请吧。”

池仲容左顾右盼，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没有看到军队，连衙门口的警卫也只有两个。他指了指他的卫队，向那位官员说：“这些人一直寸步不离我，我可以带他们进去吗？”

那位官员连忙点头，可以啊。

池仲容这才放下心来，小心翼翼地向巡抚衙门走。他突然紧张起来，不是因为危险，而是因为他即将要见到那位天神般的王阳明。

王阳明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微笑着向他点头。池仲容和王阳明在1517年农历闰十二月二十三那天见面了。池仲容和王阳明才谈上三句话，他的紧张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王阳明就有这种本事，能用三言两语把一个陌生人变成朋友。

王阳明说：“你在南赣可谓是大名鼎鼎，而我籍籍无名。今日我们二人相见是大喜事，我可以回京交差，南赣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你功不可没。”

池仲容哼哼哈哈地附和着，他偷偷地打量王阳明。这人正如外面传言的那样，不是什么一餐斗米、吸风饮露的神仙，只是个身体孱弱，几乎有点弱不禁风的黑面书生。他在一瞬间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人，怎么就能用兵如神？他的军事能力从哪里来？

池仲容存着这个疑问又开始想另外的问题，万一他现在就和我谈投降事宜，我该如何应对？如果我说容我考虑下，会不会激怒他？他扫视了下周围，心想，即使他恼了，我也不怕，我凭这四十个大汉就能冲出赣州城。

很多时候，你越是想什么，那“什么”就绝不会发生。意外毫无悬念地发生了：王阳明根本没有谈投降事宜，而是用一句话结束了这次会面：“你先休息几天，住处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王阳明为他们准备的住处在赣州城最繁华的地段，住处装修华丽，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这对于总在大山里生活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堂。池仲容和他的卫队躺在舒适豪华的大床上一夜未眠，这足以证明，有些福对于有些人而言，是不能享受的。第二天起床，王阳明就派人送来酒肉，还有当时最新潮的衣服。池仲容的卫队大为惊喜，感动不已。不过池仲容还是稳住了心态，他做了三件事：第一，派人到赣州城里城外仔细打探王阳明部队的情况；第二，通过重金贿赂监狱的守卫，他亲自去监狱看了卢珂；第三，寻找赣州城最顶级的妓院和最有名的妓女。

三件事很快就有了结果：赣州城里除了少量的王阳明卫队和巡逻队外，没有任何军队；卢珂在监牢里睡大觉；赣州城里的妓院可怜兮兮的只有一两家，他们没的挑，只能将就了。

池仲容放下心来，给他的根据地写信说，在赣州城没有遇到任何事，你们尽管放心，不要每天都绷紧神经。

三浰根据地和他的那些据点马上放松了守备，大家都认为无事了，再熬一段时间，王阳明就滚蛋了。

王阳明不可能滚蛋，而且在池仲容做那几件事的同时，他也没有闲着。池仲容从关押卢珂的监狱一走，他马上放了卢珂，要他昼夜兼程回龙川集结他的部队随时待命。同时又让各地方的部队悄悄集结，等待他的命令；另一方面，他每天都和池仲容喝酒吃肉，池仲容的那些保镖在几天时间里把半辈子的肉都吃了。

王阳明还对他们抱有一丝希望，所以每次在宴席上都会对他们谈仁义道德，对他们谈人之为人，就在于忠孝。并且暗示他们，你们现在上山做贼，让父母担心是不孝，和政府作对就是不忠。一个不忠不孝的人如果还不主动改正，那就是无可救药，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池仲容深刻明白王阳明的意思，但他来赣州可不是来投降的，他是来缓兵的。按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只要再拖上一段时间，王阳明就会知难而退。池仲容把政府恨入骨髓，怎么可能投靠政府。他最想过的日子就是坐在虎皮铺垫的木头椅上，吃肉喝酒。其他一切，不是他人生的题目。

所以王阳明苦口婆心地劝他改邪归正，而他却用各种借口搪塞，王阳明渐渐发现，他在对牛弹琴。或许正是他总对牛弹琴，池仲容这头牛不高兴了。他要告辞回三浰。

王阳明在1518年春节到来之前的最后几天时，所考虑的事已不是如何对付池仲容。池仲容现在已是他盘里的烤鸭，插翅难飞。他疑虑的是，卢珂还没有回到龙川。他之所以重视卢珂，是因为卢珂本来是贼，贼最了解贼，“以贼攻贼”会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卢珂回到龙川，就可以完成对三浰的合围计划。

他对池仲容只字不提投降的事，而是劝他，现在已是年关，你若回去，春节一过还要来给我拜年，何苦这样折腾。我看赣州这地方可能比不上你的三浰，但有一样，你三浰是没有的，就是元宵节的花灯。你也不差这十几天，赏完花灯再走也不迟。

池仲容说起了场面话：“叨扰多时，心有不安，我们还是走吧。”

王阳明叹道：“你这一回，我也要回京交差，人生苦短，咱们此生恐怕再不能相见，我很不舍。我这里有酒有肉，你们还经常出去找妓女，今后这样的好日子恐怕不多，何不多享受几天？”

谈到酒肉，池仲容的卫队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山中也经常有酒肉。但谈到女人，山中就很稀缺了，池仲容的卫士们两眼放光。他们劝池仲容多留几天，按池仲安的说法，人家王阳明都说了，他要回京交差了，你在赣州城等他走和回三浰等他走，有什么区别？

池仲容的卫队认为没有区别，池仲容思来想去，也认为应该没有区别。他的确好多年不在民间过春节了，他想，这倒是个好机会。

春节那天，池仲容和他的卫队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醒来时已是中午，池仲容后怕起来，如果王阳明就在他们喝醉时下手，那简直易如反掌！他对池仲安说：“不是我不相信王阳明，我是心理素质不过硬，总觉得在这里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池仲安大为惊异，说：“看来你的心理是有问题，那怎么办？”

池仲容说：“后天，初三，初三必须离开这个鬼地方。”

王阳明同意了池仲容的告辞请求，因为他估算着卢珂已经到了龙川，他说：“初三日子不好，初四早上走。初三，我为你们饯行。”

池仲容不同意，说：“初三我们必须走。”

王阳明回复：“可以，中午吃饭，饭毕，你们就上路。”

在这种拉锯式的谈判中，池仲容神经不再紧张，一想到回三浰，他就舒坦了很多，心里最后的警惕不复存在。

1518年正月初三，王阳明请他们吃大餐。吃到一半时，池仲容的卫队把武器从身上摘了下来。即将结束时，王阳明向他身边的卫兵使了个眼色，他的卫兵大喝一声：“拿下。”

帐幕后面蹿出了一群刀斧手，池仲容“哇呀”一声，去拿身边的武器，但他太慢了，两个刀斧手已把他拍倒在桌子上，他的卫队里有几个人跳到桌子上要反抗，王阳明的刀斧手们就把桌子掀翻，把他们压在底下。整个缉捕过程快速有效，没有任何人伤亡，池仲容被捕了。

王阳明命人把池仲容等人捆绑起来，击鼓升堂，拿出了卢珂递交给他的书信，那上面写的正是池仲容必反的分析报告。王阳明冷冷地盯着他，说：“你认罪吗？”

池仲容嘴里渗出苦涩的黏液，勉强地笑了笑，没有说话。在一瞬间，他确信，一切都已过去了。

王阳明接着问：“你既已投降我，为何还要造反？”

池仲容吐出了几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又补充了一句，“你杀了我一个，我那万把兄弟不会袖手旁观。”

王阳明说：“我想象不出，你那万把兄弟看到你的人头后会有什么感想？”

池仲容一干人等被斩首，头颅还在滴血，王阳明就下达了对三浰的总攻令。他本人率领自己的卫队经由龙南县冷水径直奔浰头三寨。

三浰岌岌可危。任何一个组织、团体乃至团伙只要群龙无首，灭亡可立而待。王阳明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三番五次说三浰是南赣地区危害最大的土匪，原因就在于池仲容的武装有严明的纪律和远大的割据理想。靠纪律组织起来的一群人就不是团伙，而是组织。当然，辩证法告诉我们，有利就有弊，这种靠纪律维持的组织，一旦没有了领导，必是一盘散沙。王阳明把池仲容诓到赣州，无非是要造成这样的后果。不过，王阳明并未轻视三浰武装，虽然在群龙无首下没有有效的抵抗，可他们的力量还在。困兽犹斗，有时候比自由的野兽还要厉害。

1518年正月初七，王阳明兵分三路，直指三浰：第一路从广东惠州府龙州县奔三浰；第二路从江西赣州府龙南县奔三浰；第三路从赣州府信丰县奔三浰。卢珂的龙川部队作为机动部队，随时支援各处。

三浰山贼自池仲容送回那封平安信后，就已没有了丝毫的警惕。1518年正月初七那天，王阳明三路剿匪部队向他们发起进攻时，他们张皇失措，在短暂商议后，决定把精锐放在龙子岭抵抗王阳明。王阳明三路部队同时向龙子岭发动猛攻，决心一战而成。开始时，王阳明部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但当战斗进入白热化时，王阳明命人把池仲容的人头悬挂在长杆上，叫人呼喊：“你们大王已身首异处。”池仲容的部队顷刻丧失斗志，在逃跑中互相践踏，死了一半，另一半又被王阳明的部队紧紧追击，也死伤殆尽。王阳明趁热打铁，命令所有部队扫荡池仲容的各个据点，池仲容多处据点的抵抗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只有九连山据点的抵抗可圈可点。

九连山四面都是悬崖绝壁，只有一条鸟道可以到达山顶。九连山武装设下了滚木礌石，王阳明部队寸步难进。王阳明乞灵于诈术，他挑选一批敢死队，让他们穿上盗贼的服装，入夜后，这批敢死队在九连山下发出凄惨的求救，声称他们是从老巢逃出来的人。九连山盗贼毫不怀疑，给他们开了大门，打着灯笼照着他们脚下的路。敢死队抓住机会砍翻了守卫，守住隘口，放进了王阳明的一部分大部队。九连山就这样被拿下了。

1518年农历三月初八，王阳明从三浰班师回赣州，让四省多年疲于奔命而又劳而无功的南赣匪患被王阳明彻底平定，用去的时间仅一年零三个月。

只怕有心人

我们叙述王阳明南赣剿匪时，读者往往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剿匪真的就如叙述的那样顺利？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南赣土匪在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的四省剿匪部队面前几乎不可动摇，但在王阳明指挥的一万余部队面前却不堪一击。原因何在？

1518年农历四月下旬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王阳明邀请他的弟子们喝酒，席间，他真心实意地对弟子们说：“谢谢诸位，以此相报。”弟子们大为惊讶，说：“我们还为没有帮到您而惭愧，您为何要感谢我们？”王阳明回答：“我刚到赣州办理军务时，时常担心办错事，愧对诸位，所以谨慎之极。我一人静坐回忆执行赏罚时，总感觉有些地方还是不到位。不过一旦与诸位相对，我感觉所做的一切赏罚之事都无愧于心。这就是你们助我之处啊。”

其实这段话说的就是“事上练”，任何一件事靠你一个独坐想象，无论想得如何滴水不漏，都于事无补。必须要到事上去磨炼。做事时无愧于人、无愧于心，这才是王阳明心学所说的真正的“存天理去人欲”，真正的“炼心”。

王阳明的这段话还透露出一个信息。他初到南赣打败詹师富之后曾给中央政府上了一道奏疏，他认为赏罚不明才是南赣剿匪屡次失利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他自认为能够顺利扫荡群贼，归因于他在忠诚地执行了赏罚。

固然，“赏罚公正”是一个组织前进的催化剂。但公正的赏罚只能保证组织本身的前进，它并不是组织解决外部问题的充要条件。王阳明南赣剿匪的全盘胜利，主要靠的是他非同凡响的军事才能和行政才能。

王阳明在军事上有三个过人之处。

一、不重形式，只重实质。王阳明之前的南赣巡抚都喜欢调动四省部队，场面壮观，声势逼人，却寸功难立。王阳明认为这是搞形式主义，南赣地区千山万壑，根本就不适合大部队纵横驰骋，而且劳民伤财。他动用的剿匪部队其实只是机动部队，人数最多时才一万余人。按他的见解，山贼未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所以野战能力脆弱，全靠地势存活，只要解决了他们倚靠的“地利”就万事大吉。而解决“地利”的问题，一支骁勇善战的机动部队就足矣。

二、以毒攻毒，以贼攻贼。任何一个王朝的正规军在军事训练中很少训练山地战。因为正规军的主要任务是抵御强大的外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在大平原上进行硬碰硬的冲锋战，躲猫猫式的游击战简直就是玩笑。所以正规军一旦对付起山贼草寇，就力不从心。王阳明的策略就是以毒攻毒，以贼攻贼。最了解贼的不是官，而是贼。用贼攻贼，势如破竹。王阳明重用受降的卢珂，就是此例。

三、心理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永远让人摸不透他的路数。

在军事才能之外，王阳明还有出色的行政才能。每消灭一处土匪，他就在土匪滋生处建立政府据点，崇义县、和平县就是这种思路的产品。另外，之前我们提到的保甲制、光荣榜和黑名单，都被王阳明在南赣地区全方位地实行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南赣乡约》。

南赣匪患销声匿迹后，王阳明开始以一个儒家门徒的眼光看待匪患产生的缘由。儒家思想把个人道德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道德是灵丹妙药，百病可除。王阳明把这种思想实践化。他的心学认为，道德就在我心，不必外求，关键是有人并不想释放它。

如果遇到不想释放道德的人，王阳明和孔孟的办法一样：教养。孔孟、朱熹、王阳明都认为，家庭宗族乡里的风俗环境，对个人的道德和行为影响极深。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母为了让孟子有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曾多次搬家。王阳明则说：“天理固然在我心中，但如果一个意志力不坚定的人，生活在一个肮脏的环境里，他的天理就很难显现。”

按王阳明心学的意思，真正的圣人是在花街柳巷而能清白为人，不去做妓；是在强盗窝里正身修心，不当强盗的人。可这样的圣人凤毛麟角，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被大环境影响的。所以，对于这大多数人来说，大环境是相当重要的。

不过王阳明也认为，单纯和这些人讲大道理未必有效，所以他的《南赣乡约》不是道德教科书，实际上，它应该属于命令，其中主要内容如下：

一、每一乡的领导人（约长、约正）要帮助大家，必须对他所管辖区域内的人负责。任何人有疑难，乡领导必须出面为其解决。乡领导还要主动去了解人们的困难，如果有人作奸犯科，乡领导就有连带责任。

二、每一乡的领导人要协助官府完成纳粮的任务，劝一些顽民改过自新、恪守本分，以及劝诫大家维护地方安定。如果乡领导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第一时间向官府汇报。

三、每一乡的领导人有保护其所管辖人民的责任。如果有地方官吏、士兵等来勒索骚扰，乡领导必须向官府报告，并追究官吏和士兵的法律责任。

四、每一乡的领导人必须有处理管辖区事宜的责任和义务。在经济事务上，乡领导要劝令大户、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贫难不能偿还的宜以宽舍，不得趁火打劫，逼人为盗。亲族乡邻若有纷争、斗殴等不平之事，不得妄为，当向乡领导上诉。男女成年宜及时婚嫁，如有因为聘礼或嫁妆没准备好而推迟婿期，要请示乡领导，乡领导要出面劝他们不要耽搁，随时婚嫁。为父母办丧事，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只要心诚尽孝就好，不必浪费。否则，乡领导有权在纠恶簿上的“不孝”栏里写上他的名字。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南赣乡约》从政治层面来讲，很有点自治的味道。它是一个由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也许在王阳明之前，它不过是个政府的规条，而到了王阳明手中，它就成了政府统治乡村的工具。而从王阳明心学的角度来讲，它就是“格心”。

康有为曾说，言心学者必能成事，而且是大事，这句话在王阳明身上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因为王阳明心学，说白了，就是让人用心的学问。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任何一件事，只要你用心，正如王阳明所说，道理就在你心中，你用了这个道理，就必能成事。“用心”其实就是一种使命感，为了一个目的而进行全方位的思考。

王阳明到南赣剿匪就一直在用心。他最初的目的是消灭山贼，他就“用心”地运用“诈术”消灭山贼。他后来的目的是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他就“用心”地设立政府据点、教化百姓，出炉《南赣乡约》。因为他的使命感告诉他，消灭土匪后拍拍屁股走人不是做事的正确态度。

当然，在一年多的剿匪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心学大师的角色。只要稍有空闲，他就会和跟随他的弟子讨论心学。在赣州，他要弟子们静坐祛除人欲，又让弟子去事上练，更让弟子们去事上练时一定要诚心实意。为了大范围地传播他的心学，他在赣州城一口气建立了义泉书院、正蒙书院、富安书院、镇宁书院、龙池书院。同时写下心学《教约》，要弟子们每日清晨聚集后，扪心自问如下问题：爱亲敬长的心是否有松懈时？孝顺父母的行为实践否？人际交往中是否有不得当之处？每天是否做了欺心的事？如果没有，那就继续，如果有，那就马上要改。

为了让弟子们深刻理解他的心学，他在赣州写下了《大学问》一书。《大学问》是心学入门课，是王阳明从心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儒家经典《大学》。任何对心学感兴趣的人，必须要读这本书。而如果能读透这本书，也就从理论上正式迈进了王阳明心学的殿堂。

心学入门课——大学问

首先将和我们有关的《大学》的内容放在这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有弟子问王阳明：“《大学》一书，过去的儒家学者认为是有关‘大人’的学问。我冒昧地向您请教，‘大人’学问的重点为什么在于‘明明德’呢？”

《大学》是论述士大夫通过广泛学习，获取可以用来从政做官的学识和本领的一篇文章。学习的目的就是为治理国家，并显示自己光明的品德。古典儒家和朱熹认为，“大人”就是获得治理国家能力和光明自己品德的人。

王阳明的回答是：“所谓‘大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那种人。他们把天下人看成是一家人，把所有中国人看作一个人。倘若有人按照形体来区分你和我，这类人就是与‘大人’相对的‘小人’。‘大人’能够把天地万物当作一个整体，并非是他们有意这样认为的，实在是他们心中的仁德本来就是这样，这种仁德跟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

“实际上，不仅仅是‘大人’会如此，就是‘小人’的心也是这样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自己把自己当作‘小人’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任何一个人看到一个小孩儿要掉进井里时，必会自然而然地生起害怕和同情之心，这说明，他的仁德跟孩子是一体的。

“或许有人会说，哎哟，那孩子是人类，所以才有害怕和同情的心。可是当一个人看到飞禽和走兽发出悲哀的鸣叫或因恐惧而颤抖时，也肯定会产生不忍心听闻或观赏的心情。飞禽走兽不是人类，他仍有这样的心情，这说明他的仁德跟飞禽和走兽是一体的。

“或许有人又疑问：飞禽和走兽是有灵性的动物，如果他看到花草和树木被践踏和折断时呢？我确信，他也必然会产生怜悯、体恤的心情，这就是说他的仁德跟花草树木是一体的。

“又有人说，花草树木是有生机的植物，如果当他看到砖瓦石板被摔坏或砸碎时呢？我仍然确信，他也肯定会产生惋惜的心情，这就足以说明他的仁德跟砖瓦石板也是一体的。这就是万物一体的那种性德，即使在‘小人’的心中，这种性德也是存在的。

“那么，这种性德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问题无需证明，它与生俱来，自然光明而不暗昧，所以被称作‘明德’。只不过‘小人’的心已经被分隔而变得狭隘、卑陋了，然而他那万物一体的仁德还能像这样正常显露的时候，是他的心处于没有被欲望所驱使、没有被私利所蒙蔽的时候。

“待到他的心被欲望所驱使、被私利所蒙蔽、利害产生了冲突、愤怒溢于言表时，他就会损物害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自己的亲人也会残害。在这种时候，他那内心本具的万物一体仁德就彻底被遮蔽了。所以说在没有私欲障蔽的时候，虽然是‘小人’的心，它那万物一体的仁德跟‘大人’也是一样的；一旦有了私欲的障蔽，虽然是‘大人’的心，也会像‘小人’之心那样被分隔而变得狭隘、卑陋。所以说致力于‘大人’学养的人，也只是做祛除私欲的障蔽、彰显光明的德性、恢复那天地万物一体的本然仁德功夫而已。根本不必在本体的外面去增加或减少任何东西。”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良知，与生俱来，不必外求。一个有良知的人不会去杀戮同类，也不会去残害飞禽走兽，更不会践踏草木瓦石，因为有良知的人能把天地万物都当成自己的一部分。而那些杀戮同类、残害飞禽走兽、践踏草木瓦石的人不是没有良知，而是良知被遮蔽了。所以说“光明自己的良知”（明明德）很重要。

弟子接着又问：“‘明明德’确实很重要，可是为什么又强调‘亲民’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明明德’是要倡立天地万物一体的本体；亲民（关怀爱护民众）是天地万物一体原则的自然运用。所以，明明德必然要体现在亲爱民众上，而只有亲民才能彰显出光明的德性（明明德）。所以爱我自己父亲的同时也兼爱他人的父亲，以及天下所有人的父亲。做到这一点后，我心中的仁德才能真实地同我父亲、别人的父亲以及天下所有人的父亲成为一体。真实地成为一体后，孝敬父母（孝）的光明德性才开始彰显出来。爱我的兄弟，也爱别人的兄弟，以及天下所有人的兄弟，做到这一点后，我心中的仁德才能真实地同我兄弟、他兄弟以及天下所有人的兄弟成为一体。真实地成为一体后，尊兄爱弟（悌）的光明德性才开始彰显出来。

“对于君臣、夫妇、朋友，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是一样，真实地爱他们的，以此来达到我的万物一体的仁德，然后我的光明德性就没有不显明的了，这样才真正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这就是《大学》所说的使光明的德性在普天之下彰显出来，也就是《大学》进一步所说的家庭和睦、国家安定和天下太平，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充分发挥人类和万物的本性（尽性）。”

这段话的意思是，良知的有无不是你说有就有，必须要知行合一，要到事上磨炼，要致良知。也就是说，要光明你的良知（明明德），必须到在万事万物上（亲民）。不然的话，那就成了禅宗，只说不做。

弟子问：“既然如此，做到‘止于至善’为什么又那么重要呢？”

王阳明回答：“所谓‘至善’，是‘明德’‘亲民’的终极法则。‘至善’的显现，表现在立刻能肯定对的、否定错的。凡轻重厚薄，都能根据当时的感觉而展现出来，它富于变化却没有固定的形式，然而它是人的规矩与物的法度的终极裁断，其中不容许有些微的设计筹划、增益减损存在。其中若稍微有一点设计筹划、增益减损，那就是出于私心的意念和可笑的智慧，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至善’。只有将慎独（自己独处时也非常谨慎，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做到精益求精、一以贯之境界的人才能达到如此境界。

“后人因为不知道‘达到至善’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心，而是用自己掺杂私欲的智慧从外面去揣摩测度，以为天下的万事万物各有自己的道理，因此掩盖了评判是非的标准，使‘心为统帅’的简单道理变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人们的私欲泛滥而公正的天理灭亡，明德亲民的学养由此在世界上变得混乱不堪。

“古来就有想使明德昭明于天下的人，然而因为他们不知道止于至善，所以使得自己夹杂私欲的心过于膨胀、拔高，所以最后流于虚妄和空寂，而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内容无所帮助，佛家和道家两种流派就是这样的。

“古来就有希望亲民的人，然而由于他们不知道止于至善，而使自己的私心陷于卑微的琐事中，因此将精力消耗在玩弄权谋智术上，从而没有了真诚的仁爱恻隐之心。春秋五霸这些功利之徒就是这样的。

“这都是由于不知道止于至善的过失啊。所以止于至善对于明德和亲民来说，就像规矩画方圆一样，就像尺度量长短一样，就像权衡称轻重一样。所以说方圆如果不止于规矩，就失去了准则；如果长短不止于尺度，丈量就会出错，如果轻重不止于权衡，重量就不准确。而明明德、亲民不止于至善，其基础就不复存在。所以用止于至善来亲民，并使其明德更加光明，这就是所说的大人的学养。”

止于至善，说的就是按良知的指引做事。

弟子问：“‘知道要止于至善的道理，然后自己的志向才得以确定；志向确定，然后身心才能安静；身心安静，然后才能安于目前的处境；安于目前的处境，然后才能虑事精详；虑事精详，然后才能得到至善的境界。’这是什么意思呢？”

王阳明回答：“人们只是不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所以总是向外界寻求；以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定理，从而在万事万物中去寻求‘至善’。所以使得求取至善的方式、方法变得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不知道求取至善有一个确定的方向。

“如果你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而不用向外面去寻求，这样意志就有了确定的方向，从而就没有支离决裂、错杂纷纭的弊病了。没有支离决裂、错杂纷纭的困扰，那么心就不会妄动而能处于安静。心不妄动而能安静，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就能从容不迫、闲暇安适，从而安于目前的处境。能够安于目前的处境，那么只要有一个念头产生，只要有对某事的感受出现，它是属于至善的呢，还是非至善呢？我心中的良知自然会以详细审视的本能对它进行精细的观察，因而能够达到虑事精详。能够虑事精详，那么他的分辨就没有不精确的，他的处事就没有不恰当的，从而至善就能够得到了。”

只有让自己的良知正常工作，那就能做到定、静、安、虑、得。由此可知，良知并不仅是一种美德，还能助你做成一切事。

弟子问：“任何事物都有本末主次，从前的理学家把彰显德性当作根本，把教导民众重新做人当作末梢，这两者是从内心修养和外部用功的相互对应的两个部分。事情有开始和结束。从前的理学家把知道止于至善作为开始，把行为达到至善作为结束，这也是一件事情的首尾相顾、因果相承。像您这种把‘新民’作为‘亲民’的说法，是否跟儒家学者有关本末终始的说法有些不一致呢？”

王阳明回答：“有关事情开始与结束的说法，大致上是这样的。说显明德性为本，亲爱人民为末，这种说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应当将本末分成两种事物。树的根干称为本，树的枝梢称为末，它们只是一个物，因此才称为本与末。如果说是两种物，那么既然是截然分开的两种物，又怎么能说是相互关联的本和末呢？如果明白彰显光明的德性是为了亲爱民众，而亲爱民众才能彰显光明的德性，那么彰显德性和亲爱民众怎么能截然分开为两件事呢？理学家的说法，是因为不明白明德与亲民本来是一件事，反而认为是两件事，因此虽然知道根本和末梢应当是一体的，却也不得不把它们区分为两种事物了。”

朱熹解释《大学》，认为是“新民”，而不是“亲民”，王阳明认为是“亲民”，再次阐释“知行合一”。

弟子问：“从‘古代想使天下人都能发扬自己本身具有的光明德性的人’，直到‘首先要修正本身的行为’，按照先生您‘明德亲民’的说法去贯通，也能得到正确、圆满的理解。现在我斗胆请教您，从‘要想修正本身的行为’，直到‘增进自己的知识，在于能够析物穷理’，在这些修为的用功次第上又该如何具体地下功夫呢？”

王阳明回答：“此处正是在详细说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功夫。人们所说的身体、心灵、意念、知觉、事物，就是修身用功的条理之所在，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内涵，而实际上说的只是一种东西。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在现实中运用条理的功夫，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名称，而实际上说的只是一件事情。什么叫作身心的形体呢？这是指身心起作用的功能而说的。什么叫作身心的灵明呢？这是指身心能做主宰的作用而说的。什么叫作修身呢？这里指的是要为善去恶的行为。我们的身体能自动地去为善去恶吗？必然是起主宰作用的灵明想要为善去恶，然后起具体作用的形体才能够为善去恶。所以希望修身的人，必须首先要摆正他的心。然而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天生都是善的，因此心的本体本来没有不正的。

“那怎么用得着去做正心的功夫呢？因为心的本体本来没有不正的，但是自从有意念产生之后，心中有了不正的成分，所以凡是希望正心的人，必须在意念产生时去加以校正，若是产生一个善念，就像喜爱美色那样去真正喜欢它；若是产生一个恶念，就像厌恶恶臭那样去真正讨厌它，这样意念就没有不诚正的，而心也就可以得正了。

“然而意念一经发动、产生，有的是善的，有的是恶的，若不及时明白并区分它的善恶，就会将真假对错混淆起来，这样的话，虽然想使意念变得真实无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想使意念变得纯正的人，必须在致知上下功夫。

“‘致’就是达到的意思，就像常说的‘丧致乎哀’的致字，《易经》中说到‘知至至之’，‘知至’就是知道了，‘至之’就是要达到。所谓的‘致知’，并不是后来的儒家学者所说的扩充知识的意思，而是指达到我心本具的良知。这种良知，就是孟子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那种知性。

“这种知是知非的知性，不需要思考，它就知道；不需要学习，它就能做到。因此我们称它为良知。这是天命赋予的属性，这是我们心灵的本体，它就是自自然然灵昭明觉的那个主体。凡是有意念产生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良知就没有不知道的。如果它是善念，唯有我们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如果它是恶念，也唯有我们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这是谁也无法给予他人的那种性体。

“所以说，虽然小人造作不善的行为，甚至达到无恶不作的地步，但当他见到君子时，也会不自在地掩盖自己的恶行，并极力地表白自己做的是善事。由此可以看到，就是小人的良知也具有不容许他埋没的特质。

“今日若想辨别善恶以使意念变得真诚无妄，其关键只在于按照良知去判断行事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善念产生时，人们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善的，如果此时不能真心诚意地去喜欢它，反而背道而驰地去远离它，那么这就是把善当作恶，从而故意隐藏自己知善的良知了。而当一个恶念产生时，人们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不善的，如果此时不能真心诚意地去讨厌它，甚或反而把它落实到实际行动上，那么这就是把恶当作善，从而故意隐藏自己知恶的良知了。像这样的话，虽说心里知道，但实际上跟不知道是一样的，那还怎么能够使意念变得真实无妄呢？

“良知所知道的善，虽然人们诚心地想去喜欢它，但若不在善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践履善的价值，那么具体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从而可以说喜欢善的愿望还有不诚恳的成分。良知所知道的恶，虽然人们诚心想去讨厌它，但若不在恶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铲除恶的行为，那么具体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从而可以说那讨厌恶的愿望还有不诚恳的成分。如今在良知所知道的善事上，也就是善意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为善，使善的言行没有不尽善尽美的。在良知所知道的恶事上，也就是恶意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除恶，使恶的言行没有不被去除干净的。我的良知所知道的内容就没有亏缺和被掩盖的地方，从而它就得以达到纯洁至善的极点了。

“此后，我们的心才会愉快坦然，再也没有其他的遗憾，从而真正做到为人谦虚。然后心中产生的意念才没有自欺的成分，才可以说我们的意念真正诚实无妄了。所以《大学》中说道：‘系于事上的心念端正后，知识自然就能丰富；知识得以丰富，意念也就变得真诚；意念能够真诚，心情就会保持平正；心情能够平正，本身的行为就会合乎规范。’虽然修身的功夫和条理有先后次序之分，然而其心行的本体却是始终如一的，确实没有先后次序的分别。虽然正心的功夫和条理没有先后次序之分，但在生活中保持心念的精诚纯一，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一丝一毫欠缺的。由此可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一学说，阐述了尧舜传承的真正精神，也是孔子学说的心印之所在。”

良知是件法宝，使用它不需要任何繁琐的程序，也不需要任何咒语，只要你按它的意思行事，就是最好的使用方式。

这就是王阳明《大学问》告诉我们的一个终极真理，用王阳明的话说，不是我告诉你的，这个道理其实就在你心中：天下一切事，都是你良知的事。

风雨又来

1519年春节刚过，王阳明在赣州给王琼写了封长信。在信中，他平静地叙述了南赣地区的剿匪和设立行政区的情况。人们从梦中醒来后，就再也不会心有余悸地去回想那个噩梦。紧接着，他满怀热情地追忆了王琼对他的信任往事，声称如果没有王琼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他在南赣的剿匪不可能这样顺利。然后又谈到自己获得的那些国家荣誉，诸如升为右副都御史，实在感到有愧，他没有这个才能。还有他的后代可以世袭千户，这让他受宠若惊。他说，大部分功劳应归于王琼。

王阳明这样说，乍一看去有些虚伪。南赣匪患的平定无可置疑是他的功劳，王琼不过是把他推到那个舞台上而已。不过这就是问题所在：王阳明固然伟大，但王琼更伟大，因为他能重用王阳明。

信的最后，王阳明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他说南赣地区气候潮湿，瘴疠弥漫，他的肺病复发，又因为剿匪工作辛苦，所以生活作息不能规律，患了很严重的痢疾。他此刻最大的希望就是王琼能在皇上朱厚照面前替他求情，允许他退休回老家。他说，自己所以如此不顾体统地总想回家，是因为祖母于1518年农历十二月离开了人世，他因为来南赣剿匪未能见祖母最后一面，内心在滴血。

王阳明的身体状况的确不容乐观。他在给弟子的信中经常提到他的肺病和不见好转的痢疾，在1518年春节的那场邀请池仲容的宴会上解决了池仲容后，他一个猛子扎到地上，口吐鲜血。弟子们惊慌地扶起他时，他开始剧烈地咳嗽。当时弟子们的感觉是，王阳明想把肺咳出体外。在成功地彻底扫荡南赣山贼后，他连续四次写信给朱厚照、给吏部、给兵部，允许他退休，但都被一一驳回。

中央政府不准王阳明退休，实际上是王琼不让王阳明退休。王阳明在南赣建下煊赫的功绩后，中央政府很多人既羡慕又嫉妒，他们巴不得王阳明赶紧离开政坛。意料之中的，这些人都是朱熹门徒。他们担心王阳明会挟着卓著功勋闯进中央政府，与他们并肩而立。可这是他们绝不能容许的，因为在他们眼中，王阳明是异端，是他们的精神偶像朱熹的敌人。

1519年二月初，王阳明的第四封请求退休的信到达北京。朱厚照先问吏部尚书陆完，王阳明三番五次要退休，吏部怎么看。

陆完是朱熹门徒，但从未按朱熹的教导“存天理去人欲”。他对王阳明在南赣的成就不屑一顾，因为他也是靠剿杀农民武装（1510年刘六、刘七起义）成功上位的。他对朱厚照说，王阳明在江西的剿匪是托皇上洪福，他是个异端分子，不应该留在政府中，可以允许他辞职。

朱厚照又问王琼。王琼的回答是，王阳明绝不能离开江西！

朱厚照问为什么。王琼不可能说是因为宁王朱宸濠，可他也没有别的理由。王阳明第一次请求退休时，他对朱厚照说南赣地区还有土匪残余，只有王阳明能扫清这些残匪。王阳明第二次要求退休时，他对朱厚照说南赣地区社会治安问题很大，王阳明必须要整顿社会秩序。王阳明第三次申请退休时，他对朱厚照说没有合适人选接替王阳明。总之，他用尽各种借口把王阳明钉在了江西。但这最后一次，他实在找不出理由来了。王阳明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已经详细地说明了他清整南赣的所有举措和成果。如果南赣地区已经太平无事，谁来当这个南赣巡抚已无关紧要。

这就是陆完的看法，也是朝廷内部很多官员的看法。他们都对王琼在王阳明退休上的态度疑惑不解，既然匪患已平定，南赣社会秩序已恢复，为什么不让人家离开？王琼对这些人的质疑反应很冷淡，只是希望朱厚照不要批准王阳明的退休请求。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大事马上就要发生，山雨马上就要来了。

朱厚照也不理解王琼何以如此没有人情味，人家王阳明口口声声说身体状况不佳，祖母又去世，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到王阳明信中提及未见祖母最后一面的悲痛笔墨也会流下眼泪，可王琼却不为所动。

朱厚照对别人的伤心事一向不太关心，而南赣匪患的平定的确是王琼举荐王阳明的功劳，所以他也就不想有什么立场。他对王琼说，你呀，和王阳明好好谈谈这件事，人家非要退休，你就不要强人所难。又对陆完说，这件事就暂时听王琼的吧，你们吏部把他的退休申请打回去。

王阳明接到吏部“不准致仕”的信后，叹了口气。他的学生问他：“我听说老师您年轻时就立下经略四方的志向，如今天下不安，到处都是可以建功立业之地。您为何屡屡辞职呢？”

王阳明思索半天，才道：“当年年轻气盛，自龙场之后，这种心态平和了很多。因为我终于想明白，人有建功立业的心没有错，但千万不要把这种心当成常态。我们应该时刻格自己的心，心如明镜，物来则照，不要刻意去追求。你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良知光明的人，这种机会总来找你。况且，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传播心学，让天下人知道圣学法门，相比而言，建功立业就成了副业。”

又有弟子问他：“如果您在年轻时被派来剿匪，您能成功吗？”

王阳明痛快地回答：“恐怕不能。”

弟子问：“为什么？”

王阳明回答：“我早已说过，年轻时涉世未深，内心浮躁，心不定就难成事。人非要经历一番不同平时的劫难才能脱胎换骨，成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

弟子问：“如果没有磨难呢？难道去主动找吗？”

王阳明回答：“当然不是这样。我是从磨难中得到了真谛，人只要时刻格心，让良知不要被人欲遮蔽，就都能成功。”

1519年前半年，王阳明就是在这种和弟子有声有色的讲学中度过的。他没有再向中央政府递交退休申请，他的身体虽然恢复了许多，但远不及正常人健康。有一段时间，他曾想起他的妹夫、最得意的大弟子徐爱。徐爱病逝于1517年农历四月，正是王阳明在赣州大兴书院之时。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浙江省余姚马堰横上村人。1508年，年仅二十一岁的他高中进士，被朝廷派到祁州（今河北安国市）担任州长（知州）。两年后，霸州文安县(今河北文安）居民刘六、刘七凭借在地方上的势力发动武装起义，徐爱在祁州坚壁清野，抵抗二刘。二刘失败后，中央政府曾对其点名表扬。

徐爱为官清正廉明、勤奋敬业，在知识分子圈中享有美誉，后来调至南京建设部工作（南京工部郎中）。就是在南京当差时，得知王阳明讲授心学，于是登门拜访。相谈之下，深为王阳明的“心即理”理论而折服，于是，对其北面而拜称弟子。他是王阳明创建心学后的第一位弟子，后来，又深深地爱上了王阳明的妹妹王守让，娶之，由此又成了王阳明的妹夫。

徐爱和王阳明讨论最多的就是《大学》宗旨问题，王阳明为其辨难解惑，使徐爱对王阳明心学的认识深入骨髓。随着王阳明弟子的与日俱增，很多弟子对王阳明的良知学有不明之处，徐爱就充当了大师兄的角色，为他们辨难解惑。

1516年年末，王阳明受命到江西剿匪。王阳明在中央政府屡次催促下不肯上路，最后一次，徐爱劝王阳明，如今天下纷纷议论，您还是走一遭吧，我愿意永远跟随您。王阳明大为感动。1518年农历三月，王阳明剿匪功成。徐爱希望能和王阳明一起回浙江余姚，终身膜拜王阳明。同时，他还引用名言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想不到的是，竟一语成谶，就在他回老家看望父母时，一病而死，年仅三十一岁。王阳明在赣州得此噩耗，悲痛万分，大呼：“天丧我！天丧我！”心情长久低落，每每想到徐爱，心情不能自已。

据说，徐爱曾做过一个奇异的梦，梦见他在空旷的沙漠中，遇到一位和尚。和尚预言他“与颜回同德，亦与颜回同寿”。如果此梦真如王阳明所说的是人在良知完完全全时的状态，那么，良知告诉徐爱，你就是王阳明的颜回。

王阳明对此也有同感，他说：“徐爱的温恭，实在是我不能企及的啊。”多年以后，他领着众多门徒到徐爱的墓前（今绍兴迪埠山麓）扫墓，就在徐爱的墓前讲解他的心学，讲到兴头上，突然长叹一声：“真想让他起死复生听我讲课啊。”

实际上，在王阳明的众多弟子中，徐爱是最能领悟他心学的弟子。他对徐爱的怀念不仅仅是纯粹感情上的怀念。在之后传播心学的道路上，每遇挫折和攻击，王阳明都会想到徐爱。两人不仅仅是师徒，还是惺惺相惜的好友。

《传习录》第一篇就是《徐爱录》，如果说《大学问》是心学入门书，那么《徐爱录》就是《大学问》的课外辅导书。在《徐爱录》中，我们清晰地知道，“心即理”其实就是一切道理、真理、天理都在我心，不需外求，知行肯定是合一的。

当王阳明在赣州一面讲学、一面回忆徐爱时，兵部来了指令。王琼要王阳明到福建福州去处理一个军人的叛乱。这个军人叫进贵，是中央政府在福州设立的三卫下属的“所”的千户。

在此需要补充解释一点明朝的“卫所”。卫所制是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创立的，它是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在全国各个要地建立军事据点“卫”，每一“卫”有5600人，长官称为指挥使。这位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有1120人。千户“所”又下辖十个百户“所”，一所为112人。百户“所”下设两个“总旗”，“总旗”下再设五个小旗，每个小旗为十人。千户所的长官称为千户，百户所的长官称为百户。有战事时，中央政府国防部（兵部）就命令各地的卫所最高长官指挥使把他的5600人交出来，然后皇帝再指派一人担任这支军队的司令，司令领着这群卫所的士兵出征。

这是一个相当完善的军事组织。但到了朱厚照时代，卫所制已破败。指挥使把千户当成苦劳力，千户把百户当成农民工，百户又把总旗当苦劳力。由此就中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魔咒，最底层的士兵要给长官免费打工，所以怨声载道。

进贵就是看到了这样的危机，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良机，所以带领他能控制的所有士兵，发动兵变。一时之间，福州危急，福建危急。

王琼在得到进贵叛乱的消息时，认为不足虑。不过这恰好给了他一个大好机会，要王阳明继续在江西附近转悠，所以他立刻命令王阳明到福州平息叛乱。而在给王阳明的私信中，他说，南昌城最近动静很大，你不必在进贵的身上浪费太多精力，要密切注意南昌城。

王阳明明白王琼的意思，南昌城里正是宁王朱宸濠。也许在此时，王阳明已经猜到了当初王琼要他到江西的真正目的。

但王阳明也有自己的打算，朱宸濠造反的传言已传播了好多年，不过按他的见解，朱宸濠不会在这个时候造反，因为种种迹象都表明，朱宸濠没有准备好。倘若他真在这个时候造反，那只能证明一点：朱宸濠的智力商数绝对不足以支撑他的帝王理想。所以，他在1519年农历六月初九从赣州启程后，并没有急如星火地奔瑞金过福建，而是绕道丰城直奔广信，理由是他想回家奔丧。

这在外人看来是典型的不负责任，进贵正在福州大动干戈，大概已血流成河，他不但不去拯救万民，反而要回家奔丧。事后曾有些小人追究王阳明的这一责任，而王阳明给出了巧妙的解释：瑞金、会昌等县瘴气生发，不敢行走，所以取道丰城。

倘若他走的是瑞金这条路，恐怕他就赶不上朱宸濠上演的那场大戏了，因为朱宸濠在王阳明从赣州启程的四天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如果他不绕道，此时已在福建福州，正因为他绕了道，所以他在朱宸濠宣布革命两天后的1519年农历六月十五得知朱宸濠革命的消息时，才走到丰城县界。

先是有人来报告：“朱宸濠反了。”王阳明在船舱里吃了一惊，他急步走出船舱站到船头。紧接着，又有一拨人来报告：“朱宸濠已经发兵了。”王阳明在船头上惊骇起来。他和跟随他的两个谋士说：“想不到宁王如此焦急！”

他命令他的船原路返回。但返回时是逆风，他的船寸步难行。此时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王阳明在船头焚香祷告，流下眼泪说，如果老天怜悯圣灵，让我可以匡扶社稷，就请给我一阵顺风。如果老天没有此心，此舟就是我葬身之地。他的祷告灵了，很快，风变了方向，王阳明和他的几个谋士顺利地潜进了临江镇（江西樟树临江镇）；第二种说法是，虽然有了顺风，可他的船老大不想开船，因为回去肯定是死路一条。于是王阳明抽出卫兵的刀，把船老大的耳朵割掉了一只，船老大认为一只耳朵也能活下去。王阳明又割掉了他另一只耳朵，并且威胁他，如果再不开船，就把他扔到水里喂鱼。船老大认为，不开船是死，开船或许还能有活路。两害相权取其轻，船老大开了船。

这艘满载着王阳明焦虑的船乘风破浪，把王阳明送到了最荣耀、最光芒的巅峰，也把他推到了别人望尘莫及的传奇圣坛，更把他送进了谗诬诓诈的漩涡中，这艘船永远都不会想到，正是它让王阳明心学“致良知”的终极真理横空出世。

1519年农历六月十五夜，乌云滚滚，不见月亮。王阳明在临江镇忽明忽暗的灯光下，看向南昌城。那里将是战场，是他和朱宸濠的战场。他将在那里和朱宸濠正式交锋，而实际上，他和朱宸濠早已有过交锋，只不过那时的交锋是隔山打牛，这一次，却是短兵相接！

第三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平定宁王

不被待见的宁王

在正式进入王阳明和朱宸濠的对决前，有必要了解朱宸濠这位王爷的一切。只有真正了解他，才能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王阳明这位对手的强大，以及王阳明下定决心解决宁王问题时承受的重如泰山般的压力。而王阳明则用后来的成功完美地证明了心学的巨大威力。

朱宸濠的故事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他整个家族的故事。事情要从明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谈起。朱元璋建明帝国后，有一天对秘书说：“元帝国强大如超级巨兽，可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土崩瓦解，何故？”他的秘书当然说些元王朝统治者不珍惜权力，不爱惜百姓的废话。朱元璋摇头说：“他们如此迅速灭亡的原因就是没有藩王。”他的秘书大吃一惊，说：“西汉时建立诸侯国，后来发生了七国之乱；西晋时设置藩王，后来发生了八王之乱，这是历史留下的教训，不能重蹈覆辙。”朱元璋大怒，下令处决这位秘书，开始陆续封他的儿孙们为藩王，分镇各地。

朱元璋设藩，并不仅仅从元王朝覆亡中得到的启示。他设立藩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功臣尾大不掉的局面，试图以分封藩王的方式来牵制中央政府那些权臣，进而把军权和君权牢牢抓在手中。朱元璋并不是颟顸的君主，那位秘书对他普及的历史知识也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弦。所以在设藩时对藩王们潜在的危害采取了严厉的“预防措施”，可用六个字来说明：不列土，不领民。

各位藩王们并未实现朱元璋限制权臣的意图。朱元璋是靠屠刀解决了那群开国功臣，但藩王制却伴随了明帝国的始终。

“不列土”指的是藩王没有自己的土地；“不领民”指的是藩王不能直接管理百姓，他所管理的只有他的王府。藩王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王府卫队，人数不能超过一万五千人。一万五千人和明帝国的百万正规军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藩王所在的地方政府的军政官员不许和藩王有来往。这样一来，藩王没有行政权，只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军权，所以他们没有实力造反。

有些规定制定出来就是让人违反的，而第一个违反规定的人就是朱元璋。他在世的最后几年，蒙古残余在北方持续不断地攻击他的帝国边防，于是他许可在边疆的藩王可以把卫队增加到五万人，用这五万人去和敌人作战。五万人只是个概数，迫于形势，这个数字还会增加。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封到边疆的藩王成了野战军的司令。他们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锻炼自己和自己的卫队，终于使自己成为英雄人物，使其卫队成了骁勇善战的野战兵团。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就是这方面最卓著的代表人物。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1370年被封到燕（北京）为王，因以地名为藩王称号，所以他的王号为燕王。1380年，20岁的朱棣就藩北京，从此带着他的卫队在长城以北冲锋陷阵。他两次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带领他的卫队和明帝国主力出击蒙古人，在军界和北京政界威望大振。

朱权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1392年到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就藩，是为宁王。由于此地是蒙古主力最活跃的地区，所以朱权的责任很重，压力很大。在和蒙古人无数次交手中，朱权的实力野蛮生长。朱元璋去世时，他的卫队已逼近七万人，强悍善战，是蒙古人最惧怕对手。

1399年，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wén，建文帝）在几个亲信大臣的怂恿和支持下削藩，朱棣针锋相对地发动“靖难之役”。

“靖难”是“平定变乱”的意思。朱棣认为朱允炆已被他的大臣控制，不能行使意志，所以他要清君侧，解救朱允炆。

朱棣当时只有三万人，三万人和中央政府的百万政府军抗衡，后果比用鸡蛋去砸石头还要明显。想不到的是，奇迹发生。朱棣把从蒙古兵团那里学来的闪电战用到了战场上，所过之处，各地政府军丢盔卸甲。但奇迹的发生不会持久，朱允炆反应过来把帝国主力部队投入战场后，朱棣就开始溃不成军。他原来的计划是用机动部队快速有效地向南面推进，遇到朱允炆的反攻后，他向西败退，一直退到了朱权的地盘——大宁。

朱权对朱允炆不念亲情的削藩极为反感，但从未想过要使用武力和朱允炆摊牌。他对哥哥朱棣的摊牌举动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所以当朱棣来敲大宁城城门时，他和当地政府官员商量了一下，于是带话给朱棣：可带少量卫士进城。

朱棣当初在北京喜欢看戏，从艺人（优伶）那里学到了精湛的表演技巧，如今有了用武之地。他远远看见朱权，就像是饿狗看到骨头一样，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去，拉起朱权的手放声大哭，哭得如丧考妣，在场的人险些莫名其妙地流下眼泪。当他确信朱权已被他感动后，开始诉衷肠：“我从燕地起兵去南京，千山万水，多劫多难，什么都不图，就是为了让皇上能摆脱奸贼之手。我起兵实在是迫不得已，总不能看着老爹打下的江山落到别人手上。然而现在我的一片苦心遇到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待，皇上居然派大军把我往死里打，我实在不忍心骨肉相残，所以想结束这场闹剧，这次来大宁，就是希望老弟你能当个中介，帮我去向皇上求情，化干戈为玉帛。我从此做个草民也心甘情愿。”

朱权很少看戏，大概不知道世界上有演戏这回事。世人传说朱棣善打，朱权善谋。可他的谋都是堂堂正正的阳谋，朱棣这招表演式的阴谋，他从未遇到过。所以，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该相信朱棣。他让朱棣稍作休息，自己好有时间来思考朱棣的真假。朱棣不给他这个机会，因为正如王阳明所说，戏子的演技再精湛也是假的，假的东西最怕夜长梦多。朱棣决定引蛇出洞。他先密令他的一部分士兵化装成普通百姓混进大宁城，在宁王府附近埋伏下来。而他本人则告诉朱权，他要去南京向朱允炆负荆请罪。

朱权挽留他，说自己正在写奏疏给朱允炆，希望他能看在亲戚的分上饶朱棣叔叔一回。朱棣摇头说：“我想了一下，要你做中间人，也不是太好的事，因为你也是他手下那些臣子对付的对象。我觉得表示诚意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亲自见他，到时候杀剐随他，我心甘情愿承受。”

朱权一听到这话，挽留朱棣的心情更为坚定，他才真是不想看到骨肉相残的人。朱棣马上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既然你不愿意我死，那我就不去南京，我回我的燕地，解散军队，找个山村隐居起来。你和诸位亲王在皇上面前多向我美言，让他对我网开一面，我老死山中，这样的结局皆大欢喜啊。”

朱权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想看到骨肉相残，但他不能把朱棣留在大宁。朱棣说得没错，他现在还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怎么还有闲心保朱棣。

为了尽兄弟之情，朱权要求送哥哥朱棣一程。朱棣假装想了想，说：“是啊，此次一别大概是永别，你应该送我。就送我到城外吧，然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朱权被亲情冲昏了头脑，毫无戒备，只带了几百名卫士送朱棣出了城。朱棣拉着他的手，聊些闲话，朱权本想出城就返回，可碍于情面，顺从地被朱棣拉着走。走出很远，朱棣回头望了一眼，确信大宁城部队即使现在出城也无济于事后，立刻大吼一声，早已埋伏在路边的部队一涌而出，把朱权的卫队武装解除，这时他还拉着目瞪口呆的朱权的手。

朱权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很快就醒悟过来，对朱棣说：“你不怕我的七万人马？”

朱棣狂笑，说：“你少安毋躁。”

一会儿工夫，大宁城上插上了一面“燕”字大旗，朱权在城里的卫队跑出城报告朱权，府里家眷都被燕王俘虏了。

朱权长叹一声。他看向朱棣，咬了咬嘴唇，说：“你好卑鄙。”

朱棣一本正经地说：“你太不懂政治，政治无是非、无亲情，利害即是非。不过咱们是兄弟，我不忍杀你的家眷，我们现在做个交易，咱俩二人共同对付朱允炆那小兔崽子，事成之后，你我二人平分天下如何？”

朱权根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和朱棣共进退。于是，之后的事情就是，兄弟俩合兵挥军南下，向他们的侄子发起猛攻。再后来，朱棣得到南京空虚的消息，绕过北面城镇，迂回奇袭南京大获成功，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自然，帝位也被他笑纳怀中。

朱棣登基称帝后，朱权望眼欲穿地等待朱棣兑现承诺。可他很快就发现，朱棣是忘恩负义的行家里手。他不再奢望一半天下，而只是希望有个山清水秀之地养老，于是请求到苏州去当藩王。朱棣不答应，理由是，苏州不是边陲，没有设藩的必要。

朱权强忍命运对他的捉弄，再请求去杭州。朱棣还是不答应，理由是，江苏已有吴王。而且当初有人主张把吴王府设杭州，可老爹说杭州富得流油，是国家赋税重地，你也知道，藩王的经济来源就是本地百姓缴纳赋税的一部分，所以这地方不能设藩。

朱权悲愤不能自制，居然控制不了泪水，夺眶而出。朱棣看到这个饱经战争风云的老弟竟然也会哭，被遮蔽的良知突然闪现一丝光亮，人性刹那间复苏。他拿出大明帝国疆域图，扫视了一遍，说：“朕有慈悲之心，给你四个地方，你选。”

这四个地方是：福建建宁、四川重庆、湖北江陵、江西南昌。

朱权学识渊博，对大明帝国的地理成竹在胸。福建建宁在当时堪称荒山野岭；四川重庆是山城，只有鸟道通往外面；湖北江陵气候潮湿多雨，相较而言，只有江西南昌还算适宜人居住。本来朱权一直在北方，已经适应了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让他到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实在是一种惩罚。

朱权只能接受这种惩罚，用朱棣的话说，我能给你个藩王已是仁至义尽，当初你不主动帮我，反而要我施展高超的谋略逼你帮我，对于不能识时务者，我的态度就是如此。你既然选择江西南昌，你的王号还叫宁王，不过要记住，你已不是从前的那个宁王了。

朱权到南昌后，为了让朱棣安心，每天把自己沉浸在公子哥的生活中，种花养鸟，读书写字。有时候会到庐山上去修行，下山时会用袋子把庐山上的雾装起来。

朱棣对朱权的监控渐渐放松，朱权以善终告别人世。但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朱权后半生所以在江西南昌度过，全是因为朱棣的欺骗。

宿命论者认为，人的命运天注定，无法更改。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他将是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结局。朱权的人生就是被朱棣欺骗，顶着“宁王”的帽子在江西南昌一直到死。而朱宸濠认为，他的命运就是要替祖宗向朱棣的子孙讨回这个公道，并且让朱棣的子孙兑现朱棣和朱权当年“平分天下”的承诺。朱宸濠还坚定地认为，由于这个承诺未被兑现的时间太久，所以他要收利息。这利息就是：朱棣子孙的那一半天下。

实际上，朱权有怨气，只不过他不敢发作。在他之后的宁王们每每想到这段祖宗的往事，都有点心烦意乱。不过，当时正是朱棣子孙如日中天时，他们的怨气也不敢发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先留下的仇恨渐渐淡化，后来就成了无关痛痒的别人的故事了。

人类最悲痛的事就是遗忘，恩情、仇恨都能被遗忘，漫长的时间则是罪魁祸首。所以，春秋时期齐襄公为报九世祖被纪国人诬陷致死而攻取纪国的“九世复仇”成了不可复制的神话。

江西南昌的宁王谱系是这样的：朱权死后，他的长子朱盘烒继承宁王爵，朱盘烒死后，他的长子朱奠培继承王爵。朱奠培身体状况欠佳，他的老婆也不争气，所以直到三十一岁才得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朱宸濠的父亲朱觐钧。朱觐钧继承宁王爵时已四十三岁，五年后，他一病而死。他的正室只生了两个女儿，他的小老婆生的是朱宸濠。

关于朱宸濠的身世，有一段恶劣的故事。据说他的母亲本是妓女，朱觐钧垂涎其美色，将她带回宁王府，后来她怀上了朱宸濠。临产那天，朱觐钧在噩梦中看到这位妓女的肚子被一条蟒蛇从里面撕开，那条蟒蛇冲出母亲的肚子后就在宁王府中掀起屠杀风暴，见人就吞噬，最后扑到朱觐钧面前，也要把他吞食。朱觐钧心胆俱裂，拼命大叫，从梦中惊醒。有人通知他，小妾生了个男孩。朱觐钧把那个噩梦和这个诞生的男孩联系到一起，确信这个男孩是不祥之物，于是把他送给山村里的百姓养活。他临死前，朱宸濠才被准许和父亲相见。但朱觐钧死不瞑目，因为他始终确信朱宸濠是把家族带进地狱的一条恶虫。

这个丑恶的故事很可能是“事后诸葛”式的编造，目的就是把朱宸濠丑化，认为他后来的叛乱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据正史记载，朱宸濠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在儒家经典和历史方面是个专家，又喜欢写诗歌，和南方的知名文人墨客来往频繁。他自信、气度非凡、礼贤下士，拥有一颗慈悲之心，很多知识分子都闻名而来到南昌，见一见这位风流倜傥的王爷。那位传说比事实多出数倍的风流人物唐伯虎就不远千里来南昌城，朱宸濠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唐伯虎有一年回老家苏州，曾向他们的朋友夸奖朱宸濠，说朱宸濠是他唐伯虎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温文尔雅、最才华横溢的朱家人。唐伯虎这种赞誉正如文人的夸张修辞，不必当真。如果他真如此欣赏朱宸濠，就不会在几年后发现朱宸濠有叛乱迹象时溜之大吉。

朱宸濠不但能文，而且能武。他对兵法如痴如醉，对战争跃跃欲试。和王阳明一样，他经常在他朋友们面前排兵布阵，和王阳明不同的是，谁如果破了他的阵，他就闷闷不乐。朱宸濠闷闷不乐时，就会取消一切娱乐活动，由于娱乐活动要大把花钱，而朱宸濠每次都做东，所以大家都不希望他闷闷不乐。如此一来，朱宸濠的排兵布阵天下无敌。正如王阳明所说，你不谦虚接受别人的意见，最终害的是你自己。于是，朱宸濠就成了个半吊子军事家。

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于是，宁王朱宸濠的日子就在他经常训练他的卫队和怀抱大志中度过。而他怀抱的“大志”和他本人的性格与外人的推波助澜不可分割。

朱宸濠一直在努力

任何人的终极理想都非一蹴而就，理想的大小和当下现状有关。一个屠夫杀猪卖肉时的理想绝不会是做皇帝，他最大的理想大概是通过杀猪赚更多的钱。当如愿以偿后，他的理想可能是开个屠宰厂，杀尽天下猪。再次如愿以偿后，他的理想可能就是花钱买官，如此循序渐进，他最后的理想可能就是做皇帝，命令天下人都不许杀猪。

朱宸濠初当宁王时的理想肯定不是革命，朱棣的后人们对朱权的后人们有严格的限制，仅在卫队数量上，宁王府卫队就不得超过七千人。这可怜兮兮的七千人绝不至于催生朱宸濠当皇帝的理想。

当二十八岁的王阳明于1499年高中进士步入仕途时，二十岁的朱宸濠继承了宁王爵位，意气风发。他开始以王爷的眼光审视他的王府。朱棣当年根本就没有允许朱权建新王府，宁王府只是江西省主管民政的布政司官署，很让朱宸濠在其他王爷的王府面前自惭形秽，于是他首先在老巢上“开疆拓土”。

宁王的办法很机巧：在王府某处边缘纵火，扑灭火势后重修，修建时向外扩张地基。王府附近的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宁王府霉运当头总失火，宁王府失火是他自己的事，本来不必担心。但诡异的是，宁王府的火势总是蔓延到周围百姓家。这群百姓认为住在宁王府附近就是住在了不祥之地，纷纷变卖房产远走。朱宸濠就用极低的价格购买了这些房产，他的宁王府像是个怪兽，四面八方吞吃，终于把自己吃成了大胖子。

按明律，私自扩建王府属于违法，但那已是老掉牙的规定。朱宸濠始终相信人际关系才是人间最大的法。他积极结交中央政府各路贪财的官员和皇帝身边的太监。他省吃俭用，把钱用车推到北京，只要有人肯和他交朋友，一大笔钱就是他朱宸濠“不成敬意”的一点见面礼。于是，虽然很多江西官员都向中央政府弹劾朱宸濠私扩王府，但朱宸濠在中央的那些好朋友们都替他遮掩过去了。

在明孝宗朱祐樘时代，朱宸濠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在江西有不容置疑影响力的宁王爷。这一点他做得很好，他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这些人四处传播他的种种美德，尤为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知道朱宸濠在中央政府有关系过硬的朋友。

在强大人脉的刺激下，朱宸濠开始把目光转向他的卫队。他需要威仪，而威仪的获得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前提。他积极训练他的卫队，南昌郊区的百姓在晨光熹微中就能听到宁王府卫队喊打喊杀、震耳欲聋的声音，他招兵买马，很快就把七千人的卫队扩充到了一万五千人。

但在这方面的进取上，朱宸濠遭遇了挫折。1504年，王阳明在兵部人事司（清吏武选司）任职时，江西某匿名官员指控朱宸濠私自扩充卫队，皇帝朱祐樘忍无可忍，下令取消朱宸濠卫队。这一次，朱宸濠那些过硬的朋友没有帮忙，他们不敢。扩充卫队这种事和扩建王府有本质上的区别，后一种只是对物质的贪欲，前一种则可能是野心。对于二者的区别，他那些朋友心知肚明。

朱宸濠郁闷地度过了1504年，但到了1505年，他重见光明。朱厚照继位，刘瑾专权。朱宸濠从几年来和太监打交道的经验中得到启示，刘瑾是让他卫队重获新生的不二人选。他派人分批把两万两黄金送到刘瑾家中，刘瑾当时刚获得大权，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这么多钱，所以对朱宸濠的豪爽和懂事印象深刻。朱宸濠一击即中，马上向刘瑾提出恢复他的卫队。刘瑾未加思索就同意了。朱宸濠心花怒放，暗示刘瑾在朱厚照面前替自己美言。刘瑾则很对得起朱宸濠的黄金。

很快，朱厚照印象中的宁王朱宸濠就成了江西省的圣人，集儒家经典中的美德和能力于一身，是当时他们朱家除了朱厚照之外最睿智的一人。朱厚照对家族中出了这样一位圣人级的人物表示欣慰，特意叮嘱江西省政府官员对宁王朱宸濠要多多关照。朱宸濠原本对朱厚照的关爱心生感激，但通过他安插在北京城间谍们的报告，他对朱厚照纵乐无度、昏庸无能的印象逐渐深刻起来，他的理想因此而升级。

人因性格、人生阅历和生活环境的不同，看待事物时的态度就会迥然不同。多年以前，秦始皇威风八面地出游，无赖刘邦看到后说：“大丈夫就该如此啊！”而贵族项羽看到后则说：“我要灭了他（“彼可取而代之”）。”刘邦性格洒脱，不拘小节，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多年，所以秦始皇是他可望而不可即的，他最大理想也不过是能过上秦始皇那样的日子。而项羽身为前朝贵族，国仇家恨全拜秦始皇所赐，所以他的理想是复仇。王阳明看到朱厚照热爱玩乐高于热爱政事时，会苦口婆心地规劝朱厚照，这是因为王阳明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不想看到天下百姓因为朱厚照的胡作非为而受苦。而朱宸濠看到朱厚照玩世不恭的行径时，确信这不是块当皇帝的料，是个千载难逢“取而代之”的机会。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对社稷、百姓没有太多感情的人，他身体里最多的就是持续不断膨胀的野心。

他决心取朱厚照而代之。

这在普通人眼中就是个比天还高、比海还深的理想。但朱宸濠不是普通人，以术士李自然和李日芳的专业眼光来看，朱宸濠是悄悄隐在民间的真龙，迟早有一天会乘风驾云腾飞而起。李自然和李日芳都有独门绝技。李自然精于看相摸骨，据他说他曾在龙虎山得到道教大亨张道陵的灵魂垂青，赐他相人神技。他于是走遍大江南北，不断给人看相摸骨，赚得拥趸无数。李日芳擅长风水，他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三十岁前的李日芳是个苦读理学的穷酸书生，一天晚上他梦到一个道士模样的人对他说：“你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李日芳从梦中惊醒，突然有了看风水的绝招。从此周游天下，也获取了大师的名号。

朱宸濠自有了那个超尘拔俗的理想后，就四处招揽人才，很快就大喜过望地招揽到了李自然和李日芳这两个不世人才。

有一点需要补充。江西在明代时术士泛滥成灾，这可能和道教大亨张道陵有关。张道陵在江西龙虎山修炼，后来白日飞升，引得无数江西人都开始钻研道教神秘难测的方术。当时的民间和官署，乃至皇帝的宫廷中到处都有江西术士的身影。有一个数据可以作为直接证据，明帝国第八任帝朱见深（明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公元1465—1487年）里，127名传奉官（皇帝直接下诏任命的官员）中有12名方士。这12名方士中有4人是江西人，其中术士李孜省以名震天下的房中术做到了教育礼仪部副部长（礼部侍郎）的位置，成为江西人的骄傲。无疑，江西在明代是道教术士们的大本营，是方术文化的重镇。在这种大背景下，朱宸濠招揽人才，招到的人才中肯定有术士。

李自然用理性的专业眼光赞叹朱宸濠：骨相天子。李日芳在南昌溜达了一圈后，用格外确定、格外敬业的口吻提醒朱宸濠：江西南昌东南方有天子气。

这二人的配合天衣无缝，从里到外给朱宸濠灌迷魂药。朱宸濠的宁王府就在南昌城的东南方，看来李日芳的风水知识相当精湛，而他多次照镜子，也发现自己的相貌异于常人，这必是天子相。看来，李自然看相摸骨的技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朱宸濠确信这点后，神清气爽、兴奋无边。但李日芳提醒他，有高道行的人不止我一个，万一有人看到南昌东南方有天子气，可不太好。朱宸濠马上惊慌起来，说：“这可如何是好？”李日芳说：“可以把气遮掩起来。”几天后，朱宸濠就按李日芳提出的方法，开始兴建“阳春书院”来遮掩天子气。

朱宸濠并非总玩这种肉麻的游戏，而是真的在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实践。用王阳明心学来解释朱宸濠的行为就是，人人心中都有个“天子”，但如果你不去事上练，那就和禅宗的枯禅没有区别，而朱宸濠的“事上练”相当卖力。

他把人际交往扩大化和精深化，不但结交朝中权贵要人，还结交山贼草寇和江洋大盗。他干涉司法，从监狱里捞人。被捞出来的人为了报答他，就替他卖命，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得到的利润统统交给朱宸濠，朱宸濠再重新分配。他在南昌城郊区建立武器制造厂，昼夜不息地打造兵器，声音能传出几公里。

刘瑾的覆灭对朱宸濠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很快他又攀上了代替刘瑾被朱厚照宠爱的太监钱宁。钱宁能赢得朱厚照的欢心靠的不仅仅是谄媚，他是个有本事的人，据说能双手同时开弓，百发百中。钱宁也有俗人的弱点就是爱钱。朱宸濠就对其挥金如土，钱宁寂寞，朱宸濠就把一个叫臧贤的男艺人推荐给钱宁。钱宁又把臧贤推荐给朱厚照，臧贤的机灵乖巧很快就征服了朱厚照的心，臧贤很卖力地在朱厚照面前赞扬朱宸濠这位圣人级人物，朱宸濠此时感觉更如鱼得水。

朱宸濠对朱厚照的关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臧贤在家中建有专门的墙壁，里面可以藏人。他时常邀请朱厚照到家中做客，朱宸濠就把间谍藏到墙壁中，朱厚照在臧贤家说的所有话都被一一记录，然后命人乘快马飞奔南昌交给朱宸濠。

朱厚照对臧贤过于夸张地渲染朱宸濠的行为也有过怀疑。某次，他在臧贤家看到一别致的酒杯，臧贤说是朱宸濠送给他的。朱厚照质问：“他有好东西怎么不给我，为何要给你？”臧贤冒了身冷汗。另有一次，朱宸濠示意他在中央政府的朋友们赞颂他“仁孝”，臧贤把奏疏呈给朱厚照看时，朱厚照疑惑道：“官员仁孝，可以升官。他一个王爷仁孝，这是要干什么？难道他想做皇帝？”

臧贤这回不仅是冒冷汗，而是毛骨悚然了。

当朱宸濠发现自己太急功近利时，为时已晚。江西某匿名官员指控他扩充卫队违背律法。朱厚照下令，取消宁王府卫队。朱宸濠的人生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老天爷大概非要看一场好戏。1513年，那个对王阳明没有好感的陆完当上了兵部尚书。王府卫队理论上归兵部管，所以陆完只要开口，就大事可成。朱宸濠马上命人推了一车珠宝来到京城，通过他强大的人脉和陆完接上头。陆完见到发光的财宝后已被震得神志不清，连声答应要为朱宸濠排忧解难。陆完很快就完成了朱宸濠交给他的任务，宁王卫队再次起死回生。

朱宸濠卫队复活后，他暗暗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决心不再招摇，而是悄悄地发展自己。他很快从历史中得到启示：自己要成大事还缺少一个关键因素，这就是谋士。

凡是想做成大事的人，身边都有谋士。刘备有诸葛亮、苻坚有王猛、朱元璋有刘伯温，就是西夏李元昊在决心和北宋帝国翻脸时，还找了两个落第秀才当谋士，朱宸濠于是加紧寻找谋士。

他找到的第一个谋士是江西的一个举人刘养正。刘举人属于神童级别，本来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但被卡在了会试上，屡试不中，恼羞成怒之下他发誓不再去考，安心在家乡养生。他制作了别具一格的道冠道服，经常出门晃悠，惹人注目。江西有地方官曾邀请他当自己的幕僚，刘养正严厉拒绝，他说自己已是世外之人，凡尘琐事已不是他人生的题目。

刘养正的特立独行获得了广泛关注，江西各地官员以被他允许见面为至高无上的荣耀。朱宸濠认为此人就是传说中的顶级谋士，三番五次派人带着厚礼去请他出山。朱宸濠请的次数越多，刘养正的谱摆得就越大。朱宸濠想起刘备三请诸葛亮的往事，亲自登门拜访。一来二去，刘养正被朱宸濠的礼贤下士感动，来到宁王府和朱宸濠共谋大计。

朱宸濠的另一位谋士叫李士实，来历非凡。李士实原是皇帝秘书（翰林官），由于每天都在国家图书馆看书，所以逐渐懂得谋略之术，退休回江西后，朱宸濠迫不及待地邀请他再度走上工作岗位。李士实听了朱宸濠一番豪言壮志后，拍着桌子叫道：“老夫半截已入土，懊恼终生抱负不能实现，如今是苍天有眼，把你送到我面前。姜子牙、诸葛亮只配给我提鞋，他们一生所用谋略我一清二楚，你找我，没有错。”

这位千古难遇的大贤给朱宸濠贡献的第一个奇计就是：让朱宸濠的儿子认朱厚照做干爹。

朱厚照三十多岁始终没有儿子，李士实的着眼点正在此。他说，这个计划可谓是最出彩的和平演变。如果您的儿子成了朱厚照的儿子，将来朱厚照一死，您就成了皇上的亲爹。

朱宸濠不想做太上皇，因为那是个花瓶。李士实神秘地说，我这奇计分两段，第二段我现在不能说。

依常理猜测，李士实这个奇思妙想的后半段大概是，一旦朱宸濠的儿子成了皇帝，朱宸濠就把儿子搞定，自己来当皇帝。解决亲生儿子远比解决朱厚照要容易得多。

朱宸濠或许猜到了这个奇计的后半段，所以大喜过望，马上动员在京城的朋友们向朱厚照推荐自己的儿子。

朱厚照莫名其妙。他说：“我不过才三十多岁，而且身体健康良好，你们怎么就敢保证我不能生出儿子来。”不过，他又说，“宁王这份为了江山社稷的苦心真让我感动。你们要叮嘱江西的那群官员，好好照顾宁王。”

朱宸濠得到朱厚照关心的问候后，马上又主动起来。先是要求中央政府给予他管理和调动当地监军和他所在地区卫所部队军官的权力的印信。理由是，江西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太多，他希望为国出力。这是一个不可能被允许的请求，但奇迹发生了：朱厚照同意了。

朱宸濠蹬鼻子上脸，又提出一个为家族分忧的请求：管理江西境内的皇族。这又是一个不可能被允许的请求，不谈法理，只从人情上而言，他就没有资格管理其他皇族。但奇迹再次发生了：朱厚照又同意了。

朱宸濠对朱厚照的昏庸印象越发深刻，他本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他坐在装修豪华的宁王府的山寨龙椅上自称“朕”，把他的卫队称为皇帝卫队，把他的命令说成是皇帝的敕令。他没有局限在自娱自乐中，而是继续去“事上练”：当王阳明在赣州和池仲容吃饭聊天时，他命令南昌各地官员以后要穿戴正式朝服随侍他。

当王阳明扫清南赣匪徒，并加紧后期重建工作时，朱宸濠的辛苦努力得到了他自认为的回报，他认为自己已控制了局面，并且信心百倍地确定了革命的具体时间。

针锋相对

在朱宸濠的革命准备阶段，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北京，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那群江西省的政府官员。王阳明只是其中之一，像王阳明这样的官员在江西至少有两个：一个是胡世宁，另一个是孙燧。

胡世宁是个善于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行政官僚，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文武兼备。他到江西南昌当军事督察副督察长（兵备副使）时，朱宸濠正在为“革命”埋头苦干。胡世宁立即搜集朱宸濠和山贼土匪勾结的铁证，呈送中央，要求中央派调查组前来调查。

朱宸濠得到消息后，慌忙去拜访胡世宁。他不能像对付别的惹事官员一样对付胡世宁。因为胡世宁是兵备副使，不仅有监察当地军队的权力，还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尤为重要的是，胡世宁忠正的声名远播。胡世宁对朱宸濠的到访很冷漠，还把话说得很不好听。他说：“律法规定，亲王不得结交地方官员，宁王爷这是想干什么？我胡世宁天生就不喜欢交朋友，请宁王自重。”

朱宸濠发现胡世宁果然像传说中的那样又臭又硬，所以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不过他警告胡世宁，在南昌做官，要小心。胡世宁最不怕的就是威胁，1514年，胡世宁在多次向中央政府指控朱宸濠谋反未果后，再上最后一道奏章。他沉痛地指出：“人人都认为江西现在最大的灾难是匪患，但是几个毛贼能成何大事？我确信，不久之后，江西将有大难，那就是宁王府。无论如何都要派人来调查宁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兵部尚书陆完回复胡世宁：不要杞人忧天；之后，他又写信给朱宸濠：胡世宁诬告你多次，你二人有何深仇大恨？

朱宸濠大怒，他决心除掉胡世宁。他那张越织越密的关系网发挥了能量：胡世宁被调到福建。朱宸濠认为这不足以泄愤，连上三道奏疏指控胡世宁妖言惑众，诬陷皇族。胡世宁霉运当头，去福建上任时转道回浙江老家看望家人。朱宸濠抓住机会指控胡世宁畏罪潜逃，并且命他在浙江的朋友巡抚潘鹏把胡世宁缉拿到南昌来。胡世宁发现问题严重起来，一旦回江西必是老命不保，于是慌忙逃往北京，主动走进锦衣卫大牢。就是在狱中等待死亡时，胡世宁依然三次上书认定朱宸濠必反。朱宸濠动用他在京城的关系网想把胡世宁置于死地，但胡世宁的忠直之名拯救了他。朱厚照出人意料地认为胡世宁罪不至死，将其发配东北。朱宸濠革命失败后，胡世宁才被撤销罪名，回到京城，因多次直言朱宸濠必反的先见之明而为朝野所推重。

孙燧和王阳明是同乡，也是要好的朋友。他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江西和王阳明巡抚南赣的时间大致相同，但两人的遭遇却有天壤之别。孙燧机敏、正直，做事有计划，不畏强暴。去巡抚江西之前，他对朱宸濠作了详细的了解，最后确信朱宸濠造反只是时间问题，又确定了当时疑雾重重的两件事：他的两位前任王哲和董杰之死的幕后黑手正是朱宸濠。这二人在巡抚江西时都拒绝和朱宸濠合作，下场凄惨。孙燧对他的家人说：“此去凶多吉少，你们不必跟随，我只带两个仆人去就是了。你们不在，我没有后顾之忧，还可以用这条命和宁王斗上几个回合。”

孙燧一到南昌，毫不迟疑，立即将进贤、南康、瑞州的城防精细化。这是针对活跃在三处土匪的一记重拳。有情报指出，这些土匪和朱宸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就是朱宸濠的属下。同时，他又强烈建议中央政府对九江兵备大力加强。按他的想法，朱宸濠一旦造反，必先攻九江，九江的城防如果完美，将成为朱宸濠出门的第一块绊脚石。

朱宸濠对孙燧如此勤于军政之事大感意外，他请孙燧吃饭。他要孙燧了解，江西有他宁王在，太平无事，你不必锦上添花。孙燧向朱宸濠陈说大义。朱宸濠对孙燧所谓的大义很冷淡，他有自己的大义，那就是“灭亲”。

孙燧见朱宸濠已是油盐不进的顽固分子，也就不费唇舌。他开始接二连三地把朱宸濠必反的奏折送向中央。此时的江西南昌到处都是朱宸濠的人，所以孙燧的奏折永远都出不了江西。但孙燧这种持续不断打小报告的行为惹恼了朱宸濠，他决心铲除孙燧。不过他是个有身份的人，所以先礼后兵。他给孙燧送去四样江西土特产：枣、梨、姜、芥，暗示孙燧“早离疆界”。孙燧的反应极为激烈，他探听到活跃在鄱阳湖附近的盗贼凌十一、吴十三、闵廿四和朱宸濠有密切往来，于是在大雨夜突袭其老巢。三人狼狈地逃到朱宸濠祖墓后突然消失。孙燧要进朱宸濠祖墓搜索，虽未如愿，但却给了朱宸濠一记闷棍。

孙燧更确信朱宸濠必反，他在给朝廷的文件中还取笑朱宸濠“不愿做王爷，甘去做盗贼，大概是做王爷的趣味不如盗贼佳”。

朱宸濠怒火攻心，当他正要对孙燧下手时，王阳明来到江西剿匪，他的注意力很快被这位心学大师吸引了。当王阳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解决了詹师富、以一封信的力量让龙川大亨卢珂痛改前非后，朱宸濠惊骇万分。他对两个谋士刘养正和李士实说：“王阳明果然非同凡响，希望他来江西只是剿匪。”

李士实一笑，说：“他那两下子也就能对付几个山贼而已。我听说，这人全靠忽悠成事，从不讲真话。”刘养正不同意李士实的见解。他说：“这人不可小觑，即使他来江西只是剿匪，难道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做大事而不干涉？”

李士实的意见是，他要阻挡历史的车轮，我们就轧死他。对付他，只需要一支机动部队。

朱宸濠批评李士实：“你呀，越老越糊涂。咱们不能无故给自己树敌，在革命之前最好把障碍全部清除。我觉得可以试着拉拢他，看他出什么价。天下没有谈不拢的买卖，只有谈不拢的价格。”

刘养正闷闷地来了一句：“孙燧就是谈不拢的买卖。”

朱宸濠冷笑：“谁说谈不拢，不过这个买卖的价格是一条命而已。”

这当然也是买卖，不过是砸锅的买卖。

当王阳明在赣州准备对付池仲容时，朱宸濠派刘养正和李士实去探王阳明的虚实。双方一见面，嘘寒问暖谈些家常，气氛融洽。刘养正向王阳明请教心学，王阳明认真地阐述他的心学思想，李士实极不耐烦地听了半天，突然插嘴，我们还是谈正事吧。这意思是，王阳明的心学不是正儿八经的事。

他不等王阳明开口，就侃侃而谈。在他激情四射的叙述里，王阳明了解到，如今整个江西，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都知道宁王爷尊师重道，集商汤、周文的气质于一身，是正在成为圣人的人。而王阳明也鼓吹恢复圣学，所以他宁王爷特地派他最亲密的人来拜访王阳明，表达他对王阳明的欣赏之意。同时，如果王阳明不介意（你也没有资格介意），宁王就亲自来向王阳明讨教。

王阳明装出诚惶诚恐的模样，说：“我的学生虽然都是官员，但官位最高的也不过是侍郎。宁王爷身为千金之躯要做我的学生，我哪里敢当。难道宁王爷要舍弃王爵来做我的学生吗？”

李士实冷笑：“我们王爷舍弃王爵如弃掉一双破鞋，但舍弃王爵对天下苍生有何意义？当今天子闹得太不像话，政事荒废，黎民生活在大黑暗中，如果我们王爷舍弃王爵能让百姓重见天日，舍弃了又如何？”

王阳明和刘养正都变了脸色。这话实在太露骨，刘养正认为李士实太心急，不该一上来就把朱宸濠的理想全盘托出。王阳明则认为，李士实居然敢在他这个巡抚面前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说明朱宸濠的造反已是箭在弦上。

箭的确已在弦上。李士实见王阳明不说话，用一种沮丧的语调说：“难道当今世上就没有汤武吗？”这话明显有两层意思，朱厚照是桀纣，朱宸濠是汤武。

王阳明也假装叹了口气：“纵然有汤武，也需要有伊吕（伊尹、姜子牙）来辅佐。”

李士实虽然年纪大了，但反应仍然很快：“有汤武就有伊吕！”

王阳明不想纠缠在“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中，他发挥出去：“有伊吕，就有伯夷、叔齐。”伯夷和叔齐都是前朝坚定的卫道士。

刘养正终于有了插话的机会，而且他认为自己这句话绝对可以堵住王阳明的嘴：“伯夷、叔齐后来都饿死了。”

王阳明的嘴没有被堵住，而且比上次反驳得还要快：“他们那颗忠诚的心还在！”

李士实追击：“心在有个屁用，要看既成事实。”

王阳明摇头：“人人心中都有良知，人人心中的良知都会得出一个真理。伯夷、叔齐虽然死了，但他们的良知却在每个人心中。”

两人发现再辩论下去就会踏进王阳明心学的地盘，那不是他们擅长的，所以他们当天就告辞回了南昌。

他们去时是两人，回南昌时却是三人。王阳明派了一个名为冀元亨的弟子跟他们来到南昌。冀元亨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用心学的力量把朱宸濠拉回正途；二是，如果第一个任务无法完成，那就搜集朱宸濠谋反的证据。

实际上，第一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个任务已多此一举。

朱宸濠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造反，即使佛祖下凡做他的思想工作也无济于事；王阳明早已对朱宸濠谋反的事实心知肚明。刘养正和李士实来之前，孙燧也来过赣州。孙燧把朱宸濠的谋反罪证一五一十地说给王阳明听。

虽然如此，王阳明还是派了自己的得意弟子冀元亨去南昌，原因恐怕只有一个：他不想随便放弃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朱宸濠，哪怕有一丝希望，他也要争取。毕竟这是关系千万生命的大事。

冀元亨是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时的入室弟子，乐观向上、智勇兼备，深信王阳明心学，确信任何道理都要到实践中去验证。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在老家湖南参加乡试时，考官出的题目是“格物致知”。朱熹已把这四个字讲得很透彻，冀元亨也知道，可他非要按王阳明解释的“格物致知”答题。王阳明派他到南昌，他居然乐不可支。王阳明提醒他，此去凶多吉少，他更是心花怒放。他向王阳明保证，倾尽全力完成任务。

冀元亨这个陌生人闯进了朱宸濠的世界，让朱宸濠和他的两个谋士疑虑重重。刘养正认为，冀元亨是王阳明出于礼貌派来给朱宸濠上心学课的。李士实却认为，这人就是个奸细。朱宸濠思来想去，最后说，留下他，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朱宸濠不怕冀元亨耍花样，就怕冀元亨讲心学。冀元亨最先给他讲的是王阳明重新诠释的“格物致知”。朱宸濠听得目瞪口呆。冀元亨讲完，他才发现这东西的确可以让他耳目一新，但和他的知识结构有很大出入。

他不认可王阳明心学，尤其不认可王阳明在《大学问》里说的“只要良知光明就能获得一切”。他反驳说，良知这玩意就是孟子说的恻隐之心，它只是一种个人品德，人如果能靠个人品德获取成功，简直天方夜谭。

冀元亨大声道：“谁说的良知只是一种品德，它是万能的。如果你不信，请先光明你的良知，你再看。”

朱宸濠较劲了：“难道你老师王阳明扫平了那群山贼靠的就是良知？”

冀元亨吃惊地喊了起来：“不靠良知还能靠什么啊！人唯一的依靠就是自己的良知啊。”

朱宸濠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冀元亨的话，问道：“你老师王阳明的良知彻底光复了吗？”

冀元亨愣了一下，朱宸濠笑了起来。

朱宸濠的笑声好不容易结束，冀元亨又不紧不慢地说开了，这次不是谈良知了，而是谈朱宸濠最感兴趣的问题。

他首先立下大提纲：君臣。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臣绝不能叛君。朱宸濠在这方面的学识比冀元亨渊博。他说：“商汤周武就是臣，后来成了君。”冀元亨说：“那是因为桀纣都不是好鸟，孟子说，商汤杀的不是君，而是独夫民贼。”朱宸濠说：“当今圣上和桀纣有何区别？”

冀元亨被朱宸濠的露骨惊骇当场，可他没有办法反击，只是使出浑身的力气吼道：“为臣的就不能有谋反之举！”

朱宸濠想起家恨：“成祖皇帝（朱棣）的江山是怎么来的？你们现在这群抱着儒书歌功颂德的那个皇帝的祖宗就是个谋反之臣！”

冀元亨发现自己在讲大道理上明显被朱宸濠压得透不过气来，于是他转换角度，设身处地为朱宸濠着想。他对朱宸濠的“时”与“势”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你没有“时”运，没有“势”，所以，万万不可妄动。

朱宸濠说：“你的分析是隔靴搔痒。我非常想把我的时势都告诉你，但这恰好是你想得到的，所以我不告诉你。”

冀元亨的第一个任务毫无悬念地失败了，而他的第二个任务根本不必用心去做，因为当时的南昌城里到处都是朱宸濠的兵马在紧锣密鼓地调动。他跑回赣州对王阳明说，朱宸濠造反只是时间问题了。

王阳明当时的分析是，朱宸濠不可能马上造反。他没有任何根据，大概是他的良知告诉他的，这是一种直觉。实际上，有时候直觉非常重要，按王阳明的说法，直觉就是你良知发动时递交给你的正确答案。

不过有时候直觉也会出错，尤其是这种直觉和我们自己没有直接关系时。

朱宸濠在1519年农历六月十五造反，是王阳明没有预料到的。而朱宸濠的造反实在是过度紧张后的做贼心虚。

实际上，和朱宸濠近在咫尺的孙燧在1519年农历六月初也没有预料到朱宸濠会如此迅疾地造反。就在六月初，他捉了几个盗贼，朱宸濠的卫队蒙面来劫狱。他捉住了一名劫犯，严刑拷打之下声称是朱宸濠所派。孙燧要朱宸濠给出解释，朱宸濠出乎意料地把已抢到手的盗贼还给孙燧，而且还亲自处决了那个招供犯。这件事让孙燧产生一种错觉，朱宸濠还未准备好。

朱宸濠的确没有准备好。他本来定在1519年农历八月十五乡试时起兵，但一件偶然发生的事，让他做出了提前起兵的重大决定。

宁王革命了

1519年农历五月中旬，退休南昌的御史熊兰对朱宸濠咬牙切齿。原因只有一个，朱宸濠很不待见他。这并不怪朱宸濠，朱宸濠正在做大事，结交各类有用的人，对于一个已经退休的御史，他显然不会放在心上。熊兰发誓要让朱宸濠付出轻视自己的代价，于是把朱宸濠谋反的事实报告给他在京城的好友御史萧淮。本来，举报朱宸濠的人前仆后继，得逞的人却凤毛麟角，萧淮也不可能违背这个定律。但是，萧淮和当时首辅杨廷和关系非同一般。他直接把控告朱宸濠的信私下交给杨廷和，并且暗示杨廷和：朱宸濠的卫队被恢复，你这个内阁首辅可是签字的，朱宸濠如果造反，你有不可推脱的关系。杨廷和是政治高手，马上发现自己已坐到了火山口，他急忙向朱厚照申请撤销朱宸濠卫队。

本来，杨廷和的申请也会像从前别人的申请一样，泥牛入海。但此时宫廷政治发生了变化，新被朱厚照宠爱的江彬与朱厚照身边的太监张忠结成联盟正在猛烈打击钱宁和臧贤。三人都知道钱宁和朱宸濠的关系非比寻常，于是抓住这个机会，在朱厚照面前煽风点火。最后，朱厚照确信朱宸濠的确有问题，所以命令驸马都尉崔元去南昌。

这里有典故。明帝国第五任皇帝朱瞻基（明宣宗）时，他的叔叔、赵王朱高燧在封地很不老实，朱瞻基就派驸马袁泰到朱高燧封地警告他不要乱来。朱高燧恐惧万分，从此安分守己。这是和平的安抚，并没有其他意思。朱厚照也是想用这一招让朱宸濠老实本分。但朱宸濠做贼心虚，一听说中央政府派驸马前来，想到的却是另一个典故。

这个典故是这样的：明帝国第九任皇帝朱祐樘（明孝宗）时，荆王朱见潇天良丧尽，把生母活活饿死，又把亲弟弟杀掉、霸占弟媳，再把堂弟活埋、霸占堂弟媳，还经常带着他的卫队与山贼到民间强抢民女。朱祐樘不能忍受家族这个祸害，于是派出驸马蔡震到朱见潇封地，将其擒获处决。

这个典故对朱宸濠的冲击力量是巨大的，他一得到驸马崔元要来南昌的消息后，马上召集他的两个谋士，问计。

李士实捶胸顿足道：“北京的官员们全是群废物，亏您给了他们那么多金钱，怎么就让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

刘养正认为这件事或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按他的分析，朱厚照多年来对朱宸濠一直不错，派驸马崔元来南昌可能只是抚慰。朱宸濠叹息道：“即使是抚慰，肯定要取消我的卫队，所谓事不过三，这次再取消，想要恢复就难了。”

李士实拍案而起：总是要反！择日不如撞日，明天是王爷您的生日，江西官员都会来祝贺您，咱们给他们来个一窝端，愿意跟随咱们的，留下；冥顽不灵的，杀掉。

朱宸濠说：“应该师出有名。”

李士实说：“这简单，人人都说朱厚照是野种，根本不是朱家的人，我们就说奉太后命令发兵讨罪。”

朱宸濠说：“这个理由很好！”

当天夜里，朱宸濠集结部队七万余人，号称十八万，然后在长夜中坐以待旦。

1519年农历六月十四，太阳从东方升起，宁王府人潮汹涌，几乎所有高级官员都来为宁王祝寿。当宴会进行到高潮时，朱宸濠站到高台，示意众人安静，大声说：“太后密旨，要我出兵北京，讨伐伪帝朱厚照。”

群臣大骇。孙燧第一个站出来质询朱宸濠：“太后密旨何在？”

朱宸濠说：“你别废话，密旨是你想看就看的？我现在准备去南京，你等愿意保驾吗？”

孙燧跳了起来，高声叫道：“你这是谋反，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宁王爷你好大胆子。”

朱宸濠拍手两下，帷幕后冲出了一群士兵。他看定孙燧，说：“你们这群鸟人，名义上保我孝行，背地里却告我谋反，阳奉阴违。来啊，给我把孙贼拿下！”

江西省法院副院长（按察副使）许逵厉声高叫：“孙都御使是皇上派来的钦差大臣，你们这群反贼还有王法吗？！”

朱宸濠狂笑：“什么狗屁钦差，我巴不得他就是狗皇帝本人。来啊，把许逵也给我拿下。”

孙燧和许逵被士兵刀架脖子上，大骂不已。朱宸濠见二人已经无法以死胁迫，于是成全二人让他们成了烈士。

孙、许二人的被杀在众人心中引起了冰冷的回响。在当时，人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臣服朱宸濠；一条就是走孙、许的死路。大多数人都选了第一条路，正如王阳明所说，人最难看破的就是生死关，在生死一线时，人人都求生而惧死。

朱宸濠宣称他将是明帝国未来的主人，而和他一起同生共死的人将是帝国的顶梁柱，好处不言而喻。

当朱宸濠在南昌城运筹帷幄时，王阳明也在临江镇运筹帷幄。他的弟子心惊胆战，朱宸濠可不是詹师富、池仲容这样的山贼，而是拥有精兵十几万的超级巨兽。

王阳明那支在剿匪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强悍兵团由于军饷不足已解散，等于说，王阳明现在是光杆司令。况且，整个江西大部分官员都跪倒在朱宸濠的淫威下。王阳明没有帮手，只有数不清的敌人。这一严峻的情况，王阳明完全可以避免。因为他没有职责和朱宸濠对抗，他的职责是去福建平定兵变。即使他现在已到吉安府，他也完全可以撒手不管，假设有一天朱宸濠真的做了皇帝，他王阳明也对得起朱厚照的明帝国。或者可以这样说，王阳明从去福建的路上返回是抗旨不遵，不但无功反而有罪。

这些问题，王阳明根本就没有考虑。他在听到朱宸濠造反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必须阻止他。用他的心学理论解释就是，良知在刹那间传递给他的信息就是这个，而这个就是正确的，是有良知的表现。他如果在听到朱宸濠造反消息时的第一反应是思考，那就不是王阳明。王阳明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而朱宸濠造反势必要掀起腥风血雨，生灵涂炭，良知告诉他，必须让这些事消弭于萌芽之中。康有为说心学家都能成事，理由就在这里：他们凭良知做事。凭良知做事，首先大题目就是正确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它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站在正义的立场上。

1519年农历六月十六凌晨，王阳明在临江镇对几个小知县说，朱宸濠有三个选择：第一，从南昌直袭北京；第二，从南昌突袭南京；第三，死守南昌城。如果他用第一计，由于北京方面没有准备，他很可能旋转乾坤，江山社稷危如累卵。如果他用第二计，长江南北必是血流成河，他运气若好，搞不好会是南北对峙。如果他用第三计，那天老爷保佑，等政府军一到，他只能困守南昌，灭亡指日可待。

有人问王阳明，按您的猜测，朱宸濠会用哪一计？

王阳明回答：“朱宸濠志大才疏。志大才疏的人胆子小，瞻前顾后，尤其是对老巢有感情。如果他知道勤王之师正在准备攻打他的南昌城，他肯定会用第三计，死守南昌。”

有人不以为然，说：“勤王之师连影都没有。朱宸濠气焰万丈，肯定不会用第三计。”王阳明没有纠缠于这个问题，而是对临江镇的县令说：“你这个地方离南昌太近，又是交通枢纽，朱宸濠一支部队就能把我们一窝端，所以我决定去吉安。”

当王阳明从临江去往吉安的路上时，朱宸濠已在实践他的宏图大略了。他的一支精锐兵团在1519年农历六月十六、十七两天时间里突袭南康、九江，大获成功。当王阳明在六月十八到吉安府时，朱宸濠已稳固了南康和九江的防御。

王阳明死都不想让朱宸濠实行他的第二条计策，他决心让朱宸濠死守南昌。当然王阳明要把他钉死在南昌城，必须倚靠计谋。在开始他的谋划前，他要各地还效力政府的官员招兵买马，集结起一支可以上战场的部队。

凭着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部队，王阳明开始了他的布置。首先他传檄四方，把朱宸濠骂了个狗血淋头，要天下人都知道朱宸濠造反就是和全天下人作对，和良知作对，是自寻死路；其次，他以南赣巡抚的身份要求江西各地军政长官起兵勤王。但这些只是占据了道义制高点，道义制高点是否可以产生效力，要有实力支撑；再次，他让伍文定带领那支临时凑起来的部队到离南昌六十公里的丰城敲锣打鼓，声称要进攻南昌。最后的计谋，才是王阳明用兵之策最完美的展现。

这个计谋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造假。他伪造了各种迎接正规军进驻南昌的公文，在这些公文中最耀眼的就是正规军的人数，粗算一下，大概有十万人。公文中还声称，约定在本年六月二十合围南昌城，次日拂晓发动总攻。在另外的公文中，王阳明“回复”说，不要太急躁，为了避免重大伤亡，攻城是下策，应该等朱宸濠出城后打歼灭战。

他还伪造了答复李士实和刘养正投诚的书信。在信中，他对两人弃暗投明的态度表示深深的欣赏，并且答应两人，在平定朱宸濠后会给两人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再伪造朱宸濠手下指挥官们的投降密状，然后让人去和平时与朱宸濠结交的人相谈，在会谈结束后故意把这些公文遗落。自然，这些伪造的公文统统都到了朱宸濠手里。

有地方官员对王阳明这些造假计谋不以为然，他们问王阳明：“这有用吗？”

王阳明不答反问：“先不说是否有用，只说朱宸濠疑不疑。”

有官员不假思索地回答：“肯定会疑。”

王阳明笑道：“他一疑，事就成了。”

这位地方官当然不明白王阳明的意思。王阳明就解释说，朱宸濠虽然苦心经营多年，但他的造反不得人心，虽然有那么多官员都归顺了他，有很多人却是被形势所迫，并非是他们良知使然。也就是说，朱宸濠表面上人多势众，实际上各怀心思，所以他的失败是迟早的事。但是，如果让他出了南昌城，所过之处必是血流成河，百姓遭殃。我用了这么多计谋，无非是让他多留在南昌城一天，那么百姓就少受一天劫难。我的良苦用心，希望你们可以了解。

在场众人听王阳明如此说，都感动得要流下眼泪。

正如王阳明所预料的，朱宸濠对着那些公文，果然起了疑心。他立即派人私下打听刘养正和李士实，情报人员没有在这二人身上找到造反的证据，却在二人的家人那里得到可靠情报。他们的家人都被王阳明好心照料，二人的家里人衣食不愁、夜夜欢宴。朱宸濠又派人到丰城去查探王阳明部队的虚实，发现丰城城上果然旌旗蔽日，城里人喊马嘶，据他那心胆俱裂的情报人员分析说，丰城里的部队大概有十万人。

朱宸濠不再疑了，而是确信了下面的事实：王阳明集结了大部队准备攻南昌；政府军正从四面八方云集南昌；两个狗头军师三心二意，简直是混账王八蛋；他的部队指挥官们也是首鼠两端，准备站在胜利者一边。

朱宸濠想到这里，就大怒若狂。可我们始终有个疑问，他既然已确信李士实和刘养正怀有贰心了，为什么不杀了二人？不过在李士实看来，朱宸濠现在对他的态度比杀了他还难受。因为当他向朱宸濠分析王阳明在故布疑阵时，朱宸濠不理不睬。当他向朱宸濠建议按照原计划在1519年农历六月二十亲自带领主力直奔南京时，朱宸濠“哼”了一声，说：“你呀老眼昏花了吗，看不到现在的形势啊，政府军就要来了，咱们必须先守住南昌城才能进行下一步。”

李士实愕然，不过出于责任还是劝说朱宸濠立即领兵北上直趋南京，朱宸濠死都不听。李士实和朱宸濠结交以来第一次大失所望，他叹息、流泪，忽然就想到王阳明，狠狠地骂道：“这个王八蛋真是诡计多端！”

王阳明曾对弟子说，他用阴谋时总受到良心的谴责。按他的心学，有良知的人要做到“诚”，不能欺骗别人。哪怕你的对手是盗贼，也不能欺骗，因为人家也有良知。最正确的办法是感化他们，唤醒他们内心的良知，让他们主动认识到从前的错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当初他在南赣剿灭蓝天凤后就非常自责，他对弟子们说：“蓝天凤本可以缴械投降的，我是太着急了，没有给他时间。”在对朱宸濠进行了那么多“造假”计谋后，他也对弟子说，弄虚作假不该是我等人做的事，虽然是出自善意，却和自己的良知有违背。多年以后，他的弟子们回忆王阳明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王老师认为阴谋诡计不符良知本体，所以每次行间用计，都不详细说明。”

所以，我们在看到王阳明在战场上光芒四射的同时，更应该看到他对自己所行之事的深刻总结，那就是做人应该诚实不欺，不可弄虚作假。

除了战场用计外，王阳明的确不是弄虚作假的人，1519年农历六月十九，王阳明向中央政府递交了《飞报宁王谋反疏》。我们今天来看这道奏疏，好像看不出王阳明与众不同之处。但如果我们和当时的形势结合，就会发现王阳明的胆气直冲霄汉。

朱宸濠造反酝酿十几年，有七万精锐和一个庞大的关系网，朱厚照的胡作非为在政府官员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些官员对朱厚照已失去信心，他们或许并不希望朱宸濠造反，可一旦朱宸濠造反了，他们就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这是朝廷的中央官员。地方上，尤其是南方各省，朱宸濠的部队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江西军事重地九江攻陷，这种雷霆之力彻底把他们震住了。他们虽然不能肯定朱宸濠是否有帝王之运，但对朱厚照的前途也不确定。

于是，我们会在1519年的江西、浙江、湖广、福建、南京等地官员中看到这样一件奇怪的事：在他们反映江西情况的奏疏中，绝口不提朱宸濠造反。有的官员说，江西南昌有变；有的官员说，江西南昌十分紧急；有的官员说，江西南昌巡抚孙燧被害；还有的官员说，南昌居聚军马船只，据说有变。只有王阳明说，朱宸濠造反了。

这种不顾身家性命的胆气足以让我们折服，对于这种第一时间站出来和朱宸濠划清界限，并把朱宸濠贴上造反标签的举动，王阳明的一位弟子认为大可不必，正如那些官员一样，应该给自己留个缓冲的余地。依这位弟子的想法，王阳明不必发表什么檄文慷慨激昂地声讨朱宸濠，一旦朱宸濠真的革命成功，王阳明的这种努力非被朱宸濠诛了九族不可。王阳明批评这位弟子说：“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抱有这种心态，所以我辈才要反其道而行之，凭良知做事！”

他也不是没有忧虑，在写完《飞报宁王谋反疏》后，他突然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朱宸濠捉了我的家人可怎么办！”

幸好，朱宸濠当时被他的“造假”计谋搅得心烦意乱，没有想到去捉王阳明的家人来要挟王阳明。几天后，朱宸濠就更不会想到这件事了，因为他已经发现了王阳明在虚张声势。

安庆保卫战

朱宸濠在1519年农历六月末得到可靠消息：根本就没有中央军来，王阳明在丰城的部队才几千人。出人意料地，他对中了王阳明的诡计这件事超然度外，反而还当着李士实的面称赞王阳明果然是非凡人物，险些把自己吓死。

李士实却没有朱宸濠这样的胸襟，他先是咒骂王阳明诡计多端，然后预测说大势恐怕已去。朱宸濠问原因。李士实分析说：“您和南康、九江的部队约定六月二十二从南昌出发去南京祭拜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墓后继位，可现在过去很多天，您却迟迟不出。不必说南康、九江部队，就是南昌城的部队也已人心沮丧。他们错把王阳明的虚张声势当成事实，人心离散，无心攻斗。我听说已有小股部队正走在投降吉安府的路上。”

朱宸濠认为李士实是杞人忧天。他说：“我有精锐部队十八万，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席卷江南，王阳明仅靠几个虚假宣传就能乱我军心，世界上可从来没有这种事。”

说到这里，朱宸濠猛地一拍脑门：“我应该派人去招降王阳明！”这真是个奇异的想法，但朱宸濠真的做了。被派到吉安府去招降王阳明的人叫季敩（xiào）和赵承芳。

季敩曾是南安府知府，在王阳明领导的桶冈、横水战役中立下大功。南赣匪患平定后，季敩被任命为广西政务长官（参政）。1519年农历六月十五，霉运当头的季敩携带家眷到广西上任路过南昌，听说是宁王生日，就跑去为朱宸濠庆生，结果被扣。据季敩自己说，他当时宁死不屈，可朱宸濠用他家人的性命威胁他，他只好屈从。而赵承芳则是南昌府教育局局长，属于自发投靠朱宸濠的人。

季敩心知肚明，来招降王阳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他一见了王阳明，就把自己面临的困境说给王阳明听，而且把他所知道的南昌城和朱宸濠的所有情况汇报给王阳明。王阳明终于得到确切消息：朱宸濠要出南昌奔南京。王阳明还得到一个看似千真万确的消息：如果季敩的招降不成功，朱宸濠将和叶芳夹攻吉安府。

叶芳本是南赣地区的造反首领之一，后被王阳明招降，在桶冈之战中身先士卒，立下汗马功劳，很得王阳明的赞许。南赣匪患平定后，叶芳在惠州府政府工作，不过他仍然拥有精兵一万人，是当时朱宸濠积极拉拢的对象之一。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王阳明将陷入绝境。吉安府恰好在朱宸濠的南昌和叶芳部队驻扎地中间，二人夹攻，王阳明纵是吴起、韩信再世也无济于事。

但王阳明认为叶芳绝不会和朱宸濠连成一气。他以深邃的洞察力告诉惊慌失措的弟子们：“山贼草寇们都以茅草建筑房屋，但凡叛乱都会把房屋烧毁，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可我曾路过他大本营，见他们用上好的原木为房屋的建筑材料，如此重视家园的人，肯定不反。”

后来的事实证明，叶芳的确不会反，而且还在王阳明平定朱宸濠的战争中出力不小。

1519年农历七月初二，朱宸濠带着他的主力部队开出南昌城，目的地：南京。他根本没有理会季敩去招降王阳明的成败，也许在当时的他看来，一个手无精兵的人，即使他是用兵如神的王阳明，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所以，他毫无顾虑地去实现他的理想。

王阳明更加忙碌起来，他命令各地仍然效忠中央政府的官员集结所能集结到的一切部队，在本年七月十五会合于离南昌九十公里的临江樟树镇，他将在此地集结兵力后向北对南昌城发动总攻。

随后他很担心中央政府对朱宸濠的造反认识不清，又连上两道奏疏，在其中一道奏疏中，他提醒朱厚照：“您在位这十几年来，屡经变难，民心骚动，可您却四处巡游，皇室谋动干戈不止。我告诉您，觊觎您龙椅的又岂止宁王一人？天下的奸雄又岂止在皇室？如果您不易辙改弦，罢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那么会有无数个宁王站出来。我一想到这里，就心寒彻骨。如果您真的能像汉武帝那样有轮台之悔，像唐德宗那样有罪己之诏，天下人必被感动，天下人心必被收服，那真是江山社稷之幸。”

朱宸濠可没有王阳明那份“愚忠”的心，他倒巴不得所有的皇帝都像朱厚照那样昏庸。皇帝昏庸，他才有机会。可不知为什么，朱宸濠感觉这次革命的开头就不怎么顺利。虽然有攻陷南康和九江的成绩，但他被王阳明的虚张声势耽误了近半个月，这让他很不爽。另外，在他水军誓师那天，出了个天大的意外。本来是万里无云的天突然变化，云气如墨、暴风骤雨、电闪雷鸣。他的舰队先锋官被雷击。一艘军舰瞬间起火，很快就烧成了灰烬。朱宸濠对这一晦气的预兆很不开心，更不开心的是，他睡梦中看到自己照镜子，里面的他白发如霜。惊醒之后，他沮丧地叫来解梦专家。解梦专家看到他那半死不活的架势，赶紧安慰他：“您现在是亲王，而梦到头发白，‘王’字上面一个‘白’，乃是‘皇’字，此行必轻取皇位！”

这个解释真是千古一绝！朱宸濠重获青春的活力，命令水陆大军全力向前，取那命中注定的皇位。

朱宸濠兵团一路沿江北上，过九江后又势如破竹，推进到安庆附近。朱宸濠命人去安庆招降，结果安庆知府张文锦不吃这套，还给朱宸濠带了口信，诅咒他必死在安庆城下。朱宸濠七窍生烟，决心攻陷安庆活剥了张文锦。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南昌、九江、安庆和南京是在南北向的一条直线上，四个城市都在长江边，所以去南京必通过安庆，但通过它和攻占它不是一回事儿。按李士实的意思，朱宸濠没必要和安庆较劲，应该迅速通过安庆以最快的速度去攻南京。朱宸濠看着李士实苍老而红通通的脸，试图找到他居心叵测的证据，可惜没有找到。

他对李士实说：“如果不把安庆拿下，我们攻打南京又不顺利，安庆部队断了我们的后路，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李士实说：“安庆城易守难攻，我们会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南京方面一旦有了准备，那我们可真是插翅难飞了。”

朱宸濠说：“就是因为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所以南京城肯定早就有了准备，我们应该稳扎稳打，如果真的打不下南京城，还能有个退路。”

李士实跌足道：“都到了这个份上，还要什么退路。南京是帝国的第二心脏，攻取南京，太祖坟前登基，南方就是我们的了。不直趋南京而攻安庆就是不要西瓜捡芝麻。”

朱宸濠不理李士实，命令他的兵团猛攻安庆城。安庆城和它的主人张文锦开始经受严峻考验。

安庆城诞生于南宋初年，它被筑于长江北岸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御从海上进攻的蒙古兵团，由此可知，它必定是易守难攻。张文锦到安庆担任知府后，江西巡抚孙燧曾多次给他写信，要他把安庆防御进一步精细化。张文锦也认为朱宸濠肯定会闹事，于是勤恳专业地料理安庆防御工事。当1519年农历七月份朱宸濠来到安庆城下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城池，他还看到城墙上摆满了防守军械。

朱宸濠猛攻安庆城的第一天，张文锦就把消息传给了王阳明。王阳明祈求老天保佑张文锦能守住安庆城。王阳明对张文锦并不了解，他只是知道这位知府是个忠正之士，曾受过刘瑾的制裁被迫回家养老。刘瑾死后，张文锦被重新起用，到陕西负责税务工作。据可靠消息，张文锦为官清廉，忠贞不贰。可这只是个人道德素质，它并不能证明张文锦的能力。

张文锦很快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能力。安庆城正规军不到一千人，预备役（民兵）也只有几千人，张文锦发挥他突出的演讲能力，动员安庆城所有百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他又发挥出色的管理能力，让每个登城者携带一块大石，石积如山，安庆城更加高大坚固。他发布命令说，每个登城者防守的时间必须坚持到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后，没有受伤的歇息一个时辰再来；轻伤的可以休息半天；重伤的不但无限期休息，还会得到物质奖励。

用王阳明的说法，真正的作战高手打的都是心理战，张文锦深以为然。他命人在城上架起大锅煮茶解暑。当时正是伏天，南方的伏天简直比炼狱还可怕，朱宸濠的攻城部队眼睁睁地看着对手喝茶解暑，而自己却是挥汗如雨，气得直跳。

开始时，他们用云梯攻城，被张文锦的卫兵用大石头砸得痛不欲生。后来他们又推出云楼，那玩意儿比安庆城墙高出一大截，他们想从云楼上跳到安庆城里。张文锦以毒攻毒，就在城上制造云楼，恰好比他们的高出一截。双方士兵在云楼中面对面，可朱宸濠的士兵只有大刀长矛，而张文锦的士兵有滚烫的热水，热水浇身，堪称火上浇油。

朱宸濠七窍生烟，可让他五脏俱裂的是，张文锦居然趁夜派出敢死队缒城而下袭击他的舰队。

在经过多轮的较量后，朱宸濠失去信心，说：“一个安庆都不能攻陷，还说什么南京城啊！”

李士实又适时地发话，他始终认为应该放弃安庆直奔南京。朱宸濠一生中从未遇过如此挫折，发毒誓要拿下安庆，否则他死不瞑目。经常有人说，遇到挫折时如果不能解决就绕过它，这叫拿得起、放得下。其实，世界上唯一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只有筷子。特别是从未遇过挫折的人突然面临困境时，要么退缩，要么死钻牛角尖。

如果没有王阳明，朱宸濠的毅力还是会取得效果。无论是张文锦还是王阳明都深知，安庆城抵抗不了多久。在朱宸濠丧心病狂的攻击下，安庆城正呈加速度的战斗性减员。吉安知府伍文定劝说王阳明，应该改变七月十五围攻南昌的计划而去援救安庆。因为人人都知道，安庆一下，南京就在朱宸濠眉睫。南京的防御工事多年来从未升级，根本抵挡不住朱宸濠的虎狼之师。如果朱宸濠拿下南京称帝，大明必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王阳明沉思片刻，就说出了他的见解：“九江、南康都已是朱宸濠的了，据可靠消息，朱宸濠留了一万精锐在南昌城。如果我们去解救安庆，必走长江，必过南昌、九江、南康，这都是朱宸濠的地盘，危机四伏，谁也不敢保证我们是否能顺利到达安庆。即使我们顺利到达安庆，朱宸濠必掉头来对付我，他号称十万精锐，我们如何能对付？纵使我们和朱宸濠旗鼓相当，可他的九江部队一旦割断我们的运输线，到那时必是大势已去。”

伍文定问：“那我们该怎么办？”

王阳明说：“执行原计划，七月十五全力攻南昌。一旦攻陷南昌，朱宸濠必会从安庆城下撤兵。这是一箭双雕：解了安庆之围，南京再无危险；朱宸濠失去老巢，必魂飞魄散，大功可成。”

1519年农历七月十五，各路部队在樟树镇会合。三天后，王阳明在樟树誓师，并向南昌城推进。农历七月十九，王阳明部队攻陷了距南昌城二十公里的南昌县。当夜，王阳明调兵遣将，确定在第二天拂晓对南昌城发动总攻。王阳明针对南昌城七个城门把攻击部队分为十三路。

第一路指挥官兼副总司令官伍文定，领官兵四千四百二十一人，进攻南昌城广润门，事成之后径直到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宁王府内门。

第二路指挥官泰和县知县李缉，领官兵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和第一路指挥官伍文定夹攻广润门，事成后直入王府西门屯兵。

第三路指挥官赣州府知府邢珣，领官兵三千一百三十人，进攻南昌城顺化门，事成之后径直入城到镇守府屯兵。

第四路指挥官吉安府推官王暐（wěi），领官兵一千余人，夹攻顺化门，事成之后直入南新二县儒学屯兵。

第五路指挥官袁州府知府徐琏，领官兵三千五百三十人，进攻南昌城惠民门，事成之后径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第六路指挥官临江府知府戴德孺，领官兵三千六百七十五人，进攻南昌城永和门，事成之后径直到都察院提学分司屯兵。

第七路指挥官瑞州府通判胡尧元，领官兵四千人，进攻南昌城章丘门，事成之后径直到南昌卫前屯兵。

第八路指挥官新淦县知县李美，领官兵两千人，进攻南昌城德胜门，事成之后直入王府东门屯兵。

第九路指挥官吉安府通判谈储，领官兵一千五百七十六人，夹攻德胜门，事成之后直入南昌左卫屯兵。

第十路指挥官抚州府通判邹琥，领官兵三千余人，夹攻德胜门，事成之后撤出城在天宁寺屯兵。

第十一路指挥官中军赣州卫都指挥余恩，领官兵四千六百七十人，进攻进贤门，事成之后直入都司屯兵。

第十二路指挥官万安县知县王冕，领官兵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夹攻进贤门，事成之后直入阳春书院屯兵。

第十三路指挥官宁都县知县王天与，领官兵一千余人，夹攻进贤门，事成之后直入钟楼下屯兵。

在发动总攻前，王阳明做了一件让指挥官们心惊胆战的事。王阳明命人把十几个穿着低级军官制服的人当着那群指挥官的面处决，鲜血淋漓、触目惊心。王阳明平静地对这些指挥官说，这几个人在攻打南昌县城的战役中不听命令，得此下场罪有应得。你们明天作战，必须要严格按我的命令进行。如果我发现有士兵不听命令，就斩士兵的长官；你们的手下不听命令的，就斩你们；如果你们不听命令，我就斩你们的司令官伍文定。

众人汗流浃背。实际上，王阳明所斩的都是俘虏。王阳明的权术高深莫测，这只是一个并不显眼的证明。

令人大为惊诧的是，南昌城兵团指挥官对王阳明从1519年农历七月十五到七月十九的情况毫不知情。王阳明的神速是其中一方面，不过也同时证明朱宸濠南昌兵团指挥官的低能。直到七月二十凌晨，王阳明的部队已经敲起战鼓时，朱宸濠南昌城守卫兵团才大梦初醒，南昌城里顿时像被踢翻的蚂蚁窝一样。

决战朱宸濠

1519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凌晨，王阳明对南昌城下达了总攻令。据后来被俘的宁王部属交代，他们对王阳明的用兵如神早有耳闻，当时得知王阳明来攻南昌城时吓得魂飞魄散。尤其是看到南昌城外围兵力顷刻瓦解崩溃退回城内后，他们对守卫南昌城已不抱丝毫希望。

世界上最坚固的城池绝不是铜墙铁壁，而是人心。南昌城原本就是南中国壮丽的大城，又被朱宸濠经营多年，几乎坚不可摧。城上常年架设着滚木、灰瓶、火炮、石弩等现代化守城军械，朱宸濠临走时又留下一万精锐和五千预备役（土匪流氓），而王阳明的杂牌部队才三万人，兵法说“围五攻十”，包围敌人要用五倍于敌人的士兵，攻击敌人就要用十倍于敌人的士兵。如果南昌城死守，王阳明绝讨不到半点便宜。问题是，王阳明之前的宣传战（各地勤王军正源源不断赶来）和他迅雷不及掩耳地扫除南昌外围防御的阵势吓住了南昌城守军。

当伍文定攻城部队率先攻打广润门时，广润门守军一哄而散，伍文定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就进了广润门。广润门一失，其他各门扔掉武器大开城门，王阳明的攻城部队就这样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南昌城。

王阳明一进南昌城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首先是张贴安民告示，对百姓没有支持朱宸濠守军表示欣慰，要他们各安生业，就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同时打开朱宸濠的粮仓，大放粮食；其次是扑灭宁王府大火。宁王府的人一听王阳明围城就开始放火，王阳明进城时，宁王府已浓烟滚滚，火光四射，殃及周围的百姓房屋；再次是整顿部队纪律。王阳明的部队是从各地征召来的，其中难免有地痞无赖，这些人进城后奸淫掳掠，搞得南昌城居民苦不堪言。王阳明就捉了几个闹得最凶的斩首示众；最后，王阳明整编朱宸濠留在南昌城的部队，同时张贴告示，所有胁从人员只要自首，一律不问，虽主动投靠朱宸濠但现在只要改邪归正，写份保证书，也既往不咎。南昌城很快秩序井然，于是朱宸濠的老巢换了主人。

当王阳明把朱宸濠的大本营重新恢复为明政府治下的一个城市时，朱宸濠早已得到南昌城失守的消息，他嚼着无声的怨恨，痛苦地流下眼泪。朱宸濠下令回师夺回南昌，李士实和刘养正都不同意。

李士实认为，一旦从安庆撤军回南昌，军心必散。朱宸濠冷冷地说：“南昌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怎能不救？”刘养正说：“男儿四海为家，况且您可是顶天立地的大男儿，安庆城指日可下。拿下安庆，调遣九江、南康部队，再救南昌也不迟。”

朱宸濠咆哮起来，大骂二人：“你们两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东西，你们的家人被王阳明好生照料着，我的家人却在南昌城受苦，要我不回南昌，除非我死。”

两人万分错愕，解释说：“这是王阳明的诡计，他在离间我们。”

朱宸濠冷笑：“我现在倒希望他也对我使用诡计！”

李士实和刘养正突然发现自己的脖子已放到了朱宸濠的屠刀下，他们沉默起来。没有了谋士的朱宸濠奋起雄威，下令把军队从安庆城下撤到阮子江。一到此地，朱宸濠就制订了夺回南昌城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是这样的：先锋部队二万人乘战舰南下，直逼南昌城，他随后跟进。

1519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朱宸濠回师的消息传到南昌，王阳明召集他的指挥官们开会商议对策。所有指挥官都认为，朱宸濠那支虎狼之师最近这段时间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只在安庆城下小遇挫折，如果不是我们取了他南昌逼他撤兵，安庆城早被他拿下了。面对这样一支强悍之师，最好的办法就是闭门坚守，等待援兵。

王阳明厌恶被动防守，他认为最佳的防守就是主动出击。况且，朱宸濠造反已一月有余，勤王之师连个影儿都没见到。谁敢保证他们死守南昌城就一定能等来援军？南昌城粮食本来就不多，很大一部分又分给老百姓，一旦粮食吃完，援军又不来，到时岂不成了瓮中之鳖？

王阳明的分析是从“心”的角度开始的。他说，朱宸濠自造反以来，兵锋所向的确锐不可当。而现在我们占了他的老巢，他又不能打下安庆，处于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的尴尬境地。出师才半个月又要回师，这对他部队的士气是个严重的打击。我们不如雪上加霜，出奇兵一鼓作气挫了他先锋的锐气，他的兵团必不战自溃。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这分析和解决方案从理论上说，非常绝妙。没有人否认朱宸濠的士兵现在已是方寸大乱，朱宸濠部队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南昌人，家人都在南昌城，家里换了主人，换作是谁都会方寸大乱。一个人内心已动，就必然心不在焉，心不在焉的人必然会失败。

可有个问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王阳明凭什么就确定他的“奇兵”能一战而成？

王阳明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而是小心翼翼地布置战场。伍文定仍然是他的头马：领兵五百从正面迎击朱宸濠的先头部队；赣州卫都指挥余恩领兵四百作为伍文定的增援；赣州知府邢珣领兵五百绕到敌人背后；袁州府知府徐琏和临江府知府戴德孺在敌人左右埋伏。伍文定把敌人诱进埋伏圈后，总攻开始。

在布置完战场后，王阳明又命人制造免死木牌数万块。有人问他缘由，王阳明笑而不答。

1519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朱宸濠先头舰队乘风破浪抵达樵舍（江西新建县樵舍镇）。王阳明的探子心惊胆战地回报：风帆蔽江，战鼓雷动，传出几公里。王阳明下令伍文定等人进入战场。七月二十四，朱宸濠先头舰队直逼离南昌城15公里的黄家渡（属南昌县南新乡）。王阳明下令伍文定和余恩迎击。

九百人对两万人，小舰艇对大战舰，只有天绝其魄的人才敢在这样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主动进攻。朱宸濠先头舰队的指挥官看到几艘足足落后三代的战舰迎面冲来，愣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他认为敌人这是在自掘坟墓。

伍文定和余恩果然有自掘坟墓的征兆，两人并驾齐驱，遥遥领先，把自己的舰队远远地甩在后面。朱宸濠先头舰队指挥官发现世界上还有如此呆鸟，大喜若狂，也从他的舰队群中鲁莽地冲了出去。他冲出去时，他的舰队没有得到是跟进还是原地待命的命令，所以张皇起来。后面的军舰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就想开到旁边看看。大家都这样想也都这样做，朱宸濠的先头舰队自己先乱了，横七竖八地趴在江面上。指挥舰和伍文定已经交战，后面的舰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赣州知府邢珣的军舰已经悄悄地绕到敌人的后方，王阳明得到消息后下令前后左右同时进攻，三路舰队猛地切进了朱宸濠的先头舰队，朱宸濠的战舰上都配有巨炮，但前后左右有敌人也有同僚，所以不敢轻易开炮。而王阳明的小军舰上每个士兵都配备了小火枪，在乱哄哄中，小火枪正好派上用场。一阵混战后，朱宸濠先头舰队完败，死在水里的士兵不计其数。此时，朱宸濠主力舰队刚到八字脑（今属南昌县塘南镇），听说先锋舰队溃败，心胆俱裂。

他急忙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议上，人人都保持沉默。李士实和刘养正想说话，但朱宸濠不给他们机会。朱宸濠没有任何方案，因为第二天，王阳明舰队就向八字脑发动进攻。朱宸濠这才有了方案：抵抗。

朱宸濠的顽强抵抗出现了奇迹，王阳明舰队被逼退数十次，最后没有人敢再向前。不过也有坏消息，有人告诉朱宸濠，士兵在大量逃亡。他们从江中拾到写着“免死”的木牌，都投奔王阳明去了。朱宸濠气得哇哇怪叫，他奢望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借着击退王阳明舰队的数次胜利失而复得的锐气命令他的舰队反攻。

以当时的情势，王阳明舰队恐怕抵挡不了朱宸濠的反攻。王阳明收到伍文定迟迟无法突破朱宸濠防御的战报时，正在给学生讲课。他讲课时聚精会神、神态从容，仿佛外面根本就没有他亲自指挥的战役一样。每当前线送来消息，他就抱歉地对弟子们笑一下，然后起身到外面看军情报告，轻声细语地发布命令。伍文定在八字脑毫无进展，让王阳明动了杀心，他处斩了几个冲锋不力的人，可仍然没有进展。

不久，伍文定和赣州知府邢珣各送来两封信。伍文定说邢珣不听从他的指挥，而邢珣则说，伍文定的打法有问题。朱宸濠舰队一字排开，伍文定也让舰队一字排开冲锋，本来双方舰队数量对比悬殊，这是以卵击石。他的建议是应该采取中央突破战术，找到朱宸濠舰队防御弱点，集中主力迅猛插入，然后左右展开。

王阳明回复二人道：“采用什么战术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合力，奋勇冲锋，不要在地域上画圈圈（邢珣是赣州知府，伍文定是吉安知府）。你们二人的行为已经触犯军法，我本该现在就处置你们，可如今正是用人之际，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伍文定和邢珣对这个仿佛藏了刀锋的回复心惊肉跳，二人握手言和，齐心协力。伍文定改变战术，试图在江面上捕捉朱宸濠的指挥舰。他虽然没有找到朱宸濠的指挥舰，却找到了朱宸濠的副舰。伍文定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他的战舰上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佛郎机铳，这一武器是王阳明的崇拜者林见素贡献的。

林见素是1478年的进士，进入官场后以敢于谏诤出名，后来到沿海地区做官，和外国的商人们结下友谊，佛郎机铳大概就是他从葡萄牙人那里得来的。据说，当他知道朱宸濠叛乱后，第一时间把一尊佛郎机铳运送给王阳明。伍文定大展神威，把佛郎机铳对准朱宸濠的副舰，开出了山摇地动的一炮，朱宸濠的副舰像纸糊的一样被打成碎片。

意料之中的，朱宸濠的指挥舰就在那艘倒霉的副舰后面，副舰被炸碎后，朱宸濠的指挥舰也被震荡得左右摇晃。副舰燃烧的碎片击中了他的指挥舰，他惊慌失措，弃舰逃到岸上。

众人一看王爷跑了，哪里还敢恋战，纷纷溃退。伍文定指挥舰队一阵猛冲，朱宸濠损失惨重，退到了黄石矶。那天夜里，朱宸濠神情沮丧，心不在焉地问身边的卫兵：“这是什么地方？”卫兵急忙显摆学问：“‘王’失机。”（南方人讲话，黄、王不分）朱宸濠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咆哮道：“你敢咒我！拉出去砍了。”

朱宸濠身边的人看到王爷已是神经错乱，叹息着偷偷潜逃。朱宸濠望向江面，江面死气沉沉，如他当时的心。他突然想讨个吉利，命舰队退避樵舍，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量对策。有人提议，调集九江、南康部队和王阳明拼死一搏。朱宸濠认为这也是个主意，立即派人去调动他在九江、南康的部队。

王阳明不给他这个机会。当朱宸濠心急火燎地南下时，王阳明就已派出两支部队绕过朱宸濠的主力，直奔南康和九江。

仍然是攻心战。他命人在南康、九江城外散播朱宸濠已在南昌附近被擒的消息，南康、九江守军人心浮动。当他们绝望升级时，这两支部队突然发动进攻。南康、九江被克复，朱宸濠的两万精锐部队弃械投降。

朱宸濠得到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他不得不承认，王阳明真是个厉害角色。他也不得不向李士实和刘养正请教。李士实也无计可施，刘养正却有个主意：主力舰队受损不大，如果把战舰连成一体，完全可以抵御王阳明的进攻。王阳明的部队都是杂牌，只要我们挡住他几轮进攻，然后找准机会反攻，仍能反败为胜。

“连舟”这种事，有两个英雄人物做过：一个是三国时期的曹操；一个是元末的陈友谅。二人的结局都是惨败。刘养正肯定知道历史上有这两个反面案例，但他还要坚持用这一招，而朱宸濠又毫不犹豫地同意，说明这一招肯定有它的优点。

把单个战舰连成一体，会让舰队不被一一击破，而且无数只战舰连成一体，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都会给敌人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实际也有这种威力。

朱宸濠立即下令用铁索把所有军舰连起来，同时搬出他所有金银财宝，鼓励他的将士们，如果能杀回老巢南昌，这些财宝就属于那些奋勇杀敌的人。

每个人都喜欢财富，但更爱惜生命。虽然的确有为了钱不要命的人，但大多数人在二者之间都会选择后者。朱宸濠兵团的人心已散，失败已成定局，没有人可以拯救他。因为拯救人心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

1519年农历七月二十六，王阳明和朱宸濠决战的时刻到来。朱宸濠用“铁索连舟”，王阳明就用“火攻”。这是最简单的智慧：借鉴历史经验。

王阳明下令把战舰换成轻便灵活的小舰艇，装备炮火、全线进攻。伍文定立于船头指挥放火，身边射出的火箭把他的胡子都烧着了，他纹丝不动。“铁索连舟”的致命缺陷此时暴露：一舟着火，舟舟起火。朱宸濠的庞大舰队成了王阳明放火的试验场，朱宸濠在冲天的火光中确信大势已去。

此时，他突然回忆起南昌城里他的王府。据说，王府已被烧成灰烬，和他眼前的舰队一样的下场。他回忆这一个多月里所走的每一步，试图找出走到今天这一地步究竟错在哪里。结果发现，他自起事后就已不能行使自己的意志，他就像是王阳明的木偶，让他跳，他就跳；让他跑，他就跑。最后他总结出失败的罪魁祸首：王阳明。

王阳明还没有抽出时间来总结，他在给学生讲授心学。当伍文定彻底摧毁朱宸濠主力的军情报告送来时，他和往常一样向学生们抱歉地笑了笑，然后走到外面，看了看报告，思索了一下，神色如常地回到学生们中间。有人问他，宁王可是败了？

他点了点头，回答：“败了，但死伤太重。”

说完，又平静地继续讲他的心学。弟子们由衷地赞叹：“王老师真是不动如山的大圣人啊！”

费心为哪般

朱宸濠决心给世人留下“虽败犹荣”的印象。他和他的妻妾们说，我现在就想一死了之，无奈担心你们的将来。妻妾们说，不必担心，我们先走。说完，纷纷投河自尽。朱宸濠看到这些弱女子在水里挣扎哀号的痛苦模样，马上就收回他的决心，换了身平民衣服，跳到一条摆渡船上，悄悄地逃出了混乱的战场。

王阳明似乎未卜先知，在决战开始前就命令一支机动部队埋伏在战场之外的芦苇丛中，当朱宸濠的摆渡船经过芦苇丛时，这支机动部队迅速开出，挡住了朱宸濠的去路。由于他们不是官军打扮，引起了朱宸濠的误会。他认为这是天老爷扔给他的救命稻草，急忙捉住，对在为首的船只中的指挥者说：“我是宁王，你们送我到岸上，我必有重谢。”

王阳明的机动部队指挥官几乎要狂笑了，不过不忍心在此时摧毁朱宸濠的希望，于是装作惊讶地问道：“你真是宁王爷吗？如何重谢我们？”

朱宸濠指着摆渡船上的几个箱子说：“里面是金银珠宝，上岸后全归你们。”

那位指挥官强忍住狂喜，说：“来来来。”

朱宸濠大喜过望，跳到他们的船上，要他们赶紧划船。船上所有的人都狂笑起来，朱宸濠正想对这种没有礼貌的举止做一番评价时，发现船并没有划向岸边而是直奔战场。朱宸濠预感大事不妙准备跳船，可上了贼船的人很难轻易下去，他立即被人摁倒，五花大绑。

就在贼船上，朱宸濠王爷得知他的军队全军覆没，他的文武百官也统统被俘。1519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朱宸濠被押进南昌城见王阳明，此时他仍不失王爷气派，他站在囚车里，向王阳明投去冷冷的一笑，说：“这是我们朱家自己的事，你何必费心如此？”

这是一句实事求是的话。明帝国是由朱元璋创立，并由他的家族统治的，国事和家事很难分得清。以朱宸濠的思路，他造反是造他们朱家的反，和国家没有关系。况且，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

王阳明并不同意朱宸濠的见解，但他的确拿不出反驳的有力话语。朱宸濠给了他一个机会。他说：“我愿意撤销卫队，降为庶民如何？”

王阳明回答：“有国法在。”

朱宸濠干笑起来，以一种“狗拿耗子”的姿态仔细审视王阳明。王阳明下令处置朱宸濠的伪臣，朱宸濠换了一种声调，说：“娄妃是个好女人，希望你能厚葬她。”

娄妃是王阳明理学入门导师娄谅的女儿，多次劝阻朱宸濠不要造反，朱宸濠始终不听。投河自尽前，娄妃还对朱宸濠进行过思想教育，朱宸濠仍然无动于衷。现在，他进入囚车，才开始懊悔不该不听娄妃的劝告。

有些人，你用言语劝告根本不起作用，必须让他亲身经历失败，他才会得到真知。这可能就是王阳明心学强烈主张“事上练”的良苦用心。

从朱宸濠起兵（1519年农历六月十五）到被俘（1519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王阳明平定他只用了四十三天，四十三天的时间还不够燕子从北飞到南，还不够牡丹花彻底绽放，而王阳明却只用了这么点时间就把一场震荡大江南北的叛乱轻而易举地平定，堪称奇迹。

本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早晨，王阳明起床洗漱完毕，恰好他弟子在侧，就恭维他：“老师成百世之功，名扬千载啊。”

王阳明笑了笑：“功何敢言。自从宁王造反以来，我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昨天晚上这一觉真舒服啊！”

上午讲课时，有弟子问王阳明，用兵是不是有特定的技巧（“用兵有术否”）？王阳明回答：“哪里有什么技巧，只是努力做学问，养得此心不动。如果你非要说有技巧，那此心不动就是唯一的技巧。大家的智慧都相差无几，胜负之决只在此心动与不动。”

王阳明举个例子，说：“当时和朱宸濠对战时，我们处于劣势，我向身边的人发布准备火攻的命令，那人无动于衷，我说了四次，他才从茫然中回过神来。这种人就是平时学问不到位，一临事，就慌乱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可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平时学问纯笃的功劳。”

一位弟子惊喜道：“那我也能带兵打仗了，因为我能不动心。”

王阳明笑道：“不动心岂是轻易就能做到的？非要在平时有克制的能力，在自己的良知上用全功，把自己锻造成一个泰山压顶色不变，麋鹿在眼前而目不转的人，才能不动心。”

弟子又问：“如果在平时做到不动心，是否就可以用兵如神？”

王阳明摇头：“当然不是。战场是对刀杀人的大事，必须要经历。但经历战场非是我心甘情愿的。正如一个病入膏肓之人，用温和疗养的办法已不能奏效，非下猛药不可，这猛药就是杀人的战场。我自来江西后，总在做这种事，心上很有愧啊。”

不喜欢打架，却把打架上升为一种艺术，这就是王阳明。

他的心思没有几个人可以明白，他的弟子对老师创造的震动天地的奇功非常感兴趣，但王阳明很少提及用兵之术。他的精力是在学问上，让每个人光复良知成为圣人，才是他最喜欢做的事。

当朱宸濠在囚笼里沉浸在往事中时，王阳明隐约感觉到这件事还没有完。他在1519年农历七月三十连上两道报捷书，一是报告收复了南昌城，二是报告活捉了朱宸濠。他把两件事分开写，就是想提醒皇上朱厚照，不是为了夸耀功劳，而是强调他王阳明所以如此舍身涉险建下这番功劳，就是希望皇上能改弦更张，不要再自私任性。

他如此费心费力，希望能避免的一些事情，还是发生了。

第一个把朱宸濠造反的消息送到北京的是巡抚南畿（辖今江苏、安徽两省、治所南京）的都御史李克嗣。和很多人一样，李克嗣在奏折中也没有明说朱宸濠造反，只是说南昌必有惊变。王琼得到消息后，立即要求朱厚照召开紧急会议，对朱宸濠造反这件事进行认定。王琼一口咬定朱宸濠肯定是反了。但其他朝臣有的是朱宸濠的朋友，有的则采取观望态度，都认为朱宸濠不可能造反。他们还举出证据说，南方各省的官员都有奏疏到京，没有一个人说朱宸濠造反了，只是说南昌城有变。“有变”和“造反”可有天壤之别，不能乱说。

朱厚照这次突然有了智慧，他把钱宁和臧贤下锦衣卫狱，严刑拷打，两人招供：朱宸濠的确有造反的心，所以南昌城有变，应该就是谋反了。

朱厚照猛地吃了一惊，王琼要他不必多虑，因为王阳明在江西。他当初让王阳明到江西剿匪的终极目的就是担心有今天这件事。按他的见解，朱宸濠是个钉子，王阳明就是锤子。王阳明以雷霆速度剿灭南赣土匪的例证让朱厚照吃了颗定心丸。在王琼的提醒下，他立即发布命令，要王阳明担任江西巡抚，平定朱宸濠叛乱。

很快，王阳明的两道明言朱宸濠谋反的奏疏也陆续到京，朱厚照这次确信，朱宸濠真造反了。

朱厚照这回出人意料地不吃惊了，他对身边的亲信江彬和张忠说：“宁王怎么敢造反啊，太让我生气了，我真想和他短兵相接，手刃此贼。”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忠小心地探询：“不如您御驾亲征？”

朱厚照眼睛放光。江彬趁势说：“当初您出居庸关亲征蒙古小王子，天下人都对您的英雄事迹直竖大拇指。”

张忠继续挑逗朱厚照：“江南风景如画，美女如天仙，皇上从未去过吧？”

朱厚照眼前立即出现一番美女如云的幻境，他发情得跳了起来：“好，亲征！”

众臣哗然。几年前，朱厚照以“威武大将军朱寿”的名义跑到关外去和蒙古小王子打了一架，据说他以滴水不漏的指挥调度和身先士卒的无畏精神取得了那场战役的胜利，击毙蒙古人几百人，在民间传为美谈。但他是偷偷出关的，他后来回到北京时，所有大臣都向他发难，指责他穷兵黩武，以尊贵之躯陷危险之地，根本就不符合皇帝的身份。朱厚照为了解决这些烦恼，还动用廷杖，打了很多人的屁股。不过他在那时就明白，皇帝去战场艰难异常。所以之后的两年内，他虽然对战场如痴如醉，但在众臣的压力下再也没有出去过，只在紫禁城的各个皇家娱乐场所度日。据他自己说，虽然娱乐场所里有野兽有美女，凡是满足人欲的应有尽有，但与惊心动魄的战场相比，实在味同嚼蜡。

实际上，发生在1517年朱厚照和蒙古兵团的应州战役名不副实。朱厚照是在带着少量卫队出关游玩时偶遇蒙古兵团南下，朱厚照就以他的卫队为诱饵，引诱蒙古兵团发动攻击，然后以皇帝的命令调集各路边防部队。蒙古兵团在进入他设置的埋伏圈后，双方开战，蒙古兵团大败而逃。

一些人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朱厚照的军事才能。其实，人人都能诱敌，朱厚照能有应州战役的小胜，全是因为他以皇帝的身份调动增援部队，增援部队哪里敢耽搁片刻，而且有的边防部队根本未接到命令就跑来救驾。这是一场十倍于敌的战役，却让蒙古兵团主力冲出重围，简直是丢脸到家了。

按王阳明的看法，平时吃喝玩乐不肯静养良知的人，遇到战事时绝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做不到“不动心”。他们的心被物欲所牵引，一直在躁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镇定自信地指挥千军万马？

固然，明帝国的文官们都反对战争，更反对皇帝亲自参加战争。一部分原因是儒家本身对大动干戈就有排斥心理，一部分则因为，很多人都认识到朱厚照这个皇帝不过是个花花公子，根本就不是战神。

朱厚照深知，想要去江南必须先摆平他的文官们。擒贼先擒王，朱厚照决定先堵住内阁首辅杨廷和的嘴。他找来杨廷和问：“宁王造反，可曾派大将？”杨廷和说：“正在选将。”朱厚照一挥手：“选什么将啊，我亲自去。”

杨廷和立即发现1517年的往事要重演，他说：“区区一个宁王造反，王琼说有王阳明在，何必劳您大驾。”

朱厚照说：“社稷有难，我焉能坐视不理？”

杨廷和一下就戳穿了朱厚照的嘴脸：“皇上是想游览江南吧？”

朱厚照怒了，尤其是他发现杨廷和说的是对的时候，更是恼羞成怒。他拿出杀手锏，斥责杨廷和：“宁王造反，你们内阁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卫队被恢复，就是你的主意，我现在是替你收拾残局。你不感谢我，居然还无中生有地污蔑我。”

杨廷和马上意识到杀机四伏，急忙换了腔调：“恐怕众臣不允啊。”

朱厚照笑了，说：“这就是我来找你的目的。你去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我势在必行。”

杨廷和无奈地叹了口气，萎靡地离开皇宫。他一回到家，就把大门紧闭，任是谁来求见都不开门。文官们虽然没有杨廷和的领导，但都自发地跑到宫门号啕大哭，宣称皇帝亲征万万不可，在他们的哭声和诉求中，朱厚照听出了这样的意思：一旦亲征，江山社稷将有危险。

朱厚照对付这群危言耸听的人，唯一办法就是廷杖。他把哭得最响亮、最狼狈的几个大臣摁倒在地“噼里啪啦”地打。可很快就有大臣接替了前辈的位子，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哭声震荡屋瓦、树叶飘零、天空变色。朱厚照只好说，我不以皇帝的身份出征，出征的是威武大将军朱寿。

文官们就说，活了一大把年纪，为朱家王朝效力了半辈子，从没有在皇族里听过这个名字，此人是谁？有何奇功？能带兵出征？

朱厚照说：“这人你们不记得了吗？就是两年前在应州打得蒙古兵团鬼哭狼嚎的那位天才军事家啊。”

文官们继续闹，朱厚照不理睬，到他的娱乐场玩乐去了。他不必准备，自有人替他准备出征事宜，这个人自然是朱厚照最亲近的朋友江彬。

江彬原来是大同军区的一名低级军官。1511年，北京郊区发生群体性暴力事件，随之席卷全国，江彬的部队在本年奉调维稳。在维稳行动中，江彬神勇非常，大有明朝版城管之气魄，和变民对抗时身中三箭，拔出再战。这件英雄事迹传到中央，政府的官老爷想要树立个典型，就把江彬吆喝到了北京。于是，江彬得到了朱厚照的亲切接见。

朱厚照未接见江彬之前，政府老爷们命令江彬把包扎的箭伤暴露在外，那时正是春末夏初，乍暖还寒。江彬凭仅有的一点医学常识告诉政府老爷们，箭伤未痊愈，如果暴露在外，容易得破伤风，破伤风在当时可是很难攻克的医学难关，人得了后十有八九会没命。

但江彬的死活是江彬的事，政府老爷们对别人的事向来漠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这个典型在皇帝面前的表现。所以，江彬露出三处箭伤，跪在朱厚照脚下，心里想着一旦得了破伤风，该去找哪位医生医治。

朱厚照一见江彬，大吃一惊，江彬的三处箭伤分布在身体的不同部位：阑尾、胸口、耳根。由于被政府老爷训令必须体现箭伤，所以江彬的打扮很古怪：裸着上身，裤子褪在阑尾下，有些当时少数民族风格的打扮。换作任何一位靠谱的皇帝，江彬的衣衫不整可是大不敬，但现在的皇帝是朱厚照，吃惊过后，连呼“壮士”。就把江彬的伤口仔细研究了一回，让江彬穿上宫中官服，也就是说，江彬被升官了。

江彬懂军事，朱厚照喜欢军事，两人一拍即合，在大内搞军事演习，朱厚照暗暗发誓要和江彬成为一生的朋友。

江彬是个伶俐的人。据很多人说，他如果想和你结交，一顿饭的工夫就会让你把他当成知己。同时，他心机极深，不甘心做朱厚照身边的一条哈巴狗。在给朱厚照组织军队的同时，他其实也在给自己组织军队。

江彬和朱厚照极为亲近，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朱厚照喜欢下棋，江彬也喜欢下棋，所以两人经常下棋。朱厚照是臭棋篓子，江彬也是。但两个臭棋篓子相遇，更臭的那个总是输，所以朱厚照总是输。

朱厚照不但棋臭，棋品也臭，总悔棋。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跟他玩。可朱厚照是皇帝，江彬只好陪着玩。

这一次，朱厚照已经悔棋了十几次，最后时刻，江彬已稳操胜券，朱厚照又要悔棋，而且是三步。

朱厚照刚要去棋盘上抽子，江彬按住了朱厚照的手，说：“皇上，您这哪里叫下棋，简直是耍无赖。”

朱厚照笑嘻嘻的，当时在场的锦衣卫官员周骐却血向上涌，一直冲到脑门，冲破了理性，但他认为这是忠心的体现。他大喝一声：“江彬，你是什么东西，敢不让皇帝棋子，敢说皇帝是无赖，敢按着皇帝的手！”

三个排比句如三道巨浪，把江彬打得冷汗马上就下来了。他急忙把手从朱厚照手上拿下来，跪下说：“该死，我该死。”

朱厚照哈哈一笑，让他起来，并且训斥周骐：“我们在玩，搞那么多事干什么，你真是多事！”

周骐只好哑口无言。

江彬为朱厚照的南征所做的准备工作很快完成，京城卫戍部队和临时从北方几大军区抽调来的部队十几万人集结完毕，朱厚照以威武大将军朱寿的身份在北京城外誓师，然后浩浩荡荡地向南方开拔。

王阳明的倒霉日子倒计时。

真诚的权变：最难不过斗小人

朱厚照这次南下场面宏大，人才济济。除了威武大将军朱寿之外，还有挂将军衔的江彬、许泰，宦官张永、张忠，朱厚照还特意带了两个史官以记录他将来的丰功伟绩。

朱厚照于1519年农历八月二十二从北京出发，四天后走到河北涿州。北京紫禁城距涿州直线距离五十五公里，讨伐叛逆应刻不容缓，可朱厚照大军每天才走十多公里，这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把讨伐朱宸濠放在心上。据小道消息称，朱厚照所以走得这样慢，是因为他在和一个叫李凤姐的安徽美女游山玩水。

就当他在涿州和李凤姐欣赏祖国大好河山时，王阳明的两道捷报到了河北，第二道捷报中是这样说的：我知道您一听说宁王造反，必然御驾亲征。可很多事您并不知道，比如：宁王朱宸濠曾训练了一批杀手埋伏在北京通往江西的路上，这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刺杀您。只不过宁王失败得太快，您还没有来，所以他的奸计并未得逞。但这些杀手还在路上，而且他们是宁王忠诚的死士，如果您来，他们肯定会继续执行刺杀您的任务。且不说他们，光朱宸濠溃败后的余党就有无数隐藏在民间，他们在暗您在明，一旦他们发作，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请您千万别来！

朱厚照毫不理会这一提醒，却把王阳明的捷报当成瘟疫，暴跳如雷，说：“王阳明如此心急，真让朕愤怒，宁王这废物怎么如此不堪一击！”他发了一通邪火之后，就召集他的将军们讨论。张忠献上一计：扣住王阳明的捷报，不发北京。同时派人带着圣旨快马加鞭到江西和王阳明谈交易。交易的内容是，要王阳明把朱宸濠放到鄱阳湖上，皇上要亲自和他打一架，并且创造奇迹活捉朱宸濠。

朱厚照认为这是一条开天辟地的奇计，可使自己流芳百世。于是，命令张忠和许泰去江西和王阳明做交易，命令张永到人间天堂——杭州，为自己捉住朱宸濠后放松一下的生活做铺垫。

张忠能排除万难一路混到朱厚照身边并且成为朱厚照的红人，显然不是个简单的角色。他性格阴阳兼备、笑里藏刀、阴鸷易怒，连大太监张永都让他三分。而许泰出身将门，还是武状元，因有功封为伯爵，但品德烂污猥琐异常，和张忠勾搭成奸，在当时炙手可热。

两人一面向江西飞奔，一面派出锦衣卫拿着威武大将军的手牌去见王阳明。锦衣卫的速度惊人，1519年九月初，锦衣卫到达南昌城，并且向王阳明呈上威武大将军的手牌，命令王阳明和他见面。王阳明确信，朱厚照真的来南方了。

王阳明的弟子们说：“很明显，威武大将军就是皇上。他的手牌和圣旨到没有区别，应该赶紧相见。”

王阳明说：“圣旨是圣旨，手牌是手牌，怎可同日而语？大将军的品级不过一品，况且我是文官，他是武官，文武不相统属。我为什么要迎他？”

王阳明的弟子们大骇：“他明明就是皇上，老师您这是想瞒天过海，恐怕要得罪皇上。”

王阳明叹息道：“做儿子的对于父母错误的言行无法指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哭泣，怎么可以奉迎他的错误呢！”

王阳明的属下苦苦相劝。王阳明只好让一名属下代替自己去见那名锦衣卫。锦衣卫发了一通火，更让他不爽的是，按规矩，王阳明需要孝敬锦衣卫一大笔财物，可王阳明只给了五两金子。锦衣卫决定第二天返回张忠处，让王阳明吃点苦头。

第二天，王阳明出现了。他说他亲自来送锦衣卫上路，然后拉起锦衣卫的手，满怀深情地说：“下官在正德初年下锦衣狱很久，和贵衙门的诸多官员都有交情，但您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轻财重义的锦衣卫。昨天给您的黄金只是礼节性往来，想不到就这么点钱您都不要，我真是惭愧得要死。我没有其他长处，只是会做点歌颂文章，他日当为您表彰此事，把您树立成典型，让天下人膜拜。”

锦衣卫先是错愕，接着就是感动。他让王阳明握着手，说：“本来这次来是让您交出朱宸濠的，可我看您也没有这个意思，虽然我没有完成任务，但您的一番话让我心弦大动。我提醒王大人，还会有人来。”

王阳明装出一副惊异的样子，问：“为何要朱宸濠？朱宸濠既被我捉，本该我献俘才对啊。”

锦衣卫不语，转身跳上马背，一溜烟跑了。

王阳明不让朱厚照来，朱宸濠的杀手组织只是一个借口。唯一的理由是，朱厚照不会是一个人来，十几万大军就如漫山遍野的蝗虫，所过之处人民必定遭殃。他们仅以搜索朱宸濠余党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就能让无数百姓家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

现在，王阳明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押着朱宸濠急速北上，在半路堵住朱厚照，让他没有理由再来南方。1519年农历九月十一，王阳明把朱宸濠等一干俘虏装进囚车，从水路出发去堵朱厚照。

张忠和许泰一路猛追，终于在广信追上王阳明，再派两位高级宦官去见王阳明，声称是奉了皇上朱厚照的圣旨，要王阳明把朱宸濠交给他们。

王阳明这次面对的不是锦衣卫，而是东厂太监。锦衣卫还有点人性，东厂全是兽性，王阳明用对付锦衣卫那套办法对付东厂太监，显然是胶柱鼓瑟。他对弟子们说，对付恶人，千万别引发他的恶性，你不能和恶人直来直去地对着干，要懂得斗争的技巧。恶人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最怕的就是丧失利益。对付他们，只需要给他们摆清利害关系，他们就会知难而退。

王阳明热情地接待了两位高级宦官，两宦官请王阳明不要废话，立刻交出朱宸濠。王阳明慢条斯理地问：“这是皇帝的意思还是你们老大张忠的意思？”

两宦官冷笑：“当然是皇上的意思。”

王阳明又问：“皇上如此急着要朱宸濠，想要干什么？”

两宦官再度冷笑：“我们做下人的，怎敢去擅自揣摩圣意！”

王阳明就讳莫如深地说：“我大概知道皇上如此急迫想要干什么。”

两宦官以为王阳明发现了他们的阴谋，脸色一变，不过很快就恢复平静，问王阳明：“王大人难道是皇上肚里的蛔虫吗？”

王阳明说：“我能猜出个一二。宁王造反前在宫中府中朋友无数，天下人谁不知道，宁王交朋友靠的就是金钱。本来，这是宁王人际交往的一个方式，可他现在既然造反，就是叛逆，用金钱交朋友那就是贿赂。我进南昌城后在宁王府中搜到了一箱子账本，上面详细地记载了他给了什么人钱，给了多少钱，这人又为他谋取了多少好处。”

说到这里，两位宦官早已面无人色，因为朱宸濠的朋友里就有他二人。王阳明见二人已没有了刚见面时的傲慢，马上就清退身边的所有人，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两本册子，一本是账簿，另外一本则夹着二人和朱宸濠来往信件。这些信件完全可以证明二人和朱宸濠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在朱宸濠造反的准备工作中给予了很大帮助。王阳明把两本册子都递给二人说：“我仔细搜检了一番，只有这两本册子和二位有关，所以就都拿来，你们早做处理，以免后患。”

两人又惊又喜，对王阳明感激不尽。王阳明借势说：“我准备北上亲自献俘，二位可愿跟随？”

两位宦官急忙说：“不必，我等回张公公处报告。王大人放心，我等绝不会在您面前出现第二次。”

两人装出一副沮丧的表情回报张忠，说王阳明的确不好对付，取不到朱宸濠。张忠发誓事不过三。他再派出一个东厂太监中的狠角色，要他无论如何都要拿到朱宸濠。

这一次，在张忠看来，连神仙都不能阻挡他。王阳明的弟子们也认为，张忠第三次来取朱宸濠，势在必得，恐怕再用什么计谋也无济于事。王阳明内心平静如古井之水，特意在广信多留一天，等待张忠的奴才到来。

这位东厂宦官抱定一个信念：不和王阳明说任何废话，必须交人，否则就把王阳明当场法办。在东厂眼中，王阳明不过是个都御史，他们的祖宗刘瑾连内阁首辅都办过，何况区区王阳明！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提出要取朱宸濠时，王阳明没有和他针锋相对，而是马上同意。这位宦官正在沾沾自喜时，王阳明突然让人摆出笔墨纸砚，然后指着窗外说，朱宸濠的囚车就在外面，只要您写下下面的话：今某某带走朱宸濠，一切后果由我某某承担。然后签字画押，马上就可以领走朱宸濠。

这位宦官呆若木鸡，他不敢签字画押。他和张忠都知道这样一件事：朱宸濠绝不能出意外，但意外很可能会发生。朱宸濠余党隐藏在江西各处，如果这些人头脑一热，劫了囚车，自己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朱厚照砍的。

他试图让王阳明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张公公无论取什么，都不需要签字画押。

王阳明说：“那就请张公公亲自来！”

张忠不能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早听闻王阳明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怕出丑，一旦出丑就有了第二个原因，在朱厚照身边的江彬或张永会乘虚而入，取代他在朱厚照心中的位置。

他的人虽未去见王阳明，但却向王阳明扔了一把匕首。这把匕首涂上了一目了然的剧毒：他给朱厚照写信说，王阳明和朱宸濠的关系很异常，有两件事可以证明。第一件事是孙燧未巡抚江西前，朱宸濠曾给中央政府写信推荐人选，谈到王阳明时说过“王守仁（阳明）亦可”的话；第二件事是王阳明曾派了得意弟子冀元亨到宁王府，还许诺借兵三千给朱宸濠。至于证据，只要把王阳明扔进审讯室就能得到。最后，张忠用“墙头草”来归纳王阳明征讨朱宸濠这件事：他所以调转枪头揍朱宸濠，是他的良知发现朱宸濠难以成事。

王阳明得此消息时已过了玉山，正在草坪驿歇息。这个消息就如一颗炸弹在他头顶“轰”的一声爆开，他预想过张忠等人会用卑劣的手段对付自己，却从未想到会如此卑劣，居然把他和朱宸濠生拉硬扯上关系！

可他并未愤怒，诋毁来得越强烈，越需要冷静。愤怒能让自己阵脚大乱，良知不能发挥力量。他明白朱厚照即使相信他是清白的，可架不住朱厚照身边那群小人的吹风。他确定不能再向前走，向前走即使不是死路，也绝不是一条顺畅之路。良知告诉他，现在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就是要找到他和朱厚照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很快就被他发现了，那就是闲居在家的前首辅杨一清。

杨一清自和太监张永联合搞掉刘瑾后，在张永的帮助下青云直上，最后进入内阁担任首辅。1512年，钱宁来到朱厚照身边并迅速得宠，张永迅速失宠。作为他的好友，杨一清自然紧随其后被排挤出中央政府。

王阳明见到他，把张忠等人的行径轻描淡写地说了一遍，希望杨一清能发挥余热，给他指条明路。杨一清先是赞赏王阳明的功绩，又夸奖了王阳明忠君爱国的那颗心，然后遗憾地摇头说：“人走茶凉，我不在体制内混已好多年，哪里还有什么余热。”看到王阳明虽遇风波却不焦不躁，不禁暗暗称赞。于是他话锋一转说：“你可以找张永。”

张永张公公此时正在杭州为朱厚照的“工作视察”做准备。王阳明披星戴月来到杭州见张公公。张公公不见。

张永不见王阳明的心理基础是，王阳明已得罪了朱厚照身边的群丑，这种情况下，和王阳明交流是件极度危险的事。

但王阳明必须要让张永和他见面，他在门口扯起嗓子喊道：“我王守仁千辛万苦来见公公，为的是国家大事，公公为何不见我！”

孔子说，真正聪明的君子，要么不言，言必有中。王阳明对当时的其他太监说“国家大事”都不可能打动对方，却能打动张永。因为张永有良知，是个把国家大事当成自己事的好太监。

这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独到之处：说服对方的成功率，在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能力。有一次，王阳明的弟子们出外讲学回来，都很沮丧，王阳明问原因。弟子们说，那些老百姓都不相信您的心学。王阳明回答：“你们装模作样成一个圣人去给别人讲学，人们看见圣人来了，都给吓跑了，怎么能讲得好呢？唯有做一个愚夫笨妇才能给别人讲学。”

王阳明喊的那句话就是找准了张永的频率。张永把王阳明请进来，单刀直入问道：“你说的国家大事是什么？”

王阳明语重心长地说：“江西百姓先遭盗匪荼毒，后又遭朱宸濠蹂躏，已奄奄一息，如今皇上又要来。朱宸濠余党听说皇上来，肯定会给皇上制造麻烦，到那时岂不是刀兵又起？皇上安危是问题，江西百姓有可能会被逼上梁山，如何是好？”

张永叹息道：“我何尝不知道，可皇上身边那群小人蛊惑皇上非要来，皇上又喜欢出宫，我也没办法阻拦。我这次主动跟随，就是为了保护皇上，在力所能及之内劝阻皇上不要闹得太厉害，其他，就不是我所能管得了的了。”

王阳明向前一步，拉起张永的手握紧了，声音微颤：“公公您必须要管啊！”

张永认真审视王阳明，在那张憔悴的青黑色脸上充盈着焦虑，那是在为南方百姓担忧，为皇帝担忧。张永很是敬佩眼前这个老学究，两人很快就惺惺相惜起来。张永关心地问道：“王大人啊，你这颗忠君爱民的心让我好生佩服，难道你不知道你自己身处险境吗？”

王阳明无奈地一笑：“我知道，有人在皇上面前诬陷我私通朱宸濠，不过我已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只希望公公能拯救南方苍生和皇帝的安危。”

张永惊讶地问道：“你真不想知道他们为何要构陷你？”

王阳明摇头。他当然知道，但他向来不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别人，尤其是评说别人。

张永多费唇舌道：“这些人为了给皇上增添乐趣，要皇上南下。但皇上南下必须有个由头，现在朱宸濠被你擒了，皇上如果继续南下也就名不正言不顺，这群无耻小人当然不可能让皇上不开心，而且他们本人也想趁乱捞点油水，所以逼你交出朱宸濠放到鄱阳湖上，让皇上去擒拿，这样就师出有名了。可王大人你三番五次地不交朱宸濠，那群小人当然不开心，构陷你，也就在情在理了。”

王阳明借梯就爬：“我这次来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此事，我一身清白却被人无端泼脏水，真是悲愤。希望张公公能代我向皇上解释。”

张永陷入沉思，有句话他不知该说不该说，不过他还是说了：“你呀，把朱宸濠交给我。当然，我要朱宸濠和那群人要朱宸濠本心不同，我得到朱宸濠就可以面见皇上，向皇上说明你的忠心。”

这是王阳明最希望听到的，朱宸濠现在就是个烫手山芋，他爽快地答应了张永。这个张忠费尽心机都未得到的宝贝，张永却唾手而得。这不禁让人想到一句格言：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王阳明和张永分开后，并未回南昌而是到杭州净慈寺休养起来。原因有二：他的健康状况的确很差需要休养；皇上还未对他释疑，他必须在半路等着皇上的意思。

王阳明忙里偷闲，张永却忙碌起来。他以最快的速度推着囚车来到南京面见朱厚照，申明两点。第一，朱宸濠是王阳明主动交给他的，这样就减少了张忠等人对他的嫉妒。第二，他严正地指出，王阳明是忠贞之士，绝不可能和朱宸濠有关系，他基本上是毫不利己专门利国，可现在还有人想要利用剿宁王这件事大做文章陷害他。如果这群小人真的得逞，以后朝廷再遇到这类事情发生，谁还敢站出来，朝廷还有什么脸面教导臣下为国尽忠？

朱厚照被这番话打动，张忠和许泰仰头看天，不以为然。他们再出奸计，对朱厚照说：“王阳明就在杭州，离南京近在咫尺，为何他不亲自献俘，说明他心中有鬼。如果皇上您下旨召见，他必不来。”

朱厚照点了点头说：“传旨，要王阳明来南京。”

王阳明接到圣旨，就要启程。他的弟子们不无忧虑地说：“皇上始终没有召见过您，这次召见肯定是皇上身边那群小丑的奸计，这一去必是羊入虎口。”

王阳明正色道：“君召见臣，臣不去，这是不忠。”

弟子们苦苦哀求老师不能去，王阳明笑道：“我没那么傻，你们想想，那群小人真会让我和皇上见面？他们这是在试探我，你们看着吧，我在半路上就会被原路打回。况且，张公公肯定为我说了不少好话，如果我不去，不是把张公公给卖了！”

王阳明果然料事如神，他才离开杭州郊区，圣旨就来了：王阳明可在杭州养病，不必来南京。

他的弟子们正钦佩老师的神断时，王阳明却来了倔脾气。他对弟子说：“皇上不见我，我却要去见他。”弟子们吃了一惊，王阳明说：“我要给他讲讲良知，不要再胡闹下去。”说完这句话，他不顾众人的反对直奔南京，走到京口时，杨一清把他拦下了。

杨一清对行色匆匆的王阳明说，不要去南京，去了也是白去。

王阳明一旦有了定见，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他坚定自己的主张。杨一清悄声对他说：“张忠和许泰已经去了南昌。”

王阳明惊问：“他们去南昌做什么？”

杨一清笑道：“当然是想从朱宸濠之乱中捞点油水，你以为他们去普度众生吗？”

王阳明半天不说话。

杨一清看着别处，唉声叹气道：“南昌城的百姓要受苦了。”

王阳明“腾”地站起来，大踏步冲出门。

杨一清喊他：“去哪儿？”

“回南昌！”声音还在，人已不见。

张忠和许泰的确已到南昌，正如杨一清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到南昌城是为了捞点油水，人人都知道朱宸濠有大量财宝，包括朱厚照，所以当张忠和许泰暗示朱厚照去南昌城会有莫大的好处时，朱厚照一口同意，还给了他们几万政府军。张、许二人就打着“扫清朱宸濠余孽”的旗子如鬼子进村一样进了南昌城。

两人一进南昌城，马上把城里的监狱恢复，一批批“朱宸濠余党”被拖了进来，接受严刑拷打，只有一种人能活着出去：给钱。

没有了王阳明的南昌城已如地狱，鸡飞狗跳，声震屋瓦、怨气冲天。幸好，王阳明马不停蹄地回来了，1519年农历十一月末，王阳明以江西巡抚的身份进了南昌城。百姓们箪食壶浆迎接他，惹得张太监醋意大发。他对许泰说：“王阳明这人真会收买人心。”许泰说：“人心算个屁，谁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兵强马壮才得天下。”

这是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很快将得到证实。

百姓对王阳明越是热情，王阳明的压力就越大。他必须拯救南昌城的百姓于张、许二人的水火之中。如果有机会，他还想拯救两人的良知。

他分两步来走，第一步，树立权威，必须让张、许二人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他王阳明才是南昌城的一把手，而不是别人。他回南昌的第二天，穿上都御史的朝服去了都察院。张忠、许泰正在都察院琢磨朱宸濠的财宝去向，看到王阳明昂首独步而来，存心要他难堪。张忠指着一个旁位给王阳明看，意思是，你坐那里。

王阳明视而不见，径直奔到主位，一屁股坐上去，如一口钟。张、许二人目瞪口呆，王阳明才假装反应过来，示意他们坐下——旁位。

许泰冷笑，看着王阳明说：“你凭什么坐主位？不知高低！”

王阳明盯准了他，说：“我是江西巡抚，本省最高军政长官，朱宸濠叛乱，都察院没有长官，依制度，我顺理成章代理都察院院长，这个主位当然是我的。况且我是从二品，你等的品级没我高，你们不坐旁位坐哪里？”

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张、许二人，包括头脑灵敏的江彬都无法反驳。王阳明发现自己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于是乘胜追击：“咱们谈谈朱宸濠余孽的事吧。”

没有人和他谈，三人拂袖而去。

确立权威后，王阳明开始第二步：切断张、许二人捉拿朱宸濠余孽的来源。他命人悄悄通知南昌城百姓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南昌城，等风平浪静后再回来。但很多人都走不了，因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故土难离。所以，张忠一伙人每天仍然忙碌不堪，监狱里鬼哭狼嚎。

张忠等人也有计划，模式是剥洋葱。他们不敢直接对王阳明动手，所以从外围突破捉来王阳明的头马伍文定，严刑拷打，要他承认王阳明和朱宸濠的关系。伍文定是条硬汉，死活都不让他们得逞。

这一计划流产了，他们又生奇计：派一批口齿伶俐的士兵到王阳明府衙门前破口大骂，这是泼妇招式。王阳明的应对策略是，充耳不闻。他和弟子们专心致志地讨论心学，在探讨心学的过程中，整个世界都清静如海底。

王阳明的淡定让张忠团伙无计可施，正如一条狗面对一个蜷缩起来一动不动的刺猬一样，无从下口。

王阳明发现他们黔驴技穷后，发动了反击。反击的招数正是他最擅长的“攻心”。

1520年春节前夕，南昌百姓开始祭祀活动，城里哭声震天。王阳明趁势发布告示，要南昌城百姓在祭祀自己的亲人时也不要忽略还有一批不能和父母相见的孩子，那就是被张忠带来的中央军。中央军的战士们看到告示后流下泪水。张忠等人还没有拿出反击的办法，王阳明趁热打铁，再发布告示说，中央军的弟兄们不远万里来南昌，万分辛苦，他代表皇帝犒师。实际上，王阳明的犒师搞得很简单，他只是让百姓们端着粗茶淡饭在大街小巷等着，只要看到中央军士兵就上前关怀，这些武夫们个个心潮澎湃。王阳明本人也亲自上阵，每当在街道上遇到郁郁寡欢的中央军士兵时，都会嘘寒问暖一番。这就是将心比心，永远都不会过时，必能产生奇效。

很快，张忠这伙人就得到极为不利的消息：军营中的绝大多数士兵已开始念叨王阳明的好，同时对自己在南昌城里做过的坏事忏悔。许泰敲着桌子气急败坏地说：“完了完了，军心散了。”张忠默不作声，江彬眉头紧锁。许泰絮絮叨叨起来：“姓王的给这些人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他们如此是非不分。”

江彬缓缓地伸出两指，说：“俩字，攻心。”

张忠把拳头捶到桌子上，咬牙切齿道：“姓王的太善玩阴的，我们真是玩不过他。”

江彬冷笑道：“每个人都有弱项，我们找到他的弱项，给他点颜色看看。”

许泰冷冷道：“我听人说姓王的是圣人，无所不能。”

江彬指了指墙上挂的一张弓，吐出一个字：“弓。”

许泰没明白，张忠一点就透，拍着大腿跳起来，喊道：“他王阳明弱不禁风，看他这次不出丑才怪！走，请王阳明去校场。”

校场人山人海，都是张忠组织起来的士兵，王阳明施施然来了。

张忠扔过一张弓来，向王阳明说：“懂射箭吗？”

王阳明看了一眼弓，笑笑说：“略懂。”说完，就从旁边的箭筒里抽出一支箭搭到弓上，看向远处的箭靶，缓慢而有力地拉弓，二指一松，“嗖”的一声，箭如流星飞了出去，正中靶心。箭杆犹在震颤，王阳明的第二支箭已在弓上，略一瞄，二指一松，这支箭的箭杆在靶心上震颤得更厉害。张忠惊讶得来不及张嘴，王阳明的第三支箭已飞了出去，又是正中靶心。三支箭的射击一气呵成，王阳明脸不红心不跳，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

王阳明向士兵们微微一笑，把弓扔回给张忠，一拱手：“献丑了。”说完转身就走。张忠团伙垂头丧气，这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反击王阳明的招数，可惜惨败。

射箭事件后，张忠团伙的所有成员都发现他们的队伍不好带了，执行力下降，有些士兵甚至还跑到王阳明那里去听课。他们一致确定，王阳明是南昌城的真正主人，而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夹着尾巴走人。

南昌城百姓用最热烈的仪式欢送他们，每个人都在心中祈祷，瘟神来南昌只此一回。王阳明没有祈祷，他知道祈祷也没用，因为张忠团伙对他的攻击必有下文。

的确有下文，张忠等人一到南京见到朱厚照，马上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王阳明来。

张忠说：“王阳明平定朱宸濠功劳一般，实际上是知县王冕（前面提到的活捉朱宸濠那位）擒了朱宸濠。”

朱厚照“哦”了一声，许泰立即跟上：“王阳明拥兵自重，将来必占江西造反。”

朱厚照“啊”了一声，张永在旁边冷笑道：“您有什么根据吗？”

许泰是能发不能收的人，幸好江彬接过话头：“王阳明在南昌城用小恩小惠收买军心，我们的士兵几乎都被他收买了。如果您不相信，现在下诏要他来南京，他肯定不敢来。”

朱厚照笑了，说：“下旨，要王阳明来南京。”

诏书一到南昌，王阳明立即启程。可当他走到安徽芜湖时，张忠团伙又劝朱厚照，王阳明是个话痨，来了后肯定要你别这样、别那样。

朱厚照点头说：“下旨，要王阳明回南昌。”

王阳明现在成了猴子，被耍来耍去，还没有申辩的机会。他不想当猴儿，所以没有回南昌，而是上了九华山。

江彬派出的锦衣卫如狗一样跟踪而至。王阳明知道有狗在身后，所以他每天都坐在石头上，闭目养神，仿佛和石头合二为一了。

锦衣卫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只好回报江彬：王阳明可能得了抑郁症。

抑郁症没有，但王阳明的确得了病。他三次上书朱厚照，要回家养病，同时看一下入土多时的祖母。朱厚照在张永的阻拦下三次不允，王阳明在九华山上对弟子们说，这可如何是好，我现在是如履薄冰，不敢多走一步，很担心被张忠等人拿了把柄去。

弟子们说：“老师也有退缩的时候啊。”

王阳明回答：“谁喜欢身在诬陷的漩涡里！”

弟子们问他：“那您现在该怎么办？”

王阳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直到南京兵部尚书乔宇的到来。

乔宇本是北京民政部的副部长，因得罪江彬而被排挤到南京坐冷板凳。可能是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突然有一天他认定江彬要谋反。没有人相信他，他却矢志不移地向别人灌输这个信念。朱厚照南下，他捶胸顿足，认定江彬可能要在这个时候动手。可还是没有人相信他，他于是找到王阳明，说了自己的担忧。

王阳明也不太相信，乔宇就说了一件事证明自己的判断。这件事的经过如下：几日前，朱厚照和江彬到郊外打猎，某日宿营突然发生夜惊，士兵们纷纷到皇上军帐前保卫，想不到皇上居然不在军帐。找了许久，才在一个山洞找到狼狈不堪的皇上，和皇上在一起的就有江彬，江彬紧张兮兮。

王阳明没有乔宇那样丰富的想象力，不过他曾在给朱厚照的信中谈到过朱厚照南下面临的风险，朱宸濠余党还在江湖上，皇上又不肯回北京，如果真的发生不测……

王阳明不敢想下去，他的良知也没有再让他想下去，而是让他马上行动起来。1520年农历六月，王阳明集结军队在赣州郊区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演习准备期间，王阳明的弟子都劝他不要如此高调，因为张忠团伙贼心不死，搞演习就是授人以柄。

王阳明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有苦衷，我要警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打皇上的主意。话说回来，即使我不搞军事演习，那群人想找麻烦就一定能找得出来。既然横竖都是被人盯着，何必畏畏缩缩，如果有雷就让它打吧，有电就让来闪吧。”

仁者所以无惧，是因为做事全凭良知。

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一想法，王阳明作了一首《啾啾鸣》：“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镯镂？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抱竿驱虎如驱牛。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这是王阳明经历张忠团伙的诽谤和构陷后豁然开朗的重新认识，超然、自信、不惑、不忧的人生境界跃然纸上。

让人惊奇的是，朱厚照对王阳明大张旗鼓的军事演习毫无意识，所以当江彬向他进谗言说王阳明别有用心时，朱厚照一笑置之。朱厚照现在最迫切的想法是让朱寿大将军名垂青史。几个月前，他真把朱宸濠放到了鄱阳湖上，派给朱宸濠一群士兵，这群士兵的唯一工作就是擂鼓和挥舞旗帜。朱厚照英勇神武，身穿重甲，站在船头指挥作战，朱宸濠毫无还手之力，缴械投降。这是一场完全有资格载入史册的战事，朱厚照决心要把这件事和他当初的应州大捷写入他的人生，这叫双峰并峙。

他的这一想法给王阳明制造了难题。王阳明曾向中央政府连上两道捷音书，天下人都知道是王阳明捉了朱宸濠。现在要把这一客观事实改变，解铃还需系铃人，王阳明想躲也躲不开。

朱厚照明示张永，要他暗示王阳明，重上江西捷音书。

张永哭笑不得地暗示王阳明：只要把张忠团伙和朱厚照写进平定朱宸濠的功劳簿里，此前种种，一笔勾销。王阳明也哭笑不得，他是个有良知的人，不能撒谎。即使面对种种构陷也不愿意撒谎。

张永对王阳明的高洁品格印象深刻，他只好拿出最后一招，也是王阳明最在意的一招：如果按皇上的要求重写江西捷音书，皇上马上回北京！

王阳明片刻没有迟疑，马上按照要求重写。张永成功了，因为他知道王阳明不在乎自身安危，却在乎皇上和天下百姓。皇上在南方多待一天就多一天危险，而当地百姓也会早日解脱，要知道，皇上和他的军队每天吃喝的钱可都是民脂民膏啊！

1520年农历七月十七，王阳明献上修改版平定宁王报捷书，朱寿大将军、张忠、许泰、江彬成为功勋，王阳明屈居功臣第二梯队。

朱厚照果然说话算话，1520年农历八月下旬，朱厚照从南京启程回北京。王阳明得到消息后大松了一口气。有弟子问他：“老师您受到如此不公正待遇，却还心系皇上，这是良知的命令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刁，所以王阳明被问住了。

人生在世，难免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可当遇到不公正待遇时，我们该怎么办呢？王阳明时常教导弟子，为了自己相信的正义要勇敢去拼，不要做缩头乌龟，否则就是活千年，不过是千年的禽兽。如果王阳明知行合一，他就应该在面对张忠团伙的无耻和朱厚照的昏聩时勇敢地说“不”，他应该抗争，而不是畏畏缩缩地被人牵着鼻子走，到头来贡献了力量却没有得到荣誉，任何人的良知都不会教导他，这样做是对的。

王阳明思考了很久，终于说出了一个可以让人接受的答案：“应视功名利禄如浮云，要勇敢地去做事，不必计较事成之后的荣耀。有荣耀是我幸，无荣耀是我命，这就是良知给我们的答案。”

致良知

直到1520年农历九月前，王阳明始终把“存天理去人欲”作为他心学的终极目标。每当有人问他应该如何成为道德圣人时，他给出的方法也只是“存天理去人欲”，但经历了张忠团伙处心积虑地谗诬构陷而能毫发无损后，王阳明的心学来了一次飞跃，这即是“致良知”的正式提出。从此后，王阳明什么都不提，只提“致良知”。

有人考证说，“致良知”早就被南宋的理学大师胡宏提出过，我们已无从得知王阳明是不是抄袭了胡宏，还是根本不知道胡宏而自创出来的，无论哪种情况，在今天，“致良知”和“王阳明”已成一体，不容置疑。

“致良知”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用良知去为人处世。按王阳明的话说则是，由于良知能分清是非善恶，所以它就是天理，致我心的良知于万事万物上，万事万物就得到了天理，于是皆大欢喜。

“致良知”的运行原理是什么呢？王阳明和弟子陈九川的一段对话是最佳的答案。

陈九川向王阳明提出这样一个困惑：“心学功夫虽能略微掌握些要领，但想寻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地方，倒十分困难。”

王阳明告诉他：“你正是要到心上去寻找一个天理，这就是所谓的‘理障’。此间有一个诀窍。”

陈九川就问诀窍是什么。

王阳明回答：“致良知。”

陈九川问：“如何致良知？”

王阳明回答：“你的那点良知，正是你自己的行为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不可能有丝毫的隐瞒。只要你不去欺骗良知，真真切切地依循着良知去做，如此就能存善，如此就能除恶。此处是何等的稳当快乐！这些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诀，致知的实在功夫。若不仰仗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关于这点，我也是近年才领悟得如此清楚明白的。一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肯定会有不足，但经过仔细体会，自然会感觉到没有一丝缺陷。”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致良知”就是“格物致知”里的“致知”，它的运行原理就是按良知的本能（能分是非善恶）指引去为人处世。

我们现在可以追溯王阳明如神的用兵事迹，他对付江西土匪和朱宸濠未败一战，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在多方面考察和大量资料搜集后，一旦定下战略就绝不更改。这恰好就是“致良知”的力量。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王阳明心学认为人心中有个能分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人不必靠典籍，也不必靠其他外在的方面来证明，良知刹那间一发作，那就是正确答案。但千万不能有第二次发作，也就是在一件事上不要反复思考，记住你面对事情时脑海中的第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最佳方案，这也就是真正的致良知。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就应该致良知，相信自己良知的力量，按良知的指引做出决定，这样才不会疑虑和悔恨。

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阳明是在1520年农历九月的哪一天提出了致良知的心学思想，我们只是知道，王阳明心学又被称为“良知学”，可见，致良知在王阳明心学中的分量。

据王阳明自己说，提出“致良知”还要特别感谢张忠团伙，如果没有他们对他进行的百般构陷使他每天都在生死一线徘徊，他就不可能在这极端恶劣的人为环境中提出“致良知”。

王阳明对良知的评价非常高，他曾在给弟子的书信中说，考察人类历史和神鬼历史，发现“致良知”三字是圣门正法眼藏，能规避灾难、看淡生死。人如果能致良知，就如操舟得舵，纵然无边风浪，只要舵柄在手，就能乘风破浪，可免于沉没。

听上去简洁明快的“致良知”真的有如此神奇？王阳明的回答是坚决的肯定，不过他也有担忧，说：“就是因为致良知如此简捷，很多人会不太重视，走向歧路。实际上，我的致良知之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真不可以轻视。”

王阳明这种担忧是必要的，多年以后，王阳明心学的衰败就是他这种担忧成了事实。我们也无从明白，王阳明怎么会把“致良知”看得如此重要，并且预见性地认为人们在学习良知学时会走歪路。

依我们之见，致良知无非是用良知去为人处世而已，这有什么难的？可王阳明却说，人人都明白，但很少有人能真的做到。一件坏事到眼前，良知明明告诉你不要去做，可无数人还是违背了良知的教导。这就是王阳明为什么说“致良知”看似简易，其实艰难的原因：知行不一。

按王阳明的意思，如果我们做每件事都按良知的指引去做，那就能获得不动如山的心和排忧解难的智慧。他在张忠团伙的非难中能安然度过，除了一点点运气外，靠的就是这种不动如山的心和排忧解难的智慧，而这两种东西，必须长时间地坚持致良知才能获得。

王阳明心学无非如此！

它难就难在我们很多人都不能持之以恒地致良知，如果真能坚持到底，那超然的心态和超人的智慧就会不请自来。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都不能把致良知坚持到底，所以我们缺乏不动如山的定力和解决问题的智慧，烦恼由此而生。

1520年农历九月后，王阳明开始向弟子们讲授“致良知”。第二年五月，王阳明在白鹿洞书院大事声张“致良知”，并且声称，他的“致良知”学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直接从孟子而来，也就是说，圣学到孟子后就戛然而止，赖天老爷垂青，终于让他接下了孟子手中的棒子。这种说法，韩愈、程颐、陆九渊、朱熹都用过，并无创新。王阳明还煞有介事地说，他提出的“致良知”是千古圣贤尤其是孟子遗留的一点血脉。对于那些讥笑和反对他学说的人，他长叹说：“这些人顽固得很，就是滴血认亲得到证据，他们也不会相信。”

王阳明显然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孟子所谓的“良知”纯粹立足于人的情感上，也就是道德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都属于道德，属于善恶之心。而王阳明提的“良知”则除了关于道德的善恶之心外还有关于智慧的是非之心，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在王阳明弟子越来越多的同时，他的学术敌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攻击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是枯禅，理由是，禅宗主张直指本心，人人都有佛性，佛在心中坐，不去心外求。而王阳明的心学和禅宗异曲同工，无一例外的，他的学术敌人都是朱熹门徒，发誓有生之年和王阳明心学不共戴天。

王阳明的反应很让这些人愤怒，他不但未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1521年农历八月回浙江余姚后，他居然肆无忌惮地扩招门徒，搞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余姚有个王阳明在讲心学。在他的敌人看来，王阳明明知道自己的学说是荒谬的，应该痛哭流涕地向他们忏悔。可王阳明不但不知悔改，还拿圣人孟子当挡箭牌，这真是恬不知耻。

攻击谩骂王阳明的声音在整个明帝国成了学术界的主旋律，上到中央政府高级官员下至地方小吏，王阳明的敌人满坑满谷。当然，对他顶礼膜拜的人也是浩如烟海。王阳明大有不管不顾的气势，用他的话说，我只相信自己的良知，其他一概不理。

他曾和弟子们谈论过这样一件事：为什么王阳明自平定朱宸濠后，他的学术敌人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层出不穷。有弟子说，因为先生立下与天地同寿的奇功，所以很多人都嫉妒先生，因妒生恨，这应该是真理。还有弟子说，这是因为先生的学说影响力已如泛滥的黄河一发不可收拾，而那些朱熹门徒自然要站出来反抗让他们耳目一新的学说。更有人说，先生创建了动摇山河的功勋，所以尊崇先生的人越来越多，根据辩证法，那些排挤阻挠先生的人也就越来越卖力。

王阳明说：“诸位的话有道理，但并不是根本。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未发现良知妙用之前，我对人对事还有点乡愿的意思，也就是言行不符。可我确信良知的真是真非后，就发现只要我按照良知的指引去为人处世，心情非常愉快，由此就养成了‘狂者’的胸襟。即便全天下人都讲我言行不符也毫无关系。这就是自信，真正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良知！良知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那就去做，不必顾虑、不必计较。”

如果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格物致知”是王阳明心学的基调，那么，他后来提“知行合一”“存天理去人欲”则是探索模式。1520年，他提出“致良知”，由此给了王阳明心学的灵魂。到他1521年这次和弟子谈话后，王阳明心学第一次在他身上有了成果：超狂入圣。王阳明心学的主张就是要成为圣人，先要成为狂者，然后才能循序渐进，进入圣人殿堂。

所谓“狂”，就是在相信真理的前提下时刻坚持真理、践履真理，其他一概不管。或者说，和真理无关的事就不是我的菜，对于不是我的菜，我不需伪饰，只要本色表现就可以了。

王阳明年轻时就是个狂放不羁的人，坚持建功立业的真理。为了这个真理，他废寝忘食苦读兵法，不屑众人的嘲笑在饭桌上用果核排兵布阵，这就是狂。因为他本是个狂人，所以他英雄相惜，他也喜欢别人是狂人。1520年他收服王艮就是个典型例子。

王艮原名王银，出生于儒家大本营山东泰州，父亲靠煮盐维持全家生计，王艮七岁开始学习理学，四年后辍学继承父业，二十五岁时成为当地富翁。由于经济条件许可，王艮重新回归理学，他的天分和刻苦成就了他，二十九岁的某天夜里，他从梦中惊醒，浑身大汗如雨，突然感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确切地说，他悟道了。

其实，即使朱熹本人，也不可能在四年时间里悟透理学之道，王艮的悟道只是他没有深厚的理学基础，没有基础就没有思想负担，一番胡思乱想后就很容易让自己误以为悟道了。王艮自悟道后，就四处讲学，他的讲学有个特点：不拘泥陈说旧注，而是根据自己的心理、以经证心，以悟释经。说白了，就是望文生义，但因为可以言之成理，所以他的听众越来越多。三十七岁时，王艮已在泰州声名大振，他把自己塑造成超级特立独行的人物：按古礼定制了一套冠服，帽子叫“五常冠”，取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义，衣服是古代人穿的连衣裙“深衣”。穿戴完毕，他捧着笏板，行走时迈的步子经过精致的测量，坐时一动不动，和死人唯一的区别就是还有气息。

王艮还有一特立独行之处，就是嗜酒、嗜赌如命。1520年他到江西挑战各路理学大家并且百战百胜。他最后狂傲地宣称，天下没有人可以当他的对手。当有人告诉他，江西有个叫王阳明的在学术上很厉害时，他冷笑。

王阳明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后，派人隆重地去邀请。王艮没有时间，他正在喝酒赌博。王阳明不停地去请，王艮不停地在喝酒赌博。

王阳明的弟子劝王阳明：“这种人还是算了，他既然不想来，强求不得。”

王阳明说：“据说这人很有‘狂’气，我非要他来见我不可。”

弟子们问：“难不成去绑架他？”

王阳明笑了笑，找出几个学习能力强的人专门学习喝酒赌博。这几名弟子学成后就跑到王艮面前，先是喝酒，把王艮喝得大醉三天，又和王艮赌博，王艮输得一塌糊涂。王艮大为叹服，对方却告诉他，我们不是自学成才，而是有名师指导。王艮问是何人，他们就把王阳明的名字告诉了王艮。

王艮大吃一惊，说：“想不到王阳明这老儒还会这些东西。”

这些赢家就说：“我们老师非腐儒，而是能灵活变通的圣人。”

王艮打了几个酒嗝，推开牌局，说：“那我要去见见他。”

王艮戴上了他的复古帽，穿上了他的非主流衣服，捧着笏板来见王阳明。二人开始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王阳明：“你戴的是什么帽子？”

王艮：“舜帝的帽子。”

王阳明：“穿的什么衣服？”

王艮：“春秋道教创始者老莱子的衣服。”

王阳明：“为什么穿这样非主流的衣服？”

王艮：“表示对父母的孝心。”（舜和老莱子都以孝著称）

王阳明：“你的孝道贯通昼夜吗？”

王艮：“当然。”

王阳明：“如果你认为穿这套衣服就是孝，那你脱掉衣服就寝时，你的孝还在吗？”

王艮：“我的孝在心，哪里在衣服上！”

王阳明：“既然不在衣服上，何必把衣服穿得如此古怪？你是想把孝做给别人看？”

王艮：“……”

王艮：“咱们来谈谈天下大事吧。”

王阳明：“君子思不出其位，天下事可不是你这样的人应该管的。”

王艮狂傲道：“我虽是个草民，但尧舜君民之心，没有一天忘记过。”

王阳明：“当年舜是平民时在山中和野兽玩乐，快乐得忘记了还有天下这回事。”

王艮：“那是因为上有尧这样的圣君。”

这回轮到王阳明答不上来了。王艮说得对，上有尧那样的圣君，作为平民的舜才没心没肺地忘记还有天下这回事。可如果上有朱厚照那样的混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平民，是否还应该没心没肺呢？

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和王艮在后者着装上的谈话已经透露了王阳明“心即理”的心学核心，而王艮的回答恰好符合了这个心学的核心。王阳明发现，这是一个可塑之才，大喜之下，连忙给王艮脑子里灌他的心学思想，从“格物致知”谈到“诚意”，再谈到“存天理去人欲”，最后谈到“致良知”。王艮听得一愣一愣的，深深拜服。王阳明最后说，其实你已有了“狂”的灵魂，但有点跑偏，你应该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得到“狂”的真谛，这就需要你致良知。你的名字“银”边是个金字，金乃狂躁流动之物，把它去掉，名为王艮，字“汝止”。这是提醒你自己：要静止，不要太流动。

王艮同意王阳明的见解，从此专心地学习起心学来。王阳明后来说，我收服王艮比我平定朱宸濠还有满足感。但也正是这个王艮，后来把王阳明心学的这只巨舟驶入狂傲不羁的禅宗海洋，让王阳明心学的敌人们有了攻击的话柄，从而导致了心学在明代被围剿，直致没落。

当然，这是后话了。

从王阳明的角度来看，王艮犯的致命错误就是，全力渲染良知的效用，而不注重光明良知。王阳明说，因为我心中有良知，良知能辨是非善恶，所以我只要按良知的指引去做事就一定符合天理。问题是，良知能分是非善恶，是因为良知光明。如果良知不光明，在是非善恶上，它的作用就会微乎其微。王阳明一直主张，你固然有良知，可别人也有良知，只有大多数人的良知认定同一件事是对的或者错的，那才叫心即理，否则就不是。

王艮和他后来的弟子都有这样的思路：良知告诉我，五花肉好吃，那不管什么场合面对什么人我都吃。可如果我们面对穆斯林时吃猪肉，那就是大不敬，这种行为就不符合天理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良知分清的就不是“是”或者“非”，它完全拧了。

不过这大概也不能怨王艮，王阳明在对待良知能分清是非的问题上，也刻意强调良知的作用。曾经有个叫杨茂的聋哑人向王阳明请教如何对待“是非”，王阳明用笔和他交谈。

王阳明：“你的耳朵能听到是非吗？”

回答：“不能，因为我是个聋子。”

王阳明：“你的嘴巴能够讲是非吗？”

回答：“不能，因为我是个哑巴。”

王阳明：“你的心知道是非吗？”

杨茂兴奋起来，手舞足蹈，拼命点头。

王阳明最后写下这样的话：“你的耳朵不能听是非，省了多少闲是非；口不能说是非，又省了多少闲是非；你的心知道是非就够了。”

人人都有良知，所以人人心中都知道“是非”，但耳朵不听是非，口不说是非，那也不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说他已进入狂放不管不顾的境界，其实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至少他在良知指引下的狂放境界就不能绝对地解决下面的问题——对朱厚照的评价。

伟大的杨廷和

人人都知道王阳明在平定朱宸濠中居功至伟，人人也都知道，王阳明最终闹了一场空。他的全体弟子都为他抱不平，但无济于事。甚至是退休在家的杨一清也为王阳明抱不平，也无济于事。整个1520年，王阳明成了一把扫帚，扫完朱宸濠这堆垃圾后就被人放到墙角，中央政府所有高官显贵都故意不想起他。

1521年农历三月，王阳明的光明时刻看似到来。因为朱厚照死了，环绕在他身边的垃圾群如冰山消融，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江彬。

1520年末，朱厚照一行到达通州，江彬提醒朱厚照不要回紫禁城，因为一旦回紫禁城再出来就很难。江彬设法让朱厚照相信，在通州完全可以处置宁王余孽，完事后可以去他在大同建造的行宫。朱厚照欣然同意，就在通州，审讯朱宸濠同党。钱宁和吏部部长陆完被拖到他面前，朱厚照对二人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们以谋反来回报他对他们的信任。他以恶作剧的方式来惩治这两个罪犯：把二人剥得一丝不挂，五花大绑，站在严寒天气中让士兵向他们身上吐口水。凌辱完毕，他命令把二人凌迟处死。至于朱宸濠，他显示了家人温情的一面：允许朱宸濠自尽，不过朱宸濠自尽后，他命令把朱宸濠的尸体烧成灰烬。

虽然朱宸濠已灰飞烟灭，但朱厚照相信江彬的说法，所以对中央政府官员要他回京的请求置之不理。但他的身体已不允许他再胡闹。两个多月前，他在江苏淮安的清江浦独自划船时，船莫名其妙地翻了，他喝了好多口水才被人救起。也就在那时，他经常会感到寒冷，不停地咳嗽，到通州时，他给人的感觉已是有气无力。

他其实特别想去大同行宫，可紫禁城来到通州的御医告诉他，如果不回北京进行一番正规的疗养，那后果不堪设想。朱厚照听到这句话时很遗憾地看了看江彬，江彬欲言又止的神情让朱厚照如坠云里雾里。

1520年农历十二月初十，朱厚照终于病体沉重地回到紫禁城。虽然如此，他还是进行了一番夸张的表演：几千名捆绑着的俘虏排列在通往皇宫的路旁，他则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军装耀武扬威的“检阅”俘虏们，由于身体原因，这场表演很快结束了，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表演，有点失败。

三天后，他勉强从床上爬起到天坛献祭。在群臣的惊呼声中，他当场晕倒，被抬回紫禁城时，气若游丝。皇家御医们虽然保住了他的命，却没有恢复他的健康。1521年农历二月初二，他带病和一位宫女进行质量不高的性生活，之后，病情加重，只有躺在病床上回忆往事。1521年农历三月十四，朱厚照一命呜呼，享年三十一。

一直以来，人们对朱厚照的评价都不高。大家普遍认为，朱厚照是一位自私任性的皇帝。倘若用王阳明心学来评价他，应该有两种评价：作为普通人，朱厚照无疑是很出色的，因为他能创造心灵的自由，他不被那群腐朽的老臣订立的规则所左右，只活最真实的自己；但作为皇帝，他是极不合格的。朱厚照在享受皇帝权力带给他快乐时却很少履行皇帝应该尽的责任。按王阳明心学的解释，朱厚照的心中应该有这样的天理：我要为江山社稷负责，要为黎民苍生负责。可事实证明，他没有。他心中的“天理”就是：我行我素，让自己成为一个“将军—皇帝”式的皇帝。如你所知，这和大多数人（儒家门徒）对皇帝心中应该具备的天理的共识背道而驰。

天理是什么，其实就是有良知的大多数人对一个道理达成的共识。显然，身为皇帝，朱厚照没有按他的良知去行事。

江彬也没有按自己的良知去行事。朱厚照在残存于世的那两个月里，江彬一直在违背良知。他明知道朱厚照已病入膏肓，却还要求朱厚照去大同行宫，目的只有一个：朱厚照死时，他能在身边，将来的事就都好办了。

但朱厚照忽然变得聪明起来，回到北京紫禁城，这让江彬的计划泡汤。他明知道伪造圣旨不是臣子应该做的事，可还是在1521年农历三月初九伪造了一道“要江彬担任北京郊区边防军司令”的圣旨。

北京郊区的边防军是江彬几年前在得到朱厚照许可的情况下调动的大同军区部队，这是一支训练有素、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能以一敌百。江彬希望这支军队能为他的前途保驾护航。他接下来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守在朱厚照病榻前，只要朱厚照一死，他可以再伪造朱厚照的遗命，而他江彬则将名标青史。至于怎么名标青史，江彬的答案是：造反。

这一计划险些就成功了，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1521年农历三月十四朱厚照咽气时，江彬不在朱厚照身边，历史由此转向。

朱厚照死时，身边除了几名宫女外，只有两个与大局无关的司礼太监，两名太监记下了他的临终遗言：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朕意传达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张太后）与内阁定夺。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关。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朱厚照的遗言是伪造的。那两个宦官很担心朱厚照死后政府官员找他们算账，所以添加了“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关”这一句。即使这句是伪造的，但前面几句话肯定是真的，因为它是口语，反映了朱厚照实际说话的情态。

朱厚照把后事完全交给皇太后和大学士，说明他临死前已变得清醒。如果他再混账一点，把后事交给江彬，后果不堪设想。

出色的政治天才、内阁首辅杨廷和勇担重任。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新皇帝，朱厚照一生没有儿女，而且也没有过继的子嗣，所以必须要从朱家重新挑选一位。这件事不必临时抱佛脚，杨廷和早在朱厚照卧床不起时心中就有了人选，而且曾向朱厚照暗示过，但朱厚照认为自己可以起死回生，所以没有答复。当杨廷和第一时间得知朱厚照归天的消息后，马上跑进太后宫中，提出了他心目中的人选：设藩于湖广安陆（湖北钟祥）的兴王朱厚熜（时年十三岁）。

杨廷和的理由是：朱厚熜天生明敏、温文尔雅，后天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明君的气度。张太后同意了。杨廷和立即向群臣宣布这件大事，群臣哗然。

兵部尚书王琼第一个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皇上朱厚照还有很多叔伯，让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做皇帝，这太玩笑了。杨廷和老谋深算地祭出朱元璋制定的《皇明祖训》说，这里有“兄终弟及”的规定，我是按规定办事。

王琼又反对说，“兄终弟及”的“弟”必须是嫡长子，而朱厚熜是他老爹朱祐杬的次子，这不符合规定。

杨廷和冷笑说：“朱祐杬的长子已死多年，我们去哪里请他？”

王琼再反对说，无论如何都轮不到朱厚熜，益庄王朱厚烨（设藩江西抚州）今年二十三岁，生性恬淡，生活简朴，而且是嫡长子，他更适合。

杨廷和冷笑：“别忘了，江西可刚出了个宁王朱宸濠。你提江西的朱厚烨，什么意思？”

王琼惊骇万分，突然发现这场廷议杀机四伏，马上闭起了嘴。没有人反对，因为该反对的理由都被王琼说尽了。

杨廷和为什么非要违背《皇明祖训》选朱厚熜而不选朱厚烨，从二人的年龄上就可以得到答案：朱厚熜十三岁，还是个小孩子，容易控制，而朱厚烨已经二十三岁，具备了独立意识，杨廷和控制起来会非常麻烦。

迎朱厚熜继位的大队人马刚出北京城，杨廷和立即着手第二件事：解决江彬。

1521年农历三月十七日，杨廷和正式发布朱厚照遗诏，江彬大摇大摆地来听遗诏。他不担心杨廷和，因为他来之前就已经和他的部队商量好，只要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见到他出宫，他的部队将采取行动。杨廷和当然明白江彬是有备而来，所以绝不会在这时对他动手，但还是伪造了朱厚照的遗诏，命令江彬指挥的边防军撤出北京回大同军区。

命令于发布的那一刻开始就开始执行，边防军陆续北返。江彬的幕僚们怂恿他立即采取行动，可江彬根本就不是成事的料，犹豫不决。大概是边防军撤出北京一事严重地打击了他，他已乱了方寸，甚至派人去打探杨廷和的态度。

杨廷和发现自己已掌握了主动权，内心狂喜。不过表面上他还是设法让江彬相信，他对江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对江彬的处理是未来皇帝的事，他一个首辅没有这个权力。

江彬得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他不知道这是杨廷和的缓兵之计，只要等边防军全部撤出北京，杨廷和就会翻脸无情。由这件事可以推断，江彬不过是个庸人，他最擅长的只是谄媚和构陷，对政治，他一窍不通。

江彬的幕僚们看到主子忽然悠闲起来，不禁扼腕叹息。1521年农历三月十九日，边防军全部撤出北京，江彬现在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幕僚们出于对主子的爱护，劝他立即离开北京。江彬拒绝，他不但拒绝这一善意的提醒，反而就在当日跑到皇宫里参加坤宁宫的落成典礼。在典礼进行到最高潮时，江彬突然发现露天礼堂周围多了很多士兵，一股冷汗顺着头皮就流了下来。他推开众人想要逃跑，杨廷和大喝一声，早已准备多时的士兵把他拿下，送进了锦衣卫大牢。

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解决江彬后，杨廷和凌厉地开始第三件事：涤荡朱厚照在北京城内的一切痕迹。撤销朱厚照的皇家娱乐场所，遣散仍逗留在宫中的僧侣、异域美女、演艺人员。把朱厚照豢养的野兽统统拉到郊区，或是放走，或是杀掉。

看上去，紫禁城恢复了它本来的庄严。

杨廷和现在成了明帝国当之无愧的主人，成了一个伟大的人。一个月后，朱厚熜来到北京郊外，伟大的杨廷和指示有关人员：要以迎接太子的仪式迎接朱厚熜。

杨廷和是想给朱厚熜一个下马威，要朱厚熜意识到他的龙椅是怎么来的。朱厚熜不领这个情，他传话给杨廷和：我不是先帝的儿子，所以不是太子，我是来继承帝位的，所以我是皇帝，要用迎接皇帝的仪式迎我进城。否则，我就打道回府。

杨廷和想不到这个十三岁的孩子这么较真，他只能同意朱厚熜的意见。本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朱厚熜以皇帝的身份被迎进北京城，杨廷和先败一局。

朱厚熜继位的第五天，礼部接到这位小皇帝的命令：拿出适合于他父母的大礼和称号的意见。

这是朱厚熜注定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他不是先皇朱厚照的儿子，他有自己的亲生父母。他既然做了皇帝，那按常理，他的父母必然是太上皇和皇太后。

可正如杨廷和所说：当今圣上的父母不能是太上皇和皇太后，因为他的帝位是从朱厚照那里得来的。朱熹说过，继承别人的皇位后，就要称此人为父，这是天理。而对于亲生父亲，就不能称为父，可以称皇伯、叔父。朱熹总结说，如此一来，正统就明了，天下人对皇帝的尊崇就到达极限，天理就昭昭了。

杨廷和拿出自己的见解：朱厚熜应该效仿北宋赵曙（宋英宗）称呼父母的方式。

赵曙是北宋第五任帝，他前任是赵祯（宋仁宗）。赵祯一生无子，就把兄弟的儿子赵曙认作义子，赵祯死后，赵曙继位。按儒家家法，他应该称亲生父母为伯父，称赵祯为亲爹，理由是：赵曙是从赵祯那里继承的皇位，而不是从亲爹那里。

在伟大的杨廷和的指示下，礼部建议朱厚熜：“称您亲爹为皇伯，而称朱厚照的父亲（朱祐樘）为亲爹。”

朱厚熜大为不解，他说：“我和赵曙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早已入继赵祯膝下的，赵祯活着时，赵曙就已经称赵祯为父，而且还当过太子。可我从未入继过朱祐樘，也从未被立为太子，所以我不必遵守儒家理法。”

杨廷和认为这是件严重的事，如果朱厚熜真的称亲生父亲为父，那就预示着皇帝的位子不必一系相承，朱宸濠要做皇帝，也无非是想从旁系进入皇帝这一系。如果朱厚熜真如愿以偿，将来皇系以外的皇族各系都会对皇位虎视眈眈。

还有就是，朱厚熜如果真称亲爹为爹，那就是断绝了朱祐樘一系的正统。这属于内部革命，无论如何都不成。

朱厚熜非要称亲爹为爹，而杨廷和和他的朱熹门徒同僚们强烈反对，双方由此展开了空前的激战，这就是明代历史上最动人心弦的“大礼议”。

那么，远在浙江余姚的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异端王阳明的态度是什么呢？

不许来京

无须推测，我们就能知道王阳明对“大礼议”的态度必然和杨廷和背道而驰。朱熹理学主张孝道，王阳明心学更主张孝道。所不同的是，王阳明心学对事物做出判断依靠的不是外界的规定，而是内心的良知。任何人的良知都会告诉他，亲生父母就是父母，不可更改。难道朱熹和杨廷和的良知不知道这一点吗？当然知道！但他们自认为那些儒家的规定能保证正统，所以他们违背良知的告诫，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情来。然而在他们看来，这是很严肃的事，认为他们莫名其妙的人才莫名其妙。

朱厚熜的抵抗是强烈的。1521年农历四月到六月，朱厚熜统治下的明帝国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大礼议”。杨廷和带领全体官员向朱厚熜施加压力，要他称自己的父亲为皇伯。朱厚熜单枪匹马，靠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顽强抵抗。1521年农历六月，一个叫张璁的新进士让本无希望再抵抗的朱厚熜神奇般地转守为攻。

张璁的运气一直不好，连续七次参加会试才终于在第八次的1521年过关，这一年他已四十六岁。张璁一进入政坛，就遇到“大礼议”事件，他发现这是个旱地拔葱的机会，决心站在朱厚熜一边和整个帝国的官员们作对。

张璁向朱厚熜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杨廷和挑选的典故并不适用于当今皇上，皇上应该称自己亲爹为父。朱厚熜心花怒放，把这个唯一盟友的奏疏转给杨廷和看。杨廷和傲慢地在奏疏上批下自己的意见：一介书生晓得什么大体？

十三岁的朱厚熜火冒三丈，把奏疏摔到地上，他有点沉不住气地要和杨廷和翻脸。他从湖广带来的幕僚群提醒他，和杨廷和翻脸是极不明智的。从私人角度讲，杨廷和是您的恩人；从政治角度讲，杨廷和控制着政府，皇帝新来乍到，在力量不足时绝不能和杨廷和控制的政府作对。

朱厚熜问计，有幕僚提到大量引进外援，比如王阳明。依这名幕僚的见解，王阳明思想开通，而且依靠他的哲学思想和不可置疑的军功建立了卓著的声誉和广泛的人脉，他将是抗衡杨廷和的最佳人选。朱厚熜转怒为喜，下旨给王阳明：你当初能剿平乱贼，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正是用人之时，你速速来京，我要封赏你，并委你重任，不得迟疑。

1521年农历六月二十一，圣旨到达江西南昌时，王阳明正和他的弟子们在游山玩水中探讨学问。

他接到圣旨后，心中波澜起伏。客观地说，王阳明的仕途并不顺。开始时王阳明是没有用武之地，后来有了用武之地，却永远都是无名英雄。朱厚照剥夺了他的一切荣誉，他并不沮丧，因为他看淡了这一切。

但他只是看淡这一切，而不是推托。当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来到他面前时，他绝不会拒绝。他对弟子们说，新帝上任，朝廷风气面目一新，此时正是施展我抱负的时机，我应该去京城。

弟子们对老师的深明大义表示赞赏，但有弟子犀利地指出，此一时彼一时。当初您到江西剿匪能功成名就，是因为兵部尚书王琼。也就是说，您上面有人。可王琼在一月前已被杨廷和清除出中央，您现在是孤家寡人，皇上又是个初出茅庐的后生，中央政府里情况暧昧不明，此事还是慎重为好。

王阳明一听到“王琼”这个名字，心上不禁一颤。王琼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没有之一。如果不是王琼，王阳明的一生将失色很多，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王琼，王阳明不过是个哲学家，不可能在军事家中拥有一席之地。

王琼在朱厚熜未进北京时就被杨廷和排除，罪名是：私通钱宁、江彬等乱党。这个罪名从王琼的行为上看是成立的，王琼和钱宁、江彬的关系的确很紧密。可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的中央，想要做成大事必须通过朱厚照身边这两位红人，王琼之所以主动结交他们，就是为了让王阳明在江西百无禁忌，否则，一旦派去监军，王阳明将会束手束脚、难以成事。

结交皇帝身边的红人是一个政治家变通的智慧，多年以后的张居正能让半死不活的明帝国重获生命力，靠的就是和宫中的大太监冯保的友谊。但对于朱熹门徒的那些君子来说，君子和小人势不两立，你就是和那群小人打个招呼都是罪过。

法律专家杨廷和排挤王琼只和政治有关。自朱厚照死的那天开始，王琼就对杨廷和的自作主张非常厌恶，杨廷和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把这块石头搬走，他才能控制政局。

王阳明弟子们的担忧不仅于此。有弟子说，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朱熹门徒，对王老师您的心学深恶痛绝，您进中央政府和进龙潭虎穴有何区别？纵然朝廷上有为王老师您讲话的人，那也是位卑言轻之辈，王老师您虽然有良知在身，能乘风破浪，可咱们在江西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经历大风浪？

还有弟子小心翼翼地问：“王老师难道有官瘾？”

王阳明瞪起眼睛来，说：“胡说！我怎么会有官瘾？我早就教导过你们之中进入仕途的人，仕途如一张网，进入后就会被沾上不得转身，所以千万不要沉浸在里面，要懂得站在网上看。但也不是要你不作为，是要你看明白，然后进入网中去做，做完就赶紧撤出来，这样才能不被仕途牵引，不被功名利禄所累。”

说完，他叹息一声说：“皇上此时正是用人之际，我虽然能力有限，但皇上既然能想到我，说明我还有利用的价值，我应该去。”

有先见之明的弟子说：“恐怕去不了京城。”

王阳明问原因。

弟子回答：“杨廷和是朱熹忠实的门下走狗，绝不容许您这样的异端。”

王阳明说，不能以恶意推测别人，杨廷和是识大体的人，不会为难我。

这可能是心学的一个缺陷：绝不要先以恶意去推测别人，否则自己就先恶了，一旦如此，就是丧失良知的表现。那么，不要先以恶意去推测别人，该如何防止别人的恶意（以欺骗为例）呢？比如有弟子就向王阳明提过这方面的担忧：“人情诡诈多变，如果用诚信应对它，经常会被它欺骗。很多骗子行骗成功就是利用了人们的厚道和诚信。但是，如果想不被骗，必须事先能察觉，可事先察觉的前提必须是把每个人都当成潜在的骗子。可这样就违反了孔子‘不要预先猜测别人欺诈自己，不要预先揣度别人不诚实’的忠告。也就是说，我这样做，就把自己变成了那种不诚实、不厚道的人了。”

王阳明告诉他：“这是孔子针砭时弊而言的，当时人们一心欺诈别人，做不诚信的事，而深陷于欺诈和不诚信的泥潭中；还有人不会去主动欺诈别人，但是缺乏致良知的能力，而常常又被别人所欺诈。孔老夫子并非是教人事先存心去体察他人的欺诈和不诚信。只有心怀不轨的人才事先存心，把别人看成是骗子。可即使他时刻防备，也很难不被欺骗。原因很简单，他把别人当成骗子，就证明他也是骗子。他总是防备别人，心力交瘁，偶一疏忽，骗子就乘虚而入了。”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苦下致良知的功夫，就可以避免被人欺骗，更可以避免别人的攻击。问题是，攻击和欺骗的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中，而在对方的手中，比如杨廷和，他即使知道王阳明没有把他当成坏人，也不会撤销阻挠和攻击王阳明的行动。

王阳明绝不能来中央政府，这就是杨廷和给他自己和他所控制的政府定下的基调。杨廷和和王阳明结怨已久。王阳明当初在江西剿匪，不停地给王琼写信报捷，信中只字不提内阁，杨廷和这位首辅面子上当然过不去。王阳明在这件事上做得的确有些失误。人人都知道，他王阳明虽然是兵部推荐的，但内阁位于兵部之上，王阳明至少应该提一下内阁才对。另外，杨廷和在思想修为上和王阳明也是水火不容。所以杨廷和对臣僚们说：“皇上要王阳明来京肯定是寻找外援，王阳明的主张必然和我们的相反，所以他绝对不能来京。”

有人认为王阳明来到京城后无依无靠，他的弟子都聚集在政府下层，无关大局，杨廷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杨廷和严肃地指出：“王阳明非同小可，不说他那野路子的学说，只看他在江西短时间内创建的军功就能说明这是个狡诈多端的人。这种人，不能让他来京城。”

其实，杨廷和还有一点忌讳没有说，那就是，王阳明和王琼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担心王阳明来京后皇上会重新重用王琼。

他对朱厚熜提出自己的意见，朱厚熜的娃娃脸阴沉下来：“我是皇帝，任用一个人还需要你的许可？”

杨廷和吃了一惊，他发现皇上对他的不满已溢于言表，不过他明白皇上对他的不满还只停留于言表，他说：“先皇才驾崩，此时不宜行封赏之事。”

朱厚熜跳了起来：“这是哪门子规定？”

杨廷和是法律方面的专家，这种规定他随时可以找出一百条。他就站在那里，看着地面，仿佛地面有法律条文一样，滔滔不绝。

朱厚熜发现在这方面他远不是杨廷和的对手，摆手示意他停下。他知道自己这次请外援的行动失败了，但他还抱有一线希望：“我是皇帝，君无戏言，如今已宣王阳明来京，难道要我食言？”

杨廷和早已为他想好了王阳明的结局，这想法是非常随意的：可让他返回江西南昌，继续担任他的江西巡抚。

朱厚熜深深地鄙视起杨廷和，因为这实在不是对待一位功勋卓著的高级官员的态度。可杨廷和眼睛盯着他，一眨不眨，这让他如芒刺在背。

必须要扳倒杨廷和！这是朱厚熜当时最真实的想法。但现在，他只能忍耐：那就按你的意思去做吧。

王阳明走到钱塘，杨廷和的圣旨来了：国丧期间不宜进行封赏事，王阳明立即回南昌履行江西巡抚之职。杨廷和还擅作主张，免去王阳明南赣巡抚的职务，由他指定的人选担任。

王阳明百感交集，几乎要仰天长啸。他如掉进冰窟窿里，浑身冰凉。他没有赞赏那位有先见之明的弟子，而是看向钱塘江，此时还不是钱塘江大潮来的时候，但他分明感觉到潮水互相冲击的巨响。他忽然想家了。

1521年农历七月，王阳明向中央政府告假，杨廷和允准。一个月后，王阳明回到阔别已久的浙江余姚。他的父亲王华喜极而泣拉着他的手诉说：“当初朱宸濠造反，有传言说你也参加了，我却对人说，我儿向来在天理上用功，知道是非对错，绝不会做此愚昧之事。后来又有传言说你和孙燧等人遇害，我悲伤过后是欣慰，因为你做了忠臣。再后来我听说你讨伐朱宸濠，原来你还活着，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每天都焚香祷告你能马到成功。再后来，我听说皇上身边的那群小人拼命地想把你置于死地，我每天所做的事还是为你祈祷，希望你能化险为夷。而我也知道，公道自在人心，你必能全身而还。如今你回来了，可见世上的确有天理这回事啊！”

父亲的一番话让王阳明流下愧疚的眼泪，说：“让父亲总为我牵肠挂肚，真是不孝！”

王华说：“我之所以担心你，是因为你在名利场中，不过现在我不必为你担心，当我见到你第一眼时就发现功名利禄在你眼中已是浮云了。”

知子莫若父，王阳明的确早已看淡功名利禄。有一天早上醒来，王阳明对弟子说：“昨日穿着蟒玉（江西巡抚的官服），大家都说荣耀，可脱衣就寝，只是一身穷骨头，何曾添得分毫？所以，荣辱不在人，人自迷耳。”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酒、色、荣辱都是心外之物，如果心外无物，何尝能为物所迷？！

然而有一样东西是人无法不迷的，那就是亲情。它和我们的良知一样，与生俱来。王阳明曾指着他当年出生的那个阁楼，心情沉重地说：“我的母亲五十年前在这里生下了我。阁楼还在，我还在，母亲大人早已不在了。”当他看到年迈的父亲和荒草萋萋的祖母坟墓，不由下泪。

有耍小聪明的弟子问道：“老师您曾教导我们不要随意动心，此时为何而动心？”

王阳明擦掉泪水说：“此时此刻，不能不动心！”

对于亲情，很少有人不会动心，这是人良知的表现之一，正如朱厚熜非要给他父母正当名分一样，就是良知。令人齿冷的是，杨廷和和他控制的政府非要朱厚熜泯灭良知。对于朱厚熜而言，杨廷和简直丧尽天良。

对于丧尽天良的人，朱厚熜唯有抗争到底。1521年农历八月，朱厚熜命令礼部去湖广迎接他的亲娘。杨廷和命令礼部：以王妃的礼仪迎接，不能以皇太后的礼仪。朱厚熜的母亲大怒，拒不进京。

朱厚熜七窍生烟，脱下龙袍，声言要回湖广，而且马上收拾行李。杨廷和慌了，这是明摆的事实，一旦朱厚熜真的走了，他杨廷和就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他终于退后一步：迎接朱厚熜的母亲可用皇太后礼仪。但在称呼上，不得变更。

杨廷和退一步，朱厚熜自然就进了一步。只要在前进，那就必能抵达胜利的终点。朱厚熜是这样想的，忽然又想，如果有人助力，那就更好了。

像是老天爷听到了他热切的希望，“助力”翩翩而来。

再见，杨廷和

来的“助力”当然不是王阳明，他正在余姚置办父亲王华的丧礼，全身心沉浸在父子之情的漩涡中，心无旁骛。1522年农历二月，王华安详地离开人间，享年七十七岁。

王华是王阳明一生中最敬慕爱戴的人。他年轻时和父亲王华常有冲突只是性格使然，王阳明内心深处始终把父亲当成一个伟大的人，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父亲。王华同样如此，他亲眼看着王阳明从一个叛逆少年成长为国家栋梁，到后来，他几乎深深地佩服起自己的儿子来。当他离开人世前的最后一刻，朱厚熜第二次封王阳明新建伯的使者们到达余姚，王华在病榻上对王阳明说：“不能有失礼之处，扶我起来迎接使者。”使者走后，王华问王阳明：“有失礼否？”王阳明回答：“没有。”王华颔首，闭上眼睛，离开人世。

王阳明号啕大哭，像个孩子。大家都以为他会哭得神志不清，可半天工夫，王阳明就从伤悲中恢复过来，投入到葬礼的筹办中去。像是排兵布阵一样，王阳明把门下的弟子们按照素质的不同分工，比如他让一个谨小慎微的人负责出纳，让平时非常注重卫生的人负责厨房，让嘴巴灵活的人负责接待客人。余姚风俗，葬礼非常奢华，有肉有酒，连桌椅都要置换新的，王阳明把这一风气革除，一切从俭。

不过几天后，他又吩咐厨房烹饪几样荤菜。他对弟子们说：“你们这些人啊，平时就有酒有肉的，突然吃素，肯定受不了，所以我为你们添个荤菜。而那些来客大都是浙江余姚人，不添加荤菜，就会和他们的习俗产生冲突，这是权宜之计，也就是致良知。”

任何时代，提倡俭朴都是天理使然。不过也要实事求是，王阳明的这一举动并未违反天理，相反，他在处处为别人考虑，恰好符合了天理。杨廷和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可能有“大礼议”事件。而正因为他不懂这个道理，才会有懂这个道理的人出现，这就是朱厚熜所希望的助力。

助力来自三个人，第一个是曾大力邀请王阳明到贵阳讲学的席书，此时正以都御史的职务在巡抚湖广（湖北南部、湖南及广东北部地区）；第二个是王阳明最忠诚的弟子、吏部官员方献夫；第三个则是王阳明最聪明的弟子之一、南京刑部主事黄绾。三人将心比心地认为朱厚熜应该听从良知的指引认亲生父亲为皇考，同时也就认定杨廷和一党的行为违背天理良知。

朱厚熜看到三人的上书后，心花怒放，马上重新提出要认自己亲爹为皇考的问题。杨廷和坚守阵地，寸步不让。1522年农历十一月，朱厚熜祖母去世。按礼，皇帝的祖母去世，朝廷应该披麻戴孝三个月，可杨廷和让礼部下达命令：披麻戴孝十三天。朱厚熜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他私下指使被杨廷和驱赶到南京的张璁联合各种力量反击。1523年农历十一月，张璁、南京司法部主事桂萼、席书、方献夫、黄绾联合上书请求朱厚熜坚持立场。朱厚熜以迅雷之势召集朝中官员要他们议论这份上书，同时发布命令，调张璁、桂萼进京任职，其他三人也被重用。

当杨廷和准备动用他的政府力量阻止时，为时已晚。杨廷和心惊肉跳起来，他发现这个小皇帝的手腕比他想象的还要强。1524年春节刚过，杨廷和向朱厚熜提出辞职，同时命令他的党羽们上书朱厚熜挽留他。朱厚熜见到雪片一样请他挽留杨廷和的上书，只好不同意。杨廷和发现自己先赢了一局，马上乘势追击，故伎重施，再提辞职。朱厚熜早有准备，反应极为凌厉，他的辞职信才上，朱厚熜只看了前面几句话，立即批准。当杨廷和的党羽们把请挽留杨廷和的信件送来时，批准杨廷和辞职的诏书已公布于众。杨廷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辞职”了。

杨廷和的悲愤可想而知，临走前，他的同伙问：“您走后，谁能领导我们？”杨廷和茫然若失地答道：“蒋冕吧！”

蒋冕是内阁第二大学士，杨廷和一走，他自动升为首辅。但他没有杨廷和的威望和魄力，所以他虽然带领群臣给朱厚熜制造了很多小问题，却远未形成大麻烦。在坚持了三个月后，1524年农历五月，蒋冕退出。按资历，大学士毛纪硬着头皮顶上，可他连蒋冕的十分之一都不如，苦撑了两个月后，提出辞职。大学士费宏接过毛纪的棒子时，“大礼议”已接近尾声。

费宏不是坚定的杨廷和主义者，朱厚熜和他的顾问们也发现了这一事实，于是在1524年农历七月，朱厚熜邀请费宏和他在内阁的同僚参加茶话会。会上，朱厚熜委婉地说，他要称亲生父亲为皇考。费宏等人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朱厚熜就认定这件事成了。可费宏回到内阁后，在杨廷和主义者们的逼迫下不得已发表声明反对皇上的自作主张。

朱厚熜立即把费宏找来，斥责他阳奉阴违，拿皇帝当猴耍。费宏吓得浑身发抖，慌不择言地答应朱厚熜将在四天后为朱厚熜的亲生父母上“帝”“后”尊号。

朱厚熜只高兴了两天，第三天早朝结束后，200多名官员不愿意散去，跪在阙下，向朱厚熜提出抗议。朱厚熜当时正要进行斋戒，发觉有骚动，就派宦官去查看。宦官回报说，官员们跪在那里不肯散去，除非皇上明天改变初衷。朱厚熜再让宦官去传递要官员们散去的命令，可这些官员说，没有书面命令，他们就跪死。朱厚熜马上就拿出书面命令，可大臣们食言，仍不肯散去。

张璁和桂萼适时地向朱厚熜进言说，带头的人正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他最近这段时间像是疯了一般。他还挑唆那些愚蠢的臣子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有些臣子就跟着起哄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

这些臣子的确有名垂青史的意愿，在阙下伏跪时，大声喊叫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很多人在这场运动中因夸张的政治表演脱颖而出，他们用拳头捶打膝盖下的砖石，吼起来连雷公都要退避三舍的声音，放声大哭。有人发现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面临不忠不孝的指控，所以使尽浑身气力紧紧跟随。一时之间，紫禁城在哭声中晃动起来。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朱厚熜不悬崖勒马，那国家命脉就毁于一旦。

朱厚熜气得直跳脚，他对张璁说，大同正发生兵变，这是国家大事，他们不关心这些，却盯着我这点家事，如今还想把紫禁城哭塌，真是天理不容。他下达命令：“把哭声最大的扔进锦衣卫监狱，杖刑伺候。”于是，一百多人被扔进了锦衣卫领了杖刑。

第二天，朱厚熜成功地为自己的父母上了尊号。至此，绵延达三年多的“大礼议”事件暂时结束。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事根本就不是“议”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

王阳明对待“大礼议”的态度如何？除了我们前面的猜测外，倒是有两件事实作为他态度的证据。

当他在余姚讲学时，有弟子问他对“大礼议”的态度，王阳明没有回答。有一天夜晚，他坐在池塘边，忽然想到“大礼议”，于是写了两首诗。

第一首是这样的：

一两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

第二首则是：

独坐秋头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

这两首诗实际上就是王阳明对待“大礼议”的态度，他显然是站在张璁、桂萼一边，以为天理当出于人情，朱厚熜当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

还有一件事能直接证明王阳明的态度。他的弟子陆澄开始时是杨廷和思想的参与者，后来他问王阳明。王阳明说：“父子天伦不可夺，皇上孝情不可遏，众多大臣的话未必是对的，张、桂诸位大贤的话未必是不对的。”

这已是明显表态，他和张璁、桂萼不谋而合。尤其是他的信仰者席书和弟子方献夫在向朱厚熜表明态度时，其思想出发点就是王阳明心学的出发点。

几年后，“大礼议”事件重新爆发，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而王阳明在官场中的很多弟子都站在了张璁、桂萼一面，肆无忌惮地攻击朱熹理学的卫道士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的正式较量。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张璁，他不是王阳明的弟子，甚至激烈反对王阳明心学。他在“大礼议”中支持朱厚熜只是因为他是个敏锐的政客而已。真正服膺王阳明心学的人，都没有登上权力的之巅。所以，王阳明只能在余姚当他的教育家，权力核心对他而言，遥不可及。

那么，作为他其中一个最光芒的身份——军事家呢？

第四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广西戡乱

万人齐捧王阳明

1527年，王阳明重出江湖到广西剿匪。能有再次展现他军事光芒的机会，是各种合力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王阳明的影响力催生的众人齐捧。

1524年，“大礼议”尘埃落定。御史王木迫不及待地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和赋闲在家的杨一清。王木在举荐信中指出，想要天下大治，非此两人不可。遗憾的是，王木的举荐信如同投入墓道，毫无声息。1525年农历二月，席书也上书举荐王阳明和杨一清，席书把二人推崇到了极致：“生在我前者有一人，曰杨一清；生在我后有一人，曰王阳明，我只敬佩这二人，所以应该要他们来中央政府担当重任。”但这封举荐信又如泥牛入海。四个月后，并未死心的席书再上书举荐王阳明和杨一清。这一次，朱厚熜给了回复：杨一清可来，至于王阳明，稍等。

席书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杨一清能来，而王阳明要稍等。因为张璁和桂萼两人对王阳明的心学始终抱有成见，他们“以言废人”，自然就对王阳明不待见。

但他们努力遏制王阳明的行动终归会成为泡影。因为王阳明多年播撒的心学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心学门徒们要他出山的呼声已震动朝野。

1525年农历七月，应天巡抚吴廷在他的治所苏州向中央政府递交一份举荐王阳明的信。吴廷曾到王阳明的课堂上多次听讲，很快就迷上心学。王阳明用人格魅力打动了他，让他疯狂地迷恋上了心学。在苏州办公时，他想到王阳明的思想和其创建的不世之功，确定王阳明是帝国最需要的伟大人物，于是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吴廷比较幸运，他等到了答复：朱厚熜告诉他会认真考虑王阳明。不过，这只是个书面答复，吴廷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朱厚熜的行动。

九月，退休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林俊通过他的老部下们向朱厚熜谈到王阳明，林俊也是王阳明的门徒，在活了一大把年纪后突然认识到程朱理学的弊端，感觉到了王阳明心学对心灵的冲击。林俊知道几年来举荐王阳明的人都以沮丧而结束，所以他没有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当官，而是希望朱厚熜能让德高望重的王阳明到皇帝身边当秘书。朱厚熜身边的秘书已经多如牛毛，况且，朱厚熜身边最让他欢喜的秘书是道士们，而不可能是德高望重之人。所以，林俊也只能收获失望。

十月，监察御史熊爵向中央政府推荐王阳明担任兵部尚书。熊爵喜欢办学，自从和王阳明相识后，到处主持办学事宜，传播王阳明心学思想。他尤其对王阳明用兵感兴趣，但王阳明很少和他提用兵韬略。这是王阳明的苦衷，他不希望别人学他在战场上的诈术，诈术和良知是水火不容的。

熊爵的举荐被朱厚熜狠狠驳回，朱厚熜还训斥熊爵，身为监察御史，不好好监督百官，反而夜以继日地搞学校、设讲座，真让我这个做皇帝的寒心。熊爵立即发现自己要官职不保，马上敬业起来。

在众人费尽心机地齐捧王阳明时，王阳明倒是很自在。他在浙江余姚守孝期间唯一的事就是讲学，对于别人诋毁他的学说，他无动于衷。

他在余姚老家讲学的这几年，抨击他学说的风浪此起彼伏。1522年末，中央政府的两个御史突然向朱厚熜提出禁止王阳明讲学，他们认为王阳明心学会让圣学（朱熹理学）蒙尘。王阳明的弟子陆澄马上反击，提出王阳明心学才是圣学。王阳明得知这件事后，给陆澄写信说，从来没有靠辩论制止诽谤的事，天下学问岂止是程朱理学一门，如果有人说你的学问是邪道，你就去辩驳，那会活活把你累死。况且，学问的好坏岂是辩出来的？你认为哪门学问好，就专心地去学习实践，只要它能带给你心灵上的安宁，它就是好学问。

这封信表面上是让陆澄专心于学问而不是去辩驳，实际上是王阳明暗示弟子陆澄：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和你的老师我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因为一旦你辩驳就证明你出手，你出手肯定就有人接招，然后还手。王阳明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学说能普及天下，他渴望学术上的成就，而不希望被卷进政治的漩涡。

1523年进士考试，出题者显然是个朱熹门徒，所以《策问》的内容是这样的：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是泾渭分明的，但现在有学者却认为二者殊途同归，这就是抬高了陆九渊贬低了朱熹。这种险恶用心和南宋时期的何澹、陈贾有什么区别（何澹、陈贾都是攻击朱熹理学的学问家）？这个学者现在到处蛊惑人心，以售卖他那低级的思想，是不是应该把他的书烧掉，把他的思想扼杀？

显然，“这个学者”指的是王阳明，这是一道赤裸裸攻击王阳明的考题。王阳明弟子徐珊在考场中看到这道考题时，叹息说：“我怎么可以不顾良知而迎合错误的言论！”于是放下笔，走出考场，主动落榜。和徐珊不同，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魏良弼则用王老师的心学主旨回答了这个问题。让人疑惑的是，这二人居然高中进士，王阳明的得意弟子钱德洪也用王老师的心学主旨答了问卷，却落了榜。钱德洪见到王阳明后，恼恨时事之乖。王阳明却大喜过望道：“圣学可以从此明也。”钱德洪认为王老师糊涂了，问：“连考题都反对您的学说，怎么能说圣学可以明了呢？”

王阳明说：“你反过来想，连进士的考题都质问我的学说，那不就是说我的学说现在已被天下士子们了解了吗？它以为它在攻击我，实际上是在变相地宣传我啊。如果我的学说是错的，那经过这样的宣传，肯定有人会找出对的学说；如果我的学说是对的，那必将被有识之士认可，咱们应该大肆庆祝一番。”

钱德洪对王阳明这种乐观态度表示钦佩，并自愧不如。大概也正是这次进士考试的考题，让王阳明心学风靡整个中国，连朱厚熜请来的炼丹道士都对王阳明心学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在朱厚熜面前时不时地提到几句。朱厚熜当时有个疑惑，王阳明的心学应该是自我修炼的学说吧，那他的弟子们应该找个在深山老林里隐居，锻造道德和智慧才对，为什么要跑出来参加科举考试？

王阳明早就说过：圣学无妨举业。

这句话起源于王阳明的弟子和自己老爹的谈话。这位弟子的老爹曾问去拜访王阳明多日的儿子：“去学习心学，可曾温习理学？你可是要科举的啊。”这个儿子神秘地说：“虽然没有温习朱子学，但时刻都不曾荒废。”老爹说：“我知道王阳明心学可以触类旁通，可它和朱子学到底还是有差别的。”这个儿子严肃地告诉老爹：“用我的良知去读朱熹，就如同打蛇打到了七寸上，每击每中。”老爹认为这是儿子走火入魔，请教王阳明。

王阳明欣喜地说：“这是对的啊。良知无所不能，学习良知学，正如治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就是良知，欲请客，这就是要参加科举考试，而你就有了请客的资本。当送客后，这些产业、第宅等物还在，还能自己享受，这就是终生之用。可今天的读书人，就如平时不积累家财（他的心学），到了请客（科举考试）时，到处借物件，虽然侥幸混过关，可客人走后，这些物件还要还给别人，家里仍然空空如也。学我的心学不但不妨碍举业，而且还是举业成绩的源泉，科举考试的人怎么能不学我的良知学呢？”

这段话至少告诉我们，王阳明心学是入世创建功业的学问，想要入世找到一个大平台，就必须进行科举考试，因为天下最大的平台是国家设置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能力再强大也无用武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所以在短时间内受万人瞩目，一方面是其学说的灵动，另一方面是王阳明颇具灵气的教育方法。1524年正月，浙江绍兴府知府南大吉来向王阳明请教政事。南大吉曾是程朱理学忠实门徒，但其天赋灵性总让他在一本正经的朱熹理学殿堂中受到煎熬。自听闻王阳明心学精髓后，南大吉就如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地喜欢上了王阳明心学。

那一天，南大吉向王阳明发问：“我为政总有过失，先生为何没有说法？”王阳明反问：“你有什么过失？”南大吉就把自己为政的过失一一说给王阳明听。王阳明听完说：“你这些过失，我都指点过你。”

南大吉愣住了：“您说过什么？”

王阳明接口道：“如果我没有说过，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过失的。”

南大吉恍然：“良知。”

王阳明点头微笑，南大吉也笑了。

几天后，南大吉又来见王阳明，叹息说：“如果身边有个能人经常提醒我，我犯的过失可能会少点。”

王阳明回答：“别人的提醒不如你自己良知的提醒。”

南大吉的心灵又受到一次洗礼。

又几天后，南大吉来问王阳明：“行为上有了过失可以改变，心上有了过失可如何是好？”

王阳明看了他一眼，说：“你现在良知已现，心上不可能有过失，心上没有过失，行为上也就不可能有过失，当然这是从理论上来讲，实践中，还需要刻苦修行。”

南大吉的心灵被洗得稀里哗啦。

然而，王阳明当时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给那些相信他心学的人，或者说是良知未泯的人的心灵给予洗礼。有弟子说：“如果皇帝和他的亲信张璁、桂萼认可您的心学该多好啊。”

王阳明反问：“有什么好？”

弟子瞪着眼睛回答：“那您就可以入朝为官，造福天下百姓了。”

王阳明笑笑：“心学无非是让人认可自己的良知，你怎么知道他们不认可自己的良知呢？况且，圣人行事如明镜，物来则照而已，世间任何事都不要强求。”

“物”很快就来了。

李福达案

1528年农历二月王阳明重新出山，除了举荐他出山的震耳欲聋的呼声外，还有个重要原因：中央权力的再分配和桂萼的用人不当。

杨一清能被重新起用，是张璁和桂萼以及王阳明弟子方献夫等“大礼议”胜利派共同努力的结果。杨一清一进入内阁，就联合张、桂二人排挤了首辅费宏，这是痛打落水狗的前奏，目的是要把杨廷和的势力连根拔除。1526年农历五月，杨一清继费宏之后担任首辅。张璁和桂萼都得到了高额回报：两人仍然在内阁任职，张璁被推荐为都察院院长，桂萼被推荐为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这已是官场中的顶级荣誉。与此同时，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也到大理寺担任首长。众人都占据了重要部门，张璁认为清洗杨廷和势力的时机已到。

双方开战的时机是到了，但杨廷和势力却抢先一步发动了进攻。1526年农历六月，一名御史揭发武定侯郭勋有叛逆行为，证据是他府中一个叫李福达的人曾是两年前大同军区叛乱的军官，郭勋和这位失势的军官关系密切，而且这名军官的身份被发现后，郭勋居然还要求御史把这件事暗暗抹去。李福达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年轻时从江湖术士那里学过巫术，后来到大同军区服役，由于太辛苦就开了小差重入江湖，在一群流氓地痞煽动下，李福达发动了叛乱，失败后就跑到京城，改名换姓以巫师的身份进了武定侯郭勋府中，并且很快得到郭勋的信任。

李福达被人告发做过反政府的事时，审讯官正是杨廷和势力的人，他们马上把李福达和郭勋联系到一起。杨廷和势力中的一名御史上书朱厚熜，声称郭勋有谋反的嫌疑。看一下郭勋的关系网就可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郭勋是张璁与桂萼的坚定支持者，张、桂二人能在“大礼议”中大获全胜，郭勋功不可没。

张、桂二人一得到李福达案的消息，马上反击。首先张璁以都察院院长的身份要求他管理的御史们上书指控那名御史诽谤郭勋，桂萼则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开除那名御史，方献夫则以大理寺首长的身份要求案件由他们大理寺重新审理。

案件很快就有了结果：李福达从来没有参加过反政府武装，他的罪名只有一个——在武定侯府上施行巫术。郭勋马上出来作证说，有一段时间他腰酸背痛腿抽筋，大概就是这个巫师搞的鬼。

案件结果一公布，杨廷和的势力根基翰林院像开了锅一样，他们急吼吼地上书要求朱厚熜下令重新审理此案，并且认定，此案在审理中被人动了手脚，有的上书已经指名道姓说是张璁和桂萼。他们没有指责杨一清，大概是向杨一清示好，想把杨拉到自己这一方来。

杨一清此时的态度突然暧昧起来，或许他是不想卷进这个无聊透顶的政治事件中，或许是他认为案件的确受到了张璁等人的影响。杨一清模棱两可的态度给了杨廷和势力极大鼓励，政府中潜伏的杨廷和势力成员纷纷跳出，指控张璁、桂萼践踏法律，扰乱司法公正。

张璁和桂萼又惊又喜。惊的是，杨廷和势力居然如此强大；喜的是，被杨廷和势力利用来攻击他们的李福达案居然成就了他们的一招计谋：引蛇出洞。

二人马上向朱厚熜汇报他们的分析结果：杨廷和人走茶未凉，朝中势力还很大，如果不把他们消灭，“大礼议”将重新启动。朱厚熜下令杨一清彻查此案，当然，其实就是想让杨一清消灭杨廷和势力。杨一清突然迟疑起来，张璁和桂萼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朱厚熜说，杨一清不肯行使皇上您的意旨，此人的立场有问题。朱厚熜立即下令：杨一清滚开，首辅由张璁接任。

张璁大权在握，对扫灭杨廷和势力不遗余力。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把五十余官员卷了进来，这五十余人结局悲惨：十余人被廷杖致死，四十余人被发配边疆。在各位官员家属凄惨的哭声中，张璁把都察院和六部的杨廷和势力一扫而空。

这还没有完，张璁和桂萼抱着“除恶务尽”的人生信条，开始清整翰林院。翰林院一直以来是出产皇帝秘书和内阁成员的人才库，张璁绝不能容许这里有杨廷和的势力。清整的方式是：对翰林院官员进行考核，考官自然是他。几天后，二十多名翰林院官员没有通过考核，按规定被清出翰林院。一批人离开翰林院后，又一批张璁指定的人进入翰林院。如果一切顺利，将来的年代里，内阁将全是张璁的人马。

张璁和桂萼的凌厉发展让朱厚熜警觉起来，他绝不允许有第二个杨廷和出现。张璁很快接到通知：交出首辅的位子给费宏。

费宏是老大不愿意，但在朱厚熜的淫威下只好硬着头皮上。结果可想而知，几个月前的故事重演：他再被张璁和桂萼联合杨一清排挤出内阁。1527年农历二月，杨一清再度成为首辅。张璁和桂萼当面笑脸相迎杨一清，背后却举起了刀子。然而，他们的刀子才举了一半，注意力就被另一件事吸引过去了。这就是“姚镆事件”。

姚镆是1493年的进士，曾在广西做官，成绩斐然。1522年“大礼议”进入高潮时，身为工部侍郎的他倾向于张璁和桂萼。这次站队给桂萼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他就成了张璁、桂萼的鹰犬。1525年，广西地区局势不稳，朱厚熜要人去巡抚，桂萼马上就想到了姚镆。因为看上去，姚镆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他有在广西的行政经验，了解当地情况。所以，姚镆很快被任命为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并担任两广巡抚。

广西局势不稳，全因为田州的领导人岑猛。广西是个诸多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而且远离明帝国的权力中心北京，在这种少数民族的地区，明帝国执行的是历代王朝的“土官”政策。“土官”是相对于“流官”而言，是中央政府封赐的独霸一方的能世袭的官员或统治者。

在广西诸土著民族中，岑氏势力最大，堪称是当地土著的王中王。岑氏自称是东汉建立者刘秀的后代。朱元璋建明后，岑家当家人岑伯颜主动献出他的地盘田州向朱元璋表示效忠。朱元璋为了嘉奖他的热情，设置田州府，岑伯颜则为知府。岑家不但有家族卫队，还对表面上效忠明帝国的田州军队有唯一的指挥权。所以说，岑氏家族就是个隐蔽的割据军阀。一百多年后，岑氏传到第五代岑猛这一代。岑猛本是他老爹的第二子，没有继承权，但他用谋杀父亲的手段取得了继承权。朱厚照统治的初年，岑猛用重金贿赂刘瑾取得成效，于是，他被任命为田州知府，成为田州货真价实的领导人。

和他的祖辈不同，岑猛野心勃勃，他想扩展自己的势力统治整个广西。在大肆贿赂北京的特派员后，他几乎吞并了周边所有土著居民的地盘。北京政府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因为那些特派员封锁了消息。江西匪患严重时，岑猛发现这是扩充军队的好机会，他声称要去剿匪而大肆扩招士兵。当地政府对岑猛的行为表示赞赏，但岑猛也提出条件，那就是剿匪过后，他需要更大的官职来增强他的权威。可剿匪结束后，明帝国的官员没有兑现承诺。岑猛大失所望时，心怀怨恨。他把他控制的行政边界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推移，有些警觉的官员立即出面制止，岑猛却毫无收敛，但这还不是他惊动北京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岑猛拒绝再向明帝国到广西的特派员们行贿，这些官员怒了，纷纷上书指控岑猛正在谋反。朱厚熜得到消息后和张璁等人商议，张璁理性地指出，从来没有听过岑猛要谋反，怎么突然之间就能谋反，难道他有横空出世的能力？

桂萼却认为这是他作为吏部尚书出政绩的机会，立即推荐了姚镆。于是，姚镆奔赴广西战场。姚镆巡抚广西和王阳明巡抚江西南部时截然不同。王阳明是先到江西后才调集部队，而姚镆从北京出发前就已经调动了部队，他带着一批年轻气盛的指挥官，率领八万士兵分道进入广西，进逼岑猛。

岑猛想不到中央政府的反应如此迅疾，他本以为中央政府会先派人和他谈判，慌乱之下，他组织部队抵抗。姚镆完全用铁腕手段，绝不给岑猛任何申诉和投降的机会。两个月后，姚镆部队攻陷了岑猛的基地田州，并扫荡了岑猛辛苦多年取得的其他地盘。岑猛英雄气短，逃到老岳父那里，祈求老岳父向中央政府求情保他一条命。他的老岳父拍着他的肩膀要他放心，大设酒宴为女婿以及他的残兵接风。宴会达到高潮时，岳父偷偷地对女婿说：“你的士兵都被我的士兵灌多了。”岑猛顿时酒醒，看到岳父一张笑里藏刀的脸，听到老岳父在说：“中央军正全力追捕你，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庇护你，你自己应该有个打算。”说完，岳父指了指一杯新端上来的酒向岑猛推荐：“这里有毒酒一杯，可免你我二人兵戎相见，多温馨啊。”岑猛发出末路穷途的长叹，饮下毒酒，痛苦而死。他老岳父未等岑猛尸骨变冷，就割了他的首级送给了姚镆。

姚镆成了英雄。他把报捷书送到中央的同时已开始在广西树立不必要的权威。他下令处决一切投降的造反者，禁止少数民族五人以上的聚会，按他自己的意志制定地方法规，要人严格遵守，他把广西田州变成了南中国执法最严厉的地区。早就有清醒的人提醒过他，在这个地方不适合用这种高压的办法，不然会适得其反。姚镆认为这种论调是消极的，仍然坚持他的恐怖统治。1527年农历五月，广西田州风云再起。

掀起风暴的是岑猛当初的两个将军卢苏和王受。岑猛败亡后，两人逃进了安南国。他们本以为会孤独地老死在安南，想不到的是姚镆的政策帮了他们。当他们听说姚镆去了广西桂林后，就偷偷潜回田州这个一触即发的火药库，只是扔了一点星星之火，马上就形成燎原之势。当姚镆在桂林得到田州又起暴乱的消息时，卢苏和王受的部队已达五万人，声势浩大，所向披靡。

姚镆丝毫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他请求中央政府再调集部队入广西，由他再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剿匪。

这就是桂萼当时遇到的麻烦。按许多御史们的指控，姚镆上次剿岑猛就靡费了大笔军费，这次肯定还要用钱，中央政府哪里有那么多钱够他花！

还有御史攻击姚镆是个愚不可及的行政官，他以毫无用处的高压手段统治广西田州，现在不但田州没有了，思恩也被叛乱武装夺去，损失相当惨重，应该将他正法。但姚镆能展示他的愚蠢，是桂萼给的机会，所以桂萼应该负“荐人不当”的责任。

桂萼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将功补过，举荐一个并不愚蠢的人代替姚镆。

有请王阳明

桂萼和张璁不得不讨论代替姚镆的人选，商量了一天，也没有答案。两人又找方献夫，方献夫拍掌叫道：“还用商量吗，我老师王阳明啊！”

张璁和桂萼互相看了一眼。方献夫没有死皮赖脸地向二人推销王阳明，只是说：“如果你们心中还有合适的人选，那就当我没说。”两人当然没有，桂萼咬了咬嘴唇，坚定地说：“就用王阳明吧。”

但是，张璁对方献夫说：“你可要提前给你老师通风，这次剿匪没有多少钱，因为剿匪资金都被姚镆用光了。”方献夫说：“有一点就成。我老师当初在江西南部剿匪，也没用多少钱啊。”

桂萼小心翼翼地试探方献夫：“你老师如果能马到功成，我们是不是要保举他来中央？”

方献夫一眼就看穿了两人的疑虑，纵声大笑：“你二人不必多虑。我老师是淡泊名利的人，他只会专注于军事，并不关心政治。”

两人放下心来，去找首辅杨一清商议。杨一清听了二人举荐王阳明的建议，立即冷笑起来，他说：“朝廷难道只有一个王阳明是剿匪人才？”

桂萼本来对王阳明出山的想法并不坚定，但听杨一清这么一说，火气就上来了。而且，他急于想将功补过，所以马上质问杨一清：“你说还有什么人才？”

杨一清不紧不慢地说：“姚镆平定岑猛的成绩天下人有目共睹，广西又起叛乱，就是因为姚镆急功近利，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派军事人才去广西，而是要派个行政专家。只要再给姚镆一个机会平定叛乱，让行政专家来治理广西，就万事大吉。”

杨一清的说法很有道理，充分展现了出色政治家的犀利眼光。但张璁却说：“姚镆现在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皇上根本不可能再给他上战场的机会，除非你能说服皇上。问题是，你能吗？”

杨一清被问住了。他的确不能，但要王阳明出山，一旦王阳明立下大功，肯定会挑战他的地位。一个政治家绝不能给自己培养敌人。他沉默起来，大概是他的良知最后打败了他的私意，他终于同意了要王阳明出山的建议。

朱厚熜也同意，他此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让广西恢复秩序。1527年农历五月末，中央政府任命南京兵部尚书王阳明兼都御史，征讨思恩、田州。

张璁和桂萼竭力淡化王阳明的重要性，所以在让王阳明出山的同时，也让在边疆做苦工的王琼出山，提督三边（从延绥到宁夏，直至河西走廊嘉峪关外）军务。王阳明和王琼，同时在明帝国的南北缔造辉煌。

王阳明在1527年农历六月初收到中央政府的新任命时，也收到了他弟子方献夫和陆澄的信。两位弟子向王阳明祝贺，王阳明回信告诫他们：“你们啊，以后不要如此积极地推荐我，这会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会让我无论做出多么大的事都会被他们抹去。我倒不是争那点功劳，可我不想身在政治之外，却总被无缘无故地卷进政治之中。”

这正是王阳明的老到之处，或许也是他多年来致良知产生的超人智慧。他那些弟子们对他越是百般吹捧，他越会受到权势人物警惕的关注。别人对他越是关注，他就越容易被卷进当时复杂的政治中来。他不是没有能力玩政治，只是没有这个兴趣。

而对于那份新任命，王阳明给出了真心实意的回答：“我不想去。理由有三：第一，我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根本无法承受广西的恶劣气候，如果我真的病倒在广西，岂不是耽误大事；第二，广西形势还没有到最危急时刻。卢苏和王受只是当地居民，他们和土匪不同，因为有家有业，所以只要采用和缓的行政措施，他们必会放下武器；第三，如果非要让人去广西，我有两个人选，一个是胡世宁，另外一个是李承勋。他们都比我强，保证能完成任务。”

胡世宁自朱宸濠垮台后就被朱厚照重新起用。1525年，胡世宁在兵部做副部长（侍郎），他的才能王阳明最了解。李承勋是个出色的行政专家和军事天才，一直在南京任职，曾多次参与地方上的剿匪，练就了一身本领，后来做到南京刑部尚书，和王阳明是最亲密的好朋友之一，王阳明对他的能力也心中有数。

杨一清、张璁和桂萼收到王阳明的辞信后，不知是真是假。他们大概都模糊地认为，几年来王阳明可能暗示他的弟子在中央政府掀起要他出山的巨大呼声，只是因为他们的百般阻挠才未得逞。可有机会到他面前时，他居然不屑一顾，而且还自作聪明地推荐起人来。

张璁说：“王阳明这是在玩欲迎还拒。”桂萼说：“如果我们用了他推荐的人，那我们的价值何在？”杨一清不说话。

桂萼说：“必须要王阳明去广西。”张璁表示赞同。杨一清看着桂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桂萼被笑得心神不宁，连忙问杨一清：“你这笑是怎么回事？”

杨一清说：“王阳明说得没错，他举荐的两个人在我看来也的确能胜任。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王阳明去不可。难道，还有其他事？”

桂萼突然发现杨一清的眼神具有某种洞察力，惊慌起来：“还能有什么事，广西的事就是最大的事。”

桂萼很可能是说谎了。

现在已没有证据证明桂萼是否亲自和王阳明本人有过书信往来，或许有，那就是桂萼通过王阳明弟子方献夫或其他王阳明弟子明示过王阳明：你去广西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解决安南问题。

安南国就是交趾国（越南北部），秦朝时称为象郡。秦末，这里宣布独立。直到汉朝雄才大略的皇帝刘彻（汉武帝）时，它才被中央政府平定，并设置交趾、九日、日南三个郡。东汉初年，这里出了悍妇级的两姐妹造反，王阳明最崇拜的偶像之一马援率军平定，并且和越南南部划清国界。北宋初期，开国皇帝赵匡胤对交趾总是闹事头疼得很，于是索性承认它为王国，安南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元朝时，忽必烈要安南国国王来俯首称臣，安南国王置之不理。忽必烈一怒之下命令远征军进入安南国，虽然屡战屡胜，但因为补给线问题只能撤军，默认了它的存在。朱元璋建明帝国后，安南国国王来朝贡，宣称效忠朱元璋，朱元璋很高兴，也承认世界上有安南国这回事儿。

不过，安南国本身并不牢固，不停的血腥争斗始终损耗着它的国力。1403年，国王陈日炜被他的女婿、丞相黎季犛（lí）所杀。黎季犛再接再厉，把陈姓王族斩草除根。然后宣称自己是大舜后裔胡公满的子孙，于是改名为胡一元，让他的儿子胡苍当皇帝，他自己则当太上皇和摄政王。他上奏章给中国皇帝朱棣说，陈氏王族不知什么原因已全部灭绝，而他儿子胡苍是公主之子，请中国政府允许他当安南国王。

朱棣当时正全力对付北方的蒙古人，没有精力对此事的真伪进行调查，就册封胡苍为安南国王。胡一元和儿子胡苍正在庆贺胜利时，陈氏王族一个漏网的王子陈天平跋山涉水跑到南京（当时明帝国的首都是南京）向朱棣控诉胡一元的恶行。朱棣不想卷入安南政治中，于是拒绝相信陈天平的身份。可巧的是，当时正好有胡一元的使节到南京，他们见了陈天平后，愕然下拜，陈天平的王子身份已毫无疑问。朱棣出于宗主国的立场，只好扛起这份责任。

1405年，朱棣命令胡一元迎接陈天平回国继位。胡一元满口答应，中国政府派遣一支军队护送陈天平回国。第二年，中国政府军和陈天平进入安南国境，沿途欢迎人员表现得既热情又恭顺，这让中国部队指挥官放松了警惕，所以走到山路险峻、树林茂盛的芹站（富良江北岸）时，他们中了胡一元的埋伏，陈天平被杀，中国部队损失惨重。

朱棣大怒，他发现如果不给这个小国一点血的教训，他们就不明白世界上还有宗主国这回事。三个月后，中国远征军在军事天才张辅的率领下强行进入安南境，胡一元摆出象阵抵抗，张辅大破他的象阵，活捉了胡一元和他儿子胡苍。

朱棣对胜利大喜过望，宣布取消安南国把其领土并入大明版图，设置交趾省。但是，中央政府派遣到交趾省的官员都是贪鄙之人。几年后，这些官员靠贪赃枉法、欺压当地百姓，意料之中地激起了土著的造反，其中一支由黎利领导的造反队伍脱颖而出。1427年，中央政府派出的远征军在倒马坡（越南同登）遭到黎利的埋伏，全军覆没。黎利现在有了谈判的资本，于是向明帝国第五任皇帝朱瞻基（明宣宗）请求册封陈氏王族的陈皓为安南国王。这无疑是要明帝国把二十多年前吞下的交趾再吐出来。

中央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人主张坚决不能丧失祖宗留下的国土，有人则坚信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控制交趾，朱瞻基审时度势，同意后一种主张。于是，明政府册封了那个不知是否确有其人的陈皓为安南国国王，明帝国势力退出交趾。

几月后，黎利写信给朱瞻基说，陈皓突然死亡，要求他来继承安南国国王的位置。朱瞻基明知黎利在耍花招，可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动战争，只好同意了黎利的请求。黎利独立后，并没有和中国对抗，而是采取了侍奉大国政策，两国邦交更为敦睦。

两国的友谊持续到1522年，安南国的权臣莫登庸控制了黎氏王族，1527年，也就是姚镆重新把广西变成叛乱者乐土时，莫登庸羽翼已丰，他杀掉了五年前就已控制在手的黎氏国王，自己称帝。但黎氏王族在安南经营多年，拥有军队的成员多如牛毛。莫登庸必须要经过一场大的内战才能站稳脚跟，也就是说，安南国现在处于大乱状态。

桂萼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派王阳明到广西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趁安南国局势大乱时把安南重新并入明帝国版图。

实际上，早在1480年黎氏王族窝里斗得最凶时，明帝国第七任帝朱见深（明宪宗）的西厂领导人汪直就怂恿朱见深收服安南。全体政府官员都强烈反对，他们的论调是朱棣的顶级大学士解缙早就说过的：“交趾就是个不安分的恶棍，和他保持关系的最佳方式是承认它作为国家的存在，让它按时进贡即可。它那地方的地理情况没有设置郡县的条件，把它纳入版图只是平添烦恼。”

朱见深不是雄图大略的君主，所以他唯一一次拒绝了汪直的请求。此后明帝国对安南的态度，解缙的那番话始终是基调。但对有些雄心壮志，并了解帝国历史的人来说，安南始终是他们心上的一个痛点。

桂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桂萼不但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而且还有犀利的政治眼光。他认为莫登庸打内战至少要打上三五年。这三五年间，中国军队完全可以先帮黎氏打垮莫登庸，最后再消灭黎氏。

桂萼大概和朱厚熜提过这个计划，但朱厚熜一口就否决了。打仗需要钱，而现在中央政府没钱。这从王阳明在江西南部剿匪时，官员们竞相上奏章盛赞王阳明就能看出，很多奏章都重点指出，王阳明的功绩不仅仅剿灭了多年的匪患，还因为他只花了很少的钱。

桂萼虽然遇到挫折，却没有放弃这一想法。他后来强烈建议起用王阳明，无非是想让王阳明平定广西匪患后乘追击残匪之机南下，收服安南。杨一清看透了桂萼的想法，同时也确信王阳明不可能执行桂萼的计划。很简单，王阳明是个极能审时度势的人，绝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一旦真的进入安南战场，王阳明没有必赢的把握，到那时，本来就受到多人非难的王阳明，肯定成为众人的靶子。王阳明不会做这种蠢事。

桂萼认为自己的权威会对王阳明产生影响，所以他让朱厚熜在1527年农历六月下旬再向王阳明发出旨意：必须立即启程去广西！

王阳明接到圣旨后，无可奈何地叹气。他转身对弟子们说：“看来广西是非去不可了，不过你们看我的身体，还有活着回来的机会吗？”

弟子们的鼻子一酸。王阳明开始剧烈地咳嗽，整个伯爵府的一草一木都能感受到那来自他肺中的疼痛。

走在成圣的路上

王阳明在1527年农历七月初接到中央政府要他去广西的圣旨，直到十一月二十才到达广西梧州，险些走了五个月。从浙江余姚到广西梧州在有路可走的情况下，距离大概是1600公里，一天即使走二十公里，三个月也足够了。王阳明走得这样慢，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当他离开浙江余姚时随身带着一位医生，他当时已不能骑马，只能坐轿，他在这段时期给弟子们的信中经常提到他患了可怕的痢疾，厕所成了他待的时间最长的场所之一；第二，他在沿途各地都做了停留，和他的弟子们聚会讲学；第三，多年对他不公正的风风雨雨消磨了他的斗志，他已不可能拥有当年去江西南部剿匪时的朝气，急如星火地上路。

他离开余姚前，发生了王阳明心学史上最光彩夺目也是最后的一幕：四句教的解析。“四句教”全文如下：“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两位弟子各持己见，王阳明详细地向他们做了解析。

很多王阳明心学研究者都认为“四句教”是王阳明心学继“致良知”后的又一次升华，不过我们不必看王阳明的解析，只在这二十八个字上望文生义，就可以发现，它可能仅仅是王阳明致良知的一个程式，也就是面对一件事时如何“致良知”。用一种不客气的话来说，“四句教”被后来王阳明心学的服膺者们极不明智地夸大了。

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下。假设我们坐在天空下，只是没有目的地望着天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是“无善无恶”的。但当天空一颗陨石正坠向一个熟睡的人时，我们的心马上就会动起来，这是“意之动”。我们的心动起来会产生两种“意”，一种是善意，一种是恶意，所以这时就有了“善恶”，善意是，及时提醒那个即将被砸的人，恶意是，看热闹。这两种“意”，是善是恶，我们是如何区分的呢？我们凭什么说看热闹那个意就是恶的，提醒那个意就是善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能知善知恶。那么，我们下面要做的事就是“为善去恶”，如果只是知道善意和恶意，却不去行动，那也不是致良知。所以，我们必须提醒那个睡觉的倒霉鬼，有石头要砸你，赶紧起来。这就是“格物”，也就是王阳明说的“炼心”，它炼的就是我们那颗慈悲的心。我们要经常实践自己的善意来炼心，把自己的心炼成仁者的心。长此以往，我们就会成为伟大的人，因为孟子说了，仁者无敌。

“四句教”解析在王阳明心学史上被称为“天泉证道”。王阳明一生中共证了三次道：一次是贵州龙场证出了格物致知的灵动之道——心即理；第二次是在江西南昌证出了“致良知”；第三次就是这次在浙江余姚证出了“四句教”。实际上，三次证道都是在加强它心学的“良知”宗旨，异曲同工，根本谈不上是飞跃或者是变道，尤其是“四句教”只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

王阳明这次去广西可以看成是他对自己心学的一次检阅和对往事的回首。1527年农历九月中旬，他抵达钱塘江，拖着病体游览了吴山、月岩、严滩。在游览浙江桐庐县南十五公里的钓台时，他感慨万千。钓台位于富春江畔，东汉初期，大能人严子陵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关系密切。刘秀请他辅佐自己，但严子陵婉言谢绝，隐居富春江畔以钓鱼为乐，这就是钓台的来历。

七年前，王阳明押解朱宸濠和他的余党路过钓台时，非常想游览此地，可当时的局势紧张，他没有时间。七年后他如愿以偿来到钓台，想到严子陵的高士之风，又想到刘秀对严子陵的体谅，于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当今圣上对他这个病夫的态度。他写诗道：“滔滔良自伤，果哉未难己。”

不过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据王阳明自己说他当时患有严重的肺病、痢疾，还有足疾，可他还到处游玩。他年轻时求仙访道，甚至还设想通过导引术使自己长生不老。可他不但没有长生不老，反而大半辈子都处在病患之中。在他游览当时以道士闻名的浙江常山时，对道家的强身健体思想表现出了极大的质疑。他在《长生》中写道：“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我们一定要特别关注这首诗，因为他是王阳明在人间的最后时刻对道家养生术的体验式总结，同时他还暗示了我们很多事情。

王阳明大半生都信奉道家思想和养生术，他后来和道家只是在思想层面划清界线，王阳明一生中有很多道家朋友，而占绝大多数的是锻炼外丹的道教术士。据史料记载，王阳明在发配龙场之前就已经在服用这群道士给他的丹药和谨遵他们给的药方。比如有一个药方就是少量的砒霜，王阳明一直在服用，目的是治疗他的肺病。

肺病是王阳明一生中最大的心理和生理疾患，他千方百计想要祛除它，可我们都知道，在没有青霉素的时代，肺病就是不治之症。为了消除痛苦，王阳明选择服用术士们锻造的所谓仙丹。众所周知，道士的仙丹里含有大量剧毒化学成分“汞”和“铅”。偶尔服用不会有问题，可长时间服用就会积累毒性。明帝国中期的皇帝大都没有活过四十岁（朱瞻基三十七岁、朱见深四十岁、朱祐樘三十五岁、朱厚照三十岁），和他们长期服用这种化学药剂有直接关系。

也许王阳明服用仙丹是迫不得已，他有病在身。不过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终于发现靠道教的养生术达到长生不老，甚至是最基本的强身健体也是痴心妄想。所以他才写了这样一首诗。

他说，“九转还丹”根本不在道士的手中，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它就是“良知”：“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1527年农历十月初，王阳明抵达江西广信。三十多年前，他在这里拜见理学大师娄谅，由此步入理学之门。三十多年后，对娄谅而言，创建自己心学多年的王阳明已是他的逆徒。远在天上的娄谅可能永不会想到，正是这个逆徒才让他娄谅的大名传播得更广。没有王阳明，娄谅充其量不过是个理学研究者而已，因为他指点了王阳明，才一跃而成为理学泰斗。师傅靠弟子成大名，娄谅是个典型。

王阳明一进入江西，他的心学光辉史来临了。不但他在广信的弟子蜂拥而至，就连远在贵州的信仰者也跑来向他请教。王阳明早就听说广信的弟子们已为他设下接风宴，他不想太高调，所以就在船上陆续接见他的弟子们。由于弟子太多，他发现在船上接见他们有危险性，所以就传话说，等他从广西回来再和他们长谈。弟子们抱着希望，恋恋不舍而散。不过他后来失约了，回到广信的是他的肉体，他的灵魂登上了天堂。

对广信当地的弟子，他可以呼唤散去，可对从遥远的贵州来的弟子，他就不忍心了。

一个叫徐樾的弟子在岸边如信徒朝圣一样虔敬地希望和王阳明见面，王阳明答应了。徐樾还处于王阳明心学的初级阶段——静坐，他确信在静坐中理解了王阳明心学，得到了真谛。王阳明就让他举例子说明，徐樾就兴奋地举起例子来，他举一个，王阳明否定一个，举了十几个，已无例可举，相当沮丧。王阳明指点他道：“你太执着于事物。”徐樾不理解。王阳明就指着船里蜡烛的光说：“这是光。”在空中画了个圈说，“这也是光。”又指向船外被烛光照耀的湖面说，“这也是光。”再指向目力所及处，“这还是光。”徐樾先是茫然，但很快就兴奋起来，说：“老师我懂了。”王阳明说：“不要执着，光不仅在烛上，记住这点。”徐樾拜谢而去。

王阳明连夜出发，第二天抵达了南浦。南浦沸腾了。南浦是王阳明当年和朱宸濠决战的战场之一，南浦百姓为王阳明能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已感恩戴德多年。王阳明在南浦受到的欢迎和广信不同。广信欢迎他的大都是弟子，而在南浦，欢迎他的更多是老百姓。老百姓欢迎王阳明的理由不仅是王阳明给他们带来了稳固的秩序和新生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对王阳明心学很感兴趣。

王阳明心学本来就是简易灵动的学说，只要有心，贩夫走卒也很容易就能成为王阳明心学门徒。南浦的百姓把王阳明请到岸上，把他扶进轿子里，你争我夺地去抬王阳明的轿子，一直抬进了衙门。当时街道上已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百姓们纷纷想近前看一眼他们人生中的导师王阳明。王阳明让他的弟子们妥善安排，他自己坐在大厅正中，开了东西两个门，大家排好队，从东门入再从西门出。这些人和徐樾一样成了虔诚的朝圣者，次第朝拜王阳明。

当时一个叫唐尧臣的人对这一场面万分惊愕。唐尧臣几年前曾听过王阳明的课，但他无法理解王阳明心学，所以半路退学。不过自我修行后，渐渐感悟出王阳明心学的真谛，于是又跑来向王阳明学习。他看到南浦的壮观而神圣的场面时，不仅发出感叹：“孔孟之后从来没有这样的气象啊！”王阳明的其他弟子取笑这位迷途知返的羔羊：“逃兵又来投降了？”唐尧臣反唇相讥：“只有王老师这样的人才能降服我，你等岂有这样的能耐！”

王阳明在南浦引起的轰动还未降温，南昌城再掀高潮。1527年农历十月中旬，王阳明抵达南昌，南昌百姓近乎疯狂。据王阳明的弟子们说，南昌城百姓在得知王阳明到来前，不经当地政府同意，就自发地带着水果和新出炉的主食，出城分列迎接王阳明。

王阳明受到的接待是帝王般的规格。这并不奇怪，南昌百姓在朱宸濠的统治时期没有过过好日子。同时，南昌城中的王阳明心学门徒遍布大街小巷，王老师重返南昌，他们想不疯狂都不能。

据说，南昌城百姓超规格迎接王阳明一事传到北京时，张璁和桂萼愕然惊叹，他们对王阳明又是佩服又是嫉妒。杨一清以超级政治家的素质让二人不必大惊小怪。杨一清说，普通百姓哪里有这样自发的能力，这肯定是在南昌城中的王阳明弟子们组织的。老百姓是群最健忘的人，对一个人的记忆不会超过三年。你对他坏和对他好，都是如此。

无论杨一清是在玩“阿Q精神”，还是他真是就这样认为的，王阳明在南昌城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和顶礼膜拜却是事实。

虽然南昌城百姓苦苦挽留，但王阳明还是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带着病体南下。当他到达当年平定宁王的指挥基地吉安时，吉安百姓的欢迎同样如海洋般将他淹没。他在吉安大会诸友和弟子，指导他们说，炼心一定要刻苦努力持之以恒，尧舜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还不忘困知勉行的功夫，你们比尧舜差得很远，必须要顽强地学习做圣人。

而对于吉安的普通百姓们，他则留下这样一段话：致良知的功夫就是简易真切，越真切就越简易，越简易就越真切。

这段话无非是告诉那些人：你们在生活中只要简易地按良知去真切地为人处世，那就是圣人气象。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的父母，安分守己地工作，这是多么简易的事，你把这些简易的事真切地做明白了，每天都会感到心是充实的。我的心学也不过是让你们内心充实，没有烦恼。

这次讲学大概是王阳明的最后一次讲学，也许是他的良知在警告他，时日无多，也许是老天的安排，这次讲学，可看作是他对其心学最透彻、最直接的一次论述。他抛弃了那些思辨的理论，单刀直入告诉世人，要学会王阳明心学非常简单：只要按良知的指引去真切地为人处世，并持之以恒，圣贤的境界就在眼前。

1527年农历十一月十八，王阳明抵达肇庆，这里离广西的梧州只有一天的路程。他的足疾开始发作，几乎不能站立，当地潮湿、瘴疠肆虐的气候也让他的肺病加重。跟随他的弟子们已能清晰地听到王老师呼吸时发出的只有蜥蜴才有的“咝咝”声。在肇庆过夜时，他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们说这是预感，王阳明说这是良知正在发挥作用。

王阳明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他眼前突然出现广西梧州的办公衙门变成了阎王殿，在噩梦的持续侵袭中，他总是大汗淋漓地惊醒。在给浙江余姚的弟子的信中，他叮嘱弟子们要帮他的家人谨慎处理他的家事。几年以后，他的弟子钱德洪回忆说，1527年远在肇庆的王阳明给他写信，他在积极乐观的字里行间隐约能感觉到老师的内心不安。他当时还在想，经过千锤百炼的王老师的心怎会如此大动，他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觉。可事实是，王阳明在肇庆已半梦半醒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归宿就在不远的将来。

两天后，王阳明终于抵达他在人间创建事功的目的地：广西梧州。梧州是当时两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在南中国，它是万众瞩目的重镇。王阳明的到来让梧州的身价猛增，直到近代，梧州在诉说它的历史时，总会大肆渲染王阳明曾来过这里，而且建下赫赫功勋。

谢谢诸位

152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王阳明到达广西梧州正式办公。和当初他到赣州一样，开始了实地调查。这一调查是全面的，不仅仅包括卢苏、王受的详细履历，还有他们作乱的情况，更有这个地区的历史沿革，他想知道发展到今天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进行这样的全面调查后，王阳明向皇上朱厚熜呈上了《谢恩疏》，他要谢谢朱厚熜能委他以重任，这只是一笔带过，他最想告诉朱厚熜的是他在田州叛乱上的态度以及方法。

王阳明承认，田州、思恩（今南宁以北及武鸣县西北，百色市及田阳、田东）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因为它是防御安南国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帝国无法控制田州、思恩，就等于向安南国主动打开了大门。有些书生看着地图认为，这里是蛮荒区，可有可无。王阳明却认为，田州在帝国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并不比北方抵御蒙古人的军事重镇宣府、大同差。如果不是安南国正在自相残杀，他们完全可以利用田州的叛乱而兵不血刃地进入中国本土。可为什么这样一个重地，却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王阳明考察了岑猛的造反史后总结说，岑猛本人固然有狼子野心，可那是被活生生逼出来的。我曾查阅广西部队远征南赣的记录，岑猛多次带领他的部队参与政府军的军事行动，但事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岑猛本就心怀不平，地方政府官员又向他索贿，这自然激起了他的反意。

其实，地方政府官员，甚至是来广西巡抚的中央政府官员都没有注意到，广西的政府部队作战能力极弱，岑猛一起，即成摧枯拉朽之势。姚镆耗费巨资，带数万部队来对付岑猛，全凭一腔热血，虽然消灭了岑猛，却在后期治理上陷入错误的泥潭，导致形势更加恶化，王受、卢苏就是这一错误的产物。

王阳明说，中央政府让流官来统治广西的效果远没有让土官治理好。广西田州本是荒蛮，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做官，大多数官员都是抱着怨气来，指望他们负起执政的责任，显然不可能。他们这些人来到广西田州只有一个目的：尽快离开。毫不负责之外，他们还贪赃枉法，欺压当地少数民族。这种行为注定将引起暴乱。

王阳明有份数据，自广西行政取消土官使用流官以来，少数民族（瑶族）造反超过八次，而土官管理广西时，造反次数只有两次。这份数据一目了然地证明：流官不适合广西。虽然中央政府想把田州直接纳入帝国行政区划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实不允许。靠一厢情愿去行动，就不是知行合一，自然就不是致良知。

王阳明最后对朱厚熜说：“我要谢谢皇上您能信任我，要我担负如此重任，虽然我身体状况不佳，但我会竭尽全力让田州乃至广西恢复秩序，保境安民。”

在呈上这道《谢恩疏》之前，王阳明提笔在一张白纸上沉思了很久，他要写信给内阁的大学士们。王阳明必须要写这样一封信，他虽然是被内阁推荐来的，可内阁的诸位仍然谨慎地监视着他，因为他一旦建下功勋，就会对内阁产生压力。要王阳明来内阁的呼声振聋发聩，可不是一天两天了。王阳明必须要让内阁成员放心，让他们同意自己在广西自作主张、大施拳脚，只有这样，他才能心无挂碍，行动无阻地付出。

但这封信写给谁，他必须慎重。本来，他的举荐者是桂萼，可桂萼希望他能解决安南问题，如果主动给桂萼写信，固然可以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可如果他不解决安南问题，那会被桂萼连根拔起。张璁在举荐他的问题上意见不多，给他写信是事倍功半，那么只剩下一个人，就是首辅杨一清。

王阳明从前对杨一清的印象不错，这缘于杨一清不顾身家性命地铲除刘瑾的正义感，还有八年前向他推荐了太监张永，正是杨一清的帮助，才使王阳明摆脱了朱宸濠这颗定时炸弹，又在张永的维护下全身而退。不过自杨一清重回政坛后，据他在中央政府的弟子们透露给他的，杨一清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功利性十足的政客。

给人的感觉是，杨一清在想方设法地排挤他的同僚们，以使自己成为一言九鼎的人。据王阳明的弟子们说，王老师不被召入中央，杨一清的意见举足轻重。这可能是王阳明弟子们认为的真相，可当我们站在杨一清的角度来看，这一真相甚为荒唐。

杨一清始终对国家和政府怀抱炽热的责任心。当他重返中央政府后，他发现这个皇帝和先皇朱厚照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朱厚照好动，喜欢扮演英雄，是有着不可遏制的表现欲的那类顽主。朱厚熜给人的感觉是很安静，但在安静的背后却是他的顽梗，他对“大礼议”那么上心，固然有孝道之心，更多的却是他性格中的阴沉。他当上皇帝没几年，就安静地躲在后宫中很少露面，原因是沉溺在道家的长生之术上。

杨一清总想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目的是希望把朱厚熜拉回正轨。他对张璁和桂萼一味纵容朱厚熜的性格非常鄙视，身为前朝重臣，他不希望再出现另一个版本的朱厚照。大多数时候，人们的想法都是好的，但现实却总让人们失望。直到他被迫辞去首辅时，都没有实现这个理想。

杨一清的确在千方百计地阻止王阳明来中央政府，但绝不是世上所传言的他嫉贤妒能，而是他恐惧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会把皇上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朱厚熜在宫廷中不但有技术上的道士，还有理论上的道士，这些道士向他不停传授异端思想，但这些道士的异端思想和王阳明思想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在杨一清看来，身为皇帝必须遵循理学规范，在这些规范的作用下，成为圣君。外在的规范作用相当重要，而王阳明恰好忽视外在的规范作用，认为所有的规范都在我心。朱厚熜本来就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如果王阳明再为他灌输这种思想，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他必须阻遏王阳明。我们无从得知王阳明是否理解杨一清的苦衷，不过从他给杨一清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应该是把杨一清当成了世人传言中的人物。

他首先把自己能身负重任的功劳堆到了杨一清的头上：合格的朝臣报效祖国的方式就是举荐贤能，杨公你为朝廷举荐了那么多人才，我王阳明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如今您举荐我，真让我受宠若惊，我何德何能，不过我相信您的眼光。等我料理了广西的事情后，希望杨公能向皇上推荐我做个闲差，我感激不尽。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因为我身体状况太差，不能再过度劳累。

这封信情真意切，乃王阳明用良知写成。杨一清非常感动，甚至还叹息，如果王阳明不创建他的心学该多好！

在自信内阁不会牵绊他后，王阳明又给当时的兵部尚书李承勋写了封信。王阳明为什么要给兵部尚书李承勋写信，需要稍作补充明帝国的上层政治情况。

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后，明帝国的政治领导层就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宦官，和汉唐的宦官不同，明帝国的宦官都有行政编制，派到各地的监军在行政级别上就是当地的军政二把手，宦官左右明帝国政局的事时常发生，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朱厚照时的“立皇帝”刘瑾就是典型。第二部分则是内阁大学士，注意，内阁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属于政府部门，它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团，所以他们和宦官构成了皇帝的内廷。第三部分则是外廷，代表部门就是大名鼎鼎的六部。

明帝国的皇帝们始终是在用内廷控制外廷，所以内廷凌驾于外廷之上。但外廷也不是吃素的，尤其是明帝国中期，内部盗匪和外部蒙古人的军事骚扰使得帝国的军事成为政治主题，于是，兵部尚书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起来。明帝国的兵部有不需通过吏部任用将军的权力，这个部门叫武选司，王阳明就曾在这个部门待过。

不但如此，兵部尚书还有一项特权：如果某地有叛乱，在内阁或是吏部任命该处巡抚时，他有给这位巡抚提督军务的权力。王阳明当初在江西南部剿匪，王琼就通过这一权力让王阳明提督军务。也就是说，兵部尚书对去有军警之地巡抚的人有监督权，兵部尚书和提督军务的巡抚如果合作无间，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当初王琼和王阳明的合作就是例子。反之，那将是糟糕透顶。

所以，王阳明必须给李承勋写信，要他在中央政府支持自己。李承勋明大义，又是王阳明的朋友，他让王阳明把心放在肚子里。他说，虽然我没有王琼那样的本事，但肯定竭尽全力支持你。

王阳明还是不太放心，他又写出第三封信，信的接收人是他的弟子黄绾。他提醒黄绾，也让黄绾提醒他在中央政府的弟子和崇拜者们，不要再拼命地推荐自己，一定要把王阳明这个人淡化，最好是让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忘记有个王阳明在广西剿匪的事。他对黄绾说：“我现在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广西，你们如果在中央政府总是谈到我，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不安。他们也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广西来，到那时，我就不好做事了。”

他同时还叮嘱黄绾，举荐人一定要慎重，要多方考察。否则不但这个人会坏了事，你身为举荐人也脱不了干系。

他又谈到了一件往事，就是平定宁王后的赏赐问题。他说：“这件事过去七八年了，很多当时立下功劳的人等赏赐等得已近绝望。我一直想向中央政府提这件事，可这个时候提，有些人会认为我在要挟政府。所以，你们如果有时间有精力，应该把这件事当成重中之重。”

最后他要弟子们放心：“广西的叛乱头目不过是小疾病，比当年江西南部那些造反大佬们差远了，所以你们不必为我担心。你们要担心的是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这才是心腹之患。”

朝中高层的政治斗争不是黄绾和他的另一位身居高位的弟子方献夫能解决的，即使预防，二人都不能胜任。所以王阳明的这番训诫，不过是证明他深邃的眼光而已。

1527年最后的一个多月，王阳明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原因只有一个：他之前调集的湖广和福建、广东的部队没有到达。三处的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们给出的借口都是一样的：正在集结军队，筹措军饷。

王阳明苦笑，连连发信催促。几支部队终于在1528年正月抵达梧州，而王阳明仍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思。

实际上，他心中早已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招抚。按他对王受和卢苏资料的了解，这两人武装暴动完全是政府官员逼出来的。而他们后来攻城略地，并没有独立的意思，只是想增加和政府谈判的筹码。

这是王阳明要解决的问题，他不想让对方的筹码变得有价值。所以刚过了元宵节，王阳明组织几万人的部队进驻南宁，就在南宁郊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场军事演习把王受和卢苏惊到了，他们急忙加紧战备，应对王阳明。

王阳明和他的指挥官们开会商议，有人说既然部队已来了，就应该打。王阳明却说，王受和卢苏的实力不可小觑，田州和思恩的防御都被他们加固，短时间内根本打不下来。用军事手段，耗费金钱不说，还会死成千上万的人，得不偿失。

有人想不到别的办法，这缘于他们的一根筋。在他们心中，对付少数民族的叛乱就应该用铁血手段，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是对牛弹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没有沟通的可行性。另外，部队已经集结，如果不打，那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啊。

王阳明说：“除了打，还有很好的方法，即招抚。”

广西的地方官们强烈反对，他们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想法的不切实际。在姚镆灰头土脸地走人之前，曾招抚过王、卢二人，可两人开出的条件不可理喻。只要稍懂成本核算的人都知道，打比招更节省成本。

王阳明说，他们所以提出那些苛刻的条件是因为他们手中有筹码，姚镆和他们谈判时，手上没有军队，人家当然会狮子大开口。可现在我们大军云集，那场军事演习就是给他们看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实力，提示他们，我们是先礼后兵。

与会众人被王阳明说服，但他们口服心不服。尤其是湖广军队的指挥官们，他们千里奔波来到广西，目的是建立军功。如果王阳明招抚，那他们就是无功而返。他们决定从中作梗，让王阳明的招抚计划流产。

阴谋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在王阳明的使者还未到达王受和卢苏基地时，王、卢二人便收到可靠消息：王阳明的招抚不可信，王阳明是想通过这一方式向你等索贿，而且数额巨大。如果你们不能满足王阳明，后果可想而知。

王、卢二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两人的前辈们都曾遇到过前来剿匪的巡抚向他们索贿的经历，两人赶出了王阳明的使者，拒绝去见王阳明。

王阳明陷入了困境。这和他当初在江西南部剿匪时面临的情况截然不同。他当初在彻底清除了山匪隐藏在政府中的内鬼后，整个政府上下一心。如今，本该是他朋友的人却成了他的敌人。有人建议他整顿政府军内部，他没有同意。他总感觉自己时日无多，而治理整顿是耗费时间的事。在考虑了几天后，王阳明决心用良知这一武器直攻王受和卢苏。

他亲自写信给王受和卢苏。首先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对他们当初的遭遇表示深深的同情，重点指出，你们现在的错误实际上是政府有错在先；其次，他真诚恻怛地向二人保证，只要两人放下武器，将来绝不会再发生“官逼民反”的事，他保证会给他们生命和自由，把广西建成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家园；最后，王阳明严肃地说，你们投降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大家可以免掉兵戎相见的尴尬，你们的决定会存活很多人，活人一命可是最大的功勋。

这封信并没有取得意想中的效果，因为王受和卢苏有顾虑。

平定思田

王受对卢苏说：“王阳明这老头是出了名的不靠谱，江西那群笨蛋都是这样栽到他手里的。”

卢苏说：“岂止是他不靠谱，我看中国的所有官员都不靠谱。咱们老大岑猛就纯粹是被这群狗官逼反的。”

王受和卢苏不再说话，看上去正在思考人生大事。两人沉默了很久，最后异口同声地说：“要不，咱们试试？”

王受接着说：“我听说王阳明这老头只对十恶不赦和不思悔改的人才动杀机。”

卢苏说：“我也听说了。咱二人属于十恶不赦那类人吗？”

王受摇头：“也不属于不思悔改的那类吧。”

卢苏说：“肯定啊，咱二人根本就不想反，或者可以这样说，咱二人一直在等着朝廷出个明白事理的官员来和咱们谈谈。”

王受说：“据我所知，我总感觉王阳明这老人家还不错。”

卢苏说：“我觉得也是。”

两人最后说，派个不重要的人去和他谈谈。

王阳明热情地接待了王、卢二人派来的不太重要的人。这人带来王、卢二人的意思：我们早就想放下武器，回归祖国的怀抱，可有许多官员总是欺诈我们，我们的好多同道中人放下武器后会遭到屠杀，或者是我们提出的很多改善我们自由的条件被漠然置之。

王阳明要王、卢二人放心，送走这位使者后，他就命令湖广部队回老家，只有广西一支没有规模的部队驻扎在南宁。

王受欢喜地对卢苏说：“王阳明这是真心实意啊。”

卢苏想起王阳明在江西对池仲容的所作所为，谨慎地说：“还是看看再说。”

王阳明知道他们在犹豫，所以派人给他们送去了免死牌，声称这要他们投降，既往不咎，并且要给他们理想的生活。

王受催促卢苏，咱们的架子也摆得差不多了，不能让人家王大人以为他是在热脸贴冷屁股。

卢苏想知道王受的想法。王受说：“咱们还能等人家上门来劝降？应该主动去投降啊。”

卢苏沉思了一会，有了主意。他传信给王阳明：我们可以去南宁，但南宁的防务要我们来维持，诸如城上的士兵，衙门口的站岗卫兵，还有南宁城中的巡逻队。

王阳明的弟子、广西省的高级官员王大用失声叫了起来：“这不就是换防吗？万一他们趁此机会向咱们动手，咱们可就是瓮中之鳖。”

王阳明教训他：怎么可以把别人想得那么坏，你的良知呢？通知他们，就按他们的意思办。王阳明最后又看着各位官员，一字一句地说：要干净地办，不要耍小动作。

1528年阴历二月中旬，王受和卢苏再把南宁城的部队都换成自己人后，慢慢地进了南宁城。卢苏发现眼前的南宁城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街道被打扫过，还洒上了清水。街市繁华，行人如流。王阳明在南宁的临时衙门口张灯结彩，像是在欢迎贵客。他远远地就看到衙门口的卫兵是他的人，在整个南宁城的武装部队中，他没有见到陌生人。这回，他彻底放下心来。他想的是，即使和王阳明谈砸，就凭他在南宁城中这么多武装部队，他和王受也能全身而退。

王受很开心，他看到此情此景时，当即确定从前在刀口上的日子已经成了遥远的噩梦，新生活的曙光已经越过地平线正照耀着他的心。在南宁衙门门口，他和卢苏停下来，按之前二人的约定，随从们把他们反绑，并在两臂之间插上一支荆条，这就是失传多年的“负荆请罪”。

王阳明坐在上面，仪态威严。王受和卢苏跪在地上，请求王大人对他们的过失进行责罚。王阳明对二人说，本来你们主动来降，不应该责罚你们。可是，你们造反是事实，违法乱纪，冲击政府，这是有罪，如果不惩罚你们，会让更多的人抱有侥幸之心，所以，我要惩罚你们。

王受和卢苏吃了一惊。王阳明马上接着说，你们可穿上生平最厚重的盔甲，让我揍你们二百军棍。

说完就让人托着军棍给二人看，二人险些乐出来：军棍是空心的，好像一根半死不活的竹子。对于这一明目张胆的“造假”，二人开心地同意了。他们穿上厚重的盔甲，由于不能走路，所以被人抬到王阳明面前，二百“军棍”执行完毕，王阳明走下来，命人把他们的盔甲脱掉，拉着二人的手说：“两位深明大义，对我深信不疑，我真的很感动。既然二人对我如此真心，我也就不客气了，有件事需要二人帮忙。”

王受激动得手直抖：“王大人但说不妨，我哥俩万死不辞。”卢苏用眼神支持王受的话。

王阳明点了点头说：“很好，我希望二位能帮我稳定广西。”

王受拍着胸脯说：“这事包在我哥俩身上。我二人有武装部队七万，能扫平一切王大人要扫平的人。”

王阳明笑着摇头：“你们呀，我之所以招安你们就是想让你们过平静的生活，让你们离开血雨腥风的战场，怎么可能会再把你们推到沙场上去呢。”

卢苏疑惑不解：“那王大人如果让我帮你稳定广西？”

王阳明再笑道：“很简单，解散你们的部队，回家安分守己地过日子，这就是帮了我最大的忙。而且我答应诸位，官府一定不会再发生欺压你们的事。”

二人恍然大悟，跪拜王阳明。

王阳明仅凭几封信就把广西最大的叛乱武装化解得无影无踪，这种能力在当时已知的世界上，恐怕只有王阳明才有。

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广西，王阳明的战场不在外而在心上。他最擅长的实用心理战既简单也不简单。说他的心理战简单，不过是用真情实意感动对手，或是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招数让对手晕头转向，然后发出致命一击。说他的心理战不简单，是因为他的心理战表面上看没有规律可循。什么时候该用招抚，什么时候该采取军事行动，看似随心所欲，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复杂的分析过程。

对于王受和卢苏的情况，王阳明曾做过多方面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二人并无野心，而且是无法忍受当地政府官员的欺压才奋起反抗。当他们具备一定实力后，也没有再扩展，这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本心还是倾向于和政府谈合作。他们的良知依然光明着，心肠没有变成铁石，对于这类人，用招安就最合适不过。而对有些冥顽不灵的人，比如江西叛乱大佬池仲容，就毫无效果，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虚虚实实的军事打击。

王阳明的一位弟子对老师这次不费一兵一卒、不发一箭一矢就解决了思恩、田州的事夸张地评价说：这比多年前大禹治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情的确刚刚开始，因为“平”和“定”是两回事，王阳明现在只做到了“平”，怎样才能让南宁地区“定”，这才是关键。

他把当初向中央政府提交的治理思、田方案迅速执行：第一步是改流为土，让当地有责任心和能力的政府官员担任军政一把手，让类似王受和卢苏这样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军政二把手和行政秘书。这样一来，军政大权在政府手里，而少数民族因为参政获取了荣誉感。双方互相监督互相砥砺，其乐融融。

第二步，把“十家牌法”在广西如法炮制。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拯救人心，通俗的说法就是思想教育。世界上最不稳的就是人心，只要人心静了，世界也就静了。百姓心中有了道德基石，才能遵纪守法，才能做个好人。普及伦理道德的场所在学校，王阳明自己出钱兴建学校，邀请百姓免费来听他和他弟子们关于良知的讲课。

据他的弟子后来说，南宁百姓听了王阳明心学课程后，心灵受到极大的洗礼，对自己从前浑浑噩噩的日子直唾弃，决心此后为人处世必以良知为师。

王阳明心学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传播开，缘于心学的简易明快，更缘于王阳明在教学方法上的理念：因材施教，不以主观凌驾别人，顺着对方的思想。用心学术语来讲就是“不执”。

下面这件事就是证明。

田州城外河边有块怪异巨石，形状如乌龟，更使人惊奇的是，“乌龟”静卧不动时，田州太平无事，当它如长了脚远离河边时，田州就有刀兵。这有事实为证，岑猛造反前，“乌龟”很老实地待在河边；岑猛作乱不久，“乌龟”就离开了河边；岑猛被平定后，“乌龟”又神奇地回到河边；王受和卢苏造反时，它又离开了河边。王阳明招降了王、卢二人后，大概是乌龟的信息不灵，所以还没有回到河边。

当地百姓都确信一件事：这块石头是治乱的风向标，他们都希望这块石头永远待在河边，不要跑来跑去，背后的意思就是，希望和平，不希望动乱。

这当然是典型的迷信，不过王阳明却认为这是当地的传统，他没有理由不尊重别人的传统。所以当百姓来请他对付那块石头时，他煞有介事地在河边举行了一场巫术表演。

这场表演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把石头抬回原处，然后他趴到石头上假装和石头谈话，再然后又假装听石头说话，最后他站起来指着石头大喝一声：“你敢作乱，不怕我毁了你？”

说完，就命人取来纸笔，写下：田石平，田州宁，千万世，巩皇明。然后让人把字刻到“乌龟”身上，百姓们被这场面震住了，坚信王阳明已经搞定了这个祸害，顿时欢呼雀跃。

王阳明能搞定“神龟”，却搞不定自己的身体。在南宁操劳四个月后，1528年农历六月，他一病不起，万不得已要出去办事必须要躺在宽大的轿子里。他向中央政府提出退休的要求，桂萼死活不同意，要王阳明必须在安南的事情上给他交代。

王阳明情绪低落地对弟子们说：“广西要成我葬身之地啊。”

弟子们安慰他：“吉人自有天相，肯定能渡过难关。”

王阳明摇头叹息：“生死关容易过，可心上的关却难过。”

弟子们问原因。王阳明说：“桂萼让我进攻安南，这是异想天开，他只分析了别人的缺点，却没有检讨自己的缺陷。安南的确在内乱，可广西全境有几处是安宁的？如果我不照他的做，这次广西之行的功劳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我照他的做，可能会引起更多事端。”

有弟子疏阔地说：“那咱们就回余姚，管他什么桂萼和吏部！”

王阳明听到这句话，怦然心动。如果不是发生了下面这件事，他可能真的就提前违抗中央政府的命令回余姚了。

这件事和两个地名有关，一个是断藤峡，另外一个是八寨。

雷霆扫穴

断藤峡原名为大藤峡，位于广西桂平境内浔江两岸，注意，是江的两岸。两岸之间有一条粗藤，身手敏捷的人可以攀附着这条大藤来回两岸。浔江两岸高山夹峙，山势巍峨，犬牙交错，尤以大藤两岸附近的地势最为险峻恶劣，是为大藤峡。

明帝国第七任帝朱祁钰（景泰帝）在位时，此处发生了以侯大苟为首的大规模瑶族叛乱。他们把大藤峡当作基地，并建立数个寨子（军事据点）巩固基地。由于此地易守难攻，所以政府焦头烂额。大藤峡叛乱的同时，八寨（广西红水河南岸的思吉、周安、剥丁、古卯、罗墨、古钵、古蓬、都者等八个寨堡）也凑热闹般地和政府势不两立，一时之间，广西境内烽烟四起，民不聊生。

1465年农历十一月，中央政府派官员韩雍到大藤峡剿匪。韩雍文武双全，带领十万人马进入广西，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一鼓荡平大藤峡匪患，当他视察胜利战场时发现了那根藤，他认为这根藤是不祥之物，于是命人砍断，改“大藤峡”为“断藤峡”。接着又扫灭了八寨之贼，凯旋而归。

韩雍离开广西时，曾向中央政府建议说：“瑶人的性情，最不喜欢面见官吏，最鄙视官吏。如果还像从前那样以流官镇抚其地，肯定还会产生动乱。我以为应该用当地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首领作为他们的父母官，不必去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不必用我们的伦理去要求他们，让他们自治，只要不闹事，制度是可以改变的。”

韩雍的建议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执行，因韩雍的政策，断藤峡安静了四十多年。韩雍提出的政策的确有优点：减少了政府官员对当地瑶人的欺压，让瑶人自己治理自己，充分尊重了他们的权利。这是一种变相的民主。但也有显著的缺点：由于管理者本身就是瑶人，同宗同族的原因，他会在很多地方偏袒本民族的人，律例不能很好地执行，自然而然地就养出了一群刁民。这群刁民不务正业，靠着政府对他们管理上的松懈就做起了盗匪。

由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联合不作为，这群盗贼胆子越来越大，1510年，那根大藤被他们衔接上，于是“断藤峡”就成了他们的基地，盗贼们很快就控制了浔江上下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八寨紧跟其后，也死灰复燃，广西境内又成了百姓痛不欲生之地。

让人奇怪的是，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把断藤峡盗匪当成一个重要事情来谈。即使是王阳明来广西前，也不知道广西境内居然还有这样一股力量雄厚的土匪。

1528年农历七月初，王阳明在南宁和一群当地的士绅聊天。士绅们首先对王阳明能还他们南宁一个太平世界感恩戴德。不过之后，他们就陷入惆怅。王阳明就问原因。他们对王阳明说，对广西而言，田州叛乱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让百姓生不如死的是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他们好像人人都有反社会倾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简直是天理难容。

王阳明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倾听老士绅们的倾诉。当老士绅们走后，王阳明两眼茫然、沉思不语。许久，他的弟子才轻轻地打断他，问：“老师在想什么？”

王阳明叹了口气，说：“我一想到百姓受苦，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弟子又问：“是否是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

王阳明点头，剧烈地咳嗽了一会儿，说：“不解决他们，我良心不安。”

弟子急了：“您的身体都这样了，还是赶紧回余姚休养吧。况且，中央政府也没有让您解决这两处的盗贼。如果您擅自做主，恐怕会被人抓住把柄攻击您！”

王阳明看着弟子，笑了笑：“我只凭良知做事，管不了什么规定不规定。我的良知告诉我，这两处的盗匪必须解决掉，这就是天理。我怎么可以逆天理而行。”

“可您的身体啊！”弟子们焦急起来。

王阳明摆了摆手：“不要紧，如果进展顺利，一个月足够了。”

王阳明说干就干，他召集广西方面的所有高级官员，包括新归附的王受和卢苏，研究解决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计划。

广西省省长（布政使）林富是王阳明的狱友，王阳明当初被刘瑾扔到锦衣卫大牢中，林富也因得罪刘瑾在里面关押。林富就给王阳明讲《易》经，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林富多年来一直关注着王阳明，对王阳明的用兵如神印象深刻。尤其是他亲眼见到王阳明不费一兵一卒就降伏了王受和卢苏后，更是叹服王阳明的能力。所以他的意见就是：一切听王阳明的。

王受和卢苏的意见是，应该招抚他们，这缘于他们是同类。广西副省长（参议）汪必东认为应该剿抚并用，这是说起来最容易的办法，也是最不容易见效的办法，因为立场不坚。

王阳明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后，对众人说，无论是八寨还是断藤峡的盗匪，都被政府招安过，可他们屡降屡叛，已丧失了重新做人的想法。对付诸如此类良知被遮蔽的人，用招抚的办法只能让他们登鼻子上脸，认为政府好欺负，所以只能用剿。这正如花园里长满了杂草，谁也没有能力让它们变成花，必须毫不犹豫地铲除，还花园一个干净世界。

另一位广西省副省长（广西按察使）、王阳明最忠诚的弟子王大用拿出了他的方案：先攻断藤峡，后攻八寨，这叫先难后易。

王阳明不认可。他说，八寨是两广地区的心腹之患，断藤峡只是外疾。八寨是该地区盗贼的源泉，断藤峡不过是羽翼。先攻断藤峡，八寨自会顽强死守，我们消耗不起。所以，要同时出击。

众人大惊失色。因为此时王阳明能调动的部队只有一万五千人，还包括王受和卢苏未遣散的杂牌军。没有人知道断藤峡和八寨盗匪数目的确切数字，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断藤峡和八寨的盗匪数量绝不止一万五千人，而他们又有地利，也就是说，王阳明的兵力显然处于绝对的劣势。

有人拿当年韩雍剿灭断藤峡的例子来说明，韩雍动用了十几万部队，经过一个多月强攻才消灭断藤峡盗匪，王阳明的确比韩雍厉害，可还不至于厉害到这个地步：用低于韩雍十倍的兵力去同时攻击两个断藤峡！

王阳明并未把这看成是了不起的障碍，因为他有剿匪的超级武器：不靠谱。用军事术语来讲就是：虚虚实实，进示以退，攻示以守。总之，就是先把你弄得晕头转向，在你神经错乱时，他发出致命一击。

王阳明开始使用他的超级武器。他当初来广西时，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早就闻听过他的大名，所以马上紧张起来。由于过度紧张，他们紧闭寨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作息时间极度不规律，大白天坐在椅子上就开始出现幻觉。一个多月后，他们听说王阳明不发一箭就收服了王受和卢苏，更变得神经质起来。断藤峡缺粮多日，他们也不敢下山抢劫，只靠山中有限的植物充饥，又一个多月后，他们两眼通红，几乎成了兔子。

再过一个多月后，他们探听到王阳明正在南宁办学，才放下心来。按他们有限的智慧，他们以为王阳明来广西只是对付田州，解决了田州后，王阳明就会拍拍屁股走人。于是，他们又活跃起来。

1528年农历七月，王阳明制订了对付他们的计划后，开始放出消息：他要在五日内对断藤峡和八寨采取军事行动。盗贼们又恢复紧张，五日过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去打探王阳明的情况时得知，王阳明正在养病，而且已得到可靠的情报：王阳明正准备回浙江休养。盗贼们大都一根筋，马上就相信这是真的。而即使稍有头脑的人也会相信，王阳明已是个卧床不起的病夫，怎么可能还有精力对付他们。

几天后，盗贼们又得到消息说，王阳明来广西的确就是对付田州贼的，他的任务栏里根本就没有断藤峡和八寨。盗贼们彻底放下心来，为了犒劳自己多日以来绷紧的神经，他们大肆庆祝，守卫松懈到了平时水平线以下。

王阳明向早已部署完毕的两路指挥官发出了总攻令，这两路部队都在八千人以下，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断藤峡和八寨的边缘。第一路指挥官林富，攻八寨，王受和卢苏担任主攻。第二路指挥官汪必东，攻断藤峡，王大用担任主攻。

八寨战役第一个打响。王受和卢苏率领一大批敢死队猛攻八寨的前哨石门。石门不仅是八寨的前哨阵地，还是八寨的门户。拿下石门，八寨的防御指数就会急速下降。所以，石门是个很难啃的骨头。由此可以知道，王阳明安排王受和卢苏主攻石门的意图：二人刚归顺，急需立功献上投名状，所以必然倾尽全力。尤为重要的一点仍然是王阳明剿匪智慧的体现：以贼攻贼，因为贼最了解贼。

王受和卢苏果然不负众望，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敲开了石门。指挥官林富把部队推进到八寨的第一个寨子前。王受和卢苏依然担任主攻，但对手的抵抗很有质量。林富按王阳明事先的指示，一面命王受和卢苏继续进攻，吸住敌人的兵力，一面分兵从侧面进攻。八寨的第一个寨子很快被攻陷，如同起了连锁反应，八寨的其他寨子虽然进行了有效抵抗，可由于神兵突降的震慑力把他们吓傻了，只是抵抗了一会儿，就纷纷缴械投降。

八寨战场进入尾声时，断藤峡战场刚刚开始。汪必东完全按王阳明的指示指挥战斗，实际上这次战斗方略王阳明模仿了韩雍，首先是用人猛攻，然后是放火烧山。当时是七月，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如你所知，一旦放起火来，就是浓烟滚滚，断藤峡如陷于烟雾迷茫的妖魔世界，伸手不见五指。

作为主攻，王大用并未发挥超绝的能力。他本是文人，没有在战场上历练过。王阳明用他作为主攻，原因不明，大概是想让他在“事上练”。可一个从没有经历过刀光剑影的人，突然把他扔到战场上磨炼，显然高估了人心的力量。王大用的主攻迟迟不能产生效果，但攻击部队的偏师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很快就攻破断藤峡的前哨，并且用火箭和长矛开路。战斗进行到一半时，王阳明派人送来口信，说八寨方面已结束战斗，并且要嗓门大的士兵齐声高喊。

这是心理战，立竿见影。断藤峡盗贼一听八寨的同志们已经被全歼，原本就并不坚强的抵抗意志瞬间瓦解，他们一直向山顶溃逃，哭爹喊娘。然而他们是幸运的，王阳明不是韩雍，没有用残酷的方式对付他们。王阳明同意他们的投降，只要放下武器，王阳明的部队都会优待俘虏。

断藤峡战役虽然不是最先开始，却是最先结束的。当断藤峡战役结束时，八寨最后的据点仍在顽强抵抗，尤其是他们看到断藤峡方向浓烟滚滚直冲霄汉时，更坚定了困兽犹斗的决心。他们以为王阳明放火烧山，像是烧荒一样把他们的同志都烧死了。他们也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不可能得到宽恕，于是在临死前发挥全部力量，抱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格言玩命搏斗。

人在绝境之中的奋力一搏会产生奇迹。林富发现在他们改守为攻的情况下，他的攻击部队先是停滞不前，接着就是后退，即使是王受和卢苏带领的敢死队也只能被迫转攻为守。

林富虽然没有慌，可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突变。王受和卢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他们扯起震天动地的嗓门喊道：“杀啊！”“冲啊！”“完事回去吃肉啊！”在这种充满激情的口号煽动下，政府军先是顶住压力，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最终，完全把敌人的气势压垮。

王阳明继续扩大成果，命令所有部队全力扫荡各处巢穴的盗贼。决战只用了一天，而扫荡却用了一个多月。1528年农历八月，王阳明宣布，断藤峡和八寨盗贼已全部消灭。这是两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战役，虽然纯粹从军事上的战果来看，王阳明的部队只消灭了三千人，成果可怜兮兮，但如果我们对断藤峡和八寨，以及对王阳明这次用兵的成本稍作了解后，就会发现王阳明不是进行了两场战役，而是进行了一次奇迹的创造。

自明帝国以来，两广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安南和八寨、断藤峡是否平静。尤其是广西，由于多山多洞的复杂地理，一旦有盗贼作乱，必然就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明帝国政治清明时，政府是有力使不出，政治不清明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断藤峡和八寨的叛乱一直隐隐约约地存在，两广所以能局势表面上稳定，全是因为他们力量不足，尤其是没有和安南联合，一旦他们内外联合，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八寨是两广心腹之患。

八寨之贼也曾被明军反复征剿过，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唯一的一次成功发生在朱见深时代，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岑瑛带领他的本族部队和政府派遣的雇佣军联手攻寨，而成绩也很寒酸：斩杀二百余人，仍未斩草除根。

如果对明帝国中后期的军事制度不了解，就会认为无论是韩雍还是岑瑛，所耗费的钱财只是单纯的军费开支，其实绝不是这样的。

明帝国在军事上的“卫所制”在朱棣后期已经失效，原因很简单：卫所制是朱元璋指望军队能自给自足，不必靠帝国的财政过活。所以，身在卫所制的士兵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务农，训练时间非常少，再加上卫所长官们对士兵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卫所士兵逃亡的情况非常严重。有数据表明，很多卫的规定人数是5600人，但实际上真正的士兵不足此数的一半。

1449年，朱祁镇（明英宗）带领从卫所抽调出来的帝国主力四十万人去迎击蒙古兵团，最终在土木堡被全歼，这件事证明了一点：卫所制培养出来的士兵已不能打仗。朱祁镇之后的朱祁钰（景泰帝）在民族英雄、兵部尚书于谦的建议下，改革军事制度，但收效甚微。于是，政府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让军队更富有战斗力，那就是雇佣制。各地方组织民兵，一旦有战事，就雇佣他们上战场，当然，政府雇佣他们不是给他们现钱，而是抵消他们本该缴纳的赋税。还有一种雇佣军则是少数民族武装，王阳明在江西剿匪时有人建议使用的广东狼兵就是少数民族武装。先前韩雍剿匪动用的十几万兵力除了卫所提供的少得可怜的兵力外，其他都属于雇佣军，比如河南的精于使用匕首的爬山高手，各地强悍善战的矿兵，善于使用长棍把人当成狗打的山东兵，单兵作战能力强的佛教寺庙的和尚，福建泉州的拳师。很明显，这个成本相当大。

再看王阳明。王阳明所动用的兵力共为一万五千人，这里还有王受和卢苏的几千人。而这一万人是他用来平定田州和思恩的，也就是说，纵然这一万人是雇佣军，他们已经领了工资，而且田州和思恩的战役并没有打响，王阳明是顺水推舟，二次利用，除了必需的军费供应外，王阳明没有费国家一文钱。与韩雍相比，王阳明就是在创造奇迹。

几个月后，当王阳明的报捷书传到北京时，高级官员霍韬用对比的方式对朱厚熜说，王阳明在断藤峡与八寨之战中为朝廷省了数十万的人力、银米。他的前任（姚镆）调三省兵若干万，梧州军门支出军费若干万，又从广东布政司支用银米若干万，战死、得瘟疫而死的官兵若干万，可如此巨大成本的付出换来的却是田州不到两个月的安宁。王阳明的作战成本已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且把八寨、断藤峡这样的积年鬼树连根拔起，纵然是神仙下凡，恐怕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吧。

王阳明在广西没有考虑作战成本的问题，他病怏怏地投入到善后工作中。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同意他所提出的处置八寨、断藤峡的意见。第一、把广西的一处叫南丹的卫所迁到八寨，震慑当地的刁民；第二、把思恩府城迁到轩豁秀丽、便于贸易的荒田，这是希望当地百姓从闭塞的环境中走出来，不封闭，就不会乱想；第三、调整基层布局，要各地的县长深入乡村。这个办法和朱元璋的政策是抵触的。朱元璋对基层的政策是：乡村可以完全自治，县长和县长的吏员们不许下乡村。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不允许地方官员骚扰百姓。可问题是，广西这地方的百姓受到的教化不多，朱元璋希望全靠乡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教化百姓而高度自治显然不适用于广西乡村，所以王阳明认为应该让县长的权威抵达乡村，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

让王阳明死不瞑目的是，他的这三条建议都未被中央政府采纳。实际上，他对广西地方行政管理层面的建议根本没有人关心。王阳明在和广西官员接触了几个月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些官员集体素质不高，无论是道德还是行政能力，都难以在广西这个复杂的地方担任要职。他希望中央政府能把各种人才派到广西来，而中央政府对他的提议置若罔闻。王阳明离开广西前，让林富和王大用暂时分别代理军事长官（都指挥司）和行政长官（布政使），可他也知道，这二人是道德有余能力不足。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一方面，广西再无可用之才；一方面，他已没有气力再培养人才。他必须离开广西，回浙江，最好能去趟北京，见见他从未谋面的那个神秘的皇上。

追忆祖先

1528年农历九月，王阳明已决心离开广西。一方面，他认为在八寨、断藤峡的善后工作已经做到位了；而最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的生命已近尾声。在他给皇帝朱厚熜的一份辞职信中，他以平静的笔调诉说了他每天要面对的肉体之苦，而我们读来却是异常伤感。从这封辞职信中，我们知道了下面的事。

从浙江余姚启程时，王阳明的肺病就已严重恶化，夜里持续的咳嗽而无法入睡，脸色越来越难看，青黑得犹如鬼魅。以今天的医学角度看，他可能已是肺癌早期，或是中期。除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肺病之外，王阳明在江西剿匪时又染上了炎毒。炎毒又加重了他的肺病，使剧烈的咳嗽和他形影不离。只有在凉爽季节，他的咳嗽才会好一些，如今来了广西，更是雪上加霜。

王阳明从余姚来广西时，曾带了一位医生。想不到这名医生来广西才一个月，不但没有伺候好王阳明，反而自己先因水土不服而病倒。医生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可他王阳明不成。炎毒持续发作，导致他遍体肿痛，咳嗽成了他呼吸的一部分。在从浙江余姚出发前，他的脚因为长了疮而无法走路，后来更吃不下饭，每天只能喝几勺粥，稍多一点就会呕吐腹泻。

王阳明就是用这半条命上岩入洞，穿越瘴气逼人的森林，确定了他在广西的一系列方针。然而，他将用这半条命换来的方针政策送交中央政府后，得到的却是杳无回音。从他招抚王受和卢苏的1528年农历二月开始，他持续不断地向中央政府递交他的方略，可直到本年九月，才得到一个回复：朱厚熜送来了奖状：田州的事做得很好，奖你五十两白银。而对于其他的方略申请，朱厚熜和内阁只字未提。

王阳明在辞职申请中说，他实在没有力量再在广西多待一天，现在的他一直在船上静卧，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尽快批准他的请求。

让人气愤的是，仍然没有回音。

就在他等待中央政府的意见时，他支撑着病体在弟子们的守护下参观了伏波庙（东汉马援庙）。他年轻时曾在梦中来过广西南宁，并见到了这位平叛英雄的庙，如今亲眼所见，不禁想起自己轻狂的少年。那时，他的血液始终沸腾着，萦绕在心的只有建功立业。他渴望血战沙场，保卫边疆。他仍然钦敬马援，可总有那么点苦涩的味道。自他1516年走向战场后，他已建下了遮天蔽日的功勋，完全实现了“建功立业”的理想，然而他一点都不开心。他发现建功立业远不如他对建功立业的想象带来的快感大，他一方面要对付战场上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对付他所效忠的中央政府的敌人，心力交瘁。用他的话说，如果不是有心学支撑，他早就撒手人寰了。

1528年农历十月的某一天，他到增城（今属广东）祭祀了他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叫王纲，曾为朱元璋效力，后来到两广剿匪，死在回去的路上。看到这位祖先的塑像，王阳明第一次有意识地踏进了回忆祖先的河流。

王阳明的祖先可追溯到晋朝名人、孝悌楷模王览。王览和亲爹、亲妈以及同父异母哥哥王祥生活在一起。他的亲妈经常对王祥非打即骂，王览总为哥哥解围。有一次，他的亲妈在酒里投毒，准备谋害王祥。王览事先得知消息，从他哥哥手里抢过酒杯满眼含泪要一饮而尽。他的亲妈惊慌地夺下酒杯，发现了王览的苦衷。从此后，这位母亲奇迹般地变成了慈母。

朝廷知道这件事后，就任命王览为禄大夫（政府名誉顾问），王家成了官宦人家。多年之后，王览的一个曾孙，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把家搬到浙江会稽。又过了好多年，王阳明的二十三世祖王寿把家迁到浙江余姚，直到王阳明为止，王家就始终在余姚繁衍生息。

王家更精彩故事的上演始于王阳明六世祖王纲。王纲生活在元王朝后期，曾得到一个神奇道士传授法术和养生术。当他在幽静山林中修炼时，朱元璋后来的军师刘伯温和他一见如故，相谈恨晚。刘伯温出去辅佐朱元璋时对王纲说，将来我若有了大好前程，必关照你。

想不到几年后，刘伯温真就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建立大明朝。刘伯温果然说话算话，就把王纲介绍给了朱元璋。王纲当时已70多岁，但看上去却像中年人。朱元璋大为惊异，立即任命他为兵部高级官员。

王纲还未准备好过官瘾，两广地区发生叛乱，他被指定为后勤部长，向叛乱发生地运送军需物资。在一次运送物资的途中，他中了山贼的埋伏一命呜呼，跟随在他身边的儿子王彦达也被活捉。王彦达宁死不降的气节让山贼也很敬服，于是放走了他，王彦达就用一张羊皮把老爹的遗体背回帝国都城南京。不知什么原因，政府没有给王纲半分抚恤金。王彦达一怒之下，又用羊皮把老爹的遗体背回老家，并立下家法：凡我王家子孙绝不许做明帝国的官。

王彦达的儿子王与准谨遵家训，埋头钻研《周易》，很快就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奇人异士。政府知道后来请他，王与准一面背诵家法一面逃进深山老林，政府就跟踪他也进了深山老林。王与准一咬牙一跺脚，把一条腿摔到石头上，医生确诊为骨折，即使康复后也会是个瘸子。官员要有威仪，不能是残疾人，政府这才放过了他。

王与准的下半生在犹豫中度过，因为他不知道祖宗定的这条家法是否符合天理。临死前，他对儿子王世杰说，你以后想做什么就凭良心，别的都是小事。

王与准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王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王世杰为了家庭生活能有所改善，真的违背祖训参加了科考。可当他进考场前发现每个考生都要被搜身，血管里流淌的高傲血液沸腾起来，他和当年陶渊明面对五斗米俸禄时一样地高傲道：“我怎么可以为了做官而让一群俗人在我高贵的身体上摸来摸去。”说完就愤然离开。

王世杰再也没有参加科考，临死前，他对儿子、王阳明的爷爷王天叙说：“我的遗产够你受用一辈子的了。”王天叙一本正经地继承了他的遗产：几大箱子王世杰的著作。

王天叙果然受用了一辈子，他就是靠父亲的这些著作把自己锻造成了超凡脱俗的人物。他才华横溢、性情恬淡、与世无争；他思想开放，告诉儿子王华，要想扬名立万，必须走科考这条路；他道德至上，常教导儿子王华要做一个道德完人。王华也正中其下怀，从小就拥有中华传统美德。

有一次王华在河边捡到一袋金子，他就在那里坐等一天。当失主喜极而泣地拿到金子准备给他一点报酬时，王华拒绝说：“如果我贪图报酬，你的一袋金子都是我的，何必在这里等你！”另外一则故事说说，王华对不该亲近的女色从不动心。他曾到他富裕的朋友家做客，夜晚，一位妙龄女郎走进他的房间，声称是奉了主人之命伺候他就寝。因为主人不育，而王华已高中状元，是个读书种子，女郎羞答答地对王华说：“欲借人间种”。王华请女子离开，他的回答是：“恐惊天上神。”

有史料指出，王阳明被下锦衣卫大狱时，刘瑾曾向王华暗示过，如果王华能站到他这一边，他可以考虑对王阳明从宽发落。刘瑾和王华相识，王华中状元后到翰林院工作，后来偶尔被调到东宫给太子朱厚照讲课，刘瑾在那时和王华结下了友谊。好学的刘瑾曾多次向王华请教哲学和历史知识，王华倾囊相授。刘瑾曾说，王华是拥有横溢的才华和无懈可击的道德的好人。然而，当刘瑾暗示王华可以用他的立场来交换儿子的前途时，王华断然拒绝。他说：“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即便史书原谅我，我儿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我。这就是为人的基本准则，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准则，它没有是非对错的区别，只有适合不适合的分别。”

1528年农历十月，王阳明站在广东增城王纲的庙前，短暂地回顾了他的祖先们，他发现，他和他的祖先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他的父亲王华，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坚持良知，雷打不动，风雨不改。

赏还是罚，这是个问题

如果说人间真有一条亘古不变的人生准则，那肯定就是良知。理论上，人应该把自己的良知当成唯一的人生准则，可现实是，很多人向来都不听从良知的命令，逆天理而行。桂萼就是这样的人。

王阳明的平定报捷书送到中央政府时是1528年农历四月，直到本年农历八月末，朱厚熜和他的大学士们才商定派人去广西奖赏王阳明。拖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很简单：杨一清认为对王阳明封赏会给王阳明带去更大的荣耀，荣耀会让王阳明那群上蹿下跳的弟子们重新呼吁王阳明来北京，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而桂萼一直在拖奖赏王阳明的事，是因为他希望王阳明能进攻安南，王阳明不进攻安南，他就有十万个理由让荣誉不要落到王阳明头上。

至于朱厚熜为什么又在1528年农历八月末同意派人去奖赏王阳明，是因为张璁在一旁出了力。张璁帮王阳明说话不是他一时的感情用事，而是政治角逐的结果。

张璁的政治直觉甩出桂萼和杨一清几条街，他当初和桂萼走得那么近，而且心甘情愿把自己和当时籍籍无名的桂萼拴到一根绳上，就是因为他感觉利用桂萼能成大功。他和桂萼联手排挤杨廷和以及杨廷和的代理人费宏，用尽全力，是因为他感觉到从这个方向努力必有回报。再后来，他和桂萼联合举荐杨一清，又联合压制杨一清，都是因为他能预感到事情的成败。当桂萼推荐王阳明去广西时，他悄无声息地和桂萼分道扬镳。因为他预感王阳明不可能遂了桂萼的心去进攻安南，而且，他对战场毫无兴趣。他和桂萼分离后不久马上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因为桂萼和杨一清走到了一起。

杨一清和桂萼在对待王阳明态度上出奇一致，使得两人成为战友，在1528年的大半年时间里，张璁能明显感觉到两人的权势蒸蒸日上，他的压力由此而生。

前面我们说过，政治无非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能力，政治没有是非，利害即是非。张璁权衡利弊后，发现如果不寻找新盟友，他的现在和将来会是一片迷雾。但核心领导层中，没有人能与杨一清分庭抗礼，何况又多了个桂萼。在张璁的准盟友名单上只有两个外人能担当重任，一个是正在北方巡抚的王琼，另外一个就是在广西巡抚的王阳明。

张璁认真地衡量了二人的潜力后，发现王阳明更适合当他的盟友。原因很简单，一直有声音呼唤王阳明来京城做大学士，他只需要推波助澜就可以；另外一个原因是，杨一清和桂萼对王阳明长时间的抑制，王阳明心知肚明。张璁甚至想过，他根本不必去主动争取王阳明，王阳明就会站在他这一边。

1528年农历七月，王阳明递交给中央政府关于如何稳定田州的行政报告，杨一清和桂萼置之不理，张璁便适时地开始他的计划。他和王阳明在中央政府的弟子们谈话，对王阳明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暗示这些弟子上奏折请求恩赏他们的老师。弟子们得到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学士张璁的支持，心花怒放，连连上奏折请求对王阳明进行封赏。由于张璁这次计划的隐秘和迅速，杨一清和桂萼被打个措手不及，朱厚熜下令要内阁研讨奖赏王阳明。杨一清和桂萼用尽招数拖了两个月，终于不能再拖。于是，新任吏部尚书、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被任命为犒赏王阳明大使前去广西。

人人都以为，这次吏部尚书亲自出马的犒赏实际上就是请王阳明来京，王阳明的弟子们几乎要提前庆祝。但就在1528年农历九月初，王阳明平定断藤峡和八寨的报捷书来到京城，桂萼像是在家徒四壁的屋子里发现了黄金一样，狂呼乱叫起来。

他马上去见朱厚熜，当他出来后，满脸春风，笑得花枝乱颤地对方献夫说：“不必去广西了。”

方献夫万分惊愕，问原因。

桂萼说：“王阳明违抗命令，私自对断藤峡和八寨采取武装行动，不但不能赏，还要罚。”桂萼以一副权谋家的嘴脸说，“这是擅权，居功自傲，时间一久，必是尾大不掉。”

方献夫惊叫起来，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桂萼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简直是昧着良心在栽赃陷害。方献夫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稳下情绪来，说：“当初要王阳明去广西，皇上已许可王阳明有‘便宜行事’的权力，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人人得而诛之。王阳明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怎么就要扣上居功自傲的大帽子？！”

桂萼以一副委屈万状的语调说：“这又不是我扣的帽子，而且这也不是帽子啊，你老师就有这样的行为，皇上最忌讳的就是这种行为。”

方献夫发现桂萼脸上升起一股无耻的神韵，便冷冷地质问桂萼：“那准备怎么惩罚王阳明？”

桂萼恨恨道：“先削了他的爵位再说。”

方献夫终于不能忍住他对桂萼的鄙视，狂笑道：“抚招田、思二州，未动政府一兵一卒；平定断藤峡和八寨，未费财政一文钱。有功如此反而严惩，你们就不怕天下人耻笑？”

桂萼这种人根本不怕天下人耻笑，所以他气定神闲地站着。

方献夫死盯着他的眼：“桂大人，这桩公案，不用说日后，就是今天的史官该如何书写，你这不是给史官出难题吗？！”

桂萼换了一副腔调：“即使不罚，也不能赏。”

方献夫又是大笑：“尔等的目的恐怕就是如此吧！”

桂萼冷漠地看着扬长而去的方献夫，吐出了两个字：“不错。”

对王阳明深表同情的人都会谴责桂萼包括杨一清的行为，但如果让桂萼为自己辩护，他的辩词足以让人心服口服。他举荐王阳明的终极目的是突袭安南，而不是揍几个小盗贼。王阳明没有按他的意愿行事，这让他很下不来台，即使他的想法没有几人知道，他还是认为王阳明蔑视了他的权威。一个权谋家最憎恨的就是：你根本没有资格蔑视我的权威却蔑视了，那你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如果用王阳明的良知学来解读桂萼，桂萼的良知已被权力和威严这些外在的物质所遮蔽。他明知道那样做对王阳明不公正，却非要去做，这就是知行不能合一，也就是不能致良知。桂萼的人生准则和活在人世的许多人的人生准则一样——唯利是图。

张璁的人生准则不一定是唯利是图，但也绝不是良知。他也明知道王阳明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当方献夫来找他希望他能站在良知一边时，他转身了。他发现桂萼扣到王阳明头上的那顶帽子非比寻常，想要为王阳明摘掉这顶帽子要远比不管不问容易得多。他对方献夫说：“事已至此，已无办法，还是听天由命吧。”

方献夫这一天来听到的奇谈怪论太多，几乎要精神崩溃，他呆若木鸡，愣愣地看着张璁。张璁没有看他，事情好像已成定局，王阳明等待的不是奖赏而是惩处。

方献夫和他的师弟们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师走向灰暗的前途，他们四方奔走，最终得到了杨一清的同情。杨一清表示：“不赏也不罚。”这并非是杨一清良知光明了，而是他知道王阳明不可能再来京城，痛打落水狗对他毫无意义，可能还会落个骂名，所以他做了个顺水人情。

而正当王阳明的弟子们要感谢他时，王阳明又给这群弟子们出了个难题：他未得到任何命令，擅自离开广西回浙江了。

桂萼兴奋得一跳三丈高，叫嚣道：“如果再不惩治王阳明，国法何在？！”

王阳明的弟子们大为懊恼，他们远在京城，恐怕永远都不知道此时王阳明老师面临的境况。王阳明不能不离开，他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有一点值得补充，王阳明不能来京，表面上看，杨一清和桂萼是罪魁祸首，实际上他们只是推波助澜，真正的问题在朱厚熜身上。

朱厚熜开始时想要王阳明来京，那是因为他有大麻烦，杨廷和把他压得抬不起头。但他在“大礼议”中胜出后，他很快就摆正了自己的立场：王阳明不能来京。根由是，同行是冤家。

朱厚熜是个自以为是的半吊子儒家知识分子，他年轻时曾受过儒家专业教育，做了皇帝后喜欢经常推出自己的思想，当然，他的思想还是在朱熹理学中打转转。在身边一群擅长阿谀奉承的人全力吹捧下，朱厚熜断定自己哲学的造诣已深厚到难以想象的境界。

1526年，朱厚熜用他有限的智慧写下了哲学文章《敬一箴》，被翰林院的那群腐儒吹捧为“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的人间天书。朱厚熜马上扬扬得意地让工部建敬一亭，并命令翰林院摹刻于北京和南京的各个学院以及地方学院的校门前。两年后，当王阳明在广西等待他的召唤时，敬一亭建成了，群臣争相祝贺，朱厚熜沾沾自喜却还是装出少有的谦虚说：“我也只是学有粗得，但这却是我自己所悟的哲学，非比寻常。”

实际上，他的所悟是照着朱熹画瓢。他既然画瓢，当然绝不能容忍别人居然能制造瓢。王阳明的心学就是王阳明自己制造出来的瓢，朱厚熜对王阳明显然有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他不但嫉妒王阳明，而且嫉妒所有和自己的哲学有抵触的学说。1529年农历三月，有臣子献上《大学中庸疑》，朱厚熜暴跳如雷，说：“朱老夫子的东西你都敢疑，给我烧了。”

有这样的皇帝，自得之学的王阳明心学显然不会受到礼遇，连带着王阳明也就不会受到朱厚熜的青睐。

这是王阳明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不幸。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大概是1528年农历十月末离开广西的，一路走得异常缓慢。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身体状况实在不能适应远途劳顿；其二，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他希望能等到皇帝的关心和许可他退休的命令。遗憾的是，当他已进入江西地界时，还是什么都没有来。

在王阳明人生最后也是最宝贵的时光里，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弟子们要好好“致良知”。他强撑着病体给他的弟子聂文蔚写信，申明“事上磨炼”的真谛。他说：“人做学问，一生也只是为了一件事。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致良知。所谓‘事上练’也不过就是‘致良知’，但这里有个诀窍，要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你时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长。致良知是个循序渐进的生命过程，要一步一步来。伟大的都城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必须要遵循下面的原则：事情来的时候，尽我的良知应付。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也不要去找事，只要在心上时刻想着致良知就对了。”这就是古典儒家所谓的“必有事焉”，在你心上，一定会不停地有事，而这个事就是光明你的良知。事上磨炼，并不一定非要没事找事，当你静坐并光明你的良知时，这也是事上磨炼。

他又给他在浙江老家的弟子们写信，信中总是在追问弟子们的学业是否有进展，同时谈到了他的病。弟子回信说很担心他。他苦笑了一下，当他到达江西梅岭时，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王阳明意识到这不是好现象，他对一直从广西跟随过来的弟子王大用说：“你知道诸葛亮托付姜维的故事吗？”

王大用马上哽咽起来，他不敢去看王老师那张已变成青紫色的脸，拼命地点了点头。王阳明咳嗽了一会儿，似乎是用了浑身的力气吸了一口气说：“两广地区稳定性差，想要真的太平无事，必须要以良知对待本地居民，将心比心，否则还会大乱。”

王大用明白，王阳明用诸葛亮临死前托付姜维的故事是明示他：两广将来就靠你了。可王大用没有姜维的能力，几年后，广西再度爆发民变，王阳明那时已在天上，只有叹息的份了。

王大用此时此刻想的只有一点：“老师快不行了。”他向王阳明告辞，去找木匠加班加点地打造棺材。

152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王阳明乘船抵达南安。岸上已有多名弟子在等候他，但他没有上岸。并非他不想上岸，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舍筏登岸和弟子们探讨心学。可惜，他几乎已到了寸步难移的地步，只能萎靡不振地躺在船中。他的弟子、南安地方官周积和张思聪被叫到船上，两人一见王老师的模样，鼻子一酸，流下泪水。

王阳明缓缓地摇头，说：“不要这样，你们近来的学业如何？”

周积擦了擦眼泪，简单地说了说自己在工作中如何致良知，王阳明微合双眼，听了一会儿就缓缓地点头。

张思聪已不知该说什么，憋了半天，才声音打战地问：“老师身体还好吧？”

王阳明挤出笑容来，正要回答，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周积和张思聪急忙上前，一个轻拍他的背，一个则安抚他的胸口。王阳明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用尽全身力气说道：“所以还没有离开你们，只是一口元气在。”

周积像个孩子一样哭出声来，王阳明握住他的手劝慰他说：“不必难过，要时刻注意学问的增长。”

说完这句话，王阳明就闭上了眼睛，呼吸悠长。人们小心翼翼地划桨，桨拍到水上无声无息。船好像自己在前进，拖着旖旎的水光静静地驶向天堂。

直到此时，王阳明才第一次有时间追忆他的人生。他的这一生应该是无怨无悔的，年轻时他曾纵容自己的性格去做那些被别人所讥笑的事，他在精神上的艳遇让他早年的内心世界放荡不羁。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代不释放自己最本真的性格，他这一生将是不完美的。因为人到中年，就必须负起社会所赋予他的责任。这个时候，就需要内敛，有时候应该委曲求全，有时候应该忍辱负重。无论是年轻时的浮夸还是中年以后的老成，王阳明都做得很好，因为他在凭良知做事。

他创造了很多人都不可能创造的人生成绩，散发了很多人都不可能散发的光辉，他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极限的体现。完美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尽可能在良知的指引下创造引以为傲的人生价值。

152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夜，王阳明从一个美得出奇的梦中醒来，他问弟子：“到哪里了？”

弟子回答：“青龙铺（今大余县青龙镇赤江村）。”

王阳明又问：“船好像停了？”

弟子回答：“在章江河畔。”

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

弟子回答：“还有一大段距离。”

王阳明又是一笑：“恐怕来不及了。”

他让人帮他更换了衣冠，倚着一个侍从坐正了，就那样坐了一夜。第二天凌晨，他叫人把周积叫进来。周积匆忙地跑了进来，王阳明已倒了下去，很久才睁开眼，看向周积，说：“我走了。”

周积无声地下泪，问：“老师有何遗言？”船里静得只有王阳明“咝咝”的呼吸声。

王阳明用他在人生中最后的一点力气向周积展现了一个微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他的眼睛开始迷离，慢慢地闭上，呼吸停止，船不易察觉地晃了一下。王阳明离开人世，时间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即阳历1529年1月9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王阳明被装入棺材，一路向浙江。他的肉体和精神在南康、赣州、南昌受到史无前例的缅怀。他的弟子们和崇拜者哭声震天，让整个南中国山摇地动。这是人们对一个慈悲人物和神奇人物最具敬意的膜拜，在整个明代乃至中国历史上，能与他分庭抗礼的人几乎没有。

普通百姓为他哭泣，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弟子们哭他，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和心学思想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哭王阳明，其实就是在致良知。

只有那些良知被遮蔽的人才不会哭，杨一清和桂萼，包括那个已开始服用道家丹药的皇帝朱厚熜。1529年农历二月，王阳明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桂萼突然产生一种失落感，这可能是他人性中光芒的一闪，但稍纵即逝。他恢复了权谋家的本色，向朱厚熜提出要严厉惩治王阳明，理由是，王阳明开小差。杨一清得到王阳明去世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地笑了。他对人说，即使王阳明在世，我也要把他的心学扫进垃圾堆。

伴随王阳明去世而来的是他弟子在北京政府大批被驱逐，黄绾、陆澄等人都被请出了中央政府到南京去坐冷板凳。他们沉浸在老师离世的忧伤中，而且也没有了为老师说话的权力。于是，迟到的也是注定的对王阳明的处分来了：削夺新建伯爵位。

用桂萼恬不知耻的话来说：“这已是皇恩浩荡了。”

王阳明如果在天有灵，绝不会对这样的惩罚动心。因为他受不公正待遇已经习惯了，他的后半生一直就在不公正待遇的泥潭中遨游。他只对人类的不能致良知而动心，但这又是他所不能操心的了。

1529年农历十一月十一，王阳明被葬于浙江绍兴兰亭洪溪（浙江绍兴市兰亭乡花街村）。

王阳明离开人间的整四十年后的1568年，明帝国第十二位皇帝朱载垕（hòu，明穆宗）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从伯到侯是个提升，但恐怕在天上的王阳明仍然不会动心。即使他是喜欢追逐名利的人，迟来的封赏也会让人的兴奋大打折扣。

尤为重要的是：一个此心光明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奖励就是良知给予的奖赏，其他，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另一面

仅从上面的讲述中，我们看到的王阳明是个“高大全”的圣人。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在世上存在。每个人都有另一面，或者说，是自私的一面，纵然良知光明到极致的人也不例外。

与其说我们下面将要论述的是王阳明的另一面，不如说是考证和探讨王阳明的另一面。因为留存下来的关于王阳明的记录，都以绝对正面的文字出现。如果我们说王阳明在声色货利上也不过是个凡人，肯定会受到质疑。但这是事实，所以没有留下王阳明在这方面的资料，一个最大的可能是，撰写王阳明生平事迹的人都是他的弟子，而且有一大批人专门做这样的工作。他们不仅在记录，还会把留存在世的关于王老师负面的报道抹掉。可总有些蛛丝马迹会留存下来，现在，就让我们穿透迷雾来了解王阳明的另一面。

我们先从王阳明的伯爵府邸开始。

1521年农历十月，王阳明被新任皇帝朱厚熜封为新建伯。第二年初，王阳明按规定开始在浙江绍兴兴建“伯府第”。这个府邸一直建造了五年，直到1527年王阳明离开浙江去广西时才正式完工。王阳明的“伯府第”超级气派和豪华，早在明清时期，绍兴和余姚两地的民间就流传着这一个说法：吕府十三厅，不及伯府一个厅。

吕府是余姚人吕本的府邸。吕本在朱厚熜执政的中后期靠严嵩崛起，进入内阁担任大学士，同时又是吏部尚书。此人道德败坏，喜好贪污，拥有巨额财富。后来他回到余姚兴建府邸，府邸建成后，成了拥有占地四十八亩“吕府十三厅”的庞然大物，其宏伟豪华之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仅以它最小的厅为例，这个厅有九开间，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去余姚吕府，就会发现它是工人文化活动中心。

如此宏大的府邸居然不抵王阳明府邸一个厅，我们完全可以想见王阳明府邸的豪奢程度。我们只需要谈到新建伯府邸的一个细节就能知道新建伯府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府里有一座池叫“碧霞池”，这座池子长35米、宽25米，池上有桥，名为天泉桥，天泉证道（四句教）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一个不过是点缀的池塘就如此规模，其他的可想而知。

新建伯府出于朝廷的恩赐，所以土地由政府划拨，无须本人出钱购买。其中主要建筑的资金也由政府来出，但对规模建制是有规定的，扩建部分的资金自然是王阳明自己掏腰包。

那么，王阳明的资金是怎么来的呢？建筑如此庞大的建筑群所需要的资金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是说出来就能让土豪都要目瞪口呆的巨额财富。

王阳明家族在浙江的确经营多年，但并未积累多少财富，这从他出生时所住的竹楼还是租赁的就可以知道。他新建伯的俸禄也不过是一千石粮食（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不过是45万元），显然，这点钱连他府邸全部使用顶级的楠木的钱都不够。

唯一的可能就是，王阳明取走了朱宸濠在南昌城府邸的巨额财富。朱宸濠在南昌城经营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可以敌国。而这批财富自朱宸濠被擒后就无影无踪。王阳明攻进南昌城后，宁王府起火。他迅速命人扑灭大火，然后清点了宁王府。或许就是在这一行动中，他把朱宸濠的财富据为己有。

这当然只是个猜测，不过却最接近真相。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王阳明从哪里来的巨额资金建筑他的伯爵府。

当然，王阳明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这笔财富不被他拿走，也会被后来进入南昌的张忠和许泰拿走。即使张忠和许泰把财富交给朱厚照，朱厚照也不会将其用在正途。况且，王阳明力挽狂澜，拯救了中国南部的苍生，这份财富，他受之无愧。

再来看王阳明的婚姻生活。

王阳明最吊儿郎当的弟子王艮说，伟大的王老师共有六个老婆（一妻五妾）。大老婆诸氏在1525年去世之前，王阳明就已经陆续纳了五个小老婆。有姓可考的是姓吴的女士和姓陈的女士，其他人就不知道了。古人纳妾很正常，尤其是王阳明这样的人物，而且诸氏自1525年离开人间时都没有生过一个孩子。害得王阳明在1521年受封新建伯时还要把自己兄弟的孩子认成干儿，以受皇帝另外的赏赐：锦衣卫职务。

但在1526年，也就是诸氏去世的一年后，王阳明的一个小老婆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王阳明留在世上的独苗王正亿。

有一份王阳明弟子们编纂的资料试图证明，这个孩子是王阳明在诸氏死后纳的第一个妾所生。而这位妾是王阳明一生中的第二个女人，再无第三个。

这种辩护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有确凿的历史资料证明，王阳明死后，他的家族发生了内斗，而在内斗中扮演主力的就是众位夫人。内斗的原因很明显：争夺王阳明的遗产。

这种辩护没有必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王阳明并没有因为有很多女人而让他的光环蒙尘。

最后再看王阳明的家长角色。确切地说，王阳明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他似乎天生就不具备管理家族的能力。

王阳明共有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三个弟弟是王守俭、王守文和王守章，他们后来都住在他超豪华的伯爵府中。在这座府里，不但有他们王家的各个分支人员，还有他那几位小老婆的七大姑八大姨，更有他的几个弟子和家人。王阳明向来是把府邸的事务全权交给一个总管家，但王阳明识人不明，这个老管家在王阳明死后王家陷入财产争斗的危机时，束手无策。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本来负责王阳明的亲生儿子王正亿的教育工作，想不到所有人都把这个孩子当成财富的源泉，纷纷想控制他。以至于王阳明的弟子们好不容易才把王正亿从那个不祥的伯爵府抢救出来。

表面上看，王家后来逐渐衰落是内部争斗和当地讨厌王阳明心学的地方官合力的结果，实际上，王阳明如果能把战场上十分之一的能力转移到家族事务上，他的家族也不会有内讧。

这就是王阳明的另一面。然而，这不可能也永远不会让他作为心学大师和用兵如神的军事奇才的名誉受到任何损伤。恰好相反，正是这种人人都会有的人性中的负面因素，才让王阳明留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性情中的凡人，而不是什么在神坛上一本正经的神奇圣人。王阳明的另一面更告诉我们：人人都有缺点，但如果能全心全意发挥良知的力量，人人都能成功。

第五章 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强大内心的终极武器

我是自己的上帝

众所周知，王阳明心学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简易明快的哲学之一。无论是它的思想，还是表达思想的语句都让人一目了然。王阳明心学又是一门实用的哲学，它告诉了我们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真理，同时也为我们每个人规划出了一张完美的、直观的人生路线图。王阳明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答案已不言自明。

它首先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真理：“人人平等。”

有一天，那个个性极强的王艮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见到了什么？”

王艮以一副异常惊讶的声调说：“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我们应该注意，王艮这句话别有深意。王艮来拜王阳明为师前就是狂傲不羁的人，拜王阳明为师后，也未改变“傲”的气质，王阳明多次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王艮不相信。他始终认为圣人是遥不可及的，所以他说的“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这句话，是在讥笑王阳明的言论：“你瞧，那些在大街上的凡夫俗子都是圣人，我怎么就不相信，天下会有这样多圣人啊。”

王阳明大概是猜透了王艮的心意，于是就借力打力：“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王艮尴尬地一笑：“都是圣人。”

王阳明点头说：“对！人人都是圣人，谁也不比任何人差。”

他的另外一名弟子叫董萝石的也出游归来，同样兴奋地对王阳明说：“今日见一怪事。”

王阳明问：“什么事？”

董萝石兴奋地说：“见满大街都是圣人。”董萝石和王艮不同，他是真的悟透了王阳明“人皆可成圣”的思想，所以王阳明只是淡淡地回道：“这算什么怪事，常事罢了。”

无论是对不怀好意的王艮，还是发自肺腑的董萝石，王阳明的训导只有一条：人人确实都是圣人。

那么王阳明凭什么说“人人都是圣人”呢？

在他的文章《书魏师孟卷•乙酉》中，他给出了答案。魏师孟是王阳明弟子魏良辅的弟弟魏良贵，他的几个哥哥都拜到王阳明门下，学习心学，对于王阳明“人人都是圣人”的论点，他觉得不可思议。1525年，他来请教王阳明：您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可尧舜是如此伟大，凡夫俗子怎么可能成为他们那样的圣人呢？

王阳明解释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良知，良知能知是非善恶，“是非”属于智慧，“善恶”属于道德，圣人也不过是既有智慧又有无懈可击道德的凡人，而你一出生就具备这两种素质，所以你就是个潜在的圣人。只要你按良知的指引去思考做事（致良知），那就是圣人了。自然而然致良知的，是圣人；勉强自己而致良知的，是贤人；不肯去致良知的说明他的良知被遮蔽了，那就是愚人。虽然愚人的良知被遮蔽了，但他的良知却仍然存在。如果能致良知，那和圣贤就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圣愚的良知是一样的，只要肯“致”，那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重点指出，良知在人，永远不可能消失，即使是盗贼，你喊他贼，他也不爱听，这就是良知永远存在的体现。那些不肯致良知的人，只是良知被物欲所遮蔽，并不是说他没有良知了。正如乌云遮蔽了太阳，你能说太阳消失了吗？

关于“盗贼也有良知”这个论点，王阳明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事实依据的。据说他在庐陵担任县令时，抓到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大盗。这个大盗冥顽不灵，面对各种讯问强烈顽抗。王阳明亲自审问他，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说：“要杀要剐随便，就别废话了！”王阳明于是说：“那好，今天就不审了。不过，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我们随便聊聊。”大盗说：“脱就脱！”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天气实在是热，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大盗仍然是不以为然的样子：“光着膀子也是经常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又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大盗这回一点都不“豪爽”了，慌忙摆手说：“不方便，不方便！”王阳明说：“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并非一无是处呀！”

这就是良知中的羞耻心，连无恶不作的大盗都有，何况普通人！

为什么王阳明要不厌其烦和矢志不移地倡导“人人都是圣人”的观点，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

这个真理其实就是人人平等。王阳明是想告诉我们，良知可致圣贤，无所不能。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充当别人的上帝，任何人也就不可能有资格控制别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才有权力控制和支配你，那就是你自己；只有一个人能主导你的人生，那也只能是你自己。

“人人平等”思想的背后其实就是主张人的“自尊”。王阳明心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有“骄傲”的成分，既然我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既然我是圣人，那我就是自信的，我就是独尊的。

有弟子问王阳明：“老师您说过，人心与物同体，我不太明白。固然，我的身体里血气畅通，所以能称同体。可我和别人，那就是异体了，至于您说的与禽兽草木同体，简直就是儿戏啊。”

王阳明回答：“岂止禽兽草木，就是天地也是与我同体的，岂止是天地，如果世界上有鬼神，那鬼神也是与我同体的。”

这名弟子大惑不解。

王阳明问他：“你看看在天地之间，什么东西是天地的心？”

弟子回答：“圣人说，人是天地的心。”

王阳明又问：“人又把什么东西称为心？”

弟子回答：“恐怕是那个良知吧。”

王阳明见已把弟子带进了门里，就满意地笑了笑，解释说：“这就很明白了，充盈天地之间的，唯有这个良知。人只是具有形体，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一切都隔离开了。我的良知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他的弟子急忙打断他：“等等，老师，您说人能主宰天地鬼神？”

王阳明很吃惊的反问：“难道不是吗？”

弟子也吃惊：“怎么可能啊。”

王阳明说：“那我问你，天高不高？”

“高！”

“地厚不厚？”

“厚！”

“你是怎么知道天高地厚的？”

弟子回答：“天高是我看到的，地厚是我感觉到的。”

王阳明追问：“你是用什么感觉到的？”

“当然是用良知啊。”

王阳明更为满意了：“好。天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看它的高？地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感觉它的厚？天高地厚，只是因为你用良知去看它感觉它了。我们可以继续发挥，鬼神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分辨它的吉凶福祸？即使是石头，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感觉它的坚硬？如果这一切离开了我的良知，你认为它们还存在吗？”

弟子正在琢磨，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王阳明已接着说了下去：“但是我的良知如果离开了天地鬼神万物，也就是说，我的良知不工作了，那么，良知也就不存在了。”

弟子琢磨出了哪里不对劲，他以高尚的唯物主义的身份质问：“天地鬼神万物是客观存在的，为何认为没有我的良知它们就不存在了？”

王阳明：“你去问问那些死人，他们的天地鬼神万物何在？”

实际上这段话和唯心唯物思想没有一毛钱关系，它是王阳明强烈主张人“自尊”的终极演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天地鬼神万物的主宰，而不应该成为他们的奴隶，这种情况是终我们一生的。

如果世界上真有上帝，那上帝就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必求神拜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神佛。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不要做任何人和事物的奴隶，只俯首于自己那颗拥有良知的心，就可以了。

只俯首于自己的心

只俯首于自己的心，实际上是要求人们要蔑视权威、追求自由，崇尚独立人格，这是王阳明要告诉我们的第二大人生真理。

王阳明说，一切真理都在我心中，所以不需外求。既然所有的真理都在我心中，那外在的说教，无论它有多么权威，只要和我心中的真理不相符，就是错的。程颐曾说，“天理”这两个字可是他自己揣摩出来的，王阳明也说，“良知”二字也是他自己揣摩出来的。这两位超级思想家这样说并非炫耀，而是想告诉人们，无论是学问还是人生的道理，都要“自得于心”。只有“自得于心”的才是最适合你的，对你而言，也是最有用的。

在和他最得意的弟子徐爱谈话时，王阳明举例子说：“孔子有两个高徒，子夏和曾子，前者笃信圣人经典，后者读完圣人经典后，反躬自省。假设圣人说的全是对的，那子夏只是个复读机，而曾子则是榨汁机。被人像喂鸭子一样灌输的正确学问远不如自己从内心深处感悟出来的学问真切。”

所以王阳明说，“至圣先师”孔子说的话，如果它不能和我的心相符，那就是错的，就不是真理；而贩夫走卒说的话，如果它能和我的心符合，那就是对的，就是真理。所以说，一切真理都在我心中，我们只需俯首于自己的心，因为世界上唯一的权威只在我心中。

于是，“自得于心”肯定会蔑视权威。我们都知道，权威普遍存在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它们是大人物为了控制普通人的行为和思想而苦心孤诣构想出来的。既然是出于“控制”的目的，显然就违反了王阳明“我是自己上帝”的思想，而王阳明对权威发起挑战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诸如生存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不要做自己的心的奴隶。让你的心不要迷信权威，不要人云亦云，吠声吠影，更不要违背自己的良知，逆来顺受，甘心做“权威”的牺牲品。当然，王阳明所谓的独立自主的人，是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上，不是要你胡作非为。所以当我的良知认为我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时，就要勇于抗争。

孔夫子曾说：“真可以称之为人的（志士仁人），向来是杀身以成仁，从来不求生以害仁。”王阳明的一位弟子问王阳明，这话该如何理解？

王阳明叹息道：“志士仁人何其少啊。为什么会这样少，就是因为世人将性命看得太重，所以遇到不公正待遇时，良知明明告诉他不要忍受，他却非委屈地以求保全性命，这就是丧失了天理的表现。一个人如果忍心伤害天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如果违背了天理，那就和禽兽无异了。即便在世上苟且偷生成百上千年，也不过做了成百上千年的禽兽。”他举出两个没有伤害天理的人来：“比干、龙逢，只因他们看得清楚，因此，他们能成就他们的仁。”

比干是商纣王的大臣，因规劝商纣王改邪归正而被挖心，关龙逢则是夏桀的大臣，因让夏桀注意到了自己暴虐的政治而被炮烙，两人都是儒家阵营中被交口称赞的圣人。王阳明说两人遇到“不公”时会奋起反抗，杀身成仁。当然，这种“不公”是宽泛的，圣人以百姓心为心，商纣和夏桀对百姓不好，所以他们为百姓争取权益就是在反抗不公。

王阳明的这段话其实是想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遇到不公正待遇时如果不争，就是伤天害理。这话乍一听简直莫名其妙，我当鸵鸟和乌龟是我自己的事，怎么就伤天害理了呢？

其实，读懂王阳明心学就能明白这个逻辑。王阳明说，因为我有可以分清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天理就在我心中。而当我遇到不公时，良知是知道的。良知是个直性子，对于不公，它给出的答案就是：马上反抗。可很多人却违背了良知的指引，做了缩头乌龟。他本人违背良知时他是知道的，因为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未反抗时心里会很难受，心里受到了伤害。由于“心即理”，心里受到伤害，天理也就受到了伤害，所以说，你没有按良知的指引去做事，就是没有致良知，没有致良知，就是伤害了天理。

中国人经常说，一忍百忍，百忍成金。问题是，这句话不是规律，而只是某些人信口开河的格言而已。勾践忍辱负重甚至吃屎而咸鱼翻身，毕竟是少数，而且忍耐过后心理扭曲，成了一个良知被蒙蔽的人。如果人人都在面对不公时采取忍受的态度，那后果可想而知。

王阳明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你对不公正的忍让和你杀人放火本质上没有不同，都是在伤天害理。一个拥有良知的人应该是在遇到压迫时，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即使屠刀架脖，即使不能成功，也要奋勇向前。这是为你的道、你的信仰、你的责任和你的良知必须付出的牺牲，这就是“杀身以成仁”和“无求生以害仁”。

由于天地万物和我是一体的，所以当我们在替自己抗争时，同时也是在为别人抗争，而有时候为别人抗争时，其实就是在为自己抗争。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有这一段话，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不能致良知的恶果：“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接着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王阳明说人反抗不公就是致良知，这里还有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当我们遇到不公正未反抗时，我们的心灵就会受到煎熬，实际上这是良知给你的惩罚，因为你没有听它的命令。这种代价是高昂的，远比你听从良知的命令去做出自己的选择要高得多。所以，权衡之后，你应该选择后一种，而不应该选择做乌龟。

这就是王阳明告诉我们的真理：人人平等，自己是自己的上帝，要做一个独立自主、勇于反抗的致良知的人。

去心中贼之私情

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们心中的贼有很多，不过不出七情六欲（七种情感：喜、怒、哀、惧、爱、恶、欲；六种欲望：色、声、香、味、触、法）。在心学家们看来，王阳明心学的目标就是祛除心中贼的学说，所以虽然难，但王阳明还是给出了很多心法。

在七情中，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哀伤忧愁。因为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面对不如意时，很少有人能保持平衡的心态。《传习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是王阳明为哀伤忧愁开出的药方。

王阳明的弟子陆澄有一天收到一封家信，信上说，他的儿子病危。由于鞭长莫及，所以陆澄很哀愁。

王阳明发现了这一情况，问明原因后，问陆澄：“你这样忧愁，对你儿子的病有什么帮助吗？”

陆澄惨然一笑：“当然没有帮助。”

王阳明于是说：“那你应该快乐一点。”

陆澄几乎要跳起来，儿子病危，不哭也就罢了，居然还叫我快乐，这不是狼心狗肺吗？

王阳明看出了陆澄的心理，说：“我经常要你们在事上练心，这正是个好机会，你如果错过这样的机会，平时把心学思想说得头头是道只能算穷嚼烂谷子！”

陆澄愕然，问：“那我此时该如何练心？”

王阳明就讲解道：“父亲爱儿子，这是良知的意思，良知认为对的就是天理。不过，‘天理’之所以称为‘天理’就是因为它有个中和处，一旦过了就是私心，就不符合天理了。”

陆澄说：“我的良知就是要求我现在应该哀伤啊，我觉得我没有‘过’。”

王阳明笑笑：“你和很多人的认识是一样的，以为面对不幸时就应该忧愁哀伤，而且还认为这就是良知的意思。可你不知道，此时你的良知已被你过分的情感所遮蔽，没有完全展现，所以它的意思可能是错的。一般而言，人们在七种情感中表露‘过’的多，‘不及’的少。我刚才要你快乐，这不是真话，如果你真的快乐，那就是‘不及’，同样不符合‘天理’，可你太‘过’就更不好了。不过，人人都这样，父母去世，做儿女的都哭得死去活来，口吐鲜血。但《孝经》上说：‘不能过分悲伤而失去本性’，‘本性’就是天理。”

陆澄恍然：“其实只是要掌握个度。”

王阳明点头。

陆澄问：“这个度该如何掌握呢？”

王阳明想了一下，然后说：“理论上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感悟。有一个掌握度的方法是这样的，哀伤忧愁是心理的病痛，如果它不能影响到你的健康，那就是掌握了度。人不能因为哀伤忧愁而病倒。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所以这个度的把握也不同。”

陆澄懊恼道：“人为什么要有七情啊，做个无情的人该多好，就不必因遇到不幸的事而哀伤忧愁了。”

王阳明正色道：“话可不是这样说。那群朱熹门徒就是你这种心态，希望能把七情从我们的心灵中驱赶出去。可是，七情是人心与生俱来的，所以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只是你应该用你的良知来清醒地认识它们，不要被它们控制。如果良知是太阳，那么七情就是浮云。太阳是移动的，不可能总停留在一处，无论何处，只要有一线光明，就全是阳光所在。天空即使布满乌云，可你还是能看得清，这就是良知的妙用。而这妙用无非是掌握一个度罢了。按你所说的，因为云能遮日，就要抹去天生的浮云了么？”

陆澄沉默。

王阳明接着说，其实在伤痛的情绪上掌握好一个度，无非是要你在这上面不要太认真，用书面语来讲就是“不执”。有些事必须认真，而有些事绝对不能认真，哭完了就拉倒，不要时刻都把哀伤、忧愁放在心上。你要是真这样做了，那就是太认真了。认真就会“过”，就不符合天理。

除了那些有事没事就喜欢寻愁觅恨的矫情之人外，绝大多数人的悲伤都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有人生计无着会忧愁，有人被恋人甩了会哀伤，有人损失了一大笔钱会难过，有人则因为失去亲人而伤心。但这些哀愁必须要有个度，生计无着而忧愁可以，可你不能一直忧愁下去，要去奋斗；失恋了哀伤也可以，可你不能每天都萎靡不振，这是作践自己；失去亲人当然要伤心，可死者已矣，你的心不要随死者而去。

王阳明说，七情只是浮云不是太阳，谁如果在浮云上较真，不但傻而且还伤天害理。

人在情感上的措置最傻的还不是过度忧愁哀伤，而是愤怒。

有人可以不哀伤过度，但从来没有人不会愤怒。它在人类的七种情感中排在第二位，说明了它地位的举足轻重（婴儿三个月时就懂得愤怒），我们会因为别人的挑衅而愤怒，会因为对某些事物不满而愤怒，会因为愿望不能达成而愤怒，会因为行动受挫而愤怒。总而言之，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能引起我们的愤怒。

有一种论调说，愤怒，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种惩罚是相当残酷的。生物学家曾通过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生气十分钟所耗费的精力不亚于进行了一次3000米长跑，而且人在愤怒时的生理反应非常剧烈，同时会分泌出许多有毒性的物质，这些毒素甚至可以毒死一只小白鼠。也就是说，愤怒和慢性自杀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王阳明认为，愤怒在我们心中不可能没有，但却是我们最不应该有的。因为“一个人在忿怒时，就会感情用事，有时会怒得过分，就失去了心的本体。因此，有所忿怒，心必然不会中正”。

既然愤怒是我们心中固有的，当我们愤怒时该如何不失去心的本体呢？

王阳明的理论是：“只要顺其自然，不过分在意。”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出门看见有人打架，对于错误的一方，我心中当然很愤怒。不过虽然愤怒，因为这事和我无关，所以我不会怒火攻心。如果你对别人有怒气时，你可以这样想，这件事和我无关，虽然我生气，但不会因怒火丧失理智。”

这种方法乍一看上去大有阿Q的神韵，其实不是这样。王阳明提倡的这种消除愤怒的方法不是逃避，而是规避，把当事人巧妙地变成旁观者。不过很多人无法知行合一：虽然明白这一点，却无法做到。毕竟我们和别人起冲突时，为了面子、利益难免要愤怒，很多人不可能放弃面子和利益而抽身退开变成旁观者。

可如果你认真思考后就会看清王阳明对待愤怒的理论源泉：我们愤怒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别人挑战了我们外在的一些东西，诸如身份、地位、名利、面子。这些外在的东西在王阳明心学中是不值一提的，王阳明真正关注的是内心的良知，每个人只有在面对良知时才是当事人，面对其他一切外物时，就是个旁观者。

愤怒来袭时，我们可以是旁观者，那么，恐惧呢？

人人都会恐惧，人类最基本的恐惧就是怕鬼。

还是那位曾因儿子病危陷入忧愁中的陆澄问王阳明：“有人晚上怕鬼，如何是好？”

王阳明回答：“这种人，平时不肯行善积德，内心有所欠缺，所以害怕。若平时依良知做事不违神灵，坦荡光明，又有什么可怕的？”

旁边一个叫马子莘的弟子摇头道：“您说的那些是正直的鬼，谁做了坏事，它们自然会去找当事人。可世界上有种可恶的鬼，不分青红皂白，找到谁算谁，这种鬼，肯定要怕的。”

王阳明坚定地说：“我从未听邪恶的鬼能被致良知的人撞上。如果真有人怕这种鬼，那就是心邪，还是没有完全致良知。”

两个弟子都无话可说，因为王阳明这种回答，实在让人无可反驳。正如你虔诚信佛，可总遇到倒霉事，你问佛祖，佛祖说：“你呀，还是信得不坚定。”

致良知“致”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完全”，本来就没有标尺。

不过王阳明下面的话却说明了人恐惧的根源：“比如你好色，就会撞到色鬼；你贪财，就会撞到财鬼；你总发怒，就会撞到怒鬼；你不能发挥良知的力量而总处于恐惧之中，那就会撞到惧鬼。”

也就是说，我们怕的鬼不在外而在内，是我们的心养出来的鬼。我们怕的是“鬼”这个概念，而不是鬼本身。同样，我们恐惧，也是如此。恐惧不是真实的，它只是对未来的一种自我暗示，是我们心灵的产物。虽然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恐惧与否是你的选择。面对危机时，你可以选择恐惧，也可以不选择，这是你的自由。

遗憾的是，很多人都不曾拥有这种自由。原因正如王阳明所说，你经常去追寻外在的声色货利，这些声色货利占据了你的头脑，遮蔽了你的良知，当它们一旦出现异常情况时，你就会做贼心虚，马上恐惧起来。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没有选择是否恐惧的自由，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时刻致良知的缘故。

通过违背良知而得到的名利权势，会时刻牵引着你的心，你总会担心失去它们，恐惧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人必须在良知的指引下去争取你应得的东西，才有可能拥有选择是否恐惧的自由。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告诉我们的破除心中贼的一个道理。

去心中贼之私欲

什么是私欲，过了的基本欲望就是私欲。或者说，良知认为错的欲望就是私欲。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那和僵尸差不多。问题是，我们的欲望应该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内，而不能让它像野草一样野蛮生长。

先来看人们最容易也是最严重的“私欲”——好名（爱慕虚名）。

人人都喜欢追逐虚名，这是“表现欲”的极端。王阳明有个叫孟源的弟子就有这种毛病，王阳明曾多次让他改正，他也总是说会改，可一旦有机会表现，他总是奋不顾身地抓住。

有一天，王阳明刚教训完他，有个弟子谈起了近来学习心学的心得，说还有不明处。孟源把身子向后一仰，大笑道：“你这毛病可是我当年犯过的，哈哈。”

王阳明看了他一眼，语气冰冷：“你坐正了吧！”

孟源发现自己的确坐没坐相，赶紧坐正了。王阳明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孟源很无辜的样子，要争辩。王阳明马上止住他，开导道：“好表现的人必是自以为是的人，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缺点。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在一块一丈见方的地里种一棵大树，雨露的滋润，土地的肥沃，只能对这棵树的根供给营养。若在树的周围栽种一些优良的谷物，可上有树叶遮住阳光，下被树根盘结，缺乏营养，它又怎能生长成熟？所以只有砍掉这棵树，连须根也不留，才能种植优良谷物。否则，任你如何耕耘栽培，也只是滋养大树的根。”

那棵大树就是“好名”之病，一旦有了这棵大树，其他一切优良谷物（品德和能力）都无法生长。原因很简单：一个“好名”的人，非常喜欢和人争辩，而且他一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的。当他确认这一点时，那么他就把自己看成是君子，对方是小人。于是，所有和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成了小人，自然，那些意见，他也就不会入耳了。没有任何意见可以进来，良知就会被这种妄自尊大遮蔽，后果可想而知。

人为什么会有表现欲？就是为了贪图虚名，而贪图虚名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利。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把“名利”放在一起谈的缘由。人贪图名利，眼睛直盯着名利，必然会做出违背良知的事。所以王阳明说：“人生在世，最大的弊病就是好名。”

他的弟子薛侃接口说：“是啊，闻誉而喜，闻毁忧郁，就是好名的毛病在发作。但是该怎么治疗这种病呢？”

王阳明给出了方法：“名与实相对。务实的心重一分，求名的心就轻一分。若全是务实的心，就没有一丝求名的心。如果务实的心犹如饥而求食，渴而求饮，还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好名？”他接着说道，“过度追求‘名’就会把‘实’忽视，名和实不相符，活着的时候还可以弥补，如果死了那就真来不及了。”

“好名”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把抱怨和指责别人当成是一种生活。王阳明有位弟子就是这样的人。王阳明和他谈话，认为必须改掉这种毛病：“真正的修行之道应该经常反省自己。如果一味地去指责别人，就只会看到别人的错误，而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如果能返身自省，才能看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当你看到自己有那么多缺点时，你还有时间去指责别人吗？”

这位弟子听了这番话，露出惭愧的样子来。王阳明知道他虽然有认识，可未必能实践，所以又叮嘱道：“你今后只要不去议论别人的是非，在要责备别人的时候，把它当作自己的一大私欲加以克制才行。”

批评、指责、抱怨，都是我们疯狂生长的表达欲和表现欲在联合作怪。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批评、指责、抱怨他人时，就会把自己的缺点和成见掩盖起来，我们如同在玻璃后面辨认犯罪嫌疑人，只看到别人的罪过，却看不到自己。

况且，抱怨和毫无理性地批评、指责别人，是毫无效果的。现代心理学家指出，当一个人遭受批评时，心跳会加速，然后防卫本能就会出现。为了维护面子，他必然会采取反攻的手段。这样看来，批评和指责只能造成更多的冲突，冲突就意味着可能到来的风险。所以说，当你批评别人、指责别人时，就是在冒一种风险。一个基本的人性常识是：即使你的批评和指责是出于善意，但对方因为自尊受到伤害，明知道错了，也要为自己辩护，死不认错，情绪激烈时，他必会和你针锋相对。

在《书王嘉秀请益卷?甲戌》这篇文章中，王阳明说，人人都喜欢凤凰麒麟，人人都厌恶毒蛇猛兽。所以，你不能把毒蛇猛兽放到别人怀里，也不能要求别人厌恶凤凰麒麟。方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让别人喜欢。这是良知的要求，良知所以能辨别是非，就是因为好恶。你不喜欢吃狗屎，就不能强让别人吃。你特别喜欢获得金钱，你就不能让别人破财。有一天，你发现很多人都讨厌你，也许并非你具备了毒蛇猛兽的心，但肯定是具备了毒蛇猛兽的形。这种形就是“己所不欲，强施于人”。你明明不喜欢痛苦，可听说了别人痛苦的往事后，却当成笑料，毫无悲悯之心，这就是自己不想要的，却希望发生在别人身上。如果在社会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最好敬而远之，如果你本人就是这样的人，最好马上改正。

人的私欲看似有六种，实际上只有两种，那就是名利之欲和生存之欲。关于“名”，王阳明论述得很多，而关于“利”，王阳明只有一段论述。

有弟子叹息说：“既然我们要祛除私欲，那对于财富的追求肯定是不对的了。因为古人说了，小人才经常谈利。”

王阳明正色道：“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争取富贵？只是你争取富贵的时候要凭良知的指引，不能违背良知。你只有好好光明你的良知，才能在富贵逼人时坦然面对，不被它控制，而是要控制它。只要你做到用良知去发家致富，那就符合天理，谁说君子不能谈利？！”

王阳明又说：“要祛除声色货利的私欲，就要在静坐时把那些好色好名好利的祸根都搜寻出来，然后祛除。”

有位弟子灵光一闪，摇头晃脑地问王阳明：“老师，那些祸根是疮，你剜了它们是好事，可剜掉的地方不是又有了新疮，这不是剜肉成疮吗？”

王阳明险些被噎了个跟头，因为这个弟子的问话太厉害了。厚黑教主李宗吾扬扬得意地说：“王阳明的意思是，我们见了一星之火，就要把他扑灭，虽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什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

王阳明的那位弟子和李宗吾的看法一样，实际上，这是不懂王阳明。王阳明的意思是，那些私欲正如我们身上的疮，它是有害的，必须要除去。剜肉补疮，不是剜肉，而是剜有病的疮。而新长出来的肉看上去是疮，但没有危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王阳明对这位自作聪明的弟子训斥道：“这是我为人治病的药方，能完全铲除人的病根。即使他的本领再大，十几年之后，依然用得上。如果你不用，就收起来，不要败坏我的药方。”这位弟子发现王老师发怒了，急忙道歉。

实际上，学习心学，本身就是自己领悟的问题，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很多弟子都向王阳明请教如何铲除私欲的具体方法。王阳明被问得很烦，于是说：“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讲。从前有位禅师，别人向他请教佛法，他只把拂尘提起来。有一天，他的徒弟把拂尘藏了起来，看他还有什么办法。禅师因不能找到拂尘，只好空手做出提拂尘的样子。我要你们祛除私欲的讲解就是启发人的拂尘，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可提的？”

过了一会儿，有位弟子小心翼翼地问祛除私欲的关键。

王阳明幽默了一把，侧过头去，看着旁边问：“我的拂尘在哪儿？”

众人恍然，都笑起来。

私欲在王阳明看来，是人不能充分发挥良知的一个根由，良知被种种私欲遮蔽，虽然有是非善恶之心，但因为受私欲的诱惑而无法去致良知。长久以往，我们的智慧和道德渐渐销声匿迹，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腐烂的躯壳。

而关于生存的欲望，王阳明说得很沉重：“人生在世，可能对一切声色名利和嗜好，都能摆脱殆尽。但如果仍有一种贪生怕死的念头存留在心，就不能和整个本体融合。人的生死之念，原本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的，因此不能轻易去掉。如果在此处能识得破、看得透，这个心的全体才是畅通无阻的，这才是符合天理的表现。”

人可以没有名利之心，但不可能没有生存的欲望，蝼蚁尚且惜命。所以谁能真的看淡生死，谁就真的成为圣人了。

闲思杂虑也是私欲

有段时间，王阳明的弟子陈九川表现出了抑郁的气质。他对王阳明诉苦：“自从跟了老师后就开始厌恶泛览博观，常常想独自静坐，以求摒弃闲思杂虑。可让人恼火的是，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更觉得心神不宁，我这是怎么了？”

王阳明笑道：“你这是痴心妄想啊，闲思杂虑怎么可能祛除？只能让它归入正轨。”

陈九川又惊又喜：“您的意思是，人不可能没有闲思杂虑的时候？”

王阳明点了点头。

陈九川起了疑惑：“既然如此，为什么圣人们要说‘静’呢？”

王阳明回答：“‘静’不是让你一动不动，动也并非不静。戒慎恐惧（对一个人喜怒哀乐情感及思想未发作时的一种警觉，有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就是念头，为何要区分动和静？”

陈九川又问：“那为什么周敦颐说，没有私欲就能静。按这种说法，您说不能静，看来我们还有私欲？”

王阳明回答：“没有欲望当然能静，但这个静是‘定’的意思，定的是什么？不是心，而是‘意’。戒慎恐惧是在你心里流动，是活泼泼的，这就是所谓‘上天赋予人的命运，悠远深邃，永不停歇’。你说上天动了什么？可它一直在动。如果你的心真不动了，那就是死人。如果你的心乱动，而不是为了戒慎恐惧，那就是私念，就是不静了。”

这段问答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思虑是人固有的。王阳明说，除非是死人，否则人人都有思虑。但要看你胡思乱想的内容是什么，如果内容是色、利、名，那就是私欲。

对于这个问题，陆澄很不明白。他问王阳明：“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可闲思杂虑，怎么也称为私欲？”

王阳明回答：“闲思杂念，到底是从好色、贪财、慕名这些病根上滋生的，自己寻求本源定会发现。例如，你自信绝对没有做贼之想，什么原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份心思，你如果对色、财、名、利等想法，似不做贼的心一样都铲除了，完完全全只是心之本体，还哪里有闲思杂念？这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自然可以‘发而中节’，自然可以‘物来顺应’。”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的“闲思杂虑”并非是闲的、杂的，而是有所指的。人在胡思乱想时可能会想好的，也可能会想坏的。人人都会想自己发财，人人也会想自己可能会碰上倒霉事。这些胡思乱想的背后，其实都是我们对名利的奢望和怕失去的担忧，它们都属于非分之想。如果你真看淡名利，如果你真看透生死，你就不可能在平时胡思乱想。

当然，王阳明所以说闲思杂念也属于私欲，还因为闲思杂虑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还没有被实现。所以我们思虑的善恶、是非，并非如白昼和黑夜那样容易分辨。我们以为正在对未来憧憬，实际上却是贪欲。我们以为正在勾勒当一个伟大的人，实际上却是好名的私欲。在这些真假难辨的闲思杂虑中，很容易会让良知无法判断，最终会遮蔽良知。

所以王阳明说，一定要根除闲思杂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影响闲思杂虑的私欲给克掉。但这又是个难题，谁不喜欢名利，谁不垂涎美女，谁不爱听靡靡之音，谁不对生猛海鲜大吞口水？

正如王阳明的另一位弟子萧惠所担忧的：“想念私欲的心真是难以克除啊。”

萧惠说这句话时，仰面朝天，一副看透宇宙玄机的样子。王阳明让他坐正了，向他伸出手掌做要东西状。

萧惠茫然：“您要什么？”

“把你想念私欲的心拿来，我替你克！”

萧惠很尴尬，扭捏起来。

王阳明接着说：“人必须要有为自己着想的心方才能克除想念私欲的心（克己），能够克除想念私欲的心，才能成就自己。”

萧惠马上接口：“为自己着想的心我有啊，可就是不知为什么不能克己？”

王阳明笑道：“你说说你那颗为自己的心是怎样的？”

萧惠沉思起来，沉思了好久叹息道：“我也一心要做好人，便自我感觉很有一些为自己的心。如今想来，也只是一个空有躯壳的我，并非真实的自我。”

王阳明摇头：“你这是玩和尚那一套，没意思。真正的我怎能离开身体？你所说的‘空有躯壳的我’，岂不是指耳、目、口、鼻、四肢吗？”

萧惠连连点头说：“正是为了这些。眼睛爱看美色，耳朵爱听美声，嘴巴爱吃美味，四肢爱享受安逸。因此便不能克己。”

王阳明语重心长地解说道：“老子说过，美色使人目盲，美声使人耳聋，美味使人口伤，放纵令人发狂。所有这些对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都有损害，怎么会有益于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呢？如果真的是为了耳目口鼻和四肢，就要考虑耳朵当听什么，眼睛当看什么，嘴巴当说什么，四肢当做什么。只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才能实现耳目口鼻和四肢的功能，这才真正是为了自己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非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自动不看、不听、不说、不动，这必须是你的心在起作用。你心的视、听、言、动通过你的眼、耳、口、四肢来实现。如果你的心不存在，就没有你的耳目口鼻。

“所谓的心，并非专指那一团血肉。所谓的真正的心，是那能使你视、听、言、动的‘性’，有了这个它，才有了生生不息之理，也就是仁。性的生生之理，显现在眼时便能看，显现在耳时便能听，显现在口时便能说，显现在四肢便能动，这些都是天理在起作用。因为天理主宰着人的身体，所以又叫心。这心的本体，本来只是一个天理，原本无非礼存在。这就是你真实的自我。它是人的肉体的主宰。如果没有真我，也就没有肉体。你若真为了那个肉体的自我，必须依靠这个真我。做到戒慎于不视，恐惧于不闻，害怕对这个真我的本体有一丝损伤。稍有丝毫的非礼萌生，有如刀剜针刺，不堪忍受，必须扔了刀、拔掉针。如此方是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你现在正是认贼为子，反而说什么有为自己的心，但为何不能克己呢？”

这通大道理让萧惠俯首。

它是王阳明心学传授给我们铲除私欲的指导思想，也是做“真我”的大方针。

人生在世，不可拘泥常规

王阳明的弟子黄省曾向王阳明请教说：“《论语》上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出于私利的厚薄亲疏，只是按照义去做。’世间的每件事都要这样吗？”

王阳明回答：“当然，不过需要一个‘主宰’才可。‘义’，也就是良知，是适宜的意思。明白了良知是主宰，才不会拘泥固执。例如，接受别人的馈赠，有今天应该接受，而改天不该接受的情况，也有今天不该接受而改天应该接受的情况。你若固执地认为今天该接受的就统统接受，或者今天不该接受的就统统拒之门外，又岂能称作‘义’呢？”

孟子也说，真正的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这和王阳明的意思相差无几，都是告诉人们：千万别被一些传统和常规所束缚，你要与时俱进，随时而变，大丈夫不能被诺言、世间的规矩所控制。只要是良知认为“适宜”的事，大胆去做，勇敢地去打破常规。

王阳明非常赞赏《周易》，他说，“易”就是变，随时随地而变化、变通，如此才是真正拥有智慧的人。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件事，曾让活在常规窠臼里的人大为头疼。第一件事是舜没有通知家长，就娶了老婆；另一件事是周武王未处理完老爹的丧礼就去攻击商纣王。

这些人不无懊恼地指出，舜和周武王都是圣人，怎么可以不遵守当时的规矩呢。又有些人对孟子也颇有微词，因为孟子认为舜和周武王做的是对的。

有弟子就问王阳明，孟子说舜和周武王做的是对的，那两人肯定遵循了当时的规矩吧。

王阳明摇头说，那时哪里有常规可供他们遵循？舜娶老婆前，根本就没有“不告而娶”的规定。周武王出征前，根本就没有“不葬而兴师”的规定。可他们这样做了，而且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圣人地位，原因就在于，他们遵守了内心的成规。这个成规当然就是良知。舜娶老婆前，他的良知就告诉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必须娶妻生子了；周武王正在处理老爹的丧事时，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商纣王统治下的百姓正倒悬于水火中，你还有时间在这里哭丧？还不去解救百姓！

两人都认为这是适宜的，所以就去做了。你如果非要说世界上有成规，那这个成规就是你的良知。

不拘泥常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行事的参照物，这些参照物有时是传统道德，有时则是法律法规，我们不可能不遵守这些。

王阳明的弟子陆澄就向王阳明请教说：“您提到必须要在人情事变上下功夫，这里恐怕要有些规则吧？”王阳明回答：“当然有规则啊，那就是‘致中和’：调节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之符合我心中良知所知道的准则。如果一个规则你调节来调节去都不被你的良知认可，那就是错的，你为何要遵守？如果一个规则你调节后被你的良知认可，那就是对的，你必须要遵守。不过一定要注意，这个被你调节后的规则并非外在的，因为是你良知认可的，所以它是内在的。”

人生在世，准备遵循任何外在规则和违反任何外在规则前，首先要问自己的良知是否合适，因为常规不在外，就在你内心中。

我们该追求什么

人的一生应该追求什么，人人都有自己的说法。有人说是功名利禄，有人说是安居乐业，也有人说是用无限的知识充实自己。不论是哪种追求，都需要用心。专心做事才有可能实现追求。

那么，王阳明认为一个完美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呢？

他的弟子陆澄有一天问他：“什么才算是用心呢？比如，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用功夫，接客就一心在接客上用功夫，这能否称为用心呢？”

王阳明反问：“迷恋美色就一心在女人身上用功夫，贪爱财物就一心在财物上用功夫，这能算是用心吗？”

陆澄吃了一惊，问：“那这算什么？”

王阳明回答：“这叫逐物。人最应该追求的是追求天理。天理在我心，说白了，还是追求良知的光明。”

什么是“逐物”呢？王阳明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比方。

第一个比方是这样的：我们的良知就是一位国君，他只需要端坐拱手，六卿各司其职，天下一定大治。而良知统领五官，也须如此。如今眼睛要看时，心就去追求美色；耳朵要听时，心就去追求美声。这就如同君主要挑选官员，就亲自到吏部；要调遣军队，就亲自去军营一样。这样，不仅君王的身份荡然无存，六卿也不能尽职尽责。

第二个比方是来自佛家：一只小狗被主人耍得团团转。原因是，主人向远方扔东西，小笨狗只盯着东西，主人扔什么，扔多远，它虽然能叼回来，可累个半死。按王阳明的意思，小狗最应该盯着的是主人，即良知，而不是那些东西，即外物。

我们应该努力追求光明良知，其实是一劳永逸的事。只要良知光明，我们就拥有了智慧和道德，那么，还有什么追求是不能到手的呢？

如何对付恶

人生在世，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各种各样的人中就有恶人。所谓恶人，未必就是十恶不赦的人。按王阳明心学的观点，凡是那些我们良知不肯承认的人都是恶人。如何与这样的“恶人”打交道呢？

王阳明曾以身说法过。在他晚年，某天有乡下父子二人诉讼，请王阳明判案。王阳明三两句话，父子二人抱头痛哭，和好离去了。王阳明的弟子大为惊讶，问王阳明是如何办到的。

王阳明神秘地笑道：“我对他们说，舜是世上最不孝顺的儿子，他的父亲瞽叟是世上最慈祥的父亲。”

他的弟子已经出离了惊讶，变成惊骇了。

关于舜和他老爹瞽叟的故事，需要做简单介绍。舜的老爹是个瞎老头，老婆死后，他又续弦。这个女人后来又生了个儿子叫象，当时的社会传统可能是这样的：家产都要由长子继承，所以舜理所当然是瞎老头家产的继承人。但是他老婆和象不允许这样，瞎老头也不希望舜能继承，于是就和老婆还有最小的儿子象联合要置舜于死地。他们想出谋杀舜的方法很多，比如要舜挖井，当舜下到井中后，瞎老头团伙就把井口封死。舜死里逃生，因为他挖井时就知道父亲要谋害他，所以在井壁上挖了条通向地表的隧道。瞎老头又让舜去修理房顶，当舜登上房顶后，瞎老头就把火把扔到房顶，那上面都是茅草，舜要么被烧死，要么就跳下来摔死。但舜又死里逃生，因为他上房之前藏了一把梯子，所以安然无恙地落到地面。对于这两件事，舜都假装不知道，瞎老头见舜是个机灵鬼，又见舜没有责怪自己，所以从此再也不谋害他了，还和他恢复了父子亲情。

关于这个肥皂剧，像是三流编剧的作品。不过儒家门徒都硬着头皮说，这是事实，舜就是这样孝顺。所以王阳明的弟子才表现出了惊骇之情。

王阳明就解释说：“舜常常自以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以为是最慈祥的，因此他不能慈爱。瞽叟只记着舜是他养大的，而如今舜为什么不让他快乐？他不清楚他的心已被后妻迷惑而改变了，还自以为能慈爱，因此他就更不能慈爱。舜总是记着小时候父亲是多么爱他，而如今之所以不爱了，是因为自己不能尽孝。舜每天想着自己不能尽孝之处，因此他就更加孝顺。等到瞽叟高兴时，他只不过是恢复了心中原本就有的慈爱的本体。所以，后世之人都称舜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大孝子，瞽叟也就变成了一个慈祥的父亲。”

这段解释正是王阳明心学思想赤裸裸的体现：凡事都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并且修正，就能让对方也改邪归正，符合自己良知的要求。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王阳明心学中就是要自我克制。王阳明接着说：“像象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平常所见的恶人，他们的常态是文过饰非。所以千万别去责备他们的过错，如果这样的话，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激起他的恶性。”

他的弟子们不明白。

王阳明说，象和瞎老头要三番五次地谋害舜，估计是舜责备了他们的过错，激起了他们的恶性。这就是舜要象向善的心太迫切了。可能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明白了功夫只在自己身上，不能去怪罪恶人，于是他开始默默地忍受陷害，最终换来了瞎老头和象的改邪归正。

在王阳明看来，和恶人打交道只要记得一条：试图改变他的恶性，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尽量不要揭发他的恶性。当然，王阳明也不主张“恶人自有恶人磨”的观望态度。他主张进取，用你高尚的道德和完美的智慧（舜的提前挖洞和架梯子）来不停地暗示他：不要以为我好欺负，我只是不跟你一般见识。

有恶人自然就有恶行，在我们遇到的恶行中，毁谤是最流行也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一种。有弟子疑惑地问王阳明：“《论语》中说，孔子也经常受到毁谤，孔子可是完美无缺的大圣人，怎么会受到毁谤？即使真有，难道圣人就不能避免吗？”

王阳明无可奈何地回答：“毁谤是从外来的，圣人也无法避免。我们虽然无法控制外来的毁谤进攻，但我们可以在无声无息中消灭它。这个方法就是：注重自身修养，克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降低情绪波动的干扰，也就是要情绪稳定）。若自己的确清白方正，纵然世人都毁谤他，又不能说倒他，能将他怎么样？这就如同浮云遮日，如何能损坏太阳的光辉？若自己是个外貌恭敬庄重，而内心空虚无德的人，纵然无人说他坏话，他隐藏的恶终有一天会暴露无遗。因此，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来自外界，岂能躲避？只要能加强自身修养，外来的毁誉算得了什么？”

在一篇《答友人?丙戌》的文章中，王阳明淋漓尽致地发挥道：面对外来评价，尤其是毁谤时，非但不要动怒心，而且还要把它当成是磨炼强大内心的机遇。平时感觉不会被毁誉所动的人，在此时能不为所动，那才是真本领。即使现在要动心，也要强烈控制自己的情绪。只要在情绪最激烈时控制住，一切都好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定力，那后果可就难以想象。世上有无数人，听到对自己的赞誉，马上手舞足蹈。听到对自己的毁谤时，马上就气冲斗牛。这种闻誉则喜，闻毁而怒或是戚戚然的人，是不是像个被人控制的木偶？而外在的评价就是它的主人。主人要他笑，他就笑；要他怒，他就怒。可能要跳也可，要他爬也可；要他死，甚至都可能实现。

一个被外物所控制的人，他的自我在哪里呢？

不要被外来的毁谤所击倒，因为这不值得，也说明你太脆弱了。王阳明心学是一门要人自信的学问，自信自己，就不会受到外来毁谤的侵蚀。而做到自信，必须时刻光明你的良知，让它拥有道德和智慧。

对付恶人和一些恶行，终极的解决方案无非如此。

不要操心

王阳明对人生有别致的看法，他的弟子问他：“那些伟大人物能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是不是预先都有计划啊？”

王阳明回答：“怎么可能有计划。他们的良知光明，守株待兔而已。事情来了就做，事情不来也不去找事，不过是随感而应罢了。”

也就是说，王阳明相信人生是多变的，没有人可以预料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操心”的事，是愚蠢的人干的。你只要顺其自然就好。

冯友兰对那些经常“操心”人提出告诫说：“你最好不要操心。你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找个道理打量计算着去走。若是打量计算着去走，就调和也不对，不调和也不对，无论怎样都不对；你不打量计算着去走，就全对了。人自然会走对的路，原不需你操心打量的。遇事他便当下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常是对的。要于此外求对，是没有的。”

不要操心，并不是指你真的什么事都不干。王阳明评价孔子时说：“孔子气魄大，只要是帝王的事业，他都能从心上一一加以体会。例如一棵大树，无论有多少枝叶，也只是从根本上用培养的功夫，因此枝繁叶茂，并不是从枝叶上用功去培养根本。学者向孔子学习，若不在心上用功，只匆匆忙忙地学那气魄。如此，只是将功夫做颠倒了。”

由此可见，我们最应该在根上操心，也就是光明良知，而光明良知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去事上磨炼。

有弟子向王阳明抱怨说：“平时无事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修为很好，心境也不错，总想着遇到一件事后就能把它处理得很好。可一遇到事情就不同了，心乱导致手忙脚乱，什么事都做不成。”

王阳明说告诉他：“这是因为你只知道静养，而没有在实际事情上用‘克己’的功夫。只知道静养，就会养成好静的毛病，这样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心态就会乱，事情就会处理不好。所以呢，人必须通过做事来磨炼自己的心志，磨砺自己的心境，这样面临事情时心才不会乱，处理事情才能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才能做到‘静时心也定，动时心也定’。”

我们之所以在平时端坐如圣人，说起话也头头是道，是因为我们未遇事时，情绪始终处在平静状态。但一遇事来时，情绪就会发生波动，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控制住情绪，让它恢复到你平时无事的状态，就能把事做好。王阳明要人到事上磨炼内心，实际上就是让每个人的内心都成为一块冰，而不是湖水。湖水在未受外物冲击时是平静的，可一受外物冲击就会起涟漪，而冰则不会。

王阳明告诉他的弟子们：平时无事时有多么从容的风度都是扯淡。人真正的风度应该是遇到变故遭遇屈辱时，在这个时候，平时愤怒时到此能不愤怒，惊慌失措者到此能不惊慌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

不要操心你的人生，但要操心你的良知。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它高屋建瓴，直指终极密码。

获得幸福的方法：不要和外物对立

所谓幸福，就是长久的快乐。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获取幸福的方法很多，我们都耳熟能详。比如保持乐观的心态，要懂得知足，有追求幸福的决心并付诸实践。

理论上，这些方法不错，可真实践起来却很难。仅以知足为例，世上没有几人可以做到知足，甚至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和很多哲学一样，王阳明心学的终极目标也是让人获得幸福，不过它的方法却是釜底抽薪的。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王阳明心学对获取幸福的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王阳明的弟子薛侃有一天在花园中除草时，大概是疲惫不堪，所以哀叹道：“为什么天地之间，善难培养，恶难铲除？”

王阳明当时就在花园中赏花，听到薛侃的叹息，发现说教的机会已到，接口道：“你就没培养善，也没有铲除恶。”

薛侃莫名其妙，因为他劳碌了大半天，铲除了很多棵草，而且他经常浇灌花朵，这怎么能说是没有培养善，没有铲除恶呢？

王阳明发现了薛侃的疑惑，却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而是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你呀，如此看待善恶，因为从形体上着眼，错误在所难免。”

薛侃这回如坠云里雾里，更不知王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王阳明马上解释说：“天生万物和花园里有花又有草一样。哪里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花就是善的，草就是恶的。可如有一天，你要在门前搞个草坪，草又是善的，草里的花就肯定被你当成恶的了。这种‘善恶’都是由你的私意产生，所以就是错误的。”

薛侃吃惊地问：“这不就是无善无恶了吗？”

王阳明正色道：“天下任何事物本来就没有善恶，它所以有善恶全是你强加给它的。我问你，黄金是善还是恶？”

薛侃搓着手兴奋地说：“黄金这样的好东西，当然是善的。”

王阳明问：“这要看黄金在什么地方。它在你手上，肯定是善的，可如果它在你胃里呢？”

薛侃摇头道：“那这就是恶的了。”

王阳明又问：“粪便是善的还是恶的？”

薛侃肯定地回答：“那玩意儿肯定是恶的。”

王阳明笑了：“粪便可以让庄稼生长，在老农心中，它就是善的。所以说，天下的万事万物哪里有善恶之分？都是人强行加到它上面的。同样是一座大山，旅游的人就认为它是善的，有急事要翻越它的人就会认为是恶的。同样一个人，在朋友心中是善的，而到了他的敌人心中，他就是十恶不赦的。”

薛侃思考了一会儿，说：“老师您的这种观点听上去很有趣，可没有实用性啊，这种观点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吗？”

王阳明说：“当然有用，它能让你获得幸福。”

薛侃请教。

王阳明就解释说：“人为什么会常常感到不幸福？表面看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总受到束缚，精神也不能自主，我们受到了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因为我们和外物产生了对立。我们所以和外物产生对立，是因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外物，于是，就有了是非好恶之情。当我们对外物有了是非好恶之情，就是给外物贴上是非善恶的标签。一旦你给它们贴上标签，它们就有了生命，反过来干扰你。也就是说，我们被客观条件所限制，全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薛侃茫然。

王阳明就举例子说：“比如你刚才对野草发出的感叹，你就是给它贴上了‘恶’的标签，对于‘恶’的东西，人人都会动气，一动气，心情就受到干扰，你心情不好，还谈什么幸福！不仅仅是被你评价为‘恶’的事物会对你产生干扰，就是被你评价为‘善’的事物也会对你产生干扰。比如被你评价为‘善’的黄金，表面上看是你喜欢它，你拥有它，实际上，当你喜欢上它时，它已经控制了你，时刻干扰你。它在你手里，你就过度兴奋，可当它遗失时，你必然过度地忧伤，你已经成了它的木偶和奴隶，你如果被这样一个‘善’的东西所左右，失去自主力，也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善恶之分，那岂不成了不必奋斗就可衣食无忧的和尚？薛侃就问王阳明：“您说的无善无恶和佛家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严肃地说道：“当然有区别。佛教把‘无善无恶’看得太重，总拿出来讲，而且他说完‘无善无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比如他说粪便没有善恶，哪怕床边就有一堆，他也不扫除。而我们心学说‘无善无恶’，是不要刻意为善，更不可刻意为恶。”

薛侃好像有所领悟，点头说：“既然草不是恶的，那么，我就不拔除了。”

王阳明吸了口气，说：“我才说完这是和尚的意思，你怎么就来实践了？如果草有妨碍，你就应该把它除掉。”

薛侃被王阳明弄得晕头转向说：“这样不就是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吗？”

王阳明说：“我说不刻意为善去恶，并非说全无‘好恶’，如果全无好恶，没有是非之心，那连和尚都不如，你就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之人。所谓‘不刻意’，就是说‘好恶’全凭天理，再无他意，就是不要刻意和事物对立。你现在是为了保持花园，花园里有草，这就妨碍你了，它妨碍你，你就该把它拔除。如果没有拔除干净，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比如你今天拔了一天草，可还没有拔完，那你也不要晚上想着草，一想草，就会想到它是恶的，如此，你就和草对立起来，它主导了你的情绪。你不能控制情绪，自然会被情绪所控制。”

薛侃这次好像真的明白了，说：“看来，善恶全然与事物无关了。”

王阳明说：“当然。善恶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即为恶。”

其实王阳明的意思只是想告诉我们，想要获得幸福，只要不和外物的对立就可以了。不以自己的好恶来评价外物，让外物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去发展。比如你被雨浇成了落汤鸡，不必恼火，因为雨就是要落到地上的，这是它的规律；比如你被别人诽谤，也不必愤怒，你不理它，它自然就按它的规律慢慢消亡；大风起的时候，要顺风走，不要逆风行，你要遵守风的规律，这就是顺应万物，不要和万物对立。

财富、名声、地位自有它们的规律，你不要给它们加上标签，让它们来指挥你，你不必把它们放在心上，只需要向前努力就是了。

当我们做到不以自己的私意来衡量外物时，我们就不会受到外物的限制和支配，我们就可以支配自己，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安放，达到幸福的境界。

很多人和外物对立，归根结底，是因为有“出人头地”的野心。“出人头地”固然重要，但不能为了“出人头地”而丧失掉人本应具有的最宝贵，也是我们最容易获得的东西：幸福感。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都希望能拥有功名利禄。的确，功名利禄是可以让人产生幸福感，可问题是，人有一样东西是和别人无法平等的，这就是天赋。儒家把人分为三等：只需要稍加学习就能成为圣人的人（生知安行者），通过刻苦的学习可以成为圣人的人（学知利行者），最后一种是被动的刻苦学习才有可能成为圣人的人（困知勉行者）。

人之不幸就在这里。有人天生睿智，有人投胎到大富大贵之家，而有人则天生愚笨如牛，有人出身贫苦。要追求外在的成功，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要轻松百倍乃至万倍。那么，如果很倒霉，我们成为后一种人该怎么办？

答案就是：掂掂自己的分量。

王阳明和他弟子的下面这段对话给出了我们答案。

他的弟子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贤，但是，伯夷（商朝末年的圣贤）、伊尹（夏朝末年的圣贤）和孔子（春秋时期的顶级圣人）相比，在才力上终究有所不同。而孟子却把他们同称为圣人，这是什么缘故？”

伯夷是商朝的臣子，周武王灭商后他发誓不吃周王朝的食物跑进深山而饿死；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帝王师级别的人物；而孔子，据儒家人士说，是圣贤中的圣贤，如同太阳（“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依王阳明弟子的观点，这三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伯夷是节操领域的大圣人，伊尹则是政治领域的大圣人，孔子是太阳系内的最大圣人。可孟子却把他们都称为圣人，难道圣人是雨后的狗尿苔，凡有点名气的就能称为圣人吗？

王阳明给出了解释：“这些人的确都可以称为圣人。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只因他们的心纯是天理而不夹杂丝毫人欲。这就好像精金之所以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没有掺杂铜、铅等。人心到了纯是天理时就是圣人，金子纯到是百分之百时就是精金。”

他的弟子若有所悟：“也就是说，心即理，只要人的良知是完完全全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王阳明回答：“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呢，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这就好比金的分量有轻重一样。尧、舜那样的圣人就如同一万两重的黄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两重的黄金，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两重的黄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两重的黄金。

“才力虽然不同，可他们的良知却同，所以都可以称为圣人。正如黄金的分量不同，但只要在成色上相同，就可以称为精金。把五千两重的一块金子放到一万两重的金子里，从成色上而言，没有不同。把伯夷、伊尹和尧、孔子放在一块，他们的纯是天理的心也没有任何不同。

“精金所以为精金，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轻重。这就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良知光明，而不在‘才力’的大小。因此，平常人只要肯学，使自己的良知光明，同样可以成为圣人。正如一两重的精金，和万两重的精金对比，分量的确相差很多，但就成色足而言，则毫不逊色。‘人皆可以为尧舜’，根据的正是这一点。学者学圣人，只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罢了。

“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锻炼的工夫可节省许多，容易成为精金。成色越差，锻炼越难。人的气质有清纯浊杂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别。对于道来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的不同。资质低下的人，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后世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纯是天理，只想在知识才能上力求做圣人，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我只须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费精力地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究，从形迹上摹仿。这样，知识越渊博而人欲越滋长，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锻炼自己的金子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这次谈话不久，有个很较真的弟子对王阳明说：“您把精金比作圣人，用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用锻炼比喻学者的功夫，这些喻义很深刻。但我认为吧，您的话有点失衡，您说尧舜是一万两的黄金，孔子是九千两的黄金，我觉得孔子应该更沉一些。”

王阳明很恼火，训导他：“你这是从外形上着眼，是在为圣人争轻重。如果不从外形上着眼，那么，尧、舜是一万两黄金不为多，孔子九千两黄金也不为少。尧舜的一万两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两也就是尧舜的，彼此之间就没有区别。因为从良知上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称他们为圣，只看精一与否，不在数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便同样可称之为圣。至于力量气魄，又怎么会完全相同呢？你这就是在给事物加标签，和事物对立了。

“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较分量的心，各人尽己之力与精神，只在此心纯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知足，个个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无不具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理解圣学，不懂得从自心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还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会做的，一味好高骛远。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纣，动不动就要做尧、舜的功业，如此怎么行得通？终年劳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真可悲啊！”

这段话使人振聋发聩。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和王阳明的这位弟子一样，特别重视外在的东西，比如名利。很多人都在拼命追名逐利，原因很简单：我们把名利看成了“善”，如此一来，我们就和它们产生了对立，而它们自然地会牵绊着我们。如果侥幸得到，那最好不过；如果得不到，我们会牵肠挂肚。一个情绪总受到外界控制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幸福感。功名利禄，本是外在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量来获得它们，倒不如像王阳明的指示一样：专心在良知上下功夫，用良知去做事，你就能获得幸福，成为心灵的圣人。

第六章 知行合一的修炼法门

格物致知

我们已经知道，王阳明能有惊骇天地的龙场悟道，全因为他对朱熹式“格物致知”的怀疑。“龙场悟道”实际上是王阳明对朱熹式“格物致知”的重新解析，由此捕获了“心即理”的心学法则。谈心学法则“心即理”之前，就必须了解朱熹式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心学的“格物致知”的区别。

如果把一只烤鸭端到朱熹和王阳明面前，二人的反应会截然不同。

朱熹会认真地盯着烤鸭看一会儿，当他看了许久后也搞不懂鸭子是如何成为烤鸭后，他会叫来烤鸭师向他请教。他请教的问题很多，比如几岁的鸭子最适合烤、烤鸭子之前有什么仪式、都放哪些调料、烤多久，等等。不过如你所知，饮食业特色菜的秘方是不外传的，所以朱熹从烤鸭师那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于是，他连香喷喷的鸭子也不吃了，转身去了书店，买了几十本关于烤鸭的书籍，回家日夜苦读。最终，他可能学会了烤鸭，也可能没有学会。如果他学会了制作烤鸭，就会把烤鸭的制作流程当成知识传授给后人。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会从鸭子成为烤鸭中得出一个天理来。这个天理可能是：活生生的鸭子一点都不好吃，但经过专业的烘烤后，就成了美味。所以，人生在世都应该记住这样一个天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我们上面论述的整个过程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格”是探究的意思，“物”是万事万物，包括意识的和物质的，在烤鸭的例子中，则是烤鸭。“致”是求得、获得的意思，“知”是知识，用烤鸭这个例子来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朱熹用两种探究方法（一是实践，问烤鸭师；二是书本，买《烤鸭大全集》）来探究烤鸭，最后获得了烤鸭的知识。注意，这还不算完，这个“知识”不仅是常识，它还必须上升到天理层次。正如我们刚刚说的，朱熹通过探究烤鸭的知识，从而得出一个人生哲理。

当王阳明面对那盘烤鸭时，他可能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他抄起筷子就吃；第二，他会在朱熹走后，看着鸭子说，请你不要见怪，如果你是活的，我是绝对不会吃的。但你现在是死的，而且你的命运就是被人扔到烤炉里烤，最后端到饭桌上被人吃掉的。所以，我吃你是心安理得的。至于你是怎么被烤出来的，我不想知道，我又不是烤鸭师，干吗要知道这些，我只需要知道吃你没有错就是了。这段话就是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格”是正的意思，物就是事，是意之所在。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时，就要存一种好的想法，用当时的理学大师湛若水的说法就是：格物就是正念头。如果念头不好，马上改掉，念头好，就要维持。

王阳明意识到吃鸭子这件事时，只是说鸭子被我吃，是天经地义，是天理。所以他继续保持这种意识，进而“致知”。“致”是停止、实现的意思，“知”则是良知。

王阳明的“格物致知”通俗而言就是这样的：通过在事上正念头而实现良知。用烤鸭的例子来说就是，通过吃鸭子时的正念头（心安理得）来实现良知。

那么，或有人会问：“你凭什么说‘物被格了后，良知就实现了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良知是主宰我们心的，它是我们的本性，比如你看小孩子，都知道喜爱自己的父母，都知道尊敬自己的兄长，这就是良知的作用。但是这个良知不能被私欲所遮蔽，我们每个人遇到事情时都有私欲（自己的小算盘）来遮蔽，所以只要正了念头（别打小算盘），就能实现良知。”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大相径庭的解释。比如孝顺父母，朱熹认为，孝顺父母是个复杂的活，你必须要探究学习孝顺父母的各种知识，最后得出一套理论，然后再开始孝顺父母。而王阳明则认为，只要在孝顺父母这件事上端正好态度（正念头），良知就会指引你去如何孝顺父母，这些孝顺父母的行为是不必向外学习的。

两人的认识所以不同，原因就在于，王阳明认为，心即理；而朱熹则认为，性即理。

心即理VS性即理

在理学语境中，心分为性和情两种，这两种都与生俱来。“情”主要指的是七情六欲，情欲是表现出来的，是外在的；而理学家则主张“静”，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时刻保持庄重的仪态，要注意体统，不能追赶跑跳蹦，更不能放肆地喜怒哀乐。程颐的态度就是，人应该像僵尸一样，面无表情，行动起来一板一眼，只有这样才符合“性”。性是一个人作为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也就是天理。正是因为有这样奇妙的理论，所以，理学家要求别人“存天理（性）灭人欲（情）”。于是，朱熹就说，心可不是天理，心的其中一部分的性才是天理，情不是。

问题是，心分性和情正如水（H2O）分为氢原子（H）和氧原子（O）一样，一旦分割了，就不可能称为水（H2O），把“情”从“心”分出去，甚至咬牙切齿地想把它灭掉，这太不现实。朱熹也认为这有点不现实，所以他认为，我们的心是不足的，因为“情”被扔出去了，必须要找点什么东西补充进来代替“情”。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因为性和情是心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如果你把右腿给砍了，即使把左腿练成金刚腿，你还是个残废，必须要去外面找来一条腿，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于是，朱熹到心外去寻找另外一条腿，希望通过对万事万物的探究，从而不停地得到各种各样的天理和道理，来弥补心的不足。

老实说，这种方法没错。我们必须要向外界学习，才能充实自己。比如我们要想开车，必须要去考驾照，比如我们想知道原子弹为什么有那么大威力，我们必须要从最基本的数理化开始学起，这些都是外在的知识，我们学习它，没有错。可理学家们却在这里来个大转折：学习了这些基本的常识后，还要累个半死，把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本来，我们考驾照的目的就是为开车，会开车后，这个“格物致知”的流程就走完了。朱熹却说，从考驾照后到会开车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得出个人生道理，然后把它写进我们的修身宝典中。

从前在洛阳城，程颐对一只破壳欲出的小鸡“格物致知”，他的确得到了知识。他发现小鸡破壳时是先用脑袋撞击蛋壳，而不是别人说的用嘴巴啄蛋壳。到了这个阶段，“格物致知”已经完成，可程颐却一惊一乍地说：“啊呀，看到小鸡出生，我就看到了天地的生机生生不息。”

在王阳明看来，理学家的愚蠢莫过于此，把原本属于心的情扔了出去，又拼死拼活地去外面寻求代替情的东西，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王阳明说，我们的心本身就是个与生俱来、无所不能的东西，因为它里面有良知，良知是个法宝，能辨是非，能知善恶，你知道了是非善恶，天下还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

至于人心中的“情”，它远没有理学家们说得那么恐怖。它不过是蒙在“性”上的一层尘埃，不过是遮住良知的一片乌云。尘埃一吹就逝，乌云一阵风来就散，不必大惊小怪。

既然心是无所不能的，那我们何必画蛇添足地去外面寻求什么天理？天理就在我心中。理学家们在外面寻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其实他们所探究的一切，在自己的心中早就有了。所以说，心即理。

王阳明同时还向理学家们提出一个质问：假设你们能从心外寻求到真理，可这个真理因为是从外面寻求到的，如何来和我的心相融？正如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人，如果不匹配，那是要出人命的。举个例子，理学家向外寻求真理的手法之一就是通过书本知识。可书本里的知识一定都是对的吗？如果书本上说砒霜能吃，难道你不用心想一想，拿起来就吃？

这就是心学和理学的一个重大区别，实际上，心学和理学分道扬镳，也只是这一个区别。

在“格物致知”上，理学家和心学家还有个不易被察觉的区别。理学家为了弥补心的缺陷，会毫无目的地去外面寻求知识，这有点像肉猪，只要它认为是能消化的东西，它都要去吃。而心学家首先是在心里认为这个知识有必要去追寻，然后才去追寻。前者是先探究，后用心；后者是先用心，后探究。

心外无理

王阳明的妹夫、他最得意的弟子徐爱曾对王阳明的“心即理”产生疑问。他问王阳明，您说天下的道理都可以在心上求，这可能有点问题吧，世界上那么多道理，你如果不去心外探求，怎么可能得到？不说远的，就说孝顺父母，忠诚领导，如何在心上求？

王阳明叹息说：“你这种认识，许多人都有。我想问你，你孝顺父母的道理是去父母身上求来的还是你在心上求来的？如果是从你父母身上得来的，那如果你父母死了，你那孝顺的道理是不是也跟着死了？你肯定是先有了想要孝顺父母的心，然后才有种种孝顺父母的行为，孝顺父母的心，不过是你的良知指引你而已。如果你的良知光明，没有被私欲遮蔽，那么，你表现在侍奉父亲上就是孝，表现在侍奉领导上就是忠诚，等等。你只需要专注你的良知，不要让它被私欲遮蔽，天下所有的道理都会在你行动时出现，你到外面去寻求什么呢？”

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好好地关注自己的良知，当我们去做事时，良知就会自动自发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良知在我们心中，所以你只需要在心上用功就是了，所以说，心外没有任何道理。正如一个杀猪的，只要把手中的刀磨得锋利，天下就没有杀不死的猪。

我们有点遗憾，徐爱问的只是儒家最关注的“忠孝”问题，如果徐爱问王阳明：您说心外无理，那么，如果我要制造一把神机营使用的火枪，那制造火枪的这个“道理”是在心内求还是心外求？如果王阳明在今天，我们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我是个文盲，却非常想制造一枚中子弹；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吐三升血，我是在心中求解救的方法，还是去医院；我对数学一窍不通，却想证明勾股定理。这些问题，我能在心中求吗？

王阳明会说：“能。”

因为“心外无理”还有另外一个秘钥，这个秘钥就是，用心。天下一切事情就怕“用心”两个字，任何一件事，只要你肯下苦功，肯用心，几乎就没有做不到的。因为天老爷在我们降生前就给了我们一个法宝，它就是良知。在王阳明看来，这个良知是无所不能的，能生天生地，成鬼成神。而这个良知就在我们心中，我们想要制造神机营的火枪，那就用心去探求，如果你是文盲却想要制造一枚中子弹，那就用心去学习知识，每天进步一点点，几十年后，那就会取得天大的成就。你如果每天都吐血，那你的良知就会告诉你，赶紧去医院啊。

所以说，心外无理。

这种回答，乍一看去像是朱熹的，但实际上不是。前面我们说过，朱熹是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去寻找问题，而王阳明则是面对问题时，才来探究问题。

虽然如此，但很多人对上面的回答肯定不满意。实际上，如果你翻遍《王阳明全集》和《明儒学案》和关于王阳明的一切，你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王阳明谈的都是儒家思想灵魂中的三纲五常，也就是伦理学，他对自然科学的探寻恐怕只有那次失败的格竹子事件。

以今人的角度来看，在这点上，王阳明逊色于朱熹。朱熹虽然也有理学家倾向于伦理研究的特征，但他也喜欢探究自然科学。研究朱熹的专家说朱熹使用各种天文仪器探索宇宙，还说他对节气的研究已可使他跻身专家行列，更说，石油就是这老头发现的（石油应该是沈括发现的）。

中国人和西方人有个明显的差异。中国人喜欢在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而西方人则喜欢在和大自然的搏斗中获得幸福。王阳明就是中国人里典型的代表，他在自己心学史的论述中，“心即理”就是解释人际关系的伦理学的。把“心即理”这一法则从伦理学中拎出来，放到别的学科中，就有点重心不稳、摇摇晃晃了。

不过，这也正是心学的伟大之处。它永远把重心放到自己的内心上，时刻在内心上用功致良知，这样就少了外界的很多烦忧。今天的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第一大难题不是洪水猛兽这些大自然的挑战，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心即理”法则正是在这方面让人彻悟到解决这种关系的最佳方法。

万物一体

王阳明心学“心即理”法则衍生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次法则就是“心外无物”。心外怎么会没有物质，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这话实在惊世骇俗。在了解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之前，必须了解心学的另一个法则“万物一体”。

“万物一体”是理学宗师程颐的发明。这位一本正经的老先生有一天静坐闲暇，看到窗外飞过一群喜鹊，不由赞叹：生生不息，万物一体。

按程颐的主张，人和万物（主要是动物）都是从天地互相摩擦产生的气中诞生的，但人很侥幸，那些特别有灵性的气产生了人，由此成为万物之灵。不过，追本溯源，人和各种动物，包括丑陋的癞蛤蟆和美丽的天鹅一样，都是由气生成的，所以，大家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有责任把万物看成是自己的好朋友，甚至把万物看成是自己的手足躯体。万物受到伤害，我们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动。孟子就说，看到小孩子在井口茫然无知地玩耍，我们的心都揪了起来。真正的君子要远离厨房，因为厨房里总杀鸡鸭，看到它们血淋淋的样子，心都碎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仁。

可这是高调的理想主义，很多人是不能实现万物一体的。不能和万物一体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不仁的人。仁，古典儒家解释为爱人。这个解释毫无意义，正如我问你，什么是刀？你说，可以杀猪。程颐和他的理学家朋友们对仁的解释是，生生不息就是仁，也就是对万物怀有活泼的、敏感的态度。我们今天说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是麻木不仁，麻木就是不仁。最后，理学家们给“仁”下的定义是：生理上有对万物的知觉，这一知觉进而能感悟到道德性的东西。

王阳明进一步阐释“万物一体”。他说，所以说“万物一体”，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天地万物依我们的心而存在。没有我们的心去看，天高地厚就不存在。反过来，没有天地万物，我们的心也就不在了。所以二者是一气贯通的。

王阳明的这段话似乎是唯心论，他的驳论是：“你看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天地万物在哪里？”

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没有天地万物的概念，那就是心不在了。只有死了的人心才不在了。

“万物一体”除了上面的解释外，还有一种更通俗的解释。比如，猪和我们是一体的，因为猪出生后就注定要被我们吃掉，它的肉到了我们的胃里，就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植物也是和我们一体的，中医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大部分中药都是植物，它们进入我们的胃里后，帮我们驱除病痛，由此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就是连粪便也是和我们一体的，它们被农夫用来当作肥料栽培蔬菜，蔬菜被我们吃进肚子里，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但这种解释似乎并未被王阳明认可。王阳明的解释是，天地万物所以一体，是因为我们的心和万物有感应，见到猪被杀，我们心里不舒服，说明我们和猪有感应；见到草木被折断，我们心里不舒服，说明我们和草木也有感应。所以万物是一体的。

我们为什么能感应到万物，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灵明，这个灵明就是良知。良知提醒我们，要把万物和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对万物说，我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的痛，伤悲着你的伤悲，快乐着你的快乐。

万物一体，其实就是万物即我心，我心即万物。没有了我的心，万物就不存在；相反，如果没有了万物，那我的心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简单来说就是，我和万物，谁都离不开谁。王阳明说，眼睛存在的价值是以万物颜色为基础的，耳朵存在的价值是以万物的声音为基础的，嘴巴存在的价值是以万物的味道为基础的，而心之所以存在，就是以万物的存在为基础的。

这就是体用论。所谓体用论是和因果论相对立的。如果说，因果关系是风同波的关系，那么，体用关系就是水同波的关系。因果论者认为，为什么会有波涛，是因风而起的。体用论者则说，哪里有什么因为所以，水之为主体，波是派生的，两者虽然是不平等的，但绝不是什么因果关系，而是谁也离不开谁。水离开了波，就失去了它作为活的一面，波离开了水，就失去了它作为死的一面。这正如一个水杯，中间空的是“用”，四壁是“体”，体和用能互相离开吗？

我们对“中体西用”这四个字绝不陌生，它是被西方列强打得鼻青脸肿的大清帝国中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们提出的一个振兴祖国的计策。意思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为杯子的四壁，以西学为杯子的中空，问题是，谁能离开谁？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的感应论，就是体用论，大家相互依存，本就是一体，单方面是不可能存在的。

心外无物

知道了“万物一体”，我们正式来谈“心外无物”。

王阳明心学史上“心外无物”的故事很浪漫，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年春天，王阳明和他的朋友到山间游玩。朋友指着岩石间一朵花对王阳明说：“你经常说，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天下一切物都在你心中，受你心的控制。你看这朵花，在山间自开自落，你的心能控制它吗？难道你的心让它开，它才开的；你的心让它落，它才落的？”

王阳明的回答很有味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中诠释“心外无物”最漂亮的乐章。它的意思是这样的：你的眼睛受心的控制，你未看那朵花时，你的心在花身上就没有动，于是你的心和它一样，都处于沉寂状态，由此可知，花不在你的心外，因为它和你心的节奏是一起的，这其实就是万物一体，只不过万物和我都在沉寂状态；当你来看它时，你的心在它身上，你的心动了，而花也映入你的眼，所以它的颜色和你的心一样，都鲜艳、动了起来，这还是万物一体，也就是动的状态的万物一体。花和你的心处于同等频率和状态中，请问，花在你心外还是在你心内？

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个方式来理解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按今天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眼睛看到的一切物质其实都是光的反射，不是物质本身。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说，花在你眼中（心中）明亮起来，但并非是它自身明亮起来，只是光的反射。我们看见的花其实是映射到我们心中的花，而不是岩间的那朵花，它映射到我们心中时就已是我们心的一部分，所以，它不在我们的心外。

我们看一位美女，认为她很美，其实这个美女是映射到我们心中的美女，和美女本身无关。美女被我们看到眼中时已经成了我心中的一部分，她不在我的心外。当她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时，我们还能记得她的形象就是证明。所以说，心外无物。

心外无事

“心外无事”可以最通俗地来解释，你意识到的事和做的事，都是心主使你做的，如果你的心不动，就没有任何事，所以说，心外无事。

实际上，与其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甚至是“心即理”是心学的法则，不如说它们是王阳明的谆谆教诲。如果用现代心灵修行的角度来说，那就是王阳明其实是告诫我们，对天下万事万物不要总是动心，不要总是让心内有太多的事。我们追逐权势名利尊位，实际上对很多人而言，这都是心外的事，可他们非要把这些都拉到自己心中来。

但这和王阳明的意思有云泥之别。

王阳明说“心即理”，说“心外无物”，说“心外无事”，和佛家人说的这些迥然有异。佛家也说，心外无物，但是消极的，他不但希望心外没有物、没有事，就是心内，也不要有物，也不要有事，佛教徒都设想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的活死人。

王阳明曾对佛家的“心外无事”有过很深刻的批评。他说，佛家为了做到心外无事，抛弃父母妻儿，跑到深山老林里枯坐。王阳明评定说，这些和尚是胆小鬼，不负责任的懦夫，只知道逃避。他们恐惧做儿子太累，就离开父亲；恐惧做丈夫太累，就离开妻子；恐惧做父亲太累，就离开儿子；恐惧工作，就离开社会。而我们儒家截然不同，做儿子，就用孝顺的心；做父母，就用慈悲的心；做员工，就用忠诚的心，多么自在。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王阳明看来，一个真正的圣人要做的事是非常多的。但这些事必须要符合下面的条件：一、你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这些事是你能控制的。比如孝顺父亲，任何人都能做到。但比如造反，恐怕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就不要去做，这种事就不应该是你心内的事；二、听从良知的指引，有些事可能是你能做到的，但你不做，这就不是真正的心外无事，心外无事不是逃避。比如你遇到有人恃强欺弱，这就是你该做的，如果你这个时候说心外无事，只要不动心，就不去做，那就不符合心即理的要求；三、有些事虽然被道德家们鄙视，但如果在你能力范围内，你依然可以做。比如追逐权势名利尊位，如果你有超人的智慧，在不违背良知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去做？

毋庸置疑，“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首先要求的就是要我们在内心的良知上用功，良知光明了，它会指引你，做到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如果宇宙中的那些天理就在我们心中，那么，每个人不必向外去寻求，就可以在内心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有属于你自己的天地万物，属于你自己的功名利禄，它是一个精神和物质并驾齐驱的光明世界。

心即理的立言宗旨

最后，我们来谈谈王阳明提“心即理”的用意，也就是他所谓的立言宗旨。

在多次讲学中，王阳明的弟子都对“心即理”有过疑问，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可能解释了很多次，他自己都解释烦了。所以有一次有弟子再问他时，他没有对“心即理”进行解释，而是说：“你们啊，问来问去的。你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提出这个法则的用意是什么？现在，我就要你们知道我的立言宗旨。我为什么要提‘心即理’呢，除了我经常解释的我们心中有无所不能的良知外，还有一个原因。从古到今，太多的人本心和表现出的外在的道理一分为二，这样就出现了许多让人备感伤痛的问题。比如春秋时期陆续出现的那五位霸主表面上宣传他们‘尊王攘夷’，实际上，他们内心真实想法是想自己做老大，‘尊王攘夷’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道理。这就和他们内心的想法分道扬镳了。心就不是理。

“我提倡心就是理，是希望大家都要心理合一，言行合一，按本心的想法来做事，不要矫饰，凡事在心上下功夫，而不要到心外去寻求，这才是王道的真谛，亦是我立论的宗旨。”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点。

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宰相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说：“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不然，霸业将在你身上终结。”

管仲帮齐桓公取得了春秋五霸之首的位置，齐桓公对其言听计从，尤其这是管仲的临终遗嘱，所以齐桓公马上提起十二分精神等着管仲要说的秘密。

管仲没有说，而是问：“你的宠臣易牙如何？”

齐桓公回答：“他曾把亲生儿子烹饪给我吃，对我太好了。”

管仲又问：“你的宠臣竖刁如何？”

齐桓公回答：“他主动阉割自己陪在我身边，大好人。”

管仲再问：“你的宠臣齐开方如何？”

齐桓公回答：“他更没的说，自己是贵族，却主动当我的奴仆，寸步不离，三十多年都没回过家，没人比他更忠诚了！”

管仲在床上叹了一声说：“这三个人都不咋地。你想啊，谁不喜欢自己的亲生儿子，易牙却把他宰了。谁愿意自发地做太监，竖刁却把自己阉了。谁不喜欢和家人在一起，齐开方却三十多年不回家！”

齐桓公不以为然地问：“你到底想说什么嘛？”

管仲说：“我上面说的是天理人心，他们违反了天理人心，所以他们都不是真的为您好。”

如果王阳明在管仲身边就会用心学解释说：“这三人表现出的一脸忠贞并不是真心的，只是一种手段，不是道理，心与理不合。再进一步说，这三个家伙在演戏。”

管仲的遗嘱齐桓公完全没听进去，结果几年后他得了重病，三人联合把齐桓公活活饿死在宫中，齐国霸业也就此终结。

最后，王阳明告诫他的弟子们：做人一定要心理合一，在心上好好用功，使“心即理”成为一种生活状态。

为何说知行是合一的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看到一位美女，马上会由衷地喜欢上她，因为她美貌动人；进入卫生条件不合格的公共厕所后，马上会皱起眉头，因为臭气熏天。

按王阳明的解释，这就是“知行合一”的两个绝佳例子：喜欢美色（好好色）、讨厌恶臭（恶恶臭）。看到美色，是“知”，喜欢上美色，是“行”；闻到恶臭，是“知”，讨厌恶臭，是“行”。

正常人永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看到一位美女后，先思考一下，我要不要喜欢她呢？闻到臭狗屎的味道后，先思考一下，我要不要厌恶它呢？

正常人永远都是这样的：看到一位美女后，马上就会喜欢上她，在“看到”和“喜欢上她”之间没有任何缝隙，没有停顿。闻到臭狗屎的味道后，马上就会厌恶它，在“闻到”和“厌恶狗屎”之间没有任何缝隙，没有停顿。简单来说，我们喜欢上美女和厌恶臭狗屎，是发自本能，是条件反射。这就好像我们突然被火烧到会迅疾产生某些动作（大叫、跳起来）一样。从来没有人被火烧后和有所动作之间还要思考一下：我要不要有所动作，或是大叫一声，或是跳起来，甚至来个号啕大哭？

我们从反面来理解就是这样的：我们喜欢一个女人，因为她具备美的素质；我们讨厌臭狗屎，因为它具备臭的素质。为什么美的素质和臭的素质会让我们喜欢和讨厌？很简单，因为在我们心中的良知就是喜欢美和讨厌臭的，这种“势利眼”做派与生俱来，无需证明，也无法更改。

那么，知行就是合一的。前提是，你的良知必须光明，必须可以发挥作用。如果你的良知被遮蔽了，它不能发挥作用，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成了瞎子，看到美女，也不会喜欢上她；你是个鼻炎患者，拼命地嗅臭狗屎，也不会厌恶它的味道。

这两个例子中，表面看，你的确看到美女了，也的确闻到臭狗屎了，就是说，你的确“知”了，可你并没有表现出“行”来：流着口水看美女；捂着鼻子避开臭狗屎。原因很简单：你根本就没有“知”，美女的映像进入不了你的视网膜，臭狗屎的味道虽然进了你的鼻子，但你的鼻子失去功能了。既然没有“知”，那你就不可能有“行”。这恰好又从反面证明了：“知行合一”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王阳明有另外关于“知行合一”的例子，更为直观。他说，说一个人孝顺，肯定是他有孝顺的行为，如果没有孝顺的行为，只凭他满嘴跑火车，稍有分辨能力的人就不会承认他孝。他又连续举了几个我们能切身体会到的例子：你为什么知道痛的感觉，你肯定被什么东西弄疼了；你为什么知道饥饿的感觉，你肯定是真的饿了；你为什么知道寒冷的感觉，你肯定是被冻到了。

痛的感觉、饥饿的感觉、寒冷的感觉都属于“知”，你被锐物刺痛了、你被饿到了、你被冻到了属于“行”，“知行”怎么就不是“合一”的呢？

既然是“合一”的，那就没有主次先后之分，它们就是火车运行的两条铁轨，如果只有一根铁轨，那就不能称为铁轨，而是一根铁棍。

不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有些人知道很多事，可就是不去做。比如有人知道孝顺是美德，但就是不去做，有些人知道应该见义勇为，但也不去做。人人都知道屎是臭的，但中国历史上却有两个人吃了屎。一个是春秋末期的越国国王勾践，另一个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郭霸。如果说，勾践吃屎是被逼无奈，郭霸吃屎可是心甘情愿。他是为了讨好生病的上司，而自动自发，非常愉悦地把上司的屎吃掉的。

那么，这些反常的知行不一，又该如何解释呢？

王阳明说，这是因为被私欲隔断了。

古人为何单独提知行

有弟子问王阳明，我无论如何都搞不明白知行怎么就是合一的。比如，学问思辨就属于“知”，去实践属于“行”，我可以学问思辨而不去实践啊，您怎么就能说，知行是合一的呢？

王阳明做了这样的解释：所谓“行”就是认真地去做一件事，学问思辨是不是一件事？所以说，你学问思辨这个探求“知”的过程就是在“行”了。你说“去实践”属于行而不属于知，可你去实践为了什么？不可能什么原因都没有，突然就大跳大叫吧。这个“为了什么”就是“知”。“学问思辨”中有“知行”，“去实践”中也有“知行”。那么，再问你，你“学问思辨”为了什么？肯定是“去实践”。如果不是要去实践，那你学问思辨做什么？所以，“学问思辨”和“去实践”也是知行合一。

知的真切笃实就是行，行的明察精觉就是知。如果你只学问思辨了，没有去实践，那就不是真的“知”，如果你只去实践，而没有学问思辨，那就不是真的“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知”“行”都是赝品，不合一也就正常了。

这位弟子又问：“既然知行是合一的，那为什么古人要单独提‘知’和‘行’呢？这就好像是我去酒铺买酒，我总不至于说，给我来个酒罐，再来点酒。”

王阳明回答：“把‘知’‘行’单独拿出来说，这实在是古人的用心良苦，全是因为世界上有两种人的缘故。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去做，在做事中就像是流水线上机器人，只是机械地做，不懂得思考。对这种人，就要特意提个‘知’，告诉他，不要做机器人，要在做事中用过脑子，这样，他才能真的‘行’。

“还有一种人，每天茫茫荡荡地没有目的地思考，任凭想象把自己拖进幻想的梦呓中，从来不想去实践。对这种人，就要特意提个‘行’字，告诉他，就是胡思乱想，也应该有个思路在。这样，他才能真的‘知’。

“这就好比我们喝茶，茶水是由茶叶和白水组成，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人就吃茶叶，而有人就喝白水。对吃茶叶的人，我们要告诉它，用水，这样他才能喝到茶水；对喜欢喝白水的人，我们要告诉他，放茶叶，这样他也能喝到茶水。”

这就是古人何以要单独提知行的原因。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从空间来看，“知行”是两道铁轨，不可分割；从时间来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就是一件事的开始和终结，绝不能有始无终，更不能虎头蛇尾。

关于这一点，王阳明是这样解释的：就算你是个吃货，也肯定是有了想要吃的心才知道你要吃东西了。要吃的心属于“意动”，是“知”，这就是“知是行的开始”；而你吃的东西是什么味道，肯定是放到嘴里后才知道，这就是“行是知的完成”。比如你喜欢户外，你肯定是有了想要走路的心，才会去走路。想要走路的心就是“意动”，是“知”，这就是“知是行的开始”；而路是坎坷还是平坦，只有你走了之后才知道，这就是“行是知的完成”。

我们想要知道西红柿好不好吃，必须要吃它，要吃它就是“意动”，是“知”，这就是“知是行的开始”，而西红柿到底味道如何，只有你吃了后才知道，这就是“行是知的完成”。

想要知道衣服是否合身，必须去穿；想要知道水的温度，必须要去感觉；想要知道红烧牛肉好吃还是水煮牛肉好吃，必须要去吃。你不吃，就没有“行”，你就不知道哪道菜好吃；你不想知道两道菜哪个好吃，就没有“知”，你更不可能知道哪道菜好吃。所以，缺了“知”和“行”的哪一个，都不成，因为它们是合一的。

问题是，王阳明说，现实中就有一种人，总是希望自己先知，然后再去行。可天下的知识那么多，只能把自己活活累死，而终身不能行。

有一点值得补充，王阳明所说的“先知后行”的人，不仅仅指不去实践的人，还有一种是死背书本知识而不思考的人。因为王阳明说过，有目的性的思考本身就是行。

一念发动便是行了

几百年来，很多唯物主义者都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横地意淫成“实践出真知”，这并没有错，可却不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本意。

王阳明提“知行合一”的本意是这样的：每个人眼睛都能看到一百米开外的事物，但对于近在咫尺的眼睫毛却看不到。每个人谈到“知行”的问题时，只能看到在现实中发生的事，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观点：有些好事，我只“知”不去“行”，固然是错的。但有些坏事，我只“知”不去“行”，那肯定就是对的了。

比如，我每天都想杀人，可我没有去杀人，这是没有关系的。可王阳明却说，因为知行是合一的，你的意一发动（知），就是行了。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实在让人无法理解，难道我心里想想还不成？用今天的说法，我看到一美女，想要做些下作的勾当，可我没有去做，难道这就违法了？

王阳明说，每当你想一件丑恶的事时，其实就是你的欲望过了头，成为私欲。私欲就像是云彩，你每想一次丑恶的事时，云就会加重一次。天长地久，白云就会成为乌云，遮蔽了你的良知，由于没有良知的监控，你就真的可能会去实践了。

人类《刑法》上有个名词，叫“犯罪预备”，讲的是，一个人为了犯罪做了种种准备，但因为某种原因（外部原因：风声太紧，或内部原因：良知发现后加以制止）而停止了犯罪行为。

王阳明谈到的问题就是客观版的“犯罪预备”。你在头脑里不停地产生那些私欲，其实就是在为犯罪做准备，即使你永远不会去实践，可在你的心中已经实现无数回了，你已经把你的心变成了一个罪犯。

如果我们的心是个罪犯，那我们的这个躯体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既然知道了一念发动时就是已经“行”了，我们该如何做呢？

王阳明的方法就是，只要有一个恶念涌上心头，马上就把它克掉，绝不能让任何一点恶念留在心头。

怎么克掉恶念（私欲），那是我们在致良知中要讲的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提“知行合一”和提“心即理”的思想一样，都是告诫我们要防范，希望我们能时时警惕我们的私欲。

这种谆谆告诫随着地球转动和光阴荏苒，渐渐地销声匿迹，“知行合一”留给后人的只有“实践和理论”的浅薄表演。

实践出真知

实践出真知，并非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精华，至少不是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本意。有一点需要注意，王阳明提“知行合一”是从其心学磐石“心即理”衍生来的。也就是说，提“心即理”是为了让人心理合一，言行合一，那么，“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有这方面的提示。你很难想象，一个“知行不一”的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的成败如何。

王阳明说，想要知道西红柿的味道，就必须要去吃。这就是“实践出真知”，不过这可不是他的发明。穿越到他说这句话的几百年前的北宋后期，程颐的哥哥程颢正在给他的弟子上课。他的弟子突然说：“我出现了幻觉，看所有的东西都是狮子，我恐惧狮子，都快恐惧死了。”程颢问他：“你现在看我是什么？”

这名弟子浑身发抖，脸色苍白，说：“狮子。”

程颢向他招手：“来，扑我。”

这名弟子不敢，程颢大喝一声：“过来抓我！”

这名弟子硬着头皮、咬着牙扑过来，发现程颢只是个人。后来，他用这种方法，见到“狮子”就扑上去，渐渐痊愈。

这就是实践出真知。

有人每到晚上就怕鬼，于是请了位道士驱鬼。夜晚来临，道士没有设坛作法，却把灯灭了。客户大叫起来，声音凄惨。道士抽了他一嘴巴，让他冷静下来，问他：“哪里有鬼？”客户捂着半边脸，指着床下。道士擦亮火石，塞到客户的手中，大喝：“去看！”

客户不肯，道士连踢带踹地把他逼到床边，他只好掀起床帘，当然，下面除了他的臭袜子外，什么都没有。

这也是实践出真知。

程颢认为，理学家修行的法则是坐在那里庄敬持守，这很不对，应该去实践，庄敬持守才有意义。明朝的理学大师吴与弼是最先提出“知行合一”这四个字的人。他每天凌晨起床后就开始不停地劳作，一个人顶十头牛。他对弟子们说，上天赐给我们一副躯体，就是让我们来实践的，不要坐在那里枯想，要去实践中学得真知识。

他重视“实践”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反而把“知”这一块淡化了。我们今天看吴与弼的思想手册，发现几乎全是空白。他的修行手册中记的最多的是对基本物质生活的关心，比如他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天降大雨，房屋漏水，他就在大暴雨中爬上房顶去修葺。每当他看到弟子拄着锄头在歇息时，他以为人家在发呆，就偷偷地凑到人家耳边，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喝一声：“咄！如此懒惰，死后有何脸面见程颐、程颢？”

实际上，从“知行合一”衍生出来的“实践出真知”根本算不上理论，它只是一个常识。诗人陆游就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无数的人都说过实践的重要性，这正如饿了吃饭、困了睡觉一样，你能说这种基本常识是理论吗？况且，有一个例子就完全可以推倒“实践出真知”：人人都知道屎难吃，可有几个人吃过屎？

王阳明就能解释这个例子：我们心中的良知是无所不知的，它知道屎难吃，不需要外界的实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精华就是“好好色”与“恶恶臭”，只要我们的心没有被私欲阻隔，知行就是合一的。王阳明提“知行合一”的苦心还是让我们在良知上用功，“实践出真知”不过是个附带战利品而已。

但有时候，人生、世界乃至宇宙就是会有太多的戏剧性，纯粹的东西消失后，像猴子一样活蹦乱跳的往往是残渣余屑。

良知就是判断力

做圣人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如果我们的良知没有被物欲遮蔽，使其正常运转，我们能得到什么，再或者说，良知的功效如何？

王阳明说，“良知”是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这是儒家圣人们的传家宝，是人世间最贵重的宝贝。谁如果能完全拥有它，那就如坐在船上得到了舵一样，你掌握了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就是遇到大风大浪，只要舵柄在手，也可以免于被淹。所以，王阳明赞叹道：“良知啊，你就是个试金石，你就是个指南针。”

他后来又把“良知”拟人化：良知就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产生天和地，造就了鬼神和上帝，所有一切都由它产生，任何事物都不可与它相比。所以，如果你能彻底光明良知，无一丝缺陷，你就会发现其乐无穷。到那时，你会发现：你就是电，就是光，就是圣人。你会手舞足蹈，天地间再也没有任何乐趣可以取代这种乐趣。

其实，这段话并不是王阳明抽风，如果我们知道它的“万物一体”感应论，就明白，良知就是造化的精灵，能生天和地，能造鬼和神，能度一切苦，能化一切哀。总之，只要你拥有了良知，你此生就生活在极乐世界。

因为良知能分清是非善恶，世界上的一切事，无非就是是非善恶，分清了是非善恶，你就是绝顶的聪明人和大慈大悲的佛，这样的人，想不在极乐世界都不行。

——分清善恶是良知作为品德方面的能力，而分清是非就是良知作为智慧方面的能力。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就是智慧。所以，提到良知时，不要认为它仅仅就是良心，它应该是品德和智慧齐飞的良知。

王阳明说，良知和天下一切事情的关系，就如圆规、方矩、尺子与方、圆、长短的关系。事情随时都在变，而不可预料，犹如方圆长短的不可穷尽。因此，规矩一旦确立，方圆与否就已注定，而天下的方圆也就不可胜用；尺度一旦制定，长短与否就已注定，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

也就是说，良知能解决天下一切事，它就如圆规可以解决天下一切圆一样。

如此看来，良知似乎是机器猫肚子前那个口袋，里面什么都有。问题是，王阳明承认人人是个机器猫，也承认人人都有那个口袋，但是，我们如何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呢？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获得不被物欲遮蔽的良知呢？

物欲和私欲，被王阳明认定是一个“欲”。为了更清晰地理解，我们暂时分作两个“欲”来理解，“私欲”指的是在我们心里过度的七情六欲，而物欲是外界给我们内心的刺激所产生的欲望。私欲是井中水，物欲是倒进杯里的水。一个是自身就可以产生，另一个必须要靠外界的帮助（刺激）。私欲在我心中，不必需要外界的刺激就会产生，比如莫名的惆怅、哀伤。而物欲必须要外界的刺激，比如嫉妒、攀比。不过据王阳明所说，你嫉妒别人有钱有势，还是在心的指使下用眼去看到的，所以说，物欲还是私欲，还是在心里产生的。

这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要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良知，而每个人的良知都会被物欲、私欲遮蔽，想要获得完全的良知，只要把物欲和私欲祛除就是了。

这话说来轻巧，做起来实在太难。人生在世，由于要维持我们的肉体不至死亡，必须要解决生存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你难免会有物欲遮蔽良知的时候。比如你饥饿万分，又没有正当的办法得到吃的，你会不会去偷？如果你不去偷，那就会被活活饿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把自己饿死，那就是犯罪。西方基督徒认为，人要顽强地生存，如果轻易地放弃生存，那就是自杀，自杀的人无论做了多少好事，都上不了天堂。可如果你去偷吃的东西，那就违背了良知。

王阳明对此的解释是，可以偷，因为这是权宜之计，偷了后要记得以后还给人家。我们光复良知要从平时做起，而不是临时修行。

如何光复良知

有一天，王阳明看到许多弟子都坐在地上，毫无表情，像是睡过去的石头。王阳明就把那些石头都敲醒了，问他们：“在想什么？”

有弟子愉快地说：“什么都没想，心里空空的，犹如在太空遨游，真是爽快。”

王阳明说：“你这不是我提倡的静坐，这是枯禅，和那群老和尚们没什么两样。”

弟子不太愉悦了，说：“您不是教我们要静坐，安定纷乱的情绪，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光明良知吗？”

王阳明说：“我是要你安定情绪，物我两忘，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想，死人才什么都不想呢。”

弟子惘然失措。

王阳明就说：“佛家和道家讲物我两忘，不但把心外的物忘了，连心内的也都忘了，甚至连心都忘了，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在安定思绪不要胡思乱想后，要一心一意地省察克治。所谓省察克治，就是通过反省检查以发现和找出自己思想和行为中的不良倾向、坏的念头、毛病和习惯，然后克掉它。

“这一功夫绝不要间断，如同你铲除盗贼，要有一个彻底杜绝的决心。无事时，将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一定要将病根拔去，使它永不复发，才叫痛快。再打个比方，就好比是猫逮鼠，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摒弃一切私心杂念，态度坚决，不给老鼠喘息的机会。既不让老鼠躲藏，也不让它逃脱，这才是真功夫。如此才能扫尽心中的私欲，达到彻底干净利落的地步，自然就恢复良知了。”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王阳明这样做是不是神经过敏？坏的念头，人人都有，而且时刻都有，比如看到美女，百分之九十的人会想到床。老舍写过一部小说，里面的男主人公看书时一看“女”字旁的字就想入非非，但那男主人公是个真正的汉子。

其实，这正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注脚，你的心一动（知），其实就已“行”了。不要认为一个小私心无伤大雅，时间一久，肯定会出大问题。

民国厚黑学大师李宗吾说：“小私心就如星星之火，你就是不踩灭它，它也不会燎原。”当然，这只是李宗吾的一面之词，没几年后，就有一位后来的伟人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由于我们的私心就像是呼吸般永恒存在，所以我们就要时时刻刻留意他，这即是王阳明提倡的“必有事焉”。

“必有事焉”字面即使是，肯定有事。有什么事？就是狠斗私心。狠斗私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光复良知。千万不能忘记这件事，这就是“勿忘”；但你也不要拔苗助长地去光复良知，不要着急，慢慢来，这就是“勿助”。

可世间有些人就是着急，恨不得一天内就能把良知光复，然后一劳永逸，永远活在极乐世界。王阳明对这种心态提出警告说：“你们呀，做功夫时千万不要着急（助长）它。上等智慧的人很少，几乎没有人生下来就具备圣人的心性。所以说，光明良知的学业必然是一起一伏、一进一退的。千万不要因为我从前用了功夫，到现在这功夫不管用了，我却还勉强装出一个没有破绽的样子，这就是助长。这种做法的危害就在于：连从前的那点功夫也给遗弃了。这可不是小小的错误。好比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站起来就走。这就是假装一副没有跌倒的模样来，其实疼痛与否，只有你自己知道。

“各位只要经常怀着一个‘自然而然，不焦急’的心，耐心地去用功，别人嘲笑你、诽谤你、称誉你、侮辱你，你都不介意，功夫上无论是进还是退，你不要管，只是闷头在良知上用功，时间久了，你就能体会到快乐了。”

致良知：听从第一感觉

致良知，有两个内容。第一是向外的：用你的良知施加于万事万物，也就是用良知去做事。第二是向内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光复良知。实际上，这两个内容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一个内容，因为王阳明说心外无物，你去做事时，事就在你心里，还是在心中光复良知。

不过，王阳明对第一个内容讨论得特别多，他曾说，人的良知是不倚仗见闻（心外的事）的，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其实只是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要抓住主干（内心上用功）。

有弟子就问他：“您居然说见闻是次要的，我不明白，难道见闻可以去掉吗？”

王阳明说：“你误会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良知是和我们与生俱来的，它就在我们心中，所以不可能是从见闻上产生的。但是呢，良知不可能离开见闻。现在有好多人总是在见闻上用功，那就是舍本逐末。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都是良知的作用和流行。如果离开了见闻酬酢，也就无法致良知了。那么，你说，良知和见闻是不是一件事？因为你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一切见闻，都是你心动后的产物，它在你心内，而你做出了某些行为和决定，就是良知在起作用。”

人是社会的人，不可能离开社会，正如鱼不能离开水。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要“见到善的而从之，听到善的而学习之”，其实就是在致良知。离开了见闻，你的良知是个什么东西？

既然，我们致良知离不开见闻，那么，如何致良知呢？

王阳明深情地说了下面这段话：“你那点良知，正是你自己的行为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不可能有丝毫的隐瞒。只要你不去欺骗良知，真真切切地依循着良知去做，如此就能存善，如此就能除恶。此处是何等的稳当快乐！这些就是正念头（格物）的真正秘诀，致良知（致知）的实在功夫。若不仰仗这些真机，如何去正念头？关于这点，我也是近年才领悟得如此清楚明白的。一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肯定会有不足，但经过仔细体会，自然会感觉到没有一丝缺陷。”

我们先放掉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来谈一个名词，它的名字叫：直觉。

我们今天对直觉的定义是：没有经过分析推理的直观感觉。

不过，还是荷兰哲学家兼数学家鲁伊兹?布劳威尔对直觉的定义最有深度和趣味。他说，直觉就是意识的本能反应，不是思考的结果。大概是意识的源反应，比以语言要素通过逻辑关系构建的反应系统要更加高效、更具准确性。只是能引起意识源反应的机会很稀少。也许人类在语言意识未建立前，依靠的就是这种意识的本能反应——直觉。而当人类语言意识建立后，到今天，这种本能就逐渐退化了。

他举个例子说，蜜蜂能以最省的方式精准地建造坚固的六角巢穴，它肯定不懂人类的物理学，它靠的就是本能的直觉。

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乍一看去，是不是就是直觉？由于良知知道是非善恶，所以它能在第一时间做出迅疾的判断，而这种判断正如直觉那样：比以语言要素通过逻辑关系构建的反应系统要更加高效、更具准确性。

为什么直觉比以语言要素通过逻辑关系构建的反应系统要更加高效、更具准确性？因为我们在构造逻辑关系时，有极强的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就是私欲，为了构造完美的逻辑关系，我们会左右论证和辩驳。这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私心的立场出发在制造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制造出来后可能是完美的，但它总有雕琢的痕迹。雕琢的东西必有私欲在，因为我们制造它出来的目的无非是获得成就感。

致良知就是靠直觉，正如一块磁石，你用它去触碰铁时，它会吸引，你用它触碰木头时，就没有任何感应。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理论一样，磁石触碰铁时，不是思考，它是铁，所以我要吸它，在触碰木头时，也没有思考，它是木头，所以我不吸它。二者之间没有缝隙，没有停顿，致良知就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致良知呢？用王阳明的解释来说，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总是在外部世界不停地折腾，把外部世界弄得极为复杂。在和外部世界的较量中，我们必须绞尽脑汁，反复思考，如此才能取得胜利。在明代，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才开始说话，就要背诵诗书，少年时期就开始接触“四书”，目的就是为了考中进士做官，所有精力都用在这上面，哪里有时间去关注良知？在今天，一个孩子的脑子里除了必要的书本知识外，还要被迫上各种培训班，他们哪里有时间来关注良知？当外部世界已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世界时，我们面对它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光明自己的良知，而是如何来适应它，如何击败它。这诸多的想法就成了私欲，成了乌云，遮蔽了我们的良知。当我们有一天想要把良知光明时才发现，为时已晚，因为遮蔽它的灰尘已成了一座大山。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切现成的东西都已具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正被动地接受一切。把米放进电饭锅里就能吃到米饭，其间不用我们费任何力气，不用动任何脑子，把屁股放到车座上，就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费任何力气，也不同动脑子；这都是现成的，是不用我们费力就可以做到的，何必去问直觉？因为事情本来就是那样啊。

虽然如此，但王阳明还是认为，我们的良知一直在发挥作用，只是你不理睬它。很多人都会对下面例子的判定深信不疑：高楼上掉下一个冰箱来，我们第一反应就是逃跑。而当我们看到高楼上掉下一个婴儿时，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去承接。这就是致良知，遇到冰箱逃跑，是因为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它是恶的，砸到你会把你砸死，而生是本能，所以要躲开。看到婴儿掉下，良知马上会告诉我们，他是善的，因为他是一条生命，我们的良知对自己的生命重视，当然也重视别人的生命，所以要去承接。

在这两件事中，你没有思考的时间，你只能靠我们今天所谓的直觉去做出行动。如何致良知，就是听从我们良知的指引，也就是直觉。

实际上，如果你的良知光明，没有乌云和尘埃的遮蔽，它在刹那间给你指引的声音犹如滚滚天雷。可当我们被物欲遮蔽后，它的声音虽然微弱，却仍然能被我们听到。那么，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虽然听到了，却不遵循它的指引，这就是不能致良知了。

不能致良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干脆听而不闻；一种情况是，我虽然听到了它的声音，可一定就对吗？我要好好考虑一下。正如王阳明所说，你思考的时候，就已经掺杂了私欲，思考出来的结果可能是正确的，但那是歪打正着，大多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无非是私欲让你迷失了方向。

我们举张学良的例子来说明。张学良当年在东北有百万东北军，当日本人准备进攻东北的消息传到他耳里时，他魂飞魄散。多年以后，他在口述实录中说，他第一个感觉就是，不能撤，因为东北有那么多百姓，如果撤了，就是把家乡父老送进火坑。但他没有遵从第一感觉，因为他有很多私欲。他魂不附体地考虑几天，在这些考虑中，他想到生命，想到他的家底——东北军，想到真要和日本人打起来肯定会失败，一旦失败，他的家底就全没了，他在蒋介石那里腰杆子就不硬了。这种种私欲的集合最终让他做出了违背良知的决定：不做任何抵抗，把军队撤进关内。

多年以后，他始终为这件事懊悔。但正如世界上很多人一样，即使给他个重来的机会，把当时的场景复活，他做的决定和第一次还会一样。因为他的良知已被外界的物欲遮得奄奄一息了。

王阳明说得很简单，只要良知判定是非善恶，你照着去做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递进句，人类历史上真正做到的人却屈指可数。

致良知：听从内心的声音

所谓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向众弟子提出的恍恍惚惚的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据心学的拥趸、思想家耿定向说，“四句教”实际上就是“致良知”的步骤。他在给王阳明作传时，提到了这样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正是王阳明本人的现身说法。王阳明在功成名就后回浙江老家休养。有一天，一个老乡来找王阳明。这个老乡是个年迈的农夫，据他说，自己无儿无女，身体已不允许自己耕种，所以想把他的一块土地卖给王阳明换点养老钱。王阳明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说，土地买卖不合法，另外，他不忍心让一个做了一辈子农夫的人临死前看不到他自己的土地。于是，他给了老农夫几两银子，打发走了。

王阳明做完这件事后，很为自己的良知又光明了一分而沾沾自喜。不过很快，他就险些在致良知的路上栽了跟头。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风和日丽，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到山间游玩。正在兴头上，忽然他的一个弟子指着眼前一块飘来清新的泥土气息的土地对王阳明说，那就是几天前想售卖给您土地的老农的地。

王阳明顺着弟子的手指看去，赞叹一声，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他不禁懊悔起来，心说，当时真应该买下来！可这念头刚一起，王阳明马上打了个寒战，他问自己，我怎么会这样想？我怎么会懊悔？为什么懊悔，就是因为我觉得那块地很不错，这就是贪欲。我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必须立即把他祛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阳明闭口不语，学生们感到很奇怪，直到太阳落山时，王阳明才长嘘一口气道：“终于把它祛除了，真难啊！”

耿定向讲完整个故事后，就用四句教做了精致的分析：王阳明和弟子们在山间游玩，心上是何等的坦荡，没有任何善恶，这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可当弟子告诉他那个老农土地的消息后，王阳明马上就动了懊悔之心：天啊，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当时我怎么就不买下来呢！这就是“有善有恶意之动”。“意”动了后，王阳明突然就感觉不对，这是私欲，是恶的。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当然是良知告诉他的，因为良知能知是非善恶。这就是“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告诉他了是非善恶后，他立即沉默不语，开始专心祛除这种被良知判定的“恶”，这就是“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就是致良知的步骤，简单易行。但正如世上很多人知行不合一，人人都能知，却很少有人行。

当我们面前没有一盘红彤彤、肥油油的红烧肘子时，由于我们还没有和红烧肘子发生感应，所以我们的心体是无善无恶的。而当红烧肘子被端到我们面前时，我们的意就动了，它会射出两道射线，一道是吃，一道是不吃。那么，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而言，吃就是善的，不吃自然就是恶的。

补充一点，王阳明认为，恶就是“过”或“不及”。在王阳明看来，善恶是一条路的上下坡，谁都离不开谁，离了善，无从谈恶，离了恶，也就没有了善。

为什么说不吃就是恶的呢？因为人的本性中都有吃的欲望，而且红烧肘子非常好吃，如果非常想吃却不吃，那就是矫情。

但是，如果你是个重度脂肪肝患者，面对一盘红烧肘子时，吃就是恶；不吃就是善了。因为你的良知会告诉你，吃了红烧肘子，会加重病情，不吃的话，就没事。

那么，我们探讨的问题就是：善恶是外界的评判还是内心的评判？

毋庸置疑，是我们内心的良知的评判。

所以当你在开始致良知的步骤时，一定要注意，听良知的，不要理会外界的评判尺度。

后 记

高中时读书，读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常心潮澎湃。唯物主义是一定正确的，但我特别喜欢唯心主义，与其说我喜欢唯心主义，不如说我喜欢“心”这个字。它灵动清新，“物”字和它一比，简直是头蠢笨的牛。

教科书谈到“唯心主义”时，特意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王阳明的。说有一天他和朋友去看花，朋友问他，你常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你看这朵花，在山中自开自落，不随你的心而开落，你做何解释？

王阳明的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教科书严肃地批判道：“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坚决要不得。”

我倒觉得这段话非常有意蕴，至少它比“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高大上”有趣味一百倍。

后来，看到介绍王阳明的书，说他是刽子手。因为他在江西和广西剿匪，杀了好多革命的农民兄弟。

再后来，我看了他的各种公正客观的传记和他的文集，发现王阳明其实是个很厉害的伟人。他值得我们学习。

但学习他什么呢？

恐怕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在绕着他的心学理论打转。依我之见，王阳明的心学不是理论，而是生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个发现就是这本书的由来。我是用王阳明自己创建的心学来解构他本人的一生，从而得出的结论应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生存“天理”。因为他说了，人心是古今中外相同的。

今天写王阳明，实属费力不讨好。太多珠玉在前，已先入为主，不至于班门弄斧，却有望风而动之嫌。然而还是在《帝王师刘伯温》一完稿就开始写王阳明，在读客公司盛亮编辑的督促下，前后修改数次，终于有此书现世。

其实，我最奢望的是，现世的不仅仅是《知行合一王阳明（1472—1529）》这本书，还应该是王阳明的灵魂。

度阴山

2014年4月19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 度阴山著. -- 南京 :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119-1

Ⅰ. ①曾… Ⅱ. ①度… Ⅲ. ①曾国藩（1811～1872）

－传记 Ⅳ.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126号

书 名 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出 品 人 华 楠

著 者 度阴山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乔佳晨 盛 亮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x 100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99千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119-1

定 价 4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笨鸟”初飞

曾家笨小孩

相当于进士

笨招接近穆彰阿

初露政见

和朱熹理学的蜜月

有惊无险过关

意志力的表现：曾国藩戒烟

第二章 京官路线图

“意外”的升官

臭骂咸丰

京城权贵们的唾骂

结束京官生涯

第三章 巧计建湘军

出山任团练大臣

团练无用也

就地正法

打脱牙和血吞

皮包湘军的崛起

曾氏军舰

咸丰三催曾国藩

曾国藩见死不救：江忠源之死

第四章 湘军首胜

讨粤匪檄

岳州之败

第一次自杀

咸丰的大棒加胡萝卜

第五章 坐困江西

曾国藩轻取武昌

有功，不赏

胜利的喜悦：田家镇大捷

当头一棒：湖口惨败

怎么抉择都不对

搞掉陈启迈

失去左膀右臂

打虎亲兄弟

可望不可即的兵权

第六章 东山再起

和咸丰摊牌

重塑金身

出山进行曲

到处一场空

李鸿章到来

绝不去四川

第七章 目标：安庆

终极战略

解救左宗棠

洪秀全助力曾国藩

进祁门

困祁门

李鸿章、左宗棠的光辉

战安庆

曾国藩福星高照

第八章 布局东南

为左宗棠谋浙江巡抚

组建淮军

四拒借洋兵

向天京前进

第九章 覆灭天国

瘟疫来袭

天国版地道战

锁紧天京城

攻陷天京

李秀成之死

反还是不反

曾国藩怒了

第十章 步入失败的怪圈

新的战斗

万难迅速出征

只有苦劳

中兴幻梦

第十一章 最后没有辉煌

见慈禧

去天津

怎么做都是错

一个“诚”字而已

审理刺马案

去世

自序

我很少写自序，但对于为这本书、这个人，我觉得非得写几行不可。

仅从资质论，曾国藩和历史上的其他伟大人物无法相比。但以人生成就论，曾国藩不会逊色任何人，包括王阳明。

而写曾国藩，恰好是因为王阳明。二人都在短暂的人生中缔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王阳明的成功，绝大程度上靠天资，曾国藩的成功绝大程度上靠后天努力。而这后天努力，也不是瞎努力，他努力的动力源泉和指导思想，正是我们耳熟能详，却半信半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无非是以儒家为领舞、百家伴舞的一门修齐治平秘籍。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人用这一秘籍修炼成才，但能铸成盖世巨功，恐怕只有曾国藩一个。

王阳明先是在传统文化中拼命地吸收营养，以卓越的天资跳脱而出，创建了独树一帜的阳明心学，并以此灵动学说中的精髓“知行合一”轻而易举地创建了夺目的事功。曾国藩也是在传统文化中拼命地吸收营养，但天赋所限，他并未另起炉灶，头脑单一地以“诚”为根基，虽艰难蹒跚，却也获取了无人可及的事功。

二者的成功，殊途同归，都是在中华传统文化这块土壤中完成了最顶级的绽放，光彩照人。

我们今天，四处吹嘘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可你知道它到底好在哪里吗？曾国藩会告诉你，只要你按照它的模式，它就能把一个资质平庸的人锻造成圣人。

这圣人不是泥塑的，而是和王阳明一样，有血有肉，灵活变通，能在各种场（政治场、官场、学术场、战场）上羽扇纶巾，笑傲天下。

度阴山

第一章 “笨鸟”初飞

曾家笨小孩

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几只蚰蜒爬上房梁，俯瞰下面昏昏欲睡的他的曾祖父曾竟希。

曾竟希也老眼昏花地看着它们，当确信没有看错时，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龙，龙，有龙！”

老人的喊叫震荡着整个房间，搅开了粥一样的光阴。

房门被轻轻推开，明天就要当父亲的曾麟书走进来。他看了眼这位末世老人，嘀咕了句，“又做梦了。”

曾竟希猛地睁大眼，目光如锥子，死盯住孙子说：“我没做梦，房梁上有龙。”

曾麟书下意识地仰头去看房梁，他看到了那几只蚰蜒，正在快乐地玩耍。于是他帮爷爷掖好被子，说：“是蚰蜒。”

曾竟希语音含糊却异常坚定地说：“龙，是龙。”

这是1811年冬季最普通的一天，也是湖南湘乡白杨坪村曾家最普通的一天。但第二天的11月26日，无论对曾家还是对中国历史而言，都非同凡响。

因为就在这天，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来到人间。

和历史上很多大人物不同，曾国藩出生时没有神仙送子，没有天象奇观，只有最普通不过的婴儿啼哭。然而老人曾竟希却固执地认为，此子必非凡品，因为此子出生的前一天，他看到了龙。

他嘱咐曾国藩的爷爷和父亲，这孩子有些来历，好生养着，将来必光大我曾家门楣。

很遗憾，曾国藩直到四岁时仍没有光大门庭的迹象。他不是天才儿童，没有强大的记忆力，没有举一反三的领悟力，有的只是和他年纪不符的端重状貌和从未哭过的不可思议。

如果从记忆力高低来评判智商，那曾国藩就是个如假包换的笨小孩。

某年酷夏最热的一天，一个小偷钻进了曾国藩的卧室，正当他要席卷贵重物品时，曾国藩夹着书本回来，小偷只好钻进床底，见机行事。

当时天色已晚，很多人已就寝。可曾国藩却挑灯诵书，要命的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他读了两个时辰都没有背诵下来。

小偷在床底热得浑身发汗，又过度紧张，几乎晕厥。又一个时辰后，曾国藩还在那里磕磕巴巴，把文章背诵得缺斤短两。

小偷忍无可忍，从床底下滚了出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朗声而诵，势如流水。

曾国藩开始看到床底下钻出个人时，大吃一惊，当对方把文章流利地背诵出来后，就惊愕得张大了嘴巴。

小偷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就你这头脑，别读书了，种地吧。”说完，小偷扬长而去，走进茫茫的夜色。曾国藩望着小偷的背影，愣了一会儿，又拿起书，摇头晃脑地背诵起来。

天才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资质平庸之辈。但这并不证明资质平庸之人就不能做出绝伦的事业，因为世界上有“勤能补拙”这句格言，同时它也是真理。先天不足，完全可以靠后天努力补足，“勤奋”就是诀窍。

或许，曾家人也注意到了曾国藩的先天不足，所以拼命地为他补足。在家人，特别是他父亲曾麟书的严格管教下，曾国藩的勤奋令人生畏。自认字开始，他常在睡梦中被父亲叫醒，背诵四书五经。一遍不成就十遍，十遍不成就百遍，百遍不成就千遍，直到背诵下来为止。

后来他的父亲不再充当他的闹铃，他就自己制作闹铃：在床边放个铜盆，铜盆上用一根绳拴了个秤砣，把燃着的香用绳子系在秤砣拴着的绳上。十字交叉插在这里，香在那里点燃，当点到这根绳子的时候，把绳子燃断……于是他就这样被叫醒，黎明即起，开始读书。

读书必定是苦事，如果不苦，那你读的书肯定有问题。人的天性是趋甜避苦，所以对普通人来说，读书是考验意志的一件事。

曾国藩意志力顽强，有一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倔强，他厌恶“懦弱无刚”的人，所以绝不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他讨厌“胸无大志”的人，所以给自己立下宏图大志，向着这个目标迈进，无论流多少泪，无论洒多少汗。

对于资质平庸的人而言，流汗是肯定的，流泪也是必须的。16岁那年，曾国藩开始考秀才，他老爹也跟着考。这并非他老爹喜欢凑热闹，而是他老爹已考了多年，始终不过关。

第一次，曾国藩意料之中的落榜。他老爹安慰他，你才考一次，不要灰心。

第二次，又落榜。他老爹说，事不过三。

第三次，再落榜。他老爹说，咬定青山不放松。

第四次，照样落榜。他老爹说，下次爹还陪你考。曾国藩热血沸腾，更加倍努力读书。

第五次，运气好像来了。曾国藩的试卷虽然被考官评为“文理太浅”，不过还算说得过去，于是湖南省学政（教育厅厅长）发布公告，曾国藩获得佾生资格。

所谓“佾生”指的是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选取其充任孔庙中祭祀礼乐舞的人。获“佾生”资格后，下次考试可直接院试，不必县试和府试，所以时人称佾生为“半个秀才”。

如果这是第一次考秀才而获得的荣誉，曾国藩一定心花怒放。可他已考了五次，这个“佾生”资格就不是荣誉，而是耻辱。曾国藩在家里踱步，咀嚼着无声的愤怒。他认定这是奇耻大辱，发誓一定要获得秀才资格，洗刷这个耻辱。除了拼命读书外，他找不到捷径。

第六次考试，他和老爹再次落榜。

曾麟书捶胸顿足道：“我已考了16次，你这又考了6次，就是瞎猫，也该碰上死耗子啦！咱曾家就是一个陪考的命啊。”

曾国藩对老爹的抱怨不置可否，他认为，科举考试还是公平的，“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这是毅力，也是气度，他不但未对屡次落选而动心，反而将其作为鞭策、激励自己更加注重磨练文章的动力。

1833年，老天爷终于开眼，23岁的曾国藩在第七次秀才考试中入围，名列倒数第二。他老爹也入围了，名次也不怎么样。

曾家沉浸在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喜悦中，这更让曾国藩坚信了他的看法：人蠢不要紧，只要努力坚持，就能成功。同时他也笃定了这样的人生观：既然我是笨人，那将来做一切事都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用笨方法去做，不投机不取巧不走捷径。成功的路有千万条，我只走那条看上去最笨、实际上最踏实的路！

相当于进士

中秀才后，曾国藩青云高照，第二年的乡试又中举人。为了迎接最后一关的进士考试，曾国藩离开家乡到天下闻名的岳麓书院继续深造。他很快就得到了院长欧阳坦斋的赞许，因为欧阳坦斋是个特别务实的人，主张学问和做事一样，就该踏踏实实。曾国藩刻苦勤奋，恰好符合欧阳坦斋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不但给人留下学习刻苦的印象，还让人见识了他的非凡气度。

他宿舍里有位矫情的同学，因曾国藩的书桌在窗前，于是鼻孔朝天地对曾国藩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你竟然把它遮住了。”

曾国藩四下一望，已没有地方。

对方给他出主意：“放你床边！”

曾国藩把书桌挪到了床边，那人继续睡觉了。

晚上，睡觉的这位起来，训斥正在读书的曾国藩：“你怎么白天也读，晚上也读，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曾国藩只好低声诵读。不久后，书院模拟考试，曾国藩排名在他之上。此人大喊大叫起来：“这屋子的风水被你夺去了。”

有人看不过去，就问他：“曾同学的书桌不是你让挪走的吗？”

那人憋红了脸，大声道：“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

同学们都为曾国藩打抱不平，曾国藩却一笑置之。

这就是气度，它是庸人和伟大人物的区别标准之一。

在岳麓书院学习一年后，曾国藩从湖南千里迢迢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倘若能金榜题名，科举大门就向他敞开了，他的前途就朝着光明迈进了一大步。

不过会试不同于乡试，会试的考题难度比乡试大，所以曾国藩不出所料地落榜。稍有欣慰的是，慈禧太后那年六十大寿，照例第二年增加乡试、会试一次。

曾国藩当时想，从北京到湖南，千万里长路，由于明年就能考试，倒不如在北京住上一年。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他住进了“长沙会馆”，花费倒不多。可曾国藩是穷小子，所以日子过得很清苦。终于熬到第二年的会试，曾国藩踌躇满志地走进去，几天后在榜单面前看了大半天也未见自己的名字。

他确定了一件事，自己又落榜了。

连续两次落榜，对26岁的曾国藩而言谈不上打击。他还年轻，他也有毅力，更有倔强的劲，他坚信自己肯定能把这道通往前途的大门轰隆隆推开。

北京的春风吹拂着他严肃的脸庞，把他的信心鼓起，他决定去江南。当时他的物质基础决定，这是一场穷驴友的要饭之旅。在过度的省吃俭用下，他花光了身上最后一分钱才走到江苏徐州睢宁。

举目四望，一片空荡，如他的口袋。

他突然想到有位同乡在此做官，于是空手去拜访人家。这位同乡对他表现出了出奇的热情，并且爽快地借了他一百两银子。曾国藩现在成了有钱的驴友，不必风餐露宿，更不必吃糠咽菜。他乘坐当时豪华的客船，行进在如画的江南，他负手而立于船头，大有指点江山的架势。抵达南京时，他住下来，想好好欣赏下这个脂粉世界。

无奈命中注定这不是他的追求。在一次街上闲逛时，他对着一套《二十三史》贪婪地流下口水，就如好色之徒看到美女。无奈这套书的价格已远超出他的经济能力。可他不是轻易放弃的人，于是典当了衣物，买下《二十三史》，美滋滋地抱着这套书，饿着肚子回到了湖南老家。

老爹曾麟书看到衣衫褴褛的儿子，泪如雨下，问道：“考试如何？”

这不需问，如果真的中了进士，不可能这样狼狈。曾国藩摇头，但毫无悲戚之色。老爹叹息道：“为何如此憔悴狼狈？”

曾国藩就把借钱卖衣服买书的事说了，曾麟书当然要激动，那可是一百两银子！

可他明白，真正的家长应该鼓励孩子的兴趣。于是他强按捺住激动，语重心长地说：“你花了这么多钱而且还是借的钱买书，我不怕。借的钱我可以拼命想法替你还，你只要能把买的书认真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

曾国藩当即跪下发誓：“从今起，每日圈点十页，风雨不改，雷打不动！”

曾麟书沉默不语，他是在琢磨如何把这笔钱还上，良久，才长出一口气，去看曾国藩，说道：“你必须要把科举这关给过了啊！”

曾国藩再发誓：“我一定要用两年时间攻下八股文！”顿了顿，“当然，还是要圈点《二十三史》。”

据后来他自己说，那几年他把《二十三史》读了多遍，并博览百家，悉心钻研八股文。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床头摸书，睡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在看书，这几年他就如大家闺秀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看上去，他已把自己锻造成了必能高中会试的人才。

1838年年初，曾国藩带着老爹借来的32串钱北上，继续敲击科举大门。他在路上省吃俭用，心惊胆战地怕遇到书店就控制不住买书的念头，所以远远看到书店都要绕路走。纵然这样，抵达北京时，他身上只剩下了3串钱。

住进长沙会馆后，曾国藩闭门读书，一天只吃一顿饭，终于坚持到会试。发榜后，他在榜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很靠后，可足以让他手舞足蹈、欣喜若狂。殿试时，确定了名次，他被列为三等四十二名。殿试后的排名是这样的，第一等三名，人所共知的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等数名，赐进士；第三等数名，赐同进士。这个“同进士”是“相当于进士”的意思，但它不是进士，正如热狗不是狗一样。

这是曾国藩一生耿耿于怀的事。我们不明白，凭他的资质，能榜上有名已是谢天谢地了。这足以验证“人心比天高”的格言。这一年，曾国藩28岁，用尽全身气力和无数汗水，终于敲开了科举大门，正式步入仕途。

有一件事在我们看来很小，但对于曾国藩却意义重大，和他来到人间一事可相提并论。这件事就是改名。曾国藩原本不叫曾国藩，而叫曾子城，号居武。会试揭榜后，曾国藩去拜见房师（副主考官）朱士彦。朱士彦神神叨叨地对曾国藩说：“你呀，文字灵性不足，但敦厚有余，将来必能发达。你现在的名字太晦气，不但不能发达，连殿试都过不了。”

曾国藩见其说得郑重，急忙请教。

朱士彦闭目沉思半晌，说道：“你将来必是国家之屏障，社稷之藩篱。就叫国藩吧。”

这名字改得是好是坏，曾国藩最有发言权。若干年后，他对人说：“我这一生不信书，只信命。命运是操纵在自己手中的，当年如果不改名，我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成就。”

笨招接近穆彰阿

王阳明说，人皆有良知，事业之大小取决于你的良知大小。曾国藩则说他的成就缘于命，其实大同小异。不过命运虽然注定，如果再靠后天的进取，事业将不是命运所能限量的。曾国藩的好命，在于他硬着头皮进取，结识了穆彰阿。

穆彰阿，满洲镶黄旗人，出身官僚世家。1805年纯靠自己中进士，不过在嘉庆一朝，他官运并不亨通，中央六部的中级职务干了个遍，也未有任何成就。但在官场多年的耳濡目染，把他洗染成了一个官场老油条。1820年，嘉庆死，道光上台。穆彰阿凭借多年的官场历练，博取了道光的好感，飞升得让人眼花缭乱。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等帽子一古脑地扣到他头上，同时他还掌管清帝国的人才储备库翰林院，权势炙手可热。

曾国藩中进士的1838年，穆彰阿是座师（主考官）。殿试后，曾国藩获了个“同进士出身”的资格，这就意味着他无法进入翰林院，运气好一点，会在中央各部任低级职务，运气差的会被轰出中央到各地县城任县令。

曾国藩虽天分不高，傲气却比天高。他狭隘地认为，倘若通过殿试却不能进翰林院，那就和“佾生”一样，是奇耻大辱。想到这里，他跳下床开始收拾东西。

当他扛着两大包东西出寓所门时，和一个人迎头相撞。这个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郭嵩焘，他和曾国藩是同乡也是好友，今年刚落榜，正想找曾国藩喝点闷酒，一见曾国藩扛包，惊问：“何意？”

“走！”

“何处？”

“家！”

“咋了？”

“哎！”曾国藩颓唐地放下两个包，说了要走的原因。郭嵩焘伤心地指责他：“你糊涂啊。我有个办法，你去找咱们老乡劳崇光，看他能否帮忙。”

曾国藩眼中发出光芒来。他第一次会试落榜在京城长住那年，并未把所有时间全部用在读书上。他常走出简陋的房间去结识京城才俊，由于他踏实，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极靠谱，所以吸引了很多朋友，渐渐在京城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里，既有不得志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也有官场中人，劳崇光就是曾国藩圈子中的一员。

劳崇光是湖南长沙人，在中央政府担任御史，对励志型老乡曾国藩很欣赏。所以曾国藩来找他帮忙，他拍着胸脯承诺，这件事包在他身上。其实他本人没这个能力，但他是穆彰阿最得意的门生之一，穆彰阿有这个能力。

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难度。穆彰阿爱才善识才，京城里人才济济，他又掌控着天下人才库翰林院，没有绝顶的才华，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劳崇光说帮曾国藩忙，其实只是把曾国藩揪断几十根胡子才写出来的诗文送给穆彰阿看。

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上午，曾国藩把诗文交给劳崇光，看他敲开穆彰阿家的大门，心里七上八下地等在偏僻角落。中午时分，劳崇光才出来。曾国藩迫不及待地冲上去，问劳崇光：“怎样？”

劳崇光叹了口气：“中堂大人只扫了一眼，就放下了。”

曾国藩浑身都湿透了，听了这话，更感觉彻骨的寒冷。

劳崇光拍了拍他肩膀：“咱再想别的办法。”

曾国藩心灰意冷地回到寓所，连衣服都没换，就倒在床上。那天夜里，他从噩梦中惊醒，浑身发烫。这是重感冒的症状，举头望窗外，全是黑暗。他捂紧被子，想到前途，想到家中父老，想到这么多年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的努力，好不容易终于看到一丝阳光，绝不能让它消逝。

一想到这，曾国藩爬起来，忍受着寒冷，写诗。写了几首诗，天已放亮，又写了篇自认为立意奇高的文章，已是中午。他饿着肚子跑去找劳崇光，慎重得像是把生命交给对方一样：“拜托，请穆中堂大人再过目一下。”

几个时辰后，等在穆彰阿家偏僻角落的曾国藩看到劳崇光面无表情地出来，一见到迎面而来的曾国藩，就摇了摇头。他安慰曾国藩，“有志者事竟成。”

曾国藩拿出了从前读书的意志，跑回寓所，铺开纸张，再写，写完再找劳崇光。这样持续了十几天，劳崇光有点不耐烦了。他不无善意地提醒曾国藩：“其实到地方上任县令也不错。你不知道吗，从地方向上升迁，是很快的。可你要是进了翰林院，非要熬十几年才能升迁不可。”

曾国藩懂的，劳崇光这是替他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不肯放弃，因为离点翰林的日子越来越近，倘若穆彰阿不替他说句话，就他那成绩，肯定是外放到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当芝麻官。

他跑回寓所，又写了几首诗，再写了篇自认为脱尘拔俗的文章，最后请求劳崇光送给穆彰阿。劳崇光无可奈何，悻悻地拿着曾国藩的诗文去穆彰阿府上。

一个时辰后，曾国藩看到劳崇光乐颠颠地走了出来。他顿时感到自己赖以生存的空气消失了，几乎晕倒。当他一步三摇地跑到劳崇光跟前时，劳崇光眉开眼笑，指点着他：“你呀，真厉害，把中堂大人给感动了。中堂大人要见你。”

这句话就如闪电，射进曾国藩的身体，照亮了他的生命。那天晚上，他穿上最好的衣服和穆彰阿见面了。

月不明，星却稀。穆彰阿先借着明亮的烛光把曾国藩打量了一番，无论是相貌还是气质，曾国藩都无出色的地方。曾国藩生就一张大众脸，眼皮永远耷拉着，给人的感觉，这家伙天生一副欠多还少的苦相。

但正如民谚，王八看绿豆——对眼了。穆彰阿越看曾国藩越欢喜，在资质平庸的他心中，人就该像曾国藩这样，相貌不可太出奇，气质不能太有灵性，这种人自恃才高，有资本，会骄傲。人一傲，万事不成。相貌平凡如曾国藩这样的人，永远给人老实巴交的感觉，能让人立即信任。

他无死角地审视完曾国藩后，从桌上拿起曾国藩的会试考卷，念道：“皇帝不可能遍知天下事，所以要委任贤官，官员好坏，他不可能都知道，这就要靠身边人推荐。然而身边人所称赞的，未必都是好官，左右所否定的，未必都是坏官……好官往往有正直的节操，不哗众取宠，不标新立异，不离经叛道。”

曾国藩因为紧张，浑身在不易察觉地哆嗦。穆彰阿读完这段，称赞道：“你这段议论极好。不哗众取宠，不标新立异，不离经叛道，这就是衡量一位官员好坏的标准。正合我意。我曾和皇上说过，不标新立异，不求一己之赫赫名望，只求君主省心，百姓安宁，这就是贤臣了。”

曾国藩唯唯。

穆彰阿发现了他的紧张，就转移了话题：“你可知我为何要见你？”

曾国藩突然磕巴起来：“想必……是……在下的诗文……”

“你的诗文一般，”穆彰阿打断了曾国藩，“我所以要见你，就因为你知不可为而一直为之，持续不断地向我送诗文，这种毅力打动了我。”

曾国藩当时很想说，我这种蠢货，全靠毅力这门武器才混到今天的。

但他懂的，面对这个官场大佬，最好的应对之道就是少说话。

他的这次表现是优异的，穆彰阿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眼前这个年轻人是踏实务实的，跟自己年轻时一样。

第二天，他把曾国藩的试卷呈给道光皇帝看，并且夸奖曾国藩，说此时的帝国最需要的就是曾国藩这样踏实、循规蹈矩的官员。道光皇帝看了曾国藩的试卷，没有激情，平淡如水，但清明通达，于是画了个圈。这个圈把曾国藩圈进了翰林院。

得到进翰林院消息的那天晚上，曾国藩去感谢穆彰阿。

其实穆彰阿什么都不缺，曾国藩也买不起贵重的东西，所以他空手而去。

穆彰阿先接受了曾国藩发自良知的感谢，然后就指点他。他说：“你以三甲末等的成绩进翰林，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珍惜。其实，你天赋不高，中等还偏下。可你有个许多人没有的优点，那就是意志力。人的意志力量是无穷的，可化腐朽为神奇，可让日月换青天。历史上成大事者都是靠勤奋而非天赋，所以你要好好保持这个优点。”

这番话激荡起曾国藩的胸臆，的确，这么多年来，他笨得明目张胆，如果不是靠意志力，早已如那位小偷所说的在家务农了。他为自己而感动，更为穆彰阿赏识自己的笨而感动。

二人分别时，穆彰阿勉励曾国藩：“翰林院是天下精英所在，藏龙卧虎，起点高，你一生事业从此地发祥，愿好自为之！”

曾国藩被感动得流泪，当场发誓将永不忘恩师今晚的谆谆教诲，永不忘恩师大恩大德。他说他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以报穆彰阿的知遇之恩。

穆彰阿相信曾国藩的话，他大半生阅人无数，很少看走眼。眼前这个从湖南某个村里走出来的人，质朴得使人惊叹，这种人一旦确立一种信念，产生一种感情，很难改变。

他向曾国藩暗示，只要有他在，曾国藩的仕途之路将会很顺。但是否能青史留名，那就要看曾国藩个人了。

曾国藩一想到自己的天资，顿时灰心丧气。可一想到自己的绝密武器“毅力”，又信心百倍。他在心里说，穆老师，咱青史里见！

初露政见

曾国藩在1838年的志向是青史留名。本来，这对他而言是很有难度的事。可因为他得到了穆彰阿的赏识，所以难度系数就降低了许多。穆彰阿在曾国藩的仕途生涯中，几乎倾尽全力帮助他。这缘于他和曾国藩很对眼，更缘于他和曾国藩的政见相同。

1838年离鸦片战争爆发还有两年，英国人在东南沿海的小动作越来越多，清帝国与其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接连不断。清政府在对待英国人的态度上分为两派，穆彰阿主和，但追随者寥寥无几。有人主战，一呼百应。因为那时，在很多人眼中，大清帝国天下无敌，英国鬼子不堪一击。穆彰阿在这点上并非懦弱，而是在大清官场高层多年的政治经验，让他看透了清帝国虚弱的本质。

在曾国藩顶着翰林院检讨的帽子回老家光宗耀祖前，他找来曾国藩，单刀直入试探曾国藩的政见。他说：“这几年，英国鬼子在东南沿海像头蠢猪，到处咻咻。朝中有人主张强硬对待，有人却主张忍让，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已是社会热门话题。曾国藩在京城有圈子，当然会经常听到这一话题，可能他也发表过看法。听穆彰阿这样一问，曾国藩陷入沉思。

当时凡自认有血性者，对夷狄都是“虽远必诛”的态度。曾国藩初入京城时，也是这样的思想。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获取的消息越来越多，他就转变了看法。

他的脑子转了半天，才想到如何开头。这个头是这样开的：“自南宋以来，书生好诋毁议和，以主战博爱国美名，而驾驭夷狄之道绝于天下已500年。”

这个开头，穆彰阿如果较真，非给曾国藩一嘴巴不可。驾驭夷狄之道为何绝迹500年，因为清帝国的主持人就是夷狄啊。夷狄怎么可能驾驭夷狄，但穆彰阿没有华夷之分，所以他认真地听曾国藩说下去。

曾国藩开了个头，又沉思起来。穆彰阿知道他反应慢，所以耐心等着。等了大半天，曾国藩才接上开头部分：“没了驾驭夷狄之道，现运筹恐怕来不及。据我所得到的信息，和英国鬼子和平共处，忍让他们是必须的。”

“哦？”穆彰阿发现了知音，兴趣陡升，“你说说看。”

曾国藩又卡住了，幸好没有多久：“英国鬼子很强大，打败他们不容易，‘和抚’既省力又省心；夷狄也是人，既是人就讲忠信，我大中国是‘忠信’的产地，用‘忠信’对付他们；他们制造的鸦片问题，我们可以用合法的外交、法律手段解决，不必动武。”

穆彰阿高兴地站起来，把也站起来的曾国藩按回椅子，说：“我没有看错你，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曾国藩不是投穆彰阿之所好，他真就是这样的政见。这种政见是对的，打不过人家就该避让，一遇刺激拔刀就上的是莽夫，曾国藩绝不是莽夫。

当他以翰林院检讨的身份回到老家时，他的老家如起了一阵飓风，整个村庄轰动了，整个曾家沸腾了。曾国藩的爷爷热泪盈眶，在家谱前磕头如捣蒜，感谢祖宗的保佑。的确，曾家几百年来读书人不断，可从未有人像曾国藩一样被点了翰林。这种荣耀连曾家祖坟的青烟都激动得随风飘舞。

不过，曾家虽未出过翰林，却也不是暴发户。曾国藩的爷爷在宴席上先对家人说，虽然咱家出了个翰林，可不要抱着“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心态。又对曾国藩说：“咱家以农为业，你将来纵然富贵，也不可忘本。你做了翰林，事业正长，不必担心家里，好好忙你的事业。”曾国藩努力把这段话记下来，他老爹又站出来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就最好了。”

曾国藩不置可否，一年后，他在京城才想起老爹的这句话是最货真价实的人生箴言。

在家乡待了一年多，曾国藩终于回到北京，进入翰林院，正式开始了长达12年的京官生涯。

其实京官，说出来有面子，冷暖如何恐怕只有自己知道了。曾国藩初期的京官生涯很惨淡，惨淡得让他的朋友和家人鼻子直酸。

1840年，曾国藩在翰林院做检讨，这是个芝麻小官，薪水少得可怜，他在老家倒是靠四处拜访而凑了一笔钱，可很快就花光，于是只能靠借钱度日。借来的钱并非全是他自己花掉的，给老家寄了相当一部分。

1841年时，咬牙熬到年底，实在熬不住了，借了50两过春节。可第二年，仍然很贫穷，到年末时，已经欠债1000两。

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曾国藩后来回忆说：“人情往来是大头，给家里寄的是中头，自己花的是小头。”他进翰林院两年时间，除了官服外，穿得出去的衣服就是一件青缎马褂。搞得每次穆彰阿见他，都以为他买了十件相同的衣服，来回地换。

曾国藩把日子过得这样拧巴，除了他发誓不贪污外，翰林院检讨也并无外财。物质生活的惨淡，激发了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由此使他走上了朱熹理学这条庞然之船。

和朱熹理学的蜜月

曾国藩能走上朱熹理学这条庞然大船，原因只有一个：功名心切。

在未中同进士前，他最大的心事是中进士；中了进士后，他最大的心事就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也就是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准则，为国家干一番大事业，成为孔子、王阳明那样的圣人。

——曾国藩后来如愿以偿，不过和他的乡试、殿试一样，有点瑕疵：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两个是孔子、王阳明，半个就是他曾国藩。

这就是志向，王阳明最重视的一条成圣法则。曾国藩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下志向坚不动摇，他的目的就能达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有人叹息说，“圣人哪里那样好当？”

曾国藩鼓着眼睛说：“孔子说，我欲仁，仁就来了；我说，我欲孔子，孔子自然就来了。关键是要有毅力，坚持到底。”

还有人背后讥笑他：“一个乡巴佬读了几本书，就想当圣人？”

曾国藩咬牙切齿地用诗歌回敬：“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为了给自己打气，也让别人知道他的雄心，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大言不惭道：“君子就该有民胞物与之器量，有内圣外王之功业，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生养，不愧于天地的完人。”

这是个大志向，也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坚持的人生信条：立志！

我们若想了解一个人，不要问他干了些什么，首先问他想干些什么。如果一个人想都没想过，就不要问他如何去做，正如你不必去问断了线的风筝要去哪里一样。

曾国藩说，“我经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我想这大概就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他是这样感悟的，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是把自己的“号”改成“涤生”，“涤”意思是洗涤掉从前沾惹的污垢，“生”是明朝人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

这叫“正名”，正名之后就是刻苦治学，广为涉猎，为成圣作贤打好坚实的根基。但是，曾国藩的悟性很差，而且当时也没有圣人指南的书籍，所以他只挑历代名人著作苦读，读来读去，转来转去，他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到了理学经典上来。

其实理学经典无非是朱熹所著述的《四书》，任何一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知道，但那时是为了应付考试，很少深入研究。曾国藩这次是把朱熹所著述的《四书》当成学问来研究了，越研究越头痛。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你可去向北京城里的理学大师唐鉴求教啊。”

曾国藩大梦初醒，唐鉴是名动京城的理学大师，而且还是他同乡，正在太常寺供职。一得到这个提醒，他立刻抱着《朱熹全集》就跑去了。

唐鉴兴奋而热情地接待曾国藩，因为湖南出个翰林很不容易，一听曾国藩向他请教“检身之道，读书之法”，马上严肃起来，叹气说：“现在真做学问的人少了，难得你还如此笃实。这是为何？”

曾国藩诚恳地回答：“我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成为名垂史册的圣人。”

唐鉴摆摆手：“咱们还是谈点实际的吧。”

曾国藩恭敬地听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熹全集》为宗，要熟读百遍，以其为课程，身体力行。”

曾国藩不太明白，唐鉴就近取譬道：“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此人叫倭仁，是个饱读诗书、胸有丘壑的理学大师。你去向他请教一下吧。”

倭仁比唐鉴好说话，一见曾国藩就滔滔不绝。倭仁说：“其实读书之法，只需按自己的性情而定，有人博览群书，不求甚解；有人一生只钻一本书，殊途同归而已。但检身之法却有一定之规。我的检身之法完全按理学的规矩，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闭眼睡去，这期间的一言一动，坐卧饮食，都要记下，如果有私欲，就马上干掉它；每天要静坐一个时辰以上，要把心中的私欲逐一克掉，也就是说，研己（抓住些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功夫最重要！”

曾国藩耷拉着眼皮，茫然若失。倭仁发现他没有听懂，加重语气道：“其实就是通过静坐、记笔记等自省的功夫把一些私心杂念消灭在微露苗头之时，让自己沿着天理的大道奔驰而去，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连通一气，学问增长的同时，道德水平也得到提高，这样你就逐渐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曾国藩如获至宝，对倭仁几乎要叩头谢恩，一路小跑回家开始“研己”。第一项就是静坐，静坐绝对不是曾国藩的强项，开始时是盘不上僵硬的腿，好不容易盘上了，腰椎又痛。腰椎不痛了，又昏昏然睡去，猛然一睁眼，发现已过去了半天。如此不务正业，曾国藩又气又恼，只好在日记中把自己臭骂一顿，可第二天故态重萌。

写札记还好，毕竟曾国藩的私欲和臭毛病太多，第一个臭毛病就是他老爹所说的“傲慢”。很多人会大惑不解，曾国藩知道自己天赋不高，纯靠汗水才爬过科举关口，他应该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才对。问题是，资质平平和心高气傲是两码事。一旦被天道眷顾，酬了他的勤，那他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人性。

当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中寻寻觅觅也寻不到几个老乡时，傲气冲天而起：“看啊，湖南千万人，才出了几个翰林？我不狂妄一点，都对不起湖南人。”于是，他牛气冲天，总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低；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只要和自己的意见不符，就必错无疑。

人一旦傲，脾气肯定很臭。因为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别人肯定有很多意见。曾国藩和各种各样的人吵各种各样的架，把湖南土话中最激情四射的脏话带到了北京，他从前闷头学习，没有时间温习这些脏话，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如泄洪一样，见人就喷。

曾国藩开始先对傲慢开刀，每次和别人吵架完毕回家，马上记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咬牙切齿告诉自己：“以后绝不能这样了，要谦虚，要收敛脾气。”

第二天，他找到昨天的吵架对象，又是鞠躬又是道歉，好话说了一大堆，别人释怀了，他一转头：“呸，你以为老子真认可你的意见，老子是在修身。”

这想法一露头，他不禁捶足顿胸，前一个毛病还未改，又出了这个毛病：“不诚，言不由衷，表里不一。”

其实“言不由衷”是中国人的社交习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本来就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手腕。可理学家认为，人应该真诚不欺，不欺别人，更重要的是不欺自己的良知。明明人家獐头鼠目，你非说人家貌似潘安，这就叫“伪”，它是修身之道上的猛虎。曾国藩马上跑回家自我批评：绝对不能“浮伪”，要真诚，一是一，二是二，绝不马虎。

但要祛除这个臭毛病比登天还难，因为人人都在“浮伪”，“善意的谎言”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曾国藩此时有点找不着北，无论如何都琢磨不透理学家为何要让人真诚不欺，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其实，理学家太偏激，王阳明说得对，真诚不欺只是不欺骗自己的良知，在不违背良知的前提下，你可以使用善意的谎言。

曾国藩当时还没有读心学，所以决定先把这个坏思想跳过，挑个简单的坏思想攻克。他只随便一找，就找到了一个：好色。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曾国藩也很好色，遇到美女总是目不转睛，甚至连同事的老婆也不放过。他也知道这个毛病不好，可他曾想，我只是看，又没有行动，应该没多大坏处。这一点，理学家和王阳明是异口同声的：绝对不能，你有了这样的意思，虽然没有行动，却已是行了。这就叫知行合一。

为了祛除这个臭毛病，曾国藩去实践中考验自己。他跑到同事家，见到同事漂亮的小老婆，马上行起永恒注目礼。人家移动，他的眼珠就移动，搞得同事连连咳嗽提醒，险些把肺咳出来。事后，曾国藩跑回家，在札记中写了事情的经过，最后臭骂自己：“真不是人，廉耻丧尽，禽兽不如！”

其实中国古人向来谈“色”色变，至少人前是这样。理学家们说，沉浸于“色”里不但和畜牲一样，而且会伤身。曾国藩在这点上就特别极端，不但发誓不看别人的老婆，对自己的老婆也是能不看就不看，甚至能不碰就不碰。

有一天，他在书房静坐克己，突然浑身燥热，不由自主地跑进卧室和老婆颠鸾倒凤了一回。穿上衣服，走出卧室，一道闪电射进他的脑海：哎哟，畜牲！然后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青天白日做这种事，真是个畜牲！

在全心全意克己修身了一个月后，他去找倭仁，把厚厚的札记呈上。倭仁看着札记，惊骇道：“你的毛病这么多啊！”随即欣喜道，“看来真是用功了。”

说完，一页一页翻起来，表情很复杂，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摇头，翻完曾国藩的札记，两个时辰过去了。倭仁伸了个懒腰，突然意识到这个动作不符修身之道，马上坐正，对曾国藩点头说：“不错，不错！其实检身就是要拎把大斧，时时刻刻聚精会神地看着身心上的私欲，来一个，砍一个；来两个，砍一双。”

曾国藩微微点了头，倭仁马上发现曾国藩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急转直下道：“其实写札记，写日记，还有个好处。”

“哦？”

倭仁想了一下：“当然这种话不该咱们修身克己的人说，不过它也是事实。将来你成名了，肯定会有见利就钻的人出版《曾国藩日记》啊、《曾国藩札记》啊，对了，你把家书也留着。留着呢？这很好，以后还会有人出版《曾国藩家书》，你真就名垂千古了。”

曾国藩还是毫无生气地点了点头，倭仁借着窗外透进的光，看了看曾国藩，不禁叫起来：“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

曾国藩实话实说：“前辈啊，我每天都拎着大斧捉那些私欲妄念，搞得我神经紧张，每天都失眠。静坐时还做噩梦，吓醒了好几次。前几天，我正在心中拎着大斧搜索臭毛病，突然感到胃部痉挛，喉咙发痒，接着是口中发咸，我只好张口，‘哇’地吐出一大口血来啊。”

倭仁不动声色地说：“此时正是你用功之时，一定要坚持，不可半途而废。世上多少聪明人，就因为半途而废，所以一事无成，你要谨记！”

曾国藩有气无力地点头，告辞而回。虽然倭仁苦口婆心地劝导，但曾国藩已发现理学家的那一套修身办法根本不适合自己的情况，于是改弦更张，放弃了静坐，当然还写日记和札记，只是没有从前那样浑身绷紧，时刻拎着大斧搜索人欲了。

虽然不再遵循理学的修身办法，可曾国藩还是按理学家的思路，严格“克己”，祛除那些臭毛病，随时准备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翰林院做了三年检讨，他把大部分臭毛病克掉了。从傲慢无礼、毫无修养的农家子弟到谦虚谨慎、待人彬彬有礼的翰林院学士，曾国藩完成了蜕变。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平台没有见到，一道难关却扑面而来。这道难关比他当初进翰林院还难，是为大考翰詹。

有惊无险过关

大考翰詹，就是中央政府组织翰林院的翰林和詹事府的詹事们进行考试，法律规定每六年举行一次。有的翰林或詹事碰不上，因为可能在翰林院或詹事府待了几年就升职走了，而有的倒霉就轻易地能碰上。

曾国藩运气原本没那么差，可中央政府在1843年突然抽风，宣布提前两年举行大考翰詹。更要命的是，通知考试的时间是四天后。

换作智力商数高的人，四天时间可能够了，但曾国藩肯定不够。他一得到消息就请假跑回寓所，昼夜奋战。

四天后，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坐在书桌前魂不附体。有人通知他考试时间就要到了，他这才垂头丧气地去考场。

曾国藩学习了三年理学，绝对严肃是必修课，为何大考前会如此仓皇失措，丢了理学家的脸？

这是因为，大考翰詹非比寻常。尤其是道光皇帝最重翰詹，翰詹考试过关，前途注定远大，总督、巡抚、尚书、侍郎都是翰詹考试毕业生。倘若不能过关，那就成了“穷翰林”“黑翰林”，前途彻底完蛋，在翰林院里都没脸和人家说话。

对于翰林和詹事而言，大考翰詹是人生转折点，要么天上，要么地下，无处可藏无法可解，只能面对。

曾国藩坐进考场，如坐针毡。试卷发下来，一见考题，心里大呼“天亡我也”。考题是他未复习到的，不过他半辈子一直在读书，所以认真琢磨了许久，心里就有了底。最后一刻，答完试卷，出了考场，已是汗流浃背。

同仁们聚到一起，陆续叙述答题情况，轮到曾国藩，他突然大脑空白，想不起自己的答案了。

同仁们都了解他，让他放松，慢慢想。终于想起来，磕磕巴巴地背答案，还未背完，有人打断他：“你这块错啦！”

曾国藩脸色发紫：“怎么错了？”

同仁快速地说出正确答案，曾国藩如雷轰顶，晃了几晃，瘫倒在地。

同仁们七手八脚把曾国藩抬回他的寓所，又是掐人中，又是灌凉水，折腾了半天，曾国藩才“哇”的一声活过来。同仁们都安慰他，那个说了正确答案的人眼见自己险些闯下人命之祸，急忙改了口风：“我好像记错答案了，你的应该是对的。”

曾国藩奄奄一息，喉咙里咯咯的响，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没说。那天夜里，他睁着眼睛躺在床上，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第二天，他勉强起床，撑着身子走出寓所，四处打探考试情况，但没有人知道确切消息。这更让他患得患失，整个天空都是乌云，越来越低，要把他压垮了。

第三天一早，突然有人敲他的房门。

他挣扎着去开门，是个书童模样的人，拿着一封信。

他一看字迹，眼前一亮，这是穆彰阿老师的笔迹。

穆彰阿老师在信中说，“你的考卷有些地方模糊，我这个主考官看不清，希望你重新写给我。”

苍天啊！

曾国藩既兴奋又懊恼，兴奋的是，穆彰阿这是要给他作弊；懊恼的是，连日来精神紧张，居然忘了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穆彰阿。

他慌忙将试卷重新撰写一遍，由于已过去两天，很多答案细节都模糊了，所以他咬着笔杆想了一夜，终于在第三天早晨完成。第四天上午发榜，他看到了自己的名次：第二等第一。

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曾国藩如获新生，也忘了自己是理学门徒，不禁手舞足蹈起来。几天后，他被道光皇帝升为翰林侍读。美好的光芒被穆彰阿引过来，射到他头上。

他给家人写信，得意洋洋地说：“咱湖南以大考翰詹升官者，从前只有陈文肃（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和我三人而已。我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这是皇恩浩荡啊。”

这并不怪曾国藩浅碟子，从从七品的检讨升为从五品的侍读，连跃四级，纵然最有定力的和尚，也不能不拈花微笑一下。

发出这封信，他心里有点打鼓，信的语气有点得意忘形，这可不是理学家应有的态度。他马上坐到床上，盘腿静坐了一会，我要定力，我要毅力！

意志力的表现：曾国藩戒烟

升了翰林院侍读的曾国藩精神抖擞，浑身的毛孔里都充满着进取精神。他苦思很久，写下一副对联表达人生态度：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第一句话有些极端，做不了圣贤的人未必就是禽兽，当然，这恰好表达了曾国藩“学做圣贤”的决心。第二句话很有意味。凡是辛苦耕耘的人都想收获，曾国藩为何不问收获？因为他的耕耘比较慢，短时间内无法看到收获，所以只好不问。

虽慢，只要耕耘就必有收获，这是曾国藩多年来身体力行得出的真理。因为毅力能解决天下大部分事情，除了静坐，曾国藩自恃有别人无法想象的毅力，但他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曾国藩年轻时考秀才，总是考不上。心情烦闷之下，学会了抽烟。

他抽的烟不是我们今天的烟卷，而是水烟。水烟的劲道十足，没有烟瘾的人来上一口，马上晕头转向。曾国藩的烟瘾非常大，只要有抽烟的机会，绝不放过。假期在寓所，水烟袋片刻不离。

有一天，他早上醒来照例吸烟，突然感到口苦舌干。他勉强把水烟吸完，肃穆而立，看着满屋子的烟雾，感觉吸烟有害无益，最要命的是恶湿居下，容易引发疾病。

他翻来覆去想吸烟的坏处，想了好多条，再想吸烟的好处，一条都未想到。又想古来吸烟的圣贤名字，仍是脑袋空空。

他一咬牙，一跺脚，把身边的水烟袋摔到地上，用脚踩，使劲踩，踩了个稀巴烂。他发誓：不能立地放下屠刀，终不能自拔，我现在就戒了它，永不沾口！

如你所知，这是斩首戒烟法，一步到位。听上去很气势，第一次使用效果几乎为零。

头一天，曾国藩如热锅上的蚂蚁；第二天，抓耳挠腮；第三天，跑出去买了水烟袋，把三天的烟全补了回来。

十几天后，曾国藩每日都昏昏欲睡，精神萎靡。这应该不是吸烟造成的，而是人的生理周期。可他断定是水烟上瘾的恶果，他再发誓说，如果不戒烟，就是自欺欺人，等于是“假道学”。他再把水烟袋摔断踩碎，“如再说话当放屁，神仙就来惩罚我！”

这次，曾国藩没有食言，虽然每时每刻都心神彷徨，六神无主，但他用毅力撑下来，生不如死地熬了20多天，终于把烟给戒了。

此后，每提到戒烟，曾国藩总是洋洋得意，并以此为例劝诫他人，无论大事小事，都要有毅力、有恒心。毅力是天底下第一利器，无坚不摧，所向披靡。

其实，毅力每个人都有，不过有人只在一件事上有，而有人在大多数事上有。但肯定的一点是，没有人在任何事上都有毅力。比如毅力大师曾国藩，也有没有毅力的时候。

曾国藩嗜下围棋，却因天资关系，他的棋艺大为混沌。

未来京城时，他在湖南老家是个臭棋篓子，来京城后，发愤图强苦练棋艺，终于摘下了“臭棋篓子”的帽子。

如你所知，围棋是天才的游戏，曾国藩非要不自量力，所以就要付出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下的次数越多就越迷恋，久而久之，他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戒烟后不久，他在一个黄昏时猛然警醒：围棋乃圣人所谓的“小技”，焉能沉沦其中。沉溺于棋，不但妨碍进德修业，还颇耗精力。戒掉它，没错。

戒烟难，因为它有肉体的欢愉；戒棋更难，因为它能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人在精神上的瘾远高于肉体上的瘾，所以戒起来会非常难。

做任何事之前，当然是先立志。曾国藩立下志向：一月内把围棋戒掉。第二天，有棋友来邀他下棋，曾国藩皱着眉头，拍案而起：“来，明天再戒。”

二人下了一整天，曾国藩输得头晕脑涨。友人一走，他痛责自己，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明天绝不下棋！

狗的确是改不了吃屎的，他开始是不玩，可看人家玩，就急得抓耳挠腮，在旁观棋如在沙漠中看到淡水湖一样。

他还是没有忍住，又沉浸在围棋中。每次下完棋，他都要痛责自己，这是典型的自虐，把轻松建立在自责的痛苦上。和别人不同，曾国藩蠢笨，所以下棋时耗费大量精力，每次下完棋都头晕眼花，如同搬了一座山似的累。

可纵然有良心的谴责和精力的消耗，直到死，他都没有戒掉围棋。自鸣得意的毅力这柄剑，在围棋上彻底地钝了。

其实人有点嗜好，未必是坏事。但要有个度，而且要量力而行。曾国藩似乎不明白这点，什么事都一根筋，一种态度，那就是：恒心。有时候，这种态度是极端的，但这能怪谁，只能怪他的天资不高。

曾国藩笨，青史有载，举世皆知。可是，当我们回顾他十余年的京官生涯，却惊讶地发现，就是这个笨蛋，居然在十年时间里连升十二级，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天资愚钝和这样平步青云的速度，简直水火不容。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奥妙呢？

第二章   京官路线图

“意外”的升官

在翰林院做侍读两年后，1845年6月，道光皇帝御门办事。

所谓御门办事，就是皇帝走出乾清门，在门正中设御榻，榻后立屏风和表案。皇帝升座，各部门按事先编好的顺序向皇上汇报，又叫御门听政。

道光皇帝每年御门不过五次，由于许多下级官员在此时能见到皇帝，所以都重视皇上御门听政的机会，因为如果汇报工作时得到皇上的赞许，就能即刻升官。

问题是，皇上只从一个部门挑一个人，僧多粥少，大家像饿狼一样疯抢这个名额。1846年6月那次的名额出其不意地落在了曾国藩头上。曾国藩自得知要向皇帝汇报工作那天起，就开始准备。所以道光皇帝听政那天，他表现得很好。道光皇帝极为满意，立即升他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詹事府皇帝殿试阅卷官）。

曾国藩后来受宠若惊地对家人说：“当日升官的人只有三位，我是其中之一。皇恩咋这么浩荡呢！”

皇恩继续浩荡着，小半年后，道光皇帝又御门办事。詹事府的报告人选又落到曾国藩头上，两次被好运气砸中，曾国藩真有点不知所措。

这次的表现和上次平分秋色，道光皇帝一高兴，又把他调回翰林院升为侍讲学士。他喜极而泣地说：“天恩高厚，不知所报了。”

他说这句话时，脑后总会响起一个声音：“天道酬勤”，但其间夹杂着混沌的三个字：穆彰阿。这三个字越来越清晰，渐渐盖住了“天道酬勤”四个字。

曾国藩从遐想中反应过来，啊呀，也许这一切都是穆彰阿老师精心安排的。

他慌忙去感谢穆彰阿，穆彰阿热情地招呼曾国藩。曾国藩憋了半天，要说一段有文采的感谢话，穆彰阿早已摆手制止，说：“这是你应得的。这么多年，无论翰林院还是詹事府，跳不出来都是冷板凳，听着好听，其实没有参与实际政治的机会，只能涵养人，不能锻炼人。”

曾国藩默算了一下，从步入仕途到今天已过去五年多，不算少也不算多。穆彰阿说：“你的毅力和克制力，是我最欣赏的。我听说你的书房名为‘求阙斋’，意为‘求阙于他事，而求全于朝堂也’。这很好，难怪你家门庭若市。”

曾国藩一听这话，慌起来，他以为穆彰阿在说他拉帮结派。这一慌，嘴巴已说不出话。穆彰阿发现了他的艰难，用手势示意他别解释，他不是那意思。

穆彰阿忽然就叹口气，说：“其实我在皇上面前无数次地赞赏你。你还记得皇上第一次御门办事吧，后来皇上对我说，你面相不好，眼皮把眼睛都盖上了，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曾国藩心里也叹息，面貌这玩意靠毅力可不行，只能听天由命了。

穆彰阿又说：“不过男儿不怕丑，丑男能成事。我看好你。一有机会，我就会把你从翰林院里捞上来，要成大事，还是要参与实际政治啊。”

这句话是曾国藩入仕以来听到的最振奋的话语，他浑身如打了鸡血，跪在穆彰阿脚下，只是激动地磕头如捣蒜，其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不过正如穆彰阿所言，推荐曾国藩给道光，难度系数很大。道光这人很重相貌，曾国藩的面容难入他法眼。几次提升曾国藩，也只是给穆彰阿面子。若真把曾国藩提到可参与实际政治的位置上，道光还要三思。

所以穆彰阿对曾国藩的帮助只能在暗里进行。

1847年，道光又下令大考翰詹。曾国藩闻听消息，重现几年前的魂不附体。幸好，这次准备时间充裕，再加上这些年的学问精进和穆彰阿的指点，他在本年的翰詹大考中取得二等第四名的成绩。

其中一道考题为“君子慎独论”，曾国藩慎了这些年的独，当然最有发言权。据说道光皇帝看了曾国藩的试卷后，赞赏说：“看他平时作文只是中等水平，想不到这篇文章的论点精辟细致，可谓上乘。”

穆彰阿乘机说道：“曾国藩是个心细如发、遇事留心的人。皇上不信，可测试一下。”

因了曾国藩，道光皇帝这几年被穆彰阿烦得不行，此时看到穆彰阿满脸垂涎之态，不忍驳他面子，只好说，“我考虑一下。”

过了很多天，穆彰阿也未见道光皇帝付诸行动，摇头叹息一番，也就不挂念这件事了。曾国藩根本就不知道道光皇帝夸赞他的事，所以每天还在翰林院里等着升官，等了很多天，也未等到，不禁对着满桌子的书发出叹息。

叹息声未落，突然有圣旨来到，宣他马上到养心殿受道光召见。曾国藩如坠云里雾里，养心殿是皇宫收藏历代名人字画的宫殿，皇上很少会在这里接见低级官员。曾国藩没有时间多想，急忙跟着传旨太监一路小跑去了养心殿。

进得殿里，太监把门关上，曾国藩像个傻子一样站着，等待皇上到来。站了有一个时辰，皇上仍未来。

他看着满墙壁的字画，心烦意乱。又一个时辰，他站得腿脚发麻，再一个时辰，腿脚已如灌铅。如果再站下去，他的双腿会变成石头，幸好，太监来告诉他，“皇上今天不来了，你回吧。”

曾国藩没有气恼，只是走起路来有些艰难。好不容易挪回寓所，赶紧用热水泡脚，血液循环起来，不那样痛苦了，他才回想这件事。越想越觉蹊跷，因为自进入仕途后，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也从未听同僚们说起过这种情况。

他琢磨到傍晚，也琢磨不出个究竟，猛然想到穆彰阿老师。

趁着夜色，曾国藩去了穆彰阿家。穆彰阿一向有应酬，晚上很少在家。幸好老天保佑，那天穆彰阿没有出去。曾国藩把今天上午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说给穆彰阿听，最后发出请教。

穆彰阿老谋深算了好一会儿，问道：“墙壁上的字画是不是新挂起来的？”

曾国藩回忆，努力地回忆，才做出模棱两可的答案：“好像是。”

“还记得字画的内容吗？”

曾国藩又努力回忆，一星半点内容都想不起来。

穆彰阿扼腕长叹，但他有涵养，把已到嘴边的“不争气”三个字生生咽了回去。

曾国藩觉察了老师的失望，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见穆彰阿命人取了大笔银子，悄悄吩咐一个心腹几句话。那心腹立即跑了，这更让他茫然起来。

穆彰阿没有向他解释，只是命令他：“明天上午来我这里，必须来！”

那天晚上，曾国藩彻夜未眠。他想尽了一切可能，也想不出穆彰阿老师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早上起床洗漱时，他猛然想到，昨天穆彰阿并没有给他答疑解惑啊，难道是今天？

心事重重之下，他来到穆彰阿书房。穆彰阿指着桌上一本白折命令他：“看！”

曾国藩郑重其事地打开白折，上面是几张图画和文字，他正准备从头到尾认真地看一遍。穆彰阿问他：“熟悉吗？”

曾国藩皱起眉头，先是摇头，然后又若有所思地点头道：“好像在哪里见过。”

穆彰阿再次扼腕长叹，心里又暗骂了三声，才缓缓说道：“这就是你昨日在养心殿看到的那些字画。”曾国藩正要从头看起，穆彰阿不想浪费时间，“你别看了，这些字画记载的是乾隆爷当年六巡江南的事迹。皇上常和我说起，也想学乾隆爷，可没有机会。既不能了此心愿，皇上只能把乾隆爷下江南之事读得滚瓜烂熟。这是我买通了养心殿昨日当差的太监，才搞到的。你现在知道皇上昨日为何要放你鸽子了吧？”

曾国藩琢磨了半天，恍然大悟：“啊呀，我知道也。皇上是想考我的记忆力。”

穆彰阿苦笑：“我曾在皇上面前说你遇事留心，想不到你昨日只站着发呆。”

曾国藩慌忙跪下，惭愧得要死。

穆彰阿说：“别浪费时间，赶紧回家去背诵下来，我觉得皇上很快就会再找你。”

曾国藩辞谢了穆彰阿，回到家中，连午饭和晚餐都没有时间吃，终于在第二天鸡鸣时分背诵下来。当他那天上午在翰林院做磕头虫时，圣旨来了。

他信心百倍地跟着传旨太监来到养心殿，果然不出穆彰阿所料，道光皇帝问跪在地上的曾国藩的问题，都出自那些字画。

因早有准备，曾国藩对答如流。道光皇帝大为满意，问答的最后，道光皇帝突然问曾国藩：“你多大了？”

曾国藩回答：“三十七岁。”

道光皇帝“哦”了一声：“岁数也可以了，内阁缺个学士，礼部缺个左侍郎，本来大考翰詹之后就该你来做，当时还疑虑，现在我放心了。”

曾国藩把头贴近地面，蹭出个响头来，说：“谢皇上。”内心里说，更谢穆彰阿老师！

让人大惑不解的是，曾国藩虽是靠穆彰阿平步青云，但他对别人说起自己的升官历程，总是用“出乎意料之外”的狂喜态度。我们无从得知，是他真认为自己的升官是意外，还是他想尽力撇清自己与穆彰阿的密切关系。

无论如何，曾国藩是升官了，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正二品。他自鸣得意地给家人写信说，“湖南人三十七岁做到正二品的，本朝尚无一人，哈哈哈。”

岂止是湖南没有这先例，就是清王朝二百多年以来，也没有一例。

臭骂咸丰

成了二品大员的曾国藩只是在家信中得意那么一下，在官场中，他比从前更低调、谨慎、隐忍。在工作中，他刻苦学习为政之术，渐渐变得敏捷干练。在闲暇之余，他也毫不放松，而是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成书，该书分“修身”“齐家”“治国”三章，共有三十二节，这就是闻名天下的《曾氏家训长编》。

曾国藩家训的大部分内容是教育他几个弟弟的，家训很多时候不能外传，可曾国藩的家训却传得人尽皆知，连道光皇帝都知道了。

道光皇帝对穆彰阿说：“曾国藩这人为国为家，呕心沥血，真是忠孝人物。”

穆彰阿趁机说：“应该给他表现的机会。”道光皇帝就时常招曾国藩前来，探寻他的人生理想和为政之术，曾国藩每次都做好了充足准备，所以总能对准道光的心思。道光皇帝很满意，说：“应该升你官。”

1849年春节才过，曾国藩被升为礼部右侍郎。这是个赤裸裸的激励，曾国藩比从前更热爱工作、更勤奋，加班成了家常便饭。这年八月，道光皇帝发现曾国藩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于是调他到工作更繁重的兵部担任右侍郎，曾国藩凭着刻苦精神，胜任有余。

在同僚的印象中，曾国藩和桌子是一体的。他永远都在桌子后面。就是当他站起来到资料库查资料时，有人也隐约看到他胸前有个桌子。

在好友的印象中，曾国藩的形象就会多姿起来。他说话很慢，下棋也慢，这是因为他脑子经常跟不上。虽然学识丰富，却鲜有汪洋恣睢之文，虽能把古代诗歌倒背如流，却少有灵动之作。但他们都佩服曾国藩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性。一件事，非要弄出个水落石出、板上钉钉不可。

每当同僚或是好友夸赞曾国藩的励志事迹时，曾国藩在椅子上就坐立不安。这是因为他受不了别人的夸奖，皇帝除外。

别人一夸他，他就热血沸腾，一热血沸腾，他浑身就起癣。这是他几年前因精神时刻紧张患的皮肤病。每当癣发作时，痛痒难耐，非用利爪狠狠抓挠不可。

抓挠时，曾国藩被笼罩在飞扬的皮屑中，情景异常魔幻。

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参与实际政治，曾国藩以四平八稳的作风赢得了稳健的道光皇帝好感。但1850年，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新皇帝咸丰的上台，曾国藩这种作风逐渐失去市场。

道光的皇帝生涯，窝囊透顶，政治腐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都给他的心理蒙上难以磨灭的阴影。他临死前，恼恨羞愧，说对不起爱新觉罗列祖列宗。并且要后人别把他的尸体送进皇家陵园，这是他对自己最大的惩罚。

曾国藩哭得死去活来，并上疏新皇帝咸丰，请咸丰不准道光皇帝的遗嘱。咸丰如果遵守了老爹的遗嘱，那才是千古奇闻。

对于曾国藩这道上疏，咸丰皇帝印象深刻。

在上台一个月后，咸丰召见曾国藩，问了些废话，曾国藩对答如流。咸丰只是若有所思地点头，曾国藩离去后，咸丰对身边的人说：“曾国藩的话四平八稳，毫无独到见解，迂腐欠通。”

这个评语对曾国藩而言是个小打击，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咸丰皇帝剥夺了他老师穆彰阿的一切职务，穆彰阿倒台，穆彰阿的一群同党也被连累，唯独曾国藩安然无恙。

很多人都奇怪，曾国藩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因为这么多年来，他虽和穆彰阿关系匪浅，却从未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对穆彰阿任何谄媚。私底下的亲近，让他避过了这一劫。

穆彰阿倒台后，曾国藩竟不惧人言和咸丰的淫威，大大方方地去安慰穆彰阿。

穆彰阿流下感动的泪水说：“我真没有看错你。你重情重义，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曾国藩也眼圈发红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穆彰阿叹息说：“一个皇帝一个思路，你以后要多加谨慎。”

曾国藩这回没有听老师的话，胆子变得异常大起来。1850年三月，咸丰下旨要众臣为朝廷提建议，大部分人都在观望，曾国藩一马当先，上了《应诏陈言书》。

他在书中说，前朝吏治腐败透顶，但仍有挽救之机，希望咸丰能力挽狂澜，刷新政治，祛除官员“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通病，让吏治走上光明大道。

如何走向光明大道？

曾国藩的方法是，用对人。怎样用对人，曾国藩说了一大堆，都是“为政在人”的老生常谈。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洋洋洒洒的一封长书后，眉毛几乎挤到一起，这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但咸丰刚上任，要做出鼓励进言的姿态，所以对曾国藩的这封上书表示认可，并说：“我要好好琢磨琢磨。”

可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曾国藩没有看到咸丰要整顿吏治的任何迹象。他在兵部里直转圈，他隐约感觉到，咸丰皇帝对他很忌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与穆彰阿关系不错。

咸丰执政的第一年，曾国藩苦闷之极，在给他的家人信中，他不无抑郁地说：“我现在在官场，已厌恶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只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倘若家中有点闲钱，我就辞职回家，专心做学问。”

从曾国藩信中看，他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施展，这是屈才；朝廷颟顸一片却无人改革，这是不思进取。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心存大志的人，还怎么待下去。纵然不能辞职回家，也可以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去啊。

这似乎是历史上伟大人物的通病，每当在政坛不得志时，就想离开。刘伯温这样，王阳明这样，张居正也这样。而一旦曙光初现，他们又精神抖擞起来。

1850年夏，广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暴乱，很快席卷南中国，是为太平天国革命。1851年年初，中央政府对太平天国猛地重视起来。

曾国藩在书房里急得直转圈，他既想给咸丰出主意，又担心自己和穆彰阿的关系而受到咸丰的打击。所以他愁眉不展，就在他意乱心烦时，同乡兼好友罗泽南来了封信。

罗泽南指责他畏惧而不敢言，他分析原因说，你有贪位的私心，应该说的事你不说，简直给湖南人丢脸。

罗泽南刚和曾国藩认识不久，和曾国藩有个相同点：总过不了乡试，后来当地政府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给了他个名誉头衔“孝廉方正”。据曾国藩说，罗泽南精通理学，思想沉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罗泽南说的任何话，都让曾国藩震动。

接到罗泽南的信后，他坐到书桌前，找资料写笔记。十几天后，他向咸丰上了一道《议汰兵疏》。

奏疏说，他在兵部已有几年，发现天下有两大患，一是财政困难，二是军队无能。财政困难，内外大臣，人人忧虑，鸦片战争后，因赔款的关系更让财政雪上加霜。至于军队问题，曾国藩把各地兵勇批了个狗血喷头，尤其说了太平天国兴起后，广西军队一触即溃的情况。他总结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必须重新训练一支骁勇部队，才可将太平天国消灭。有了这支军队，不堪一击的绿营、八旗就该裁撤。”

咸丰对着曾国藩的奏疏摇头，此时正是用兵之计，怎么能裁军，简直荒唐！

这道奏疏泥牛入海，曾国藩正茫然时，罗泽南又来信了。罗泽南说：“你是说了，可说的全是假大空，和没说有什么区别，真是不堪，真是无耻。”

曾国藩被罗泽南批评得神魂颠倒，他又坐到办公桌前，写下了他人生中最凌厉的一封上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他单刀直入地说：“如今百姓造反如火如荼，吏治腐败依然如故，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你咸丰身上！”

“你这人啊，总是在细枝末节上用功，对一些小事斤斤计较，比如你前段时间为了避讳名字中的‘奕’，竟将常用的‘仪注’两个字改成了避讳字。你就注意这些琐碎的事情，跟国家大事没一毛钱关系，这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现在，太平军正如日中天，你有计划吗，派谁去剿灭，中部和东南部该如何防守，地图呢？我看咱们帝国的地图全是康熙年间的，真要打起来，不是刻舟求剑吗？”

批评完咸丰的做事态度，曾国藩直指咸丰本人：“你这皇帝喜欢文饰，崇尚虚文不务实际。你注重那些狗屁礼节，根本不注重礼节背后的实际功用。有人对你点头哈腰，你就喜欢；有人对你不卑不亢，你就恼火，这是什么事嘛。”

“第三点，皇上你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很聪明，什么事都要亲自去管，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对那些提意见的人，总公报私仇。”

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疏，尤其是发现曾国藩说的都是事实后，大怒若狂，咆哮道：“给我把曾国藩从严治罪，不要让他跑了。”

站在下面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不出声，咸丰皇帝怒气升腾：“曾国藩这厮把我说成了桀、纣，我怎么能是那种人，这畜牲胡说八道，祁寯藻，你怎么不说话？”

祁寯藻和曾国藩的私交并不深，但对曾国藩的印象不错。在这种时候，作为首席军机，他应该尽保护直臣的责任。但他不能和正在气头上的咸丰说：“曾国藩说得对。”

思来想去，他向咸丰说了四个字：“主圣臣直”。意思是，皇帝圣明才有曾国藩这样讲直话的臣子。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避重就轻，马屁拍得不露痕迹。正如曾国藩所说，咸丰是个崇尚虚文的人，听了祁寯藻的话，不禁转怒为喜。一低头又看到曾国藩的奏疏，不禁问道：“这厮就不怕丢乌纱帽吗？”

祁寯藻知道这件事，急忙回答：“曾国藩写这道上疏前，已给家人写过信，这封信被他放进了《曾氏家训》里，京城都快传遍了。信上说，我凭良知写这封信给皇上，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咸丰“嘿”了一声：“这厮大有前朝海瑞抬棺材谏朱厚熜（嘉靖）的风范啊。”

祁寯藻说：“如果皇上惩治他，天下士子必会倾向于他；如果皇上趁此奖赏他，正能证明皇上的心胸。”

咸丰琢磨了一会，一拍大腿：“你言之有理啊，来啊，下旨，升曾国藩为刑部左侍郎。”

升职圣旨未到曾国藩家之前，曾国藩活得简直不像人了。

他上了那道奏疏后就开始懊悔，然后是心惊胆战，最后开始埋怨罗泽南，如果不是罗泽南怂恿，他怎么会上那道奏疏。埋怨完罗泽南，他又埋怨自己，太沉不住气，被人家激了几句，就拔刀而起，这是莽夫啊。这么多年的学问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正当他自怨自艾、心魂不定时，圣旨到了。

一听圣旨二字，曾国藩上身晃了两晃，家人赶紧扶住他。他嘴角剧烈颤抖，嘱咐儿子们：“把我的家训保护好，要子孙流传。”

家人把他扶到传旨太监面前，他本来是要跪下去，想不到双腿一软，坐到地上，家人又努力把他扶正。听完升职的圣旨，曾国藩激动得浑身哆嗦，叩头如捣蒜，谢主隆恩。

事后，曾国藩给罗泽南写信说：“你对我的鞭策真是给力。如果不是你那样激我，我不可能把奏折递上去，不递上奏折，我就没有今天升职的机会。你说得对，身为人臣，就不该有贪位的私心，也不该有苟且的念头，要有‘文死谏’的文臣气概。”

这封信一寄出去，曾国藩撸胳膊挽袖子，准备继续“文死谏”，为咸丰提出如牛毛多的从上而下整顿帝国的方案来。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他的糨糊脑袋了，偷偷把咸丰表彰他的真相告诉了他。

曾国藩呆若木鸡，随即仰天长叹。他闭门思过，又是悲愤又是后怕，在用朱熹的方法论“格物致知”一番后，他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俯首认错。

咸丰以为曾国藩从此会缩起头来做人，曾国藩也这样认为。想不到，他不再得罪咸丰，却掉头得罪起了京城权贵。

京城权贵们的唾骂

曾国藩自修身克己后，修养渐好，再加上刻苦努力钻研学术，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北京城，的确结交了无数朋友。

不过这些朋友除了穆彰阿之外，全无根底，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出身普通阶层的人，曾国藩的圈子里少有权贵阶层的人。本来，权贵阶层应该是做官者必须要主动结交的，可曾国藩非但不结交，反而义无反顾地把他们得罪遍。

事情起于琦善。这位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凭借家族力量在二十岁时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风光八面。

琦善会做官也会做人，所以在朝廷中人缘特好，根深蒂固。鸦片战争期间，琦善是坚定的和解派，触怒了道光，被革职抄家。但他的人缘太好了，一批一批的人保举他，终于他重获启用，被派到甘肃兰州担任陕甘总督。

大概是在鸦片战争中懦弱的表现而被革职抄家，琦善受了严重刺激，一到兰州就一反常态，重典治国，还将周边本来安静的少数民族首领诱杀，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

意料之中地，有人举报他这种疯魔行为。咸丰雷霆大怒，一面骂娘一面说：“长毛（太平军）已把我搞得寝食难安，如果再被逼出叛乱，我还活不活了？把琦善这蠢材交刑部审讯！”

琦善一进刑部，曾国藩就发现了人缘的威力：会审官员只问琦善些微不足道的问题，琦善保持着贵族风度，对答如流。

作为刑部副部长的曾国藩越听越气，当听到会审官员要把举报琦善的人捉起来审讯时，他怒发冲冠，对会审官员们说：“你们到底是在审案，还是在为罪犯开脱罪责？把举报人当成罪犯捉来，根本不符合大清律例，你们难道不知道？”

审讯堂鸦雀无声，琦善摆出他的满洲肥佬做派，把脑袋歪成九十度，看向曾国藩，阴阳怪气地问道：“您哪位？好大的官架子啊。”

换作未修身克己前的曾国藩，肯定冲上去就是一顿湖南脏话，但曾国藩修身了好多年，已经有了高深涵养。他看着琦善，冷冷地回答：“新任刑部左侍郎曾国藩的便是。”

刑部尚书恒春是个老好人，慌忙站起来，把琦善请了出去，气急败坏地训斥曾国藩：“你糊涂啊。”

曾国藩大怒：“我看你们才糊涂。琦善固然位高权重，既然是奉旨审讯他，就该以罪犯对待，但你们却把他当成爷。这样也就算了，你们竟然还要捉拿举报他的人，如果举报者都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

恒春被这番话震住了，去看其他审讯官，其他人急忙仰头看天。

在曾国藩的坚持下，琦善被革职并发配回他的老家东北。

琦善本人是走了，可他的门生故旧遍布京城各个衙门，曾国藩收了无数的唾骂和指责。许多他圈里的朋友此时也埋怨他不该与权贵为敌，主动或被动地与他拉开了距离。

面对圈子的紧缩，曾国藩不为所动。

不久，在广西前线寸功未立的官场大家伙赛尚阿被咸丰交给刑部审讯，赛尚阿是满洲贵族，论影响力还在琦善之上，人缘也是相当地好，所以各部官员都希望从宽处理。

曾国藩又跳出来说：“军务关系重大，不能就这样轻描淡写，否则以后还有谁会卖力剿匪？”

没人理他，他就写了奏折递交咸丰，请咸丰从严惩处赛尚阿。

咸丰不是卖曾国藩的面子，而是被长毛搞得心情烦躁，赛尚阿又寸功未立，所以愤怒之下将赛尚阿革职。

曾国藩算是捅了马蜂窝，而且是两回。他在官场上已如站在悬崖边，非但孤立无援，而且险象环生。很多人在聚会时一见到他，掉头就走。而在背后，则是破口大骂。

曾国藩心情沉闷，整日愁眉不展。当他苦心积虑地想挽救大清帝国江河日下的形势时，别人却在诅咒他，当他殚精竭虑地想制定绝妙的消灭太平军计划时，别人却在诋毁他。他那颗热衷功名的心渐渐冷淡下来，有一天，他看着寓所里的一颗树苗，发出感叹：“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

这话被他一位从前的朋友、现在的陌路之人听到了，冷嘲热讽道：“你呀，就是个老农思维，若真回家荷锄，倒是得其所哉。”

曾国藩憋红了脸，脸红如残霞。

他看准了对方的背影，恶狠狠地吐出一个字：“呸！”

这是无可奈何的发泄，但他倒是真想辞官回家。于是写信给罗泽南道：“过段时间，我就脱掉官服，和你一起优游山林，可好？”

罗泽南知道曾国藩受到了刺激，正咬着笔杆准备回信，曾国藩的转机来了。

1852年7月下旬，中央政府命曾国藩到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曾国藩得到消息，一跳三丈高，吼起来：“我终于不用脱掉官服，就可以离开这个令人失望而厌恶的地方了！”

由此可知，他脱掉官服是假，胸膛里燃烧的功名之火仍然是炽热的。

接到圣旨的第二天，离江西乡试还早得很，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北京，走上了一条他做梦都无法梦到的路！

结束京官生涯

曾国藩离开北京后，有好事者摇唇鼓舌道，这个乡巴佬是被骂出北京的。

其实不然，曾国藩在道光末年，就始终想去南方当差，无奈运气不佳，每次都轮不到他。

他总想去南方当差，有两个原因：第一，京官的日子太苦，出去当差一次就能收地方官的红包、礼金千两银子，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第二，他做京官十余年，从未回过老家，去南方当差，恰好顺道回老家探亲。

所以这次去江西南昌主持乡试，他真是欢天喜地。

但1852年9月初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时，一封家信来到，是个噩耗：他母亲于一个月前离开人世。

曾国藩胸膛如挨了一拳，血气上涌，“哇”地吐一大口鲜血来。

呆坐了许久，他终于缓过气来。按传统和法度，他此时应立即回老家奔丧。不过，有点小困难。

他离京时只带了到南昌的单程路费，行抵小池驿时，盘缠已所剩无几，如果转头回老家，那就要不吃不喝的靠两条腿走回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

曾国藩在旅馆来回踱步，心里开始运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超级方法论。

他要“格”的“物”就是路费，“格”了半个时辰，终于得出结果和道理（致知）。结果是：可以到江西找路费；道理是：我是江西乡试主考官，暂时属于江西官员，而我老母正在此时去世，所以江西官员给我奠仪（份子钱）实是天经地义。

决心一下，曾国藩立即行动。

他穿上孝服，雇了乘扁舟来到江西九江。九江官员们见新任乡试主考官披麻戴孝而来，目瞪口呆。曾国藩就把老母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们，并说两天后要启程回老家守孝三年。对于不能主持江西乡试，曾国藩深表遗憾。

老娘去世，做儿子的应该刻不容缓，恨不得多生四条腿往家中赶，曾国藩怎么说要两天后才启程？

伶俐的江西官员们看曾国藩一脸菜色，马上明白其中玄机。

有人道破玄机对曾国藩说：“您就是不在这里待两天，我们也非让您待不可。您母亲去世，我们江西官员们应该表示一下，但南昌离此有些路程，所以您得等等。”

曾国藩哭丧着脸，不说话。

江西官员们马上去凑钱。两天后，凑齐了一千余两银子。曾国藩当场就把银子精准地分成三份，众官员大惑不解。

曾国藩咧嘴一笑，指着其中第一份道：“这份要还给京城中一朋友的，他最近太缺钱。”又指着第二份道，“这份是还给湖南长沙我几个朋友的。”第三份已少得可怜，曾国藩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回家的路费。”

众官员对曾副部长欠了一屁股饥荒，叹息不已。想不到，从油水角度讲，京城的副部长还不如地方上的小县令。

曾国藩既然拿到钱，回去奔丧也就刻不容缓了。他收拾行装，带着钱坐船先到黄州，然后登陆直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接见了曾国藩。

常大淳和曾国藩是老乡，在当时太平军已闹将起来的动乱时期，异地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常大淳听了曾国藩要回家守孝的事，慌忙制止：“你千万别走长沙，太平军此时正在围攻长沙，吉凶难料啊。”

曾国藩脸色大变：“乱匪竟然入湖南了？”

常大淳神色凝重，许久才说道：“岂止是湖南，倘若中央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剿匪计划，整个南中国都会遭殃。”

以曾国藩对太平军很少的了解，问题是有点严重，却绝没有常大淳说的那样严重。

不过，长沙是不能走了，曾国藩只好绕道回乡。1852年10月初，曾国藩历经千辛万苦和诸多小惊吓，终于抵达老家湘乡。跪在老娘棺材前嚎啕大哭几个时辰，他走到书桌前给咸丰写了封准备在家守孝三年的信后，开始认真守起孝来。

然而，这是一厢情愿。他才到家两天，老朋友罗泽南就来了。

罗泽南这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所以曾国藩老娘死了两个多月，他才首次登门。曾国藩刚死了娘，脸上毫无热情可言，罗泽南倒热情起来。他对曾国藩说：“最近我正和咱们湘乡县长朱孙诒搞团练。”

曾国藩对团练并不陌生，当时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对团练都不陌生。团练就是民兵部队，清王朝的团练始于1796年的四川、湖北白莲教暴乱，当时清政府调集正规军八旗、绿营前往镇压，想不到一触即溃。湖北襄阳知识分子梁友谷为国家分忧，倡议组织团练。团练的初衷是“自卫”，敌不犯我我不犯人。

但随着形势的严峻，团练开始配合正规军对敌人做些侦缉和小规模围追堵截的战斗。在团练的全力协助下，清政府消灭了白莲教叛乱。对团练的出色表现，清政府又喜又惧。喜的是，团练其效如神；惧的是，团练其效如神。它既然可以帮政府干掉乱民，当然也可以帮乱民攻击政府。

清帝国皇帝们一想到这儿，马上魂不附体，白莲教暴乱才平定，各地团练正等着分果果，突然接到圣旨：解散，回家种地。

但所有人都意识到，让团练彻底消失的唯一办法就是正规军能打仗。遗憾的是，清政府正规军不能打仗，所以太平军一暴乱，正规军丑态频出时，道光追溯历史，回想往事，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强悍善战的团练。

不过道光很谨慎，只下令让太平军的暴乱地广西省组织团练。由于太平军善于流动作战，四处乱窜，所以不等道光的正式命令，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都先后在官绅们的主持下办起了团练。

曾国藩的老弟曾国潢在两年前就是白杨坪村的团练总指挥，他老爹曾麟书则受湘乡知县朱孙诒的委托担任湘乡县团练的名誉主席，罗泽南和他的弟子王錱（zhēn）此时正在湘乡干得热火朝天。

对罗泽南异常的兴奋，曾国藩心如止水。他是理学家，理学家守孝时要知行合一，不但足不出户，连心都不能跳得过快。

罗泽南很快就发现没有戳中曾国藩的兴奋点，眼珠飞快转动，找了个话题向曾国藩发起谈话。

“近来还在读理学？”

“是的。”曾国藩眼神发出光芒。

“理想还在？”

曾国藩沉思一会儿，点头。

“我看你修身齐家做得都很好，修身方面已文质彬彬，隐忍负重，据说在京城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却泰然自若。”

曾国藩叹息道：“背后没少生闷气，险些把肺都气炸了。圣人说要慎独，看来我修行还不够。”

罗泽南摇头笑了笑：“能在人前不动如山，就是一大境界了。你的齐家做得更好，我看过你写的家书，真是字字真切，可谓深得理学‘诚’之一字精髓。”

“兄弟你取笑我。”

“绝没有！”罗泽南很正经，随即又装出一副可惜的模样来，“修身齐家做得好有屁用，值此危机关头，身为圣人门徒，不能治国平天下，生不如死。”

曾国藩睁圆了眼睛看罗泽南，翻来覆去都思忖对方话中之意，想了半天，才慢慢说道：“你在这里说有什么用，圣人之学无非是‘即物求道’和‘身体力行’。”

“太对了，就要知行合一，即知即行。”

这话让曾国藩很诧异，因为这思想是王阳明的，罗泽南什么时候读上王阳明了？

他当然也读王阳明，可惜天资不高，没有读懂。但“知行”的辩证，他却读懂了，而且很不同意王阳明“知行”并驾齐驱、同等重要的思想。

“我觉得‘知’重要，‘行’更重要！”

罗泽南拍手惊叫，语速加快：“对啊！你脑子里始终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现在正是实现理想的好机会，为何要在这里只知不行？圣人说，国难当头时，就该移孝作忠。”

圣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曾国藩在书本上没有见过。但罗泽南的话的确激起了他多年的夙愿。他沉思许久，才开口慢慢问道：“团练办得怎样了？”

罗泽南眼里放出光芒来，盯着曾国藩，用鼓励的口吻问道：“去县上看看？”

第三章   巧计建湘军

出山任团练大臣

湘乡知县朱孙诒热情万丈地会见了曾国藩，并请曾国藩为保卫湘乡出谋划策。

曾国藩认真而全面地视察了团练，向朱孙诒和罗泽南提出练兵“贵在精而不在多”的建议，只要能训练出不要命的民兵400人，就可以和敌人来一场野战。同时他还提醒罗泽南，在湘乡周边多设探子，及时掌握情报，知己知彼才能大有胜算。

当然，曾国藩的着眼点不仅在团练上。他特别重视民间的安定和团练人员的来源。太平军暴乱一起，由于承平日久，所以流言四起，有人连太平军的影还没见到，就携家带口逃亡。曾国藩四处活动，宣传千万不要逃走，而且还写了通俗易懂的《保守平安歌》，提出：第一，莫逃走；第二，齐心保家乡；第三，操练武艺，大家齐心办团练，才能家家户户保平安。

因为行动起来，所以奇迹发生。湘乡在曾国藩的努力下，恢复了稳定和秩序，民心一定，团练水涨船高，无论是人员数量和质量，都远在湖南其他地区之上。

就在曾国藩为家乡贡献智慧和精力时，两个消息接踵而至。

第一个消息是，太平军在湖南长沙使尽浑身解数都无法攻克，于是撤围而走。这当然是个好消息，曾国藩特意跑到湘乡县城和朱孙诒、罗泽南喝了一顿，由于太过于兴奋，他把守孝期间不准喝酒的禁令忘得一干二净。

第二个消息不知是好是坏。1853年1月，他接到圣旨，咸丰皇帝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协同湖南巡抚共同办理团练。清政府最早设团练大臣是在1852年10月，地点是江西。曾国藩是第二位团练大臣，可谓沐浴了滔天的皇恩。清政府设立团练大臣的初衷是要把团练搞得铺天盖地，让乱匪陷进人民战争的海洋中去。所以挑选的大臣人选都是正在老家的京官，因为这样的京官熟悉家乡，而且就在家乡，可立刻上任。

罗泽南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跑来祝贺，曾国藩却心事重重。罗泽南问：“你成就功名的日子来了，怎么不高兴？”

曾国藩搓着手，唉声叹气：“这若是从前，我要去祖坟祭拜的，可现在……”

罗泽南明白了，曾国藩正在守孝，如果出来任事肯定会受人耻笑：“我前段时间跟你说的话，你难道当饭吃掉了？”

“什么？”

“移孝作忠啊！”

要移你去移！曾国藩想，在背地里为罗泽南出出主意，发些宣传单给老百姓，这都情有可原。可担任团练大臣，那可是光天化日之下出来做官，祖宗有灵，圣人有感，苍生有嘴，我非被他们谴责死不可！

罗泽南劝了半天，毫无效果，垂头丧气地走了。

曾国藩木然地呆坐房中，心乱如麻。突然想到理学家的静坐修行，于是盘起腿，把杂念驱赶出头脑，一会儿工夫，就端坐着打起了呼噜。

一觉到天明，但也不是自然醒，而是被老爹曾麟书唤醒的。老爹对他说：“你的好友郭嵩焘来了。”

曾国藩大喜，蓬头垢面地跑了出来。

郭嵩焘1847年才中进士，比曾国藩晚了九年。戏剧性的是，他官路一点都不亨通，才中进士，就撞上双亲离世，所以回老家湖南湘阴守孝。

1850年守孝结束，正要回京，又遇上太平军造反。在咬牙切齿了几天后，强烈的使命感让他留在湖南，帮助地方官防御太平军。

1853年10月，云贵总督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郭嵩焘被人推荐，成了这位沉稳干练的巡抚大人的幕僚。

郭嵩焘和曾国藩交情匪浅，所以总在张亮基面前推荐曾国藩，当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后，郭嵩焘征得张亮基的同意，一路小跑来到白杨坪请曾国藩出山。

曾国藩对团练大臣的位子犹豫不决，不仅仅是他怕别人的议论，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官员的软弱散漫深恶痛绝，他特别担心的就是很难和这些人合作。

如果在工作中和这些人产生矛盾，必会事事掣肘，处处荆棘，非但自己不能成功，可能还会因过受罚，再受到他人的耻笑。到了那片田地，他曾国藩就是有想活下去的勇气，老天恐怕也不会给他机会。

所以在罗泽南来劝他之前，他就写好了辞请奏疏，准备由张亮基转交咸丰。郭嵩焘一来，两人谈了些闲话，他就把那封奏疏哆嗦着拿了出来，要郭嵩焘交给张亮基。

郭嵩焘皱眉说：“你这是打退堂鼓啊。”

曾国藩叹息连连说：“团练大臣有个鬼用，今日不可救药的地方不是什么团练的战斗力，甚至都不是正规军的战斗力，只在人心。人心陷溺，毫无廉耻。看看那群官场肥佬，摇头尾巴晃，混吃等死，再看看那些有志于拯救苍生的人，全沉沦下层，郁郁不得志。人心不古，世道浇漓，这要比长毛贼厉害百倍！”

这是段社会杂评，堂而皇之，所以无用。

郭嵩焘埋怨道：“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此时就该出山，见一事解决一事。你坐在这里兴叹，于世事有何益处？”

曾国藩心不在焉。

郭嵩焘提高了嗓门：“你不知道吧，长毛匪已攻陷了湖北武汉，常大淳殉职了。”

曾国藩“啊呀”一声，武汉一失，湖南地区必是太平军觊觎之地。虽然上次长沙之围解了，但难保太平军不来个回马枪。到那时，整个湖南将狼烟四起，血流成河。

一想到这，曾国藩就脊背发凉，眼皮直跳。

郭嵩焘趁机劝道：“你本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不乘时而出，拘于守孝的古礼，对皇上甚至是对你老爹都没有益处。国要破家要亡，你什么都守不住的！”

曾国藩在房间里转悠起来，脸上一会儿是兴奋，一会儿是忧虑，一会儿是莫名其妙，一张脸变幻无常，搞得郭嵩焘神经紧张，连胃都发紧。

转了半个时辰，曾国藩才端坐在郭嵩焘面前问道：“我父亲那里，怎么办？”

郭嵩焘惊喜地笑起来：“这好办，我来说。”

经过郭嵩焘的三寸不烂之舌，曾麟书意识到如果不让曾国藩去长沙担任团练大臣，那他这个老爹就该天诛地灭。

曾老爹同意了，曾国藩还有顾虑。这顾虑不好意思说出口，郭嵩焘要他一定要说出来，要无任何后顾之忧地去长沙。曾国藩咬咬牙，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了三个字：江忠源。

这是个人名，曾国藩最要好的朋友。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县人，新宁离曾国藩的家乡湘乡不远。江忠源虽是读书人，却不受礼法约束，吃喝嫖赌样样都来。1847年，新宁县闹匪，政府军一筹莫展。危急时刻，江忠源砸锅卖铁募集了一支民兵部队，很快就把匪乱镇压下去，由此名声大噪，从此混入官场，但不久后因老母去世，回家守孝。

太平军起事后，江忠源再发神威，脱了孝服，组织精锐团练，出湖南入广西和太平军作战。江忠源是将才，手下无弱兵。在湘江边上的蓑衣渡，他眼光独到设置下埋伏圈，消灭了从此经过的太平军大半兵力，连太平军三号人物冯云山都壮烈于埋伏圈中。

江忠源因此一役名动南中国。

郭嵩焘对曾国藩在此时顾虑江忠源，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江忠源和您是好友，此时正风生水起，不正有利于您出山做事嘛。”

曾国藩低头垂目道：“我怕他耻笑我。”

郭嵩焘就更莫名其妙了，问了好半天，曾国藩才做了大致解释。

原来，1851年江忠源正在老家守孝，清政府认为他是暴民的克星，所以要他立即脱掉孝袍上战场。曾国藩在北京得知此事后，急忙摆出一副理学大师的架势，写信给江忠源说：“我知道你是礼法外之人，但在守孝期间穿起官服，岂止有违礼法，更有违天理。你要慎重，万不可轻出！”

郭嵩焘听完曾国藩的解释，哈哈一笑，说：“你太多虑了，江忠源不是那种人。”

曾国藩正色道：“我刚劝完人家，自己就犯同样的问题，这是知行不一。”

郭嵩焘沉吟一会，恍然大悟。曾国藩只是不想被好友捉到把柄，在别人面前，他可以无所顾忌，可在朋友面前，他要有个样子。伟大人物不畏人言，只是不畏天下苍生的言，天下苍生的话算个屁！但他们却畏惧亲朋好友的言，如果连亲朋好友都不体谅他理解他，那他可真就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了。

郭嵩焘沉吟时，曾国藩也在沉吟，他在运用朱熹方法论“格物致知”。半个时辰后，他“致知”了：“我要给江忠源写封信，说明我移孝作忠的真意。”

这封信简洁明快：“大局糜烂到这种地步，我不想执着守孝不出的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尽这分力，成败利钝，全都不问。”

江忠源对曾国藩的解释毫无兴趣，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受礼法束缚的人。他只是大为不解，曾国藩的语气中把出山任团练大臣一事看得那么难。训练团练，把他们送上战场，痛殴长毛匪，这有什么难的呢？

江忠源这样想，没有错。他本人大大咧咧，思想上放荡不羁，是个乐观主义者。

曾国藩做事踏实，看问题更踏实。他看得很透，当时的破败时局不是编个团练打几场仗就能挽救的。因为人心已不古，世道在浇漓，小修小补于事无补，不干则已，要干就必从头做起，放手大干。要有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百死不悔的精神，才有可能力挽狂澜，成就大业！

团练无用也

1853年1月末，曾国藩和郭嵩焘途经湘乡县，闻听张亮基征调了湘乡一千团练到长沙，同时还征调了湖南其他地区的团练。曾国藩惊问道：“这么兴师动众征调团练，长沙正规军呢？”

县令朱孙诒叹道：“正规军都去追击长毛贼了，长沙防卫是相当的空虚。”

曾国藩心里七上八下，太平军善于流动作战，一旦掉头再回长沙，那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罗泽南说，自长毛匪围攻长沙后，长沙城甚至整个湖南城镇局势极不稳定，一些闲散人员已蠢蠢欲动。

当时正在吃饭，曾国藩丢掉筷子，对郭嵩焘和罗泽南说：“走，赶紧去长沙！”

1853年2月1日，曾国藩抵达长沙。在城外，他看到墙基出现好多狗洞，经打听原来是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挖的地道。进了城，看到街上的百姓行色匆匆，又看到三五成群从湖南各地来的团练正在扯淡，不禁忧从中来，对罗泽南说：“形势严峻啊。”

形势的确严峻，巡抚张亮基向曾国藩摊了底牌：“长沙城里正规军不到两千人，其他都是团练，不足三千人。”

曾国藩开始沉思，张亮基看到曾国藩耷拉着眼皮，毫无表情，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心情就沉重起来。

时间像是停滞了一样，张亮基被这死寂搞得昏昏欲睡，突然听到曾国藩咳嗽了一声，接着就是问话：“巡抚大人，咱们现在有两个最迫切的任务。第一，加强防卫长沙的军事力量，长毛刚攻陷武昌，声威正盛，难保不卷土重来攻长沙；第二，要迅捷地把湖南各地，尤其是长沙的不稳定分子消灭于萌芽中。如果这些不稳定分子和长毛里应外合，后果不堪设想。”

张亮基连连点头，“这也是我的心病，幸好你来了，你有什么快速起效的良策？”

曾国藩没有快速起效的良策，那不是他的风格。他善于稳打稳扎，步步为营，文火慢慢烤，而且一心不能二用：“咱们先来解决长沙防卫问题。”

张亮基正襟危坐，饥渴地等着曾国藩发言，可曾国藩一言不发，把眼皮耷拉下去，沉思。张亮基等了许久，才等来曾国藩的一个问句：“您以为团练能保卫长沙吗？”

张亮基一愣：“当然，团练在当年白莲教暴乱中立下过赫赫大功。就是长毛叛乱这回，各地的团练也立功不小。您那位兄弟江忠源，把长毛三当家都干掉了。”

曾国藩又沉思起来。站在他的智慧层面，张亮基的看法太蠢。白莲教暴乱时，团练能起作用，是因为团练的一切经费都由政府出，而且还有工资。所以各地团练成员都纷纷上战场，于是精英辈出。但现在，政府没有钱，各地的大部分团练成员都是被强行拉出来的。更要命的是，团练毕竟是民兵，不是正规军，他们最善于的是侦缉和游击战。在曾国藩眼中，游击战就不是正经打仗，只能起扰乱敌军之用。从未听说一场战争或一次战役是用游击战打胜的。

曾国藩问张亮基的问题正缘于此，他认真解释给张亮基听，最后提出自己的想法：“应该建立一支凶悍敢战的部队，怎么称呼它都无所谓，但它一定要比敌人凶狠，比政府的正规军强出百倍！”

张亮基惊骇万分。这是私建军队，搞不好会掉脑袋的。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咸丰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帮助巡抚办理团练，并没让他组织军队，办理团练和组织军队正如狗和热狗的区别一样。张亮基当然希望有这样一支军队，可如果在脑袋和这支军队之间选择，他绝对选择脑袋。

曾国藩很乐观，因为他深思熟虑了许久，而且认定这件事可行，首先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在当地名正言顺化。两天后，他在长沙政府高层会议上对官员们说，其实团练是两码事，“团”就是各族、各乡组织起来，清查户口，侦缉奸细，绑送匪徒。而“练”是从“团”中抽取勇武之人，政府为其请教头，购买武器，定期操练，既能保卫本省，也能出省作战。

大多数官员都听出来了，曾国藩这位团练大臣志不在团练，而在建军。他们是想提不同意见，可提不了。因为曾国藩的职务是团练大臣，既非官也非绅，又不是皇帝的特派员，他是个四不像。

在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把从湖南各地来的团练编到一起，称为“大团”，让他们和长沙城内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共同训练。

“大团”一成立，曾国藩马上把早已写好的奏疏递交给咸丰。奏疏说：“长毛贼攻陷湖北武昌，凶焰炽烈，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都是他们所觊觎之地。目前湖南的正规军都跑去拯救武昌了，长沙兵力薄弱，根本无法守卫。我想在长沙成立团练一大团，把湖南各地的团练集中起来认真操练，防守长沙就有望了。”

由于曾国藩在奏折中始终提“团练”，并未提重建新军，咸丰很痛快地答应了。

咸丰的同意并未让曾国藩彻底安心，几天后他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我是守孝出山，心里极不安定。等长毛贼安静后，我还要回家继续守孝，希望那时请皇帝恩准。

咸丰很高兴，说：“曾国藩真是忠孝两全”，于是回曾国藩说，“你不可胡思乱想，要专心办那个什么大团，只要长毛贼消停了，我必准你回家守孝。”

曾国藩长出一口气，踌躇满志地开始下一步计划。这个计划用一个字就可表述：杀。

就地正法

编练新军是攘外，古语曰过，攘外必先安内，曾国藩的“安内”没有文化育人的成分，因为是非常时期，文化育人效果缓慢。所以他的“安内”就是屠刀。一到长沙，他就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向湖南各地发出文告，严令各州各县迅速从严剿办土匪，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当地的团练头子。他对这些人严肃地说：“自从长毛匪叛乱以来，各省一些刁民坐观天象，跃跃欲试，再不想做人而要做匪。对于这种人，就该像理学家祛除人欲一样，只要稍有苗头，当头一斧，绝不客气。至于苗头是什么样，你们有眼有心，眉眼不顺的人必是土匪坯子。倘若你们力量不够，那就赶紧来长沙通知我，我派兵去协助你们。”

有人提出质问：“县城还好，各个乡村没有那么多监狱，该如何关押这些土匪？”

曾国藩回答：“湖南这鸟地方多年来刑法不严，很多罪犯本该处以死刑，地方官却老虎念佛珠，假慈悲。天道循环，他们早就欠下的债现在到了还的时候，一旦捉到土匪，不必讯问不必关押，就地正法！”

湖南各地如此，长沙同样如此。曾国藩原本是让长沙各地的团练头子捉到土匪后捆送长沙第一县善化处决，可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善化县杀的土匪并不多。这让他暴跳如雷，怒中生智，他在团练大臣的公馆内设了审案局，说是“审案”，其实根本不审。对团练头子们捆绑而来的“土匪”，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只要团练头子说对方是土匪，曾国藩再看一下对方的面相，马上结案。面相过得去的立即砍头，面相不好的可就倒霉了——活活被鞭死。曾国藩设立的审案局对那些相貌不佳、贼眉鼠眼的人而言就是阎王殿。

曾国藩后来以善于相面著称，这项本领大概就是在湖南长沙审案局学来的。

审案局虽是阎王殿，可曾国藩毕竟不是真的阎王爷，百姓对他咬牙切齿，社会舆论也对他口诛笔伐，他的朋友们为他担心起来，这其中就包括他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生于湖南湘阴，比曾国藩小一岁，天资卓越，少负大志，读遍经世致用书籍，但科举之路走得很不顺，直到1852年投奔张亮基时还是个秀才。但他的确才能卓越，由此成了张亮基的灵魂。

曾国藩初到长沙和张亮基见面时，左宗棠就在。那天的情景让曾国藩大跌眼镜，整个谈话过程都是左宗棠在谈，张亮基像个木偶，只是恰到时机地点头而已。张亮基后来问曾国藩：“左宗棠这人如何？”曾国藩想了想，回答：“高人，滔滔不绝，言必有中。”张亮基又背地里问左宗棠：“曾国藩这人如何？”左宗棠脱口而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似欠火候。”

左宗棠这一评价是出于曾国藩反应缓慢、行动迟钝、谨慎内向，极为中肯。现在，左宗棠来找曾国藩，单刀直入道：“稳定内部，未必非要如此。”

曾国藩回答：“乱世用重典。”

左宗棠一笑：“外面有人说你是曾屠夫、曾剃头。”

曾国藩梗着脖子：“我不在乎，这是时势造成的，我只是顺应时势。”

左宗棠冷笑：“我知道你的深意。”

曾国藩两眼无神地望着左宗棠，左宗棠侃侃而谈：“你想制造白色恐怖，让百姓不敢接近太平军，由此孤立太平军。第二，你要杀一儆百，让那些不安定分子趁早打消闹事的想法。第三，你是为土豪撑腰，让土豪把大部分百姓压制下去，这样就减少了大部分不安定因素。”

曾国藩像是听到天外梵音一样，震骇当场，连眨眼都忘了。其实左宗棠为他总结的杀人理由，他自己从未想过。这使我们想到，有人随意写了篇小说，当他成名后，无数人就跑来研究他的这篇小说，最后得出各种各样的深奥道理。

左宗棠的话让曾国藩回想，或者说是尽力验证。他想到几天前听到太平军进入江西，无数百姓箪食瓢饮迎接太平军时，他暴跳如雷说：“要剿匪，先把这些刁民宰了！”他又想到有个乡村的团练头子和他诉苦，他们乡里刁民特多，一听到长毛匪造反，这些刁民在大街上开始横着走路。他咆哮着说：“刁民刁民，该死该死！”他最后想到有位官员的报告：“自您来后，虽然那群刁民的嘴巴不干不净，可行为却老实多了。“曾国藩抚掌一笑：“杀一儆百真是屡试不爽。”

脑海里翻江倒海了一遍，曾国藩确定左宗棠的总结真是严丝合缝。他正要站起来感谢左宗棠，左宗棠却先他而起说：“你呀，最好先给皇上写封奏疏，让皇上支持你的屠杀政策，不然……”

曾国藩急忙从枕头底下抽出事先写好的奏疏，递给左宗棠要他指教。左宗棠也不客气，展开大致一看，如同夸奖小学生答对了题一样说：“不错，可教也。”

左宗棠把信还给他，转身就走，曾国藩愣了一下，突然叫住左宗棠：“您刚才说‘不然’，什么意思？”

左宗棠压低声音：“你以为你只得罪了百姓吗？”

曾国藩迷惑地睁大眼睛，看着左宗棠，不发一言。

左宗棠以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问道：“你得罪了更危险的人难道不知道？”

曾国藩正要沉思，左宗棠急忙拦住他：“别想了，你一想起事情来太浪费时间，我还有事，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转身欲走，又停住回过头来，“不过你想明白了，就不会找我了。”

曾国藩像个愣头小子被人无缘故抽了个嘴巴，站在原地迷茫困惑，眼睛在左宗棠的背影上留了许久。

几天后，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的回信：“匪徒繁杂，你要严肃认真、不计代价地消灭。你这种模式如果反响不错，就要推广南中国，好好干！”

曾国藩万分高兴，只是高兴那么一回，就又想起左宗棠的那些话。这个左宗棠，曾国藩想，实在让人厌恶，有话不直接说，害我伤了很多脑筋。

其实左宗棠要说又没说的正是曾国藩即将面临的重大难题，就在左宗棠和他谈话的几天前，郭嵩焘和他谈起审案局时说，“善化县的县长对您夺了他的审讯权很不满呢。”

曾国藩说：“非常时期就要有非常举措，善化县县长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这是什么话，你把人家权力夺了，还不让人家有意见？”郭嵩焘见他没明白其中的危险，又说，“整个湖南官场都对你有意见。”

曾国藩冷笑：“他们做事愚蠢，拖拖拉拉，对我有意见又如何。不怕，有张巡抚在。”

左宗棠和他谈话的几天后，郭嵩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糟了。”

曾国藩平静如水：“何事这样惊慌？”

“张亮基要走！”

“去哪？”

“被调走当湖广总督去了。”

“哇呀呀，”曾国藩脸色大变，但立刻就恢复平静。他意志坚定，一字一顿地说，“看来，只能靠自己了。”

打脱牙和血吞

张亮基是曾国藩的贵人，没有张亮基的大力支持，曾国藩的“大团”不可能顺利建成。曾国藩是那种认准目标就不顾一切的人，本以为有张亮基这个湖南一把手当靠山，就万事大吉。所以正如左宗棠所说，他得罪的不仅是湖南百姓和匪徒，还有湖南的官场。

设立审案局，处理杀人案件就地处决，是对湖南司法机关（提刑按察使司）的公然蔑视和侵越；让“大团”和绿营军一起操练，这是对提督权力的蔑视与侵越。他在官场多年，当然懂得权力界限和运作方式，为何还要这样做，一是有张亮基的支持；二就是，认准目标不顾一切的性格。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利国利民的，所以承受任何风险都无所谓。

张亮基走后，继任巡抚的叫潘铎，潘铎和新任布政使（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徐有壬以及按察使（司法部长）陶恩培对曾国藩是一肚皮不忿。曾国藩心知肚明，但却假装不知，依旧我行我素。

四人的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但每次都是曾国藩胜出。因为每当三人轮番向他攻击时，他用沉默应对，正襟危坐，闭目养神。三人喊得唇焦舌敝，四处找水喝时，他才慢悠悠地站起来说：“三位慢喝，我要去练兵了。”

就当三人对曾国藩时刻咬牙切齿时，领导班子又发生变化，张亮基之前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卷土重来，再成巡抚。骆秉章比潘铎的度量大那么一点，并不太为难曾国藩，但也不给曾国藩好脸。曾国藩也不攀附他，只用一颗平常心对待。

曾国藩并不担心三人弹劾他，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咸丰批准的，这就叫胸有成竹。但事故没有发生在湖南三大员那里，而发生在湖南军界。

按常例，清帝国各省绿营兵受总督管理，巡抚以及其他文官，如果不挂提督衔，是无权干预绿营军务的。曾国藩是个四不像的团练大臣，更是没有资格。可他非要有资格，初到长沙，顺利把“大团”插进绿营军中后，他就在绿营中聘请教头操练“大团”。其中有位教头是绿营中的低级军官，满人塔齐布，此人英勇果敢，没有绿营军官的腐败习气，所以很得曾国藩赏识。

塔齐布多年来在军营始终不得志，终于盼来了曾国藩这个大贵人，自然全力以赴帮曾国藩。曾国藩也没有辜负他，一个月内，连上三道奏疏保举塔齐布。于是，塔齐布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军官一跃而成为参将（仅次于副总兵）。塔齐布的升职让原本是民兵部队的“大团”有了正式军官，对于后来的湘军而言，是个质的飞跃。

塔齐布对曾国藩是感恩戴德，所以训练起“大团”来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在他的精心训练下，“大团”频频出动剿匪，1853年5月，“大团”出了湖南奔赴江西，和太平军狠狠打了一架。虽然罗泽南的几个门生都阵亡，可曾国藩却喜出望外，因为“大团”可以独立作战了。

这场战役也让“大团”在湖南长沙的绿营军中声名鹊起，绿营军本身不能打仗，所以看不得别人能打，双方摩擦起来，火星在飞速酝酿中。

让火星迸出的是曾国藩本人。他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对湖南军界发布一道命令：驻省正规军每三、八两日要与“大团”一起会操。驻长沙的绿营兵军纪败坏透顶、四处扰民，曾国藩要这些人会操为的是对他们进行纪律教育，目的是唤醒他们的良知。每当会操时，曾国藩站在高处，喊破了嗓子呼唤他们的良知，可绿营兵的良知关起门来睡大觉。

曾国藩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能成针。精诚所至，金石都会开。他让绿营兵加班听他的教诲，真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像教育自己不成器的儿子。曾国藩不明白一点，别和猪谈哲学，你浪费时间不说，猪还不高兴。

1853年夏，长沙酷热如下了天火。最热的一天，曾国藩下令绿营兵在操场集合，他要文化育人。长沙政府军福将清德忍无可忍，站在军营前骂街。曾国藩不动声色地听着清德扯着破锣嗓子骂街，过了好一阵，悄无声息。曾国藩擦了把汗，坐到桌前写信，信写给湖广总督张亮基，内容是商讨弹劾清德。这自然而然地就得罪了巡抚骆秉章。第二天把信一送出，他又发布命令：“绿营兵在操场集合，我要文化育人。”

清德照例又站到军营门口，破口大骂。由于昨天伤了嗓子，所以今天的骂街没有持续多久。但今天和昨天不同，清德骂完后没有进军营，而是跑到了湖南提督鲍起豹那里，满脸通红、沙哑着嗓子说道：“没法活了。这么热的天，他居然还要训话，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鲍起豹拍案而起：“曾国藩这厮，拿鸡毛当令箭。传我话，以后谁他妈敢去操练，就宰了谁。”鲍起豹因在之前的长沙保卫战中立下犬马之劳，所以越发刚愎自用，不可一世。而清德也是狗仗人势，得了鲍大人的“鸡毛”，胆气冲天，就在军营前大声宣传了鲍起豹的话。

曾国藩在房间里拼命地打着扇子，听完清德的破锣嗓子后，平静地坐到桌子后写信，仍是弹劾清德。这一回起了效果，清德被革职。塔齐布兴高采烈地跑来向曾国藩贺喜，曾国藩却神色凝重起来。他嘱咐塔齐布：“清德被革职，绿营兵必对咱们怀恨在心，所以万事小心，千万不可出岔子。”

塔齐布不以为然，他说：“绿营兵向来欺软怕硬，杀了清德这只鸡，他们肯定噤若寒蝉。况且咱们有支独立的军队‘大团’，怕他们做什么。”

这是实话，曾国藩现在有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大团”，他不担心在长沙会有事。但他还是有一种不好的感觉，这种感觉如游丝，看不见，却分明感觉得到。

1853年7月末，太平军围攻南昌，南昌告急、江西告急、湖南告急，巡抚骆秉章慌忙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曾国藩说，“南昌一旦沦陷，太平军必会逼入湖南，长沙就危急了。与其坐等长毛贼来把长沙变成战场，不如把战场挪出省外，派军去南昌。”

骆秉章连连点头，曾国藩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派绿营军出省支援南昌，“大团”协同作战。”

一听这话，提督鲍起豹把身子向后一仰，阴阳怪气地说：“曾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前段时间还说我们绿营兵不能打，怎么现在又能打了？”

曾国藩板起脸来：“鲍大人，这是正事，怎可推脱？”

鲍起豹“腾”地站起来，真像一头豹子，提高了声音：“你不是有‘大团’吗？恕我直言，你的‘大团’肯定能打，绿营兵不奉陪。”

话音未落，转身就走，留下曾国藩在热浪滔天中情绪凌乱。

骆秉章去看曾国藩，曾国藩脸色很难看，那种不好的预感猛地袭上来。但形势危急，他根本没有多想，毅然决然地派出了他的“大团”。

“大团”主力一走，事故接踵而至。虽然留在长沙的“大团”只剩一百余人，但曾国藩还是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训练。1853年8月下旬，“大团”士兵试验新到的一批火枪，毕竟是笨手笨脚的农民，试验时突然走火，一名绿营兵的屁股被打开了花。屁股开花的绿营兵哭得撕心裂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绿营兵早已忍辱负重多时，现在见对方人少，马上对其发起攻击。幸运的是，双方没有动用火器，也没动刀枪，只是流氓打法，所以只是鼻青脸肿而已。

鲍起豹得知此事后，趁势跑进曾国藩办公室兴师问罪。曾国藩不能像对待文官那样对待武夫鲍起豹，他只能平息绿营兵众怒，将试枪走火的“大团”士兵责打二百军棍。鲍起豹全程监控，发现二百军棍过后，该士兵的屁股仍没有他那名士兵的屁股洞大，仍是气咻咻的。曾国藩说尽了好话，总算把鲍起豹的怒气平息了一些。

塔齐布却愤怒起来，他对曾国藩说：“鲍起豹这只蠢豹子是无事生非，您就不该对他低三下四。”曾国藩看着窗外多如驴毛、气势汹汹的绿营兵，低声对塔齐布说：“此时是非常时期，咱们的人少，忍气吞声才是上策。”

塔齐布大惑不解：“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就不该让‘大团’出省。”

曾国藩严肃起来：“塔齐布！你不能有这种想法，我们建立‘大团’的目的就是为国为民，它可不是维护个人利益的工具！”

塔齐布惊骇万分，慌忙鞠躬认错，一抬眼，发现曾国藩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要榨出他军服下面的“小”来。

塔齐布没有在曾国藩的位子上，所以不能深切理解曾国藩的谨小慎微。这几个月来，湖南政界和军界对他已是恨之入骨。只不过有咸丰皇帝授予他的大任和他的“大团”，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付他，如今“大团”不在身边，这些人要动点歪脑筋轻而易举，鲍起豹只要稍有头脑，对他搞个小兵变，然后谎报曾国藩在酷夏虐待士兵，整个湖南都会为他作证。

一想到这里，曾国藩就不寒而栗，可他对派出“大团”从未懊悔，因为这是他良知的命令。

纵然千万分小心，问题还是出了。

1853年9月6日，一群绿营兵和一群“大团”士兵赌博，这本来是曾国藩严令禁止的，可总有些人喜欢违反禁令。赌博过程中，“大团”士兵认为绿营士兵出老千，绿营士兵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拿出准备好的武器，把“大团”士兵砍得七零八落。

绿营兵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了牌友后，又去围攻塔齐布公馆。塔齐布仗恃武功超群，和绿营兵短兵相接。但绿营兵是内斗的高手，塔齐布节节败退，最后使出逃遁术，溜之大吉。

绿营兵清除这些障碍后，终于到了正式面对他们最厌恶的敌人曾国藩。

曾国藩那天正在房间里克己，绿营兵干掉牌桌上的大团士兵，闹哄哄地去围攻塔齐布时，他急忙派人去打听。打听的人去了一会儿，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地回来报告，绿营兵把塔齐布打跑，正向这里杀来。

曾国藩吓得双股发颤，絮叨着“终于来了”，在房间里转起圈来。他的十几个卫兵也是魂不附体，尤其是看到曾国藩脸色发青时，几乎要屎尿齐下。

曾国藩转了十几个圈后，突然急中生智，命令一名卫兵：“快，快去找骆巡抚帮忙。”

那名士兵飞一般的跑了出去，不到五分钟又飞一般的回来了。骆秉章的巡抚衙门就在曾国藩旁边，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办公室是湖南巡抚的健身中心（射圃），所以那名士兵来回的时间很短，他气急败坏地报告曾国藩：“骆秉章的大门像是墓门，根本敲不开。”

曾国藩扼腕长叹：“看看，我失人心到这种地步，为国为民，却拙于谋身。”

有卫兵带上哭腔：“大人，赶紧想办法，现在谈感悟无济于事啊。”

曾国藩毕竟是饱读诗书之人，书能养浩然之气，自然也能生智。他沉思一会，一咬牙一跺脚，大踏步走到门口，开了大门。绿营兵正向这里冲来，手里端着长枪。曾国藩定定神，朝他们大喊：“不要误入歧途，就此停下，既往不咎。”

“砰”的一声，曾国藩只觉耳边响起个炸雷，一摸耳朵，热乎乎的，拿到眼前一看，不好，是血！

他的卫队慌忙把他拖进来，紧闭大门，外面已是枪声大作。曾国藩捂着耳朵，叫道：“他们居然向我开枪。”一扭头看到巡抚衙门，灯火灼灼，于是愤怒地冲到墙边，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一纵身上了墙，再一翻，整个人跌落到了巡抚衙门里。

站起来，整理了衣冠，抬头一看，骆秉章正在院子里向健身中心张望，一见到他的狼狈样，急忙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来：“啊呀，曾大人，这是怎么了？”

曾国藩怒火中烧，你他妈的居然看热闹，还装聋作哑。但他知道此时不是发火的时候，必须要让骆秉章保下自己，他略一沉吟，脱口而出：“骆大人救我，绿营军要杀朝廷命官，在您的辖区内杀我这个京官！”

这话说得已十分露骨，他这个京官如果在长沙出事，那身为巡抚的骆秉章是脱不了干系的。骆秉章当然听出来了，急忙上前扶住曾国藩，像是扶个去花园里一面赏梅一面吐血的老员外，“哎哟，这群武夫，太不像话。快，传我命令，要他们住手，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捆了来。”

巡抚就是巡抚，只一会儿工夫，有人就押着一个绿营军官来了。骆秉章看了曾国藩一眼，站起来走向那个军官，让曾国藩大跌眼镜的是，骆秉章居然给那人亲自松绑，而且还好言安慰了一番。更让曾国藩生不如死的是，骆秉章竟然又跑到绿营兵面前，替曾国藩向他们道歉。这还不算，骆秉章竟然当着绿营兵的面对曾国藩淡淡地说：“将来打仗，还是要靠他们啊。”

这简直比他获得“佾生”资格、同进士身份和在京城中被人唾骂还要屈辱！

他的克己功夫在此时产生奇效，听了骆秉章的话，看了骆秉章的所为，虽七窍生烟下但仍不动如山。他只能往好处想：总算保住了一条命，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

绿营兵围攻他的公馆后，湖南官员们乐得肠子直疼，并把这件事编成笑话，四处传播。还有幸灾乐祸的流言说，你一个四不像的团练大臣，就不应干预军事。被打得翻墙，纯是自取其辱。

曾国藩就像是个小丑，把欢乐带给别人，自己却愁眉苦脸。那段时间，他努力回想来长沙后的所有事，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朋友们都敦劝他据实参奏，请皇上严惩凶犯、评定是非。曾国藩考虑很久，摇头道：“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却以这种琐事麻烦皇上，我于心不忍。”

曾国藩心事重重时，朋友们却唉声叹气：“您要是不拿出点威风来，在长沙可就呆不下去了。”

他沉思一会儿，神色凝重地说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这是曾国藩最突出的性格，也是他碰壁后的唯一心理状态。绿营兵攻击他一事对他的刺激是强烈的，经过这次打击和挫折，让他感到绿营兵的腐败已深入骨髓，随随便便就闹兵变，这种毫无纪律的部队只能当摆设。这种感觉让他益发坚定了另起炉灶、重新建军的决心。

他更有种沉重的感觉：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非常艰难的，在前进的路上每踏出一步都会遇到障碍，要想成就事业，不仅要打败长毛匪，更要和自己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要想战胜自己人中的那些反对派，就必须打败长毛匪，要想打败长毛匪，就必须有一支比长毛贼还凶悍的部队！为了能有这样一支部队，一切屈辱都可以忍受，这就是“打脱牙和血吞”。

他的属下和朋友们暂时还不能领会这一神技，曾国藩只能用一句话让他们释怀：“既然这里待不下去了，咱们就走。”

去哪啊？

“衡州！”

皮包湘军的崛起

衡州是今天的衡阳，离长沙400里，山地丘陵多，对外交通极不发达，是个运筹练兵的宝地。但条件也艰苦，所以“大团”的指挥官们一听说去这地方，都拉下脸。郭嵩焘说：“我不去。”

曾国藩眼皮耷拉下来，没有任何表情。郭嵩焘解释说：“我并非是因那条件艰苦不去，您的职责是帮办湖南巡抚组织团练，湖南巡抚在长沙，可不在衡州。您去衡州，名不正言不顺。”

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曾国藩着实花了几天工夫“格物致知”，最后终于“致”出了“知”。他对骆秉章说：“江忠源和他的部队转战多地，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由一小县令升安徽巡抚，是因为他履立战功，但是，江忠源的部队损失也很大，为了保证他长盛不衰，我想为他练兵。”

骆秉章盯着他的脸，审视了半天，不明白曾国藩的用意。曾国藩只好说出自己的算盘：“我想离开长沙去衡州为江忠源练兵，长沙太闹，衡州很静，正是练兵的好地方。”

骆秉章眼里放光，同僚深情油然而生，他紧紧握住曾国藩的手，激动得要落泪：“好啊，你去衡州，就是一万人反对，我和省城的官员们也要帮你完成这个愿望！”

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骆秉章又忧虑起来：“曾大人是帮办巡抚组织团练，没了我这个巡抚，您这团练大臣就什么都不是，此去衡州，我不跟去，皇上那里不好交待吧。”

曾国藩早就把这个皇帝这个“物”格出来了：“这好办，我已向皇上提了湖南衡州、永州、郴州等地匪徒滋生，准备为皇上分忧，倘若皇上同意，我马上去坐镇衡州，就近便宜行事。”

骆秉章很欢乐：“我看行，你这几天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绝对义不容辞。”

曾国藩苦笑。几天后，咸丰的圣旨来了，允准他移团练到衡州，解决匪患。曾国藩多日来终于笑逐颜开，去告诉骆秉章这个消息。在去巡抚衙门的路上，他看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像是准备庆祝节日。随便拦住一路人问原因。路人满面笑容地告诉他，“曾屠夫要走了，这比过大年还值得庆贺。”

曾国藩长叹一声道：“百姓愚昧，不知我心啊。”

百姓愚昧，官员更愚昧，他走到巡抚衙门口时，看见巡抚衙门也在披红挂绿。骆秉章和一群官员正在衙门里谈笑风生，一见到满脸苦大仇深的曾国藩，纷纷站起来向他问候。

曾国藩知道，这是带着浓厚情感的欢送会。骆秉章兴奋地说：“皇上的圣旨我们已知晓，曾大人很能干，希望到衡州后继续发光发热，拯救众生。”

曾国藩赔着笑，骆秉章有点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时候走？”

曾国藩感觉到了，如果他回答，现在就走，骆秉章和那些官员非抱着他的头亲几口不可。为了不扫这些人的兴，他只好把去衡州的日子提前：“明天一早就走。”

官员们小声“嘘”起来，曾国藩讪讪地笑了一回，灰溜溜出了巡抚衙门。转过墙角，他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喘着粗气道：“和血吞，和血吞！”

1853年9月最后一天，曾国藩和他的“大团”在长沙城鞭炮齐鸣中黯然地离开，它留给长沙城一个火药味十足的背影。

去衡州的路上，曾国藩绕道老家湘乡看望家人。曾麟书对儿子在长沙的行径早已耳闻，不禁愁肠百结，这位老人眼睛通红地叹道：“我的儿啊，你是活生生被长沙赶出来的啊。”

曾国藩虽心知肚明，嘴上却不承认：“老爹这话差矣，我是去衡州练兵，我要练出一支比八旗、绿营强悍一百倍的部队，我要平定长毛贼乱，还天下太平。”

曾麟书流下泪水：“你该把绿营兵枪击你的事说给皇上听啊，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曾国藩握住老爹干枯的双手，加重了语气：“打脱牙，和血吞。埋头苦干必有扬眉吐气之日。”

曾麟书非常赞赏儿子这种性格，再看到儿子脸上坚毅的表情，心情已平和。曾国藩此时也感觉到兴奋，突然畅想起美好前景，可当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来到衡州后，立即蔫了。

衡州政府官员早就接到省政府的口头警告：曾国藩这厮被我们赶到你们衡州，你们如果有能力也可照葫芦画瓢，倘若没有能力，也不可帮他。

衡州政府谨遵上级教诲，所以曾国藩到衡州后，发现自己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去找衡州政府，衡州政府摊开双手，还耸耸肩说：“我们就这条件，有时候连政府部门都要去庙里办公。您自己想办法吧。”

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办法很快就有了。有一富户人家特别担心土匪来抢劫，见到曾国藩到来，喜出望外，所以把自家的祠堂借给曾国藩当办公室。

解决了办公场所，下面的问题就不请自来：这是个什么部门呢？倘若有信件往来，他的地址总不至于写“××家祠堂”收吧。

曾国藩琢磨好久，才把一面“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挂了出去。可才挂上，他意识到不对，马上又摘了。这个牌子太张扬，而且和他的职权也不符，他在湖南是帮办，不是统辖。他又开始琢磨，想到了当初在长沙设置的审案局，这是个在湖南臭名昭著的部门，可此时没有办法，只好再把它请出来。

办公场所和牌子都有了，更大的难题马上摆在他面前，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大多数人的难题，它的名字叫“钱”。

曾国藩到衡州建军队，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不可能从政府那里拿到钱。他又没有点石成金的法力，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众筹。也就是劝那些富绅捐款，当然，不可能白捐。曾国藩允诺会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还有省政府给的大奖状。第一个被“众筹”的自然是曾国藩办公场所——祠堂的主人，主人很不情愿。他说，我已把祠堂免费让你们办公，这也算捐款啊。况且，你们从我这里拿了钱，将来是否真能保护我们，还是未知的。

这是大多数富绅的想法，所以众筹失败。曾国藩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强行众筹，派兵到各个富绅家里，如果拿不到钱，就捉人。由于很多人都闻“审案局”而丧胆，所以咬牙捐出了一些。

虽然如此，曾国藩的众筹之路走得仍不顺畅，他唉声叹气地对同事们说：“众筹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仅得毫毛。”

不过他毫不气馁，一方面强行众筹，一方面四处宣传。天下事都有例外，有人就主动找上门来，要给曾国藩捐一笔让他目瞪口呆的军费。此人叫杨江，是已故湖北巡抚杨健的孙子。他让人扛着两万两白银来找曾国藩，指着银子说：“你收下，条件只有一个，把我爷爷列入祀乡贤祠。”

曾国藩被银子发出的光芒刺痛了眼，乐不可支地答应了杨江的请求。但他没想到这么点小事办起来却相当困难，咸丰皇帝得知他的请求后，马上严厉地回信道：“杨健这厮曾受过处分，其官声、政绩都不配入祀乡贤祠。名位乃国家重器，你怎么就把它当成尿壶随便予人？我看你是袒护同乡，私欲茂盛，可恶至极。降你一级！”

曾国藩大为郁闷，不是郁闷被降职，这是无关痛痒的处罚，他郁闷的是，怎么为理想做点事，就这么难。

幸好苍天垂青他，在他两手都硬的情况下，军费方面虽捉襟见肘，他也勉强把军队的架子搭了起来。可架子搭起来，里面要填充什么内容，也就是说，他要建立的这支新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还没有成熟的答案。

他当初建立的“大团”，只是在训练上改弦更张，实质上，“大团”仍是民兵部队。曾国藩是个善于分析归纳的人，这种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从现存的事物中发现不足，并反向推理，从而得出自己的创见。

清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兵、勇和团练三部分。“兵”指的是八旗（满人部队）和绿营（汉人部队），八旗有二十五万人，绿营有六十四万人。八旗和绿营是父子相承，世代为业。正是因为有铁饭碗，再加上国家承平日久，所以这两支部队已不能打架。“勇”是国家临时招募的特种作战部队，称为官勇，有事时招募，无事时遣散。

我们常常在关于清朝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士兵的后背有“兵”和“勇”的字符，指的就是这两种军队的士兵。

团练就是民兵，它和“勇”不同的是，“勇”是国家招募，吃公粮，团练则是后娘的孩子，只能自力更生。

曾国藩就此分析归纳，得出了他的新军模样：它应该介于官勇和团练之间，又应兼二者的优点。一方面，这支军队应该如官勇那样得到训练和整编；另一方面，它不应该被解散，它应该和八旗与绿营一样，存在是常态。

架子里知道填充什么内容，剩下的就是实行的问题。士兵来源主要是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绿营兵不收，集镇码头上油嘴滑舌之人不收，曾在衙门当差的书役、胥吏更不收。

至于军官，更是条件苛刻。他按理学标准提出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淡薄功利心，第四要能吃大苦耐大劳。

有人问他，这四条标准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曾国藩洋洋自得地回答：“第一条，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士兵不会心悦诚服，如果是头懒猪，则军务巨细都会废弛不治。

“第二条，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看你如猛虎出笼，当然会拼死向前。

“第三条，军官如汲汲名利，升他官稍晚，他就怨恨；给他薪水稍低，他就黯然伤神，如此，还有什么精力打仗？

“第四条，能吃大苦耐大劳，必须要身体强壮，每天都病怏怏的，敌人未来，自己先病死了，要了这种人就是累赘。”

最后，曾国藩总结说，“其实这四条只是外在标准，我有一条最具天理的标准，那就是忠义血性。一个人只要有忠义血性，有崇高的政治思想，无论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是妓院里的龟公，都能做我这支军队的军官。”

在士兵的编制上，曾国藩煞费苦心。这支军队的基本作战单位是营，每营五百人。他按县籍编组分营，这些人能成为一个营，类似传销。他们呼朋引类，或是同族、或是同乡好友，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大家都沾亲带故，所以在战场上能互相照顾，不肯轻弃战友。按县籍编立营头，还有一层深刻之意。指挥官所带的是他本籍贯的人所组成的营，他只能指挥他的营，却不能指挥别的营，但这些营都必须听从曾国藩的指挥。这就是“分而统之”的智慧，它能防止大权旁落。

除了这些，曾国藩最高明的创建就是把军队国家化变为军队私人化。他对全军训话说：“将来咱们必能建功立业，得到朝廷的赏赐。可你们给我记住，无论你被朝廷授予什么官职，哪怕是一品大员，只要在你们上级面前，必须要毫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也就是说，朝廷的排名和在我这里的排名是不同的。”

这是政治教育，终这支湘军一生，政治教育都是它的主旋律。曾国藩的政治教育就是理学教育，他把理学的种种规定很巧妙地融进军队中，要他们守纪律，不得扰民，不守纪律、扰乱民众就是伤天害理，不必军法处置，老天就会收拾他。他要士兵们唤醒内心的良知，为国为民贡献全部力量，消灭长毛匪，让天理正常循环，让人心归于平静。

曾国藩的口才是无敌的，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曾国藩都会喝掉大量清水，原因只有一个，他口干舌燥。任是谁，站在高台上对着下面一群仰面如听圣人讲道的人说上三四个时辰，都会口干舌燥。开始，这些乡巴佬看到曾国藩挥汗如雨、张牙舞爪的样子，都偷偷嬉笑。但后来，曾国藩不厌其烦的毅力感动了他们。他们开始认真倾听，而且听出了许多微言大义，深深为从前的所作所为懊悔流泪，并暗暗发誓将来要重新做人，为解放被长毛匪蹂躏地区的百姓贡献全部力量。

在取得不俗的成绩后，曾国藩对朋友说：“人啊不论贤愚，无论美丑，更不论知识的有无，只要他有良心，就能被教育。不过话说回来，教育这些乡巴佬还真不容易，虽不敢说点顽石之头，也是苦口滴杜鹃之血。”

软件和硬件都大致齐备，曾国藩把精力投到水军上，这是个大胆而疯狂的计划，除了曾国藩，恐怕没有人敢尝试，因为困难是不可想象的。

曾氏军舰

现在，我们把曾国藩和他的战友们在衡州建立的这支新军称为湘军，意为湖南人的军队。陆军建设，之前有“大团”的创建经验，还算容易，难的是水军。

曾国藩到衡州打了两个旗号，一是剿匪，二是为江忠源练军。这两个旗号也非纯是幌子，比如剿匪，湘军的陆军多次在衡州周边和小股叛乱交火，成绩不俗。再比如为江忠源练军，曾国藩也的确和江忠源进行着频繁的沟通，事无巨细。他所以要下决心创建水军，也是和江忠源多次沟通的结果。

江忠源是太平军叛乱初期和太平军打交道最多也最扎实的清朝将领，在多次的交锋中，江忠源发现，太平军在江南的势如破竹很多时候都得益于陆军和水军的亲密协作。他们往往利用长江下游水乡泽国的地理形势，水陆并进，唇齿相依，行动迅捷，攻守自如。

江忠源去信曾国藩说：“长毛贼如今占据了沿江的南京、镇江、安庆等战略要地，三面陆地，一面临江，我军虽全力进攻，长毛贼却能轻易化解。因为他们能海陆救护以牵制我们的兵力，搞得我们总是焦头烂额，有力使不上。要想收复长毛贼占据的沿江城市，必须先拿到制江权，要想拿到制江权，必须干掉敌船，要想干掉敌船，你想想，咱们该怎么办？”

曾国藩回信：“建一支水军！”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曾国藩和他的战友们都是旱鸭子，虽然生活在南方，但大多数时间都读书了，连船的大致构造都搞不明白。这就只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白手起家。

1853年10月，曾国藩在衡州找了个池塘建立船厂，开始制造战船。他把湖南全省数得上的能工巧匠都请到衡州，大家召开特大型会议，探讨建船。会议听取了曾国藩关于建立世界第一水军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工匠们各抒己见。有的工匠诚实回答，船身上精美的雕饰他天下无二，但造船不会。还有的工匠临时抱佛脚翻鲁班遗书，其余的工匠觉得这是政府工程，应该能大赚一笔，所以劝曾国藩别建战船，因为他们最擅长造战车。

曾国藩垂头丧气，会议结束后，他再次感悟到凡事都要靠自己的格言，端坐在床上开始“格物致知”。格了好久，他没有格出战船的制造方法，却格出了不必造战船的堂皇理由。他叫来湘军的巨柱塔齐布、罗泽南和王錱说：“战船这东西中看不中用吧，如果船大，太笨重，行进起来不方便；如果船小，在水浪中会晃动，必不能战。”

三人认真想了下，觉得有道理。曾国藩就拿出自己的主张：“咱们制造木排，这东西既免于笨重，又不会晃动，实在是水上第一利器。”

王錱一笑，带着点嘲讽：“我读了那么多书，从未见过有人用木排当战船的。”

罗泽南犀利地看了徒弟王錱一眼：“你还是读书少！”

塔齐布是曾国藩的信徒，曾国藩说牛能飞，他都信，所以有点迫不及待地问：“咱什么时候开始？”

制造木排，费不了多少工夫，很快，一支庞大的木排就制造出来，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弟兄们站在河边，看木排试水。顺流时还可以，但逆水行进时简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稍遇风浪，木排不必等敌人来攻就自我终结。

曾国藩在哄笑声中收场，他闭门思考，终于否定木排，又把思路拉回木船上。凡事都要靠自己，曾国藩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推开大门，喊了一声：“来啊，给我纸笔。”

他要自己设计战船！

曾国藩不是胡闹，也非闭门造船。湖南有赛龙舟的传统，曾国藩就按照龙舟的样子画出几条战船，当然他还做了些改进。比如把龙舟加宽，木板加厚，把龙舟的“龙头”制造成几根尖锐的木桩，作为冲击敌人战船的刺刀。

“曾氏军舰”制造完毕，曾国藩下令在河边试水，湘军弟兄们又来观看，嘻嘻哈哈中，曾国藩感觉他们是来看热闹的。果然，龙舟一下水，速度的确惊人，可人人都看出来了，经不起碰撞，水中一根木棒就能让它晃荡半天。“曾氏军舰”黯然收场。

连续两次打击，并未让曾国藩气馁。他如果灰心丧气，他就不是曾国藩。

塔齐布看着曾国藩在设计室神魂颠倒的样子，大为发愁，罗泽南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为他干着急，理学在此时派不上任何用场，恐怕朱熹复生，也难以找出战舰的“天理”来。

就当曾国藩在设计室里来回晃悠，胡言乱语已近走火入魔时，救星来了。江忠源听说曾国藩在衡州鼓捣军舰的情况后，派了一位懂战舰制造的人来了衡州。此人其实也是个半吊子，画出的广东快蟹船、舢板船和长龙船图纸总会缺点什么。曾国藩就主动做设计室一把手，半吊子设计师缺了什么，他就冥思苦想给补上。

在两人不分昼夜的苦心设计下，终于有了一份合格的战舰图纸，制造出来试水后，效果还不错。曾国藩激动得一夜不睡，第二天就把湖南境内的能工巧匠们邀请来，1853年12月，衡州造船厂和湘潭两个分厂成立，开始夜以继日地大批量制造战舰。

战舰图纸只是介绍了船舰的大体模样，而船的具体结构尺寸，乃至每一个部件都没有详细说明。所以工匠们在制造船舰时，曾国藩全程参与。他和工匠们反复设计，不断实验，甚至连帆樯桨橹的位置都每一寸每一寸地试验，以期让它们发挥最大效能。

曾国藩深知，这支水军将来是要和太平军争雄的，所以绝对马虎不得。造船上，曾国藩精选广西出产的木料，力求坚固耐用。对于炮的质量和安装更是讲究到极致，当时中国各省筑造的大炮炮身笨重，射程极短，重达三千斤的大炮射程上竟不如百斤重的洋炮。曾国藩花费重金，让人从广东购买大批洋炮，并组织人力反复试验，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把它完美地安装到战船上，由此建成了当时中国技术最先进的内河水师。

湘军水师共有快蟹舰四十艘，长龙舰四十艘，舢板舰八十艘，快蟹舰在战船中最大，安装的大炮也最多，是主力舰。长龙舰小于快蟹舰，装有火炮，行驶比快蟹灵敏，是巡洋舰。舢板舰最小，行驶轻捷，配有火器，是驱逐舰。

没过几年，曾国藩就用这支配备大量洋炮的舰队夺取了长江的制水权，为太平天国的覆亡掘开了坟墓。

湘军水师共有十营，和陆军一样，每营五百人。这只是建成之后的规模，初组建水师时，还是困难重重。首先是湖南人多以上船为苦，视水战为洪水猛兽。有人来应聘，一听说是水师，掉头就走。曾国藩好不容易招募了三千多人，再也招不上一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陆军改为水军。士兵们必须服从命令，只能唉声叹气。营官们却死活不干，跑去和曾国藩说理。

营官彭玉麟说：“你让我在陆地当个小兵都可以，就是别让我去水上当什么营官，我真是做不来。”另一营官杨载福也说：“我一见水就晕厥呕吐，平时喝水都不敢用大碗，让我去水上指挥战斗，和送死有何分别。”

其他营官互相议论，都支持彭玉麟和杨载福，整个大堂喧嚣如滚雷一样。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些陆军营官的本事，尤其是彭玉麟，读书人出身，却拥有超绝的军事天赋，是个陆地之虎。把这样的人才从陆地弄到水上，实在有浪费之嫌。

但没有办法，曾国藩言辞恳切地向他们诉苦，“战舰都有了，士兵也有了，如果你们不做，那就没人来做了，咱们辛苦创建起来的水军就得解散。你们不为我曾国藩想，不为大清帝国想，就为那些出了无数力气的工匠们想想，还为那些从广东运来大炮的苦劳力想想。将心比心，浪费别人的劳动果实是可耻的，你们难道眼睁睁看着那些战舰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烂在水里吗？”

见营官们不出声了，曾国藩趁热打铁：“我的兄弟们，看看外面那些战舰，咱们没向朝廷要一个铜板，全靠咱们的厚脸皮到处化缘，才建立起来的。你们忍心看着咱们化缘的成果灰飞烟灭吗？”

这番话，说得众营官们很惭愧。虽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曾国藩，尽力当好这个水军军官，让曾国藩高枕无忧。

曾国藩不可能高枕无忧，原因就在于世界上有个叫“咸丰”的催命鬼。

咸丰三催曾国藩

曾国藩到衡州建湘军，咸丰皇帝不太清楚。但江忠源了如指掌，江忠源后来把曾国藩的宏图大展报告给了中央政府。咸丰并无不满，因为当时正是用兵之计。1853年11月，太平天国西征大军向武汉推进，咸丰下令要曾国藩率海陆军增援湖北。

曾国藩懊恼江忠源的大嘴巴，当时水军刚刚成立，连打鱼都困难，何况是打仗。曾国藩对江忠源抱怨说：“我原意是等把水陆两军练好后再上报朝廷，你的嘴怎么就没把门的，提前透露出去了？”

江忠源回信说：“我说你啊，读理学读傻了吧。朱熹说先知后行，但知行应该合一，去战场练兵要远比你在操场上练兵进步得快。况且……”江忠源嘲讽道，“皇上只是让你去配合正规军作战，没让你担当主力，你慌张个什么劲？”

曾国藩最讨厌的就是这句话，不当主力我去干什么，正规军根本就打不了仗，我去配合他们送死吗？

他当然可以不搭理江忠源，但对咸丰却马虎不得。琢磨了一天，想到了如何搪塞咸丰。他对咸丰说：“衡州周边匪徒有春风吹又生之势，我若离开，他们和太平军连成一气，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我不能走。”

不多久，曾国藩又收到咸丰的圣旨。咸丰说：“长毛贼在进攻安徽庐州，你即刻带上你的人入安徽，支援庐州。”曾国藩拿上次的回信复制一回，发了出去。1854年2月，咸丰的圣旨又来了：“长毛贼进攻黄州，曾国藩你他娘的赶紧带人去增援。”

曾国藩三次不出兵，不是懦弱，更不是保存实力。他很明白一个道理，太平军骁勇善战，名将众多，没有一支劲旅绝不能去碰他们。而且和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战场是在水上，他的水师还羽毛未丰，绝不能高飞。

他给咸丰回信说：“衡州乃湖南省之重地，我若离开贼必来，容我剿灭衡州附近土匪后，再出山。”

曾国藩摇摇摆摆的“千呼万唤不出来”，咸丰终于发了雷霆之怒。他给曾国藩回信，语气充满了讥讽：“你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好像衡州离了你就会从世上消失一样。我也和你打过交道，我只是想问一句，你的才能行吗？平常牛气冲天，以为天下人都不如你。如果你的话能抵上你一半才能，我还真放心，倘若遇事后一败涂地，岂不是贻笑天下。好吧，我暂时相信你的话和你的才能是相匹配的，你出山给我看啊！”

收到咸丰的信，曾国藩心里翻江倒海。皇上竟然说他吹牛，而且还说得这么露骨，真让他无地自容。他反复思量，上下考量，用尽全部感情给咸丰写了封回信。在陈述了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他突然慷慨激昂起来：“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只能用一颗忠诚不避死的心报答您，至于成败利钝，全不在放在心上。如果皇上真要我出军，那我就出军。但我敢肯定，必是死路一条。到那时您会对我超级失望，我仍是死路一条，与其那样死路一条，不如现在您就治我个畏惧不前的罪名，这样我虽死，却能保住千万人性命，死而无憾。”

写到这里，曾国藩想起自担任团练大臣后在长沙受的屈辱，又想到来衡州后的白手起家，不但步履维艰，还得到无数的讥讽嘲骂，他不禁眼眶湿润，继续写道：“湖南官员不理解我，给我难堪，皇上您也不理解我，非让我出兵自取其辱，一旦我兵败，必会被人唾骂至死。身死却不能报效国家，一想到这里，我在大半夜都能哭醒。希望皇上能理解我的进退两难境地，不要逼我出军，要不了多久，我羽毛一丰，定会建下破天荒之大功，以报圣恩。”

咸丰被这封信感动了，不再催他出军，同时还安慰他：“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但你心可昭日月，并非只有我知。”

曾国藩收到咸丰的信后，当着湘军将领们的面，嚎啕大哭，拿着信给众人观看，哽咽着说：“皇上真是怜悯我等啊，皇上万岁！”

皇上在遥远的北京怜悯他，解决不了他眼前的麻烦。麻烦来自王錱，王錱向他发出了挑战。王錱是湘军的元老级人物，开始和曾国藩合作时很融洽，王錱才能出众，雄心勃勃。曾国藩当初在长沙时见人就夸王錱志大才高，前途无量。

王錱虽然雄心勃勃，但胸有主张，他是理学家罗泽南的弟子，深深懂得规矩的道理。他本来和曾国藩的关系不错，可自到衡州后，关系渐渐恶化。曾国藩来衡州是打着为江忠源练兵的旗号，但很快王錱就发现，曾国藩是在为自己练兵，他要建一支曾家军。

咸丰第一次催曾国藩增援湖北时，王錱就鼓动曾国藩出兵，曾国藩死都不出。太平军很快攻占汉口、汉阳，长沙人心浮动。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写信给曾国藩，要他来长沙协防。曾国藩理都不理，王錱拍案而起，带着他的那一营五百人从衡州奔回长沙。一到长沙，王錱就大肆招募士兵，将他的一营扩充到三千人。

骆秉章对此大力支持，因为长沙兵力不足，又指望不上曾国藩。曾国藩却很不高兴，因为王錱招募士兵的事并未向他汇报。但他隐忍不发，不久后，在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的左右周旋下，太平军退屯黄州，长沙局势缓和下来。曾国藩马上去信责备王錱，“你名义上算是从前大团的人，在衡州咱们也建立了上下级关系。你在长沙招募士兵，却不向我报告，是何道理？我现在郑重告诫你，我在湘军里给你留了三个营的空额，你迅速带你的人回来。”

王錱气得怪叫：“三个营就才一千五百人，你这是要我裁撤一半兵力啊。我回去你个鬼啊。”

曾国藩见王錱毫无动静，又去信说，“你的士兵必须减员，选出三个营长来，不必你指挥，指挥权由组织决定。另外，你速来衡州参加会操，开出一份名单，把不肯来的人写上，以后我不会要他们了。”

王錱继续生气，且拒绝回信曾国藩。曾国藩矢志不移，意志顽强地给王錱写信。1854年2月，彻底搞定咸丰的催促后，曾国藩决定和王錱摊牌：“咱们奉朝廷之命，兴君子之师，章程必须划一，怎可参差错乱，各立山头。你如果要立山头，别打着湘军的旗号。”这封信仍未得到回音，曾国藩怒了，派出四名将领去接替王錱的四个营军官职务，同时命令王錱只统帅一营。

王錱这回不生气了，反而对曾国藩的一厢情愿大笑不已。曾国藩看着狼狈而回的被派去的四名军官，恼羞成怒地给骆秉章写信，夹枪带棒地说：“王錱这厮反了，背后肯定有人撑腰。我把话放这里，您如果同意他归我督带，就必须受我节制。倘若他不想受我节制，您又命令不了他，那我在此宣布，湘军从前不曾，现在不曾，将来也不会有王錱这个人！”

就这样，湘军的祖师爷之一王錱被曾国藩逐了出去，曾国藩通过驱逐王錱，再次稳固了他的领导地位。

曾国藩见死不救：江忠源之死

和王錱是明争，和江忠源则是暗斗。江忠源是自太平军造反以来，战场上最清醒最干练的将军，受到清政府一个接一个的大奖，所以曾国藩当初才打起为江忠源练兵的旗号跑到衡州。

也许不仅是为了迷惑清政府和江忠源，曾国藩当时真就发自良知。他信誓旦旦地向江忠源保证，我去衡州练兵就是为了给你作为“扫荡天下之具”的。江忠源至为感动，对曾国藩表露心迹：我江忠源能光耀门庭，就全靠兄弟你了。

很快，江忠源就在现实中发现曾国藩靠不住。1853年秋，江忠源在江西九江一带抵抗太平军，他的楚勇兵力不足，所以去信曾国藩问，有没有新出炉的士兵，赶紧搞点来给我用。

曾国藩连咸丰的圣旨都敢不遵，区区个江忠源算个啥。他回信给江忠源，士兵还是半成品，不能立即出炉，你少安勿躁。江忠源并未生气，因为他知道曾国藩做事很慢，所以就调了云贵、湖广的绿营兵六千，与自己的楚勇合成一万，艰难抵抗太平军。

曾国藩得知江忠源调集绿营兵后，去信揶揄道：“绿营兵纪律败坏，怎么能打仗，您要三思啊。”

江忠源夹枪带棒地回信道：“我倒是想用你的兵，可你太慢了。”

曾国藩发现了江忠源的不满，慌忙回信道：“你不要着急，我已训练出三千士兵，再训练六千，就双手呈送阁下做建功立业的工具。”

江忠源突然发现曾国藩在和他玩太极，由于前线吃紧，所以没空和曾国藩纠结。但曾国藩却对他穷追猛打起来，曾国藩对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说，江忠源的楚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听说他们常常骚扰百姓，进驻一地后的头等事就是抢劫。政府正规军不可用，楚勇也欠精练。

吴文镕是曾国藩举荐上来的，同时还是曾国藩的师长，所以自然不自然地就偏袒曾国藩。骆秉章对曾国藩虽成见渐小，却站在公理之上，对曾国藩冷嘲热讽：“正规军不成，楚勇欠精练，我听你的意思只有你的湘军才是天下唯一的精兵。但我怎么就没看你们湘军有一人在战场上？”

曾国藩险些被问了个跟头，回信骆秉章：“羽毛不丰不能飞。”

骆秉章只回了一行字：“你不飞，就闭嘴。”

江忠源对曾国藩的风凉话极为在意。他认真给曾国藩回了封信，一针见血地解释道：“‘勇’是否可用，关键在带勇之人，和‘勇’本身无关。好人带坏‘勇’，也能把“勇”带好；坏人带好‘勇’，也能把勇带坏。你总说你的湘军这样好那样好，到现在我也未亲眼见到，先假设你的湘军是好的吧。可你是否想过，现在是好的，将来解散后还一定能好吗？”

曾国藩根本没考虑那么远，他在全心全意处理眼前的问题、脚下的问题。江忠源的一番话让他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他不会把一兵一卒交给任何人，包括江忠源。1853年冬天，曾国藩写信给骆秉章说：“我正在夜以继日地筹备水军，等船炮齐备后，我愿意带着我的湘军跟随您左右。”

骆秉章惊叫：“曾国藩这是要自己指挥湘军啊。”

半个月后，太平军攻陷黄州，咸丰催曾国藩出师，曾国藩死都不肯，江忠源催他赶紧来，他一字不回，但却给吴文镕去信嘘寒问暖：“这次贼有多少人？需要援助吗？我带领湘军去如何？您好好斟酌，速回我信。”

江忠源得知此事后，气得一跳三丈高：“曾国藩这畜牲，这是想抛弃我依附吴文镕啊。”

曾国藩得知江忠源的反应后，马上去信安抚：“兄弟最近如何，我正准备东下，配合吴文镕总督的‘四省合防’计划，另外也为阁下澄清天下之用，我已做好三年不归之想。”

江忠源接到信后，“呸”地吐到信上，火气上涌道：“曾国藩这厮，拿吴文镕压我，还要亲自领兵，给我练兵言犹在耳，打着我的旗号，拉自己山头，真是卑鄙！”

江忠源不会想到，与下面即将发生的事相比，曾国藩这封信的想法实在太高尚了。1853年11月中旬，太平军攻取安徽桐城，兵锋再指舒城，安徽北部危急。清政府急忙调江忠源去安徽北部支撑危局。

江忠源忠贞可鉴，连夜从湖北汉口急行军往安徽庐州。抵达六安时，突然生病，并且日益沉重。12月中旬，稍有好转，于是亲率二千楚勇进抵庐州。他才到一天，太平军就把庐州合围，开始了猛烈进攻。咸丰下令曾国藩驰援，曾国藩按兵不动。他的军官夏廷樾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请求他率师东下，解救江忠源之急。

曾国藩板起脸，一本正经地说：“目前我托购的洋炮还未到来，水师不能成军，绝不能出战。即使我能出师，也要先收复黄州、九江等处。大局所在，顾不得兄弟情谊，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泪流满面。”

1854年1月中旬，江忠源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兵败被杀。曾国藩得到消息后，号啕大哭，他对人说：“我这个人最有自知之明，我不善带兵，完全寄希望于江忠源兄弟，想不到他未等我练兵完毕，就离开人世。我练了这么多兵，造了这么多军舰，有什么用啊！”

他哭得越伤心，站在他身边的军官们就越觉得他虚伪。几个曾和江忠源并肩战斗的军官带着自己的士兵趁夜离开他，投奔骆秉章去了。曾国藩又是一阵伤心，还未等憔悴的心平复，马上流言来攻。湖南大批官僚和士绅毫不留情地攻击他，对江忠源见死不救，连畜牲都干不出来的事，竟然被他曾国藩干了。

曾国藩把脸憋得铁青，如死尸一样静坐不动，静坐了很久很久，才掏出日记写道：“荆轲之心化为贯穿天宇的彩虹，但见到者却将它视为不正的色彩而鄙薄；苌弘之血化为碧玉，而赏玉的人将他视为破石而丢弃（虹贯荆卿之心，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

荆轲是战国时期燕国聘请的去刺杀秦始皇的刺客，被杀后化为彩虹；苌弘是春秋时期周王朝的高级官员，被冤而死，流的血三年后化为碧玉。

曾国藩其实是想说，你们这群人都冤枉了我，我不是畜牲。我只是不打没把握的仗，炮舰不齐，哪怕只缺少一门炮的情况下，我都不会出省作战。这就是我，一个脚踏实地，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做好准备不出马的曾国藩。

也许湖南的官员和士绅们真的误会了曾国藩，他是真的抱定“炮舰不齐不出省”的决心，所以他不但对兄弟江忠源见死不救，对自己的师长吴文镕同样如此。

吴文镕在太平军猛烈围攻时，曾一天发数道求救信给曾国藩。曾国藩看着信直哭，据说他当时真想出战，他和吴文镕的关系非同一般，多年的师生情谊，还有个现实问题，吴文镕一旦出问题，那在湖广地区，就没有人替他说话了。

可他咬牙忍住了冲动，去信给吴文镕，说明了自己不能出战的原因：炮舰未齐，出战就等于送死。又声泪俱下地劝吴文镕自己想办法，真情实感力透纸背。吴文镕终于被说服，在料定自己必死的情况下，去信给曾国藩，要他一定要保持这种高度谨慎的态度，万不可草草出兵。

吴文镕殉职后，曾国藩哭得死去活来，但即使在湘军内部，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在演戏。的确，对兄弟师长统统见死不救，无论你写多少家书、多少日记，无论你生花妙笔还是口吐莲花，都无法解开世人心上的结：你曾国藩总说时机未到，到底什么时候才到时机，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兵？

曾国藩站在衡州造船厂最高处，看着最后一门洋炮严丝合缝安装到船上，眼神射出夺目的光芒。他默默地说了句：“可以出兵了。”

第四章   湘军首胜

讨粤匪檄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带着他的湘军从衡阳出师，走向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战场。五千余人湘军水陆并进，舰船挤满水面，两岸骑兵夹护，万马奔腾，威风八面。看上去，这是一支虎狼之师，天下无敌。

曾国藩也有这种神秘的感觉，所以当他站在主舰甲板上向远方眺望时，他看到的是一片似锦繁花。至少站在曾国藩的立场看，这是事实。自从太平天国造反以来，他苦心研究局势，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他轻而易举地破解了天平天国首领洪秀全的小算盘。

洪秀全，广州花都人，生于1814年，比曾国藩小三岁。洪秀全天分不足，连续三次乡试落榜，意志也相对薄弱，所以不能如曾国藩那样屡败屡考，终于在第三次落榜后神经错乱，看到西方的上帝降临他家。这位上帝说，“你可打着我的旗号，行使我的意志，在人间斩妖除魔。”然而洪秀全毕竟是读书人，对这种“怪力乱神”心有戒备，所以只是深深藏在心底，并未付诸行动。6年后的1843年，他再去乡试，结果又落榜。这回，他愤怒了。

他烧了儒家经典，捧起基督教教义，到处宣传上帝的美。在传道过程中，洪秀全认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兄弟。他们坐到一起时，都被当时的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激起怒气。于是，神圣的传道事业变成了鬼鬼祟祟的造反预谋。1851年1月，洪秀全和他的弟兄们在广西金田宣布革命，建立太平天国，开始了席卷南中国的革命运动。1853年3月，势如破竹的太平军攻陷南京，将其作为首都。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秀全野心勃勃，既想占领江西、安徽、湖北和湖南，巩固上游，又想轻取北京、天津，乘得胜之势一举干掉清王朝，所以同时发动了北伐和西征。用事后诸葛的说法，这是“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错误，但站在洪秀全的角度看，太平天国当时战无不胜，两个拳头打人最好不过。

和曾国藩有关的是太平天国的西征，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必力争安庆、九江、武昌以至湖南、荆州。倘若太平军将长江四千里占据，那中国将被一劈为二，南北交通隔绝，后果不堪设想。他更意识到，武昌是长江的重镇，雄踞江汉，武昌的得失，关系到南中国特别是湖南的安危、长沙的存亡。所以，他出师的直接目的就是和太平军争夺武昌。

从衡阳出发前，曾国藩咬着笔头，倾尽所有情感写了一篇战斗檄文，这就是19世纪中国最有名气的文章之一——《讨粤匪檄》：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太平天国二号人物）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这篇檄文中充满了高度智慧。

曾国藩称太平军为“粤匪”，这是利用地方主义孤立太平军。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兴起于两广，骨干和领导成员几乎全是广东和广西人，军中称为“老兄弟”。后来在两湖三江地区有了飞速发展，新加入的成员多处于被领导的地位，称为“新兄弟”。曾国藩利用这个分别离间他们，借以从内部分化瓦解太平军。他称两广人为“匪”，称其他地区的人为“被胁之人”，“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这是最高明的一招。

太平军说，天下男子皆为兄弟，天下女子皆为姐妹，军民上下皆以兄弟姐妹相称。曾国藩说，这群混账不让人们称自己的父母为父母，而只能称兄弟姐妹，这是对传统伦理的践踏，简直是不伦不类的禽兽，人人得而诛之。

太平军反对孔孟，独尊上帝。曾国藩说，我大中华子民千万年来都以孔孟为圣人，这是不言自明。你们这群孽畜不顾民众心理，一味打破偶像，实在是自寻死路。若干年后，毛泽东谈到曾国藩击败太平天国的原因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洪秀全虽然错了，但仗还是要打的。不能说洪秀全排孔孟尊上帝错了，曾国藩就坐等胜利。

湘军从衡阳一路张牙舞爪抵达长沙，长沙沸腾。巡抚骆秉章亲自出城门迎接曾国藩，长沙市民载歌载舞，欢迎这支看上去无敌于天下的军队进城。

骆秉章拿着曾国藩的《讨粤匪檄》，称赞不已。曾国藩垂眉低目，夸张地谦虚谨慎。

骆秉章眉飞色舞地说：“他长毛贼有西征，咱们就有东征，你何时起程？”

曾国藩思虑一会儿说道：“我还需要几个人。”

骆秉章指着窗外说：“你有这样一支精兵，还需要什么人？”

曾国藩摊开手掌，开始扳指头：“第一人是左宗棠；第二人是胡林翼；第三人郭蒿焘；第四人冯卓怀；第五人李元度。”手指头不够用了，“还有陈士杰。”

左宗棠自张亮基离开湖南巡抚任后，就告辞回了老家，骆秉章多次去信请他出山，左宗棠一概拒绝。这次曾国藩派人去请左宗棠，得到的答复很不客气。左宗棠对曾国藩说：“你呀，没这个金刚钻，非揽这瓷器活。”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曾国藩的轻视。

曾国藩不气馁，又请胡林翼。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比曾国藩大一岁，多年前二人就相识。胡林翼中进士后在贵州做官，由于能力出色，手腕毒辣，所以得到他历届上级的欣赏。太平军造反后，胡林翼从贵州被调入湖南，和太平军进行过多次小规模战役，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曾国藩认为，除了江忠源外，在湖南就属胡林翼了。

胡林翼很给曾国藩面子，召之即来。

曾国藩又找郭蒿焘和冯卓怀，郭蒿焘一脸哭相说：“时机未到，您就出山，恐怕不好。”冯卓怀眯着眼，一言不发，搞得曾国藩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李元度和陈士杰都是曾国藩的门生，实在架不住曾国藩的热情，只好相从。曾国藩后来回忆此事时极为悲苦地说，很多人都不看好我那次出征，所以都不肯来。平日结交的生死之交比如郭蒿焘，竟然也不来。一想到此，我就鼻子发酸。

让他鼻子发酸的远不止此。

岳州之败

曾国藩在长沙磨刀霍霍，还未来得及东征，太平天国的西征军石祥祯兵团就以闪电之势陆续占领岳州、湘阴、宁乡，前锋部队逼近长沙。至此，湖北战略据点尽为太平军所有，由此形成了全面进击长沙的态势。

骆秉章慌问曾国藩：“计将安出？”

曾国藩沉思许久，回答：“攻宁乡。”

说这三个字时，曾国藩脸上充盈着高度自信的光芒。骆秉章忙吩咐下去，预备庆功宴。但庆功宴没有吃成，前去攻宁乡的一部湘军在半路上遭到太平军的伏击，该部湘军头领当场殉职。侥幸逃回的湘军哭爹喊娘，长沙城里再度沸腾。

骆秉章哭丧着脸说：“想不到湘军的战斗力如此吊诡。”

曾国藩羞愧万分，正当他手足无措时，突然传来天大的好消息：太平军石祥祯兵团从宁乡、湘阴、岳州突然撤兵，退向了湖北腹地。

曾国藩震惊当场，这就叫得来全不费工夫。长沙城又沸腾起来，庆祝湘军不发一枪一弹就收复了宁乡、湘阴和岳州。

石祥祯兵团为何突然撤军，原因就在那支被灭的湘军兵团身上。石祥祯虽然设下诡计，伏击了那支湘军，但那支湘军的装备和战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石祥祯自参加革命以来，从未遇过劲敌，今日一遇，不禁两股战栗，又不知从哪里听到湘军有十万人马到来的消息，所以大叫一声，撒腿就撤。

骆秉章兴趣陡增，和曾国藩商议军事计划。骆秉章的意见是，让王錱兵团和曾国藩湘军同时进入岳州。曾国藩和王錱有私怨，所以不想和王錱共事。骆秉章没有办法，只好命王錱兵团先进岳州巩固，曾国藩随后就到。

曾国藩还没到岳州，1854年3月30日，太平军林绍璋兵团突然出现在岳州城下，这是太平军西征军最能打的一支部队，所以王錱在岳州城守得异常艰苦。岳州城三面临陆，一面靠洞庭湖。在王錱的苦苦盼望中，4月7日，曾国藩的舰队才慢悠悠地出现在了洞庭湖之上。

王錱在炮火中对着曾国藩的舰队破口大骂，斥责他为何来得这么晚。人啊，就是不知足，倘若他了解内情，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深深愧疚。曾国藩根本就不想来。原本他就和王錱有私怨，又闻听围攻岳州的太平军战力强大，特别担心去解救岳州如同肉包子打狗，所以他在离岳州几十里的南津驻足观望。

陈士杰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对曾国藩见死不救大惑不解。他说：“自太平军造反以来，政府军始终处于败地，原因之一就是各自为政，大家都见死不救。您和王錱有私怨不假，可您和大清江山社稷有什么恩怨？”

曾国藩拉下脸：“这支太平军太厉害，恐怕救也白救，岳州城不能保也。”

陈士杰说：“没有让您救岳州城啊，你只需把舰队开到洞庭湖上，对着太平军阵地放它几炮。趁太平军慌乱之际，王錱和他的人就能缒城逃走。这是一箭双雕的计策，一来，大家都看到你拯救了王錱；二来，顺便让舰队来场真的演习。”

曾国藩一拍大腿：“这真是好主意，来啊，把舰队开进洞庭湖，离岸千万要远些，别让长毛贼的炮打到我们。”

长毛贼的炮打不到他曾国藩，他的炮自然也很少打中长毛贼，所以当时的场景是，战场上炮火连天，乌烟瘴气，但没有人死伤。在这漫天飞尘中，王錱大喊一声：“缒城。”千余人从城上缒下，逃上了曾国藩的战船，曾国藩一声令下：“撤。”

如长龙般的舰队就这样摇摇晃晃地一路逃回了长沙，岳州城重新被太平军占据。一回到长沙，曾国藩就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刁难和责骂。

长沙百姓说，这支部队中看不中用，全是花架子。

布政使（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徐有壬和按察使（司法部长）陶恩培自曾国藩摇头摆尾地进长沙城那一刻起，就憋了一肚子气，现在终于有机会发作出来。

二人对骆秉章说：“这个什么狗屁湘军有名无实，不必看其他，只看曾国藩那副哭丧的脸就知道它不是打仗的料，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就地解散它。”

骆秉章召开长沙城高级干部会议，大部分人都主张解散湘军。骆秉章长吁短叹说：“你们哪里知道我的难处，如今长沙城内没有兵力，只有曾国藩的湘军，倘若将其解散，长沙城就是危在旦夕。”

众人都不说话了，骆秉章又无可奈何地补充了句：“况且，你们谁有本事解散曾国藩的军队？”

这是事实，曾国藩的湘军可不是随便就能解散的，即使皇上亲自驾到，解散起来也没那么容易。

虽然大家都对曾国藩和他的部队很有意见，但不能解散是肯定的。曾国藩找骆秉章谈心，骆秉章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曾国藩解释说：“这次出师不利有原因。岳州之战前三日，起了一场大风，战舰有所损坏。”

骆秉章冷冷地回道：“那场大风真够大的啊，不过你的战舰连一场大风都抵挡不住，如何抵挡长毛贼的大炮？”

当时二人正在曾国藩的战舰上谈话，说到这里时，一阵风吹过，骆秉章煞有介事地站起来说：“快，起风了，小心你的战舰。”

显然，这是对曾国藩莫大的讥讽。曾国藩没有怒气，只有一股子不知名的邪气，却不知该向哪里发、怎么发。

有机会的，曾国藩的脑海里总会突然跳出这句话。他看向长沙城里，那里正有人谈论他的耻辱，谈论他那支不堪一用的湘军。

他在战舰里来回踱步，思考着该如何把这通邪火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

第一次自杀

太平军给了他机会。就在曾国藩退回长沙不久，林绍璋兵团突袭了长沙和衡阳之间的湘潭，一战而成。由此，太平军切断了长沙的后路。很快，又攻取宁乡、湘阴，对长沙完成了钳形包围。

骆秉章去曾国藩的战舰和曾国藩相见，单刀直入：“现在形势只能靠你，你要做出点样子来给湖南人看看。”

曾国藩激动得双手直颤，要去握骆秉章的手，表示决心。骆秉章一转身走了，走出大门前，骆秉章突然停住，回头说：“左宗棠来了，就在城里。”

这条消息已提不起曾国藩的兴奋点，他现在最迫切要做的就是召开会议，和大家商讨紧急对策。

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全力固守长沙，二是对太平军实行反攻。

曾国藩说，“我比较同意全力固守长沙，他手下的谋士们极力反对。”李元度说：“固守长沙是入城受困，况且，现在的情形，咱们能否进得了长沙城还是问题。”

曾国藩悚然：“是啊，长沙城里反对湘军的声音太震耳。”他急忙点头说，“看来只有对长毛贼实行反攻。”

但反攻的反击点应该选哪里呢？湘军将领们提出三个地点：靖港、宁乡、湘潭。

众人讨论了大半夜，终于确定了反击点：湘潭。这反击点选择得相当高明，湘潭在长沙和衡阳之间，如果成功，那长沙之围不战自解；如果失败，那可以轻松退到衡阳，保存实力。

计划一旦制定，曾国藩立即执行。可就在起兵去湘潭的那天夜里，曾国藩的厄运来了。几个长沙乡团成员跑来找曾国藩，希望他能进攻靖港。

曾国藩问原因，这几个长沙乡团成员就满嘴跑起了火车。他们说，靖港敌营中守军不过一百余人，防御力量非常薄弱，完全有把握把他们歼灭。

曾国藩摇头说：“你们恐怕不知道，但我知道。林绍璋那贼把战舰分布在临资口、樟树港、靖港、铜官渡一带，水陆重兵都集结在靖港，港外环列战船，岸上修筑了炮垒，那是个易守难攻之地，你们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

几个长沙乡团成员提高了嗓门忽悠曾国藩：“他们真没多少人，我们实地考察过。而且我们还偷偷地搭建了浮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曾国藩搓起双手，贪小便宜的心理萌发。他慌忙“格物致知”，最后“格”出了“知”：双管齐下，湘潭和靖港一起打！

特别要命的是，曾国藩决定亲自去指挥攻打靖港的战役。李元度不建议曾国藩这样做，他的意见是，不能两个拳头同时出击。

曾国藩并非是心血来潮，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能取靖港，就可阻止太平军对长沙的正面进攻，同时还起到牵制湘潭太平军的作用。这是上上策，但李元度问道：“如果失败了呢？“

曾国藩大摇其头说：“不可能失败，你没听那几个乡团成员说靖港的情况吗？”

1854年4月28日，他从攻打湘潭的湘军中抽出战舰四十余艘、士兵八百余人昂首阔步奔向靖港。命运待曾国藩极不公，当他的舰队走到离靖港20里的白沙洲时，突然一阵西南暴风陡起，水流迅速湍急，战舰不能自制，顺风向靖港如没头苍蝇般的驶去。

倘若没有这阵大风，曾国藩完全可以把舰队停留在太平军炮火射程之外，而他的大炮比太平军打得远，所以摧毁靖港的防御力量易如反掌。可这场大风让他的计划破产，战舰一直被大风吹到靖港太平军的大炮射程之内，太平军见送上门来的肉，怎能不吃，于是毫不客气地把所有大炮对准曾国藩的四十余艘战舰，一顿乱轰。

只是刹那之间的事，曾国藩的舰队樯橹飞灭，血肉横飞。曾国藩惊慌无助，魂不附体。幸好有人提醒他，掉头跑啊。

曾国藩这才想到“三十六计走为上”的古训，太平军也想起了“擒贼擒王”的俗话，所以曾国藩在前面跑，太平军在后面猛追。战舰上的大炮小跑，对着曾国藩舰队的屁股猛轰猛炸。

曾国藩先跑到靖港对岸的铜官渡，太平军很快逼近。曾国藩稳定了残余舰队后，下令还击。但问题来了，他的战舰高而大，太平军的战舰低而小，他的大炮不能俯射，但太平军的大炮能仰轰。

太平军不但抬高大炮轰他，而且还顺风纵火，湘军战舰上的士兵眼见要葬身火海，鬼哭狼嚎地弃船逃上岸。只有曾国藩，凭着一股顽强的意志，把自己乘坐的战舰撤到了白沙洲。白沙洲的湘军陆军正在等待胜利的好消息，想不到等来的却是主帅狼狈不堪的模样。

曾国藩虽然狼狈不堪，但斗志仍在。他拔出宝剑，指向天空，扯开嗓门吼道：“咱湘军的名誉在此一举，士兵们，给我冲！”

湘军陆军被他激起勇气，张牙舞爪地向靖港冲去，口里喊着：“水师兄弟们，别怕，我们来救你们啦。”

才冲出几里，迎面而见太平军的陆军，个个如恶虎下山，比他们喊得声音还大。湘军陆军一见，几乎条件反射地掉头就跑。曾国藩正在欣慰湘军的勇敢，猛见他们撒丫子跑了回来，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种“畏敌如虎”的作风绝不能出现在他训练的军队中，他命人把令旗插在岸边，发出命令：“过旗者杀无赦！”

乱哄哄的一片，有人听到了，有人没听到。没听到的拼命向前跑，听到的先是一愣，一见到所有人都在跑，也就跟着跑起来。于是，那面令旗成了摆设。曾国藩挥舞着手中的宝剑，声嘶力竭，捶足顿胸，眼睁睁看着那些人如长跑运动员一样兴奋地冲过那面令旗。

曾国藩叹息流泪，看了一眼正在逼近的太平军，郑重其事地收了宝剑，掉头和那些湘军一起跑了起来。

终于跑到了战舰上，又把战舰开出远离陆地的水面，曾国藩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安危之心放了下来，羞耻之心却一直在嗓子眼搅动着他，他终于憋不住，一张口，“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身边的人慌忙围上来，嘘寒问暖。曾国藩脸色青灰，如死人一般。

他的心里波涛汹涌：在衡阳出发前，他曾吹嘘用三年时间平定太平军，而现在亲自指挥的靖港战役，水陆惨败到如此地步，前途何其渺茫？他无法面对湖南父老，无法面对皇上，无法面对长沙城里的官僚，更无法面对的是他自己。

那天晚上，他在灯下枯坐，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一个问题：我曾国藩向来以理学“诚”字为人生信条，为何老天爷如此对待我？

这是个伪命题，“诚”只是一种品格，不是智慧。所以他是在钻牛角尖，越钻越黑暗，钻到后来，他猛地站起来，望向漆黑的夜。随从看到他猛地站起，以为他有什么事，过来问。他气若游丝地回答，我想出去走走。

随从察言观色，确定曾国藩有事，说：“我陪您。”

曾国藩带上统帅的威严：“不用！”

他一个人走进漫漫黑夜，如同走进了墓道。随从慌忙去找那些将领，将领们正在看湘潭来的捷报。正所谓天不亡湘军，靖港惨败，但湘潭那边却取得大胜。

湘军的将领们冲进黑暗里，四处呼喊曾国藩。终于有人在河边找到了曾国藩，找到了正准备跳河的曾国藩。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拖到安全地带，曾国藩已是泪流满面，口里喊着：“你们不要管我，让我死了吧。我死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众人把湘潭捷报拿给他看，曾国藩看完后半信半疑，此时，任何胜利对他而言都是梦幻。他认为这是眼前这些人为了阻止他自杀而编造的谎言。但大家都向他保证，湘潭真的大捷了。

他询问了好久，把捷报翻来覆去地看，最后终于确信这是真的。他再度流下眼泪，这场眼泪是喜极而泣的泪。

关于曾国藩在靖港的自杀，后来很少有人提起。因为这场失败和后来曾国藩的多次失败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大嘴巴左宗棠却经常提起，每次提到曾国藩这次自杀时，他都一副轻蔑哂笑的欠揍样：“这么点挫折都受不了，我真替他害臊。”

关于曾国藩自杀，左宗棠也并非止于道听途说，就在曾国藩自杀的第二天，左宗棠得到风声，特意从长沙城缒城而下，跑进曾国藩的军舰美其名曰慰问。

曾国藩还未彻底从颓废中恢复，所以躺在床上，气若游丝。自杀时的衣服也没有换，泥沙斑驳。

左宗棠一看到曾国藩这副衰样，可就发自良知地乐了。他问：“听说你昨晚活腻了？”

曾国藩很有礼貌地对他苦笑，左宗棠没有看到，而是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开始发炮：“你呀，脑子不灵光。如果你死了，你辛苦创建的湘军给谁？一遇挫折就死的人是懦夫，幸亏你当时要我跟你随军时，我没有跟随。否则现在大家会说我是懦夫的军师，真若得了这么个名声，你还让我怎么活下去？到那时候，死的恐怕是我哦。”

曾国藩瞋目不语，左宗棠过完嘴瘾，觉得曾国藩不还口很没意思，就主动结束这此羞辱之旅，闲庭信步地回了长沙城。

如果曾国藩给左宗棠个面子，搭几句话，左宗棠就会滔滔不绝，曾国藩就会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长沙城里的壮阔波澜。

当然，这壮阔的波澜自然是针对他曾国藩的。当长沙城的官僚们得知曾国藩在靖港惨败后，心花怒放。他们一致要求骆秉章撤销湘军，把曾国藩赶回老家。上蹿下跳最厉害的自然是徐有壬和陶恩培，两人上辈子大概和曾国藩有夺妻之恨，千方百计想让曾国藩出丑。

正当骆秉章也拿不定主意时，湘潭捷报传来，徐有壬和陶恩培才偃旗息鼓，长沙城中开始渐渐传颂曾国藩的威名。

这就是人心，任何时候，成败就看人心。

咸丰的大棒加胡萝卜

长沙方面对曾国藩已无可指摘，反而渐渐萌生敬重之心。但中央政府方面却给了曾国藩几记响亮的耳光。

湘潭大捷后，骆秉章要上报朝廷，曾国藩阻止。他说：“你报湘潭大捷，那就要报靖港之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骆秉章慌忙把这个差事推给曾国藩说：“那你来报吧，况且仗也是你打的。”

曾国藩这一招叫暗度陈仓，骆秉章是湖南巡抚，在湖南发生的任何事只有他有权力上报，特别是战事。曾国藩现在是把上报的权力悄无声息地夺到了自己手上，他以为这次能垄断向上汇报的信息渠道，但是他想错了。

曾国藩向咸丰上书说：“这次在湖南的两场恶战，可谓惊心动魄，实在让我大感意外。湘潭之战完败长毛贼，可恨的是靖港之战却颗粒无收，我深知有罪，请皇上治我罪。”

咸丰皇帝拿到曾国藩的上书，皱眉不解。他有点看不明白，于是问身边的人：“曾国藩向来标榜诚意，你们觉得他这字里行间是真情实意吗？”

有人站出来说：“前段时间风传，曾国藩以一在籍绅士，短短时间就凑齐了一支军队，可见能力强大，志气也不小。如今他打了这样大一个胜仗，咱们要小心啊。”

咸丰皇帝“呸”了那人一口：“你这种人真是犯贱，羡慕嫉妒恨，搬弄是非，见不得别人好。曾国藩能有什么别的心？不过他这封信倒是很不诚意，他是否有罪，我做皇帝的说了算。他凭什么耍这种小聪明？！”

咸丰耍起小聪明来比曾国藩厉害十倍，所以他采取“大棒加胡萝卜”来对付曾国藩。他必须要让曾国藩知道，在他面前耍小聪明是自寻死路。做他咸丰的臣子，无论你有多能耐，老实本分、以诚为本是基础。

第一大棒：下旨训斥曾国藩，你是不是昏头了？你的罪固然很大，总要听朕的处分，岂有自己给自己定罪的道理？我觉得你有这种想法时肯定是心如飘萍，漫无定见也。

第二大棒：你既然有自知之明，说自己有罪，那我就革了你的礼部侍郎职务，赶紧戴罪立功，剿灭叛匪。

第三大棒，最严厉。咸丰把曾国藩的手下塔齐布升为湖南提督，统辖湖南全省军队，这无疑是把塔齐布凌驾到了曾国藩之上。

庆幸的是，塔齐布从无二心，始终听命于曾国藩。

揍了曾国藩三大棒后，咸丰又给了曾国藩一根胡萝卜：朕赏你独立奏事的权力，你要珍惜，不可等闲视之。

事到如此，曾国藩哪里还敢等闲视之。他上奏疏说，自己感激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发誓必歼太平军，保卫大清江山万年不倒。

和咸丰皇帝过招之后，曾国藩把注意力集中到湘军上。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和湘潭三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最终认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功罪不清、赏罚不明。要扭转这种情况，必须从明晰赏罚、严肃军纪做起。

曾国藩一想到在靖港之战中，那些士兵不顾其命令冲过令旗的场景时就气得浑身发抖。这种士兵在湘军中不胜枚举，无组织无纪律，心中只有自己的狗命，根本没有统帅的军令。他根据各营在这几次战斗中的表现，把一些没有奋勇向前的士兵全部解职。

留下来的都是敢打敢拼的士兵，曾国藩又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知道世上的确有军纪这回事。如果你不拿军纪当回事，那我曾国藩就不把你们的命当回事。你们既然想在湘军中闯出一片天下，那就必须唯我曾国藩马首是瞻。要想追随我曾国藩升官发财的，必须为我卖命，不允许任何人滥竽充数。

同时，曾国藩注意到了自己的弱点，那就是优于谋划，拙于指挥。所以他在指挥系统上做了很大的改革。从前，湘军的编制最高一级为营，曾国藩直接指挥营。现在，营以上设立统领，统帅两营或数营。这些统领就是团长、旅长。有了这样的编制，使得湘军的兵力更容易集中，容易适应战阵形势的变化。

最后，曾国藩花大价钱购买了更多的西洋炮。在湘潭之战中，正是因为西洋炮的威力才取得了胜利，曾国藩自此后深深地迷恋上了大炮，这也是湘军后来能击败太平军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原因。

经过一番翻天覆地的整顿后，曾国藩的湘军脱胎换骨，这就是长沙整军，它是湘军货真价实成为一支军队的开始，也是曾国藩逐梦的开始。

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曾国藩，非和他作对不可，必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让他咬牙切齿找不到北。

曾国藩接下来的命运，坎坷得使人忍不住要为他哭尽一生的泪水。

第五章   坐困江西

曾国藩轻取武昌

当曾国藩在1854年六月下旬站在湘军战舰甲板上，吹拂着温暖的微风时，长沙人从远处张望，发出惊涛拍岸般的称赞。彻底整顿后的湘军，看上去实力和士气都今非昔比。

这自然不是假象，六月的最后一天，湘军采用“诱敌出击”之计，轻松地从太平军手中收复岳州。岳州太平军仓促而逃至城陵矶，湘军紧追而至，双方展开惨烈水战，结果湘军以“亡命之徒”的勇气击败太平军，并击毙了太平军勇将曾天养。

其余太平军狼奔豕突地逃回武汉，湘军紧追不舍，就此，武汉之战拉开帷幕。

一路逃回武汉的太平军惊惶未定，就被武汉守将石凤魁找来问话。石凤魁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自革命以来，他们很少吃这么惨的败仗。

逃兵们涕泪齐下说：“非是我等不效忠天国，而是我们的对手就不是人。他们每个人都以血肉之躯挺立船头，我们的大炮根本伤不到他们！”

石凤魁冷笑，这和他们伟大领袖洪秀全常常做梦见到上帝一样恍惚难测。他轻轻地挥了挥手，那批自认为遇到战神下凡的逃兵们就被砍下了脑袋。

别人滚落尘埃的头颅并未化解石凤魁的疑惑和焦虑，他开始深思熟虑如何应对马上就来的曾国藩湘军。

石凤魁大惑不解的问题，曾国藩在城陵矶的军事会议上给出了答案。他对这场轻而易举得来的胜利禁不住得意忘形，幸好在其唾沫即将横飞时，理学“人生要绝对严肃”的教导如闪电般射入其脑海。

他偷偷地出了身冷汗，立即收起得意洋洋的神情，平静地对军官们说：“咱们水军初上战场时，我就冥思苦想抵御炮弹之法。你们也知道，开始用牛皮，后来用铁皮，效果都不怎样。如今，我们终于找到了抵御炮弹之法，那就是不披甲胄，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就避，不可避则听天由命。我这招数，其背后的理论就是，躲避不是办法，要勇于面对！”

众将官纷纷点头，向曾国藩投以浓郁的钦佩目光。除了将士们对曾国藩的大力认可外，北京方面也对他赞赏有加。咸丰皇帝特意发来圣旨，赏他个三品官，曾国藩大感欣慰，和将士们说，自己诚惶诚恐得很。

他根本就不必如他所说的那样诚惶诚恐，这个三品官，他受之无愧。自太平军革命以来，无数拥有重兵的亲王重臣，还有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一和太平军接触就无底线地溃败。只有他曾国藩的湘军，竟然把太平军赶出了湖南，非但如此，竟然还即将兵临长江军事重镇、大清版图南北的关键点武昌城下，东南局势顿时旋乾转坤。他曾国藩这份擎天之功竟被皇帝一个“三品官”敷衍了事，更要命的是，他还在那里诚惶诚恐？！

他真就诚惶诚恐，觉得自己受了这个“三品顶戴”是名过其实。他给咸丰皇帝写信说：“我在办理团练之初就和您说过，以后有功不计，自然也不升官。我这样做有原因，我是守丧期间出山，一旦南方版图有起色，我该回家守丧，不可在外闲逛。所以功勋于我如浮云，孝道（守丧）才是我本心。”

咸丰看不出这封信所表达的深层意思，只好用权力回答曾国藩：“孝道就是为国鞠躬尽瘁。如今国家有难，你不可再唧唧歪歪说守丧的事，聚精会神于对付长毛，建立功勋，光宗耀祖，这才是真孝！你现在兵强马壮，赶紧去收复武昌，武昌可是至关重要的！”

不必咸丰废话，曾国藩当然知道武昌的重要性。有武昌在手，就能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安庆，直抵太平天国老巢南京城下。武昌城不仅有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还有清政府的尊严。武昌城是被太平军攻陷的第一座省城，对清政府而言，收复武昌城就等于挽回了一个大面子！

1854年八月下旬，湘军一支主力逼进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金口。金口太平军守军一触即溃，湘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金口，曾国藩站立船头，风度翩翩姗姗而至。

经过一番缜密的研究，攻打武昌的计划立即被执行。首先，以水军沿江东下，扫清太平军水军。然后兵分三路：罗泽南兵团进攻武昌外围要隘花园，塔齐布兵团绕路扑洪山，另外一支湘军则攻汉阳。

曾国藩和太平军打交道的时间虽短，却已大致熟悉太平军的防守战术。太平军向来是在城池外围的险地驻扎重兵，险地一失再退而守城。武昌太平军的精锐部队都分布于城外沿江要隘，凭险修筑堡垒。比如花园，太平军在此构筑大营三座，挖掘了宽二丈、长约三里的战壕，把长江水引进。同时建立木城，用土沙填实，在中间开炮眼，安置了百余尊大炮，比马其诺防线更有威力。

这是湘军第一次面对如此强硬的堡垒，分配任务前，竟然无人敢领兵打花园。关键时刻，罗泽南为曾国藩排忧解难，主动请缨，这才有了之前提到的作战计划。当湘军水军如游戏般的扫荡了太平军水军后，罗泽南兵团开始行动。

罗泽南知道，此时不可硬碰硬，要以巧劲取胜。他把军队分为两支，一支在花园正面用大炮猛轰太平军堡垒，另外一支悄无声息地摸到花园的后面，如同二战时德国军队摸到马其诺防线后面一样，突然发起轰击。

花园守军被前后夹击，霎时崩溃，发出天崩地裂的嘶喊，仓皇逃回武昌城。与此同时，湘军在洪山和汉阳城外也击垮了太平军的防御堡垒。至此，武昌城外太平军堡垒全被拔除，武昌城孤立无援，人人都可看出它的命运。

武昌城守将石凤魁此时已如惊弓之鸟，武昌城外一连串的惨败让他想起那批从城陵矶逃回的兵将们。他似乎真看到湘军如天兵天将般踏着五彩祥云逼近武昌，他浑身发抖地爬到城墙上，望向战场。他对身边的人说：“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从来未吃过这样惨的败仗！”

他的感慨是事实。太平军自造反以来，所向披靡。定都南京后，西征军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等绝对重要的战略据点，将清军拦于长江以北，太平军在长江沿岸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任何清军。长江沿岸如同是太平天国的后花园，天国子民可以在长江沿岸撒网捕鱼、乘坐装饰豪华的游船欣赏长江的滚滚东逝水。但仿佛一夜之间，一只叫湘军的恶兽扑面而来，先是攻陷湘潭、岳州等重镇，现在又把武昌城下变成了战场，这真是个巨变！

石凤魁趴在武昌城墙上，哭丧着脸嚎丧道：“巨变啊，巨变！”

1854年八月二十二日晚，石凤魁和他的心腹们从城墙缒下，溜之大吉。第二天，武昌城守军发现长官凭空消失，顿时炸了窝。一批珍惜生命的将士打开大门，敲锣打鼓迎接湘军入了城。

这不是最有戏剧性的，最有戏剧性的是太平天国汉阳城守军。他们一听武昌城失守，拔腿就跑，连在汉水完好无损的水军也忘了通知。曾国藩占领汉阳后，这支水军被封锁在汉水，被湘军关门打狗，全部毁灭。

湘军的这次全线胜利，自有它的原因，比如湘军的玩命拼杀和野蛮。罗泽南竟让士兵挖太平军俘虏的心肝吃，一是壮胆，二是挑拨起疯狂的野蛮人性，让他们在战场上由人变成野兽，提高战斗力。另外，太平军将领的无能，尤以石凤魁最具特色。他本是文人，参加太平军后凭着理论功夫走上高位，误把理论当作实践，结果一遇事就仓皇失措，把武昌城拱手相让。

无论如何，曾国藩取得了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破天荒的成绩，人人都可见，咸丰皇帝自然也见到了，有些遗憾的是，咸丰皇帝不是从曾国藩那里而是从一个叫杨霈的人那里得到的捷报。

有功，不赏

杨霈，一个官场老油条，清朝史上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之一，1854年时正代理湖广总督。曾国藩收复武昌的第二天，他就得到消息，但他不相信曾国藩真能收复武昌，可又不想再花费时间证实，急吼吼地写了封奏折，让人快马加鞭送到北京。奏折上写的是，“我听说曾国藩在我的指导下收复武昌，如果确实，真是震动天地的大功。我身为湖广总督，激动得非流干泪水不可。”

咸丰也不相信曾国藩真能收复武昌，那可是太平天国的重镇，怎么能如此轻而易举就被曾国藩收复？但他希望这样，所以他给杨霈回信道：“你这报捷书值得商榷，等消息确凿，再来禀告。我已记下你一功。”

咸丰收到杨霈的朦胧捷报的六天后，曾国藩和塔齐布的联名捷报送到北京。咸丰狂喜，恨不得在龙椅上翻个跟头！如果曾国藩在他面前，他非上去亲两口不可。

几年来，咸丰被太平军打得满地找牙，六神无主。想不到曾国藩异军突起，创造奇迹，这怎能不让他惊喜若狂？

几乎是本能驱使，他看完捷报就大喊大叫，命人起草圣旨，任命曾国藩为代湖北巡抚，并在奏折上深情款款地批示道：“看到你的捷报，朕心花绽放，简直大出意外，很好！”

他激动得两眼发光，几天后，仍不能平复激动的心情，话越来越多。他对身边的人说：“曾国藩这老小子真可以，一个书生竟能创此奇功。”身边的人眼珠子转了几转道：“一书生竟能建成如此强大的军队，再给他个湖北巡抚的平台，让我油然而想到‘如虎添翼’这个成语！”

咸丰皇帝“啊呀”一声，从前有人说这样的话，他不介意；现在有人说这样的话，他就很介意。在古代中国，震主的都是功高的臣子，曾国藩已符合条件。

“这可如何是好？”咸丰大腿抽筋，焦虑得龇牙咧嘴，“要他代理湖北巡抚的圣旨已发出，君无戏言，这可如何是好？”

天老爷看到他那副懊悔终身的模样，实在不忍，于是给了他挽救的机会：一个叫沈葆桢的御史把整个身心沉浸在曾国藩收复武昌的喜悦之海中，然后极为兴奋地上疏咸丰。他说：“曾国藩应该乘胜东下，对长江中下游的太平军发动毁灭性打击，然后攻克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

沈葆桢是1840年在广州焚烧鸦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正义感和冲动感交互在身体里流动。他憎恶长毛贼，希望曾国藩能迅速剿灭他们，于是认定曾国藩能剿灭他们，才有了那道上疏。这道上疏简直就是给了曾国藩一记闷棍。

咸丰皇帝一见沈葆桢的上疏，心狂喜地直跳。他喜的不是沈葆桢的战略计划，而是有理由取消曾国藩的代理湖北巡抚。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沈葆桢的意见，命令迅速下达：曾国藩即刻起兵东进，代理湖北巡抚一职由陶恩培接任。

曾国藩如同一只猴子被咸丰耍着。刚接到要他代理湖北巡抚的圣旨时，曾国藩内心极为激动，但激动戛然而止，因为理学教条回到了他的头脑。他马上恢复冷静，写信给咸丰推辞说：“我是守孝期间出山为国分忧，按祖制是有功不能赏的。如果他接受代理湖北巡抚一职，那和当初的意愿大相径庭，我向来标榜孝道，却知行不一，对不起儒家列祖列宗，更愧对皇上。接受代理湖北巡抚一职，我心有余悸。因为人情可畏、人言可畏。倘若我违背传统，将来怎能号召群徒，奔赴战场？所以，这个代理湖北巡抚，我是诚心诚意地不能接受。”

这封信还未送到北京，咸丰就已改了初衷。当这封信摆到咸丰面前时，咸丰简直比得到曾国藩收复武昌的消息还要高兴。他顺势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示道：“我早就料到你推辞。你不干这活我也不勉强你。其实你要整师东下，挂个代理湖北巡抚的空职也无意义，朕赏你个兵部副部长（兵部侍郎）吧。”

这不算完，咸丰又耍起了把式，拿腔拿势地训斥曾国藩：“你这个人啊，太实诚。你写这封奏折时已是代理湖北巡抚，可官衔竟不写湖北巡抚，有人说你好名，我看你好名之过没那么严重。但朕让你担任代理湖北巡抚，你却推辞，这是违旨，罪过很大。严重警告一次！”

曾国藩接到这道圣旨时，五味杂陈。首先，他很失落，虽然代理湖北巡抚是他真心不想要的，但一辞就被允了，心里仍不是滋味。其次，圣旨里还说道，要那个笔杆子特别快的杨霈由代理湖广总督转正，原因是曾国藩收复武昌，杨霈功勋卓著。

据说，曾国藩在和太平军浴血奋战时，杨霈正在办公室里品信阳毛尖，他的功勋不知从何而来，竟然还卓著？！

最后，也是曾国藩心上很恐惧的一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咸丰的忘恩负义都无疑地被证明了，北京方面对他具有很重的猜忌心理。这是什么世道啊，曾国藩的粗鲁将官们发出愤怒的叹息。曾国藩却不动声色，但细心人看到他双手紧握，牙齿紧咬，双眼射火，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折磨。

折磨并非来自心上，而是肉体。每次情绪波动过大时，他的癣病就会发作，奇痒难耐，苦不欲生。他走过的路上会落下一层白，步步生癣花。幸好有癣病发作，转移了咸丰打击他的注意力，曾国藩才只是悲观，而并未绝望。

他也不是那种受到一点打击就灰心绝望的人，否则他早就死了。

真正让他挂碍于心的是咸丰皇帝竟然同意沈葆桢的馊主意。曾国藩的性格决定了他喜欢稳扎稳打，他原本想攻占武汉后好好经营下湖北，再以湖南、湖北为基地，进取江西、安徽，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向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收到咸丰让他启动快进模式的命令后，他提出攻占武汉后立即东下有三大忧虑。

第一，湘军经过从岳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战役后，人员和武器都有损耗，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以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第二，太平军虽失去武昌，也正如人失去一只手，实力犹在。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等地的群众基础超级良好，湘军如果东下就是孤军深入，稍有挫折就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到那时进不能退更不能，只能等死；第三，湖北经济没有恢复，不能成为湘军的粮饷基地，湘军东取江苏、安徽，仍要湖南供给，可湖南也没那么多余粮啊。

曾国藩的考虑是有远见的，这缘于他谨小慎微的性格，能在取得重大胜利后头脑依然清醒，客观地观察和估计敌我形势，是一个战略家必备的素质。

但是，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担忧嗤之以鼻。他严厉斥责曾国藩：“才有点成绩就不思进取，忠孝之人岂是可以这样的？如今满朝文武都翘首张望东南，你那光辉的形象映射在天，帝国恢复秩序的重任就在你肩，你却和我讲这些废话？！朕命你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

曾国藩不是王阳明，他没有和皇帝周旋的心机和能力。他的悟性和学识决定了他必须要执行皇帝的命令。从武昌东下前，他和湘军军官们聊天，内容却不是东下而是建立基业。

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比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军官们听懂了，虽然说的是历史，但内容还是东下。军官们以为曾国藩要抗旨，谁知曾国藩另有说法：“就如同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当然，除了宏大之外，还要有诚信。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说的就是诚信。程颢也说：‘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

说来说去，虽必须有牢固基础，但奉命行事的忠诚也不可缺少。大家都知道了曾国藩的意思，毫无理由、绝无抱怨地东下！

1854年九月上旬，湘军向九江迅疾推进，太平天国举国震动！

胜利的喜悦：田家镇大捷

武昌失守后，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杨秀清暴跳如雷，把逃回南京的武昌守将石凤魁斩首示众。当时洪秀全正沉醉在温柔乡中，几日后才知道这件事，找来杨秀清问情况。杨秀清说：“石凤魁把武昌弄丢了。”洪秀全大惊失色：“他们下一步要打九江，如何是好？”

杨秀清发挥全部智力道：“曾国藩这妖善稳扎稳打，短时间内不可能打九江。”

洪秀全上帝附体似的从喉咙里发出怪声：“他是满清狗皇帝最忠实的走狗，咸丰让他东来，他敢不来？”

杨秀清一笑，认为最近上帝附体后的洪秀全智慧不高，转身出去了。但几天后，有情报传来：湘军正在东移，而且速度很快。

杨秀清大叫一声，匆忙命令燕王秦日纲亲去九江，负责防御事宜。秦日纲才能不高，但和洪秀全家关系很深，每当祭祀天地时，秦日纲会充当小天王洪秀全儿子的“坐骑”，将其驮上祭祀之地。正因此，秦日纲占据高位，理所应当。他一到九江，马上就把曾国藩东下九江的必经之地田家镇作为防御重地。短时间内，太平天国在这里集结了四万人马，秦日纲在阵地上来回奔走指点着防御要点，专注而忙碌的身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秦日纲当然不会瞎忙，而是有板有眼。他用并排两道铁索将田家镇和与其隔江相望的半壁山生生连了起来，两道铁索贴近江面，相隔十几丈。铁索下面排列数十条小战船，战船上设有枪炮护卫；北岸修筑土城，土城的墙壁上开凿了无数个洞，远望如蜂巢，近看全是炮位。

这就叫立体防御，水陆空样样不差。

探子们把秦日纲的防御工事报告给曾国藩，众将都心里没底，有的已冒了冷汗。曾国藩用一句话就打消了众人的疑虑。他说：“别管他人如何准备，如何修行，我们只做自己，做最好的自己，自己准备充分，修行圆满，还怕事情不成吗？”

他所谓的准备的确充分，在深思熟虑，模拟了无数次后，1854年九月中旬，湘军兵分三路向九江方向开进。长江北岸是绿营兵团，南岸是罗泽南、塔齐布兵团，曾国藩本人则率湘军水师沿长江顺流东下。

此前的情报指出，半壁山太平军要远弱于田家镇，所以他命令罗泽南、塔齐布带领湘军陆军主力去打半壁山，这就叫以强击弱，只要拿下半壁山，战事就应该结束了。

1854年九月最后一天，曾国藩在长江的指挥舰中与罗泽南、塔齐布谈话。他说，打仗最忌讳不要命。塔齐布打仗就不要命，听到这里大惑不解。

曾国藩慢悠悠地解释道：“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当初，子路问孔子，如果打仗带上谁。他认为自己最勇猛，孔老师一定会带上他。但孔夫子却说，我不带不怕死的去，我只带那些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咱们带兵，必须要做好充分的计划，否则就不可轻易开战。但开战之后，必须要勇猛，若能发挥出猛兽般的野性，才最好。”

这番话实际上是儒生带兵的特点，而曾国藩更为持重而已。塔齐布终于听到要勇猛的话，才要放松下来，曾国藩又说了：“你二人如何打半壁山？”

塔齐布脱口而出：“先运筹周全，再如野兽般攻击。”

曾国藩眯着眼，看罗泽南。罗泽南此时不想动太多脑子，所以向他请教。曾国藩就在二人面前缓缓展开一张地图，“这是新得到的半壁山形势图。我们要取半壁山，必先取距半壁山三里远的马岭坳。马岭坳孤峰峻峙，俯瞰大江。长毛在山上设了大营，营垒之外挖了宽三丈深的壕沟，壕沟内机关重重，若是硬攻，伤亡不可估量。”

二人面面相觑，曾国藩终于说出自己的策略：“我们守，他们攻。”

这怎么可能？马岭坳的太平军纵然吃错药，也不可能放弃有利地势而主动进攻。曾国藩说，还是那句话，只做自己的事，咱们要做的事就是围困，至于他们攻不攻，那是他们的事。

如果世界上有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只专注于本身的人，那曾国藩就是典型代表。

罗泽南和塔齐布虽大惑不解，却不能不执行曾国藩的命令。两人抵达马岭坳后就在山下里三层外三层地紧紧围困，不做任何进攻。

匪夷所思的是，几天后，曾国藩猜对了。马岭坳太平军守将真的大开栅门，向湘军发起了猛烈的冲锋。罗泽南目瞪口呆，不相信眼前的事是真的。后来终于相信，太平军已冲到第一道防御前。他急忙下令迎敌。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湘军数倍于太平军，又是守势，马岭坳很快被攻陷。消息传到曾国藩的指挥舰上，他不禁眉飞色舞，对着幕僚们指点道：“你们看，只要有耐力，能等待，就能带来好消息。”

马岭坳一得，半壁山就在眼前，曾国藩下令进攻半壁山。秦日纲决心和半壁山共生死，为此信念，他特意带着卫队从田家镇冒着风雨来到半壁山。

环境有时候可改变人的思维，秦日纲原本是想死守半壁山的。但抵达半壁山后发现自己的防御是铜墙铁壁，人马众多，气势如虹，脑子一抽筋，就改变了策略：对围困在下面的湘军发动进攻！

秦日纲只发现了自己的优势，没有看到敌人的强项。曾国藩的湘军最善于的不是进攻，而是防守，更是防守之后的反冲锋。

半壁山太平军主力全部出动，由于人太多，阵形无法展开，最前面的士兵已被湘军干掉，后面的士兵还在原地踏步。罗泽南针对敌人纷乱的阵形，以求最有效率地消灭敌人，把部队分为四队，交替防守。这样一来，湘军的每次防御都好像是刚上战场的士兵，士气之猛，甚至有一批士兵已跳出防御圈和敌人野战。

秦日纲不具备在危难时刻的应变力，和湘军接触的太平军正在成批倒下，他在后面却无计可施。直到还活着的太平军调头逃跑，他才从混乱中反应过来，声音颤抖地喊着：“撤，撤！”

倒霉透顶的太平军虽然后撤，却无生的可能。先是抢道而互相踩踏，接着是跑到半壁山后面，前有湘军，后有长江。湘军紧逼上来，所有太平军士兵像饺子下锅一样被挤下江水，活活淹死。

秦日纲不在饺子行列，他眼见半壁山已无望，提前跑回了田家镇。

据秦日纲说，他的跑不是逃跑，而是战略转移，目的是为了新一轮的战斗。半壁山失陷的第二天，秦日纲和前来支援的两支太平军反攻半壁山。

半壁山本来就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秦日纲如果只守不攻，坚持一个月不成问题。所以他的进攻毫无效果，湘军轻而易举地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

接下来，双方都进入休息阶段。秦日纲发誓要和田家镇共存亡，曾国藩则制订计划，让士兵从半壁山的峭壁上缒下，砍断横江铁索，如果成功，那长江南岸就彻底被其控制，田家镇则成为孤垒。

但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太平军的铁索不仅仅系于峭壁上，中段还系在几艘沉船上。也就是说，砍断半壁山上的铁索，并不能让湘军水师顺利通过，因为江面上还有铁索。

另外一点就是，你去砍人家铁索，人家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让你砍。所以当湘军去砍江面上的铁索时，半壁山对面的太平军就拿大炮对着湘军猛轰，砍铁索的湘军士兵毫无掩护，江面上血肉横飞。

曾国藩的毅力又来了：坚持不懈。

于是每天都有湘军士兵乘船来砍江面的铁索，太平军就拿他们当靶子。常常能听到“轰”的一声，接着“啊”的惨叫。

七日后，湘军士兵死伤无数，只好靠抓阄去给太平军当靶子。曾国藩心急如焚，死几个人不算什么，关键是这么拖下去，于战事很不利。

罗泽南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的中心思想就是明确分工。把去砍铁索的士兵分为四队，一队不带武器，只带巨锅盛油脂灼烧铁索，另外两队携带大炮和太平军对轰，最后一队则开凿拴挂铁索的沉船。

曾国藩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在砍太平军江面铁索的八日后，江面上出现了一支诡异的队伍，这支队伍由三艘船只组成，最前面的船上放了一门大炮，第二艘船上有一只巨锅，最后一艘船上，每人都拎了巨大的凿子和锤子。

太平军还未反应过来，这支部队想上演什么节目，猛地看到一发炮弹飞来，“砰”的一声，砸开了他们的防御墙。他们大呼小叫起来：“哇呀呀，原来那门大炮竟然能发炮弹，给我还击！“

装载大炮的船只立即吸引了太平军的注意力，双方开始对轰。于是，另外两艘船上的人就开始干活了。

有人报告曾国藩：“太慢了。”

曾国藩微闭着眼说：“慢，不要紧。慢工出细活，只要坚持到底。”

两天后，曾国藩的预言成真，太平军当初千辛万苦在江面上编制的铁索阵就这样消失了，湘军水师开向了田家镇。

田家镇，绝不是可小觑的对象。太平军九江方面军的一部主力都在这里，这支部队是出了名的骁勇。另外，田家镇是九江的西大门，太平军在这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物力。

总之，曾国藩认定，要拿下田家镇，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他在军事会议上确定对付田家镇的基调，仍是老腔调：围而不攻。

彭玉麟反对，因为后续粮草不多，根本打不起持久战。罗泽南和塔齐布也认为应一鼓作气，拿下田家镇。

月亮还未圆满，在江面上像是被人咬了一口的烧饼，荡漾着。曾国藩就在这样的江面上沉思，他想得很多，前思后想、反复推敲，其实想的只是一条：在没有完全胜算的情况下，主动进攻不如严防死守。

如果要说曾国藩有什么座右铭的话，那就是三个字：慢——慢——来。

他对罗泽南说，天下无论什么难事，一碰到这三个字，顿时瓦解。

罗泽南一针见血地指出，田家镇必须要快点打下来，因为围而不攻，受伤的只能是咱们而不是对手。对手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九江那里得到支援，我们后方一片荒芜，只能坐吃山空。

曾国藩又开始琢磨，直到太阳轰隆隆地从江底升起，他才做出了决定：硬攻吧。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是他放弃了“慢慢来”三个字，而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全线进攻在一个下午开始，湘军水陆军同时出击，曾国藩喊出最凌厉的口号：“杀贼立功、夺船致富，升官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健儿们赶紧去取！”

曾国藩底气十足，但音色很差，音调一高就会失声，所以传到别人耳中时就有点敲破锣的味道。当时正好东南风大作，曾国藩站在风口，喊这些口号，西北方面的田家镇太平军还以为湘军敲锣发起了进攻。

曾国藩了解人性的弱点，湘军士兵最喜闻乐见升官发财，而且他们见到东南风大起，也认定天老爷正站在他们这边，所以战斗一开，湘军水陆士兵人人争先，个个奋勇，冲向太平军水师。他们冲向的不是人，而是荣华富贵；他们冲向的不是战舰，而是一座座金山。

太平军水师自组建以来，很少遇到这种不要命的进攻，湘军水师的进攻开始还有阵形，冲入太平军水师战阵中时，阵型就已打乱。如同屎壳郎看到化粪池，只要是粪，他们就扑上去，如野兽，如魔鬼。江面上的哭爹喊娘声和火炮轰炸声，夹杂在一起，变成了地狱。

胜负已判，曾国藩站在船头，看到眼前的场景，不禁激动得把手指握的嘎吱嘎吱响。幕僚提醒他：“大帅，先别激动啊，顺风放火，把长毛烧个精光。”

曾国藩叫起来：“你疯了，放火的话，咱们的船也完蛋了。”

罗泽南跑来说：“咱们那些破船，烧就烧吧。杀人一万还自损三千呢。”

曾国藩又摇头：“不行，把长毛的船烧了，咱们的士兵们没有船夺，发家致富的梦就破灭了。”

罗泽南哭笑不得：“您怎么还把宣传语当真了，那只是鼓舞士气的话，打了胜仗，还怕没有钱给士兵吗？”

曾国藩怔了一会，还是摇头：“不行，我以诚待人……”

罗泽南不说话，盯着他看，小声说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

“那赶紧放火！”曾国藩大声叫起来。

火起了，顺着风向，如条条火龙，扑向太平军水师，吞噬了所有的船和人。整个江面火光冲天，映着曾国藩的脸。

这就是湘军史上最辉煌的一笔：田家镇大捷。

田家镇大捷是曾国藩带领湘军出山以来获取的最大胜利，太平军的“恐湘症”自此而生。田家镇大捷的那天晚上，曾国藩在摇曳的战舰烛光中，露出消失多时的微笑。他的耳边仍能听到喊杀声，但这些声音正催生他微笑的持续绽放，因为那是湘军正在屠杀太平军俘虏的喊杀声！

当头一棒：湖口惨败

田家镇庆功宴上，月亮又大又荒唐，清辉在宴席上无孔不入。气氛异常欢畅，但所有人在同一时间都听到一声犹如地狱传来的叹息。众人不约而同去寻找这声音之源时，就找到了曾国藩脸上。

曾国藩把所有注意力都吸引来后，指了指月亮说：“月满则亏。”又指了指桌上的酒杯说，“酒满则溢。”

如你所知，这是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事物盛到极点就会衰落，所以真正深谙此道的中国人始终相信事不可做尽，言不可道尽。因为一旦抵达终点，人就有了骄傲之心，得意忘形之时正是失败之日。曾国藩用月亮和酒杯来提醒众人，其实也在提醒自己。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到曾国藩浑身上下洋溢着的得意之态，这足以说明，曾国藩虽没有忘形，内心却已很自鸣得意。

曾国藩出山前曾对人说：“东南大局，真堪痛哭。”但田家镇大捷后，他乐不可支地对咸丰说：“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这当然不是曾国藩吹牛，因为田家镇大捷对清政府的意义实在太重大了！田家镇在谁手里，就意味着谁控制了长江中上游，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就能控制物资运输，这无疑等于掌控了生命线。

那场宴席上，曾国藩提醒他的将军们不可骄，根本毫无效果，包括他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地骄傲，并且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给咸丰皇帝上书说：“如今掌控了田家镇，下一站就是九江，九江失去田家镇等于老虎失去利爪，指日可下。我希望皇上能通知各地官员，做好充足的防范措施，堵截南京长毛匪的逃亡路线。因为我要继续东进，抵达南京，对长毛贼围而歼之。”

这口气大得可以吞天，如同说相声一样，咸丰对曾国藩的逗哏心花怒放，急忙捧哏道：“实在朕意中。”

两个人你唱我和的神韵激起了左宗棠的不满。左宗棠去信曾国藩说：“你取得如此重大胜利，我本来是要写信祝贺你的。可听说你大言不惭，居然要直捣长毛贼南京，真让我吃了一大惊。皇上说正合他意，是他不了解真实情况，你还不了解吗？你明知道太平军的主力根本没受到大损失，尤其是陆军几乎纹丝未动。如果你直捣南京，残存的太平军水军就会四处旁蹿，你必会陷入四处作战的被动局面。我大清正规军能作战的军队实在太少，只有你湘军可以打，但好虎如何抵挡得了群狼？将士骄傲就会轻敌，主帅骄傲则谋略必乱，我希望你能谨慎从事，千万不可轻进！”

曾国藩捏着这封信，给他的官员们看。官员们意见截然不同。罗泽南倾向于左宗棠，但有人马上捧曾国藩的臭脚，认定左宗棠是眼红、愤怒曾国藩的战绩。原因是，一年前，太平天国夺取了田家镇，而当时田家镇的防御方略正是出自左宗棠。

知道了这件事儿，曾国藩当即断定左宗棠是眼红他。这也不能全怪曾国藩，左宗棠向来在曾国藩面前讲话刻薄，不可一世。

想到这里，曾国藩把左宗棠来信轻轻地放进了纸篓，继续幻想他的宏图大略。左宗棠三番五次的来信，归宿都是纸篓，曾国藩只字未回。左宗棠暴跳如雷，不是因曾国藩不听他的，而是他感觉曾国藩不回信是对他的最大不敬。

其实，左宗棠想多了。曾国藩不给他回信，原因无他，只是不想被左宗棠扰乱他的思路。曾国藩的智慧全从儒家经典中取得，《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才能得。他知道自己的目标（知止），意志才能坚定，意志坚定后才可静下来考虑”，才有所得。如果目标改变，意志就不会坚定，剩下的就是空谈。左宗棠正是要他改变目标，他怎会和左宗棠你来我往地辩论？他的智慧本来有限，倘若把智慧都放在说服左宗棠上，如何还有智慧直捣南京？

左宗棠见热脸总贴曾国藩的冷屁股，索性不贴了，而去贴罗泽南。罗泽南对左宗棠感叹道：“你说的湘军有骄傲之气，我岂不知？但气候已成，我能如何？”见左宗棠言辞恳切，罗泽南又安慰左宗棠道：“曾大人自办理团练就历无数艰难险阻，所以非是一胜就昏头的人。据我观察，他看问题往往从终极目标向前倒推，并不十分计较具体的‘多算少算’，请您放心。”

左宗棠气鼓鼓地回信道：“关我屁事，我当然放心！”

太平天国方面是大大地不放心。田家镇失守后，杨秀清迅速调整部署：太平天国最有亮点的翼王石达开由安庆进驻湖口，和骁将罗大纲协防。九江方面由天国中有勇有谋的林启容防守；文武全才的黄文金从湖口攻都昌，以策应九江的防御。

整个太平天国精兵名将云集九江、湖口，摆出一副要和湘军一决雌雄，甚至是同归于尽的架势。

1854年十一月中旬，湘军水陆近三万人陆续抵达湖口、九江城下。曾国藩本以为湖口、九江二城能顷刻而下，但一看到两城的防御，当场傻眼。

湖口被罗大纲的人化成了天然屏障，数十丈的木排横亘江心，排侧有炮船，排外有铁锁，层层固护，两岸营墙，几百门炮对准木排周围，纵然一只鸟要接近木排，也是南柯一梦。九江城本来就是铜墙铁壁，又被林启容锦上添花，已是货真价实的坚不可摧。

千年以前，魏帝国皇帝曹丕站在长江边，哀叹道：“天老爷制造长江，就是为了分割南北啊。”千年以后，曾国藩站在湖口城下，也不禁哀叹道：“长毛贼制造了木排，就是为了不让我功成名就啊。”

曾国藩虽这样说，但他不是被困难吓倒的人。猛烈的进攻在两座城下同时开始，湘军在九江城下百路攻城，九江城岿然不动，湘军死伤无数，但士气仍在。湖口木排阵前，湘军用各种计谋攻之，却无一人能冲入排内，木排周围漂起了湘军士兵的尸体。令太平军惊异的是，对手伤亡越大，士气却越高，更让太平军惊骇的是，从前的敌人向来见死不救，可湘军士兵们在战场上却亲如兄弟，从不丢下一个活人。

这是曾国藩的教化之功，自湘军创建以来，曾国藩言传身教给湘军士兵的就是一个字：和。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简单而言，就是与人和谐，与人为善，互相帮助，互相激励，和衷共济，由此在一个团队中形成正能量，良性循环，使每个人在关爱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关爱。“和”的终极目的就是人心齐，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

曾国藩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说：“湘军是最善和衷共济的一支军队，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连厨子和马夫都和，全军上下几万人，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生于其间。”

曾国藩高度重视“和”文化，“和”文化的四平八稳注定了曾国藩的用兵方略。自他出山以来，曾国藩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兵法，更没有出其不意的计谋。他靠的就是稳扎稳打，如同一块铁板，同进同退，笨拙却有效。

稳扎稳打成功的前提是，对手也稳扎稳打但实力弱于自己，或者是对手轻敌冒进。遗憾的是，曾国藩面临的对手虽稳扎稳打，却不冒进，相反，对手非常有智慧。

曾国藩的对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中的翘楚，无论为人还是用兵，都可圈可点。

曾国藩在九江、湖口二城下困顿不前时，石达开和他的伙伴们却虎虎生风，越战越勇。曾国藩进攻，他们就坚壁不出，顽强抵抗。曾国藩扎营休整，他们就偷偷溜出城外，对湘军发动骚扰性袭击，搞得湘军将士吃不好睡不实，整日耳鸣、头痛、烦躁不安，现代医生会告诉你，这是典型的神经衰弱症状。

纵然如此，无论曾国藩还是石达开，都不能一口吃掉对方。大家在僵持，都黔驴技穷。穷则变，变则通。谁先变，谁变得巧妙，谁就能拔得头筹。

曾国藩很难在这种关键时刻做出变化，儒家教导人要稳重，前后如一，不可轻言改变。所以，只能是石达开先变。石达开和他的伙伴们认为，曾国藩的军队能取胜，关键在于水上优势，湘军水军分为大战舰和小战船两部分，大战舰笨重，但装备大口径火炮，能摧枯拉朽；小战船虽没有巨炮，却运转灵活，能出其不意地让敌人受到打击。二者互相配合，用曾国藩的话说，这就叫阴阳互补，取长补短。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石达开决定，只要把曾国藩的“阴阳”分开，那就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曾国藩必然失败。计策因此而出，石达开调遣湖口全部水军在湖口至姑塘四十里江面上一字排开，引诱曾国藩来攻。

这是兵法上最简单的招术：以能示之不能。

曾国藩老成持重，若在平时肯定不会上当。但在1854年年末的湖口江面上，他肯定要上当。因为多日来，他对敌人的城池久攻不下，欲决战而不能。如今终于有机会和敌人决战，曾国藩和他的将士们绝不可能放过。

石达开正是找准了曾国藩军队急于求战的心理，所以生出这一计策。曾国藩果然中计，闻听对方要一战定胜负，大喜过望，下令全线出击。湘军水军将士个个奋勇，人人争先，恨不得把所乘坐的战船插上翅膀，冲向敌人。

曾国藩在指挥舰中看到个个小战舰如离弦的箭一样从身边飞过，又看到大战舰如史前巨兽轰隆而行，不禁有了吟诗的冲动。但他没有七步之才，而且当他的舰队和对手交锋后，兴奋也冲淡了这种心思。他看到敌人如丧家之狗，掉头急急而逃。

他听到自己如云的小战舰飞速追击敌人搅动江水而发出的巨响。他兴奋地在甲板上直跳，脸色因激动而红润得发紫。他大吼一声：“弟兄们，冲啊，把他们赶进鄱阳湖，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当时正是逆风，所以没有人听到他破锣似的吼叫。根本不用曾国藩的吼叫，湘军水军的小战舰们早已冲过长江和鄱阳湖的分界。

曾国藩看到小战舰们在长江和鄱阳湖分界点如鲤鱼跳龙门一样弹跳而过，先是惊喜，这惊喜还未达到高潮，猛地一道闪电划过脑海：糟糕！

糟糕的理由是：长江进入鄱阳湖的水位太低，他那些巨大战舰根本过不去。更糟糕的还在后头，他那些小战舰“嗖嗖”地“飞”进鄱阳湖后，突然在鄱阳湖口处出现一支伏兵，这似乎是一支工程兵部队，因为他们正紧锣密鼓地塞断湖口水卡，修筑工事，不知从什么地方拉来了无数门大炮。

现在，曾国藩的水军被分割为两部分，小战舰在鄱阳湖中，大战舰在江里。

曾国藩大喊大叫：“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身边的人安慰他：“大人莫慌，大战舰都在您身边，天不会亡您。”

曾国藩气急败坏：“你们这群蠢才，我说的是鄱阳湖里的将士们，那可是两千精锐啊。”

曾国藩的担忧并未成真，因为当天夜间，石达开的一支机动舰队突然冲入他的大战舰群，灵活性和有备而来，把曾国藩行动不便的大战舰打得七零八落，到处都是火光，到处都是惨叫。

在江面上有机动舰队，沿岸则是太平军的陆军精锐，这些人用大口径巨炮朝着曾国藩舰队持续不断猛轰。火光冲天，蔚为奇观。

曾国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太平军那些如跳蚤一样的小船驱赶出战舰群。第二天晚上，曾国藩在弥漫的月雾中长吁短叹。有人安慰他：“青山还在，何愁没柴烧。你看咱们的舰队群虽被长毛打得残缺不全，但仍浮在江面，找时间修理下就好了。”

说这话的人是曾国藩指挥舰的舰长刘盛槐，自湘军成立后，刘盛槐就坚定无畏地跟在曾国藩屁股后面，每当曾国藩有愁闷之事时，他的身份就变成了心灵导师。

曾国藩摇头对刘导师说：“我忧虑的不是咱们，圣人说，立己达人。先为别人着想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我焦虑的是鄱阳湖里的弟兄们啊，当然我焦虑他们也是为自己着想，他们若真全军覆没，我们也躲不了灭顶之灾。唇齿相依，阴阳互补，圣人说……”

话未完，“轰”的一声，曾国藩和刘导师只觉得船剧烈一晃，二人重心不稳，滚落在地。曾国藩紧紧抓住可以抓到的东西，脸色铁青，嘴唇颤抖地问：“什么事？”

刘导师的心灵鸡汤此时已不起作用，船外火光冲天，每条船都发出“吱嘎”的声音，如同在曾国藩的脑子里碾过。正在二人惶遽时，有人冲进来报告：“敌人突然出现在战舰群中，我们已成了没头的苍蝇。”

曾国藩一手扶船体，一手去拾地上的帽子，同时发出嘶哑的命令：“各舰原地勿动，还击。”

原地勿动在当时情况下是个神话，石达开把小战舰全部投入战场，目的是彻底消灭曾国藩的大舰队群。所以在江面，每个湘军的战舰周围都围拢着数不清的太平军战舰。这些战舰射出火箭，抛出火球，湘军战舰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准机会逃跑。

曾国藩在战舰上大呼小叫，他的跟班也大呼小叫，旗手拼命地挥舞原地勿动的号旗，险些把手腕子折断，但无济于事。湘军水军各自为阵，战舰冒着浓烟纷纷向长江上游拼命溃逃。

“诚！”曾国藩一摇三晃地跑道甲板上，对着江面落荒而逃的战舰声嘶力竭地喊：“真诚无欺，平时的教导哪里去了？”

他的嗓门对湘军水军没有任何效果，却吸引了太平军的注意力。刘盛槐从舱门跑出，去拉曾国藩：“大人，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快回舱躲避之。”

曾国藩一把推开他，怒目圆睁：“平时讲此心不动有何用，此刻正是修行时！”

“砰”的一声，在刘盛槐听来，这声响特别刺耳，因为响声就在他耳边响起，他看到一道红雨从胸前射出，映着漫天火光发出璀璨的美丽。他中弹了，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曾国藩正在全神贯注地慷慨陈词，根本未注意到刘导师的阵亡。直到脚下流来殷红的血，有人跑过来把他硬拉进船舱，他才知道不但刘导师已死，船上大多数人都已死。活着的士兵看到一群敌人的战舰如饿虎扑食般向这里猛冲，都奋不顾身地向江里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曾国藩质问着苍天，质问着长江，“天要亡我，奈何奈何！”

“大人快进来躲之。”护卫惊慌地叫起来，因为他看到神情严肃的曾大人居然魂不守舍地走出船舱，走向甲板。从其神态上可知，他肯定不是去指挥战斗。这些人猜中了，曾国藩冒着震天动地的炮火走到甲板最前端，双手撑住护栏，如体操运动员一样，双肩一震，整个人越过护栏，栽进了江里。

他的护卫们大惊失色，不顾刚才的性命，纷纷跑出船舱，跑到甲板上，跳进江里。曾国藩已喝够了一斤江水，却还未沉底，众护卫七手八脚将他抬出江面，想要上指挥舰已不可能，因为战舰太高。指挥舰适时地甩下一艘小船来。众护卫把直打嗝的曾国藩扔到小船上，趁着黑夜的慌乱，这艘小船飞一般的驶向岸边。一到岸上，曾国藩清醒了，拿出吃奶的力气喊道：“你们不要管我，我死都不做长毛的俘虏。”

护卫们说：“已到岸上，危险解除，咱们赶紧去罗泽南大人营帐。”曾国藩神经松弛了，长出一口气道，“今日真是好险，是我平生第一大耻辱。”

护卫们没有刘盛槐的口才，也不知在此时此地该给主帅大人灌什么样的心灵鸡汤，所以只能用行动代替言语。他们抬起曾国藩，飞一般冲向了罗泽南的陆军大营。

罗泽南闻听曾国藩又自杀未遂，捶胸顿足地跑出来迎接曾国藩。曾国藩满脸是水，还不停的有水从口中射出，这是因为长途奔跑，把他的胃颠簸坏了。

曾国藩身体和情绪恢复后，握住罗泽南的手号啕大哭。众将士们都眼含热泪，极度同情主帅的凄惨遭遇。罗泽南让曾国藩放宽心，他想了想说，虽然咱们陆军和水军都受到打击，但魂魄还在。也就是说，咱们还有机会反败为胜。罗泽南说的是事实，太平军根本吃不掉困在鄱阳湖中的那支湘军舰队，江面那支水军只是仓皇而逃，实力仍在，只要派人重新集结，又是一支虎虎生威的舰队。陆军虽时刻受到太平军的袭扰，但进攻多于防守。一切的成败还只是未知。

罗泽南不说这些话也就罢了，一说这话，曾国藩更是悲从中来，眼泪扑簌簌掉下，脸扭曲得吓人。他摇头哽咽道：“指挥舰失去倒没有什么，关键是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东西……”

罗泽南早已知道：“文案资料可以再补，这没有什么。”

曾国藩痛苦地呻吟：“不是这些。”

罗泽南想了一想，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指挥舰和文案资料更重要的东西。

曾国藩泣不成声：“我辛苦写的家书和家训也失去了。”

罗泽南“哎”了一声，不知该怎么安慰。

曾国藩突然紧张地抽搐起来，声音已变：“昨天上午，皇上送来的黄马褂一件、福字一幅、荷包三对，也丢了！”

“哎，”罗泽南说，“事已至此，何必想这些？能保住性命足矣。”

这句话是一针强心剂，曾国藩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再度抓起罗泽南的手说道：“杀身成仁才是圣贤所为。你可听过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zhěn）？”

罗泽南当然听过，先轸是春秋时期的战神，最后战死沙场。他一面讲述先轸的事迹，一面被曾国藩领着走出营帐。

曾国藩说，“我要效法先轸，战死沙场！”

话音未落，他猛地跳上一匹马，连缰绳都没有解，就做快马加鞭状，要去追寻先轸的足迹。罗泽南和跟过来的将士们慌忙把他拉下马，曾国藩要死要活，非学先轸不可。

大吵大闹了半天，罗泽南猛地提高嗓门，喊道：“曾大人别闹了，还有很多事等待您处理呢！”

曾国藩这才慢慢消停下来，然而湖口惨败、被人打得跳江自杀的事迹将永存其心。

怎么抉择都不对

1855年的春节，曾国藩在罗泽南营中忧心如焚。他给家人写信说，我终日惶惶，如坐针毡。他还说，不知这次是否能挺过来。他更说，丢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家书，只为此故，愁眉到今。

让他愁大眉的事才刚刚开始。当他惶惶不可终日时，太平军在石达开的谋划下，开始在长江北岸发动凌厉的反攻。那位笔杆子特别快的湖广总督杨霈被打得一路后撤，太平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汉口、汉阳，武汉三镇只剩下孤零零的武昌，在刺骨的春风中摇摇晃晃。

曾国藩面临有生以来最严峻的选择。

1. 湘军全部回援武汉；

2. 湘军一部回援武汉；

3. 湘军继续逗留江西。

如果选择1，那就预示着整个湘军要回到武汉和太平军一决生死；如果选择2，那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选择3呢？

曾国藩静坐下来，半个时辰后，心绪平静，他开始使用理学方法论——格物致知。

回湖北有个好处，他可以推掉打不下九江和湖口的责任。以后北京城伟大的咸丰问起来，他的回答会很有底气，我是救援武昌啊。但也有坏处，因为杨霈这老小子还在湖北，整个湖北仍是他说了算。曾国藩想起当初杨霈抢他功劳的事，不禁鼓起了鼻子。

不能回武昌！只要把九江和湖口拿下来，他就有了自己的地盘，不必再看杨霈那老小子的脸色，更不必和他生气。但武昌危急，如果见死不救，以后咸丰问起责来，他肯定脱不了干系。他站起来踱步，一个时辰后，腿有点麻木。但头脑越发清晰了：绝不回武昌。

铺开纸，他给咸丰皇帝写道：目前的形势异常复杂，湘军的进止机宜搞得我头昏脑涨。然而就在这头昏脑涨的刹那清醒时，我看到上苍指点的那道光芒。

上苍说了什么呢？曾国藩代天言道：“长毛如今进攻武汉，湖北军队肯定无法抵挡。长毛的小盘算是攻占武汉，将湘军夹在中段，断我后路，活活饿死我们。如果长毛攻占武汉，西窥探荆州，南窥探湖南，防不胜防，这是我最忧虑的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湘军撤出江西回援武汉，则几个月来辛苦创建的战果将付之东流，实在可惜。湘军军饷全仰仗江西，湘军如果撤围九江，九江长毛势必内犯江西，湘军军饷必断绝，而且陷入鄱阳湖的轻快水军战船百余艘，士兵二千余人，也就交代了。还有第三点，湘军陆军在九江和湖口城下奋勇作战，奈何贼人拼死抵抗，我湘军士兵士气已不如从前高涨，突然撤军，更会让士气跌入低谷，到那时候回武昌就等于回地狱。”

我的意见是，湘军继续围攻九江、湖口，我调出一支精锐水军驶回武汉江面，堵截长毛水军。

聪明人一眼就可看出，曾国藩说了大半天，左旋右转的，无非是不想从江西撤兵。天老爷果然长了眼，这道奏折发出的当天夜间，突然江风大作，波涛汹涌，湘军停泊在湖口的一半水军被风浪击得粉碎。

风平浪静后，曾国藩抱头痛哭。当时的形势对曾国藩而言，已是泥泞世界。他和罗泽南掏心窝子道：“就是不发出那道围攻九江、湖口的奏章，我也无脸从江西撤兵回湖北啊。”

罗泽南说：“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去南昌，找您的老同学陈启迈。”

江西巡抚陈启迈的确是曾国藩的老同学，在曾国藩围攻九江、湖口时，陈启迈不遗余力地给曾国藩送粮送钱。曾国藩仰天长叹，格物致知了好几日，终于决定去南昌。

临行前，他把罗泽南和塔齐布叫到身边，深情地说：“九江和湖口，还是要打。水军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仰仗你们陆军。拜托两位了。”

塔齐布捶了胸口一拳道：“我一定不辜负曾大人的厚望。”

曾国藩无力地摆摆手：“这也不是什么厚望，实在是逼不得已。你们不打九江、湖口，我到南昌连站直的资本都没有。你们就是我的脊柱啊！”

这番话发自肺腑，深刻体现了曾国藩常提倡的“诚”字。三人洒泪而别，曾国藩只带了三个随从徒步而行，这是儒家修行法，目的是通过跋涉艰苦的道路来修炼内心。

从九江到南昌，路途并不遥远，所以曾国藩一行四人很快就抵达南昌。

南昌城门可以罗雀，没有人来迎接他，因为没有人知道鼎鼎大名的曾国藩会来南昌。

曾国藩径直走进南昌巡抚衙门，见到陈启迈，挂上一张苦瓜脸：“兄弟，我来投奔你了。”

这句话一出口，曾国藩已把持不住，仿佛刹那就苍老了几十岁，他颤颤巍巍，弱不禁风，要向陈启迈怀中倒去。陈启迈慌忙躲闪，一面让人来搀扶。

曾国藩被扶进椅子，如一摊泥。陈启迈大大咧咧地坐到椅子上，想了一想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也不必太在意。大家都没有想到九江和湖口这弹丸之地竟如此难以攻克。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

陈启迈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他看到曾国藩摆手示意他停下。曾国藩喘了口长气说道：“我这次来，不是听圣人教诲的。请你替我办几件事。”

陈启迈“嗯”了一声，语调冷淡。

曾国藩不管这些，恢复了往日的底气：“陷入鄱阳湖的水师需要食物支援，请您速速办理。”

“哦。”

“我知道你们南昌新制造了特级战舰十三艘，我要用。”

“哦。”

“发出告示，湘军要招兵。”

“咳咳，”陈启迈用拳头顶住嘴，“曾大人，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这个巡抚看上去威风，南昌城看上去壮丽威武，其实都是空壳子，十三艘战舰是现成的，可以给。鄱阳湖水师的食物也可以给，但你做好心理准备，食物只能供他们吃个半饱。至于招兵，费用问题很麻烦。”

曾国藩站起来，整个人光芒万丈，正要开口。陈启迈打断了他：“曾大人，您来得突然，但还是准备了接风宴，吃了饭再说。”

饭非常简单，曾国藩感觉是下人吃剩下端上来的。一面吃饭，曾国藩一面感慨，这真是个成败论英雄的时代，胜了什么都好说，败了怎么都不好说。这顿饭吃得非常憋气，但正是这种残酷的现实，刺激了曾国藩血液里的顽强斗志。他吃完饭一抹嘴就跑到湘军在南昌的办事处，召开总结会议。

会议上，曾国藩听取了湘军文员们激情四射的发言，他一面听一面点头，这是出于礼貌。实际上，曾国藩发现这群未上过战场的笨蛋文员四六不懂。最后一位文员演讲完毕，曾国藩忍了多日的邪火终于发了出来。他破口大骂自己的那群文员，把自湖口惨败以来所有的憋屈都狠狠地发泄出来。会议散后，他又跑进厨房重新吃了一顿。

那天夜里，曾国藩在迷迷糊糊、噩梦连连中被叫醒。勤务兵不无悲痛地告诉他，大批文员都卷铺盖走人了。

曾国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色在月光下如同死人。他想了半天，才半死不活地说：“一个人连承受被责骂的能力都没有，还能成什么事。随他们去吧！”

勤务兵认为曾国藩有理解误区，他整理了思路，侃侃而谈：“非是如此。他们所以离开您，因为您自出山以来霉运当头，胜少败多，人家已经对你已失去信心。人人都想跟着个顺风顺水的人，攀龙附凤，得点好处。可跟着您能得到什么好处？”

曾国藩大吃一惊：“想不到别人还有这种心思？我曾国藩辛苦出山，只为天下太平，他们竟然把我当成聚宝盆。这种人走了也罢，只要李元度不走就好。”

李元度没有走，他对曾国藩倒是忠心耿耿，而且敢做曾国藩的直友。第二天早晨，他主动来找曾国藩。曾国藩去拉他的手，发出风箱似的声音：“老友，我们要好好谈谈了。”

李元度伸出胳膊去摸曾国藩，如同瞎子走路。这不是在出洋相，他高度近视，前几天又不知把眼镜丢哪儿了，所以现在走路全靠双臂和感觉。

“是，咱们该好好谈谈。”二人互相搀扶坐定，李元度说。

曾国藩情绪很激动，所以没有做长时间考虑，就脱口而出：“我一向以诚待人，想不到别人却不以诚待我，在危难时刻，离我而去。”

李元度想了一下，慢悠悠地问道：“您所谓的诚，到底做何讲？”

“不欺、无私、至虚。”

李元度找到自己的两只手掌，拍了两下，这掌声里有讽刺，曾国藩听出来了：“这是何意？”

“您说得好哇，我鼓掌叫好。可您只是说得好，做得却很差。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你不能指望别人都和你一样，以至诚之心对待别人。他们离开，必有离开的理由，这理由就是他们的‘诚’，我想，您所谓的‘不欺’就是不要欺骗别人和自己的良知吧。”

曾国藩只好点头承认李元度说得对，他撇开这个话题，谈另外的，也是他头脑中最恍惚的：“自出山以来，我连遭岳州、靖港、湖口三大败，我格物致知了许久，也搞不清楚。我是不是个不知兵的人呢？”

李元度想了想，说道：“非也，您的失败恰好是因为你知兵。”

曾国藩大惊，李元度缓缓说道：“如果岳州之败是天意，那靖港之败就是人为，用兵之术，贵在确定目标而不更改，您则是朝令夕改，所以才有靖港惨败。至于湖口之败，气太盛，以为大局在控，其实是被人所控啊。”

说完这段话，李元度慌忙去看曾国藩的脸色，但很遗憾，他什么都看不到，只是隐约感觉到曾国藩深吸了一口气。过了许久，才听到曾国藩又长出一口气：“你说得很有道理，我向来善听人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我的心胸虽不如古圣先贤那样宽广，但至少能容人正确之言。我刚才说‘诚’有‘至虚’的意思，就是要虚怀若谷，心胸广阔，能容纳万事万物、万人之言。”

李元度很欣慰，曾国藩继续说道：“我看这用兵啊，就如同下棋。棋术高低要先看棋谱，但临局走子，对方未必按棋谱来下，那我从棋谱上得来的阵就成了摆设。又如射箭，射箭教科书上讲的是身正，但身正也未必都能命中。因为成败都在变化万端之中。我看啊，胜败之情，就如下棋发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段深沉的总结让李元度大为感动，他原以为曾国藩这次不可能挺过来了。曾国藩最后如释重负地说道：“人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只要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人不怕失败，只怕在失败中沉溺而难以自拔。”

李元度激动起来，去找曾国藩的手，握紧了，声音哽咽：“大人，好样的！”

中国儒家最得意的一点就是，万物皆备于我，艰难困苦非但不能摧毁我，反而会成为磨练我的动力。我把艰难困苦和一时的窘迫当成是磨刀石，千磨万砺虽辛苦，但非得经风雨才可见彩虹！

曾国藩振奋起来，忙忙碌碌：十三艘大战舰傲然驶向鄱阳湖，源源不断的物资船只航行在江上。保住鄱阳湖的舰队后，他又招兵买马，重新构建湘军力量。同时命令罗泽南和塔齐布，只要还有一丝力量，就绝不能停止对九江和湖口的进攻。

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战场上，却想不到战场之外还有更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老同学陈启迈。

搞掉陈启迈

1855年的曾国藩只缺一样东西——钱，他干任何事都需要钱，而这些钱，中央政府给的很少，甚至是不给。所以自组建湘军以来，曾国藩始终靠两个字——乞讨——度日。

一年前攻克武汉时，他认为可以好好在湖北捞一大笔，想不到咸丰让他立即东下。虽然时间紧迫，曾国藩还是在湖北捞了一笔，但这笔钱在抵达九江和湖口时就所剩无几，随着攻坚越来越难，钱也日渐稀少。他曾向咸丰皇帝请求过发饷，可咸丰皇帝身边有些混球认为湘军是他曾国藩的武装，不是国家军队，所以不能拿国家的钱养活私人的部队。咸丰冥思苦想许久，才承诺曾国藩22万两白银，其中江西巡抚陈启迈应落实8万两。可直到曾国藩狼狈来南昌，其他14万两白银连个影儿都没有，陈启迈的8万两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

曾国藩来南昌后，要陈启迈拿钱出来，陈启迈装聋作哑。曾国藩只好找咸丰皇帝，他情感深沉地谈了当前的局势和军饷的必要，无论如何都希望咸丰能提供他一笔钱，否则九江、湖口将功亏一篑。咸丰皇帝急了，下令给陈启迈：曾国藩要鹰毛，你不能给鸡毛，倾江西全省之力，务必保证曾国藩的军队有吃有用。

陈启迈对圣旨相当敏感，急匆匆地跑来找曾国藩，开门见山：“同学啊，搞这么大动静干嘛啊。”

曾国藩秉承儒家忠恕之道（站在别人角度考虑问题），不无歉疚地说：“同学，我真是迫不得已。”

陈启迈一笑：“我非是不支持你，咱们是同学，能不帮忙？可你来南昌多日也看到了，江西实在没有钱啊。”

曾国藩微笑着：“无论如何都请陈大人再帮忙。”

陈启迈转动眼珠：“南昌城墙上有一百五十尊大炮，你拿去吧。”

“我拿？怎么拿？”

“要你的人来搬啊。”陈启迈故作惊讶，“我给你东西，难道还要我搬？”

曾国藩有点生气：“巡抚大人你太开玩笑了，我的人都在前线卖命，哪里有时间来搬这东西？”

陈启迈又好气又好笑：“曾大人你才太会开玩笑，你的人恐怕有一部分正在南昌城收税呢吧？”

陈启迈这句话应做补充。曾国藩一到南昌，就设立了一个税务局，陈启迈收的如果是地税，他收的就是国税。最让陈启迈看不惯的是，曾国藩似乎有种先天而来的与乡绅打交道的魅力。他才来南昌几天，就和乡镇土豪们打得火热朝天。而这些土豪为曾国藩捐款捐物，眼睛都不眨一下。可他陈启迈去乡镇要点东西，实比登天还难。

曾国藩并未被陈启迈的冷嘲激怒，而是心平气和地说：“打仗需要钱，而您拨款的速度太慢，我插手税务，是为了大清江山社稷，实属权宜之计。”

陈启迈夸张地大笑：“同学，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当有人说这话的时候，说明他已打定主意讲了，而且这话对听者来说肯定不当讲，所以曾国藩没有任何反应。

“我个人认为，你的湘军在江西就是个累赘。你说你的军功是保障了江西，可现在九江、湖口都在长毛手里，何来保障江西？你们攻下来的城池，今日得明日失，于大局无补。比如汉口、汉阳，哦，对了，前些日子，武昌也失了。尤其让皇上忌讳的是，你的湘军不是国家军队，是你的私人武装。天下但凡聪明人怎么能相信你是为了大清江山社稷？”

陈启迈说得唾沫横飞，他可没有注意到曾国藩已竖起三角眼，脸上笼起乌云。

曾国藩始终坚信这样的人生哲理：在我未完成大业（消灭长毛贼）前，我不可能交出兵权，谁来抢我的兵权，谁就是我的敌人。这条人生哲理和当时的形势紧密相连，因为政府正规军不能打仗，政府正规军不能打仗的原因是腐败，所以纵然是十万天兵天将，一旦被政府领导，就会变成一群虾兵蟹将。

这是曾国藩的底线，陈启迈勇猛地跨过了这条线：他想直接指挥湘军罗泽南部。罗泽南部湘军在一个月前从九江前线撤入江西东部，防御从安徽南部向江西推进的太平军。当时曾国藩正在手忙脚乱地收税，无暇和罗泽南做亲密联系。陈启迈趁机插脚进来，向罗泽南发布命令。

曾国藩动了大肝火，儒家的自我克制荡然无存，他暴跳如雷，当着湘军高级将领们的面咒骂陈启迈越权，毁坏了同学情谊。曾国藩痛斥道：“陈启迈简直比洪秀全还可恶。”有位高级顾问腼腆地站起来，用手在脖子上一比划：“很简单，就这样。”

曾国藩倒抽一口凉气，他从未想过要对陈启迈动刀子，这是流氓做派。他毕竟和陈启迈有同学之谊，别人不仁，他不能不义，儒家思想告诉他，要想搞别人之前，必须先仁义一下。

他火冒三丈地来找陈启迈，陈启迈预料到他会来，早已准备好一切。曾国藩一闯进来，还未开口，陈启迈拿出十二分的热情，冲到曾国藩身前，手里托着一幅人物肖像：“同学，来得正好，我新得一人才，早就听说你相面功夫一流，今日帮我把把关如何？”

曾国藩斜眼一看，不禁怒火中烧，那张人物肖像肥头大耳，正是罗泽南！

换做别人，早已对陈启迈挥舞老拳，但曾国藩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到了自我克制的本领，他用尽大力气使自己忍耐下来，不愠不火地回了一句：“我不会看相！”

陈启迈故作惊讶地向后一退，“不可能啊，我听说多年前您在京城见过江忠源后，就对人说，我看他这面相将来必立功名于天下，但当以节义死。当时可是太平盛世，长毛未起，您就从面相上看出江忠源的命运来，真是非同凡响。如今怎么谦虚起来？”

曾国藩不想和陈启迈扯皮，想了一想，问道：“罗泽南是我的人，你直接指挥他，恐怕多有不妥。”

陈启迈一笑，没有搭话。

曾国藩一拳出去，似乎打到棉花上，很不通透，只好换个角度：“我平生做人做事，最讲究一个字……”

“诚嘛……”陈启迈拉长了声音，露出轻蔑的哂笑。

“错！”曾国藩睁着三角眼，“是‘和’，和衷共济，才能移山填海。但你却总搞小动作，闹得大家很不和，如此下去，不必长毛来，我们自己就完蛋了。”

陈启迈激动起来，把罗泽南的肖像拍到桌子上，怒气冲天：“同学，注意你的措辞！先不说你那‘和’字是否真有奇效，我们只说到底谁在搞小动作，闹不和。我是江西巡抚，掌握江西军政大权，你只是中央的一个侍郎，凭什么你要在江西行使你不该有的权力？这是越权，我不参奏你一本，已是给足你面子！”

“参奏”两个字如闪电一样射入曾国藩的脑海，他立在那里，愣了半天，突然向陈启迈一笑，“多谢，多谢！”

说完转身就走，陈启迈被搞得莫名其妙，也愣在那里，琢磨了半天，也没有想明白曾国藩那四个字的意思。半月后，他才明白了曾国藩多谢他的原因。

曾国藩跑回办公室，找来高级参谋刘蓉，要他写一道参劾陈启迈的罪状。刘蓉是恶人先告状和无理也能夺三分的主，很快就写好了参劾状，参劾状指出了陈启迈有十大罪状，这十大罪状非常朦胧，比如“纵兵扰民”“用兵无章”。咸丰皇帝看了半天，凭借圣明，终于明白了，不拿掉陈启迈，曾国藩就难以施展拳脚。曾国藩难以施展拳脚，长毛贼就会继续猖狂，那他的江山就不稳固。这递进思维要他迅速做出决断：撤了陈启迈的职。

陈启迈被拿下，代替他的是满人官员文俊。文俊有种族自豪感，瞧不起汉人曾国藩，比陈启迈还不是东西。

曾国藩向“本我”发出了抱怨：真是流年不利，小人太多。他的“本我”回应道：抱怨是人生大敌，是恶，赶紧祛除他。

曾国藩就跑到床上静坐，克制“抱怨”这一大敌，几个时辰后，他睁开眼，眼前已经是个不抱怨的世界了。

文俊的无赖做派和曾国藩的“克己”气质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文俊是满人，所以曾国藩不能像对付汉族官员陈启迈那样对付文俊。他所能使用的招数只有一个：隐忍不发，任凭文俊在他身上耍把式。

一方面他要憋出内伤般的应付文俊，一方面还要为他在前线的湘军弟兄们苦心积虑寻找军饷，曾国藩身心俱疲，癣病发作。夜晚不能入睡，每当匆忙走在街上，身后皮癣飞舞，形成一幅诡异的画面。

纵然如此操心操肺，曾国藩感觉还是不见效果。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他自我批评说，“所做的一切对国事都毫无益处，很不如人意。”但曾国藩写家书，很多时候都不是发自“诚”。比如他说，我食俸禄已很久，不得不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他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不假，但食俸禄已很久却是假的，因为自创办湘军以来，他一直在自力更生。

显然，曾国藩写家书的读者有两位，一是家人，二是外人。

家书要写，路也要继续向下走。曾国藩继续霉运当头，道路坎坷。

失去左膀右臂

1855年烈日炎炎的夏天，曾国藩在南昌城不动如山地领受文俊的冷嘲热讽。他毕竟不是山，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在钱粮稍微充足后，就带着一支水军进驻南康。一来躲避文俊那张臭嘴，二来，他要重新对九江和湖口布局。

对于九江和湖口二城，曾国藩仍坚持己见，那就是持久地围攻。塔齐布高度支持曾国藩，所以曾国藩抵达南康后，塔齐布在九江跃跃欲试，要去和曾国藩畅谈一番。南康和九江虽然只隔了个庐山，但由于太平军游击队的袭击，曾国藩和塔齐布要见面很不容易。两人多次约定骑马相见，都未能如愿。直到六月份里最热的那天，曾国藩和塔齐布终于得到机会相见了。

这是自曾国藩离开九江前线到南昌后二人首次见面，塔齐布抓住曾国藩的胳膊，眼眶里全是泪水，曾国藩也落泪。塔齐布说曾国藩白发多了，曾国藩就说塔齐布瘦了。塔齐布说曾国藩精神差了，曾国藩就说塔齐布脸色难看，应是营养不良了。

二人互相关爱后，就谈到正事。那天的天气酷热难耐，曾国藩慷慨激昂，塔齐布被曾国藩的言辞挑拨得热血上涌，所以两人拼命地摇着扇子，汗水还是不停地往下流。

曾国藩和塔齐布最后达成共识：在七月的雨季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这是最后一搏，能攻陷九江最好，如果无法攻陷，那就从九江城撤兵。

塔齐布跑回九江大营后，磨刀霍霍。从前的攻城器械已不能用，塔齐布命人昼夜加班制作工具，仅云梯就制作了数百架，又征收了布袋四千，结了几千条竹筏。挡牌、竹盔堆积如山，太平军在九江城下看到塔齐布干得热火朝天，不禁心胆俱裂。

塔齐布万事俱备，只差一个月黑阴雨之夜。这样的夜晚数不胜数，但塔齐布按曾国藩的训导，要在这些黑夜中挑选一个最好的日子。这个日子就是七月十五，南方民间所说的鬼节。

非常遗憾的是，七月十五那天，突然天空放晴，月亮又大又圆，连九江城墙上的茅草都能看清。这真是绝佳的讽刺。塔齐布气得吐出一斗血来。

他为了湘军，为了曾国藩，为了大清江山，洒了太多热血，几次都想抛掉头颅，但老天眷顾他，始终保佑着他在战场上的幸运。然而这一次，福运离开他。七月十八，塔齐布吐完胃里最后一口血，一命呜呼。

这是个天大的噩耗，曾国藩得到消息后，不管通往九江路上有多危险，只带几十个随从，策马加鞭，飞奔而来。一见塔齐布尸体，他无法控制地扑到尸体上，放声大哭，如丧考妣。

这既是哭塔齐布，又是哭他自己。塔齐布在他形单影只时离他而去，对于他和塔齐布，都是最悲痛的事。

塔齐布这只曾国藩的左膀离他而去，他还未从悲痛中复苏，又一个更重大的打击来了。这就是罗泽南的出走。

事实上，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到1855年的酷夏，曾国藩所依仗能打的人只有塔齐布和罗泽南。

塔齐布尸骨未寒，罗泽南就颠颠地跑来，和曾国藩谈论一个极有前景的大计划。罗泽南这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四个月前，他在南康和九江察看多次后，像发现外星生物一样的跑去对曾国藩说：“太平军上控制武汉，下占据南京，湖口乃中游要塞，其志在必得。纵然咱们攻克湖口，也难以据守，更不能摆脱与之相持长江中断的被动局面。要想打破僵局，改变目前半死不活的被动地位，必须回师上游，攻克武汉。而要攻克武汉，又必先据其上游的崇阳、通城、咸宁一带，以锤击武汉的后背。”

曾国藩思考了许久，确信罗泽南的计划没错，但他就是不肯痛快地答应。原因有二。第一，其时，他正和陈启迈的矛盾激化，其中一个激化点就是他罗泽南；第二，罗泽南去武汉，除了战略目的外还有私人目的，那就是增援上任不久的湖北巡抚胡林翼。

本来，胡林翼是湘系，他成为湖北巡抚，是湘军福星高照。胡林翼一直想拿下武昌，无奈兵寡将少，始终不能如愿。曾国藩不是不想支援胡林翼，奈何他是泥菩萨过江。正如儒学理念告诉他的那样：人，先要为己才能成己，能成己才可成人。一个人自身还难保，就要去拯救、解放别人，这是神经错乱。

胡林翼曾给曾国藩写过求救信，他的见解和罗泽南一样，认为曾国藩不该对九江和湖口较劲，咱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斗气。曾国藩向胡林翼诉说衷肠：非是我较劲，如果我从九江、湖口撤军，那我在江西就没法活了。

胡林翼叫起来：“兄弟，湖北就是你的家。”

曾国藩轻轻摇头，他需要的不仅是个歇脚地，还有颜面。

最终，理智战胜颜面，他同意罗泽南分兵离开九江，先试试看。1855年三月，罗泽南带领他的精锐兵团从九江拔营，逼向广信、义宁，几个月来，罗泽南马不解鞍，人不卸甲，和太平军展开野战、攻坚战、麻雀战、奔袭战、突袭战，但成绩让人实在提不起兴趣，罗泽南攻陷一城，前脚刚走，太平军就再度夺回。

曾国藩得知罗泽南陷入这种泥泞后，写信鼓励他：我平生坚信八个大字——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若能坚持到底，坚忍不拔，一百次失败后就是成功。

这封信如同鸡血，罗泽南浑身充满了野兽般的力量，1855年七月十五，也就是塔齐布准备全线进攻九江的那天夜里，罗泽南奇迹般的攻陷义宁。塔齐布死后的第三天，罗泽南从前线发来两封信，一封是很遗憾塔齐布的阵亡，另一封则是决定大踏步去勾勒他的宏图。就是说，他要彻底离开曾国藩，单枪匹马去湖北冲锋陷阵，为湘军铸造荣耀。

曾国藩看了罗泽南的信后，陷入死一样的沉思。直到肚子咕咕叫时，才被迫醒转。他无精打采地又翻阅了罗泽南的信，就在他心如乱麻时，刘蓉拉着李元度来了。

曾国藩向二人诉说罗泽南问题，刘蓉想了一想说道：“应该走也不应走。”

这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好处就是，永不会错，曾国藩则认为这是中庸，不偏不倚，其实体现了一个“和”字，和稀泥的“和”。

罗泽南应该走，刘蓉认为有如下理由：增援武昌就是增援咱们的人胡林翼，胡林翼如果在武昌覆灭，那咱们湘系就要失去湖北这块地盘了。

在这点上，曾国藩比刘蓉理解得更深刻。胡林翼刚被任命为湖北巡抚，正是展现亮点的时候，如果能收复武昌，那对胡林翼和湘军实在是其乐无穷的大好事。

李元度不同意刘蓉的观点：“胡林翼在武昌外围已将湘军水师发展到十个营的兵力，他自己就能搞定武昌，罗泽南去干甚？”

刘蓉叹气道：“他的部队都是水师，没有得力的陆军配合，水师在武汉难以立足啊。”

李元度没有反应，曾国藩也保持沉默。刘蓉很自豪地继续开口：“第二点，罗泽南也非去不可。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是骆秉章的心腹，操控湖南军政大权。如果您不允许胡林翼之请派罗泽南援助湖北，必然开罪左宗棠，后果不堪设想啊。”

李元度恼了，他不是讨厌左宗棠，而是觉得刘蓉把左宗棠神化了。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刘蓉已急转直下：“罗泽南也有不能去的理由，而且非常充分。塔齐布刚死，罗泽南又要远走高飞，如有不测，更赖何人？所以我坚决反对罗泽南离开。但不离开，这盘棋又不好下，真是两难！”

这就是辩证法的神奇之处，采用这种方法的人滔滔不绝，有理有据，但最终要他拿主意时，他就开始和稀泥，等于说，他说了一大堆，实际上跟没说一样。

曾国藩闭眼沉思，他要权衡得滴水不漏，才能做出最终的正确决定。李元度和刘蓉知道曾大人的习惯，思考起事情来没有时间概念，所以悄无声息地离开。

当夜，曾国藩出了军营，护卫要跟随，曾国藩制止了。他缓步走上一块土丘，站在那里。温度并未因太阳缺席而降低，热风吹到他脸上，如同火炭。

夜是那样静，曾国藩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猛然，土丘下面的草丛里窸窸窣窣地响，像是小猪抢食。一条毫无精气神的蛇爬出来，直起上身，仰望曾国藩。

曾国藩立即浑身发痒，一抖，苍白色粉末飘曳而下，这是新癣。他痒得龇牙咧嘴，急忙跑回军营，如释重负地挥毫泼墨。

他已打定主意，允许罗泽南支援湖北。凌晨时分，这封洋洋洒洒的信件终于完成，他派人送出去，同时请来刘蓉。

刘蓉一进军帐，从曾国藩耷拉着的双眼就知道了曾国藩已做出决定，并且执行了。他不由得叹口气，曾国藩也跟着叹息道：“很多人都舍我而独立门户，使我一人独任其难，抑何不仁之甚也！我虽知罗泽南的方略眼界高超，但就是解不开这心结。在这种时刻，他竟然抢先离我而去！”

刘蓉不语，这种时候，他不知该说什么。因为曾国藩用了他最拿手的辩证法。

曾国藩难过，罗泽南更难过。在送行宴上，有人问罗泽南：“曾公（曾国藩）兵败怎么办？”

罗泽南含泪道：“天若不亡本朝，曾公必不死。”

这句话动人心弦，在场众人都流下眼泪。罗泽南给曾国藩写信，深情款款道：“我走非是离公而去，实是为公开辟。公沉溺九江、湖口，本该走，却不能走。其中苦楚和深意，我心中有数，所以才去开辟第二战场。我一走，公更孤独凄凉，所以请公万不可再主动出击，耗损元气。待我第二战场传来佳音，再做下一步打算。”

曾国藩对罗泽南言听计从，自罗泽南走后，无论水军还是陆军都没有主动进攻过太平军，所以当时九江和湖口风平浪静，双方军队好似木雕泥塑。

但好日子在1855年十月底抵达终点。罗泽南把湘军一支精锐从江西带到湖北后，正镇守武昌的拥有超人智慧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立即发现湘军在江西的薄弱，于是在1855年十月底亲自率军从湖北跃进江西，一路披荆斩棘，连下湘军数座城池。曾国藩惊慌失措，慌忙将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调到樟树镇。

樟树镇在南昌南90公里处，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南则可进攻赣州、南安，北则可攻武宁、新昌和南昌，以通九江之路。曾国藩把湘军主力转移到樟树镇，就是为了保卫南昌和自己所在的南康。

石达开解了九江之围后继续发力，以雷霆之势在江西横冲直撞。曾国藩在南康大营魂不守舍，一日数惊。但在众人眼中，他仍表现了作为领袖的魄力，镇定自若，尤其在抚恤伤兵上，发挥了仁者顶级风范。他清醒地认识到，越是身处危局，越要镇定，越要倾尽全力维系人心。由于人心被他维系得滴水不漏，所以湘军虽屡遭败仗，士气毫不见衰。

但士气这种东西只能是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战场不是内功表演场，凭的是兵强马壮，而不是气。

1856年年初，石达开四路纵队进攻曾国藩眼中的樟树镇，周凤山不听曾国藩的嘱咐出兵迎战石达开，结果是惨败逃往南昌。太平军得到樟树镇，南昌城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南康城里的曾国藩更是心胆俱裂，慌忙奔回南昌，收拾残兵败将，抵御即将到来的太平军。

太平军并未如猛虎下山直奔南昌，而是在南昌外围慢慢蚕食。太平军推进得越慢，曾国藩的恐慌度就越高。他再也没了从前的沉静之气，惊慌失措地写信给胡林翼，要他派罗泽南回援。胡林翼不同意，他以战略伟人的口吻对曾国藩说：“攻陷武昌就可解南昌之围，曾公您要挺住！”

曾国藩哀怜地回信道：“我如何能挺住？湘军陆军不足三千，水军只有二千三百人，兵力单薄到如此程度，别说守南昌，就是从南昌逃出也觉形单影只。自出山以来，从未遇过如此艰难之境，让人想抱枕痛哭。”

然后，他不再诉苦，而是冷静地分析起来：“湘军和长毛在武昌、九江一线已陷入战略相持阶段，既然武汉久攻不下，不如抽调罗泽南援救江西南昌。如此则无损于攻武汉，而有助于救南昌。”

胡林翼看着信，信上就浮现出曾国藩可怜巴巴的样子，不由得心痛，请问罗泽南。罗泽南泪眼婆娑道：“万万不可，如果此时我去江西，那这么长时间攻击武汉的战果就尽弃。不如加快进度攻陷武汉，然后沿江东下，与曾国藩会师，再反攻江西的太平军。”

曾国藩收到胡林翼和罗泽南的联名信后，心窝如同被掏了一拳，脸色发紫，浑身抽搐。在最后的夕阳里，曾国藩周围飘起了白色碎屑，那是因愤懑和焦急复发的癣病。

曾国藩急火攻心的原因不仅是胡林翼、罗泽南的不肯施之援手，还有南昌政府官员明目张胆的嘲讽。曾国藩在南昌城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到处受人压抑，时刻遭人白眼。本来，他的湘军就不在体制内，之前打过几次胜仗，得到北京方面的嘉奖，引起体制内某些羡慕嫉妒恨可想而知。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昼夜不休地等着看他的笑话，如今笑话终于来了，岂能放过，不但围着看，而且私下都在热烈地鼓掌。

曾国藩被南昌官员们冷嘲热讽地神经脆弱，彻夜难眠，不思饮食。后来他干脆把自己变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躲在军营里默默流泪。

部下们都来安慰他，事情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长毛要从樟树镇打到这里，需要时日。也许他们来到这里时，罗泽南大人已攻陷武昌，来接应咱们了。

曾国藩双手直颤，指着桌子上的地图说：“整个江西只剩南昌和南康这么点小地域，这还不是山穷水尽？你们可知，这几天咱们的士兵死了一百多个？”

众人茫然。

“送信死的，”曾国藩气急败坏，“乔装打扮送信出去，全被长毛贼捉到处决了，你们竟然还说未山穷水尽？”

众人继续茫然，看到曾国藩双目尽赤，急忙也装出怒发冲冠的样子来。部下们都走后，李元度小心翼翼地试探问道：“曾公在此之前一向有自我克制的伟大力量，为何现在荡然无存？”

曾国藩苦着脸，“都这时候了，克己之功有屁用！它能让长毛撤兵？能让罗泽南从天而降？”说完这些，他猛然醒悟，这可不是儒家门徒应该说的话，于是改口，“是我功夫不到家，惭愧！”

李元度发现曾国藩平静了许多，就打开话匣子：“胡林翼和罗泽南不来，有他们的原因。据我对罗泽南的了解，他现在一定在使用吃奶的力气猛攻武汉，为的是赶紧来救曾公。”

不必猜测，曾国藩就知道罗泽南肯定在用吃奶力气攻打武昌，因为罗泽南对他曾国藩是忠心耿耿、牵肠挂肚。

罗泽南岂止是用上吃奶的力气，简直用上了一辈子的力气。他亲临武昌城下，不分昼夜地攻城。他两眼冒火，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武昌城生吞活剥。太平军严防死守，湘军伤亡惨重。胡林翼婉转相劝，硬来吃大亏，磨刀不误砍柴工，请调节攻城的速度。

罗泽南目眦尽裂：“曾公在南昌城生死难料，我岂有休息的工夫？！”

武昌太平军守将自参军以来从未遇过这种不要命的玩意，也怒发冲冠：“守城太不爽快，开城门，老子要和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一决生死！”

双方摆开阵势，大打野战。几轮过后，太平军守将喊了一嗓子：“扯乎！”太平军掉头就跑。罗泽南双目瞪出眼眶，狂呼乱叫：“长毛败了，给我追进城门，曾公，等我！”

湘军士兵奋勇争先，喊杀声响彻云霄。一直追到武昌城侧门，正中规中矩逃跑的太平军突然向两边闪躲，侧门突然大开，一支数目众多的太平军从里面杀出，直冲罗泽南已无阵形的军队。湘军已没有后退的时间，被冲得七零八落。

罗泽南被火枪打中左面颊，血流满面，沾湿衣衫。好不容易逃出太平军的包围圈，他已奄奄一息。在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曾国藩。胡林翼慌张跑来查看，发现罗泽南已无药可救，不禁悲从中来。罗泽南握紧胡林翼的手，说出儒家大师风味的临终遗言：“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血。现在武汉又未克，江西危难重重，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我很惭愧，要先走一步，你好自为之。”

胡林翼不受控制地哭出声来，像是狼嚎。哭得精疲力竭后，才想到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曾国藩。几天后，曾国藩在南昌军营里接到了胡林翼的信。

信使千辛万苦，绕了好大一个圈，才把信从武昌送到南昌。当时，曾国藩正在军营中发呆，有人来报告，南昌来了信使。军营里突然起了阵邪风，吹起桌子上的文件，在空中飞舞。

曾国藩大叫一声：“不好！”

这是人的第六感，也是曾国藩从神学那里得到的坚信不疑的预兆。信使跑进来，仿佛是尘土做的，浑身上下都在抖落尘土。未等信使叩首请安，曾国藩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像是未卜先知一样：“罗泽南大人走了？”

信使万分惊愕，忘了从怀中取出信，白日见鬼般看着曾国藩。曾国藩等不及了，去他怀里猛地一阵乱掏。堂堂湘军瓢把子在一个信使身上动手动脚的场景让在场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护卫们慌忙去拉曾国藩，曾国藩丝毫未觉察到自己的失态，急躁道：“信呢？拿出来！”

信使在忙乱中躲开曾国藩的双手，把信从鞋里拿出，曾国藩一把夺过，如饥似渴地展开，信还透着温暖的脚气。曾国藩才看了几行，脸色已铁青，他的预料成为现实。他嘴唇哆嗦着，双手颤抖，眼眶湿润。看到一半，他“呃”的一声，向后一仰脖，喷上空中一大口血，然后就倒。

护卫们慌作一团，急忙把曾国藩抬到床上。曾国藩已昏死过去，众人又是掐人中，又是捶后背。忙了好大一会，曾国藩才“呃”的一声，还魂人间。这一醒来，他好像老了十岁，气也弱了，手也颤了。李元度慌慌张张地跑来，曾国藩让众人都出去，喘了好久，才能正常说话。

一开口就很不吉利：“罗泽南走了，我也要紧随其后。”

李元度睁大眼睛：“曾公万不可这样说！”这话才一出口，就哽咽起来。

二人制造了这压抑的氛围，这氛围又反过来影响二人，如同两个老头子看到眼前摆了两具棺材。

时光停滞了许久，曾国藩才气息恹恹地说道：“要给罗泽南置办隆重的葬礼。”

李元度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不可。”

曾国藩狐疑地望向李元度。

“罗泽南是湘军的灵魂人物，如果把他的消息传开，那军心不稳啊！”

“啊！”曾国藩猛醒过来，“哎！”

他叹息之后就是对罗泽南波涛汹涌的回想，在曾国藩的印象中，罗泽南是个不知疲倦、永不抱怨的人，白天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晚上回来就和别人谈论理学。这是儒生带兵典型人物，除了明朝的王阳明，曾国藩想不出还有第二人。

这样一位本应光芒万丈的人物，就这样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更要命的是离开了他曾国藩和湘军。一月前，曾国藩对罗泽南是望眼欲穿，而现在则是肝肠寸断。曾国藩感觉，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他从罗泽南的离开人世中复苏。他可能永远都这样沉溺下去，直到末日。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感觉，罗泽南去世的半月后，曾国藩奇迹般的活了过来，一天早上，鸡才叫一遍，他就坐到办公桌前，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温六老弟左右：

三月二十八日，有小伙计自鄂来江，乃初九日起程者。接润之老板信三条，知雄九老板噩耗。吾邑伟人，吾店首功，何堪闻此！迪安老板新开上湘宝行，不知各伙计肯听话否？若其东来，一则恐无盘缠，二则恐润老板太单薄。小店生意萧条。次青伙计在抚州卖买较旺，梧冈伙计亦在彼帮助，邓老八、林秀三亦在被合伙也。雪琴河里生意尚好，浙闽均有些伙计要来，尚未入境。黄虎臣老板昨往瑞州去做生意，欲与印渠老行通气，不知可得手否。

余身体平安，癣疾痊愈。在省城与秋山宝店相得，特本钱太少，伙计又不得力，恐将来火食为难耳。余不一一。澄四老板三月十九发一信来，已收到矣。

润公老板、迪安老板、义渠宝号、吴竹宝店均此。

来伙计二人，照给白货。初七日到小店，初九日行。

如你所猜测的那样，这封信暗藏玄机，是一封隐藏真实内容的隐语之信。我们不必闲言碎语说当时曾国藩的处境多么艰难，只就这封信就可了解大概。他是用隐语写成，就如同当年的地下党写给他的组织、同志的信件一样，太平军当时控制江西省大部，用隐语写成，是为了防止信使被太平军捉住，透露了信息。

信中的“温六老板”是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之前在家乡优哉游哉，自曾国藩在江西坐困愁城后，开始四处活动，招兵买马，准备去为曾国藩释厄。“润之”是胡林翼，“雄九”是罗泽南，“迪安”则是湘军卓越的将领李续宾，“次清”是李元度，“雪琴”是彭玉麟，“秋山宝店”指江西巡抚文俊。

信的大意是：得知罗泽南病逝，李续宾接管其军，不知部署是否服从稳定？如果李续宾带兵援我，恐怕胡林翼处兵力又减少。我的小店生意萧条，处于困境，大家都忙得四脚朝天，这应该是好事。最后谈到他和文俊关系融洽，只是没能给江西打开局面，粮饷很成问题。

这封信并无实际内容，它只是反映了曾国藩当时的窘境、困境，甚至绝境。

在绝境中迸发出奇迹般的力量，向来是出色人物的杀手锏。1856年五月，他把一封“乞讨书”成功送达北京。这是他自困顿江西以来第六次写信给咸丰，请求派出援兵。他不无痛苦地说道：“援军不到，东南大局会加速糜烂。若能有一支援军，湘军全体将士将对皇上感恩戴德，以死相报。”

咸丰多次接到曾国藩的信，也接到文俊的信。文俊身为江西巡抚，自有守土和隐瞒危机的责任。所以当曾国藩说江西南昌岌岌可危时，文俊却说，南昌稳如泰山。咸丰犯起了嘀咕，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后终于做出圣明的判断：曾国藩想骗军饷。于是他回信质问曾国藩：“你说南昌危急、整个江西危急，长毛已包围南昌，怎么就不见长毛进攻南昌？难道长毛知道你威风凛凛曾大人在，吓破胆，不敢进攻？”

这的确是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曾国藩死里逃生的原因！

打虎亲兄弟

咸丰对曾国藩的质疑，曾国藩委屈万状。可委屈之余，他也在想这样的问题：太平军自攻陷樟树镇后，并未全面进攻南昌，只是在南昌外围做些零星、毫无意义的扫荡。

罗泽南死后，有人对曾国藩说：“长毛的行为很吊诡，我们可以偷偷出城，袭击他们的巡逻队，打击他们的士气。”

曾国藩眉头一竖：“天下任何事都不是侥幸成之。要脚踏实地，不可投机取巧。长毛狡诈多端，这是故意示弱，咱们不可上当。”

军事参谋们连连点头，曾国藩颤着手，指点起来：“咱们自出山东征以来，有个很大问题，就是浪战浪追。罗泽南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才阵亡的。今后要立下规矩，无论战役规模多大，指挥官必须谋定而后战，切不可蛮攻蛮打，徒伤士卒。”

这是曾国藩的福至心灵，从此后，湘军打仗，从不主动，纵然是胜券在握时，也不主动进攻。每次和太平军对垒列阵之后，按兵不动，诱惑太平军来攻，使其三番五次进攻，消耗气力后，抓住机会，发动全线反攻，往往一战而定。

1856年七月初，一支湘军在江西瑞州和太平军多次交战，每次都能将太平军全歼，但指挥官死活都遵守曾国藩的教诲，所以每次只是打赢而已，从不追击。曾国藩对这几次交战印象深刻，从送来的情报中，他冥思苦想，终于发现一条重要情报：太平军队形不整，旗色不一。

他惊喜地叫出声来：“长毛物力已屈，军械不整。他们的贼巢肯定有变动！”

大部分人认为曾国藩被围困得神经错乱，但很快就有好消息传来，验证了曾国藩的猜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发生了惨烈的变乱，史称“天京（南京）之乱”。

“天京之乱”过程如下：洪秀全自在南京称帝后，把灵魂和身体都奉献给美色，真正掌控太平天国大权的是东王杨秀清。

1856年夏，杨秀清假托天父附体，要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怒不可遏，秘密联合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和燕王秦日纲，决心铲除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当时掌握着太平天国三支野战主力，都对杨秀清“犯上行径”大为愤慨。韦昌辉先发作，突然从江西前线率领精锐兵团杀回南京，以雷霆之势杀掉杨秀清，并将杨秀清亲戚、余党万余人屠杀。

韦昌辉不只是干掉杨秀清，而是要取代杨秀清。

他开始如杨秀清一样控制洪秀全，石达开闻讯匆忙赶回南京，劝阻韦昌辉悬崖勒马。韦昌辉的智慧无法接受这种忠告，并阴谋要宰掉石达开。石达开提前得到消息，逃出南京城。但他的家人全被韦昌辉屠杀。

石达开怒发冲冠，在安徽宣布韦昌辉为天国罪人，带领他的野战军十万人进逼南京。洪秀全在南京城也号召天国子民对付韦昌辉，洪、韦二人就在南京城中厮杀，血把秦淮河染红，流入长江，流进大海。最终，韦昌辉功亏一篑，被洪秀全擒杀，秦日纲也死于乱战。石达开以天国再生父母的身份进入南京城。

这就是“天京之乱”，它告诉我们，农民武装虽能短时间内创建辉煌，可逃不过的宿命却是，终有一天会窝里乱咬！

曾国藩能在南昌城有惊无险地度过几个月，就因为太平天国在窝里斗。但这并不能壮大自己的实力，太平军精锐虽然撤出江西，可几支小股部队也够曾国藩受的。比如在瑞州的太平军，虽衣衫不整，武器落后，却仍能把湘军多次拒之城外。在多股太平军游击队的干扰下，曾国藩仍然不能放肆地伸腿伸脚。他饥渴般的需要援兵。

1856年七月十五，曾国藩在瑞州城外等来了援军。这支援军来自湖北胡林翼处，统帅就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曾国华在得知老哥被困在江西后，彻夜难眠，左等右等也等不来老哥被解救的好消息。

经过反复思量，他以半吊子军事家的身份从湖南老家直奔湖北，途中经历无数风险才惊魂不定地抵达胡林翼大营。

胡林翼被曾国华这份兄弟情谊深深感动，拨给他四千士兵。

曾国华流完眼泪，不禁毫无城府地问了句：“当初我老哥鬼哭狼嚎地向你请救兵，你都不理，为何我一借，你就给了？”

胡林翼感叹道：“形势逼人，当初湖北都难保，如今长毛内乱，湖北方面撤走了许多兵，否则就是天王老子来，我也借不出兵去。”

曾国华恍然，原来他想多了，以为和胡林翼有深沉的交情，想不到只是形势改变而已。好一个曾国华，带领四千士兵，大显神威从湖北直杀到江西。一是救兄心切，二是运气极佳，所向披靡，打得各个城池的太平军哭爹喊娘。

当他抵达瑞州城下时，攻城的湘军将士热泪盈眶，曾国藩一听亲弟弟带领援军来了，从南昌城一路跑到瑞州，兄弟见面，抱头痛哭。两人趁着士气振奋，向瑞州发起了猛烈进攻，一战而成。

曾国华的到来，打通了江西湖北之间的道路，曾国藩喜不自胜地说：“全局转机，就系于此啊！”

这句话虽有对老弟曾国华的溢美之词，不过在那种困境下，能有一支援军到来，哪怕是几个伙夫，曾国藩都会感动得涕泪横流。

所谓打虎亲兄弟，说的不仅是团结合作，另外的意思是，一个兄弟能打老虎，其他兄弟就差不到哪儿去。曾国华不是曾国藩兄弟中出类拔萃的一个，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最耀眼。

曾国荃在曾氏家族中排行第九，少年时到京城和曾国藩一起学习，他和曾国藩大为不同，首先天分极高，个性最倔，灵性最足，和曾国藩的中规中矩不同，曾国荃敢于打破常规。

早些年，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他就参与积极，并且献上很多含金量十足的意见。1854年，曾国藩领湘军出山，曾国荃也要跟随。曾国藩劝阻他，你要想建功立业，非有个功名不可。就这样，曾国荃极不情愿地留在家乡复习功课，准备着1856年的会试。

他是身在老家心在老哥。曾国藩每打一次胜仗的消息传来，曾国荃就如自己打了胜仗一样，上蹿下跳，眉飞色舞。老哥在九江、湖口城下困顿时，他就是吃不好睡不香，总想找人打架。如果不是他老爹严加管教，他早就跑去找曾国藩了。

1856年春，曾国荃去北京考试，走到长沙时，因湖南北部和湖北路途都被太平军所阻，无法继续北上。换作别人，早就一哭二闹了，可曾国荃竟然手舞足蹈。

他给老哥写信说明情况，希望老哥能通过关系给他弄个代理知县做。曾国藩当时正专心打仗，无时间理他。曾国荃就积极地打起老哥的旗号，凭借出色的口才和能力，他竟然攫取了赋闲在家的长沙人黄冕的心。

曾国藩被困江西，频繁向中央请求援兵，咸丰特诏起用黄冕为江西吉安知府，曾国荃也“仙及鸡犬”地成了黄冕的得力助手。

其实这是中央政府给的空头支票，因为当时吉安还在太平军手里。

但这毕竟是一种权力。

曾国荃一得到权力，瞬间就爆发了兄弟情谊，他要带一支军队去拯救老哥曾国藩。黄冕很为难，他是有点积蓄，却没有兵。曾国荃拍着胸脯说：“你只要出钱，我就能搞到兵。”

一个月后，曾国荃这就招到了3000人，黄冕心花怒放，曾国荃带着这3000人，兵锋直指吉安，进军途中，遇到太平军营垒，曾国荃绝不放过，统统击破。直到这时，曾国荃才惊讶地发现，他的军事才能是如此了得。

他给哥哥曾国藩写了无数封信，先是吹嘘自己的军事才华，然后是让哥哥把心放到肚子里，因为不久之后，他会踏着五彩祥云，威风八面地降临南昌，把长毛贼打得丢盔卸甲，迎老哥出城，去南昌郊区走一走看一看。

让他气馁的是，老哥曾国藩只给他回了一封信，而且还是用隐语写成。其实，曾国藩给老九写了很多信，但信和信使都被太平军捉住销毁了。他本心不希望弟弟们带兵，在一封信中，他深情地说道：“带兵之事，千难万难，任劳任怨，受苦受惊，一经出头，则一二三年不能离此苦恼。我就是前车之鉴，希望你们不要带兵，无益于世，徒损于家。”

曾老九看了老哥的信，百感交集，说：“老哥这是说多了都是泪啊，全是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啊。”但他又说，“老哥这是口是心非，困在南昌，到处求救兵都不得，他一定希望有一支随叫随到的曾家军，我要为老哥实现这一宏愿。”

曾国荃说得没错，曾国藩当时想法正是如此。所以当曾国华带兵来后，他啼泣之余，不禁急不可耐地写信给老九说：“既然你愿意带兵，现在又有军服在身，那就好好干。多向伟大的前辈学习，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出色的军人！”

曾国荃对信立下誓言，一定要让自己成为当时世上最优秀的军人，不为别的，只为给老哥排忧解难。

但当时，曾国荃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曾国藩的忧难很大，他自己都没有一点信心。

可望不可即的兵权

让曾国藩又惊又喜的特大消息在1856年年底传来：胡林翼的湘军终于攻克武汉，并乘胜东下，水陆两军同时抵达九江。湖北和江西的长江水上通道被彻底打通，曙光重现，天佑曾国藩！

抵达九江城的水军司令是杨载福，陆军司令是李续宾，二人都是曾国藩的手下，也是曾国藩当初派到湖北去支援胡林翼的。两人也是攻克武汉的主力，功勋卓著。

曾国藩心潮起伏，他想到很多，全是私利。首先，两人所率的湘军应该立即归还他曾国藩；其次，九江战场已成，而胡林翼远在湖北，那么战场最高司令就应该是他曾国藩；最后，他应该以兔子般的速度到九江检阅部队。

想到就付诸行动，绝不拖延。

1856年十二月中旬，曾国藩风尘仆仆、心急火燎地赶到九江，在九江城外湘军大营和李续宾、杨载福见了面。

来的路上，曾国藩忐忑不安，因为他没有底气。

李续宾接管的军队是罗泽南的残兵，杨载福去湖北时，他曾国藩好像只给了三十几条只能捕鱼的小破船。他似乎仍能记起当时杨载福失望的样子。

现在，二人兵强马壮，声势浩大。也就是说，李续宾和杨载福都不是靠他曾国藩起家的，这年头，人翻脸比翻书还快，谁刀快谁就是老大，哪有什么上下级情分？！

但他一到现场，看到李续宾和杨载福在很远的地方屁颠屁颠跑来，他的忐忑就烟消云散。他很愧疚地在心里责骂自己：亏你还是孔家门徒，竟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的肚子！

李续宾和杨载福跑到曾国藩面前，先是激情四射地给曾国藩叩头，然后又以下级对上级的礼节行礼，最后三人抓紧彼此的肩膀，任凭泪水肆虐。

这三个动作一气呵成，如同提前演练过。其中自然有讲究，先叩头是弟子对老师的感恩，然后行下级之礼，是继续承认曾国藩的领导地位，最后抓住对方的肩膀流泪体现了三人炽热的友情。

曾国藩不胜欣慰，既对李、杨二人的从一而终感动，又感激胡林翼的正大光明。这“正大光明”就是，胡林翼明明可以自己来九江，却没有来。胡林翼完全可以在他曾国藩黔驴技穷时另起炉灶，打出自家军队的旗号，但他却仍保持了湘军的建制，而且所重用的人都是他曾国藩的部下。

这份明智、这份友情给曾国藩的震撼是强大的。九江阅兵的当夜，曾国藩就给胡林翼写信说：“君子贵于诚，能忠贞无二于主子，打着主子的大旗为主子谋福利，这才是人臣之诚。在这点上，我虽然有严密的‘诚’的体系，却无事上练的成绩，只有你胡林翼公，将‘诚’字昭告天下，发扬四海。借此机会我发挥下‘诚’字诀：我真诚无欺地佩服你的‘诚’。”

写完这封信，曾国藩猛然想起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就是给中央政府写信，要咸丰承认许可他的另外两个私利。

在曾国藩看来，这种事根本不用他本人交待咸丰。

咸丰如果深明大体，就会自动自发地传圣旨，要他接管李续宾和杨载福的部队，再命令他攻打九江。不过，曾国藩是儒家门徒，讲究的是要积极主动地尊敬君王，不能让君王时刻替自己着想，那就是不忠。

他写了一道奏折，觉得不过瘾，又写了一道，还是不过瘾，一口气再写了三道，一夜之间，五道奏折在他的挥毫泼墨下大功告成。

看着眼前的五道奏折，曾国藩露出了蒙娜丽莎般的微笑。

五道奏折的前三道乏善可陈，只是他所指挥的湘军在江西地面创造的几个小战绩而已。但这几个小战绩绝对要说，因为它是后面两道奏折的铺垫和基石。后面两道奏折才是正题：

第一，杨载福统帅的长江水师在去年（1855年）经我派遣到湖北援剿，李续宾部陆军是罗泽南的残兵，罗泽南也是我派遣到湖北的；第二，李、杨二人统帅的湘军水陆师，已攻克武昌，并且已来到九江战场，准备进攻九江城；第三，李、杨的军队目前缺少军饷，希望皇上能大慈大悲，拨些款出来。早一日攻克九江，早一日得到大实惠。

这奏折写得非常有水平，必是深思熟虑许久的。

他旁敲侧击、拐弯抹角地告诉咸丰：“李、杨二人是他的部下，而他的部队不属于政府正规军，所以李、杨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同时，他又说李、杨湘军强大无比，由此抬高了自己的地位，最后，他用了“瞒天过海”一招，为李、杨二人讨饷，悄无声息地当了李、杨的主。”

咸丰接到信后，即刻看出了曾国藩的言外之意，马上召集谋臣们商议对策。谋臣们纷纷发言，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曾国藩这是挟湘军以令圣上，良知大大地坏掉了，应将他的兵部侍郎职务就地免去。

话音未落，就有谋臣出来指责对方太鲁莽，曾国藩今非昔比，你想想，他从创建湘军到现在始终低调保守，但为何突然如此铺张扬厉地抬高自己？

事实明摆着，咱们政府军不如人家湘军，咱们的人若是稍有点骨气和力量，也不至于让曾国藩如此大出风头。你削曾国藩兵部侍郎的圣旨明天到，南方后天就会大乱。

又有谋臣跳出来，气咻咻地喷第二位谋臣：“难道他曾国藩还敢造反不成，我请求皇上现在就下圣旨，削了他的兵权，看他能蹦跶到哪儿去！”

众人吵起来，朝堂成了菜市场。咸丰拼命地咳嗽，压制这些噪音。好不容易压了下去，他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憋了半天，才缓缓说道：“咱们不能卸磨杀驴，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曾国藩坐大，这计策嘛，就在这辩证法中，诸位超绝人士，请出手吧。”

谋臣们又是猪群抢食的一阵乱，有人尖声高叫，“这事不能用政治手段解决，应该用咱们中华文化中的精髓——官场手段——解决。”

咸丰来了兴趣，他知道中华官场文化博大精深，心里已有了数。那位谋臣接着尖声说道：“一个字：拖。大事拖成小事，小事拖成无事。”

咸丰击掌叫好：“妙，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曾国藩肯定中招，如猫爪捉心般难受。”

曾国藩不能不中招，等了一个月，也等不来咸丰的圣旨。

传圣旨的人就是骑驴也应该到了啊。

他脑子里如犯了牛皮癣，摸不着抓不着，奇痒难忍。

咸丰有谋臣，曾国藩也有。

他一着急，就把他的谋士团找来了。曾国藩的谋士团质量比咸丰的要高，这缘于曾国藩对待他们发自真诚。谋士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分析了各种不利情况后，得出结论：皇上是用了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精髓“拖”字心法！

这“拖”字心法威力巨大，如同把一个人装进井里，盖上井盖。当事人明知外面有个世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活人会被活活憋死，死人会被憋复生。

曾国藩并不吃惊，他在官场也待过，知道这“拖”字心法的奥妙。但他不是轻易死心的人，因为他始终信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1857年春节，曾国藩又连上三道奏折，做最后的进攻。

前两道奏折仍是报功，太平军在九江城外围的两个据点被他的湘军轻易拔除，第三道奏折拥有超高的含金量。他说：“现在九江南北两岸，水陆湘军已达到二万余人，当进行军事演习时，陆上万马奔腾，惊天动地，江面旌旗招展，锣鼓喧天，吓煞鬼神。我准备把指挥部搬迁到九江前线，料理一切。可突然，就在昨天子时，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准备工作，发现眼神不济了。有护卫点上灯，我眼前仍是一抹黑。我大叫‘不好’，难道眼睛瞎了？但天明后，我能微弱地看到点东西，所以心安了许多，不过这毕竟是病，希望皇上能赐我一月假，我需要好好静养我的双眼。”

曾国藩的确犯了眼病，但生理病小于政治病。咸丰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继续使用“拖”字诀，曾国藩在江西焦躁得只想跳江，眼疾真的就严重了。

人往往是这样，工作、感情上遭遇苦楚时，就会想家。

在不温不火的天气下，曾国藩眯着双眼去看天看地看长江，咸丰的嘴脸在江面呈现，不过不是那个相貌温和的皇上，而是一条青面獠牙的水怪。

他急忙把眼光收回，从心中把这“忤逆”之欲祛除，心里彻底澄清后就想起了父亲。

他三年前离开家乡和老爹，就再也未见过父亲。双方虽有书信往来，毕竟代替不了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他老爹也非常想念他，在他困顿南昌时，整日以泪洗面。

曾国藩摸索着给老九曾国荃写信，希望能把老爹带来江西和他相见。曾国荃接到信后，大叫一声：“难道老哥又被困住了？”

众人来看，只见曾国藩的信中字压着字，横冲直撞，像是世间不可多见的隐语。有人提醒曾国荃，你老哥犯了眼疾，写起字来当然没轻没重的。

曾国荃于是给曾国藩回信说：“老哥听我说，老爹已六十多岁，而且身体不好，您现在正好有病，不如请假回老家看望父亲，岂不是两全其美？”

曾国藩挣扎着双眼看完信，长叹一声：“老九真是政治白痴啊。”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此时不能走，一走就前功尽弃，那些奏折白写了。但感叹完曾国荃是政治白痴后，他突然醒悟：请假回家何尝不是政治智慧？我走了，湘军还叫湘军吗？

这是“自我”过于膨胀，孔子教导他的门徒：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曾国藩马上想到这句训导，即刻收了自负的心。

这是理学的方法论——存天理去人欲，内心一旦有不好的欲望，要马上克掉，否则这种欲望会如野草般蔓延，最后侵占你的内心，把你变成一个丧尽天良的人。这不是理学的专利，心学宗师王阳明也认可这种方式。曾国藩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来修心，可见修身功夫非比寻常。

他正在请假回老家和继续在江西的矛盾中纠结时，老天为他开辟了一条道路。1857年二月中旬，一封信如离弦的箭飞进曾国藩的军营。信来自湖南，内容是：你老爹曾麟书去世了！

据在场的人后来回忆说，曾国藩看完这封信后，竟然出奇地平静，还把信重新折叠完整，放进信封，最后把信捧到胸口，闭上毫无必要的双眼。他的整张脸如同地质变化一样，慢慢地开始扭曲，扭曲了半个时辰后，只听到“嗯哼”的一声，曾国藩整个人像是被人抽走了脊柱，垂直瘫软在地。

众人在他脸部缓慢变化时，已预感到大事不妙，都在绷紧神经，一见曾国藩瘫倒，慌作一团，纷纷来扶。跟随曾国藩多年已经有经验的人，急忙掐人中、捶后背、灌凉水。折腾了大半天，曾国藩喉咙里“咯咯”地响了几声，猛地睁开眼。众人大惊骇，曾国藩的眼明亮犀利，和一个月来患病时青灰色的眼大大不同。

突然，“嗷”一声，世间根本就没有的声音从曾国藩的全身发出，他一个鲤鱼打挺滚下床，放声大哭，在地上翻滚，几乎要再昏死过去。

众人七手八脚重新把他抬到床上，安慰、劝解、开导，种种声音在他头顶交织成一张网，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人滚雷般的话语，睁着眼，像个婴儿看着篷顶，就这种姿势，他保持了一夜。

第二天凌晨，护卫们听到咳嗽，慌忙跑进帐篷，曾国藩端坐床边，一身白服，出奇的整齐。护卫们面面相觑，不知曾大人这又是闹哪一出。

“传下去，”曾国藩的嗓子虽沙哑却异常刺耳，“要各位将领来，开会，我要走了！”

第六章   东山再起

和咸丰摊牌

1857年阴历二月中旬，曾国藩得到老爹去世的消息，他和属下们开了个简短的会。会议结束后，他长出一口气说：“我走了，你们好自为之。”

李续宾和杨载福正在九江前线，闻听曾国藩的老爹去世后，连忙派人来慰问。胡林翼也从湖北来信，要曾国藩节哀。

曾国藩给三人回信说：“几年前，为我母亲守丧半途而废，如今轮到我爹，非有始有终不可。我现在就是军国的赘疣，家庭的罪人。恨不得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回湖南老家，抚棺一痛、一哭。”

这是曾国藩真情实感的流露，而这真情实感却不精纯，还有另外的元素。胡林翼隐约猜测出，曾国藩对中央政府的举措心怀抱怨。他去信分寸极好地安慰曾国藩，天理自在人心，看将来勿计较现在。

曾国藩如果不是有涵养，非抽胡林翼几个嘴巴不可。胡林翼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贵州一个芝麻小官短短两年内升到湖北巡抚，好不快活。而他曾国藩实不符名，建立赫赫功勋后如今还是个兵部侍郎，他胡林翼没有如此经历，怎知当事人的苦闷？！

他没有时间和胡林翼计较，因为他正向咸丰皇帝请假。循例，政府官员的父母去世，该官员必须按儒家传统回老家守孝，是为丁忧。而军中大员的父母去世后，应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后才可回籍奔丧。因为军情干系很大，中央政府要找到得力人选才能让请假的人走。

曾国藩的请假条写得很有水准，先是用“父亲去世，我要回家守孝”一句话带过，马上就谈到正题：湘军水师统帅应由杨载福担任，陆军统帅应由李续宾担任，军饷方面应由胡林翼和江西巡抚文俊共同筹办。杨、李二人在军，我曾国藩就可有可无。

这就是拿别人的钱财收买人心，这封信倘若要湘军将士们看到，岂不要鼻涕和眼泪齐飞？我们慈悲的曾大人老爹都死了，竟然还想着我们军饷的事。这和圣人有什么区别？

收买人心之后，曾国藩开始关注国事：“我走后，可由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代替我。倘若皇上能同意这两条，臣感激涕零。”

文俊没少给他添乱，福兴也是八旗勋贵，打心眼里瞧不起曾国藩。曾国藩难道真的通过儒家修行达到了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的境界？

这当然是扯淡，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文俊和福兴有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点才是曾国藩推荐他们的原因：二人都是酒囊饭袋。

曾国藩不可能把湘军拱手送人，但在此情况下又不得不交出兵权，于是他想到了这个绝妙主意。事实上，他多虑了。这几年来，他的政治教育和湘军将士共同出生入死，双方早已建下深厚友谊，没有人能从他手中夺走湘军。

令人惊异的是，曾国藩发出这封奏折后的第五天，根本未等中央政府的批准，就带着老弟曾国华华丽丽地离开江西，飞奔老家。

这是严重违纪。咸丰如果较真，能让曾国藩把牢底坐穿。所以当曾国藩的奏折才到北京，江西政府“曾国藩已走”的消息接踵而至，咸丰七窍生烟。他狂呼乱叫，说曾国藩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知龙颜大怒为何物，他说要严惩曾国藩，以儆效尤。

咸丰虽然这样气急败坏，却没有立即付诸行动。道理很简单，曾国藩可不是任他宰割的一块肉，曾国藩现在是大清的顶梁柱，拆了这根柱子，就等于拆了大清这座破败不堪的房屋。

咸丰的“优柔寡断”传递出的信号，立即被胡林翼和骆秉章参透。二人联合上疏，为曾国藩求情。他们的求情书写得很潦草，根本就没用心。因为他们明白，咸丰只是想找个台阶，在这种时刻，你就是写给他一首艳词，他都不会介意。

接到胡林翼和骆秉章的信后，咸丰把它交给大臣们看，威严地说道：“国家法度不容侵犯，念曾国藩是初犯，又有湖南、湖北两位巡抚替他声泪俱下地求情，我就赦免他，准他三个月假，期满后仍回江西工作。”

圣旨飞一般的抵达曾国藩的老家，曾国藩带领全家望阙叩头。他称自己数载从军，过多功少，皇上竟然还如此照顾我，我只有殚精竭虑，报效皇上，要我的子子孙孙永不忘记皇上的大恩。

这是番客套话，曾国藩所以不等咸丰批准就朝家跑，很大程度是对咸丰的不满。所以他说完这段话后，连忙跑进内室做反省的功夫，他要把这“不诚”祛除。

在家守丧两个多月后，眼看假期将满，曾国藩出其不意地向咸丰再请假，声称要在家守三年之丧。这是儒门家风，连皇帝老儿都不可更改。可问题是，当时有三年守丧的规定，也有夺情的先例。所谓夺情，就是不让你守三年之丧，赶紧出来工作，这就是移孝作忠。

咸丰下圣旨给曾国藩，咱们可是说好的，就给你三个月假期，你不能出尔反尔，眼下长毛贼还没有被剿灭，国家正是用你这种人才之际，你怎么可以退缩不前？

曾国藩接了这道圣旨，先是昏昏然，接着就是飘飘然。啊呀，看来皇上还是需要我的，你看他言辞中那种“离开我就活不下去”的架势，既然我是你的宝，那我就要跟你讨价还价了。

曾国藩纯粹是出于委屈和冲动，向咸丰皇帝摊了牌。当然，儒家很讲究含蓄保守，所以他不能一上来就谈条件。而且即使是谈条件也不能明码标价，他要循序渐进，旁敲侧击地开始。

1857年六月初，曾国藩向咸丰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肯终制折》，在这道奏折中，他淋漓尽致地说了不愿回江西军营，要求在老家守孝的真正原因，共有三点：

一是手无军权。他说自己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招募的官勇，不是国家正规军，所以虽能征善战，而有功人员却不能像国家正规军一样补授实缺。他本人简直丢脸丢到家了，即使是补授小缺这样的芝麻小事，他也必须向当地巡抚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舞士气。

二是手无政权。他不无痛苦地说，他以兵部侍郎职务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财权，又没有赏罚之权，所以处处掣肘，时时碰壁，碰得我常常鼻青脸肿，我的皮肤病和眼病就是被碰得心情压抑而得的。兵饷没有保障，常常受到断饷的要挟。

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曾国藩悲痛万分地说，我是以团练大臣招募士兵，只奉有出湖南省作战的圣谕，并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所以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与排挤，有人甚至故意借此奚落，让我窘迫难堪到极点。

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曾国藩在信的最后直接地阐述中心思想：领导湘军的人必须要有军权、政权和钦差大臣的头衔，否则很难击败长毛。而我是个三无人员，所以我回江西前线毫无意义，请皇上还是让我在老家守孝吧。

这意思已再明显不过，要想让我曾国藩出山，必须给我权力。

后来很多学者们都说，曾国藩这次上疏太不明智，险些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但换个角度想，曾国藩这次的上疏正是最明智之举，而为何明智，连当时的他自己都无法知道。他争的那些权力，表面看是为自己，实际上是在为湘军争。这就是后来湘军上下能死心塌地跟随他，将他奉为神明的原因。做领导的，什么领导力、执行力、吸引力都不重要，最关键的就是为属下们争利。做到这点，人心就尽在掌握。

咸丰和他的狗头谋臣们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点，而是一眼看到曾国藩在为自己争名夺利。咸丰气冲斗牛，对谋臣们说：“曾国藩这是想让我违背祖训，授予一个汉人兵权啊。他是不想活了？！”

从未有人探到消息说曾国藩不想活了，不过从其奏折的内容来看，他似乎有这方面的要求。

有人马上跳出来自作聪明道：“曾国藩这种要求只能水中捞月，因为咱们已有无数个曾国藩！”

咸丰狐疑起来，马上有人站出来解释：“胡林翼占有武昌，居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已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政府军已在进攻镇江，打得是有声有色。长江上下游都是我们的天下，又听说长毛内乱，势力大衰，攻克南京，指日可待，还用他曾国藩干什么？！”

咸丰大喜：“来呀，传旨，皇恩浩荡，曾国藩在家守他的三年之孝吧。”咸丰几乎乐不可支，说，“另外，再传圣旨，让曾国藩那两个手下李续宾和杨载福都去当提督，气死曾国藩。”

曾国藩闻听咸丰允准了他的请假，果然气得呆若木鸡。经过几天的调理，他才从极度愤懑中清醒过来。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脱胎换骨！

重塑金身

曾国藩在那心情水深火热的几天里，得出这样高明的结论：我到处碰壁，非是心外壁垒森严，而是我内心不够强大。也就是说，沦落到这步田地，根本原因就在自我修养方面有无限弱点，这些弱点才是让我被人抛弃的主因。

那么，都有哪些弱点呢？

曾国藩总结为两条。第一条，缺少“谦”的美德。早在京城时，曾国藩就用理学修心法抑制过自己的傲慢。然而徒劳无益，傲慢就在他骨子里，自他开始办团练开始，这种心态在轻视他的人的催化下，再度萌发。曾国藩虽然是中下之资，却非常自负，认为自己本领奇绝。奇绝在哪里呢？他自称能伸能屈，可行可藏，常常见到别人家不是，而见不到自己不是。

他说，我曾绝望过两次，自杀了两次，活过来后，立即就精神百倍，这就是能屈能伸。我初办团练，有人讥讽我，用各种方法对付我，我忍辱负重，终于办成天下第一军——湘军，这也是能屈能伸。他又说，我先是攻克武昌，皇上没有赏我，我也没有抱怨（扯淡）；我的军队后来收复武昌，皇上也没有赏我，我更无抱怨（更扯）；现在，我被皇上扔在家里，我平静如水（太扯了），这就是可行可藏。

可行可藏是儒家鼻祖“无可无不可”的延伸，孔子曾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子可真够伶俐的，你用我我就出山，不用我我就藏起来。千万豪杰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太平盛世（有道）这个平台后，我出来推行我的主张，天下一乱，大事不妙，赶紧躲起来。

曾国藩恐怕不是这样的人，他心怀天下，似乎还做不到“可行可藏”。但是，经过反思后，他意识到，人不可能永远走上坡路，有上坡必有下坡，这是朴素辩证法。所以上坡时不可傲慢自大，下坡时也不能低迷消沉。归根结底，人必须要有颗平常心，尤其是不能傲慢。曾国藩说，从今以后，我要大变身，常见得自己不是，常见得别人的优点。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第二条，必须要圆滑。曾国藩终于觉察到一点，自己所经之地的官员处处和他作对，是因为他不懂官场。他性子太直，又不肯和不喜欢的人应酬交际，不合群是官场大忌。中国官场是个奇特的所在，在这个场子里，所有人都必须把真正的我隐藏，绝不可以致良知，谁致谁死。所有人必须知行不一，人格分裂，否则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北宋末期，有人找宰相蔡京要个好官职。蔡京知道这人人品不错，就没有给他。有人问蔡京，为何不给他官。蔡京说了令人咂舌的官场名言：既要做好人，又要做高官，世上没有这回事！

曾国藩始终在官场保持刚方之气，以为天地正气能胜万邪，最终，他失败了。无论是湖南的芝麻小官，还是湖南大佬骆秉章、江西巡抚陈启迈或是文俊，对他曾国藩都是有冷没热。原因就在于，曾国藩不能融入他们的官场圈子，不能融入的原因就是，他还有良知，依然傻乎乎地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非是单纯的知与行的统一。它对人最大的要求是人格不应该分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而中国官场恰恰要的就是这种人格的分裂。

曾国藩重出江湖的不多几年后，对人无限感慨地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后来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也就是说，曾国藩比从前更会做官了。只要会做官，官官相护之下，仕途就不言而喻地一马平川，想要做的事就顺当多了。

当人们赞叹蝴蝶破茧而出、凤凰涅槃、雄鹰砸啄时，有谁能真正理解蝴蝶、凤凰和雄鹰的苦楚？

重生之后是光辉，但重生的过程却痛不欲生。

曾国藩的重生过程也是如此，当人们真正要脱胎换骨时，会对自己从前的愚蠢极度愧悔，这愧悔的心理过程就是折磨人的利器。

每当曾国藩要从往事的愧悔中拔身而出时又产生了新的烦恼，这烦恼如邪恶之火，的确燃烧了从前，但也点燃了现在。

这种自我反省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却宁静，不受外界的干扰。我想如何反省就如何反省，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但有件事就不这样容易了，这就是当时舆论对曾国藩的严厉苛责！

大众舆论一致认为，曾国藩常夸口自己深谙传统道德三昧，忠君言辞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为什么在奔丧之后却向皇帝伸手要权，权未到手就在家哭得死去活来？这是典型的伪道学！

曾国藩的敌人不必说，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攻击他，纵然是他的朋友也来信语言婉转，认为他这次很失态，没了仪态。敌人、朋友的责难，曾国藩能承受，让他如剜心之痛的是左宗棠对他毫无保留的攻击。

左宗棠在当时南方名动天下。他要推举谁，谁马上就飞黄腾达；他若贬损谁，谁立即就一落千丈。左宗棠的嘴不是嘴，而是道德审判机。现在，他把这台机器对准了曾国藩。

他先从曾国藩不等朝命就回老家奔丧说起：“老兄你领兵打仗的本事哦，我想恭维却找不到案例。你原本就犯了很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只是中央政府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你这次不等中央政府同意就披星戴月往家赶，你的忠心可就没那么纯了。你是否听我的劝告重新出山，我不敢说；你重新出山，凭你那点能力，对国家大局是否有帮助，我也不敢说。但是你不等中央命令就回家奔丧，真是无礼无义，我必须敢于教训你几句。”

铺陈了这样一番宏大开场白后，左宗棠直奔曾国藩的人生观：“你经常摆出一副道学家面孔，四处吹嘘自己‘以诚为本’，可你这次却打着给老爹上坟的旗号，行向皇帝要权的实。我看你的良知彻底坏掉了，你平时自诩光明正大，我看这要么是你在说笑话，要么就是……不必说了吧，你用事实证明了这是个反语啊！”

曾国藩看信后，除了七窍生烟外别无他法。对付左宗棠这种嘴损到家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搭理他。曾国藩只字未回。左宗棠等了许多天回信，发现没有回信。他竟然气冲斗牛，对人说：“曾国藩这人才短气狭，绝不是平贼之人。”意思是，曾国藩狗屁不是，心眼还这么小，根本就不是带兵打仗的料。

这可真够有意思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湖南到处说，结果长江两岸都知道曾国藩狗屁不是、心眼特别小，更知道曾国藩“以诚为本”的人生观根本是个笑话。

幸好曾国藩心眼远没有左宗棠判断的那样小，不然早跳河一百次了。对昨日种种之非的愧悔和舆论的攻击，让曾国藩渐渐失去平常心，在老家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犹如魔鬼附体，稍不如意就和弟弟，甚至是弟媳大吵特吵。从其家经过的人常常听到一副破锣嗓子，震天响。

曾国藩有这样失心疯的表现，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原因，那就是他对当时形势痴心妄想的判断。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和湘军正在打破脑袋争夺江西九江、吉安、瑞州等军事重镇，双方相持不下。但1857年七月，石达开在南京城发现处处受到洪秀全的猜忌和抵制，一怒之下带领二十万精锐出走。江西太平军顿时兵力锐减，湘军在江西全线反攻。曾国藩被这一乱象所震惊，他认为不出一年，太平军就会被彻底镇压。战争一结束，他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时机就灰飞烟灭。这比出师未捷身先死还要痛苦一万倍。

他不无痛苦地和弟弟曾国荃说：“人生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啊。”悲叹完他的世界观，就跑到庭院里大吵大闹，曾家短暂的宁静后，重温鸡飞狗跳。

曾国藩不明白，他不是预言大师，他的出山是命中注定，没有注定的只是时间问题。

出山进行曲

西安将军福兴在1857年春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他愤愤不平地说：“我敢确信，在这个世上，除了曾国藩外，没人能指挥得了湘军。这是一支无纪律、且目无尊长（除了曾国藩）的军队，完全不可用。”

福兴这人饭桶一个，平时判断芝麻蒜皮的小事都能走眼，但这份报告却一语中的。在当时的世上，除了曾国藩外，确实没有第二人可以指挥湘军。福兴这份报告是在去视察湘军瑞州军营后写就的，据他说，他本来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去瑞州军营。想不到那些湘军土鳖将领把他当成视察官，对他百般恭敬，繁文缛节样样没有落下。这意思已很明显：你不是我们的主人，从哪来回哪去吧。

湘军不能被曾国藩之外的人指挥，连胡林翼都印象深刻。咸丰把福兴的抱怨说给胡林翼听，要他想办法整顿湘军，胡林翼直言不讳地对咸丰说：“这些人只认曾国藩，没有曾国藩的许可，他们连我都不认。”

咸丰暴跳如雷，要下旨强行解散湘军，但想一想就打消了主意，因为现在，他们还有用。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很快，他睁的那只眼也闭上了。

在江西的湘军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派系林立。这里既有曾国藩纯湘系的湘军李元度、刘腾鹤等部，也有和曾国藩闹过矛盾的王錱部，还有被曾国藩见死不救过的江忠源系统的楚军刘长佑等部。这些统兵将领，派系不同，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他们不但和长毛打，有时候也和政府正规军打，甚至有时候自己也打。江西官员们屡屡向咸丰请求援助，咸丰唯一的援助就是，闭上另外一只眼。

咸丰双眼都闭上后，江西前线又发生不小的转折，1857年七月，曾国藩的一员爱将在攻打瑞州时阵亡，下月，王錱死于军营，之前被胡林翼邀请出山的曾国荃也在全军后退。江西形势的变化引起了北京方面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一个叫李鹤年的兵部言官上奏咸丰，请命曾国藩出山。咸丰语重心长地对这位言官说：“曾国藩正在守孝，要他出山就必须夺情，夺情历来是不得已之举，江西方面现有杨载福统带，不必曾国藩前往。曾国藩非要移孝作忠，湖南土匪也很多，就在湖南建功立业吧。”

咸丰特意让人把这道奏折和他的批示抄给曾国藩看，曾国藩哑然失笑。如果按照咸丰的意思，他曾国藩真要出山必须从头开始。而咸丰要人把这道奏折给他看，大概是怀疑他主使李鹤年上奏的。

他蕴积着一股不满，向咸丰皇帝解释说：“皇上您这是听了哪个混账的话，竟然说湖南还有土匪。湖南全境连个匪毛都没有，无‘贼’可剿。我本是无才之人，所处又不是可以有所为之地。您英明神武，使臣以礼，因时制宜，我不禁感动痛哭。皇上要我在湖南剿匪，我本该提刀上马，奔向战场，但守孝在家，出去了恐怕会被世人骂死。现在只希望各路军事日有起色，我在老家也就稍安了。”

“使臣以礼，因时制宜”八个字一针见血，戳穿了咸丰的把戏。咸丰见被曾国藩揭了短，急忙遮掩，下圣旨给曾国藩：“大臣出处以国事为重，忠就是孝，你说的世人骂死你，太过于拘执。暂时就这样吧。”

“暂时就这样”的意思是，曾国藩仍要在家守丧。

胡林翼很焦急。

1857年十月，他上奏咸丰说：“目前的战局乐观也不乐观，长毛方面虽然内斗消耗了力量，但我们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各路统帅各自为政，号令不一，心力不齐，必有危险。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等将领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不是一般人所能调遣的。仅以这三人为例，就可知为何只有曾国藩能领导湘军，因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所创，这三人也是曾国藩‘识拔于风尘之中’，自湘军东杀西讨以来，他们都是曾国藩的属下兼密友。如果曾国藩不回来，那湘军可能会分裂；如果曾国藩回来，统一政令，就能趁现在长毛的衰弱，直捣南京，消灭敌人，太平盛世必还魂归来。”

胡林翼非比寻常，他是湘军二号人物，又是重要战场湖北的一把手，咸丰对他不能像对待李鹤年那样随意。

他极“重视”地给胡林翼回复说：“我恨不得明天早上醒来就看到天下太平。但曾国藩离开战场已很久，对现在的战场情况和计划是否有把握，我不得而知。如果真让其出山，他从湖南走到江西，耗费时日太多，恐于军心非好事也。你胡林翼我是知道的，我看曾国藩能做的事，你能做；你能做到的事，曾国藩就未必。”

胡林翼接到圣旨后大发感慨：我举荐曾国藩，皇上却把这帽子扣给我，曾公知道了，该怎么想。

曾国藩的负面情绪只是针对家人，绝不针对外人。当胡林翼把他自己的奏折和咸丰的批示抄给曾国藩时，曾国藩只是对胡林翼说，以后千万别推荐我了。我不出山在家修心也是好事，我若出山，那说明战局已坏，咱们做臣子的当然希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这是扯淡！

曾国藩一直密切关注前方战事的变化和北京方面的部署，从种种细微处观察自己重出江湖的机会。1858年四月，几乎是一个晴天霹雳传来：湘军攻克了九江城，江西全境除了吉安外全部光复。曾国藩捶胸顿足，在院子中绕柱狂走。他悲叹道：之前预测的事果然发生了，我此生休矣。

如果这句话让洪秀全听到，也会瞠目结舌。洪秀全可是语无伦次、装神弄鬼的高手，但在曾国藩这句大预言面前，他那些神魔附体的神迹简直如同儿戏。

曾国藩悲叹自己的人生后，又和院子里的家人吵了一架。累得半死回到书桌前，给正在前线打仗的曾国荃写了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吾为其始，弟善其终。意思是，我种下了种子，希望你能捡到点胜利果实。

这似乎有点太矫情，连上天都看不过去了。所以1858年年初，石达开率领20万太平天国最精锐的兵团从江西东部进入浙江，旋即兵临衢州。浙江一直是满清帝国的财赋重地，也是长江下游清军筹饷的主要基地。而衢州则是浙江的大门，石达开虽未攻下衢州，却出奇兵百里奔袭，轻取浙江军事重镇处州。

处州在衢州东南，与衢州、金华互为掎角。石达开一克处州，旋即兵锋指向金华，并快速攻陷了金华的武义、永康。石达开的另一支机动兵团又攻克常山、开化，如此一来，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通的枢纽被石达开扼住，浙江首府杭州岌岌可危。

浙江震动，江南震动，整个中国震动，咸丰的嘴角开始抽动。

他慌忙下令胡林翼从湖北支援浙江，胡林翼拿出半死不活的模样说：“安徽、湖北军情异常紧张，我是无兵可调啊。”他在胡说八道，这样说的目的就是逼咸丰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走这一步。他又下命令给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总指挥和春，要他去对付石达开。和春和石达开打过多次交道，都被石达开搞得晕头转向，所以立即魂不附体，马上就生了病，无法领兵出战。

咸丰刚要向南方的诸位将领下命令，突然南方诸将领都生了病。咸丰的思路弹尽粮绝，忽然又想到刚被他提为浙江巡抚的李续宾，有人旁敲侧击地对他说：“李续宾和曾国藩是穿一条裤子的！”

岂止是李续宾和曾国藩，连湖南巡抚骆秉章都抢着要和曾国藩穿一条裤子。当石达开兵团进入浙江并攻城略地时，骆秉章叫起来：“曾公可以出山啦。”

他紧急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他的心腹和湖南省高官，其中就有左宗棠。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很谈得来，曾国荃婉言相劝左宗棠：“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和我老哥都是国家栋梁之才，纵然不合作，也不能成为仇人。”左宗棠正为当初讥讽曾国藩而受良心谴责，于是顺水推舟，坚决支持曾国藩出山。

骆秉章一得到左宗棠的支持，立即美滋滋地派人去曾国藩老家，告诉曾国藩，我要举荐你，整个湖南官场，尤其是左宗棠都支持我的决定。

曾国藩把头摇得似拨浪鼓，说：“万万不可，皇上现在对我很大意见，你们这是引他的火上我的身。”来人要曾国藩把心放在腔子里，因为这回必能成功。

曾国藩勉为其难地同意，骆秉章于是上奏咸丰说，石达开狡猾、凶悍，既已入浙，必会引带东南不稳，为今之计，只有起用曾国藩统帅江西湘军，才有可能收到追击石达开取胜的结果。

咸丰悲愤不已，想不到他堂堂大清，文武百官数以万计，竟然找不出一个人可以顶替曾国藩！他真是被逼无奈，几乎是肝肠寸断地发布了起用曾国藩的圣旨。

但他心里仍有个结，就是对曾国藩当初不等他命令就奔跑回家的愤恨。所以这道圣旨的用词很耐人琢磨：

东南大局攸关，必须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曾国藩开缺回籍，计将服阕。现在江西抚、建均经克服，止剩吉安一府，有曾国荃等兵勇，足敷剿办。前段时间已命令几员猛将驰援浙江。这几人都是曾国藩旧部，所带士兵，得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曾国藩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着骆秉章即传旨令该侍郎迅赴江西，驰赴援浙境……该侍郎曾守孝半路出来过，所以这次也应该不辞辛苦出山。何日启程？

这道圣旨里，把曾国藩的巨大作用轻描淡写，而且还带着点讽刺：你守孝期间出来做官已不是第一次，所以就别惺惺作态，赶紧出山吧。

曾国藩一收到这道圣旨，热泪盈眶，跑到院子里大喊大叫，他的兄弟和弟媳早已枕戈待旦，从门里冲出来准备吵架。很遗憾，他们想错了，曾国藩没有吵架的意思，而是跪倒在地，面向北方，磕头如捣蒜，嘴里絮叨着：“皇上英明，伟大，万寿无疆。”

那天晚上，曾家大院出奇地消停，曾国藩如一潭宁静湖水端坐在床上，和他两个弟弟聊天。

他弟弟说：“当初老哥有‘统兵大员非任巡抚方可’的要求，怎么现在又不提了？”

曾国藩缓缓地说：“当初气盛，非中庸之道也。这一年来，我深刻反思得出这样的结论：气盛时是‘有我’，中庸时是‘无我’。‘无我’才是圣人境界。”

“有我”与“无我”的区别很简单：“有我”是为自己谋利益，“无我”是为众生谋福利，为众生谋福利后再为自己谋福利，其实“无我”才是真正的“有我”。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的当天，就挥毫泼墨写了封信。信不是写给咸丰的，而是写给左宗棠。他很清楚一点，此次被起用，左宗棠起的作用非同一般。即使不为感恩，单就日后来看，左宗棠也是他需要仰仗的人之一，所以必须要妥善维护和此人的关系。他在信中告诉左宗棠自己的启程时间、路线，然后说，我这次出山要带什么人、带哪支军队，还请您多多指教。具体细节，我想等到长沙后，咱们再谈，到时请您一定当我的指南针，知无不言。

左宗棠收到信后，积极回应：收到你这封信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信，我以为你彻底和我绝交了，我是又思念，又伤心，但你也知道我性格，我只是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意一发动，就不假思索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但后悔之后仍会犯同类错误。我总以为，真朋友就该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做责人严而责己宽，用你的话说，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啊。

左宗棠这封信，自我批评诚意十足，曾国藩接到信后至为感动。

写完给左宗棠的信，曾国藩又连写两封，一封给浙江巡抚晏端书，一封给浙江士绅们。他在这两封信中都谦卑地申明，“国藩之来，虽受皇命，实有叨扰之处，请诸位多行方便给国藩，请做国藩的指南针。”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打着哈欠吃早餐，吃到半路，突然一拍脑门，大叫着跑进书房，又写了几封信。第一封信写给湖广总督官文，可谓极尽曲心：九江克复，全楚肃清，杨载福、李续宾仰赖您悉心保护栽培，才得此大功。国藩从军数载，毫无成效。此次复出，专辖陆军，精力亏若，深恐不能胜任。请您示我指南针，感激涕零。

第二封信写给江西新任巡抚耆龄，也要求这个能力低下的官员赏赐他指南针。第三封、第四封……无数封信都是写给当时在浙江、江西、湖南等地高级官员的，信中都有一句话：请不吝赐教，做我的指南针！

半个月后，众官员先后接到曾国藩的信，不禁奔走狂呼：从未见曾国藩如此谦虚过，他这葫芦里卖什么药？但满腹狐疑过后，这些官员就都笑起来说：“看来曾国藩懂事了。”

曾国藩的确懂事了，这是他在家中反思得出的深入灵魂的高级结论：自己全无是处，要多向别人请教，纵然得不到真材实料，绝不会吃亏。要让自己以温和的面貌走入官场，融入官场，以后才能吃得开。

在找了无数个指南针后，他满怀激情和自信地上奏中央，除了报告立即启程和沿途军事部署外，又虔敬地向咸丰表示：“我才智浅陋，这几年运气也不好，败多胜少。蒙您怜悯，给我机会。我必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咸丰高度赞赏曾国藩的诚意，批示道：“你此次奉命即行，足见你关心大局，忠勇可嘉。好好干吧。”

时值1858年的盛夏，烈日炎炎，路上少人行。而曾国藩却身穿官服、大摇大摆地走在从湖南去往江西的路上，稀少的路人都投来惊羡的目光。

曾国藩就这样意气风发地走了一天。太阳西垂时，他突然怪叫一声，直挺挺向后就倒。随从们慌忙跑过来扶起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个伶俐的看到曾国藩脸色潮红有汗，嘴唇发紫，一切都明白了。

他让人脱下曾国藩的官服，拿来凉水，一顿乱泼。曾国藩这才悠悠醒转。一醒来，看到自己上半身赤裸，不禁恼羞成怒，训斥随从们：“谁大胆剥了我，读书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随从们只好说：“大人，您中暑了，如果不立刻施救，会有生命危险。”

曾国藩大人有大量，原谅了随从，突然眼睛上翻，哇呀一声：“苦也！”

是够苦的，随从们心里说，这么热的天，您还穿着去年秋天的官服，能不苦吗？

但曾国藩说的苦不是这个，他说：“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随从们见他一脸严肃，惊问何事。

“日记！”曾国藩扯开嗓子喊道：“今年四、五月份的日记，我没有写啊！”

曾国藩写日记，天下人皆知。他的随从们也知道，所以这件在别人那里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曾国藩这里的确就是比天还大的事。

当晚在一客栈住下，随从们急忙把文房四宝准备好，曾国藩开始补写日记。大人物写日记是很讲究的，曾国藩不可能补写他和弟弟、弟媳们吵架的事，所以1858年四、五月份的日记就成了鸡汤似的心灵感悟。比如“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再比如“矫激近名，扬人之善；有始无终，怠慢简脱”，还比如“威仪有定，字态有定，文气有定”。

写完这些感悟，曾国藩觉得不妥，于是补充道：三月二十二日，作札记立誓；四月二十三日，戒棋立誓；二十六日，窒欲立誓……

1858年六月末，曾国藩来到长沙，遇到难以置信的欢迎，连左宗棠都亲自跑到城外，向曾国藩一个劲地点头微笑。曾国藩心里叹息说，人情这玩意就是镜子，你对它笑，它就还你微笑，你若愁眉不展，那它绝对还你苦瓜脸。

不但和长沙的最高长官们打成一片，他甚至跑到长沙县衙和县太爷们欢快畅谈。整个长沙，甚至整个湖南都知道了，从前的曾国藩已死，现在的曾国藩是个圆通和气的好官僚。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做官了。

会做官，并不一定就有好运气。曾国藩还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

到处一场空

曾国藩出山的任务是追击石达开，但石达开不是那么好追到的。一年前，石达开离开南京，目标是浙江。遗憾的是，他在浙江门户衢州遭到清军很有能力的守将，于是放弃浙江，转向福建，并沿着福建江西交界线一路向西南行进。

曾国藩在长沙制定的计划是，由江西东部进入浙江。可当他从南昌乘船东下，抵达江西东部河口时，石达开带领主力已从浙江东部打进福建，清政府命曾国藩尾随追击进入福建，石达开主力又盘旋于福建、江西边境。石达开跑得不亦乐乎，曾国藩追得气喘吁吁。

他向咸丰发出哀叹：“我不能再追下去了，否则我这辈子就会追来追去一场空。”咸丰倒很理解曾国藩，下旨说：“你可在建昌府（府治江西南城县）暂时驻扎，等待最佳时机，给石达开致命一击。”

这是大话，也是官话，石达开没那么容易被一击致命。因为此时石达开的斗志明显下降，兵团只是在不停地做战略转移，根本不想打仗，所以曾国藩也就无仗可打。在建昌府的半年时间里，曾国藩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和湘军的将领们紧密联系，谈天下大势，谈从前谈现在谈未来。每当谈到湘军历史的艰难时，曾国藩都会流下真诚的眼泪。这眼泪毫无悬念地滴到信纸上，被那些湘军将领看到，心中百感交集，暗暗发誓要跟随曾国藩，哪怕走到山穷水尽。

曾国藩在建昌府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眼睁睁看着李续宾的灭亡，此事需大致铺垫介绍。当曾国藩意气风发地被迫和石达开玩捉迷藏时，洪秀全在南京开始了新的大布局。老同志全部不在，再也无人替他分忧解难，他只好从女人堆里爬出来，打着哈欠亲自管理他的天国。

不得不承认，洪秀全是个有能力的人。1858年，他力排众议提拔了年仅21岁的陈玉成和35岁的李秀成为天国的支柱。他把太平军主力毫无保留地交给这二人，绝不疑心。

陈玉成和李秀成虽然年纪不大，却都是老革命。他们用多年的战火洗礼自己，把自己锻造成了英雄人物。二人拿过兵权，出手不凡，仅用了一个月，就击破了围困南京多时的江北大营，南京之围顿解。

清军的江北大营一垮，南京的压力减轻，陈玉成便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步步紧逼的湘军了。跑在最前面的湘军李续宾兵团自然成为陈玉成第一个要打击的目标。

按之前胡林翼的军事战略，李续宾兵团负责进攻安徽北部，但他不是独立作战，原则上他归清军钦差大臣满人胜保指挥。胜保是个酒囊饭袋，和太平军作战从来就没有赢过。正因为从来没有赢过，所以他特别嫉妒赢过太平军的湘军。

曾国藩敏锐地注意到这点，在给左宗棠的信中，他特意提出：“安徽战事由胜保指挥，李续宾可能会受牵制。我了解李续宾，他不是个受人摆布的人。如果他和胜保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恐怕只有胡林翼能够扶助并让他安全。”

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胡林翼老母突然病逝，胡林翼要回老家守孝，这个消息对曾国藩而言无疑糟糕透顶。因为胡林翼是湖北巡抚，曾国藩此次出山的湘军军饷全靠胡林翼支撑，他不无痛苦地给胡林翼写信说：“湘军水陆数万人，皆仗胡公以生成，一旦失所依倚，关系甚重。”

胡林翼也大为痛苦地回信道：“我老娘去世，我不能不回啊，呜呜。”

曾国藩拼命地在军营里踱步，事已至此，绝无挽救的余地。没必要在这棵树上活生生吊死，倒不如为胡林翼锦上添花。这个锦上添花就是，为胡林翼老母写了副挽联：武昌居天下上游，看郎君新整乾坤，纵横扫荡三千里；陶母是女中人杰，痛仙驭永辞江汉，感激悲歌百万家。

写了这副对联，曾国藩心情居然大好，给曾国荃写信，附上这副对联，沾沾自喜道：“它能进入前五名吗？”

如果这句话被胡林翼看到，不知作何感想。我才死了老娘，你马上就炫耀你的文才，这他妈的是对待兄弟的态度吗？！

不过，曾国藩的心情大好只是一时，很快就重新为李续宾担忧起来。他不厌其烦地给李续宾写信，要他一定要和水军配合，万不可分兵。分兵则力弱，力弱必败，一败则整个形势将为之牵动。同时还给李续宾的弟弟李续宜写信，敦敦告诫道：“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他又说，“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之大忌。”他还说，“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都是散乱必败之道。”

李续宜是读书人，但他是个喜欢简单明快的务实的读书人，对曾国藩这些不太落地的话，他虽不反感却也没有认同。曾国藩这段话实际上是告诉那些战场上的军官们：每进攻一个地方，攻城要有攻城的部队；另外一定要有负责打援的部队；要有隔断附近敌人各个据点的联络的部队；还要有一支机动部队。

归结到一点就是，力和势不能穷。

李续宾向来很听曾国藩的话，但此时已由不得他听了。

1858年八月，李秀成兵团突袭合肥，一举成功。咸丰非常担心太平军越过长江流域向北发展，和幽灵般的捻军会合，威胁北京。胜保又多次秘奏咸丰，说李续宾这小子赴援迟缓，贻误军机，良知很不光明。

咸丰闻听大怒，十天之内七次下诏，命李续宾去阻截太平军。李续宾不得不执行命令，由于急行军，所以他只带领8000人，火速赶往合肥方向。开局很美好，所过之处，太平军散兵望风而逃，李续宾如风一样抵达距合肥五十里的三河镇。

三河镇是太平天国的粮饷重地，合肥、南京的粮食都由三河镇供应。由此可知，三河镇若失守，合肥不必说，如同蝴蝶效应，南京也会危险。

洪秀全张皇失措，迅疾下令给陈玉成和李秀成，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三河镇。陈、李二人调动太平天国精锐，火速赶往三河镇。

三河镇战役由此拉开大幕。

从战略角度而言，李续宾的孤军深入含金量很高，正如当年有人建议诸葛亮突袭洛阳一样。诸葛亮没有采纳的原因是，他胆小，怕一旦突袭不成，会立即陷入魏帝国层层包围的绝境中。李续宾孤军深入，表面上不是取合肥、也不是取南京，实际上，打三河镇是牵一发动全身。

遗憾的是，他的兵力太少。从他的驻扎地出发，一路过关斩将，损失了一些人。他又担心会被敌人断了后路，所以每打下一地就留一部分兵力，所以抵达三河镇时，他的兵力已不足五千。

曾国藩急忙去信李续宾，字里行间都是乱麻一样的担忧：“老弟啊，你这不是打仗，是自残。你必须马上回军桐城，以静制动，速速，速速！”

李续宾也知道自己正身处危道，但他不可能速速回师，因为咸丰像个催命鬼一样，不停地让他前进，前进，向着三河镇的炮火前进！

他抵达三河镇时境况也并未完全绝望，在三河镇附近还有两支机动部队，一是驻扎在湖北黄冈的李续宜四千人，另外一支是驻湖北英山的唐训方。二人都是湘军将领，李续宾要找他们帮忙，他们没有不帮的道理。

问题是，胡林翼回家守孝后，湖广总督官文全权代理湖广事务，所以当李续宾的求援信抵达武昌时，一直嫉妒湘军军功的官文大发醋意说：“李续宾用兵如神，”所以呢，“他根本不需援兵。”

一收到官文的信，李续宾拍案而起。众人以为他要大骂官文，然后撤兵。令人惊异的是，他说出的话却是：“官文不给援兵，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下令，对三河镇发动进攻！”

三河镇是太平天国的粮库，所以防御坚固。李续宾兵团连攻下九座堡垒，仍未动三河镇分毫。就在李续宾发动第二波更震撼人心的攻势时，陈玉成率领太平军精锐抵达三河镇外围，连营数十里，对李续宾形成反包围并痛快地切断了他的后路。

一天后，李秀成也率领太平军精锐抵达，援军数量多达十万人，而李续宾只剩下不到四千！李续宾现在想全身而退已不可能，但又不得不退。

经过认真勘察，李续宾决定向陈玉成的前锋部队的薄弱环节发动进攻来突围。他认为，这个突围点最容易，有人提醒他，陈玉成用兵如神，不可能把弱点暴露得这样赤裸。李续宾说：“陈玉成只是时势推出的‘英雄’，把阵形摆布成这样，是他的能力问题，不必担忧。”

陈玉成能力很高，和李续宾旗鼓相当，所以他前锋部队的弱点是故意暴露出来的。李续宾集合全部兵力在当夜向他梦想的最佳突破点发起进攻。陈玉成前锋部队一触即溃，掉头就跑。

李续宾狂呼乱叫，命令追击。一直追到次日黎明，已经追过了陈玉成的主力大营。李续宾本该随便找个机会逃走的，可他仍然追击。此时突然大雾弥漫，李续宾的湘军冲进大雾，和太平军混战在一起。李续宾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已指挥无效。

正在双方混战得难分难解时，李秀成领兵赶到，三河镇的太平军也破门而出，四千多湘军被十万太平军紧紧围困，沙场上炮声震天、血肉横飞，李续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血战一天后，双双殉国，四千多湘军士兵只剩下几百人，狼狈逃出。

三河镇之役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太平天国方面，敲锣打鼓庆祝这场胜利，理由是他们歼灭了湘军最精锐的陆师；曾国藩痛哭失声，因为李续宾自加入湘军以来，就对他忠心耿耿。当他在湖南老家守孝时，李续宾不停地向他请教问题，这就代表着无论他有无官职在身，李续宾都把他当成唯一的主人。

李续宾的阵亡让曾国藩在建昌府心情沮丧到极点，但曙光是有的，而且很刺眼：经过多年征战，湖南与湖北都成了湘军的可靠后方和粮饷基地。

虽然李续宾没有了，可只要有钱有粮，成千上万的李续宾会破土而出！

李鸿章到来

1858年的最后一个月，曾国藩在建昌府大营接见了一位36岁的安徽人，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其父李文安和曾国藩是同学。1844年，李鸿章到京城看望父亲，结识了曾国藩。据曾国藩后来说，他第一眼见到李鸿章就断定，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因为李鸿章天资聪颖，才华横溢，诗文卓越，有强烈的功名心。

李文安请曾国藩指点李鸿章，曾国藩欣然。于是，李鸿章就在曾国藩的指点下，学习理学高深莫测的道理，学习为人处世的技巧。

但如你所知，曾国藩当时的理学造诣不高，其为人处世的技巧简直是任性而为，还不如李鸿章。所以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没得到什么真材实料，虽然如此，他还是常常在外人面前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过从”。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溢美不胜欣慰，所以当几年前江忠源到安徽做巡抚时，曾国藩马上就把李鸿章推荐给江忠源。他的评语很有力道：“李有大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带在身边。”

江忠源用过李鸿章，遗憾的是江忠源很快就殉国了，李鸿章又陆续跟了几位政府地方大员。他是否有大用之才，当时还无人发现，连他自己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和地方大员的幕僚们相处极不融洽，所以无法施展才华，有机会施展才华时，又发现太平军实在太厉害，处处阻挡他的前进脚步。

李鸿章落落寡欢，愈发觉得“壮志难酬”。混得最惨时，竟住在陋巷中，仰天长叹，惶惶度日。由于曾国藩一直混得不怎样，所以没有太搭理李鸿章，直到1858年重新出山，根基总算站稳，得知李鸿章在困顿中，所以向他发出邀请。李鸿章兴奋得发狂，认为飞黄腾达的机会就在眼前，抱着几件换洗衣服欢天喜地跑来了建昌府。

于是就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属于权谋型，它展现了曾国藩的高超智慧。这种说法是这样的：李鸿章无比兴奋地跑到建昌府，曾国藩却借口军务繁忙，不见他。李鸿章就在建昌大营四处转悠，他认为几天之内曾国藩就会召见他，想不到半个月过去了，毫无音信。

李鸿章比热锅上的蚂蚁还焦躁，托各种关系终于找到一位叫陈鼐（naǐ）的同学。他要陈鼐去试探曾国藩这样做的意图，陈鼐就去找曾国藩。

曾国藩打起了太极，什么都说，就是不肯把不见李鸿章的意思说出来。陈鼐有些不高兴了，他说：“李鸿章和您有师徒之谊，当年老师对他特别器重。现在，您把他叫来，却不见他，我想这里肯定有道理，请你明示吧。”

曾国藩想了一下，说道：“李鸿章是个了不起的人，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军舰，不是我这里的小溪所能容纳的。他为何不回京城谋个好差事呢？！”

陈鼐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思路，如果你真是小溪，李鸿章是军舰，叫他来之前为何不说？难道等李鸿章来了，你才知道你是小溪，李鸿章是军舰？

陈鼐吃惊过后，马上就领会了曾国藩的中国传统智慧。曾国藩这是在扯淡，他的目的是看到李鸿章心高气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是中国人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和培养人的一番苦心，但它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压制人才的一个美妙借口。陈鼐就替李鸿章解释说：“李鸿章这些年经历了许多挫折和艰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您不妨收留他，看他的表现。”

曾国藩又想了一下，这一下时间很长，终于点了头。李鸿章就这样走进了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曾国藩最得力的智囊之一。

第二种说法就很合情合理。曾国藩主动邀请李鸿章，李鸿章到建昌府大营的下午，曾国藩就表现出十二分热情，和他热烈长谈。晚上又把得力谋士王闿（kǎi）运叫来和李鸿章热谈，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谈啊谈，谈得昏天黑地，谈得日月如梭。

不论是哪种说法，下面这件事却是真实的。

曾国藩特别讲究修身养性，给他的军官和幕僚们都规定了“日课”，其中有一项就是吃饭要定时，每顿饭必须等军官和幕僚们到齐了才开始，纵然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除非有人饭前壮烈了，只要活着就必须到场，差一人，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不动筷子。

曾国藩吃早饭的时间很早，鸡叫三遍，肯定坐到桌前了。李鸿章截然相反，他不喜拘束，又出身土豪，什么时候起床都有饭吃。所以很快，每天的早餐就成了李鸿章沉重的负担。有人来叫他吃早餐，等于是用刀宰他。

被宰了十几天后，李鸿章终于忍受不了。一个阴雨天，和往常一样，有人来叫他吃饭，李鸿章赖床不起。又有人来叫，李鸿章干脆不答应。第三人来叫，几乎要把门敲碎。李鸿章撒谎说：“头痛，身体不爽，不能吃饭。”

可他的“病痛”并未让曾国藩死心，接二连三有人来敲门。李鸿章只好起床吃早饭。那顿早饭吃得很死寂，无人说话。曾国藩吃完，把筷子向桌上一扔，站起来对李鸿章冷冷地说：“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有一句话告诉你，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话音才落，即拂袖而去。

在场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李鸿章。李鸿章极度尴尬，当时他胳膊伸得很长，筷子停在一块肉上。那块肉不怀好意地盯着李鸿章，李鸿章心上不禁微微一颤。从此，在曾国藩面前收了“撒谎”的心，全身心地向“诚”上发展。

两人的关系也日益融洽，某日，二人谈毕公事，曾国藩问李鸿章：“最近洗澡否？”李鸿章冒了汗，他已三天没洗澡，浑身散发着孜然味。要撒谎，忽然就想起那顿饭和“诚”来，只好满脸通红地实话实说。

他以为等来的是曾国藩的苦瓜脸，想不到曾国藩哈哈一笑，说：“洗澡这东西啊，尽量少，否则都把阳气洗丢了，我就很少洗澡。非但很少洗澡，就是洗脚，也是几个月才洗一回。”

李鸿章险些没把鼻子惊掉，“曾老师果然非比寻常，把个人卫生当作粪土，这岂是俗人能理会得了的？”

曾国藩得到李鸿章的由衷赞赏后，也投桃报李道：“你天资聪明，文才出众，这段时间我发现你办理公文出类拔萃，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有大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越我的，好自为之吧。”

李鸿章慌忙拿出“诚”来：“从前，我跟过几位大佬，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航向。”

二人一唱一和，煞是快活，但这只是短暂的蜜月，二人性格不同，分道扬镳的那天指日可待。

绝不去四川

1859年年初，曾国藩在建昌府和李鸿章畅谈无间时，一个晴天霹雳在曾国藩头顶炸起：石达开兵团冲进了湖南。

这个消息迟早会来，石达开喜欢流动作战，核心思想是以战养战。在江西、福建交界盘旋多日后，他发现生存越来越难，于是连续六昼夜强行军，接连攻陷湖南多个城镇，1859年三月末，石达开兵团十万人抵达邵阳城下，湖南、湖北同时震荡。

曾国藩提心吊胆，各处的湘军兵团也是愁肠百结，军心不稳。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回湖南保卫老家。石达开兵团高奏凯歌时，曾国藩焦急地给在老家的弟弟曾国湟去信商讨搬家避祸的问题，可见形势的严峻。湖南巡抚骆秉章当然也希望湘军能回来，湘军的将领们更是跃跃欲试，准备武装还乡。

李续宜在曾国藩的暗示下，软磨硬泡胡林翼，终于带了五千湘军回援湖南。不过真正严峻的形势并未到来，问题就出在石达开身上。

石达开清醒地意识到，即使他把湖南全境都拿下，也不可能稳坐湖南。因为湖南是湘军的老家，在这支战斗力高超的军队老家，他绝不可能站稳脚跟。

他的目标是四川。倘若能占据四川，那长江上游就尽归其所有，四川山高水险，他完全可以当个四川王，同时能切断清政府的经济来源，形势会幡然一变。

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这点。所以当石达开从湖南撤兵，向四川移动时，胡林翼向咸丰皇帝发出警告：必须要有位得力之人去保卫四川。这个得力之人不是当时的四川总督王庆云，只能是曾国藩。

曾国藩大喜过望，倘若能到四川当个总督，那名垂青史的机会就来了。他向胡林翼表达了这一心意，胡林翼对他说：“我和你关系甚密，不便出面。纵然出面也得不到皇帝的允许，我想到一个人，由他出面，这件事才大有可为。”

此人就是草包官文。曾国藩无法抑制内心的狂喜，急忙就给官文写信。写到一半，他发现不对，哪有这样毛遂自荐的。于是他又给胡林翼写信说：“这事要能成，非你出马不可。你向官文说明，我置身事外，才是王道。”

胡林翼由衷赞叹曾国藩的智慧，他去找官文，那时的官文对胡林翼是言听计从，听胡林翼天南海北的一顿神侃，发现如果他举荐曾国藩，不但能成为世界的救世主，关键是能成为咸丰皇帝的超级红人，不禁跑进办公室就给咸丰写信。他说：“援四川这事意义重大，凡夫俗子根本看不到重大意义，我慧眼识珠，看到只有曾国藩才能担此重任。”

咸丰对官文的慧眼毫无感觉，只对曾国藩去四川大为敏感。在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后，他下圣旨给曾国藩：带兵援四川。

曾国藩大失所望：只让我带兵去四川，却不给我总督的职务，我去干吗？！

他给曾老九写信说：“如果我去四川，必须要带走你在江西的部队，那江西就空了。如果不去四川，石达开进了四川，可能会北上图陕西，本来较为平静的四川和陕西会刀兵汹汹。他感叹说，这真是两难！”

曾国荃回信说：“老哥，这只是你不想去四川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皇帝老儿不给你总督的职务，你到四川还是客人，无法施展。”

曾国藩对老九的判断大为叹服，不过他认为这只是小聪明，他曾国藩还真的在为大局着想。

曾国藩被咸丰命令去四川时，湘军正在攻打江西景德镇，景德镇是湖口、九江的屏障，也是太平军在江西唯一的重大据点，只要拿下景德镇，湖口和九江将高枕无忧，江西全境就天下太平。清政府明白的道理，太平军自然也明白，所以在景德镇布置了重兵。湘军进攻多日，始终无果，曾国藩趁势给咸丰回信推诿说，目前江西景德镇战事停滞不前，我若去四川，必要带走一批湘军，景德镇战事必受干扰，所以我不能去四川。

好消息很快传来：曾国荃兵团加入了围攻景德镇的战役，并快速攻下。消息传到曾国藩耳中时，他先是兴奋不已，接着就是惆怅。因为他已没有借口不去四川了。

他只好去四川，让人惊讶的是，他的速度比蜗牛还慢。从离开建昌府到南昌，他走了一个多月，一边走一边抱怨自己的命运。他对人说：“皇上让我去四川，又不给我实权，这等于是既想让驴子拉磨，又不给胡萝卜。没有地方实权的处境等于是做客，客人能有什么权力？处处都要听主人的安排。”

幕僚们只好安慰他：“咱们在安徽也没有实权，到哪里都一样。”

曾国藩正色道：“一点都不一样。在安徽，有湖北胡林翼的照顾，还有湖南做幕僚的左宗棠和巡抚骆秉章帮忙，虽没有实权，实际上左右逢源。可去了四川，那咱们真就是孤军奋战了。搞不好，仍会重演当年在江西兵败的一幕。”

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不这样认为，按胡林翼的看法，四川乃天府之国，曾国藩去四川后，纵然是客兵，军饷问题也会坐地不愁。左宗棠甚至认为，曾国藩若想光芒万丈，四川之行势在必行，四川完全可以成为曾国藩飞跃的平台。

曾国藩哭笑不得，对幕僚们说：“人啊，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也并非恶意，可见孔夫子说的，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多难做到！”

他愁眉苦脸地向四川挪动，一百个不愿意。老天满足了他的心灵需要，石达开兵团久攻宝庆无法取得成功，只好撤围退向了太平天国的崛起之地广西。石达开一从湖南撤兵，入川就成了幻梦，那曾国藩不去四川就有了好借口。

老天再助曾国藩：太平军在安徽北部打了个大胜仗，大有向北发展的趋势。

咸丰特别担心太平军再搞个北伐，所以未等曾国藩请求不去四川的奏折上来，就立即下命令说，“四川确实没有危险，你现在的重大任务还是放在安徽吧。”

曾国藩乐不可支，命令他的舰队起航，奔向曙光初现之地，那里正有新的战场、新的使命、新的荣光！

也许还有新的羞辱。

第七章   目标：安庆

终极战略

1859年最后一个月，曾国藩踌躇满志。此次未能去四川，正合他意。关键是，咸丰下令要他平定安徽时，同时命令湖南、湖北、安徽的长官们，要全力支持曾国藩。自此，曾国藩的境况为之一变，兵饷有了保证，又由于他参透了官场玄机，所以处处有人相帮，处处得手。这是曾国藩带兵生涯中一个关键转折点，也是他日后功成名就的基石。

1859年年末时，如果站在云端俯瞰太平天国，就会发现它和曾国藩的境况截然相反，太平天国的四面八方都有清军与之作战。尤其是当石达开带领天国主力出走后，太平天国危难重重，不过太平天国还有希望。后起之秀李秀成负责保卫南京，陈玉成负责保卫安庆，抵挡清军侵犯安徽。这是两根天国巨柱，有他们在，短时间内看不出双方的输赢。

咸丰要曾国藩去平定安徽时，曾国藩在头脑里已过了一百遍考虑多时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关键点就在安庆。

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首先向咸丰分析道：“自古以来办理窃号之贼与办理流贼有很大不同。什么是窃号之贼呢？就如洪秀全那样的，建立了伪政权，有根据地和明确的政治纲领。什么是流贼呢？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的，缺少稳固的根据地，常常避实就虚、流动作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个地方，有生之年一直在换地方，比如石达开。”

对付石达开这样的流贼，曾国藩的方案是，坚守阵地，以待其至，挫其锋锐。对付洪秀全这样的窃号之贼的方案是，剪除其枝叶，然后直捣老巢。

现在的重点不是石达开，石达开虽未穷途末路，但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出什么名堂。关键是洪秀全，只要把洪秀全灭掉，其他流贼不足为虑。而灭掉南京的洪秀全，自然要先攻陷南京，攻陷南京的前提是剪其枝叶屏障，这枝叶包括两个，一个是安徽滁州，一个是安徽和州。若想剪除这两个南京的屏障，就必先得安庆。

曾国藩的战略要点出来了：先打安庆。

他说，南京伪政权所以长期不能被攻陷，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大内讧之后力量复起，就是因为有滁州、和州与安庆以枝叶屏障，有陈玉成和那些幽灵般的捻军往来游击，屡次打败我们的军队。如果集中全部力量进攻安庆，陈玉成必然全力以赴，这样就能逼迫陈玉成做战略决战，如能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兵团，南京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他最后说，攻陷安庆是头等大事，是中心目标，更是我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当然，也是湘军气运兴衰的关键。

曾国藩分析得没错。安庆是太平天国西方重镇，倘若安庆一失，从安庆到南京就无险可守。这也是为什么洪秀全让智勇兼备的陈玉成防守安庆的原因。曾国藩整个战略计划是完美的，咸丰非常认可，胡林翼的心里却七上八下。

自从李续宾命丧三河镇后，胡林翼用兵谨小慎微。他叮咛他的将军们，从此以后，兵事以逼城为下策，力戒攻坚。这是曾国藩的思想，却被胡林翼落到实处。对于进攻安徽，胡林翼更是眼皮乱跳，安徽是太平天国长期占领的地区，已有稳固的群众基础，打安徽和打南京，危险程度差不多。

曾国藩也这样看，却没有胡林翼那种胆怯。

在进入安徽边界的阴冷夜风中，士兵们都打着冷颤，只有他浑身燥热，仿佛前方有一座希望的火焰山，熊熊炙烤着他。能有这样的感觉，是他和胡林翼共同谋划的方略，提升了他的热血沸腾指数。

在进入安徽之前，他和胡林翼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谋划具体军事行动，最终确定了兵分四路平定安徽的高深计划。

第一路由曾国藩担任指挥官，主力是曾老九曾国荃兵团，由宿松、石牌长驱直入攻安庆；第二路由太湖、潜山取桐城，多隆阿、湘军猛将鲍超担任指挥官；第三路由湖北英山、安徽霍山攻桐城，指挥任务落到胡林翼头上；最后一路迂回向北绕河南商城、固始奔庐州，由李续宾的老弟李续宜担任指挥官。

李续宜得到命令后，莫名其妙，向北迂回到河南是南辕北辙，所以大为质疑曾国藩的高明计划。曾国藩急忙解释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其实也不是皇上的意思，而是淮北漕运总督袁甲三的意思，其实呢，也不是袁甲三的意思，而是正在淮北驻军的胜保的意思。胜保是个胆小鬼，担心咱们对陈玉成大军全面进攻时，陈玉成会从淮北突围，他无法抵御，所以才让你绕路，你的主要任务还是保护胜保那笨蛋。”

按曾国藩的分析，第二路最吃紧，由太湖、潜山取桐城，陈玉成必然冒死相救，这还只是外因，内因则是两位指挥官多隆阿和鲍超极不和谐。

这个组合其实不是曾国藩的本意，而是胡林翼的安排。

曾国藩向来反对把湘军划归非湘系将领指挥，所以当胡林翼把鲍超划给多隆阿时，曾国藩不禁气得胡子直抖。若是从前，曾国藩早就和胡林翼大吵大闹一通了，不过自从在老家脱胎换骨后，他没了这种斗气，和气成了他为人处世的主旋律。所以他只是默默地看着胡林翼调兵遣将，四路进攻安徽的大规划成型并付诸实施后，曾国藩也没有说一句话，他赞同这种方略，只是在具体实施上，他心中一直忐忑。

这种忐忑很快变成现实。曾国藩的进军路线虽是走石牌攻安庆，但他前面就是太湖（地在安徽长江之北），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攻占太湖，才能继续进兵。太湖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它是由湖北进军安庆的通道，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与此同时，多隆阿兵团也抵达太湖，并将太湖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虽是隆冬，风里却裹挟着令人作呕的腥气。

曾国藩站在太湖城战场外，捏着鼻子，眉头紧皱。这大概是个不吉利的预兆，两天前，他和胡林翼、多隆阿开了个战前会议。

他怀疑胡林翼是被三河镇之战吓傻了，整个会议上对多隆阿俯首帖耳，毫无主见。

按多隆阿这个半瓶醋的意见，他自己驻军于战场很远的新仓，湘军将领蒋凝学驻军新仓、小池之间，以阻截由潜山而来救援太湖城的陈玉成兵团，另一位湘军将领唐训方把军队一分为二，一部守石碑，夹击陈玉成，另外一半则在他的驻营周围担任警戒。至于鲍超，多隆阿向来和他有世界观的分歧，于是命令他驻军距潜山四十里的小池驿。

多隆阿分配完三人的任务后，洋洋得意地看向曾国藩，他对曾国藩半命令半商量地说：“您的人马最多，有七千人，我看就去围攻太湖城吧。”

曾国藩一肚子不忿，但他有高度儒学涵养，并不发作。当然，这也不是涵养的问题，还有见识。

他知道那三位一定会对多隆阿的计划表示不满。首先是蒋凝学，他不无抑郁地指出，我这哪里是打长毛，简直是在保护多隆阿这蠢货。然后是唐训方，他哭笑不得，老子本来人就少，你还分出一部去给你当保镖，这仗怎么打。最后是大发雷霆的鲍超，鲍超对着胡林翼睁圆了牛眼：“老子驻守小池驿，那地方看着是平地，其实是陷阱，前有子潜山而来的陈玉成，后有太湖城的长毛贼，他们联合发作，我岂不成了肉包子？！”

多隆阿自认为这次调度是他高度智慧的结晶，让他大失所望的是，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有异议。这让他想起圣贤的一句话：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看向曾国藩。曾国藩自出山后已成了老好人，这种情况下，曾好人没理由不支持他这个最高统帅。

他想错了。这是大是大非，甚至是人命关天的问题，曾国藩还有良知，绝不可能和稀泥。

他未做过多的深思熟虑，因为他早就考虑得万分透彻，脱口而出道：“大人您的调度很欠考虑。鲍超置于危地不说，连我也会被您害死，我只有七千人，您让我七千人全去攻城，万一有个闪失，我连机动部队都没有。”

多隆阿气冲斗牛，却找不到智慧反驳，而是向胡林翼使眼色，要他帮衬。胡林翼先咳嗽了一下，艰难地开口：“三河镇一役，咱们见识了长毛的厉害，我认为……”

曾国藩插了他一嘴：“胡大人，三河镇战役就是因分兵才导致惨败，如今又要重蹈覆辙？”

“曾大人，你这胆子，啧啧……”多隆阿也插了曾国藩一嘴，而且觉得这一嘴完美无缺地凌辱了曾国藩，因此内心洋洋得意。

曾国藩看向他，目光里如同有锥子：“大人，兵者，生死存亡之大事也，怎可不慎？我向来主张集中兵力，您却分散兵力，仗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这个责任谁负？”

这显然已不是官场老好人的态度，多隆阿正欲暴跳如雷，一个浑身尘土的探子冲了进来，气喘如牛地说道：“长毛陈玉成兵团来了！”

会场一阵骚乱，仿佛陈玉成率领千军万马就在帐外。多隆阿擦拭着额头的汗，忘记了暴跳如雷，浑身战栗起来：“想不到陈玉成如此之快，诸位赶紧各就各位啊。”

陈玉成来得并不快，曾国藩等人各就各位后，他才抵达桐城。

虽然来得不快，但行动起来却快如闪电。

他一抵达桐城，主力就急行军奔向鲍超的小池驿。没人告诉他这里是敌人防守最薄弱之地，他凭着多年战场经验，把赌注毫不犹豫地押了小池驿。

他暂时押中了。当他的主力五万人围住鲍超，并发起进攻时，鲍超的三千五百人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叫喊，这叫喊中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也有深深的恐惧。

他们凭借有利的地形，一次次击败陈玉成兵团的猛攻，但连被大炮轰得稀巴烂的石头都看出来，鲍超不可能守太久。

多隆阿发现，如果不解救鲍超，他的命运也不可知。所以他不停地派出一千人组成的援军，奔向小池驿。这些援军像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鲍超被围攻得头昏脑涨，在战斗的间隙，他想睡一会，噩梦总是闯进来。在梦中，他看到李续宾满脸血污地伸出苍白的大手，对他乱抓；张开血盆大口，对他乱咬。这显然不是好兆头，鲍超不停地派出信使，到多隆阿处求救。

多隆阿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去救，有去无回；不去，下一个就是他。在他慌张失措、头疼万分时，曾国藩已迅速做出了反应。

本来，他在围攻太湖城，太湖城中有一万太平军士兵，他的七千人根本就不够。不过这一万太平军有思维定势：守比攻重要，所以虽然数量上有优势，却不肯出城半步。曾国藩抓住这个对手的判断，分出一部去救援鲍超。

这支部队和多隆阿派出的多支救援部队一样，在陈玉成兵团外围就被打得抱头鼠窜。鲍超在小池驿发出阵阵绝望的叹息，他认为，李续宾在地府里很孤独，借了陈玉成的手把他送去和其作伴。

在绝望的空气中，鲍超接到了曾国藩千辛万苦才送来的信。

曾国藩在信上沉着地说：“虽然你处于劣势，但陈玉成也没有绝对的优势，你们是胶着状态。我坚信，过不了多久，陈玉成久战无功，南京城里那个神经病洪秀全就会命陈玉成撤围。你咬牙坚持，坚持就一定能胜利。”

鲍超向来崇拜曾国藩，把他看做正在成为圣人的人物，奉他的话为上天之言，但这次却犯起了嘀咕。湘军打仗，向来以保全自己为第一要务，鲍超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全线突围，凭鲍超兵团的作战能力，保存实力应该不难。可曾国藩却让他死守，他也知道必须要死守，否则小池驿一失，整个大局将彻底崩溃。

鲍超的内心苦苦斗争纠缠了两天，最终决定听曾国藩的话，死守小池驿。他安慰自己说，曾大人向来都很靠谱，也许是得到可靠消息或者是得了上苍的暗示，所以才让自己死守的。

鲍超大错特错。

曾国藩是在一厢情愿地用谎言稳住鲍超，他和鲍超一样，急切地等待奇迹发生。

人类历史就是这么怪诞，奇迹果然发生。1860年春节那天，陈玉成向小池驿鲍超的驻军发射多枚炮弹，以顶替炮仗庆祝春节。鲍超兵团在炮弹轰鸣声中从土里伸出脖子和手，互相作揖，也庆祝春节。战场气氛除了窒息的硝烟味外，很是融洽。因为炮弹之后，鲍超惊异地发现，陈玉成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开始有秩序地后撤，就如水中的涟漪，渐渐向外扩散。

鲍超以为陈玉成在搞新花样，让他更惊异的是在后面，半个时辰后，陈玉成兵团在小池驿外围消失不见！

鲍超猛然惊醒：“曾公说过，坚持一定就能胜利，看来曾公比诸葛亮还神奇。”

曾国藩得到陈玉成撤军的消息后，忘记了身边有如云的谋士，忘记了曾大人本应保持的庄重，一跳三丈高，狂呼乱叫：“天不亡我们，天不亡我们。奇迹啊，奇迹！”

世上没有绝对的奇迹，陈玉成匆忙从小池驿撤军，是因为洪秀全要他撤军。洪秀全要他撤军的原因是，他想在长江下游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攻势，击破围困南京多时的清军“江南大营”，以此消除南京的心腹大患。于是，陈玉成被迅速召回。

这就是奇迹发生的原因，站在太湖方面看，它拯救了鲍超，拯救了曾国藩，拯救了湘军，乃至大清帝国。但如果换到南京角度看，这次奇迹，注定了下面大清的厄运和曾国藩的好运。

解救左宗棠

陈玉成的撤军是彻底的，太湖城和潜山的太平军守军都冲出城外，嗅着陈玉成兵团的气息撤回了南京。清军和湘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安庆的这两座前沿阵地。

曾国藩和多隆阿、胡林翼想不到胜利来得如此容易，立即改变原来四路进兵的计划，重新部署。多隆阿率清军进攻桐城，曾国藩则攻安庆，李续宜兵团则变成总预备队，随时对进展缓慢的人进行支援。

多隆阿把最硬的骨头——安庆——扔给曾国藩，曾国藩竟欣然接受。连他本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莫名其妙，胡林翼提醒他，进攻安庆就等于在进攻长毛的老巢南京，你一人能应付得来吗？

曾国藩不知哪里来的干云豪气，说道：“凡事何须瞻前顾后，只要奋勇向前。”

虽是这样说，但曾国藩却谨小慎微，像个大姑娘走夜路一样。他对前线指挥官们提出四点意见。

一、抵达安庆城下，先围困两面，绝不可合围。必须先占据连通湘军其他部队的集贤关、桐城、青草塥之路，通往枞阳、庐江的长毛的后路，可不必扼死，令其可出可入。等兵力强大，再图合围。我们现在不能通水师，将来应该设法通之。

二、集贤关必须扎营以通粮道，百人不成就千人，总之要保证集贤关的通道。

三、青草塥是我军援应之地，要多派探子来往，越熟悉情况越好，桐城处也是如此。

四、粮饷弹药应如何接济，要步步看清。至于攻打安庆的日期，不可轻率而定，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得妄动。

以上四点，体现了曾国藩的军事风格：稳定压倒一切，不先求胜，先求立于不败之地。

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是个毫无灵性的人，至少在战场上，他的表现没有亮点，毫无激动人心的表演。然而正如世人所说，平平淡淡才是真。曾国藩正是靠了这种平淡无奇的军事风格，后来创建了光芒万丈的功业。

遗憾的是，在一些天赋异禀的人眼中，曾国藩的军事风格简直比缩头乌龟还不如。这些天赋异禀的人中就有左宗棠，当时他正在曾国藩的大营中。

左宗棠能在曾国藩大营，是曾国藩拯救的结果。此事要从左宗棠的性情说起。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多年，深得骆秉章的信赖，骆秉章让他放手去干，于是本有的狂傲性情，加上外因的推波助澜，把他塑造成了“舍我其谁”“一意孤行”的狂人。

湖南全省官员都发现，骆秉章只是个图章，左宗棠才是真正的湖南巡抚。

左宗棠也真把自己当成了湖南巡抚，对湖南官员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假的若想成为真的，肯定会出事。

某次，永州镇总兵樊燮因有事找骆秉章，骆秉章和从前一样要他去找左宗棠。樊燮就去找左宗棠，但没有和从前的官员一样向左宗棠请安。

左宗棠咆哮如雷：“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是怎么回事？！”

樊燮也是个暴脾气，他指着左宗棠的鼻子，喷道：“老子是二品大员，你不过一个小师爷，我向你请安？你疯了吧。”

左宗棠最忌讳别人提他的师爷身份，这是典型的对自己身份的不自信，他果然疯了，根本不管樊燮是练家子，上去就抽了对方一个大嘴巴。

还未等暴怒的樊燮从椅子上站起来还击，左宗棠又一脚踢翻了椅子，樊燮闹了个四仰八叉。就地一滚，要扑上来和左宗棠玩命，旁边的卫士们急忙拉开他，左宗棠才算没有丢丑。

本来，站在左宗棠角度来说，他得了便宜，此事就该到此为止。他却心气难平，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当时地方上的军官，毛病多如驴毛，骆秉章随便找了些樊燮的罪过进行弹劾，樊燮的军服就被剥了。

樊燮为官多年，纵然再无头脑，也会结交一两个好朋友。

樊燮一脱下军服，他的一个好朋友拍案而起，此人非比寻常，正是湖广总督官文。官文对樊燮说，“左宗棠算个鸟，你去告他，我给你撑腰。”樊燮二话不说，一道状子送到了北京。他说左宗棠是“劣幕”——不是劣质幕僚，而是恶劣幕僚，还说左宗棠一官两印，嚣张跋扈，湖南官场尽人皆知。

咸丰闻听大怒，发出谕旨，命湖北官员钱宝青去湖南彻查，如果情况属实，就把这个“劣幕”就地正法！

骆秉章慌得直转圈，左宗棠还强作镇定，对骆秉章的惊慌嗤之以鼻。骆秉章自遇到左宗棠以来第一次训斥起左宗棠：“你呀，圣旨已下，钱宝青正在来长沙的路上。人家指责你那些事有几件是假的？你被砍头，还会连累我！”

左宗棠惊愕地张大嘴巴，骆秉章不管他嘴巴张多大，跑进书房去写求救信了。这些求救信中，曾国藩就非常荣幸地收到了一封。

在骆秉章的求救人中，本没有曾国藩。曾国藩虽然和左宗棠和好，但当年他守孝期间，左宗棠痛打落水狗的一幕，肯定还在曾国藩内心深处刻有印记。骆秉章不相信人性本善，纵然曾国藩不会在此时对左宗棠落井下石，也会袖手旁观。

让他大感意外的是，曾国藩竟然快速地回了信，并且要他转告左宗棠，必死力相救。

这是一种什么胸怀？骆秉章以为左宗棠知道这件事后会感动、羞愧地落泪。想不到，左宗棠只是一笑，说：“你们太小题大做啦，我本无事。”

有事还是无事，恐怕他心里最清楚。曾国藩更是心知肚明，庆幸的是，钱宝青是他的弟子，曾国藩以老师的身份向钱宝青求情，钱宝青当然要卖曾老师这个面子。左宗棠这才毫发无损地离开了湖南长沙。

站在湖南边界，举目四望，内心凄凉。他不知该去哪里，突然想到被樊燮举报的事，不禁仰天长叫：“我要去北京，到皇帝面前说个清楚。”

这意思是，他要去北京做一回自我剖白和辩护！

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慌张失态，急忙向胡林翼明示：留住左宗棠，去了北京，就等于掉进了官文的陷阱。

曾国藩考虑得非常周到，他自己不劝左宗棠，是怕左宗棠那怪异的自尊。左宗棠一向瞧不起他，这个时候他出来劝阻，只能是给左宗棠去北京火上浇油。

胡林翼按曾国藩的指示写信给左宗棠说：“你万不可北上，因为陷害你的人并不会因为你离开骆秉章的幕府而善罢甘休，他或许正在四处布置，你去北京，等于是自投罗网。”

这封信对左宗棠的人生起了关键作用。其实他去北京只是气愤难平的吆喝，根本毫无底气。如今有这样一封信到来，他迫不及待地停止了北上的脚步，一扭头，南下了。

在南下的途中，他四顾茫然。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曾国藩外，他再无可投奔之人。但他毕竟是左宗棠，去投奔一个从来就没瞧进眼里的曾国藩，心里还是解不开这个结。

胡林翼的信又适时地到来，信中左旋右转地谈来谈去，最终归结到一点，曾国藩需要人才，您恰好是最出色的人才，您若不去，曾国藩恐难施展；您若去了，曾国藩必心花怒放，如虎添翼。您可以离开他，但他绝对少不了您。

显然，信的内容是曾国藩的意思。他就怕左宗棠放不下面子来投奔他，于是才费尽心机让胡林翼出马。

左宗棠来了，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曾国藩的军营。他不是真被那封信说动了，而是一心想做出点露脸的事的他在当时实在无处可去。

左宗棠昂首阔步地一进辕门，曾国藩的心情就如同当年曹操闻听袁绍的心腹许攸来投奔，忘记了穿鞋飞奔而出一样，但他还是挤出点时间穿上了鞋，因为他几个月才洗一次脚，味道很浓。

他跑向左宗棠，几乎是扑了过去，给左宗棠来了个炽热的熊抱。左宗棠有点受不了，这欢迎的礼节太隆重，显然超出了他的想象。

二人就那样熊抱着，走进帐篷，互相让座，几个回合后，左宗棠发现如果他不先坐，那二人会一直让到明天天亮，于是索性坐下去。

曾国藩也一屁股坐下，开始交谈。

这种交谈据说持续了二十多天，左宗棠被曾国藩的热情感动得眼圈发红，双手直颤。

然而，二人的蜜月相当短暂，当曾国藩在设定围攻安庆的军事计划时，左宗棠马上露出不屑来。不过，他只是嘀咕了几句，并未奔放地发作，因为他还惦念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

他实在看不出曾国藩有什么伟大前途，按他智慧结晶的总结，曾国藩最高也就混个巡抚。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人，即使是曾国藩本人，也从未想过，他竟然能混到傲视江南的两江总督高位。

洪秀全助力曾国藩

只有相信运气在人生中的巨大威力，才算是真正懂得何谓人生。

与生俱来的灵性和后天的努力固然重要，但运气比这些还要重要。曾国藩的运气就是太平天国高层在1860年年初的脑洞大开。

八个月前，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gān）从香港辗转来到南京，洪仁玕和洪秀全不同，二人都信奉上帝，但洪仁玕是标准的基督徒，曾在多名西方传教士那里学习基督教教义。他是个很有灵性的人，不仅领悟了上帝的本意，而且还将其发扬到社会现实中去。

他一见到洪秀全，看到南京当时岌岌可危的模样，就大发感慨说，“这个上帝的国度竟然衰弱如此，上帝知道会垂泪的。”感慨之后就精神抖擞地拿出了他的计划：要想破南京之围，不可力攻，只可智取。

这个智取并非来源于上帝，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围魏救赵：先攻杭州，杭州是清政府财源之泉，清军必救，而解救的军队只有正在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军队必分兵去解救杭州，我们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清军可破，南京之围可解。

洪秀全听了这神出鬼没的计划，心花怒放。计划迅速被实施，这就是陈玉成兵团被慌张从小池驿召回的原因。

这个计划的诱人之处在于，清政府、包括曾国藩都不曾预见到，已经江河日下、守势多于攻势的太平天国竟会大举进攻，而且是最被清政府重视、防御最强的杭州。

1860年3月中旬，李秀成兵团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杭州城外围，浙江巡抚罗遵殿吓得屁滚尿流，慌忙向江南大营求救。江南大营总指挥和春果然中计，派出骁勇无比的悍将张玉良援杭。张玉良带走了江南大营最精锐的一支队伍，李秀成大喜过望，急速从杭州回兵南京，并会合陈玉成等太平天国将领，轻而易举地击破毫无抵抗能力的江南大营，和春仓皇出逃，太平军乘胜追击。

两江总督何桂清焦急如焚，何桂清才能有限，若在太平盛世，还能胜任总督之职，但乱世下，他只能靠运气。

命运之神并未眷顾他，江南大营的溃败，和春的逃跑，让他心里冰凉似水。太平军攻占丹阳时，何桂清一日向北京写数封求救信。他写的求救信越多，失守的城市就越多，苏州、无锡、常州等名城的败报一封接一封而来。

后来，何桂清已没有心情写求救信了，他开始不停地逃跑，最后逃到了海上。海上虽风波汹涌，但毕竟没有血肉横飞，何桂清终于过起了消停日子。

曾国藩却不消停起来。其实早在李秀成攻杭州外围时，曾国藩虽未对安庆发动攻势，却丝毫没闲着。咸丰得知太平军攻杭州城后，马上命令曾国藩和杨载福水陆东下，借此分散太平军对杭州的注意力。

曾国藩接到圣旨时，江南大营已被攻破，局势正在加速恶化。当咸丰又要他去救援苏州、常州等地时，这两座城池的城墙已插上了太平军的旗帜。咸丰的圣旨不停地到来，前一封要他去救无锡，后一封几乎追上了前一封，又要他去保卫杭州。雪片一样的圣旨，在曾国藩眼中除了浪费上乘纸张外，毫无他用。

他在当时刀兵四起、狼烟冲天的情况下，死死抱定自己的信念不放，那就是绝不放弃安庆，只要拿下安庆，一切困境皆可迎刃而解。

当然，对东南各大名城的陷落，他不是没有反应。何桂清一逃再逃时，他痛心疾首，臭骂何桂清“下贱无耻”。依他之见，清军精锐就在何桂清指挥下，可这支精锐之师在何桂清手里竟如此不堪一击，一败再败。他认定一点：何桂清是个胆小鬼，只知逃跑，所以才引起军队的溃败。

当李秀成夺取了苏州、常州等地，并稍稍稳定秩序后，曾国藩不禁悲呼：“苏州、常州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东南大局决裂如此，不知尚有何术可以挽回……”

不要以为曾国藩在当时总是愁眉苦脸，背地里，他几乎乐翻天。

当江南大营崩溃的消息传来时，曾国藩在他的心腹们面前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在咸丰和他的幕僚们眼中，国家正规军虽不具备多少战力，但永远比曾国藩的湘军可靠，所以才将他们布置在离南京很近之地，让湘军在外围苦战，由正规军收最后之功。

想不到啊想不到，清政府这最后的正规军力量竟如此不堪一击，被太平天国轻而易举剿杀，从此后，清政府再无别的选择，只能倚靠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很久以前就意识到，江南大营的正规军是他攀登功业高峰的绊脚石，如今这块绊脚石竟然被他最大的敌人洪秀全轻而易举地搬走，他怎能不乐？

曾国藩即将到来的人生如恒星，亮得刺眼，而咸丰即将到来的人生晦暗如乌云。他畏缩在龙椅里，看着雪片般飞来的败报，连唉声叹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长久的沉默后，他终于问出了人问的问题：“曾国藩还没有动？”

有人谨小慎微地回答：“也许动了，但消息还未到来。”

“动个屁！”咸丰苦笑一声：“曾国藩是想要东西吧？！”

没有人回答他，这已不言而喻。

“我偏不给他！传旨，由胡林翼接替何桂清担任两江总督！”

“不可！”一个苍老但异常劲道的声音在殿堂里响起，众人不必看，就知道这声音来自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很得咸丰信任的满人肃顺。

肃顺眼界高明，思想开阔，自太平军造反、正规军一溃千里时，他就极力主张让才智双全的汉人领兵。胡林翼、骆秉章能大权在握，独当一面，就是得肃顺的举荐之力。

咸丰被这声震了一下，正欲问，肃顺已侃侃而谈：“胡林翼在湖北，自他担任巡抚以来，湖北诸事都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全是胡林翼之功，未可擅动。不如就用曾国藩总督两江，如此，长江上下游都得人也。”

咸丰想摇头，可他想上一想，觉得肃顺的话有点道理，如果他摇头，那摇头之后该怎么办？

“就依你之见吧。”咸丰无可奈何地小声说道，突然像打了鸡血，吼起来：“让曾国藩赶紧动啊！”

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曾国藩兴奋地真想向南京方向的洪秀全磕头。胡林翼要他招募兵勇，扩充湘军，放手大干。

曾国藩眉飞色舞地对人说，苦熬了这么多年，今日终于“事权归一”“操持在我”了。当他心花怒放时，一道闪电射入脑海，这道闪电自然是中国传统智慧——月满则亏，越是站得高，越要万分小心。

想到这里，他急忙跑进内室静坐，总算祛除了这过度兴奋的恶念。当他走出内室，心腹们齐刷刷地看向他，每个人眼中都充盈着希望的光芒。

曾国藩坐下来，挺直了腰身，平静地说道：

“开始吧！”

这场在曾国藩人生中最重要的会议只开了半个时辰，就散了。因为胡林翼有点兴奋过头，并且让曾国藩执行他的宏大计划。这个计划近乎骇人听闻：除曾国藩围攻安庆的部队外，再招募两支部队，一支出扬州，一支出杭州，曾国藩居中指挥，三路汇合后，直奔太平天国巢穴南京，打洪秀全一个措手不及。

胡林翼的计划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曾国藩看到心腹们吐沫横飞，在桌子上指手画脚、指点江山的神韵惊倒众生，不禁皱眉不语。

众人发现曾总督只字未语，都闭了嘴。曾国藩和开会前一样，吐出三个字：散了吧。

左宗棠留了下来，挺着胸脯，嘴角上扬地盯着曾国藩。

曾国藩知道左宗棠有话说，而且是不太受用的话。

左宗棠向来快人快语，今天同样如此，他等曾国藩彻底坐定，语速飞快地说道：“你这个两江总督不好当。表面看你掌握大权，总算熬出了头，得到中央政府的重用和新任，其实你现在是火中取栗，艰难得很。长毛已占有苏南，南京和苏州、常州联成一片，声势重振，力量倍增，杭州、皖南岌岌可危，东南大局正如你当年所说，糜烂不堪。”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分析频频点头，名义上他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大省，实际上他能掌握的仅为江西一省，要命的是，太平军常常攻入江西，纵横驰骋，搞得江西某些地方清晨是清军的领地，中午就变成了太平军的。江苏北部虽说牢牢控制在清军手中，但曾国藩鞭长莫及。至于富可敌国的上海，却在江苏巡抚薛焕手中，而薛焕是何桂清的人，曾国藩不可能得到上海一毛钱。

也就是说，曾国藩现在虽是两江总督，在军饷上仍要靠胡林翼的支持。

所以他根本不会在这种时候直捣南京，他早就有了不可更改的成见：欲置太平天国于死命，必须以攻取安庆为第一要务，然后才是直捣南京，用兵江苏！

进祁门

1860年阴历六月，曾国藩把指挥部迁到了安徽南部的祁门。他来的时候是满怀希望的，这是他多日思考的结果。

从地图上看，祁门县位于安徽徽州西面，属徽州管辖。它是个闭塞的小县城，但因为在安徽、江西和浙江三省交界处，所以地理位置异常重要。

在此驻军，可阻止太平军南进江西，又能北顾安庆，一旦围攻安庆的部队受到威胁，可快速北上驰援。

另外他跑到这里，可以给清政府一个假象：我曾国藩正为收复苏州、常州做准备。

这就叫“一箭三雕”，然而，曾国藩中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魔咒。

当他抵达祁门时，一跳三丈高：我操，怎么是这样的地方——祁门四面皆山，祁门镇则形如釜底，用兵家的说法，这是绝地。

李鸿章当即就跳起来：“老师，这地方和坟墓有何区别，咱还是另选地方吧。”

曾国藩脸上抽搐着，随即恼羞成怒：“我们还没有扎营，你就说要走，你想扰乱军心吗？”

李鸿章可挺不起这么一大顶帽子，但他有高度的责任心，仍然相劝。他指出，只要敌人知道咱们在这里，先不说攻不攻，只要把两条通往外界的道路封锁，咱们就只能等死。选这样一个地方，上对不起先人，下对不起后代，可谓是自寻死路。

曾国藩翻起三角眼，狠狠地瞪了李鸿章一眼，然后假装去欣赏风景。祁门的风景是极好的，它四面环山，山上树木郁郁葱葱，俨然人间仙境。当时正是早晨，鸟儿未飞，风儿未吹，四周一片寂静，人如在画中。但这是人的感觉，如果站在老天爷的视角，这幅画完美诠释了一句成语：瓮中捉鳖。

其实，曾国藩选择祁门，并非是四六不懂，他在地图上看祁门，发现那是坚不可摧之地，谁知道那时的地图并没有3D，所以无法看出地势的高低，于是才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曾国藩也很后悔，然而他不能走，至少不能马上就走。

这其中的苦衷只有他自己明白。

当初，清政府任命他为两江总督，要他立即去解放苏州、常州，他找各种借口，迟迟不动。清政府屡屡催促，他才选了祁门，并且对清政府说，在这里驻扎即可策应安庆，又可东顾江浙，实是万全之策。清政府虽不爽快，却还是对他抱有信心地同意了。

如果刚入驻就走，该怎么和咸丰交待？

对咸丰明说此地不宜驻扎？咸丰会说：“你有眼疾吗？当初选定时为何如此草率？”

对咸丰说不解放苏州和常州了？咸丰会咆哮如雷！

总之，很明显，曾国藩不能马上就走。

李鸿章看不到曾国藩的心理活动，他只看到驻扎此地的危险，于是联合了所有能看清危险的人，和曾国藩发起了群聊。

曾国藩被群聊得烦躁不堪，只好用无赖战术。

“你们谁要怕，明说，谁愿走就走，反正我是不走。”

李鸿章和众人大为惊骇，祁门乃死地是明摆的，为何曾国藩看不到？

李鸿章的脾性大抵还未做到宠辱不惊，他又开始郁郁寡欢，并且故意对曾国藩冷淡起来。

曾国藩好像对李鸿章的反应毫无感觉一样，还主动把李鸿章请到密室，商议如何处理咸丰皇帝的命令。

咸丰皇帝严厉通知曾国藩，要他立即分路进兵，恢复苏州、常州，紧随这道命令而来的是，又要他援助浙江，保全浙江全省，再图恢复江苏。

“少荃（李鸿章字）啊，你看我们该怎么办？”曾国藩平易近人地问。

李鸿章气鼓鼓的：“老师何必问我，您心中早有定见，别人的建议只是耳旁风。”

“呵呵，”曾国藩仍心平气和的，“不能这样说，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的意见。”

“君命难违，”李鸿章气消了些，“不过，在此之前，皇上就有这样的命令，您不还是来到这个绝地！”

“先不说绝地的事，单就皇上命令这件事，请少荃指教。”

李鸿章长深吸口气，正了正念头，把幕僚的职责担当起来：“无论是援浙江还是收复苏州、常州，从徽州进军的话，必须要打通道路，东出徽州，然后北上宁国，收复广德，这样才有东下之路。徽州到宁国，都是长毛的地盘，必须先攻下沿线旌德、泾县、石埭等处。”

“那么，所以呢？”

“所以，先抛掉这个绝地不谈，仍要以攻安庆为第一要务。但可创建淮扬水师，驻守扬州。循序渐进，方能成功。”

创建淮扬水师，曾国藩早就想过，可钱从哪里来？

李鸿章有办法：“只要把两淮盐运使的职务搞到手，还怕没有钱？”

盐运使是肥缺，要捞钱易如反掌，虽然当时南方还处于战乱中，但不管太平还是乱世，人都要吃盐，所以这个职务仍然是肥缺。

李鸿章的想法一步到位，曾国藩不禁眼前大亮。

几天后，李鸿章就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曾国藩向中央政府推荐他担任两淮盐运使。

李鸿章心花怒放，跑到曾国藩那里又是鞠躬又是道谢，简直想把心掏出来给曾国藩看。

曾国藩却一副平静如常的样子，慢慢地说道：“你现在谢我有点早，中央政府能否准我的保奏还是问题。所以这件事，你权且把它当成是在运筹之中，万不可先传出去，不然对你并非是好事。”

李鸿章连忙说：“老师放心，我绝不外传。“

李鸿章显然知行不一，其实，换做任何人面对这天大喜讯，都无法忍住。在一次微醺之后，李鸿章张开大嘴，把此事说给了一位好友。好友真心替他高兴，结束话题时，李鸿章学着曾国藩的腔调嘱咐好友，此事正在运筹之中，万不可先传出去。

他好友满口答应，但太为好朋友李鸿章高兴了，于是第二天在酒桌上，就说给了不下十个人好朋友听，如此十传百，百传千，南方官场大部分人都知道李鸿章要当两淮盐运使了。

胡林翼第一个向李鸿章道贺，还非常郑重地对李鸿章掏心窝子：“盐务不难，在本刚正不挠之节，而出以条理精密之才，坚持不摇。如放棹中流，只须三五番风浪，即稳渡矣。东南诸公，衮衮登场，以我视之，均有嗜欲，而无性气。闻公之风，将始疑之，中谤之，继且畏之求之，望公怜之矣。与若辈同事，只赖此不患得患失之心耳，然与患得患失之人同处，非如公之强固不易自立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你做了两淮盐运使后，只要具备“刚正不挠”的气节和“条理精密”的才干就可以了。年深日久，从前猜疑你、诋毁你的人终会害怕你，然后是有求于你。到时候，你不必计较，大度地可怜他们就行了。与这些人相处，只有你这样个性坚强的人才能出淤泥而不染。

胡林翼的话使李鸿章飘飘然，非是胡林翼夸赞他，而是他恍惚地认为，自己真就是两淮盐运使了。因为胡林翼和湖广总督官文的私交甚密，而且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如果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他怎么会这样说？

那段时间，李鸿章走在祁门大营中，对任何人都保持着高贵的微笑，浑身散发着“平步青云”的气息，只有曾国藩还被蒙在鼓里，当他正要得知这件事时，祁门的灾祸正如李鸿章所预料的那样不请而来。

曾国藩在祁门大营里抬头望天时，南京城里的洪秀全也在望天。

天是那么蓝，那么顺利，他的野战军却远没有那么顺利。太平军攻陷苏州、常州后，顺理成章地去攻打上海。人人都知道上海是座宝库，可因为上海有洋人军队助守，所以对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中国人而言，就成了禁地。太平军只攻了一轮，即抱头鼠窜。洪秀全慌忙命令太平军回军西上，救援安庆。

两根太平天国的顶梁柱陈玉成和李秀成经过密切协商后，开始沿长江南北两岸，直扑湖北武昌，这是“围魏救赵”。

依二人伶俐的见解，湖北是湘军后方兼粮饷之源，湖北遭受围攻，曾国藩必救。曾国藩当时没有多余的兵力，只能用围困安庆之兵，如此，安庆之围自解。

曾国藩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李元度领兵去负责徽州防务，目的是保卫祁门大营东部大门。李元度原本是曾国藩的谋士，后来带兵的人手不够，李元度就冲上了战场。

曾国藩对李元度极为信任，不过他谨慎惯了，所以在李元度临行前还是千叮咛万嘱咐，因为这事关祁门大营东大门的安全。

李元度拍着胸脯对曾国藩说：“请您放心，我一定保卫好您的东大门！”

李元度低估了当时的形势，也高估了自己。当时的形势实际上已万分危急，太平军以雷霆之势拿下了宁国，并在祁门大营外围进行了大范围扫荡，当时掌控在湘军手中的只有徽州。而李元度带去徽州的三千人又是新募之兵，所以曾国藩嘱咐他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能死守，绝不可出战。

对曾国藩这句生死般的嘱托，李元度理解得很随意。

他也是打过硬仗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死守，什么时候该以攻为守。一抵达徽州，就日日出城和太平军血拼。太平军先是主动后撤，不和他发生冲突，在他不停地出城的第五天，太平军突然出战，李元度大喜过望，认为可以一战成名，结果中了太平军的埋伏，三千人马全军覆没。一天后，徽州失守，曾国藩抱头痛哭。

他对李鸿章说：“李元度从前用兵是在众多将领的辅佐和指挥下，他独挑大梁，实在自负得愚不可及。”

李鸿章为李元度开脱说：“他也是想求胜，稳固您的祁门大营，我看还是等他回来再说。”

曾国藩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他的本意是，见到李元度，训斥他两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想不到的是，李元度丢了徽州后，根本就没回祁门大营，而是在浙江和江西交界处徘徊。只有鬼知道他在徘徊什么，曾国藩暴跳如雷，确信李元度违规违纪，声称要严厉制裁他。

李元度后来对人说：“我之所以不回祁门大营，是觉得对不起曾公，如果我是个不要脸的，早就回去了。”

这是典型的书生意气，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已是湘军的一员，既然是军队，就该遵守纪律。他更不知道的是，曾国藩最重视纪律，无论是谁违反纪律，他绝不宽恕。

他决定要向中央政府弹劾李元度，所有他的幕僚都反对，反对最激烈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曾国藩说：“当初您创建湘军，李元度最先入您帐下，后来您出山挽狂澜，狂澜未挽，却连战连败，困苦艰难，中央政府不信任您，地方官阻碍您，在这种形势下，很多幕僚都离您而去，只有李元度一根筋地跟随您。您和李元度不是上下级关系，简直就是生死之交。军纪固然重要，但情谊更重要。”

曾国藩发表意见说：“湘军能有今天的成绩，全靠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不先灭于敌手，必先毁于自己。”他举例说，“当年湘军初出茅庐时，他弟弟违反军纪都被遣散回家，因为不如此就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他又委婉地说，“现在弹劾李元度，不代表我以后不用他，这只是权宜之计。”

李鸿章相信曾国藩的话，但他有顾虑：一旦弹劾李元度，中央政府抽风将他处死，人都死了，还用个啥。所以他带领全体幕僚到曾国藩军帐中力争，不能弹劾李元度。

曾国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弹劾李元度，并让李鸿章草拟弹劾稿。李鸿章肝火大冒道：“这稿子，我写不了！”

曾国藩冷笑：“我自己来。”

李鸿章追击道：“那我只好告辞了。”

曾国藩气冲斗牛：“听君自便！”

李鸿章已骑虎难下，只能离开。他走后，曾国藩负气地对人说：“李鸿章这小子实在难与人共患难。”李鸿章也四处对人说，“曾国藩这老家伙太不近人情，冷血的腐儒。”

李元度也没想到曾国藩真对他下了手，很快，他接到中央政府的命令：革职拿问。他咒骂着抹掉额头的汗水，侥幸地说道：“幸好老子早有准备，不然真被曾公这厮给算计了。”

李元度所谓的“准备”实在是步臭棋。这部臭棋要从浙江巡抚王有龄谈起。太平军攻陷宁国后，王有龄惊慌失措，因为宁国一失，浙江就是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王有龄急匆匆派人去祁门请曾国藩出兵帮助，当时曾国藩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可还是兴冲冲地答应了王有龄的请求，理由很简单，浙江是财源重地，王有龄特别有钱。让曾国藩大失所望的是，王有龄只谈援助不谈钱，曾国藩暗示、明示了多次，王有龄支支吾吾，说等援兵来了再说。

这种扯皮的事，曾国藩见多了，于是一怒之下取消了援浙计划。王有龄大怒，但对曾国藩却无计可施。此时李元度兵败，王有龄像是发现了金矿，积极拉拢李元度。李元度也不拒不迎，不久后又发生了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王有龄和李元度一拍即合。王有龄答应李元度，只要你归顺我，我就保你前程。他果然说到做到，中央政府的命令才到，王有龄就向中央政府提出保举李元度为浙江地方官。

王有龄的分量十足，因为浙江财源是支撑中央政府在南方用兵太平军的保障，所以很快李元度非但无罪，还被授予了个不错的浙江地方官。曾国藩震怒。

他震怒，不是因为李元度投靠王有龄，而是王有龄挖走李元度。湘军本来自成体系，政府人进不来，湘军也不允许出去。如果李元度真的安枕无忧地当他的浙江地方官，那就是对湘军体系挑战的成功，曾国藩就是再跳一次江，也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他二度弹劾李元度，字里行间有要挟中央政府的意思：如果你们不处置李元度，湘军内部纪律将松散，我如何带兵，太平军如何被消灭？

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了多日，做出决定：将李元度发配边疆充军。

曾国藩赢了，直到曾国藩暮年，在众多好友的劝说下，曾国藩才向中央政府请求起用李元度。很多人都说，曾国藩在这件事上太不近人情，但曾国藩自有算计：湘军是我曾国藩的，湘军的人，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绝不能改换门户，这是铁的纪律，也是血的纪律。

困祁门

铁血纪律似乎在1860年时解决不了曾国藩的困境。当李元度蹒跚于遥远的边疆路上时，曾国藩在祁门连半步都进退不得。本年12月初，太平军李秀成兵团攻占离祁门只有几十里的黟县。这支兵团的宣传队朝着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敲锣打鼓，看架势随时要发动决战似的进攻。

曾国藩满腹惆怅，对他的将领们说，“如果李秀成来攻，就让他来，我绝不逃跑。”他的将领们站在屈指可数的士兵前面训话，誓死保卫曾大帅。幸运的是，李秀成好像意不在祁门，或者说，当时太平军已把祁门包围的水泄不通，李秀成并不着急。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太平军越是不来攻，曾国藩就越是惊恐难耐。在祁门之外，太平军左冲右突，上演着一幕幕胜利大戏，曾国藩成了个悲伤的看客。他给家人写信，绝望透顶地说：“最近半个月，奇险万状，风波迭起，外面的情报送不进来，里面的命令出不去，我感觉到世界把我们抛弃了。”

世界把祁门变成了一个人心涣散、悲观的地狱。有位幕僚逢人便问：“死在一起如何？”

各种各样的幕僚、中下级军官们纷纷逃亡，军中一片肃杀景象。

曾国藩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试图用诚意挽救祁门世界。他下令：“有想要暂时离开的，支付三月薪水；太平无事后，仍可来营，吾不介意。”

这招的确起了点效果，那些有血性的军官们听后，热血沸腾，反而视死如归，再也不说走的事了。而幕僚们却对此嗤之以鼻，脸皮厚的真就去领了三个月薪水，和曾国藩招呼也不打一个，抱起儒书就走。

幕僚们走得越来越多，曾国藩咬牙切齿，每天都在纸上画狼，狼的眼睛是白色的。

除了悲伤的军情每天都来之外，曾国藩还能收到离开他幕僚的名字。

每当有人告诉他，某某走了，他就咬牙一回。突然一天，有人来告诉他：“王闿运先生竟然没有走！”

曾国藩“嘶”了一声：“他竟然没走？”

王闿运，可谓大名鼎鼎。他后来撰写了闻名天下的《湘军志》，是研究湘军最宝贵的史料之一。此人擅长帝王学，所谓帝王学，就是找个潜力股，把他培养成帝王的同时，自己也能成为帝王师。他1860年进曾国藩幕府时，极受曾国藩的器重。可后来，曾国藩发现这小子是个大嘴巴，什么都敢说，于是刻意疏远他。

王闿运也注意到了曾国藩态度的变化，在这种时候，最应该走的就是他。

曾国藩大为惊奇，还有点小感动。

他命令仆人：“你去看看王先生在干什么？”

仆人很快就回来了，告诉曾国藩：“王先生在读《尚书》。”

曾国藩问：“他的跟班呢？”

仆人摸了摸头，“没有见到。”

曾国藩笑了：“王先生肯定要走。”

仆人莫名其妙。

曾国藩道：“王先生对《尚书》能倒背如流，在这种危急时刻竟然还看，显然是拿着书装样子，其实在思考走的问题。他的仆人和他形影不离，如今却不见踪影，可见是去收拾东西了。”

第二天，王闿运果然领了三个月薪水，逃之夭夭。

谁都可以走，只有他曾国藩不能走。不能走，就意味着眼睁睁地面对困局。所以他的心情越来越糟。1860年最后一个月，他甚至写好遗嘱。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读来凄凉：自来祁门后，实无生人之乐趣。然后就是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

他说，“我这人天资本一般，全靠个人努力才混到今天，但无论是理学思想还是作文，都是半吊子。尤其是带兵，带兵根本不是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能有今天看上去的胜利，全靠侥幸，非我真本领。不过，我这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一样却是行的，那就是识人用人。你们不信可看我的部下，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真英雄？！”

他接着对家人说，“识人用人是天赋，你们大概学不来。请记得我的话，将来曾家人万不可带兵，至于做官，也大可不必。官场如战场，不是那么好玩的。”

字里行间透露着平淡的心态，其实，曾国藩当时内心已波涛汹涌。读历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记下来的文字大都不可信。任何伟大人物看似在危难关头泰然自若，其实他们也是凡人，也有恐惧，只不过有人用文字掩饰过去了。曾国藩在祁门大营正如他所说，毫无生人乐趣。但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临危虽然惧，却不后退，不当逃兵。除了他性格因素外，儒家理学的气节情怀铸造了他这种死都不肯退缩的第二性格，这是英雄人物必备的性格之一。或许正应了那句话，天佑英雄，曾国藩的运气稍有好转。外围的左宗棠突袭景德镇，大获成功。景德镇是通往祁门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容易进入的道路，控制了它，祁门大营转危为安了。

湘军将士们欢欣鼓舞，曾国藩也露出仿佛消失了几百年的笑容，但仍有件憾事袭上他的心头，搅扰得他不得安宁。这就是在此之前发生的北上勤王事件。

1860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曾国藩已早早睡下，突然被六百里加急的圣旨惊醒。

咸丰在圣旨里悲痛地说，一月前，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如今已推进到通州八里桥，守卫在此的是僧格林沁兵团。外界传说，僧格林沁战无不胜，但我觉得他不行。所以你立刻派你的湘军北上勤王。

曾国藩听完圣旨，“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昏倒在地。众人急忙来救，半昏半醒状态下，曾国藩“呃”了几声，又晕过去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所有的幕僚和将领们都围绕床前，脸上呈现出焦急之色。曾国藩安慰众人说：“我没事，我这点事和皇上现在的处境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私语的当然是勤王的问题。有幕僚说，“应该立刻勤王，这是臣子之责，”有幕僚帮衬着说，“很多官员都说咱们湘军自成一系，对皇上不那么忠诚，现在正是破此谣言之时。”

曾国藩睁着空洞无神的大眼，望着窗外，窗外细雨绵绵，冷空气进来，他的皮癣开始发作。他伸出两手拼命地抓，抓得床前如同披上了一层明月光。

众人就在这纷纷的“雪片”中等待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思考问题向来慢，他一面抓皮肤，一面思索：到底该不该北上勤王？

按道理，他应该立即从床上爬起，带着他的湘军急如星火地北上，去拯救咸丰皇帝和大清江山，而且还要每个士兵脸上呈现出“忠诚”的颜色。但道理和现实有明显差距，首先他出不了祁门大营；其次，如果调围攻安庆的部队北上，那他的作战计划将功亏一篑；最后，他不认为自己的湘军能打得过英法联军。

也就是说，他北上的话，非但意义不大，可能会满盘皆输。但道理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君让臣来，臣不得不来。

1860年秋季的寒雨中，曾国藩在军帐里不断踱步，思索皇上的命运，不知该如何是好。有幕僚进来，他招呼到棋盘边，二人下了两盘棋。幕僚明显感觉到曾大帅魂不守舍，却也无话可说。

接到圣旨的三天后，曾国藩在一场噩梦中惊醒，眼前突现一片银丝水帘，寒雨敲打着窗棱，如同咸丰用六棱锤敲打他的心脏一样。

“不能北上！”他对着房间里的一片漆黑处，斩钉截铁地说道。

凌晨，他让人叫来几个重要的幕僚，吐露心曲：“普天下处处都是长毛贼占上风，只有安庆一城是长毛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

幕僚们已听出曾大帅的深意，却并不吃惊。他们太了解曾大帅了：坚守既有立场，绝不放弃一点点优势。

“可是，圣旨……”有幕僚一语中的。

曾国藩立即萎靡下来，思索许久，才缓缓地说道：“我相信僧格林沁能守住八里桥。”

这种谎言，连他自己都不信，幕僚们自然也不信。随即，他又说，“我可向皇上请求从湘军中调派一人北上，即使让我北上也可以，但整个湘军不能撤退。”

机智过人的幕僚们纷纷点头，曾国藩惊奇起来：“你们知道我的本意？”

有幕僚嘴快：“拖字诀。”

“哦？”曾国藩略有些欣喜。

幕僚卖弄起来：“祁门离北京的路程，快马加鞭的情况下，单程还需半个月。您这道奏折送到北京，皇上的圣旨再来，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这就为进攻安庆争取到一个月时间。”

曾国藩笑出声，但马上就收起，长叹一声：“我也是逼不得已，希望天佑大清，僧格林沁能守住北京城！”

实际上，曾国藩用拖字诀，并非是他不想北上勤王，相反，当时他和胡林翼已定下基调，一旦咸丰允准他的建议，他就亲自北上。但他也悲观地承认，英法坚船炮利，我辈真很难阻挡，天翻地覆，大局瓦解，全体土崩，我辈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在忧惧和痛苦中，曾国藩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祁门大营转机来临时，他也收到了北京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说，早在二十多天前，英法联军就摧毁了僧格林沁兵团，咸丰早已西逃。英法联军不但占领了北京，还把圆明园付之一炬。

曾国藩原本的忧惧和痛苦顿时变成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他知道，已经等不来咸丰对他意见批示的圣旨，在接到朋友来信的十天后，他接到咸丰的圣旨。圣旨里的语气半死不活地说：“和英法的和议已成，北上勤王的事可以取消了。”

曾国藩额手称庆，但这种情绪并未持续多久，他面临两个选择或者说是两个问题。第一，离开祁门大营；第二，英法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

多年以前，他就和恩师穆彰阿探讨过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他认为应以和为贵，以信为本。但这些年他耳濡目染，却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和与信并不能解决西方列强的贪得无厌。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至少在祁门大营昏暗的军帐中，曾国藩冥思苦想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的精力全被部下希望离开祁门大营的吵闹声吸引了。

很多人都对曾国藩驻扎祁门颇有意见，李鸿章是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如今危险已解除，按理说曾国藩应该立刻离开才对，但他就是不紧不慢，对那些请求置之不理。

他有在他那个地位上的想法。他的职位是两江总督，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的驻扎地是南京，太平天国把南京变成天京后，两江总督多驻常州，这是个好地方，一方面可利用江南财赋支持江南大营，一方面又可把粮食运往北京。可现在，常州已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整个江南几乎都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中央政府和江南的地方官员、士绅都希望他即刻来拯救江南。如果他出祁门，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要拯救江南了，但他此时唯一的目标只是安庆。

在和幕僚们闲聊、正式开会了多日后，曾国藩发现，自己的坚持应该放弃，因为祁门的确是险地，一旦再度被围，就没有上次那么好的运气转危为安了。

出祁门前，他重申自己的执意：出去后先打安庆，江南的事，等等。

幕僚们说：“只要能出这个绝地，先打哪里都成，让江南等上一百年又有何妨？！”

1861年4月，曾国藩拔营，湘军秩序井然、斗志昂扬地离开祁门，离开了不堪回首的痛苦之地，走上了安庆战场。

李鸿章、左宗棠的光辉

1861年5月，曾国藩大军抵达长江边的东流，因为有湘军水军的照应，纵然太平军倾巢出动来攻，曾国藩也不再惧怕，所以他是绝对安全了。

就在安庆大战即将开始时，李鸿章也回到了曾国藩大营。李鸿章的回归是必然，当初他离开时，胡林翼就劝他：“你将来必是大贵之人，但千万不可离开曾公，曾公是你人生的天梯。”

李鸿章气鼓鼓地说：“这梯子太拧巴。”

郭嵩焘也写信劝说李鸿章：“一个人崛起时必要有所依，请问，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公外，还有谁能倚靠？”

李鸿章仍是气鼓鼓地说：“不依就不依。”

他话虽是这样说，但在他离开祁门一个月后，曾国藩请他出任江西南昌的行政长官时，他还是毫不犹疑地拿起了南昌大印。同时，他还不停地给曾国藩的幕僚们写信，要他们劝曾国藩无论如何都要离开祁门，因为那是个险地。幕僚们对李鸿章“人在南昌心在祁门”的忠贞所感动，持之以恒地劝说曾国藩离开祁门。

实际上，李鸿章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离开曾国藩就等于自毁前程。曾国藩也明白，李鸿章是百年才出的一个人才，爱才如命的他又如何肯轻易放弃？

于是到东流半个月后，曾国藩主动给李鸿章写信说：“阁下久不来营，让人大惑不解。以公事论，你本是湘军的一员，无缘故就离去，不好。以私情论，去年你离开时，并没说再不回来。”

这话就如同和一个赌气出走的孩子说的，既没说赌气的孩子错了，也没说自己错，很有水平。不过，这是装面子的话，还必须要让李鸿章觉得自己有价值，所以他继续说道：“我现在肝火极旺，身体堪忧，诸事废止，身边所缺你这样的人才，如不计前嫌，请速来。”

李鸿章看了信后，热泪盈眶，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东流。抵达曾国藩大营时，李鸿章低调地走进曾国藩营帐，曾国藩正在那里审读公文，有人通报李鸿章来了，他抬起头，看到风尘仆仆的李鸿章，只是点了点头，就像是二人才分开一天似的，然后指了指堆积如山的公文说：“你瞧瞧，累死人。”

李鸿章放下包袱，大步走上前，抱起公文，转身大踏步走了出去。才走到门口，迎面撞上了左宗棠。两人只是相视一笑，就好像李鸿章从未离开过。

曾国藩站起来迎接左宗棠，两人并排站着，望着李鸿章的背影，都发出会心的一笑。左宗棠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来，是曾国藩要他来。

曾国藩要他来，是让他承担一个他从未承担过的重大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担任安庆大战的前线总指挥。

左宗棠刚取得景德镇的大胜，正在心高气傲，闻听曾国藩的请求，第一反应是大喜，但他是聪明绝顶的人，突然就让自己冷静下来，当他确信曾国藩是真心实意后，慢慢地大摇其头。

如果曾国藩的智慧是个板凳，那左宗棠的智慧就是猴子。他对曾国藩说：“你让我做前线总指挥，就是让我离开你。”

曾国藩愕然，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以他的智力商数，短时间内根本想不明白这两件事的联系。

左宗棠盯住了曾国藩，不怀好意地问道：“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曾国藩大愕然：“我这是真心实意的啊。”

左宗棠想了一下，笑了，口不积德地说道：“我多虑了，按你的头脑，也想不到这一点。”

“哪一点？”曾国藩有点急了。

左宗棠又思考了一会，才慢慢说道：“安庆大战的前线总指挥毋庸置疑就该是你，你让我做，这不是让湘军全体将士视我为仇敌嘛？”

曾国藩哑然失笑，原来左宗棠的考虑如此深邃。他摆手轻笑：“你过虑了，我真是出于缜密的考虑。多年来的战场教训告诉我，我根本不适合直接带兵打仗，只要我一上战场，肯定完蛋。托大一点说，我只能在战场外遥控指挥。这一点，我不如你，给你五千人，你可以带五千人打仗，给你五万人，你也能带这五万人打仗。所以……”

“停！”左宗棠强横地打断了曾国藩的话，“我绝不做这个总指挥，有个人选倒可以，就是你兄弟曾国荃。他有勇有谋，是最佳人选。”

曾国藩还要说什么，左宗棠已起身：“还有军务，告辞！”

一阵风起，左宗棠消失在曾国藩大营，只留下曾国藩自己在风中凌乱。

他是真心想让左宗棠来当这个安庆大战的总指挥。但是，经过左宗棠的一番话，他意识到自己的孟浪，是啊，如果真让左宗棠来主持前线大局，湘军那些将领该怎么想，他的老弟曾国荃更会怎么想？

曾国荃一直就在安庆战场，他在安庆北面的集贤关已驻扎一年，把安庆城围困得水泄不通。但按照曾国藩的指示，他主围而少攻。他的部队绕着安庆城挖了两道长壕，一道在内，围困安庆，一道在外，抵御太平天国的援兵。这种方法也是曾国藩的独创，如果只有一道围城长壕，那就成了客兵，但另外增加一道抵御援兵的长壕，就是反客为主。

无论是客，还是主，曾国荃的日子都不好过。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曾国荃曾要求去解救老哥，但老哥死活不同意，曾国藩对他说：“我就是死在祁门，你也不能来，你的目标就是安庆，一步都不许动。”

曾国荃向老哥抱怨说：“我在安庆很难熬，守城的是长毛贼里很能打的叶芸来，前来支援的是陈玉成兵团，这二人都不是善茬。尤其安庆是陈玉成的老家，他的家人都在安庆城，所以他攻击起来异常凌厉，我快支撑不住了。”

曾国藩回复道：“不许废话，坚持就是胜利。安庆的得失，关系到咱们曾家的气运，也关系到天下安危。你要咬定安庆，绝不动摇。我连北上勤王都没有去，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曾国荃难，是实情。但太平天国方面，叶芸来想要突破也难，陈玉成要想击溃曾国荃的防线更难。双方就在这种分不出输赢的拉锯中度过了一年，曾国藩踌躇满志而来。

战安庆

曾国藩抵达东流不久，太平天国也有了高调动作。一支主力部队从南京赶赴安庆，誓要破解曾国荃的两道长壕。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个胆小鬼，在离安庆十里的地方扎营，按兵不动。

陈玉成带领他的主力随即赶来，真正的大战开始了。

双方先在集贤关进行了殊死搏战，旗鼓相当，都有死伤。陈玉成见集贤关不是他的福地，于是直奔主题：留下四千人守集贤关营盘，亲自带领主力向曾国荃的长壕发起洪水猛兽般的进攻。

双方激战得异常惨烈，曾国藩所在的东流离安庆城三十里，却能清晰地听到双方的炮声。陈玉成是当时的名将，曾国荃自然也不弱，所以双方谁都拣不到便宜，打了几天后，大家发现是两败俱伤。

陈玉成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再多点兵，他就能把曾国荃的长壕推平，于是他跑到南京那支部队的驻地，向他们要兵。这个想法使他付出了万劫不复的代价。他走时，把所有部队都留在集贤关和安庆城外，这是一支没有了主帅的兵团，尤其是在战事剧烈时，乃兵家大忌。

曾国藩得知消息后，兴奋得直搓手。他下命令给多隆阿，要他不惜一切代价拖住陈玉成，然后再下命令给鲍超，要他带领一支数量可观的急行军，飞速赶去安庆城和集贤关，与曾国荃联合将陈玉成的主力剿灭。

多隆阿真就死死地拖住了陈玉成，曾国荃和鲍超合围一军，先对集贤关的太平军下手。仗还是打得异常激烈，太平军虽没了主帅，但士气仍旺。湘军虽然人数众多，短时间内却不能全歼他们。在你争我夺和血肉相搏的战役中，双方死伤相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粮草已尽，弹药全无。曾国荃运用宣传战术，使太平军坚信陈玉成这辈子是不会回来了。在僵持了几天后，这支随陈玉成南征北战的精锐兵团举旗投降。

曾国荃心花怒放地向曾国藩送去捷报，得来的却是曾国藩冷酷的命令：所有俘虏，全部斩杀。

屠杀不是技术活，而是力气活，同时也是摧残自我良知的利器，就在你眼前，鲜血从跪倒在地的人的腔子里喷向天空，映红日月，但凡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此受良心的谴责。曾国荃自从军以来杀人无数，可杀了七千多名俘虏后，也手软心碎，表示打完安庆之战后，就回家种地。

曾国藩听到老弟这不争气的话后，写信给他：“现在这种情况下收容投降之人，很不妥当。挤疥子不可令出零脓，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攻克城池以多杀人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耽误大事。”

多么冷血！尤其是出自读书人曾国藩之口，更让我们觉到齿冷，浑身战栗。但曾国藩毕竟是个人，是人就有良心。他对曾国荃说，杀了这么多人，劫数之大，为之叹息。但是，纵然是尧舜、孔子在世，对这些贼，也会痛下杀手的。

曾国荃接到信，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曾国藩似乎了解他的心理，几天后又来信说，“你别哼哼唧唧的了，既然已带兵，就要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长毛贼到处杀人放火，流毒天下；基督教乃邪教，和我礼教水火不容，纵是仁慈如孔子在世，断无不全力诛杀他们之理。既然如此，何必又对杀他们而内心有愧？”

曾国荃仔细琢磨老哥的话，发现很有道理，于是放下心理包袱，专心致志地开始杀人了。

湘军在集贤关对俘虏们的大屠杀，给安庆城的太平军投射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同时也让他们坚定了信念，那就是死都不投降，因为投降也是死。况且，援兵正源源不断赶来，正在持续不断地敲打着曾国荃的第二道长壕。

陈玉成终于从多隆阿的虎狼兵团下脱身，但实力已锐减。他的家人在安庆城，他的目标只能是安庆城。第二道长壕再度发生惨烈的战争，在隆隆炮声中，陈玉成如同疯了一样，冲锋在前，然而他的运数已尽，对曾国荃的守壕战术无计可施。

曾国荃的长壕战术是曾国藩多年来总结出的战场宝贵经验，它以长壕为武器，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当敌人惨败撤退后，湘军又在长壕之外再挖长壕。如此一来，陈玉成要想突破，就必须付出比从前更大的攻击的惨重代价。

炮声渐远，喊杀声渐稀，安庆城外的战斗已接近尾声。

安庆城内已如地狱，本来，安庆城里的粮草供应是由外国商人偷运而来，太平军高价收购。曾国藩不敢攻击外国商人，所以将计就计，用更高的价格购买外国商人的粮草。这样，安庆城彻底成了饥饿之城，士兵饿得头晕眼花，连刀枪都拿不起来。

守将叶芸来从未有投降的念头，安庆城又如铜墙铁壁，所以曾国荃纯靠人力进攻，显然很难。但在把陈玉成胜利抵御在外围后，曾国荃开始专心对付安庆城。他采用挖地道的方式，一直挖到安庆城里，然后把一门大炮送进地道，轰塌了安庆城中央的地面，湘军蜂拥而入，再如蚂蚁出洞般冲上了安庆城。这些人未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就打开了安庆城门，并在城中大肆放火，安庆城陷落。

叶芸来和一万六千名太平军士兵放下武器，等待被屠杀的命运。陈玉成在安庆城外望着冲天火光，嚎啕大哭，并组织了一次毫无底气、自然也无质量的冲锋，然后匆匆撤走。

安庆之战结束，曾国藩的宏图就此注定。安庆之战是太平军和湘军的重大转折，湘军攻占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上游屏障安庆，更重要的是，陈玉成的主力消耗殆尽，其他救援安庆的太平军部队也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说，安庆是太平军的坟场。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曾国藩坚持到底的结果，没有曾国藩的坚持，就不可能有安庆之战的最后胜利。

生活法则告诉我们，有一喜必有一悲紧接而来。所以中国古代哲人们警告我们，安不忘危、乐不忘忧。就在曾国藩把两江总督驻地移到安庆城，并得到中央政府的重大奖赏后，两个坏消息接踵而至。

第一个是，咸丰死了。

咸丰死于1861年8月22日，死在他逃难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年仅三十岁。据说，他是个始终想要有作为，而且很有可能会有作为的年轻领导人。可他运气太差，在其执政的十年里，先是太平天国革命，然后是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叛乱，接着就是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让咸丰痛不欲生。他终于死去，多年来心理的沉重压力是主因。

咸丰去世的消息在半个多月后才到达安庆，曾国藩闻听后，急忙拿起笔来，挤出眼泪写道：“痛悉我咸丰圣主已于××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

瞧这架势，好像他如同死了此生最敬重的导师和人类救世主，其实这是虚的。实际上，曾国藩对咸丰的死毫无感觉，让他心动的是咸丰死后的政局。咸丰死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谁来力挽狂澜？一直对他湘军支持的咸丰死后，下一任领导人是否还会信任他，湘军的未来何去何从？

他特别希望的是，能有强有力的辅佐者帮助新任小皇帝渡过难关，就如当年多尔衮帮助顺治一样。他对胡林翼吐露心曲道，咱俩一定要搞定长毛贼，算是给新领导人一份厚礼，也算是为他减轻点负担。

但这种想法在十几天后彻底破灭，因为胡林翼死了。

胡林翼注定会英年早逝，他年纪很轻时就染上了肺结核。这种病不能劳累，不能生气，不可担忧。可他所从事的工作恰好是必须要劳累、必须生气、必须担忧的。所以他常常咳血，越来越重，安庆之战后，他回武昌休养。

回武昌的路上，胡林翼看到几艘洋船逆风行驶，却疾如飘风，马上变色不语，回到武昌后，再也没有起来。和曾国藩一样，他明白，湘军消灭太平天国可以，但要对付洋人，差距太大！

1861年9月最后一天，胡林翼在武昌城住所里咳出几大口血后，一病而死，年仅五十岁。消息送到安庆时，曾国藩嚎啕长哭，哭得草木皆惊。

他和胡林翼是多年的好友，胡林翼处处照顾他，才有他曾国藩今天的地位。如今好友、最得力的助手离开他，他怎能不哭？悲痛万分之下，他竟然也吐出几口血，伴随着严重的癣病，使他生不如死。

他给左宗棠、李鸿章的信中，悲痛之情力透纸背：“痛心之至！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发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还会有像胡林翼这样的人吗？！”

这种悲伤怀念胡林翼的信件不停地给他的所有朋友，他那些悲痛如同东洋大海，无穷无尽。收信的人看得都烦了，提醒他，胡公已死，眼前事还要您付出最大精力应付啊。

曾国藩这才从悲痛的世界里拔出精神，放眼望向北方，那里不是眼前事，但比眼前事更令人心悸。

曾国藩福星高照

北方正发生着骇人听闻的政变。咸丰临死前，把皇位传给他唯一的儿子、只有六岁的载淳（后来的同治），由于新皇帝年幼，所以咸丰找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个老臣辅佐，是为“顾命八大臣”。

问题来了，这八个老头里竟然没有咸丰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他可是皇室血缘最近的人。恭亲王奕訢大为恼火，最恼火的是咸丰的老婆慈禧，二人用书信秘密联合，1861年10月末，同治一行从避暑山庄回北京。1861年11月的第一天，早已准备妥当的慈禧和奕訢突然宣布召见八个老头，宣布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罪状，然后以雷霆之势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自此，慈禧和奕訢控制了同治，控制了残破的大清王朝。

任何一场政变过后，政变成功者都会进行大的人事调整。当时正是多事之秋，慈禧自然更把这件事当成第一要务来做。

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正在南中国对付太平军的曾国藩，这是主要矛盾，必须优先解决。她和奕訢商议，商议了许久。终于得出结果，要空前地对待曾国藩。

她下旨给曾国藩，要他全权指挥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军务。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才知道始终大力举荐他的肃顺已被砍了头。这不是他震骇的地方，他最震骇的是，在此之前，清政府从未给予过一个地方官尤其是汉族官员这么大的权力。

而他竟然可以说是唾手可得！

他哪里敢高兴，哪里敢志得意满，极度的惶恐涌上心头，浑身发汗，竟然忘记去接圣旨。在跪在地上倾听圣旨时，他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词汇，功高震主，满招损、谦受益，飞鸟尽良弓藏，树大招风……

这是中国任何一个聪明的古人站到最高峰时都会想到的词汇，它们就如同魔咒，让站上最高峰的人魂不附体。

他又想到湘系集团的那些人，很多人在此之前都已做了高官，权倾一时。李续宜接替胡林翼做了湖北巡抚，彭玉麟做了安徽巡抚，骆秉章做了四川总督，长江两岸到处都是他湘军的人，都是他湘军的部队。

他接连两次上奏中央政府，请收回他节制四省军事的命令，至少不要让他节制浙江军务。他言辞恳切，慈禧太后大为赞赏，非但没有收回成命，还让他遥领协办大学士之职。

这是个更让人眼红的职务，已进入权力核心。

1861年，至少从曾国藩的仕途角度来看，他已能呼风唤雨。但新的挑战正在等他，不容他有丝毫的兴奋和麻痹大意。

第八章   布局东南

为左宗棠谋浙江巡抚

慈禧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其实曾国藩能节制的地盘很少。仅以浙江为例，他当时不想节制浙江，因为浙江已残破不堪。当他全力和陈玉成在安庆血战时，太平军李秀成兵团已攻占浙江西部、南部大部分地区。安庆失陷后，李秀成下定决心全力经营浙江，并以突袭手法攻占绍兴，对浙江省会杭州完成合围。

杭州被围是大事，慈禧迅速下令曾国藩前去解救。曾国藩突然意识恍惚起来，对这道圣旨视而不见。慈禧就连续给他命令，曾国藩的意识就不停地恍惚。

浙江巡抚王有龄写信给曾国藩，字里行间哭腔十足，大有“拉兄弟一把，我为你做牛做马”的情态，可曾国藩像是傻了一样，在安庆城里呆坐，不发一兵一卒。

事情很直观，曾国藩只要一声令下，还未获得高级职务的左宗棠就会奋不顾身地去解救杭州，但他就是不下令，而且还和左宗棠谈起了世界观。

二人谈到西方列强和如何对待西方列强，谈得如火如荼。

1861年12月中旬，杭州已危在旦夕，据王有龄呈递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如果还未有援兵，杭州在半月之内必失。慈禧大怒，严厉斥责曾国藩不作为、见死不救。

曾国藩慢悠悠地诉苦说，非是我不救王有龄，而是力不从心。我的人都抽不开身，多隆阿正在咳血，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何况上战场。湖北巡抚李续宜正在焦头烂额，骆秉章、彭玉麟都被分内事纠缠，分身乏术。我在安庆，还有上海和江苏的绅士们来缠我，要我去拯救他们。我所能用的人只有一个左宗棠，可左宗棠现在无名无分，去解杭州之围，难孚众望。

慈禧看明白了，曾国藩这是给左宗棠要名分呢，古语说，名与利器不可轻舍于人，这种事，不是你曾国藩想要就能轻易要到手的。

慈禧坚决不同意，仍是激烈地要曾国藩出兵解杭州之围。看到慈禧圣旨里字字如炸弹，曾国藩心惊起来。他对左宗棠说：“看来你非要跑一趟杭州不可了。”

左宗棠沉默，沉默得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至少在曾国藩印象中，没有什么事可以让左宗棠沉默这么久。

终于，左宗棠还是第一个开口了：“这杭州吧，救和不救，结局都一样。”

曾国藩睁大眼睛。

左宗棠说：“到浙江作战，四面都是太平军，等于是咱们闯进了人家院子，后勤补给一定困难，我去，等于是一支孤军深入，还要层层突破太平军的关卡，你说这和登天有什么区别？”

曾国藩把头点得如鸡吃米：“你说得对，可又不能不救，上面催得紧。”

左宗棠一笑：“要救早就该救，等到这时说这话，你可太虚伪了。”

曾国藩脸微微一变，左宗棠又开口了：“不救王有龄这厮是对的，他之前总是想从您这里挖人，还在皇上面前说您坏话……”

“话不是这样说，”曾国藩打断左宗棠，拿腔拿调起来，“我和他都是大清之臣，理应同舟共济，互相扶持。见他身陷苦海，我没有能力去解救，真是心痛。”

其实关于曾国藩何以不救杭州，和浙江巡抚王有龄有很大关系。他和王有龄虽无深仇大恨，但李元度事件始终是曾国藩心上的一道坎儿，纵然王有龄在1861年12月末战死杭州，也未能让曾国藩忘记李元度事件。

杭州的陷落，给清政府一记闷棍。朝中的老头们和慈禧立即展开激烈的讨论。有人说，应该有人为杭州的陷落负责，此人自然是曾国藩。有人反对说，此时正是用曾国藩之时，惩罚他就是自毁长城。慈禧坐在同治后面的帘子里脸色极难看，她是在懊悔，如果早给曾国藩索要的东西，杭州恐怕还有救。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1862年1月，慈禧下令，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敦促曾国藩，要他和左宗棠尽快收复杭州，光复浙江全境。

曾国藩一扫当初的萎靡状态，左宗棠也是快马加鞭，开始知行合一，对浙江发起稳扎稳打的进攻。

当湘系集团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浙江时，曾国藩却高瞻远瞩地眼波流转，瞄向了上海。瞄了许久后，他就找来李鸿章，李鸿章倾吐心曲道：“你呀，应该去上海。”

组建淮军

不多几年后，李鸿章常发自肺腑地说：“没有曾公，就没有我李鸿章。”那时他已是封疆大吏，和曾国藩平起平坐了。的确，在晚清，“曾李”可以并提，但没有前面的“曾”，后面的“李”就是个虚无。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全面照顾，始于李鸿章进入曾幕，高潮就是为李鸿章创建了淮军，并让他去上海开辟新天地。

上海原本是个渔村，属江苏省，发展了几百年，也毫无亮点。直到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为通商口岸，才猛地崛起，并迅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南京无数富户携带财产逃避上海，上海的经济更是如虎添翼，傲视南中国。

由于上海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清政府，都尽力想让它为己所用。遗憾的是，太平天国多次进攻上海，因为上海的洋人助阵，所以并未得手。而清政府方面，江苏巡抚薛焕是个草包，只能保佑太平军别占领上海，其他无所作为。如此一来，上海孤悬两股势力之外，仅凭洋人的几千条洋枪苟且偷生。

李秀成占领杭州后，上海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当地士绅阶层推举出一人去见曾国藩，希望曾国藩这个节制四省的官场大佬能派一支部队去保卫上海。

他们知道曾国藩缺钱，所以在吹捧了曾国藩神功伟绩后，立即指出，只要曾国藩派军队到上海，那上海方面可以给曾国藩月薪六十万两白银。

曾国藩听到这时，险些没控住口腔里的口水，他深吸一口气，打起官腔说：“这事需从长计议，我们的战略计划里没有这一条啊，我们正准备打长毛的老巢天京呢。”

来人对曾伟人察言观色，发现这位总耷拉眼皮子的曾老头似乎在说真话，不禁大失所望，悻悻地回了上海。

上海的士绅们开会，都骂这个人蠢，说动曾国藩，不能只提钱。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士大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跟他总提钱，这不是把他向小人堆里扔吗？！

一个叫钱鼎铭的上海地方官和一个叫冯桂芬的人琢磨了半夜，写了封信，由钱鼎铭带着来到曾国藩驻地，信上说，“希望曾公您出兵一万，以一勇将带领，解救上海，解救上海苍生。如果您不派兵来，上海危在旦夕，生灵涂炭，被长毛贼涂炭，这肯定不是您希望看到的。您原本就是天下苍生的救世主，难道眼睁睁看着上海人民陷于水火吗？”

曾国藩喜欢听这样的话，读书人就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如果单纯谈钱，简直太侮辱传统士人的人格了。

他对钱鼎铭热情如火，钱鼎铭感受到了曾国藩的真挚，就诉说当时的形势：“上海一带，只有上海、江苏镇江、浙江湖州三地没有被长毛占据，但很难持久；上海一带虽有民团、武装的洋人，可如果没有大军前去，这些势力都守不了多久。要想让上海活，必须要派遣一支军队。”

曾国藩连连点头，对于钱鼎铭的这段话，他早就研究了很久，他对上海的熟悉恐怕不比钱鼎铭差。他一口答应钱鼎铭，必会抓紧时间派一支精锐去上海。

钱鼎铭屁颠颠地走了，曾国藩却陷入思虑中。

当时，湘军的确没有多余的兵力，大家都在各自的战场上忙碌着，只有曾国荃在向天京慢悠悠地推进。他希望曾国荃带一万人去上海，曾国荃一口回绝了。他说：“我非要打下长毛的老巢天京不可，上海那地方，根本不必派军队去，只要我猛攻天京，全国各地的长毛贼都会跑回来救天京。”

曾国藩说服不了曾国荃，只好另想办法。“既然现成的兵派不出去，那不如新立一支。”这是曾国藩对李鸿章长吁短叹时，李鸿章心不在焉地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曾国藩眼前一亮：“对啊，少荃，你这主意太好了，这事就交给你吧。”

李鸿章慌忙从椅子上站起，想了一想，说道：“我只是一说。”

曾国藩板起脸孔说道：“我可不是随便一说。”

李鸿章皱眉道：“其实湘军还是能派出一支万人部队来的，何必再建新军？”

曾国藩叹道：“湘军经过这么多年战阵，又经历过无数次胜利，已有暮气，必须要补充新鲜血液进来。而这新鲜血液却要完全不同于湘军，我看你就在你们安徽招募新兵，就叫淮军吧。”

李鸿章手直抖：“老师，这……”

“我选择你们安徽人，因为你们淮北的民风朴实彪悍，底子好，只要加以适当训练，就可称为劲旅。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李鸿章不语。

曾国藩叹了口气，“其实你是我幕府最得力的人，你若离开，我还真是一团乱，但上海关系重大，非要保住不可。能否有上海，是咱们胜利或失败的关键因素！”

李鸿章挺起身来，发誓一定要勇担这份重任。

和曾国藩创建湘军大不同，李鸿章创建淮军，并非是从头招募式的创业，而是驾轻就熟地整合。他利用湘军这座靠山，打着曾国藩的大旗，把曾在淮北抵抗太平军的团练们收编，然后按照湘军的营制改编，大清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支新的军队——淮军。

淮军和湘军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指挥官，湘军都是知识分子，淮军大都不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士兵组成，湘军专招朴实人，淮军由于成立仓促，所以人员复杂；最后，湘军的武器大都是冷兵器，但李鸿章到上海后，就把淮军变成了一支拥有火器的现代化部队。

淮军在两个月内组建完成，人数过了一万人。上海那边心急火燎地不停派人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原本计划再训练一个月，但时间太过紧张，所以决定提前去上海。

组建淮军容易，去上海却很难。当时从安庆去上海的陆路有千里之遥，而且路上必须经过太平军控制的江南地区。曾国藩谨小慎微地对李鸿章说：“这条路啊不好走，一旦在太平军控制地区和长毛交火，若是一万人打成了几千人，到上海后，咱们的颜面就没了。”

李鸿章连连点头，想了个主意：让上海方面报销往返路费，并且要绝对地保证淮军的安全。这个主意要实行，只有一条路：走水路。

上海方面马上付诸行动，他们向英国驻上海领事租船，江苏巡抚薛焕坚决不同意，因为按上海士绅们的意思，当地政府也应该出点钱。薛焕不是在乎那点钱，而是在乎他的权力。一旦李鸿章来了上海，他这个巡抚宝座大概就不保了。

钱鼎铭说服了他，淮军不来上海，上海肯定保不住，长毛对您的脑袋可非常有兴趣。淮军来上海，您纵然保不住巡抚的宝座，可还能保住脑袋啊。

薛焕对这段话进行了缜密的考虑，最后两害相权取其轻，终于同意雇佣英国战船运输李鸿章部队到上海。

经过三次大运输，1862年6月，一支万人的淮军部队全部抵达上海。最后一支淮军还在水上欣赏落日时，曾国藩就向中央政府提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薛焕正如他自己所料的那样，巡抚宝座虽然没有了，但脑袋完好无损地放在脖子上。

李鸿章去上海前，曾国藩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此次去上海，和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会很多，对于这其中诀窍，我觉得孔子所谓‘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我们要当从此一字下手。今天说的话，明天不能因小利害而变。”

李鸿章琢磨了半天，说：“谨遵教诲。”

李鸿章是曾国藩麾下最后一位担当地方大员的人，自此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和江苏都成了湘系的天下。

他的傲气和与生俱来的书生气在此时也如日中天。

四拒借洋兵

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上海的洋人们来找李鸿章，李鸿章趁势请他们检阅淮军。当时的淮军，兵饷不足，而且在乱世摸爬滚打了多年，衣衫褴褛，浑身流淌着二流子气质。洋人们看完，就愁眉苦脸，偷偷对人说：“这简直就是你们中国的第一大帮丐帮，怎么可能守得住上海？”

有人把洋人的担忧告诉李鸿章，李鸿章“呸”地吐口痰到地上说：“别听他们危言耸听，他们这样说是想让咱们‘借师助剿’，曾公说过，死都不会靠他们这群洋人。不过，”李鸿章转动眼珠说，“他们的枪炮可真够劲的，你问问他们，是否能卖给我们一些？”

李鸿章说曾国藩死都不会“借师助剿”，字字都是真的。所谓“借师助剿”，是当时清政府流行的一种想法，就是借助洋人的兵力来对付太平军。

其实，“借师助剿”的论调存在许久了。早在曾国藩困守祁门，英法联军进北京时，有洋人就曾向清政府提议，俺们可以用先进武器帮你们打洪秀全。清政府的老人们围在桌子前商议，商议了多日，也没有结果。他们突然想到，这种事远在南方战场的顶梁柱曾国藩最有发言权，于是让曾国藩发表意见。

曾国藩当时的处境万分艰难，如果让洋人助攻太平军，先不说输赢，至少能把围困祁门的太平军兵力分出一些去。可纵然如此，曾国藩深思熟虑了几天后，给出的答案仍是：外夷的军队不可用！为什么，他说，自古外夷帮助中国消灭敌人后，都有意外要求。就是说，借助外夷，成本太高，超乎想象。

他还自信地认为，湘军水军已控制了大部分长江江面，清政府部队的单薄在陆而不在水，太平军能够纵横南中国，也是在陆不在水。湘军陆军不可能进兵天京，就算洋人的战舰由海口沿长江上行，也不能收夹击之效。也就是说，洋人无用。

不要认为曾国藩是个正儿八经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他是个实用主义者，正如儒家教导他的那样“无可无不可”，绝不会用死规矩把自己限制死。洋人要借兵给他，他不同意，可对于洋商从南到北代运漕米，曾国藩满口答应。

他对中央政府说：“对外人借兵给咱们的事，要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对他们出兵，咱们应委婉地拒绝。可是他们要代我们运送漕米，我是大力赞成的，咱们应该鼓励他们，让他们发更大的光和热。”

信的最后，曾国藩说：“我和左宗棠、李鸿章商量的结果就是如此。不过，纵然要他们代运漕米，咱们也不能一劳永逸。洋人的先进技术，咱们只要有机会，必须要学习啊。”

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远见，在那种自身安危都受到考验之时，竟能想到如此深远的计划，曾、左二人实在有过人之处，也足以证明，后来二人倡导洋务运动，不是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对曾国藩“自以为是”的论调大为不满，王有龄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在祁门被困成了鳖，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洋人无用，实在是死鸭子嘴硬，不借助洋人，他曾国藩根本就对付不了长毛贼。”薛焕更是气冲斗牛，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这是掩耳盗铃，说不借助洋人，可上海现在就是靠洋人在守卫，一批不远万里来的美国人还自动自发组织了‘洋枪队’，帮助我们打击长毛。”

二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脆弱的内心认定纯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对付不了长毛，而曾国藩虽身处逆境，却内心强大，再加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他有着不同于王、薛二人不同的声音。

价值观决定人生观，这话一点都没错。

清政府对曾国藩和王、薛二人进行综合评论后，觉得曾国藩正确，王、薛二人是胆小鬼。岂止王、薛二人是胆小鬼，当时在南中国受到侵害的所有中国上层社会都这样想。上海方面的士绅在未去请曾国藩出兵前，就大肆鼓吹应该请洋人来保卫上海，并请中央政府向洋人“借师助剿”，收复被太平军占领的苏州、常州等地。

中央政府再问曾国藩的意见，当时他已从祁门出来，正在围攻安庆，胜利指日可待，所以底气更足。他对上海那群士绅说：“几个洋人拿几条枪保卫上海，这可以，但让他们进攻苏州、常州，简直是滑稽可笑。上海是通商口岸，也有他们洋人的利益，他们保卫上海，理所应当。可苏州、常州等地不是通商口岸，没有他们的利益，他们来这里，能有什么责任心？！”

上海士绅们垂头丧气，曾国藩后来又去信对他们说，既然让人家保卫上海，就该以诚相待，不可猜疑，尤其不可自傲自卑，能得其心，就能得其力。

以“诚”待人是理学家的杀手锏，曾国藩主张在外交上也应该如此，这是他终生的人生信条。

薛焕气得鼻子都歪了，正遇到太平军猛攻上海，洋人们也守得很艰难，薛焕再提“借师助剿”。曾国藩也没好气，对中央政府说，“谁不想尽快消灭长毛，洋兵如果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兵天将，那咱们不用就是傻子。可这些人狼子野心，不成功还好，一旦成功，所要求必然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到那时候我们给还是不给，给的话，必是贻害国家，不给，就得开战，谁能保证打赢？这不是前门驱逐了狼，后门来了虎吗？！”

“借师助剿”的论调一时沉入谷底，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不久，又一波“借师助剿”论兴风作浪。提出这一老掉牙论调的人是三口大臣崇厚，他玩了个花招，说洋人不可信，但印度人可信，大家都是受洋人欺辱过的。我们可以借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兵来中国，帮助我们打长毛。

曾国藩忍无可忍，怒斥荒唐：第一，借师助剿是大错特错，只图眼前痛快，不想将来的危险。这些人鼠目寸光，应该都拉出去不经任何审讯就斩首示众；第二，他曾国藩三番五次地摆明了自己的主张，可还是有人三番五次地提“借师助剿”，拿他曾国藩的话当放屁，简直无法容忍！

他联合左宗棠、李鸿章向中央政府上了一道很不客气的奏章，专谈此事。他说，经过缜密的调查后，我们得出结论，英国人调印度兵来助剿这件事是子虚乌有，英国人在印度都手忙脚乱，怎么可能有精力调人来中国？纵然英国在中国的地方官想从印度调兵，在他们那种政体下，必须经过议会通过才可进行。崇厚脑子里都是糨糊，不知他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英国人忽悠了，还是他做梦梦到的，竟然异想天开，这种人的智慧不足以担任官职，皇上应慎重考虑他的去留。

最后，他又说了不借洋兵的另外理由，可谓掷地有声：长毛匪原本是中国良民，纵然为匪，失去良知本体，也是吾中国国民，自有我中国管，岂要外人来？况且，今日之形势，长毛匪已是穷途末路，我辈自有能力结果他们。即使他们仍气焰万丈，这也是我们自家的事，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和汉朝人的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同样气势如虹。

曾国藩说了这么多情绪化的话后，笔锋一转：“如果政府真听了那些不开窍的人的话，借师助剿，那湘军绝不会配合进攻。湘军不配合，洋兵人少，能攻城但没有人力守城，最后肯定是白玩一场。”

慈禧看到奏章的最后，想要发怒，但终于忍下来。虽然对曾国藩很有意见，但她还算清醒，绝对不能借师助剿。

曾国藩四拒借洋兵，终于使得洋人没有进入中国军事领域，至少在这一程度上看，它保全了中国的军事主权。

为了不让洋兵参与中国事宜，曾国藩可谓煞费苦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最具典型的是阿思本舰队事件。阿思本舰队事件是这样的，1860年，英法联军进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同治和慈禧回京后，负责和英法联军和议的奕訢说，这群鸟人能如此轻松地进了咱们帝国的心脏，就是因为船坚炮利。我看这很好办，只要咱们花钱买一支舰队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说奕訢是当时的高瞻远瞩者，但这件事证明了他的平庸。不从制度上改革，全去表面武器上装潢，这和一个肺痨患者看到拳击高手天下无敌，认定是拳击手套的强大的思维模式一样。

奇异的是，奕訢的看法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曾国藩也暂时同意，不过他比奕訢走得更远一点，他希望能有自己的船厂，而不是全靠购买别人的战舰。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奕訢和洋人们交流、谈判，最终确定每艘战舰数十万两白银。曾国藩得知消息后，大呼太贵。但他又不好阻挠这件事，因为开始时他是同意的。于是他掉头重新拿出自己的主张：此时购买战舰无非是为了对付长毛匪，可我早就说过，长毛匪的长处在陆而不在水，洋人的战舰都是横行于辽阔的大海，咱们和长毛匪交战的地方没有大海，要那么多战舰做什么？

奕訢头痛不已，问曾国藩，请把话说清楚点，我最近公务太多，脑袋都要炸了，你想要表达什么？

曾国藩拿出自己的想法，战舰必须要买，买战舰不是目的，买来后研究它，然后咱们来自己制造，一来省钱；二来可以不必仰洋人鼻息。当有一天，中国人见到战舰不会大呼小叫，咱们就真的强大起来了，就可以和洋人分庭抗礼了。

奕訢头更疼了，他想不了那么远，按他和慈禧的想法，买一支舰队回来，消灭太平天国，这就是直接目的。可曾国藩又谈什么自己制造战舰，这就超出了他的想象。经过多日的模糊的思考后，他同意了曾国藩的想法，不过，还是违背了曾国藩的意思，购买了一支小型舰队。

这支舰队包括三艘中号军舰、四艘小号军舰、趸船（无动力装置的矩形平底船，通常固定在岸边，用于装卸货物或供士兵上下使用）一艘，又购买了大批武器弹药，一共花费白银六十五万两。

闻听此事，曾国藩拍着大腿对人说：“几艘破船就值这么多，要是自己建造，何至花这么多冤枉钱？”

虽然如此说，他还是渐渐乐观起来。当时胡林翼仍在世，他和胡林翼商量说：“这些战舰一到，每艘战舰留下三四个洋人，至于士兵，都用咱们湘军的，炮位也用湘军，哈哈。”

人生法则之一，就是发生的事永远是你预想不到的。就在曾国藩踌躇满志时，情况发生变化。变化来自二道贩子、英国总税务司司长李泰国，他是英国人，但因为总和中国人打交道，觉得中国人名字很酷，所以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他把这件事想得特别美好，也特别长远。清政府把钱交给他，购买了战舰后，李泰国阁下竟然私自聘请英国水军上校阿思本为这支战舰的司令。这还不算，他还招募了六百多英国水军官兵，准备舰上全用英国人。

这就是所谓的阿思本舰队，随之而来的就是阿思本舰队事件的爆发。

如果事情只到此为止，也不算什么。一个舰队的司令和士兵是外国人，并不代表舰队的归属权也是外国人。可随之发生的事让清政府和曾国藩惊骇万分。

战舰未到中国时，李泰国摇摇晃晃地进了北京城，和奕訢等人寒暄一阵后，就从皮包里拿出几张纸，上面既有英文也有汉文。奕訢莫名其妙地问：“这是什么？”

李泰国晃荡着肥头说：“看了就知。”

奕訢就看，这是份合同，双方签订人不是他李泰国和奕訢，而是他李泰国和阿思本。奕訢才看到第二条就大吃一惊，看完最后一条后，简直要跳起来痛揍李泰国一顿。

这份合同的大致内容是，阿思本是这个舰队的司令，而他李泰国是司令的司令。阿思本有权决定中国以后的水军规模和战舰样式，并且这支舰队要挂外国军旗，至于中国清政府的龙旗，随便找个地方画几只蚯蚓就可以了。

这个合同告诉清政府一件事：你们出钱买的舰队不属于你们，不但这支舰队不属于你们，以后你们的海军也不属于你们。

若是几十年前，中国人早就抽出腰间的铁片子，把李泰国一刀两断了。可因为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对英国人已畏惧如虎。奕訢一面擦拭汗水，一面向李泰国表示，这事他做不了主，要请示慈禧太后。

李泰国在椅子上微笑着点头，意志坚定，自信十足地说：“让你们的女皇看看也无妨。”

伟大的女皇慈禧看了，要跳起来，却终于忍住，隔着帘子问奕訢：“南方那群人怎么看？”

这当然指的是曾国藩的湘系集团，此时，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顶梁柱。奕訢轻轻地说：“已经把此事传去南方了。”

慈禧再问：“你觉得他们会怎么看？”

奕訢想了一下：“他们听您的。”

“是吗？”慈禧笑了，瞬间收了笑容，蹦出三个字，“听个屁。”

慈禧可谓未卜先知。曾国藩得知此事后，万分激动，写了封情绪极为激烈的奏章，希望中央政府死都不要答应这件事，即使那些钱一毛都要不回来，也不可答应。

他的奏章在路上时，奕訢等老人们已在制定新的合同，这份合同只轻描淡写地改了一句话：阿思本的司令职务应由清政府授予，舰队的最高指挥官应是中国人，而非任何外国人。

消息再传到安庆时，曾国藩简直要暴跳如雷了。

耻辱！他的脑海里只有这两个字，但焦躁地转了几圈后，他突然猛地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让他冷汗直冒。

中央政府那群人纵然被英国人的两次战争吓破胆，也不至于害怕到这种程度，花了那么多钱，只买个总司令任命的权力？

这件事如果换个角度考虑，如果阿思本带着他的舰队来南方，由于他的任命是出自中央政府，是不是就说明他代表的是中央政府？等于说，中央政府派了支舰队抢他的胜利果实来了？！

曾国藩一屁股坐进椅子里，脑里乱成一锅粥。由此看来，中央政府还是对他大大不信任啊。如果他这个时候还坚决抵制这支舰队，那岂不更是给了中央政府一个印象，他曾国藩想独揽南中国？！

可问题是，由于深谙传统文化，曾国藩在安庆的这段时间已尽量收缩自己的权势，低调得让人叹为观止，他只是希望北京朝堂帘子后面那位对自己的猜忌减少一点，维持好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倘若这种思路在他头脑中占据上风，那他的行动应该是，完全同意中央政府的决策，并沐浴更衣，焚香祷告、敲锣打鼓欢迎阿思本舰队。然而，对这支舰队的归属权所产生的对国家未来的担忧，让他不惧猜忌，毅然决然地上奏中央政府说：“咱们出了钱，就该让咱们的官员全权指挥，绝不可让洋人把持这支舰队。如果洋人非要把持，那干脆将这些战舰赏给各国，付出的钱，咱们也不要了，就当喂李泰国这只狗了。”

这番话铿锵有力，奕訢和慈禧都受到震动，这就是花钱买未来，非有高瞻远瞩的人不能做出。

慈禧问奕訢：“你说该怎么办？”

奕訢不能说曾国藩势力大，此时不好得罪，于是说：“曾国藩说得很有道理。”

慈禧说：“那你就硬着头皮去交涉吧，你有几十万两白银做靠山，应该是底气十足吧。”

奕訢的确底气十足，阿思本更是底气十足，声称奕訢和李泰国订立的章程，他绝不同意。如果非要如此，他就将舰队解散。

奕訢还抱着幻想，对阿思本说：“舰队是我们花钱购买来的，你要走就走，把船留下。”

阿思本向来是强盗思维，他说：“船是我开来的，你们不让我独断，那我就要把它开回英国，有本事，你们派人去把它开回来。”

奕訢没有这个本事，给曾国藩去信询问对策。曾国藩这回头脑冷静下来，毕竟是那么大一笔钱，不能无缘故就真的赏给洋人。他出了个主意，阿思本可以把舰队开走，但大清政府是出了钱的，所以委托阿思本把船变卖，变卖之后的钱应该归还清政府。

阿思本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大好机会，乐不可支。为了利益最大化，他声称我们这次来中国，花费颇多，往返费用你们要给报销。

曾国藩和奕訢不必商量，他们要的就是这结果，立即同意。于是，阿思本虚报账目，又把销售战舰的价格一压再压，最后，清政府损失了近四十万两白银，终于取缔了阿思本舰队。

“阿思本舰队事件”让清政府的一些激进分子大为恼火，无缘无故浪费了这么多钱，居然什么都没有得到。纵然是拥有猴子智慧的人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他们在慈禧面前指责奕訢和曾国藩，慈禧只是异常平静地听着，最后才说，这件事以后就不要提了，谁提我就惩治谁。

当北京紫禁城里的那些迂腐官员正谈论失去的金钱时，曾国藩却在安庆城中愁眉不展。他意识到，阿思本战舰事件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造船厂，自然也没有驾驶员。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必须要建造自己的造船厂和培养自己的船员。

当然，这不是他紧迫的任务。在1862年，曾国藩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解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问题。

向天京前进

安庆之战后，洪秀全在天京城里失去了上帝给他的法力。法力在这种危机时刻消失，让原本就惶惶不安的他，头脑的紧张程度更雪上加霜。他想起被自己间接除掉的杨秀清，倘若此时最擅长上帝附体的杨秀清在，他会向杨上帝叩头，渴求他拿出高明神圣的方法解脱困境。他又想到那些最早跟着他从广西打出来的老兄弟们，特别是石达开，带走了几十万人。如果那几十万人还在天京城，他就什么都不怕！

天国的春天只在他脑海最深处，如梦如幻，天国的夏天似乎就在昨天。他感觉到，只是在昨天，天国大军还气势如虹，纵横整个南中国，如在无人之境。可只是一眨眼，天国的秋天来了，万物凋零。一片萧瑟，连宫里那些艳绝人寰的几千个小老婆都黯然失色，如同僵尸。

几天前，又传来芜湖失守的消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来，安庆为上游第一道屏障，芜湖为第二道，两道屏障都成了敌人的院墙，天国首都的上游就暴露在湘军的锋刃下。一想到这里，洪秀全嘴角直颤，双手抖如脑血栓患者。

在几百里之外，曾国藩的手也在抖，是过度兴奋地抖，他正在制定围攻天京的计划。这份计划高屋建瓴，宏观上分三路。第一路由李鸿章从上海自东向西进攻；第二路由左宗棠在浙江开辟战场，清肃浙江太平军；第三路则是湘军主力沿长江两岸向前推进，直指天京。

微观上分四路，就是第三路军，也就是进攻天京的湘军。第一路指挥官是他老弟曾国荃，进攻巢湖、和县、含山，成功后与扬州一带的清政府军合二为一；第二路指挥官是多隆阿，攻合肥成功后向天京方向运动；第三路和第四路的指挥官分别是鲍超和李续宜，在长江南岸向前推进。四路之外，还有彭玉麟的水军协同作战。

四路军几乎同时行动，并且势如破竹。1862年5月末，四路大军逼近天京，曾国荃甚至进逼到离天京只有四十里的周村。

曾国荃信心爆满，如同一头雄狮，他此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攻进天京，为他老哥和曾家创建永难磨灭的不世之功。曾国藩慌忙去信给他，“你太冒进了，步子迈得太大，小心身体。后面的几路都没有跟上，万一敌人断了你的后路，你哭都来不及。”

曾国藩一向主张稳扎稳打，原本的计划是四路大军实行地毯式的同时推进，想不到他老弟急如星火，把其他三路甩出那么远。在信中，他认真对老弟阐述自己的作战主张：“当年江南大营七万余人，都无法攻破天京，你区区两万人就想登天？作战之道，尤其是攻大城时，必要准备好攻城部队，打援的部队，布置妥当后才可行动。你现在太冒失，速速停止，等待我的命令。”

曾国荃等不了，当曾国藩这封信抵达周村时，曾国荃已向前推进了三十余里，把军队驻扎在了雨花台，这里离天京只有四里！

曾国藩的信到达雨花台时，曾国荃正在极度兴奋中。看了老哥的信，不禁嗤笑起来。他对参谋们说：“不是我在背后说曾大帅的坏话。我老哥年纪大了，斗志差了，行事过于拘谨。说的话全是大套理论，没有实践支撑。咱们可是有实践支撑的，自起兵以来，咱们打的仗还少吗？每次不都是以一敌十，把长毛打得哭爹喊娘。”

他给曾国藩回信道：“诸军士被招募进湘军，所图的就是攻下天京。洪秀全那厮已是穷途末路，我们应乘胜进攻。倘若在此等待，岂不是让他们有所准备？况且，天京是贼之根本，拔其根本，则枝叶自然死亡。只要我们攻天京，分散在各地城池的贼军必会来救，那时，李鸿章不必来了，左宗棠在浙江也不必打了，当他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变了天地。”

曾国藩并未认为老弟吹牛，可心里仍然不踏实。他继续去信劝曾国荃：“驻扎雨花台我没意见，但你绝不能擅自行动、攻打天京。”

写完这几句话，又觉得言辞不够温和，于是和曾国荃唠家常：“我知道你创建功业的心特重，应该问你这心从何处来，是为家族争光，还是为了让人看得起你，是为苍生社稷，还是仅出于喜欢打仗。这里有公心也有私心，出发点不同，结局就会不一样。这就是正念头，念头对了，才能把事做对。”

曾国荃讨厌老哥讲大道理，但他毕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回信给曾国藩，就按你说的，等四路大军到齐，我才行动。

曾国藩接到信后，总算放下心里的石头，想不到这波才平，另一波又起：四路大军永不能齐聚天京下了。

中央政府突然来了圣旨，要曾国藩迅速派一支军队赶赴陕西，陕西那边出了大状况。陈玉成的一支太平军进入陕西后和当地活跃的捻军配合，搅乱了清政府的政治秩序。这支兵团不仅把陕西闹了个底朝天，还威胁着山西甚至湖北。

曾国藩反复思量，如果不救陕西，一旦长毛进了湖北，那又要重新来过。审时度势之下，他听从了中央政府的命令，派已攻占了庐州的多隆阿去陕西。

李续宜虽然是一路军的指挥官，但他本人已是安徽巡抚，只是派了手下兵团前往。这支兵团进展缓慢，又要分出一部兵力回安徽和太平军作战，所以更不可能快速抵达天京城下。至于鲍超，兵力有限，到和不到，对曾国荃而言并不重要。

等于说，只有曾国荃一支孤军抵达天京城下。曾国藩希望李鸿章能快速向西推进，李鸿章有这个能力，却不实施。他从上海出发时只带了两千淮军。有人问他为何这样消极，李鸿章神秘地一笑说，曾国荃能征善战，曾大帅智慧高超，有他们曾家人在，天京何愁不下。我若兴师动众而去，给别人的感觉不是要抢人家的功劳？！

这是智慧，换个角度看就是鸡贼。因为人人都知道天京城不好打，岂止是不好打，简直是难于登天。

第九章   覆灭天国

瘟疫来袭

对曾国荃而言，1862年流年不利。前半年很利，他摧枯拉朽就奔到了天京城下。在过度兴奋的最初几天里，他在雨花台几乎能听到洪秀全的唉声叹气，甚至能触摸到洪秀全那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一百岁的令人作呕的老人斑。

但下半年就大大不利了。先是各路兵团无法抵达，然后就是天大的麻烦——瘟疫。老子说过，“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其实，战争进行时就是凶年，杀掉的人没有时间掩埋，病菌滋生，瘟疫就无可避免。1862年7月末，曾国荃军中就已有瘟疫，因为他始终关注着天京动向，所以没放在心上。仅一个月后，瘟疫开始在军中流行，他的一半士兵都染上疾病，高烧不退，上吐下泻，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无法缓解。

曾国荃急了，给老哥去信，请求医疗队支援。曾国藩回信，神情沮丧地说：“不是你的军队里有瘟疫，各支湘军队伍中都发生了，连远在浙江的左宗棠部队也有了，我能为你做的只能为你源源不断输送药草，不过现在这段时间，药草奇缺，你好自为之。”

曾国荃大为失望，也紧张起来。他现在是孤军深入，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倘若此时敌人向他发动进攻，那他非死无葬身之地不可。如果他当时在天京政府里有卧底，就知道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

洪秀全的确在等待援军，可援军短时间内不会到来。自曾国荃把军队驻扎于雨花台后，洪秀全的内心片刻未曾宁静过。他一面下令严防死守，一面催促远在上海的李秀成回援天京。

李秀成正在和李鸿章的淮军苦战，处境虽谈不上艰难，却也不顺利。得到洪秀全的求救信后，他并不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十年来，天京曾多次被围，最多一次多达七万人围困天京，可最终还是轻描淡写地解围。李秀成认为，天京城高池深，曾国荃人太少，不可能短时间内攻破。只要自己保证天京的粮草弹药供应，天京对曾国荃而言就是禁地。

同时他还考虑的是，曾国荃此时兵锋正锐，又有湘军水军配合，纵然回援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击溃他。倒不如等上个一两年，等曾国荃进退不能、士气低落后再聚集兵力将其击破。

洪秀全看了李秀成的信后，大发雷霆，破口大骂：“你这混账到底想干什么？朕在天京，外面炮声隆隆，朕已耳鸣，一日数惊，你身受重任，君王有难，见死不救，你可知国法难容？！”

李秀成叹息连连，他明白此时用理性对洪秀全，已毫无用处。为了表示自己毫无他意，他主动把自己的老娘、妻儿送回天京，并告诉洪秀全，请您放心，我这就策划回救天京之计，您少安勿躁。

这应该是李秀成自参军以来最谨慎的一次计划，策划时间长达两个月。和湘军多次的接触后，让他受到深深震动。这不是当年围困天京的那些乌合之众，这是一支训练有素，而且看上去还有崇高使命的军队，所以他必须要谨慎小心。

他的计划是分三路解天京之围。第一路攻打已被湘军将领鲍超攻陷的宁国，这是断曾国荃的援兵；第二路攻打曾国荃的屁股金柱关，这是切掉曾国荃的粮道；第三路由他本人带领主力直接攻击雨花台的曾国荃。

计划没有任何破绽，特别是当洪秀全送来一个惊喜情报时，李秀成就觉得万无一失了。这个情报当然是湘军军营闹起了瘟疫。

其实，当时真正损害湘军的“瘟疫”不是不可治疗的疾病，而是曾国藩的心理。他那段时间身心俱疲，仿佛又回到当年跳江之前的情境里。

瘟疫横行，夺走了很多士兵的性命，纵是大将也有中招的。湘军智勇兼备的张运桂就因瘟疫丧生，他的哥哥湘军骁将张运兰护送弟弟灵柩回后方，竟然也一病不起，几天后死掉。

曾国藩正痛恨瘟疫夺走他两员大将时，又传来在家守孝的李续宜病逝的消息，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此时正是用人之计，老天偏偏把他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带走。

除了湘系集团成员的离开外，和曾国藩密切合作的清政府军队的高级官员也一个接一个病死。这一系列极不顺的事让曾国藩产生幻觉：是不是洪秀全真有上帝的帮助，而恰我们这些卫道士正在逆天而行？

他把深深的忧虑告诉老弟曾国荃，曾国荃看到信后，原本就脆弱的心态更为不堪一击。在他彷徨近于绝望之时，洪秀全又添乱，在夜晚让士兵缒城而下，骚扰他的部队。

整个世界仿佛都乱套了。仅在半年前，一切都那么光明灿烂，现在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一天晚上，曾国荃在冰冷的卧榻上做了个梦，梦到他攀援一座山峰，但到峰顶时，却找不到向前的路。他于是调头，可后面也没有路。他整个人就站在一座高峰的顶端，进退维谷。由于焦虑，他从梦中惊醒，发现汗水湿透了被子。

“这不是好预兆。”他给老哥去信说到此梦时，绝望地下了这样的评语。

曾国藩相信命运，相信占卜，更相信梦给人的启示。他反复思量老弟整个梦，希望能找到和老弟不一样的答案。遗憾的是，他终究未找到。

不过他确定了一件事，兄弟俩在这段时间都在互相传递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就是瘟疫，传染性极强。当一个人无法改变外界环境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改变心态，把负面情绪变为正面激励。

他对曾国荃说：“老弟，此时才是修行时，平时的风光八面，大军如云，何须我们费尽心力？只有此时，才是我们用心时。瘟疫横行，我们就治疗、预防，援军不来，我们就自力更生。你老哥我大半辈子经历的困难和波折还少吗，三次险些自我了断，最终还不是挺过来了。我坚信，天佑有心人，肯努力，老天不会亏待我们。”

这是古代版的心灵鸡汤，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暂时可以激发人的斗志，类似古代江湖人售卖的大力丸，可药劲过了，仍是虚弱。

曾国荃只是振奋了那么几天，瘟疫继续横行，士兵不停倒下。在雨花台军营，湘军士兵每天都做的工作就是掩埋死尸。洪秀全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停地向他发动进攻，虽然是不成气候的进攻，但也足以分了曾国荃的心。

曾国荃当初的宏图成为漫天飞舞的碎纸片，他向曾国藩求援，希望曾国藩能把多隆阿从陕西战场调回。曾国藩无可奈何地告诉他，多隆阿的军营也在闹瘟疫，而且陕西战事很不利。北京方面，死都不会同意调回多隆阿的。人，要靠自己！身居绝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切不可专盼援军，否则将士们会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导致松懈，援军不来，就会因失望而气馁。到那时，可真就回天乏术了。

曾国荃终于真正振奋起来，不是因为老哥的话起了作用，而是他突生一种心态：与其这样半死不活，不如就死地求生，死也要死个痛快。

这种想法很快就充盈了他的头脑，让他脱胎换骨，重新拿起刀剑，劈开瘟疫之神，冲向了战场。

曾国藩也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和他的幕僚下起了围棋。在他的幕僚眼中，曾国藩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多时，小心翼翼，仿佛每一步都关系生死。这种玩法，使得他每天只能玩一盘。

天京战场传来消息说，曾国荃已变被动为主动，正向坐落在长江对岸、保卫天京的炮台发动进攻。曾国藩已在手中捏热的棋子“啪”一声掉到棋盘上，脸色微变。坐在他面前的棋友慌忙站起来，只见曾国藩盯着棋盘，两眼放出欣喜的光来，叫道：“活了！”

幕僚看向棋盘，本来这盘棋，曾国藩是输定了，可刚才那枚棋子落到一处后，顿时乾坤扭转。那一处是曾国藩死都想不出来的地方。

“这是不是个好兆头？”曾国藩贪婪地看着棋盘，兴奋地问。

那名幕僚顿时知道该说什么，手指颤抖着，“绝对好兆头！绝对的！”

或许真就是好兆头，曾国荃进攻的太平天国炮台在天京城对岸，目的就是轰击进攻天京城的敌人，由于这一神圣使命，所以他的防御非常坚固，几乎不可能被攻陷。但曾国荃进攻的那天恰好是顺风，他动用了水军，先是逆风而上，进入自己的大炮射程内，猛烈开火，然后掉头就跑，脱离敌军大炮射程。如此井然有序、持续不断地重复这一进攻方式。太平军炮台被轰得七零八落，虽然他们也能轰到敌人的战舰，但把敌人的损失和自己的损失对比，简直不值一提。

第一天风向有利于曾国荃，连续三天，都是如此。曾国荃狂呼，老天现在站到我们这边了。第四天，风向依然对他有利，太平军炮台已萎靡不振，举出了投降旗号。

曾国荃对投降的所有太平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血水流入长江，染红江面。李秀成大军就在这血色中，来到了天京城外。

天国版地道战

李秀成来援天京，雄心勃勃。对外宣传，他有兵力六十万，而且一半的士兵配备了洋枪，还有大炮一千门。实际上他只有兵力十万，不足十分之一的人配备了洋枪，火炮只有一百余门。

吹嘘兵力是中国古代战场上的潜规则，双方往往把实际兵力乘以5或者10，甚至更多。人越少，吹嘘得越大，这大概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谓的“以不能示之能”。李秀成的吹嘘吓不住曾国荃，他也是从吹牛之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当时他的陆军和水军加到一起，不过两万余人，但他对外号称三十万。他为什么要吹嘘这个数字出来，因为他目测李秀成兵团好像应该在三十万左右。

李秀成一抵达天京城外，就把曾国荃陆军团团围住，分东西两路大举进攻。曾国荃捉襟见肘，他既要预防城内太平军突袭，又要对付李秀成的虎狼之师。他本来兵力就单薄，还要分出两部分，所以这场仗打得是相当吃力。

几天后，他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前几天李秀成来援，满坑满谷的长毛，洋枪洋炮，子密如雨，他们有一种炮弹，射入战壕，如花开一样爆炸，惊心动魄。幸好您当时嘱咐我们挖掘两道坚固的长壕，否则他们前后夹击，我们非死不可。

曾国藩在棋盘前给曾国荃回信说：“敌人远道而来，一抵达就发动进攻，而且攻势凌厉，其实他们都是纸老虎，凌厉的攻势不会持续太久。只要你能坚守半月，敌人气馁，大功可成。”

曾国荃摸不透老哥这番话是胸有成竹还是激励安慰，老哥不在前线，不知战况的惨烈。收到这封信的当天，太平军另外一支四万余人的援军也抵达天京城外。援军将领对李秀成说：“你先歇会儿，看看我的战力。”

李秀成就那样悠然自得地看着，曾国荃却忙得四脚朝天。

这支兵团和李秀成兵团的进攻不同，李秀成只是用大炮和洋枪队远距离射击，而这支军队却挥舞着大刀长矛，直奔曾国荃的战壕。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惨烈，不过湘军还是以一当十，用一千余条生命抵住了对方的进攻。

曾国荃部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世无其匹，湘军士兵本来就是取其精华，凡是在战斗中不能尽力的人都会清出队伍，留下来的都是意志坚定、敢打敢拼，并能用生命保卫阵地和人格的勇敢之士。而太平军则大大不同，很多人都是军营老油条，自己人多势众时所向无敌，一旦敌人人多势众，或是顽强抵抗，他们马上会寻找退路，不能全力以赴，私欲缠身，在战场上永不可能胜利。

两个时辰后，太平军疲态顿生，有人已经后退，而曾国荃的士兵却越战越勇，像个永动机，持续不断，向前推进。李秀成一看大事不妙，急忙鸣锣收兵。曾国荃自然不会追击，他的人太少，只能守，绝不能攻。

两场很有质量的进攻之后，李秀成发现，硬攻收效甚微，于是他让步兵扔掉武器，拿起铁锹变身工程兵，开始挖掘通往曾国荃战壕内的地道。

地道很容易挖，问题是如果有人捣乱，地道就变成坟墓了。太平军挖地道，湘军在侦察到地道方向后，向对面挖。双方在地道里碰头，由于过于狭窄，所以大家的暴力都施展不开。但湘军手中都有炸药，纷纷扔向太平军。

李秀成站在高处观望，突然平地起波澜，“轰”的一声，尘土飞扬，几条胳膊和腿冲向天空。有人告诉他，敌人也在地道里，手中竟然有炸药。

李秀成大怒，老子也有炸药，工程兵继续挖，地面部队给我冲锋，掩护地下部队。一支太平军手拿木板抵挡湘军的枪子，如蛇一样左右匍匐向前，当挺近湘军的战壕前，他们就把手中的炸药扔出去，由于对引线的燃烧估计不准，有的炸药在空中发生爆炸。这种场景，曾国荃用文采飞扬的语言告诉老哥曾国藩：烽燧蔽天，流星匝地。就是说，太平军的一部分炸药爆成了烟花。

太平军喊声震天，冲向湘军的战壕。湘军在壕内用长矛刺杀，太平军倒下一批，后面的掉头就跑。但跑不了，李秀成下令大炮和火枪同时开火，目标不是湘军，而是他的逃兵。逃兵们见前后都是死，不如死得有尊严些，重新调头冲击湘军的战壕。死都不怕的人最可怕，无数太平军跳进战壕和湘军滚在一起，用身体最原始的武器甚至是口咬，和湘军玩命。

曾国荃眼睛充血，站在高处指挥士兵歼敌。李秀成见敌人的战壕里已是大乱，根本不管自己人的死活，下令枪炮开火。在战火纷飞中，曾国荃猛地感觉嘴唇一麻，像是无数蚂蚁咬他，他用手一抹，鲜血淋漓。还未等他有任何意识，左脸也一麻，像是被火钳夹了一下，他下意识地又一抹，鲜血四溅。此时只听身边的护卫大喊：“大人中枪了，左脸不见啦。”

曾国荃此时才恢复意识，或者说是恢复了受伤带来的刺激。他怪叫一声，捂着左脸向后倒去。护卫们急忙把他抬到安全之地，他意识非常清醒，凄厉地喊叫：“守卫阵地，不要管我！”

不可能没有人管他，如果那颗子弹再偏一点，曾国荃肯定一命呜呼。有时候，运气相当重要。湘军将士看到主将满脸血污，却仍豪气干云，不使出吃奶的力气简直对不起天地父母，人一旦有了正念头，潜力就会爆发。湘军在曾国荃满脸血污仍指挥若定的激励下，成功把太平军驱出了战壕。

李秀成望壕兴叹，对身边的人说：“如果咱们的士兵能有敌人的一半力量，何愁天下不得？”

曾国荃脸上缠着乱七八糟的破布，给曾国藩写信报告战况，最后敦促曾国藩，如果没有援兵来，恐怕我就是有一百张脸，也不够长毛贼轰的。

曾国藩推开棋盘，在屋子里徘徊。如果有兵的话，曾国藩早就派去了。和他下棋的幕僚小心翼翼地提醒他，“李秀成大军都在天京城外，没有机会进攻其他城市，不如把扬州的守军调一半去天京，这对您老弟而言，也算是雪中送炭了。”

曾国藩大喜，立即命人去扬州搬救兵。一支不到四千人的部队飞快地赶往天京战场。曾国藩去信老弟：“你的脸好些了吗？一定保住脸，最近天气阴冷，小心破伤风，坚守到底就是胜利。”

不到一万人，刚从瘟疫中大难不死，身体消耗极为严重，全靠毅力在支撑，曾国荃的日子极度艰难。所以当那支扬州兵团赶到现场时，曾国荃真想高兴地痛哭一场。不过因为脸上有伤，泪水太咸，流到伤口处如针扎般刺痛，所以他哭了几鼻子就停止了。

正和扬州兵团统帅谈话，突然“轰隆”一声，震得桌子直颤，茶水滑落地上。扬州兵团统帅从椅子上跳起，凄厉地喊道：“地震，快趴下。”他已钻到桌子底下，抱着硕大的头颅，浑身发抖。

又是一声巨响，整个房屋都在抖，扬州兵团司令嚎叫起来。

曾国荃揪起他，训斥道：“放屁，哪来的地震，是敌人的火炮！”

扬州兵团统帅睁开眼，发现只有他狼狈不堪，曾国荃的部下们都稳如泰山，冷眼看他。他觉得这太丢人，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就在这时，有人来报曾国荃：“敌人把地道挖到咱们长壕内，用炸药炸开，地道里正源源不断地爬出士兵。”

曾国荃揪直了扬州司令官的身体，冷冷说道：“你显身手的机会来了，把那群从地里爬出来的家伙灭掉。”

扬州过来的那位恢复了勇敢的品质，一声令下，他的兵团冲向了地道口。外面厮杀声震天，枪炮声连绵不绝。曾国荃揉摸着半张脸，龇牙咧嘴。

一名军官轻声提醒：“要不要支援扬州兵团？”

曾国荃摆了摆手，说：“如果他们连这点事都办不了，要他们有何用，难道来当拉拉队吗？”

三个时辰后，喊杀声和枪炮声停止，扬州兵团司令满身鲜血地跑进来，脸上挂着胜利的笑容对曾国荃说，全部搞定，杀了他们近万人。

曾国荃会心一笑：“不算多。”

李秀成本来在高处看到敌人堡垒内起了烽烟，觉得胜利可立而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里就越来越没底了。三个时辰后，他的士兵从地道里爬出，这让他七窍生烟。把跑出来的人斩杀后，他不禁唉声叹气起来。

眼前这支不足万人的部队，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战力？支撑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曾国荃用给士兵训话告诉了他：“咱们自参军的那一刻起，就是抱着共患难、同富贵的信念。多年来，咱们患难与共无数，如今富贵就在眼前，杀进天京城，金银财宝和女人就都是咱们的，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不但天京城里的金银和女人是咱们的，朝廷还要重赏咱们，这辈子吃香喝辣，左拥右抱，何须愁也！”

湘军士兵们呼声震山：“抢钱！抢粮！抢女人！”

什么叫激励？曾国荃这段话就是激励，人在非常环境下，精神激励收效甚微，能打动其心弦的只能是物质激励，而且这物质激励要超越他们的想象力，在平常时期，他们做梦都不可能想到的。

和曾国荃一样，李秀成也是激励高手。他也在军营里向全军将士训话：弟兄们，上帝在城里被困，身为他的忠实门徒，我们该拼死向前，消灭敌人，保护上帝。如果咱们创下这一大功，上帝不会亏待咱们的。钱、粮食、女人，应有尽有。

李秀成把“应有尽有”四个字说得特别重，他预想这四个字出口后，现场会喊声震天，谁知，现场鸦雀无声。

“去他妈的上帝，保命要紧。”很多人都在思索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李秀成还在等着回应，这些人跟随李秀成多年，不好折李大帅的面子，只好扯开了嗓门：“要钱，要粮，要女人！”

李秀成做出个夸张的满意表情，然后大手一挥：“弟兄们，各就各位，消灭敌人。”

所谓各就各位，是李秀成思考出来的新招数，一部太平军在西线引长江水，试图淹没断绝湘军往来联络之路和后勤补给线；另一部则专门挖地道以图再创奇迹。曾国荃捂着肿胀的左脸指挥若定，他采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思维，在西线，他派人于高处修筑小营盘，又调动水军的小战舰和陆军相配合，攻击截杀太平军，保住了粮道。东线则交给扬州兵团，大挖地道和深沟，一旦与太平军地道相遇，就灌烟灌大粪水，逼迫太平军撤出地道。

在防御方面妥当后，曾国荃还常常派机动部队袭击太平军，这显然和他老哥的用兵思想不同，却起到奇效。太平军本来占有绝对优势，却每日都心惊肉跳。双方相持了两个多月后，李秀成无计可施，危机已来：他带的粮草已无。此时，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撤退。

太平军将士们虽已疲惫不堪，但一听到撤退的命令，不禁欣喜若狂，阵地上喊声如潮，掀起阵阵巨涛。曾国荃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这声音，以为太平军攻陷了他的堡垒，吓得把碗掉到地上。

洪秀全得知李秀成要撤军的消息后，也把碗掉到地上，和曾国荃不同的是，他是愤怒地摔到地上的。他传圣旨给李秀成：“你敢撤退，我就杀你老母。”

李秀成忍住悲愤，向洪秀全解释说：“我们粮草已尽，已用完各种方法，却不能突破敌人阵地。与其在这里消耗力量，不如‘围魏救赵’，去攻击江北，若在江北取得成功，围困天京的太平军会不战自退，天京之围可不战而解。”

洪秀全还没有丧失全部理智，这段时间他也会偷偷爬到城墙上去看，双方的确打得惨烈，李秀成的确在尽全力。又想到太平军自成立以来，一向善运动战，不善攻坚战，所以就同意了李秀成的方案，圣旨的最后，他重点加了一句：“你老母、妻儿都在天京城，好自为之。”

这看上去应该就是威胁，李秀成包容了这一威胁。1863年2月，春节还未全部过完的李秀成率领七万人马强行渡江北上，沿途攻击了几支小股清军，然后开始用运动战四处出击。一时间，清军守卫的和州、含山、巢县纷纷陷落，各地求救的呼声如海浪般拍向安庆城的曾国藩。

曾国藩举着手中的棋子，对人说：“他这是围魏救赵的老套路，咱们不管它。只要能守得住安庆和合肥，李秀成的苦功就全部付诸东流。”

他扔了手中的棋子，若有所思，自言自语道：“只是天京城下……”

锁紧天京城

天京城下，曾国荃的脸越来越大。

1863年天气极度反常，春节还未完，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来，这场大雨在正月快过去时更加卖力，在雨水的冲击下，湘军的营垒有几处发生了坍塌。值得庆幸的是，天京城里的太平军如死了一般，没有趁此对湘军进行攻击。

虽然曾国荃的脸伤丝毫不见好转，但在把李秀成熬走后，他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这种欣喜之情洋溢在他给老哥的信中。曾国藩却考虑得很深刻，他对老弟说：“你的部队应该休整，天京城下不是久留之地，不如以追击李秀成为名，退出天京城，到安全地带好好休整一段时间。”

曾国荃无论如何都不肯，他觉得胜利已在望，如果此时退去，那就是让天下人多了个笑柄。他对老哥说，“我的部队不需要休整，虽然打了两个月的仗，但人人都精力充沛，防守坚固。”

曾国藩不相信老弟会有如此能力，于是冒着严寒和大雨来到天京战场，视察这支湘军部队。果然如曾国荃所说，士兵们虽脸色难看，精疲力竭，骨子里却散发着坚定的意志、永不服输的劲头。

他握紧曾国荃的手说：“接下来，你的任务更重，我已决定向李秀成发动反攻，把他逼回天京。一头狮子被逼回笼子后就是一只病猫。可困兽犹斗，所以我说你的担子会相当重！”

曾国荃哈哈大笑：“力量越大，责任才越大，来吧，你能把那头狮子逼回天京城这个笼子，我就能把这只笼子打碎，捉出所有的长毛病猫，把他们粉身碎骨。”

曾国荃有些托大，曾国藩却没有一点大意。李秀成在长江以北纵横驰骋时，曾国藩下令所有城池的湘军全部出动，先断李秀成的粮道，然后持续不断地向他发动猛烈的攻势。李秀成渐渐招架不住，恰好洪秀全发现李秀成的围魏救赵是个梦幻，于是下令要他立即回天京。按这位上帝的逻辑，死也要死一块，不能我死我的、你死你的。

李秀成被迫无奈，带着他的部队又一次强渡长江回天京。但他这次没有上次幸运，他遭到早就准备好的湘军水军的猛烈袭击，损失惨重。当他进入天京城时，部队至少损失了一半。

洪秀全像犒劳消灭帝国凯旋的将军一样款待李秀成，天京城所有的“王”都被洪秀全请来，席间，洪秀全因喝了许多酒而脸色变得红润，从之前的一具行尸走肉变回了人。

李秀成不敢放开胸怀的喝，他了解洪秀全，这是情绪上的回光返照。果然，饭局即将结束时，洪秀全突然把李秀成的老母亲请出，看着他老母指着李秀成道：“你看，你儿子身上金光四射，俨然救世主下凡，天京城所有人，包括我都要感谢你儿子。”

语气生冷，让人不寒而栗。

李秀成慌忙离席，小跑到洪秀全面前跪倒，口呼罪该万死。洪秀全大度地挥了挥手，语气不阴不阳地说：“你哪里有罪，你如果有罪……”一指陪酒的那些王们，“他们早就死一百次了。”

现场鸦雀无声，洪秀全的宫廷里也鸦雀无声，整个天京城鸦雀无声，不祥的日落不见了，天色灰暗起来。

死一般的平静，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刺骨的恐惧。

洪秀全醉眼朦胧地看着跪在下面、不知在想什么的李秀成：“抬起头看我！”

李秀成慢慢地抬起头，他的老母正在洪秀全身边战栗。

“天父说，我还有二十年的运。我把这二十年的运放到你身上，你怎样？”

李秀成又跪下去，磕头，谁都不知他是磕给洪秀全还是他老妈：“万死不辞。”

洪秀全像轰苍蝇一样，挥了挥手：“散了吧。我想，曾国藩那厮已想好了怎样要我的命了吧，哈哈。”

曾国藩的确已经想好如何要了他洪秀全的命，而且已有无数胜利作基石。首先是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进攻太平军大获成功，他的部队配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打起太平军来简直如打鸭子。左宗棠正在稳步地把太平军从浙江驱赶出去，浙江太平军已枯败如秋日落叶。由于浙江和上海方面的胜利，从前分散在各个城池的湘军已能抽身而出，陆续赶赴天京城外。

他和老弟曾国荃已商量好了攻打天京城的方法，其实没有什么好方法。世界上最简易直接的方法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直到走到终点。

天京城不同于其他城池，洪秀全夺取它之后就苦心经营，最后终于把天京城锻造成铜墙铁壁。清政府曾在天京城外拥兵数万，围困、围攻多年，总是胜少败多。曾国藩经过缜密思考后拿出方法：不硬攻，先断天京城的粮道，然后徐徐而进，把天京城活活困死。

如果洪秀全不想被活活困死，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城找湘军决战。曾国荃不会和洪秀全打野战，他在天京城下挖了三层长壕，目的就是要太平军进攻，他防守。按他老哥的说法，这是反客为主，减少自己的伤亡，损耗对方的力量。

就在双方都按兵不动时，曾家再传好消息，曾国荃又升官了，而且特别大。左宗棠在浙江战场大获全胜后，曾国藩向中央政府保举他为闽浙总督，这样一来，浙江巡抚的位子就空了出来。慈禧和奕訢琢磨了半天，似乎明白了曾国藩保举左宗棠的用意，于是任命曾国荃为浙江巡抚，曾国荃不必赴任，就留在天京战场。

曾国荃接到圣旨后，兴奋异常。心情一好，脸也消肿了很多。这是早上的事，午餐时，他的心情就开始低落，甚至有所恐惧了。在给老哥的信中，他不无忧虑地指出：“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咱们名位太高，并非好事啊。”

曾国藩大为惊喜，对幕僚说，“我这个弟弟竟然懂得如此道理，真是我曾家之福、湘军之福。”如果把曾国藩的人生分为两截，那前半截是真窝囊，后半截是假窝囊。前半截被同僚排挤、被敌人追击得总想跳河；后半截名利全到，却装作不胜重负，屡屡后退。他很久以前，就希望家族弟兄们能有这样的认识：人生是个向上的过程，但走到高处时必须明白，高处不胜寒，所以尽量避免高处，真要走到那一步了，也要谦逊地后退几步。

他明示曾国荃，向中央政府辞掉浙江巡抚的职务，这个职务现在对你而言毫无意义，就是给你个宰相职务，你没有本事也攻不下天京来。你只要拿下天京，必留千秋之名，什么巡抚、总督，只是云烟。

曾国荃赞同老哥的人生哲理，向中央政府提出谦逊的辞呈，慈禧和奕訢怎么可能同意，强烈命令他不得推辞，因为这是圣旨。

据曾国藩自己说，俺们兄弟见推脱不掉，只好战战兢兢地向前走，尽量离功名利禄远些。

曾国藩在说谎！

他心知肚明，慈禧和奕訢现在纵然离开人世，也离不开他，给他高官厚禄就是明证。他讳莫如深地对老弟说：“到此高位，你必须要学会如何做官。官场要比战场复杂一百倍，非经特殊训练，才可应付。”

曾国荃问：“老哥，如何做官、特别是做大官呢？”

其实这个问题，曾国荃问过李鸿章。李鸿章的回答险些惊掉了他下巴：“在大清朝，最容易的事就是做官，官越大越好做。”

李鸿章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快速反应能力，曾国荃深谙，这种人的答案肯定和愚钝的老哥不同。

毋庸置疑，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答案大大的不同。

他对曾国荃娓娓道来：“人人都说做官只要搞定上级就万事大吉，其实这是误解，至少这不是做官为苍生为天下的人的想法。要做大官，第一步先要搞定你的幕僚，也就是充分了解你的幕僚，谁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什么性格，什么品格。如何了解他们呢？有个方式很简洁：看他们起草的折稿。”

所谓折稿，就是幕僚以主人的名义写给皇上的奏折草稿，虽然是以主人的名义，但字里行间总有幕僚个人的思想。

曾国藩对老弟说：“那些文采飞扬、人品高贵的人的折稿，要看两遍，第一遍看其办事的主意如何，奏稿写作的整体布局如何；第二遍则看其文采如何。每天看一两个奏折，一个月下来，就可以对幕僚其人有个大致了解，由于他们经常处理这种事，所以就能知道当下官场中人的能力作为。”

曾国藩重点强调，一定要时刻向你的属下和幕僚灌输这种思想：我在你们就在，你们的使命就是维护我的存在。

他举例说：“比如咱们湘军，我曾严厉规定过，在作战过程中，任何一级军官运气很差而战死，他手下的军队便就地解散。营官战死，整个营就解散，全部赶回家，一个不留；以此类推，十个人的长官若战死，这十个人也必须就地解散。”

“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让士兵们在作战过程中尽力保护长官，只要长官向前，没有人敢退后的。因为他们的前途和命运都掌握在长官手中。”

最后曾国藩神秘兮兮地对曾国荃说：“上奏这回事也有门道。平常小事不必多奏，就如写文章，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比如你这个浙江巡抚在天京城外，肯定有很多事要上奏，但我告诉你，除了攻占天京一事需大奏特奏外，其他小事可以忽略。真有那么一天，你攻下天京，一定要以你浙江巡抚的身份迅速上奏，不必通知任何人，包括我。奏折发出三天后，再和其他政府官员通报，这样能给中央政府一个突出的好印象，这是我总结的做官诀窍，你要三思。”

曾国荃对老哥的做官诀窍啧啧称奇，他说：“看上去简单，做起来应该很难。平时想得很绝妙周全，真若临事，就会念头频现，不知如何是好，人和人之间不就是这点区别吗？！”

曾国荃这样说，不是因他的智慧不能理解老哥的谆谆教导，而是因当时战场形势紧迫，他要先解决战场问题，才有时间去琢磨官场问题。

围困天京城已三月有余，但天京城里如同坟墓，毫无动静。除了城墙上飘动的旗帜和夜晚点起的火把外，曾国荃根本意识不到里面还有人。

按曾国藩的预想，三月之后，天京城里就该缺粮。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曾国藩预想错了。其实，天京城里早已缺粮，李秀成和太平天国的支柱洪仁玕想方设法艰苦奋斗，节衣缩食。洪仁玕甚至计划要李秀成出城去找粮食，李秀成认为这不现实，如今天京城外的世界已不是从前那样，天京城外的敌人如四面的洪水般正向这里涌来。他唯一的梦想就是，逼迫曾国荃进攻，消耗湘军的力量。所以，整个天京城是在硬撑。

曾国荃极力说服老哥：“夜长梦多，还是打吧，至少应该把天京城外敌人的防御摧毁啊。”

曾国藩在棋盘前冥思许久，终于吐出了四个字：“那就打吧。”

得到老哥的支持后，曾国荃一夜之间就做出作战计划，第一目标就是天京城南门外的九座堡垒。战斗非常顺利，湘军很快就拔除了这九座堡垒，把堡垒内的太平军驱进了天京城。这一轻而易举的胜利搞得曾国荃有点神经兮兮，摸着自己即将痊愈的脸，总感觉这是敌人的奸计。

他不知道的是，天京城南门九座堡垒早已缺粮多日，人心涣散到极致，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崩溃。面对曾国荃的猛烈进攻，他们几乎是乐不可支地跑进天京城。

1863年6月底，湘军水军对天京城西面江面要隘九洑洲发动强力打击，九洑洲瞬间陷落，在此之前，还有可怜兮兮的物资通过这里进入天京城，如今，天京城真的只能靠自己了。

曾国藩不容太平军有任何反击的机会，在得知曾国荃围住天京城南门和切断西门与外界的联系后，立即派鲍超渡江围攻天京城北门神策门，如果成功，天京城的末日就会进入倒计时。

洪秀全慌忙在天京城里作法，焚香祷告请上帝拯救他们。上帝显灵了：鲍超正在全力奋战时，突然军中瘟疫大起，他的兵团战斗力锐减。对曾国藩而言，可谓祸不单行，鲍超军中瘟疫大起时，又传来安徽北部和江西太平军大举反攻的消息。

曾国藩只好把鲍超调走，又调走了之前赶来围攻天京的几支湘军，曾国荃才高兴不久，又回到原点：重新孤军奋战。

然而和当年大大的不同，曾国荃在短时间内就招募了四万人，当他重新开始对天京城发动紧锁行动时，人数已达五万。

1864年春节时，天京城仍和从前一样死气沉沉，曾国荃却隐约预料到，长毛匪将有大行动。果然，刚过了正月，李秀成突然从北门杀出，直奔驻扎在那里的湘军。曾国荃明白，李秀成是想打通通往西方的道路。他下令反击，双方在进行了一场惨烈的野战后，李秀成狼狈地逃回天京城。

曾国荃借着这一胜利和敌人失败后的沮丧，同时在天京城东、北两门外发动凌厉的进攻，上帝这次没有再保佑洪秀全，天京城东、北门外的防御全线崩溃，曾国荃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对天京城的全部围困。

这是重大胜利，至少所有人都听到了胜利的前奏。

但曾国荃并不满足，或者说还有些失落。就在他对天京城完成合围前，李鸿章的淮军成功进入太平军占据多年的苏州，左宗棠锦上添花，攻占了杭州。两人所用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曾国荃痛苦地对老哥说，看看人家的效率啊。

曾国藩去信安慰他，只有一句话：“不可着急，不必攻坚，一切小心行事，只在‘稳慎’二字上用心。”

李秀成怕的就是敌人“稳慎”，对方万般小心，你就无隙可乘。当他看向天京城的坚固城墙时，并未感到一丝安全。相反，他觉得这是个监狱、死气沉沉的牢笼，特别是看到半死不活的洪秀全时，这种低落情绪更为严重。

洪秀全用只属于他自己的苍老声音正和他谈话，内容自然是灰暗的。

“他们把天京围死了？”洪秀全问。

李秀成回答：“是，天京现在成了死城。”

“不会死的，清妖围困过多少次，你知道吗？我都记不清楚了，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什么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全是纸魔鬼，不堪一击。”

“这此和从前不同。从前，敌人在城外防御之外，现在就在城墙外面。”

洪秀全半天没有说话，李秀成看到他眼里突然放出温暖的光来，然后听到仿佛从天外传来的声音：“朕有上帝、耶稣保佑，朕不怕！”

李秀成讶然，其实他听过无数次这种话，只是今天，这种话有了别样的味道。据他所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神情与话语和今日的洪秀全极为相似。

洪秀全看到他在发呆，神秘兮兮地向他招手，像是上帝在召唤迷途之人：“你凑来，我告诉你个秘密。”

李秀成小心翼翼地凑到洪秀全面前。

“再近点！”洪秀全语气中带上了消逝多时的威严。

李秀成把耳朵贴近了洪秀全的嘴。他听到了仿佛从地底传来的史前怪兽的声音：“我不相信你们任何人！”

李秀成惊骇万分，慌忙跪倒，却不知说什么。

“你起来！”洪秀全微微闭上眼，回想往事，这往事先进入他的脑海，然后从他的口里流出，“当初和一群兄弟扯旗造反，他们都说要辅佐我直到去见上帝。我封他们为王，毫不吝啬。可惜，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还没打到天京就死了，没有福气。东王杨秀清是个人渣，我说自己是耶稣的弟弟，他就装神弄鬼说自己是耶稣。这种人野心勃勃，想要取我而代之，我岂能容他？他不是好鸟，北王韦昌辉更不是，石达开也是混账，带走了几十万人马啊。并肩作战的兄弟都靠不住，何况是你们这些人？！”

李秀成断定，洪秀全还没有疯，但离疯不远了。他对洪秀全可是忠心耿耿，太平天国的后半截，全靠他和陈玉成在苦苦支撑。他为这个狗屁天国贡献了一切，得到的却是洪秀全的不信任。

这让他苦不堪言，心情极度沮丧。但责任心仍让他死心塌地为洪秀全着想，为这个大厦即将倾倒的天国着想。在洪秀全发了一顿回忆牢骚后，他鼓足勇气，向洪秀全献出当时唯一的完美计策：撤出天京转入江西，和分散在各处的太平军会合，才可重整旗鼓。

洪秀全两眼冒出令人悚惧的火来，他咆哮道：“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随你便。朕铁桶江山，你不扶，自有人扶。你说我没有兵，我的兵多过长江之水，何惧曾妖（曾国藩）！”

李秀成跪在地上，纹丝不动。他做出正确判断：洪秀全离疯越来越近了。还是使命感和高度责任心，让李秀成决心想方设法保住天京。

难度太大，首先就是吃的问题。天京城断粮多日，纵是洪秀全的宫廷里也已无隔夜粮。洪秀全给他解了这道难题，他说：“甘露可以养生。”

李秀成没听明白，洪秀全鄙夷地看着他说：“就是你们凡人所谓的野草。”

他妈的，人又不是牛，怎么能吃草？上帝好像从未说过甘露就是野草啊。

洪秀全发现了李秀成的疑虑，不禁恼火。他穿起龙袍，跑到宫外，在荒地上抓了一把草，塞进嘴里拼命地咀嚼，那动作和一头牛吃草没有区别。

李秀成和护卫们看着天王吃草时坚定无畏的样子，大为震动。由于口里被草填满，洪秀全只能“呜呜咽咽”地招呼他们，意为，来吃，真的好解饿啊！

李秀成无奈，只好陪洪秀全吃草，紧接着，他在洪秀全的命令下，把吃草推向整个天京城。洪秀全以身作则，吃得最多。有一天，他和李秀成正在谈事，突然感觉眼冒金星，他大叫一声：“上帝来啦。”然后一个跟头从椅子上倒下来，由于事出突然，身边正在吃草的护卫们半天才反应过来，慌忙把他扶回椅子，又去找医生。

医生来后，大致看了下，做出正确诊断：“中毒，需要马上进行抢救。”

洪秀全从朦胧中醒来，摇头说：“不必医治，我不相信中医，我有上帝保佑，死不了。”

其态度之坚决，李秀成也无可奈何。洪秀全自信奉他心目中的上帝后，有病从不医治，任病自好。大概是他从前得的病都不重，所以每次都会痊愈。越是如此，他越坚信上帝的力量。而这次，上帝的力量不见了，他中毒太深，在生命最后的光阴中，他成了个货真价实的病夫。

连天王都中毒了，天京城的百姓自然不会继续吃草。李秀成只好让士兵在城里空地种植谷物，但谷物不是今天种明天就能吃的，所以粮食问题仍然是严重问题。

天京城内大约有三十万人，部队有十万人，李秀成为了缓解粮食压力，陆续把城内的妇孺放出城。

这是很妙的一招，曾国藩如果不给这些人吃的，或者说杀掉她们，就会陷入“不仁不义”的舆论中。

曾国荃硬着头皮接纳这些妇孺，并把消息告诉曾国藩。曾国藩教训他，“慈不带兵，你把粮食给了这些人，士兵们怎么办。这是敌人的诡计，今后贼巢再向外放人，必须竭尽全力将他们驱赶回去，让敌人养活他们。如果驱赶不进城，就全部杀掉。总之，你不能再把粮食浪费在叛军的子民身上。”

很多人都觉得曾国藩过于残酷，其实对当时曾国荃兵团的情况做大致了解，就可知，曾国藩做了正确的事。

曾国荃虽然在围困别人，可他的粮食供应也出现了危机。

粮道虽然畅通，却没有粮食运来。多年的战争已让天京城周边地区残破凋敝，颗粒难见。曾国荃一直向老哥要粮，曾国藩也毫无办法，因为安庆城也没有余粮，左宗棠、李鸿章虽然在战场上大获全胜，谈到粮食，也只能愁眉不展。

曾国荃隐约感觉到天京城里的太平军比他要幸福，1864年三月底，天京城外的曾国荃和安庆城的曾国藩同时做了个梦，梦境非常相似。兄弟二人都在爬山，爬到顶峰时，见已无路，回头看，来时的路被瞬间成长起来的野草覆盖。曾国荃黯然神伤，曾国藩却默默不语。

两人互相通信，诉说梦境。做弟弟的难过地说：“这个梦我前一年好像经历过，恐不祥之兆。”

做哥哥的说，我先前还认为这是不吉的，听你这么一说，我认为它大吉大利。你看你现在，不是正走在成功的路上吗？如果去年的梦是不祥的，你怎么可能走到今天？

曾国荃丝毫未觉得这是吉梦，他百无聊赖地走上士兵建造的木制高塔，俯瞰天京城，景象让他吃了一惊。天京城北面隐约能见到一片生气盎然，那是谷物的幼苗在茁壮成长。

他险些从高塔上摔下来，在一次主题重复了无数次的无聊军事会议上，他不无忧虑地说：“从前，咱们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现在，咱们仍然想进去，可城里的人已不想出来了。他们竟然就在城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伴随他这种消极情绪而来的是中央政府的催促，慈禧和奕訢一致认为，曾国荃在天京城下的时间过于漫长，盘古开天地才用了多久？去问问洪秀全，上帝创造世界也才用了几天。你在城下到底做什么呢？你不行，有人行啊，可以让李鸿章去支援你。

曾国荃不知该如何回应中央政府，他征求老哥的意见。曾国藩告诉他：“让人支援你吧。我知道你一直想独占收复金陵（天京）的功劳，可现在的情况不容你如此。”

曾国荃沉闷地回答老哥：“从前最艰难时，我未用他人一兵一卒；如今只剩最后一步，我若用了，岂不是大傻子吗？！”

曾国藩用儒家思想劝他：“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美名？你没有在中央政府做过官，你不知道政治的残酷。若人家说你把个人野心置于大清江山之上，你如何回答？”

曾国荃悚然，这个问题岂止是能否回答的问题，简直是人头保与不保的问题，他没有再给曾国藩回信。曾国藩却对请人支援的事犹豫起来，尤其是当他抵达天京城下，看到曾国荃因多日的战事而苍老，因无限的惆怅而孤单影只，不禁泪流满面。

这只是消极的一方面，曾国藩意识到此时不是寻愁觅恨之时。他敞开胸怀，视察老弟的围城工事。

曾国荃建造的围城工事让曾国藩眼前大亮，情绪极为激动。

曾国荃所带的这支湘军，勤奋上进，能吃大苦耐大劳。它们围绕着天京城修筑了一道周长达数公里的壁垒，中间又穿插着一百多个营垒。每个营垒里有数百名官兵。在某些地方，营垒离天京城墙只有一百米。天京城外就被这些小营垒包围，俯瞰它们时，好像是天京城这个巨兽生下的无数小蛋。

曾国藩赞叹之后，突然打了个哆嗦。他问老弟：“那几个营垒离城墙那么近，若敌人从城墙上开枪，士兵们岂不必死？”

曾国荃笑了：“开始，我也担忧这件事。可自从营垒完成直到现在，城墙上从未有人向营垒开过一枪，连箭都未射过。大帅请向城里看……”

曾国藩看向天京城，城里千家万户悄无声息，城墙上连绵数里都无人防守，眼力极好的人才能在城墙上看到一人，那人不似站岗，倒像是站在风景区欣赏落日。

“这个城已死。”曾国藩淡淡地说，他听到老弟的一声叹息，“可惜，城墙太坚固，我们又没有足以摧毁它的大炮，真叫煎熬啊。”

曾国藩从高台上快步走下：“咱们去城墙边看看。”

“不可！”曾国荃拦住老哥，“虽然看上去宁静无事，万一敌人认出您来，给你一枪，可就后悔莫及了。”

曾国藩拍了拍老弟的手：“没事，走！”

走到城墙的一座营垒前，曾国藩吃了一惊。营垒边上，竟然有几个人在摆地摊，官兵们正在和摊主们做交易。他不禁笑起来：“士兵们太清闲了。”

曾国荃急忙说：“哪里清闲，他们这些人昨天挖了一夜地道。”

地道，正是当时曾国荃对天京城所使用的主要攻击手段。湘军士兵在城墙周边挖了无数地道，先向下挖五米深，再横向朝城墙里面挖。本来就很艰巨的工作遇到护城河，更为艰难。湘军必须要斜着向下挖接近三十米，安全绕过河底后，开始向上挖，挖到离地面五米时，再横向朝城墙里面挖。

曾国藩视察天京战场时，他老弟已经挖了三十余处地道。不过，这些地道都半途而废。有的地道还未挖到城墙下，就遇到塌方，倒霉的士兵被活埋。有的在半途遇到也在挖地道的太平军，他们当然是有备而来，不仅带着铲子，还带着火枪，双方一交火，自然是只带铲子的湘军吃亏。

曾国荃想不明白，为什么每次在地道中都能和太平军“偶遇”。后来他才得知，李秀成常常站在高处观望，只要发现地面的野草枯黄，找准位置，让士兵顺这位置向城墙外挖，肯定能在地下碰到灰头土脸的湘军。

好运始终站在太平天国这边，有一次，湘军已神鬼不觉地把地道挖进城墙，一个太平军士兵恰好把枪插入地下，据他后来自己说，只是想休息一下，没想到插进去，枪就如中了地心引力，拼命向地里钻。士兵惊骇之下，马上明白地下有人，急忙呼唤战友，最终，这支湘军功亏一篑。

曾国藩听老弟讲这些事后的几天时间里，精神大为不好，一会儿抑郁，一会儿暴躁，始终无法把心静下来。有一天，他心情很平静，于是对曾国荃说：“还是请援兵吧，李鸿章的淮军装备比咱们强，如果他来，肯定能攻陷金陵。”

曾国荃思考了一会儿，像是做出生死抉择似的，极度痛苦地点了头。

攻陷天京

李鸿章能来，但不能马上来。他先说苏州要维稳，然后说淮军枪炮不熟，需要训练。曾国藩第三次催他时，他又说：“弹药缺乏，正在向上海的洋人购买。”

李鸿章的幕僚为主人着急，劝他说：“曾公是您的恩人，此时正需要您，您怎么见死不救啊。万一曾公急了，我担心你这位置不保啊。”

李鸿章诡异地一笑：“曾公不会急的，我跟你说吧，他催促我去天京，是给北京看呢。”

幕僚大惑不解，李鸿章眨了眨眼，欲语还休，最后扔给幕僚一句话：“你呀，动动脑子嘛！”

他的幕僚想得脑仁直疼，也想不明白这其中奥妙。其实在李鸿章脑子里，这件事太过于简单，简单得幼稚。他了解曾氏兄弟，绝不可能和别人分享收复金陵的功劳。实际上，他和曾国藩在给北京演一出不约而同的戏。曾国藩第四次来催时，李鸿章才给出回复：“我一定去金陵，但时间上，不敢保证。”

1864年6月，天京城里的庄稼郁郁葱葱，和城外的荒芜一比，简直成了绿洲。这是喜事，但也有悲事，而且是大悲。6月1日，中毒多日的洪秀全终于未等来上帝的再次垂青，病死在他那超级豪华的宫殿里。

在此之前，李秀成和天国官员们已预料了洪天王的死亡。大家在一起议事时，洪秀全浑身散发出如牲口一样的气息，令人作呕。李秀成曾明目张胆地看向宝座，他看到的不是洪秀全，而是一具流着脓水的死尸。

1864年5月的最后一天，神志突然清醒、浑身不再散发臭气的洪秀全叫来李秀成，身边站着他的儿子洪天贵福，自天京城被围之日起，洪秀全已暗示过天京城众生，洪天贵福是继他之后的二代天王。

洪秀全对李秀成吐露心声说：“你当初要我离开天京城，非是我不愿，而是我不敢。今后天国如何，我已看不到，我把我儿子交给你，随你带他去何方。”

李秀成什么话都没有说，因为他看到洪秀全脖子一歪，又昏死过去了。

洪秀全死的消息，让曾国荃如获至宝，但他在半个多月后才得到消息。于是，在这块宝贝的蛊惑下，他加大力度，命令全体官兵，不分昼夜，轮流挖地道。他要用地道把天京城埋葬。

1864年7月18日，对曾国荃的人生最值得大书特书。终于有一条地道挖到了城墙下，里面填充了足以把城墙炸开个大缺口的炸药，而李鸿章慢悠悠的信件也到了。

李鸿章说：“我已决定明天出发，去帮你打天京城。”

曾国荃召集全体军官会议，把李鸿章的信扔到桌上，睁圆了眼睛道：“有人要来了，两年的辛苦和成绩要和别人分享吗？”

众军官声若惊涛骇浪：“不！”

“好！”曾国荃一拳头砸到桌子上，“那就拜托诸位了。”

诸位自然卖力，在点燃了地道里的炸药，炸开了一道缺口后，掩藏在各处的湘军鱼贯而入。令他们惊奇的是，进入城墙后已前进了一百米，竟然未遇到任何抵抗。难道这真是个死城？或者说，所有的人都凭空消失了？

早上进入的城墙，傍晚时分，天京城所有城门都被里应外合攻破，湘军从城门进入时，根本不像是攻进来的，仿佛是敌人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的。

三万湘军全部进入天京城后，曾国荃回到大营，看上去他心情很放松，穿起短衣，光起脚，由于兴奋，汗和泪水顺着脸颊一齐流下。他的神经足足绷紧了两年，如今一放松，居然再也不能支撑，倒头便睡，鼾声惊动整个湘军大营。

他再也不必有所顾虑，可以放心去睡。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只要短兵相接，没有一支军队可以和他的湘军相比，尤其是在城下憋了这么久后。

湘军顺利进入外城，是李秀成的计策。他的士兵长期被困，已丧失了绝对的斗志。所以他把所有部队都集中于内城，他告诉士兵，无论是安庆还是苏州，投降的太平军全被屠杀。所以，现在没有退路，只能和敌人玩命。

那天夜间，整个天京城火光四起，有太平军放的，也有湘军放的，还有炮火引燃的。天京成了魔界，大部分湘军开始烧杀抢劫强奸，只有一小部分在和太平军拼命，而这一小部分对李秀成部队而言，却已足够致命。

在乱哄哄的厮杀中，李秀成选定了一个突围口，这个突围口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正是被湘军炸开的那个城墙缺口。他带着卫队和家人，还有二代天王，成功地逃出了天京城。

可惜的是，他没有逃多远，因为他的马太劣，他只能藏进一个破庙。两天后，附近的村民向湘军告密，太平天国唯一的希望李秀成被捕。

他那天从破庙里被驱赶出来时，阳光正好。

他看到死去的战友们在阳光下微笑，这种微笑他曾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见到过，在去天京城的路上，他终于想到，战场上见到的微笑应该来自死神。许多时候，死神都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之所以没有召唤他，大概是，死神只能在天京城里带走他。

李秀成之死

曾国荃对李秀成恨入骨髓，以他的想法，如果不是李秀成在天京城领导反抗，他早就拿下这座城池，不至于在天京城下苦熬了两年。

他把刀子和锥子等各种利器摆放在李秀成面前，用眼神告诉对方：我要让你死很久很久。

曾国荃的幕僚大为惶恐，提醒他，杀了李秀成，会有麻烦。

曾国荃一刀捅向李秀成的胳膊，鲜血喷涌：“你看，有什么麻烦？不让血喷到身上就是了。”

李秀成闷哼了一声，咬紧牙关。

幕僚说，你在这里杀了他，中央政府问起来，怎么办？把尸体运到北京，早就腐烂。万一北京方面说您根本没捉到李秀成，只是拿了个死尸充数，你解释不清楚啊。

曾国荃又是一刀，李秀成胳膊上再多一道伤口：“怎么就解释不清楚？”

幕僚见状，急忙从审讯室退出，望天兴叹。他还没有叹几口气，曾国荃走了出来，拍了拍他肩膀说：“你说得对，这人还真不太好处理，等曾大帅来到再作打算吧。”

李秀成被捉的五天后，曾国藩来到金陵城。眼前的残破景象使他吃惊，他看到湘军三五成群正在街道上灭火，金陵市民在湘军的监护下，把一具具尸体抬到城外。整个城市一片狼藉，萤火流转，犹如鬼魅世界。

“怎么搞成这样？”一见到曾国荃，他就劈头盖脸地质问，“我听说官兵抢劫现象很严重？！”

曾国荃坦然一笑：“弟兄们憋了两年，当然要发泄一下，这也是咱们当初给他们的承诺啊。”

曾国藩不语，许久，才又问：“洪秀全确定已死？”这是他来金陵最关键的一件事。

“确定。”

在曾国荃的引路下，曾国藩看到了死去两个月的洪秀全。他的头已秃成了葫芦瓢，胡须稀疏，卷曲的白，颧骨出奇的坚挺，正向骷髅演变，身上穿着绣龙黄缎袍子。就是一具最普通不过的死尸。

望着眼前这具死尸，曾国藩突然产生一种恍惚的感觉，他将来的死亡也会和这具尸体一样，就躺在这里。无数人围观着它，然后无数的哭泣响起，仿佛是有人对着窗外的明月，发出轻轻的叹息。

这种感觉稍纵即逝，曾国藩没有全部捉住。当他从恍惚中醒来时，刚才还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雷声大作，暴雨倾盆。

“金陵这鬼天气，”他漫不经心地说，“好好安葬我们的对手。”

走出洪秀全葬身之地，暴雨如注，又一个念头进入他的脑海：这位老对手是用这场大雨来告诉世人，他死得不甘心？

仍是个转瞬即逝的念头，因为雨稀稀拉拉起来，很快天空放晴。他想起来金陵的第二件事：见李秀成。

李秀成披头散发，脸无血色，神情忧伤，右胳膊因伤口未及时包扎已化脓。他跪在房间里最阴暗的地方，审视着阳光里的曾国藩。曾国藩高挺的肩膀，眼神疲累。

曾国藩也在审视着那处黑暗，黑暗里有个瘦而结实、总是眯着眼的李秀成。两人似乎都长了透视眼，能透析对方的心肺。漫漫的光阴流走，两人感觉都看透了对方，同时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

如此，这种审讯就容易多了，其实已不是审讯，而是谈话。

曾国藩问李秀成：“为何大逆造反？”

李秀成回答：“实在活不下去了。”

曾国藩再问：“后来荣华富贵尽得，为何不放下武器，做回顺民？”

李秀成笑了，笑声里略带了点鄙夷：“曾公应该比我清楚，人很多时候都是骑虎难下。为时势和内心的无限欲望所驱动，谁都回不了头。”

曾国藩回想自己的大半生，体悟到了李秀成的话。他沉默不语，轮到李秀成主动了。

李秀成问他：“曾公下一步做何打算？”

曾国藩回答：“把你们的同志全部杀掉，恢复太平。”

李秀成说：“现在各地都有我的部将活动，您从军多年，不可能不知剿杀流寇的难度，我可以帮您写信给他们，让他们放下武器回家务农。”

“你想活下来，对吗？”

“是！”李秀成斩钉截铁地回答。

曾国藩沉思，许久才微微摇了摇头：“这不可能，紫禁城里所有人都要你死。”

“您呢？”

“也是！”

李秀成在黑暗里笑起来：“若我死了，曾公还要多打几年的仗。如果让我活下来，我可以帮曾公给我的那些部将写信，劝他们回家。”

曾国藩当然知道，攻陷天京城并不代表战争结束了，各地还有太平军的余党，声势不容小觑。

他转了念头：“你如何规劝他们？”

李秀成说出了自己的计划，计划很好，曾国藩从未想过。不过他决定不用，因为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李秀成必须要活着。

“你这是要投降？”曾国藩讥讽地问，他竟然看到李秀成在黑暗里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他大笑，很久以来，他从未如此舒心地笑过。

他对李秀成语重心长地说：“你我都心知肚明，这场战争毁灭了每个人的人性。我们不可能惺惺相惜，心有所憾，你败了就是败了，要承担失败的代价。我俩这场战争不是以投降保命而是以消灭对方为终点的。”

李秀成又笑起来：“曾公，你需要我这样的人！”

曾国藩也跟着笑：“老夫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等消灭了你的余党，就解甲归田，需要你干什么？”

李秀成从黑暗里探出头来，盯准了曾国藩：“您现在兵强马壮，东南半壁已是湘军的天下，北京那群清妖对您的印象是什么，只有天知道。古人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闭嘴！”

曾国藩跳起来，浑身如筛糠：“你这贼人，本已犯下滔天大罪，如今又来蛊惑本人，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我看凌迟你一万次都不能洗清你的罪孽！”

李秀成嘿嘿笑着，把头重新缩回黑暗。曾国藩听到他很小声、悠悠地说，“我不相信曾公你没有这种想法。”

曾国藩冷静下来，岔开了话题：“你写一份供状吧，其他的事再说。”

李秀成异常地听话，坐在他的小囚牢里，专心致志地写他的供状，就如同他带兵打仗一样，一丝不苟，兢兢业业。

十几天后，曾国藩拿到了李秀成的供状。这份供状是李秀成的世界观、人生观、核心价值观的总结，多达五万字。

李秀成本木炭工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但供状写得却是无比流畅，亮点极多。

这足以说明，文章这种东西，非走心不可。否则，纵学富五车也写不出好文章。

李秀成首先痛苦地陈述了他造反的经过，按他的看法，纵然当时天下没有洪秀全，无数活不下去的人也会造反。只是因为有了洪秀全，他们有了目标，所以很多人都把造反提前了。接着又说到自己多年来的军旅生活，他指出，太平天国虽将领如麻，但真能打的人只有石达开和陈玉成，而他李秀成屈居第三应是没有疑问的。

他说，天国所以覆灭，有十大失误。天国七成灭于自己，只三成灭于湘军。最后，他谈到了曾国藩的伟大，又旧事重提，希望曾国藩能独树一帜，清除满人，恢复汉人天下。

五万字，曾国藩看得是热血沸腾，时不时地心惊肉跳。终于看完，他把供状拍到桌上：“李秀成这厮非死不可啊。”

曾国荃、众幕僚都拿来看。曾国藩独自一人走出去，转了几圈就转到李秀成囚牢处。李秀成正在闭目养神，曾国藩看着眼前这个黑瘦汉子，想到慈禧太后接二连三要他把李秀成解往北京的命令，不禁浑身一颤。

这个人，必须要死！

他没有和李秀成对话，转身继续四处转悠，感觉那些人已看完了李秀成的供状后，他才慢悠悠地踱回。

众人脸色都不好看，曾国藩略显疲惫地坐进椅子：“诸位说说吧。”

曾国荃先开口，一开口就是杀气，“李贼绝不能送京，他居然让您造反，这若是让紫禁城知道了，咱们全都人头不保。”

曾国藩不做声，这一问题，谁都看得出来。

有幕僚站出来说：“纵然没有这些话，单是他颂扬您的话，就足以引起紫禁城的惊骇。”

“还有，”另一幕僚说，“他说洪秀全是中毒而死，这显然稀释了咱们的功劳。”

曾国藩点了点头，说，“那咱们就给他编辑一下吧，该改的改，该删的删。然后，把他就地处决，和紫禁城解释，路途遥远，他党羽潜伏民间，恐有不测，所以在金陵将其处决。”

怎么改？

曾国藩提出思路，洪秀全不能中毒而死，要他不堪忍受咱们的猛烈进攻，魂飞魄散服毒而死。李贼赞颂咱们的话，统统删掉。要我称帝的话自然更要删掉。

一番大动干戈后，李秀成的供状重新出炉，曾国藩认认真真地看了三遍，长吁一口气道：“可以了。”

这三个字，是李秀成的催命符。

1864年8月19日，李秀成在囚牢被秘密处决。据说，李秀成临死前，对曾国藩毫无怨恨，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中堂（曾国藩）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

来生的事，谁说得准，有些人连今生都过得稀里糊涂。

屠刀快速切入李秀成的脖子时，他突然有了这种感觉：我这一辈子，大概是活错了。

八年以后，面对花园美景，曾国藩会不会想起1864年8月末那场大雨，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场大雨好大，如同天开了个窟窿，银河之水倾泻而下。

就在这场大雨期间，曾国藩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难题——自己是否该造反。

反还是不反

刘秀（东汉光武帝）还未称帝时，已有了称帝的实力，部属们不停地劝他称帝。刘秀就是不肯，当时各地军阀多如牛毛，谁称帝谁就是把火力主动引到自己身上来。有个叫耿纯的属下语重心长地对刘秀说：“兄弟们抛家舍业，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奔驰而侥幸未死，为的就是攀龙附凤，升官发财，成就功名志向。可现在您总是推辞，违背众人愿望，不登大位，不定尊号。如果再这样下去，我担心有人会对您彻底绝望，纷纷离去！”

刘秀恍然，原来，这些人跟着他刘秀时把他当成了发大家致大富的梯子啊！如果这张梯子不肯被他们踩，他们就会去寻找另外的梯子。

想明白了这道理，刘秀终于称帝，以“汉”为国号，史称东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了人性中“恶”的，至少是不太光明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私心，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这个故事还告诉了我们一个成语：攀龙附凤。

一千多年后，曾国藩也遇到了这种人性中的“恶”。尤其是当李秀成劝他称帝后，这种“恶”就如洪水般涌来。

第一个来劝进的人正是大嘴巴王闿运。曾国藩没齿难忘当年祁门被围时，王闿运溜走的事。最让他瞧不起的是，祁门之围一解，王闿运又乐呵呵地跑了回来。

他和同僚们看李秀成的供状时，一面看一面评点。这里文风太差，那里思想性不足，直到最后，看到李秀成要曾国藩独树一帜时，他才拍案叫绝，说，“五万字，就这几句最妙，可成经典！”

曾国藩鼻子都气歪了，他最忌讳的就是这个，想不到王闿运非哪壶不开提哪壶。李秀成被处决后，王闿运抱着几本书，跑去找曾国藩。

曾国藩原本不想见他，可架不住他在门外大呼小叫，碍于“礼贤下士”的声誉，只好把他请了进来。

王闿运大大咧咧，先把那些书放到桌上，又在上面重重地砸了一拳，笑嘻嘻地看着曾国藩。茶上来后，曾国藩请他喝茶，他不喝，而是指着那摞书：“曾公可知这是什么？”

曾国藩懒得看一眼，回了一个字：“书。”

“错！”王闿运扯开嗓门，“这是千秋功业！”

“壬秋（王闿运字）啊，不故弄玄虚，有话直讲。”

王闿运哈哈一笑：“这些书都是帝王之学，如今天下正多事之秋，自然是豪杰创立大业的绝好时机，我不会看走眼，如今天下，只有曾大帅您可以为之。”

未等曾国藩有任何反应，王闿运已侃侃而谈。帝王学，本来就是由远及近、娓娓道来之学，王闿运眉飞色舞，谈了半个时辰，曾国藩如死水一潭，毫无动静，只是一个劲地用手指沾了茶水在桌子上写字。

王闿运谈完，曾国藩也写完，他站起来，转身进内屋去了，留下王闿运在孤独的厅堂里凌乱不堪。他一向反应敏锐，只凌乱了一会，慌忙去看桌子上的字，一大堆字其实只是一个字：妄。

王闿运抓耳挠腮，怒火中烧，当场就叫了起来：“曾公太不识抬举！”

自此，王闿运再没和曾国藩谈过“造反”的问题，几年后他离开曾国藩，收了大批弟子，讲学间隙，弟子们问到曾国藩。他说，当年除了李秀成之外，只有我敢和他说创建非常人事业的话，可惜：曾太不识抬举！

王闿运的眼界太闭塞，这大概缘于他进曾国藩幕府晚，又因为他目空一切，懒得和曾国藩之外的任何人交流，所以他不知道。

早在他之前，就有人试探过曾国藩。据说，胡林翼活着时有次去见曾国藩，送了他一副联语：“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乐不可支，胡林翼走后，曾国藩发现在对方的茶碗下压了张小纸条：“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

没有史料记载曾国藩看到这句话后的反应，但左宗棠劝他自立大旗时，他的反应却有据可查。樊燮案后，左宗棠在曾国藩的帮助下逃脱升天，去神鼎山游玩时，写了一副联语：“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写后把他邮寄给胡林翼，请他转交曾国藩。

鼎是中国古人心目中最高权力的象征，相传是大禹所铸，共有九个，象征着当时的九州，后来成为周王朝的国宝，只有国王才有资格拥有。若干年前，楚庄王带领军队到东周王城洛阳，想看看这九鼎，周王险些没吓死，以为楚庄王是要夺他的权力，这就是问鼎中原的来由。

其实，楚庄王根本就没有这意思，被委婉地拒绝后，楚庄王哈哈大笑说，你们那破鼎，我们楚国一家出一枚铜钉，就能铸造九十个。

左宗棠这副联的意思是试探曾国藩，您想问鼎中原吗？

曾国藩看了一眼，提笔把“似”字改为“未”，于是就变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据说左宗棠看了回复后，一笑而已。

如果这故事不是假的，那就是左宗棠当时脑子里进水了，或者是他对曾国藩救了他一命而用这种方式表示感谢。左宗棠比王闿运还要自命不凡，怎么可能拥护曾国藩当皇帝？

但当时很多人都隐晦地点拨曾国藩问鼎，倒是真的。李秀成被处决后，这种点拨已形成气候。特别是当中央政府对曾国藩擅自处决李秀成而质疑时，湘军将领们更是热血沸腾，鼓动曾国藩造反成了金陵城中最大的政治生活。

曾国荃忙得不可开交，他了解老哥，所以不会亲自去说，而是鼓动其他人群起而上。紧接而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这种论调极度升温，据可靠消息，中央政府要派人来追查洪秀全留下的财宝。

曾国荃直冒冷汗，立即采取行动。一天夜里，曾国藩刚睡下，听得外面骚动，门被打开，三十多位湘军将领涌了进来，全部戎装。

他的脑海里猛地蹦出一个历史画面：赵匡胤（宋太祖）的陈桥兵变！

这一历史画面渐渐清晰，曾国藩猛地大吼一声，从床上一跃而起，先发制人：“九帅（曾国荃）也来了？”

众人面面相觑，还未确定怎么回答，曾国藩用威严的语气命令：“去请！”

曾国荃听了来人对曾国藩表情的描述，知道这事砸锅了，死活不去。曾国藩派了亲兵卫队来请，他只好脱下战袍，垂头丧气地来到了曾国藩处。

曾国藩坐在椅子里，一言不发，曾国荃和将军们手足无措。许久，曾国藩才对曾国荃说，“纸笔！”

曾国荃把纸笔奉上，曾国藩伏案挥笔写成一联，又认真地看了一遍，掷了笔，转身离去。

众人围过来看，只见上面写道：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早就预料到是这种结果，湘军的将军们仔细品味了半天，都摇头叹息，攀龙附凤的苗头就被这对联扼杀了。

后来，再也无人向曾国藩提过“造反”的事。如果我们对曾国藩的前半生有所了解，就可知道，他根本就不想造反，传统文化里的“忠君”已深深铭刻在他骨子上。即使他想过造反，成功的希望也很渺茫。

若他真反，能和他并肩战斗的只有湘系集团成员，这支军队当时有十万人，武器仍以铁片子为主。李鸿章肯定不会助他，长江上游的官文更不会，僧格林沁大军在安徽、湖北一带，控制中原。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国藩的湘军真的可以天下无敌。恰好相反，曾国藩早已注意到湘军已暮气沉沉，不然不会让李鸿章别建一军。

曾国藩不是曹操，也不是取代了唐朝的朱温，他只是他曾国藩，一个受中华儒家文化熏陶大半辈子，几乎熏成腊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忠孝仁义是他的名片，更是他的灵魂！

但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紫禁城并未因他老实巴交、忠心耿耿，就会对他信任有加，恰好相反，紫禁城对消灭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已是耿耿于怀。

曾国藩怒了

当曾国荃把收复金陵的消息第一时间奏报紫禁城时，整个北京城轰动了。慈禧眉开眼笑，奕訢却板着脸，毫无欢喜之情。慈禧认为他不合群，此时最应该普天同乐。奕訢却不无忧虑地指出，曾氏兄弟又上了一层楼，只怕咱这楼不够他们上的了。

慈禧悚然，翻脸像翻书一样，发出圣旨给曾国荃，不是表扬，而是严厉斥责：“你在奏报中说攻破外城后就跑回雨花台老营休息，你身为主帅，却不和将士们共进退，成何体统？！幸好祖宗保佑，你的部队侥幸成功，否则，必拿你是问！”

他妈妈的！曾国荃暴跳如雷，心如乱麻，老子拿下金陵，这是震铄古今的巨功，你不嘉奖就算了，竟然还斥责我，这他妈的还有天理吗？！

他一面说，一面竟拔出宝剑，无人知道他要干什么，但大家都一拥而上，把他按住，跟他商量着说，要冷静，等曾大帅来了再说。

曾国藩抵达金陵后，听说了紫禁城的圣旨和曾国荃的举止，大为恐惧。他好言好语劝说老弟，推己及人，咱们应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这样做，肯定有他们必须这样做的理由，咱们应找出这种理由。

曾国荃一语道破：“狗屁，他们就是看咱们坐大了，心生恐惧。”

这也是曾国藩的看法，事实正慢慢证明，兄弟俩的看法非常正确。

李秀成被处死的当天，僧格林沁的好友、江宁将军富明抵达金陵，他告诉曾国藩，八旗部队要进驻金陵，而他是来视察情况的。

曾国藩用好酒好菜款待他，富明直抒胸臆：“李秀成真死了吗？”

曾国藩就让人把李秀成的尸体拖来给他看，他用手帕捂着鼻子，皱眉不已。尸体已不成样子，根本看不出来它就是死掉的李秀成。这位满洲肥佬质问曾国藩：“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你们给他整容了吗？”

曾国荃冷冷地回答：“酷刑之下，就是金刚菩萨，也会面目全非，大人对这种事应了如指掌吧。”

富肥佬“哼”了一声，拂袖而去。回到停泊在江面的军舰上，他气愤难平。曾国藩一路小跑地来了。

曾国藩把一堆档案放到桌上，赔着笑说：“李秀成的确已死，这是非官方和军方人员的口供，他们都见过李秀成，也见到了他临死前的样貌。”

富肥佬冷哼一声，不发一言。

“还有几个洋人，都是传教士，他们也可以作证。”

“哦！”富肥佬一听到有洋人，马上换了腔调，“曾大人啊，非是我不信任你，而是……”向北面拱手，“你明白吗？”

曾国藩当然明白，是北京方面不相信他。富肥佬不过是个前奏，下面肯定还有更大的麻烦，他必须要十万分小心。

有幕僚说，此时应主动进攻，上奏申诉。曾国藩思考了一会，慢慢地说：“我们还是以静制动吧，况且他们会主动的。”

慈禧和奕訢只能“万不得已”地主动封曾国藩为侯爵，曾国荃为伯爵。

王闿运先在曾国藩后面一惊一乍起来：“呜里哇啦，是可忍孰不可忍！当年咸丰在的时候，说过谁若是能打下金陵，就封谁为王。这侯爵伯爵，连公爵都不是，大打折扣，严重缩水啊！”

曾国荃也大不满意，对老哥说：“我封个伯爵倒也罢了，怎么只给了您个侯爵，他们这是卸磨杀驴！”

众将士们轰隆隆议论起来，“肃静！”曾国藩低沉地说道，“诸位，皇上自有他的主张，我们做臣子的，岂能妄议？！今后不许再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他说这话时盯住了王闿运，意思是，尤其是你，管住你的大嘴巴。

他又去看曾国荃。曾国荃就如同一个炮仗，随时都能爆起来。

晚上，他单独见曾国荃。交给他一张纸，纸上只有一个字：挺。

曾国荃大惑不解：“什么挺？挺什么？”

曾国藩望向窗外，漆黑一片。在这漆黑一片里，人连一点欲望和希望都没有。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别人都骑着咱们脖子拉屎啦，你还要给我讲故事？！”

曾国藩对老弟的态度不理睬，慢悠悠地说：“从前有个老头，请了贵客来吃午饭。早上就吩咐儿子去市场买菜。很快就到中午，儿子还未回。老头就出去找，在村口他看到儿子正在一桥上和对面的走街串巷的卖货郎对峙。桥太窄，两人都不肯相让，就如钉子钉在了桥上……”

曾国藩讲到这里，停下来，问曾国荃：“如果你是那个老头，你该如何？”

曾国荃气呼呼的：“上去把卖货郎痛揍一顿。”

“你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啊。”

“那你说怎么办？”

曾国藩不泄气：“你好好动动脑筋嘛，肯定有解决的办法。”

“没有！”

曾国藩摇头叹息：“其实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在事情上找出来的，你这样凭空想，肯定想不出办法。老头开始也是这样。他上前去对卖货郎说，‘我家中有客，等菜下锅，您向桥边避一下，让我儿子先过来。我儿子过来，你也就过去了，可谓皆大欢喜。’”

听到这里，曾国荃大笑：“鬼才会听这老家伙的话呢。”

曾国藩也笑，“的确。那个卖货郎就说，‘你让我下水，为何不让他下？’老头说，他比你矮，下水了会弄湿菜。你比他高，不至于弄湿东西。卖货郎说，‘你这担子里不过是些菜，我这担子里可是贵重的货物，沾了水就完蛋了’。”

曾国荃道：“卖货郎说的有道理。”

曾国藩神秘兮兮地道：“但老头只用了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解决了问题。”

“哦？”

“老头说，那我先下桥，你把担子交给我，我顶在头上，你空身从我儿子旁边过去，我再将担子奉还，何如？”

曾国荃愣住了：“卖货郎肯定不会让老头下水。”

“对了，卖货郎一见老头要下水，急忙拦住说，既然老人家如此费事，我就下水，让你儿子先过去吧。”

曾国荃琢磨了半天，突然想到那个“挺”字，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老头只是挺了一挺，一场竞争就此消解。”

“挺”是个动作，也是个低姿态，看似吃亏，其实是占了便宜。

最后，曾国藩告诉老弟：人生只需一个“挺”字足矣。

曾国荃是典型的“左耳听，右耳冒”，在现场特别明白，转头就忘了。

讲完这个故事后的第二天，曾国藩就离开金陵，返回安庆。

一路上，烈日炎炎，他心情又极度低落，竟然中了暑气，回到安庆时，休养了两天才好转。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曾国藩也让自己努力坚信“挺”的威力，只要低姿态，看似吃亏，其实应能占很大便宜。

虽是如此想，却仍摆脱不了心情的惆怅。

在两江总督府的后花园散步时，陪伴曾国藩的幕僚千方百计逗他开心，却无法得逞。当幕僚黔驴技穷时，曾国藩站在了一棵绽放得肆无忌惮的花树下，深深叹了口气。

他对幕僚说：“人这一辈子，就是在别人的猜疑和不相信中度过的。你有用，他们用你，你无用，他们就抛弃你，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幕僚不知这番感悟从何而来，曾国藩对着那棵花树自言自语起来：“我做京官十几年，投笔从戎五六年，这其中的苦楚真无处可说。若不是练就了‘打脱牙和血吞’的坚韧，早死一百回了。”

“大帅，”幕僚要流下点眼泪来配合曾国藩这悲苦的情境，可惜眼泪太不争气，他憋了半天，也没有憋出一滴来。他只能安慰曾国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不是很好嘛。”

曾国藩真欲说什么，突然有人来报告：朝廷有圣旨来。他急忙穿上官服，一路小跑到总督衙门里接旨。

这道圣旨彻底打碎了他幕僚刚才那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圣旨上说，“你曾国藩之前奏报说洪秀全的孽子洪天贵福已死在乱军之中，可据可靠情报，洪天贵福已逃至湖州，正和太平军余孽联合，东山再起。朕认为你是受了手下办案人员的蒙蔽，对这些人，你必须从重严办，如此才能恢复你的名誉。”

曾国藩听到这里，不禁大惊失色。洪天贵福和李秀成一起逃跑，李秀成被活捉，洪天贵福逃出生天，没有几人知道，是谁泄露了这件事。

他没心思琢磨这个问题，因为圣旨接下来的质问更让他苦不堪言。圣旨说：“逆贼洪秀全经营金陵城多年，财宝无数。有人亲眼看到，你把这批财宝源源不断地运出金陵，但至今也未见到你有关于这财宝的奏折。金陵如果真有财宝，应上交国家。”

曾国藩本以为这就完事了，想不到圣旨的内容很多，接下来的内容如五雷轰顶：“你曾国藩以文人从军，恪守理学教导，虽血战沙场多年，功劳显赫，但应能慎终如始，保住自己的名誉。可你手下那些人，包括曾国荃，难保居功自傲，做出些傻事来，应给他们上思想道德课，教导他们如何做人，唯如此，才可永保勋名。”

这段内容简直就是威胁加骂街了，慈禧是想告诉曾国藩，你虽收复了金陵，但不要太得意，不要太自以为是，如有违背朝廷意旨或有不轨行径，朝廷随时可以将你们革职，甚至是更严厉的惩罚也有可能。

慈禧太嚣张，或者是她通过各种渠道已对曾国藩知之甚深，所以才有这样不知羞耻的圣旨。

她这步棋走对了。曾国藩只是蒙了那么一会儿，伤心了那么一会儿，痛恨了那么一会儿，随即就和往常一样走进书房，在他的日记中淡淡地写了一句话：今接到圣旨。

写完后，他竟然比平时还有勤奋，处理了大批公务，晚上还抱了本儒书，读到大半夜。凌晨时分，他给曾国荃写信，轻描淡写地说了圣旨的内容，并劝解曾国荃要宽心。平常说磨练心智，都是闲扯，此时才是用功时。面对外来的欺辱和不信任，应抱一颗平常心对待。如果真冲冠大怒，那就是被对方牵了鼻子走，不是真修行了。

话虽是这样说，但曾国藩还是心有所碍，他想搞清楚，是谁告诉了中央政府洪天贵福的事。

事情很快水落石出，曾国藩得到真相时，一反常态地暴跳如雷，告诉中央政府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处处提携帮助的左宗棠。左宗棠在得到洪天贵福还活着的消息时，毫不犹豫地向中央政府递交了报告。递交报告的第二天，他才想到，应该通知曾国藩。但他没有立即行动，而是等了几天，才写信给曾国藩。

这样一来，曾国藩先接到了申饬他的圣旨，然后才接到了左宗棠的来信。按曾国藩的想法，左宗棠应该先通知他，和他商量是否向中央政府报告。他应该能想到，左宗棠做事向来我行我素，尤其是内心始终没把他曾国藩放在眼里，做出这样的事，合情合理。

这一气愤是很难平复的，他认为左宗棠这是落井下石，有意让曾家兄弟出丑，这是典型的“以怨报德”。

中央政府的申饬和左宗棠的忘恩负义，让曾国藩忍无可忍。他决定这次不再让步，在他内心深处那个“恶”看来，老子我对你们满洲人有再造之恩。如果不是我曾国藩，很难预测，你们这群满洲肥佬是否还能在北京城里张牙舞爪？连狗都知道报恩，你们满人怎么就这么无耻地忘恩负义？！我曾国藩虽然受儒家“温良恭俭让”传统熏陶多年，但绝不是软柿子，随你们怎么捏。

倔强的脾气一上来，情绪占据上风。他向中央政府递了长长的一封奏折，愤怒的利剑透出奏折，直插云霄。

他说，“洪天贵福逃掉，你们让我彻查办事不力的官员，我的回答是：碍难查参。当时贼都从缺口冲出，我军全在巷战，哪里还有多余的官员守缺口？”

笔锋一转，直指左宗棠：“天下人皆知，左宗棠攻陷杭州时，杭州城里十万太平军全部逃脱，无影无踪。据我所知，你们对此从无意见。我们能活捉李秀成，还不是因为他被村民出卖？如果没有出卖他的村民，李秀成现在也如那十万太平军一样，逃之夭夭了。”

这是绵里藏针，意思是，我们纵然捉不住李秀成，你们又能把将士们怎样？

接着，他开始谈金陵财宝。这个问题，很好谈。他说：“我进金陵城后，由于战斗惨烈，贼首洪秀全的伪皇宫都成废墟，何况其他地方？我只发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未发现什么珍宝。这也是我比较纳闷的地方，洪秀全居然没有藏下财宝！”

慈禧和奕訢把这道奏折看了好多遍，最后一致确信，他们惹到曾国藩了。惹到曾国藩将会出现大问题：曾国藩真要造反，还去哪里找第二个曾国藩来镇压他？

奕訢小聪明是无限的，他把曾国藩的奏折抄了一段，给了左宗棠，这是乾坤大挪移。左宗棠果然炸了，和曾国藩彻底翻脸。他痛斥曾国藩胡说八道，杭州城有十万太平军逃出，你数过？况且，当时我已向朝廷奏报过，确有太平军逃出，我在现场都没有数出来，你未卜先知？

曾国藩也恼火，指责左宗棠，你是个告密分子，小人所为。

二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慈禧和奕訢看了回热闹，觉得曾国藩造反的可能性不大，否则没必要和左宗棠浪费唾沫。于是再发出圣旨：金陵财宝的事就算了，你之前用的军费也算了，从现在开始计算。至于洪天贵福逃跑一事，不怨你，余孽迟早要死，只是时间问题。

自此，曾国藩和左宗棠彻底闹翻，再无交往。其实，这不能孤立地怪曾国藩或左宗棠，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虽侥幸在一起，但迟早会分手。

如果说，曾国藩前面收到的圣旨是大棒，那么后面这道圣旨则是胡萝卜。

曾国藩先被打得气冲斗牛，现在又好像甜得如痴如醉，在日记中，他无限虔敬、肉麻地写道：朝廷真是体恤大臣，幸甚幸甚。

这件事足以让当领导的得到一个重要信息：想让部下死心塌地为你做事，就让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第十章   步入失败的怪圈

新的战斗

收复金陵后，曾国藩常和人说的一段话就是：“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这就叫“功成身退”，它只有在古代中国君主独裁制度下才有市场，而且市场极大。凡不能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的人，都会不得好死。

“功成身退”对于当事人而言最无奈，对当事人的上司而言则最卑鄙。别人辛辛苦苦为你打下天地，天地一稳，你就卸磨杀驴，卑劣程度可以让人对人性彻底失去信心。

曾国藩一生修为的精华，在今人看来，只是把“功成身退”知行合一而已：知道功成身退是天之道，活命之本，马上就去做，而且尽心尽力，不留半点余地。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裁撤湘军，当时湘军和湘军的衍生淮军共计三十万人，但左宗棠的五万人已游离出去，他无法管理；分布在四川、广西、贵州的湘军，早就脱离了他的指挥，他也不必管。至于李鸿章的淮军，本来就是湘军的替补，不可能裁撤。他只能对自己直接指挥的十二万湘军，尤其是曾国荃指挥的五万人下手。

下手非常狠，在收复金陵一个月后，他就把曾国荃的五万人裁撤三分之二，由他指挥的则裁撤掉三分之二。曾国荃急吼吼地来找老哥，按这位军之骄子的看法，裁撤军队没有问题，但应循序渐进，不然会冷了兄弟们的心。

曾国藩平静地对老弟说：“这种事就要快，慢了就毫无效果。岂止是要裁兵，我还要拿了你的官职。“

曾国荃失声道：“老哥你疯了，北京那群鸟人正千方百计地想对付咱们，你竟然还自毁长城？！”

曾国藩不愠不火地说道：“既然咱没有不轨之心，那就应该让朝廷放心。裁撤湘军恐怕未必能让他们彻底放心。为什么呢？咱俩在南中国声望极高，这年头，有声望就是资本，再加上有官职在身，临时招兵都来得及。可如果咱俩有一人离职，那朝廷就会很高兴。我想了想，你离职比较现实，我是两江总督，朝廷暂时还离不开我。你先回家歇息去，等朝廷不再猜忌咱们，你再出来。这叫以退为进，既可以让朝廷消除对咱们的猜忌，也可以保全咱两兄弟。现在外面还有人散播谣言，说咱们功高盖主，迷恋权位，你只要一离开，谣言就不攻自破。”

曾国荃被老哥忽悠得晕头转向，一口应承下来。曾国藩连夜写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在报告了金陵的重建工作后，在最后轻描淡写地说，曾国荃劳累过度，病重需要休息。

第二道奏折在两天后发出，主要是写曾国荃病重的：心神摇动，头晕目眩，站都站不稳，必须静养数月，希望朝廷恩准让他回家养病。

慈禧和奕訢商量了半天，觉得曾国荃病得很好，他们对曾国荃这时候生病很满意，同意让曾国荃离职休养，顺带表彰了曾国藩很识大体。

曾国藩被夸得热血沸腾，又把财权让了出去。两江总督管辖的区域很广，曾国藩说，我只管理两江（江苏、浙江）的赋税就可以。其实，浙江是左宗棠的地盘，他所能管理的只有江苏赋税。

慈禧太高兴了，下旨说，曾国藩是有史以来最识大体的功勋大臣。

曾国藩乐呵呵地写奏折说，这算什么，我已决定修复旗营。

所谓旗营，就是清王朝八旗兵驻扎在各地的营盘，太平军造反以来，旗营制度灰飞烟灭。曾国藩现在江苏各地恢复，热烈欢迎中央政府派来的八旗兵。八旗兵趾高气扬，对他们的再生父母——湘军——不理不睬，湘军将士愤愤不平。曾国藩传令各湘军单位：谁要是和八旗兵闹矛盾，我就裁了谁。

当兵的，尤其是当了多年兵的最怕解甲归田，因为他们只能打仗，不会别的。所以，他们就在忍气吞声中和八旗兵们其乐融融。

当然，曾国藩不是只会做讨好中央政府的面子工程，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明白“平定”的意义：剿平敌人不算胜利，只有“安定”了，才是完美的胜利。

安定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恢复乡试的贡院，太平天国在金陵多年，知识分子早忘了乡试是怎么回事，如今曾国藩重新给了他们一条通往光明道路的天梯，知识分子们对曾国藩是感激涕零。

第二件事是修浚秦淮河，秦淮河两岸是商业集中地，盖世繁华的象征，曾国藩下大力气恢复这个商业中心，让金陵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第三件事就是文化事业的重建，恢复被太平军取缔的各种书院，出版儒学大师们的文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情怀，他们都觉得对文化的传承有所亏欠，只要有机会有能力，必会做文化方面的建设。

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曾国藩完美无缺，在私生活上，更是亮点突出。曾国藩向来提倡节俭，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只认可在私生活上提倡节俭，节俭也只有在个人生活中才是美德。纵然已做了两江总督，无仗可打，没有任何大的支出，曾国藩也要求家人保持农家本色，他让全家的女人不能忘了织补，他的鞋子也是儿媳、女儿做的。有人曾不怀好意地问曾国藩：“节俭也是做给中央政府看的？”

曾国藩白了对方一眼：“是做给自己的内心看的。”

就在他在金陵干着自己喜欢的事业时，1865年5月末，接连而来的三道圣旨打破了他的平静，让他重新开启了下个战场的大门。

三道圣旨的核心内容一致：僧格林沁被捻军搞死了，曾国藩迅速带兵镇压捻军。

僧格林沁是大清王朝的一张王牌，沙场老手，战功一流，曾多次击溃太平军分支部队，想不到却死在捻军手里，让人不胜唏嘘。

捻军是活跃在安徽、江苏、河南、山东、湖北等地的流动武装，“捻”是一群、一股、一伙的意思。由这个称号可知，他们兵力有限。和太平军不同的是，他们都是骑兵，擅长运动战，只占领一两座不起眼的城池，作为根据地，打一枪换个地方，这就是曾国藩所谓的“流寇”，看似力量弱小，但由于行踪极不靠谱，突然出现突然消失，所以特别难对付。

曾氏兄弟收复金陵后，慈禧觉得应该由中央政府军队取得一场大胜，压一压湘军的气焰。僧格林沁主动请缨，他仔细审视了一番，发现最合适的敌人就是“捻军”。因为捻军看上去弱小，又喜欢逃跑，而且他的兵团也以骑兵为主。尤其重要的是，当时太平军老巢被攻陷，和太平军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的捻军失魂落魄，看上去更容易对付。

1864年年末，僧格林沁嗅着捻军的味道，在江苏、山东几出几入地拼死追踪。有时候一月之间，奔驰不下三四千里。捻军利用他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每日行军一二百里，拖着他绕圈子。僧格林沁累个半死，不但顾不上吃饭，连下马的时间都没有。虽然如此卖力，却始终无法和捻军主力做决战，于是，僧格林沁得了狂躁症。1865年5月，僧格林沁终于在山东菏泽的高楼寨找到了捻军主力。其实，这是捻军首领赖文光故意让他找到的。

赖文光是个军事奇才，他把捻军最擅长的游击战和太平军擅长的千里奔袭的运动战结合为一，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战法。他用了近半年时间，牵着僧格林沁的鼻子跑来跑去，跑得僧格林沁五内俱焚，最后在高楼寨设下埋伏圈，引早就怒发冲冠、失去理智的僧格林沁进入包围圈，一番血战之后，僧格林沁被杀，他的骑兵团全部战死。

清政府唯一倚靠的军事力量灰飞烟灭，只好启用它最不愿意用的湘军。

接到最后一道圣旨的当晚，曾国藩穿着女儿缝制的布鞋，坐在椅背高高的太师椅里，毫无表情。

幕僚们在底下小声地议论，主题当然是僧格林沁的死。有知道内情的幕僚轻轻地说，曾公早就知道僧格林沁必败，僧格林沁最后一次追捻军进山东时，曾公就向中央政府指出，僧格林沁兵团转战经年，疲劳过度，应该到旷野之地歇息，养精蓄锐。可僧格林沁不听。你们也知道，僧格林沁这人傲慢无礼，始终认为咱们湘军不是科班出身，也瞧不起曾公，如今怎样……

幕僚们的声音越来越大，曾国藩仿佛没有听到，他陷入深重的沉思里。今时不同往日，他已经五十四岁，老了。他不想再出征。这段时间里，他总感觉到精力不济，那些年如影随形的锐气和意志力渐渐远离他，使他成为一个失魂落魄、毫无进取精神的老头。

有些时候，他认为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在他看来，人最应该修行的就是意志力，必须要时刻约束自己的意志以养精蓄锐，让自己的意志力免于分散和浪费，从而获得来自约束所产生的速度。但他发现，在过多的深思焦虑中，人往往约束不住自己的意志力。内心强大只是一种梦想，所以当意志力分散和浪费后，无论是思维速度还是行事速度，都会变得缓慢。这是个恶性循环，一旦人生的速度慢下来，所有事就会变得力不从心。

他几乎是从百无聊赖中醒转过来，听到了幕僚们讨论的声音，如滚滚春雷。他咳嗽了一声，厅堂里马上鸦雀无声。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我都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

幕僚们面面相觑。

曾国藩接着说：“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夜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本来，我就打算老死在金陵的。想不到又要我担当如此重任。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而我现在真是把它当作苦恼的处境。”

幕僚们接不上话，只能由曾国藩信马由缰地说。

“但时势如此，我绝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最后他以一个感叹句结束：“宦海真是烦人！”

万难迅速出征

曾国藩在那个悲伤的两江总督衙门里，沮丧地和幕僚们说“宦海真是烦人”时，金陵城正无忧无虑地步入夏天。那场浩劫之下的尸体腐烂的味道还未彻底散尽，人人都在阳光底下被熏得头晕脑涨。

曾国藩的心情和腐臭的金陵城无关，而和北京城有关。就在一个月前，慈禧突然大发雌威，把她的亲密战友奕訢赶下了议政王的宝座。可以说，当初发动北京政变时，没有奕訢的支持，慈禧不可能独揽大权。几年来，所有的大政小事都是她和奕訢商量决断的。无人知道，为什么慈禧像条疯狗，说翻脸就翻脸。

奕訢被指控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彻底离开了政治场。曾国藩得知此事时，呆若木鸡。奕訢虽然和慈禧穿一条裤子，但对他曾国藩的器重有目共睹。而且湘系集团都看重奕訢在政治场的地位，曾国藩尤其认定奕訢是贤王，如果能长期在位，国家很可能会中兴。

但现在，一切都成泡影。他和彭玉麟谈到此事时，不禁感慨万千，泪水横流。曾国藩多年来始终把不和京师大臣谈友谊放在首位，他对奕訢的感情纯粹出于公心。也正因此，所以才更加伤心。

这应该算是时局溃烂、政治昏暗吧，曾国藩在心里悲叹。幕僚们不知他们的曾公心情到底糟糕到什么境地，只能等待曾国藩给答案。

曾国藩给出的答案是：朝廷要我迅速出兵，万难迅速出征啊！

难以迅速出征的原因，幕僚们心知肚明。此时的湘军已不是从前的湘军，经过曾国藩一番大刀阔斧的裁撤后，他所指挥的湘军只有二万余人。这二万余人在大半年来也没有训练，都在做义务劳动。临时招募，太不现实。另外，捻军骑兵居多，曾国藩要想和他们抗衡，必须要有骑兵，马源则是个大问题。最后，曾国藩要防备捻军渡黄河北上，还要有一支黄河水师。由于黄河水浅，他从前的水师战舰毫无用武之地。

他把这些焦头烂额的问题说给慈禧听，并且重点指出，湘军的作战风格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若要和行动迅速、不计后路的捻军展开大规模战争，非有半年时间不可。

慈禧闻听大怒，僧格林沁的冤魂正向她哭诉死得好苦，这位老女人认为曾国藩在向她要条件，于是发出圣旨：曾国藩可节制河北、山东、河南三十省所有军队，此三处所有官员都受曾国藩调遣。

曾国藩对着这道圣旨长吁短叹，最后连叹息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找来军官们说，咱们去打捻子吧。

军官们也长吁短叹，数年征战，满身伤痕，才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又要上战场。立即有军官说：“大帅，咱们是军人，战场杀敌是本职。可打捻子，就要去北方，背井离乡不算，关键是北方的面食，咱们吃不惯啊。”

曾国藩觉得很可笑：“这也是问题？老子我在北京做官，天天吃白面，也没吃死啊。凡事都要适应。”

将领们其实就是不想去，信誓旦旦地说：“南方人吃白面，真能吃死人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结果这场很严肃的战前动员会议成了饮食交流会。曾国藩发现按这种思路开上个一年，也毫无结果，于是宣布散会。

散会不久，慈禧的圣旨又来了。圣旨说，捻军杀掉僧格林沁后，队伍极度膨胀，中央政府很担心他们会乘胜北渡黄河，威胁京师，曾国藩必须立即领军北上，江山社稷存亡在此一举，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慈禧还说，你离开金陵，两江总督暂由李鸿章代理，他是你的人，你大可放心。另外，我们知道你把军队裁撤很多，李鸿章的军队也可以用啊，这还用我们说吗？

曾国藩一咬牙，一跺脚，对将军们说：“咱们上路吧。”

将军们一阵乱哄哄：“大帅，走不了啦，昨天我们到部队去动员，结果大家都说死也不去北方，很多士兵说要提前退伍，现在就有几个营的士兵已跑得无影无踪。”

曾国藩心潮起伏，闭上眼，平复了要爆发的情绪，睁开眼时，已平静如水。他说：“愿意跟着咱们去建功立业的，热烈欢迎；不愿意去北方吃白面的，咱们不勉强。”

将军们说：“那咱们只有九千人啦。”

曾国藩在心里开始骂街：“让李鸿章给咱们一支淮军，还有僧格林沁的残兵，能凑多少是多少。”

李鸿章非常配合，立即派出一支以手下骁将刘铭传为总指挥的二万余人的淮军。曾国藩检阅这支军队时，发现士气高昂，问到饮食问题，这位未来的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扯开嗓子喊道：“我们不像湘军那样畏惧北方寒苦、也能习惯吃白面，您指哪里，我们就冲哪里。”

刘铭传话音才落，淮军阵营里就发出夸张的狂笑，搞得曾国藩和陪同巡视官们毫无面子。曾国藩回到衙门后，忧虑地说：“这支军队武器现代化，一定很能打，但我未必能指挥自如。”

派去视察僧格林沁残兵的人说：“我看这仗不好打，僧格林沁的残兵更不好指挥，搞来搞去，恐怕只有咱湘军了。”

曾国藩大叫一声：“哎，万难迅速出征啊。”

就在他情绪低落到谷底时，李鸿章派人来告诉他：“曾公不必焦虑，我已派了一支精锐乘船到天津保卫京师，您大可放宽心，做准备工作。”

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但心情还不是很明朗，或许此时就注定了剿捻失败的结局。一个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1865年6月下旬，曾国藩才乘船北上。此时，捻军已由山东南下安徽北部，并轻而易举地将安徽布政使英翰包围在雉河集。曾国藩很头痛，他原本的计划是先到徐州筹建骑兵。这时只好改变计划，先到临淮关，指挥军队解救雉河集之围。

捻军正在雉河集狂呼乱喊，听说曾国藩带着大军到来，立即主动撤围分为两支，一支进入河南，流动作战，一支进入湖北东部，进行修整。

曾国藩和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支兵团首脑们开会，他这段时间想了很多，在悠悠的船上想，在颠簸的马背上想，吃饭时想，连做梦都在思考。

他对将领们说，捻军虽没有太平军声势大，但它最不好对付。你说它是流寇，可它在安徽蒙城、亳州有根据地，你说它不是流寇，可它纵横千里，行踪无定。所以，我觉得对付它们，应该用军事进攻和政治清查相结合的办法，双管齐下。

所谓军事行动，就是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曾国藩的计划是：用水师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威胁京师；在捻军的活跃区临淮、周口、徐州、济宁四地驻防重兵；另筹两支机动精锐，跟踪追击捻军，使捻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追踪、堵截，无法活动，无处立足，只要他们被追进四地任何一地，都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在曾国藩看来，四地驻防重兵就是盖了个猪圈，两支机动精锐就是赶猪人，只要把猪赶进猪圈，猪就只能听他的摆布了。

所谓政治清查，就是在捻军活跃的各地割断他们和百姓的联系。曾国藩指出，对那些证据确凿“通匪”的百姓，不必审问，就地正法，对那些证据不充分、看上去鬼头鬼脑的也按这种方式处理。总之，就要让捻军成为离开水的鱼，千方百计地孤立他们。没有了百姓的接济，捻军就是一只纸老虎。

会议结束时，曾国藩对各位长官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分属不同的军队，但都是大清的军队，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剿灭捻军，建功立业。”

湘军将领们拼命鼓掌，淮军刘铭传微微颔首，曾国藩偷偷注意到有一人，向他投来轻蔑的哂笑。此人叫陈国瑞，原是浙江处州总兵，此次是按朝廷旨意，指挥僧格林沁残兵的。

曾国藩对他印象深刻，会议一结束，他就和幕僚们说：“这个陈国瑞非出乱子不可。”幕僚们问原因，曾国藩说：“此人獐头鼠目，面相不好，皮笑肉不笑，属于桀骜不驯的人，你们要密切注意他。”

有幕僚就佩服起曾国藩来，大帅好眼力。这小子的确不是好鸟。他原本跟着长毛贼混了，后来投降政府，由于心狠手辣，能征善战，被僧格林沁看中，一路保举，成了将才。他的确打过几次胜仗，但和咱们比就差太远了。不过他是井底之蛙，心高气傲，谁都不服。

曾国藩长叹一声：“当初就不该解散湘军。”

这是事后诸葛，如果当初不解散湘军，他曾国藩能不能位居高位，安枕无忧地活到现在，还是个问题。

他叹息过后，仍然担心陈国瑞，不幸的是，这一担心很快就成了现实。

按曾国藩的计划，陈国瑞带领僧格林沁残兵驻扎济宁。突然听说捻军正向济宁移动，曾国藩担心陈国瑞无法守卫，于是派刘铭传去支援陈国瑞。刘铭传抵达陈国瑞的驻地后，并未见到捻军的影子，正要返回徐州，事情发生了。

刘铭传是淮军的精锐，士兵都配备洋枪，声势夺人。陈国瑞初见刘铭传部队时，就看着士兵肩膀的洋枪流下口水。换作别人，必要和刘铭传商量，购买几支，但陈国瑞向来喜欢以最简洁的方式解决事情。这个方式就是：抢。

他精挑细选了五百人，这五百人都是战场勇夫，拿着破铁片子就冲到了刘铭传部队驻扎地。哨兵最先发现这些人，报警。刘铭传当时不在营里，没有指挥官。所以陈国瑞的五百大刀帮势如破竹，连砍了刘铭传十几位士兵。

淮军怒了，齐声高叫：“再砍，我们就开枪了。”

陈国瑞的士兵不为所动，继续拿着刀片砍人，淮军还击。不到半个时辰，陈国瑞的五百人全军覆没，陈国瑞本人被活捉。

刘铭传回来闻听此事，大吃一惊，不是吃惊陈国瑞抢枪，而是陈国瑞居然让五百人拿着破刀片子来抢枪。他跑到关押陈国瑞的小屋里去看对方，陈国瑞正在咆哮，诅咒刘铭传。

刘铭传对看守说：“这人精力充沛，大概是吃多了，饿三天再说。”

三天后，陈国瑞被饿得头晕眼花，在监狱里痛哭流涕，渴求刘铭传的原谅。刘铭传大度地释放了他，还管了他一顿饭。那大概是陈国瑞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回到驻地，他就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杀他的士兵，扣押他这个朝廷命官，要曾国藩惩处刘铭传。

即使真是刘铭传的过错，曾国藩也不敢惩处，因为刘铭传是淮军的人，何况，还是陈国瑞的错。

他写信给陈国瑞说，你这大半生有功也有罪，功过相抵，就什么都不是了。你被刘铭传扣押，是你有错在先，怨不得刘铭传。我们有幸并肩作战，应以和为贵。你不可再生事端，我拥有节制数省军队之权，不要逼我用这个权力。

陈国瑞气得哇哇怪叫，和曾国藩耍无赖，说他偏袒刘铭传，只因为淮军脱胎于湘军。

曾国藩也大怒，严厉斥责陈国瑞无事生非，并向中央政府控诉陈国瑞的不守纪律、难成大器，尤其是在对付捻军之时，这种人只能坏事。

中央政府只好下旨痛斥陈国瑞，并威胁他如果再不听曾国藩的，就军法处置。陈国瑞一下傻了，真若前途尽毁，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想到这里，他马上换了张笑脸，对曾国藩俯首帖耳。

陈国瑞的屈服，使僧格林沁残兵规矩了很多。幕僚们宽慰曾国藩说：“这下可以松口气了。”曾国藩说：“哎，没那么容易。”

幕僚们面面相觑，曾国藩指了指外面，淮军正在练兵，吆五喝六，声势夺人。

曾国藩欲说而未说的正是来的这支淮军。淮军虽是曾国藩首倡，却是李鸿章一手所锻造出来的，淮军将领从不认为自己是湘军，当然就不会认曾国藩，他们只认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命令，他们往往阳奉阴违，接到命令后，会给李鸿章写信，要求更改曾国藩的命令。如果不能如愿，就消极怠工，变相抵制，拖延不肯执行。

让曾国藩大为气恼的是，李鸿章竟然遥控淮军，淮军将领每次有所请托，李鸿章就会给曾国藩写信，请求更改命令。曾国藩只能“忍辱负重”。

无数历史史实证明，“忍辱负重”并不能带来效益。陈国瑞事件不久，发生了刘铭传和李昭庆事件。

曾国藩在深入研究后发现，四镇（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之中周口地当要冲，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但此地是四战之地，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驻守。他对部队进行一番观察后发现，刘铭传兵团最适合。因为刘铭传本人精明能干，优于其他将领，还因为他的兵团人数多，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

他把想法告诉刘铭传，刘铭传直摇头。刘将军觉得，他的部队应该作为机动部队，追踪击杀捻子，而不是守株待兔。

刘铭传说这话时，曾国藩紧盯着他的双眼，立刻就做出判断：刘铭传在撒谎。他之所以不去，就是因为此地最易遭受攻击，是个危险之地。

曾国藩好言相劝了半天，刘铭传不为所动。曾国藩急了，说：“那我只能下命令了。”

刘铭传站起来，一拱手：“您随意。”

曾国藩的命令还未下达，李鸿章的信就来了。李鸿章说：“刘铭传的部队是我淮军精锐中的精锐，若放在四面受敌的周口，恐会遭受巨大打击。请曾公给我个面子，派他人如何？你老湘军里不是有很多能征善战的人嘛！”

曾国藩气得抓耳挠腮，气过之后，他觉得不能和李鸿章来硬的，所以又出一招：让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筹建马队，马队建成后，李昭庆就是这支机动部队的指挥官，去追踪击杀捻军。

李昭庆不同意，李鸿章也不同意，二人都觉得追击敌人尤其是捻军太危险，搞不好会和僧格林沁一个下场。曾国藩这次来了脾气，下达命令说：刘铭传和李昭庆必须按命令行事！

刘铭传马上生起病来，而且相当严重，已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李昭庆剑走偏锋，说突然对阳光过敏，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曾国藩气得浑身发痒，他知道，如果没有李鸿章撑腰，刘、李二人绝不敢如此放肆。胡乱在身上抓了几把后，他的癣稍安了一会。摊开纸，酝酿了半天，开始给李鸿章写信。

他说：“现在淮军一部既归我管辖，那么阁下应该当甩手掌柜。凡有人向你请求，你应该置之不理。如果号令不从我这里出，我要这支军队有何用？当摆设吗？你总担心我对你的将军们严苛，其实我已老了，人一老，就有了慈悲之心。我常担心过于宽大，绝无严苛之理。我现在常存了为父为师之心肠，责骂他们，激励他们，无非是希望他们能有所成就，做一个对江山社稷有用的人。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我现在以你老师的名义和你约定一下，以后对你的淮军将领，除了撤职以外，其他任何事，你都不要过问。如果你认为我的命令有问题，可密函来告，我们再协商。”

这封信情绪颇为激动，但又不失分寸，李鸿章同意缩手回来，刘铭传如有神助，大病立即好了，李昭庆宣称他也需要透透气。二人都走出卧室，听从曾国藩的调遣。

表面上看，一切都好，其实艰难还在后头。

只有苦劳

曾国藩“四地驻防、机动部队追击”的军事方略其实就是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理论上，这种办法天衣无缝，但实践起来，就发现这是纸上谈兵。

四镇之间相距数百里，空隙极大，捻军往来穿行，流动自如，纵横驰骋于河淮之间的千里平原上，根本不必和四镇沾边。曾国藩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产生的效果和僧格林沁一样：苦劳无功。

曾国藩经过多日的反思，重新调整战略：仅留少数弱兵驻防徐州、济宁、周口、临淮，又加了个归德镇，剩余的士兵全部充当游击之师，分数路跟踪追击捻军。

他本以为这样能收到奇效，想不到仍是徒劳无功。这缘于他部队的质量，1865年初冬时，经过毫无质量的扩充，曾国藩剿匪部队已达七万人，但真能打的只有刘铭传兵团。捻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刘铭传在山坡出现，捻军马上就在山谷消失。

不过对于曾国藩的其他游击部队，捻军就毫不客气了。先带着对方绕圈子，绕得对方气喘吁吁，突然调头，以骑兵猛冲，步兵在后面砍杀。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刘铭传兵团四处找捻军，很怕找不到；而其他兵团四处躲着捻军，很怕霉运当头和捻军撞上。

于是，天下人都看到一个奇异的画面：捻军在各地龙腾虎跃，曾国藩的人马则萎靡不振，焦虑愁苦。

尤其是河南反对捻军的民众绅士们，对曾国藩这种消极战略大为不解，气愤难平。他们举例说，当年僧王（僧格林沁）睡觉都不下马，一日急行军数百里，追击捻匪，金戈铁马、刀光血影，好不快活，好不惊艳。可现在曾大帅，就像是被霜打的茄子，自他和捻军开战以来，从他那里就从未传出过任何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样打，恐怕……

这也是慈禧的忧虑，她觉得曾国藩太懦弱了。其实只要她肯回顾，就知道这本来就是曾国藩打仗的风格。曾国藩向来避免短兵相接的战斗，他希望把敌人围死，或者是让敌人来攻，防守永远比进攻的成本低。

曾国藩曾对人说，带兵的第一戒就是：先保存自己，活下来。离开这一戒，其他都是扯淡。

在和捻军交手多次后，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我打不了这种仗啊，当初和太平军打，只有在突然遭遇时才偶尔短兵相接，这种场合几年都遇不到一次。可现在和捻军打，只要碰上，处处都是短兵相接，我不擅长这种打架风格！”

所以当慈禧的圣旨斥责他太过迂缓，不如僧格林沁勇猛时，他平静地“反驳”道：“僧格林沁只是表面勇猛，下场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捻军不同于太平军，我还在琢磨具体的战法，少安勿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劝人家不要心急，他自己却已心急如焚。驻防和机动部队跟踪追击无法奏效后，他又别出心裁想到自认为很妙的一招：防河。

所谓防河，就是利用自然河道限制捻军的活动区域，这自然河道包括运河和黄河。

1866年3月，曾国藩把指挥部从徐州移至济宁，沿途勘察运河、黄河，根据自然地形划出若干区段，由直隶、河南、山东各省的部队和淮军分段设防。

三个月后，仍毫无效果。刘铭传对他说，捻军现在聚集在河南省沙河、贾鲁河以西以南，咱们应防守沙河和贾鲁河。

理论上，这是个好计策。它可以把捻军阻遏在沙河、贾鲁河以南以西，然后将其逼向河南、湖北交界山区，在这种地区，捻军的骑兵无法发挥威力，政府大军可将其围困歼灭。

他的将军和幕僚们都认为这是绝佳之策，端起桌上的碗就要喝庆功酒。曾国藩却摇头叹息，对人说：“人的运有数，可能我的运气用完了。如果这次再有闪失，我离下台就不远了。而我预感到，这次肯定会有闪失。”

曾国藩会看相，善占卜，但很多时候都会看走眼，占十卦只能准一回。幕僚们认为他一直神经紧绷，是在说胡话，所以不加理会。

曾国藩却认真起来，当将士们都在专心致志、信心十足地防河时，他却在驻地的办公室里踱步，嘴里念念有词道：“要完！要完！”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在他乌鸦嘴似的“要完”时，真的完了：1866年中秋节的第二天，月光铺满整个贾鲁河上游，赖文光找到了清军设防最薄弱的地方，成功地冲过贾鲁河，奔进了更广阔的天地山东。

赖文光以这次极有质量的军事行动宣告了曾国藩防河之策的失败！

曾国藩听说捻军冲过了贾鲁河，一屁股坐进椅子，神情却出奇的冷静。对于预料到的事，任何人都不会过于激动。有幕僚听到他嗫嚅道：“真完了！

的确真完了！

指责、攻击，甚至是谩骂的弹劾如雪片般飞来，慈禧竟用心险恶地把这些弹劾文件摘抄给曾国藩看。这不是他第一次受到京官们的弹劾，他带领部队刚上战场时，就有京官指控他行事缓慢，难担大任，应该换人。接下来，他的各种计策接二连三地失败，弹劾他的奏折更是不胜枚举。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慈禧的授意，但慈禧的确无时无刻不在让曾国藩知道，有官员对他很不满。曾国藩每次收到别人弹劾他的消息时，都会精力大减一回，减到1866年10月时，他已无精力可减。

他头晕眼花，癣病也意料之中地加重。正所谓“祸不单行”，正当京官们纷纷向他投射抨击之箭时，他弟弟曾国荃又为他雪上加霜。

曾国荃本来在家韬光养晦的，1865年年初，中央政府问他：“你的病应该好了，上班否？”

曾国荃气呼呼地回答：“上不了。”

1866年6月，曾国藩在剿捻前线屡屡失利，突然想到凭一己之力攻陷金陵的曾国荃，继续问他：“病好否？”

回答：“好不了。”

再问：“湖北巡抚做否？”

回答：“等我问下我老哥。”

曾国藩给他的答复充满忧伤：“你老哥我陷入泥潭，无法自拔，已无暇且无资格顾及你，你掂量着来吧。”

曾国荃给老哥回信道：“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接着就给中央政府回了信：“我病好了。”

中国古代官场中有一种病，全凭个人意念就能让它来去如风，我心主宰疾病。

曾国荃到湖北担任巡抚后，老哥曾国藩在战场上表现得越来越蠢。赖文光冲过贾鲁河时，整个帝国都受到震动。因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全在曾国藩身上，有人甚至说，赖文光渡过的不是贾鲁河，而是曾国藩的阴阳河。

曾国荃在湖北也听到这种论调，他也看到很多官员尤其是湖广总督官文阁下，眉开眼笑，连吃得都比平时多了。

曾国荃如一头狂怒的野兽，他无法直接助力老哥，但可以从外围为老哥排忧解难。他的办法是弹劾官文！

官文原本和胡林翼关系不错，在胡林翼的周旋下，官文积极支持湘军。不过胡林翼死后，官文对湘军的态度就逐渐改变。这本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官文是体制内的，从心里就瞧不起体制外的湘军。当初和胡林翼关系好，全因个人友谊，另外就是胡林翼很善于社交，把他捧得很舒服。

曾国荃弹劾官文，说他有四大罪。其实，任何一个人做官多年，都有大罪，说官文有四大罪，显然是低估他了。

曾国荃的脾气明显不如曾国藩，所以弹劾文写得异常粗暴，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惩治官文，他曾国荃绝不罢休。

在弹劾官文之前，曾国荃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老哥他即将采取的行动。

曾国藩劝他说：“这件事先放一放。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一定会寻找机会发泄他们的愤怒。虽然官文不可能报复，但其他人会替他向你报复。你老哥我经历这种事太多，看得非常清楚。

“凭你现在的影响去弹劾官文，也是火候未到，想替他报复的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如果他在公事上不十分掣肘，何必要使用这种严厉的手段呢？

“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天下第一家。兄弟啊，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虚，也许才可以在高位而无危险。”

曾国荃看到这时，挤眼皱眉：“老哥你真是杯弓蛇影，每天都活得心惊胆战，累不累啊。”

接着向下看曾国藩的大道理：“如果你直接向皇上直陈官文的事，那么外人都会怀疑我们兄弟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后才这样做的，到那时，我们即使有一百张嘴也无法辩白；而且你这样做，有人就会指责你仰仗过去的功绩，仰仗皇上的器重，仰仗显赫的门第，这样高处招风的景象就显示出来了。

“咱祖父常常教导人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休藏拙，我准备先行引退。你如果还这个时候弹劾官文，我就不能顺利引退了。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曾国荃叫起来：“什么‘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老哥糊涂了，哪里是岸哪里是塘都搞不清！”

他毫不犹豫地将弹劾奏章递到了北京。

紫禁城轰动了，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屡战屡败之时，他老弟来这么一手，显然是要转移视线啊！

可正如眼看着水向下流、太阳西沉一样，慈禧没有别的办法。经过短暂协商，最后拿出了处理结果：官文免职，曾国荃为朝廷着想，朝廷很是欣慰。

曾国藩得知老弟真弹劾官文后，近乎失去理智地骂起来：“老九蠢材，糊涂啊！”

曾国荃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官文这老贼在武昌，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对咱们湘系集团的不信任，要他来监视咱们。而且我指控他的罪状全是实情，有何不可？

曾国藩又骂起来：“蠢材，你鲁莽啊！”

鲁莽，就要付出代价。中央政府的反击仍是老一套：京官们继续弹劾曾国藩，不但认为他难担大任，而且觉得曾氏兄弟开始以权谋私，搞政治斗争。

月光之下，曾国藩长吁短叹，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看到自己两臂、两腿、腰脊都瘦了一半，腿部膝盖以下的肉像被抽走了一样。他对幕僚们说，这官啊，我是无论如何都做不下去了。

幕僚们安慰他说，谁还没个低谷期，曾公您当初还想过自杀呢，不是挺过来了。

曾国藩脸色极度难看，最近这几天，他一直睡不好，绵绵无尽的失眠和充满恐惧的黑夜让他痛不欲生。他常常睁着眼睛做恶梦，看到一群人冲进房间，把他大卸八块，扔进锅里煮。

在多日失眠和神经焦虑后，曾国藩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求退保全。

他向中央政府递交辞职信，声称得了很严重的神经性疾病，需要休息。他本以为会得到几句安慰，让他痛苦的是，他得到的却是慈禧摘抄来的京官弹劾他的奏疏。

曾国藩流下冰凉的泪水，咬定主意，定要辞职。他希望中央政府能让李鸿章接替他，中央政府告诉他，“就在任上养病，不要再提辞职的事。况且，你剿捻军一事无成，怎可说走就走？”

曾国藩来了牛脾气，说，“你们若真心实意让我剿捻子，我仍坚持从前的打法，否则，我必须回家养病。”

中央政府说，“你那种打法太古朴，毫无新意，事实也证明它并不实用。”

曾国藩急了，他说，“我剿灭太平天国，用了十余年时间摸索经验，才总结出一套对付他们的方法。现在剿捻才一年，我是个慢性子，应该给我时间。我用四镇布防、机动部队跟踪追击，后又防守运河，这是以线控制面，压缩和限制捻子流动作战的范围，这叫‘以静制动’，方向是对的。捻子渡过贾鲁河只是具体地段上防守不力，并非是防河之策本身有错误。才一出错，就有些人吠影吠声，捻子没有把我搞伤，这些弹劾文件却把我搞得头晕脑涨。我实在压力太大，健康吃紧，真是力不从心了。”

中央政府见他去意已绝，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慈禧问他：“你辞的什么职？”

曾国藩猛然想起，自己有两个职务，一是剿捻总司令，一是两江总督。

这时才想起来，恰好证明他对仕途已心灰意冷，他要写信给慈禧，“我全都辞了，无官一身轻，回家多活几年。”

李鸿章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提醒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免不了被皇上逮个正着，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

曾国藩恍然，经过深思熟虑后，他的辞职信就成了这个样子：“我决定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

这是绝妙的招数。既可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又能避免其他同僚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在被动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的晚节和清誉，又可让曾家获取体恤皇上的名声。

紫禁城收到他的辞职信时，都觉得这招太毒。慈禧找来几个心腹一商量，觉得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职务不能收回。站在人情角度看，卸磨杀驴不能如此迅速；站在战略角度看，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弟子，如果把曾国藩赶走，那李鸿章还会尽力剿捻吗？

慈禧对曾国藩说：“看来你真不适合剿捻，倒很适合做两江总督。”

在经历了一年多剿捻战争后，曾国藩被弟子李鸿章替代，黯然神伤地回到金陵。

金陵百姓对他倒是很热情，夹道欢迎，锣鼓喧天。曾国藩就在这热闹的迎接仪式中心情灰暗地走进了两江总督府。

有人见他狼狈而回，都安慰他，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曾国藩竟然开起了玩笑：“拼着老命艰苦创业，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应当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另设一科，叫‘绝无良心科’。”

这是黑色幽默，曾国藩是想告诉别人，要成就大事，先得丧尽天良才行。

有人就问他：“你剿捻没有丧尽天良吗？”

曾国藩回答：“没有。在惩治和捻子有来往的百姓上，做得还不够狠。不过，”他格外冷静，格外自信地说道，“我制定的剿捻策略是正确的。”

正如他所说的，两年后，李鸿章正是用他的剿捻策略平定了捻军。

说完这句话，曾国藩又神色黯然：“我原本就不是打仗的材料，能走到今天，时势所逼。”

有人问他：“那您的长项在哪里呢？”

曾国藩沉思了很久，才淡淡地说：“诚！”

“没了？”

“没了。”

中兴幻梦

清晨，几只从北方回来的鸟雀钻进总督府，它们用欢快的叫声吵着曾国藩。曾国藩从噩梦中醒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空气里有股野菊花和火药掺杂的味道，嗅起来很不舒服。

他咳嗽了一回，用力抖动躯体，把癣皮抖落，然后走出卧室，在办公桌前坐下，开始了新的一天。

自回金陵后，曾国藩无论是精力和头脑，都比剿捻时好了很多。他对幕僚们说：“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节点。我的节点就是剿捻失败后，节点的内容是，弃武归文。”

幕僚们说：“曾公本就是设计师，而非战略家，能回到‘文’上实是我大清之福。”

曾国藩感受凄凉。他说：“年轻时在京城做官，一心想的是能掌控时局，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让我大清再振生机，重新恢复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

幕僚们说：“那您可就是我大清朝的张居正啦。”

曾国藩叹息说：“后来发现这是胡思乱想，因为我根本就没机会没能力掌控权力。”

“此路不通，哈哈。”有幕僚见话题沉重，幽了一默。

曾国藩瞪了他一眼，这一分神，使他忘了说到哪里，客厅里一片沉寂。

“东方不亮西方亮，有大志者，不愁没出路。”有幕僚提醒曾国藩。

“哦，对！”曾国藩想起了下面的话题，“如果没有太平天国造反，哪里能有我的今天？你们知道吗，当初我编练湘军，常常想的就是，只要镇压了太平天国，‘中兴’的日子就来啦。”

“可惜又冒出了捻军。”

曾国藩长叹，开起了自己的玩笑：“是啊，一年前我就想，只要镇压了捻军，‘中兴’的日子就来啊，想不到我是个笨蛋，毫无成果。”

幕僚们都说：“曾公，话不能这么说。据各种战报，李鸿章镇压捻军所用的套路也是您定下的基调。”

曾国藩会心地一笑：“不是我托大，我向来做事求稳，凡事都经过深思熟虑，那套对付捻军的办法，只要假以时日，必生效果。”

“是！是！是！”

“我说到哪里了？”

幕僚们异口同声：“中兴。”

“哦，对！”曾国藩停顿了一下，“我原本以为只要没了战争，就等于站在‘中兴’门外，想不到……”

他所谓的“想不到”，其实早有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有忧患意识的人眼前，他只是不忍看得那么透罢了。

大清帝国当时已如百余年的茅草屋，四面透风，摇摇欲坠。帝国内部，太平天国虽然被镇压，但各地起义仍接连不断，敲打着大清帝国的神经，紫禁城中，慈禧以中下之智、上上之欲统治着这个帝国，她只能让它变得更坏。帝国外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就不停地搜刮它的财富。曾国藩在剿捻时路过各地看到村庄乃至城市的破败时，悲痛欲绝，这哪里还是个帝国，简直就是败絮。

在曾国藩看来，外部的敌人永远不是问题，于是他轻描淡写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了西方的武器改练军队，同时自己也制造洋枪洋炮这些近代武器，就能抵御地方列强的攻击。在此基础上，再深入钻研和了解西方技术，假以时日，完全可以打败那群鬼子。

他看不到西方的成功是因为制度，而非武器。这种天真之想，让他第一个在中国创建了西方武器制造厂，也是他，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在他的鼓吹下，当时中国很多人都把眼睛瞄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历经二十余年，结果在和日本的甲午战争中暴露了它的毫无效果。

其实，“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个伪命题。“师夷长技”的目的是“制夷”，而不是让自己绝对强大起来，一旦夷狄没了，那些“长技”必被取消。满洲人入关后，拒绝使用火器就是明证。满洲的统治者似乎很精明，他们认为一旦火器普及会动摇其统治，但如你所知，这是小农思维。当他们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才发现了自己的差距，但悔之晚矣。

曾国藩觉得，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内部。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不稳，是绝对的不稳。至于外部，不过是肘腋之患。对于如何处理内部，曾国藩毫无信心。本来，他认为吏治清明是重点，可正是他本人一直在破坏吏治。

担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在其辖区内把他认为的贪官污吏统统撤掉，换上自己认定的好官吏。但这些人到任后并未给曾国藩增光，相反，他们变本加厉，比从前的官员还要贪腐。

曾国藩极为痛苦，却束手无策，原因无他，主要是这些官吏不是他的亲信，就是他亲信的亲信；不是他亲手所保举，就是他保举的人所保举。所以他明知问题很大，非整顿不可，却无法下手，只能装聋作哑。

那个后来在“洋务运动”中成为标志性人物的丁日昌，在江苏常州做官时，打着洋务运动的旗号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有幕僚提醒曾国藩，若想整顿江苏吏治，必须首先从丁日昌开刀。

曾国藩长叹一声说：“丁日昌横征暴敛，是在给李鸿章提供剿捻军费，即使再坏也不能去掉。”

幕僚也长叹一声说：“那就只能让吏治继续败坏下去了。”

吏治腐败，让曾国藩渐渐失去“中兴”的信心，“中兴”的口头禅也慢慢从他嘴里消失不见。一次，某个幕僚对他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只不过现在皇帝的威权很重，割据风气还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中央政府好像正在烂掉。”

幕僚道：“祸患必是中央政府先垮台，而后天下无主，各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超出五十年。”

曾国藩不禁皱眉：“能否南迁？”

幕僚斩钉截铁：“不可能！”

曾国藩很不服气，和幕僚大起争辩。幕僚最后甩给他一句话：“国初杀戮太重，满汉仇恨深刻，一成死灰，永不可能复燃，即令复燃，也不会长久。您就睁眼瞧着吧。”

曾国藩闭上了眼。最近，他的眼睛一直酸胀，看东西异常模糊。他知道这是病，但他不知道该从哪里治起。

就像是吏治，就像是他的癣病，还有他日益加重的肺病。

不是病入膏肓，而是命中注定，这种病会带走一个人，乃至一个帝国。

第十一章 最后没有辉煌

见慈禧

1868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慈禧太后在花园里漫步。突然，这位阴阳怪气的女人阴阳怪气地问了句：“曾国藩在金陵干吗呢？”

跟随她的人除了宫女就是太监，无人能回答整个问题。她似乎也没想得到答案，继续说道：“皇上（同治）自即位后还没见过他呢。”

伶俐的太监马上跟上一句：“您也没见过他呢。”

慈禧微微一笑：“那就让他来趟京师？”

无人应答。大清王朝，戒律森严，太监和女人不得干政。慈禧所以干政，是因为她就不是个女人，甚至不是人。

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在金陵接到圣旨，命他担任直隶总督，顺便到京城觐见。

直隶是京师的屏障，大清的总督是地方之王，直隶总督则是万王之王，太平时节，掌握最富庶的江南、供应朝廷财政需求的两江总督都在它之下。

曾国藩听到圣旨时，有如释重负之感。

他在金陵大张旗鼓地搞“洋务运动”、整顿吏治，已是黔驴技穷。正愁无处寻找出路时，慈禧拯救了他。

幕僚们却另有想法：这是中央政府要改变“内轻外重”的局面，您这任命是明升暗降，天子脚下可不好做官。

“哎，”曾国藩面无表情地叹气说，“凡事都有利弊，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

幕僚们不说话了，显然，曾国藩是非去不可了。

在把金陵事务做一番布置和交接后，1868年12月，曾国藩登上了北上的专船。

他没有直接去直隶总督的任所保定，而是先去了北京。1869年1月末，曾国藩抵达京城。

自他回家守孝直到现在，已有十七年。这十七年的沧桑风雨，把曾国藩锻造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也把他摧残成了一个病夫。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他感慨万千。京城仍和十七年前一样，毫无生机。

一个行将就木的京城，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京城，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京城好像沉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按朝廷的意思，他将在第二天上午觐见皇上和慈禧太后。

那天晚上，残酷的噩梦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早晨醒来时，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眼神迷离。

精神状态真差！他在路上不禁自责，第一次见新皇帝和皇太后，竟然是这副模样，真是有失大臣之礼。

他被人领进皇帝的养心殿，按规矩，他跪在一个蒲团上。蒲团冰冷，房间里虽有火盆，但离他太远。他跪了一会儿，就感觉浑身发凉，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养心殿也是老样子，丝毫不见任何改观。曾国藩叹了口气，那种感觉又回来了：这个城市好像昏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已经跪了半个时辰，有太监过来拨拉了几下火盆。曾国藩感觉热气猛地上来了，他偷偷向里面的门望去，门关着，毫无动静，像是墓门。

腿开始发麻，背脊发酸，他悄无声息地直了直腰。“嘎吱”一声，他听到自己的脊柱某个关节响了一下，这声响动把他吓一跳。门口的太监马上看了他一眼，曾国藩冷汗直冒。

半个时辰后，他几乎支持不住，要跌坐在蒲团上。他的身体太脆弱，已无法支撑，唯一支撑他的是多年来锻炼出来的意志力。

又半个时辰过去了，曾国藩几乎要晕倒。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向一边倾斜，意志力失去作用。就在这千钧一发时，那个墓门突然开启。

一个公鸭嗓子喊起：“皇上、皇太后驾到。”

像是一个人猛地推了曾国藩一下，他立即跪直了。

同治皇帝出来了，畏缩的步子，猥琐的身材，空洞的双眼。他走到龙椅前，看了眼跪在下面的曾国藩。

他不认识，也毫无感情。他就孤独地站在那里，直到后面帘子里的慈禧坐定了，他才坐进龙椅。

曾国藩要脱帽叩头，帘子后面传出慈禧的声音：“免冠。”

曾国藩激动起来：“谢皇太后。”

磕头完毕，慈禧又发话：“抬头。让皇上看看你。”

曾国藩慢慢地抬头，和同治的眼神碰到一处，他迅速地低下头。刹那间，他有种感觉，同治的人生状态非常差。

“几时辰了？”慈禧问。

曾国藩算了一下，说出了正确的时辰。

“我是问你，你跪了几时了。”

“臣……”曾国藩不知该如何回答。

慈禧似乎在帘子后笑了，而且很得意：“知道为什么让你跪这么久吗？”

曾国藩当然知道，这是慈禧给他的下马威，提醒、警告他，不要以为你建下那么大的功业就了不起，在这里，你就是个臣。

她知道曾国藩明白，所以也就不必知道答案。

“江南的事办理完了？”

曾国藩回答：“办完了。”

“湘军都解散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听说有股贼人被称为哥老会的，好像湘军参加的多。”

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原本是个互助合作的社团，但曾国藩解散湘军后，很多湘军士兵都参加了哥老会，于是这个团体就成了黑社会。

曾国藩在金陵时一直提心吊胆这件事，特别担心哥老会连累自己，今天果然被慈禧提出。

他正准备把自己抛进深沉的思考中，慈禧已岔开话题，继续问道：“来的路上可平安？”

平安倒平安，但曾国藩一路见到百姓流离失所，盗贼横行，这不是好兆头。

“很平安。”

慈禧“哦”了一声，又问：“你出京多久了？”

“十七年。”

“带兵呢？”

“出京后就一直带兵，只是这两年才在江南做官。”

“哦。”

慈禧不再问，光阴沉寂下来，气氛有些尴尬。

“皇上可有问的？”慈禧放话。

同治急忙扭头，向帘子里说：“没有。”

慈禧啧啧：“皇上，这曾国藩可不是一般人，若不是他，咱们大清江山……”

“砰”的一声，曾国藩已把头狠狠地磕到地上，“臣应尽之责，全赖皇上、皇太后保佑，长毛贼才被剿灭。”

“不是这样说，”慈禧道，“你的功劳苦劳，皇上都记着呢。”

曾国藩又叩头，这次比上次还用力，养心殿都晃动了一下。

“直隶的事，你大概清楚吧？”

“臣已做了详尽调查。”

慈禧满意地点头：“洋人逼得紧，直隶非比寻常，你要好好做，做好！”

曾国藩再叩头，比上两次轻了很多。不是他不想再磕得那么重，而是已头晕眼花。

时光荏苒，慈禧又问了很多问题，包括曾国藩的家人和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都对答如流。后来，同治悄悄地伸了个懒腰，谈话就结束了。

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对这次觐见有如下评论：皇太后问的全是废话，毫无价值。皇上神情懒散，不知在伪装还真就如此，堪忧！

这是诚！但不是忠，曾国藩写完这段日记后，大为懊恼，认为自己的心灵开始生长了野草，于是急忙静坐，改过。

改过之后，他就跑出去游览京城，顺便去拜访当年的好友。这更让他心情低落，因为当年在京城的大多数好友，全都离开人世。

人最忧惧的就是这个，自己年纪已老，身体状况又差，一听到老友死了，更是情绪低落。

后来，他索性就待在寓所里，养着精神，为去保定上任而积蓄力量。

春节那天，慈禧大摆筵席，请臣子们吃饭。曾国藩获得最高荣誉：位列汉臣之首。他激动得老泪纵横，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和委屈全部消散，对大清的忠诚再上一个台阶。

1869年2月的最后一天，曾国藩觐见慈禧。他要去上任了，按规矩，应该去找最高领导人“请训”。

慈禧依然是冷冷的腔调：“你到直隶后先办何事？”

曾国藩回答：“臣按皇上和皇太后的意思，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你打算练多少兵？”

“二万。”

“够了？”

“只要配备洋人的武器，足够保卫京师。”

慈禧叹了口气：“当初僧格林沁十万人，却挡不住洋人的几千人，你现在明白我为何要你做直隶总督了吧。”

曾国藩明白，他训练出的湘军灭亡了太平天国，慈禧希望他还能创造奇迹，训练更强大的一支军队，保卫京师，最好能打败洋人。

然而他已老了，精力不济。他虽有心，却总觉得前途未卜，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他对慈禧说，湘军是白手起家，如今形势严峻，臣身体大不如前，我的意思是，可用绿营兵（政府军）为基础，再加入李鸿章淮军的一部，短时间内可训练出一支精锐。

慈禧微微点了点头：“你的身体如何？”

曾国藩叩头谢恩：“眼神大不如前了，其他还好。”

“还好就好。”慈禧漫不经心地说，“走吧，迟早也要走。”

是的，迟早都要走。

曾国藩第二天就离开京城，奔向了去保定的路。

去天津

保定城一潭死水，因为有官文在。官文被曾国荃弹劾后，跑回北京休闲了一段时间，就被派到保定，做了代理直隶总督。

曾国藩向他伸出饱含深情的友谊之手，官文却想在上面吐口水。他和曾氏兄弟的仇恨虽未不共戴天，却在心里发誓老死不相往来。

在开始直隶总督工作前，曾国藩用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工作态度。

第一副对联是这样的：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他问人：“怎样？”

“好！”

他也觉得好，可第二天早上醒来，再看这副对联，觉得不太好。较真的人往往都是这样，一定要做到最好。于是，他又写了第二副：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僚共学龚黄召社，即长官藉免愆尤。

他又问人：“怎样？”

“这个嘛，太深奥了。”

曾国藩扯碎了，捻着胡子，捻掉了几十根，写出了第三副：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幕僚们都叫起好来，“大人真是用心良苦，让人敬佩。”

曾国藩说：“诸位既了解我的心，我就欣慰了。”

这三副对联可谓是曾国藩的誓言，既要练好兵，又要整顿吏治，希望官员们能够体恤民间疾苦，认真办事，修养民力，让百姓有个喘息的时间，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

他这样希望，也这样做了。

首先是练兵，他从淮军和绿营中挑选精锐，用训练湘军的办法训练这支部队。其次是整顿吏治，难度很大。他择优录取了很多人，淘汰了很多人，但湘系的人从全国各地都跑来找他，结果，保定的吏治又和金陵异曲同工。最后，曾国藩在辖区内大兴水利，防杜河患，保证农业。

公平地讲，在保定的一年，曾国藩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治理才能。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并未立竿见影。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如同一阵暴风，把曾国藩再吹到风口浪尖，吹出了保定。

所谓教案，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绅士、民众和西方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或这些传教士发展的中国教民之间的冲突。互相谩骂、斗殴是轻的，严重的则会发生流血冲突，中国人会焚烧教堂，甚至弄出人命。

最开始的传教士来中国，纯是抱着传播上帝福音的。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发现来中国就会受到如上帝般的待遇，于是鱼龙混杂。中国人首先对洋人的相貌就反感，加上儒教徒们的恶意宣传，中国人就把传教士们当成了魔鬼。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北京的门户天津。

1870年入夏，天旱无雨，中国人花费人力物力和金钱，祭祀龙王爷，却毫无成效。传教士们也过来凑热闹，用科学解释说，世上只有上帝，没有龙王爷，天是否下雨和神仙无关。

中国人愤愤不平，本来就不下雨，庄稼已宣告颗粒无收，洋鬼子还跑来说风凉话。于是，仇恨变成谣言。

有人说，天不下雨全是因为传教士，有谣言更进一步：教堂专门拐卖小孩，然后挖心用来做药。更有谣言登峰造极：洋人的眼睛发蓝，是魔鬼，要想保持他们的魔力，必须要吃小孩的眼珠。很多人已亲眼所见，在教堂的地窖中，盘子里盛放的都是小孩的眼珠。

当时风声已紧，有人提醒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传教士和民众的关系空前紧张。二人一笑，自从传教士来中国后，其和民众的关系就从未缓和过，慌什么！

1870年6月18日，酷热阵阵。天津桃花口的百姓捉到一个叫武兰珍的诱拐儿童的人，村民们先将其暴揍一顿，然后送到知县刘杰处。

审讯过程相当荒谬，刘杰事后称，武人贩子被送到时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其口供都是跪在他身边的桃花口百姓转达的。武人贩子说，他是教堂里派出来诱拐儿童的，还描述了教堂里有席棚栅栏，并说让他诱拐儿童的人是个两眼巨大的洋人。

刘杰觉得事态严重，就通知了知府张光藻，张光藻急忙通知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便派了人去教堂，和教堂方面对质。

结果对质那天，根本没发现武人贩子所说的席棚栅栏，他也不认识教堂里的传教士。崇厚认为，武人贩子在撒谎，张光藻也随便定了案，武人贩子是自主行为，和教堂无关。

直到那时，天津方面的官员也未认识到事情真的很严重。当他们在教堂里对质时，教堂外面已围了许多中国人。案子一定，中国人情绪大为激动。教堂的人也激动，双方扭打在一起。

崇厚立即派巡捕弹压，教堂方面当然不是吃素的，立即通知了他们的领事馆。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人和枪，在教堂前一阵乱轰。轰完后还不解恨，又跑到崇厚的衙门大闹。

崇厚以德服人，劝他赶紧走，因为衙门口已围了许多人。丰大业气呼呼地走了，围在外面的中国人还算克制，放出一条路来，让他走。

本来这件事应该就此结束，但丰大业自己作死，回去路上遇到天津知县刘杰，抽出枪来就射，刘杰侥幸，可他的家人却受了伤。这下惹恼了中国民众，大家发一声喊，把丰大业和他的随从围住，乱拳乱脚，活活打死。

民众打得兴起，打死丰大业一行后，又跑到各个教堂和其他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又是烧又是杀，骚乱终结时，已有20名外国人被打死，教堂被焚烧三处。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京津震动。

第二天，七个西方国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要清政府严惩凶手，各国军舰开始向天津大沽口方向集结，可谓剑拔弩张。只要一点星火，就能引起滔天大祸。

能处理好这件事的人，在当时的世界，恐怕只有曾国藩。这是紫禁城所有人的共识，于是，曾国藩接到了命令：立即去天津处理这件事，记住，它关乎国运！

但这道圣旨还有句话：如果你身体允许，就赶紧去。

教案发生的一个月前，曾国藩已右眼失明，左眼差强人意，而且眩晕症加重。据他描述，走路犹如行进在云里，躺在床上如同躺在海浪上。

如果他以继续患病为由，完全可以不去。幕僚们也说，您这身体和精神状况，恐怕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幕僚们说这些话时，曾国藩正在练字，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老实说，曾国藩的字属于中上。不过自从一只眼失明后，他的字就突然好了很多。有人猜测，由于只有一只眼，所以他写字时正如举枪瞄准，总能击中汉字的韵味。

幕僚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他漫不经心地把写满字的纸放到一旁，在新纸上写了字，很大的字，一个字。

他把纸张开，字的那面对准幕僚们。

“贞！”幕僚们异口同声地读了出来。

读，谁都会，可这个字背后的深意是什么，恐怕只有曾国藩知道。因为是他写的。

看到幕僚们大惑不解的神情，曾国藩苍老的面容竟然展现出许久未有的微笑。

他说，“朱熹把《易经》中的元（初始）、亨（通达）、利（和谐）、贞（贞固）与四季相配，这个贞字配的自然是冬。我觉得，‘贞’字就是硬字诀。”

幕僚们来了兴趣，期待曾国藩的尽兴发挥。

“我认为，‘硬’就是倔强的意思，功业文章，都要从此二字贯注其中，柔靡不能成一事。认准了的事，非要有硬气，如农人所说的要如倔驴般，必要做出个模样来。”

“我们知道曾公的意思了。”幕僚们都是聪明人。

曾国藩接着发挥道：“何谓忠？尽自己的心力即是忠，这件事，我必须要去！哪怕死在天津，我也要去！”

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的事，不回避，不推诿。这才是大丈夫性情。但处理教案的难度，曾国藩纵然只有一只眼，也看得异常清楚：难，实在是太难！

对于难事，曾国藩向来有一种人生态度：以必死的决心去做！

窗外，阳光刺眼，刺得曾国藩那只失明的眼睛都出奇疼痛。站了许久，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说，“我已提前穿上了寿衣。”

庆幸的是，虽穿着寿衣，却还有机会写遗嘱。他提笔，情感真挚地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道遗嘱。

这不是一封简单的遗嘱，它是曾国藩晚年的理念和思想状况。读一个人的思想，最好是读他的临终遗言，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曾国藩在1870年并未临终，却是以临终的心态写成的：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部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夺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抄录颇多，顷渠已照钞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符篇积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力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修、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窗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佐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钞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置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著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待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教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稗益于诸弟。余兄弟妹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叔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候、沅甫两叔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遗嘱的最后，曾国藩还留下两首诗，名为《忮求诗》。忮是嫉妒之意，求是多欲、贪求之意。曾国藩告诉子孙后代，不可嫉妒不可贪求，同时要克勤克俭，顺人生之自然。显然，这已脱离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进入了道家顺其自然、不争不怒的境界。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青少年时代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后，年老之时都会有这种心境，也会主动进入这种心境。世事沧桑，南柯一梦。几十年苦苦追求并且已得到的东西，最终不过是一场幻梦。

这道遗嘱，曾国藩看了三遍，润色了三遍，然后偷偷地锁到箱子里，叮嘱留守保定的心腹道：“一月后，打开它，寄回我的家乡。”

为什么是一个月？

幕僚没有问，曾国藩也没有说。

清晨，浓雾扑面而来，曾国藩被人搀扶到车前，回头用一只眼看了看直隶总督衙门，没看清楚。

他吃力地登上车，车轮在石板路上嘎嘎地响起，曾国藩在车里如雕像，闭着一只眼，一动不动。

怎么做都是错

“这案子，难办！”

这是崇厚见到曾国藩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曾国藩的心里话。

虽然如此，曾国藩还是把自己的心意说给崇厚听。他说：“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一旦谈判不成，双方开战，作为有守土责任的地方长官，我是非死不可，而且肯定先死。”

崇厚用丝绸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只是点头。

“死是很容易的事，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一切责任都不必承担。从这点而言，我倒希望现在就死。”曾国藩悠悠地说，但语气却异常严肃。

崇厚的丝绸手帕已湿透。

“活着却是难事，只要你活着，你就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咱们身为朝廷命官，还要为江山社稷负责。出于责任心，我现在不能死，拼尽全部心力，也要把这件事解决，对得起自己、家庭和江山社稷。”

“大人……”崇厚有点感动，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

曾国藩没有给他贡献眼泪的机会，立即切入正题：“我来之前，已看了案件记录，大致知道了来龙去脉。我先说说我的想法？”

崇厚郑重地点头。

曾国藩的那只健康的眼睛开始发亮，这是他要解决事情时的一个特点。由于另外一只眼已不起作用，所以这只眼的光亮特别强。

他认为，第一，把凶手缉拿归案，在这起事件中受伤的外国人，尽我们最大力量赔偿；第二，重新审讯那个人贩子武兰珍。如果洋人真有挖心剜眼的行为，那咱们就占了理；如果没有，那惨了，咱们理屈。

曾国藩又说，即使咱们占了理，洋人毕竟死了20个，咱们也要赔偿。如果真能用金钱把干戈化为玉帛，那就是上天保佑了。

“就这么简单？”崇厚脱口而问。

曾国藩苦笑：“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真这么简单，我何必要抱着必死的决心来。”

他满嘴都是苦水，那只还算健康的眼开始隐隐作痛：“洋人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要坚定一件事，只要没有战争，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

两人短暂商议之后，审讯工作立即开始。武人贩子很快真心实意地招供，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教堂，他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人贩子，和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

曾国藩感到很遗憾，对崇厚说，因为这么个撒谎精，惹出这么大的事，真不值！

“那就是咱们理亏了？”崇厚问。

曾国藩点头。

崇厚来了聪明劲：“不对，是丰大业先开的枪，打伤了县令刘杰的家人，群众才一怒之下动手的。”

“人家死了人啊。”曾国藩语气加重，“洋人啊，这种人死不得的。”

洋人的命超级值钱，几乎是当时的硬通货。

法国公使施施然地来了，笑颜如花。

从曾国藩仅有的一只眼看这位法国公使，他是位彬彬有礼的君子。这位君子向曾国藩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赔修教堂。

“可以。”曾国藩略欢喜地回答。

第二，厚葬丰大业。

“好！”

第三，查办凶手。

“当然，”曾国藩说，“我们正在全力缉拿凶手，一个不会放过。”

法国公使很满意，觉得曾国藩是个最佳谈判对象。

第四，严惩地方官。

“这个嘛，”曾国藩思索了一下，“怎么个严惩法呢？”

法国公使微笑：“以命抵命，应将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处决。”

曾国藩浑身一颤。还未等他开口，法国公使已收起君子之态，换上了强盗做派：“如若不然，我们就将天津化为焦土。”

“无理！”曾国藩气得浑身发抖，法国公使离开，崇厚来安慰他时，他仍抖个不停。

“太无理，”曾国藩中气虽已不足，但发起怒来，仍让人惊悚，“地方官即使同情骚乱的民众，但并未直接参与。说他们镇压不力，无非是撤职，竟然要他们的命，于理于法都说不通。这群该死的洋人！”

崇厚此时倒冷静下来：“如果不这样做，洋人真的会开战。”

曾国藩瞪圆了那只眼，热血上涌，但猛地就血液回流，他又恢复到萎靡状态。

这种状态下，曾国藩说出的话就像是撒娇：“刘杰和张光藻都是好官，尤其是张光藻，不说一心为民，却也是用良知在做官，他们的头颅如果不保，岂不是冷了天下士人的心？”

崇厚不开口，曾国藩叹气，崇厚也跟着叹。

两人就这样唉声叹气直到掌灯时分，也毫无可行性意见，崇厚离开时，要关门。

曾国藩向他摆了摆手：“开着吧，大清江山都没了门，我还要个门干甚！”

崇厚才走，曾国藩就发现门外有几人探头探脑。他叫了声，你们都进来吧。

几个幕僚毫无精气神地走了进来。

“诸位怎么看？”

鸦雀无声。

“谈谈吧。”曾国藩仰面朝天，半死不活。

仍是雅雀无声。

房间里静得竟能听到曾国藩粗重的呼吸。

“我说说吧。”他把脸摆正了，一只眼里散发出绿色的光，“顺从洋人的要求，我就会被吐沫星子淹死，而且我也认为刘杰和张光藻罪不应死。但若不同意洋人的要求，必会开战，我们根本就不是洋人的对手。你们忘了当年英法鬼子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把先皇赶跑到避暑山庄去的事了吗？”

有位幕僚终于鼓起勇气，先咳嗽一下，“大人的意思是……”

“我保持英名不难，只要跟洋人说，要开战就来吧。我死也不难，第一个冲进战场就是。但如果我保持了英名，丢了性命，能保住国家，为何不做？问题是，这不可能啊。所以……”

幕僚们明白了。

曾国藩是想把刘杰和张光藻的命送出去。

说送就送，曾国藩绝对知行合一。第二天，他就上奏朝廷，将刘杰和张光藻交刑部治罪。

这招很巧妙。他可以对洋人说，我无权将二人处死，处死二人的只能是我们帝国的刑部。当然，这不是曾国藩的念头。他的心思仍然用在“拖”字诀上。

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这招在中国，对付中国人其效如神。但洋人，不吃这一套。

法国公使又施施然来了，催促曾国藩，必须立刻把刘、张二人正法，他们还要检查砍下来的脑袋。

曾国藩正欲发挥拖字诀，法国公使变本加厉又提出个要求：陈国瑞的命，我们也要。

陈国瑞当时是直隶提督，中国民众围殴丰大业时，他站在桥头为自己的百姓助威。法国公使认为，拉拉队也要承担责任。

曾国藩大吃一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国瑞当时在为百姓助威，所以他绝不会把陈国瑞送交刑部。

法国公使气呼呼地走了，走时的架势很像回去驾驶军舰，来撞曾国藩。

曾国藩正愁苦不堪时，幕僚们跑进来说：“大事不好。北京已有舆论，说您懦弱无能，丢尽了大清朝的脸。”

曾国藩神色平静，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种议论。

他现在全部心思都在洋人身上，他特别担心法国公使真的回去开军舰，直杀来天津。

幸运的是，没有。

第二天，法国公使单枪匹马来了，重申他的条件。但老辣的曾国藩从公使的语气中听出，他并无开战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

曾国藩冥思苦想，还未想出个头绪来。崇厚乐颠颠地跑来了，他带来个好消息，几乎是惊天动地、可起死回生的好消息。

这个消息是：法国在半月前已和普鲁士开战，打得很吃力，分身乏术。

崇厚高兴得像个孩子：“大人，咱们有救了，苍天有眼啊。”

曾国藩也有眼，虽只有一只，却看得比苍天还透彻。他表情木讷，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无动于衷。

崇厚大为不解：“大人，法国人根本无力发动战争，咱们可前进一步了。”

曾国藩凄苦地一笑：“法国人无力发动战争，其他国家呢？法国人现在无力发动战争，以后呢？”

崇厚悚然。

“天下任何事都不可过于乐观，先要存了悲观的念头，向乐观方面去做，才是真理。”曾国藩看着崇厚说，如同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者对他孙子说话一样。

那么，崇厚琢磨了半天，也不知该如何存了悲观的念头，乐观地去行动。

曾国藩教导他：“我们虽拿定主意避免战争，但也要准备开战。我已调了刘铭传兵团来直隶。这是悲观的念头。乐观方面，我们尽力挽救刘杰、张光藻和陈国瑞。”

怎么救？

曾国藩发出深沉的叹息：“捉拿更多的凶手，希望能转移洋人的注意力。”

崇厚明白了，这叫围魏救赵。

他马上去办，一口气就捉了八十余人，定了二十余人的罪。

洋人们不满意。

崇厚又捉了百余人，定了三十余人的罪。

洋人们略满意，曾国藩立即行动，判决十六人死刑，其他人虽保住了性命，却要在监狱里待上一生。

法国人也竟然很满意，曾国藩又立即行动，向中央政府请求释放刘杰、张光藻，取消对陈国瑞的指控。

法国人闻听此消息，又闹起来。曾国藩急忙出面向法国人解释，这种解释在法国人眼中纯属多余，法国人非要刘、张二人的人头不可。

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拿出杀手锏。他对法国人语重心长地说，我最讲“诚”，只有真诚无欺地对待自己的心，才能真诚地对待人情事变。刘、张二人和此事的确无关，要他们的脑袋实在说不过去。况且，你们也只是想惩戒他们一下，何必要脑袋？在我们大清，要个脑袋很费周折。你们国家正在和别人打仗，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在我们这里要两个无名人的脑袋？

法国人跳起来：“啊哈，什么意思？”

曾国藩慌忙站起来，说：“他们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将他们发配边疆，风吹日晒，也算是现世报了。”

法国人不同意，曾国藩说，“那我再上奏朝廷。”

这样你来我往了两个多月，法国人的确是无暇东顾，只好顺水推舟，默认了曾国藩的决定。刘杰和张光藻被发配边疆。

二人很冤，曾国藩良心上也过不去。他拿出了很多钱，给两人做安家费。拿钱买不来心安，所以曾国藩更加愁闷。

令他愁闷到要死的还有庙堂之上的非议。有官员认为，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太纵容洋人，丧失了人格和国格，简直就是卖国贼。这种论调甚嚣尘上，如果曾国藩在北京，非被他们用唾沫淹死不可。

有幕僚把这些议论小心翼翼地告诉曾国藩，曾国藩无动于衷。他躺在冰冷的床上，时不时就翻身起来呕吐一回。

天津官员们每次来看望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床边呕吐。也有人看到他那只眼睛里射出的光芒，如烟花般璀璨。

众人都说，这是回光返照。

曾国藩写信给家人说：“我若再不离开官场，非死在官场不可。”

经过毫无必要的思考，他请辞，推荐了李鸿章为直隶总督。

慈禧思考许久，同意了。

她同意曾国藩辞去直隶总督，但曾国藩必须要回金陵，继续做他的两江总督。

因为接替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被刺杀，慈禧说，看来两江总督这个宝座，谁都坐不稳，只能由曾国藩来做。

于是，曾国藩离开了天津、离开了保定，第三次担任两江总督。

一个“诚”字而已

离开保定前，李鸿章风尘仆仆地来见曾国藩。

看到曾国藩憔悴不堪的样子，李鸿章泪水险些夺眶而出。

曾老师已老，不仅是人老，心也老了。

不过一见李鸿章，曾国藩好像年轻了二十岁，话匣子也打开了。

“天津教案，你怎么看？”他问李鸿章。

李鸿章实话实说：“略有些过了。”

曾国藩笑了：“的确是，可你要知道，人强我弱，自己没有强盛起来前，一定要忍辱负重。一受刺激拔刀就上的是莽夫，非智者。”

李鸿章恭敬地：“这就是曾公所说的‘打脱牙和血吞’，然后徐图自强。”

“还不止！”

“哦？”

曾国藩沉思了一会，声音提了几度：“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冲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虎视眈眈，稍有错误，后果不堪设想。你觉得该如何和洋人打交道呢？”

李鸿章谦虚起来，“我特意来向老师请教。”

曾国藩把他的谦虚打回原形：“不必废话，我了解你，肯定是有了主张，说说看。”

李鸿章脸红了下：“我也没有什么主张，只是有个主意，同他打痞子腔（油腔滑调，深意为对洋人的要求耍手段拖延）。”

曾国藩慢悠悠地梳理着胡须，似乎在思考。许久，才说道：“呵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说给我听听。”

李鸿章一听，感觉不对，急忙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请老师指教。”

曾国藩又梳理起胡子来，胡子稀疏灰白，像要脱离主人的下巴而去。

他盯着李鸿章，盯了许久，才气定神闲地说道：“依我看，一个字就足够。”

李鸿章猜到了，但不说。

“诚！”曾国藩洋洋得意，“‘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说忠信可行野蛮之邦，这是不会错的。我心中既没有实在力量，不管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评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吃多大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纵是跌倒，也不会摔得太重，想来总比痞子腔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琢磨了半天，一拍大腿：“老师的话真如醍醐灌顶，我知道了。”

李鸿章是“真知”，在直隶总督任上，和洋人打了多年交道，李鸿章可谓胜任有余。多年以后，他谈到其外交方针来，总把曾国藩的教导放在心上：一、要自强；二、以诚相待。

曾国藩确信李鸿章是真知后，放心地走了。回金陵前，他照旧要去京城向慈禧“请训”。

审理刺马案

他很真诚，慈禧也很直接。

一见面，慈禧就问：“马新贻被刺这事很吊诡啊。”

马新贻原本只是个安徽某地的小知县，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他弃文从武，带领军队和太平军作战。他本无辉煌的战绩，但升迁却异常快，1864年时是浙江巡抚，1867年就成了闽浙总督，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后，他就成了两江总督。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慈禧插进湘系集团的一枚钉子。

马新贻被刺于由校场阅兵回总督府的路上，刺客当场被捉，自称叫张文祥。这就是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马新贻被刺后，整个中国风言风语。有人说是太平军余孽干的，只是为了替死在马新贻手中的兄弟们报仇。还有一种说法让曾国藩大为不安：马新贻是被湘系集团谋杀的，因为曾国藩不想让两江总督这个肥缺落到非湘系人手里。

慈禧单刀直入，曾国藩明白，慈禧心有疑虑，但又不能明问，所以用这个问句试探曾国藩。

曾国藩心领神会，毫不犹豫地给了回复：“马新贻被刺这事的确很吊诡。”

慈禧锥子般的目光审视着曾国藩，没发现任何异样：“马新贻办事很好。”

“是，他办事平和、精细。”曾国藩淡淡地说。

“你要还他一个公道。”

曾国藩提高音量：“臣一到金陵，就一心一意审理此案。”

慈禧在帘子后微微点了点头，不再说话。曾国藩自然也不会开口。

许久，慈禧问：“你的身体如何？”

曾国藩诚实地回答：“脚肿虽消，但两腿酸软，行动维艰。尿频、尿痛、尿不尽。这只好眼，也要坏掉了。”

慈禧轻轻“哦”了一声，双方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结束。

十天后，慈禧听说曾国藩竟然还在京城，而且丝毫没有要回金陵的意思。于是她再召见曾国藩，一面就问：“你什么时候去金陵？”

曾国藩回答：“三日后就启程。”

“为何还要等三日？”

曾国藩听出了慈禧的不耐烦，慌忙跪下。他想说的是，三日后乃良辰吉日。

但这话不能和慈禧说，慈禧也没让他说，略带训斥的口气道：“金陵的事要紧，你早些去！”

曾国藩立即回答：“马上就走，绝不敢耽搁。”

第二天，慈禧问：“曾国藩走了吗？”

人回答：“正在收拾东西。”

第三天，慈禧又问：“曾国藩走了吗？”

人回答：“在收拾东西。”

慈禧很不高兴，人告诉他：“曾国藩做事向来平稳缓慢。”

“放屁！”慈禧几乎要跳起来，“他在拖延。”

六天后，曾国藩终于上路了。上路前，他去见慈禧。

慈禧讥讽道：“终于要走了。”

曾国藩叩头，慈禧要他起身时，他起了半天，才勉强站起。

“你的病不算重。”慈禧笑道。

曾国藩不知慈禧什么意思。

慈禧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还能跪着。”

这句话暗藏玄机，曾国藩额头立即汗出，告别慈禧后，当天夜里，收拾行囊，鸡叫头遍，就出了北京城。

可是，出北京城后，他的步子就和蜗牛差不多了。从北京到金陵，他足足走了三十六天。

这三十六天里，是曾国藩有生以来活得最舒服的日子。路上有各地官员迎接照顾，他又有精力和时间回想一生的往事。可每次想到最幸福时光时，“马新贻”这三个字就会蹦进他脑海。

每次“马新贻”这三个字蹦入脑海时，他都要长叹一声。

“这案子不好办。”他对心腹说。

心腹不以为然：“比天津教案还难？”

曾国藩一愣，的确，没有任何一件案子比天津教案还难。但马新贻案的确很难。

“马新贻到底是被谁杀的？”他问。

“张文祥啊。”

曾国藩摇头：“你知道，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心腹也摇头：“您现在只能听这个，不然，这案子真就难办了。”

犹如一道刺眼的光芒，射进曾国藩的脑海。他那只坏掉的眼，几乎能看见东西了。

他沉思许久，终于点了点头。

抵达金陵后，代理总督、江宁将军魁玉把大印交给他，同时郑重其事交给他的就是张文祥案卷。

魁玉对曾国藩说：“此案关系复杂，又重大，我审讯了多时，仍得不到真正口供。”

曾国藩说，这个不急，容我从长计议。

他“从长计议”的“长”真的好长，两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对马新贻案做出任何批示，甚至连关于马新贻的一句话都未和他人谈过。

金陵官员们，甚至是他的幕僚们都大为惊异，想不明白曾国藩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一个清晨，阳光普照两江总督府，细若游丝的灰尘，洒进曾国藩的卧室。他吃力地从床上爬起，去书案上写了副不痛不痒的对联，然后派人送去了马新贻家。

这是他两个多月来，唯一做的和马新贻有关的一件事。

慈禧气得死去活来。她命令刑部尚书郑敦谨火速赶往金陵，帮曾国藩审理刺马案。

郑尚书到的前一天，曾国藩得到消息，急忙让人把张文祥案卷调来，粗略看了一番，记下了有关案犯的名字。

郑敦谨到的那天，曾国藩热烈欢迎，宴会一直持续到凌晨。

第二天，郑敦谨宿醉，头晕脑涨，无法审理。曾国藩却来了劲，死活把郑尚书拉到衙门。郑敦谨强撑着，把案卷看了一遍，于是问跪在下面的张文祥：“你到底受何人指使，刺杀马大人？”

张文祥在狱中过了两个月美好生活，养得白白胖胖，此时仍坚持之前的口供：“我本是浙江人，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上时大力捕杀海盗，我和海盗虽然关系不错，但我却不是海盗。马新贻诬陷我，还杀了我妻子，我于是只好逃往他乡。后来马新贻到宁波阅兵，我上状喊冤，马新贻不理。于是我就起了仇恨之心，跑到金陵来刺杀了马新贻。”

郑敦谨本来头脑发胀，听了张文祥的口供，不禁被逗得精神大振。

他问：“就因为这点事，你就刺杀马大人？”

张文祥回答：“是！”

“哈哈”，郑敦谨狂笑，去看曾国藩，想得到曾国藩的呼应。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曾国藩坐在那里正昏昏欲睡。

“曾大人！”郑敦谨喊了好几声，曾国藩似乎才从梦中惊醒，慌张地问：“怎样，怎样，招了吗？”

郑敦谨感到好笑：“曾大人为何不讯问？”

曾国藩迷迷糊糊地说：“有你在此，我何必问。我相信你。”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曾大人……”

“重刑伺候！”

上来几个虎狼衙役，把张文祥掀翻在地，一顿乱棍。张文祥被打得哭爹喊娘，眼看就要被打死。

郑敦谨喝令住手，无人住手。

“曾大人，”郑敦谨急了，“你这样会把他打死的。”

曾国藩懒洋洋地挥了挥手，仆役立即收了棍，站立一旁，就好像他们是傀儡，而提线则在曾国藩手中。

郑敦谨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来这里只是个摆设。真正能做主的是曾国藩，冥冥之中，他看到张文祥和曾国藩勾肩搭背，把酒言欢。

他想偷偷去审问张文祥，但张文祥已被打得不能开口。能开口时，口供依然如昔。这让郑敦谨产生一种感觉：张文祥在背台词。

郑尚书和金陵官员有心无心地谈天，谈到曾国藩时，众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曾大人办事向来一丝不苟，认真到极致。

郑尚书不阴不阳地问了句：“为什么在刺马案上，曾大人怎么如此心不在焉？”

没有人回答他。

他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答案。

在翻来覆去审讯了半个月后，郑敦谨已确定了一件事：刺马案永不可能有真相。

曾国藩在郑敦谨面前叹息连连，两人只能达成一致。曾国藩向朝廷上奏折说，“经过再三审讯，该犯还是坚持以前的口供，并屡屡绝食，只剩最后一口气。我认为，倘若让他就这样死了，实是对他的恩赐。所以应迅速了结此案，明正典刑，给天下人一个警戒，也让张文祥罪有应得。”

慈禧看了奏折后，一言不发。

前一天回来的郑敦谨正站在她面前，低眉垂目，袍服正不自觉地抖动。

“你就没有审讯出一点东西吗？”慈禧气愤地质问他。

郑敦谨像是被电了一下，磕磕巴巴：“臣……无能……”

“哼，”慈禧气咻咻的，“这个曾国藩，老狐狸。”

郑敦谨发自真心地认同慈禧的判断：“臣疑心这件事和曾国藩有关系。”

慈禧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废话！我要你去干什么的？”

“扑通”，是郑尚书跪到地上的声音。

“我们吃了个哑巴亏。”慈禧说，“今后啊，这两江总督的椅子就只能让他们湘系的人坐了。否则，坐一个死一个。”

慈禧有未卜先知之能，自他之后，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彭玉麟，包括后来的曾国荃都担任过总督，无一例外，他们都是湘系成员。直到湘军逐渐没落，重量级人物先后死去，大清中央政府才把两江总督这个椅子收归己有。

有人曾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研究过，刺马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湘军集团。但绝对不是曾国藩本人的主使，可既然已经发生，作为湘军的开山鼻祖，曾国藩必须对整个集团的利益负责，于是，不可能查出真正的凶手。

天下人知道，慈禧更知道，所以只能同意曾国藩的奏折意见。

一个月后，张文祥在金陵被凌迟，刺马案结束。

曾国藩的人生也随着张文祥的声声惨呼，渐渐走向结束。

去世

有天早晨，曾国藩从一场轻松的梦中醒来，躺着回味了片刻，要坐起来，竟然没有成功。他用力坐起，一个跟头就翻下了床。

仆人们听到响动，慌忙闯进屋，发现曾国藩双手发颤，嘴角抽动，已不能说话。医生过来，折腾了半天，曾国藩才算恢复意识。

他看着围拢在身边的人，非常陌生。

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思念起了老战友。

已再无老战友，一个人如果心已死，心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回到金陵后，曾国藩的心情已经差到极点。一年来，他处理起公事来力不从心，神魂不安。他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说是圣恩已浅，特别担心无法善终。他还看着悲凉的月光说，京城那些王八蛋官员就从来没对他好过，总是找他的麻烦。尤其是天津教案后，京城上下都把他当成世界上最厌恶的人看待。

他四顾茫茫，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活下去的勇气渐渐消失，所剩下的只求快些死去。

其实，人无不以生为乐事，死为哀事、为惧事。但当百感交集，忧愁无法祛除时，就会感到忧生为苦、速死为乐。

1872年初，曾国藩就是这种心境。

乍暖还寒的一天，曾国藩单目无神地望着眼前一群陌生人，淡淡地说道：“把李鸿章叫来。”

众人面面相觑，从保定到金陵，山遥水远，李鸿章能来，可曾国藩能等吗？

“告诉他，我等他。”他语气坚定地说。

在等待李鸿章的漫长光阴中，曾国藩把仅有的那只眼闭紧了，养精蓄锐。

他想了很多，首先想到的是三不朽，他能成为三不朽人物吗？

立言，他写了无数家书、无数日记、无数文章，但毫无创造性见解，立言恐怕谈不上。

立德，他很满意都点了点头，中华传统道德，他的确按部就班地奉行着。

立功，他兴奋起来，睁开那只眼，平定太平天国，前无古人。

他又想到政局。他最喜欢的皇帝就是道光，道光对他也不错。可惜道光一朝，他无所建树。咸丰只是拿他当枪使，两人没有情感。至于慈禧，曾国藩笑了，又要用他，又要防备他，真是个辛苦的女人啊！

洋人在外虎视眈眈，百姓在内心怀不轨，这个帝国……

想到这里时，天空飘起了雨丝。曾国藩更衰弱了，几乎奄奄一息。不过他坚信，他肯定能等来李鸿章。因为他有毅力，而且正是靠着这人所共知，却很少有人做到的毅力，他走到了今天。

李鸿章果然来了，满头大汗。见到活着的曾国藩时，他泪流满面。

曾国藩说，我不是要你来哭丧的，我有事要交待。

“我有一大懊悔。”他格外严肃地说。

李鸿章正襟危坐地听着。

“我这个人顾虑太多，湘军浴血奋战十几年，收复金陵后，因为各种压力，竟然将其解散，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等于是自废武功。湘军众将飘如秋叶，我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至‘剿捻’无功，备受挫辱。”

李鸿章似乎明白了李鸿章这段话背后的意思。

“你要汲取我的教训，八旗、绿营再不可倚靠，保太后、皇上之安，保卫神州华夏，全仗你的淮军。今后，淮军必有被议论的一天，千万不要像我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必须有枪杆子，于家于国都应如此。”

李鸿章谨记在心，这是曾国藩留给他最丰厚的遗物，他终生未丢弃。

曾国藩喘息了一阵，又说：“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必须要依赖一二英雄人物开天辟地，后来者应和。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沉思许久，问：“天下谁是种子呢？”

“左宗棠！”

“什么？”李鸿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师和左宗棠几乎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会是他？

曾国藩看出了他的疑虑，一笑：“你呀，境界不高。左宗棠这人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我和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宗棠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人不能因私情而动国事！”

李鸿章谨记在心。

说完这些，又聊了些闲话。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走吧，直隶的事才是正事！”

李鸿章自然不肯走，曾国藩怒了：“我说了，不是让你来给我哭丧和送终的！”

李鸿章痛哭流涕，曾国藩却从床边抄起一本书，认真地阅读起来。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到花园里散步，回房间的路上，他突然对身边的人说，“脚痛。”

仆人们慌忙将他扶进房间，他没有躺下，而是笔直地坐下来。

再也没有话，所有人都等着。

窗外，有人听到花儿含苞正放的声音，也听到了曾国藩的一声悠长的呼吸。他睁开了眼，众人不禁惊骇万分。因为他的右眼似乎好了，正射出令人生畏的光芒来。

家人们都围拢在床边，曾国藩开了个小玩笑：“我平生最喜写遗嘱，想不到要死了，竟然没有时间写了。”

家人要号啕，曾国藩用眼神阻止：“我和你们谈谈心。”

人之将死，谈的心都是最真的。

曾国藩说：“我年轻时过度相信，人只要通过努力，就可胜天；中年之后，挫折不断，开始相信命运；步入老年，我发现命运才是人最应该重视的。所以我留下六个字，作为我的墓志铭，你们听好了——不信书，只信命。”

家人已有人哭出声，虽很小，却特别刺耳。

曾国藩从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意为：先给我闭嘴。

“还有，我这么多年来给你们写的信，要整理出来，就叫《曾国藩家书》吧。你们说我给你们洗脑也好，说教也好，我不管了。不要把它不当回事。”

这是个超级黑色幽默，他的《家书》始终让人坚信付出必有回报，而墓志铭却说，不信书，只信命。

说完这些话，曾国藩的脸色开始变得铁青，越来越青。

房间里重回死寂。

有人耐不住这死一般的沉寂，似乎受到神灵的启示，偷偷望向房梁。几只蚰蜒正在房梁上快乐地玩耍，突然“砰”的一声，蚰蜒如爆竹似的爆开，刺鼻的烟气袅袅绕梁。

就在这时，有人去试探曾国藩的鼻息，呼吸全无。

这位伟大人物在人间度过了61个年头后，抱着无限感慨离开人间。

在最后那缕气息荡向天空时，曾国藩一定会记起61年前曾祖父在房梁上看到的那几只蚰蜒。他将听到曾祖父用沙哑的嗓子喊出的命中注定的预言：龙，龙，龙！

（全书完）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成吉思汗 : 意志征服世界 / 度阴山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5

ISBN 978-7-5502-4733-8

Ⅰ. ①成… Ⅱ. ①度… Ⅲ. ①成吉思汗（1162～

1227）－传记－通俗读物 Ⅳ. ①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17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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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 : 意志征服世界

作者：度阴山

出品人：华楠

责任编辑：李征

选题策划：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王菁菁 朱若愚

封面设计：陈昭

版式设计：黄巧玲

责任校对：曹振民 张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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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351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0.75印张

ISBN 978-7-5502-4733-8

定价：3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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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目录

第一章 落难王孙的崛起

在几天的寻觅后，他终于在肯特山脚下和他的家人重逢。所有人都喜极而泣，诃额仑怜惜地抚摸着铁木真的乱发和瘦骨嶙峋的脸。铁木真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是蒙长生天的保佑才得以生还，虽然吃了很多苦，但这是一时的，积累的经验却是终身受益的。”

第二章 “成吉思汗”出世

铁木真慷慨大度，在围猎后分给那些部落的猎物总是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他对同胞过分仁慈，不但不剥削他们，反而大力地帮助他们。

一时之间，铁木真的美名不胫而走，传遍整个草原，人们来投奔他之前就向长生天发誓要誓死效忠他，铁木真大力宣传“忠诚”，树立许多典型人物，让人们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只要效忠铁木真，就能得到从前不可能得到的实惠。

第三章 统一蒙古部落

只儿豁阿歹已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射杀您的马匹的人正是我。现在您可以杀死我，不过，杀死了我，只会玷污了这片土地，如果您饶恕我，我愿为您效命。叫我到哪里，我就像箭一样射到哪里。”

铁木真很欣赏只儿豁阿歹的敢作敢当，他说：“很多人做了害人的事，都隐瞒不露，你如今坦白相告，证明你可以做我的朋友。你把名字改了吧，以后就叫‘哲别’（箭镞的意思），你要像我那些箭筒士一样形影不离地保护我。”

只儿豁阿歹如同得到重生，他豪情万丈，暗暗发誓将以“哲别”之名名扬天下。

第四章 重回原点

铁木真一咬牙一跺脚：“继续撤！”

当铁木真抵达班朱尼河时，只有19名将领跟随着他，他面对班朱尼河和眼前的19人，不由发出了悲伤的感叹：又回到原点了！

少年时代的苦难和绝境重新回到铁木真的脑海，不过和从前一样，在面对苦难和绝境时，铁木真感叹完毕就恢复了自信。他和他的战友们说：“风雨总会过去，阳光一定会来，长生天始终站在我们这一边！”

第五章 灭王汗，蒙古帝国出世

春天即将来临时，成吉思汗认为自己还未准备好吞噬西夏，于是从兀剌海城撤退，撤走前，有人建议焚毁该城，成吉思汗却阻止说：“下次来时，我们就拿它当据点，如果烧毁了，西夏人不重建，我们岂不是很被动。”

第二次打西夏让成吉思汗更深刻地理解了城池国家的特点，同时为第三次大规模、大纵深的进攻提供了条件。

第六章 和金国开战

成吉思汗在西京城下的黯然退场，让他意识到攻击城池国家的难度。他对人说：“自我领兵以来，经历战阵无数、成功无数，也遇到过困难，可从没有一次如今天这样的困难，我看不到解决它的方法。”看不到方法，并不代表没有方法。成吉思汗深思熟虑了好几天，终于一拍脑门喊起来：“我想到了，金帝国的城池并非是坚不可摧。关键还在于我们！”

第七章 万里西征

摩诃末对成吉思汗一无所知，成吉思汗对摩诃末却了如指掌。当他得知摩诃末的战略后，马上制定针对性的战略。这个战略构想是以一支部队施行大张旗鼓的正面攻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主力以及次主力则分从南北二处，克服天然障碍大胆迂回，由敌人不可料到之处突然出现，直捣敌人的心脏。

第八章 大汗之死

丘处机返程后，成吉思汗多次派人问候他，最有名的当属一封1223年十一月十五，成吉思汗写给丘处机的信，可谓无微不至，深情款款：

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你身起心里好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摘自《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

人物表

家族：

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乞颜部的可汗，统一蒙古草原，创建大蒙古国。

也速该：成吉思汗之父，乞颜部的族长，死于塔塔尔人的谋杀。

诃额仑：成吉思汗之母，弘吉剌部美女。

孛儿帖：成吉思汗之妻。

德薛禅：孛儿帖之父。

别克帖儿：成吉思汗同父异母弟，因任性自私而被成吉思汗射死。

合撒儿：成吉思汗的弟弟，有名的神射手。

别里古台：成吉思汗的弟弟，善摔跤。

帖木格：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

术赤：成吉思汗的长子，钦察汗国的开山鼻祖。

察合台：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汗国的开山鼻祖。

窝阔台：成吉思汗的三子，大蒙古国第二任汗。

拖雷：成吉思汗幼子，大元帝国开国皇帝忽必烈的父亲。

答里台： 成吉思汗的四叔。

忽察儿：成吉思汗的堂兄弟。

阿勒坛：蒙古第三任可汗忽图剌的儿子。

部下：

蒙立克：也速该的随从，成吉思汗功臣集团的第一人。

赤老温：成吉思汗“四骏”之一，成吉思汗的救命恩人锁儿罕失剌之子。

博尔术：成吉思汗“四骏”之一，成吉思汗少年时代的友人。

木华黎：成吉思汗“四骏”之一，在对金帝国的战争中贡献巨丰。

博尔忽：成吉思汗“四骏”之一，原主儿勤部猛将。

者勒蔑：成吉思汗“四獒”之一。

忽必来：成吉思汗“四獒”之一，巴鲁剌思部的勇士。

速不台：成吉思汗“四獒”之一，兀良哈部的勇士。

哲别：成吉思汗“四獒”之一，原名只儿豁阿歹，投奔成吉思汗后被赐名“哲别”。

豁儿赤：巴阿邻部出身的萨满巫师。

阔阔出：蒙立克之子，超级萨满巫师。

薛扯别乞：主儿勤部的首领，曾投奔成吉思汗，后反叛。

主儿扯歹：兀鲁兀部的首领，因为不满于札木合的残忍而投靠成吉思汗。

忽亦勒答儿：忙兀部的首领，和主儿扯歹一起投靠铁木真。

纳牙阿：塔里忽台的侍卫，后成为成吉思汗的心腹，常被委以重任。

敌人：

札木合：札答阑部的首领，成吉思汗草原争霸中最强劲的敌人。

塔里忽台：泰赤乌部的首领。

脱斡邻勒：克烈部的首领，被金国封为“王汗”，一度成为草原霸主。

脱黑脱阿：蔑儿乞部的首领，曾突袭成吉思汗，抢走了孛儿帖。

不亦鲁黑：北乃蛮部的首领。

拜不花：南乃蛮部的首领，不亦鲁黑的兄弟，被称为太阳汗。

李安全：西夏的皇帝。

完颜氏皇族：金国的皇帝。

摩诃末：花剌子模的国王。

札兰丁：摩诃末的长子。

第一章   落难王孙的崛起

这世界我来了

1162年秋，未来的成吉思汗出生在鄂嫩河上游的一个蒙古包中。他的父亲也速该刚从战场凯旋，这位蒙古联盟乞颜部落的酋长用粗大的手捧起几十年后的世界征服者，兴奋地对妻子诃额仑说：“他将来会是所有蒙古人的可汗！”诃额仑回答说：“那就该有个像可汗一样的名字。”

也速该扭头看了看外面，蒙古包外人声喧哗，很多人围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囚徒议论纷纷，那是也速该从战场带回来的贵重战利品：一个叫铁木真的塔塔儿勇士。也速该深情地望着怀里的婴儿说，就叫铁木真吧，希望他将来能像这个伟大的敌人一样勇敢。

用伟大的敌人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是蒙古族的习俗，诃额仑欣然同意这个具有“铁一般意志”含义的名字。铁木真就这样来到了人间。

故事到此，我们还未发现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出生有魔幻色彩和惊喜之处。庆幸的是，也速该的一个动作让我们大开眼界。当他小心翼翼地掰开铁木真的右手时，奇迹发生了：铁木真的掌心有一血块，状如矛尖。也速该瞪着眼睛看了半天，狂喜道：“这是战神的长矛，我的儿，将来必是战场骄子！”他把孩子抱到诃额仑身边，要妻子好好看看那血块，诃额仑看到了，身边的两个女仆也看到了。很快，乞颜部酋长也速该的长子握血而生的消息像风一样吹遍了蒙古高原。不过很快大家就都忘却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更重要的事去做，只有也速该没有忘记，因为“望子成龙”就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至少在少年时代，铁木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十岁时，他的体格和力气就远在常人之上。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眼神如火，头发泛着金红色的光，时刻引人注目。第一次跟他打交道的人很快就能感受到他身上流露出的那股让人无法忽视的贵族气质。

如果没有意外，多年之后，铁木真就会继承他父亲乞颜部酋长的位置，倘若再有一点好运气，他很有可能成为整个蒙古联盟的可汗。但正应了那句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意外就在风平浪静时突然发生了。

铁木真十岁时，也速该把他叫到大车轮前，比量了一下，满意地点头说：“你已经和车轮一样高了，该定门亲事了。”也速该是个执行力强大的人，说这话的第二天，他就带着铁木真踏上了定亲之路。

本来，他的目的地是妻子诃额仑的老家，斡勒忽讷部落，那里以盛产美女闻名蒙古高原。当他途经弘吉剌部时天色向晚，便住进了当地一个叫德薛禅（薛禅是智者的意思）的人家中。德薛禅是个名副其实的智者，他从也速该一行人的装扮中就判断出此人非富即贵。于是他拿出十二分的热情招待也速该和铁木真，就在饭局上，他探出了也速该的真实身份和此行的目的。

德薛禅转动眼珠，决心攀龙附凤。但他是个拥有高级智慧的人，不能太露骨地和也速该提亲，这有失体面，而且也无法获得对方的尊重。这种事必须要从长计议，他思考了很久，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

于是，德薛禅神秘兮兮地对也速该说：“昨夜我做了个梦。梦到天上飞来一只海东青，一只爪子抓着太阳，另一只爪子抓着月亮，落在我的手臂上。我醒来后大为惊异，常识告诉我，日月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怎能到我的手臂上？我确信这是交大运的象征，现在您带着您的孩子来了，我更加确信，我的梦应验了。”

也速该惊异万分，但又莫名其妙，他说：“我领着我的儿子是去斡勒忽讷部落定亲，只是路过此地，不知我儿子和您交大运有什么关系？”

德薛禅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有关系，我恰好有个女儿叫孛儿帖，也到了定亲的年纪。”

也速该早就看到了孛儿帖，年纪和铁木真相仿，相貌俊俏，超凡脱俗。还未等他对德薛禅的话作出反应，德薛禅又说：“草原上谁不知道，斡勒忽讷部落只是我们弘吉剌部落的一个分部，真正的美女都在我们这里，您何必舍近求远？”

也速该发现，如果他不答应这门婚事，就太扫德薛禅的面子了，于是说：“好，那明天早上我就按草原人的规矩替我的儿子来求婚。”

德薛禅一夜未眠。第二天，也速该向他请求把他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连求三次，德薛禅才答应。这不是德薛禅抽风摆架子，而是草原上的规矩。这个规矩只是想告诉人们，得到任何东西，包括老婆也一样，必须要经历困难，将来才会懂得珍惜。

就这样，铁木真有了老婆，不过按草原传统，他必须要在老丈人家待上一年，干点杂活，才能把老婆带走。

也速该临走前，看着铁木真的眼睛，什么话都没说。过了一会儿，他把德薛禅叫到一旁嘱咐说：“我这儿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狗，请不要让狗吓到他。”

德薛禅以为自己听错了，问道：“怕什么？”

也速该一字一句地说：“狗，铁木真怕狗。”

铁木真丧父

铁木真小时候怕狗，和铁木真关系不大，和蒙古的狗关系很大。蒙古的狗体格硕大，黑毛竖立，极为可怖。它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见的藏獒，但比藏獒的攻击力大，如果它发起疯来，赤手空拳的年轻人都不是它的对手。在那个时代，到蒙古包去做客的客人对主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看好您的狗。

也速该离开德薛禅家上路后，还在担忧铁木真和狗的问题。不过很快，他就不担忧了。回来的路上，也速该遇到了一群正在野炊的塔塔儿人。按草原上的规矩，遇到别人的宴会时应该加入，正如今天我们遇到摔倒的老人时应该去搀扶一样，都是传统美德。加入宴会时不需要说谢谢，吃完后抹嘴就走，也不需要说再见。不过在草原上参加宴会和我们今天搀扶老人不同，搀扶老人最大的风险不过损失点钱，而在草原上参加宴会却可能会损失一条命。

塔塔儿人和蒙古人交战多年，是不同戴天的仇敌。按理，也速该就不该参加他们的宴会，可也速该是个受传统道德束缚的人，而且他认为，既然是传统美德，大家都应该遵守。在战场上是敌人，在饭桌上就是朋友。这就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大错特错。他坦荡地参加了敌人的宴会，饭毕抹嘴后，还破例地说了声谢谢。

塔塔儿人自始至终和也速该阴脸相对，只是在也速该上马飞奔出很远后，他们才露出笑容，那是得意的狞笑，其深意在几个时辰后也速该的胃中得到了答案。

一开始，也速该只感到腹痛，很快，各处关节开始剧烈疼痛。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快马加鞭想活着赶回部落。刚刚到达他的蒙古包前，他就从马上栽了下来，被人抬到了毡子上，马上有巫师来进行诊断，诊断结果是：中毒。巫师偷工减料地进行了一场驱病仪式，如你所知，毫无效果。也速该两眼发黑，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他看着身边的老婆诃额仑和几个孩子，不禁悲从中来，他对默默垂泪的贴身侍卫蒙立克说道：“我的几个儿子年纪都小，真不知我死后他们会落入何等境地。你现在快去把铁木真叫回来！”

蒙立克奔出蒙古包，翻身上马，马不停蹄地冲到德薛禅家。德薛禅对蒙立克的到来甚为惊讶，问其原因。蒙立克心想，如果我对他说酋长完蛋了，他这种势利眼肯定会退婚，铁木真已经失去了父亲，不能再失去老婆。他机灵地回答德薛禅的问话：“我家酋长思念铁木真茶不思饭不想，所以让我来领铁木真回家探亲，几天后再给您送回来。”

德薛禅就更惊讶了：“才离开几天怎么就如此思念？”

蒙立克继续抖机灵：“您也知道，铁木真将来是我们乞颜部的酋长，我家老酋长寄予期望太大，难免想念。”

德薛禅一听这句话，马上满意地笑笑，说：“好，领走吧，记得把我的好女婿送回来。”

回去的路上，蒙立克紧闭双唇，频频挥舞鞭子，把马打得直叫。铁木真从他的反常行为中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问道：“我父亲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蒙立克不回答，更加用力地抽打马屁股。铁木真不停地问，最后，蒙立克猛地拽住缰绳，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在原地转了几个圈。他的眼圈红红的，对铁木真只说了四个字：“回去看吧！”

铁木真断定父亲一定出了事，但到底是什么事，他不敢想。所以他也频频挥动马鞭用以驱逐那些可怕的想法，两匹马像两支箭一样射向夕阳。

当铁木真浑身尘土跳下马冲进蒙古包时，也速该已离开人世，在他身边，铁木真的母亲和他的五个弟弟神情哀伤，痛不欲生。

就当铁木真一家沉浸在无限悲伤中时，也速该所担心的事情不幸地发生了。

被抛弃

也速该临死前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其深刻道理的。想要知道这个道理，必须要回顾蒙古部落的简史和当时蒙古人的社会习俗。

据蒙古人自己说，他们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长期放牧于今克鲁伦河和肯特山（不儿罕山）周围。若干年前，蒙古部落分为乞颜部、弘吉剌部、泰赤乌部、札答阑部、兀良哈部、巴阿邻部、巴鲁剌思部、主儿勤部等几十个部落，部落之间互相争夺杀伐。忽然有一天，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落出了位英雄人物合不勒，他形式上统一了蒙古部落，由此成为蒙古联盟的第一任可汗。

到了第四任的时候，蒙古联盟的可汗人选只有一位，那就是乞颜部合不勒汗的孙子也速该，也就是铁木真的父亲。但泰赤乌部认为，风水轮流转，可汗人选应该从他们部落里出。蒙古联盟的长老们说服不了泰赤乌部，所以也速该也没有办法继任可汗。虽然如此，也速该却凭借能力维持了蒙古联盟形式上的存在。他没有可汗之名，却有可汗之实。

不过必须要注意一点，蒙古可汗的权力只限于指挥征战和狩猎。至于各部落的内政，可汗是无权过问的。蒙古联盟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也速该只是通过强硬的手段让这些部落表面尊重自己而已，当他一死，各部落尤其是对乞颜部怀恨在心的泰赤乌部当然就会抛弃他们一家。

这是内忧，还有外患。

蒙古联盟的东南方就是他们的世仇塔塔儿部，正南方则是汪古部。在蒙古部的西南方，是强大的克烈部，克烈部西面是更强大彪悍的乃蛮部。而蒙古部的北面则是狡狯善战的森林部落和桀骜不驯的蔑儿乞部。总之，虚弱不堪的蒙古联盟处于四战之地，稍不留神，就会被其他大部落吞噬。

也速该的担心还体现在蒙古草原上充满陷阱、背叛、劫掠和屠杀的险恶环境，人与人之间没有忠诚，只有生存的利益。或许，拥有超人智慧的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仑想过会遭到联盟的背叛，她只是没想到，背叛会来得那么快。

也速该去世一年后恰逢春祭，这是蒙古人祭祖的典礼，所有蒙古贵族都要参加。祭祖典礼结束后，参加祭祖的人会分得祭品，这些祭品对贵族们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这一年度的春祭是由蒙古联盟第二任可汗——泰赤乌部俺巴孩的两个老婆主持的，二人故意不通知诃额仑，诃额仑偏偏来了。但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当祭祀典礼结束后，她没有分到祭品。在蒙古人眼中，如果一个人没有分到祭品，就暗示他已不是部落的人。

诃额仑发现了这一残酷的现实，马上挡住俺巴孩两位老婆的去路，强悍地质问两个老太婆：“为什么祭祖不通知我？”

两个老太婆歪着脑袋，冷笑。

诃额仑立即转入进攻，夹枪带棒地向在场的所有人问道：“也速该的确是死了，可你们难道不知道他的儿子会长大成人？你们就不怕他的儿子将来发怒？你们分祭品为什么没有我的？你们今天不分我祭品，明天是不是还想抛弃我们一走了之？”

诃额仑本以为这番话能威慑住两个老太婆，但她错误地估量了自己的权能和影响力。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也速该已经死了，儿子们还没有长大成人，草原是个讲究功利主义的地方，光讲大话是吓不住别人的。所以，她的话音才落，两个老太婆就开始反击：“你说我们祭祖没有邀请你，我们凭什么邀请你？你有什么权利来？你又有什么权利分祭品？有本事就在你自己的家里祭祖，我们绝不干涉。”

诃额仑七窍生烟，紧咬嘴唇，脸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最后她强忍住屈辱，用手指着两个老太婆，吐出一个字：“好！”再用手指扫了一遍泰赤乌部的所有人，愤怒地离开了。

铁木真安慰悲愤而回的母亲，道：“我们不必求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来求我们。”

诃额仑苦笑一下，把几个孩子搂在怀里，不由自主地思念起了丈夫也速该。

铁木真用大话安慰母亲的那天晚上，泰赤乌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抛弃铁木真一家。第二天天未亮，泰赤乌整个部落拔营而去，只留下残余的火星飞翔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开始自力更生

泰赤乌部不仅自己走，而且还带走了其他部落的人，包括乞颜部。这一晴天霹雳打在诃额仑的头上，她在蒙古包外险些站立不住。蒙立克的父亲察剌合气愤不过，爬上马背追上了泰赤乌部，他拉住部落酋长塔里忽台的马头，恳请他们不要抛弃铁木真一家。塔里忽台并没有尊老爱幼的美德，说：“深水已干涸，巨石已破碎。你若不从我的马前闪开，我就给你一矛。”

察剌合跳起来抓住马的鬃毛，说：“你们这是忘恩负义，要遭长生天（蒙古人信仰的宗教神）惩罚的！”

塔里忽台哇呀呀怪叫起来，从身边的人手里夺过长矛，踢开察剌合，刺向他的后背，然后指着察剌合的鼻子说：“他也速该家对我们有什么恩？你赶紧滚开。”

察剌合身中长矛，回到诃额仑的蒙古包时已奄奄一息。铁木真趴在这位老人的床前伤心地哭出声，这是他在这个冷酷的社会上蹒跚学步的开始，他后来对敌人的残酷无情正是这一课教授给他的知识。

诃额仑麻利地察看了察剌合的伤口，发现察剌合必死无疑，她突然浑身生出一股勇气，奔出蒙古包，持了代表乞颜部的九尾大纛跨上马背，向泰赤乌部撤走的方向追去。

泰赤乌部认为抛弃铁木真一家心安理得，所以慢悠悠地走着，诃额仑很快就看到了车辆、牲畜群和牧民群如一条长龙缓慢地行进在路上，长龙的最前头是塔里忽台，他骑在马上，得意洋洋。诃额仑沿着长龙飞奔到龙头前，勒住缰绳，挡住塔里忽台，使尽全身力气把九尾大纛在空中一振，大声说：“你们忘记了当初和也速该在一起的誓言了吗？你们怎么敢背叛誓言抛弃他的后代，就不怕长生天惩罚你们吗？”

这突如其来的质问起到了短暂的效果，很多人都低下头，塔里忽台也险些被震住，不过他已是铁了心要抛弃诃额仑一家，所以马上充满勇气，向地上吐了口水说：“什么誓言，你是说生死与共吗？他已死了，我们难道也和他一起去死吗？”

诃额仑气得嘴唇直颤，塔里忽台很担心她继续煽动部众，一夹马冲向前把她挤到了一边，长龙继续向前行进。不过诃额仑这次并没白来，乞颜部的人良心发现，主动留了下来。

这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返照。几天后，这批乞颜部的人趁夜拔营，再一次悄悄地抛弃了铁木真一家。让铁木真一家最为悲愤的是，也速该生前最信赖的助手蒙立克也走了。他们离开的理由是充分的：也速该已死，诃额仑没有能力带领他们狩猎和进行掠夺战争，效忠这个家族已不能带来任何利益，效忠何用？

诃额仑召集了家庭会议，参加会议是当时留下的所有人，铁木真和他三个同胞弟弟合撒儿、合赤温、帖木格，一个同胞妹妹帖木仑，两个同父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别里古台。还有也速该的小老婆速赤格勒以及两个女奴。

诃额仑说：“我们现在一贫如洗，只剩下两个蒙古包，你们年纪又小，我又是女流之辈，想在草原上生存下去，没个壮劳力是不成的。所以我现在有三个计划，你们看哪一个最适合咱们。第一，跟上塔里忽台，谄媚他，让他收留咱们；第二，去投靠附近的札答阑部；第三，我们自力更生。”

长时间的沉默。最终，铁木真打破了沉默：“我选第三条路。塔里忽台是个畜生，不可能收留我们，投靠札答阑部难免寄人篱下。母亲大人，只要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山。”

诃额仑对铁木真的志气很欣赏，然而，豪言壮语说起来容易，因为它只需要上下嘴唇一碰，但实际生活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诃额仑发誓要把孩子们养大，她像个原始人一样到处采摘野果、挖掘野菜给孩子们充饥。她奔波于鄂嫩河上下，如同猴子一样攀登于悬崖峭壁旁，采摘连畜生都不喜欢吃的野果。诃额仑只能充当采集者的角色，因为她没有狩猎的能力。

铁木真和他的弟弟们也为母亲分忧，他们在河边钓鱼，在草原上捕捉旱獭，用自制的弓箭射击树上的小鸟。总之，诃额仑一家现在靠着大自然上顿不接下顿地存活着。

在此之前，铁木真是小贵族，衣食无忧。忽然之间从高处滑落到贫穷无依的境地，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终于了解到在社会的底层意味着什么，知道了没有个完整的家庭是什么情状，知道了没有足够的牲畜提供肉、奶或毛毡来搭建蒙古包的辛酸。他在勉强糊口的生存挣扎中，异常渴望着当初享受的富裕和自由。

这种心情在他和札答阑部的札木合相识后更加迫切，札答阑部也属于蒙古血统，不过也速该在世时始终没有把他们团结到自己麾下。和其他蒙古部落一样，札答阑部也骁勇善战，最近几年势头极盛，而札木合则是这个部落酋长的长子，没有意外，他将是明日的札答阑部掌门人。

二人相识那天，铁木真正在用一块白布“忽悠”旱獭，旱獭的“蠢笨”极不可思议，它对白色过敏，看到白色就浑身发抖，不能动弹。草原上的人捕捉它时，只要用一块白布吸引它的注意力，再慢慢靠近它就能手到擒来。铁木真的白布“吸引”了一只旱獭，当他正慢慢靠近他的猎物时，突然从身侧蹿出一个人，扑向呆若木鸡的旱獭。遗憾的是，旱獭一扭腰，从他的胯下溜过，摇头摆尾地逃走了。

铁木真大为恼怒，因为这可是他家一天的食物，那人却满不在乎，胖胖的脸上露出笑容说：“我赔你一只，我部落里多的是。”

铁木真听说有了一天的食物，也就不和对方斤斤计较了，二人攀谈起来，对方说他叫札木合，是札答阑部首领的长子。铁木真通报了自己的名字，后面又加上一句：“我是也速该大人的长子。”

札木合连连点头，说：“听说过你父亲。你们部落，唉！”

铁木真知道他叹息的是什么，看到他穿着崭新的羊毛衣，再看看自己身上已经磨破的衣服，他有些自卑，再想到自己本来也可以像札木合那样，更添愤怒。不过札木合无视这些，从此他和铁木真经常往来。有一次，札木合把自己的髀石（一种游戏器具）送给了铁木真，铁木真也送给札木合自己的髀石，二人结成安答（兄弟）。

又有一次，札木合把自己制造的响箭送给铁木真，这种响箭在捕捉草原上的呆头鹿时特别有用，它的响声会令受惊的鹿抬起头来一动不动地仔细倾听，自然就成了活靶子。铁木真喜欢这种箭，多年以后，他把这种箭装备到了他的军团中。

二人的友谊一直持续着，只是因为身份和经济条件的不同，铁木真很少有时间和札木合在一起。

就是在和札木合这位贵公子相识后，双方境遇的天壤之别让铁木真暗暗发誓，一定要让那些夺走他富裕和自由的人付出血的代价！

但有个前提，他必须要和母亲以及兄弟们用勤劳的双手重新获取富裕和自由。

杀弟

表面看，铁木真家族的艰苦奋斗是一幅和谐的画卷，每个成员都在为家族的复兴不遗余力。实际上，在孤立的处境和贫苦的生活状态下，必然会产生不和谐的音符，因为有些人是无法吃苦的。

对蒙古儿童来说，父亲不仅是家长，还是老师，蒙古儿童的早期教育全来自父亲，父亲对孩子有引导和命令的双重权力。遗憾的是，铁木真和他的兄弟们没有了父亲，而母亲诃额仑又在为生计奔波，所以他们在教育的接受上完全空白。

作为家庭的老大，铁木真早已有了一种想法：他必须担当父亲的角色，他不懂如何教育弟弟们，但却可以命令他们。才十多岁的铁木真就已意识到，团结才是力量，而团结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力量，其基石就是规矩，没有规矩、制度的团队，只是团伙，毫无前途可言。

为此，铁木真给弟弟们立下很多规矩。他说：“在艰苦岁月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领导者，在领导者的带领下共同进退，谁也不能我行我素，破坏团结气氛。”

每当铁木真向他的弟弟们灌输这一观念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别克帖儿就夸张地笑起来。别克帖儿比铁木真小一岁，块头却比铁木真大，在外人看来，他瞧不起铁木真，尤其是铁木真总装老大的行为更让他嗤之以鼻。

别克帖儿任性自私，在兄弟们中间早已声名狼藉，即使是他同胞弟弟别里古台对他也很有意见。别克帖儿处处触犯铁木真的底线，铁木真要求大家天不亮就出去干活，别克帖儿却在帐篷里睡大觉；铁木真时常召开会议谈论事情，别克帖儿总是不参加；铁木真禁止大家抢夺别人靠劳动得来的果实，别克帖儿总是把抢兄弟们的东西当成乐事，无组织无纪律。面对家庭机器这个松懈、游离出去的零件，铁木真握紧拳头，发誓要给这个桀骜不驯的弟弟一点教训。

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母亲，诃额仑经过一天的劳作本已疲惫，可听了铁木真的话马上精神起来，那是一种紧张和恼怒。她对铁木真说：“你们是亲兄弟，要团结，怎么会有这种可恶的想法？”

铁木真说：“一个家庭和组织必须要有纪律，人人都应该遵守纪律，可别克帖儿总是违反纪律。”

诃额仑摆手示意铁木真不要讲下去，最后她用一句话结束了这次短暂的谈话：“你们要团结，不能生间隙。”

铁木真是个孝子，所以暂时谨遵母命，但连续发生的两件事让他暗下了要教训别克帖儿的决心。

那是秋高气爽的一天，铁木真的同胞弟弟合撒儿用札木合给的响箭射下了一只云雀，当他拎着云雀蹦蹦跳跳地回蒙古包炫耀时，半路遇到了别克帖儿。别克帖儿一看到合撒儿手上的云雀，眼睛都直了。这很好理解，没有高超的箭术，谁都拿云雀没有办法。而合撒儿在射箭上天赋异禀，小小年纪就已是百步穿杨的神射手，所以在家族中，云雀也只有他能射下来。

别克帖儿拿出久经磨炼的流氓相，伸手出去，对合撒儿吼道：“拿来！”

合撒儿急忙把云雀藏到身后，颤声说：“不！我要给母亲大人。”

别克帖儿大叫一声，扑向合撒儿，二人扭打在一起。就在这时，铁木真来了，他连喊“住手”，合撒儿很听话地松开别克帖儿，别克帖儿却仍在向那只云雀进攻。合撒儿已抵抗不住，就把云雀扔给了铁木真。别克帖儿好像疯了一样，冲向铁木真，一拳揍到铁木真的脸上，终于把云雀成功抢到手。

铁木真捂着脸，气急败坏，指着别克帖儿：“你还敢抢我的东西？！”

别克帖儿从未将这位大哥放在眼里，不过从铁木真手里抢东西这还真是第一回。他的确有点心虚，所以梗着脖子，用流氓思维回答铁木真的质问：“这是合撒儿的，怎么就成你的了？”

铁木真哑口无言，别克帖儿扬长而去。半路上，他想到铁木真中了自己一拳，先是紧张，又一想到铁木真哑口无言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原来这个总装腔作势充老大的家伙也不过如此！他只想到这里，接下来的想法就是，这只云雀是他独自享用，还是分给母亲和弟弟别里古台一点呢？

当天晚上，铁木真肿着脸和合撒儿到母亲那里告状，诃额仑讨厌这一话题，还是重申她的意思：大家要团结，不要生间隙。为了证明团结的力量，诃额仑还给铁木真上了一堂模拟课。她把一支箭扔到铁木真脚下，说：“把它折断。”

铁木真轻易地折断了它。

她又把十支箭扔到他面前，说：“再折断它。”

铁木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没有折断。

诃额仑指着铁木真手中的十支箭说：“你看，团结才是力量。”

铁木真无动于衷，以他的看法，别克帖儿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正在消耗团结的力量。

从母亲的帐篷出来后，合撒儿噘着嘴说：“母亲和稀泥。”

铁木真咬牙切齿地说：“再给他一次机会！”

合撒儿没听明白，正要询问，铁木真已经大踏步走了。

不久，合撒儿就明白了哥哥铁木真那句话的意思。

秋天的蒙古草原上气温低了许多，夜晚时已有霜降，河面开始结起一层薄薄的冰，只有正午时分，在强光照射下，冰才消融，也正是这个时候，才能钓到不错的鱼。

云雀事件的几天后，铁木真与合撒儿在河边钓到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鱼，二人正在高兴时，别克帖儿来了。

看到铁木真手中的大鱼，他再一次眼睛发直。几乎是本能的，他冲上来就抢。铁木真死死保护他的鱼，但他没有别克帖儿的力气和志在必得的毅力，所以那条鱼很快就到了别克帖儿手中。

铁木真死盯着他，如同死神盯着他的目标。别克帖儿没有发现这道死亡之光，摇头摆尾地走了。

晚上，铁木真和合撒儿再向诃额仑告状，诃额仑累得半死，况且一直以来，她认为别克帖儿的行为只是小孩子的胡闹，没有铁木真说的那么严重。所以她仍然要铁木真团结他的弟弟们，不要生间隙。

铁木真从母亲的帐篷里出来后，阴沉着脸把合撒儿拉到角落里，一字一顿地问道：“敢不敢杀了别克帖儿？”

合撒儿张大了嘴巴，半天闭不上。铁木真先是给弟弟讲道理：别克帖儿屡次抢咱们的东西，如果任他这样胡闹下去，这个家就没有了规矩，没有了规矩，大家就各干各的，那就是一盘散沙。母亲不也经常说，咱们要团结吗？要团结就必须要有纪律，别克帖儿没有纪律，我们就该杀了他。

合撒儿还在张着嘴，他对哥哥的决定震骇不已。铁木真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而是用命令的口气对合撒儿说：“明天，找机会杀掉他。”

暗箭所以难防，是因为在明处的人没有准备，尤其重要的是，用暗箭伤人的人始终在关注目标，所以机会是大把大把的。

第二天，铁木真和合撒儿背着弓箭，四处寻找别克帖儿。在一个被绿草包围的小山坡上，他们发现了别克帖儿。

铁木真马上就制订了计划，他从别克帖儿的背后悄悄摸过去，而合撒儿则从别克帖儿的前面接近他。两人在茂密的草丛中匍匐前进，慢慢地接近目标，就像猎人不想过早地惊动猎物而小心翼翼地接近猎物一样。别克帖儿在山坡上悠然自得，吹着口哨，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临近。

当接近一定的距离，确定别克帖儿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时，铁木真把箭搭到弦上，打了个暗号，他和合撒儿一起站了起来，瞄准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大的猎物。

别克帖儿先看到了合撒儿引满的弓，不由自主地回头，又看到了铁木真指向他的弓箭，搭在弦上的箭镞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正是铁木真随身携带的那支响箭。

从二人充满怒火的眼中，他一切都明白了。这不是兄弟之间的恶作剧，而是敌我之间的生死对峙。

他无路可逃，因为距离太近了，而且合撒儿又是神射手，此时此刻，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利用情感攻势。他看着铁木真，问：“咱们是一父所育的兄弟，你忍心杀弟弟吗？”

铁木真把弓弦又向怀中拽了一下。别克帖儿发现这招无用，又陈大义：“你的敌人不是我，咱们有同一个敌人，那就是泰赤乌部。我们应该团结一起向他们复仇，而不是自相残杀。你俩怎么可以把我当成是眼里的沙子、喉咙里的骨头呢？”

没有任何回音，铁木真冷冷地盯着他，就像是盯着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他终于死心了，换了一种腔调对铁木真说：“不要杀我弟弟别里古台。”

铁木真小声地说了一个字：“好！”三指一松，箭射了出去。与此同时，合撒儿早已瞄准猎物后心的箭也射了出去。

别克帖儿一命呜呼，他是第一个因触犯铁木真的权威而付出代价的人，但如你所知，他绝不是最后一个。

虽然已杀掉别克帖儿，可杀气依然在铁木真脸上。当他回到蒙古包见到母亲时，诃额仑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严厉责骂兄弟二人：“你们是杀人魔鬼，禽兽不如，愚蠢透顶。你们现在除了影子外就没有朋友和帮手，居然还要杀你们的兄弟。泰赤乌部的仇，你们恐怕是不能报了，此生我就看着你们屈辱地活着，一直到死。”

铁木真没有反驳，因为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弟弟们都确定了一件事：铁木真的权威不能被挑战，现在，铁木真就是这个家庭的权威。

铁木真杀弟这件事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在这位未来征服者的少年时代，就已经具备了为了取胜和保持领袖地位所必需的那种冷酷无情。

囚徒铁木真

对挑战他权威的人冷酷无情，对于那些背叛他的人，只要有机会就要十倍的冷酷无情，比如抛弃他们的泰赤乌部酋长塔里忽台。

塔里忽台自抛弃铁木真一家后，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偶尔想起铁木真一家时，他总会幸灾乐祸地问属下：“诃额仑一家是不是死在鄂嫩河里啦？”

大多数属下的回答都让他高兴：“大概是吧！”

可有人的回答就让他很扫兴：“诃额仑一家都还活着，尤其是她的长子铁木真，俨然是个大人了。”

塔里忽台做贼心虚，不安地说：“雏鸟还活着，已经能高飞。乳臭未干的小孩已长大成人……”

他转起了圈，越转越快，他对几年前抛弃诃额仑一家时铁木真眼里的火焰仍记忆犹新。他猛地停住，下令：“你们去把铁木真给我捉来！”

一支二十人的骑兵部队快速奔向鄂嫩河上游铁木真帐篷所在地。当他们出现在诃额仑一家的视线里时，铁木真明白了两件事：第一，这是敌人塔里忽台的骑兵；第二，如果他们是来开战的，那么，胜负已分。他显然是失败的一方。

诃额仑和铁木真的想法一样，慌张叫喊着让大家向森林里跑。妇女儿童先跑了进去，铁木真和弟弟合撒儿、别里古台站在森林边缘，誓死保护家人。别里古台有着天神般的力气，很快就砍倒一棵大树，当成防御物，神射手合撒儿连发三箭，由于风速原因，箭箭都空。但他精湛的箭术却让塔里忽台的骑兵出了一身冷汗，骑兵队长使用离间计，向他们大喊：“我们要的是铁木真，其他人都可以活命！”

别里古台和合撒儿都看向铁木真，说：“大哥你快跑吧！”

铁木真傲然道：“关键时刻，我怎么可以抛弃你们？”

两个弟弟说：“你没听见他们说吗，只捉你，你走了，能拯救自己和大家。”

铁木真想了一下，就拿定主意，跳上马背，钻进森林。这是一片少有人迹的森林，密密麻麻的雪松、落叶松和其他高矮错乱的树木，即使是狗熊在里面都跑不起来，自然更不利于骑兵展开行动。塔里忽台的骑兵见铁木真骑马而逃，便信守承诺撇开诃额仑一家，纵马直追铁木真，一直追到森林边缘才勒住马。他们不敢深入，只是紧紧地守住森林的入口，守株待兔。

铁木真在森林里藏了三天三夜，饿了就可怜兮兮地挖掘森林中的野菜，渴了就咀嚼树叶里的水分。第四天凌晨，铁木真认为敌人已经离开，就蹑手蹑脚地向森林入口走去。离出口还有几米远时，他决定骑上马背，可一回头发现马鞍不见了，这让他吃了一惊。他清楚地记得，准备出来时已经把马鞍子拴牢了。一道闪电映入脑海，他认为这是长生天在示警，敌人还没有走。

于是他调转马头，蹑手蹑脚地回到了森林深处。这一躲又是三天三夜，饿了就吃草根，渴了再吸吮树叶。第七天，铁木真心想，他们肯定走了。他牵着马，甚至想哼出几句蒙古小调来庆祝胜利。离森林出口几米时，他下意识地扭头看马鞍。马鞍还在，他欣喜起来，小声地哼出一句小调，突然“轰”的一声，好像从天降落一块巨石砸到了地上。铁木真吓得急忙蹲下，的确是块巨石，似乎真的是从天而降，横亘在森林入口处，压折了它周围低矮的树木。

据说，这块巨石足有蒙古包那么大，白如雪，坚如铁，挡住了铁木真的去路。铁木真的脑海中出现一道闪电，他惊叫道：“这是长生天不让我出去啊，看来敌人还没有走！”

他先是跪在地上磕头，向长生天表示感谢，然后返回森林深处。又躲了三天三夜，饿了开始吃树皮，渴了仍然吸吮树叶。大自然让他生存了九天，第十天，他有点恼怒地想，这回他们该走了吧。他牵着马向森林入口走去，行走过程中，他时不时地回头看马鞍子，马鞍子在。他又去看森林入口处，让他惊喜的是，那块巨大的白石不见了！

这是长生天的意思，铁木真狂喜起来：“敌人走了，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他跳上马背，给了马狠狠的一鞭子，马开始加速，冲出森林。就在冲出森林的一刹那，铁木真眼前一晃，整个天地倒转过来，他听到了马嘶，看到绿地离自己的脸越来越近，最后终于重重地撞上了它。他“哎哟”一声，整个身体趴在地上。如你所知，这是惯性，他的马被什么东西绊倒，把他摔了出去。

铁木真很快就知道了绊倒马的是他的敌人，因为他们已围了上来，对他拳打脚踢，还咒骂道：“你这个小崽子，居然这么有毅力，躲了九天，险些没把我们熬死！”

铁木真鼻青脸肿地被活捉了。

长生天这次没有给他警示，他好像因为此事恼怒了一会儿。不过他如果知道孟子说过的那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话，就不会恼怒了，因为经历磨难是一个伟大人物脱胎换骨的必经步骤。

凡是知道塔里忽台已活捉铁木真的人都断定，铁木真非死不可，包括铁木真自己。出人意料的是，塔里忽台全方位无死角地“鉴赏”完铁木真后，却没有杀他。他眼珠子骨碌地转，最后露出一丝狞笑，下令说：“帮我给他戴上枷锁，各营轮流看守，我要让他知道我泰赤乌部的势力有多大！”

所谓各营就是“阿寅勒”。蒙古人游牧分两种，一种是个体游牧，被称为“阿寅勒”，当时的铁木真一家虽然有几个帐篷，但却属于“阿寅勒”；另外一种就是集体游牧，被称为“古列延”，比如现在的塔里忽台，他的帐篷在中间，主动跟随他的氏族成员们围绕着他的帐篷驻扎，形成一个帐篷群。

泰赤乌部的“阿寅勒”们自然很多，所以塔里忽台才说让铁木真看看他们部落的势力有多强大。

就这样，铁木真戴着枷锁每天都从一个营地转到另一个营地。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前景非常黯淡，没有人来拯救他，他也许会死在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的路上，或者就死在戴着枷锁的睡梦中。在他的人生中，恐怕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不过，此时铁木真有两样法宝，一个是他坚毅的性格，另外一个就是他出奇的好运。

越狱

塔里忽台经常举行不大不小的宴会，自从囚徒铁木真到来后，宴会上必不可少的节目之一就是展览铁木真。每当宴会达到高潮时，塔里忽台就会让看管铁木真的蒙古包主人把铁木真带到宴会中央，他每次的开场白都是这样的：“你们看啊，这个肮脏萎靡的人就是也速该的长子，为他令人作呕的样子，干杯！”

铁木真站得笔直，冷冷地看着狂欢的敌人，眼里燃烧起了火。他咬牙切齿地默默发誓：此仇必报，将来我要十倍奉还给你们！

塔里忽台当然不知道铁木真早就对他恨入骨髓，而每次恶作剧式的羞辱更是让铁木真对他的仇恨雪上加霜。不过有一点让他对铁木真大为敬佩，那就是，在大半年的折磨屈辱下，铁木真从未有过沮丧，始终保持着坚毅的个性，保持着别人所没有的冷静，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但塔里忽台不怕，有谁会对砧板上表现坚毅的肉感到恐惧呢？

性格让他在厄运中存活下去，而运气则让他有了打开囚牢的钥匙。

盛夏的一天，铁木真按照规定被锁儿罕失剌一家看管。锁儿罕失剌一家有着菩萨心肠，夜深人静后，锁儿罕失剌和他的两个儿子沉白、赤老温帮铁木真取下了颈上的枷，铁木真自当囚徒以来第一次睡了个舒服觉。

第二天醒来，铁木真向锁儿罕失剌道谢，锁儿罕失剌取过木枷叮嘱铁木真：“给你取下木枷的事，你千万别乱说。若是被塔里忽台知道了，我肯定遭殃。”

沉白和赤老温看着铁木真，露出同情的眼神。铁木真忽然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摆脱囚禁的机会。他曾几次三番计划越狱，但都被自己否决了。泰赤乌部地盘很大，他纵然逃出牢狱，也不可能逃出泰赤乌部的地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逃出牢狱后先躲在泰赤乌部的某个营里。可谁敢收留他？如今，他看到了潜在的避风港，那就是锁儿罕失剌一家。

能在情况朦胧不明时准确地找到盟友、贵人，这就是智慧。

有了这个基础，铁木真开始寻找越狱机会。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大开方便之门。几天后的夜晚恰好是满月，塔里忽台命令大摆筵席。几十顶蒙古包炊烟缭绕，在月光下显得空灵虚幻。铁木真的节目演毕后被一个瘦弱的男孩看管着，他决心已定，悄悄地摸到男孩的身后，举起手上的枷，使尽浑身力气砸到了男孩的头上。那男孩“哎哟”一声趴到地上，铁木真一看得手，拔腿就跑。

由于身有枷锁，所以他跑得很慢，没出多远就听到那男孩像被门夹了尾巴的猫一样，凄厉地喊叫：“犯人逃跑了！”

铁木真并未因被发现逃跑而惊慌，他冷静地思考，摆在他面前有两条可以逃跑的路线，一是进入密林，二是跳进鄂嫩河。可他马上就打消了这两个念头，泰赤乌部人多势众，进入密林肯定被搜到，鄂嫩河水深浪大，况且夜晚气温很低，他会被冻成冰棍儿。铁木真急中生智，看了看旁边河水内的一溜芦苇丛，跳了进去。

参加宴会的所有泰赤乌人都已拿起武器，有的举着火把进入密林，有的在鄂嫩河边大呼小叫地搜索，时不时地向河中可疑的地方射上一箭。

其实，躲在芦苇丛里并非万无一失，只是和其他两条路比起来，它相对比较安全。不过那天夜晚，月亮丰满，茫茫原野，亮如白昼，泰赤乌人很快就搜到了芦苇丛。

运气！

运气之神降临到铁木真身上，来搜捕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菩萨心肠的锁儿罕失剌。锁儿罕失剌看到铁木真浮在水面上苍白的脸时，先是惊骇——正如铁木真所料，他是潜在的帮手——接着就是怜悯。他环顾四周发现无人，就蹲下小声地对铁木真说：“都说你智勇超群，所以才被塔里忽台捉来囚禁，如今看来果然如此。你不要动，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铁木真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当然希望稻草更坚硬些，他说：“您一定要帮我。”

锁儿罕失剌正要说什么，后面来了一群人，他急忙站起来若无其事地迎上那群人，说：“这地方我已搜过，没有。你们还是到各个蒙古包搜索一下吧。”

那群人看了看锁儿罕失剌忠厚的表情，转身就走了。

锁儿罕失剌见四下已无人，又蹲下来：“你千万别动，他们还会杀个回马枪。”

果然一会儿工夫，那群人又挥舞着刀枪回来了。

锁儿罕失剌深吸一口气，迎上他们，以非常谨慎、非常沉着的口吻劝阻他们：“这地方已经搜过，你们应该去那些没有搜过的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是我们的人，他不过是个半大孩子，而且身戴枷锁，能跑多远？你们只要把所有地方都搜遍了，肯定就能找到他。”

这些人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又掉头去别的地方了。锁儿罕失剌见他们走远，第三次蹲下对铁木真说：“他们不会来这里搜了，你赶紧逃走，寻你的母亲去。这件事万不可对任何人讲，切记切记。”

锁儿罕失剌说完这些，站起身来就走。铁木真不敢大声叫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恩人的背影消失在月光里。

铁木真当然有话要和锁儿罕失剌说，内容大概是：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现在身有枷锁，根本跑不出泰赤乌人的地盘，您不如把我带到您家躲藏起来，风声一过，我再走。

虽然这些话没有当面传达给锁儿罕失剌，不过铁木真逃跑之前已经下定决心，必须要让锁儿罕失剌送佛送到西。他的办法是：只要跑进锁儿罕失剌的家中，这一家人就没有不救他的道理！

因为这是他从前几日和今天锁儿罕失剌的表现中总结出来的。

后半夜，人声沉寂，铁木真小心翼翼地从芦苇丛中爬出来，大致辨认了下锁儿罕失剌家的方向，踉跄着奔去。

泰赤乌部各营稀稀落落地分布在草原上，到底哪一个是锁儿罕失剌的家，铁木真早已胸有成竹。那天他在锁儿罕失剌家住宿时发现他家是制作马奶的，制作马奶需要搅乳器，如同今天北方人吃饺子前使用的捣蒜器，所以他一面走一面竖耳倾听，终于，让他听到了这种声音。循着这一声音，他摸上了锁儿罕失剌的蒙古包。

他敲毛毡门，锁儿罕失剌来开门，就看到了这个阴魂不散的铁木真。锁儿罕失剌又惊又怒：“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我不是让你回家吗？”

铁木真不出声，锁儿罕失剌的两个儿子沉白和赤老温急忙把铁木真请进来，对父亲说：“麻雀已逃出樊笼，藏于丛林，丛林都会遮蔽拯救它，现在惶惶的铁木真到来，咱们连丛林都不如吗？”

不等父亲回答，沉白和赤老温就把铁木真拉进蒙古包，去掉了他身上的枷锁，并且把枷锁扔到火炉里烧掉，毁灭痕迹。

锁儿罕失剌阴沉着脸，既对铁木真也对两个儿子说：“塔里忽台明天肯定会全面搜索，各个营都不会放过，你看看这蒙古包哪里有藏人的地方。”

沉白说：“不如给铁木真一匹马，让他趁夜逃走。”

锁儿罕失剌瞅了这个笨蛋儿子一眼说：“他们现在全面戒备，只要听到马蹄响，就会循着马蹄印追赶，铁木真能跑过他们吗？”

赤老温的想法很成熟：“只有等过几天他们松懈下来了才能走。我倒有个办法，等他们来搜查时可以把铁木真藏在羊毛车里。”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其实也是唯一的办法。铁木真暂时押注成功。

两天后，塔里忽台的搜索队来了，他们搜遍了整个蒙古包，最后准备搜羊毛车。锁儿罕失剌装出一副冷笑的样子说：“这么热的天，谁会傻到躲进这里，不被热死也会被闷死。”

搜索队看着小山一样的羊毛车，认为锁儿罕失剌说得很有道理，只是象征性地用长矛向羊毛车插了几下，就离开了。

搜索队的马蹄声消失后，绝处逢生的铁木真从羊毛车里爬出来，满脸通红，浑身流汗，向锁儿罕失剌一家人道谢。

锁儿罕失剌也出了一大身冷汗，他再也不想这样担惊受怕了，迅速打发铁木真逃走。他给铁木真准备了一匹马、一只烧羔羊、两壶马奶酒、一张弓、两支箭。蒙古人不吃生肉，《蒙古秘史》说，锁儿罕失剌没有给铁木真火镰（用钢做成的取火工具，形似镰刀），他的用意是，铁木真在没有火镰的情况下，必须马不停蹄地赶路才能保证食物能坚持到最后。当铁木真消失在地平线时，锁儿罕失剌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这几天，他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随时都会蹦出来；他的脑袋就挂在裤腰上，随时都会被人拿走。现在，他终于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把脑袋放到脖子上了。

幸运之神再度青睐铁木真，一路上，他没有遇到塔里忽台的搜索队。当他顺利来到家族扎营的地方时，已是人去楼空。但这难不倒他，他知道母亲和弟弟们已经离开此地，只要循着人畜在草地上留下的踪迹，就能找到家人。

在几天的寻觅后，他终于在肯特山脚下和他的家人重逢。所有人都喜极而泣，诃额仑怜惜地抚摸着铁木真的乱发和瘦骨嶙峋的脸。铁木真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是蒙长生天的保佑才得以生还，虽然吃了很多苦，但这是一时的，积累的经验却是终身受益的。”

越狱事件锻炼了铁木真的行动力，自此后，他知道了何时行动，并且果断地行动。同时，这件事更使他的意志力如虎添翼。“意志力比黄金更宝贵。”多年后，他这样说。

铁木真寻马记

付出必有回报，经过几年的埋头苦干，铁木真16岁那年，家里已经有了九匹马。然而厄运从天而降，那天阳光灿烂，别里古台骑着一匹马早早出去捕捉喜欢卖萌的旱獭，另外八匹马在蒙古包外愉快地吃草。三个盗马贼骑马如旋风而来，就在铁木真一家眼皮子底下赶走了那八匹马。由于没有其他的马，铁木真一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既愤怒又无助。

畜群是蒙古草原上的货币本位，如同今天的美元。草原人们会按物品的大小，用一只羊、一头小牛或是一匹马来“购买”，其中尤以“马”的面值最大。畜群还是硬通货，如同今天的金银，纵然不当作货币，也有高价值，尤其是“马”。草原人移动时要用马，狩猎要用马，劫掠或战争更要靠马，马乳是他们的饮料，必要时还可以饮马血、吃马肉保命。马皮可以做帐篷，马尾和马鬃可以做绳索。

丢了马，就等于丢掉了家庭的命脉，铁木真的几个弟弟都要哭出来了，只有铁木真直挺挺地站着，眼睛望着盗马贼逃走的方向，脸色铁青，眼睛喷火。

晚上，别里古台带着几只旱獭回来了，得知命脉被绝，哇呀怪叫，翻身上马，就要去追赶。铁木真命令他下马，说：“你累了一天，不可能追上。”合撒儿同意大哥的意见，自告奋勇要百里追凶。

铁木真也把他拦下，果断地说：“你二人都不要去，我是大哥，应该我去。”

还未等众人反应，铁木真已蹿上马背，在马屁股上象征性地抽了一鞭子，那匹失去同伴的马就如风一般地飞了出去。

铁木真才跑了大半夜，那匹马就如得了哮喘，呼哧呼哧。铁木真打量了下那匹马，暗暗叫苦。这匹马在九匹马中排名倒数第一，是匹货真价实的劣马。如果那八匹马是黄金，这匹马就是破铜。铁木真不希望这匹马牺牲在半路，只好放慢速度，循着盗马贼的马迹心急如焚地追踪。

由于速度太慢，时间太长，马迹渐渐消失了，追踪到第三天东方发白时，铁木真发现正前方有一群马，晨光熹微中，那些马身强力壮，皮毛光滑如神龙。一位英俊少年正在一匹马的胯下老练地挤奶。

显然，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用蒙古人的评价标准则是伯颜，也就是富豪的意思。

小富豪看到铁木真骑着一匹不中用的马，风尘仆仆，知道必有事，他主动上来问询。铁木真说：“你最近是否看到有三个人骑着三匹马、赶着八匹马从此路过？八匹马中有一匹银灰色的，特别醒目。”

小富豪不假思索地回答：“看到过，就在天亮前。”他指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说，“朝那儿去了。”

铁木真说了声感谢，准备向着太阳即将升起的地方冲去，小富豪速度飞快、精准地抓住了他的缰绳，关切地问道：“怎么回事？”

铁木真瞬间就从对方的话语中感受到了古道热肠和侠骨柔肠，他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小富豪就夸张地暴跳起来。这并不怪他，因为在草原上，盗马不仅触犯刑法，还是在挑战淳朴的草原道德和草原秩序。在草原上，盗一匹马被捉到后就要赔偿九匹马，盗马人还要受肉刑。在草原上，盗马贼猪狗不如。

小富豪拍着胸脯，激动地对铁木真说：“你这事我管定了，我和你一起去。”

有些人一旦下定决心，没有人可以拦下来。小富豪的仗义让铁木真至为感动，除了同意他的加入，没有别的办法。

小富豪扔了马奶桶，挑了一匹看上去最强壮的马，动作麻利地跳上马背，向铁木真使个“出发”的眼神，一踢马肚子，先跃了出去。突然，他勒了缰绳又折回。他跳下马，在他的马群里仔细地搜索半天，牵出一匹浑身黑如煤炭的良马来。他对铁木真说：“你那匹马太烂，骑这匹。”

此时的铁木真也顾不得尊严了，麻利地换了马，二人骑上马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奔。

在路上，二人闲聊。

小富豪自称博尔术，是附近名声很大的富豪纳忽的独生子。铁木真报上姓名，博尔术惊喜道：“我听到过你的名字呢！你的父亲、你一家被部落抛弃后的艰苦生活我都知道，想不到你居然有了九匹马。”

铁木真很谦虚，又很自卑，他说：“哪里有九匹马？现在只有一匹了。”

博尔术扯着嗓子说：“铁木真兄弟，你放心，我肯定帮你找到马！”

二人互望一眼，心里已结下坚如磐石的友情。

寻马异常辛苦，他们在草原上驰驱了两天，也没有见到盗马贼的影子。博尔术有点焦急，倒是铁木真劝他冷静。博尔术对铁木真表现出来的镇定从容大为叹服，第三天太阳落山时，长生天不负苦心人，二人终于在一座小山丘上看到了一个营地，营地外面拴着至少有十匹马，博尔术兴奋得几乎要在马背上翻跟头，铁木真却让他安静一下，他定睛细看，果然看到了那匹银灰色的马，正在气定神闲地吃草。

铁木真观察了营地周围的环境，发现对方没有警戒，于是对博尔术说：“朋友！那正是我的马，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偷偷把它们驱赶出来。”

博尔术急了：“我是来和你并肩战斗的，你却让我在这里傻站着，这不是对待朋友的态度啊！”

铁木真劝他的新朋友：“这是有风险的，万一在驱赶马匹时被他们发现，他们肯定会用武力对付我。”

博尔术大叫起来：“我当然知道有风险，所以才不能让你独自去冒险。如果我怕风险，早就不来了。”

铁木真见博尔术如此执拗，只好答应。二人小心翼翼地骑到营地马群边，解开了那八匹马的缰绳。听到帐篷里饮酒作乐的喊叫声，二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几乎是闭着眼把马驱赶到营地之外的。当听不到帐篷里的人声后，二人加快了驱赶的速度，马儿奔跑起来，大地震颤。

博尔术偶然一回头，叫了一声：“不好，他们追出来了！”

铁木真也回头，看到两匹马飞奔而来。他听到博尔术说：“朋友，给我你的弓箭，我断后。”

铁木真勒住马，从身后取出弓，又从腰间取出那支札木合送给他的响箭搭到弓上，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对博尔术说：“你走！”

博尔术像是中了咒语一样，身不由己地转身就走。

两个盗马贼已进入射程，铁木真瞄准了其中一个，那人发现了，急忙勒住马，盯着铁木真。铁木真大吼一声，抬手把箭射向天空，那支箭发出凄厉的叫声，穿上云霄，过了一会儿，又带着凄厉的叫声如一道闪电般从天而降，顺着盗马贼的马脸垂直地插进草地里，箭杆犹在不停地震颤。盗马贼叫了一声，隐约看到铁木真又去腰中取箭，扭头就跑。

他们当然见过很多种箭，但没有见过这样从天而降、险些要了他们命的箭。

铁木真等他们跑远了，驱马取回那支箭，对着盗马贼的营地冷笑一声，掉转马头和博尔术会合去了。

博尔术现在对铁木真已是喜爱加钦佩，他暗暗发誓要把铁木真当成他此生最好的朋友。铁木真给他看那支箭时，他惊异地发现箭镞是铁制的，光滑锋利。在当时的蒙古草原上，铁制箭镞非常少，博尔术欣喜地摩挲着那支箭，铁木真看着他孩童般的新奇，淡淡地说：“将来这种箭在我的部落里会越来越多！”

三天后，轻车熟路的博尔术和铁木真回到了博尔术的家。博尔术的老爹纳忽从帐篷里蹿了出来，脸上布满焦急和惊喜。

纳忽把儿子博尔术用力地搂进怀里，眼泪哗哗，随后嗔怒道：“你这个畜生，一走就是六天，什么事这样着急，连个招呼都不打？”

博尔术阳光的脸上现出自豪的笑容，他对父亲说：“如果我告诉你，你肯定会阻止我，这样我就结交不了铁木真这个朋友了。”

纳忽这才看到铁木真，铁木真那种隐隐约约的领袖气质打动了他。吃饭时，他对两人说：“你二人既然已是朋友，以后就该彼此照顾，不要闹翻，友谊要地久天长。”

二人连连点头。第二天，铁木真要走，博尔术并不挽留，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穷苦人家来说，丢失八匹马后，人人都会彻夜不眠。

临行前，铁木真为了感谢博尔术的慷慨相助，要给博尔术四匹马。博尔术断然拒绝。他说：“我帮助你，是因为对你同情和友好，不是为了你的财产。况且我的财产多如山，怎么可以要你的东西呢？”

铁木真握紧博尔术的手，博尔术反握过来，说：“以后有事就说话，我义不容辞。”

博尔术果然没有食言，几年后，他就自带军粮和士兵投靠了铁木真，并且心甘情愿地成了铁木真的下属。

有些事可能是天注定，就如博尔术一见倾心铁木真。这大概只能解释为，那些伟大的领袖人物天生就有一种气质，它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周围的坚铁。

当铁木真骑着那匹银灰色的强马、赶着另外八匹马出现在营地时，蒙古包沸腾了。他的母亲和弟弟们担惊受怕了近十天，如今终于盼回了铁木真，更使他们欣喜如狂的是，八匹马也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铁木真再一次成为家族的英雄人物，从他那双犀利的眼睛随时闪耀着的摄人心魄的光芒中，人人都预料到，这位乞颜部少年酋长的领袖地位已无法动摇。

“黑貂皮袄”外交

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投奔铁木真，草原上的生存经验告诉他们，只有团结在一个不畏艰险又有杰出才能的领导人周围，才能得到好处。各个营地的蒙古人来了，他们希望铁木真能带领他们进行无数次有质量的狩猎，获取食物。各个营地的老人也把他们的儿孙送来了，他们希望铁木真能带领这些壮汉不厌其烦地去进行掠夺，获取财富。铁木真家族渐渐从“阿寅勒”变成了“古列延”。

水涨船高，铁木真的野心被这些人的拥护所激起。不过在他16岁这年，如果说他有称霸草原的野心，那是极不现实的。铁木真当时固然有野心，可能也仅仅是想做个蒙古乞颜部强有力的酋长。

当然，他的野心还表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娶妻。妻子原本就有，不必寻找。几年来，他之所以不去迎娶妻子孛儿帖，就是因为他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自身还难保，怎么能保护妻子？如今大不同了，他有了自己的子民，虽然才一百多人。

他穿戴整齐，和他的弟弟别里古台踏上了通往岳父家的路。

德薛禅热情地接待了他，先是嘘寒问暖，然后诉说他那菩萨的心：“这几年听到你生活的艰难，还听说塔里忽台把你当成猴子一样到处展览，我痛心疾首，很难过自己没有能力拯救你。”

老岳父说这话时，挤下几滴眼泪，铁木真毫不动心。弘吉剌部在草原上的实力之差，人所共知。它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能为强大的部落提供美女，这也是它存活下来的原因。铁木真从未奢望岳父能为他提供任何帮助，所以岳父的话就等于耳旁风。

他最激动的就是看到了已亭亭玉立的孛儿帖，我们今天看孛儿帖的画像会发现她奇丑无比，画像中的她拥有一张肥硕的脸和两只睁不开的眼。这可能是画家故意为之，象征了她的母仪天下。真实的孛儿帖如花似玉，有着牛奶一样的肤色，在任何时代任何人眼中，都是美的典范。

出乎铁木真意料的是，老岳父什么都没有说，就爽快地把女儿交到了他的手上，让他带走。当然，孛儿帖的嫁妆对当时的铁木真而言也是惊人的，一百多头羊、十几头牛和二十多匹马，其中一件黑貂皮袄更是价值连城，据他老岳父说，是几年前通过各种关系花了大量硬通货才从金国那里得来的。

回来的路上，铁木真看着黑貂皮袄愣神。孛儿帖温情脉脉地问他在看什么，铁木真说：“这件皮袄真好看。”孛儿帖一笑说：“再好看，也只是件皮袄。”

铁木真不易察觉地一笑，小声说了两个字：未必。

铁木真要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正是他下一步准备复兴乞颜部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重温旧梦。计划的被实施者叫脱斡邻勒，是蒙古部落西南近邻克烈部的领导人。

克烈部居住于今蒙古国土拉河流域，东面是七零八落的蒙古部，西面是强大的乃蛮部，北方是桀骜不驯的蔑儿乞部，南面则是荒漠。克烈部最辉煌时，周围的部落都向它俯首，包括蒙古部落。这个部信仰基督教，是中国景教（唐代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的发源地。

脱斡邻勒野心勃勃，一直想恢复克烈部当年的荣光，不过他志大才疏，始终被内政问题所困扰，铁木真父亲也速该在世时，脱斡邻勒曾被自己的叔叔驱逐出境，成了流亡酋长。也速该侠肝义胆，帮他收集族人，又帮他出兵恢复了酋长之位。脱斡邻勒为感谢也速该的帮助，和他结为安达，矢志共进退、共富贵、共贫穷。但草原上的誓言如风，也速该被人谋害时，脱斡邻勒却无动于衷，也速该的家人陷入愁苦时，他也两耳不闻。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真理在草原上被人践履得最踏实。

这也正是铁木真这么多年受苦受难却始终不肯去请求脱斡邻勒帮助的原因。而现在，他的翅膀有点硬度了，所以他准备去和脱斡邻勒“重温旧梦”——帮他回忆起他的好兄弟也速该的恩情。

然而旧梦温起来是乏味的，让人毫无兴趣，所以铁木真带上了那件珍贵的黑貂皮袄。在开满淡紫色百里香的黑林边缘，铁木真见到了脱斡邻勒。

脱斡邻勒脖子上挂着银白十字架，在阳光照耀下射出惨白的光。他肥胖，但很匀称，眼神飘忽不定，却又充满温情。

铁木真恭敬地献上黑貂皮袄，又谦虚谨慎地诉说自己早就想来拜访父亲最好的兄弟这些废话，然后又不动声色地吐露他现在已是个有实力的人。这些使得他在脱斡邻勒眼中马上成了一个有尊严、有气质、有前途的年轻领袖。

铁木真把旧梦恰到好处地延伸出去：“您从前和我父亲是兄弟，父亲的兄弟就是我的父亲。”

脱斡邻勒张开他小得夸张的嘴，咯咯笑，眼睛却始终停留在那件黑貂皮袄上面。他对铁木真的重温旧梦没有感觉，对铁木真的礼物却大有好感。于是他站起来，握紧十字架，对铁木真说：“你失散的族人，我帮你聚拢；抛弃你的那些人，我要给他们好看。我要让你的族人都紧紧团结在你的周围，就如同腰附在屁股上、喉附在胸上一样。”

据说，“腰附在屁股上、喉附在胸上”这句粗俗的话是庄严的誓约，不知道脱斡邻勒的精神导师耶稣听到这样的粗话会作何感想。

铁木真的行为相当于主动承认了脱斡邻勒是自己的保护人，他也因此得到了脱斡邻勒的口头契约。铁木真这一步走得相当漂亮，正是在脱斡邻勒的保护和支持下，他才得以战胜蒙古其他部落，做了蒙古人的可汗。

敏锐地找到靠山，是铁木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过有一点是很多人学不来的，那就是铁木真拥有的遗产。铁木真所以能找到脱斡邻勒做靠山，是因为他父亲和脱斡邻勒的关系，没有父亲留下的这份遗产，铁木真根本不能和脱斡邻勒对上话。确切地说，铁木真是靠了父亲留给他的人脉而依上脱斡邻勒这座靠山的。

平民百姓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当然，找到靠山后，就要让其发挥最大价值。虽然山不过来，但我还可以过去。

铁木真主动让脱斡邻勒这座大山发光发热，他的计谋是拉大旗作虎皮。他派人到处宣传，强大的克烈部领导人脱斡邻勒已经是他铁木真的保护人了，二人的关系比父子都亲，铁木真现在如果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沙漠里的玫瑰，脱斡邻勒都能帮他去采摘。

这种宣传，效果显著。蒙古各部落的人闻风而来，仰慕他的人徒步投奔，他的“古列延”以他的帐篷为圆心不断向外辐射，这个圆圈越来越大，铁木真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蔑儿乞来袭

人人似乎都看到，繁花似锦的大路在铁木真脚下延伸。铁木真也认为一帆风顺的前途正向他招手，无奈长生天弄人，一场在十六年前就已注定的横祸从天而降。

横祸来时，天方欲明。诃额仑的老仆豁阿黑臣隐约听到奇怪的声响远远传来，这位老太太人生经验丰富，趴在地上听了一会儿，就慌张地喊起来：“有马蹄声，好多！”

诃额仑急忙奔跑在各个帐篷之间，传达这个可怕的消息。所有人都快速穿好衣服，男人拿起武器冲出帐篷，女人和小孩则谨慎地躲了起来。

铁木真和他的勇士们站在营地之外，合撒儿抻着脖子看向地平线，猜测道：又是塔里忽台吧。

铁木真倒希望是塔里忽台，今时不同往日，他也有一支小部队了，如果塔里忽台这次和上次一样只派二十几个骑兵来，他很有把握让对方全军覆没。

但长生天没有满足他的期望，地平线在一阵剧烈的、神经质的晃动后，现出了敌人的身影。这是一群如龙卷风一样的骑兵部队，足有三百人，呼啸而来。

铁木真几乎要叫出声来，他身边的合撒儿和别里古台也脸色发白，身后的所有族人都浑身颤抖。铁木真明白了，这场仗还没开始就分出了胜负。

他无可奈何地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跑。

族人们一哄而散，合撒儿和别里古台紧跟大哥，跑向那九匹马。铁木真冷静地分配马匹：母亲乘坐一匹，妹妹乘坐一匹，他和四个弟弟各骑一匹，新来投奔他的忠诚勇士者勒蔑荣幸地分到一匹，最后一匹就是那匹患哮喘病的不中用的马，铁木真牵着它，准备在逃跑途中遇到危机时换乘。众人拍打着马匹直奔肯特山下的密林。

铁木真逃进森林前，脑海里萦绕着两个疑问：第一，来的是什么人，怎么会有这么多骑兵？第二，来的目的是什么，抢劫？复仇？

他应该还有第三个疑问：老婆孛儿帖呢？

孛儿帖也在逃跑，但她没有马骑，而是被老女仆豁阿黑臣塞进羊毛车，慢悠悠地走在通往森林的路上。

敌人的骑兵来了，铁木真的第二个疑问得到解答：他们钻进蒙古包，翻箱倒柜；跑出蒙古包，奔着羊群狂笑而去。

他们纵马追击那群跑得慢的人，男人统统被杀，年轻女人统统被抢。几个骑兵拦住了豁阿黑臣的羊毛车，询问这位老太太：“你是干吗的？”

豁阿黑臣沉着机敏地回答：“我是铁木真请来的临时工，刚剪完羊毛，正要回家。”

其中一个骑兵问：“铁木真的帐篷在哪儿？”

豁阿黑臣用手向他们刚扫荡过的帐篷一指：“就在那里，门口挂了一张弓的便是。”

几个骑兵掉头而去，豁阿黑臣逃出生天，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回头小声对羊毛里的孛儿帖说：“咱们安全了。”

孛儿帖在里面颤声道：“快走！”

豁阿黑臣甩开鞭子猛抽那头牛的屁股，那头牛也想跑得快一些，但它知道自己是头牛，不是马，拼了老命跑也跑不出马的速度。豁阿黑臣看到牛慢悠悠的速度，恨不得自己变成马。大概是紧张，或者是车的质量有问题，走出几十米，突然咔嚓一声，车轴断裂。

豁阿黑臣正急着要把孛儿帖从羊毛里挖出来，那几个骑兵又回来了。

他们没有找到铁木真，而且对刚才那位指路的老太太心存怀疑。骑兵们看着报废的羊毛车，问豁阿黑臣：“你工作很勤奋啊，天还没亮，就跑来剪羊毛？”

豁阿黑臣叹息说：“没办法，总要吃饭吧。”

骑兵们板起脸，指着羊毛车问豁阿黑臣：“里面是什么？”

“羊毛啊。”

骑兵们眼珠直转，两个人跳下马，张牙舞爪地翻检羊毛，很容易地，年轻貌美的孛儿帖就暴露了。骑兵们先是被孛儿帖的容貌震得一愣，紧接着就是狂笑，他们抱起孛儿帖扔到马上，孛儿帖大喊大叫，猛烈地踢着腿，但已无济于事。豁阿黑臣虽然很老，不过那些骑兵认为这老太太狡猾多端，应该受点惩罚，便把她也摔上马背，呼啸而去。

此时天已放亮，这支骑兵部队追踪着铁木真家人留下的马蹄痕迹，来到了肯特山下的密林前。他们绕着山转了三圈，发现此山山麓多是沼泽和矮树林，不宜骑兵开展行动。他们只好失望地放弃了入山追击的企图，携带着战利品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铁木真不知道敌人已经撤走，一家人躲在森林里砍下树枝搭起棚子制作简易居所，静等风声过去。可他心事重重，母亲诃额仑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孛儿帖有长生天的护佑，不会有事的。

这当然是铁木真最挂念的一件事，不过还有件事让他心如猫抓，那就是，来的到底是什么人。

第二天天未亮，他叫醒别里古台和者勒蔑，命令他二人到山下打探消息。一天后，两人汗水淋漓而回。他们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他们终于知道了敌人是谁。别里古台说，来的是蔑儿乞人，已经撤走了。

坏消息是：者勒蔑说，他们抢走了孛儿帖。

铁木真脑袋“嗡”的一声，眼前天女散花，如见长生天。诃额仑却在一旁长叹道：“这是因果报应啊！”

铁木真用力地晃了晃脑袋，天女不再散花，长生天也消失，眼前是现实世界。他懊丧地问母亲：“如何是因果报应？”

诃额仑说的“因果报应”的“因”发生在16年前，那年她和迎娶她的丈夫，蔑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的弟弟也客赤列都，行走在蒙古部落的地盘上。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站在高地看到了这个迎亲车队，好像命中注定，诃额仑在牛车里掀起帘子向外看了一眼，这惊鸿一现居然让也速该完全看进眼里。他快马加鞭跑回营地，叫起几个兄弟，冲向迎亲车，打跑了也客赤列都，抢来诃额仑，把她扔进了洞房。

蒙古高原上抢亲是风俗，美女，有力者居之，诃额仑自然也明白这一风俗，所以很快就和也速该建立起浓厚的夫妻感情，这才有了铁木真和他的弟弟妹妹们。

铁木真听完母亲的讲述，哭笑不得，想不到世界上真有“父债子偿”这回事。他倍感欣慰的是，敌人终于走了，他可以走出森林，想方设法拯救他的老婆了。

他走出森林，来到肯特山脚下，突然做了个让人惊异的举动：捶着胸脯，扯着嗓子像狼嚎一样仰天哭告长生天：在神圣的不儿罕山，我是一只虱子，但我逃脱了，我的性命未受伤害。我发誓，在以后每天清晨的祈祷中都要铭记你，神圣的不儿罕山，我要把你当成我的再生之地来祭祀，我的子子孙孙都将遵守这个规矩。

祷告完毕，他按草原的规矩，面对初升的太阳，把腰带挂在脖子上，敬畏地摘下帽子，双手捶胸，对太阳行了九跪之礼，并用马奶酒祭奠。

他的家人在一旁看着，露出莫名惊异的表情。在蒙古草原上，被追杀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向森林里跑。如果每个人都在侥幸逃脱后如此祭祀他们的躲避之所，那草原上的所有山都成了如肯特山，也就是不儿罕山一样的神山了。

即使是智勇兼备的诃额仑也不明白铁木真这一举动背后的深意，而他的弟弟们则认为老哥有点虚张声势、小题大做。

这些人都大错特错。以后的事证明，铁木真是真的坚信这次逃脱是肯特山的功劳，而肯特山之所以要保护他，是执行了长生天的命令。长生天之所以这样宠爱他，按他固执的理解，就是长生天希望他能带领蒙古人领导国家并征服世界。这一傲慢的思想使他在后来的征服过程中对任何抵抗者和挑战其权威者都杀无赦，谁敢抵抗他，谁敢挑战他，谁就是在挑战长生天。

当他走下肯特山时，他脱胎换骨，如同和尚见到如来后一样的心境。

搬救兵

诃额仑说孛儿帖的被抢是因果报应，正确但不绝对正确。

蔑儿乞部居住在今贝加尔湖正南的色楞格河流域，从他们的营地到铁木真营地直线距离三百公里，精骑良兵至少要行进半个月。蔑儿乞人的确和铁木真一家有仇，不过如前所述，抢亲是草原上的风俗，这种仇恨并不深，而和仇恨相比，复仇的代价可就太高了。所以蔑儿乞人的这次突袭成果实际上是“额外收入”。

冬天的狂风是这次“额外收入”的罪魁祸首。

铁木真一家被突袭的这年，蒙古高原上的狂风异常凶猛，仿佛变成了一头巨兽，使尽了浑身的力量，像是核弹爆炸一般，几乎把蔑儿乞部夷为平地。蔑儿乞人实在无法忍受，只好逃出来四处抢劫。他们一直南下，抢劫各种各样的“阿寅勒”和小规模的“古列延”。

当他们听说也速该的遗孤就在前方时，首领脱黑脱阿想起了十几年前弟妹被抢的事，他兴奋起来，正好趁此机会向敌人报仇。于是，铁木真一家就被抢了。

他们本来是想杀掉铁木真，抢了他的硬通货，扫灭他的地盘。想不到的是，虽然抢了铁木真的硬通货，扫灭了他的地盘，但却没能杀掉铁木真。不过，抢到了铁木真老婆这一意外惊喜，弥补了他们的遗憾。

脱黑脱阿看着孛儿帖，不由得思念起几年前死去的弟弟也客赤列都。他两眼湿润，叫来一个活着的弟弟，恶狠狠地把孛儿帖推到弟弟的脚下说：“给你当媳妇，好好享用，这可是铁木真的老婆。”

他的弟弟想不到天上会掉下这么美味的馅饼，淫荡地狂笑着把孛儿帖扛在肩上入了洞房。

铁木真不知道老婆已被迫给自己戴了绿帽子，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思考抢回老婆的计划。其实这个计划一点都不复杂，他也只有这一个计划：向克烈部的脱斡邻勒求助。

第二天，他和兄弟别里古台、合撒儿去了黑森林，请求脱斡邻勒帮他抢回老婆。脱斡邻勒抚摸着穿到身上的黑貂皮袄说：“你放心，你我曾有契约，蔑儿乞人居然敢抢我儿的媳妇，我必尽灭蔑儿乞人，义不容辞。”

铁木真感激地拜谢，脱斡邻勒又说：“蔑儿乞有三大部落，其实他们的祖先也是你们蒙古人，这些人和你们一样，骁勇善战，不可小觑。所以保险起见，你应该再找个人。”

铁木真面露难色，因为整个蒙古草原上，他的帮手只有脱斡邻勒。脱斡邻勒看出了他的心思，笑道：“放心，这个人肯定帮你。因为他曾被蔑儿乞人俘获当过奴隶，吃尽苦头，这样好的机会，他肯定不会错过。”

“谁？”

“现在的札答阑部落酋长——札木合。”

铁木真的担心一扫而空，竟然兴奋起来：“札木合，我当年的好兄弟啊！”

他快马加鞭，来见札木合，几年不见，札木合又高又大，脸更胖了，但很结实，眼神犀利，眉宇之间展现着无与伦比的威严。铁木真暗叫一声，果然是个可汗！

札木合不仅仅是札答阑部的酋长，还是以本部札答阑为首的十几个部落联盟的首领。两个兄弟见面，分外高兴。

札木合说，他知道铁木真受了不少苦，作为兄弟没有帮上忙很遗憾。铁木真明白，札木合的抱憾和脱斡邻勒一样只是随口一说，不是他们不想帮忙，而是他们都有自己要处理的事，在草原上，任何人的生存都是困难的。况且，人必须要自己强大，才能获得别人的帮助，这是天理。

铁木真开门见山，把老婆被抢一事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了，然后请札木合出兵相帮，最后他加重语气说：“克烈部我的义父脱斡邻勒已开始集结兵力了。”

在铁木真的叙述中，札木合保持着高贵的微笑，时不时地点着头，铁木真说完最后一句话，他收起了微笑，语气生冷。

他问：“你怎么不给孛儿帖准备一匹马？”

铁木真表情立刻痛苦起来，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始终折磨他内心的事，如果当时给孛儿帖一匹马，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可明明有匹马，却被他自己紧紧地牵在手中。

札木合盯着他的眼睛，铁木真躲避着。札木合突然哈哈大笑，居高临下地指点着铁木真：“你，将来肯定是个有成就的人。能为了保住自己的命而抛弃老婆，这才是做大事的态度！”

铁木真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札木合站起来，拍打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安慰：“不必难过，我肯定帮你夺回老婆，你也不必自责，咱们草原上的真爷们在情急之下都会像你那样去做的。所以……”札木合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千万别传出去，说咱们打这场仗是为了个女人，哈哈。”

铁木真嘴角不易察觉地抽搐了下，札木合盛气凌人，但这位好兄弟的热情也感动了他，不过这感动转瞬即逝，脱斡邻勒的话响在他耳边：札木合肯定会出兵，因为他受过蔑儿乞人的气。

进攻蔑儿乞人的计划是札木合制订的，按照计划，札木合出兵六千，脱斡邻勒出兵六千。“铁木真嘛，”札木合说，“看他的实力了。”三支部队在约定时间于肯特群山与峡谷纠结的地方会师。会师之后统一号令，夜渡色楞格河支流希洛克河，向扎营在河对岸的蔑儿乞人发动进攻。

铁木真在他的帐篷里和兄弟们商量出多少兵，别里古台的意思是，在还跟随着的族人里能挑几个是几个，意思一下就得了。

合撒儿也说：“咱们能挑出五十个上战场的人就不错啦，况且有脱斡邻勒和札木合的精兵，咱们不必操心。”

铁木真摇头说：“我不这样看，我们必须要集结起二百人来，至少二百人。”

合撒儿吐出舌头，以为老哥神经错乱了：“哪里能有那么多人啊！除非让老婆婆们也上战场。”

铁木真加重了语调：“这次出兵不仅要解救孛儿帖，我还想趁此机会彰显我的实力，在脱斡邻勒和札木合心中提高我的地位。如果我们的人太少，他们二人肯定会轻视我们。记住，盟友都是建立在实力相当的基础上，没有实力就没有盟友。”

纵然实力没有别人强，机会到来时也要有勇气展示自己，因为“敢于展示”本身就是实力。

别里古台挠着脑袋说：“我觉得大哥说得有道理。”

合撒儿虽然点头，可面露难色：“去哪里找这么多人啊？”

铁木真声调提高：“肯定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先找博尔术，博尔术迎合了铁木真的召唤，带着几十个家庭成员和仆人来了，当然还带了几十匹马。再找锁儿罕失剌，锁儿罕失剌面对铁木真的邀请沉思默想时，他的二儿子赤老温已跨上马背，带着几个喜欢冒险的朋友冲出了营地。接着，铁木真又派遣山民出身的者勒蔑回到他在森林中的家乡，招兵买马。

蒙古草原上的山民并不以放牧而以狩猎为生，在不能狩猎时，他们会学习手工技艺，者勒蔑就是铁匠中的翘楚，能打造出可以把人一削两半的利刃。山民们大都很团结，而且有冒险精神，所以者勒蔑只身一人进山，出来时身后就跟了一群山民。

铁木真数了数人头，发现已过了二百，有点兴奋，但很多人没有马。小富豪博尔术为他解忧，从父亲那里要来了一个马群，铁木真的人一胯一马，居然还有富余。

现在，他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钻研札木合制订的行动计划了。

解救行动

札木合这次制订的行动计划可谓天衣无缝。会师的时间和行军路线，攻击的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甚至包括渡河工具的计划都面面俱到。

按计划，三路会师的时间是在鲜花铺满草原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会师的行军路线如下：札木合本人沿鄂嫩河西上，渡过鄂嫩河到达集结地后就地取材制造渡河木舟。脱斡邻勒沿土拉河东来，从克鲁伦河上游渡河，到达集结地。铁木真原本就离集结地不远，所以只需要北上一点。

在攻击目标上，札木合认为只攻击三部蔑儿乞人的两部，至于剩下的一部则暂时放弃。这是个谨慎的战略，三部蔑儿乞人是从东到西依次排列的，而联军则是从东向西进攻，舍弃最西面的第三部，才能竭尽全力地进行攻击。

铁木真研究这份作战计划时，他的兄弟和朋友们都在旁边。铁木真拍着手对他们说：“这个计划真漂亮！”

合撒儿不以为然地说：“我总感觉这个计划是兜圈子呢！我们完全可以沿土拉河逆流而上，从西向东一路揍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又可以把蔑儿乞人全部消灭。”

铁木真摇头道：“你这个计划很烂，蔑儿乞三部中最东边的部落最强，如果从西边开始打，那么其他部落一定会早作准备，就必成难啃的骨头。况且，你的计划是从正面进攻，而札木合的计划是从背后偷袭，两者在立意上就高下立判了。”

合撒儿不说话了，铁木真不无遗憾地说：“这计划真是天衣无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掌握啊！”

博尔术微笑说：“你以后肯定比札木合强。”

铁木真的眼里马上放出夺人的光芒，他看向挂在半空中即将圆满的月亮，这才有时间想起孛儿帖来。他一语双关地说：“快了。”

脱斡邻勒的部队先到了铁木真的营地，脱斡邻勒的弟弟看到铁木真可怜兮兮的军队，想笑，但脱斡邻勒用眼神把他的笑硬生生地顶了回去。铁木真从始至终都没有自卑的情态，他保持着贵族的举止，赢得了脱斡邻勒发自肺腑的敬佩。

可能是对月圆这个概念的模糊，脱斡邻勒与铁木真到达指定会师地点时，札木合已经来了三天。

二人到达时，正是月上柳梢头。札木合指着月亮咆哮起来：“看啊，肚子都要涨破的月亮。当我们蒙古人说‘是’时，我们就遵守了誓约，没有任何借口可找！如果蒙古人答应见面，无论雪雨都不能阻止他们，谁不遵守诺言，就应将他驱逐！”

札木合咆哮时，月亮好像被他的气场所震撼，抖个不停。脱斡邻勒急忙向札木合道歉，并且拉着铁木真。

铁木真虽然向札木合道歉，但却心潮澎湃。事后，他小心翼翼地问脱斡邻勒：“札木合是不是小题大做了，还是在您面前耍威风？”

脱斡邻勒看了他一眼，露出长者“传道解惑”的神情微笑着说：“你是第一次当指挥官，不知道这里的门道。我来告诉你，札木合的发怒是有道理的。”

铁木真半信半疑。

脱斡邻勒就为其解惑。他解释说，联军集结地并不宽阔，草原少；草原战士出战，带的军粮也是有定数的。札木合眼睁睁看着草将被马吃光，军粮将被无所事事的士兵消耗，内心的恐惧当然急速增长。况且，一支如此庞大的力量集结在肯特山附近，不可能保守秘密，蔑儿乞人很容易发现他们。札木合是个好面子的人，他绝不允许自己制订的计划失败。

铁木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出兵作战还有这些讲究，他必须要努力、谦虚地向札木合和脱斡邻勒学习。

在铁木真之后的岁月中，札木合教训他要“遵守诺言”的话始终萦绕在他脑里，并成了他为人处世的一个标准。

经过一个星期的整顿，札木合下令联军前进。联军向北翻越崇山峻岭，星夜驱驰到希洛克河东岸，札木合命令士兵白天扎芦苇漂流筏，晚上，联军趁着夜色悄悄渡河。

这次大规模的行动因为脱斡邻勒和铁木真的耽搁已不可能出奇制胜，当联军在希洛克河东岸紧锣密鼓地手工劳作时，河对岸的蔑儿乞人已把消息传给了脱黑脱阿。

脱黑脱阿黄昏时得到消息，半信半疑，夜晚时才派人去河口侦察。结果，侦察员只回来个头颅，把头颅送来的正是如猛虎出笼的联军。

突袭是战场上的幽灵，尤其是骑兵的突袭，被突袭者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蔑儿乞部的营盘像是被几千个恶魔同时袭击了一样，鬼哭狼嚎。联军骑兵红着眼，哇哇怪叫地追逐着四处逃窜的人群猛砍猛杀。箭如雨下，哭声震天。在这片狼藉的战场上，有两个人最心急如焚。

一个是脱黑脱阿，一个是铁木真。

脱黑脱阿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老窝被人突袭这种倒霉事，整个营地乱成一锅粥，他在这锅粥里躲避着乱箭和敌人的骑兵践踏。他突然感到口腔里生出一股苦涩的味道，据说这是胆被吓破后的症状。虽然心胆俱裂，可脱黑脱阿毕竟是经过风浪的一族之长，稍微冷静后，他对身边的几个侍卫说：“向敌人来的方向逃！”侍卫们浑身发抖，此时此刻，躲还来不及，怎么还要去招惹。

脱黑脱阿踢翻了一个侍卫，飞身上马，骂道：“你们这群蠢货，这叫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出其不意，出人意料。跑！”

脱黑脱阿的决定是英明的。如果他真选择向后跑，极有可能在最后时刻被联军捉住。任何人的思维都是，老大肯定在最后一线，脱黑脱阿选择迎着联军的方向趁乱逃跑，显示出这位强悍的部落领导人并非浪得虚名。

铁木真比脱黑脱阿更焦急，他在一片恐怖和垂死的嘶喊声中绝望地呼喊着孛儿帖的名字，他像一个在人群中丢失了孩子的老娘，一面叫喊，一面扑向人群中那些看上去很像孛儿帖的人。

扑了多次，次次扑错。一种不好的感觉袭上心头：孛儿帖是不是不在了？

一想到这，他仰天大叫，声音凄厉，让人头皮发麻。他对着一群哭喊着跑过来的妇女群，绝望地喊道：“孛儿帖！”

奇迹发生了。妇女群中一个女人刚从他身边跑过，听到他的哭喊，猛地停住，转过头来。四目相对，铁木真险些惊喜得晕过去，那个头发蓬乱、满脸漆黑的女人正是孛儿帖。

在火光和血腥交织的地狱中，这对恋人紧紧拥抱，一动不动。

剩下的战斗，铁木真和他的士兵没有参加，札木合和脱斡邻勒的部队猛烈追击着漏网之鱼，追过了色楞格河。没想到进展异常顺利，剩下两支蔑儿乞部落也被相继击溃，札木合站在尸横遍野的草场上高声宣布胜利。

铁木真虽然没有参加之后的战斗，却也没有闲着。他在疯狂地搜集着战利品：食品储备、硬通货、蒙古包的支架、男人、女人、小孩。

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譬如那群袭击了他部落的三百骑兵，有一个算一个，统统斩首。

脱斡邻勒带着大量战利品走了，走之前看着遍地死尸，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主，会原谅我的。”

铁木真把三分之一的硬通货和俘虏送给了他，他又画了个十字，很开心地说：“主，会保佑你的。”

铁木真礼貌地回答：“长生天保佑。”

札木合的战利品最多，不过当铁木真把自己的三分之一战利品给他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出于感激，他问铁木真：“咱们联合在一起，你有兴趣吗？”

铁木真当然有兴趣，能和当时草原上的年轻霸主在一起，这是求之不得的。

札木合得到肯定答复后，胖胖的脸上出现了高傲的笑容：“我会关照你的，哈哈！”

铁木真没有听到札木合的话，他若有所思地看向身边的孛儿帖。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战利品，心情舒畅是当然的，他又夺回了老婆，这更应该让他心花怒放。不过，有件事却让他心里长了个疙瘩，把所有欢喜冲得一干二净。

札木合说了什么

铁木真心中“疙瘩”的源泉是孛儿帖。人人都知道孛儿帖在乞颜部做了半年多别人的老婆，不过这不算什么，因为蒙古本来就有抢亲的风俗。但很快就有风言风语说孛儿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肚子里还带了一个。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铁木真的长子、出生后被铁木真起名为“术赤”的人。“术赤”蒙古语为“客人”，铁木真起这个名字时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可能也认为“术赤”是蔑儿乞人的种。这件事充分反映了铁木真的一个负面性格：对女人多疑。这一负面性格伴随了他一生。

然而这个疙瘩很快就如烟一样在铁木真心中消散，因为他还有重要的事要做。自从他和札木合联合扎营后，他的人生之花就开始顺利地绽放。仅两年后，铁木真就称汗了。他从札木合这里挖到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桶金。

札木合对这位小时候的安达关怀备至，以一种大哥哥的情怀对待他。二人形影不离，一起喝酒，一起骑马游荡，一起回忆儿时那短暂却幸福的时光。他们经常睡在一条被子里，有说不完的话。失散多年的兄弟情谊快速升温，札木合决心要和铁木真再结拜一次。

为了表现庄重，札木合领着铁木真来到蒙古联盟第三任可汗忽图剌曾宣誓就职的地方，在忽图剌发表就职演说的松树下，二人举行盛宴结为安达，并发誓两个部落要生死与共，同甘共苦。

宣誓完毕，二人喝酒，酒席到达高潮时，札木合让铁木真凑过来，在他耳边说：“我们蒙古人太需要一个可汗了！”

铁木真抬头看着札木合的胖脸，发现了他脸上透露出的信息：“我要成为蒙古的可汗。”

铁木真没有说话，札木合却嘟嘟囔囔地说开了：“我把你叫到忽图剌汗的就职地来结为安达，背后的深意你可知道？”

铁木真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札木合用力地拍了拍他肩膀：“你还不明白吗？忽图剌汗是咱们蒙古最后的荣耀，现在，你我二人要把这荣光延续下去！咱俩联手，统一蒙古！”

铁木真险些跳起来，因为这正是他最近一段时间的梦想，可他和札木合不同，他从不把缥缈的梦想说出来。他只是闷头去做，时机成熟，他才会动用语言。

他看向札木合，札木合醉眼蒙眬：“我知道你的本事，你平时不言不语，其实心机很深，用你的心机和我的智慧，再加上我的力量，统一蒙古不是幻想。我做了蒙古人的可汗，你就是我的影子，哈哈！”

铁木真笑了，是那种没有任何感情的笑。札木合发现了他的笑，搂住他的肩膀，打了个酒嗝说：“我的好安达，好好努力！”

铁木真一直在努力。

自从他和札木合连营后，他就一直在札木合的部落联盟中努力。札木合联盟的各个部落其实都是蒙古部落，作为蒙古王族乞颜部的酋长，很多人都对铁木真青眼有加。铁木真奉行功利主义和以情动人的策略，他把在蔑儿乞部得来的战利品剩下的部分统统分给各个部落的酋长。他和这些人拉关系，谈他们共同的祖先。半年时间过去了，札木合部落联盟中已经有了他的盟友。当札木合知道了铁木真的乐善好施和平易近人时，并未放在心上。有人提醒札木合应该小心铁木真，札木合冷笑：“他实力太弱啦！”随后语气柔和，“况且他是我兄弟，兄弟不会从兄弟这里挖人。”

任何道德家都会唾弃铁木真的行为，札木合好心好意收留你，罩着你，你居然挖人墙脚，是可忍孰不可忍？！

铁木真大概也觉得自己没有注重行为美，所以每当札木合向他说了什么隐语或者是投过来莫名其妙的眼神时，他的心就突突跳。

这就是传说中的“做贼心虚”。

当然，对于胸怀大志、轻易不肯寄人篱下的铁木真来说，和札木合分道扬镳是注定的。“注定”在两人友好一年半后神神秘秘地来了。

又是一年进山放牧的时节，札木合和铁木真带领族人向山里迁移。两人走在迁移队伍的前头，面对山河青青，札木合神清气爽，指着前方的一座山对铁木真说：“若依山而营，则牧马者兴奋得跳舞；若临河而营，则牧羊者欢喜得翻跟头。”

这句话莫名其妙，蒙古人说话都喜欢隐晦曲折，尤其是铁木真“做贼心虚”，所以他不敢问，只好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他找了个机会离开札木合，等在路边，当他母亲和妻子的车辆过来时，他上前请教母亲札木合那句话的深意。

诃额仑还未开口，孛儿帖就像个半仙解卦一样滔滔不绝起来：“马和羊从不在一起放牧，札木合的意思是，大家应该各行其是。他是喜新厌旧，要轰我们走呢！”

铁木真去看阅历丰富的母亲，诃额仑没有说话，也就是说，她也同意孛儿帖的分析。

铁木真对妻子，尤其是这个正房孛儿帖言听计从，终身如此。所以他召集了兄弟们，让他们的车队在夜晚来临时不要停下，继续向前。

就这样，铁木真连个道别都没有，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的好安达札木合。也许孛儿帖的分析真是对的，因为札木合在第二天早上发现铁木真消失后，并没有来寻找他。

当然，以上是《蒙古秘史》的说法。

如你所知，铁木真和孛儿帖自尊心强烈，寄人篱下的人都神经敏感，札木合说话又隐晦曲折，一年半的时间里，札木合肯定说了很多这样的话，为什么铁木真早不离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走咱就走？

接下来的事情告诉了我们答案：《蒙古秘史》说，铁木真前脚刚走，蒙古各部落的人后脚就跟来了，满坑满谷。

原来，和札木合分道扬镳的时机已成熟。他用了一年半时间在札木合营盘中大展权谋，拉拢人心，辛苦耕耘，终于开花结果。

第二章   “成吉思汗”出世

敢问谁是汗

铁木真是在晚上离开的札木合，黎明时分，他身后滚滚而来了一百多个人。在这些人里，有三个人最受铁木真重视。第一个是巴鲁剌思部的勇士忽必来，力大如牛，百步穿杨；第二个是兀良哈部的勇士速不台，其人骁勇无比，最擅蒙古跤，以一敌十。

这二人离开札木合纯粹是个人原因，忽必来投靠札木合时带着他曼妙无比的妻子，札木合垂涎三尺，让速不台拉皮条。速不台对这种事很反感，劝阻札木合：想让你的狗看好家，就不要毁坏它的窝。

札木合毫不犹豫地毁了忽必来的窝：强占了忽必来的妻子。当时恰好铁木真在札木合营中，对忽必来的遭遇深表同情。忽必来早就抱了离开奸夫札木合的心，他和铁木真又建下深厚的友谊，而速不台也对札木合的行为很失望。恰逢这个机会，两个人就手挽手地来了。

第三个人则是盛产“萨满”的巴阿邻部的豁儿赤。“萨满”是蒙古人宗教萨满教中绝地天通的人物，能够通晓长生天的旨意。无论是合不勒汗、俺巴孩汗还是忽图剌汗，在宣誓就职时都必须有“萨满”在旁神神叨叨，以证明他们可汗的位置是长生天所授。在信仰萨满教的蒙古人中，如果没有“萨满”的参与，什么事都干不成。

在札木合营盘中，豁儿赤与铁木真来往频繁，精明透顶的豁儿赤早已窥破了铁木真的心理，札木合想当可汗人所共知，铁木真当可汗的欲望比札木合强百倍，然而他默不作声。

理想随着实力的增强而膨胀。几年前，铁木真的理想还限于满足温饱。现在，他的理想却是当一个可汗。凡事都要一步步来，包括理想。

钻研了半辈子“人”的豁儿赤百分之百确定，铁木真比札木合更适合做可汗，几乎所有的萨满都有投资眼光，他急急忙忙地跑来，展露他的职业素养。

他对铁木真说：“长生天已显灵了，不让我追随札木合。我梦中见一头雪白的大母牛远远而来，绕着札木合的帐篷，用它那粗壮的犄角撞折了帐篷一角，以蹄扬土，口吐人言，向札木合吼道‘还我角来！’紧接着，又有一头没有角的白色犍牛（阉牛），如人般直立而起，高举札木合帐篷的木桩，跟着铁木真您的车队就吼叫而来，它也口吐人言对您说，‘天地商量好了，要你铁木真做蒙古国的可汗，看我这根柱子，这就是蒙古国，我把它献给你。’”

铁木真虔诚地望着天，又用感激的眼神看着这位语言大师，说：“您是长生天派下来的。”

豁儿赤洋洋得意，他和铁木真现在是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要想成事，必须互相认可，亲密合作。毫无疑问，他的职业马上会带给他巨额的回报。

他问铁木真：“如果你当了蒙古国的可汗，拿什么来报答我这个长生天的送信人？”

铁木真回答：“如果你带来的消息是可靠的，我就封你为万户官，统治一万牧民，指挥一万士兵。”

豁儿赤对这个报酬不太满意，他首先考虑自己的重大需求：“我还想要三十个美女，最美丽的那种。”

铁木真答应了。

他又考虑他的行业前景：“我希望您能把萨满教当成国教，尊敬我们，呵护我们。”

铁木真说：“我信仰长生天的力量和慈悲，所以我也相信你们这些帮助我和长生天联系的中介。”

豁儿赤心满意足，回到帐篷焦急地等待铁木真敲定就职可汗的日期。

几天后，从札木合营盘中反叛的第二批人来了。

这批人和第一批人的身份地位截然不同，全是实力派——他们不但自己来了，还都带着一个“古列延”。

这批重量级人物名单如下：

铁木真的四叔答里台；铁木真的堂兄弟忽察儿；忽图剌可汗的儿子阿勒坛；蒙古部落中最骁勇善战的主儿勤部的首领薛扯别乞和泰出。甚至连札木合本族札答阑氏的人也带着自己的“古列延”来了。

铁木真兴奋的同时突然感到一丝恐慌，豁儿赤及时地跑来了。

他看到铁木真心事重重，问道：“您的实力壮大了，怎么不高兴？”

铁木真像是说给他听，又像是自言自语：“来的人都是蒙古亲王，又是我的亲戚啊。在地位上，他们都高于我。”

豁儿赤笑了，如同一个巫师毫无人性地笑。他说：“这你就不要担心了。他们既然来投奔你，就不可能想顶替你。他们离开札木合就是因为看好你。”

豁儿赤的话没错。在这些实力派眼中，札木合的确才能出众，可他有很多负面性格，自大傲慢，没有怜悯心和尊重他人的意识。他不是个人际关系大师，只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混蛋。忽必来就是札木合负面性格的见证者和受害者。

铁木真若有所思，他看向草原的边缘，自言自语道：“他们会推举我吗？”

豁儿赤微笑着说：“肯定会。”不过，他话锋一转，“现在咱们实力大增，这个地方已不适合咱们居住，应该迁徙。”

铁木真想了想，点头说：“的确，这个地方的草场快消失了，咱们是应该迁到更大的地方去。”

几天后，铁木真带领他颇具实力的“古列延”来到了克鲁伦河上游谷地“兰湖”。

人人都知道在这里将有大事发生，因为人们无时无刻不看到铁木真的顾问豁儿赤在那些实力派的帐篷里进进出出。

当这位萨满累个半死，还仍昂首挺胸地走进铁木真帐篷时，人们确信，大事马上就要发生了。果然，一天后，铁木真和那几位蒙古亲王坐在山坡上，召开了会议。

铁木真最先发言，他说：“自从我们伟大的可汗忽图剌去世后，我们蒙古人就如沙漠里的沙子，散落在各处，就如一群乱飞的神龙，没有了首龙。汗统断绝，凡是蒙古人，无不痛心疾首。我们应该高举祖先的旗帜，把蒙古人紧紧团结起来，不再受其他族的压迫和欺凌。我们要把断绝的汗统粘连起来，我们蒙古人要有个汗！”

主儿勤部酋长薛扯别乞接着铁木真的话，大声说：“对，我们蒙古人要有个汗！”

他的战友泰出吼了起来：“必须要有个可汗！”

铁木真看着众人说：“你们都是我的叔叔，是蒙古的亲王，你们有义务为蒙古人缔造福祉，选出有能力带领族人奔向美好明天的可汗。”

泰出跳起来说：“还用选吗，就你了。”

铁木真急忙摆手，看向忽图剌汗的儿子阿勒坛：“按理，您应该继承您父亲的位置，扛起他那面旗帜。”

阿勒坛摇头，险些把头摇下来。他说：“你这是什么理，咱们蒙古人的规矩，是要召开忽里台大会，大会成员说选谁就是谁。”

铁木真又去寻堂兄弟忽察儿的眼神，忽察儿跳了起来：“别看我，我是来投奔你的。”

四叔答里台说话了：“你如果还当我们是你的叔叔，那就当仁不让地称汗。我们都强烈支持你。”

忽察儿把手臂在空中一震，说：“对，我们都支持你。”

阿勒坛站起来，很恭敬，向在座诸位说：“其实作为王族，我们很不合格。让族人们四分五裂，这是我们的失职。我们早就想过要推举一位汗，本来是想推举札木合，可他没有你通情达理、处事公正、谦虚有礼的优点，而且你又有超群的能力。况且，他札答阑氏的血统不纯，你是乞颜氏，正统的王族。所以，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看，今天这个会就算是忽里台大会，我们大家一致通过，选你为我们蒙古人的可汗。”

这段话很实在，这些亲王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确有让札木合做蒙古可汗的心思，不过相处日久，他们就发现札木合没有这个资质，尤其是当铁木真和札木合并肩而立时，优劣立判。

铁木真确信这些人是真心实意地拥立自己，所以就不再推脱，痛快地说：“好，我必将带领大家创造一个全新的蒙古人的世界。”

这些人都站起来，像是早就排练好了一样，说：“我等愿立你为汗。你若为汗，我等愿意当你的先锋冲向战场杀敌。将所俘获的美女艳妇全都交到你的蒙古包里；将所获的好马良驹牵到你面前。如果你要去打猎，我等愿意为你驱赶猎物。在战斗之时，我等若违你命令，你可剥夺我等的家财和妻妾，砍下我等的人头扔到地上喂狗；在太平之日，我等如果毁弃誓言，你可驱逐我等远离亲人，抛弃我等于沙漠荒野中！”

这段话可能是蒙古人，甚至是所有蒙古高原上游牧部落在选举大汗时的誓词。它透露的是游牧国家战时、平时的君臣关系，同时还透露出铁木真的这次称汗和其他人的称汗没有本质区别。此时此刻，唯一的区别恐怕就是在汗名上。

铁木真被确定为汗，还需要一个称汗仪式。就在称汗仪式前一天，有个神秘的人带着七个人走进了铁木真的帐篷。

铁木真一见到此人，既惊又喜。此人正是当初抛弃了他们的蒙立克。蒙立克精神很好，他的七个儿子个个生龙活虎。铁木真大度地欢迎他们的归来，这是铁木真最强大的优点，只要政治形势需要，他就可以不计前嫌。他能像磁石一样吸引他的敌人为他效劳，源泉就在这里。他胸怀的宽大让蒙立克至为感动和羞愧，或许是弥补过失，他特意把第四子阔阔出介绍给铁木真。据他说，这个儿子是萨满教中的出类拔萃者，想象力丰富，足智多谋。

阔阔出高昂着大头，傲气十足地对铁木真说：“听闻你称汗，长生天派我送给您一份礼物。”

豁儿赤在旁边冷笑一声。阔阔出好像根本没有看到这个同行，他对铁木真说：“长生天说，以前的人称汗都是俗不可耐的古儿汗（众汗之汗），你是不世出的汗，必须要有个新奇响亮、引人深思的汗名。”

铁木真等着他那新奇响亮、引人深思的汗名。

阔阔出有节奏地晃荡着他的大头，一字一顿：“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

“成吉思”在畏兀儿蒙文文献中写作“庆给斯”，日语则称“经给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发音，这不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我们要探讨的是“成吉思”这个名字的含义。一种说法是，“成吉思”是强大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成吉思”是海洋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成吉思”是天的意思，成吉思汗就是天可汗，中国唐王朝第二任帝李世民就曾被周边少数民族国家称为天可汗；最后一种说法是，铁木真称汗那天，有一只大鸟落在枝头，叫唤着“成吉思”，也就是说，铁木真的“成吉思汗”是鸟起的名。

无论是哪种说法，“成吉思”这个名字的确如阔阔出所说的那样，新奇响亮，尤其是用汉语读它时，让人感觉很舒服，引人遐想。很快，“成吉思汗”就在蒙古人的赞扬声中传遍蒙古高原，用不了多久，这个名字也通过其他民族传遍全世界，并像天外梵音一样，传了几个世纪，直到今天。

称汗那天，铁木真在亲王们的搀扶下坐上毡毯，宣布他就是蒙古人的大汗，号成吉思汗。在那几位亲王殷勤而不失尊严的眼神中，铁木真猛然想到他们那份誓词，他的心马上沉了下去。

那份誓词光明正大的证明，拥护他称汗的人只是想把他当成战争和狩猎的指挥者，只想让他带领他们去进行劫掠和狩猎。也就是说，铁木真的“成吉思汗”和从前五花八门的“汗”没有区别，他只是一个松散联盟的领导人，各个部族酋长仍有独立的地位，铁木真无权干涉他们的族内事务。

太多的历史都证明，这种旧式贵族的联盟方式是危险的。他们只顾自家利益，一旦他们的小家和联盟的大家产生分歧，或者是联盟的可汗失去力量，联盟就轰然倒塌。

雄才大略、精明透顶的铁木真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想到了改变联盟的办法，这就是把所有部族成员作为臣子放在他的管理之下。

他开始组建他的迷你型汗廷，对他的亲信们分职任事。首先是设立“箭筒士”，也就是携带箭筒在他帐篷外执勤的人。这是他的卫队，后来成为蒙古帝国军队的中坚力量。其次，实事求是，设立各种行政官员，比如巴鲁乞（可汗厨师长）、牧马官、牧羊官、扯儿必（帐篷巡逻队队长）、带刀士（巡警队队长）、阿朵乞（银行行长，管理马群）、特儿格乞（运输部部长，负责车辆）、指挥远箭手、近箭手（军队指挥官兼公安局局长），最后，设置众官之长（宰相），和他形影不离。荣幸地成为他宰相的人是博尔术和者勒蔑。

他把理由告诉两人：“你们两个人，在我除了影子外别无朋友时，成了影子安抚了我，我永记不忘。你们在我除了尾巴别无鞭子的时候，成为鞭子安慰了我，我铭记于心。你们俩始终跟随着我，所以现在当这里的总官吧。”

博尔术在铁木真狼狈不堪时和他一起并肩找马，这是个重情重义气、足智多谋的人。而者勒蔑则是铁木真最喜欢的那种人，忠贞不贰，誓死报主。选择这二人为自己的左右手，是铁木真长期观察的结果，并不仅仅是他那几句场面话所能概括的。

被他委以重任的人都感激涕零，大概是蒙古草原上从没有人让他们得到这样的荣耀。那个曾经被札木合请求拉皮条的速不台，在获得指挥远箭手的职务后，向成吉思汗拍着胸脯保证说：“我要以老鼠的警觉守护您的财产，以乌鸦的勤奋为您聚敛财物，如盖毡一样守护您的肉身。”

铁木真也很感动，他对这些官员们发誓说：“如果得长生天之护佑，成了大事，你等就是我的百官之长，是我的元勋、我的好友！”

众人齐声说，万死不辞。

铁木真又对在座的各部落酋长们说：“我设置了职位，就是为了统一管理，规矩是百事之基。从今之后，你们的马群要归阿朵乞管理，你们的车辆要归特儿格乞统筹。总之，你们既然拥立我为汗，就要听我的命令！”

亲王们愕然，他们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本来想找个聚宝盆，却找到了紧箍咒。然而，当时的形势已不容他们再反水，况且想来想去，只要铁木真能让他们有肉吃有酒喝有女人抢，总比在别人那里既受穷又受气好。

铁木真建汗廷在蒙古史上是一次巨变，纵然在蒙古高原的北方，这也是破天荒的。对于已步入舞台的这个成吉思汗来说，外人的态度又如何呢，尤其是铁木真的靠山脱斡邻勒和他的劲敌札木合。这是铁木真马上要进行的重要外交活动。

脱斡邻勒听到铁木真称汗的消息后，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我的上帝啊，这是好事，怎么没有事先通知我啊。蒙古人不能没有可汗，请代我向我的儿铁木真道贺，并且告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支持他。”

同时他又以长者的身份和过来人的口吻警告报信的人：“你们既然立他为汗，就要记住，衣服的领口是衣服之主，是不能撕掉的，向他发过的誓言更不能轻易废弃。”

来的人把脱斡邻勒的话带回给铁木真，铁木真如释重负，这并不夸张。如果实力强悍的脱斡邻勒不同意他称汗，那他的称汗就是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成吉思”这三个字只能徒留笑柄，他才建造的蒙古萌芽王国将是昙花一现。

这是脱斡邻勒有生以来犯的最致命的错误，自然就成了铁木真的幸运。

搞定了脱斡邻勒，剩下的就是很棘手的札木合了。铁木真对这位兄弟有愧，他诱拐了这位兄弟很多人，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和札木合关系的处理上，他实属不仁不义。同时，他也知道札木合对蒙古之汗万分饥渴。而他在札木合之前称汗，无疑是挑动对方的敏感神经。他不能预料札木合知道他称汗后的态度，当他派弟弟合撒儿去送信时，心里七上八下。

让他后来意想不到的是，札木合听了铁木真称汗后，只是愣了一下，随即马上张开大嘴笑起来，说：“我的兄弟称汗是好事啊！”

在场的人无不为札木合的大度所感动，只有精明的合撒儿注意到，札木合的嘴角呈现了一种不易察觉的恼怒。然而只是电光石火的一瞬，他马上就对合撒儿说：“我祝福铁木真兄弟，不，祝福成吉思汗。”他嘟囔了一句，“这名字真古怪。”

说完这些，他猛地绷起脸，对合撒儿说：“你帮我带个话给阿勒坛和忽察儿那两个老家伙，我和铁木真在一起时，他们为什么不拥立铁木真为汗，而且还在背后闲言闲语地破坏我和铁木真的关系？现在他们拥立铁木真为汗，到底是怀着什么居心？”

这是吃醋、发牢骚，其实他背后的意思是想说，这两个老东西为什么不立我为汗！

但木已成舟，他也只能吃干醋，况且，那个什么狗屁汗，他随时都能做，不过即使做汗，也不能起个怪里怪气的名字，比如“成吉思”汗。

想到这里，他笑了一下，换了语调对合撒儿说：“你告诉他二人，既然拥立了铁木真为汗，就该忠于铁木真。”说到这里，他冷嘲热讽道，“千万别像在我这里时，连屁也不放一个，大半夜的就跟人家跑了。”

合撒儿把札木合的话带回给铁木真，铁木真的心并未放下，因为札木合那些夹枪带棒的话使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和札木合的兄弟情谊，可能不长了。

十三翼之战：不胜而胜

一山不能容二虎，一个蒙古部落中不能有两个大家伙。人人都知道，铁木真和札木合必有一战，只是谁都没有预料到这一战会来得那么快。

铁木真称成吉思汗的一个月后，两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站到了历史聚光灯下。一个是札木合的弟弟秃台察儿，另一个是铁木真的部下、札剌亦儿部的拙赤答儿马剌。

那一天，拙赤答儿马剌在草原上看着自己的马群悠闲地吃草，看着看着困意袭来，就睡着了。秃台察儿在暗处观察到马主人的失职，跑出来就赶走了几匹马，飞奔而逃。

拙赤答儿马剌醒来后发现少了几匹马，跳上马背，嗅着盗马贼的味道追踪。傍晚，他追上了盗马贼秃台察儿，他向盗马贼模糊的身影射出一箭，秃台察儿霉运当头，箭正中心脏，当场呜呼。拙赤答儿马剌在夺回马之前，心不在焉地看了盗马贼一样。这一眼，让他险些从马上栽下来，他认出了这是札木合的弟弟！

杀盗马贼没有罪，可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盗马贼是札木合的人，那就是大罪。他惊慌失措地跑到铁木真处，报告了这个噩耗。

铁木真马上召集会议，商讨对策。

博尔术断言，札木合肯定出兵。合撒儿半信半疑地说：“不能吧，草原上的规矩，杀盗马贼天经地义，札木合没有公理。”

铁木真同意博尔术的判断，下令进入战备状态。同时派出探子密切关注札木合的动向，随时报告。

几天后，准确的情报送来。札木合已集结了十三个部落三万人马，分为十三个战斗单位向兰湖开来。

情报指出，札木合的主力是其本部札答阑部和铁木真的死对头泰赤乌部，两支特种攻击部队则由蒙古部落兀鲁兀部和忙兀部担任，这两支部落和铁木真阵营中的主儿勤部号称蒙古三打手，都是骁勇善战的部落。

铁木真重视情报的搜集正是从这时开始的，他的军队后来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情报工作贡献卓著。

有了情报，他开始和他的同事们制订作战计划。他从札木合那里偷偷学来了很多战术，不过并未实战过，这是他第一次制订作战计划，也是第一次以最高指挥官的身份上战场，心里难免有些激动。

他的计划是模仿，既然札木合分成十三个战斗单位，他也把部队分为十三个战斗单位，也称为十三翼。由于人手不够，连他的母亲诃额仑也担当了一个单位的指挥官。

铁木真的人马不到五千人，在敌众我寡时，必须要在布阵上多下苦功。铁木真决定利用地利，也就是在敌人不易进行大规模进攻的狭窄地段列阵，对试图穿过过道的敌人实施各个击破。他看中了鄂嫩河上游的答阑版朱思山岭周围的地形，于是在那里开始小心翼翼地布置战场。

山岭东侧被布置了三百人，指挥官是他的母亲诃额仑和弟弟合撒儿；西侧布置了五百人，由他亲自指挥。山岭出口处是主力三千人，至少有八个战斗单位在这里防御。防御阵地前方五十米处设置了栅栏和陷阱，以减缓敌人的攻击速度。

看上去，这是个完美的战场布局。理论上，山口狭窄，札木合就丧失了人多势众的优势，他的部队只能连成不足十人的横队发动进攻。不过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个布局有致命缺陷。力量被分散了，如果札木合在向山口进攻的同时再向山岭东侧和西侧发动进攻，铁木真就会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这不怪铁木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人太少，怎么布置都捉襟见肘。他只是希望札木合笨一点，不要想到同时进攻的计划。

开始时，札木合是没有想到，因为他不知道铁木真的布局。他的第一波攻击由两个不起眼的部落担任，明眼人一下就看出，这是札木合的侦察式进攻，他想找出铁木真的布局结构。

一千人的炮灰向山口冲来，栅栏和陷阱虽然延缓了他们的前进速度，但也被他们迅速拆除，山口的防御部队乱箭齐射，炮灰们被射得鬼哭狼嚎，不过仍然在前进，铁木真看看他们已进入自己的攻击范围，立即下令攻击。同时，诃额仑也下达了进攻令，山岭东西两侧冲出了八百多人，札木合的一千人如他所料，成了炮灰。

他看着全军覆没的第一波攻击部队，狂笑起来：“铁木真兄弟，你这布局水平太差了。你等着！看我活捉了你。”

铁木真暗叫不好，札木合的第二波攻击部队已经狂呼乱喊冲了上来，这是由兀鲁兀部和忙兀部组成的虎狼之师。由于栅栏和陷阱已被毁坏，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延缓他们的进攻速度，他们像是钱塘江大潮一样撞向了铁木真在山口的防御阵地。

铁木真正要下令山岭东西两侧的部队实施救援，突然看到一支敌军摸上了自己，而他母亲所在的西侧已经和敌人交火。

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札木合采取了三路同时进攻的方式。敌人近在眼前，士兵们发现他不但毫无惊慌和痛苦，反而高兴地喊起来：“札木合真是用兵如神，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胜负已分，铁木真面对漫山遍野的敌人，只好下令后撤。他的士兵被札木合的部队追得如过街老鼠一样，毫无仪态可言。

铁木真一直溃逃出三百里，逃进了鄂嫩河南岸的哲列涅峡谷，据险而守，这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札木合没有再追击，他对没有活捉铁木真一事表示遗憾和愤怒，在回师路上扎营时，把捉到的七十个俘虏叫到面前训话。这七十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他阵营里反叛跑掉的，他斥骂这群人忘恩负义，不知道如何经营人生，水往低处流，人向高处走，而在他看来，这群人恰好长了个榆木脑袋，偏偏向低处走。

最后，札木合以上苍的名义说：“你们这群人背信弃义，就要付出背信弃义的代价，我给你们的刑罚就是，活活煮死。”

札木合说的“煮死”刑罚，在中国古代刑法中的术语叫“汤镬”，“汤”是100摄氏度的沸水，“镬”是没有脚的鼎，“汤镬”就是把人放进盛着100摄氏度沸水的无脚鼎中活活烫死。

这是残酷的刑罚，札木合用这种方式对付他的蒙古同胞，让人心寒。兀鲁兀部酋长主儿扯歹和忙兀部酋长忽亦勒答儿都来劝说札木合：大家都是蒙古人，这是内战，不是对外战争，真没必要如此残忍。

札木合敏感地跳起来，这段时间，他部落里反叛的人太多，两个实力派领导人这样说他，让他意识到二人可能要反水。

他对二人怒目而视，吼道：“我这是惩罚叛徒，怎么叫残忍？铁木真不残忍，你们去找他啊！”

两人马上闭嘴，札木合又命令带上最后一名俘虏：捏古思部酋长察合安，他是第一批反叛的人之一，也是这次战役中铁木真一个战斗单位的指挥官。札木合先把他的胡子和头发统统揪光，恼怒地斥责他：“我对你多好啊，人人都可以背叛我，就你他妈的没资格背叛我！”

察合安因为疼痛号叫着，在号叫的间歇就诅咒札木合不得好死。札木合七窍生烟，命人砍掉了他的脑袋，把尸体系在自己的马尾上，一直拖回了大本营。

札木合的残忍行径，让他部落里很多人胆战心惊的同时又非常失望。草原上的领袖们大都很残忍，比如日后的铁木真常常屠城，虐杀俘虏。可铁木真和札木合的残忍实施目标不同，铁木真的残忍从不施加于蒙古人身上，札木合却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显然，这是战胜铁木真后走得最臭的棋。两天后，兀鲁兀部酋长主儿扯歹和忙兀部酋长忽亦勒答儿连夜带着自己的族人投靠了铁木真。

铁木真惊喜地叫起来：“我们蒙古最善战的三个部落都在我的麾下啦！”

几天后，札木合阵营又一批反叛的部落来了，铁木真踌躇满志地说：“札木合是不败而败，我是不胜而胜。”

札木合是铁木真生命中最大的贵人，开始时，他为铁木真提供力量的源泉，现在，他又驱赶着人们向铁木真的蒙古包走去。好像谁不去谁就是和他札木合作对一样。不仅是他掌控的部落被他无意识地驱赶到铁木真那里，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的大部分蒙古人都不由自主地向铁木真那里汇集。

铁木真就像是弥勒佛写到孙悟空掌心的那个“禁”字一样，吸引着各路黄眉怪前来。这并不是苍天照顾铁木真，而是铁木真个人努力的结果。

铁木真慷慨大度，在围猎后分给那些部落的猎物总是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他对同胞过分仁慈，不但不剥削他们，反而大力地帮助他们。这种救世主的做派和其他部落刻薄寡恩的酋长一对比，铁木真简直就成了长生天的代表。

一时之间，铁木真的美名不胫而走，传遍整个草原，人们来投奔他之前就向长生天发誓要誓死效忠他，铁木真大力宣传“忠诚”，树立许多典型人物，让人们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只要效忠铁木真，就能得到从前不可能得到的实惠。

和札木合的第一战——十三翼之战的结果是失败的，可铁木真靠着他性格中的正能量和有意识地收买人心的策略重新站了起来，站起来后的他比之前强大十倍。

一次扫兴的宴会

铁木真的壮大是事实，不过有人没把他太当回事也是事实。大部分投奔他的部落酋长们都称他铁木真，很少有人称他成吉思汗。铁木真对称呼很在意，因为称呼本身象征着权威。但当时他的汗国里鱼龙混杂，严密的制度还未成长起来，他也只能一步一步来。

一次间接挑战他权威的事发生了，事件的挑起者是主儿勤氏前首领的两个遗孀。起因是这样的：在一次宴会上，服务员失乞兀儿给食客倒酒时，先倒给了主儿勤氏首领薛扯别乞的小老婆，然后才给那两位遗孀倒满。两个老太婆认为身份受到挑衅，在她们看来，主儿勤氏的小老婆不过是个皇妃，而她们则是皇太后，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该知道要先给皇太后斟酒，然后才能轮到那个狐狸精皇妃。

她们认为铁木真对服务员失乞兀儿教导无方，又不敢直接对铁木真发难，所以就把倒霉的失乞兀儿叫到跟前，失乞兀儿以为有什么赏赐，赶紧凑过脸来，两人就配合无间地抽了不识体统的服务员两个嘴巴。

失乞兀儿两手捂着两边的脸，撒娇起来说：“可汗的父亲在世时，可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打过我。”

众人都被这哀鸣吸引过去，发现失乞兀儿年纪的确很大，有可能真伺候过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

他们又看向铁木真，因为打狗还要看主人，况且这只狗的主人不仅是他，还有他老爹。但铁木真的表现很平静，好像根本没有听到失乞兀儿那句暗讥他软弱的话，也好像根本没有发生有人被打这件事，他热情地招呼着大家喝酒吃肉。

失乞兀儿发现自己的两巴掌可能白挨了，只好打起精神回到工作岗位，噘着嘴继续倒酒。

铁木真本想看在肇事者是两个老太婆的份上，不了了之，想不到很快又起波澜。这次挑事者仍然是主儿勤人，只是角色由两个老太婆换成了一个叫不里孛阔的亲王和一个无名小偷。

宴会开始前，铁木真要别里古台看守马匹，当他巡逻到铁木真坐骑时，发现有人正在解铁木真坐骑的缰绳。别里古台当即把这个小偷踢翻在地，捆绑起来。闻讯赶来的不里孛阔看到那个小偷，发现是本族人，马上推开别里古台，解开了小偷的绳索。

别里古台秉着“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精神上前和不里孛阔扭打。二人拳脚相斗，不里孛阔突然抽出蒙古匕首，砍伤了别里古台的右肩。

别里古台担心事情闹大，会扫了铁木真和那群部落酋长的雅兴，所以捂着血如泉涌的右肩毫不在意地继续巡逻。

别里古台不知道的是，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正对面的铁木真看在眼里。他不能再装聋作哑，因为他的两个部下就在他面前连续受到同一伙人的攻击，他的威信已要扫地。他霍然站起来，像一头下山的猛虎般冲到了别里古台身边。

这一冲，很危险。他这样夸张地冲下去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慰问别里古台，肯定要有动作。而他行动的目标必然是主儿勤人，当时在座的主儿勤氏除了首领薛扯别乞和泰出外，还有好几位前蒙古王室的长老，这是铁木真称汗的大基石之一，如果他们恼怒地离开铁木真，或者投奔札木合与铁木真作对，影响是极坏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他好像胸有成竹，又好像是被怒气冲昏头脑。他冲到别里古台面前大声怒吼：“你怎么可以忍受这种耻辱？”

别里古台有着我们上面分析的担忧，他竭力平息兄长的怒火，平静地说：“我伤得不重，没事。他们好不容易才投奔咱们这里，不要为了我而伤了和气。”

铁木真不想和兄弟说“打狗看主人”的废话，他随手折了几根粗树枝，抄起搅拌马奶酒的粗杆子，冲向不里孛阔和那个小贼，双手挥舞着武器，一顿乱打，一直打到他们趴在地上不再动弹为止。

他舒展完筋骨，又跑回宴席，命令把那两个已魂不附体的老太婆捆绑，等候发落。然后大手一挥，散席。

铁木真的举动让他的兄弟们担心不已，者勒蔑不明白主儿勤人为何如此嚣张。铁木真给出了答案。

铁木真说，这都是家族等级制惹的祸。铁木真和薛扯别乞，还有不里孛阔都是合不勒汗传下的子孙，但薛扯别乞是大房子孙，铁木真是二房子孙，不里孛阔则是三房子孙。大房的和三房的联合起来瞧不起二房的，尤其是当蒙古三大骁勇部落中的两个部落兀鲁兀部和忙兀部到来后，铁木真对他们进行了过多的感情投入，这就引起了主儿勤部的嫉妒。

这次闹事可能就是他们这种心态的一个突然爆发。

但铁木真一点都不担心，因为长生天的力量一直在支持他，敬告他：没事。

果然没事，当天夜里，主儿勤部族的几个巨头来了，向铁木真道歉。铁木真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并且把那两个老太婆完完整整地交还给他们。主儿勤人发现两个老太婆除了脸色难看外，毫发无损，马上表现出对铁木真既感激又敬重的颜色来。

这是铁木真又一次展现他的性格，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

事后，铁木真重开宴席，特意吩咐服务员失乞兀儿给主儿勤人倒酒时的次序，失乞兀儿洋洋得意，先给那两个老太婆倒酒时，他在她们脸上没看到一点之前的蛮横傲慢的表情。

不过，这位阅历丰富的老服务员总感觉在主儿勤人恭敬的外表下好像隐藏着异样的东西，这种异样在不久的将来将毫无顾忌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拯救义父

有个疑问：当铁木真被札木合追击如丧家犬时，他的靠山脱斡邻勒在做什么，为何连个表示都没有？

答案如下：脱斡邻勒在铁木真成为丧家犬时，自己也成了丧家犬，而且比铁木真惨十倍，险些见了上帝。当铁木真恢复元气时，他还在东躲西藏，过着连上帝都为他哭泣的日子。

脱斡邻勒之所以混到这步田地，是因为上帝惩罚他，上帝惩罚他，是因为他残暴地处理家庭政治。

也速该在世时，脱斡邻勒为了继承父亲的汗位，残忍地干掉了他的两个兄弟，这让他的叔叔冲冠一怒，用强大兵力把他驱逐下汗座，脱斡邻勒那时很幸运地遇到了也速该，也速该帮他抢回了汗位。

上帝几次三番对他说，要家庭和睦。脱斡邻勒却紧握十字架说，我那两个畜生兄弟对我的宝座虎视眈眈，我要先下手为强。

上帝当然劝阻不了他，他先对可疑的弟弟额儿客合剌下手，额儿客合剌发现哥哥已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连夜单骑跑到了乃蛮部。乃蛮可汗想不到世界上会有这样混账的哥哥，更想不到大国克烈又起内乱，所以声称要为额儿客合剌讨要公道，集结一支骑兵部队，在熟悉克烈部防御的额儿客合剌带路下，连下脱斡邻勒三个营盘。脱斡邻勒见大事不妙，叫了声“我的上帝啊”，仓皇西逃。

他昼夜不停地跑，他的部下也昼夜不停地逃，跑进西辽国时，他只剩了自己和脖子上的十字架。他向西辽皇帝请求政治避难，西辽皇帝答应了他，不过对他张口闭口“上帝”的行为很不满意，因为西辽全国上下信仰伊斯兰教，西辽的宫廷里不流行“上帝”这玩意。脱斡邻勒长吁短叹，见西辽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于是重新上路。西辽皇帝欢送他离开，给了他五只母山羊和三只骆驼。脱斡邻勒先到了畏兀儿地界，畏兀儿人不理他，又到西夏地界，西夏人也不理他。他仰天长叹：上帝啊，你救救我吧。

突然五只母山羊同时叫起来，他画了个十字，说：“感谢上帝，我还有五只山羊，而且都是母的。”他挤出羊奶充饥，骑着骆驼行进在苍茫的路上。

铁木真一得到脱斡邻勒又成孤家寡人的消息后就开始寻找他。一年后，他的人终于在漠北的古泄兀儿湖附近找到了正骑着一匹瞎马、失魂落魄的上帝的子民，克烈部的大汗脱斡邻勒。

如果寻找他的人是汉人，恰好又是知识分子，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一定会吟诗：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太危险啦！古泄兀儿湖离克烈部那么近，稍有差池，他就会被他的敌人活捉，送他去见上帝。

幸好，铁木真先找到了他，危险解除。他被送到克鲁伦河上游，送进了铁木真为他精心准备的温暖舒适的高大帐篷里。他狠狠地吃起了烤羊，恨不得吃光铁木真所有的羊。

吃饱喝足，他和铁木真谈心。

他用怪异的眼神打量着铁木真，叹道：“想不到一年不见，你的发展神速啊。”

铁木真从这句话中感受到了悲凉，是啊，他现在是前呼后拥、牛马成群，可他的恩人脱斡邻勒却成了流浪汉。他激动地说：“我帮您把汗位抢过来。”

脱斡邻勒苦笑，带着点讥讽的口气：“上帝说，风水轮流转，我居然要你来帮忙了。”

这是廉价的自尊在捣鬼，铁木真毫不理会。他继续说：“乃蛮部席卷了您的部族，您的弟弟虽然在汗位上，但人心不服。我们正在努力积累一笔招揽您部族投奔您的财产，相信很快您就会重回汗座。我对您的忠心长生天可鉴，哦，上帝也可鉴。一日为父，终身为父。”

脱斡邻勒小有感动，回想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不禁流下泪水，他握住铁木真的手说：“你和你父亲都是仗义之人，上帝保佑你们乞颜部。”

要积累一笔可观的财产不是件容易的事，请不要以为当时的蒙古高原上只要做了可汗就能家财万贯，铁木真直到和脱斡邻勒谈心时，其所拥有的马匹数量还不足一万。蒙古高原上可生资源很少，几乎全靠抢劫，偶尔是狩猎。铁木真要养活很多人，他拿不出巨额财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别人的财产变成自己的，然后再送给脱斡邻勒。

放眼望去，好像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拱手相让，而且此时铁木真的实力也不是说想抢谁就抢谁。上帝终于向脱斡邻勒抛来个媚眼，倒霉的蔑儿乞部酋长脱黑脱阿送上门来了。

脱黑脱阿自上次从铁木真、札木合和脱斡邻勒联军的突袭下逃跑后，一路跑进了贝加尔湖泰加森林中。得知联军撤退后，他看着已成废墟的营盘，对着泰加森林哭祷：在神圣的泰加山，我是一只虱子，但我逃脱了，我的性命未受伤害，我发誓，在以后每天清晨的祈祷中都要铭记你，神圣的贝加尔湖和泰加山，我要把你当成我的再生之地来祭祀，我的子子孙孙将遵守这个规矩。

祷告完毕，他面对初升的太阳，把腰带挂在脖子上，敬畏地摘下帽子，双手捶胸，对太阳做了九跪之礼，并用马奶酒祭奠。

这个场景很熟悉，铁木真当初被他袭击时，跑进肯特山而后又跑出来，就作出了同样的举动。和铁木真一样，脱黑脱阿决心复兴部落。但他担心敌人还会杀个回马枪，于是带领残余部众进入了他的圣山泰加，在这里，他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很快就恢复了力量和信心。

脱斡邻勒被驱逐的消息传来时，脱黑脱阿决心趁乱吞掉克烈部，可他始终犹疑不决，因为克烈部太大。当脱斡邻勒被铁木真接到克鲁伦河上游时，他才下了决心出击。但出击的目标不是克烈总部，而是铁木真为脱斡邻勒设置的临时汗所。

脱黑脱阿的进攻毫无收获，因为从泰加森林向克鲁伦河前进的路程遥远，铁木真又特别重视情报工作，到处都有他的密探，所以当他搜寻攻击目标时，看到的是严阵以待的铁木真。双方一经接触，脱黑脱阿感觉出不是对手，马上带着主力跑回了泰加森林。

铁木真被他轻狂的举动所激怒，恰好又需要给脱斡邻勒准备招收部属的“军饷”，便决定集结部队远征脱黑脱阿。

脱黑脱阿跑回泰加森林，喘息未定。铁木真前锋已抵达森林边缘。脱黑脱阿气急败坏，点起人马出战，事实正如他在克鲁伦河所预料的那样，他不是铁木真的对手，他被打得惨败，急急忙忙又逃进了贝加尔湖东岸的森林中。在这里，他和当地的猎户们结下深厚友谊，休养生息，准备有朝一日向铁木真复仇。

铁木真没有追上脱黑脱阿，这充分证明了一件事：脱黑脱阿是神行太保级别的逃跑人物，除非他想让你捉住，不然，没有人能轻易地捉住他。

铁木真把缴获的脱黑脱阿几年来积攒下来的财产送给了脱斡邻勒，脱斡邻勒用这些财产召集他的部属。1196年，30岁的铁木真带领军队护送着脱斡邻勒和他的部属进入克烈部，那个伪可汗额儿客合剌扔了羊腿逃亡去了。脱斡邻勒重新坐上克烈部的汗座。

他感谢铁木真，请铁木真吃烤全羊，喝新鲜的马奶酒。

他吃饭前先闭眼祷告，他说感谢上帝赐给了他烤全羊和马奶酒，感谢上帝把铁木真送到人间帮助了他。祷告完毕，他一改祷告时仁慈的面容，露出凶狠的表情对铁木真说：“整个草原上都知道你拯救了我，你现在实力很强，东部草原除了札木合和我，你已没有敌手。你下一步想做什么？”

铁木真平静地回答：“我和札木合都是蒙古人，我不想自相残杀。而您是我的义父，没有您就没有我的现在，我向您发誓，我和您永远保持最纯洁最珍贵的友谊。”

脱斡邻勒死盯着铁木真，想从他脸上看出说谎的迹象，但很遗憾，他什么都没看到。于是，他把插在烤全羊上的刀拔起，轻轻地放在桌子上。铁木真意识到这是个暗号，如果脱斡邻勒把刀子再插回全羊身上，那蒙古包外就会冲进几十个大汉，不把他砍死，也会把他活活挤死。

这件事给铁木真的触动很大，他发现在草原上就如在原始森林中，各种野兽你冲我撞，没有永恒的朋友，强者生存。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摆脱绝境后感谢世界感谢人类，由此成为造福于人类的慈悲者，比如中国明帝国心学大师王阳明，在摆脱绝境后成为人类心灵的拯救者；另一种是摆脱绝境后，思甜忆苦，越忆越苦，于是恨这个世界，恨全人类，从此走上了心理变态的道路，比如脱斡邻勒。

脱斡邻勒要动铁木真的心思已不是一天两天，这位老人家的屁股曾被人两次从汗座上踢开，他两次颠沛流离，像条丧家狗。当他坐到汗座上回忆苦难时，发现和他亲密的凡是有点力量的人都是有可能把他的屁股从汗座上踢开的，比如眼前的铁木真。

他所以没把刀插回到羊身上，大概是接收到了上帝的指令，上帝说，这小子还有用处，而且看他那一脸忠贞的样子，不像是坏人。

归根结底，利益起了作用，脱斡邻勒对铁木真放下了刀，但对其他人却举起了刀。他在自己的部落内实行不必要的恐怖政策，把他硕果仅存的弟弟扎合敢不驱逐出境，又把那些曾与伪可汗共事的人扔进监狱，稍不如意，就把部属往死里打。

对于脱斡邻勒的变态，铁木真无动于衷。上帝对脱斡邻勒说，铁木真这小子还有用。长生天也对铁木真说，脱斡邻勒还有用，千万别跟他闹翻。

这是棵巨树，暂时还要倚靠它。因为论影响力，脱斡邻勒比他铁木真不知大多少倍，在草原上是这样，在南方的金国更是如此。

“我说山倒，山就必须倒，我说河枯，河就必须枯！”

蒙古高原南面是女真族于1115年建立的金国，这个国家陆续灭掉了近邻辽国、攻占北宋，并把北宋的残余驱赶到长江以南，由此成了北中国的主人翁。金国对蒙古高原上的部落和汗国的外交政策是：拉一个打一个。这一政策对铁木真的世仇塔塔儿人最有效。塔塔儿部在蒙古部落的东南面，兴安岭的西面，翻过兴安岭就是金国。金国发现了塔塔儿部地缘政治的价值，于是将其当成北部边界一个活动的长城，金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它，让它和蒙古草原上的部落掐架。

金国把它的军队现代化，配备蒙古草原其他部落和汗国军队中很少有的铁制箭头，同时给它提供大批小商品，让它在草原上高价售卖，获取巨额利益。在金国慷慨的支持下，塔塔儿成为蒙古高原东部的强国，到处树敌，被草原部落称为金国的疯狗。但因实力强大，没有人能动它分毫。受它欺负最严重的就是铁木真的蒙古联盟。

蒙古联盟第二任可汗俺巴孩就是被塔塔儿人活捉送给金国而被后者用木驴处死的，由此引发了蒙古联盟和塔塔儿部几十年的战争。蒙古联盟越打越弱，最终在忽图剌汗死后四分五裂。也速该也死在塔塔儿人的毒药下，对于任何蒙古人而言，塔塔儿都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世仇。

铁木真一直在寻找机会复仇，可塔塔儿人有强大的金国撑腰，复仇的可能性太小。长生天不负苦心人，就在他让脱斡邻勒重新坐上克烈汗国宝座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塔塔儿人和金国绝交，而且还动了手。这个好消息透露给铁木真的信息是：世仇塔塔儿倒霉了。

金国和塔塔儿人的冲突经过如下。

铁木真派人寻找流浪老汉脱斡邻勒那年，金国边境受到一支蒙古部落的侵扰，金国边防司令领兵出击，在今哈拉哈河、呼伦河一带攻下这支蒙古部落的营寨，夺获大量草原人的硬通货——马牛羊。可就在回家路上，塔塔儿人不知抽什么风，居然对金军发动突袭，抢夺了那些硬通货。

金国对犯了狂犬病的塔塔儿人大为震怒，政府里有人指出，最近几年塔塔儿人翅膀已硬，不想当好狗了，大金国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否则会让北方的各部笑话。

金国上下都这样认为，所以派人去命令塔塔儿人归还那些硬通货，塔塔儿人双手一摊，很遗憾地说：都吃进肚里了。

双方就此反目。

塔塔儿人显然高估了自己翅膀的硬度，铁木真从脱斡邻勒的黑林回到自己营盘时，金国的一支精锐骑兵向塔塔儿人发动了进攻。

双方在克鲁伦河中游开战，塔塔儿大败，首领蔑兀真笑里徒驱赶着硬通货逃向今蒙古国东部乌勒吉河畔。这条河在克鲁伦河和鄂嫩河之间，而铁木真的营盘恰好在这里，也就是说，他们来到了铁木真门前。

金国部队由于粮草原因无法再追击，于是撤回。金国政府马上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计划。有人说，应该再集结一支力量进入蒙古高原，把塔塔儿人彻底消灭。有人不同意，说，财政开支太大，而且这群野蛮人像高原上的旱獭一样四处流窜，根本无法铲除干净。又有人说，那就继续咱们的外交政策，拉一个打一个。

这是个好计策，但拉哪个呢？

众官员商讨半天，确定了人选：克烈部的脱斡邻勒。

现在蒙古草原东部，克烈部的实力最强，而且这个脱斡邻勒和塔塔儿人有仇，他的爷爷就是被塔塔儿人俘获送到金国处死的。

有官员马上插嘴说：“被咱们处死的事就不要说了，影响情绪。告诉脱斡邻勒，只要他消灭塔塔儿人，咱们以后就支持他，要钱给钱要铁给铁要粮给粮要荣誉给荣誉。而且他还能趁此机会为爷爷复仇，何乐而不为？”

他们的分析一针见血，脱斡邻勒接到金国的文件后，马上就叫来了铁木真。他老谋深算地问铁木真：“塔塔儿就在你家门口，你看这件事如何？”

铁木真最近已知道塔塔儿人倒霉了，正在兴头上，听说了金国的态度，如获至宝。他对握着十字架的脱斡邻勒兴奋地说：“这是天大的好机会，我们必须要捉住。一来，我们可以报仇；二来，我们可以靠着金国的力量壮大自己。”

脱斡邻勒慢慢地点了点头，看向铁木真，眼神里像是有锥子：“你是单独和金国接触，还是……”

铁木真急忙摆手：“我跟随您的脚步。而且如果长生天保佑，打败塔塔儿人，战利品都归您。”

脱斡邻勒很满意，说：“那你就回去准备，咱们向塔塔儿人开战。”

铁木真兴奋地转身就要跑，脱斡邻勒叫住他：“这是场硬仗，塔塔儿人不比脱黑脱阿。你从来没遇过强敌，千万要小心谨慎。”

铁木真感激地看了脱斡邻勒一眼，脱斡邻勒已在心事重重地画十字，嘴里嘟囔着：上帝啊，你要保佑我啊。

铁木真昼夜兼程回到营盘，召集部属连夜开会。他激动地说：“为父祖报仇的机会来了，考验我们战斗的机会也来了，我们要向塔塔儿人开战！”

塔里忽台晃荡肥胖的身子说：“金狗更是咱们的敌人，我们凭什么帮他们？”

铁木真眼望繁星点点的天空，自言自语道：“在力量没有强大时，要尽可能地利用外部力量。无论是仇人的力量还是朋友的力量，力量决定一切。金狗是逃不出我们的复仇之箭的。”

第二天凌晨，铁木真那架简陋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各部落带领精兵陆续集结到他麾下，只有主儿勤部，连个人影都没有见到。

铁木真派精明的博尔术去邀请主儿勤部首领薛扯别乞和泰出，他特意嘱咐博尔术：“主儿勤人大概还因为上次的宴会事件有情绪，你可提醒他们说，他们的爷爷就是被塔塔儿人用阴谋害死的，他们如果想报仇就该来。”

博尔术很快就带回了薛扯别乞和泰出的口信：我们去。

铁木真看着博尔术，说：“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博尔术摇了摇头说：“我认为他们不会来。”

铁木真陷入沉思，最后站起来无奈地说：“他们不来就不来，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在这段时间做出格的事。”

说完这些，他握了握拳头，语气沉重地说：“一定要充分建立起权威，要有规矩，我说山倒，它就必须倒，我说河枯，河就必须枯！”

诛杀叛逆

清剿塔塔儿人的计划由金国制订，金国军队从东南向北进攻，脱斡邻勒和铁木真则沿斡里札河而下，担任正面攻击。

蔑兀真笑里徒在斡里札河畔设置了两个武装营盘，一个称枫树寨，一个称松树寨。两个营盘相距很远，脱斡邻勒和铁木真决定分头击破。脱斡邻勒攻枫树寨，铁木真攻松树寨。

两人采用草原上的传统战法——闪电战，骑兵快速进入弓箭射程内，乱箭齐发，此时并不攻击，射击完毕向两边分散，下一波骑兵如法炮制，几轮下来，骑兵重新集结，放弃弓箭，使用马刀，猛冲向塔塔儿人的营盘。

塔塔儿人的营盘迅速被攻破，脱斡邻勒和铁木真的军队重新启用弓箭，骑兵在马上对敌人近距离射击。蔑兀真笑里徒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军中，侥幸存活的塔塔儿人最后选择了投降。

对铁木真而言，这场战役规模很小，然而意义重大。这是他第一次指挥进攻型的战役，他在心里琢磨着多种攻击塔塔儿人的战法，凭着无与伦比的天分，他在脑袋里不断地模拟各种战法，没有人看得到，他的军事才能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

和从前一样，铁木真把获取的战利品分给脱斡邻勒一半，有人很不平，铁木真无动于衷。在被他们点燃的塔塔儿人营盘前，他盯着一个摇篮，火光在他脸上跳动，犹如鬼火。

那是个编织精美的摇篮，里面躺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小孩。小孩身穿以金丝线装饰的绸缎衣服，鼻子上和两个耳朵上戴着金圈。由金丝线和珍珠镶边的丝质毛毯更让铁木真大开眼界。

他心动地说：“瞧，塔塔儿人真富啊，中原人的东西真好！”

合撒儿笑起来：“咱们去抢。”

铁木真也笑了：“抢他们的绸缎，不如抢他们的丝绸工人。”

当然，这只是随口一说。此时，铁木真还不具备这样的力量，他现在勉强能算是金国的打手。

战役之后，他和脱斡邻勒受到了金国的嘉奖，除了一些丰厚的物质奖励外，金国还授予了二人封号。脱斡邻勒被封为“王”，由于他本来就是克烈部的“汗”，合起来就成了“王汗”，自此后，我们将称他为“王汗”。铁木真得到的封号叫“札兀惕忽里”，相当于节度使，也就是边防司令。

无论是“王”还是“札兀惕忽里”，都只是个空名。本来，金国希望王汗可以接替塔塔儿人的位置，可王汗的克烈部离金国的边境太远，相比而言，铁木真的蒙古部倒是有地缘上的优势，但铁木真和王汗说，王汗永远都是他的保护人。王汗很高兴，但铁木真非常不高兴，简直要像爆竹一样爆起来了。

让铁木真成了爆竹的人是主儿勤首领薛扯别乞和泰出。

两人趁铁木真征讨塔塔儿人时，把铁木真的营盘洗劫一空，还杀掉了十个人，又把五十个人剥了个精光。

中国有句话叫“是可忍孰不可忍”，铁木真也有句话：必须废了主儿勤。

薛扯别乞和泰出不是呆子，铁木真恩怨分明，人所共知，袭击他的老巢引来的必然是他的报复。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也许是认为铁木真会死在塔塔儿人手里，没有机会回来报仇。更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怕铁木真来报仇。

我们前面谈到过，主儿勤部是蒙古联盟中最能打的三个部落之一，也是之首。他们本是合不勒汗长子的后裔，合不勒汗当年对长子特别照顾，把属民中力气大的、胆识过人的、气宇轩昂的、气贯长虹的都给了长子。一言以蔽之，主儿勤人文武双全，能解决各种危机。他们能下定决心和铁木真翻脸，就是因为没有把铁木真放在眼里。

这种狂放的自信让人敬畏。的确，对付这样的劲敌，铁木真没有必胜的把握，但为了维护他的权威，他必须要行动。

刚刚停止的战争机器重新启动，一支精锐骑兵很快集结完毕，向战场奔驰而去。主儿勤部的营盘在克鲁伦河沿岸的七道岭，当铁木真沿克鲁伦河向七道岭推进时，薛扯别乞和泰出已备战完毕，气定神闲地坐等铁木真。

铁木真无法用闪击战，因为主儿勤人的闪击战闻名草原；更不能用突袭，因为主儿勤人已有准备。他只能面对面和主儿勤人一分高下。

双方列阵，主儿勤人先一步发动攻击。攻击方式是传统战法，骑兵冲锋，不作进攻，箭如雨下，兜了圈后回到队列，第二波、第三波照猫画虎。铁木真部队紧咬牙关，挡住了主儿勤五波箭雨的进攻。正当薛扯别乞下令再来一轮时，铁木真的骑兵抢先发动了进攻。

泰出洋洋得意地看着薛扯别乞说：“给他们个机会。”

薛扯别乞点头，下令防守。

铁木真的进攻有点怪异，只有两翼冲过来，都保持着弧形阵势。左翼是兀鲁兀部酋长主儿扯歹，右翼是忙兀部酋长忽亦勒答儿，薛扯别乞狂叫：“好啊！让咱们三个最能打的部落决一胜负！”

他狂叫时，泰出正谨慎观察铁木真的主力。铁木真的主力像是做贼一样集结在两翼的弧形阵势中央靠后的位置，前进得蹑手蹑脚。他对薛扯别乞说：“小心有诈！”

薛扯别乞也看到了铁木真主力的猥琐样，他有智慧，但高度不够，他紧盯着铁木真冲上来的两翼，说：“先打掉他的两翼，一个没了翅膀的老鹰，就是火堆上的肉。”

两翼很快就进入他的弓箭射程内，薛扯别乞立刻下令放箭。几乎是同时，铁木真的两翼骑兵也乱箭齐发。这种对射对薛扯别乞很不公平，因为他在防御，是静止的靶子，而铁木真的两翼骑兵在运动中，很难瞄准。结果显而易见，薛扯别乞的人被射中的多，铁木真的两翼受伤的少。

薛扯别乞怒了，下令把防御阵势改为进攻，他要来个反冲锋。骑兵扔掉盾牌，飞身上马，怒火中烧地冲了出去。铁木真的两翼见对方人多势众，急忙勒马后退。

泰出总感觉哪里不对，还未等他想明白，前锋已和铁木真的两翼短兵相接。主儿勤部落真不是浪得虚名，把兀鲁兀部和忙兀部打得连连后退，薛扯别乞叫喊着让他的士兵痛打落水狗，几乎喊哑了嗓子。

铁木真的两翼虽然越退越快，但井然有序，后面的部队一直退到和铁木真的主力前锋平行时，他们不再后退，而是突然改成密集队形，猛攻主儿勤人的两侧。铁木真的主力也发动猛攻，主儿勤人现在三面被包，铁木真的两翼也正试图断绝他们后退的唯一之路。

这种战术被称为“口袋”战术，草原人称为“阿瓦战术”。

口袋战术要取得成效，必须是己方力量大于敌方，否则，就会被敌方撕破口袋，逃之夭夭。铁木真的兵力和主儿勤人差不多，不过在骁勇善战方面却有很大差距，战斗的时间越长，风险就越大。

铁木真采用第二种战术“网开一面”：给敌人让开一条逃路。被围困中的敌人脑袋里缺根弦，见到有路，必走无疑。在逃跑的过程中，他们会相互分离，甚至互相践踏。而且最先逃跑的人肯定是主将，主将一跑，部队士气全无，溃败就在意料之中。

一条生路马上出现在主儿勤人面前，薛扯别乞第一个向退路冲去，泰出紧跟其后。士兵们一见老大逃跑，无心迎战，你挤我拥地向通道逃去，铁木真部队就站在两边，对逃跑的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顿乱杀。

薛扯别乞和泰出脱逃后，才发现他们几乎全军覆没，跟上来的只有几十骑。他们狼狈不堪地跑进了帖列秃山口，并祈祷长生天能保佑他们。但长生天早就站在了铁木真这边，很快，铁木真就尾追而至，封住山口。三天后，薛扯别乞和泰出步行走出山口扔掉武器，投降了。

铁木真在一棵耸入云天的枫树下审判薛扯别乞和泰出。一阵清风吹过，棕红色的枫树叶发出“沙沙”声，两个罪人听起来像是有人在磨屠刀。

铁木真当着那些酋长的面，讯问二人：“你们发的誓言何在？”

薛扯别乞惨笑，泰出不说话。

铁木真说：“你们不应我的招呼去为祖宗报仇，其罪一；袭击我的部落，残杀我的部属，其罪二；从你们发誓开始到现在，你们从未忠诚于我，其罪三。可还有话说？”

两人毕竟是英雄人物，异口同声说：“杀吧，别废话了！”

铁木真毫不客气，命人对两个罪人执行刑罚。草原的规矩，对贵族的刑罚要不见血，包括活活勒死，或是折断四肢再扼死。但铁木真却对两人执行了对待奴隶的刑罚：斩首。

在场所有人噤若寒蝉，这是对活人的严厉警告，它明示那些蒙古亲王们：从此后，你们的特权只能在我铁木真制定的规矩之中存在。

处死主儿勤的两位亲王后，铁木真采取了一个破天荒的步骤，将大本营迁移到主儿勤人的领地，他把主儿勤的中心地盘改名“曲雕阿兰”。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他王国的首都。

事情还没完，因为挑战他权威的主儿勤人还有一个活着，这就是不里孛阔。杀不里孛阔不能像杀薛扯别乞和泰出一样，因为不里孛阔并未袭击他的营盘。铁木真决心使用阴谋。

在很快举行的宴会上，铁木真为不里孛阔安排了摔跤表演，和他演对手戏的是曾被他砍伤的别里古台。知情的人都认为他的阴谋设计得不高明，不里孛阔是名震草原的大力士，在摔跤上更是天下无敌，别里古台和他摔跤等于是老鼠挑战猫。

然而，铁木真认为，一个人成功的基础是外部实力和强大内心。薛扯别乞和泰出的死给不里孛阔的心里带来很大的恐惧，所以在摔跤过程中心神不宁，他担心赢了别里古台会招来铁木真的报复，两个回合下来，他就被别里古台一个背摔扔到地上。按蒙古摔跤规矩，他已经落败，别里古台此时要把他拉起来，握手拥抱，向观众欢呼自己的胜利。但别里古台突然跳到他的背上，双手交扼其喉，双膝顶到他的腰眼，看向观席上的铁木真。铁木真咬着下嘴唇，这是提前约定的信号，意思是，可以了。

别里古台猛一用力，只听“咔嚓”一声，不里孛阔被拦腰折断，他喉咙里“咕噜”了一声，当场死亡。那些亲王们面无人色，显然他们已知道眼前的摔跤不是表演，而是谋杀。他们纷纷向铁木真看去，铁木真脸上挂着久违的笑，潇洒地站起，鼓掌叫好。别里古台把不里孛阔的尸体踢到一旁，扬长而去。那些亲王们浑身冒汗，不由自主地跟着铁木真鼓掌。

一连杀掉蒙古联盟中最高贵、最强大、最傲慢的三位主儿勤亲王，这是以前任何蒙古可汗都从未做过的事。这是杀鸡儆猴，当主儿勤人被铁木真分割给他的忠实伙伴后，主儿勤部消失了，铁木真的权力大大加强了，他的蒙古联盟已开始向真正的君主独裁国家转变，这是他在成功道路上走出的最重要一步，血腥，残忍，恐怖。

诛杀主儿勤人的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忠诚地追随铁木真的人，将获得难以想象的回报和善待；对敢于挑战他的人，铁木真将毫不留情地给予回击，并用实力证明自己有能力做到这点。

第三章 统一蒙古部落

突袭北乃蛮

铁木真在克鲁伦河畔树立权威时，王汗也没闲着，他用失而复得的权力做了两件漂亮的事。一件事是突袭脱黑脱阿，倒霉的脱黑脱阿被铁木真打得走投无路时又遇到王汗的突袭，损失大批物资的同时，他的长子被杀，一个小老婆和两个女儿被俘。他的次子来不及逃走，带领大批部众投降了王汗。脱黑脱阿又向北逃窜，几乎从蒙古高原中消失了。

另外一件事则是招安了札木合。札木合自十三翼之战后，虽胜犹败，部众大散，实力大减，只好委曲求全投奔王汗，王汗欣然接纳札木合。

一个枫叶满天的黄昏，两人站在险如刀砍斧削的山峰下，畅谈几年来的草原风云。札木合咬牙切齿说：“铁木真狡猾如鼠，凶狠如狼，如果不早做处理，他必然会踩死我们。”

王汗也咬牙切齿起来，但不是对铁木真，而是对乃蛮。他说：“乃蛮是草原上的祸害，我现在有金国撑腰，必须要铲除这个祸害。”

札木合立即想到王汗一年前的丧家狗岁月，那正是乃蛮担当主演的一场好戏。他急忙把自己的仇恨收起，溜须王汗：“那就揍它，我第一个冲锋。”

王汗看着满天飘舞的枫叶，握住十字架说：“当然要揍它，我要报仇！”

时间倒退十年，王汗要揍乃蛮是痴心妄想。那个时候的乃蛮没有分裂，是蒙古高原第一强部。它拥有今蒙古国大部分地区和中国新疆东北部，文明程度很高，拥有自己的文字。铁木真慢悠悠崛起时，乃蛮老可汗去世，他留下个炸弹——艳绝人寰的小老婆古儿别速。他的两个儿子拜不花和不亦鲁黑为了争夺这个美女，互相攻杀。结局是，乃蛮被分为两部，拜不花占据平原地区称南乃蛮，不亦鲁黑占据了山区称北乃蛮。那个炸弹的结局是：上了拜不花的床。

我们还记得，王汗的弟弟当年投奔的就是北乃蛮，不亦鲁黑在克烈部满载而归。王汗的复仇之箭射向的正是不亦鲁黑的北乃蛮。

王汗派人去通知铁木真要他来协助，铁木真二话不说，带起他的人马就来到了克烈部。对铁木真随叫随到的忠心，王汗非常感动。尤让他感动的是，当铁木真和札木合见面时，两人都表现出了老友重逢的欣喜，如果不是有作战计划，两人可能要畅谈几昼夜。

王汗当然能看得出，两人是在演戏。札木合的眼神中总有火星，只是在关键时刻用他的意志扑灭了。铁木真谈笑自如，脸色却极难看，只是他用强挤出来的笑容掩盖住了。

在商谈作战计划的宴会上，札木合频频向铁木真敬酒，铁木真有敬必喝，反过来还向王汗敬酒。王汗心里想，铁木真比札木合可怕。他这样想着，就听到札木合说：“咱们是不是该制订作战计划了？”

王汗点头，看向铁木真。札木合发现王汗看向铁木真，眼里的火星“呼”的一下燃烧起来。显然，这是王汗有意推崇铁木真，要他来制订计划。

但铁木真谦虚地看向札木合：“论作战计划，我的好安答札木合最合适。”札木合眼里的火焰熄灭，傲慢地一笑。

王汗看到札木合已跃跃欲试，趁势顺水推舟，要札木合制订计划。札木合的确有这个资本，十几年来，他在战场上胜多败少，这都归功于他的作战计划。他看了看坐在身边的手下败将铁木真，孤傲地一笑，说：“计划很简单，直捣不亦鲁黑的营盘……”

他不说了，因为他发现铁木真听得极认真。铁木真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听说铁木真现在进步很快，倒不如趁此机会看看铁木真的能力。

他仍然笑着，说：“铁木真安答，你最近这几年多活跃啊，打得脱黑脱阿抱头鼠窜，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塔塔儿人，主儿勤部那么厉害的骑兵都被你搞掉了，可谓进步神速，这个作战计划应该由你来制订，让我们也开开眼界。”

铁木真坚决推辞，他说：“既然札木合安答如此谦虚，那还是让我义父来制订吧，我听从指挥就是了。”

王汗发现两人开始扯皮，马上拿出德高望重的架势来说：“你们都不要谦虚了，咱们一起来。”

王汗先起了头，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酒足饭饱后，进攻北乃蛮的计划出炉。

计划很简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不亦鲁黑的营盘。从克烈部到不亦鲁黑的营盘是不折不扣的远征，他们首先要翻越东面海拔3000米的杭爱山，然后涉过星罗密布的科布多湖泊，一直向西经过荒凉单调的碎石滩才能抵达。如果速度不够快，或者情报泄露让不亦鲁黑有了准备，都将功亏一篑。

铁木真的建议是，可以同北乃蛮的仇敌南乃蛮合作，要南乃蛮先攻击不亦鲁黑，联军再随后跟上。札木合不同意，他认为南乃蛮和北乃蛮虽然势不两立，可毕竟是亲戚，万一他们联合起来，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王汗同意铁木真的意见，他说：“远征本来就是冒险的事，这个险有必要冒。万一不成，提前可准备一支后备部队，掩护我们撤退。”

这场计划迅速实施，王汗的冒险获得了成功。当他们的骑兵抵达不亦鲁黑营盘时，不亦鲁黑仓促应战。

在勉强抵挡了王汗和铁木真的冲击部队三次后，不亦鲁黑意识到自己无力抵抗，于是放弃营盘，向阿尔泰山山区逃去。

联军紧追不舍，先锋部队很快就和不亦鲁黑的断后部队接触，不亦鲁黑的断后部队被击溃，铁木真和王汗追踪着不亦鲁黑，翻越阿尔泰山，顺着今乌伦古河而下，一直追到乌伦古湖附近，终于追上了不亦鲁黑。不亦鲁黑被追得暴跳如雷，列阵迎战先追上来的铁木真。铁木真采用“口袋战术”，不亦鲁黑大败，只带了几十骑逃往西伯利亚边界去了。

联军可谓大获全胜，不过正如札木合当初所说的那样，南乃蛮对亲戚北乃蛮受人攻击一事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当联军撤退到杭爱山南坡的一河谷时，迎面撞上了南乃蛮的猛将撒卜勒黑和他的骑兵团。

当时天色已晚，王汗和铁木真就地扎营，准备明日再战。可就在当天夜里，巨变发生了。

铁木真无心睡眠，撒卜勒黑和他的骑兵团让他心神不宁，这是一股有准备有战力的部队，明天必然是场恶仗。

他走出营盘，后面跟着一群侍卫，他走到附近一个咸水湖边，芦苇和张牙舞爪的怪柳映在湖中，温度很低，他呼出的气清晰可见。

“您是担心明天的战役吗？”身后传来这样的话。

铁木真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这人是他的新战友木华黎，在他吞并主儿勤部后，木华黎以主儿勤亲王奴隶的身份投靠了他。当他看到木华黎第一眼时，冥冥中就注定了二人的友谊。他没有因为木华黎是奴隶而轻视他，相反，木华黎的言谈举止让他着迷，他认定木华黎将会是个超级人才。这次攻击北乃蛮，木华黎出色的表现更验证了他的判断。

他转过头来盯着木华黎说：“你有什么看法？”

木华黎摇头：“我对明天的敌人毫无了解，我只知道，南乃蛮和北乃蛮有仇，这里离南乃蛮很近，这支骑兵不可能是来跟我们玩命的，更多的可能是武力侦察，不许我们犯界。”

铁木真认为这一分析很有道理，不过木华黎又说：“如果我们力量削弱，那他们可能就会趁火打劫。”

铁木真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木华黎炯炯有神的双眼看了看他，又看向远方王汗的营地，那里篝火明亮，如同白昼。

铁木真无心睡眠，王汗也没有睡。他和札木合正在聊天，确切地说，是札木合一个人在说话。

札木合说：“这次远征真让我吃惊。铁木真的骑兵力量如此强大，他的手下执行他的命令犹如执行长生天的旨意。铁木真的翅膀硬了，倘若他现在伙同南乃蛮攻击我们，我们就是入地无门、上天无路。”

王汗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幸好是灯火昏黄，无人发现。

他身边的顾问对札木合的话很不满，直抒胸臆：“札木合，你这是挑拨王汗和铁木真的关系，你是何居心？！”

札木合急忙接口，看着那个顾问，话却是说给王汗听的：“你千万别误会，铁木真现在对王汗是忠贞不贰的，可人心变幻莫测，防人之心不可无。草原上千百年来的历史无数次证明，力量决定一切，在力量面前，亲情、友情、恩情都是过往云烟。”

王汗喉咙里咕噜咕噜响了一阵，他赶紧闭上眼，深呼吸，情绪平缓后，睁开了眼，小声地说：“传令，连夜拔营。”

为了不让铁木真知道自己已走，王汗命人往篝火里多扔柴火，燃烧了一夜。第二天，铁木真被人叫醒。来人焦急地说：“王汗平地消失了！”

铁木真惊骇万分，跑出帐篷观看，王汗的营地果然空空如也，只有篝火灰烬的青烟如出瓶的魔鬼飘来荡去。

他恼怒万分，说：“这是把我们像抛臭肉一样抛弃了。”

木华黎小声说：“南乃蛮的骑兵还未布阵，我们趁此良机赶紧走。”

铁木真立即下令拔营，为了避开南乃蛮骑兵的突击，他特意绕了个圈，从杭爱山的另一侧渡科布多河，马不停蹄地向老营奔驰。幸运之神眷顾了他，南乃蛮骑兵没有追击，当他路过克烈部时，王汗也没有任何行动。他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营盘，直到这时，他的心才放进肚子里。

对于王汗的背信弃义，铁木真很快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可上帝没有忘记，并及时地惩罚了王汗。就在王汗撤军回营的那天晚上，南乃蛮猛将撒卜勒黑发现了他的仓促，于是悄悄跟踪，在他回到营盘放松警惕时，突然攻击他，他在北乃蛮缴获的战利品被撒卜勒黑全部笑纳。他儿子桑昆的老婆孩儿也被撒卜勒黑活捉。撒卜勒黑尝到甜头，决心要彻底把王汗打进地狱。源源不断的骑兵从南乃蛮开来，王汗被困，危在旦夕。

佛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帝说，佛说得对。

再救义父

王汗一筹莫展，要找札木合商议对策，顾问告诉他：“您忠诚的朋友札木合早就逃之夭夭了。”王汗仰天长叹：“上帝啊，救救我吧。”

他的顾问说：“这个时候只有铁木真能拯救你。”

王汗垂头丧气说：“我在乃蛮抛弃了他，他如何还会帮我？”

顾问说：“铁木真一向对您忠贞不贰，而且他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乃蛮如果消灭了咱们，下一个就是他，他如果连这点都不懂，就不配‘成吉思’这个称号。”

王汗欣喜若狂，急忙派人去找铁木真。铁木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分为两派，一派脸红脖子粗地说，王汗忘恩负义，国破家亡天经地义，救他还不如救条狗；一派则平静地说，救王汗就是救自己，唇亡齿寒。

和王汗顾问分析的一样，铁木真采取第二派的意见，领兵出征。这次救援王汗的军事行动，铁木真已经开始训练自己调兵遣将的能力了。他派遣四员战将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主儿勤部投靠过来的猛将）、赤老温率军先行，他随后跟上。

博尔术临行前向铁木真请求说：“我的马死了，你要借给我一匹马。”

铁木真很为难，因为他的萌芽王国缺马，每人一匹，没有富裕。博尔术指了指他的马，说：“把你的马借我。”

铁木真毫不犹豫，跳下马，把马鞭放到博尔术的手上。他说：“我这匹马与众不同，要让它跑，不必抽打，只需用鞭子轻轻碰一下它的鬣毛（脖上长毛）即可。”

博尔术高兴地骑上，按铁木真的说法碰了下马的鬣毛，那匹马嘶鸣一声，前蹄扬起，如风一样飘了出去。

四员战将进入已成战场的克烈部西面时，王汗的儿子桑昆正和乃蛮苦战。桑昆在乱阵中左冲右突，不防一支冷箭射来，他的马中箭，把他掀翻在地。博尔术看得真切，大叫一声“冲锋！”蒙古骑兵就冲进了战团。博尔术在桑昆面前跳下马，把他扶上马，要他快跑。

桑昆上了马背，挥着鞭子抽打马，马却像尊雕像，一动不动。博尔术一面躲避着箭矢一面砍杀着敌人，还要抽空教桑昆如何让马跑起来。这一战斗场面非常滑稽，远远观阵的铁木真不禁笑起来，在他身边的王汗指着博尔术的身影说：“你有这样的猛将，何愁大事不成啊！”

铁木真收起笑容，看了一眼王汗。王汗被看得羞愧难当。

在四员战将的猛烈冲击下，乃蛮骑兵渐渐后退，最后承认了失败，终于从克烈部撤回了自己的营盘。王汗获得重生，铁木真再一次成了他的大恩人。

他当着所有克烈骑兵的面，说：“铁木真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我要让铁木真成为我的儿子。”

桑昆很不舒服，他停止玩弄那匹马，跳了下来，看着铁木真，眼里像是有锥子。他似乎知道了父亲下面要做的事。

王汗把铁木真请到克烈部的圣地黑松林中，说：“我已衰老，不久将去见上帝。我见上帝后谁可以统治我的部众？我弟弟无德，独生子桑昆，有等于无。如果把你铁木真当成桑昆的哥哥，我做你们两人的父亲，我就可以安心地去见上帝了。”

铁木真立即跪下，大声叫：“父亲！”

王汗拉起铁木真，二人发誓说：“我们父子二人以后与敌作战，共同杀伐；猎取野兽，一起努力！”为了防止别人的挑拨，保持团结一致，又道：“以毒蛇般的口，来离间我们，我们不要上当，彼此要见面，断绝祸害根源；以毒蛇的牙，来破坏我们的友爱，我们不要生疑心，要当面说清楚，去除一切疑窦！”

二人宣誓完毕，紧紧拥抱在一起，像是父亲拥抱儿子，儿子搂着父亲。

在场的人都为二人的“亲情”所感动，王汗的表演还没有完，他对铁木真说：“我要感谢解救我的人，请博尔术来我这里。”

铁木真回到营帐，博尔术正在为他站岗。他说：“王汗叫你去。”

博尔术说：“我正在为您站岗。”

铁木真说：“这是融洽我和王汗关系的好时机，你必须去。”

博尔术去了，过了不久，捧着十个金碗回来，“扑通”跪在铁木真脚下。

铁木真愣了。

博尔术说：“我有罪。”

铁木真马上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他还是问博尔术为什么。

博尔术回答：“我扔下了铁木真的箭筒（意为护卫），只是为了这些破碗。如果我值班时，有人袭击了你，我死都无法原谅自己。”

铁木真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很好，碗都归你了。”

这就是忠诚，铁木真已经让他的部下懂得了什么是忠诚，并且对他毫无条件地忠诚。如果一个人身边有一批忠贞不贰的人，他就能成就大业。

击破小联盟

13世纪的第一年，即公元1200年春，草原上百花含苞待放，铁木真看着草原上自由自在的骏马，心里老大不快活。他想到了悲惨的少年时代，缺衣少食，东躲西藏，惶惶不安，更可气的是还做过囚徒。那段一年多的囚徒生涯，让他刻骨铭心，它当年是耻辱，现在却是借口。

有仇不报非好汉，他请求王汗助其复仇，目标自然是泰赤乌人。王汗拍着大腿叫道：“必须复仇，不仅是为你，还要为你的族人。他们当初抛弃了你们，现在你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两人一拍即合，作战计划迅速出炉——兵分二路，直捣泰赤乌人在额尔古纳河中游的营盘。

世界上的确有心有灵犀这回事，当铁木真和王汗踌躇满志地准备实施对泰赤乌人的打击时，泰赤乌人居然抢先一步，来找铁木真了。

对于这个送上门来的敌人，铁木真不敢大意，因为泰赤乌人不是单枪匹马来的，除了本部三部人马外，还有脱黑脱阿的蔑儿乞人。

脱黑脱阿坚忍不拔，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对铁木真更是恨之入骨。泰赤乌人这次倾巢而来，就是受他的鼓动。在他的鼓动下，泰赤乌人首领塔里忽台发现自己危机四伏，如果不对铁木真先下手，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铁木真得知敌人来犯后，粗算了其推进时间和必经之地，就把战场布置在鄂嫩河附近的蒙古沙漠地。

蒙古高原的沙漠地堪称鬼域，黄沙旋天飞舞时，整个天地都不见；白雪旋天飞舞时，整个人间都不见。白昼闻鬼哭，黑夜必见鬼。

铁木真把战场设置在这里，是想依靠恶劣的环境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他自身也面临恶劣环境的威胁。他让他的骑兵在进入沙漠地之前用薄薄的纱布蒙住脸，遮住马眼。这样，他的人就比敌人看得清楚。

脱黑脱阿和塔里忽台涉沙漠地之前，曾想过铁木真会在这里等他，不过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黄沙漫天遮蔽人眼，大家都是瞎子，也就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谁也吃不了亏，谁也占不了便宜。可一进沙漠地后，耳边听到黄沙飞舞如鬼魅的声音之外，他们又听到了喊打喊杀声，紧接着他们的阵形像是被巨兽袭击了一样，混乱不堪。他们听到了自己人的惨叫声和马匹的嘶鸣声。脱黑脱阿是战场老手，拽着塔里忽台向沙漠边缘快马加鞭，好不容易逃出来，回头发现至少损失了一半骑兵。

他们看到，铁木真和王汗的骑兵像是从地底钻出来一样，席卷着黄沙冲了过来。脱黑脱阿哇哇怪叫，要掉头和铁木真拼命，塔里忽台很理性，拽着他的马缰，向金国的北疆防御长城源边堡跑去。他们想凭借源边堡抵抗，但铁木真的骑兵追上了他们，屠杀开始。脱黑脱阿和塔里忽台这两个临时的难兄难弟打了个“告辞”的招呼，一个向北逃，一个向西逃。脱黑脱阿西逃至乃蛮，塔里忽台北逃回营盘后，惊魂才定。

这次的战事几乎让塔里忽台魂飞魄散，他想过铁木真现在应该很强大，可没想过会强大到如此程度。他浑身筛糠一样蜷缩在毡毯里，眼睛充血，呼吸急促，咬牙切齿。他一想到多年前那个小囚徒就是今天的成吉思汗，便不寒而栗。

塔里忽台现在的事就是恐惧，铁木真现在的事则是把战争扩大。在打跑了塔里忽台和脱黑脱阿后，他把目光投向战场东方目力所及处。那里有两个属于蒙古的部落合答斤、散只兀，这两个部落就像是聋子和瞎子，对他称汗一事毫无表示。当然，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蒙古部落对他没有表示，可这两个部落大有不同。在他和札木合联营时，这两个桀骜不驯的部落就曾得罪过他铁木真。

此事经过如下。

铁木真和札木合联营时，铁木真前窜后跳地拉拢各种势力，不但在札木合营盘中，还在札木合营盘外。有一次，他听说合答斤和散只兀二部落联合进攻金国的源边堡，抢了很多财物，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派遣使者打着自己的旗号去见二部落首领，目的很直接——和我一起干。

蒙古没有文字，传递消息全靠嘴。而且蒙古人喜欢用隐喻，所以使者说了一大套押韵的语言后，两个部落首领面面相觑，没听明白。

使者费了半天脑子，结果却是鸡同鸭讲，只好有话直说：“铁木真说，很多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在他麾下效劳，你们和我铁木真的亲戚关系更近，所以应该来为我效劳。”

合答斤首领莫名其妙，他问使者：“铁木真不是札木合的小弟吗？他怎么打起了自己的名号？”

散只兀首领脾气暴躁，一脚踹翻了使者，说：“铁木真寄人篱下，还装大尾巴狼，在我眼里，他连根毛都不如。”使者老羞成怒，爬起来要动手，这更让散只兀首领雷霆大怒，他抄起大勺，去羊汤锅里舀了一勺羊杂碎泼到使者的脸上。使者被烫得哇哇怪叫，一路飞跑回札木合那里，向铁木真告状。

当时铁木真除了忍气吞声外没有别的办法。如今，他实力在手，敌人又恰好在眼皮子底下，只有傻子才不会想到报仇。

铁木真对王汗说：“我要报仇。”

王汗一愣：“又跟谁？”

铁木真说：“合答斤和散只兀两个冥顽不灵的部落。”

王汗叹息：“你仇人真多啊。可我不能和你并肩战斗了，我家里出了点事，我要回去处理。”

铁木真毫不怀疑，因为王汗的家庭政治始终一团糟，他没有问什么事，王汗也没说，历史也没有记载。总之，王汗带着他的骑兵走了。

铁木真对王汗说：“我等你回来。”

王汗坚定地点头：“等我。”

王汗还没有回来，铁木真已无法再等，因为他的敌人像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

造成这一现状的是合答斤和散只兀的恐慌。塔里忽台和脱黑脱阿被铁木真击败后，合答斤首领叫来散只兀首领，闷头啃着羊腿说：“铁木真有仇必报，咱们当年得罪过他，必须早作打算。”

散只兀首领猛地把刀插到烤羊身上，说：“当年他是我眼里的毛，现在依然是。”

合答斤首领瞥了一眼烤羊身上的刀，冷笑道：“今时不同往日，铁木真翅膀硬了，你看他最近几年的发展多凌厉，而且他还有金狗当靠山。再看看咱们，前段时间抢金狗，被人家打得嗷嗷叫，咱们不行了。”

散只兀首领恶狠狠地从烤羊身上拔出刀子，猛地插进桌子，说：“什么叫不行了，有本事叫他来！”

合答斤首领说：“人多力量大，现在诸部落对铁木真都有意见，我们可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铁木真打翻在地。”

散只兀首领又把刀从桌子上拔出来，这次他不知道该向哪里插了，举着刀问：“联合谁？”

合答斤首领掰着手指头说：“塔塔儿残余、朵儿边部、弘吉剌部，还有……”

散只兀首领“腾”地站起来，说：“够了！打个铁木真那毛，还用多少人，我这就派人去邀请他们！”

各部落的人很快就集合在了阿雷泉（今海拉尔河下游北），他们砍杀了牛马，发下重誓：“长生天请听我说，我们立下和铁木真作对到底的誓言，如果不遵守自己的誓言……”他们指了指被宰杀的牛羊，“就让我们落得和它们同样的下场！”

这是一次很有声势的结盟，而且各部都倾尽全力。塔塔儿人不必说，他们恨铁木真恨得要死。朵儿边部和弘吉剌部也被铁木真的凌厉发展震慑，他们不希望自己不明不白地被铁木真吃掉。至于合答斤和散只兀部落，几乎是砸锅卖铁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到了对铁木真的开战上。

当然，这也是一次消极的结盟，各个部落都是为自保而联合起来的，所以在战略上是“以攻为守”，而不是目标明确的进攻。他们制订的计划是保守的，谨小慎微，时间拖得很长。

消息自然而然走漏了。走漏消息的人正是铁木真的老丈人德薛禅，他是以弘吉剌部贵族身份参加的结盟，又以铁木真亲戚的身份把消息传给了铁木真。

铁木真得到这个消息后，不是惊恐和震怒，而是大喜过望。他对战友们说：“你看，谁说草原部落不团结，这不就是团结吗？有团结意识就是好事！”

博尔术提醒他，先别感叹他们的意识，先处理当下的危机。

铁木真急忙派人去找王汗，王汗似乎已处理好家庭问题，风尘仆仆地归来。二人决定先发制人，他们从鄂嫩河附近的虎图泽出发，迎战这支联盟军。双方在今贝加尔湖附近遭遇，实力相当，列阵之后，铁木真征求王汗的意见。王汗看了下对方的阵势，说：“你的人你做主，我的人也暂时由你做主。”

铁木真不动声色地观察对方阵形，马上就找到其致命点。这是铁木真的天赋，对阵之时，能快速准确地找到对方弱点，剩下的事就是集中力量攻击这个弱点。

反铁木真联盟军队采用的是一字排开阵形，弱点就在弘吉剌部和朵儿边部之间。弘吉剌部本来就不能打，靠美女在草原上生存，朵儿边部疏于战阵，所以两个部落之间有缝隙，当然，这缝隙非常小，一般人看不到。

铁木真下令冲锋，目标是弘吉剌部和朵儿边部之间的薄弱地带。第一支强劲骑兵猛冲上去，对方严防死守。这支骑兵没冲进去，正向两侧分散而回时，第二支骑兵已经冲了上来，和第一支骑兵攻击同样的目标。对方的防守松动了一下，勉强顶回了这次进攻。他们还未来得及调整布防，铁木真的第三支骑兵已到门前。在剧烈的冲击下，弘吉剌部和朵儿边部之间的薄弱地带被冲破，这支骑兵长驱直入，一直冲到最后方，又折回来，再插进来。

这支骑兵就像是钻进了沙丁鱼群中的鲨鱼，反铁木真联盟军队的阵形从里到外顿时大乱。铁木真下令全线进攻，十路骑兵如脱缰的野马冲进了敌人的阵营。

铁木真所用的战术后来被称为“骑队围突”，具体的实施方式是，以数队骑兵车轮一样撞击敌人的薄弱点，撞开后，直入敌人的后方，再折回插进来。骑兵撞击敌人时，主帅仔细观察敌人的阵形变化，制定最佳进攻策略，以少量的牺牲换取重大的成果。

半个时辰后，战斗结束。铁木真和王汗大获全胜，少量敌人逃出了战场，留给了铁木真惶惶的背影。

击破这次反铁木真联盟，让铁木真名震四方。他挟着战胜的余威，来到塔塔儿人的门前，塔塔儿人一接战马上溃败；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泰赤乌门前，塔里忽台扔了羊腿，掉头就跑；最后，铁木真来到蔑儿乞人门口，蔑儿乞人早就躲了起来。铁木真这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家。

当他回到营盘，才知道发生了一件让他惋惜的事。击败塔塔儿人后，合撒儿和他分两路进击泰赤乌人，合撒儿路过弘吉剌部时，弘吉剌部领导人带着数名美女说要投降铁木真，合撒儿不知起了股什么邪火，突然向弘吉剌部发动进攻。弘吉剌数名如花似玉的美女死在马蹄下，整个营盘被摧毁得面目全非。他们怒发冲冠，跑去找札木合了。

事后，铁木真问合撒儿为何要攻击弘吉剌部，合撒儿解释说是误会。铁木真没有再追究，此事也是个谜。

无论如何，弘吉剌部被铁木真推出了门，推进了札木合怀抱。札木合对弘吉剌的投诚平静如水，因为此时，他手上有比弘吉剌强大十倍的部落，而且不止一个。

他和铁木真强硬摊牌的时机已到，这已不是他和铁木真两个人之间的事，而是整个蒙古民族的事了。

阔亦田之战

1201年夏最热的那天，札木合抱着肩膀站在犍河（今额尔古纳河支流根河）流入额尔古纳河的入口处。河水滚滚，白沫飞溅，他看到此情此景，大有感慨。孔子如果在，一定会帮他说：“逝者如斯夫。”但孔子不在，札木合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孔子，更不知道能体现他当时心境的这句话。

一切都消逝了。札木合感觉这几年来，一年不如一年，而铁木真这几年来，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他的起跑线比铁木真远出十倍，如今却被铁木真甩出了好几条街。他每每想到这里，就呼哧呼哧喘粗气，喘了一阵后，马上恢复平静。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他不会让愤怒控制自己太长时间。

况且，现在不是他愤怒的时候，而是他蓄势待发，准备把铁木真打入地狱的时候。在他身后，站立着十一个人，他们都是各部落的酋长，都抱着同一个梦想从蒙古高原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这个梦想是札木合做梦都会笑醒的，那就是干掉铁木真。

这是个实力强悍的联盟，顶尖部落五个：北乃蛮、蔑儿乞、塔塔儿、泰赤乌、札答阑；中坚部落五个：合答斤、散只兀、斡亦剌、亦乞列思、豁罗剌思；拉拉队两个：弘吉剌、朵儿边。

十二个部落的四分之三和铁木真有直接仇恨，四分之一是畏惧铁木真的强大，讨厌铁木真总打打杀杀。他们虽然有各自的利益，但归结到一点，都想打死铁木真，所以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追求。

札木合被选为联盟盟长，为了在名分上和铁木真分庭抗礼，他们尊札木合为“古儿汗”（天下共主），杀牛马立下誓言：此次消灭铁木真，听从札木合吩咐，如有违背，不得好死。

札木合马上就制订了突袭铁木真的计划：南渡犍河、海拉尔河，西袭当时铁木真在克鲁伦河的营盘。

如此重大的军事计划，不可能彻底保密。就在札木合的阵营中，有人提前把消息泄露给铁木真。铁木真立即整军，东进迎击札木合联军。

铁木真的速度比札木合联军快，札木合联军才渡过犍河，行军不整地走到帖尼河原野时，铁木真的骑兵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札木合联军还没有来得及摆好阵形，铁木真已发起猛烈的进攻。札木合联军四散而逃。

遗憾的是，这次战役的过程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帖尼河之战是札木合和铁木真的第二次较量，铁木真能轻而易举地击溃札木合联军，情报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铁木真没有及时得到情报，打札木合联军一个措手不及，很难想象这场战役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此战结束后发生的事说明札木合确实是个不可小觑的对手。当铁木真回到营盘开始大肆庆祝时，札木合以最快的速度重新集结十一部落领导人，制订了下面的计划。

泰赤乌、蔑儿乞和塔塔儿三部合击铁木真营盘的北面，北乃蛮带领三个部落进攻铁木真的西面，札木合则率领剩余部落进攻铁木真的东面。在进攻的次序上，札木合采用的是“先西北后东”，也就是攻击铁木真西北的部落先动手，当把铁木真的力量全部吸引过去后，他再攻击铁木真防守空虚的东面。

这是一个绝妙的计划，绝对可以把铁木真当成包子吃掉。但是，这一计划再次被泄露出去。泄露的人叫豁里歹，是豁罗剌思部的一个小贵族，对铁木真的大名久仰得很，所以在此关键时刻选择了向铁木真报信。

这次报信的经历惊险刺激，完全是一部惊悚剧。豁里歹得到这个消息后，就跑到女婿家向女婿说了这件事。他女婿说：“您应该把这个情报报告给铁木真。”

豁里歹说：“我也正有此想法，可怎么送出去？”

他女婿就牵出一匹老马来，说：“骑这匹马去。”

豁里歹发现这匹马老得快要死了，很不满意，指着马质问女婿：“你把这个病怏怏的东西称为马？”

女婿无奈地说：“好马都被札木合征走了，只给我留了两匹。”

豁里歹说：“那你也应该给我另外一匹啊。”

女婿哭丧着脸：“那匹还不如这匹呢。”

豁里歹没别的办法，只好唉声叹气地骑上老马上路。走出没多远，他就遇到了泰赤乌的一个军营。豁里歹被拦下来，人问他：“去南面做什么？”

豁里歹撒谎说：“走亲戚。”

泰赤乌人警觉起来，把他从马上拉下来问：“你是去找铁木真吧？”

豁里歹大喊冤枉，泰赤乌人抽了他一鞭子，让他闭嘴，然后围着他的马仔细检查，那匹快要老死的马打着响鼻，好像要开口说话，出卖豁里歹这个叛徒。

什么证据都没有，但泰赤乌人就是觉得豁里歹可疑，于是把他关了起来。

豁里歹心急如焚，在囚笼里大喊大叫说他冤枉。来往的人都向他投去奇怪的眼光，其中有一位环顾四周发现无人注意，就走到他面前，悄声说：“我也是豁罗剌思部的，我叫哈剌蔑里乞台，你是不是要去找铁木真？”

豁里歹审视了他半天，发现这人獐头鼠目，和自己的样子的确很像，但这只能证明他们是一个部落的，并不能证明这人就是他的同党，所以他拼命地摇头，大声喊：“我冤枉啊！”

哈剌蔑里乞台从囚笼的缝隙伸进手去，抽了他一嘴巴：“别他妈装了，这里有很多人都偏向铁木真，但敢向他传递消息的恐怕只有你一个。”

豁里歹是个拥有狡狯诈术的人，所以他认为别人也都是这样，不过他从哈剌蔑里乞台脸上的确未发现疑点，于是小心翼翼地问：“你也偏向铁木真？”

看到对方点头，他又问：“为何你不去向铁木真传递消息？”

哈剌蔑里乞台神秘兮兮地说：“每个人的工作性质都不一样，你的工作就是送信，我的工作可能是消极作战，或阵前倒戈。总之，大家都是为了铁木真好，跟着铁木真有肉吃。”

豁里歹当时心烦意乱，他还是不确定眼前这个人是敌是友，但如果再耽搁下去，情报将毫无作用，他的价值在铁木真那里也得不到体现。折腾了半天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肯定不是他想要的。

富贵险中求，豁里歹决心冒险一次。他说：“我的确是给铁木真送信的，你要是朋友，就赶紧放了我，否则，札木合计划一行，铁木真就完蛋了。”

哈剌蔑里乞台哈哈大笑，豁里歹心一沉：“完蛋了，我中计也。”

这声笑引来了路过的人注目，但哈剌蔑里乞台突然就收住了笑，把囚笼打开，揪出豁里歹，对身边的人说：“这小子是铁木真的奸细，我要把他带到军营外处决！”

草原人认为血洒在营盘内会带来祸患，所以就给了哈剌蔑里乞台一匹快马，同时嘱咐他说：“离远点啊！”

哈剌蔑里乞台翻身上马，拉着捆绑豁里歹的绳子飞速地冲出营盘，离军营很远了，哈剌蔑里乞台跳下马，解开豁里歹的绳索，说：“快，骑上这匹快马，去给铁木真报信！”

豁里歹突然有种绝处逢生的感觉，他来不及向哈剌蔑里乞台道谢、为刚才咒骂哈剌蔑里乞台的话而羞愧，就跳上马背，风驰电掣般向铁木真营盘奔去。

然而走出没多远，他就看到军容整齐的一支骑兵，同时看到了象征着权力的白色九尾大纛，这是札木合的骑兵。他掉头就跑，他的马果然是匹好马，把对方远远地甩在身后，当他确信没有危险后，又直奔铁木真的营盘飞去。

铁木真得到消息后，大为惊骇。他想不到札木合的反应会这样迅疾，如果没有豁里歹的报信，这招回马枪肯定会要了他的命。

他急忙派人通知王汗，并且把反击计划告诉王汗。他的反击计划是，两军在他的营盘克鲁伦河流域集结，然后向西渡过今乌拉盖河，沿金国的内长城（金界壕）北上，迎击札木合西翼和北翼两路军。

铁木真这一招实际上是帖尼河之战的复制，在敌人来的路上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然而，这一次，铁木真和王汗开始的运气不太好。

王汗儿子桑昆的前锋部位和札木合联军西北两翼的前锋突然相遇，双方立即扭打在一起。当两支主力部队同时到达战场时，两支前锋仍不分胜负，双方决定休整片刻，然后进行一场草原上史无前例的野战。

札木合联军的西北两翼来势汹汹，并且人多势众，尤其是蔑儿乞、北乃蛮、塔塔儿、泰赤乌，集合了所有分部精锐。铁木真看得出来，札木合和他战友们这次是倾尽全力，志在必得。

铁木真为避札木合联军的锋芒，退守金界壕的阿兰寨，阿兰寨是金国多年以前建造的防御长城的一个据点，虽然金国已放弃不用，但边墙犹在，铁木真退守这里，是决心先防守，消耗敌人的力量后再寻找机会反攻。

不亦鲁黑看到阿兰寨的城墙破败不堪，认为可轻而易举拿下，所以和其他几位战友一商量，攻击就开始了。

不亦鲁黑暂时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他是仰攻，铁木真和王汗联军居高临下，轻而易举就能击退他们的进攻。正当不亦鲁黑和他的战友们感觉到困难时，天空又突然飘起雪花，很快就漫天飞舞，把战场变成银色世界。随大雪而来的是狂风，不亦鲁黑兴奋地跳了起来，因为风是向铁木真方向刮去的。他把所有力量都投到战场，想趁风势拿下阿兰寨。

大风挟着雪花吹向阿兰寨的铁木真军，士兵们睁不开眼，耳边全是呼呼风声。刚有机会睁眼，眼前就是敌人的大刀。形势陡然一变，阿兰寨有几处防御已被札木合联军突破，几个泰赤乌勇士跳进来，一顿乱砍。

铁木真此时手足无措，他自领兵以来，从未遇到过敌人跟天气联手的情况。他不能向后退，再退的话就进入金国领土，如果遇到金军巡逻队，人家问他，你和别人打架怎么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他就不好解释。他不能说自己是被打过来的，因为金国会认为他很窝囊，当然，金军可能会帮他反攻，可在如狂魔一样的风雪面前，金军也会无能为力。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在此时下令退兵，会引起混乱，混乱一发生必然就是溃逃，那时他面临的将是全军覆没的结局。

正当他祈求长生天保佑、王汗召唤上帝时，东西方两位大神同时显灵。风向突变，那风就如有了意识一样，一个猛回头，风雪劈头盖脸地扑向了札木合联盟军。

这是个奇迹，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一奇迹。所以后人说，其实这场风雪是两方巫师的斗法，不亦鲁黑本人就是个萨满巫师，在进攻前他把两块注入特殊咒语的石子扔进水盆中，于是天上来了雪，他又向水中吹了一口气，于是来了狂风。铁木真的巫师积极应对，他先把大雪变成雨，一时间就有了雨夹雪，他又把风向倒转，一时间狂风反吹，天昏地暗。

铁木真就趁着风向转变的机会，大叫反攻。他和王汗的部队把敌人从阿兰寨赶出，一直杀到不亦鲁黑的前锋阵地，不亦鲁黑见风向不利自己，急忙下令后撤，铁木真军紧追不舍。

札木合联盟军一直北退几十里，到达旷野才站稳脚跟，于是列阵等待铁木真的主力到来。不亦鲁黑告诉他的几个战友，胜败在此一举，必要全力杀敌。

大家脸上显出同仇敌忾的面容，在风雪漫天中哆嗦着昂头挺胸，一动不动地等待铁木真。

让不亦鲁黑诧异的是，铁木真的主力一直没上来，从风雪吹来的间歇中，他看到铁木真的骑兵都下了马，正在原地踏步，高喊口号。

“他妈的！”不亦鲁黑嘀咕道，“铁木真在搞什么鬼？”

他的部队后面有点嘈杂，因为温度以每分钟一度的速度下降，士兵们在马上冻得龇牙咧嘴。他呵斥后面的骑兵：“注意纪律，不许动！”

半个时辰过去了，铁木真的骑兵跳上马背，以比风雪还要快的速度冲了过来。

不亦鲁黑抽出腰刀，使出浑身力气喊道：“准备冲锋！”

但这声音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飘荡荡地出去了，显然，这是长时期在严寒中的结果。不亦鲁黑回头一看，他的士兵脸色如纸，胡子上都沾了霜，拉弓的手直颤。他再向铁木真的骑兵团看去，马上发现了刚才铁木真捣的是什么鬼，原来他们在驱寒。

“这他妈的太操蛋了！”这可能是不亦鲁黑在战场上最后的想法，他身后的骑兵的确是冲了出去，可由于在风雪中一动不动地站立许久，速度和力量大打折扣，和铁木真的骑兵一比，他的骑兵简直就成了木偶。

双方一经接触，札木合联盟军那些“冻骑兵”的动作如同慢镜头，根本就成了铁木真骑兵砧板上的肉。铁木真骑兵连续冲破了他的三道防线，大势已去，不亦鲁黑懊恼万分地对他的战友们说：“兄弟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他的战友们认为这是绝好的主意，一掉马头，四处逃窜。铁木真军像老虎进了羊群，毫无怜悯地砍杀，在风雪漫天中，惨叫声和马嘶声此起彼伏。

不亦鲁黑向阿尔泰山逃去，蔑儿乞人奔着色楞格河流域逃去，泰赤乌人则向鄂嫩河流域逃去。

直到此时，札木合才来，离铁木真十里时，他听说联盟军大败，于是仰天长叹：“天不佑我，人力何为！”

当他听说铁木真和王汗联盟军追击过来时，毫无抵抗之意，抛弃辎重，轻骑而逃。

铁木真和王汗经过商量，分两路追击。王汗追击札木合，而他则追击北乃蛮、泰赤乌。

札木合由于抛弃了辎重，所以在逃亡过程中靠抢劫存活，抢劫的目标中甚至有他的同盟部落，这是最大的败笔，从此后，他再也没有组织反铁木真同盟的影响力了。王汗对他的紧追不舍让他大为恼火，当他跑到额尔古纳河上游时，决定不再逃。可跟随他的部落看到他的卑劣行径后，感到非常失望纷纷离他而去。他势单力薄，和王汗交战了一个回合就投降了。

夜入敌营

铁木真的追击之路比王汗坎坷，他才追出没多远，就遇到了名扬草原的豁罗剌思部神射手只儿豁阿歹，铁木真认为这是个出色的勇士，不能死在乱军中，于是派博尔术和他单独交战，又把自己的马借给博尔术。博尔术骑上铁木真的快马，从高处冲下来，在冲击过程中，向只儿豁阿歹射出了一箭。只儿豁阿歹轻易地躲开那支箭，轻描淡写地回敬了一箭，这一箭，博尔术是无论如何都躲不开的，幸好他当时正跃过一个高坡，那支箭射中了马脖，马倒地，博尔术被狠狠地摔在地上。铁木真非常惊慌，急忙喊人去救博尔术，只儿豁阿歹却没有来要博尔术的命，而是狂笑而去。

铁木真失了马，很是懊恼，所以拼命追击北乃蛮和泰赤乌人。他马不停蹄地追，敌人马不停蹄地逃。当北乃蛮和泰赤乌跑过鄂嫩河后，北乃蛮向西继续逃，泰赤乌发现已到老家，再跑就太不像话了，于是列阵迎战。

泰赤乌知道纵然投降铁木真，下场也是死，不如奋起一搏。绝境产生力量，抵抗的热情高涨，铁木真连连发动猛攻，都遭到挫折。

他决心采用大迂回包围战术，派出主力沿鄂嫩河北上二十里，从那里渡河绕到泰赤乌的后方，他自率少量分队在正面进攻，吸引泰赤乌人的注意。

这种战术的优势是，可以天降奇兵，突然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不过有个弱点，一旦敌人主动攻击，担任正面进攻的少量分队会受到重创。

铁木真第一次使用这个战术，这个弱点就跳到了他眼前。泰赤乌人发现他的人数很少，所以组织了一次很有效力的反冲锋，在这次战斗中，铁木真被流矢伤到了脖子，庆幸的是，没有伤到大动脉，不幸的是，产生了很多淤血。

始终紧紧跟随在铁木真左右的忠诚伙伴者勒蔑开始发挥作用，他帮铁木真吮吸淤血，如同吸血鬼一样，一口又一口，最后嘴唇麻木，好像不是他自己的了。吮吸完淤血后，者勒蔑提刀站在铁木真毡前，直到黎明时分，铁木真才从昏昏沉沉中醒来。

他一醒来就要喝马奶酒，这是因为失血过多导致的口渴，而马奶酒据说有去除这种口渴的功效。

这在平时就不是难事，可现在就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因为他们没有马奶酒。忠诚的者勒蔑急得眼泪都要下来了，突然想到了泰赤乌人，他们肯定有。

问题是，泰赤乌人不可能把马奶酒双手奉上，者勒蔑想到了唯一的办法：偷取。但风险太大，泰赤乌人篝火冲天，就是一只小绵羊出现在营地都会被发现。者勒蔑额头都是汗，咬着下嘴唇，像是在做此生中最大的决定一样。

终于，他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默默地说：“豁出去了！”

不要以为者勒蔑说的“豁出去”只是简单地去泰赤乌部偷马奶，这当然是不要命的行为，他必须要保证成功，保证成功的前提才是他“豁出去”的，这个前提就是：一丝不挂地去偷马奶。

对于其他民族的勇士而言，赤身裸体至多是害羞，而对蒙古族的勇士而言，赤身裸体是种耻辱。任何一个蒙古勇士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假装没有看到，因为这是耻辱，所以他会给对方留下面子。

者勒蔑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悄悄地潜入泰赤乌部落，他很快就被发现了，但发现他的人都把身体转了过去，没有看他。者勒蔑在敌人的营盘中翻箱倒柜，没有找到马奶酒，却找到了一大块奶酪。情急之下，他把奶酪掰下一大块，护在胸前，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光着屁股安全回到了自己的营盘。

铁木真喝上融化的奶酪后，清醒了。当他知道者勒蔑冒险前往敌营的事，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感动之余，他突然意识到一件危险的事。他问者勒蔑：“一旦你被捉，是不是会说出我受伤的消息？”

面对铁木真的多疑，者勒蔑气呼呼地回答：“您怎么能这样怀疑我的忠贞！我为了您，已经挑战了草原上的传统。真被他们捉住，我会说自己要叛逃，结果被您剥光了衣服。当他们放松警惕时，我再逃回来。”

铁木真对者勒蔑的忠诚完全放心，说：“你用口吮吸我的淤血，又给我弄到奶酪，救了我的命。你的大恩，我永世不忘。”

者勒蔑说：“您还得感谢泰赤乌人，如果不是他们遵守照顾裸体勇士的面子，故意不发现我，我就带不回奶酪来。”

铁木真脸色阴沉起来，他不可能感谢泰赤乌人，年轻时的劫难中就有泰赤乌人的贡献，他不能杀光所有泰赤乌人，但一定要杀掉当年参观过他的泰赤乌人。

他大致算了下时间，对者勒蔑说：“博尔术他们大概已绕到敌人后方去了，我们开战！”

大迂回包围战术成功实施，泰赤乌人被夹攻得鬼哭狼嚎，四散而逃。铁木真骑兵的大屠杀开始了，凡是当初参观囚徒铁木真鼓掌叫好的人都成了刀下鬼。在屠杀了一天后，泰赤乌这个存在了几百年的蒙古部落宣告消失。铁木真大仇得报，接下来的事有三件：一是寻找大仇人塔里忽台，二是寻找大恩人锁儿罕失剌，三是收拢泰赤乌残余，将他们变成奴隶或者是士兵，永远地归他管理。

锁儿罕失剌很快出现了，他不是一个人，身边还跟着一位昂首挺胸、神色凝重的壮汉。铁木真握住锁儿罕失剌的手说：“你呀，两个儿子都已来到我身边，你是我最大的恩人，为何迟迟不来？”

锁儿罕失剌说：“我日夜都想到您身边为您效劳，可一旦我走了，塔里忽台会毁灭我的家眷抢走我的硬通货，我现在不是来了嘛！”

铁木真慢慢地点了点头，忽然看到锁儿罕失剌身边的那个壮汉，他一眼就认出了正是那个射杀了他的马匹的只儿豁阿歹。

他慢条斯理地问身边的人：“我记得不久前有人射杀了我的马，那个人也逃窜到这里，如何没有捉住他？”

众人还未作出反应，只儿豁阿歹已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射杀您的马匹的人正是我。现在您可以杀死我，不过，杀死了我，只会玷污了这片土地，如果您饶恕我，我愿为您效命。每次战事，我都一马当先，横断黑水，粉碎岩石，辅助可汗。叫我到哪里，我就像箭一样射到哪里。”

铁木真很欣赏只儿豁阿歹的敢作敢当，他说：“很多人做了害人的事，都隐瞒不露，你如今坦白相告，证明你可以做我的朋友。”

只儿豁阿歹以为必死无疑，想不到柳暗花明，欢喜得要手舞足蹈。铁木真又说：“你把名字改了吧，以后就叫‘哲别’（箭镞的意思），你要像我那些箭筒士一样形影不离地保护我。”

只儿豁阿歹如同得到重生，他豪情万丈，暗暗发誓将以“哲别”之名名扬天下。和“哲别”的重生不同，铁木真的死对头塔里忽台现在已生路渺茫。

背信弃义者死

铁木真大军发动围攻时，塔里忽台躲进了一片森林中，铁木真的扫荡部队没有找到他，但他自己的三个仆人却轻易地找到了他。

塔里忽台一见到这三个仆人，就如旱地见到了甘露，以为重生有望。可平时对他忠心耿耿的三个仆人突然翻脸无情，把他捆绑起来扔到一辆牛车上，向铁木真大营推去。

塔里忽台试图让三个仆人念及他从前的恩情，释放他。三个仆人说：“我的老爷，你要是真对我们好，就安静地让我们把你送到铁木真那里，你可是铁木真的大仇人，我们把这份大礼送给他，肯定能得到大大的好处。”

塔里忽台发现恳求不起作用，死亡之神已向他招手，便开始咆哮大骂，而且在牛车上做“鲤鱼打挺”等各种高难度动作。他本来就很胖，这样乱动，牛车走得更慢了。

三人正无计可施时，突然响起了慌乱的马蹄声，三个仆人中的两个同时慌张地叫起来：“不好，是塔里忽台的卫队！”

另外一个叫纳牙阿的猛地抽出短刀，逼近塔里忽台的咽喉。塔里忽台的卫队这时已到面前，逼停了牛车，喊叫着要三人释放塔里忽台。

纳牙阿把短刀在塔里忽台的脖子上一用力，塔里忽台立即发出尖叫，命令他的卫队：“别上来，否则他们会干掉我！”

卫队说：“难道让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把你送给铁木真吗？”

塔里忽台说：“我是看着铁木真长大的，而且还教过他骑马射箭，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虽然有仇，必不杀我。你们现在如果硬来，那我可就必死无疑了。”

卫队很为难，塔里忽台说：“你们撤走，我不会有事。”

卫队撤走，三个绑架者继续赶路。纳牙阿疑虑重重。他对另外二人悄悄说：“草原人都知道铁木真生平最恨背信弃义的人，塔里忽台说铁木真有恩必报是事实，可他也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另外二人说：“这不是正好，塔里忽台就曾对他背信弃义过。”

纳牙阿摇头道：“咱们出卖自己的主子，这不也是背信弃义吗？”

另二人大吃一惊，说：“这可如何是好？”

纳牙阿眉头紧锁，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咱们把塔里忽台放了，去见铁木真。”

二人又吃了一惊：“我们空手去做什么？”

纳牙阿诡秘地一笑：“相信我，没有塔里忽台比有塔里忽台更好。”

在纳牙阿的坚持下，塔里忽台被释放，他一溜烟地消失在荒原中。三人来到铁木真帐前，跪下说：“我们是来投诚的，本来准备了一份厚礼，就是塔里忽台。但我们不忍心背叛自己的主人，所以半路又将他释放了。”

铁木真脸色稍微变了一下，但马上恢复正常，发出一声笑，站起来扶起他们，严肃地说：“你们做得很对，如果你们真把塔里忽台捆来，我必斩你们。”说完，他扫视他的战友们，“人人都应该学习这三人的忠诚行为，不能背叛自己的主子。”

博尔术领着众人，以让雷公退避三舍的声音喊道：“誓死效忠，绝不背信弃义！”

你可以说这是铁木真的高尚人格，当然也可以说是铁木真的一种权术，不管怎样，他让属下们又一次对“忠诚”加深了印象。

他重赏三人，尤其是纳牙阿。后来，纳牙阿成了他的心腹人物之一，常被委以最微妙的秘密使命。

随着泰赤乌的灭亡，这场大战画上了句号。铁木真在和札木合的三次大战中，胜二负一，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此，铁木真成了蒙古部落唯一的领导人，虽然蒙古部落中还有不服从他的人，但已掀不起风浪，因为他们正四处逃窜，大多数都投奔了王汗。

铁木真已为自己报了仇，下一步，就是为祖宗复仇，塔塔儿人的天空顿时阴云密布。

第四章   重回原点

灭亡塔塔儿

塔塔儿人自从同靠山金国失和后，就霉运当头，在和铁木真的多次交战中都以败北收场。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遭受到多次创伤，可还有四个部的实力仍然完好无损。铁木真决心用一战解决这四个部落，为祖宗复仇，当然，更重大的意义是，消灭塔塔儿人，蒙古高原东部就是他的了。

这是一次对铁木真非常重要的战役，但他没有请求王汗的协助，而是决定自己来完成。战前，他做了两条规定。第一，在夺取胜利以前不允许缴获战利品。从前的战役中，每个部落击败他的敌人后都会下马缴获战利品，除了应该交给可汗的之外，全都归自己。铁木真的这个规定是把战利品的分配权拿到了自己手上。第二，如果第一次进攻被敌人击退，必须要回到阵前不惜一切代价做第二次冲锋，否则处斩。

备战完成后，铁木真带领军队西进，来到了今蒙古国东方省讷木勒格，四部塔塔儿人等待多时，双方展开激战，铁木真的骑兵猛烈冲击塔塔儿人的防线，一轮接着一轮，塔塔儿人被迫南撤，铁木真穷追不舍，一直追击到乌拉盖郭勒河北岸，塔塔儿人不再逃跑，而是背水列阵，决心就在此地和铁木真进行生死一搏。

铁木真来到后，冷静观察，发现塔塔儿人采用的防御阵形是长矛形。两个部是矛尖，在中心突出部，另外两部在矛尖的左右背脊处。由于他们身后就是河，是天然防御，所以可以集中力量防御三翼，不担心被完全包围；又因为后面是河，所以塔塔儿人脸上都生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颜色。

铁木真采用三面包围战术，他把兵力分为三路，中间一路兵力最少，攻击塔塔儿人阵形的矛尖；其他两路兵力雄厚，攻击塔塔儿人阵形的矛脊。这其实是个迂回包围战术的浓缩版，中间一路是用来吸引敌人注意力的，两翼才是真正的攻击力量。

一声令下，中路开始攻击，塔塔儿人的突出部轻而易举地抵挡了铁木真的三轮攻击，铁木真又来了三轮，当他发现已经吸引了塔塔儿人的注意力后，另外两路向两边游离出去，然后对塔塔儿人的两个侧翼发动了猛攻。

与此同时，中路攻击部队全部投入战场，压住塔塔儿人突出部的冲击，塔塔儿人的两个侧翼在铁木真两路军的攻击下，渐渐收缩，中间突出部被两个侧翼挤压，散乱开来。塔塔儿人的防御阵如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越来越小，最终，铁木真三路军紧密地连到一起，包圈完成。

接下来的事就是屠杀，惨叫声和马嘶声震动得河水直颤，天空变成猩红，乌云滚滚而来遮蔽了猩红，下起了红色的雨。塔塔儿人在包围圈中拥挤着，扔掉武器，投降了铁木真。叱咤风云近半个世纪的塔塔儿人从此成为云烟。

戏剧性的故事发生在战后。铁木真得到消息说，有人违反了他战前的规定，私自在战场上缴获战利品。没有人吃了豹子胆，敢拿铁木真的话当放屁，只有阿勒坛、忽察儿和答里台三个亲王例外。

铁木真毫不犹豫地命人把三人的战利品收缴，三人气冲斗牛，来找铁木真说：“我们已经把你那份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没收我们应得的？”

铁木真脸色铁青，说：“我战前就有规定，你们违反我的规定，做了坏榜样，念你们是亲王，不治罪，不过这次战利品，你们一个羊腿都没有！”

三人要撒泼，可看到铁木真身边站立着手握刀把的卫士，只好忍气吞声。悲剧已注定，他们认为尊严受到凌辱，不多时候，他们就厌恶铁木真的独裁，逃到王汗那里，和铁木真作对到底。

铁木真才处理完这件烦心事，又一件事摆到桌面上。塔塔儿人俘虏众多，如何处理？

铁木真召集众人开会，说：“塔塔儿人是我们的世仇，我们为祖宗报仇，要把他们能作战的全部杀掉。”

其实这并不算是个好主意，因为他的部落中就有很多塔塔儿人，他的部落和塔塔儿部通婚的情况很多，他弟弟合撒儿的老婆就是塔塔儿人，他异母弟弟别里古台的母族就在塔塔儿。即使他本人，也有几个塔塔儿小老婆，所以，这是个无法保密的决议。

故意把这一决议泄露出去的正是他的弟弟别里古台。散会后，别里古台垂着头，脸色凝重地回自己的帐篷，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塔塔儿的俘虏，俘虏从别里古台的脸色上看出异样，就问会议内容。别里古台悄声说：“可汗要杀掉塔塔儿的所有年轻男人。”

俘虏张大了嘴巴，说：“不必如此残忍吧！”

别里古台环顾四周，又悄声说：“千真万确。”

说完，他就扔下发愣的俘虏，扬长而去。

我们很容易就能推测出别里古台故意泄密的意图，他只是不想自己母族的人死伤太多，让他们赶紧逃亡。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俘虏把消息通知那些族人后，族人们大怒若狂。这是种族灭绝，草原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既然他铁木真如此残暴，那他们也就不客气了。

塔塔儿俘虏们突然发动了暴动，杀掉看守，跑进兴安岭山沟里，凭借茂密的树林建立寨子，抵御铁木真。

铁木真得到囚徒暴动的消息后，惊骇万分，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有人把消息泄露给了塔塔儿人，别里古台主动承认。铁木真气得眼中冒火，宣布以后重要会议绝不允许别里古台这个大嘴巴参加，同时，下令进攻兴安岭山沟里的塔塔儿人。

山林茂密，野草丛生，不利于骑兵，铁木真的人只能下马搜索前进。塔塔儿人各自为战，秉承“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的信念，和铁木真的人玩命。在伤亡惨重的代价下，铁木真终于平定了这股暴动，就在处斩他们时，他们又用身上藏着的小刀杀掉了刽子手。但最终，屠杀还是进行完毕。铁木真为自己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愤愤不平很久，别里古台夹着尾巴做人也做了很久。

塔塔儿部覆灭对铁木真的意义是重大的，几年后，他和王汗翻脸被击败后就是逃进了塔塔儿人的营盘，如果当时塔塔儿部还在，他必然成了包子。

除了让铁木真不爽的三位亲王违抗军令和别里古台泄密之事外，也有喜事，这就是塔塔儿姐妹大度的爱情观。

美人心

在缴获塔塔儿人的战利品中，铁木真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尤物，名叫也速干。也速干娇小玲珑，眉清目秀，有中国江南美女的神韵。铁木真一眼就看上了她，当天夜色浓重，二人就入了洞房。也速干不仅外表美，心灵也美，和铁木真做夫妻几天后，就为铁木真的魅力所打动，于是本着“有福同享”的心理向铁木真推荐了自己的姐姐也遂。

在也速干的描述中，铁木真眼前出现了也遂的花容月貌。他对也速干说：“如果你姐真如你所说的那样美丽，我必须要找到她。好马配勇士，美女配英雄，天经地义。”

也速干犹豫了一下，把姐姐也遂的情况说给铁木真听。她说：“姐姐其实已经有了未婚夫，如果不是可汗您犹如天神从天而降，灭了我们塔塔儿，我的姐姐已和她未婚夫同入洞房，享受人间最美之事。她的未婚夫在战争开始前就已来到我们这里，两人出双入对，羡杀旁人。”

这段介绍的背后意思是，她不确定姐姐也遂是否还保留着处女身份。铁木真沉思了一会儿，说：“草原上抢别人的老婆是常态，这就不算什么事。来人，给我搜寻一个叫也遂的漂亮女子，把她带到我的帐篷来！”

搜索队进入茫茫的原始森林进行地毯式搜索，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个白霜未消的清晨，他们在森林深处找到了正掩面而泣的也遂。

他们把也遂推进铁木真的帐篷，也遂擦干眼泪，平静应对铁木真的问话。

铁木真看了看她，欣喜起来说：“果然是美女！”然后问她，“是在为你的部落哭泣吗？”

也遂回答：“草原上的女人如男人胯下的马，随时可更换。这种尴尬的身份使得我对部落毫无认同感，为何要哭？”

铁木真问：“那你为何而哭？”

也遂回答：“我和我的未婚夫在森林中躲藏，被你们发现，他一个人跑掉了。我和他曾经很恩爱，所以哭泣。”

铁木真不由得想起当年的往事，他在妻子孛儿帖被抢后，也是独自逃跑。他对也遂说：“这没有什么，草原上的男人遇到强大的敌人抢自己老婆时，都是独自逃跑。”他说到这里，又想到了自己去救回孛儿帖的事，他对自己的这一英雄壮举很是自豪，他说，“如果他真爱你，相信我，他还会回来找你的。”

也遂突然流下眼泪，请铁木真帮她渡过这心灵上的难关，铁木真叫侍卫们都出去，吹灭灯烛，让她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从心开始。

第二天，铁木真带着也遂去感谢媒人、他的小老婆、他新婚妻子的妹妹也速干。也速干一见二人到来，笑容灿烂，把主位主动让给了姐姐也遂。她的高风亮节感动了铁木真和也遂，铁木真把两姐妹当成一个情人看待，这在一段时间里成了草原上的佳话。

为庆祝消灭塔塔儿部，铁木真就在塔塔儿部的废墟上举行宴会。宴会进行到高潮时，铁木真不经意发现也遂对着人群发出一声叹息。这声叹息犹如掉到井里的一个小石子，虽然细微，却被铁木真听到了耳里。他马上意识到，也遂有事。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叹息只能说明一件事：她在思春。也遂思的春天肯定不是他，毫无疑问，那个“春天”必然是她的未婚夫了。

他立即命人去安排所有男人都按部落站队，结果一个男人被孤立出来了，形单影只。没有人认识这个面容俊俏、身材匀称的美少年。

铁木真把他叫到面前，严厉盘问。美少年承认自己是也遂的未婚夫，不过他说，来此的目的只是想最后看一眼心上人，面对威武的成吉思汗，他知道自己无力夺回妻子，他将把这最后一面当成是生命中最荣幸的事，永远怀念。

在场的人都被这位美少年的话感动，铁木真发现也遂的眼里就要流下泪水，当然，他知道这不是不忠，任何人失去了情人，都会伤感。

他不由得叹息一声，人人都以为他要成人之美，实际上，人人都看得出，也遂和那个美少年才是天生的一对，铁木真是横刀夺爱。不过草原上的爱情价值观还处于原始阶段，男女的结合不是由般配决定，是由力量决定。

铁木真性格中最阴暗的一面流露出来，他一拍桌子，暴怒道：“你这人胡说八道，肯定是塔塔儿余孽的奸细，拖出去砍了！”

美少年大喊冤枉，频频向也遂使眼色求救。也遂无动于衷，当美少年的叫喊声停止了，也遂知道未婚夫已身首异处，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稳定了下情绪，摆出一副笑脸来，向铁木真举起了马奶酒。

草原上的爱情如烟如云，风一吹就变。

铁木真诬陷情敌是塔塔儿残余的奸细，长生天似乎听从了他的召唤，真就派了个奸细进了他的营盘。

一部分塔塔儿人逃脱了大屠杀。关于塔塔儿人逃脱大屠杀一事，铁木真心知肚明，这不是他能用权威解决的，比如他弟弟合撒儿按他的命令本该屠杀一千塔塔儿人，可因为他的妻子是塔塔儿人，所以他私自释放了五百人。铁木真在把塔塔儿人融进蒙古人中时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大概是急于扩充力量，他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侥幸活下来的塔塔儿人一大部分都真心投靠了铁木真，不过具备民族大义精神的大有人在。

一个塔塔儿人逃出了铁木真军营，他在路上越想越痛，于是折身回来，准备干掉铁木真，为塔塔儿部讨回点尊严。可他经过两天的逃亡，肚中饥饿，于是看准了个帐篷就钻进去，请求主人给他点吃的。这个帐篷的主人正是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诃额仑有慈悲之心，看到这个面黄肌瘦的人很不忍心，于是要他等在帐篷里，她则出去找吃的。

塔塔儿人趁着等食物的间隙，抽出匕首摩擦。就在这时，铁木真的幼子、年仅五岁的拖雷蹦跶着跑进了帐篷，小拖雷一看到帐篷里有个陌生人，又看到陌生人在摩擦匕首，大叫一声，扭头就喊叫着跑出来。塔塔儿人心慌意乱，紧跑几步，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小拖雷拎起夹在腋下，右手举起匕首要杀人灭口。

诃额仑端着食物远远就看到了这一幕，她喊叫起来，一名侍卫已从帐篷后面蹿出，如饿虎扑食一样扑倒了刺客。塔塔儿人两天滴水未进，力气全无，被压在身下无法反抗，又过来两个侍卫，其中一人还拎着斧子，看准他不断摇晃的头猛地砍了下去。这位义士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铁木真对这件事的态度很英明，他没有再次对塔塔儿人举起屠刀，而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采用十进制单位来组织民众。

他把他的勇士们编进各个班，谓之“十户”，这十户中既有蒙古部落的人，也有其他被征服部落的人，当然也有塔塔儿人。十户中的人要如亲兄弟一样和平共处，有难同当。十个十户为一队，谓之百户；十个百户为一队，谓之千户；十个千户为一队，谓之万户。万户的长官由铁木真本人亲自任命。

“十进位制”并非是先进的，现代管理学认为，一个人最佳的管理人数是4到5人，而不是10人，但在当时的草原上，这就是最先进的管理。因为在铁木真之前，没有人使用过这种管理方式。几年后，当他统一蒙古高原时，又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深化，它也成了蒙古帝国管理，尤其是军队管理的永恒方略。

在绞杀了主儿勤部、消灭了泰赤乌和塔塔儿部后，铁木真在草原世界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他的实力已雄厚到让王汗刮目相看，而这也正是接下来一系列事件的一个催化剂。

拒婚事件

1202年冬，铁木真为了巩固与王汗的联盟，替长子术赤向王汗的女儿求婚。当然，他更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桑昆的儿子为妻。

这关系有点乱，如果这两门亲事真的结成，那桑昆既要称铁木真为叔叔，又要称铁木真为亲家。庆幸的是，草原世界的伦理意识淡薄，而且这本身就是一门政治婚姻，所以没有人指责铁木真乱点鸳鸯谱。

王汗没说什么，桑昆却有很大的意见，他说：“铁木真的女儿到咱们这里，肯定作威作福轻视咱们，而咱们的公主到他们那里，会成为奴仆。”

这段话本身没有深刻的含义，只是桑昆的意气之言，蒙古部和克烈部地位平等，没有谁轻视谁的问题。桑昆所以这样说，一是他本来就嫉妒铁木真，二是札木合的挑拨。

札木合自被王汗击败，承认了王汗的宗主地位后，就一直在克烈部做客。他在偶然之间发现了桑昆对铁木真的不友好，于是开始了连绵不断的煽动。

他对桑昆说：“你爹和铁木真的关系已是水乳交融，将来克烈部的大位肯定是他铁木真的。即使你爹不想给他，看他发展的速度，也会轻易夺取。你的前途可哀啊！”

桑昆的火马上燃烧起来，恰好铁木真提出换婚，他就气吼吼地向父亲说了那段话。札木合又在旁边趁势说：“铁木真这家伙狡猾多端，换婚只对他有利而对我们无利。”

王汗那颗从未沉寂的心马上被挑起来，问札木合：“你这话怎么讲？”

札木合分析道：“铁木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草原世界的人都知道。他这么多年来始终是靠着您的威望和力量才混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他要换婚，其实还是想靠您铲除草原世界的异己力量，我听说他和南乃蛮正在偷偷联合，您处在他和南乃蛮的中间，这不能不认真考虑。”

王汗摇头，但并不坚定：“铁木真不是那样的人，他不可能和外人联手对付我。”

桑昆插嘴道：“他现在当然不能，因为咱们还有利用价值，可以后呢？”

王汗闭眼沉思，其实他心里很乱，毫无头绪地在胡思乱想。

札木合给桑昆使了个眼色，桑昆就继续说：“铁木真这次换婚，咱们坚决不能答应。他这是借势，父亲您有慈悲之心，不想揍他，可也不能总用您伟大的影响力帮助他啊！”

王汗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桑昆趁热打铁，叫人回复铁木真，换婚的事再议。

铁木真热脸贴上冷屁股，怏怏不快。让他更不快甚至是愤怒的是，阿勒坛和忽察儿两位亲王突然带着部属逃跑了，逃跑的目的地不详，不过聪明人都知道，在当时的草原世界，他们只能投奔两个地方，一是克烈部，一个是乃蛮部。

阿勒坛和忽察儿逃到了克烈部，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弃暗投明。但两人知道王汗和铁木真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并未去见王汗，通过几年来对克烈部的政治分析，他们找到了桑昆。

桑昆把两人的弃暗投明告诉了札木合，札木合兴奋地跳起来，两人急忙来到二人藏身的隐秘地点，大家尽兴而谈。四人像失败的赌徒一样发泄着对赢家铁木真的不满。说到高潮处，忽察儿抽出尖刀，在空中挥舞着对桑昆说：“我替你把诃额仑的儿子全部杀掉！”

阿勒坛被这豪情壮志所鼓动，跳起来说：“我把铁木真的脑袋砍下来给你当酒壶！”

札木合看着两人精彩绝伦的表演，泯灭多时的雄心升腾起来：“蒙古人必须要有可汗，但绝不能是铁木真。他心狠手辣，残暴不仁，我们要替草原世界行道！”

桑昆一拳头砸到桌子上，咬牙切齿说：“铁木真太不要脸，用谄媚和硬通货骗取我父亲的信任，想要我父亲把克烈部可汗的位置传给他，良心大大坏了！”

札木合冷静下来，说：“要取铁木真的性命，必须要说服王汗。”

桑昆拍着胸脯，说：“这件事我来，马到功成。”

他一见到王汗，就跪倒在地，说铁木真狼子野心，克烈部危在旦夕。他请求王汗发兵突袭铁木真，除去这个祸害。

王汗看着眼前这个落泪的汉子，说：“我和铁木真的誓言言犹在耳，他几次三番拯救我于危难之中，我再背信弃义，还算个人吗？”

桑昆正要说话，王汗追问道：“是不是札木合挑唆你这样做的？”

桑昆擦了泪眼，说：“不干札木合的事。”

王汗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札木合朝三暮四，狂言无忌，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不值一文，你用点脑子，不要轻信他。”

桑昆说：“札木合的话不可信，难道阿勒坛和忽察儿的话还不可信？他们两人已离开铁木真了！”

王汗吃了一惊：“为何？”

桑昆胡说：“铁木真残暴不仁。您想想，两位亲王都离开他，他已是众叛亲离，此时正是我们攻击他的大好机会。”

王汗沉思了一会儿，摇头说：“铁木真并非等闲之辈，对他发动战争是冒险的，我年纪已老，想安静地度此残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桑昆又说了一大堆废话，王汗索性闭上眼，紧握十字架不搭理他了。桑昆又涌出泪水，踢踹着帐篷，号啕而出。

王汗的心软了，桑昆毕竟是他的儿子，他不想让儿子如此伤心，所以他叫回了桑昆，沉默了许久，才吐出一句话：“我同意。”

桑昆不敢相信地问：“真的吗？”

王汗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不过，”他郑重其事地说道，“你要承担背弃誓言的责任以及一切后果。”

桑昆把头点得如磕头虫，说：“父亲放心，此事与您无关。”

王汗叹了口气，说：“我同意你的请求，不是因为我喜欢背信弃义，只因为你是我儿子。不过我告诉你，上帝是不会保佑你们的。”

桑昆大步流星地出了帐篷，说：“去他的上帝，我要铁木真去见上帝！”

针对铁木真的行动很快就开始了，1203年春，札木合派人火烧了铁木真的牧场，铁木真明知是札木合做的，而且也知道札木合就在克烈部，但还是忍下了这口气。

在那段时间，他和幕僚们商议要亲自去克烈部一趟，和王汗讨论札木合的问题。这个决定还未付诸实践，克烈部就来了消息。传递消息的人说，王汗和桑昆同意铁木真的换婚提议。

这是个好消息，铁木真兴奋地说，他决定明天就启程去克烈部，讨论这两桩婚事的细节。他不知道，自己正向敌人设计的圈套里跳，制造这个圈套的人自然是桑昆和札木合。

两位贵人

铁木真兴冲冲地带着十个勇士踏上了西去克烈部的路。本来此时正是草长莺飞之时，可他的牧场前段时间被札木合烧毁了，放眼望去，苍茫一片，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好心情。一块草场不算什么，现在蒙古东部凡有草的地方都是他的牧场，札木合就是把火焰山搬来，他也不用担心。

他这次去克烈部，至少要解决两件事，一件是亲上加亲，巩固他和王汗的友情，一件则是札木合的问题。他想听听王汗的意见，如何对付札木合。只要王汗站在他这一边，不必王汗动手，他自己就可以搞定到处流浪的札木合。而且他坚信王汗肯定站在他这一边。

路过那个父亲般的人物蒙立克的帐篷时，他住了下来。他把桑昆的前倨后恭说给蒙立克听，脸上泛着光辉的颜色。蒙立克毕竟比他社会经验丰富，吃的盐比他多，认真地思考一会儿就叹息说：“我的可汗，您尝尽人间艰辛和狡诈，怎么还如此天真无邪啊，这件事有诈！”

铁木真急忙洗耳恭听。蒙立克老成持重，在昏黄的灯下，神情如精神导师指点弟子一样：“您当初求婚时，他们轻视我们，断然拒绝，现在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请您去吃喜宴，这不符人情。所以我说其中必有诈。”

铁木真如醍醐灌顶，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蒙立克笑道：“您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越是在幸福来临时越要保持冷静。”

铁木真问：“我该怎么办？”

蒙立克说：“很简单，札木合刚烧了您的牧场，您就说马没草吃，太瘦，等马肥了再说。看他们再出什么招。”

铁木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所以只派了两人去见桑昆，说春天马瘦，财力不够，等攒够财礼再来。

桑昆和札木合空欢喜一场，他们知道圈套已被识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突袭铁木真。桑昆集结克烈部精锐，札木合也勉强凑起了一支偏师，两人在了解铁木真虚实的阿勒坛、忽察儿的帮助下，制订了作战计划，计划的执行时间就在第二天凌晨。

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阿勒坛的弟弟回到帐篷，对他的妻子和几个儿子谈到这件事，最后他开玩笑说，现在如果谁能把这个消息传给铁木真，那就是铁木真的贵人，必得重赏。

他的妻子是个谨慎的人，急忙捂住他的嘴巴说：“你这惹祸的嘴，小心被人告发，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两口子谈话时，想不到隔墙有耳。一个仆人端着马奶酒来到门口，听到了二人的谈话，这个仆人是被主子逼着从铁木真那里跑出来的，对铁木真心怀敬畏。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连马奶酒都不送了，像犯了羊痫风一样跑到马圈，叫起他的朋友，说：“大事不妙，克烈要和铁木真摊牌，咱们主子也要参加！”

朋友惊骇道：“他们不是盟友吗，怎么要打架？你是怎么知道的？”

仆人就把偷听来的话说了一遍，两人便蹑手蹑脚地来到阿勒坛弟弟的帐篷前。此时，帐篷里的人正在磨刀，嘴巴不闲着，说：“揍铁木真我是乐不可支，我要用刀砍了他的头，然后当靶子每天都射上一万箭！”

两人弯腰弓背地远离了帐篷，蹲下来互相望着对方。他们用有限的智慧思索这件事的利弊，最终觉得把情报透露给铁木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铁木真这么多年来始终对传递情报的人厚赏，而且明里暗里鼓励各部落的人充当他的奸细。铁木真重视情报曾让他多次提前得到情报，反客为主，击败敌人。良性循环下，铁木真的情报网络已不建而建，扩展到整个草原世界。

两人说干就干，他们牵出最好的两匹马喂上，又去厨房烤了一只羊羔当作路上的食粮。这一切准备就绪后，后半夜，两人跨上马背，一溜烟地向铁木真的营盘奔去。

两人风尘仆仆地抵达铁木真营盘，把这个重要情报告诉了铁木真。铁木真先是不信，后来想到最近札木合烧他的牧场和桑昆设下的圈套两件事，终于相信。

考虑到这两个人是被迫离开自己的，铁木真厚赏了他们，使他们成为了上等人。然后下达命令，放弃一切有碍于急行军的东西赶紧上路东走，向塔塔儿人的原住地兴安岭山林急奔而去。

生死恶战

铁木真所以要从老营逃跑，就是因为阿勒坛、忽察儿、答里台三位亲王逃跑时带走了很多人，削弱了他的力量。王汗的骑兵最近几年屡经战阵，战斗力进步神速，他的全线后撤正是没有把握的心理表现。

虽然是匆匆地撤退，但秩序井然，铁木真分出多股部队担当后卫，一直安全地撤到了兴安岭斜坡的合阑真沙陀（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再东撤就是兴安岭原始森林。铁木真下令下马休息，等待情报。

情报人员在他后撤之时就已派出，陆陆续续有人回来报告情况，危急情报很快送来了：一支庞大的骑兵沿着“红柳林”正向这里推进。

铁木真看着挺拔的杨树和美丽多姿的桦树，又看到婀娜的柳树和活泼的小榆树，心思突然烦乱起来，他不知道现在该把战场放在哪里，是放在撤退路上经过的盐碱沼泽地，还是放在森林中。无论放在哪里，这次战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和王汗的骑兵多次合作，互相都知道底细。铁木真喜欢用什么样的战法，王汗心知肚明，王汗喜欢用什么样的战法，铁木真也了如指掌。所以出奇制胜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硬碰硬，谁的人强马壮，谁获胜的几率就高。

他的忠诚战友们都说，打吧，再后撤的话，咱们就要到原始森林中和狼虫虎豹为伍了。铁木真在一棵杨树下闭目沉思，许久才睁开眼，望着湛蓝的天空。人们发现他的焦虑渐渐消失，他把战友们聚拢到一起，语气格外沉静格外严肃地说：“这次战役和以往大不相同，我们处于极端劣势，要想取得胜利，大家必须要团结协作，猛打猛冲。”

众人说：“这还用说，我们把这条命拼了！”

铁木真接着说：“他们以为我们人少马瘦，只能采取守势，我们要出其不意，先给他来次有质量的冲锋。你们看，谁有能力担任此重任？”

话音一落，兀鲁兀部酋长主儿扯歹从人群中挺身而出，说：“猛冲猛打，没有比我们兀鲁兀部更合适的了！”

铁木真微笑，主儿扯歹说的是实话，自从铁木真征战以来，兀鲁兀部永远是冲锋在前，战绩喜人。他正要任命先锋官，突然听到一声大喊：“等等！”

众人循声一看，喊话的人正从人群中挤出来，一面挤一面叽里咕噜地说：“这种活怎么能少得了我！”

铁木真看准了挤过来的人，正是忙兀部酋长忽亦勒答儿。忽亦勒答儿矮胖的身躯站在那里如一口青铜制造的钟，他环顾了下众人，然后对铁木真说：“我们忙兀部比他们兀鲁兀部差劲吗？”

铁木真微笑摇头说：“不差，不差。”

“铜钟”扯高嗓门：“那先锋官就应该我来当！”

主儿扯歹急了，一肩膀把“铜钟”撞到一边，说：“都说好了是我来，你不要起哄！”

“铜钟”也用肩膀回敬主儿扯歹，站到中央说：“我会把咱们的军旗插到敌人的后方高地上，为了表示我不胜即死的决心，我请求铁木真在我战死后抚恤我的家人！”

铁木真看着两个争先恐后的蒙古亲王，大为感动，趁势对众人做思想教育：“看看啊，咱们草原人就该这样！”

众人正想鼓掌叫好，主儿扯歹马上发现先锋官不能独吞，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于是说：“那就让我和忽亦勒答儿一起做先锋吧！”

铁木真点头：“很好，你二人赶紧去准备。”

两人一路小跑，召集他们的骑兵去了。铁木真陷入沉思，因为这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这一步能否走好，能走出多远，他心中没底。他如果可以知道王汗的部署情况和进攻计划，那就非常完美了。可他的情报网在此关键时刻突然失灵，没有人来传递消息。天空起了一阵大风，杨树、柳树、桦树、榆树像中了魔一样乱舞起来。

当他忧虑到极限时，突然有人来报告说，对方阵营里来了两个情报员。

铁木真险些跳起来，推开人群就奔那两个情报员冲去。两个情报员鬼鬼祟祟，缩着脖子，看到铁木真冲来，不自然地向后退了两步。铁木真在离他们三步远的地方站稳了，问：“你们是哪个部的人，送来了什么？”

其中一人壮起胆子说：“我们是札木合大人派来的，札木合大人要我们告诉你克烈部的部署和进攻计划！”

铁木真的战友们早已跟了上来，听到对方的话，大叫：“两人是来传递假情报的，杀了他们！”

铁木真制止了众人的激动，平静地问两人：“札木合和我不共戴天，为什么要帮我？”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摇头，说：“不知道。”

两人不知道的事发生在铁木真挑选先锋官时。他挑选先锋官时，王汗正在挑选统帅。

王汗这次随军而来，用他的话说是给儿子坐镇。他早和儿子桑昆说过，自己不想和铁木真为敌，这是个悖论，不想和铁木真为敌的人却成了铁木真最大的敌人，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可能希望亲儿子能把干儿子打败，又因为他和干儿子有誓约，所以又有心理包袱。于是，他试图用高级智慧解决这个心理障碍，于是，他要札木合当统帅。

王汗的想法是，要札木合当统帅，他就能置身事外，兵的确是他克烈部的兵，但草原上借兵的事稀松平常，只要统帅不是他王汗或者他儿子桑昆，他和铁木真就没有刀兵相见，誓约未违背，他的心里可就好受多了。

札木合的心机比他要高出十倍，他一眼就看穿了王汗的把戏，所以坚决推脱。他对桑昆说：“我和铁木真现在已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了，要我做统帅，这是玷污了克烈部的威名。况且，咱们草原上的传统不应被挑战，我和铁木真是拜把子兄弟，兄弟之间不能起冲突。”桑昆头脑简单，就把札木合的话原封不动地传给王汗。王汗冷笑说：“札木合这畜生想置身事外，这场仗明明是他挑起来的，他现在又要坐山观虎斗。你们把他给我拿来！”

桑昆去拿札木合，扑了个空。札木合早已逃出军营。在逃出军营前，他派了两个人来到铁木真军营报告消息。

两人把王汗的作战部署情况说给铁木真听，最后还捎带了札木合本人给铁木真的话：“王汗的本事还不如我，所以我坚信你能取得胜利，一定挺住！”

铁木真的部下坚决不相信札木合，连带着就不相信札木合的情报。铁木真扫了众人一眼，坚定地说：“我相信。”

众人大吃一惊，铁木真分析说：“札木合是想坐山观虎斗。他让我挺住，是想让我和王汗拼个你死我活，他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我相信札木合给的情报是真的。”

札木合的情报指出，王汗这次是倾巢而来，主攻分为四个梯队，作战计划则是以攻为主，各个梯队陆续上阵，把敌人压缩到固定地点后，中军分出四路从四个方向包围，打歼灭战。

铁木真为这个计划鼓掌叫好，说：“王汗并非徒有虚名啊！”

众人也认为这计划天衣无缝，问铁木真是否改变计划。铁木真想了想，对两个争先恐后的先锋官说，先不要冲锋，全力抵挡他们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攻他的第三梯队。第三梯队的部族擅长横排一字形进攻，比较容易冲破，一旦冲破，就要不遗余力地向前攻击第四梯队，王汗的卫队，只要破了王汗的卫队，克烈人必然士气大减，这样就能一鼓作气，打败他们。

这是个好计划，但只是计划，付诸实践时会遇到很多障碍。所以铁木真在两个先锋官走后，又对他的战友们说：“随时关注战场情况，一旦有变，我们只能后撤。”

博尔术慢悠悠地说：“应向北撤，但在撤之前，必须要猛烈打击王汗的力量，使他不敢追击咱们。”

铁木真赞许地点了点头，把拳头砸到桌子上，说：“开始吧！”

克烈人早已开始了，第一梯队已经一马当先地冲了上来，他们的速度惊人，很快就冲到了兀鲁兀部和忙兀部防御阵地前，乱箭如雨，主儿扯歹“以攻为守”，下令他的部落发起冲锋，双方就在铁木真帐篷外几百米的地方展开了惨烈的厮杀，两方可谓棋逢对手，所以厮杀起来分外耀眼，格外悲壮。整个战场烟尘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全靠感觉，挥舞马刀，乱射箭矢。

王汗看着被烟尘遮蔽的战场，手在空中一劈，第二梯队早等得不耐烦，如疯如狂地冲了上去。铁木真传令主儿扯歹撤出战场。主儿扯歹很扫兴，但不能不听命令，开始后撤。铁木真又下令忙兀部指挥官“铜钟”把防御阵地向前推进，接应主儿扯歹。

两人的骑兵合流，形成新的防御阵地。王汗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猛烈进攻，每进一步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王汗看看时机已到，打了个手势，第一、第二梯队有序后撤，第三梯队如卷毯子一样铺了过来。

铁木真就在这个时候大喊一声：“冲！”

兀鲁兀部和忙兀部猛抽马屁股，阵地上所有骑兵都冲向了正在有序后撤的王汗第一、第二梯队和正在铺过来的第三梯队。

冲击力异常强悍，王汗的第一、第二梯队连连后撤，庆幸的是，第三梯队上来了，按铁木真的计划，此时不应该缠斗，而是通过骑兵的快速机动，迅速穿插过去，直奔第四梯队。可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兀鲁兀部和忙兀部当然想实现这完美计划，然而王汗在高处看透了铁木真的算盘，他在第三梯队冲出去的同时，已下令第四梯队冲锋。四个梯队不但阻遏住了铁木真的先锋，还如铁桶一般将他们围了起来。

铁木真一见大事不妙，马上把所有力量投入战场。这支后备力量分为两股，一股去解救被围困的两部前锋部队，一股则迂回避开战场，直扑王汗。

王汗实在没想过铁木真在主力被包围的情况下，还有心思分出力量来袭击自己。他的第四梯队是他的护卫军，发现铁木真正向主人奔去，急忙后撤准备去保护主人。这一后撤不要紧，第三梯队以为发生变化，开始分神。第三梯队溜号，第一、第二梯队也溜号了，主儿扯歹和“铜钟”抓住这个机会，强力进攻，王汗的三个梯队连连后撤，已快逼入他们的阵地。

用中国军事术语说，铁木真用偏师直取王汗的计谋叫“围魏救赵”。“围魏”不是目的，“救赵”才是目的。这招迅速奏效，主战场形势大变，他的两个前锋部落几乎要把敌人的防御阵地冲破。但他也发现了，主儿扯歹和“铜钟”的进攻已很勉强。尤其是“铜钟”已被乱箭射倒马下，好不容易被人解救上马，趴在马上已一动不动。

这边铁木真下令收兵，那边桑昆却试图再次冲击。他在高处看着战场形势从好到坏的转变，心急如焚。如果这场战役不能取胜，他没法和父亲交代，正是他用哀号征得了父亲的同意，才有了这场仗。在开战前，他信誓旦旦，说必要拿铁木真的脑袋来见老爷子。可现在，他连铁木真一根毛都没有拿到，相反，他发现战场形势已不利于自己，急火攻心，猛地吐出一口血，根本没有向后面的军队发布任何命令，就从高处冲了下去。

很多人都为他的勇敢折服，因为看他的架势，似乎要在万军之中取铁木真项上人头。可他才飞驰到一半，一支冷箭便射进了他的脖子，箭的惯性把他从马上推了下来。他捂着脖子打滚怪叫，风度顿失，站在高岗上傲视战场的仪态荡然无存。

护卫们赶紧把他抬到高处，王汗既悲又怒，面对乱糟糟的战场，他忘记了还有主力没上，下令进入防御。铁木真比他快，早已鸣金收兵。

双方算是打个平手，然而，王汗兵多将广，恢复迅速，铁木真却没有这个速度。那天夜晚，他和众人商量了一下，确定明天如果再战必是凶多吉少。所以趁着夜色，他北撤了。

在撤退时，他担心王汗追击，于是把部队分为数个梯队，一个梯队一个梯队地撤。王汗没有追击，可数个梯队眼见铁木真大势已去，纷纷离开铁木真擅自遁走。

如果这个时候，王汗派兵追击，铁木真必死无疑。但上天照顾了他，王汗爱子心切，很担心桑昆客死他乡，所以在第二天也撤回老营。

伟大人物在成功路上总有侥幸。铁木真的运气好得让人嫉妒，他遇到的对手是王汗，一个爱子心切的老人家，而不是冷血无情的札木合。

那个撤退的夜里，铁木真不由自主地掉进回忆的烂泥塘中。他在森林中摸索着前进，前后左右都是人，但他看不到，只能隐约听到低沉的呼吸声。他想起了多年前为躲避泰赤乌人和蔑儿乞人的搜索，躲进山林中的情景。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基业，仿佛在一夜之间崩塌，他虽然不知道多少人离开了他，但他知道肯定很多。他没有思考权威的问题，因为草原人的忠诚很怪异，只有跟着你有肉吃时才跟随你，如果没有肉，甚至连树皮都吃不上时，他们就会各奔东西。

第二天凌晨，他检阅他的部队，发现只剩下了2600人，这不过是他部众的十分之一。

“他妈的！”别里古台骂了起来。铁木真铁青着脸，让人检查辎重，很快就有人告诉他，几乎没有。要么被扔到战场上了，要么被一些人带走了。

铁木真的脸如铁片一样，没有任何表情。他召开会议说：“现在一是缺少粮草，二是王汗如果追击，我们会全军覆没。所以，我们分为两支，主儿扯歹和忽亦勒答儿领1300人沿合勒河（今哈拉哈河）东岸前进，我领1300人沿西岸前进。我们只能靠围猎为生，如果长生天保佑，风平浪静后，我们再会合。”

没有别的办法，大家都同意了。

铁木真安排完后，走进临时的帐篷，他的战友们围过来，听到了他一声悲伤的叹息。合阑真沙陀之战是铁木真自上战场以来打得最惨的一战，毕竟他面对的敌人是草原世界的霸主王汗，他现在还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

他叹息之后，帐篷里静得如墓道，似乎每个人都不呼吸了。长久之后，铁木真仿佛浑身充满了力量，站起来对战友们说：“咱们要反击，不能如落水狗一样四处乱跑！”

战友们惊愕：“用什么，用唾沫吗？”

“对！”铁木真眼睛看着地，发出幽蓝的光，“就用唾沫，我要用口水反攻王汗！”

反攻王汗

铁木真说他要用口水反攻王汗，其实是给王汗等人传递口信。可以说是诉状，也可以说是质问书。他让人给王汗传口信时虽然竭力保持着冷静，但还是把诸多悲愤感情掺杂了进去。王汗背信弃义让他损失惨重，这不仅包括他的部队大量减员，还包括他亲人的失踪。第三子窝阔台在撤退中丢失，让他心慌意乱了很久。一天后窝阔台回到他身边时，他几乎喜极而泣。他的弟弟合撒儿像被大地吞噬了一样，无影无踪。

这一切都是王汗背信弃义造成的，他现在虽然还不能用武力讨回公道，却不能闷声不响，他必须要在道德上赢回一局。

在向王汗传递诉状之前，他一退再退，一直退到大兴安岭森林深处，这已不是蒙古草原地域，他居然被赶出了草原。直到几天后他确信王汗已撤兵，才从森林里冒头，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弘吉剌两个分部的地盘。

他和部下们商议说：“弘吉剌部向来靠美女生存，战斗力不强，所以我们应该能招降他们。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就进行攻击。”

他派两人去弘吉剌部传他的话：咱们是亲戚，亲戚之间不应该厮杀，可如果你们不让我在这里休养生息，那只能厮杀。

两个弘吉剌分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同意双方友好，因为铁木真现在虽然是落汤鸡，可他们弘吉剌也不是什么厉害的鸟。

铁木真收编了这两个弘吉剌部后，就抵达贝加尔湖东面的董哥泽休整军队，这里是个丰美的草场，完全是上天赏赐给他的礼物。

直到此时，他才真正安静下来，派出到克烈的使者，传递他的话。他对王汗说：“我们正住在董哥泽这里。这里的牧草丰美，我们的马吃得肥肥的，比猪还肥。”

这句话是明示王汗：你来，我就奉陪，而且有实力奉陪。

接下来，他开始充满感情地倾诉：“我的汗父啊，你为什么嗔怪我、威胁我呢？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尽可以教诲，用不着大动干戈地毁坏我的产业。你为什么不让你的不肖之子和不肖儿媳安心睡觉呢？”

王汗听到这样的话，脸色发红，眼神游移。

使者接着传达铁木真的话：“您难道忘记我们之间的誓约了吗？你说绝不让人离间我们，可事实证明，您违背了誓约。如果你真的怀疑我的忠诚，为什么不找我当面质问，而是举起棍子就打我？您不知道我们现在就好像是车的两辕、两轮吗？一个辕子断了，牛就不能拖拽；一个轮子坏了，车就不能行进。”

紧接着，铁木真说了他和父亲对王汗的恩情，这些恩情如太阳和月亮，永远高挂在草原世界的天空，人人一仰头就能看到。

说完他对王汗的恩德，他冷不防地反问：“汗父，您对我有什么恩德？”

铁木真的质问让王汗险些从椅子上栽下来。他满头是汗，懊悔万分，如果当时有人给他一条鞭子，他会立即脱掉上衣，用鞭刑来自我惩罚和审判。

他站起来，左右寻找，似乎在寻找鞭子，可最终找到的不是鞭子，而是一把匕首。他咬起牙齿，用匕首割破小指，血扭扭捏捏地流到事先准备好的小皮桶里，他对使者说：“回去告诉铁木真，如果我以后再生异心，就让我血流不止，去见上帝。”

使者追问：“我们成吉思汗问您，将来如何处理咱们之间的关系？”

王汗顾左右而言他，说：“去问桑昆吧，这事都是他惹出来的。”

使者说：“正好，铁木真大人也有话带给桑昆。”

铁木真带给桑昆的话是这样的：我是汗父有衣而生的儿子（义子），你是汗父裸衣而生的儿子（亲子）。汗父把我们两人同样看待，你却离间了我和汗父。现在你不要让汗父忧愁，早晚出入，要叫他称心如意。你难道想在汗父活着的时候夺取汗位？你这样做只能让汗父伤心。你如果觉得我说得不对，可以派使者来解释你的行为，我给你机会。

桑昆的反应和王汗迥然不同，他冷笑说：“铁木真装什么大尾巴狼，居然还教训起我来了，以为我看不出他的狼子野心吗？告诉你，要战就战，别废话。你我不共戴天，此生改变不了！”

铁木真的使者又悄悄地找到阿勒坛等三位蒙古亲王，言辞激烈地说：“别人想要干掉我，我能想明白，你们要干掉我，我打破头都想不明白。当初咱们推举可汗，我让你们其中的一位来当，你们都推辞，非要选我。选了我之后，你们发誓效忠于我，可现在却背叛了我。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效忠王汗是危险的，王汗喜怒无常，连我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都被他厌烦，你们不久之后的命运更不必推测，千万别等到那时再来找我。”

铁木真又苦口婆心地说：“咱们都是蒙古人，不能让克烈人侵夺咱们的地盘，如果真的那样，那你们就是蒙古部的千古罪人。”

这席话让阿勒坛和忽察儿羞愧万分，不过他们和铁木真积怨已深，纵然不在王汗这里，也不会去投靠铁木真，他们渐渐有了另立山头的打算，并在不久之后付诸实践。

铁木真的使者最后找到札木合，冷嘲热讽：“你用黑心离间了我和汗父。以前我们同在汗父那里时，你我二人说好，谁起得早谁就用汗父的杯子喝马奶，你妒忌我，因为我常常起得比你早。现在好了，你可以一个人自由地用汗父的杯子痛饮了，看你能喝多少。”

札木合极度郁闷，因为自从王汗责备他不该逃跑后，已经疏远了他，他再没有机会用王汗的杯子喝马奶酒了。

铁木真用口舌反攻了王汗和他的同伙，这场口舌进攻是圆满的，它让王汗在对他的态度上暧昧不明，让阿勒坛、忽察儿、札木合开始猜忌王汗，并在不久后，发动了一场政变，双方的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唯有桑昆矢志不移，要和铁木真作对到底，然而在调动军队上，他显然受到王汗模糊态度的左右，已不能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

铁木真向诸位传递信息的一个月后，札木合、阿勒坛和忽察儿在山坡上欣赏风景。风景不如画，一阵凛冽的寒风吹下落叶，纷纷洒洒。

札木合咀嚼着铁木真那段冷嘲热讽，深恨王汗。在有心机的人看来，札木合始终想顶替铁木真做王汗的义子。但王汗好像从未拿他当回事，尤其是合阑真沙陀之战后，王汗简直就把他当成空气了。阿勒坛与忽察儿也在咀嚼着铁木真对他们说的那段话，越咀嚼就越觉得王汗反复无常。一番讨论后，三人决意反叛王汗，约定在黑夜进入王汗的帐篷，挟持他以令桑昆。

但在敌人内部计划事情，泄露的几率很大。王汗很快就发现札木合三人鬼鬼祟祟、神秘兮兮，于是派人调查。当他发现这个惊天秘密后，迅速调兵准备把三个狼心狗肺的家伙杀掉。札木合等三人也事先得到消息，匆匆逃出克烈部投奔乃蛮去了。

而蒙古另一位亲王答里台却和三人采取了相反的方向，投奔铁木真而来。他找铁木真找得好苦，正是以人类发现新大陆的毅力和勇气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才找到了铁木真。

铁木真向他伸出友谊之手，并向长生天发誓，他会待答里台如从前一样好。

答里台为铁木真不计前嫌而感动得老泪纵横，为了立功赎罪，他单枪匹马跑到豁罗剌思部和该部首领谈天气谈马匹，最后谈到部落的命运，在他的鼓动下，豁罗剌思部终于相信，跟着铁木真走才是正途，才是让他们部落能名垂史册的唯一方式。豁罗剌思部投靠了铁木真，然而铁木真很快就让他们失望了一回。

这次其他人的失望和铁木真的兴奋前后脚而来，兴奋是先来的：合撒儿回来了。

合撒儿在那场惨烈的合阑真沙陀之战的撤退中，突然迷路，居然跑到了王汗的营地前，他和家人都被王汗活捉。王汗试图从合撒儿身上找到彻底击溃铁木真的方法，他对合撒儿说：“草原人人都知道你想代铁木真称汗，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只要你和铁木真为敌，以后蒙古的可汗就是你的了。”

王汗这句话，应做一简要补充。合撒儿是个有主见、有能力并有野心的人，在他的哥哥铁木真的兴起过程中，他居功至伟，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傲慢心和嫉妒心。铁木真第一次击败各部落小联盟之后，草原世界就流传着这样一段话：主儿勤部的首领想当可汗，却没有这个福分；札木合用纵横士的诡计推进的事业，屡屡失败；合撒儿倚仗自己的力气和神射，有称汗的野心，但也不可能成功；只有铁木真，具有称王称霸的相貌、气派和魄力。毫无疑问，他一定能够成就霸业。

这个流言或者说是预言，在预示铁木真必成大事的情况下，拿出了几个野心勃勃的人和他对比，这其中就有合撒儿。

王汗大概也是因为这段话，想到了用合撒儿来对付铁木真。然而在功利和亲情面前，合撒儿用君子风度回绝王汗：纵然我要称汗，也不必靠别人的力量，我要凭自己。

王汗大失所望，正当要放弃合撒儿时，合撒儿突然来找他，说：“我想通了，我可以回到铁木真身边，用计谋把他骗进您的埋伏圈。解决他之后，我是蒙古部的可汗，铁木真如何对您忠心，我就对您如何忠心。”

王汗又高兴起来，释放了合撒儿，让他去“勾引”铁木真。合撒儿只身一人离开克烈部，靠在路上吃野兽的尸体和树皮草根终于找到了铁木真。此时，他已皮包骨头，不成人样。

他带回了不好的消息：桑昆正集结克烈部主力，随时准备进攻董哥泽。

铁木真一咬牙一跺脚：“继续撤！”于是他们就来到了后来成为蒙古历史圣地的班朱尼河（今克鲁伦河下游一带）。面对铁木真仓促的后撤，豁罗剌思部心里凉了半截，他们和其他部落的人说：“我们跟随铁木真可不是为了跟着他逃亡的。”众部落的人异口同声说：“如果总是逃亡，何必跟着他，咱们自己也能逃！”大家意见一致，于是一哄而散。

所以当铁木真抵达班朱尼河时，只有19名将领跟随着他，他面对班朱尼河和眼前的19人，不由发出了悲伤的感叹：又回到原点了！

共饮班朱尼河水

1203年夏天，铁木真在班朱尼河感叹命运多舛时，一阵暴雨突然袭来，如同鸡蛋一样大的雨点把成吉思汗和他的战友们拍得哇哇怪叫。

少年时代的苦难和绝境重新回到铁木真的脑海，不过和从前一样，在面对苦难和绝境时，铁木真感叹完毕就恢复了自信。他和他的战友们说：“风雨总会过去，阳光一定会来，长生天始终站在我们这一边！”

这是精神食粮，它和物质食粮是两码事。铁木真和他的战友们面对的是一片苦海：班朱尼河虽然称为“河”，其实只是几个烂泥坑，幸好他们人少、马匹少，所以水勉强够喝。至于吃的，他们是上顿不接下顿。

有一天，他们围坐一起开会，马儿皱着眉头在喝水，夏天的酷热袭来，他们光着上半身，大谈特谈草原世界的形势和格局。这是一幅异常滑稽的画面，如果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听到这些衣衫褴褛者的谈话，肯定认为他们疯了。

铁木真激情四射，鼓舞大家的士气，他说：“虽然现在没有多少人，但凭我多年来在草原世界的影响力，只要我一有动静，马上就有人跟随而来。”

刚刚投奔他而来的穆斯林商人阿三念了声“真主”说：“我相信你，虽然我来的时间不长，但我从你身上看到了力量和前途，你就是‘真主’最欣赏的人。”

札八儿是西域回回人，几年前千里迢迢来到蒙古草原，见到铁木真，深深地被铁木真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那方形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铁木真，手握得紧紧的，给人的感觉是，只要铁木真一声令下，他就能把班朱尼河的水喝光。

木华黎和博尔术等人接着阿三的话说：“我的可汗，长生天保佑您，您有什么计划就说吧，我们誓死跟随您左右！”

铁木真说：“我和合撒儿商量了，有个非常好的计划，可以击败王汗、消灭克烈部。”

大家乱哄哄起来，因为击败王汗、消灭克烈部在此时好像有点扯淡。除非他们有万夫不当之勇，有钢铁不死之身。

铁木真用手势制止了他们的互相议论，说：“我说过，只要我们有所动作，就会有很多离开咱们的部落重新归来。我对此很有信心。”

众人又乱哄哄起来，铁木真又打手势让他们停止议论，但没有说话，而是看着泥坑那边，眼睛放着绿光。众人都顺着他眼神的方向看去：“我的长生天！”一匹野马正在那里望向这边，眼睛里满是同情。

有几个人已经站了起来，直吞咽口水。好多天来，他们没沾到一点荤，快成兔子了。铁木真悄悄地下达了围攻的命令，所有人，包括体格单薄的阿三都拿起了弓箭。他们分散开，从八个方向悄无声息地接近了野马。

那匹野马好像没有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居然满怀深情地望着这群垂涎三尺的健儿们。合撒儿最先接近，已把箭搭在弦上，凭他的射术，野马已注定是囊中之物。可当他拉满弓要射出时，野马突然动了，这一动就如子弹出膛，众人只感觉眼前起了一阵风，那匹野马就从阿三身旁飞掠过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三已是魂不附体，呆若木鸡。

众人大失所望，唉声叹气。铁木真勒紧裤腰带，说：“不要紧，野马的肉很难吃，比金国的酸菜还难吃。我们还是去搞点树皮来。阿三，你不是还有几张狐狸皮吗？拿出来吧，把毛拔掉，据说狐狸皮很有营养。”

阿三哆嗦着，去拿他的狐狸皮，这些狐狸皮是他准备换些貂皮和松鼠皮的，可他来得不是时候，所以他的狐狸皮从硬通货变成了食物。

第二天，他们又围在一起开会，商议如何对付王汗，会议开到一半时，合撒儿突然“嘿”了一声，看向远方。众人都随他的眼神望去，都“嘿”了起来：昨天跑掉的那匹野马又在原地出现了，不差分毫。

众人哪里有心思开会，都爬起来，要第二次捉野马。铁木真拦住合撒儿说：“它太狡猾，我们靠不近，你觉得箭能射到它吗？”

合撒儿估算了下距离说：“可以，不过距离太远，射不死它。”

铁木真说：“没关系，它受伤后跑不起来，我们就能捉到它了。”

合撒儿取出弓，搭上箭，稍稍瞄了一下，一箭射了过去。那匹野马嘶鸣了一声，甩了甩脑袋，大家都知道，中了。让他们惊讶的是，野马没有跑，而是在原地不动，仍然看着他们。

这一挑衅让众汉子发了怒，大家发声喊，如流氓打架一样蜂拥而上。野马仍然没有动，这群人拔出刀，向野马浑身上下捅去，野马也没有嘶鸣，倒下的时候，眼睛睁着，同情地看着他们。

没有人去想这匹野马的怪异之处，他们马上剥皮，割肉烧烤。吃得几乎撑破肚皮了，众人才打着阵阵酸味的饱嗝跑到班朱尼河边打水喝。铁木真就在这时，举起他的杯子对众人说：“今后必与诸将士共甘苦，如违背此誓言，将和这臭水沟一样被人唾弃。”说完，他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后交给身边的人，大家都轮下去，到最后一人时，杯子里就剩了一摊泥。

众人喝完后发誓说，将永远不离开铁木真。

这就是蒙古历史上的“班朱尼河盟誓”，这19人后来成了铁木真的核心力量，由此被称为“班朱尼河派”。

共饮班朱尼河水后，铁木真与合撒儿制定了取王汗的策略，这个策略是狡狯而不光明的，它是铁木真经历多次王汗背信弃义后的“幡然醒悟”和“以毒攻毒”。

铁木真已清醒地意识到，不干掉王汗，他将永远是草原世界的老二，而这个老二的位置也不是那么稳固，随时有被王汗突然犯神经病吃掉的结局。他要扭转这个结局，他要做草原世界的老大！

第五章 灭王汗，蒙古帝国出世

克烈部的灭亡

铁木真与合撒儿制订消灭王汗的计划是这样的：第一步，稳住王汗；第二步，召集部众；第三步，直捣王汗本部，实施快速机动的掏心打击。

第一步和第二步同时进行，铁木真把他的“班朱尼河派”所有人都派出去招兵买马。当合撒儿派使者到王汗那里实施第一步计划时，铁木真已拥有4600个骑兵，这在当时已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如果千里奔袭能成功，足可以把王汗的本部部队消灭。

铁木真吩咐合撒儿的两位使者说：“你们一走，我们就出动。我们会在克鲁伦河的阿儿合勒苟吉等你们。”

两人不仅是出色的使者，还是高明的情报人员，在去克烈部的路上，他们探听到王汗前段时间和金国发生了冲突，据说遭到了金国的沉重打击，目前正在恢复元气。铁木真得到他们传回来的消息后，高兴地跳起来说：这正是长生天佑我，王汗的末日到了！

两人到了王汗那里，复述合撒儿的话给王汗：“父汗啊，我四处寻找我的哥哥铁木真，找不到他的踪迹，我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听不到他的回音。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我四处流浪，像个乞丐，天当被子地当床，我受够了这种生活，如果您允许，我想回到您身边和我的家人团聚，为您效劳。”

王汗听了这话，眼珠子直转，转了好多圈，他发出一声叹息，对两位使者说：“上帝啊，我可怜的儿子铁木真难道真的不在了吗？合撒儿耐心地找了吗？”

两位使者按合撒儿的话回答：“大概是不在了，即使还活着，恐怕也逃进大兴安岭，永远地离开了草原世界。”

王汗兴奋地流下眼泪，但他说，他为铁木真的前途而悲伤。他告诉使者：“合撒儿要回来，我求之不得。我已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不能再失去合撒儿。我派使者和你们同去，迎合撒儿回来。”

说完这些话，他抽出小刀，在小指上刺出一滴血，滴到牛角里说：“带着这个去，告诉合撒儿，这就是我和他的誓约，我绝不会亏待他。”

三人第二天就上路了，王汗开始大摆筵席，庆祝铁木真的消失，整个克烈部炊烟袅袅，美酒四溅，歌舞日夜不停。

三人昼夜兼程，在一个黎明来到了阿儿合勒苟吉。王汗使者迎着东方升起的太阳望去，他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了铁木真的军旗，在军旗后面，无数的帐篷布满荒草地。

他大叫一声，掉转马头就跑。合撒儿的两位使者扭头就追，跑出几里路，二人终于追上了他，便故意问他：“你跑什么？”

王汗使者“呸”了一口说：“撒谎的家伙，我看到了铁木真的军旗！”

合撒儿使者答说：“你误会了，那不是铁木真，是合撒儿。”

王汗使者根本不理他们，拼命拍打马屁股，却被从马上揪了下来，押到了铁木真面前。

他梗着脖子，对铁木真嗤之以鼻。铁木真说：“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跟着我杀回王汗的老家，一条路就是死，你选。”

王汗使者看着合撒儿，眼里充满了火，挣扎着要和合撒儿拼命。铁木真叹息说：“看来你选了死。”合撒儿抽出刀，手起刀落，这位忠诚的克烈人魂归天外。

两位使者带来确切的消息：王汗已完全丧失警惕，正在举行大型宴会，此时正是攻击之时。

铁木真下令全军上马，兼夜疾进，直奔王汗的驻地。

前锋部队一千人，由主儿扯歹率领，主儿扯歹一抵达王汗驻地，就发动进攻。王汗部队躲在栅栏后面，顽强抵抗。杀声震天，王汗在宴席上面无人色，桑昆也是六神无主。这次出行，王汗只带了本部人马，和铁木真的力量相差悬殊，况且铁木真是有备而来，一到来就发动了猛烈而迅疾的进攻。王汗卫队队长对两人说，从后面逃跑吧，我能支撑三天，足够你们跑远。

王汗和桑昆想都不想，跳上马背就逃。卫队队长顽强抵抗了三天，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举手投降。他被带到铁木真面前，毫无惧色。

铁木真问他：“你还能抵抗一天，为何投降？”

他回答：“我所以抵抗三天，是为了让我的主子逃得远远的；所以不再抵抗，是不想我的士兵全部战死。你要杀就杀，不要废话。”

铁木真大为欣赏他的忠诚和义气，说：“我可以赐你不死，但你要做忽亦勒答儿家人的奴隶，他当初是被你的人射成重伤而死，你要对此负责。”

卫队队长说：“我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铁木真消灭王汗之战是他正确战略的结果：精心隐蔽地快速行军，完全出敌不备地发动攻击，像铁桶一样把敌人围困在峡口，虽然逃脱了王汗和桑昆，但克烈部已不存在，接下来的事就是消化这个草原世界的钢铁部落。

铁木真对克烈诸部的消化是仁慈的，这可能缘于双方多次联军，有了感情。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他对王汗的愧疚，王汗虽然多次想吃掉他，可毕竟他没被吃掉。而最终他却吃掉了这位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王汗对铁木真的崛起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没有王汗这棵大树，铁木真的崛起就是不可能的神话。

他把克烈部的人分化给他的功臣们，没有大规模的杀戮，甚至对王汗的弟弟札合敢不还委以重任。为了让札合敢不放下心来，他特意娶了札合敢不的长女亦巴哈为小老婆，同时还让幼子拖雷娶了札合敢不的二女儿。

不过他对亦巴哈的感情很淡薄。有一天他做了个噩梦，梦境告诉他，把这个女人留在身边会生下灾祸。于是他就从床上跳起来，让亦巴哈穿戴整齐，然后对外面喊了一声：“谁在站岗？”

那天为他站岗的人是主儿扯歹，这位勇士急忙跑进来，以为发生了什么事。的确有事，但却是好事。铁木真指着亦巴哈说：“我把她送给你做老婆。”

这就是铁木真，把自己的女人送给别人如同送自己的一条狗一样。主儿扯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铁木真说：“我以长生天的名义发誓，这是真的。我现在就为亦巴哈证身，她品行端庄，无可指摘，贞洁如初，美貌超群。”

主儿扯歹对这些评语都认可，只是“贞洁如初”不好判断。但能有这样一个尤物，尤其是可汗送给他的，他已经兴奋得发了狂。

真正为克烈部获取无上荣耀的是札合敢不的二女儿，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后来成为成吉思汗家族最重要的一员，她的聪明、稳重和政治头脑在50年后为蒙古帝国确立了最后的方针，她为蒙古帝国贡献了三个可汗：蒙哥、忽必烈、旭烈兀。

当铁木真在消化克烈部时，王汗和桑昆正在拼命地逃出克烈部。王汗觉得南乃蛮是他的重生地，桑昆则认为西夏是他复国的根据地。于是二人挥泪分道扬镳，两人的命运异曲同工，都被人诛杀，只是时间不同。

王汗一路逃至南乃蛮附近，在一条河中喝了个水饱，然后趾高气扬地向附近的南乃蛮哨所走去。他告诉哨所所长，他是克烈部的可汗脱斡邻勒，最近几年，大家都称他为王汗，因为他是金国封的王。

这位所长漫不经心地打量了王汗一眼，就冷笑起来说：“瞧你狼狈不堪、衣衫不整的样子，你如果是王汗，我就是太阳汗！”

王汗受不了这种嘲弄，大骂对方狗眼看人低。哨所所长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在工作岗位上受过如此羞辱，不禁怒从心头起，抽出刀来，往王汗的脖子上一抹，一代草原世界的霸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王汗临死前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儿子桑昆，他多么希望桑昆能活下来，至少要比他活得时间长一些。

桑昆第一次没有辜负他，他带着几个仆从在东南荒凉的沙地和碎石滩上流浪着，从一个有水源的地方流浪到另一个有水源的地方。上顿不接下顿，回首往事，往事一点都不堪回首。

他的仆从兼马夫阔客出早就看出主人已毫无希望可言，于是和老婆商量说：“我们还是去投奔成吉思汗吧！”他老婆说：“你跟随桑昆多年，桑昆待你不薄，此时正是他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忍心而去？”

阔客出冷笑：“我不提他的人头去见成吉思汗就是对得起他了！”他妻子说服不了他，但又不肯和他逃亡，阔客出只好自己跑掉。桑昆第二天醒来才发现阔客出骑了他的马逃走，不禁悲从中来，徒步一百多公里，到了西夏，西夏人不收留他，他又流窜到畏兀儿人的地盘，靠抢劫为生。最后，畏兀儿人杀掉了这个强盗，直到他死，畏兀儿人才知道他就是克烈部的唯一继承人。

阔客出背叛桑昆跑到铁木真处后，铁木真听说了阔客出老婆劝阻丈夫不要抛弃主人的言语，于是给众人上课，砍了阔客出，并且命令将来有一天谁能见到阔客出的老婆，一定要重重奖赏。

这门课上完后，铁木真把目光越过克烈部向西望去，那里是南乃蛮，草原世界最后一个可以和他抗衡的部落。

在南乃蛮，拜不花被称为太阳汗。不过在札木合心中，拜不花不配称“太阳”。不但札木合这样认为，连拜不花的儿子屈出律也对父亲颇有微词。在这个青年才俊的心中，老爹懦弱得像个女人。甚至连拜不花的顶级顾问兼南乃蛮第一猛将撒卜勒黑，对他的行事作风也看不惯。

铁木真的壮大让太阳汗很不高兴，心想没文化的蒙古人居然也敢称汗，真是岂有此理，于是决定出兵灭了铁木真。

太阳汗带着撒卜勒黑找到了札木合，说出自己的计划。

札木合大笑，笑声中有欢快也有讽刺：“你早该如此，不过此时也未晚。”

太阳汗请教方略。

札木合看了一眼撒卜勒黑，撒卜勒黑仰头看天，札木合也故意去顺着撒卜勒黑的眼神去看天，撒卜勒黑很不高兴，冷冷地看了札木合一眼。

札木合说：“有撒卜勒黑这样出色的人物在，何必问我？”

太阳汗急了，训斥道：“撒卜勒黑，你有屁就赶紧放，这是咱们乃蛮国生死存亡之时。”

撒卜勒黑咳嗽了一声，说：“找汪古部结盟，西南夹击铁木真。”

札木合干笑两声说：“试试吧，不过咱们草原世界，都是向强者靠拢，汪古部未必能成为盟友。而且，汪古部和铁木真还都是金国的爪牙。”

撒卜勒黑插话说：“我们和汪古部都是上帝的子民（两个部落都信仰基督教），上帝的子民都是紧紧团结在一起的。”

札木合对这句话无法反驳，因为他不是上帝的子民，他也不知道上帝的子民是否真的如撒卜勒黑所说，在危机时刻会团结在一起。他只是摇头叹息：“此事要从长计议。”

太阳汗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札木合，你是不是被铁木真吓破胆了？”

铁木真的布局

太阳汗派到汪古部的使者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和蒙古部派遣的使者只带一张嘴去不同，太阳汗的使者是带着太阳汗书信去的。这是因为乃蛮有文字，蒙古人没有。

汪古部首领热情地接待了大国使者，使者递上太阳汗的书信，首领惭愧地低下头说：“您还是把书信内容说一遍吧！”由此可知，汪古部虽然离金国最近，但文明程度也不高。

使者便开始朗诵书信内容：“东边少数的蒙古人嚣张起来，出了一个新的什么成吉思汗。上帝早就说过，天上可以有太阳有月亮，但地上却不能有两个可汗。我想请你作为右翼，出兵助我，我从这里出兵，把那个狗屁成吉思汗打翻在地。”

首领倒抽一口凉气，无论是铁木真还是太阳汗，现在都是大国领袖，哪个他都得罪不起。此时是考验他智慧的时候，他必须要作出选择，是和成吉思汗揍太阳汗，还是和太阳汗打成吉思汗。

这是个重大问题，可谓生死抉择，所以他必须要认真考虑，他请求给他三天时间。使者不用思考就可以得出结论：汪古部必然倒向铁木真一头，所以他第二天就偷偷地跑回了南乃蛮。

太阳汗对他的行为表示愤慨，认为他应该等到汪古部明确答复后再回来。

使者盯着太阳汗的眼睛说：“那我就回不来了，您还是赶紧备战吧，咱们已没有盟友，只能靠自己。”

四天后，果然有情报传来，汪古部已和铁木真结盟。

太阳汗暴跳如雷，问使者：“你是怎么预测出来的？”

使者回答：“铁木真是新兴力量，在草原舞台上太活跃，所以吸引别人的眼球。而我们沉寂多年，大家都忘记我们了。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会选择铁木真，而不是选择我们。”

太阳汗撇了撇嘴：“那就让我这沉寂的力量把那个狗屁成吉思汗打得满地找牙吧！”

南乃蛮古老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轰隆隆的声音越过阿尔泰山，传到了铁木真耳里。

汪古部派使者来找铁木真时，铁木真正在一处叫“骆驼草原”的地方举行大规模围猎。他让使者观看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体育运动。这一次中等规模的狩猎已足以把汪古部的使者震慑住，使者哆嗦着把南乃蛮的意图告诉了铁木真，并表示汪古部绝对可以成为铁木真的朋友，同时这位使者献给了铁木真一瓶酒。这瓶酒并非是蒙古人经常喝的马奶酒，而是中原特有的烧制酒。

铁木真出于礼貌，连干三杯就不再喝了。他说：“此物少喝则兴奋，多喝则乱性。所以应少喝为妙。”

汪古使者想不到这个野人居然有如此强的自制力，大为惊讶，连连称颂铁木真是一等人物。善于自制是铁木真的优秀品格之一，也是其成大事的素质之一。

铁木真对使者的奉承很高兴，使者走时，他送给使者500匹马和1000只羊，让他带给汪古部最有眼力的首领。

然后，他就召开重大军事会议，商讨对乃蛮该采取什么态度。

这根本不必商量，整个草原世界，只剩下乃蛮这个强敌，不除掉它，长生天不容。不过有人说，此时马瘦毛长，不利战斗，应该等到秋天马肥时再对乃蛮发动进攻。

铁木真问别里古台有何想法。别里古台受宠若惊，因为自从那次泄密后，铁木真连续几年不让他参加重大会议，如今他重返高层会议，又被铁木真主动问询，不禁激动起来。激动之下就是热血沸腾，他说：“不必以马瘦为借口，要打就马上打，不要等太阳汗来捉我们，我们要先下手去捉太阳汗。”

铁木真微微点头，这个行为给了别里古台更大的激励。他吐沫横飞地说：“乃蛮美女如云，草原茂盛，硬通货多，打它抢它！”

众人都被鼓舞起来，异口同声地请求铁木真：“成吉思汗，出兵吧！”

铁木真低吼一声：“好！去和草原上最强大的敌人来个了断吧，迟早也要打！”

蒙古人所以如此坚定，和当时的形势有很大关系。太阳汗正在欢迎草原世界上铁木真的一切敌人，被铁木真击败的泰赤乌部残余、蔑儿乞部残余以及札木合和他的两个战友阿勒坛、忽察儿都成了太阳汗的座上宾。铁木真担心的是，一旦给敌人时间，这些曾经的败将会死灰复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敌人所采取的态度就是四个字：斩尽杀绝。

在和乃蛮开战之前，铁木真采取了以下几项紧急措施。

第一，重建“十进位制”的作战单位，铁木真消灭塔塔儿人后建立的“十进位制”作战单位被王汗一阵乱打，最后剩下了几十个人，“十进位制”名存实亡。如今，他元气恢复，“十进位制”也就随之恢复了。

第二，建立参谋部，参谋部由六人组成，称为“扯儿必”，他们由一名将军统帅，平常担任护卫，联络战事，传达命令，出谋划策，派部队作战。

第三，建立特种部队（巴特尔军），在战时用于关键时刻打硬仗、打恶仗的一支或数支部队，他们其实就是敢死队。

第四，建立护卫军（怯薛军），从军队中挑选力大无穷、忠贞不贰的人组成的军队，战时在铁木真前面列阵，平时则在铁木真帐篷前护卫。

第五，制定了“进如山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攻如凿穿而战”[1]的军事原则。

为了在战场上快速有效地运用这条军事原则，铁木真又把军队分为前军、中军、左手军、右手军、殿后军五军之庄严阵式，由此把蒙古军改造成了一支高度集中统一、富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

1204年春末夏初，铁木真把整顿后的军队带到克鲁伦河下游，在一个酷热的日子，他举行了庄严的出征祭旗仪式。铁木真的出征祭旗仪式庄严而残忍：部队整顿完毕后，九名身着盔甲、背弓箭的勇士牵来九匹瘦马，分别拴在九个木桩上。铁木真则全副盔甲站在高大的可汗战车上。一阵震荡大地的号角声完毕，铁木真拔出佩剑，猛地向天一指，站在九匹马旁边的勇士用砍刀迅疾砍下半边马脸，九股马的鲜血犹如喷泉冲天而起。马上就有人象征性地来到每匹马前接一点马血涂抹到军旗上，祭旗仪式结束，军队出动。

铁木真大军沿着克鲁伦河逆河而上，浩浩荡荡向西进发。沿途芳草萋萋，百花点缀，淡紫色的百里香和洁白无瑕的繁缕向他们露出微笑。

铁木真出发的同时，汪古部已按约定从老营向西北进发，目的地是土拉河南岸，南乃蛮的南大门。

铁木真布局的同时，太阳汗也在布局。他集结了三倍于铁木真的精锐兵力，向东进发；另用一支偏师向东南各盆地推进，首先占领了军民便于协同作战和支援作战的有利地形。

两位草原世界的强人都感觉到了大战在即的天摇地动。

铁木真先采取行动，派出奸细到乃蛮部传播蒙古军的强大，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这些奸细在南乃蛮部信口开河道：“铁木真是少有的天才军事家；他是个智多星式的活阎王；他的部下都是地狱的使者，看你一眼就能让你的兵器落地，对你吼一声，你的人头就离开肩膀。”这些谣言在南乃蛮军中如瘟疫一样传播，军心摇晃，甚至连太阳汗本人都对这些话不寒而栗。心理战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铁木真命令前锋部队前进。

前锋部队指挥官哲别和忽必来马上出发，先派出数批小分队侦察，秋天黄叶飘零时，他们抵达太阳汗设置的前哨站。

哲别先对这个前哨站发动了侦察性攻击，太阳汗的军队勇猛反击，哲别命令后撤，敌人没有追击。他们捉到了一个蒙古军官，这名军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倒是他的坐骑让乃蛮人目瞪口呆。那是一匹耷拉着脑袋、肚子干瘪、可怜兮兮的瘦马，轻轻一推，就能倒地。

前哨站站长把这个大好消息报告给了太阳汗，太阳汗看着那匹奄奄一息的瘦马，半信半疑。他问札木合：“铁木真这人是不是诡计多端？”

札木合眨眨眼睛，想起自己多次败在铁木真手下的事实，面临回答的两难境地。如果他说铁木真诡计多端，那可能会灭了太阳汗的威风，但如果他否认铁木真诡计多端，那么，他败给铁木真就是耻辱，无疑，这是间接贬低自己。

最终，面子战胜了复仇，他回答太阳汗：“铁木真就是诡计多端，不然我怎么会败在他手下？你一定要小心，这匹马可能就是个诱饵。”

札木合话音未落，一声冷笑从太阳汗身后传来，这让太阳汗多日来绷紧的神经突然断裂，他大叫一声，转身搜寻冷笑的出处。一张英俊秀气的脸就出现他眼前，他的儿子，乃蛮国的第一美男屈出律嘴角挂着讥讽的笑容看着他。

他说：“儿子，你吓我一跳。”

屈出律继续冷笑，不过这次却看着札木合：“有些人被吓破胆了，把芝麻说成西瓜。老爹你怎么也跟着这种人起哄？铁木真到底厉害在哪里？我恨不得现在插上翅膀到前线去领教一下。”

札木合没有恼怒，好像锐气全无了：“铁木真的确就是诡计多端，手下猛将如云，你们不可小觑。”

撒卜勒黑也夸张地笑起来：“太阳汗，下令吧，我要去前线把铁木真的头颅拿来！”

这种话使我们看到这样一幅情景：铁木真的脑袋就在撒卜勒黑的腰带上挂着，如果太阳汗想要，他就能把它摘下来扔给太阳汗，就如同扔一条羊腿。

太阳汗审视着撒卜勒黑，发现他腰上没有铁木真的人头，不由得叹息一声。他说：“札木合和铁木真较量多次，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听他的建议。”

屈出律再度冷笑，撒卜勒黑看着自己的腰，好像铁木真的脑袋真的在他腰间挂着。

太阳汗捏了捏鼻子，咳嗽了一下：“再等等，看看情况。”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铁木真召集会议，说了一下战况，问大家下一步该怎么办。

一名参谋说：“我们的兵少，而且远道而来，人疲马乏。可先在这里驻扎，喂饱战马，然后再发动进攻。”

铁木真问：“如果太阳汗现在进攻怎么办？”

另一名参谋说：“用计稳住他，不让他进攻。”

这个计策就是“火光计”，铁木真命全军星散，每人点起五堆火，篝火铺天盖地，火光冲天。

如果让汉族人来说，这一招叫“增灶减兵”，恰好和《孙子兵法》的“增兵减灶”相反。增灶减兵是示强，增兵减灶是示弱。可见，只要掌握了计谋的精髓，运用起来是随心所欲的。

乃蛮侦察兵马上报告太阳汗：“铁木真的人马实在不少，夜间燃起的篝火，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太阳汗颓唐地一屁股坐回椅子里，身下的虎皮发出“喵”的一声。

太阳汗的步步高

如你所知，太阳汗得到铁木真人数众多的情报是假的，针对这一假情报，他在札木合的帮助下制订出了战略计划——进行试探性攻击，把他们引诱到阿尔泰山山麓，集中全部兵力在此突然反击，这叫斗狗战术。

这个计划看似平淡无奇，实际暗藏玄机。太阳汗的战马现在正是肥胖之时，铁木真的战马瘦弱不堪，如果真能成功引诱铁木真，那铁木真以瘦追肥，必然疲惫不堪，当他疲惫不堪时，掉头揍他，输赢就显而易见了。

屈出律大叫起来：“铁木真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兵，他这是在故弄玄虚。父亲您怎么像个女人一样这般害怕？”

撒卜勒黑火上浇油：“我的可汗，我想到了您的父亲。您的父亲从来不让敌人看到他的后背，这是因为他从来不逃跑，不退缩。早知道您这样懦弱，还不如让皇后古儿别速来统帅军马！”

太阳汗的脾气不知为什么变得那么柔和，面对两人的嘲笑，他反击道：“你们两个人不要说大话，到了战场上，你们两个未必争气。”

撒卜勒黑老羞成怒，撸胳膊挽袖子，在原地直转，转了一会儿，他就冲出帐篷，骑上马跑了。屈出律“扑通”跪在太阳汗面前：“父汗，开战吧！”

太阳汗咬着下嘴唇，看向札木合。札木合仰头望着蒙古包的圆顶，太阳汗又去看阿勒坛和忽察儿，两位蒙古亲王抻长了脖子，看着札木合。

太阳汗颓唐地说道：“那就打吧！”

第二天，太阳汗放弃了正确的且战且退、诱敌深入、突然反击的“斗狗战术”，下令全军渡河，与蒙古军开战。

铁木真完全想不到太阳汗真的会来，高兴之余也有担心，因为和太阳汗的马相比，他的马的确有点形销骨立。可人家既然来了，就必须要热烈地“欢迎”。

铁木真调兵遣将开始布局。他本人率领先锋军和特种部队巴特尔军在第一梯队，合撒儿率领中军在第二梯队，第三子窝阔台率领右手军、忽必来率领左手军实施迂回包围，殿后军由则由他的幼弟帖木格率领。

这个战术布局已构成了向乃蛮军实施宽正面、多梯次的纵深突袭。当铁木真的先锋部队和特种部队猛烈向太阳汗的战线冲击时，乃蛮军队无法抵抗，纷纷后撤，一直撤到了纳忽山脚下，太阳汗下令沿山麓列阵，抵御铁木真。

铁木真的先锋部队和特种部队先发起进攻，哲别、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如狼似虎地冲击太阳汗的防线，山摇地动。太阳汗手微微颤抖，指着这四个狂兽级别的人物问札木合：“他们是谁？”

札木合采用极度夸张和隐晦的手法回答：“他们就是铁木真的四条狗。平时用铁索拴着，战斗前用一点点人肉喂食，激起他们的兽性。他们打遍天下无敌手，您仔细观察他们，他们的额头是青铜所铸，口是钢铁所成，舌头如锥子，心比石头还硬。他们的眼里除了人肉外没有他物，就比如您吧，虽然是个活人，可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堆会喘气的肉。”

太阳汗哆嗦起来，说：“我看咱们还是远离这些家伙吧。”说完，就从山脚退往山坡。当他感觉安全了，又去观察战场。此时的战场，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他的第一道防线已支撑不住，正在崩溃。他看到猛烈冲击防线的敌人中，有两支分队骁勇异常，就如同镰刀割麦子，横扫一大片。

他不由得再度发抖起来，问札木合：“那两支如马驹般活跃，如狂风般嚣张的是什么人？”

札木合“啊呀”一声道：“这您都不知道吗？他们就是我们蒙古人三大超级打手的两个，兀鲁兀部和忙兀部！”

太阳汗右眼皮直跳：“他们有多厉害？”

“他们一天不打仗，浑身就发痒，一天不杀人，眼睛就红肿。他们能把世界上最厉害的勇士打翻在地，骑到上面撕扯着耳朵、鼻子大吃。他们能轻易地把世界上最厉害的勇士的脑袋割掉当球踢，抢夺别人的财产就如同拿自己的东西一样。”

太阳汗左眼皮也开始跳起来，声音发颤地说：“那还是离这些家伙远点吧。”

说完，他从山坡后撤到半山腰，下令尚存的三道防线同时后撤。

屈出律当时正在左翼，看到父亲和札木合在一问一答，问答结束后就后撤，实在有些莫名其妙。他派人提醒太阳汗，别再后撤了，此时应该居高临下反冲锋。千万不要让敌人死咬住咱们，使咱们发挥不了高处的优势。

太阳汗回话说：“你懂个屁，敌人太凶猛，我们用后撤步步高的方式消耗他们的力量，当他们力量用尽时，就是我们反击之时。”

用兵如神和用兵如猪的区别正是屈出律和太阳汗的区别，也是铁木真和太阳汗的区别。铁木真发现太阳汗连续两次后撤，大喜若狂。在进攻前，他就担心太阳汗会利用地势反攻，所以他要求所有部队死死咬住乃蛮军，千万不要给乃蛮军留下反击的空间和力度。

太阳汗的两次撤退让他看到胜利就在眼前，他亲自指挥特种部队死死咬住敌人，敌人后撤一步，特种部队就前进一步。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场景，低处的军队把高处的军队打得直后退。

太阳汗看到一人从山下猛冲上来，盔甲鲜亮，怒目圆睁。他问札木合：“此人是谁？为何我一见到他连咳嗽都不敢？”

札木合两眼放光，不知是兴奋还是仇恨，他提高嗓门喊道：“他就是我的安答铁木真，他的身体是熟铜所铸，用锥子都刺不进，他的骨骼是坚铁所成，连针都刺不进。”

太阳汗屏住呼吸，认真观察铁木真，不由得暗自赞叹：“果然具备可汗气质啊！”

札木合的话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我安答铁木真就是一只饥饿的雄鹰，扑他的任何对手都像是扑兔子。您不是豪言壮语过，如果有蒙古人来到你面前，你会把他们烧成灰吗？如今他来了，你看怎么办？”

太阳汗还未答话，早在他身边站立许久的屈出律大吼一声：“札木合，你扰乱军心，我砍了你！”

札木合闭嘴不言，用挑战的眼神看着脸色铁青的太阳汗。

屈出律气吼吼地指责太阳汗：“父汗你怎么如此懦弱，居然说看到铁木真都不敢咳嗽，难道他铁木真是止咳丸？他不过是血肉之躯，你怕他做甚？你如果下令，我现在就冲下去把他活捉来，送到你面前，你把他烧成灰。”

太阳汗的胆好像被吓破了，嘴里渗出苦涩的黏液：“刀兵无眼，岂是儿戏，赶紧后撤。”

乃蛮军的防线再度后撤，此时只剩下两道防线，震天的杀声中，整个山体都摇晃起来，太阳汗扶着札木合站稳，懊恼异常的屈出律不由得发出阵阵冷笑。太阳汗似乎根本没听到儿子的冷笑，因为他被战场上的另一人吸引了，那人正在如变戏法一样地射箭，指哪射哪，潇洒凶狠的劲头让人叹为观止。

他指着那位神射手问札木合：“此人是谁？”

札木合回答：“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神射手合撒儿，你看他身高三丈，一顿饭能吃一头三岁的牛，披挂三重盔甲，架着他那三头犍牛才能拉动的战车来了。你看你看，他正在吞噬你的士兵，一口一个。你看你看，他射出的箭能把山后的人射穿。伟大的合撒儿来了，哎哟！”

屈出律再也不能忍受札木合的胡说八道，他一拳挥过去，目标当然是札木合胖大的脸。可拳头在半路上被另一个拳头拦住了，这个拳头圆咕隆咚，像个小西瓜，两个拳头一撞，屈出律感觉胳膊发麻，不由得倒退几步。小西瓜拳头的主人正是撒卜勒黑，他才把屈出律击退，马上转身对太阳汗说：“现在不是起内讧的时候，应该下达反攻令。”

太阳汗已是六神无主，突然看到战场上起了一阵旋风，旋风过后，一个粗大的汉子正挥舞着大刀跳跃着砍杀。太阳汗从嗓子眼里蹦出字来：“这又是谁啊？”

札木合看了一眼，说：“这是铁木真最小的弟弟帖木格，此人平时虽然懒惰，早睡晚起，可打架时从不落人后，有他的地方就有死尸。”

太阳汗魂飞魄散，发布他此生中最后的一道命令：“后撤！”

他已到达山顶，乃蛮军的预备队已从山顶后撤到了后山腰，屈出律看着漫山遍野的蒙古人，长叹一声，掉头回到他的左翼，他等待一个机会，一个逃跑的机会。

札木合见太阳汗已如死人，也长叹一声，他观察了下四面八方，发现现在逃跑还有生路。于是，他二话不说，离开如一摊泥的太阳汗，来到阿勒坛和忽察儿军中说：“太阳汗是个废物，被我几句话就吓得连连后撤，我们赶紧走吧。”

阿勒坛和忽察儿也这样认为，三人从后山腰逃跑前，札木合派了一名使者趁乱到铁木真军中传他的话说：“我已用胡言乱语把太阳汗吓傻了，他的士兵士气已低落到极点，胜利已经属于你。好好干！”

札木合的心态实在让人莫名其妙。铁木真是他此生最大的仇人，可他连续两次帮助铁木真。合阑真沙陀之战时，他把王汗的军队部署与进攻计划透露给铁木真；这一次，他又充当铁木真传奇的解说员，把太阳汗吓得屁滚尿流。很难想象，如果不是他在太阳汗面前胡言乱语，太阳汗就不太可能步步高，从开战之前太阳汗的决心和气势上来看，太阳汗不可能一退再退，至少应该有一次漂亮的进攻或者反冲锋。

札木合在铁木真的人生戏剧中，角色是敌人，可偶尔会客串下好朋友。如果仅仅猜测他是顾忌安答之间的盟誓，实在是肤浅之臆。札木合不是个受诺言束缚的人，也许他只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或者以君子之心度之，他有民族荣誉感。无论是合阑真沙陀之战还是这次的战役，铁木真都处于劣势，他当然希望铁木真被打败，可不希望败得那么惨。

无论如何，他又一次或多或少地帮助了铁木真。经过一天的冲锋，铁木真的力量已到极限，当他收到札木合的情报时，黄昏来临，他下令停止进攻，把纳忽山团团围住，他要恢复力量，全歼敌人。

太阳汗的灭亡

那天夜里，太阳汗两眼无神地看着苍穹，星斗低得吓人，似乎能碰到他的头。一颗流星划过，太阳汗吓得蹲在地上抱头大叫。屈出律和撒卜勒黑认定太阳汗已不能行使独立意志，于是担当起最高指挥官的重任。他们连夜制订计划，这个计划很具威力，如果太阳汗清醒过来，肯定会吓得再度神经错乱。

计划指出，明日太阳升到山顶俯瞰山下时发起进攻，这是借助地势的俯攻，毫无悬念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无疑，这个计划是想还原当初的阵形。在山脚下或者是半山腰构筑防御，后备部队则绕山突袭铁木真的大营。

变守为攻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兵力雄厚，南乃蛮军有这个实力，在纳忽山其他的次要山头驻扎着塔塔儿等部残余，他们一直帮助着南乃蛮，同时还有和铁木真誓死为敌的脱黑脱阿、不亦鲁黑。虽然札木合与阿勒坛逃了，但他们的兵力有限，毫不影响南乃蛮的实力。

屈出律和撒卜勒黑的计划是完美的，但二人忽视了两件事：一、经过一天的不断后撤，部队士气荡然无存；二、铁木真的应对方案。

铁木真如同未卜先知的大仙，早就考虑到了第二天敌人的反攻，所以他也制订了看上去非常不错的作战计划。

第二天太阳升起，山上所有的动物都躲了起来，连鸟儿都飞得远远的。屈出律下达了反攻命令，乃蛮军从纳忽山顶冲下山，铁木真命令军队后撤。乃蛮军一到山脚，立即组织防御阵形，铁木真不可能给敌人这样的机会，向旁边一摆手，数个梯队中的第一梯队冲了过去，乃蛮军顽强抵抗，铁木真的梯队一个接一个，永不停止永不疲倦地冲击。铁木真本人则带领敢死队直冲屈出律和撒卜勒黑的大本营，太阳汗在里面眼神空洞，神经抽搐。

铁木真的几个梯队已经冲破了敌人的防线，开始纵深，并向两翼扩展战果。屈出律发现士气真的跌入低谷，他昨天的计划已无法实施，只好见机行事，命令各山头的部队来解围。

铁木真等的就是这个。合撒儿率领的中军把敌人的救援部队拦腰截断，殿后军包围后一段，左前军包围了前一段，这就是中国兵法中的“围城打援”。

这支救援军很快就被铁木真军分割包围一一歼灭。屈出律和撒卜勒黑张着大嘴，眼睁睁看着救援军灰飞烟灭，却无计可施。因为他们的大本营已被铁木真冲进来的各个梯队搅得鸡飞狗跳。

屈出律在杀声震天中突然听到老爹的声音，他凑到老爹耳边，真的是老爹在说话。这位伟大的太阳汗说的是：“完了，完了……”

撒卜勒黑也探过头来听，他听到的是：“撤吧，撤吧……”

两人互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乃蛮军后撤，又来了次步步高，黄昏时分，他们重新回到昨天黄昏时的原点——山顶。

还有什么事比迷路更倒霉的？折腾了一天，仿佛转了个圈，这次的损失是昨天的数倍，乃蛮军的败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亦鲁黑踏着月色从山后爬上了山顶，他对哥哥太阳汗精神上的偏瘫深表遗憾，然后对侄子屈出律说：“铁木真的确不是省油的灯，我和他打过多次交道从来就未占过上风，我看咱们还是走为上，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屈出律是个机灵的人，马上认识到这是此时此刻唯一的出路。他把命令传递出去，分成若干小队攀登山涧陡崖、野兽行走的小道遁逃。

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因为铁木真已把纳忽山围得水泄不通，后山的临崖山路是唯一一条可以逃命的路。可命令下达时，乃蛮军并没有严格遵守“一队一队逃跑”的命令，他们一窝蜂地涌到临崖口，你抢我夺，结果坠入山崖无数，在漆黑的夜里，发出凄惨的号叫。

屈出律要带着太阳汗离开，可太阳汗推开他的手，说：“我不走了，我已经死了。”

屈出律猛然发现，父亲在这两天时间里苍老了几十岁，叹息一会儿，掉头逃了。撒卜勒黑和一批忠诚的卫士守护在太阳汗身边，听着士兵溃逃时的骚动和山崖下面的鬼哭狼嚎。

凌晨时分，山顶上只剩下了太阳汗和他的几百名卫士。太阳在地平线后面挣扎着浮起，太阳汗格外平静地问：“都走了吗？”

撒卜勒黑一脸愧疚地点头：“要是听您的话用斗狗法就好了。”

太阳汗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这是命运。”

撒卜勒黑突然升腾起从未有过的勇气：“太阳汗，起来，让我们去厮杀！”

太阳汗艰难地摇了摇头。

撒卜勒黑大声叫道：“美丽的古儿别速正盛装等您，起来，即使我们不去厮杀，您也应该回到她身边了！”

太阳汗毫无声息，像是死了一样。英雄末路之后，就不想见从前的美人。

撒卜勒黑看着围绕的卫士们，他们神情严肃，紧闭嘴唇，脸上呈现出成为烈士的颜色。他抽出刀，刀尖指向天空，大声说：“我们现在就在太阳汗面前和敌人厮杀吧，让他看着我们对他的忠心！”

太阳汗喉咙里咕噜了一声，好像是哽咽，又好像是最后一口气。

撒卜勒黑和那群卫士们在他面前鞠躬完毕，转身背对着升起的朝阳冲下了山，最后全部战死。铁木真对这种勇敢行为大为赞赏，马上给身边的人上课说：“有这样的士兵，太阳汗死而无憾了。”

没有人知道太阳汗是否死而无憾，铁木真的军队在打扫战场时看到了他的尸体，在一片娇艳的罂粟花丛中，正在加速腐烂。

铁木真对这位草原世界文明之国的国王毫无兴趣，他像看待战场上的其他死尸一样看了一眼太阳汗，突然就问身边的人：“听说他的老婆，也就是他曾经的小妈古儿别速还活着？”

古儿别速是还活着，而且活得很有尊严，她在高大的帐篷里盛装浓抹，在等人。没有人知道她等的是不是太阳汗，当铁木真走进她的帐篷时，人们确信，她等的人可以是任何人，只要这个人是胜利者。

铁木真傲慢地指责她：“你曾说我们蒙古人连奴隶都不配做，现在如何？”

古儿别速跪下去，说：“我愿意做你的奴隶。”

铁木真有点得意忘形，哈哈大笑。他站在草原世界的文明之国南乃蛮的废墟上，把古儿别速收编到自己的小老婆群中。

接下来，他毫不犹豫地锁定了这场战争的漏网之鱼们。

美女忽阑

南乃蛮的联盟除了札木合、不亦鲁黑、脱黑脱阿逃走外，其他部落都归顺了铁木真。铁木真千方百计想把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消灭，可屈出律如有神助，在铁木真多支扫荡分队的搜索下逃出生天，一直向大西方逃遁了。

1204年秋，消化南乃蛮的行动结束，铁木真兵锋指向脱黑脱阿，这个让铁木真恨之入骨的蔑儿乞首领。

脱黑脱阿抢铁木真的老婆之前的人生中只有享受，抢了之后的人生变得整日担惊受怕，警惕铁木真的复仇。多年以来，他总是铁木真手下败将，可他有坚忍的意志和乐观的心态，他坚信总有一天会反败为胜，对铁木真取得决定性胜利。

他不明白的是，现在的世界是铁木真的世界，命运之神始终站在铁木真这边。铁木真和他的军队再次展开激战，脱黑脱阿一如既往地惨败，他的部众全军覆没，他本人只带了两个儿子和少数亲信逃脱。

脱黑脱阿的又一次失败让蔑儿乞三部之一的兀洼思部彻底绝望，首领答亦兀孙决心采用美人计摆平铁木真的继续征讨。他召集部落的长老们，让他们选出一位美女送给铁木真。可长老们百般推脱，他们的理由是，铁木真现在是草原霸主，他们的女儿根本配不上他的地位，部落里只有一个人的女儿能勉强配得上铁木真，这个人当然就是答亦兀孙。

答亦兀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愤愤起来，他说：“我们又不是真心投靠铁木真，这是美人计，你们不是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吗？”

有人马上反驳：“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怎么敢保证你女儿嫁给铁木真后还会心在咱们这一边。她以后或许真心跟随铁木真，享受荣华富贵呢！”

还有人讥讽答亦兀孙：“你很有攀龙附凤的潜力，干吧！”

答亦兀孙垂头丧气回到帐篷中，试探他的女儿忽阑。忽阑花容月貌，更聪明伶俐，对老爹说：“铁木真现在是草原霸主，我们理应向他示好，我愿意去侍奉他。”

答亦兀孙看着女儿姣好的面容，不禁鼻子一酸，他转过头去，保持着父亲的威严说：“那就这样定了，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老天保佑吧。”

忽阑要去给铁木真当小老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当时铁木真大军正在四处扫荡溃不成军的敌人，到处都是战场，一片混乱。答亦兀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联系上了正在他附近扫荡的一支铁木真军，指挥官就是那位因释放主人而被铁木真看重的纳牙阿。

纳牙阿先把答亦兀孙主动献女的消息传给铁木真，然后对答亦兀孙说：“此时兵荒马乱，我看先在我这里住下，过段时间太平了，再启程去见成吉思汗。”

答亦兀孙认为这是万全之策，于是把女儿交给纳牙阿后就离开了，纳牙阿把自己的帐篷让给忽阑，三天后，通往铁木真兵营的路畅通平安，纳牙阿带着美女忽阑启程了。

铁木真一见到忽阑，两眼放出温柔的光，可看到忽阑身边英俊的纳牙阿，温柔之光立失。他怀疑地问纳牙阿：“怎么这么晚才到？”

纳牙阿回答：“路上不太平，我让忽阑先住在我的帐篷里，所以直到今天才到。”

铁木真目露凶光：“你的帐篷给忽阑住，你住哪里？”

纳牙阿发现杀机四伏，顿时六神无主。人人都知道铁木真在女人的问题上最多疑，最自私。纳牙阿扑通跪到地上说：“我一心侍奉您，所得敌人的美女和良马一律奉献，从不隐匿，若有歹心，甘心受罚。”

铁木真在女人问题上，从来都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命人把纳牙阿关押，准备严刑拷问。然后他就气咻咻地来见忽阑。

忽阑太美了，美得让他窒息。当她听说了铁木真对纳牙阿的态度后，杏眼圆睁说：“纳牙阿是为了我的安全才延迟来此，如果不是他，我是否能安全来到还是问题。可汗不必问他，我由父母所生的身体，完璧无损，请可汗一试。”

铁木真果然就试，方法当然是最原始的方法。事后，铁木真相信了纳牙阿，重重赏赐了她。而经过他亲自检验的忽阑，从此成为他最爱的女人。

伴随忽阑而来的是蔑儿乞人，他们主动归顺铁木真。由于他们没有马匹，所以铁木真要他们管理后勤，蔑儿乞人的计谋得逞。铁木真领兵出门扫荡时，他们发动了叛乱，把铁木真积攒的财物一扫而空，重新回到故土，建立防御设施，准备和铁木真顽抗到底。

铁木真的愤怒可想而知，他要忽阑替她的族人解释这一切。忽阑流下让他爱怜的眼泪，诉说自己的无辜。铁木真被她感动，暗暗发誓要把蔑儿乞人从草原上抹去。

几天后，铁木真命令一支军队突袭蔑儿乞人，蔑儿乞人虽然有庞大的物资作为根基，但在战场上仍然一无是处，他们很快被击败，铁木真把活下来的蔑儿乞人拆解，分到各个将领手下充当奴隶。

脱黑脱阿这一支蔑儿乞人仍然有足够的力量骚扰铁木真，这是铁木真不能容忍的，1205年春，铁木真集结大军向脱黑脱阿的藏身地推进，脱黑脱阿试图利用当地的险要让铁木真无功而返。然而脱黑脱阿的运气太不好，在战斗中，一支流箭飞来，射中他的心脏，这个铁木真的死对头当场阵亡。

他的两个儿子没有时间和精力掩埋父亲的尸体，只能把他的脑袋割下携头而逃。虽然脱黑脱阿已死，可这一部的蔑儿乞人直到1217年才被铁木真彻底消灭。蔑儿乞人用冤鬼一样的执着书写了他们部族的传奇。

脱黑脱阿尸骨未寒，不亦鲁黑的厄运就当头罩下。

不亦鲁黑自从纳忽山战场逃回老家后，每天都生活在战战兢兢中，稍有风吹草动，他就魂不附体。1205年春天马上要结束时，铁木真大军快速翻越阿尔泰山，用三十余纵队对他发动全面进攻，在顽强抵抗了两天后，不亦鲁黑被活捉，结局是就地处决，北乃蛮灭亡。

不亦鲁黑也是个英雄人物，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大概不是被铁木真杀掉，而是他没有得到小妈古儿别速。

那么，札木合的遗憾呢？

札木合之死

札木合最大的遗憾可能是，当初不该和铁木真联营。如果没有按此联营，铁木真就不可能迅速地发展起来。他是一支蜡烛，照亮了铁木真，燃烧了自己。纳忽山之战后，札木合的人越来越少，当他逃到唐努山时，身边只剩下五个人。他一贫如洗，要靠抢劫度日。唐努山周边少有人行，所以他的抢劫事业进展得也异常不顺，于是他又当起了猎人。

唐努山积雪皑皑，终年不化，猎物极少，札木合和他的五个同伴苦不堪言。五人怨声载道，札木合心知肚明，可他仍然以为自己还是当年的札木合，对五人的抱怨冷嘲热讽。

有一天，他们捕获了一只盘羊。这是一种体型庞大、四肢较短、躯体肥壮、羊角呈螺旋状的山羊。札木合兴奋异常，因为这只羊足够把他们的肚子填满。

在吃烤羊时，札木合冷眼看着五个大快朵颐的伙伴说：“你们啊，跟随我之前能吃到这样的羊肉吗？居然还每天抱怨，人要知足。”

五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把羊肉扔到地上说：“我们真是受够这样的日子了，尤其是受够你的自以为是。”

札木合看到五个人站起来向他逼近，急忙把羊腿藏到身后，慌张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他以为对方要抢他的羊腿，其实对方是想抢他。

五个人一哄而上，把札木合掀翻在地，捆绑起来，说：“我们把你献给成吉思汗，得到的好处肯定不止这只盘羊。”

从唐努山到铁木真扎营的鄂嫩河源头路途遥远，千山万水，五个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对富贵的幻想精神终于抵达鄂嫩河源头。铁木真和札木合又正式见面了。

札木合虽然成为阶下囚，却保持了可汗的风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铁木真杀掉他的五个伙伴。他用隐晦的语言说：黑乌鸦捕捉了黑鸭子，属民和奴隶侵犯了他们的可汗。我的可汗安答，你想想吧！紫鹞子捕捉了水蒲鸭，奴仆和家人侵犯了他们的主人。我贤明的安答，你知道该怎么处理！

铁木真是受过蒙古隐晦语言特殊训练的人，当然能听明白札木合话中之意：既然这五个人能出卖他们的主人我，那他们还能对谁忠诚？

这种话不必札木合暗示，铁木真一向鼓吹的就是对主人忠诚，所以他下令说：“侵犯自己的可汗和主人的人，不可能再活在世上。”他命人把那五个怀揣富贵梦的人拉到札木合面前，让札木合下令处决。

五颗人头在地上乱转，睁着死鱼的眼睛看着札木合。札木合突然感觉到，他们在召唤自己。他没因产生这种感觉而心跳加速，因为在来见铁木真的路上，他早就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

不过，他也聪明地意识到，铁木真不会单刀直入地杀掉他。他和铁木真都明白，在草原世界，两人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而且还是好安答，铁木真不是那种愚蠢透顶的人，不会痛快地把札木合杀掉，而背负“杀安答”的骂名，他必须要给人留下宽宏大量的印象。于是，两人联合主演的一场好戏开始了。

两人喝酒吃肉，追忆往事。

铁木真先进攻：“今天我们又在一起了，还要做朋友吧？我们曾经是同一车的两辕，你却分离出去了。我们虽然分手，你仍是我的好友。如今我们相合，谁忘了的，便去提醒，谁睡着了，便去唤醒。我们虽曾分手，在争战的日子里，你仍然惦记我；在厮杀的日子里，你仍然心疼我。譬如说，我与王汗在合阑真沙陀作战时，你把王汗的计划告诉了我，对我有很大帮助；再比如，我和南乃蛮厮杀时，你用大话吓唬他们，还报告了他们的情况，这都是有恩于我的。所以，我觉得咱俩应该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札木合笑了，反驳说：“怎么是我离开了你，当初咱俩联营在一起，你一句话都不说，偷偷就溜走，是你离开了我啊。自从你离开我之后，我的运气就差了起来，我说不明白为什么跟随我的人后来都跟随了你。”

铁木真干笑两声，没有继续说下去。

札木合看到了铁木真眼中的杀气，马上吹捧铁木真：“今天，你已经一统天下，四方之内，都是你的疆土；草原各部，都是你的臣民。长生天已指定你为王，万民已尊你为汗。天下已非你莫属，国统必由你来继承。你是天之骄子，人中俊杰，一世之雄。你说你要与我和好如初，这怎么可能？我现在一无所有，已不配和你称兄道弟。我穷途末路，难以掀起任何风浪，你要我这个朋友有什么用呢？”

铁木真继续干笑，他听得出来，札木合的意思是：你杀我和不杀我，没有区别，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札木合继续为铁木真加深这一主题：“你有圣明的母亲，有智慧的妻子，有多才的兄弟，因此我败在你手下，理所当然。再看看我，我从小就失去父母，没有一个智慧的妻子，也没有兄弟可以依靠，即使你现在给我一万雄兵，我也不是你的对手啊！”

铁木真毫无感情地说：“我希望咱们能重归于好。”

札木合听到这样的话，如同听到了阎王爷的“有请”，他苦笑，说：“算了吧，我如果活着你会难以入眠的。你还是杀了我吧，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让我死得体面一点，不要见到血。”

铁木真及时地叹了口气，马上出了帐篷，对正在帐外闻听的战友们说：“我一心想赦他不死，他的尊严却不允许。札木合虽然和我分离，可从未听说他要残害我的性命。他有很多优点都值得我们学习。他现在求死，我们就只好杀他，但要有正当理由。”

铁木真的战友们不耐烦地说：“还要什么正当理由？札木合到处挑拨离间，这种人就该死。”铁木真摇头。有人说：“可汗您想杀他，最好的理由就是当初十三翼之战，他把您逼进峡谷，您险些死掉。这就是仇，你现在杀掉他复仇，名正言顺。”

铁木真叹息地点头说：“那就按他的要求处死他吧！”

札木合微闭双眼，等待死神来。死神来了，帐篷外一阵骚动，帐篷被猛地掀起来，一阵腥气冲进札木合的鼻孔，他不由得浑身一颤。先进来的人矮胖而结实，他主动介绍自己，说自己是铁木真的侄子阿勒赤歹，奉伟大的成吉思汗之命来送札木合去见长生天。

札木合站起来，整理衣襟，要出帐篷。阿勒赤歹拦住他，笑了笑说：“不必了，就在这里。”

帐篷又被掀开，札木合看到四个大汉携带着血雨闯了进来。他平静地说：“不可见血。因为咱蒙古人的灵魂在血液里，我要带着灵魂去见长生天。”

阿勒赤歹把腰刀解下，也示意那四个大汉解下腰刀，向札木合点头说：“趴下吧。”

札木合趴到地上，四个大汉分别按住他的四肢，阿勒赤歹一声令下，四个大汉用尽浑身力气，“咔嚓”一声，札木合的四肢断裂，札木合闷哼一声，眼里充血，青筋暴起。阿勒赤歹蹲到他面前，问：“痛吗？”

札木合挤出笑容：“痛。你们不必怜悯我，如果你们败在我手上，我也会这样对你们。”

阿勒赤歹点了点头，把他翻过来，从背后搂住他，双手扼住他的脖子，猛一用力，“咔嚓”一声，札木合脖子一歪，离开了人类世界。

铁木真下令：“给好安答札木合最隆重的葬礼。”

随着葬礼的结束，草原世界再也没有强大的敌人了。铁木真迎来了长生天为他铺就的黄金大道，他将走上这条大道，继续他的征战。

札木合的死为人间贡献了一个奇异的传说。在他死去一年后，草原上生长了一种草，这种草年轻时青青如翠，味道鲜美，草原人称为“帖哈忽仑”（鸡腿菜）。可千万别等它长大，长大的它浑身是刺，枯老时随风滚动，到处飘游，绊脚，扎手，可谓是植物界中的恶霸。蒙古人于是给它起名为“札木合”，人们说，这种草是札木合的化身。

对于铁木真而言，札木合的确很像这种草，开始时，他青青如翠，是铁木真最好的朋友，后来，他浑身是刺，到处滚动，挑拨离间，几次三番让铁木真前途难卜、命运多舛。

铁木真和札木合的恩怨没有对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草原这个舞台上，野蛮政治习以为常的表现而已，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名副其实成吉思汗

1205年的冬天格外温暖，所以当1206年春天到来时，居然没有人发觉。鄂嫩河源头的铁木真在草长莺飞的天空下踌躇满志。这个春天因为即将发生的一件事而变得意义重大，这件事就是铁木真再次称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

光阴流逝到1206年春，铁木真已成了辽阔土地上无可争辩的主人。他所向无敌的骑兵控制了从南部戈壁到北极冻土地带、从东部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到西部阿尔泰山山脉的所有一切。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森林中跑的，只要他想要，这些生物的尸体就会摆在他面前。

然而这一切并非是他想要的，或者说，他并不仅仅想用骑兵统治这一切，他要给自己的统治以合法性，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召开忽里台大会。

他说干就干，下令给各个部落的领导人，让他们在1206年春天到肯特山的鄂嫩河源头参加忽里台大会，会议的主题是：选举他为蒙古高原的大汗。

没有人敢不来，所以鄂嫩河源头在那年春天成了草原世界有史以来聚集人数最多的地方。数列营帐以铁木真的营帐为圆心环绕出去，半径达到十几公里。为了供应大会的饮食，附近放牧的牲畜多达几万头。这场大会持续数天，除了其中一天有隆重而又庄严的大典礼外，其他的时间里都有运动比赛及吹拉弹唱等娱乐项目。白天由萨满巫师和他的助手们表演宗教歌曲，而傍晚则由乐师来演奏民族乐曲。在白天，凡是年轻的男人都要举行摔跤、赛马及射箭比赛，这些就是流传到今天的“那达慕”（运动会）。

隆重而庄严的称汗大典礼举行得有板有眼，铁木真站在一块黑毡毯上，萨满巫师阔阔出站在高处训诫他：“现在授予你的所有权威都是来自于上天，如果你能充分公正地管理民众，长生天将保佑你的蓝图得以成功；如果你滥用权力，就将一败涂地。”铁木真表示同意，阔阔出又说，“长生天让我授予你‘成吉思’称号，你称汗是长生天的旨意，你不得拒绝，他人不得挑战，从此以后，你将代表长生天在人间统治万民。”

众人开始欢呼，铁木真的部下将他高举到过头的毡毯之上，并将他送上大汗的宝座。然后，他们在铁木真面前九次下跪叩头，同时发誓信守他们对大汗许下的承诺。

最后，阔阔出和他的助手敲着鼓，颂扬长生天，并将马奶洒入空中和地上。群集的民众排着整齐的队列站着，手心向上，朝“长生天”做祈祷。他们以古老的蒙古习语“呼累、呼累、呼累”来结束祈祷，并把祈祷送向天空。

典礼仪式结束，成吉思汗正式降临人间。铁木真首次称汗只是蒙古部乞颜氏的统帅，而这次称汗则是成为蒙古部乃至蒙古草原的大汗。或者直白而言，上次称汗是诸侯，这次称汗则是天子。

现在，我们正式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随后颁布他的旨意说：“我建立的这个国家将称为‘大蒙古国’。所有的贵族都没有世袭的权力，所有的官职都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或家族。”

称汗典礼结束后，铁木真宣布他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长生天”，他不仅自己对长生天深信不疑，而且要所有的草原人都对长生天深信不疑。他的国家组织简单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宫廷，由四大斡耳朵（斡耳朵是后妃居住的群帐）组成，第一斡耳朵的一把手是孛儿帖，第二斡耳朵的一把手是忽阑，第三斡耳朵的一把手是也遂，第四斡耳朵的一把手是也速干。

第二部分则是政府，由五个部门组成。

第一部门是顾问团，蒙立克是老大，这个部门相当于古代政府中的宰相。

第二部门是监察部，相当于古代政府中的言官。成吉思汗对这个部门的官员说：“从今之后，你们要把看见的和听见的，都毫不隐藏地告诉我，要把觉悟到的和想到的告诉我，你们就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

第三部门是司法部，部长是胡土虎，此人就是当初成吉思汗在塔塔儿战败后看到的那个精巧摇篮里的小孩，他被诃额仑收为义子，成为成吉思汗的义弟。成吉思汗对他说：“如今百姓初定，你替我做耳目。你的言语，任何人不许违背。如有盗贼诈伪等事，你自行斟酌惩戒，该杀的杀，该罚的罚，你判决的每一件案子都要记录在册。”由此可知，胡土虎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百姓生杀予夺。他自己立法，自己执法。他所断过的事，就类似今日最高法院的判例。

第四部门是秘书处，秘书长叫塔塔统阿。塔塔统阿颇具传奇色彩，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的一年前，他还是南乃蛮太阳汗的得力助手。由于他聪慧，善言论，又懂畏兀儿文字，所以受到太阳汗的重用。象征着太阳汗权力的大印就是由他负责保管的。太阳汗死后，塔塔统阿怀揣大印向北方奔逃，不幸被蒙古人活捉送到成吉思汗面前。成吉思汗问他：“乃蛮人的疆土和人民都已归我所有，你居然还抱着个徒有虚名的破印逃走，你是什么意思？”

塔塔统阿正色道：“这是我的职责，我准备访寻故主屈出律交还给他，没有其他的意思。”

成吉思汗立即给他的战友们上课说：“瞧瞧，这就叫忠诚。”然后对塔塔统阿说，“你跟我吧，我会让你才尽其用。”

塔塔统阿思考了一会儿，点头说：“可以。”

成吉思汗把玩着那枚印，疑惑地问：“这玩意有什么用？”

塔塔统阿心里叹道：“哎，真是土鳖啊，蒙古人的文化水准果然低，连印都不知道。”于是，他有点骄傲地回答：“出纳粮钱，任命人员，事事都得用印，作为信验。”

成吉思汗恍然道：“这东西好啊，我的蒙古政府也有此必要。”

不多时候，成吉思汗让人刻了他自己的印信，交给塔塔统阿，由他来管理。直到此时，蒙古才开始使用印章。

塔塔统阿的秘书长公务之内还有一项就是制造蒙古文字。塔塔统阿是个语言天才，他不仅懂畏兀儿语，还懂汉语。他本来想以汉语为基础创建蒙古文字，可成吉思汗看了汉语方方正正的样子，说：“这东西很难写，还是以畏兀儿字为基础吧！”

自此，蒙古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但真正对文字感兴趣的人没有几个，包括成吉思汗的儿孙们，都对文字敬而远之。

成吉思汗政府的第五个部门就是怯薛（禁卫军），它是成吉思汗蒙古国最重要的一个政府部门。

成吉思汗在从前确定的军队十进制基础上重新编排他的军队，共为九十五个千户、五个万户，又从这些千户和万户中挑选出一万人作为他的禁卫军，也就是怯薛。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怯薛军，他们必须是千户长、万户长的儿子和他们的忠诚伙伴。怯薛军必须要永远守卫在成吉思汗身边，日夜不离。怯薛军有四大怯薛长，他们就是名震遐迩的成吉思汗四杰：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赤老温。

怯薛军不仅仅是成吉思汗的禁卫军，还是成吉思汗的“内廷”。他们随时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进入顾问团、秘书处、监察部和司法部，并且成为这个部门的一把手。成吉思汗曾说：“怯薛犯了罪，必须经过我的同意才可审讯，否则就是犯罪。”

这就是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奇异的政府部门——军队。那么，大蒙古的军队有多少呢？由于千户和万户的士兵数量并非名副其实，所以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国的全部兵力在十三万人左右，整个成吉思汗时代，这个数字没有过太大变更。

成吉思汗同时还创建了让人吃惊的快递乘驿系统，为的是情报的快速传达，使指定的接受者可及时接获命令。在整个蒙古高原上，成吉思汗大约每三十公里就设置一个驿站，每个驿站有专人管理，设有优秀的快马，一旦有事，这些驿站就发挥出巨大的效力，驿马以四蹄离地的速度狂奔，把最新的情报以最快的速度送达目的地。

几年后，伟大的帝王师耶律楚材评价大蒙古国军队时这样说：“我朝铁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何以会有这样豪迈傲慢的定论，或者说，蒙古国军队为何所向无敌，从成吉思汗的军事创建中我们可窥见一二。

第一，蒙古军队都是骑兵，具备快速机动性；第二，无论是千户还是万户中的士兵，都不领军饷，也就是说，没有军费；第三，军队的军费是从战利品中支出，这就始终鼓动着军队的进取精神；第四，骑兵使用的是最上乘的马力，士兵只带少量的军粮，没有辎重；第五，驿站路线与情报机关的最大限度运用，为战略决策提供了迅捷的信息依据；第六，蒙古士兵无与伦比的战斗精神和集体行动的团体精神。

当然，蒙古军百战百胜的原因不是这几条就能概括的，针对各种战场情况制定出最佳战略，才是蒙古军所向无敌的根本原因。

以上的叙述还不足以证明大蒙古国是一个国家，至少不是个超级的军国。一个国家尤其是军国的基本基石是有法律，成吉思汗制定的法律表面看上去是粗糙的，但却是简单实用的，后人称成吉思汗口头制定或约定的法律为“大札撒”。

大札撒

“大札撒”是大蒙古国的宪法，从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开始，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完善和修正，最终成为蒙古帝国的大宪章。

“大札撒”开篇第一句就裹挟着血雨腥风：不服从大札撒者，杀！

第二句是：天上只有一个看不见的天帝，地上只有一个可汗，唯一的可汗就是成吉思汗。

国民必须要尽义务：“蒙古人的天职为应我的召唤而来，随我的命令而去，视我指谁而杀。”国民的人生目标和幸福则是：“战胜敌人，掠取敌人的宝藏，使敌人的臣民痛苦呻吟，驾敌人的肥马而疾奔……”

“大札撒”中的这一条和下面这个故事异曲同工。这个故事说，成吉思汗问他的战友们，什么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有人说是征服世界，有人说是狩猎，还有人说是看着野兽狼奔豕突。成吉思汗却说：“我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处追杀你的敌人，夺走他们的宝马，掠夺他们的财物，看着他们的妻儿在尸体旁哭泣，最后再占有她们。”

一本正经的人会认为成吉思汗的这种理想很变态，但无可否认的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幽暗的地方都藏着这种理想，我们和成吉思汗不同的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实现。

接着，他说了“大札撒”的重要性：“凡是一个民族，子不尊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这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抢劫，他们的马和马群得不到安宁……”所以，成吉思汗要求宫中和府中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遵守《大札撒》：“如果隶属于国君的权贵、勇士们不严遵法令，国家将动摇和停顿，他们再想找成吉思汗时，就再也找不到了。”

在国家制度方面，“大札撒”明确规定，国家的领导人由忽里台大会选举，否则就是无效。其中一条最重要也是最动人心魄的规定是，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这是大蒙古国在日后横扫地球的理论保证。

在社会管理制度方面，“大札撒”建立了户籍制度，每个人都分属于十户、百户和千户，并承担劳役，不得随便迁移，如有违抗命令者，当众处死。

在军事法方面，“大札撒”确定了以狩猎为基础的军事训练制度，有一条很有意思：狩猎结束后，要对伤残的、幼小的和雌性的猎物进行放生。这是为了明年的再狩猎。

对于战争期间，其中有一条规定，两国交战前应先行宣战，向敌方军民宣告：“如顺从，则你们会获得善待和安宁；如反抗，则其后果唯有长生天知道，非我方能预料。”这一条就是后来蒙古军屠城的理论源泉，对那些不投降的人，他们只凭长生天的旨意行事。成吉思汗说，长生天的旨意就是杀光他们。

“大札撒”保证了成吉思汗大蒙古国的稳固，为草原人民带来了理想明灯，它使成吉思汗的子民紧紧地按照严格的秩序团结在其周围，让大蒙古国成了钢铁一块，成了能上天入地的神龙。

在中国古代帝王看来，成吉思汗1206年的忽里台大会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登基仪式而已，但这是以己度人，并未站到成吉思汗的立场考虑问题。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在蒙古草原上是破天荒的，其重大意义不亚于嬴政建立君主独裁的大秦帝国。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虑过君主独裁这种方式。我们不确定，成吉思汗这种智慧从何而来，也许是受金国的影响，也许是他性格中本身就有的。

在君主独裁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大蒙古国的基层民主。前面我们谈过，十户、百户的领导人是由底层百姓选举产生，这就在广大的底层制造了活泼的气氛，使他们更容易拥有进取精神。

自此之后，成吉思汗的蒙古国正如耶律楚材所说的那样，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地球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蒙古国的铁骑。

泰加森林中的猎户

毋庸置疑，战争创造了大蒙古国。所以，成吉思汗把军队凌驾于一切之上。要想使国家延续下去，就必须时刻把战争当成目的和意义，正如屠宰厂要把杀猪当成目的和意义一样。大蒙古国的建立而膨胀起来的能量，不向外界喷发是根本不可能的事。1206年春天之后的成吉思汗站在蒙古高原上，傲视天地，目光犀利地寻找着他的敌人，寻找敌人其实就是寻找大蒙古国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他很快就找到了敌人，那就是西伯利亚泰加森林中的北方狩猎人。这群隐藏在森林中桀骜不驯的猎户们给成吉思汗留下深刻印象。开国大典前，他曾派人知会过猎人们，猎人们把口水吐到地上说：“什么狗屁成吉思汗，让他自娱自乐去吧！”

没有泰加森林狩猎人的大蒙古国是不完整的，至少名不副实，在蒙古高原上，恐怕只有这个敌人敢和他明目张胆地对抗。他必须要让他们俯首称臣。

这些森林部落从人种角度而言，都属于蒙古种族。不过由于生活环境和条件，他们和成吉思汗的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他们不住在帐篷里，而是住在用树枝搭建起来的简陋棚屋里，他们也没有牲畜，在茫茫无际的深山密林中，这群矫健的人以狩猎为生，他们很瞧不起牧民。这种思想的源泉不知是什么，也许是他们认为，同样都是和动物打交道，牧民打交道的动物很老实，而他们打交道的动物很狂野。

1207年，成吉思汗派遣长子术赤领一万户兵，向泰加森林中的各部落发起进攻，第一个军事目标正是贝加尔湖西面的一支森林部落。

术赤的前锋部队提前三天出发，前锋部队的侦察班提前六天出发，当术赤主力部队抵达巴拉干草原时，前锋部队已送来情报说，这个部落在几天前就从巴拉干草原心急火燎地撤进森林。那是片广袤无垠的森林，桦树、杨树、雪松和冷杉遮天蔽日，骑兵在里面就如同陷入泥潭。

术赤说：“到森林边缘，我们举行一场军事演习。”

一万骑兵在森林边缘开始各就各位，绕着森林纵横驰骋，马蹄震荡着大地，森林中鲜艳的杜鹃花，厚厚的苔藓浑身发抖。两天后，部落首领带着部众，手捧貂皮、灰鼠皮走出森林，虔诚地宣称他们效忠成吉思汗。

术赤不费一兵一卒就降伏了一支森林部落，这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术赤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蒙古国的强盛和伟大，他命令部落首领为他们带路，去征服森林中的其他部落。首领答道：“不必您说，我就是成吉思汗在森林中的向导，跟我来吧！”

这位森林中的向导先来到临近部落，他夸张地说：“成吉思汗的骑兵能排山倒海，我们不是对手，投降了吧！”临近部落爽快地答应了。

森林向导又带着术赤军团向西来到了叶尼塞河流域，这里居住着一个叫作吉尔吉斯的部落。他们在狩猎的途中看到了术赤军团扬起的漫天灰尘，惊恐地咬起了舌头。根本没有等术赤来谈判，他们就放下武器投降了。他们有“推恩”的美好品德，在自己投降术赤兵团的同时，还把森林中大大小小的部落也拉了过来。

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泰加森林中的三大部落，术赤的兴奋可想而知。当他把三大部落的首领带到成吉思汗面前时，成吉思汗更是大喜若狂，从前对森林猎户们的种种不快都抛之脑后，他特意对拘谨的部落首领说：“你们不必害怕，我是个宽厚的人，你们从前参加反对我的联盟，我现在就忘记它，希望你们也忘记它。”

部落首领们趴在地上，浑身因激动而发抖。说道，他们誓死保护和传播成吉思汗在泰加森林中的权威。成吉思汗高兴地对首先归降的首领说：“那咱们就联姻吧，我把我家族中的公主嫁给你的儿子，你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家族中的男人。”

首领不知说什么好，千言万语都不如趴在地上浑身发抖让人印象深刻，所以他就趴在那里浑身发抖了好久。

不久后，泰加森林中最后一个大部落也宣称归顺成吉思汗，整个泰加森林成了成吉思汗的囊中之物。

成吉思汗在兴奋之余又多了丝遗憾，这是因为他的大蒙古国兵团在这些敌人面前并未得到任何锻炼。

他必须要再次寻找敌人，或者说是练兵对象。这样的敌人在此时其实已并不容易寻找，在东方依然是茂密的森林，那是骑兵的禁地；在南方，是茫茫无际的戈壁和强大的金国，这个敌人有点硬，暂时还未有啃它的心思；在西方，是畏兀儿人，这是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神秘国度，成吉思汗暂时还不想冒险。他突然把目光停在畏兀儿人的东方、他的西南方，在那里有个国度，据说文明程度高度发达，但孱弱不堪，它应该是此时此刻最理想的敌人。

这个敌人就是西夏国。

试攻西夏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党项的民族住在今青海省边缘，他们人数众多，英勇善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逐渐由甘肃、陕西北部向鄂尔多斯推移。十世纪末，该民族领导人李继迁利用中国五代时期的大混乱，以中国东北强大的辽国为靠山积极发展。十一世纪初，野心勃勃的领导人李元昊在对北宋的战争中占据优势，于是他宣布成立西夏国，他理所当然地做了皇帝。西夏控制着今宁夏全部、甘肃西部和陕西北部，是个在中原人眼中毫不起眼的国家。

“西夏”是个自负的国号，意思是，西方的华夏。这个国家受汉文化影响巨深，儒学深入人心。西夏的国土大都集中在黄河上游的山岳地带，沙地多。但由于控制着丝绸之路的通道，所以经济比较富裕。不过毕竟国境狭小，人口不多，所以西夏的常备军不过六七万人。西夏靠着“事大”生存，辽强盛时，认辽为宗主国；金取代辽后，西夏又承认金国是它的主子。

成吉思汗对这些情况早就了如指掌。这是因为克烈部和乃蛮部很久以来就同这个国家来往，成吉思汗只凭道听途说就可以知道西夏的基本情况。实际上，他在建国前一年就对西夏采取过军事行动。

这次军事行动的部队由三千人组成，目的是追击桑昆。桑昆在一年前逃到西夏，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在西夏，成吉思汗的这支部队非说桑昆就在西夏，要他们交人。西夏人同他们无理可讲，战斗于是发生。

双方首次的交战发生在一个小寨，也是一个小型城防。这是蒙古人首次见到城墙，他们对着这些高大的建筑干瞪眼。在围困数日后，蒙古军终于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造出了简陋的攻城器械。西夏的守军不堪一击，寨子顷刻而下。蒙古军把城寨夷平、把敌人杀光后，继续向前推进。来到乞邻古撒城下，他们再度傻眼。这是一座严格意义上的城，有内城、外城、瓮城和护城河，守军在上面一阵乱箭，蒙古人拔马就跑。

一直跑出弓箭射程之外，才刹住马蹄，列阵之后，蒙古军队派使者到城下喊话，当然，身边跟着翻译。使者说：“你们赶紧交出桑昆，不然我们就夷平城市，让城中鸡犬不留！”西夏人莫名其妙，问：“谁是桑昆？”

使者说：“先不讨论桑昆，你们赶紧贡献出若干粮食、若干马匹、若干美女。”

西夏人火了：“你们无缘无故跑到我们地盘上要这要那的，当我们是什么人，赶紧滚蛋！另外，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使者回答：“我们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军队。”

西夏人都摇头：“没听说过。我劝你们，哪来的就滚回到哪去，不然我们就把你们射成刺猬！”

使者从身后拿出一颗人头，扔到城下，西夏人用钩子从城墙上把人头钩上去，使者说：“这是前一个小寨守将的脑袋，你们不开城门投降，他就是你们的榜样。”

西夏人似乎认出了这位同僚，哇呀呀怪叫，吼道：“放箭，射死这个畜生！”箭如雨下，蒙古军看到他们的使者和翻译被箭雨遮蔽了身体，倒在地上，箭花绽放。

蒙古兵团指挥官下令攻击，一批骑兵下马，扛着攻城使用的云梯和长杆，发声喊，猛冲到城下。冲的时候有两百人，到城下后只剩下了几十人，这几十人霉运当头，因为手里除了三尺马刀外，空无一物。他们紧贴城墙，可怜巴巴地望向自己的队伍，还未等他们发出求救的呼声，滚沸的火油从城墙上泼了下来，他们被烫得哭爹喊娘，不多时候，就死掉了。

对于攻城战术，蒙古兵团是陌生的，不过他们是个有活力和学习力的团队，很快，他们就学会了如何攻城。首先让骑兵以“S”形在墙下快速移动，用箭猛烈地压住对方的弓箭手，然后攻城部队快速出击，来到城墙下，三个人紧握一根长杆，把士兵送到城墙上去。粗重的圆木也运到城门口，在猛烈的撞击声中，城门由瑟瑟发抖变成轰然倒塌，蒙古士兵扔掉圆木，抽出弓箭和弯刀，对着正在城门口魂不附体的西夏士兵一顿乱射乱砍。

乞邻古撒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陷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居然没有把护城河的吊桥拉起来。乞邻古撒城中的将士和百姓全被屠杀，蒙古兵团驱赶着大量骆驼与马匹走出城门前，一把火烧毁了该城。

蒙古兵团突然发现攻城其乐无穷，原本想继续推进，打到西夏老窝去，可成吉思汗传来命令让他们回草原参加忽里台大会。这支兵团只好驱赶着骆驼和马匹掉头回国，不过他们并未按来的路线回去，而是半途转了个小弯，来到落思城下。

落思城刚刚得到消息，一支野蛮如魔鬼般的兵团连下两个城池，他还未搞清这支兵团到底是什么来路时，蒙古兵团已兵临城下。

照例，蒙古人派出使者，向落思城守将宣读“投降从宽，顽抗死路”的警语。落思城守将认真地审视这群野蛮人，发现他们列阵有序，士气高昂，弓箭夺目，刀光闪闪，连一点抵抗的心思都没有，宣布投降。

蒙古人对这个识时务的城池很满意，牵走了城中所有的骆驼和马匹，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落思城。

这就是成吉思汗兵团第一次打西夏的经过，成吉思汗在指挥官的夸张描述中产生了一种错觉，那些城池国家的城池并非坚如磐石，也并非不可战胜，和草原那群窝囊废部落一样，都不堪一击。尤其让成吉思汗对西夏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西夏富裕但脆弱，他的大蒙古国强大但贫穷，所以西夏很有可能成为他财富的源泉。

在这种思路作用下，建国后的第二年夏末泰加森林部落归顺后，成吉思汗命人给西夏皇帝李安全写信说：“我是大蒙古国的成吉思汗，你是柔弱不堪的西夏国皇帝，听说你们信仰佛教，而我的国家也有人信仰佛教，咱们可谓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我看你的国家又小又弱，周边都是强国，很容易被吃掉。我可以保护你，但你必须要向我纳贡称臣。”

李安全是靠废黜先帝登基的，心理素质强大，不会被一个野蛮人威胁到，他的回信充满了对成吉思汗的不屑，他说：“你们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使用的还是畏兀儿文字，居然还敢丢人现眼，要来就来，我百万大军磨刀霍霍等你来。”

成吉思汗先是暴跳如雷，但很快就冷静下来，他开始进行周密计划，调动二十个千户和怯薛军，用一个月时间对军队进行攻城训练，同时派出数个侦察小组，离开主力几十里进行情报搜集和武力侦察。秋季的第一个月结束后，他的兵团如同神兵天降，兵临西夏国兀剌海城下。在此之前，他的侦察小组把一个西夏牧羊人放进了兀剌海城，传播这样的消息：成吉思汗兵团对于坚守不降的城池，破城之后必屠尽城中之人。

这是成吉思汗惯用的攻心战，传播恐惧，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但兀剌海城守将从未见过成吉思汗兵团的威力，所以对这种大话置之不理。兀剌海城虽不是高大壮丽的城池，可对于攻城经验匮乏的蒙古兵团而言，其防御功能已绰绰有余。

成吉思汗兵团猛攻几十天，毫无效果。他的部下生起沮丧情绪，成吉思汗想到了一个妙计。

他派人向兀剌海城守将提出下列要求：如果交出一千只猫和一万只小燕子，他就撤兵。

兀剌海城守将对这样滑稽的条件大为惊异，他不知道对方在搞什么鬼，不过守城很辛苦，他宁愿试一下。于是，兀剌海城中的猫和小燕子霉运当头，几天后，守将把成吉思汗要的猫和燕子如数奉上，并且疑惑地问：“你们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成吉思汗笑而不语。这就是他的妙计，他让人在猫和燕子的尾巴拴上易燃的麻絮，点上火之后下令一起释放。可怜的猫和燕子因恐惧而疯狂地向自己的家跑，燕子叽叽喳喳地飞了进去，猫顺着城墙斜坡处疯狂地逃进城中，整个兀剌海城里顿时火光冲天，所有卫兵都在同猫和燕子搏斗，成吉思汗就在此时发动总攻，蒙古士兵像疯了似的在狂欢中攻破了兀剌海的城门。

成吉思汗占据兀剌海城后，四顾茫然。他不敢深入，因为那个人口稠密、河渠纵横的世界是陌生的。他只能在兀剌海城周边进行武装掳掠，随着冬天的来临，他面临着困难。西夏皇帝李安全已调动精锐在兀剌海城周边三十公里打击他掳掠的部队。春天即将来临时，成吉思汗认为自己还未准备好吞噬西夏，于是从兀剌海城撤退，撤走前，有人建议焚毁该城，成吉思汗却阻止说：“下次来时，我们就拿它当据点，如果烧毁了，西夏人不重建，我们岂不是很被动。”

第二次打西夏让成吉思汗更深刻地理解了城池国家的特点，同时为第三次大规模、大纵深的进攻提供了条件。

水淹中兴府

1209年三月，成吉思汗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三次进攻，这次军事行动动用了五十余个千户和怯薛军，总兵力达六万人。此次作战思路和以往不同，成吉思汗兵团分两路，一路攻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为的是保障右翼安全，一路攻兀剌海城。西夏皇帝李安全得到消息后，派遣皇太子李承祯领首都军区五千士兵奔赴黑水城，这样，黑水城总兵力达一万人以上。进攻黑水城的蒙古兵团兵力为三万人，当他们来到黑水城下时，都张大了嘴巴。面对这个此生从未见过的壮丽大城，他们心中忐忑。兵团司令转换思路，以长击短。先是全线进攻，这种进攻在西夏人看来犹如儿戏，蒙古人丢下几具尸体便仓皇而逃。李承祯从未经过战阵，发现打仗原来如此容易，下令开门，他要扩大战果。

有人提醒他，术有专攻，别看这群骑马的汉子攻城不行，可打野战却是一等一的高手。李承祯读过很多书，坚信一个人如果一样不成那就样样不成的真理，所以他大开城门，驱逐士兵出门列阵攻击，还未等他列好阵形，蒙古兵团已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涌上来。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打法：一波人对着他乱糟糟的队伍猛砍一阵，转身就走，另一波又来了。他想逃回城中，可城门口被人堵得连苍蝇都飞不进去，李太子大叫一声，提枪跃马，扭头就向南方跑，一直跑回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才停下来。黑水城就这样沦陷。

兀剌海城在上次被成吉思汗攻破后，进行了加固。成吉思汗未到兀剌海城下时，西夏皇帝李安全派遣的援兵已经抵达城中，成吉思汗的打法仍然是引蛇出洞，在几轮毫无质量的攻城后，下令后撤，兀剌海城守将没有李承祯的胆略，所以拒不出城攻击。成吉思汗见这招不灵，又重新返回，下令猛攻。兀剌海城虽然经过加固，可质量远不如黑水城，很快就在成吉思汗兵团的猛烈攻击下陷落。守城主将和从中央来到的援兵守将奋起反抗，就在城中巷子里和蒙古人展开游击战。蒙古兵团伤亡惨重，当彻底扫灭城里的游击军后，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兀剌海城血腥味直冲云霄。

搞定兀剌海城后，成吉思汗命令攻击黑水城的部队到兀剌海城会师，1209年五月，成吉思汗兵团逆黄河长驱直入，进叩贺兰山关口要冲克夷门。

克夷门在中兴府正北一百余公里处，是西夏首都的北大门。它地形险要，两山对峙，崖壁峭立，悬绝难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自黑水城和兀剌海城失陷后，西夏皇帝李安全派出帝国最能打的大将嵬名令公领兵一万前去协防。

成吉思汗率领大军离城五里扎营，派人去劝降，结果可想而知，嵬名令公把成吉思汗使者的头挂在了城墙上。

成吉思汗下令进攻，但毫无效果，嵬名令公从敌人的进攻频率上看出敌人已筋疲力尽。一个月后，成吉思汗再来劝降，嵬名令公狂傲地将使者的脑袋从城墙上扔下来，而且还射了几箭。成吉思汗再下令进攻，嵬名令公在城墙上几乎没碰到任何有质量的惊险，他轻松起来，传话给皇帝李安全：“这群野蛮人对攻城一窍不通，拿着几个破杆子和破弓箭像是流氓无赖，皇上您尽可歌舞升平，我等很快就会凯旋。”

这正是李安全想要的，更是成吉思汗想要的。成吉思汗一直在象征性地攻城，他的真正目的不是攻城，而是让嵬名令公放松戒备，引诱他出城。

嵬名令公在一个黄昏中发现敌人正在陆续撤军，他的部将们大喜若狂说：“敌人撤兵，正是我们出城攻击的大好时机，荣华富贵就在眼前！”嵬名令公不是小孩子，他说：“这是敌人在引诱咱们出城，不要上当。”

成吉思汗始终在不紧不慢地撤兵，撤了几天后，他发现敌人没有上当。于是，又换了思路，一面撤军，一面调动骑兵在兀剌海城前进行袭扰战，同时还进行叫骂战。于是，嵬名令公和他的将士们就成了蒙古人口中的胆小鬼、懦夫、无能之辈。嵬名令公有智慧，却没有度量，他被骂得头昏脑涨，热血上涌，终于在两个月后大开城门，出城击杀蒙古人。

蒙古人的一支小分队正在城下叫骂，好像根本没想到他会突然出城，仓皇之间掉马就跑。这更让嵬名令公坚信蒙古人的确无计可施而撤兵了，他拼命地追，追到龙骨山右侧山麓丘陵地带时，突然从丘陵阴暗处杀出一支兵团来，嵬名令公暗叫不好，急忙下令回城。但此时已是出城容易进城难，成吉思汗兵团在这里埋伏了一个多月，怎么可能让他回城。成吉思汗采用穿凿战术，三个纵队直攻他的中军。西夏军队果然不善野战，顿时大乱，嵬名令公在乱军中被人活捉，克夷门陷落，通往中兴府的门户顿开。

在克夷门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和派出各路侦察小组，并且得到中兴府的大批可靠情报后，成吉思汗兵团于1209年七月末向中兴府开进，之前派出的小股兵团已把中兴府外围防御彻底铲除，所以成吉思汗兵团毫无障碍地兵临中兴府城下。

面对中兴府，成吉思汗和他的兵团傻眼了。和中兴府相比，他们曾攻陷过的黑水城、兀剌海城与克夷门简直就是栅栏。中兴府是西夏经营了近两百年的都城，西夏皇族选择这个地方，当然是看重了它的地理优势。西北有贺兰山，黄河绕其东南，形势便利，土地肥沃，可攻可守。中兴府完全是按照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样式建造的，城墙由巨石垒砌而成，城高墙厚，护城河宽十丈，西夏百分之九十的驻军都在城中，实在是根难啃的骨头。

虽然丢失了北大门，可西夏皇帝李安全没有半点忧虑，他自信满满。这缘于中兴府的铜墙铁壁和敌人的无能。据他所知，敌人在攻城技术上一塌糊涂，他们没有可以把电线杆一样的箭射出去的三弓床弩，也没有大型弩炮，当然更没有装满黑火药或熔化金属以便燃烧引起爆炸的炸弹，他们有的只是那些骨瘦如柴的马匹和射程不足两百米的弓箭。李安全听说，敌人军营中的确有攻城器械工程师，可他们都是半吊子专家，只能制造不堪重用的云梯和简陋的撞城器械，好像听说敌人兵团中有喷油火器械，但中兴府是石城，不是木头城，这些东西显然都是垃圾。

成吉思汗自看到中兴府的第一眼，就意识到此次军事行动要泡汤。不过他和他的兵团有着饱满的战斗热情，从来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还是决定试一试。他把一个军官俘虏放进中兴府给李安全带个口信，口信说：“只要你称臣纳贡，我们马上撤兵。”

李安全也给他带回了口信：“呸，要攻就攻，不攻赶紧滚回老家去。”

成吉思汗的战友们劝他，咱们的经验在于机动性和速度，攻城不是咱们的强项，尤其是这样高大的城，还是回师，沿途搜刮点战利品，回草原后，征招真正的攻城器械专业人才，卷土重来。

成吉思汗沉思片刻，他突然看到黄河之水如从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突然听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色污浊的大浪拍打着脆弱的河床。

一个完美的计谋诞生了。

几天后，中兴府守军发现成吉思汗兵团放下武器，当起了农民工，他们在城外修筑堤坝，伶俐的人马上意识到，敌人想用堤坝储存黄河水，灌溉中兴府。

成吉思汗这一招是急中生智，体现了他头脑灵活、随时随地都能生出大智慧的智力水平。中兴府城外是平坦的农田，只要水量足够，必能均匀地从四面八方漫过中兴府城墙。

李安全心急火燎，如果真让成吉思汗把堤坝建成，他的末日就来了。情急之下，他鼓足勇气，派遣一支精锐兵团缒城而下，袭击敌人的农民工。成吉思汗早就料到他有这一招，埋伏在四周的骑兵轻易就把他们打跑了。李安全发现搞破坏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只能乞灵上天保佑，九月的黄河水不要暴涨。

上天没有保佑他，1209年九月，黄河水如约暴涨，成吉思汗建成的堤坝被洪水挤压得嘎嘎作响。看着储备量已足，成吉思汗下令开闸放水。洪水从四面八方围住了中兴府，水位加速度上升。

中兴府城内乱起来，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布衣，都开始准备凫水器材，李安全坐立不安，每天都有人报告他水位情况，每听到水位上升了几寸，他就好像肝胆已裂。有人提出为今之计，向老大哥金国求援。

换作任何一个西夏皇帝，金国都会马不停蹄来救援。可李安全没有这个待遇，因为他是靠废除他堂哥上位的，而且上位后没有给金国任何表示。所以当他的人突围跑到金国求救时，金国的皇帝完颜允济居然兴奋地说：“太好了，你们快成乌龟啦！回去告诉你们的狗屁皇帝，他和那个成吉思汗都是我们的敌人，敌人互相咬，我们乐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去解救？”

李安全得到这样的噩耗后，晕倒在龙椅上，众臣手忙脚乱，用中医理论掐人中，跳巫舞，才把他从死亡之谷底拉了上来。他缓缓睁开眼，鼻涕眼泪齐流说：“我都城自建成以来，从未有敌人兵临城下，想不到一有兵来，居然就是这副悲惨模样。”

有臣子说：“横竖都是死，不如点起所有人马，出城杀个痛快！”

李安全垂头丧气地摇头说：“哪里打得过人家啊，我看，只有求老天保佑吧！”

老天大概是看李安全太可怜了，1209年十二月的一天，它大显神灵，天崩地裂般一声巨响，连金国西边境哨所的卫兵都听得一清二楚，成吉思汗辛苦修建的堤坝自行崩溃，洪水倒灌进他的阵营，所有的帐篷、行动力迂缓的马匹和大车都被冲走。成吉思汗兵团只好后撤到高处，大家都站在上面看脚下的洪水翻滚四溢。

发生这样的事，其实在情理之中。堤坝是百年工程，几个月修建起来的堤坝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成吉思汗用自己修建的堤坝淹了自己，实在让人对这位天骄哭笑不得。

这是成吉思汗一生中干得最蠢的一件事，他损失惨重，由于周边洪水泛滥，他的营地和军粮都成了问题，所以他下令回军。就在回军途中，他释放了被俘的嵬名令公，要他回中兴府劝说李安全纳贡称臣。

这在外人看来，无疑是天方夜谭，因为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他是失败者。可嵬名令公在成吉思汗军营中待的这几个月，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了成吉思汗兵团的纪律和强大。他对李安全说：“成吉思汗已具备了天下之主的素质，他虽然这次失败，可下次还会来，他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我们何必要惹这样一个人呢？现在，金国已抛弃我们，我们没有力量和成吉思汗周旋，不如向他纳贡称臣。况且，这也是我们西夏国的国策啊！”

李安全见成吉思汗已撤兵，立即恢复勇气和伟大。他说：“我们西夏是有‘事大’的传统，辽国、金国好歹也算是个文明大国，成吉思汗算什么，一个暴发户！”

嵬名令公摇头叹息说：“不能意气用事，坚持廉价的自尊，最后受伤的只能是自己。”他邀请李安全到城墙上去，指着烂泥塘的城外问，“如果成吉思汗把堤坝建造得牢固一点，现在我们在何方？”

李安全不寒而栗，终于同意和成吉思汗签订不平等条约。

然而李安全向成吉思汗俯首毕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在条约中，他使用了智慧。条约说：“我们对成吉思汗的皇威惊恐不已。而今您御驾亲征到来，我们敬畏皇威。如果您对金国动武，那我将成为您的右手，给您增添力量；如果你对西方的国家动武，那我就成为您的左手，给您增添力量。”

然后笔锋一转：“可是，我们是定居国家，有城池隔断，不能紧急动员，也不能立即奔赴战场。若蒙您成吉思汗恩赏，我们愿意把特产骆驼送给您，把精美的丝绸和布匹献给您，把驯化好的猎鹰敬献给您。”

成吉思汗收到这样的保证后，说：“请把你的女儿嫁给我。”

李安全咬牙切齿把女儿送进了成吉思汗的帐篷。自此，西夏成了成吉思汗的财富源泉，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西夏不得不将各种各样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草原上。

不过，除了物质财富外，成吉思汗并未得到西夏国的军力支持。西夏人在条约中说得明明白白，他们的紧急动员能力差，所以有的战争可以出兵，有的战争不能出兵。至于什么样的战争可出战或不能出战，最终解释权归他们所有。

以成吉思汗的智慧，不可能看不出西夏人在条约上的小动作。也许成吉思汗还有别的事，懒得和西夏人计较；更有可能的是，成吉思汗暂时只想让西夏人提供物质财富，至于对方的军力，成吉思汗根本没看在眼里。

他眼神如电，寻找着下一个敌人。他的兵团在他身后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有这样一支猛兽般的兵团，如果不打仗，对它实在太不公平了。

成吉思汗的敌人就如同听到了他的召唤一样，一个华丽的鹞子翻身，蹦到他面前，张牙舞爪，不可一世。

这个敌人不是从外部来，而是从其内部迅速崛起，这个敌人就是那位在1206年建国大典上出尽风头的巫师阔阔出。

通天巫的野心

阔阔出这个敌人是成吉思汗亲手制造出来的。阔阔出是蒙立克七个儿子中最聪慧狡黠的一个，从小就发现萨满教巫师是个有前途的职业，所以发奋图强、力争上游。据说他经常赤身裸体出没于荒野深山，回家后就对人说：“我刚和长生天交谈，它带我在天上遨游。天上的美景真美！”

蒙古人信仰萨满教，信奉长生天，可很少有人这样胡说八道。为此，他经常挨老爹蒙立克的耳光。但他越被打越神叨，想不到真让他折腾出了名堂，他的信徒遍布草原，到处都传颂着他草原第一巫师的美名。

自从他老爹重新回到成吉思汗身边受到信赖后，他在成吉思汗心目中的地位也与日俱增。他常对成吉思汗说：“你就是长生天在人间的代言人。”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对成吉思汗说：“昨天夜里，我到森林中去和长生天谈话，他对我说，‘我已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以及他的子孙，命他为成吉思汗，教他如何这般实施仁政。’”

成吉思汗马上跪倒地上，感谢长生天的赏赐。成吉思汗对长生天的深信不疑，是阔阔出飞黄腾达的根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君主会像成吉思汗那样毫无条件地信仰上天。他每当要作出重大决策时，必有一位萨满巫师提前为他占卜吉凶，而阔阔出就是他唯一的御用巫师。阔阔出说什么，他就办什么。当然，阔阔出打着长生天的旗号做出的各种有利于成吉思汗的预言，也为成吉思汗聚拢民众、树立权威提供了绝对的理论保障。

所以1206年的开国大典，阔阔出被成吉思汗封为大蒙古国第一巫师，阔阔出又别出心裁，为自己的名字加上“帖卜腾格里”的前缀词，意为“通天巫”。我们下面的叙述中就称阔阔出为通天巫。

通天巫拥有巨大神奇的“权力”，他是长生天的天使，也是成吉思汗的精神导师，更是大蒙古国的指路人。在所有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会议上，通天巫和他的助手们总是和成吉思汗的忠诚战友、亲兄弟坐在一起，成吉思汗在采取任何公开步骤之前都要和通天巫正式进行商讨，而通天巫的意见总是得到成吉思汗最大的尊重和服从。

在如何对待通天巫的问题上，成吉思汗显得异常谨慎，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通天巫的确预言了很多确凿无疑的事，一方面，对长生天深信不疑的他认为通天巫真有神奇的法力和权力，如果稍对其不礼，会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说，有时候无条件地信仰也不是件好事，它会使你成为奴隶，亦步亦趋，不敢有突破。

通天巫伶俐异常，当然明白自己在成吉思汗心目中的地位。他对成吉思汗说：“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长生天所赐，其实也就是我代表长生天赏赐给你的。”成吉思汗小心翼翼地说：“恐怕还有我和战友们发愤图强、英勇战斗的功劳吧！”

通天巫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当然，长生天不会照顾无能的人，但你要记住，没有长生天，没有我，你的一切都将消失。”

成吉思汗恭敬地点头说：“我记下了。”

通天巫和他的六个兄弟和无数信徒在茂密的森林中交谈，通天巫说：“我应该和成吉思汗平起平坐。”

众人问：“为什么？”

通天巫说：“是在我的主持下，他才登上的汗位，他能登上宝座应归功于我的那些预言和咒语。”

他的六个兄弟说：“我们支持你！”

通天巫扫了一眼满树林坐着的信徒们，信徒们异口同声：“我们支持你！”

通天巫仿佛一夜之间神魔附体，开始表现得有恃无恐、肆无忌惮起来，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有一天，通天巫和他的六个兄弟与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参加宴会，宴会到达高潮时，通天巫和他的六个兄弟喝得不辨东西、神经错乱，于是和合撒儿吵嚷起来，合撒儿才还一句嘴，通天巫就大喊一声：“给我打！”

他的六个兄弟一起上前，对合撒儿一顿老拳伺候，合撒儿鼻青脸肿地来找成吉思汗告状。合撒儿当时并未还手，这足以说明通天巫的权力之大。成吉思汗看了看猪头样的合撒儿，因为无法解决这件事而老羞成怒：“你不是经常吹嘘能以一敌十吗？怎么今天被六个人揍成这副德行，难道他们用了长生天的法力？”

合撒儿张着嘴，眼含热泪，看到愤怒得直转圈的老哥，他默默地起身走出帐篷，放眼望去，草原茫茫，天高地阔，于是一气之下骑马飞驰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三天后他才淤青着脸回来。

人们见到他时，发现他性情有所变化。他变得很神秘，经常在夜间到亲密战友的帐篷里通宵达旦地谈论。通天巫为此举行了一场占卜，占卜完毕，他失色道：“合撒儿正联合其他人准备把我搞掉。”

六个兄弟抽出刀子说：“咱们先下手为强。”

通天巫嘿嘿道：“何必用刀子。”

六个兄弟齐声问：“那用什么？”

“用长生天！”

通天巫跑到成吉思汗的帐篷，神秘兮兮地说：“昨夜和长生天聊天，他透露个惊天信息给我。”

成吉思汗正襟危坐，问：“什么信息？”

通天巫回答：“长生天说，成吉思汗将继续主宰天下，但长生天又说，合撒儿也可主国。”

成吉思汗心绷紧了，合撒儿的野心在多年前就风传草原，这个弟弟精明强干，而且是个神射手，长生天都说他将主宰国家，那就是肯定的了。

那天夜里，成吉思汗左思右想，认为通天巫得到的启示是真实的。他是个一想到就马上去做的人，命令他值班的怯薛长带领值班武装团，直奔合撒儿的营帐。合撒儿刚从战友的营帐回来，正准备休息，突然看到老哥硬闯进来，不由得吓了一跳。

成吉思汗冷笑两声，问：“你曾消失三天，做什么去了？”

合撒儿莫名其妙，回答：“散心啊！”

成吉思汗又冷笑两声，猛地绷起脸：“给我拿下！”

合撒儿吵嚷起来，成吉思汗命人堵住他的嘴，直送进囚笼。也许是兄弟情谊作祟，成吉思汗没有马上下令处置合撒儿，这就给了合撒儿一个活命的机会。

合撒儿的两个亲信急忙跑到诃额仑处报告了成吉思汗怪异的举动，诃额仑马上叫人牵来一头骆驼驾车，当夜就驱车上路，奔成吉思汗大帐而来。

黎明时分，成吉思汗正在审讯合撒儿，突然外面喊声大起，有人向他报告，诃额仑来了。

成吉思汗急忙把诃额仑请到帐篷里，诃额仑怒气冲冲，脸色阴森可怖，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走到合撒儿面前，为他松绑。成吉思汗见到母亲是这般模样，早已吓得手足无措、狼狈不堪。

诃额仑解开合撒儿，盘腿往地上一坐，三两下就解开胸襟，掏出一对干瘪的乳房，命令成吉思汗：“你跪下！”

成吉思汗双膝一软，跪到地上，合撒儿也跟着跪下。诃额仑轻蔑地扫视了帐篷中的审讯人员，然后对成吉思汗和合撒儿说：“看见了吗？你俩一同吸吮的乳房就在这里。铁木真你有智慧，合撒儿有力气。他帮你建下了赫赫功业，你现在安稳了，难道容不下合撒儿了吗？”

成吉思汗是个大孝子，历来成大事者似乎都孝顺父母，中国儒家在这个“孝”字上用功极深，可见不是没有道理。他急忙用膝盖行走到母亲大人面前，惭愧地低下头说：“我错了，再也不这样了。”

诃额仑又把“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话说给成吉思汗听，成吉思汗唯唯诺诺，可当诃额仑一走，他又翻脸无情，把之前分给合撒儿的百姓从4000人减为1400人，并且剥夺他参政的权力。成吉思汗为何敢违背母亲的意愿，和他相信通天巫以长生天名义给他的启示有关，他只相信长生天，不相信合撒儿。据说，诃额仑听到这个消息后，精神受到重击，很快衰老而死去。

成吉思汗对合撒儿的处理让通天巫更加肆无忌惮，他坚信一条，成吉思汗离不开他，因为在草原上，一国之主或者一个部落首长和巫师是不可分的，国王必须要和巫师合二为一，才能得到合法性。

合撒儿被处理后，成吉思汗的威名顿时扫地，有人认为成吉思汗的权力完全来自通天巫，所以都跑到通天巫手下听他的差遣。甚至有人对成吉思汗丧失信心，偷偷跑到西伯利亚去流浪。

这些事情都在缓慢发生，成吉思汗似乎遇到大困境，无法施展智慧解决这个难题。随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更让他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这件事仍然是由通天巫扮演主角，他的对手则由合撒儿换成了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格。起因是这样的：帖木格的百姓陆续跑到了通天巫那里，拥有百姓的多少不但是权力的象征，同时还是富裕的象征，所以帖木格派人去和通天巫交涉，要他交出属于自己的百姓。

通天巫狂笑，说：“百姓们是自己主动来的，又不是我去抢的，你这行为很不美，长生天知道了会特别不高兴。”

帖木格的使者刚争辩两句，通天巫怒目圆睁，大手一挥，他的几个兄弟就跳上来把帖木格的使者一顿臭揍，揍累了，就把一张马鞍绑在了使者背上，让他驼着马鞍离开。

帖木格一见自己人被辱，大发雷霆，亲自跑到通天巫处要人，通天巫二话不说，命令手下人把帖木格从马上拉下来，暴打一顿，然后命令帖木格给他下跪认错。帖木格是个能屈能伸的人，满足了通天巫的虚荣心后跑到成吉思汗那里告状。

帖木格冲进成吉思汗的帐篷，跪倒在地，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即使是咱们小时候总被人欺负，可也没有被人欺负到如此程度。呜呜，他通天巫欺负咱们家族可不是第一回了，老哥你要为咱们家族、为我做主啊！”

成吉思汗当时在孛儿帖的帐篷里刚起床，听完帖木格的叙述，他一言不发，坐在那里发呆，但脸色已是极其难看，像是铁一样。过了一会儿，他搓着手，面露难色，叫帖木格先起来。帖木格“哎哟”地叫起来，说被通天巫打得浑身疼痛，起不来。

其实帖木格是在撒泼，如果成吉思汗不为他做主，他有可能跪到世界末日。成吉思汗手足无措，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脑袋里空空如也。

正当他打转，帖木格摆出跪到地老天荒的神情时，帷幕后有人说话了：“这事很简单。”

说话的人是孛儿帖，声音很低，但异常刺耳，成吉思汗和帖木格都听得清清楚楚。但两人谁都没有搭话，帖木格不搭话，是因为成吉思汗还没有搭话，成吉思汗不搭话，是因为他脑袋空空，意乱神迷。

半天工夫，孛儿帖见成吉思汗没有回音，一把将帷幕拉开，大声说道：“那个阔阔出和他的兄弟竟然放肆到如此程度！先前，他们殴打合撒儿，今天又强迫帖木格下跪，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我们贵为皇族都受此遭遇，别人可想而知。可汗您还在，他们就敢殴打您的亲兄弟，如果有一天您不在了，他们岂不是要把咱们家族成员都斩尽杀绝？到那时，您辛苦聚拢起来的民众会是什么结果？可汗请从他现在的表现推测将来，他将来能真心实意地让咱们家族成员当这一国之主吗？您为何对外人迫害您的亲兄弟无动于衷呢？”

孛儿帖越说越激动，忍不住泪流满面，啜泣不止。孛儿帖的这段话和当年在札木合营中的那段话一样，给成吉思汗很大的震动，也和从前一样，他如梦方醒，眼前清晰出现的图画中，他的家人和百姓正遭受着通天巫的皮鞭，他辛苦建立起来的大蒙古国正像烧纸一样化成灰烬。

他大叫一声，浑身舒畅，并且充满了正义的力量。这力量并非来自长生天的使者通天巫，而是来自长生天本人。对通天巫那能掐会算、可改变命运的神秘权力的恐惧荡然无存。他终于恢复了人们印象中那种敢作敢为的男子汉和果敢的政治家的形象，他用能让沸水成冰的威严的声音命令帖木格道：“起来！去通知阔阔出来我大帐，说有要事相商。”

通天巫之死

成吉思汗下定决心干掉通天巫，孛儿帖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孛儿帖，成吉思汗恐怕还在他和通天巫关系的烂泥坑中挣扎着，任何人，包括长生天都不知道通天巫接下来会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来。

成吉思汗要帖木格去通知通天巫来之前，告诉帖木格：“通天巫来到后，凭你处置。”这句话顶一万句，帖木格擦干眼泪，神情冷酷地走出孛儿帖的帐篷，找来三个大力士，对他们说：“可汗要铲除通天巫，你们等会儿看我的眼色。”

三个大力士是帖木格的忠实奴仆，正因为主人受辱而心如刀绞，听到可以复仇，不禁兴奋异常。帖木格嘱咐三人：“通天巫有神力在身，不可轻视，一定要快刀斩乱麻。”

通天巫来了，昂首挺胸，目不斜视，迈着不可一世的步伐。他身后跟着那六个兄弟，甩着膀子，踏着狗仗人势的碎步。通天巫进到帐篷，一屁股就坐到桌前，六个兄弟站在他身后，俨然葫芦兄弟集体亮相。

通天巫一看到帖木格朝他坏笑的脸，就不高兴起来。他腾地站起来，对刚走进来的父亲蒙立克说：“帖木格为何在此？难道咱们商量事还有他参与的资格吗？”

蒙立克还未说话，帖木格也腾地站起来，上前抓住通天巫的衣领，恨恨地说：“你昨天让我下跪，今天我要讨回公道！”

通天巫冷笑，他身后的六个兄弟已挽起袖子要冲上来。帖木格扯下通天巫的帽子，摔到地上说：“有本事咱们单打，仗着你兄弟多算什么本事！”

通天巫也抓住帖木格的肩膀说：“好，我还怕你不成，来啊！”

帖木格说：“这里地方太小，难以施展，咱们去帐篷外面。”

通天巫说：“好啊，我今天非摔死你不可！”

两人拉扯着像螃蟹一样冲出了帐篷，蒙立克捡起通天巫的帽子，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帽子传递到他手上，他惊慌地看向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面色平静，不发一言。

通天巫和帖木格刚一出帐篷，通天巫还未来得及用绝招，他身后就冲上来三个大力士，这三个人同时发力，能把一头大象一折为二，通天巫当然不是大象，也没有什么神奇法力，所以三个大力士同时用力，把他折成了两截。

一代传奇巫师就此告别人间，至于他是否被长生天所接纳，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了。

帖木格杀掉通天巫后，装模作样地走进帐篷对成吉思汗和蒙立克说：“昨天阔阔出叫我跪地悔过，我二话都没说。今天我和他摔跤，把他摔倒在地，居然装死不起来，可见他是个输不起的人。”

蒙立克手一颤，通天巫的帽子掉在地上，他知道儿子已经死了。不但儿子已死，他也有性命之忧，于是急忙含泪向成吉思汗求情：“当您的国土还像土块那样大的时候，我就是您的同伴；当汹涌的大江还像小溪的时候，我就和您相识了。”

蒙立克这话简直不要脸，他曾抛弃过成吉思汗一家，后来见成吉思汗有了起色才又跑回来的。但成吉思汗是个仗义的人，所以向他温和地点头，其实是告诉蒙立克：我不搞牵连，你放心。

蒙立克以情动人，他的六个儿子却没有这样的宽厚，他们也意识到伟大的兄弟已死，马上采取行动，三个人挡住门口，三个则上前撕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龙颜震怒：“大胆！滚开！”

就在他们惊住的刹那，成吉思汗一个箭步，冲出了帐篷，帐篷外的禁卫军马上把成吉思汗团团保护起来，六个人见大势已去，都垂下肩膀，溜到老爹蒙立克身后，低头不语。

我们叙述这件事心平气和，其实当时杀机四伏。通天巫未死之前的势力已登峰造极，史书说他的信徒成千上万，有九种语言在他的基地流行，俨然是个小联合国。他的信徒已经渗入到成吉思汗的禁卫军中，如果当时不是成吉思汗大吼一声震住他们，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从始至终，我们都没有见到成吉思汗的禁卫军进到帐篷里。直到成吉思汗跑出帐篷，被更多的禁卫军保护起来，那些潜在敌对分子才又重新忠诚起来。

下面的事更证明了通天巫的势力之强。成吉思汗命人把通天巫的尸体搬运到一个旧帐篷中后，马上下令移大帐到别处。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通天巫的信徒们很可能会趁着教主新死的悲愤情绪挑事。

当他在别处重新展开帐篷后，开始思考这件事的后期处理。通天巫并非一般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地位和势力。把他杀掉容易，可要彻底根除他的影响是件难度很大的事。在草原人眼中，通天巫是长生天的使者，拥有神奇的权力，这样的人居然被成吉思汗所杀，那就说明成吉思汗背叛了长生天。背叛长生天就明示了成吉思汗可汗之位是违法的，不是天授的，这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言，都是件危险的事。

要想证明自己是合法的，那只有一个办法，证明通天巫是违法的。按照这个思路，成吉思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他下令说，三天后要为通天巫举行盛大葬礼，在此之前，通天巫遗体必须严加看管，他鼓励大家去见通天巫的尸体。一批批通天巫的信徒来了，他们悲伤得不能自已，他们搞不清楚，伟大的成吉思汗为什么要杀伟大的通天巫，他们不是一体的吗，成吉思汗的君权神授不正是通天巫告之的吗？

守卫通天巫遗体的小队由三个百户组成，还有一群信徒自发在帐篷外聚集。通天巫遗体的帐篷被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也飞不出来。

举行盛大葬礼的前一天晚上，帐篷突然神秘地抖动起来，人们看到帐篷摇晃了三下，里面发出通天巫的怪叫声，帐篷的天窗突然打开。信徒们惊恐地跪下，守卫们遵从成吉思汗的严嘱不敢去看。幸好，只一会儿工夫，帐篷恢复了平静。

第二天凌晨，成吉思汗带领通天巫的信徒们打开帐篷，信徒们惊愕万分。通天巫的尸体不翼而飞，残存的月光从天窗透下来，让此情此景更为可怖。

成吉思汗大吼大叫，发誓说要派人严密调查通天巫的尸体去向。几天后，成吉思汗当众宣布调查结果：阔阔出大逆不道，所以长生天不爱他，把他的生命和尸体都取走了。

通天巫的信徒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如果不是长生天，没有人能从防守严密的帐篷中搬走尸体。他们于是确信，通天巫是个坏蛋，长生天不喜欢他，所以先借帖木格之手取走了他的命，又拿走了他的尸体。

整个草原上都开始风传这样的信息：通天巫是违法的长生天使者，成吉思汗是长生天在人间的合法代理人。

当然，通天巫尸体不可能被长生天拿走，拿走他尸体的只能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通天巫信徒面前演了一场好戏，至于他是如何拿走通天巫尸体的，史书没有记载。在那种情况下，恐怕只有一种可能：挖地道。

无论如何，经过这场好戏的编排和表演，成吉思汗消除了通天巫的影响，强化了自己的身份和权威。可是，草原人不能没有巫师，就如天竺不能没有佛教一样。成吉思汗很快就发布命令说，长生天又派了一位巫师来，他就是老实巴交的兀孙老人。和阔阔出一样，兀孙老人也来自蒙古部落的望族，而且是高明的萨满教徒，从他出生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和长生天沟通。所以，他就是我们大蒙古国的新巫师。

草原人又有了精神导师，不禁欢欣鼓舞。成吉思汗偷偷对兀孙老人说：“好好做，不要学阔阔出。”

兀孙老人满脸流汗地说：“您就是长生天，您可传递旨意给我！”

成吉思汗又叫来蒙立克，语重心长地对这位丧子的老人说：“你呀什么都好，就是在家庭教育方面不怎样。如果我知道你的儿子有这样的野心，我早就让你一家和札木合一样的结果了。”

蒙立克老泪纵横，跪下求饶。

成吉思汗扶他起来道：“不过我已有言在先，你们可犯九次罪，我如果现在治你们的罪，那会叫人耻笑。但我又不能不作出惩罚，我收回你们的赦免九次之恩，你们再犯罪，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回去，好好学习家庭教育吧。”

蒙立克千恩万谢，自此，他和他的六个儿子退出了成吉思汗的舞台，玩安静老实的独舞去了。

成吉思汗现在把王权和神权牢牢掌控在手，恐怕只有长生天才能剥夺他的权力，但他还是让兀孙老人说：“长生天给成吉思汗的权力是永恒的。”

他的权力从此的确是永恒的，如万有引力，永恒而生，永恒而在。

西方邻国的热情

成吉思汗成为草原名副其实的主人翁后，威名四震。尤其在他对西夏连续三次用兵后，西部邻国更是对他刮目相看，纷纷来投。

第一个向成吉思汗宣誓效忠的是畏兀儿人。畏兀儿人是唐代回纥人的后裔。回纥汗国曾经在唐朝中后期大展神威，让唐王朝精疲力竭，只能以和亲换和平。不过回纥很快内乱，分为三支，其中一支辗转迁移到今新疆吐鲁番一代，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弥足。北宋时期，它臣服于辽，辽被金所灭后，它又臣服于西辽。

西辽是辽国的延续，犹如南宋是北宋的延续。1123年，金国灭辽，辽国皇室成员耶律大石率领二百骑兵西逃，到达今新疆乌鲁木齐时，发现敌人没有追击，于是大展神威，号召曾是辽国附属的十八部落和他一起反攻复国。这十八部落虽未亲眼见过金国的实力，但从耶律大石的仓皇而来中就断定金国不好惹，所以只勉强给了耶律大石几百士兵。耶律大石在乌鲁木齐誓师，发了一通豪言壮语，但他并没有带着这支军队回东方收复失地，反而向西推进。这一推进让耶律大石发现了以前做梦都不敢梦到的宝藏——西方各个小国和部落软弱无力，在他骑兵的冲击下，纷纷臣服。当他推进到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时，兵力已达数万。西域几十个伊斯兰教国家对这个东方来的怪物都大为惊骇，集结十几万兵力和耶律大石在撒马尔罕郊区决战，耶律大石再显神威，击垮了这群乌合之众。

当他发现自己已离东方故国越来越远，又发现可以在西方称霸时，他就不再有恢复河山的想法。1124年，他在撒马尔罕建国称帝，历史学家称他建立的这个国家为西辽。

耶律大石在龙椅上坐了二十年，把他的帝国打造成了西域最强大最光辉的一个帝国。但到了耶律大石的孙子耶律直鲁古继位后，由于长期对外战争，西辽的国力逐渐衰落。

1209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庞大的阵容让畏兀儿的国君惊叹不已。他说：“西辽盘剥我们多年，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和它对抗，但我们可以借助别人的力量。我看成吉思汗是个厉害人物，格言说，跟对人才能有发展，我要向成吉思汗抛媚眼。”

畏兀儿从未和成吉思汗接触过，所以他不知道这位草原霸主希望什么样的伙伴，如果贸然去投奔成吉思汗，一旦对方不收留，西辽方面又知道了这件事，那他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畏兀儿国君稳重地进行他投奔成吉思汗的计划，第一步就是让成吉思汗知道自己的真心。当脱黑脱阿的儿子火都流窜到他的地界时，他派人追杀火都，并且还把火都派来的使者杀掉了。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成吉思汗，您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成吉思汗得到这个消息后，称赞畏兀儿人说：“他们是咱们的好邻居，希望他们能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畏兀儿人果然很努力，很快就给成吉思汗递上了投名状。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群畏兀儿人把西辽派驻其国的监察官办公室推倒，把对方砸成了肉酱。西辽监察官是西辽主权的延伸，相当于今天各国在他国的大使馆，对于这种公然挑战对方主权的行为，畏兀儿人当然知道后果。所以马上派出使者到大蒙古国，向成吉思汗报告这一情况，希望成吉思汗能当他们的保护人。

成吉思汗比他们还着急，畏兀儿的使者还未出发，成吉思汗的使者已到。使者告诉畏兀儿那位准备弃暗投明的聪明国君：“成吉思汗很希望你能当大蒙古国的卫星国。”使者又说，“你这个投名状真是厚重，成吉思汗肯定会让你得偿所愿。”

畏兀儿国君让使者把话带给成吉思汗，马屁拍得咚咚响：“我从来往的人们那里听到了您这位世界征服者、宇宙之主的强盛和伟大，便起来造了西辽的反。我正要派人去向您表示归顺之意，却不料您的使者已经到来，我仿佛觉得天空中乌云驱散，晴日当空，在阳光照射下，江面上冰封尽消，一江净水，我整个身心欢腾起来。自今以后，我要献上全部畏兀儿国土，做成吉思汗的奴隶和儿子！”

成吉思汗高兴地给了回复：“如果你真诚为我效忠，就从你的财产中分出一部分来进贡。”

畏兀儿国君得到成吉思汗这句话后大喜过望，1211年，他按照成吉思汗的意思，亲自携带大量珠宝到草原上见成吉思汗。双方见面，成吉思汗拉着他的手说：“你不必拘谨，草原是我家，从此之后也是你家，大门常为你打开。”

畏兀儿国君感动得流下泪水说：“蒙您垂青，顾念臣下，我听到消息后马上就赶来，我每年都会把我的财产给您一半。我只有一个心愿，请您满足。”

成吉思汗问：“什么？”

畏兀儿国君兴奋地说：“可否让我做您的女婿？请让我做你四子之外的第五子。如果真能如愿，我将更加顺从，尽犬马之力。”

成吉思汗毫不犹豫地说：“我把女儿嫁给你，你就做我的第五个儿子吧！”

畏兀儿的归降使成吉思汗打通了通往西方的通道，为他日后的西征铺平了道路。畏兀儿西边的小国哈剌鲁闻听庞然大物的畏兀儿都归顺了成吉思汗，马上做出选择，从西辽国的怀抱跑到成吉思汗的怀抱。

成吉思汗现在站在鄂嫩河源头，放眼西望，一眼就能看到西辽国，如果他的眼光够漫长，还能看到花剌子模。不过，他收回眼光，看向了南面。

南面是金国，正如一头在悬崖边的巨兽，茫然地行走着。

成吉思汗开疆拓土的功业如果不从这里开始，那就是没有天理。

第六章   和金国开战

成吉思汗的口水

成吉思汗在1211年春向金国宣战，可谓时机正好。因为金国已走出了活泼的青春期，向暮年滑落。

金国到第三任领导人完颜亶时就出现了问题。完颜亶嗜酒如命，不理朝政，又性格阴狠，大肆屠杀功勋，政治一片混乱。丞相兼亲王完颜亮发现做皇帝的时机已到，立刻采取军事行动，杀掉完颜亶，自立为帝。人们以为朝政会在完颜亮的主导下清明起来，想不到完颜亮比完颜亶还混账，大诛宗室，荒淫无度，加重赋税，金国境内盗贼蜂起。1153年，完颜亮抽风一样同南宋全面开战，结果出其意料地大败，其部下趁此良机杀掉了这个昏庸皇帝，立亲王完颜雍为帝。完颜雍面对的是个烂摊子，他发愤图强，矢志把帝国从衰败中拯救出来，在他有生之年，表面上的确做到了这点，人们称他为小尧舜，不过，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危机并未消除。

金国义无反顾地在衰落，成吉思汗早就知道。因为他身边有了解金国的人，此人叫耶律阿海，曾是金国的中级官员。多年前，他以金国使者身份到王汗处谈合作时见到成吉思汗，据说他一溜烟跑回临时住所对家人说：“我平生见过很多牛人，却从未见到过像铁木真这样的牛人，跟着他，必是富贵到极致，繁华不落空。”于是，奇迹的一幕发生，耶律阿海脱下金国政府的官袍，心甘情愿地跟随了铁木真。耶律阿海的忠诚无懈可击，曾和成吉思汗共饮过班朱尼河水。1207年，才华横溢的他建议成吉思汗对金国动手。成吉思汗当时正和西夏交战，对攻击城邦国家的困难程度印象深刻，所以不置可否。

耶律阿海就把金国外强中干的情况说给成吉思汗听，最后总结说，可以对金国动兵，而且绝对可以取得胜利。成吉思汗相信耶律阿海的话，他只是不知道金国到底衰弱到什么程度，是真的轻轻一推就能让这个国家覆灭，还是要进行旷日持久、持续不断的打击才能摧毁它。

仅凭感觉，成吉思汗就知道金国不同于蒙古草原上的那些部落和王国，更不同于西夏，金国是个庞然大物，而且城池众多，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对手，所以必须要谨慎从事。在准备和西夏进行第二次交手期间，成吉思汗打着金国边防司令的旗帜南下，名义是向金国进贡，实际上是想亲自一探金国的虚实。

成吉思汗要来金国，在金国内部引起了剧烈的回响。成吉思汗这几年的凌厉发展始终牵动着金国的心。第六任帝完颜璟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有人提出，不能让成吉思汗进入中原，他绝对是不怀好意，就让他在塞外进贡。至于在塞外什么地方，按照传统，应该是净州。

完颜璟认为这是个绝好的主意，于是派出兄弟、卫王完颜永济到净州接见成吉思汗。以当时的审美观点，完颜永济是个美男子，他身高绰绰，白面红唇，加上一副漂亮的胡子，望去有神仙之姿。不过良好的外貌和性格不成正比，据说完颜永济优柔寡断，懦弱无能，完全不符合亲王的身份与地位。

所以当他和成吉思汗一见面，就被后者一眼看穿。成吉思汗问他：“我来进贡，为何在这荒无人烟之地待我？”完颜永济憋红了脸，直捋自己的长须。

他的顾问们见主人如此，只好奋勇上前，对成吉思汗说：“按传统，非经皇上同意，你们这群蛮子进贡只能在此，你做了我大金这么多年的边防司令，连这一点都不懂吗？”

成吉思汗笑道：“时移事往，你们的规矩该换换了。”

完颜永济马上发抖，退后一步，转身要走。他的顾问们堵住他，对成吉思汗说：“不要以为手下小弟多了就自以为是，你根本不明白金国是如何控制你们的。”

成吉思汗当然明白，金国对草原多年来的权威并非取决于军事威力，而是取决于他们对流入游牧部落的货物强大的掌控力，这些货物来源于整个中原的作坊和城市。草原可汗的地位，取决于他赢得战争以及确保稳定的商品供给能力。塔塔儿人当年就是草原名副其实的霸主，只是因为他们拥有金国赏赐的货物。成吉思汗现在要想成为草原的霸主，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效仿塔塔儿人，当金国的走狗；二就是从金国那里抢夺货物。

对于第一条路，拥有强大自尊心的成吉思汗决不会走，金国对蒙古人有血海深仇，蒙古联盟的可汗曾死在金国的酷刑之下，另外，金国在几十年时间中始终执行一种残酷的政策：减丁。这种政策就是每年都会派遣部队到草原上捉拿蒙古人杀掉，即使成吉思汗不在乎这种政策，全体蒙古人也会在意。

成吉思汗想走的自然是第二条路，这是完颜永济和他的顾问们一眼就能看穿的。完颜永济的顾问们一看穿成吉思汗的心思，马上就冷笑道：“你可以试试，在我们大金和你们部落之间有数不清的武装据点和长城，你要突破这些，必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成吉思汗不想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已心中有底。所以当会晤结束后，他扔下了几车残破的贡品动物皮毛，拍马就走。完颜永济站在冷风中，本来想接受成吉思汗的行礼，想不到居然只得到了成吉思汗狂傲的后背和马屁股。这使他雷霆大怒，回到京城后，他向老哥完颜璟强烈提议要征讨成吉思汗，完颜璟当时正在生病，而且对成吉思汗的礼数不周行为也没有多大的感觉，所以此事不了了之。

完颜永济的性格促使他很快也忘记此事，他本以为和成吉思汗的仇恨到此为止，想不到羞辱很快又来了。1208年，完颜璟去世，由于没有儿子继承帝位，所以完颜永济捡了个大便宜，坐上龙椅。

1209年，完颜永济派出使者通知各个国家自己登基的事。出使蒙古的金人见到成吉思汗，勒令其彻底臣服新君。臣服仪式是屈辱的，臣服者必须谦恭地跪在地上，深表谢意，承认自己是个低能的蒙古奴隶，完全无力报答以前数代家族所接受的皇帝恩惠；然后郑重表面自己要恪尽职守，竭尽绵薄之力；最后，他要转身朝着金国首都的方向伏地叩首，感谢皇恩。

成吉思汗不想再对任何人叩头，除了父母和圣山肯特山以及长生天。他也不再是任何人的蒙古奴隶，他再也不想感谢从未存在过的金国的浩荡皇恩。

他脸色阴沉地问使者：“新皇帝是谁？”

使者向着南方拱手道：“卫王。”

成吉思汗夸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我以为中原皇帝都是天上人，想不到是懦弱无能之辈，我拜这样一个废物做什么？”说完，跳上马背疾驰而去，留下金国使者在风中大凌乱。

自此，成吉思汗和金国彻底断绝关系，开战只是时间问题了。完颜永济听闻成吉思汗的羞辱后，在龙椅上跳起来，胡须乱颤，他说他要御驾亲征这个蒙古奴隶。但他只是随口一说，几天后，他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成吉思汗当时正在对西夏用兵，所以吐完口水后也毫不在意，直到1210年年末，耶律阿海又向他提出对金国动兵，成吉思汗才想到口水事件。由于看到金国对他的不敬毫无反应，所以他情绪激动地反应起来。

1211年春，成吉思汗召开忽里台大会。忽里台大会实际上是蒙古王国的民主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有权否决可汗的提议，所以成吉思汗必须要说服他们对金国开战。他胸有成竹。

在召开忽里台大会前，成吉思汗就从畏兀儿人和汪古人，还有游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商人口中得到了金国最详细全面的情报。他知道，金国的主体民族女真只有300万人，它要统治4000万汉族农民。他还知道，金国的人口比他的大蒙古国要多10倍，金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征召数十万的骑兵和步兵，而其城市也设有坚固的城防。两个巨大的堡垒守卫着通往首都的道路，而首都对于正面进攻实际上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忽里台大会成员也有这种担心，他们的骑兵对攻城战几乎一窍不通，金国虽然国力衰退，可他们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加上坚固的城池，这是一场生死未卜的战争。

成吉思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对金国开战是长生天的要求，金国谋害我们的祖先，屠杀我们的族人，这是血海深仇，我们必须要报。同时，金国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和美女，我们在报仇的同时还能获得巨额财富，何乐而不为。困难是有的，但只要制订完美的计划，就一定能成功。人生在世，如果不大胆地挑战困难，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忽里台大会成员被他说动，他们又去鼓动属下们，属下们又去鼓动自己的属下们，最后，全体蒙古人达成一致：和金国开战利大于弊。如果非要说个开战的理由，除了美女和金银财宝之外，那还有个哲思的理由：之所以向金国开战，因为金国就在那里。

成吉思汗在得到全体蒙古人的支持后，又命令西夏和畏兀儿的使者来草原，他需要两个国家的保证，在他对金国动武时要老老实实。畏兀儿人拍着胸脯说：“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会出兵相助。”西夏人咬牙切齿道：“当初他没有帮我们，现在我们手舞足蹈还来不及，我们也愿意出兵帮助你。”

成吉思汗最后做的一件事是，一个人偷偷到附近的山上祈祷。他取下小帽和腰带，在“长生天”之前跪下，并向神的守护者诉说自己的处境。他依次叙说了几代部众对女真人的不满，而且还详细叙说了祖先被女真人杀害的痛苦。他解释说，自己并不想反对金国皇帝，也并不想引发争论，他只是做长生天要求他做的事。

在山上祈祷了三天后，他走下山，对众人说：“长生天让我们尽快出发，到金国那里获取本应该属于我们的一切。”

整个蒙古沸腾了，金人得到蒙古要和他开战的消息后，哄堂大笑。完颜永济装出惊异的样子说：“我们的帝国如海洋般广大，而他蒙古如一盘散沙，他们是不是疯了？”

蒙古人是否疯了，完颜永济很快就得到了答案。答案是残酷而惊骇的，他根本无法接受。

野狐岭之战

1211年阴历二月，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上游誓师，宣告南下伐金，报父祖世代之仇。大蒙古国所有士兵除三千骑兵留守老家外，全部出征。成吉思汗本人率领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和幼子托雷组成中军和右军，木华黎领左军；早已出发多日抵达阴山地区的侦察兵团哲别、耶律阿海为前锋；汪古部首领为向导。十万骑兵浩浩荡荡奔向金国边境。

成吉思汗兵团行进方式是奇特的。它不是以传统长纵队的方式，而是在一辽阔的区域上，分几批依次展开前进。传统长纵队行军方式有个致命弱点，以东晋时期前秦和东晋的淝水之战为例，前秦百万大军征讨东晋，先头部队已在安徽和东晋军队交火，可后备部队刚出首都陕西长安。成吉思汗兵团的进军方式其效如神，首先，能给牲畜提供充足的牧场和水源；其次，可以给士兵增加打猎的机会；最后，可以给侦察的敌人以震撼，当敌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行军阵容时往往会不寒而栗。

行军过程中，成吉思汗的中军居中前行，右军掩护西侧，左军掩护东侧。一支小部队担任军队前卫，而另一支军队则行走在后方，护卫军队的后备牲畜。大分队中，万户长居于其千户部队的中央前进，在他的周围环绕着九个千户长和其部队，这种行进中固定的模式可以让熟悉该模式的人迅速地找到指挥部。

蒙古兵团所以能快速机动，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辎重，伴随士兵左右的只有马匹，每个士兵可分配两三匹马，前进途中，他们挤动物奶解渴，并且宰杀它们作为食物，或者通过打猎和抢劫自给。一个平常的蒙古骑兵可以连续行军十天而不必停顿下来生火做饭，渴饮马血，每人随身携带10斤干奶团，每天的食物就是一斤干奶团。有人认为，蒙古士兵从不生火做饭，这是扯淡。他们只是在黄昏时刻、天地一色时生火做饭，这样可以用周围的环境掩藏他们的炊烟，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以干奶团和干肉为食物。当他们休息时，会三五成群，隐蔽在低洼处，第二天早早就起床，先不动，认真地观察周围情况，然后才整理兵器，拍醒战马，情报人员此时已经回来，报告前方的情况，依据情况，指挥官作出决策。

这就是成吉思汗兵团的特征，这一特征使他们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地球霸主，也为人类军队史注入新的传奇。

成吉思汗兵团就是用这种方式无声无息地穿过了800公里的戈壁，来到了金国边境。所谓金国边境，实际上是一条绵绵千里的长城。

金国北部长城东起布西城（今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西南过庆州（今内蒙古林西县）北境，经化德（今内蒙古化德县）直到河套以北，长达1500公里。金国在长城的关键地段修建了防御堡垒，派精兵守卫。但1500公里的边防线太漫长了，金国的兵力有限，所以求助于长城之外的部落。塔塔儿人、汪古人，包括成吉思汗的娘家弘吉剌部都为金国守卫过长城。汪古人守卫的地段是金国长城的西北，当成吉思汗跨过阴山和汪古部汇合时，金国根本不知道汪古部已经和成吉思汗联合了。

由此可见金国政府的颟顸。当成吉思汗在阴山制订作战计划时，金国才知道了汪古部的站位。皇帝完颜永济惊慌失措，在龙椅上浑身发抖地看向群臣。

绝大多数臣子对成吉思汗的突然兵临边境大为诧异，他们实在想不到成吉思汗真的来挑战他们了。从前，他们可以和皇帝一样冷笑，质疑成吉思汗的力量，可现在，他们没有这份勇气了。完颜永济要臣子们拿出建议，有臣子说：“长城西北一直是汪古人替我们守卫，现在汪古人叛变，门口洞开，我们毫无准备，只能先求和。”

有臣子附和说：“成吉思汗大概就是要点东西，给他点东西，很容易就打发他了。”

完颜永济马上派人去向成吉思汗求和，得到的却是成吉思汗冷酷的答复：“此次为复仇而来，你们不要胡思乱想，还是擦拭你们的武器，到战场上来交流吧！”

完颜永济问使者：“成吉思汗军容如何？”

使者摸着脑袋想了半天，才回答：“都是骑兵，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像是乡巴佬饭后聊天，没啥大出息。”

完颜永济刚要放下心来，宰相独吉思忠叫道：“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并非等闲之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副宰相完颜承裕也说：“成吉思汗狡诈多端，这是‘以能示之不能’，我们必须早作准备。”

完颜永济马上焦虑起来，独吉思忠急忙为他分忧：“蒙古兵团都是骑兵，不善攻城。我们只要修筑要塞，顽强坚守，他们就会知难而退。”

按独吉思忠的思路，可在两个地方加强防御力量。一个是西京（今山西大同），另一个则是抚州（今河北省张北县）。完颜永济完全同意独吉思忠的建议，独吉思忠抵达抚州后，把防御线向北推进到30公里外的乌沙堡（今河北省张北县公会乡）。为了把蒙古人完全阻挡在防线之外，独吉思忠又在乌沙堡西南方修建支援基地乌月营，乌月营储备大量粮草，完全可以支撑到世界末日。

独吉思忠经略抚州防线时，完颜承裕也在西京加固城池，一方面迎接蒙古人的进攻，另一方面可在合适的时机出兵同独吉思忠一道夹击蒙古人。

对于金国经略抚州防线，成吉思汗从情报人员那里早已得悉。所以1211年三月初，他下令左军统帅木华黎对乌沙堡发动进攻。乌沙堡被金国经营十年，城墙坚固，尤其是面对不善攻城的蒙古兵团时，它就成了不可摧毁的城池。木华黎猛攻三个月，独吉思忠顽强死守，乌月营的支援源源不断，木华黎寸功未取，独吉思忠气定神闲。

木华黎垂头丧气地对成吉思汗说：“金国很难搞啊！”

成吉思汗说：“中原人有句话叫釜底抽薪，独吉思忠能坚守乌沙堡这么久，全因为乌月营源源不断的供给，只要我们抄了乌月营，独吉思忠就没戏唱了。”

成吉思汗的分析很对，早在攻打乌沙堡之前，他就派出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去围攻金国的西京，金国西京不可能分兵出来支援乌沙堡，此时的抚州防线，只有乌月营是独吉思忠的强大靠山，失去了乌月营，独吉思忠就等于失去了利喙的老鹰。

这并不是个妙计，否则成吉思汗不会在围攻乌沙堡三个月后才想到这样的计策。乌月营在乌沙堡西南方20公里处，通过一条暗道向乌沙堡运送粮草、军械和兵源。的确，作为支援基地的特质，乌月营没有坚固的防御，可它异常隐蔽，甚至连独吉思忠的下级军官都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等于说，袭击乌月营并不难，难度在于找到它。

成吉思汗原本不想在寻找乌月营上浪费时间，然而乌沙堡久难攻克，他不得不浪费时间来寻找乌月营。耶律阿海出谋说：“那么大个军事基地，不可能完全隐蔽。我们可派小股骑兵四出搜集情报，只要捉住当地百姓，他们纵然不知道乌月营在什么位置，也会提供一些情报的。”

很快就有情报传来，乌沙堡西南方大约20公里处时常能见烟尘滚滚，当地百姓最近几个月内经常可看到金国军队赶着大车向东北方向前进。成吉思汗当即断定，乌月营就在那里。负责突袭乌月营的任务交给了哲别和耶律阿海，两人带领三千骑兵，趁夜色黑暗，衔枚疾进，在拂晓时分突然兵临乌月营。乌月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轻易攻占，消息传到独吉思忠那里时，他正在向乌月营写一道运送粮草和箭矢的命令。听到消息后，独吉思忠大惊失色，笔掉到桌子上，瘫软在椅子里。

“太快了，太不可思议了！”他语无伦次地念叨。

军官们都站在他面前，面色凝重，人人都明白丢失乌月营意味着什么。十分钟后，独吉思忠终于缓过神，气息奄奄地问众将：“计将安出？”

众将只有一计：“南逃！”

独吉思忠笑起来，笑得温情脉脉，这个时候他还能有这样的笑容，可谓有大将之风。他笑完，就把嗓门最大的两个人推了出去斩首，然后他对众将说：“必须要把这场戏在乌沙堡唱完！”

独吉思忠要把戏在乌沙堡唱完，简直是异想天开。乌沙堡的确坚固异常，可成吉思汗兵团已改变了进攻战术，这一战术是蒙古兵团最残忍也最有效的攻城战术之一。他们把在乌月营捉到的俘虏驱赶到战场，走在最前排。这就是人肉盾牌，乌沙堡的守军面对的是他们的战友，甚至是亲人，如果他们大义凛然向他们射击，那就是在屠杀同胞；如果他们顾及同胞之情而不动手，那就是叛国。总之，任何人在蒙古兵团这种进攻方式面前都想不出可行的方案，怎么做都是错。

独吉思忠现在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在扭扭捏捏的抵抗下，乌沙堡多次面临被攻破的危险，又加上粮草、弓箭的断绝，独吉思忠最后决定，这场戏不唱了，放弃乌沙堡，放弃抚州防线后撤。

独吉思忠南撤在金国中都（今北京）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指出，独吉思忠贪生怕死，还有人说，独吉思忠根本不懂军事，他应该在恒州（今内蒙古正兰旗北）、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抚州重新组织防线，这三地城墙坚固，三面有山，完全可以阻挡住成吉思汗的骑兵团。

独吉思忠是有苦说不出，三地固然有防御优势，可兵力稀少，又无后援，一旦被围困就是死路一条。金国的主力都布置在豫陕前线，防御南宋，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抽身来防御北面。至少在独吉思忠看来，成吉思汗十万骑兵是帝国北部边防的几万人无法抵挡的。所以，独吉思忠不但带领乌沙堡军队后撤，还把恒、昌、抚三地的主力守卫部队带着后撤。成吉思汗心花怒放，连下三州，而且还招降了定州（今河北定州）守将郭宝玉。此人是名门之后，祖宗是唐朝大名鼎鼎的抵抗外族英雄郭子仪。郭宝玉为金国在河北地区效力十余年，对河北了如指掌，他的投降使成吉思汗如虎添翼，蒙古兵团在郭宝玉的指引下趁势南下，攻克白登（今山西省阳高县），打通了通往金国西京的道路。

金国三州尤其是恒州的丧失，使其永远失去了和蒙古兵团分庭抗礼的资本，因为恒州是金国的牧马场，当时恒州至少有十万匹战马被成吉思汗笑纳。成吉思汗就用这些战马快马加鞭，加速度地向南挺进到长城要隘野狐岭（今河北省万全县西北）。

野狐岭山势高峻，风力猛烈，大雁飞到此地，遇到强风都要坠落，是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金国在此处的守将是名将定薛，人数大概在一万人左右。不过凭借地势，这一万人可当十万人使用。三州丧失后，金国皇帝完颜永济撤销了独吉思忠的北方防御司令职务，改由看上去很有智慧的完颜承裕接替。完颜承裕到野狐岭召开军事会议，有人提议，蒙古人正在纵兵大掠，可以派一支轻骑兵趁其不备猛攻成吉思汗大营。完颜承裕魂不附体地摇头说：“你们不知蒙古骑兵的厉害，怎么可以有这样不现实的想法？”

他的想法很现实，把兵力遍布野狐岭长城各个地方，他则坐镇中央，凭借山势和长城之险要，阻挡蒙古人。山势和长城固然能加强军队的防御能力，但同时也分散了兵力。他不知道成吉思汗最善于集中兵力实行中央突破战术，所以他的这一布局等于是给成吉思汗送上了一道晚餐。

完颜承裕做完这样的布局后就望向远方，有人告诉他，三州和周边的地主豪族都派人来要求和他合作，共同对付蒙古人。完颜承裕摇头说：“他们有个屁用，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留好退路。”

这种论调让野狐岭的守将定薛大将军大为沉沦。他知道，失败已注定，只是不知道失败何时会来。失败的到来迫不及待，成吉思汗大军一抵达野狐岭就发动了进攻。蒙古骑兵全部下马，木华黎亲自率领敢死队冲锋在前。成吉思汗采取的是集中突破战术，所有力量都用到了完颜承裕的中军大营。完颜承裕面对成吉思汗的猛攻，意识到了自己的布阵失策，然而要挽回已来不及，因为兵力过于分散，联络调度已大成问题。

在城破的最后时刻，完颜承裕流着眼泪放弃抵抗，带领残余灰溜溜地退出野狐岭战场。当他继续南逃前，站在狼烟四起的战场边缘，对身边的人沙哑着嗓子说：“天亡我也。既生了我，又生成吉思汗干甚啊！”

完颜承裕的托大改变不了任何事。成吉思汗一占领野狐岭，一刻未停，如雪崩一样南下进击。

野狐岭之战其实没有震天动地的战斗，完颜承裕本无必战之心，在成吉思汗的中央突破战术面前毫无抵抗之力。这场战役之所以名留史册，是因为野狐岭的长城为南北分界点，也是金国和草原力量的分水岭。如今，它被成吉思汗控制在手，金国的大门已经敞开一条缝隙，成吉思汗已进了金国的大院。

金国此时才深刻认识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继续为金国加深这一印象，猛追野狐岭溃退之敌。

完颜承裕从野狐岭带走了至少3000人，但路上逃亡了一大半，走到野狐岭百里外的浍河川时，手底下只剩了1000余人，完颜承裕失魂落魄，就在他黯然神伤时，成吉思汗兵团驾到，双方未等厮杀，完颜承裕已丢下他的士兵逃之夭夭。当他逃到浍河堡（在今河北省怀安县）各寨后，兵力突然又得到了恢复。因为在这里驻扎了一支一万余人的精锐兵团，兵团成员由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构成，在北方以能打硬仗驰名。

这支兵团的确非同小可，成吉思汗兵团在猛攻数轮后，仍动不得其分毫。但完颜承裕面对如野兽般的蒙古人，不由得慌张起来，他摊开地图，寻找继续后撤的最佳位置。这种行为直接导致军队士气低落，木华黎故技重施，亲率敢死队千人，猛攻浍河堡的中军大营。成吉思汗也亲自上阵，带领三千怯薛军在各个堡垒前制造烟雾，主力军随同木华黎的敢死队奋勇向前，浍河堡杀声震天，十几公里外都能听见。

终于，木华黎的敢死队在敌人防御最脆弱处撕开一个小口子，敢死队在前，主力纵队在后，猛冲进对方阵营，然后如鲨鱼进了沙丁鱼群，左冲右突，金国这支精锐被冲得七零八落，完颜承裕大叫一声，带着卫队几百人向东南方的宣化溃逃。

浍河堡战役是野狐岭战役的延续，它本身的意义证明了金国在北方的机动部队已不堪一击，从此后，成吉思汗的骑兵进金国北境如入无人之境。

兵临中都

在浍河堡全歼金军后，成吉思汗下令围困金西京的三个儿子，对目标发动最后攻击，同时命令哲别向东追击完颜承裕，他本人则南下再向东对金中都实施迂回包抄。

围困金西京的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几个月来始终围而不攻，或者是进行小规模试探性进攻，完全是在执行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只是想牵制西京的兵力，他尽量避免两线作战。野狐岭之战的完胜让他下定决心解决西京战事，他的三个儿子开始对西京发动猛攻。

西京防御司令胡沙虎不是个统帅，甚至连将才都算不上。几个月来，蒙古人在城下围而不攻，他干瞪眼看着，毫无行动。西京城防司令抹撚尽忠对胡沙虎畏敌如虎的丑态极度鄙视，二人产生矛盾，当保卫战打响后，二人发生激烈的争吵，就在两人的争吵声中，西京北城被蒙古人攻破。胡沙虎大叫一声，带领七千人出东门，直奔定安县（今河北省蔚县黄梅乡定安县村），试图从这里撤回中都。抹撚尽忠没有走，而是顽强死守，金国西京正是在这位名将的守卫下一直坚持到1214年。

胡沙虎的运气很不好，就在他逃到定安时，恰好遇到南下实施迂回包抄金中都的成吉思汗本人。双方一经接触，胡沙虎的七千人就如羊群遇到虎群，战斗从黄昏开始，傍晚来临时，胡沙虎只带了几百卫队向南逃至紫荆关。再从紫荆关西逃，终于逃回中都。完颜永济接见了这位逃跑名将，令人惊异的是，完颜永济不但未降罪胡沙虎，反而殷勤地慰问了他。

完颜永济对待胡沙虎的态度让臣子们哗然。他们说：“擅自弃城理应斩首，纵然死罪可免，活罪也难逃。皇上你不但不治罪，还对他如此殷勤，这是负面激励。”

完颜永济没有心情理会这些议论，他如坐针毡，因为据情报说，成吉思汗大将哲别正向居庸关挺近。当时居庸关守将完颜福兴以浩然正气向完颜永济表示，誓死守卫居庸关，让居庸关成为蒙古人的噩梦。

这位庸才并非吹牛，居庸关本来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尤其对手是不擅攻城的蒙古人时，居庸关就成了毫无悬念的不破之要塞。

完颜永济不担心居庸关的防御，他担心的是蒙古人的狡狯。近一年来，蒙古人在各地所实施的军事进攻策略让金人大开眼界，也让他们胆战心惊。他千叮咛万嘱咐完颜福兴：只需死守，其他什么都不要做。

完颜福兴对这道命令的理解是很随意的，所以当他轻易击退哲别的一次小规模试探性进攻后，傲慢膨胀，理智正在悄悄溜走。他说：“我想不明白，这样不堪一击的敌人怎么会长驱直入到我的门口。”言外之意是，除他之外，其他同僚都是饭桶。

完颜永济派来的监军曾在野狐岭战役中见识过蒙古人的勇猛和智慧，所以他脸色大变，说：“将军千万不要轻视敌人，他们诡计多端，每个将领都用兵如神。”

完颜福兴鄙夷地看了监军一眼，嗤笑道：“这也叫用兵如神，那傻子都成名将了！”

哲别不是傻子，是名将。他对居庸关做了一次试探性进攻后，立即断定居庸关绝不能硬攻，只能智取。智取的办法是诱敌人出关，打野战。

要完颜福兴出居庸关，难度系数很低。完颜福兴傲慢，浮躁，没有头脑。哲别在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的进攻后，就扔下些兵器和马匹，向东“逃跑”。完颜福兴在城上看到蒙古人逃跑的风姿，豪情万丈地下令：“出关！”

监军阻拦：“小心有诈。”

完颜福兴狂笑：“你们是被蒙古人吓破胆了。你看他们明明就是逃跑，给我追击。咱们现在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很多人不理解，战争史那些诱敌之计为何屡屡成功。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永远不懂，人在战场上会热血沸腾，会走火入魔般地寻求胜利，所以当敌人退却之时，总会头脑发昏，认为敌人就是在逃跑。久经战阵的人都知道，消灭最多敌人的地方就是在追击途中。

完颜福兴下令开城门追击，居庸关守军一万人全部出动，他们追得越远，信心就越强，因为蒙古人在半路上丢下了太多的东西，甚至连干奶酪都扔了。完颜福兴几乎是奋不顾身地跑在最前面，他想全歼这支蒙古兵团，他要把胜利桂冠戴到头上，在万众瞩目下被皇上接见，光宗耀祖，这就叫富贵逼人。

看上去，他的确能完成理想。因为在追击途中，他捉到了几个蒙古士兵，讯问之下，蒙古士兵向他坦承老巢出了问题，所以急忙撤兵。

完颜福兴激动地跳起来，连饭都不想吃，狂追。追到鸡鸣山时，他审视这座险峻的山，得意洋洋地对身边的人说：“蒙古人要是在这里埋伏，那咱们可就惨了，哈哈，可惜他们太蠢。”

正当他洋洋得意、自命不凡时，猛地听到一阵马嘶声，鸡鸣山如同被掀翻的蚂蚁窝，突然从山腰冲下来无数蒙古人，完颜福兴派头顿失，像个强盗头子遇到政府军一样，掉马就逃。他的一万人马本是金国在北方除浍河堡之外最精锐的部队，可在他的先逃下溃不成军，哲别兵团轻而易举地在追击途中将他们歼灭大半，剩下的人恨不得生四条腿，闭着眼睛向居庸关逃。

这还不是哲别最厉害的战术所在，就在埋伏之前，他已让一部分蒙古士兵装扮成金国士兵模样，混在逃兵行列中向居庸关“逃跑”。完颜福兴直到逃进居庸关、下令关闭城门后才惊魂甫定。他对监军说：“蒙古人果然狡诈多端，如果不是我机动性强大，恐怕此时已做了鬼。”

监军搓着双手，焦急地询问：“现在可如何是好？”

完颜福兴恢复了傲慢：“放心，他们进不了关。从今之后，我要一心一意地守关，决不离开居庸关半步。”

他正侃侃而谈时，突然听到营中有人大呼：“蒙古人占领居庸关啦，快跑啊！”

完颜福兴跑出来观看，果然看到蒙古人的军旗正飘扬在居庸关城墙上，这是那批装扮成金兵的蒙古人搞的鬼，完颜福兴当然不知道，他以为蒙古人真的攻陷了居庸关，大哭起来，然后赶紧从关后逃跑，一直跑到了中都。

居庸关就这样被哲别占领。哲别占领居庸关后，长驱南下，围困中都。成吉思汗则进驻昌平龙虎台，命令哲别进攻中都，同时令围困西京的三个儿子从西京撤退来昌平，众将士就在中都外围四处掳掠。

1211年九月，成吉思汗在龙虎台对众将士发表讲话，完颜永济在中都也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蒙古人势不可当，我们应避其锋芒，放弃中都南下。”

副宰相梁樘是汉人，有汉人的风骨，他以头抢地，哭诉道：“中都被我大金经营多年，已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万不可随意放弃。中都城高墙厚，蒙古人都是骑兵，不懂得工程技术，所以不善于进行有步骤的攻坚，而且冬天来临，他们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肯定会自动撤退，我们只要死守中都，并命各地部队勤王，必能逢凶化吉，苦尽甘来。”

败军之将完颜福兴紧张兮兮起来，说：“蒙古人有如神助，非同儿戏，我看皇上的看法相当正确，我们应该早做打算。”

梁樘退一步说：“实在不成，也可议和，但南下绝对不可。”

朝堂之上分成两派，一派认为马上南逃，一派认为死守中都。完颜永济骨子里可怜兮兮的勇气突然冒出，他说：“那就守卫中都，祖宗留下的家业不能随便丢弃，命令各地军区速来勤王！”

完颜永济焦头烂额时，成吉思汗正在龙虎台优哉游哉。他对战友们说：“想不到中原人如此不堪一击。”众人都认为成吉思汗说得对，可哲别却有保留意见。

哲别说：“金国野战是乏善可陈，可他们龟缩在高大的城池里，我们就无计可施。比如眼前的中都吧，咱们根本没有办法攻下来。”

成吉思汗立刻收起喜悦的脸，严肃地说：“你提的这件事正是我的心事，城池是我们的禁地，必须要打破这种局面。”

木华黎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要有所准备。”

成吉思汗问：“怎么准备？”

木华黎说：“把中原人里的能工巧匠统统带回草原，要他们为我们制造攻城器械。”

成吉思汗说：“这是个好注意，马上去办。”

成吉思汗的命令一下，拉开了蒙古兵团中特殊部队“工兵营”的大幕，从此后，成吉思汗兵团无论到哪里，后面都跟着一群工兵，他们的任务是就地取材，制造攻城器械。而这些人都来自金国沦陷区，蒙古兵团在之后的扫荡中，遇到工匠就会捆绑起来，送到大营。1211年冬天，成吉思汗在龙虎台宣布撤兵，当然，是带着大批工匠和从附近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走的。

完颜永济听说成吉思汗撤兵回草原后，庆贺三天，他对他的帝国子民说：“蒙古人被我们击退了。他们在我们的城池面前一筹莫展，灰溜溜地逃跑啦！”

事情远非他说的那样，这肯定也不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所有金国臣民都知道，蒙古人这次的撤退只是为了下一次的卷土重来。只是没有人知道，下一次会在何时。

成吉思汗中箭

成吉思汗第一次对金国开战，效果显著。金国的大部分地区均遭到蒙古兵团的蹂躏和摧残，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秩序和繁荣。有人说，成吉思汗的第一次攻金，只是试探性进攻，终极目的是为了抢夺财富。这种说法实在值得商榷，成吉思汗在肯特山前对金国复仇的誓言犹在我们耳边回响，以成吉思汗说到做到的性格特点，他不可能只是为了抢夺财富而掀起战争。

成吉思汗之所以在1211年年末就利落地结束这场战争，原因是，蒙古兵团不善攻城。蒙古人生活和战斗的草原一马平川，也没有高墙厚城，他们没有经验，也用不到这种经验。这次战争对成吉思汗而言是个大教训。他并未讳疾忌医，回到蒙古草原后，立即命人把从金国掳掠来的工匠编入工兵营，工兵营的任务就是制造攻城武器和讲解攻城时的注意事项。

成吉思汗开始为下一次战争做起了充足准备。

完颜永济也在为迎接成吉思汗下一次的冲击作准备，然而他的准备工作很艰难，不仅现在的内蒙古、河北、山西大部分地区一片瓦砾，就是中都郊区都被成吉思汗搞得残破不堪。完颜永济眼见短期内不可能恢复，不禁大发雷霆。更让他大发雷霆的是，在他祖先的龙升之地辽东，契丹余部开始上蹿下跳，要游离出去。

金国灭契丹，对于金国而言已是久不提及的荣光，对于契丹人而言，也成了遥远的梦魇。风平浪静下，契丹人已把自己当成是金国的一分子，可风暴来临时，有野心的契丹人就想起了祖先的耻辱，于是振臂一挥，举起了反叛金国的大旗。

在这些人中，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当属耶律留哥。耶律留哥是契丹贵族，实际上他出生时，契丹灭亡许久，他应属于金人，而不是契丹人。由于才能出众，耶律留哥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金国北部边境的一名千户。在他的部下眼中，耶律长官是个很难捉摸的人，他经常陷入沉思，然后仰天长叹。成吉思汗对金国开战，并驻扎昌平龙虎台后，完颜永济担心境内契丹人趁势作乱，下令每契丹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耶律留哥认为这种维稳方式是对尊严的侮辱，于是带领家丁跑到隆安（今吉林省农安县）举兵，宣誓要恢复契丹的光荣。

完颜永济对耶律留哥的叛变大为震怒，下令当地军队剿杀。耶律留哥轻易地击退剿匪军，并和另一位契丹遗民耶的联合，声势顿时壮大，对外宣称有十万之众，这是吹牛皮，很快，他就露出马脚。1211年十一月，他被金国一支军队围追堵截，被迫向西逃窜。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成吉思汗的一支扫荡兵团，兵团指挥官拦住耶律留哥的去路，问他是哪部分的。

耶律留哥回答：“我是契丹兵团，想去投奔大蒙古国。”

成吉思汗的指挥官大喜道：“我就是大蒙古国的将领，你愿意效忠成吉思汗吗？”

耶律留哥说：“当然，成吉思汗现在如日中天，连金狗都恐惧他，能攀上这样的大国，是我的福分。”

于是二人下马指天为誓，成吉思汗得到这一大好消息后，心花怒放，从此他不计代价地支援耶律留哥，让他在金国的老家辽东制造各种麻烦。1212年春，金国已被成吉思汗大力支持下的耶律留哥搞得头昏脑涨。

1212年秋，成吉思汗认为再次攻金的时机成熟，于是誓师，二次攻金。此次出兵思路和上次大有不同，成吉思汗兵分数路，从第一次进攻的路线突入金国领土，大肆进行骚扰战，而他本人则率领二十个千户直奔金国西京。

完颜永济焦急如焚，在宫廷里团团转。宰相奥屯襄上书说：“西京防御虽不比中都，但城高墙厚，完全可坚守三月，给我一支精锐，我和守军南北夹击，定让成吉思汗有去无回。”

奥屯襄是在豫陕前线发迹的，也就是说，他是在和南宋的交战中脱颖而出。如你所知，南宋军队脆弱无能，畏金如虎，所以在这种战场上取得战绩并不是难事，由此也可推断出奥屯襄的军事能力。

完颜永济非常认可奥屯襄的才能和建议，于是命令他带领一支兵团去解西京之围。直到奥屯襄出中都城时，金国内部都不知道西京战事到底到了何种程度。

其实，成吉思汗在西京城墙下一筹莫展。本来他这次进攻金西京，是为了把此地当作灭亡金国的基地，所以自然是有备而来。除了二十个千户外，他还带了几千人的工程部队。同时，命令一支偏师攻击德兴县（今河北涿鹿），以牵制敌人的援军。让他大失所望的是，工程部队在西京城下制造的攻城器械，不能实现他的理想。据工程部队的人说，西京城墙外倾，极不利于攻城。

成吉思汗大为恼火，连续斩杀工程师数人，可屠杀解决不了问题。就在他望城兴叹，处在“攻也不是，走也不是”的尴尬境地时，传来了奥屯襄援军正来的消息。

成吉思汗大喜过望，说：“打不下西京，就歼灭奥屯襄好了！来了多少人？”情报人员回答：“三万人。”成吉思汗鼓掌叫起来：“太好了！”众将问计，成吉思汗说：“由一支小部队把他们引诱到设置好的埋伏圈，全歼他们。”

埋伏圈设置在了西京城东南方二十里的密谷口，该地地势险要，双峰直插云霄，峰下一隙，仅容一人一马通过。成吉思汗担心西京守军会和奥屯襄夹击他，所以让五个百户留在城下，同时留下一万匹战马，马上竖起树枝和乱草制作的假人，每天都在城下游荡。他则率领主力快速奔向密谷口，设置完埋伏圈后，命令一支小部队去迎击奥屯襄。

奥屯襄翩翩而来。他骑着一匹河北特有的高头大马，虽然秋风已凉，但手上仍然摇着一把诸葛亮标志的鹅毛扇。正当他自命不凡时，先锋官慌张地跑来报告，前方发现蒙古军队。

奥屯襄紧张地问：“多少人？”

先锋官回答：“有三百人。”

奥屯襄轻轻地摇起扇子，带上威严口吻训斥先锋官：“混账，三百人就把你吓成这样，命令大部队给我进攻！”

奥屯襄的三万人马绝不是小数目，列阵后同时冲击，有石破天惊之效。很快，先锋官就派人来报告说，蒙古人死伤一大半，剩下的正在夹着尾巴逃跑。

奥屯襄轻摇鹅毛扇，假装思考，思考许久，从嘴里吐出一个字：“追！”

军事顾问提醒他：“咱们是去解西京之围，还是赶紧去西京吧，况且，蒙古人狡诈，也许这是诱兵。”

奥屯襄点头说：“我这个人胸怀最宽广，兼听则明。你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请问，蒙古人向哪里跑了？”

先锋官回答：“西北方。”

奥屯襄得意说道：“我们去西京的方向也是西北方，追击他们和去西京没有冲突。所以，赶紧给我追，我要活捉他们，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

我们由此可知，奥屯襄是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他的部队也充满想象力，追击起来速度惊人，奥屯襄的三万人马渐渐拉开了距离，前锋部队追击到密谷口，已过了成吉思汗的埋伏圈时，后续部队才陆续赶到。

奥屯襄在马上气喘吁吁，问飞奔而来的前锋官：“追上否？”

回答：“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不过过了密谷口，应该就能追上。”

奥屯襄一挥手：“过。”

军事顾问扯着嗓子喊：“小心啊，蒙古人一旦在这里设下埋伏，咱们就是死路一条！”

奥屯襄拼命地打扇子，说：“溃逃之敌就在眼前，你这是扰乱军心，给我追！”

三万人簇拥着，挤进了密谷口，挤进了成吉思汗的埋伏圈，挤进了鬼门关。

我们还是无法想明白，为什么在战场上那么多将领都容易中诱敌之计、中埋伏。恐怕只有一个原因能解释，那就是鬼迷心窍。

奥屯襄的三万人马一进入埋伏圈，成吉思汗的人马已一哄而起。密谷口外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正是蒙古骑兵最擅长杀敌的场所，成吉思汗兵团仍然使用中路突破战术，猛冲奥屯襄的中军，只一轮攻击，奥屯襄中军就被冲毁，整个阵列乱成一团，蒙古骑兵展开了马上屠杀，奥屯襄扔了鹅毛扇，夹马掉头就跑。他跑得实在是太快，蒙古兵团没有追上，但他所带的三万人马全部被歼。伟大的幻梦成为泡影，奥屯襄一溜烟跑回了中都，等待他的并不是严厉的审判，而是完颜永济的呆若木鸡和所有朝臣的唉声叹气。

成吉思汗虽然歼灭金国的援军，可对金西京的进展毫无帮助。他重返金西京城下，继续发动毫无意义的攻城战。

西京城防司令抹撚尽忠有条不紊地防御城池，没有一点破绽。在成吉思汗发动猛攻的半个月后，抹撚尽忠突然搜索到了成吉思汗的指挥所，正在弓箭的有效射程内。他不动声色地把城内所有弓箭手都集中起来，向他们指出成吉思汗的所在，然后是密集地、有力地持续了十分钟的抛射。

箭如雨下，成吉思汗霉星高照，一支流矢射中了他，所幸没有伤到要害，但这已足够让他有理由从西京城下撤兵。撤退时，蒙古兵团小心翼翼，很担心抹撚尽忠会趁势出城攻击。不过西京城毫无动静，甚至连庆祝的呼喊声都没有。

成吉思汗在西京城下的黯然退场，让他意识到攻击城池国家的难度。他对人说：“自我领兵以来，经历战阵无数、成功无数，也遇到过困难，可从没有一次如今天这样的困难，我看不到解决它的方法。”看不到方法，并不代表没有方法。成吉思汗深思熟虑了好几天，终于一拍脑门喊起来：“我想到了，金帝国的城池并非是坚不可摧。关键还在于我们！”

他总结出的失败经验只有一条：工兵营人员不合格，或者说，所有工程师们还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其实，问题就出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兵团身上。

成吉思汗和他的兵团在金国沦陷区挑选工匠时给人的感觉是，饥不择食。由于此时，蒙古人已经开启屠城的按钮，除了美女和工匠之外统统杀掉，所以很多女人都冒充美女，很多男人都冒充工匠。蒙古人有审美眼光，很多丑女都没有得逞，可对工匠技能的鉴别却很愚蠢，于是，只要有人说自己是工匠就会得到赦免。偶尔有时候蒙古人会作检验，但声称自己是工匠的人随便比划几下拉锯的动作就能过关。于是意料之中地，蒙古工兵营中混入些滥竽充数的工匠，他们制作的器械当然不可能合格。

就在成吉思汗忧心忡忡时，耶律留哥从辽东送来了大批出色的工匠，这让成吉思汗大喜过望。同时，耶律留哥还送来一份建议书，要成吉思汗攻击金国的东京（今辽宁辽阳）。

哲别轻取辽阳

1212年秋，成吉思汗已意识到首次攻金的战略纰漏，那就是攻而不占，这导致首次攻金除了掠夺大批财富外，毫无其他战果。整整一年时间，成吉思汗都在思考消灭金国的战略，最终他拿出了这样的前期战略：切断金国中都的左膀右臂，左膀是西京，右臂则是东京。

西京，他尝试过，除了带回箭伤外毫无成果；但在东京上，哲别为他展现了光明。其实自蒙金开战以来，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密切关注着东京。第一次攻金时投靠成吉思汗的契丹人石抹也先献策说：“东京是金国开国的基地，若能把这块基地铲平，那中原地区则可传檄而定。”完颜永济的幕僚则向完颜永济提出，辽东是国家的根本，距离中都数千里，万一蒙古人侵犯辽东，周围的郡县只能观望，等待朝廷的诏令才敢采取行动，这样战机容易耽误，政府应在辽东设立行省，派遣得力干将镇守，如此可保东京不虞。

完颜永济没有采纳幕僚的提议，成吉思汗却敏锐地接受了石抹也先的献策，所以当他带着箭伤回到草原，耶律留哥向他提出建议时，他马上问：“哲别呢？”

哲别很忙碌。1212年秋天对金国的二次攻击开始后，哲别兵团故技重施，绕过金国残破的防线，直趋居庸关。但这一次他没有上次那么幸运，居庸关守将死不出城，哲别在居庸关外如孤魂野鬼游荡抢掠，正在这时，他接到了成吉思汗要他东进、攻击金东京的命令。

1212年深秋，哲别兵团从居庸关向东突进，出抚宁，沿渤海西岸东北行，从冰上渡大凌河、辽河，1212年十一月，哲别兵团如神兵天降到东京城下。

东京是金国开山老祖完颜阿骨打登基称帝之处，据说城上常有云气变幻，如楼台宫阙状，近了看则是郁郁葱葱，又如烟并庐舍，万家屯聚，进入城中视之，什么都没有了。它是金国神圣的象征，正因此，它的防御措施非常坚固，没有任何一支兵团可以靠蛮力攻占它。

哲别怀着敬畏之心观察东京城，最后他确定一件事：这座金国伟大的城池不可能靠硬攻而取，只能乞灵于诈术。所以他连一次小规模攻击都懒得发动，就派使者到城中和金人谈判。

谈判的内容让金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议和。

金人探寻地问使者：“还没有打就议和，这是什么套路？”

蒙古使者回答：“我们将军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攻占了你们数不清的城池，如今来到贵地，发现你们的城池如天神修建，所以不想开战。不过我们千里迢迢而来，不能空手而回，只要你们赔偿我们些军费开支，我们马上就走。”

东京城的最高领导人模棱两可：“还没有打，你们就要钱，这恐怕不符规矩。我家皇上要是追查起这笔钱财的去路，我不好说嘛。”

使者紧逼：“蒙古兵团威震四方，你们恐怕已有耳闻，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死也要攻下这座城，到时鸡犬不留。”

金人没有因受到威胁而愤怒，反而小心地赔着不是说：“你们蒙古兵团所向无敌，我们早有耳闻，议和可以，不过没有军费赔偿。”

蒙古使者愤恨离开，金人恭敬地送出城门，城门一关，他们哄堂大笑。有人说，蒙古人太不要脸，还想不劳而获；也有人说，也不看看他们的德性，他们以为东京是那些三流城市呢，还想动我们的主意。

东京最高领导人甩了甩头，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要创造奇迹，密切注视他们的动向，等他们一撤，我们就攻击。”

这一想法马上遭到某些聪明人的反对，他们说：“蒙古人狡诈，最善用诱敌之计，即使他们撤退，我们也不能出城追击。”

最高领导人说：“你说得有道理，那咱们就严守城池，快春节了，安稳地过个节，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东京城开始张灯结彩时，哲别正在制定下一个计策。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而制定的“议和”策略没有奏效，哲别故技重施，把在居庸关的模式复制到东京城下。

他后撤五十里，设下埋伏圈，派出小分队去袭扰东京城，然后伪逃，东京城不为所动；他又后撤一百里，设下埋伏圈，派出几支小分队去袭扰东京城，然后伪逃，东京城不为所动。

哲别惊呼：“中原人什么时候拥有智慧了？”

顾问指点他：“中原人智慧有限，我们可继续深化策略。”

哲别点头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让士兵每人携带金银财宝，从东京城到埋伏圈给我沿路散播。”

金人看着蒙古人撤退时散落在地上的金银财宝有些动心了。但理智告诉他们，这是蒙古人的斗狗之计，千万不能上当。据探子回报，蒙古人在前方一百余里之地大量集结，这显然是埋伏圈啊！

哲别无计可施了，春节前一天，他拿出了最后的诱敌之计：后撤五百里，用三个千户的兵力猛攻东京城。意料之中地，蒙古军队死伤惨重，剩下的人则仓皇而退，兵器和金银散落一地。

东京城这回彻底放心，因为据探子报告，蒙古兵团已在五百里之外，看来蒙古人真是黔驴技穷、知难而退了。

最先要出城的不是东京城守军，而是市民。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蒙古兵团的金银财宝安静而豪放地躺在地上，无人问津。他们认为这是上天赏赐，不能不接受。于是在全城所有居民的要求下，东京最高领导人下令大开四面城门，市民们蜂拥而出，沿着蒙古人撤退的路线收集金银财宝。

他们越走越远，很快就有士兵也偷偷出城跟在百姓后面捡漏。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春节的喜气，从东京城到哲别兵团驻扎地的路上，到处荡漾着东京百姓的欢声笑语。

哲别的情报小组快速及时地传递着情报。当哲别确定可以攻击时，迅速下达了攻击命令。一支五百人的轻骑兵卷起滚滚尘土，飞奔向东京城。沿途他们看到东京城百姓正在捡拾金银财宝，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笑。蒙古骑兵向他们招手，淳朴的百姓们很有礼貌地回敬他们，回敬他们的敌人。五百轻骑兵之后，哲别的大部队紧跟而来，当那群捡金银财宝的百姓正要和他们敬礼时，蒙古兵团射出了如雨的箭矢，可怜的百姓手握财宝魂归地府。

五百人蒙古轻骑兵驰行一昼夜，黎明时分，他们汗水淋漓却精神饱满地出现在东京城下。东京城毫无防备，当他们发现蒙古骑兵准备关闭城门时，却被城外拥挤而入的市民挡住，蒙古骑兵轻而易举地就冲进了东京城，然后直奔城墙，斩杀守卫，换掉旗帜。就在东京城中一阵大乱时，哲别的大部队已抵达，顺利进城，东京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沦陷了。

哲别在东京城实行了残酷的屠杀政策，几天之内，尸体堆积如山。哲别在洗劫了东京城、毁坏了东京城的防御设施后，携带大量金银财宝迅速撤回草原。当然，这些珠宝中也包括他们扔下的那些作为鱼饵的金银。

哲别轻取东京，是蒙古兵团战争史上最光彩的一幕。成吉思汗虽没有完成剪除金中都左膀的计划，但哲别却完成了剪除中都右臂的计划。哲别虽然撤出了东京城，然而已把东京城强大的防御全部拆除，东京城已是有名无实。

1213年秋，成吉思汗作了充分而稳当的准备后，向金国发动了第三次进攻。

偷袭紫荆关

成吉思汗在1213年七月发动的第三次攻金的目标是彻底打通从草原到金中都的道路。实际上，这条道路在一年前就已开始清扫，蒙古军把宣德（今河北宣化）以北的金国防御设施彻底摧毁，当然包括金国的战略要地野狐岭，当成吉思汗主力进军到野狐岭时，白骨累累，千里不闻鸡鸣。

成吉思汗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宣德，此时的蒙古兵团已配备了现代化攻城器械——对准城墙投掷石头、燃烧液体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弹射器和先进的抛石机，同时还装备了惊心动魄的弩炮，它是一种可同时发射大量箭镞的机械装置，所发出的箭能破坏射程内的各种建筑设施，消灭所有的人畜。

宣德城在这些现代化攻城器械面前不停地颤抖，最后俯首投降。成吉思汗攻陷宣德后，毫不停留，迅疾向西南的德兴县挺进。宣德沦陷的情报几乎和成吉思汗大军同时到达德兴府，德兴府守军面对汪洋大海般的蒙古兵和夺人魂魄的攻城器械，不禁心胆俱裂，在无意识地抵抗了一个时辰后，竖起白旗投降。1213年八月，成吉思汗大军进驻镇州（今北京市延庆区）和河北怀来之间的妫州，虎视眈眈居庸关。

不过要入居庸关，先要过镇州。当时的镇州守将是金国的出色人物术虎高琪，头脑冷静，敢作敢为，是个强劲对手。术虎高琪在前线还未惊慌，完颜永济在中都却神经紧张起来。

人人都告诉他，镇州防御没有问题，可完颜永济却认为一定有问题，所以他命令丞相完颜纲紧急抽调豫陕前线十万精兵到镇州协防。

这简直异想天开，从豫陕前线到中都，纵然是平原，纵然是速度超绝的蒙古兵团，也要一个月时间，当有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后，他又说，把五万中都卫戍部队调到镇州协防。

完颜永济此时已成惊弓之鸟，丞相完颜纲只好硬着头皮领兵出中都。出兵之前，有人对完颜纲说：“您如果不去，金国还有胜算，您这一去，必败无疑。”

完颜纲不明白这种逻辑：“请教。”

对方就说：“术虎高琪手下三万人马都是骁勇善战的契丹乣军，足够应付蒙古人，纵然镇州城破，蒙古人也会伤筋断骨，又有居庸关天险，他们不可能打到中都来。另外，术虎高琪为人高傲，你这一去，他断不肯交出指挥权，而您也是独断专行之人，肯定会为了指挥权分裂，到时岂不是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您亲自去，不如派援兵去。”

完颜纲马上横眉：“他术虎高琪的军事才能岂能和我比，想当年我在豫陕前线指挥百万大军如同儿戏，如果他有自知之明，就该让出指挥权。”

说话的人“啊呀”一声，再也无话可说。

完颜纲一抵达镇州城，就和术虎高琪发生了矛盾。术虎高琪一口咬定他是镇州城的最高指挥官，完颜纲质问：“那你把我放在哪里？”

术虎高琪说：“朝中正需要您这样足智多谋的人物，我看你把兵留下，马上回中都。”

完颜纲愤怒了，发了一通邪火，然后凭借多年的官场经验冷静下来，他命令带来的中都卫戍部队原地不动，等着看术虎高琪的笑话。

术虎高琪没有笑话给他看，成吉思汗兵团发动进攻时，术虎高琪指挥若定，用有限的兵力来回调度，轻松地防御住了成吉思汗兵团的多方位进攻。

完颜纲对术虎高琪开始刮目相看，不过对于指挥权，他仍然耿耿于怀。防御一星期后，术虎高琪在成吉思汗兵团强大的攻城器械面前有点力不从心。他满怀深情地对完颜纲说：“国家兴亡，你我有责，镇州城不能丢失。”

完颜纲摆出一副无赖的样子来：“你是指挥官，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术虎高琪忍住怒火，请求他：“让你的人上城墙。”

完颜纲仍旧是一副无赖样：“他们是听你指挥啊还是听我的？”

术虎高琪回答：“当然是听你的，但……”

完颜纲已经跳起来，整理下盔甲：“早说嘛，看把你累的。”

人多未必力量大，因为人一多，思想就复杂，不能统一思想，人越多力量越弱。

术虎高琪认为应该把防御重点放在镇州城东北角，那里已被蒙古人的弩炮轰出了一个大口子。完颜纲则认为，把太多兵力放在一个危险的防御地点是笨蛋所为，不应该被动防御，应该变被动为主动。所以他一上城墙就把弓箭手集合到一起，向城下的蒙古人猛烈射击。用他的话来说这叫激怒敌人，让敌人来攻击他防御最强的地方。

但世界上没有如完颜纲所意淫的愚蠢敌人，成吉思汗在战场上简直就如成了精的狐狸，他很快就发现了镇州城防守最脆弱的地方，于是，在抛石机的呼啸声中，蒙古兵团分为数路，猛攻缺口之外的任何地方，术虎高琪和完颜纲在城墙上各自指挥，往往是术虎高琪发布的命令马上被完颜纲否决，完颜纲发布的命令又被术虎高琪忽视，整个镇州城上看似人马众多，其实已成了乌合之众。就在数支兵团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住时，成吉思汗派出了最精锐的一支兵团，直攻那个缺口。

术虎高琪要抢救时，已来不及，缺口处很快涌进了蒙古士兵。这群人如饿狼一样，扑向乱作一团的金守军，城墙上一乱，蒙古数路部队借着云梯统统登上城墙，惨烈的白刃战开始，金守军步步后退，蒙古兵步步紧逼，最后终于将他们逼进了街道和巷子，城门下的守军已四散而逃，蒙古士兵大开城门，镇州城陷落。

镇州城陷落之前，术虎高琪和完颜纲已带领精锐从城墙上逃下，然后从南门仓皇逃出，完颜纲想看术虎高琪的笑话，现在如愿以偿。

两人使出吃奶的力气南逃进居庸关才放下心来，成吉思汗紧追不舍，但在距离居庸关百里之地止住马蹄，因为前方已无路可走。

居庸关有南北两道关口，分别称“南口”“北口”。其两侧是崇山峻岭，中间形成约四十里的沟谷，称为“关沟”，居庸关就雄踞在关沟之上。沿居庸关东西两边延伸出去的就是名震地球的长城，居庸关和长城构成了金国北部无懈可击的防御。

两年前，哲别用计夺取居庸关撤退后，金人立即加强了居庸关的防御。首先是派遣精兵，然后是把铁汁灌进了“北口”的关门，似乎是决心从此后永不开启此门。最后，在北口关外一百里范围内布满铁蒺藜，这种东西可以刺伤马蹄，有点类似现代战争的地雷，古代战争中常常使用它阻挡并延缓敌人骑兵的速度。

成吉思汗止住马蹄的地方正是铁蒺藜在居庸关北口延伸的终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障碍，任何人都知道，克服它必须要付出高昂代价。成吉思汗不想付出这不必要的代价，于是请教高人。高人叫阿剌浅，是个地理专家，常常在居庸关附近玩极限运动，所以对该地地理了如指掌。

阿剌浅告诉成吉思汗，几年前他在居庸关西面追赶一只兔子，追进了一片黑树林，黑树林深处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当地人称它紫荆口，这条小路只能容一马通过，大军可趁夜色偷过紫荆口，进入长城内，一旦成功，居庸关就成了摆设。

成吉思汗闻听此言，满眼是光。他调兵遣将，自己和哲别在阿剌浅的引导下去紫荆口，主力部队则继续驻扎原地等待下一步指示。

成吉思汗兵团在傍晚进入黑森林，由于森林里光线暗淡，意外发生了。阿剌浅看哪里都像是那条小路，如果当时能俯瞰那片黑森林，就会看到一支骑兵在森林里像无头苍蝇一样钻来钻去。这可急坏了成吉思汗，最着急的当然是阿剌浅，如果在天明之前还找不到那条小路，他的脑袋恐怕不保。他向苍天祈祷能出现一只兔子。

他的祈祷似乎很灵，在暗夜中，一只雪白的兔子从马腿下蹿了出来，在原地站立一会儿，仿佛是给阿剌浅反应的时间，然后一个纵身向森林深处跑去。阿剌浅如同见到神灵，欣喜地低喊道：“跟着兔子——”

兔子把他们引上正路，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终于在第二天黎明时分出现在紫荆口。意料之中，金军没有在这个兔子才会走的路口设置重兵，只有一支懒散的巡逻队在呼呼大睡。成吉思汗的士兵就在他们睡梦中割掉了他们的头颅。由此，蒙古人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中都北面的长城防线。

完颜永济得到消息后，暴跳如雷。按他的说法，他早就知会过胡沙虎要他关注紫荆口，可胡沙虎像只病猫一样毫无动作。胡沙虎大叫冤枉，因为自从他从西京逃回中都后就始终未受重用，他根本不记得皇上和他说过防御紫荆口的事。

完颜永济不能解决紫荆口丢失的难题，就把所有的邪火倾泻到胡沙虎身上，胡沙虎被骂得狗血喷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领导骂下属，实属正常，但高明的领导会挑选没有危险的下属骂，完颜永济就不明白这个道理，胡沙虎可不是能随便骂的，自从完颜纲带领中都卫戍部队在镇州战败回中都后，负责禁卫军的胡沙虎就成了军界老大。这位军界大佬回家后越想越气，一拍桌子，命令禁卫军进攻皇城，完颜永济被活捉。完颜纲才表现一点不满，胡沙虎就下令诛杀其全族。魂不附体的完颜永济问胡沙虎：“你要杀我？”

胡沙虎说：“是的，你这个废物，看你把好大一帝国搞成什么样了，你不配活。”

完颜永济一命呜呼。

胡沙虎杀了皇帝，举目四望，一片茫然。他虽自称卫国将军，大权在握，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当前蒙古兵团压境的困境。有人马上向他献策，应该再立个皇帝，让他来承担一切。

胡沙虎就把完颜永济的侄子完颜珣赶上龙椅，他警告这位皇帝：“小心做你的皇帝！”完颜珣是个肯忍辱负重的人，所以他恭敬地对待胡沙虎，一切事情都要胡沙虎作出裁决。

胡沙虎对成吉思汗偷渡紫荆口一事的裁决是派兵迎击，被派出的领军人物则是大名鼎鼎、一年前救援西京而被蒙古兵团伏击的奥屯襄。

奥屯襄出发前特意定制了一柄质量上乘的鹅毛扇，此时已是深秋，北方温度极低，但丝毫不影响他轻摇羽扇的风姿。奥屯襄摇着扇子抵达五回岭时命令停止，他说此地就是蒙古人的葬身之地。众人认真审视了一遍，丝毫看不出哪里像蒙古人的墓地。了解奥屯襄的人都知道，他这是在虚张声势，由于这里是一片平原，大家都了解蒙古人的野战能力，所以开始了逃跑的准备。

成吉思汗率军很快赶到，未等奥屯襄排列阵形，哲别已经率军发出震动天地的冲击，奥屯襄军队顷刻间溃败，奥屯襄本人扔了鹅毛扇，惊慌地向中都逃回。

成吉思汗兵团趁机攻陷涿州（今河北涿州）和易州（今河北易县），中都的西南方自此完全暴露在蒙古人的兵锋下。不过，成吉思汗大部队还在居庸关“北口”，为了让大部队进关，成吉思汗命哲别进攻居庸关“南口”。

从防御角度而言，居庸关“北口”是个全身披挂的武士，那么“南口”就是一丝不挂的乞丐。居庸关“南口”只驻扎了一支民兵部队，这大概很好理解，因为任何人要想到“南口”就必须过北口，金人从未预料到成吉思汗会绕路紫荆口。

“南口”在哲别兵团的大声吆喝中陷落。“南口”一失，“北口”就成了摆设，哲别兵团在“北口”守军的屁股后面发起猛攻，同时在“北口”百里之外的蒙古大部队骑马沿山脊向前缓慢进发。当他们抵达“北口”时，“北口”城墙已插上了蒙古兵团的旗帜。自此，居庸关第二次被蒙古人攻占。

成吉思汗攻陷居庸关后，从居庸关逃回中都的术虎高琪气得险些晕倒。因为他看到没有了效忠目标，完颜永济已成死尸，坐在龙椅上的竟然是完颜珣。完颜珣特别理解他，对他说：“我和完颜永济都是完颜子孙，你效忠谁不是效忠？值此危难之时，你更应该拿出全副身心效忠我，苍天可以见到。”术虎高琪浑身发抖，指着站在完颜珣身边活蹦乱跳、耀武扬威的胡沙虎，“哇呀”吐出一口血来。

蒙古军扫荡战

成吉思汗抵达中都城下时是1213年十月末，他远望中都城的那天，彤云密布，扬扬洒洒地飘下漫天雪花来。身边的人听到他发出一声叹息，然后他一勒马缰，回帐篷了。那声叹息在雪花中飞舞，席卷了整个蒙古军营。凡是看到中都城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叹息。

中都城是个固若金汤、设计诡异的城池。中都城分内、外两城，内城是围绕着中都的完整城池，外城则是独立分布在内城四大城门之外的四个寨堡。每个寨堡驻守4000名士兵，寨堡之间没有城墙相连，呈正方形，长、宽各三里，前后开有城门，左右紧闭。里面修建粮库和军火库，并有地道和内城相通。内城的兵力和物资可以经地道源源不断地供给外城。

这是完全按保卫战模式设计的，如果敌人攻内城，外城的四座城堡就从背面攻击，使敌人受夹板气；敌人若是攻外城，内城就配合援助外城，既可登城发炮，发箭攻击，也可从地道把兵力和物资输送给外城；如果外城无法抵挡敌人，寨堡的人则从地道撤回内城，然后堵住地道口，把外城丢弃，再登上内城炮击外城。也就是说，敌人攻陷外城毫无意义，不攻击它，又会受到它的重击，这是一座能把敌人气歪的城池。

中都城内城的墙基约有15米厚，共有13个门，每隔15米就有一个岗楼，总计超过900个岗楼。三条由昆明湖供水的护城河构成一个边长约四公里，总计环绕15公里的长方形来保卫城墙。

这已经是难以攻克的防御阵地，但让敌人不寒而栗的还有防御武器。可将一支三米长的箭射出一公里的三弓床弩，这种防御武器可将它击中的任何东西摧毁。还有超级投石器，约十米长的杠杆架在大车上，杠杆的一端装上石头，另一端拴着绳子。在一个站在墙上的炮兵指挥下，六人一组紧拉绳索，可将50斤重的大石头弧线抛出300米。这种大石头一旦抛出，力量和外太空来的同等重量的陨石相当，被它砸中的无论是人还是建筑物，都会成为一张饼。

当然，城墙上还有已经普及开来的火药防御武器，火箭是代表性武器，当把它放到三弓床弩上射出去，和今天的迫击炮没有两样。

蒙古军抻长脖子望着中都城时，成吉思汗已作出英明的决策，对中都城围而不打，全面扫荡金国，铲平金国有生力量，希望可以让金中都在震骇中不战而落。

除了围困金中都的部分兵力外，成吉思汗把所有兵力都用到了扫荡上。他兵分三路，右路军指挥官术赤，扫荡山西高原、黄河以北地区，左路军指挥官合撒儿扫荡东北，他自己则带领中路军扫荡华北平原和东南方的山东半岛。

先看成吉思汗的中路军。扫荡战一起，成吉思汗就从涿州南下，因为被扫荡地区是大平原，所以成吉思汗分兵数纵队，并列前进，在一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同时扫荡前进。蒙古骑兵在庄稼地和果园中纵横驰骋，所过之处，农场化为飞烟，草垛成了飞灰。在这片广阔的地面上，成吉思汗兵团遇城摧城，遇堡毁堡，当他们通过河北省中部以及东部地区，进入山东半岛时，河北全境只有十来个要塞城市凭借坚固的城防和顽强的抵抗精神未被他们攻陷。

成吉思汗一进入繁花锦绣的山东半岛后，就被眼前的一切迷住了。他在山东境内广大肥沃的平原上快马扬鞭，刀光血影，这一切编织成一幅幅血腥的诗画。当扫荡部队推进到济南城下时，他如饥似渴地想要进城。一些很有诗意的谋士们对他说：“济南城里有车轮那么大的睡莲，有古木森林，有数不清的佛陀像。难怪成吉思汗您这么想进去。”

成吉思汗大摇其头：“你们说的这些，我毫无兴趣。我最感兴趣的是丝绸和美女。我听说山东美女都是天仙下凡，任何人都抵挡不了她们的回眸一笑。”

谋士们立即顺着他说：“岂止有美女，还有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更有您从未见过的五花八门的小商品。哈哈。”

“哈哈，”成吉思汗放肆地笑，下令，“给我赶快进攻！”

他的总攻令一下，蒙古兵团数路纵队冲锋在先，工程部队让先进的攻城器械发挥极限作用。但济南城太坚固，济南人民的抵抗决心比泰山还高，比山东肥沃的土地还深厚。

成吉思汗拿出了蒙古人的看家本领，把在周边俘虏的山东人推向战场，走在最前列。济南城守军从人群中看到了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握着兵器的手开始颤抖。他们虽然还在抵抗，可已经没那么无所顾忌，蒙古人终于攀上城墙，济南城沦陷。济南城是山东半岛的精神之城，它的沦陷使得其他城池都放弃抵抗，成吉思汗在山东半岛大肆洗劫，一城一城的人被驱赶到城外遭到残酷的屠杀，鲜血染红了黄海，染红了太平洋。

成吉思汗在山东半岛掳掠大量金银财宝、丝绸和牲畜以及成千上万的美女之后，命令一支纵队押解着战利品回到中都城下，而他本人则继续向西扫荡。一直扫荡到黄河以北才停住脚步回到中都城下。黄河水宽浪急，他无法过河，不然，他的战果还会扩大十倍。

扫荡大军右路军指挥官术赤的扫荡路线是沿太行山向南到达黄河北岸后，来一个大旋回，自天井关入山西，由南向北，攻取潞州（今山西长治）；然后分兵一支，西取平阳（今山西临汾），渡过汾河，自河西地区北上；主力则自潞州，扫荡太原一带的城池。

这支扫荡军最引人注目的战果就是攻取太原城。太原城繁华盖世，是金国的经济中心之一，所以金国对其经营也非常在意。太原城城墙高而坚，护城河水深而宽，几乎是个永不陷落的城市。

术赤侦察太原城时，已发现了这个困难，不过他也惊喜地发现太原城防御部署有问题。他对手下说：“太原守军肯定认为我们会从北面，也就是西京方向进攻，所以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北线。我们如果从南线进攻，他们肯定就傻眼了。”

这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马上产生奇效。太原城南线守军都是歪瓜裂枣，而且人数稀少，术赤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太远城。

蒙古人在太原城中大肆洗劫，毁掉农场，屠杀农民，烧掉粮食，做下了数不清断子绝孙的坏事。术赤如此残忍，一方面是蒙古兵团的习惯，另一方面，他从中都城来到山西高原的路上，遇到了不少抵抗，这自然而然地激发了他的兽性，不仅是太原，山西高原凡是被他攻陷的城池命运都一样惨。

术赤从涿州南下抵达彰德府（今河南安阳）时，遇到顽强抵抗，攻击一个月后，术赤垂头丧气地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攻城，他则向前推进，走到潞州时，又遇顽强抵抗，好不容易攻陷潞州，抵达沁州（今山西沁县）时再遇顽强抵抗，术赤几乎是举步维艰，每一分钟都有惨烈的战斗，这就是他为何在山西高原搞丧心病狂屠杀的原因。

左路军比右路军顺畅得多，他们从中都城下出发后，沿海岸线，过平州，向东北方向进攻，沿途攻陷了山海关和德兴县。顺风顺水之下，他们乐呵呵地跑进女真人的大本营，在嫩江、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如入无人之境。不过他们带回的战利品远没有成吉思汗多，因为东北地区当时虽然是金国的老家，可贫穷落后，没有值得抢的东西。

成吉思汗组织的这场扫荡战是以中都为圆心，向四周辐射的一次客场作战。蒙古兵团扫荡了长城以南，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以西的中原腹地。用时一个月，扫荡了九十多座城池，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辽宁五省，扫荡范围广、规模大，即使在今天的军事史上，也叹为观止。

金国军队不是没有抵抗，但效果可以忽略不计，数千里疆土在蒙古军飓风的袭击下，顷刻土崩瓦解。五省中的近百城池中，只有中都等十一座城池没有陷落，然而也只是时间问题。

成吉思汗用一个月时间的扫荡战终于完成了他的目标：摧毁金国黄河以北的绝大多数城堡，捣毁了该地区的军事防御设施，孤立了中都。

中都城在蒙古人的虎视眈眈下开始震颤，或许是高压下精神紧张的缘故，中都城就在蒙古人的三尺垂涎下爆发了一场军事政变。

政变由胡沙虎和术虎高琪联袂主演。术虎高琪看不惯胡沙虎的嚣张，胡沙虎也受不了术虎高琪的傲慢，二人势如水火，两个只能活一个。

术虎高琪先下手，他带领那支契丹特种兵，在一个深夜突然包围胡沙虎的私宅，并发动猛烈进攻。胡沙虎从噩梦中惊醒，已没时间召集宫里的军队，所以急忙寻找逃路。逃路只有一条，就是他家后院的一道矮墙。这道矮墙非常矮，一头发疯的猪都能跳过去。可胡沙虎的重量等同于两头猪，行动力迟缓，好不容易爬上矮墙，一个不小心，栽了下去，摔到了胖头，还摔断了一条腿。他从未受过如此重的伤，自然号叫起来，术虎高琪的士兵被杀猪似的惨叫吸引过来，见正是目标人物，于是一刀砍下了他的大头颅。术虎高琪拎着他的大头颅闯宫，扔到胡沙虎的军队面前，军队缴械。

完颜珣魂不附体时，术虎高琪把他从床底下揪出，扶上宝座，召集群臣说：“胡沙虎挟天子以令众臣，罪大恶极，现已被处决，皇上的权威完好如初，我们应同心协力保家卫国。”

众臣都向完颜珣叩头，自然也向站在完颜珣身边的术虎高琪叩头。

政变完成，紧迫的事也就摆到面前，蒙古人正在城外吆五喝六，如何驱逐他们、保中都平安自然是头等大事。

蒙金议和

中都肯定会平安，因为成吉思汗面对铜墙铁壁的中都城，根本没有进攻的心思，但平安必须要用代价来换取。那个地理通阿剌浅身负成吉思汗的使命大摇大摆，进了中都城。

完颜珣和高级官员们谨慎地接见他，阿剌浅传达成吉思汗的话：“你帝国的山东、河北州府已尽为我所有，还在你们手里的只有一个中都，天已削弱了你，如果我再痛打落水狗，天会怪罪我。我想撤军，你们是不是要犒师以弭平我将士们的愤怒之情？”

宰相张行信冷哼一声，先于完颜珣开口道：“这可真是杀完人还要磨刀钱。”

阿剌浅看向完颜珣，完颜珣的脸本来洋溢着兴奋之光，可一听张行信的话，马上就黯淡下去。阿剌浅当即断定，完颜珣有议和之意，但他不能独立自主。他再看向术虎高琪，术虎高琪非常镇静，从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态度来。

阿剌浅最后扔下了一句话让他们先来个窝里斗：“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考虑。”

阿剌浅一走，金政府马上讨论和战问题。当然，最先说话的肯定不是皇上完颜珣，最先说话的应该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个人当然就是术虎高琪。

术虎高琪脸如铁板，语气坚定地说：“蒙古人兵力已疲，应该决战。”他的话虽然简短，可人人都能听明白，蒙古人在中原扫荡一个月，的确有疲惫的嫌疑。但是，他只检查了敌人的弱点，却没有审视自己的缺陷。两年前丢掉居庸关的完颜福兴审视了自己的缺陷：“不能再战了，城里的士兵家属都在外地，经过蒙古人扫荡，生死未卜。他们焦急如焚，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出城去看望家人。只要出城作战，士兵肯定一哄而散，我们不但让蒙古人看笑话，城池还会轻易丢失。”

完颜福兴这段话，并非是他被吓破了胆，而是有事实依据。

蒙金开战以来，金军中的逃跑主义就流行无阻。的确有抵抗精神，但和漫天的逃跑主义相比就显得另类。金军将士的逃跑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有关，很多人逃跑都是为了家中父母和妻儿，他们不明白的是，没有国就没有家，当然，指望他们明白这一点，是痴心妄想。完颜福兴只是看到了这一弊端，而无法解决，所以他希望和蒙古人议和，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至少能暂时摆脱困扰。

张行信听了两位将军的话，很想骂娘。他不无讥讽地说：“帅臣统数万众，不能出城一战，这和自缚请降有什么区别？”

他的助手也帮忙：“中都城还有数万士兵，即使不出城作战，守卫也不成问题。人家随便放个屁，要我等投降上贡，我们就乖乖地听从，我大金国的脸都丢尽了。”

完颜珣出来调和：“马上投降进贡是有损我帝国尊严，可无论是出战还是防守，对我们都不利。中都现在成了孤城，蒙古人只要围困几个月，咱们就完蛋了。先不说别的，只说粮食问题，你们谁能解决？”

张行信当然明白困城是怎么回事，他缓和了下语气对完颜珣说：“所谓议和，是双方力量均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我不是不同意议和，但议和能否成功，咱们必须要拿出点实力让蒙古人不要轻看我们。”

术虎高琪在旁冷笑，说：“怎么拿出实力？”

张行信哑口无言，他是嘴巴主义者，说的比做的多。

大家再进行讨论，讨论了三天，终于做出了皆大欢喜的决定：议和。

成吉思汗得到这个消息后，众将士都说，趁他们现在丧失警惕，我们猛攻中都，一举拿下。成吉思汗大摇其头，直到那时，他还认为进攻中都城时机不成熟，他向金国提出议和，并非是他放过金国，而是另有打算。这个打算在议和之后开始实施，其效如神。

成吉思汗的议和条件是，金国需向他交出500名童男女、3000匹马以及10000匹绸缎。同时还必须要完颜家族贡献一位公主给他。

在从前，这些条件对老大的金国而言不过九牛一毛，不过1213年年末，金国已今非昔比。500名童男女容易，金政府可从百姓那里索取，10000匹绸缎也容易，完颜氏的宫廷中除了女人就是绸缎，但3000匹马有点难度，因为他们的马场早被成吉思汗据为己有。完颜珣在无计可施之下求助军队，术虎高琪只好命令军队交出3000匹马。最后一项是公主的问题，在完颜珣眼中，成吉思汗就是个禽兽，把自己的姐妹和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禽兽，实在良知不允，所以他把叔叔完颜永济的女儿送进了禽兽的怀抱。这个完颜皇族的女子被称为歧国公主，据说她被出嫁那天，哭得昏天黑地。可见到成吉思汗后，立刻被后者的魅力所吸引，心情舒畅地跟成吉思汗回了草原。

成吉思汗在得到这些贡品后，从中都撤军，中都并未因成吉思汗的离开而恢复力量，实际上，中都已虚弱不堪。

蒙古军一个月的扫荡战已让金国北方成为废墟，中都孤立无援，成了无本之木。粮食问题是完颜珣和他的政府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成吉思汗围困中都时，中都城就已出现粮食紧张，大多数百姓都缺少粮食。

有臣子出个馊主意，百姓可用粮食买官。问题是，粮食本来就缺少，纵然有人想要做官，也要能拿出粮食来，所以这个办法很快就失效。金政府见巧取不成，就豪夺。完颜珣发布命令，中都城百姓每户除留下两月粮食外，其余全部交给政府。告示一出，中都城百姓开始骂街，从骂街到和政府征粮队对抗，冲突大规模爆发。

完颜珣立刻发现他有陷入人民战争中的危险，马上取消命令，中都百姓放下了锄头和菜刀，政府的粮食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北方防御，蒙古人撤走后，居庸关等北方的边城、关隘成了历史遗迹，术虎高琪对完颜珣说：“虽然和蒙古人议和，但蒙古人反复无常，万一再来，又是历史重演，必须要把北部边防加强起来。”

这当然毫无疑义，可当完颜珣命人去修复和守卫边境时，没有人愿意去。金政府没有人去，各地土豪兵团捡了大便宜，纷纷把那里当成大本营。

土豪兵团是蒙古人进入中原后许多百姓自动自发组成的武装，他们痛恨蒙古人，始终站在祖国金国的一边。如果能把这些武装收编，那北部边防至少不会成为摆设，可在收编的问题上，金政府居然愚蠢透顶。完颜珣要术虎高琪去收编他们，术虎高琪不屑一顾地说：“这群人根本就不是打仗的料，收编他们等于收编了一群废物。”

完颜珣大吃一惊，因为据他掌握的情报，土豪兵团并不是小数目，即使他们战斗力很弱，但只要在居庸关长城一线守卫，至少能起到缓冲蒙古冲击中都的作用。术虎高琪的清高让金国永远失去了北部边防重建的机会。

中都城还要解决一个危机，是关于军队的。金国军队是混合兵团，有女真人，还有契丹人和汉人。在军队中，女真人当然是毋庸置疑的老大，其他民族的士兵自然处于从属地位，由于女真人总耍老大威风，所以其他民族的士兵总受排挤和压迫，这就造成了金国军队内部的不和谐。

这种状态在最近几年内有所改变，最大的改变就是术虎高琪带领契丹人为主体的红乣军干掉胡沙虎后，契丹人在军队中的权势升起，女真人的地位受到冲击。双方之间不怀好意，在外有敌人的情况下不知团结，互相排挤和攻击，军队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战斗力自然无从谈起。完颜珣和他的顾问们当然注意到这种情况，他们狭隘的民族观决定了视界，希望女真人能在军队中压倒契丹人，重拾权威。但这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就连术虎高琪都承认，他现在都无法控制红乣军。

最后一个危机并非发生在中都城，但比近在咫尺的其他危机更深重，这就是金国北方遍地而起的、投靠了成吉思汗的政府官员。

我们前面提到成吉思汗解围中都城后的打算，源头就在这里。成吉思汗在1213年的大举攻金和后来的扫荡战中，不仅取得了军事方面的重大胜利，摧毁了金国数省的政权基础，更重要的是吸收了许多降将。这些降将成了蒙古人日后灭金、灭南宋统一中国的资本。这些降将有百人之多，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蒙古国的功臣，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耶律留哥。

成吉思汗回蒙古后，大批降将并未跟随，而是就在其居官地为蒙古人效劳。由此可知，金国中都实在是处在火山口，可谓危机四伏。

恐怕只有一个办法能让完颜珣放心，那就是离开这个讨厌的中都，永远地离开它，用官方说法是：迁都。

1214年五月初，金南京（今河南开封）留守仆散端和河南军区司令长寿联合上书完颜珣，请求他迁都开封，用他们的话说，一旦迁都开封就会安枕无忧，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

完颜珣如获至宝，急忙召集官员们议论此事。绝大多数对前途不抱希望的官员都同意迁都，只有少数人不同意，重臣徒单镒是其中之一。他说，一旦迁都，河北不一定是蒙古人的，但绝对不会再是金国的。河南地狭土薄，又是四战之地，南宋、西夏都在周边虎视眈眈，难以固守。

完颜珣不怀好意地问：“不迁都，你可有办法守卫中都？”

徒单镒支吾半天，拿不出任何办法，但他依旧有话说：“祖宗坟墓都在这里，怎能忍心弃之不管而轻易离开？”

完颜珣继续问：“爱卿可有立足中都之法？”

徒单镒闭上嘴巴，痛心疾首地发出数声叹息。

事实已明摆着，金政府如果不南迁，只有等死，这是连神佛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完颜珣感觉胜券在握，下令中都城内各个部门独立讨论，然后呈递意见书。这是在搞小动作，但各个部门还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结果呈送后，完颜珣颁布圣旨说，众人都认为应该迁都，看来不迁都是违背民心，所以要迁都。

1214年五月十一日，完颜珣下诏南迁。七天后，他启程。但他表面上并未彻底放弃中都，而是命令完颜福兴和太子完颜守忠留在中都。

完颜珣的迁都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引人注目的。满载金银财宝的三千匹骆驼和装载着档案文书与皇家财产的三万辆大车，南行六百公里，历时两个多月才到达开封。

现在，中都城舞台上只剩下了完颜福兴和脆弱不堪的太子完颜守忠，两人鼓足勇气，暗暗发誓要把这场曲终人散的戏唱完。

还未等二人开口唱，巨变发生了。

成吉思汗攻陷中都

第一个巨变由完颜珣引起。完颜珣南迁团队走到良乡时，扎营休息。完颜珣心事重重地把术虎高琪叫进帐篷，神色凝重地说：“红乣军是群畜生。”

术虎高琪一愣。完颜珣气咻咻的：“无组织无纪律，此去南京，路途遥远，一旦他们叛乱，我们岂不是要死在路上？”

红乣军是术虎高琪的资本，所以他坚决不认可完颜珣对红乣军的评价。完颜珣从民族主义角度入手劝术虎高琪：“他们毕竟是契丹人，对我们女真人怀有仇恨。你现在是三军总司令，天下军队都在你手中。如今正是生死存亡之际，千万不要给自己设置炸弹，我觉得红乣军就是一枚炸弹，一旦爆炸，你我都要飞上天。”

术虎高琪认为完颜珣的话有着极深刻的道理，于是莽撞地下令：红乣军缴出战马和武器，听候下一步指示。

红乣军闻听此令，顿时炸窝。其中几个心机深沉的中级官员聚到一起商议说：“要我们交出战马和武器，下一步肯定是屠杀我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反他娘的。”

有人问：“反他娘的容易，可反了之后去哪里？”

已经确立领导地位的人回答：“趁中都城中空虚，先去打中都，如果他们有了准备，咱们就去投成吉思汗，或者去投咱们的同胞耶律留哥。”

主意不错，这群契丹人说反就反，杀掉了还效忠于术虎高琪的红乣军指挥官，然后风驰电掣地向中都前进。

他们的速度的确够快，可完颜珣的速度更快，他派人快马加鞭把红乣军造反的消息通知了完颜福兴。完颜福兴和他助手抹撚尽忠商议许久，决定迎击红乣军。

完颜福兴亲自带队到卢沟桥布防，红乣军瞬间杀到，双方展开惨烈厮杀。如果他们把这种战斗精神拿到和蒙古人对战上，蒙古人未必能势如破竹。结局是，完颜福兴大败而回。但红乣军并未追击，因为他们知道中都城已有了戒备，所以他们潜伏起来，给成吉思汗和耶律留哥同时写信，请求归顺。

成吉思汗得到完颜珣迁都的消息后，大发雷霆道：“既然议和了，又迁都，这是在诓我，岂有此理！”

成吉思汗的话简直是强盗逻辑，双方议和的条款中没有规定金国不允许迁都，人家迁都是人家的事，关你屁事。成吉思汗所以发这样大的火，其实是他以己度人。

成吉思汗向来喜欢玩“以退为进”的把戏，他以为完颜珣迁都也是这样，把南京当成复仇基地，多年以后卷土重来。

当然，他也立刻意识到下面的问题：中都被金政府抛弃了，此时正是拿下它的大好时机。

他煞有介事地派阿剌浅到中都问罪。完颜福兴热情地接待了阿剌浅，大概阿剌浅也知道这次问罪毫无理由，所以谈话始终在双方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进行，谈话要结束时，阿剌浅才对完颜福兴说：“备战吧，我们可汗要重新开战。”

完颜福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就打吧！”

完颜福兴是硬着头皮在表态，中都城当时根本没有力量抵抗成吉思汗兵团，完颜珣走时已把主力带走，中都城里守军不到一万，粮食仅够一月。完颜福兴对着曾孤守西京达三年之久的抹撚尽忠流下热泪，他说：“中都城全靠你我二人，我把军权放手给你，希望你不要辜负了皇上和帝国的重托。”

抹撚尽忠满脸都是忠义的颜色，他向完颜福兴保证：一定和中都城共存亡。

1214年九月，成吉思汗兵分两路，决心彻底消除金国的统治。第一路军总指挥撒木合、副总指挥石抹明安，向金中都进兵。第二路军总指挥木华黎征讨金国在北方最后的根据地辽西。

第一路军副总指挥石抹明安身先士卒，早早和那支金国造反的红乣军会合，并且在后者的引导下，兵临大都城下。石抹明安的思路相当清晰，用主力围困中都城后，兵分数路扫荡中都外围防御，几个月时间内，石抹明安就一鼓作气荡平了顺义、密云的金军防线。不过，这并没有对中都完成绝对的包围。中都的粮库在其东面的通州，要想在短时间内拿下中都，必须断绝其粮食供给。

1215年正月，石抹明安对通州发动猛烈的进攻。这是自成吉思汗围攻中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在从前，蒙古兵团都是从北面和西面进攻，从来未从东面发起过进攻。通州守将蒲察七斤顽强抵抗了三天，写信给完颜福兴：通州不能再守，我已经尽力。

完颜福兴大叫不好，慌忙写信给蒲察七斤：“再支持几天，援兵马上就到。”

蒲察七斤看着这封不靠谱的信，吐出一口血来，对身边的人说：“即使真有援兵到，我也已成死尸。我成死尸不要紧，通州百姓何辜，我必须马上投降，以免蒙古人屠城。”

通州城竖起白旗，石抹明安带领蒙古兵团进驻通州城。石抹明安打通州是锁喉策略，中都已危在旦夕。

作为中都的粮库，通州当时是中都的精神和物质支柱，通州一失，中都城人心大乱。完颜福兴在给完颜珣的求救信中这样说道：七斤既降，中都城中已无斗志。我虽决心以死守城，可鬼都知道不能持久。凡有点头脑的人都可预见到，中都一失，辽东、河朔必非我所有，请皇上赶紧派大军前来支援，或许还有挽回的可能。

这种话根本不用完颜福兴说，完颜珣和他的高级顾问术虎高琪心知肚明。完颜珣得到完颜福兴的信后，顿足长叹道：“我真不该对红乣军缴械啊！”

术虎高琪酸溜溜地说：“是啊，我当时想提醒您来着，可看您乾纲独断的雄姿，我被吓到了。”

两人都假装不明白一件事：纵然没有红乣军当带路党，蒙古人扫清中都城外围，或者说是拿下通州也是必然之事。

但完颜珣必须要派救兵，因为中都城里有他的儿子。正因此，所以他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调集一支很唬人的援军。援军总司令由大将完颜永锡担任，庆寿担任监军，二人率领步骑混合兵团四万人向中都进发。同时命令监察院副院长（御史中丞）李英担任后勤部长，向中都城运送军粮。

为了显示诚意，救援军每位士兵只背三斗米，连监军庆寿和后勤部长李英也以身作则，在繁琐的官服外背了三斗米，至于吃不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215年三月，救援军抵达霸州（今河北霸州），就地驻扎，观察情况。用完颜永锡的话来说，他们是在等待李英的运输部队。

李英的运输部队之所以落在后面，是因为他很忙。这位始终自诩智慧超群的人一路上收编各处的义军，当他快抵达永清（今河北永清）时，人数已达数万之多。他禁不住激情万丈，看着蓝天白云说：“何必要援军，看看我们的子民，是何等的爱国，只要把他们团结到一起，蒙古人早跑回老家去了。”

他只注意到数量，却没观察义军的质量。义军漫无纪律，作战能力奇差无比，但饭量却超群。所以李英的军粮日渐稀少，走到永清时，他给义军规定了饭量。这引起了义军的不满，因为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不吃饱就没办法打仗。李英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大为愁闷，多年以来，他解决愁闷有一个奇妙的方法，喝酒。

李英是个重度酒精依赖者，喝起酒来如渴驴饮水，喝酒之后就耍酒疯，连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他喝得昏天黑地时，石抹明安的机动部队已向他靠近。

其实，石抹明安自得到河南援军来的消息后，就密切注意这支援军。他发现援军驻扎在霸州按兵不动，就知道肯定在等粮草。他的侦察兵很快就告诉他，一支运输部队已抵达永清，正向霸州方向移动。

石抹明安善于釜底抽薪，认为人是铁饭是钢，只要让敌人没有饭吃，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于是他亲自带领500精骑的机动部队直奔永清。

烂醉如泥的李英得到前方出现蒙古人的消息后，酒醒了一半，他慌忙问蒙古人的人数。当得知只有500人时，酒壮熊人胆的他下令出击。那群正等饭吃的义军一听说要打仗，一哄而散。李英只好带着他的3000人运输部队攻击石抹明安，一攻之下，李英大喜过望，因为蒙古人实在不堪一击，纷纷溃逃。

酒精开始发挥作用，他已没了思考的能力，所以勇猛直追。追到霸州北面的青戈寨时，石抹明安埋伏下的士兵四面而起，李英的士兵从未中过这样的埋伏，全军覆没，李英也在迷醉中被乱军踩死。

石抹明安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金援军的几千大车军粮，这是个巨大的胜利。而对完颜永锡和庆寿来说，这是个晴天霹雳。给他们重击的不仅是军粮的丧失，还有蒙古兵团的实力，居然能如此轻易地夺到军粮，其战斗力可真不是浪得虚名。

完颜永锡的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庆寿努力保持着镇定。两人对望，希望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希望。但两人同时失望，庆寿小心翼翼地问完颜永锡：“军粮已失，进中都城又如何？”

完颜永锡拍大腿道：“你的话正合我意，撤退，撤到安全地带，观察情况再作定夺。”

李英殉职、完颜永锡逃到安全地带的消息传到开封后，完颜珣拍着龙椅咆哮不止。愤怒之下，他的第二步计划马上被扔到群臣中：让太子回开封。

群臣哗然，有人反对说，太子在中都，可助声势，一旦太子离开，中都城必失。

完颜珣气急败坏，指着群臣说：“你们这群鸟人，儿子都在身边，不能推己及人，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谁要是敢阻拦我召回我儿子，我就杀了谁的儿子！”

没有人肯为国家的利益贡献出自己儿子的命，完颜珣找到了人性的弱点，于是他成功了。于是，太子完颜守忠经过复杂的化装后，历经风霜来到了开封。父子相见，抱头痛哭。

在此危急时刻，完颜珣充分展现了父爱的伟大。用他的话说，中都城的陷落不是一个太子所能决定的。所以他召回自己的儿子在情在理，问心无愧。

完颜永锡和庆寿就没有这样强大的心理素质，二人在霸州心神恍惚。庆寿有天早上不知抽什么风，对完颜永锡说：“我们身负重任，应该尽责，我想攻击蒙古人。”

完颜永锡手一抖，茶碗落地，他浑身发出剧烈的颤抖，盯住庆寿，用一副世界末日的语调说：“你疯了吗？”

庆寿眼光顿时黯淡下去，垂头丧气地说：“我一说，你一听，何必较真。”

两人担惊受怕了一个月，最后达成共识：进中都城毫无意义，不如保存实力，退回开封。

当这一决议作出后，两人如释重负，脸上都露出久违的笑容。当夜，二人拔营，心急火燎地离开霸州，跑回开封去了。

完颜福兴和抹撚尽忠在中都城得知援军原路返回的消息后，一屁股坐进椅子里，拍着桌子说：“完了，一切全完了。”

抹撚尽忠很快从绝望中恢复，提醒完颜福兴：“再向皇上请救兵吧！没有救兵，中都城绝对保不住。”

完颜福兴长叹一声：“没有救兵了，全靠我们自己了！”

抹撚尽忠气急败坏：“靠个屁啊，城中早已发生断粮，易子而食现象不胜枚举，士兵每天只能吃一顿饭，照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投降！”

完颜福兴突然两眼怒睁，盯着抹撚尽忠：“你再说一遍。”

抹撚尽忠冷冷一笑：“不必这样，大家都知道即将发生的事。”

完颜福兴当然知道，所以他狠毒的眼光马上消散，死灰一样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空，天空暗淡。抹撚尽忠从那双灰尘一样的眼睛里却看到了一丝异样，像是希望，像是如释重负，像是看淡人生。

几天后，抹撚尽忠回想这个画面，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完颜福兴的确已有了打算，一个人心中一旦有了主张，眼前所有的困难就都是不值一提的烟云了。他换上私服，走到中都城的大街上。

中都城中到处可见饥饿的人群，正在买卖自己的儿女，完颜福兴对眼前悲惨的一切似乎无动于衷，他走出很远，突然发现自己站在遍地饿殍的大街上，不禁一愣。正当他琢磨为何陷入这一境地时，一个长胡子的人向他走来，扶住他颤巍巍的身体，轻声细语地说：“大人，保重啊！”

完颜福兴吃了一惊，他审视了这个年轻人，年轻人满脸菜色，但眼神炯炯，浑身上下充盈着贵族气，他问：“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

年轻人嘴角挑出一丝笑来：“大人，不记得我了？我是员外郎耶律楚材啊！”

完颜福兴苦笑，摇头：“忘记了，一切都记不起来了。”

绕过年轻人，向前走，他听到年轻人喊道：“大人凡事三思！”

完颜福兴没有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他也没有心情思索这句话，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回到家中，找来抹撚尽忠，底气十足地说道：“你我二人受浩荡皇恩，应该殉国。”

抹撚尽忠看到完颜福兴眼神里的杀气，不禁心上一动，急忙答应道：“当然，我这就回去准备。”

一个时辰后，有人来报告完颜福兴，抹撚尽忠正收拾细软和家人准备逃跑。完颜福兴大怒，痛骂抹撚尽忠猪狗不如。但他毫无办法，因为军权在抹撚尽忠手里，他已没有权力调动任何军队。

不能对付抹撚尽忠，但能对付比抹撚尽忠弱的人，他叫来抹撚尽忠的亲信完颜师姑，问道：“抹撚尽忠答应我和我一同殉国，现在却准备私自逃跑，这件事你知道吗？”

完颜师姑头脑发昏，回答：“我知道，他今天晚上就走。”

完颜福兴再问：“你的行李准备好了吗？”

完颜师姑霉运当头，回答：“已经准备好。”

完颜福兴脸色一沉，手按剑鞘：“社稷怎么办？”

完颜师姑发觉杀机四起，但已没有辩解的可能，马上跪倒在地，高喊饶命。完颜福兴不可能饶他，完颜师姑被拖出去处决。

处决了一个小角色，并不能挽救中都城，更不能制止抹撚尽忠的逃亡。完颜福兴借酒浇愁，并且请来好友赵思文，要其代他办一件身后事。

赵思文不仅是完颜福兴的好友，还是他的老师，完颜福兴有良好的儒家教养全是赵思文的功劳。对于完颜福兴的殉国，赵思文从儒家角度为他分析，并作出肯定的判断。完颜福兴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皇上完颜珣，在信中他苦口婆心地劝完颜珣要亲君子远小人，这种儒家的陈词滥调得到了赵思文的击节赞赏。

那天晚上，完颜福兴把一口上好的剑按到脖子上，狠狠地一抹，壮烈殉国。

那天晚上，抹撚尽忠带着他的老婆孩子和一车金银细软出了城，出城前，完颜珣的小老婆们拉住他的大腿，请求他带她们一起走。抹撚尽忠担心人多走起来麻烦，所以欺骗这群美丽的女子：“我去前方探路，回头来接你们。”

这群美丽的女子绝不会想到大将军抹撚尽忠会欺骗她们，纷纷让开一条道路，抹撚尽忠打马而去，当他逃出中都城抵达安全地带时，回首望中都，不禁为自己的智慧沾沾自喜道：“要是带着她们，我们岂能逃出，哈哈！”

做完颜珣的手下，有个特别的好处，无论你做出多么出格的事，也不会丢命。抹撚尽忠逃到中都后，居然大受重用，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完颜珣已是非不分，不具备人类的智慧了。

完颜福兴自杀，抹撚尽忠逃遁，中都城群龙无首，陷落已是时间问题。虽然是时间问题，但蒙古人还是受到不小的打击，中都城军民自动自发地组织抵抗，那四个孤立出去的城堡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先把蒙古人引到正城门前，四个城门的守军把各种攻城器械毫不保留地用在了城下的蒙古人头上，最厉害的当属火油，当头浇下，蒙古士兵如杀猪一样号叫。

中都城中连行动自如的妇女都上了城墙，城陷之前，一大批妇女为了不受凌辱，纷纷从城墙上跳下，几年后，花剌子模使者考察中都城时，据他们说，还能听到那些自杀妇女的哭声。

世界上从来没有攻不破的城，1215年五月，中都城终于在蒙古人的猛烈攻击下陷落。双方在城中展开惨烈的巷战，蒙古人每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而金人付出的代价十倍于此。

战斗终于在一周的惨烈搏杀后结束。有人劝成吉思汗进城展现威力并观赏下这座城池的美好，成吉思汗笑道：“它已经是我的了，将来有很多机会进城，何必急在一时？况且，它现在的模样不是我喜欢的。”

就这样，他神色凝重地站在中都城外很远的地方，短暂地扫了几眼，然后发出冷酷的声音：“让这座城市消失吧！”蒙古兵团都知道“消失”是什么意思，一时间，抢劫、屠杀和放火次第进行，这个金国引以为傲、当时世界上最荣华的首都很快就成了泡影。

先是抢劫。抢劫伴随着屠杀，大批无辜市民因不奉献财宝和奉献的财宝太少而遭到杀戮，中都城的皇宫是蒙古人抢劫时特别关注的地点，成吉思汗对抢劫或者说是收缴战利品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中都城一陷落，他的特使就进了城，直奔皇宫。

戏剧性的、同时可以展现成吉思汗律法的一幕出现了，被派去收缴战利品的有三人，成吉思汗的义弟失吉忽拒绝了金国降臣从府库里拿出的礼物，而另外二人坦然接受。成吉思汗后来问失吉忽：“你为什么不收下礼物呢？”失吉忽用夸张的声调说：“在攻下中都之前，这里的一根绳子、一块手帕都是金国皇帝的。现在我们占领了这里，一切东西就都属于成吉思汗了。金国的臣子们怎么可以用成吉思汗的东西送人？所以我什么东西都没要，也不应该要。”

成吉思汗也用夸张的声调对群臣说：“失吉忽识大体！”然后，严厉责备了另外二人，并且要他们把吃掉的东西吐出来，战利品分配时二人什么都没有得到。

成吉思汗始终坚信一条，任何人都可以靠教育成才，任何人都必须随时随地接受教育。他早就说过战利品分配原则，而直到如今还有人违背，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他容忍的。他没有对二人进行体罚，已是汗恩浩荡了。

成吉思汗到底从中都城拿走了多少财富，没有人知道。有一个现象可以证明他绝对成了超级富翁，运送金银财宝的骆驼和牛车商队从中都城绵延到蒙古草原达几百公里，大量丝绸因没有地方运送，只好用它们来捆绑财宝箱。中都城中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被成吉思汗装上牛车和骆驼的脊背，像是一条河流缓缓而绵长地流向蒙古高原。

史学家说，成吉思汗完全把中都城掏空，连妇女用的香水都不放过。他的战利品越多，就越激发将士们继续征战的狂热，将士们的狂热越高，征战的可能性就越大。用庞大的战利品刺激将士们开疆拓土的雄心，正是成吉思汗能成就伟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都城的财物被掏空后，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和放火。或许是担心被冲天的火光烤到，他撤到长城外侧的多伦附近。中都城皇城火光冲天，熊熊大火持续了一个月。如果不是石抹明安的劝阻，整个中都会化成灰烬。

蒙古人对一座城池的惩罚，石抹明安早就见识过。一般情况下，蒙古人在攻占一座城池后，会将那里的居民驱赶到郊外杀掉，然后返城焚毁民居。这是因为中原地区的城池会阻碍他们返回时的速度，增加难度。成吉思汗还有个高深的想法，他要把所过之处制造成一片广阔空旷的地带作为大牧场。这种思想在后来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头脑中仍占一席之地，蒙哥夺取南宋大部分领土后，就想把当地的人都驱逐，然后种草，想把整个江南变成草场。

石抹明安对成吉思汗说：“一旦屠城，其他各城市就会顽强死守，如果不屠城，甚至保护这座城池，可达到传檄而定的效果。”

这是一种新思想，让成吉思汗耳目一新，他同意了石抹明安的建议，并且让石抹明安当中都城的一把手，要他好生治理中都城。

毁灭后再给予生存的权利，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做派。

木华黎的第二战场

当成吉思汗沉浸在攻陷中都城的喜悦中时，木华黎正在辽西战场势如破竹，高歌猛进。

每当木华黎横刀立马在蒙古兵团前列，淡淡地欣赏战场时，人们就会看到他强健的体魄、卷曲的胡须；当他设计战场时，人们则会被他缜密的谋划能力折服；当他参加战斗时，人们更为他高超的射艺而瞠目结舌。木华黎是成吉思汗有生以来最亲密的战友和合作伙伴，1214年他出发去横扫金国根据地辽西时，已经45岁，这是个让有志者羡慕的年龄。无论是阅历、经验还是智慧都已沉淀，随便一个平台，都能让他发挥耀眼的光热。

木华黎制定了无懈可击的战略，由西向东，先攻金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临潢府守将在抵抗一天后，开城投降。木华黎按“投降从宽”的原则没有屠城，在设置了自己政府的官员后，继续向西抵达高州（今内蒙古赤峰郊区），高州本是辽国所设，金国灭辽国后，把此地当成战俘营，主要关押朝鲜战俘。高州还有个特点，就是富得流油。高州守将攸兴哥曾在蒙金开战以来，屡次领兵出城攻击蒙古人的侦察部队。木华黎在高州城下得知这一切后，大为震怒，于是传令高州城内，谁把攸兴哥的头颅砍给他，他就赦免高州城全城军民的死罪。不然，城下之日，就是屠城之时。

高州城军民始终把攸兴哥当成英雄人物，所以他们不为木华黎的宣传所蛊惑，倒是攸兴哥本人心情沉重起来。他知道自己无法抵抗木华黎大军，而且蒙古人都是说到做到的主，一旦城破，全城人民的性命就成飞灰。攸兴哥是个无私的人，他经过权衡得出结论，全城人的性命高于自己的脑袋。

于是，他开了城门，要城外围困的蒙古人通知木华黎，他亲自为木华黎献上他的脑袋。让他大为吃惊的是，木华黎没有杀他，还表扬他是壮士，并且重用他。

攸兴哥死里逃生的事告诉我们，命运的确捉弄人。

高州城一下，木华黎就在城中召开军事会议，那个始终关注金东京的石抹也先发言说：“此时应派一支军队突袭东京。”

木华黎陷入沉思，他本来兵力就不多，再分出一部分兵力，这是很冒险的。石抹也先发现了木华黎的担忧，连忙热情起来。他说，只需给他几千人，他就能拿下东京。即使拿不下来，也可以牵制敌人。

木华黎又沉吟了一会儿，认为这个险可以冒，于是他同意了石抹也先的请求。

石抹也先带领一支兵团昼夜驰骋，绕过城镇，直奔东京。大概是他的指挥能力有限，或者是他的这支兵团人数很少，总之，他在东京城下进展迟缓，不但如此，突然有一天还被东京城守军突袭，经过两个月的围困，石抹也先发现自己不可能攻陷东京，所以西回。

石抹也先在东京城下一筹莫展时，木华黎正顺风顺水。1214年十月中旬，木华黎攻陷成州（今辽宁义县北），正当他思考下一个目标是正西方的懿州（今辽宁黑山县）还是西南方的锦州（今辽宁锦州）时，锦州方面突然有变。锦州城守军中级军官张鲸干掉了他的长官，自称辽海王，派人来投木华黎。木华黎对张鲸在关键时刻的识时务大为赞赏，宣称保留他的辽海王称号，让他替成吉思汗管理锦州。

锦州的不战而得，让木华黎兵团士气高涨，推进到西面的懿州城下时，木华黎很随意地派使者到城中劝降。懿州城中有硬汉，最高军政长官高闾山断然拒绝木华黎的劝降。惨烈的攻城战开始。木华黎带着蒙古兵团中最精锐的工程部队，高闾山的抵抗意志很快被瓦解，决定以死殉国。他的血还没有停止喷涌，城就被攻破。

当木华黎在懿州休整时，石抹也先灰头土脸地跑来，两人合兵一处，木华黎听取了石抹也先对金东京的报告，决定放弃东京，突袭金北京。

要突袭北京，必须要过兴中（今辽宁朝阳），木华黎派使者到兴中城劝降，一把手兀里卜严词拒绝。木华黎的使者才走，兴中城中的官员和土豪们就商议说：“蒙古人都是野兽，不投降城池的人全被屠杀，兀里卜这是充当我们的代表，他有什么资格决定我们的生死，先让他死去吧！”

他们知行合一，商议完毕马上就做。兀里卜当时正在办公室里研究地图，突然一群士兵冲进来，将他乱刀砍死。兀里卜的死说明两件事。第一，蒙古兵团的“投降从宽，抗拒全杀”宣传其效如神；第二，别总想着代表人民，否则后果很严重。

兴中城里的土豪和官员联合干掉了最高长官后，共同推举超级土豪石天应为他们的领导。石天应屁股刚坐到兴中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就马上向木华黎抛媚眼。木华黎兴奋地迎向他的媚眼，石天应做奴才的热情高涨，请木华黎兵团进兴中城，他要犒军。

木华黎回复说：“你的忠心苍天可鉴，你的热情我心领，但我还有要事，所以不进城了。我代表成吉思汗封你为兴中城的一级长官，好好干。等我凯旋时再到兴中城和你相见。”

木华黎不进兴中城，一方面是他认为兵贵神速，必须马上去解决北京，一方面他对兴中城没有多大兴趣，他最大的兴趣是北京城。

兵团迅速上路，从兴中城郊区快速通过，1215年正月，木华黎抵达北京城外，在扫荡了外围防御后，蒙古兵团把北京团团围住，连最矫捷的鸟都飞不出来。

北京城内有我们熟悉的人，此人正是那位喜欢拿鹅毛扇的奥屯襄。有人说他是福将，每次都战败，每次都活着。完颜珣后来再也不想看到他的嘴脸，所以要他到北京防守。这位诸葛亮的超级粉丝一到北京城，就跑上城墙，效仿诸葛亮焚香弹琴。1215年正月，木华黎兵团抵达北京城下时，正是乍暖还寒时节，他不顾低温，潇洒地在城墙上挥舞鹅毛扇。这番表演让木华黎哭笑不得，不过北京城和中都城的防御相差无几，所以木华黎先不硬攻，而是采取诱敌出城之计。

仍然是千篇一律的试探性攻城，然后撤退，主力部队设置埋伏圈，把敌人诱进埋伏圈。奥屯襄像头蠢猪一样中计，出城追击，踏进木华黎的埋伏圈，孤身一人逃回城里，鹅毛扇也丢在了战场。

奥屯襄面临生命危险，但危险不是来自敌人木华黎，而是来自北京城内部，他的同僚。众所周知，奥屯襄没有军事才能，从他喜欢扮演诸葛亮就可以得出结论，他在性格上有些清高自傲，不太合群。他以颓废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进入北京城，肯定难以服众。尤其是当皇上完颜珣逃到开封后，作为中央特派员，奥屯襄的身份极为尴尬，再加上他出城惨败而回，仅有的一点权威如他的鹅毛扇一样消失不见。

最先向他发难的不是北京当地官员，而是和他一起来的监军完颜习烈。军事会议上，完颜习烈提出投降的建议，这是奥屯襄那颗忠君爱国的心绝不能接受的，所以两人发生剧烈争吵。奥屯襄吵完后就回家制造鹅毛扇，完颜习烈却没有这样的闲情，他集合一批对他忠肝义胆的兄弟，闯进奥屯襄的住所，将奥屯襄杀掉。

但完颜习烈也是个愚蠢透顶的人，杀掉奥屯襄后，他独揽大权，将向蒙古人投诚的事抛之脑后。北京城土著官员们大为不满，他们又杀掉完颜习烈，推举两位军界资深人士为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宣誓就职后马上向城外的木华黎兵团投降。

北京城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陷落了。木华黎进城后，突然起了邪火，认为北京城投降太晚，应该按照规矩屠城。石抹也先急忙劝阻说：“北京城主动投降，天下人皆知，不可坏了咱们的规矩，否则将来如何取信于人？”

木华黎认为石抹也先的话很有道理，北京城逃过一劫。东京城马上进入木华黎的作战视野。1215年三月，木华黎兵团从北京城向东北方迅猛推进，兵团绕过所有城池，保存战力兵临东京城。东京城戒严，以一副与城池共存亡的面目呈现于木华黎眼前。

木华黎决定强攻，吃过东京城墙亏的石抹也先劝阻说：“只能智取，绝不能强攻。”

木华黎问：“计将安出？”

石抹也先暂时还没有计策，几天后，石抹也先就有了计策。完颜珣的开封政府在得知东京遭受攻击后，马上派出一位据说是非常善于守城的官员奔赴东京。从开封到东京，路途遥远，危险丛生，谁都不敢保证这位官员能顺利到达。可这位官员却出人意料地躲过所有危险出现在东京城五十里的地方。但他没有逃脱蒙古巡逻队，当场被活捉。

石抹也先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喜过望，他拿出了计策：自己装扮成这名官员，进入东京城，要东京城撤销防御。

木华黎认为这个计策很冒险，因为东京人见过石抹也先。石抹也先却一意孤行，他说，几个月前，他在东京城下失败了，现在他要争回面子。

计划很快实施，石抹也先经过化妆师的妙手，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进入东京城，拿出开封政府颁发的委任状，东京官员们相信他就是前来的救世主。让东京官员们想不到的是，这位救世主提出的一个拯救方案是：开门投降。

正当东京官员们愕然之时，他已经登上城墙，撤回了城墙上所有的部队，毁掉了防御武器，然后打开城门，木华黎兵团就这样未遇任何抵抗地走进了东京城，夺取了该城的十万人户和够十万人吃一年的粮食，还有大量先进武器。

史书说，石抹也先智取东京可谓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惊险的一幕，这话言过其实。木华黎从北京奔袭东京时，东京方面就已经得到可靠情报，整个辽西已尽入蒙古人掌中，东京城实际上已成孤城，人在困境之下，只要有一点出路，他们就会毫不犹疑地走进去。所以当石抹也先在东京城中撤销防御时，没有人阻拦，更没有人发表异议。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整个1215年，蒙古兵团以金中都为中心，向外全方位辐射，攻取金国大小城池862座，把残破、空虚、早已疲惫的河北地区尽纳版图。

耶律楚材

1215年秋，成吉思汗回到蒙古草原，战利品如山，美女如云，不过在这些庞大的战利品中，成吉思汗最钟情一个战利品，这个战利品不是物品，而是一个人。此人正是完颜福兴自杀前在中都城大街上遇到的那个年轻人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先祖本是辽国开山老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耶律楚材是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辽时期，耶律楚材的祖先们可谓无限风光，家族中出了四个太师。辽国被金国所灭后，和大多数耶律皇族一样，耶律楚材的祖宗们也为金国效力，他的爷爷、父亲都是金国政府的中级官员，他本人同样如此，成吉思汗攻陷中都城时，他是以金国中央政府员外郎的身份被俘虏的。

有人推荐耶律楚材给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只是例行公事地说：“随便给他个官职吧。”这是他长期以来对契丹投降分子的一贯思想，但推荐耶律楚材的人说：“您还是应该见他一下，此人非同凡响。”

成吉思汗不动声色地问：“怎么个非同凡响？”

介绍人就把耶律楚材的家庭背景说了一遍，然后详细介绍了耶律楚材本人的情况。据他说，耶律楚材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当然，但凡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只要肯下苦功，都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佼佼者。耶律楚材有所不同，他不是个纸上谈兵的传统文化大师，而是个知行合一的传统文化大师。

比如学习佛学，他首先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就是知行合一。再比如他学习老庄哲学，第一步就是效仿庄子，精神和肉体到处逍遥游；他要学习天文，就自制放大镜和望远镜；他学习地理，就在家中的院子里用泥土制作模型；他学习金国的法律，在看教科书的同时还去监狱里做实地考察，翻检刑部的所有案宗；他学习术数，对，关键就是这个，耶律楚材这家伙会预知未来，是个半仙。

成吉思汗越听越有兴趣，最后听到耶律楚材能预知未来时，心潮可就澎湃起来了。草原人也喜欢占卜，不过层次很低，烧几块羊骨，从烧后羊骨上的裂纹预卜吉凶祸福。成吉思汗每次出征或者是有重大议题之前，都会烧羊骨。

他马上派人去请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一进来，成吉思汗就被其相貌所震撼。耶律楚材身长八尺，眼神如炬，一把漂亮的胡子直到胸口，讲起话来声如洪钟，不卑不亢，始终保持着最出色的贵族气质。

成吉思汗只看了一眼，就马上喜欢上这位契丹汉子，他问：“身上带羊骨否？”

耶律楚材反应不过来：“动物的尸骨带之何用？”

成吉思汗点醒他：“听说你会预卜，为何随身不带羊骨？”

耶律楚材明白了，恭敬地回答：“我预卜吉凶祸福，是靠看星卜卦，非靠羊骨也。”

成吉思汗兴奋起来，说：“你卜算一下，我大蒙古国最近有何战斗？”

耶律楚材掐指一算，说：“西北有战事。”

成吉思汗又惊又喜，惊的是西北的确已不稳，喜的是，对方真就占卜出来。

耶律楚材对成吉思汗的惊喜反应平淡，如果你是个高明的魔术师，表演一段魔术后，面对观众的惊喜，也会和耶律楚材一样反应平淡。

成吉思汗又迫不及待地问：“我何时能取得全中原？”

耶律楚材没有掐指，而是平静地说：“不必卜算，金国已穷途末路，被可汗您消灭指日可待。”

这话成吉思汗很爱听，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坚信眼前这个人是长生天赏赐给他的，在1215年的最后三个月，他和耶律楚材几乎形影不离，友情一日千里。耶律楚材向这位不知文明为何物的人灌输文明，小心翼翼地告诫他不要嗜杀，尽可能地保留中原文明。

成吉思汗每次都不停地点头，但他的兵团仍然在攻陷的城池里烧杀掳掠，他的士兵仍在摧毁各个城池里的文明建筑。唯一不同的是，他已经有意识地告诫他的兵团司令们，该克制的时候要克制。而兵团司令们是否为了扩大战利品违背他的命令，他离战场太远，管不到那么远。

成吉思汗太喜欢耶律楚材了，几年后他对未来的接班人三子窝阔台说：“耶律楚材是天赐我家的奇才，你必须要好好对待他。”喜欢一个人，就愿意为他出头，有一天，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说：“你们契丹人和女真人是世仇，我可以为你报仇！”

耶律楚材当即回答：“我的爷爷、父亲和我本人都在金国政府做过官员，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金国皇帝的臣仆。臣仆如果想着报复主子，那就是欺君之罪。”

这番话拨动了成吉思汗的心弦。成吉思汗的品性中有一项特别值得推崇，他敬重一个人的忠诚情操，即使这个人是他的敌人。

成吉思汗向耶律楚材说的那句话，透露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当然，这个信息也是我们之前看到过的：成吉思汗有仇必报，尤其是国仇家恨。

耶律楚材的回话也并非是全部原因，辽国被金国所灭已过去百年，耶律楚材早已成了金国的人，那个遥远如幻梦的辽国已不是他的菜。

实际上，让耶律楚材名垂青史的并非是和成吉思汗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他最耀眼的时代是在窝阔台时期，而在成吉思汗时期，他不过是个幕僚。虽然如此，他已经知道该如何把这个野兽般的军事王国拉到文明的轨道上。

有一次，一位擅长制作弓箭的西夏人在成吉思汗面前说，国家正是需要武力之时，要个书生何用？

耶律楚材马上说：“制造弓箭尚且需要弓匠，为天下者怎么可以不用天下匠？”

这话柔中带刚，那位西夏人被噎了个跟头，成吉思汗则对耶律楚材的话大为赞赏，从那之后更为信任这位书生。因为成吉思汗隐约地感觉到，一个庞大的国家没有书生实在是不敢想象，尤其是像耶律楚材这样能掐会算的书生。

潼关之战

成吉思汗自得到耶律楚材后，经常和他一起探讨天下大势。耶律楚材有问必答，答则必中。成吉思汗很不喜欢两面作战，所以从1215年回到草原后，始终没有出兵，因为当时木华黎正在经营东北战场。可耶律楚材却说，应该配合木华黎的东北战场，从西夏境内进陕西，攻潼关，对开封城实施压迫。他最后补充说，如果此时不对开封城进行大攻势，当开封城积聚力量反攻黄河以北，后果将不堪设想。

成吉思汗认可耶律楚材的分析，1216年八月，成吉思汗命令大将撒木合率领蒙古兵团十个千户从西夏境内进入关中，威胁开封的右侧。撒木合兵团进入关中后，势如破竹，成功攻陷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在京兆府，蒙古兵团大肆洗劫，京兆府千百年文明毁于一旦。1216年十月，蒙古兵团抵达潼关，迅速展开猛攻。潼关位于渭水与黄河交汇处，处于华山与黄河之间的峡谷中，是开封阻挡一切敌人的军事重镇。这座军事重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撒木合只能对着它叹息。

叹息之后，撒木合撤军，从南路迂回进军抵达汝州（今河南汝州），汝州瞬间而下，蒙古兵团乘胜又拿下了密州（今河南新密），逼近距开封城西十公里的杏花营。

开封城里鸡飞狗跳，完颜珣急命山东方面救援。山东方面早被成吉思汗兵团折腾得奄奄一息，没有兵力可派。大将郭忠头脑灵活，和活跃在当地的义军花帽军取得联系，并最终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于是这支义军被拉进了河南战场。

双方在杏花营展开激战，难分高下。撒木合发现金国居然还有如此骁勇的兵团，于是退出杏花营战场，带领兵团西退，从陕州（今河南陕县）境内渡过黄河北岸稍作休整。

等于说，撒木合是被花帽军赶到黄河北岸的。这是蒙古军自和金国开战以来，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阻击。撒木合重新调整思路，认为还是应该先攻潼关。1216年十月，他第二次来到潼关。不过他没有发动一次强攻，而是绕小道去攻打潼关南面的屏障——禁坑。

禁坑被蒙古人称为禁沟，一条南北走向长15公里的天险深谷，南端始于秦岭蒿岔峪口，北到潼关南面两公里左右的石门关。沟谷势如壁立，灌木丛藤夹杂其间，少有人迹。在禁沟西侧，金军修建了12座连城，形成一道人工屏障，自豪地拱卫着潼关。撒木合第一次攻潼关时，禁沟守军就总是趁他不注意时袭击他，搞得他经常心神不宁。所以他最终认定，要攻克潼关，必须拿下禁沟。

拿下禁沟，说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撒木合靠硬取是妄想，要拿下禁沟必须偷袭，而偷袭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攀上高峰，居高临下地袭击金守军。

通往高峰的路上连鸟都不愿意走，据当地人说，那条若隐若现的羊肠小道中野草丛生，里面都是史前爬行类动物，青天白日就能听到鬼哭。尤其要命的是，山涧峻谷，除了飞行以外，别无他法。但蒙古人不会飞，于是他们就把数支铁枪捆接起来，在山涧峻谷上搭起“桥梁”，纵然是这种情况，走在上面，向下一望，也是心惊胆战，魂魄尽飞。蒙古人克服险境的精神充分展现，他们经过艰难的跋涉后，终于登上高峰，控制了制高点，当所有蒙古士兵都进入阵地后，猛攻开始了。

金守军发现头顶有敌人的同时，遭到了剧烈的攻击。没有人知道蒙古人是如何把攻击机械运送到山顶的，金守军只是感觉到从天而降无数的致命石头。他们被这群天外来客吓得魂飞魄散，扔掉武器，玩命地逃命。撒木合轻而易举地攻陷了禁沟，没有了禁沟的保护，潼关此时如被吓傻的孩子一样哭泣。潼关危在旦夕，完颜珣命令那位曾救援中都城而半路逃回的完颜永锡紧急救援潼关。

完颜永锡和他的父母相拥而泣，这位名震遐迩的大孝子对父母说，蒙古人简直不是人，是野兽，自己这一去恐怕就是永别。

一家人抱头痛哭，把在外准备出征的将士们哭得六神无主、士气全无。救援潼关本刻不容缓，完颜永锡却不紧不慢，走到渑池（今河南绳池）时，他下令全军就地待命。谁都不知道待什么命，他的幕僚问他，他也不回答，只是望着开封方向眼含热泪。

三天后，他下令上路继续前进，军队对他已不抱希望，逃兵已成群结队。这是个恶性循环，完颜永锡越是精神不振，逃兵越如滚雪球，逃兵越多，他越是精神不振。

当这个萎靡不振的废物进入京兆府时，又下令就地待命。他的幕僚们和完颜珣派来的监军大为恼火，要他速速前进，救援潼关。因为一封接一封的情报传来，潼关如果再无救兵，必失无疑。

完颜永锡拿着那些情报，抖着给他们看，声音发颤：“我跟你们说过，蒙古人全是野兽。我见过他们的威力，咱们去救援是羊入虎口。”

幕僚们问：“那你说该怎么办？”

完颜永锡被问住了，半天才憋出一句没骨气的话来：“看天命吧！”

天永远照顾那些奋勇直前的人，比如撒木合。撒木合知道开封城有援兵来，所以他使出了吃奶的劲，对潼关进行疯狂的攻击。潼关终于在撒木合的攻击下失陷，蒙古兵团吼叫着进入潼关时，完颜永锡还在京兆府望着开封方向满眼流泪。

有人声泪俱下请求他救援潼关，他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撒谎说：“皇上有令，要我在此等候，哪可轻易出兵，难道皇上不如你们聪明吗？”

当潼关陷落的消息传来后，完颜永锡居然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说：“终于结束了，走，咱们回开封。”

金国政治史上一幕戏剧上演。监察官们认为完颜永锡坐视潼关失守，应该判处死刑，以警示全军，振作军威。

完颜永锡虽然是个酒囊饭袋式人物，但有个大优点，就是善于处事，所以他的人缘特别好。于是，先是金国军界强烈反对，接着是一百多名宗室向完颜珣请愿，要求酌情量刑，宽赦完颜永锡的死罪。

完颜珣突然头脑清晰起来，断然拒绝，冠冕堂皇道：“完颜永锡一年前救援中都不战而回，使中都失陷，罪当诛杀，那时我就宽赦了他，给他官复原职，掌握军权。今天又犯这样的罪状，朝廷哪可再行宽赦，法律哪容私情践踏？完颜永锡两次救援都是不交一战，让我大金国颜面尽失，不杀他，天理不容。”

术虎高琪马上站出来，保护他的好朋友：“完颜永锡是个忠孝人物，杀了他恐寒了众臣的心。”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完颜珣到开封后，开封官员是主力，由于时间太短，还没有对他形成效忠心理。完颜永锡对他可是忠心耿耿，天下人都知道。如果这样一个人被他杀了，将来还有谁肯效忠他？

一想到这里，完颜珣马上换了副嘴脸，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削他的官和爵位，让他老实在家反省。”

他不明白的是，金国政府所有人都应该反省，尤其是他，第一个要反省，金国是怎样沦落到现在这一步的。

当然，这种意识，完颜珣和他的政府官员们没有，所以金国江河日下。

撒木合攻取潼关后，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而是连营数十里休整。金国政府有人提供建议说，应该在他们休整时突袭他们。可完颜珣否决了这个建议，他隐约能听到潼关方面传来的人喊马嘶声，这种声音让他魂魄不安，所以他把任何主动的行为都视为不祥的妄动。

撒木合则认为，任何主动进攻都能获取好运，所以大军休整之后，他就派出一支先锋部队，从小路直趋汝州，然后抵达汴京城西郊，开封之战就此打响。

徒劳攻开封

撒木合攻陷潼关的捷报送到草原时，成吉思汗正和耶律楚材聊天。二人聊得很开心，直到成吉思汗听了那份捷报。他脸色凝重，耶律楚材自跟随这位战争之王以来，从未见过他面对战况时有如此的神情。

许久沉默，成吉思汗终于发出一声叹息：“撒木合这场仗不好打啊！”

耶律楚材问：“为什么？”

成吉思汗回答：“开封城是他们最后的据点，必是死守到底，他们兵力强大，守城绰绰有余。撒木合只有一万人，强攻显然不可能。中原人和咱们打过多次交道，知道咱们的用兵策略，所以诱敌之计也不能奏效，所以我说，撒木合这场仗不好打。”

耶律楚材没有作声，大概是因为这是纯军事问题，他没有能力参与，成吉思汗也没有让他拿主意的意思。就在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调派了二十个千户，飞奔开封战场。同时命令西夏出兵三万，协同作战。

西夏此时的皇帝是李遵顼，他在1211年干掉了叔叔李安全称帝。他未当皇帝之前是状元郎，当上皇帝后，他用实践验证了“知识并不等于智慧”这条格言，西夏在他的统治下，摇摇晃晃。

成吉思汗的命令一到，正在作诗的李遵顼扔了毛笔，立即调派三万人马奔赴开封战场。撒木合对这三万人马不抱任何希望，因为看上去，这三万人好像都是杂牌军。

其实，撒木合的眼光太高，西夏这三万人马是货真价实的正规军。只是和蒙古兵团一比，他们就显得超级杂牌了。

撒木合现在虽然有六万人马，可开封城和周边的驻军保守估计有二十万，所以，撒木合这场仗还是不好打。当兵团推进到离开封城三百公里的渑池时，撒木合遇到了驻扎在此的金国兵团。兵团司令蒲察阿里不逊严阵以待，虽然面对撒木合兵团背脊发凉，可他暂时没有退却。

撒木合命令西夏兵团发动进攻，西夏兵团狂呼乱喊，毫无章法地发起冲锋，蒲察阿里不逊大喜过望，对顾问们说，如果敌人都是这种素质，那大金就有望恢复中都，打到他们老巢去了。

双方一经接战，西夏兵团惨败，发出震天动地的哭喊。蒲察阿里不逊信心百倍，下令追击残敌。撒木合等待多时，在他沾沾自喜时下令蒙古兵团冲锋。

两支兵团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蒲察阿里不逊面对蒙古兵团就如拳击手被绑上了双手，连抵抗之力都丧失。他在乱军之中好不容易找到一条逃路，拍马就走，临走之前，特意把他的情妇也带走了。

撒木合兵团如狂风般追击残敌，一直追到开封郊区，才停下脚步。开封城里马上乱哄哄，完颜珣照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术虎高琪勇担重任，全权负责开封城防御，他的方法是紧闭城门，顽强抵抗，城门只有一种情况会开，那就是被敌人攻破。此种情况下，撒木合纵然有神助，也拿不下开封。所以他选择另外一种方略，主力紧紧围困开封，数个小分队攻打开封城周边的卫星城，并骚扰周边的村庄，孤立开封。

术虎高琪对开封城外的一切事情视而不见，他的心里、眼里只有开封城本身，在撒木合兵团的猛烈攻击下，开封城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但屹立不倒。

撒木合此时黔驴技穷，他只是知道开封城至少有二十万守军，却不知道开封城的后备资源匮乏。开封城的城墙远比中都差，粮食储备只有中都的十分之一，养活二十万人勉强维持一个月。撒木合用了多次诱敌出城之计，但都没有效果。术虎高琪像是被钉死在开封城，无论使用什么计策，他就是一动不动。

其实，术虎高琪并没有完全做到不动如山，他的敌人除了撒木合外，还有政府里的监察官们。所有监察官都指责术虎高琪“畏敌如虎”，任凭蒙古人在开封城外围扫荡。他们的意见是，派遣一支骁勇的部队突破蒙古人的围困重新取回潼关，再派一支骁勇的部队到渑池，这样，渑池和潼关是犄角，开封是牛头，三方面合力把蒙古人消灭于开封城下。

完颜珣在监察官们旁征博引的论述下认定，术虎高琪应该支持睿智的监察官们的意见。术虎高琪听了完颜珣的话，懒洋洋地说了一句话：“监察官们对军事一窍不通，知道个屁！”

这句话在监察官群体中引起了剧烈的震荡，他们纷纷上书请求完颜珣解除术虎高琪的职务，让一名有胆有识的人代替他。完颜珣征求术虎高琪的意见，术虎高琪还是懒洋洋地回答：“蒙古人走之前，我不会解除任何职务，也没有人可以解除我的职务。”

完颜珣很平静，他仅有的智慧告诉他，术虎高琪这人得罪不起，他手握重兵，在军界是说一不二的人，危难时期，他这样的人就是佛祖、就是上帝。

术虎高琪的保守防御很快见到效果，撒木合在开封城下团团转。但撒木合团团转的同时，完颜珣也团团转，因为开封城的粮食已见底，他征求术虎高琪的意见。术虎高琪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说：“求和。”

完颜珣派人去跟撒木合求和，撒木合把消息通知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看着开封城的方向说：“我们已经打尽了所有的鹿和野兽，只剩下了一只兔子，我们为什么不该放过它呢？”

成吉思汗说这段话时，他的战友们都在旁边，听到这句话后，他们异口同声地叫道：“只有当皇帝不再是皇帝，而是大汗您忠实的仆人时，才会有和平。”

成吉思汗对战友们的精神大为欢喜，可他知道撒木合的艰难。于是他说，撒木合在前线可见机行事，对中原人的战争还将继续，但不必非要在开封城下一较高低。

撒木合接到成吉思汗的口信后，失魂落魄。他对没能攻陷开封城感到羞耻，所以他对金国的议和提出苛刻的条件：把河北、山东等地的城池统统交给蒙古，完颜珣去掉帝号，成吉思汗可封他为河南王。

完颜珣接到这样的条件后，气得死去活来。他回信给撒木合说：“你这条件，即使我答应你，我的祖宗也不会答应，我的祖宗答应你，我的臣民也不会答应。如果我答应你的条件，你让宋人怎么看我，西夏人怎么看我，朝鲜人怎么看我，西方的那些国家怎么看我！”

撒木合现在骑虎难下，只好再对开封城猛攻。但很多人都看得出，他的心思已不在开封了。术虎高琪敏锐地发现了撒木合对开封城的心不在焉，于是派出情报人员到还有救兵的地方搬救兵。

国难当头，必有忠臣义士。河东行省最高长官胥鼎命人带领一万人马渡过黄河，救援开封。与此同时，各地的义军也在术虎高琪“高官厚禄”的忽悠下，纷纷带兵前来。这些人脸上呈现着忠义颜色，似乎要为皇上完颜珣贡献鲜血乃至生命。

这些救援军在胥鼎的指挥下，分五路夹攻撒木合。撒木合发现如果再不撤退就会陷入被围殴的危险，于是迅速撤离黄河，这次撤退是人类军事史上战略转移的一个奇迹。撒木合兵团在两个月内后撤了800公里，这种速度可与一支机械化部队相提并论。

金国的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追击，因为他们从长期和蒙古人的战争中深刻了解了蒙古人。金国军界对蒙古兵团的认识已经深入骨髓。在他们看来，蒙古人善于在运动中作战。也就是说，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蒙古人都会消灭他的对手。所以，你根本搞不清楚，蒙古人的撤退到底是逃跑还是战略转移，他们到底是在诱惑你追击还是真的在逃跑。蒙古兵团在后撤时往往会扔下金银财宝，或者是将泥沙抛向空中，又或者在马尾系上树枝，扬起灰尘。

追击蒙古部队是个惊险的活，因为你稍不留意就会失去他们的踪迹，更大可能是，他们突然掉头向你猛冲来，你会突然发现，他们的人数比逃跑时多了好多倍。

金国军界一想到蒙古兵团时，总会和“神出鬼没”“来去如风”“如同闪电”联系起来，或许这些词汇都不是他们想说的，他们最想说的是，这是群凶狠的幽灵，无论是进攻还是后撤，你都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惨重代价。

撒木合在战略转移途中，七窍生烟，这是他有生以来打得最窝囊的一场仗，他不想就这样极不光彩地结束这场仗，所以他快速行军，以闪电般的速度来到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城下。

1216年年末，撒木合把未能凯旋的怒火全部倾倒在平阳府城墙上。他太不走运，平阳府当时的一把手是胥鼎。胥鼎面对六万敌人，毫无畏惧，把一场保卫战打得有声有色，打出了金国的威风，打出了气势，同时也打出了风格。

撒木合在围攻十天后，见毫无取胜的希望，只好北撤。胥鼎在平阳城墙看着他北撤，微笑着。随着撒木合的北撤，黄河两岸重新平静。撒木合的战绩非凡，践踏了陕西、河南、陕西，牵制了河南的金国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木华黎在辽西战场的所向披靡。

当他回到草原后，成吉思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宴。撒木合在宴席上喝得烂醉。金国就在他烂醉如泥时，开始重新部署潼关防御，部署黄河南北的防御。

成吉思汗和他的战友们也在部署，不过不是防御，而是进攻。

臣服高丽

高丽是918年由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的国家，936年，高丽先后灭掉半岛上的另外两个国家新罗和百济，统一朝鲜半岛。13世纪成吉思汗横行天下的时候，高丽开国已接近三百年，任何一个朝代，时间一长，肯定有大问题。高丽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皇帝昏庸，朝政腐败。

1216年八月，耶律留哥手下大将乞奴、金山、统古、鸦儿、喊舍，率领一批契丹人背叛耶律留哥，由于恐惧耶律留哥的报复，所以他们渡过鸭绿江，侵入高丽国土。这支契丹军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渡过鸭绿江后南下，在高丽都城平壤以北大肆焚掠。十一月，又渡过大同江，入高丽西海道。十二月，攻陷黄州城，屠城。这支契丹军队并非能征善战，实在是高丽军队太弱，只龟缩在平壤城中浑身发抖。

契丹军尝到甜头，更是奋不顾身。1217年春，他们进逼开城，然后分为两股到处流窜。五月，其中一股攻破铁原、原州。直到此时，高丽才出了位英雄人物，大将金就砺用闪电战收服原州，击溃契丹军。这支军队越过太白山脉，向东逃窜，金就砺尾追不舍。追来追去，金就砺发现两股契丹军又合二为一，金就砺此时恰好患病，契丹军没有了克星，再度猖獗，连破高丽两个重镇豫州、和州。

契丹人在朝鲜半岛如此猖狂，使高丽人觉得除非天老爷下凡才能干掉这群强盗。天老爷没有下凡，契丹人却开始自相残杀起来。金山对乞奴总装老大很看不惯，所以干掉了他。他当起老大，统古又看金山不顺眼，于是干掉他，自己成了老大。喊舍认为统古不配做老大，所以把统古干掉，自己做了老大。喊舍做掉前任后，就攻陷江东城，作为老巢。高丽政府对敌人内讧这么大的事居然毫无反应，这让喊舍凭空多了无数自信，他对士兵们说：“将来这就是咱们的家啦！”

高丽政府很生气，却无可奈何，从前，他们还能求助于宗主国金国，现在金国自身都难保。然而白白把朝鲜半岛献给这群契丹人，实在天理难容。高丽政府最后想到一招：有请蒙古大汗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在1217年时对朝鲜半岛没有兴趣，他正专注于西北。高丽国使者来时，成吉思汗认为他们求错了人。他说：“蒙古和你们高丽毫无瓜葛，我对你们那地方也毫无兴趣，你哪来的回哪吧！”

耶律楚材给成吉思汗使了个眼色，偷偷对成吉思汗说，高丽的地缘政治很重要，将来蒙古要灭金国，或者向更南、更西发展，必须要保证东方的稳定，高丽是稳定的源泉。

成吉思汗马上对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国王，蒙古兵团很快就进朝鲜半岛。”

蒙古兵团让高丽政府等得好苦，直到1218年秋，成吉思汗才命两员大将带领两万人马在鸭绿江边集结。

同时命两年前归顺大蒙古国的东夏国国王蒲鲜万奴出兵协助。关于这个东夏国和蒲鲜万奴，需要做补充如下。

蒲鲜万奴发迹于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的1206年，发迹地在南宋和金国的战场上。他当时率领一支偏师冲破了南宋军的防线，追击中斩首二万，得到金国政府的嘉奖。1211年，成吉思汗和金国开战，他被从南线调到北线，参加抵抗成吉思汗的战争。从此，和大多数金军将领一样，到处都是他逃跑的身影。1213年，耶律留哥叛乱，蒲鲜万奴作为完颜承裕的副手进入辽东，开始攻击耶律留哥。但耶律留哥在成吉思汗的强有力支持下，屡屡击败他们。1215年，完颜承裕离开，蒲鲜万奴趁势宣布独立，建立东夏国，自称天王。第二年，他被经营辽西的木华黎和耶律留哥夹击，失败后投降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真心实意地顶他，使他很快就拥有了今吉林、黑龙江省大部，在东北地区，他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成吉思汗在1218年秋要他出兵时，他正悠闲地过着天王的好日子，闻听成吉思汗要他出兵，他不禁欢喜起来。他对幕僚们说：“拿那群笨蛋高丽人练兵，我喜欢。”

蒙古兵团在1218年秋冬之交渡过鸭绿江，从麟州（今新义州东）向东南方向推进。

高丽政府得到蒙古兵团已进入朝鲜半岛的消息后，又惧又喜。惧的是蒙古人会不会沿途烧杀掳掠，喜的是，所向无敌的蒙古兵团来了，那些坏蛋契丹人的末日也就到了。在这种复杂的心情支配下，高丽政府派出一支三人组成的使团迎向蒙古兵团，他们的任务是对蒙古人的品格进行测评。蒙古兵团司令哈真和大多数蒙古将领一样，是个粗犷人物。他一见高丽政府只派了三个贼眉鼠眼的人，可就怒起来。他说：“我们大汗派我们来拯救你们，你们这群王八蛋就是这种态度，实在寒了我们壮士的心。我们这一路走来，军粮所剩无几，却秋毫无犯，你们连碗水都没有？”

三个使者浑身发抖，跑回平壤，把蒙古人的品格大肆渲染一番。高丽政府半信半疑，但还是按哈真的要求，调遣一千士兵运送千石大米到蒙古军营。哈真又提出要求：“你们再出一万人，和我们一起攻江东城。”

高丽政府只好同意，派刚从病榻上复活的大将金就砺带领临时凑起来的一万人马来和蒙古军汇合。金就砺眼神锐利，在军事会议上一眼就看到耶律留哥，并且认出了他。这是因为耶律留哥自单干后，经常冲击高丽国境线，金就砺还知道把朝鲜半岛搅闹得天翻地覆的那群契丹人，正是耶律留哥的手下。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再跳到桌上，要和耶律留哥拼命。哈真用浑厚的胸膛挡住他，提醒他，此时正是精诚合作之时，闹内讧可不好。况且，耶律留哥来此正是劝降那群契丹人，他的用处大大地！

耶律留哥勉强露出抱歉的表情，金就砺这才重新坐回椅子。哈真相貌粗鲁，但心智却深，他看到金就砺虽然身子坐回椅子，可愤怒的情绪始终未消。于是他作出下面的决定：高丽人马担任后备部队，不必冲锋在前。

在高丽人充当向导的情况下，哈真兵团迅速推进到江东城下，与此同时，蒲鲜万奴兵团在攻陷和州后，也来到江东城下，两军胜利会师。江东城黑云压城，喊舍神经紧绷。

此时，已是1218年十二月，大雪纷飞，严寒骤降，江东城下的蒙古人、女真人和高丽人被冻得蜷缩一团，根本无力攻城。哈真让耶律留哥打头阵，耶律留哥当然不会在这种恶劣天气下发动军事进攻，于是他把舌头当武器，劝喊舍投降。喊舍在城墙上和耶律留哥相见，寒风怒号，两人把嗓子都喊哑，可谁也没听清楚对方的话。

喊舍不明白耶律留哥怎么千里迢迢跑到这里，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耶律留哥派人送来书信，要他投降。据耶律留哥的判断，喊舍是在自作孽，身为他从前的长官，他有责任把喊舍拉回正轨。喊舍回复耶律留哥：“去你的吧，你不配做契丹人，你和蒙古人勾肩搭背，坏了祖宗的名声，我要为我大契丹正名！”

耶律留哥苦着脸对哈真说：“我这次算是白来了，他根本油盐不进。”

哈真看看外面的天气，说：“那就狠狠揍他吧！”

1219年春天，冰雪正准备消融。蒙古兵团、蒲鲜万奴的女真兵团、高丽兵团、耶律留哥的契丹兵团在江东城四面同时发起进攻。

金就砺很快就发现，蒙古兵团对攻城一窍不通，再仔细观察，他发现蒙古人根本就没有用心攻城，最后他得出结论，成吉思汗这家伙真狡猾，因为蒙古人不强攻坚城。

金就砺的判断非常正确，成吉思汗自建大蒙古国以来，在出兵上非常节约，从不浪费本民族兵力。这次前来的两万人马，蒙古人不超过五千人，其他都是被他收服的女真人、汉人和契丹人，还有汪古部的五千人。成吉思汗也知道其他民族的战力不如蒙古人，可蒙古人兵力太少，死一个就少一个，他必须要借助他山之石。

攻城战在十天内结束，蒲鲜万奴的女真兵团先攻破江东城，其他三支兵团相继入城，喊舍在城破之前选择体面地自杀，城内几万还活着的契丹人被哈真送给了耶律留哥处理。

蒙古人成了高丽的救星。现在，救星开始向被拯救者索要报酬了。

哈真带着蒙古弯刀甩着膀子进了高丽国王的卧室，告诉高丽国王，他已把高丽从契丹人的烧杀抢掠中解救了出来。所以，高丽国王现在必须要拿出酬谢。

高丽国王在惊恐万分之下，同意了蒙古人提出的苛刻条件。高丽必须每年向蒙古纳贡，至于贡品嘛，蒙古人说了算。从此，高丽完全臣服蒙古，每年纳贡不绝。我们可以从成吉思汗的弟弟帖木格向朝鲜的一次索贡为例来证明蒙古人的索取之重：水獭皮一万张、绸三千匹、苎麻两千匹、宣纸十张、棉花一万斤以及颜料、桐油等杂物无数。

这种无度的索取肯定要出问题。1225年阴历十二月，蒙古受贡使臣在义州被高丽人所杀。当时成吉思汗刚从西方班师，第二年又征西夏，无暇东征高丽，两国绝交达七年之久。窝阔台即位后，重启蒙高战争，高丽再度臣服。

高丽在成吉思汗时代的短暂臣服，不过是成吉思汗征战生涯中一朵小浪花，滔天巨浪不在大蒙古国的东方，也不在南方，而是在西方。

两股灰烬的复燃

现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到1215年。这年，成吉思汗从中都带着如山财宝回到克鲁伦河行宫，有三件事需要解决，迫在眉睫。

第一件事是残余蔑儿乞人又出现在成吉思汗的视野中。我们在前面讲过，蔑儿乞人自被成吉思汗荡平后，最高领导人脱黑脱阿的儿子火都带领一批残余侥幸西逃。火都逃进畏兀儿境内时，曾派两个使者去和畏兀儿人谈判，至于内容，肯定是和畏兀儿人联合反击成吉思汗有关。火都会作出这样的决策，并非是慌不择路。从前，蔑儿乞人和畏兀儿人是朋友，想不到，畏兀儿人这个朋友大出火都意外，杀掉他两个使者，投靠了成吉思汗。

当火都拿到两个使者的人头时，畏兀儿人还给他带来一句话：“看在从前是朋友的面子上，我让你跑出一百公里，再追杀你。”

火都哇啦一顿臭骂，跳上驴背一路向西狂奔，他被畏兀儿人像驱赶牲口一样赶到更西面的伊犁河流域。伊犁河流域水产丰富，火都放下公子哥的身段，开始当起了渔夫，但心中那熊熊的复仇之火始终没有熄灭。他密切关注成吉思汗的动向，不放过任何可以向成吉思汗复仇的机会。成吉思汗接二连三对西夏用兵，让他看到希望。他以为西夏会让成吉思汗绊个跟头，想不到西夏懦弱无能，成了成吉思汗的附属国。1211年，成吉思汗对金国宣战，畏兀儿人和西夏人都出兵相助，消息传到伊犁河流域时，火都扔了鱼叉，手舞足蹈地同跟随他的几百号从前的战士、现在的渔夫说：“咱们恢复荣光的时机来了，金国必然会让成吉思汗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他马上召集流亡在外的蔑儿乞人，潜回阿尔泰山，焦虑地等待时机攻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攻金，的确是倾巢而出，不过留了三千人驻守大本营。就是这三千人，火都也没有办法对付，在这三千人不停的扫荡下，火都东躲西藏，围着蒙古西境转圈。最后，他灰心丧气，重新钻进阿尔泰山，开始和成吉思汗的扫荡军玩起了游击战。

游击战的本质是逃跑，它只能勉强保存自己，却不能给敌人以任何杀伤。所以，火都虽然活着，却越活越消沉。对于火都这个萎靡不振的废物，成吉思汗从未掉以轻心。他担心的不是火都本身的力量，而是担心火都勾结西辽国，骚扰大蒙古国西境。当他击败金国返回蒙古草原后不久，就制订了彻底消灭蔑儿乞人的作战计划。不过这一计划未等实施，金国迁都，蒙金战争重启。成吉思汗和他的战友们暂时全身心关注中原，火都在阿尔泰山又活动了很久。成吉思汗攻陷中都后，立刻把目光瞄向了上蹿下跳的蔑儿乞人。

成吉思汗悲愤地对战友们说：“你们都知道，本人与脱黑脱阿父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脱黑脱阿在我孤苦无依时，带着篾儿乞部的精骑偷袭我，抢走我的妻子，将我全家围困于肯特山，多年来，一直想把我置之死地。再后来，脱黑脱阿父子带着篾儿乞部几乎参加了每一次反对我们的战争，这是不共戴天之仇。现在脱黑脱阿虽然死了，可他的儿子却仍不安分，如果不把他们消灭，我便寝食难安，大蒙古国也寝食难安。”

速不台晃着肩膀站出来，拍着胸脯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当年我追击蔑儿乞人，未曾把他们斩尽杀绝，现在，我要彻底完成大汗这件心事。”

成吉思汗赞赏速不台的有始有终，立刻批准他的请求。在出兵数量上，速不台说只要一万人马，因为火都的乌合之众不过三万人，用一万蒙古骑兵对付三万乌合之众，绰绰有余。

成吉思汗说：“不要轻视这股敌人，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他们如落叶四处漂泊，没有固定活动地点，此次必须要用最大力量将他们消灭干净。”

速不台问：“那我该带多少人马？”

成吉思汗伸出手掌：“五万人。同时，我再给你一件特殊武器，它叫铁车，用铁皮包裹的车厢和车轮经久不坏，无论翻多么高的山，越多么险峻的岭都不会磨损，可用它运载足够的军需物资，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你必须要全力以赴，彻底消灭蔑儿乞人。”

速不台出发前，成吉思汗又郑重其事地嘱咐他：“这次劳师远征，山高路远，途中到处都是禽兽。可令士卒捕猎禽兽，弥补军粮的不足，但不可放纵士卒沿途打猎取乐，使人困马乏，贻误军机。若有违令者，我认识的，押回来给我，由我裁处；我不认识的，你就自己执行军法。”速不台点头。成吉思汗最后说：“无论这伙仇敌躲到空中，还是钻入地下，或者藏入湖海，逃到天涯海角，你都要将他们抓获。为防止他们再次逃脱兴风作浪，抓获后可将其就地处死！”

成吉思汗对蔑儿乞人如此重视，并非是他看重蔑儿乞人的作战能力，而是他恨蔑儿乞人入骨。

速不台当然明白成吉思汗的心情，火都倒不明白，为什么隔了十几年，成吉思汗还会如此兴师动众来捕杀他们。

速不台抵达火都活动区域后，众将士纷纷要求大规模进军。速不台头脑冷静，决定采取偷袭。侦察小组马上派出，第一支小组很奇特，组长是应变能力和观察能力强大的阿里出，小组成员包括一百名蒙古骑兵和当地的一批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人化装成逃难的老百姓，从正面向火都接近。同时，他又派出另外几支侦察小分队，扮作猎人，从四面迂回侦察火都势力范围，为即将发动的突袭侦察进军路线。

侦察小组很卖力，当然工作量也异常之大，因为火都像只狡猾的兔子，常常移动他的大本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月的全方位侦察后，各侦察小组带回了火都目前大本营的位置，同时，也探明了隐蔽接近、迂回包围他们的进军路线。

速不台把拳头敲到桌子上说：“可以开始了！”

蒙古兵团兵分四路，由侦察小组带领，夜色沉沉之后，黎明时分，四路大军进入各自阵地，将火都围个水泄不通，准备太阳一升就发动攻击。

速不台为了防止善于逃跑的蔑儿乞人再次逃脱，特意把一千名敢死队员交给阿里出，要他在大军发起进攻后，心无旁骛地直趋火都的指挥部，必要把火都擒拿或是斩杀。

直到太阳升起时，火都和他的三万乌合之众才确切知道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蒙古大军以撼动天地的喊声冲破了他们简陋的防御阵地，冲进了他们的营地。屠杀以老天都不忍目睹的方式展开，在包围圈中的所有活物都被杀掉，用速不台的说法就是，包围圈里不能有一个喘气的东西。

交战从天明开始，中午结束，速不台大军大获全胜，战场上全是蔑儿乞人的死尸，帐篷的浓烟滚滚，直冲云霄。

火都光荣战死，据说他一听到喊杀声四起，就如释重负地说了一句：“咱们的日子到了。”说完这句话，他就带领卫队冲出帐篷，迎向专门对付他的蒙古千人敢死队。

蔑儿乞部从此成为历史，无论是对成吉思汗还是对蔑儿乞人来说，这场屠杀都是灭族之战，蒙古人毫无怜悯，尤其是成吉思汗，对蔑儿乞人的主旨只有一个：全部杀光。

当速不台凯旋路过术赤的驻地时，术赤请他喝酒，恭喜他的成功。速不台谈起这场战争时，偶然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叫忽勒秃罕，是脱黑脱阿的第三子。术赤听过这个人，如果把蒙古草原的神射手做个排名，此人称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

术赤问速不台此人可还活着。

速不台点头：“就在囚笼里，我留下他献给大汗，他可是脱黑脱阿唯一的后代，大汗肯定会高兴。”

术赤爱才之心勃发，说：“可否一见？”

速不台叫人把忽勒秃罕押到术赤面前，术赤要他表演箭术，果然名不虚传，百发百中。术赤惊叹不已，立刻派人去见成吉思汗，请成吉思汗将此人赏赐于他。

成吉思汗咆哮起来：“对仇敌，绝不能心慈手软，必须斩草除根，除恶务尽！”

这是成吉思汗带给术赤的第一个口信。当术赤正在沮丧时，成吉思汗的第二个口信到了：“术赤你亲自砍下忽勒秃罕的头，派人送来给我！”

术赤对父亲的命令从不违抗，也不敢违抗，就这样，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蔑儿乞战士的脑袋离开脖子，成吉思汗终于让蔑儿乞人为几十年前的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解决了蔑儿乞人后，成吉思汗面临着第二件事。

这件事是关于泰加森林的。1207年，术赤降伏泰加森林中几大部落。蒙古兵团攻陷中都的1215年，泰加森林中的秃马惕人反叛。秃马惕人归顺成吉思汗，只是有口无心。多年来，秃马惕人仍然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地位，除了每年向成吉思汗献上可怜兮兮的贡品外，看不出有任何尊重成吉思汗的地方。

成吉思汗对这个部落的真心臣服也没多大兴趣，因为秃马惕人居住在泰加森林最茂密之处，一支军队要想和秃马惕人针锋相对，必须要手持利斧，披荆斩棘而进，不然就像是困在蜘蛛网中央的苍蝇一样，寸步难行。成吉思汗的兵团都是骑兵，在这种地方行军比登天都难。进入的人有难度，出来的人同样如此。而且他们的贡品只是些动物皮毛，毫无吸引力。

成吉思汗对这个部落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有人并不赞成，此人就是成吉思汗第一次称汗时，贡献巨大的萨满豁儿赤。

豁儿赤当时向成吉思汗提出要三十个美女，成吉思汗痛快地答应了。豁儿赤好像眼光超高，多年以来，始终没有凑齐三十个。秃马惕人归顺后，这位老萨满披荆斩棘，历经千难万险来到秃马惕人部落，要他们交出三十个美女。秃马惕首领不想因为女人得罪成吉思汗的红人，所以给了他五个英姿飒爽的女猎人。豁儿赤大大爽快了几年，又跑到秃马惕人那里要女人，但每一次，秃马惕人都给的很少，这让豁儿赤很郁闷。1215年，豁儿赤发誓最后一次钻原始森林，要秃马惕人补足三十个年轻女猎人。

当时的秃马惕首领已死，领导人是其遗孀。这位女中豪杰早就对豁儿赤的色心极度不满，所以不但未满足豁儿赤的要求，还把豁儿赤捆绑起来，一顿皮鞭。

豁儿赤的侍从运气大好，趁乱跑掉，把消息通知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闻听大怒，对于那些敢挑战自己权威的人，他向来不留情面。他咆哮着要亲自出征，他的战友们拦下他，对他说，秃马惕大本营山高林密，而且这件事大概是豁儿赤的不对，不如先文后武，派人去与他们谈判，看是否有缓和的余地。

成吉思汗勉强同意这样的主张，不过他气咻咻地说：“你们看着吧，去谈判的人一定是肉包子打狗！”

果然，一位泰加森林各部落的专家一进了秃马惕人的地盘，马上就消失不见，如同被森林吞没一样。成吉思汗下令对秃马惕人动武。

机灵鬼纳牙阿被任命为统帅，纳牙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翻倒在床，说自己头痛欲裂。这当然不能证明纳牙阿是胆小鬼，而是人人都知道，秃马惕人英勇善战，又在丛林深处，此行凶多吉少。

纳牙阿不去，成吉思汗就下令“四杰”之一的博尔忽挂帅出征。博尔忽得到消息后，问他的战友们：“这是你们在大汗面前举荐的我，还是大汗自己想让我去的？”

大家异口同声：“是大汗。”

博尔忽叹息道：“我去为成吉思汗谋幸福，但我是代替别人去的。”

这话很伤感，博尔忽似乎预示到此去不可能再回来，所以临行前，他把家人托付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认为博尔忽是小题大做，安慰他说：“中原人那么强大，不也被你打得抱头鼠窜！你还怕几个猎户吗？”

博尔忽拍着胸脯说：“我什么时候怕过，但如果这次阵亡，实在不值啊！”

成吉思汗大咧咧地说：“等你回来，咱们痛饮三天。”

博尔忽走后，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说：“博尔忽老了，居然怕上战场。”

耶律楚材回答：“还是谨慎为妙，您的兵团在森林中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成吉思汗笑了，他根本就没把秃马惕人当回事，秃马惕人却把成吉思汗兵团看得很严肃，男女老少齐上阵备战。

博尔忽抵达战场，在这片陌生而神秘的原始森林面前，他多年来的万丈豪情顿时气焰全无。他沮丧地对军事顾问们说：“这场仗没办法打啊！”

军事顾问们摊开手说：“那也得打啊！”

博尔忽重新振作，带领三个护卫到森林深处侦察。这是博尔忽的一个优点，在多年军旅生涯中，他从来都是亲自去侦察战场的，当然，这也是个坏习惯，因为很容易被敌人“擒贼先擒王”。博尔忽厄运当头，在他专心侦察时，早被秃马惕人的巡逻队进行了反侦察，当秃马惕人发现他们完全可以活捉博尔忽后，马上从树上跳下来，活捉了博尔忽。

博尔忽被带到秃马惕首领遗孀面前，这位女中豪杰讯问博尔忽：“来了多少人？”

博尔忽梗着脖子：“都来了，二十万人马，把你们统统杀光。”

女中豪杰再问：“成吉思汗来了吗？”

博尔忽狂笑：“对付你这样一个娘们，还用大汗出马？我是大汗的手下最弱的，所以我才来到这里。”

女中豪杰一挥手：“拉出去砍了！”

有人提醒他，此人是成吉思汗四大智勇双全大将之一，杀了他肯定激怒成吉思汗。

女中豪杰淡淡一笑：“咱们已经激怒了他，何必畏首畏尾。”

博尔忽在咒骂声中被砍下脑袋，扔出了原始森林。蒙古兵团马上把消息送回草原，成吉思汗悲怒交加，捶胸顿足地表示要亲征秃马惕人。博尔术和木华黎苦苦相劝，他才冷静下来，下令要朵儿边部落的朵儿伯多黑申挂帅，摆平秃马惕人。

朵儿伯多黑申在大蒙古将星璀璨的军界并不引人注目，成吉思汗用他，让很多人莫名其妙。不过很快，大家就叹服成吉思汗的用人之能。朵儿伯多黑申这位青年将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成吉思汗的眼光。

朵儿伯多黑申是个用脑子比用蛮力多得多的军人，他抵达前线后，马上开始做战前准备。他要士兵们准备大斧、手斧、锯、凿等工具，士兵们大惑不解，以为这位将军要做伐木工。更让士兵大为疑惑的是，朵儿伯多黑申还让他们准备十根树条。

一个深夜，朵儿伯多黑申下达命令，主力部队跟他走，剩下一支偏师在森林外的大路上来回巡逻。他带着主力沿着一条只有兔子才能走的小路进入原始森林。士兵们终于知道，他们的大斧、手斧、锯、凿子是干什么用的了。斧子砍密枝荆棘，锯子和凿子消灭那些阻挡人马的大树。而那十根树条则是惩罚工具，朵儿伯多黑申规定，谁不肯向前，就抽出他本人携带的树条抽打。当十根树条用完后，此人就会被处斩。

原始森林中幽静得可怕，地面松软的泥土如同史前沼泽，人在其中，肺部忍受着窒息的气息，没有阳光，只有树叶偷偷讲话的声音。朵儿伯多黑申鼓励大家，只要一直向北，别迷路，就能胜利。

十天后，蒙古兵团终于走完这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如神兵天降一样出现在秃马惕人的背部。

秃马惕人面面相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女中豪杰派人告诉朵儿伯多黑申：“你不可轻举妄动，我们手里有人质豁儿赤，他可是你们成吉思汗的红人。”

朵儿伯多黑申把口水吐到地上说：“我来是摆平你们，从来没听过大汗还有什么红人在你们手里。”

女中豪杰立即发现她真的激怒了成吉思汗，同时也发现豁儿赤这个色鬼毫无用处，她下令全族备战，要和蒙古人玉石俱焚。

双方力量悬殊，人人都看得出，硬拼只能带来灾难。所以，一部分秃马惕人马上投降，就在这些投降分子的引路下，朵儿伯多黑申兵团迅速攻陷秃马惕人的大本营，活捉了那位女中豪杰。豁儿赤获得自由，对她咬牙切齿，要挖了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

朵儿伯多黑阻止了这个色鬼，说：“大汗自有安排。”

成吉思汗的安排是除了投降者外，只留下那位女中豪杰和三十名美女，还有一百名壮劳力，其他秃马惕人全部杀掉。三十名美女给色鬼豁儿赤，一百名壮劳力给博尔忽的家人做奴隶，不用猜就知道，这给仇人当奴隶的一百人日子肯定不好过。至于那位女中豪杰本人，先到了草原，成吉思汗大概没有看上，于是就把她赏赐给了秃马惕人的投降者之一。

秃马惕人从此彻底臣服于成吉思汗，他们不是真心实意的，只是因为力量太弱，已没了反抗的能力。很多人臣服一个人，其实都是这个原因。

秃马惕人的反叛让成吉思汗注意到国家西北方还存有隐患，在消灭秃马惕人后，成吉思汗命令长子术赤进入泰加森林，把那里的部落从头到尾用武力重新梳理了一遍，这其中有压迫，有屠杀，就是没有慈悲。

耶律楚材从文人的角度劝成吉思汗说：“应用仁慈来管理百姓，武力只能解决一时。”

成吉思汗笑道：“一时的安宁就足够了。”

耶律楚材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的深意，直到几天后的军事高级会议结束后，他才明白了成吉思汗这句话的意思。

哲别轻取西辽

1217年三月，成吉思汗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商讨西辽国的问题。西辽国在1212年之前没有任何问题，它只是西部一个看上去很强大的帝国。但1212年，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和成吉思汗有直接关系。问题就是，西辽国换了皇帝，而这个皇帝是外来户，名字叫屈出律，也就是那位被成吉思汗消灭的南乃蛮太阳汗的公子。

南乃蛮自被成吉思汗消灭后，屈出律向西流亡。他从一国的储君沦落为盲流，其心境昏暗可想而知。1208年，他带着几十个衣衫褴褛的护卫辗转西逃进西辽国境，命运之神夸张地眷顾了他。

屈出律精明透顶，在被允许去拜见西辽皇帝直鲁古时，他让一个护卫扮成自己进宫，而他则站在宫门外，以防有变可迅速逃跑。

屈出律虽然落难，王子气度却不减，在皇宫外等待侍卫回复时，引起很多人的注目，这些人中就有直鲁古的皇后。这位皇后捻着佛珠把屈出律叫到轿前，如同未来的丈母娘见女婿一般审视了他一番，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把屈出律带进后宫。

她问屈出律：“我看你相貌非凡，气度恢弘，必是非常之人，请问你是谁？”

屈出律未语泪先流，带着轻柔颤音诉说了自己的出身。西辽皇后大为惊讶，想不到面前这位仪表堂堂的男子居然是大国的储君，同时她也为屈出律的坦白表示感动，于是把屈出律介绍给了丈夫直鲁古。

直鲁古对屈出律的遭遇深表同情，看到屈出律隐约公子哥的模样，兴奋地问道：“都会玩什么？”

屈出律对玩乐没有兴趣，所以对直鲁古很失望，因为他来西辽，是想借助西辽的力量恢复祖国的。可他马上欣喜地意识到，直鲁古喜欢玩乐的性格正是他大展宏图的机会，这个宏图就是拥有西辽国。

直鲁古好像在暗中帮助他，几天后，他认屈出律为干儿子，同时把女儿嫁给干儿子。屈出律开始不动声色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首先，他在政府中竭尽心力地结交权贵，用礼贤下士的手法获得了很多掌权人物的好评；其次，他请求直鲁古允许他到伊犁河附近召集四处流亡的乃蛮部族，把他们编成一支军队；最后，他和西辽的劲敌花剌子模国取得联系，相约共图西辽，事成之后，把西辽国的西部数州割让给花剌子模。

当时人人都知道屈出律在招兵买马，图谋不轨，只有呆头呆脑的直鲁古不相信屈出律会如此忘恩负义，但很快，他就不得不相信了。

1209年，西辽国撒马尔罕王斯曼造反。直鲁古大怒若狂，集结军队讨伐斯曼。屈出律认为时机已到，举兵反叛，从他的驻地直趋都城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虎思斡耳朵）。直鲁古气得死去活来，终于相信世界上有白眼狼这回事，他慌忙召回讨伐斯曼的远征军来对付屈出律。就在都城下，屈出律和他恩人的军队展开惨烈的厮杀，结局是他被打得狼狈而逃。

屈出律虽然战败，但元气未伤，对虎思斡耳朵城依然虎视眈眈；直鲁古虽然胜利，但他的厄运正快速地逼向他。斯曼因没有遇到直鲁古的远征军，所以联合花剌子模军轻易地越过锡尔河，攻击西辽国的边防重镇怛逻斯，西辽边防军如山崩一样溃败，向都城全线溃逃。不知什么原因，斯曼、花剌子模联军并未追击西辽残兵，但直鲁古看到哭爹喊娘的残兵来到城下时，心慌意乱。屈出律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亲自带领一支机动部队，绕过城镇，兵临都城。在猛攻三昼夜后，都城城陷，屈出律以西辽国最高领导人身份进入该城，他成为皇帝，直鲁古则被他奉为太上皇。现在，屈出律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从一个流亡的王子升华成一个帝国的皇帝。

不过，屈出律很快就用事实证明他是个毋庸置疑的蠢材。辽宗室一向信奉佛教，但西辽国的百姓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耶律大石和他的继任者主张信教自由，所以西辽征服领土的百姓还能忍受这些外来者。可屈出律登基后命令帝国百姓只准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徒必须无条件地改信佛教。

只有愚蠢透顶的人才会干涉别人的信仰自由，屈出律很快就陷入伊斯兰教徒抵触的惊涛骇浪中，他运用高压手段为他的政策保驾护航。当他攻陷效忠直鲁古的城池后，立即召集该城的伊斯兰祭司们，命令他们改信佛教。那些不同意信仰佛教的伊斯兰祭司们很快就被钉死在伊斯兰教堂的大门上。

有智慧的人已经看到，屈出律正坐在火药库上，只需要一点火花就能把他送到西天佛祖的怀里。但屈出律浑然不觉，当他发现西辽的大部分地区都纷纷独立，而他只控制着可怜的一点点领土时，厄运之神已来到他身边。

屈出律有一天坐在龙椅上望向东方，忽然就想起了自己的故国乃蛮，又忽然想起了灭亡故国的成吉思汗，他马上就从龙椅上跳了起来，发布总动员令，他要东征，消灭成吉思汗，恢复乃蛮王国。

也就是在他准备大展宏图时，火都的游击队和他的边防军接上头，两人都有雄心壮志，但实力上却是半斤八两。不过他们都信奉“团结就是力量”的格言，开始向巨兽大蒙古国边境做侦察式的持续不断的攻击。

成吉思汗当时正和金国全面开战，臣服金国后，先是蔑儿乞人问题，然后是朝鲜半岛问题，接着是泰加森林问题，直到把这些问题彻底解决后，他才严肃、正式地面对屈出律的西辽。

战争计划很快被制订，担当进攻西辽重任的是哲别。这件事没有一点难度。成吉思汗对西辽的了解恐怕比屈出律本人要深，畏兀儿和西辽是邻居，自从脱离西辽后，就成了成吉思汗忠实的爪牙和情报员。西辽的一举一动都被畏兀儿人一字不落地传递到大蒙古国，所以成吉思汗知道，西辽此时人心不稳，城池也不坚固，确切地说，哲别这次西征，最艰巨的不是战争，而是地理环境。

从克鲁伦河到西辽国，路途达26000公里。先要穿越蒙古草原，然后要翻越海拔3000米的阿尔泰山，之后还要经过天山高高低低的山地，那里绝大多数山峰高达海拔5000米。最后，他们会来到离西辽都城东方80公里处的伊塞克湖。艰险的路途和高原反应，是蒙古人必须要克服的重大问题。

成吉思汗只给了哲别两万人马，同时要求畏兀儿人出兵两万，成吉思汗对哲别说：“这四万人马足够灭亡西辽。”哲别谨慎地回答：“应该是。”成吉思汗提示他：“打出信教自由的旗帜，你的士兵都不用拔刀，西辽就会被他自己的人民灭亡。”

哲别对成吉思汗的话从未有过半分怀疑，他带领兵团从西辽东境进入，真的是未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西辽国大部分城池，很多城池的百姓高喊欢迎的口号迎接哲别进城，这就是宗教信仰的力量。

屈出律此时终于为他干涉别人的信仰自由付出惨重代价，本来西辽军队就不是蒙古兵团的对手，再加上哲别“信仰自由”的政治宣传，屈出律已四面楚歌。

哲别兵团在敌人的帮助下，迅速推进到西辽国都城下，屈出律平时的威风荡然无存。他开始神经兮兮起来，先是下决心顽强死守，当还忠诚于他的首都卫戍部队加强防御工事时，他又下令放弃首都，准备西逃。就在他方寸大乱时，哲别远征军找到西辽都城的防御弱点，发起猛攻。意料之中地，都城陷落，屈出律在陷落前带着几百卫士逃出城，蒙古扫荡部队紧追不舍，当他跑到帕米尔西端的一座山下时，被当地的伊斯兰猎户捉住，割下脑袋献给了哲别。

哲别看着这颗死不瞑目的脑袋，感慨万千。一个人被强大对手击倒后，不站起来，有人骂他软弱，但站起来后其实会更惨，因为强大对手会把他再击倒，直至把他打死。

屈出律的后半生是个悲剧，表面看，他做了西辽的皇帝，其实他自坐上龙椅时就把成吉思汗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凭成吉思汗当时的力量，屈出律纵有天神之才，也不能对抗他强大的敌人。

他死了，西辽灭了。成吉思汗虽然高兴，却没有心花怒放，因为他将面临下一个对手，一个传说中的超级大物，一个在西方世界被视为世界中心的大国——花剌子模。

西辽一灭，大蒙古国和花剌子模国接壤，两个强国做邻居，世界上从来没有这回事，所以，蒙古帝国和花剌子模的生死搏斗已是命中注定。

第七章   万里西征

两巨头的切磋

“花剌子模”这个国名是我们今天从《元史》中直译出来的，蒙古人称它为“撒儿塔兀勒”，意为外商，原因很简单，在蒙古人眼中，花剌子模人都是经商高手。花剌子模人每每谈到祖先建国的艰难，都会流下激动的泪水。

花剌子模本是西域阿姆河下游的一个古老国家，由于它既小又弱，在乱世中只注重商业而不注重军事力量，所以经常以周边强大国家的奴隶身份而为人所知。做了几个世纪别国奴隶，到了塞尔柱帝国统治时期，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于是让花剌子模出了一个叫纳失・的斤的人。此人做了十几年塞尔柱帝国国王的奴隶后，凭借战功获得主人的欣赏，于是封他为花剌子模最高军政长官，他成了花剌子模第一个货真价实的国王，也是花剌子模帝国的开山老祖。

花剌子模的前途一片光明，因为塞尔柱帝国正在衰败，对他已无法实行有效控制。但老天爷又玩弄了他，强大的西辽国开始在西域横冲直撞，它要求花剌子模臣服。纳失・的斤的后代冲冠大怒，1124年，花剌子模和西辽国开战，结果惨败，只好承认西辽是它主人这一事实。11世纪末，纳失・的斤的第五代孙帖乞失大发神威，灭掉塞尔柱帝国，将领地扩展到波斯西部，1200年，帖乞失的儿子摩诃末继位，这是花剌子模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英主，他自身的光辉更因为和成吉思汗成为对手而名垂史册。

摩诃末是个扩张狂人，在他继位的短短几年内，他就将帝国的疆域扩张了三倍。这个时候，他实力雄厚，已经有资格和西辽谈独立自主的问题了。

1209年，西辽国按惯例派使者到花剌子模收取高额的贡赋，摩诃末热情地接待了使者，并且用被他征服的国家的特产食物招待他的敌人。西辽使者立即发现了这个明目张胆的暗示，于是拿出了老大帝国使者的架子，向摩诃末咆哮起来。摩诃末等的就是这个，他命人把使者杀掉扔进阿姆河，下令攻击西辽国边境。

西辽国当时已是枯枝败叶，摩诃末的进攻马上取得成效。1212年，西辽国已被屈出律取代，摩诃末顺利完成了花剌子模帝国的独立自主，他重新把他的帝国投入战场，开疆拓土，几年间便将花剌子模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帝国，在整个中亚、西亚，似乎已没有国家可以与其抗衡。摩诃末志得意满，突然就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

在东方，和他几乎同时创造奇迹的成吉思汗已征服金国。摩诃末在成吉思汗征服金国前制订着一个惊人的东征金国计划，可当他的计划才制订一半时，就传来了金国被一个蒙古人征服的消息，这让他如丧考妣。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他强大的人，为了探听虚实，1215年春，他派出一个间谍使团，来到刚被成吉思汗占领的金国中都。

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了解程度远比摩诃末对大蒙古国要深许多。多年来，成吉思汗一直通过西方的商人来打探西方的消息，花剌子模的风生水起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看来，如果能和这个商业帝国建立友好关系，他的大蒙古国将获益匪浅。

于是，他在北京附近热情地接见了这个使团，使团团长对成吉思汗吹嘘了一会儿他们的君王摩诃末，成吉思汗没有吹嘘自己，而是让使团参观中都。在这次由几个蒙古人充当导游的参观中，花剌子模人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们眼中的中都城已成人间地狱，到处都是尸体和正在运送尸体的独轮车，四处可见的烟火正在焚烧着这座世界名城。花剌子模人一面参观，一面用手捂着鼻孔，以抵制漫天的恶臭。

参观完毕后，成吉思汗问他们：“我的力量如何？”

使团团长惊恐地点头。

成吉思汗微笑，语气轻柔地对他们说：“回去告诉你们国王，大蒙古国和花剌子模国的疆域没有直接冲突，因此应该和平共处，保护彼此的商业往来。”

使者团心有余悸地回到花剌子模，摩诃末立即召见他们，问：“中国那边到底如何？”

使者团团长沉痛地回答：“已被成吉思汗征服，整个中国北方都已是蒙古人的天下了。”

摩诃末摇头叹息说：“既生我，何生什么成吉思汗啊！”

使者团团长又说：“成吉思汗希望和我们建立商业往来，以我之见，他是真心实意的。据我观察，蒙古境内商业匮乏，全靠抢劫度日。成吉思汗英明，把抢劫来的钱财放高利贷给各地商人，这是他希望用商业振兴国家的明证。”

摩诃末从沉思中醒过来，摇头说：“按你们所说，蒙古人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恐怕他们本人也知道自己不是经商的料，所以成吉思汗到底打什么鬼主意，你们还没有搞明白。”

摩诃末分析得非常有道理，在花剌子模人的心中，蒙古人就是群不会用脑的野蛮人，打架斗殴可以，让他们经商，也太勉为其难了。花剌子模人还把蒙古看成是荒僻贫穷之地，而蒙古人则是些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下面发生的这件事就是这一刻板印象的明证。三个花剌子模商人想穿越蒙古到金国，但金国北方已成了蒙古人的领土，所以他们没有被带到金国皇帝面前，而是被带到了成吉思汗的帐篷里。

成吉思汗热情地招待他们，宴会举行到高潮时，成吉思汗让他们把携带的商品拿出来一看，他说如果自己看上了什么，价钱不是问题。

三个商人鄙夷地一笑，就把随身携带的缕金织丝等手工品摆放到桌子上，当成吉思汗指着一个玉镯询价时，其中一个商人喊出了比市场价高出十倍的价钱。

成吉思汗一愣，这个商人就傲慢地说：“这些东西只有我们花剌子模有，所以价格高在所难免。”成吉思汗冷笑，命人带着这个人到他的府库中去看他收藏的那些贵重织丝物品，这个自大的商人顿时被眼前如山一样的商品惊得目瞪口呆。

这名商人回到饭局上时，已不能说话，脸色苍白如纸，双手哆嗦像是得了羊痫风。另外两名商人发现苗头不对，所以面对成吉思汗的询价，死都不说价格，并且狡猾地说，相信成吉思汗会慷慨地给出合理价格。

成吉思汗注意到了花剌子模商人的狡猾，但的确满足了他的自尊心，于是他给出了非常高的价格，购买了三位商人所有的物品。

宴会结束，成吉思汗带着三个商人来到他的珍贵物品储藏室，这里有如海洋般的丝织品，比他们带来的要强一万倍，还有如棒球一样大的黄金球、篮球一样大的水晶球，三个商人完全傻眼，回到花剌子模后几个月内都没有恢复心智。

三个商人回国前，成吉思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不要看我那些珍品堆积如山，可它们都是收藏品而不是流通货物。我们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缺少太多的商品，所以我希望贵国人民能和我们建立商业往来，你们尽管放心，我将会给你们极大的优惠。”

三个商人走后，成吉思汗认为来而不往非礼也，摩诃末曾派使团来过，他也应该还礼。于是，1217年年末，他派了一个使团，带了大批珍宝和一封他给摩诃末的信，去了花剌子模。

使团的三个领导者都是花剌子模人，为成吉思汗效劳几十年，成吉思汗派他们出使花剌子模，可能是想借助他们的籍贯拉近他和花剌子模人民，特别是摩诃末的距离。

1218年春，使团抵达花剌子模首都撒马尔罕。他们携带的礼物由一百匹骆驼和一辆涂饰鲜艳、驾着两匹西藏才有的牦牛的大车载来，从他们在撒马尔罕的临时住所一直摆到摩诃末的皇宫。这些礼物都是摩诃末非常在意的，几吨黄金、金条、玉石、象牙，尤其是轻如蝉翼的丝织品，实在让摩诃末开了眼界。

不过他毕竟是强大帝国的君主，所以他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对着如山的财宝手舞足蹈。他告诉自己，应该表现出一个强大帝国君主的气质来，态度冷淡，若有所思地坐在高大的椅子里，半阖着眼帘。

成吉思汗使者团中一个叫马哈木的人站出来，向摩诃末鞠躬，然后高声说道：“大蒙古国君主伟大的成吉思汗派遣我们特别使团到这里来敦睦邦交，联络友好和平关系。成吉思汗备些礼物送给花剌子模君主表示心意，嘱咐我们转达他的意旨。”

摩诃末半阖的眼帘跳了一下，示意使者们可以开始。

马哈木展开一张羊皮纸卷，宣读道：“我根据各方报告，知道你圣位崇高，国势强盛，统治了世界上一大部分国家的土地。因此，我觉得和你摩诃末敦睦邦交是我的义务。因为我爱你，就如同爱我最小的儿子一般……”

“什么？！”摩诃末半阖的眼猛地弹开，比平时要大一倍，他的胡子抖起来，脸色像是被人兜头罩下一盆狗血，泛着青紫的光，“他妈的，我是他儿子？”他从椅子上欠着上身，好像要站起来，但终究没有站起，这就是大国君主的风范。

马哈木没有被摩诃末的表情吓到，继续念道：“当然，你也应该知道，我已征服中国，又和你做了邻居。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我已地大物博，不必再去侵犯任何人的土地。伟大的摩诃末，如果你同意你我两国在各自的地盘上替对方的商人开放一条自由通路，那么，我相信对双方都有利，在这方面我们双方都会心满意足。”

摩诃末端坐不动，并不是他气已消，而是他仍然不知成吉思汗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他的气不消，完全可以理解。在蒙古人语境中，“儿子”一词并没有骂人的意思，而是希望双方建立友好关系。可在其他人的世界，当然也包括摩诃末的世界，这就是句骂人的话。然而，摩诃末能忍住，没有把这群使者拉出去斩首，足以证明他不是个平常之人。

当他端坐不动时，他的顾问及时提醒了他。他马上缓过神来，懒洋洋地仿佛要驱赶眼前苍蝇一样地挥挥手。马上有人扯起嗓子喊道：“觐见完毕，使臣撤开，等候命令——”

当天傍晚，摩诃末的命令就悄悄来到使团暂住地：命马哈木深夜觐见。

深夜，马哈木跟着一个摩诃末的亲信，走过沉睡的撒马尔罕大街，进了一堵有铁门的厚墙里。马哈木知道这是摩诃末在皇宫之外的一处隐秘场所，他神经有些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神秘的觐见。

进了一个点满蜡烛的光明的房间，马哈木看到摩诃末端坐在一个缎垫子上，微闭着双眼。听到脚步声，他睁开眼，指着面前的一个缎垫子，命令马哈木：“坐！”

马哈木不由自主地坐了下去，摩诃末盯着他，语气很低，但字字入耳：“我查过你的底细，你就出生在这座城市，你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你很年轻时就躲避战乱去做生意，后来跟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很器重你。”

马哈木连连点头。

摩诃末突然提高了音量：“作为伊斯兰教徒，你应该向我表明你的灵魂、智慧和事业是站在哪一边的，是伊斯兰世界这一边，还是伊斯兰的敌人那一边？”

马哈木用伊斯兰传统，摸着胡子说：“我对胡子起誓，我以我的整个生命替伊斯兰土地上的统治者效劳，万死不辞！”

摩诃末很满意，从手腕的金镯上摘下一颗大珍珠，递给马哈木：“如果你回答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颗珍珠就是你的了。”

马哈木接过珍珠，珍珠立即发出耀眼的光芒，摩诃末的声音又响起：“如果你敢对我撒谎，我就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马哈木把珍珠恭敬地放到膝前：“您问吧，凡是我知道的，绝不保留。”

摩诃末问：“成吉思汗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哈木回答：“他的个子并不高，前额高耸，有着长而窄的胡须和黄色而不转动的眼珠，当他兴奋或者愤怒时，眼睛会放出耀眼的红光。他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他步伐沉重，举止迟缓，像一头狗熊。但他狡猾却像狐狸，狠毒得像沙漠里的眼镜蛇，孜孜不倦如同骆驼。所有的将军和士兵都敬畏他，比敬畏烈火和雷霆还要厉害。如果他命令一个战士向一百个敌人攻击，那这一个战士会毫不迟疑地拔刀而起……”

“难道他的士兵都不怕死吗？”摩诃末打断马哈木的话。

“怕死，可他们都相信会打胜仗，因为成吉思汗永远都打胜仗。”

摩诃末半信半疑地笑了笑：“我也是久经沙场，从来未遇过百战百胜的人。你还是说说他是如何发迹的吧！”

马哈木添油加醋，先把成吉思汗的青少年时代说得凄惨无比，接着把成吉思汗的发迹史说得如天神下凡，最后把成吉思汗的功成名就说成了天命所归。摩诃末越听越不耐烦，制止了马哈木的吐沫横飞，问道：“成吉思汗说他现在已是强大中国的主人翁，并且占领了中国的京城。这是事实还是瞎吹牛？”

马哈木激动地回答：“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样重大的事如何瞒得住呢！”

“就算是这样吧！”摩诃末轻描淡写地说，“不过你可知道，我的国土有多么广大，我的军队比海里的水滴还多，他怎么就敢把我称为他的儿子呢？你老实告诉我，他到底有多少兵力？”

马哈木看到摩诃末的眼里露出了杀气，急忙恭敬温顺地回答：“您的兵力如果是太阳，那成吉思汗的兵力不过是一轮月亮。”

摩诃末死死盯着马哈木的眼睛，盯了几分钟，终于确信马哈木没有撒谎，这才露出得意、满意的笑容。摩诃末一直以来深信自己的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有持续不断的胜利作为论据。花剌子模的士兵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突厥与波斯混血的土库曼人，一种是康里的突厥人。尤其是康里兵团，骁勇善战，能以一敌十，让西域各小国闻风丧胆。他只要随便一个命令，就能迅速集结起四十万精兵，这四十万精兵在他看来，能横扫当时所知的世界。

他那紧绷的神经此时终于松懈，心情一好，他的语气也好了很多，他让马哈木收起那颗珍珠：“你要为你的祖国做点事，回去后要充当我的间谍，把成吉思汗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报告。”

马哈木连连点头，走出摩诃末的密室，来到大街上，他从怀里掏出珍珠，举起对着黑暗的夜，冷笑：“这破玩意，成吉思汗给我的比这要大十倍，还想收买我，我呸！老子的国家是大蒙古国，不是什么花剌子模。”

摩诃末在第二天就给了使者团模棱两可的答复：“成吉思汗的提议不错，你们回国吧！”

马哈木错误地估计了摩诃末的诚意，他以为摩诃末同意了成吉思汗提出通商的要求，于是兴奋地回到了大蒙古国。自然，成吉思汗要他报告这次的收获。

马哈木就把摩诃末想收买他的事先说给成吉思汗听，然后对花剌子模国情做了一番陈述。成吉思汗和摩诃末不一样，他不喜欢听长篇大论，他喜欢听要点，可有些人陈述事情时往往说不到要点上，所以必须要等待别人的发问。

成吉思汗问马哈木：“据你的观察，花剌子模军队如何？”

马哈木敏锐地回答：“花剌子模能迅速集结起至少五十万人马，精锐部队都来自康里，但康里兵团居功自傲，纪律败坏，恐怕不能成事。”

成吉思汗微微点头，马哈木突然想到另一个重大问题：“摩诃末的母亲居然不住在撒马尔罕，显然，母子二人有矛盾。据说这位老女人手腕强硬，性格泼辣，恐怕是花剌子模的一个致命缺陷。”

成吉思汗大为赞赏，说：“你这个情报很好。”又问，“摩诃末本人如何？”

马哈木回答：“有能力但没有魄力，和大汗不是一个级别的。”

成吉思汗笑了笑：“人人都有魄力，只不过被一些杂事缠绕，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魄力罢了。”

马哈木皱眉细思，突然叫起来：“摩诃末的确有杂事，而且很不容易处理呢！”

摩诃末的弱点

马哈木说摩诃末有很难处理的杂事，至少有两件。第一件是宗教政治问题。花剌子模身处伊斯兰世界，但摩诃末却莫名其妙地同伊斯兰的宗教领袖哈里发纳昔儿发生了矛盾，这令摩诃末头痛不已。摩诃末面临的第二个麻烦事是他的母亲秃儿罕。秃儿罕因自己曾在摩诃末打拼天下时出了不少力，而极为专横，不仅大力蓄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对摩诃末指手画脚。花剌子模军政两界中的康里势力就是她亲自培育出来的。她并不和摩诃末住在撒马尔罕，而是住在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也就是说，摩诃末最大的敌人，不是哈里发，也不是成吉思汗，而是秃儿罕。

摩诃末送走成吉思汗的使者后，首先解决第一个麻烦：哈里发。他在撒马尔罕集结兵力，决定亲征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

就在此时，成吉思汗派来使者告诉他：“我要对西辽国动武，请您不要干涉。”

摩诃末笑了起来，说：“这是你们的事，放手去做吧。因为我也有特别重要的事，哈哈！”

成吉思汗进攻西辽，顺风顺水。摩诃末远征报达城，却是倒霉透顶。他的前锋部队由于没有携带御寒服装，所以在伊朗群山中遇到大风雪时冻死很多人马。这是一次不小的损失，当他撤兵回国时，又被塞尔柱王朝的残余势力库尔德人袭击。摩诃末举头问真主：“是不是您动怒了？”

真主没有回答他，所以他沉默寡言，在回国途中思考帝国的未来。于是他想到了成吉思汗正在进攻西辽，西辽国土那么多，他和西辽是邻居，理应和成吉思汗瓜分。于是，他派快马先回国，集结大军，准备趁火打劫西辽。让他大为惊骇的是，撒马尔罕送来消息，蒙古人已控制西辽全境，一支规模不小的兵团正向康里地区挺进，声称是追击蔑儿乞残余。

摩诃末惊愕起来，说：“想不到成吉思汗的兵力如此强悍，如此短的时间里灭亡了一个大帝国。耳闻不如眼见，我想会会他们。”

摩诃末说到做到，带领帝国精锐康里兵团沿锡尔河南下阻击蒙古兵团。在锡尔河下游，他和正在追击西辽残余的蒙古兵团迎头相撞。

蒙古兵团司令速不台正奋勇向前，快乐地追击，突然侦察兵报告说，前方出现一支庞大整齐的兵团，这让他吃了一惊。当他得知是花剌子模的军队时，马上派人去向摩诃末说：“我们正在追击蔑儿乞人，收获很多，可将所有战利品双手奉上，希望能让出一条路来。”

摩诃末冷笑说：“你说的这是屁话，你追击蔑儿乞残余，为什么要追击到我的康里地盘上来。你这是越界，赶紧原路返回。”

速不台狂叫起来，回话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康里，我们还没有到康里，你们就来了，说明你们是故意来找茬儿的。”

摩诃末再回话说：“别废话，你有两个选择，一、把战利品留下，原路返回；二、和我们打一场。”

速不台说：“我们成吉思汗不许我和你们作战。”

摩诃末暴跳如雷：“成吉思汗命你不打我，可真主却命我揍你们。我要把你们这群野蛮人灭了，以报答真主对我的保佑。”

速不台此时面临选择，要么和摩诃末打一场，但这违反了成吉思汗的命令；可如果不打，就无法追击蔑儿乞人。最终，他觉得消灭蔑儿乞人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同意了摩诃末的请求。

摩诃末采用他的传统阵法，自己指挥中军，他儿子札兰丁在右翼，速不台一眼就看出摩诃末的中路军是主力，右翼也不可小觑，只有左翼力量弱小，可以攻击。号角一响，速不台的一支偏师直奔摩诃末中军，吸引摩诃末的注意力，而他本人则率领主力发挥蒙古骑兵的快速能力，直攻摩诃末的左翼。摩诃末的左翼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就被击溃，摩诃末急忙分出一支中军去救援左翼，这正中速不台下怀。他的主力在击溃摩诃末左翼后，穿过乱哄哄的战场，绕到了摩诃末中军背后，发动猛烈穿插式攻击。摩诃末中军大乱，他本人也急忙向他儿子的右翼逃跑，幸好他儿子札兰丁是个英雄人物，迅疾调动机动部队及时阻挡了速不台兵团的强烈攻势。

当天夜里，双方休兵。摩诃末心有余悸地制订第二天的作战计划，可惜速不台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就在那天夜里，他命人在营地点燃无数篝火，虚张声势，趁着摩诃末全军戒严不会发动夜袭时，速不台带领兵团悄悄离开，沿锡尔河北上，继续追击蔑儿乞人了。直到第二天拂晓，才有人发现蒙古军已凭空消失。摩诃末感叹良久，对他儿子说：“我遇过许多大敌，从未遇到过这样凶狠和狡猾的军队，他们将是我们的劲敌。”

他儿子札兰丁镇定，自信，气度非凡，他不以为然地说：“父亲你太多虑，他们这次只是侥幸成功，如果有下次，我定让他们全军覆没。”

摩诃末没有多虑，他总觉得早晚要和这个素未谋面但却是深不可测的成吉思汗交手，只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那么快。

速不台扫灭蔑儿乞残余回草原后，向成吉思汗报告了摩诃末那次不礼貌的行动。成吉思汗问速不台，他的兵力如何，速不台回答：“很强悍，如果不是我出奇制胜，恐怕很难全身而退。”

成吉思汗沉思，说：“花剌子模国力雄厚，军力强大，商业繁荣，我们暂时还是应该和他们通商。而且，摩诃末也答应了通商。”

正是出于这一良好的愿望，成吉思汗派出了一支由伊斯兰教徒组成的五百人商团带着无数金银、丝绸等物品前往花剌子模。他们需要换到花剌子模的珍品，诸如链甲、钢盔、钢盾和阿拉伯弯刀等物。这五百人中绝大部分是花剌子模商人，还有已经灭亡的西辽人，所以他们对花剌子模很熟。当他们走到花剌子模东方的边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时，守将亦纳勒出黑拦下了他们。

亦纳勒出黑是摩诃末的强势母亲秃儿罕的族人，属于皇亲国戚，是个烂污人物。商队里一个花剌子模人和他很熟，就主动和他打招呼，但这人已有几年没回祖国，不知道此时亦纳勒出黑已被封王，所以仍然称他从前的官职。亦纳勒出黑马上感到廉价的自尊受到侵犯，把和他打招呼的同胞捆起来，痛打五十鞭。这人马上以蒙古国特使的身份来压亦纳勒出黑，亦纳勒出黑咆哮如雷，同时发现这些人带的货物很诱人，于是把所有人都关押起来，私吞了一半的货物，把另外一半派人送给了摩诃末。

同时他给摩诃末写信说：“这些穿着商人服装的人，根本不是商人，而是成吉思汗的奸细。他们态度傲慢，举止无礼，在城中引起骚动。我派人暗中观察他们多日，发现他们经常向居民打听完全无关贸易的事。更要命的是，他们总是用低沉的声音威胁我们的人民，说大事马上就要发生了，花剌子模将血流成河。”

这封信到底是真实情况，还是亦纳勒出黑贪图财宝而编造的谎言，已不得而知。成吉思汗派遣的五百商人中肯定有官员和士兵，这是国际政治不可避免的。但亦纳勒出黑说他们在城中引起骚动，显然不符事实，因为成吉思汗在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要和花剌子模开战。

摩诃末接到亦纳勒出黑的报告信后，气得青筋暴露，下令把蒙古商团囚禁。他的将军和顾问们都劝他，此事要慎重，蒙古人不是好惹的。

这句话立即让摩诃末想到前段时间在锡尔河下游的败绩，于是他暴怒道：“我巴不得成吉思汗也在那商队里，这样就可以把他砍成肉段了！给我下令，处决那个商团，一个不留！”

他的命令下得有点晚，亦纳勒出黑在送出那封信时，就把这个商团成员全部处决，只有一人从囚禁的地牢里逃走。此人昼夜不停地奔驰回到大蒙古国，把商队成员的命运讲给了成吉思汗听。

成吉思汗先是惊骇，接着是怀疑。他不相信摩诃末出尔反尔，更不相信摩诃末如此没有脑子，会屠杀他大蒙古国的商团。出于这种心理，他派遣三名使臣出使花剌子模。三名使臣都是伊斯兰教徒，两人是蒙古人，另外一个是花剌子模人，名叫巴合剌。

按成吉思汗的精密嘱咐，三位使臣一见到摩诃末，巴合剌就语气严峻地开口道：“我是奉成吉思汗命来提醒你，上次我们的商团来到你们国家后突然消失，后来才知道被你们所杀，你明明已同意保护对方的商人，为何要下此毒手？你竟干出这种让真主不耻的事来，真让人心寒！”

摩诃末大喊起来：“你这个卖国贼，你是花剌子模人，跑到野蛮的蒙古人那里做奴才，现在反过来责备你的君主，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巴合剌扫了一眼在场的人，有花剌子模最出色的将军、最顶级的文臣，还有一位气得脸红脖子粗的国君，阵势很大，但他毫不惧怕，继续质问：“您是不是杀了我们的使团？”

摩诃末想起了锡尔河的败绩，想起了马哈木描述的瘆人的成吉思汗脸谱，突然气焰矮了下去，颓唐地说：“是我的手下亦纳勒出黑擅自做主，跟我无关。”

文臣武将们哗然，巴合剌冷笑道：“那就请把凶手亦纳勒出黑交出来，让我们成吉思汗处置他。如果你说半个‘不’字，那就等着打仗吧。想必你也见识过蒙古兵团的威力，只要他们认准目标，矛头必定插进目标！”

什么是强国外交，这从巴合剌的外交辞令就能看出，绝不转弯抹角，直接给你两个选项，而你必须要选一个，要么执行我的命令，要么就打。

巴合剌的强硬辞令并未让摩诃末恼怒，他连一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而是沉思起来。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强国从来不对一个耍嘴皮子的使者动怒，强国只需要拿出一个选项就可以了。

他正在思考该选哪一个，是把亦纳勒出黑交出去，还是向成吉思汗宣战。

他的将军们震怒了，其中一个五大三粗的将军一脚把巴合剌踢翻在地，然后一顿乱踹，一面踹，一面对摩诃末说：“我的国王，他在威胁咱们，咱们是受威胁的人吗？您要知道，亦纳勒出黑可是您母后的侄子，难道你真准备把您母后的侄子交给这群野蛮人？”

所有的将军们都咆哮起来：“杀了这个狗娘养的卖国贼！”

另外两个蒙古使者脸色大变，但不敢动，只能眼睁睁看着巴合剌在地上翻滚惨叫。摩诃末讨厌朝堂无秩序，大手一挥：“住手！”

他从椅子上弹起来，走到巴合剌面前，举止优雅地扶起已满脸血污的大蒙古使者，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亦纳勒出黑，我不交。至于你嘛……”

他使了个眼色，身旁早已有人摩拳擦掌，跳上来，先揪掉了巴合剌的胡子，巴合剌一面惨叫，一面嘶喊：“大家都是穆斯林，不能揪胡子啊！”

没有人理他，他的胡子全被揪掉，一把短剑就按到他的脖颈上，一抹，巴合剌双眼一瞪，死了。

摩诃末看完血腥的一幕，对两个蒙古使者说：“回去告诉成吉思汗，要打就来！”

两个蒙古使者已魂不附体，转身要走，又上来两位将军，把他们的胡子烧光，伊斯兰教徒对胡子特别看重，我们说用生命担保，伊斯兰教徒则说用胡子担保，烧掉一名伊斯兰教徒的胡子，就是对他最大的羞辱。

两个没有胡子的蒙古人满脸污垢地跑回蒙古草原，把巴合剌之死和摩诃末的态度详细禀告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像野兽一样怒吼起来，他如同疯了一样把沙子往头上乱撒，用两手搓着脸，眼泪夺眶而出。接着，他又扑向前去，重心不稳地在路上跑起来，所有在场的人也都跟着他跑。路上很快形成一条人流，如同马拉松。成吉思汗跑到了拴马桩旁，解开缰绳，跳上马背，向前狂奔。其他人也跳上马背一窝蜂地跟着他跑。这是个吊诡的场面，人人都在跑，可人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跑。

跑在后面的人问跑在前面的人：“为什么跑？”

前面的人回答：“不知道。”

前面的人问最前面的人：“为什么跑？”

最前面的人回答：“不知道。”

成吉思汗一直跑到肯特山上，在一块松树之间隆起的山地上跳下马来，人们远远地看到他摘下帽子，把腰带悬挂在脖子上，“扑通”跪倒在地。离他近的人听到他悲愤的声音道：“长生天，你要拯救正义的人，惩罚罪人！正义的人是我那五百人商团，罪人则是摩诃末。他杀了我的商团，还把我的使者的胡子烧光，现在，我的邻居不给我和平，我只能自己去争取和平。长生天，在你的指示下，我要向花剌子模国开战。杀光他们，烧光他们，抢光他们！”

说完这些，他给身边的耶律楚材发布命令：“我要在这里待上七天，祈求长生天保佑我们讨伐成功。叫卫队封锁现场。”

七天之后，成吉思汗从肯特山神清气爽地走下来，看了看他冷若冰霜的卫队，又看了看他的战友们，从嘴里蹦出一句话：“给摩诃末下战书！”

战书并不难写，很快，他的顾问们就把一封长长的战书送到成吉思汗面前，成吉思汗说：“念！”

一名顾问就念了起来：“长生天立我做天下的可汗，我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人类不可企及的事业，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这样的帝国。长生天告诉我，我的职责就是摧毁不恭顺的国家，让它的臣民在血泊里号叫。只要我的大军一到，凡有国家之处必须要俯首。你，摩诃末，居然敢对我无礼，我要对你进行最残忍的打击……”

成吉思汗从宝座上扑下来，夺过顾问手里的战书，扔到火堆里，说：“废话太多，我说，你写！”

顾问心惊胆战地拿起笔和纸，成吉思汗一字一句道：“你要战——便作战！”

一千多年前，和成吉思汗比肩的汉武帝给匈奴单于的战书上也只有寥寥数语：战，则来；不战，赶紧滚（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

两份战书异曲同工，威严八面。

二巨头备战

1219年年初，成吉思汗备战。留下三万人给木华黎，要他继续对金国进行蚕食战。留下一万人给弟弟帖木格留守大本营，剩余九万五千蒙古兵团和八千人的工程部队和他西征。同时，又命令畏兀儿人和西夏人出兵两万随军作战。畏兀儿人积极响应，西夏人却对成吉思汗的使者说：“你们大汗既然力量不够，何必称汗？”

说这话的人叫阿沙敢不，是当时西夏的大臣，有消息说，西夏已控制在他手中。成吉思汗对西夏人的桀骜大为震怒，如果不是西征在即，他非要对西夏进行第四次征讨不可。不过，成吉思汗还是把这件事牢记在心，西夏灭亡的导火索已经点燃。

成吉思汗对西夏的不忠不义暴跳如雷时，有个南宋人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这个南宋人叫赵珙，一个月前，他以南宋使者身份来到大蒙古国。在他看来，这位草原帝国的主人很容易动怒，特别是当别人背信弃义时。

几个月后，赵珙回到南宋，画下了成吉思汗的画像，我们今天常见的成吉思汗画像就出自赵珙之手，这幅画像可能是经过艺术想象的，但也许就是成吉思汗留给赵珙的真实印象：脸庞丰满，耳朵富态，眼睛慈祥而敏锐，安详的嘴边长着稀疏而发白的胡子。

这个时候的成吉思汗已经58岁，赵珙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已经很老，但他浑身上下充满着精力、洞察力和理解力。

赵珙说，成吉思汗老先生无论是出征还是宴会，身边总会带着成群的美女，据说这群美女出自他的美女集中营“斡耳朵”。她们艳绝人寰，来自五湖四海，能歌善舞，口才超群，惹得受理学教育多年的赵珙不禁羡慕嫉妒。

赵珙还说，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是朴实无华的。有一天，成吉思汗问他：“昨天打马球怎么不见你来？”赵珙回答：“因无陛下召唤所以未来。”成吉思汗说：“既然来到这里，那就如同家人。在宴会、打马球、狩猎的时候请不客气地一同游乐好了，何必每次都要我去请你呢？”

赵珙惊慌起来，这在他们的帝国可是永不可能发生的事。成吉思汗看着他说：“打马球你不来，这是失约，按草原规矩，应该自罚六大杯。”

赵珙毫无办法，只能连喝六大杯，大醉而回。赵珙离开蒙古草原回南宋时，正是成吉思汗专心致志准备西征之时，他对赵珙说：“有生之年，你我再见面，当痛饮三大杯。”接着他对恭送赵珙的官员说：“在良好的城市要带他多停留五六天。有了美酒，要让他痛饮。有了美味的菜肴要尽情招待。让内行的乐队，好生吹奏款待。”

赵珙感动得直想流泪，这位南宋人不知道，蒙古人向来就这样朴实热情，纵然面临如山一样的考验时，都不会对客人有半丝怠慢。

1219年春的成吉思汗，面临着重大考验。一方面是和强敌花剌子模的开战，另一方面则是也遂提出的问题。有天晚上，也遂在床上对成吉思汗说：“您就要西征远方，将要和伟大的敌人作战，一旦您遭遇不测，国家该由谁来掌舵？”

成吉思汗从半梦半醒中突然惊觉，他握住也遂的手，说：“你虽然是个女人，可眼界比许多男人都高，的确，我不能忽略这个问题。”

第二天，他召集他的兄弟和儿子们，说：“也遂给我敲了个警钟。各位兄弟、儿子们，你们谁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也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不会死一样，但这是幻觉，此次西征关系重大，我必须要在你们中间确定一个继承人。你们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吧。”

没有人说话，和成吉思汗一样，在座的诸位都认为成吉思汗不可能老，甚至不可能死。成吉思汗打破了沉默，指着术赤说：“你是长子，你先说。”术赤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二太子察合台露胳膊挽袖子暴跳吼了起来：“父亲问他，莫非是要叫他继承汗位吗？他可是蔑儿乞种，我们如何让他管？”

术赤听了这话，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一把捉住旁边察合台的衣领，怒目圆睁：“汗父都没有把我当外人看，你凭什么这样说？你比我有什么本事？你不过性情暴躁、行为专横而已！”

察合台一跳三丈高，尤其是当他发现术赤说的是事实时，更是怒不可遏，两人互相扭打着，就要出帐外分个胜负。成吉思汗始终一声不吭，其他人却坐不住了，木华黎和博尔术急忙跑出来劝架，察合台的顾问阔阔搠思也走出来批评察合台：“在你们出生前，天下大乱，连上床睡觉的工夫也没有。大地翻腾，连进被窝睡觉的工夫也没有。天下扰攘，人不安生，所以你的母亲不幸被蔑儿乞人捉去，你居然说你大哥术赤是蔑儿乞人的种，这不是伤了你母亲的心，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弟吗？”

这番堂而皇之的话让察合台马上冷静下来，成吉思汗这才缓缓开口道：“术赤就是我的长子，以后谁都不许这样说。”术赤听了父亲的话，也马上冷静下来。大家又重新坐好，察合台虽然不吵闹了，但仍然反对术赤继承父亲的汗位。他决心和术赤同归于尽：“术赤是有才能的人，术赤和我都是父亲的长子，我们二人都愿为汗父效力。如果有谁逃避，就打破他的脑袋，如果有谁落后，就砍断他的脚跟。窝阔台仁慈宽厚，可以推举他，让他成为父亲的继承人。”

成吉思汗马上问术赤：“你怎么说？”

术赤还能怎么说，他如果不同意察合台举荐窝阔台，那就是有做大汗的野心，他只能同意。成吉思汗深知，术赤和察合台是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和好的，这是极不稳定的情感。他试图抚平二人的异见：“你们二人以后不必做同一件事，也不必在同一个屋檐下，世界之广，江河众多，你们可以各自统治自己的封国。我现在就要你们发誓，即使不友好，也不要互相侵犯，否则天将降罪于你们。”二人同意，成吉思汗又给了他们额外的赏赐——两处百姓众多的领地。

成吉思汗也只能做到这些，以后的事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他用寄予厚望的眼光看向窝阔台，正如察合台所说，窝阔台仁慈宽厚，有君王气度。窝阔台迎接父亲的目光，说：“既然两位哥哥都说我可以，我难道能说自己不行吗？我要全身心地去做！”

成吉思汗满意地点头，转向他最小的儿子拖雷。拖雷马上捶着胸说：“我愿效忠在汗父所提名的兄长跟前，他忘记的，我就让他记起；他睡着了，我就让他醒来。我要做他的传声筒，做他的骑马鞭，参加他主持的一切战斗！”

成吉思汗微笑着点了点头，这是一次成功的布局，蒙古帝国在他去世后强劲不衰，正是他挑选了个合格的继承人。

摩诃末没有成吉思汗那样的担忧，他没有多余的儿子，只有一个已被多次证明最适合继承他基业的儿子札兰丁。他的担忧是即将到来的战争，当他收到成吉思汗那六个字的宣战书后，就开始召集大型会议，商讨对策。

他的顾问和将军们提出了四个应对方式供他选择。第一个是积极方案，集结全军在锡尔河上游，拒成吉思汗于国门外；第二个是半积极方案，也称诱敌深入，那就是分兵把守帝国境内重镇，逐渐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第三个是半消极方案，放弃锡尔河以南全部领土，把主力驻扎在阿姆河渡口，和成吉思汗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守战；最后一个是完全消极方案，退守可疾云（今阿富汗加兹尼），随时准备逃往忻都。

对于强大的花剌子模而言，后两个方案简直丢人现眼。摩诃末正在深思熟虑，他儿子札兰丁把拳头猛地敲到桌子上说：“集结全军在锡尔河上游，把那群野蛮人消灭在国门之外！”

摩诃末谨慎得让人发火，他慢吞吞地说：“在国门之外和蒙古人开战，即使战胜，也要伤筋动骨，不如用第二个方案，分兵把守帝国境内重镇，消耗成吉思汗的力量。当他精疲力竭时，我们就可发动反攻，将他们消灭在境内。”

札兰丁失望地叹口气，摩诃末对儿子和他的属下们说：“成吉思汗远道翻山越岭而来，必是疲惫不堪，只要我们加强锡尔河沿岸各城防御，顽强抵抗，把成吉思汗死死钉在那里，当他们寸功未取，又疲惫不堪时，我们就在撒马尔罕集结全国兵力，对其致命一击。从现在开始，就准备吧！”

摩诃末的命令当然就是真主的命令，整个花剌子模帝国开动起来。摩诃末下令星夜赶工，在首都撒马尔罕周围筑起坚固的城墙，周长达84公里。遗憾的是，这项巨大工程才进行一半，成吉思汗已兵临撒马尔罕城下，整个工程前功尽弃。同时他再发出命令，锡尔河沿岸军事重镇都要模仿他在撒马尔罕的行为进行修筑城池的运动。为了这笔巨额开支，他强迫预征了三年的捐税。花剌子模百姓怨声载道。摩诃末当然知道，但大敌当前，他已顾不了那么多，只要能把蒙古人打败，他完全可以还给他的人民更多。

那段时间，摩诃末像个陀螺，不停地四处转悠。他必须要视察那些军事重镇，心里有数。他的儿子紧跟其后，既像未来的国君，又像是出色的保镖。在讹答剌城中，摩诃末视察后对札兰丁说：“这是座坚固的城墙，没有人可以攻陷它。”

札兰丁意志坚定地点头说：“纵然蒙古人真的攻陷它，我也能把它夺回来。”

摩诃末哈哈大笑，拍了拍札兰丁的肩膀，轻松地说：“我的儿，你多虑了，蒙古人只要进了我们的国家，就有来无还，别说攻陷城池，连个栅栏，他们都要绕道走。”

札兰丁疑惑不解，问老爹：“为什么？”

摩诃末笑道：“因为他们很累。”

札兰丁再问：“您这样肯定，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摩诃末当然有，可惜，都是错的。

他得意洋洋地说：“且不说别的，只说成吉思汗大军走到咱们家门口，就是个巨大的挑战。蒙古人先要翻越飞鸟绝迹的阿尔泰山，涉过遍地尸骨的大沙漠白骨甸，再沿着阴晴不定的天山山脉西行。阿尔泰山海拔3000米，即使是盛夏时节，山顶也是飞雪连天、冰冻千尺，根本就没有路径可走。即使蒙古人受得了，他们的马也受不了。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死在路上。”

摩诃末不知道的是，蒙古人最能吃大苦耐大劳，能耐受意想不到的恶劣环境的侵凌。至于蒙古的马，虽然体型矮小而多毛，其外观和速度，皆不如阿拉伯世界的马匹，但蒙古马的持久耐劳能力，举世无双。虽长途跋涉，不定时喂食，缺乏休息时间，仍能保持着充分的体力。这是因为蒙古人养马有秘籍，没有战事时，蒙古马的唯一任务就是大吃大喝。秋时，蒙古马肥如猪，蒙古人开始骑着它们到处乱窜，水草减半，一月后，肥肉变成肌肉。骑行数百里，也不会出汗，所以出战时，蒙古马就成了机械马，根本没有劳累一说。

在摩诃末的印象中，成吉思汗是游牧部落，所以只善野战，不善攻坚战，甚至不善架桥修路，所以他说，蒙古兵团翻越阿尔泰山和天山是异常艰难的事。可他不知道的是，成吉思汗早就组建了一支工程部队，这支部队把架桥修路当成小儿科。

摩诃末还不知道的是，成吉思汗的战法可不是一根筋地在城下做莽夫似的攻击。成吉思汗的战法往往是以一部兵力，围攻或监视当前敌人的城池，主力则钻隙迂回，深入敌人后方，迫使敌人在不预期的时间和地点，在不利的态势下，仓皇应战，从而一举歼灭敌人的主力。

可以说，摩诃末对成吉思汗几乎一无所知，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摩诃末做出了错误的战略，用坚固城池消耗成吉思汗的力量，当其力量被消耗殆尽时，他则从撒马尔罕集结主力向对方发动反攻。他的希望是美好的，但我们知道，他的希望必将破灭。

摩诃末对成吉思汗一无所知，成吉思汗对摩诃末却了如指掌。当他得知摩诃末的战略后，马上制定针对性的战略。这个战略构想是以一支部队施行大张旗鼓的正面攻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主力以及次主力则分从南北二处，克服天然障碍大胆迂回，由敌人不可料到之处突然出现，直捣敌人的心脏。

具体实施起来就是这样的：正面攻击由三个纵队担任，任务是扫荡锡尔河沿岸各个城市的敌人，同时封锁情报，掩护主力行动；第一纵队司令术赤，先将锡尔河下游地区清扫完毕，然后北上直奔花剌子模军事重镇毡的（今哈萨克斯坦克孜尔奥尔达东南）；第二纵队司令察合台与窝阔台，进攻谋杀帝国使者的城市讹答剌；第三纵队司令阿剌黑，进攻花剌子模在锡尔河东南的军事重镇浩罕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浩罕），三个纵队完成任务后在浩罕城附近汇合，一直向西参与围攻花剌子模首都撒马尔罕的战役。

次主力司令哲别翻越帕米尔高原，从阿姆河发源地顺流而下，自东南方迂回向北围攻撒马尔罕。

主力军司令则是成吉思汗和拖雷，他们在正面三个纵队发动攻击吸引敌人注意力时，秘密渡过锡尔河，进入红沙漠，迂回前进，从西北方攻击撒马尔罕的西大门、军事重镇布哈拉城，成功后则向东和其他各路纵队围攻撒马尔罕。

这是个非常冒险的计划，红沙漠对西域的所有人而言都是人间地狱，酷热难耐，忽然飞沙走石，三米之内不见物，很少人能徒步穿越。但成吉思汗认为这个险值得一冒，因为一旦成功，那就如神兵天降于撒马尔罕的背后。

1219年春夏之交，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誓师，宣布西征。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一次远征的序幕缓缓拉开，它当然不是结束，只不过是蒙古多次西征的第一次。

一个意外发生在誓师大会上。祭旗那天凌晨，万里无云，军队集结完毕，正要宰马时，突然黑云压顶，狂风暴雪从天而降，半个时辰，雪深三尺。

成吉思汗信仰长生天，当即断定这是长生天的警告。他犹疑起来，蒙古勇士们纷纷跪倒在雪地里，口呼长生天。耶律楚材不信鬼神，对手足无措的成吉思汗说：“再不祭旗，过了时辰就不好了。”

成吉思汗有点生气：“现在就不好啦！你看这雪，这可是夏天啊，怎么来这么大的雪！”

耶律楚材发现只能以毒攻毒，假装掐指算了一下，看看白茫茫的天，说：“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

成吉思汗盯着耶律楚材，半信半疑。耶律楚材加重语气道：“此乃克敌之兆也！”

成吉思汗沉吟半晌，抽出腰刀，向天一振，吼道：“祭旗！”

几个刀斧手同时抡起大刀，对准马的脖子，咔嚓一声。雪突然停了，太阳奋不顾身地钻出云层，照得整个草原明亮刺眼。

成吉思汗命令三太子窝阔台先出发，去负责阿尔泰山的修路工程，一个月后，又命令二太子察合台出发，沿着窝阔台完工的山道涉过白骨甸沙漠，到天山修路架桥。

这是人类工程史上最艰难的工程之一。窝阔台在阿尔泰山修路架桥时正值盛夏，但山峰飞雪，冰冻千尺。窝阔台必须要先破除寒冰，再开凿道路，幸好他们有炮工部队，虽然艰辛，但最终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219年秋，蒙古各路兵团陆续来到花剌子模国门前东方一百公里处，完成集结。两个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之战开始，龙争虎斗上演。

讹答剌城的陷落

当摩诃末在1219年秋天得知蒙古人已兵临帝国东大门时，不禁大惊失色。他想不到成吉思汗会来得这么快，他在短时间内意识恍惚，居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在札兰丁的提醒下，他才从恍惚中清醒，急忙调派一支三万人的部队，但不知道该向哪里增援。札兰丁又提醒他，成吉思汗必先攻讹答剌。摩诃末这才要那支三万人的部队迅速奔赴讹答剌城。大概是被成吉思汗的速度吓到了，他还是不太放心，又调派能征善战的哈剌察汗领兵一万去增援讹答剌。加上讹答剌城的两万人，计为六万人。摩诃末这才放了心。

他给自己打气，也给他的将军们打气：“伊斯兰世界联合起来，会把成吉思汗打成肉泥！”

他的将军们也互相打气：“是啊，只要哈里发和太后一声令下，整个伊斯兰世界就将称霸！”

摩诃末和他的将军们又犯了不明敌情的毛病。就在开战之前，成吉思汗让人写出了两封信，一封是给身处报达的哈里发的，一封是给摩诃末母亲秃儿罕的。

给哈里发的信中，成吉思汗说：“摩诃末一直想把你干掉，而且还向报达城进军过，这已不是你们伊斯兰世界的家事，而是大逆不道的国际事件，我需要你的合作，纵然你不想和我这个异教徒合作，也不要干涉。”哈里发幸灾乐祸地回信：“你打那个畜生，我挺你！”

这封信让成吉思汗避开了伊斯兰世界大联合的风险，哈里发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只要他喊一声“圣战”，那成吉思汗将会陷入伊斯兰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给秃儿罕的信中，成吉思汗说：“您与您的儿子常有政见和人事上的冲突。我们无意进攻您的居住地玉龙杰赤，待我完成花剌子模各地征服后，当以富裕强大的呼罗珊（今伊朗东部阿姆河以南）奉献给您。”

秃儿罕没有回信，可成吉思汗确信这位老女人不会对摩诃末伸出援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封信让成吉思汗避开了进攻布哈拉城时可能受到的来自玉龙杰赤的背后袭击。

而这一切，摩诃末浑然不知。当察合台和窝阔台纵队开始向讹答剌城发动进攻时，他还在盘算着联合哈里发和母后的最佳时间。

那位斩杀蒙古五百人的讹答剌城守将亦纳勒出黑面对蒙古兵团，毫不心惊，因为讹答剌城有兵有粮，城墙坚固，还有他这位高智商的指挥官。他说：“守个三年不成问题，我要把蒙古人活活气死在城下。”

察合台和窝阔台一来到讹答剌城下，什么都不说，就用炮兵轰了几个回合，讹答剌毫发无损。察合台开始发起试探性的攻城，由于只是试探性的进攻，所以亦纳勒出黑很容易就击退了这群蒙古人。这让亦纳勒出黑产生一种错觉：蒙古人的战力稀松平常。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中，蒙古军并未发动像模像样的进攻。在间歇期，亦纳勒出黑偶然发现对方军营的士兵正在砍伐木头，搬运巨石，亦纳勒出黑莫名其妙，他开始以为这是蒙古人准备砍伐森林开拓空地种庄稼，进行长期围困，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蒙古人砍伐木头和搬运巨石是为了制造抛石机。这是蒙古军的一个特点，行军时从不带笨重的攻城器械，而是就地取材。

抛石机很快就发出尖利的叫声，把十几人才能搬动的大石头抛向城中。亦纳勒出黑先是用巨大的网防守，但石头太重，把他的网冲得稀巴烂。接着他想到不理睬那些巨石，而是专心致志地让士兵对付正用云梯的蒙古士兵。三天后，蒙古人没有一人能登上城墙。

窝阔台乞灵于思想攻势，他对讹答剌城的士兵说，他们只想要杀害蒙古帝国使者的凶手亦纳勒出黑，这件事是私人恩怨，和他们这群即将成为炮灰的士兵无关。讹答剌的守军不为所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赤裸裸的侵略，而且，他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危险。窝阔台发现这些人冥顽不灵，就发狠道：“如果你们再顽抗，城破之日，比车轮高的人统统杀了！”威胁可不是战斗，所以讹答剌城嗤之以鼻地用火箭回应他的威胁。

两个月后，察合台暴躁起来，攻势一次比一次凌厉，亦纳勒出黑的防守则一次比一次顽强。看上去，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攻防战。其实从兵力对比而言，亦纳勒出黑远胜蒙古军。察合台和窝阔台只有三万兵力，亦纳勒出黑的兵力却接近五万，而且是防守方占了极大优势。三个月后，讹答剌城中的激进指挥官们提出一个看上去相当诱人的计划：开门出击。他们对这一计划有很深刻的见解：蒙古人在城下碌碌无为了几个月，士气低到冰点，这是天赐的大好时机，而且自己的人比蒙古人多，只要出城和攻击的速度够快，绝对可以把他们打回老家。

亦纳勒出黑是个容易被眉睫前的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他居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哈剌察汗死活不同意，几年前，蒙古远征军灭西辽时，他驻扎在西辽和花剌子模边境线的一个小城中，亲眼见到了蒙古帝国的野战力。他绝不相信他们讹答剌的守军能快速击败蒙古军，他更不相信韧性十足的蒙古人会丧失斗志。亦纳勒出黑冷笑，他瞧不起这个帮手，在守城过程中，哈剌察汗负责的城门总险象环生，这说明一个问题，哈剌察汗是个笨蛋，勇者不能和笨蛋探讨事情。

出城攻击确定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亦纳勒出黑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段，是因为太阳落向西方，刺眼的阳光正射向蒙古人。这可能是亦纳勒出黑一生中犯过的最致命的错误，窝阔台一直就在等待这个时机。窝阔台没有先见之明，他只是凭多年来战场上的经验，感觉到亦纳勒出黑会在某个时刻出城发动攻击。于是，他暗暗地作着准备，骑兵分为几个支队，轮流骑在马背上，箭在弦上，刀在手中，安静地等着敌人出洞。

窝阔台终于等到了，那天下午，阳光照射到蒙古军每个人的脸上，讹答剌城三个城门突然开启，一队队骑兵突然冲出，窝阔台早已准备好的骑兵还未等他们全部出城门，就呼啸一声，发动冲锋。

亦纳勒出黑在城上原本是想看蒙古军的笑话的，让他惊骇的是，表面看上去乱糟糟的蒙古军营中突然冲出一队队整齐有序的骑兵，速度之快前所未见。他虽然开了三个城门，但蒙古骑兵全部都攻向一个城门。出城的骑兵还未来得及列阵，蒙古骑兵已到跟前，就如公牛进了瓷器店一样，一阵掩杀，如果不是亦纳勒出黑反应迅速，下令关闭城门，蒙古骑兵恐怕已冲了进来。

这当然不是窝阔台最拿手的，当亦纳勒出黑惊魂未定时，蒙古军突然对讹答剌的所有城门发动全面进攻，抛石机和火炮震天响，讹答剌守军手忙脚乱，蒙古军已有人抢上了城墙，挥刀砍断了军旗。在一阵艰难的厮杀中，蒙古军终于被击退，亦纳勒出黑气喘吁吁，脸色惨白。此战过后，形势急转直下。

蒙古人的攻势比从前几个月猛烈了数倍，讹答剌城每天都要受到数次被攻破的考验。无论是亦纳勒出黑还是哈剌察汗都知道，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哈剌察汗神情沮丧地向亦纳勒出黑建议说：“向蒙古人投降吧，或许还能有一条活路。”

亦纳勒出黑决绝道：“如果我们都不忠诚国王，就难以为自己的变节辩解，就不是个合格的穆斯林。”他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他真的忠诚于摩诃末，也并非他是虔诚的穆斯林，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即使投降，蒙古人也不会饶恕他。他只有一条路，就是顽抗到底。

哈剌察汗没有亦纳勒出黑的苦衷，所以当蒙古军的攻城战进行到最激烈时，他带着几个卫兵逃出了讹答剌，投靠了蒙古人。察合台接见了这个敌人的叛徒，哈剌察汗主动介绍自己，并希望能让他为成吉思汗效力，因为他对花剌子模国了如指掌。察合台和所有蒙古人一样，最恨的就是叛徒，他对哈剌察汗表示很遗憾：“你们连自己多年的主子都不忠诚，我们怎么敢保证你肯忠诚我们！”哈剌察汗被拖出帐外斩首，他的卫兵也无一幸免。

哈剌察汗的出走在他那一万士兵中引起冰冷的回响，他们为主帅抛弃自己而难过，为了迫在眉睫的危险而惊恐，蒙古军就在他们又痛又惧中，迅猛地攻陷他们所守的城门。亦纳勒出黑的士兵闻听城门已被攻破，霎时星散，城里只剩下亦纳勒出黑的万人卫队，退守内城。

窝阔台命令进城扫荡。亦纳勒出黑和蒙古扫荡军开始了惨烈的巷战，他的万人卫队越打越少，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困兽还发起过几次反扫荡，蒙古军第一次遭到劲敌，这场巷战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亦纳勒出黑只剩下他自己。

他先是用弓箭，箭用尽，再用大刀，大刀卷刃用匕首，匕首折断用石头。这是个被逼出来的英雄人物，他意识到总归都是死。但最终，当蒙古军活捉他时，他却失去自杀的勇气，而是被像带一条死狗一样拖到了窝阔台与察合台面前。

两人把他装进囚车，送到成吉思汗处。成吉思汗一见亦纳勒出黑，大怒道：“你无缘无故杀我使者，无非就是为了图财，我今日就成全你。”说完，命人把烧好的银溶液灌进亦纳勒出黑的口耳中，亦纳勒出黑惨叫多时才死去。

他应该在下辈子得到一个教训：图财可以，但别害命，否则，“财”就兜回来害他的命。

讹答剌城的陷落让摩诃末魂不附体，按他从前的看法，讹答剌城支撑三年都不成问题，想不到只支撑了五个月。摩诃末认为他这回真的是碰上了此生最厉害的对手，他必须要全身心地谨慎起来。

横扫锡尔河

窝阔台和察合台在讹答剌城下疯狂进攻时，术赤也在疯狂地由东向西横扫锡尔河下游的花剌子模各据点。

术赤的开局异常顺利，兵团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直到抵达昔格纳黑城（今哈萨克斯坦奇伊利东南），他才遇到点小麻烦。昔格纳黑城是锡尔河下游一个不大不小的城池，居民不超过三万人，本来应该由一支千人的康里兵团守卫，可全国备战期间，摩诃末认为这个小城并不重要，于是把这支康里兵团调到别处协防，于是，城中只剩下了一支人数稀少的杂牌军。当术赤兵团抵达城下时，由于恐怖气氛的重压，这支军队居然一哄而散，不见踪影。术赤认为一个没有正规军守卫的城池根本不必发动军事进攻，所以他派了一个叫哈散的花剌子模人进城谈判，希望可以和平解放昔格纳黑城。

哈散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朝觐过圣地麦加，同时也是个出色的商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时，他就主动投靠成吉思汗，并成为成吉思汗最信赖的外国人之一。哈散进城前，术赤叮嘱他，就在城门口向他们劝降，一旦情况有变，马上撤出来。哈散没把这关心当回事，他认为城里都是自己的同胞，而且大家都是伊斯兰教徒，他还是为数极少的伊斯兰朝觐者之一，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个城市的人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这一傲慢的想法害了他。他进了城后，就直奔城中央的广场，站到高处向他的同胞们发表演讲说：“我也是花剌子模国国民，这次来是奉了蒙古帝国统帅的命令奉劝你们赶紧投降，可保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如果你们不投降，后果恐怕只有真主知道了。”

哈散的话激怒了他的听众，这些人都是昔格纳黑城中的无产者，他们只有一条贱命没有财产，所以都是奋不顾身之徒。这群人大吼一声，把哈散从高处拖下来，你一脚我一拳，哈散很快就陷入了拳脚的汪洋中，一命呜呼。

这些人为了表现自己忠诚于祖国和摩诃末的决心，把哈撒的脑袋割了下来，当球一样踢出了城外。术赤暴跳如雷，下令百道攻城。蒙古兵团昼夜不息，连攻七天七夜，昔格纳黑城陷落。术赤进城后，先把杀掉哈散的凶手残忍地挖掉眼睛和鼻子，再砍断四肢，直到痛苦地死去。然后下令屠城，连比车轮矮的人都没有赦免。

术赤的残暴屠城起到良好的效果，在接下来的进军中，所过城池都纷纷投降，这些不放一箭一矢就投降的城池，居住的大都是商人，他们有财产有家人，有钱人都爱惜生命，所以他们不可能因一个国家的虚名而为国出力。当术赤兵团抵达额失纳思城（废墟在今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市东南）时，由于国民身份不同，所以反应自然就有了不同。

额失纳思城江湖氛围异常浓厚，城中百姓以练习搏击和飞檐走壁为主业，所以很多百姓都是武林中人，当时到中国的西域武林高手可能都出自这个城市。术赤派人到城中劝降时，接待使者的人就是这群武林高手，他们还未等使者说话，就各出神技，把使者卸成好多块，扔给了术赤兵团。术赤想不到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不自量力的人，马上下令总攻，并且提前声称，城破后，鸡犬不留。

如你所知，武林高手的单兵作战能力很强悍，可面对必须要团结作战的军队时，他们就成了马戏团的猴子，只有观赏性没有实战力。况且，他们对守城的基本常识一无所知，甚至有高手提议把蒙古人放进城，大家来个擂台比武。意料之中地，额失纳思城很快陷落，武林高手们发现蒙古人不讲江湖道义，喜欢群殴，马上准备逃跑。但当时城池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所以他们不能得逞，全被屠杀。

额失纳思城陷落后，毡的城近在眼前，人人都在预料，如同在讹答剌城下一样，一场惨烈的攻防战要上演。可就当术赤认真地作攻坚的准备时，一个消息传来，毡的城的守军司令带着他的卫队逃跑了。术赤大喜过望，派人到城中招降。招降使者对毡的城的百姓说：“要么主动投降，蒙古人不会伤及无辜，要么就死守，蒙古人肯定会攻破城池，到那时候，只有真主知道会发生什么。”

毡的城虽然失去了主将，但百姓可不是吃素的，作为锡尔河流域仅次于讹答剌城的第二大城市，这里的百姓都有荣誉感，当他们发现这个要他们投降的使者就是他们的同胞时，愤怒起来，大骂他是花剌子模的“汉奸”——花奸，跃跃欲试地要杀掉他。该使者幸好有急智，他把昔格纳黑城因杀死使者而被屠城的事讲给那些激动的百姓听，同时又把几个主动投降的城市的平安情况说给他们听，这一鲜明的对比让那些百姓们安静下来。使者急忙跑出城，向术赤报告说，城中没有像样的军队，只有一群毫无战斗经验的百姓准备死守，所以很容易就可攻陷。

术赤下令作攻城的准备，军士们开始填塞城壕，架设撞城器械、投石机和云梯。毡的城的百姓全都涌上城墙，看着蒙古军忙碌的样子，非常奇怪，他们互相询问：“这么高的城头，他们怎么能爬上来？”询问完发现没有人知道答案，于是他们断定，这是个反问句，蒙古人根本爬不上来。得到这样的好信息后，毡的城的百姓们就跑下城墙，开始继续过他们的太平日子。

直到术赤兵团把云梯架得和城墙一边高时，毡的城的百姓才发现，原来那个称为云梯的东西居然有这样的威力，他们这才急匆匆地跑上城墙，准备迎敌。这是人类军事史上最荒诞的一幕。他们一直在叫喊，希望用叫声把蒙古人从云梯上喊落地面，他们拉弓射箭，根本不看目标。当他们震恐蒙古人抛石机的威力时，偶然发现城墙上也有抛石机，他们现学现卖，把一块巨石放到抛石机上，几个人大叫一声，放开绳索。但巨石并没有飞向目标，而是垂直飞起，又垂直落下，把抛石机砸了个粉碎。就在他们“自娱自乐”时，蒙古人已从四面八方爬向城墙，打开城门，毡的城稀里糊涂地陷落了。

术赤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如此重要的城池居然顷刻而下。大概正是这轻而易举的成功，所以让他产生了慈悲之心，毡的城中除了几个得罪招降使者的人被处决外，其他百姓都保住了性命。

当术赤在毡的城中庆祝胜利时，他的一支分遣队也攻陷了西距花剌子模仅两天路程的军事重镇养吉干城（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入阿拉尔湖口处），花剌子模在锡尔河下游的所有城池皆被蒙古军占领，术赤圆满完成任务。

最艰难的战斗

蒙古帝国正面攻击最艰难的战斗发生在阿剌黑的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只有五千人，按当时成吉思汗的想法，这一路的正面攻击用五千人就足够，因为沿途实在没有坚固城池，可阿剌黑很倒霉，虽然未遇到铜墙铁壁，却遇到了比铜墙铁壁难啃数倍的花剌子模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帖木儿灭里。

其实，阿剌黑一开始的运气就不好。他的兵团推进到别纳客忒（今乌兹别克塔什干南）城下时，派到城中劝降的使者痛快地被守将处决，头颅被射成了筛子扔给了阿剌黑。阿剌黑气得哇哇怪叫，他正准备攻城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对手居然打开城门，突然冲出和以野战闻名世界的蒙古军打起了野战。阿剌黑虽然击退了对手的突然攻击，但却后退了十几里。这时他才让情报部门提供情报，情报很快告诉他，该城的守军是花剌子模帝国的一支精锐部队，守将是花剌子模帝国的一员名将。阿剌黑提醒自己必须要小心应对。

阿剌黑似乎多虑了，攻坚战到第四天时，别纳客忒城守将发现他的几百人根本无法全方位守卫城池，在一次战斗中，守将霉运当头，被流矢射中面颊，当场死亡。他的士兵在百姓的起哄中打开城门。阿剌黑把士兵和居民分为两排，士兵全被屠杀，居民中的工匠被硬塞入炮工部队，年轻人则被充当炮灰“哈沙儿”。

“哈沙儿”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军缺乏人性的一个军事制度，由战败国的百姓组成，主要工作是冲锋在前和冒着生命危险在蒙古军的对手营垒前劳作，成吉思汗的将军们把这些人编成千人队、百人队、十人队，说白了，他们就是炮灰。阿剌黑洗劫了别纳客忒城后，马上向西北方向的忽毡城（今塔吉克斯坦苦盏）进军，他的劲敌帖木儿灭里在这里已等候多时。

帖木儿灭里是花剌子模国军界中少壮派的典型代表，相貌英俊，爱国，尽职尽责、头脑清醒，能在战场复杂的形势下作出正确判断，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帖木儿灭里从蒙古帝国三个纵队开始发动进攻时就不停地搜索情报，这些情报让他惊呼：“蒙古人果然骁勇善战！能和这样的军队作战是我的荣幸。”他的指挥官们深为动容，全部义愤填膺，就是战到一兵一卒，也要誓死守卫忽毡城。

帖木儿灭里开始备战，先把全城百姓迁到内城，他则昼夜不停地大兴土木，在城北的锡尔河中间河水分流为两股的地方修筑了一座高大坚固的城堡。这是个非常高明的手段，由于城堡在高处，所以河边仰攻的弓弩和投石机无法对城堡造成伤害，但城堡中的弓弩和投石机射程却可以轻松地打击河边的敌人。

阿剌黑的前锋部队在河边就受到了乱箭的射击，伤亡惨重。阿剌黑发现不能马上组织进攻，因为他的人太少，而且他的炮灰哈沙儿也不多，所以他向成吉思汗请求援兵。

成吉思汗得到这个沮丧的情报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已结束了讹答剌城战斗的窝阔台和察合台的部队调到忽毡城。现在，阿剌黑得到庞大的两万人援军，同时来的还有讹答剌城的一万哈沙儿。他信心满满地下达了攻城的前奏，执行这个倒霉任务的自然是炮灰“哈沙儿”。至少有一万“哈沙儿”被蒙古军用武器驱赶着搬运石头想填平锡尔河边的浅滩，只要他们进入弓弩和投石机的射程内，就可发动山摇地动的攻击。

帖木儿灭里没有攻击“哈沙儿”，因为那些人都是他的同胞，况且，攻击他们没有多大用处，而且还消耗弹药。他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式，命人把十二条战船覆盖湿毡，上面再涂抹浸过蜡的黏土，只留下几个窗口作窥视和放箭之用。

太阳初升时，他派出战船驶近岸边的蒙古人，向蒙古人射箭。蒙古人当然还击，但羽箭对他的装甲战船毫无用处。帖木儿灭里不但向蒙古人射箭，还把填入河中的石头搬走。于是就有下面的场景：夜晚时，蒙古人的“哈沙儿”拼命地向河里搬运石头，第二天早上，帖木儿灭里的战船又把石头清除，阿剌黑两眼直冒火，更让他气得死去活来的是，帖木儿灭里趁着“哈沙儿”搬运石头场面乱糟糟时，趁机发动了几次夜袭，蒙古军时时处于精神紧张中，疲惫不堪。

虽然帖木儿灭里的战术让蒙古人大为头痛，但他人数太少，船只也少，蒙古人每天搬运十块石头，他凌晨时分只能挪走一块，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头逐渐增多，填平了锡尔河沿岸，正继续向前伸展。帖木儿灭里知道，蒙古人接近他的堡垒只是时间问题了。他决定撤退，把伤员和辎重分载船上，他自己则率领一队士兵登上一只超级战舰，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燃起冲天的火把，闪电般地沿河而下。

阿剌黑下令追击，由于他们没有船只，所以只能沿河追赶。而每当大批蒙古兵出现在岸边时，帖木儿灭里就飞快地把船靠近岸边，用弓箭射他们，正如打野鸭子一样，箭不虚发。

蒙古军自诞生以来第一次如此狼狈，帖木儿灭里居然就在沿岸两万多蒙古军的目送中一路推进到别纳客忒城。在这里，蒙古军为了阻挡帖木儿灭里的战舰，用铁链提前封锁了河道，大概是铁的质量不过关，帖木儿灭里居然神奇地把铁链砍断，冲杀了过去，一直冲杀到毡的城境内，蒙古军始终拿他没有办法。

这是一幅让人啼笑的画面，只有几百人的帖木儿灭里船队在如沙子般多的蒙古军的围攻下，从容自若地游走在河中，昂首独步，目空一切。

术赤当时正在锡尔河下游欣赏自己的战绩，听闻帖木儿灭里直奔他而来后，马上在锡尔河下游架设浮桥，准备弩炮，设置下重兵守株待兔。帖木儿灭里比他技高一筹，就在蒙古军设伏地点之前的一个地方舍船上岸，转向荒野继续行走。他让部队先行，自己殿后，蒙古军得知他上岸后，心花怒放，认为岸上就是他们蒙古人的地盘。一支小分队紧追不舍，帖木儿灭里掉转马头积极应战，双方一接触，蒙古军就知道自己想错了，这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的战力并不比他们蒙古军差，经过多次小规模的交战，由于帖木儿灭里的士兵的确太少，所以在持续不断的消耗战中，他只剩下了自己和三支箭，据说其中一支箭还是断箭。就在他仰天长叹“天亡我也”时，三个蒙古人悄悄地接近了他，他首先拔出那支断箭射瞎了一个人的眼睛，然后对另外二人说：“我还剩两支箭，刚够你们二人消受。你们如果强烈要求，我就成全你们，但我舍不得用，你们最好逃命去吧！”

两个蒙古人绕着他转了几圈，都因为畏惧他的箭法不敢上前，最终，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帖木儿灭里逃走。

他的英雄故事还将继续，然而那是以后的事。帖木儿灭里的逃走标志着阿剌黑成功地完成了正面攻击的任务，蒙古帝国军队现在完全突破锡尔河，正式进入河中，围攻花剌子模帝国首都的工作指日可待。

上帝之鞭

当蒙古兵团三路纵队在锡尔河正面发动进攻，吸引摩诃末的注意力时，成吉思汗带领主力悄无声息地越过“红沙漠”，于1220年三月初突然出现在摩诃末的身后。成吉思汗兵团首先抵达锡尔河左岸的赛尔奴克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为了展示神威，成吉思汗命令骑兵在马尾拴起树枝，就在郊区来回奔驰，卷起漫天尘土，遮天蔽日。同时又命五万人马全部集结到赛尔奴克城正面，形成拥堵不堪的场面。赛尔奴克城守军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浑身发软，急忙扶住城墙。

成吉思汗按一贯做法，派一名伊斯兰教士进入该城劝降。这名伊斯兰教士一进城中就飞扬跋扈道：“放下武器，避免一场可怖的灾祸，你们明白吗？”

城中有强硬派，抽出阿拉伯弯刀就要给他开膛破肚。他急忙叫喊起来：“我是什么人？是一个穆斯林，而且是一个穆斯林的儿子。我奉成吉思汗之命来当使者，要把你们从毁灭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成吉思汗就在城外，战事迫在眉睫。如果你们敢反抗，哪怕是向蒙古军吐一口痰，你们的城池顷刻之间就会被夷为平地，你们自己会变成死尸，你们的老婆孩子会成为奴隶。如果你们听从我的劝告，恭顺地听从成吉思汗的指令，那么你们的生命财产将得到保护。”

赛尔奴克城守军和德高望重的穆斯林长老们已被城外如沙子般的蒙古人吓傻了，只好同意投降。成吉思汗派人进入城中，免了所有人的死罪，然后命令城里所有人都到城外去，他毁掉那些讨厌的城墙，又把一批青壮年塞进哈沙儿队，这些人必是有去无还。可笑的是，有人居然把该城改为“忽都鲁八里”，意为“幸福之城”。

成吉思汗大军的先锋在花剌子模无数个热心带路党的带领下，抄近路迅速来到讷儿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努拉塔）下。在接近讷儿城时，有几座园林，为了迷惑守军，先锋官命士兵伐木为梯，在马队前面举着梯子缓慢地行进。讷儿城守军以为这是群贩卖梯子的商人，所以没有在意。当这群商人来到城下，扔掉梯子时，整个讷儿城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成吉思汗先锋官派人进城劝降，城里意料之中地分为两派，一派说应该投降，另一派则说，不能对不起摩诃末。最后，前一派占了上风，打开城门投降。他们提出的条件是，蒙古军不能进城，而他们则贡献粮草表示顺服。

成吉思汗先锋官同意了他们的投降条件，绕过城市继续进发。不久，成吉思汗也来到城下，讷儿城居民急忙跑出去迎接，成吉思汗问：“我的前锋已过去，为何你们未受涂炭？”

讷儿城居民回答：“因为我们识时务，而且和你们的先锋官有约定不进城，我们量自己之物力，讨大汗您的欢心。”

成吉思汗很高兴，也绕过城市，向布哈拉城进发。

1220年三月末，成吉思汗兵团如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花剌子模布哈拉城下。“布哈拉”即学术中心之意，是伊斯兰世界的圣地之一，同时又在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罕和旧都玉龙杰赤中间，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城墙坚固，城有十二个门，分为内外二城，护城河有一人深。一支两万人的花剌子模精锐康里兵团目不转睛地守卫着它。

当成吉思汗出现在布哈拉城下的消息传至撒马尔罕时，犹如晴天霹雳，摩诃末险些从椅子上滚下来。堂堂一国之君，而且是大国，怎么会有如此惊慌之举，原因很简单，撒马尔罕当时已没有兵力。那么，撒马尔罕的兵力都去哪里了？此事要从半个月前说起。

半月前，锡尔河各防线溃败的消息陆续传来，摩诃末立即派出撒马尔罕一半兵力支援锡尔河防线。可几天后，一份可靠情报传来，撒马尔罕东南方300公里处出现一支蒙古兵团，如你所知，这就是实施大迂回的哲别兵团。摩诃末又派撒马尔罕的另外一半兵力去迎击这个新威胁。所以当成吉思汗兵临布哈拉城时，撒马尔罕的兵力已不到三万人。

险象已明朗，成吉思汗和哲别对撒马尔罕使用的是钳形攻势，正在慢慢包围它。他只有一条路可走，脱离包围圈，到圈外去召集军队，徐图恢复。他还是坚持原有的看法，游牧民族不能持久，饱掠之后，必然自退。而布哈拉城和撒马尔罕城都异常坚固，必能支持相当时日。于是他只带了一千名卫队，从撒马尔罕南下，退到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克。在这里，他喘息安定后，一面征调人马，一面关注情势发展。

情势发展对他和他的帝国极为不利，成吉思汗一抵达布哈拉城下就发动猛烈的攻击，昼夜不停，连续七天。所有先进的攻城器械统统上了战场，布哈拉城的人胆战心惊。

布哈拉城中守将是阔克汗，据说他是蒙古人，曾在草原争霸中参加过抵抗成吉思汗的战争，所以他对成吉思汗用兵如神和蒙古兵团的凌厉深有感触。在咬牙抵抗三昼夜后，阔克汗身心俱疲，可他没有想过投降，因为摩诃末待他不薄，给他高官厚禄，又让他防守如此重要的城市，他有蒙古人“为知己者”死的高尚情操，所以他决定死战到底。

奇怪的是，蒙古人突然停止了攻击，而且还撤走了一个城门的军队。阔克汗的将军们纷纷跑来请求跑路，而跑路的线路就是那个蒙古人撤兵的城门。

阔克汗拼命摇头说：“这是奸计，成吉思汗最擅长使用这招。”

有将军垂头丧气地说：“即使是奸计，也比在城里被围困而死强，难道您还有别的好办法？”

阔克汗没有，他更没有聚集人心的力量，所以眼睁睁看着主力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打开城门逃跑。他本人见大势已去，则和卫队400人放弃外城，进入内城防守。

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看出了问题，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阔克汗说得没错，这正是成吉思汗“围三缺一”战术。给黑暗中的人一点光亮，那人就会向光亮处兴奋地冲过去，掉进陷阱势所必然。当得知计谋成功后，成吉思汗命令拖雷带领主力追击布哈拉逃兵。拖雷急行军追到阿姆河畔时，布哈拉城的逃兵正准备渡河，拖雷发动全面攻击，一万余花剌子模士兵被屠杀在阿姆河畔，鲜血染红了阿姆河。

拖雷对敌人屠杀时，成吉思汗被布哈拉城中的穆斯林长老们用鲜花和掌声迎进这座圣城。当他听说内城还有人负隅顽抗时，马上摆好抛石机和弓弩，就在布哈拉城居民眼前，把内城轰个稀巴烂，阔克汗和他的400人卫队死在崩塌的土墙之下，布哈拉城完全陷落。

成吉思汗确定安全后，骑马巡视了内城，随后来到大清真寺门前，他问那些穆斯林长老：“这里是摩诃末的宫院吗？”

一名胡子花白的长老回答他：“这是真主的庙宇！”

成吉思汗冷笑一声，顺着名贵的毡子骑马踏进了清真寺。在一个两米高的藏着《古兰经》的大石台旁，他跳下马来，然后快步走上长老们讲经的祭台，卫兵紧紧围住他，而那些伊斯兰长老们则紧紧围着祭台，他们不知道这位野蛮人登上圣台有何居心、要干什么。

成吉思汗扫了台下的长老们一眼，举起一只手指，指着一个长老的头巾：“为什么你在头上缠绕那么多布？”

穆斯林长老在翻译的质问下回答：“我曾到过麦加朝圣，朝拜过穆罕默德的陵墓，所以才有资格缠上这样的大头巾。”

成吉思汗笑起来，用马鞭子指着他的头：“你们呀，还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如果有心，到处可以朝拜真主。”

穆斯林长老们惊讶地张大嘴巴，默不作声。成吉思汗板起脸孔，杀气逼人，说出了流传千古的成吉思汗训谕：“你们国王摩诃末罪孽如山，我是上天的刑罚和鞭子，是来严厉惩罚他的。你们也同样如此，罪孽深重，如果你们没有罪，上天为何派我来惩罚你们？”

穆斯林长老们张大的嘴巴开始扩张，他们魂不附体，生怕这位野蛮人轻轻一挥马鞭，他们的人头就会落地。但成吉思汗没有这样做，他命令这些长老们替他的士兵喂马，当有人告诉他没有马槽时，他就命长老们把装载伊斯兰经书的箱子倒空，当作马槽。

一个时辰后，成吉思汗离开了这座城池，离开前，他下令让富人们交出财宝，然后把城中三万人驱赶到城外屠杀。同时放火烧城，只留下那座清真寺，供后人凭吊。

可能是故意羞辱那群穆斯林长老，他让蒙古士兵把城中的歌妓请到清真寺，起舞弄清影，蒙古士兵推杯换盏，让穆斯林长老们给他们当服务员。一位穆斯林长老简直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实，说：“我这是在做梦吗？”蒙古士兵就抽了他一鞭子说：“赶快倒酒！”

成吉思汗对待布哈拉城的残忍在花剌子模引起炙热的回响。一个劫后余生的布哈拉市民逃出生天后，有人问他布哈拉城的命运，他用简洁的语言回答：“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他们离去。”

他还应该加上一句：“成吉思汗说，我们是罪人，而他是鞭子。”

人们把成吉思汗和他的大蒙古国称为“上帝之鞭”，来源即在此。

摩诃末被活活追死

撒马尔罕在当时可知的世界里，是天堂之城。在花剌子模乃至伊斯兰世界，撒马尔罕幅员最辽阔，土地最肥沃，石头是珍珠，泥土是麝香，雨水是烈酒。环城数十里都是园林，家家都有园林，园林趣味十足，到处是飞泉池水，自然与人工在这里完美合成，中国的苏州园林和它一比相形见绌。撒马尔罕三面环山，只有一面是平原，护城河水深无比，城外有若干外堡防线。它也是花剌子模最坚固的一座城堡，古老的城墙又高又厚，攀登无疑如上青天，城门是钢铁所铸，城墙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有不计其数的碉堡和炮楼也在守卫着这座城池。

在撒马尔罕城中，有三万康里骑兵和二十余头形状可怖的战象，有足够城市居民五十万人吃一年的粮食储备，可以说，这是个牢不可破的花剌子模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

成吉思汗和他各路纵队的指挥官们带着大队人马集结于撒马尔罕城下时，都对这座伟大的城池发出由衷的赞叹。当成吉思汗得知撒马尔罕的主人翁摩诃末已逃出城中时，就分出一半兵力去追击摩诃末。他本人则用两天时间巡视该城，他观察了花剌子模的外围防御——那道没有完工的长墙和深不见底的护城河。

他问身边的人：“你们喜欢这座城池吗？”

回答：“很壮观，住在里面一定很舒服。”

成吉思汗冷冷地说道：“那就多花点时间，认真看看它吧。”

“为何？”

依然是冷冷的口吻：“因为不久后，我就让它从人间消失！”

当他在专心致志地审视撒马尔罕时，撒马尔罕最高指挥官脱该汗也在城墙上审视着他，最后得出结论：这个老头的传说色彩重于实际才能。

脱该汗给人的印象是目空一切，但却有异端的天赋，往往有出人意料的见解和行动。成吉思汗视察完撒马尔罕的防御后，就把从布哈拉带来的“哈沙儿”驱进军列，要他们充当士兵，迷惑脱该汗，让他以为蒙古的士兵成千上万，比沙子和雨滴还多。成吉思汗想用这种方法迫使脱该汗不战而降，可脱该汗却不这样想。就在围城开始的那天夜里，撒马尔罕的西城门突然打开，冲出一支千人敢死队，猛冲蒙古阵营。这一突然事件给蒙古人造成短暂的恐慌，幸好他们训练有素，终于抵住对方玩命似的进攻，然后反击，分割包围，全部歼灭。

成吉思汗还未从小惊讶中苏醒，脱该汗又出奇技。第二天中午，西门再开，一支穿着五光十色衣服、举着大刀长矛的军队如洪水般涌出城。这是撒马尔罕居民自动自发组成的志愿军，他们在脱该汗的指示下来了这样一场儿戏般的突围。

成吉思汗下令围攻部队前锋支队后撤，撒马尔罕志愿军见开局如此顺利，居然没有四散急走，而是追击后撤的蒙古军。如你所知，这是蒙古人百用不厌的诈术，他们追出十几公里后，遭到蒙古人的埋伏，全军覆没。只有几个命硬的人逃回城中。

脱该汗第一时间赶来慰问，几个人把蒙古人的战斗力一说，脱该汗手下的将军和穆斯林长老们马上心如冰冻。

将军们说：“还是老实死守吧！”

穆斯林长老们说：“还是投降吧！”

脱该汗先看了穆斯林长老们的白胡子，讥讽道：“投降，布哈拉也是投降，结果全被屠杀，你们想走老路？”

他又看了那些将军们一眼：“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明天再出战。伟大的摩诃末的援兵就要来了，他将带着千军万马和必胜的信心来到城下，像屠宰牲口一样把蒙古人统统杀光。”

这是呓语。摩诃末如果真有必胜的信心，就不会逃出城去。实际上，锡尔河防线正崩溃时，摩诃末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绝望的悲观。

人们清楚地记得，撒马尔罕大城墙破土动工时，摩诃末曾从城壕走过，他突然失魂落魄地指着壕沟说：“来和我们作战的野蛮人，只要每个人扔下自己的鞭子，这条壕沟就被填平了！”百姓和士兵们听到最高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士气大坠，沮丧不已。当他逃出撒马尔罕之前，许多人请求他留下，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自谋活命之计吧，蒙古人是无法抵抗的。”

脱该汗还记得，摩诃末在那段时间像是丢了魂一样，逮到谁就问谁，可有什么办法免除这场灾难。

一想到这里，脱该汗就浑身冒火，可他不能在属下和那群穆斯林长老面前，表现出对摩诃末的失望。他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第二天的主动进攻上。

成吉思汗似乎不给他主动进攻的机会，天蒙蒙亮，激烈的攻城战就开始了。成吉思汗亲自披挂上马，指挥攻城。脱该汗先采取防御，蒙古人的抛石机把巨大的石头抛向城墙，如陨石冲撞地球。脱该汗的康里兵团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弓弩齐发，矢石横飞，战斗的呐喊声惊天震地。

当蒙古人的攻势越来越猛时，脱该汗命令大开城门，早已准备多时的二十头战象如怪兽一样冲出城，后面紧紧跟随着康里兵团的步兵。

二十头战象身披铠甲，象牙上绑着锋利的钢刀，那已不是憨憨的大象，而是超级坦克和杀人巨兽。蒙古士兵并未被这二十辆大坦克吓倒，他们纷纷向大象的脸部射击，同时，一支机动骑兵猛冲大象背后的康里兵团步兵，步兵阵形大乱，纷纷后撤，战象被那些乱箭射得脸发痒，鼻子发酸，掉头就跑，撒马尔罕城门前顿时鬼哭狼嚎，许多人都成了大象脚下的冤鬼。

脱该汗还未等康里兵团士兵全部进城，就下令关闭城门，他暗下决心，决不再出战了。

穆斯林长老们又来了，劝他投降。他们的理由和大多数花剌子模城中穆斯林长老们的理由一样，保全生命，保全寺院，保全伊斯兰之光。

脱该汗知道自己已尽力，而且再也没有力量抵抗成吉思汗的虎狼之师。可他默不作声，直到穆斯林长老们走时，他才缓缓地说：“投降这种事，我堂堂一个汗，怎么可以打头阵呢？”

穆斯林长老们大欢喜起来，第二天就开城门，跑到成吉思汗营帐，向成吉思汗表达了顺服之心，并请求成吉思汗宽恕全城人的性命。成吉思汗笑了笑，说：“你们能做主吗，城里还有抵抗力量啊！”

穆斯林长老又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城，轻易地说服了脱该汗，脱该汗带着大批军官走进成吉思汗的帐篷，向成吉思汗磕头认错，请求成吉思汗饶恕守军的性命，成吉思汗故作宽和地笑着答应了。

极少一部分守军不相信成吉思汗的仁慈，于是退到内城，准备殉国。

撒马尔罕被围的第六天早上，西城门大开，成吉思汗兵团耀武扬威地进了城，傲慢地欣赏放下武器、在路边欢迎他们的康里兵团。

成吉思汗的第一步，命令俘虏们拆除撒马尔罕外的城墙。第二步，把撒马尔罕的平民和投降的康里兵团驱赶到城外，蒙古人开始在城内大肆洗劫。第三步，询问二十头战象的饮食结构。有人告诉他，这些东西吃草，成吉思汗说，那就放了它们，结果二十头战象陆续饿死。第四步，和脱该汗谈心。

他语重心长地对脱该汗说：“你们既然投降了，而且心甘情愿加入我们，就该和我们一样，剪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发型，从此我们并肩战斗。”

脱该汗很感动，第一个把头发理成半月形的蒙古发型，其他人马上效仿。

成吉思汗又说：“给你们安排了住处，休息几天，我们继续前进。”

脱该汗又感动起来，来到暂住地，倒在帐篷里就睡。

第二天凌晨，他被阵阵惨叫惊醒，揭开帐篷一看，发现他的人正在被屠杀。而屠杀他的正是昨天和他促膝而谈、言辞恳切的成吉思汗兵团。

花剌子模最骁勇善战的接近三万人的康里兵团，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屠杀，据说他们被屠杀时，几乎是逆来顺受，没有勇气决斗，甚至连逃生的勇气都没有。

和他们相比，撒马尔罕内城里的将士们就英勇悲壮得多。当蒙古军在外城抢劫时，他们突然从内城杀出，把抢劫部队杀了个人仰马翻。猝不及防的蒙古人连忙稳住阵脚，凭借数量优势，将他们逼回内城。

蒙古人将内城围得水泄不通，双方矢石齐发，遮天蔽日，从中午战至黄昏，内城终被攻破，1000多名康里勇士退守大清真寺，顽强抵抗，誓死不降。成吉思汗兵团只好喷射石油，将清真寺和寺里的所有人焚毁。

成吉思汗在完全占领撒马尔罕后，骑马穿过伏尸遍地、浓烟滚滚的城市到郊外，撒马尔罕用了一个世纪成长，结果成吉思汗用八天时间把它变成一堆废墟。

摩诃末绞尽脑汁都想不明白，成吉思汗兵团为何如此强大，强大得使他恍惚地想过，难道成吉思汗真是真主派来的鞭子？

这是个他无法集中精神考虑的问题，因为成吉思汗的追兵已向巴尔克方向追来。他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逃亡上。追击他的人是哲别和速不台，临行前，成吉思汗严肃地告诉二人：“不擒到摩诃末，就不要回来了。不论他逃到天涯何处，紧追不舍。诸城降者赦免，抵抗者即加以消灭，不留一人。”同时把一道用畏兀儿文写就的招降文告交给二人，文告说：“为告谕守将、贵人、平民，一体知悉，真主以大地之国自东至西付我一人，降者保其家，抵抗者并其妻女家属杀无赦！”

摩诃末在巴尔克一听到成吉思汗追兵来了，马上和儿子札兰丁商议下一个逃亡目标，札兰丁说：“河中局面已无能为力，现在要竭力保住呼罗珊地区和伊剌克。我们活着召回分驻各城的军队，以阿姆河为城壕，与蒙古军决战；或者退到忻都。”

伊剌克的长官们都请摩诃末到伊剌克集兵，卷土重来。摩诃末也有此打算，札兰丁持反对意见，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呼罗珊地区把军队召集起来，去和蒙古人一决生死，而且我觉得这是可以办到的。如果父亲不赞成，要去伊剌克，那请把军队交给我，让我来夺取胜利。我们不应该成为众矢之的受人谴责，不应该让百姓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我们以前只管向他们索取赋税，如今大难临头，却把他们抛弃了。”

摩诃末大吃一惊，想不到儿子居然有如此高尚的情怀，可他知道，这种高尚情怀与抵抗能力无关，他命令全军继续西撤。

路上，摩诃末的康里兵团对主子的窝囊印象深刻，于是决心废掉这位国王，只有这样，才能重返战场。摩诃末事先得到消息，偷偷从帐篷里跑了出来，睡到另外的帐篷中，第二天一早，他的帐篷被射成了筛子。可当他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康里兵团惊骇万分，以为摩诃末有真主保佑，自此收了反叛之心，虔诚地和摩诃末逃亡。

摩诃末用这招暂时收服了康里兵团的桀骜之心，匆忙逃到四面环山的你沙不儿城（今伊朗内沙布尔）。

哲别和速不台兵团果然按照成吉思汗的旨意紧追不舍，摩诃末在你沙不儿城惶恐地过了半月后，哲别和速不台在马尾拴上葫芦瓢，漂浮过阿姆河。消息传到你沙不儿，摩诃末大叫一声，跳起来就跑。不过在逃跑之前，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送信给老母秃儿罕，他以儿子忧母的心情说，玉龙杰赤必不能守，还请母亲大人带着亲戚离开玉龙杰赤，到其他地区躲避。秃儿罕终于第一次同意了儿子的建议，举家离开玉龙杰赤。

第二件事是，摩诃末下令乡间以及不设防城镇的百姓全部迁入有防御的大城；同时命令各城指挥官，坚守本城，等他从伊剌克搬来救兵，恢复失去的国土。然而，花剌子模帝国的人没有把他的命令当回事，乡村和未设防城市的居民安土重迁，不愿离乡背井，所以蒙古军所到之处，仍然有数不清的物资供应。各地守军毫无抵抗意志，一见蒙古兵团的军旗，马上开蒙投降。

摩诃末跑出你沙不儿城，逃到可疾云。如你所知，摩诃末最终还是采取了最后一个方案。在这里，他的一名下属集结了三万人马正等着他的光临。他和将军们商讨紧急方略，已经到这个地步，所有的将军们认为应该先躲起来，摩诃末对这个主意很感兴趣，因为逃跑实在费心费力。有人提议躲到山里去，打他十年游击战，蒙古人异国他乡，必然撤走。摩诃末就跑到那座山巡视一番，回来后很沮丧地说：“这个山没有躲藏之所，蒙古人一旦放火，咱们就完蛋了。”还有人建议躲到一座易于防守的山中去，那里还很富有。摩诃末也不同意，他说：“那里的民风彪悍，我们的军队纪律也不咋样，肯定会造成敌对关系。到时，蒙古人还没有来，我们就内讧了。”

摩诃末的主意是，坚守可疾云，派人到附近地区召集军队。他说他要反攻，他的将军们鄙夷地一笑，如果摩诃末真有这样的信心，何至于跑了这么远！

事实的确如此，当哲别和速不台兵团抵达你沙不儿时，摩诃末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向所有人询问下一步的逃跑地点。

哲别和速不台兵团以每天一百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呼罗珊境内大多数城池都未抵抗，开门投降。蒙古兵团也未屠城，只征发少量粮食，并委派人员管理和监督投降之城。因为二人都很明确任务是什么，那就是追击摩诃末，无论黑夜还是白昼，都只短暂地休息一会儿之后，又匆忙上马，寻着摩诃末的行踪紧急追赶。不过对于那些非常不敬的城市，两人还是拿起了屠刀。

比如在咱维城下，哲别要城民供应粮草，但城民紧闭城门，把蒙古人当空气。哲别因为追赶摩诃末，懒得理这座城，于是放它一命。可就当哲别绕城而走时，咱维城守军居然望着远去的蒙古军，在城头架起锣鼓，敲打着叫骂着。当然，他们肯定请了些懂蒙古语的人叫骂，所以蒙古人听明白了，突然回师发起猛攻，三天之后，咱维城被攻陷，城内凡是活物统统杀光。这是蒙古军在呼罗珊地区进行的第一次大屠杀，引起了巨大震撼。

1220年六月，哲别和速不台来到你沙不儿城下，你沙不儿城像是迎接天神一样把蒙古人迎进城，给钱给粮给马，同时还给了摩诃末逃跑的路线，并且替蒙古人分析摩诃末最可能逃到的地方，于是，哲别和速不台兵分二路，分头扫荡花剌子模势力。两支军队在剌夷城（今伊朗德黑兰南）会师，剌夷城拒不投降，哲别和速不台发起为期五天的猛烈攻击，剌夷城只能陷落。剌夷城是可疾云的门户，它一失，可疾云就失去了作为基地的意义。消息传到可疾云时，摩诃末大叫一声，还未来得及逃跑，他手下的军队先行一步，一哄而散。

摩诃末想不到逃跑现在成了花剌子模帝国的主旋律，而且每个人的成绩都属上乘。他只好带着札兰丁和少数还能跟从他的士兵出可疾云，逃往一个叫哈伦堡的军事据点。哲别和速不台兵团紧紧追赶，就在可疾云城和哈伦堡中途，蒙古人追上了这位如丧家之犬的国王，双方展开激烈的野战。康里兵团的战斗力真不是浪得虚名，以一敌十，紧紧拖住了蒙古人。在乱战中，蒙古骑兵向正准备逃跑的摩诃末射出乱箭，摩诃末的马负伤，但这并不影响摩诃末逃跑的速度，他挥舞起鞭子，猛抽坐骑，一溜烟从战场消失了。

哲别和速不台兵团如怨鬼，如毒蛇，执着地纠缠着他。所以他在哈伦堡只停留一日，就翻身上马，继续逃。不过此时，他长了个心眼。他让人散布消息说，他要逃去报达城，向哈里发谢罪，要哈里发在伊斯兰世界发动圣战。可在半路，他折入卡兹文山区。哲别和速不台向报达城方向追了两天，不见摩诃末的一点影踪，知道受骗，所以返回，进入卡兹文山区。

摩诃末发现蒙古人的鼻子比狗还灵，慌忙逃出卡兹文山区，乘船逃入里海，蒙古前锋追到海边，只好望洋兴叹。摩诃末找到了一个岛，他住了下来。置身于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中间，他辛酸地回忆过去，平静地估量现在，并且可以从容地设想未来。由于跟随的人已太少，他只能自力更生，每日三餐需要亲自动手。

从一个大帝国的皇帝沦落到如此境地，摩诃末居然很欣慰，因为蒙古人追不到这里来。当然，他的心境是晦暗的，又生了病，所以他经常看着陆地方向悲叹：“我征服了那么多国家，拓展了那么多土地，想不到现在连块做坟墓的土地都没有！”

他的土地正在被哲别和速不台残忍地蚕食。哲别和速不台追不到他，就把气撒到摩诃末母亲秃儿罕躲避的城堡，在围困两个堡垒四个月后，秃儿罕带领王族和守军投降，成吉思汗下令把秃儿罕带回蒙古，这位始终把儿子当外人的老太婆于1233年悲惨地死在蒙古。

秃儿罕肯定和成吉思汗探讨过一个问题——成吉思汗曾答应她要把呼罗珊地区给她，这位愚蠢透顶的老女人一定也获得了成吉思汗的嘲讽，说她胳膊肘向外拐。她的命运是她自己得来的，和别人无关。

摩诃末得到老母和王族全部覆没的消息后，病症更加严重，精力每况愈下，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就把札兰丁叫到身边，对着几个随从说：“现在只有札兰丁具有挽救国家危亡的能力，他不怕敌人，相反，他还要去找敌人厮杀。现在我发誓，一旦札兰丁取得抗蒙战争的胜利，真主重新给我旧日的威权，我必定在国内施行公道和仁政。”

他取下象征着权力的佩剑，挂在札兰丁的腰带上，说：“现在，花剌子模国国王就是你了，完成你的使命去吧！”

札兰丁看着有气无力、精神萎靡的老爹，流下眼泪说：“我们国土现在遭受蒙古人的侵占，我军溃散，如秋风吹落叶。当这危难之时，我接受父王的命令接管花剌子模帝国，统领虚无的军队。虽然这样，我要在成吉思汗的黑暗笼罩的夜里，发出最大的光明，召集国家的勇士，同赴国难！”

摩诃末也流下泪水，软弱地挥挥手说：“走吧，去战场，让蒙古人见识下真正的花剌子模男人的勇气！”

札兰丁和老爹摩诃末依依不舍，乘一艘小船离开了荒凉的岛屿，父子二人的这次离开很快就成了诀别。

1221年腊月十六，摩诃末在病痛和精神的折磨下死在那个荒凉的岛屿上。他的尸体被岛屿上仅有的三个人草草埋葬，一代人物，成为绝响。据说，摩诃末临死前，撒马尔罕冬雷阵阵，惊天动地。成吉思汗急问耶律楚材这是何兆。耶律楚材卜算后说：“此乃吉兆，摩诃末快死了。”

札兰丁听到老爹去世的消息时，正在玉龙杰赤招兵买马，准备和蒙古人一决生死。他当着守军的面放声大哭，哭得肝肠寸断。这种情绪在军队中引起剧烈的回响，整个玉龙杰赤，甚至是整个花剌子模都被老国王的抑郁而死和新国王的哭声感动，他们发誓要和蒙古人作战到底。

成吉思汗将面对新的敌人，这个敌人的武器是悲愤和反攻复国的决心。

呼罗珊大屠杀

自攻陷撒马尔罕后，成吉思汗就开始在撒马尔罕郊区避暑。这年秋天，成吉思汗和幼子拖雷对忒耳迷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泰尔梅兹）发动进攻。进攻之前，成吉思汗派人进城劝降。忒耳迷城守军把劝降者的脑袋射满箭矢，扔给成吉思汗。他们告诉成吉思汗：“老子的城市有一半耸立在阿姆河中，易守难攻，而且城里有如沙子般的军队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有本事就来吧！”

忒耳迷守军的行为激怒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暴跳如雷道：“我要让你沙子般的军队成为真正不值一提的沙粒，我要让你最先进的武器成为我的囊中之物！”

攻城立即开始，双方展开十日惨烈的攻防战，抛石机把大石从城里抛出来，成吉思汗又把它抛进去，城里又抛出来。虽然如此，城墙渐渐坍塌，最后城破，成吉思汗命军队进城进行为期三日的屠杀和抢掠，此城几十年后才恢复元气。

在屠杀过程中，蒙古人无所不用其极。有一名即将被杀掉的老妇呼叫刽子手：“不要杀我，我给你们一颗大珍珠。”蒙古人向她索取，她回答：“在我肚子里。”蒙古人就活生生剖开她的肚子，取走珍珠。这件事让蒙古人深信，忒耳迷城所有人都有把宝贝藏到肚子里的嗜好，于是，还活着的人被剖腹，已死去的人也被剖腹。

把忒耳迷城变成废墟后，成吉思汗又攻掠附近城寨，杀戮和焦土如影随形，侵袭着每个城镇。

成吉思汗重回撒马尔罕郊区时，突然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呼罗珊地区被哲别和速不台拿下的城市发生反叛，花剌子模人杀掉蒙古人派驻的长官，一时之间，呼罗珊地区重新沸腾。

成吉思汗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命令拖雷带领主力去做斩草除根式的平叛，于是，呼罗珊大屠杀开始了。

拖雷渡过阿姆河后，派他的舅哥、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忽察儿为前锋，绕过马鲁（今土库曼斯坦马里）直趋纳撒城（今土库曼斯坦尼萨）。这名先锋官又派出一名先锋去围困纳撒城，该先锋连劝降都懒得做，一抵达城下，就开始攻城。纳撒城守军顽强抵抗，射出的箭矢如雨点，该先锋命运不济，在指挥中被流矢射中咽喉，一命呜呼。脱忽察儿暴跳如雷，来到城下，倾尽所有猛攻，强攻十五日后，纳撒城被拿下。欧洲史料说，脱忽察儿进城后屠杀居民达七万人。

杀掉七万人后，脱忽察儿继续向前挺进，来到一个叫哈连答儿堡的地方，该堡垒坚固异常，所以守军信心百倍，拒不投降。脱忽察儿猛攻三日，毫无效果。脱忽察儿只好悻悻而走，来到你沙不儿城，你沙不儿城守军听说了脱忽察儿在哈连答儿堡城下的无能，所以抵抗的热情异常高涨，脱忽察儿猛攻三日，你沙不儿城毫发无损，第四日，脱忽察儿急火攻心，跑到城下指挥战斗，一支流矢从他的前额进入，贯脑而出，当场死亡。脱忽察儿兵团急忙后撤，和拖雷汇合。

拖雷一见到脱忽察儿的尸体，怒火中烧，把怒气全部倾泻到马鲁城。马鲁城是呼罗珊地区幅员最广阔、文明最先进、居民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也是花剌子模历代国王的驻跸地、大小人物的中心。境内飞翔着和平、吉祥的鸟儿。它出产的首领人物之多，不下于四月的雨滴，土壤可与天堂媲美。

在城外郊区，驻扎着一支数目可观、战斗力强悍的一万人康里兵团。拖雷必须要先解决这支兵团，才能对马鲁城动手。

拖雷用蒙古兵团的杀手锏：先战，伪逃，设置埋伏圈，包围敌人，全歼。这支康里兵团如同一头笨牛，被拖雷牵着鼻子拉进了包围圈，双方展开惨烈厮杀，最终，蒙古人倚仗兵力的优势将其全歼。现在，马鲁城只能靠自己了。

马鲁城城主是个识时务的人，他发现自己绝不是拖雷的对手，于是到拖雷营中请降。拖雷问他：“为何杀我蒙古人的官员？”马鲁城城主回答：“激起了民愤，是百姓杀了他的。”拖雷说：“那你回去告诉那些凶手，凡和蒙古人作对的人，路只有一条，就是死，我不接受你的投降，回去准备守城和后事吧！”

马鲁城城主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带给居民和守军，按常理，这是背水一战，应该可以激起内心的勇气。但马鲁城守军和居民听到这个消息时，居然情绪低落，坐以待毙。拖雷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马鲁城。他把居民不分贵贱统统赶到郊外。一连四天四夜，百姓不断离城。拖雷又命令把妇女和男子分开来。除了从百姓中挑选的四百名工匠及掠走为奴的部分童男童女外，其余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儿童，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从马鲁城屠杀现场离开后，拖雷昼夜不停，直趋你沙不儿，他要为脱忽察儿复仇。你沙不儿守军自从射杀脱忽察儿后，早已料到蒙古兵团必会前来复仇。而且他们也知道，蒙古人不会接受他们的投降。和马鲁城不一样，你沙不儿城所有人都抱着破釜沉舟之心，要和蒙古人一决生死。

人在同一刺激下，产生的反应迥然不同，说明人和人的确不一样。

你沙不儿城为迎接拖雷，准备了发弩机三千架、抛石机五百台、油锅一千口、沸腾的油五千斤。拖雷先扫荡了你沙不儿城外围防御，然后围住此城，他也为这座即将变成地狱的城池准备了一份厚礼：发弩机三千架，抛石机三百台，火焰放射器七百支，云梯四千架，又从附近山上集中了巨石两千五百石。这些比车轮还要大的石头被抛石机抛出去后，无坚不摧。

你沙不儿守将在城上看拖雷办武器展览，急忙调派算数能力强的人到城上来数数，最后得出结论，大家旗鼓相当，只不过咱们没有那么巨大的石头。面对那些巨大的石头，你沙不儿守军心惊胆战，守将抱着试试的态度，派了几个穆斯林长老到拖雷营中请降。

拖雷断然拒绝，穆斯林长老们说，可以把杀害蒙古官员的凶手交给拖雷，拖雷回答：“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是同谋，人人都是凶手。”

这番很有哲学味道的话让穆斯林长老们一头雾水，回到城中把这句话说给守军听，你沙不儿守军也摸不着头脑，不过他们确定了一件事：战争马上就要开始，等待他们的将是不祥。

1221年四月七日，拖雷兵团对你沙不儿城发动总攻，双方的发弩机和抛石机互射，沸腾的油从城墙上倾泻下来，巨大的石块如山一样砸向你沙不儿的城墙。经过一昼夜的猛攻，第二天凌晨，你沙不儿城城墙裂了七十多个口子，蒙古军一拥而上，冲入城中。你沙不儿守军和蒙古军展开惨烈的巷战，又经过一昼夜，蒙古人才彻底消灭抵抗力量，拖雷进城，屠杀开始。

据说，整个屠杀行动是由成吉思汗的女儿，也就是脱忽察儿的老婆指挥的。这位刚经历丧夫之痛的女人下令屠城后，又把已死百姓的头颅区分为男人、女人和孩童，堆进三个不同的金字塔内。随后，她又下令处死城内的猫、狗以及其他一切有生命的动物，据说，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有生命的动物可存活下来伤害她的丈夫了。

把你沙不儿城变成废墟后，拖雷分兵一支去攻击呼罗珊地区的次要城市，而他本人则统帅主力军，向东进发，围攻今阿富汗西北部的名城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也里城是中亚、南亚同西亚各地区交通、贸易的枢纽，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拖雷派人到城中劝降，也里城守将给的答案是杀掉拖雷的使者，把人头扔出城外，同时勉励守军死守，不是为摩诃末，而是为了也里城的尊严。

拖雷只好付诸强攻，攻击八日，也里城屹立不倒。但在蒙古人的强大攻势面前，也里城一部分守军已意志涣散，拖雷得到此消息后，第二次派人进城劝降，并向也里守将承诺，只要投降，即可免全城生灵涂炭。也里守将相信了拖雷，开城门投降。拖雷没有信守承诺，将守军一万余人全部屠杀，不过他也信守了承诺，没有屠杀也里城的百姓。

拖雷攻陷也里城后，他的那支偏师也取得重大成果，把呼罗珊所有的小城池全部攻陷，整个呼罗珊地区尽被蒙古人重新掌控。

一直以来，成吉思汗在呼罗珊搞的大屠杀是其人生中的一个大污点，西方史学家叙述这件事时，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成吉思汗和他的兵团描写成禽兽，自然，就把呼罗珊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夸张得无边无沿。

13世纪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其著作《世界征服者史》中说，蒙古人在马鲁城屠杀人数达130万。志费尼还煞有介事地讲了个“真实”的故事：马鲁屠城后，城中有个幸免于难的德高望重者，名叫也速丁，他用了一个月时间清点死尸，最后得出数字是130万。这显然违背常识，因为人死后一个月时间不埋葬，就会腐臭，这种腐臭味道可不是臭鱼烂虾所能比拟，它能把人活活臭死。况且，蒙古人刚走，这个也速丁就跑出来数尸体，当真是胆大包天，难道他不怕自己被突然返回的蒙古人变成尸体？

19世纪的东方学家多桑在《多桑蒙古史》中对这个数字表示很大怀疑，最后愤怒而又理智地得出一个数字：蒙古人在马鲁城屠杀了七十万人。

其实这两个数字都在扯淡，当时西域人口并不多，花剌子模帝国最大的城市撒马尔罕总人口数也只有二十万，其他各城人口数不会超过十万，蒙古人难道会变魔术，先变出几十万人来，然后杀掉？

并非是为成吉思汗在呼罗珊乃至花剌子模帝国的屠杀行为辩护，实在是他没有杀那么多人。欧洲史学家和东亚史学家对成吉思汗恨之入骨，说他是个杀人无数的屠夫和残忍的破坏者，其实只要和人类历史上的其他征服者们一比，成吉思汗还算仁慈。

亚历山大大帝先后毁灭过五个名城，并屠杀了城中大部分的百姓，剩下来的妇女儿童则被卖为奴隶；凯撒大帝征讨高卢（今法国），据说屠杀了二百万高卢人；罗马皇帝哈德良在位期间，罗马军队在巴勒斯坦毁灭村镇达一千个以上。

1212年年初，成吉思汗这位“菩萨”在撒马尔罕郊区发了金刚之怒，原因是传来可靠消息，札兰丁回到了玉龙杰赤，准备挑战他。

成吉思汗担心死灰复燃，马上命令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进攻玉龙杰赤。其实，成吉思汗多虑了，札兰丁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确切地说，他的运气很糟糕。

围攻玉龙杰赤

玉龙杰赤是个特别的城市，横跨阿姆河，中间有桥梁相连。志费尼用夸张的笔墨赞叹它：“世界众国王的宝座所在，人类诸名人的驻地；它的四角供当代的伟人作歇肩之用，它的领域是容纳现代奇珍的府库……你期望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都在其中。”

但自从蒙古人占领河中地区，掌控大部分地盘后，玉龙杰赤就来了个大变身，“像是绳子被割断后倒塌下来的帐幕般的暴露在中央”。

摩诃末的老娘秃儿罕从玉龙杰赤出走后，并未任命最高领导人，城内有精兵九万，一时之间成了乌合之众。1220年夏天，那位让蒙古人吃尽苦头的花剌子模英雄人物帖木儿灭里来到城中，他用别人没有的功勋发号施令，整顿军队，并率兵出城，主动攻击被术赤攻占的养吉干城，杀死了蒙古驻守官员，由此掀起了各个沦陷城市诛杀蒙古官员的风暴。

1220年春节前夕，札兰丁来到玉龙杰赤，并且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全城百姓欢欣鼓舞，认为很快就将取得抗蒙战争的胜利，可军队不这样想。

玉龙杰赤的将军们并不喜欢这位新国王，因为札兰丁个性坚强，铁面无私。而且他们本来是秃儿罕的人，札兰丁则是摩诃末的人，秃儿罕和摩诃末始终不合，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极为排斥摩诃末的这个儿子。

文人排斥一个人，大不了口诛笔伐，可当兵的如果排斥一个人，那就是动刀动枪玩命的事了。玉龙杰赤的军官们开始密谋干掉札兰丁，帖木儿灭里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了札兰丁，札兰丁流下一滴英雄泪，说：“玉龙杰赤不欢迎我，我只好走。”

帖木儿灭里叹息说：“如今帝国内只有玉龙杰赤有精兵，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复国？”

札兰丁坚定地说：“只要有心，哪里都能复国。”

帖木儿灭里被札兰丁感动，一个深夜，二人带着三百骑兵偷偷离开了玉龙杰赤城，玉龙杰赤城再次群龙无首，陷入无政府状态。在一团乱糟糟中，王族成员忽马儿被推举为统帅。这是个没有大局观、只能看到眼前事的庸才。

札兰丁出走三日后，蒙古兵团向玉龙杰赤推进的消息传到玉龙杰赤，忽马儿振作精神，用有限的智慧制订抵抗计划。最后，抵抗计划只有四个字：见机行事。

成吉思汗的计划也简单，术赤和他的两个兄弟察合台、窝阔台兵分二路，夹击玉龙杰赤。于是，问题产生了。

成吉思汗曾允诺术赤，花剌子模和以西所有土地都归他所有。这就引起了察合台的嫉妒，此次出兵之前，他对弟弟窝阔台说：“玉龙杰赤富得流油，父汗竟把这个地方给术赤那野种，我看咱俩要快马加鞭，先拿下玉龙杰赤，把它变成废墟，让术赤什么都得不到。”

窝阔台摇头说：“这样做实在不厚道。”

没有窝阔台的支持，察合台无法调动军队，所以只好生闷气，也只好按原定计划向玉龙杰赤进发。

术赤对两个弟弟也有看法，他想，这两人让父汗允许他们来攻玉龙杰赤，明摆着是和我瓜分我未来的封地财富，我让你们什么都得不到！

于是，他下令大军慢悠悠地走。他的速度已和一头牛一般，可察合台和窝阔台更慢，当术赤能看到玉龙杰赤横跨在阿姆河上的大桥时，察合台和窝阔台的部队连个影都没有。

术赤的兵力比两个兄弟多，可对付玉龙杰赤的九万人仍有点势单力薄。于是他派一支先锋部队，在玉龙杰赤周边城镇掠夺牲畜和人口。

这支军队掠夺完玉龙杰赤周边后，就跑到玉龙杰赤城下叫骂。忽马儿在城上看得清楚，这支部队不到一千人。他当即认定蒙古人只来了一千人，有人提醒他，蒙古人善使诡计，不可上当。

忽马儿断然道：“蒙古人正在扫荡呼罗珊地区，可能根本没有富裕的军队来，成吉思汗以为我们被他们打怕了，所以用这样一支军队来显威风，我们要出城给他一个教训。”

最后他问：“谁出战？”

那些将军们仰头看天。

他愤愤不平，命令自己的部队出战，三千骑兵走出城门，背对城墙列阵。

那支蒙古骑兵远远地观察他们，嬉笑着。

玉龙杰赤兵团才向前几步，蒙古人掉头就跑，跑出很远又停下来回头张望，像是丢失了牲畜的主人。玉龙杰赤兵团追击，心底暗暗发誓要把他们消灭干净。当他们追击出十公里后，突然四面八方响起蒙古人的喊杀声，如你所知，他们掉进了蒙古人的埋伏圈。蒙古人像饿狼扑向羊群，不过玉龙杰赤这支兵团并非浪得虚名，虽被紧紧围困，却毫不惊慌，抵抗得秩序井然，他们边打边撤，最后撤出了包围圈，逃回玉龙杰赤城，代价是损失了一千人。

此战之后，察合台和窝阔台先来到城下，他们故技重演，总在城外叫骂，玉龙杰赤方面忍无可忍时就派出数量较少的骑兵队，开城攻击。蒙古人马上跑开，想办法把他们引诱到埋伏圈。可玉龙杰赤兵团吃了一次亏，已经变得小心翼翼，蒙古人跑开，他们也不追。

这种游戏玩了几天后，察合台和窝阔台发动了一次高质量的进攻，无论是进攻方还是防御方，都很勉强。玉龙杰赤城外是沙漠，没有石头，所以蒙古人的抛石机派不上用场，玉龙杰赤的防御因为众将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力量不能集中。

察合台和窝阔台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砍伐玉龙杰赤城外的桑木，用水浸泡一段时间增加重量。玉龙杰赤里的忽马儿也快速解决了问题，他召开会议，提议投降，那些康里兵团的军官们嗤之以鼻，忽马儿说：“既然大家都不愿意投降，那就同心协力，打退蒙古人，否则就会让蒙古人看笑话。”

众军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致同意让忽马儿统一指挥玉龙杰赤整个兵团。双方现在旗鼓相当，谁想取胜，都要付出重大代价。

术赤也来到城下。看到两个兄弟紧锣密鼓地准备攻城事宜，他心里不是滋味。玉龙杰赤将来是他的封地，他不想真的得到一堆废墟。他派人去城里劝降，理由很动人：“成吉思汗已将花剌子模之地封予本人，所以你们应该明白，我是非常希望玉龙杰赤完好无损的，只要你们投降，城中百姓和士兵，我一人不杀，城中一草一木，我分毫不动。”

忽马儿动心了。他没有保护玉龙杰赤的高尚情操，他只是保命的低级动机。蒙古人的屠杀，不分贵贱，不分贫富，像他这样的官场大家伙能避过很多事，唯独不能避开蒙古人的屠刀。他征求将军们的意见，那些将军们骨头很硬，纷纷说道：“还未正式开打，就投降，将来的子孙怎么评价咱们？”

忽马儿忽然想到一件事，他说：“这也是前任领导人摩诃末的意思。他曾说过，玉龙杰赤如果自度不能抵抗，不如投降，以保全百姓性命。我们虽有九万人，可蒙古人如沙如海，我们投降，正是尊重前任领导的态度。”

玉龙杰赤的将军们放声大笑说：“我们玉龙杰赤从来就没有尊重过摩诃末，我们心里只有太后秃儿罕。”

忽马儿无话可说。大家在同一条船上，如果他再坚持己见，可能会被大家扔到河里。于是，双方只能开战。

术赤抵达城下的十日后，从各处强征来的哈沙儿队也抵达城下，术赤下达了填壕沟的命令，在箭如雨下的环境下，哈沙儿用两天时间完成任务，进攻的准备工作完成。

察合台主张立即攻城，术赤犹豫不决，原因很简单，一旦攻城，玉龙杰赤势必会被夷为平地，那可是他的财产啊！

他提出一个妙计。玉龙杰赤跨阿姆河为二城，河上架有桥梁，以利南北城的交通，夺下这座桥可达到“一箭三雕”的效果。第一，切断南北城的联系；第二，断绝玉龙杰赤城的水源；第三，在桥上可轻易地架起抛石机，距离适中。

这是个察合台不能反对的主意，术赤下令工程部队制造一百余艘船只，挑选特种部队三千人乘船进攻玉龙杰赤大桥。忽马儿和他的将军们积极应对，当蒙古特种部队前进到桥中间时，突然从南北二城杀出几千弓箭手，乱箭齐发，又冲出无数士兵，提着滚烫的热油，向桥下乱倒。蒙古人用盾牌挡住了箭矢，却无法抵挡热油。他们后撤，可船只材料是用桑木制成，一遇水就变得沉重，速度大减，结局是，蒙古特种部队三千人全部被歼，尸体顺着阿姆河东流，河水被血染成鲜红一片。

对于蒙古人而言，这是个重大打击，自和花剌子模开战以来，从未受过如此重大的损失。而对玉龙杰赤守军来说，这是个大彩蛋，城市士气为之一振，抵抗决心空前高涨。

忽马儿对全城发表演讲说，世界上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军队，玉龙杰赤城将名垂史册，因为它很快就会成为蒙古人的坟墓。

忽马儿是典型的庸人，一挫就馁，一胜就骄。把一次战斗的胜利当成是整场战争的胜利，他付出的代价将是沉重的。术赤正为此次失败而总结教训，察合台已开始攻城。所有的攻城器械都布置在玉龙杰赤被哈沙儿填平的壕沟上，抛石机抛出浸湿的桑木弹和装着液体火药的小罐子。桑木弹如同今天的导弹，火药罐子放射出耀眼的烈火，一接触木材的建筑物立即燃起熊熊大火，要扑灭它难度很大。

抛石机工作了一个时辰后，察合台下令进攻。如海洋般的蒙古士兵冲到城下，开始借助云梯等攻城工具攀爬。忽马儿在城墙上看到这一幕，吓得肝胆俱裂，畏畏缩缩地跑下城墙，放弃了指挥官的义务，城上守军一片混乱。

正当蒙古人攀上城头，已和玉龙杰赤守军短兵相接时，突然听到收兵的锣声。军令如山，蒙古士兵只好从城墙上后撤。但上城容易下城难，玉龙杰赤想不到会有如此造化，突然大力反击，冲上城头的蒙古人在他们的乱箭和火油的招呼下，无一幸免。

下令收兵的是术赤。察合台暴跳如雷，质问术赤。术赤轻描淡写地说：“伤亡太大，还是该从长计议。”

察合台哇呀大叫起来，就要和术赤拼命，双方的侍卫也提高警惕，捉对对望，帐篷里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窝阔台慌忙站出来，插到两位兄长中间，劝他们冷静，大事为重，还有兄弟应该是情深的。窝阔台又说：“父汗让你二人联合攻玉龙杰赤，还不是想缓和你们的关系吗？你们纵然不想缓和，也不能激化矛盾。违背父汗的心意，后果是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

这番话既有恳求又有威胁，术赤对此的回应是一丝冷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父汗有了那么一点点不敬，甚至是轻视。这大概和他的出身有关，也可能和他日益扩张的地盘与野心有关。

察合台虽然性情粗鲁，却最听成吉思汗的话，听窝阔台这么一说，气咻咻却又无可奈何地放下紧张的情绪。两人表面没有矛盾，实际上，双方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要对方一无所得。

术赤要尽量保全玉龙杰赤的财富，察合台非要摧毁它。察合台对玉龙杰赤的进攻一次比一次激烈，术赤却按兵不动，站在他的攻击目标城门前看热闹。

察合台有种疯子品格，他的部队一队接一队地轮番上阵，向玉龙杰赤城墙猛扑。抛石机射出的桑木弹和湿火药如雹子一样，噼里啪啦地打进城墙，滚入城内。但玉龙杰赤守军也表现出了莫大的坚强，无论男女老幼，轮番上阵，用砖头和农具猛砸攀登上来的蒙古人，同时用沸腾的水和热油四面浇泼，像是浇灌庄稼一样。城墙上正努力攀爬的人被热水、滚油、砖头击中，像土块一样摔到城下，焦头烂额的尸体堆积如山。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玉龙杰赤的北门，撕心裂肺的声音震天响，浓烟滚滚，而玉龙杰赤的东门却死寂一般。因为攻北门的是察合台，攻东门的是术赤。术赤并非围而不攻，而是不像察合台那样硬来。他正在乞灵于诡计，那就是挖掘地道。

他的士兵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战斗，却在地下孜孜不倦地奋斗着。很快，一条地下坑道挖掘完成，直通城内。一个黑夜，术赤兵团鱼贯进入坑道，打开一个洞口，爬上了玉龙杰赤城的大街。让所有蒙古人想不到的是，玉龙杰赤兵团在那条大街上已等待多日，一见蒙古人露头，就飞奔而上，乱刀齐下，杀掉了已爬到地面上的蒙古人后，他们将滚烫的沸水灌进坑道，把蒙古人活活煮死在了坑道里。

察合台得知这一消息后，鼓掌叫好。此时，他和术赤已水火不容，都希望看到对方最大的笑话。蒙古兵团在兄弟二人的互相仇视下，已纪律涣散，战斗力降低。曾经所向披靡的蒙古兵团如今却成了半瓶子部队，足可以让我们对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忽马儿得知蒙古兵团分裂后，欣喜若狂，居然胆子大起来，常命令士兵在深夜偷偷出城袭击蒙古人。这一行为效果显著，在某次突袭蒙古大营的军事行动中，玉龙杰赤突袭小队活捉了几个蒙古人。他们在城墙上当着强大的、面和心不合的蒙古兵团，残忍地处决了那几个俘虏，忽马儿的愚蠢行径引起了全体蒙古人的不满，一波接一波的猛攻在沉寂多日后重新开启。

但术赤和察合台的矛盾依然存在，六个月后，成吉思汗派来的使者看到玉龙杰赤依然矗立在阿姆河两岸，城市四郊蒙古士兵的尸骨堆积如山。使者痛心疾首，成吉思汗得到消息后雷霆震怒，他下令取消“三驾马车”的领导模式，任命窝阔台为前线总指挥，三日之内，必须拿下玉龙杰赤。

窝阔台拿着成吉思汗的命令和两位哥哥谈心，术赤和察合台只好勉强伸出大手，握手言和，开始了对玉龙杰赤城的总攻。

窝阔台卖力地开始在北门发动攻势，把玉龙杰赤城所有主力都吸引了过来，术赤趁势在东门发动进攻，很快，大批蒙古人就登上城头，竖起了术赤的帅旗。玉龙杰赤守军慌乱之中，又被攻破城门，众多蒙古士兵涌入城中。玉龙杰赤的守军和平民知道命运会是什么，所以奋起反抗，在所有的巷道和角落，与冲进来的蒙古士兵展开殊死搏斗。

玉龙杰赤全民皆兵，蒙古军不分青红皂白，遇人便杀，同时用石油纵火，焚毁城内房屋。他们的口号是，要攻占玉龙杰赤，首先应毁掉它。

他们的确做到了，他们每攻占一个街区、一座院落，就将其拆毁，付之一炬。七天激烈的巷战后，蒙古人终于控制了这座城市，玉龙杰赤城惨不忍睹。

屠杀，意料之中地开始了。蒙古人将活下来的人驱赶到城外，屠杀持续了三天三夜，阿姆河红浪滚滚，一月未清。

察合台最后又出了个馊主意，掘开阿姆河堤，引水灌城。从前城市陷落，总有一些人因藏匿而免于屠戮，只有玉龙杰赤，没有一人活下来。

举世瞩目的玉龙杰赤城就这样灰飞烟灭，志费尼沉痛地写道，从此“玉龙杰赤，这斗士的中心，游女的汇集地，福运曾降临其门，鸾凤曾以它为巢，现在则变成豺狼的邸宅，猫头鹰出没之处”。

八鲁湾之战——西征唯一的败绩

术赤三兄弟围攻玉龙杰赤时，从玉龙杰赤出走的札兰丁正励精图治，重振旗鼓。他和帖木儿灭里带领三百骑兵，用了十六天时间，成功穿越花剌子模境内最大的沙漠黑沙漠，来到纳撒城下。被拖雷攻陷的纳撒城已成废墟，城外山坡上驻扎了七百名蒙古骑兵，札兰丁抵达纳撒郊区时，这七百名骑兵正在山坡过着无忧无虑的时光。

帖木儿灭里向来是勇者无惧，他鼓励札兰丁消灭眼前的蒙古人。札兰丁意志坚定地握紧拳头说：“要勇敢才能成功！”

两人带领三百人，出其不意地从四面八方杀向蒙古军营，蒙古骑兵根本没有料到在这种地方会遇到突袭，仓皇之间来不及上马，被札兰丁的三百骑兵冲得七零八落，纷纷逃窜。

这是札兰丁自继承花剌子模帝国以来，首次和蒙古人交手，而且是完胜，这让札兰丁毋庸置疑地确信，复国大有希望。

他是那么坚定，和帖木儿灭里站在一起，完全是花剌子模帝国的两根复兴之柱。他一直向着西方快速前进，在任何地方都不停留，他的目标是可疾云，他确信在那里可以集结一支强大的军队复兴帝国。纵然不能在短时间内达成所愿，他也可以从可疾云渡过申河（今印度河），到忻都（今印度）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路过你沙不儿时，札兰丁和帖木儿灭里差点儿没有找到这座伟大的城，它被拖雷摧残得如一个几百年前的城市遗址。在黯然神伤了几分钟后，札兰丁快马加鞭，心怀仇恨上路。抵达也里城时，札兰丁悲愤的情绪稍有和缓，这座城还在，他没敢进城，因为这座城池已不属于他和他的帝国。

在不停奔驰的路上，他曾遇到一个民间抗蒙武装，头目希望札兰丁能留下来，因为他有坚固的城堡。札兰丁叹息说：“你应该到旷野上和蒙古人短兵相接，不应该躲在城堡里，无论怎样坚固的城墙，蒙古人都有办法攻陷它。”

他说的是肺腑之言，是他行万里路亲眼所见的事实。这一路上，他所见到的城池都成了废墟，很有沧海桑田之感。帖木儿灭里安慰他，要化悲痛为力量，札兰丁感慨道：“以前，从未对这片土地有过感情，现在，我看到它遍体鳞伤，几乎要失声痛哭。”

在这种悲愤情绪的感召和护佑下，他们顺利来到可疾云。历史的探照灯慢慢移过来，将这里照亮。在这里，札兰丁代表花剌子模将创造奇迹，在这里，札兰丁反攻复国的梦想险些照进现实。

可疾云并非平凡之地，而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一年前摩诃末逃到这里时，已成惊弓之鸟，所以没有心情利用这个宝藏。现在，札兰丁积极地利用起这个宝藏。

可疾云本是可疾云王国的首都，13世纪初，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攻陷可疾云，将可疾云收入版图。摩诃末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命可疾云本地人哈儿蒲思忒为可疾云最高军政长官，但此人心怀故国，暗里挑动可疾云百姓发动叛乱，所以这个地方总是战乱频仍，由于战乱原因，该地军队都很能打。

摩诃末后来把这个烫手山芋送给了札兰丁，札兰丁派心腹苫思丁带一支精锐兵团进驻可疾云，驻扎在内城。这支兵团的数量应该很少，任务只是为稳定可疾云的表面太平局势而已。

成吉思汗西征后，花剌子模帝国全线崩溃，受封于也里城的摩诃末的舅哥额明灭里认为封地濒临战场，于是率领也里城两万人来到可疾云，请求哈儿蒲思忒指定一地作为他的暂时居所，哈儿蒲思忒断然拒绝。苫思丁认为哈儿蒲思忒拒绝容纳国舅爷，迹同叛变，于是买通城内守将杀掉哈儿蒲思忒，迎额明灭里入城。几方势力互相牵制，可疾云暂时和平。

札兰丁一抵达可疾云，马上注意到城内的战斗力量至少有五万人，这在当时已是个可观的数字。他召开大会，慷慨激昂地号召大家要为复国贡献全部力量，哪怕是生命。在他的感召下，可疾云城里的各路部队凝聚成铁板一块，不久后，又有花剌子模治下的阿拉伯骑兵团两万人，在他们的首领阿格剌黑带领下来到可疾云，札兰丁势力陡增，和蒙古人全面开战的时机已成熟。

1221年夏，札兰丁率领他的七万人马从可疾云北上，到达范延城（今阿富汗巴米安）郊区时，遇到一支千人的蒙古兵团，双方迎头相撞，蒙古人甚至来不及逃跑，就被札兰丁全歼。札兰丁让几个蒙古俘虏带给成吉思汗一封信，信上说：请你指定我们决战的地点，我将在那里恭候你的大驾。

成吉思汗看信后，惊讶道：“想不到札兰丁这小子还挺能折腾！”再询问了回来的俘虏。俘虏们说：“札兰丁至少有七万人，而且都是能征善战的康里人和阿拉伯人。”

成吉思汗沉思一会儿说：“死灰不能复燃，即使复燃，也不会长久。”虽然这样说，他还是很谨慎，派他的养子、大蒙古国的最高公检法长官（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带领一万蒙古骑兵、一万畏兀儿士兵和在花剌子模临时招募的一万杂牌军，奔赴范延城，消灭札兰丁。

出发前，成吉思汗叮嘱失吉忽秃忽：“千万要谨慎用兵，札兰丁如果没有点本事，不可能在惨败之后集聚起这么多人马。”

失吉忽秃忽满怀信心：“大汗放心，我必马到功成。”

札兰丁得到蒙古兵团前来的消息后，马上迎击，双方在八鲁湾（今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迎头相撞，展开厮杀。这场厮杀是大蒙古国和花剌子模帝国交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野战，双方厮杀了两天两夜，胜负未分。于是商议休兵，改日再战。

额明灭里不同意休兵，他担心狡诈的蒙古人在使缓兵之计，等待援兵。札兰丁笑道：“放心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已把蒙古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们的兵力不会超过十五万，而且大部分兵力在围攻玉龙杰赤、扫荡呼罗珊，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来这里。”

额明灭里放下心来，可第二天，他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看见蒙古人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这些人在离他们三公里的地方纵马驰骋。他跑到札兰丁指挥所，惊慌失措地说：“蒙古人的援兵真来了，我们要完蛋了！”

札兰丁不相信，即使他亲眼见到蒙古军营周边尘土飞扬，骑兵来回奔驰，他也不相信蒙古人来了援军。可他无法说服手下的将军们，因为他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蒙古人没有援军，如果没有援军，那突然多出来的人数是怎么回事。

阿格剌黑的阿拉伯骑兵团已开始作撤退的准备，其他各路分支队也开始思考退路，札兰丁迅疾地召集所有将士，他站在高处扯着嗓子大喊：“蒙古人根本没有援军，那些都是他们的诡计，我们人数要比他们多出一倍，我们现在占尽优势，为何要退缩？花剌子模帝国就是不停地退缩，才沦落到现在这悲惨境地的！我们要勇敢向前，打败蒙古人！将来有一天，你们的子孙问你们，此生最得意的事是什么，你们会有完美的答案——在八鲁湾，我们打败了蒙古人！”

军队士气直线提升，已经有人在喊：“把蒙古人杀光，赶出我们的国土！”

札兰丁抓住这一积极情绪，下令向蒙古人冲锋。他把兵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官兵下马，徒步作战，另一半骑兵则隐蔽起来。

札兰丁猜对了，失吉忽秃忽根本没有请来援军，他采用了诡计，在马上放置了假人，在军营前来回游动。他以为这招能让札兰丁退却，想不到札兰丁一根筋，不但没有退却，还主动发起进攻。他只好排兵布阵，全力应付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战斗。

札兰丁三万步兵应对失吉忽秃忽的三万骑兵，不了解当地情况的人会认为札兰丁在自寻死路。八鲁湾地区地面凹凸不平，有许多坑洞，不适宜战马驰骋，却适合步兵进击。所以失吉忽秃忽的骑兵就丧失了本该有的优势，很多骑兵的马蹄陷入坑洞，动弹不得，战到一个时辰时，已经是步兵对步兵了。

双方的士兵捉对厮打，战事胶着。札兰丁要的就是这一效果。他下令吹起号角，三万余骑兵冲入战场，只在战场周边快速游动乱砍战场中的蒙古人，而不深入战场内。

失吉忽秃忽眼见已被包围，下令分散撤退，在撤退过程中，他的三万人被札兰丁骑兵猛烈追击，如刀切西瓜，脑袋乱飞。失吉忽秃忽逃到安全地带时，检点人数，发现只剩一千余人。

八鲁湾之战，是成吉思汗西征以来所遭受的最大一次失败，也是唯一一次失败。八鲁湾之战的噩耗通过山岭和河谷很快传遍各地，成吉思汗痛心疾首，但他却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说：“失吉忽秃忽以前总是打胜仗，没有受过挫折。现在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以后会聪明、成熟起来。”

自此，札兰丁给成吉思汗留下深刻印象，他决定要亲自会会这个对手。八鲁湾之战的一个月后，成吉思汗带领蒙古兵团主力去捕捉札兰丁。大军抵达八鲁湾时，他停军视察旧战场。视察完毕，他让垂头丧气的失吉忽秃忽报告当时的作战经过和布阵情况。听完汇报，成吉思汗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们都不懂得如何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形。你选择的地方根本不适合骑兵作战，而且布阵上采取的是消极守势，一旦敌人数量多，你非败不可。”

失吉忽秃忽像遭了瘟一样，不发一语。成吉思汗望着远方，用赞叹的口吻说：“札兰丁用兵不错，能先用步兵困住你，然后用骑兵围击，可以说是一员名将！”

“但是，”他坏笑一声，“札兰丁的军队成分复杂，很难成事，我们用离间之计就能让他的兵团四分五裂。”

这种计谋，成吉思汗早在西征初期就使用过。他给摩诃末的老娘和报达的哈里发写的两封信可抵百万雄兵。现在，他故技重施，给札兰丁刚刚团结在一起的各个兵团司令写信，要他们离开札兰丁，因为札兰丁是个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的人。答应只要他们同意离开札兰丁，他一定会将几匹装满金子的骆驼赠与他们。

成吉思汗施反间计时，札兰丁又犯了个低级错误。瓜分失吉忽秃忽的战利品时，额明灭里和阿格剌黑因夺取一匹阿拉伯骏马产生矛盾，并大打出手。两人满脸血污地来找札兰丁评判，札兰丁由于额明灭里是自己的舅舅，就把骏马赏赐给了额明灭里，而对阿格剌黑，没有半丝安慰。

阿格剌黑怒气冲天，当天夜里就率领自己的兵团离开札兰丁。这件事加上成吉思汗的反间计，使得可疾云兵团和另外一支民间武装也离开了札兰丁。札兰丁突然实力大减，只有舅舅的两万兵团和可疾云内城少量的花剌子模部队，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两万五千人。

得知成吉思汗亲自来征讨自己后，札兰丁急忙撤回可疾云，和当年他老爹一样，他也一筹莫展，不知下一步计划是前进还是后退。

他坐困愁城时，成吉思汗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围攻范延城时，他的孙子、察合台的儿子蔑忒干中流矢而死，成吉思汗最喜欢这个孙子，所以悲痛不已。在攻陷范延城后，他命令军队不赦一人，不取一物，将此地毁为荒漠，并为它起名为“卯危八里”，波斯语意为“歹城”。这座被彻底毁灭的城堡，百年之后仍无任何生命迹象。

当成吉思汗在范延城外观看城市的覆灭时，攻陷了玉龙杰赤城的窝阔台和察合台领兵赶来。成吉思汗担心察合台爱子心切，一旦得知噩耗会失去理智，所以要身边的人严守秘密，等到合适时机再由他本人亲自告诉察合台。

察合台一见成吉思汗，就问他儿子去了哪里。成吉思汗平静地告诉他，蔑忒干在撒马尔罕办事，很快就来。

几天后，察合台又问成吉思汗，他儿子什么时候来。

成吉思汗突然发怒，训斥察合台，同时也把窝阔台乱骂一通，最后说：“你们都不听我的话！”

察合台和窝阔台恐惧万分，跪下发誓说：“绝不敢和父汗作对，否则不得好死。”

成吉思汗板着苍老冷酷的脸，问察合台：“你真这样想？”

察合台指天画地：“长生天作证！”

成吉思汗又不放心地问：“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察合台捶胸：“上刀山下火海。”

成吉思汗犀利地观察了察合台一会儿，收起冷酷的脸，变得悲伤：“你儿子战死了，我命令你，不许哭！”

察合台张起嘴巴，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浑身哆嗦，热泪盈眶。成吉思汗转过身，仰起头，把已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生生憋了回去。

察合台泪水横流，却没有哭出声来，因为父亲不让他哭。他照常饮食，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好像他儿子仍然活着一样。可成吉思汗知道，他经常跑到野外，对着苍天大哭。

成吉思汗没有时间抚平察合台的悲伤，他带领大军星夜兼程，向可疾云奔去。札兰丁得到消息后，从可疾云西撤，准备渡过申河，到忻都去暂时躲避成吉思汗的兵锋。

当成吉思汗抵达可疾云时，札兰丁已逃走十日，成吉思汗下令毁灭可疾云，因为这个地方是花剌子模最后的堡垒、反攻的基地，他绝不允许自己眼皮子底下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可疾云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破坏，渐渐变成废墟，成了野兽的乐园。

札兰丁到申河河畔后，开始搜寻许多小船和木筏，准备运送大军渡河，可是奔腾的狂涛把所有船只都拍到了岩石上，一片粉碎。他只好命人在申河河畔制造大船，十天后，大船制造完毕，他先用船把辎重运送到河对岸，然后是士兵。当得知成吉思汗离自己只有十几公里时，他的兵团发生骚乱，士兵们为了争夺船只，大打出手，申河河畔漂起无数死尸。

成吉思汗兵分三路，向札兰丁兵团逼近。札兰丁大声疾呼停止内讧，一致对外，因为只有如此，才有生还的可能，部队马上安静下来，背靠申河，准备迎接成吉思汗大军的冲击。

著名的申河大战就此上演。

申河血战

札兰丁迅速完成防御，在距申河一百米外用船只布下“弧形”防御，船只背后是弓箭手，弓箭手背后则是骑兵。船只两头抱河，以河岸为月弦，额明灭里负责左翼，帖木儿灭里负责右翼，他本人负责中路。从物理学角度而言，弧形会分散受力点的力，具有良好的抗冲击能力；阵内士兵背水为阵，又可以起到“陷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

成吉思汗见到此种布阵，也针对问题出发，分三路进攻札兰丁的左中右，他想以绝对的优势兵力把札兰丁的阵形冲破，然后反包围予以全歼。

开战前，成吉思汗对他的指挥官们说，要活捉札兰丁，他有很多话要和札兰丁说。札兰丁则对他的指挥官们说，背后就是七米高的山崖，仓促之间跳下去必死无疑，只有一条路是生路，那就是冲破成吉思汗的包围圈，在圈外相会。

成吉思汗的三路兵团已经向札兰丁的军队逼近，三个半圆的阵形衔接成一个弯弯的弓弧，围拢上来，如果从高处看，申河河岸正像是贯着两端的弓弦。

让成吉思汗大感意外的是，人数处于劣势的札兰丁居然未采取守势，双方还未短兵相接，札兰丁突然下令进攻。他的弧形战阵像是弯弯的潮水一样，推了过来，紧紧贴上成吉思汗兵团的阵形。

札兰丁斗志昂扬，如同一头瞎眼的野兽，在中路猛冲猛咬，中路蒙古兵团居然被他逼得连连后退。但他显然犯了个致命错误，他的人数少，以弧形阵形向外扩张时，密集度越来越小，额明灭里的左翼马上出现空当，蒙古人最善于发现敌人的薄弱点，马上加大力度猛攻他们发现的弱点。额明灭里已来不及补救，就被蒙古人冲破阵线，他试图调头逃跑，可根本没有路，很快，这位国舅爷死在蒙古人的乱箭之下。

左翼一失，札兰丁惊慌失措，他急忙收缩阵形。此时，他又忙中出错，收缩阵形的命令不是下达给指挥官，而是下达给全体官兵的，命令一出，兵团中的所有人都在毫无秩序地快速向后退却。大家互相践踏，申河河畔几成地狱。

在乱哄哄、惨兮兮的退却过程中，蒙古兵团抓住机会，猛冲札兰丁的右翼，帖木儿灭里虽艰难支撑，无奈人数有限，士气有限，终于溃败，他本人却很幸运，在乱军中寻到一个缝隙，逃之夭夭。

这位花剌子模的民族英雄和大多数民族英雄一样，结局悲惨。从申河河畔逃出生天后，帖木儿灭里放下武器，拿起《古兰经》，成了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逃到叙利亚，在那里缅怀前朝。多年之后，花剌子模已是蒙古人的天下，他怀念故土，返回家乡。在当年为他赢得荣耀的忽毡城，他想拜见当地的蒙古领导人，希望得到宽恕。此时的大蒙古国领导人窝阔台的儿子合丹没有广阔的胸襟，将他捆绑，最后一箭射死了他。

帖木儿灭里逃出后，只剩下札兰丁在奋勇作战，他带着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七百兵团，抵抗着成吉思汗的数万大军，不轻易退却一步，越战越勇。有一次，居然把围攻的蒙古兵团击退十几米。

成吉思汗在高处观察札兰丁，不由得发出赞叹：“犬父竟有虎子，真使人不敢相信。”他回头对察合台和窝阔台说：“我的儿子也应该这样！”

当时，没有任何人的儿子想做札兰丁，因为他被蒙古人围困攻击，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人数也越来越少。他清醒地意识到，今天就是他的死期，只是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蒙古人不对他下死手。一道光射进他的脑海，他恍然大悟：成吉思汗是想活捉我，羞辱我，羞辱我的帝国！

他决不能让成吉思汗的阴谋得逞，既然围上来的蒙古人对他不下重手，那他就只好捡便宜，对对方下死手了。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大刀砍向扑上来要活捉他的蒙古士兵，有几次，他从对方头顶砍下去，将其一分为二。

敌人的鲜血浸染了他，不知什么时候，他出现了幻觉，迎面而来的敌人的速度逐渐减慢，像是慢镜头，他像庖丁一样，有足够的时间分析敌人的身体结构，分析从哪里下刀才能让敌人快速死去，而不会浪费刀刃。天空也变得猩红，申河的水静止不流，战场上所有的一切都慢了下来，他看到自己人的头颅被敌人的刀砍上天，鲜血从胸腔如喷泉一样直冲云霄。战马的嘶鸣仿佛远古的声音，在他耳畔一浪接一浪地回荡开去。

又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从那种幻觉中清醒过来。一个天外的声音对他说：“不但不能让成吉思汗活捉，而且也不能死，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还有未竟的事业等你去完成。”

一听到这句话，他浑身再度充满力量。他猛地向前一阵乱冲，战马已疲惫不堪，每冲一步都要喘上几口粗气，他在马上欠着身，像是他拖着马在前进。在他疯狂的冲击下，蒙古人退却了几十步。在这空当，札兰丁掉转马头，向后猛跑，然后从马上飞跃而下，换上另外一匹并未消耗体力的马。

成吉思汗在高处看到札兰丁的举动，马上叫道：“他要跳河，阻止他！”

蒙古兵得到命令，全都奔向札兰丁，可惜晚了。

札兰丁已扔掉盔甲，手握宝剑，猛抽马臀，向六米高的山崖飞去。马一声嘶鸣，四蹄离地，在空中划出一道璀璨光线，射入汹涌澎湃的浊浪里。

成吉思汗惊奇地用一只手捂住嘴巴，指着河中起伏的札兰丁，激动地说：“生子当如斯！”

蒙古士兵要向河中放箭，成吉思汗阻止道：“这是英雄，不能死于乱箭之下。”

札兰丁用英勇无畏和复国的决心拯救了自己。他艰难地游过河心，登上峭岸，如出水巨龙般立在岸上，看向对面。

他看着成吉思汗，突然得意地大声嗥叫，然后把宝剑在空中一振，做了个威吓的手势，接着放马闪入丛莽中，消失不见。

成吉思汗怅然若失，叹息不已。就在他的叹息声中，蒙古兵把俘虏们就地处决。有人把札兰丁可爱的儿子带到成吉思汗面前，成吉思汗看了一眼，说：“要斩草除根。”

申河河畔一片惨叫和血污，花剌子模经此一战，彻底灭国，札兰丁跑到忻都后，虽然仍和蒙古人作对，但他再也没能集聚起一支和蒙古人抗衡的大军了。1231年，札兰丁劫数难逃，被追击他多年的蒙古人所杀。

申河河畔的大战，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的有生力量。但成吉思汗对札兰丁仍然不放心，用他的话说，此人艺高胆大，给个机会，他就能掀起风浪，要像处决他儿子一样，斩草除根。

察合台小心翼翼地问：“不活捉了吗？”

成吉思汗想了想，摇了摇头，说：“斩草除根。”

两员大将横渡申河，沿申河东岸搜寻札兰丁。但搜寻几十天，连札兰丁的影子都未见到。两员大将既已进入一个新国家，当然不能空手而回，于是找了个叫木尔滩的城池，猛攻数日，一无所得。春天来时，蒙古人受不了当地的酷热气候，所以悻悻而退。

1222年春，成吉思汗下达扫荡申河花剌子模残余势力的命令，这次扫荡远比呼罗珊大扫荡仁慈得多，首先是申河流域的花剌子模残余实力不济，其次是他们内讧不断，采取为敌复仇的模式为成吉思汗扫清了障碍，所以1222年七月，成吉思汗轻松地扫平了申河流域。

完胜花剌子模让成吉思汗大为高兴，他举行盛大宴会，犒劳将士。随后，他兴奋地向儿子们传授领导之道。他说领导力就是自我控制力，尤其是对骄傲自满的控制，这要比驯服一头野狮子还要难；再有就是对愤怒情绪的控制，这要比击败最厉害的摔跤手更困难。成吉思汗盯着他的儿子们，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们不能控制骄傲自满，你们就不能领导他人。”

心学鼻祖王阳明说，“傲”是人生一大病，一人傲，万事不可做。成吉思汗告诫他的儿子们说，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最强大最有智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即使再高的山也有动物践踏。动物攀上山巅的时候，它们就比山还高。

人之所以傲，是因为有人不如他。可真正聪明的人永远有这样的意识：任何一个人，哪怕他卑微如尘沙，时来运转，他也会翻身成为人上人。中国谚语说，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意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要轻视不如你的人，突然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天，人家就站得比你高了。

成吉思汗一生之中从未骄傲自满，更多的事实告诉我们，他始终如履薄冰，十二分小心地对待任何人和任何事。他虽然认定自己是长生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可那是自信，不是骄傲。只有自信的人，在不要骄傲的情况下才能成就大业。

他向儿子们强调远见、目标以及计划的重要性：“要是目标缺乏远见，人就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说支配他人的生活。人不可追逐物质享受和奢侈愉悦的生活，一旦你拥有锦衣玉食、千里良驹和漂亮女人，就很容易忘记你的梦想和目标，如果真是这样，你就几乎等于是个奴隶，你必将失去所有。”

现在，成吉思汗已经彻底征服了花剌子模帝国，下一个梦想和目标该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要征服忻都！”

这是个和征服花剌子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宏伟目标，当时的忻都虽没有花剌子模强大，却国土宽广，是个神秘之地。征服的目的就是征服本身，成吉思汗这样说。

传说他说这话的几天后，在一次围猎时，他的士兵突然见到一只高数十丈的怪兽，形如鹿，却长了个马尾巴，头上有一只角。正当他们惊骇时，怪兽口吐地道的蒙古语说道：“告诉你们主子早早离开，否则将有大祸。”

成吉思汗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回答：“这是瑞兽，名为‘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乃长生天派它通知您回草原。希望您能奉天之心，以全民命。”

成吉思汗沉默不语，忻都就在眼前，但酷热的气候也在身边，由于忻都地区气候潮湿，蒙古兵团的弓箭开始变得软弱无力，命中精度大减，射出去的箭如风吹起的柳絮。这些障碍是成吉思汗无法克服的，于是在1222年七月，他回师撒马尔罕，很多人都注意到，一言不发的成吉思汗已准备班师回国。

在撒马尔罕郊区的避暑庄园，成吉思汗和一位来自中原的老态龙钟却又仙风道骨的道长进行了长谈。这位道长叫丘处机，号长春真人，大名鼎鼎。

实际上，这不是两人第一次见面，站在丘处机的角度来看，两人的见面可谓费尽周折。丘处机万里迢迢见成吉思汗的故事，足以让唐玄奘西游黯然失色。

第八章 大汗之死

丘处机西游

成吉思汗西征前，忽阑的一席话让成吉思汗作出重大决定，一旦不测，将由窝阔台来继承他的基业。西征路上，成吉思汗叹息声声，他对人说：“毕竟是凡人，终有一死啊！”

这是每个凡俗夫子在暮年都会考虑的问题，尤其是英雄人物。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长生的渴望在英雄人物身上显得更为突出，成吉思汗自然也不例外。他叹息时，一个叫刘仲禄的亲信马上为他排忧解难。刘仲禄说，中原有个叫丘处机的道长，已经三百多岁，仍然如六十岁一般，可见他有养颜长生之术，不如把他找来，让他命令时光倒流。

成吉思汗没有文化，或者说他不知道中原文化中还有这种神奇的文化，心花怒放，马上命令刘仲禄手持天下通行证金虎符去中原请丘处机。

刘仲禄根本不了解丘处机，因为丘处机根本没有三百岁，他生于1148年，1219年时不过七十二岁。丘处机是山东蓬莱人，二十岁入山跟随王嘉学道。这个王嘉就是金庸小说中的王重阳，他是个有创新力的道士，将儒教的忠孝、佛教的戒律和道教的丹鼎熔于一炉，创建全真教。自此后，全真教成为道教中最鼎盛的一派，门下弟子七人，金庸称他们为全真七子，这其中就有丘处机。丘处机有一种诡异的天赋，十几年时间里就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超凡脱俗的全真教真人。金国皇帝知道他后，派人来请他去讲道，他拒绝。南宋的皇帝知道他后，也派人来请，他仍然拒绝，理由是，他是世外之人，不想涉入世俗。

刘仲禄带着成吉思汗的诏书来请他，他动心了。成吉思汗的诏书大气磅礴，字里行间透着一代天骄的霸气。大概是成吉思汗的想法、耶律楚材的手笔感动了他。这封诏书大致是说：虽然我天下无敌，把无数人都踩在脚下，可我在你们中原人眼中仍是野蛮人，我也知道这点，所以特别希望中原文化能塑造我，如果老先生您不以沙漠悠远为念，到我成吉思汗的帐下，我不仅希望能从您那里得到长生之术，还希望能得到您的文化育人和辅佐。

丘处机被这封激情澎湃的信所打动，又看到刘仲禄汗水淋漓、言辞恳切，再看到天下生灵涂炭，全是成吉思汗造的孽，所以希望能用毕生所学，劝说成吉思汗停止杀戮，用慈悲治天下，于是他带领十八名道士跟随刘仲禄欣然上路。

1220年春，丘处机和刘仲禄来到金中都，他受到蒙古人的热情招待。可当他听说成吉思汗已西征时，不禁表示出遗憾来。

他问刘仲禄：“你不是说成吉思汗在大蒙古国和西辽边界等我们吗？”

刘仲禄回答：“成吉思汗已经开始对花剌子模用兵，咱们要快点赶上。”

丘处机大摇其头，如拨浪鼓。他说：“我已经七十二岁，老胳膊老腿，哪里能如此长途跋涉，还是等成吉思汗回来再说吧！”

刘仲禄好不容易把他请出山，哪里会轻易放过他，急忙快马加鞭把自己的信和丘处机给成吉思汗的信送到成吉思汗处。

丘处机的信大意是说，我年纪太大，根本不适合远行。即使我能远行，荣幸见到您，可您正在打仗，我对战争一窍不通，我所能做的只是以道德之心劝人戒欲，这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事，所以去和不去，效果一样。

成吉思汗较真起来，让耶律楚材回信丘处机，希望丘处机能效仿释迦牟尼东行、老子西行的故事，务必前来。来的目的当然不是指导他作战，而是文化育人。

丘处机收到成吉思汗的诏书时，已是一年后的1221年二月了。看到成吉思汗的信，他无可奈何，只好跟随刘仲禄上路。

今天北京白云观中有石刻“长春真人西游路线”图，该图即是丘处机万里跋涉去见成吉思汗的地图。我们从这张地图中可以看见路途之遥远，想见路途之艰辛。

1221年二月，丘处机从宣德出发，过野狐岭，四月一日，丘处机抵达成吉思汗大本营克鲁伦河，在家坐镇的帖木格请求丘处机向他传授长生之术。丘处机笑说：“你浑身杀气，需斋戒十五日，我才可和你说。”帖木格很听话地斋戒半个月，可约定之日，天降大雪，帖木格必须要出去巡视牲畜，只好作罢。巡视回来后，帖木格突然开窍说：“成吉思汗遣使者不远万里邀请您，是想第一时间听到您的长生之术，我怎敢抢先，您还是上路吧。”

1221年四月十七日，帖木格献给丘处机牛马百数、大车十乘，派兵一千送丘处机上路。丘处机一行沿克鲁伦河西上，过图拉河、鄂尔浑河，来到成吉思汗在乃蛮的斡耳朵。此时，斡耳朵有很多妃子在等他们的男人成吉思汗凯旋，丘处机眼见这群争奇斗艳的妃子们，大为惊叹。他大概从未想过，成吉思汗这个野蛮人会有这么多美女。

从斡耳朵离开前，刘仲禄挑选了一百名处女准备西行。丘处机很不愿意，他说：“我乃山人，怎么可以和一群女子同行？”

刘仲禄吃了一惊，很为自己的冒失感到羞愧。不过他还是偷偷把一百名处女带上了，只不过走在后面，没有在丘处机眼前晃来晃去。

十天后，丘处机一行抵达镇海城（今蒙古国科布多城东南）。此时是1221年六月份，丘处机实在不想继续西行，喘息不停地请求镇海城城主镇海：“我远行千里到达此处，鞋子都穿坏了好几双。沙漠中看不见耕稼，来到这里见秋稼已熟，十分欢喜。我想在这里过冬，恭候成吉思汗归来，可否？”

镇海委婉地拒绝道：“成吉思汗已向沿途发布命令，凡遇真人路过，不得延误其行程，这是成吉思汗迫切想见真人。如果您留在这里，那就是让我犯罪。我愿意跟真人同行，照顾真人如照顾我老爹一样孝敬。”

丘处机还能说什么，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只能上路。他们一行过金山，进入今新疆境内，循天山北道西进，沿着察合台和窝阔台开辟的道路吃力前进，依次渡过伊犁河、垂河、锡尔河。1221年十一月十八，丘处机抵达花剌子模的都城撒马尔罕。

成吉思汗当时正进逼申河，军事问题比长生不老这个生理问题重要，所以命丘处机在撒马尔罕等他。直到第二年的三月中旬，他才想起丘处机，于是命人把丘处机送到其行在。四月五日，丘处机抵达成吉思汗在八鲁湾的临时住所，经历了两年多的艰苦奔波，终于和成吉思汗见面了。

虽然丘处机在来见成吉思汗的路上，有几次想撂挑子，可成吉思汗仍极度欢喜丘处机的到来，因为：“金国和南宋都请过您，您置之不理，而现在却来见我，我很高兴啊！”

丘处机内心翻滚，这一路可谓吃尽苦头，大雪纷飞，能把人冻成冰棍，高原反应，让人半死不活。进入花剌子模境内后，到处可见尸骨，俨然地狱。但丘处机是世外高人，拥有一片不抱怨的世界，而且道家讲既来之则安之，旅途劳累已成烟云。况且，让所有人快乐是道家的追求，他露出不卑不亢的笑容，不露痕迹地拍成吉思汗马屁道：“贫道奉诏而来见陛下，这是天意。”

成吉思汗闻言大悦，命赐坐给丘处机。他开始认真打量这位三百多岁的人，骨瘦如柴，估计是万里跋涉的缘故，精神矍铄，真不像三百岁。打量完毕，他迫不及待地问道：“您远道而来，带着长生之药吗？”

一千多年前，魏国梁惠王问千里而来的孟子：“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回答：“王何必谈利，有仁义就够了。”

这是避实就虚，丘处机现在也玩这个：“可汗为何要长生不老之药？世上根本就没有这种药，只有延年益寿之方。”

对丘处机的回答，成吉思汗无疑大为失望。他从万里之外把眼前这个三百岁的老头召来，仅仅是想得到长生不老药，可他得到的却是这样一句扫兴的话。但他对丘处机的坦诚印象深刻，所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

考验一个人的气量，有个最简捷的途径，就是让他的希望破灭。如果他依然心平气和，就说明他是个品格崇高、宽宏大度，并且有绝对自制力的人。成吉思汗就是这样一个人，表面看，他是半个野蛮人，实际上他已具备贵族的气派。

在这之后，他更加尊敬丘处机。他问镇海：“我该怎么称呼这位世外高人呢？”

镇海回答：“有人称他为真人，有人尊称他为师傅，还有人称他为活神仙。”

成吉思汗点头说：“以后，咱们就叫他神仙吧。”

神仙丘处机和成吉思汗在烈日炎炎的四月，结下深厚的友谊。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讲《道德经》《南华真经》，讲他所知道的一切哲学问题，成吉思汗虽然不懂，可听起来一本正经，很有乖学生的模样。不过，这种交流是短暂的，因为成吉思汗正准备追击札兰丁，所以让丘处机先回撒马尔罕，他说：“等我扫平花剌子模最后的反抗力量，回到撒马尔罕，我们再秉烛夜谈。”

1222年八月，成吉思汗回到撒马尔罕，他和丘处机密切交流，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哲学命题。

成吉思汗问：“如何统一天下？”

丘处机回答：“不滥杀一人。”

问：“如何治理天下？”

答：“敬天爱民为本。”

问：“如何长生？”

答：“清心寡欲为要。”

成吉思汗深以为然，说：“天锡仙翁，以寤朕志。”

春节前夕，冬雷阵阵，成吉思汗极不安地向丘处机询问。丘处机回答：“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我听说您的国境内不孝者很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

成吉思汗默然，说到不孝，他有个儿子完全有资格被雷劈。这个儿子就是术赤，自攻陷玉龙杰赤后，术赤就在花剌子模西边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再也没有回到成吉思汗身边。他不明白，这个儿子到底怎么了，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的出身而自我沉沦，破罐子破摔，连老爹都不要了吗？

一想到这里，他坚定地点头说：“神仙说得对，那些不孝的人就该用天威震他！”

丘处机笑了笑，来之前，他曾在河北境内写过一首诗：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这是他来的目的，他希望用毕生所学所悟劝谏成吉思汗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使天下太平。

可是，他和成吉思汗接触时间越长，越觉得这是个幻梦。眼前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仍然有着充沛的精力和莫名其妙的征服情绪。丘处机的感觉是，他要永远征服下去，直到世界的尽头，只有一种情况会让他停住战马，那就是死神把他带走。

然而，丘处机又注意到，纵然这位世界征服者离开人间，他灌输给后代的“永恒征服”的思想也会如幽灵一样附着在大蒙古国的身上，渗入骨髓，大蒙古国的征战杀伐不会因成吉思汗的离开人间而销声匿迹，可能会更上一层楼。

丘处机，这位集儒家“以和为贵”、道家“不奢杀”和佛家“慈悲为怀”的终极思想家，面对把征战杀伐当成毕生使命的成吉思汗，一筹莫展。

1222年初冬，丘处机请求成吉思汗放他回中原，他转弯抹角地说：“我是个道士，喜欢静处行坐，如今总和军队在一起，精神不爽，所以还是离开为好。”

成吉思汗似乎听出了丘处机厌恶战争的言外之意，他也明白，自己不可能被丘处机塑造，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塑造他，那就是代表长生天的他本人。他痛快地答应了丘处机的请求，不过当时天气恶劣，路途艰难，所以他请丘处机推迟行期，并且柔和地接受了丘处机转弯抹角的劝谏。他说：“我也准备东归，等四处扫荡的军队归来，我们一起走吧！”

丘处机对这回答异常高兴，几乎忘乎所以。于是两人在撒马尔罕过冬，1223年正月，成吉思汗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当他正在追击一只受伤的野猪时，一不小心从马上跌下来，那头受伤的野猪马上转身盯着他，张开血盆大口怪叫，震动山林。成吉思汗当时危险万分，如果野猪向他扑来，他必死无疑。但那头野猪只是叫了几声，继而呆呆地看了他一会儿，在随即赶来的护卫的吆喝下，扭头跑进密林。

成吉思汗回到营帐，惊魂甫定，丘处机马上站出来说：“天道好生。您现在年寿已高，应该少打猎。此次坠马，天戒也；野猪不敢攻击您，天护也。”

丘处机的话有理有据，使人不得不听。不过成吉思汗的应答也很巧妙，他首先感激丘处机的好意，接着就说骑马行猎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习惯成自然，不能说改就改。

虽然这样说，但至少有半年时间，成吉思汗再没有狩猎。也许，他真的认为丘处机说的话很对，也许，他只是用这种方式安慰丘处机的心。

1223年三月，丘处机实在等不了成吉思汗，再次请求回中国。成吉思汗欣然应允，临行前，成吉思汗问他：“您在中原的弟子多吗？”丘处机自豪地回答：“甚众。”

成吉思汗对身边的官员说：“神仙所有的门人都免除赋税。”

丘处机感激不已，成吉思汗还有厚礼：派骑兵一千人护送丘处机回中原，改当时的中都北京城内的天长观为长春宫，又下令建造白云观，将长春宫和白云观合而为一，总称白云观。

蒙古人还未正式进北京城，就已经在北京城留下了思想的痕迹。

丘处机返程后，成吉思汗多次派人问候他，最有名的当属一封1223年十一月十五，成吉思汗写给丘处机的信，可谓无微不至，深情款款。

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你身起心里好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摘自《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

1227年，丘处机驾鹤西去，同年，成吉思汗病逝。两位好友在天国，是否还能畅谈无阻，可以想见。

成吉思汗不远万里派兵请思想家丘处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但不是唯一。东晋时期，前秦帝国皇帝苻坚为了迎接高僧鸠摩罗什东来，专为他发兵七万征服龟兹国，由此得到罗什大师。为了争取东晋帝国的道安法师，苻坚用兵十万，进攻道安法师的居住地襄阳，硬把他掳去。

然而，成吉思汗比苻坚更高尚，因为他请丘处机原本是为了长生不老药，可丘处机让他失望后，他没有动怒，反而更加尊敬丘处机。人的高尚、伟大，往往就是在这种时候展现出来的。

万里长征

丘处机走后不久，成吉思汗宣称班师。民间传说，他老婆孛儿帖写信给他：老鹰已营巢于大树之巅，若老鹰长久淹留远方，难保贱雀不会飞来食巢中卵或雏鹰也。

成吉思汗看到这封信，明白了孛儿帖背后的意思。他西征时，带着美女忽阑，孛儿帖大概是吃醋了。他对孛儿帖向来言听计从，于是决定回草原。

1224年春，成吉思汗兵团渡过锡尔河，下诏术赤留在钦察草原，同时召哲别和速不台回国。哲别和速不台不能马上来，因为他们在下一盘大大的棋，这盘棋就是让地球颤抖的万里长征。等到两人满载而归后，成吉思汗大军开始回草原，1225年春，成吉思汗回到了阔别六年的克鲁伦河。

现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到1220年，这一年，哲别和速不台率领三万蒙古兵团追击摩诃末。当摩诃末放出风声要逃亡报达城时，哲别和速不台挥军南下试图截击逃犯，二人先抵达今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一战而下，再临今伊朗重镇哈马丹，哈马丹守将奉上大批财物，速不台连城都没有进，设置一名蒙古人作长官，领兵而去。

直到此时，两位汉子才知道摩诃末放了烟幕弹，于是兵锋北指，进攻今伊朗城市卡兹文。卡兹文顽强抵抗，两人顽强进攻，城破后执行屠城，杀四万人，再毁灭城池。

两人站在卡兹文废墟上，拔刀四顾心茫然，他们不知道摩诃末到底跑去了哪里，哲别随便指了一个很有可能的地方：帖必力思（今伊朗大不里士）。

两人就冲进了波斯境内的阿哲儿拜占国，势如破竹地推进到阿哲儿拜占国的都城帖必力思城下，帖必力思城主惊慌失措，急忙献人献物，表示绝对臣服那个叫成吉思汗的人。

虽然不费吹灰之力就降伏了一个国家，但哲别和速不台并不开心，因为降伏是他们的常态，他们并没有找到摩诃末。速不台向成吉思汗报告说，花剌子模西北有很多国家，摩诃末可能逃到那里去了，他请求成吉思汗要他们进兵今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山北地区，一定要追上摩诃末，生见人，死见尸。

成吉思汗大为惊奇，他原本以为西方只有个花剌子模帝国，想不到天外有天，国外有国。他搓着双手，惊喜地对速不台说：“我给你三年时间，你去西北方作一下武力侦察。过几年，咱们要玩票更大的。”

速不台狂奔回帖必力思郊区，他和哲别一商量，人类军事史上的万里侦察式远征神奇般地开始了。

第一个目标是位于高加索山南西部的古儿只（今格鲁吉亚），其首都是梯弗利思（今格鲁吉亚第比里斯）。古儿只人信仰基督教派的天主教，所以和四邻的伊斯兰国家极不和睦。速不台和哲别在阿哲儿拜占国纵横驰骋时，古儿只最高领导人、女王鲁速丹马上警觉起来。她派人去调查这支从未听说过的军队，当得知这支军队已经消灭了强大的花剌子模帝国后，惊恐地张大嘴巴。她急忙下令备战，但很快又听说这支神秘莫测的兵团已经退出阿哲儿拜占，向她国家相反的方向而去。鲁速丹毕竟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以为虚惊一场，于是放松戒备。

实际上，哲别和速不台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古儿只。他们之所以后撤，是为了到平原过冬。冬天即将过去的1222年二月，两人在几个穆斯林向导带领下，由南向北长驱直入，奔袭古儿只首都梯弗利思。直到他们抵达梯弗利思东方几十公里时，古儿只才发现敌情，鲁速丹惊得长发直抖，不过幸运的是，几个月前，为了响应罗马教皇的号召，她招募了一支三万人的十字军，现在，她把罗马教皇放在一边，用这三万人对付马上就来的敌人。

首都城外的探子告诉她，敌人只有两万人，而且穿着厚厚的羊皮袄，疲惫不堪，像是从原始社会穿越过来的。鲁速丹鼓掌叫好，下令出城迎击。

三万大军和速不台的两万人马在梯弗利思东方十公里处展开激战，速不台战了半个时辰，掉头就跑，士兵当然也跟着跑。古儿只大喊一声：“给我追，一个都不放过！”

如你所知，他们中计了，古儿只追出几公里后，进入一条山谷，指挥官正在疑虑时，山谷之上喊声大起，一大群人骑马从山上猛冲下来，此路军的指挥官正是哲别，他和速不台上演的则是蒙古军的拿手绝活：诱敌到埋伏圈，歼灭敌人。

一个时辰后，三万军队全军覆没。梯弗利思城只能唱空城计。不过让鲁速丹莫名其妙的是，这支野蛮人兵团并未来攻击她的首都，而是掉头向南奔帖必力思去了。

鲁速丹后来才知道，她的国境内到处是高山深谷，骑兵不易发挥力量。而且，速不台和哲别此次只是武力侦察，并未想过要吞没古儿只。

速不台和哲别第二次来到帖必力思，帖必力思城领导人破财在所难免。速不台和哲别带着这些财物继续向南，目的地：哈马丹（今伊朗哈马丹）。二人所以又故地重游，并非恋旧，而是因为哈马丹被花剌子模残余势力占据，他们旋风一样来到城下，二话不说，马上攻城。三日后城陷，两人不但对哈马丹进行了屠城，而且把哈马丹周边地区也蹂躏了一遍。

然后，两人从哈马丹北上，长驱直进，抵达古儿只东方边疆的重镇札根（今阿塞拜疆占贾），面对速不台和哲别的劝降，札根守军嗤之以鼻。两人在进攻了一天后，札根发现这支野蛮兵团只要愿意，就能攻陷城池。于是急忙求和，奉献大量财物。速不台和哲别本是觅道北上，翻越高加索，所以就同意了札根的求和，带着大批财物向东进发，来到了高加索山脉东南方的设里汪国（今里海西北）。

两人撤出古儿只境后，鲁速丹终于灵魂附体，这位女王给罗马教皇写信，字里行间透露着惊恐：“有一种野蛮的鞑靼人，像地狱魔鬼一般，对战利品的贪婪像饿狼，作战像狮子一样勇敢，侵入了我们的国家……”

罗马教皇没有给她回信，大概是以为她神经错乱了。设里汪国首府沙马哈（今阿塞拜疆舍马合）面对这群地狱魔鬼提出开门投降的命令时，也认为这群地狱魔鬼神经错乱了。速不台和哲别用疯狂的进攻告诉他们，地狱魔鬼没有疯。设里汪国国王失儿湾沙是个老态龙钟、精力和智慧同时不济的人，面对这群地狱魔鬼各种先进攻城器械的呼啸，他选择投降。哲别和速不台进城后，进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屠城，然后让失儿湾沙找出十名贵族担任向导，因为他们要取道打耳班（今俄罗斯达吉斯坦捷尔本特）翻越高加索山脉。

失儿湾沙大惊失色，说：“人不可能翻越高加索山。”

哲别和速不台说：“我们不是人，你们不是称我们为地狱魔鬼吗？少废话，找出十个贵族来！”

失儿湾沙通过抓阄的方式选了十个贵族，送到蒙古军营。哲别先杀掉一个才说话：“只要你们把我们带过打耳班，我们就饶你们一条命。”

九个人当然恐惧死亡，只能死心塌地地带领蒙古人向打耳班走去。

打耳班城是波斯帝国防御北方野蛮民族南侵的边防重镇，屹立在一座异常险峻的山头，上面只有通到北方去的小路，不过在此时，打耳班属于设里汪国，所以哲别和速不台在那九个战战兢兢的贵族带领下，轻松地过了关。然而这片漫长的滨海地带，一边是海，一边是山，道路崎岖不平，人马行动极度困难。哲别和速不台只好把所有攻城器械都统统焚毁，单枪匹马，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成功越过高加索山脉，来到高加索山区的帖雷克河流域。

他们的敌人已等候多时。敌人中有善于山地战的阿速人，善于马战的薛儿客速人，动作奇怪、突击力强悍的勒思吉宁人，还有里海、黑海北方大草原地区的主人翁，骁勇善战的钦察人。

帖雷克河之战爆发。蒙古兵团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已十分疲乏，又突然撞上压倒性优势的敌人，形势当然很不利。不过蒙古人依然选择开战，双方互相冲锋，杀声震天，把帖雷克河的河水震荡得波涛汹涌。经过一天的厮杀，双方不分胜负，于是休兵，等明日再战。

就在那天夜里，形势大逆转。速不台派人携带大量珠宝和一个口信来到钦察人军营，速不台说：“咱们有共同的祖先，阿速人和其他几种人都是外人。你们帮外人来对付自己的兄弟，实在说不过去。我有个建议，这点财宝先做个铺垫，只要你们撤兵，你们想要多少财宝，我们绝不讨价，双倍奉上。”

钦察人在里海、黑海北方大草原无敌几百年，也是见过世面的。可他们从没有见过如蝉翼薄的金缕衣，也没见过如美女肌肤光滑柔软的丝绸，钦察兵团司令对这些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宝贝垂涎三尺，当天夜里，就拔营而走，回去等着蒙古人更多礼物去了。

第二天黎明，速不台和哲别兵分二路，速不台猛攻阿速人，哲别突袭薛儿客速人和勒思吉宁人，双方大获全胜，敌人全军覆没。

速不台和哲别不可能放过蹂躏对手的机会，三万蒙古兵分成几百个小队，驰骋过阿速人的各个村庄，沿途焚毁、抢掠、屠杀，把阿速人的家园变成了人间地狱。整个高加索山区都受到了蒙古人的袭扰。据夸张的记载说，蒙古人这次在高加索山区的屠杀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无与伦比的恐怖。当地人民在极度恐怖中毫无反抗，纷纷引颈就戮。在一个小镇被攻破后，一个蒙古妇女进入一所民宅，将宅中数名男子全部杀掉，屠杀过程中，无一人反抗。还有记载说，一个蒙古士兵经过住有一百多人的巷子，从头杀到尾，他所遇到的唯一反抗就是叫骂。

关于蒙古妇女杀人，有必要做如下补充。那位被成吉思汗灌醉的宋人赵珙说：“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礼衣服、钱物之类。其妇女专管张立帐篷，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急能走马。”

这说明蒙古兵团中有很多妇女，而且她们不仅仅是后勤，有时候还能杀敌，比如上面说的那位妇女，就是例子。

速不台和哲别彻底扫平高加索山地后，毫无悬念地把兵锋指向钦察人。

钦察领导人自偷偷离开盟友回到老巢后，把军队解散，各自回各自部落，望眼欲穿地等着蒙古兄弟送财宝上门。遗憾的是，蒙古人给他送来的是战争。由于没有任何备战，钦察各部在速不台和哲别的闪电袭击下，陆续崩溃，残余势力慌忙西逃。哲别和速不台宣布钦察草原已被蒙古人接收，接收人是成吉思汗的大公子术赤，然后猛追钦察残余。两人循着逃敌的踪迹，渡过顿河，沿亚速海北岸西进。

钦察人发现一大群人逃跑，目标太大，于是分为三部逃跑。一部逃入匈牙利，被匈牙利人同化；一部渡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后被拜占庭帝国吸收；另一部很有骨气，逃进俄罗斯边境，向俄罗斯人乞求援助，俄罗斯人不知蒙古人的分量，欣然同意，决定和这支东方来的野蛮人较量一番。

速不台和哲别暂时还没有时间和俄罗斯人亲密接触，两人率领兵团推进到克里米亚半岛，自然而然地和热内亚人交上了火。热内亚是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自由城邦，拥有一支所向无敌的海军，但陆军几乎没有战斗力。蒙古兵团和它交手的第一个地点是热内亚要塞——苏达克，它由一个大城堡和十四个塔楼组成，虽然易守难攻，却有一支烂泥扶不上墙的守军。结果，在蒙古兵团的猛烈攻击下，苏达克陷落。速不台和哲别保持蒙古传统，焚毁了此城。

当他们在废墟上跳着蒙古舞庆祝胜利时，欧洲已经得到他们到来的确切消息。

实际上，当时基督教世界中心拜占庭帝国早就得到了蒙古人东来的消息，古儿只被攻时，拜占庭帝国里的教皇就收到了古儿只女王的信。之后不久，钦察难民渡过多瑙河南下，带来了更确切的消息。紧接着，热内亚人又带来了苏达克陷落的噩耗，拜占庭帝国惶恐，整个欧洲震动。

虽然知道大敌将来，可拜占庭帝国和欧洲各国毫无办法，下面就是原因。

拜占庭帝国虽称为帝国，可它能控制的地区只有首都君士坦丁堡，周边地区有各种各样的帝国，互相攻伐，又对君士坦丁堡虎视眈眈，也就是说，拜占庭帝国名不副实，没有力量挑起抵抗蒙古人的重担。

再来看欧洲各国。欧洲各国自1097年到13世纪时，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战争。各国的财政捉襟见肘，精疲力竭。而各国内部又总闹内讧，尤其是政教冲突，严重得一塌糊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正被罗马教皇发动的十字军缠得头痛欲裂；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已暮色沉沉，正和国内的封建势力做着殊死斗争；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还是个孩子，此时尚未亲政，国内又闹着大宪章运动，危机四伏；西班牙国内，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长期战争，依然打得难分难解；至于意大利，当时只是个地理名词，整个半岛四分五裂，根本没有能力出兵。

欧洲各国虽然震动，可由于没有实力只能坐等敌来，还有个原因使它们不会主动出兵，那就是俄罗斯比它们更有压力，因为俄罗斯离蒙古人太近了，蒙古人就在它邻居钦察人的家里。但俄罗斯比欧洲各国还拿不出手。

当时的俄罗斯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其领土只限于欧俄北部。俄罗斯的政体类似于中国西周政体，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称为大公，是名义上的领导，在中央政府之下有无数公国，各个公国的独立性很大，它们经常不顾大公的面子，互相攻伐，俄罗斯的实力就这样被它们逐渐削弱。俄罗斯的邻居钦察人发现了这一事实，不停地向它进攻，屡屡击败它，要它贡献金银财宝和牛羊马匹。1169年，俄罗斯大公把首都从基辅迁至弗拉基米尔，俄罗斯大公的影响一落千丈，各个公国因不停地被钦察人蚕食，也是半死不活。

但是，有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会收容那支被蒙古人击败的钦察人呢？原因有二。第一，收容那支钦察残余的人，是第聂伯河上游的哈里克斯公国领导人穆斯提斯拉夫，此人早先为了避免钦察人的袭扰，主动迎娶一位钦察贵族的女儿为妻，而此次来的钦察人正是他的老丈人；第二，穆斯提斯拉夫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听说了蒙古人的大致情况后，马上召集各公国到俄罗斯大公那里商讨对策。俄罗斯人认为，与其等蒙古人侵入俄罗斯领土再作抵抗，倒不如去钦察人的地盘和蒙古人作战。这就是把战争拒之于国门外，战争的最高艺术就是，在别人家里打自己的架。

于是，著名的卡尔米乌斯河之战打响。

大战俄罗斯

当俄罗斯诸侯们开始在第聂伯河集结军队时，速不台和哲别的侦察兵早已带回了消息。据保守估计，俄罗斯大军有八万人，由于俄罗斯经常有内战，所以这些士兵都久经沙场，训练有素，能征善战。速不台和哲别的任务只是武力侦察，从未想过要和如此强大的一个军国为敌，于是两人决定采取外交活动，把这个敌人无声无息地消化掉。

速不台在钦察草原得知俄罗斯人百年来总受钦察人的欺负，于是他派出十个头脑灵活的蒙古人担任使者，到第聂伯河附近来见穆斯提斯拉夫。蒙古使者对这位表情冰冷、满脸横肉的老汉说：“蒙古与俄罗斯向无仇怨，蒙古军此来，只是追讨抗命的钦察人，俄罗斯为什么要出兵呢？”

穆斯提斯拉夫冷笑：“钦察人从未做过你们的藩属，何来抗命？你们侵略人家的地盘，还振振有词，岂有此理！”

蒙古使者见此计不成，只好拿出离间计：“人人都知道，钦察人经常侵犯俄罗斯的领土，大肆蹂躏，你们和钦察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何要和仇人联合？你们是不是该考虑，趁这个大好时机，干掉钦察人，以解心头之恨呢？当然，你们也可以和我们联合，因为咱们的信仰是相同的。”

穆斯提斯拉夫又冷笑：“狗屁，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你们，而不是钦察人。况且，你们信萨满教，我们信东正教，怎么能是同一个信仰？”

蒙古使者终于失去耐心，跳起脚来大骂，这缘于他们多年来百战百胜、把所有人踩在脚下的傲慢，这种心态极要不得。穆斯提斯拉夫暴跳如雷，把十个蒙古人拉出营帐，斩首示众。

接着，他带领八万俄罗斯和钦察联军渡过第聂伯河东进，迅速击溃了蒙古人的一千警戒部队。速不台知道战争已不可避免，派两人到穆斯提斯拉夫处放下狠话：“你们杀我的使者，攻击我的前哨部队，你们要战争，我就给你战争！我们绝不用诡计陷害你们。普天之下共戴的唯一长生天将会做我们的裁判！”

速不台在说谎，蒙古人打仗，向来是阴谋阳谋双管齐下，他不可能不使用诡计，因为诡计是蒙古兵团的灵魂。他和哲别决心采用诱敌深入、后退决战的计策，在此之前，他们的侦察部队已经得到了俄罗斯兵团的详细情况。来自波洛维赤公国的骑马的弓箭手，加利西亚公国的步兵，还有俄罗斯本部的重装骑兵，这些人骑在护甲的马上，挥舞着圣象旗帜，戴着圆锥形头盔、铁质面具，右手提着长剑，腰里挂着狼牙棒、流星锤等重型武器。这身装备，不必迎敌，只需走出十公里，士兵就气喘吁吁。俄罗斯兵团的辎重则由大车运载，同时还驱赶了一大群牛羊，这也是军粮的一部分。

不过，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这支八万人的兵团各显神通，那些弓箭手走在最前面，步兵在中间，辎重部队紧跟其后，重装步兵喘着粗气走在最后，远远看去，整个军队里挤满了牲畜。

哲别担任吸引敌人的任务。他带领五千人和这支挤满牲畜的兵团若即若离，只要对方的轻骑兵离主力部队距离稍远，哲别就对他们发动一次进攻，然后迅速后退；当敌人远远地落在后面时，哲别就停下来等他们一会儿。

速不台则带领主力退到顿河以西地区集结，等待敌人，或者说是等着敌人自投罗网。

俄罗斯兵团猛追九日，追到了亚述海北方一条河边，这条河就是卡尔米乌斯河，蒙古人在河对岸，嬉笑看着俄罗斯军队和军队里的牲畜。

此时，穆斯提斯拉夫决定全军渡河作战。他扯着嗓子喊：“上帝保佑我们，杀光这些不敬上帝的野蛮人，不要怜惜他们，前进！”

问题是，他的兵团并非单一兵种，有轻骑兵、重装骑兵和步兵。他的命令一下达，轻骑兵自然而然地抢在前面，接着是重装骑兵，他们的马一涉入河水，立即变得异常吃力，最后面则是欢快渡河的步兵，并且很快超过重装骑兵。没有渡河的则是善于用车辆摆成防御阵形的一万基辅工程兵，他们正在不紧不慢地布置战场，有人还在开玩笑说，他们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大军一渡河，蒙古人必死无疑。

在俄罗斯兵团乱糟糟的渡河过程中，速不台和哲别没有下令攻击。击敌人于河中间，乍一看很高明，实际上，聪明的将军绝不会用这招，因为敌人在河里行动困难，自己在河里的行动也容易不到哪去，除非你有绝对优势兵力，以十敌一。

速不台和哲别就在敌人渡河过程中，确定作战计划。一支精锐骑兵攻击即将上岸的钦察人，这是挑软柿子捏，钦察人和蒙古人较量过，知道蒙古人的厉害，已经有了畏敌如虎的惯性，只要消灭他们，就会给俄罗斯兵团以震慑。

果然，最先登岸的钦察人畏畏缩缩，蒙古人刚冲锋，他们就一哄而散。接着上岸的是轻骑兵，速不台采取“田忌赛马”策略，用自己的重骑兵攻击对方的轻骑兵，用轻骑兵攻击对方正在上岸的步兵，至于对方的重装骑兵，则用弓箭手对付。

敌人迅速溃败，互相践踏。速不台下令集结兵力于一点，采用密集队形把俄罗斯兵团挤压到河里去。河岸上战马的嘶鸣声、杂乱的马蹄声和武器的碰击声交织在一起，河水在这么多人的猛烈搅动下，变得浑浊不堪。蒙古兵团势如破竹，一直把俄罗斯兵团逼回河对岸，登岸之后，猛砍猛杀，如快刀切西瓜。

那支喜欢用车辆摆出防御阵形的基辅工程兵团倒霉地派上用场，侥幸活下来的人纷纷跑进大车围起的圆圈里，用飞斧和弓箭抵抗飞扑过来的蒙古士兵。

蒙古人把他们团团围住，用火箭摧毁他们的大车，同时围着圆圈大车阵形不停地旋转、放箭。但圆圈里的俄罗斯人仍然会飞出斧子，没有丝毫胆怯。

速不台派人来到大车外面，高声喊话：“你们别浪费力气了，如果你们投降，我们就网开一面放掉你们！”

穆斯提斯拉夫“呸”了一口，说：“这些野蛮人有仇必报，咱们杀了他们的使者，他们不可能放过咱们，只有一条路，突围！”

所有人都赞成，于是突围开始了。这是用肉身做盾牌的一次残忍计划，在无数俄罗斯人肉体的掩护下，穆斯提斯拉夫成功脱逃，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万余具被射成筛子的尸体。

至少有六名俄罗斯王公和七十名贵族被俘，速不台和哲别用从大车拆卸下来的木板压在他们身上，然后让五百名蒙古士兵在上面跳舞饮宴，这些人活活被压死。他们为穆斯提斯拉夫擅杀十名蒙古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卡尔米乌斯河之战，俄罗斯的八万人活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蒙古兵团几乎毫发无损。

俄罗斯兵团的覆灭，使得俄罗斯南部成为真空。不过，速不台和哲别都知道，区区三万人不足以彻底征服俄罗斯，他们只是在俄罗斯边境扫荡一番，然后引兵北上，突然消失在南俄罗斯草原。蒙古人的离开，使得俄罗斯和残留的钦察人认为自己已经从其铁蹄下解脱出来，有几个钦察小部落陆续回到支离破碎的家乡，而俄罗斯的诸侯们又开始了争吵，他们以为蒙古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哲别的确永不会回来，1224年，成吉思汗命令二人东归，哲别在回师的路上病逝，这位以神射手和千里突袭声动天下的名将就此成为传奇。

速不台还会回来，而且在十几年后成了俄罗斯的终结者。

哲别和速不台的这次远征，以区区三万人历时三年，转战八千公里，打了几十仗，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波斯人、古儿只人、高加索人、钦察人和俄罗斯人，如入无人之境，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称它为神奇的远征，并不为过。他们不仅征服了那么多民族，而且还带回了价值重大的情报，那就是西方各国的实力，这些可贵的情报为大蒙古国后来发动的更大威力的西征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兵团最辉煌的时刻，同时，也是成吉思汗人生的尾声。

多年以后，被蒙古军击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回忆蒙古军时总会想起如沙粒一样铺天盖地的敌人，因为他们总感觉处处受敌、时时有警，他们认为蒙古军每次作战，兵力都在数十万以上。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就对成吉思汗的西征兵力神经兮兮地说，足有七十万战斗队员。

实际上，成吉思汗的兵力不过十三万。西方国家之所以有蒙古士兵铺天盖地的印象，和蒙古军的行军作战技巧有关。成吉思汗一手创建的蒙古军作战时总是分为数个纵队，数个纵队平行推进，这就给人造成数量庞大的印象。同时为了搜索、警戒、运输的便利，每一纵队的活动地区异常广大。一次大军作战，往往涵盖数百里。特别是它的搜索部队，经常在大军之前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有时为了摸清敌情，会远离纵队一二百里。每一支搜索部队都是一支精锐骑兵，遇到弱小敌人可以攻击时，他们就马上发动攻击；遇到强大敌人时，他们就回撤报告大部队。

只休息了一年

无时无刻都绷紧神经的人，总会有放松之时，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成吉思汗自丧父开始直到西征结束，始终紧绷着神经。开始时是为了生存，后来是为了发展，再后来是为了比天还高的发展，他一直坚信他是长生天在人间的代表，老天是不能休息的，所以他到处开辟战场，到处杀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目的，战争和征服本身就是目的。

从他回到克鲁伦河的1225年年初到出征西夏的秋初，他终于有了短暂的不到一年的休息时间。他的神经终于不易察觉地放松下来，有一天，他站在草原高处，看向远方，一股奇怪的气味使他顿时忧郁起来，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一种需要平静生活的欲望。他对着那片草原深情地说道：“此地风景甚美，真乃乐业百姓盛会之处、野兽奔跑之地、老者休息之所也。”

他彻底地放松下来，和他的战友们饮宴，偶尔进行一次规模很小的狩猎活动。如今，他的版图已从东方的北京延伸到了西方的撒马尔罕，看上去他知足了。他曾得意洋洋地说，现在一个柔弱的妇女不必带任何武器，就可以从北京安全、顺畅地抵达撒马尔罕。

对如此光辉的成就，成吉思汗本人是如何看待的呢？

他曾对一位穆斯林长老说：“在我死后，一个强有力的名字将在世界上继续流传。”该名穆斯林长老的脑海里马上飘过那些死尸和废墟，他说：“您屠杀了那么多人，任何躲过劫难的人都不可能会记住你的名字。”

成吉思汗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这个世界很大，有很多还没有被我屠杀的人，他们会一直传颂着我的名字！”

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在生前就认定，他必将是名垂史册的人，无论是美名还是恶名。不但要有名声，还要有实惠，这些实惠就是他给儿子们的礼物。他希望他的子子孙孙永远传播他的名字，将他的名字颂扬到世界的尽头，而报酬就是广大的地盘。

术赤分到的是钦察人的广大地盘，还有玉龙杰赤以及呼罗珊地区；察合台分到的是西辽故土；窝阔台分到的是今新疆天山以北地区，西至伊犁河流域。蒙古本部和乃蛮部、克烈国故地都给了幼子拖雷。金国被攻占的领土并未分配，也许是他想留给大蒙古国的第二任领导人。

分封这些土地时，他的三个儿子满面笑容，只有术赤没有笑容，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他正在钦察草原，他给成吉思汗不能回蒙古草原的理由是自己正在生病。这是成吉思汗的一个心结，也是他在不到一年的休息期间最让他头疼的一件事。

成吉思汗在花剌子模那次摔落马下、被野猪注视之前，曾下令术赤到撒马尔罕，一起回蒙古草原。但术赤委婉地拒绝说，他正在经营钦察草原，因为有很多钦察人正酝酿着反叛。成吉思汗三召他，他三次不来，只贡献了一大群野兽给成吉思汗的狩猎活动助兴。

成吉思汗回到克鲁伦河后，又召术赤，术赤有病在身，不能前来。

察合台开始煽风点火：“术赤喜欢钦察人胜过喜欢蒙古人，他在花剌子模不准蒙古人触犯任何一个钦察人，并且经常说些大逆不道的话。我还听说，当初父汗在撒马尔罕狩猎时，他曾想实施刺杀计划，自己称王称霸。”

这显然是恶毒的诬陷，术赤不可能有这种想法，纵然有这种想法，也不可能被人所知。但老人家耳根软，疑神疑鬼，听了这种话，不禁大发雷霆。他命令弟弟帖木格带几个搏击高手去见术赤，并且嘱咐道：“就说我要他来，如果他还推三阻四，你不必和他废话，悄悄杀掉他！”

帖木格还未走，一个从钦察草原回来的蒙古高级官员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召见。成吉思汗问他：“术赤是否在生病？”

官员回答：“没有啊，我走之前，他还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狩猎活动，杀死的狗熊、野猪能堆成一座山。”

成吉思汗像头野兽一样震怒，他一脚踢开面前的桌子，跳了起来。这一动作吓坏了那位官员，他以为成吉思汗要吃掉他。但成吉思汗没有，反而马上冷静下来，思考了十几分钟，他招来耶律楚材，说：“我要出征钦察草原。”

耶律楚材惊讶万分，成吉思汗说：“术赤要造反。”

耶律楚材不相信，成吉思汗又暴怒，他把三个儿子都叫来，问他们：“术赤谋反，你们相信吗？”

窝阔台和拖雷一言不发，察合台怒目圆睁：“父汗，让我去讨伐他，我要把他捏成灰烬！”

窝阔台去拽察合台的衣服下摆，频频给他使眼色，拖雷则愤怒地瞪着察合台，成吉思汗把三个儿子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被气昏的头脑清醒过来，他有气无力地挥挥手：“这事先放一放，容我想好再说。”

他已没有时间想好。不久，一封加急文书从花剌子模送来：术赤病逝。

成吉思汗哭得死去活来，急忙去找那个诬陷术赤的高级官员，那位早已溜之大吉。术赤之死是大蒙古国初期的疑案之一，有人说，是成吉思汗派人毒死了术赤，不过更多的说法是，术赤的确是病逝。

成吉思汗下令术赤的儿子拔都继承他父亲的遗产，这件事对他产生的打击并未持续太久，他很快就从伤心中复苏，一复苏，他的休息时间也就结束，毫无悬念的战争重新开启。

这次的战争目标是西夏，那个喜欢耍小聪明、能发不能收的跳梁小丑。

征西夏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成吉思汗西征前夕向西夏借兵的事，当时西夏的大臣阿沙敢不回了成吉思汗一句很不恭敬的话，成吉思汗因为要西征，所以没有精力收拾他。不过，从不宽恕别人错误的成吉思汗绝没有忘记西夏。1223年三月，一直在中原蚕食金国的木华黎病逝。成吉思汗在花剌子模派木华黎的儿子孛鲁回中原继承老爹的位置，继续蚕食金国。临行前，成吉思汗命他讨伐西夏。

1224年秋七月，孛鲁对西夏发动进攻，攻陷西夏的银州（今陕西省横山县东），屠杀数万人。此时的西夏皇帝是李遵顼的儿子李德旺，能力极为有限，在那位骄傲的大臣阿沙敢不的“辅佐”下活一天是一天。对蒙古人的进攻，李德旺绞尽脑汁，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和金国重新结盟。双方谈了一年，1225年九月，终于达成联盟协议，金国政府居然敲锣打鼓地昭告天下，蒙古人知道了西夏彻底地背叛了他们。

1225年春，成吉思汗决心征讨西夏，并且彻底灭亡它。当年秋天，成吉思汗率领大军从蒙古草原出发，冬初，大军越过贺兰山。

成吉思汗面对眼前的绿洲和牧场，突然有了狩猎的冲动。随行的窝阔台和拖雷都劝他不要进行如此剧烈的活动，可他不听。伴驾的也遂也劝他，他还是不听。其实，成吉思汗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一场围猎活动对他而言，小菜一碟。

可意外竟然如奇迹般地发生了。在围猎活动中，一群野驴在蒙古将士们的追赶下，突然冲到成吉思汗马前。贺兰山的野驴生性凶猛，狗熊在它面前都要噤若寒蝉，一头野驴发起疯来横冲直撞，冲击力不逊于坦克，所以一群野驴，就是一个坦克群。坦克群排山倒海似的冲向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没有害怕，他的坐骑很不争气地恐惧起来，马首忽然昂起，马蹄一阵乱腾。成吉思汗一时控制不了，被重重地掀翻在地。

坦克群的任务似乎就是把他吓趴下，当他敦实地落到地上后，坦克群掉头呼啸而去。众将士慌忙把成吉思汗扶起，成吉思汗呻吟不止，感觉浑身骨头都裂开了。大军于是停止狩猎，就地扎营。

当天夜里，成吉思汗做了个怪梦。他梦到自己平地青云，升腾而起，飞得筋疲力尽后，他抵达一处所在，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雪白一片。他在里面转来转去，始终走不出来，最后，他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当身边的也遂把他推醒时，他还在忧伤地号啕大哭，向也遂的怀里钻。也遂像抱孩子一样搂抱他。他想把梦境说给也遂听，但却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自己曾做过一个梦。

凌晨时分，成吉思汗突发高烧，把一个生鸡蛋放到他额头上，很快就能熟。也遂找来窝阔台和拖雷，还有成吉思汗的那些战友，向他们报告了这一不祥的事实。

有将领马上提议推迟远征：“西夏是定居国家，我们来或者不来，它都在那里，不动不移，我们今天打它或者一百年后打它，都一样的。”

成吉思汗被高烧侵袭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战，众人都劝说他推迟远征，养好身体再说。成吉思汗想了想说：“我们兴师动众而来，西夏人早已知晓。如果我们撤兵，西夏人必以为我们胆怯，派使者去问罪，看他们怎么回答，然后再作打算。”

成吉思汗的使者来到西夏都城，开门见山道：“你以前说过要做我们的右手，为此我们在西征时要你出兵协助，可你不但不出兵，还讥讽我成吉思汗不配称大汗，你们多活了几年，是你们的造化。现在我西征凯旋，找你算账来了，说！为何要讥讽我？”

李德旺马上魂不附体地回答：“讥讽你的话不是我说的。”

那个败事有余，同时也是成吉思汗追命者的阿沙敢不腆着肚子站出来，大声说：“那话是老子我说的。回去告诉那个狗屁成吉思汗，要打的话，就到贺兰山，我在那里有营盘；想要金银的话，就来中兴府，但拿不拿得走，就看你们的造化！”

成吉思汗得到阿沙敢不的答复后，暴跳如雷：“我就是死，也要消灭西夏！”他不顾高烧和摔伤，立即下令进兵。这次征西夏纯是前几次征西夏的翻版，和前几次不同的是，此次征西夏后，世间再无西夏，成为绝版。

1226年二月，成吉思汗大军先攻黑水城，黑水城守军抵抗顽强，誓死不降。三日后，他们被成吉思汗的几尊回回炮吓破胆，开门投降。不过晚了，成吉思汗不接受他们的投降，将城门口放下武器的守军就地格杀，城中凡是活物，无一幸免。

夏天刚刚来到，成吉思汗兵团在扫荡了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外围防御后，对两座城市同时发起猛攻。成吉思汗在浑垂山一面避暑一面接到各地的捷报。唯一让他不太满意的是，身体状况不容乐观。那次从马上跌落后，整个身体就如同中了魔咒，始终不能复原。

1226年七月，在蒙古人的疯狂扫荡和进攻下，西夏皇帝李德旺忧惧而死，他的侄子李睍被扶上摇摇欲坠的龙椅。李睍是个悲剧人物，他坐到龙椅上的职责就是做亡国之君。

就在李睍潦草的登基大典闭幕时，成吉思汗兵团神兵天降至西夏的第二大城市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城前。西凉府守军发现蒙古兵团如山如海，走在最前面的是他们的同胞，蒙古士兵夹杂其中，面对这种尴尬的场面，他们只好投降，成吉思汗赦免了西凉府的平民，守军却全被屠杀。自此，西夏西北领土全部丧失。

七月末，成吉思汗兵团渡过泥泞不堪的黄河，从东南方向逼近西夏首都中兴府。沿途各城的顽强抵抗，让成吉思汗兵团进展缓慢，十一月，成吉思汗兵团才推进到距中兴府南仅三十公里的灵州（今宁夏吴忠）。攻城迅速开始，灵州危急，中兴府危急，西夏危急。

中兴府方面自成吉思汗征讨以来，第一次变得主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成吉思汗发动进攻以来，中兴府始终按兵不动，被成吉思汗攻陷的所有城市在未陷之前，都向中兴府求救，可中兴府像是死了一样，没有半点回音。

灵州被围攻，西夏皇帝李睍拍案而起：“如果灵州失守，那中兴府也时日无多，我们必须要在灵州阻挡蒙古人！”1226年十一月中旬，李睍率领西夏主力军五万人向南前进。成吉思汗得知西夏主力前来，大喜过望，下令停止攻城，专心对付这支西夏援军。

双方就在结冰的黄河上展开激战，战事极为激烈，成吉思汗本人都来到战场，站在封冻的黄河上亲自指挥战斗。蒙古兵团先用弓箭射击，西夏兵团猛烈还击，弓箭射完，双方就近身肉搏，西夏兵团在国破家亡来临之际，爆发出了一百倍的勇气，不过他们的数量处于明显的劣势，最后被蒙古人全歼。但蒙古人也付出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代价：死亡十分之一。

皇帝李睍在失败前的最后一刻，逃回中兴府，他知道大势已去，西夏完蛋了。

消灭西夏的有生力量后，成吉思汗掉头攻击灵州，灵州已无一丝抵抗意志，城市很快陷落。蒙古大军进入灵州，屠杀了三天后，蒙古大军向孤零零的中兴府前进，三天后，对其完成包围。成吉思汗没有去中兴府，而是在今天的盐池县一面休养身体，一面制订下一步作战计划。他知道，西夏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已无任何悬念可言。

成吉思汗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对付金国，从西夏迂回进攻金国是成吉思汗多年来的夙愿，现在，他开始实现这个夙愿。

1227年正月，成吉思汗留下一支兵团继续围困中兴府外，把主力兵团分三路，进攻金国。第一路由窝阔台率领，沿泾水而下，其任务是攻陕西凤翔，取京兆。金国当时虽虚弱不堪，可陕西力量却很强大。窝阔台在凤翔城下遇到了金国名将杨沃衍和他的得力干将刘兴哥，所以窝阔台至少用了四个月时间才攻陷凤翔，然后移兵东进，预定攻取京兆，但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因为不久，他就收到了成吉思汗要他回师的消息。

第二路兵团司令速不台，奔河湟地区（今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黄河与湟水流域），1227年五月，速不台攻陷临洮，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速不台兵团如同儿戏般地攻陷河州、西宁等重镇，金国在河湟地区的力量被消灭殆尽。

成吉思汗和拖雷统帅第三路兵团，从盐池南下，攻击德顺府（今甘肃省静宁县东），四月份，德顺府被攻陷。闰五月，天气酷热，成吉思汗抵达六盘山（今宁夏固原境内），准备在这里避暑，然后继续蚕食金国。

他不知道，这是他在人间的最后两个月。两个月后，他将离开人间，离开茫茫大草原，去见长生天。

第一股热风吹进六盘山时，成吉思汗行动已不便，而且莫名其妙地咳嗽，发烧。炎炎夏日，他居然要穿两件羊皮袄，即使这样，他仍然冷得直发抖。此时，他还未预见到大限已到，在接见前来求和的金国使者时，他冷笑不已。他说：“你们金人侮辱杀害我的祖宗，这是不共戴天之仇，我必让你们下地狱。”

金国死皮赖脸，矢志不移地不停派使者来六盘山，请求成吉思汗的宽恕。1227年的第二个五月初，金国派出一位巧舌如簧的使者来见成吉思汗。这名使者终于取得成功，成吉思汗同意，计划取消对金国的军事行动。他说：“希望你能四处宣扬我停止干戈的话，让天下人知道我的慈悲之心。”

感动成吉思汗的恐怕还有一条：金国贡献来的耀眼夺目的大批珍珠。成吉思汗把这些珍珠撒到草地上，对他的军官们说，凡是有耳环孔的，都可以取。军官们猛地扑上去，没有耳环孔的，临时抱佛脚，用各种尖锐利器现场演示扎耳环孔。

当这群蒙古人在追逐珍珠时，金国使者如犯了羊痫风一样，跑回开封，把成吉思汗同意和解的天大好消息告诉了金政府。金国感激成吉思汗的慈悲，却不知道成吉思汗对待仇敌，根本就不知慈悲为何物。他之所以计划停止对金国的进攻，是他身体每况愈下，他试图用这种和平方式争取健康。

1227年六月，成吉思汗命人到西夏中兴府去探听西夏人的口风。中兴府被围困数月，已易子而食，又因为五月份一场大地震，几乎成为废墟。李睍同意投降，成吉思汗要他来觐见，可李睍却说，他需要一个月时间准备丰盛的礼物来觐见大汗。

成吉思汗勉强同意了李睍的要求。那天晚上，他做了个诡异的梦。他见到苍茫的天上飘下雪花，把大地染成一片银色。突然又下了一阵雨，雨是红色的，山河大地又变成了猩红一片。他把梦境说给也遂听，这位半老徐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确定这并不是好兆头。

成吉思汗不动声色地召来耶律楚材，把梦境复述给这位半仙听。耶律楚材听完，也不动声色。他说：“这很正常，您现在有病，压力大，做这种奇怪的梦最自然不过了。”

成吉思汗第一次对耶律楚材表示出不信任来，他秘密命人去把拖雷和窝阔台叫到身边，虚脱似的说：“等李睍到来，不管我在不在，将他就地处决。攻陷中兴府后，中兴府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斩尽杀绝。如果我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切，你们每次饭前都要大声告诉我，西夏人已被杀绝，成吉思汗已殄灭其种也！”

窝阔台看着老爹沧桑的脸和有气无力的精神，马上哽咽起来，拖雷已经哭出声。成吉思汗阻止了他们，说：“此时不是哭的时候，过几天，把李睍的人头拿给我看。”

李睍来了。1227年六月末，李睍带着大批礼物来了。一尊金佛、九只金碗、九只银碗、九对童男童女、九匹阉马、九只骆驼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当然还有中兴府的地图，因为投降条件之一，就是献出中兴府。

成吉思汗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接见了李睍。一道厚厚的帘幕，垂在帐篷前。李睍跪在敞篷前，向成吉思汗问好。帘幕后没有一点回响，在他身后，却突然起了骚动。随他而来的几名徒手护卫和几十名大臣都被蒙古人按在地上，蒙古刽子手手起刀落，那些人的脑袋滚出好远，都张着惊骇的嘴。

李睍吓得连跳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他就跪在那里，浑身颤抖。在突然之间，他的意识模糊，有个想法如闪电一样射进他的脑海：帘幕后面根本就没有成吉思汗，这个世界上也从没有一个叫成吉思汗的人，而他跪在这里，只是一场幻梦。

有人惊醒了他的梦，把他提起来，说：“走吧！”

连李睍本人都为自己出奇的镇静感到惊讶，他温和地笑了下，问那名蒙古军官：“是要砍我的头吗？”

那名蒙古军官回答：“不砍头，你毕竟是个皇帝，我们杀你这种大人物，不能见血，跟我走吧。”

李睍顺从地跟着那位蒙古军官向一个帐篷走去，就如同他几年前顺从地跟着礼仪大臣坐上龙椅一样。他走到帐篷门口，停下脚步，回头看了刚才跪过的帐篷一眼，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根本就没有成吉思汗。”

他这句话如果在两个星期后说，就是事实，而他这个时候说，就不是事实。李睍是如何死的，没有记录，最大可能是受到和札木合一样的刑罚：活活被勒死。

一个月后，中兴府被攻陷，正如成吉思汗吩咐的那样，西夏人无一幸免，全被屠杀。西夏灭亡，西夏人灭种。

成吉思汗归天

1227年七月初，成吉思汗拖着病体从六盘山来到清水县，这里成了他在人间的终点。七月的第一天，成吉思汗大有病入膏肓的模样，他枯坐在帐篷里，如云的美女簇拥着他，他视而不见。有人把李睍已被处决的消息轻轻告诉他时，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

他蜷缩在两件厚厚的羊皮袄里，冷得直发抖。那段时间，窝阔台和拖雷始终和他一起吃饭。有一天晚饭，他放下筷子，昏黄的眼睛看向两人，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命不久矣。赖天之助，我已为你等建下一个广大帝国，自国之中央达于四方边极之地，皆有一年行程。如果你们想保护它，使它不至于瓦解，必须要兄弟同心，一定要团结，团结就是力量。还要为你们的下属增加财富。你们三人之中，应该有一人来继承我的汗位。”

他看向窝阔台：“就是你。”接着说，“拖雷是我最小的儿子，按蒙古传统，应该继承我的产业。你两人不得违背我的遗命。”话锋一转，“察合台在草原守家，你两人合力不要让他生乱心。”

窝阔台和拖雷一起下泪，成吉思汗摆了摆苍老无力的手，说：“现在哭丧，还不是时候。”至于什么时候才是时候，成吉思汗已经心中有数。

谈话的第二天，成吉思汗被人抬着来到清水境内的西江河畔，他看着涓涓清水不停向东流，心中立即起了一阵感伤。蒙古人不喜欢山水，诗情画意的山水是柔弱民族才喜欢的东西，蒙古人喜欢辽阔的草原，喜欢翻越各种荒无人迹的沙漠，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开始喜欢小河沟一样的水，大家都知道，他已柔弱不堪。

他看着水，吃力地抬头看了看蓝天，屏退众人，只留下窝阔台和拖雷。他指着东方，从牙缝里蹦出一句：“金人，世仇，不可不灭。”

窝阔台和拖雷谨听教诲，成吉思汗说出了他的第二道遗嘱——灭金——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速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开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不能战，破之必矣。

七年后，窝阔台按此方略，灭掉金国。事实和成吉思汗的计划稍有出入，南宋抽风没有借路，是蒙古兵团强行借的路。

说完这段话，成吉思汗喘息好久，才又说道：“必须要遵守大札撒，后代子孙绝不许违反。”

窝阔台点头如捣蒜，成吉思汗费力地向夕阳指了指：“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我现在就是它。”

去世的前两天，成吉思汗在病榻上睁着无神的双眼，像是喃喃自语，像是问询耶律楚材：“世人会如何评价我的一生？”

这句问话像是一根魔法棒，在耶律楚材面前变幻出无数的场景。他看到用鲜血和眼泪交织而成的一条大河，滚滚东流；他看到一座座美丽大城瞬间灰飞烟灭而成废墟；他看到蒙古骑兵踏在累累白骨上，白骨被马蹄踩得稀巴烂；他听到魔幻般的场景中发出声音——长生天要我来杀你；当然，他也看到了那部伟大的蒙古法典《大札撒》，在其他民族的废墟上闪烁着灿灿金光。

他回答了成吉思汗的询问：“您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按长生天旨意惩罚天下的一生，您建立了既伟大而又惊心动魄的超凡事业。只有写一整部书叙述您的征战、勋业、言论，才能精确地把这些事实列举出来。”

成吉思汗伸出干枯的双手，眼神发出光彩：“这件事你来做！”

不多几年后，在大蒙古国政府的主持下，用蒙古语、汉语和波斯文写成的成吉思汗传记面世，在这些书中，成吉思汗成了蒙古人的永恒领袖和人类史上最光辉的人物。

这位人类历史上的巨人自和耶律楚材谈话完毕，就再也没多说一句废话，1227年七月十二，成吉思汗病逝。巨轮一样的夕阳落下山，在最后一抹光留在人间时，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个总结：“我有过许多残忍的行为，我杀死了不可胜数的人，而并不晓得我做得是否有道理，然而，不管将来人们怎样议论我，我都不在乎。”这种对后人的评价如此漠不关心的态度，正是一向我行我素的成吉思汗的真实写照。

说完这句话，他又说了第三道遗命，也是对他从前的话的重申：“我死后秘不发丧，不能让西夏人知道，一定要攻陷中兴府，将他们全部屠杀。”

围在他身边的人都流下眼泪，他说：“哭吧，是时候哭了。”随之，他的情绪伤感起来，他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眼神看着窝阔台和拖雷，忧虑地说：“我的子孙后代必将锦衣玉食，跨宝马雕鞍，拥绝色美妇。他们永远不会去想，此等荣华富贵所赖何人而有之也……”

这既是对后代子孙的担忧，又是对自己离世的不甘。在那个不吉利的七月，他去见了天上的精神导师长生天，而他在人间的精神导师丘处机也离开人世，两人同年同月死，不知是巧合，还是上天的故意安排。

成吉思汗没有死在床上，而是像个合格的老兵，死在了前线。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终结了，当我们回顾他六十余年的戎马生涯，感觉如同一场幻梦。十几天前，李睍按蒙古人的指示跪在厚重的帘幕前时，他怀疑帘幕后面根本就没有人，根本就没有成吉思汗。但凡是成吉思汗时代和之后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一个破天荒的巨人！

成吉思汗升天后，蒙古兵团把他的遗体放在一辆十二头牛拉的大车上，准备返回他的家乡。灵车启动的刹那，全军悲悼哭泣，哭声震天。就在这一片悲痛的哭泣声中，灵车缓缓前进，像是今天影片中的慢镜头。

成吉思汗的战友们随车一边呜咽，一边呼唤着死者：

呜呼，我主！

雄鹰腾飞民之上兮，汝昨非翱翔于天宇耶？

呜呼，我主！

灵车轧而行兮，今岂载汝而去耶？

呜呼，我主！

贤妻爱子世所罕兮，汝果离之而独去耶？

呜呼，我主！

忠臣良将愿效命兮，汝岂弃之而不惜耶？

呜呼，我主！

雄鹰矫健展翅飞兮，汝昨非盘旋于天宇耶？

呜呼，我主！

马驹欢跃狂奔驰兮，汝岂忽而倒地耶？

嫩绿新革正值春兮，竟遭暴风而折披耶？

六十年征战擎大意兮，今将住合乐一统兮，汝岂离纛而去耶？

汝岂堰眠而不起耶？

这声音是如此的悲情，使拉灵车的老牛都流下眼泪。十二头老牛突然停了下来，车夫猛力地甩鞭子，十二头老牛如泥塑的一样，一动不动。正史说，这是因为灵车陷入泥泞之地，无法动弹，至少有一万名将士前来推拉，灵车纹丝不动。野史则说，灵车不动，并非是陷入泥泞之地，而是成吉思汗的灵魂不想离开。

据野史的说法，1226年成吉思汗征西夏来到今天鄂尔多斯时，不禁被当地的景色所迷，甚至把马鞭都掉在地上。他赞叹眼前的景色说：“此地非凡，土黄如金，水清如翠，牧草流油，马壮羊肥。此地头枕黄河，身卧高原，手握天柄，眼望苍天，恰是葬身之地。”随行将士们一听，马上附和成吉思汗，认为应该在这里建立敖包（蒙古人祭祀山神、路神的土石堆）。成吉思汗欣然同意，于是，十万蒙古士兵每人搬来一块石头，堆起了一个大敖包，这个敖包就是今天的金碑敖包，是敖包中的巨无霸。

灵车无法动弹的地方，恰好就是金碑敖包之地。众将心知肚明，这是成吉思汗的灵魂不想走了，就想在此安居。于是，众将开始呼唤成吉思汗的灵魂。一大段招魂词刚刚念完，落地生根的灵车就突然自己启动，十二头牛欢快地哞哞叫，大军继续启程。虽然灵车移动，可祭祀官却认为，成吉思汗的灵魂已停留在此。于是拖雷和窝阔台就把此地改名为“伊金霍洛”，意为“圣主陵园”。同时，指派五百名士兵和形似长矛的“苏鲁锭”留在了伊金霍洛。今人认为成吉思汗的陵墓在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旗，就是根据这个传说来的。

为了对成吉思汗死亡的消息保密，灵车所过之处，凡是活物统统被杀。那些偶然碰到送灵队伍的人、兔子、野猪、野驴霉运当头，全都成了蒙古人的刀下之鬼。为何如此残忍，有两个原因。第一，那些刚刚表示臣服的金国人如果听到这个消息，可能会有所行动，而蒙古人没有适当的预防意外事件的措施；第二，是应古老风俗的要求，为死者寻找其在阴间的奴仆。正是这种野蛮风俗，所以蒙古士兵杀那些倒霉的路人时，一边杀一边虔诚地如同祷告似的说：“到阴间侍候我主去吧！”

直到灵车被送到克鲁伦河上游的蒙古大本营时，拖雷才向世界公布了成吉思汗的死讯，一时之间，所有身在外地的蒙古人都纷纷回到克鲁伦河，哭泣着向遗体告别。远道者走了三个月，才走到克鲁伦河，足以想见大蒙古疆土的辽阔。

人们在祭拜他时，总会想到这位世界征服者说过的那些嘉言，这些话如同天宇梵音一样，萦绕在他们头上。

养马的官员会想起成吉思汗这句话：“马肥时能疾驰，瘦时亦能驰，肥瘦得中时亦能驰，乃为良马。”

将军们会想起成吉思汗这句话：“将士临敌，当思得名，如围猎然，祷佑于天，务多获而后已。”还有想起下面这段话，它是为将之道的真谛：“者勒蔑的儿子最勇敢，终日战而不疲，不饮不食而不饥渴，人莫能也。然不可使为将，彼视人犹己，士卒疲矣，饥渴矣，而彼不知也。故为将者必知己之疲，然后推之于人。其行军也，必知路之远近，以量士马之力。量力自弱者起，弱者能之，强者无不能也。”

主持民政事务的武人会想起他的这句话：“临民之道如乳牛，临敌之道如鸷鸟。”

在为人智慧上，很多人会想到他的这句话：“一言而见为善，必行其言；见为不善，则不必行其言。知己为何如人，乃能知人为何如人。”

妇女们则会想起他说过：“人不能如日光，无远近不烛照，则家事赖有内助。夫或外出，客至其家，款待饮食，必致丰厚，而后谓尽妇职，遐迩称誉。观其家即可知其人也。”

喜欢急进的人则会想起成吉思汗下面这段话：“人在忙遽仓猝时，当效法达尔海乌哈。某日，他出门，有二人从行。见远处有二敌人，从者谓以三人攻二人，必胜。达尔海乌哈曰：‘我已见彼，彼岂不见我哉？’策马而去，和自己军队汇合。既而知此二人，一为塔塔儿酋长，潜伏五百人于山隘，独出诱敌，往则为擒矣。”

战士们则会想起成吉思汗这段话：“围猎时多得兽，战阵时多杀敌。若天为其开一生路，则我可以缓，而人可以忘。”

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会想起父汗的这句话：“教诫子弟，使毋忘本。不可使其但知鲜衣美食，乘骏马，拥娇妻，以免忘记我等开刃之劳。”

这些嘉言并未随着成吉思汗躯体的下葬而销声匿迹，它们一直回荡在所有蒙古人的心中，回荡在大草原上，后来又回荡在地球四分之三的陆地上。

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征服者被埋葬在肯特山的某处。埋葬后，驱万马将其踏平，在葬处杀一匹小骆驼；明年，青草生，掩盖了葬地；扫墓时，则牵来小骆驼的母亲，老骆驼嗅到小骆驼死处会发出悲鸣，于是，就知其葬所。不过，岁月日久，周围树木丛生，成为密林，后人就渐渐找不到确切的埋葬地点了。

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确切知道成吉思汗的陵墓到底在哪里，这成了千古之谜。我们只是知道，他生于草原，又回到了草原的怀抱。这片神秘辽阔的土地保护着他，藏匿着他，他永远地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但纵然世界陆地上最偏僻的角落都能感觉到他在地下发出的声音。

成吉思汗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世界，世界知道了，却屏住了呼吸。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大蒙古国却知道，他们必须要继承成吉思汗的遗志，扛起长生天惩罚天下的大旗，继续征伐四方。

按蒙古传统，可汗需要经过忽里台大会选举产生，在未召开忽里台大会前，大蒙古国暂时由继承了成吉思汗物质遗产的拖雷监国。两年后（公元1228年），拖雷主持召开忽里台大会，大会全票通过窝阔台为大蒙古国第二任可汗，再两年后的1230年，窝阔台践履成吉思汗的遗嘱，向金国全面开战，向西方开战，向整个地球所有未臣服他们的地方开战。

大蒙古国在成吉思汗之后，迎来光焰万丈的岁月，他们重新塑造世界。

塑造世界

沉寂三年后，蒙古兵团再度按下战争的按钮。蒙古兵团先克山西，1231年二月，攻陷凤翔。窝阔台命拖雷率兵四万，穿过南宋领土，逼向金国邓州（今河南邓州）。邓州守军有十万人，而且拼死抵抗，拖雷无法攻克，领兵北上，扫荡邓州和开封之间的诸小城。窝阔台派遣多名战将率兵一万，渡过黄河直奔开封，他本人则随后跟上。邓州十万人担心开封有失，仓促北上，由于沿途各城镇都被蒙古人占领，所以补给异常艰难，又被神出鬼没的蒙古兵团四处袭击，疲惫不堪。

1232年正月十六，这支金兵团抵达钧州（今河南禹县），即将入城休息。拖雷在钧州城外的三峰山设下埋伏，用诱敌之计将金兵团引诱到埋伏圈中，全部歼灭。金国精锐丧失，灭亡已指日可待。

窝阔台抵达开封城下，紧紧围困，金国求和，窝阔台同意。但不久，金国又反目，杀了蒙古的使者，速不台再围开封。1233年春，开封城被围缺粮，金政府放弃开封，跑到归德（今河南商丘）。蒙古兵团跟踪而至，围攻归德。1233年四月，速不台攻陷开封城，尽诛完颜宗室，血流漂杵。1233年六月，金国皇帝从归德逃亡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兵团如冤魂一样紧跟不舍。1234年正月，金国皇帝完颜守绪在蔡州城绝望地上吊，蔡州城很快陷落，风光了一个多世纪的金国灭亡。

窝阔台灭金，完全是按照成吉思汗遗嘱的方略。灭金之后，1235年，窝阔台在库伦—乌里雅苏台附近建都和林，这就是大蒙古国的首都。和林是个简陋的都城，马可・波罗说，它只有两条大街，皇宫和平民居住的地方没有多大差别。所以如此简陋，可能是因为窝阔台没有时间构建自己豪华的住所，因为还有很多仗要打。

灭金之后，窝阔台同时开辟两个战场：西征和灭南宋。

先来看西征，1236年春，术赤之子拔都率兵西征，这是大蒙古国第二次西征，目标是扫平钦察残余的叛乱。拔都兵团先到伏尔加河东方集中，然后征服了不里阿耳，再挥师南下，扫荡卡马河—里海之间的钦察残余。钦察人已是惊弓之鸟，一见拔都兵团，立即溃逃。拔都追到里海海岸，彻底消灭了最后一波钦察人，此次战争用时一年。

1237年十二月，拔都突然兵锋指向俄罗斯。他的兵团迅速渡过伏尔加河，进攻俄罗斯，先攻破也列赞城（今俄罗斯梁赞）、科罗木纳（今俄罗斯科洛姆纳）。1238年二月，拔都兵团进围俄罗斯都城弗拉基米尔，俄罗斯大公弃城而走，城破后，拔都兵团屠城三日。之后，拔都兵团分兵略地，四邻的重要城镇都被一一拿下。1239年春，拔都兵团进至打耳班附近，打通了高加索的南北交通线，使波斯—钦察连成一气。1240年，拔都兵团渡过顿河，向南俄进攻。十一月，渡过第聂伯河，十二月初六，拔都兵团攻下基辅，把这座名城彻底摧毁。摧毁基辅后，拔都兵团继续前进，攻占了俄罗斯南部诸城，还一度派兵进入波兰境内，大肆抢掠。

彻底扫荡南俄后，拔都兵团又把矛锋对准了匈牙利。攻势从1241年春开始，1241年秋结束，匈牙利全线溃败，国王出逃，整个欧洲如惊弓之鸟，夜不能寐。

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去世，皇后乃马真暂主持政局。1242年三月，西征大军班师，大蒙古国的第二次西征结束。拔都留镇钦察，建立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二百余年。

1246年，忽里台大会召开，窝阔台的儿子贵由被推举为大蒙古可汗，贵由在位三年去世，皇后海迷失主持朝政三年，拖雷长子蒙哥被推举为大蒙古可汗。由此，大蒙古国大统的继承，从窝阔台位下转入拖雷位下。

1253年，蒙哥命令皇弟旭烈兀西征报达城。在此之前，札兰丁和报达的哈里发勾结，在已被蒙古平定的波斯境内大肆进行反攻。旭烈兀这次西征，目的是彻底平定波斯动乱和伊斯兰圣地报达，重新塑造伊斯兰世界。1258年二月，旭烈兀兵团攻陷报达，西亚伊斯兰世界全部归入大蒙古国。其后，旭烈兀兵团又进攻叙利亚，对埃及发动进攻。1260年，面对埃及的顽强抵抗，旭烈兀停止了长达七年的远征，1265年，旭烈兀在九年前建立的伊尔汗国东至今印度河下游，北至咸海—里海—高加索—黑海之线，南临波斯湾与阿拉伯，西至地中海。疆域之大，实力之强，使欧洲噤若寒蝉。

蒙哥在位九年去世，其弟忽必烈在1260年继任大汗，他不但称汗，而且仿效汉人模式，十一年后又称帝，定都北京，这就是元帝国。忽必烈具有双重身份，不但是大蒙古国的大汗，还是中国的皇帝。

至此，大蒙古国的一个帝国（元帝国）和四个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尔汗国）全部到齐。

忽必烈称帝后最迫在眉睫的事就是结束长期以来的对宋战争，灭掉南宋。此事要从头说起，我们还记得1231年，拖雷兵团穿越南宋领土直奔金国邓州的事。其实，当时蒙古兵团是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向南宋借道，可成吉思汗没有料到，南宋居然不借道，而且还把前来谈判的蒙古使者杀了。

拖雷暴跳如雷，道也不借了，命令蒙古兵团强取。远征军司令拖雷在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轻易地撕开了一道口子顺利进入南宋，拖雷兵团在南宋境内如入无人之境，狂风扫落叶般荡平了南宋数十州，然后又顺利地离开南宋境，进入金国境内，猛攻邓州。

1233年春，蒙古人攻陷开封。金国最后一位皇帝完颜守绪跑到蔡州，窝阔台和南宋签订军事同盟，蒙古帝国要求南宋供应蒙古军队粮草，并且出兵，双方共同攻陷蔡州，事成之后，两国以淮河为界。

1234年，金国灭亡。蒙古人正在专心致志地打扫战场，南宋突然集结二十万大军向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里的蒙古人发动攻击。注意，这三处都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按宋蒙当初的约定，淮河以北的地方都是蒙古人的，跟你南宋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这是赤裸裸的叛盟和侵略。

进展非常顺利，1234年阴历八月，南宋军队光复三京，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方面还未来得及摆庆功宴，蒙古人已发动反攻，南宋二十万军队几乎同时在三京崩溃，溃退到淮河南岸后，足足损失了一半士兵。

南宋这次突然叛盟激怒了蒙古人，而那不堪一击的战斗力又使蒙古人向其发出灭亡通知书。从1235年开始，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兵团沿着南宋边境，持续不断地发动攻击，让南宋吃不香睡不着。

1253年，蒙古帝国剑走偏锋，绕过南宋，深入万山丛中的云南地区，灭掉大理王国，随后又使安南王国臣服。1258年，蒙古帝国分三路进攻南宋。1259年，其中一路的忽必烈强渡长江，抵达鄂州（今湖北武汉）城下，百道攻城，鄂州城马上就要陷落，突然合州战场传来大汗蒙哥去世的消息。忽必烈大吃一惊的嘴还未来得及合上，又传来消息说，他的兄弟阿里不哥正在蒙古本部举行大汗上任典礼。

忽必烈认为自己比阿里不哥更有资本担任大汗，于是放掉鄂州，掉转马头回蒙古帝国本部和兄弟“相煎”去了。经过四年血流成河的内战，1264年，忽必烈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1269年，忽必烈对南宋全面宣战。1274年，蒙古远征军司令伯颜攻陷鄂州，顺长江东下，陷安庆，在芜湖江面击溃了南宋军队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蒙古军队可以大摇大摆地去临安了。南宋急忙求和，伯颜按忽必烈的指示同意了。忽必烈的本意没打算灭南宋，而是希望南宋和安南一样，做元帝国的卫星国。

但是，南宋自己送死。伯颜派去杭州的谈判使者在半路上突然被一名南宋爱国将领处决，伯颜听到这个消息，气得马上变成了一个炮仗。南宋中央政府慌忙派人去向伯颜赔罪，并且发誓要严惩凶手。伯颜压制自己不要爆炸，第二次派出使者。想不到南宋的爱国人士太多了，第二个使者走到半路时，又被杀掉。

伯颜气得哇哇怪叫，命令军队进攻临安，在强大的蒙古兵团面前，柔弱的临安没有别的出路，只能陷落。南宋中央高层对伯颜的暴怒很不理解，认为伯颜没有诚意，如果真有诚意，死掉两个使者，还可以再派嘛。

他们不明白的是，是他们亲手制造了伯颜这个炮仗，你制了个炮仗，还点了两把火，却不想让它爆，这对炮仗太不公平了。

1279年，南宋软弱无力的流亡政府在崖山被蒙古兵团彻底摧毁，南宋正式灭亡。

从1234年宋蒙交火到1279年南宋流亡政府灭亡，前后历经35年。在这35年时间中，大蒙古国被两次西征分散了兵力，直到忽必烈称汗后，才真正把所有兵力用在了宋蒙战场。

南宋的灭亡，标志着元帝国统一中国。大半个世界被蒙古人重新塑造了一遍，但疯魔一样的征伐狂仍未消失。

早在1274年，忽必烈就向日本派过使者，要他们称臣纳贡。日本人没有理他，于是这年年末，他命令兵团东去，征讨日本。蒙古兵团在博多湾击败了日本的九州部队，正要乘胜进击时，遇到飓风，损失一半兵力，狼狈撤回。

忽必烈虽然吃了败仗，可仍旧派了使者到日本，要他们俯首。日本人怒不可遏，斩杀蒙古使者。1281年，在作了多年准备后，忽必烈集结汉人、朝鲜人兵力二十万，下令二次征日。让人惊骇的是，飓风重新又来，把停泊在海边的蒙古战舰全部摧毁，蒙古人这次几乎全军覆没，再次狼狈而回。日本人后来称这两次飓风为神风，二战时期日本勇往直前不顾生死的“神风敢死队”，精神支柱就在此。

此次大惨败后，忽必烈曾多次预谋三征日本，但在众大臣的劝说下彻底放弃了这个艰难的计划，日本也成为亚洲地区唯一未向蒙古人称臣的国家。

再来看安南。早在1257年，蒙古兵团就攻破其都城，大掠而还。之后，安南始终向蒙古人称臣。1277年，忽必烈要安南国国王到元大都（今北京），安南国国王拒绝。忽必烈认为这是挑战他的权威，但当时灭宋战争正如火如荼，所以六年后的1283年，忽必烈才下令进攻安南。蒙古兵团长驱直入，攻占安南首都。不过，由于当地气候炎热，蒙古人无法忍受，又因为安南游击队猖獗，所以蒙古人很快从安南撤兵，在撤兵途中，安南残存的军事力量把蒙古人诱进埋伏圈，这支蒙古兵团几乎全军覆没。有仇必报是蒙古人的特点，1287年，蒙古兵团再入安南，几乎是上一次的复制版。攻破安南首都，四处掳掠，受不了当地炎热，撤兵回国，半途又遭到安南的伏击，损失惨重。

两次击败蒙古人，并未让安南傲慢，相反，1288年，他们派使者到大都，称臣纳贡。但安南国国王并不按规定进大都，蒙古人对于那地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对安南国如此，对缅甸同样如是。缅甸在1271年被忽必烈一纸诏书搞定，缅甸俯首蒙古人，但人人都知道他们不是真心归附。1277年春，缅甸人侵犯元帝国边境，忽必烈的反应极为缓慢但异常严厉。1283年，一支蒙古精锐兵团进入缅甸境，双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了六年。1289年，缅甸彻底臣服，然而也只是口头上的。

蒙古人的最后一次扩张，是远征爪哇国。爪哇国只是个小岛，比日本还小，而且离中国更远，可蒙古人仍然到了那里劝降，爪哇人把蒙古使者羞辱一通，又在脸上刺字赶走，以表示对蒙古人的轻蔑。

忽必烈不是随便受轻蔑的人，1292年，一支两万人的蒙古兵团乘战舰进攻爪哇。爪哇国王先是假装称臣，然后趁蒙古兵团疏忽大意之时，发动突袭，蒙古兵团败走。

以上的几次远征战役，虽屡有挫折，但对于大蒙古而言，实在无足轻重。这几次远征的兵力都是大蒙古国子国元帝国的力量，其他四个汗国纹丝未动。

到了忽必烈统一中国，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蒙古国便告完成，大蒙古国的疆域可谓惊心动魄：东临太平洋，北抵北冰洋，西达黑海沿岸，南到南海。版图达3500万平方公里，注意，地球陆地面积是15000万平方公里。这个国家打通了东西方紧闭千年的大门，使得亚、非、欧三洲成了一家。

然而，仅仅百余年后，大蒙古国就开始把它吃到嘴里的肉纷纷吐了出来，而且呕吐得很悲惨。1369年，在大明北伐军的进攻下，元帝国最后一任帝妥懽帖睦尔下令退出大都，又退出长城，最后退回了他们的老家蒙古草原。他们并不是第一批被打回老家的蒙古人，早在60年前，统治新疆、中亚地区的窝阔台汗国就已灭亡，残余蒙古人逃回蒙古草原。当两方蒙古人唏嘘不已时，又一噩耗传来：统治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宣告死亡，侥存性命的蒙古人狼狈不堪地逃回老家。19年后的1388年，统治今高加索、伊朗、伊拉克的伊尔汗国破灭，伊尔汗国灭亡的114年后，公元1502年，统治匈牙利、波兰、欧洲部分地区的钦察汗国内部分裂，如一座冰山在烈日下消失不见。

至此，大蒙古国的一个帝国和四个汗国全部灭亡，成吉思汗一手缔造的大蒙古国灰飞烟灭。这群蒙古人和160多年前一样重新住进蒙古包，重新寻找牧地，重新和周边的部落斤斤计较、打打杀杀。伟大的过去忽然成为梦幻泡影。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贫苦的游牧人，一如千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绕了个大大的圈子，回到了当初的出发点。再之后，藏传佛教传入蒙古草原，蒙古健儿万分信仰，所有的激情沉寂如井水，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再也不会降临人间。

这已和成吉思汗无关，当然，这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成吉思汗的启示

读成吉思汗，到底对我们有何意义，或者说，我们能从成吉思汗身上学到什么，来指导我们的人生。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并不惹人喜欢，也许，我们从成吉思汗身上什么都学不到，即使学到，在当今世界，也无法用上。

任何人的成功必有条件，成吉思汗的成功条件是我们无法复制的。

第一，成吉思汗崛起时，正是蒙古草原各部、中原王朝和西亚各国处于没落之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他抗衡。

第二，成吉思汗的成功更多要归功于他有一支所向无敌的蒙古兵团，这支蒙古兵团有着显著的机动性，使得他们对千里奔袭、闪电战等一系列快速作战方式驾轻就熟。在那个时代，天下战争，唯快不败。注意，成吉思汗兵团只有在游牧民族中才能产生，所以很多民族无法复制。

第三，成吉思汗个人的素质。

谈到成吉思汗，第一个让人想到的就是用兵如神。的确，成吉思汗一生亲自指挥的战役有百余次，吃过的败仗不超过三次，这让很多军事家惊羡万分。然而，成吉思汗的用兵是天赋，天赋是学不来的。他能在混乱的战场上，一眼就看到敌人的弱点，这种技巧，没有几人能学得来。

对忠诚特别看重，是成吉思汗个人素质中的一大特点。只要他认可你的忠诚，就会委之以重任。

自我控制，也是成吉思汗难能可贵的素质之一，这是很多人都缺少的素质。他见丘处机大为失望时，却没有表现出来，这就是自我控制。

对敌人冷酷无情，或者说，恩怨分明，应该是我们向成吉思汗学习的又一个素质。一个有原则的人才能做出事业来，老好人永无出头之日。

当然，成吉思汗的成功密码中也有不可取的地方。很多人都把成吉思汗的组织能力当成圣经，其实，我们前面早已说过，“十进制”的组织方式是落后的，现代管理学认为，一个人管理的极限是4—5人，而不是10人。所以，要学成吉思汗的组织能力，不如随便找本现代管理学书籍来看，比他要高明一百倍。

自成吉思汗死后的几百年里，深受其害的各路人马，欧洲人、俄罗斯人都对他口诛笔伐，用他们的思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屠夫。这对成吉思汗是不公平的，至少没有辩证地看问题。世界征服者名单中，亚历山大、恺撒、穆罕穆德、拿破仑，哪个不是杀人千万，血流成河，这是历史的局限，也不必单单揪着成吉思汗不放。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重新塑造了世界，在此之前，你很难想象，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会有一条人走的路。

他不仅是蒙古民族的英雄，而且还是人类的英雄，纵然不去狂热崇拜，也要理性地正视他。因为他是人类的巅峰状态！

（全文完）

成吉思汗过世仅百余年后，乞丐皇帝朱元璋便在刘伯温的指引下，将曾经烜赫一时的大元帝国一举灭亡。马上扫描读客二维码，并回复“刘伯温”，免费内容立即发送到你手机，预读《帝王师：刘伯温》一万字！

[1]进如山桃皮丛：要像灌木丛那样分小队低姿势联络前进，使敌人看不清有多少人；在攻击时，四处开花，让敌人难以应对来自一个方向的攻击；完成攻击后，各小队向四方疏散，敌人被击伤却又无法有质量地还击。

摆如海子样阵：主要应用于进攻上的军事原则。在被包围后，各个单位开始发动进攻，由前面一长排士兵放箭，随即又由下一排士兵取而代之。他们就如同波浪般打击敌人，快速出现，随即又快速消失，返回后方之后又组成另一波攻击，每波轮流上阵，永无休止。

攻如凿穿而战：集中优势兵力组成一个“凿子阵形”的尖头分队深入敌人纵深，使进攻者得以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一点上。

这三条原则是互相联系、浑然一体的，它们是成吉思汗兵法中最重要的原则。铁木真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其战术思想的灵活高超是原因之一。在其后来的征战中，这三条原则已成为他的杀手锏，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灵魂始终未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王师：刘伯温 / 度阴山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99-6623-6

Ⅰ. ①帝… Ⅱ. ①度… Ⅲ. ①刘基（1311-1375）－传记 Ⅳ.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4813号

书 名 帝王师：刘伯温

著 者 度阴山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王菁菁 马伯贤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x 1000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32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623-6

定 价 4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家族传奇：文韬武略的世代传承

美丽的传奇

祖先那点事

南田山下

第二章 少年奇才，23岁进士及第

蒿草计

先来后到的等级制

蒙古人对南人都做了什么

走出去，到括城

与理学邂逅

天书传奇

大都进士

第三章 仕途黑暗，告别官场寄情山水

盼望着，盼望着，冬天来了

高安，难以高安

感慨南昌

《银河棹》

立点言吧

第四章 起义迭起，元王朝委曲求全

刹那的欢愉

早起的虫子：方国珍

《吊泰不华元帅赋》

招安是最臭的棋

三年羁管岁月

张士诚的革命路

为脱脱喝彩

元朝的和尚，你不怎么样

第五章 临危受命，平贼乱力压时局

灯笼计

刘福通的斩首行动

齐桓公，我呼唤你

谁是真的齐桓公

第六章 痛苦的抉择，弃元投明

刘伯温的政治理想

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

传统智慧中的“主一”

一切都是偶然

刘伯温眼中的元顺帝

第七章 朱元璋三请刘伯温

谁是朱元璋

诡异的扩张

朱元璋一请刘伯温

孙炎两请刘伯温

你好，朱元璋

第八章 谋全局，首战建奇功

时务十八策

陈友谅来袭

先生计将安出

应天有个刘大仙

刘伯温踹了朱元璋一脚

婺州、处州之变

大家都是神

轻解建德围

第九章 “操纵”天象，大明天命所归

张士诚转身

杭州困

小明王，不能救

永别了，韩宋帝国

竖牧耳，奉之何为

第十章 生死决战，献奇策屠灭陈友谅

刘伯温猜中了

走，去找陈友谅

鄱阳湖四日之第一日

鄱阳湖四日之第二日

难星过，速换船

友谅死矣

大汉余音

第十一章 千年预言：迷雾中的《烧饼歌》

敌人在哪里

吴王，请速去南昌

东南必失一良将

不可改葬

除非燕子能飞入

烧饼的故事

神仙不信神

第十二章 朱、刘再联手，围城绞杀张士诚

专用黄菜叶

注意明玉珍

张士诚的八宗罪

檄文声讨的到底是谁

小明王之死

天日照尔不照我

第十三章 进献国策，稳固大明江山

宜大展兵威

《御史中丞诰》

卫所制

和李善长交火

永别了，朱元璋

第十四章 逃不脱的宿命，二次获召回京

朱元璋来请

朱元璋一试刘伯温

刘伯温论相

不许庆祝

第十五章 遭奸臣构陷，再度归乡

杨宪事件

扭捏出来的“诚意伯”

说走咱就走

青田知县的探访

朱元璋来信

谈洋事件

第十六章 悲情一生的谢幕

但愿我说错了

仙鬼门徒

胡惟庸来访

最后一面

刘伯温离开

死因罗生门

第十七章 传奇故事在民间

刘伯温之死的传说

刘伯温VS诸葛亮：传说

和朱元璋的传说

刘伯温大慈大悲的传说

备注

第一章 家族传奇：文韬武略的世代传承

美丽的传奇

1311年六月十五，月亮提前升到正空，又大，又荒唐。元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人人仰头观赏。但今天，月亮对中国任何地方都没有兴趣。它最灵明的光辉先坠落到江浙行省，然后翻山越岭到达处州路，再婉转曲折流向青田县，沿着青田山奔腾飞驰，一个华丽的转身后滑过南田山，扑向了武阳村刘爚家。在这里，它才第一次在旅程的终点停下来。因为就是在这里，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刘伯温将要诞生。

除了院子里格外明亮的月光外，刘伯温的出生情景平淡无奇。这就犯了忌讳。因为大人物的出生必有玄幻色彩的事物来锦上添花。老爹刘爚没有见到神龙在天，也没有见到红光四射，更没有见到神仙下凡送子。

幸好，世界上有“事后预言家”，正因为有了他们，刘伯温的出生才多姿多彩起来。

据说，刘爚的老婆富女士生下第一个孩子刘舒时，有个道士风尘仆仆地闯进了刘家。也不等主人的同意就拎起刘舒，翻转了半天认真观看。富女士脸色大变，刘爚正要上前和他理论，道士长叹一口气，把孩子扔回了富女士怀里，像是扔个玩具一样。

“你这孩子也一般。”道士说完，从随身的包里摸出一本书，图文并茂，随手翻开一页，指着上面的图画对刘爚说，“你应该再要个孩子。”

刘爚在玄学上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从小就学习象纬专业，该专业的卜筮课、风水课、星相课、灵棋课、谶纬课，门门都过得去。在武阳村，百姓们淡化了他是元王朝江浙行省遂昌（今浙江遂昌）教师（教谕）这一身份，把他看成是个半仙。在当地百姓的眼中，刘爚是集东方玉皇大帝和西方佛祖的宠爱于一身的人物。谁家丢了牛，跑了鸡，只要刘爚肯帮忙，在他轻松谈笑的掐指一算间，牛和鸡就会失而复得。

人们往往对自己的专业有自信，当然更相信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同行。道士那句“你应该再要个孩子”触动了他，他请道士上座，追问真理。

道士说，他是个风水界的顶级大师。前几天，他按照神仙的指引来到南田山，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爬到南田山最顶峰。那时候，鸟归了巢，虫子回家睡了觉，猛兽毒蛇静悄悄，南田山中万籁俱寂，他能听到月光如水一样在山中汩汩流淌。

道士还说，月光虽然有，但并不明亮，所以他就捉了几只萤火虫，用它们的光来助自己看书。书上说，他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南田山附近，最近几年必将出产一位震动天地的大人物。

道士最后说，他用月光洗了手，然后虔诚地焚香祷告，静坐冥想。冥想了许久，神仙告诉了他大人物的父母，于是就找上门来了。

刘爚的心随着道士神秘的话语而动了起来，他恍恍惚惚中想起了一件事。

刘爚说：“我父母去世时，我伤心欲绝，因太过伤心，所以对丧礼没有尽心尽力，只是草草找块地方把二老埋了。但几年后，我的睡眠质量开始差起来。有时候梦见我爹拿着武器追赶我，有时候梦见我娘泪水涟涟地说居住环境太差。凭我对风水学多年的钻研，我确信，父母的坟墓所在并非是吉地。于是，我就想到了为父母迁坟。”

刘爚喝了口茶，继续说：“我找了个这方面的专家。这位风水大师在我家白吃白喝了一个月，我以为我看走了眼。但突然有一天晚上，他猛敲开我的门，拉起我就向外跑。那天也是月光如水，我能感觉到月光一点一点地渗进我的肌肤，骨头里起了泡沫。风水大师拉着我一路狂奔，在一山坡草湖边猛地停下来。像是走火入魔一样大喝一声，‘山龙！’”

刘爚说：“那是我在人间听过的最恐怖的声音，像是远古巨兽失恋后撕心裂肺的嚎叫，震荡天地，月亮吓得颤抖，大地震动得翻滚起来。”

后来的事是这样的：月光下，刘爚看到山崩地裂，黄土翻滚，转瞬之间，那湖泊中耸立起一座山丘，这座山就是南田山。风水先生对刘爚说：“把你老爹老娘的遗骨埋在此处。你家必出宰相级人物！”

刘爚回忆说，活了半辈子，从来没见过这种场景，当时已吓得屎尿齐下。几天后才恢复知觉，就把老爹老妈的坟墓迁到风水大师指定的地点。

刘爚还隐隐约约地记得，他失去知觉前，那位风水大师在他耳边神秘兮兮地说：“其实，风水先生只是我的掩饰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一只白鹤，不远万里来到你这里，就是给你家找个风水宝地的。”

有一点需要补充，就是中国的风水学。中国风水学是一门恍恍惚惚的学科，它把易学原理应用在了环境地理学上，使人印象深刻的风水格局是：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这是四个灵兽的名字，特别是在阴宅的选择上，周围山峦必须要能跟这四个兽对应。古代帝王在选择阴宅时，特别讲究风水。风水专家认为，立坟安葬应该是在有生气凝聚的土地上。而生气凝聚的土地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风水专家才能找到。他们寻找的根据就是山峦应该对应上那四个兽。

中国地大山多，不过风水宝地极少。所以，一旦有人发现这样的风水宝地，那是几辈子积来的功德被老天兑现了。据说韩信这小子命中注定是靠钻人家裤裆和乞讨活着的。但有一天他偷听了风水专家对一块宝地的论述，于是急忙跑回家，把活蹦乱跳的老娘拉到那块宝地，活埋。结果，韩信后来成为西汉帝国的军队总司令。韩信后来被吕后诛杀，民间的说法就是，这小子太违反天道，活埋了老娘，所以受到报应。

韩信的传说告诉我们，风水宝地跟命运一样，有时终须有，无时莫强求。你若真强求，就是一个不得好死。

刘爚没有强求，而是神仙级人物白鹤主动献上的殷勤，所以不存在韩信报应事件的可能。

道士听完刘爚讲的这段传奇故事，点头说：“这事靠谱，但也不靠谱。”

刘爚问原因。

道士说：“白鹤为你家选风水宝地这事靠谱，但你家的宰相还未见形状，你现在这个孩子，平凡无奇。”

刘爚很疑惑：“如果我这孩子不是宰相，那就说明白鹤选风水宝地的事也是假的。我经历的白鹤事件是梦幻泡影，或者是，我在做梦。”

道士说：“是你太着急了。白鹤说你家出宰相，但没说是你这个孩子。想要应谶，必须再生个孩子。”

刘爚恍然大悟。

道士说：“我先走，一年后再来，你抓紧时间造人吧。”

刘爚的老婆富女士很争气，很快又怀上了。但十二个月后，仍然没有临产的迹象。刘爚惴惴不安中，道士如约而至。

刘爚说：“已经一年了，这孩子还不出来。”

道士说：“时辰未到。”

刘爚掐指一算：“怀胎九月，已经过期三个月，怎么说是时辰未到？”

道士说：“干我们这行的，怎么可以用生理规律来推算？”

刘爚叹息：“我真是道行不够啊。”

道士说：“月满之时，就是出生之日。”

刘爚问：“十二个月才出生，这是晚产啊，有没有危险？”

道士说：“分娩时，取银针三枚，扎他鼻子。”

正如道士所卜算的那样，1311年六月十五，刘伯温出生了。

据说，刘伯温生下来时就睁着眼睛，给他剪脐带时，他就摆动着湿漉漉的脑袋辨认房间里的东西，还以好奇而并不失措的神态察看着目力所及的一切，疲惫不堪的富女士发现，这个小孩观察了一圈后，就不再理会房间，而把脑袋转向窗外，专心致志地盯着月亮，仿佛他能看到月亮上的嫦娥仙子和白兔一样。

刘爚对这孩子怪异的表现并不吃惊，他拿出三根银针猛地扎进孩子的鼻子，刘伯温这才“哇”的一声哭出来。刘爚欣喜道：“道士真乃神人也。”

其实，你在成年人的鼻子上猛扎三针，成年人也会痛得哭出来。

刘爚认定这个孩子就是上应天命、为自己家族打下富贵基础的人，所以替其取名刘基，字伯温。

到此为止，一个美丽的传奇故事表面上告终，实际上当我们追溯源头时才发现，它刚刚开始。

祖先那点事

追溯别人的祖宗和刨别人祖坟殊途同归，二者都是希望得到别人祖宗的信息和财富。有一点不同的是，追溯别人的祖宗是为了获得遗传密码式的精神财富，刨别人祖坟则纯粹是为了获得物质财富。

获得刘伯温家族遗传密码没有那么费事。我们很轻易地就能在史册上追溯到他的十一世祖刘怀忠，但这也是极限，再也不能向上追溯。从十一世祖刘怀忠到七世祖刘光世是刘伯温家族的“以武传家”时代。

多年以后，刘伯温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春天的午后，他父亲在他面前展开家谱的情景。家谱发着黄色的光，映照在父亲那庄重而自豪的脸上。

刘爚没有直接进入正题，而是先来个开场白：“咱老刘家的祖先是丰沛人。知道丰沛是谁的故乡吗？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啊，而恰好咱们也姓刘。所以，咱们跟汉高祖必有渊源。”

刘伯温绕过老爹刘爚发光的眼睛去看家谱，家谱上没有“刘邦”的名字。刘伯温又来寻找刘爚的眼睛，希望他能给出解释。

刘爚发现了刘伯温等着他解惑的目光，就解释说：“这很正常。从西汉到北宋，一千多年，其间有三国大乱世，东晋五胡十六国，隋唐五代，才有几天太平日子？所以，咱们的家谱在北宋以前是空白。北宋之后，咱们家族的大人物如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

他指着一个名字：“这个，是你十一世祖刘怀忠，那可是名垂青史的人物啊。”

刘老爹没有撒谎，刘怀忠当年在北宋西边的国防线上担任高级武官，西夏战事初起时，刘怀忠是主战派，并且在一次与西夏的战役中以身殉国。刘伯温的十世祖和九世祖都在北宋西边国防线上担任过高级武官，经受了长期的战争考验。

刘伯温的八世祖刘延庆和七世祖刘光世把家族荣誉提升了一大截。刘延庆的最高职务是北宋骑兵军团副总司令（马军副都指挥使），曾跟随北宋大宦官童贯剿灭过方腊反政府武装。靖康之难时，刘延庆奉命防守开封，城被金兵攻破后，刘延庆壮烈了。刘光世命倒挺好，靖康之难后，赵宋皇室的赵构建立南宋政权，刘光世跟随赵构南渡长江，后来成为南宋功勋之一，被封为杨国公，赠太师。

不过，刘光世之后，刘伯温的祖先们再也没有在战场上露过脸，而且荣誉光环日益黯淡。六世祖刘尧仁不过是个州长，但他在刘家的族谱中算得上是个转折性的人物，从他以后，刘姓子孙弃武从文，从将门虎子变成了孔门弟子。改了行但没改变境遇，刘氏族人的境遇依旧在恶化，到了刘伯温老爹这一代，只能做个县城的教书匠了。

看完家谱，刘伯温心情有些沉闷。他爹就鼓励孩子：“表面上看，咱们家族是一代不如一代，不过物极必反。终有一天，咱们家族会出现个‘三不朽’的人物，也许就应验到你身上了。”

刘伯温问：“您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刘老爹当然没有科学依据，他有的是业务上的判断力，那是一个梦。梦的主人是刘伯温的五世祖刘集。刘集那时候没有工作，在处州居住。由于没有工作，就每天都钻研奇门遁甲、五行八卦，突然有一天感悟到天地人事之玄妙，认为所居住之地难出大人物，就决定搬家。

但是，搬到哪里，这需要刘集占卜。他先是自己占卜，但学艺不精，不能成功，于是跑到山神庙里磕头烧香。山神当时很忙，直到晚上才接到刘集的祷告，于是送了他一个梦。刘集梦到自己拎着一颗羊头，披头散发在山上手舞足蹈。醒来后，思索许久，认为这个梦跟他所要迁徙的地方有着密切的关联。不过，神仙的思维是灵异的，给人类的信息永远都是如幻如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刘集废寝忘食地思索那个梦指示的地方，有一天，他来到南田山武阳村问当地人地名，人家告诉了他。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刘集醒了，恍然大悟，梦中拿着羊头乱舞，就是武阳（舞羊）啊！就这样，全家搬到了武阳。

这种神乎其神的往事因为太过虚幻，虽然能引起刘伯温的兴趣，却不能让刘伯温感到骄傲，更不能让他认定家族将来会出现一个伟大人物。他希望老爹能讲述一件家族史上发生的真实的事件，由此来证明刘家并非是装神弄鬼的家族，来奠定自己的那份家族自豪心。

刘老爹听了刘伯温的质疑，忽然就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足以证明刘家人不但是高智商的人，还是高情商的人。

这件事的主人公是那位靠梦搬家的刘集的儿子刘濠，也就是刘伯温的太爷爷。刘濠曾经是南宋的小公务员，那时候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呼风唤雨的时代。南宋灭亡后，刘濠被迫回到老家，每天都长吁短叹，忧国忧民。不过当时国家已灭，他只能忧民。据说每当大雨或暴雪时，刘濠都要登高而望，看看是否有人在雨雪中受苦。如果看到谁家房顶的烟囱没有工作，就赶紧派人送饭去。

某年，青田县有个叫林融的人，曾是前政府地方上的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监狱狱长三合一的大官（提刑），因不能接受蒙古人的统治而打着复兴宋室的口号聚众造反，元军出兵讨伐，很容易地就把林融押进了囚车，逮到了京师。元王朝皇帝忽必烈那会儿良心发现，把林融给放了。哪知道林融一根筋，回家后把身上的晦气洗掉后又造反了。元王朝皇帝忽必烈大为光火，说：“这南蛮子就是讨厌，正好趁这个机会，多杀几个。”于是飞速地剿灭了林融后，马上派出工作组去调查造反者名单。青田县的土豪劣绅们平日与很多百姓结怨，趁此良机，肆无忌惮地举报无辜的人，以致善良百姓鲜有脱漏，几乎全都成了元政府的搜捕对象，牵连人数达到一万之多。元政府工作组就拿了名单，欢欢喜喜地回大都（今北京）复命。路过武阳村时，刘濠知道了这件事。

他迅速抓住机会，将元政府工作组接到家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当这些人烂醉如泥后，刘濠把他们安置在别的房间，又从他们身上偷出名单，单独抄出二百多个人名，然后把名单烧掉。最后，点了把火，把新装修的吃饭的房子烧个干净。

第二天，工作组发现名单不见了，惶惶不安。刘濠说：“这真是家门不幸，无缘无故地起火，估计你们的名单被烧成灰烬了。”刘濠说得越轻松，工作组的人就越恐惧。因为弄丢了名单跟掉脑袋没有区别。刘濠看到这些人很快就要尿裤子了，才说：“这场大火可能是老天的意思，是不是名单里有被冤枉的人，上天来解救他们了？你们别慌，我对江浙特别熟，可以给你们弄个名单过来，但只有二百多人。”

工作组没有办法，拿过名单一看，似乎有一点印象，的确都是江浙人，于是，心惊胆战地回大都复命了。

这个故事没有下文，可能忽必烈看到那份名单后，认为人数太少，不了了之。又可能是，忽必烈连名单都没有看，就下令把名单上的名字从人间抹去。

无论如何，刘濠用几坛子酒和一间破房子，拯救了千人的性命，无可置疑地符合了“仁”的要求。想拯救别人的性命是高情商，拯救了别人的性命是高智商。

刘伯温听完这个动人心魄的故事后很激动。他那些祖宗的光辉形象忽然间高大起来，他挺直了腰板，向祖先暗暗发誓，要做一个光宗耀祖、名声大振的人。

南田山下

站在南田山上向远处望去，刘伯温和父亲刘爚俯瞰到的是南田山连着山外山，云雾缭绕时，好像万山中移出许多衣袂飘飘的神仙映入眼帘。刘爚指着东北方向告诉刘伯温，一直走，一百五十里就到达青田县城。如果沿着山脉，蜿蜒奔驰，就能到达十大洞天之一的青田山。刘爚又伸出一根手指，指着脚下，告诉刘伯温，南田山也不是吃素的，它在七十二福地排行榜上名列第七。

刘伯温就问：“什么是洞天、福地？”

刘爚解释说：“唐末有个叫杜光庭的顶级道士偶得天书，其实是一本仙家地理课本。上面说，天下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这种地方经常出现伟大人物。比如终南山，太上老君未找到天上的工作前就在那里长住过。比如商山，住着四位忘了年纪的老人，称为商山四皓。汉高祖刘邦有段时间想要废掉太子，张良把这四个老头请了出来，刘邦迫于这四位老头的声誉和神奇的力量，吓得脸色发白，发誓说没有废太子这回事。又比如峨眉山，据说山中住了许多不死奇人，如果大运当头碰到他们，就能要得长生不老药。”

刘伯温说：“请问父亲，南田山出过什么伟大人物？”

刘爚抚摸着刘伯温的头，喃喃地说：“快了，快了！”

从刘伯温那双清澈得黑白分明的眼睛看出去，南田山是这样一座山：它在万山深处，忽然拔地而起一座平台，远高出它周边的山。平台之山，高旷绝尘，风景如画，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传说的世外桃源。

刘爚和刘伯温站在南田山的最高峰，武阳村显得渺小而可爱。每家的烟囱同时冒出青烟，每家的灯光同时亮起，又同时熄灭。每家院子里的月光一样多，每家院子里的人也一样的谦虚有礼，打躬作揖都是一个样。

刘伯温突然就问刘爚：“父亲大人，我的爷爷刘庭槐为什么是个传奇人物？”

刘爚正在忘情于风景中，经刘伯温一问，才发现自己遗漏了一个祖宗。搜索枯肠许久，才慢慢地说：“你爷爷是我大元朝的太学上舍。”

刘伯温当然不知道“太学上舍”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就问：“这个‘太学上舍’比起我七世祖的‘行在都巡检使、行在五军制置使、殿前都指挥使、太尉、检校少傅、检校太保’，哪个更厉害？”

刘爚激动起来：“当然是你七世祖的那些头衔厉害啊。你爷爷这个太学上舍是一个不经考试就可以做官的头衔，相当于保送生。这是北宋年间王安石创立的三舍法，所谓三舍法，就是把当时国立大学的学生分为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外舍的学生不必参加乡试，直接省试，内舍的直接参加皇帝主持的会试，而上舍的学生，什么试都不用参加，直接当官。”

刘伯温疑惑起来，问：“那为何我爷爷没有做官？”

刘爚叹息道：“倒霉嘛，大元王朝的皇帝不知道抽什么风，每年只从上舍100人中取两人，僧多粥少，你爷爷运气不佳，于是就跑回来了。而这群蒙古人又不举行科举考试，你爷爷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刘爚说完这段话，突然意识到这种消极观念不能传输给孩子，马上转换话题，问刘伯温：“你知道我为何肯定这南田山中必出伟大人物吗？”

刘伯温说：“因为父亲您能掐会算。”

刘爚摇头：“人有千算不如老天一算，这是天意。”

于是，他给刘伯温讲了道士的故事，又讲了自己挪老爹老娘坟的故事，然后又综合了道家地理课本的故事，最后总结说：“这是天时地利，还有个‘人和’。”

他问刘伯温：“你觉得咱们刘家的祖先如何？”

刘伯温说：“依您的讲解，我觉得很好。”

又问：“你可知你母亲的祖先是谁？”

刘伯温不知。

刘爚说：“此事说来话长。我必须要给你普及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的开头是这样的：唐代宗李豫上任的第一个年头（762年），因安史之乱的缘故，江淮地区的赋税没有机会收取，李豫屁股坐上龙椅后，认为天下已安定——其实天下还没有安定，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引起的安史之乱要到明年才结束——于是急吼吼地追征江淮地区百姓八年的赋税。

如你所知，江淮百姓也没有多少余粮。于是，政府和百姓的关系紧张起来。李豫坐在长安城中，有吃有喝，根本不知道百姓们的难处，所以在得到百姓不合作的消息后，龙颜大怒，命令各地武装追征。

这一武装追征惹恼了一个人，此人就是台州政府外编人员（胥吏）袁晁。袁晁在政府混迹多年，深谙政府搜刮民财的显规则和潜规则。他先是好言劝阻地方长官，安史之乱在北方一爆发，南方的江淮地区就成了中央政府的物资供应基地。表面上，政府这八年来没有收江淮百姓的税，但江淮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这些物资全是政府从江淮百姓手中夺取来的。虽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江淮百姓为了长安城里的那个狗娘养的皇帝，节衣缩食，好多人翘首企盼平定安史之乱后等着封赏，怎么突然又要追征赋税。追征赋税也可以，但先请中央政府把这八年来以抗战名义搜刮去的财物核对一下，多退少补。

地方政府官员也学长安城中的李豫，大脸变色，震怒之下，开除袁晁。袁晁认为这是他自参加工作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他遇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流氓——皇帝和他的政府。大概是出于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他跑到翁山（今浙江舟山岛），在街头宣扬革命思想。很快，一批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正被政府强征赋税的百姓聚拢在他身边。袁晁说：“既然现在的政府给我们带来的全是灾难，那我们就自己建立一个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政府。”

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部队用农具当武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随后，又像暴风一样横扫衢、温、婺、明、越、信、杭、苏、常等江东十州。袁晁的部队在攻城拔寨的过程中发生了令人震骇的裂变，从几千人变成了二十万人。一支二十万的部队在那个时候的唐王朝，已是天文数字，袁晁就凭着这支杂乱无章的军队在台州称帝。他坐在二手龙椅上，说：“这真是众望所归啊！”

袁晁那时意气风发，有一段时间特别想领兵北上，直取长安城。不过有人提醒他，要时刻发现自己的缺点，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我们应该有个判断，一连串的胜利真是靠自己的实力获取的吗？江淮方面的政府军在忙着追征赋税，我们恰好钻了个空子。看看咱们的部队，还有拿着锄头和镰刀上战场的。那玩意只适合在庄稼地里建功立业，到战场上，全是白给。我们真要遇到中央政府军，生死未卜啊。

袁晁对这番话不置可否，但很快，他和他的部队就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皇帝李豫在长安城中听说袁晁革命的消息后，七窍生烟，立即命令在安史之乱中表现极为出色的大将李光弼到江淮战场平叛。

唐王朝的安史之乱催生出了无数战场上的骄子，比如收复长安城和洛阳城的郭子仪、死守睢阳城的张巡、战功卓著的仆固怀恩，还有李光弼。但李光弼绝对是骄子中的骄子，战场上的万王之王。安史叛军每次在战场上听到对手是李光弼时，立即魂不附体。因为李光弼从不按牌理出牌，他擅长破袭战、地道战、麻雀战、伏击战、围困战、闪电战，还有母马战。

关于母马战，因为在后来的战争史上闻所未闻，所以有必要补充如下：史思明曾在黄河南岸安营下寨，防御中央军渡黄河。李光弼当时在黄河以北，和史思明对峙。

李光弼的兵力薄弱，所以不敢进攻，而史思明的任务就是防御，不是进攻。两方人马既然不能在战场上较量，只好互相震慑。就如今天有核武器的国家一样，把核武器拿出来让你浑身战栗，不敢先动手。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最现代化的武器，一匹战马就是一辆坦克，谁的战马彪悍，谁的坦克先进，谁就能让对手冒冷汗。所以，史思明就让士兵每天都带着战马去河边洗澡。安禄山和史思明的战马清一色公马，这些公马都是在北方大草原上生养出来的，和李光弼那些中原的战马站到一起，中原的战马就成了宠物。

李光弼的战士们看到对方那些在河里洗澡的马，又看看身边的宠物马，摇头叹息说这仗没法打。李光弼说：“打不过他的兵器，可以让他的兵器凭空消失嘛。”

众人认为这不现实，李光弼说：“你们把咱们控制区内所有的母马都买来，记住，是刚做了母亲的马。”众人莫名其妙，但上司的命令不敢不听。

一大群母马被驱赶到黄河边，因为刚从孩子身边被带走，母马们呜咽哭泣。正在洗澡的史思明的那群烈马们听到河对面的声音，都望了过来。呜呼，一群家庭风格的青春少妇正在那里释放着美丽的忧伤。烈马们躁动起来，先是原地转了几圈，然后像离弦的箭一样射了出去。李光弼的士兵看到万马奔腾，黄河水被它们掀起巨浪，只一会儿工夫，史思明那些烈马们都成了李光弼这边的上门女婿。

正当史思明绞尽脑汁想他的战马何以背叛自己时，李光弼就用对手的战马向对手发起了进攻。史思明不战而逃。

这就是母马战，惊鸿一瞥，无法复制。

763年春节，李光弼带着他那支久经沙场、在血腥中成长起来的兵团进入江淮。袁晁对李光弼没有耳闻，李光弼的威名在北方，南方人根本就不知道有李光弼这个人。袁晁之前几战积累起的威名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和他军队的作战能力。

他居然主动出击，李光弼等的就是这个，先把大部队摆在正前方迎战，分出两支机动部队埋伏在袁晁撤退的路上。袁晁才打了几分钟，就发现对手的兵团果然不是浪得虚名，马上撤退，结果在半路上，遭到了对手那两支机动部队的伏击，伤亡惨重。这叫伏击战。

袁晁撤进了台州城，挂起免战牌，死也不出战。李光弼把台州城围个水泄不通，派人断绝台州城的水源，用火箭向城里乱射，焚烧对方的粮草。这叫围困战。

袁晁在台州城实在吃不消了，因为粮草将尽，他本来就并不稳固的军心摇摇欲坠。当他正在专心制定突围计划时，有一天晚上，台州城市中心突然出现天坑。巡夜部队好不容易把天坑里冒出来的脑袋用石头砸了回去，又有报告说，世界末日可能到了，因为城里各处都是天坑。袁晁不知道，这就是李光弼擅长的战术之一，叫地道战。

袁晁来不及制定全面的突围计划，草率地把部队分成四部，从四个城门同时突围。临行前，袁晁激励他的士兵：“拿出你们当初一鼓荡平江东十州的气魄来，杀出去，重见天日！”

人在绝境下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袁晁的二十万士兵从四个城门一涌而出，杀声震天。李光弼的围城兵团居然有点吃不消，李光弼下令先撤退，再集中，在找到袁晁那支突围兵团后，放过其他三路，如猫儿捕鼠一样紧紧追击袁晁。

袁晁大怒，下令停止后退，后队变前队，迎战李光弼。李光弼命令全线进攻，袁晁大败，仓皇逃奔。李光弼尾追不舍，袁晁溃退到石垒寨（今浙江省天台县关岭），再也无处可逃，把所有士兵，包括其他三路突围出去又忠心耿耿回来的士兵全部投入战场。李光弼迎战，袁晁又一次大败，困守石垒寨。李光弼故伎重施，把石垒寨围得连只苍蝇都飞不出来。袁晁的部队没有粮食，只好杀战马充饥。战马杀完，袁晁陆续派出小股部队去寻找粮食，但被李光弼守株待兔一一歼灭。袁晁被迫作最后的冲刺，他分兵四队，轮流突击。但李光弼的战线如铜墙铁壁，纹丝不动。袁晁黔驴技穷，孤注一掷，亲自挑选敢死队作最后一次突围。在突围前，袁晁对他那些非敢死队成员说：“如果对方接受投降，你们就投降。我头可断，决不投降。”

他亲自领导的这次突围很快就失败，他本人在准备把刀抹向脖子时，被李光弼的士兵救下。不是真为了救他，而是为了他能活着，到长安领赏。

袁晁后来在长安被处决，他的这次武装反抗被称为“袁晁之乱”。

刘爚讲完了这段历史，长舒一口气，叹息一声说：“官逼民反，是个永恒的真理。”

刘伯温思考了一会儿，突然就问：“这件事和我娘的祖宗有什么关系吗？”

刘爚正色道：“当然有关系。你娘的祖宗富韬当时是四川松州行政长官（松州刺史），就是因为袁晁之乱，他才举家跑到南田山来的。你娘家出的人物和咱们刘家平分秋色。富韬的儿子富处谦在河南做官，被皇室封为鲁国公；富处谦的儿子富令荀封韩国公；富处谦的儿子富言北宋初期在尚书省。特别是富言的儿子富弼，两次拜相。这位富弼老先生可是北宋时代的风光人物。当时辽国和北宋的关系很紧张，都是这位老先生靠外交政策妥善解决的。你的母亲就是富弼老先生七世孙富应高的孙女。”

刘伯温听得很明白，原来南田山这片儿之所以是风水宝地，大概和富氏再次居住，并出了一筐伟大人物有很大的关系。

但刘爚却告诉刘伯温：“天时，你有了，很多神秘兮兮的故事就能证明啊。地利，你也有了，南田山是福地之一，出伟大人物。这里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升起的地方。人和，你也有了，你父亲我和你母亲都是高智商家族出来的，你得了我们的真传，不必担忧头脑不够用。但天时地利人和，只是外部条件。外部条件即使再优越，倘若你自己不努力，终将无法成事。我跟你说的祖宗那些震耳欲聋的业绩，可能有点夸大，但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希望给你信心，要你知道自己不同凡响。所以，我现在要求你，必须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好好学习，充实自己的头脑，将来为祖国贡献你力量的同时，也就为家族增光添色了。”

但刘伯温说：“老爹啊，听你的意思，为家族争光必要为祖国贡献力量，倘若不做官，如何贡献力量？可是咱们汉人生活在蒙人的统治下，连科举考试都没有，叫我如何去做官，我这命可有点苦。”

刘爚正色道：“胡说，上有天下有地，中有圣明天子，你怎么可以叫苦。你等着吧，科举考试是大势所趋，总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父子二人对话完毕，夕阳已西下，但在刘伯温心中，却有一轮灼热的太阳在地平线后面喷薄欲出。

天上的刘氏家族成员的眼睛都聚焦在刘伯温身上，因为沉默孤独了百年的刘家，太需要世上出现一个风光八面的刘家人了。刘伯温是他们的希望，也是历史的希望。

第二章 少年奇才，23岁进士及第

蒿草计

或许，刘伯温终生不忘的一件事是，他父亲每天都会沐浴着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用深沉的语言启迪着他脑海中最愚昧的角落。在他和父亲中间的桌子上，摆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神秘图谱和《周易》上变幻莫测的卦象，小刘伯温被这些东西深深吸引，无法自拔。

从小刘伯温母亲富女士的眼中看出去，刘伯温是个安静而孤单的人，他那反常的沉默寡言和突然之间提出的刁钻问题，让富女士难以理解，当然就难以招架。所以富女士在把儒家经典粗略地传授给刘伯温后，就主动辞去了他启蒙老师的职务。

从武阳村的许多小朋友眼中看出去，刘伯温是个不合群的人，每当他们玩得疯狂时，刘伯温就会悄无声息地离开他们，远眺沉思。小朋友们在背后评价说，刘伯温是个怪胎。

但刘爚却认为，小刘伯温的沉默寡言恰好证明了一点：一个聪明人如果没有可说的话时，嘴巴应该是闭着的。这也正符合孔夫子的教导：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从道教的角度说，很多人所以愚笨，就是因为废话太多，精气神都从嘴里跑掉了，所以不能积聚智慧。

从刘爚的眼中看出去，小刘伯温有着惊人的智慧，因为他能一目十行而过目不忘。他的卜筮课、风水课、星相课、灵棋课、谶纬课都能满分，不过，这是刘爚的评分。刘爚本人也知道自己在象术上的造诣并不深，但一个小孩子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领悟到他需要花费几年才领悟到的玄机密码，这足以担得起“聪明绝顶”四个字了。用刘爚的话说，如果大言不惭一点地说，基儿的智慧已超越了人类的极限，比得道的道士走得更远。

当然，说一个人有智慧，不是看他有多么强悍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而是要看他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刘伯温十岁那年，一个机会闯到他面前，让他有机会展现了他的能力，确凿无疑地证实了他那不凡的智慧，并不是老爹吹嘘出来的。

这个机会是这样来的：1320年，元王朝最高领导人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去世。就在国丧期间，青田县有人办婚事。这简直是向枪口上撞，依法律规定，国丧三个月内，国家任何人、任何地方不得有娱乐活动。就是在大街上行走，也不能有笑脸。穿衣戴帽一定要注意，不能五颜六色，每个人必须素装。酒糟鼻子在国丧期间不敢上街，因为鼻子是红色的，一旦被捉住，不好解释。青田县县长闻听有人敲锣打鼓、穿红戴绿地举行婚礼，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众所周知，在他的管辖区内出这样的事，一旦被上级知道，那是要掉脑袋的。这位“炮仗”县长马上带着几名士兵冲进人家的婚礼现场，把男的杀掉，再把女的打晕，又抢跑了新娘。

让青田县县长意想不到的是，新娘家在当地和黑社会有很深交情，不然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新娘的老爹得知女儿被抢了后，气冲斗牛，散尽家财，召集黑社会朋友们，带着棍棒冲击县政府。由于武器落后，冲击未遂。他们临时改了主意，抢了县城武装部，有了现代化武器后，他们又掉头来攻击县政府。但县政府已经集合了军队，这些人见不是对手，一溜烟跑上青田山，当了逆匪。当然，这是元政府的说法。史学家的说法就是：南方汉人的起义。

其实，南方汉人的起义和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相始终。仅在忽必烈统治蒙古的鼎盛时代，南方就有二百余起汉人起义。忽必烈之后的元朝二任帝孛儿只斤·铁穆耳（元成宗）和三任帝孛儿只斤·海山（元武宗）时代，江南地区的汉人起义数量虽有减少，但不绝如缕。四任帝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是个好人，也是个好皇帝，可他在位的第五年，也就是刘伯温六岁时，江西赣州出其不意地爆发了高质量的蔡五九起义，蔡阁下不仅攻陷了州政府，而且还一路北上，想要直捣黄龙攻陷大都。蔡五九虽然很快被残酷镇压，但那次造反的影响力却让高层不寒而栗。刘伯温七岁时，广西瑶人又起义。八岁时，江西五个州同时爆发了汉人的大规模起义。

对于江南地区的汉人造反，元王朝的皇帝们已习以为常，提不起激动的兴趣来。如果有一段时间，元王朝方面听不到江南有人造反，皇帝们会大吃一惊，认为不可理喻。

但皇帝眼中的芝麻小事在地方政府长官那里就成了世界末日的大事。青田县县长动用县城的军队多次到青田山中剿匪，要么无功而返，要么被对方打得丢盔卸甲。

这是因为土匪们的据点易守难攻，而青田县剿匪部队的战斗力又马马虎虎，所以这事一时之间很难解决。青田县县长乞灵于人民的智慧，派出许多胥吏到各地打探奇士异人。有一个胥吏恰好认识刘爚，于是就找上门来了。

那天中午，太阳高照。刘爚和刘伯温正在吃饭，刘爚背对着院子，突然用筷子的手就悬在空中，神秘地说：“有人来了。”刘伯温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位正走进院子东张西望的胥吏。

胥吏把整个事件说了一遍。刘爚说：“这简单，等我吃完饭。”

胥吏几乎要哭出来，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土匪们多活一日，他和他的上司就多一分危险。

刘爚看到胥吏忧心忡忡，就放下筷子，思考起来。太阳落山，月亮升起，胥吏疲倦得直伸懒腰，刘爚也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看了看胥吏，说：“这些土匪着实可恨，国丧期间居然违反法令，罪大也。”

胥吏赶紧挺直腰板，凭在衙门里多年的工作经验，他认定，有能力的人在说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都要有个帽子，这在文章上称为“龙头”，“龙头”之后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猪肚”。

但可惜，刘爚只有“龙头”，至于“猪肚”，他踢给了刘伯温：“你有什么办法，说出来。”

胥吏的态度从恭敬转为惊讶，又转为愤怒，因为他认为刘爚在耍他。一个十岁的孩子如何能解决几百号土匪？胥吏正要作出点官家的姿态来，刘伯温却问了起来。

下面就是二人的问答。

刘伯温：“土匪们不下山？”

胥吏：“未曾发现。”

刘：“你们不想伤亡太大？”

吏：“谁想死啊。”

刘：“你们可有弓箭手？”

吏：“谁不会射箭啊。”

刘：“三个月内剿灭他们，可行？”

吏：“这么久啊。”

刘：“就这么久。”

吏思考许久：“可以，说你的办法。”

刘：“你可认识蒿草籽？”

吏：“我早些年也是山里的娃，如何不认得。”

刘：“收集蒿草籽，去掉箭头，把蒿草籽拴箭头上，射向土匪窝附近，越多越好。”

胥吏看向刘爚，刘爚说：“你既不想有伤亡，又想解决这件事，就去办。”

青田县县长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按刘伯温的方法，射出去无数没有箭头的箭。但为了保险，他把刘爚请到县政府，软禁。如果三个月后，刘伯温拿不出消灭土匪的计策，刘爚就是通匪。

三个月后，土匪窝据守的山上，枯黄的蒿草映入眼帘，每个角落，哪怕岩石的缝隙都被蒿草占领。刘伯温说：“可以了。向那里放箭，放箭之前，在箭上抹上松油，点燃。”

蒿草火箭一相逢，漫山遍野成了火焰山，土匪们被浓烟呛得跑出老窝，全体投降。

刘伯温因此而一夜成名，但很快就销声匿迹。因为县长大人认为这种小儿科的主意，他自己也能想得出来，只是没有去想而已。所以功劳簿上只有他的名字，没有刘伯温。

但历史不会因为他的篡改而忘记刘伯温，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刘伯温有这样一个蒿草计，却不知道那位青田县县长的名字。

先来后到的等级制

此事过后，小刘伯温和父亲刘爚有一段谈话，内容就是针对那股土匪的。小刘伯温说：“这些人违反国家法律，实在是罪有应得。”刘爚大吃一惊，提醒刘伯温：“那些人虽然是土匪，但却和我们同族同种。青田县县长虽然代表政府，但却是异族，你应该有个华夷观念。”

小刘伯温也是大吃一惊，他无法想通，老爹会把一个土匪事件上升成民族问题。

刘爚说：“你还不懂蒙古人开国以来的历史，所以不明白这里的玄机，我现在就给你普及下历史，我要让你记住，蒙古人对咱们中国人都做了些什么！”

实际上，刘爚所讲的元王朝，和真实的元王朝略有出入。这是因为刘爚自以为是南宋遗民的后代，赌徒失败后都不承认失败，所以对赢家咒骂。而后来的泥腿子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自然要对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加以丑化，以此来彰显他驱逐蒙元那盖世的武功。

所以，刘爚意气用事下所讲的元王朝的种种，我们必须要以客观的历史事实加以甄别和佐证。

刘爚说：“鞑子（汉族人对蒙古人的蔑称）是宇宙中最贪得无厌的巨兽，听到哪里有国家，就奔哪里去。孔夫子说，挑起战争的目的是要吊民伐罪，否则战争就是不仁义的妄动。可这群骑马骑成罗圈腿的家伙没有任何高尚的情操，打仗的目的就是想烧杀奸淫掳掠，他们只是想把恐怖传到全世界。孟夫子说了，只要有仁义就成了，要那么大地盘做什么。我听说，鞑子在中国之外还有四个分部。鞑子人口少，只好派亲戚去管理，亲戚之间离得远了，感情生疏。这可真是妻离子散，人丁凋零啊！”

严肃的历史佐证如下：

蒙古大汗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于1206年统一蒙古高原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开疆拓土的宏大事业中去。蒙古当时只有100万人口，除去妇女、老人和小孩，能作战的士兵只有20万。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就凭这20万人，用他们那可怕的军事才能西征北讨，到1279年灭掉南宋帝国扩张正式完成后，他们缔造了一个东临太平洋、北抵北冰洋、西达黑海沿岸、南到南海版图达3500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帝国。提醒一点：地球陆地面积是15000万平方公里。

在这片连阳光都不能完全覆盖的庞大领土上，蒙古帝国自动自发地分成一个庞然大物的帝国（元帝国）和四个巨兽般的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

中国人身处其间的正是元帝国，它是由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孛儿只斤·忽必烈于1271年在大都成立的。八年后，忽必烈灭掉南宋，元帝国的版图正式确立：北到今天的蒙古共和国、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总面积约1200万平方公里。

元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蒙古帝国的大汗，也是中国的皇帝。

刘爚接着说：“鞑子们灭掉我们伟大的祖国南宋后，在全国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四等人制。他们把全中国人分为四等，分别是：鞑子、色目人、汉人、南人。‘南人’就是我们南宋遗民。臭不要脸的鞑子凭什么把我们列为最低一等？我们哪里都比他们强。我们用火药制造了突火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轻火器。我们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纸币（交子）。我们有先进的罗盘，还有精巧的瓷器。我们还有世界上最有思想的程朱理学。鞑子们有什么？几匹破马。色目人又有什么？可能连马都没有。最可气的是汉人，被女真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做了一百多年的奴隶，结果倒骑到我们头上来啦！我真是气死了。这是赤裸裸的民族歧视！”

严肃的历史佐证如下：

忽必烈说，我们蒙古人是天之骄子，凌驾所有生物之上。所以，我们必须是第一等人。于是，蒙古人就成了第一等人。而“色目人”其实是“各色名目”的人，也就是当年和蒙古人一起打天下的其他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兄弟。第三等“汉人”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汉族人，而是从前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和汉化的女真、契丹等族人，同时也包括云南、四川的汉族人。“南人”，就是刘爚口中的南宋遗民和遗民的子孙们，也就是江南的汉族人。

刘爚说得没错，南宋什么都有。但蒙古人划分等级的标准不是什么程朱理学和一碰就碎的瓷器，当然也不是火器——蒙古人也有火器，比南宋的强多了，当年一炮就把南宋的襄阳城轰沦陷了——而是老百姓口中的“先来后到”和逻辑学家口中的“因为所以”。

蒙古人与生俱来就和他们的大汗冲锋陷阵，他们自己就是主人，当然要坐第一把交椅。这就如阔佬请客，主人肯定要坐在上首；在蒙古人统一蒙古高原和第一次西征的过程中，有些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兄弟（色目人）慧眼识珠，主动跑来和蒙古人混。他们是蒙古人最亲密的战友，自然就要坐第二张椅子；紧接着，蒙古人灭金，金人统治下的汉族人和汉化的女真、契丹等族也跑来，坐了第三把椅子，这就是“汉人”；蒙古人灭金后，还未来得及下马休息，又和南宋打上了。

关于蒙古和南宋开战的事，需要补充一点：

1211年，成吉思汗对金国全面开战，1215年，成吉思汗攻陷金国中都（今北京），金国龟缩到开封。但成吉思汗没有对金穷追猛打，而是在1218年转身西征，于1225年灭掉了中亚强国花剌子模。1227年，成吉思汗西征回国，稍作休息后又灭掉了使当年北宋筋疲力尽的西夏王国。也正是在本年，成吉思汗病逝。临死前他对继任者说：“金国的重兵都驻防潼关（今陕西潼关），一边是河，一边是山，强攻会付出大量伤亡。有个笨蛋可以帮我们，那就是多年来被金国骑在头上拉屎的南宋。你们可以和南宋结盟，借他们的路，从金国南方重镇邓州（今河南邓州）楔入，直趋开封，他们驻守在潼关的主力肯定回援，你们只需要围城打援，金国瞬间可下。”

1231年，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派使者到南宋谈判借道，可这位使者霉运当头，走到沔州（今陕西略阳）时，被南宋爱国将领张宣处决。窝阔台大发雷霆，道也不借了，命令蒙古兵团强取。远征军司令拖雷在南宋的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轻易地撕开了一个口子顺利进入南宋，托雷兵团在南宋境内如入无人之境，如暴风扫落叶般荡平了南宋数十州，然后又顺利地离开南宋境，进入金国境内，猛攻邓州，邓州顽强死守。拖雷就绕过邓州，直奔开封。潼关守军果然回救开封，就在半路上，他们钻进了已经等待多时的窝阔台兵团的口袋里，金国的主力在蒙古骑兵的冲杀下，全军覆没。

1233年春天，蒙古人攻陷开封。金国最后一位皇帝完颜守绪跑到蔡州（今河南汝南），窝阔台和南宋签订军事同盟，蒙古帝国要求南宋供应蒙古军队粮草，并且出兵，双方共同攻陷蔡州，事成之后，两国以淮河为界。1234年，宋蒙联军对蔡州发动全面进攻，蔡州城外发出天塌地裂般的巨声，蔡州城内哭声一片，完颜守绪见自己的世界末日已到，就没有劳烦宋蒙联军，自焚而死。不可一世了一个多世纪的金国灰飞烟灭。

蒙古人正在专心致志地打扫战场，南宋突然集结二十万大军向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里的蒙古人发动攻击。注意，这三处都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按宋蒙当初的约定，淮河以北的地方都是蒙古人的，跟你南宋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这是赤裸裸的叛盟和侵略。

进展非常顺利，1234年阴历八月，南宋军队光复三京，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方面还未来得及摆庆功宴，蒙古人已发动反攻，南宋二十万军队几乎同时在三京崩溃，溃退到淮河南岸后，足足损失了一半士兵。

南宋这次突然叛盟激怒了蒙古人，而它那不堪一击的战力又勾引了蒙古人向它发出灭亡通知书。从1235年开始，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兵团沿着南宋边境持续不断地发动攻击，让南宋吃不香睡不着。

1253年，蒙古帝国剑走偏锋，绕过南宋，深入万山丛中的云南地区，灭掉大理王国，随后又使安南王国臣服。1258年，蒙古帝国分三路进攻南宋。1259年，其中一路的忽必烈强渡长江，抵达鄂州（今湖北武汉）城下，百道攻城，鄂州城马上就要陷落，突然合州战场传来大汗蒙哥去世的消息。忽必烈大吃一惊的嘴还未来得及合上，又传来消息说，他的兄弟阿里不哥正在蒙古本部举行大汗上任典礼。

忽必烈认为自己比阿里不哥更有资本担任大汗，于是放掉鄂州，调转马头回蒙古帝国本部和兄弟“相煎”去了。经过四年血流成河的内战，1264年，忽必烈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1269年，忽必烈对南宋全面宣战，1274年，蒙古远征军司令伯颜攻陷鄂州，顺长江东下，陷安庆，在芜湖江面击溃了南宋军队最后一道防线。现在，蒙古军队可以大摇大摆地去南宋行在临安了。南宋急忙求和，伯颜按忽必烈的指示同意了。忽必烈的本意没打算灭南宋，而是希望南宋和安南一样，做元帝国的卫星国。

但是，南宋自己送死。伯颜派去临安的谈判使者在半路上突然被一名南宋爱国将领处决，伯颜听到这个消息，气得马上变成了一个炮仗。南宋中央政府慌忙派人去向伯颜赔罪，并且发誓要严惩凶手，伯颜压制自己不要爆炸，第二次派出使者。想不到南宋的爱国人士太多了，第二个使者走到平江（今江苏苏州）时，又被杀掉。

伯颜气得哇哇怪叫，命令军队进攻临安，在强大的蒙古兵团面前，柔弱的临安没有别的出路，只能陷落。南宋中央高层对伯颜的暴怒很不理解，认为伯颜没有诚意，如果真有诚意，死掉两个使者，还可以再派嘛。

他们不明白的是，是他们亲手制造了伯颜这个炮仗，你制了个炮仗，还点了两把火，却不想让它爆，这对炮仗太不公平了。

1279年，南宋软弱无力的流亡政府在崖山被蒙古兵团彻底摧毁，南宋正式灭亡。

从1234年宋蒙交火到1279年南宋流亡政府灭亡，蒙古灭南宋用了35年。有人看到这个数字会大呼小叫：啊呀，南宋真是厉害，居然抵抗了蒙古人35年。但不要意淫，蒙古灭南宋真正用的时间其实只有12年不到。

1234年蒙古帝国对南宋宣战后，就去西征了。直到1259年，蒙古帝国才掉头回来对付南宋帝国。但也是在这一年，大汗蒙哥去世，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打内战，直到1269年，忽必烈才想起南宋，于是用了10年时间（1269—1279年）灭掉南宋。

当然，对于一年甚至是几个月就能灭掉一个国家的蒙古帝国而言，灭南宋的确是个苦差事。大概正是因为很辛苦，所以南宋遗民们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四个等级中最后一等。

可你仔细看看这个等级名单就会发现，蒙古人是按照“先来后到”的标准排列的。这就能够说明为什么大理王国的云南和四川的遗民为什么列在第三等。因为他们比南宋遗民先来的。

用逻辑学的角度来叙述，因为你最后到，所以就要受惩罚。正如你赴宴，最后一个到，不但不能坐高一点的位置，还要罚酒三杯。

中国老百姓有句俏皮话：凡事要赶早，否则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大概就是南宋遗民们为什么排在最后一等的注解。

蒙古人对南人都做了什么

刘爚说：“鞑子们把我们南人看成是赋税的源泉，好像我们除了缴纳赋税外就没有别的用处了。他们还用法律条文规定：杀一个‘南人’只需要赔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而杀一个色目人要罚相当数目的黄金；杀一个鞑子则要偿命。这用意很明显，我们只是一头驴。鞑子们还禁止我们打猎，我们身处江南多山之地，打猎是个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不是断了我们的财路吗？还规定我们禁止学习拳击武术，众所周知，我们中国的武术只是花样表演，锻炼身体的一种手段而已，根本没有实战能力，禁这个干什么！更要命的是，禁止我们夜间走路，如果有个急事，必须等天亮。

“当然，这些还不算什么。最让我们痛心疾首的是，小鞑子们在我们南方基层像个大爷，吃的穿的用的，都必须由我们来承担。而且谁家娶新娘，新娘的第一次必须要送给小鞑子。程朱理学教导我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个黄花闺女还未正式进门，就已经失了节，宇宙中只有畜生才有这样的行为。倒霉的是，偏偏让我们碰上了。”

关于刘爚说的这些，我们必须要作一下背景补充和校正。

刘爚说的那些没错，元帝国灭掉南宋后，对“南人”的确极不待见，对他们严加限制，就差限制大小便了。但我们不能断章取义，认为元王朝故意找“南人”的茬，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老百姓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事出必有因，元帝国对南人的苛刻实际上是被南人的激烈行为触怒的。

前面我们谈到过，忽必烈灭南宋初期，江南就有二百多起汉人武装和元帝国对抗。不过，一定要注意，即使是从极度偏袒汉人的角度来看，每次武装反抗也不是起义，绝大多数都是野心家们的皇帝梦。

1276年，南宋行在临安陷落，南宋其实已经灭亡。虽然有一点死灰跑到福州建立流亡政府，但死灰不可能复燃，即令复燃，火光也不能持久。元帝国的军队开始摘取胜利果实，其实，征服者的果实都是建立在被征服者的痛苦之上的。于是，烧杀抢劫奸淫在整个南中国如火如荼地蔓延开了。江南百姓奋起抵抗，各地的豪强大族变卖财产，召集青壮年，打出了“扶宋灭元、驱逐鞑虏”的口号。穷苦百姓们自动自发，有能力的人能召集几万人，没有能力的只能聚拢几百人，甚至几十人。他们占据险山恶水之地和元军开展游击战。不管是哪路货色，他们在反抗元帝国的军队之前，先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其实这很容易理解，一无所有的人造反，第一个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他们的战斗力远不如对手的正规军，要抢劫粮食，只能拿软柿子捏，不抢劫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还能抢谁。

当他们有了一定实力后，马上就建立草台班子政府，封官拜爵，如果你能穿越到那个年代，到江南各地走上一走，就会发现，到处都有一群人在讨论称帝称王的事。这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他们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过过皇帝的瘾，至于驱逐鞑虏只是附带目标。只要有发家致富的可能，他们可以跟民族的敌人蒙古人握手言和。

有两个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江南人的反抗内涵。

1278年，建宁（今福建建瓯）人黄华称帝，元政府招降他，黄华带着他的草台班子就跑去了。但很快他发现，元政府对他的待遇还不如他单干的待遇，于是又造反，最后被元军追得走投无路，自焚。

1288年，循州路（治所在今广东龙川县西南）钟明亮聚集十万人造反，声势逼人。元政府招降他，钟明亮同意，但提出的要求是，要他担任循州州长。但忽必烈拒绝这个条件，要他到大都面圣。钟明亮认为这是请君入瓮，杀了元政府的谈判使节，二度造反。元政府军积极进剿，同时招降，钟明亮不能支撑，二度投降。但仍然是那个条件，要做循州州长，忽必烈拒绝，他第三次造反。但事不过三，元政府剿匪部队再也没有对其招降过，钟明亮最后失败，本人也不知所踪。

忽必烈在遥远的大都看到江南地区的反抗记录，发现南中国的人真不好治。他先是使用怀柔政策，三番五次下令，驻守江南的军队不许再制造敌人，要军民一家。但美好的命令正如一朵鲜花，到美人手里，会被当成头饰插在头上，而到了毛驴手中，就会被当成解饿的食物。元政府在江南的驻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无法控制自己，于是，江南地区的造反记录与日俱增。

忽必烈发怒了，于是，就出台了那些恶意摧残南人尊严的法律条文。

刘爚提到的小鞑子在江南各地基层（乡、村）当大爷的事，其实是保甲制。保甲制是这样的：每二十家编为一“甲”，政府派遣一人管理这二十家，这个人称为“甲主”。“甲主”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取走，女子和财产，当然也不在话下。

但刘爚说这些甲主都是鞑子就是大错特错了。蒙古人口太少，江南的乡村多如驴毛，虽然经过蒙古人的屠杀，但仍有南人1184万户也就是60万甲。这就需要60万蒙古人来江南乡村当甲主，难道忽必烈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本事，一下子变出这么多人？

实际上，甲主都是色目人。俗话说，奴使奴，使死奴。色目人是蒙古人的奴隶，他有机会管理他的奴隶南人，其残暴可想而知。

至于刘爚说的新娘第一次要和甲主睡觉，也就是历史上烟雾迷蒙的蒙古人的初夜权问题。这无需辩驳，因为甲主根本就不是蒙古人。即使是蒙古人，也是不可能的事。还是前面的分析，蒙古人口太少，如果真有初夜权，他们要去行使这一权力，非得累吐血不可。

当然，这不是说蒙古人一本正经，像个绅士，实际上，他们南讨西征的过程中，没少挥洒他们的精子。但那是战争，战争中无数丧心病狂的行为，又岂止是蒙古军队的专利？

元朝江南地区的造反像慢性肠炎一样连绵不绝，归根结底，是互动的结果。江南人有钱，忽必烈当然明白，所以大肆搜刮，他第一次征日本时的所有军事物资就都出自江南。而江南人激烈的反抗又成为元政府统治者对他们实行高压的动因。

刘爚对小刘伯温说：“鞑子们对我们南人就没干过什么好事，所以，和他们的政府对着干，没有什么错。”

小刘伯温当时不懂这段历史，刘爚的讲解又有断章取义和意气用事之处，所以小刘伯温总感觉哪里不对。如果蒙古人对江南真有骇人听闻的压榨，并持续不断而无孔不入，那么，为什么他现在还能衣食无忧，武阳村所有人都快乐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这个问题，是他暂时找不到答案的，只有他走出武阳村，面对更宽广的世界时，才能找到答案。

当初，埃及人说大地是圆的，希腊人马上怒目：“没脑子的木乃伊，大地是平的！”

现在我们知道，埃及人是对的，希腊人是错的。但你不能说希腊人蠢，因为埃及人住在平原，远远看去，地平线有个弧形，所以他们说大地是圆的。而希腊人住在多山之地，眼睛看不出太远，如果不是在平面上，高山怎么能安稳？

我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就会有什么样的眼界，所以，很多有知识的人都说，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走出去，到括城

1324年，刘伯温14岁，正是刚进入青春期的年纪，他变得更沉默寡言。在这时，人们已清楚地看到，刘伯温有一双高傲的琥珀色双目，这双眼睛配上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使人对他的印象并不好。有人对刘爚说：“你这孩子是不是在山村里憋的？怕是要憋出病来吧。”

刘爚认为这种担心并不多余，人的思考无限，如果受到有限的生活环境的压抑，会使人的性格更加孤僻，把持不住，就会成为变态。

终于有一天，刘爚说：“我带你走出去，到括城读书去！”

括城（今浙江丽水）是处州路的行政中心，原名栝城，因为当地多栝树，所以叫栝城。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改名为括城。栝树就是金钱松，这种树的树叶看上去毛茸茸很可爱很柔软，但摸上去，就是植物版刺猬，所以最好多看少摸。大概取名“金钱”松，寓意就在此：不是自己的金钱，看看可以，少去碰。

刘爚说要带刘伯温去括城读书，其实是去市重点中学括城府学读书。但这种地方，可不是谁想来就来的。有机会来这里的都是整个处州读书最好的学生，他们需要在处州进行的考试中排名前三十名内。刘爚那天和刘伯温说，要带他去处州读书，其实是刘伯温已经被处州府学录取了。我们要声明这一点，一来证明刘伯温的确把书读得特别好；二来，刘爚可不是信口开河的人。

刘伯温到府学读书后，除了学习《春秋》和程朱理学外，还对诸子百家、天文、兵法等类型的书爱不释手。其实他在武阳村时就涉猎过这些，现在，只是在老师的讲解下，重新温习而已。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北宋初期宰相赵普说，老子我半部《论语》治天下。这都说明古人在读书方式上特别重视精读，一本书不厌其烦地读，读上一百遍，其义就自见。

刘伯温的《春秋》课老师后来回忆说，这孩子聪明得一塌糊涂，你只需给他读一遍，他就能倒背如流。你还未说完全部的解释，他就已经知道了全部的解释。这种人在西方称为先知，在中国，称为神童。在中国的道教门徒口中，就是未卜先知。

《春秋》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史，但不全，全部内容是从前722年开始到前481年就结束了。但鲁国历史却是从公元前1042年到公元前256年，所以北宋宰相王安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就是陈旧、残缺，没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

《春秋》本来就是粗线条——只有目录，没有内容。经孔子编辑后，看着像历史文献，其实成了惩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课本。但里面却没有直接告诉你哪些是恶的，哪些是善的，而是把“褒贬”藏在文字里。这种遮遮掩掩、指桑骂槐、声东击西的文字游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春秋笔法”。

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笔法”的使人震骇之处：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这是《春秋》第三个目录也是第三个内容，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对这个标题只能干瞪眼。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就知道这几个字说的是，春秋初期的强国郑国第三任国君姬寤生（郑庄公）在鄢城（今河南鄢陵）干掉老弟姬段的故事。

这个有些复杂的故事到了《春秋》里只变成了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但据孔子的忠实信徒说，这六个字就是春秋笔法的凌厉展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对里面的“褒贬”一目了然。

下面就是受过春秋笔法训练的人的解释：

“郑伯”是对国君的称呼，不说姬寤生或是郑老大，这是怪罪姬寤生没有尽到一个做哥哥的责任。老弟要什么，郑老大就给什么，这就是放纵溺爱，不是个好哥哥，所以只称他为国君。“克”指的是战胜敌人，说明郑老大的放纵溺爱根本就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诈术，他从始至终都把弟弟当成敌人，必杀之而后快。

郑伯克段于鄢，就是说，郑庄公用狡狯的诈术干掉了亲弟弟这个敌人。虽然姬段造反是不对的，但姬寤生不怀歹毒的心，之前就好好教育弟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所以，罪责全在姬寤生身上。这个标题是想告诉我们，那些动机不纯的人，就是消灭了敌人，也没有功劳，大家应该强烈谴责这种内心奸诈、外表忠厚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春秋笔法暗藏玄机，不经专家讲解，谁都无法弄懂，而且讲解起来极为生涩，很多人都不喜欢学。但刘伯温却是个例外，他学起来津津有味，还能独立发挥。

不过，中国古代的老师不喜欢刘伯温这样太过伶俐的学生，刘伯温的老师每当看到他把学习当成娱乐时，就一脸严肃地说：“老祖宗教导我们，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是苦差事，必须要头悬梁锥刺股，就是你聪明，不需要如此，也要装出痛苦的模样来。唯有真苦尽才能真甘来。你把学习当成是乐子，这是态度不严肃，恐怕不能被老祖宗所喜欢。”

这种论调让刘伯温大吃一惊，他对老师说：“我就是喜欢读书，连老黄历我都喜欢读。如果让我装作读书很苦的样子，那就是虚伪。这不是我能做到的。”

老师气得鼻子直冒火，但对刘伯温超级强大的记忆力却不得不心悦诚服。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基本功就是死记硬背，谁的基本功扎实，谁就能脱颖而出。令人遗憾的是，记忆力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刘伯温的记忆力就是与生俱来的。西方哲学界的大佬罗素说，人理应平等。但这不可能，至少从记忆力上而言，就绝不可能平等。

刘伯温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和博览群书的能动力，还有灵光经常闪烁的领悟力，在括城府学中声名鹊起。他的老师悻悻地对刘爚说：“你这孩子成精了，府学里没有人可以教他，还是到外面请个高级教师吧。”

刘爚认为老师说得很对，但高级教师到哪里找，这是个问题。刘伯温的老师说：“这算什么问题，号称理学大师的郑元善啊！”

刘爚愣了，因为他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与理学邂逅

刘爚不知道理学大师郑元善，情有可原。很多人对“郑元善”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但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大家肯定会叫起来。这个名字叫施耐庵，他的老师就是郑元善。

郑元善，字复初，大家都叫他复初郑先生。后人称他为元朝的顶级理学大师。刘伯温在括城读书时，郑大师恰好也在括城，担任州长名誉秘书（处州录事）。由于这是份闲差，所以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到教诲一些有志于理学的人上了。

刘爚那天来找复初郑先生时，郑先生正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闭目沉思天理人心。刘爚对郑先生说：“咱俩曾同行过，我当年在遂昌做过教师。”

复初郑先生抬眼看了看刘爚，嘴角一扬，说：“你有何事，不妨直讲。”

刘爚眼观鼻，鼻观心，心观郑大师，认定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高人。因为高人才有这般傲气。刘爚就言简意赅地把儿子刘伯温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说了一遍，最后注解道：“这孩子太聪明了，他的老师已没有能力教诲他。”

郑大师鼻孔朝天：“不是我摆架子，我是不教小孩子的。”这句话的“春秋”说法是小孩子不配要他教，其实把架子摆得很大。

刘爚哪里能被架子赶走，开始死缠烂打，非要让郑复初见一下刘伯温，只见一面。

眼看就要吃晚饭了，郑大师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但他又不能留刘爚吃饭，因为他薪水很低。肚子让他妥协了，他说：“那就见见。”

刘爚满眼都是笑意，喊了一声：“基儿！”

只见刘伯温从门外慢慢地走了进来，紧闭着嘴，骨子里散发着寡欢的泡沫。

刘伯温的相貌平凡无奇，但是那种孤独落寞的神情颇使人动容。郑复初也是阅人无数的人，一见到刘伯温那独特的气质，不由得心动了一下。

他把刘伯温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像是在鉴赏一件刚出土的古董。最后，他认定这货不错，但还是要深入一下，于是问：“听你老爹说，你七行俱下，过目不忘？”

刘伯温鞠躬回答：“是。”

郑复初“呦”了一声，这小子还不谦虚，正合我性格：“都读过什么书啊？”

“很多。”刘伯温又鞠了一躬回答。

郑复初又问：“读过《周易》吧？”

刘伯温点头：“七岁就读过。”

“天地氤氲，下一句是什么？”

“万物化醇。”

“天地玄黄呢？”

“宇宙洪荒。”

“什么是宇，什么又是宙？”

“天地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

据《刘伯温年谱》说，郑复初听完刘伯温的正确回答后，就从椅子上弹起来，兴奋地对刘爚说：“你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阅读量和记忆力，前途不可限量。我收下这个学生了！”

其实这是扯淡。两人的问答条目都是《周易》上的内容，《周易》是儒家五经之一，属于学生们的必读课本。在当时，一个14岁的学生如果不能把《周易》从头到脚背诵下来，那他就是个蠢货。

郑复初之所以收下刘伯温，可能和刘伯温的另类气质有关，在刘伯温忧郁而孤傲的神情中，郑复初大概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郑复初是元王朝恢复科举制后的第一批汉族人里的进士，正如刘爚说的那样，科举制必将卷土重来，元帝国在1315年正式恢复科举制，并且就在那年进行了第一次考试。据说，郑复初考试时就很不满意，因为汉人和南人的考试内容比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要多，而且难。汉人和南人的考题如果是高考题，那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题就是成人教育题。

在等成绩时，郑复初又是一肚子火，因为成绩单迟迟不下来，有官方小道消息说，成绩单所以迟迟不公布，是因为教育部的人正在发愁。按当时的规定，两榜，即汉人、南人一榜，蒙古人、色目人一榜，人数必须相同，但蒙人和色目人的成绩一塌糊涂，及格人数可怜兮兮的只有二十出头，所以，他们不知该怎么办。最后决定，照顾蒙古人和色目人，把原来准备招收的一百多人改为只招二十多人。也就是说，有很多汉人和南人都及格了，可因为要照顾蒙古人和色目人，必须要让他们不及格。

郑复初正要发雷霆之怒，大榜下来了，里面居然有他。他就忘了自己要发怒的事，转而写诗一百首颂扬元帝国的伟大。

兴奋劲儿还没过去，郑复初又听说了可靠的消息：中进士的汉人和南人即使是尧舜附体、杨二郎转世，也只能担任地方政府的二把手。

郑复初当时已没有了发火的动力，于是就被分配到一个偏远地区做州长的秘书。州长是蒙古人，瞧不起汉人，总找郑复初的茬，郑复初心想，如果再这样下去，非死在这里不可。于是辞职，跑到括城来，申请了份闲职。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下科举制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中央政府选拔官员的一个主要渠道。科举制诞生于中国隋王朝，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但最受考生青睐的是进士科，因为这一科虽然很难考，但一旦考上，前途就一片光明。科举制经过不断完善，到明清时，分为三个必备步骤，第一步是乡试，即考生在户籍所在地的省城进行的考试；第二步是会试，即乡试录取者到京城参加的由教育部主持的考试；第三步是殿试，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面试，按照从优到劣排名，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中取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其他人分列二三甲中。

不同朝代，科举考试内容也不同，唐代重诗词歌赋，宋代重填空和时政论文，虽然大体内容不出儒家经典，但没有哪个政府强行规定必须要用儒家的哪些课本。可元王朝恢复科举制后，考试科目竟然强行规定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参考书则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我们注意，有人咒骂明清两代的科举制把朱熹当成宝贝，实际上，是元王朝先把朱熹当成了宝贝。

朱熹是理学宗师，中国思想史中最有分量的理学在他手中定型，元政府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考生的唯一参考书，只能说明一点，理学在元代毫不保留地四射光芒了。

从这一点而言，郑复初能考中进士，就说明他对理学研究极深，不然他也不可能考上。刘伯温来向郑大师学习，主要还是学习理学。

理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大致了解一下：理学就是道学，在北宋的程颐手中吐蕊。当然，它也不是程颐的闭门造车，其实理学就是孔孟儒学的再发挥。理学家认为，宇宙中有一种无善无恶无所不能的“理”，他们称为“天理”。而人人都有欲望，这就是人欲，天理人欲不两立。必须要刻苦修炼去除人欲，回归天理，成为圣人。修炼的渠道就是儒家所标榜的道德，忠、孝、仁、义，每一个指标都要合格。想要每个指标都合格，必须要极端严肃地进行修炼，通过探索外面的万事万物，达到认识天理的境界。在探索万事万物时，必须要有恭敬的心态、一本正经的外貌。不能追赶跑跳蹦，不能大声喧哗，更不能嬉皮。不能心有邪念，每天要三省甚至是九省吾身，好的心思要保持，坏的就赶紧去掉。

看上去，如果真的这样尽心尽力，那么，理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就很容易实现。但遗憾的是，中国理学家那么多，做到这四项要求的一个都没有。

其实问题就出在理学家这里。大多数理学家只做两件事说一句话，两件事是：一、制作道德守则的脚本；二、让别人去演。一句话是：必须要是道德完人（修身），才能去建立事功（治国平天下）。

——注意理学家说的修身，不仅仅是思想道德，还有外表。北宋伟大人物王安石不修边幅，程颐就鄙视王安石：你连修身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变法。

一个人具备无懈可击的完美道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人生在世，肉体之身，为了生存，难免做几件有悖道德的事。王安石就对理学家们提出的种种高调的道德标准提出过讥讽，说他们那些道德要求是壁上行，根本无法实现。孔子就曾说过，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但理学家却说，一点小德都不能出入。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许多道德要求都是出口货，都是让别人来演的，自己只是个编剧或者是导演。

我们要了解一种学说，只需要看创建它的人就可以。程颐和他哥哥程颢曾去做客，主人用妓女招呼他们。程颐从始至终都正襟危坐，像块大理石。而他哥哥程颢却左搂右抱，卿卿我我。

程颐很不高兴，回家后，气咻咻地训老哥：“你这种行为真给读书人丢人！”

程颢打了个哈欠说：“我刚才是座中有妓女，心中也有妓女。现在，我离开了座，座中无妓女，我心中也没有了。你恰好相反，虽然你没有看妓女，但心中却有，只是假装正经，不敢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现在心中还有妓女。不然，你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我干什么？”

程颐瞠目结舌，赶紧跑回房间反省，结果发现他老哥说得真对。

程颐后来感叹说：“我们的道德要求定得太高啦，不符合人性。”可感叹完，他又给别人提要求去了，因为这些太高的道德要求，是他写给别人的脚本，又不需要他来演。

不过，郑复初不是纯粹的理学家，或者说，他对理学家在道德上的高标准并不那么在意。他最在意的是理学家的思想。

自他和刘伯温成为师徒后，他把理学思想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刘伯温，刘伯温就在他这里沐浴着理学思想的光芒。

于是，突然有一天，郑大师叫来刘爚说：“据说你祖上有人解救过千百号人，我以前对‘天道无常，常与善人’的说法颇有怀疑。现在我看刘基，发现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你把你儿子领走吧，将来他必是人上之人，光大你家门庭。”

刘爚大吃一惊，认为给郑复初的学费太少。但郑大师急忙摇头说：“理学宗旨，我已教给他。圣人说，想要弄懂天理人心，别人的传授只是启蒙，还要靠自己。你儿子悟性很好，必能悟道。带他走吧。我没有可教他的了。”

刘爚这才转惊为喜，领走了刘伯温。就在他准备观赏刘伯温悟理学之道时，刘伯温真的就悟了道，但不是理学之道，而是道家之道。

天书传奇

多年以后，刘伯温被后人尊奉为未卜先知的大仙和呼风唤雨的魔法师，所以有这些头衔，和他与道教、道家思想的亲密接触有很大关系。

刘伯温在老家时就读过《道德经》，对里面的辩证法极有心得。他说，爱臭美的女人招来好色之徒，喜欢炫富的人招来强盗，卖弄才华的人招来嫉妒。刘伯温也读过《庄子》，他后来撰写的著作《郁离子》中那些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的源泉就是庄子。他当然也读过许多道家典籍，对道家的诸多法术有疑有信。他的老家南田山是第六福地，他的老爹靠卜算帮助老乡寻找走失的羊和小狗。这一切，都注定了他和道教必有因缘。而因缘正如荷花一样在括城露出尖尖角。

扮演“尖尖角”角色的是紫虚观道士吴梅涧。

紫虚观在括城东南十里的好溪畔少微山上，好溪是一条大河，两岸连云，高崖壁立，原名恶溪，水中常有怪物出没。唐宣宗李忱时，当地州长段成式以善政治民而感动了水怪，使水怪离开了恶溪，人们遂改其名为好溪。

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紫虚观的吴梅涧道士被幻化成一个诡异人物。有人经常看见吴道士在太阳初升时，恭敬地举着一个擦拭得发亮的罐子，罐口对准太阳，收集光芒。还有人看见，漆黑的夜里，吴道士在坟场用一个形似骷髅的东西捕捉鬼火。更有人发现，吴道士的房间无论白天黑夜，都光亮得可怕。而民间坚信少微山那些绚丽的风景，是吴道士对其用了某种奇异的法术。

刘伯温早就听说过少微山的风景，于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去游览，陪伴他们的吴道士对少微山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曾指着好溪畔一块巨石说：“这是当年段成式捉了水怪曝晒之处，如果你收敛精神去嗅，还能闻到水怪的恶臭。”刘伯温当即断定，吴道士有导游的潜质。而且又断定，吴道士还是个乐天派，从来没有人见过吴道士眉头紧锁，这或许是道教对人类情感的一大贡献，道士们永远都是乐观的。佛教说，今生受苦，来生享福。儒教说，站直了，坐稳了，给我学圣人！而道教则说，你想长生吗？我这里有仙丹，不需要你做任何跟自己过不去的事，你准备好炉子和钱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炉子和钱，那你可以养生啊，我这里有养生不可不知的各种细节，按照细节去做，就能长生。你想要好多的钱？可以，我这里有点金术。你想要美女，也可以，做个忠厚老实的人，老天就给你送来美女。我这里有案例啊，没听过七仙女下凡的故事吗？

吴梅涧说：“一切难事、苦事、痛事，其实都是你心里的事。让你的心不动，这些事就不起波澜，如果有了这些事，那就是庸人自扰。”

或许正是吴梅涧的乐观态度，让郁郁寡欢的刘伯温见到了阳光，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刘伯温问他收集阳光和鬼火的事，吴道士放声大笑，指着炼丹炉说：“一切物体都是有生命的，关键是如何唤醒它。春天万物复苏时，你坐在窗前清除内心的闲思杂虑，就能听到花蕾绽放的声音；夏天烈日炎炎，你坐在花丛中静思冥想，就能听到太阳流汗的声音；秋天万木凋落，你坐在树下，就能听到树叶离开树枝的叹息声；冬天万籁俱寂，但你坐在水边，就能听到水睡觉后的平稳呼吸。”

刘伯温大吃一惊，因为吴道士的回答并不是他所问的。但吴道士接着说：“太阳初升时，只要你能静下心来，就能收集到它的生命。星光璀璨时，只要你能静下心来，就能收集到死人的灵魂。”

刘伯温只好问：“那么如何静下心来，什么都不想呢？”

吴道士说：“死人才什么都不想。你是活生生的，如何不想？但你不要有闲思杂虑，坐在何处，何处就是宇宙的中心，你坐在宇宙的中心，向四面八方飞驰，一切都是黑暗不可知的，一切都无法到得尽头，你就让你的思路那样飞驰，不要停下来。当你能坚持半个时辰后，你会发现，你能和天地万物对话。”

刘伯温对这不可知的一切如此好奇，以至于想跟随吴道士修炼，但突然得了一场病，此事就泡汤了。吴道士也对他说：“你的根脚不在道观，而在天下。能知天下，天下就是道观，何必拘泥！”刘伯温深为吴道士这种玄乎的论调所折服，所以就在心中存了道家的种子，有一天，它必将发芽，连他本人都无法阻挡。

1327年，17岁的刘伯温在括城府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家乡武阳村。如你所知，在大城市待过的人，回到弹丸之地的家乡后，总是待不住。

刘伯温喜静不喜动，但这也无法让他恢复对家乡的喜爱。当他听说郑复初和地方官重新修葺了石门书院后，卷起铺盖，就跑去石门书院了。

石门书院位于青田县西七十里的石门山麓的石门洞中，始建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宝三年（744年），开始时是国立图书馆，后来，这地方离官员办公地点太远，官场肥佬们不爱动弹，逐渐地就成了私人讲学的场所。北宋时期，石门书院已经变成私立大学，很多饱读诗书却不能做官的知识分子都免费到这里传播知识和思想。但由于改朝换代的关系，很快就荒废，南宋时，朱熹在此地做官，想要重新焕发它的光彩，无奈政府不支持，所以就彻底废弃了。1294年，元王朝的当地地方官王侯重修，石门书院才算还魂。郑复初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重新装修后，又鼓励政府招聘老师，为前来的有为青年们讲学。

刘伯温正是听说了这件事，所以一路小跑地来了。不过从刘伯温到书院的表现来看，他来石门书院，只是受了道教人杰地灵观念的影响。他喜欢的不是石门书院，而是石门书院附近的景色。

石门书院建在道教十大洞天中排名第十的石门洞附近。既然能跻身十大洞天，石门洞当然有非凡之处——两壁双峰对峙，如同一扇大门。四周山崖环绕，如同城郭，再向里就是大洞。洞北殿阁峥嵘，青松郁郁。洞的东南有数十丈高的瀑布，如果起风，你能看到瀑布随风飘散，煞是好看。李白有句诗特意赞叹这道瀑布：“喷壁洒素雪，空蒙生昼夜”。石门洞中清净幽深，和地下室一样冬暖夏凉。

圣人说，听别人讲的知识远不如自己悟出的知识更自得于心。许多伟大人物不是喜欢自学，而是因为他们明白一个求知的基本道理：别人讲的知识再好，那也是别人的。如果和你的心不相符，你听了有什么用？如果和你的心相符，可那是别人的，不是你的。所以，想要有独立思想，锻造独立意志，必须要有自学的勇气和能力。只有通过自己的感悟得来的知识和思想，才是你自己的知识和思想。

刘伯温从小就喜欢自学，并善于自学。这就可以使我们明白，为什么郑复初只教了他一年，就撒手不管了。因为刘伯温从他那里得到理学的主旨后，就开始了自由发挥，自由发挥后的心得就如铜墙铁壁，外来的知识无论如何都闯不进来了。

在石门书院，刘伯温采用的也是自学方式，他的爱好像洪水一样泛滥，在正统的理学外，一些被当时知识分子视为奇技淫巧、百无一用的宇宙学（阴阳），数学（八卦），化学（道家的炼丹），物理学（墨子的小孔成像、沈括对石油的认知），地质学（朱熹对化石的认知）以及日常生活学也在其列，他后来著作的《多能鄙事》就是这些学说的践履。在石门书院这段日子，他还迷上了军事学。

刘伯温看了很多市面上流行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历代兵制》，等等。

既然是自学，就无所谓课堂一说。刘伯温常常逃课，跑到石门洞崖壁的一个洞里去读书。没有人知道刘伯温是如何发现那个洞的，洞口只能容一人通过，深数十丈，高不见顶。传说中，那个洞是一只老白猿的房产，所以又叫白猿洞。

洞中原本黑暗潮湿，但当刘伯温进去时，地面的潮湿向四面慢慢褪去，但仍然没有光明，只有瀑布反射进来的彩虹微弱的光。这难不倒刘伯温，他早就从吴梅涧那里学会了捕捉阳光。传说他把那些阳光装在一个不透明的罐子里，一遇黑暗，罐子就发出和阳光一样的光芒。

刘伯温在别人的房子里读书，又不出租金，这让人为他捏了把汗。刘伯温大概也知道私闯他人的房子很危险，所以在身边准备了棍棒，以防房子的主人突然出现咬他。但白猿一直没有出现过，大概是又找到了新的房子。

就在别人的房子里，传奇的一幕发生了。这就是刘伯温人生中的“偶获天书”事件。

但很多宿命论专家认为，“偶获”这个词是虚无，应该说，刘伯温命中注定要获得天书，因为他是伟大人物，伟大人物注定了要有传奇的经历，而传奇的经历在他未生时就已经注定了。

也就是说，刘伯温获天书这件事只是再重复了一遍老天的意思，其实它在命运中早已演绎过了。

这个传奇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天，刘伯温正在山洞里冥思苦想“以少胜多”的战争奥秘，但百思不得其解。那段时期，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军事上。可能和他一直把白猿当成敌人有关，希望能在白猿突然出现时，用军事手段对付它。

就在他绞尽脑汁思索时，突然，罐子失去了光芒，瀑布折射出的彩虹照到刘伯温对面的石壁上。正当他在纳闷时，石壁像两扇门一样缓缓打开了。刘伯温只惊骇了一会儿，就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探头向里看。但里面漆黑一片，他什么都看不见。不过却能听到铁绞索的声音，那声音很忧伤，仿佛是一个大猴子的哭泣。

刘伯温慢慢地退回来，抄起经常放在石桌边的木棒，重新回到石壁前，探头探脑了一阵，铁绞索忧郁的叹息声不见了。他四周看了看，发现石壁上的植物正在慢慢地生长，发出欢快的嬉闹声。这新生给了他力量，他把长袍脱下，正要义无反顾地钻进时，突然一个声音传来：“别进，里面毒气深沉，小心有去无还。”

——据某些灵异专家解释，这个人声就是洞中那个白猿所发出。

但刘伯温既然已经脱了长袍，就说明他下定了决心，什么狠话都吓不倒他。他为了给自己鼓气，一个跟头就翻了进去。整个身子一落地，他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空中飘浮着萤火虫一样的生物，把整个洞映照得通透明亮。

这片天地是如此之新，似乎从来没有人类的足迹到达过。可刘伯温很快就感到了恐怖，似乎有人忽近忽远地窃窃私语，又能听到他耳边有人在平和地呼吸。他看见了鬼魂样的云彩，闻到了只有死尸上才能绽放的花的香气。他拼命地摇晃着脑袋，想把这如梦如幻的一切抛掉。他抡起了棒子，碰碎了鬼魂的脑壳，扫荡了死尸之花的香气，洞中恢复了异样的宁静，刘伯温感觉自己身处太空中，无依无靠，无牵无挂，骨子里起了泡沫，飘飘欲仙起来。

在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刘伯温才强行回到现实世界，他看到那种如萤火虫般的生物纷纷扑向一面墙壁，映照出了“此石为刘基所开”几个大字，如你所知，这是身份验证密码。元朝时，中国人口太少，“刘基”这种文绉绉的名字重名的机会微乎其微，刘伯温认定这就是自己，于是，双手向墙壁上一推，墙壁应手破裂，一只古董级别的石匣就在墙壁后面闪现。刘伯温捧起石匣，没有见到使用说明书，所以就用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摔到地上。石匣遇地，嘭地弹开，里面掉出四卷32开的小书。

刘伯温这时才想起那个提醒他里面有毒气的话，这种感觉一上来，他的头开始发晕，于是，收起书来，毫不留恋，转身出了洞。

到洞外后，刘伯温看书名，发现是关于兵法的。但打开书，里面的文字是汉字，印刷精美，可就是看不明白。这种事只能说明两点：一、书是盗版的，全是错别字和病句；二、天老爷给人恩惠，向来是给两块面包和一块生鸡腿，你想要吃汉堡，必须要自己动手。

刘伯温拿着读不懂的书，等于拿了柄斩妖除魔的宝剑却拔不出来，那和烧火棍没有任何区别。于是，他四处游玩，寻找可以看懂这本书的人。某日，他在深山老林里遇到一位道士。道士很老，把自己藏在道袍里，他的道袍很奇怪，像是基督教教士的袍子。刘伯温看不到他的脸，甚至感觉斗篷里根本就没有一颗脑袋。当时，这个斗篷正在读一本无字书。刘伯温知道这是位神人，就赶紧拿出书来请教。老道士把书拿来，只一翻，就问：“你是想让我写个推荐序？”刘伯温说：“我是看不懂啊，想请教您。”老道士只拿出一本，撕出几页，说：“你拿回去，背诵，如果能背得一字不漏，再来找我。”背诵是刘伯温的特长，说：“光阴似箭啊，我一来一回，浪费时间，况且，您这样的人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下次来，您不知道去哪里了。我就在这里背吧。”说完，口中念念有词，囫囵吞枣，然后合上，如水银泻地般背诵了出来。

老道士叹息，说：“天才！”于是，就给刘伯温解释书中理论，七天后，刘伯温凭借此书成了优秀的战略军事家。

关于刘伯温石洞得天书，还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刘伯温根本就没有在石洞里得过什么天书，但确实遇到了那个老道士。老道士其实也不是道士，而是个天文术数大师，名叫邓祥甫。

邓祥甫未留下多少事迹。我们只是知道，此人开始精研理学，后来稍有小成，又钻研占卜术，大有所成，于是四处找徒弟。刘伯温在石门书院读书时，邓祥甫曾到石门书院寻找天才，偶然和刘伯温见面，并稍作交谈后，就大惊道：“你是个天才。我曾和很多人谈论过王佐之学，但那些人都是糨糊脑袋，你却一点就通。”

于是，他把一本秘书送给了刘伯温，这本书就是《灵棋经》。灵棋是十二枚用檀香木所造的圆形棋子。正面有字，背面无字。十二颗棋子，分成三种各四颗，分别写着“上”“中”“下”。占卜的时候，将十二个棋子抛出，以正面朝上的棋子为卦象进行占卜，背面朝上的棋子则忽略不算。

灵棋占法的步骤是：首先在一个桌台上摆满鲜果酒肉，向天神祭拜行礼。天神要拜全，不能拜了玉帝忘了王母，拜了天尊忘了佛祖。比如四孟四仲四启，天元地母，日月星宿，阴间明堂，各种神祇哪怕小小土地公都是要祭拜的。拜完神以后，再去洗个澡，从浴室里出来要换身干净整洁的衣服。手要再用洗手液清洗一次，最后身上还要喷些香水。只有这样之后，才能坐在蒲席上打开棋匣，口中念着咒语把棋子抛出来。秦末时期的张良，就是靠这本书帮助刘邦得了天下。

刘伯温得到洞中奇书或者是《灵棋经》后，废寝忘食，甚至忘了在课堂上应该干什么，所以总是愣神，他的老师每次看到他在课堂上愣神时，就会盯他一会儿，猛地咆哮起来：“科举，你不想科举了吗！”

大都进士

刘伯温当然想科举，他专门写了本科举模拟习题集《春秋明经》，当然这也是刘伯温前期的政治思想。在这本习题集中，刘伯温指出，新儒家开山老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完全正确的，老天爷会根据君主做好事或坏事选择把祥和或灾难降临到人间。刘伯温还说，如果有人认为天人感应是扯淡，那他就别读《春秋》。这是刘伯温多年来受理学的熏陶而得到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

实际上，刘伯温寒窗乐读十几载，你不让他去科举，对他实在不公平。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就是千辛万苦制造出来的东西，却不让它去实践。所以当他老师咆哮时，他瞪着暗淡无光的眼睛回答：“我当然想啊，但我现在眼睛不太好。”

刘伯温自从看了白猿洞中的天书后，就得了眼疾。临床症状是：视物忽而模糊，忽而清晰，忽而又看到幻象。

所以当老师认为刘伯温在愣神时，有时候他是真的在愣神，但有时候却是因为眼疾发作，他无法看清，正在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据说有一天，他坐在白猿洞中，视线忽然清晰起来，连洞壁上正在睡觉的一只蚊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忽然就模糊了，影影绰绰地看到有个人从石壁上走下来，这人尖嘴猴腮，下巴长而翘。那人看着刘伯温，向他缓缓地招手，说：“来啊，来啊。”如果这个场景是一幅静止的画，那名字就叫《厉鬼洞中噬人图》。

刘伯温惶恐地要逃出洞去，那人却若有所思，突然说：“时辰未到，你等几年再来吧。”如果你见过未经艺术加工的朱元璋画像，你顿时会恍然大悟，原来那个从壁上下来的人，正是朱元璋。

这个厉鬼很快就从刘伯温的印象中消失了，因为那段时间，他经常会看到各种超自然现象。正当他困扰得死去活来时，突然有一天，他的眼睛恢复正常了。而离科考的时间，也迫在眉睫。所以，他必须要尽快上路，去江浙行省治所杭州参加乡试。

刘伯温离开浙江青田时是1332年，已22岁。他进入杭州时，回首望去，二十几年的光阴如巨浪一样扑面而来。刘伯温从巨浪的镜子中看到自己在蹒跚学步，又看到自己在听老爹讲那失传多年的家族传奇，还看到自己在白猿洞中废寝忘食地读书。这一切过去后，他看到一个弱不禁风的人站在他面前，一脸孤独忧郁的神情，紧闭着双唇，这就是22岁的他。这个时候，刘伯温才发现自己长大了，离孔子说的“三十而立”近在咫尺。

孔子这老头对人这种动物看得特别透彻，所以提出“三十而立”，不是说三十岁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而是说三十岁时才能在心中确立百折不回的志向。这一志向将指导一个人去实现他人生最完美的价值。人在三十岁之前，热度十足，什么都想做，但往往一事无成。孔子看出来了，可好多人还是没有明白，三十岁之前总在瞎折腾，其实也就是没有确定人生的终极志向。

如果你现在在路上拦住刘伯温，问他，你这一生最大的志向是什么？他会抓耳挠腮许久，然后想出许多个志向。当然，迫在眼前的是能中乡试。然后是会试，做官，娶妻生子，写几本专著，如果休闲时间很多，就仔细琢磨一下象术。

这些志向里，就没有帮助朱元璋建立新的更黑暗的明王朝。

人类有种令宇宙生物作呕的怪现象，一旦有人成为万众瞩目的伟大人物，那所有人就会断定这个伟大人物从小就树立了伟大志向。

很多人都把平民出身的刘邦、朱元璋当成励志人物，说他们从小就立下了建立新王朝的志向。但历史事实是，刘邦四十多岁了还在老家做流氓，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对刘伯温说，当初只想打家劫舍，谁想竟然弄假成真。英雄人物曹操晚年时说，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志向，不过是时势推演，把我推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别指望从我身上学到什么，我的成功你们无法复制。

所以说，志向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三十岁前可立可不立。当然，更不能听孔子的，三十岁时立了志向就冥顽不改，这都不是对待自己人生的态度。人生在世，变数太大，如孤舟行进在惊涛骇浪中，随时转舵才是聪明的生存方式。也没有人会一上船，就说，我要永远直行。这不是神仙就是白痴。

刘伯温22岁那年到杭州参加乡试，脑海里一直思考将来的志向问题，乡试成绩公布，他榜上有名后，他认为自己的志向更坚定了：去京城考取进士，做官，光宗耀祖。

23岁那年，怀抱着这一伟大志向，他踏上了北上大都的路。

大都，突厥语是汗八里，蒙古大汗居住的地方。据那个人品可疑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描述说，大都之城，商贾百物云集，世界莫能与之比也。

——所以说这人人品可疑，是因为有人通过大量证据证明，这小子当年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他那本《马可·波罗游记》的体裁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

刘伯温那时当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所以当他跟着南方的运输船从积水潭进入大都后，对大都的繁华盖世顿时产生了深刻印象。

从神仙的立场来看，中国民间最崇拜的神不是玉皇大帝，也不是佛祖，更不是关羽，而是哪吒。玉皇大帝、佛祖、关羽在民间的所有塑像加起来都不及哪吒一个人，因为哪吒的塑像有一个城那么大，这个城就是大都，神仙们称它为哪吒城。

如果有幸俯瞰大都，就会发现它是一个东西短、南北长的矩形。共设城门十一座。南面三门：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东面三门：崇仁门、齐化门、光熙门；西面三门：义门、平则门、肃清门；北面二门：健德门和安贞门。

也就是说，仅从城门而言，大都南北是不对称的。设计者刘秉忠从佛经里对哪吒的描述中得到了灵感，哪吒有三头六臂，而且脚底下还有两个风火轮。所以，南面三门就是哪吒的“三头”；东面三门和西面三门是哪吒的“六臂”；而北面两门则是哪吒踏着“风火轮”的双足。刘秉忠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想告诉世人和老天，以神通广大的哪吒形象建立起来的都城，岂止是固若金汤，简直能呼风唤雨。

所以，谁也别打大元王朝的主意，小心哪吒脚踩风火轮，用三头六臂的神功干掉你。

如果刘伯温当时可以驾云升到高空，俯瞰大都，他看到的可能就不是一个哪吒，而是看到大都这个大盒子里有五十个小盒子，这就是大都的五十坊，每个坊都有一个小坊门。但仔细看去，那些小盒子都是虚线构成，根本没有坊墙，坊门只是一个标志。每天早上鸡叫三遍，小盒子的坊门就会打开：有人推着四方的小车进去，那是收集大粪的；有人从坊门出来，那是出门摆摊的；还有人左右望了望，发现没人看到他，就从盒子的虚线走了出去。这些人可能有急事，所以不走坊门。

不过，刘伯温看不到这些，因为他不能驾云。所以当他从北城的积水潭进入大都时，看到的是下面这些繁华盖世的场景：

积水潭北岸是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斜街，斜街左右有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还有妓院、酒馆，人声鼎沸，门口人来人往。再向北走到今天的鼓楼大街，就看到全城乃至全中国最大的“穷汉市”，这里站着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等着工作。他们挥汗如雨，如果要是一起咳嗽，大都如同来了一场3级地震。

这就是北城区，一路走下来，刘伯温的耳膜都被蚂蚁样的人群吵破了。所以，他赶紧左转，进入西城区。刘伯温的耳边渐渐清静下来，正庆幸时，突然听到羊、马、驴、骆驼、牛的叫声，震天动地。刘伯温大吃一惊，以为来到了动物园，仔细一看，发现他眼前就是一座牲畜场，牛羊成群，骆驼也成群，这就是牲口买卖专区。

刘伯温对牲口没有什么好印象，赶紧左转，进入南城区。南城区稍好一点，这里是蒸饼区、交通工具区、水果区和菜市场。逛完南城区后，刘伯温就向北，再向东，进入东城区。这是他的终点。东城区是各个机关和贵族们的居住区，商业区里做买卖的穿戴也不同于其他区，一个卖水果的穿戴和贵族一样。再向里面走，就是皇城。刘伯温不能再走了，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他必须要在考生们所居住的客栈停下来，专心复习功课，准备一个月后的会试。

在准备考试期间，刘伯温并没有死啃书本，临阵磨枪的事只有未经准备的人才做。刘伯温早就准备好了，所以他把时间用在了闲逛上。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大都城里的书店。

如你所知，元王朝不重视读书人，所以连带着就不重视书店。有的书店旁边就是妓院，有的书店就在牲口市旁边，看书的时候能听到淫声浪语和驴叫。书店的老板们当然想把书店放到最好的地方，可政府提前就给你规定好了，你不能违反规定。

书店老板大都是读书人，这里就有假正经的，特意去妓院附近找地方，表面上他是在卖书，其实他是在一饱耳福。

刘伯温有一次逛一家妓院旁边的书店，老板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因为耳朵里塞着棉花球，正在那里专心地看书。刘伯温挑来挑去，就挑到了一本他没有看过的书。这是一本讲述周易八卦的书，刘伯温欢喜异常，站在那里翻看，就再也放不下。

书店老板很生气，因为他这是书店，不是图书馆。所以就走过来在刘伯温面前夸张地晃荡，试图让刘伯温意识到看书是要给钱的。想不到刘伯温很快就放下书，要走出来。书店老板急忙拦住他说：“你如果真心想要，我给你打折。”

刘伯温很不好意思地说：“不必，它已在我脑中。”

书店老板把耳朵里棉花球揪出来，问：“你说什么？”

刘伯温就又说了一遍。

如果不是对面妓院里传出来的歌声，刘伯温肯定能听到老板的冷笑，但他不想证明什么，转身准备走他的路。书店老板再次拦住他，拿起那本书，翻到一页，说：“我考你，你真能记住了，我这本书免费赠送，如果你回答不上来，你就把书买走。”

刘伯温把他手中的书拿过来，翻到第一页，让老板看着，滔滔不绝地背诵起来。才到第三页，刘伯温发现老板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他制止了刘伯温的背诵，惨叫一声：“啊呀，天才啊。”

刘伯温淡淡地一笑，说：“其实我这是笨方法，理解它最好的办法是画出八卦图。”书店老板也不知抽什么风，关起门来，跑到后院空地上开始画八卦图。先在脚底下画了个小八卦，然后围着小八卦又画大八卦，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一会儿工夫，院子空地上就被画满了。现在，一张蜘蛛网展现在他面前，他就像个蜘蛛精，待在中间地带，等着食物上门。

但他仍然没有解出那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书，只是按刘伯温告诉他的，画八卦图。

人和人之间的领悟力，差异之大，刘伯温和大都城里妓院旁边的书店老板就是明证。

那位书店老板后来只要一有空闲，就在院子里画八卦。他的邻居发现他走火入魔了，就向官府举报他，说他参加了邪教。结果，书店老板被捉了起来。当然，这件事正史没有记载。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一直提倡向那些聪明人学习，其实这不对。因为很多人没有聪明人的伶俐劲儿，所以学起来会走火入魔，甚至会被人认定是非正常人。

当书店老板正在绞尽脑汁地画他的八卦图时，刘伯温正在会试的考场上，专心致志地考试。他轻松地答卷，轻松地交卷，轻松地等待成绩。不久后，成绩下来了：大榜排名第二十六名，汉人、南人榜上第二十名。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蒙古人和色目人那一榜二十六名之前的只有六名。现在，刘伯温这次公务员考试的两篇大作还保存在《诚意伯文集》中。

其中有一篇文章叫《龙虎台赋并序》，其中有这样的文字：“龙虎台去京师相远百里，在居庸关之南，右接太行之东，地势高平如台，背山而面水……”

其实这是读书人打手势的信口开河，刘伯温根本就没有去过龙虎台，正如北宋时期那位悲观主义者范仲淹根本没有去过岳阳楼，但却能写出《岳阳楼记》一样。他摇头晃脑地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悲观主义，幸好，他只是那么一说，显示自己多么伟大而已，否则，他身处的北宋时期危机四伏，他早就应该去死了。

龙虎台位于今天北京昌平区昌平县南口乡，又名审虎台。据说唐朝宰相狄仁杰曾在这里做官，有一天，一位老妇女控诉有只老虎吃了她唯一的儿子，那只老虎应该对她日后的生活负责。狄仁杰就派人到山里把老虎捉来，判老虎以后当那位老妇女的儿子，这只老虎表示不会上诉，服从判决。从此后，老虎每天都会给老妇女叼来各种野味，而且还会驼着老妇女到街上买油盐酱醋。

狄仁杰审那只老虎的法庭就在龙虎台，所以就称为审虎台。

刘伯温在《龙虎台赋并序》中发自肺腑地说，我真是碰上了好时候，遇到的当今皇帝是绝无仅有的圣人（慨愚生之多幸，际希世之圣明），所以，我如果真的能考中，必然为皇上和祖国效尽浑身力气，百死不悔。

这句话其实又是读书人的信口开河，刘伯温不可能不知道，元王朝行进到1333年的时候，已是病入膏肓。

不必说王朝境内的若干盗贼，那都是家常便饭。仅在宫廷内，流血冲突就连绵不绝。自元朝开山鼻祖忽必烈死后（1294年）到元顺帝即位（1333年）三十余年间，皇帝如同走马灯，大家都拿着斧头和砍刀或者是暗箭你来我往，你追我赶。刘伯温十三岁那年（1323年），监察部高级官员（御史大夫）铁失居然拎着弯刀冲进元王朝第五任帝孛儿只斤·硕德八剌（元英宗）的卧室，把这位倒霉的皇帝砍成肉段。即位的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泰定帝）是个慈悲皇帝，认为天下的出家人都应该受到在西天的待遇，所以用纳税人的钱给出家人购买房产（佛寺），又给他们发着高薪，福利优厚。出家人忘记了佛祖的教诲，因为有人家帝王罩着，所以无恶不作。幸好，泰定帝在五年后死掉，一批野心家就拥立元王朝第三任帝孛儿只斤·海山（元武宗）的儿子孛儿只斤·图帖睦尔为帝，是为元文宗。而泰定帝的太子孛儿只斤·阿速吉八（天顺帝）在一批野心家的拥护下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即位。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资格做皇帝，但谁都不能说服谁，于是开打。这场内战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双方死伤惨重，虽然最后元文宗险胜，可带血的刀剑还未归鞘，又爆发了其他王爷对皇位的觊觎。孛儿只斤·和世一马当先，夺取了元文宗的地位，是为元明宗。但很快，元文宗反击，干掉了元明宗，成功复位。元文宗死后，年仅七岁的儿子孛儿只斤·懿璘质班即位，是为元宁宗，大权掌握在他老娘手中。元宁宗在位才53天，突然一命呜呼，元明宗的长子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逆袭即位，是为元惠宗，即后来的元顺帝。元王朝皇族之间的斗争总算波澜不起了。

这一年正是刘伯温在京城会试的那一年，他在试卷上说当今皇帝是圣人，肯定是心口不一。但他一定是希望元王朝越来越好，而不是希望越来越坏。遗憾的是，元顺帝辜负了天下人和刘伯温的期望。元顺帝是一个少年时代非常苦命的皇帝。他是长子，但母亲迈来迪是回民，元朝民族歧视严重，因此他的地位很低。等他长到七岁，母亲迈来迪死了，他失去了依靠。九岁时，父亲元明宗被毒杀，父亲的敌人元文宗回归后，当然不会放过小元顺帝，就把他流放到了高丽的平壤。一年后，又移居静江（今广西桂林）。后来回到京师，又经过一番周折，才当了皇帝。

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血液传到忽必烈后，就不再遗传优点，而全是缺点，元顺帝则是标杆。元顺帝喜欢出家人比喜欢政治的兴趣更强烈，再加上当时的宰相伯颜是个权力迷，他效仿秦朝的赵高对秦二世的计策，对元顺帝说：“天下事那么多，都应该给宰相管理，这样才能成功。如果您做领导的每件事都来问问，肯定要背负骂名。况且，做领导的，就该有能力扮神秘，这样才能让底下的人不知道您想什么，小人想要谄媚您，找不到突破口，朝政就清明了。”元顺帝和当年的秦二世一样，居然就相信了，所以很少上班，每天都龟缩在家里跟妙龄女郎、出家人玩乐。于是，内部的混乱逐渐演变成无政府状态。

当然，这是宫廷里面的事，刘伯温和当时许多有志于为国家效力的知识分子们不太清楚，也不想清楚。

比如，那位元朝国学大师揭傒斯就一门心思地在为国家争取人才。他对刘伯温是相当器重。“揭傒斯”这姓和名都很怪，但他是如假包换的汉人，他还有个名字叫曼硕。他年轻时在南方就颇受当地政府官员的重视，后来到大都，由于把文章和诗词写得绚丽多彩，元朝喜欢读书的皇帝们都喜欢他，并且在他高级官职之外特意安排他当皇室成员的老师，同时他也是这次公务员考试的主考官。

揭傒斯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元朝总理（丞相）脱脱曾问他，这个时代治理国家应该先把切入点放在哪儿，揭傒斯回答了两个字：“人才。”他在主修辽、宋、金三朝的历史时，脱脱又跑来问他修史该以什么为根据，揭傒斯面无表情地说的还是那个中心：“用人为本。”跟刘伯温几次相谈后，揭傒斯就放出预言：刘伯温这小子就是唐朝的魏徵啊，但要比魏徵强出百倍，将来必是国家的栋梁。

不过，揭傒斯不无忧虑地说：“刘伯温这人看上去很孤傲，言语极少，正是这样的人，才会严苛，对自己对别人都持一种评价标准，将来在仕途上肯定要吃亏。”

道家说，最完美的人应该像婴儿一样，但可不是说像婴儿那样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像婴儿那样只吃不干活。而是做人要像婴儿的眼睛一样：黑白分明。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如婴儿的眼睛那样，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黑白分明，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另一种人却如太极鱼那样，黑白不分，黑中有白，白中有黑。

理学家们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一种是小人。刘伯温就是这种观点，但他区别于理学家的是，他对事不对人。问题是，事是人做的，做坏事的人必然是坏人，这毋庸置疑。所以，“是非分明”“疾恶如仇”是刘伯温二十多岁时的人生信条，当然也是他一生的信条。

这位元王朝末路的进士刘伯温，正在元大都踌躇满志，他不能想象，他等待的和等待他的竟然有云泥之别。

第三章 仕途黑暗，告别官场寄情山水

盼望着，盼望着，冬天来了

刘伯温23岁那年到元大都进行科考。据他说，元大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商铺林立，人山人海，繁华盖世。当然，刘伯温是元朝人，肯定对元朝的首都有溢美之处。这就正如唐王朝的人说长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北宋的人说开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南宋的人也想说开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但开封已成了敌人的城市，所以就说临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至于到底哪个城市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刘伯温后来说，大都里虽然有穷人，可都能找到临时工作，所以都能吃饱喝足，绝不像后世史学家信口开河说的那样，元王朝即使是大都也饿殍遍地。

刘伯温还说，大都唯一不好的就是气候，四月份的天气，仍然有使人不能抵抗的寒气。所以在中了进士，等待吏部的任命时，刘伯温每天都躲在驿馆里，呵着手读书。

那段时间，揭傒斯经常和一群大都城里的半吊子文人来找刘伯温，大家谈论诗词歌赋，谈论为政之术，谈得不亦乐乎。揭傒斯有一天拿着吏部的任命书兴奋地来找刘伯温，说：“你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长助理（县丞）啦！”

刘伯温大喜，虽然内心澎湃，但表情平静，只是一个劲儿地谢揭傒斯。揭傒斯说：“你这样的定力，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还是那句话，你将来前途无可限量。”

刘伯温的手因为激动而剧烈地颤抖，赶紧去握住揭傒斯的手，颤声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任？”

揭傒斯说：“哎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按程序，高安县丞的位子空出来，你才能去，不空出来，你就只好等着。”

刘伯温险些叫出声来。这就如同内急，跑到厕所前，别人给了纸，但不能马上进去。因为厕所里还有人，只有人家爽完了，才能轮到你。

揭傒斯见刘伯温怅然若失，急忙安慰道：“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糟，那个位置总会空出来的。你倒不如趁着这段空闲时间，在大都积攒下人脉，将来到官场上，在中央没有点人脉，怎么可以啊。”

刘伯温说：“我有自知之明，在人际上，我是弱者。我不善和人交往，尤其是不善和我不喜欢的人交往。而且，我回老家有事要办。”

揭傒斯问：“什么事。”

刘伯温回答：“我要成亲了。”

刘伯温一生共有三位老婆，第一位是他的表妹富女士。当然这是父母之命，他的母亲认为刘家的子女就该和他们富家的子女成婚。而他的父亲也认为，刘家的男人就该和富家的女人结婚。刘家和富家的婚配已经持续了九代，刘伯温没有理由拒绝，按照来大都前的约定，他必须要在中进士后回老家迎娶自己的表妹富小姐。

婚礼的第二天，处州全境开始下起了毛毛雨，这雨一下，就是一年。刘伯温经常站在窗前，看着昏暗的天空发呆。据知情人透露说，刘伯温很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特别爱他，每当刘伯温站在窗前时，他的妻子就会贴到他身边，两人一起看那昏暗的天空。刘伯温想要上班的心就越发强烈。

1333年的冬天，刘伯温从京城的朋友那里得到消息，高安县丞仍未空缺。也就是说，他必须还要等下去。

等待，是一种煎熬，尤其是等待渴望之物时，那是一种使人无法忍受的煎熬。等待的时候，感觉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时间，因为一切都凝固了。但时间却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流走。

涵养极为深厚的刘伯温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每天早上睁开眼，射入脑海的就是那个高安县丞的官职。当他百无聊赖时，他的老婆就劝他：“我们还有正经的事没有做呢。”

刘伯温就问是什么事，富女士腼腆地一笑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

刘伯温“哦”了一声。结婚两年，富女士的肚子不见动静。刘伯温突然发现自己正身处情绪的烂泥塘里，如果再不抽身，可能就死在里面了。

他拿着一根棍子，走到院子里。一场大雨马上就要来了，但他没有注意到，而是专心致志地在地上画起八卦图来。

他先画了个小八卦，然后围着小八卦画大八卦，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院子里全是八卦图，像个蜘蛛网，刘伯温现在就站在网的正中央，手里拎着棍子，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

但刘伯温画八卦的心思和大都那个妓院旁边的书店老板画八卦截然不同，那位老板画八卦是为了解题，就像我们今天的理科生解方程式一样。而刘伯温画八卦是推算，想卜算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孩子，什么时候能有孩子。

他站在院子里茫然无知时，大雨已来，雨点打在芭蕉叶上“啪”的一声，芭蕉叶马上弯了下去，雨点从芭蕉叶上滑落，芭蕉叶又猛地弹了起来。又是几滴大雨点打在刘伯温头上，然后是一群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得他直皱眉。他这才从八卦阵中醒悟过来，急忙跑进房里。坐到椅子上，沉思许久，他发现，自己和富女士此生没有儿女。

不过，他没有把这结果告诉老婆和老娘，因为老婆很希望有个孩子，而老娘更是希望赶紧抱孙子。刘伯温很爱他的老婆，爱一个人，就不能让她伤心，对自己的爱人，就要报喜不报忧。所以，他对老婆和老娘说：“根据卦象显示，我们很快就有孩子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是1335年的六月份。他盼望着，盼望着，冬天又来了，富女士的肚子仍然不见动静。不过，元大都宫廷里却有了动静，而且是个大动静。

妥懽帖睦尔终身最喜爱的权臣伯颜初期干政时，并不顺利。因为还有个左丞相腾吉斯，腾吉斯又有个弟弟塔剌海，这二人有个妹妹，就是妥懽帖睦尔的皇后答纳失里。兄弟三人对伯颜熏天的权势早就看不惯，塔剌海就和腾吉斯商量说：“干掉伯颜，咱们兄弟当伯颜。”答纳失里是个女流之辈，听到两位哥哥的计划后，掩耳而跑。塔剌海说：“妇道人家只可与其共富贵，不可与其共患难，还是咱哥俩干吧。”腾吉斯应道：“说干就干。”

于是，两人准备造反，但计划泄露，伯颜重兵剿杀，腾吉斯先被杀，塔剌海跑到皇后宫中，躲在皇后座下，伯颜搜了出来，当着皇后的面，砍了塔剌海的脑袋，兄弟的血溅了皇后一身。皇后面无人色，颤声向自己的男人求情，妥懽帖睦尔早就想换个皇后了，斥责她：“你兄弟谋逆，你也不是好东西，我不杀你，但肯定要废了你。”

这件事的影响虽然只局限于宫廷斗争，但传到刘伯温耳中时，他还是懊痛不已。庆幸的是，春节过后不久，大都就来了通知书：高安县丞那个茅坑腾出来了，刘伯温赶紧上任去。

刘伯温热泪盈眶，无法自已。在那一刻，他忘记了皇后被杀事件的阴霾，忘记了自己两年多来在老婆身上付出的辛苦没有得到回报的不快，忘记了已病入膏肓的元王朝。他把手放到通知书上，就像是虔诚的基督徒把手放到圣经上作证一样，说：“这是伟大的祖国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高安，难以高安

江西行省瑞州路高安县（今江西高安）在江西中部偏北，在元王朝时是个不起眼的地方。其实，终元一朝，蒙古人对江南的政治兴趣始终提不起来。忽必烈对南宋发动总攻前，曾计划灭掉南宋后，把江南的人统统杀光，然后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移植草种，把江南变成蒙古人的养马场。只是因为南宋灭亡后，江南地区的激烈反抗，又因为江南地区的财富，忽必烈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如此，江南地区仍只是蒙古人的物资供应处，政治地位上不了台面。这可能也是后来江南爆发大规模农民造反后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

或许有人会说，蒙古人真够奇思妙想的，居然想把江南开辟成养马场。关于奇思妙想，北宋时有个更神乎其神的。王安石变法时，千方百计要增加财政收入。有人就建议王安石，应该把山东梁山泊的水抽光，八百里肥沃的土地种上庄稼，亩产必能达到十万斤。王安石兴奋异常，还特意派人去梁山泊考察，发现果然如此。但他有个疑问，梁山泊的水抽干后，放到哪里。有个极有幽默精神的人说，简单啊，再挖个和梁山泊一样大小的湖泊，把水放那里。

无疑，这是给那种奇思妙想的人的一记闷棍。刘伯温虽然满腹八卦象术，可就没有这种放浪的想象力。

他从青田县出发，过括城，一直向西北，进入高安地界时，秋意浓浓。一路上，刘伯温的心情是极舒畅的，他在《放歌行》中把自己比喻成展翅翱翔的大鸟，又把自己比作西汉的张良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说，这是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是行政编制，他内心发誓就是把心掏出来，也要做好这份工作。然后“叱咤倒江河”，让“玄阴变白昼”。

白天，他仰头看天，“秋云旷无际”；晚上，他又仰头看天，“马首挂高月”。傍晚，他的脖子受不了了，所以就平视，“夕阳满洲红叶明”。想到从家乡出来的情景，更是喜上眉梢，说：“哇啦，‘西风吹客上马去’。”

不过，他马上意识到，这种放松的心态很不好。他是要去做官的，做官就要秉公执法，为民做主，所以必须要坚持原则。而原则来自哪里呢？有人说，来自通行的规则，人人都在遵守的；也有人说，来自圣人的教导。刘伯温说，其实原则来自吾心。一个人如果凭良心去做事，那就是遵守着做人的原则。也就是说，我的良心就是原则。

一个人如果能在官场上有良心，他未必能混得下去，但不会提心吊胆。向上看看天，向下看看地，都会骄傲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你们！

刘伯温正是这样的心思，所以在他制作的《官箴》里，他信念坚定地说：“弱不可凌，愚不可欺。刚不可畏，媚不可随。”

我就做我有良知的自己，不害怕任何人，不欺负任何人，不取悦任何人。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让任何从我手中出去的事都有它应该具有的道理。

刘伯温骑在马上，看秋风吹起，听云彩飘动，昂首道：这就是我，一个读书人的自白。

当他昂首阔步踏入高安县衙时，有人撕碎了他的自白书。

前面我们谈到过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元王朝的行政结构是，汉族人纵然是尧舜复生，如果仍然坚持自己是汉族人，那也只能屈居二把手的位置。问题还不在位置上，刘伯温当然知道自己这个县长助理头上有个非汉族人的县长。可他不知道，县长上头还有个达鲁花赤（地方最高监治长官）。这个官职由蒙古人和高贵的色目人担任，大权在握。但他是虚无缥缈的，平时见不到他，一旦县长或者是县长助理要作决定时，他就出现了。达鲁花赤，蒙文读音“荷包压口”，“荷包”就是这样来的。

官场中人的印象中，跳出来的“荷包”的确很像“荷包”，大多时候是个胖墩子，满脸横肉，仅凭肉眼，你看不出他的智商。但略用几句话就能测试出他和白痴非常接近。可是，他说的话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违背。稍有质疑，他就会对你动武，有的胖墩子已经行动迟缓，无法动武，就指着你的鼻子，警告你不要误判形势，言外之意是，他是这里的老大。

北宋初年，开国皇帝赵匡胤担心地方长官权力过大，所以总会派一个通判（行政长官的副手）去监督行政长官。这个通判名义上是二把手，实际上是一把手，他的工作内容就是跟一把手较劲。所以，当时北宋官员到地方去做长官时，烧香拜佛，保佑自己遇到的通判能讲道理，有些胆大的会祝福：上任的地方没有通判。

现在，元王朝也有个通判似的达鲁花赤，和北宋的通判相同的是，他总给一把手找麻烦。和北宋的通判不同的是，他的行政级别和一把手一样高。也就是说，当他认为找麻烦不足以让一把手死去活来时，他会拿出行政级别来让一把手必须死去活来。

刘伯温在高安县衙里待了才一个月，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体制太操蛋了。应该办成的事永远都办不成，能办成的事就是达鲁花赤要办的事。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刘伯温受到了辩证法的困扰。辩证法认为，你越是以为什么，就越不是什么。你越是想办成事，就越是办不成。辩证法为什么发挥如此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有个白痴般的达鲁花赤。

多年以后，刘伯温用一个寓言对元朝的这一用人法则进行过嘲讽。

某一天，主人公得到了一匹马。伯乐的后人告诉他，这是匹千里马，赶紧送去政府，政府肯定给你好处。主人公屁颠屁颠地把马牵到政府，一位肥佬出来，观察了几个小时，最后确定说：“像是千里马，是吧？”主人公正等着拿赏赐，这些钱可以让他买个几平方米的房子。政府肥佬却说：“不过，这马的户口不在冀地（北方，意指蒙古人所在地），所以，不能进入皇宫马圈。”主人公不但没有得到赏赐，那匹千里马还被扔到皇宫外的马圈，每天拉京城里的粪桶。

刘伯温回想往事，认为在高安的那段时间，自己就是一匹货真价实的拉粪桶的千里马。但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当着县长大人的面感叹世事多艰，怀才难遇。县长大人也当着他的面抱怨起来，说自己其实也是怀才不遇。刘伯温看到脑满肠肥的县长都敢感叹怀才不遇，心里顿时就翻江倒海起来。

县长大人对他说：“混吧，人生在世，不能跟自己为难。你混，时间在流逝，但想通了就没有烦恼伴随。如果你不想混，光阴还是如箭，但有太多的烦恼。人有太多的烦恼，就会生病。”

刘伯温想起了自己的《官箴》，既然把它写出来了，不去实践，那对《官箴》太不公平了。他决定做几件事，证明给自己看。至于给别人看，这不是他的风格，而且，他也明白，别人根本没有闲情雅趣看他做事。

别人虽然没有兴趣看他做事，但却有心情让他做不成事。刘伯温每次都按照法律办事，所以当地的官贼勾结者警告他：“水太清了鱼都不来，人太苛刻了就没有好朋友，你想孤独到死吗？做事要给人留后路，薪水不必政府发，我们也可以给你。”

刘伯温冷笑，因为他是个从不惧怕威胁的人，人家越对他警告，他越是把别人的话当成屁。很快，高安衙门里有个铁面无私的刘伯温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其实，刘伯温初入官场，仅凭一腔热血做事，处处受到其他人的不待见，此时的他心智并未完全成熟，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几年后，他回想在高安的岁月时悲痛地说：“世路如何？险恶实多。昨夜灯前相笑语，岂意今朝化为虎。”

他初到高安，虽然官职卑微，但毕竟是个小官。是官，自然就有人对他献媚，自然就有人拍他马屁。平时，大家坐在一起，张三哥、李四哥、王二麻子哥的互相恭维。刘伯温也认为这些人不错，但一提出要办几件老百姓赞赏的事或者是提高工作效率时，刘伯温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大堆乱麻似的借口、托词和障碍之中，最后他所有的计划都变成了一种十足天真的幻想。

对于别人的消极抵抗，刘伯温还算能忍受，毕竟这是一种抵抗，而不是对他的进攻。可有时候，刘伯温发现官场中的同僚都长了一张狗脸，说翻就翻。天长日久，刘伯温探析出这些人翻脸都发生在他要凭良知做事的时候。

刘伯温在他的《行路难》中对这种吊诡的人际关系的评价是：政治场和官场中的友谊是绝对靠不住的。因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所以难知心，不仅仅是因为心在体内，使人看不到，还因为它随时在变化。你不是看不到一个人的心，而是看不到心的变化。

西汉武帝时代的窦婴和田蚡都推崇儒术，并且受到窦太后的贬斥，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应该心心相印才对，两人开始时的确心心相印，田蚡就经常跑到窦婴家里蹭吃蹭喝，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报答窦婴对他的照顾。可后来他掌了大权，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居然把窦婴活活害死了。

但此时的刘伯温有情绪是真，可仍然像个初生牛犊一样，在现实中不惧任何人。他向来是个孤傲到骨子里的人，做事仅凭自己的良知和良知指引下的信念。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他不缺朋友，没有理解就没有理解，我心理解我就是了。圣人不是说，天地万物和我心是一体的吗？我心既然能理解我，那天地万物就能理解我，宇宙就能理解我，几个如尘埃的小人是否理解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对良心的坚守，使刘伯温获得了正直的美名，同时也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胖墩子达鲁花赤从来没有找过他的麻烦。这让刘伯温从乌云中看到阳光，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人间自有正气在，凭良心为民办事，就得了他们的心，得了他们的心，就得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天下。

其实，他涉世未深，根本不知道得民心者，不可能得天下。因为专制时代，是得“上”心者得高位。因为专制国家的官不是百姓选出来的，而是被当权者任命的。想要保住官位，不必和百姓套近乎，只要像小老婆一样伺候好长官就稳居其位了。

唐朝武则天的宠臣兼“小老婆”张昌宗有句名言：“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高高在上时，成千的人想推倒我，我就是不倒；失败失势时，上万的人想扶起我，我就是起不来。”这句话的本质就是说：当领导宠幸我的时候，就算天下百姓都骂我、正直的大臣冒死检举我，啥用都没有，我就是不倒；而当领导讨厌我了，就算天下百姓都表扬我、正直的大臣都冒死推举我，啥用都没有，我还是做不了大官。

刘伯温的直属领导、高安县县长老爷看着孤傲的刘伯温，说：“你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但你看我现在，还不是混吃等死。儒家总教我们要在官场中修行，官场越是乌烟瘴气，就越认为是修行的最好场所。这就如同去泥塘里洗脚、酱缸里洗菜，岂不是越洗越糟糕？”

刘伯温说：“理学的精神领袖周敦颐说过，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只要一身正气，就是进了魔鬼窟，也仍然是正人。”

县长大人说：“哎哟，人怎么能和莲花比，人就是人，身处社会中，你必须要和别人交往，你现在把人都得罪光啦！”

刘伯温说：“没有啊，我也是个有朋友的人！”

县长大人冷哼，说：“你那些朋友对你的前途没有任何帮助。”

高安县县长大人说的好像没有错。刘伯温在高安时结交的几个好友都是一身正气的文人。其中有个叫李爟的是个画家，但他的画作似乎是意识流，没有人能看懂。至于黄伯善两兄弟，诗歌写得漂亮，曲作得也特别好，可对刘伯温身在官场，却总报以“鄙夷”的眼光。几个人在一起，唯一能谈的就是辞章之学。刘伯温有一次喝了点酒，感叹说：“‘满怀荆棘无人扫’啊！”李画家对刘伯温翻着白眼说：“俗事，这都是俗事，来，喝酒！”

其实，刘伯温面对的是无以复加的官场腐败，一个真有责任感的爷们儿就该勇敢向前，而不是做缩头乌龟。做缩头乌龟其实也不要紧，但不能洋洋得意于缩头策略。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孔子那样的，在良知的指引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另一种是庄子那样的人，我逃避，我拼命地逃避，然后我把逃避美化成一种人类的高级情操。

刘伯温当然属于孔子那样的人，不过，孔老夫子很惨，有时候连基本温饱都解决不了。当时有一些如李爟那样的所谓隐士就嘲笑孔子是丧家狗。可刘伯温和孔子有个不同之处，刘伯温不靠游说，只靠做实事。孔子是玩嘴巴，刘伯温是玩行动。

他的行动也的确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高安做县长助理的第三年，隔壁的新昌州出了件命案。凶手是蒙古人，案发后，凶手用大量金钱贿赂初审官，初审官本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古老中国式处世原则，就判为误杀，案子草草了结。

——我们在这个案子上就可以发现，元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并没有坚持到底。至少到了刘伯温在高安做官时，可能已经瓦解。不然，初审官不会判那个蒙古人是误杀。他完全可以判是故意杀人，不过赔对方一头毛驴的钱。

原告也不是吃素的，他本来是当地的豪族。于是整合各种资源，终于上诉到了上一级政府瑞州路。知府是个官场油条，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沾惹不起的人，就想拎出个愣头青充当敢死队，有人马上不怀好意地想到了高安的刘伯温。

刘伯温听到天降大任于身，兴奋异常，在他看来，这俨然是被重视的象征。于是，风尘仆仆赶到瑞州路，雷厉风行，不出几天就澄清了案情真相，凶手按照法律必须要偿命。初审官只好抱着那笔受贿银回老家养老去了。初审官走时，召集了被告家属和许多蒙古朋友，把刘伯温攻击得体无完肤，并且提醒这些人，刘伯温这人就是个瘟神，在这地方一日，你们就不能有自由，好自为之。

蒙古人一听，就要从腰里抽出蒙古刀。元王朝时代的蒙古刀和现在的蒙古刀大有不同。那玩意如月牙形，长一尺，插进人的肚子里，向上一挑，再抽出来，大肠冒着热气就挂在上面了。肠子在肚外还保温，但人却不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肠热气消散，才死掉。蒙古人的骑兵所以所向披靡，他们的那种弯刀起了很大作用，在和敌人互相冲杀时，他们的弯刀只需下沉三分，刀尖就能碰到对方的马肚子，然后一挑，马肚子就开了，马的五脏六腑全落入尘埃，自然，对手只能从马上摔下来。

关于蒙古人要把刘伯温开膛破肚的事，刘伯温那位顶头上司最先得到了消息。他并不是个正义的人，只是良知还未泯，所以他把一封推荐信交给刘伯温，要他到江西行省的治所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南昌县去。因为在那里有个他的朋友，对刘伯温早有耳闻。

刘伯温面不改色地问：“如果不走呢？”

县长大人用手掌在肚子上横切了一下，说：“剖腹的干活。”

刘伯温说：“我不信。”

县长大人说：“我不管你信不信，总之，我是按良心做事。而且，这是命令，赶紧给我滚出高安！”

刘伯温感叹了一句：“高安，难以高安啊！”感叹完这句话，他骨子里的傲气突然喷涌上来，又愤恨地感叹一句，“贤士无路可走啊！”

关于这句感叹，刘伯温当时只是意气用事，并无例子证明。多年以后，他在其著作《郁离子》中填补了这句感叹的空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三个商人在集市上贩卖药材。商人A专卖好药，根据进价定价，不贱卖，但也不漫天要价；商人B既收上等药也收下等药，有人要买上等药，他就给上等药，有人买下等药，他就给下等药；商人C从不收上等药，只管多收下等药，而且价格便宜，顾客要求添点他就添点，从不计较，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火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成了大富翁。商人B在第二年也富了起来。只有那个商人A生意差得出奇，青天白日的，他药铺门口像墓道一样安静，结果很快破产了。

刘伯温在这个故事最后感叹说：“现在做官的，就是这种情况。春秋时期楚国边境上有三个县的长官，其中一个很廉洁，但不能博得上司的欢心，离任的时候穷得连头毛驴都雇不起；另一位，常瞅准机会，能捞的时候就捞一点，人们非但不指责他，反而称赞他能干；第三位无所不贪，用聚敛的钱财巴结上司，对待部属像亲儿子般的关怀，对待富家大户像对待宾客一样的热情，不到三年，就升大官啦。百姓还认为他非常好，这真是太阳底下最怪的事了！”

其实，刘伯温感叹的无非是贤人，也就是他自己不得志，恶人拔头筹。

这种感慨，其实也有故意呻吟的成分。总览历史，许多英雄人物在未飞黄腾达、深处底层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感慨。注意一点，中国古人喜欢写诗，而且特别喜欢用夸张修辞，所以我们总能看到一群怨妇般的人，站在高冈上，看着万里长的绵绵青山和河水的九曲十八弯，对自己的失败发出哀叹。

刘伯温在二十多岁时会发出这样的哀叹，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发出的哀叹并未在高安终结，还有高安续——南昌。

感慨南昌

如果按他“高安难安”的思路，那么南昌对他而言，就是难（南）以“昌”。他到南昌政府后的职务是掾史（省长秘书），行政级别上有所提高，但权力却不如高安县丞。县丞还能独立办案，掾史只能写写报告。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的印象不错，不过遗憾的是，体制原因决定他不能对刘伯温委以重任。这一体制就是蒙古人对汉人的歧视，汉人在官场，永远是老二，永远是被猜忌和排挤的对象。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说：“你侥幸不被我们蒙古人开膛，应该心存感恩，在这里好好干吧。”刘伯温就皱起了眉头，但还是点了点头。那位长官看他点头并不是很痛快，就又鼓励他说：“好好干吧，你是进士出身，不出人头地，那是没有天理的。”

刘伯温一听到这话，马上就起了奋起之心。但他的长官突然又问了句：“你说进士这玩意有用吗？我们大元废除了那么久，也没见天塌地陷啊！”

刘伯温对这位省级大员的愚昧吃惊不小，他很想用科举的历史来证明长官的愚昧，但随即一想，长官说得也没错。大元王朝没有科举，的确存活了很多年。现在天下有点乱，可不是没有科举惹的祸，而是有些自以为是的人自扰之。

刘伯温如果站在中国专制王朝的末期，就会发现，元王朝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也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元王朝终其一生没有文字狱，没有文字狱，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天堂了。

但在那时候，刘伯温看不到。他也不会因为这点和自己无关的事而沐浴焚香摆灵棋。因为他没有分身术，进入江西不久，刘伯温就正式投入繁重的工作中。他的工作不仅是案牍，还要和官场圈子打交道。

圈子对于官场人而言就是氧气，看着是没有，但一离开它，非死不可。刘伯温虽然懂奇门遁甲、五行八卦，但这些神奇的技术不能自行制造氧气。所以，他必须要跟官场圈子打交道。

然而，他在这方面是个废物。在烂污的政治环境下，官场更是乌烟瘴气，在这里，高级情操是忌讳，所以，气节、道德、名誉都被摈弃在外。刘伯温身上恰好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常常警告他，对它们不要视而不见。这就让刘伯温很痛苦。

明朝有位叫洪应明的隐士说：“标节义者，必以节义受谤；榜道学者，常因道学招尤。所以呢，君子不近恶事，也不立善名，只要和气浑然，才是居身之宝。”

洪隐士又说：“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

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有太多洪应明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所谓人生导师了。洪应明早期做官，因为受不了当时的官场文化，所以辞职在家，专心著书，于是有了本《菜根谭》。《菜根谭》里全是人生处世哲理，不过注意一点，这些处世为人方面的哲理，是洪应明从之前的宦途失败中总结出的，总结出来后，就再也没有在官场中实践过。

《菜根谭》乍一看上去，处处机锋，处处使人眼前大亮，可真有人在官场或者在名利场中实践过它吗，实践得又如何呢？

人生经验是最靠不住的，古人说了，事非经过不知难。看到一两句哲理就成事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当然，不是说洪应明的《菜根谭》不好，只是他在说那些哲理的时候，是置身事外的。置身事外，当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中国历史上那些道教气质浓厚的人，说着些超然度外的话，却不肯把这些话拿到实践中去，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

再来看《菜根谭》这类中国式处世的内容，全是龟缩律令，它让人遇事不要抱怨社会，要反躬自省。要人以德报怨，以保全肉身为第一要务。

中国道家这种“退让”思想正是两千年君主独裁制的温床，因为“退让”就意味着不争，苟且偷安，独裁者最喜欢的就是人民不争，没有争斗，他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老子有句话很可恨，叫“以德报怨”，连孔子都看不下去了，说：“如果以德报怨，那拿什么报德？”这足以说明，以德报怨不是白痴的想法，就是狡狯的诈术，有人用这种方式其实是做给人看，落下个圣人的名声，名声一成，利益就来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刘伯温就在官场中，他不能融入那个圈子，就只能退出，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按洪应明的意思，别标榜节义，也别标榜道德，君子不做招别人讨厌的恶事，也别立什么善名，居身之宝就是在人群中装成是一个俗人，但内心保持纯洁的气质。

也许这种要求还可以做到，只要假装一下就可以了。但下面的话“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就很难做到了。怎么才能不与俗同，又不与俗异？怎么做事才能不让人喜，又不让人恨？

这种在文字上笼罩烟雾、故意弄不清楚的中国式哲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刘伯温在三十岁左右时还没有这种理解的能力，所以，他在南昌很快就被人攻击了。

有人说，这人故作清高，请他吃饭他不来；有人说，这人太自以为是，不就是个南人嘛；还有人说，这人外表忠厚，内心奸诈，用他们汉人的话说就是——假道学。

刘伯温的领导可就找到了他，摆出一副对外面的传言深信不疑的姿态来，说：“你呀，还是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官场体统，怎么可以这样做人呢？”

刘伯温说：“我给您讲个故事吧。战国时魏国大臣庞恭要陪太子到赵国去做人质。临走前，庞恭问魏王，‘假如现在有人告诉您，说闹市上有一只老虎，大王您相信吗？’魏王说，‘你当我是猪啊，闹市哪里来的老虎？’庞恭又问，‘假如又有人说闹市有老虎，大王你相信吗？’魏王想了想，摇头。庞恭再问，‘如果再有第三个人说闹市有老虎，您相信吗？’魏王痛快地回答，‘我当然相信了啊。’庞恭于是总结说，‘闹市没有老虎，这本是常识。但是，因为三个人都说有老虎，听的人就相信了。现在，我离魏国如此远，所以说我坏话的人超过三人，希望大王您要相信的时候，记得这个故事。’”

刘伯温的领导说：“这个就是‘三人成虎’的典故吧？”

刘伯温说：“是的。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假消息，说的人一多，也就成真的了。”

刘伯温的领导说：“你这人恐怕有受虐狂倾向。你认为所有人都敌对你，所以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这样如何幸福呢？”

刘伯温说：“我没有这种倾向，但现在诋毁我的人实在太多，而且您也相信了。”

刘伯温的领导说：“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诋毁你。”

刘伯温说：“请让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有座叫女几的山，喜鹊喜欢在那里建造巢穴。有一天，山中来了只老虎，喜鹊连忙飞集起来，乱叫起来。八哥听见了，也飞集起来，乱叫起来。狐狸过来看到，问它们，‘老虎是陆地行走的动物，它能把你们怎样？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喜鹊回答，‘你没有听过虎啸生风吗？我们担心风把我们的巢穴吹翻，所以在这里担心得狂叫。’狐狸又问八哥，八哥无话可答。狐狸就笑了起来对八哥说，‘喜鹊的窝在树梢，怕风，所以担心老虎。你们住在洞穴里，并不怕风，干吗也跟着乱叫？’”

这是个寓言，刘伯温的领导没有听懂，所以刘伯温还要解释给他听：“一条狗对着人狂叫，其他的狗就会跟着它对着人的影子狂叫。但因为众口铄金，众口一词，就能混淆是非。大人您现在可能就被混淆了是非。”

刘伯温的领导正色道：“胡说，我是个是非明辨的人。”

刘伯温就问：“那您现在认为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领导思考了很久，清了清嗓子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个不合群的人，你不适合在官场啊。”

刘伯温长叹一声，说：“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

他的领导制止了他，说：“我不喜欢听故事，直接说道理。”

刘伯温就问：“政府用人，是仅为了充数，还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靠他们管理好国家？”

他的领导说：“从理论上来讲，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发挥他们的作用。”

刘伯温笑道：“这样看来，你根本就没有实践理论，你看看你下面的那群人，除了贪赃枉法外，一无是处。”

他的领导很不高兴，因为下梁不正，上梁肯定也直不到哪里去。

刘伯温不等他还口，马上说道：“农夫种田，不用羊拉犁；商人运货，不用猪拉车。这是因为它们不能胜任这种事，怕把事情弄砸了。现在您用人，还不如农夫和商人。”

领导这次太不高兴了，眼睛通红，头发隐约冒出小火星，刘伯温见势不妙，转身就走。

在回去的路上，他掐指一算，自己已经在南昌待了一年。他不必用八卦五行，只凭五官就搞明白了一件事：这个王朝官场的腐朽已经是从内到外，无药可救了。贞洁女子和妓女们共处一室，妓女们是瞧不起贞女的。所以很快，刘伯温就被一些官员联手弹劾出了南昌。

屈原说：“众人都喝多了，我却清醒。”其实，别人都喝多了而你却醒着，并不是幸福的事。当你面对一堆酒鬼，吆五喝六，滔滔不绝。你却因为酒精不起作用而难以融入这种癫狂的氛围里，自然少了很多情趣。

有这样一个故事，天降陨石砸了一个深坑，里面还有火星。但好多人认为是上帝来接人去天堂，想一起跳进去。有一人不跳，认为是送死，结果这群人先把他推了进去。这人在里面被大火烧灼，发出凄惨的叫声，上面的人才知道，原来真是送死。结果都庆幸自己没有跳，却咒骂那火中人乌鸦嘴，如果不是他那样说，可能就真是上帝来接人。

在疯人院里，不疯的人才被认为是疯子。刘伯温不是疯子，但在元朝南昌官场，他就是疯子。

《银河棹》

妥懽帖睦尔在位的前几年，刘伯温在江西高安做县丞。据刘伯温说，那三年高安生活谈不上压抑，但也谈不上开心。也许换作其他人，看到高安官场的灰暗色调，早已痛不欲生。刘伯温也有过悲愤，可他是个意志力顽强的人，与其抱怨社会，不如去改变社会。这是刘伯温一个典型的性格。孔子说，如果没有我用武之地，我就乘船去扶桑。刘伯温却说，事是人做的，用武之地是靠自己找出来的，不是别人给你搭建的。只有庸人才四处找戏台，伟大人物向来都是亲自搭戏台，然后唱戏。

刘伯温在江西高安的三年，一切都那么平静如古井水，没有波澜，因为酱缸里起不了波澜，酱缸里只有阴郁沉重的屎黄，很难有让刘伯温兴奋的事发生。

不过，也不是没有，《银河棹》事件就是。

《银河棹》是《周易》的衍生书，全名《六壬银河棹》，有人说是诸葛亮的著作，也有人说是九天玄女的著作，还有人说，根本就没有这本书。棹指的是船桨；银河，天汉也，也称为六壬学。所以《银河棹》即“六壬学”之船桨也。

“六壬学”是一门预断吉凶的学问。天干有十，而六壬学独取壬，因为壬水属阳，天一生水，为数之始，壬又寄宫於亥，亥属乾宫，乾是易卦之首，所以取壬。六壬是指干支相配成六十花甲，每干配六支，以壬配六支则为“壬子、壬寅、壬辰、壬午、壬申、壬戌”，故称六壬；另说壬有王形，为诸易之王，故称壬学。

“六壬学”比起中国其他占卜术还算合理和合法，其推演法来源于《周易》，首先由“占时”至“月将”，是无极生太极，再由月将至干支，是太极生两仪，由干支而产生四课，是两仪生四象。再发三传，即发三才。然后再布各天将及神煞，用五行生克预测吉凶进退。

其实，中国古代预断吉凶的学说，论说起来艰涩难懂，但如果入门了，也并不那么难。东西方预断吉凶的所谓巫术其实是原始科学，仅以“六壬学”为例，它就是根据严格规定的方式来获得一些特定成果的尝试。它承认因果率，也就是说，给出同样的前提条件，随即就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比如它的《掌图·分野》说的就是手相。哪条纹路说的是什么，都有固定的规定，你不能信口胡诌。纹路交叉有很多处，任何一处，书上都给了解释，你必须要按照这种解释去理会，不能凭自己的意思去做。

古老的预断吉凶的学说，其实并不能算是迷信。只要它能言之成理，就要认为它是对的。科学诞生不过短短的几百年，如果古代的一切都是迷信，那科学诞生前，人类是怎么活着的呢？

《六壬银河棹》事件是这样开始的：1337年，也就是刘伯温在高安第二年的阴历二月，一个绰号叫“棒胡”的江湖卖艺人发动了一场武装暴乱。“棒胡”可能姓胡，耍得一手好棒，能把一根百斤重的粗棒运之如飞。但如你所知，这是武术花样表演，真到搏击场上，未必成事。当无人欣赏他的表演后，他就凭在江湖闯荡多年积累的人气，振臂一呼，聚集了万人，宣称起义。

在起义之前，棒胡听说江西高安某个村里有个叫曾义山的神算子，此人曾偶得《六壬银河棹》，料事如神。

棒胡派人去请这位曾大仙，可去了多次，曾大仙都不在。有时候是去山中采药了，有时候去镇里喝喜酒了，有时候去田里工作，有时候去亲戚家串门。

棒胡摸着自己的大棒说：“真是无缘啊。”但突然一想，这家伙未卜先知，大概是怕担个私通盗贼的罪名，所以对我避而不见。棒胡想到这里，可就怒了起来，说：“等我先拉起队伍，然后再去找你算账。”

造反之后，棒胡屡战屡胜，就忘了曾大仙这个人。可又一次打了败仗，情绪低沉，胡思乱想，就想到了曾大仙。他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嘱咐他们，如果那老鬼还不在家，就把他的家人给我砍了。

武装小分队一脸豪迈，提着刀就奔高安曾大仙家。路上就准备好了杀人计划，哪个先杀，哪个先奸后杀，哪个再奸再杀。可当他们到了曾家后，难以置信的是，曾义山正在门口摆好了茶水等着他们呢。曾义山对这些因不能奸杀人而失望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老大，丁丑年四月一柱擎天。”

这些人能听明白这句话，悻悻地走了。回去后跟棒胡一说，棒胡皱眉想了很久，说：“这他娘的什么意思？”有伶俐的人说：“明年就是丁丑年，一柱擎天可是好兆头。可能是告诉您，明年四月，您能当皇帝。”

棒胡哇啦叫起来，说：“这真是个好消息。”

但他理解错了，棒胡是耍棒子的，不耍棒子时，棒子是立在墙角的。所以，一柱擎天的意思，就是歇菜了。果然，1338年阴历四月，棒胡一败涂地，被活捉到大都处决。

曾义山在棒胡的武装小分队走后不久就对家人说：“我要归天啦，明年的某月某日，有个叫刘伯温的人路过这里，你们去葫芦石洞把那本《六壬银河棹》拿给他，什么都不要说。因为这是天意。”

说完这些话，曾义山就跑到床上躺下，一会儿工夫就挺尸了。

第二年，刘伯温被调到江西南昌，上任的路上，忽然迷路，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走到曾义山家了。曾义山的家人就把书给了他，刘伯温认为这是天意，翻了翻《六壬银河棹》，说：“这真是本好书，但我有公务在身，不能专心研习。”

曾义山的儿子说：“父亲还说了，一年之后，您就有时间研习了。”

刘伯温惊了一下，认为这并非好兆头。如果有时间研习，不就证明他可能无时间做官了吗？

他的预料非常准确。到南昌工作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和同僚的意见永远不能一致。一目了然的邪恶，却被同僚们左说右说，于是成了正义。尤其是他的上司，不许他有任何意见，只希望他是一台录音机。

刘伯温站在南昌城门上，向下望去，什么都望不见。他说：“我必须要离开，不然，我就是在活埋自己。”站在他身边的他唯一的朋友钱士能说：“你说得对，我也有如此想法。”

钱士能在“进退”上的反应非常快。一有想法，立即付诸行动。说完这话的第二天，钱士能就离开了南昌。但刘伯温没有这样迅疾的反应，有责任心的人在绝望的路上走得都很慢，因为他们希望有回转的余地。但又等了一段时间后，刘伯温长叹一声，说：“我真该走了。”

于是，刘伯温离开了工作五年的江西，回到了老家。

立点言吧

刘伯温离开他工作五年的江西时，正是天高云淡的秋天。但他掐指一算，念念有词后，睁眼再看天空，就发现数道狼烟直冲云霄。那是五花八门的造反者正在全国各地实现他们发家致富的理想。

刘伯温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不过站在南昌城外，回首南昌城，还是流下几滴眼泪来。这和一千多年前荆轲在风萧萧兮的易水边大有不同。荆轲阁下离开易水，是奔往目的地，心中有理想；而刘伯温离开却如浮萍败叶，心中无根脚，不知下一站将是何方。

鬼使神差的，刘伯温绕道去了江西和福建交界处的武夷山。在武夷山上，刘伯温只留下了几句空洞无味的诗歌。走到鹅湖时，想到南宋两位理学宗师朱熹和陆九渊曾在此讨论过理学真谛，又想想自己的理学造诣，不禁惭愧。他在回老家的路上发誓说：“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儒家的祖师爷们早就给门徒们立下严谨而崇高的追求标准，那就是三不朽。所谓三不朽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精英们指出，“三不朽”的主旨是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尽的历史中去。当一个人确立起崇高的道德，建立了世无其匹的功业，留下内容与形式绝伦的言论与文字，德、行、言影响时人和后人深远悠长，这个人就会经久而名不失，有如万有引力，永恒而在。真能达到三不朽，那就是如理学宗师张载所叫嚣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刘伯温当然有这样的追求，但和很多读书人一样，这是个艰难的过程。自孔孟之后，中国历史上被认可的“三不朽”人物只有两个半：两个是王阳明与曾国藩，半个是诸葛亮。

我们注意一点，刘伯温这年恰好三十岁，正是孔夫子说的三十而立志向的年纪。刘伯温的志向很灵动，没有按部就班，因为他是先立言，再想办法立德，然后立功。

儒家门徒说，立德立功立言，应该是有顺序的。个人道德无懈可击后才能立下盖世功勋，只有立下盖世功勋后，你才有资格立下言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言”才能被别人认可。不过，这明显是儒家门徒抽了自己的嘴巴，他们说孔子是三不朽人物，可孔子恐怕只立了个德。你非要说孔子诛杀文化名人少正卯是立功，那也没有办法。但孔子没立什么言，他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只叙述别人的正确言论而不原创（述而不作）。

刘伯温很显然意识到这点，所以他说：“我原创几本书吧，算是个立言。”所谓立言，无非是提出点儿自己的主张不人云亦云罢了。

最先被立的言是他在军事方面的思想。当初，他在石门书院读书时，就苦思过军事战略问题。但自那之后，一直没有用武之地。既然不能在战场上发挥才智，那就在纸上发挥吧。

于是，《百战奇略》出炉，在这本书中，作者把如何打赢一场战役做了充分的发挥。从作战来看，世界上的交战双方没有实力优劣之分，只有谋略之好坏。仅以众寡来说，你人多，对方人少时，尽量要在开阔之地与对方决战。人多力量大，但也不好管理，所以军事统帅一定要有“进止”的本事。所谓“进止”，就是攻击时有速度有激情，撤退时要有秩序。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前秦失败的原因就是不能把握好“进止”，前秦几十万人向后一退，刹不住了。春秋的晋文公与楚国精锐兵团打架，晋文公一直喊叫着“退避三舍”，楚国一直追击，但就是找不到机会发动决定性攻击，就是因为晋文公的兵团在后退时“井然有序”，简直就是步步为营。《百战奇略》里还说，你人少，对方人多的时候，你就该把对方引到场地不开阔的地方，让他的人数发挥不出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主客场作战的论述中，作者指出，同等实力下，主场作战未必就能赢。如果你是客场，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攻进主人的腹地。因为主人在本地作战，家人都在身边，会经常挂念，只要深入内地，就能使他们对亲人的挂念放大一百倍，对方会不攻自破。

作者虽然列举了无数个打赢一场战役的技巧和奥秘，但最后却说，打赢一场战争的最大诀窍就是，不打。

任何纠纷和恩怨尽量不要到战场上来解决，非要到战场上来解决，也要尽量做到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搞来搞去，又回到了儒家套路上来：打架是不好的！要以德服人！可如果对方不认识德为何物呢？那就只好打。

中国的军事著作大都有这个毛病：全部内容都是战争技巧，但在开篇肯定有个说明：打架不好，要以德服人。这个牌坊立得很大，很艺术，让人一看，仿佛中国人真的不喜欢打架一样。其实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打架，但喜欢窝里打，翻开历史，到处都是刀光剑影。老百姓有句俏皮话，和平只能维持到明年。也就是说，牌坊立着，婊子继续当着，二者泾渭分明。

刘伯温生在中国，不可避免地也会犯这样的毛病。但这时他还年轻，难免不受传统熏染。

多年以后，他意识到，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对手保存自己。为了保存自己，在消灭对手时应不择手段。这可能是冷血，但绝不是假惺惺。

当然，中国古代每个野心家和政治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就是表里不一，嘴上说的是一套，干的是另外一套。

刘伯温说，这很不好，做人嘛，短短几十年，干吗那么虚伪，说的一套和干的一套不能吻合，你的心一面要做事，一面又要小心别被人发现你真心要做的事，多累啊！

刘伯温一生中都坚持身心合一、表里如一。这是他在撰写《百战奇略》时的主导思想。

当他在专心致志写书时，他弟弟刘陛有情绪了。

刘陛拄着锄头站在窗外，盯着刘伯温说：“二哥，出来晒晒太阳。”

刘伯温头都不抬，说：“我没空。”

刘陛说：“您别没空。出来看看吧。你看那田间，有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你再看那山间小路上拎着饭盆的妇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再看我，脸上是黑乎乎的油汗，手上是一寸厚的老茧。你再看看自己，细皮嫩肉，像是刚出生的婴儿。老天为何如此不公平，让你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让我面朝黄土背朝天？”

刘伯温此时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他扔了笔，走出门，和弟弟一起走进了田间。不过，他很快就辜负了自己和弟弟的期望。刘伯温从小就以读书为主要责任，身体状况很差，三十岁的人，五十岁的心脏。只弯了几下腰，他就对弟弟说：“我感觉腰椎间盘突出啦。”

他弟弟摇头叹气，说：“还是写你的书去吧。”

刘伯温就重新回到书房，但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使他冒出个想法，为何不能给他们编辑一本日常生活一本通呢？

心动就要行动，刘伯温很快就确定书名《多能鄙事》，这个书名灵感来源于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曾对学生们说，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底层劳动人民，所以对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事都有了解（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分为十二卷，内容包括饮食、服饰、百药、种花草、放牧养殖多方面制作技能和占卜知识等，凡百姓日常所必需的科学常识，以及吉凶趋避之术全部囊括其中，总之，一一切合民生实用。

我们仅在此举几个例子。比如饮食，刘伯温注重的是养生，而且是物美价廉的养生。比如“鸡子线”：把鸡蛋开个孔，加点盐，用筷子搅匀，立即倒出，使之成线状，就白酒配着吃。养生健体大大的好！

还有一个小孩“百日关”的问题，刘伯温说，小孩生下来一百天内不要出门，因为此时小孩的阳气非常重，没有阴气。所以一些老妖怪特别喜欢吸收小孩的阳气。到了一百天后，小孩的阴气渐渐附体，老妖怪们对这样的小孩就没有兴趣了。

或许正是这种琐碎、荒诞不经的内容，使很多研究刘伯温的人都认为，《多能鄙事》并非是刘伯温的作品。但也有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认为，《多能鄙事》里面的内容的确琐碎庸俗，但人生在世，哪一件不是琐碎庸俗的。吃喝拉撒，就是庸俗。如刘伯温那样的圣人也必须要吃喝拉撒，他能编著《多能鄙事》这样的作品，更证明他的伟大，因为他能接地气。

接了三年地气后，刘伯温从现实中醒来，进入梦想。他唉声叹气，他老婆就说：“既然这里现实太重，何不出去走走，看看山川大河，陶冶一下已土得掉渣的情操？”

刘伯温说：“明天就上路。”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任何一本书，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别人的思想。即使可以从别人的思想中总结出自己的思想，但没有作者本身的经历，这种思想仍然是隔靴搔痒。有真思想的人，必须要有经历，不但要做宅男，更要做驴友。中国历史上超级驴友非明朝的徐霞客莫属，这哥们儿使用国家的“驿站”四处游玩，写下了《徐霞客游记》。司马迁能把《史记》写成别人望尘莫及的历史著作，不仅仅是因为他被阉割过，还因为他善于四处旅游，手拿纸笔，对景而写。

1344年，当刘伯温离开家乡北上时，北边有个17岁的奇丑无比的少年正在埋葬他的父母和兄弟，如你所知，这个人就是朱元璋。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跑到寺庙里脱下乞丐服，穿上了袈裟。

在那时，刘伯温根本不知道有朱元璋这样一个和尚，正如他不知道他的前途在何处一样。他突然掉了头，向东进发，游览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到丹徒（在今江苏镇江）后，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索性就在丹徒定居了。这一定居就是三年，其间风花雪月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可刘伯温的心里仍然是荆棘一片。

1346年，刘伯温突然有了去大都的想法，这一想法才萌生，第二天，他就北上了。北上之路，映入他眼帘的则是遍地的饥民和强盗，他不无感叹，从他中进士到现在不过十年时间，山河大地破损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政府正在破罐子破摔，没有人对这些现状发出一句质问和解决方案，元朝的贵族们似乎已经作好了重新回到草原的准备。

刘伯温用各种文学体裁忧国愁思，他那孤独的神情配合上那沉郁的诗词歌赋，使人心都碎了。当他在那年年底从大都回南方时，他在心里发誓，从此不会再来北方，因为这个地方使他伤心，使他难过。

不过，在无业漂流了这么多年后，他最诚挚地希望政府起用他的心始终没有变，那团火越烧越旺，烧得他每天辗转难眠。

多年来，他觉得立言容易，他的诗歌散文已经传遍南中国，很多盗版商都在盗版他的著作。“立德”也并不难，只要怀抱天下，用仁义和悲悯武装自己，这就是德。只有立功最难，没有人给他搭建立功的舞台，他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

但他还是想。

诗歌《武陵深行》就是表态书：

武陵溪，一何深。水有射工射人影，陆有丹蛇长百寻，嗟哉武溪不可临。

溪之水，深且阔。鸟不敢飞，龙不敢越。海气连天日月昏，露着人肌肉裂。

呜呼！丈夫宁能沙场百战死，有骨莫葬武溪水。

武陵是东晋陶渊明隐居的地方，刘伯温的意思是，老子决不学那没有志气的陶渊明跑到武陵去隐居，老死在那里。

这封表态信仿佛被老天感知，第二年，当他在江浙最美丽的杭州游玩时，组织找上了他。

组织上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杭州举行第二次婚礼。由于他那位表妹老婆迟迟不能生育，所以他的老娘下了命令，刘伯温必须要重新再娶。

史书说，刘伯温的二任老婆和他青梅竹马，姓陈。二人在杭州结婚后就回到了青田，在那里，争气的陈氏为刘伯温生下了儿子，叫刘琏。

刘琏出生前一天，刘伯温的弟弟在地里挖出个熟铜制作的头盔来，敲起来，里面发出闷葫芦的声音。刘伯温夜观天象，突然叫了一声：“双喜临门！”

儿子才出生，上面就有人给他送喜来了，说要他到杭州做官。

不用卜算，刘伯温就知道生儿子是一喜，但他不知道另外一喜是什么，是做官，还是他弟弟挖出来的那个熟铜盔。

第四章 起义迭起，元王朝委曲求全

刹那的欢愉

刘伯温受邀到江浙行省担任教育厅副厅长（儒学副提举）兼招生办主任（考试官）时已38岁。人在40岁将近的年龄时，精力最充沛，头脑最冷静，行事最稳健，所以这个年纪的人总会小有所成。但这要看遇到什么样的外界条件，格言不是说过嘛，形势比人强。形势不利自己时，是龙你也要盘着，是虎你也要趴着。

刘伯温这次重出江湖，形势看上去不错。邀请他出山的是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副宰相）苏天爵，苏天爵和刘伯温之前没有任何交往，所以，真正把刘伯温从书房里拉出来的人应该是他的同学不答失里。

不答失里是蒙古族人，而且是高级贵族，所以在仕途上混得风生水起，这位蒙古王爷是蒙古人中极少数有见识的人之一，长期以来和刘伯温保持着书信往来。刘伯温那年到大都，这位王爷热情地招待刘伯温，谈到现状，刘伯温就对多年来的失败发出感慨。不答失里看到同学混到这步田地，叹息不已，于是就问刘伯温，可有兴趣到江浙行省工作。

刘伯温当时说，只要能为国效力，哪里都可以。但是，他回想起在高安和南昌官场中的往事，忧心忡忡。不答失里叫他放心，因为江浙行省的副宰相苏天爵是个干事的人，那里的官场空气非常清新，而且，苏天爵这人特别爱才，兄弟你到那里，他必能给你大展拳脚的平台。

刘伯温回老家不久，真就陆续收到了不答失里和苏天爵的信，不答失里告诉他，事情已经搞定。刘伯温还未看完信，苏天爵邀请他到江浙行省担任教育厅副厅长的信就到了。

关于苏天爵，不答失里的评价倒是很中肯。苏天爵是今河北正定人，年轻时在国立大学以优等生被保送，直接做官。后来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湖北查案，平反冤案多起。再后来，做京官，一度做到官吏任免部部长（吏部尚书），因操劳过度，本不该白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除了工作成绩突出外，苏天爵在文学上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诗歌写得好，文章更是斩钉截铁，不废话，成为那个时代人人模仿的对象。

当然，也正如不答失里所说，苏天爵爱才，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人才乃邦家之本。

所以，当他一见到刘伯温，就对刘伯温赞赏有加，刮目相看。

刘伯温也并未辜负苏天爵的赞赏，在教育厅副厅长的职位上，他的成绩可圈可点。他呼吁天下人都要关注教育，把文化事业搞上去。元朝文盲太多，必须要扫盲，不然国家就得不到像他这样的高素质人才。每当地方上出现兴办义学的事时，刘伯温都是第一个鼓掌的人。

但是，刘伯温已敏锐地发现，此时兴办义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天下正在大乱，而学校本应该建立在和平环境下。尤让他苦闷的是，到江浙行省的第二年，苏天爵被中央政府召回。刘伯温的工作所以有成效，全赖苏天爵在全力支持，苏天爵一走，刘伯温的多项计划都胎死腹中。

眼前重新出现黑暗，这种黑暗不是没有光明的黑暗，而是一种遍地狼烟的黑暗，是一种死的黑暗。风起云涌的反政府武装让刘伯温倍感焦虑，他希望自己能有三头六臂，保卫他的祖国。

但他的朋友高则诚却不这样认为，这是位民族主义者，也是《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三年前中进士后，来江浙行省政府里做秘书，由于工作关系，刘伯温和高秘书经常在一起喝酒写诗，谈论时事。高则诚比较偏激，认为元王朝走到今天是踩了狗屎运，汉人必将复兴。刘伯温反驳说：“这么多年了，大元对咱们不薄。你这种思路绝对要不得，这不仅是反政府，还是反社会。革命当然容易，陈胜吴广砍了树枝，拉起大旗，革命就开始了。但革命要死人，最先死的还是普通百姓，但凡不是冷血，谁忍见生灵涂炭？”

高则诚说：“孟子曰过，独夫民贼，就应该革他的命。”

刘伯温说：“你想要革元王朝的命，请先把你进士的学位退了，然后辞了你的秘书工作，再谈革命。”

高则诚无话可说，但有事实为他证明：革命已是势在必行。

所以，刘伯温的一腔抱负也就灰飞烟灭，他必须要重新调整工作重心，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形势使然。

早起的虫子：方国珍

提到元末革命大佬，张士诚、陈友谅和朱元璋绝对威震八方，但那是后来的事。造反风云初起时，方国珍是不折不扣的大哥级人物。

方国珍是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长得人高马大，手臂很有蛮劲，而且是长跑健将，喝点酒后撒风，能把一匹烈马追吐血。这个人的外貌有奇怪之处：浑身上下比煤炭还黑，脸蛋的皮肤却像匏瓜肉一样白。如果让他脱光了站着，就如同一根木炭顶上落了堆燕子屎。

方国珍家从他爷爷那一代开始就做走私盐的生意，是当地一巨富。由于走私必须要和当官的勾结，所以他老爹经常出入政府衙门，低三下四。方国珍年轻气盛怒火中烧，对老爹说：“都是人，凭什么咱们要像对待祖宗一样对他？”他老爹说：“你懂个屁，官商不勾结生意怎么做下去。你不给当官的溜须上供，即使有命赚到钱，也没命花。”

方国珍对这种论调长期嗤之以鼻。不过，黄岩这地方有仇富传统。政府军在海上活捉了一群劫匪，劫匪头子正是黄岩人，多年以来对方国珍家的赢利模式羡慕嫉妒恨。在审讯中，他把方国珍一家子也牵扯进来。由于方国珍一家在黄岩混得开，所以逮捕令还没有到黄岩，当地政府官员就已经通知了方家，让他们赶紧跑路，并且许下承诺，自己会到省里去活动，方家很快就会安然无恙。方家正准备收拾东西，方国珍抽出大刀，剁在家具上，说：“这样活着太窝囊，咱们走私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我有更好发家致富的方法，咱们革命他娘的！”

方国珍哥四个，异口同声：“要赚大钱！”于是，方国珍拿出钱来招兵买马，很快，就领着几千人坐着曾经的走私船到了海上。

方国珍之前，也有人革命过。但都是小打小闹，政府军刚要准备上战场，革命者们先逃之夭夭了。方国珍凭借多年走私的经验和胆量，白天在海上休养生息，月亮升起，他们如同北欧海盗一样，悄无声息地把船靠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岸上烧杀掳掠。更要命的是，方国珍经常切断元王朝南北的漕运通道，很快，方国珍成为元王朝南中国的一面革命旗帜，元王朝必须要做出激烈的反应。

激烈的反应就是，命令江浙参政（江浙行省四把手）朵儿只班率领他的剿匪部队三万人消灭方国珍。朵儿只班浑身肌肉，走起路来泰山移动，在江浙地区曾剿灭过数百起造反武装。看上去，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但其实不是这样，朵儿只班对付不成气候的团伙法力无边，可对付像方国珍这种有组织有纪律又很能打的团伙，就束手无策了。

方国珍得知朵儿只班来后，就带着他的部队乘船入海。方国珍常年混迹海上，大海是他的优势所在，这也是方国珍聪明的地方，他有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决不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去。朵儿只班先是采取守株待兔战略，把大海封锁，希望能把方国珍困死在海上。

但是，方国珍是靠走私起家的，没有人能困得住他。所以围困了许久后，朵儿只班宣告守株待兔的计划失败。在上级的催促下，他硬着头皮，走向大海，捕捉方国珍的主力三千人。朵儿只班和他的部队都是旱鸭子，才上船就有人出现了晕船症状，没有晕船的人面对海浪颠簸，也如同行走在云雾中。特别是朵儿只班，在战舰上总带着个绳子，走到哪里，就把自己绑到哪里。

正如泥菩萨过江，连自保都成问题，当然也就别提打架了。方国珍抓住这样的机会，派遣一批水性好的汉子，钻到朵儿只班的那些战舰底下，凿出几个大洞。在混乱中，方国珍的人活捉了朵儿只班。朵儿只班被活捉时，肚子里灌满了水，被人挤压了很久才算吐完，然后就被用他经常带在身边的绳子绑了起来。

蒙古人很少被活捉，尤其是朵儿只班这样的副省级官员，所以，当方国珍高高在上一路小跑到他面前为其松绑时，朵儿只班一直看着船外的汹涌波涛，他当时大概想要以身投海喂鱼，落个精忠报国的名声。但他的眼睛闪烁飞快，而且肚子咕咕叫，方国珍马上判定，这蒙古肥佬没有自杀的勇气，所以就跟这位肥佬解释说，其实自己没有想革命的意思，但自己没有文化，考不上公务员。后来听说，想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所以才出此下策，大家都不容易，无非是混口饭吃。

方国珍最后以请求的口气说：“你回去跟你们老板说下我的意思，苍天在上，咱们也是大元的子民，谁吃饱撑的没事，在刀口上过日子！希望他能给我个官做，我马上就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朵儿只班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对方是想做官，这简直易如反掌。他当即拍着肚子就答应下来。方国珍就派了一艘小船把他飞一般地送回了杭州城。

杭州政府两个时辰前听到朵儿只班的部队灰飞烟灭，正在面面相觑、惨无人色时，突然朵儿只班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又听说了可以不用流血就能摆平方国珍，高兴得一跳三丈高。他们派人昼夜兼程，把报告递交大都，然后乐滋滋地等着大都的奖赏。

大都里的蒙古王公大臣们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几个刚从草场套马回来的蒙古将军们拍着桌子大叫：“奇耻大辱啊，打不过人家，就招安人家，这事居然发生在我们蒙古帝国，使我们背负这种耻辱的居然还是我们蒙古人！”

有人立即跟着起哄说：“应该把那个民族败类朵儿只班就地正法！”

军事委员会（枢密院）的一位参谋慢吞吞地站起来，扫了一遍那群套马的汉子，说：“朵儿只班的剿匪部队是陆军，那个叫方国珍的是海军，两人就不在一个食物链上。你现在非让一个动物到另一个动物的食物链上去，那和把老虎送到海里，让它和鲨鱼打架有什么区别？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咆哮。应该在江浙征集能在水里打架的人，让他们和方国珍在一个食物链上，这样才能干掉方国珍。”

套马的汉子们一听说去水里打架，马上就软了下来，说：“大海是我们所畏惧的啊，方国珍既然要个官职，那给他就是了。大元王朝除了草外，就是官职最多。”

那名参谋居然冷笑起来，再一次扫了那群套马的汉子，说：“方国珍干掉了我们三万人，又活捉了我们的大将军，实力如此雄厚，却想被招安，显然不是真降，我们如果给他官职，恰好是让他养精蓄锐，中了他的圈套。况且，我们现在必须干掉方国珍，以警示那些想要革命的人。”

但是，永远别让驴听懂真理，浪费了你的时间不算，驴还特别不高兴。驴们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给方国珍一个官职算了，谁都不容易。

由于方国珍是多年以来南中国闹革命声势最大的一人，所以大都方面极为重视，不过听说方国珍只是要个官做，马上放松下来，并且迅速通知江浙方面，方国珍要什么官职，都给他。看他那智商，估计也要不到什么好官，马上答应他。

刘伯温当时对中央政府这一举措没有机会发表意见，因为他被辞退了。被辞的原因很可笑，他认为江浙行省的纪律监察部门官员（监察御史）大为失职。失职这种事当时已是官员的家常便饭。很多人把这当成是官员的基本素质之一，如果不是刘伯温提起，这些官员险些忘了，他们还有职责在身。御史们在吃惊之余，认为刘伯温破坏了官场的和谐气氛，暗示有关部门，让刘伯温滚蛋。

1349年，刘伯温被辞职，在杭州待业。而方国珍这位靠杀人放火起家的革命者正在台州享受他的元政府公务员待遇。

方国珍的革命对后来的职业革命者诸如陈友谅、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有着非凡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的人往往不能取得胜利果实，倒霉的还提前送命。秦末的陈胜、西汉末的黄巾军、隋末的李密、唐末的黄巢，这些人给后来者做榜样的同时也做了炮灰。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早起的鸟儿有时候会被枪打。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正是给革命者最神圣而真诚的忠告。

刘伯温对革命者没有忠告，有的只是痛心疾首和满腔的憎恶。而且他也断定，方国珍投降只是缓兵之计。果然，1350年年末，被元政府养了一年的红光满面的方国珍突然发动二次革命，攻击温州城，攻击未遂后，又跑进了茫茫大海。据后来官方报告指出，方国珍之所以发动二次革命，仅仅是因为当官后总受到元朝正式公务员的敲诈勒索与鄙视。我们从《水浒传》中就能得到这样的信息：方国珍这样半路出家的公务员虽然官职不错，待遇也不错，但在同僚眼中，他们永远都是贼，而且不能转正。因为他们是贼，所以在正式公务员的印象中，他们应该都很有钱。方国珍逼着元政府招安，是想敲诈别人，想不到被别人敲诈，心头一火，就又革命了。

不过据小道消息说，方国珍这种人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他注定只能当贼。无论是哪种说法，总之，方国珍又乘船出海当起了革命家。两年的时间，方国珍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当他对温州发动决定性总攻时，人数已数万。

第二年正月，元王朝中央政府命江浙行省左丞相孛罗帖木儿担任剿匪司令，去征讨方国珍。孛罗帖木儿也是个旱鸭子，所以征集有海上作战经验的能人异士随军。

刘伯温当时想应聘，但被他的好朋友高则诚拦住了。高则诚的理由是：“论参谋，特别是在水里的参谋，我比你强。所以，我去，你准备好酒菜，我凯旋后，咱们喝点。”

刘伯温大吃一惊，因为高则诚只是读过几本兵书，而且，高则诚是去当参谋，刘伯温从来没听说过，参谋还有水陆之分。刘伯温大吃一惊的理由还有，高则诚向来对革命抱以同情态度，现在却要去打击革命，这是知行不一啊。

高则诚的解释是：“任何人谈革命都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打扰我的生活。你打扰了我的生活，我就反革命。”

刘伯温对这位好友短时间内的变化感到吃惊，不过他心里还是佩服高则诚的勇气，于是，写了《从军诗五首》为高则诚壮行，预祝他凯旋，当然更预祝的是，政府军能彻底剿灭方国珍，凯旋。

但刘伯温大失所望，1351年阴历六月，孛罗帖木儿和方国珍在松门附近的大闾洋短兵相接，结果，孛罗帖木儿的部队还未展开队形便不战而溃，孛罗帖木儿本人被活捉。高则诚在当时早已不知去向，据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拿出了无数战略，可孛罗帖木儿那个糨糊脑袋就是不听。

孛罗帖木儿被活捉后，方国珍故伎重演，跪在他面前，声泪俱下地描述自己生活的艰辛，并且说，政府只要给他个比从前大一点的官职做，他将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孛罗帖木儿被方国珍那副疾来的眼泪感动，同意方国珍的要求，回到杭州后，连夜写了方国珍二次重新做人的心愿，大都方面很快就给出指示：同意他重新做人，给他官职，大一点的。

如果说，元政府第一次和方国珍较量，是因为不熟悉海上战争而失败，情有可原，但第二次，却失败在陆地上，而且是不战而溃，这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

这正是刘伯温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样，他没有怀疑到这是政治腐败的问题，而是认为问题完全出在军队和地方官身上。他在杭州的寓所中愁肠百结，一股“朽木不可雕”的愤慨从肺部向上走，在喉咙里驻足，刘伯温想破口大骂，但忍住了，所以，这股怒气再向上走，到了鼻子，刘伯温就冷哼，到了眼睛，刘伯温就两眼通红，最后到了脑子里，他提起笔来，写下来妇孺皆知的小品文《卖柑者言》。这是一篇痛批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武将如银样镴枪头一样，只是“金玉其外”而已。

我们有必要欣赏这篇文章，但由于它是杂文，而不是散文，所以，我们只需要欣赏它的白话翻译就可以了：

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擅长贮藏柑橘，经过冬夏也不腐烂，拿出它们的时候还是光彩鲜明的样子，玉石一样的质地，金灿灿的颜色。放到市场上（卖），价格高出（普通柑橘）十倍，人们争相购买柑橘。

我买了一个，切开它，像有股烟直扑口鼻，看它的里面，干得像破烂的棉絮。我对此感到奇怪，问他说：“你卖给别人的柑橘，是将要用来装满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灵、招待宾客的吗？还是要炫耀它的外表用来迷惑傻瓜和瞎子的？做这种欺骗的事，实在太过分了！”

卖柑橘的人笑着说：“我从事这个行业已有好多年了。我依靠这个用来养活自己。我卖它，别人买它，不曾有人说过什么的，却唯独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吗？世上做欺诈之事的人不少，难道只有我一个吗？你没有好好地思考。现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将军座席上的人，威武的样子，好像是捍卫国家的将才，他们果真能拥有孙武、吴起的谋略吗？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长带子的人，气宇轩昂的样子像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果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的业绩吗？偷盗四起却不懂得抵御，百姓困顿却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诈却不懂得禁止，法度败坏却不懂得治理，白白地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看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的人，谁不是高大的外表，令人敬畏，显赫过人，值得效仿？可是无论到哪里，又有谁不是外表如金似玉、内里破败得像破絮呢？现在你看不到这些现象，却只看到我的柑橘！”

我默默地没有话用来回答。回来思考这卖柑人的话，（觉得他）是像东方朔那样诙谐多讽、机智善辩的人。难道他是对世间邪恶现象激愤痛恨之人，因而借托柑橘用来讽刺吗？

刘伯温说：“这篇文章，我真用了心，动了气，所以写得很好。”但他不知道，后面还有动气的事呢！

《吊泰不华元帅赋》

1352年，在杭州郁郁寡欢了一年后，有人又把他从角落里拎了出来推进官场。江浙行省重新想起刘伯温，是因为他在江浙多年来已声名鹊起。这并不是他创造了盘古一样的功绩，而是他的文章与诗歌为他争得了意想不到的名气。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刘伯温当初在担任儒学副提举时，杭州福严寺院经多位住持的不懈努力而修缮扩建完毕，寺院住持想要立碑纪念这件事，第一个想到有资格写这碑文的就是刘伯温。但他和刘伯温素无交往，于是就随便找人假托刘伯温之名写了一篇。文章到了寺院住持眼皮子底下后，寺院住持叫苦不迭，因为文章实在太一般，但我佛向来以慈悲为怀，心里虽然不愿意，却依旧用了。有一天，刘伯温的一位朋友到寺院游览，看到碑文，当即断定这不是刘伯温的手笔。寺院住持就道出实情，同时委托这位游客，能否要刘伯温作一篇碑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此事未成。但足以说明了刘伯温在杭州文坛上的知名度。

当然，他在官场上的屡进屡退也为他在江浙读书人阶层争取到了难以置信的知名度。

一个伟大人物在政治上时进时退，无论是被逼无奈还是有意为之，实是家常便饭。聪明的权术人物把隐退当作是一种智慧，因为常识告诉他们，要想成为群众的偶像，再也没有什么比转入地下更为有效了。因为短暂的消失，会使他的形象更为传奇化。名望将他的人格藏在灿烂的云朵与光荣的光环里；当他从中浮现出来时，根本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就能够形成一种氛围，让民众对其增加千万倍的期望。

在江浙一带的士大夫阶层和官场，刘伯温的光环与佛祖相似。他平淡的外表下隐藏着炙热的智慧火焰，燃烧成诗歌和激而不烈的文章，万人传唱。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浙东战区司令参谋（浙东元帅府都事），到台州、温州一带防御第三次革命的方国珍。

方国珍为什么又搞第三次革命？事情需从黄河说起。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但却是位歇斯底里的母亲。“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这位母亲大人的性格特征。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蒋介石先生为了阻挡日本而在花园口决堤放水的2540年中，有记载的决口泛滥年份有543年，决堤次数达1590余次，主河道经历了五次大改道和迁徙。洪灾波及范围北达天津，南抵江淮，包括冀、鲁、豫、皖、苏五省的黄淮海平原，纵横25万平方公里。到了元王朝，黄河母亲更是抽风，终元一朝，它冲出固定航道就达200余次，无数百姓死在它那黄黄的泥浆里。

元政府对黄河是手忙脚乱，1351年，元政府宰相脱脱和建设部（工部）官员贾鲁确定了两个方案搞定黄河，第一个方案是加固北面的堤坝，这是堵；第二个方案是一边加固河堤一边疏通河道，以达到将黄河引回故道的目的。脱脱认为要治本，所以采取第二个方案。

不过有人反对。因为当时天下如同喷发前的火山，第二个方案是必须要征集百姓为政府做义务劳动，没有人愿意。

脱脱是个务实的政治家，可惜，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毅然决然地下令采用第二种方案修理黄河。

至少有15万民工被鞭子和刀枪驱赶到黄河边上，开始加班加点的工作。

中国帝制时代的政府做事向来不跟人民解释，15万民工大都居住在黄河边，他们多年来可以感受到黄河对他们的残害。倘若政府派出专员对这些人晓以利害，告诉他们治理黄河是对他们有益的，黄河岸边绝不会怨气冲天。

被当时政府称为邪教的白莲教门徒栾城（今河北栾城）人韩山童和颍州（今安徽界首）人刘福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找了民间艺术家凿刻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劳工们的工地上。白莲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并且寿命奇高。它本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被普通百姓信奉后开始在南宋流传，元朝初年，这个邪教就时常跟元政府作对。韩山童和刘福通把白莲教弄得更加神秘化，据他们面不改色地说，现在弥勒佛正转世，而明王也要投胎做人。紧接着，他们又散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

黄河劳工们很快就挖到了那个制作粗糙的石人，黄河岸边骚动不安。

刘福通与韩山童趁热打铁，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聚集了三千多人约定良辰吉日直捣元朝的老巢大都。

遗憾的是，白莲教中出现了叛徒。刘福通和韩山童在叛徒的出卖下被政府通缉，倒霉的韩山童被杀，天老爷眷顾刘福通，让他顺利逃脱。刘福通几乎是在没有武器和战旗的情况下仓促革命，当方国珍正在南方享受元政府公务员福利时，刘福通顺利地攻克颍州。他的部队把一块红巾扎在头上，所以又称为“红巾军”。红巾军冲锋时，一片火海，煞是美丽。

这片火海所过之处，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短时间内攻占多个战略要地，直逼江浙。元政府匆忙命令江浙方面作好堵截刘福通的准备。江浙方面立即动员军队，准备北上。

方国珍天性狡狯，以己度人，认为元政府调动部队的真实目的是对他下手。所以他先下手，带着他的人马又跑到海上，三度造反。

我们永远记住一条人生哲理：把别人想得很复杂的人，自己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元政府故伎重施，又向方国珍抛去橄榄枝。被派去的人是台州达鲁花赤泰不华。此人招降方国珍，是一百个不愿意。

泰不华进士出身，才华横溢，极有责任心，曾在中央政府担任礼仪部副部长（礼部侍郎）时，多次对国家政策和时政提出中肯的意见，获得敢于说真话的美名。泰不华身上最可贵的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方国珍第二次革命时，泰不华是一支剿匪部队的指挥官。方国珍在陆地上对温州城发动总攻时，泰不华突袭方国珍的战船，方国珍见后院起火，匆忙撤退。后来，方国珍击败了元政府剿匪总司令孛罗帖木儿，并宣称接受招安。泰不华听说中央政府重新接纳了方国珍这个淘气的孩子后，有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唉声叹气不已。双方达成招安协议后，方国珍就退守民屋中，没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那天恰好是八月十五，月亮又大又圆，泰不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举消灭方国珍的机会。但当他把夜袭方国珍的计划呈送孛罗帖木儿时，这位官场肥佬却怒目圆睁，说：“老子我奉命招降方国珍，你却要宰他，你这是跟我过不去，还是违抗上命？”

泰不华仰天长叹说：“此时不除方国珍，将来还有咱们受的。”

孛罗帖木儿的智力商数无法理解泰不华的叹息，正如驴听不懂音乐一样。泰不华的担心很快就在1352年阴历三月得到证实，方国珍跳跃着、欢呼着进行了第三次革命。

泰不华主动请缨，发誓要把方国珍砍成数段，扔到海里喂王八。中央政府同意让他担任剿匪总司令，但不同意他把方国珍砍成数段喂王八的计划，同时给出了对付方国珍的法宝：招安。

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泰不华无法不听从中央政府的意见，所以那次誓师大会，手下的军官看到他神情忧郁，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泰不华收起了自己的情绪，专心致志地制定了作战计划。其实所谓作战计划，只是用重兵压住海岸线，给方国珍以威慑，然后派人去招安方国珍。被派去的人叫王大用，是个临时招募来的江湖豪杰，泰不华对军官们说：“方国珍这厮出身江湖，找个江湖人跟他沟通起来容易些。”

出乎泰不华意料的是，王大用如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有人认为是方国珍扣住了王大用，其实是方国珍看上了王大用，反客为主，对他进行了招安。王大用是个软耳根，被方国珍一顿恭维，马上就改头换面，认准方国珍是他今生的主人。他掏心掏肺地把泰不华的布防信息透露给了方国珍，方国珍欣喜地跳起来，迅疾派出一支拥有200艘小战舰的突击队，从泰不华防线最薄弱的海门突然楔入，进入洲港，马鞍诸山一时暴露在方国珍的攻击范围内。

方国珍的攻击异常迅疾，泰不华的反应也迅疾异常，得知方国珍的200艘小战舰进入洲港后，立即调兵遣将，集中所有战舰，准备在洲港和方国珍一决生死。

方国珍向来不是个肯打硬仗的人，听到泰不华的海军正准备全力以赴歼灭自己的小分队，急忙派人来泰不华处求和。被派来的人叫陈仲达，能言善辩，能把死人说成活的。他对泰不华说：“方国珍所以有此鲁莽举动，全是因为王大用的蛊惑。现在方国珍已知错，而且方国珍有菩萨心肠，不想刀兵相见，生灵涂炭，所以和从前一样，接受招安。”

泰不华冷笑，认为此时自己正处于上风，消灭方国珍正是他这几年来的理想之一。可陈仲达不但能言善辩，还对元政府的政治有着透彻的了解。他提醒泰不华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是单纯的军事行动，那就开战。如果还有别的，那希望泰不华能三思而后行。

这个“别的”当然就是中央政府给泰不华的命令：招安。

泰不华想不到对方能一下就找到他的致命弱点，而这一弱点恰好又不是他这种性格的人所能避免的。他只有一个选择：相信方国珍，接受他的投降。

第二天，泰不华乘坐舰船和陈仲达一起乘着潮汐下澄江出海，来见方国珍。在陈仲达的指引下，泰不华的舰船突然触沙不能前进，就在他自叹倒霉时，更倒霉的是，他和方国珍严阵以待的海军迎头相撞。

泰不华此时还有一线希望，认为方国珍没有不投降的理由，就命令陈仲达向方国珍申明来意。陈仲达心里也叫苦，来时，方国珍可是说得好好的，是要投降。但看现在这阵势，根本就不是投降。他稍一分心，泰不华已从其眼神中看出危机，猛地抽出刀来，陈仲达正想辩解，突然看到天空一下子剧烈地晃荡起来，天成了大海，大海成了天，他又看到自己脖子上的脑袋不见了，腔子里正喷涌出一道血柱来。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脑袋已经离开身体。最后，他的脸浸入大海，耳边听到了泰不华悲愤的声音，“冲啊！”

事实上，没有人向前冲，因为他们的船已成了摆设，只有方国珍的人能过来，他们却过不去。泰不华站在船头，连砍了十几个想要窜上船来的海盗，他的刀已砍得卷刃，他的气力已经用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怒目而视蹿上船来的海盗。结局是，泰不华脖上中了一矛，血如泉涌，他捂着伤口，依旧站在船头，用刀拄着地，看向北方，好像正要说点什么，没有来得及，马上就被人推进了海里。

泰不华牺牲的消息传到杭州城时，刘伯温正在读书。他出奇的冷静，因为他和泰不华并不熟，或者说交往不深。所以他合上书，站起来，独自在家晃悠，开始对任何人都不理睬。几个时辰后，没有任何征兆，他突然大叫一声，像着了魔一样，低声嘀咕着一连串惊人的离经叛道的言语，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当时的想法。

三天后，刘伯温终于脱卸了那个折磨他的包袱。他又恢复了精神，坐在书桌前，一气呵成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吊泰不华元帅赋》。写完后，他把笔扔在桌子上，格外平静格外冷酷地说：“大元没救了！”

招安是最臭的棋

刘伯温说“大元没救了”时，根本没想过要效仿方国珍等一干造反精英和元王朝为敌。他只是恼火元王朝的无能，悲愤元王朝的不幸。他在《吊泰不华元帅赋》中说，在上者闭塞如死人，下面的人愚蠢无能。好不容易出了个人杰泰不华，却是生不逢时。

这是刘伯温第一次把刀枪对准了元朝最高统治者，也就是元王朝本身。在此之前，刘伯温只是认为元王朝的官场有问题。可泰不华的死却让他在电光火石间看到了元王朝的政治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当他说“大元没救了”后不久，行省就给他送来了任命书，要他去担任浙东元帅府都事一职。他想都不想，收拾东西就上任了。这就是刘伯温，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心中虽然对国家已不抱希望，但如果有机会，他还会挺身而出。什么是豪杰？虽然对现状极度不满，但仍然想改变现状。什么是废物？对现状极度不满后，屁都不做，只在那里穷咀蛆。

刘伯温无疑是豪杰人物，但众所周知，豪杰人物的人生之路永远是坎坷不平的。

泰不华壮烈后，元政府对方国珍的策略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江浙行省左丞相尊达实理就命令右丞特理帖木儿和参政樊执敬集结重兵剿杀方国珍，刘伯温能重新回归，正是樊执敬一手促成。

刘伯温刚到办公地点庆元，樊执敬和特理帖木儿就跑来问刘伯温，如何对付方国珍。刘伯温毫无保留地说：“方国珍现在气候已成，我们暂时只能采守势，坐等机会，然后才能出击。此时如果贸然出击，泰不华元帅就是榜样。”

这话特理帖木儿早就说过：“现在最要紧的是巩固实力，然后出兵。”但问题是，樊执敬却说：“方国珍现在正起着坏榜样，应该早消灭他。”

刘伯温内心冷笑，口无遮拦地说：“方国珍能有今天的成就，还不是拜某些人所赐，该剿时不剿，不该剿时非要剿，这就是逆天。”

樊执敬就问：“依你之见呢？”

刘伯温说：“加固庆元城防。方国珍不可能一辈子都在海上，必然要到陆地来补充给养。而他第一个到的地方要么是他起事的台州，要么就是庆元。只要我们加固庆元城防，闭门不出，坚壁清野，方国珍就会活活被我们耗死。”

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刘伯温说得有道理，因为他们想不出别的方法来。加固庆元城防御工事后，效果立竿见影。方国珍在庆元城下吃了很大的亏，懊恼地逃走。由于心情不顺，又在台州城下吃了大亏。据元政府的情报人员分析说，对方国珍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刘伯温认为此时时机一点都不成熟，但他所有的领导都认为已经成熟。于是，刘伯温被叫到台州，商议如何剿灭方国珍。

就在他们一厢情愿地制定剿灭方国珍的计划时，有人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这个人就是徐寿辉。

徐寿辉是蕲州罗田（今湖北罗田）人，在1351年阴历八月前以卖布为生。据知情人透露，徐寿辉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蕲州黑社会中的一名当家人。当他卖布时，是个童叟无欺的小商贩；当他做当家人时，是个忠肝义胆的豪杰。刘福通和韩山童在黄河边装神弄鬼发动革命时，徐寿辉在蕲州开始让他的小弟们四处活动，并以红巾军分部的名义起事。在那个乱糟糟的年头，每个人都想发家致富，所以徐寿辉很快就拥有了一支部队。由于他部队的主体都是黑社会的古惑仔，平时就受过打架斗殴的严格训练，所以他的部队所向披靡。在攻陷了一部分地盘后，徐寿辉信心爆满，宣称他不是红巾军的分部，而是独立自主的。也就是说，他要建立自己的山头，称帝。

他的战友邹普胜是个天才级人物。他对徐寿辉说：“我看历来称王称帝的人，都没啥水平。你看他们的国号太俗了，我们要搞个震动天地的国号。”

徐寿辉就问：“你有什么想法吗？”

邹普胜说：“国号就叫‘天完’吧。”

徐寿辉问：“有什么讲究吗？”

邹普胜说：“我们是注定要灭掉大元的，先在气势上压倒他。他叫‘大元’，我们盖住它，所以叫‘天完’。”

徐寿辉心花怒放，向邹普胜竖起拇指说：“你真是个天才啊。”

这是一种靠贬低对手而抬高自己信心的心理战术，值得很多人效仿。

现在我们应该称徐寿辉所建立的国家为“天完”帝国，如果他运气好，将来统一中国，那就叫大天完王朝。徐寿辉开始时的运气的确很好，1352年，徐寿辉在亲密战友陈友谅的建议下提出“摧富益贫”的口号，这一口号就像是磁石，把湖北的广大贫苦农民全部吸了过来。于是，徐寿辉的天完兵团横扫今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等大片地区。1352年阴历七月，当刘伯温在台州和那群领导们制定剿杀方国珍的计划时，徐寿辉的天完兵团如暴风一样，一举荡平了饶州、徽州，然后绕过村庄长驱直入，兵临杭州城最后一道屏障的昱岭关。昱岭关在天完兵团的猛烈攻击下，立即陷落。徐寿辉不作片刻停留，兵锋直指杭州城。他的兵团在短短的半个时辰内把杭州城外的防御全部扫荡完毕，又在半个时辰内对杭州城完成包围。杭州城中的守军拼死抵抗，但他们不是天完兵团的对手，杭州城陷落。

当时负责守卫杭州城的樊执敬在城池即将陷落时，突然逆用兵法，大开城门，扬刀跃马而出。天完攻城兵团吓了一跳，但随即认定这是老天让城里的守军走火入魔了，于是，一阵冲杀，樊执敬死于乱军之中。据说，樊执敬临死前，跟在他身后的突击队一哄而散，这让他万念俱灰，挺胸迎接死神的降临。

刘伯温得知这个消息后，捶胸顿足，又开始独自在房间晃悠，又像是着了魔一样，絮絮叨叨。最后，写了首《悲杭城》，里面怒斥杭州城守军的无能和懦弱。

当他还没有从悲愤中彻底清醒，方国珍抓住徐寿辉攻陷杭州给江浙行省带来震荡的机会，猛攻台州城。当是，方国珍的能力不足以支撑他的理想，所以在台州城下扔了几千具尸体后，狼狈而逃。

这是多年来，老天投给刘伯温唯一一件美好的礼物，刘伯温高兴得发狂，作了一首《筑城词》：

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台州有城贼不入？重门击柝自古来，而况四郊多警急。愚民莫可与虑始，见说筑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逾，挈家却向城中居。寄语筑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须足食仍足兵，不然剑阁潼关且难保。独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无城亦无盗。

但是，刘伯温也明白，仅靠城高墙厚，不足以建立奇功。战国初年，魏国国王和政治家吴起乘船游览魏国江山，见到险峻之处，魏王就得意洋洋地说：“瞧啊，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天然之宝。”吴起说：“一个国家的存在，在政治修明，不在山川险要。夏王朝和商王朝，四面都是险山和大河，结果还不是被灭了。如果政治腐败，同舟共济的人都能成为敌人。山川险要、城高墙厚就成了一马平川。”

现在，刘伯温清醒地意识到，元王朝的政治腐败已到根部，所以一切山川险要和高城厚墙，都会变成一马平川。

刘伯温对元政府军队素质的印象极为深刻，在他看来，整个元政府特别是江浙行省已经没有可以打仗的军队。通过各种渠道，刘伯温得知，即使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的军队，在战场上亦失去了当年的光辉。他们和敌人还未接触，就自行溃败，用蒙语叫喊着“跑啊，快跑啊”。

刘伯温回望蒙古兵团横扫地球的历史，连一个叹息都发不出。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孙悟空说过，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任何一个人和一个组织，都不可能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

刘伯温希望元政府，特别是元朝的部队能有所改观，他也曾努力过。比如在方国珍攻台州未遂的1352年阴历八月，他就特意去了趟永嘉。因为他听说在那里有个和尚，能文能武，而且希望能遵从佛祖的教导，普度众生。

刘伯温见到这位永嘉的和尚时，和尚正在大口吃肉，而且是一面耍着棒子一面吃肉。刘伯温大为惊叹，又和他谈论兵法，永嘉和尚说得头头是道，再和他谈论为将之道，和尚滔滔不绝，刘伯温惊为天人。

不过，刘伯温总感觉哪里不对。把这位和尚带回台州后，虽然上司重用了这位和尚，但刘伯温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和尚发挥他的正能量。

刘伯温正绞尽脑汁思考是和尚徒有虚名还是这个政府已不能被融入新血液时，方国珍又重现舞台。此时，是1353年阴历十月。方国珍这两年来没有讨到任何便宜，所以他决定让自己这只迷途的羔羊重新回到元政府母亲的怀抱。

元政府开会，暂时同意浪子方国珍的回头要求。刘伯温听到此消息后，气得死去活来。他说：“方国珍现在还活得很好，就是因为咱们的政策有问题。他是第一个发动武装革命的人，杀我们的官，杀我们的百姓，对这样的人决不能宽恕，应该倾全力捕杀。”刘伯温最后提出了一个论点：现在天下如此之乱，就是招安惹的祸，招安是鼓励那些冒险家造反。一个街头混混，不种田不耕地，因为革命而被招安得到政府的奖励，请问将来还有谁会安心从事实业？大家都把革命当成一种稳赚不赔的投资，这个天下还会好吗？

招安还有一个弊端，由于政府用官爵赏赐盗贼，所以导致很多真正的贤达之士对官爵蔑视，不再愿意亲近政府。鲁迅说，浙江的芦荟到了北京，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美其名曰“龙舌兰”。而北京的大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这就是“物以稀为贵”。

刘伯温在后来的著作《郁离子》中说：“有些东西所以价格高，就是因为少而难得。如果有一天，明珠比沙子还多，黄金比土还丰盛，人人都能得到，那明珠和黄金还会那么贵吗？官爵是表现政府公信力和权威的一件东西，不能随便示人，正是要对官爵‘抠门’，才能让天下才华之士对这种‘奇货’趋之若鹜，而得到后会更加珍惜。”

刘伯温还用一个历史故事来印证自己的见解。

战国时，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美玉，让人雕成酒杯，说：“以后，有大功的人就用它喝庆功酒。”后来，有人立下赫赫战功，赵王就用这个酒杯为功臣倒酒。从此以后，赵国人将谁能用这只酒杯喝上一次酒看得比加官晋爵还重。后来，赵王迁即位，用这只酒杯给一个靠谄媚而得到尊贵位置的人喝酒，许多人再也不把那酒杯看在眼里了。

刘伯温还有个很色情的比喻：用官爵来赏盗贼，官爵就从处女变成了妓女，有谁会把妓女当成老婆那样疼爱呢。

政府招安叛乱者和警察满足劫匪的要求一样，都是一种姑息和放纵，使得人人起而效仿。评点《水浒传》的金圣叹就说，招安是什么？有罪者你把他赦免，而给他高官厚禄，无罪者自然就心生此念，天下还能太平吗？

几年后，刘伯温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慈悲为怀的和尚坐船，遇到风浪，正当大家惊恐之时，突然佛祖显灵，风平浪静。有人看到水中有只毛茸茸的东西飘浮着，和尚就对大家说：“这也是生命，救它上来。”大家把这个生命解救上来后，发现是只老虎，就想把它推到水里去。但和尚阻拦说：“它可是一条生命啊。”坐船的人说不过和尚，就纷纷下水逃走。当老虎恢复体力后，跳上去把和尚当成了一顿大餐。

刘伯温这个故事寓意很明显：老虎天生吃人，这是本性，无法改变。对于这样兽性不改的人，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同情和幻想。

把这个故事摆到现实中来，刘伯温所指的那只老虎当然就是方国珍那类人。这个故事说明了刘伯温性格中的一点：恩怨分明、是非分明，理性得几近于冷酷。

曾有人问过刘伯温：“老虎吃人固然是错的，但它的确是条生命，圣人有恻隐之心，遇到生命受到伤害，当然要拯救它，难道这不对吗？”

刘伯温解释说：“你看它是条生命，其实是你站在它的立场上。你把自己当成禽兽，这种想法才能成立。但天下事都是公道的，你把自己当成禽兽，可禽兽却不把自己当成人。所以，二者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我杀禽兽，是因为我是人。”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冷酷的理性，它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而一旦有人具备后，前途将不可限量。方国珍在听到刘伯温发表的种种宣言后，心惊肉跳了好久。他特别担心元政府的高官们也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就派人偷偷潜入刘伯温住所，用黄金白银闪耀刘伯温的双眼。刘伯温问来人：“这是什么意思？”

来人说：“您那妓女的比喻传到了我们大王耳朵里，我们大王心惊胆战，希望您看在黄金白银的面子上，向您的领导倡导招安我们大王，摈弃剿杀的政策。”

刘伯温说：“我呸，对待你们方大王这样的人，只有剿灭，没有其他办法。”

来人带着黄金灰头土脸地走了，回到方国珍处，惊慌道：“大王，祸事来了。刘伯温那小子死活看不上咱。”方国珍说：“不要慌，我们走上层路线。”方国珍走上层路线的方式是这样的：派人绕过正在围剿他的刘伯温，直接把黄金送到元大都，每个官员都分点。这些官员拿了人家的钱财，自然就要替人说好话。结局就是，元朝最高当局否定了刘伯温的建议和对方国珍的围剿行为。刘伯温得到这样的命令后，没有独自晃悠，也没有像着了魔似的絮絮叨叨，而是气定神闲地坐在桌子前画起了八卦图。

据说，画八卦图有助于精神放松和睡眠，而且能快速释放外来的压力。所以，当政府判他“羁管绍兴”的刑罚时，他面无表情，现在，他将有新的开始。

这就是他一生中最煎熬的三年羁管绍兴生涯。也就是说，现在，绍兴成了刘伯温的监狱。

但我们想错了。刘伯温此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定力，所以当羁管他于绍兴的命令来到时，他的面无表情并非是超然度外，而是满脑空白，呆若木鸡。

三年羁管岁月

悲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监狱里，也就是说，地球就是个大监狱，万有引力就是镣铐，我们永远逃不出地球去，即使用高科技离开地球，终归要回来的。据说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只有一个人逃出了这个监狱，这位越狱犯跑到月球上，住在阴冷的宫殿里，每天对着一只兔子以泪洗面。众所周知，这位越狱犯就是嫦娥，她的下场有点凄惨。乐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游乐场中，因为地球是如此的五彩缤纷，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但乐观主义者也承认，我们永远离不开这个游乐场。

其实，人心才是最大的监狱。刘伯温虽然受到的处罚是羁管绍兴，但官方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羁管措施，他可以去绍兴任何地方，可以喝酒，可以写诗，可以和朋友游览山水名胜。也就是说，对于刘伯温而言，绍兴这个监狱其实是个游乐场。但开始时，刘伯温拥有悲观主义论调。

某一天，没有任何征兆，他突然癫狂起来，在房间里大喊大叫，呕吐鲜血，突然昏迷不醒。他的家人认为他中了某种妖术，请来游方的和尚、正在深山老林里修行的道士、名噪绍兴城的捉鬼大师，甚至通过各种上层关系请来了西域的番僧，这些人对刘伯温进行了眼花缭乱的除妖仪式，刘伯温总算醒转过来。可还不如不醒，因为醒来后，他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自杀行动，比如上吊、割腕、投井、服毒，但他的家人如鬼魅一样时刻盯着他，使他无法得逞。刘伯温在进行了一系列无法成功的自杀行动后，又经过家人的哭泣劝阻，终于醒悟。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他坐到饭桌上，用手指蘸了水，在饭桌上画了个八卦图，说：“这就是监狱。”然后又轻轻地抹掉了八卦图，说，“没有监狱。”

这是一个暗喻，刘伯温告诉我们，人心认为哪里是监狱，哪里就是监狱，反之亦然。

关于刘伯温多次自杀的事情，有一点需要补充：

我们知道，刘伯温被羁管绍兴城时已是43岁，四十多年来，他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走得顺畅无比，比如有人在1353年见到刘伯温，随便问他个问题，他马上就能回答，他通晓的学科天下无出其右。如果把刘伯温放到西方，那他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西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就是追求善，拥有智慧就是拥有了善，拥有了善就拥有了幸福。西方哲学家认为，一个人追求智慧是无止境的，你在追求智慧的同时也就是在享受幸福。但在东方就不是这样，东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创造成功。一旦成功遥遥无期，那就谈不上有幸福感。

刘伯温有智慧，但他没有理解智慧本身就是幸福的，他认为的幸福是凭借智慧取得的成功。由于成功没有取得，反而还落到了阶下囚的地步，所以他不开心，所以就想提前离开这个世界。

站在绍兴城里最高的地方俯瞰绍兴城，它是一座被水洗过的绿油油的城池，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它永远都保持着那种惊世骇俗的纯净。刘伯温站在那里，脑海里就如万马奔腾般掠过绍兴的历史。最先跃入脑海的是舜帝在这里接见百官，然后是大禹在这里召集诸侯，宣称不再禅让，而要家天下。时光如梭，刘伯温能清晰地看到，一个鹰钩鼻子、嘴里永远都散发着臭气的人正在这里卧薪尝胆，这个人就是越国国王勾践，他因为品尝了敌人的大便，嘴里永远都保持着一股臭味。光阴似箭，刘伯温又看到一群宽衣大袖的人正在绍兴城里谈天论地，就是不问世事，这是魏晋那群所谓的风流人士。突然一声马嘶，刘伯温看到宋高宗赵构在这里胆战心惊地避难，而且还说出了“绍祚中兴”这四个字，“绍兴”就是这么来的。

刘伯温站在绍兴城中最高处反刍历史，历史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说：“如果绍兴是座监狱，那这座监狱真是风光无限，因为有那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住过。人绝对不能委屈自己，我要放浪山水。”

这是一种临时的人生信念，就如一张邀请函，刘伯温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到绍兴，和他一起放浪山水，和他一起喝酒写诗，永无虚日。

在这三年看似热闹其实内心百无聊赖的时间里，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的事发生。比如刘伯温和王冕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王冕”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的，他可谓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儒林外史》开篇的楔子讲的就是他的故事，不过他在文中的形象是一位拒不出仕的隐士、高人。我们小时候也学习过关于他刻苦学画的课文，另有他的一首《白梅》也是相当出名的，语文题目中也没少考过：“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是绍兴人，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慷慨有大志，通术数之学，也算得上是位“仙儿”。元末天下还没乱糟糟的时候，他曾去过京师，偷偷与人说“乱且作”，人们都以为他疯了；后来他又仿照《周礼》著书一卷，说道：“我还没死，拿这个去献给明主，可以让天下太平。”但是后来命运却和他预想的不同，未来的皇帝朱元璋让他当秘书（谘议参军）后，他就不幸生病死掉了。

王冕死是后来的事，这时还活蹦乱跳着呢。刘伯温和王冕神交已久，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听说王冕写诗厉害，早就想结识了，这次到绍兴，正好有了这个机会。其实，刘伯温和王冕两个人在人生理念上是有差别的，王冕不喜欢吃元朝的官饭，刘伯温则巴不得吃官饭，但在特定时期，刘伯温在公务员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时候，他也跟王冕一样有了当隐士的想法，这下两人距离就拉近了。而且两人还有些其他的相同点，比如都能画点小画、作点小诗。

交往起来以后，王冕的诗集出来后，请刘伯温作序，刘伯温欣然允诺，称王冕的诗质量不错，好好地夸了几句。后来刘伯温离开绍兴以后，王冕可能还去处州看望过刘伯温。

除了交朋结友，刘伯温干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写写诗、作作文。这两年的文学创作是刘伯温一生的巅峰时期。从刘伯温文集的情况来看，在绍兴的这几年，刘伯温参加过好几次文人雅士发起的聚会，比如“牡丹会”啊，“南镇之游”啊，“竹林宴集”啊，“郊外游”啊，日子表面上也还过得悠闲自在。

或许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后人，于是，刘伯温传记的作者在叙述刘伯温“羁管绍兴”的篇章时，毫无人性地用一句话作了概括：刘伯温每天都放浪山水，写诗作画，跟朋友喝酒谈天，好像他的心态调整得不错。其实这种铁石心肠的描述对刘伯温一点都不负责任。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刘伯温强颜欢笑，每天都思考自己痛苦的人生。当他在跟朋友喝酒时，人人都见到他烂醉如泥，实际上他深邃的内心总无比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当他跟朋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时，其实他在思考国家的前途，最让他懊恼兼痛苦的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思考出结果。“韶华不我与，去若川水流”这种“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明显跃然纸上。

可是，刘伯温也明白，自己无论如何地忧心忡忡，如何地想要为国家出力，但现实却是，没有平台给他。如果没有戏台，自己又不能搭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心里唱戏。但心里唱戏，别人又看不到，所以唱了等于白唱。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刘伯温诗文自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叫《象棋的故事》，说的就是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由于一切自由被剥夺，所以就背诵一本象棋谱，结果出狱后，成了一名象棋高手。刘伯温后来被誉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和他在绍兴的三年时间里每天都写诗作文有着重要的关系。

孟子说过，对于君子而言，世界上就没有什么阻碍，万物皆备于我，一切看似阻碍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磨炼我，最后成全我。

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人都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人人都喜欢游乐场，不喜欢监狱。

在绍兴监狱的三年时间里，刘伯温也曾“出狱”过。当然，从心是人最大的监狱这一角度而言，刘伯温的出狱不是身体的出狱，而是心灵的出狱。

张士诚的革命路

刘伯温的“心灵出狱”发生在1354年阴历十月，原因是，那位因修黄河而引起红巾军革命的宰相脱脱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大败革命家张士诚。

张士诚出生于泰州白驹场（在今江苏大丰）。泰州扼着苏北咽喉地带，自古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盐业，是中国历代盐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元朝，泰州靠海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十六处盐场，张士诚的老家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泰州真富，但这不代表泰州所有的人都富，比如张士诚就没有钱。张士诚没有钱和他本人的能力无关，和社会有关。元末天下大乱，元朝政府要镇压，要挥霍，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钱，但是国库里的钱就那么多，撒光了之后还是得回到敛钱最根本的道路上来——税收。平时收三分的，现在收五分，增加税收，就相当于增加了国库收入，国家花起钱来也不至于捉襟见肘。于是，元朝政府开始大规模提高盐价，反正盐是生活必需品，价低有人买，价高也有人买，卖高点儿钱不就出来了嘛。像盐这种国家垄断的东西，价格不会是市场说了算的，关键还是看当官的嘴巴。有数据表明，从公元1276年到公元1315年，仅仅四十年间，盐价上涨了十六倍。

国家的盐买不起，那私盐贩子就有了想头，他们卖的盐肯定比国家卖的价格低，但是私盐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国家要保证财政收入，当然不允许你私自卖盐，那不是跟国家抢生意吗？毕竟中国汉武帝以来，盐铁一直是国家垄断经营产品。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坚持对匈奴长达三十几年的打击，其军资来源全部仰仗桑弘羊经营盐铁生意的收益。可见盐铁行当是一座几乎挖掘不尽的大金矿。为此，历代中央政府对盐贩子的惩罚都相当严格，还在唐朝时政府就规定，贩盐一石以上为死罪。元朝的惩罚措施也很厉害，先打七十板子，如果侥幸不死，再轰到人迹罕至的地区受刑，元王朝领土空前广阔，找个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地方易如反掌。虽然国家盐禁重，但是贩私盐的利益也是大得诱人，只要做好了，在村里建洋房买轿车没问题。所以有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干起了盐贩子这项职业，就像贩毒组织经常怀有的鱼死网破之心一样，要赚就赚多的，大不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当然脑袋也是不能轻易掉的，在能保住的范围内还是要保住，所以盐贩子们又经常采取拉帮结伙、武装贩盐的手段来对抗官府，这就为他们日后的武装暴动作了军事方面的预演。

张士诚自从加入盐贩子队伍以来，腰包渐鼓，但张士诚不太爱钱，反而喜欢结交朋友，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块儿吃肉。因为经常做东道主，所以身边聚集了很多朋友。张士诚虽然有钱，但由于是走私性质，不是国家允许范围内的钱财来源，因此他常被那些通过刮地皮赚钱的人看不起。有的富户们向张士诚买盐后赖账，表示：“要钱，可以，不过你要等着吃官司。”张士诚当然不愿意贩私盐这事儿曝光，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不单是富户欺负张士诚，那些收受他贿赂的官员也对张士诚这样的盐贩子非打即骂，特别是管理盐业的警察，简直不把这些财神爷当人。如你所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张士诚忍耐的限度终于在1353年春节后被突破。

有一天，他和十七个最要好的同事喝着盐水，吃着馒头，说：“世界上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而我们却在这里像狗一样活着。我们倒不如拼一把，就是死了也比这样窝囊地活着好。”

如你所知，这是冒险主义。因为张士诚不同于方国珍，也不同于刘福通，更不同于徐寿辉。方国珍革命时，仅他的家族就有几百号人；刘福通革命前，就在白莲教有着高贵的地位；徐寿辉更不用说，是黑社会当家的，手下小弟多如驴毛，给他们一把砍刀，那就是一支军队。

张士诚什么都没有，算上他，才十八个人，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运盐的工具——扁担。那玩意根本杀不了人，只能肩挑东西。

无疑，张士诚革命，就是闭着眼向黑暗的深渊里纵身一跳。但他的十七个同伙都认为值得一跳。张士诚又说：“这事儿可比贩卖私盐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捆在一起，生死与共。”这些人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张士诚就咬破自己的手臂和他们歃血为盟，在一个没有月光、只有点点星光的夜晚悄悄摸进了盐警警长的家，十八条扁担排山倒海般地砸向了那位警长和他的家人，半个时辰后，这一家子就被扁担送进了阴曹地府。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张士诚惊喜得浑身冒汗。他们又趁热打铁，拎着十八条扁担冲进了当地的几家富户，如法炮制，把那些富户也用扁担拍死，然后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穷苦人，接着一把火将房屋烧了个干净。

这种用别人的生命和钱财为自己赢取人心的举动，又称为劫富济贫。张士诚在劫富济贫的现场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他说：“现在你们得到的是你们应得的，但还是太少。还有一些你们应得的，就在前方。”

如他所愿，好多穷苦人立即发誓要和他一起去前方寻找属于他们的东西。张士诚扔了扁担，拿起武器，开始招兵买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张士诚的革命军就有了一万多人。

现在，我们可以说，张士诚纵身向深渊里一跳，跳出了成功。从张士诚革命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人生哲理：有时候，创造奇迹必须要胆大。但张士诚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比如就在张士诚革命的同时，江西有个叫李九的，也被当时五花八门的革命家们的发家史所激励，所以召集了几个平时的好兄弟，准备晚上攻击“甲主”，然后封官拜爵，过过皇帝瘾。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张士诚那样的好运气，晚上冲进“甲主”的家时，“甲主”正和警察部门的人喝酒，结果十几个人当场就见了阎王。

所以说，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时，千万要小心，因为时机是随时都在变的，一厢情愿地借鉴，那就是刻舟求剑。

张士诚没有借鉴过任何前辈革命家的成功经验，他是个稳健、从不肯投机取巧的人。在张士诚的字典里，世界上没有一顿是免费的午餐。想要得到午餐，必须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专心地走自己的路，别人怎么看，这不是他所关心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张士诚具有担任领袖的天赋。

张士诚的稳健作风很快就得到丰厚的利润，1353年阴历三月，张士诚集结三万人，对泰州城完成包围后，猛攻三昼夜，拿下了泰州。这是一次震天动地的胜利，让元政府手忙脚乱。元政府马上把对付方国珍的招数拿来对付张士诚，派出高邮行政长官李齐前往说服教育，期盼张士诚能和方国珍一样改邪归正。

李齐是个有故事的人，1333年的状元郎，步入仕途后，凭借公正廉明和罕见的做官手腕坐到了高邮行政长官的高位。在高邮，李齐雷厉风行，对犯罪行为严厉打击，曾单枪匹马追捕盗马贼，名噪江浙。他后来被张士诚杀掉，临死前，张士诚要他下跪，他说出了让天下人动容的一句话：“吾膝如铁，岂肯为贼屈！”

不过，当他去泰州招安张士诚时，从未想过自己一年后会说出那句震烁千古的名言来。

李齐对张士诚的印象并不好，张士诚是个一脸阴郁、沉默寡言的人。他的眼神发滞，很少看到他笑。李齐后来说：“张士诚这人虽然重诺，但他是个不被诺言束缚的人。”

二人谈了很久，张士诚最终同意接受招安。李齐表现出高兴的样子，说：“那我就回去报告这件喜事。”但张士诚却不让他走，非但不让他走，还把他关进了泰州的监狱里。

后来，李齐虽然逃出泰州，但张士诚已经攻破了兴化（今江苏兴化），接着又轻松地拿下了高邮。李齐当时不在高邮，快马加鞭回来解救高邮时，已经晚了。

元政府再向张士诚抛出橄榄枝，张士诚就想到了从泰州跑出去的李齐。他对元政府说：“只要李知府来，我就投降。”李齐深吸一口气，走进了高邮城。张士诚却闭口不谈投降的事，元政府似乎忘了高邮城里还有个李齐，调集精兵猛攻高邮。

张士诚就把李齐从宾座上拉到城墙上，当人质，还要李齐下跪。李齐不跪，所以有了那句动人心魄的名言。

现在，张士诚在高邮城中严防死守，高邮城外元朝兵团源源不断地在集结，张士诚自革命以来第一次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他的克星宰相脱脱正飞驰在来高邮的路上。

关于张士诚，还有一点补充。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革命成功后，他认为这名字全是数字，不能体现威严。所以就让刘伯温的师兄施耐庵给起个响亮的名字。施耐庵这人对张士诚印象不佳，所以就给取了“士诚”这两个字。其实，这是骂了张士诚。这两个字出自《孟子》，原文是：“士，诚小人也”。

由于古书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就成了“张士诚小人也”。

但当时张士诚可能不知道，后来朱元璋知道了，知识分子都是蔫了吧唧的坏，这可能是后来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心理基础。

为脱脱喝彩

脱脱是元顺帝时期权臣伯颜的侄子，伯颜把他收为义子。但脱脱看不惯义父伯颜的专横跋扈，所以联合元顺帝驱逐了伯颜，自己成为权臣。

脱脱是个事业心极重的人，又受过中国儒家教育的训练，所以掌握大权后，面对越来越糜烂的局势，进行了一次改革。脱脱的改革可圈可点，比如整顿吏治、减轻对百姓的剥削。当一丝曙光即将要呈现时，脱脱却在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修黄河。结果，引起了刘福通等人的革命，改革成果自然而然地付诸东流。

江南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时，脱脱焦头烂额，有时候甚至亲自上阵。比如1352年阴历八月，他就亲自领兵到徐州（今江苏徐州）对革命家李二进行平叛。

李二占徐州城简直就是个神话故事。李二是邳州（今江苏邳州）人，家境殷实。某年，邳州灾荒，李二就把家里的一仓芝麻全拿出来赈济灾民，民间送其绰号“芝麻李”。1351年秋天，他深受刘福通革命的影响，热血沸腾地和七个好兄弟歃血为盟，在徐州萧县（今安徽宿州市萧县）宣布革命。然后带着三人佯称是“河工”，进入徐州城。晚上时，徐州城里的四人在街上敲锣打鼓，点起烟火。城外的四人也敲锣打鼓，点起烟火，如此内外鼓噪，徐州城里的官兵吓得魂不附体，居然束手听命，李二就用这七个人占领了徐州城。之后对周边地区进行了一连串的军事袭击，地盘逐渐扩大，于是就以徐州为根据地，做起大王来。

神话故事所以是神话，就是因为它只能出现一次，所以当脱脱领着中央政府的精锐来到徐州后，经过几场交战，李二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创造神话了，就开城投降。脱脱押解李二到达雄州后，处决了李二。

徐州剿匪让脱脱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所有蒙古人都认为，脱脱将是力挽狂澜的救世主。所以当张士诚百忙之中在高邮称帝建立大周政权后，脱脱自然就成了消灭张士诚的最佳人选。

脱脱调集各个北方行省的精锐部队，还从西域征调了一批特种兵，共计四十万人马，宣称一百万，浩浩荡荡地杀向高邮城。史料记载说，这次出兵，旌旗蔽日，万马奔腾，战鼓震碎了胆小鬼的耳朵，自元王朝建立以来，在本土作战从未有过如此风光的出军盛况。

不过，这是表面风光。脱脱在誓师时，突然起了一阵怪风把帅旗拦腰折断。他的属下大惊失色，说：“这是大败的征兆。”脱脱平静地说：“我们要败也不是败给张士诚那小子，而是另有其人。”脱脱所说的另有其人，正是他在改革中得罪的一批权贵。脱脱前脚刚迈出大都，他们就开始在元顺帝耳边说脱脱的坏话。

元中央政府何以对张士诚如此重视，这次出师几乎是砸锅卖铁？其实，不是重视张士诚，而是重视张士诚占据的高邮城。高邮城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连接着南北驿道，高邮如果在他人的掌控中，那元政府就等于被人卡住了脖子，吃不下去东西，迟早饿死。

张士诚占高邮城时，从来没想过自己坐在了火药库上。所以当脱脱的四十万兵团兵临高邮城下时，张士诚大惑不解。他自言自语道：“刘福通、徐寿辉，还有那个狡黠如狐狸的方国珍，哪一个不比我混得好？这鞑子喜欢拿软柿子捏啊！”他手底下几个半瓶子谋士此时说：“我们当初应该攻扬州，扬州城里富，而且不会引人注意。现在，高邮成了烫手的山芋了。”

张士诚非常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于是穿上重甲，被人抬到高邮城上，要脱脱答话。他问脱脱：“为何来攻我？”脱脱回答：“凡谋逆的人，都要被我诛杀，先杀了你，再找其他人。”

脱脱的回答仍然不能使张士诚满意，但脱脱的攻击让他非常满意。自脱脱下令第一次攻城后，就保持着持续不断的攻击。脱脱的攻击越来越强悍，张士诚的防御越来越脆弱。

从脱脱宰相那双高瞻远瞩的眼中看去，高邮城实在不堪一击。高邮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23年所建，建它的初衷并没有把它当成城市，而是当成邮局。所以只是简单地筑了一座大高台，顺手一圈，说：“这里将是咱们秦国在南方最大的邮局。”于是，高邮就诞生了。高邮城虽然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但因为先天不足，所以到元代时，仍然是个小城。在脱脱眼中，它像是个小家碧玉，弱不禁风。

不过，脱脱之所以短时间内无法攻陷，是因为张士诚的顽强抵抗，还有高邮城的城墙向外倾斜，这就使得攀爬不那么容易。脱脱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所能有的全部攻城器械，飞桥、云梯、巢车、临冲吕公车。还有撞击城门的搭车、钩撞车、火车、鹅鹘车，偶尔还会动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回回炮，那玩意其实是个大铁球，被火药催发，冲出炮筒，在空中发出夺人心魄的叫声，砸到街上，就是一个大天坑。砸到人群中，人就成了照片。

但即使这样，脱脱的攻城兵团还是无法进入高邮城一步。张士诚在紧张的守城中，还让人趁乱从城墙上坠下，去他的几个据点六合、盐城和兴化搬救兵。脱脱大怒，分出一支兵团，一股荡平了六合、盐城和兴化。他是个做起事来专心致志的人，所以他也希望张士诚聚精会神地守城，别胡思乱想、三心二意。

张士诚不能不胡思乱想，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活着的士兵越来越少，士兵的武器，尤其是羽箭屈指可数。城里的百姓也开始有不同声音，认为这样死守倒不如投降，因为他们虽然在城里，但并不安全，在家中躲藏时，突然从天而降一个大铁球，一家子就被连窝端了。张士诚不得不分出一支部队在城内维稳。

现在，张士诚绝对地处于绝望的位置，想要翻身，恐怕只有天降奇迹。

刘伯温在脱脱围攻高邮城的两个月后，得知了张士诚的尴尬，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为元王朝能在此危急时刻出现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而激动得流下泪水。

但他激动的泪水还未风干，高邮城下出现了奇迹。

奇迹其实出现在大都，正如脱脱所预料的那样，他不可能败给张士诚，只能败给那些政敌。他的政敌见他两个多月未攻陷高邮，就在元顺帝面前说：“脱脱出师三月，耗费国家钱财，却没有寸土之功。他平时嘴上功夫了得，文韬武略好像都在他舌尖上，怎么一去实践，就不成了呢，是不是故意的？”

元顺帝跳了起来，下诏书斥责脱脱：“浪费国家钱粮，害得我这几个月节衣缩食，你却没有半点让我满意的地方，马上回来，我的国家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脱脱接到命令后，望着高邮城，叹息落泪。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脱脱不是不知道，但他不能违抗，因为他是个忠贞不贰的人。就在他走后，元顺帝派来了两位在军界毫无影响力的指挥官，于是，在他们辛苦的指挥下，各兵团司令置若罔闻，结果，高邮城下的元朝军队立时阵脚大乱，一哄而散。

张士诚看到元军不战自溃后，高兴得几乎想来几个前后滚翻，带着他仅剩的几千人就冲出了高邮城，元军正在一门心思逃跑，根本不想理会他。结果就是，张士诚不但解了高邮之围，还顺带收复了六合、盐城和兴化。

高邮之战是元朝末年五花八门的革命家们革命的一个转折点，自此后，元政府再也没有力量集结四十万大军。其实高邮之战对革命家们而言，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张士诚以几万人守着个脆弱的小城，却击败了元政府四十万精锐兵团，这象征了什么？象征了革命部队都是有如神助的部队，象征了元王朝的气数已尽。

高邮之战后，刘伯温有好多天不和朋友们游山玩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谁也不理睬，一个人自言自语，他憎恶张士诚这样的造反者，但他更对元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失利而痛心。

当他听说元政府后来又三番五次地去高邮招降张士诚时，他哭笑不得。一个被人打败的人跑到胜利者那里，要招降人家，这是什么套路？

无能也就罢了，怎么可以如此无耻？

1355年阴历七月十五，刘伯温在普济寺度过了他45岁的生日。那天晚上，刘伯温仰望圆月，四周一片凄惨，他能看到荒唐的月亮在流泪，他能听到淡淡的云彩像鲜血一样汩汩地流动。这就是他当时的心情，他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他对那每年这个时候都一模一样的月亮说：“如果世间事能如你一样，该多好啊。”

元朝的和尚，你不怎么样

刘伯温45岁生日是在普济寺度过的，陪伴他的是一个叫砥上人的和尚。砥上人先是让刘伯温写了首诗，然后又让他为一篇文章写了序。然后二人坐下来，品茶论道。

其实，刘伯温对元朝的和尚一点好感都没有。这事要从蒙古人的信仰说起。蒙古人的信仰是“长生天”。“长生天”的蒙古语为“腾格里”，相当于汉人的玉皇大帝、老天爷。对于这位老天爷，蒙古人的想法是，他高高在上，尘世肮脏，不可能亲自下凡。所以，他在人间必然有代言人。那么，这个代言人是谁呢？成吉思汗以前，所有蒙古部落的酋长都认为自己是代言人。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大家一致都认为，成吉思汗才是他的代言人。成吉思汗也说，“长生天”他老人家要我当他的代言人，我下来之时，他对我说：世人罪孽深重，需要血的洗礼，你必须替我惩罚他们。

这就是蒙古人持续不断四处杀戮的原因，最后，他们真认为自己是老天爷的代表，血腥的杀戮和惩罚人类就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成吉思汗就说过，我高兴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敌人的老婆和孩子因为失去丈夫和老爹而哭泣。

但如你所知，这只是一种狂热的信仰。狂热的信仰不是信仰，因为它没有根基，正如一棵没有根的树，永远难以生长。当狂热退却，或者是狂热受到阻碍后，这种信仰最先就会被最坚定的信仰者所怀疑。

当然，狂热的人永远都是自以为是的人，而自以为是的人往往会闹出很多笑话。美国有个脱口秀主持人，小时候认为自己是上帝，理由是，当他把家搞得乱七八糟时，母亲回来后都会尖叫：“哦，我的上帝！”所以，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但当他成年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自己欺骗自己好多年，徒留笑柄。

蒙古人东征西讨了一个多世纪后，在日本和安南都吃了亏，所以渐渐安静下来，停止了他们征伐的脚步。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做“长生天”代言人太辛苦，而且在学习了儒家文化后发现，他们的老天爷有点太冷血，大概是为了赎罪吧，他们转身投进了慈悲为怀的佛教怀抱。这个佛教就是藏传佛教，佛教的那些和尚们被称为番僧。藏传佛教后来被定为国教，元朝的每个皇帝都死心塌地地信仰它，连带着也就信赖和支持保护那些番僧。番僧在元王朝飞扬跋扈，简直让西天的如来佛祖愧疚欲死。

仅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番僧的嚣张跋扈：

公元1308年，有个番僧抢了老百姓的柴草回寺庙里炖鸡，被抢了柴草的百姓告到了父母官李壁那里。李壁正在询问呢，那个番僧竟然从天而降，身后还跟着许多徒弟，拿着棍棒，上前就对衙役们进行殴打，有几个把李壁从办公桌后拖了出来，揪住头发，按倒在地，打得李壁哭爹喊娘。李壁后来包得像个粽子那样亲自去皇帝那里告状，结果是，那个番僧只被象征性地关了两天，就出狱了。

从这个案例可以知道，该番僧混得是最惨的，不然他不会去抢柴草炖鸡。

混得好的番僧就大不一样。他们一出门就是十八人抬轿，鸣锣开道，所过街道，必须空无一人，排场和皇帝出行相差无二。普通人只要一看到他们的轿子，就马上找地方躲起来，连大气都不敢喘，不过也有人不给他们面子。一次，一个番僧出门，鸣锣开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想不到迎面来了同样鸣锣的一队人。番僧勇往直前，对方也没有后退的意思，结果两方就撞上了。番僧暴跳如雷，命令随从动手。对方的随从很少，但人家说了，这是王妃的轿子，也就是说，这轿子里的人不能打。可番僧假装没听见，继续动手，双方打得热火朝天。最后，王妃的人少，自己也被番僧揪下轿子一顿胖揍。番僧把王妃揍得梨花带雨后，得意洋洋地说：“你王妃算个屁，就是皇帝老子，也要受我们的戒敕。”

王妃侥幸活命后，把自己包成个粽子，去老公公皇帝那里告状。皇帝说：“你等着。”可王妃等来的却是一道诏书：“殴打番僧，罪应断手；谩骂番僧，罪该断舌。”

王妃自杀的心都有了，但她老公公很照顾她，说：“念你初犯，既往不咎，以后要小心。”

番僧们如果仅是无法无天，祸害并不大。但他们却腐蚀国家最高领导人，贡献最美的西域女子和最厉害的春药，使皇帝不能正常工作。还利用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渗入到官场，卖官鬻爵，把元政府搞得乌烟瘴气。

刘伯温对和尚没有好感，其实就是对番僧没有好感，也间接地对元王朝的皇帝们那么宠信番僧和藏传佛教难以理解。

在刘伯温看来，纯正的佛教绝对养不出那些畜生不如的番僧。但遗憾的是，纯正的佛教在元王朝已经灭绝，所以刘伯温反番僧，其实也就是在反佛。

45岁生日那天晚上，他和砺上人有段精彩的对话，让人看了很为刘伯温是非分明的观点震惊。

砥上人：“佛主张不杀生，非但不杀生，还要割肉喂虎。”

刘伯温：“这就不对，如果你被老虎咬了一口，马上要死了，有机会杀它，也不杀吗？”

砥：“原则上是这样。”

刘：“你们佛家不是说众生平等吗？可你就要被老虎咬死了却不反击，那是不是证明你的命不如老虎？”

砥：“这个嘛……”

刘：“你们这种人每天坐在绝对安全的地方，撞钟念经，因为没有危险，所以就信口胡说，不杀生，却不知身处险境的人，如果不杀掉老虎，就会失去生命。你们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保护罪恶吗？哪里有仁义之心？”

砥：“杀生肯定要遭到报应的。”

刘：“山中老虎，水中鲨鱼，每天都杀生，我怎么没见到它们有报应？”

砥：“哎哟，那是食物链的问题，佛说不杀生，是讲给咱们有理性的人听的。”

刘：“这样说来，禽兽杀生不会得到报应，而我们人杀生就要得到报应，那人不如禽兽？”

砥：“咱们谈点别的吧。”

刘：“咱们头顶的这片天的主宰是谁？”

砥：“佛祖。”

刘：“佛祖在西方，这里是东方。”

砥：“那就是你们道教的玉皇大帝吧。”

刘：“玉皇大帝是主宰天地的神，他定下法律，而你们佛教却总对有罪之人引手相援，你们这不是违法吗？”

砥：“你看今天的月亮好圆啊！”

那天月亮的确好圆，但是，刘伯温说：“其实我只是不尊重你的职业，但我尊重你这个人。”

砥上人说：“你就该如此，因为我又不是番僧。”

的确，刘伯温虽然反对佛教，但却和佛门中那些非番僧的人交往甚密。在绍兴三年，他游山玩水之地都有和尚的身影。而且刘伯温在著作中经常会用到佛家的典故，或者是以佛家的语境来书写文章诗词。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唐朝时韩愈反佛，认为佛教的先生们每天不干活，但却占着大量土地，是世外的顶级富豪，尤为要命的是，他们传播一些大言不惭的理论，使人心萎靡，应该把他们的寺庙铲平，把他们的土地收为国有，再让他们蓄发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但韩愈却和很多和尚结为朋友。

刘伯温和韩愈有同样的心境，所以在二人谈话的最后，刘伯温感叹说：“你们佛教的神祇们也不过是我们普通人所制造的，制造者如果头脑清醒，宅心仁厚，你们的神祇就正大仙容，佛光普照。反之，你们的神祇就是群魔乱舞，一塌糊涂。”

每个人都在心中制造着属于自己的神祇，这种神祇有时候是正义之神，有时候是邪恶之神，还有时候，只是一片虚空而已。这种人，我们称之为没有理想的人。

刘伯温心中的神祇自然是正义之神，只不过这尊神制造的时间太长，发挥的作用也微乎其微。1356年，刘伯温福至心灵，他最后一次在大元王朝亮相的序幕被他心目中的神祇缓缓拉开。

第五章 临危受命，平贼乱力压时局

灯笼计

刘伯温重新被元政府起用，不是元政府幡然醒悟他是个人才，而是和几年前一样，也是朋友的推荐。他这个朋友叫石抹宜孙，契丹人，是个传奇色彩浓厚的人物。石抹宜孙性情洒脱但很机警，能力突出但谦虚谨慎。年轻时曾袭了父亲的官位来到江南，在处州担任行政长官。当他弟弟成人后，不能自力更生，所以他就打通关系，把父亲的官位袭给了弟弟，而自己到台州闭门读书。1351年，方国珍在台州革命，江浙行省想到这位传奇人物，就命令他到温州担任行政长官。刘伯温在绍兴监狱游山玩水时，石抹宜孙已凭多次击败盗贼的功勋荣升江浙行省枢密院判官了。

从各种关于石抹宜孙的记载来看，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儒将中的奇葩。他的军队纪律严明，能吃大苦耐大劳。他本人则是个书痴，特别善于写优美动人的诗歌。由于都在江浙行省做官，所以刘伯温和石抹宜孙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刘伯温在绍兴监狱时，二人的关系升温。石抹宜孙有意识地接近绍兴文化圈，所以有心人经常能在绍兴看到石抹宜孙的身影。就在那时，石抹宜孙和刘伯温开始频繁交往，两人同时确定，这是双方伟大友谊的开端。

刘伯温对时局的看法让石抹宜孙深以为然，刘伯温在方国珍屡降屡叛处置问题上的是非观更是和石抹宜孙心心相印。所以在1356年正月，石抹宜孙就写了封聘用书，送到刘伯温处，请他出山帮自己。字里行间流淌着无限真情，使刘伯温深为感动。

一个人一旦被感动，必然要付诸行动。所以，正月末得到石抹宜孙的信，二月初，刘伯温就走进杭州城，接受了江浙行省都事的职务，三月初，他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石抹宜孙办公地处州。

石抹宜孙激动不已，紧紧握着刘伯温的手，似乎要落下眼泪来。但他认为这样不合适，所以马上收起情绪，拿出一份档案，对刘伯温说：“这是逆贼吴成七的档案，你先看看。”

吴成七是刘伯温的老乡，青田县人，吃苦耐劳而且头脑灵活，并且在当地一位江湖高手手下练过搏击术。春天来时，在家务农，庄稼生长时，他就外出贩售私盐。这使我们想到了他的前辈张士诚，但吴成七和张士诚不一样，贩卖私盐只是兼职，并非主业。

1353年春天，吴成七在青田某个镇上贩卖私盐，结果被当地的盐霸欺辱，不但让他赔了本，还揍了他个鼻青脸肿。吴成七陷入两难境地，他不能报官，因为他就是违法犯罪分子，他又不能忍气吞声，因为从当年的气象知识判断，他的土地将颗粒无收。吴成七趴在地上考虑了很久，终于决定先出一口恶气再谈其他。于是，他站了起来，盐霸和他的几个喽啰对他这种挑衅行为极为愤怒，准备再揍他一顿。他们不知道，吴成七的搏击术造诣很高，有时候连他老师都不是对手。所以，他一记重拳就把那个盐霸脸打成了肉饼，盐霸当场死亡，吴成七逃离现场。

杀人肯定要偿命，天经地义。但有一种杀人就不必偿命，比如政府杀人，再比如造反杀人。吴成七在家中惶恐了一天后，找来了同行——民间搏击大师宋茂四，还有他平时经常救济的儒生支云龙和经常蹭他吃喝、并声称是青田第一谋士的周一公。

四人几乎是一拍即合，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心心相印和肝胆相照，而是因为那时候，江浙境内除了绍兴无烽烟外，其他地方狼藉一片。人人都在造反和准备造反，而且成功几率出奇的大。既然现在活得差强人意，那就重走出一条人生路。

宋茂四常在江湖上行走，认识了太多不如意的人，所以一经联络，马上站出了一群人。周一公扮演了街头革命家的本色，通过各种装神弄鬼，吸引了无数想要发家致富的人。

吴成七坐在高处，看着一万多人向他欢呼，突然想到了支云龙曾经说的一个成语：众望所归。

1354年，众望所归的吴成七自称“吴王”，开始了他和元政府的对抗之路。但吴成七只是穷吆喝，他称吴王很久了，只是在某某村和某某屯里称王称霸。也就是说，他开始时，根本没有和元政府的正规军接触过。他的军粮全从当地普通百姓那里得来，谁家辛苦种了粮食也不可能白给他，所以吴成七最开始革命时，是先对普通老百姓革命。这种革命方式有两种：有钱有粮的出钱粮，没钱没粮的就出人。

革命的成果极为乐观，因为人数的增多，吴成七不得不频繁更换巢穴。最终，他在青田县金炉乡金山村后面的金山顶上建立最终巢穴，后人称为吴成七寨。几年后，前来招安他的官员说：“这是个货真价实的易守难攻之处，海拔700余米，孤峰耸立，地势险要。吴成七把寨子分为三级，每一级都有重兵把守，加之地利，想要突破这样的贼巢，惨重代价在所难免。”

人其实就像动物，出发捕猎前，必须要巩固自己的窝。中国人对一个混得惨兮兮的人经常用一句话：把窝都混没了。但特别重视自己的窝，也会使人的防御思维特别突出，而进攻思维退居二线。

吴成七一直在加固他的老巢，就如孙悟空当年始终巩固他的水帘洞一样。所以，一年下来，他震撼的一次军事行动只是攻击了青田县城。

但对于当时风声鹤唳的元政府而言，这样的军事行动已足够他们惊恐万分了。江浙行省马上派遣剿匪部队去找吴成七。吴成七最开始时还心惊肉跳，但他的担心实属多余，因为政府剿匪部队走到南田山时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溃散了。几个月后，第二批剿匪部队又移动到了南田山，吴成七试探着派出一支小分队，在山顶敲锣打鼓，那支剿匪部队刚闻鼓声就一哄而散。

勇气固然来自我心，但很多时候，勇气的产生是因为对手的无能。元政府剿匪军的无能让吴成七有了走出巢穴的勇气，开始扩大他的势力范围。短时间内，他的部队犹如修炼成精的妖怪出山，横扫处、温、婺州及闽北建瓯一带。吴成七稳扎稳打，打下一地马上建立军事营垒（寨子），结果，如你所知，吴成七的势力就如一条蜈蚣，首尾联络百余寨。元政府头痛万分，只好再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招安。

然而，双方的谈判过程没有任何进展，因为大家讨价还价，谁都不相信谁。所以，吴成七继续做他的山大王，元政府这时才命令石抹宜孙对吴成七作坚决彻底的剿杀。

刘伯温看完这份档案，对这位老乡的评价并不高：吴成七很难成事，他喜欢建寨，这样的人不是进取型人才。

石抹宜孙说：“固然如此，但他建寨的同时在屠杀我们的子民，所以还请你出计策。”刘伯温笑了笑，看了看他的同僚们。当他正在看档案时，石抹宜孙的三位最得力的下属已经陆续来到。其实，对这些人，刘伯温都认识。而且，刘伯温也认定他们是肯做事而且能把事做成的人。

比如站在石抹宜孙身边那个儒雅但眉宇之间却透着一股英气的章溢，是元朝大儒王毅的关门弟子，1352年，红巾军把他的侄子捉获，他挺身而出，主动替换侄子。红巾军曾闻他是个人才，想要他为己效力，章溢死都不肯。后来，他贿赂看守，逃出囚牢，散尽家财组建民团，帮助石抹宜孙把进入龙泉的红巾军打退。石抹宜孙对章溢的评价很高，说他是台州之民的救世主。

另外那个章溢的老乡胡深，是个有责任心的人，龙泉大乱时，他集结家族子弟，组成武装部队投靠石抹宜孙。多次不动一兵一卒，仅靠嘴皮子招降山贼海盗。

刘伯温看档案时，他就站在刘伯温身边，皱眉思考。

坐在那里的那个五短身材的叫叶琛，脸横着比竖着宽，有人说他是蒙古人，有人说他是契丹人，也有人说他有二分之一蒙古血统、二分之一汉人血统。他初做官时就来到处州，和石抹宜孙成为莫逆之交。这三人中，他和吴成七打的交道最多，曾亲自去招降过吴成七，对坚不可摧的吴成七寨有着深刻印象。

还有传言说，叶琛初到青田时，曾被吴成七俘虏过，而且和吴成七结下了深厚友谊，所以元政府准备招降吴成七时，他成了最佳人选。但这种说法很少有人提及，因为叶琛自认根正苗红，说他和吴成七有瓜葛，那就是在侮辱他。

刘伯温是个有话就直说的人，所以他就对石抹宜孙说了他的计划：第一步当然是写安民告示，因为现在处州附近不仅是吴成七，还有很多山贼。历来战争，讲究的都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刘伯温这一招起到的就是“平乱”前安抚民心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吃不起饭、穿不起衣被迫落草为寇的百姓，如果能在战争之初就把他们争取过来，不费一兵一卒就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这是战争最理想的效果。另外还有一点，没有参加山贼的普通百姓也是潜在的山贼，这些人就是山贼的招生对象，所以，必须要堵塞山贼的兵源，暂时可行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政府是正义的，山贼是邪恶的。

叶琛听完刘伯温的话，站了起来，鼓掌说：“其实所谓安民告示，无非就是替咱们政府辩护一下吧？”

刘伯温对他的聪明很认可，但是，为元王朝辩护是件苦活。因为在那时，如果不是聋子或者是瞎子，都能看出来，政府和山贼没有不同之处。

可这难不倒刘伯温，因为激情和忠贞是智慧的源泉。刘伯温的安民告示是这样的：一开头，总结了元王朝建国八十余年是怎么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证明元顺帝还有为民之心，然后就开始替皇帝作自我检讨，他认为现在社会这么浮躁、险恶，都是当官的问题，皇帝问题并不大，接着，刘伯温开始循循善诱，告诉百姓：“我的父老乡亲啊，不要再被蒙蔽啦，欺侮你们的是贪官污吏，我也知道你们是被逼的，但是你们的矛头指错了，不应该对着我们圣明的皇上啊！你们无知的行为已经惊扰了皇上，何况那些贪官污吏你们也杀了不少，该够本了吧，该收手时就收手，你们再胡闹的话，皇上不客气了。”

实际上，刘伯温纵然有如椽大笔，有点石成金的水平，由于事实所限，他的论点也没有办法使所有人都信服。因为百姓们的认识都没他那么深，何况他们忠君意识并不强，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要是好皇帝，那当官的也不敢这么胡作非为。

安民告示没有起到作用，这就证明有时候攻心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恰好相反，有时候，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吴成七的军队号称十万，其实只有几万人，这几万人里还有被逼当贼的人。所以，吴成七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不过，此人的部队有个优点，就是善于山地作战。叶琛最有体会，他指出，吴成七那些喽啰简直不是人，在南方的山地之间，吴成七和他的部队如同鬼魅，飘然而来，砍了几颗脑袋又飘然而去，有时候又像是山神，可以移山挪树。老实说，元朝的陆军横扫天下时，对森林和山地也是束手无策。忽必烈活着时曾对安南和缅国进行过多次试探性的攻击，结果都是惨败而回。蒙古军队的名利场在大平原，而不是深山老林中。

刘伯温对叶琛说：“打仗，就四个字，扬长避短。绝不能拿自己的短处去碰对方的长处，那不是打仗，而是自杀。应该把吴成七叫到咱们的平原上来打。”

叶琛也是打过仗的人，而且读过兵法。纸上谈兵大家都是高手，都明白战役不是请客，要人家来就来。刘伯温又补充说：“要引蛇出洞。”

叶琛苦起脸来说：“我的部队一听说跟吴成七打架，就浑身无力，四肢发抖。引蛇出洞这种事，他们肯定不愿意干，我也不想让他们白白去送死。”

刘伯温说：“这简单，给我权力，我来招聘在山地生活的平民。贼最了解贼，用山地平民对付山地平民就是这个套路。”

据说，这件事后来的结果是，刘伯温招收山地山民，给吃给穿给兵器，和吴成七交战数次，吴成七屡战屡败，最后他的武装部队土崩瓦解，吴成七死在乱兵中。

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石抹宜孙和刘伯温等人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1356年三月份，计划开始实施。叶琛被任命为剿匪司令，带领当时江浙行省所能集结起来的一万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对吴成七发动全面进攻。一个月后，叶琛的部队一举荡平吴成七的二十余座军寨，并且击杀了吴成七的军师周一公。吴成七在总寨惶恐不安，就在他惊魂未定时，叶琛的部队又破了他三十余座军寨，同时还消灭了吴成七派去增援的五千精锐。

吴成七正要有所动作，准备继续增援其他几十寨时，叶琛出奇制胜，绕过了他那些寨子，直扑他的总寨。在一个时辰内就彻底扫平了吴成七总寨外围的防御，对其完成包围。吴成七的寨子虽然易守难攻，但有个致命缺陷：水源短缺。叶琛按照刘伯温的方法，只围不攻。吴成七多次派人下寨要和叶琛决战，叶琛坚守壁垒，就是不理他。

吴成七被围了一个月后，水源枯竭，精神崩溃。在一个没有月亮和星星的夜晚，他扔下了大部队，带着自己的卫队奇迹般地冲出包围圈。叶琛围追不舍，吴成七联合其他还在的寨子，调整兵力，和叶琛在平地上对攻。在平原作战是蒙古军的长项，所以吴成七屡战屡败。但吴成七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一面和叶琛对抗，一面派人打通总寨和地面的水源问题，大功一成，吴成七杀了个回马枪，又跑回了总寨。

叶琛这次没有只围不攻，而是对吴成七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进攻，但是收效甚微。

刘伯温来到前线，查看了地形，观察了敌人的士气后，对叶琛说：“他们支撑不了多久，我们用灯笼计。”

叶琛问：“何谓灯笼计？”

刘伯温回答：“你让一支队伍到他总寨对面的黄呈羊山岭上，黑夜时，每人肩挑悬挂有二十多盏灯笼的长竹竿，从山岭头挑到龚宅，吹熄后返回黄呈羊岭头。到山岭头后再次点燃灯笼向龚宅行进。如此往返，每夜以一二百名官兵轮流进行。”

叶琛说：“这不是驴拉磨吗？”

刘伯温说：“咱们知道是驴拉磨，但吴成七看到这种情形，一定认为是咱们的增援部队。他部队的士气现在很糟糕，又因为粮草将尽，内外合力作用下，人心不稳。你抓住机会，来一场猛攻，胜利就在眼前。”

叶琛问：“你怎么知道他士气糟糕、粮草将尽？”

刘伯温说：“观察。你看他寨子上的巡逻士兵，站得不直，而且来回走动的次数越来越少。再看他寨子的炊烟，前几天还是一日一升，现在是三日一升，所以我有此断定。”

叶琛惊叹道：“真神人也！”

按照刘伯温的指示，叶琛开始行动，随后又派出一支三千人的精锐，从吴成七总寨的后山摸了上去，双方在约定时间同时发动进攻。

正如刘伯温所料，吴成七的部队防御能力大大下降，叶琛很快就大摇大摆地登上了吴成七寨。在一块树丛中的崖壁里，叶琛发现了吴成七的尸体，死因不明。

这就是灯笼计，刘伯温在元朝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运用他军事智慧的结晶。自此后，他那无穷的智慧全部奉献给了朱元璋。

刘福通的斩首行动

繁星满天，不如一轮明月，万家灯火不如一个太阳。刘伯温的灯笼计虽然出神入化，却不能扭转乾坤，所以不可能为元王朝照耀出一条光明大道来。时光流逝到人类纪年的1357年时，元王朝已如烈日下的冰山，融化只是时间问题了。

担任烈日的是最早向元王朝叫阵的刘福通，刘福通是那个年代革命家中最有责任感的英雄人物。方国珍、张士诚，包括正在鬼鬼祟祟打家劫舍的朱元璋和刘福通那光辉得如金子般的品德一比，简直连土块都不如。

刘福通反元毫无私心，他本是富户，不愁吃穿玩乐，但却和他的战友韩山童抛弃富贵，专心致志地以驱逐蒙古人为使命。

如果从刘福通的自我宣传来看，他和刘伯温还是亲戚。刘福通自称是刘伯温的七世祖、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裔，他的那位战友韩山童则宣称自己是赵佶（宋徽宗）的后人。两个人在黄河岸边造反不久，赵佶这个懦弱无能的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后人，所以韩山童战死，刘福通一人顶着无边的压力和元政府对抗。

他虽然在中原地区攻陷了许多城镇，但因为中原是元王朝重兵所在，所以他的革命生涯可谓上气不接下气。1354年阴历十月，元朝四十万大军在高邮城下不战自溃后，元王朝再也不能集结这样大的兵力，所以各地的革命家们缓了一口气。刘福通也不例外，他度过寒冬，大踏步进入春天，这位高风亮节的英雄把韩山童的小儿子韩林儿立为皇帝，国号“宋”，史称“韩宋帝国”。然后，转守为攻。

当刘伯温在青田专心致志地用灯笼计时，刘福通制定了让元王朝魂不附体的斩首行动。执行斩首行动的部队分为三路：西路军由大将李武率领，攻今陕西地区；东路军由大将毛贵率领，攻今山东地区；北路军由“关先生”关铎率领，攻上都。

李武率领的西路军最先出发，进入陕西后未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就推进到陕西行省行政首府奉元（今陕西西安）城下。不过在围攻长安一日后，元政府援军赶到，双方就在平原展开激战，李武战败，西路军宣告失败。

毛贵率领的东路军目标是占领山东后北上，然后和北路军夹击大都。按照作战计划，毛贵在海州击溃元王朝的海军，然后乘海路攻下胶州，在扫荡了山东的蒙古人势力后，毛贵并没有等北路军，而是豪气干云地兵锋直指大都，挺进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

大都城如被浇上了热水的蚂蚁窝，元顺帝魂不附体，准备向北逃亡。新任宰相拓跋太平是个头脑冷静的人，认为毛贵孤军深入，不能持久，只要拖住他一段时间，他就会不战自退。元顺帝战栗不已，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拓跋太平。拓跋太平集结了当时大都城内所能集结的一切兵力，主动出击柳林村。双方就在柳林村发生激战，毛贵错误地估计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和蒙古军队展开野战。结果，毛贵惊讶地发现，蒙古军队当年横扫地球的气势犹存，但发现时已经晚了，他的军队经不住蒙古骑兵的冲杀，溃败而退回山东。

毛贵退回山东后，重新调整兵力，准备再来一次斩首行动，但很快就出现内讧，毛贵死于内讧中，这支曾和大都擦肩而过的东路军灰飞烟灭。

运气最好的是关先生的北路军，但最莫名其妙的也是这支北路军。按刘福通之前的作战计划，北路军的任务是越过太行山，绕过所有城镇直奔大都，在大都外围和东路军汇合，联合夹击大都。可计划不如变化快，关先生到太行山时，元军已把各个关口堵得水泄不通，关先生进行了几次试探性攻击后，发现不可能完成任务。但他也没有通知刘福通，而是擅自做主，强攻冀宁（今山西太原），冀宁城高墙厚，关先生损失惨重，但他运气好，终于攻陷冀宁。在休息了一个月后，又强攻大同（今山西大同），大同顷刻而下，关先生志得意满，一股气荡平了从大同到上都的元军防御据点，推进到上都开平城下，一阵猛烈的攻击后，开平城陷。表面上看，关先生完成了军事任务，但由于他在路上耗费了太多不必要的时间，所以当毛贵在距大都五十公里的柳林村放眼四望时，根本没有看到战友关先生。关先生在上都踌躇满志，因为南下二百八十公里就是元大都。但莫名其妙的是，关先生没有南下，却向东推进，攻陷了辽阳（今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

高丽王国当时是元王朝的卫星国，主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但他们没有和关先生刀枪相见，而是乞灵于阴谋诡计。他们派出大批美女和关先生的军队缠绵，又搬空了国库，把所有珍宝献给关先生。当关先生和他的部队沉浸在这种奢华纵欲的生活中无法自拔时，高丽王国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早已准备好的特种部队对他们进行了偷袭，接着就是疯狂的屠杀。关先生死在美人窝里，只有一万余人逃出高丽回到中国，但被正在等待他们的蒙古军队一网打尽。

刘福通的斩首行动把自己的力量全部耗尽。刘福通本人在韩宋帝国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郁郁寡欢，元军趁机围攻汴梁，刘福通带着皇帝韩林儿逃跑。至于他以后的结局，将是朱元璋的故事，在这里不再论述。

韩宋帝国的斩首行动虽然把自己的力量耗尽，但元王朝的根基已被掏空，现在，只需要轻轻一推，元王朝就会轰然倒塌。也正是在这个危机时刻，刘伯温向他的好朋友石抹宜孙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

齐桓公，我呼唤你

刘伯温用灯笼计剿灭吴成七后，江浙行省对他进行了嘉奖，他被升为从五品的江浙行枢密院出纳文书（行枢密院经历），这是刘伯温在元朝时做的最高的官职。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高兴，因为对从前的回忆使他感到压抑。况且，当时北方的局势急剧恶化，刘福通的斩首行动带给刘伯温的冲击不亚于小行星撞地球。

他当时有点万念俱灰的意思，如果非要说有使他心动的事，那也只能是石抹宜孙。

1356年阴历三月，也就是刘伯温刚重出江湖时，方国珍第三次洗心革面，归顺元王朝。刘伯温对方国珍的痛恨深入骨髓，其实他不是痛恨方国珍这个人，他的痛恨是和方国珍类似的人。消灭吴成七后，刘伯温就试探着石抹宜孙，要他对方国珍用兵。刘伯温一针见血地指出，方国珍现在表面上是为政府出力，但贼心不死，肯定还会反叛，不如现在就将他的势力连根拔起，让他将来没有见风使舵的机会。这个提议相当冒险，甚至有被治罪的可能。人人都知道方国珍当时已经是元政府任命的江浙行省副宰相（参知政事）兼行省后勤部部长（海道运粮万户），是政府公职人员，如果真对政府公职人员动武，那罪名可不轻。况且，方国珍当时控制的地盘占了浙东沿海一大部分，海军军舰有千艘，实力已今非昔比。石抹宜孙即使想打方国珍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

听到刘伯温的提议，石抹宜孙大吃一惊，连连摇头：“这怎么可以，自家人不打自家人，万一出了事，你我人头不保。”刘伯温说：“都包在我身上。”石抹宜孙觉得这事太不靠谱。刘伯温又提了个建议，险些把石抹宜孙的胆子吓破了。刘伯温这个建议是用诗歌的形式提出来的，诗中有这样一句：“周纲虽云弛，一匡赖齐桓。”

这是一句运用典故的诗，“周纲”是东周的纲常，春秋时期，各路诸侯雄起，东周天子成了受气鬼，龟缩在洛阳城里看着各路诸侯打架。不过，东周天子仍然挂着“天下宗主”的牌子，各路诸侯虽然吹口气就能把它灭了，但谁都不想动手，惹天下人咒骂。“齐桓”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和他的国家称霸时，南方的楚国一直想向中原挺进，但被齐桓公的阵势给吓到了。所以，孔子说：“咱们没有被楚国灭掉，成为披头散发的野人，全是因为齐桓公啊！”

刘伯温的意思是这样的：现在的元王朝就是当年的那个受气鬼、窝囊废，而石抹宜孙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可以自作主张，明火执仗地摆平各路反政府武装，用武器来维护元王朝这块招牌。也就是说，石抹宜孙你有枪杆子，完全可以自主创业，把元王朝放在一个人人能看得见却不需要它的地方，比如灵堂。

刘伯温的这种想法是惊世骇俗的。官方的说法叫谋反，政治学家的说法叫分裂主义，曹操的说法是“用天子之名以成己事”。有人会从刘伯温的这句诗中得出牵强的结论，认为刘伯温对元王朝根本就不忠，所以后来才跑去给朱元璋当参谋。这显然是对刘伯温的污蔑，刘伯温没有说让石抹宜孙放弃元朝的皇帝，而是希望石抹宜孙用手中的资源来扶持元王朝。换个说法就是，他希望石抹宜出去开分店。石抹宜孙头脑虽然清晰，却远没有刘伯温那样灵活，所以，他拒绝。其实，石抹宜孙理解错了刘伯温的建议，他以为刘伯温要他单干。他可能也想过，但权衡后发现，单干的利润和他现在给元政府打工的利润几乎相当，给政府打工，那是旱涝保收啊，但单干，可就没谱了。所以，石抹宜孙偷偷把这首诗毁了，但刘伯温却把诗歌留了下来。

多年以后，刘伯温站在青田山上回想往事，仍能想起他给石抹宜孙写的那首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刘伯温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鲁莽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必须要有齐桓公那样的人。但是，现实又一次让他失望，确切地说，是石抹宜孙击碎了他的梦想。

刘伯温和石抹宜孙在处州的合作开头美好，结局却不尽如人意。刘伯温在剿杀吴成七之前回老家招募了一支自己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人数并不多，但很能打。当时在处州各处的反政府武装，几乎都是被这支部队消灭的。

最好的军事训练基地是在战场，刘伯温手中有这样一支部队，并且取得了还算辉煌的诸多胜利，可当中央官员来评定功劳时，刘伯温的名字居然没出现在功劳簿上。事情是这样的，南京军区司令员（经略使）李国凤巡视江南，得知刘伯温此次处州剿贼的胜利之后，对刘伯温的才能十分欣赏和推崇，便把刘伯温的功绩上报了朝廷。刘伯温也很希望能够通过李国凤的举荐而得到朝廷的重用，为朝廷平定红巾军起义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那些当初庇护方国珍的大臣们，在李国凤上承的军功簿上一见到刘伯温的名字就觉得厌烦，哪里还会去嘉奖他的军功，至于授予重要官职那更是不可能的了。诏命下来，最后刘伯温反而被降职录用，让他做文职，不得参与军事。

石抹宜孙认为这是小事，而且对刘伯温受到不公平待遇进行了细致但不合理的分析。首先，刘伯温没有上功劳榜，是因为方国珍在搞小动作。方国珍和刘伯温上辈子有杀父之仇，刘伯温总想搞掉他，方国珍心知肚明，所以就利用金钱和后勤部长的权力明示中央政府，刘伯温是高危分子，将来会破坏团结，能打压就尽量打压。

关于这一点，刘伯温深信不疑。石抹宜孙就接着分析说：“你现在手里有支很能打的军队，如果再给你戴红花，上光荣榜，你的威信在军队中膨胀，国家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了。”

关于这一点，刘伯温想对石抹宜孙说两个字——放屁。元王朝虽然靠砍刀斧子起家，但它慢慢地惧怕起这些东西来。忽必烈还在位的时候，元朝的军力全球无二，可还是禁止民间拥有兵器，禁得最厉害时，十几家人使用一把菜刀。在长江以南，一个村里只有一把菜刀，搞得很多家庭妇女做饭时，只能靠牙齿来“切肉”或者是“切菜”。元顺帝即位后，各地烽火连天，对已经革命的地方他们管不了，所以就对还没有革命的地方进行百倍的严格管制。菜刀不许有，地方政府专门设立部门来为百姓切菜。刘伯温的意思是说，政府都能禁止菜刀，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的部队收回？可他们对我的部队连正眼都不瞧一眼。

刘伯温无话可说，叹息一声，说：“老天喊我回家写书去，我是不敢负国，无奈英雄无用武之地啊！”刘伯温似乎在向朝廷表白，也似乎是在告诉世人：他的离开，并非意味着是对元王朝的背叛，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这时候的刘伯温，大概觉得自己的心志和遭遇实在是像极了战国时期的屈原，而元顺帝就是楚怀王。

屈原无比热爱着楚国，无比忠诚于他的国君，可惜楚怀王却听信奸佞的谗言，把屈原流放在汨罗江边上，让屈原受尽精神的折磨，最后带着满腔的幽怨，自沉汨罗而亡。临死前，写了首《离骚》来表明自己的心志。

当然，刘伯温这时候是不会像屈原那样往绝路上走的，但他心中又确实沟壑难平，总想对世人说些什么，就像屈原一样。挠了半天头皮后，他还是决定用文字把心情记下来，于是他仿照《离骚》的格式写了篇长诗，抒发内心的痛苦之情。

《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王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王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刘伯温正是这一类精英分子中的一个典型。

在处州三年后的1358年，刘伯温离开处州回到老家青田，跟随他的是他那支能打硬仗的小部队。

谁是真的齐桓公

刘伯温的眼界只限于南方，他目力所及处只能看到石抹宜孙。如果他能再来次大都之行，路过中原时，他就会看到一位身高七尺、长眉遮住眼睛、左脸上有三根长毛的壮汉。这个人叫察罕帖木儿，武侠迷会告诉你，他就是《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亲，张无忌的老丈人。

他才是那个时代货真价实的齐桓公，再确切点说，是个如假包换的元王朝的中兴名将。如果不是察罕帖木儿，刘福通的斩首行动差一点就成功了。

察罕帖木儿祖籍北庭（在今新疆）。他的祖上后来到中原做官，所以，察罕帖木儿就成了颍州人，察罕帖木儿自幼受到儒家教育的训练，后来还中了进士，就给自己起了个汉名“李察罕”。1351年，刘福通、韩山童在察罕帖木儿的老家颍州革命，如风卷残云一样，江淮方面全部沦陷。中央政府组织征讨部队，但成效甚微。

如果手边有张地图，打开它，我们就会发现察罕帖木儿所居的沈丘（今安徽临泉），距离刘福通的革命地——颍州仅百里之遥，也就是说，按当时刘福通的军力，必然会把战火蔓延到这里。察罕帖木儿冲冠一怒，脸上的三根毫发坚硬如针。他组织了一支武装部队开始保家卫国。这支武装部队可怜兮兮的只有几百人，但察罕帖木儿认为它能胜过千军万马，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而且对他和他的祖国忠贞不贰。

察罕帖木儿第一次“亮剑”的目标是罗山县（今河南罗山），刘福通有一支红巾军在这里驻守。命运垂青于他，罗山县汉人李思齐忧国忧民，主动找他，把罗山县的防御情况透露给他。察罕帖木儿就用他的几百士兵，里应外合，光复了罗山。他的第一步走得很漂亮，前程似锦，万里无云。

李思齐也是个硬汉，后来他独立于察罕帖木儿，用手中的武装为元王朝延长了寿命。后来他投降了明王朝，当朱元璋派他去劝降跑到北方的元朝英雄人物、察罕帖木儿的养子王保保时，王保保对他以礼相待，但就是不投降。再后来，王保保派骑兵送他出境，即将离境时，骑兵对他说：“主帅有命，请您留下一件东西再走。”李思齐摊开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骑兵说：“你有，而且是两个，就是你的胳膊。”李思齐暗骂了朱元璋十八辈祖宗后，抽出骑兵的刀，手起刀落，一条胳膊便离开了他身体。回去后不久，便因伤势过重而死。

但在罗山城上，欢呼光复时，李思齐和察罕帖木儿一样，认为前程似锦，万里无云，国家在他们的努力下将会恢复青春。

察罕帖木儿收复罗山的消息传到大都后，人心振奋，元政府马上派出使者前去慰问并授予官职。由于当时大都和罗山的交通已被红巾军切断，这名使者曲折辗转，走过各种各样的路，翻过无数狰狞的山，涉过无数险恶的江河，在盗贼的袭击、自身的病痛和绝望的折磨下，终于到达了罗山城下。察罕帖木儿为中央政府的真心实意所感动，接下授命书，流下眼泪，誓言要以生命的代价保卫祖国。

他是个知行合一的人，信奉“先干了再说”的真理。就在接受政府的任命书后，作为一支独立于政府军之外的察罕帖木儿兵团，四处出击，歼灭了红巾军无数支小股部队。他像蚂蚁一样秘密而又不懈地工作，又像蚕吃桑叶一样，持续不断地、小声地吃着红巾军。

1352年，察罕帖木儿的部队扩充到一万人，他光复了沈丘并将其作为根据地，开始改变从前小心翼翼的作风，正式大张旗鼓地和红巾军较量。

对于时势，察罕帖木儿和刘伯温的想法截然不同。刘伯温认为这是灾难，察罕帖木儿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刘伯温想进入体制内来完成保卫祖国的愿望，察罕帖木儿却决定自己动手来完成保卫祖国的愿望。

这是两种不同的做事思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有人全靠自己；有人希望找个已经搭建好的平台，有人自己搭建平台。

察罕帖木儿自己搭建的平台在1355年大显神威。前一年，元朝四十万精锐在高邮城下不战自溃，战局极度恶化，各路革命家纷纷扩张势力范围。1355年阴历十一月，刘福通的赵明远兵团北渡孟津（今河南孟津），攻破覃怀（今河南沁阳），威胁晋、冀。察罕帖木儿出兵阻击，双方在黄河岸边发生激烈的冲杀战，血流成河。最终，赵明远兵团全部被歼。

1355年冬末，之前被征调来对付刘福通的苗人兵团突然在驻地荥阳（今河南荥阳）叛变。察罕帖木儿傍晚得到消息，晚上就带领他的兵团急行军抵达荥阳城下，一抵达即发动进攻，苗人兵团手忙脚乱，荥阳城瞬间而下。

从刘福通的角度来看察罕帖木儿，他是个绝对的劲敌。察罕帖木儿兵团把在战场上失踪多年的蒙古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兵团善于野战、攻城战、防御战和突袭战。特别是察罕帖木儿兵团在战场上锲而不舍的缠斗让刘福通和他的将军们头痛不已。刘福通他们和元王朝的正规军作战，日出接触，日中时胜负已分。但和察罕帖木儿兵团战斗，日出接触，日落时还未分出胜负。刘福通如果不是靠人海战术，早就溃败。察罕帖木儿本人出色的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是其兵团所向无敌的主要因素，刘福通深知，如果不把这只拦路虎清除，他的革命大业将备受折磨。

1356年春节刚过，刘福通集结重兵三十万向驻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的察罕帖木儿部发动全面总攻。察罕帖木儿遇到了自起兵保卫祖国以来最大的困难，刘福通几乎是倾巢而来，目的再明确不过，彻底歼灭察部。察罕帖木儿兵团当时只有几万人，而且还算上了收编的苗人兵团。他的参谋们说：“这是一场左右为难的战役，要提起十二分的战斗精神对刘福通，又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防备苗人兵团。”

有人认为应该坚守城池，但察罕帖木儿胆大包天，亲自带领他最精锐的兵团大开城门，冲出城去和刘福通的三十万人硬碰硬。双方一接触，察罕帖木儿兵团以一当十，杀声震天动地，在城墙上观看的苗人兵团个个面无人色，浑身发抖。最终，凭借着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察罕帖木儿兵团渐渐赢得主动，刘福通兵团体力不支，逐渐败下阵来。在溃逃途中，察罕帖木儿兵团苦苦追击，刘福通的三十万大军伤亡殆尽。

因此一战，察罕帖木儿名声远扬，红巾军听到他的大名，马上魂不附体。1356年九月，刘福通三路北伐，察罕帖木儿再次发挥他的兵团快速机动的优势，把刘福通北伐军的西路军打得措手不及，只好原路返回。

1358年春，刘福通的北伐军北路军与察罕帖木儿兵团同时进入战场，双方展开了血流成河的拉锯战。开始时，大家互有胜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察罕帖木儿兵团的顽强毅力发挥出神奇的功效，使得刘福通北伐军的北路军接二连三地遭遇惨败。

1359年，刘福通的斩首行动宣告终结，他和那位小皇帝韩林儿坐困汴梁。一直在密切注视刘福通的察罕帖木儿在本年五月带领他的兵团向汴梁推进，一个月后，清除了汴梁城外围，对汴梁城完成包围。察罕帖木儿兵团百道攻城，喊杀声震荡天地，三个月后，汴梁城终于被攻破，刘福通带着韩林儿和百名贴身侍卫趁乱逃出汴梁城，从此一蹶不振。北方红巾军就此正式退出反元的舞台。

察罕帖木儿的功勋到底卓著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刘福通从1351年革命后，他的兵团就锐不可当，在察罕帖木儿未出现时，整个中原地区都是刘福通的控制区域，江南海运漕运不能通行，南北隔绝。察罕帖木儿消灭了刘福通的有生力量，使南北重新连接起来，海运漕运又能通往京师了。至于南方的方国珍、徐寿辉、张士诚，包括那个在悄无声息中发家致富的朱元璋，在察罕帖木儿眼中不过是一群不成气候的强盗而已。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他必然挥师南下，消灭这群南蛮子易如反掌。

从大都方面的角度看察罕帖木儿，他是一位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良将。但这只限于北方，也就是说，察罕帖木儿的威名还未传到江浙，当然也就不被刘伯温所知晓，既然无法知晓，刘伯温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北中国的齐桓公。

但是，用刘伯温大仙的语境来讲就是，虽然有察罕帖木儿这样的伟大人物，但元王朝的气数已尽，所以老天会千方百计让这样的人物演绎一段悲剧，而绝不可能让他成为喜剧人物。

察罕帖木儿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1362年，察罕帖木儿围攻红巾军在今山东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益都。之前投降他的红巾军将军田丰把他诱到自己的军营中杀掉了，田丰复叛。自此，中原再度陷入混乱，元王朝的局势又转为恶化。

田丰原本是元政府的一名低级公务员，趁着刘福通革命时，浑水摸鱼，渐渐有了自己的军队，后来恐惧察罕帖木儿的巨大实力，所以投降。但在围攻益都时，田丰突然就对部下说：“察罕帖木儿对中央特派员的态度傲慢，我本以为他是周公人物，想不到是曹操第二。如果做曹操，我也能做。”他的部下就煽动说：“那咱们就干掉他，自己当曹操。”

察罕帖木儿是否有当曹操的心，这根本不是问题。田丰所以说那段话，只是想激起部下的斗志，另外还有个原因，围攻益都时，察罕帖木儿的主力并没有上场，死在益都城下的都是田丰的士兵。田丰所以对察罕帖木儿下手，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实力继续受到损伤。

田丰邀请察罕帖木儿视察他的军营，察罕帖木儿一点都不怀疑。虽然有部下提醒他，田丰这样的人反复无常，应该有所防备。察罕帖木儿却说：“我真心待人，将心比心，他怎么可能对我下手？”

一个人在评价别人时，其实是在照镜子。如果你是好人，镜子里的你自然就是好人。如果你是坏人，镜子里的你自然就是个坏人。一个把别人看得特别复杂的人，自己也不简单；一个把别人看得特别单纯的人，自己也复杂不到哪里去。

察罕帖木儿就是个好人，是个单纯的人，所以他只带了一个护卫，就进了田丰的军营。结果显而易见，察罕帖木儿被杀。察罕帖木儿壮烈那天，山东风云突变，泰山一颤。远在千里之外的大都，皇帝元顺帝突然说：“东南将失一员大将，赶紧派人去通知察罕帖木儿，最近这段时间不要轻举妄动。”结果使者才进山东，就闻听察罕帖木儿已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人是真可以感应的；还告诉我们，元顺帝这人也是个半仙；又告诉我们，元王朝的气数到此真的尽了。

1359年年初，刘伯温走出处州城，他和元王朝缘分到此为止。放眼中国大地，南中国已成为战场，北中国也是硝烟弥漫。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老家青田。

关于他走出处州城的事，有两点补充：第一，石抹宜孙认为大丈夫应能屈能伸，不能因为障碍重重就放弃心中的理想。他的意思是，让刘伯温继续留在处州，可以给他打下手。但刘伯温已对政府失望透顶，发出哀叹：“我不敢负国，但现在的确是无所用力了。”第二，刘伯温走出处州城时，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跟着一支七百人的小兵团，这是他的心血，他必须要带走。

石抹宜孙最后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在为他践行的酒会上，和他说了一大堆豪言壮语。但刘伯温沉默不语，神情哀伤。就在那天晚上，刘伯温突然想起了去年牺牲的余阙。

余阙是当时安庆（今安徽安庆）的军政长官，在徐寿辉的天完兵团的蚕食下，今安徽南北只剩下安庆这一座孤城。在徐寿辉看来，余阙是他有生以来最讨厌的人之一；而在刘伯温看来，余阙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性格刚直，品行高洁。

余阙和刘伯温是同学，余阙是那年进士名单上的“榜眼”，而众所周知，刘伯温的名次被余阙甩出了几条街去。余阙是唐兀人，祖居河西武威（甘肃武威）。后来老爹到庐州做官，余阙也跟着去了，于是，他后来自称籍贯是庐州。

1333年，余阙中进士，到泗州担任行政长官。由于他刚毅耿介，对贪腐官员下手极狠，所以在泗州时被百姓称为青天大老爷。由于政绩突出，后被调到中央做御史。但这下他倒霉了，在地方他是老大，可在中央，他就是个芝麻。由于不懂谄媚之术，所以，他得罪了官场大家伙，被开除公职。当时有谨小慎微的朋友看到余阙大力发挥御史的功能时，就劝他少说话，避免灾祸。余阙回答，我是不怎么聪明，但也知道得罪官场大家伙的后果，可我天生一根筋，就喜欢跟不公对着干。

如果不是余阙后来被重新起用，那些龟缩着的励志学家就会用余阙做个反面例子，说他不懂得明哲保身。

1353年，余阙担任淮西宣慰副使，守卫安庆。当时，余阙面对的对手是徐寿辉。从徐寿辉的角度来看余阙，余阙是个不可多得的行政管理人才，比如他在安庆选中了一块肥沃的土地，命士兵屯田。1355年夏天，大雨冲击屯田，余阙率众加固堤防，秋季就获得大丰收。余阙还不辞辛苦地修筑安庆城防御工事，命令士兵疏浚安庆城的护城壕沟，增高低洼的地势。在外围又环以三道深沟，引长江水注入；四周植高大的木头为栅栏，城上筑起飞楼，使安庆城更加坚不可摧。

从安庆城里那些官员的角度看余阙，余大人是个正义感强大的领导。比如广西苗军后来到安庆支援，在城中抢劫百姓，触犯法律，余阙对苗军士兵从不宽恕，严格按军法办事。

如果从刘伯温的角度来看余阙，那余阙就是一位伟人。多年以后，刘伯温为了纪念余阙牺牲而特意写了首《沁园春》，词曰：

生天地间，人孰不死，死节为难。羡英伟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銮。面折奸贪，指挥风雨，人道先生铁肺肝。平生事，扶危济困，拯弱摧顽。

清名要继文山。使廉懦闻风胆亦寒。想孤城血战，人皆效死，阖门抗节，谁不辛酸。宝剑埋光，星芒失色，露湿旌旗也不干。如公者，黄金难铸，白璧谁完。

“黄金难铸，白璧谁完”是刘伯温对余阙最好的肯定。但在1358年他离开处州回青田老家时，他还从未想过余阙会这么早牺牲。因为一年前，余阙守卫的安庆城多次击退了徐寿辉天完兵团的进攻，安庆城在那时成为不倒的传奇。但就在1357阴历十月，徐寿辉的骁将陈友谅沿江而下，先是奇袭小孤山并将其攻陷，然后直趋安庆城下，并对安庆城完成包围，不分昼夜锲而不舍地猛攻数月。次年一月，安庆城陷，余阙以死殉国。

据民间传说，余阙牺牲时，刘伯温做了个梦。他梦见天突然大开，天开处突然走出一位飘飘有神仙之姿的高大人物来，并对他说：“走，我带你去见识另外一个天。”

刘伯温这时从梦中醒来，烈日炎炎，烽火冲天。他想，另外一个天，应该就是不同于元王朝的天吧！

第六章 痛苦的抉择，弃元投明

刘伯温的政治理想

刘伯温1359年回青田时，江南已彻底乱成一锅粥。刘伯温在书桌前说：“我要写本书。”刘伯温写的这本书就是享誉中国寓言史发展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郁离子》。“子”是集的意思，“郁离”是文明的意思，合到一起就是：盛世文明指南集。就是说，将来有领导看了我的书，如果能读懂并且可以实践，那就可以把国家领到天堂一样的境地。其实，这是刘伯温后来策划出来的书名，他准备写书的本意并没有这么高大。他只是因为大半生的时间都在人间，所以见到了无数龌龊小人，这些人寡廉鲜耻、荒唐可笑、奸诈凶险、贪婪可恶。思来想去，就说：“我应该把这些鸟人的事情都记下来，但不能对号入座，还是采用寓言的方式。”这和几百年后蒲松龄写《聊斋》是一样的思想。

不过，刘伯温的策划很见功底，里面虽然有很多为人处世的指南和一些看不出到底是何用意的趣味故事，但却有几篇主旨是针对领导人和国家的。我们知道，策划一本书的书名时，找准它的卖点很关键，而卖点就是书中最让人感触的内容。所以，刘伯温用了“盛世文明指南集”这样的广告语。这本书还可以看成是刘伯温对祖国混到这步田地的分析与总结，还有警告、呼吁以及扭转乾坤的建议。

在分析元王朝为什么到今天这个地步时，刘伯温用了老虎和麋鹿的故事。一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老虎看到一只麋鹿，拼命追击。麋鹿回头对老虎说：“你这畜生，昨天刚咬掉我一块肉，今天又来。”老虎说：“别废话，我今天还要吃了你全身的肉。”麋鹿一路奔逃，到一山崖边，看到老虎信心百倍地冲了过来，麋鹿一个猛子扎下山崖。老虎的眼里只有麋鹿，没有悬崖，所以也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结果，麋鹿没有活成，老虎也跟着跳下去死了。

老虎就是元王朝的领导阶层，或者说是官僚阶层。众所周知，元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民族歧视政策之外，当然就是元王朝的独裁政体，这种政体下必然产生贪污腐化，贪污腐化如影随形地跟着独裁政体。因为任何官员都知道，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上级，只要把上级伺候好，就可以高枕无忧。至于那些百姓，元王朝独裁者的走狗们早就给出了定位，就是那只麋鹿，官方术语称为“羊”。略清明点的时候，放牧人为了让羊多出奶、多出毛，为了涮火锅时的羊肉更鲜美，所以对百姓还算客气。但一旦放羊人浑噩，羊就倒霉了。

元王朝的老百姓是宇宙中最悲惨也最顽强的人，他们与权力阶层的贫富差距有天壤之别，这没有关系。权力阶层把他们当草芥，这也没有关系。直到某一天他们忽然认为现存制度对他们百害无一利时，他们才虚弱地拿起武器，但绝望时产生的力量是雷霆万钧的。

回到刘伯温的课堂上来，刘伯温指出，麋鹿跳下悬崖，是迫不得已：前有悬崖，后有猛虎，无论进、退，都是一个死。如果后退，那是必死无疑；跳下去，当然是九死一生，但万一绝处逢生，也比等着被老虎吃掉强。而老虎是个蠢货，它的前进和后退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它却跟着麋鹿跳了下去。

最后，刘伯温点明主题：如果统治者逼民太甚，老百姓就会革命，与统治者同归于尽。正如当年革命祖师爷陈胜说的那样，革命是死，不革命也是死。但革命的话，如果运气好还可能生存下来。

鲁迅说，没有女人未结婚之前会有妻子的天性，妻性都是逼成的。老子也说，当百姓的神经被统治者压迫得痛不欲生时，就会极端地走向反面，不会害怕统治者的威力，进而发生不祥的事情。所以，人民幸福指数直线下降之时，就是革命指数飙升之日。

“因为民众最终是能醒悟的，”刘伯温说，“这是有事实为证的。”请看下面这个故事：多年以前，在楚国有个以养猕猴为生的人，楚国人称他为“猴公”。每天早上，他都会在庭院中给猕猴分派工作，让老猴率领其他猴到山里去，摘取植物的果实，取十分之一的果实来供养自己。有的猴不给，猴公就用鞭子狠揍它们。老猴们都认为这种生活很苦，却不敢违背，因为它们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有一天，有只比较伶俐的小猴问众多老猴说：“山上的果子是猴公种的树结出的吗？”老猴们说：“胡说，果实是天生的。”小猴又问：“没有猴公的同意我们就不能去采吗？”老猴们说：“这怎么可能，就是没有他的吩咐，我们也能去采摘。”小猴又问：“既然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听从他还要被他差使呢？”老猴们一拍脑袋，说：“呜哩哇啦，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

就在那天晚上，猴子们等猴公熟睡以后，打破栅栏毁坏仓房，拿走猴公存放的粮食，相互拉着手，蹦跳着进入森林，不再回来。猴公的结局是：因为没有猴子供应他食物，只好活活饿死了。

刘伯温在故事的最后点评说：“世上那种凭借权术奴役人民却不依正道来规范事物的人，不像猴公吗？只因人民昏昧尚未觉醒，才能让他得逞，一旦有人开启民智，那他的权术就穷尽了。”

猴公肯定不知道这样的大道理，因为他马上就要饿死了。估计他饿死之前，肯定会对那些猴子们深恶痛绝，认为平时的惩罚不够！

什么是正道的权术？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人应该遵从什么原则呢？刘伯温有着极为精深的论述。

他说：“治理国家的人就像医生，经过把脉才能了解症候，明确了症候才能开出处方。医生要针对病人的病因来开处方，开得正确，病人的病就能治愈，开得不当病人有可能死去。因此，一个知道症候、脉息但却不会开处方的人就不是个好医生，即使是今天，一些中医都能用自己的知识知晓病人的症候，但医生之间的高下之别就在于，有的医生能拿出好方子，而有的医生明知道病人是什么病，却拿不出好方子。”

刘伯温说：“不懂症候，又不懂脉息，靠道听途说来开药方，却对人说我会治病，这样的人就是危害百姓的盗贼。同样道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安宁和动乱是症候，制度和管理是脉息，道德和法律是处方与治疗方法，人才则是药材。只要处方开得符合于症候，用药就不会出错，天下的病得不到治愈的事就少了。”

当然，刘伯温也不忘提醒治国者，“德”才是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力”虽然暂时奏效，但长久下去，必然会失去效力。

我们都知道，元王朝的统治是“力”的，不是“德”的。甚至偏激一点而言，元王朝从在中国建国开始，就是把中国人当成奴隶的，而它自己就是奴隶总管。元王朝是个只重视军事却不重视农业的王朝。刘伯温对这样浅薄的认识，哭笑不得。他用下面这个寓言来说明：

有个叫瓠里子的人到了艾地，对那里的大夫说：“往日国君的左服马病倒了，人们说用了活马的血喝了就可以治好。国君就派人要杀我的骖马，我拒斥，没有给。”大夫说：“用杀马来救马，这不合乎人情啊。”瓠里子说：“是啊，这真让我疑惑不解。但我现在已经了解国君的心了，我就说给你听听吧。执掌国政的人须依靠农耕和兵战，农夫和兵士哪个不是国君的百姓呢？由于兵力不足，那么农夫就没有安全保障；农耕不足，那么士兵就没有粮食吃了。士兵和农夫相比就像脚和手一样，不可缺少一个。如今国君的士兵对农夫施暴行，而国君却不禁止，农夫和士兵发生诉讼案件，而农夫必定失败，耕田的人困窘了，这是只见手而不见脚啊。现在国君的圉人，只见国君不可没有左服马，却不见我不可没有骖马。从前有个富豪的原配夫人喜欢舞蹈，于是当地的人们都拔了那里的桑树植上了柳树，我内心担忧，生怕国君也会这样去做。”

刘伯温的意思是，治国之道在于均衡，而元王朝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当初想把江南开发成草场就是例证。一个在农业国家立足的人却不重视农业，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郁离子》来谈一下刘伯温的政治思想。

儒家认为，老天生养了万民，所以要树立一个君王来统治万民。但刘伯温解释说，老天生养的那群民，不懂得自治，所以就要立个君王。这个君王的主要工作就是抑制顽恶而扶助弱善。但是，有时候老天会抽风，突然让一个疯子坐在君王的位置上，比如桀纣。这就需要有圣贤出来，把他赶下去，比如商汤赶走了夏桀，周武王赶走了商纣。但是，像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人，并非是良医，而是名捕。天下其实就是个监狱，这里有好多坏人，也有好多恶行。圣贤身处此地，不能学良医一心救人，而要学捕快，一心要捉奸惩恶，只要把奸恶祛除，天下就太平了。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有一个特别吊诡的论点，那就是天人感应。古代知识分子对帝王说，小心别做坏事，否则老天会惩罚。不仅仅是老天对帝王有感应，对普通人也是如此。谁要是做了坏事，就会被雷劈。比如《易经》中就说，有个农夫在田里耕地，被雷劈死。这是做了缺德事得罪了老天，老天惩罚了他。刘伯温评论道，这是胡说八道。老天生民，立了君王，又立了很多父母官，这些人手中都有权力，他们就能惩罚做坏事的人，何以要老天出手？老天如果真要这样做，那不是狗拿耗子吗？

如上所述，刘伯温的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有两个，一个就是民本思想。刘伯温认为，政治的唯一目的就是立君以养民，而养民之要务就是“聚欲去其恶”，如果损害民而供奉君主，那作为君主的，必定要失败。

唐朝魏徵给老板唐太宗说过，人民就好比是水，统治者就好比是船，水可以载着船走，但水要是发了脾气，船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这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讲究保民、安民、养民。元朝却完全违背了这个观点，横征暴敛，想霸占妇女就霸占妇女，想抢粮食就抢粮食。

刘伯温说，灵丘那个地方有位老人非常善于养蜂，蜂蜜和蜂蜡常常丰收，不久他就成了巨富。老人死了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养蜂事业，不满一个月，蜜蜂就一窝一窝飞走了，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种现象感到忧虑不安，过了一年多，逃走的蜜蜂将近一半。又过了一年多，剩余的蜜蜂全飞走了，他的家自此开始败落下来。陶朱公问原因，他邻居的老翁说：“从前灵丘老人饲养蜜蜂时，园内有房舍，房舍里有人看守。挖空树木来作为蜜蜂的居处，不透风，不漏雨。安置蜂房时，很有秩序。现在他的儿子就不是这样了，蜂园中的芦舍不修补，肮脏了也不清理，干燥或潮湿不加以调节，蜂房的开闭不按时节，蜜蜂的居处危殆不安，进出蜂房有所阻碍，因此蜜蜂也就不喜欢它们所居住的地方了。”陶朱公听后发感叹说：“唉！弟子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啊，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人，应该以此为戒。”

刘伯温总结说，天下百姓犹如一盘细沙，谁能把他们团聚起来，谁就能获取天下，而聚合细沙最好的黏合剂就是关心他们的痛痒，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关注民生。

另外一个就是华夷之辨。刘伯温没有华夷大防的观念，他虽然认为，百姓觉醒后肯定要革命，但从来没有提倡要驱逐蒙元、恢复中华。刘伯温虽然屡屡痛恨蒙古政府的腐败，但只是痛恨这个政府是无道的政府，而从来没有针对它是异族的政府这一点。这种思想，让他成为真正的先知，领先了许多政治家几百年。

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

民众之所以会觉醒，都是因为元王朝的残酷统治。但民众觉醒后，元王朝本还有挽救余地的，可惜，因为元王朝的一系列失误，导致它最终走到了土崩瓦解，束手待毙的境地。

刘伯温在青田，就为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作了总结。

首先就是内讧。元王朝前期就内讧不断，但因为没有外力的介入，所以只是他们自己家关起门来打架。他们关门打架的时候，就专心致志地打，因为门外没有趁火打劫的人，打完后，再开门，仍然是绝对安全。但后来，遍地烽火，他们还是互相咬，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大的一场内讧发生于刘伯温在青田写《郁离子》的第二年（1360年）。本年，不知谁出的馊主意，要元顺帝调北方军区司令阿鲁辉帖木儿南下平叛。所以说这是个馊主意，是因为阿鲁辉帖木儿一向野心勃勃，而且还是状元，所以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元顺帝，但多年以来，他都没有机会进大都，所以就一直在隐忍。在得到去南方的命令后，阿鲁辉帖木儿心花怒放，立即以皇帝的名义招兵买马，当他确认自己有实力后，就给元顺帝写了一封使其目瞪口呆的信：“祖宗把天下交付给你，瞧你现在搞的，一锅粥。你把国玺交给我吧，我让你看看怎么做皇帝。”

元顺帝一向脾气都很好，可看到这封信后，气得如炮仗一样爆了起来。因为人人有理由造反，可就是你阿鲁辉帖木儿没有理由。阿鲁辉帖木儿你不仅是皇族，还是状元，也就是说，你是蒙古族的骄傲，想不到连你都造反，这真是太没有天理了。

国防部部长秃坚帖木儿强烈要求亲自出马讨伐要国玺的这位王爷，元顺帝表示最大的支持，给钱给兵给粮。但秃坚帖木儿是个正义感远高于能力的人，很快就被阿鲁辉帖木儿打得大败。秃坚帖木儿逃回大都，后面只跟了个伙夫。1361年，元顺帝怒气难消，从各地抽调十万人分两路讨伐阿鲁辉帖木儿，这一次，十万大军势如破竹，成功地将阿鲁辉帖木儿活捉，送到大都处决。

元顺帝为这场胜利兴奋了好久，认为他的大元王朝已恢复活力，蒙古人的太阳正重新从地平线上升起。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嘴巴，把他打醒了。

众所周知，元王朝在北中国平叛红巾军的主力有两支，一支是孛罗帖木儿兵团，一支是察罕帖木儿兵团。孛罗帖木儿出身将军世家，所以没有察罕帖木儿那样传奇的崛起，但他是个出色的军事家，在镇压红巾军的军事行动中，屡创奇迹，刘福通斩首行动中的东路军兵团就是被他扫平的。察罕帖木儿死后，养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继承了他那庞大的遗产——骁勇善战的兵团和超级强大的影响力。

一山不能容二虎，这话早就有人提醒过元顺帝。但元顺帝偶尔会迸发出政治家的火花，他说：“这叫平衡，不能让一人独大。”不过，懂得平衡艺术的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那就根本无法控制平衡。

孛罗帖木儿和王保保几乎是同时发力，他们也想打破平衡，让自己独大。1363年，孛罗帖木儿派精锐兵团进入王保保的势力区域。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攻击，但王保保毫不客气，集结重兵对孛罗帖木儿兵团进行了一次灭绝性打击。孛罗帖木儿见王保保不是好捏的柿子，就从老巢大同亲自领兵南下，这一次不是试探性攻击，而是真打，所以他的兵团很快就控制了王保保拥有的真定路境。

让孛罗帖木儿意想不到的是，王保保这次居然没有和他在战场上见面，而是跑到大都向元顺帝告状。1364年，元顺帝见平衡已被打破，而且从他那可怜的智慧库中搜寻出了王保保比孛罗帖木儿更可靠的信息后，就下旨削夺孛罗帖木儿的所有官职。其实他已没有了这样的能力，意料之中的是，孛罗帖木儿抗命，王保保趁机毛遂自荐，讨伐孛罗帖木儿。

元顺帝对王保保的主动请缨深为感动，还未等王保保动手，孛罗帖木儿已联合那位出去平叛却只带了一个伙夫回来的秃坚帖木儿挥师大都，攻破居庸关，要求元顺帝交出一直蛊惑军心的宦官朴不花。据王保保说，他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不能出兵。元顺帝只好忍泪将朴不花交给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就在阵前将这位无辜的宦官杀掉，但还不肯撤兵。元顺帝又只好对孛罗帖木儿加官晋爵。

关于朴不花这个宦官，有一点需要补充。朴不花其实是元顺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忠实支持者，爱猷识理达腊和他老爹是两种人，他果敢坚毅，看上去是个英明的人。元顺帝一直不处理政事，所以许多政务都交给爱猷识理达腊，这就让他身边聚集了很多人，朴不花就是其中之一。而爱猷识理达腊对孛罗帖木儿印象极不佳，曾多次密谋铲除孛罗帖木儿的计划。所以说，孛罗帖木儿阵前处决朴不花，看着是清君侧，实际是杀鸡儆猴。

孛罗帖木儿杀了朴不花，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后，就撤回老巢。元顺帝再一次邀请王保保平定孛罗帖木儿。王保保当时正被残余红巾军的游击战困扰，所以不能马上接受命令。孛罗帖木儿得知这件事后，第二次领兵攻破居庸关，爱猷识理达腊这次冲冠大怒，领兵接战。但他的兵团远逊于孛罗帖木儿兵团，所以大败。元顺帝无奈之下，再次给孛罗帖木儿加官晋爵，还让他做了天下兵马大元帅。当然，这是虚职，至少王保保兵团，他就无法管理。

1365年，王保保终于腾出手来，打出了讨伐孛罗帖木儿的大旗。孛罗帖木儿以为好运气会永远跟随他，又领着他的兵团冲向居庸关。这一次，他心里暗暗发誓，顺便攻陷大都。

但是，好运气不可能永远跟随他，况且他遇到的是王保保兵团，双方就在平原上展开残酷的冲锋和反冲锋。结果，孛罗帖木儿的人越打越少，最后，他的部下想到了一个馊主意，要他亲自去见元顺帝，说明自己的忠心，保存实力要紧。孛罗帖木儿说谎话很不在行，所以他去见元顺帝时，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一番话。结局就是，元顺帝根本不相信他，趁机拿下他，处决。

元王朝最有实力的两支军队，现在只剩下王保保一支。王保保在大都做宰相才两个月，就要南下继续平叛。元王朝现在处于无相无将的境地，它能支撑多久，刘伯温早就看出来了。

但内讧还有续集。

王保保兵团内部早有矛盾，就是他和李思齐的矛盾。只是因为当时大家一致对付孛罗帖木儿，所以矛盾被逼到了墙角。现在，孛罗帖木儿归西，王保保和李思齐的矛盾立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李思齐当然有充足的理由和王保保闹翻，当初他和王保保的老爹察罕帖木儿并肩战斗，大家是平等关系。可察罕帖木儿死后，王保保继承老爹的职务，就把李思齐当成了下级。李思齐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和王保保抗衡，就联合了另一位汉人将领张良弼，手挽手和王保保作对。

双方的争斗结果是，你打我来我打你，就是不打那些革命家。王保保本来是专心要去东南平叛的，可总被自己的人掣肘，于是掉头回到中原，专心致志地“先安内再攘外”。

元王朝最后的精锐部队都消耗在内斗中，元王朝的灭亡自然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刘伯温说，孽摇山中有一种鸟，一个身子九个头。平时九个脑袋亲如姐妹。但一得到食物，九个脑袋就不共戴天，拼命地抢夺，直到鲜血淋淋，羽毛乱飞。有只长了一个头的鸟看到后说：“你们这群蠢头，九张嘴吃食，都是到同一个肚子里去，抢什么呢！”

人人都希望有九头鸟这样的对手，因为可以等他们争得头晕目眩时，上前踩着他们的脖子，然后吃了他们的肉。世界上最好的对手，就是那些你没有动手、他自己先乱了阵脚的对手。

这使我们想到一个成语故事，叫卞庄刺虎。卞庄是个功夫高手，有一次发现两只老虎，立即拔出宝剑，准备吃虎肉。他的跟班说：“先不要动手，你看见没有，那两只老虎正在吃午餐牛排呢，它们一定会因为肉味甘美而争斗起来。两虎相斗，大者伤，小者死。到那时候，将伤虎杀掉，可谓一举两得。”卞庄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就在一旁观看。果然如他的跟班所言，两只老虎互相斗了起来，力量小的最后被咬死，但活着的也伤痕累累，卞庄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就干掉了那只老虎，扛着两只老虎回家了。

现在，刘伯温说，元王朝的内讧就是两虎争肉，就等着出一位卞庄式的人物来收拾他们了。其实这个寓言说的不是卞庄，而是卞庄那个跟班的。刘伯温是否认为自己就是那个跟班的呢？

传统智慧中的“主一”

什么是“主一”？用理学宗师程颐的话来说就是“主敬”，也就是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就专心地做，换作别的事也一样如此。这叫干一行钻一行，干一行爱一行。一旦爱上一个行业，你就能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也就能由此找到天理了。

不过，理学的分支心学宗师王阳明却说，“主一”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如果专心致志是干一行钻一行，那专心致志地好色可以吗，专心致志地追逐财富可以吗？

显然，这是反问句，答案是否定的。

王阳明总结说，这种专心致志不是专心致志，而是“逐物”。真正的主一不是专心于事物，而是专心于天理。“主一”是心中有定见，其实就是去做事中磨炼反炼内心。在良知指引下，做任何事都能专心，而这种专心反过来会验证天理。也就是说，“主一”是心役物，但“逐物”却是心随物动，就成了物役心。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曾举了个佛家的例子来说明“主一”：一只小笨狗被主人耍得团团转，原因是，主人向远方扔东西，小笨狗只盯着东西，主人扔什么，扔多远，它虽然能叼回来，可累个半死。其实，小笨狗应该盯着主人，主人扔什么，都不管，主人跑，它跟着就是了。

现在看来，芸芸众生里很少有人不是那只小笨狗。

刘伯温的《郁离子》中有篇文章叫《主一不乱》，关于“主一”的看法和程颐、王阳明大相径庭。不过，刘伯温比王阳明好的一点是，他喜欢用故事来说明主旨：屠龙子和都黎下棋，后者一直输，旁边有人来帮他，也是输。旁观者们很吃惊，认为屠龙子有高深的智慧，于是纷纷跑来帮助都黎。他们信奉一点，“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屠龙子的随从见这么多“多嘴驴”助阵主人的对手，就劝主人说：“俗话说‘寡不敌众’，他集中了众人的智慧，我担心您赢不了。”屠龙子不为所动，照旧下棋。都黎这次输得更惨，助战者们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却面面相觑，脸色从红到青。屠龙子摆好棋后，没有人敢来助战了。

从上面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刘伯温所谓的“主一”和聚精会神有关，但不大。他所谓的“主一”其实是说，人的智慧问题不是数学问题，比如一个人的智商是70，另外一个人是100，那么，两个人在一起做事的智商就是170。可能恰恰相反，两个人在一起后，智商会变成30。其实，三个臭皮匠从智商上根本顶不了一个诸葛亮。我们经常说，“集合众人的智慧”，但其实一大堆人在一起，根本就没有智慧可言，有的只是争吵。大家开始谁都不妥协，最终可能在外力压迫下妥协，但妥协的那部分肯定是智慧中最一般的。这很容易理解，有的人智慧高，但高的那块，不被别人理解，所以被放弃；有的人智慧低，低的那块更不会被人接受，所以也被放弃了。剩下来的是什么？当然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那块，而那块恰好是低智商的人搞不明白、高智商的人不屑于搞的。

刘伯温讲述的下棋的故事恰好说明了这点。都黎可能和屠龙子的棋艺一样水平，但突然冒出个棋艺不怎么样的，他按他的智力商数来指点都黎，就把都黎的智力商数从高处拉了下来，所以都黎输了。后来智力商数不怎样的人都参与进来，谁都认为自己是最高明的，可谁都不认为对方比自己高明，所以吵来吵去，最终的结果肯定是，都黎采用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的智力方式，显而易见，他必输无疑。

刘伯温最后总结说，老虎之间打架，三只老虎肯定能咬死一只老虎，因为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可要是一千只狐狸和一只老虎打，前者永远打不过后者，原因很简单，狐狸太多，人多嘴杂，狐狸多了就会乱。一乱，就形不成统一的正能量，所以必输无疑。

在青田山中漫步时，刘伯温曾遇到过一只两头蛇，其中一个头要向左，一个头非要向右，结果，一天下来，这条蛇未挪动半步。

最后，刘伯温总结说，众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独决。

《郁离子》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有所指，那么，刘伯温想通过这个下棋的故事说明什么呢？

也许他说的是大都宫廷里的事。当时的元顺帝处境极为尴尬，他身边有两股势力，一股是皇太子势力，一股则是皇后势力。元顺帝做的每一项决策——如果他还有智慧做决策——都会受到这两股势力的牵绊。

也许他说的是江浙行省做官多年的所见所闻，比如泰不华，就是因为总受到朝廷乱哄哄的杂音攻讦，所以才被方国珍杀掉的。再比如石抹宜孙，一方面要对付叛贼，一方面还要拿出更大的精力来对付各路上级的“指导方针”。一个人如果处在杂音中，就会左右为难，正如一个人有两块手表，但时间却不一样，那他就不知道正确的时间了。

从这个论点，刘伯温又引申出另外一个论点：团结的力量。

很多人都知道豺，它是一种形状如狗的野生动物，经常和狼相提并论。但和狼不同的是，它们很少单独活动，它们永远把自己置身在一个团队中，特别是在捕猎时。豺这种动物非常狡猾，几只豺遇到老虎时，疯狂逃跑。但如果几十只豺撞到老虎时，老虎可就倒霉了。在它们向老虎进攻时，分工明确，谁去引诱老虎攻击，谁去攻击老虎后面、左面、右面，心有灵犀。它们是自然界中把团队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动物之一。

刘伯温长叹说，有些人啊，智慧不如豺。比如长平之战那四十万被坑杀的赵军降兵。

关于长平之战，有如下补充：

公元前262年，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秦国包围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上党郡长官冯亭将上党拱手送给了赵国，引发了秦、赵两国在长平的大战。赵国大将廉颇没有和秦军正面冲突，而是退守长平关，构筑营垒，坚守不出。秦军对廉颇的防御战法毫无办法，于是乞灵于诡计，派人到赵国的首都邯郸散播谣言说，秦国最怕的就是少壮派将领赵括，根本不怕廉颇。廉颇老了，过不了几天就会失去长平关。

赵王中计，临阵换帅，让没有实战经验的赵括到战场上接过廉颇的指挥权。赵括只好去了。他一抵达战场，就推翻了廉颇的防御战术，对秦军发动进攻。秦军统帅白起下令中央位置的部队退却，两翼向前延伸，继而迅速合围。赵括深陷包围圈中，身中数箭，殒命沙场。

战国时代最大的一场会战长平之战落下帷幕，剩余的四十万赵军令人诧异地全部缴械投降，于是，白起把他们全部坑杀。

刘伯温感叹说，四十万人居然主动举手投降，如果他们能和豺一样，团结一心，和他们的敌人秦军死磕，胜负很难预料。

然而，这毕竟是个假设。人类的团结心是最难锻炼的一种心理。因为人人都有一颗心，千人千心，管束肉体容易，约束别人的心最难。

刘伯温说团结的问题，其实直指的是元王朝那些莫名其妙的内讧，在刘伯温看来，那些内讧虽然没直接毁灭元王朝，但却为别人毁灭元王朝推波助澜。

现在，在刘伯温的眼中看元王朝，元王朝就是这样的：

郁离子到集市上去，看见一处倒塌的住所便哭起来，而且哭得十分悲伤。

有人问他说：“这所房子还可修补好吗？”

郁离子回答说：“如果有古代鲁般（鲁班）、王尔那样的能工巧匠才可以修好这座房子，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工匠了，我们能和谁商量着修这处房子呢？我听说如果房子倒塌了，但是房子的正梁没有变曲的可以修好，现在这所房子所有的梁都朽烂折断了，用手一动就会倒下来，已经不能碰了。不如暂且让它保持老样子，那么一些还没有朽烂的椽子还有个依托的地方，等待着像鲁般、王尔这样的能工巧匠来收拾。如果现在动一下就会彻底毁了这所房子，那将会把房子修不好的责任推给修房子的人，这是一般工匠负不起的重任。何况，修理房子一定要换新材料，剔除那些被虫腐蚀的糟木，外表完好而中间溃烂的要全部清除掉。不能把只可做椽子的木料当作堂屋前的柱子用，也不应把可以做柱子的木材做成椽子。选取材料的时候，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质地优良，而不管它出产自什么地方。枫木、楠木、松木、槠木、柞木、檀木，没有一种木材不在选用的范围之内。大的木料可做栋梁，小的木料做木条和斗栱，长得弯曲的木料做柱子上的横木，生得直的木料做堂前的柱子，长的木料做椽子，短的木料做梁上的短木，只要不是中空的木料和湿料，就没有不能用的木材。现在天下的大树已经用完了，建房的圆规方矩大小都不固定，工匠失去标准，斧锯刀凿都不知道按什么标准使用，桂木、樟木、楠木、栌木都被砍伐成烧火用的木柴。因此，即使有鲁般、王尔这样的能工巧匠也不能施展他们的才干，何况没有这样的能工巧匠，我怎么不悲痛伤心呢？”

一切都是偶然

在关于人生的问题上，刘伯温主张偶然论。也就是说，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其实都是偶然因素所决定的。为了验证自己这一思想，刘伯温用了“鲁酒薄而邯郸围”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有两个版本，不过都很有意思。先来看第一个版本：

春秋时期，霸主楚宣王召见诸侯，鲁恭公进献的酒太淡薄，宣王非常生气。鲁恭公听说楚宣王借酒的事情发飙，也火了，一甩手便带着人马回国了。

楚宣王更加愤怒，于是，跟齐国打声招呼，两国军队立刻压到了鲁国的边境上。

这时候的魏国很高兴，它已经觊觎赵国很久了，只是一直碍于楚国的压力，不敢贸然动手。眼看楚国现在无暇西顾，魏国果断出兵，攻打赵国，没过几天，便把赵国的都城邯郸包围了起来。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还是宣王盟会诸侯，赵国和鲁国都向宣王献酒，但两个国家酿酒的标准估计不太一样，赵国酿酒的度数相对要高一些，而鲁国的酒比较淡薄。

主管进献饮食的官员被赵人进献的酒吸引住了，便向赵国索贿，让赵国人再送些酒过来。赵人却不理不睬，主管宣王饮食的官员气急败坏，于是，他把两个国家的酒调换了一下。这样，鲁酒薄就成了赵酒薄。当然，结果一样，赵酒没味道，宣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宣王没给赵国申辩的机会，召唤一声，就带兵围了赵国都城邯郸。

刘伯温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危机，巨大的悲剧往往会因一件偶然的小事而产生，要躲避灾祸，不是不可能，但实在太艰难，跑进深山老林里是一个办法，可是，从人类出现以来，有几个人成功地跑进深山老林里躲避灾祸呢？况且，人生在世，价值的体现是在社会中，而不是在大自然。

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现在每天早上吃什么、在卫生间待多久，都在宇宙大爆炸那一瞬间注定了。这就是宿命论，和刘伯温的偶然论有着本质区别。但其实仔细回味，偶然论就是宿命论，对一些无论如何都躲不开的偶然事件，你难道真的敢硬着头皮承认它是偶然才发生的？

中国人一向讲究“命中注定”，即使是理性的西方人也有这样的论述，比如拉罗什福科就说：“我们的各种行动布满了幸或不幸，人们对这些行动的大量褒贬就来自这些幸或不幸。”实际上，人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人无论多么小心谨慎，都会有突然而来的灾祸。就如上面故事中倒霉的赵国一样，鲁国的酒度数低，使得赵国的都城邯郸被围。你说，赵国找谁说理去？

或许正是因为对命运的难以把握，所以刘伯温在《郁离子》中说：“盛衰无常，自然就世态炎凉。”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落难时受到势利眼的攻击而难过，因为这是人之常情。

刘伯温曾在一首诗中举了“廉颇门客”的例子，说明了盛衰无常下的人情冷暖。

前面说过，秦赵相争时，赵王中计，临阵用赵括换下廉颇。廉颇被退休后回到家，从前那些天天围着廉颇转的门客马仔们，见主子失了势，便一个个都卷了铺盖走人。廉颇好不郁闷，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本就如此，就算廉颇想发发牢骚，也没辙呀。

不久，赵括在长平前线中了秦军的圈套，全军覆没。四十万赵军士兵被坑杀，只剩了几个人跑回都城邯郸来报告消息。赵国上下一片悲伤和惊慌，赵王赶紧来找廉颇，把赵国的命运又重新交到这位老将手里。

廉颇重新做上了赵国国防军总司令，之前离开的那些门客，又三三两两地回来了。廉颇厌恶这群势利小人的嘴脸，就对他们说：“我老头子这么大年纪了，今天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从今后，我就是养狗也不会养你们。你们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吧！”

廉颇本以为自己这么一骂，那些门客们都会羞愧而走，想不到，门客们居然大言不惭，面不改色地批评起廉颇来。他们说：“您是从尧舜时代穿越来的吗？天下之人都是按市场交易的方法进行结交的。您有权势，我们就跟随着您；您没有权势了，我们就离开，这是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您看您现在，怨气满胸，头顶像是要着火一样。您的见解怎么这么落后啊！”

门客的这段话可能也是刘伯温要说的话，他只是想告诉那些失势的人，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因为如果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廉颇的门客都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家。

既然盛衰无常，世态炎凉，我们该如何对待变幻莫测的命运呢？

刘伯温说，在好运的时候享受它，在厄运的时候忍受它，除非极端必要，不作大的改变。《郁离子》中有这样一个寓言，说的是有只老鹰受了魔法突然变成了一只山鸡，它在林中飞翔时，遇到一群鸟在叽叽喳喳很烦，所以它就如从前一样，发出老鹰的叫声，那些鸟都吓得躲了起来。但有几只胆大的鸟探出头来，竟然发现只是只山鸡在叫，于是就跑出来向它攻击。化成山鸡的老鹰本想大展神威，但它的爪子已不是鹰的爪子，所以很快落荒而逃。

刘伯温总结说，做老鹰时当然要傲视群鸟，可你成了山鸡后就不要耍从前的威风了，要懂得忍耐，如果不能忍耐，必将自取其辱。

刘伯温眼中的元顺帝

中国历史上关于皇帝出身有三大疑案：第一疑案是嬴政（秦始皇）到底是吕不韦的儿子还是嬴楚（秦庄襄王）的儿子；第二疑案是司马睿（晋元帝）到底是琅琊王司马觐的儿子还是晋朝大将军牛金的儿子；第三疑案就是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到底是姓孛儿只斤还是姓赵。

据说，南宋第七位皇帝赵（宋恭帝）被忽必烈俘虏后，受封为瀛国公。后来，忽必烈以蒙古公主嫁之，生一男孩。和世路过其家，见这个男孩很伶俐，就收为义子，这个小孩就是妥懽帖睦尔。

评价元顺帝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从不同人的角度来看他，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比如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元顺帝，元顺帝就是个非常优秀的人。元顺帝亲自设计的计时器“宫漏”，高六七尺，内有一玉女，左右列二金甲神人，能按时而鸣。他设计并建造的龙舟，长120尺，高20尺，上有帘棚、穿廊、暖阁、楼阁、殿宇等。龙舟行进时，龙的脑袋、眼睛、嘴巴、爪尾都能动起来，和活的一样。元顺帝还精通建筑艺术，曾亲自设计过宫殿的建筑图和模型，被人称为鲁班天子。

从灵异专家的角度来看元顺帝，元顺帝也是个合格的大仙，同时能从天象变化中得出人事的变迁。察罕帖木儿死之前，元顺帝就推算出东南将失去一员大将，结果真如他所预料的那样。

但从道德家的角度看出去，元顺帝身上的光环就没有那么亮了。元顺帝这人爱好淫乐，曾把一些番僧请到卧室中，指点他房中术，而且他本人对房中运气术不厌其烦。从番僧的眼中看去，元顺帝和他们一起在一个灯光暧昧的房间里，四面伴奏的是“天魔舞”——由十六个如花似玉的宫女，全裸着，头带佛冠，在小小的密室中，俯仰为舞，或行瑜伽之术。

他们先让他吃下壮阳药，然后开始和无数美女性交，一直到天亮。鸡鸣时，元顺帝哈欠连天，用蒙古文题了一块金字匾额“济济斋乌格依”，就是汉文中“事事无碍”的意思。他命左右把它挂在密室门上，表示这是高度愉快的“事事无碍室”。

从气象专家的角度来看元顺帝，元顺帝是个倒霉的皇帝。他登基不久，邓州就下大暴雨，三月不绝，导致白河泛滥，灾民无数。后来，又是黄州闹蝗灾，再后来就是黄河大决口。宰相脱脱治理黄河，导致刘福通起事。

也正是由于这些大灾害，才有了乱民四起。最早的、气候比较大的主要有四起，朱光卿在广东革命，棒胡在河南革命，李志甫在福建革命，周子旺在江西革命。再后来就是方国珍、刘福通、徐寿辉、张士诚等人的革命，渐渐地掏空了元王朝。

如果从刘伯温的眼中看元顺帝，元顺帝就是这样一个皇帝：

君不见陈家天子春茫茫，后庭玉树凝冷光。楼船江上走龙阵，宫中只报平安信。酒波滟滟蒸粉香，暖翠烘烟妒娇鬓。无愁老夫貂鼠裘，降旗摇动台城秋。生绡束缚槛车去，始信人间果有愁。

这首诗的名字叫《无愁果有愁曲》，说的是南朝陈的末代皇帝陈叔宝。陈叔宝自号“无忧天子”，每天以处理政事为不祥、以玩乐为大吉祥的一位酒肉皇帝。他的宫廷里几乎天天都要开诗歌音乐晚会。每次晚会，十几个被赠予荣誉职务的姑娘，以及陈后主的所有老婆，都得出来陪客。大家疯狂地喝酒，等灵感一来，就作诗，然后评选出当晚的“最佳诗歌”。而且马上让在场的著名作曲家谱上曲，皇家合唱团接着进行试唱，由陈后主的老婆张丽华女士领唱。大家都认为，陈后主是位无忧天子。

588年，北方新兴的隋朝五十一万大军兵临长江。陈朝守军听说隋军就要打过来了，都很紧张，急忙上报给朝廷。当时，恰好一股隋军乘船从长江上游而下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在途中遇到了点困难。一听这个消息，陈后主就底气十足地对身边的大臣说：“这帮人就是自己吓唬自己，隋军这不遇到困难了吗？我早就说过，建康这个地方是王气所在，你看以前北朝的军队来过多少次，哪次不是大败而归？”

一个马屁精说：“长江天堑，自古以来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他们以为隋军能飞过来吗？这完全就是将军们为了贪功谎报军情嘛！”于是，陈叔宝恢复享乐，继续饮酒作诗，继续歌舞升平。

不过，“王气”也长了一对势利眼，当它发现陈后主丝毫不能打起精神时，就“投靠”了隋朝。公元589年，隋军成功突破陈军的长江封锁，一举攻下南京城，将陈后主活捉，陈朝灭亡。

刘伯温用这个典故其实就是在评价元顺帝是个和陈叔宝一样的人物，浑然不觉即将到来的危机，即使知道，也不想去勇敢面对。

据说，元顺帝在得知东南大乱后，对身边的番僧说：“这些人真是不自量力，他们就不会拿来历史书读一读吗？当年南宋几十万正规军都被我们消灭了，他们这群乌合之众能起什么风浪？”

番僧说：“您的见识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元顺帝后来又说：“东南一小群强盗，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东南方面的事情不要来烦我，谁敢来报告东南战事，我就宰了他。”

刘伯温说，这就是掩耳盗铃。不过，这招的确很有效，后来，元顺帝听到的都是这样一些消息：东南那些小强盗们就快被捉了。

从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元顺帝，其实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特别是他初政时，做了很多政治上开明的举措。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恢复了被权臣伯颜废除的科举制，还平反了诸多冤狱，开马禁、为农民减负，放宽政策。这些都值得肯定，但问题是，元顺帝是个半截皇帝，到后来就沉迷在他的事事无碍室中了。

从这一点来看，元顺帝又被“无忧天子”附体，为他的灭亡加了双保险。

元顺帝的“无忧”其实已到了“没心没肺”的境界，他的老爹元明宗被刺，他上台后，不但不想着为老爹报仇，反而还把老爹的牌位迁出了太庙。刘伯温特意写了首《走马引》来讽刺元顺帝这一至高境界：

天冥冥，云蒙蒙，当天白日中贯虹。

壮士拔剑出门去，手提仇头掷草中。

掷草中，血漉漉，追兵夜至深谷伏。

精诚感天天心哀，太一乃遣天马从天来，挥霍雷电扬风埃。

壮士呼，天马驰，横行白昼，吏不敢窥。

戴天之耻，自古有必报，天地亦与相扶持。

夫差徒能不忘而报越，栖于会稽又纵之。

始知壮士独无愧，鲁庄嵇绍何以为人为！

我们能从这首诗歌中看出，刘伯温塑造了一个把敌人的头颅扔到草丛中喂狗的复仇侠客的形象，其实也就是在讥讽元顺帝不复仇的猥琐与卑陋。

现在，我们依稀能看到一个没心没肺的元王朝最高领导人的形象，从他的眼中看出去，世界一片和平，鸽子在空中飞舞，蒙汉百姓们手托着橄榄枝唱着和平之歌。但绕过他的眼睛，向他的后面看去就会发现，整个中国已沉浸在血泊之中。没有一处太平无事，元王朝的大厦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站在太空中，你会发现，这座大厦正在受万有引力的作用，准备从地球上掉下来。

而给它引力的正是那个奇丑无比的朱元璋。

第七章 朱元璋三请刘伯温

谁是朱元璋

刘伯温1359年回老家写《郁离子》时，他的老家还未遭战火，人人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稳快乐日子，如果非要在青田县找出一个不快乐的人，那这个人肯定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不快乐的原因很简单，壮志难酬，国家不保。但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多年以来的不得志，他的志向已被消磨殆尽。一个人心中没有光芒，就如身在漆黑的旷野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种迷茫空虚的感觉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心灵虚脱。没有任何理想，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后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就是他在专心撰写《郁离子》时，那种不能自已的内心苦楚也如蟒蛇般，把他缠得越来越紧。每当他愣神时，他的弟弟刘陛就会摸到他耳边，突然大吼一声，把他从空虚烦躁的苦海中拯救出来。但很快，刘伯温又不由自主地沉浸到心灵的苦海中了。在1359年，他唯一的寄托恐怕只有两件事，或者说，只有两件事才能让他提起一丁点兴趣来。第一件事是《郁离子》，第二件事则是他的几百人武装。

他对这支武装偶尔会很用心，因为他的老乡们会偶尔看到他在练兵，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所以，这支武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的不是军旅岁月，而是农夫生活。刘伯温家并不富裕，即便是他弟弟也要亲自下地劳作，让这样的家庭养活一支小军队，实在是太为难了。所以，这支军队的士兵们就在青田担起了短工的职责，目的当然很直接：先不要被饿死，然后……其实，就没有然后了。他们和刘伯温一样，也没有目标，更没有理想，走一步算一步，活一天是一天。

乱世时，如果真能有一支忠心耿耿的军队，那就是发家致富的本钱。但刘伯温对这个本钱视而不见，有一位从处州来的朋友看他如枯木死灰般地活着，就指点他说：“以您这横溢的才华，又有这样一支像样的武装，完全可以走出青田，大展拳脚。恐怕到那时，方国珍那厮都要让你三分呢！”

刘伯温瞥了朋友一眼，极端严肃地说：“我平生最恨的就是方国珍、张士诚、徐寿辉这些混账，你让我效仿他们，和让我去死有什么分别？”

朋友轻忽地一笑，说：“你呀，消息太闭塞。现在的南中国，方国珍、张士诚、徐寿辉固然名声在外，但还有个后起之秀，极为耀眼。”

刘伯温对这个后起之秀没有兴趣，但正如百无聊赖的人想要找点谈资一样，就随口问道：“谁？”

朋友回答：“朱元璋。”

刘伯温懒懒地又问：“朱元璋是谁？”

朋友回答：“刘福通手下的一位元帅，如今正在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称吴国公，运筹帷幄呢。”

刘伯温“哦”了一声。

朋友说：“这个人非比寻常，从各处得来的消息说，他和其他叛乱者截然不同，每攻下一城，都先进行安抚政策，从不滥杀。他的部队军纪严明，手下谋略之士车载斗量，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刘伯温又“哦”了一声，忽然就问：“这个朱元璋是怎么冒出来的？”

刘伯温不知道朱元璋，并不是刘伯温消息闭塞。在他离开处州回老家之前，南中国的革命家们已全部登场。他之所以不知道朱元璋，是因为朱元璋的发迹速度太快，甚至跑在了光阴的前面。

刘伯温在石门洞偶得天书的1328年，朱元璋降生于濠州钟离孤庄村（今安徽凤阳）。他睁开眼的刹那，便看到几个脑袋正在端详他。三个极为年轻的男孩的脑袋，那是他三个哥哥；两张清秀幼稚的脸，那是他两个姐姐；还有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沧桑凄苦，正对着他唉声叹气。这就是他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还有他老爹。

此时，他还不叫朱元璋，而是叫朱重八。关于朱重八和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张士诚的原名张九四，有一点需要补充：

如果你穿越回元朝，找个乡间问大家的名字，你会发现你来到了数字的天堂，因为大家的名字都是数字。这是因为元朝有制度：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不许取正式名字，他们的名字是按排行或者父母的年龄编个号。举个例子来说明：丈夫二十四岁，老婆二十二岁，合为四十六岁，生的孩子就叫四六；如果丈夫六十四岁，老婆二十四岁，合为八十八岁，生的孩子就应该叫八八，但这样叫起来奇怪，所以就改成“重八”。

从这个制度上，我们可以推断出，张士诚的老爹老妈未必晚婚，但绝对算得上是晚育。

回到朱元璋他老爹那声哀叹上来，他老爹之所以哀叹，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家太穷了，现在又多了一张嘴；二是，朱元璋这孩子长得太丑。

刘伯温曾在梦中见过朱元璋，但那是成年后的朱元璋。小时候的朱元璋其实就已经具备了丑陋无比的相貌潜质。

朱元璋的脸漆黑，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多，颧骨出其不意的高，鼻子像经过精心栽培过的大蒜一样饱满，耳朵大而肥，眉毛粗黑，眼睛奇大，眼珠凸出，像是要夺眶而出。在黄昏时分，如果猛地和他打一个照面，肯定会吓出一身冷汗。

但丑陋并不影响他的交友。据说，朱元璋经常和一大群孩子玩“皇帝大臣”的游戏，他充当皇帝，要那些“大臣”跪拜他。当他成为皇帝后，有些知识分子就针对这件事说，朱元璋从小就有宏图大志，做皇帝是命中注定的。其实，这是事后诸葛式的扯淡。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自命不凡的一面，大多数人也都玩过“皇帝大臣”的游戏，总不至于，所有玩过的人都有宏图大志，都能成为皇帝吧。

实际上，朱元璋小时候是最没有宏图大志的人，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有，而是生存问题。当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冲到人生第一线时，唯一的理想就是活下去，活一天就高兴一天。朱元璋一家在当地是典型的穷苦农民，靠给地主打工维持基本生活。朱元璋能跑能跳后，就给地主家放羊，所得的薪水连他自己的吃喝都不够，他当时的宏图大志可能就是：如果一年能啃上一块骨头就好啦。

不过，这种宏图大志并不是没有实现过。他在给地主家放羊时，每次看吃草的羊都会产生幻觉，他觉得那是一群游动的烤全羊。终于有一天，他无法遏制这种幻觉，宰了一只羊，和他的那些“大臣”们吃个精光，几乎连骨头都没有剩下。但朱元璋咀嚼着最后一根羊骨时，一个还算清醒的伙伴突然大哭起来，他认定朱元璋难收残局，必定会被地主打死。但朱元璋那要夺眶而出的眼珠转了几圈，就有了主意。他把割下来还未来得及烧烤的羊尾巴插进石头缝里，回去对地主说，羊钻进了石头里，他无论如何都拉不出来，只剩了尾巴在外面。地主虽然不相信这样的鬼话，但也不会想到这个小孩会把羊吃了，于是暴揍他一顿，放他回了家。

这件事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朱元璋从小就具备狡狯的性格，这种与生俱来的性格在他后来的发迹路上帮了他很大的忙。

极不容易，朱元璋强活到了17岁，但就在这一年（1344年），他家遭到了灭顶之灾。早在去年，淮河流域就遭遇了百年难遇的旱灾。旱灾之后必然是蝗灾，紧逼而来的一定是瘟疫。先是朱元璋的二嫂、三嫂在旱灾未完时死掉了，然后是大姐满门饿死，紧接着是他二姐也死于饥饿。他三哥早就被卖给了别人做儿子，出外逃荒不知生死。

而朱元璋自出生以来最大的灾难和痛苦也接连来到，先是老爹死于瘟疫，然后是大哥，接着就是老娘。一家子只剩下他和二哥朱重六。两个人号啕大哭，因为连给老爹老娘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尸体停放在家多日，已经发臭。兄弟俩只好用一些破烂衣服裹了尸体，抬到了坟地。想不到的是，正当他们把尸体抬到半山坡时，多日不见的倾盆大雨突然来了，两兄弟急忙到一棵大树下躲雨。当雨住云收后，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尸体，因为尸体已被山洪冲下的泥土掩埋了。多年以后，朱元璋坐在龙椅上，每次想到死无葬身之地的父母，都会悲痛万分，眼泪就如那场冲走他父母尸体的大雨一样，倾盆而下。

那场旱灾过后，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商量了一下，他二哥决定入赘还能吃上饭的人家，朱元璋再次号啕大哭。这是他唯一的亲人，即将和他分离。他的容貌决定了他无法复制他二哥的成功。就在他走投无路时，他的邻居提醒他，可以到家乡的于皇寺——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改为皇觉寺——去生存。

朱元璋擦了眼泪，说：“恐怕人家不收我。”

邻居就告诉他：“你和那寺庙有缘。你出生不久，什么都不吃，险些死掉。你母亲曾到于皇寺许愿，说如果你活下来，将来有一天就把你送到里面当和尚。结果你就活了，你现在去，一来可以兑现承诺，二来可以混口饭吃。”

朱元璋从悲苦中醒过来就跑进了于皇寺。但让他大失所望。因为佛祖并未显示力量，于皇寺在那场旱灾、蝗灾和瘟疫中也受到了重创，连寺里的和尚吃喝都成问题。住持认为朱元璋来混饭是真，兑现承诺是假。但朱元璋说：“这个必须是真的，否则，佛祖的慈悲何在？”

住持只好留下他，佛祖总算普度了他一年，第二年，佛祖和住持都无能为力了。住持对朱元璋说：“你也看到了，寺庙里的东西不够吃了，你还是到外面去化缘吧。”

“化缘”是佛家用语，世俗的讲法就是要饭。朱元璋看了看破败的寺庙和可怜兮兮的米粒，叹息着离开了于皇寺。

1346年，朱元璋穿着破烂的僧袍，托着钵盂四处流浪。在一年多的流浪生活中，朱元璋遇到过菩萨心肠的施主，遇到过强盗，更遇到过正在烧杀奸淫的小股叛乱武装，当然也遇到过以马蹄离地的速度飞奔的蒙古军队。尤其使他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和他一样，吃不饱穿不暖的流浪汉，突然有一天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中国古人说，读万卷书，只是书本知识，真正的知识是要行万里路才能得到的。这样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才能成事。

朱元璋于1347年回到于皇寺后，他的精神世界固然丰富了，但对饥饿的肚子仍无法慰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没有一点革命思想，刘福通的红巾兵团还要两年后才能横空出世，表面上看，元王朝的天下还处在太平中。如果非要说朱元璋这时候有革命思想，那就是他对肚子的革命。

在于皇寺待了一个月，朱元璋再次离开了这个鬼地方，因为这里和他当初走的时候一样的穷。他这一走就是三年，三年时间里，他在路上看到了势力庞大的红巾军，看到了疲惫不堪的蒙古军队，看到了整座整座被焚烧的村庄，看到了死尸狼藉的战场。他觉得佛祖一点都不慈悲，无法拯救众生，至少，仍然不能拯救他的肚子。

1352年，他再次回到于皇寺，还未来得及卸掉身上的疲惫，元军和红巾军的战火便蔓延到了这里，于皇寺被一场大火烧了个干净。朱元璋四顾茫然，内心和多年后在青田的刘伯温一样，空虚孤独，前景黯淡。

但本年，刘伯温的内心并不空虚，反而意气风发，因为他正在浙东元帅府工作，而且是在研究如何剿灭他最痛恨的方国珍。

当刘伯温轻摇羽扇聚精会神地看军情报告时，朱元璋穿着破烂僧袍也在聚精会神地看一封信，信是他儿时的朋友汤和写来的。信上说，我现在已是红巾军的一名中下级军官。如今天下大乱，想要住得安稳、吃得舒服，必须要靠拳头和武器来争取，你赶紧参加红巾军吧。

朱元璋看完信后，激动得手直抖。他在外面要饭多年，看到过无数死尸，有的死尸头上裹着一块头巾，沉浸在从他们自己身上流出的血汇成的血泊中。这是高风险的工作，人如果没有好运气，恐怕还没有向肚子贡献一点东西，就已经死了。

一想到肚子，他就极为惭愧，多年来，他始终没有让自己的肚子满意过。即使是为了自己的肚子，他也应该铤而走险一回。他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去做冒险家，可看到歪倒在瓦砾中的佛像，他又觉得生命诚可贵。

于是，他跪在倒在地上的佛像面前开始占卜，他先问避乱，占出的结果很遗憾，不吉；再问守故，又是不吉；又想问问造反，但怕仍然是不吉，所以，他猛地站起来，寻思道：“站在三岔口，有两条不能走，那就只能走第三条路了，老子革命去！”

他就在卧倒的佛像面前，脱下僧袍，拿起一根棍子，走上了战场。

朱元璋投奔的是离他很近的濠州郭子兴兵团。郭子兴本是位乐善好施的财主，衣食无忧，内心幸福，突然有一天，他召集家人，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丽的愿景。在这幅美丽的愿景之中，人人都是主人，不必再受政府的欺负和暴乱者的骚扰。在征得无数人同意的情况下，郭子兴打着红巾军的名号起义了。他并不是红巾军的分部，而是红巾军的加盟店，因为他有自己的军队。

朱元璋参加革命的开头并不美好，当他来到郭子兴军营门口时，被站岗的几个士兵拦下了。士兵们看到朱元璋这副尊荣，不约而同地断定他是政府军派来的奸细。

朱元璋就在门口咆哮起来，说：“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你们这是狗眼看人低！”

士兵们“哇呀”叫了起来，撸胳膊挽袖子就准备让朱元璋尝尝拳头的滋味。正当朱元璋摆好姿势准备挨揍时，郭子兴走了出来，喝止住众兵，用眼睛对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全身扫描，然后就盯在他脸上，这张脸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抽象的脸。恍恍惚惚中，突然天老爷把一个信息塞进他脑子里，于是，他向朱元璋伸出了欣赏和友情之手，说：“加入我们吧。”

就这样，朱元璋成为了郭子兴兵团的一个小兵。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多次走上战场。在战场上，死神带走了他无数个战友，当然，死神也总是嗅着他的气味，紧追不舍，想要在最后一刻给他致命一击。但是，死神不敢下手，因为朱元璋头上顶着个幸运之神。一个冲锋陷阵的小兵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能多次活下来，除了勇气、机警和善战之外，运气绝对必不可少。

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呕心沥血无法成就功业，命运之神不肯照顾他们是一个重要原因。

朱元璋很快就脱颖而出，从小步兵到小队长，再从小队长到下级军官，再从下级军官到中级军官，最后成为郭子兴的臂膀。这一路走来，不过用了一年的时间。

在一次庆功宴上，郭子兴对朱元璋说：“有两件事，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朱元璋说：“二十件也可以。”

郭子兴就说：“我的干女儿小马女士，你和她很相配，你们就成婚吧。这样一来咱们就是亲戚了。”

朱元璋说：“好。”

郭子兴又说第二件事：“你现在也是个人物了，你那名字要改一下。我琢磨了好多天，你的新名字就叫朱元璋吧。”

朱元璋说：“这个名字很好，但有什么微言大义吗？”

郭子兴说：“元，就是元王朝，璋是一种玉器。你姓朱，可当诛杀的诛，我是要你成为诛灭元朝的一枚玉器！”

朱元璋鼓掌叫好，但他内心里从没有想过要做一枚诛灭元朝的玉器。他那个时候的想法和多年前流浪江湖的时候没有分别：过一天算一天，吃饱了不饿。

多年以后，他对刘伯温真情实意地说：“我当初参加革命，只是想打家劫舍，混口饭吃，想不到弄假成真，当上了皇帝，这真让我恐惧啊！”

诡异的扩张

刘伯温在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那年，根本就不知道有朱元璋这个人，甚至连朱元璋的领导郭子兴都闻所未闻。因为郭子兴兵团太小了，只是千千万万个叛乱团伙中的一个，还因为这一年，刘伯温被羁管绍兴，内心正在经历生与死的决斗，没有心情了解外面的世界。

1359年那个夏天的午后，刘伯温和朋友在一起谈论朱元璋，就如同谈论一个古人。但刘伯温对这个古人忽然就产生了兴趣。他问朋友：“依你的讲述，这个人不过是个混得不错的中级军官而已，怎么才几年工夫，就混成了独霸一方的军阀呢？”

关于这个问题，他的朋友无法回答，因为他没在朱元璋身边待过，他不知道朱元璋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军官混成吴国公的。

这件事说来话长。其实任何一个人的成功路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朱元璋也是如此。当刘伯温在关于如何对待方国珍的军事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说要对其彻底剿杀时，朱元璋遇到了他事业的瓶颈期。郭子兴兵团的发展速度太慢，又吃了一些败仗，郭子兴是个一挫就馁，才胜就骄的人，所以士气低落。朱元璋不想沉浸在这种气氛中，因为他是个受苦难侵袭多年的人，正如一个恐惧黑暗的人，一旦看到蜡烛将尽时，就会莫名地恐慌起来，他从黑暗中走出来，就不可能再被逼回去。

所以就在刘伯温于绍兴放浪山水第二年（1354年），朱元璋成功说服郭子兴攻取滁州（今安徽滁州）。为什么要攻取滁州，朱元璋对郭子兴说的是：“滁州的战略地位太重要，金陵锁钥、江淮保障。只要占领它，我们就可以顺势取集庆，南中国半部江山就在我们手中了。”

郭子兴大吃一惊，这种宏图大志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他也不敢想。先不说元政府军在集庆的重兵，就是四周的无数叛乱兵团也够他心惊胆战的了。但朱元璋的热情激发了他的胆量，他对朱元璋说：“我给你点军队，你去打滁州。能打下来，固然好，打不下来就赶紧保存实力，撤回来。”

命运之神降临到朱元璋头上，他制定的奇袭滁州计划在一夜之间大功告成。当他走进滁州城，站到滁州城的城墙上时，内心澎湃不已。这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拥有的第一座城池，这是他朱元璋的城池。

正是在这座城池中，朱元璋遇到了他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李善长。李善长是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年轻时熟读百科全书，才气逼人，智谋百出，专攻法家哲学，是个谋划高手。朱元璋坐在滁州城办公室里一本正经地问他：“四方战斗，什么时候能消停？”李善长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是能在快速的察言观色中洞悉对方的内心世界，他知道朱元璋要的是什么答案，朱元璋想要的是一种恭维。虽然这个时候远看不出来朱元璋最终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李善长还是用一段精辟的论述让朱元璋满足了虚荣心。他说：“秦末大乱，刘邦从平民中崛起，凭借着豁达大度的性格，知人善任，不乱杀，五年时间成就震动宇宙的大业。现在，元王朝气数已尽，天下正在土崩瓦解中，您的根据地在濠州，离刘邦起兵的沛县不远，山川王气，您身上必定是有的。如果按刘邦的方法去做，您定天下，易如反掌。”

朱元璋被恭维得几乎要跳起来，但郭子兴的到来把他按到了椅子上。郭子兴从濠州跑到滁州，是因为他的大本营里内讧不断，他的几位将军都认为自己有超级强大的领导才能。郭子兴认为没有，这几位将军就联合起来排挤他。有一次甚至活捉了他，如果不是朱元璋在中间周旋，郭子兴早就成了刀下之鬼。

郭子兴来到滁州，朱元璋列队欢迎，并且把积攒的三万人马的指挥权交给郭子兴。这在朱元璋的亲信们看来是愚蠢的举动。但朱元璋说：“我给他兵权，一来他是我的领导兼岳父；二来，我看他在无休止的内斗中心力憔悴，兵权能让他得到一点安慰。”

郭子兴无法被安慰，名义上，他是滁州城里的军政长官，但调动任何一支部队，都必须或明或暗地通过朱元璋。1355年，刘伯温在绍兴被羁管的最后一年，朱元璋因为滁州缺粮，而偷袭和州（今安徽和县），马到成功。就在本年，郭子兴突然病逝，刘福通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郭子兴兵团总司令，郭子兴的大舅子张天祐为第二司令，而朱元璋位居第三。

当时郭子兴兵团的所有人都知道，朱元璋绝不肯屈居第三。因为这几年来，跟随朱元璋或者与朱元璋合作过的人都知道，此人是个暗黑人物，不苟言笑，眼神犀利冷酷，浑身散发着一种嗜血狂魔的味道。又因为他看问题精准，能在情况朦胧不明的时候，快速地捕捉到问题的根本，所以，很多人对他又敬又惧。

关于朱元璋的能力，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攻下和州后，郭子兴兵团总部派来了许多军官。朱元璋担心这些军官不服他，就选了个开会的日子故意迟到。当时的军队里有个规矩，遇到开会这种场合，谁先到场谁就坐右边，最后来的只能坐左边，因为右边的位置比左边的位置尊贵。由于朱元璋迟到了，所以来的时候，右边的位置早就没有了。他就挑了个左边并不起眼的位置坐了上去。大家开始对军事形势畅所欲言，只有朱元璋一声不吭。因为讨论不出什么定论而要散会时，他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踏步走到正中央，以希特勒演讲的方式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气场是如此的强大，他的分析是如此的精准，他的情绪是如此的激动，在座的所有军官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这件事后，那些心里和表面不服的人，都彻底服他了。

但郭天叙不服，张天祐也不服。两人在军事会议上经常故意和他唱反调。朱元璋说一，两人必说二；朱元璋不说一，两人绝对说一。

朱元璋的亲信们对两位领导的态度怒发冲冠，朱元璋却老谋深算道：“郭老爷子在时，最厌恶的就是内讧，我们不能对不起他的在天之灵。恶人自有恶人磨，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瞧着吧。”

这个恶人很快就登场了，他叫陈埜先，是元政府的一员大将，在和朱元璋兵团的一次战斗中被俘，出于“能屈能伸”的思想，他假装投降。但他的虚情假意无论如何都瞒不过朱元璋的眼睛。朱元璋苦心思虑了很久，不但表现得十分信任，还让陈埜先带领一支军队。这就使朱元璋的亲信们大惑不解，朱元璋说：“你们且看着。”

众人就看着。郭天叙也看着呢，不过他看的是集庆，和当初朱元璋那天马行空般的想法一样，郭天叙也决心攻集庆。朱元璋举双手赞成，在集结军队时，他把陈埜先的那支部队偷偷地塞到了郭天叙和张天祐的攻城兵团中。陈埜先那颗火热的爱国心燃烧起来，就在郭天叙和张天祐围攻集庆城的间歇，他请二人到集庆城下的军营中喝酒。在酒桌上，陈埜先提前埋伏下的刀斧手把二人剁成了肉酱。杀掉二人后，陈埜先派人通知集庆城中的元军，开门攻击郭天叙兵团，来个内外夹击。可元政府军出城后一阵冲杀，根本不知道谁是内鬼，陈埜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军中。

朱元璋这招借刀杀人堪称绝响。在郭天叙和张天祐死后，他彻底成了郭家兵团的实际领导人。他向韩宋帝国要求任命令，刘福通当时正在积极筹划针对元帝国的斩首行动，对这种疑案根本无力作精确的调查。于是，朱元璋一跃而升为郭子兴兵团总司令。

1355年最后两个月，朱元璋兵团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手段，以战舰千艘的强大兵力强攻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采石顷刻而下。朱元璋在采石不作片刻休整，兵锋直指太平（今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太平瞬间陷落。在彻底荡平了集庆外围防御工事后，1356年二月，朱元璋向集庆发动了总攻。三月，集庆陷落，朱元璋高头大马地进入集庆城，将集庆改名应天。本年阴历七月，朱元璋在未得到韩宋帝国的许可下，自称吴国公。他成功了，站在应天城上，他放眼四望，脸上挂起了阴冷的笑容。

这个时候，就像是有句咒语一样，突然开启了他脑袋中最隐秘的角落。在那里，他终于有了理想，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理想。“我要坐龙椅！”他吼道。

从一个丑陋无比、曾被人误认为奸细的小和尚，到坐在应天城里最豪华、最光明房间里的吴国公，这条路，朱元璋才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

但将来的路，他走起来就远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他日后碰到的敌人要比郭天叙聪明百倍、强悍百倍。

朱元璋一请刘伯温

1357年，当刘伯温在处州小心翼翼地制定围剿反政府武装吴成七时，刘福通也在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他的斩首行动。而朱元璋则在南方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他的扩张历程。1358年到来时，朱元璋和他的兵团以暴风骤雨之势把长兴（今浙江长兴）、常州（今江苏常州）、宁国（今安徽宁国）、江阴（今江苏江阴）、常熟（今江苏常熟）、徽州（今安徽黄山）、池州（今安徽池州）、扬州（今江苏扬州）等地纳入囊中。

在完全消化了这些城市后，1358年冬天，他的兵锋直指婺州（今浙江金华）。婺州城城防坚固，政府军顽强抵抗，朱元璋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勉强把它攻陷。攻陷婺州后，他趁着胜利的余威，马上攻击处州。那位刘伯温心目中的“齐桓公”石抹宜孙不能抵抗，先是逃出城，后来头脑发热，要和祖国共存亡，又转身冲进了城。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壮烈殉国。

这在刘伯温心中是件比天崩地裂还要大的事，但在朱元璋眼中，只是一件芝麻大小的事。他现在最大的事就是攻城略地和招收人才。就在婺州城里，朱元璋遇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正是刘伯温所以出山的关键人物。

他叫宋濂，浦江（今浙江浦江）人。论起来，他和刘伯温还是同学。因为宋濂曾在刘伯温的理学启蒙老师郑复初那里学习过。当时，他不叫宋濂，而叫宋寿。郑复初认为“寿”字不好，就给他改了“濂”字，这个字为什么要比寿字好，郑复初没有说原因。

从仕途的角度来讲，宋濂远逊于刘伯温。宋濂不是进士出身，但他的文章比刘伯温写得好。宋濂年轻时曾在大都居住过。当时的副宰相危素看到他的文章后惊为天人，想方设法把他塞进了政府，担任了皇帝的秘书。但宋濂和刘伯温不同，刘伯温是进士出身，荣誉越大，责任就越大，所以即使面对腐烂的元王朝时，也绝不言退。而宋濂因为不是进士出身，所以没有刘伯温那样的思想压力，他觉得元王朝的气数要尽了，就转身走了。由于他的文章写得好，和刘伯温惺惺相惜。他跑进龙门山当道士时，还给刘伯温写了封信，要刘伯温来和他一起当道士。

刘伯温委婉地拒绝了，但对宋濂一流的文章表示了真诚的钦佩。宋濂后来在龙门山耐不住寂寞，重新回到红尘。朱元璋攻陷婺州城后，他到婺州城为朱元璋献上了攻取处州之策，朱元璋依计行事，果然大功告成。这使得朱元璋对宋濂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夸奖宋濂的谋略天下无二。

宋濂否认，说：“我有个朋友，在谋略上比我厉害十倍。”

朱元璋问：“谁？”

宋濂回答：“刘伯温。”

朱元璋皱了皱眉，说：“我好像听说过这人吧。”

宋濂听出来了，朱元璋对刘伯温并没有深刻的印象，正如刘伯温对朱元璋没有深刻印象一样。他就甩开膀子，滔滔不绝地把刘伯温在元政府效力的往事说给朱元璋听。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刘伯温这人精通五行八卦式的魔幻法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

朱元璋这才提起一点兴趣来，说：“前知五百年就算了，只要读历史，人人都能做到。这后知五百年，我就很感兴趣了。”

宋濂又趁热打铁：“我听过这样一件事，刘伯温有一次和他的一群朋友在杭州西湖喝酒吟诗，突然天空飘来一片云。刘伯温站起来，掐指一算，神色凝重地对那些人说，‘东南方有天子气，应天该在集庆附近。’您现在把集庆改成了应天，这不是恰恰证明，他是个未卜先知的人吗？”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兴趣猛增了十二分，着急地问：“还有类似的事迹吗？”

宋濂转动眼珠，一拍大腿，说：“还真又有一件。我听说最近刘伯温在老家训练他的兵马，有人劝他占山为王。凭他的智慧，必能成为一方霸主。他却说，我已占卜了一卦，卦象显示，新天子不久后就会来找我，我还是不要瞎折腾了。”

朱元璋说：“这人如此神奇，赶紧派人给我请来。”

宋濂乐颠颠地正要去准备，朱元璋又叫住他，说：“我听说这里有‘浙东四先生’一说？”

宋濂说：“是啊，我，刘伯温，章溢，叶琛。刘伯温和章、叶二人几年前共事过，两人的管理能力和执行力都是一流的强，文章写得也不错，又有军事才能，可谓文武全才。绝佳的是，这二人已经离开元政府，赋闲在家。”

朱元璋说：“四个先生，已经有一个在我这里，如果我专程去请刘伯温，那这人肯定会生傲慢心，我看还是把你们四个一起请了吧！”

宋濂吃惊地张大嘴巴，被朱元璋的诡异心机折服，急忙安排人去请刘伯温。

被派到青田县的使者没费什么劲儿就找到了刘伯温，使者很恭敬，还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一见到刘伯温，先没说正题，而是把朱元璋光辉灿烂的发迹史大略说了一遍，最后才说道：“我家主人请您到应天，为他效力，您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刘伯温仔细地观察那位使者，他发现这人穿的衣服质地很差，但很整洁。他还发现，使者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芒，举手投足间都有一股他久违了的活力。他更发现，使者的鞋子新擦过，应该是在进门前特意仔细擦过的。从使者的身上刘伯温能判断出，朱元璋的军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而作为统帅的朱元璋是什么样的人也就不难推断了。

但是，他对使者说：“替我转告你家主人，我是山村野夫，没有建立盖世奇功的本事，只想在家乡安稳度过余下的时光。所以，您请回吧。”

使者被闹了个大红脸，但临行之前，宋濂交代过他，一定要对他的顾客以礼相待。现在，他的礼已用完，既然人家不来，他也没有办法。于是，使者转身离开了刘伯温家，出门时还不忘了把刘伯温的门轻轻地关上了。

朱元璋得到使者未完成任务的消息后，鼻子就哼出了两股烟，但他马上转念一想，这人不来，可能是因为我派的人不够分量。才华横溢的人，总会有点架子，一请就来的人，不是半吊子，就是妓女。

但宋濂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刘伯温不是那种喜欢摆架子的人。他在元政府接二连三地碰壁，熊熊的理想之火已经被浇熄。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的理想之火煽起来，这不是一个使者所能办到的，非要一个能人不可。”

朱元璋说：“李善长如何？”

宋濂摇头。

朱元璋又说：“朱升如何？我去年得到他，他向我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精明策略，我觉得他成。”

宋濂又摇头，说：“去请刘伯温的人必须是个心理专家，而且要能跟他做朋友，能在刘伯温的言谈举止中洞悉他的心理活动，发现他心理活动的根源。只有找到他这个‘病’，我们才能开出方子。”

朱元璋说：“我看我手底下没有这样的能人。”

宋濂说：“有。”

朱元璋问：“谁。”

“孙炎啊！”

孙炎两请刘伯温

孙炎，字伯融，句容（今江苏镇江句容）人，身长两尺，脸色黑如炭，还是个瘸子。这副形象放在任何地方，都会引人注目。除了这身硬件使人刮目相看外，孙炎还是个学富五车、肚里有墨水的辩才。他对科考从不感兴趣，认为科举考试出来的人都是腐儒，没有在实践中生存的能力。年轻时，他在农田里务农，由于身高和瘸腿的缘故，他的农活干得很一般。于是他扔了锄头，向天咆哮道：“我孙炎堂堂六尺男儿，怎么可以当个农夫。”但至于他扔掉农具后到底都做了什么，刘伯温倒是知道一点。孙炎凭借出色的口才和下笔成章的才华，在南中国的知识分子圈中很吃得开。他和刘伯温一见如故，二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刘伯温多次请他到政府工作，孙炎都冷嘲热讽地拒绝了。二人后来联系很少，刘伯温印象中有这样一个人，孙炎印象中也有刘伯温这样一个人。1356年，朱元璋攻陷集庆，孙炎一瘸一拐地跑到集庆，朱元璋早就闻其大名，对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接见。孙炎侃侃而谈天下大势，说元王朝已将毙命，朱元璋先生您应该招收天下人才，以成大业。

朱元璋对其很满意，攻陷处州后，就让他担任战时处州军区司令（处州总制）。当朱元璋要求他请刘伯温出山的信件送到他办公桌上时，他拍案而起，拍着胸脯对送信的使者说：“和吴国公说，小事一桩。”

使者告诉他，吴国公已请过刘伯温一次，毫无成效。

孙炎说：“这太失礼了，他不可能出山。瞧我的！”

孙炎说别人失礼，他也没有“有礼”到哪儿去。本来，按正常人的想法，孙炎应该是亲自登门拜访刘伯温的。但是，孙炎此时已不是个正常人，而是个处州军区司令，多年以来，他从没有做过这么大的官。尤为重要的是，当初刘伯温是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邀请他到元政府工作的，现在，他要回报给刘伯温，也准备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邀请刘伯温。所以，他写了一封在热情中充满着自豪和领导人气味的信。在信中，孙炎最先说的就是朱元璋如何如何有威德，他的威德不仅济于人类，而泽于禽兽。凡是朱元璋所过之处，猛兽不轻易吃弱小的动物，凤凰时常来唱歌，老虎领着山中群兽来跳舞。总之，朱元璋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也只有朱元璋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然后，孙炎又拂去了他和刘伯温友谊上的尘埃，说：“多年不见，我已找到人生的坐标，而你的坐标，我已经为你描画出来，那就是跟着朱元璋，帮黎民脱离苦海。在帮朱元璋成就大业的同时，实现自己的终极价值。”

最后他说：“朱元璋第一次来请你，实在是有失礼之处。你不出山，还是说得过去的。这一次，就不要推脱了。”

他的意思是，我孙炎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来请你，已经给足了你面子，所以就不要半推半就的，赶紧出来吧。

刘伯温看完这封信后，哑然失笑，说：“孙伯融，你太俗了，我不出山，和你一厢情愿的猜测没有一点关系。”

如果他刘伯温知道宋濂的想法，更会大笑，因为无论是宋濂还是孙炎，都根本不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活动。

刘伯温不去为朱元璋工作有着纷繁复杂的原因。他是元政府的进士，而宋濂和孙炎不是，元政府自天下大乱以来，为国捐躯的进士不胜枚举，仅他知道或认识的就有泰不华和余阙。面对着天堂里的这些同道中人，刘伯温不能殉国已是无颜相对，如果再让他和这些尽忠心的同道们背道而驰，去和元政府作对，他的良知根本无法饶恕自己。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看透了元政府的本质。这是一个病入膏肓、已经不给他丝毫机会尽忠的政府。他虽然决定不再为元政府效力，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它作对。

另外，刘伯温了解朱元璋只是道听途说，无论是宋濂、孙炎，还是那位使者，都是朱元璋的爪牙奴才。奴才美化主子是分内之事，刘伯温根本不知道真实的朱元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即使要他走出青田去实现人生价值，也未必非要选朱元璋。北方刘福通的斩首行动已进入高潮；南方的徐寿辉兵强马壮，看上去很有旋乾转坤的本事；张士诚占据吴中富庶之地，手下多能人志士，正在豪迈地指点江山。这些人都是潜力股，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朱元璋就一定能扫灭群雄，唯他独尊。

然而，人生在世，有些事必须要面对，即使你有千百万个不想面对的理由，也必须要拿出勇气来去解决它。

对孙炎的邀请，刘伯温不能置若罔闻。经过深思熟虑后，他给孙炎回了一封不冷不热的信。他说：“多年不见，我精力大不如前。你在信中所提的雄心、智谋和参透天地玄机的幻术，我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我感谢你能记得我们的友谊，从前它未沾染尘埃，现在依然如水晶一样光明干净。为了感谢你对我的重视，我将我祖传的一柄宝剑送给你。希望你能在朱元璋的带领下走上光明大道，我在青田山下为你们祈福。”

孙炎看了信，可就不高兴了。刘伯温这是明摆着又拒绝了，他话外之音就是，我不会来为朱元璋效力，但我也不会为元政府效力，我是个边缘人，你们就放了我吧。

孙炎抽出宝剑，用金鸡独立的姿势舞弄了一会儿，宝剑归鞘，大笔在手，摊开白纸，吼道：“我再请你一回！”

吼完，就以一种凌厉的笔法给刘伯温回了一封信。

孙炎在信中纵横捭阖，犀利地论述天下大势，然后又评价了各路英雄豪杰，最后把朱元璋从英雄豪杰中单独揪了出来重点论述。在孙炎的笔下，朱元璋成了集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宠爱于一身的救世主。最后他谈到了那柄宝剑。他说：“这柄宝剑太过于珍贵，它是权力的象征，其最好的归宿就是‘当献之天子，斩不顺命者’。所以，我是没有资格要的，原物奉还。”

刘伯温看了信之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孙炎只字未提要他出山的事，但那句“斩不顺命者”让他惊得流下冷汗。这句话看上去是在说宝剑的用途，其实说的是你刘伯温就是那个不顺应天命的人。

实际上，孙炎第一次请刘伯温后，刘伯温也的确认真考虑了很久，他无法解开自己的心灵枷锁。但他知道，自己正在试图去解，不然，他就不会知道自己解不开。孙炎的第二封信送来时，那句“斩不顺命者”把他吓出几行冷汗的同时，也让他冷静起来。

这种冷静是他多年来遇到艰难困苦时，所学到的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孙炎的那句话，其实并没有威胁他的意思，而只是想告诉他，天下大势所趋，如果你静止不动，会被冲走；如果你逆流而上，会死无全尸；你只有顺应天下大势，才能在成就别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刘伯温看了孙炎纵横泛滥的文字，惊叹道：“我一向以为我比孙炎强，现在看他的纵论，我都不敢望其项背。”（基自以为胜公，观公论议如此，何敢望哉！）

其实，这是场面话。刘伯温的性格刚毅固执，如果他想不通一件事，或是排斥一件事，九头牛都拉不动他，区区一个瘸子孙炎如何能说动他？

他的隐居家乡，不是那种万念俱灰的不问世事，而是一种蓄势待发。这个时候的他只是因为孙炎的信让他悟透了“势”之所趋，所以，才有了出山的心思。

孙炎写了那封信后的第二天，就跑到了青田刘伯温家，二人多年未见，自然要吃饭喝酒。二人相处得还算愉快。孙炎在饭桌上什么都没说，临走前，他对刘伯温说：“过去的已逝，将来的还未到，希望兄弟你能把握住现在。”

刘伯温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说：“我会考虑的。”

孙炎回到处州后，就给朱元璋写信报告说，刘伯温出山的概率非常高，此时正是他情绪波动时，应该趁热打铁。朱元璋就问宋濂下一步的计划。宋濂说，我给他写信，不但我写，我还让所有我们能命令到的刘伯温的朋友给他写。

那段时间，刘伯温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一封封的信如雪片般飞来，所有的信都千篇一律地吹捧朱元璋如何伟大，然后劝他出山，发光发热，为黎民百姓造福。

刘伯温的老娘也站出来推波助澜，富老太太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如今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元王朝没有几天活头了。我从那些信中看得出，朱元璋这人即使没有他们说得那么伟大，也至少是群雄中出类拔萃的一个。如果你能帮他完成大业，一统天下，不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吗？而且，人家已经三次请你了，如果你再端着架子，这分明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刘伯温放下了撰写《郁离子》的笔，叹了一口气道：“也许这就是天命让我如此，我的祖国抛弃了我，祖国的敌人却如此重视我。好吧，我出山！”

几年前，他曾要石抹宜孙做齐桓公，但人家拒绝了他。现在，他希望朱元璋是齐桓公，能扫灭那些叛乱者，至于扫灭那些叛乱者以后的事，他不想考虑。这是他出山的一个心理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刘伯温的出山就显得极为荒唐了。

几天后，迎接他的宋濂来到青田，刘伯温那两位同事叶琛和章溢也笑容满面地来了。刘伯温的脸上冷冰冰的，和元王朝的艰难决裂其实在一年前就已经发生，但这一次的决裂，却是最冷酷最无情的，犹如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反目成仇。

当他走出青田时，回首望去，那里的宁静犹如梦中幻影，再也不能和他半个时辰前生活过的地方联系起来。刘伯温没有带走那支部队，而是把它交给了刘陛，并且嘱咐刘陛：“好好保卫家乡，不要担心我，也不要让我担心你们。”

他走出了青田山，向朱元璋的老巢应天走去。他的步伐并不大，也并不快，但在他的同伴看来，很有大步流星、天马行空的感觉。

关于刘伯温出山的故事，还有一点值得补充的地方。据说，刘伯温还未打算出山时，某日去郊外散步。当时有很多人在收拾庄稼，本来晴空万里，可突然乌云闭合，这是大雨将至的预兆。众农夫慌忙失措，只有一位小孩神态平静。刘伯温很奇怪，就上前询问他为什么不慌忙，至少也应该找地方躲雨啊。但小孩告诉他，下雨是肯定的，但雨不会在此处。

刘伯温很奇怪，掐指刚准备卜算，大雨便从天而降。正如那小孩说的一样，小孩周围并没有一滴雨。刘伯温认为遇到了小神仙，急忙向他请教。小孩就领着刘伯温见了他的师父吕六怀。

吕六怀是个神话级的人物，据说他老母亲怀胎六月就生下了他，他一生下来就能把天上所有能看到的星星数完。三岁时开始博览群书，后来成为了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武兼备、通晓古今的天才。

和吕半仙相谈之下，刘伯温发现，二人是同道中人，自己紧锁在眉头上的秘密被吕半仙一眼看破，刘伯温也不隐瞒，就说了朱元璋来请他的事。

最后，他问吕半仙：“您说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

吕半仙摸着胡子，摇头晃脑了半天，然后神秘兮兮地指着大门说：“你去的地方在那里。”刘伯温马上朝大门望去，发现有太阳光顺着门缝照进来，他没有发现什么。吕半仙解释说：“缝隙里的阳光，凤阳！”

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刘伯温大彻大悟，回去收拾了下行李就出山了。

明眼人马上就能看出这是事后诸葛式的扯淡。当时凤阳还不叫凤阳，而叫钟离县。凤阳这个名字是朱元璋当皇帝的七年后（1374年）才改出来的。

但无论如何，刘伯温是出山了，这个传说只是想告诉世人，刘伯温出山辅佐朱元璋是老天的意思，和人事无关。

你好，朱元璋

一个人建立了震耳欲聋的功勋之后，人们往往希望从他身上找到成功的密码。人类是一种高智商的动物，所以能思前想后，尽量把事做得完美顺畅。于是有人提出，人要有规划、要有计划，当然，更要有伟大的理想。人心中只要存着理想的蜡烛，必能照亮前途。但这种论调在朱元璋和刘伯温身上就丧失了价值。朱元璋从一个冲锋陷阵的小兵混到了一方霸主，他在战场上狂喊着“冲啊，杀啊”的时候，心中有什么伟大的理想？他当时的理想不过是希望能安全地退出战场，吃上一顿好饭。即使是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座城池后，他的理想也不过是当个城市的主人，离他要当皇帝的理想相距十万八千里。

刘伯温年轻时有理想，如果让他说出自己的理想，那简直就是长江大河般的壮阔。但他屡屡碰壁，理想的烛光摇曳，一阵清风就能使它熄灭。1360年，刘伯温正式向应天进发。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为一个叛乱者工作。

人生，不过是走一步看一步，许多伟大人物攀上高峰，很大程度上是时势推出来的。每个人最应该做的，不是凭空产生无数豪迈的理想，而是踏踏实实做好眼前事。这就像是种树，开始的时候发芽，然后有枝、有叶、有花、有果实，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实，不要好高骛远。有枝时不要想着什么时候有叶，有叶的时候不要想着什么时候有花。焦渴的空想和望不到边际的理想没有任何意义，只要不忘记栽培，还怕没有结果吗？

刘伯温多年以来不懂这个道理，他的确没有忘记去栽培，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巩固自己的人生，但他也抱着一种远大的理想。在1358年年末回到家乡时，他的理想之火暗了下去。而当他决定重新出山时，那种远大的理想之火又光芒四起了。

当他走到桐庐（今浙江桐庐）时，他的理想之火险些又被人浇灭。这个人叫徐舫，是刘伯温多年前的好朋友。徐舫那年已经60岁，回首人生，他很满意。年轻时崇尚侠义，好驰马击剑，勤于读书，酷爱吟咏，潜心探究诗歌，曾在南中国各处游历，和一些出色的知识分子交流。只是他生性散漫狂傲，所以对仕途没有丝毫兴趣。刘伯温在江浙行省做官时，曾向长官苏天爵举荐过徐舫。苏天爵也卖了刘伯温人情，专程派人去请徐舫，但徐舫梗着脖子回答苏天爵：“我是个诗人，怎么可以受禄位羁縻？”说完这句话，也不等苏天爵是否真的二次来请，就跑进深山老林隐居起来了。

再后来，徐诗人就跑到桐庐，每天都把自己沉浸在诗篇中。刘伯温那天路过徐诗人的隐居之地时，徐诗人已经捻断了十根胡子，正要作出一首优美的诗来。听说刘伯温要来，他马上戴起黄色的大帽子，穿起白鹿皮做的袍子，腰间系一只青丝绳，一路小跑到河边，看着船上的刘伯温等人，格外恭敬地鞠了一躬。这身装扮和他的举止马上就让刘伯温感觉到，徐诗人已经知道他要出山的事，徐诗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在拒绝他，甚至有种讥笑的意思在里面。

刘伯温请徐舫登舟，徐舫毫不客气，上舟后坐在正首位置。刘伯温刚要说，请他和自己一起去见朱元璋时，他突然就大笑起来，说：“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

刘伯温有点尴尬，徐舫就甩开大嘴，言语之间全是讥笑，嘲讽刘伯温隐居青田是假正经，连带着把宋濂三人也损了一遍。

四个人都是极有涵养的人，徐舫尖酸刻薄的话虽然使他们心上很不舒服，但谁都没有表现出来。因为宋濂、章溢、叶琛三人同徐舫并没有深交情，就好像一个路人讥讽你走路的样子时，你只会当他是自说自话。但刘伯温不同，他和徐舫是多年的朋友，朋友对你发表意见，你不可能不往心里去。

那天晚上，月亮升起，船停在如镜子般安静的水面上，空气有点湿润，一股冰冷的风吹进刘伯温的胸膛。他提笔写了一首诗：伯夷清节太公功，出处非邪岂必同？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

前两句所说的伯夷和姜太公都是商周时期的人。伯夷是商朝大臣，周武王灭商后，他跑进深山发誓不吃周王朝的粮食，最后饿死；姜太公也是商朝人，但他辅佐周武王灭商，成了周王朝的开国元勋。两人的选择判然有别，但是，你能说两个人谁好谁坏吗？不过是人各有志罢了。第三句话说的是，西汉末年一批英雄豪杰帮助刘秀建立东汉的故事，后来这批豪杰被刘秀封为云台二十八将，都可谓是流芳千古的人物。最后一句说的可能是徐舫，你如果不出来建立功业，虽然身心不累，也不过是一丝无用的清风而已。

这和刘伯温多年以来秉承的人生信念是非常吻合的。在他心中，男儿大丈夫如果有才能，就必须要出来做事，事功才是体现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其他都是浮云。

随着船继续在水上行走，在桐庐遇到徐舫的不快也在刘伯温心头渐渐消失，应天城很快就出现在眼前，那是一座承载刘伯温后半生梦想的城市，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将会出现在这个城市。他在内心深处坚定而又平静地说了一句：“你好啊，朱元璋！”

离船登岸，没有大排场的欢迎仪式，只有个文臣模样的人对他们说：“请稍作休息，一会儿我领你们去见吴国公。”

叶琛和章溢脸上荡着激动的神色，宋濂微笑着，只有刘伯温，沉静如水。但他内心世界却突然波涛汹涌起来，他站在城中，眼界所限，望不出去。应天城像是一座城高墙厚的监狱，一种并不美好的感觉涌了上来：我被困住了。

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他见到朱元璋时，仍未有散去的迹象。他突然又有一种感觉，也许被困住是多年以后的事，现在，还不至于。

他走在通往朱元璋会议室的路上，尽力脱卸掉使人扫兴的感觉。当有人小声让他止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走进了朱元璋的会议室。他很想说，终于要见到朱元璋了。

一阵冷风从门外吹进来，绕过刘伯温。刘伯温看到那阵阴冷的风吹进一张巨大的帘子里，帘子被掀起来，朱元璋就从那里施施然地走了出来。从他的步伐上可以看出，他没有兴奋点。朱元璋的脸冷酷无情，仿佛是用刀剑和阴谋刻画出来的。你在这张脸上找不到一点人性，只有不属于人类的、寒霜般的威严。

朱元璋把四人慢慢地、深深地扫了一遍，然后心脏发出指令，脸上马上堆出微笑来，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争不已，生民涂炭，何时能安定？”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正盯着刘伯温，刘伯温没有说话。章溢却说：“天道无常，唯德是辅，不乱杀一人者能定于一。”朱元璋点了点头。刘伯温发现，朱元璋的点头是出于礼貌，章溢这种假、大、空的话根本没能引起他一丝兴趣。

刘伯温还发现，朱元璋一直在盯着他。刘伯温终于抬起眼来，主动搜寻朱元璋的目光。他看准了朱元璋，朱元璋还在盯着他。刘伯温在内心里又说了一句：“你好啊，朱元璋！”

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到了刘伯温身上，因为这是刘伯温第一次向他祖国的敌人开口献策，他能献出什么策略来，将决定他和朱元璋的命运，也决定着历史的命运。

第八章 谋全局，首战建奇功

时务十八策

1360年，50岁的刘伯温见到了33岁的朱元璋。以他多年的人生阅历来看朱元璋，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极为幽暗深邃，世俗所言，即是城府极深，非经多年的观察和践履不能看破。但刘伯温不是凡人，他是一个从混乱世界中走过来的人，当然，他也从先天术数中学到了敏锐的洞察力，能透过别人的躯体，看到其灵魂。

就在朱元璋为他们准备的接风宴上，刘伯温用犀利的眼神剥开朱元璋的皮囊，发现了他心灵最深处的秘密。朱元璋的心一直在毫无规律地跳动，焦躁不安，惊恐万状，只是没有表现在脸上。刘伯温知道，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人想要扫灭天下群雄，甚至把元帝国都放进了自己的计划中。但是，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孔子说，一个人到了五十岁时就知道天命。所谓天命，其实就是知道你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就去做；能做什么，就要快速地把它完成。刘伯温发现了朱元璋心灵深处的秘密后，自然就知道该做什么，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可以帮助朱元璋做到。

但就在那天朱元璋给他们准备的接风宴上，刘伯温一句有价值的话都没有说。他不是章溢那种人，张口就是一些假大空的话，更不是叶琛，欲言又止。当然也不是宋濂，因为宋濂的长处不在谋略。

刘伯温对自己太了解，不深思熟虑，决不开口。但一开口，必然是行之有效。因为开口之前，他会把功课做足。

四人就在那次接风宴上被朱元璋授予了官职。刘伯温得到一个并不太重要的军事祭酒职务，就是高级军事参谋，这个职务从名字上看离“军事”只有一步之遥，但正如狗和热狗一样，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

章溢和叶琛也被授予了官职，但刘伯温从他们的脸上就看出来，他们并不满意。至于宋濂，本来就是朱元璋的秘书，和他们早就拉开了距离。三人被安排到朱元璋特别交代的孔子庙，环境不错，吃穿也不错，但章溢和叶琛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时光倒流十年，刘伯温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是一种尊严受到轻微贬损后的情绪波动。不过现在，已经五十岁的刘伯温，内心平静得如古井之水，不起一丝波澜。

刘伯温整五十岁那年，被朱元璋请到他的根据地应天做高级军事参谋，这不是一个让人兴奋的职务，仅从这点来看，刘伯温和朱元璋初次相逢时并未受到后者的重视。

关于这一点，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刘伯温第一次见朱元璋时，是被单独面见的。朱元璋没有为刘伯温准备什么酒菜，而是自己在大吃大喝。刘伯温在他饭桌前站了好久，朱元璋才抬起脑袋来，问刘伯温：“听说你是进士，能即兴写诗否？”

刘伯温内心冷笑，说：“读书人的基本功，怎么不能？”

朱元璋举着筷子在空中晃了两下：“以这个为题！”

刘伯温脱口而出：“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

朱元璋冷笑道：“秀才气味。”

刘伯温说：“还没完呢。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

这四句诗需要作个简单的解释，前两句是说朱元璋用的筷子，那筷子是湘妃竹制成，如同晶莹绿玉。湘妃竹的典故是这样的：圣人舜娶了两个老婆娥皇、女英，三人恩爱无比，后来舜去世，两人赶往舜去世的所在，一路哭泣，把眼泪洒在了路边的竹子上，形成了斑纹。所以，有斑纹的竹子就叫湘妃竹。

后二句也用了个典故：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处于胶着时，刘邦手下有个儒生给他出主意，说封那些正在作壁上观的六国的后代为诸侯，他们得了这样的好处，肯定会帮您对付项羽。刘邦举棋不定，趁和谋士张良吃饭时把这事说了出来，张良马上反对，从刘邦的餐桌上抓过一把筷子说：“请让我以这把筷子来为大王筹划。”然后就一、二、三、四地分析这样做的坏处，每说一条，就放一根筷子在桌上。这就是“借箸代筹”成语的由来。刘邦听从了张良的意见，才避免了分裂割据现象的出现，让两汉活了四百年。

朱元璋听了刘伯温的这首即兴诗，大吃一惊，扔了筷子，弹起来握住刘伯温的手，说：“咱们真是相见恨晚啊！”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朱元璋把刘伯温等人安顿妥善后，就问秘书陶安：“这四人到底怎么样？”朱元璋所以问陶安，当然有他问的理由。陶安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智谋百出，曾要朱元璋取应天（当时称集庆），只要拥有应天，就能依其地势君临四方。朱元璋后来得了应天后，就把陶安随身带在身边，一遇有事，必然询问。

陶安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在朱元璋等人来时，也多方观察做足了功课，再加上一些道听途说，就下了判断说：“论管理，我无法和章溢、叶琛相比；论学问，宋濂甩了我几条街；论谋略，刘伯温如果自称第二，天下没有人敢称第一，何况是我！”朱元璋自此下定决心，重用刘伯温。

这两事透露出一个信息：结果虽然圆满，刘伯温的谋略最终被朱元璋认可，但开头并不美好，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能力还处于怀疑中。

多年以后，清朝人王士祯说，明代时浙江盛产魁首。刘伯温是谋臣之首；宋濂是文臣之首；方孝孺是忠臣之首；于谦是功臣之首。

方孝孺是明朝第二任帝朱允炆的大臣，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陷南京，方孝孺宁死不屈，被朱棣诛了十族。于谦是明朝第六任帝朱祁镇时的文臣，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镇被蒙古人也先俘虏，押着他一直来到明朝当时的首都北京，于谦顽强抵抗，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这四位顶级大佬中，刘伯温最为光芒夺目。因为没有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可能性会降低，后来的方孝孺和于谦出现的几率就很小了。

但在1360年的应天城中，初来乍到的刘伯温还远未受到朱元璋的重视。然而他并不急，多年来，他已经养成了“自然而然”的心灵励志法则。每天早上，他都会趁薄雾未散时，走出孔子庙，走在被雾水打湿的青石板上。那个时候，鸟儿还没有起床，整个天空一片青灰色，偶尔有几家的烟囱冒出青烟，但很快就被青灰色的空气融化了。他转了半个内城，然后悠闲地走回孔子庙，吃了点早餐，摊开纸，把笔蘸饱了墨，写下了六个大字：拟时务十八策。

在他书桌的左边，有一张潦草的地图，这是一张江南群雄图。从这张图上，刘伯温看到了朱元璋的战略构想：地图上画的那条“北起江阴，沿太湖南到长兴”的一条直线是朱元璋的重要防线，防御的目标是东面的张士诚；南面的徽州屯聚着朱元璋的主力，随时准备进入浙东；西面则和天完帝国短兵相接，只守不攻；北面根本不用操心，因为韩宋帝国正在那里牵制着朱元璋的劲敌、那位最有可能成为元朝齐桓公的察罕帖木儿。

刘伯温对着地图点了点头，提笔写道：“您因天下大乱，从底层一跃而起，手无寸铁，无所依凭，全是以德服人，如今拥有江南大部，百姓顺应，这可称得上是王师也。”这是书生写文章的亮手势，有如黄飞鸿搏击前那个招牌动作一样，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下面的才是干货。

第一策：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今元王朝失德，中华大地如一锅沸水。百姓盼望有德之人如大旱盼甘露。如您能效仿商汤、周武吊民伐罪，就可顺应民意，取而代之。

第二策：元王朝已如强弩之末，又因为刘福通的斩首行动，使其满脸血污、精疲力竭，根本无暇顾及南中国，我们应先定东南，然后北伐，大事可成。

第三策：秦朝末年陈胜第一个革命，第一个称王，这种事不要干。所谓枪打出头鸟，我们现在更应该打着韩宋帝国的旗号开疆拓土，外人看上去，认为是韩宋帝国在开疆拓土。这是朱升的“缓称王”的来源。

第四策：应天为六朝故都，西临荆楚，东有江浙，依山傍水，能守能攻，实在是个定鼎之宝地，将来统一天下，也应该在此建都。

第五策：我们有两个敌人，西边的陈友谅，东边的张士诚。陈友谅占据荆、襄全部土地，窥伺江东，天下已被其占去大半。而张士诚仅有边海地，南到会稽，北不到淮扬，虽有大志，却不能知行合一。陈友谅则彪悍异常，又有用兵之谋，所以，我们第一个敌人应该是陈友谅。猎人们常说，打一群猛兽时，挑最狠的打。古人说，擒贼先擒强的。强的一败，弱的就会束手来降。我们如果得到陈友谅的地盘，天下之势也就定了。第二策“先南后北”的基础便是本策的“先陈后张”。

第六策：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想要得民心，就要修德省刑，轻徭薄赋。在我们面前就有个绝佳的反面教材——元王朝。我们只要反其道而行之，就能得民心。

第七策：大力招揽天下俊杰。人才比黄金还宝贵，没有人才，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八策：耕不忘战，战不忘耕，以耕备战，以战护耕。刘伯温后来创建的卫所制，源头就在此处。

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写到这里，《时务十八策》中的后十策众说纷纭，为什么会众说纷纭，因为当朱元璋看完《时务十八策》后，先是心花怒放，紧接着就是背后发冷，毛骨悚然。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世间真有这样的天才级人物，能在胜利的曙光未现时谋划出建国大纲。《时务十八策》几乎就是他内心深处最愚昧角落中那个喷薄欲出，但凭他的智慧永远都无法喷出来的想法。如果让《时务十八策》公之于世，将来功成名就，他人定会归功于刘伯温的谋略，一如诸葛亮的《隆中对》，这定会让朱元璋万分失色。

据说，朱元璋一个人看完《时务十八策》后，就把它处理了。有人说是藏了起来，有人说被他烧成了灰，还有人说，他看完《时务十八策》后急如星火地找来刘伯温，马上升刘伯温为军师，并且告诉刘伯温，你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什么《时务十八策》。

可以这样说，《时务十八策》失传了，那么，我们所列出的八策是如何来的呢？多年以后，有人破译了刘伯温的《郁离子》，发现这本书的第十八卷就是《时务十八策》的内容，只不过是用寓言给遮盖了。

后面还有十策大致如下：粮草供应之对策；水战、火战之配合；坚城固守与弃城引敌；疑兵计与反间计；农田水利之构建；军中将领之俸禄；劫寨与反劫寨；谋士参议制；属官编制；北伐。

朱元璋认真地看了《时务十八策》后，发现第一策到第四策都不是他即将要考虑的问题，只有第五策，迫在眉睫。

第五策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陌生的名字——“陈友谅”。这个陌生的名字对朱元璋而言可谓如雷贯耳，因为自他参加革命以来几乎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而陈友谅是他梦中都会被气醒的强劲对手。

陈友谅来袭

陈友谅一直都在鼎沸的南中国舞台上卖力表演，只是他始终站在他的领导徐寿辉的身后，未惹人注意而已。

刘伯温十岁那年（1320年），陈友谅出生在今湖北仙桃市通海口镇一个穷苦的渔民家庭，由于有兄弟七个，所以从小就饱受艰辛，勉强成人。虽然每天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可并不阻碍他好动的性格，他从各路豪杰那里学来了超群的搏击术。20岁时，陈友谅到县城考武科，但因为他的搏击术毫无观赏性，所以名落孙山。不过当地政府看他力大无穷，所以就让他在政府办公室打杂。

这个让人倒尽胃口的职务，陈友谅一做就做了十年。这十年时间里，他只学会了一条：你必须要做官才能发挥能量，否则，你的能量就是身上的血，只能维持你自己的生存。每当他在政府走廊中看到那些趾高气扬的官员前呼后拥时，他浑身的汗毛就坚挺起来。他对着柱子说，我也能当官，我也能有十万人做手下。

30岁时，他毅然辞职，回家打鱼，在波平浪静的水面上，他看到自己的虎背熊腰，看到自己的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不能得志的酸楚就涌上头顶，然后一个猛子扎进水中，半个时辰不出来。他那颓废的形象让他老爹极不高兴，他老爹教训他，做个渔翁没有什么不好，你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难道还想做皇帝？陈友谅转动着大眼珠说：“当初刘邦不过一个小流氓，不还是当了个汉高祖！”

这是勇气催生出来的狂妄的幻想，可如果付诸实践，那就是理想。一年后的1351年，徐寿辉发动起义，声势夺人。陈友谅扔了渔网，跳下了船，在洪湖煽动渔民一千多人革命，打出的旗号是“红巾军洪湖分部”。凭借着在基层政府多年来耳濡目染而学到和悟到的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他的部队在一年之内就翻了二十番。这个数字虽然和徐寿辉的部队数目无法相提并论，但陈友谅的发展潜力如深海巨河，看上去永无止境。

1355年，陈友谅在战场上结识了徐寿辉的大将倪文俊，在倪文俊的引荐下，陈友谅见到了徐寿辉和徐寿辉那支庞大善战的天完兵团。他全身心地把自己投入到开疆拓土中去，两年后，他那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还有他埋头苦干的精神使他一跃而成为天完帝国的中坚人物。

与此同时，一些心机颇重的人发现，陈友谅的野心像一只巨兽，开始咻咻地转向了徐寿辉。在陈友谅心目中，徐寿辉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在这样的乱世，他的角色应该是吃斋念佛，普度众生，绝不是动刀动枪。

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徐寿辉的“知足常乐”更让陈友谅对其厌恶到骨子里。倪文俊也厌恶徐寿辉，不过和陈友谅不同的是，他纯粹是想坐徐寿辉那个位子，而陈友谅有更高的理想，取代徐寿辉只是他的一种手段，他的目的是想统一整个中国，至少是南中国。倪文俊、陈友谅对徐寿辉宝座的觊觎和当初刘邦、项羽对秦始皇车队的觊觎异曲同工。刘邦看到秦始皇的豪华车队时，说：“男人就该那样。”而项羽却说：“我要取代他。”两人的理想有天壤之别。徐寿辉身边的谋士团发现了陈友谅的狼子野心，就怂恿徐寿辉把陈友谅调到外面去。徐寿辉同意了，他没有理由不同意，因为他自认为，身边有个倪文俊就足够。

但倪文俊让他失望了。1357年阴历九月，倪文俊制定了谋杀他的计划，事前泄露，仓皇逃到了陈友谅的驻军基地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倪文俊认为陈友谅对徐寿辉也没有好感，所以陈友谅应该是他朋友，即使不是朋友，也不会是敌人。初进黄州，陈友谅的确表现出了朋友的样子，请他吃的是新鲜的烤武昌鱼。但饭毕，陈友谅的背后就跳出了几个手拿短斧的侍卫，把倪文俊砍成了肉泥，脑袋当然是完好的，陈友谅派人把那颗脑袋送给了徐寿辉。凭倪文俊的智商，即使再活五百年，也不能理解陈友谅的内心世界，一个无法了解别人内心世界的人，总会做出蠢事，所以，倪文俊死了。

徐寿辉对陈友谅演绎出的这一幕忠诚大戏至为感动，几乎要流下滚烫的热泪。倪文俊谋杀他未遂后，他经常闷闷不乐，认为身边没有一位忠贞不贰的人。现在，他认为有了，这个人自然就是陈友谅。

陈友谅很快就被徐寿辉呼唤到他的大本营汉阳，授予了宰相的高位，同时统领天完帝国的所有军队。自此，陈友谅的大半个身子已经挤到了前台。他虽然实质上拥有天完帝国辽阔的地盘和骁勇善战的军团，但对付徐寿辉，他不想用军队这种粗俗的手段。他在徐寿辉政府的政治迷宫里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用罕见的政治手腕扫除了徐寿辉身边所有可能威胁到他的人。徐寿辉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但他无法反抗，他没有反击的智慧，也没有反击的动力。

当陈友谅站在江州城（今江西九江）中最高处向东方望去，一眼就能望到滚滚东流的长江。他犀利的眼神穿透长江江面的薄雾继续向东前进，就会看到应天城里虎虎生威的朱元璋，跃过朱元璋，他又看到了正在海边休闲的张士诚。

他就一直向东方望去，不转身，因为向西和向北，他看不到敌人，天完帝国的疆域太大了，或者说，他陈友谅的地盘太大了。他紧紧地盯着应天，突然转身，风驰电掣般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摊开一张纸，写道：消灭朱元璋计划。停笔思考了一下，又写道：关于对徐寿辉的处理方案。

1360年阴历五月，消灭朱元璋的计划正式实施，陈友谅兵团出九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刚被朱元璋占据的池州城挺进，但就在进军路上，陈友谅兵团受到朱元璋大将徐达的埋伏，死了三千多人。

陈友谅气得跳了起来，也不管池州了，集结三十万大军兵锋直指朱元璋的老巢应天。想到应天城，必须要先拿下太平。太平城是朱元璋在应天的桥头堡，朱元璋自得到太平城后，就时刻在加固城墙，城高墙厚，万夫莫开。但陈友谅却只用了三天，就把这座朱元璋极为自信的城池攻陷。太平城中的高级将领全部阵亡，包括朱元璋的义子朱文逊。

几天后，当陈友谅的海军在采石准备渡江时，朱元璋和他的参谋们正在总结太平城失守的经验教训。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了半天，最终有人说到了点子上：陈友谅攻陷太平城，用的是海军。他把高大的军舰停泊在西南城墙下，那就是一座可以移动的城墙，士兵们攀着桅杆就能跳到城中，我们如何守得住？

朱元璋脸上罩起一片乌云，如果陈友谅真的渡江了，他就要和这位名动天下的豪杰短兵相接了，他没有这个信心。因为陈友谅的海军，是他所有敌人共同的噩梦。

先生计将安出

陈友谅从小和水打交道，所以自己就是个水上的行家。参加革命后，他更把这种别人所没有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地利”也给了他充分的机会。他战斗的地方大都有水，在水上，他很少被打败过。长时间以来，陈友谅心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想：水军很重要。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又反过来固化思想。所以当他成为天完帝国的宰相时，多年以来不惧艰难的努力使他拥有了一支战无不胜的无敌舰队。

他的舰队航行在内陆湖上，犹如航行在自家的游泳池中，他的舰队航行在长江上，就如三山五岳被挪到了长江里。他所有的军舰一起下水，水面会暴涨十尺，犹如海啸一样。他有几千艘中型军舰，有几百艘如航空母舰一样的大型攻击和运输舰，至于突击舰艇，数不胜数。敌人只要听到他的重型军舰的名字，就会落荒而逃。这些名字是：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鳖……

陈友谅深为自己的这支舰队而自豪，特别是在1360年闰五月他在采石江面的指挥舰中时。他自豪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可以很快就和朱元璋见面，但场景可能有点尴尬——朱元璋在囚笼里，而他坐在高大舒适的椅子上；二是在和朱元璋见面之前，他会做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跟他要和朱元璋见面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件事不做，那他和朱元璋见面时，他就不会坐着，而是站着。

这个人就是徐寿辉。陈友谅坐在自己的指挥舰中，想着这个“知足常乐”的菩萨心肠的人。想了一会儿，就站起来，长吁一口气，坚毅地握紧了拳头，心中说，和囚笼中的朱元璋会面的那一幕将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徐寿辉根本就不配在这个场合出现。

徐寿辉就坐在他对面，看到陈友谅神情严肃地站起来，而且站得笔直，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他也站了起来，陈友谅招呼他，要他看向窗外，窗外的江水在无数火把的照耀下波光粼粼，红彤彤的一片。江的对面一片漆黑，陈友谅指着那片漆黑之地，告诉他：“那就是金陵，朱元璋正昼夜赶工，制作囚笼。”

徐寿辉傻傻地问：“装我们吗？”

陈友谅纵声大笑，拍了拍徐寿辉的肩膀，说：“是装他自己，哈哈。”

徐寿辉只好赔着笑，笑容还未在脸上全部绽开，陈友谅击了两下掌，一队士兵就出现在徐寿辉面前，他们的手中有绳子，还有开山斧。

徐寿辉脸色大变，声音颤抖，盯着陈友谅，问：“你要杀我？”

陈友谅拿出很无辜的表情来，摊开手说：“不是我杀你，是你杀了你自己。”

对这种哲学问题，徐寿辉没有研究，自然也就不明白。

陈友谅侃侃而谈，人生在世，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对于有些人来说，有些位置就如毒蛇的牙齿，不能去坐的。但只要坐上去了，就必须按照那个位置的要求去做事，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你恰好没有这个思想，所以你今天不是被我杀的，而是被你自己杀的。

徐寿辉脸上已没了人色，史料记载说，他临死前大骂陈友谅不忠不义，还把陈友谅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但这种记载并不可靠，徐寿辉是个对人生极为豁达的人。这样的人，在死前就如他在生前一样，不会怨恨什么。

陈友谅杀掉徐寿辉后，马上做了两件事：第一，登基称帝。可当时正在前线，没有可以称帝的地方。他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五通庙。白天视察军队时，他看到有一座殿宇高耸、金碧辉煌的寺庙，这就是建于宋代的五通庙。他先让人做了简单的打扫，然后就地取材，把供桌当成“龙案”，搬来一张看着是有、坐上去就没有了的虚无的破椅子，再把五通庙前的一个土堆视为“祭坛”。他屁股贴到“龙椅”上，几乎是半蹲着，草草地开始登基大典。他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扫视着下面的文臣武将，然后说：“我建立的这个虎虎生威的国家国号为汉，年号‘大义’。”大家山呼万岁。看上去很是那么回事，只是稍有点遗憾：登基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一场暴雨不请自来，陈友谅只好狼狈地逃回指挥舰中。他喘息未定，就给张士诚写了封信，要他进攻朱元璋的背后，他说：“这叫包饺子，要朱元璋顾头不顾尾。”

信送出后，他就一直等着，等了几天，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他向长江对岸发出了一声叹息，说：“我真蠢，自己能干的事为什么还要求别人！”

应天城里鸡飞狗跳。绝对可靠的军情已送到了朱元璋的办公桌上：陈友谅即将发动进攻，他的舰队已开始移动。

朱元璋召开了全体军事会议，会议上，有人悲观地说：“陈友谅的舰队天下无敌，纵使韩信复生，也无济于事，还是和他谈判，献点城池，保存实力。”有人半悲观半乐观地说：“先和他打一架，输了再说。”有人则说：“放弃应天，到紫金山去坚守。”还有人提出围魏救赵之计，欲派出一支军队进攻陈友谅刚占据的太平，牵制他的兵力，伺机反攻。

会议场内很快就成了菜市场，人人都在吐沫横飞地和别人争论，只有刘伯温面无表情，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的这种沉静被朱元璋看到了。会议一散，朱元璋就把刘伯温召进了密室。朱元璋第一句话就是问话：“您有什么好计策吗（先生计将安出）？”

刘伯温脱口而出：“先把主张投降献城池的人和主张去紫金山坚守的人杀掉，才能破敌。”

这不是计策，但朱元璋明白，所以点了点头说：“投降和退守绝不是好办法，我是坚决不赞同的。”停了一会儿，又问，“但不知您的计策是什么？”

刘伯温整理下思路，缓缓而谈道：“陈友谅攻太平，三天攻取，这种战力使人敬畏。但太平城临江，陈友谅用的是他的水军，他的优势全在水军，如果我们可以避开他的优势，以我们的优势打他的劣势，我们就能成功。”

朱元璋渴求地望着刘伯温。

刘伯温接着说：“我们可以把他们引诱到陆上来，在一些关键地段设下埋伏。他们的水军用不上，陆军人数又比我们少，这时我们伏击他，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果。”

朱元璋抚掌大笑，说：“先生您想的和我一样啊。”

但具体怎么实施这个战略，朱元璋仍然要刘伯温说说他的想法。

刘伯温说：“我知道咱们这里有个叫康茂才的人，他曾在陈友谅手下当差，而且陈友谅对他的印象不错。可以让他给陈友谅写信，说可以里应外合。”

朱元璋问：“陈友谅素来猜疑，如何肯相信康茂才？”

刘伯温说：“要鱼上钩，当然不能和鱼说有蚯蚓吃。要给它蚯蚓吃，它才能上钩。”

朱元璋问：“蚯蚓在哪儿？”

刘伯温说：“陈友谅喜欢用水军，那我们就让康茂才通知他，说自己已经把从长江到应天西城墙的那条三叉江上的木制江东桥挪开了。如此一来，陈友谅的水军就可以经过秦淮河直抵应天城墙之下。陈友谅必会相信康茂才，因为他太急功近利。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一定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哪怕这个机会有风险，他都会说服自己相信没有风险。”

朱元璋满意地点头，说：“您真是谋略大师啊。”

刘伯温说：“我们在江东桥设置下重兵，给他个迎头痛击。当然，我们的水军和他的水军无法抗衡，只能把他逼退。陈友谅败退后，必然要撤到龙湾，上岸坚守。这样，我们集中陆军主力对其发动全面进攻，陈友谅必败无疑。”

朱元璋把这份计划交给李善长时，李善长瞠目结舌，说：“我们担心的就是陈友谅会来，怎么现在又请他来？”

刘伯温嗤之以鼻，没有理会他。朱元璋给李善长解释了一番，但李善长仍然提心吊胆。原因很简单，把一个强大的敌人引到眼皮子底下来，稍有差池，那就是引狼入室。

不过陈友谅很给面子，当康茂才派人到他面前实施刘伯温指示的计划时，陈友谅双眼放光，问：“康老先生在什么位置？”来人回答：“守江东桥。”陈友谅追问：“桥如何？”回答：“木桥。”陈友谅搓着手，兴奋地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你主人，我肯定到，不见不散，到时候以呼‘老康’为信号。”

朱元璋得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地跳了起来，但刘伯温告诉他，此时还未到兴奋的时候，这次战役不仅是击退陈友谅，还要歼灭他的主力。

按照刘伯温的意见，朱元璋开始小心翼翼地布置战场，让康茂才带领水军一部分精锐埋伏在江东桥，再派大将常遇春带三万人去石灰山静候伏击在龙湾登岸的陈友谅兵团，最后让徐达兵团等在应天的南城外面作为机动攻击部队。水军主力则被派往长江下游，伏击撤退的陈友谅水军。他本人则带领预备队驻扎在城墙西北处的卢龙山。在这里，他能俯瞰长江和整个战区。

朱元璋下令，挥动红旗表示敌军已进入战场，挥动黄旗时则是命令石灰山的常遇春部队出击。

一切布置完成后，刘伯温又提醒朱元璋，康茂才的水军实力远不如陈友谅，如果稍有闪失，陈友谅冲破江东木桥，可就大事不妙了。朱元璋问：“如何是好？”

刘伯温笑了笑，说：“让李善长昼夜赶工，把木桥换成铁石桥，并迅速加固。”

李善长满脸不高兴地去办了。

1360年6月23日早晨，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陈友谅的庞大舰队已经出现在应天城下。先头舰队在陈友谅亲自带领下直奔江东桥。由此看来，陈友谅很守信，但康茂才让他对“守信”这一美好的品德产生了怀疑。他忽然发现桥不是木头的，连连呼唤“老康”，却不见任何动静。他心脏剧烈跳动起来，这是惊慌的表现。正当他确定这是一次阴谋，准备调头时，康茂才大吼一声：“给我打！”陈友谅发现自己的舰队立即陷在箭雨和火光中，但他的舰队有着非凡的抗打击能力，一面还击一面撤出了江东桥。正如刘伯温所预料的一样，他撤到了龙湾，命令士兵登陆，挖壕沟立栅栏，准备做一番有质量的抵抗后，抓住机会进行决定性的反攻。

但朱元璋决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在卢龙山顶把陈友谅的登陆情况看得一清二楚。他命令身边的士兵挥动红旗，所有军队都知道敌人已进入战场，各路朱元璋兵团，包括他的预备部队都擂起战鼓，喊杀声震动天地，冲向了陈友谅的登陆部队。陈友谅命令他的部队不必拘泥，反守为攻。双方的士兵在死神的带领下冲进战场，开始进行惨烈的厮杀。

战场上在血肉横飞地胶着时，朱元璋又命人举起了黄旗，常遇春的伏击部队一跃而出。他们一动不动地埋伏在那里等得太久了，一见黄旗招展，就立刻如出笼的猛虎般冲向了陈友谅兵团的侧翼。陈友谅的阵线瞬间崩溃，士兵们，包括陈友谅自己纷纷逃向战舰准备逃命。但天不保佑，当时恰好退潮，庞大的战舰无法移动，陈友谅只好逃到一艘小型战舰上，凭借着机动灵活，终于逃出生天。

但厄运之神并没有离开他，他逃到采石，朱元璋的追击部队已经赶到。他调头来希望能转运，又大败。他只好退到太平，朱元璋的追击部队像冤魂一样紧紧不放。在猛烈的攻击下，陈友谅的部队丧失了守城的信心，只好弃城而逃。厄运紧紧地跟随他，又卷土重来紧紧地抓住他。很快，安庆也在朱元璋兵团的咆哮声中陷落，接着就是信州。信州一失，陈友谅的地盘的大门就向朱元璋毫无保留地敞开了。陈友谅用几年时间获得的战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从手中如水一样流走。

此战对陈友谅是个晴天霹雳，他的军舰至少有一半——百余艘巨舰和数百艘中型战舰——被朱元璋俘获。朱元璋把这些军舰充实到自己的海军中，这使得两年后，朱元璋的海军实力和陈友谅势均力敌。除了这些军舰外，陈友谅还留给了朱元璋两万具自己士兵的尸体，及七千多名俘虏。

此战后来被称为龙湾之战，龙湾之战让朱元璋名震南中国，这话刘伯温早就说过，如果这次能击败陈友谅，那么将来的大业就成功了一半。刘伯温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本土内，陈友谅是实力雄厚的标杆，能击败他，就击败了其他野心家的幻梦。

刘伯温功不可没。朱元璋发现，这场战役就像是刘伯温设置的一个游戏，每一步都在按照刘伯温的指令进行。

朱元璋说：“这是未卜先知的人。”

刘伯温却望着青田县的方向，泪眼婆娑地说：“我不是，不然，我怎么可能预测不到我老母亲的去世。”

应天有个刘大仙

刘伯温的母亲富老太太在1361年阴历八月间离开人世，刘伯温说自己没有预料到母亲的去世，是因为他离开青田时，母亲身体很强健。还有，1361年，朱元璋已开始对陈友谅发动了战略性总攻，刘伯温整年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决定历史命运的大战中来，分心无术。

陈友谅自龙湾惨败后，虽然逃得很狼狈，但站稳脚跟后，马上以雷霆之势反攻朱元璋。1361年阴历七月，陈友谅突袭安庆，朱元璋在安庆的守卫部队还未反应过来，陈友谅兵团就攻陷了这座朱元璋到手还没满一年的战略重镇。

朱元璋的反应极为激烈，把逃回应天城的安庆守将处决。同时他打了个冷战，陈友谅的确有过人之处，这是个并不好惹的对手。当他转身问刘伯温“计将安出”时，刘伯温没有给他计策，而是给了他一张请假条，回老家守孝。朱元璋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在这个关键时刻，刘伯温就是他的空气和阳光，就是他人生的导航仪。

他给刘伯温写了封情感生动的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御制慰书》，信中指出以下三点：

“第一，您的老母去世时已是八十岁，这是喜丧，就是在太平时期，又有几人能如此高寿？

“第二，您来帮我建立大业，如今大业未成就要走，恐怕不太好。但您非要走，我也不能拦着，因为我在应天城中就推行孝顺之道，我不能出尔反尔。

“第三，当年徐庶的老母被曹操捉去，徐庶对主人刘备说，‘我方寸已乱，必须要让我走’，刘备就放徐庶走了。我觉得这是天理人心，但您母亲已去天堂，无论我现在放您走还是一两年后放您走，您都不能再见到她老人家了。现在正是我用您之际，过了这段艰苦时日，我当以最隆重的仪式送您回家。”

刘伯温已经五十一岁，对朱元璋信中所说的三点，当然一想就通。他没有丝毫犹豫，深吸一口气，坐回了朱元璋对面，开始制定对陈友谅发动总攻的军事计划。

按朱元璋的意思，陈友谅兵团虽然一年前受到重创，但从他攻陷安庆的兵力来看，仍然是势不可当。想要彻底扫平他，必须稳扎稳打，做地毯式的进攻。

刘伯温说：“不要把自己固定死，看着来。”

朱元璋说：“那总得有第一步吧？”

刘伯温说：“当然，先打安庆。”

朱元璋问：“然后呢？”

刘伯温说：“打着看。”

朱元璋“咦”一声。这个发音如果用一段文字来解释的话就是这样的：你当初给我的《时务十八策》，可是非常具体且目的明确的。但现在这个计划，怎么看都不像是计划，有点像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的味道。难道是老娘的死，给了你沉重的心理负担，让你方寸乱了？

刘伯温一眼就看穿了朱元璋的心理活动，但他没有为朱元璋解惑。他站起来，招呼朱元璋跟他走出房间，夜色如水，繁星点点。他看着幽暗的天空，随后指着一颗发亮的星星说：“那是金星。”又随手一指那颗星星左边的星星说，“那是火星。金星在前，火星在后，这是出师必胜之兆。所以，只需出师，一切已由天定。”

朱元璋对星星特别有感觉，因为从小风餐露宿，饿得难以入睡时，就会仰望星空数星星。但他不懂星相学，在刘伯温口中那些代表着吉凶祸福的金星火星，在他眼里只是个芝麻大的星星而已。

他当然也不想向刘伯温请教星象学，当领导的不必全都懂，有人懂，而且能为你所用就可以了。

他相信刘伯温没有装神弄鬼，因为人家的确有本钱，龙湾之战就是证明。他小心翼翼地问刘伯温：“那么，什么时间出师比较好？”

刘伯温看了他一眼，回答：“准备好了，就出。”停了一会儿，补充说，“要师出有名。陈友谅杀了他的君主徐寿辉，这就是咱们进攻他的一个理由。”

朱元璋对这样的把戏驾轻就熟，在军队准备完成后，大将徐达和常遇春的先头部队向安庆挺近，他则带着刘伯温乘坐从陈友谅那里缴获的巨大战舰逆流而上。首舰船头竖一杆大旗，写了八个大字：吊民伐罪，纳顺招降。

当陈友谅听到那杆大旗上书写的内容后，失声叫道：“朱元璋这畜生真是恬不知耻，哪些‘民’让你伐我了？我有何罪？招降我？我们都是红巾军，你是用的什么身份来招降我？”

陈友谅吼叫完毕就冷静了下来。因为他和朱元璋都知道，口号、标语都是虚的，真到台面上，实力才是真的。

陈友谅当然有实力，自夺回安庆城后，他把所有的攻城部队当成了工程部队。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昼夜赶工，终于把安庆城铸造成了一个铜墙铁壁的钢铁之城。徐达和常遇春的先头部队在安庆城下死伤惨重，但没有取得一丁点进展。

朱元璋在指挥舰里坐立不安，踱来踱去。首舰上那杆大旗上的八个字没有给他带来一点运气，他觉得刘伯温应该说点什么了。

刘伯温就说道：“既然安庆城这么难攻，那我们就不强攻了。留下一部分兵力做非决定性的攻击，主力绕过安庆，奔袭陈友谅的老巢江州。江州一落，安庆孤立无援，指日可下。”

朱元璋恍然大悟，刘伯温所谓的“打着看”原来是这样啊。

陈友谅建国后，把江州作为自己的首都。江州坐落在鄱阳湖入江口，是南中国兵家们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说，它时刻都有成为战场的可能。陈友谅把首都修建于此，只能说明一点：他太自信，自信没人有能力把这里变成战场。

但“自信”这种人类本应该具备的美德往往飘忽不定，稍不小心，就变成了自负，甚至是自以为是，从而引来祸端。

陈友谅在江州城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安庆，所以当徐达以风卷残云的神速扫清了江州城外围的防御，进抵江州城下时，陈友谅大惑不解，进而恍然大悟，原来朱元璋攻安庆是虚，打江州才是实。

徐达在陆上发动总攻时，朱元璋的舰队也到了。这一突袭让陈友谅方寸大乱，慌乱之中，他无法冷静下来指挥，结果江州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丢了。不过在江州城陷前的一个黑夜，他顺利地逃出，奔向了武昌。

从他和朱元璋正式对决开始，厄运之神一直就成了他形影不离的朋友。在武昌城的时候，他也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因为朱元璋兵团在从江州追击他的一路上，像巨兽一样吞食了他所有的城池，一直吞到武昌城下。他被困住了。

正如刘伯温所预料的一样，陈友谅在安庆城的守将一听说江州陷落，马上开门投降。朱元璋兵团势如破竹，像鲨鱼一样冲进了陈友谅控制多年的江西行省1这个鱼缸里。

可能就在江西，刘伯温的大名开始以裂变的速度传播。无论是敌还是友，都传说应天城里有个刘大仙，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他是朱元璋的助手，卜算出朱元璋可以坐天下。

稍有点知识的人散播说，刘伯温是集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和魔法师于一身的人物。他并不是人，而是上天派下来的神，是来辅佐朱元璋一统天下的。

不仅仅是敌人和朋友这样说，就是在朱元璋政府内部，也有人说，刘伯温这人的确是个神乎其神的人物，他很少靠理性的思考来决断事情，而是靠灵明。有一件事在军界广为流传，让刘伯温的头上顶上了半仙的帽子。

这件事是这样的。陈友谅首都江州被攻陷后，在追击陈友谅，同时扫荡陈友谅地盘时，有一座城池成了钉子，久久不能攻下。攻击部队的司令冯胜就偷偷向刘伯温请教。刘伯温闭目许久，然后就对冯胜说：“先从城下撤围，然后到某某地方，见那个地方青云升空，就埋下伏兵。大概半个时辰后，你就能见到有黑云升空，黑云的下面就是前来追击你的敌人埋伏的地方。但你不要动，中午时，黑云渐散，又和青云相接，这是敌人没有等到你，回城了。此时，青云和淡淡的黑云开始移动，你跟随它们，当青云和黑云彻底消散后，你就能碰到敌人，攻击他们，一战可定，城也可下。”

冯胜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死都不信。但刘伯温掷地有声地说：“按我说的办，不成，我负全责。”冯胜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半信半疑地去依计行事。结果正如刘伯温所说的那样，有青云有黑云，冯胜看到青云和黑云出现后，欣喜若狂，更让他欣喜的是，后来的事态果如刘伯温所预料的那样。

朱元璋政府那些将军们自此更加敬重刘伯温，而刘伯温也名正言顺地成了朱元璋的第一军师。

刘伯温踹了朱元璋一脚

1361年阴历十二月的某一天，朱元璋坐在胡床上正听一个人说话，那人说了句什么，朱元璋没答话，站在他身后的刘伯温就踹了他一脚。当然，刘伯温没有踹朱元璋的屁股，而是踹了朱元璋坐的胡床。朱元璋被这一踹，马上就脱口而出四个字：没有问题。

古人说了，皇帝沾染过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虽然1361年时，朱元璋还不是皇帝，但他手下那些人早就把他当成皇帝了。刘伯温居然踹朱元璋的凳子，难道吃了熊心豹子胆？

这件蹊跷的事是这样发生的：陈友谅在江西的城池被朱元璋不断地鲸吞时，那些城池中的陈友谅手下的将军们纷纷投靠朱元璋，这里就有驻守龙兴的胡廷瑞。胡廷瑞是陈友谅的一员文武全才的将领，但他是半路出家，年轻时在元政府翰林院上班，那时就表现出了能文能武的资质来。后来南方不太平，那个在多年后引诱陈友谅到江东桥的康茂才在洞庭湖称王称霸，搞得政府苦不堪言。元朝中央政府的宰相脱脱就推荐了胡廷瑞到洞庭湖剿匪。

胡廷瑞二话不说，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奔了洞庭湖。一路上用少得可怜的军费招了一批江湖高手组成小兵团，到了洞庭湖后，胡廷瑞三下五除二，就把康茂才和正要崭露头角的土匪流氓们收拾个干净。但他没有杀这些人，而是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人。中央政府得到捷报后，就给了胡廷瑞一个丞相的空头衔，胡廷瑞就用这个空头衔和他那支江湖高手组成的兵团为自己开疆拓土。中央政府得知胡廷瑞已失控的消息后，就想把他招进中央来，但胡廷瑞机灵得很，以各种借口推脱，其实就是不想放弃兵权。中央政府使出最愚蠢的一招：你不来，我就去剿你。

胡廷瑞大笑，他知道中央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可还是做了准备工作。他的准备工作就是投靠了当时风生水起的陈友谅。陈友谅很器重他，谋杀徐寿辉做了皇帝后，就封他为江西行省丞相（江西行省省长）。初期还好，江西大半个地区他说了算。不过后期就不好了，首先是陈友谅做皇帝后在政府内部大清洗，一批老资格的大将都被陈友谅或杀或逼走。其次，陈友谅和朱元璋开战后，屡战屡败，江西行省有大半都入了朱元璋的口袋，他这个江西省长已名不副实。

所以，用他的话说就是“弃暗投明”，暗，自然是陈友谅，而明，当然就是朱元璋。

1361年年末，他派了使者来见朱元璋，说要把龙兴城双手奉上，不过，不是无条件的。朱元璋对送上门来的龙兴城兴趣极大，就领着刘伯温见了那位使者。

使者说了第一个条件，不能降胡廷瑞的爵位。

朱元璋立即说：“放心，还让他当江西省长。”然后补充道，“我的江西行省省长。”

使者又说了第二个条件：不能拆散胡的军队，胡投降后，胡的军队还由胡来带。

朱元璋脸色就笼上了一层乌云，不说话了。就在这个时候，刘伯温从背后踢了他胡床一脚。朱元璋的反应极快，马上说：“没有问题。”又补充说，“你家将军如果觉得兵少，我还可以给他补充。”

使者高兴地离开后，朱元璋几乎流着口水对刘伯温说：“龙兴城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得到，这真是天降大运。多亏了你，你这一脚胜过十万兵。”

当朱元璋夸奖刘伯温时，刘伯温却头脑冷静地说：“先不要高兴得太早。胡廷瑞也是狡狯猜疑之徒，您这样爽快地答应他，使者传话稍有差池之处，他必然多想，这事就泡汤了。”

朱元璋急忙问计，刘伯温说：“写一封动人心弦的信给他。”

这封信当然不可能由朱元璋亲自来写，所以代笔人自然是刘伯温。

这封信以朱元璋的口吻开头：“您的使者来说您有弃暗投明之意，这是您明达之处，我很欣慰。可您却担心我整编您的部队，实在是过虑。我革命十多年，奇士、英才两手空空地归顺我的，太多了。这些人能有先见之明，不必等我去请就来的，我都在能力范围内给他们最大的物质支持。没有兵的，我给他们兵，没有爵禄的，我给他们爵禄。像您这样带着一支军队来我这里的，我怎么可能整编您的军队呢？如果您消息灵通，您就知道陈友谅手下那些归顺我的将军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在龙湾之战、江州之战中，他们立下大功，我都给予了厚重的赏赐。他们和我从前的将军们其乐融融，我对他们也一视同仁。要知道，他们的归降可都是在城破力竭之时，很多都是不得已才归顺的。而您，却是主动归顺，您与我之间未经一箭一矢。从这一点而言，我会更加敬重您。得失之机，间不容发，您要尽快做决断。”

胡廷瑞读了这封洋溢着热情的信后，眼睛有点湿润，深吸了一口气后，就说：“准备准备，咱们去见朱元璋。”

婺州、处州之变

江州之战后，刘伯温再向朱元璋请假回家。朱元璋开始答应了，同时实践诺言，给刘伯温准备了一支装扮华丽的卫队。当刘伯温正要启程时，朱元璋又反悔了，要刘伯温帮他办完一件事后再走。这件事就是婺州、处州的苗军叛乱。

苗军是元政府在南中国失控的情况下，从今广西调入南中国的以苗族为主体民族的野战军。他们贯于野战和偷袭战，曾在短时间内帮助元政府阻挡了许多反政府武装的发展势头。不过很快，他们在元政府心目中就失去应有的地位。因为他们军纪太坏，烧杀抢劫，不问目标。所过之处，鸡犬不留，寸草不生。当然，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百姓是他们行凶的最主要目标，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抽风一样抢劫政府军。

刘伯温在处州工作时，就对他的上司三番五次提过，必须要整顿苗军的军纪，否则，他们就是方国珍、张士诚第二。

元朝政府并不是傻子，当然也不是瞎子。他们对苗军的恶行早有所闻见。不过正如那些政府的大家伙们所说，如今是非常时期，小节出入可也。只要他们能帮我们对付叛乱者，军纪问题就不是问题。

问题是，没有军纪的部队不可能有高尚的情操，他们和反政府武装作战的同时，也在和反政府武装合作。比如，朱元璋在婺州的驻守部队中就有一支数目可观的苗军，在处州，苗帅贺仁德的部队几乎算得上是处州军区的主力。这些苗军是自动自发地投靠朱元璋的，因为在朱元璋向婺州和处州发动进攻时，他们见朱元璋兵团锐不可当，于是保存实力，举手投降。对于这几支苗军，朱元璋曾想过整编他们。可有人劝他说：“整编他们，必然引起他们反感，如今又不是只有您一家，他们随时可以去投靠别人。安全起见，暂时先让他们自成一体，只要不闹事，等我们把江南消化掉，再动他们也不迟。”

朱元璋当时正和陈友谅打得如火如荼，自然就把这事放下了。但婺州和处州的苗帅们却放不下。据他们在反叛后的声明中称，朱元璋的人骑在他们脖子上拉屎，他们自进了南中国后，哪里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所以必须要起义。

这种理由，连鬼都不信。朱元璋政府在婺州的军政长官是胡大海，胡大海是朱元璋的得力干将，虽是武人，却颇懂政治，而且宅心仁厚，曾自我评价说：“我虽然未读过书，不过知道带兵有三件事不可做。一、不滥杀；二、不抢妇女；三、不烧人家房屋。”

无论任何人都不相信，这样一个懂政治又有良知的人会对苗军苛刻。即使是婺州的几位苗帅，也对胡大海留有深刻印象。当他们商议起义时，就有人说，必须要杀掉胡大海，因为他有兵权。有个叫刘震的苗帅就失声叫道：“胡大人对我等情深义重，我们怎能下得了手？”

其中一个叫蒋英的苗帅跳出来，说：“你们下不了手，我可以。”

蒋英是言行一致的人，一天早上，他邀请胡大海到他军营中观看士兵的弓弩训练，半路上，他安排好的一个苗将突然冲出，跪在胡大海面前，颤声道：“蒋英要杀我。”胡大海未及回答，转头去看蒋英。蒋英从容地从腰间解下流星锤，对着那位苗将就甩了出去。当然，这是虚的，因为胡大海必然阻拦。胡大海真就阻拦，抬手准备去格开蒋英的胳膊，他也的确做到了，但由于惯性，蒋英的胳膊一停，甩出去的流星锤就回来了，胡大海的脑袋恰好在流星锤回来的路线上。嘭的一声，胡大海的脑袋被砸得稀巴烂，身体也飞了出去。

蒋英一声喊，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批苗兵，把胡大海的卫队全部诛杀。其他苗帅也控制了胡大海的部队，蒋英坐上会议室里胡大海的位置，说：“婺州是咱们的了，把这消息通知贺仁德将军。”

蒋英等苗帅谋杀胡大海，没有直接的利益，归根结底，他们投降朱元璋后，受到了军纪的约束。这对于不知军纪为何物的他们，简直就是一种心灵的摧残。他们的起义纯是为了解放心灵的重压。这种想法，在处州苗帅贺仁德和李佑之那里早已有之。

处州城中最活跃的是贺仁德，怒火攻心的也是他。苗帅们在处州城的日子差强人意，这是因为处州城的军政长官是耿再成和孙炎。耿再成治军严厉名声在外，孙炎是个自我控制力强而又目空一切的人，两人发自内心地对苗军没有好感。耿再成是因为他们的军纪，孙炎则是因为他们首鼠两端、毫无理想。

由此可知，苗帅们在处州的日子并不好过，贺仁德每天都失眠。当他得知婺州的苗帅们翻身做主人后，几乎不加任何思索，领着他的部队就冲进耿再成的办公室。耿再成当时正在吃饭，闻听是贺仁德造反了，摔了筷子，哇啦叫起来，集合身边的士兵二十人，开了大门，和贺仁德火速交上了火。由于他势单力薄，所以战斗很快结束，他被剁成了肉泥。

耿再成的肉泥还在滴血，贺仁德和李佑之的苗军已迅速控制了孙炎和处州的一批高官。贺仁德对孙炎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在处州这段时间，孙炎始终保持着高高在上的样子，对他们这些苗军冷眼相看。现在，贺仁德把孙炎投进了大牢。他去看孙炎时，就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不下去。

他也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问孙炎：“降我，我让你官复原职。”孙炎满脸血污，那是在反抗时苗兵赏赐给他的礼物。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台阶下，当他确信贺仁德能看清他的举动后，就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贺仁德没有恼火，一挥手，两个苗兵就端了盘子送到孙炎面前，有个苗兵一脚踢在他的瘸腿上，孙炎痛得大叫，坐了下去。那是一盘烤大雁，处州城中最好的一道菜，还有一壶酒。贺仁德长叹一声，说：“那我就和你永别了。”孙炎握起盘子边的小匕首，割了大雁的屁股，塞进嘴里，又提起酒壶，咕咚咕咚喝了半瓶，打了饱嗝后，看着贺仁德说道：“今天我被你这样的鼠辈所困，苍天无眼。我死，是为主死，光荣得很；你这个反复无常的贼，有一天死了，连狗都不吃你。”

贺仁德恼羞成怒，抽出佩刀，从台阶上跳了下来，逼到孙炎的脖子上，说：“把衣服给我脱了，留你全尸！”

孙炎冷笑：“这是官服，主上所赐。我要穿着它死。”

贺仁德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恢复了当初在深山老林里活吃野兽的气魄，他把孙炎的耳朵活生生地咬了下来，吃进肚子里，然后命人把孙炎的衣服剥了，乱刀砍死。

孙炎牺牲的消息和婺州、处州之变的消息同时传到应天，刘伯温正在收拾行李准备要走，朱元璋留住了他，狂骂不已。

刘伯温只好留下，朱元璋问刘伯温有何妙招。刘伯温皱眉沉思许久，才说：“苗军表面上看骁勇善战，来去如风，但自他们进入南中国，从未听说他们守城有什么突出表现。所以，婺州、处州的兵变顷刻而定，但有个前提，就是衢州不能失。”

朱元璋深表赞同。婺、衢、处三州对朱元璋的攻守方略极为重要，一旦这三州全失，又连为一体，朱元璋必须要拿出充沛的精力来对付三州苗军。据可靠消息，衢州城里的苗军也准备起义，州长夏毅正一筹莫展，心惊肉跳。

刘伯温建议，让他去衢州，天老爷如果保佑，衢州还在我们的控制内，那平定苗军的叛乱，就易如反掌了。

朱元璋急忙催他启程，但刘伯温不紧不慢。他知道，有些事如果早已由天注定，那人力无可奈何。

当刘伯温到衢州后，天老爷果然保佑，州长夏毅虽然魂不附体，但衢州还在他的可控范围内。刘伯温一来，夏毅就如见到上帝一样，交出所有的权力，让刘伯温全权处理。

刘伯温以朱元璋的名义给婺、处二州的所属县官下命令，要他们坚守城池，等待援军。然后又要求朱元璋派一支精锐进攻婺州，然后再派一支精锐埋伏在处州到婺州的路上。他的分析是，婺州城的蒋英只是三流角色，朱元璋攻婺州，蒋英必然逃跑。但处州城的贺仁德却是二流角色，听说婺州被攻，必然出城营救，这叫指东打西。

正如刘伯温所预料的，蒋英一听朱元璋来了支攻击部队，马上弃城逃跑。而贺仁德也像是中了刘伯温的咒语一样，领兵去救婺州。半路上，他中了埋伏，狼狈逃回处州，当他喘息未定时，朱元璋的那支伏兵已开始攻城。

苗军守城几乎等于白痴，处州城瞬间而下。李佑之自杀，贺仁德被活捉，就地处决。仅用了几天时间，婺、处二州的苗军叛乱就被刘伯温轻松地摆平。

朱元璋试图从刘伯温多次的运筹中得出谋略的真谛，但如你所知，谋略不是数学公式，它是人类抽象得近于感悟的一种灵性，它学不来，只能靠自己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刹那间的彻悟。知识积累容易，每个人都能通过读书或者是实践得到。但刹那间的感悟就不是所有人能得到的了，它需要先天俱来的灵性和智商。

当朱元璋在思索刘伯温的智慧时，刘伯温正走在回青田的路上，他必须要回了，因为耽误的时间的确太久了。朱元璋说：“回去好好尽一下迟来的孝心吧，休息一段时间。”

朱元璋不会理解，刘伯温自从来到应天后，将来的人生就不会有休息。因为朱元璋太需要他了。

大家都是神

刘伯温一生中共收到朱元璋亲自赐予的八道诏书。朱元璋未称帝前，刘伯温共收到两道。一道是刘伯温得知母亲去世后要回家守丧时，朱元璋劝他留下的《御制慰书》。另外一道就是刘伯温在老家时，朱元璋写给他的《御名书》：

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愚与先生自江西别后，屡有不祥，皆应先生前教之言。幸获殄灭奸党，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专诣先生前，虔求一来。望先生发踪指示耳，日夜悬悬。六月二十二日克期回得教墨，谕以六月、七月间举兵用事，不利先动，当候土木顺行、金星出现则可。使愚一见教音，身心勇跃，足不敢前。如此者何？盖以先生一二年间以天道发愚，所向无敌，今不敢违教。然择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时，是以再差人星夜诣前，望先生以生民为念、德教为心，早赐来临，是所愿也。如或未可即来，可将年月、吉日、时辰、方向、门户择定，密封发来，实为眷顾。惟先生亮察，不备！

现在，我们认真地来分析这篇《御名书》。朱元璋对刘伯温说，自从刘伯温走后，自己的运气就特别不好。这话似乎是在说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婺、处二州的苗帅叛乱；第二件事则是发生在1361年阴历三月龙兴被陈友谅攻陷的事。胡廷瑞把龙兴拱手让给朱元璋后，朱元璋派叶琛去管理。当时没有人想过，陈友谅在屡屡遭受重创后会突然绝地反击，对龙兴发动突袭，叶琛也在龙兴保卫战中牺牲。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陈友谅用兵的灵活和勇猛。1361年阴历四月，朱元璋大将徐达收复龙兴，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让朱元璋心里极为沉重，认为两件事接踵而来，是上天刻意在为难他。

刘伯温走后两个月，也就是1361年六七月间，朱元璋就开始休养生息，未进行任何大的军事行动。这是因为刘伯温写信告诉他，六七月间不利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进攻型的。刘伯温从天象学的角度解释说，土木未顺行，金星未出现，是不宜进行战争的。

朱元璋像个孩子一样听话，他在信中解释听话的原因说：“刘伯温老先生您这一年多以来，每次都能按天象学的知识取得胜利，所以我很相信您。”

但刘伯温没有说哪年哪天哪个时辰是吉，所以他请求刘伯温赶紧回来，如果还无法回来，就把年月、吉日、时辰、方向、门户的择定，赶紧给他发来。

朱元璋的这封信，就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向教主渴求人生答案一样。这说明此时的刘伯温已经是他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人，同时也说明，他对刘伯温那套神乎其神的天象学深深信服，刘伯温被他奉若神明。

众所周知，刘伯温毕竟不是神，此时他被朱元璋当作是神，是因为他的能量恰好是朱元璋需要的。当朱元璋不需要他的能量时，他就不是神，而只是个拥有超自然智慧的敌人。

朱元璋把刘伯温当成神的时候，刘伯温自然要投桃报李。这种投桃报李可不是为朱元璋出了多少智谋，谋划了多少策略，而是平等。既然刘伯温是神，朱元璋就不可能是凡人。所以，把朱元璋造成神一样的人，就成了刘伯温的一个重要任务。

这个任务，其实他完成得不错，可谓成绩斐然。

把一个凡骨肉胎塑造成一个天命所在的神，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事。翻开史书，每个皇帝都有神话传说伴其左右。有的是皇帝本人自己说的，比如刘邦说他老娘怀他时，有一条龙钻进了他老娘的肚子里。有的却是他身边的人宣传出去的，比如刘邦的老婆就四处说，刘邦如果在深山老林里也很容易就能找到他，因为他所在之地的上空有青云一团。

朱元璋曾在和他的战友们闲聊时极端严肃地说：“我未出生时，我的母亲在麦场坐着发呆，忽然从西北方来了个道士，那道士的胡子到膝盖，头戴着诸葛亮似的帽子，但身上却穿着紫红的衣服，手中拿着个象简坐到我母亲对面，用象简拨弄着手中白色的药丸。我的母亲当然很好奇，于是问他那药丸是什么东西。道士说那是仙丹，同时又很热情地说，‘如果你要，我就给你一粒。’我母亲仿佛不受自己的控制，就接了那药丸，还未仔细看，那药丸像有了生命一样，滚进了我母亲的嘴里。当我母亲睁眼看时，那道士已经不见了。几天后，我母亲就生下了我。生我的时候，从东南方飘来一股白气，进入房屋后，把房顶冲开，害得我老父亲还要修葺房顶。那股白气虽然很快消失，但奇特的香味在整个屋子里弥漫，一天一夜后都未散去。”

朱元璋的那些兄弟们听了他的叙述，见他眼中放出犀利的光，这种光绝不是温柔的光，所以只好点头相信他的这些鬼话。

“任何伟大人物都是天命所归。”这话刘伯温早就说过，而且和朱元璋合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发现朱元璋虽然是个暗黑人物，却是个有理想并敢于担当的人。也就是说，刘伯温看到的朱元璋和他自己是一样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百折不挠的使命感。所以，他也心甘情愿地给朱元璋的肉体凡胎中注入神性。

也许就是在他心甘情愿的篡改下，他和朱元璋的因缘则成了这样的故事——朱元璋占据应天的那天晚上，刘伯温在青田老家自己的房间中静坐，突然双目大开，整个房间亮如白昼，然后有个身穿红衣的人从空气中跳出来，对他说：“真命天子已在金陵大显真身，汝还等什么！”

红衣人说完这句话，就又在空气中消失了，房间里重新陷入黑暗，刘伯温连灯都不点，在黑暗中摸索了几件衣服，就上路来投奔朱元璋了。这个故事在朱元璋登基后特意以诏书的形式发给刘伯温，兼带着颁布天下：“朕提师江左，兵至栝、苍，尔基（刘伯温）挺身来谒于金陵。”

但这个故事显得过于突兀，没有铺垫，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是胡编的。因为刘伯温是个性格沉稳的人，不可能凭一个突然冒出的人说了一句着三不着两的话就跑去见朱元璋。所以，刘伯温只好认了下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宋濂也对朱元璋说起过，但只是蜻蜓点水。如果非要给这个故事加个标题，那“西湖望气”四个字当之无愧：

1349年，刘伯温被撤职，在杭州待业。待业时，他和许多朋友经常到西湖上游玩。有一天，一朵极为绚丽的云团从西北移来，云彩的样子像是某位神仙的坐骑，它红得发紫，映射到西湖水中时，整个西湖都变成了红色。刘伯温的几位朋友狂啸，认为这是自己的王朝即将中兴的迹象。只有刘伯温在一旁大碗喝酒，不发表任何意见。朋友就问他：“刘兄你有何不同意见？”刘伯温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子气，如果我没有猜错，那应该是从金陵飘来，过会儿还会飘回金陵。十年后，将有王者立于金陵，我当辅佐他。”

这段话简直是大逆不道，如果被元政府的密探听了去，脑袋肯定搬家。非但是他，就是他那些在场的朋友也会受牵累。所以那些朋友们唬得目瞪口呆，赶紧抢了刘伯温的酒杯，又去捂他的嘴。有些人指责他太自私，只顾自己耍酒疯，不顾朋友们的死活。

这个故事的最后说，刘伯温讥笑他们不能未卜先知。故事还说，那时起，刘伯温就和朱元璋定下了相逢的约定。

这个虚构的故事只是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朱元璋是天命所归的人，刘伯温是未卜先知的人，所以刘伯温会在西湖上放肆地说，十年之后有天子在金陵，所以他才在得知朱元璋占领金陵后，马上就抱着星相占卜书跑来金陵了。

如我们所知，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但多年以后，这两个故事流传下来了。依刘伯温刚直的性格，如果他不同意，恐怕这两个故事根本就不会存在。

除了这种天外飞龙般想象力的神化外，还有实打实的口头宣传。这一点，刘伯温做得更好。刘伯温回家乡后不久，有人曾问他对这位新主子的印象。刘伯温郑重其事地说，天命将在朱元璋身上应验。朱元璋得天下是必然，就如苹果熟了要掉到地上而不可能飞上天去一样。

他说这句话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因为当时处州、台州和明州三州是方国珍的控制区。青田又在处州，如果方国珍是真汉子，刘伯温在他的地盘上说别人是真天子，他是必然要把刘伯温碎尸万段，让刘伯温付出妖言惑众的代价。但方国珍不是真汉子，他从发迹的初始阶段就学会了首鼠两端和得过且过。

刘伯温敢在他的地盘替朱元璋作宣传，拉人气，就是看透了方国珍血管里流淌的是“狐狸的狡猾、狮子的懦弱”的血，尤为重要的是，方国珍头上虽然戴着元政府的官帽，但和朱元璋却是极端暧昧。

朱元璋攻陷应天后，曾向方国珍伸过友情之手，要他审时度势，尽快归降。方国珍对朱元璋在短短几年内迅猛的发展势头印象深刻，所以接到朱元璋的信后，就对他的手下说：“现在元朝的气数快到尽头，称王称霸的人多如驴毛，我不看北方，只南方而言，只有朱元璋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气势，得罪他的成本很高，所以我决定暂时顺从他，让他满足一下自尊。”1359年阴历三月，方国珍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连同一封信送到了应天，信中说：“我愿以处、台、明三州来降，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过请你相信我，我拿了儿子做人质。如果以后我不降，你可杀我的儿子。”

朱元璋把他的儿子和一封回信原路送回，信中说：“互不相信的人才盟誓交换人质，你既然想诚信来归，就来归，搞这种人质做什么。我把你的人质还给你，你考虑一下。”

方国珍发现朱元璋看透了他的把戏，心惊肉跳了好多天，幸好，当时朱元璋正在谋攻婺州和处州，没有时间理会他，他才逐渐心安下来。

1360年正月，当刘伯温行走在通往应天的大路上时，朱元璋正派人去和方国珍接洽。使者回来后把自己对方国珍的印象说给朱元璋听，据使者说，方国珍这人太狡诈，谈判收不到任何效果，只能用拳头。朱元璋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顾不来方国珍，于是给方国珍写了封措辞严厉、带着威胁的信，要他好自为之，否则有一天，你的三郡丢了，家人都不保，岂不是惹天下人耻笑！

方国珍又心惊肉跳起来。但当他发现朱元璋正和陈友谅纠缠，而只是和自己过嘴瘾时，又放下了思想负担。他的心灵平静了才几个月，朱元璋在龙湾之战中大败陈友谅，这让他第三次心惊肉跳。他急忙给朱元璋送上数目可观的黄金珠宝，声明自己的归顺之心。至于怎么归顺，什么时候归顺，只字未提。朱元璋又给他回信说：“我需要的是人才，黄金珠宝对我而言毫无用处，送还给你。”

原本，朱元璋是准备乘战胜陈友谅的余威好好教训一下方国珍的，但接连发生了婺、处两州的苗军叛乱，接着又是龙兴被陈友谅夺回，好不容易把这两件事平息后，刘伯温又在老家给他写信说此段时间不宜用兵。方国珍这才避免了一场战祸。

就在这段期间，刘伯温回到青田，方国珍早已闻听刘伯温是朱元璋身边的红人，所以派人送了一大批礼物给刘伯温。

刘伯温恨方国珍深入骨髓，这种仇恨跟情感无关，纯粹是思想意识上的。他虽然现在换了老板，而方国珍又是老板朱元璋争取的对象，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无法对一个仇人奉上笑脸。

不过，刘伯温已经五十多岁，沉稳了很多。所以他在给方国珍的信中，先是冷嘲热讽了一番，随即笔锋一转，开始神化起朱元璋。神化的笔锋险些转不回来，这才刹住车。最后敬告方国珍：“你头脑要清醒，你现在虽然是元政府的平章事（1360年年末，方国珍被元政府授予平章事的空头衔），但元朝的气数已不多，而你又不肯尽心尽力，何必为难自己，还是顺应天命为好。”

在这封信中，刘伯温只字未提自己的过去，他的过去也是为元政府打工。可在他心里，他和方国珍是神龙和泥鳅的区别，高尚的灵魂和烂污的狼心狗肺的区别。

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朱元璋就成了刘伯温策划书上的神，而刘伯温早已成了朱元璋心目中的神。大家都是神，看上去，二人合作，天下已无敌了。这就是朱刘模式，谁都离不开谁，刘伯温离开朱元璋，他内心深处涌动的建功立业的使命感就会成为泡影。朱元璋更离不开刘伯温，因为刘伯温是他的指路明灯。离开了刘伯温，他就等于是瞎子。不过，朱刘模式并非是牢不可破的，有一天，光天化日了，指路明灯就没有必要了。有一天，刘伯温完成了自己的内心交给自己的使命，朱元璋这个平台也就没有必要了。

轻解建德围

1363年春天，百花早已在青田盛开。刘伯温在朱元璋的千呼万唤中，离开青田，踏着百花的香气回归应天。路过朱元璋控制区内的建德城时，他被建德城军政长官李文忠留住了。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据他自己说，小时候读书，总感觉似曾相识。后来他对人说，每个人今生所学习的知识，都只是温习了前生早已学到的知识。仅从这句话来判断，李文忠应该在哲学家中立有一席之地。

李文忠后来以文人的身份上战场，用兵如神，骁勇无比，并不比职业出身的武将差。在攻取建德的战役中，他身先士卒，第一个登上建德城墙，朱元璋听到捷报后心花怒放，火速任命他担任建德城的主人。

严格意义来讲，李文忠和刘伯温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也是个半仙。据说在一次战役开始前，有股自东北而袭来的白气覆盖军队上空，李文忠马上掐指一算，说：“这次出征必然胜利。”结果，他以绝对的劣势兵力击败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对手。

不过，李文忠和刘伯温比起来就差远了，他在未卜先知的路上走得并不远，充其量只是个入门水平。1363年春天，张士诚的一支精锐部队突然出现在建德城外围，眼睁睁看着外围防御据点被一一抹平。他无计可施，乞灵于占卜。但占卜多次，出现的“吉”“凶”次数几乎相等。他既然无法在意识上得到答案，于是就想在实践中得到真理。不过，他对张士诚这支军队的野战能力相当清楚，所以，他又不敢贸然出击。就在他犹豫不决、无计可施时，天老爷把刘伯温送来了。

刘伯温听了李文忠对战局的描述，就走上城墙，查看张士诚军队的动向，然后又查探了城墙，最后走下来，问李文忠：“你有什么好计划？”

李文忠忽然感觉到几天来折磨他的重担被刘伯温的到来给卸掉了，他坚定地说，出城和敌人打野战。

刘伯温摇头，说：“建德城城高墙厚，这是敌人所忌惮的。而且，我看他们全是野战兵，也没带攻城器械，等的就是你出城，以他们的优势打你的劣势。如果你不出城，三日之内，他们必撤。他们一撤，你马上追击，可全歼。”

李文忠问：“您有什么天象依据吗？”这话的意思是说，他不相信刘伯温凭理性得出的证据，只相信刘伯温靠感性的占卜得出的结论。刘伯温仰头看天，白云朵朵，太阳射出万丈光芒。他只好说：“晚上，待我夜观天象。”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整个天空一片凄惨，刘伯温仰头看了许久，终于对身边也在仰着脖子的李文忠说：“据天象显示，三日之内，他们必撤。他们一撤，你马上追击，可全歼。天象还显示说，他们不可能攻城，因为建德城城高墙厚。你也千万别出城，等三日后，才可出城。”这一次，李文忠深信不疑。

三日后，刘伯温再登城墙，向对方的营垒望去，望了很久，才对身边的李文忠说：“敌人撤了，可以追击。”李文忠有了疑问，他分明看到敌人壁垒旗帜和前几日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对方的营垒中还传出频率极高的鼓声，这无论如何都不像是撤兵的样子。

此时，刘伯温没有天象可以观，因为太阳高照，晴空万里。刘伯温只好使用他世俗的手段，他以军师的权力命令李文忠开门击敌。李文忠咬紧牙关，命令突击队出城，而他自己在城上望下去，心里七上八下。

毫无悬念的是，突击队悄无声息地摸到对方的营垒前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甚至连报警都没有。当他们轻易地翻过对方的壁垒才发现，敌人果然不见了，敲鼓的只是些老弱病残的普通百姓。

李文忠得到这样的消息后，来不及夸赞刘伯温的本事，跳上马背，带着他的精锐，以四蹄离地的速度飞奔追敌。当然，也是毫无悬念的，他们追出一个时辰后，遇到了正在下马休整的敌人部队。这些人还未来得及上马，就被李文忠的骑兵冲碎了阵线，全军覆没。

刘伯温的大名因为多次战役前神乎其神的预测而声震江南，到1363年春时，他已经成了活着的传奇。

但是，刘伯温来到人间，并不仅仅书写传奇，还要缔造神话，让他得偿所愿的正是那位一年前惨败在他谋略下的大汉帝国皇帝陈友谅。

第九章 “操纵”天象，大明天命所归

张士诚转身

当大雁北归的1363年春，刘伯温回到应天，朱元璋来不及跟他嘘寒问暖，马上就把一道难题摆在他面前。这道难题，的确有点难度。

制造难题的是张士诚。1363年阴历二月，张士诚突然派他的丞相吕珍进攻安丰城（今安徽寿县）。安丰在当时遍地烽烟的南中国战场上本是个不起眼的小城，却因为走进了两位大人物，所以南中国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它的身上。这两个大人物就是小明王韩林儿和伟大的民族英雄刘福通。

刘福通发起的斩首行动失败后，元政府在察罕帖木儿的疯狂反攻下荡平了韩宋帝国所有地盘。他带着韩林儿退守安丰后，名义上的领土只剩下朱元璋的控制区。

从反元的角度看，刘福通无疑是伟大的，他毫无私心地对元王朝发动灭顶之战。从生存的角度说，他无疑是愚蠢的，他就像一根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当他用所有的部队打击元王朝时，红巾军的分支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都在毫无底线地自我扩张，看上去像是红巾军在扩张。结果，当刘福通在安丰城中黯淡无光凄凄惨惨戚戚之时，正是陈、朱、张等人威风八面、光彩照人之日。

以刘福通的立场来看，最威风八面的人就是张士诚。因为他的部队正在安丰城下猛敲战鼓地攻城。刘福通禁不住想起自己几年前还是气势如虹，所向无敌，想不到风水轮流转的速度如此之快。现在，他被一个从前根本不会正眼相看的张士诚困得一筹莫展。

其实，刘福通太专注于元王朝，他一生中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元王朝身上了，他没太留意这几年张士诚凌厉的发展速度。

张士诚自取得高邮大捷后，名声大震。江浙一带的小股农民武装争先恐后地来投奔他，他和他的大周政权蒸蒸日上。1356年阴历三月，张士诚和他的兵团攻陷平江，改平江为隆平府，就此定都。在一番闪电般的封官拜爵后，他的大周帝国拔地而起。

张士诚马上把在战场上未发挥尽的余热带到和平建设上来。在其控制区内，他下令废除政府施加在农民和盐民身上的苛捐杂税。为了促进农业发展，他多次颁布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政策。这就是他为什么富得流油的原因，他所占据的都是土地肥沃之地，只要政策合理，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发展教育上，张士诚设立多处学校，为学生提供食宿，为老师提供让人瞠目的薪水。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被张士诚的真情感动，蜂拥而至，后来名闻遐迩的施耐庵、罗贯中当时就在大周帝国白吃白喝过。

每当张士诚只身一人走在隆平府的大街上，踏着湿漉漉的青石板，空气中就传来一声声温馨的问候，这是隆平府的百姓对他发自内心的问候。于是，那湿漉漉的青石板也仿佛有了温暖，升腾着热气，让张士诚的脸上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舒服。

他说：“我是穷苦人出身，深知穷苦人最想要的是什么，只是安居乐业，只是不被过度地骚扰，谁能让他们实现这个微小的理想，谁就是他们心中的圣人。”多年以后，朱元璋统一中国，隆平的百姓还用力怀念张士诚，每年在地藏王菩萨生日时，都会烧一种“狗屎香”。“狗屎”两个字是“九四”的谐音，这足以说明张士诚在隆平的善政，的确是货真价实的。

张士诚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他脑中的那点传统文化，一张纸就能写得下。但正是因为没有受传统文化的侵袭和熏烤，所以他没有任何思想压力，他只是凭良知来做事。比如，中国传统思想希望一个皇帝要节俭，要存天理去人欲，张士诚就很不认可。他曾对刘伯温的同学施耐庵说：“如果我穷得穿不起裤子，非穿绫罗绸缎，那这就是人欲，这很不好。可如果我富得流油，还穿打补丁的裤子，这就是虚伪，矫揉造作，我既然吃得起山珍海味，穿得起绫罗绸缎，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不穿？”

施耐庵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酱缸里泡大的，听了这样的话，惊骇流汗，很快就一惊一乍地跑掉了。施耐庵虽然跑掉了，可他对张士诚的印象极为深刻，后来创作《水浒传》，据说里面的“宋江”的原型就是张士诚。

张士诚在隆平城时，的确有点奢侈。他曾制作连元顺帝看了都要惊骇的龙舟，龙舟一动，水平面凭空上升半尺，龙舟上美女如云，花香四溅，张士诚就在龙舟上和他的将军们划拳喝酒，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

不过这种生活并不是后来朱元璋圈养的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不舍昼夜。张士诚的奢华生活只是他在隆平城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他很多精力还是放在了保家卫国上。比如为了抵御元政府和朱元璋军队的进攻，他把控制区内的重要城池无锡、常熟、湖州等地的城墙加固，特别是在隆平城的城防上，他在加固隆平本城的同时，还在隆平城外围构筑了一道钢铁般的外城。后来，面对像坐了火箭一样飞升的朱元璋，张士诚又在隆平城墙上增置了月城，在月城外面对着应天方向的地方修筑了高台。每当他的宰相向他报告说，今年的国库收入又翻了几番时，他就强压住惊喜，飞快地奔上那座高台，向朱元璋的应天看去，以提醒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不过，他的忧患意识在1356年时纯粹是杞人忧天。这一年，他最大的敌人刘伯温还在处州和石抹宜孙商量如何对付小土匪吴成七；他第二大敌人朱元璋刚攻陷应天，正在消化一口吞掉的诸多城市，无暇对张士诚有任何非分的想法。

但由于朱元璋攻城略地后已经和张士诚接壤，所以起摩擦只是时间问题。1356年阴历六月，朱元璋收编的一支以黄帕包头的黄包军突然向张士诚抛了媚眼。对于这送上门来的军队，朱元璋可能要考虑一下，但张士诚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因为他太有钱，来多少人他都可以养活。黄包军投敌，朱元璋正在忙于与西线的天完帝国作战，不敢和张士诚闹翻，可又不能忍气吞声，于是就给张士诚写了封信。信中说：“你我二人都是反抗蒙元的斗士，现在又成了邻邦，多年以前隗嚣称雄于天水，现在你称王于隆平，你二人可谓旗鼓相当，我很为你高兴。现在咱俩应该睦邻友好，各守己境，这是古人的教导，如果能做到，真是难能可贵。希望你不要头脑发热，做出损害你我友谊的事情来。”

隗嚣是西汉末年的军阀之一，后来投降了刘秀。张士诚的知识量不许他看懂朱元璋的信，所以他叫来手下的那群知识分子。这群知识分子可就炸了窝，先是强压怒火，给张士诚大致解说了下那段历史，然后就咆哮道：“朱秃驴这厮是把他自己当成汉光武帝刘秀了，他想让你认清形势，归降他！”

张士诚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他说：“朱秃子让我认清形势，我看倒是他要认清形势，老子家财万贯，士兵的武器如果用黄金来造，都能武装几万人。他朱秃子的财富就如他当初四处化缘时的头发一样少，怎么就敢说要我认清形势！”

有知识分子借势起哄说：“咱们揍他一顿，让他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

张士诚不是那种靠血性生存的人，所以当他发了一通火后，马上就冷静下来，扣住了朱元璋派来送信的使者，不给朱元璋回半个字。朱元璋望眼欲穿，发现给张士诚的这封信和使者一起都如同进了坟墓，怒火中烧起来。但他也和张士诚一样不是靠冲动生存的人，所以很快也冷静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西边的天完帝国。

人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按照既定程序动下去，我们的情感总会有波动，所以，人会有反常的时候。几天后，一场绵绵细雨降临隆平。雨后的下午，张士诚走在隆平城狭窄潮湿的小巷里，朱元璋的那封信就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扑面打来。他突然就来了股情绪，对身边的人咒骂道：“这巷子太他妈的窄了，喘不过气来，真他妈窝囊。”说完，他就大步流星地回到宫中，召开军事会议。他说：“我要给朱元璋这秃子一点颜色看看。拿他的镇江！”

镇江被朱元璋拿到手才三个月，还没来得及捂热乎。张士诚为什么要打朱元璋的镇江而不是别的城市，可能有如下原因：他的很多知识分子说，镇江那地方早在秦始皇时就传说有天子气，是龙兴之地。这流言搞得秦始皇很不痛快，于是驱赶三千囚徒到镇江，凿断了京岘山山岭，想割断龙脉。但龙脉这玩意和神龙一样，不可能被肉眼看见，如果谁都能看得见，那就不是龙脉了。所以南北朝时，镇江接二连三地出皇帝，有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南朝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南朝梁的开国皇帝萧衍。张士诚曾通过各种渠道得来朱元璋的档案，发现这个秃子虽然生在濠州，可祖籍却是镇江。

这是其一。其二，在朱元璋控制的城市中，镇江离张士诚虽然不是最近的，但通往镇江的路却很好走。因为水路就可直达。那段时间，张士诚庞大的水师刚刚建立，这次出战可以算是练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让张士诚懊丧的是，他的水师还未摸到镇江城的影儿，就在龙潭被朱元璋的大将徐达击溃。据逃回来的水师将领说，没有经过训练的海军是不能出门打架的，如果非要出门，结果只有一个：被暴揍。

当张士诚在气急败坏地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时，朱元璋在应天城的宫殿里来回踱步，龙潭捷报早已传来，他也反常地跳起来，捶着书案说：“我要让张九四知道什么叫攻城！”

1356年阴历九月，朱元璋的将军徐达执行朱元璋的命令，对张士诚的常州发动进攻。张士诚想不到朱元璋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扔了作战计划书，派兵去援救。结果，徐达围常州是假，打援兵是真。张士诚的援兵在徐达谈笑间灰飞烟灭。

从龙潭和常州这两次交锋来看，张士诚兵团显然不是朱元璋兵团的对手。张士诚连败两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急忙向朱元璋请和。张士诚的请和是极不情愿的，还有点取笑朱元璋的意思。他写信给朱元璋说：“我知道你穷，所以我愿意每年给你粟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

朱元璋看到如此丰厚的条件，两眼放光。他以为张士诚是个毫不吝啬的土老帽。在给张士诚的回信中，他说：“你赶紧放了我那位使者，看来你是真有钱！那么每年向我进贡五十万石军粮，我们再谈如何？”

张士诚得到朱元璋的回信后，惊声尖叫。他说：“这朱穷鬼也是见过世面的，居然狮子大开口，看来，用钱砸死他这招并不好用。我需要好好斟酌一下。”

和张士诚相熟的人都知道，他斟酌不出什么好计策来。张士诚的军事智慧少得可怜，他在高邮创造的传奇终其一生，也不过只那一次。所以，当他反复思考如何反击朱元璋时，朱元璋已开始对他采取了重大的军事行动。

1357年阴历二月，朱元璋兵团奇袭张士诚的长兴，一战而下。张士诚派兵反攻，失败。阴历三月，朱元璋兵团再临常州城下，瞬间攻陷。张士诚派兵反攻，又失败。阴历六月，朱元璋兵团又攻陷张士诚的江阴。张士诚没有反攻的兴趣了，江阴一失，张士诚的海军就不敢逆江而上，他几乎出不了隆平城。现在张士诚开始在隆平城里神情沮丧，长吁短叹。

最重的打击还在后面，朱元璋兵团攻陷江阴后，挟胜利的余威猛攻常熟。常熟守将是张士诚的兄弟张士德，此人骁勇善战，又谋略横溢，张士诚在江东的地盘都是他打下来的。他在大周帝国内部是精神支柱，这根精神支柱在常熟战役中倒塌——被徐达生擒。

张士诚几乎要被一系列噩耗击倒，幸好他的丞相吕珍在这寒霜季节送来一颗炭火：吕珍在太湖中活捉了朱元璋的一名海军大将廖永安。朱元璋提出以俘获的张士诚的三千兵将换廖永安一个人。张士诚以为自己得到了上帝赏赐的珍贵礼物，告诉朱元璋，廖永安=三千俘虏+张士德。

朱元璋说：“你这不是做生意的态度。”张士德却对朱元璋说：“我可以劝我兄弟归降你。”朱元璋欣喜若狂，要他写信给张士诚。张士德就以别人看不明白的书写方式给张士诚写了封信。信的内容表面看是要他投降朱元璋，其实字里行间的隐形内容才是他真想说的。张士德说：“朱元璋这人表面上礼贤下士，其实内心根本没有良知，是个毒如蛇蝎的人物。只不过现在还未彻底得势，所以装得像个人一样，他如果真有做皇帝的一天，必然是跟随他的人血流成河之日。你现在如陷入枯井，辗转不得，为今之计，只有一条光明大道，那就是投元，他们必然会对你笑脸相迎！”

张士诚是个不受传统道德观念约束的人，看了张士德的信，又审查了自己的现状，再展望未来，他发现，张士德说得很对！

和元政府的接洽很快就光明正大地展开了，与他谈判的是当时元政府江浙行省的右宰相达识帖睦迩。达识帖睦迩的宰相帽子已是千疮百孔，江浙两地，他的命令所及之处屈指可数。一听说张士诚来降，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人劝他说，张士诚这人不可信。达识帖睦迩说了句极为凄凉的话：“现在这个时候，谁投降咱们，咱们就必须要认为谁可信。”

张士诚的归降条件很高，他要一顶王爷的帽子。达识帖睦迩婉言劝说：“王爷这顶帽子真不好戴，咱们国家有种族歧视啊。”

张士诚又降低条件，他要位列三公之位。达识帖睦迩又柔声细语地说：“这三公之位都是虚的，你要这玩意做什么。你如果非要，那我可以给你申请，申请的权利我是有的。”接着他话锋一转说，“我有个特别好的位置给你，太尉，掌管天下军队，自然就能掌握你现在的军队。而且，你的人马原封不动，你的兄弟和战友都可以高官厚禄。”

张士诚这次同意了。

张士诚投降元政府，并没有向元政府要一分钱，也未要一兵一卒。其实他只是个元政府的名誉太尉。以物质的角度来看，他还是从前的张士诚。但他为什么要改邪归正，就是因为朱元璋在他西面把他逼得喘不过气来，他投了元，北面当时还是元的势力范围，如此一来，他即使不借助元军的实力，后退也可以从容了。

而元政府毫不犹豫地接纳他，当时的形势固然是一方面，正如达识帖睦迩所说，只要有人投，我们就收，还有一方面是元政府最欣喜的，那就是，张士诚很有钱。

杭州困

一百多年前，有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态度上极为犹豫，也就是说，他们具有软弱性。软弱的性格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资产阶级具备软弱性，是因为他们有财产，他们比无产阶级富有，不愁吃穿，所以没有革命的动力，更没有革命的理由。”

几年后，张士诚被朱元璋击溃，事后诸葛式的人物总结张士诚失败的原因时说，张士诚沉醉在富贵乡中不思进取，一个不思进取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这种对别人的价值判断实在不厚道，甚至有点强奸他人意志的意思。

张士诚拥有南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又因为治理有方，所以家财万贯。人生不过是个过程，张士诚享受的就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而且他的确感觉到了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幸福，这就算是正确的人生态度。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张士诚是资产阶级，有软弱性。但你无论如何都找不出张士诚为什么非要有强硬性，为什么非要像朱元璋和陈友谅那样，把千万人置于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才叫强硬，才叫顺应历史潮流。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点相当使人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大一统。乱世中，谁手下有一支像样的军队，传统知识分子就把大一统的观念寄托在谁身上，他如果止步不前，或是后来搞砸了，大家就鸣鼓而破口大骂。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客观地说，张士诚并非是能在沧海横流中显露英雄本色的人。这缘于他的性格，他是个在平静中偶尔会寻求一下刺激的人，他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征战杀伐中去。他当初带着十七个好兄弟造反，不过也是希望过平静的日子，最终他得偿所愿，对他而言，这已足够。

他从来不知道强硬是什么，一直以来，他认为强硬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直到朱元璋的领土和他接壤，他才明白，在这个乱乱的单行道上，你不犯别人，别人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犯你。

当他被朱元璋逼得走投无路，投靠元政府后，这种印象更为深刻，所以他决定用他的强硬来反击。

1358年春天，张士诚向常州发动总攻。这是自他和朱元璋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不过，我们前面说过，他的兵团根本就不是朱元璋兵团的对手，所以这次颇具规模的进攻很快就成为泡影。常州城外血流漂杵，张士诚在隆平城里心情很不好。

第二年的春天，朱元璋对张士诚控制的浙东地区发动总攻，朱元璋兵团势不可当，张士诚节节败退，连丢数座城池，他在隆平城内坐立不安，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实际上在1359年，不仅是朱元璋让他的心灵备受煎熬，还有一个人，也让他担惊受怕。这个人就是方国珍。

两人虽然都为元政府服务，可两人都知道这是虚的，实的是，两人仍然是我行我素。方国珍也具有软弱性，和张士诚不同的是，方国珍的软弱性来自于实力，他最早在南中国起兵，可由于他本人的智慧和意志力，他的地盘始终没有增加。对于方国珍，张士诚有着清晰的认识，这个人首鼠两端，只要能活下去，不择手段，不惧骂名，这是他对人生的态度。

1359年阴历九月，元政府终于第一次向张士诚要军粮。张士诚极不乐意地凑出了十万石军粮，可当他听说元政府命令方国珍运送这些军粮时，他马上反悔了，因为他担心方国珍把军粮据为己有。方国珍也不乐意，因为他担心自己运送军粮时，张士诚会偷袭他的老巢。结果这件事不了了之，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张士诚虽然投靠了元政府，只是在北线暂时安稳了，其他的事情，一切如故。

1359年最后一个月，隆平城中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年，张士诚的心情被即将到来的新年的气味熏得好了起来。他在心里默默祈祷朱元璋不要扫了他这久违的好心情，但朱元璋让他极度失望。一个冬雨绵绵的凌晨，张士诚被人叫醒，报告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朱元璋正在猛攻杭州城。

张士诚大叫一声，破口大骂：“朱秃子不过年吗？让别人过个好年，有这么难吗？”

他不了解朱元璋，朱元璋对地盘比对亲爹都亲，更不会顾及每年都有的春节了。他对杭州城的进攻是把张士诚往绝路上逼。经过一年多对张士诚的蚕食鲸吞，张士诚能拿得出手的城池只有隆平和杭州。杭州一下，他只剩了弹丸之地，那种坐困孤城的凄凉感受，张士诚在高邮时就经历过。

张士诚不想让这种滋味借尸还魂，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元政府寻求支援。元政府正在专心致志地对付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让张士诚先等等。张士诚等不了，要派出援军，又担心朱元璋在半路等着他。所以，张士诚只好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件事：祈祷杭州城能挺住。

他的祈祷并非是走投无路时的呓语，杭州城的确有这个本钱。杭州城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在南中国射出夺目的光芒，南宋时代一度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风景优美，繁华璀璨，马可·波罗称它人间的天堂。不过，杭州城也曾遭过灭顶之灾。1341年阴历四月，杭州大火，自东南延至西北，近三十里官民闾舍焚荡其半，总计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15755间，10797户38116人受灾，烧死74人。第二年，杭城还未完全复原，又起大火，共烧毁民舍四万余间，火灾之甚前所未有，数百年浩繁之地，几乎成了垃圾堆。

1352年，天完兵团攻陷杭州，但在元政府军疯狂的反攻下退出。徐寿辉走之前，又给它加了一把火。元政府用了七年时间，使它恢复了精力。1359年，张士诚捡了个便宜，攻陷了它。我们都知道，张士诚喜欢对城池动手脚，得到杭州后，张士诚征民夫二十万沿城开挖护城河，自今天的五林港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约67米，遂成一条深不可测的大河。后来又让这二十万人昼夜赶工，加固城墙防御，使杭州城终于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钢铁之城。

1359年春节前夕，朱元璋命徐达进攻杭州城，出军前，他叮嘱徐达：“张士诚对隆平、杭州二城最为在意，所以这是块难啃的骨头。你要尽全力，如果全力进攻都无法攻下，就撤退。”

徐达最近一段时间对进攻张士诚的城池很有兴趣，这缘于他那不断取得的胜利。所以，他认为杭州城是小菜一碟，甚至还有点小遗憾，因为攻陷杭州城后，张士诚像样的城市只有隆平了。

我们看到，自朱元璋占据应天后，“徐达”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奇高，各个战场上都有他活跃的身影。这自然很好理解，优秀的人才，总会散发着永恒的光芒。徐达是朱元璋后来开国功臣群体中最出色的一个，文武全才。他是朱元璋的老乡，也是朱元璋的发小。两个人可谓是光屁股长大的好朋友，朱元璋把羊尾巴塞到石缝里那次，就有他。朱元璋后来投靠郭子仪军，回老家招兵，徐达第一个报了名。世间有一种人，未经任何职业训练，却能在某一领域内施展横溢的才华。徐达从未经过军事家的特殊训练，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是看着朱元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因为就是他，在军营中帮助朱元璋谋划，在战场上帮助朱元璋击败各种各样的对手，最终，在把朱元璋抬上一方霸主的椅子上后，他也水涨船高地成为朱元璋兵团名副其实的总司令。

徐达打仗，智勇兼备，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快速地作出正确判断，从而被当时的战友和敌人誉为货真价实的常胜将军。

在和张士诚开战后，徐达就一直冲在最前沿，每次都能旗开得胜。这让他身心愉悦，乐不可支。攻击张士诚的城池让他认为这是世间最妙不可言的事情之一。

所以在推进到杭州城外围，面对那条勉强能望到边的护城河时，徐达没有任何压力，他命令铺架渡河战具，对杭州城的进攻就在徐达成竹在胸的心理作用下开始了。

徐达原本不是个骄傲的人，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兵，他最清楚在战场上看轻敌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攻杭州城的漫不经心，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势在必得。攻杭州前，他就得到可靠情报说，杭州城里虽然富得流油，可杭州人奢侈无度，有什么吃什么，从不存粮。按他的预测，杭州城里的粮食只能支撑一个月。他即使围而不打，一月后，那些养尊处优的市民也会因吃不到美食而大开城门，迎接王师。

那条看上去特别唬人的护城河，很快就被徐达兵团轻易渡过，不过他们渡过护城河后就注定了要在这座城下徒劳无功，直到撤退。

徐达军团的攻势极为凌厉，杭州城如果不是被张士诚翻修过，肯定没有防御的资本。杭州城里的守军英勇抵抗，因为他们义愤填膺。不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春节是小事，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朱元璋太嚣张了，一年以来，朱元璋像蝗虫一样永不满足地蚕食他们。他们要让朱元璋兵团在杭州城汲取一个教训，要让朱元璋终生难忘。

官兵们众志成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的才可以下去歇息半个时辰，如果手还能拉开弓，脚还能踢到敌人爬上来的脸，就必须再上城墙。

这种顽强死守的精神触动了徐达，也让他极为难堪。一个月后，春节过去了，杭州城依然屹立，还姓张。不过也正如徐达所料，杭州城里已经闹起了饥荒。这种饥荒只是纯粹针对杭州市民而言，他们的美食早已吃完，糟糠的价格一日千里地飙升，最后比米要贵出十倍。但杭州人太有钱了，糟糠很快断货。史书记载说，杭州人开始吃油车糠饼。所谓油车糠饼，就是将在碾米过程中剔除出来的废料——皮糠和碎米等——收集混合在一起，经过蒸煮后再用原始的榨油设备榨取糠油，在榨取的过程中受压成型的一块块类似豆饼、菜籽饼状的东西。

这种东西和糟糠不是一个等级，犹如死面疙瘩和包子一样。

杭州城里的普通市民和当兵的都吃这种东西，平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杭州人在关键时刻彰显了人类的本能之一：只要有能吃的，就能活下去。

张士诚在隆平心慌意乱，两个月后，消息传来，杭州城仍然在我们手中，徐达的攻势已明显减弱。但杭州城里十人已饿死六人。要不要救援？

张士诚皱眉，眉毛几乎压到嘴边，咬了咬牙，坚定地说：“不救，他们挺得住！”

他不救得很有道理，因为朱元璋就是希望他出隆平城。朱元璋和张士诚都了解一件事：张士诚不善打野战。

杭州城能挺得住，徐达挺不住了。在围困了三个月后，徐达收效甚微。这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打得最虎头蛇尾的一次战役，朱元璋催他撤兵的信件一封接着一封，这位常胜将军的光环沾上了一点尘埃，他唉声叹气地从杭州城撤兵了。

张士诚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他在苏州城中大宴三天，庆祝这场保卫战的胜利，虽然胜利的代价太大：徐达撤兵后，杭州城里的人只剩了五分之二，在徐达撤兵的那一天，就因饥饿和疾病死了三千多人。

张士诚突然发现，朱元璋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杭州保卫战的胜利让他三个月来备受摧残的心灵得到慰藉，又让他涌起了一股雄心壮志。徐达才撤兵，张士诚就快速地集结兵力，发动收复河山的举动。这次军事行动，让张士诚收复了太多地盘，包括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也被他顷刻而下。张士诚又恢复了元气。

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对张士诚进行复仇的反攻，是因为此时，天完帝国的丞相陈友谅正准备和他开战，战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当陈友谅在采石的战舰上向张士诚发来邀请函，一起狠揍朱元璋时，张士诚先是大喜过望，兴奋的热度消失后，他又仔细考虑起这件事的可行性来。

这可以说是张士诚性格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平时看上去足智多谋，脑海里的计策恨不得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可一遇事时，他的智谋就无影无踪，被他自己吞食了。

他前思后想，始终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和陈友谅联合，当陈友谅和朱元璋交火后，他才在边境上集结部队。可还未等他下命令出兵，陈友谅已被朱元璋打残了。

张士诚恨恨地说：“陈友谅真是个窝囊废。”他说陈友谅是窝囊废，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然就不会犹犹豫豫，丧失了和陈友谅夹攻朱元璋的良机。

可能是这次理想的夹攻计划没有实现，也可能是朱元璋正急吼吼地追击陈友谅，而无力对付他。他拍案而起，说：“给我收复长兴。”

长兴离开他的怀抱已有三年，但他始终把长兴当作是自己的孩子。现在，他有机会要回自己的孩子，当然不会放过。

1361年阴历十月，张士诚集结水陆十万人，进攻长兴。长兴守将心惊胆战，一日发数道救急文书给朱元璋。朱元璋正在鲸吞陈友谅，没有多少兵力支援。所以只能派出小股支援部队，而这些支援部队都如肉包子打了狗般有去无回。

张士诚的攻城进展极为缓慢，长兴守军和当初的杭州守军一样，顽强死守。一个月后，朱元璋终于腾出手来，派常胜将军徐达援救长兴。徐达这次是为复仇而来，双方在长兴城外展开血肉横飞的野战，杀声震天，天地为之变色。事实再一次证明，张士诚兵团的野战能力远不如朱元璋兵团，他再一次撤退。在徐达的疯狂追击下，撤退演变成了溃退，留下一万多具尸体后，总算跑回了老家。

张士诚又在隆平城里开始了后背发凉，除了对这次失败的懊恼外，还担心着朱元璋的复仇。不过他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朱元璋在1362年被晦气笼罩，控制区内的两场兵变让他不敢发动任何大的军事行动。

张士诚心平气和地度过了1362年，整整一年。

1362年年末，又是一年春节到来时，元政府通知他，韩宋帝国已走投无路，你成名的机会来了！

小明王，不能救

张士诚能否成名，不取决于刘福通和小明王，而取决于朱元璋。安丰城孤城一个，刘福通接二连三地遭到惨败，军队士气已到谷底，用张士诚的丞相吕珍的话来说，拿安丰，就如站在熟透的苹果树下等苹果一样。前提是，朱元璋不插手。

张士诚大吃一惊，突然就骂吕珍：“你别浑了，朱元璋可是韩宋帝国的吴国公，他怎么可能不救主子？”

吕珍反击道：“蒙元政府还是您的主子，它如果出事，您救不救？”

张士诚哑口无言，他在心里琢磨，如果吕珍这个假设成立，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张士诚假设出来的犹豫，也正是朱元璋在1363年春天时不可回避的犹豫。刘伯温风尘仆仆回来，还未脱下被露水打湿的衣衫，就被朱元璋叫到密室，把这道难题摆在了刘伯温面前。

从刘伯温的角度看，朱元璋和韩宋帝国一点亲情都没有。韩宋帝国没有给过朱元璋任何支持，只有几个空衔。朱元璋发展到今天，全是他单枪匹马闯出来的，和韩宋帝国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刘伯温认为，救安丰是策略问题，不是责任问题。

而朱元璋不这样看，他说，当初进郭子仪部队，就是红巾军的一部分，打的是红巾军的旗号。后来他小有所成，占了和州，小明王还封他做了个副元帅。多年以来，如果没有红巾军这个大帽子戴在头上，他朱元璋也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猛。他还说，小明王和刘福通的红巾军在反元斗争中表现最出众，就是从道义上讲，我们也应该出兵相救。

刘伯温大吃一惊，他借着幽暗闪烁的灯光仔细审视朱元璋的表情，他很快就发现，朱元璋这次是认真的。你要知道，朱元璋从来都是只为自己考虑的人。让他为别人考虑，拯救别人一次，简直是太阳西升。

人有情绪反常之时，但刘伯温确信，朱元璋不会反常到去做没有任何利益的事情，唯一的解释就是，朱元璋如果不趋利，那就是在避害。

刘伯温想到这些，就直接问朱元璋：“如果你把小明王解救出来，置于何处？”

刘伯温的意思是，小明王是朱元璋名义上的领导，救他出来，让他继续当皇帝？那不是给自己扣了个紧箍咒吗？如果不让他做皇帝，必然要杀他，那你救他做什么？

朱元璋愣了，因为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回答，他当然也想过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想过却没有答案，所以才使解救小明王这件事成为一道难题。

他问刘伯温：“先生有什么好计策？”

刘伯温反问：“你说的是小明王被解救出来后的归宿问题？”

朱元璋说：“是啊。”

刘伯温大大地摇头，险些把头摇了下来，说：“这个问题可以不存在的，只要你不救他。”

朱元璋终于说出了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如果不救安丰，张士诚必然攻陷它，到那时候，张士诚的气焰更为嚣张，我们这不是鼓舞张士诚的士气，让他来进攻我们吗？”

刘伯温哑然失笑，说：“张士诚已被我们打得吓破胆了。我们不进攻他，他就在那里烧香拜佛，怎么会来进攻我们？况且，此时的韩宋帝国已不是曾经叱咤风云的韩宋帝国，张士诚就是把小明王和刘福通活捉，塞进囚车里，游遍整个中国，也不会得到任何正能量，我们何必担心这个呢？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朱元璋站了起来，搓着手，坚定地说：“还是要解救，我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明确的理由，但我只是知道我要救出小明王。至于如何安置他，那就如你所说的，走着看吧。”

刘伯温也站起来，有点激动，说：“你不担心陈友谅？据可靠情报，陈友谅正在厉兵秣马，只要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他就会冲杀过来。”

朱元璋无动于衷，但说出来的话却极为严厉，毋庸置疑：“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刘伯温叹口气，气息冰冷，说：“你如果真的决定援救安丰，那早点不如迟点。”

朱元璋马上高兴起来，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先生这话，我明白。”

朱元璋理解刘伯温的话中深意的出处是这样的：春秋时期，邢国受到少数民族骑兵的攻击，于是派人到当时的霸主齐桓公那里求救。齐桓公推了饭桌就要出兵，谋士鲍叔牙却拦住他，说：“拯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如果现在出兵，只是解救了邢国；但如果它被灭了，我们再出兵帮它重新建国，那我们就是它的再生父母。两种方法，虽然都能得到邢国的感激，分量却有天壤之别。”

朱元璋虽然知道这段历史，而且也复述得很好，可惜，他理解错了。

刘伯温的意思不是让他在安丰城破后，再去拯救小明王，而是让他延迟出兵时间，希望张士诚能把刘福通干掉。

刘福通在整个革命区内的威望太高，而且在政治的迷宫里从不迷路。他在战友韩山童死后，把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立为韩宋帝国的皇帝，就足以说明他是个懂政治的人。在那时，他的声望足以让他轻松地坐上龙椅，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立了个傀儡韩林儿。这是因为韩山童虽然死了，但在红巾军中，他还活着。刘福通对权力的理解是这样的：要能看得见摸得着，这种权力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不是那些虚无缥缈、没有本质只有形式的龙椅。

他当时掌握着能和元政府分庭抗礼的帝国——韩宋帝国，他拥有一支所向无敌且只属于他自己的兵团。可以说，他在某一时期是全中国权力最大的人，只是因为运气不佳，他失败了。不过，他的斗志和智慧没有失去，关键的是，虽然经历了几次重大打击，他的气魄还在。如果给他机会和时间，他还能在短时间内旱地拔葱，重新光芒四射。

这就是刘伯温所担心的，刘伯温当然指出了朱元璋对他那句话的错误理解，因为朱元璋很快就出兵了。刘伯温相信，朱元璋不会看到活着的刘福通。刘福通在危机面前向来一马当先，张士诚围攻安丰，一旦城陷，刘福通必死无疑。

永别了，韩宋帝国

一场夜雨，把应天城洗刷得整洁干净，阳光从地平线后面散发出温暖的光芒，1363年阴历三月，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带领兵团主力，奔向安丰。

那场隆平的夜雨到了安丰，就成了雨夹雪。安丰城在那场雨夹雪中已支撑了一个多月。刘福通在第一线，韩林儿在临时的皇宫中坐立不安，连龙冠都懒得戴了。刘福通虽然脸色苍白，但眉宇之间仍然透露出直冲云霄的英气。他站在城墙上，望着下面如蚂蚁般的攻城士兵，感慨万千。这是多么熟悉的场景，就在几年前，他的兵团如一头蛮牛冲进了元政府的瓷器店里，所向披靡。如今，他成了那些心惊胆战、窝窝囊囊的元政府守城部队中的一员。

安丰城下张士诚的丞相吕珍就是另外一种心境。他仰望安丰城，就是在一个月前，他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一个月后会和革命大佬刘福通对阵，而且是如此悬殊的对阵。他对他的将军们说：“安丰城指日可下，捉了刘福通和那个小屁孩韩林儿，我们就名垂青史了。”

他这话倒不是虚言，安丰城的确已摇摇欲坠。它本来就不是个可以固守的城池，城中没有一粒多余的粮食，战争进行到半个月后，城中的士兵和百姓的肚子就开始被束之高阁。但人不能不吃东西，而当时的安丰城中只有两样东西可以被当成食物，第一种是井泥。

所谓井泥，就是井中的泥。井在长时间为人民提供饮水时，也会产生淤泥。如果不勤加以治理，淤泥会越来越多，最后，清凉的井水就成了污浊不能饮的泥塘。

——井泥是不能吃的，周文王早就告诉我们了：井泥不食，下也。就是说，井底的污泥可以吃吗？不可以，因为肮脏，不但没有营养，还会使人得病。

问题是，周文王当时有饭吃，所以，他的忠告对无物可吃的那些人如同浮云。安丰城中的百姓在吃无可吃的情况下，就从井底把井泥捞出来，但这种东西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他们就把刚死不久的人的尸体榨出油来，抹在上面吃。

不过，井泥虽然是再生资源，可它的再生速度异常缓慢。当安丰城中的井泥被吃了个精光后，人们只能选择第二种可以作为食物的东西，那就是人肉。

人类历史上，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即使在今天，也有野蛮的食人部落。《水浒传》中孙二娘开的饭店，主食就是人肉包子。你翻开中国历史，尤其是乱世史，吃人肉和喘气一样稀松平常。五代时期的很多军阀把人杀掉后，腌制起来当作军粮。唐朝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后来吃无可吃，张巡就把自己的小妾牵出来，杀掉给官兵们吃。

安丰城中的所有井水变得清凉透明时，阵亡不久的士兵尸体就成了他们的食物之一。但安丰城中没有那么多可以阵亡的士兵，所以，据史料说，安丰城的百姓就去挖掘坟墓，把里面还未腐烂的尸体拿出来，用火烤了吃。

因果论告诉我们，这种吃法是要遭天谴的。而且，这种吃法也无法让安丰城幸免于难。当朱元璋兵团抵达安丰城下时，安丰城已经被吕珍攻陷。当吕珍在撒满残肢断骨的安丰城街道上巡视时，他不由大大的惊骇。

这已不是人间的一座城，而是地狱在人间的一个分部。吕珍也是个从死尸堆中爬过来的人，可看到这样的悲惨场景，还是让他心灵受到灼烧。他对已经弃械投降的韩林儿说：“为了你一个人的尊严和骄傲而让人间变成地狱，这代价，你永生永世都无法弥补。”

吕珍说韩林儿因尊严付出的地狱般的代价，韩林儿无法弥补。而很快到来的朱元璋兵团让吕珍付出的代价，吕珍自己也同样永远无法弥补。

吕珍攻陷安丰城后，就给张士诚送去了捷报。张士诚发现平时一向稳健的吕珍只字未提安丰城防御的问题。他大叫不好，派人快马加鞭，去叮嘱吕珍要加紧防卫，因为据可靠消息，朱元璋兵团已接近安丰。

吕珍没有对安丰城的防御工事进行加固，一是他还是抱有幻想，认为朱元璋不会出兵；二是，安丰城经过他一个多月的猛烈攻击，已成了站立着的垃圾堆。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重铸防御工事。

就当他在感叹安丰城中的惨状时，朱元璋兵团已抵达安丰城下，一抵达即发动猛攻。吕珍兵团在朱元璋兵团雪崩一样的攻势下，放弃守卫，在城破之前，吕珍狼狈地撤出安丰城。他这次行动正如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如果非要说他得到了什么，那可能就是安丰城那地狱般的景象。能看到这种景象的人，并不多。

朱元璋见到了那位只闻其名却从未见过真身的小明王韩林儿。

韩林儿这段时间受到了太多的惊吓，见到朱元璋时，已吓得说不出话来。这是朱元璋从韩林儿的脸上看到的第一种反应。但当他向韩林儿请安，并述说自己的忠贞不贰时，他又看到韩林儿脸上展露出第二种反应：惊和喜的混合，用他那双独有的忧郁的眼神传递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对他说：“安丰城已不安全，况且经此一战已没有了作为都城的资格，我请您到滁州。”

韩林儿弱弱地问了一句：“我还是我吗？”

朱元璋的嘴角露出狰狞的一笑来，没有说话。

韩林儿离开他那残破不堪的宫殿走出安丰城时，迎面扑来了缕缕红色的雾霭，打湿了他的脸。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把手上淡淡的红，凑到鼻子上闻时，一股血腥味冲了上来。他在心里说，命运可能已经注定了。的确，命运有时候在一个人身上注定很多东西，只不过有人发觉了，有人毫无感觉。当他一只脚迈进滁州城城门时，那个曾经气势如虹的韩宋帝国就已经灰飞烟灭了。人们唯一能记得起它的，也许就是滁州城里被软禁起来的小明王韩林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韩林儿的形象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化成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至此，我们突然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刘福通哪里去了？

刘福通的死是那个时代无法破解的谜。要叙述这个谜，将是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考据。有史料记载说，刘福通在安丰保卫战中战死了；也有史料说，刘福通虽然没有战死在安丰城的城墙上，但吕珍破门而入后，他拒绝作任何形式上的投降，被吕珍杀掉了；更有史料说，吕珍根本没来得及杀刘福通，就被朱元璋打跑了。所以，这位革命大佬后来见到了后起之秀朱元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城后还活着，他和朱元璋的相会必然是一场大书特书的煮酒论英雄式的相见。不过，任何史料都没有记载这次相见。只有两种可能：一、朱元璋根本就没有见他，或者说，没有给他机会与自己见面长谈；二、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时已经成了鬼，也就是真的死掉了。

几年后，朱元璋谋杀韩林儿，有的史料中也没有提到刘福通。但有的史料提到了“刘太保”这三个字。至于是不是刘福通，不敢擅作评断。

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朱元璋进入安丰城时，刘福通和韩宋帝国的结局就已注定。他和他的韩宋帝国这支蜡烛燃烧殆尽，已成了人人都漠不关心的残烛，他所留下的只是蜡烛的眼泪凝结成的烛冢。

刘伯温曾在心中说，要小心刘福通。但如果当时朱元璋真的见到了活着的刘福通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如刘伯温那样担心。因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一只没有了利爪和尖嘴的雄鹰，只能做宠物，做展览品。

当朱元璋回到应天城时，对刘伯温轻轻地说：“一切都结束了。”

刘伯温却摇了摇头，说：“才刚开始！”

竖牧耳，奉之何为

刘伯温说才刚刚开始，并非在说小明王。直到朱元璋把小明王放到滁州，又在小明王身边安插上自己的人后，刘伯温才发现，从实际政治上而言，朱元璋比他走得远了许多。刘伯温当初说，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是出于一个谋略家的考虑，而不是政治家。谋略家要算准每一步，每一步都要走得稳妥，不能有半点差池。但他又不能算得太远，因为太遥远的事，过于飘忽不定，谁都无法保证。正所谓，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以解救小明王这件事来论，刘伯温算计的是，正好趁此机会借张士诚的刀杀掉小明王。因为他只考虑到这点，所以他才问，如果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问这话时他内心的想法其实是不解救。朱元璋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另一番景象：小明王已夕阳西下，无论怎么安置，都不成问题。关键是不能让张士诚得了士气。

这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第一次分歧，两人都没有错。因为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形势自然也就不同。其实，刘伯温不想让朱元璋解救小明王，还有他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是属于刘伯温和他的同道，也就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

1360年，刘伯温到应天献上《时务十八策》后，得到了朱元璋的信赖。自此后，每遇大事，两人就躲进密室中商议。一般事务，则在会议室中和其他人一起商讨。1361年大年初一，朱元璋突然在会议上命人搬来一把椅子，居于中央，他自己则一本正经地坐于偏席，这让初来乍到的刘伯温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释说：“这把椅子是给我们韩宋帝国的皇帝小明王准备的，我们每年初一，都要拜他一拜。在他英明的领导下，我们才有今天，大家都要心存感恩。”

刘伯温在众人之中，就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冷笑。他向来是个敢说话的人，遇到和自己心灵抵触的事，总要发泄出来。这一声冷笑把众人笑得莫名其妙，朱元璋就问他为何而笑。刘伯温指着那张椅子说：“放牧的小屁孩，拜他做什么（竖牧耳，奉之何为）！”

朱元璋的脸上就显出极不舒服的表情来，倒不是因为刘伯温对韩林儿不恭，而是因为他朱元璋小时候也是个竖牧。刘伯温可没有指桑骂槐，韩林儿小时候是否放过牛、羊、猪，他没有调查取证过。不过可以用常理推测，当时的小孩如果不读书，那就是要给地主家放牛、羊、猪。

朱元璋在最快的时间里发现刘伯温并没有指桑骂槐，就未置一词。这件事他很快就忘记了，可刘伯温却铭记于心。这缘于他的人生经历，一个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才有这样的想法。

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孔子算是可以容纳百川的大度之人，当时他还去向非儒家大师老子请教学问，被老子几句话训了出来。他一点都不生气，还对弟子们说：“这老头虽然不习我等儒术，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人啊，我真想拜他为师。”这件事，让孔子的弟子们印象深刻，无数年过去后，孔子这种不存门户之见的风度涵养成为弟子们回忆老师的故事之一。

不过，在儒家看来，道教和佛教却是最要命的异端，因为它们是叛乱者的温床。

刘伯温所在的时代，道、佛二教被称为异端，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只有在有人借助它们叛乱时，它们才是异端。如果没有，那这两种学说则是知识分子们最青睐的。刘伯温本人对道家和佛家思想就深有心得。注意，刘伯温青睐的是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而不是道教和佛教。

与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相结合而发动的红巾军，在刘伯温看来就是道教和佛教的杂交产物。白莲教是一个大杂烩的教派，它混合了佛教、明教（摩尼教）、弥勒教等内容，独树一帜，称自己为白莲教。它的核心观念就是弥勒重生思想：佛祖涅槃后，世界成苦海，千难万险即将呈现。等弥勒现世后，则立即成为极乐世界。

刘福通眉批道：佛祖涅槃了几十年，我们在苦海中成长，如今弥勒就要现世，你看我的朋友韩山童相貌奇异，其实他就是弥勒佛下生，明王转世，我们和他一起显灵去。

就这样，刘福通、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叛乱敲响了元王朝的丧钟。

刘伯温说，刘福通这厮是个半吊子白莲教教徒，他根本没搞明白弥勒是怎么回事。弥勒在白莲教的经典文本中，本是佛祖指定的救世主，根本不是革命者。如果刘福通真的是白莲教合格的信徒，他应该这样教导大家：弥勒佛要转世，来救灾避劫，我们信奉他，就能得拯救，不信，就会永远沉沦苦海。

刘伯温切齿痛恨的是，刘福通居然把弥勒佛解释成了革命家，于是才有了红巾军大叛乱。对于以白莲教思想为指导的红巾军，刘伯温是不假思索地给其扣上了“异端”的帽子。因为这种思想和儒家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背道而驰当然也不要紧，可你却用这种邪门歪道的思想叛乱，这就是罪孽深重了。

《郁离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轻浮的青年对刘伯温说：“西方有个圣人，神乎其神，可以解世间一切苦，可以解世间一切厄，跟随他，将得永生。我准备去见他，要不要一起？”

刘伯温斩钉截铁地回答：“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不去。”

由此看来，刘伯温和异端是水火不容的。而红巾军就是水，他自然是火。所以有这样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势，刘伯温的心中其实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叛乱！是异端的叛乱，既然是异端，他们就永远不是天命所授。而朱元璋还要拜小明王，就说明他仍然承认自己是异端叛乱的一分子，这是刘伯温最不愿看到的。

他的想法是，让朱元璋从异端小明王的阴影里跳出来，让他成为天命所归的人。虽然还没有天象显示，但他完全可以自己创造天命，兜头罩在朱元璋脑袋上。既然朱元璋已是天命所授的那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身居在异端叛乱的名下，这就是刘伯温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然而这种内心最深邃的想法，并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当他说出那句“竖牧耳，奉之何为”时，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朱元璋是否明白刘伯温话中深意，没有人知道。可他当时没有反驳刘伯温，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他的心弦的确被刘伯温的一句看似鲁莽的话给拨动了。

即使没有刘伯温，朱元璋将来革命的路上也不会再有小明王的身影，但正是因为有了刘伯温，朱元璋心中才有了定见，这一定见，他和刘伯温恐怕从没有说过。当他去解救小明王时，刘伯温劝说的那些话其实都是多余的，可谓是鸡同鸭讲。

因为朱元璋早就把小明王归宿的问题解决了，那就是死路一条，虽然，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来证明。

第十章 生死决战，献奇策屠灭陈友谅

刘伯温猜中了

1363年，朱元璋兵团去安丰城拯救小明王。据朱元璋自己说，小明王非救不可，如果不救，他彻夜难眠，就好像小明王是他亲爹一样。刘伯温却头脑冷静地说：“陈友谅必趁机来袭。”1363年阴历四月，当朱元璋在遍地瓦砾的安丰城中昂首阔步时，刘伯温再一次料事如神：陈友谅从武昌南下，直逼洪都（1362年，朱元璋改元朝龙兴路为洪都府）。

据陈友谅说，近一年来，他寝食难安，心灵备受煎熬。所以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心灵摧残，全是因为一年前和朱元璋的那场战争。他说，那场战争毁了一切。他从前的乾纲独断蒙上了尘埃；他从前的意气风发渐渐衰老；他从前的目空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但他又说，他终于在1363年春节时挺过来了。他性格中那股百折不挠的韧性突然冲出来拯救了他。他要复仇，他发誓，自己和朱元璋两个人之间，只能活一个！

1363年前四个月，他以倾国之力大造战舰。希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他无敌舰队的荣耀。1363年阴历四月，也就是朱元璋把小明王带出安丰城到滁州时，陈友谅的无敌舰队建造完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主力舰“铁舰”。后来得胜的朱元璋打扫战场时，对“铁舰”印象极为深刻：“铁舰”有三层，足有三层楼的高度，上有走马棚，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放到江里，如同一座小山。

当“铁舰”从武昌沿长江东下，从江州进入鄱阳湖后，看到这种场景的朱元璋的士兵们吓得瘫软在地。那根本不是舰队，而是一块会移动的喜马拉雅山。当它进入鄱阳湖后，鄱阳湖为突然到来的庞然大物所惊，不断翻滚着湖面。幸好，“铁舰”很快进入赣江，一路南下，抵达洪都城下。

洪都城守军遥遥望见一座山压顶而来，魂飞魄散。幸好防御部队司令朱文正见过世面，只是惊慌了一会儿就恢复了常态，命令部队有序地坚守城池，只要不出战，陈友谅想要攻陷洪都城，还是要费些精力的。

朱文正有这样的自信，并非纯粹是精神的力量。洪都城被胡廷瑞拱手送给朱元璋后，曾被陈友谅夺回过。那次战役，双方记忆犹新。陈友谅是趁着涨水的工夫，让他的海军一直开到城下，士兵就在船上登城。朱元璋后来又夺回洪都，对陈友谅的海军战力刻骨铭心，所以就把沿江的旧城墙推倒，退后三十步重新建筑城墙。陈友谅此次前来，已占不了上次能占到的便宜，所以只好让士兵登陆攻城，他的海军优势荡然无存。

但他的陆军攻击力也非同小可，朱文正的压力越来越大。他曾派出多人到应天去通知朱元璋，全被陈友谅的巡逻队活捉，在城下斩首。朱文正把希望寄托于运气，他一天之内派出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希望菩萨保佑能有一条漏网之鱼。

上天眷顾了他。终于有人把洪都城被陈友谅围攻的消息带到了应天。朱元璋听了这个消息后，脸色只是微微一变，就问送信的人：“陈友谅兵势如何？”来人回答：“陈友谅说他带了六十万人，我们朱将军粗略数过，好像作战部队远没有这么多，他可能把后勤部队也算上了。虽然他的兵攻城很猛，可伤亡也很重，其部队的士气低落。如果我们派出救援部队，马上就能把他击败。”

朱元璋沉思片刻，对送信人说：“回去告诉朱文正，让他再坚守一个月，我会有办法灭了陈友谅，只要你能安然回到洪都城。”

朱元璋不知道送信人是否能安然回到洪都城，当时，他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办法能消灭陈友谅。陈友谅可不是蚂蚁，说消灭就能消灭的。他所以对送信人那样说，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充分的时间考虑消灭陈友谅的方法，其实也不是他自己考虑，他要找他的刘伯温先生。他当时只有冥冥中钻进脑海的感觉：陈友谅不攻应天，却去攻洪都，这可能就是老天要陈友谅灭亡。

“先生您又猜中了！”他把刘伯温请进密室，还未坐稳，就这样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陈友谅不趁我带主力去救安丰的时候攻应天，却去攻洪都，真是个蠢货！”

刘伯温对这种自以为是的“站在他人立场上”来想问题的方式很不欣赏。刘伯温聪明绝顶，正是因为聪明绝顶，所以才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当你看到别人做出一件愚蠢的事时，他本人却并不觉得这是愚蠢，而且当事人还会认为，这是他智慧的结晶。你认为别人愚蠢，是因为你站在自己的智慧基石上来判断的别人。智慧，其实是不分高低的，它受当事人的立场、情绪，甚至天时、地利的影响。

刘伯温认为，陈友谅攻洪都而不攻应天，站在陈友谅的角度看，是最佳选择。从武昌离南京沿长江攻应天，要先东去，然后北上，路过的沿江城市有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最后到应天。这沿江的几个重镇都在朱元璋的控制下，也就是说，陈友谅不可能如他第一次进攻应天那样，一路平安地到达应天。他必须要过关斩将，这段时间对他而言，耗费不起。因为一旦在路上被拖住，朱元璋的主力很快就能从安丰返回应天。

攻洪都，陈友谅舰队可以顺流而下，一路上不会遇到任何有质量的抵抗。如果能攻下洪都，朱元璋必会从应天救援，那么，陈友谅就在鄱阳湖中等他，一决生死。如果攻不下洪都，陈友谅也会在鄱阳湖等朱元璋，因为陈友谅坚信，朱元璋必来。他不可能对洪都城见死不救。

陈友谅所以不选择攻打应天，还有个心理因素。他两年前在应天吃过大亏，虽然对于朱元璋，他的恐惧感早已荡然无存，但对于应天，他还是心有余悸。他打洪都，按刘伯温的解释，可能就是引蛇出洞。

朱元璋听刘伯温把陈友谅塑造成了一个并不愚蠢的聪明人，心上可就一紧。他见识过陈友谅海军的战力，那次应天城外的反攻，如果不是康茂才的诱敌计和刘伯温的精打细算，他不可能打败陈友谅。即使现在，每当他站在缴获的陈友谅的战舰面前仰望时，还会不由自主地打个激灵。

现在，他又打了个激灵，问刘伯温：“那洪都城，是救还是不救？”

刘伯温说：“当然要救，他既然约战，我们没理由不接受挑战。”

朱元璋再问：“可有取胜的把握？”

刘伯温说：“世间有哪件事是万无一失的？只能走着看。虽然如此说，但提前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做好。这就叫，尽人事，听天命。”

朱元璋对这种回答很不满意，他要的是个确切答案，而不是总拿老天来说事。虽然他不得不承认刘伯温说的话很对。世间一切事，没有一件事是万无一失的，人生多变，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做好分内事，听天命，这是我们凡人所能做的唯一的事。

刘伯温注意到了朱元璋的内心世界，在那个很少有人可以摸透的内心世界，陈友谅的形象是猥琐而无能的，谁要是让陈友谅在那个世界里成为聪明人，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谁就是叛徒。

所以，刘伯温提了一件事，这件事可能是刘伯温胡编出来的，也可能真有其事。不过，朱元璋听了这件事后，心情马上就愉悦了。

据刘伯温说，陈友谅其实是个半瓶子醋，他创下了这么大的家业，全是因为有个贤内助。这个贤内助叫娄玉珍——也有人说她姓杨，原本是个官宦人家的小姐。如同黑暗旧社会的许多故事一样，她的老爹被人诬陷死在狱中，她的家被抄。为了生计，她只好做了失足妇女。当她凭着如花的美貌和如海的柔情名扬南中国时，她就遇到了陈友谅。陈友谅用武器帮她赎身，从此，她就成了陈友谅的老婆。

刘伯温说，这个娄女子不仅是陈友谅的老婆，还是陈友谅的军师。我们两年前让康茂才采用阴谋诡计去骗陈友谅来应天，陈友谅喜出望外，可娄玉珍却一眼就看穿了咱们的诡计，如果不是陈友谅刚愎自用，不能从谏如流，咱们不可能取得龙湾大捷。

刘伯温还说，这个娄女子不但是陈友谅的军师，还是陈友谅的科技总监。据可靠情报，此次陈友谅的主力舰“铁舰”就是她的发明创造。

刘伯温最后总结说，陈友谅和他的这位妻子，正是“假天子真娘娘”（友谅与内，假龙真凤也）。

朱元璋很高兴，说：“我们这次不仅要彻底斗败陈友谅，而且还要斗臭他！”

走，去找陈友谅

洪都城在腥风血雨中坚持到第八十五天时，朱元璋的舰队才进入鄱阳湖，离朱文正传递朱元璋消息已过去了接近两个月。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文正的人生正在接受炼狱般的洗礼。陈友谅几乎把当时所有能发明出来的攻城器械一股脑地倾泻到洪都城上，他的攻城器械有抛石机、望楼、云梯、冲车、墙车、壕桥、撞竿，还有弓弩、火箭，当然更多的是黑压压的攻城士兵。朱文正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防御武器是炮石、檑木、火箭，还有士兵手中的弓箭和刀枪。

洪都城自建城以来从未受到如此高的待遇，所以受宠若惊，它不停地左右晃动，仿佛经受不住敌人的攻击而要撒腿逃跑一样。在朱元璋即将到来的最后几天里，朱文正坐在晃动的办公室里主持会议。他满脸血污，气喘吁吁，朱元璋的援兵迟迟不到，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坚持多久，但他必须要坚持下去，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士兵尸体堆积如山，当然，这也成了他一道防御工具，把士兵的尸体浇上油，点燃后抛下去，成为人肉汽油弹。

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可以给自己一点残喘的时间。他派人到陈友谅营中诉说守城的苦楚，并严正声明，希望陈友谅能让他们摆脱这种痛苦，接受他们的投降。陈友谅命令攻城部队稍息，要他们第二天早上大开城门，迎接他这位汉帝国的皇帝入城。

可让陈友谅气炸了的是，第二天早上，洪都城门紧闭，城墙上的士兵弓在手，箭在弦，根本就没有投降的架势。陈友谅发现自己受骗了，暴怒之下，以比从前更猛的攻势攻城。就在他咬牙切齿，发誓要进入洪都城后屠得鸡犬不留时，探马来报告：“朱元璋舰队进入鄱阳湖，正朝这儿来了。”

陈友谅放声大笑，下令停止攻城，说：“朱秃子怎么来得这么慢，我险些就把洪都攻下来了。”

朱元璋本来可以来得快一些，但刘伯温认为应该作好充足的准备才能上路。所以，朱元璋把正在围攻庐州的徐达从前线调回来。徐达在庐州城下和陈友谅在洪都城下的处境一样，他也是围攻了三个月，一无所获。临走时，还有些愤愤不平。

1363年阴历六月初六，朱元璋集结他所能集结起来的所有兵力，号称二十万，带着他那支缴获的陈友谅舰队，对刘伯温说：“走，咱们找陈友谅去！”

于是，这支已被陈友谅淘汰的舰队顺江南下，很有气势地奔鄱阳湖驶来。他带上了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可以说是空国而来。不过只带了两个军师，其中自然有刘伯温。

舰队刚离开长江，准备进入鄱阳湖时，刘伯温就扭头指着泾江口方向说：“在这里，要安插兵力，”又指着鄱阳湖湖口西面的南湖嘴方向说，“在这里也要安插兵力，陈友谅如果失败，必然从这里进入长江逃回武昌，我们守株待兔。”

刘伯温又指着地图，说：“要在武阳渡设下埋伏，陈友谅有可能从那里逃跑。”

那是一幅鄱阳湖地图，从地图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个葫芦，葫芦嘴在北，葫芦底在南。这就是鄱阳湖，315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8.4米，最深处能达到30米。朱元璋和刘伯温从葫芦嘴进入葫芦里，刘伯温要朱元璋设下兵力的泾江口和南湖嘴恰好就在葫芦嘴的左右，至于武阳渡，不在葫芦里，而在葫芦的南面，可以从武阳水顺流而下到达那里。

看上去，这是一个完美的计策，整个水路都被封死，陈友谅除非抛弃他的无敌舰队才有逃跑的可能。刘伯温和朱元璋都知道，陈友谅不可能抛弃他的舰队，因为他现在所有的财产，包括他的生命，和将来有可能获得的荣耀全押在他的舰队上。他没有抛弃这支舰队的任何理由，甚至连头脑中一丝闪念都没有过。

根据可靠情报，陈友谅这次不仅带来了六十万人和几百艘大铁舰，还有他的妻儿老小。也就是说，他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孤注一掷的。

朱元璋也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实现几年来一直就想实现的理想的。击败陈友谅，他在南中国将再无劲敌，他的大梦就可成真。

刘伯温也不是来打仗的，他是来创造奇迹的。如果运气好，天老爷垂青，他将为朱元璋缔造一个传奇，而他也会成为传奇。不过，他创造奇迹，不一定就非要靠这个奇迹制造名声。刘伯温只是在做他该做的事，事成之后的荣耀、光芒，他认为都是可有可无的。

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想法就是人欲，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有极端的目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刘伯温的想法就是天理，我只做事，不想其他。

1363年阴历七月十六日，朱元璋进入鄱阳湖的大葫芦中，捕捉陈友谅的主力。陈友谅早就从赣江逆流而上，进入鄱阳湖的大葫芦后，如山的舰队沿着鄱阳湖东下，也开始捕捉朱元璋的主力。

1363年阴历七月二十日，两支舰队在康郎山迎头相撞，中国历史上震撼天地的鄱阳湖之战爆发了。

有一点值得补充，据传言，陈友谅的那位“真娘娘”娄女士曾嘱咐过陈友谅，进入鄱阳湖后，迅速把舰队开到康郎山，将战舰隐藏在康郎山西侧，朱元璋那笨蛋必从山北来，必会绕到康郎山东侧，当他在东侧找不到我们的主力时，会沿着山向西来，我们正好打他个措手不及。

陈友谅再一次没有听从这位料事如神的老婆的劝告，他的舰队横行在鄱阳湖底，如同一条鲨鱼进了沙丁鱼缸中，高调地横冲直闯。于是，就碰到了正在鬼鬼祟祟地寻找陈军主力的朱元璋舰队。

关于这个传言，即使是真的，陈友谅也没有听从的理由，而且还有个弊端。他的战舰体积庞大，离山太近，会搁浅。而且他根本不担心朱元璋那小渔船似的舰队，所以他远离康郎山航行，是正确战略，不过，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的战略是否正确，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鄱阳湖四日之第一日

若干年后，朱元璋将会回想起1363年阴历七月的鄱阳湖。七月二十二日那天早上，阳光发着刺耳的声音射入水中，鄱阳湖波光粼粼，康郎山上飘来杜鹃花的芬芳，透过冷森森的舰队，钻进朱元璋的鼻里。

他看到陈友谅的无敌舰队时，陈友谅也看见了他的二手舰队。陈友谅就在轻蔑的微笑中，把所有的“铁舰”用铁索连在一起，组成了数道壮观的长城。和长城不同的是，这几道海上长城可以移动，它动起来时，就是二郎神下凡也不能阻挡它。

朱元璋在陈友谅把他本已是巨无霸的铁舰组合成超级巨无霸时，也在认真排列组合自己的舰队。朱元璋把舰队分为十一队，舰队武器清一色为火器，有大火炮、小火炮、大火铳、小火铳、大火箭、小火箭、大火蒺藜、小火蒺藜、大神机箭和大弓弩。他命令所有舰队的指挥官，使用武器的方式要统一：靠近对方的超级巨无霸后，先用火器给它个下马威，再用弓弩。如果能和对手的巨无霸擦肩而过，那就不要用火器了，因为这玩意也不是白来的。最后的攻击武器是加长版的长矛。

朱元璋在认真地设计战斗方式时，陈友谅也在设计他的战斗方式。他对他的将军们说：“我们的船大而高，又连成一眼望不到边的超级巨无霸，冲过去的时候，就像是一座火山。你们只要记住一点，闭着眼向前冲就是了。我们的武器不是什么大火炮、小火炮、大火铳、小火铳、大火箭、小火箭、大火蒺藜、小火蒺藜、大神机箭、大弓弩，我们的武器就是战舰本身。”

陈友谅只关注了自己战舰的优点，却没有审视朱元璋战舰的优点。朱元璋的战舰比他的小，在短距离内加速快，冲力强。所以当双方同时下令攻击时，陈友谅那超级巨无霸慢吞吞地才起步，朱元璋的五队战舰就像鱼雷一样冲了过来，冲在最前面的是内心永无恐惧的徐达。当他冲到火器有效射程后，就命令战舰上所有的火器向陈友谅的超级巨无霸开火。密集的炮弹在天空中飞行时，太阳被遮蔽了光明；当它们落到湖里时，鄱阳湖像个酒鬼一样摇摇晃晃；当它们落到陈友谅的巨无霸上时，巨无霸发出凄厉的惨叫；当它们没有冲到天上，就在炮筒里爆炸时，徐达的战舰上就如起了一阵飓风，士兵被弹到空中，战舰上顿时一片火海。

众所周知，明朝时，热兵器虽然已被装备到军队中，但质量差强人意。有的纯粹是定时炸弹，一不小心就会伤到自己。所以，当徐达在攻击对方时，他自己也受到自己的攻击。这正应了那句古语：杀人一万，自损三千。

徐达一面命人灭火，一面盯紧陈友谅前沿巨无霸联队中最靠边的一艘，他发现那艘战舰摇摇晃晃，与团队的铁索连接并不牢固。徐达命令使用大火炮、小火炮、大火箭、小火箭的士兵对准那艘战舰的铁索处开火。一阵震耳欲聋、浓烟滚滚的轰击后，那艘战舰的铁索被炸开，大概是因为和团队失去了联系，它变得惊慌失措，在前进和后退中摇摆不定。徐达瞅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顾一切地冲向那艘脱离了组织的战舰，同时下令战舰上所有的火器全部开火。那艘战舰被轰得晕头转向，停在原地，任凭徐达的战舰靠近，战舰上的士兵爬上它。很快，舰上的战斗结束，它被徐达占有了。

并非都是好消息。徐达刚占有了陈友谅的一艘巨无霸，陈友谅的其他巨无霸就马上还以颜色。其中一艘超级巨无霸以泰山压顶之势把朱元璋的一队战舰压得抬不起头来，由于距离太近，大的火器发挥不出作用，所以陈友谅的士兵们从超级巨无霸上毫无阻碍地跳到了敌人的船上。有时候打架就是这样，双拳难敌四手。我们从双方战舰的体积上就能看出兵力的多寡，所以，朱元璋这队战舰很快就灭亡了。

徐达那边也没高兴太久。他让一部分兵力占据了那艘巨无霸，自己战舰上的兵力严重短缺，陈友谅舰队趁势对其掩杀，陈军士兵从三层高的铁舰上跳到徐达的船上，犹如神兵天降。徐达哇呀呀怪叫，不知是恐惧还是气愤，敌人士兵越来越多，徐达眼看不能再支撑，朱元璋看到这一危险的场景，内心也哇哇怪叫，他不能失去徐达，所以剩下的那六队战舰全部出动，去拯救徐达。徐达运气好，在友舰的帮助下，终于死里逃生。当他正要向朱元璋方向投去感激的目光时，他脸色大变，魂不附体，因为正有一艘陈军“铁舰”缓缓逼近朱元璋的指挥舰。朱元璋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因为所有的战舰都跑出来拯救徐达了。

徐达一面掉头回救，一面把船上的所有火器都对准那艘逼近朱元璋的“铁舰”。朱元璋早就看到有艘“铁舰”如孤胆英雄一样，从浩如烟海的战舰群中悄无声息地游离出来，然后猛地加速，冲向自己。他的指挥舰虽然是舰队中最高大的战舰，可和正急速奔来的“孤胆英雄”仍然不能相提并论。他不能向后逃，因为他的指挥舰是舰队的灵魂，灵魂如果出窍，那整个舰队离覆亡就不远了。他只好咬牙迎击。

指挥舰上所有的火力一股脑地倾泻到那艘铁舰上，但铁舰像是个受到雪球攻击的巨人，毫发无损。只是在即将靠近时，朱元璋指挥舰上的强弩发挥了作用，稍稍延缓了那艘铁舰的速度。可铁舰还在向它逼近，而且铁舰上的冷兵器也开始还击。铁舰攻击它，是俯冲，它攻击铁舰，是仰攻。无论怎么打，它都吃亏。

多年以后，朱元璋回想起这件事来，仍心有余悸。那艘铁舰的指挥官叫张定边，是陈友谅最得意的爱将，因善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给敌人致命一击而闻名南中国。

朱元璋说：“那次，朕真的受惊了。如果不是徐达，朕岂止是受惊，简直要受俘。”徐达急如星火地赶来，由于张定边正专心致志地盯着朱元璋，所以没防备徐达会从侧面对自己进行偷袭。徐达的偷袭也不是张定边未能活捉朱元璋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朱元璋指挥舰离康郎山很近，那里是浅水区，所以张定边的战舰进入浅水区后就搁浅了。张定边面临着无法靠人力解决的困难，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更要命的是，徐达从侧面向他发动猛攻，不但向他射出火箭，还有冷兵器的羽箭，这些羽箭从天而降，向来是不长眼的，张定边的胸口突然就吃了一箭，正要大叫时，腿上又吃了一箭。幸好，一艘友舰适时地出现在他后面，他跳到河里，游到铁舰上，才总算捡了一条命。

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地平线后面时，鄱阳湖发出忧伤的哭泣，死尸和战舰的残骸遍布湖面，一片狼藉。

双方同时鸣金收兵，鄱阳湖之战第一天的光阴，就在血雨浓烟中虚掷了。

朱元璋后来说：“第一天的战绩很不同凡响，仅徐达一人就杀掉了对方一千五百人，击沉对方的战舰数百艘，并俘获了对方一艘巨无霸。”

陈友谅在1363年阴历七月二十二日那天傍晚，大摆庆功宴，说：“第一天的战绩很不同凡响，我们干掉了朱秃子三队战舰，杀掉了他两千多人。虽然丢了艘巨无霸，可我们还有几百艘呢！”

刘伯温在血色夕阳下对朱元璋说：“我军有必胜之气色，不必担心。”

朱元璋后来一个人偷偷在密室中回想刘伯温时，总会想到刘伯温的那句话，其实那句“我军有必胜之气色”的话，刘伯温在开战前就已说过。当时，朱元璋一见到陈友谅的超级巨无霸，脸上的血色就荡然无存。

他问刘伯温：“气色如何？”

刘伯温看了他一眼，回答：“不好。”

朱元璋深吸口气，说：“我不是问这个。”

刘伯温现出恍然的样子，说：“我兵有必胜之气色。”

朱元璋脸色好转了一半，再问：“该如何？”

刘伯温再看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回答：“力战之。”

朱元璋每次想到刘伯温在鄱阳湖之战前期的表现，就怒上心头，因为就在那天，他险些成为俘虏，而刘伯温却告诉他，不必担心。

鄱阳湖四日之第二日

第一天朱元璋先攻，第二天轮到陈友谅。陈友谅倾尽家底，把所有的巨无霸都投入战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朱元璋舰队。朱元璋舰队在庞然大物的压迫下，频频后退。朱元璋大怒，说：“你们再退就退到我门口来了。”可他的惊恐与愤怒无法阻止他的舰队一退再退。朱元璋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把在阵地最前沿的小队长凑足十人，就在他的指挥舰船头处决。这一残暴的方式暂时稳住了阵脚，很快，他的舰队又后退。这一次，他拿出了军官花名册，要人指出阵地前沿指挥官的名字，他随手圈了几个，正要命令把这几个人捆了处决，刘伯温站出来了。

刘伯温说：“陈友谅的战舰高而大，今天恰好又被他得了先机，第一个发动进攻，我们的战舰小，和他的舰队硬碰硬，这就是像是拿鸡蛋去碰泰山，纵然战神韩信复生，也无济于事。”

朱元璋就问：“那军师您有什么好计策？”

刘伯温说：“天下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陈友谅把战舰连在一起，无论是攻击力还是气势，都凭空增加数倍。这是他的利，但他肯定有弊。”

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对这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辩证法一点都不感兴趣，在他们眼中，哲学上的辩证法是用来满嘴跑火车的，属于文字游戏。他们最想知道的是，陈友谅那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巨无霸舰队的弊端到底在哪里？

刘伯温说：“如果我们用火攻，他的舰队因为连在一起而不能马上分开，必然大败。”

朱元璋的将军们哄堂大笑。有人说：“您这计策，我们听说过。赤壁之战嘛，可当时人家诸葛亮能借来东风啊，没有风，火攻就是原地打转，热闹是热闹，可于战事没任何帮助啊！”

朱元璋也说：“能用火攻当然好，可这风？”

他瞅了一眼刘伯温，刘伯温一语不发。他站起来，连瞅都不瞅那些将军一眼，走出船舱，登上甲板，看着军旗。看了好一会儿，又去看湖水。最后，他蹲在船头，探出耳朵去听鄱阳湖。他的头上，太阳在嗡嗡地响着，军旗撕心裂肺地叫着，只有鄱阳湖，发出不同于昨天的、犹如少女抚摸头发时静电的声音。

他又走回船舱，对朱元璋说：“让人准备七条小船，船上装满火药，用芦苇覆盖其上，再扎几个草人，立在船头。黄昏时，会有一阵东北风，风力极强，持续时间也不短，足够我们大破陈友谅的巨无霸舰阵。”

朱元璋的那些将军们面面相觑，然后哗然一片。他们认为诸葛亮借东风的事是不可复制的，或许那根本就是个神话故事，可今天居然有人要现场表演，他们先是惊骇，后是嗤笑。

刘伯温可不管这些，看都不看那些将军们一眼，就邀请朱元璋到单独的房间。他告诉朱元璋，按他对空气质量和风向还有水文的观察，今天黄昏时分必然起大风，所以必须要马上去准备。

朱元璋相信，因为自刘伯温跟了他以后，没有办砸过一件事，也没有漏算过一件事。可他又有点不太相信，因为这似乎太神乎其神了。倒不是刘伯温神乎其神，而是老天爷。

如果说第一天和陈友谅对决，他的处境是险象环生，那今天就是危机四伏。第一天是他运气好，攻击他的敌方战舰搁浅，而今天，他才踏踏实实地知道陈友谅的舰队当真是无敌天下的，至少在南中国是无敌的。面对这样一个劲敌，死神已开始在他的军队中乱窜。就在他的指挥舰上，他好像看到死神站在半空中，向他微笑。可刘伯温却说，晚上有一阵东北风吹来。他所处的位置恰好是东北方，陈友谅那倒霉鬼恰好在西北。如果真有这么一阵天老爷给他的神风，那他岂不是可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这就是他不太相信的地方，他不相信自己的运气有这么好。但刘伯温马上告诉他，人，有时候就是靠运气，一个人的成功，百分之九十九靠努力，百分之一靠运气，但运气绝不可少。几百年后，有个叫爱迪生的人说，所谓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百分之一的灵感，但灵感至关重要。中国人翻译这段话时，把“但灵感至关重要”给删除了。

朱元璋说，从前在老家给地主家放牛，运气出奇的差，回去早了，被地主臭揍一顿，回去晚了，又没有饭吃。后来当了和尚去四方化缘，别的和尚都能在深宅大院门前得到吃的，只有他，经常被大院里出来的狗追着跑。再后来，他参加郭子仪的革命军后运气才渐渐好转。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摸爬滚打了好多年，他身边的大多数战友前一天还跟他一起并肩战斗，第二天就变成了一具死尸。他看到过无数战友的肉体就在他面前像是灰烬被风吹起一样，飘散起来，最后在他眼前就剩了一堆白骨。

他对刘伯温说，他最近这几年的运气好得一塌糊涂，顺风顺水，没有他做不成的事，只有他想不到的事。但他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好运气不可能一直跟着他，如果今天黄昏东北风没有来，那他现在就已经穿起了裹尸布。

刘伯温无法涤荡朱元璋内心深处的这一担忧，所以他说：“如果今天黄昏没有东北风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他最后又说，“放心，我军有必胜之气色，以此推论，黄昏时分必有东北风吹来。”

两人在探讨天气变化时，陈友谅气定神闲。他的舰队虽然在朱元璋舰队的顽强抵抗下进展缓慢，他却一点都不焦虑。陈友谅表面看上去急功近利，在战场上总是给人急吼吼的求胜心切的印象，其实真到人生拐点时，他会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心灵定力。这是陈友谅人格中唯一的魅力，可惜在他一生中并不多见。

他命令他的巨无霸舰队按部就班，稳扎稳打。他对他的将军们说：“你们要像蚕吃桑叶一样，从头吃到尾，不要留下任何后患。你们开过去的地方，不要让我看到朱秃子的一个士兵、一面旗帜！”

直到黄昏，陈友谅的计划稳步进行，朱元璋舰队被逼到康郎山的浅水区，动弹不得。那时正是仲夏，闷热无雨，湖水被太阳炙烤得都要沸腾了。朱元璋擦了脸上的汗，看向刘伯温。他大吃一惊，因为刘伯温的脸色苍白，他急忙问：“军师可好？”刘伯温笑了一下，说：“我很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他的话音一落，战舰上的五彩旗神秘地抖动起来，幅度越来越大，湖水也开始泛起层层涟漪，朱元璋惊喜若狂：“风，风，风！”

这三个字就像是咒语，旗帜突然像死蛇一样，瘫了下来，湖水又恢复了从前的镜子模样。朱元璋蹿上甲板，先看旗，再看湖水，然后扭头看刘伯温。

传奇故事发生了。

这个传奇的第一个版本的主人公是刘伯温。刘伯温在朱元璋扭头看他时，突然大叫一声：“船要沉。”还未等朱元璋反应过来，刘伯温抓起朱元璋，逃到了康郎山岸。朱元璋仓皇中回头一望，他的那艘指挥舰正以铁球入水的速度下沉，只几秒钟的时间，那艘船就如被鄱阳湖吞没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个传奇故事告诉我们，刘伯温不但能预料五百年后的事，更能预料到五秒钟内的事。

第二个版本的主人公是周颠。金庸在他的《倚天屠龙记》中把他写成是明教五散人之一，武功出神入化，人也是神秘莫测。不过历史上，周颠确有其人，他少年时得了一种怪病，可能就是精神病，遇到路人，就说三个字：告太平。朱元璋在应天时，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他，他拉着朱元璋的缰绳，连说“告太平”。朱元璋把他看成是神经病，让人用大锅扣住他，周围架起火来烤。烤了一个时辰后，朱元璋叫人把锅掀开，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天，刘伯温和朱元璋在鄱阳湖上等东风，周颠突然就出现在岸上，朱元璋要他上船。他摇头说：“船要沉。”朱元璋大怒，叫人上岸捉他。周颠在岸上一跳两跳就不见了。朱元璋大为诧异，也跑到岸上来看，正在这时，鄱阳湖在他的指挥舰下面露出一个大洞，船被吞没了。

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朱元璋对周颠印象深刻。二十多年后，朱元璋还叫人去深山古刹中寻找周颠，当不能找到时，朱元璋就命人写了《周颠仙传》，来颂扬他的功德。

朱元璋可从来没有让人写过《刘伯温传》，个中原因，随着时间的流逝，朱元璋和刘伯温都心知肚明。

那天黄昏，东北风最终还是来了，来的时候，席卷黄昏下的残云，吹过布满杜鹃花和夜来香的天空，在朱元璋舰队上空转了一圈，一扭身，就奔陈友谅的舰队冲去了。从刘伯温的眼中看去，这阵风是死神向陈友谅吹出的气，是厄运之神对着陈友谅打了个哈欠。

从陈友谅的眼中看去，这阵忽然吹来的大风有点诡异。他虽然对天文气象知识没有任何研究，但生活常识告诉他，这个季节的鄱阳湖起这样大的东北风是非常稀奇的。他心神突然就不宁起来。他的对手朱元璋的心神早如猴子一样跳动，七只早已准备好的小船如离弦之箭一样冲向了陈友谅的巨无霸舰阵。

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陈友谅就下令对着那七艘小船开火，射出的火箭点燃了船上的芦苇，船借风势，火借船势，越烧越旺，七个高速行驶的大火球扑向了陈友谅的战舰。芦苇烧尽，火药被引燃，又恰好撞上了陈友谅的巨无霸。

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火就借着风势开始在陈友谅的战舰上燎原。由于陈友谅的所有军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火只要烧到一艘军舰上，就会马上向另外的军舰上蔓延。军舰上一片惨叫，短短的时间内，陈友谅的一百艘军舰受到了火神最野蛮的攻击。浓烟弥漫天际，火光冲天，朱元璋下令反攻。

陈友谅在危急时刻，放弃那些被火神肆虐的战舰，斩断还完好的战舰缆绳，匆忙后撤。朱元璋主持下的史书记载说，当时，陈友谅兵团有两千人被烧死，湖水一片血红。

——搞不明白，人被烧死，怎么会出血？

这一天是1363年阴历七月二十三日，鄱阳湖之战的第二天，霉运之神和陈友谅握手的第一天。

难星过，速换船

陈友谅坐在他的指挥舰中，两只大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他缓缓地扫视着他的将军们，还有几张空椅子。昨天，那些椅子还没有空。朱元璋的火攻，让他失去了两个亲弟弟和一个宰相。他们的尸体沉到鄱阳湖底，早被食人鱼吃得一干二净。

陈友谅没有检讨失败的原因，因为他不客气地认为，朱元璋是走了狗屎运才遇到了那阵东北风。如果没有那阵东北风，朱元璋的舰队早被他的巨无霸们挤扁了。这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就像我们走在大街上，突然被高空坠物砸到一样，都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事后，我们也得不到什么教训。如果非要得到个教训，那就是，以后我们不要出门；非要出门，要仰头看，小心再有高空坠物。

陈友谅对将军们说东北风初起时，他的脑海里也闪过用火攻朱元璋的想法。可闪念之间，朱元璋已经先用了。他不无遗憾地说：“朱秃子居然未卜先知。”一提到未卜先知，他拍了下脑袋大叫道，“他妈的，他船上肯定有刘伯温那厮，这阵东风可能就是刘伯温借来的。我们是在跟呼风唤雨的神仙打架啊！”

他发完一通牢骚，马上就恢复了高傲和冷静，他对他的将军们说：“擒贼先擒王，明天开战，你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朱秃子和刘伯温的船，狠狠地攻击它，把它打沉。一个死人，是不会呼风唤雨的。一个没有了首领的舰队就是一群无头苍蝇。”

和陈友谅低沉的士气截然不同，朱元璋军队的士气直冲云霄，把月牙冲得乱晃。1363年阴历七月二十四日，鄱阳湖之战的第三天凌晨，朱元璋对他的将军们说：“昨天已经把陈友谅的士气彻底击垮，灭亡指日可待。今天，我们好好地打，兢兢业业地打，胜利之神很快就会到我们这里做客。”

他的将军们被他激励得热血沸腾，满脸红光，腰间宝刀嘎嘎作响，要从鞘中飞出，浑身散发出鲨鱼张大嘴巴的口臭味。他的士兵们站在各自的战舰上齐声呼喊胜利，他们身边的空气都被这些震耳欲聋的声音震动得颤抖不已。

陈友谅遥遥地听到这些平时根本听不到的壮观声响，轻轻地冷笑。他对将军们说：“这种狂叫乱喊不是战斗，我们低调一点，记住今天唯一的任务，找到朱元璋的指挥舰，用火炮把他送到白莲教总部那里见他的‘教主’去。”

不过，在几百艘战舰中找到朱元璋的指挥舰并不容易。因为朱元璋的指挥舰在海战的第二天沉了，所以朱元璋又换了一艘舰。那艘沉没的指挥舰，张定边最有印象，上面被装扮得花里胡哨。一杆极为显眼的米红色大旗高高飘扬，战舰上仅敲锣打鼓振奋士气的士兵就有一百多人，他们的鼓声贴着湖面，一直向北可以传到长江，再从长江登陆向北，可以传到黄河，把黄河的泥沙震荡得跳出水面。

但鄱阳湖之战的第三天，朱元璋换了指挥舰，那是一艘草草准备的普通的战舰，唯一和其他战舰不同的是，它的樯桅被涂成了白色。指挥舰必须要有区别于其他战舰的特点，这样有利于指挥。陈友谅可不知道朱元璋被迫换了指挥舰，他让士兵们寻找朱元璋从前的指挥舰，所以双方的战斗从早上进行到中午时，陈友谅也没有得到使他惊喜的情报。

朱元璋舰队的战斗士气的确很旺，陈友谅的多路巨无霸只是在防御，而没有反击的机会。虽然如此，在庞大的巨无霸面前，朱元璋舰队每想要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把火器用到了极致，火箭、火炮、火蒺藜在空中飞过时，如同日全食一样，天昏地暗。双方只能借助爆炸的闪光来观察敌情。当朱元璋的火器短时间内停止后，阳光又普照鄱阳湖。就在白昼变成黑夜、黑夜再变回白昼之间，陈友谅突然发现朱元璋舰队中，有艘白色樯桅的战舰，形迹十分可疑。它的高处，有几个士兵挥动着五颜六色的小旗，陈友谅当即断定，这就是指挥舰，那些小旗就是指挥信号旗。

陈友谅大喜过望，命令他的信号兵发出攻击信号。信号一出，他的前哨战舰左右闪开，一艘装备精良的巨无霸像是从水底浮出来一样，所有的火器都对准了那艘白色樯桅的战舰，同时开火。这就像是剁砧板上的猪肉，绝没有剁不到的道理。

可陈友谅太倒霉，或者说，朱元璋身边有个刘伯温，这就注定了陈友谅的一切深谋远虑和辛苦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在太阳被漫天的火箭遮蔽了光芒时，无数星星从天空中探出头来。刘伯温仰头观星时，突然大叫一声：“不好！”他当时正坐在朱元璋旁边，话音一落，他揪起朱元璋，让护卫开路，跳上了一只小船，小船以箭一样的速度飞离了朱元璋的指挥舰。朱元璋在慌乱中听刘伯温说了六个字，像是咒语：难星过，速更舟。告诉他灾难之星来了，赶紧换船。

朱元璋在小船上还未彻底坐稳，他的指挥舰就轰隆一声，铁甲横飞，被炸了个稀巴烂。朱元璋瞠目结舌，回想刘伯温那六个字，心有余悸地连连咽口水。

他问刘伯温：“你怎么知道我的船要被击中？”

刘伯温回答：“难星来袭，被我发现。”

朱元璋惊骇不已，说：“青天白日，您居然还能看到星星，这真是太出神入化了。”

刘伯温没有回答，他也没有给朱元璋解释什么是难星，更没有给朱元璋解释一个基本的天文学常识：星星一直都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阴天还是晴天，世界上不缺少星星，缺少的是发现星星的眼睛。

陈友谅在船头上看到那艘白色樯桅的战舰被击成了碎末，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在等待朱元璋已被炸死的好消息。但这个消息没来，来的全是坏消息。他的阵线因他的命令而露出个口子，朱元璋那些灵敏的战舰迅速冲了进来，现在，前线混战一片。他庞大的战舰行动迟缓，被朱元璋那些灵活的小战舰围着打，且打完就跑。他的战舰一还击，就伤到了友舰。

陈友谅感到了压力，沉重的压力。鄱阳湖里全是火药味，湖里的鱼都受不了，纷纷跳出水面呼吸新鲜的空气，但上面的空气更糟糕。世界上唯一平等的事物就是空气，没有特供。陈友谅被浓烈的火药味呛得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躲进船舱，浑身发热，关节疼痛。不幸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当他的神经被这些坏消息彻底麻醉后，他从口中勉强地吐出两个字：“撤退！”

朱元璋站在他临时避难的那只小船上，抻长了脖子向前线望去，他没有看到陈友谅的一艘船，只看到自己战舰的屁股。他对刘伯温说：“我胜利了！”

刘伯温仰头看天，天空被浓烈的火药味熏得苍黄，他没有看到星星，只看到太阳从苍黄里射出夺目的光芒，照在朱元璋那张兴奋得扭曲变形的脸，又反射到刘伯温眼睛里，非常非常刺眼。

朱元璋在1363年阴历七月二十四日傍晚时说他胜利了，其实为时过早。陈友谅虽然失去了许多战舰，但主力未受重创，他仍有实力再来一战。而且他此时的实力和朱元璋的实力相差无几，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和朱元璋唯一差的就是——运气。

陈友谅的运气的确很差，朱元璋的运气的确很好。问题是，朱元璋的运气虽好，但如果没有刘伯温在他身边帮他稳稳地抓住那些运气，朱元璋的好运气也不过是过眼云烟。

所以，陈友谅应该这样说，我和朱秃子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有个半仙刘伯温，而我连个半鬼都没有。

陈友谅和朱元璋在鄱阳湖上三天的战争交流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最贵的东西就是人才。

1363年阴历七月二十四日夜晚，陈友谅彻夜未眠。直到凌晨，他才睡去。他梦见自己进入一个四面白墙的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却有两扇门。他打开另一扇门，映入眼帘的还是一个四面白墙的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也有两扇门。他走向另外一扇门，正在犹豫是否打开时，身后有人叫他，似乎是他那美丽的老婆娄玉珍的声音。他一回头，却没有人。又回过头来，门也不见了。他陷在前所未有的孤独中，这种孤独感从他的毛孔渗入，进入他的骨髓，他开始哭泣起来。

就在他要淹死在自己泪水中时，他的宫女推醒了他。他恍惚地坐了起来，想到自己的老婆娄玉珍。但有一种声音冲进他的脑海，对他说，你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老婆。又有一种声音赶走了那个声音说，你老婆早就死在江州城了。

陈友谅这时恍恍惚惚地想起，自己的确有个老婆叫娄玉珍，但又不对。他想，他的老婆应该叫杨苕华，是个美丽温柔的女子，更是他的贤内助。当初，朱元璋进攻他的江州，他的老婆在他出征前对他说：“吾君出阵作战，千万记住，人在军旗在，兵败军旗倒，免得我牵挂。”他还隐约地记得，那天出征时，他老婆站在江州城里最高处，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她的万缕青丝被清风吹动，说不出的妩媚动人。

他蒙眬地记得，那一战他打败了朱元璋。凯旋时，他在石拱桥边洗脚——后人将此桥取名“洗脚桥”，今叫洗心桥——突然一阵狂风将插在身边的军旗吹倒，但他忘了及时扶起。当他的老婆看到他的部队没有军旗时，以为丈夫吃了败仗，于是就在身旁的大青麻石上撞碎了脑袋，此石后来叫“别夫石”。

陈友谅一想到他老婆的死，就流下泪水。不知是谁告诉他，他老婆的尸体还未寒冷，突然就天降暴雨，山洪暴发，很快将那具艳尸卷入山下小河之中，一直漂进长江，然后又逆水而上。三天后，他老婆的艳尸停留在今湖北省沔阳县陈家庄碧绿的池水中，空气不再流动，很快凝固成了绿色的一片天空，那片天空中散发出花香。这是陈友谅的故乡，是他老婆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

陈友谅坐在床边想这些事，就如想史前时代的神话一样。他有点确信自己此时已丧失了判断梦境和现实的能力，他身处虚空中，无依无靠。只是当他坐在会议桌前时，现实才明朗起来。他看着他的将军们的脸，那些脸苍老得让他惊骇，才三天时间，时光好像流逝了二十年！

沉默了半个时辰后，陈友谅拿出了他今天的作战方案：故伎重施，找到朱元璋的指挥舰，轰他丫的！

他的将军们对他的决定震惊不已，因为朱元璋不是不长记性的猪，在经历了那次险情后，他肯定会把指挥舰隐藏起来。果然，当他们再次寻找朱元璋白色樯桅的指挥舰时，发现对方所有的战舰都拥有了白色樯桅。

也就是说，1363年阴历七月二十五日，鄱阳湖之战的第四天，他们已没有了作战计划。朱元璋的作战计划完美无缺，他趁着陈友谅这几天士气的持续低落，制定了一个“深入敌后”的作战计划。这就是用数艘小战舰，装备大量的火器，从陈友谅巨无霸的空隙处插入，把陈友谅的阵地变成战场。

这些小战舰的速度快，机动而灵活，采用游击战，打一炮换个地方，就像是在象群中来回穿梭的老鼠。陈友谅的巨无霸被这些可恶的小东西绕得头昏眼花，连连中招。这个时候，鄱阳湖之战已不是战争，而是老鼠挑逗大象的游戏。

显然，陈友谅已经失去了制定游戏规则的资格，他也没有了退出游戏的能力，只能在朱元璋制定规则的这个游戏中被动挨打。中午时分，朱元璋发动总攻。主力舰队直逼陈友谅的中央部位，机动部队从陈友谅侧翼发动骚扰性袭击，在内外夹击之下，陈友谅舰队发出惊天动地的崩溃声。

陈友谅坐在他的会议室中，嘴角渗出苦涩的黏液，他垂头丧气地说了两个字：“撤吧。”

撤退已经完全不可能，在朱元璋舰队疯狂的冲击下，陈友谅舰队的撤退变成了溃退，朱元璋舰队像是打落水狗一样地狠揍陈友谅舰队，当陈友谅舰队溃退到渚矶时，连鄱阳湖最深处的鱼儿都知道，陈友谅大势已去了。

那些鱼儿在湖面恢复平静后，偷偷地游到湖面来，湖面上漂浮着陈军士兵的尸体、兵器、盔甲和正在下沉的战舰。它们深吸一口气，终于可以摇头摆尾地互相庆祝，我们的苦日子过去了，因为鄱阳湖之战结束了。

友谅死矣

陈友谅一直向北溃退到渚矶时，朱元璋也向北转移到左蠡控制江水上游，使陈友谅无法进入长江。

渚矶在葫芦口的小葫芦西边，左蠡在东边，遥遥相望。陈友谅用了三天想要冲破朱元璋的防线，但没有任何成绩。就在这三天时间里，陈友谅的一艘巨无霸舰队的司令投降朱元璋，军队士气降到冰点。

陈友谅现在进退失据，他从武昌出来时，带的粮食并不多，在洪都城下被阻挡了接近三个月，粮食吃得差不多了。他本以为能在鄱阳湖一举歼灭朱元璋，可四天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他的理想变成了不着边际的幻想。

他在渚矶的临时指挥部里闷声不响地看着一张地图。在地图上，他离长江只有一指距离，只有进入长江，他才能全身而退。可惜，现在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就是这一指。

到了这个境地，他已没有了战略计划，甚至连战斗计划都没有。朱元璋始终在围困他，却不进攻他。只有他的舰队摆出架势要向长江冲击时，朱元璋的舰队才像苍蝇见到粪堆一样蜂拥而至。他不明白，短短的四天光阴，为何会让他那所向无敌的舰队的战斗力荡然无存。这使人厌恶和恐惧的光阴啊，陈友谅心里想，我要虚度它，以此来惩罚它！

刘伯温对待光阴的态度和陈友谅截然不同，他在争分夺秒地算计时间，预测陈友谅还能撑多久。围而不攻，正是他递给朱元璋的战略。陈友谅的水军主力虽然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重创，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真要对其发动总攻，陈友谅这只困兽会在绝境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这是“杀人一万，自损三千”的下等策略。刘伯温是具有上等智慧的人，当然不会给朱元璋出这样的馊主意。

他站在左蠡岸上，遥望陈友谅的舰队和他在陆地上的军营。在那片阴郁的领域上空，一大团乌云涌动着，像是另外一个国度，一个荒凉而绝望的国度。他对朱元璋说：“我们围困陈友谅已半个月，他的军粮肯定没有多少，我想，他会去攻打洪都，劫粮。”

朱元璋点头称是。刘伯温又说：“洪都城经过三个月的攻击，已破败不堪，守军筋疲力尽，应速派一支军队去支援。”

朱元璋感到惊讶，他说：“当初陈友谅主力犹在，尚且不能攻下，现在他主力受到重创，难道会出现奇迹？”

刘伯温说：“世事难料，陈友谅这段时间倒霉透顶，谁知道会不会否极泰来呢！”

朱元璋又是一惊，说：“先生您说得极是，我这就向洪都城派援军。”

刘伯温的预测分毫不差，在半个月不停的突围受挫后，陈友谅终于在那段时期内做出了一个有价值的军事计划：挑选精锐登陆部队，乘坐几艘巨无霸战舰，突袭洪都城。目的只有一个：粮食。

他的精锐部队还未集结完毕，朱元璋在刘伯温的指引下，已经发出了一支援军。这支援军从左蠡出发，沿着鄱阳湖北岸向东飞速前进，到达都昌（今江西都昌）。在都昌一个华丽的右转，进入鄱阳湖，直抵鄱阳湖进入赣江的入江口处。他们在这里等了一天，才等到陈友谅的劫粮水军姗姗而来。

劫粮部队的指挥官一看到入江口有朱元璋的部队，又惊又怒。惊的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去洪都；怒的是，这些兔崽子冤魂不散，走哪里都能遇到他们。

双方同时开战，一个时辰后，朱元璋的部队被击垮。但陈友谅的劫粮部队也伤亡惨重，已没有力量再去洪都城。他们只是登陆后，象征性地做了一次攻城，然后就急急忙忙地撤回了渚矶。

陈友谅突然发现自己的脑子在朱元璋那里已经成了透明的，他想什么，朱元璋全都知道。这使他精神一泻千里地向崩溃的深渊飞驰而去，他开始喜怒无常，身边的侍卫和宫女，包括他的将军们，都成了他刀下的牺牲品。

他杀人，已经没有了目的性，甚至连动机都没有。突然一阵不可名状的恐惧和怒火冲上头顶，就抽刀奔最近的人冲去。

在朱元璋没有把他送进地狱前，他自己提前把自己的心炼成了地狱。

1363年阴历八月十五，刘伯温在鄱阳湖上度过了他五十三岁的生日。在那个月圆的夜晚，他坐在船上，航行在鄱阳湖中，船尾拖出粼光的航迹。月光把鄱阳湖变成了一片银蛇世界。屈指一算，他和朱元璋的合作已经有三个年头。在这三年里，他对朱元璋的了解其实并不深。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一层阴黑的浓雾，纵然刘伯温能明察秋毫，却也无法看穿这团浓雾。世界上有一种人，是让你无法看透的。一个人所以能被看透，关键就在于人心。

我们的心灵能感应到对方的心灵，这才能有心上的交流，在交流中，我们才能用心观心，从而认识对方。心灵中最重要的不是智慧，而是爱。只有一个人的心灵拥有爱时，才能被对方感应到，才能被对方理解。朱元璋是个没有爱的人，确切地说，他没有爱的能力。在1363年时，他的这种特征还未被人熟知，就是在刘伯温看来，朱元璋礼贤下士，爱臣如子，常常带着微笑对他的爱将们嘘寒问暖。可有时候，刘伯温对那层脸皮凝成的微笑不寒而栗，因为那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的笑，而是一种技术。

当刘伯温看着在湖中摇摇晃晃的月亮时，朱元璋那张奇丑无比的脸就出现在月亮里，随着粼粼波光，扭曲变形，使人冷汗直冒。

刘伯温深吸了一口气，这不是幻觉，因为朱元璋也在船上，正和他一起庆祝他的生日。刘伯温看到朱元璋向湖里望去时，月亮都不禁打了个冷战，月亮里嬉戏的鱼儿突然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飞走了。

朱元璋说：“先生您已五十三，而我才三十六。我还年轻，希望先生在今后的日子里多指点我。”

刘伯温说：“你如此年轻有为，现在马上又要击败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是凡夫俗子，只能尽力而为。”

朱元璋脸上挂出微笑来，很严肃地问：“先生可否预测一下，陈友谅何时彻底失败？”

刘伯温看着月亮，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躲进惨白的云里，但光辉不减，白银似的空气在刘伯温身上流动，他感到一阵寒意。不知为什么，他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格言来：狡兔死，走狗烹。

他强压住那句格言对他精神的刺激，去看朱元璋那张丑陋的脸，不动声色地说：“不出半月，陈友谅必亡。”

朱元璋希望时间再确切一点，刘伯温就仰头去看天，月明星稀，但他总算找到了一颗星，那颗星震颤着，像要从天上掉下来。于是，他对朱元璋说：“金木相犯之日，就是陈友谅必死之时。那一天应该是八月二十六日。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就应该悄悄地把主力移到湖口，在长江南北两岸设置木栅栏，多做火筏放在江中。”

朱元璋沉思，他想猜出刘伯温的用意。刘伯温没有给他这个表现的机会，接着说：“陈友谅会在不久的将来全力突围到长江中，然后回武昌。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南湖嘴，二是湖口。我们在南湖嘴的防御工事无懈可击，陈友谅会在碰壁后，选择湖口突围，到那时，我们以逸待劳，陈友谅必败无疑。”

朱元璋鼓掌叫道：“先生和我想到一起了。”

但刘伯温又说：“如果在湖口阻击不了陈友谅，那只能是天不佑我，所以我们要在长江上游布置一部分兵力，阻止冲破湖口的陈友谅回武昌，务必要让长江成为陈友谅的葬身之地！”

1363年阴历八月十五那天晚上，陈友谅在他的军营里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在会议上，他稍稍恢复了点理性和傲慢的性格，他要求在十天时间内整顿军队士气。八月二十六日，全军突围，突围点选定了南湖嘴。

所以选择南湖嘴，因为南湖嘴是长江入鄱阳湖西面的入湖口，只要突破南湖嘴，就能进入长江。进入长江，一直向西，他就能回到老巢武昌。

有人小心翼翼地问：“如果南湖嘴无法突破，该如何？”

陈友谅瞪着灰蒙蒙的眼睛，看了那人许久，又看了看地图，用食指戳到南湖嘴东边的湖口说：“那就选这儿！突破它后，从泾江口进入长江！”

最后，他扫了他的将军们一眼，深吸一口气，坚定地说：“我决不会死在长江里，更不会死在鄱阳湖！”

1363年阴历八月二十六日凌晨，陈友谅从噩梦中惊醒，一骨碌爬起来，把突围计划的时间提前了。虽然多日来受到不计其数的创伤，但他的舰队在经过十天的整顿后，仍然有股傲气，大旗在晨风中飘起，杀气逼人。

晨光熹微中，陈友谅下达了全军突围的命令。巨无霸舰队重新出现在鄱阳湖上，他经过左蠡时，料定必有一场恶战。但是，让他吃惊的是，左蠡方面毫无动静，只有一群水鸟被喷薄而出的太阳的嗡嗡声吵醒，扑啦扑啦地飞到空中。

陈友谅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仿佛一夜间，朱元璋的舰队被地球吞没了一样。但他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沿着鄱阳湖西岸一直向北，很快就进入了朱元璋南湖嘴的防御区。

南湖嘴在鄱阳湖之战开始之前，已被朱元璋布置得如同天堑，陈友谅的先锋攻击舰队使出吃奶的力气轮番攻击，朱元璋的舰队只是顽强防御，没有一点主动出击的架势。

将近中午时，太阳的马达飞速运转起来，似乎向地球靠近了几千万公里，把人晒得昏昏欲睡，把鄱阳湖上的飞鸟晒得羽毛起火，从空中栽到湖里。陈友谅坐在指挥舰的船舱里，没有一丝风吹进来，他浑身冒汗。他的战舰就有这种特点，铁板太多，吸收阳光，所以，他就如同坐在烤炉里一样。他把头探出来，去看战场。有人告诉他，没有任何进展。

他擦了擦汗，下了第二道命令：“向东，去湖口！”

巨无霸舰队转舵，慢悠悠地向湖口驶去。陈友谅找不到朱元璋的主力，早上时还心惊肉跳，中午时，这种感觉就烟消云散了。他安慰自己说：“也许朱元璋在长江里等着我呢。”当到达湖口后，他这种自我安慰马上就没有了，心惊肉跳的情绪又回到了心上。

他最终还是在鄱阳湖中发现了朱元璋的主力舰队，就在湖口严阵以待。现在，他已没有后路，南湖嘴的战舰正在尾随他。他如果南下重新进入鄱阳湖，那就真的要饿死在湖里了。其实，他也没有想过要后退，在心惊肉跳了一会儿后，他恢复了平静。他对他的将军们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诸位要努力向前，回武昌后，朕会大力犒赏这场战争中的英雄们的！”

朱元璋向陈友谅的主力舰队望去，激动万分，真想拥抱身边的刘伯温。刘伯温却出奇的冷静，他告诉朱元璋，不可轻敌，陈友谅仍有热血和实力。

朱元璋点头，扯着嗓子下令：“全线攻击！”

陈友谅也用他那低沉的声音下达了全线突围的命令。这并不是一场硬碰硬的战役，朱元璋早有准备，他的火筏最先冲进了陈友谅舰队中，这些东西就是会动的小火焰山，只要和陈友谅的战舰一碰上，马上起火。朱元璋再次使用他那所向无敌的火器，陈友谅的战舰几乎已无还手之力，湖口之战不同于鄱阳湖的几次大战，在鄱阳湖中，陈友谅的巨无霸战舰还可以展开阵形，可在狭窄的湖口，陈友谅的巨无霸互相碰撞着“自相残杀”起来。

对于朱元璋而言，这是一次围剿战，但对于陈友谅而言，这是一次最窝囊的防御战。黄昏来临，他好不容易带着不到一半的战舰突破了湖口，直奔泾江口。近一个月以来，这是他第一次露出会心的笑容。因为只要突破泾江口，进入长江，凭借巨无霸的速度，他一定能摆脱朱元璋的“小渔船”，安然回到武昌。

危急时刻，只有少数人能爆发出超人的智慧来审视复杂的问题。陈友谅不知道，他能突破湖口，正是朱元璋的诡计。泾江口早已有重兵布防，现在又在后面追击，几乎是把陈友谅堵在了一个巷子里，进退不能。

陈友谅拼命地想要突破泾江口，他把所有的战舰都投到了战斗中去，朱元璋已经悄无声息地逼近了他的屁股。

当朱元璋的湖口舰队向陈友谅的屁股发起攻击时，陈友谅才反应过来，这次想要逃脱，真是比登天还难。但他仍然有热血，仍然有实力。他把攻击泾江口的几艘战舰调过来，死命抵抗朱元璋的攻击。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探出头去，向北遥望。他几乎能看到长江那奔腾着一路向东的浪花，他还能看到武昌城中大汉帝国的国旗，他更能看到，城中的百姓正夹道欢呼，迎接他的归来。

当然，他也听到了朱元璋的战舰炮火声越来越清晰，他更能感觉到，战舰在炮火的震荡下不停地摇晃，像是个醉酒人的五脏六腑。

包围圈越来越小，陈友谅舰队被压缩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奋勇还击着。朱元璋感觉到，离陈友谅越近，他的攻击压力就越大。陈友谅果然是个巨兽，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居然还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抵抗力。

死神站在陈友谅的船头，嗅着他的气味。在几十年的寻找中，它终于找到了陈友谅，并且决定给他致命一击。陈友谅坐在船舱中，突然像中了魔一样，呆住了。一道闪光射进船舱，陈友谅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失魂一样地打开舱门，向外面望了一下。

这一望，是万劫不复的一望。他没有作任何闪躲，因为一支由死神钦点的羽箭正呼啸着刺向他的左眼。他命中注定会死在鄱阳湖上，会死在他从未高看的朱元璋之手。

羽箭从他的左眼射入，在他脑中不作停留，又向前冲了几厘米，贯后脑而出，陈友谅未发出一声叫喊就仰天摔在船上。他的身体很快变得僵硬如大理石，死神从他尸体旁掠过，尖叫着冲上天空，连射得最远的羽箭都追不上了。

这是鄱阳湖之战的尾声，但并没有随着陈友谅的离开人世而加快结束的速度。事实上，在箭如雨下时，谁都不知道陈友谅已死，就是在陈友谅指挥舰上的那位英雄人物张定边也不知道皇帝驾崩，他还在奋力地指挥作战。

朱元璋站在他的指挥舰上，四周布满了防御铁板，他抻着脖子望，好一会儿，他对刘伯温说：“想要全歼陈友谅，还真是件难事。你看他的部队士气，居然高涨起来，这就是负隅顽抗吧。”

夕阳如血，湖水成血。刘伯温看到一条大而肥的鱼，慢慢地游到湖面上来，一转身，又游回湖底，带走了一片血色。他又去看那夕阳，点了点头说：“友谅死矣。”

朱元璋大吃一惊，去看陈友谅的舰队，想看出点儿陈友谅已死的蛛丝马迹来，但他看不到。刘伯温又说：“友谅死矣。”这一次，他的声音微颤，像是一根刚被人拨动过的琴弦。

朱元璋未作片刻考虑，喊向他的那些参谋们：“赶紧给我做篇《祭陈友谅文》！”他没有英雄相惜的高尚情怀，文章一成，他就叫一些嗓门大的士兵对着陈友谅舰队朗读起来。这个时候，陈友谅的将军们冲进指挥舰，在满仓的腾腾雾气中，他们看到了正在化作青烟的陈友谅的骸骨。

陈友谅舰队霎时崩溃，朱元璋趁火打劫。在乱哄哄中，张定边带着陈友谅的次子陈理冲出包围圈，进入长江逆流而上，逃回了武昌城。

鄱阳湖之战的尾声正式结束，陈友谅大汉帝国的尾声开始了。

大汉余音

几年后，朱元璋和刘伯温一起回忆鄱阳湖之战，刻骨铭心。朱元璋说：“鄱阳湖之战，炮声击裂，如同滚滚天雷在头上飞奔，将士的呐喊，纵然鬼神听了也会吓得哭嚎。从早到晚，一连四日，日日心惊胆战。”他看着刘伯温，“你当时就在船上，可以说是与我共患难的人啊！”

但刘伯温记得的好像并不是这些，而是当朱元璋取得鄱阳湖之战胜利后回到应天的情景。据刘伯温回忆，朱元璋犒赏了活下来的将军们后，对刘伯温说：“我现在很悔恨当初去救小明王，如果不是老天的眷顾和陈友谅的愚蠢，我现在真不知身在何处。”

朱元璋说陈友谅愚蠢的理由，指的就是陈友谅应该直趋应天，而不是去攻洪都。这个论点，刘伯温早就反驳过。陈友谅远没有朱元璋想的那么蠢，他有他的计划。朱元璋说人家愚蠢，不过是一个三流货色侥幸成功后，对对手的刻意贬低而已。

他在沾沾自喜时，刘伯温冷冷地提醒他：“别忘了，陈友谅的大汉帝国还在呢。”

大汉帝国的确还在，武昌城中虽然哭声一片，但陈友谅的大旗依然高高飘扬，大汉帝国又有了新的领导人——那个逃回来的陈友谅的次子陈理。

1363年阴历十月，朱元璋命徐达率领主力部队扫荡陈友谅地盘，徐达兵团如风卷残云，一路势如破竹，进抵武昌城下。武昌城顽强抵抗，徐达在武昌未占到半点便宜。春节即将到来时，朱元璋命令徐达继续围攻，而主力则撤回去扫荡陈友谅其他地盘。

1364年阴历二月，陈友谅的大汉帝国在朱元璋疯狂的扫荡下只剩武昌一座孤城，朱元璋见时机已到，亲自出马，来到武昌城下。在持续不断且质量极高的攻击下，武昌城陷落，陈理在城池即将陷落时出城投降。陈友谅的大汉帝国度过了最为光辉的三年和最为惨淡的一年后，离开人世。

朱元璋赢了，他几乎赢了整个南中国。不过，胜利者未必就是真王，失败者也未必就是真寇。宇宙中，最势利眼的动物非人类莫属，因为人类往往以成败论英雄。

陈友谅败了，可他应该有个接近于事实的、直接的评价。如果我们把陈友谅和朱元璋进行一番对比，就会得出一个并不讨朱元璋喜欢的答案：陈友谅和他半斤八两，他没有高出陈友谅半分，有时候，他还矮了陈友谅几分。

朱元璋说，陈友谅不讲道义，是禽兽，因为他杀他的主人徐寿辉。如果单从弑主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连禽兽都不如。陈友谅固然杀了他的主子徐寿辉，但人家只杀了一个。而朱元璋杀了两个，一个是他的主子郭天叙，另一个则是几年后的小明王。陈友谅杀徐寿辉是敢作敢当，人家承认自己杀了徐寿辉。可朱元璋杀郭天叙、小明王，却到死都不承认，把责任统统推到别人身上。陈友谅如果是真小人，朱元璋就是伪君子。伪君子大言不惭地指责真小人，世界上最荒唐透顶的事莫过于此。

朱元璋还说，陈友谅凶暴，在内部搞政治斗争，把所有人才都杀掉了。如果这指责不是信口开河，那我们很难解释陈友谅手下大将张定边的英雄智慧和英雄行为。我们更难解释，为什么在陈友谅去世后，大汉帝国在残破不堪的情况下，却支撑了四个月。事实上，朱元璋才是个搞政治斗争的顶级下三滥。他在建国后一系列屠杀功勋的行为，陈友谅望尘莫及。如果当时陈友谅还活着，看到他凶残的杀戮行径，肯定会一惊而死。

毋庸置疑，陈友谅在道德上有瑕疵，但那个混乱的年代，你讲道义，正如到猪圈里讲五线谱一样，浪费时间和精力不说，一不小心，就会被猪吃了。政治和道义是各行其是的，谁如果把它们搞混了，谁就必然死无葬身之地。朱元璋又何尝讲道义？他最卑鄙的行径之一就是，用自己没有的东西去评价别人。他没有道义，却总喜欢用道义去评价他的对手。

陈友谅雄心壮志，胆气逼人，敢作敢为，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之一。朱元璋那些猥琐卑鄙的行止连给陈友谅提鞋都不配。陈友谅无法和朱元璋相比的就是手腕，朱元璋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用一系列为人和处世技巧来拉拢住别人，让别人为他赴汤蹈火，但他从不用真心回报。陈友谅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可惜老天爷没有给他一个刘伯温式的谋略家，这就是命，人力在命运面前必须要止步。

朱元璋赢得鄱阳湖之战的胜利，并不能证明他比陈友谅高明到哪里去，如果不是刘伯温和多次命运之神的眷顾，失败的可能是他。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是靠运筹就能取得胜利的，谋划固然重要，但运气更重要。所谓绝对百战百胜的将军是不存在的，你要看他的对手是龙还是虫，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背后，必然倒下了一群猪一样的对手。朱元璋的对手陈友谅不是猪，遗憾的是，他进入鄱阳湖后就开始拥有了猪一样的运气。

所以，当我们审视历史时，千万要注意，成败论英雄是最不可取，也是最浅薄的。

不过，我们的历史还应该继续，陈友谅已死，朱元璋的确是赢了。他不仅赢得了实惠，还赢得了面子。就在1364年正月，他自立为吴王，建立百官司属。两位宰相的官印理所当然地赏给了李善长和徐达，刘伯温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或许并不是朱元璋的吝啬，而是因为在朱元璋眼中，刘伯温只是个策划师、魔法家，宰相那把椅子，他是坐不上去的，坐上去肯定会感到不舒服。

但刘伯温却不这样看，他这种聪慧过人的人，用三年的时间足够看清一个身边的人。他认为，朱元璋是个政治高手，深谙官爵对人的重要性，正如刘伯温在《郁离子》中说的，官爵是宝器，不能轻易给人。如果轻易施舍，那官爵的神圣性就不复存在，拉拢人就缺少了最重要的一件武器。

有一件事让刘伯温印象深刻，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并没有进行泛滥的封赏。即使在灭掉大汉帝国后，朱元璋也只是按平时的军功给一批将军们进行了微不足道的封赏。这让很多人提出质疑，对于朱元璋的吝啬，他们气得发狂。在一次宴会上，几个鲁莽的将军借着酒劲，就向朱元璋发出了积攒已久的牢骚。

这些牢骚在酒气的缭绕下，冲进朱元璋的左耳，就要从右耳冒出时，他拍了下耳朵，牢骚在他脑海中荡漾了一会儿，他轻松地一甩头，从右耳出去了。他一脸严肃地看着那些将军们，眼光如毒蛇。当喧哗声渐渐平息后，朱元璋说：“你们跟我有年头了，我对你们的能力和勇气了如指掌。即使我不知道你们的能力，你们的上司应该知道，你们的下级也应该知道。你们如果功勋盖世，我怎么可能遗漏你们？可你们如果只是尽了一个军人的职责，那吼叫着要什么封赏？那是你们应尽之事。”

说完，他停了一会儿，下面安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到。他指着徐达说：“你看你们徐相国，功勋盖世，可你再看看和他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不仍是低级军官吗？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没有过人之处，你们如果有过人之处，立下超人的功绩，我的眼睛会看到的，你们不要担心没有封赏，要担心也应该担心你们是否建下功勋！”

这席话让那些将军们只是闭上了嘴，却让刘伯温脑海中唯一愚昧的角落里荡起了浪花。刘伯温一向是直来直去，是非分明，从来不绵里藏针。他喜欢把针亮给别人看，让人知道他就是一根坚硬的针，他更喜欢把棉花放在别人的胸怀，温暖别人的心。他永不可能像朱元璋那样，把针藏在棉花里，让你既喜又惧，既爱又怕。

这是一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最高明的政治手腕，它以语言的方式呈现，比任何一门武器都要厉害。

刘伯温不得不承认朱元璋是个厉害角色。

朱元璋说：“你所有的谋划都是天衣无缝，你能贡献，我能审而听之，这就是你，这就是我！”

刘伯温大吃一惊，他终于确定了几年来始终萦绕在心头的疑惑：他不是朱元璋身边的智慧口袋，朱元璋掏出来一个就用。他只是朱元璋身边的小药箱，朱元璋从里面拿出的药，要先加鉴别，然后才吃。

当他在1364年阴历二月回家的路上时，他对这种印象逐步加深了。可能就是在那条通往家乡的路上，刘伯温开始扭转他和朱元璋的关系。但他那刚直、不管不顾的性格如老虎一样拦在他面前，使他功亏一篑。

刘伯温回家时，圆月高悬，树木在月光下像是剪影，偶尔传来几声鸟叫还有猴子的嬉闹声，这在夜晚显得极为恐怖。四周一片凄惨，浓烈的雾气打湿了双脚，他就在月亮钻进云里时，突然停了下来，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做我自己！”

说完，不知什么原因，刘伯温又突然想起了陈友谅和他的大汉帝国。才几个月的时间，刘伯温几乎把这位英雄人物和他一手创建的大汉帝国忘却了。在那片月光如水银流淌的世界中，他试图在眼前展现陈友谅的尊容，可总是被朱元璋那张丑陋冷酷的脸挤到一边去。他努力用眼睛把陈友谅的脸拉回来，却拉回来一张哭丧着的脸。那张脸上雕刻着一张床。这张床用云南出产的楠木架构而成，楠木上镶嵌着制作精美的金片。刘伯温见过这张床，有一天，投降了朱元璋的陈友谅部下抬了一张床，放在朱元璋脚下，恳请朱元璋笑纳。

朱元璋的眼睛一亮，发出贪婪的光，但那光倏然熄灭。因为在他身边有很多人。那些人眼睛放出比他还亮十倍的光，垂涎三尺。他极端严肃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开始进行思想教育：“这个床，如此奢华，和后蜀后主孟昶用珍宝做成的夜壶有什么区别？”

孟昶是五代后期南中国后蜀的皇帝，此人在生活的奢侈上极具想象力，他曾用七彩珠宝装饰夜壶。北宋第一任帝赵匡胤灭掉他后，看到他的夜壶，大怒，拎了锤子就把上面的珠宝敲了下来，说：“这小子用七样珍宝来装饰这个东西，那么又会用什么容器来装他的食物啊？他如此奢侈，怎么会不亡国？”

朱元璋能想到孟昶，说明他对中国历史颇有了解。所以，他和赵匡胤一样，也来个毁坏作秀，命人把那张价值连城的大床销毁。

这一倡导廉洁的举动马上感动了身边的马屁精们。其中一只就跳出来指责陈友谅：“没有富有就先骄傲，没有达贵就先奢侈，因此而失败。”

朱元璋认为他说得很好，但他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富有了难道就可以骄傲？达贵了就可以奢侈？有了骄傲奢侈，即使是富有达贵还能保全吗？在富有达贵的时候，才应该抑制奢侈，崇尚节俭；戒除奢侈的欲望还恐怕不能符合人民的意愿，更何况用尽全天下的能工巧匠，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呢？这样很容易就导致灭亡了。前车之鉴，不能重蹈覆辙。”

刘伯温在一旁听着，他已经听出来了，朱元璋现在俨然以中国的皇帝自居了，可朱元璋离中国的皇帝还有一大段距离。谁都知道，就是在南中国，他若称中国皇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张士诚。

必须要和张士诚有个了断，朱元璋看向刘伯温，目光犀利、坚定。刘伯温的头上有一个白色的光环，十分耀眼，据民间说，那是大仙的特征。

第十一章 千年预言：迷雾中的《烧饼歌》

敌人在哪里

刘伯温50岁时出山辅佐33岁的朱元璋，流年似水。1364年时，刘伯温已54岁。在这四年时间里，他让一个并不起眼的割据政权脱胎换骨，一跃成为南中国第一霸主。后人说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太过于夸张，但他能点石成金，却是事实。

当朱元璋于1364年正月自称吴王时，他心中早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年正月，他的同乡，也是他最信赖的战友李善长和徐达要求他登基称帝。他内心抑制不住地兴奋，可他虽然是个冒险家，但极有政治头脑，这个时候称帝，虽没有弊，但也没有任何利。所以他假惺惺地推辞说：“战马还在战场上驰骋，人们还在呼号中奔走，天下未定，天命未必在我，不可冒昧行事。”

他似乎忘记了他在鄱阳湖上写给陈友谅的信，但刘伯温未忘。那封信字里行间把自己居于天命之处，而把陈友谅放在逆天而行的火炉：“你不要做欺人之事，马上取消你那皇帝的称号，等待真命天子的到来。否则，家破人亡，后悔晚矣。”

那时，鄱阳湖之战才进行到第二天，朱元璋明显占据劣势。能在如此形势下有这种猖狂的口吻，刘伯温很是吃了一惊。但刘伯温吃惊过后，就看透了朱元璋的肺腑，这是个想做皇帝想疯了的人。当他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的三个月后，在众人的拥护声中冷静地拒绝称帝之时，刘伯温又很是吃了一大惊。这人的理性和自制力如此强大，真是世间，至少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人啊！

站在刘伯温那超自然智慧的圣坛上，就能明白朱元璋为何不称帝而只称王。第一，小明王还在滁州活着，天下的人、包括草木鱼虫都知道他朱元璋是小明王的部下。如果他朱元璋称帝，那他的领导小明王该称什么？也就是说，有小明王在，至少在名声上，他就无法称帝。

不过，这件事在1364年的朱元璋看来，并不是什么事。让他真正挂怀的是，陈友谅虽然不在了，但他还有敌人。他说：“我们不能忽视任何敌人。”

据朱元璋的叙述，他有四个敌人。第一个就是那位多年前被方国珍活捉，后来又和王保保势不两立的孛罗帖木儿，1364年，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第二个则是王保保，这个人非比寻常。几年后，他让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寝食难安；第三个则是李思齐和张良弼，两人占据关中；最后一个，也是离朱元璋最近的敌人，就是张士诚。

据刘伯温看来，这四个敌人的前三个不足惧，至少在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威胁到朱元璋。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虽然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兵团，但军纪太差，打不了硬仗。王保保在河南，军纪严明，可士兵太少。至于李思齐和张良弼，更不足以忧虑，因为他们占据的关中严重缺粮，自保都成问题。

刘伯温最后说：“我们最大的敌人自然就是张士诚，这人要军队有军队，要粮食有粮食。想要消灭他，必须要审时度势，在最好的时机给他最致命的一击。”

朱元璋问：“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刘伯温朝天空望去，那时，应天城中阴雨绵绵，房檐挂着一道雨帘。刘伯温和朱元璋并肩站在檐下看雨。刘伯温没有给朱元璋答案，朱元璋也没有继续问。几年来，两人似乎已形成一种阴冷的默契，朱元璋知道，刘伯温该说的时候肯定会说，他不说的时候，证明时机还未成熟，所以，不必问。

几年后，刘伯温在朱元璋的许可下参与法律制定。他提出一个影响朱元璋多年的思维定势：执法要严，要灭绝人性的严厉。他说：“元王朝的覆灭就是太宽纵。所以，真正的法律应该是这样的：它一旦被制定出，如果不是在非常时刻，它就不该被变动。任何人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对法律顶礼膜拜，执法者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君王自己也没有资格修改、意淫法律。”

中国古代的这种法制精神并非刘伯温的启蒙。千百年来，中国一些拥有良知的执法者都在千方百计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是，当他们面对有实力的犯罪嫌疑人时，纵然口若悬河，也无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而中国古代，触犯法律、玷污法律的人有时候是皇帝本人，而有时候则是皇帝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些坐在尊贵位置上的人。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法律，而是他们下面那些狗仗人势的奴才。这些人不仅是皇帝的敌人，还是国家的敌人。

朱元璋曾问刘伯温：“我的敌人在哪里？”刘伯温告诉他：“人最大的敌人不在外而在内。”朱元璋当时并没有理解，直到1364年那个阴雨连绵的阴历四月，朱元璋才知道他的敌人在哪里。

功勋盖世的徐达是第一个被朱元璋叫来训话的人，因为他的那些家人仗着他的势力在应天城中为非作歹。他们根本不知道主人创建下这些功勋背后的艰辛，他们认为主人能有今天的辉煌，必须要惠泽于他们。所以，他们骄傲了，跋扈了，在菜市场买菜不给钱，出门乘坐超过规格的车队，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拳脚相加，搞得应天城乌烟瘴气。

朱元璋对徐达说：“你是跟着我一路披荆斩棘过来的，好不容易混到这个地步，不要被那些狗才毁了你。你要好好管束他们，否则，不但他们后悔，你也有后悔的一天。”

徐达听了这些话，惊出一身冷汗来。回到家中，官服都不脱，就把下人们集合起来训话，而且还杀了几只鸡儆猴。

刘伯温早就说过，帝国的敌人就是触犯法律的那些人。而敢于触犯法律的人必然是自以为有实力的人。这种人，一旦放纵之，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这种警告，对当时的朱元璋来说，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朱元璋不是哲学家，他理解不了深层的问题，他只是知道，他的敌人是那些有兵有地盘的军阀。他虽然经常和他的将军们谈到纪律问题，但只是例行发言。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把这样的敌人放在心上，直到他统一中国后，文武大臣们的放荡不羁才让他重拾刘伯温的警告。可惜，为时已晚，例行发言已无法解决问题，只能用屠刀。

刘伯温54岁那年在应天城。应天城阴雨连绵，三个月不见阳光，空气中飘荡着青灰色的雨丝，打湿了他的脸。他伸出手去，手很快湿了，他于是想到了法律之网，后来，又想到朱元璋的敌人。再后来，他站在雨中，进入与雨水合二为一的境界，什么都不想了。

刘伯温就在那魂魄最佳状态中站了好久，突然有人来拍他，他这才从梦幻中跳回了现实。看看雨，感觉大了，扭身回头时，他向南昌（1363年，朱元璋设洪都府为南昌府）看了一眼，心里暗叫一声，不好，南昌有变！

吴王，请速去南昌

1364年年末，刘伯温对朱元璋说：“注意南昌。”朱元璋一愣，说：“朱文正在南昌啊。”刘伯温又说了一句：“那就注意朱文正。”

在刘伯温说出那句话之前，朱元璋从来没有注意过朱文正，注意这个“注意”，在政治圈中，谁要是被“注意”上了，谁就要倒霉。朱元璋心中，朱文正是绝不会倒霉的。这位曾把陈友谅钉死在南昌城下达三个月之久的守城奇才是朱元璋心目中的一颗耀眼的恒星。不过对于那场“洪都保卫战”，很多人都高估了它。我们在前面谈过，南昌城被朱元璋重修之后，陈友谅威力无比的攻城武器——战舰无用武之地。陈友谅在南中国的崛起，很多时候靠的是海军。他是个典型的偏执狂，过度地重视海军在他心目中的优势。朱文正守南昌城时，只有两万人，陈友谅六十万，但这六十万人攻城的能力很差。朱文正所以能守住南昌城，一是他的确有一定的调度能力——南昌城比较大，他却能把两万人分配合理，能在危机时刻拆东墙补西墙；二是，陈友谅这个对手的攻击力很一般。

朱元璋回想关于朱文正的往事，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洪都保卫战，这场保卫战在他战略上的价值有多大，他心知肚明。可如果站在陈友谅的角度来看，南昌城的得失如浮云，因为他去攻南昌的目的就是为了引朱元璋前来决战。所以，攻南昌城时是否用了全力，只有成了鬼的他知道。这也同时说明，朱文正在守城上固然有天分，可远没有如后人说得那样高。

朱元璋那天在刘伯温的提示下，脸向西南，看向南昌城。他眼前就浮现了一张轻佻的脸，这张脸的主人就是朱文正。

朱文正是朱元璋哥哥朱兴隆的儿子，朱兴隆早死，他老婆领着朱文正四处流浪。朱元璋革命大业稍有起色后，朱文正和他母亲一起来投奔朱元璋。在后来的战争中，朱元璋发现这个侄子虽然任性轻佻，但却骁勇善战。在攻陷应天的战役中，朱文正一马当先，最先冲进应天城，给朱元璋争了很大的面子。朱元璋论功行赏时曾问他想要个什么官。朱文正很懂事地回答：“叔父您真成大业，何患不富贵。先给亲戚封官赏赐，何以服众？”

朱元璋大为惊喜，深为侄子的见解感到欣慰。一定要注意朱文正的这句话，他不是说不要封赏，而是想要最大的封赏。

1363年，朱元璋从陈友谅手中重新夺回南昌后，他心目中守卫南昌的唯一人选正是朱文正。陈友谅未攻南昌城之前，朱元璋就曾收到南昌城一些官员的密信，说朱文正在南昌城不理政事，花天酒地。他们很担心，南昌城在这样一个浪荡子手中会不会再次丢失。使人惊骇的是，当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兵临南昌城下时，朱文正来了个超级大变身，推开酒杯，踢开怀抱里的女人，梳洗打扮一番，然后调兵遣将，聚精会神地守起了南昌城。

如你所知，他守得很好，洪都保卫战几近于完美。

陈友谅从南昌城刚撤军，朱文正就脱掉了战袍，穿起当时世界上最精致的丝绸长袍，用他那双还有血腥味的手端起酒杯，搂起美女，载歌载舞起来。

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生死相搏时，他在南昌城中醉生梦死。即使和他最亲近的人都看不懂他，在平常时期，他是个花花大少，而一旦到危机时刻，他马上就能进入救世主的角色。如果说，朱元璋是深不可测，那么，他的这个侄子朱文正就是变化无常。你能按朱元璋的逻辑猜出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但你永远猜不出朱文正的下一步。

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并没有对任何人进行厚重的赏赐，他从未想过朱文正会质疑他的这一行为。因为在他心目中，朱文正很识大体，他当初那句拒绝封赏的话就是明证。

刘伯温在鄱阳湖之战后曾提醒过朱元璋，让他注意一下在这场战争中的无名英雄。这些无名英雄当然不是漂浮在鄱阳湖上的士兵，而是未参加鄱阳湖之战，却对鄱阳湖之战有着卓越贡献的人。比如在武阳渡驻扎的部队，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却震慑了陈友谅不能南逃；再比如朱文正，如果不是朱文正拖住陈友谅，朱元璋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准备。

朱元璋却说：“陈友谅来攻南昌城，就是要和我决战的。即使他攻陷南昌城，也会到鄱阳湖中来。而我们在长江到鄱阳湖的沿线都布置了重兵，也就是说，朱文正的功勋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

这成了他在鄱阳湖之战后未对朱文正封赏的心理依据，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朱文正能理解这件事，朱文正对这件事是超然度外的。

朱文正不能超然度外。鄱阳湖之战的后期，陈友谅派人来南昌城劫粮，他在击退敌人后，曾洋洋得意地问他的部下：“你们说这场战争功勋最大的是谁？”

他们的部下知道主子要的答案是什么，异口同声地说：“是您。”

朱文正很不客气地接受了这个答案，说：“我拖了陈友谅三个月，叔父才有时间作充足的准备，我现在又断了陈友谅的粮道，他成了无本之木。你们瞧，这种功勋，光芒可与日月争辉。”

在他意识中，他认为自己说得没有错，他希望朱元璋也认可这种说法。因为几年来，他的确没有升迁过，这一次，就是击鼓传花的封赏，也该轮到他了。但他很快就滑进失望的深渊中，朱元璋对他未作任何振奋其心的封赏。

他先是在房间里来回转悠，自言自语，后来就像中了魔一样地大喊大叫。最后，他把自己放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美女、美酒、最赏心悦目的歌舞和男人们的淫笑。

他的部下也跟着他神魂颠倒起来，居然有人劝他投靠张士诚。朱文正初听到这个建议时惊骇万分，后来在没完没了的纵欲狂欢中，他惊骇的心情居然奇迹般地平静下来。他认为，这种提议有它一定的道理。乱世中，太多人的效忠心理没有被培养起来，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正当他准备发挥这一本能时，刘伯温提醒了朱元璋，注意南昌城。朱元璋半信半疑，可还是派了使者去南昌城。使者回来报告说，朱文正的确有点不对头。依他的观察，朱文正心灰意冷的外表下藏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

朱元璋在那时就已经表现出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恐惧特质，他再派使者到南昌城，特意嘱咐使者，一定要查出朱文正到底是在玩物丧志，还是别有用心。

现存的史料已无法证明当时朱文正是否真有背叛朱元璋的行为，即使是是否存在背叛朱元璋的心都已无法判断。但多次的使者往返后的报告都指出，朱文正的确有怨气，而且这股气很浓。

朱元璋气得发抖，任何人都可以背叛，只有他朱文正没有理由背叛。朱元璋派使者前去责骂朱文正，朱文正恐惧万分，可能就在此时，他真的想准备背叛朱元璋了。

朱元璋不可能给他这样的机会。1365年正月，朱元璋亲自来到南昌城下，并不上岸，召朱文正来见。朱文正扔了酒杯，踢开美女，仓促穿起官服，一路小跑来到朱元璋面前。朱元璋站在船头，朱文正左摇右晃，好不容易跪了下去，前仰后合，像个不倒翁。

一股浓烈的酒气冲到朱元璋鼻中，朱元璋皱了皱眉，问：“你想干什么？”

朱文正浑身发抖，不说话。

朱元璋连续问了三遍“你想干什么”，朱文正始终没有给出一句回答。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他如果说，我是冤枉的，朱元璋就会问，我都没有说你干了什么，你为何说冤枉？你说自己清白，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如果他说，我什么都不想干啊，朱元璋就会说，你干的还少吗！

朱文正被押回应天后，朱元璋对刘伯温说：“先生真是料事如神，这小子真要谋反。”刘伯温却说：“我没有要你注意他谋反啊，我是要你注意他这个花花公子会把南昌弄丢了。”

朱元璋很吃了一惊，他理解错了。可他不能承认，他说：“先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无从得知刘伯温是否说的是真心话，不过就是这句话，让朱文正讨了个死罪，被囚禁直到死去。

刘伯温就在朱元璋吃惊时，又冒出了一句话：“东南必失一良将。”

这句话非同凡响，若干年后，就是这句话，催生出了刘伯温最神话的一幕——烧饼歌的诞生。

东南必失一良将

1365年正月的那天，刘伯温意味深长地看了朱元璋一眼，朱元璋如坠五里雾中。刘伯温说：“东南必失一良将。”朱元璋不以为然，如今是战争时期，每天都有人死，每天也都有将军死。但刘伯温却说：“我暂时还不知道是谁，但现在他正走在通往阴界的路上。”

1365年阴历六月，朱元璋吴王府的参军胡深在福建行省牺牲。刘伯温一语成谶。

胡深是名将，而且是良将。很少有他那样的将军，不把别人的生命视同儿戏。胡深早年和刘伯温在石抹宜孙帐下共事过，刘伯温对他的评价是，文武全才，知道慈悲是何物，能用谈判解决的事，决不动用武力。一旦动用武力，就是全力以赴，不分胜负，决不回头。

胡深是个神童，先天优势和后天努力使他年纪轻轻就蜚声其家乡处州。他熟悉经史子集，并能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同时还和刘伯温一样，在占卜星相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东南大乱后，他夜观天象，说：“浙东地气尽白，大祸将来临。”于是变卖家产，召集精壮汉子组成一支部队，投奔石抹宜孙。

刘伯温在石抹宜孙帐下时，正是他和胡深伟大友谊的开端。这一伟大友谊并未升温，刘伯温就离开处州，回了老家青田。1359年，朱元璋兵团攻处州，胡深统领龙泉、庆元、松阳、遂昌四县兵，准备闭关顽强抵抗。可四县士民纷纷向他请愿，要他投降朱元璋兵团，以保存百姓性命。

胡深仰天长叹，说：“大元待我不薄，我怎忍心做下这等丑事！”

四县士民的代表对他说：“您带兵数年，勤勤恳恳，朝廷却没有一点封赏，是国家有负于你，你哪里有对不住国家的地方？”

胡深头脑中电光一闪，想到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战至最后一刻，城中人相食，张巡把自己的小老婆拿出来给将士们吃掉，就是不投降。

张巡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让后人对其评价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他是个对政府忠贞不贰的人，应该大力宣传；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张巡如果投降，那睢阳城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惨剧，搞得人吃人。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张巡用别人的生命来表现自己的忠贞，根本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简直就是人渣。

胡深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最后，他和张巡背道而驰，开门迎接朱元璋兵团进城，四县百姓安然无恙，他也摇身一变，成为朱元璋的将军。

朱元璋数请刘伯温时，胡深就给刘伯温写过信，恳请他能为天下苍生着想，出山辅佐朱元璋。刘伯温很理解胡深的投降行为，因为胡深是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的人。在给胡深的回信中刘伯温指出：“我和你胡深不同，你投降朱元璋才是真为苍生，而我，手中没有四县百姓的生命，所以投靠朱元璋，我有选择的余地，你却没有。从这一点而言，你比我要崇高。”

一个人的崇高是由纯洁的灵魂所决定的，纯洁的灵魂就是一个人的良知。良知就是是非之心，是非之心便是懂得区分善恶。知道什么是善，去做；知道什么是恶，不去做，这就能使一个人进入崇高的殿堂。

胡深投靠朱元璋后，始终在处州从事军事征伐和行政管理。在他的管理下，处州很快从战争废墟中恢复了元气。当朱元璋看到生机勃勃的处州时，不禁问宋濂：“胡深这人怎样？”宋濂回答：“文武全才。”朱元璋说：“是！他就是我浙东的一面屏障。”

元政府福建军区司令陈友定不相信胡深这面屏障，1364年阴历二月，陈友定率领主力兵团进攻处州，浙东震荡。

陈友定和陈友谅没有一毛钱关系，陈友定是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人，沉勇有智谋，为人讲义气，社会交际能力强，所以人脉极广。小时候曾给地主家放鹤，仙鹤的高洁品行深深打动了他。当他驱赶仙鹤，让它们飞起时，就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要如这些大鸟一样，翱翔天际。二十多岁后，他到元政府在福建行省的驿站工作，很快升为站长。1352年，一股千余人的农民武装在当地纵横驰骋，官军毫无办法。陈友定主动请缨，在这支农民武装的小部队前来驿站索要战马时，设宴款待，暗地里偷偷把他们的武器收取，在他们喝得酩酊大醉时，将他们全部杀掉。那支农民武装的头子得知消息后，领人来复仇。陈友定在他们来的路上设下埋伏，一举将其歼灭。元政府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给了他一个行政编制，1352年，陈友定这只仙鹤开始了飞翔之梦。1358年，他被升为延平路军区司令，他翱翔天际，成为元政府在福建的一只仙鹤。

1359年，陈友定大败前来攻击福建城镇的陈友谅大将邓克明，1363年，陈友定再次大败邓克明。这两次战役使他名扬福建，成为福建不折不扣的实力派军阀。但他和方国珍、张士诚截然不同，他忠诚于元政府如忠诚于自己的灵魂一样。

1365年，朱元璋看上了福建。可他深知这不是一块好啃的肉，陈友谅两次惨败就是明证。左思右想，朱元璋把胡深从处州调出来，同时又调遣一员猛将朱亮祖，把两人投到了福建战场。

朱亮祖本是一支土匪武装的大当家的，匪气十足，我行我素，后被朱元璋收服，成为朱元璋的马前卒之一。朱元璋要他和胡深一起到福建战场，可能是看中了他的蛮劲可以激发胡深谨慎性格中的冲力。但正是这种安排，断送了胡深的性命。

在行政设置上，朱亮祖和胡深平级，谁都无法指挥谁，到了必须有一个指挥的时候，谁脾气大，谁就是总指挥。

1365年阴历六月，二人来到建宁城下，面对城高墙厚的建宁城，朱亮祖要胡深发动总攻。当时大雨，胡深眼皮直跳，掐指一算，对朱亮祖说：“天时对我等不利，恐怕有灾祸。”朱亮祖嗤之以鼻，说：“天道幽远，云电风雨，变化无常，却是平常之事，这能证明什么！”

这个时候，正是刘伯温对朱元璋说“东南必失一良将”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朱亮祖扯着嗓门要胡深出兵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胡深在雨中神情忧伤，浑身散发死亡气息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正是陈友定全身心投入准备歼灭这支朱元璋兵团的时候。

在大雨倾盆时，胡深架不住朱亮祖的催促，跨上战马，按自己最理想的攻击方式，主攻建宁城正门。建宁城守军顽强抵抗，陈友定得知这支朱元璋兵团的主力正在全身心地攻建宁城后，命令守将阮德柔抓住机会反攻，而派另一支部队去攻击胡深的后面，把胡深引到锦江附近，在那里，陈友谅已设下天罗地网。

胡深明知那支攻击他的部队是诱饵，但他不得不追击，因为建宁城的守军已经发动了反攻，他不想被夹成包子。就在他追击到锦江，并求老天保佑陈友定没有埋伏的时候，一声锣响，四面八方冲出了陈友定那支强悍善战的福建兵团。胡深陷在包围圈中，多次突围，多次失败。最后，胡深的战马跌倒，人被活捉。

见到陈友定时，胡深还想发挥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对陈友定大肆渲染朱元璋的伟大。陈友定冷冷一笑，用一句话就堵住了他的嘴：“你背主不忠！”

胡深顿时感觉自己身陷黑暗之中，那是无边无际的黑暗。他看到了自己在石抹宜孙帐下的运筹帷幄，听到了那四县士民哭天抢地要他投降的哀号，闻到了家乡山上玉兰花的清香。

他长叹一声，再无一句话，他几年来始终不敢去碰的脆弱的神经，被陈友定无情地拨动了。

胡深被陈友定俘虏的消息传到应天时，应天在下雨。雨打在芭蕉叶上，噼里啪啦地响。朱元璋对刘伯温说：“先生说东南必失一良将，果然应验了。”

刘伯温说：“还未应验。”

朱元璋疑惑不解，瞪着眼等待刘伯温的解释。

刘伯温说：“太阳有黑子，是死一良将，而不是被俘。”

朱元璋嘿嘿一笑：“陈友定不过是个暴发户，我用良马、金银可以赎回胡深。”

刘伯温也笑了，很轻，在嘈杂的雨声中，朱元璋根本没有听到。刘伯温继续说：“陈友定是对元王朝忠贞不贰的人，他决不会和你做交易。”

刘伯温猜对了，陈友定不是暴发户，他是一只元政府眼中最纯洁的仙鹤。当朱元璋向陈友定提出他试图换回胡深的想法时，陈友定冷冷一笑，把信扔到一旁。几天后，在元政府的要求下，胡深被处决。

胡深的不在人间，并未让朱元璋抱憾许久。最让朱元璋感到惊讶的是，刘伯温真的可以料事如神，这种超自然的技能，朱元璋知道，自己必须要好好汲取。

不可改葬

1366年阴历四月一个雨后的下午，在阴郁的吴王宫中，朱元璋忽然就想到了“衣锦还乡”这四个字。他眼前出现一幅水墨画，画上是个粗线条的大汉，穿着漆黑的盔甲，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飞奔在回江东的路上。这个人自然是项羽。项羽那时刚灭秦朝，正准备带兵回老家。有人对他说，关中这地方是帝王基业所在，不可轻易抛弃。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就如穿着锦绣在黑夜里行走一样。后来有人说项羽是戴着帽子的猴子，这种人的智力商数根本无法理解项羽。

项羽能建下震动天地的灭秦奇功，并非全出于他的好运气，他的头脑并非是摆设。在江东革命时，他带着八千老乡杀向中原，多年血战，他的兵团人员构成始终以江东人为主。大功告成后，少年变成了青年，青年变成了中年，中年即将步入老年之境。他们太想念阔别已久的家乡了，项羽所以要回江东，不仅是“衣锦还乡”的虚荣心作怪，还有时势的使然。如果他建都关中，兵团的怨气一定很深，中国人的乡土气息浓厚，如何维护他的权威，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朱元璋就很理解项羽，感情上，他很想回老家；政治上，他在老家淮西一带发迹，他的兵团里也是淮西人居多，他的文臣武将里，淮西人占了十之八九。这些人组成的圈子被称为淮西集团。当1366年，朱元璋和张士诚全面开战后，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朱元璋此时已有了衣锦还乡的资本，但他和项羽当时的想法稍有不同，项羽回老家，纯是欢乐。朱元璋回老家，却有万分的苦楚——他的老爹老娘至今连个坟墓都没有。

那个阴郁的下午，朱元璋对刘伯温讲起父母凄惨的往事，不禁流下几滴泪来。刘伯温马上就明白，朱元璋是想回老家濠州了。

刘伯温望着外面铅灰色的天空，一场雨又将到来。他对朱元璋说：“这个时候回濠州，恐怕不是时候吧。”

朱元璋看了他一眼。刘伯温说：“我们和张士诚的战争正进入关键时刻，您这一走，恐怕影响军心。”

朱元璋这回笑了一下，对刘伯温说：“张士诚已是我掌中之物，不必担心。我必须要回趟老家。”

刘伯温马上就问：“你可是想把新都建到你老家？”

朱元璋大吃一惊，这是他给两年后作的打算，想不到在这时就被刘伯温卜算了出来。如同在苍茫无边的大海上，正茫然无措时，突然看到了指路的灯塔。朱元璋急忙打消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在这个时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有的，它必然要存在，可绝对不是这个时候。他说：“当然不是，我是想改葬我父母的坟墓。”

朱元璋说，此生以来最大的痛，不是经历过永恒的饥饿，也不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丧失最亲密的战友，更不是在险象环生中的焦虑和恐惧，而是他父母，死后连个像样的坟墓都没有。每次想到这件事，他的心就如刀绞，几乎滴出血来。

刘伯温说，他没有这样的感受，他父母的坟墓都很像模像样，所以他无法理解朱元璋的感受。人的命不同，后来形成的心理状态自然也不同。但他后来说，虽然不能理解朱元璋的这种心理，他还是愿意让朱元璋回老家，只是有个条件。

他的这个条件恰好是朱元璋最不愿意的：不允许改迁父母的坟墓。

朱元璋的父母死时，没有棺材，就是墓地也是随意挑选的。对于轻生重死的中国人而言，谁要是对父母办了这样的事，谁就是大逆不道。

如今，朱元璋这个穷小子一夜暴富，必须要摘掉这顶“大逆不道”的帽子，刘伯温却不让他摘，他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

刘伯温当然有他的理由，他说：“我并未亲见你二位高堂的坟墓所在。但我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风水学理论，不能轻易迁坟。否则，破坏了风水，你就和倒霉结下了不解之缘。”

朱元璋最怕的就是倒霉。一个从来没有倒霉过的人永远不理解和霉运共进退的痛苦，见刘伯温说得极为严肃，他就打消了这念头。刘伯温又叮嘱他：“就是装修你父母的坟墓，也要从简。”

朱元璋这次发起火来，但未等他用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刘伯温马上就说：“当然，孝道乃天道，您看着来吧。”

两人的谈话随着那场雨的渐渐大起来而结束。就在他们结束谈话时，朱元璋兵团横扫张士诚在淮水各地的驻军，为朱元璋的回乡之路涤荡了尘埃。

朱元璋那次回老家，看着凄凉的父母坟墓，痛哭失声，如重新死了一次爹妈一样。虽然如此伤痛，他还是听从了刘伯温的建议，并没有改葬，只是把他父母的坟重新装修了一下，并且安排坟墓旁边住的居民二十多家守冢。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后，派人又精装了一次父母的坟墓，这就是今天安徽凤阳城南七公里处的明皇陵。

明皇陵规模宏大，森严壮观，在历代开国皇帝的父母陵墓中出类拔萃。明朝二百多年，明皇陵始终受到最体贴的照顾。明朝末年，革命家张献忠攻陷凤阳，对明皇陵进行了剥皮剔骨一样的破坏。这是朱元璋永远都不会想到的，刘伯温是否想过，没有人知道。

朱元璋回老家去探望已成碎骨的老爹老妈时，刘伯温也想起了自己的老爹老妈。不过，他已经五十六岁，这样的年纪，想到的亡人，更多的时候是自己，而不是父母。所以，他眼前一片模糊，后来脑海里也蒙眬起来，以至于连父母的模样、甚至是自己是否有过父母都记不起来了。

1366年阴历五月的一次滂沱大雨中，朱元璋从濠州回到应天，他一回到南京就找来刘伯温，对他讲述回来路上的艰辛。他说：“尤其是进了应天城后，马上就胸闷气短起来。”刘伯温仰头看了看昏暗的宫殿，又冒雨跑出去，看了看城墙，再跑回来对朱元璋说：“我们必须要有个像样的宫城。”

除非燕子能飞入

在1366年建新宫城，朱元璋有些心摇神迷，又有些不安。1366年，朱元璋各条战线上都有些吃紧。王保保兵团的快速机动性让前线的徐达有些吃不消，虽然他先后在安丰、徐州击败了王保保兵团，不过他辛苦取得的成果，必须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才能保住。对张士诚的战争，前线传来的永远都是千篇一律的战报：一切顺利，一切正常。

可战争这玩意，一旦出现“一切正常”的情况时，说明要么是僵持了，要么就是进展缓慢。如果不是刘伯温的支持，朱元璋在1366年的那种情况下，重建应天城一事，虽有想法，却不可能付诸实践。

1366年阴历八月，刘伯温被朱元璋任命为应天城的总设计师。其实，刘伯温只是选址师，应天城在两年后改称南京，南京城的修建持续了多年。我们今天见到的南京城城址，就是刘伯温奠基的。

刘伯温站在应天城城墙上开始对应天城的历史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追溯。在这场追溯中，应天城如百变神君，它的形象变幻莫测，使人眼花缭乱。

刘伯温的意识最先流到西周王朝，周武王站在一块用泥土堆起的国家地图前，指着一块他的兵力从未到达过的地方，说：“在这里设周章国。”周章国国王是个只穿了一个茅草制作的丁字裤的矮小汉子，他坐在今天南京城的某个茅草屋中，恭敬地向西北方鞠躬说：“我谢谢您，素未谋面的周大王。”

五百多年，周章国悄无声息，如同被地球吞没一样。直到一个野蛮的楚王国在南方拔地而起，它才以被征服者的身份进入了人类的视野。楚王的右臂前伸，有点像法西斯的直臂礼，说：“在那里设置棠邑。”这一年是公元前571年，南京历史上有了最早的地方建置记录。

春秋末年，楚王国被它背后阴狠的吴王国持续不断地攻击，地盘大量丧失，其中就包括棠邑。吴国的国王夫差说：“我要在这里建城。”于是，今天南京的朝天宫一带旱地拔葱般崛起一座新城。

这座新城沐浴了吴国的春风不到30年，公元前472年，那位以吃屎名留史册的越国国王勾践灭吴。勾践对他的谋士范蠡说：“我要在这里建一座比吴国所建的更大的城，我称它为越城。”范蠡说：“好。”于是，在今天南京城中华门外的长干里，神话般地崛起一座城池。勾践自豪地大笑说：“将来谁在这里建城，都逃不出我所创下的城址。”勾践说得没错，越城就是今天南京城垣之始。公元前333年，楚国重振神威，攻下越城，就在此地建筑金陵邑，“金陵”之名就此确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四处巡游。在第五次巡游时，秦始皇沿长江东下，远远望见金陵。他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金陵上空有清气数道，如柱子一样直逼霄汉。他身边的术士趁机说：“金陵乃龙脉地势，虎踞龙盘，地形险峻，王气极旺，五百年后会有天子坐镇。”

秦始皇又吃了一大惊，说：“这是要我的后代迁都吗？”

术士说：“非也，是有人要取代您的子孙。”

秦始皇脸色发青，问：“如何是好？”

术士说：“破坏它的龙脉，改它的名，让它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就是真有人在这里当天子，也不会长久。”

秦始皇当机立断，命令他的卫队把方山凿开，又把淮水贯穿金陵，通达长江，成了秦淮河。做完这一切后，秦始皇远眺，看到金陵城北的狮子山、马鞍山，说：“这两座山，也给我凿了。”

大功告成后，秦始皇对金陵人说：“以后有人问你们是哪里人，你们要说自己是秣陵人，不许说自己是金陵人。”秣陵就是草料厂的意思。

秣陵开始低下刚刚昂起的头颅，默默无闻地度过了秦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虽然沉默了几百年，但它有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终于在公元229年被三国时期的军阀孙权接纳，它成为孙权所建立的国家吴国的首都，孙权将它改名建业，重新为它装扮，注入生命的活力。

自此，南京就成为光芒四射的明星之城，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均相继把它当成都城，所以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

那时候，南京城是世界的中心，它代表着繁华和壮丽。如果居住在罗马城的古罗马人来到南京，他们会羞愧得要死，因为和南京城一比，罗马城就是个小村庄。

那时南京城的街道上人山人海，比肩接踵。夜晚来临，家家灯烛亮起，可以和又大又圆的月亮一比高低。南京城里日新月异，就是南京市民，早上出门，晚上回家，在繁华的街道上都容易迷路。还有寺庙道观，极尽繁华之能事，进入这些场所，必须要把耳朵塞起，眼睛蒙起，否则会失去对现实世界的判断，误认为自己在西天极乐世界。寺庙中的香火如火焰山，能把人熏得失去味觉。还有数不清的亭台楼阁，恍如仙境。

六朝时期，是南京城最光辉的时期。就是在刘伯温站在城墙上回首它的往事时，仍然能看到艳绝人寰的妙龄女郎走在清澈的秦淮河上。他还能在城墙上闻到穿越几百年而来的脂粉味。但流年似水，南京城的光辉终于在公元589年消失在地平线下。这一年，大隋帝国的远征军攻入南京，隋帝国一任帝杨坚恐惧南京城里的纸醉金迷，所以下令将城邑和宫殿“荡平”，改为耕地。

南京城最美丽的往事从此烟消云散，但它那养尊处优多年的绝代风华并未荡然无存，隋、唐、宋、元虽然一直压制着它，可它始终是南中国瞩目的焦点。朱元璋攻下它后，马上就被它的地理优势深深迷住了。他毫不犹豫地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根据地。

现在，刘伯温站在它那饱经沧桑、柔情似水的城墙上，看它的从前，畅想它的将来。当这一切感性的思维过去后，刘伯温走下城墙，开始了他的选址之旅。

他在应天城内外四处察看，从山峦走势到江河流向，从地势高低到村居稀稠，从空气质量到水资源多寡。有人看到他端着罗盘，伸着中指和食指，口中念念有词。还有人看到他站在钟山山前，若有所思，一站就是一天。

在1366年阴历八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在朱元璋面前摊开他的设计图。新的应天城将建在旧城东部、钟山阳面，距离白下门约两里多路，东北紧依着钟山，那是一处开阔之地，气势磅礴，整个城址占尽了钟山之阳，周围绵亘五十余里。

刘伯温说，这是他多年以来在风水学上的智慧结晶，朱元璋叫来李善长和一名姓张的道人，要他们实地考察后汇报他们的真知灼见。李善长跑到钟山前转悠了一圈，就跑了回来，对朱元璋说：“建都应天不是好事。历史告诉我，这地方被秦始皇断了龙脉，虽是六朝古都，可那六朝全是割据政权，况且寿命极短。”

刘伯温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眼，让李善长有些魂不守舍，再去看朱元璋，朱元璋的脸色极难看。要刘伯温选址是他的意思，李善长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使他很不高兴。李善长突然发现自己陷在危险之中，马上改口说：“不过，刘先生新辟的这个城址非常好。”然后转向张道士，说，“你说是吧，张真人？”

张道士连连点头，说：“把钟山圈了进来，正是把龙脉请了回来。就是秦始皇诈尸，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今天见到的南京城的原型就在1366年阴历八月开始成长，那时，朱元璋是深信他即将要建立的王朝是万万年而不败的。新的应天城即将要动工修建时，出了意外。

这场意外把刘伯温塑造成了神，把朱元璋自以为是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意外的原委是这样的：有一天雷声在钟山上滚来滚去，黑云压着应天城，像要把这座城池压垮一样。朱元璋在宫中心神不宁，他从窗户望出去，钟山在黑云中颤动着，要坍塌了。他突然就想到了新城的城址，钟山如果真塌了，那岂不是预示着他即将要到手的江山也塌了？

这种想法越想越揪心，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在大雨下得最猛烈时，他带着几名卫士出了宫廷，径直来到钟山下。

由于雨太大，焦虑的朱元璋来到钟山下时已浑身湿透。在电闪雷鸣和滂沱大雨中，他不知为什么，突然就看出城址有些偏前，宫前的地方不够宽阔。于是，他下令把宫址向后移了一些，然后下令就在那场暴风雨中动工。

朱元璋做完这件事，很是洋洋得意了一回，认为这是他高度智慧的结晶。他把刘伯温请到现场观看，刘伯温叹息道：“这样做，也不错，不过他日将有迁都之举。”

朱元璋纵声大笑，笑声极为空洞。他说：“谁说我就建都于此啊？”

刘伯温不说话，背手而立，像个孤独的老人。

新城城墙刚有个影子时，朱元璋带着文武百官到现场游览，所有人都赞叹不已，只有刘伯温不发一言。朱元璋见他那沉默孤独的样子，就问：“如此壮丽的大城，谁能攻进来？”

刘伯温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看了一眼城墙，只看了一眼。说：“人是攻不进来，恐怕燕子能飞进来。”

朱元璋当然明白，燕子是个象征，而不是那种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鸟。但是这到底象征着什么，四年后的1370年，才有答案。这一年，朱元璋一口气把自己的后辈都封了王，有一个封爵为燕王的，镇守北京，他叫朱棣。三十年后，他从北京发动靖难之役，一路南下，攻陷南京，跳上龙椅，历史上称他为“明成祖”。

不过在1366年，朱元璋不可能想到，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儿子朱棣会在多年以后翻飞进南京城，又是多年后，这只燕子把他辛苦铸造的南京城当成了第二首都。

朱元璋在1366年说，他的南京城无人可以攻入。那时的南京城还只是个雏形，二十八年后，新的南京城横空出世，它那恢宏的气势的确给朱元璋的夸口加了个保险。

南京城东西略窄，南北狭长，城墙周长接近34公里。有人从高空看南京城这怪形状，说是葫芦，还有人说是粽子，更有人说是朱元璋的那张老脸。如果你让刘伯温说，他会告诉你，南京城的形状其实是按照南斗与北斗星宿聚合而成的，象征着永恒。

南京城墙高度一般在14米到21米之间，城基的宽度为14米左右，略小于一个篮球场的宽度，顶部的宽度在4米到9米之间，最窄处也可以放下两张乒乓球桌。

长城是地球上最长的城墙，而南京城墙则是地球上最长的都城墙。为了凑出城墙所用的城砖，工部指定长江中下游近130个州、县不分昼夜地赶工制作城砖，共运送城砖一亿五千万块到南京城下。

并非每块城砖都有好运气可以成为南京城墙的一分子，城砖必须是精雕细作。南京工部的人要求运送来的每一块城砖上都要打上烧制的州、府、县及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姓名，有的还印上制作的年月日。如果发现有残次品，就要退回重做；如果二次返工，那当事人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城砖与城砖之间的黏合剂用石灰、糯米汁或高粱汁再加桐油掺和而成，毫无缝隙，硬化之后，堪称牢不可破。

城墙一周共设13座城门，东有朝阳门；南有聚宝、通济、正阳三门；西有三山、石城、清凉、定淮、仪凤五门；北有太平、神策、金川、钟阜四门。朝阳门和神策门各有一道瓮城，西面的石城门有两道瓮城，聚宝、通济、三山门各有三道瓮城。聚宝门瓮城规模最大，东西长118.57米，南北长128米。城顶原有木结构敌楼，城门设铁闸和木门，铁闸用绞关上下启动。瓮城两侧有登城马道，主城内侧上下两层及瓮城两侧共有27个藏兵洞。外廓城略成圆形。可以说，每一座城门表面上看，都是攻城敌人的梦魇。

这样一座高大坚实、雄伟壮观的大城，即使多年后的刘伯温看到，也会同意朱元璋的看法。不过，世界上没有不能攻破的城墙，况且，刘伯温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神乎其神的预见能力在看。

他看到的情景就是，一只燕子飞了进来，绕了一圈后在这里定居了几十年，后来又飞到北京，把那里当成了永远的家。刘伯温说的有迁都之举，正是指此。

朱元璋问刘伯温：“先生可否能卜算下南京城将来的命运？”

据说，朱元璋问刘伯温时，自己正在吃烧饼，一半在手中，一半在口腔里。口腔里的半个烧饼把他的腮帮子撑得畸形了。

烧饼的故事

刘伯温那天去见朱元璋，朱元璋正在吃烧饼。听到刘伯温前来，他灵机一动，把半个烧饼藏在碗里，用手遮住。他问刘伯温：“你知道我碗里是什么吗？”刘伯温掐指一算，回答：“半似日兮半如月，定是金龙咬一缺。”

朱元璋惊喜道：“先生您果然能未卜先知啊。”

朱元璋这话有些夸张，如果让饮食专家来叙述这件事，则是平淡无奇的。烧饼是西域人的主食之一，东汉时期，英雄人物班超在西域待了几十年，回中原后，就把烧饼带进了中原。当时的烧饼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烧饼，其实是我们今天的馅饼，而且以羊肉馅居多。制作完成后，放到特质的器皿上烘烤而成。由于古人在饮食上很注重质量，所以，制成的烧饼“面脆油香”，香味可以传出几米远。也就是说，刘伯温一进朱元璋的房间里，就闻到了烧饼的味道。他掐指一算，实属多余。

朱元璋就问他：“我这份家业，能延续多久啊？”

刘伯温想了半天，说：“万子万孙才尽，您不必问（茫茫天数，我主万子万孙，何必问哉）。”

朱元璋很高兴，可他认为这不可能，于是又问：“自古有枯荣，世间无朽物，天下怎么能永远是一姓的天下呢？”

他当然不知道，刘伯温说的“万子万孙”，其实是明帝国最后四位皇帝：万历帝（朱翊钧）、泰昌帝（朱常洛）、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朱常洛是朱翊钧的儿子，朱由校和朱由检是朱翊钧的孙子，这就是万子万孙，然后玩儿完。

刘伯温此时发现，朱元璋还是个比较冷静的人，这种把戏骗不了他。所以只好说：“如果您赐我无罪，那我就泄露点天机给您。”

朱元璋说：“赶紧泄。”

——注意，刘伯温泄露天机时虽然使用的是世俗的汉字，可语言却是天上神仙的，所以，凡夫俗子很难看懂。所以，我们必须要随时加以注解。

刘伯温就开始泄露道：“朱先生您将统一中国，但太子可能无法即位，皇太孙能即位，却是个文运高照的书生，可能要坏事（我明一统移南偏北阙，虽然太子是嫡系，文星高照妨皇孙）。”

由于朱元璋是真龙天子，所以下凡前和神仙交流过，所以能听懂这天机。他“哦”了一声，说：“你说的坏事，指的就是燕子飞入应天城吧？”

刘伯温说：“是的。”

朱元璋问：“然后呢？”

刘伯温清了清喉咙，慢条斯理地吟咏起打油诗来：“此城御驾尽亲征，一院山河永乐平（朱棣称帝后，年号永乐）。秃顶人来文墨苑，英雄一半尽还乡（秃顶人指的是朱棣的顶级谋士姚广孝，此人是个和尚，朱棣进南京城后，把建文帝的文臣武将杀了个精光，很多人都跑掉了，这说的就是英雄一半尽还乡）。北方胡虏残生灵，御驾亲征得太平（朱棣五征北方的蒙元残余，保证了明王朝的太平）。失算功臣不敢谏，生灵遮掩主惊魂。国压瑞云七载长，胡人不敢害贤良，相送金龙复故旧，云开日月照边疆。天下饥寒有怪异，栋梁龙德乘婴儿，禁宫阔大任横走，长大金龙太平时，老拣金精龙壮旺，相传昆玉继龙堂（1449年，第六任帝朱祁镇亲征，被蒙古人活捉。明帝国又立了朱祁钰为帝。朱祁镇后来被蒙古人放还，做了七年的囚徒后，发动夺门之变，把皇位重新夺回）。”

听到这里，朱元璋感觉有点乱，就问：“之后还有什么事吗？”

刘伯温回答：“天下大乱啦。”

刘伯温这句话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明王朝从朱祁镇重新复位后就开始乱了。我们都知道，明王朝灭亡的三大要素宦官之乱、党争、内战中，宦官之乱是最主要的要素。朱祁镇时期的宦官王振开先河，就是他怂恿朱祁镇亲征，朱祁镇才被活捉的。朱祁镇之后的各个皇帝，似乎离开太监就活不了，于是导致了太监擅权，直到明朝灭亡。朱见深（明宪宗）信赖的汪直、朱厚照（明武宗）信赖的刘瑾都是太监，尤其是刘瑾，几乎把明帝国掀了个底朝天。后来的朱厚熜（明世宗）时代虽未出现出色的太监，却出了个奸贼严嵩，朝政一塌糊涂，帝国乌烟瘴气。到了朱翊钧登基后，明帝国已是奄奄一息，幸好有张居正变法，为明帝国延缓了些时日。刘伯温想说的是，朱祁镇之后天下大乱，既是上天的指示，也是世俗中的事实。

朱元璋听到这里时，大为震惊，问道：“谁敢乱我天下？”

刘伯温直接泄露出对明王朝伤害最深的一个太监：“谁人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乱朝纲（魏忠贤）。”

魏忠贤是朱由校的心灵导师，身边的大红人。朱由校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在手工艺制作领域成就非凡，对做皇帝没有一点兴趣。于是，皇帝的权力悄悄地滑到魏忠贤手上。魏忠贤利用这至高无上的权力，编织自己的权力系统，排除异己，到天启后期，明帝国的行政系统被魏忠贤拆得七零八落，朱由检上台后，居然要分出一部分精力来重组政府！

朱元璋当然听不明白刘伯温说的“八千女鬼”是什么玩意，他以为是父子争国，因为他根本想不到他的帝国会被太监搞乱。建国初期，他对太监的防范相当严厉，专门制作一牌挂在宫门上，上面写：太监不得干政。甚至连太监识字都不许。太监稍有差池，就会被杖毙。太监在朱元璋眼中只是废物利用。世事无常，人算不如天算，明帝国太监干政可作一明证。

刘伯温纠正他对“八千女鬼”的误解，说：“非也！树上挂曲尺（指明朝朱姓），遇顺则止（李自成建立的政权称为大顺，1644年攻入北京，明朝灭亡）。”

朱元璋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刘伯温就又重复了一遍明帝国的灭亡过程：“万子万孙层叠层，祖宗山上贝衣行（崇祯吊死在煤山，煤山又名万寿山，祖宗的意思），八侯不复朝金阙（李自成围攻北京城时，崇祯皇帝要各地勤王，但没有人来），十六孩儿难上难（明朝从太祖朱元璋至崇祯皇帝共经历十六位传人）。”

见朱元璋仍然沉浸在愚昧的泥潭中，刘伯温就卜卦曰：“木下一头子，目上一刀一戊丁。天下重文不重武，英雄豪杰总无春，戊子己丑乱如麻，到处人民不在家，偶遇饥荒草寇发，平安镇守好桂花（木下一子就是‘李’字，目上一刀指‘自’，一戊丁指‘成’字，就是说明朝末年李自成自立为闯王，与另外一位军阀张献忠兴兵作乱，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因李自成抢夺其爱妾陈圆圆，大怒之下大开城门引清兵入关，终导致明朝彻底灭亡）。”

朱元璋还在泥潭里：“偶遭饥荒，平常小丑，难道我的天下就这样玩儿完了？”

刘伯温回答：“西方贼拥乱到前，无个忠良敢谏言，喜见子孙耻见日，衰颓气运早升天，月缺两耳吉在中，奸人机发走西东，黄河涉过闹金阙，奔走梅花上九重（崇祯崩于梅山，煤山的谐音——你的江山是玩儿完了）。”

朱元璋一听说是梅山，急忙问：“难道有人在梅花山作乱？朕从今命人看守，可以避免否？”

刘伯温摇头，道：“迁南迁北定太平，佐王佐帝定牛星，运至六百又得半，梦花有子得心惊。”

朱元璋这回高兴了，他说：“大明有六百年之国祚，我知足啦。不过，您可否留下锦囊一封藏在库内，世世相传，到危机时刻，打开它，拯救我的后代。”

其实，刘伯温说的六百又得半，是六百的一半。明王朝1644年灭亡，后来又有南明四朝的反抗满清，直到1683年，台湾的明朝将军郑克塽投降满清，明帝国才算彻底玩儿完，共计315年。

朱元璋要他留下锦囊，刘伯温说：“我也有这个意思，但我还是把天机都泄露完再说。”于是就继续泄露道，“九尺红罗三尺刀，劝君任意自游遨，阉人尊贵不修武，唯有胡人二八秋。桂花开放好英雄，拆缺长城尽孝忠（吴三桂将城门打开给北方满人入关）。周家天下有重复，摘尽李花枉劳功，黄牛背上鸭头绿，安享国家珍与粟，云盖中秋迷去路，胡人依旧胡人毒，反覆从来折桂枝（历史再次出现，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最后被胡人平定）。”

朱元璋问：“这个胡人所建的国号是什么呢？”

刘伯温说：“水浸月宫主上立（‘清’字）。禾米一木并将去，二十三人八方居（八旗军之编制）。”

朱元璋大惑不解：“二十三人就把我的天下搞乱了？”

刘伯温说：“是的。”

朱元璋再问：“这些人生长何方，若何衣冠，治理天下的能力如何？”

刘伯温回答：“还有胡人二八秋，二八胡人二八忧，二八牛郎二八月，二八嫦娥配民夫。”

朱元璋听明白了，还是不解：“人说胡人建国无百年，这个胡人建的国家居然有二百余年之运？”

朱元璋对历史显然是半瓶子醋。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固然没有百年，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386—557年）有171年，女真人建立的金（1115—1234年）有119年，党项人建立的西夏（1038—1227年）有189年，而契丹人建立的辽（907—1125年）长达218年。

刘伯温没有用这些历史反驳朱元璋，而是接着泄露他的天机：“这个胡人建立的国家开始时是用血液浇灌出来的——雨水草头真主出，路上行人一半僧（清朝百姓头发一半光头一半扎辫子），赤头童子皆流血，倒置三元总才说（清军针对明朝遗民反抗剃发令的军事行动，于是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须是川水页台阙（顺治），十八年间水火夺。庸人不用水火臣（康熙），此中自己用汉人（康熙开始学汉语及用汉人），卦分气数少三数，亲上加亲又配亲。”

朱元璋听到这里，大叫道：“胡人用汉人，水夺火灭，又亲上加亲，驸马肯定要作乱吧？”

刘伯温摇头：“他们好得很呢——螺头倒吹也无声，点画佳人丝自分，一止当年嗣失真（即雍正在位十三年）。泥鸡啼叫空无口，树产灵枝枝缺魂。朝臣乞来月无光，叩首各人口渺茫，一见生中相称贺（乾隆）。逍遥周甲乐饥荒（清乾隆时国富民强，被称为盛世，而且这老家伙很能活，在位六十年，可他死后，盛世一去不返）。”

朱元璋急忙问道：“这下他们该灭亡了吧？”

刘伯温回答：“早着呢。虽然治久生乱，国家困苦，民怀异心，可气数仍在——廿岁力士双开口，人又一心度短长（嘉庆年），时佐寺僧八千众，火龙渡河热难当，叩首之时头小兀（道光皇帝），嫦娥虽有月无光（在位三十年，中国一片黑暗，太平天国起义）。太极殿前卦对卦（咸丰的“丰”字），添香禳斗闹朝堂，金羊水猴饥荒岁，犬吠猪鸣泪两行，洞边去水台用水，方能复正旧朝纲（同治）。火烧鼠牛犹自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虎入泥窝无处藏（清朝末年洋人及列强瓜分中国）。草头加上十口女（慈禧），又抱孩儿作主张（慈禧控制了光绪）。二四八旗难蔽日，思念辽阳旧家乡（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和慈禧逃往热河，思念故京）。东拜斗，西拜旗，南逐鹿，北逐狮（各国的代号），分南分北分东西（各国在华建立势力范围）。偶逢异人在楚归，马行万里寻安歇，残害中女，四木鸡，六三人（外国在华残害百姓），不识山水倒相逢。黄龙早丧赤城中（光绪被囚禁瀛台），猪羊鸡太九家空，饥荒灾害皆并至，一似风登民物同。得见金龙民心开（孙中山），刀兵水火一齐来（辛亥革命），文钱斗米无人籴，父死无人兄弟抬（辛亥革命后中国军阀割据，兵灾连连），金龙绊马半乱申（孙中山于中国尚未统一就在北京病亡）。二十八星问土人，蓬头女子遇蓬头，揖让新君让旧君（袁世凯违反协议，先破坏临时约法，后称帝）。”

朱元璋听完这一大套，根本没有进入耳内，他最关心的是灭掉他国家的胡人是否亡了：“胡人至此败亡否？”

刘伯温没有回答他，而是继续泄露天机：“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休，炮响火烟迷去路，迁南迁北六三秋（中华民国成立后，先有袁世凯称帝，再有张勋复辟，南北分裂，军阀混战，多年内战后，到1929年才形式上统一，1929年是民国十八年，正是六三一十八之数）。可怜难渡雁门关，摘尽李花尽灭胡。黄牛山上有一洞，可藏一万八千众（台湾约一千八百万同胞）。先到之人得安稳，后到之人半路送，难恕有罪无不罪，天下算来民尽瘁。火风鼎，两火初兴定太平，火山旅，银河织女让牛星，火德星君来下界，金殿楼台尽丙丁，一个胡子大将军，按剑驰马察情形，除暴去患人多爱，永享九州金满赢。”

这就是云雾缭绕的《烧饼歌》，作者被署名为刘伯温。我们应该注意，《烧饼歌》中的解析词，都是事情发生后加上去的。先有这件事，然后才有《烧饼歌》中的解析。《烧饼歌》是字典，只有先有了一个字后，这个字形才有意义。没有那个字，字典里关于那个字的解释，就毫无意义。

《烧饼歌》不一定是刘伯温智慧的结晶，但人们希望是他智慧的结晶，因为他是个大仙级的人物。人们寄予了他太多的希望，所以，《烧饼歌》就成了刘伯温的作品。

朱元璋关心的不是《烧饼歌》那千年的预言，他最关心的是刘伯温答应给他后代的那个锦囊。

我们欢迎神仙降临，并不是我们喜欢神仙本身，而是喜欢神仙给我们的礼物。朱元璋希望刘伯温给他的礼物就是那个锦囊。

刘伯温第二天就把那个锦囊交给了朱元璋，其实它是个四方盒子。他对朱元璋说：“你的后代只有到了危机时刻，并且无法解决这危机时，才能打开。否则，这个锦囊就是个普通盒子。”朱元璋记下了。

如你所知，多年以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从北京南下，直捣南京，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在南京城里一筹莫展。朱棣攻陷南京城之前，朱允炆无限期待地打开那个大盒子，只见里面有如下物件：剃刀一把、佛珠一串、袈裟一件、和尚合法证明文件度牒一张。朱允炆一看到这些物件，顿时垂头丧气。但他突然灵光一闪，抄起剃刀。如你所知，在传说中，朱允炆出家了，保住了一条命。

也许有人会说，刘伯温给朱元璋的锦囊简直太失水准了。他应该给这样一个锦囊：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咒语。

不过，刘伯温早就预料到天道是朱棣当皇帝，他给的锦囊只是让朱元璋指定的接班人可以活命罢了。

《烧饼歌》是刘伯温成神之路上的一座丰碑，围绕着这座丰碑，有无数刘伯温未卜先知和奇技百出的故事来完美他的神仙形象。

1366年，朱元璋吃着烧饼和刘伯温沉浸在将来的往事中时，朱元璋兵团和张士诚兵团正在战场上殊死搏斗。刘伯温的神仙形象已经被塑造完成，朱元璋的终极梦想也即将实现。看上去，一切都那么美好。

神仙不信神

一个心灵极其脆弱的人，一遇事就去拜佛求佛。有一天他发现一位留着满头卷发的和尚跪在佛祖面前，定睛一看，发现跟佛祖相貌一样。此人对这一造型极为惊讶，问：“你整容否？怎么和佛祖一个模样？”

和尚回答：“我就是佛祖。”

此人又是惊讶，问：“为何拜自己？”

佛祖说：“求人不如求己，信佛不如信自己。”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意淫出来的心灵励志故事，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任何外援，能帮助你的只有你自己。如果让刘伯温来理解这个故事，他就会得出这样的感悟：神仙是不信神的，只信自己。

刘伯温不相信世界上有神仙存在，他的种种恍恍惚惚的神仙事迹，只是他相信自己能力的结果，他自己就是问题的解答，他头顶上从来没有神仙之光照耀。

他曾在《郁离子》中悲愤地问道，如果世界上真有神仙，那他们的善恶标准是什么？是和人间的善恶标准一样吗？如果一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乱世，生灵涂炭？如果不一样，那即使他们神通广大、三头六臂，我们也没必要信奉他们，因为他们在我们看来就是魔鬼。我们认为善的，他们认为恶；我们认为恶的，他们认为善，这简直比魔鬼还令人恐惧。

刘伯温还说，即使这个世界上真有神仙，我们也没必要对他们顶礼膜拜，因为他们也会死。因为他们如果如人形，那必是人生出来的。人是必然走向死亡的动物，所以神仙也会死。

他又谈到浩荡的、在别人看来是无所不能的天，说，天不过是一团气，天做不到的事，人却能做到。比如天下雨，它自己不能用水桶接雨，而人却能。

西方人说，上帝是万能的。也就是说，上帝什么东西都能制造出来。但有人却提出，上帝是否能制造出一块他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

这个问题就不好答了，如果上帝能制造出这样一块石头，可他却搬不起来，说明他不是万能的。如果他不能制造出这样一块石头，一目了然，他更不是万能的。

刘伯温在搀扶着朱元璋走向光明之路时，他运用的全是自己多年以来蕴藉在胸的能力，而非有天助。他在中国传统神秘科学上的造诣是精深之极的，可很多人却把这种后天学到的能力当成是他先天而来的智慧。

朱元璋和李善长曾在一起论述天下人物，李善长说：“宋濂是个象纬大师。”朱元璋拼命摇头，说：“依我看，刘伯温才是。”

在朱元璋看来，刘伯温的象纬、占卜之术已是出神入化，如果不是刘伯温天生具有超人的聪慧，那他不可能有这种超自然的料事如神的能力。刘伯温的料事如神的确有使人惊讶之处。

朱元璋有天夜里做了个梦，他梦见三个相貌比他还要诡异的人并排站在一起，共戴着同一顶帽子，而帽子上全是血迹。醒来后，他认为这是个凶兆，命人按他的描述去找那三个相貌诡异的人。他的手下行动迅速，很快就把三个奇丑无比的人送到他面前。

朱元璋正要下令将其处决，刘伯温来了。问明了情况，说：“三人共戴一顶血帽，是一个‘衆（众的繁体）’字，这是得众的征兆。”

当时，朱元璋兵团正在攻一座城池，长久未攻下。刘伯温就说：“先把这三个人留着，三日之内，这座城池必下。如果不下，你再斩他也不迟。”

三日后，果然如刘伯温所言，那座城开门投降。

1367年，天象有变，荧惑守心。

——“荧惑”指的是火星，在古人看来，火星荧荧似火，行踪捉摸不定，使人迷惑，所以我国古人就称它为“荧惑”。据说，火星是赤帝的儿子，主掌对天下君王与臣子的刑罚。对于那些独裁分子和独裁政府官员来说，它是灾祸的象征。

“心”也是一颗星，用今天的星象语境来说，它就是天蝎座中的红色一等亮星——心宿二，由于它的红光如血似火，故我国古人称它为“大火”。心宿有三颗星，分别代表了皇帝和皇子，皇室中最重要的成员。而火星总是在黄道附近移动，火星留守在天蝎座的罕见的天象，在中国的星占学上被认为是最不祥的，象征独裁者毙命，独裁政府官员死无葬身之地。但独裁者毙命可能是独裁政府的官员们搞下来的，而独裁政府官员们死无葬身之地，可能是独裁者搞的。所以，当“荧惑守心”时，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会心惊肉跳。

朱元璋当时魂不守舍，心脏加速跳动，好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一样。他的那些文臣武将也是心惊胆战，很怕厄运降到自己头上。这时，刘伯温站出来，只一句话就解除了这一危机。他对朱元璋说：“可以下罪己诏，老天受到感动，就不会降灾。”

朱元璋问根据何在，刘伯温就脱口而出一席话。这席话全是专业术语，朱元璋一句都听不懂。可刘伯温肯定的眼神使他相信，这是刘伯温通过奇异的法术推算出来的问题的解答。于是，他做了。他后来说：“果然如刘先生所说，没有灾祸啊。”

刘伯温的神仙事迹无始无终。有一年天下大旱，朱元璋问他：“先生能祈雨吗？”刘伯温说：“天不下雨，是因有冤狱，只要派人重新审理一些大案要案，天自然下雨。”朱元璋照做，天果然就下起了雨。

在所有关于刘伯温的神仙事迹中，恐怕没有下面这个故事更令人兴趣盎然的了。

据说，朱元璋称帝后，给了刘伯温一个金瓜，这金瓜可不是我们知道的那种台湾水果，而是一柄像西瓜样的铜锤。据说，当时应天城里很多有阴阳眼的人，能看到刘伯温身边跟着一个拿金瓜的小孩。这个小孩就是金瓜神，是上天派来保护刘伯温的。

朱元璋把金瓜送给刘伯温时说：“如果有急事见我，你就拿这个东西敲击宫门，我无论如何都会见你。”

这话说出去没几天，一天夜里，朱元璋就被金瓜击门的声音吵醒了。侍卫报告他说是刘伯温。他当时睡得正酣，猛地被人吵醒，实在有点不舒服。但为了践履诺言，还是让刘伯温进来了。

刘伯温一到，就要求下棋。朱元璋心说：老子我给你那金瓜，是要你有急事时用，这么黑的夜，你居然使用它叫老子陪你下棋。

虽然心中一百个不愿意，可朱元璋还是忍住了。因为他脑海里马上闪现刘伯温这个人的性格，刘伯温不是那种任性妄为的人。所以他坐下，和刘伯温对弈起来。

朱元璋正入佳境时，突然侍卫来报说：“太仓粮库着火了。”

朱元璋推开棋盘，就要换衣服去救火。刘伯温把他拦住，说：“下完再说啊。”

朱元璋激动起来：“太仓可是国家命脉，怎么可以不救？”

刘伯温平静地说：“就是救，也不必要您亲自出马，可遣一名官员，乘坐您的轿子去。”

朱元璋看刘伯温气定神闲，心里就有了点底。按刘伯温的意思，派了一名内史乘坐自己的轿子去了。

棋才下了几步，侍卫心急火燎地回来报告说：“内史的轿子被人砸得稀巴烂，太仓火情已控制住。”

朱元璋这一惊非同小可，看向刘伯温。

刘伯温轻轻地推开棋盘，说：“我今夜来，是因看到乾象有变，君主危险。如果我不来，您肯定要亲自出去，那可就惨了。”

朱元璋惊得浑身发抖，说：“您知道是何人所为？”

刘伯温掐指一算，说：“明日早朝之上，有穿红衣者。”

朱元璋说：“这不是和没说一样吗？很多官员都穿红衣啊。”

刘伯温补充道：“袖中有鸽子者。”

第二天早朝，朱元璋命令人搜索穿红衣服的臣子，果然搜出一身穿红衣的臣子袖子里的鸽子。

据说，此人以为朱元璋已在昨夜毙命，今日准备等所有大臣到齐后，放出鸽子，伏兵就冲进来，把朱元璋政府连根拔起。

这个神仙事迹显然是假的，我们所以看得津津有味，或者是深信不疑，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刘伯温是神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遗憾的是，刘伯温不是神，因为他自己都不相信有神仙这回事，他相信的只有他自己。他成神的路线图只是一张写满“后天努力”的励志图。

每当他走在应天城的大街小巷中，他就会仰起头，看应天城上空那蓝蓝的天和惨白的云彩。他在天空中从来没有看过神仙，当他低头看自己时，只是从内心深处看到了神仙。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神仙，所不同的是，很多人无法使用这个神仙，而刘伯温能用而已。他的能用也不是他身边有个手拿金瓜的小孩，而全是他个人几十年来的刻苦攻读和不停地感悟，由此锻炼出的对世事明察秋毫的能力。

当普通人看刘伯温时，他瘦削挺拔，脸色苍白，眼神坚毅冷漠，浑身都散发出天使的光芒。

没有人可以完整地了解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所以，自己才是自己的神。

第十二章 朱、刘再联手，围城绞杀张士诚

专用黄菜叶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回南京大肆庆贺的1363年阴历九月，张士诚也在他的苏州城大摆筵席，庆贺他的自我晋升。刘伯温曾说过，如果一件事自己能解决，那就不要求别人。张士诚对这句话很有感触，所以当他向元中央政府请求王爵多次遭到委婉拒绝后，索性抛开元政府，在苏州城中自称吴王。始终和他合作的元政府官员达识帖睦迩只能干瞪眼。

达识帖睦迩接受张士诚投降时就说过，一只老鼠接受一只大猫的投降，这是人间最大的闹剧和悲剧。张士诚投元后，达识帖睦迩处心积虑地希望能从他身上得到些有益国家的东西，可惜，张士诚除了向中央政府送了几石粮食外，什么价值都不创造。

他虽然投靠了老鼠，但他还是只大猫。达识帖睦迩曾对亲信说：“对张士诚，我们没有奇思妙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触怒他。我懂得处世之道，其中有一条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触怒恶人，恶人一旦发怒，就不是人了。”

张士诚对达识帖睦迩的担忧表示很严重的关切，他向达识帖睦迩保证：“我不会发怒，即使发怒，也不会对你怎样。不过呢，”张士诚严肃申明，“现在我是吴王，你只是个江浙行省的丞相，所以你要按我的方式来。也就是说，你要听我的。”

达识帖睦迩连连点头，开始明哲保身。他眼睁睁看着张士诚在苏州城中大摆筵席庆祝吴王诞生，他眼睁睁看着张士诚组建吴王政府，表面上受元政府领导，实际上已是独立政权。他最后看不下去了，只好闭上眼睛。但张士诚又让他睁开眼，而且对他说：“我弟弟张士信有经天纬地之才，很适合做中央政府江浙行省的丞相。你意下如何？”

达识帖睦迩说：“好啊。”

张士诚对达识帖睦迩的回答很满意，他热情地提醒达识帖睦迩说：“你要不要向中央报告一下？”

达识帖睦迩说：“按程序，是应该报告。”

张士诚说：“你就这样说，你自己太无能，根本做不了丞相，不过你有那么一点点识人之能，在人山人海中一眼就看中了我弟弟的才华，所以，你主动让贤。”

达识帖睦迩说：“好啊。”

张士诚又说：“还有件事，你去嘉兴吧，那里气候宜人，并不比苏州城差。”

达识帖睦迩说：“好啊。”

达识帖睦迩到嘉兴后，张士信派人把他的住所包围起来，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达识帖睦迩就在这座“监狱”中听歌赏舞，喝酒吃肉。

他本以为可以这样到世界末日的，可张士信做了丞相后，没有相印。相印在江浙行省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手上，普化帖木儿几年前在福建行省做丞相，可福建是陈友定的地盘，他没有机会有所作为。调到江浙行省后，他发现此地还不如福建，在忧郁中，他衰老得可怕。当张士信去向他要相印时，他多年来的愤懑爆发出来，把张士信骂了个狗血淋头。张士信采用最原始的手段回应他的破口大骂：逼他喝下毒酒，拿走相印。

普化帖木儿壮烈的消息传到达识帖睦迩耳中时，这位明哲保身的蒙古人推开怀抱中的美人，穿起官服，对张士信的看门狗说：“普化帖木儿已死，我不死还等什么！”

话音刚落，有人就端来一杯美酒，酒中不但有酒精，还有毒药。达识帖睦迩一仰而尽，紧随他的同事而去，这一年是1364年，朱元璋和刘伯温正在制定进攻张士诚的作战计划，张士诚则和他的丞相张士信在苏州城里庆祝吴王国展现出的勃勃生机。

张士诚有庆祝的资本，1362年到1364年两年时间里，在未受朱元璋攻击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疆域扩张到了空前的规模。一个北方人要游遍整个吴王国，还是颇费功夫的。他要从济宁进入，这是吴王国的北界然后南下到徐州，继续南下到绍兴，但不能再南下，因为这是吴王国的南界。从绍兴一直向北，再向西，到达汝、颍、濠、泗四州，这就是吴王国的西界。从西直向东走，当无路可走时，你会看到波澜壮阔的大海，这就是吴王国的东界。吴王国的面积达两千余里，吴王国的野战部队有数十万，如果他们站在海边齐声呐喊，大海会翻腾起巨浪。如果他们站在济宁狂笑，泰山会被震得摇摇欲坠。如果把吴王国的金银财宝倒进大海，海平面会上升，如果把吴王国的粮食在平地堆起，泰山就成了个小山包。

但地盘大、经济强、军队多，并不等同于是强国。一个国家的强盛必然要以清明的政治为基石，张士诚吴王国的政治，至少在朱元璋和刘伯温看来，并不清明。

朱元璋认为张士诚的政治不清明，是从张士诚的生活奢侈作为着眼点的。张士信自封为元政府的丞相后，就在杭州城里大建办公居住楼，这座楼几乎占满了杭州城最繁华地段，险些超越了张士诚在苏州的吴王宫。这座最璀璨的建筑里有最体现中国园林水准的楼台亭榭，以及世界上最古怪的石头，还有当时西方君主们见一眼就要流口水的天下名画。张士信房间里挂满了名画，就像是贴墙纸。他专门有一间房间摆满古玩，数目之多，几乎就是个古玩批发市场。他的歌女比丞相府的卫队还要多，他的厨子比歌女还多。他吃的可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精细到极致的食物，做一只麻雀，就需要十几个厨师，耗费两个时辰。张士城兄弟过的生活，连最奢侈的神仙看了都要瞠目结舌。朱元璋说：“如此穷奢极欲，不亡何待？”

但刘伯温对张士诚兄弟政治浑浊的着眼点却另有不同。刘伯温和朱元璋的生活环境不同，自然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刘伯温年轻时不愁吃穿，肉体上体验着小资的生活。而朱元璋始终挣扎在饥饿的贫困线上，对别人稍微吃得好一点的情景就怒目圆睁、痛不欲生。

刘伯温说，在能力范围内，奢侈点也不是大缺点。明明有钱，却过得和苦行僧一样，那是守财奴，是在标新立异。这种人不懂得享受生活，拿苦难惩罚自己，有点变态。张士诚富得流油，就是每天吃三斤重的龙虾，也是吃得起的。

刘伯温说，张士诚的政治浑浊不在于他的生活穷奢极欲，而是他对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好感。如你所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眼高手低，理论和实践不能同步，倒霉的是，张士诚积极拉拢的那群知识分子几乎全有这样的问题。张士诚和徐寿辉有共同点，那就是知足常乐。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就是：人生是个过程，在有限的时间里，千万不要委屈自己。身心的幸福才是人生第一要义，其他所谓开天辟地之功、震荡宇宙之能，倒在其次。正因为这种对人生深切感悟的思想，所以稍有点远大理想的知识分子却会离他而去，而剩下来的，自然就是享受人生之徒。

其实，人生到底该怎么过，中国人历来就没有高明的看法。中国人从古到今，所追求的完美人生就是成功。对于“成功”这两个字的解释很功利，也很窄。成功就是，发家致富，要钱有钱，要美女有美女，要大房子有大房子，要地盘有地盘。很少有中国人想过，所谓完美的人生，其实是身心的幸福。人生一世，短短几十年，无论你身心疲惫地活着，还是身心畅快地活着，你都会死去。如果身心疲惫地活着能使你感到幸福，你就去活。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见过身心疲惫的人会幸福？

当然，张士诚的人生观没有错，可放到现实中来，就错得离谱了。他在享受人生的同时，应该注意一下周边的环境，物质和精神的享受都是外来货，稍不小心就会被那些无法幸福的人夺走、砸碎。这个人当然就是朱元璋。朱元璋是个变态人物，因为自己遭受过苦难，所以对没有遭遇困难，特别是在他眼皮子底下享受幸福的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恨。几年后，朱元璋用他一系列的残杀功勋的手段证明，他就是个下三滥的暗黑人物，蛇蝎一样的心肠，看不得别人好，他最喜欢看的就是让别人匍匐在他脚下痛哭流涕请求他饶恕，他偏不饶恕。

张士诚和朱元璋截然不同，张士诚喜欢看到别人开心快乐，他虽然不是纯正的知识分子，但对知识分子在元王朝几十年来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于是他对知识分子好，他对知识分子们说，你们若安好，便是晴天。

刘伯温说，张士诚正是出于这种高尚情怀，用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全是半瓶子醋。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弟张士信也特别喜欢知识分子，所以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极尽柔和，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元末著名画家倪瓒在杭州隐居，张士信喜欢名人字画，就派人带着顶级的绢布和钱财请倪瓒作画。倪瓒那种清高的腻歪劲儿一上来，就让人难以忍受。他生气地说：“我又不是你们王府的画师，你让我画我就画啊。”说完，就把绢布撕了，叫人把金钱带回给张士信。

如果倪瓒面对的是朱元璋，他就是九头鸟也死了九回了。可他太幸运，遇到的是张士信。张士信对倪瓒很不礼貌的回复超然度外，还夸奖倪瓒有上古知识分子的风度。

这件事不久，张士信带着一群知识分子到湖上游玩，忽然闻到一艘迎面而来的小船上飘来他从未闻过的香味。他对身边的人说：“这艘船上的人肯定是个懂得享受人生的人，我要拜访他。”可当他登上那艘小船时，发现居然是倪瓒。他突然想到了前些日子的事，不禁恼了，说：“我还以为你清高，穿粗麻衣服，吃残羹冷炙，想不到你是个花花大少。他妈的！”

接着就是一顿臭骂，倪瓒一语未还。张士信骂完了，就跑回自己船上，想了想刚才的举动太失礼，于是主动邀请倪瓒到他船上来。倪瓒又摆起了架子，摇着船走了。张士信只是一笑，任他耍清高。

后来有人问倪瓒：“张士信那样侮辱你，你为何不还口？”

倪瓒大言不惭地回答：“我那时要是出声，我就也是一个俗人了。”

其实，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如果他面对的是朱元璋，他根本说不出这句话来，他不说话就是最大的罪恶。依朱元璋的性格，会将他肚子剖开，放进铅块，然后缝合，再把他推进湖里喂鱼。

张士信对任何知识分子都有种“放纵”的心态，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溺爱，所以，难免会出差错。他最喜欢的三位知识分子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虽然读的是孔孟之书，行的却不是孔孟之道。知识分子身上最卑劣的诸如无独立精神、谄媚主子的特点全被他们滴水不漏地继承了。

如果说这三位知识分子做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还真找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只有一首歌谣可以证明这三位的确不是好鸟：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丞相”说的是张士信，“黄菜叶”自然指的是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而西风，指的是朱元璋，干瘪，说的就是玩儿完了。

刘伯温说，张士诚的政治不清明，就是因为他重用了一大批伪知识分子，这才是他无法成就大事的根本所在。

据说，那首歌谣是苏州城百姓传播开来的，而且还被煞有介事地写进了《明史·五行志》中，这实在很可疑。张氏兄弟在苏州城的人缘特别好，而且当时没有人有那样的眼光预料到张士诚后来的失败，普通百姓怎么会编造这样的歌谣放到他们伟大仁慈的领导人身上？这首歌谣很可能是朱元璋本人或者是他的走狗们“事后诸葛”编出来的。因为我们找不到“黄菜叶”为非作歹的证据，他们可能只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导引张氏兄弟享受人生上了。即使这是真的，也不是他们的错，上有所好，下必从焉。

“专用黄菜叶”，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泼脏水，胜利者对失败者总有这样的优势。前提是，你必须要是胜利者，否则，你连喝脏水的资格都没有。

注意明玉珍

朱元璋对张士诚发动全面战争的计划，其实在鄱阳湖之战后不久就已开始。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忽然就大发雷霆，说：“张士诚这人也敢称吴王。现在有两个吴王，正如一山有两只老虎一样，谁是活的吴王，很快就见分晓。”

他发了一通火后，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他问刘伯温说：“我倾巢出动去打陈友谅时，你说张士诚绝不会动，事后证明果然如此。这是为什么？”

刘伯温说：“简单得很，张士诚的理想不是这些，他喜欢满足。况且，他的兵团跟我们交战多次，屡战屡败。他有点怕了。”

朱元璋问：“现在他就不怕吗？”

刘伯温说：“我说张士诚怕，是他的满足感导致他怕。他不想主动出击，但如果我们进攻他，他就不会怕了。几年前，我们对他发动进攻后，很快他反攻就是证明。所以，打他并不比打陈友谅容易。”

朱元璋把刘伯温请进密室，说：“几年来，每次军事行动，您都白天掐指，夜观天象，闻风嗅雨，使我兵团势如破竹，我对您那出神入化的超自然能力相当佩服，也能审而用之。现在，您能拿出消灭张士诚的计划来吗？”

刘伯温沉思了一会儿，说：“有四步。张士诚的疆域南北狭长，中隔长江、南北兵力支援不便，所以，第二步，先扫清他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盘。泰州、徐州、淮安、宿州等地是我们的第一波攻击区，接着再扫荡淮河下游。第三步，攻湖州、杭州。第四步，围困苏州。”

朱元璋问：“为何不直捣黄龙，直取苏州？”

刘伯温说：“湖州和杭州是张士诚延伸出来的手臂，如果我们打苏州，湖州和杭州必定倾力援救苏州，我们取胜的把握不大。如果先把湖州、杭州拿下，对苏州形成钳形包围，张士诚必败无疑。”

朱元璋说：“您这个分析还是有点道理的，我思考一下。”

朱元璋正要进入思考状态，忽然发现刘伯温漏了什么，他问：“您的第一步呢？”

刘伯温说：“第一步很关键，如果第一步走不好，下面三步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朱元璋等着，刘伯温望向西方，那间密室里暗无天日，只有蜡烛，西方到底在哪里，朱元璋可不知道，只有等着刘伯温说出答案。

刘伯温说：“注意明玉珍。我们要和他拉好关系，明玉珍不是张士诚，一旦他在我们倾力打张士诚时，从西面来，我们可能要吃不了兜着走。”

朱元璋笑了笑，说：“您这话有点太抬举他了，他有这样的本事吗？”

刘伯温说：“当然有。”

明玉珍在遥远的成都说：“刘半仙，你讲话要负责任啊！”

明玉珍在1366年离开人间，年仅38岁。如果能给他多一点时间，朱元璋的明帝国将会多一个劲敌。

明玉珍是随州（今湖北随州）人，有人说他本姓旻，因当时白莲教鼓吹“明王出世”，所以明玉珍参加革命后，就改了姓。这可能是恶意的诋毁，因为明玉珍参加徐寿辉的革命队伍后，始终把自己看成是徐寿辉的下属，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什么王。

明玉珍22岁那年被乡亲们推举，开始革命，参加了徐寿辉的天完兵团后，因敢打敢拼又特别重义气而被徐寿辉刮目相看，在天完帝国平步青云。

1353年，天完帝国遭到元政府军的围剿，危在旦夕，在一次保卫战中，明玉珍的右眼被飞矢击中，从此失明。这年年末，徐寿辉被元政府军驱赶进沔阳湖，在沔阳湖中，天完帝国一夜数惊，形势极为复杂。明玉珍和他的卫队就站在徐寿辉门前，充当起了徐寿辉的门神。徐寿辉感激得热泪盈眶，心里暗暗发誓，把明玉珍当成是他此生最好的兄弟。

1355年，天完帝国光芒四射的大将倪文俊突袭沔阳城，重创元政府军。天完帝国恢复青春，为了扩大战果，徐寿辉让明玉珍到夔州（今重庆奉节）筹备军粮。明玉珍在未骚扰四川百姓的同时奇迹般地圆满完成任务，他的军粮使天完帝国重新在南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寿辉又是感激得一塌糊涂，泪水横流。

1357年阴历三月，明玉珍兵团突然出现在四川行省重庆城下，元政府的重庆守军大惊失色，还未等布置防御，明玉珍已攻陷重庆。进入重庆后，明玉珍三令五申军队纪律，他的好心肠感染了重庆百姓，重庆人说，他是重庆有史以来最仁慈的统治者。明玉珍以重庆为中心，在三年时间里，东征西讨，把四川行省渐渐地变成了天完帝国的后花园。他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再为天完帝国建立赫赫功勋时，1360年，陈友谅把天完帝国的瓢把子徐寿辉杀了。

明玉珍悲痛不能自已，陈友谅欢天喜地地把讣告派人送来，希望明玉珍能效忠于他，就像当初效忠徐寿辉一样。明玉珍擦干左眼的眼泪，让人把使者带到城外斩首，然后三军穿孝，为徐寿辉发丧。在徐寿辉的尸体缺席的葬礼上，明玉珍号啕大哭，如丧考妣。他在徐寿辉的空坟墓前发誓，将永远把他当成自己今生的主人，并和陈友谅不共戴天。

陈友谅在龙湾之战惨败后，明玉珍集重兵于三峡。可很快就有消息传来，陈友谅退守武昌后，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明玉珍思量许久，让军队解散了。

从明玉珍那只左眼看出去，陈友谅是这样的一个人：有着无懈可击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在所有能力上，陈友谅甩了徐寿辉几条街。但是，从他那只丧失了功能的眼睛，用心看出去时，陈友谅就是这样一个人：贪欲十足，不仁不义，凶残跋扈，不可一世。

每当他走在重庆的山路上，他就会用那只丧失功能的眼睛来看陈友谅，越看就越恨。他对身边的谋士刘桢说：“陈友谅这孽畜居然拿着天完帝国的资本擅改国号，大逆不道！”

他的谋士刘桢趁势说道：“您可以称王。”

明玉珍说：“那我如何对得起九泉下的皇帝（徐寿辉）？”

刘桢说：“称王，不改国号，不改元，谥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

明玉珍动心了，他用那只健全的眼睛看重庆，重庆在白茫茫的雾气中，山水仿佛涂抹上了一层牛奶，煞是好看。他在起伏不平的重庆山路上走着，向东方看去，什么都看不到。因为山高水远，就是用心来看，他也必须要翻过无数奔腾的河流，越过千姿百态的高山，穿过密林，在羊肠小道上崎岖行走多年，才能走出四川，看到陈友谅、朱元璋和张士诚。

他说：“我已有了全蜀，纵是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在，也有理由封我为王，那我就称陇蜀王吧。我要在这里建立新中国，把蒙元的陋习涤荡干净。我要恢复汉人的荣耀和光芒，我要在高山之巅，大河之畔，宣讲新中国的光辉。”

他那只左眼闪烁着刺眼的光芒，把他的谋士刘桢晃得心摇神迷，于是说：“大王你占据全蜀，这是个聚宝盆，沃野千里，这又是个鬼门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倒不如建立政权，积聚人心，找准机会，与群雄逐鹿，如果胜利，那就是在整个中国建立新中国。”

明玉珍那只丧失功能的眼睛都要射出光芒来，他说：“这事要从长计议。”

只计议了一年，1363正月，明玉珍即帝位，以重庆为都城，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大夏帝国在四川行省冉冉升起，谁都不敢视而不见。因为明玉珍本人就是个做开国皇帝的料。

他第一步就是构建帝国的行政区划，他把他的地盘分为八道，设置府、州、县三级。府的最高军政长官为刺史，州为太守，县为县令。

第二步，轻徭薄赋，“十取一”，这在那个时代的众多政权中，是最轻的赋税。他让军队的士兵在没有战事时屯田，保证了士兵的体力和源源不断的军粮。

第三步，信仰始终如一。在称帝后，明玉珍从没忘记自己发迹的思想源泉，他始终说，自己信奉的是弥勒教，他的大夏实际上是已成白骨的徐寿辉天完政权的延续。

第四步，扩张地盘。在这一步上，明玉珍走得很谨慎，他曾多次把主力投入汉中战场，和军阀李思齐、张良弼争夺陕西，成效显著。他又曾对云南发动总攻，却无功而返。

有一天，他闲极无聊，就摊开他的疆域图，他的左眼睁得好大好圆，因为这份疆域图，已足够他生活了：东界在夷陵（今湖北宜昌），西界在中庆（今云南昆明），南界在播州（今贵州遵义），北界到兴元（今陕西汉中）。

明玉珍在四川不辞辛苦，万分操劳，终于把大夏帝国建设成一个百姓安乐、士气高昂的山林里的大帝国。由于昼夜不眠的工作，他的左眼变得越来越大，这正好弥补了数量上的不足。

所以，他虽然只有一只眼，却比有两只眼的人看得更远，看得更透。

对于这只奇异的大眼，朱元璋根本未放在眼里。刘伯温提醒他要注意大眼明玉珍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了句，注意他什么？他只是个龟缩在山林里的独眼猫头鹰。

从朱元璋那两只凌厉的眼中看去，明玉珍虽然头脑清醒，勤政爱民，但气场不大，难成气候，而且离他太远，他没有担心的理由。

可刘伯温却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我们命运不济被张士诚拖住，他神经错乱地攻我们的西线，我们可能要腹背受敌。”

朱元璋“哦”了一声，说：“这好办，我去和他建立深厚的友谊。”

1365年秋，朱元璋派人带着一封信来到重庆。重庆人民载歌载舞欢迎了这位使者，使者后来说，明玉珍很给他们吴王的面子，在重庆，他吃的瓜果是新摘下来的，他吃的烤鱼端上来时还在鼓动着嘴巴，可见新鲜程度。他吃的烧鸡公，是一只活鸡直接扔进锅里的。总之，他在重庆过得非常滋润，过了许多天嘴瘾。

明玉珍对这位使者说：“我早就听说吴王朱元璋是天下第一等豪杰，一直想和他见面却没有机会。如今你们吴王居然主动来要和我建立深厚的友谊，我真是喜出望外、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朱元璋的信写得很卑微，开头就是“吴王奉书夏国皇帝”。然后就吹嘘起来了：“我击败陈友谅这个超级巨无霸只用了三年。元王朝这个巨无霸已行将就木，你我应通力合作，一起搞定他。到时候，你在四川称你的皇帝，我在应天称我的皇帝，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过各的。”

明玉珍睁圆了他那只大眼，想从字里行间看出朱元璋的真实想法，最终，还是让他看出来了。朱元璋是想对张士诚开战，担心我攻击他的西线，这明显是缓兵之计啊。

他的谋士刘桢提醒他：“朱元璋是个奸猾之徒，他说将来灭元后和你相安无事，各过各的，这简直是糊弄小孩子的话。”刘桢当时站在他右边，他只好把头转到右边，用那只大眼睛看了一眼刘桢，问：“依你之见，该怎么办？”

刘桢冥思苦想，许久，才摇头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如果真的和张士诚联手攻击朱元璋，也未必能取胜。所以，只好见机行事了。”

明玉珍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和他成为敌人的意思，他现在来信要和我建立深厚友谊，这正合我意。我给他回信，答应和他建立友谊。”

刘桢说：“信中要把咱们的实力亮一下，别让他小瞧了咱们。”

明玉珍说：“这是必然的，我虽然不打他，但也不是纸糊的。”

于是，明玉珍在给朱元璋的回信中说：“蒙古人已奄奄一息，汉人的复兴指日可待。我这个人没多大本事，我的帝国也没有多大能量，只是有二十万在血腥中成长起来的兵团，北面，我可以开辟汉中战场，东面，我们可以开辟荆楚战场，西面……那是您，我们是同盟，没有开辟的必要。吴王你尽管放心地干你的事，我不敢说我是你坚实的后盾，但不会给你制造麻烦，是肯定的。”

朱元璋接到明玉珍的信后，对刘伯温说：“你瞧，我就说他没什么气候。”刘伯温说：“实践出真知，没有这封信，咱们也不敢确定他真的就没有什么气候啊。”

明玉珍不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他和徐寿辉、张士诚都有共同点，他们的人生是减法，减掉一份人欲，就多了一份天理。朱元璋则是加法，在雄才大略的幌子下，竭尽全力地追求永不满足的欲望。为此不惜把千万人送上战场，再让他们走上死亡之路。

明玉珍没有雄才大略，却有忧患意识。他在重庆那简陋的宫中睡觉时，唯一的那只眼只闭一半。他每天都要处理无数政务，太阳未升起，他就坐在办公桌前，月上柳梢头，他还在那里坐着。他每天接待的知识分子不计其数，听他们大谈治国之道。在听的时候，他聚精会神，很多次都忘记眨眼。于是，他眨眼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他就不眨眼了。

1366阴历二月六日，明玉珍忧劳成疾，在病榻缠绵了一个月后驾崩。在他生命中最宝贵的几分钟里，他把儿子和几名忠臣叫到床边，对他们说：“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驱逐蒙古人回他们老家。我死后，你们千万不要暴躁，四川是天堑，守着这份家业就好，不要出去争霸，友谊第一！”

朱元璋当时正在和张士诚决战，对于明玉珍的死，他激动得跳了起来，说：“太好了，他儿子才10岁，灭他儿子，不用我费多少气力了。”

张士诚的八宗罪

1365年阴历十月，朱元璋正式对张士诚宣战。张士诚应战。

刘伯温制定的灭张战略第一阶段开始。本年阴历十月十七日，徐达兵团渡过长江，对张士诚的淮东控制区发动推进式扫荡。四天后，徐达兵团顺利推进到海安（今江苏海安）城下发动猛攻，几个时辰后，大功告成。闰十月初，徐达兵团完成对泰州新城的包围。张士诚泰州兵团虽然有着顽强的战斗精神，但徐达兵团持续不断、越来越猛烈的攻击，使他们渐渐不支。

张士诚命令救援泰州，救援兵团由他最信赖的将军王成率领，马不停蹄地奔赴泰州战场。徐达对围城打援驾轻就熟，在王成赶来的路上伏下重兵。王成救援军受到灭顶之灾，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

直接救泰州未成，张士诚“围魏救赵”。他派重型战舰四百艘，大张旗鼓地驻泊在长江北岸范蔡港，然后又派出轻型战舰，在孤山附近水域敲锣打鼓地巡弋。目的是让朱元璋误以为他要进攻长江水寨，朱元璋肯定会让徐达回防，泰州之围就可不战自解。但刘伯温提醒朱元璋，张士诚这是老掉牙的小聪明，不必理他。

张士诚除了祷告上天保佑泰州不失守外，别无他法。1365年阴历闰十月二十六日，泰州失守。徐达兵团乘战胜余威，直逼兴化、高邮。张士诚大为恼火，发动反攻。他把一支主力兵团投到朱元璋控制区内，进攻目标是宜兴（今江苏宜兴）、安吉（今浙江安吉）、江阴（今江苏江阴）。

朱元璋想不到张士诚还有进取精神，慌忙命正在高邮城下攻击的徐达兵团后撤长江，支援宜兴。徐达兵团赶到宜兴城下时，张士诚兵团还未发动攻击，两支兵团就在宜兴城下展开野战。无数次朱张兵团的战役都证明，张士诚兵团不是朱元璋兵团的对手。所以，这支攻城部队连宜兴城城门都未摸到，就被徐达兵团全歼。宜兴之围一解，徐达兵团迅速掉头再北渡长江，挺进高邮城下，全面攻击开始。

张士诚两次“围魏救赵”的失败，不能证明他智慧的枯竭，只能证明他兵团的朽木不可雕。他只好再派一支救援部队去解救高邮城，可这支部队在太仓（今江苏太仓）停了下来，战战兢兢，面无人色。张士诚多次催促，这支部队多次不动，最后，由于恐怖气氛的不断降压，这支部队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张士诚在垂头丧气中过了一个毫无生气的春节。1366年正月，他提起精神，三次使用“围魏救赵”之计，水陆并进。海军进驻君山，步兵团和骑兵团出驮沙，攻击目标：江阴。

朱元璋难以置信，张士诚这时候还有心情攻江阴。刘伯温却说，他现在只有这一招，希望东方不亮西方亮。朱元璋对张士诚这次进攻很是谨慎，决定亲自率军驰援江阴。张士诚闻听朱元璋亲自来了，忽然魂不附体起来，水陆两军掉头就跑。朱元璋下令舰队追击，张士诚的海军逃跑起来的速度都相当慢，很快被朱元璋舰队追上。张士诚再不战就太说不过去了。他后队变前队，仓促展开队形，迎战如泰山压顶般的朱元璋舰队。

事实又重新证明了一点，张士诚的陆军不如朱元璋，海军更是如此。一个时辰后，这场海战无悬念地结束，张士诚扔下几百艘战舰的躯壳狼狈而逃。

1366年阴历二月，明玉珍在重庆睁着大眼去世时，徐达兵团攻陷高邮城。多年以前，高邮城是张士诚的一块招牌，他在这座城下创造了击溃元政府军最后一支主力的传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张士诚缔造的那个传奇销声匿迹，再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惊喜的消息。现在，张士诚内心深处最得意的高邮城永远地离他而去了。据说，当得知高邮城失守后，他呆若木鸡，许久才叹道：“想不到它也丢了。”

使他想不到的事还有很多。高邮城一下，徐达兵团于1366年阴历四月进抵淮安（今江苏淮安）城下，张士诚政府在淮安的守将立即投降。淮安的丧失使张士诚在淮东的大门敞开。徐达兵团如暴风一样，一连串攻陷兴化、通州（今江苏南通）、濠州、徐州等地。张士诚的北境被击碎，他只能局促于长江以南。

自此，刘伯温制定的灭张战略第一阶段胜利完成，历时半年。张士诚在苏州城的宫殿里不停地踱步，他的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需要恢复很久。

朱元璋可不想让他复原，哪怕是心灵上的创伤都不许。就在灭张战争的第一阶段圆满结束后，朱元璋回老家看了老爹老妈的坟墓，只一个月时间，他就匆匆地回到应天，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传檄声讨张士诚。

传檄，其实是公布檄文。檄文是合法政府用于征召、晓谕的公告或不合法政府声讨、揭发敌人罪行的文书。

中国人在传檄上有着精深的造诣。不过，中国人里写出优秀檄文的都是不合法政府人员。

比如商汤声讨夏桀的《汤誓》，周武王声讨商纣的《牧誓》，都是不合法政府声讨合法政府的檄文。唐朝武则天时期，徐敬业造反，骆宾王写了篇《讨武曌檄》，把武则天看得直愣。可徐敬业是造反派，武则天才是合法政府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檄文，都是不合法政府摆出一种不要脸的高昂姿态来声讨合法政府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檄文就是为了师出有名。书写檄文的人不管是否能打败敌人，都想先过过嘴瘾再说。

由于檄文是声讨性质的文章，所以，里面只有两种话，一种是好话，这是要扣在自己头上的；一种是坏话，这是要扣到对手头上去的。檄文的行文方式是典型的两分法：我什么都好，对手就没有一点好的；我高尚如圣人，对手则是彻头彻尾的小人。

这叫不厚道的造势，朱元璋肯定有这种造势，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极不厚道的暗黑人物。

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朱元璋断定张士诚有八宗罪。

第一宗：张士诚你当初贩卖私盐，后来最先造反，四处杀人，还有根据地，大罪第一（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

第二宗：后来发现根据地危如累卵，就假装投降元政府，可不久就杀了元政府官员，大罪第二（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撝，其罪二也）。

第三宗：再后来又占了浙西，擅自称王，大罪第三（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

第四宗：冒犯我的疆域，被我打败，又投降元政府，大罪第四（初寇我边，一战而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于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其罪四也）。

第五宗：占了那么富裕的江浙地区，却不向政府交税，大罪第五（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五也）。

第六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谋害元政府官员，大罪第六（阳受元朝之诏，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相，其罪六也）。

第七宗：知道元王朝已没落，就把元政府在江浙的行政人员一窝端，大罪第七（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江浙丞相达识帖睦迩、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

第八宗：诱我的大将投靠你，又掠夺我的百姓，大罪第八（诱我叛将，劫我边民，其罪八也）。

张士诚听闻这八条罪状，跳了起来，失声叫道：“朱秃子神经错乱啦。”

朱秃子没有神经错乱，这八条罪状看上去是无稽之谈，其实，它们有很深的渊源。而这渊源，如果张士诚能绕过现象的漩涡，就会发现这篇檄文的本质所在。这一本质正是刘伯温几年来对朱元璋的教诲，才使他迷途知返、恍然大悟的。

檄文声讨的到底是谁

朱元璋对旧社会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恨。多年以后，他泪水在眼里打转地回忆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州县官吏对百姓如对待牲畜，贪财好色，饮酒废事，从不认为民间有疾苦。我当时愤怒得发狂。”

刘伯温在1360年初见朱元璋时，无法理解朱元璋浑身散发出来的对元王朝的刻骨仇恨，这是因为他对年轻时的朱元璋不了解。朱元璋没有知识、没有背景，处在社会最底层，受了太多的苦。就是后来拿着饭碗以和尚的身份要饭，也是过了今日没明天。用民间的说法，朱元璋的人生就是“强活”——奋力勉强地活着。

刘伯温即使知道朱元璋那段凄惨岁月，由于二人的经历不同，他也无法理解朱元璋的仇恨。刘伯温不想改变朱元璋对元王朝的看法，因为他本身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元王朝，他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很有心得。他只是希望朱元璋在反元的时候，抛掉朱元璋头上顶着的红巾军的帽子。其实抛掉的不是红巾军这顶帽子，而是这顶帽子的白莲教的质料。

他在给朱元璋的《时务十八策》中就特意用文字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朱元璋赤手空拳创建了应天政府，而丝毫未提朱元璋是红巾军的一员将领。

1362年阴历六月，察罕帖木儿在他最后的宝贵时光里向朱元璋投去温柔的一笑，这位元王朝的“齐桓公”对朱元璋说：“我已经奏报朝廷，给你个丞相的职务。”朱元璋对这察罕帖木儿的温柔一笑，心神不宁。当时刘伯温正在老家守丧。他给刘伯温写信征求意见。刘伯温对他说：“察罕帖木儿现在是元王朝的顶梁柱，我们不能得罪他，但我们也不能像张士诚那样投降元政府，这和我们的初衷相违背。只有一个计策，那就是不理他，既不说投降也不说不降。”

刘伯温的这一想法，是他把朱元璋和张士诚作比较得出来的。当时张士诚投降元政府，在法理上名正言顺。很多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到张士诚那里，这是一个主要原因。跟着张士诚，风险成本小，而跟着不合法的朱元璋，风险大。

朱元璋是否想过被元王朝招安，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但就在本月，察罕帖木儿被田丰谋杀，朱元璋得知这个消息后，茫然了很久，最后叹息说：“天下无人也。”

后来吹捧朱元璋的人说，朱元璋当时不理察罕帖木儿，是因为对将来的成功已成竹在胸。这简直是胡扯，朱元璋当时西边有巨无霸陈友谅，东边有张士诚，还有他至少在七年时间里都难以企及的元大都，他怎么就会对成功成竹在胸？

他所以没有接受元政府的招安，是因为察罕帖木儿死得早，如果再给察罕帖木儿几年时间，朱元璋后来的路肯定会不同。

1362年年末，元政府派了一批使者先到方国珍处，然后送信给朱元璋，要招安他。朱元璋和刘伯温商议许久，刘伯温认为，继续不理。因为在刘伯温看来，失去了察罕帖木儿的元政府，已经没有了招安的资格。朱元璋比刘伯温走得更远，他不但这样认为，而且还把元政府的使者叫到应天，杀掉了其中几名。

但几天后，朱元璋对自己的鲁莽马上反悔，他派人送还了活下来的使者，还送了许多战马给元政府。元政府无法作深一层次的追究，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363年阴历二月，张士诚攻安丰城，朱元璋深思熟虑了一个月后，亲自出兵解救安丰。刘伯温当时让他放弃这次机会，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就是要把朱元璋从小明王的红巾军旗下解放出来。

刘伯温多年来对朱元璋的教诲，使朱元璋逐渐理解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能和白莲教有瓜葛，自己就是将来的天下之主。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就能明白朱元璋在讨张士诚檄文中除了张士诚罪状之外的那些话。他说：“我参军之前，是有很深考虑的。首先考虑的是红巾军，但他们全是些妖言惑众、装神弄鬼之徒，后来又考虑参加政府军，可他们以杀害百姓为己任。所以我艰苦奋斗，今天，我拥有了南中国广大地盘，这是祖宗的显灵和上天的指令。”他又说，红巾军革命以来，做过的事主要有三件：杀人、放火、凶谋，杀戮天下的知识分子。所以呢，红巾军就是个贼窝，就是十恶不赦的团伙。而他自己则是商汤和周武，可以吊民伐罪。他讨伐的人全是坏人，比如张士诚。张士诚这人虽然和红巾军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朱元璋要讨伐他，所以他就成了下流胚。

接着，朱元璋又说，自己可以替蒙元政府“立功”，大家联合起来平定那群乱臣贼子。这群乱臣贼子好多，张士诚是，王保保是，李思齐是，张良弼是，甚至躺在坟墓里的明玉珍也是，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小明王也逃不掉乱臣贼子的头衔。

朱元璋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清清白白，既不是邪教，也不是乱臣贼子，他是尧舜级别的人物，要比汤武还要崇高。

他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那张丑陋的嘴脸迎风招展，嘴里吐出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词句，使人听一句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看他一眼，骨头就咯咯作响。

他说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崇高的人物，还可以理解。但讨张士诚的“八宗罪”实在让人莫名其妙，就连张士诚在反复看了几遍后，也看出问题来了。张士诚对他的将军们说：“把第一条、第四条、第八条去掉就是我讨朱元璋檄文啊。”

其实，这八条罪状，是朱元璋政府搜索枯肠、抓耳挠腮凑出来的。

从张士诚的角度来反驳这八条罪状，就很是好看。

第一条罪状：当初贩卖私盐，后来最先造反，四处杀人，还有根据地。

张士诚反驳说：“我是贩卖私盐，可我贩卖私盐的钱都救济贫苦百姓了。你朱秃子倒想贩卖私盐，可没有这头脑啊。你说我最先造反，你脑子进水了吗？最先造反的是主子刘福通和小明王。我有根据地，你就没有吗，你的应天城是茅坑吗？”

第二条罪状：后来你张士诚发现根据地危如累卵，就假装投降元政府，可不久就杀了元政府官员。

张士诚反驳说：“我假装投降元政府，你就没有想过投降元政府？我杀了元政府的官员，你他妈的还杀过人家元政府的使者呢，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相比之下，哪个罪孽更重，道德更败坏？”

张士诚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让他怒火升腾。这件事是这样的，当初元政府主力军围攻高邮城，朱元璋这孙子居然送给围城的元军牛肉和美酒，说是犒军。幸好，张士诚气量大，他收拾了愤怒的情绪，继续反驳第三条。

第三条：再后来，你张士诚又占了浙西，擅自称王。

张士诚反驳道：“我攻浙西，可没像你那么不要脸。你朱秃子当时每攻一城时，都给你的士兵打鸡血，说什么‘前有某某城，子女玉帛，无所不有。若破此地，从其所取’。我擅自改元称王，那还是我的独创，你一直使用不合法政府韩宋帝国的龙凤年号，你说到底谁罪大？”

第四条：冒犯我的疆域，被我打败，又投降元政府。

张士诚反驳道：“是我冒犯你的疆域，还是你来拱我啊。这是狗咬狗的事，你居然把这当成是我的罪过，真是岂有此理。”

第五条：占了那么富裕的江浙地区，却不向政府交税。

张士诚愤怒地反驳道：“你朱秃子狗戴帽子装人啊，你拥有‘江左及淮右数郡’，你给过元政府一粒粮食没有？我这几年每年都给元政府运送十万石粮食，收据还在我手里，你居然说我十年不纳贡？噢，我想起来了，你纳贡过，就是当初我在高邮城里被元军围得生不如死时，你给人家送过牛肉和美酒。”

第六条：对元政府阳奉阴违，谋害元政府官员。

张士诚冷笑着反驳道：“我对元政府阳奉阴违，人家元政府还没有说什么，你朱秃子算老几啊，轮得到你张嘴咬我？”

第七条：知道元王朝已没落，就把元政府在江浙的行政人员一窝端，杀了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迩、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

张士诚反驳道：“达识帖睦迩和普化帖木儿是自杀，怎么就成了我杀的。你也杀了不少元政府的高级官员，又怎么说？”

第八条：诱我的大将投靠你，又掠夺我的百姓。

张士诚呸地吐了一口，反驳道：“好意思说我诱你的大将，我是曾诱过你的侄子朱文正，可你怎么不想想，你的侄子都想背叛你，你做人太失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派到我王国里的间谍比我的百姓还多，这到底是谁诱谁？”

张士诚反驳完“朱八条”后，心情大为舒畅。可他转念一想，朱元璋智力商数怎么低到如此程度，把声讨我的檄文几乎写成了声讨他自己的？他手下的刘伯温是顶级秘书，怎么会有这样愚蠢的檄文从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散出？

这也是我们疑惑的问题，如果是刘伯温写这篇檄文，即使不经大脑也不会写成这样。这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出在一个叫张昶的人身上。张昶在1366年阴历五月的身份是朱元璋政府的副宰相（参知政事），三年前，张昶的身份是元政府的民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在那次招降朱元璋的计划中，张昶作为使节团团长被朱元璋扣留。朱元璋一边当着他的面杀掉他的同事，一边露出挤出来的微笑，劝他为自己效力。朱元璋说自己是天底下第一菩萨心肠的革命家，还说自己对张昶强大的执行力早有耳闻。

面对屠刀，张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委曲求全。在他投降朱元璋的三年时间里，他的确把朱元璋政府管理得井井有条，朱元璋政府的建置、制度大多数都是出自其手。张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执行力，没有一件事在他手里停过一天以上。朱元璋对张昶这几年来的表现很满意，渐渐地把他当成自己人。但张昶不是朱元璋的人，他始终心系元政府和他在北方的家人。

他在朱元璋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他的职业习惯，那张丑恶的嘴脸，不是他心目中的圣君，更不是他心目中的菩萨。他对朱元璋有刻骨铭心的憎恶，他对一切造反者都有憎恶。依他的看法，这些人毫无高尚的道德情操，造反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家致富，无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证明，造反者后来能得天下，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和时势造就的。假设没有刘福通的红巾军革命，宰相脱脱的治世能力会把元王朝从堕落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就是因为各地不断有人造反，宰相脱脱那些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治世措施无法施行，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张昶经常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遥望北方，忽然就眼含热泪。当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战争开始后，张昶殚精竭虑地为朱元璋贡献心力，这倒不是因为他忠于朱元璋，而是他特别喜欢看狗咬狗，他希望两只造反狗两败俱伤。

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元璋声讨张士诚的檄文，可能就是出自张昶之手。按张士诚的话说，这篇檄文去掉第一、第四、第八条外，完全就是一篇声讨朱元璋的檄文。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张昶站在书桌前，摊开纸，不怀好意地奸笑着、快乐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朱元璋的罪行写到纸上，看上去，那就像是张士诚的罪行。他几乎没写成一条朱元璋的罪状，却像酷暑时吃了一块冰冻西瓜一样的身心舒畅。

按刘伯温那超人的聪慧，不可能发现不了檄文里的“指桑骂槐”，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张士诚和朱元璋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张昶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他的心思绝对逃不过阴谋高手朱元璋的眼睛。1367年阴历六月，张昶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天下几乎已定，作为君主，您应该是个神秘主义者，最好待在深宫里不要出来，及时行乐。使天下人摸不到您的心思，才能被人惧怕。”

朱元璋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想做赵高，把您想成了秦二世。”朱元璋就把张昶叫到面前，痛斥他。张昶见朱元璋不吃这套，就想出了另一套。他又写信给朱元璋，说：“元政府失于宽纵，所以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想要国家稳定，必须要用严刑峻法。”朱元璋又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说得有道理，但这个时候不适合严刑峻法，此时大业未成，严刑峻法会失民心。”

朱元璋动了杀机，说：“张昶这厮到底想要做什么？如果他的智慧仅限于此，我要他何用；如果他是故意的，我怎么敢用他！”

几天后，有人从张昶的枕下搜到了一封他写给元朝皇帝的信，信中回忆了他为元政府服务的那些年，又回忆了给朱元璋政府工作的这几年。信的最后说：“在元政府的那些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朱元璋政府的这几年，简直如在地狱，度日如年。”

朱元璋得到这封不是写给自己的信后，暴跳如雷，下令逮捕张昶，张昶在狱中写了八个字：身在江南，心怀塞北。朱元璋说：“这小子心意已决，得到他的人却得不到他的心，留也无用。”

张昶于是殉国。张昶的殉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人关注这件事，就如没有任何人关注小明王的死一样。

小明王之死

小明王韩林儿死于1366年阴历十二月，正是朱元璋对张士诚战争的第二阶段完成、正准备第三阶段时。

朱元璋发出那篇朦胧恍惚的讨张士诚檄文后，就开始进行灭张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攻击张士诚的湖州和杭州，剪除张士诚的羽翼。

1366年阴历八月，当刘伯温在寻找应天城新城基时，徐达兵团二十万人从应天出发奔赴太湖。为了迷惑张士诚，朱元璋宣称要进攻苏州，张士诚还未来得及分析朱元璋这句话的真假，徐达兵团已进入太湖，疯扫张士诚的据点和阻击军。当徐达兵团来到湖州城最后一个外围据点三里桥时，张士诚才发现朱元璋撒谎，急忙向湖州派出援军。

湖州守将张天骐是张士诚兵团中一员出色的战将，他始终相信一个观点：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所以当徐达在拔除了湖州城外最后一个据点三里桥时，张天骐大开城门，分三路迎击徐达兵团。徐达针锋相对，也分三路进攻。不过徐达动了点脑子，他在张天骐的三路军中发现南路军的阵形不稳，士气不高。于是，他把主力放到了南线，攻击张天骐的南路军。

徐达蒙对了。那路军是湖州城里最差劲的部队，和徐达兵团一接触，即行溃败。张天骐兵团的另外两路一见友军这副德行，也就不准备打了，掉头就往城里跑。

张天骐是个不受观念和规则束缚的人，当他发现进攻不是最好的防御后，就马上认为，防御才是最好的防御，紧闭城门，严防死守。

张士诚派到湖州的援军是李伯升兵团，李伯升是张士诚的亲密战友，张士诚的“十八条扁担起义”中就有他的一条扁担。不过，李伯升并非是出色的军人，他的战绩乏善可陈，特别是张士诚与朱元璋交战以来，他在各种战役中都被打上了失败的烙印。虽然如此，张士诚依然很信任李伯升，因为他是元老，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

李伯升兵团进抵湖州后，发现徐达兵团并未把湖州围得水泄不通，于是，他的兵团就趁着夜色由城东的获港偷偷地进了城。他来，是解围的，可进入城后，他和张天骐一样一筹莫展，两人只能互相拍着肩膀困守湖州。

在张天骐眼中，李伯升是个扫把星，因为李伯升一来，徐达兵团就丧心病狂地对湖州四座城门发动猛攻。张士诚得知李伯升那支解救兵团成了守卫兵团后，又派出吕珍兵团率领六万精锐披星戴月援救湖州。

吕珍一直很有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才能，使人大跌眼镜的是，从前围攻顶级大佬刘福通的安丰城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销声匿迹。他的兵团到达离湖州城东四十里的旧馆时，突然停下，还筑起了五个寨堡。

有人说他可能是因为看到徐达兵团的二十万人而吓破胆了。但这不是真实的吕珍，吕珍不可能被吓破胆。他可能是想把徐达围困在湖州和他的寨堡之间，步步紧逼，最后要湖州城的守军出城，和他一起把徐达包成饺子。

吕珍的想法没有错，只要湖州城能一直坚持下去，当徐达兵团的锐气被消磨得差不多时，这个计划就能实现。问题是，朱元璋不可能给他这份战场上最宝贵的财富——时间。

吕珍兵团寨堡的湿泥味道还未消散，朱元璋增援徐达兵团的另一支兵团已赶到湖州城。徐达有了援军，喜出望外，于是将计就计，在湖州城东迁镇南的姑嫂桥连筑十座堡垒，把旧馆与湖州的通道阻截了。等于说，吕珍的增援部队和湖州城里的守军现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张士诚在苏州急得抓耳挠腮，气得暴跳如雷。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没有破解朱元璋“围城打援”这一低级计谋。朱元璋三番五次地使用，张士诚三番五次地认栽。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朱元璋与张士诚十多年的战争风云，那就是：围城打援。

每次朱元璋“围城打援”时，张士诚都会冒出这样一种想法：老天爷不会总让我倒霉的，这次运气应该轮到我了。可现实每次都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

1366年阴历八月末，湖州被围时，张士诚那种想法再度袭来。他攥紧拳头，嘀咕道：“这次，运气该轮到我了吧。”

九月初，张士诚亲率精锐驰援湖州。老天爷又让他空想一场，当他的兵团行进到皂林时，他遇到了等他多时的徐达阻击部队。双方一接触，他的精锐就像是童子军，被徐达阻击部队打得七零八落，死亡人数不详，仅被活捉的就达三千人。

张士诚连发火的情绪都没有了，当天夜里，他派一支夜袭部队，试图偷袭姑嫂桥，结果这支夜袭部队意料之中地撞上了徐达兵团的埋伏，全军覆没。

张士诚琢磨了许久，想破解朱元璋的“围城打援”，可琢磨得头皮发胀，眼冒金星，也只有一个办法：继续派援军，被朱元璋打。

从徐达兵团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作战目标已不是湖州，而是吕珍兵团的旧馆。张士诚也发现了徐达兵团的作战用意，赶紧派人冒死进入旧馆，希望能带回点有价值的情报来。可这支军队一进入旧馆，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因为徐达兵团把他回来的路封死了。

张士诚又是一番抓耳挠腮地琢磨计策，可他的计策如沙漠中的水源，毫无踪影。他只好凭感觉行事，把他的海军全部投入战场，设想能冲开一条通往旧馆的活路。可朱元璋的海军在消化了陈友谅海军后，已天下无敌。张士诚的海军毫无悬念地被击败逃跑，徐达兵团围追不舍，最终全部被徐达海军歼灭。

张士诚倒霉到极点，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嘀咕着，愤愤不平。他的愤愤不平没有任何改变物质的能力，此时，吕珍旧馆兵团的外援已全被扫除，吕珍的士兵因为缺少粮食而面黄肌瘦，六万人成批成批地出门投降。在这些投降的人中，自然有吕珍。他投降时，心情极为沉重。面对苏州方向，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臣子对国王的仪式后，吕珍草草包扎了下因磕头而出血的额头，出门投降了徐达。

徐达对吕珍说：“还要辛苦您一下。”说完，就把他绑到湖州城下。张天骐和李伯升在城上向下望去，望到的是一个哭丧着脸的吕丞相，那可是他们吴王国的顶梁柱啊！

就在张天骐仰天痛哭时，李伯升悄悄地打开城门，第一个跑出来，要为徐达献出湖州城。张天骐发现自己这个时候哭得太不是时候，也急忙跑出城，要为徐达献出湖州城。

湖州城陷落，1366年阴历十一月，朱元璋的另一支兵团攻陷了杭州，杭州守将潘元明投降，绍兴、嘉兴也不战而降。

朱元璋对张士诚战争的第二阶段完成，两支兵团进围苏州。

小明王在滁州自己的庭院里，隐约感觉到大地的震颤，那是朱元璋两支兵团进军苏州的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小明王如果当时趴在地上，就能闻到一股血腥味。那是他的血，他似乎没有感觉到，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1366年阴历十二月，朱元璋主力军对苏州城完成包围。在未下达总攻令前，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应天城中有一首不知是从何处起源的歌谣。歌谣说：“眼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1367年就是羊年。

朱元璋对刘伯温说：“这歌谣说得如此清晰，应是上天要我称帝吧。”

刘伯温看了一眼朱元璋，意味深长，把朱元璋看得莫名其妙。那天，刘伯温什么都没有说，但晚上，朱元璋在床上辗转难眠，像是躺在了火盆上。因为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恰好是歌谣成真的一个障碍。

如你所知，这个人就是小明王。小明王是韩宋帝国的皇帝，是朱元璋名义上的领导。朱元璋想要称帝，就必须脱离这个皇帝！

按一般人的思路，当时的形势下，朱元璋废掉或是杀掉小明王易如反掌，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对他，只要派个人到滁州城，一把刀或是一杯毒酒就完全可以解决了。可朱元璋不是一般人，或者说，他是个敢作不敢认的人，再或者说，他是个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人。

他必须要在暗中干掉小明王，哪怕明杀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的损害。这就是一个政治恶棍所具备的特征：在道义的圣坛上做圣人，在圣坛下当卑鄙无耻的小人。

朱元璋派去执行谋杀小明王这一任务的叫廖永忠。廖永忠是朱元璋的老乡，鄱阳湖之战中功勋不小，朱元璋曾赐他八个大字“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廖永忠后来就靠这八个字光荣地活着，而且运气极好，在日后讨伐方国珍、陈友定，平定广东、广西的战役中超常发挥，是朱元璋明王朝开国将领中极闪耀的一位。

朱元璋为什么要派廖永忠去做这件丧尽天良的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廖永忠当时闲着，徐达等一干将领都在苏州城外准备灭张士诚，只有廖永忠在应天城；二、廖永忠是朱元璋的忠实奴才，朱元璋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当初，他投靠朱元璋时，朱元璋问他：“你想拥有富贵吗？”廖永忠回答：“在您身边，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朱元璋喜欢奴才，尤其是廖永忠，在一群奴才里出类拔萃，每当朱元璋看到廖永忠时，心里就特别安宁。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廖永忠时，根本没有具体说什么，廖永忠马上就表现出了“智迈雄师”的高尚智慧。于是，廖永忠向滁州进发。一路上，他都在思考把小明王送进地狱的方式。最后，他决定用“被落水”这一简单而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的谋杀方式。

廖永忠到滁州见到小明王时，小明王马上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和他幼时听说老爹韩山童参加革命后的感觉一样：恐惧。实际上，小明王多年以来一直就生活在恐惧中。他老爹死时，刘福通派人来接他。他当时魂不附体，认为刘福通要杀他。即使后来刘福通把他尊奉为韩宋帝国的皇帝，他每天也总处在恐惧中，因为他无权无势，就是刘福通手上的一枚棋子。幸运的是，刘福通是个具有高尚灵魂的人，把他放到最尊贵的位置上，让他享受生活。几年前，他在安丰城中听到张士诚兵团的呐喊，惶惶不可终日。朱元璋兵团来解救他把他带到朱元璋面前时，这种恐惧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加重了。

近三年的滁州软禁生活，使他如身处恐惧的泥潭中，每天都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廖永忠来请他到应天城，他已经看到了廖永忠脸上的杀机，可不知为什么，这个时候，多年来折磨他的恐惧感突然消失了。当他正为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吃惊时，廖永忠已经把他驱赶上了船。随着船的缓慢移动，韩林儿那张娃娃脸露出了笑容。他如释重负地对他所有的家人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这回终于解脱啦。”

廖永忠听到这话时大为震惊，当船走到瓜步山时，他让船停了下来，深吸一口气，对韩林儿说：“上路吧，时辰到了。”

韩林儿和他所有的家人就在船上先被打晕，然后扔到了江里。韩林儿晕去之前，脸上带着淡然的微笑，意味深长地说：“你何必着急？”

不知为什么，廖永忠在回应天的路上一直想着韩林儿的临终遗言。八年后，他被朱元璋处决，临刑时，那句话像箭一样射进了他的脑海。他终于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啊。”

如果你读正史，你丝毫看不出是朱元璋命令廖永忠杀掉韩林儿的。不过有两条证据间接证明就是朱元璋下的命令：第一，廖永忠是朱元璋的奴才，唯朱元璋马首是瞻，他绝没有擅自做主的胆量和智慧；第二，廖永忠回应天后当着许多大臣的面说韩林儿是落水而亡，这是连三岁孩子都欺骗不了的，可朱元璋居然相信了。

小明王一死，朱元璋再无任何心理压力。1367年正月，朱元璋改元，称1367年为吴元年。紧接着，对张士诚的最后一战开始。

天日照尔不照我

张士诚领导的苏州保卫战坚持了十个月，当徐达兵团在1366年最后一个月扫荡苏州外围防御时，张士诚在苏州城内一筹莫展。1367年春节，这是张士诚自出生以来度过的最难过的春节。最近这几年，他过的春节都很沉闷，这一次，不但沉闷，而且极度的压抑。因为朱元璋已经打到他家门口来，而且把他的家围了个水泄不通。

徐达兵团是第一波攻城部队，他首先在苏州城外构筑长围，然后搭起木塔、筑起比苏州城城墙还高的土楼，于是可以俯瞰苏州城。徐达攻城兵团的火器配备充足，火铳和襄阳炮日夜喷出蓝色的火舌，十二个时辰不停地攻击。襄阳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恐怖的武器，可以发射重达一百四十公斤的炮弹。南宋末年，蒙古人进攻襄阳，屡攻不下，最后动用了襄阳炮，一炮就把襄阳城炸出个大窟窿，襄阳守军立即投降，所以有“一炮定襄阳”的说法。

徐达兵团把这种恐怖的武器都用上，说明朱元璋并未小瞧张士诚，即使他小瞧张士诚，也没有小瞧苏州城。苏州城经过张士诚几年来的苦心经营而坚固异常，在徐达兵团猛攻了三个月后，依旧完好无损。徐达兵团伤亡巨大，但很少有士兵能摸上苏州城城墙。

徐达用襄阳炮对付张士诚的同时，张士诚也针锋相对，他在城中制作飞炮，将用油燃烧起来的巨石发射到城外，每次发射出去一颗这种“炮弹”，都能听到徐达兵团里炸窝似的号叫。

徐达攻城兵团受阻，朱元璋在应天城急得抓耳挠腮。他找刘伯温商量，刘伯温说：“张士诚已是强弩之末，现在有质量的抵抗完全是回光返照，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要担心的是军队的伤亡。不应该让徐达再继续这种持续不断的攻击了，我们要劝降张士诚。”

朱元璋明知道这不是办法，但为了少死点人，还是照办了。劝降书自然是刘伯温书写，他劝告张士诚，不要逆潮流而动，要有点眼光，学习一下北宋初期吴越国的钱镠投降北宋皇帝赵匡胤的光辉事迹，献出城池，投降朱元璋。刘伯温向张士诚保证，只要放下武器，献出城池，将来的富贵还是有的。

张士诚收到信后，看完，就撕得粉碎。他说：“老子就是被乱箭穿身，也不投降朱秃子。”

朱元璋对刘伯温说：“盐贩子还很有骨气。”

刘伯温说：“要让徐达将军注意，张士诚可能会突围。”

关于从围城中突围，这是每个在城中被围困多时的人的一种本能。徐达在继续围困了四个月后，他和张士诚在1367年阴历七月的关系恰好就是那句：围在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但两人的理想实现起来都很困难。

徐达在猛攻了三个月后，不再进行轰动性的攻击，而只是围困。苏州人和杭州人一样，都喜欢有质量的生活，所以平时没有积攒。徐达围困苏州七个月后，苏州人就发现通货膨胀了。普通百姓已经买不起粮食，况且，即使买得起，已没有粮食可卖，百姓开始吃稻草和老鼠。但老鼠这种东西捉起来是很难的，未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捉得到。有养猫的人家，此时喜出望外，问题是，猫也要吃东西，所以很多猫只给主人带了点老鼠皮毛。有需求自然就有供应，一批专业人士开始在苏州城里捉老鼠，一只老鼠的价格比十石米还要贵。

这是1367年阴历七月的事。张士诚丝毫未感到通货膨胀带来的危害，他召集他的那群知识分子，大摆筵席，仿佛苏州城根本没被围困，仿佛他依然生活在从前的天堂里。如果不是徐达兵团偶尔向城里发射一枚炮弹，激起许多人的惨呼，张士诚真以为苏州还是从前的苏州，根本就没有战事。徐达兵团的炮兵们每天都会例行公事似的在固定的时间向苏州城里发射炮弹，炮兵们平时就互相倚靠着看向苏州城。他们聊天，聊苏州城里的美女，聊苏州城里的山珍海味，聊苏州城里冒出热气的澡堂子。那些澡堂子就处在繁花茂叶中，洗澡的时候能闻到花香，听到鸟语，和大自然一体。他们还聊到苏州城里的财宝，那可是能堆积成一座山的，要比应天城中的钟山还要大还要高。他们最后说：“妈的，咱们在这里过的简直不是人的日子，身上长满了虱子，几个月不刷牙，吃的米饭中有臭水沟的味道。”

人人都认为别人比自己幸福，其实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张士诚的宴会上，虽然鸡鸭鱼肉不停地放在盘子里端上来，虽然美酒像水一样被浪费着，虽然歌照唱，舞照跳，但张士诚的世界一点都不美好。他隐约感觉到了一些不对。

他在视察苏州城时，发现街道两旁已有死尸，发现最阴暗的臭水沟里连老鼠的毛都见不到。他还发现，城外徐达兵团的后勤补给线上川流不息。他看着面黄肌瘦的士兵，不禁流下眼泪来。只有善良如张士诚这样的人才不会干出吃人的卑劣勾当来，苏州百姓都知道，张王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最慈悲的人。张士诚完全可以把死掉的百姓，甚至是活着的百姓推到大锅里当军粮，但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个慈悲的人，所以，当他流泪时，老天也哭了。苏州城下起了毛毛雨，很快就打湿他的脸，这个时候，你就分不清他脸上哪些是雨水哪些是泪水了。

必须要突破困局！张士诚心里发誓。

1367年阴历七月的一天凌晨，阴雨绵绵。张士诚命令他的特种部队“十条龙”突围。“十条龙”特种部队是张士诚的卫队，接近两万人。这支特种部队，就是当年张士诚在高邮城被元政府主力围困时使用的那支奇兵。在元政府不战而溃后，张士诚追击敌人时，这支部队发挥了虎入羊群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力。不过，张士诚这人有点小家子气，出色的作战部队都是在实战中训练出来的，可张士诚始终把这支部队当成是古玩，呵护备至，几乎很少让他们上战场。于是，这支部队就在主人的关怀备至下成了废物。

张士诚带领这支废物突击部队出城时，迎头撞上了朱元璋另一员猛将常遇春的围城部队，双方一行接触，张士诚的“十条龙”立即溃败，惨败时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声音。

张士诚本人被他慌不择路而逃的“十条龙”挤下战马，掉到水里，如果不是他机灵得很，恐怕已被淹死。他身边的几个特种部队成员把他拖进了城里，张士诚坐在椅子上，大口地喘着气，脸色惨白，浑身湿透，如水鬼附体。

张士诚在苏州城里惊魂未定时，徐达早已把他突围的消息传到了应天。朱元璋失声说：“想不到他还敢突围。”刘伯温说：“小心，他还会再次突围的。”

张士诚像是和刘伯温心有灵犀一样，十天后，他用行动验证了刘伯温的预测，这次突围很见成效。张士诚选择的突破口和上次一样，任何人都没有想过，他会重蹈栽跟头的地方，这可能是张士诚唯一一次智慧的体现。他的突围部队一出城门，马上分为左中右三支，他则带领中路直插常遇春的大本营。常遇春吓了一跳，他想不到张士诚选的又是他。张士诚这一次的突围，质量奇佳。常遇春的左路和右路很快就被撕开，中路也抵抗不住，节节败退。张士诚两眼放光，这是他自和朱元璋交战以来最痛快的一战，他叫喊着，脸上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气。这是他自高邮之战以来最扬眉吐气的一次，然而，他的厄运之神突然在他马前一晃，向他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他大惊失色，忽然听到了苏州城上鸣金收兵的锣声。他怔住了，这是万劫不复的一瞬，他的突围部队只是稍微延缓了一下，常遇春缓过神来，趁张士诚愣怔的刹那，下令反攻。

张士诚的突围部队在半个时辰取得的辉煌成果，又在几分钟内失去了。他被驱赶着狼狈地逃回城中，他的弟弟张士信急忙跑来嘘寒问暖，说：“我看到你们打得太累了，所以才想让你们回来歇息一下。”

张士诚仰天长叹，说：“真是天亡我也。”对于张士诚来说，老天爷最瞎眼的就是让他和张士信有血缘关系。张士信的愚蠢无知使张士诚丧失了生的良机，他站在苏州城望下去，再也看不到他突围的任何机会了。

1367年阴历十月，苏州城里连老鼠都没有了，由于饥饿和恐慌，张士诚兵团的士气跌入低谷。徐达收到了朱元璋的命令：可以总攻。

黎明一场大雨，把苏州城洗刷得分外明朗干净。就在黎明前的夜晚，张士诚回想往事，他希望高邮奇迹能再一次降临，不过黎明那场大雨变成淅淅沥沥的小雨，徐达兵团总攻的呐喊声传来时，张士诚彻底脱卸了这一理想的包袱。他对妻子刘女士说：“我兵败将死，你怎么办？”

刘氏的脸上带着颤抖的微笑，看了一眼张士诚，然后不露声色地说：“君勿忧，我必不负君。”说完，这位女中英豪抱起两个幼子，走上高台，要人搬来柴火，命令张士诚的其他小老婆一齐登上高台，刘女士先自杀，自杀前，命令点燃柴火。

张士诚在熊熊火光中泪水横流。他没有听到一句哭声，也没有听到一句怨言。一个男人要有多大的魅力才能让他所有的老婆都心甘情愿为他赴死，这是个谜。

他抽出宝剑，横在脖子上，目光呆滞。这时，徐达兵团已突破外城，正猛攻内城。他心里说，这宝剑真他妈的凉。他身边的忠诚卫士说：“我们还有几万人，可以打巷战。长矛对火炮，短刀对长矛，匕首对短刀，赤手空拳对匕首，牙齿也可以成为武器。”

这名忠诚卫士说这话的时候，苏州城里的巷战已经展开。张士诚长叹，说：“如果我们反抗到底，朱秃子大怒之下屠城，百姓何辜。你们投降吧！”

傍晚，雨停了，太阳出来，吱呀吱呀地响。张士诚站在他宫殿的楼上，看着远处踏着正步走来的敌兵，他想要跳下去，一死了之。但随之赶来的他最亲密的战友、投降分子李伯升涕泪滂沱地劝他：“不要做傻事，您是英雄，还怕不保一命吗！”

张士诚惨笑，整理下衣冠，走下楼来，夕阳的余晖从苏州城飘走了，他望向夕阳，解下腰中的宝剑，微笑着面对正小跑而来的徐达。

徐达把他押上船，迅速送往应天。张士诚在船里不吃不喝，连眼都不眨。看守时刻要碰他一下，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着。

张士诚从来没有这样忧郁过，从来没有这样孤独过。当朱元璋来见他时，发现他已没有任何活人的特点，朱元璋对张士诚这个已经腐烂的大活人深感惊讶。张士诚没有看他一眼，让他吃了闭门羹。可不知为什么，他离开时，又派了李善长来劝降张士诚。

张士诚使出浑身的力气破口大骂，险些把李善长骂得发了病。如果不是他绝食导致力气很小，他肯定要揍李善长一顿。

朱元璋气得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下令处死张士诚。在处死他之前，他又下令给张士诚一顿军棍。

张士诚临死前，保持的是一种冷漠的贵族气质。他自己都惊讶，人的潜力真是无限的。自己的出身那么低贱，却在他最恶心的敌人面前表现出了他从不曾有过的气质。

他对朱元璋说的唯一一句话，也是他最后一句话：“天日照尔不照我。”意思是老天爷一直在眷顾你，却不眷顾我。其实，这句话应该是陈友谅的台词。只有陈友谅最有资格、最有能力说这句话。

从能力上来说，张士诚根本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只有陈友谅是。但张士诚却有着一股傲气，虽然这股傲气只是在他临死前最宝贵的几天时间里出现在他身上的，也正因此，就更弥足珍贵。

一个真英雄，在他厌恶的敌人面前，就要有这种傲气。从这点而言，张士诚是货真价实的英雄。

第十三章 进献国策，稳固大明江山

宜大展兵威

张士诚的不在人间，使朱元璋再无敌手。刘、朱模式的历史已到尾声。不过，这一尾声持续的时间很长。

张士诚壮烈的两个月后，刘伯温被朱元璋任命为监察院副院长（御史中丞）。这个礼物和刘伯温所建下的功勋极不成正比，不过，刘伯温什么都没有说，欣然接受了。很多人会发现，官职的高低刺激不了刘伯温的神经，他是个“心不动”的人，想让他心动，要颇费功夫。

不过在朱元璋看来，刘伯温做不了宰相，因为他性情太刚，他也做不了副宰相，因为副宰相就是宰相旁边的一片绿叶，刘伯温做不了绿叶，世界上没有哪一片绿叶能如刘伯温那样，稍一释放生命的力量，就如最娇艳的花一样引人注目。刘伯温黑白分明的性格，恰好可以做御史，御史负责监督百官，弹劾百官。可问题是，朱元璋居然让刘伯温做了个御史院的二把手，而刘伯温的顶头上司居然是军人出身的汤和。虽然朱元璋说汤和是个文武兼备的人，可没有人相信汤和的文能比过刘伯温。况且，御史这一职务本身就是文臣的特权。也许，正是因为当时全国还未全解放，朱元璋为了给武将以激励，才让汤和坐在御史大夫座位上的。或许，刘伯温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说，人们几乎连他急促的一声叹息都没有发现。

那个时候，没有人会为刘伯温在官职上的不公正操心，因为应天城中所有人都在忙碌着。新的城池已经初具规模，朱元璋的将军们骑着高头大马，背后跟着英姿飒爽的士兵到前线去为朱元璋争夺最后的地盘。文臣们在光线充足的办公室里制定各种制度规章，为朱元璋不久后建立的新中国作着真心实意的准备。即使是老天也在为朱元璋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而锦上添花。入冬以来，应天城始终温暖如春。鸟儿唧唧喳喳地在城市上空掠过，春天才开始有的花香在1367年的冬天就已经沁入心脾了。

刘伯温说，他很少见到应天城如此好的天气。他说：“也许中国的春天真的来了。”朱元璋说：“人人都喜欢和煦的春光，可必须要经历秋冬的肃杀。没有秋冬的肃杀，就不可能有明媚的春光。”

这话刘伯温早就说过：“元王朝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因为对官员的约束不严，法律太轻。”实际上，元王朝的法律太随意，连成文法典都没有，纯粹的人治。朱元璋可不想自己即将建立的王朝是这样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在他的命令和暗示下，唐宋法典不但死灰复燃，而且还添枝加叶，几乎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法网。

刘伯温提出自己的意见：“网太密，水无大鱼；法太密，则国家就没有清白的百姓。所有的刑名条目是否真有存在的必要，必须要仔细斟酌。”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意见表示赞同，倒不是因为他有慈悲的情怀，而是当时他的吴王国还未解放全中国，法律太严苛，恐怕会失去解放区的人心，使元统区的人因恐惧他的法律而顽强抵抗。

在1367年冬十月，朱元璋不是没有敌人，但这些敌人已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南方的方国珍、陈友定在朱元璋眼中，只是小股土匪。只有北方的元朝皇帝，似乎要严肃对待一下。就是在这年十月，应天城里百花几乎要迫不及待地绽放时，他下达了对元王朝的总攻。1367年，距伟大的英雄人物刘福通掀起反抗元王朝的旗帜已过去十六年，距朱元璋自己参加红巾军已过去十三年，他才正式面对他一直叫嚣着是敌人的元王朝。

如果以“成败论”来论述朱元璋，那就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朱元璋是个胸怀大略、善于韬光养晦的智谋人物。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朱元璋，那他是个具有罕见手腕和独特眼光的人，他善于坐山观虎斗，善于保存实力，在关键时刻给对方致命一击，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如果从“人性”上来论述朱元璋，那他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瘪三。他在1368年称帝前打击的所有对手其实都是他的战友，他的战友刘福通始终在和当时人类最大的敌人元王朝战斗，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张士诚，甚至是不值一提的方国珍都有过和元王朝的军队血战的记录。只有朱元璋，这个浑水摸鱼、始终在谋杀自己战友的瘪三和元王朝军队未发生过引起轰动的战斗。

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绝对不是个好人。所以，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在阅读朱元璋的事迹时一定要小心，如果像他那样做人，你会不得好死。但如果你不想做个普通人，人性对你而言只是垃圾品，那你一定要学习一下朱元璋，因为他是个异形政治家和生存魔王，你只需要学习到他身上的一门，就足以横行天下。

朱元璋把攻击当时世界上的合法政府元政府的军事行动称为“北伐”，北伐军的总司令自然又是他的得力将军徐达。

对于这次“北伐”，徐达有自己的一套军事战略。他说：“应采取斩首行动，直逼大都，一战而下，全国解放的钟声就可以敲响了。”

刘伯温根据刘福通北伐失败一事和自己对元大都城池的了解，又结合了朱元璋兵团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刘福通北伐采取的就是斩首行动，最后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稳扎稳打。另外，元大都城墙坚固，短时间内不可下。一旦山东的元军全部奔赴元大都，我们就是腹背受敌。况且，我们在南方打陈友谅和张士诚，海战居多。我们兵团在陆地作战的能力，或者说，是到北方陆地上战斗的能力是否能全部发挥出来，还是未知的。”

朱元璋点头认可，最后，两人商量了一套战略。这套战略最终成功，它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南方政权“北伐”总以失败告终的常规。朱元璋的“北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南方政府向北方政府进攻成功的案例。而这场成功案例的先期规划者正是刘伯温。

这份计划是这样的：先平定山东，这叫撤了元大都的屏障；移兵河北、河东，这叫毁了元大都的篱笆墙；再攻陷潼关而守之，这叫扼其门槛。于是，元大都就成了势孤援绝之地，不战而下。元大都一下，向西进军，关陇之地可席卷而解放也。

朱元璋宣布了这个战略，他的将军们都称“善”。朱元璋声称，他自己是汉族人的救世主，他现在北伐合法政府元政府，是为了汉人的复兴，他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又说，他还是个解放者，他有解放全中国，甚至是全人类的高尚情操。他要把蒙元反动政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他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当徐达兵团渡过黄河，进攻山东时，朱元璋的另外两路大军同时向福建和广西进军。1367年阴历十一月，徐达兵团攻陷沂州（今山东临沂）。刘伯温建议朱元璋让徐达大展军威，不作停留，攻击益都（今山东益都）。朱元璋说：“益都是蒙古人在山东的重地，徐达兵团需要休整，恐怕以疲惫之师攻击它有难度。”刘伯温说：“我已看过天象，火星驱逐着金星，现在两颗星正以齐、鲁的益都为界。我占卜后得到的结果是，宜大展兵威。”

朱元璋说：“好，那就依你之言。”徐达在接到朱元璋“宜大展军威”的命令后，毫不犹疑，命令他的兵团以闪电的速度奔赴益都，一抵达城下，即发动猛攻。益都在徐达兵团的猛攻下，无法支持，顷刻陷落。徐达兵团再接再厉，继续保持着凌厉而持续的攻击。1368年正月，山东战场捷报频传，朱元璋心花怒放，预料山东已是囊中之物。李善长适时地向朱元璋提出：“您应该建立新中国了。”

朱元璋说：“善。”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举行开国大典。他宣布他现在是中国的皇帝，他所建立的国家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的国号称为“明”，建元洪武，1368年是为洪武元年。

虽然开国了，刘伯温的职务仍没有任何起色，只是多了个“太子率更令”的职务。这个职务只是太子宫的一名普通官员，掌东宫的宫殿门户和赏罚。

刘伯温丝毫不感到沉闷，当时应天城中的空气极为清新又极为忙碌。朱元璋在北伐的同时，还在向方国珍发动最后的攻击，应天城里仍然忙碌异常。

方国珍在1367年阴历七月突然有种神秘的感觉。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满头是小蛇的妇人穿过他的宫殿到后花园中去，那个妇人穿过他宫殿时，向他回眸一笑。方国珍马上打了个冷战，他把自己投进回忆的泥沼中，他记得儿时在老家的乡下玩耍时，也看到过这样一个妇人。一些老人告诉他，这个妇人是死神。那时候他还小，但已知道了死亡是件可怕的事，于是他号啕大哭。自他革命以来，无数次险象环生，他都未曾见过这个死神，他几乎忘了还有死神这个神。当他在那1367年阴历七月那个雨后的下午看到死神时，他垂头丧气。

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关注着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最后决战。当他得知张士诚困守苏州城时，惊慌地大叫起来，说：“完了，完了，朱秃子下一个目标就是我啊。”

他想过一百种方法摆脱灭亡，可他又不自觉地用了一千种理由否定了这些方法。他思来想去，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故伎重施：积累粮食和财宝，泛舟海上，过海盗一样的浪漫生活。

就在他遇到死神的几天后，朱元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他。信中严厉指责他，到了这个时候还给元政府运送粮食，这是冥顽不灵。朱元璋还热心地为他指明了一条路：“投降我，这是唯一的活路。如果你再一意孤行，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你搬到船上的财宝会成为你坟墓里的蛆，你的家人会和你一样，在坟墓里哭泣。”

方国珍被这封信气得跳了起来，说：“朱秃子这人说话太不要脸，他怎么就知道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居然恐吓我。我本来有要归顺他的心，现在全完了。”

他想给朱元璋回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可提起笔来想了想，又放下了。他一向是个给自己留后路的人，就是因此，他才多活了这么多年。可朱元璋等他的投降等了两个月，最后等得实在不耐烦了。1367年阴历九月，朱元璋命令他的一位副宰相朱亮祖带领兵团进攻方国珍。

张士诚在应天城中壮烈的几天后，朱亮祖兵团攻陷了方国珍的台州。方国珍知道朱元璋兵团强大无比，可从没想过强大到这个地步。当他在琢磨朱元璋的兵团如此神速的原因时，1367年阴历十一月，朱亮祖兵团直抵方国珍所在的庆元，方国珍抵抗了一会儿，发现根本不是对手，急忙放弃庆元，逃到海上。方国珍此时已狼狈不堪，可朱元璋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派出一支海军，会合朱亮祖兵团，到海上去寻找方国珍的主力。

1367年阴历十二月，方国珍黔驴技穷，在海上动弹不得，无奈之下，给朱元璋写了封投降书。朱元璋对方国珍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他，他这个人反复无常，我本来应该穷追猛打把他赶进地狱的，但我是个大度之人，不计较他的过去。我接受他的投降。”

刘伯温叹了口气，方国珍是他前半生最讨厌的人，想不到斗转星移，他最讨厌的人，即将要和他成为同僚。世事无常，他这个半仙也卜算不到这样戏剧性的事情。

这位刘伯温最讨厌的人于七年后病死在应天城，朱元璋还假惺惺地让宋濂给他写了墓志铭。

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刘伯温能做主，他会说：“对他，要大展兵威！”

可惜，他做不了这样的主，1368年到来后，他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少，他和朱元璋的同谋关系已接近尾声。

《御史中丞诰》

1368年阴历三月，朱元璋赏赐给刘伯温一道手诏，名为《御史中丞诰》，摘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圣旨：太史公之职，天下欣闻；中执法之官，台端清望。惟亲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驭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方当兵起，乘时纷坛。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若夫观象视祲，特其余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谳狱审刑罚之中，议礼新国朝之制，运筹决胜，功实茂焉。乃者肇开乌府，丞辅需贤，断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于期为盛。於戏！纪纲振肃，立标准于百司；耳目清明，为范模于诸道……

这道手诏，是朱元璋对刘伯温七年来的工作成绩作的一个打分。朱元璋说：“刘先生您的才学、人品那是没得说，您的军事谋略、经邦良策，我是非常肯定的。这么多年来，您提出的先南后北、先陈后张的战略使我混到今天，这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啊。虽然您那么多神乎其神的观天象、摆卦象帮了我很多，但我认为，您的这些都是业余娱乐，也就是说，我没有把你当成个半仙，您是我心目中的谋略大师。”

只有天知道，这是不是朱元璋的真心话。政治家向来把说真话当成是不祥的妄动。我们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朱元璋还有句话：您所有的计策，我都是审视而后用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你出谋划策伟大，但我能审视而用你的计策，那证明，我比你伟大。

这道手诏中还谈到刘伯温自担任御史中丞以来的工作成绩，朱元璋说：“自从您担任这一监察部门的官员以来，纪纲振肃，耳目清明。您就是我的一把利剑，斩那些倨傲的官员。”

朱元璋这段叙述的确是真的，刘伯温黑白分明、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担任监察官时，严肃法纪，成了法律严肃的象征。

刘伯温在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政府中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御史，他对任何触犯法律，甚至只是违反了礼仪制度的行为都深恶痛绝，并且采取行动。每次的朝堂上，刘伯温都是发言最多的人，被他发言击中而名誉扫地的人往往是成群结队。

刘伯温在太子朱标的东宫中主管惩罚。太子宫从上到下，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教师，稍有过错，就会受到刘伯温的严厉惩治。那些被惩治的人突然发现，这个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和从前万恶的旧社会相比，他们更怀念后者。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刘伯温此时终于可以发挥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大展拳脚，而且朱元璋也给了他一个坚固的平台。朱元璋对刘伯温在御史职权范围内的所有要求，几乎有求必应。看上去，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合作还是亲密无间的，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得到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朱元璋严苛阴毒，他喜欢把这种性格中的毒素施法于政治上，也就是说，他的严苛阴毒是目的。刘伯温的严苛是他本性的流露，是他骨子里对不公现象的一种化学反应，是手段。他希望通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手段达到公平的目的。

刘伯温做御史，得罪了好多人，朱元璋欢喜异常，因为他需要有个人整顿秩序，维持纪律。这么多年来，他为了能有今天，曾纵容过他的手下，让他们极限地发挥人性中的恶。徐达、常遇春等诸多武将都有过屠杀平民百姓的记录，他们在多次凯旋中逐渐沾染了傲慢、无视规则的放荡心态。就是他那些以李善长为首的文臣群体，也在多年为他营造功业的过程中养成了飞扬跋扈的脾性。这是朱元璋必须要铲除的，而武器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是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剑，因为他是个单纯的人，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只是认为自己在做分内之事，为了营造一个美丽和谐的新中国，他认为得罪人天经地义，作为御史，如果不得罪人，那才是莫名其妙。

危险就在他这种性格的运行下，开始嗅着他的踪迹，准备给他一击。刘伯温没有感觉到，似乎在朱元璋的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神性就退化了许多。

朱元璋不仅为他写了篇《御史中丞诰》这样空虚的评价书，还为他做了可用肉眼见到的感谢。

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后，浙西全成为他的领土。1368年阴历二月，他派人到曾经是张士诚的地盘上核实田亩，制定赋税。朱元璋做这件事之前是怒气冲冲的。因为在对张士诚开战以来，他的兵团所到之处都没有受到“王师”的待遇。张士诚领土内的居民对朱元璋兵团来解放他们反应冷淡，甚至有些地方还咒骂他的军队，认为他们不是解放者，而是侵略者。

比如在刚被“解放”的苏州，居民还称张士诚为张王，对于解放了他们的救世主“朱元璋”这三个字，他们连提都不提一句，假如有人说，西吴王朱元璋如何如何，那就等于是在骂街。对张士诚政府抱有无限好感的人，认为说“朱元璋”这三个字，会引起口臭，甚至会烂舌头。

朱元璋对张士诚领土内的人民没把他当回事这件事，早有耳闻。所以这次派人去核实张士诚曾占据的浙西田亩、制定赋税政策时，怒气冲冲地把该地区的赋税定得奇高，几乎高出了其他地方两倍。青田本属处州，也是浙西地界，自然也就在朱元璋这种喜怒用事的范围内。

刘伯温提出异议，他说：“青田这地方山多田少，百姓大多在山上垒石作田，耕种起来特别难，如果还收那么重的税，恐怕不妥。”朱元璋看了看地图，发现青田只是个弹丸之地，就在青田那里画了个圈，说：“刘先生有功于我的新中国，青田是刘先生的家乡，所以这地方的赋税要低，低到其他地方的一半。我希望这样做，能让青田的百姓世世代代不忘刘先生的恩情。”

刘伯温深为动容，但他对朱元璋的喜怒用事却印象深刻。

1368年的朱元璋已不再是那个吴王，而是建立了新中国的大明皇帝。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个新中国是货真价实的新中国，近一百年来，中国始终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体汉族被蒙古人骑在脖子上为非作歹。朱元璋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把中国重新拿到汉人的手里，这份功绩，如果抛掉历史时势的因素，那是可与日月争辉的。

可很多人在1368年时都没有注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只是他自己的新中国，跟汉人无关。实际上，任何一个独裁者建立的国家都是他和他家族的，和百姓无关。朱元璋所建立的国家名称为“明”，可能有丰富的内涵。日月为明，《周易》上说，日月相推而明生也。中国远古时代，就有祭祀“大明”的典礼，祭祀的对象就是太阳、月亮。明是火，象征光明。而朱元璋的姓“朱”又是赤的意思，“朱明”恰好把皇帝的姓和国号连接在一起，浑然一体。有人说，这是刘伯温的主意。显然，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刘伯温最厌恶的就是以白莲教为革命思想的红巾军，红巾军信奉的则是明教中的明王转世。小明王韩林儿是刘伯温很不屑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把他最讨厌的“明”当作是新中国的国号。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明”是朱元璋自己设计出来的，为的就是给“家国一体”一个好彩头。

刘伯温似乎也没有注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只是他朱家的财产，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有人存着“为百姓建国家”的思想。即使如刘伯温这样比魔法和奇迹走得更远的大仙也不可能有这种思想。

不过，刘伯温却有个清醒的认识，一个好的国家对百姓一定要宽仁。朱元璋嘴里说的也是这样，他曾和刘伯温探讨过如何对待百姓的问题。刘伯温说：“要宽仁，政府有时候需要不作为，让百姓自己发展。”朱元璋说：“这是扯闲话，宽仁的前提是要让百姓丰衣足食，只有这样，才能谈得到宽仁。”

朱元璋的意思是说，百姓必须要在他这位伟大领袖亲自的带领和指导下，才能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而让百姓有吃有穿，这就是宽仁。至于说让政府不作为，朱元璋想都没有想过。明王朝对百姓的控制最为严厉，百姓必须要生在一个地方，死在一个地方，不得任意迁徙。值得一提的是，户口制就是朱元璋时代发展完善起来的。

但当朱元璋问刘伯温，怎样对待吏治的问题时，刘伯温毫不迟疑地回答：“要严，极端的严。”

朱元璋又问他：“最近坊间传说，任何开国都是严刑峻法三十年（杀运三十年），时间太长了吧。”

刘伯温说：“当然太长啦。如果让我来治理，一两年就足矣，还用得了三十年吗？”

对于刘伯温这样极端自负的自信，朱元璋也是印象深刻。

所以，当他在写给刘伯温的《御史中丞诰》时，就特意提到了刘伯温在吏治监察上的成绩。这一成绩看上去是蛋糕，其实是定时炸弹。刘伯温正是有了这种鼓励，才有了他和朱元璋的第一次说再见。

卫所制

刘伯温58岁那年在应天城中担任明帝国政府的御史中丞，这个职务是他仕途生涯中的最高峰，从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不过，他还有另外的身份，就是朱元璋最得力的谋士。从前是，现在也是。在1368年年初，他以谋士的身份向朱元璋提出了一项军队改革，这就是明朝军制独具特色的“卫所制”。

卫所制的特点是这样的：在全国各个要地建立军事据点“卫”，每一卫有5600人，长官称为指挥使，这位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有1120人。千户所又下辖十个百户所，一所为112人，百户所下设两个总旗，总旗下再设五个小旗，每个小旗为十人。千户所的长官称为千户，百户所的长官则称为百户。

有战事时，中央政府国防部（兵部）就命令各地的卫所最高长官指挥使把他的5600人交出来，然后皇帝再指派一人担任这支军队的司令，司令领着这群卫所的士兵出征。

如果把5600名士兵看成是武器，那么，指挥使就是制造和维护武器的人，他没有权力使用武器，有权力使用武器的人必须是皇帝指派的人。这是有战争时指挥使的尴尬处境，即使平时，指挥使的权力也相当有限。卫所的部队平时要做的除了训练外，还要务农。中央政府会在他们的驻地附近划出一块地来（军屯区），让他们来耕种，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在卫所制最健康的那些年，全国的卫所军士每年都能生产三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一百万军队，从而使中央政府节省了大量军费。

卫所军士和军官的身份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军士，你的后代也必须有一个人是军士，你如果是军官，你的后代里也必须有一个人是军官。如果你倒霉，生的全是女儿，那政府就一直等着你，等你生出能当兵的男孩来为止。如果你真的太无能，那只好让你的亲戚来充数。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卫所制度的好处是，将不知兵，兵不识将，不会有大将趁出征时造反。这是每天都处在恐惧中的独裁分子最喜欢的。卫所制还有个好处是，由于士兵在卫所是带着家人的，政府已经把他们的家人记录在册。所以他们为了养家，必然要努力耕种。当他们出去战斗时，由于牵挂家人，也必然竭尽全力地战斗，而不会逃跑。

刘伯温曾仔细研究过中国历代以来的兵制，他发现，主导中国多年的兵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征兵制，这一兵制的好处是，举国皆兵，有事召集，无事务农，兵员素质好，来路清楚，平时军费开支少；但缺点也很明显，兵员都出自农村，如有长期战争，势必影响农业生产。而另一种募兵制，好处是应募的多为无业游民，当兵是职业，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悍，兵员数量和服役时间不受农业生产的限制；可缺点是，要维持庞大的军队，军费开支就很大，招募的士兵大部分来路不明，没有妻儿老小的牵挂，容易当逃兵，也容易叛变。刘伯温的想法是，扬长避短，将武装力量和生产力量结合起来，既可以在战时有军队可用，又可以避免财政负担。于是就有了卫所制。

明代卫所的兵源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朱元璋起事时所指挥的军队，它的班底就是朱元璋当初在郭子仪手下回老家征募的士兵700人；第二种是归附军，包括元政府的投降部队，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失败后的军队；第三种则是谪发，因犯罪而被罚充军的，也叫思军；第四种，籍选，亦即垛集军，是根据户籍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

这种军事制度一经刘伯温提出，朱元璋确认后，发展迅猛，到1390年时，全国共有卫547个，所2563个，可以参战的士兵达300万。

其实，卫所制并非是刘伯温的原创，早在1363年，那位“身在江南，心怀塞北”的张昶在元大都时就已提出过。张昶提出卫所制是他的高瞻远瞩，也是他设想对元王朝兵制作的一个升级。

蒙古帝国兵团的最高统帅自然是大汗。大汗的下面设有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五十户长、十夫长等各级指挥官。

蒙古帝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单位是千户，有一部分千户分属于宗王，即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其他千户则编入左右两翼军，由左右翼万户长分掌。

蒙古帝国军队的兵员主要是蒙古各部成年男子（15岁到70岁）。这些人服兵役被纳入国家法律，无论贵贱，也不论家中人口多少，只要你符合条件，就必须要服兵役。在平时，他们进行牧业生产和其他活动，一旦有战事，就要根据大汗的需要，或者“空营帐而出”，举国皆兵，或者抽调其中一部分人出征，被抽调者的奴仆也要随军行动。

随着地盘的不断增加，灭亡的国家不断地增多，蒙古帝国积极扩军。这一支扩充的军队被称为汉军。兵员主要是金朝末年中原地区出现的守土自保的地方武装，被蒙古帝国击败或是招安后，成为蒙古军。还有就是蒙金战争中投降蒙古的各个军队，如中都（今北京）的乣军、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的契丹军等。最后一类则是中原汉人民户中签发的士兵，数量达到十万人。元王朝建立，统一中国后，元朝的军制依然延续着成吉思汗时代的制度。

他们把汉军也编为千户和万户。各汉军万户所统人数多的有五六万，少的有二三万。汉军的万户长由蒙古大汗指定。汉军万户长之上设立统军都元帅，由探马赤军将领担任。蒙古大军出征，都元帅要接受大汗指定的蒙古亲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前线指挥官的调遣。

在整个中国，元政府最先实行的是征兵制，后来又改成世兵制——凡列入军籍的人户要世代当兵。

综上所述，元王朝的兵制已经有了卫所制的雏形，所以当张昶提出卫所制时，元朝的执政家们认为这是多此一举。1363年时，天下大乱，军队调动频繁，根本没有时间来实行卫所制。所有的军人都上了战场，谁还有时间讨论种地的问题？

卫所制正如脱脱宰相整修黄河一样，如果真的实行了，恐怕会引起滔天大祸。张昶后来被朱元璋扣在应天城不放，他在极不情愿地为朱元璋工作时，可能也提过卫所制。因为1368年时，朱元璋的军队里就已有了千户、百户、总旗和小旗的军官职务。

可集大成者的荣耀，却戏剧性地罩到了刘伯温头上。

多年以后，当卫所制因为指挥使和他下面的那些军官的贪腐而灰飞烟灭时，刘伯温在天之灵可能会感慨，再好的制度，如果所用非人，也会一塌糊涂。

——卫所长官们的贪腐很好理解，他们平时在屯田过程中有权决定给士兵哪块田，不给哪块田，时间一久，他们发现侵吞士兵的田地是条发财之道，他们侵吞了士兵的田地后再雇人来种，粮食就归他自己了。士兵们断了生活来源，只好逃跑。

这正如一朵鲜花，插在美人头上，就使美人更为妩媚动人，而放在毛驴头上，毛驴会把它当成草料，过了嘴瘾。

刘伯温隐约地感觉到，1368年的自己可能就是一朵鲜花，而朱元璋是美人还是毛驴，时间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和李善长交火

每当李善长坐在他的宰相办公室时，他内心都会升起一种自豪感。这种感觉是那么强烈，当它发作时，太阳都要抖上一抖。李善长有骄傲的资本。自跟随朱元璋后，李善长的表现一直让朱元璋非常满意。李善长是个心理高手，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洞察朱元璋的好恶。同时，他勤奋刻苦，不遗余力地为朱元璋的后勤保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善于理财，朱元璋遇到他后，从未有过经济上的拮据。朱元璋曾说：“刘邦有萧何，而我有李善长。”所以当李善长在1368年被任命为新中国的宰相时，没有人有一点异议。用李善长自己的话说，宰相这个位置就是为他而存在的。

从刘伯温的眼中看去，李善长也是个宰辅之才。宰相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百官，李善长是个特别善于调护百官的人。所有官员都感觉到工作得很愉快，认为自己在宰相的领导下正实现人生最终极的价值。但刘伯温也注意到，李善长有一种并不使他欢喜的情结：地域情结。

李善长和朱元璋是老乡。朱元璋能有1368年建立新中国的那一天，用李善长的话来说，都是淮西帮的功劳。

元末的淮西，指的是淮南西路，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庐州、安庆、寿州、濠州、和州），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区（光州），湖北东部（黄州、蕲州）。

顾名思义，淮西帮也就是淮南西路地区的人。在朱元璋政府中，淮西人多如牛毛。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包括刘伯温的顶头上司御史大夫汤和这些名震遐迩的顶级人物都是淮西人，因为朱元璋就是淮西人，这就是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刘邦建立西汉帝国后，满朝文武半数以上是丰沛人，所以时人说，刘邦的政府就是丰沛集团的政府。李渊建立唐王朝后，关陇集团成员充盈朝堂。这并不是说，淮西和沛县，或者是关陇人才辈出，实是因为他们的主子当了皇帝，而他们恰好在主子未飞龙在天时就跟随左右。

据说，当时的应天城中，半城的高官都是淮西人。朱元璋就是淮西帮的帮主，而李善长则是副帮主。由于朱元璋的主要身份是皇帝，所以，李善长就成了淮西帮的大当家的。

当公务不忙时，李善长会坐在他的办公椅上向外望去。他能看到高大粗壮的红柱子，看到青灰色的砖墙，看到宫廷侍卫闪闪发光的盔甲，还能看到空气中的流气如万马奔腾。于是，他站起来，找他的淮西老乡们用家乡话聊天。越是有外省市的人在，李善长的家乡话就说得越地道，声音就越大。他只是想告诉那些非淮西人，这个政府是他们淮西人的，他是淮西帮的头子。

1368年的头四个月，李善长春风得意，但他也有烦心事，让他烦心的事就是刘伯温的为人。有一段时间，李善长特意关闭房门，严肃地思考刘伯温。刘伯温自1360年来到应天后，巨大的能量始终让李善长如芒刺在背。不过，由于二人的工作性质不同，李善长主要负责的是后勤，刘伯温负责的是战前谋划，所以两人没有大的冲突。李善长曾在朱元璋面前积极表现出他瞧不起刘伯温，朱元璋曾问他，谁是象纬高手，他硬着头皮回答是宋濂。其实，宋濂在他心目中远没有这样大的分量，他当时的回答只是出于意气，只要不是刘伯温，是任何阿猫阿狗都可以。朱元璋矫正他说：“其实刘伯温才是象纬高手。”刘伯温在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才气与神乎其神的卜算能力，让李善长既妒又恨。不过，他始终没有把刘伯温看成是对手。很简单，他是淮西帮的头，新中国就是淮西帮建立的，刘伯温无论如何，也不过是他们淮西帮的工作人员。

和李善长对刘伯温的态度不同，刘伯温对李善长是从心里轻忽。刘伯温孤独的性格和已经定型的孤傲的个性，使他看不起那些爱吹捧主子的奴才。李善长恰好就是这样的人，朱元璋称吴王，是他率先叫嚣的，朱元璋称帝前，他忙得四脚朝天。李善长善于逢迎朱元璋，即使是淮西帮的人都看得到。刘伯温轻忽他，其实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这点，刘伯温对李善长的能力是敬佩的，几年后，朱元璋要他评论宰相，对于李善长，刘伯温的评价就是，这人有调护百官的能力，这种能力非平常人所能具备。

1368年刚开始，很多人就感觉到了李善长和刘伯温之间的空气充盈着极难闻的味道。刘伯温在御史中丞位置上严厉执法，从不姑息、从不忽视任何作奸犯科之事，这让身为宰相的李善长心情很不舒畅。因为刘伯温弹劾或者是惩罚的官员都是李善长这个宰相在管理。

他曾以柔和的态度提醒朱元璋，刘伯温这人工作一根筋，死咬着法律条文不放，应该要他灵活执法。朱元璋在沉思中，那是1368年阴历三月，汴梁已被攻陷，朱元璋正准备去汴梁考察迁都的问题。

对于李善长的提醒，朱元璋心中有数。他觉得李善长领导下的一部分政府官员的确有失检点之处，刘伯温做事，他是放心的。这人不会营私舞弊，更不会公报私仇。刘伯温做事，向来是按规则、按良知。这样的人，就应该让他发挥良知的力量，使那些没有良知的人得到惩罚。所以，当他在1368年阴历三月从应天去汴梁时，他把政府委托给了李善长和刘伯温。他对李善长说：“你管理百官。”又对刘伯温说，“你监督百官。我希望在我回来时，你二人会让这个政府比现在要好。”

李善长对朱元璋的警告理解得很随意，刘伯温却郑重其事。没有了朱元璋的应天城，政府官员们的头号人物和监督政府官员的头号人物意料之中地交火了。

二人交火的原因很简单，刘伯温纠察百官，使李善长极不舒服。他几乎要像响雷一样炸起来。因为在他看来，刘伯温纠察的官员都是淮西帮的。如果他能冷静下来，认真地想一下，就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官员半数以上是淮西人，刘伯温纠察百官时，即使用击鼓传花的游戏手法，十人中也会有八人是淮西人。

李善长不是不能理解这一事实，只是不想去理解。这种掩耳盗铃的思想，加上他想和刘伯温来次短兵相接的战斗，终于借着“李彬案”爆发了。

如果不是李善长和刘伯温的交火，“李彬”这个名字势必淹没在明初群星闪烁的官员群体中。我们只知道，李彬是淮西人，多年前就参加朱元璋的队伍，立过战功，他是李善长最得意的亲信之一。1368年阴历四月时，他正在中书省担任秘书职务。从后来刘伯温对他的判决词中可以知道，李彬的自制力极差，修养不高，所以当身居要位后，就肆无忌惮地释放人性中的恶。他欺压过应天城里的百姓，抢过郊区百姓的钱，最后，他没有通过任何司法程序，杀了人。

刘伯温迅速行使他的权力，将其捉拿，然后以太子宫官员的身份迅疾面见太子朱标，请求处斩李彬。太子朱标同意，刘伯温马上就下了斩杀令。

李彬在监牢中等待死神到来时，李善长早已得到消息，他一路小跑地来见刘伯温，先是很客气，说：“李彬犯法，是该治罪。可您想过没有，李彬可是为这个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即使你要处置他，也应该从轻。否则，岂不是冷了众臣的心吗？”

刘伯温认为这种论调很有问题。他反驳道：“大臣有罪，就该按法律治罪。如果不治罪，那我如何向皇上交代？你说他有功，我不否认。可他有功，皇上已有了恩赐封赏。也就是说，他和皇上、和法律是两清的。你怎么拿他的功劳来说事？你说处置他会冷了众臣的心，可如果不处置他，你就不怕冷了天下百姓的心吗？”

李善长被刘伯温的这段话噎得脸红心跳，浑身发抖。他太想救李彬，以至于忘记不该以宰相之尊如此有失体统地来求刘伯温。当刘伯温这段话把他气得鲜血直往上冲时，他才突然想到这一问题。他立即恢复了宰相的尊严，板起冰冷的脸来，冷冷地问道：“你要杀中书省的秘书，需先经过皇上的裁决，你经过皇上了吗？”

刘伯温冷笑：“您不必操心，我已派快马去汴梁请示皇上了。我相信皇上的意思和我一样。”

李善长指着刘伯温：“你！”嘴唇哆嗦着，眼里射出凶残的光来，他恨不得自己的眼神是一支箭，射穿刘伯温的脑壳。他的嘴唇抖动了许久，最后说了三个字：“走着瞧！”

“走着瞧”这三个字往往是无计可施的人面对敌人时的自我安慰，李善长回到家中后，仍然愤愤难平，在房间里来回转悠。当他在房间漫无目的地转悠、李彬在监牢里看到死神向他微笑时，朱元璋的批复回到了应天城。正如刘伯温所料，朱元璋同意处斩李彬，因为据朱元璋自己说，这小子横行不法的劣迹，我早有耳闻，既然他不思悔改，那留着也无用。

刘伯温拿到朱元璋的批复后，李善长也知道了，他又一路小跑来见刘伯温。他使出最后一招，也是让刘伯温难以招架的一招。

他对刘伯温说：“今年一直就没有下雨，如果杀李彬，恐怕今年的雨就再也不会来了。你要三思。”

1368年阴历四月，天气酷热，侍卫腰间的宝刀都快热得融化了，天空中的鸟儿被热浪烤得晕头转向，撞到墙上死去。井里的水都被太阳炙得沸腾起来。的确需要一场雨，来涤荡这股热浪。

李善长让刘伯温三思，其实是让刘伯温回忆。在李善长的记忆中，刘伯温曾因大旱无雨而向朱元璋建议过，释放犯人，以求得老天降下甘霖。像刘伯温这样的“大仙”人物，都不由自主地坚持认为，活人一命，就会感动老天，得偿所愿。李善长让刘伯温三思，其实要刘伯温在回忆中思索他的原则。按李善长的分析，刘伯温在此时，应该不杀李彬，而感动老天，让老天降下一场大雨来。

遗憾的是，刘伯温不是李善长，在虚无的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他选择了现实原则。这个现实原则就是，李彬犯法，必须要处死。

他告诉李善长，自己没有什么三思的。如果非要思考，那他相信，只要杀了李彬，天自然就下雨。

这一回答让李善长大为惊骇，随即就是震怒。由于愤怒，他的手抖抖索索。他就用那抖抖索索的手指着刘伯温的鼻子，口气阴冷地问：“你真敢斩？”

刘伯温向他亮出朱元璋的批示，平静地回答：“我现在就斩！”

李彬在监牢被死神抽了一嘴巴，所以当他被拖出来准备送往法场时，已经昏死过去。

李善长也险些没有昏死过去，他是被气的。

李彬死的那天晚上，李善长组织了淮西人的同乡会。在同乡会上，他首先对李彬的死表示莫大的遗憾，而且还真的流下几滴泪来。然后，他马上收了泪，一拳头砸到桌子上，所有人都感觉到桌角在晃动，地动山摇。李善长咬咬牙，不无痛苦地说：“我要刘伯温血债血偿！”

淮西人一直都是心连心、共进退的。听了李善长的毒誓，他们也义愤填膺起来，举起右拳，放到耳边，齐声说：“要刘伯温血债血偿！”

要刘伯温血债血偿并不那么容易，至少在李善长看来，朱元璋对刘伯温是非常信赖的。不过他同时也知道，朱元璋是个喜怒无常的人。这种人，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和别人成为朋友，也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和别人成为敌人。

朱元璋显然不知道李善长和刘伯温已成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在汴梁城中看着几个月内他的兵团取得的光辉业绩，不禁喜上眉梢。1368年阴历二月，他的兵团削平福建陈友定，阴历四月，他的兵团在河南歼灭了河南元兵团主力，河南被解放。与此同时，他的兵团也解放了广东。阴历五月，他的兵团在广西如狂风扫落叶般一口气解放了十余城。整个中国除了云南和大都外，全成了朱元璋新中国的地盘。就在1368年阴历六月，朱元璋和徐达在汴梁城中筹划对元大都进行总攻。一连串的巨大胜利使朱元璋沉浸在脱离现实对天堂的想象中。在1368年阴历七月，他和徐达制定了总攻大都的战略，闰七月，徐达总攻大都战役打响。

在刘伯温的预测中，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役。因为在对元王朝的总攻战略中，第一阶段已胜利完成。1368年闰七月初一，徐达兵团二十五万人自中滦渡黄河，沿御河，经临清、长芦、通州，向北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直逼大都。通州易如反掌地被徐达兵团解放。就在通州失守的夜里，妥懽帖睦尔带着太子、后妃和十万蒙古人悄悄地出了大都城，向北出居庸关逃到了开平。

徐达在通州城待了五天，因为据可靠消息，大都城内还有至少五万的蒙古精锐。徐达于是就在通州城和大都之间树立栅栏，准备和蒙古兵团打野战。可等了五天，不见任何动静。他试探着派出一支军队到大都城下，发现大都城上旗帜飘飘，灰尘乱舞，就是不见一人。

徐达得到消息后，脑海里一道闪电。他叫了起来：“鞑子肯定跑啦！”

1368年阴历八月初二，徐达兵团从通州向大都挺近，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有质量的抵抗，顺利兵临大都城。此时，大都城已是没有了士兵的空城，徐达兵团不费吹灰之力就解放了大都。

统治中国97年的元王朝至此结束。1368年的它就像是一盏枯灯，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它悄无声息地熄灭了。人们回忆起这个用奔腾的万马建立的王朝时，什么都想不起来。唯一能想起它的只有苍苍的天、茫茫的旷野和被风吹起如波浪样的草原。

后来，逃到开平的妥懽帖睦尔在徐达兵团的追击下向北逃啊逃，一直逃回了他的祖先发迹的地方——草原。在这里，他仍然认为自己是元朝的皇帝，但朱元璋已不承认他和他的政府，而称元为北元。

永别了，朱元璋

同八月吉利地灭亡元朝而来的是刘伯温的不吉利。

1368年闰七月末，朱元璋回到应天。一回到应天，他就召集大臣们商讨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定都。朱元璋最开始的想法是把都城定在应天。应天城从硬件上来看，很有资格，朱元璋在应天城苦心经营多年，已很具规模。从地利上来看，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盘虎踞，是天造地设的皇帝之家。从经济条件来看，应天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不仅盛产粮食，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都是它傲视天下的本钱。

不过应天城也有致命的缺陷，它偏居中国东南，不是全国的中心，与山海关外强大的敌人遥不可及。刘伯温曾说，应天城被秦始皇凿开了龙脉，是短命王朝或者是颓废王朝的都城。一年前，刘伯温奉命建造新城，朱元璋也并未把应天当成是都城的首选。

所以当徐达兵团解放了汴梁后，朱元璋迫不及待地跑去汴梁，他设想在汴梁建都。可当他仔细对汴梁考察后发现，虽然它地处中国中心地带，道路通畅，但它“八面漏风”，无险可守。在从汴梁回来的路上，朱元璋又有了新想法，那就是把应天当作南京，把汴梁当作北京，而把他的故乡临濠（原濠州）设为都城。

1368年阴历八月初一，他下诏改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第二天，他召集在南京的文武百官，商讨建都临濠的问题。所有人都同意，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淮西人，建都临濠，正是他们衣锦还乡、大显神威的好机会。只有刘伯温不同意，他的理由很直接：“临濠虽然是皇上您的故乡，但不宜建都。”

朱元璋问为什么，刘伯温就把临濠的地理位置和风水情况作了一番博学的汇报，朱元璋不以为然。李善长跳了出来，说：“刘基认为临濠的风水不好，那为何还会出皇上您这样震动天地的人物？这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种指责连朱元璋都大为惊骇，刘伯温自然难以心安。但他不露声色，重新叙述了一遍临濠的地理位置和风水情况，最后，再次说了他的意见：“临濠虽然是皇上您的故乡，但不宜建都。”

突然，徐达兵团解放大都的消息传来，举朝欢庆。连朱元璋都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在那一刻，又静又热的南京城突然变得清凉起来，铁树开了花，坚石变得柔软，南京城中的百姓忽然觉得平等了。

只有刘伯温，脸色依然铁青，心潮未曾澎湃，甚至连涟漪都没有。他平静地注视着朝臣们的手舞足蹈，拥抱握手，由于激动，他们的脸红得透明，有人甚至噙着泪水，跪倒在朱元璋脚下，高喊吾皇万岁，喊得嗓子都嘶哑了。

刘伯温在这场如中了魔的狂欢中始终保持着冷静，朱元璋也很快从激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他问刘伯温：“鞑虏被驱逐，我中华复兴，先生为何没有半点兴奋？”

刘伯温不答反问：“皇上您和徐达将军制定的总攻大都计划，为何要绕开秦晋？”

朱元璋浑身一震。他看见一位有着坚毅眼神的粗壮大汉骑在高头大马上，来去如风。这个人就是王保保，此时，王保保还据有秦晋，还拥有一支让朱元璋和徐达都深为恐惧的蒙古骑兵团。这时，他又看向刘伯温，刘伯温一字一顿地说道：“王保保未可轻也！”

二人的对话，是李善长没有听到的，所以当他看到刘伯温丝毫没有和他们一起中魔时，马上就向朱元璋递上了攻击刘伯温的奏折。他称，刘伯温听说元朝灭亡，脸色极为难看，由于他曾做过元朝的官，所以这是怀念旧主。他这样的前朝余孽，就是新社会的敌人，应该对他进行专政。

朱元璋没有理会。李善长发动淮西帮成员，接连不断地向朱元璋投诉刘伯温，说他在执法过程中不分青红皂白，总拿朱元璋的老乡开刀。李善长还特意指出，刘伯温杀李彬，是在祭祀朱元璋祖先的场所坛壝杀的，这是大逆不道！

朱元璋这次理会了，他叫来刘伯温问李彬被处决的地方。刘伯温如实回答，坛壝。朱元璋有点不高兴了，说：“你执法可以，为什么要玷污我祭祀祖先的地方？”

刘伯温哑口无言。他当时没有这么多想法，只是认为皇上不在，就应该以皇帝的名义来处决犯人，而坛壝正是皇权的象征之一，这只是随机挑选的地方而已。

看到刘伯温无话可说，朱元璋嘿嘿笑了笑，说：“我最痛恨的就是臣子擅自妄为。”

刘伯温张大了嘴巴，他想不到朱元璋的变化如此之快，这是一句多么重的话，居然就扣在了他的头上。未等他平息这种情绪，朱元璋马上又问：“先生当初在黑暗的旧社会政府工作时，也有这样的行为吗？”

刘伯温这次岂止是张大了嘴巴，心脏都要从嘴巴里跳出来了。

我们找不到积极的证据证明，朱元璋为何会对刘伯温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刘伯温不要他建都临濠，朱元璋并未说什么；李善长说刘伯温怀念前朝，朱元璋也未说什么；淮西帮控诉刘伯温滥用权力，朱元璋更没说什么。只有提到刘伯温在坛壝杀人时，朱元璋才说了什么，而且话一出口，就是严厉至极。

如果非要找到积极的证据，那可能就是朱元璋的喜怒无常导致了他突然对刘伯温失去了耐心。有时候，很多人都会做些莫名其妙的事，事后反省时，发现当时如鬼迷心窍一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相信朱元璋为何对刘伯温失去耐心，用最严厉的话来质问他。

当刘伯温发现自己置身在毒蛇牙齿上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他知道，朱元璋已经站在了淮西帮一面，他现在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挽回朱元璋的心。因为他是个做光明正大的出谋划策事业的人，而当时，已经没有出谋划策的事要他来做。他对元王朝是否怀念，这在八年前，他就已经给出答案。如果他对元王朝仍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来南京城见朱元璋。

1368年阴历八月初的那几天，刘伯温在酷热的南京城里，挥汗如雨。太阳最毒时，刘伯温漫不经心地看着书房里的山水画，怀念故乡的情感如一波清泉，流淌进他的心田。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很想家，青田山上，梅花已准备绽放，兰花正在飘荡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他家后院的池塘中，大如车轮的荷花正向他招手。从青田山上吹下来的风，在池塘的水面上撒下让人迷醉的芬芳。怀乡之情使他忘记了现实世界，进入了梦幻。南京城中已被烤得热气腾腾的城墙成了绿荫，长江里战舰热得弯曲的绞索成了依依杨柳，燥热的尘土也成了清晨亮晶晶的露水。

在他书房的桌上，放着一封家信，信中说，他三位老婆中的陈女士去世了。当他从幻境中走出来时，看到那封信，不禁眼睛发红，房间里的空气充满了忧伤的气息。

他忧伤的事并不仅是老婆的去世，还有今天朱元璋在朝堂上的震怒。几天前，被酷热折磨得无法忍受的朱元璋要他求雨。刘伯温说：“阵亡士兵的家眷被圈在一处，不给她们自由；建造南京城的工人死伤无数，尸骨暴露。如果能把这些事解决，天自然就下雨。”

热得直吐舌头的朱元璋马上命有关部门办理，一天后，朱元璋摇着蒲扇坐在水桶里等待大雨。可惜，三天后，苍蝇都被烤得死在地上，还没有一丝雨点。

朱元璋震怒，酷热推波助澜，使他像炮仗一样，毫无悬念地爆了起来。当他正要向刘伯温讨要说法时，刘伯温递上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五十八岁，而且身体一向不好，这次又死了老婆，所以无论是心情还是身体都难以经受如此重击，请求回家养老。我不是辞职，而是告老还乡，请皇上您批准。”

朱元璋问身边的李善长：“你怎么看？”

李善长心花怒放，说：“一个连求雨都求不来的半仙，留他何用？”

朱元璋沉思许久，说：“允他回家乡，办他老婆的葬礼。”

刘伯温离开南京城时，南京城城门正被烈日炙烤，发出吱吱的声音。他走出南京城，回首望了望，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投进回忆的陷阱中。八年前，他进入这城时，城里下着小雨。朱元璋那时如大理石般的脸，直到现在还印在他的脑海里。这八年来，他用超自然的智慧为朱元璋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一无所求。八年后，他走出南京城，他那超自然智慧的神性已销声匿迹，他以一个神的形象进入了南京城，又以一个凡夫俗子的身份出了南京城。他不禁为自己丧失的神性而感叹，最后，他说道：“永别了，朱元璋。”可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谁知道呢！一切都未可知啊！”

第十四章 逃不脱的宿命，二次获召回京

朱元璋来请

1368年阴历十一月，青田县沉浸在雨中。这场雨自刘伯温回到青田时就开始稀稀拉拉地下，一直下了两个多月。刘伯温刚回青田时收到了无数鲜花和掌声。不过很快，鲜花被雨水浸得腐烂，掌声和那小雨一样开始稀稀拉拉，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的家人以为，刘伯温不该在众人面前透露他辞职的消息，刘伯温不以为然。他说，迟早有一天世人会意识到，他刘伯温指引朱元璋八年，功勋盖世，最终一无所求地告老还乡是最英明的选择。

但这不是刘伯温真实的想法。他在1368那年回老家后最切实的想法是，他不中用了，这种想法出于意气，背后的根源是，朱元璋把他抛弃了。当他在接见那些地方官恭敬的拜访时，他脑海中会出现朱元璋那张古里古怪的脸；当他在妻子陈女士的坟前徘徊时，他眼前也会出现朱元璋那张稀奇古怪的脸；当他从噩梦中惊醒睁开双眼时，看到的也是朱元璋那张丑陋的脸。在他的意象中，这张脸自八年前进入他的视线，随之渗入他的脑海后，直到他临终前，都未曾退去。

他和朱元璋的关系自1360那年就已无法分割。这八年时间里，他就像一位幼稚园的老师，用各种方式激发朱元璋的智慧。他像是朱元璋的人生导师，指引着朱元璋走好每一步。但当朱元璋可以直立行走，已经到了幼稚园毕业的年纪时，表面上看，这个大孩子已经不需要刘伯温这位启蒙老师了。

刘伯温有过长期复杂的心理斗争。有时候他会想，朱元璋的确抛弃了自己；有时候他又回想，自己是不中用了。像朱元璋那种做大事的人，身边留一个不中用的人又有什么意义？

在青田老家，刘伯温曾对自己的“不中用”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他说，“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未六十眼已花”，临床症状是“筋牵肉颤骨髓竭，肤腠剥错疮与瘕”“肺肝上气若潮涌”。从前吃的药毫无效果，以至于现在“有眼不视非我目，有齿不啮非我牙”。虽然病得如此严重，但他刘伯温还有星点的梦想，“不如闭门谢客去，有酒且饮辞喧哗”。

刘伯温早就有病，而且很重。1330年，刘伯温在石门洞研究天书时，曾写过《送龙门仙子入仙华辞（并序）》一文。他说：“最近这段时间似乎是得了一种说不上来的病。临床症状是疲乏无力，懒言少动。我都想过要做道士。”1353年，刘伯温被元政府定罪羁管绍兴。一天早上，由于过度悲愤，他突然呕血数升。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由于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料，所以不能妄加断言。但这种病绝对不是感冒的小病，有人推测可能是肝炎。刘伯温后来的死亡，可能和肝病有直接的关系。

除了这种病之外，刘伯温还有一种可以认定的疾病。在羁管绍兴期间，刘伯温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吐血数升后得了“痰气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风”。不过，刘伯温的“中风”应该是小中风，也就是发作起来持续的时间只有几分钟。

十九世纪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理论：创造性和天才往往与疾病如胶似漆。也就是说，一个有伟大成就的人肯定是个病人。比如福楼拜就有癫痫病；卡夫卡就有肺结核；唐初四杰的卢照邻有麻风病。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明朝心学大师、三不朽的典型代表王阳明，此人从小就患有严重的肺病，最后死在了这一疾病上。

1368年的那个冬天，如果有幸在青田看到刘伯温，你会看到他已白发苍苍，眼睛蜡黄，眼神迷离，还能看到他坚毅的嘴角挂起了深刻的皱纹。他一天的时间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知道他在房间里干什么。他唯一有生气的活动就是每天黄昏时，拎着一个小凳子到大门口，然后坐在那里。他看着黄昏的景色，一动不动。细心的人会发现，时间在轮回。就在四十多年前，刘伯温也是这样保持孤独的。

有一天他在蒙蒙细雨中坐在门口，一个路人打破了他的孤独，问他：“刘先生在想什么？”刘伯温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回答：“等呢。”

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再问了一句：“等什么？”他没有得到回答。因为刘伯温正看向远方，那里一片白蒙蒙的，预示着大雨将来。

几十年以后，研究刘伯温的人硬着头皮说，1368年刘伯温在家乡的院子前沐浴着小雨等的正是朱元璋。至于是什么理由，研究者没有给出使人信服的答案，但有个理由却让怀疑论者有口难辩，这就是：朱元璋真的来请刘伯温了。

和八年前一样，朱元璋不可能亲自来。在朱元璋的一生中，他几乎没有亲自去请过任何人，哪怕这个人对他有再造之恩。在1368年阴历十一月来请刘伯温的是朱元璋的一道手诏，名为《御宝诏书》：

朕闻同患难而异心者未辅。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刘基，世居栝苍，怀先圣道。天下初乱，闻朕亲将金华，旋师建业，尔曾别闾里，忘丘垄，弃妻子，从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则每匡治道，动则仰观乾象，察列宿之经纬，验日月之休光，发踪指示，三军往无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城之内变，尔多辅焉。至于彭蠡之鏖战，炮声击裂，犹天雷之临首。诸军纳喊，虽鬼神也悲号，自旦日暮，如是者几四。尔亦在舟，岂不同患难也哉。今年夏，告镜妆失胭粉之容，遗子幼冲，暂回祀教，速赴京师，去久未归，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尔当疾至。同盟勋册，庶不负昔者之多难，言非儒造，实己诚之意，但着鞭一来，朕心悦矣。

这道印着御宝的诏书可谓“来者不善”。诏书的一开头就把要刘伯温必须来的基调定下了：我听说同患难而不同富贵的人，得不到别人的辅佐。你我二人同患难过，但有了富贵后，你却走了，你是想让天下人知道我是个“异心”的王八蛋吗？

这简直是强词夺理，瞎子都看到了，刘伯温离开南京表面上是因为丧妻，实际上正是朱元璋默许的。他现在倒打一耙，指责刘伯温，你老婆去世，你回家奔丧，可奔了三个月也不见回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嘛！

至于他如何和刘伯温共患难，他把刘伯温的功劳掰着指头数了一遍。这些功勋足以让日月无光，但朱元璋却在这些光照宇宙的功勋前加了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当初解放婺州时，你听到我的威名，马上抛弃妻子，扔了田地，一路小跑到我这里，要我施舍你一个工作。这说明你是个非常有眼力的人，能在群雄并起时看好我。朱元璋撒谎时，脸不红心不跳，俨然有中国历代野心家的无耻神韵。当时，宋濂还活着，和刘伯温一起共事多年的同僚还都在，谁不知道刘伯温是被朱元璋强行请来的！

第二个前提是“尔多辅焉”。这四个字可非同小可，意思是，你刘伯温那些丰功伟绩固然可与日月争辉，但是，你的丰功伟绩其实是在我的英明领导下才大显于天下的。也就是说，这些功劳其实都是我的，你不过是我的一个助手。

这是天下最荒唐的梦呓之一。八年以来，刘伯温不是在辅佐朱元璋，而是在指引朱元璋。刘伯温和与他齐名的诸葛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诸葛亮跟随刘备时是辅佐，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诸葛亮的角色还是辅佐，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成为刘备和刘禅的导师，而只是个幕僚。刘伯温恰好和诸葛亮相反，他从1360年进入朱元璋政府后，扮演的始终是导师角色。

所谓“导师”，是在大事业、大运动中指示方向、掌握政策的人。指示方向，很多人都能做到，诸葛亮也能做到，他的《隆中对》并不比刘伯温的《时务十八策》逊色。但“掌握政策”才是考量一个人是否是导师还是幕僚的硬指标。诸葛亮的确炮制出了大战略《隆中对》，可惜他没有“掌握政策”，也就是没有能力控制住刘备，所以刘备才不顾诸葛亮的什么大战略，为了替关羽报仇而对东吴发动战争，最后在夷陵之战中惨败，诸葛亮的大战略成为小孩子的梦想。

刘伯温在制定出《时务十八策》后，始终拽着朱元璋向那个梦想奔跑，而且从未离开轨道。这并非是刘伯温比朱元璋英明多少，而是刘伯温有一种异于常人的能力可以把朱元璋牢牢地控制在飞驰的理想战车上。这种异于常人的能力就是他那神乎其神的卜算能力和每次都能成功的事实。就是在朱元璋夺取天下，中国传统政治中最卑劣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机制开始运行时，《时务十八策》还是被朱元璋谨小慎微地实践着，卫所制、官员素质的提高，等等。

朱元璋说刘伯温是他的幕僚，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但他必须要这样说，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还把刘伯温当成是他的导师，那他那廉价的自尊心将会受到重击。他所以这样说，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机制的运行。

这个运行机制来自战国后期的齐国，缔造这个机制的是田单和齐襄王，还有齐襄王的一个幕僚。田单是齐国王室成员，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国趁火打劫攻灭燕国。公元前284年，埋头苦干了三十年的燕国全面进攻齐国，只用了半年时间便灭掉了齐国。当时在齐国境内，只有两座城池未被燕国攻下，其中一座是即墨城，领导即墨城抵抗的正是田单。在抵抗了几年后，燕国内政发生变故，田单用火牛阵反攻燕国野战军并大功告成，这一反攻的胜利产生了连锁反应，齐国境内所有武装力量全面反攻，在短短几个月内，燕国人被全部逐出齐境，田单成为光芒万丈的人物。

新上任的国王齐襄王把人臣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耀都赏赐给田单，田单在齐国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几乎和齐襄王等量齐观。齐襄王极不痛快，田单又做了件让他更不痛快的事。一个大寒夜，田单巡城，发现一位老人衣衫褴褛，冻得浑身哆嗦，田单就把自己的大衣披在老人身上，第二天，全城传颂着田单的慈悲。齐襄王如热锅上的蚂蚁，生怕田单挟着整个齐国的人心向他逼宫。但齐襄王的一个幕僚却让齐襄王把心放到肚子里，他说：“田单固然有才能有慈悲，但他毕竟是您的臣下，他做了什么好事，其实就是您做的。您可以发一篇文稿，奖励田单的美德，并且要着重指出，田单是在您的指引和感染下才有如此美德的。”

齐襄王认为这是个好计策，迅速发表公告。百姓一看，哦，原来田单做好事，都是因为我们国王平时的教导啊。从此以后，齐襄王过上了安心的生活。

这个故事只告诉了我们一件事，也是朱元璋要告诉刘伯温的：你有再大的功劳，但名义上，你是我的臣下，你的功劳都是我的功劳。

总之，就是一句话：你当初抱着一堆书来找我，因为你有眼力，而我呢，也有眼力，发现你是个辅佐人才，在你的辅佐下，我成就大业，你的功劳还是有的。

最后，朱元璋说：“我今天邀请你，是真心实意，你可别让我做了‘异心’之人！”

这一字里行间夹枪带棒的邀请书，让刘伯温在细雨中汗流浃背。他那激烈颤抖的干枯、青筋暴露的手提醒他，此番再去南京，人生将是个转折点。他的家人提醒他：“何不占卜一卦？”

刘伯温叹息一声，说：“天算不如人算。”

这句话的背后意思是，到现在为止，他的命运已不受天的摆弄，而要受朱元璋这个“人”的摆弄了。或许还有一层意思：在朱元璋这个人间魔王面前，他的神性已荡然无存，占卜毫无意义。他只能祈祷，朱元璋对他还有一丝人性在。

1368年最后一个月，刘伯温冒着冰冷的雨水走出青田去南京。他坐船北上，越向北，天气越寒，他的心也就越寒。在苏州短暂停留时，他看到苏州城在张士诚死后被朱元璋搞得繁华逝尽、残破不堪，想到自己不久的将来是否也如这座城池一样，破败不堪，无人问津，骨子里突然就起了一阵冰冷的泡沫，他只想大哭一场。

南京城城墙高大阴冷，矗立在阴云之下，活像是地狱里的丰都城。1368年阴历十二月初，刘伯温站在这座城下，焦虑不安。

朱元璋一试刘伯温

刘伯温似乎多虑了。至少从刘伯温进入南京城后，朱元璋对他的一切优厚待遇就能说明，他之前在青田的胡思乱想的确有点儿神经质。这些对刘伯温的优厚待遇实际上跟刘伯温没太大关系，主要是刘伯温的家族。朱元璋追封刘伯温的爷爷为永嘉郡公，奶奶梁女士为永嘉郡夫人，父亲为永嘉郡公，母亲富女士为永嘉郡夫人。刘伯温的妻子富女士亦被封为永嘉郡夫人。

郡公这一封爵始于曹魏政府，魏晋南北朝时期，郡公是异姓功臣的最高封爵，在明朝以前，可都是实打实的，有封国、食邑，而且是世袭的。北周后，郡公爵位就成了虚封，除了“郡公”这个荣誉头衔之外，什么都没有。虽然是荣誉头衔，可有总比没有强。所以当朱元璋把这不费一文的爵位赏给刘伯温的家人时，刘伯温还是小感动了一回。值得一提的是，郡公爵位自此后就被取消，成了历史文物。

刘伯温刚回来的那天，朱元璋特意为他准备了接风宴。这可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宴会，除了徐达在北方和王保保玩儿命不在之外，几乎所有的功臣全部到场。刘伯温又是小感动了一回。宴会过后，朱元璋把他叫进自己的房间，把宴会上进行过的嘘寒问暖又复制了一遍。刘伯温这次可没有感动，他的第一感觉是，三个月不见，朱元璋怎么变得如此假了？

当然，刘伯温不可能说朱元璋“假”，他只能说：“皇上您太客套了。”朱元璋突然就激动起来，握住刘伯温的手，说：“您一日不在，我就度日如年。”

刘伯温险些跳了起来，因为这种让人肉麻的话连三岁孩子都骗不了。朱元璋可能的确有难以解决的问题，但绝不至于到离开刘伯温他就活不了的程度。

刘伯温小心翼翼地挣开朱元璋的手，慢慢地往下跪，朱元璋看着，当刘伯温的膝盖接触到地面的刹那，朱元璋夸张地叫了起来：“先生不可，有事直说，赶紧起来！”但他没有去扶，所以，刘伯温就踏实地跪了下去。

这个情景在几个月前是无法让人想象的，即使是刘伯温本人在几个月前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独自一人跪在朱元璋面前，给老天一种卑躬屈膝的印象。刘伯温早已知道他和朱元璋亲密无间的历史已经接近尾声，但只是在他孤零零一个人跪在朱元璋面前时，他才对这段历史的尾声有了切切实实的感觉。

他心里清楚得很，朱元璋要的就是这个：刘伯温老老实实地跪在自己面前，请求自己拯救他的灵魂。他要把刘伯温从导师的讲台上拉下来，成为自己的跟班。

如果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朱元璋就会愤懑，甚至会七窍生烟。当这种理想实现的时候，朱元璋本来应该高兴，可他的欣喜只是电光石火一闪而过，随之即来的是恐惧。这种恐惧很好理解，他发现刘伯温已经发现了他的心思。这种心思在刘伯温到来之前，并不牢靠，恍恍惚惚。现在，这种心思清晰起来：他暂时还离不开刘伯温，帝国初成，人员混杂，还有很多事需要刘伯温的指导；但他不希望刘伯温再扮演指导他的角色，至少在表面上，刘伯温现在应该是他的幕僚，而不是他的导师。所以，他必须要在不动声色中压制刘伯温。让他恐惧的正在这里，当刘伯温那衰朽的身躯渐渐地矮下去，最后跪在他面前时，他发现，刘伯温早已洞悉了他的心思。

朱元璋在恐惧之后，忽然又恢复了良好的心情，按他的想法，刘伯温洞悉了他的想法也最好不过，他将继续保持自己“打压”刘伯温的行动，第一步就是要刘伯温明白：他刘伯温只是个幕僚，他所有的功劳其实都是朱元璋的功劳。

在那个阴冷的下午，朱元璋用威严的语调命令刘伯温站起来，然后又用柔和的语调问刘伯温，您功勋卓著，希望要个什么爵位？

刘伯温有点恶心。这是一种弱智似的试探，刘伯温的祖辈都被封为郡公，甚至他的老婆也被封为郡公夫人，在封这些人的爵位时，朱元璋从未问过刘伯温一句话，偏偏到了刘伯温自己时，他居然破天荒地问了刘伯温有什么意愿。按我们的想法，这难道还用问吗？刘伯温的夫人已经被封为郡公夫人，刘伯温不可能是国公和县公，他只能是郡公。这就好似皇后的老公肯定是皇帝，而不是王爷一样。朱元璋这种弱智似的试探只有一个目的：你刘伯温注定是郡公这一虚封爵位了，其他的你就不要想。但是，郡公虽然是虚封爵位，你有资格领取吗？

刘伯温并没有消化朱元璋带给他的恶心，而是马上就作了回答。这一回答正是朱元璋要的最佳答案。刘伯温说：“皇上您得天下乃是上天的意思。我怎么敢贪天的功劳，您对我家人的封赏已经浩荡无比，我知足得夜不能寐，所以，我什么爵位都不要！”

朱元璋很满意，几乎是喜出望外。不过，他是个得了便宜就卖乖的人，或者说，他是个疑心如海洋般壮阔的人。在这之后，他几次三番征求刘伯温的意见，要他选一个爵位。刘伯温每次都坚定地拒绝，并且说：“我回来并非是为了爵位，而是为您排忧解难来的。”他很认真地说，“皇上您有什么忧虑，请告诉臣下，为臣竭忠尽智，为您效劳。”

朱元璋眼珠乱转，随后就皱起了眉头。刘伯温等着他的“忧虑”，可朱元璋的眉头很快就舒展开了，竟然还笑了一下，说：“先生新丧娇妻，我自作主张为您张罗了一个。”刘伯温不知这是何意，正要琢磨这是不是一次新的试探，朱元璋又说话了：“先生不要胡思乱想，你为我的王朝贡献了全部心力，为你找个女人理所当然。”

刘伯温神经过敏。他确信这又是一次试探，他无法判定这次试探的内容是什么，可他能判定这次试探的绝不是好色。所以，他马上就应承下来，设想在几天内思考出朱元璋这次送他老婆的背后目的。

这位女士姓章，有倾城倾国之貌，所以刘伯温很快就和这位章女士如胶似漆，几乎把朱元璋送给他老婆的背后目的忘记了。实际上，他就应该忘记。在这件事上，朱元璋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相反，他认为刘伯温年老体衰，需要一个人照顾。这种在古代把一个妙龄女子送给一个衰朽的老头，正如我们今天送给腿脚不灵活的老人一个轮椅一样。它本身是一种关心，是一种体贴，充满了人情味。

朱元璋这样冷冰冰的政治机器会对一个人关心，说明他必然有求于人。随着1369年新年新气象的来临，刘伯温的官职也有了新气象。他被任命为资善大夫御史中丞（正二品）兼太子赞善大夫，这是新瓶装旧酒。其实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角色还是朱元璋的顾问。

朱元璋有求于刘伯温。他所求的事和李善长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件事牵扯住的所有人物都在刘伯温最后的人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发生之时也是刘伯温悲剧命运的序幕被拉开之日。

刘伯温论相

每当李善长想起刘伯温时，肺里马上就会升腾起一股硫黄味。1368年阴历十一月，当刘伯温重新回到他的视线中时，他的鼻子几乎歪到一旁。实际上，在他心里，刘伯温的分量远没有别人想得那么重。他对刘伯温只是愤怒，没有嫉妒，也没有恐惧。他从来不担心刘伯温会抢了他的宰相位子，也更没有嫉妒过刘伯温横溢的才气。因为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他能得到什么。他最想要的是权力，或者说是享受权力，他得到了，而且是刘伯温抢不走的。他远不如刘伯温那样对朱元璋的阴暗明察秋毫，他只明白一点，朱元璋会帮他保住宰相的位子。他只需要明白这一点就足矣。

刘伯温的回归在李善长看来是回光返照，他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论点，可直觉就是告诉了他，刘伯温这次回来，必定会重演上次灰溜溜离开的那一幕。他在1369年有件和刘伯温无关的烦心事，这件事就是，有几个人对他坐在宰相办公室中很不满意。这几个人的名字叫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

杨宪是太原人，1356年投奔朱元璋，因办事干练，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之一。他后来一直充当使者出入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368年，朱元璋的新中国成立，杨宪被任命为副宰相，成为李善长的助手。

凌说和杨宪一样，投奔朱元璋后也很快就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功绩就是，在朱元璋派他去侦缉朱文正时，他带回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朱文正要造反。

高见贤和夏煜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投奔朱元璋后，由于脑袋灵光、办事干练，都成为朱元璋的亲信，并在朱元璋的政府中担任要职。

表面上看，这四人没有什么联系。但只要稍熟悉明代特务政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四人都是特务出身。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在1368年之前的官职都是“检校”，检校是明代顶级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前身。1359年，也就是刘伯温出山的前一年，朱元璋在自己的草台班子政府中设置了一个神秘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被称为检校，其实就是特务。检校的前期工作是对敌人进行渗透和侦缉。比如杨宪就曾多次以使者的身份到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里进行窃取情报的工作。随着朱元璋的敌人越来越少，他的政府越来越稳固，检校们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南京城中大小衙门官吏的不公不法上来。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是这些检校中出类拔萃的人，特别是杨宪，有着强大的观察力和联想力，在抽丝剥茧上无人能及，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朱元璋就曾当众表扬过这些检校们：“有这些人在，正如我有恶犬一样，能使人怕。”

我们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恶犬”的神秘可怕之处。

1359年，朱元璋对袁州（今江西宜春）发动进攻前，派了一名检校到袁州侦查。此人回来后把袁州城情况详细汇报。朱元璋问他：“你有何凭证说你到过袁州？”这名检校回答：“袁州守将欧平章门前两个石狮子的尾巴被我斩断。”朱元璋后来攻陷袁州，真就派人去查看那两个石狮子，果然如那名检校所言。

袁州当时守卫森严，特别是守将的家门口。那个检校居然能轻易地进出袁州城，还能在守将门口把石狮子的尾巴斩断，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朱元璋的特务们神通广大啊。

第二个例子有两件事，都是关于检校侦缉大臣的。一件事是，大臣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就觍着丑脸笑嘻嘻地对钱先生说：“昨日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几乎吓得魂不附体，磕头谢罪。第二件事是，国子祭酒宋讷某天在家独坐生气，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几乎魂飞天外。

随着明王朝第一个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建立，特务们的工作范围已不仅局限于京城，整个帝国的大事小情都在他们的职责内。通过这些特务的无所不至和无孔不入，朱元璋知道了很多事情。在今浙江等地，出现灾荒，地方官却隐瞒不报。在北京城有个黑和尚，出入各官员府邸，他根本就没有出家人的样儿，经常和官员说些世俗笑话。还有个和尚，是旧中国的一个秀才，因不满新中国的建立，所以在北京城里有反革命的言语。

对于他一手创建的这个特务组织，朱元璋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智慧的结晶。的确，正如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所说的那样：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需的监督工作。

而这一切都需要人来完成，杨宪等四人在这方面的表现让朱元璋非常满意。所以，他们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也就无须赘言了。

杨宪有野心，更有能力。朱元璋看准的是他的能力，至于他的野心，朱元璋早就说过，一条恶犬的野心能有多大？所以当他把杨宪放在李善长身边时，目的是让他注意李善长的动向，也就是做李善长身边的一条小狗，但这条小狗是忠实于朱元璋的。

杨宪从未认为自己就是朱元璋的一条狗，他进入中书省后，开始联络在各个机构担任检校职责的凌说、高见贤和夏煜。他激励众人，特务出身的人也能做宰相。如果一个特务出身的人做了宰相，那特务们的前途不必说，自然是一片光明。三人被杨宪的理想所激励，被杨宪的仗义所感动。他们抱成一团，在朱元璋面前指责李善长，并且下了调查结论：李善长无宰相材。

到底什么是宰相材，这可是说来话长。宰相有两个重要特征：皇帝的幕僚长；对皇帝直接负责。实际上，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先秦之前称为“相国”，秦汉时称为“丞相”，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尚书令”，唐朝时称为“尚书仆射”，两宋时称为“同平章事”，明初，宰相的官职是“右丞相”。所谓宰相之材，就是宰相本人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我们知道有句成语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说明宰相的职业素养里应该有“心胸开阔”这一条。但还应该有哪些职业素养，我们应该听听杨宪的说法。

杨宪说李善长没有宰相之材，当然有根有据。首先就是李善长这人粗通文墨，没有搞儒家知识，只是把韩非的思想拿来充数，所以他仅从学术上而言就是个半瓶子醋，所以，他不配做宰相。

按杨宪的意思，宰相的职业素养中应该有丰厚的知识，也就是学历高。

杨宪又说：“李善长残忍刻薄，参议李饮冰稍对他行使权力的行为有所不满，他就下令把李饮冰的双乳割掉，导致李饮冰在刑房内当场流血致死。”

杨宪的意思，宰相的职业素养中应该有慈悲心、有宽广的胸襟才对。

杨宪还要说下去时，朱元璋示意他停下，然后对这四位特务语重心长地说：“李善长的确没有相材，可你们难道不知道，他跟随我多年，又是我的老乡，自我革命以来，和我出生入死，辛苦工作，昼夜不分，功劳是有的。我既是皇帝，那他肯定是宰相，这种事希望你们也能理解，用同乡用旧勋是传统。”

杨宪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即使他有五千多岁的智慧，如果不回头，必然撞墙。朱元璋用“自己和李善长是老乡”这句话就把他彻底堵死了。

亲信重要还是老乡旧勋重要，现在答案不言自明，在朱元璋心目中，老乡旧勋最重要。

李善长很快就知道了杨宪的野心，当然是朱元璋告诉他的。朱元璋同时还训斥他，以后在处理问题上多一分慈悲心，多一分仁心。李善长有点不服气，他说：“杨宪这小子是想顶我的位置啊。”

朱元璋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李善长站着，气呼呼的，肚皮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瘪下去。

朱元璋说：“你不要这样神经过敏，杨宪只是在做他分内的事。再说，”他又看了李善长一样，眼神中带着一点冷酷，“宰相这个位置，谁不想坐？”

李善长被这句话震在当场，用他的智慧来判断，朱元璋这是准备要把他拿下。他的脸色因为紧张和激动开始泛白，他的嘴唇哆嗦着，却不敢去看朱元璋。

安静得要命，能听到虫子在树上叹息的声音。最后，还是朱元璋打破了这一沉默，因为李善长在下面快要站不住了。他说：“你回去吧，放心，咱们是老乡，你对王朝有功，以后要尽力学习宰相之材。”

李善长对这句话理解得相当随意，甚至朱元璋在说这句话时，他几乎就是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在不久后，朱元璋就发现李善长虽然还对他这个皇帝直接负责，但离“幕僚长”的职责越来越远。朱元璋对刘伯温说：“李善长老了，什么良好建议都提不出来。他还有个致命的缺陷，心胸不宽广，独断专行。”

朱元璋和刘伯温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1369年的秋天，天空万里无云，淡淡的秋风让人心旷神怡。刘伯温静静地听完朱元璋的话，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道：“李善长是开国元老，威望极高，而且他能调和诸将，做宰相是最合适不过的。”

朱元璋很奇怪，他问：“李善长跟你可是死对头，你还为他说话？”

刘伯温说：“我知道您有换宰相的意思。但换宰相就像是换大厦的柱子，必须是栋梁之材才好，如果用几根小木头捆在一起充当梁柱，即使换上去了，也会马上倒下。”

朱元璋并未被刘伯温的比喻所打动。他脑海中浮现出下面这些历史人物：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曹魏的司马氏父子和东晋的桓温等人。这些人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是一个帝国在某一时段的顶梁柱，都是宰相。最要命的是，这些人都控制了他们的皇帝，把“幕僚长”的角色变成了不可一世的“导师”。

皇帝和宰相的博弈历来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皇权强大时，宰相是幕僚长，皇权弱小时，宰相就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皇帝。这是因为从政治角度而言，宰相离皇帝的权力最近，他能轻而易举地把皇权变成自己的权力。朱元璋脑海中的那些人，正是把皇权变成相权的极端典型。

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刘伯温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李善长在角色转换上没有成功。朱元璋在打天下时，李善长敢于任事、当机独断，这是创业时期作为宰相最大的优点。可在建国后，他仍然如此行事，就不免给人以“独断专行”的感觉。这是任何一个有独立意志的皇帝都不能容忍的。

刘伯温很感觉到，朱元璋对李善长已不能容忍，但朱元璋必须还要忍，因为在他心目中，此时还没有可以完全替代李善长的人。多日以来，他在心里确定了三个人选。现在，他把这三个人一一列举给刘伯温。这是朱元璋的一箭双雕之计，第一，想听听刘伯温这位导师对三个人的看法；第二，只有朱元璋自己知道。

朱元璋的第一个人选就是特务出身的杨宪。刘伯温反对，理由是：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但没有当丞相的器量，当丞相应该像水一样的清澈，做事要以义理权衡，不能掺杂个人的好恶和恩怨，杨宪不是这样的人。

朱元璋“哦”了一声，突然转换话题，问刘伯温：“我听说你和杨宪的关系不错，在朝中，你最好的朋友就是杨宪。按世俗的话来讲，人应该为朋友两肋插刀、说好话才对。”

刘伯温和杨宪的关系的确不错。刘伯温看中的是杨宪处理事务和搜集情报的热情，还有杨宪那分析和总结的超人的能力，这是杨宪多年来从事特务工作锻炼出来的。刘伯温认为，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趋于理性，像是搞科学研究，不会有情绪的掺杂，所以和这样的人交往，就如清水一样，是君子之交。杨宪所以和刘伯温很要好，是因为刘伯温当时是朱元璋的导师，刘伯温一句话就胜过他杨宪谄媚朱元璋一年。当然，杨宪对刘伯温是深深敬佩的，刘伯温的学识和他那未卜先知的本领，都让杨宪为之深深敬服。

1368年阴历八月，刘伯温离开南京回青田县时，为刘伯温送行的寥寥可数的几人中就有杨宪，杨宪对刘伯温的离开深表遗憾。在当时的朝堂上，很多人都认为刘伯温是浙东派的首领，而杨宪虽然是太原人，但由于和刘伯温关系很好，而被别人划进了这个派。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浙东派一说，这是后人胡编出来的。按这种胡编的思路，就有下面的故事：刘伯温临走前嘱咐杨宪，千万要守护好咱们浙东派的大旗，尽量在朱元璋那孙子面前说我的好话，我才有可能搞个“王者归来”的大戏。

杨宪心领神会，只要一有机会见到朱元璋，就明里暗里地陈说刘伯温超人的能力和无人可比的忠心。按这种故事的脉动，刘伯温被朱元璋请回其实是杨宪的功劳。

但这不符合事实，刘伯温被朱元璋请回，就是因为朱元璋遇到了李善长这个大难题，他希望刘伯温能为他解开这个难题，但现在，他又给刘伯温出了个难题，那就是，你刘伯温和杨宪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不推荐他当宰相？

刘伯温轻易地解答了这个难题：“杨宪是个好人，但因为多年在特务部门工作，所以有了职业习惯。他对任何人都怀疑，也就是说，特务和警察的人生观是‘人性本恶’的，人生观首先就是错的，所以他不可能做到不掺杂个人的好恶和恩怨。”

刘伯温又说：“外面风传我和杨宪的关系好，即使真有，那也是我们个人之间的感情。现在您问我的问题，可是关系帝国命脉的事，我不能把私人感情掺杂到国家事务中来，这是很不负责的。”

朱元璋对这样的解答很满意，于是就说出了他心目中的第二个人选：“汪广洋如何？”

汪广洋是高邮人，平生有两种能力傲视天下，一是书法，二是智谋。1355年跟随朱元璋，屡出奇策，在刘伯温没来之前，他是朱元璋的顶级军事家之一。朱元璋曾说：“汪广洋就是我的张良，我的诸葛亮。”据说朱升提的“高筑墙广积粮”战略其实是汪广洋的思路。《明史》对这个人的评价是：在内，严于律己；在外，宽以待人。

刘伯温对他的评价却相当低：“把十个汪广洋捆一块儿都不如一个杨宪。”

朱元璋着实吃了一大惊，他脱口而出：“您对汪广洋会有如此看法？”

刘伯温说：“皇上您问我，我是照实说。”

朱元璋转动眼珠，突然想到，汪广洋以智谋著称，刘伯温也以智谋为傲，这可能是同行是冤家的心理在搞鬼。但他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他又提到了第三个人：“胡惟庸如何？”

按照唐人的思路，胡惟庸是最合适做宰相的人。因为唐人说，宰相必出乎州部，将军必起于行伍。也就是说，无论是宰相还是大将军，都应该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作为朱元璋的老乡，胡惟庸在1367年之前是混得最差的。他投奔朱元璋后，只是做了一年的朱元璋秘书，然后就被打发到了地方上。他做过县长秘书、县长、市长助理，在1367年才正式进入中央当了个掌管礼仪和祭祀的太常卿。朱元璋看上胡惟庸，就是因为胡惟庸在地方上多年，熟悉他的帝国基层，所以每每能提出操作性极强的建议。

但刘伯温把胡惟庸批得体无完肤：“胡惟庸绝对不行。宰相就是车夫，胡惟庸非但驾不好，恐怕还连辕木都会被他毁掉。”

朱元璋搞不清刘伯温对胡惟庸的评价思路是从哪里来的，刘伯温没有解释，朱元璋也没有问。他心目中三个人选都被刘伯温给否定了，这让他很难堪。这正如一个母亲的孩子被人说得一无是处一样。他有点恼火，有点失望，不由自主地，他想到了自己一箭双雕的那一雕：“看来，我的几个宰相人选没有能超过先生您的了。”

一道刺眼的光。刘伯温感觉到脑子一震，像是被人从高处推下来，而他变成了一根羽毛，慢慢地飘了起来。当他发现自己不是在飘浮而是在向下滑落时，他马上就清醒了。

刘伯温迅疾地明白了一件事，朱元璋这话只是闲话，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自己当宰相，不然，不会提出那么多人，到最后才提名自己。按刘伯温那富有智慧的头脑和他对朱元璋的了解，朱元璋肯定误会地以为，刘伯温总是不断地否定宰相的人选，其实是自己想做宰相。

其实刘伯温也误会了朱元璋。朱元璋在算计上的能力恐怕是他刘伯温十辈子都无法攀比的。

刘伯温现在处在一个并不危险但极为尴尬的境地，如果他说自己有宰相的素质，那他刚才否定朱元璋心目中宰相人选的事就是有私心。如果他说自己没有宰相的素质，他又有点心不甘，因为宰相这个位置的确让人垂涎欲滴啊。刘伯温他不是神，他只是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凡人。如果真的坐到宰相的椅子上，那儒家的“为生民请命”的高调理想不就有实现的基础了吗？

可问题是，命运告刘伯温，他此生已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朱元璋不可能让一个曾做过自己导师的人再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刘伯温必须要表态。他带着无奈的情绪表态：“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这个人疾恶如仇得过了度，又不喜欢繁杂的行政事务，勉强去做，对国家无益，一定会辜负圣恩。天下何患无才，您何等圣明，只要细心寻求，一定会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只是眼下这几位真不太合适。”

朱元璋缓缓地点了点头。但刘伯温发现，朱元璋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他突然有个很不好的预感，他可能得罪了很多人。既然朱元璋心里早就有了定见，那他肯定会塑造他心目中的宰相人选，而在塑造时，他会对那些人说：“你呀，有什么缺点要改。你这些缺点可不是我说的，是刘伯温说的。”

一想到这里，刘伯温冷汗直冒。实际上，他的冷汗从他回到南京城后就一直在冒，只是他老了，没有感觉到而已。

刘伯温论相，使我们可以追忆春秋时期的管仲论相。

管仲是齐桓公的宰相，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功勋卓著。管仲本人则成为后来历代王朝领导人眼中最理想的宰相。管仲临死前和齐桓公有一段讨论当时宰相的对话，齐桓公问管仲，是否选定了接班人。管仲很遗憾，说没有。但他又说：“这件事的主动权在您手上，因为国君最了解臣下。”

和朱元璋一样，齐桓公就开始列出人选。第一个人就是管仲的好友鲍叔牙。管仲反对。他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当宰相。”鲍叔牙似乎就是刘伯温。

齐桓公又说出第二个人选：“易牙如何？”

易牙是姜小白的厨师，曾把亲儿子当原材料烹饪成佳肴送给姜小白吃。管仲的评语是：“这小子没有人性，不宜为相。”

齐桓公又说出第三个人选：“卫开方如何？”

卫开方是卫国的贵族，千里迢迢跑到齐国来侍奉齐桓公达十五年，他父亲去世，他都没有回去。

管仲几乎想吐这个卫开方一口：“这小子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他的贵族身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了这样的身份和荣耀来当您的小跟班，说明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您应疏远这种人，当然就更不应该让他当宰相了。”

齐桓公只好心里发虚地列出了第四个人选：“竖刁如何？”

竖刁是姜小白的贴身男保姆，曾主动阉割自己到姜小白身边服务。

管仲气得直咳嗽，他说：“他更不成。一个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怎么可能去爱惜别人的身体？”

齐桓公这下无所适从，管仲摇头叹息说：“我倒有个人选，这个人就是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他可以做宰相。”

齐桓公不置可否。管仲去世后，齐桓公自作主张，把易牙等三人任命为宰相。两年后，齐桓公病重。易牙等三人见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继续效忠他不能带来利益，于是决定把齐桓公送进天堂去见管仲。三人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齐桓公就这样被活活饿死了。

据说临死前，齐桓公仰天长叹：“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说罢，用衣袖遮住脸，懊悔地死去。

管仲对人性的一针见血和刘伯温对人性的明察秋毫异曲同工。齐桓公和朱元璋的定见也不差毫厘，不同的是，齐桓公因此身死，朱元璋只是虚惊一场。

刘伯温论宰相和管仲论宰相，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宰相的职业素养中，最重要的还是胸怀。但肚里能撑船的宰相还是太少了。至少刘伯温就无法做到，正如他所说，他是个疾恶太甚的人。

不过，自1368年年末刘伯温回到南京后，朱元璋发现，刘伯温疾恶如仇的脾性似乎收敛了很多。朱元璋自以为是地认为，一个人到了六十岁时，性情总会和以前不一样，这是因为人老了。在人间艰难跋涉六十年，连神仙都会老的。

不许庆祝

1370年的开头几个月，刘伯温精神恍惚。他知道朱元璋把他拽回来的阴暗心理：他一直是朱元璋的导师，朱元璋看不得别人比他强，在他打天下时当然需要刘伯温这样的导师，可当他的天下稳定后，他那“老子应该天下第一”的流氓气息就暴露无遗。

一年多来，刘伯温开心不起来，因为对朱元璋这种阴暗心理的洞悉使他无法放下思想包袱，来坦然面对他即将到终点的人生。朱元璋给他的信和对他的两次试探都让刘伯温心神不安，他知道，这种事情不可能停止，朱元璋还有下一次。但下一次是否是试探还是不动声色地打压和凌辱，那就是他刘伯温无法预知的了。

1370年阴历二月，朱元璋和群臣在后花园散步，突然看到雀巢里的老麻雀一动不动，于是转身对刘伯温说：“大家都老了，应该回家养老。”刘伯温正要感动，朱元璋马上就把目光移走了。本年阴历四月，朱元璋要刘伯温到弘文馆做学士，并且还特意给刘伯温写了封《弘文馆学士诰》。刘伯温读了之后，心上一凉。他心里说，皇帝老儿果然还在踩他以彰显自己的高尚品格：

奉天承运皇帝圣旨：朕稽唐典，其弘文馆之设，报勋旧而崇文学。以旧言之，非勋著于国家，犹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德俱优，安得而崇。尔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刘基，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栝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节次随朕征行，每于闲暇，数以孔子之言开导我心，故颇知古意。及将临敌境，尔乃昼夜仰观乾象，慎候风云，使三军避凶趋吉，数有贞利。于戏，苍颜皓首之年，当抚儿女于家门，何方寸之过赤，眷恋不舍，与朕同游。后老甚而归，朕何时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馆学士，散官如前，宜令刘基准此。

朱元璋还在硬着头皮说谎，他说刘伯温是主动来投靠他的，谎言重复再重复，自然就成了真理。朱元璋和刘伯温在1368年之后的主要关系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关系：朱元璋重复谎言，刘伯温默默接受。

这道诰命中，朱元璋仍然说，刘伯温有天大的功劳，而且是个出色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刘伯温是最有资格进入弘文馆当学士的。

弘文馆的来历并不清白。它诞生于公元621年，由大唐王朝的秦王爷李世民创设。李世民创设弘文馆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实际上，弘文馆里聚集了一大批他的幕僚，这些人在他后来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谋划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李世民夺取帝位后，弘文馆成了他的秘书处，馆中的学士都是他最得力的秘书。岁月流逝，弘文馆的政治气息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气息。元朝时，弘文馆销声匿迹，朱元璋恢复弘文馆不久后又废除，因为文学不是朱元璋喜欢的东西。

弘文馆学士其实是个虚得不能再虚的职务，主要的工作就是责任编辑工作，对古籍进行校对，对中国文化进行梳理。刘伯温不喜欢这一工作，他最喜欢的职务还是御史中丞，但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自从1368年年末回到南京后，他在这个职务上没有做什么露脸的事。他总是在办公室里发呆，有时候从早上一直发呆到中午，吃完午饭后，继续发呆，一直到下班。

偶尔有人经过他身旁，看到他微闭着双眼，嘴唇抖动，像是在自言自语。喜欢搞恶作剧的同僚就会对着他的耳朵突然大叫一声，让其失望的是，刘伯温半天才反应过来，他只是睁了睁眼，慢吞吞地说道：“吓了我一跳。”

后来他到弘文馆办公，面对着一大批中国文化书籍，他仍然发呆。和他一起做学士的史学大家危素看到他发呆了几个时辰，就会敲着他的桌子，说：“醒醒，下班啦。”刘伯温马上就站起来，弓着背，一声不响地走出办公室。如果危素要向他请教学术问题，即使把他的桌子敲烂，他也没有一丝反应。弘文馆的学士们说：“刘基老了，才六十岁的人，精神头儿却像九十。”

1370年阴历六月前，刘伯温就是这样的。文武百官们眼中的刘伯温是个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行将就木的老家伙，不过就在本年阴历六月份，“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刘伯温突然有了反应。因为有件事真的刺痛了他。

这件事是这样的：朱元璋的“解放军”徐达兵团自解放大都后，一直向西北进军，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妥懽帖睦尔逃回北方后，仍然过着皇帝的生活，但祖宗辛苦创建的家业败在他手上使他抑郁，徐达兵团不停地追击他让他恐慌，在精神疾病的困扰下，他的身体也随之败坏。1370年阴历四月，妥懽帖睦尔在应昌病逝。阴历五月，朱元璋兵团在沙漠里捕捉到了妥懽帖睦尔兵团主力，一举击溃，俘虏了孛儿只斤家族几百人，元帝国遭到了重创，一直向北逃，短时间内，他们已无法再兴风作浪了。

这一消息在阴历六月传到南京城，朱元璋和他的文武百官们欣喜若狂，仿佛他们的帝国已统一全球了一样。

朱元璋在群臣疯狂庆贺时，示意众人先停止发疯，因为他有话要讲。群臣马上安静下来，朱元璋清了清嗓子，在龙椅上坐得笔直，得意扬扬地说：“妥懽帖睦尔在位三十六年，荒淫无度，如今得到这样的下场，也是他的命运。不过这人有个优点，当我们的解放大军逼进大都时，他居然知道天命已定，不战而退，所以我们就给他谥‘顺’，称他为元顺帝吧。”

群臣都认为这是朱元璋最高智慧的结晶之一，一个叫刘炳的御史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拍马屁的机会，从群臣中走出来，正要拍朱元璋，朱元璋突然把脸一沉，像是死了七天准备还魂的人一样，冷冰冰地对刘炳说：“你就不要祝贺了吧，你曾在前朝做过官！”

刘炳大吃一惊，站在那里无所适从。他突然感到杀机四伏，浑身如筛糠，哆嗦了起来。幸运的是，朱元璋只是看了他一眼，随后就开始扫向群臣。他看到了刘伯温在弘文馆的同事危素。危素也是前朝的官，而且来为朱元璋工作才一年。他在元大都被攻破后才投降朱元璋的。在元政府，他曾坐到副宰相的位置。当他和朱元璋的目光一接触时，他看到的不是杀机，而是变态的嘲讽。朱元璋的眼神告诉他，你曾经的主子死了，你怎么不悲伤，还庆贺啊，这是什么人啊！

刘伯温站在群臣中，特别突出。因为他最近总如行尸走肉，毫无生气。这就如同一片麦地中突然长出一棵向日葵，所以，朱元璋很快就扫到了他身上。

刘伯温的内心很不是滋味。他就是为前朝政府效力的人，而且在位时尽职尽责。他不敢抬头去迎接朱元璋那变态的目光，但他也不能就这样装死。他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突然就听到朱元璋说：“凡是在元朝工作过的官员，不许庆贺。”然后，又狞笑着，一字一句地说道，“这是命令。”

为前朝政府工作的人不止刘伯温一个，当然也不止刘炳和危素两个。所以刘伯温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在这个时候，朱元璋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丑化他，他都已超然度外。

当他在那里胡思乱想时，又听朱元璋大呼小叫起来。朱元璋指着徐达的报捷书，说：“你们看看徐达这报捷书写的，太不像话。把元顺帝和他的政府污蔑得一无是处。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嘛，蒙古人主宰我们中国百年，我和大家的父母都是在人家的政策上才吃上饭的，没有元政府，怎么能有我们呢？”

群臣叩头，大声称赞皇帝的恢宏气度和真知灼见，深为自己和徐达的褊狭浅薄而感到内疚。朱元璋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戏也演得差不多了。于是大手一挥，说：“散朝，欢庆三天。群臣谢恩。”又补充了一句，“在前朝政府工作的人不许庆祝哟！”

时光如果倒流三十年，刘伯温肯定会臭骂朱元璋是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想当初，他朱元璋死皮赖脸地招揽元政府的官员为他工作，仅以刘伯温为例，他朱元璋派人四次来请。刘伯温几乎是看着朱元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指引着他，让他别走岔路，让他走一条最简捷的通往成功之路。种种艰辛和出生入死，最后换来的是他朱元璋对自己明目张胆的嘲弄。

不过在1370年，60岁的刘伯温对这样的事提不起任何激动情绪来。他走出朝堂，看着乌云慢悠悠地遮盖太阳，他想到的唯一一件事是，如何跟朱元璋处理好关系，给自己告老还乡留条路。

——关于帝王的忘恩负义，刘邦可谓标杆。楚汉战争期间，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突袭项羽的大本营彭城（今江苏徐州）。项羽当时正在北方作战，听到这个消息后，带领三万骑兵突击队，回救彭城。凭借精密的作战计划和震惊宇宙的勇气，项羽把刘邦的几十万人马瞬间击败。刘邦在逃跑的途中，被追捕他的项羽大将丁公追上，刘邦跳下马来，厚着脸皮求情说：“我们两个都是一代贤才，为什么不能相容？”丁公这人四肢发达，但头脑简单，而且当时似乎走火入魔了，居然放了刘邦。后来刘邦击败项羽，做了皇帝。丁公想起这位一代贤才，认为自己有恩于他，于是美滋滋地去见刘邦，希望刘邦能偿还那笔恩情债。刘邦果然偿还，他把丁公绑起来，带到军营巡回示众，最后说：“丁公这畜生身为项羽的部下，却不忠于项羽，私自释放了我。使项羽丧失天下的，就是他。”丁公这个时候才有机会瞠目结舌，不过只是一瞬间，因为刘邦马上就砍了他的脑袋。刘邦让人拎着他的脑袋又巡回示众，说：“后世做人家部下的，不可效法丁公。”

司马光曾对这件事作了大段的评论。他说：“刘邦自起兵后，网罗天下豪杰，招降纳叛，数都数不清，等到做了皇帝，却只有丁公一人受到惩罚，这是什么原因？因为进取和守成，形势不同。当群雄血战疆场时，人民并没有固定的领袖。只要前来投奔，就一律接受。有的人因为有才华不来投奔，还要千方百计‘赚’上山来，这是理所当然。等到已成了皇帝，四海之内，都是臣民。假如不强调礼教仁义，臣民们仍心怀二志，谋取政治暴利，国家岂能长久安定？是以必须要用大义作为标准，向天下人显示——只要你是叛徒，连领袖都不能容你。用背叛领袖的手段去结私人恩德，虽然饶了自己一命，仍然以不义相待。”

司马光的意思是说，作为君主“忘恩负义”是必需的权术，其目的只是阻吓“后世”的人不要效法被忘恩负义掉的那个人。回过头来看朱元璋，朱元璋在1370年六月那次朝堂上下的那个命令比“忘恩负义”要令人痛恨，甚至使人作呕。他虽然没有杀人，但却深入骨髓地羞辱了那群前朝政府的人，这种羞辱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比死亡还痛苦。

刘伯温正是从这件事上看到了朱元璋那变异的性格，所以他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如果还保持从前的“导师”角色和耿直性格，他将死无葬身之地。他也找到了方法：做一个顺着朱元璋的“奴才”角色，改变自己耿直的性格。

有人说，本性难移。那是长远的说法，在短时期内，受到外界压迫时，任何人的性格都可以改变。刘伯温在确定了这一思路后，很快就来了一件事，让他有了精彩的表演机会。

朱元璋一直处在兴奋中。北元的伤筋断骨让他对北方的形势乐观起来，他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宣传自己是“中国之主”这一重要概念。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颁下诏书，名为《平定沙漠诏》，诏书说：“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纪纲大败，由是豪杰并起，海内瓜分，虽元兵四出，无救于乱，此天意也。”意思是说，元王朝是正统，我出家要饭的时候虽然苦点，可也是愿意当元朝顺民的，但是天命要元灭亡，我真是唉声叹气无可奈何。然后，他又说：“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非取天下于元氏。”针对这点，他给出了解释。他说当时天下盗贼蜂起，天下本来就不是元朝的，而是群雄的了。我们仔细观察他这句话，发现他说得很对。他的确没有从元朝手中夺取政权，因为他自造反以来，和元朝军队的交战屈指可数。他一直在和他的那些战友作战，他以杀戮他的战友为荣耀，现在还恬不知耻地说出来。从朱元璋的身上，我们看到，世界上的确有“不要脸”这回事。

第二件事，颁下诏书的第二天，他就在朝堂上问群臣：“你们说说看，为什么我能得天下，元王朝会失天下？”

这和当初刘邦问群臣“为什么我打败了项羽，而项羽没有打败我”是一个调子，都有点沾沾自喜的味道。人类最大的特长就是“事后诸葛”式总结。元王朝为什么会失去天下，我们可以找出一万个理由，这是因为它败了，正如验尸一样，尸体都摆在那里，你肯定能找出一个甚至是多个死因。但如果让你找出一个大活人的死因，你能找出来吗？

朱元璋得了天下，“事后诸葛”式的人也能找出很多原因，比如他心胸开阔、知人善任，他的军队有纪律，他有远大理想、伟大的战略，等等。问题是，陈友谅也知人善任，怎么就没有得到天下？王保保的军队纪律最严，为什么没有得到天下？

实际上，任何一个皇帝的成功都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不是刘伯温，朱元璋在鄱阳湖上早被陈友谅炸成肉末了。再较真一点说，没有刘伯温的指导，他朱元璋不被陈友谅吞吃就拜佛吧，哪里还有机会得到天下！

不过当他问出这句话时，群臣们就开始思考，是啊，我们伟大的皇帝是怎么得到天下的？说具体的，这怎么可以？这位皇帝身上虽然有优点，可也有致命的缺点啊，比如多疑，喜怒无常，暴戾恣睢。

就在他们思考时，刘伯温已抢先一步，说了下面一段话：“自古夷狄就没有哪个能治理好中国的，元王朝以蒙古人入主中原，愚昧无知，天都厌恶它。再加上末代皇帝元顺帝荒淫无度，政令松弛，天下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哪能不灭呢？”刘伯温一向不善于拍马屁，所以根本没有拍到点子上，拍马屁要“快、准、狠”，第一句话就要进入正题，可刘伯温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到正题。他说的这些话背后的意思是，朱元璋所以得到天下是因为元朝当政者无道，这就好像苹果熟了掉到地上，被朱元璋捡到一样。

刘伯温发现朱元璋显出不耐烦的颜色，立即步入正题：“幸好天下出了皇帝您，不但英明神武，还百战百胜，所向无敌，这才救民于水火之中，所以您得天下是天经地义。”

刘伯温说完这段话，等着朱元璋的反应，没有等到。因为看上去，朱元璋在沉思，实际上他是在想，刘伯温这老头怎么拍上我马屁了？这真是破天荒的事。不过，虽然他拍得我很舒服，可我还是要挤对他一下，让他不要以为自己的见解就真的是正确的。他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我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时代。

他看向刘伯温，语气冷酷：“你没有看《平定沙漠诏》吧。这话我早就说过，我是不得已才起兵，而且我起兵时根本没有想和元王朝作对，所以说，我取天下并不是取自元朝之手，而是取自群雄之手。”

刘伯温惊愕，颤颤巍巍得更厉害了。

朱元璋看到刘伯温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偶，在那里不停地震颤，心里不由得起了一点怜悯。他在一瞬间回首往事，看到刘伯温带着他走过惊涛骇浪和血雨腥风。这人还是可以的，他这样想。于是，他极吝啬地赞扬了刘伯温一下：“不过你说的，自古夷狄就没有哪个能治理好中国这句话很中肯。”

这是近三年来，朱元璋唯一一次对刘伯温的口头表扬，这让刘伯温心弦震动。他想，也许我能有个好下场吧。

第十五章 遭奸臣构陷，再度归乡

杨宪事件

1370年阴历七月的前半个月，杨宪是世界上最乐不可支的人。因为朱元璋故意和刘伯温的指引背道而驰，让杨宪做了中书省的左丞（副相）。1370年阴历七月的后半个月，杨宪成了世界上最倒霉透顶的人，因为朱元璋把他杀了。

正如刘伯温所料，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是个浅碟子，给他个平台，他就会把自己和平台全部捣毁。

杨宪左丞的这个位置是靠踢翻他的直属上级汪广洋得到的。在刘伯温论相后不久，朱元璋就故意同刘伯温的指引背道而驰，把汪广洋升为左丞，而把杨宪也塞进中书省，做了右丞（副相）。朱元璋对左右特别敏感，一直变来变去，现在，按制度，左比右大。

左右丞离左右丞相只是一张纸厚度的距离，但左丞肯定是优先考虑的对象。从这点来看，朱元璋最先考虑代替李善长的人选是汪广洋。奇异的一幕出现了：汪广洋从前智谋百出，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他摆不平的人。可在杨宪面前，他摇身一变，成了甩手掌柜。汪广洋的不作为让杨宪大展拳脚，他第一步就是把自己的亲信全都调进中书省自己的门下，而把之前的官员全部清除。汪广洋对这样重大的事只是告诫杨宪：“皇上对这种搞圈子的做法很反感，你这样做，不是辜负皇上的厚爱吗？”

杨宪毫无尊重这位上司的意思，冷笑说：“我这是按传统做事，中书省哪个大家伙不是用自己的亲信？”他用他的职业习惯打量起了汪广洋，把汪广洋看得浑身发毛。最后说：“人心这玩意太可怕，人人心中都有个鬼。”

其实就在这时，杨宪虽然总是压制汪广洋，但他还不知道汪广洋是他的竞争对手。因为在他看来，他是朱元璋可爱的奴才，而汪广洋是朱元璋的大臣，当然是他和朱元璋的关系最近了。几天后，他和朱元璋一起谈事，正如刘伯温之前所担心的，朱元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就把刘伯温对他的评价说了。最后还叹息着暗示说：“如果你能改掉这个毛病，李善长根本就不适合做宰相嘛。”

杨宪七窍生烟，险些就在朱元璋面前撒起泼来。他像中了某种妖术一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自言自语，来回转悠。最后，他打开房门，跑到刘伯温家中去问罪。

那天南京城里热得像火炉，刘伯温和他的小老婆章女士正在家中最清凉的角落避暑。杨宪跟着门卫冲了进来，也不向刘伯温行礼，傲慢地站在那里，居然也不说话。

刘伯温看他的鼻翼一直在扇动，就知道大事不妙。他的头脑比几年前迟钝了很多，所以想了半天，才想到，大概是他知道了我对他的评语。

一想到这里，他浑身就开始冒汗。他把章女士支开，请杨宪坐下。杨宪冷冷地说：“您对我的评价真让我茅塞顿开，犹如重生一般。我发现，我现在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自己，原来我是个做什么事都掺杂个人恩怨的小人。”

刘伯温知道，这位多年以来的老朋友可不是纸老虎，特务职业所具备的素质，诸如心狠手辣，为求目的不择手段，他都具备，而且登峰造极，应该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

刘伯温不解释。即使他没有对杨宪做过那样的评语，而朱元璋说有，那也是有。有些事情，不是你做或者没做，只要皇上说你做了，那你就是做了。

刘伯温安慰杨宪说：“我的评语算得了什么，皇上心中有数，你是皇上身边的红人，难道还不了解你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

杨宪喜欢听这样的话，不过他仍没有放过刘伯温的意思，他说：“刘先生你和我的交情可非同一般，你就是不举我，也不能推我啊。”

刘伯温急忙道歉，说：“是是是，这件事我的确做得有点太失分寸。不过皇上问我，我就要据实回答，如果不据实回答，那就是欺君啊。个人友谊算什么，江山社稷才是你我心目中的重中之重。”

杨宪的脑门冒起了烟，指着刘伯温：“你……”

刘伯温不说话了，他原本话就不多。现在，他已经把一天的话全都说尽了。

沉默了许久，当杨宪的脑门恢复了肉色后，他居然一笑，说：“汪广洋也配！”

说完这话，转身就走，脚步很重。

刘伯温意识到了，杨宪已经知道了对手就在他身边。但刘伯温已没有从前的灵气来预测这件事的走向，能预测杨宪人生的只有时间，而且这时间非常的短暂。

杨宪下定决心要把汪广洋踢出中书省，但怎么踢出去，这是杨宪要绞尽脑汁的问题。幸好，他是特务出身，善于揭人隐私。很快，他的特务们就侦查到了汪广洋对母亲不是很孝顺。站在今天伦理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不孝顺只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没有一毛钱关系。但在明代，特别是明朝初年，这可是个大问题。

朱元璋建立新中国后，一直叫嚷着要恢复失传已久的礼教，礼教主张“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不孝，那就是和礼教作对，就是和皇帝作对，就是和全世界作对。

杨宪侦查到汪广洋的这一恶行后，马上指示御史刘炳向朱元璋控诉汪广洋。我们对刘炳还有很深的印象，他在一个月前被朱元璋点名不许参加庆贺北元被驱逐的活动。

刘炳多年来始终跟随着杨宪的脚步，这一次，他也是想在朱元璋面前露个好脸，以抵消那次的丢脸。指控书一上，朱元璋震怒。按刘伯温的解释，朱元璋震怒的不是汪广洋不孝，而是汪广洋身为左丞，居然不能让杨宪安静，反而让杨宪掌握主动权。汪广洋的窝囊气质，才是朱元璋震怒的根本原因。

惩罚措施很快就下来了：汪广洋被削职为民，回老家。

杨宪认为这种惩罚太轻，担心汪广洋有一天会死而复生，所以又加大力度。朱元璋对汪广洋已彻底失去信心，所以又给了汪广洋新的处分：流放海南。

汪广洋一走，杨宪顺理成章地变成左丞。他离相国的位置只在眉睫。他开始欢歌笑语、大步流星起来。

“高兴得太早”是最冷酷的警示名言之一。杨宪现在就成了这一名言的反面典型。杨宪在中书省的飞扬跋扈让李善长极不舒服。杨宪在短短几天内鲸吞的李善长的权力是李善长用十几年时间积攒下来的，李善长决不可能像汪广洋那样束手待毙。

他的反应至为激烈。他召集淮西帮成员，向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杨宪不是我们淮西帮的人，天下是我们淮西帮的天下，怎么可以让个太原人在这里耀武扬威？淮西帮成员全体通过，要把杨宪搞倒。李善长又召集非淮西帮的大臣们，向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杨宪是特务出身，他如果做了宰相，还有你们的好日子过吗？这些大臣们义愤填膺，认为将来的生活绝不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

杨宪成了全臣公敌，已无处可逃。

“倒杨行动”很快就开始了，李善长是当仁不让的首领。他向朱元璋控诉杨宪在中书省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做下的混账事。这些事里有杨宪的拉帮结派，把中书省变成了他杨宪的中书省这项罪名。仅这一项罪名，就够杨宪喝上一壶。

朱元璋才把窝囊废汪广洋赶走，又出了个一点都不窝囊、反而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之大事的杨宪，其愤怒的程度已临近火山爆发。他下令侦查杨宪，意料之中的，杨宪的确做了那么多违法的事，而且查案的人全是“倒杨行动”的成员。

杨宪完蛋了。

刘伯温早就说过，杨宪这人私欲太重，有了平台后，他会无极限地扩张这种私欲，在种种私欲中，权力欲是杨宪最喜欢而却是朱元璋最不喜欢的一种欲望。朱元璋对李善长虽然有很多不满，不过他最喜欢李善长一点，这个人对权力有尺度。杨宪却截然相反，没有尺度，只有一往无前地追逐。

朱元璋曾不厌其烦地向他中书省的大臣们灌输“你们只是我的幕僚长”的思想，当杨宪事件爆发后，朱元璋不无痛惜地说：“他杨宪不懂啊！”

“倒杨运动”中，刘伯温的立场肯定是站在杨宪的对立面。据一些野史说，正是刘伯温向朱元璋告密杨宪在中书省的种种不法行径，朱元璋才搞掉杨宪的。

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1370年已不是刘伯温的时代，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话只是耳旁风，如果他真听刘伯温的话，那也不会违反刘伯温论相的宗旨，而把杨宪送到左丞的椅子上。杨宪十几天前坐到那张椅子上时，恐怕没有想过，那不是一张左丞的椅子，而是电椅。

扭捏出来的“诚意伯”

1370年的秋天，刘伯温站在紫金山上俯瞰南京城。南京城被秋色所笼罩，苍茫，毫无生气。秋风吹进他宽大的衣服中，他打了个寒战。这段时间，几乎可以用“无所事事”来形容刘伯温的生活。他虽没有隐居，其实已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南京城郊区第一只鸡打鸣时，他就从床上爬起，披一件衣服走到院子里，看那正在一颗一颗消失的星辰。他一动不动，像是一尊用最糟糕的石头雕成的石像。那段时间，总是看不到太阳，在黑暗和光明交接时，秋雨就来了。淫淫秋雨总是到中午才停，刘伯温总是不打伞站在雨中，他对章女士说：“这雨啊，和青田的雨大不一样。青田的雨是不会落在人身上的，它在你周围织成一个圆环雨帘，供你欣赏，绝不淋湿你。而南京城里的雨总是落到身上，雨滴冰冷，直入骨髓。”午饭后，刘伯温会换上布衣，到街上去溜达。

街上人来人往，都在为生活而奔波。没有人知道，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那个双手颤抖仿佛吃不准东西位置的人，会是这个帝国最出色的一个人。没有他，就不可能有这个大明帝国。

刘伯温走在街上，看着每个人匆忙的脸色，叹息着说：“车马如流水，邯郸梦里人啊！”

一直到晚饭时分，刘伯温才颤颤巍巍地回到家，就在这年的阴历九月十五，他孤独地度过了他的六十大寿。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那天晚上，他写道：

樵渔事，天也和人较计，虚名枉误身世。流年滚滚长江逝。回首碧云无际，空引睇。但满眼芙蓉黄菊伤心丽。风吹露洗，寂寞归南朝，凭栏怀古，零泪在衣袂。

六十岁那年的最后几个月，刘伯温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以为可以就这样风平浪静地挨到世界末日，想不到在阴历十一月，他又被朱元璋打击了一回。

1370年阴历十一月，徐达北伐兵团凯旋南京。朱元璋对群臣说：“现在大家都到齐了，咱们应该分果果啦。”

朱元璋的“分果果”就是封爵，给多年以来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功臣们一个交代。这次封爵主要封了公爵六人，侯爵二十八人，伯爵两人。

中国帝制时代，对外姓的封爵大致有五种，分别是：公、侯、伯、子、男。此次的公爵六人分别是：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常遇春的儿子常茂（郑国公）、李文忠（曹国公）、邓愈（卫国公）、冯胜（宋国公）。这六人中，只有李善长是文臣，其他五人都是血战沙场、用鲜血为朱元璋开疆拓土的人。

侯爵者二十八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茂才的儿子康铎、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

看到这里，总会让人疑惑，这些人名中怎么就没有刘基？再仔细数一遍，还是没有。如此重大的封赏活动，朱元璋不可能忘记谁的名字。于是，这就不仅让人疑惑，还会让人大吃一惊了。

朱元璋在封爵的诏书中这样说：“现在的爵位都是我自己定下，让人写下来的，所以是公平公正的。”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他还特意提到两个例子：“御史大夫汤和功勋是大大的，理应封公爵，可是他喜欢喝酒滥杀，不由法度，所以只能封侯爵。廖永忠在鄱阳湖之战中舍生忘死，简直如天神下凡，还救过我的命，理应封公爵，可他喜欢让人刺探我的心意，这很不好，所以只封他为侯。”

至于那六位公爵，朱元璋认为名副其实：“李善长虽然没有汗马功劳，但跟随我最久，是我最出色的后勤部长。徐达是我老乡，帝国所有的胜利都是他亲自指挥完成的。”

现在，我们不禁要问，刘伯温的功劳到底有多大，只说一件事，廖永忠救过朱元璋的命，刘伯温在鄱阳湖上何尝没有？只凭这一点，刘伯温即使不能列入公爵行列，也应该是侯爵中第一人。

可问题是，就是没有刘伯温。

封爵诏书颁布后，刘伯温竟然无动于衷。实际上，他即使有情绪，即使爆发出这种情绪也无济于事。在当时的朝堂，已没有人替他说话了，甚至已没有人为他在心里抱个不平。

这就是导师的悲哀，因为导师永远都在幕后，人们看不到他。人们只看到冲锋陷阵的那些武夫，只看到源源不断地把粮食送到前线的后勤部长，只看到围绕在朱元璋身边叽叽喳喳的幕僚，刘伯温现在成了彻彻底底的高深莫测的隐形人。

刘伯温虽然已把余生的理想重心转移到安度晚年、不恋名利上，但这正如你借了地主老财的钱，不能因为他不缺钱就不还钱啊。

在此次封爵不久，朱元璋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大惊小怪道：“啊呀，我怎么忘了刘先生啊。”

他呼唤刘伯温。刘伯温一路小跑来到他面前，朱元璋很自责，说：“你看现在大局已定，不可更改，我还是封你个伯爵吧。”

刘伯温急忙跪下磕头，说：“谢谢皇上，皇上您还想着老臣。”朱元璋就那样站着，高傲地点了点头说：“起来。”刘伯温用手吃力地支撑着地，起了半天，才站了起来。

朱元璋说：“汪广洋是被杨宪冤枉的，我已把他调回京城，就跟你做个伴吧。封他为忠勤伯，封你为诚意伯。”

刘伯温又要跪下谢恩，朱元璋不愿看到他那老朽的样子，制止了。

如今，刘伯温的名字终于上了朱元璋的光荣榜，在第三等级的第二位。如果从光荣榜的后面数起，他就成了第一位。

做戏就要做足，朱元璋又颁了刘伯温《诚意伯诰》：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咨尔前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刘基，朕观往古俊杰之士，能识主于未发之先，愿效劳于多难之际，终于成功，可谓贤智者也，如诸葛亮、王猛独能当之。朕提师江左，兵至栝苍，尔基挺身来谒于金陵，归谓人曰：“天星数验，真可附也，愿委身事之。”于是乡里顺化。基累从征伐，睹列曜垂象，每言有准，多效劳力，人称忠洁，朕资广闻。今天下已定，尔应有封爵，特加尔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以给终身，子孙不世袭。於戏！尔能识朕于初年，秉心坚贞，怀才助朕，屡献忠谋，驱驰多难，其先见之明，比之古人，不过如此。尚其敷尔勤劳忠志，训尔子孙，以光永世。宜令刘基准此。

还是那副不要脸的神韵：刘伯温是主动来找他的，因为他脑袋上顶着佛祖才有的光环，是真命天子。刘伯温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所以在红尘中一眼就发现了他。当然，朱元璋也算有良知，说了几句真话。他说刘伯温是诸葛亮、王猛（魏晋时期前秦重臣）一样的人物：在你的辅佐下，尘埃落定，不封你爵位是不应该，所以我就封你个诚意伯吧。

虽然有了爵位，但刘伯温还是窝囊。李善长每年的食禄是4000石，和他同是伯爵的汪广洋的食禄每年是600石，而刘伯温只有240石。

这是多么悬殊的待遇，这个扭捏出来的“诚意伯”和刘伯温的功勋相比，简直莫名其妙。

刘伯温没有一丝抱怨。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敢有抱怨。他站在院子里看天，白云滚滚。他又想起那张光荣榜来，想到朱元璋那阴鸷可怕的脸，嘴角不由得一抖，一个多年来难见的微笑出现了。

有人说，刘伯温这一蒙娜丽莎似的微笑，说明他已预料到那张光荣榜是个虚无：看着是光荣榜，其实是死神的生死簿，是朱元璋的黑名单。

多年以后，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证明了这一点。

朱元璋一朝列爵公侯的功臣总共五十九人，这五十九人中，不计子嗣诛废和病死的，被朱元璋杀掉的共有二十三人，直接死于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中的有十六人。1398年，朱元璋下地狱后，被封的五十九位公侯中只有耿柄文、郭英还活着。

黑名单上被划掉的第一个人，正是朱元璋口口声声说救了他一命的廖永忠，死于1375年。罪名是：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有小道消息说，廖永忠被杀是因为他多年前谋杀小明王的事暴露，朱元璋杀人灭口。在廖永忠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徐达先后死于非命。如果说廖永忠死还有个罪名，那徐达的死纯粹是谋杀：徐达患有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就死掉了。

刘伯温在临死前可能庆幸过，幸好他没有在那张光荣榜上，幸好，他只是个不起眼的“伯”。有时候，“名实不符”还真不是坏事！

说走咱就走

1371年正月，当大明帝国南京城中所有人都沉浸在春节的喜气中时，刘伯温离开了南京城。这一次和1368年的那次离开截然不同，他光明正大地退休了。而退休的原因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胡惟庸，另一个则是汪广洋。

1371年正月，李善长生病。朱元璋认为他已不能全身心地行使宰相的职责，所以让他暂时退休，同时把胡惟庸任命为左丞，汪广洋则担任右丞。胡惟庸虽然不是丞相，但由于没有丞相，他实际上已成了中书省的第一人。

到这个地步，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刘伯温的论相没有给朱元璋一点警示，甚至可以说，朱元璋是在和刘伯温较劲：你不让用的，我非要用。

胡、汪二人的任命书下来的那天中午，刘伯温去了玄武湖。玄武湖正从严寒中费力地爬出，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他看到一只燕子在湖面盘旋，大概是在找落脚的地方，但找了很久，仍没有找到，于是一个振翅，飞走了。刘伯温一直看那只燕子在遥远的空中成了一个黑点，最后消失。他小声地念叨着：“玄武湖，湖，胡，胡惟庸。”然后发出一声叹息，“湖水多凉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能受得了！”

胡惟庸会让任何人都受不了。他才上任几天，就雷厉风行地变更了中书省的人事结构。他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所以他属于技术官僚。加上又是淮西帮成员，他行事起来异常的顺利，又由于他手腕强硬，头脑灵活，所以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俨然成为大明帝国的实质宰相。每当胡惟庸看到同僚向自己弯腰微笑时，就会想到一个人，此人曾说胡惟庸不是个好车夫。如今，那人正像根木头一样坐在御史中丞的椅子上。

“这把椅子早就该从他屁股底下挪开。”胡惟庸对汪广洋说。

“是是是。”汪广洋连说。

“这事你来办，找几个御史指控他。”胡惟庸下了指示。

汪广洋道：“这倒不用，要是连这点眼力都没有，那他就不是刘基了。”

刘伯温当然有眼力。其实这一眼力早在他1368年回南京时就已经在运用，在他那苍老的躯壳里仍然保持着一份清醒之地。刘伯温在结冰的清晨等候在宫门外准备上早朝时，看到了那群官员在小心翼翼地猜测着朱元璋的心理。朱元璋说“是”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朱元璋说“不是”的时候，他又在想什么；朱元璋什么都不说的时候，他到底想说的是什么。这些官员们搓着手，小心地跺着脚以驱逐寒冷。在这种景象中，刘伯温看到，朱元璋已在慢慢地蜕变成权力野兽。这个才建立了两年的帝国已经被恐怖之神所捉住，所有人都无法逃脱。

就在胡惟庸和汪广洋决定对他刘伯温下手时，刘伯温已先发制人，拜见朱元璋，请求辞职。他说：“我已老了，不中用了。让我在这里尸位素餐，我认为这是一种煎熬。”

朱元璋沉默不语。他看向刘伯温，仔细地看。这两年多来，这是他第一次认真地去看刘伯温的脸。对于刘伯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苍老得如此之快，他有些吃惊。朱元璋不明白，还是在四年前，刘伯温浑身散发着神秘气息，让人觉得他是一位神仙级的人物，永远不会老。朱元璋还曾想过，可能有一天，刘伯温突然返老还童，成为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如今看刘伯温，时光似乎在他脸上加快了速度，那张皱纹纵横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一点灵气，俨然就是如他刘伯温自己所说的“不中用的老头子”了。

三年以来，朱元璋第一次在刘伯温身上泄下一点人性。朱元璋叹了口气，语气柔和地说：“是啊，先生您真的老了。”

这种柔情灵光一现，马上就消失了。朱元璋又恢复了他的冷酷，向刘伯温说：“刘基，你可以致仕，回老家去吧。”

刘伯温心里一颤，最近这段时间的思想重压终于轻了下来，但刹那间，他又感觉到一股压力重新回到他身上，这是一种他说不出来的、但确实存在的压力。

他连夜离开了南京城，走得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城门官对那天最后一个走出南京城的刘伯温毫无印象，只是依稀记得，那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头。

刘伯温的致仕表面上看是胡惟庸和汪广洋的排挤，实际上是朱元璋的默许。朱元璋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和这位导师产生了不可去除的嫌隙，但他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相反，他最乐于看到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更乐于看到刘伯温那孤苦伶仃的身影行走在从南京到青田的羊肠小道上。

所以，在明代小说《大明英烈传》中，刘伯温致仕的原因直指朱元璋：

且说太祖出庙，信步行至历代功臣庙内。猛然回头，看见殿外有一泥人，便问：“此是何人？”伯温奏明：“这是三国时赵子龙。因逼国母，死于非命，抱了阿斗逃生。”太祖听罢，说道：“那时正在乱军之中，事出无奈，还该进殿才是。”话未说完，只见殿外泥人，大步走进殿中。太祖又向前细看，只见一泥人站立，便问：“此是何人？”伯温又道：“这是伍子胥。因鞭了平王的尸，虽系有功，实为不忠，故此只塑站像。”太祖听罢，怒道：“虽然杀父之仇当报，为臣岂可辱君，本该逐出庙外。”只见庙内泥人，霎时走至外边。随臣尽道奇异。太祖又行至一泥人面前，问道：“此是何人？”伯温奏道：“这是张良。”太祖听罢烈火生心，手指张良骂道：“朕想当日汉称三杰，你何不直谏汉王，不使韩信抱恨，那蹑足封信之时，你即有阴谋不轨，不能致君为尧、舜，又不能保救功臣，使彼死不瞑目，千载遗恨。你又弃职归山，来何意去何意也？”太祖细细数说，只见张良连连点头，腮边掉下泪来。伯温在旁，心内踌躇：“我与张良俱是扶助社稷之人。皇上如此留心，只恐将来祸及满门，何不隐居山林抛却繁华，与那苍松为伴，翠竹为邻，闲观麋鹿衔花，呢喃燕舞，任意遨游，以消余年。”

……次日太祖设朝，刘基叩首奏道：“臣刘基今有辞表，冒犯天颜，允臣微鉴。”太祖览表，说道：“先生苦心数载，疲劳万状，方今天下太平，君臣正好共乐富贵，何故推辞？”伯温又奏道：“臣基犬马微躯，身有暗疾，乞放还田里，以尽天年，真是微臣侥幸，伏唯圣情谕允。”太祖不从。伯温恳求再三，太祖方准其所奏。令长子刘琏，袭封诚意伯，刘伯温拜谢辞出朝门，即日归回，自在逍遥。

我们知道，这并非是事实，却生动地写出了朱元璋和刘伯温关系的阴影。朱元璋骂张良，实际上是含沙射影。刘伯温从朱元璋骂张良里敏锐地嗅到了血腥味，所以才致仕。在武侠世界中，一个人厌倦了江湖恩怨就会退出江湖。但政治场比江湖要肮脏一万倍，比江湖要恐怖一万倍，只要你还在人世，你就永远都退不出这样的江湖，只要你还有剩余价值，你就永远都退不出政治场。

刘伯温最致命的剩余价值就是他曾指引过朱元璋，还有一条，他的心直口快得罪了正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所以他退不出去。

1371年，朱元璋已经把刘伯温塞进了储物柜，只有用得到他时，才会想起这个人来。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态度已是不冷不热，随胡惟庸的波，逐胡惟庸的流。所以，胡惟庸想要搞倒刘伯温，易如反掌，只要能找到机会。

1371年阴历二月，刘伯温回到阔别两年多的老家。他呼吸到了青田的清新空气，那种空气像是鸡血，一下就把一路上有气无力的刘伯温激活了。在和乡亲们吃了个热闹的饭后，刘伯温把儿子刘琏叫进房间，并且锁上了门。

那天是1371年阴历二月初四，没有月光，房间里的灯光被刘伯温拨弄得很暗。他从包袱里取出一张纸来，那是朱元璋在他临走前送他的一首诗。诗名为《赠刘伯温》：

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

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

事业堪同商四皓，功劳早贱管夷吾。

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

刘琏看了这首诗，说：“皇上对您的评价很高啊。”刘伯温却严肃地说：“这信上有杀气啊。”他的儿子没有这种嗅觉，奇怪地看着父亲。刘伯温不想作任何解释，对儿子说：“我今天就写一封《谢恩表》，你明天出发去京城，交给皇上。”

刘琏认为去南京城递交《谢恩表》符合情理，但也不至于这么急啊。

刘伯温把灯挑了挑，灯光把父子二人的影子映在墙上，一跳一跳的。刘伯温想要和儿子分析朱元璋这个人，但张了张嘴，他又不说了，只是说：“听我的，明天一早就走。”

那天晚上，刘伯温坐在书桌前，违心地写下了他的《谢恩表》：

伏以出草莱而遇真主，受荣宠而归故乡，此人人之所愿欲而不可得者也。中谢。钦惟皇帝陛下以圣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众，龙兴淮甸，扫除群雄。不数年间，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谟庙断，悉出圣衷。舜禹以来，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长南裔，疏拙无似。其能识主于未发之先者，亦犹巢鹊之知太岁，园葵之企太阳。以管窥天，偶见于此，非臣之知有以过于人也。至于仰观乾象，言或有验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阴诱臣衷，开导使言，非臣念虑所能及也。圣德广大，不遗葑菲。远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锡臣以封爵，赐臣以禄食，俾臣回还故乡，受荣宠以终其天年。臣窃自揆何修而膺此。犬马微忱，惟增愧惧。已于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谨遣长男臣琏捧表诣阙，拜谢圣恩。臣基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谢恩表》主要写了三层意思。首先是拍朱元璋的马屁，把字典里所有美誉的词都给了朱元璋，说他是“真主”，有“神圣文武之姿”。像朱元璋这样的人，尧舜禹以来，就从没有出过。拍完了朱元璋的马屁后，又贬低自己。他说自己是“一介愚庸”，才疏学浅，不知礼数。如果朱元璋是“太岁”，那我就是“巢鸥”；朱元璋是“太阳”，我就是“向日葵”。总之，你就是我的上帝，我就是你的奴仆。而至于那些神秘莫测的未卜先知，实际上也是他朱元璋的功劳，因为朱元璋是天的代表，他刘伯温的水平只能在朱元璋那里才能施展出来。最后，刘伯温对诚意伯的爵位非常非常满意，尤其是对朱元璋允许他告老还乡，更是感激得一塌糊涂，他激动的泪水险些没把自己淹死。

刘伯温写这样一封《谢恩表》，唯一的目的就是避祸。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他退不出这个朱元璋编织的江湖，无论何时何地，朱元璋只要想把他放到砧板上，他就是一块肉！

青田知县的探访

1371年，刘伯温在老家青田过起了退休生活。从他儿子刘琏眼中看去，老爹真的老了。世界上的老人都差不多，他们在房间里来回晃悠着，高声地说着自己年轻时露脸的事。虽然如此，可没几个人注意到他们，直到突然有一天，他们去世了，他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才想起他们来。刘伯温虽然老了，但和这种老人迥然不同。他那与生俱来的孤独天性现在更加登峰造极，他每天说的话比哑巴还少，别人对他还活着这件事情的唯一印象就是饮酒和下棋。他一个人饮酒，喝得很少，他一个人对着棋盘发呆，一发呆就是一天。

刘琏认定，老爹这次回来就是准备死在家中的。老爹已经和死神签订了协议，在他生命最宝贵的四年时间里，他只希望自己能够体面地死去，而不要再有任何差池和风波。

从刘伯温的妻子章女士眼中看去，丈夫并没有老。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刘伯温就会醒着躺在床上。在黑夜里，他那雾蒙蒙的眼神发出闪闪的光芒，那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光，会给人一种错觉，这样的眼神应该属于年轻小伙的。章女士说，丈夫一点都不老，因为她去年为他生了个女儿，离开南京时，她正怀着第二胎。

如果从外人的眼光来看刘伯温，那刘伯温也并不老，至少他那传奇的人生永远不会老。在这些外人中，就有一位叫凌玉的。凌玉是大明帝国正式成立后的青田县第一任县长，这位起自农家的小知识分子一直有着儒家崇高的理想，他希望能把青田打造成一个惹人注目的县城。他也找到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好的办法，那就是宣传青田的软实力。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伯温，青田出了这样一位神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

刘伯温在1371年回到青田后，凌玉就三番五次地来请过刘伯温，他亲自来的。但每次接见他的都是刘伯温的家人，刘伯温从没有出现过。在某一段时间里，凌玉似乎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刘伯温根本就没有回来，或者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刘伯温这个人。凌玉一直处在梦呓状态。

不过这位“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忠实门徒还是认定刘伯温确有其人，而且就在他的辖区内养老。他想了个诡计，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山野民夫，悄悄地来到刘伯温家，敲开了刘伯温的门。刘伯温当时正在洗脚，看到是一个山野民夫，于是就邀请他进来，还准备了酒菜。凌玉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刘伯温，凌玉发现刘伯温的面容真的老了。刘伯温笑的时候，嘴里的牙齿若隐若现，只有两三颗。他的左臂也不知为什么总也抬不起来。他的脸色蜡黄，像是死人，每次喘气时，肺里都会发出嗤嗤的声音。凌玉大为惊骇，刘伯温这个形象和凌玉心目中的形象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他心目中的刘伯温应该是鹤发童颜、飘飘有神仙之姿的人。

刘伯温没有去理会凌玉那波澜壮阔的心理活动，主动和他攀谈，问他的庄稼收成，问政府的政策，问这问那，凌玉都一一作了回答。虽然他回答刘伯温的问题时很庄重，但他心里还是在犯嘀咕，眼前这个颤颤巍巍的病老头，真的就是那个传说中“算无遗策”“未卜先知”的刘伯温？

他开始转守为攻，主动向刘伯温提问：“先生当年最风光的一件事是什么啊？”

刘伯温眼睛一亮，端茶的右手停在半空。凌玉从他的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刘伯温正在追忆往事。

刘伯温一生中风光的事太多，这些事在他有意识地追忆时，如排山倒海般地进入他的脑海。他曾在石门洞得到天书，这算不算风光？他曾在元大都站着背诵了一本书，这算不算风光？他曾剿灭了吴成七的叛乱武装，这算不算风光？他曾被朱元璋请了三次，这算不算……

这种事怎么可以提？这是掉脑袋的事啊！他惊恐地停止了自己的追忆。

然后他的眼神迅疾地黯淡下来，摇头叹息说：“哪里有什么风光的事，即使有，也是在我们伟大皇帝的领导下侥幸成功的。”

凌玉大失所望，这不是谦虚，这是虚伪。而且他尤其感觉到，这种虚伪的背后有一种恐惧，凌玉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但凡是在那个时期进入大明帝国政府的人，有谁不知道刘伯温的盖世功勋。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这些风云人物的陆续销声匿迹，都有刘伯温不可忽视的功劳。

凌玉发现刘伯温闭上了嘴，好像一辈子也不想提这些事情了，于是就换了个角度，又问：“传闻先生您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可否是真的？”

刘伯温的眼神没有任何改变，情绪也很平静。他沉默了半天，才说：“这是民间虚构出来的，哪里有人可以知道天机。天机是不可泄露的。”

凌玉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不过，他坐在这位传奇人物的身边，异常的激动。这个身边的老人，看上去已经穿起了寿衣，可就在这死气沉沉的形象中，凌玉一直感觉到有股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他几乎可以看得到，在两人的周围织起了一张网。当他走出门去时，必须要费力地把那张网从身上拨开。

凌玉是极不情愿地走出门去的。在长久的兴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脑袋里突然就缺了根弦，他向刘伯温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刘伯温蜡黄的脸立即就变得惨白，急忙站起来，向他行礼，然后请他离开。

自此，凌玉再也没有见到过刘伯温。刘伯温就像是隐形了一样，能在他到来时突然消失，又能在他离开时，突然现形。

凌玉很遗憾。他不知道的是，刘伯温很恐惧。

已经丧失神性的刘伯温对于凌玉的到访是心惊胆战的。这一恐惧心理并非是杯弓蛇影，朱元璋那无孔不入、细致入微的特务遍布整个中国，即使是退休的官员，朱元璋也不会轻易放过。几乎和刘伯温同时退休的前吏部尚书吴琳回到老家后，朱元璋竟然派特务去吴琳的老家查看。吴琳是黄州下辖的一个村里的人，那个特务走过各种各样的路，翻过各种各样的山，涉过无数凶猛的大河，才找到那个村子。就在村外，他看到一农民打扮的老人在田间插秧，这个特务骂着娘跑过去问：“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前吴尚书？”

那位老农民停下手里的活，站直了，回答：“我就是吴琳。”

特务和吴琳寒暄了几句，又千辛万苦地回到南京，当朱元璋知道吴琳正把余生交给黑土地后，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件事给人的启示就是，只要是在朱元璋的平台上工作过的人，直到进入坟墓前，都会在朱元璋的“照顾”之下，这是个退不出的江湖。

刘伯温在凌玉之前的拜访中拒不接见和后来凌玉表明身份后的送客，都是朱元璋的行为带给刘伯温的条件反射，他认为凌玉很有特务的嫌疑。况且，一个退休官员和地方官来往，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这是朱元璋那种疑心重如山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当凌玉问他一生中最风光的事时，他是非常兴奋的。因为到了他这个年纪，正是回忆往事的欲望最强烈的时候，一生碌碌无为的老人还会绞尽脑汁地找出此生中很得意的几件事，刘伯温也不过是个凡人，这种心理他也有。但他不能说，因为如果说了，这就是在和朱元璋争功，和朱元璋争功，只有死路一条。

浙东四学士之一的宋濂最懂得不说话的艺术，宋濂对朱元璋唯一的贡献可能就是推荐了刘伯温。这人只是学术精深，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不过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他有一项法宝，那就是十分的谨慎，百倍的小心，为官从不讲一句废话。他在自己家的墙壁上贴着“温树”两个大字作为座右铭。家中如有人来访，谈起政治，宋濂就指一下墙上的字，微笑。朱元璋对宋濂这样嘴巴很紧的人非常赞赏。几年后，他夸奖宋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消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真可谓大贤。”

刘伯温怎么可能不谨慎，他太了解朱元璋了。

凌玉被送客后不久，刘伯温的儿子刘琏突然有一天闯进刘伯温的卧室，说：“城里来了几个身穿锦绣的淮西口音的人。”刘伯温扔了手中的筷子，跑起来到院子里张望，但刘琏却带了点失望的口气说：“他们穿城而过了。我以为他们京城里的人是来看父亲您的。”

刘伯温的肺里发出剧烈的嗤嗤声，脸色惨白，指了指儿子，大概是想要骂几句，可由于紧张，没有说出话来。

刘琏不是他爹刘伯温，自然就不明白老爹的恐惧产生的源泉。刘伯温以为那几个淮西口音的人中会有朱元璋。虽然理性告诉他，朱元璋不可能来处州，但他还是会胡思乱想。

朱元璋亲自去侦查大臣这样的事件不是没有过。刘伯温在弘文馆的一位同事，曾为陈友谅工作的罗复仁就曾受到过这样的“皇恩”。罗复仁和刘伯温的性格很像，秉性刚直，能言敢谏，在朱元璋面前敢于直陈意见，朱元璋表现出很喜欢他的样子，称他为“老实罗”。突然有一天，老实罗正在家里读书，几个人进了他家院子。他定睛一看，吃了一大惊，原来正是他那伟大的皇上。朱元璋观看了他的房子，发现这房子破烂不堪，在房间里迈的步子稍大一点，就会尘土飞扬。朱元璋对这种苦行僧的生活很满意，说：“大贤人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回宫后，他就下令赐给老实罗一座高大豪华的宅第。

“世事难料！”刘琏有一天正在读书，突然听到父亲刘伯温没头没脑地说了这样一句，他问询，得到的回答是：“天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必须要小心，加倍地小心。”

刘伯温说这话的时候，左手毫无生气地垂着，右手的五根手指震颤着。刘琏叹了口气：“老爹真的老啦！”

朱元璋来信

刘伯温有时候并不老。1371年阴历六月，朱元璋西征兵团攻陷明玉珍的儿子明升的重庆，明玉珍帝国覆灭。这是一次值得庆贺的事，但朱元璋遇到了一个小难题。钦天监的人对他说：“太阳里又见黑点，而且已经三年。”朱元璋曾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太阳曾出现黑点，他的一员大将胡深被敌人处决，他不知道这次太阳里的黑点预示着什么。

本年阴历八月，朱元璋想到了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刘伯温。其实朱元璋根本没有想理刘伯温，但这种天象的事，他手下那群人种居然没有一个可以解决。钦天监的工作人员讨论了很多天，给朱元璋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详细叙述了自有人类以来太阳黑子的历史记载，并且认定太阳出现黑子必然是不祥之兆，因为每次太阳有黑子出现，都会有灾难的事发生。天灾也有，人祸也有。可这些人只会总结，不会推理，当然更不会预测。

朱元璋发了一回怒，钦天监的人就跪在下面浑身发抖。谁都明白，发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朱元璋就想到了刘伯温。想到刘伯温，在他看来，应该是无可奈何的事。

朱元璋给刘伯温写了封信，信中说：“万恶的重庆政府已被我解放，举朝欢腾，天下人欣喜若狂。我现在的疆域比之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已不算少了。你之前曾说过，元王朝是以宽而失国，所以我认为治中国，非猛不可。不过那些恶人是非常厌恶严刑峻法的，所以诽谤国家，总搞小动作，我很头痛。这可能是最近天象有变的缘故，最近太阳中出现黑子，不知道灾祸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开始。”

接着就是朱元璋最狡猾的地方：“你住在山中，身边肯定有些奇能异士，你可否和他们请教一番，研究出个推理性的报告，交给我？”

谁不知道，刘伯温最善于观天象、识变化，还用得着去请教别人吗？朱元璋其实最核心的意思是，即使你把这件事办了，我也认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信的最后，朱元璋又假惺惺地说：“上次你儿子来送感谢信，由于我太忙，没有问您的身体如何，我现在差人去给你送信，你就不要给送信人礼物了，只请他吃个农家菜就得了。我想你现在肯定不亦乐乎，山里空气好，你又没有什么烦心事。所以赶紧把这件事办了。”

刘伯温接到这封信后，陷入沉思。他内心开始了波涛汹涌。一方面，朱元璋重新想起了他，这使刘伯温燃起了他潜意识里“安邦定国”的欲火；一方面，他又恐惧这种事，因为自1368年以来，和朱元璋打交道成了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他很矛盾，真的想不理尘俗事，一直到死去，但又不敢和朱元璋这样说。在矛盾重重中，他的欲望战胜了理智，他拿起笔来，准备写下关于太阳黑子的推理报告。但他没有直写，而是先恭贺朱元璋解放了重庆，然后才说到太阳黑子的事。

刘伯温认为，太阳黑子的出现并不绝对地证明就有什么灾难的事发生。这话他早就说过，为政当宽猛结合，该宽要宽，该猛要猛。这其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律，全在自己的本心。

朱元璋读到这封信后，放下了心。就在1371年阴历八月之后，朱元璋曾多次向刘伯温请教天象问题，刘伯温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解答。

当人们在1371年最后一个月看到刘伯温时，刘伯温的精神似乎好了很多。这和他重新与朱元璋建立了联系有着重要的关系。

他那蜡黄的脸有了一点点红润，他的左臂偶尔也能听从他的指使，他还能以年轻人的速度爬上青田山，欣赏山下的景色。

有那么几天，刘伯温认为枯木真的会逢春。朱元璋的来信越来越有人情味。问候他的身体，问候他的家人，偶尔还会用几个可怜的字追忆一下两人并肩奋斗的情景。这让刘伯温产生了梦幻般的感觉：皇上在他人生低谷时终于拉了他一把。

不过，他那极富智慧的头脑偶尔会跳出来警告他：狗是改不了吃屎的。

这话当然是提醒他，朱元璋只是暂时利用他，现在的他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只是个工具，是一把扫帚，打扫完房间后，扫帚仍然会回到墙角，从来没有人会把扫帚放在房间正中央。

刘伯温没有重视这一警告，于是，他最后余生中最大的波澜“谈洋事件”出现了。

谈洋事件

谈洋事件包含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这样的：青田县南60公里处有个村落叫谈洋，这里是处州的边缘地带，和温州接壤，同时又与福建行省的三魁比邻。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是块“飞地”，浙江行省鞭长莫及，福建行省没有义务管，所以此地的治安环境相当恶劣，是出产刁民的宝地之一。早在元朝时，这里就经常发生盗贼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杀人的事件。后来，一大批私盐贩子跑到这里占山为王，并与方国珍友好。方国珍投降朱元璋后，此处仍然是个盗贼的安乐窝。朱元璋政府羽翼未丰，对此地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刘伯温自从朱元璋的来信“重视”起来后，突然心血来潮，像中了魔一样研究起了谈洋。在作了大量研究和调查后，刘伯温给朱元璋写了封信。信中说，谈洋这个地方之所以是盗贼的天堂，就是因为那里的百姓也不是好鸟，他们照顾着盗贼，甚至他们本身就是盗贼。要彻底解决谈洋的治安问题，必须要在那里设置巡检司。

巡检司是县衙底下的基层组织，职能相当于今天的武装检查站。其主要设置在关津、要冲之处。它的职能是盘查过往行人；稽查无路引外出之人，缉拿奸细、截获脱逃军人及囚犯，打击走私，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

朱元璋认为这个建议非常有建设性，于是就让大臣们讨论。胡惟庸马上恼羞成怒。

胡惟庸虽然没有特务出身的杨宪那样耳听八方、眼观六路，但自他进入中书省担任左丞后，他始终把精力放到工作上，他动员所有的官员都专注天下事，无论大事小情，必须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希望能被朱元璋继续刮目相看，然后把他送到丞相的椅子上去。但不能不说，自胡惟庸主掌中书省后，整个帝国政务的确在有条不紊、几乎毫无遗漏地进行着。现在，突然出了这么一件事，胡惟庸的脸上无论如何都挂不住。

那天早朝的情景是这样的，朱元璋先是问浙江行省：“你们可有人知道谈洋这个地方？”

让朱元璋大为震惊的是，居然没有人回答。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这说明什么，依朱元璋那个变态的脑袋思考的结果就是，人人都在关心自己眼皮子底下那点破事，或者是关心连最偏僻山区的妇女都知道的大事。

他去问胡惟庸：“你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吗？”

胡惟庸知道。他曾在福建的基层待过，听说过浙江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任何基层官员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太乱，农夫白天是农夫，晚上就成了盗贼。但自从朱元璋建立新中国后，谈洋这地方就没有人提及过，按胡惟庸的见解，这地方太微不足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事太多。或者说，这个地方的治安可能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自我良好了。就如春天来了，所过之处全是绿色。但胡惟庸不知道，谈洋那地方永远都是沙漠。

现在，胡惟庸感觉嘴里渗出一股苦涩的黏液，针对朱元璋的询问，他不无痛苦地回答：“臣知道这个地方，正准备作实地调查后……”

朱元璋用手势制止了他。他说：“这种地方全是刁民，还用作什么实地调查，一定要设立巡检司。”

胡惟庸急忙承认朱元璋的英明，但他马上就问道：“皇上您是怎么知道这地方的？”

朱元璋不满地向他瞥了一眼，冷冷地说：“是刘基告诉我的，他也认为应该设立巡检司。你们中书省是不是应该向他学习一下？”

如果说，胡惟庸没有注意到谈洋这地方，而让别人注意到了导致他的羞愧，那么，当他听到是刘伯温注意到的后，羞愧就变成了恼怒。

刘伯温简直是阴魂不散，胡惟庸现在就是这样的想法。他恨刘伯温，因为刘伯温把他看成是一个危险人物。他更恨刘伯温的是，刘伯温似乎总在朱元璋面前抢他的风头。这在普通的社会生活中都是大忌，何况是在残酷的政治生活中。

胡惟庸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挽回面子，挽回面子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刘伯温的功劳贬低得一文不值。他对朱元璋说：“刘伯温离谈洋近在咫尺，而且谈洋之地的平安与否和大局无关，但如今他现在提出来了，我们应该加紧筹办这件事。”

朱元璋冷笑，说：“你呀，那就去办吧。”

一个月后，谈洋巡检司设立，刘伯温的心情很好，仿佛重新找回了当年和朱元璋的亲密感情，但这是幻觉。他和朱元璋永远不能回复从前的关系。

天意有时候很难猜测，这是因为它不按章法走。谈洋巡检司设立的几个月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把刘伯温推到了悬崖峭壁上。

这是第二件谈洋事件，事情是这样的：茗洋这个地方本来驻扎着一支武装小分队，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支小分队有个叫周广三的士兵发动兵变，带领了一批士兵和农夫跑到了谈洋占山为王。而巡检司由于初建，在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上都有欠缺，于是，周广三很有坐大的气势。当地政府吓破了胆，所以隐匿不报。刘伯温离那个地方最近，对情况最了解，所以就写了封奏折，要他的儿子刘琏亲自到南京城送给朱元璋。这是1373年阴历三月的事。

胡惟庸得知此事时，七窍生烟。他召集他的团伙成员，拍着桌子大叫：“他刘伯温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体统，连续两次，居然不通过我们中书省，这明显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这样的事我如果还能忍受，那还算是个人吗！”

他的同伙们一致认为他不算个人，并且义愤填膺，认为必须要教训刘伯温，让天下人看看，没把胡副宰相放在眼里的人是什么下场。

教训刘伯温是一定的，但怎么教训他，大家分成两派。一派是武将，武夫做事大都喜欢直奔主题，快刀斩乱麻。和智商有关的事，他们做起来很费劲。依他们的意见，找几个手脚麻利的刺客，去青田把刘伯温做了。一派是文臣，他们在政治迷宫中走过很远的路，并且深有体会，用政治手段最安全，也最具杀伤力。所以，他们认为应该在皇上面前指控刘伯温。

胡惟庸先是否决了武夫们的办法，然后对文臣们说，皇上自刘伯温回老家后，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刘伯温在他心目中已有了新的地位，而且，刘伯温这人也没有什么瑕疵供我们指控的。所以，这个思路虽然不错，但操作性不强。

正在大家叽叽喳喳时，胡惟庸在人群中听到了一声冷笑，这声冷笑是那种自信的笑，胡惟庸一下就听出来，这个人是个有办法的人。他在人群中循声望去，就望到了一个国字脸、浓眉小眼的人。这个相貌让人联想到卡通人物，不过此人的智慧可一点都不卡通。他叫吴云沐，是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从其职务来看，就知道他在栽赃陷害上有着丰富的经验。

胡惟庸看到他冷笑后，一副得意洋洋的架势，就知道他有东西。吴云沐向他使了个眼色，胡惟庸马上明白了，他清退了众人，只留下吴云沐和几个心腹中的心腹。

吴云沐伸出一根手指，说：“很简单。编一个让皇上特别忌讳的故事，让刘伯温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

其中一心腹马上作恍然大悟状，抖搂小聪明道：“就说周广三叛乱是刘伯温主使的。”

胡惟庸很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冷笑道：“你当刘伯温是头猪啊，他指使周广三叛乱，又第一个来报告？再说，他和周广三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可能联系上。皇上信了这种事，那才叫奇怪呢。”

他又看向吴云沐。吴云沐慢悠悠地说：“我听说一个人的优点往往会成为别人攻击他最便利的匕首，有时候，一个人的优势其实就是他的劣势。”

这段富有哲理的话让胡惟庸陷在茫茫云雾中，他极力地转动脑筋，思考这句话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事实，终于他想到了。

他一拍手，说：“刘伯温这人的优势不就是能掐会算吗？”

吴云沐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只要在这上面做文章，不怕搞不倒他。”

胡惟庸陷入沉思，用他那在政治斗争中苦修出来的超级联想力，终于又一次让他想到了。

胡惟庸想到的这件事和周广三叛乱没有关系，而跟去年的谈洋设立巡检司有关。

几天后，吴云沐向朱元璋上了一道指控刘伯温的信，信中说：“去年，刘伯温要您在谈洋设立巡检司，名义上是为了朝廷着想，实际上是为了他自己的私欲。”

朱元璋看到这里，很奇怪，刘伯温居然还有私欲，这真是他没有想到的一件事。他接着往下看，信中说出了刘伯温的私欲：刘伯温原本是想把他自己的坟墓建到那里的，但那里的百姓不愿意，所以他就想出了以政府的名义驱逐那些百姓，而那块地自然就空出来了。

这封信最妙的地方就在于写到此处，戛然而止，留给朱元璋的意味，深长。

朱元璋果然品尝出了其中的意味，立即毛骨悚然。刘伯温可是未卜先知、能掐会算的神人，风水这种事在他那里就是小儿科。他如此煞费苦心地选中谈洋那个地方作为坟墓，这已是一目了然。那个地方一定是风水宝地，甚至可能是龙兴之地，将来的天下，可能要姓刘。

一想到这里，朱元璋不但毛骨悚然，而且脸色发白。他放下信，手扶着龙椅，几乎要摔倒。“可恶！”他深吸了一口气，恨恨地说。

胡惟庸适时地来了。他说：“刘伯温这是以公谋私，应该严惩。”朱元璋沉默不语。胡惟庸继续说：“他儿子正在回家的路上，应该把他儿子捉拿归案。”朱元璋沉默不语。胡惟庸只好说出朱元璋最敏感的话来：“他能掐会算，选那块地为他的墓地，这事……”

朱元璋示意他闭嘴。朱元璋坐进了椅子，冷静地观察胡惟庸，想到了他是刘伯温最看不上的人，又想到了刘伯温只是性格太刚，却是聪明到极致的人。而谈洋事件如果真如吴云沐所说的那样，那刘伯温岂不成了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

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场阴谋，不过刘伯温确实很可疑，因为他有那么多技能在身。一个人有技能那就是个危险人物。虽然如此想，但他不同意胡惟庸对刘伯温儿子下手，他说：“既然刘琏已经走了，就算了。”

胡惟庸说：“这事怎么就能算了呢？”

朱元璋点头说：“是啊，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下道圣旨到青田，剥夺刘伯温的俸禄吧。”

“然后呢？”

胡惟庸直勾勾地看着朱元璋的脸，那张阴冷的脸像海上的天气，反复无常，莫测高深。朱元璋的脸突然阴云转晴，他笑了，说：“然后？刘伯温应该知道然后。”

刘伯温当然知道然后。当他收到那封圣旨后，他蒙了。这犹如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劈在了他头上。至少有一个时辰，刘伯温坐在椅子上像是死人一样，他在反复思考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圣旨说，他在谈洋挑了块地当作他的坟墓。这是子虚乌有的事。不过他明白一个毋庸置疑的道理：政治场上，你是否做了一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说你做了还是没做。

刘伯温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必然是胡惟庸的诬陷，而朱元璋根本没有相信这样的诬陷。否则，就不会是剥夺他俸禄这么简单。可朱元璋在不相信的情况下剥夺了他的俸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朱元璋对他还不放心！

一个时辰后，他在房间里转悠起来，自言自语，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情景，我们并不陌生，当初他被困绍兴时就是这样的。而今天，他一面重演这一情景，一面絮叨着，时间不是一条直线，一去不复返，而是一个圆圈，它一直在围着每个人转动，当一个人死去时，它还在转动，永不停转。

又一个时辰后，刘伯温站住了。他的心定了下来，他叫来家人，语气凝重地说：“我要去京城。”

他的家人疑惑不解，问他：“是去解释这件事吗？”

刘伯温苦笑：“月有阴晴圆缺，如何解释？”

刘琏聪明地说：“既然无法解释，那为何要自投罗网？”

刘伯温看着这个傻儿子，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对我而言，天下就是罗网。”

1373年阴历七月，刘伯温孤身一人走进南京城。南京城当时酷热难耐，树的绿叶沾满尘土，灰色的瓦片毫无生气，他为南京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衰老到如此程度而吃惊不已。当他佝偻着身体走进朱元璋的皇宫时，他才发现，那座才刚建造的皇宫也老了很多，墙皮脱落，柱子失去光泽，从前红灿灿的大门被晒成了血黑色。

他自言自语着，叹息着，见到朱元璋，艰难地跪了下去，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

他说，自己不该冒失失地去找坟地，更不该冒失失地找了本不应该去找的地方。朱元璋要他抬起头来，刘伯温就费力地抬起头。朱元璋大吃一惊，因为才两年不见，刘伯温又老了，几乎老了几百岁。他的相貌已不忍目睹，只有即将入棺材的老人才有那样的相貌。

还是在五年前，刘伯温还意气风发，有着青年人的精力，有着少年人的热情，有着中年人的智慧。如今这一切，在刘伯温的脸上和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上一点都看不到了。这是个已经和死神签订了契约的人，可能就是在今天，或者明天，死神就会来把他带走。

朱元璋没有责备他，也没有安慰他。因为这件事，大家心知肚明。对于他的来京，朱元璋一点都没有意外，因为在朱元璋的意识中，刘伯温必然会来，朱元璋只是想不到，来到这里的刘伯温和自己印象中的刘伯温相差十万八千里。

刘伯温特意申明，他这次来就准备老死京城，决不会再离开了。朱元璋说：“好啊，如果我有什么事，还可以找你商量，这是不错的一件事。”

胡惟庸也说：“刘先生能留下那真是太好了，中书省有什么纰漏的地方，刘先生恰好可以指正。”

刘伯温诚惶诚恐地看向胡惟庸，想要摆出一个礼貌性的笑容，但没有成功。

他看向朱元璋。他想，朱元璋还能有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因为这已经是他历史的尾声，帷幕已经开始落下，他的舞台正在缩小，直到最后的闭合。

一个始终退不出的江湖，他又回来了。这说明，时间一直在转圈，刘伯温这样想。

第十六章 悲情一生的谢幕

但愿我说错了

刘伯温离开人世前最宝贵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把毕生精力和智慧的余烬都献给了回忆，留了一点点给了胡惟庸和朱元璋。

对刘伯温的主动坦白，胡惟庸大失所望。按他原本的想法，刘伯温只要不在朱元璋身边，一切事就都好办。他可以像永动机那样对刘伯温发射永不停歇的明枪暗箭。不过现在刘伯温近在眼前，所以他的进攻肯定会遇到刘伯温的抵抗，这事就不如想象中那么好办了。

刘伯温对胡惟庸的提防是从骨子里发出的，无奈命运作弄，他越是提防胡惟庸、越是希望胡惟庸能失败，胡惟庸就爬得越高。1373年阴历七月，也就是刘伯温来南京城请罪的那个月，胡惟庸被朱元璋提升为中书省右丞相。据说，当胡惟庸傲慢地接受百官的祝贺时，刘伯温在病榻上捶床激愤地叫道：“希望我看错了他，那是苍生之福。如果真不幸言中，那老百姓该如何是好啊！”

这话让胡惟庸知道了。胡惟庸先是暴跳如雷，说刘伯温死性不改，不过一听说刘伯温因为此事而病情加重，他就高兴起来。他对身边的亲信说：“如果不费一口唾沫之力就能把刘伯温活活气死，那我愿意继续高升，哈哈！”

其实，胡惟庸的高升并不是刘伯温气倒在床的全部原因。自他1373年阴历七月到南京城后，他的身体已非他所有。用他本人的话说，现在所以未倒下，全是因为几根铮铮钢骨的支撑和对皇上抱有崇敬之心的精神力量。这话是矛盾的，如果他真的是铮铮铁骨，那他对朱元璋就不该有崇敬之心。朱元璋不值得他崇敬，只值得他唾弃。

朱元璋首先在丞相人选上就明目张胆地背叛了刘伯温。杨宪违法乱纪被处斩，并未让朱元璋想到刘伯温论相的可靠性。他始终不懈地提拔汪广洋，希望汪广洋能雄起，可汪广洋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不说话的木偶。他提拔胡惟庸，又让汪广洋牵制他，可汪广洋再次让他失望。1373年阴历七月，胡惟庸顺利晋级，成为右丞相，而汪广洋因为不作为被气急败坏的朱元璋赶出了中央。

刘伯温始终搞不明白的是，朱元璋不是瞎子，怎么看不出胡惟庸是个野心勃勃、做事不择任何手段、自私到极致的人？

在南京城最酷热的八月，太阳把整个城炙烤得像火光一样飘忽，刘伯温就在这座酷热的城中揣度朱元璋的心事。他一面揣度，一面抱怨着炎热，恨不得从皮里跳出来。当太阳落到山那边，黑暗来临时，刘伯温认为自己想明白了，朱元璋为什么会和自己背道而驰。几年前，刘伯温认为朱元璋是故意和自己对着干，目的是摆脱从前二人的合作模式。可朱元璋是个非常理性，甚至是冷酷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拿他千辛万苦创建的帝国开玩笑。直到今天，刘伯温才想明白了另外一个原因。朱元璋也是无可奈何，在群臣中，真正具备丞相素质的人寥寥无几，胡惟庸是里面的佼佼者。另外，朱元璋被胡惟庸紧紧地包围着，如此近的距离和频繁的往来，使朱元璋深陷其中，不可能客观理性地看待胡惟庸。正如那句诗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刘伯温一想到这里，就会对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抱以深深的同情。朱元璋太可怜了，离他最近的人，他看不清。离他远的人，他怀疑。每天想的不是做皇帝的荣耀，而是做皇帝的危险，很恐惧别人会效仿他，揭竿而起革他的命。朱元璋在刘伯温心中现在成了恐惧之神的奴隶。

想到这里时，刘伯温拼命地摇了摇头，使自己冷静下来，最近这段时间，他总是感觉自己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做梦，又似乎在梦里思考，又似乎在思考中做梦。

他说：“但愿我想的是错的。”

刘伯温可能在朱元璋用相上想错了，但在朱元璋多年来对他的挤压上却没有想错，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

谈洋事件发生后，朱元璋突然做了个莫名其妙的决定：暂停科举。

明帝国的科举是刘伯温亲自主持恢复的，时间在1370年阴历八月，首次科举考试，刘伯温就担任了主考官，并且在那一年网罗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朱元璋对这一“事半功倍”的政治方略毫不动心。他曾说：“科举这玩意所招收的都是没有行政经验的年轻人，让他们这样的人当官，这不是害百姓吗？”

如果我们了解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内容，就会探析出朱元璋的奇怪心理。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其实是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试科目是朱熹注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同时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在这些书中，朱元璋最痛恨的就是《孟子》。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字面意思是说，在一个帝国中，人民是最贵的，其次是国家，最后才是君主。

实际上，孟子的本意远没有今天的我们想的那样前卫和高尚。他其实说的是作为一个君主，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意识：王朝可以变更、君主也可以变更，唯一不变的就是支撑国家和君主的人民。人民是基础，所以作为君王，一定要重视百姓，把百姓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心里要时刻想着自己的权势地位都是来自人民，要为人民服务。

朱元璋对这样的思想，并不排斥，他本人就来自底层人民中，而且他很爱自己的人民。他最切齿痛恨的是孟子“民本”思想衍生出来的“君臣交易”理论。依孟子的看法，孔子那套不计利害的“忠君”是比猪还愚笨的。孟子说，国君给你一碗饭，你就做一碗饭的事，多一粒米的事都不要做。国君如果给你一顿臭揍，那你就马上离开，但你不要灭亡他，等着比他更有力量的人来灭他。也就是说，君臣之间是等价交换的关系。你值得辅佐，我就辅佐；你不值得我辅佐，我就炒你的鱿鱼。不要以为你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君王，我就要毫无原则地讨好你，甚至给你当狗。其实咱们是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关系的思想源泉就是，我来自人民，人民是最贵重的，而君主和人民一比，就是个贱货。朱元璋从最低贱的位置上崛起，是个货真价实的贱货，好不容易才爬上了皇帝这个尊贵的位置上，居然又被看成是贱货，他那廉价的自尊心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打击？

据说，朱元璋读《孟子》时，像是在读一本咒骂他祖宗十八代的檄文。他怒睁双目，咬牙切齿的声音能传到宫外，当他的忍耐超过他的底线后，他一跳三丈高，把《孟子》一撕两半，摔到地上，用脚拼命地踩，再拿起来，用牙咬。最后说：“要是这老家伙还活着，我非得砍了他的脑袋。”他命令国子监把摆放的孟子神位一劈两半烧了。多年以后，他越想越气，就让人把《孟子》书中那些“邪恶言语”共计八十五条统统删掉。

暂停科举，可能有孟子的功劳，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科举制是刘伯温恢复的。而那时正是谈洋事件甚嚣尘上之时，他的愤懑无处发泄，于是就把刘伯温留下的痕迹之一——科举给暂停了。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印象在表现上越来越差，1373年正月，朱元璋在和浙江文人桂彦良聊天时，谈到天下文坛，桂彦良在这方面有谈论的资本。

桂彦良，慈溪（今浙江慈溪）人。少时警敏异常，加之勤奋好学，成为当地的名人。参加科举，一举成名。曾在浙江教育部门工作过，见天下纷乱，按儒家最伶俐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思想的指引，回乡隐居。当他在隐居期间，张士诚与方国珍都派人带着厚礼来请他出山。桂彦良吃不准这两人的前途，都婉拒。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帝国，桂彦良观望很久，慢慢发现朱元璋的潜力很大，但朱元璋不知道他，所以没有人来请。桂彦良等了好久，意识到张、方二人来邀请的历史已不会被朱元璋重演，就主动出来，跑到南京城向朱元璋要官做。朱元璋和他一谈之下，发现浙江的确是人才辈出之地，于是留下他，要他做了太子宫中的教授。桂彦良和宋濂成为同事，又是同乡，所以宋濂不遗余力地在朱元璋面前赞颂桂彦良的逼人才气。朱元璋说：“你们浙江才气逼人的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啊。”宋濂说：“这人不但才气逼人，而且嗓门巨大，就是沉在水底的死尸，经他一喊，也会被震得浮出水面。”

朱元璋不相信，就写了一首诗，命桂彦良在早朝时朗诵，桂彦良抓住这个机会，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于是，正如宋濂所说的那样，玄武湖水底的鱼都被震得晕了过去，翻着白肚皮浮上水面。

男高音桂彦良于是得到朱元璋的赞誉，这不仅因为桂彦良的确才华横溢，而且还因为他那天生一副好嗓子。更因为，朱元璋的诗写得极臭，可经过桂彦良朗诵出来后，给人的感觉却是出其不意的好。

朱元璋在一次桂彦良吃润喉药物时，称赞他“江南的大学者，唯独你一人”。

桂彦良清清嗓子，回答说：“我不如宋濂、刘基。”

朱元璋冷笑：“我太了解这两人了。宋濂是个单纯的文人，而刘基为人严峻而心胸狭隘，他俩都不如你啊。”

桂彦良虽然嘴上未说什么，但心里却认定，他在文坛上，的确不如宋濂和刘伯温。而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有点狭隘，他就不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对刘伯温不太了解，但道听途说了很多。在这些信息中，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刘伯温是个心胸狭隘的人。

在1373年时，真正了解刘伯温的人恐怕只有宋濂和朱元璋。彻底了解刘伯温并领教过刘伯温性格的人，都已作古。那都是旧社会的人和事了。

如果能把刘伯温在元王朝时期的同事从棺材里挖掘出来，问问他们对刘伯温的印象如何。他们肯定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刚毅慷慨的人，原则性强。每当讨论天下安危的事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刘伯温像中了魔一样滔滔不绝，义形于色。

刘伯温的朋友们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好兄弟，对每个朋友都是用心结交，洞见肝腑。平生最重义气，坦坦荡荡，有话直说，从不藏着掖着。这样的人很容易得罪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但敌人也不少。

刘伯温的乡亲们对刘伯温的印象是这样的：很守礼义，生活很朴素，经常做好事不留名，即使是后来做了那么大的官回青田后，也从没有炫耀过他那尊贵的身份。

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狭隘，实际上就是刘伯温的耿直和刚硬。只要是他心中认准的人和事，他都据理力争，从不给人留余地。朱元璋还清晰地记得，当初所有人都说临濠是定都之地，可就他刘伯温冷冰冰地说，那地方啥都不是。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评价已经低到这种地步，让很多人震惊，要知道，刘伯温跟随他八年，指引了他八年，就像是养了个小孩子，用民间的说法，是一把屎一把尿把朱元璋拉扯到龙椅上去的。这样一个对朱元璋一生都至关重要的人，得到的却是朱元璋一句“心胸狭隘”的评价，连朱元璋本人都大感吃惊。

宋濂一点都不吃惊，刘伯温这次拖着一副苍老的皮囊回到南京城后，宋濂经常去看他。两人坐在一起，从不谈朝中的事，两人只是回忆“浙东四先生”的历史。这段历史，早已沾染上了厚厚的尘埃，恐怕只有刘伯温和宋濂这两位老人才有兴趣拂去尘埃，咀嚼着被人遗忘的历史，而有滋有味。

宋濂望着秋叶在空中打着转，说：“我还记得我们那年来见皇上，好像也是这样的天气。”

刘伯温咳嗽了一声，说：“你记错了，我记得是春天，下着毛毛雨。我浑身淋湿了。”

宋濂说：“是吗，可我记得皇上那时已经穿上了棉衣，多朴素啊，没有一点颜色。”

一阵风把刘伯温灰白的头发吹起，刘伯温打了个哆嗦，说：“你可能又记错了，我那时穿的可是单衣，我这样的身体还穿着单衣，说明那肯定不是秋天。”

宋濂又说：“我没有记错。皇上当时还让你即兴作诗，你在诗里就谈到了秋天。”

刘伯温对老友的记忆如此不开窍，很是气愤。他说：“你真的记错了，我根本就没写过什么诗。这十多年来，我写的诗、文章都屈指可数。你记错啦。”

宋濂说：“好吧，我不想跟你争了。不过有件事你肯定记得。”

刘伯温说：“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你刚才说的什么浙东四先生，我都想了很久。”

宋濂说：“如果这件事你不记得，那我一定记得，而且终生难忘，虽然你说的是假话。”

刘伯温一直迷茫的眼睛像打开开关的灯一样亮了起来，他想从躺椅上坐起，但没有成功。他很急切：“我刘伯温还说过假话，我只在……”

他脑海中还有块清醒的地盘，所以说到这里时，马上停了。宋濂笑了笑，说：“这件事是这样的，有一次皇上问你，当今文坛谁是老大。你说是我宋濂，你又说，这第二的位子我刘伯温是当之无愧的。”

刘伯温张着已经看不到牙齿的口，许久，才缓缓地说：“大概是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我不明白，哪句是假话。”

宋濂谦虚地一笑，说：“我的文才不如你啊。”

刘伯温急忙摇头，那颗苍老的头颅摇摇欲坠。他说：“这是真话，我不如你。”

宋濂一脸的严肃，从身边拿出一首长诗来，说：“你的这篇诗歌代表了你最高的成就，我望尘莫及。”

刘伯温看过去，那是他前不久作的一篇，名为《二鬼》。这是一篇洋洋洒洒1400余字的诗歌，正如宋濂所说，它是刘伯温诗歌中最光辉的篇章。诗中以“二鬼”喻他和宋濂，“天帝”则指的是朱元璋。通过离奇变幻的神话故事夸张他们要在动乱中重建儒家封建秩序的幻想，也说明了他们受到朱元璋的牢笼豢养、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我们想要理解才子刘伯温，不必去看他所有的文章诗歌，只需要看这一篇就足够了：

忆昔盘古初开天地时，以土为肉石为骨，水为血脉天为皮。昆仑为头颅，江海为胃肠，嵩岳为背膂。其外四岳为四肢，四肢百体咸定位，乃以日月为两眼，循环照烛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毛窍，勿使淫邪发泄生疮痍。两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愍其劳逸不调生病患，申命守以两鬼，名曰结璘与郁仪。郁仪手捉三足老鸦脚，脚踏火轮蟠九螭。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陆离。朝发旸谷暮金枢，清晨还上扶桑枝。扬鞭驱龙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鱼龟。辉煌焜耀启幽暗，燠煦草木生芳蕤。结璘坐在广寒桂树根，漱咽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兔所捣之灵药，跳上蟾蜍背脊骑。掐光弄影荡云汉，闪奎烁壁葩花摛。手摘桂树子，撒入大海中，散与蚌蛤为珠玑。或落岩谷间，化作珣玕琪。人拾得吃者，胸臆生明翚。内外星官各职职，惟有两鬼两眼昼夜长相追。有物来掩犯，两鬼随即挥刀铍。禁制虾蟆与老鸦，低头屏气服役使，不敢起意为奸欺。天帝怜两鬼，暂放两鬼人间娭。一鬼乘白狗，走向织女黄姑矶。槌河鼓，褰两旗，跳下皇初平牧羊群，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龙唤虎听指麾。东岩凿石取金卯，西岩掘土求琼葳。岩訇洞砉石梁折，惊起五百罗汉半夜拨刺冲天飞。一鬼乘白豕，从以青羊青兔赤鼠儿，便从阁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骑青田鹤，去采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骑鸾翳凤来陪随。神霓清唱毛女和，长烟袅袅飘熊旂。蜚廉吹笙虎击筑，罔象出舞奔冯夷。两鬼自从天上别，别后道路阻隔不得相闻知。忽闻韩山子，往来说因依。两鬼各借问，始知相去近不远，何得不一相见叙情词。情词不得叙，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间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宇宙变差异，六月落雪冰天逵。鼋鼍上山作窟穴，蛇头生角角有岐。鳄鱼掉尾斫折巨鳌脚，蓬莱宫倒水没楣。搀枪枉矢争出逞妖怪，或大如瓮盎，或长如蜲蛇。光烁烁，形躨躨。叫鹿豕，呼熊罴，煽吴回，翔魌魑。天帝左右无扶持，蚊虻虱蝇蚋蜞，噆肤咂血图饱肥，扰扰不可挥，筋节解折两眼眵，不辨妍与媸。两鬼大惕伤，身如受榜苔，便欲相约讨药与天帝医。先去两眼翳，使识青黄红白黑。便下天潢天一水，洗涤盘古肠胃心肾肝肺脾。却取女娲所抟黄土块，改换耳目口鼻牙舌眉。然后请轩辕，邀伏羲、风后力牧老龙告泰山稽。命鲁般，诏工倕，使丰隆，役黔羸，砺釜凿，具炉锤，取金蓐收，伐材尾箕。修理南极北极枢，斡运太阴太阳机。檄召皇地示，部署岳渎神，受约天皇墀。生鸟必凤凰，勿生枭与鸱。生兽必麒麟，勿生豺与狸。生鳞必龙鲤，勿生蛇与。生甲必龟贝，勿生蝓与蜞。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荠葵，勿生钩吻含毒断人肠，勿生枳棘覃利伤人肌。螟蝗害禾稼，必绝其蝝蚔。虎狼妨畜牧，必遏其孕孳。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奉事周文公鲁仲尼曾子舆孔子思，敬习《书》《易》《礼》《乐》《春秋》《诗》。履正直，屏邪欹，引顽嚚，入规矩。雍雍熙熙，不冻不饥，避刑远罪趋祥祺。谋之不能行，不意天帝错怪恚，谓此是我所当为，眇眇末两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呶呶向瘖盲，泄漏造化微。急诏飞天神王与我捉此两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奇。飞天神王得天帝诏，立召五百夜叉，带金绳，将铁网，寻踪逐迹莫放两鬼走逸入崄巇。五百夜叉个个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风放火烈山谷，不问杉柏樗栎兰艾蒿芷蘅茅茨，燔焱熨灼无余遗。搜到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仞幽谷底，捉住两鬼眼睛光活如琉璃。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麋。莫教突出笼络外，踏折地轴倾天维。两鬼亦自相顾笑，但得不寒不馁长乐无忧悲。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依旧天上作伴同游戏。

仙鬼门徒

1374年的春天，刘伯温在宋濂的陪伴下到紫金山游玩。他已玩不动，不停在动的只是他的思维。就是思维，现在也是在做反向转动。刘伯温有意识地让自己跳进回忆的陷阱中，不想爬出来。

他对宋濂说：“紫金山气势雄伟，是座帝王之山，和其他的道教仙山泾渭分明。”他说，年轻时他在栝苍洞天游玩，山上有座紫虚观。很久以前，观里有个叫徐泰定的道士，经过多年修炼后，突然有一天骑着仙鹤飞入云霄，做神仙去了。

他还说，他年轻时在青田山里，看到一只只仙鹤从山中飞起，一直飞进云层中消失不见。据说，那些仙鹤都是接引使者，谁能乘坐它们，谁就会成为神仙。

在温暖的回忆中，刘伯温想起了青田山中的石门洞，世人说，就在那里他得到了天书。不过刘伯温太老了，对这件事一点都不敢肯定。不过有件事他记得特别清楚。那是在天台山上清玉平洞中，他遇到一位仙风道骨的老道，两人很快就成为道友。有一天，月光如水，探进洞中，老道士坐忘良久，突然叹气道：“其实多年以前我也是红尘中人，而且还在科举考试中中过举。”刘伯温问他是哪一科，道士说：“这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一年中进士的人中有晏几道。”刘伯温大吃一惊，晏几道是北宋时期的人，也就是说，这老道士如果没有撒谎，已经有三百多岁了。

老道士继续说：“我中举后无意仕途，隐居山间，参悟神仙之道，终于在昨天被我参悟，我将要驾鹤西去，今有一奇书，我赠与你，希望能对你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

刘伯温等老道走出山洞后，打开那本奇书，乃是《火攻阵法》。随便翻了几页，发现是自己即使超越想象力的极限都无法联想到的火攻技巧。刘伯温跑出山洞，就在他面前，起了一阵发光的微风，那位道士正在飞升，并且挥手向他告别。那一天，刘伯温清晰地记得是1347年阴历三月八日。

宋濂“哦”了一声，指出这个故事的虚假处：“三月八日哪里来的月光？”

刘伯温茫然若失，想了想说：“那就是我记错日期了，或者是，那天根本没有月光。”

宋濂笑着问道：“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你真的认为那个老道士飞升成神仙了？”

刘伯温说：“神和仙可不是相同的，世界上没有神，但有仙。古人认为，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天地之本，万物之始。但天地万物是‘气’所形成的，根本就不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世界上没有神。仙和神不同，仙是有的。”

宋濂问：“你怎么知道有仙？”

刘伯温回答：“看物啊。比如狐狸，是野兽；枫树，是植物，这两种物都能怪变。人是万物之灵，当然更会变。所以说，仙人，只是人的怪变而已。怪变可有，但很少，所以你很难见到仙。”

宋濂再问：“仙会永远不死吗？”

刘伯温回答：“这怎么可能？天以其气分而成为万物，人只是其中一物，只要是物，就是有机生命，那就注定有生有死。所谓仙人，不是可以长生不死，而是能活得久一点。我曾写过一首《古歌》，就是我的神仙观：旧花欲落新花好，新人少年旧人老。佳人见此心相怜，举觞劝我学神仙。我闻神仙亦有死，但我与子不见耳。只言老彭寿最多，八百岁后还如何？”

就在宋濂和他谈话的那天晚上，刘伯温坐在庭院中，开始行道教的“坐忘”之功。很快，他就陷入梦幻状态，在外人看来，坐忘之功达到巅峰状态时，人的灵魂会沉睡，物我两忘，雷打不动。

刘伯温至少有十年不曾修行“坐忘”之功，这是因为他一直在为朱元璋排忧解难，没有时间。如今，他有了时间，当他坐在那里，进入坐忘状态后，周围的一切立即模糊起来。他睁开眼，黑夜成白昼，庭院里起了白色的雾。他看到有几个道士推门进来，径直走向他。

刘伯温注意到共有七个道士，他们穿着靓丽的道袍，飘飘如仙。走在最前面的道士向他鞠躬，带着灿烂的笑容问他：“还记得我吗？”

刘伯温根本不必用心回忆，因为在他记忆的海洋中，有一块道家的宝地，那里的太阳永不会落下去，永远照耀着那些人和那些事。他说：“我记得你，你叫张玄中，当年我被元政府羁管绍兴时，我曾到宝林寺游玩，就在那里，你我相遇，从此成为好朋友。”

张玄中点头，说：“你那时心情沮丧，一心想要和我修道，想不到的是，造物弄人，你最后还是步入红尘，成就如此大业。”

刘伯温怅然若失，喃喃地说：“现在如此，何谓大业啊？”

在张玄中后面的道士闪了出来，仰天长啸，问刘伯温：“还记得我吗？”

刘伯温不需去认真辨认，只看他那放荡不羁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张雨。张雨是元代茅山派道士，据很多人说，张雨一生都和僵尸打交道，这也难怪，茅山道士本来就是捉僵尸的专业户。张雨不仅有捉僵尸的本领，在道家和道教的思想层面上，也有非比寻常的建树。他能在元大都结交无数高级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证明。

刘伯温清晰地记得，他在江浙教育部门工作的1349年，在一次游览西湖时遇到了张雨，二人相谈，刘伯温就确定这是两人伟大友谊的开始。张雨飞升前，曾要刘伯温答应给他写墓志铭，由此可见二人的情谊之深。

刘伯温一面回忆他和张雨那些美好的时光，一面看其他的道士。他看到了吴梅涧，那位在刘伯温读书时代就把刘伯温看成是朋友的吴梅涧，看到刘伯温苍老的面容，不由得叹息不已。他说：“光阴真可怕啊。”刘伯温说：“幸好，它很快就不会折磨我了。”

剩下的几个道士异口同声道：“刘伯温啊，你正在开窍啊。”

刘伯温去看说话的人，那是元末著名的道士梁惟适、王有大，还有詹明德。这三人都是刘伯温在道教人生中的精神导师。特别是詹明德，他曾在刘伯温被元政府多次抛弃后，劝说刘伯温要么彻底归隐山林，做一个无忧无虑的道士，要么就在心中栽种一颗意志的大树，让它生根发芽，等待英明的君主来大树下乘凉。刘伯温最终被动地选择了后者，他们的道士朋友们贡献颇多。

正当他和这三个人讲话时，突然一个年轻的道士从人群背后飘到了他面前。刘伯温吃了一惊，因为这人虽然穿着道袍，但穿得七扭八歪，而且，在他记忆中的道士里，没有这个人。

这人看出了刘伯温的惊讶，微笑着问：“你真不认识我了？”

刘伯温仔细辨认，实际上，他的眼睛在一年前已经看不清什么东西了，只是今天，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看清一切。但他还是没有认出这个人来。

他抱歉地摇了摇头。那人从袖子里拿出一块木牌，木牌上写了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刘伯温的记忆豁然开朗，惊喜地叫道：“你是朱升。”随之又恐惧起来，“你不是死了吗？”

朱升哈哈大笑，声如驴鸣。刘伯温就在他纵声大笑时，急忙整理自己的回忆，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朱升。

朱升的确死了。他死于1370年，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离世，因为他死在偏远的徽州府休宁县（今安徽休宁），他的老家。朱升在元末明初是和刘伯温并驾齐驱的人物，他在1357年被人举荐给朱元璋后，奉献了九字真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缓称王，肯定是朱升的智慧，但高筑墙和广积粮，有人说是汪广洋的智慧。1360年，刘伯温来到南京献上《时务十八策》，朱升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缓缓下降。他渐渐地成了朱元璋的谋士，而刘伯温则成了朱元璋的导师。刘伯温和朱升曾亲密合作过，在鄱阳湖之战中，朱升也是随行的谋士之一。在后来“亲朱派”的努力下，刘伯温在鄱阳湖上的那些出神入化的智谋一股脑地扣在了朱升的头上，包括他救了朱元璋一条老命。

鄱阳湖之战，无论如何都是刘伯温一个人的表演，虽然如此，朱升的影响力在当时却是毋庸置疑的。他跟随了朱元璋11年，一直为朱元璋出谋划策，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他的新中国，朱升脑海里惊雷滚滚。他和刘伯温一样，看清了朱元璋阴鸷无常的嘴脸，所以他请求退休。朱元璋之所以允许了他，是因为那年他已经71岁，老得连路都走不动，最让朱元璋放心的是，朱升这么多年来老实谨慎，从来没有让朱元璋不放心的地方。

朱升帮刘伯温重温了二人的同事经历，刘伯温还是不太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朱升。因为朱升死的时候，已经老得快成粉末。而面前这个自称是朱升的人还俨然是个活力充沛的年轻人。

朱升告诉他：“在那个世界，光阴是倒流的。人会越来越年轻，直到成为不足月的婴儿，最后再投胎到这个世界。”

刘伯温决不相信这样的事，他说：“人死了就是死了，不可能成为鬼，更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世界。即使这个世界上真有鬼这一说，那也是这样的：人死后为鬼，这鬼只是一种存在物，他们看不到活人，活人也看不到他们。而最终，鬼还是要变成气的，永远消失。”

朱升不想和他辩论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仔细审视着刘伯温，叹息着，苦笑着。周围的雾气正在消散，刘伯温发现朱升和他那些道士朋友们变得透明起来。他听到朱升说：“最完美的你已经在1368年回青田的途中死掉了。”

刘伯温大叫起来：“不可能，现在是1374年，我还活着呢。”

那几个道士朋友哄然大笑，说：“你看看你啊，老成这个样子，活在忧伤和恐惧中，生，还不如死呢。”

刘伯温惘然失措，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他确信自己还活着。因为他在朱升那越来越透明的躯体上看到自己的容貌，一头干枯苍白的头发，眼神晦暗。这正是一年来他从铜镜中看到的自己，而铜镜中的那个他是活着的。

朱升在哄笑声中凑近他的耳朵说：“虽然辛苦，但终有终结的一天，你好自为之。”

说完这句话，雾气就彻底散开了。那些朋友们渐渐地变成空气，在庭院里凭空消失。刘伯温的脑袋一耷拉，像是脖子后有根绳子一样拽了他一下，他清醒过来，庭院里漆黑一片，树叶被风吹落了一地。

他不禁打了个哆嗦，四下望了望。他确信，刚才那是一场梦。但这梦太清晰太真实了，他忽然产生一种感觉，现在的他，是不是在做梦？他梦到自己被胡惟庸诬陷，为了保命，来到南京，自我软禁。

他想，这真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噩梦，这梦，什么时候能醒啊！

胡惟庸来访

一年后，刘伯温将会在老家青田的病榻上，想到南京城那个严寒的上午胡惟庸来探望他的情景。那是1375年的正月，刘伯温记得胡惟庸来的时候，外面正下着雨夹雪。

整个1374年，刘伯温在恍恍惚惚中度过。他每天还会拖着病体去上早朝，不过经常迟到。迟到的时候，他就站在宫门外，浑身不易察觉地颤抖。不迟到的时候，他在朝堂上一语不发。站在他身边的人总会看到他在闭着眼，喉咙里发出母鸡下蛋的声音，同时还会闻到他口里呼出的如同畜群的味道。

大家都说，刘伯温老了，而且病得不轻。两年前，他刚到南京时，有人看到死神在他家大门前徘徊。后来，就有人看到，死神进了他家庭院，在那里，死神一直向他的卧室探头探脑。再后来，大家在他的庭院里也看不到死神了，有人推测说，死神已进了他的卧室，刘伯温离死不远了。

朱元璋早就知道刘伯温重病在身。不过他从没有关心过，人们对他的冷酷无情大为惊讶，而朱元璋却有不同的想法。那还是1374年夏天，一个酷热难耐的中午，朱元璋对宋濂说：“刘伯温这人死不了，他自以为是个神人，不会在该死的时候死去，而是在想死的时候才能死去。他现在还不想死呢。”

宋濂并没有把这句话透露给刘伯温。他知道这句话并不是好话，担心刘伯温受到刺激。虽然没有这样的刺激，刘伯温的病情还是在一日千里地恶化。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眼前永远是白茫茫的一片，他的肺部和肝部持续地疼痛，使他无法入睡。他的精神越来越差，经常把来看他的人误认为是远古时的人。比如有一次，他就把宋濂误认为是盘古，并且问宋濂：“当初你开天地时用的是板斧，可当时天地混沌，什么都没有，你的板斧是哪里来的？”又有一次，他把宋濂误认为是创造了人类的女娲，当宋濂和他交谈时，他一直窥探宋濂的屁股。宋濂问他原因。他说：“你的尾巴呢？你不是人首蛇身吗？”

宋濂后来就很少去看他了。最后一次，宋濂悄悄地问他：“你是不是在装疯卖傻啊？”刘伯温眯着眼，一本正经地问宋濂：“这么多年你去哪里了？我们浙东四先生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好孤独啊。”宋濂以为他认出了自己，正准备高兴一场，却听到刘伯温喃喃地说：“章溢啊，你怎么这么多年不来见我啊？”

胡惟庸来拜访刘伯温，不是他的本意，而是朱元璋的意思。朱元璋对他说：“大家都说刘伯温病入膏肓，我不太相信。你去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

胡惟庸只好来见刘伯温。他和朱元璋不同，他是个理性主义者，理性主义者认为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所以刘伯温病重是事实。当他见到颤颤巍巍走出来的刘伯温时，更深化了这一认识。

刘伯温其实不是见胡惟庸，而是“听”胡惟庸。他侧着头，用耳朵对准胡惟庸，认真地听胡惟庸讲话。

胡惟庸说：“我是奉皇上之命来看你的。”

刘伯温就点头。

胡惟庸又说：“其实我和皇上一样，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死！”

刘伯温也点了点头。

很久的时间，胡惟庸没有说话，刘伯温也不说话，客厅里安静得如外太空一样。

突然，刘伯温突然伸出右手的食指，放到耳边，说：“你听，太阳在轰隆隆地响。”

胡惟庸还真就去听了，可他什么都没有听到，他只是看到外面的雪大了起来。他不以为然地说：“今天没有太阳，正下雪呢。”

刘伯温“哦”了一声，突然又煞有介事地说：“你感觉到没有，大地在转，飞快地转动。”

胡惟庸心里说了句“疯子”，嘴上却说：“地怎么会转？刘基，你幻听啦。”

他站了起来，叫外面的跟班进来，跟班手里端了一个四方盒子，他把盒子放到刘伯温身边的桌子上，说：“我早就听说你病得很重，根据你的病情，我找了几个高明的医生，为你配了几服药，相信你吃了，肯定会痊愈的。不要担心。”

刘伯温就站了起来，说：“谢谢，我马上吃。”

胡惟庸也站了起来，转身要走。这个时候他听到刘伯温说：“五年后，我们再见。”

胡惟庸又转过身来，皱眉问：“你说什么？”

刘伯温看了他一眼，胡惟庸吓了一跳。刘伯温的黑眼球已经不见了，俨然是个瞎子。他又听到刘伯温小声地说：“五年很短，我等你。”

胡惟庸莫名其妙，笑了笑，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刘伯温的家。

刘伯温站在那里，突然说了句：“但愿我没有说错。”

这就是胡惟庸最后见到刘伯温的情景，也是刘伯温在人间最后见到胡惟庸的情景。胡惟庸把这一场景用语言的方式传递给朱元璋时，朱元璋“咦”了一声说：“刘基该不会真的不行了吧？”

胡惟庸用一副悲痛的声调说：“据臣的观察，应该是不行了。”

朱元璋陷入沉思，良久才说：“我看我有必要见见他。”

不过，据经常去看望刘伯温的几个大臣说，现在见刘伯温，如同见个傻子。刘伯温已有点神志不清，自说自话，根本无法和他正常交流了。

朱元璋半信半疑，终于在1375年阴历二月的一天，他命刘伯温来见。

最后一面

刘伯温和朱元璋在人间的最后一面，是自古以来凤毛麟角的一幅柔情似水的政治画卷。实际上，朱元璋每天都能见到刘伯温，朝堂上，他经常会在不被人注意时把目光扫向刘伯温。那时的刘伯温，双眼呆滞，不经意地打着并不响亮的嗝。在透进大殿的熹微晨光中，朱元璋看到刘伯温呼出的气有时候是五彩的，有时候是乌黑的，还有时候，看不到他呼出的气，就像是个不能呼吸的死人。

他眼中的刘伯温，虽然老态龙钟，精神萎靡，但直到1375年阴历二月，二人独自相见之前，他从没把死亡和刘伯温挂上钩。可当他第一眼看到几乎是挪进来的刘伯温时，内心深处不由得一动，脑海中一道闪光，“死亡”两个字跃上眉头。

刘伯温要跪下去，他没有让。非但没有让，一股“悔之晚矣”的心态使他不由自主地快步走向刘伯温，握住了他的手。刘伯温的眼眶里仍然是白茫茫的，但他能看清眼前这个人，就是他把毕生精力和智慧都捐献给的那个人——朱元璋。

两个人都老了。刘伯温是生理上的苍老，而朱元璋则是心灵上的苍老。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谈着谈着，就掉进了回忆的陷阱中。

朱元璋先开了头。他说：“刘先生还记得当初陈友谅来攻南京，阵势骇人，是您让我稳住阵脚，调兵遣将，才避过那一劫。”

刘伯温吃了一惊，他知道，自己真的快要死了，连朱元璋都看出来了。如果朱元璋没有看到他即将死去的信息，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是不可能谈这样的事情的。

他笑了笑，说：“不记得了。”

朱元璋潜意识里当然没想让他记得，所以继续说：“后来小明王被张士诚攻击，所有人都同意我去拯救他，只有你不同意。就是在那次，陈友谅趁我后院空虚，兵围洪都。如果不是您，鄱阳湖之战的结果如何，还真未可料。”

这件事，刘伯温必须要记得。他严肃地说：“您是真龙天子，就是没有我在，您也一样平安无事的。”

朱元璋摇了摇头，但马上又点了点头。又接着说道：“后来就是张士诚、方国珍、蒙古人，我每一个对手的消失，都有先生您的运筹帷幄，功不可没啊。”

刘伯温闭上眼睛，白色的曙光消失了。他看到了鄱阳湖，还有鄱阳湖上密密麻麻的战舰。他看到一颗火球正在飞向朱元璋的指挥舰，他听到自己那底气十足的声音，叫朱元璋赶快离开战舰。他叫了起来。

这时，他感觉朱元璋在推他。他睁开眼，看到朱元璋惶恐的神情。朱元璋说：“先生你在喊什么？”刘伯温这才意识到，他的神经在刚刚又陷到错乱的泥沼中了。

当他恢复平静时，朱元璋又追忆着往事。朱元璋说：“帝国初建时，我是胆战心惊，我从未想过会有1368年那一天，我居然成为了皇帝。如果不是您的《时务十八策》为我指点迷津，我现在还会从梦中惊醒。”

刘伯温极端谦虚地说：“《时务十八策》只是几张纸而已，纸上谈兵。如果没有皇上您的精明手腕，再好的策略也只是说闲话。”

朱元璋叹息了一声，说：“先生是否还记得您对我说过，王保保不可轻？”

这件事，刘伯温当然也记得。而且，自他1368年说出这句话后，现实情况一直在验证着。

王保保自1368年聚兵占据甘肃后，朱元璋的远征军一直对他进行持续不断的攻击。在付出了巨大伤亡后，好不容易把王保保逐出甘肃，但结局更糟糕。王保保逃出山西后，开始和朱元璋的远征军玩起了游击战。

当时朱元璋远征军总司令徐达在横扫中国境内的蒙古势力时，最头疼的就是王保保兵团。这是一支军纪严明、骁勇善战、来去如风，并在血腥中成长起来的兵团。在王保保的领导下，这支兵团众志成城，用徐达的话而言就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徐达兵团在每次和王保保兵团的战役中，都会取得胜利，但在伤亡面前，胜利就不值一提了。

徐达远征军最悲惨的一次发生在1373年。本年，徐达兵团十五万人分三路同时出击，设想把北元政府连根拔起。中路军是徐达，由雁门直趋北元老窝和林；东路军司令是李文忠，从居庸关至应昌，然后直逼土剌河（今图拉河），目的是从西北面攻击和林；西路军司令是冯胜，出金兰取甘肃，试图扫清那里的北元散兵游勇。

东路军司令李文忠的开局美好，结局悲惨。他的兵团开始时所向无敌，一直推进到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又在土剌河击溃北元猛将哈喇章，李文忠进行得如此顺利，难免轻敌，所以急行军，当大军抵达拉鲁浑河（今鄂尔浑河）畔的称海后，陷入了北元兵团的包围圈，李文忠艰难地突破重围，损失惨重。

中路军徐达的开局就不美好，结局更是惨不忍睹。他遇到的对手就是他多年来头痛的王保保。当他的军队到达土剌河后，王保保兵团和他们打起了硬碰硬的野战，徐达轻易获得胜利，紧追不舍。因为前方就是和林，徐达不是那种瞻前顾后的人，当他的兵团到达和林后，突然周围锣声四起，徐达大叫一声不好，显然，他中了王保保的诱敌之计。徐达虽然冲出重围，但他的五万人马全军覆没。

西路军司令冯胜兵团没有遇到强劲对手，披荆斩棘，可对整个战略计划已无任何作用，这一年的北伐就这样灰头土脸地结束了。

在这次北伐失利后，朱元璋曾对他的军官们说：“我此生有三件事非常遗憾，一、没有传国玉玺；二、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无音问。”

传国玉玺是秦始皇用和氏璧制造的一块国家印章，印章是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颗传国玉玺象征了国家权力，谁得到它，就意味着谁建立的王朝才是正统的王朝，而他本人则是正统的皇帝。北宋灭亡时，传国玉玺被金人夺走，后来就不知下落。元朝初年，有人在街市上吆喝卖传国玉玺，当时的宰相伯颜拿到手后，认为这玩意不过如此，所以就把这玩意和其他的玉玺放在一块，后来伯颜把这些玉玺都磨平了，送给各位大臣刻私人印章。传国玉玺惊鸿一现，从此再没有出现过。

朱元璋建立新中国后，始终把这件事当回事，他的北伐兵团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这个传国玉玺，可惜，到他死时，传国玉玺也没有找到。

北元太子就是元顺帝的太子爱猷识理答腊，元顺帝去世后，爱猷识理答腊领导的北元政府始终是朱元璋的一大心病。“无音问”，其实是说，爱猷识理答腊政府从未和他沟通过，只是抵抗，不停地抵抗，偶尔会发动一次反攻。

朱元璋把爱猷识理答腊放到王保保的后面，足以说明王保保真的未可轻。

为了把王保保这个敌人变成朋友，朱元璋曾七次派人招降王保保。但王保保给出的回答，永远都是沉默。有一段时间，朱元璋甚至神经质地怀疑，世界上是否有王保保这个人。

1375年阴历八月，王保保病逝。朱元璋得到消息后，总算松了一口气，他首先问他的那些将军们：“当今天下，谁可称得上是奇男儿？”大家都认为非常遇春莫属。因为常遇春横行天下，无人可挡。朱元璋摇头说：“遇春的确是个汉子，但我能收服他。我却不能收服王保保，所以王保保才是真的奇男儿。”

当然，朱元璋说这些话时，刘伯温在人间早已听不到了。在1374年阴历二月那个即将到来的黄昏，刘伯温却听到了朱元璋提到的王保保。

他叹息了一声说：“是啊，王保保这人是不可轻的。”

朱元璋又试着回忆起很多事来，这些事都和刘伯温有关。他希望用这种回忆弥补他对刘伯温的忘恩负义，但他也明白，太晚了。

刘伯温从朱元璋眼里看到的是柔情，听到的是朱元璋真心实意的表达。可当他深入朱元璋的内心，去寻找内心深处泯灭的柔情时，他马上就找到了。也就是说，朱元璋现在回忆的这些事，只是对他刘伯温一种客套的安慰。这种安慰虽然从内心里发出，但正如离弦的箭一样，一去不回。朱元璋和刘伯温在一起追忆刘伯温的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当追忆到谈洋事件时，朱元璋的脸就冷了下来。他盯着刘伯温说：“我不相信这样的事，但我知道你是个风水学大师，这样的事，我不相信，别人也会乱说。”

刘伯温浑身一震，这一天最后的一缕阳光和大地平行着射到房间里来，照到一块水晶上，撞出五彩缤纷的星星。在那些星星中，刘伯温看到朱元璋那张久违的狰狞的脸。他想，这次谈话可以结束了，他和朱元璋在人间的最后一面也结束了，他和朱元璋的历史也已经结束了。

他费力地站了起来，对朱元璋说：“皇上，我可能要不行了。自从胡丞相给我送来一服药，我将它吃掉后，肚子里就起了个瘤子，摸得清楚。我的肚子胀得厉害，平躺时都会窒息。我的大便次数增加，每天都在十几次。”

朱元璋还在想谈洋事件，漫不经心地，但语气里带着威严冷酷：“刘基，你好好养病，不碍事。”

刘伯温跪下谢恩，朱元璋这次没有阻拦。这是个非常缓慢的场景，刘伯温的动作如同慢镜头，朱元璋特别欣赏这一艰难的跪拜。当他要刘伯温平身后，突然想到一件事。他问刘伯温：“听说你说过这样的话，凡事不必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刘伯温点头。

朱元璋冷冷地又问：“你此生真的能无愧于心？”

这是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刘伯温站在那里，对他的人生进行了严肃的回顾后，发现，他真的不能无愧于心。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无愧于心。

刘伯温离开

1375年阴历三月，刘伯温在南京城中忍受着提前到来的炎热。他的两鬓流着油腻的汗，给朱元璋写一封请求回家的信。出乎意料的，他上午送去的信，下午答复就来了，来的信是朱元璋给刘伯温的最后一道手诏，名为《御赐归老青田诏书》，开篇就是气势凌人：

朕闻古人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尔刘基栝苍之士，少有英名，海内闻之。及元末群雄鼎峙，熟辨真伪者谁。岁在戊戌，天下正当扰乱之秋，朕亲帅六军下双溪而有浙左，独尔栝苍未附，惟知尔名耳。吾将谓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不久而栝苍附，朕已还京。何期仰观俯察，独断无疑，千里之余，兼程而至，谒朕陈情，百无不当。至如用征四方，摧坚抚顺，尔亦助焉。不数年间，天下一统。当定功行赏之时，朕不忘尔从未定之秋，是用加以显爵，特使垂名于千万年之不朽，敕归老于桑梓，以尽天年。何期祸生于有隙，致使不安。若明以宪章，则轻重有不可恕；若论相从之始，则国有八议。故不夺其名而夺其禄，此国之大体也。然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己，将谓己是而国非。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辨而趋朝，一则释他人之余论，况亲君之心甚切，此可谓不洁其名者欤，恶言不出者欤。卿今年迈，居京数载，近闻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强，朕甚悯之。于戏，禽鸟生于丛木，翎翅干而扬去，恋巢之情，时时而复顾。禽鸟如是，况人者乎。若商不亡于道，官终老于家，世人之万幸也。今也老病未笃，可速往栝苍，共语儿孙，以尽考终之道，岂不君臣两尽者欤。

在这道《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中，朱元璋和在二月里跟刘伯温聊天的那个朱元璋判若两人。这道诏书中，没有任何人性，直接呼刘伯温为“尔刘基”，同时把谈洋事件放大，最后一兜，说他朱元璋此生对刘伯温已是仁至义尽，无愧于心。

刘伯温捧着这道诏书，流下泪水。三月初四，他离开南京城，回青田。宋濂来送行，刘伯温问：“皇上没有说什么吗？”宋濂说：“皇上很关心你，问你能否坚持到家。”

刘伯温苦笑说：“当然能。”二人分别的最后，他拉宋濂的手。宋濂听见他说：“我在1360年没来南京时就已死啦！”宋濂知道他又神经错乱了，正要说几句安慰的话，却又听到刘伯温说：“死了的我，用十五年做了一个大大的梦！”

宋濂失声道：“不要多想，回去好好养病。”

刘伯温看了他一眼，再也没说什么，宋濂也不说什么了，二人心知肚明，此次分别，将是永别。

青田凉爽得使人如在天堂，这至少是刘伯温到家那天的感觉。他的家人对这位病入膏肓的老人所表现出的快乐情绪大为惊讶，自谈洋事件后，刘伯温第一次露出了发自心底的笑容。他的家人以为他能挺过这一关，不过第二天，刘伯温从床上醒来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坐在床上，自言自语。他要他的家人准备椅子，说不能让客人来站着。他还让家人杀鸡宰猪，因为客人们要吃饭。家人对他突然变成这样，大为惊骇。

实际上，刘伯温在那个空荡荡的屋子里看到了他生命中所有的人。他看到他的儒学导师郑复初，郑复初正在给他讲课。他就跟着郑复初大声地读了起来。他又看到父亲，父亲在心无旁骛地钻研一本天书，还让他安静一会儿，不要打搅自己。他看到很多人，元大都里那个卖书的书商，高安衙门他的领导，还有他那些同僚，他看到了方国珍，这都是他最痛恨的人，可现在，他却发现，原来自己这么爱他们，如果没有他们，他的人生就不会这样完美。最后，他看到了此生最不想看到的人——朱元璋。

他叫了起来，在房间里直打滚。但在这个房间里的朱元璋并没有那么多戾气，反而非常和蔼可亲。朱元璋还向他鞠躬，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

刘伯温赶紧跪下，说：“皇上千万不能这样说，多年以后，我无法忍受你的前恭后倨啊。”

朱元璋语重心长地说：“谁让你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呢。”

刘伯温说：“那是民间的刘伯温，不是真实的刘伯温。”

朱元璋点头说：“我承认。但是，我容不下你。”

刘伯温不无伤感地说：“可在1368年，我已经隐退，为何还要把我叫回？”

朱元璋说：“你们道家讲究功成身退，对别人而言，是可以操作的。可对你，却不行。我容不下你，却需要你。最重要的，你还没有死，这就是命运！”

刘伯温愣了一会儿，突然恍然大悟地笑了。他说：“我明白了。如果朱升活到现在，恐怕也是这样凄凉的结局吧。”

朱元璋点头，说：“是的，一个人只要活着，就难免有事。”

刘伯温已彻底清醒，说：“也就是说，无论我多么能掐会算，也无法逃脱。因为我还活着，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罪恶，特别是活在你的世界中的人。”

朱元璋鼓掌大笑，说：“你说对了。你看现在活着的那些人，必有厄运等着他们。要知道，我是个从不念旧情、有着蛇蝎心肠的人。”

刘伯温大叫一声，因为世界上还有这种人，让他暴怒。他猛地敲向身边的桌子，在一阵灰尘飘扬中，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空气流动的声音。

1375年阴历四月十五，折磨了刘伯温一个多月的那些幻象突然消失不见了。他感觉非常好，他知道，这是死神即将来的征兆。于是他把儿子刘琏叫到床边，手指着他的所有著作，说：“等我死后，把这些书都送到南京去，你要告诫子孙后代，千万不要看这些书。”

刘琏翻开一份书目，这是刘伯温一生中最辉煌的著作，可称为刘伯温全集：《郁离子》《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春秋明经》《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天文秘略》《白猿经风雨占候》《玉洞金书》《灵棋经注》《解皇极经世稽览图》《三命奇谈滴天髓》《金弹子》《一粒粟》《地理漫兴》《灵城精义》《佐元直指图解》《效颦集》《观象玩占》《演禽图诀》《披肝露胆》《注玉尺经》《多能鄙事》《烧饼歌》《百战奇略》。

或许正是这些著作在后世的流传，才让许多人把刘伯温看成一个神乎其神的魔法师和预言家。而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刘伯温的光环在民间越来越淡。

这对刘伯温是绝不公平的。他要子孙后代不要学习这些神秘的玄学，可能是谈洋事件给他造成了难以释怀的伤害。他以精通术数闻名，最终却倒在了术数上，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讽刺，或许正如梦幻中的朱元璋所说，这就是命运。

在嘱咐完大儿子刘琏后，他又对小儿子刘璟说：“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正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应与京师声势联络。我想给皇上写封信，说明这样的问题，但现在胡惟庸在，我就是写了，也没有用处。等胡惟庸下台后，皇上必然思念我，会找你们，你就把我这段话说给他听。”

——刘伯温临死前还对朱元璋和这个帝国念念不忘，用赤胆忠心这四个字恐怕不能完全概括。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古人那份百死不悔的情怀，刘伯温就是这样的一个古人。

刘伯温说完这些话，剧烈地咳嗽，当他恢复平静后，嘴唇已发白。这个时候，他突然困倦了。他说他要睡一会儿，他的两个儿子走出他的房门，还没有把门关上，刘伯温就睡着了。在梦中，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周围的墙壁白得使人发抖。一种他是第一个走进这房间的沉重感使他极为不安。睡梦中，他不经意地想起，最近几年来，他做的都是这个梦，也就是说，这个梦他已经重复了有一千天，可每次醒来后，他都会忘记。于是，每次梦到这个房间时，他都认为自己是第一次来。只有在梦将要醒时，他才发现自己不是第一次来。

现实中，那天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在梦幻中，刘伯温想推开那个房间的窗户，看看是否也在下雨。但他没有找到窗户，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甚至连门都没有。和从前一样，他在这个房间里恐慌起来，他拼命地大叫，于是，梦醒了。

房间里一片梦幻，他看到了陈友谅、张士诚正在向他招手，是那种彬彬有礼而充满热情的招手。他从床上爬起来，向他们走去，可能是动作太快，他突然穿过了他们透明的身体，转头再看时，两人消失了。于是，他再度醒来，窗外一片明亮。

这已是1375年阴历四月十六日的夜晚，月亮早早地升起，又大又荒唐。月光探进房间里，刘伯温在床头睁着眼睛，看到在流动的月光中，有那么多人在向他招手。此时，他忘记了正在南京城里顾盼自雄的胡惟庸，忘记了他亲手毁灭的陈友谅、张士诚，忘记了他曾效忠过的元王朝。他闭上眼睛，月光消失了，眼前却更光明起来。他看到了自己的童年，瘦骨嶙峋，郁郁寡欢，眼神忧郁，正在一个山洞中如饥似渴地读书。他又看到一帘厚厚的帐幕被人掀起，里面走出了一个下巴突出、两眼晦暗的人，正是朱元璋。

他听到地球飞速自转轰隆隆的声音，把他震得浑身发抖。他睁开眼睛，看到月光如闪电一样从他的房间里退了出去，穿街过巷，冲向原野，然后一个优美的姿势越上了青田山，在飞驰了一段时间后，月光贴着青田县城湿润的石子小路快速地流向处州，在处州城里，月光左旋右转，右旋左转，终于在一处空地前停了下来，它转身向青田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呼啸一声，冲天而逝。这是65年前1311年阴历六月十五的那道月光，它和刘伯温在人间驻足65年，如今重回天界。

月光如水，刘伯温归天。

死因罗生门

1377年，刘琏写信给南京，要人来取刘伯温全集。朱元璋拿到这套全集后，假惺惺地掉下几滴眼泪，说：“刘基太忠诚了，可让他的大儿子刘琏来做官。”如果这次是逢场作戏，那么在1390年，刘伯温归位的15年后，朱元璋的一番话倒的确是真情实感。1380年，胡惟庸谋反案爆发，朱元璋兽性大发，先后屠杀三万余人。胡惟庸临死前将会想起，那个寒冷的上午，他去见刘伯温的情景。刘伯温对他说，五年后再见，如今，一语成谶。

而朱元璋或许正是在这个时候，才想到刘伯温论相。他对刘伯温的小儿子刘璟说：“我经常思念刘伯温。他在这里，满朝都是党，他却一个也不从。他后来吃了胡惟庸的毒药，死掉了。我也算是为他报仇了，胡惟庸那厮被我斩尽杀绝，坟墓也被我挖了。”

事实真如朱元璋所说的那样吗？或者换个问法：刘伯温到底是怎么死的？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伯温的确如朱元璋所说的，是胡惟庸下毒。胡惟庸案的爆发，是因为有人密告，说胡惟庸正准备造反，在密告信中，提到的胡惟庸种种不法勾当中，就有一条是，胡惟庸谋杀了刘伯温。这封告密信的主人在胡惟庸被杀后现身，正是胡惟庸最信任的一名手下。这人知道内情，应该没有异议。可问题是，当朱元璋审问那个与胡惟庸共事的汪广洋时，汪广洋说自己毫不知情。有人于此认为，胡惟庸根本没有谋杀刘伯温。至于那封告密信，在中国政治场中，栽赃陷害是常有的事，告密信的主人栽赃胡惟庸，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朱元璋指使胡惟庸谋杀了刘伯温。因为胡惟庸在1375年去看刘伯温时，是朱元璋命令他去的。或许就在这份命令之外，又加了一条命令：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刘伯温。这种意见太荒谬，如果朱元璋真要杀刘伯温，谈洋事件是最好的理由，何必要去谋杀？

这两种意见都把刘伯温当成了白痴。刘伯温对药理相当了解，《多能鄙事》中关于药方的搜集就是证明，况且，他对胡惟庸始终就有防范，不可能明知是毒药还吃。如果他那么想死，也不会在谈洋事件出现后来京谢罪。他大可就在青田等着死亡的降临。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刘伯温的死亡是正常事件，没有谋杀。刘伯温多年以来的肝肺都有问题，年纪大了后，病情加重，后来他向朱元璋说自己身体里有个瘤子，可能就是肝癌，已到晚期。

刘伯温家族自刘伯温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出类拔萃的人。不过，刘伯温给子孙后代积攒下一个十几世都用不完的家底。所以，刘伯温家族在整个明朝时期，不算太辉煌，但也不算太糟糕。

1514年，当心学宗师王阳明在南京城中向他的数万弟子传授心学时，正德皇帝颁布诏书，赠刘伯温“太师”称号，并谥“文成”。正德帝用他那尖利的嗓子对他的臣子们说，刘伯温是“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天上听到这十二个字的刘伯温肯定会流下激动的泪水，对他功绩的认定居然迟了140年！

虽然迟了这么久，但刘伯温应该感到很欣慰，因为从此，他的大明国师的地位奠定，无人出其右。

第十七章 传奇故事在民间

刘伯温之死的传说

刘伯温在民间俨然是大仙级人物。关于刘伯温的传说，数不胜数。虽然这些传说不是史实，但作为历史人物，它恰好是刘伯温另一面的眉批。胡适说，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民间是如何打扮刘伯温这位大仙的吧。

关于刘伯温的死，民间始终相信是朱元璋逼的。据说朱元璋在刘伯温的指导下得到江山后，对刘伯温就有了意见。因为刘伯温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这样的人活着，对他和他的江山绝不是好事。可无缘无故地杀了刘伯温，又担心别人说闲话。所以朱元璋决定找刘伯温的茬儿，让他“犯罪”。

当时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才十几岁，刘伯温正是他的老师。有一天，朱标缠着刘伯温带他到宫外玩耍，刘伯温就带着他到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去转悠，行经一门口时，朱标听到门里传出撕心裂肺的叫声，向里一看，几个大汉正在那里杀一头猪。

朱标就问刘伯温：“他们为什么要杀猪？”

刘伯温回答：“杀猪吃肉啊。”

朱标又问：“所有的猪都要被杀掉吗？”

刘伯温回答：“当然，大猪是肯定要被杀的，小猪长大了，也要被杀。”

两人回宫后，朱标向父亲朱元璋汇报学习成绩，就谈到了杀猪那件事。朱元璋一听，顿时脸色大变，发怒道：“什么大猪（朱）小猪（朱），这不是反了吗？刘伯温这厮如此大胆，想要杀我，还想杀太子，篡夺我的江山，明天我就叫你好看！”

朱元璋在七窍生烟时，他的老婆马女士正巧路过，听到后，马上派人给刘伯温送了一个小口袋。刘伯温打开口袋后，发现里面只有一枚枣和一颗桃。他琢磨了一会儿，大叫一声：“大事不好。枣桃，就是早逃的意思，皇后这是让我赶紧逃跑啊。”

刘伯温跳上一匹快马，昼夜奔驰，逃回青田。可就在路上，他被朱元璋派来的人追上。刘伯温见无处可逃，就从怀中摸出一块金子，吞金自杀了。

另外一个传说是，刘伯温的死是咎由自取，因为他泄露天机，斩断龙脉，惹恼了上天。

据说刘伯温是天上一颗星宿下凡，下凡前，主管下凡事务的神仙告诉他，你到下界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斩龙脉，因为龙脉是老天爷用法力摆在那里的，那里出皇帝已是注定的事。刘伯温一口应允，可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后，他得意洋洋，居然把这件事忘了。

有一天，他对朱元璋说：“北辰紫微星曜眼光明，此乃我大明帝国昌隆之兆，不过东方太白星时明时暗，有时光亮程度超过紫微星，这说明在大明境内将来有异姓天子出现的可能。”

朱元璋大惊失色，说：“先生可有破解之法？”

刘伯温说：“当然有，待我先找到这个地方。”

于是，刘伯温被朱元璋封为特使，遍访天下灵气之地，找到那个可能的龙脉。刘伯温把自己装扮成个樵夫，按天象的指引，一路奔驰到了西北的甘肃。

刘伯温到甘肃后，就发现青城这个地方是虎踞龙盘之地，特别是二龙山山形奇特，前眺黄河，用风水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前有望，背有靠”，刘伯温还注意到山间紫气氤氲，一条巨龙忽隐忽现。他鼓掌叫道：“正是此地。”

在进行了一番专业的考察后，刘伯温断定榆中是龙脉所在，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将来会出现一位真龙天子。不过，斩龙脉纯属风险活和技术活，玄幻的风水学说，如果斩龙脉时稍有差池，真龙天子不会出现，可难保不出现一些孽龙天子，如果出的太多，那肯定要祸害百姓，刘伯温一想到百姓受苦，心里就不舒服。所以，他决定把这件事做得细致周密些，不能有任何闪失。他用了三个月，在二龙山与兴隆山九十多里的山间行走考察，每到一处便测量、计算、做标记、口中念念有词，这三个月来，刘伯温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最后他凭借深厚的风水学功底和精湛的技能，成功敲定了一套斩龙脉方案。

斩龙方案非常精细复杂：他先命令当地官员派兵在他做过标记的七处地点安营扎寨，每处必须要用二十八人轮流值守，按北斗七星的阵形七人一组排布，四个斗柄分别指向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值守士兵手执兵器，日夜不得离开。而刘伯温本人则坐镇青城指挥，他知道二龙山是龙脉的脑袋，而兴隆山则是龙的尾巴，只要先斩断龙头，应龙就会咽气，龙血随之会流向七窍，在这个时候，只要兵士们用兵器蘸取龙血，洒向空中，挥发完毕，这条龙的命也就完蛋了。

这件事说起来简单，那可是一条龙啊，要斩它的脑袋，又不让人家乱动，这事的难度其实很大。

刘伯温掐指算了许多日，终于选定了一个没有月亮、星星也特少的夜晚，就在这天夜晚，他看到紫微星与太白星互争光辉，像是两个旗鼓相当的摔跤手，你上我下、我上你下地争斗着。刘伯温说：“此时正是斩龙脉的大好机会，不可错过。”

命令一下，早已待命多日的士兵凿开了二龙山与兴隆山之间的一段山脉，据刘伯温说，那里就是龙脖子上的大动脉，那段山脉刚一凿开，顿时阴风怒号，飞沙走石，天地失色，草木哭泣，过了一会儿，山洪暴发，老天下起了瓢泼大雨。直到第二天，太阳才在空中闪出来。

刘伯温看了现场，心都碎了。许多士兵都死在了飞沙走石和泥石流之下，他数了下，正好是四十九人，活着的士兵胆战心惊。刘伯温擦了点眼泪，说：“事还没完呢。”

接下来的事是这样的：他命人在二龙山顶挖下一坑，把木制龙首、屠龙符、兵器等物放到坑里，外用炒熟的黄土覆盖，堆成一座山。

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刘伯温四处查看是否还有未干的龙血，果然被他看到几处。他对那些士兵说：“只要龙血不干，咱们就不能走。”士兵们只好日夜用手中兵器蘸取鲜血，这一工作持续了三年，三年后，龙血消失，刘伯温才回南京城复命。

可当他复命的第二天，正准备接受朱元璋的重赏时，他病倒在床，很快就去世了。后人说，他的死就是因为斩了龙脉。

这些当然都是传说，不过下面的故事可能是事实。

据说刘伯温临死前，他两个儿子出于孝道，找了一块风水极佳的宝地作为父亲的坟墓，而且透露信息给刘伯温，死后要风光大葬，要让在月球上的人都能一眼看到父亲的坟墓。刘伯温严词拒绝，他解释说：“‘墓’字，上是草，下是土，这才能吸收日光和雨露，如果你们在坟墓外还建那么多多余的房屋，遮住了阳光，如何生草？无百草长青，就不是墓。仓颉造字，那可是大有讲究的。后人为了沽名钓誉，显示富贵权势，浪费巨资，大造其墓，这就是违背了古人的训诫。人要流芳，靠的是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靠对坟墓精装修，立牌坊，你们谁知道张良和诸葛亮的坟墓在哪里？可人人都知道张良和诸葛亮。”

刘伯温死后，他的坟墓就建在一座青山之巅，毫不起眼。

刘伯温在死后的传说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这样的：顺治四年（1647年），清帝国的一位贝勒在南方打了胜仗凯旋回京，路过浙江青田时，闻听刘伯温是仙人，认为他的坟墓里肯定有不同凡响的地方，于是让人挖开了刘伯温的坟墓。贝勒发现，刘伯温坟墓里只是个空棺材，棺材里有一石碑，碑上有文字：顺治三年半，天禧复二春，天下犹未定，如何开我坟！这段字下面是一行小字：贝勒、贝勒，天下无敌。生于北方，死在浙、直。

这名贝勒看完这些字后，大叫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进入直隶时，一命呜呼。

第二个传说是这样的：清朝末期，光绪皇帝在当地官员和大臣们的陪同下游龙门，众人边欣赏石头雕像边议论前人雕刻技艺的高超。玩兴正浓时，光绪皇帝突然看见伊河水中漂着一棵柳树，树上站着一只大红公鸡。这只公鸡非比寻常：和小牛犊差不多大小，浑身如火，光焰夺目。光绪皇帝见到这只不是人间有的公鸡，疑惑道：“鸡不会游泳，怎敢雄立水中？”不过他善于联想，念叨着柳树上的鸡，柳鸡，“哦！”他恍然大悟，说，“这不是前朝的军师刘基吗？”于是，他清了清嗓子，对公鸡说，“刘基呀刘基，你的主子不封你，却到我这里来讨封，我说你这千年不死的老鬼，还是离远点吧。”

这个传说恰好和上面那个贝勒之死的传说成为因果，光绪所以不封刘伯温，估计是对刘伯温杀了他的前辈怀恨在心。

关于刘伯温的死和死后的传说，非常奇幻，正如光绪所说，刘伯温在民间，的确是千年不死的老鬼。

刘伯温VS诸葛亮：传说

中国历史上有三位神乎其神的人物，西汉时期的张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明初的刘伯温。很多人都想把三人作个对比，实际上，由于历史的原因，三人根本没有可比性。不过，民间坚信，先来的肯定比后到的厉害，比如诸葛亮就比刘伯温厉害，于是，就有了刘伯温和诸葛亮对决的传说。

这个传说是这样的：有一天，刘伯温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离开房间，独自走进一处深山老林。这是一片原始森林，山路坎坷异常，森林越来越密，脚下的泥土像是火山灰，软软的，森林里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空气。刘伯温心中很害怕，四下望了望，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座古庙。他想都没想，就跑了过去。

那座古庙的确很古老，门已腐烂，庙门匾额的字已斑驳不清，但刘伯温还是看明白了那四个字：诸葛武侯。

刘伯温心里一惊，诸葛武侯不就是诸葛亮吗？

可当时由于太害怕这森林的黑暗，所以没有多想，进得庙门，只见对面供着个泥塑像，他不认识，塑像两边贴着一副对联：金鸡土狗奔马时，留头金刀在此溺。

刘伯温不明白这狗屁对联是什么意思，由于惊吓，刘伯温有了尿意，所以就找了个僻静地方，撒了泡尿。刘伯温原本就是个彬彬有礼的读书人，在庙里撒尿的事还是头一次，所以赶紧给庙中神像深深施了一礼。低头看时，发现神像下有木刻神牌，上面有七个字：三分天下诸葛亮。

刘伯温放声大笑，说：“你诸葛亮真不要脸，被人吹嘘得神乎其神，居然连北伐魏国都不能成功，最后还活活把自己累死了。三分天下也好意思说，我一统天下都没有说呢！”

说完，他就把木牌拿到手，突然木牌下面掉出个小牌，上面也有字，也是七个：一统天下刘伯温。

刘伯温这才大吃一惊，心说：“诸葛亮这家伙真是神人！居然在一千多年前就知道我一统天下。”他又去看那副对联，“金鸣土狗奔马时”，这是指时间。本年是丁酉年，酉即鸡；九月九日的地支是戌，戌的生肖是狗；奔马时，显然是指正午时辰，现在正是正午啊！再看下联，留头金刀，“留”去“田”加“金”“刀”旁正是“劉（刘的繁体）”字。“原来诸葛亮千年前就知道我今天将在这里撒尿（溺）！”刘伯温想到这里，啧啧称奇，于是跪下去，给诸葛亮行个礼。但这一跪可不要紧，他两腿毫无知觉，起不来了。他焦急地四下探索，只见对面墙上写有拳头大四个字：“弃甲而走”。刘伯温一看自己，居然穿着盔甲呢，于是脱掉盔甲，腿又听他脑子的指挥了。他这才逃出了庙门，然后，梦就醒了。

这个传说把诸葛亮刻画成了神，把刘伯温倒贬成了凡人。虽然如此，这个传说还没有让刘伯温太难堪，下面这个传说，就让刘伯温在诸葛亮面前卑微到极致了。

有一天，刘伯温去诸葛亮墓地拜祭，当穿过高大的牌楼，刚上花石台阶时，刘伯温看到一巨碑矗立眼前，上面有诸葛亮亲书“吾到无人到”五个篆体大字。刘伯温对身边的人说：“诸葛亮的书法不错，但就是这预知能力太差，三岁孩子都知道，只要他有墓，自然就会有人来到，怎么能说是无人到呢。我看还是推倒这个巨碑，省得让人笑话。”

随从们如狼似虎，抄起工具冲到巨碑前，三两下就把石碑砸倒了。刘伯温继续向前，走出没几步，又看到一巨大石碑，经历风吹雨打后，这块石碑已衰老得可怜。幸好，上面只有五个字，刘伯温顺口一读，魂飞魄散，嘴里连喊：“罪过，罪过！我妄自尊大，不知天高地厚，毁碑碎碣辱没先师，罪过深重，该当万死！”

刘伯温为何如此，原来碑上的五个字是：只有伯温到。

这是前一石碑“吾到无人到”的下一句。这种“大喘气”让人生厌，但刘伯温是亲历者，而且字里的当事人就是他，所以他恐惧得有理。

刘伯温跪下磕头，和之前那个传说一样，他正要站起来时，发现腿不听自己指挥了，正在惊慌之际，忽然看到圆头碑的下边刻有一行小字：伯温戴盔行礼脱盔而起。刘伯温赶紧摘了头盔磕头，磕头完毕，他的腿又是自己的了。

受到这样的惊吓，刘伯温算是对诸葛亮有点信服了。回来的路上，特意到诸葛亮祠堂焚香跪拜一番。他看到桌上放着一碗凉水，桌下放着一双朝靴。他觉得这里必有文章，于是端起水一饮而尽，穿上朝靴转了三圈。随口吟道：“喝我师的水清廉不贪，穿我师的靴路正不偏。”由此看见，刘伯温已把诸葛亮当成了自己的师父。后来，他脱下鞋子，走出门，不经意抬头一看，迎面的大照壁上留着两行金字：“穿吾靴，喝吾水，走到沙丘逢凶灾。”显然，这又是诸葛亮写的，对于这种装神弄鬼，刘伯温是笃信不疑。他想，这是老师在提醒我，要遇到灾祸了。

看来，这场灾祸是在沙丘。听说这里有个镇子叫沙丘镇，不如我绕开它就是了。想到这里，刘伯温领着他的随从特意绕了个路，远远地望见沙丘镇的炊烟，刘伯温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可这口气出后还没有吸回来，刘伯温就看到他自己正在横穿一条干涸的漏沙河床。而就在不远处，他看到两群儿童各自占领着一个沙丘玩军事游戏。刘伯温最后把目光放到了那些低矮的人工制作的沙丘上，不禁长叹一声，说：“真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还是在沙丘这里遇到了凶灾。但我要生得伟大，死得有意义。”

说完，他让随从拿出笔墨，写了一篇短文，是他当时的感受：“山高总有顶，天大却无边；坐井观天小，登高望天阔。谋胜虑败终不败，取长补短终不短；知错改错终不错，知耻雪耻终不耻。吾居功狂傲，目中无人，从来不思过错，不补短缺，终受吾师严惩，招来丧身之祸。此时醒悟，悔之已晚，望众位传吾留言诫其子孙后代。”

写完最后一个字，刘伯温把笔一扔，脸色涨得发紫，两腮也涨了起来，他一张口，“哇”的一声，一道血柱喷了出来，气绝身亡。

这个传说告诉我们，诸葛亮没有遇见到自己的死，却吃饱了撑的，穿越到一千多年后的刘伯温时代，预测了刘伯温的死。

关于诸葛亮和刘伯温的传说，恐怕只有下面这个传说把刘伯温抬高了些，这个传说的开头是这样的：刘伯温对诸葛亮始终心怀嫉妒，就像是当年周瑜嫉妒诸葛亮一样。所以，他用奇异的法术卜算出了诸葛亮的坟墓，然后挖开了诸葛亮的坟。诸葛亮的坟里空空如也，只有石碑，碑上有字：我能算后世出伯温，你能算后世出何人？

刘伯温吸了口凉气，说：“这诸葛老头是有两下子啊。不过，你只能算出我一个人来，而我用《烧饼歌》算出了将来的天下大事，这点，你不如我。”

刘伯温说完这句话，墓里发出哭声，这说明诸葛亮认输而后痛哭了。

和朱元璋的传说

刘伯温和朱元璋的传说，在民间多如牛毛。二人的传说首先是从朱元璋请刘伯温开始的。

朱元璋在多年的打打杀杀生涯中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还当上了王爷，兵多将广，所以就想找个军师。有人告诉他，处州青田县有个刘伯温，此人不但是个才子，还是个巫师，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如果能请到他，大事可成。

朱元璋于是派人三番五次去请，但都没有成功。据派去请的人回来说，刘伯温死都不出山，说是在等真命天子。

朱元璋手下几个性情暴躁的将军大为光火，拍着桌子叫道：“干脆来硬的，让军队去请。如果他还不来，就把他就地处决。”

朱元璋制止了这群武夫，说：“咱们是要用人家，不是废人家。我有办法。他不是在等真命天子吗？我就给他演一出真命天子下凡的戏。”

这出戏很快就上演了。

有一天，刘伯温离开青田到杭州去，闻听有人说起个异人。这个异人是个盐贩子，重情重义，视钱财为粪土，而且善花样武术表演。刘伯温对这样的人很感兴趣，于是就想去见上一面。打听了此人经常歇脚之地后，他就奔那地方走去。走到半路，他看到一个人正躺在地上睡觉。

此人的睡姿很有意思：头枕扁担，平摊两手，叉着双脚。整个身子和扁担恰好组成了一个“天”字。刘伯温心中一动，此人的姿势真有福相。不过，在地上睡觉容易着凉。想到这里，他就上去推那人，那人睡得很香，被刘伯温一推，顺势翻了个身，侧着身，脚一钩，头一低，又睡着了。他这一侧身，扁担正好不易察觉地转到腰那里。刘伯温这一看，大惊骇：“啊呀！这不是个‘子’字吗？睡觉时能现出‘天子’二字，这人可不是池中之物！”于是连推带揍地把对方折腾醒了。两人攀谈起来，刘伯温发现此人就是他要找的那个盐贩子。

刘伯温更是惊讶，说：“你绝非凡人，报上名来。”

此人表明了身份：“我就是去请你多次的朱元璋。”

刘伯温哈哈一笑，知道自己上了当。不过，朱元璋既然亲自来请，他实在也没有理由拒绝了，从此跟朱元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真实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朱元璋根本没有亲自去请过刘伯温。而真实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后期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博弈，总是以刘伯温无可奈何的失败而告终。可在民间，朱元璋在刘伯温的智慧面前，总是无可奈何，“朱元璋三试刘伯温”的传说就是典型。

这个传说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天，朱元璋和刘伯温下棋，即将要输时，他转移视线，问刘伯温：“听说先生您过目不忘，一部天文书看过一遍就能倒背如流，可是真的？”

刘伯温告诉他，有这样的事。当年进京赶考时，在大都城里遇到个书贩，书贩手里有本天文书，自己看过一遍，就已背得滚瓜烂熟。

朱元璋就离开棋盘，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司马迁的《史记》来，问刘伯温能背否。刘伯温回答：“我从小就看过，当然能背。”说完就环扫朱元璋的书架，说，“这些书都在我的肚子里。”

朱元璋认为刘伯温有吹牛的嫌疑，就顺手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来，要刘伯温背诵，刘伯温看了看书名，张口就背诵，朱元璋像个校对员一样，校对了几页后，刘伯温果然一字不差。朱元璋赞叹不已。

两人回到棋盘，朱元璋又问刘伯温：“听说先生的对联水平也很高，我有一上联，”指着墙上一副《采樵图》出上联，“此木为柴山山出。”

刘伯温不假思索地对出下联：“因火成烟夕夕多。”

朱元璋又指了墙壁上一幅《千里江山图》，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

刘伯温看了看棋盘，马上就对出下联：“日月成明，明德明义明贤君。”

朱元璋再出上联：“天为棋盘，星为子，何人能下？”

刘伯温应对：“地作琵琶，路作弦，哪个敢弹？”

朱元璋听到这样的赞誉，心花怒放。刘伯温请求出去方便一下，回来后，看到棋盘旁边有个碗，上面盖了一张布。这是他出去后，朱元璋咬了一口的烧饼。

朱元璋问他：“你知道这碗里是什么吗？”

这可不是才学能解决的问题，而近乎巫术了。刘伯温掐指一算，说：“圆圆日，圆圆月，金龙咬一缺。”

朱元璋称赞他：“一点不错啊，据说姜子牙能算出周朝八百年天下，先生能不能算算我大明天下多少年？”

刘伯温沉思了一会儿，回答：“八百嫌少，三百嫌多。”

朱元璋不明白。刘伯温就解释道：“江山的长久与短暂，是民心决定的。只要您以民为本，立出法度，世代遵循，何愁大明江山不传之万代？所以说‘八百嫌少’。”

朱元璋点了点头。他没有问“三百嫌多”。

后来明帝国传了276年，民间就认为，刘伯温早已算出大明的气数了。

朱元璋和刘伯温最精彩的传说应该是刘伯温逃脱朱元璋魔爪的传说。

传说有一年春天，朱元璋带文武百官到南京城外的长江边游玩。他看到巨龙般的长江滚滚东去，又见江岸边的燕子矶若钢浇铁铸般屹立，忽然诗兴大发，脱口吟了一句：“燕子矶兮一秤砣。”然后就卡住了。他环视众人，突然看到大家都在窃笑。那些武将都在小声议论：“这哪里叫诗，连打油诗都算不上。”朱元璋正在尴尬时，刘伯温站出来说：“把燕子矶比作秤砣，其实这是挺好的一句诗，我可以续下去。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杆又如何。天边弯月是挂钩，称我江山有几多？”

刘伯温一吟罢，群臣就叫起“好”来。朱元璋的脸上实在挂不住了，他认为这些文武百官根本不重视自己，自己的权威不牢固，所以决定把他们都杀掉。一个一个地杀，太麻烦，索性来个一窝端。

几天后，朱元璋下令修建庆功楼，对外宣称庆功楼是他和功臣们饮酒作乐的娱乐会所。当庆功楼修建完毕后，他邀请所有的功臣到楼上去。就在这之前，刘伯温夜观天象，发现了朱元璋要火烧庆功楼，把那些功臣们当成烧烤。去庆功楼的前一天，刘伯温在大街上骑着马飞驰，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举止，正当大家奇怪时，刘伯温突然一个不稳，从马上摔了下来。被抬回家后，朱元璋叫御医去查看，御医说，刘伯温至少要卧床休息三天。朱元璋心想，那就过几天再杀你，让你多活几天。

当天夜里，刘伯温忍痛逃出了南京城。而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第二天，朱元璋在大家喝得正欢时，偷偷下了楼，命人点起了火。那些功臣像兔子一样被烧死了。

当朱元璋听说刘伯温逃跑后，心惊胆战，好几个晚上睡不着。因为刘伯温神机妙算，如果把这一技能用到朱元璋身上，那可是天大的厄运。

正是因此，朱元璋带着他最能打的卫士多次到各地微服私访，目的就是要找到刘伯温。

他找刘伯温是大海捞针，但刘伯温对他的行踪却是了如指掌。有一次，朱元璋到北方一座城市去寻找刘伯温，在山道上遇到大雨，所以匆忙躲到了一棵树下，大雨丝毫没有停的意思，电闪雷鸣，朱元璋担心自己被雷劈了，蜷缩在树下直发抖。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中还拿着一把伞，向他走来。走到跟前，向朱元璋施礼，朱元璋内心发虚，问道：“难道你认识我？”

年轻人摇头，说：“不认识。我只知道这里有人需要伞，所以就送来了。”

朱元璋奇怪地问：“你如何知道？”

年轻人不回答，只是说：“我家就在附近，到家里换件衣服吧。”

朱元璋虽然心里犯嘀咕，可树下的确不安全，所以只好跟着年轻人走。到了年轻人的家，朱元璋换了衣服，吃了不错的饭菜，由于赶路困倦，所以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清晨，阳光灿烂，朱元璋出门看到一道彩虹横跨天际，诗性又发作了，吟了两句诗：“谁把青红线两条，和风甘雨系天腰。”但下面两句不见了，这说明他又卡住了。

正当他挖空心思地想下两句时，那个年轻人走过来，接了下去：“只因玉皇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

朱元璋这回可是吃惊不小。这两句诗不但接得好，而且还指出他朱元璋是皇帝。朱元璋相貌怪异，根本没有皇帝的气质，放在人堆里，只能在选丑比赛中胜出。他仔细审视了这个年轻人，冷冷地问：“你怎么知道？”

年轻人一脸茫然：“我知道什么呀？”

朱元璋看到年轻人的脸上写满诚实，所以放下心来。后来回南京后，认为这个年轻人有才华，又对自己有恩，于是召他来见。谈到那次事情，这位年轻人说出另外一件事，让朱元璋惊骇不已。

这个年轻人说的事是这样的：他本是个读书人，但科举总是不中，有一天，他家里来了个道士，这道士一待就是半年，年轻人出于尊老重教的缘故，对道士侍奉殷勤。道士临走前，送给他一个一大一小两个锦囊和一套衣服，嘱咐他到某年某月某日先打开大的锦囊，里面有他如何做官的秘诀，而那套衣服将来是要用来换官服的，所以一定要好好保存。那个小的锦囊也一定要妥善保存，肯定有用。

年轻人虽然不信道士的话，可还是将东西保存了下来。朱元璋在大树下担心被雷劈的那天，正是那个道士说的打开大锦囊那天。锦囊里有张字条，要他穿蓑衣斗笠雨伞到某地去找一个人，其余的事，朱元璋就知道了。

朱元璋赶紧要来大小锦囊，先打开大的，发现字迹就是刘伯温的，心里不由得阵阵后怕。自己千辛万苦找刘伯温，想不到刘伯温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如果刘伯温要想杀自己，那真是易如反掌。他想了半天，就对那个年轻人说：“我封你个官吧，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年轻人谢恩，朱元璋好奇地打开了那个小锦囊，里面有一张字条，上面写道：“谢万岁封某某为某某官。”

官职名称和他方才封给那个年轻人的一模一样。

朱元璋唏嘘了几声，从此再也没有私访过，因为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不现实的事。

朱元璋晚年，突然想起了刘伯温。他招来多年以前那个年轻人，问他是否再见过那个道士。此时已是中年人的年轻人说，曾在四川见过他，他正在装修一个破败的诸葛亮庙，说是给自己修家。

朱元璋立即下令重修各地诸葛亮庙，并在诸葛亮庙旁边为刘伯温建庙。在某地修诸葛亮庙时，一个技术工准备把诸葛亮庙前石碑推倒重换，当搬开石碑后，发现里面有一张牛皮画卷。画卷上是一个羽扇纶巾的人，此人虽然穿着汉代的服饰，可容颜正是刘伯温。

朱元璋这才明白，原来刘伯温是诸葛亮的转世，刘伯温在四川修诸葛亮庙时说给自己修家，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朱元璋下令，只修诸葛亮庙就可以了，不必再画蛇添足建刘伯温庙。

这个传说还有现实作为依据：现在孔明庙并不罕见，但刘伯温庙却从来没人见过。

刘伯温大慈大悲的传说

民间关于刘伯温救人的传说也很多，这些传说很凌厉地体现了刘伯温的机智。有一个传说叫“哑巴殿”，说的是朱元璋要刘伯温建南京城，快完工时，朱元璋在刘伯温的陪同下来视察。来到皇宫时，见皇宫建得很气派，就感慨道：“当初闹革命，只是想打家劫舍，希望每顿饭都有肉吃，想不到时来运转，弄假成真，居然做了皇帝，哈哈。”

刘伯温不好扫朱元璋的兴，就附和了一通。朱元璋走了一会儿，突然想到，我如今已是皇上，真龙天子，金口玉言，怎么可以这样信口胡扯，像是个成名的竖子，这如果让别人听了去，我的威严何在，体统何在，仪态何在？

想到这里，他急忙四处张望，突然看到一个匠人正在梁上工作，大吃一惊，心想，真有人听我说话，必须要杀了他。他对刘伯温说：“这小子悄无声息地在那里，不是盗贼是什么！”

刘伯温惊骇，朱元璋这是要杀人灭口，他急中生智，大声说道：“他是个聋哑人。”

朱元璋莫名其妙：“你怎么知道？”

刘伯温说：“我是这里的头，哪个匠人身上有几根毛都知道。”

朱元璋不知所措。刘伯温趁他不注意，向那个匠人打手势，指了指自己的嘴，又摇摇头，示意匠人装哑巴。那匠人很是聪明，就点了点头。

刘伯温又在朱元璋面前向那匠人做手势，要他下来。那匠人就跳了下来，跪在朱元璋面前，“啊啊呀呀”地说了一通，然后磕头。磕头完毕，就用手指着刘伯温的帽子，又指了指自己的头。朱元璋不懂这意思，就问刘伯温。

刘伯温回答：“皇上，哑巴在讨封。”

朱元璋大笑，说：“一个‘没嘴王’还要什么封赏啊？”

刘伯温说：“皇上圣明，残废人情不自禁，水向低处流，人却往高处走，我觉得皇上您不能让他失望才对。”

朱元璋首先想到的是，他那几句流氓话是不会被传出去了，又想到刘伯温的话也在理。于是就高兴地说：“那就封他个‘没嘴王’吧。”

那匠人听了，心中大欢喜，可却装作没有听到。刘伯温就对他做起了手势，意思是，皇上封你“没嘴王”了。

匠人急忙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来，向朱元璋连磕了几个响头，爬起来跑掉了。

另外一个极具刘伯温特色的传说是他救徐达的。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要刘伯温和徐达到今天北京城以北围城设防，防御蒙古，保护家园。

刘、徐二人领了圣旨，马不停蹄地奔赴北部边塞，到达一处高地，两人骑马登高瞭望，寻找筑城的最佳地点。徐达在高处望下去，不禁赞叹道：“好地方，好战场啊。”

刘伯温没有说话，调转马头回营了。

第二天，两人又来到同一个地方，徐达又赞叹：“真是好地方！”

刘伯温还是个闷葫芦，看了一会儿，就回营了。

第三天，两人还是来到那个地方，徐达这次大声地喊起来：“先生，这真是个好地方啊！”

刘伯温仍然一声不吭，这让徐达疑惑不解，于是问刘伯温：“为何先生您一句话都不讲？”

刘伯温淡淡地说了一句：“为何？为了大明江山，还为了你。”

徐达更是大迷惑了，刘伯温开始指点起江山来：“徐元帅请看，北边燕山连绵，南边渤海漫天，在此筑起雄关，那就是铁桶江山，苍蝇都飞不进来。”

徐达说：“是啊，我也说这是个好地方，但不知先生您想修建个什么样的城池？”

刘伯温侃侃而谈：“它一定是当今天下边塞中的第一大城，要城连城、城套城、楼对楼、楼望楼，此城只在天上有，人间不得闻。”

徐达拍手称快，但他疑惑未解，问刘伯温：“先生此举是为了大明江山，那‘为了我’是什么意思？”

刘伯温就指着那片无边际的空地说：“这里不但是个好战场，还是个好居处。土地是那么肥沃，气候是那么温和，简直是北方小江南。”

徐达听明白了，这是想让他搬家到这里。但当时，他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两人画了工程图，招人开始了筑城，两年后，顺利完工。他们带着实景图回到南京，见朱元璋。

朱元璋对这座城池非常满意，于是给起名为“山海关”。这件事不久，有一天，徐达正在家里吃肉，刘伯温来拜访。徐达急忙迎接，刘伯温不落座，就说，自己该走了。

徐达以为刘伯温还要出差，但刘伯温告诉他，自己要去云游四海了。

徐达又是大惑不解，说：“我们千辛万苦帮皇上创建了这份家业，如今正是享福的时候，您怎么就走了呢？”

刘伯温说：“此时不走，恐怕再也走不了了。”

徐达惊骇地张大嘴巴，刘伯温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皇上是个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人，你以后一定要小心。”

徐达知道刘伯温能掐会算，他这样说，必然有他的道理，一想到刘伯温的话将成事实，就惊慌起来。他说：“先生你让我多加小心，我该怎么小心啊？”

刘伯温伸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说：“八个字——尽忠为国，紧跟万岁。”

徐达如坠五里雾中，刘伯温早已飘出他的家门，不见了。

刘伯温走后不久，徐达突然接到圣旨，要他第二天到新建的庆功楼上与皇上开怀畅饮。徐达心中一动，问传圣旨的人，皇上都请了谁。传旨的太监告诉他，一席全是功勋，没有别人。

徐达大叫一声：“难道皇上这是要连窝端了我们吗？”

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转悠。突然想到了刘伯温留下的那八个字，心里就有了主意。

第二天，所有功臣都上了庆功楼，朱元璋让大家尽情畅饮，不必拘泥君臣之礼。这些功臣们本来都是土匪出身，看到酒肉就如饿狼，又听皇上说可以尽情，所以全都敞开怀，大喝大吃起来。

朱元璋却一口酒都不喝，当他看到群臣都喝得神魂颠倒后，突然捂着肚子说：“啊呀，我的肠炎犯了，要赶紧回宫吃药，你们继续喝。”

说完，转身就下了楼。

徐达从桌子后跳了出来，跟着朱元璋下了楼。徐达只喝了一点，这场饭局，他心惊胆战，时刻注意着朱元璋的一举一动。

朱元璋到了楼下，回头一望，看到徐达跟了出来，不禁恼火，命令徐达：“你给我进去。”

徐达知道，庆功楼现在已成地狱，他既然出来了，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回去。他跪下说：“皇上，我要紧跟您左右。”

朱元璋气愤道：“我不用你，赶紧给我回去。”

徐达抓住朱元璋的小腿，说：“皇上，我怕您回宫有个什么闪失，所以必须要保护您回宫。”

朱元璋踢了他一脚，但徐达抱住不放，还大声哭了起来。

朱元璋有点慌了，他担心徐达的哭声引起楼上那群人的注意，心里又想，反正留你一个也可以，杀起来比较容易。就这样，他同意了徐达和他一起回宫的建议。

两人回到宫中还未坐稳，就有人来报告说：“不好啦，庆功楼着火啦。”

朱元璋假装惊慌，说：“快去救火！”又问，“有活着的人没有？”

报告的人回答：“全成烤鸭啦。”

朱元璋挤出几滴眼泪，说：“可怜了我一帮功臣啊。”

徐达当时已汗流浃背。回到家中，让家人收拾了金银珠宝，连夜逃到山海关，从此在那里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

这就是刘伯温八字救徐达的传说。

我们都知道，民间的刘伯温的故事都是假的，与正史不符，但民间却认为，这就是真的。他们塑造出了一个神乎其神、大慈大悲的刘伯温，和正史那个刘伯温一比，大部分的人都喜欢民间的刘伯温，于是，他们更希望，刘伯温永远在民间。

备注

1、此时的江西行省辖境远大于今江西省，包括今长江以南的江西大部、湖南部分、除雷州半岛外的广东全省及福建小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王师 : 张居正 / 度阴山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11

ISBN 978-7-5699-0637-0

Ⅰ. ①帝… Ⅱ. ①度… Ⅲ. ①张居正（1525～1582）－传记 Ⅳ.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1041号

帝王师：张居正

著  者  度阴山

出 版 人  杨红卫

责任编辑  梁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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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绳 刚 张新元

装帧设计  黄巧玲 刘 研 陈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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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66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9-0637-0

定  价  42. 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部：首辅之路

第一章 神 童

第二章 严嵩还是徐阶

第三章 徐阶的时代

第四章 弱肉强食的内阁

第五章 俺答封贡

第六章 拯救徐阶

第七章 首辅张居正

第二部：拯救帝国

第一章 大调整

第二章 考成法：集权的第一步

第三章 盗者必获，获者必诛

第四章 整顿驿递

第五章 用人之道

第六章 刘台事件

第七章 义无反顾

第三部：巅峰之后

第一章 不许孝

第二章 身在老家心在京

第三章 与天下士绅战

第四章 与天下公知战

第五章 钱！钱！钱！

第六章 不许辞职

第七章 结 局

第一部：首辅之路

第一章 神 童

从“白圭”到“居正”

1536年阴历三月十五，世界上最温暖的春风吹进湖北荆州知府府衙，考生们顿感心旷神怡。这天是明政府科举考试第一级童试考试日。知府李士翱贪婪地嗅了一丝清风，翻开花名册，开始点名。

第一个考生叫“张白圭”，当他站到李士翱眼前时，李大人如被电击，顿时呆若木鸡。在场所有人都不能否认，张白圭是个俊俏少年，剑眉星目，唇红齿白。但堂堂知府，对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目瞪口呆，实在有失体统。随从适时的咳嗽，才把李大人从愣神中唤醒。他急忙用一声干咳掩饰刚才的失态。

点名完毕，考生进入考场，李士翱走回后堂，满脸的若有所思。随从跟上来，轻声问道：“大人和那张白圭是否相识？”

李士翱摇了摇头，突然激动起来，双手颤抖地说：“这事极为怪异。我昨夜做了一梦，梦到天神给我一枚印和一张画像，让我把印交给画像里的人。你猜怎么着？那张白圭和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

随从立即现出惊讶之色，说道：“大人您这梦不是常人能理解的。由梦可知，这张白圭大概非同凡响！”

李士翱点头，心想：“科考前晚做了这样的梦，老天应该是告诉我，这张白圭命中注定要金榜题名。”

考试结束后，李士翱迫不及待地审阅了张白圭的考卷。与其说是审阅，不如说是欣赏。张白圭的文章观点独到，叙述流畅，旁征博引，如黄河滔滔，飞流而下。李士翱看得是眉飞色舞，拍案叫好。

他找来张白圭，一见其英俊面庞，再想到其文章，真是文如其人，于是越发欢喜，谈起话来毫无官架子，平易近人。

两人畅谈许久。李士翱认定，昨夜之梦正是天神的指令，他没有任何理由不让那个梦成真。在把张白圭取为头名后，他高瞻远瞩道：“你前途无量，将来必是‘帝王师’级的人物，不过你的名字‘白圭’与你的才华及以后的名声都极不相配，我倒有个主意，你看可否？”

张白圭以探寻的目光看着李士翱。

李士翱胸有成竹道：“我给你把名字改了，就叫‘居正’，张居正！”

知府大人赏脸为自己改名，这是平民张白圭的无上荣耀，他一定要给知府大人这个脸。所以，张白圭在十二岁那年就变成了张居正。众所周知，多年之后，这个名字响彻大明帝国，并千古流芳。

独乐不如众乐，好东西要和别人分享，这是李士翱的价值观。张居正走后，他派人请来湖北学政田顼。田顼是当时中国四大才子之一，神童出身。他在湖北主管科举多年，见过不少神童。因见多识广，所以当李士翱把张居正的考卷拿给他看时，他虽被文章的思想气势打动，可脸上并无激动之色。

放下张居正的考卷，他不冷不热地用看似专业的角度做了一番评价：“这孩子的思想倒是大中至正，但文采上还有所欠缺。”最后他又做了补充，“单凭考卷，看不出非凡才学来，因为考试耗时长，每个人都有思考的余地；倘若他在现场也能发挥得如此凌厉精准，那我就认定他是奇才。”

如果不是要顾及读书人的形象，李士翱肯定敞开热血的胸怀，拍着胸脯打包票。他迫不及待地把张居正带到田顼面前。田顼一见张居正俊美的相貌，立即生起双倍的好感，这就叫眼缘——这种心理现象很难解释，但它的确存在。

他柔和地问张居正：“可会即兴文章吗？”

张居正回答：“请大人命题。”

田顼梳理着胡子，慢悠悠地说：“李大人说你是奇童，那就写一篇《南郡奇童赋》如何？”

按张居正沉稳的性格，每临一事，都会沉思许久，可这是现场发挥，所以他径直来到桌前，铺纸，磨墨，提笔便写，下笔如有神，片刻工夫，一篇赋就展现在田学政面前。田顼一面看一面称赞，看到最后脸上泛着红光，激动地叫起来：“神童！天才！”

李士翱和田顼对张居正的推崇，并非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其实，张居正在江陵早有美名。据江陵人说，张居正两岁时就认识了《孟子》中“王曰”二字，三岁开始读儒家经典，七岁时就对儒家经典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上过目不忘，能诗善赋，他在江陵已成小名人。

既是小名人，又被两个大名人夸张地推崇，张居正的名字迅速传遍荆州。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它出神入化，能让人一夜成名，能让人的名气一日千里、再上层楼。

没有人怀疑，明年的乡试，张居正必高居榜首。尤其是一个官场大家伙的到来，更让人对此深信不疑。

这个官场大家伙就是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

贵人顾璘

人生在世，欲创建事业，除了个人奋斗外，非有贵人相助不可。合格的贵人是梯子，能把你送上高处；出色的贵人是灯塔，能为你照亮前程；而伟大的贵人则是你的心灵导师，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你的灵魂锻造得异常强大。顾璘就是张居正最伟大的贵人。

顾璘才气逼人，在政坛、文坛、艺坛，只要是人类所能想到的“坛”，都有他的一席之地。所以走到哪里，顾璘都是焦点。不过，正如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顾璘有政声，却没多少值得一提的政绩。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道德声望和能力没有必然联系。若干年后，有人回溯顾璘的人生，唯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他慧眼识张居正。

1536年秋天，顾璘正在武昌城编辑湖北各地优秀文人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首诗虽然用词稚嫩，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了不同寻常的情怀。

诗名为《题竹》：

绿遍潇湘外，

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

只上尽头竿。

顾璘对这首诗极感兴趣，叫来负责采诗的人，问诗作者的情况。采诗人看了看作者姓名说：“这首诗是在江陵采的，作者好像是秀才，在私塾教书。”顾璘已经站起来，说：“走！我们去江陵。”

顾璘和他的助手去江陵找张居正，但路子不对。张居正只是童生，他们却到秀才堆里去找；张居正只有十二岁，他们却到二十岁以上的人群里去找。所以他们找了很久，也未找到《题竹》的作者张居正。顾璘的助手想借助政府，顾璘制止说：“咱们是寻访名士，政府那群办事人员吆五喝六，吓跑了名士怎么办？”

皇天不负有心人，几天后，顾璘终于打探到了张居正的住所。那是一所学校，张居正正在那里温习功课，准备明年的乡试。顾璘有失大家风范地跑进学校，询问张居正是谁。

有人指着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对他说：“他就是张居正。”

见张居正年轻得一塌糊涂，又一表人才，加之英气勃发，顾璘内心狂喜。正如去相亲，早就知道相亲对象很漂亮，可一相见，不但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年轻，这足以让人大喜过望。他拉起张居正的手，拿出那首诗，亲切地问道：“诗作可是你的？”

张居正扫了一眼那首诗，想起几个月前的一件事。那天，有人自称是政府采诗者，要他的老师写诗。他的老师写完后，就让他也写了一首，当时写的正是这首《题竹》。

他承认这首诗是自己作的，只是不知道眼前这位气质优雅、举止不凡的人是谁，又是什么目的。顾璘主动介绍自己说：“我是湖广巡抚，此次来江陵，专为这首诗的作者。”

张居正那时还不知道顾璘的身份，如果他知道，肯定会受宠若惊。堂堂文坛领袖、封疆大吏会为了个孩子，从武昌跋涉到江陵，无论是谁得此荣耀，都会诚惶诚恐、激动万分。

顾璘先评价张居正的诗作：“文采虽不出类拔萃，但在你这样的年纪已是难能可贵，最动人的地方是你的念头：‘只上尽头竿。’有想法，有魄力，有情怀。”然后是面试，“我有一上联，你能对出下联否？”

张居正恭敬地说：“请大人出上联。”

顾璘沉吟片刻：“玉帝行师雷鼓旗云作队雨箭风刀。”

张居正马上应道：“嫦娥织锦星经宿纬为梭天机地轴。”

顾璘大喜，说：“国士非你莫属，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就做个忘年交吧。”

张居正年纪虽小，又不是官场中人，可这点忌讳还是有的，哪里有一介草民和堂堂巡抚大人结交朋友的道理，于是百般推辞。顾璘坚决要行使自己的意志，甚至用上了官老爷的威严，张居正没有办法，只好结交。

张居正当时才十二岁，就已惊到顾璘这样的人。十二岁的年纪，不眠不休，能读多少书？由此可知，才华这玩意儿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通过努力可能会得到，但远不如老天爷赏赐的厚重！

惊动顾璘，是张居正一生的转折点，只不过这转折点，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贵人的“阴谋”

1537年阴历八月初，张居正到湖广省会武昌参加乡试。离开江陵前，他的家人已准备好了欢庆宴，如同张居正已金榜题名。这怪不得张家人世俗，因为整个江陵都知道，张居正和湖广巡抚顾璘是忘年交，而且张居正的确肚里有货，金榜题名自是唾手可得。

张居正本人也胸有成竹，认为高中乡试不过是探囊取物。他还年轻，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生活哲理：你想到的事，永不会发生；而发生的事，往往是你没想过的。

张居正到武昌，顾璘请他吃饭。张居正始终保持着温文尔雅、不卑不亢的态度。顾璘喜欢这样的年轻人，唯深沉者才有大略，才可成大材。恃才傲物，宠辱皆惊的人是浅碟子，遗憾的是，世界上多是这种人。正因为这种人太多，所以顾璘才更加喜欢张居正。

宴会进行到高潮，顾璘指着张居正，向桌上几个亲信官员隆重地介绍道：“这是将相才，我在芸芸众生中一眼发现了他。你们可擦拭双眼旁观，若干年之后，他的成就不可限量！”对顾璘的未卜先知，众人唯唯应对。

顾璘不理会他们，站起身解下腰间的犀带，双手郑重其事地托着递给张居正。桌上一名官员大惊失色，慌忙站起来说：“大人，这可使不得。”

顾璘的犀带为朝廷所赐，看着是犀带，其实是权力的象征。明政府按官员官职的高低赐予不同的腰带，相当于今天军官的肩章，从来没见过军官把自己的肩章送人的。顾璘毫不在乎，对诚惶诚恐站起来的张居正说：“你暂时先围着它吧，它是圈不住你的，因为你注定是要围玉腰带的人。”

按朝廷礼制，玉腰带比犀腰带品级高。面对这种无所顾忌的推崇、期望以及对张居正命运的判断，纵然是沉稳如山的人也难免会万分激动。张居正去接腰带时，双手不禁颤抖。

“居正小友，我还有一事相求。”顾璘笑眯眯地看着张居正。

张居正刚才的心绪还未平复，又被这句话激起胸中千层浪，他慌忙站起来，有些失态地说：“这可真是折煞我了，您怎么能求我呢？我能办到，绝不含糊。”

陪吃的几位官员也是惊愕万分，一省巡抚，居然有求于一布衣，怪事年年有，可自从顾璘遇上张居正后，今年就特别多。

顾璘向屏障后叫了一声，一个和张居正年纪相仿的少年走出来。顾璘指着那名少年对张居正说：“这是我儿。”又向那名少年指着张居正说，“这是张居正，他年必是朝廷栋梁。”再转回张居正，“希望你将来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对我儿多多关照。”

张居正根本不敢预测多年之后的命运，但对顾璘的知遇之恩却感激涕零，他说：“他年我若真如您所料，必将如您所愿，绝不推诿。”

陪吃的几位官员心中疑惑不已，张居正的文才，他们看得出，因为他们看过张居正的诗歌文章，但他们无论如何都看不出张居正会有如顾璘那样推崇的前途。

张居正离开后，他们把这疑惑说给顾璘听，顾璘笑了笑，说：“文如其人，张居正的文章和诗歌思想深邃，思想深邃则能看得远、看得深；他的性格刚毅深沉，刚毅深沉则能坚持信仰、忍辱负重；他的言谈举止中透露着多谋善断。这就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基本特征，如果他这样的人不能出头，那就是苍天作弄我们，让我们空欢喜一场。”

几位官员听顾璘说得如此有理有据，急忙附会道：“看来这次乡试，张居正必是头一名了。”

顾璘沉思，许久才露出了“老谋深算”的一笑，说：“世间事虽有命运注定的大路，但期间也该有些曲折吧。”

这恍恍惚惚的话，没人能听懂，顾璘也没有再说下去。顾璘想说而未说的话，在乡试前一天晚上说了出来。倾听者是一位姓冯的御史，也是此次湖北乡试的主监考官。

顾璘在办公室接见冯御史，开门见山道：“想请你帮个忙。”

冯御史是个伶俐的人，立即回道：“您放心，即使您不关照，在下也知道您和张居正的关系。况且，就是没有您这层关系，张居正靠自己的实力，金榜题名也不在话下。”

顾璘微笑着点了点头，换了个话题，突然发问：“依你看，张居正是不是人才？”

冯御史脱口而出：“他这样的年纪，能有那么深邃的思想，岂止是人才，简直是天底下第一等大才。”

顾璘点头。

冯御史顺手拍了一个马屁：“您看上的人，怎么可能不是人才！”

顾璘没有理会这个马屁，继续问：“这样的人才，是不是希望他能成为国家栋梁，为天下苍生做点事？”

冯御史郑重其事地点头道：“为朝廷发掘人才，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幸。我觉得，张居正有这样的资质。”

顾璘再问：“如果是你，该如何对待张居正？”

“这还用说？”冯御史脱口而出，“当然是要他高中，为他打开进士考试的大门啊。”

顾璘闭上眼睛，用力地摇头，说了两个字：“错了！”

冯御史“呃”了一声，像是被噎到一样：“您说什么？错了？”

顾璘慢慢睁开眼，若有所思地问道：“你知道孟子那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话吧？”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对这段话都能倒背如流，冯御史自然也不例外。但他知道顾璘不会说废话，便等待顾璘的点拨。

顾璘说：“要锻造一个不世出的人才，谈何容易？头等重要的就是‘苦其心志’，也就是锻造其强大的内心，内心强大的人才是真强大。”

冯御史听出了点门道，可思维仍然不清晰，便继续等着顾璘的明示。顾璘决心不绕弯子了：“张居正现在还年轻，要他提前进入朝廷，也不是不可。但他太顺了，太顺的人一旦经历难事，就会手足无措。不如趁他年轻，让他受点挫折。一来让他明白，人生在世不可能顺风顺水；二来也能让他趁年轻多读点书，涵养心性。等到才具老练，将来的发展才不可限量。”

冯御史似乎明白了顾璘的意思，但又觉得不可思议，怀疑自己理解错了，便小心翼翼地问：“您是说，要张居正落榜？”

顾璘发出两声“咯咯”的笑：“这是您监考官的事，一切还请您斟酌。”

冯御史哑然失笑，顾璘不愧是官场老手，居然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他。官员干涉科举是有罪的，但那是在场面上说，私下里就合理合法了。

冯御史突然想到什么，问：“张居正倘若知道此事，恨你，如何？”

顾璘坦荡地笑起来：“我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别人怎么想，那就是别人的事了。纵然他现在想不开，几年后也会茅塞顿开，理解我的苦心。”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冯御史望向窗外漆黑的天，“请您尽管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

顾璘和冯御史在武昌巡抚衙门谈话时，张居正正走在武昌城沉睡的大街上，畅想着前途。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此次科举的命运已经注定。

不知金榜梦已破的他在大街上转了许久，回到暂居地后，胸有成竹地上床高卧。

良璧需多磨

正如冯御史所说，即使没有顾璘的关照，张居正凭自己就能金榜题名。审核试卷时，主考官之一的湖广按察佥事（司法部）陈束对张居正的试卷大加赞赏，决定录取。

冯御史阻拦，并把顾璘的话传达给陈束。陈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对顾璘的“特意关照”很不以为然。他说：“顾大人的话是有道理，可压着一个人不让他起来，这恐怕要受良心谴责吧！”

冯御史在道理上说不过陈束，但碍于顾璘的官位，陈束只好同意。

于是，张居正落榜了。

张居正从榜单上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但却未形于色。如果当时你在大街上遇到他，可能丝毫看不出，这就是那位注定金榜题名却最终名落孙山的荆州神童张居正。

离开武昌回江陵前，他去拜见顾璘。顾璘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告诉了张居正，然后等着他的反应。张居正没有任何反应，他对顾璘说：“您这样做，肯定有您的理由。”

这句话，更让顾璘加深了对张居正的印象。金榜题名是每个读书人都日思夜想的事，如果能力不济落榜，只能苦闷；可如果能力很强，却被人为地硬生生压下，苦闷之外就难免带些愤恨了。可张居正并没有表现出来，这正说明了他内心已开始变得强大，这是他在日后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笑到最后的终极武器。

临行前，顾璘送了他一句诗：“他山有砺石，良璧愈晶莹。”顾璘叮嘱张居正：“一块良璧，如果用砺石多磨一段时间，就会更加晶莹灿烂。”

良璧需要多磨，张居正这块“良璧”在老家磨了三年，渐渐地从心底对顾璘产生感激。早三年和晚三年，对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时间上没有多大区别，但若经过磨砺，那便是天壤之别了。

锻炼心智，靠时间，靠对挫折的反省和最终的体悟。三年后的1540年，张居正在乡试中脱颖而出。正如三年前一样，张居正毫无激动之情。

他跑去安陆见顾璘，顾璘对他说：“古人云‘大器晚成’，其实这说的是中材。你肯定不是中材，所以成名甚早。三年前，我让人故意不录取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本心。我是希望你有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那样国家的辅佐之材，不要只做个年少成名的秀才。现在，你已是举人，将来必为进士，但道路坎坷，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心中非要有一根理想的巨柱不可。这巨柱不能倒，非但不能倒，还要常常加固它，让它永远矗立在你心中。”

张居正流下感动的泪水，对顾璘说：“您对我的知遇之恩，和对我的一片苦心，我终生不忘，我把您的话牢记在心，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五年后，顾璘去世，张居正万分悲痛。可以说，没有顾璘这位伟大贵人的一片苦心，恐怕就没有日后那个流芳百世的张居正。

三年的磨砺够吗？对平庸者而言或许够了。但张居正认为三十年也不够，因为他磨砺的是心，心不定，任何磨砺都会适得其反。

磨砺本心，是一生的事业！

榜样惹来的灾祸

1540年秋末，张居正高中举人后回老家江陵，张家人欢天喜地。而正应了那句让人恨之入骨的格言：乐极生悲——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去世，死因是酒精中毒。张镇为什么会死，原因就出在张居正身上。

事情是这样的。张居正中秀才那年，住在荆州城里的辽王朱致格得了重病，一命呜呼。他的儿子朱宪㸅因为只有十二岁，不能马上继承王爵，所以，王府大权都集中在朱致格的老婆毛女士手中。毛女士有才干，有见解，见朱宪㸅整日吊儿郎当，担心以后难当大任，于是就想以榜样的力量让他改邪归正。榜样不必塑造，也不必千里寻找，荆州城里就有一位榜样。自然，他就是神童张居正。

找张居正，不用她出王府，她只需要下个命令便可，因为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就在辽王府里当护卫。

张居正到来后，毛女士要张居正坐了上首的位置，而让朱宪㸅坐了下首。显然，这与当时礼制不符。毛女士又不是村姑，这点道理还是懂的。她故意这样做，只是想让朱宪㸅明白一件事。她对朱宪㸅说：“你如果再不上进，将来有一天，你就永远会坐在他的下首。”

朱宪㸅听了这话，脸色难看，一股对张居正嫉妒和愤懑之情油然而生，但他是个阴鸷的小人，所以隐忍未发。

毛女士接着说：“古圣人讲‘见贤思齐’，你就该和张居正这样的人多来往，学习人家的长处，规避自己的短处。唯如此，将来才能有出息。”

朱宪㸅连连点头，认为老母字字珠玑，不能不听。所以饭局之后，他和张居正就成了表面上的好友，而其心里却深藏了对张居正的嫉恨。

毛女士精明干练，但她不明白，榜样是否能发挥正面力量，取决于当事人。当事人内心卑微，榜样就会起反作用。

1540年秋，张居正高中乡试回到老家。朱宪㸅已继承辽王爵位，闻听张居正衣锦还乡，猛地旧恨翻腾，心里如猫抓一样难受。他绝不允许张居正如此风光，必须给他点颜色。

经过长时间考虑，他定下曲线复仇之计，请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吃饭。

张镇在辽王府当差多年，从未受过这样的优待，又因为张居正刚中举人，所以心情大大的好，根本不必朱宪㸅劝酒，他已先把自己灌醉了七成。剩下三成，朱宪㸅软硬兼施，圆满完成。张镇被人抬回家，第二天凌晨，一命呜呼。

此事要是放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张家打官司必赢，因为朱宪㸅属于间接杀人。但这是明朝，朱宪㸅是王爷，张居正不过是个举人，法律永远偏爱龙子龙孙。

要是放在一百多年前，张家人大概也不会忍气吞声。因为一百多年前，张居正的先祖张关保是和明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明帝国建立后，张关保因功勋而被封为千户长，按明制，张家已入了军籍。但张家似乎只星光灿烂了几十年，到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诚时，家道一落千丈，祖父张镇只好到并不阔气的辽王府当护卫，这是个低贱的工作，没有人瞧得起。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虽饱读诗书，但七次乡试，七次落榜，其“屡战屡败”的科考事迹已成为荆州城里的笑谈。也就是说，张家没有任何实力和辽王府争执，如果非要说有，那张家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张居正身上。

然而，一个秀才如果不能通过会试进而殿试成为进士，那希望依然没有。所以，张居正必须要通过会试，即使不为他的祖父讨个公道，也要为他自己的宏图大志寻找到施展平台。

张镇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张居正情绪低落。连第二年的会试都没有进京去考。他明白这样消沉下去不是事，但他无法通过内心的力量排解，于是他想起了心灵导师顾璘。

顾璘肯定知道张居正祖父之死的事，但二人见面后，他只字未提。他和张居正谈的仍然是张居正的前途。他问张居正：“正准备会试呢？”张居正回答：“是的。”

顾璘点头说：“要献身政治，实现宏图大志，非经会试这关不可。不过你心里要有个定见，会试的八股文有害无益，不可沉浸其中。你应该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古典哲学要读，古典文学也要读，特别是那些治国理念，要牢记在心。”

张居正边听边点头，顾璘打开了话匣子：“不过，时移事往，不能刻舟求剑，古人的治国理念放在今天未必全适合，所以你要有判断，你有这个天赋，还要有这个意识。”

张居正小心翼翼地问：“如果不深究八股文，会试不过该如何是好？”

顾璘笑道：“世上事，有一喜必有一悲，有一坏必有一好。我还是那句话，八股文不必深究，只要达到及格水平就好。你现在正是头脑最清晰、精力最旺盛之时，应该趁此良机学习有用之学。考不过会试，还有下次，但如果把如此好的年华都浪费到八股文中，那实在是得不偿失。你当初乡试晚了三年，现在可有损失？”

张居正听了心灵导师的这番话后大为感动，回老家后，他一门心思地攻读古书。据说他读书一年破万卷，无所不窥。但他有自己的读书信条，那就是“独观大义，惟务宗旨，不求蔓引泛溢”。什么书都读，可心中有定见，该记下的记下，不该记的，马上忘掉。

苏格拉底说：“我越读书，就越感觉自己无知，我现在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但大多数人读书越多，就会感觉越有知识，越有知识，心气就越高，很多知识自然不会入他法眼。

张居正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觉得大文学家屈原和史学家司马迁不过尔尔。”这并非是他不识天高地厚，任何人的文章、思想都有缺陷，读了万卷书之后，你如果还未发现他们的缺点，那说明你不是读书的料！

有得必有失，只因听了顾璘的话博览群书，在八股文上未下力气，所以1544年他到明帝国首都北京参加会试时，八股文毫无悬念地让他名落孙山。

别人考不中，都哭天抢地，而张居正泰然自若。得知落榜后的第二天，他就兴致极高地去北京各地游览名胜古迹。也许对他而言，落榜根本不算什么，正如顾璘所说，人生有悲就有喜。

他不当回事，有人替他当回事。回到江陵后，他父亲张文明一跳三丈高。他对儿子说：“你老子我乡试考了七次，一次比一次惨。你难道也想效仿我？我不能为祖宗争光，你也要把祖宗的脸面丢尽？咱爷俩他日到了九泉之下，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为祖宗争光是每个做子孙的责任，于是，张居正开始潜心八股，但动力并不是他老爹的抱怨，而是顾璘的那番话：“要献身政治，非过会试这关不可；要过会试这关，非过八股文不可。”

力量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迸发出的。张居正从1544年奋发图强，猛攻八股文。三年后的1547年，张居正再入京城向会试发起进攻，终于如愿以偿，中二甲进士。

殿试之后，张居正被选为庶吉士（候补士官）进入翰林院，正式步入仕途。这是个充满希望的位置：明代的翰林院是皇帝秘书处和内阁大学士制造厂，内阁大学士中十人有九人出身翰林院。

这一年，张居正二十三岁，正是如日中天的年纪。

第二章 严嵩还是徐阶

看严嵩搞夏言有感

1547年，张居正入翰林院做庶吉士。

离开老家时，他父亲张文明手舞足蹈，用他半辈子的人生阅历提醒张居正：“初入官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隐忍，一忍百忍，百忍成金。成了金子，荣华富贵就不请自来。”

张居正进翰林院，就算是进了政坛的大门。他内心深处狂热的从政火焰熊熊燃烧，然而这火焰只能燃烧自己，还没有平台给他施展，所以只能旁观。他很有眼福，进翰林院不久，就看到了内阁首辅夏言和次辅严嵩的决战。

夏言和严嵩明争暗斗已多年，夏言始终占上风。有两个原因：第一，皇上朱厚熜龟缩深宫修炼道教法术，极少过问具体政务，夏言才华横溢，办事干练，让朱厚熜很安心；第二，朱厚熜最讨厌大臣拉帮结派，夏言从不结党。

从朱厚熜的角度看，夏言这两个特点极好；可站在夏言同僚的角度看，夏言这两个特点极不好。夏言恃才傲物，对同僚颐指气使，所以没有好口碑。又因为他不结党，没有人宣传他，所以他很孤立。虽然如此，但在专制政府里，皇上说你行你就行，所以夏言一直稳坐内阁头把交椅。

不过，张居正进翰林院时，夏言的地位已有摇动之势。在当时的政府中，无人可撼动夏言的位置，除了皇帝朱厚熜。朱厚熜对夏言的不满，缘于夏言对他信仰的不敬。朱厚熜狂热地信仰道教，常常让大臣们为他写“青词”——这是一种写在青色纸张上的拍玉皇大帝马屁的优美文字。刚开始，夏言也写，但他精力不在这儿，写来写去，就开始糊弄，最后干脆撂挑子不干了。这是他“豪迈强直”性格的表现，喜欢做的就做，不喜欢做的死都不肯做。夏言撂挑子后，严嵩替补。严嵩文采卓著，又肯用心，所以从他手里拿出去的青词美轮美奂，虔敬无比，看得朱厚熜心花怒放。

严嵩看到了机会，暗地里咬牙切齿，流下欣喜的泪水。他和夏言是同乡，为了升职，他做了多年夏言坚定无畏的谄媚者。夏言被他感动，于是提拔他做了次辅。可在夏言眼中，他就是一条狗。整个中央政府官员都知道，夏言和严嵩讲话，就如同主人命令仆人。当然，夏言不会注意这点，因为他对除了皇帝之外的人态度都一样，嚣张高亢。

严嵩悄无声息地在夏言背后举起刀，夏言毫无警觉，继续他的一贯做派。朱厚熜常在皇宫里做法事，他本人戴着香叶冠，同时还让大臣们也戴。法事第二天，朱厚熜命夏言和严嵩来见。当看到严嵩时，他心情澎湃，直想大哭一场：严嵩太可爱了，他头上的香叶冠被轻纱笼起，走起路来花枝乱颤。而夏言，头上只有官帽和露出的缕缕白发。

有些事，就怕比。如果严嵩没有戴香叶冠，夏言不戴香叶冠就不会分外显眼。朱厚熜问：“夏言，你怎么不戴？”夏言回答：“大臣朝天子，为什么要穿道士的衣冠？”

朱厚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虽未当面斥责夏言，心上却有了结。要阴鸷的朱厚熜解开这一心结，除了鲜血，没有别的办法。

1548年，正当张居正在翰林院刻苦攻读时，命运开始为夏言修筑末路。这件事说来话长，但不能不说，因为二十多年后，张居正也要面对夏言所面对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让大明帝国焦头烂额的河套（贺兰山以东，狼山、大青山南，黄河沿岸地区）之患。

明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把蒙古人逐出中国后，再也没有精力将其斩尽杀绝。蒙古人逃回草原后迅速调转马头，变成明帝国的边患。为了防御蒙古骑兵南下，明帝国在北部边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在河套地区附近的大宁卫和东胜卫尤其重要。但第三任皇帝朱棣不知什么原因，主动把大宁卫和东胜卫陆续撤回内地，河套地区完整的防御体系出现漏洞，河套地区直接暴露在蒙古势力面前。1462年，蒙古兵团入侵河套，一战而成。自此后，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成了蒙古兵团的给养基地。1497年，明帝国为了对付河套蒙古人，设置陕西三边（甘肃、延绥、宁夏）总督一职。第一任总督王越主张收复河套，但未成，后来的历届三边总督都主张收复河套，但都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

张居正入翰林院的前一年，三边总督曾铣向中央政府递交报告书，认为最切实的办法，就是把蒙古人逐出河套，才能保证三边安宁。这是老生常谈，很多人都认为，曾铣会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望眼欲穿，然后对远大抱负发出一声叹息，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想不到，厄运降临：朱厚熜对曾铣的提议大感兴趣，马上交兵部讨论。兵部有人会核算成本，掐指一算后得出结果：出兵收复河套的成本大于保守筑城的成本。

朱厚熜大怒，斥责兵部说：“你们这群蠢材，只知保守，不知开拓！”

兵部惶惶，朱厚熜不理会兵部，下令全政府公开讨论。

翰林院和内阁是穿一条裤子的，翰林院是内阁的后院，内阁是翰林院的窗口。这种国家大事，内阁责无旁贷，所以翰林院也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张居正没有积极地参与讨论，他只是在倾听，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自入翰林院以来，张居正始终没闲着，他把帝国的典章制度和历届政府的执政文件都翻了个遍。所以当河套问题放到他眼前时，他马上就得出结论：以现在的情形看，兵部的意见没有问题。这么多年来，河套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不是因为别的，而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实力，财力枯竭，军队自建国以来少有胜仗。尤其是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帝国精锐几十万人被蒙古人全歼，自此，明帝国的军队从实用品变成了观赏品。

让张居正大感疑惑的是，皇上朱厚熜不知道国家的弱点，夏言和曾铣难道也不知道？

就在整个帝国讨论得热火朝天时，曾铣联同三边巡抚联名上疏，决定收复河套。夏言积极响应，在朱厚熜面前鼓吹收复河套的可行性。朱厚熜见夏言热情如火，放出了这样一句话：“你等既已详酌，此事应可行。”

收复河套似乎已定，因为主人已放话同意。问题是，放话的主人不是别人，而是朱厚熜。这句话说出的第三天，他从一场噩梦中惊醒，慌忙跑到道教圣人塑像前跪下号啕大哭。他也不知自己哭什么，总之，哭完之后他就发现，收复河套地区的提议简直混账透顶。

于是他向内阁下了一道手诏，内容是三个问句：驱逐河套蒙古人，师出有名吗？军队能打赢吗？曾铣死不足惜，生灵涂炭该如何？

夏言立即感觉到朱厚熜开始犹豫，如果此时不火上浇油，犹豫就会变成动摇，此事必泡汤。他决定面见朱厚熜，用纵横术打消朱厚熜的犹豫。严嵩在他旁边，眼里闪着不知名的光芒。厄运向夏言展开双臂：夏言要严嵩陪他一起去见朱厚熜。

一见朱厚熜，夏言就滔滔不绝。如果不是朱厚熜打断他，他肯定能说上三天三夜。朱厚熜打断他后，突然问了句：“你和曾铣的关系很好？”

夏言想不到朱厚熜会问这样的话。他和曾铣关系是不错，可这跟收复河套有什么关系？

正当他准备回答时，严嵩从他身后如幽灵一样飘到他身前，恰到好处地把他挡进阴影。严嵩一开口就是：“臣有事要奏，臣认为河套绝不可复！”

严嵩这句话说得极响，底气十足，从前的低声下气一扫而空。出于多年来盛气凌人的本能，夏言第一反应不是去看朱厚熜的脸色，而是看准了严嵩，怒不可遏：“你之前怎么不说，到了这里才说，你什么意思？！”

严嵩扑通跪地，泪如雨下，一个劲地说：“收复河套，绝不可行。”

夏言浑身发抖，但他知道，这件事算完了。岂止是这件事完了，连他本人恐怕也玩完了。正如他所料，第二天，严嵩趁热打铁上疏道：“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夏言和曾铣关系非凡，所以被情感遮蔽了智商，表里雷同，淆乱国事。”

朱厚熜看到严嵩的上疏，突然想起以往夏言对自己信仰的种种不敬，又想到夏言和曾铣可能的结党关系，如同疯狗一样跳起来，下令免去夏言的官职，把曾铣捉到京城，将二人都投入监狱，等待严厉的处分。

这是1548年春节刚过时的事，身为庶吉士的张居正不会知道严嵩斗垮夏言的细节，但此事让他明白地认识到，政治斗争居然如此残酷：夏言在春节时还是气势熏天的内阁首辅，几天后，就成了阶下囚；而严嵩在几个月前还卑躬屈膝地跟在夏言身后，过了春节，他就站得笔直，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高贵笑容。

1548年九月，蒙古人进攻大同，严嵩使出最后一招。他对朱厚熜说，这都是夏言和曾铣要收复河套引来的。朱厚熜下令将夏言、曾铣弃市。严嵩踩着夏言的尸体，举着酒杯，坐上了首辅的宝座。

严嵩的胜利，使张居正深受震动。他眼观鼻，鼻观心，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严嵩如何会对同乡兼贵人的夏言下如此狠手！常听人说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那么，是人性把政治斗争变得残酷，还是政治斗争让人性更残酷的呢？

这个问题，张居正现在不明白也不理解。几十年后，他感同身受，理解了严嵩，并且比严嵩有过之而无不及。

严嵩升任首辅，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张居正的新时代也来了，按惯例，他从庶吉士升为编修。

政府里大多数人都向严嵩展示恭敬顺从的微笑，张居正身在官场，又有宏图大志，自然也不会例外。他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主动去结交严嵩；一是静观。

静观，不是他的风格；他喜欢主动，但不是大张旗鼓，而是不动声色的主动。

与严大佬对话

绝大多数政府官员结交严嵩，并不仅是严嵩位高权重，巴结他可以带来效益，还因为严嵩和夏言在为人上有着天壤之别。严嵩从不恃才傲物，把别人不当人，他在外表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这种人会让你快速对其产生亲切感，而且和这种人交流，也是件很舒服的事。

张居正去拜访严嵩时，并未意识到，他其实和严嵩很像。他是神童，严嵩也是神童；他少年得志，严嵩同样才名早著；他曾得到很多官场大家伙的赏识，严嵩年轻时也有许多官场贵人；他在翰林院不拉帮结派，也不和其他官员勾肩搭背，严嵩当年也是这样。

他去拜见严嵩，心里没底。他只是个翰林院的编修，而严嵩是可以呼风唤雨的内阁首辅。但出乎他的意料，严嵩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接见了他。

张居正坐在那里，如一口钟。严嵩先打开话匣子，说：“我知道你。”

张居正受宠若惊。严嵩看到了他的表情，却轻描淡写地说：“翰林院是人才荟萃之地，内阁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人才，所以翰林院的所有新人和旧人，我都一清二楚。”

张居正这次不仅是受宠若惊了，无形之中对严嵩产生了崇敬之情。严嵩接着说道：“在翰林院，你算是个另类。别的庶吉士上班时间扯淡，下班时间舞榭歌台，不亦乐乎，而你每天都在读书。我知道你喜欢看历朝典章制度和国家地理，这很好，这说明你是有理想之人，我喜欢有理想的人。”

张居正要站起来，感谢官场大佬严嵩的这番表扬，严嵩却示意他别动。他话锋一转：“不过，有件事，你该好好想一想。”

张居正慌忙站起来，恭敬地说：“请您指点。”

严嵩又示意他坐下，歪着头思考一会儿，才慢慢开口：“夏言要恢复河套地区，却没有考虑现实，本朝自英宗皇帝土木堡之变后，精锐尽失，根本没有力量主动出击。夏言这是要把帝国送进万劫不复之境，你说夏言该死否？”

张居正想不到严嵩会问这样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说夏言该死，这不是他良知授意；说夏言不该死，眼前这人恐怕会让他马上就死，而且是绝对该死。

严嵩没有要他回答的意思，接着自己的话说下去：“外界风传，是我进谗言要了夏言的命。可你是否想过，身为内阁次辅，对如此重大事件必须要发表意见，我只是对皇上说，这事行不得，夏言非要行，可能有私。皇上大怒，才要了夏言的命。但皇上要他命之前，为什么所有官员都没有替夏言说情？”

这个问题的答案，张居正知道。夏言一向不把官员们放在眼里，颐指气使，唯我独尊，官员们当然不会为经常侮辱他们自尊的人求情。

他发现严嵩正看着他，眼神虽然犀利，却充满了柔情。他从这一眼神中读出了严嵩下面要说的话。

严嵩说：“我听说你在翰林院，始终板着面孔，不和同僚沟通，这是不对的。你可能认为这是严肃，是傲骨。但别人看来，这就是傲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夏言如果没有这个缺点，也不会失去它的首辅宝座和他的老命！”

张居正重新站起来，向严嵩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说：“您的话，我将铭记于心。”

严嵩在座椅上露出微笑，但这微笑并不好看，因为他已意识到张居正在作伪。他问张居正：“你是不是认为夏言死了，我应该如同做了亏心事一样每天都做噩梦啊？”

张居正没有回答，只在心里暗道：“这是基本常识，人做亏心事，总怕鬼敲门。”

严嵩马上斩钉截铁道：“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那么你和那群庸人毫无二致，算我看错了你！”

张居正大为茫然，不知严嵩在搞什么幺蛾子。严嵩却换了话题：“知道阳明学吗？”

张居正点头，阳明学在当时是热门，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读。

“我和它的缔造者王守仁[1]先生见过面，确切地说，我还是他的信徒。”严嵩沉浸在往事中，“正德元年（1506年），王守仁先生在京城讲学，当时他还未创立心学，但思想深邃，已不同凡响。后来他因得罪太监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百死千难之后创立心学。正德五年（1510年），他到江西庐陵（今吉安市）做县令，我在老家分宜守孝，前去拜访他。听他讲心学，振聋发聩，一洗从前之学术羁绊，找到了重新为学为人的明灯。”

张居正觉得严嵩突然“跑调”必有深意，所以认真倾听。严嵩说完这些停了一下，又问道：“你知道我从王守仁那里学到了什么？”

张居正摇头，严嵩得意起来：“良知！你认为对的就去做！夏言要把帝国拖进水火，我必须要阻止，纵然要了他的命也未尝不可。这就是良知告诉我的，我凭良知做事，不受良心谴责，何来有噩梦之说？那群庸人蠢货以为别人杀了人就会做噩梦，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听完这段话，张居正大为愕然。想不到严嵩竟然将心学作如是解，那阳明心学岂不就成了做坏事的人的托词宝典？！

严嵩似乎没有向张居正传道解惑的意思，他站起来，张居正也慌忙站起。严嵩客套地说：“你好好干，心中要有目标，为目标要不惧人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

张居正必须要好好干，因为他想要的，已经超出了严嵩的想象力。不过在1548年，他还只是个翰林院编修，现实支撑不了他的理想，要现实可以支撑理想，就必须向上爬。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找到了大树，而这棵大树能否让他死心塌地地去靠，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但无论靠还是不靠，他必须要有个“靠”的姿态，也就是说，他应该随波逐流，巴结严嵩，这是当时政治场的风尚。当所有人都做同一件事时，如果你不去做，你就是傻子，即使这件事是错误的。

1548年最后一个月，严嵩生日，张居正为他写了篇贺词。这篇贺词只是歌功颂德的例行文章，不过张居正可能是发自肺腑。因为那时，严嵩还未展现他人性中烂污的一面，张居正也把严嵩当作是“手扶乾坤，呼唤日月”的伟大人物。

甚至可以说，此时的张居正是把严嵩当成顾璘那样的贵人，和顾璘大不同的是，严嵩似乎不想做张居正的心灵导师。张居正太年轻，地位太低，除非是超级慧眼，不然根本发现不了张居正的潜力。

然而有个人就具备这种超级慧眼，在人头攒动的翰林院，一眼就发现了张居正。他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常务副院长），在翰林院名分上是张居正老师的徐阶。

徐阶是上海人，矮小白皙，典型的南方人。十八岁时拜心学宗师王阳明的高徒聂豹为师，苦研阳明学，终有所成。二十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做编修。他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柔性，无论是相貌还是为人处世的方式。熟悉他大半生政治生涯的人评价他说：徐阶就像是弹簧，压力来时，他能屈服退让；压力一减轻，他不但立即恢复原状，而且会突破原状，爆发更大力量。

1548年时，徐阶的这种政治风度还未完全展示，他和严嵩龙争虎斗的帷幕还未拉开。但迟早会拉开，因为徐阶是夏言一手提上来的。而且徐阶有能力，严嵩看到徐阶，就想到夏言，条件反射地，他对徐阶毫无好感。

就在与严嵩站上擂台的前夕，徐阶发现了张居正。

徐阶眼中的张居正，好学深思，沉稳庄重，但内心灵动，和他二十五岁年纪本该有的青春躁动极不相衬。他关注张居正，以阳明学“勇于担当”的思想精髓指点张居正，二人渐渐地由师生进化到朋友关系。或许是徐阶的大力指点，又或许是张居正满肚皮的政治才能不得不溢出，1549年，张居正向朱厚熜上了一道《论时政疏》。

《论时政疏》是张居正初期政治思想的结晶，也是他日后在帝国推行改革的草图。按他的看法，明帝国当时有五大问题亟须解决：藩王、财政、边防、吏治，最后一个是沟通，也就是皇帝和臣子的交流问题。

先看藩王，明帝国藩王无数，藩王的子孙多如牛毛，虽没有“尾大不掉”之势，但需要政府财力供养，供养这些藩王及其子孙，需要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问题是，政府财政收入已非常勉强，年年入不敷出，所以张居正说要整顿财政。

至于边防和吏治问题，张居正认为是一回事。官员把无为当作最大作为，没人做事，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横行，长久下去，边防肯定会出事。

最后一个问题是暗指朱厚熜的。朱厚熜在执政后期把自己锻造成一名虔诚的道教徒，整日躲在密室修炼，和大臣见上一面，无异于铁树开花。皇帝不和大臣沟通交流，就不知天下事，何谈治国？

不要轻看了张居正这道奏疏，在那个年代，由于朱厚熜不喜政治，尤其不喜欢谈论政治的人，连言官都不敢轻易上疏，而张居正却以一小编修的身份迎难而上，其胆魄和为民为国的情怀，让人感动。

正如人生中任何第一次都不会有效果一样，张居正的这道奏疏如同投进墓道，毫无反响。换作普通人必会唉声叹气，感慨生不逢时，悲观一点的，还会转头泛舟四海，或是钻进深山老林，遁入佛老之道。但张居正依然泰然自若，因为他想起徐阶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圣人只是逢其时，才有其事。有些事急不来，也强求不得。该来的自会来，不该来的，你怎么求都无用。”正是这段话，给了张居正自信与沉着。

他调整了情绪，再把自己投进朝章国故的探索中去。终朱厚熜一朝，除了翰林院编修例行的奏疏外，他再也未上过一道存有本人见解的奏疏。

点到为止，这是张居正年轻时的态度。对方不识货，一味地奉献热情，无疑是热脸贴冷屁股。张居正有自知之明，不会做这种蠢货。

认可严嵩

1549年最后一个月，严嵩生日。张居正写诗称赞严嵩“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还称赞严阁老身为首辅，却始终保持着谨慎小心的态度，实在难能可贵。他认为，中央政府有这样的宰辅是国家之福。这不是张居正拍严嵩的马屁，而是因为严嵩的政治态度一目了然，知己知彼，谨慎从事。1550年下半年发生的庚戌之变，是严嵩这一政治态度的表露，张居正对严嵩极为认可。

1550年六月，一直活跃在明帝国北方边境的蒙古人进攻大同，大同和历次的表现雷同，不堪一击。蒙古兵团首领俺答汗顺势南下，八月，入蓟州。俺答汗于此兵分二路，一路攻古北口，一路从黄榆沟推倒城墙进入中国腹地。在通州，两路蒙古兵团汇合，快速攻陷通州，轻而易举地对北京完成了合围。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明帝国重兵全在北境，而俺答汗兵团却如入无人之境，势如破竹地来到帝国首都城下！

兵部尚书丁汝夔慌忙领兵出北京城扎营，但正如张居正所说，这是群愁眉苦脸毫无作战能力的军队。朱厚熜浑身发抖地从炼丹房里出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众人商议了一天，只得出一个根本就不必商量的办法：下诏各地勤王。

“勤王”的本质，就是皇帝老儿危在旦夕，四面八方的兄弟们赶紧来解救皇帝的老命。它是一个帝国颜面丧尽的表现。

第一个来到城下的勤王军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的部队，别看他来得早，以为功勋盖世，其实就是他把大同搞丢的。

仇鸾在北境常和蒙古人打交道，知道蒙古人的厉害，晓得自己的弱点，所以他来勤王，根本就不想打架，而是派人和俺答汗谈判。他对俺答汗说：“只要你不攻城，所有条件统统满足你。”

俺答汗得意扬扬地说：“我嘛，千里迢迢跑到你们家大门口，其实只有一个条件——入贡。”

“入贡”从字面来理解，就是向明政府进贡。俺答汗兴师动众，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居然就是为了向明政府进贡，这可真是天下第一犯贱。

但稍对中国史了解的人就知道，中国语境中的“进贡”别有意味。中国地大物博，应有尽有，根本不稀罕外邦的进贡，外邦进贡的那些东西，中国转身就扔了。但人家进贡，你要还礼，这个“礼”在很多外邦眼中就是巨额财富。俺答汗多年来一直在明帝国北境动刀动枪，唯一的要求就是进贡，其实就是想要那个“礼”。这个“礼”包括很多，都是要求入贡的人所没有的，比如茶叶、织物、陶瓷，最重要的是铁器。

朱厚熜长期以来为何不答应俺答汗的入贡？大概是出于廉价的自尊。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拿枪逼着说：“我要给你进贡，你赶紧还礼。”

当朱厚熜听说俺答汗还是那个老套的要求后，气急败坏，召集严嵩和徐阶开会。他手里攥着俺答汗的求贡书，像是攥着一只恶心的癞蛤蟆。

他发问严嵩：“该如何？”

严嵩猜透了朱厚熜的心思，根本不想同意俺答汗的求贡，但人家兵临城下，摆谱肯定不成。他思考了一会儿，说：“这是一群恶贼，抢完了自然会走，皇上不用操心。”

徐阶看了看严嵩，又看了看朱厚熜。朱厚熜要他说话。徐阶郑重地说：“俺答汗的军队就在城外，稍一抽风，就会攻城，已不是恶贼了。”

朱厚熜点头，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

严嵩慢悠悠地从袖子里拿出他收到的那封求贡书，递给徐阶，说：“外邦求贡，这是礼部的事。”

这个皮球踢得超级绝妙，但徐阶的处理更妙，他接住了球：“事是礼部的事，”又踢了出去，“但一切还请皇上做主。”

这个球把朱厚熜砸得很颓唐：“我是找你们商量的，你们……”

徐阶看了眼严嵩，严嵩低头看着脚。徐阶说：“敌人已到城下，是战是守，咱们都没有把握，目前只能同意敌人的要求。”

朱厚熜无奈地去看严嵩。

严嵩慢吞吞地说：“如果蒙古人得寸进尺怎么办？”

朱厚熜急忙去看徐阶。徐阶沉默了半天，说了一个字：拖！

三人的会议刚结束，翰林院就知道了结果，顿时炸了锅。张居正冷眼旁观，听到各色人等的空泛议论，他觉得没有人说到点子上。正当他心事重重时，同样心事重重的徐阶来了。

徐阶把张居正领到礼部衙门的办公室，关起门来，开门见山：“事情你都知道了，你怎么看？”

张居正沉思一会儿，说：“严阁老和您的计划是正确的。”

徐阶“哦”了一声。

张居正见徐阶有想让他说下去的意思，就侃侃而谈：“战，不可能，我们的军队已腐败透顶，只能当仪仗队。实力不济时，只能隐忍，同意敌人的条件。”

徐阶苦笑，摇头叹息：“严嵩担心俺答汗得寸进尺，而且皇上也不是太喜欢俺答汗求贡。我说拖，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张居正又沉思一会儿，开口道：“拖，无非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只要有方法能拖住俺答汗的求贡，他饱掠之后自然会走。”

徐阶考张居正：“依你之见，该用什么方法？”

张居正看到那封求贡书，一字一句地说：“俺答汗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这不符合中国与外邦的交往规定，要他用蒙文重新写一封。另外，临城求贡也不可，要他退出长城，把重新书写的求贡文交给大同守将，逐级上报，如果做到这些，一切就都可商量。”

徐阶几乎要鼓掌叫好，他心里想，果然没有看错张居正，这是个心思缜密而又步步高招的年轻人，假以数年，必成大材。

俺答汗接到明政府礼部的回信后，心情郁闷，这位征战大半生的粗鲁汉子不禁破口大骂：“他奶奶的，这些南蛮子太矫情了。”

但这毕竟是条有可能一劳永逸的路，所以他还是琢磨起来。一面琢磨，一面在北京城郊区抢劫，时间一久，他突然发现不对，如果再拖下去，明政府所有勤王军到来，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况且，他已抢得够多。终于有一天，他整顿战利品，准备退回草原。

朱厚熜得知这个确切消息后，兴奋得发狂，他以为蒙古人是逃跑，命令明兵部尚书丁汝夔对蒙古人开战。丁汝夔问严嵩的意见。严嵩说：“你是不是抽风啊！咱们根本打不过人家，人家都要走了，你要是打，反而会给人以口实。老实待着别动！”

至少在张居正看来，这个见解是高明的。因为明帝国的军队真的就不是蒙古人的对手，主动开战，只能丢人现眼。丁汝夔身为兵部尚书，当然明白国家的军队是副什么德行，所以也不出战。

直到此时，张居正对严嵩还极崇拜，但蒙古人退走后，张居正对严嵩的印象稍稍有了点瑕疵。蒙古人撤走后，重拾颜面的朱厚熜一想到几个月来受到的屈辱，不禁怒火中烧，立即将丁汝夔投入监狱。丁汝夔慌忙向严嵩求救。严嵩很担心丁汝夔把自己告诫他不可出兵的事说出去，于是安慰他：“我在，你绝不会死。”

可是，直到丁汝夔被拉到刑场，严嵩也未帮他说一句话。张居正明知道这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可良知上却过不去，他认为严嵩太狠，太无人性。然而，多年之后，他在处理这种事情时，和严嵩的区别并不大。

政治就是保全自己，牺牲他人，如果连自己都无法保全，一切都是虚谈。徐阶说，做政治家要有良知，张居正则认为，政治家的良知是为国家、为众生，为实现这个目标，不能说无所不用其极，但至少应该保住自己的生命和地位，否则，就不是真的“致良知”。

杨继盛，你太蠢

俺答汗虽然离开了北京城，但庚戌之变给明帝国的震动是剧烈的。危险随时都会发生，仇鸾高瞻远瞩，主张开放马市，避免和蒙古人持续不断地战争。

明代的马市，是明政府和蒙古人在边境互相贸易的一种固定场所，蒙古人用马匹交换明政府的货物。表面看是通商，事实是，蒙古人的马匹根本不能作战，只能吃肉，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生活必需的资源。纵然这样，马市也不得不开，因为虽然它不能断绝战争，却能减少战争。明政府开国以来，一直有马市，直到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马市才关闭。

仇鸾此时提马市，面临危险。明政府大部分人，包括朱厚熜，已经把马市当作丧权辱国的表现之一。可不开马市，俺答汗就不老实，朱厚熜恨得牙根痒痒，只好在1551年三月下令开放马市。

俺答汗的马匹还未到达交易地点，明中央政府就有人跳出来，反对开放马市了。此人就是兵部员外郎（副司级）杨继盛。

杨继盛是张居正的同年，中进士后先在南京坐了几年冷板凳，后来被调进中央政府在国子监任职，他的上司是徐阶。正是靠徐阶的推荐，杨继盛扭身进了兵部。杨继盛和张居正迥然不同，火气太盛，直来直去，看不惯就想插一嘴。他有着高尚的救世情怀，我们今天常吟诵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他的诗句。他也有着和脆弱帝国一样的廉价自尊，所以听到开放马市，迫不及待地跳起来。他说：“开放马市有十不可、五大谬。”

朱厚熜发现了知音，大喜若狂地召开大臣会议讨论。严嵩和徐阶都没有说话，仇鸾却大肆攻击杨继盛，说他没有参加过战争，狗屁不懂，战争是要流血的，而马市却能带来和平。仇鸾还认为，已经和俺答汗约好，如果反悔，恐再引事端。

这正是朱厚熜最恐惧的事，他咬咬牙，只好继续支持仇鸾的见解，同时把杨继盛贬出京城到甘肃官场去打杂。

张居正对杨继盛的上疏嗤之以鼻。他和仇鸾的想法一样，杨继盛未见过战争，不了解帝国的衰弱，只是过嘴瘾。这样的人，空有虚名，其他一无是处。张居正后来对那些穷嚼蛆的言官极为愤恨，原因就在此。言官们从不实地调查，把嘴当武器瞎起哄。

马市虽然开了，可在朱厚熜的干扰下，总是遮遮掩掩，今天不开，明天开半天。俺答汗觉得很不爽，于是又按下战争按钮，对大同、怀仁等重镇做持续不断的攻击。

朱厚熜坐到龙椅上，由于吃的丹药过量，加上气急败坏，所以两眼发红，呼吸急促，他要仇鸾解决这件事。仇鸾心里有气，因为正是朱厚熜才把事情搞成这样，但他不敢和皇上撒气，只好悻悻地赶赴大同巡视边防。

仇鸾一走，朱厚熜眼珠乱转，又想了个馊主意。他认为严嵩太过谨慎，所以就把看似进取的徐阶放进内阁，这如同在一个笼子里放进了两只猛虎。

徐阶一进内阁，严嵩浑身毛孔都竖起来。他知道徐阶不好对付，他也知道徐阶肯定有对付他的心。他决定不等徐阶在内阁把椅子坐热，就把他踢出去。

眼前有个大好机会，这就是仇鸾。朱厚熜已明显表露出对仇鸾的不满，因为仇鸾开马市的要求伤了他的自尊，而且开放马市后，战争依然存在。在这种时候，要搞仇鸾，易如反掌。严嵩决定搞仇鸾，但搞仇鸾不是目的，目的是徐阶，因为徐阶和仇鸾的私交不错。

当严嵩得意扬扬地精心谋划时，意外发生了：有人先他一步搞了仇鸾。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仇鸾的好友徐阶。徐阶的眼力远超出严嵩的想象，仇鸾还在去大同的路上，他就已看出朱厚熜对仇鸾的极度不满。于是徐大学士入内阁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仇鸾，批评他贻误大局，让朝廷名誉扫地，而且于事无补。

朱厚熜先表扬了徐阶一番，然后下令仇鸾回京。1552年八月，刚抵京城的仇鸾被收了将军印，马市也随之关闭。两个月后，仇鸾忧惧而死，朱厚熜觉得他死得太便宜，又把他开棺戮尸。

仇鸾死于残忍的政治斗争，他的死给张居正以强大的震撼。如果徐阶不先下手，死的恐怕就不止是仇鸾一个人。徐阶对朋友开炮，虽不近人情，却保全了自己。张居正正是在当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在刀剑丛林的政治场，所谓致良知，就是先保全自己。

然而，这并非是他全部的想法。他替仇鸾或者说是替马市鸣不平，因为他已深刻看到，在当时明帝国脆弱不堪的情况下，避免和蒙古人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开放马市。但这个计划却被严嵩和徐阶的政治斗争以及朱厚熜冥顽不灵的自尊心击得粉碎。

他和徐阶聊天时，有意无意地把这看法说给徐阶听。徐阶能做的只是摇头叹息，并且暗示张居正，他本人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躲避严嵩的攻击。但张居正的见解给徐阶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当时在中央政府的绝大多数人都对徐阶敬而远之，原因很简单，严嵩把徐阶当成了潜在的敌人，那么和徐阶走得近，就等于是严嵩的敌人。让人感到吊诡的是，严嵩对任何接近徐阶的人都施以打击，唯独对张居正置若罔闻。有人猜测说，这是因为张居正的人格魅力让严嵩受到洗礼，但这种猜测太高估了人格的力量。阴险的政治家对人格没有概念。恐怕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张居正虽然和徐阶亲密接触，但也没有把严嵩冷在一边，相反，他对严嵩比从前更为亲密。他给严嵩写贺词，有时候还会替严嵩写一些贺词给朱厚熜。不要以为张居正是在阳奉阴违，瞒天过海。实际上，直到杨继盛入狱前，他对严嵩的政治主张和严嵩本人谨小慎微的性格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本来，杨继盛应该老死在甘肃的穷乡僻壤，可因为严嵩，他的命运被改变了。仇鸾的尸体还未被戮干净，杨继盛就被严嵩从甘肃调到山东诸城做知县；几个月后，杨继盛又被调到南京户部；又几个月后，杨继盛被调进中央刑部担任副司级干部；再几个月后，杨继盛成了兵部权力最大的武选司（兵部人事司）一把手。不到一年的时间，杨继盛宛如坐了火箭，垂直飞升，而幕后的推手正是严嵩。

严嵩如此卖力地捧杨继盛，就是因为杨继盛曾弹劾过仇鸾。严嵩虽然认为开放马市是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却讨厌仇鸾在那段时间如此受宠。那段时间，朱厚熜对仇鸾言听计从，险些忘了还有他严嵩。这是吃干醋，也是政治家秉承的基本原则之一：有仇必报。

杨继盛当然明白这里面的猫腻，所以对严嵩的大恩毫无感激之情，在兵部待了一个月，他突然向严嵩射出一支毒箭：严嵩有十大罪，最大的罪就是打击异己，干扰人事。

严嵩伤心欲绝，他想不到世上真有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他跑到宫中，跪在朱厚熜脚边痛哭流涕，说杨继盛居心不良，空穴来风。因为他严嵩就是皇上亲自提拔上来的，如果他严嵩有罪，那也就是说皇上眼瞎，是非不明。

朱厚熜听完勃然大怒，将杨继盛下狱。几天后，杨继盛被廷杖一百，关在监狱，不见天日。三年后，因为另外一件案，严嵩巧妙地把杨继盛牵扯进来，斩首弃市。

杨继盛案审理时，张居正要徐阶出手帮忙。徐阶充耳不闻，张居正不依不饶，徐阶只好说了真话：“我现在出手，就是往严嵩的陷阱里跳。皇上现在对严嵩信任到迷信，攻击严嵩，就等于攻击皇上。”

张居正愣在当场，问了句幼稚的话：“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杨继盛死吗？”

徐阶平静地反问：“不然，还能怎样？”

张居正当时脑子一热，一个想法冒出来：去求严嵩。

但这个想法稍纵即逝，他已渐渐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如果他真去求严嵩，就等于暴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要知道，在严嵩心目中，他张居正虽才华横溢，却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个应酬诗文的作家罢了。

他一想到这里，马上冷静下来。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虽有头脑发热时，却很快能自制冷水，将其浇熄。冷静许久后，他苦笑，心里说道：“杨继盛，你太蠢！”

张居正之所以这样说，当然有根据。朱厚熜超级信任严嵩，就如同儿子信任老子一般。严嵩担任首辅长达十五年（1548—1562），保持这么久的权位，在明代历史上是个奇迹。而他能创造这个奇迹，自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就是对朱厚熜心理的完全掌控。

朱厚熜不喜欢政治，严嵩从不拿政事去烦朱厚熜；朱厚熜自以为英明，严嵩在朱厚熜面前就处处表现窝囊；朱厚熜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熜的过失；朱厚熜反复无常，严嵩永不提建设性的意见；朱厚熜讨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之中的朋友从不施援手，丁汝夔就是例子；朱厚熜信仰道教，经常要为玉皇大帝献上拍马屁的青词，严嵩就苦练青词写作，还把儿子严世蕃锻造成青词高手。

严嵩就是朱厚熜的催眠师，不幸的是，朱厚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被严嵩催眠。所以搞严嵩，就是搞被催眠的朱厚熜，成功的可能性不是说没有，但微乎其微。

张居正说杨继盛太蠢，其实是想说，凡是在这种时候搞严嵩的人，都聪明不到哪里去。迎难而上只是莽夫，真正的英雄从来都是审时度势，有了绝对把握后才出手。

张居正虽然这样想，却仍心有不甘。杨继盛事件让他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危机感，对严嵩的看法有了些许的转变。他愤懑，却不能表露；他有抱负，却在严嵩谨小慎微的政治模式下无法实现。

于是，他做了一个对他而言是天大的决定：离开。离开之前，他给老师徐阶写了封辞别信。

对徐老师的期望

1554年，张居正向政府请病假，回了老家湖北江陵。临行前，他先去辞别老师徐阶。徐阶对张居正的决定不置可否，他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朝堂混乱，你人微言轻，在这里也于事无补，离开这是非之地，是最好的保身之术。他日朝廷清明，你再回来，施展你的抱负。”

张居正对着徐老师苦笑，并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到徐阶手中，说：“恩师，这封信等我走了您再看。”

张居正走后，徐阶打开信，凭他的智慧和对张居正的了解，他应该能猜出这封信的内容。果不其然，张居正在信中说的和他猜测的八九不离十。

信的名字叫《谢病别徐存斋相公》，这是张居正诗文中文采、思想最具光芒、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文章：

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词林即负重望，三十余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内无琐琐姻娅之私，门无交关请谒之衅，此天下士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来，今且二稔，中间渊谋默运，固非谫识可窥，然纲纪风俗，宏模巨典，犹未使天下改观而易听者，相公岂欲委顺以俟时乎？语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窃见向者张文隐公刚直之气，毅然以天下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殁。近欧阳公人伦冠冕，向用方殷，亦奄然长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养，然二三年间，相继彫谢。何则？方圆之施异用，愠结之怀难堪也。相公于两贤，意气久要，何图一旦奄丧，谁当与相公共功者？况今荣进之路，险于榛棘，恶直丑正，实繁有徒。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不亦难乎？盍若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若天启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无期，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孰与郁郁顑颔而窃叹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则言不行，近年以来，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论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则？顾忌之情胜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禄，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动人主，必不可几矣。愿相公高视玄览，抗志尘埃之外，其于爵禄也，量而后受，宠至不惊，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于众，则身重于太山，言信于其蓍龟，进则为龙为光，退则为鸿为冥，岂不绰有余裕哉！

开头直入，先赞徐阶德才兼备，深孚众望。然后一转：“您自入内阁以来始终沉默，难道是坐以待时？太阳正中时，必要晒东西，手拿起刀，必要割东西，做事该当机立断，不可错失时机。”接着又举了两个大志未酬身先死的人物，提醒徐阶，“您可千万不能学他们。”

行文至此，张居正的笔锋凌厉起来，直接批评徐阶：“您不想同流合污，却又虚与委蛇，这是不是太难了？您是阳明学门徒，王阳明主张以真情行事，起而抗争，难道这些您都忘记了吗？您身为宰相，就该担负起以天下为己任的重任！”

最后，他谈到自己。他说：“我已心灰意冷，所以才要归家悠游田园。不过，我仍然企盼徐老师您可以奋起一搏，改变局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或是您准备有那么一天，徐老师只要招呼一声，我一定会披星戴月而来，以死相报。”

后来很多史学家都认为，这是张居正要徐阶干掉严嵩，大权独揽，然后救济天下。但这并不可靠，张居正对严嵩虽然少了很多好感，却并无反感。他只是希望徐阶能挺身而出，做一个天下瞩目的合格的宰相。至于是否干掉严嵩，那要看形势的发展。也许在张居正看来，只要徐阶振臂一呼，说要干点实事，凭徐阶的威望，天下人必会响应。到那时，严嵩就不得不退。

徐阶一边看信，一边苦笑。经验毕竟和年龄有关，张居正才三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在这种年纪，向来是敢说敢言，但永远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张居正离开北京时，还为这封信沾沾自喜。当他抵达江陵后，态度就变了。人有时候想不明白一些事，就是因为没有站到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世界上，尤其是政治场中的事都如他说的那样简单，政治也就不足为奇了。

徐阶把信轻轻地收起，平复了心情。他坚信，为了江山社稷，为了自己的安全，自己绝不可能如张居正说的那样，贸然造次，以致壮志未酬就挂掉，也不会如其他人那样，因为长久的蜷缩而丧失了最后的斗志。因为他是弹簧，现在蜷缩，是在积聚力量，力量集聚得越多，时间越长，爆发时的力量就越大，能把他的对手撞得粉身碎骨，连灰都不留！

第三章 徐阶的时代

在野之人，看得更真

1554年，张居正回老家江陵养他虚无的病，养“病”期间，他大致做了下面这些事。

第一，读书，拼命读书。

第二，写诗，诗文虽然有着浓厚的田园气息，却丝毫掩饰不了他对政治的热衷。他不想掩饰，因为他有抱负。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抱负都掩饰，那他成不了什么人物。

第三，为谋杀了他祖父的朱宪㸅写诗。他回老家不久，朱宪㸅就找上门来，请他吃饭喝酒。张居正喝起酒来万分小心，生怕蹈了祖父的覆辙。但朱宪㸅没有要杀他的意思，张居正现在已是翰林院官员，朱宪㸅虽然不巴结他，可却不敢有害他之心。这种饭局让张居正大为厌恶，因为朱宪㸅总让他写诗。可他是个深沉有大略的人，所以不动声色地为朱王爷写诗。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他到乡间做实地考察，发现了大地主兼并土地、贫民失业的现实，也发现了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他得到这样一条真理：农民是政权之根，要想根基牢固，就要让根基快乐，而让根基快乐的基础，就是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为了感同身受农民之苦，他亲自下地务农，而且就住在田地边简陋的房子里，风雨无阻。

第五，无时无刻不关注国家信息，尤其是国防。在他回老家那年，东南沿海受到倭寇更加猛烈的侵扰。1555年，俺答汗攻陷大同，进犯怀来，北京戒严。而中央政府中，朱厚熜依然在斋戒祷告，祈求长生；严嵩依然在那里拼命贪污；徐阶依然保持着谨慎的微笑，看着朱厚熜祷告，看着严嵩贪污。

张居正在自己的菜园子里，看着勃发的青菜，攥紧拳头说：国防，皇室。是的，国防和皇室是朱厚熜上任以来国家财政最大的负担。有朝一日，必要将这两件事好好布置。

可他又无可奈何地笑了，因为他站在菜园子里，要解决这两件事，非要站在庙堂，非要站进内阁不可。

父亲张文明对他每天站在菜园里大惑不解，开始唠叨不停。张文明说：“我们张家好不容易出了个进士，却在家里读书种地，这不是对待祖宗应有的态度。况且，天生你这等人才，正如农民制造了个锄头，你不用，对锄头是很不公平的。”

张文明开始絮叨时，张居正还能忍受，但张文明一直絮叨，到最后每天唉声叹气，搞得张居正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为了父亲能快乐，他决心回北京上班。当然，张文明的唠叨只是一方面，他内心深处，还是对政治热衷，不想轻易离开政治场，因为他所有的抱负都需要靠政治权力来实现。还有一点，他对总给朱宪㸅写诗，恶心透顶。

回北京前，他写下一首诗，表达其意志：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这种伟大的情怀，让人听了热血沸腾，油然而对张居正生出好感。但“孝”他可以做到，而“忠”就有难度了，三年后的1557年回京后，他要“事君”，毫无希望。

徐阶正在为朱厚熜写青词，憋得抓耳挠腮。闻听张居正回来，没有欣喜，反而很讶异：“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现在你回来也没有意义，干脆，你明年去河南汝宁府主持册封崇端王的仪式吧，完事后，你顺便回家看看。”

张居正对徐老师的安排没有反驳，老老实实地去了汝宁，完成任务后，他回了老家江陵。张文明一看张居正又回来了，大吃一惊。张居正说：“这是徐阁老的安排。”张文明凭借有限的政治智慧，高叫道：“这不是冷藏吗，怎么能是安排？”

张居正当时也不知徐阶为何要这样安排自己。一个月后的1558年三月，张居正大概明白了徐阶让他远离中央政府的良苦用心。

与高拱相识

1558年三月，严嵩受到挑战。刑部的三个言官吴时来、张翀和董传策在同一天上疏弹劾他，主要罪行包括贪污、干扰人事等。把三人弹劾的内容合并同类项，就发现都有“坏边防”一项。

“边防”的确很坏，自朱厚熜关闭马市以来，俺答汗每年都猛烈进攻明北境，每次都会对北京构成不大不小的威胁。这恐怕怪不得严嵩，严嵩一直主张和蒙古人和平共处，开放马市，可朱厚熜不干。三人指责严嵩坏边防，没有事实依据，只是认为严嵩该对蒙古人的不停进攻负责。

严嵩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三人同一天弹劾他，又同样指责他坏边防，他断定其中有事，再一细查，果然有问题：吴时来和张翀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

严嵩怒了，哪里有这样巧的事，这明摆着是徐阶在背后捣鬼。他故技重施，跑进宫中跪在朱厚熜脚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委屈。朱厚熜看到老态龙钟的严嵩哭得像个被同学欺负的孩子，心潮澎湃，下令惩治三人。严嵩主张把三人处斩，朱厚熜没有听从，把三人发配边疆了事。严嵩又说三人是傀儡，背后有大阴谋家，朱厚熜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要回去吃丹药了。”

朱厚熜对严嵩态度的转变，缘于严嵩的年纪。1558年严嵩七十九岁，已是个反应迟钝、耳聋眼花的糟老头子。本来，严嵩能得到朱厚熜的宠爱，全在严嵩的伶俐，朱厚熜一皱眉，严嵩就知道朱厚熜在想什么，要干什么。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严嵩的反应异常迟钝，有时候朱厚熜都快把两道眉毛皱成一条了，严嵩却还站在那里形如痴呆。幸好严嵩有个聪明的儿子严世蕃，能帮他给朱厚熜写青词，否则，朱厚熜对严嵩恐怕早已失望。

三位刑部言官事件后的第二年，严嵩又受到打击：朱厚熜把徐阶提为吏部尚书，一年后又把徐阶晋升为太子太师，这虽然是个虚衔，可代表了皇上的尊崇。严嵩突然发现，身边那个和善的小矮子徐阶猛地强大起来。

徐阶不骄不躁，稳扎稳打地前进。1560年，他小心翼翼地把张居正从翰林院编修提拔到国子监（国立大学），担任司业（副校长）。这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安排，明代国子监只有两所，也就是说，它和今天的国立大学截然不同，它有政治权力，而且和翰林院一样，是国家学术的中心，更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处。

张居正上任前，徐阶对他说：“我今天总算给你个交代，虽然还不能直接参与实际政治，但道路不远，你要好好珍惜。从前我不安排你，因为时局太复杂，但吴时来三人未被处决，说明光明即将来临，你我需共同努力。”

张居正谨听教诲，此时，他对徐阶下的这盘棋感到高兴，更让他高兴的是，他在国子监结识了祭酒（校长）高拱。

高拱祖籍山西，生于河南新郑，1541年进士，是个头脑聪明到极致，性格又极端自负，敢想敢做的人，曾在朱厚熜的三子裕王朱载垕府上做讲师九年。朱厚熜的长子早夭，次子被立为太子后于1552年去世，所以朱载垕虽未被立为太子，却是实际上的太子。高拱和朱载垕的关系颇不平常，有识之士都知道，太子府上的讲师就是将来的大学士，所以严嵩和徐阶都极力拉拢高拱。高拱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就是严嵩和徐阶共同的主张。

无论严嵩还是徐阶，都不明白，高拱不是任何人能拉拢的，张居正知道。因为他进了国子监不久，就和高拱成了好朋友。

能被高拱当作朋友的人，屈指可数。因为高拱自视甚高，目中没有几人。高拱能看重张居正，足以说明张居正的德才不同凡响。张居正对高拱也是另眼相看，因为高拱的确有非凡的才干，而且和他一样，高拱也有远大理想。两人可谓英雄识英雄。

两人经常结伴去爬香山。每次到顶峰时，高拱都会站到峭壁上，望着一尘不染的北京城，叹息说：“江山如此多娇，却时局日坏，不堪看。”

张居正把他从峭壁上拉下来说：“先保护好自己，再说其他。”

高拱问张居正：“你可知我的理想？”

张居正知道，高拱的理想是掌握大权，指点江山。

高拱不等张居正回答，说：“我看你也是胸中有丘壑，将来我们联手干一番大事业，让这多娇的江山更加灿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居正轻轻地摇头道：“当然要鞠躬尽瘁，但功业不成，就不能死而后已！”

高拱抓住张居正的手，说：“啊呀，太岳（张居正字太岳），你的毅力真让我敬佩！”

于是，两人击掌为誓，相约他日有机会入阁，定当同心协力，振奋大明江山。史书说，二人常常“期以相业”。

“相业”离他们越来越近，因为严嵩的好运气用完，徐阶的反击适时地开始。

严嵩倒台

1561年十一月，西苑发生火灾，朱厚熜居住的永寿宫被毁。他又不想回紫禁城，所以找严嵩和徐阶商量重建永寿宫。永寿宫是朱厚熜多年来修炼之地，他之所以不回紫禁城，一是为了有个清净的地方可以修炼，二是多年前有几个宫女在紫禁城的寝宫险些勒死他，在他看来，那是个不祥之地，能激起他的噩梦。

严嵩主张，皇上该回紫禁城，建永寿宫会花很多钱，目前政府里没有这项余额支出。朱厚熜听到严嵩的话极度反感。徐阶在朱厚熜脸色电光石火般的变化中看到了希望，他几乎兴奋地站了出来，说：“不必政府出钱，永寿宫也能重修。”

朱厚熜眼里射出耀眼的光来，指着徐阶：“快说，快说。”

徐阶说：“之前修建三大殿（奉天、华盖、谨身）还剩了很多余料，这些余料足够修复永寿宫。”

朱厚熜心花怒放，问：“多长时间？”

徐阶回答：“不超三个月。”

严嵩在一旁咬牙切齿：徐阶这畜生，处心积虑，三大殿剩余材料，我怎么不知道。可见这孙子平时何等精明，连这样的事都注意到了。你说他没有阴谋诡计，鬼才相信。

1562年春，永寿宫完成，朱厚熜奖赏徐阶：升徐阶为少师，得尚书俸禄。

严嵩立即发现徐阶要咸鱼翻身，急忙请徐阶吃饭。徐阶找张居正商量。张居正沉思许久，才慢慢说道：“饭是要吃，严嵩有什么事也尽可答应。此时，皇上虽然对他动心，却没有动手的意思。”

徐阶很赞同。严嵩果然有事相求，宴席进行到高潮，严嵩突然把他的家人都叫出来，环跪到徐阶脚下。严嵩举起酒杯，对徐阶说：“将来我这些子孙还需您照顾。”

徐阶作慌张状，起身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徐阶这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背后是埋头苦干，昼夜赶工扳倒严嵩。他买通了朱厚熜身边的一位道士，道士给朱厚熜算命，突然说：“有奸臣来见。”朱厚熜一抬头，就看到严嵩颤颤巍巍地来了。道士再给朱厚熜算命：“朝有奸贼，君子隐没。”朱厚熜问：“谁是奸贼，谁是君子。”道士摆出成竹在胸的样子：“徐阶是君子，严嵩是奸贼。”朱厚熜沉吟不语。

徐阶得到这个消息后，如获至宝，找来张居正，说：“堡垒内部已起乱，只欠一东风。”

张居正知道这东风是什么，政府中必要有一人弹劾严嵩，里外同时爆炸，严嵩就会被炸上天。徐阶皱眉思考，张居正主动请缨：“老师，我来！”

徐阶的小巴掌在空中一挥：“不！你不行！”

张居正愣住。徐阶急忙解释：“你不是不行，是你不能。也不是你不能，是你就不该做这件事。归根结底，你是做大事的人，这种事自有人做。”

徐阶说的“有人”做的“人”就是监察部的御史邹应龙。邹应龙不是莽汉，弹劾严嵩是玩命的事，杨继盛、吴时来就是榜样。但他有正义感，这是徐阶最希望的。徐阶买通宫里的道士和太监，让他们悄悄传消息出去，消息就是那位道士说严嵩是奸臣时，朱厚熜长久的沉思不语。

邹应龙得到消息，用大智慧判定：朱厚熜对严嵩已失去信任和信心，他成名的日子来了。1562年五月，他上了一道《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该疏中指控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削职为民。

严嵩这次没有机会跑到朱厚熜脚下流鼻涕，因为朱厚熜的反应太凌厉：先下一旨安慰严嵩，未到半个时辰，又下第二旨，严嵩退休回家，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

从1548年到1562年，十五年的首辅严嵩就这样垮台了。严嵩垮台，徐阶成为首辅，张居正却比徐阶还高兴。他在国子监用诗歌咆哮道：“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佳辰已是中秋近，万里清光自远天。”

佳辰来了，他要挥洒出万里清光。但是，“天风”徐老师在干什么，怎么还没有来找他？

“天风”徐阶不来找他，不是因为徐阶忘了他，而是他太心急。他盼望徐老师来找他，如同盼望情人一样，一日如三秋。

在徐阶背后

徐阶继任首辅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办公室里挂起一条幅：“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条幅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我徐阶要拨乱反正，把威权和福祉归还皇帝，把政务归还政府各部门，把官员的任免、奖惩归还公众舆论。

在施政上，徐阶以严嵩为反例，处处和严嵩反其道而行：严嵩专权内阁，徐阶就和次辅袁炜共同协商大小政务；严嵩对正直官员打压，徐阶就积极提拔德才兼备之才；严嵩每天优哉游哉，徐阶就刻苦勤奋，即使连夜加班，也要把当天政务处理完毕。

徐阶的拨乱反正使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对严嵩似乎没有恶感，但对严嵩在执政上的谨小慎微和不作为有意见，而徐老师的振奋内阁，有所作为，才是他真正想看到的。

徐阶也没有辜负张居正，开始大力推他。1563年，他推荐张居正担任《承天大志》的副主编。“承天”其实就是朱厚熜的老家湖北安陆。朱厚熜是以王爷的身份继承了朱厚照的帝位，做皇帝后，对家乡自然要善待，于是改安陆为承天。承天大志就是安陆志，一个县城的县志而已。

在外人眼中，张居正这个职务无关痛痒。其实，徐阶这是在塑造张居正的影响力，不想让张居正一步登天，引起非议。而在私下，张居正就是徐阶的超级幕僚。

1563年三月，徐阶命吴维岳巡抚贵州。贵州在明代是蛮荒之地，没有人愿意去，心学大师王阳明曾被发配贵州，险些死在那里。所以吴维岳一肚子的不高兴。

徐阶只好找张居正，吴维岳是张居正进士考试时的房师（考卷必要由一个房间里的考官们选出），对张居正很赞赏，所以才选了他。徐阶把这个难题交给张居正，张居正就去找吴老师，说：“您绝才冠世，卓行范俗，徐阁老必当重用您，让您巡抚贵州，只是一个跳板，免得直接提拔您让人议论。”

吴维岳恍然大悟，兴冲冲地去了贵州。

在那段时期，最能体现张居正是徐阶超级幕僚的事就是景王事件。景王是朱厚熜第四子朱载圳，据说很聪明伶俐，颇得朱厚熜欢心。朱厚熜的次子太子朱载壡去世后，朱厚熜未再立太子。为了皇位，朱载圳和三哥裕王朱载垕开始形同水火。朱厚熜也推波助澜，因为有道士告诉他，二龙不能相见，所以他和两个儿子十几年不见一面。其实哥俩斗得远没有李世民和李建成狠，因为朱载垕和朱载圳都属于性格懦弱、不思进取的人。但世界上攀龙附凤的人极多，所以两人的斗，就变成了两人跟班的互相斗。

严嵩在位时，由于摸透了朱厚熜的心思，所以站在景王朱载圳一边。朱载垕倒霉透顶，他本该得到的岁赐被严嵩拖欠了三年，直到他贿赂严嵩一千两银子，才得到这笔钱。严嵩和儿子严世蕃根本没把朱载垕放在心上，某次，严世蕃问朱载垕的两位讲师高拱和陈以勤：“听说裕王殿下对家父有些不满意，怎么回事？”

高拱毛骨悚然，当时严氏父子权势滔天，朱载垕又和朱厚熜见不上面，严氏父子只要一个小动作，就能让朱载垕翻车。高拱正琢磨如何转移严世蕃的视线，陈以勤急中生智道：“国本（太子位）已定，何必苦张罗！”

严世番冷笑：“好像我从未听过皇上立了太子啊。”

陈以勤回答：“皇上虽未宣布立太子，但事实已俱在。裕王讳‘载垕’，‘垕’字从后从土，皇上给起这样的名字，无非是想告诉天下，裕王是土地之主。”

严世蕃号称是天底下第一聪明人，当然明白拆字游戏是扯淡，他鄙夷地一笑，还未等说话，陈以勤又开口了：“况且，亲王的讲官，惯例只有检讨（比编修低），没有翰林院编修。而裕王的讲官却有翰林院编修，这是太子宫的规格。要翰林院编修来裕王府做讲师，也是内阁的主意，严阁老是首辅，为裕王如此安排的妥当，裕王如何会对严阁老有意见？”

严世蕃哑然。史载，这一席话，保全了裕王的地位。

其实，写这段历史的人高估了这段话。严氏父子似乎从未有把裕王朱载垕干掉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将来的皇帝必是景王朱载圳，所以对陈以勤玩弄口舌的一番话毫不上心。

1561年，景王朱载圳按规定离开京城去他的封地，但他依然抱有希望，因为裕王朱载垕还未被正式立为太子。有希望就有行动，而且行动很快奏效。有一天，朱厚熜突然召见徐阶，问：“成祖皇帝和仁宗皇帝的故事，你可知道？”

徐阶头顶如响起一个霹雳。成祖朱棣和仁宗朱高炽的故事是这样的：朱棣不喜欢朱高炽，总想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后来经群臣劝阻，才断此念头。

朱厚熜问这个故事，徐阶心知肚明。他不知该如何回答，朱厚熜似乎也没让他回答，只是让他回家想想这件事。

徐阶跑回家，急忙叫来张居正。张居正沉思片刻，对徐阶说：“朱高煦后来造反，难道不是成祖皇帝生前在仁宗皇帝和朱高煦之间摇摆不定？”

徐阶点头。

张居正又说：“隋文帝把太子杨勇废黜，换上隋炀帝，结果如何？”

徐阶大喜。这两个案例足以让朱厚熜下定决心，纵然他再冥顽不灵，也不可能对这两件血淋淋的史鉴无动于衷。

朱厚熜在徐阶的委婉劝说下，终于下定决心，把皇位交给朱载垕。但仍没有计划给朱载垕正名，其实这已是多余。正如事实婚姻一样，结婚证的有无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人都予以了承认。

此事不久，徐阶为朱载垕推荐了一位讲师，如你所知，这位讲师正是张居正。

这是个令张居正激动的职务。朱载垕既已被默认为太子，将来继位，他的讲师们就是内阁大学士的候补人选。张居正感激徐阶，所以竭尽所能为徐阶排忧解难。

徐阶有很多难处，严世蕃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师徒联手，智除严世蕃

严世蕃在1562年被发配雷州，半路却跑回老家江西分宜，靠多年来贪污受贿积攒的钱财，过着和从前一般无二的奢侈生活。本来，朱厚熜对严氏父子的惩处是点到为止，严世蕃跑回老家的事，朱厚熜一清二楚，整个政府也早有所闻。如果严世蕃在家乡只是花天酒地，朱厚熜不会干涉。但他猖狂大半生，已禀性难移，所以在家乡称王称霸，并勾结倭寇。张居正到裕王府的1564年，江南倭寇猖獗，朱厚熜命御史林润巡察江南防卫，严世蕃的厄运就此注定。

林润是徐阶的党羽，正色立朝，临行前去向徐阶辞行。徐阶提示他，可巡察江西分宜。林润莫名其妙，那里不是倭寇骚扰之地啊。徐阶用细弱的食指蘸了茶水，在桌上写了两个字——东楼。

“东楼”是严世蕃的号，林润恍然大悟。

几个月后，林润回京，先是报告了海防情况，紧接着就上疏弹劾严世蕃在家乡为非作歹，更可怖的是，大摆筵席，身穿龙袍，张牙舞爪。

朱厚熜正思考如何应对，突然整个朝廷都炸开锅，纷纷上疏要治严世蕃的罪。朱厚熜问徐阶的意见，此时他还想保严世蕃。徐阶一句话就断了他的念头：“恐怕严世蕃的罪行还不止这些。”

朱厚熜只好将严世蕃捉到京城下狱，并让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审讯。表面看，严世蕃被治罪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严家虽还有党羽在京城，但已是秋日落叶。问题是，严世蕃不是一般人。

无论是相貌还是智商，严世蕃都是天底下第一等人。相貌上，严世蕃粗矮胖，远看或近看都看不到脖子，一只眼瞎，腿脚还不利落。这样一个人，放在人堆里，绝对是焦点。

智商上，用古人的话说，天下有智慧十斗，严世蕃就占九斗。如果把中国历史上的聪明人做个排名，严世蕃绝对能进前五。他有种异端的天赋，不必你开口，只从你的几个细微动作中就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他只要盯住你的眼睛看上几秒钟，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朱厚熜后期猛吃丹药，神志不清，手诏往往逻辑混乱，语焉不详。严嵩和徐阶每次面对手诏都束手无策，严世蕃却一眼就能看出朱厚熜要说什么。后期严嵩人老眼花，全是严世蕃在游刃有余地支撑着严嵩的地位不倒，支撑着严家。正是这种别人做梦都梦不到的智商，让严家大权在握了十几年。

徐阶知道严世蕃的智商，所以严世蕃虽入狱，他却感觉不到一点轻松。严世蕃在狱中已放出话：“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徐阶听到这句话时，浑身震颤，这是严世蕃在讥笑他们！

他和张居正吐露了担忧，因为严世蕃的确太聪明，稍有差池，他这次仍会逃出生天。张居正听徐阶絮叨了一会儿，慢慢开口道：“最近京城有消息说，严世蕃最怕三法司提杨继盛的事。如果三法司真的提到，严世蕃就没命了。”

徐阶想了一想，问张居正：“你怎么看？”

张居正沉思了许久，才慢慢道：“我疑心这是严世蕃让他的党羽传出来的。”

“哦？”徐阶和张居正想的一样，他不说，只是想听听张居正的分析和自己的是否一致。

张居正继续说道：“杨继盛入狱被杀，幕后凶手固然是严嵩，可当时是皇上下的令。如果三法司提到这件事，表面是攻击严世蕃，实际上是在攻击皇上。这样一来，一切的判决都会被推翻，严世蕃不但会免罪，而且还有可能被重新启用。”

徐阶惊叫起来：“哎呀，和我想的一样啊！严世蕃果然聪明，想用这招瞒天过海。”

张居正又说：“我担心的事恐怕和老师您担心的事一样，三法司的长官们估计已中计，所以还需老师赶紧行动。”

徐阶点头，命人去请三法司的长官们到内阁议事。三位长官同时来到，脸上呈现着喜悦颜色，徐阶知道他们中计了。

三人说：“我们正要找徐阁老呢，严世蕃的罪状草稿，已经拟好。”

徐阶点了点头，轻声地问：“我可否看一下？”

三人说：“当然。”恭敬地递给徐阶。徐阶也礼貌地接过，不出意料，第一条罪状就是冤杀杨继盛，第二条和第三条也是无关痛痒的道德问题。

徐阶放下文件，要人把门关了，静等了一会儿，突然问：“诸位是想严世蕃死呢，还是想他活？”

三人一愣，当然是要他死啊，这孙子多年来干的坏事还少吗，死一万次都不足。

徐阶指着桌上的文件，说：“你们这个文件呈上去，别说一万次，严世蕃连一次都死不了。”

三人面面相觑：“冤杀杨继盛就是死罪，徐阁老这话，我们是听不懂了。”

“我觉得，”徐阶慢吞吞地说起来，“杀杨继盛固然是严嵩背后搞鬼，可下旨杀杨继盛的是皇上。你们说严嵩杀了杨继盛，那皇上的圣旨算什么？皇上英明，不会认错。你们这不是在指责皇上吗？所以我以为，这份报告一上，不但严世蕃会活，咱们大家都会被问罪！诸位觉得呢？”

徐阶说到最后时，三人大汗淋漓，徐阶再一问，三人已魂飞天外，缓了好久，灵魂才附体。三人发现他们不是三个人在战斗，而是四个人，于是请求徐阶出主意。

徐阶愿意帮忙，要他们把严世蕃的所有调查报告都拿给他。他连夜把张居正叫到家中，师徒二人翻阅了一夜。公鸡报晓时，二人伸了个懒腰，徐阶看到张居正虽然熬了一夜，却红光满面，说明，他大有收获。

徐阶知道，他不问，张居正永不会先开口。于是他问。张居正仍然是一贯做派，虽然胸有成竹，却还是要思考一会儿。

这一次，他没有直说，而是问徐老师：“皇上最厌恶的是什么？”

徐阶对朱厚熜的了解不差于严氏父子，脱口而出：“造反。”

张居正从左手旁的两份文件中拿出一份：“林御史的报告中提到，严世蕃在家乡霸占了一块地，盖了栋豪华寓所。”

徐阶没明白：“那又如何？”

张居正说：“报告中说，那地方山清水秀，是分宜最好的风水宝地，严世蕃在这一块地方能盖楼，当然也就能修陵墓。”

徐阶明白了，严世蕃在有王气之地修筑房屋，这是谋反大罪啊。

张居正又拿出第二份文件，似乎有点得意：“我想，皇上更痛恨的是这个！这是严世蕃死党罗龙文的资料。据查，罗龙文几年前就和倭寇的首领汪直建立关系，罗龙文一直和严世蕃在分宜，严世蕃难道不知道罗文龙和倭寇有关系？既然知道，为何还要来往？”

徐阶笑了：“严世蕃私通倭寇！皇上这些年被倭寇搞得焦头烂额，这是最大的死罪啊！”

太阳虽还在地平线下面，但人间已有光芒。徐阶把新的报告书交给了三法司长官们，三法司向朱厚熜递上。北京城响起了一声巨响，这是朱厚熜的震怒。1565年三月，严世蕃和他的死党罗龙文被押赴刑场，处斩。苟延残喘的严嵩被抄家，1567年在凄凉饥饿中死去。他的聪明儿子虽成就了他后半生十几年的荣光，却在最后给了他一记闷棍。

徐阶和张居正并肩而立，看着北京城的百姓围观着像个粽子似的严世蕃，欢声笑语，如欢度春节。张居正不由感叹道：“这就是民心！”徐阶却蹙眉道：“严嵩杀夏言，严嵩的儿子又被我杀，必然有人会以为我为夏公报仇。我的心，只有天知。”

张居正说：“您是为公，非为私。不仅天知，地也知，天下人更知。”

徐阶坦然了：“阳明先生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过是良知知。良知自在，心上安稳，就比什么都好！”

再联手，拟遗诏

张居正并非是从感情方面安慰徐阶，他是从内心深处觉得徐阶一心为公。严世蕃被处决不久，内阁大学士袁炜病重辞职，徐阶迫不及待地又补进两个人。一个是公正廉明的吏部尚书严讷，另一个是张居正同年状元郎，性格温和、与世无争的礼部尚书李春芳。朱厚熜对徐阶的行为表示不解，他说：“您一人在内阁我就放心，何必再引进人。”徐阶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说：“国家事务繁重，我一人怎可？凡事还要和同僚商量。”朱厚熜对这句话很满意。

徐阶趁势提到：“张居正才干卓著，品德过人，翰林院掌院学士（常务副院长）一职正空，张居正可否任职？”

朱厚熜又不解了：“大家都知道张居正是你的得意门生，修《承天大志》时，我就发现他有才能。你要举荐他，我是毫无意见的，可你为何举荐他当这样一个虚职？”

徐阶说：“他还年轻，需要历练。”

朱厚熜当然不明白，翰林院掌院学士固然是虚职，却能提高张居正在翰林院的地位。现在的张居正，既是未来皇帝的讲师，如果再在翰林院拥有地位，那将来的大学士，几如囊中之物。

徐阶的安排是精致实用的，张居正聪明伶俐，多年来也明白了徐老师的良苦用心。况且，张居正虽在翰林院，法理上不能参与政治，可实际上，他始终是徐阶最珍贵的幕僚。更可喜的是，张居正的幕僚身份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1565年十一月，严讷病重辞职，第二年三月，徐阶又引进裕王的讲师郭朴和鼎鼎大名的高拱。郭朴资格很老，加上未来皇帝讲师的身份，早该入阁，而高拱则是未来皇帝朱载垕最喜欢的讲师，大学士是他的命中注定。高拱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对徐阶引他入阁，并无激动也无感动，相反，他居然认为这是徐阶在拍他马屁。

这种心态很不好，张居正最先注意到，他找高拱谈心。他对高拱说：“徐首辅引您入阁，看重的就是您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和您名动四海的声誉。”高拱看着天发出一声冷笑：“你呀，不懂，徐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我知道。”

张居正哑然。高拱突然话锋一转：“我听说你经常到徐阶的直庐（值班房）去，你师徒二人关起门来就是一天，不知都在干什么？”

张居正想不到高拱如此直接，不禁愕然。他的确常去徐阶的直庐，但稍有礼貌的人，就不会这样赤裸裸地质问。他笑了笑，说：“只是谈学术。”

高拱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我只是随便一问，看把你急的，你什么时候不会开玩笑了？哈哈。”

张居正赔了一回笑，他当然不会告诉高拱，他和徐阶商议的都是国家大事，特别是1566年冬天来临时，两人商议的国家大事简直比泰山还重。

1566年冬天刚开始，朱厚熜就病了。朱厚熜在他作呕人生的最后几年，呈现的是这样一幅漫画形象：跪在玉皇大帝画像前，左手一把丹药，不停地向嘴里扔，右手搂着美女，不停地用嘴巴拱，由于吃了太多仙丹，他当时对美女只能动嘴了。在他身后，站着一群身穿道士服的人，他们是群号称可以让朱厚熜长生不老的道士。

徐阶去永寿宫看朱厚熜，感觉朱厚熜不会长生不老，于是请求让御医给他看病。朱厚熜不干，他说：“道士就是医，而且是神医。”他还说，“道士说了，我这是成仙的征兆。”如他所愿，那段时间，万寿宫里神秘的事常有发生。有时从半空中突然掉下一个桃子，有时冰凉的水在缸中猛地沸腾起来，还有时，丹药在朱厚熜的掌心翻滚成一小人，跳到地上消失了。有一次，朱厚熜在床榻上看到房间里云雾缭绕，一个菩萨模样的人从天而降，接着，他感觉到床榻在缓缓上升，整个房间开始上升，万寿宫开始上升，整个西苑、整个皇宫、整个帝国都在缓缓上升……

这番景象让朱厚熜使出一生的力气，在床上大叫：“我要成仙啦！”

徐阶摇头叹息，关起直庐的门，和张居正对坐，沉默不语。张居正谨慎地问：“依您之见，皇上这病……”

徐阶看着窗外，满城雪花，比手掌还大。“多做些准备，没有坏处。”他轻轻地说。

张居正沉思一会儿，提到了高拱。他说：“高拱虽是我朋友，但有句话我不得不提醒老师您：高拱对老师恐怕远没您想的那样友好。”

徐阶听了，无动于衷，许久才说：“高拱是个顶尖政治家，顶尖人物都有性格，且不管他，皇上这病……”

张居正认为徐老师居安不思危，不是好事。可徐阶用手势制止了他，一锤定音：“高拱由我引进，才几个月，不能再由我把他轰出！”

这话里有何禅机，张居正当时不理解，几天后，他恍然。一个叫胡应嘉的吏部言官突然上疏弹劾高拱，说他在内阁值班时经常擅离职守，跑回家和小老婆厮混。

朱厚熜已处在昏迷状态，这种事他想理已理不了。于是，弹劾文件就在内阁里讨论。徐阶安抚高拱说：“言官捕风捉影，不必理会。”高拱恼羞成怒，因为胡应嘉指控的是事实。高拱五十多岁的人还没有儿子，所以把家搬到直庐附近，一有空就跑回家行周公之礼。恼羞成怒不久，高拱突然七窍生烟，他发现胡应嘉居然是南直隶人，和同属南直隶的上海人徐阶居然是同乡！

张居正来安慰他，他不管不顾当着张居正的面攻击徐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并且要张居正传话给徐阶，这个仇，他高拱誓死不忘。

张居正说：“徐首辅不是那种人，你肯定误会了。”

高拱一蹦三丈高：“别拿我当傻子，这事绝对没完，只要有机会，我非报仇不可！”

高拱所谓的机会，张居正心知肚明，那就是朱载垕的上台。朱载垕最信任高拱，高拱也因此自傲。一朝天子一朝臣，风水轮流转，徐阶的权力不是永恒的。

机会悠悠而来，1566年冬的最后一个月，朱厚熜终于在昏沉中死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他在床上一咽气，徐阶命令太监们守住秘密，心急火燎地跑回内阁。张居正在那里等了他一天！

徐阶肃穆地对张居正点了点头。张居正明白了，唏嘘了一阵。徐阶语气中带上从未有过的威严，说：“谈正事。”

张居正稍作沉默，试探地问：“是不是请大学士们来共同商议？”

徐阶想都未想，说：“刻不容缓，你我二人就足够。”

两人商议的事当然不是朱厚熜的葬礼，而是朱厚熜的遗诏。朱厚熜已没有留遗诏的能力，所以，这份遗诏需要伪造。如何伪造，就是徐阶要和张居正商量的。

其实这件事，两人已大不敬地商量了很多次，中心思想就是，清除朱厚熜时代的弊政。首先，朱厚熜三天两头搞的铺张浪费的道教仪式（斋醮）要停，源源不断的大兴土木要停，求珠宝、营织作要停。那群牛鼻子老道要被驱逐出宫，还要揪出几个平时闹得厉害的道士正法，以正视听。

还有两件事，可以收买人心，简直一本万利。这就是朱厚熜早期的“大礼”案和“大狱”案。“大礼”案是这样的，朱厚熜是以王爷身份继位大统的，当他想把死去的亲爹称为皇考时，大臣们纷纷反对，朱厚熜把反对者定罪；“大狱”案是“大礼”案的延续，被连累的大臣不计其数。

徐阶和张居正用朱厚熜遗诏的名义将“大礼”“大狱”两案的冤枉者全部复官。

遗诏公布那天，整个朝堂、整个帝国都惊喜流泪，徐阶的声誉如日中天，简直如周公再世。然而就当徐阶站在“镁光灯”下，缓缓挥手享受着鲜花和掌声时，在阴暗的角落射来两道仇恨的目光。它们的主人没有别人，只能是高拱。

按常理，在这种时刻，张居正应该会注意到高拱射到徐阶身上的仇恨目光，但他不幸失职。之所以失职，是因为他得到了升职。

1566年最后一个月，朱载垕顺理成章继承帝位。1567年正月，张居正被徐阶提为礼部右侍郎，这是个梯子职务。一个月后，张居正踩着这架梯子，顺利入阁。徐阶为了避嫌，把那位曾堵住严世蕃口的陈以勤也引入内阁。内阁人才济济，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1567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是内阁中最年轻的大学士。多年来的夙愿终于接近成功，他终于握到了政治的权杖。他不是得道的活佛，宠辱不惊，所以他有点欣喜若狂，于是他没有注意到高拱冷酷的目光。

他把自己沉浸在感恩徐阶的汪洋大海中，对这位命运之神感激涕零！

阵阵冷风吹进内阁，预示着大风暴将来。

第四章 弱肉强食的内阁

高拱的质问

高拱最先挑起事端。在他看来，这不是事端，而是匡扶正义。

张居正入内阁的几天后，徐阶召开内阁会议。还未等他把开场白念完，高拱就站了起来，大声吼道：“惯例，先皇遗诏必须由内阁大学士们草拟，你为何擅自做主？”

徐阶想不到高拱会这样肆无忌惮地单刀直入，一时竟愣在那里。张居正急忙站起来为徐阶解围，可高拱却指着他的鼻子训斥道：“你先坐下，那时内阁还没有你呢！”

张居正也和徐阶一样，愣在原地。他想不到高拱嚣张跋扈到如此境地，这和他从前认识的那个好兄弟判若两人。高拱见自己一出招，就奏此奇效，不禁乐不可支。他像泼妇一样，看着徐阶，吐沫横飞：“你说，你说啊！”

徐阶不是不想说，但这种场合他不适合说下面的话，下面的话只有高拱的兄弟、内阁排名最末的张居正来说才适合。

张居正说：“当时草拟先皇遗诏时，四处找您，您不在啊。”

这是假话，但却能一针见血地暗示高拱经常逃班。高拱果然被噎住，可他的急智是无穷的，侧身一指李春芳：难道李阁老也不在？又一指郭朴：郭阁老从不迟到早退。再指陈以勤：陈阁老也不在？

李春芳急忙摆手：“高阁老，我那天的确不在，我想想，我去哪里了……”

郭朴冷着脸，看向徐阶。

陈以勤把头转向一边，想着晚上回家吃什么。

徐阶的涵养不是说说的，换作任何一个首辅，此时非暴跳如雷，和高拱拼命不可。但他是徐阶，是个弹簧，高拱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他却只是抵抗。当高拱发完这些质问后，他的力量已集聚完成，反击道：“我请问，这遗诏如何？”

高拱发出攻击时，就准备徐阶的反击，他自认为徐阶的反击只有两种，一是解释，二是用愤怒当盾牌。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徐阶还有第三种反击方式，所以当徐阶问他时，他竟然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他问。

徐阶又把话重复了一遍，语气加重：“我拟就的先皇遗诏如何？”

高拱气馁，但他是个君子，不会耍无赖，只好承认：“当然好，可你……”

徐阶用手势制止了他：“既然你认可遗诏，那说明你的良知和我的良知一样，诸位都是为江山社稷，为新皇着想。此时争执这种事，你不觉得有失体统吗？”

高拱哑口无言，徐阶的话无懈可击。此时稍有良知的人都明白，应该尽心竭力于国事，而不是在这里争面子、争尊严。

他想到这里，慢慢地坐下去。徐阶用脸色表示满意。但张居正却从高拱的脸上看到了仇恨，高拱只是口服心却不服。他知道，高拱有仇必报，而且意志坚决，绝不动摇。徐阶的命运在高拱坐下握紧拳头时，就已注定。

高拱中了迫击炮

高拱千方百计设计战场，要和徐阶决战。1567年三月，机会来了。按惯例，明帝国政府每隔六年要对五品以下的京官来次大考核，是谓京察。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长官。当时的吏部尚书是山西人杨博，高拱的同乡，和高拱私交甚好。京察结果出来后，大家大感异常，凡是被判定不合格的官员都是南方人，没有一个被废黜的官员是山西人。

张居正敏锐地注意到，被废黜的各部的言官，和徐阶都有关系。这说明此次京察中有个人意志。徐阶不是傻子，也注意到了，但他什么都没说。几天后，那个活跃的吏部言官胡应嘉突然向杨博开炮，指控他京察腐败，挟私愤，包庇乡里，打击异己。

张居正又敏锐地注意到，胡应嘉这匹徐阶的头马这次玩得不靠谱。因为胡应嘉是吏部的言官，按惯例，吏部京察完毕后，要和本部的言官们商量审核结果，并且要表示同意，吏部尚书才能颁布京察结果。也就是说，杨博颁布京察结果时，胡应嘉是同意的。既然之前同意，现在又跳出来说不同意，这是自相矛盾，必定居心叵测。

皇帝朱载垕资质平常，却也看出了其中的矛盾，于是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胡应嘉。

徐阶召开内阁会议，高拱先发言：“应该将胡应嘉革职为民！”

郭朴是高拱的同乡，对徐阶草拟朱厚熜遗诏不找他，也极不满意，此时呼应战友高拱，毅然地说：“胡应嘉前后不一，毫无良知，无人臣品格，应该革职。”

徐阶看了郭朴，郭朴脸色微红，却不敢去看徐阶的眼。徐阶又去看高拱，高拱直视着他，眼里要冒火。徐阶只好去看张居正，高拱随着徐阶的视线也去看张居正。

张居正此时不能不表态，而且发自良知：“胡应嘉出尔反尔，理应受惩罚。但革职为民，似乎有点重。”

高拱身子猛地动了下：“这也算重吗？如果不是当今圣上仁慈，胡应嘉有一百个脑袋都搬家了。”

徐阶问李春芳，李春芳急忙说：“您做主就是。”又问陈以勤，陈以勤突然对什么东西过敏，剧烈地咳嗽起来，直向徐阶摆手，示意自己说不了话。

徐阶没奈何，只得点了点头，胡应嘉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着被革职了。

如此轻易就干掉了徐阶的头马，高拱有点飘飘然，但他自喜得太早。胡应嘉被革职的消息一传出，言官们就如爆发的火山，惊天动地起来。

号称“劾神”的欧阳一敬先上，他弹劾高拱奸险横恶，是北宋奸贼蔡京转世。他说：“高拱要想处置胡应嘉，就先把他搞死，否则他必纠缠如毒蛇。”高拱气得死去活来，他对张居正说：“欧阳一敬这孙子就靠弹劾别人活着！从他进政府当言官以来，被他弹劾的人车载斗量，有几个是真如他所指责的那样？他居然说我是蔡京，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要和他死磕！”

张居正劝告他：“言官们满嘴跑火车，你何必和他们一般见识。你越是反击，他们越来劲，最好的办法是以静制动。”他又把徐阶经常引用的阳明学思想抖搂给高拱，“面对别人的诽谤非但别动气，还要将其当成磨石，砥砺自己的性情，磨炼自己的心智。”

高拱失声道：“太岳啊，他诽谤攻击的不是你，你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天下任何事都这样，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当然可以说风凉话。我不把欧阳一敬搞掉，誓不为人！”

高拱这样愤愤不平，是因为他脑海里有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清晰画面：欧阳一敬的身后站着个小矮人，这个小矮人自然而然是徐阶。

他心直口快地把这幅画面说给张居正听。张居正把头摇得如拨浪鼓：“徐阁老绝不可能。”

张居正认为高拱想多了，高拱却认定就是徐阶所为。他有证据：任何内阁首辅都不喜欢能力强的伙伴，他高拱能力强，徐阶自然不会喜欢他。

他毫不理会张居正的苦劝，上疏反驳欧阳一敬的指控。这一反驳不要紧，就像是在空旷之地拉了一堆屎，无数的苍蝇飞了过来。

礼部言官辛自修和都察院御史陈联芳联合上疏弹劾高拱没有宰相度量，另一位御史郝杰也弹劾高拱非但毫无宰相气量，就是做五品以下的官员也不够格。

这些言官也并非信口胡说，高拱在内阁盛气凌人，外间早有风传。

张居正发现事态越来越严重，去请徐阶想办法。徐阶摇头说：“言官们要说话，我不能堵他们的嘴啊。”张居正小心地提醒徐阶：“高拱已注意到攻击他的言官要么是您提拔上来的，要么就是您的门生、同乡。”

徐阶看向张居正：“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居正急忙回答：“纵然老师没有幕后指使，可高拱会多想。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言官们如果真的闹得太不像话，对内阁和您的声誉也有影响啊。”

徐阶考虑了一会儿，去找高拱商议。高拱被言官们攻击得心烦意乱，只好同意徐阶的意见，将胡应嘉调到福建建宁担任推官（司法部官员）。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徐阶终于用言官的力量让高拱屈服，这是巧妙的政治手腕。高拱大概也清楚，只是他当时已泥菩萨过江，唯有屈服。

可让徐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胡应嘉去福建建宁的圣旨才下，欧阳一敬如脱缰的野马，不受控制地再度冲出，又弹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应该去职”。

高拱气得死去活来，亲自出面和欧阳一敬辩论。欧阳一敬是弹劾别人的高手，嘴皮子和笔杆子同样厉害。高拱被批得体无完肤，热血涌到头上，险些脑出血。一气之下，他居然上疏辞职。朱载垕挽留他说：“你的人品我知道，不要仅仅因为人言就求退。”

大学士和言官答辩，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当然由首辅徐阶来判，徐阶的办法很不高明：一面抚慰高拱；一面斥责欧阳一敬。欧阳一敬奇迹般地闭嘴了。高拱当即断定，这是徐阶在搞鬼，徐阶这孙子和欧阳一敬在演戏，一个扮红脸，一个扮黑脸。

他逼宫徐阶，这群言官肆无忌惮地攻击大学士，按传统应受廷杖！

这的确是传统，朱厚熜在位时，言官只要对大学士吐口水，惩罚必然是廷杖。于是在朱厚熜时代，先听到言官们叽里呱啦，接着就能听到言官们哎哟哎哟。但这传统是糟粕，不能继承。可如果不继承这一传统，高拱又绝不会善罢甘休。

徐阶有生以来第一次陷入犹豫的旋涡。张居正建议：“言官们的嘴的确太碎，不集体惩处，也应杀鸡儆猴。”

徐阶有点恼火地问：“谁是鸡？”

张居正回答：“欧阳一敬是言官里的标杆，可当鸡。”

徐阶沉思一会儿，才语重心长地对张居正说：“言官虽位卑但言不轻，他们是君王的耳目、臣子的警示牌，他们的职责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因为说话而受到惩处，那我不是在堵塞言路吗？”

张居正也沉思，慢慢开口道：“学生对老师的话持保留意见。言官系统固然有优点，但也有缺点，大惊小怪，吠影吠声，常图虚名而危言耸听。而且……”

他看了眼徐阶，发现徐阶的脸色正在变化，但他还是决定说完：“而且，他们很容易被人利用，干扰政事的推行。”

徐阶吃了一惊，想不到张居正对言官如此厌恶，更想不到张居正看到了此次事件的背后。然而这名最得意学生的话，最近一段时间，他好像听得越来越不顺耳。他站起来，下定了决心说：“我不能因为一个高拱而得罪全体言官。况且，”徐阶说，“我觉得冷淡处理，这件事就完了。”

没完！高拱得知徐阶放过言官后，像炮仗似的爆起来。他叫嚣道：“你徐阶有言官，我老高也不是光杆司令！”

高拱被迫离去

高拱在政府这么多年，当然不是光杆司令，当然有自己的言官，他的言官头马是御史齐康。齐康得了高拱的命令，昂首挺胸，像要赴死一样，对欧阳一敬发起进攻。

欧阳一敬每年都打雁，当然不可能被齐康这只小麻雀啄了眼。齐康的奏章才上一天，欧阳一敬马上回敬，弹劾齐康结党，是高党。齐康调动人手，围攻欧阳一敬。遗憾的是，他的人手太少，欧阳一敬振臂一呼，大批北京言官都站出来，向齐康进攻。齐康本来要围歼欧阳一敬，想不到却被反包围。

事态已成燎原，张居正心急火燎。他痛心疾首，刚刚组建起的内阁眼看着就要分崩离析。新的政治曙光还未照临人间，就被乌云遮蔽，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最不愿看到的事。他特别希望皇上朱载垕能站出来平息这场战争，可朱载垕自登基后就万事不理，龟缩在后宫和美女共享良辰美景。

张居正前思后想，高度的责任感让他不能作壁上观。他去找高拱，劝他放下已弹尽粮绝的阵地。高拱自和徐阶开战以来，至少老了一千岁，整个人蜷缩在椅子里，两眼无神，唉声叹气。他对张居正说知心话：“我想不到徐老头的势力如此庞大，想不到他如此奸诈，我老高恐怕要不久于人世。”

张居正笑了：“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因为你好胜心太重，所以把成败看得重，于是把这件事本身看得太重。徐老师当初引你入阁，是看重你的才华，只要你现在向他示好——当然，你肯定干不了这种事——只要你不再发动进攻，这件事就算完了。”

高拱瞪起空洞的双眼，张居正敏锐地注意到有亮光射出，随即又消失。他又唉声叹气，突然就像疯驴一样咆哮起来：“徐阶，我老高和你不共戴天！”

这是赌徒失败后装门面的话，张居正明白，高拱已经投降。他急忙去找徐阶，把高拱的意思传达给徐阶。徐阶很满意，他终于教训了这个桀骜不驯的山西佬，于是说：“我早说了，只要大家安静点，这件事就算完了。”

没完！就当徐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胜利时，出乎他的意料，南京的言官群悄无声息地爬上了打高拱的擂台。明帝国有两个首都，北京和南京，南京只是北京的复制，所以政治中心永远在北京，北京有什么事，南京方面也会积极响应。由于两地相隔很远，所以北京方面发生的事要结束了，南京方面的热度才起来。徐阶只是保证了北京言官们不再闹事，忽略了还有南京言官。

前面讲过，京察是由北京吏部和都察院联合主持，非吏部的言官们如果对京察结果有意见，可以提出“拾遗”。南京方面的言官抓住这个规定，开始攻击：杨博和高拱勾结，打压异己，此次京察不具权威。杨博只是个引子，南京言官们真正要攻击的是高拱，因为他们注意到，皇上对高拱一味地徇私。高拱再次被推上前台，接受狠毒的批斗洗礼。

徐阶始料不及，高拱怒发冲冠。按张居正的意见，两人此时应该联手，共同对付南京的言官群。可是，高拱的脾性做不到这点，他没有这个肚量。他不但没有这个肚量，反而决定和徐阶来个鱼死网破，即使不能抱着徐阶死，也要在死之前把徐阶搞臭。

有一天，内阁大学士们在聚餐（会食），大家还未动筷，高拱突然就向徐阶发难道：“老高我最近常常吃不香、睡不好，侥幸睡着，却是噩梦连连，搞得我现在睡觉要怀抱宝剑。有一天晚上我按剑而起，回想皇上登基以来这几个月间您的所作所为，真要气炸了肺。先帝在时，您搜肠刮肚写下无数文学作品（青词），坚定无畏地邀宠献媚；先帝一走，您就翻脸无情，拟定《遗诏》废了斋醮。可我就不明白了，那些事不都是您手舞足蹈支持的吗？”

徐阶微笑，不说话。

高拱又狠狠地说：“现在，您又广结言路，非要驱逐当今圣上的老师我，您就不怕遭报应吗！”

徐阶缓缓地收起笑容，沉吟许久，才慢吞吞地说道：“你这样讲话，真是不好。你说我广结言路，可是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人人一张嘴，哪能那么好操纵？有言官攻击你，你就说是我指使，那我请问，齐康攻击欧阳一敬，谁指使的齐康？”

高拱被徐阶这段话噎得张大了嘴巴，好像是有人往他嘴里塞了个西红柿。

徐阶看了看他，又扫了一眼其他大学士，再看回高拱：“高公啊，遗诏的事，当初我问你如何，你也是默认好的。况且，这份遗诏是为了先帝的身后声誉，身为臣子，为主子正名是分内之事。你谈到我曾经写青词谄媚先帝，这确实是我有错，那么你呢？”

高拱心虚地大声道：“我怎么了？”

徐阶冷笑：“你在礼部时，先帝有一天曾拿着封密函问我：‘高拱上疏，希望为斋醮事宜效劳，你觉得如何？’这封信函很贵重，所以我珍藏至今，如果大家有兴趣，明天我拿出来给大家欣赏欣赏？”

高拱立即如落败的公鸡，垂头丧气。李春芳急忙打圆场：“菜都凉了。”

谁还有心情吃饭，最没有心情的就是高拱。他起身，拂袖而去。

张居正追出去，许久才回。徐阶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张居正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以为徐老师会问他问题，想不到，徐阶什么都没问。

一天后，高拱上疏请辞。朱载垕劝慰一番，不予批准。

南京的言官们并未因为高拱请辞而停止攻击，反而变本加厉。高拱心灰意冷，想死的心都有了，再上疏请辞。朱载垕不同意，高拱就撒娇一样地两天一道上疏请辞。他在最后一道上疏中说：“自己已病重，如果再工作下去，非殉职不可。”

朱载垕大惊，问身边的人：“高先生真的病重吗？”

身边的人刚和徐阶见过面，说：“的确很重。”

朱载垕可惜地说：“那就让他回家养病吧，唉。”

1567年五月二十三，高拱终于得到朱载垕的辞职批准，他流下复杂的泪水，叩谢皇恩。几天后，高拱离开京城，回了老家。

高拱离开前，张居正先去找徐阶，请徐阶挽留高拱。

徐阶摊开双手，委屈地说：“北京言官我摆平了，可让高拱离开的是南京言官，我也没有办法啊。”

张居正已经搞不清徐老师说的真话还是假话。他去见高拱，为高拱送行，这是他第一次为高拱送行，但不是最后一次。

高拱如同正卷铺盖回老家的落第举子，面容憔悴，床边真就放着一把宝剑，看来他说自己总做噩梦，非抱宝剑才能睡着是真的。张居正安慰他，可无论多么贴心的话都融化不了高拱心中的仇恨，更抚慰不了高拱的伤心。

“人啊！”高拱走出北京城，回首，用力地说道，“就要狠！”

他看了看张居正，皱起眉头：“徐阶这老东西，是笑面虎，你要小心。”

这是带有极端感情色彩的评价，张居正不予评判。但在徐阶和高拱的政治斗争中，他的确渐渐对徐阶产生了不满，就如当年他对严嵩的态度转变一样。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忠诚到底的粉丝，和偶像接触的时间越长，崇拜的程度就越小。

高拱被言官们的吐沫喷走后，言官们意犹未尽，把矛头又对准了高拱的战友郭朴。张居正找徐阶，为郭朴说情。

如果用中国传统道德的标准来评价郭朴，郭朴算是优等生，其为人宽厚正直，处事公正，是我们在关于传统美德的古典书籍中常常见到的那种长者。

就凭这点，张居正就有一万个理由向徐阶求情。徐阶不禁恼火，训斥弟子道：“我早说过，言官们有嘴，我没有权力堵人家的嘴啊。”

张居正对徐阶的回答不满意，他始终认为此时的言官还在受徐阶控制，因为言官们不攻击别的大学士却攻击郭朴，根本原因是郭朴和高拱亲近，而对徐阶态度冷淡。

言官们攻击郭朴比攻击高拱有难度。高拱性格外露，桀骜不驯，缺点一抓一堆；郭朴没有缺点，所以言官们开始的攻击很不顺。他们说郭朴没有做辅臣的素质，朱载垕驳回；他们又说郭朴不配合首辅徐阶的工作，影响内阁团结，朱载垕又驳回。

言官们转变思路，既然攻击现在的郭朴不成，那就穿越回从前，他们不相信，郭朴真是个完人。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发现郭朴丧父时没有回家守孝，又发现郭朴的老母年老多病，他不回家尽孝，却在京城迷恋权力和富贵，这真是个大不孝的畜生。

高拱被喷走的三个月后，1567年八月，郭朴在言官们的猛烈攻击下，心力交瘁，连上三疏乞休。

朱载垕让内阁商议郭朴的去留。徐阶问李春芳，李春芳说：“徐阁老做主就是。”问陈以勤，陈以勤最近上火，指着嗓子摆手摇头。徐阶最后问张居正，张居正来了脾气：“我今天说句话，明天就会成为高拱（某今日进一语，明日为中玄[2]矣）！”

李春芳吃惊地张大了嘴；陈以勤喉咙里咕咕响，手心出汗。想不到，徐阶对这位弟子的忤逆只是淡淡一笑，平静地说：“好，一致通过，允许郭朴致仕。”

高拱走了，郭朴走了，内阁只剩下徐阶、李春芳、陈以勤和张居正。其实，内阁只有一人，就是徐阶。但张居正有一天在内阁中看徐阶，徐阶渐渐变得模糊，随即整个身体透明起来，越来越透明，最后成了空气。

这是不好的感觉，张居正想，内阁大风暴虽然过去了，但徐阶真的能屹立不倒吗？

徐阶也去职

徐阶以为，只要自己愿意干下去，就没人能撼动他的地位。到处都传颂着他的美名，连最擅鸡蛋里挑骨头的言官群都对他赞许有加。除了皇上朱载垕，没人能推倒他。而朱载垕对政事毫无兴趣，只对玩乐有兴趣，所以大权全在内阁，也就全在他徐阶手上。

但问题恰好出在这里，合格的政治家认为，他对皇上的私人行为负有政治责任。这种特质，使徐阶只能出局，否则，他就不是清明的政治家徐阶。

朱载垕在做准皇帝时很老实，老实得让他那些讲师误以为他是五百年才出的圣君。但做了皇帝后，就如同变了个人。他喜欢珠宝，一继位就下令户部购买珠宝；他喜欢美女，派出花鸟使满天下地寻找美女；他更喜欢无度的游宴，把庄严肃穆的紫禁城变成个夜市。言官们在徐阶的暗示下纷纷进谏，但无济于事。言官们把话说得像骂街一样，宽厚的朱载垕也只是置之不理。

徐阶深深忧虑。张居正暗地里倒认为这是好事：徐阶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振兴破败江山。徐阶可能有这样的心思，却没有时间，因为他把全部身心都浪费在和高拱的争斗中。高拱被赶走后，又是郭朴，一年的光阴就这样消逝。当徐阶把精力移到朱载垕身上时，正如有些言官所说的，“玩乐之端一启，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徐阶要改正朱载垕的私人行为，已无能为力。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劝谏，不停地劝谏。朱载垕要去郊外打猎，徐阶说影响百姓；朱载垕要在紫禁城养野生动物，徐阶说万不可效仿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朱载垕要征天下少女，徐阶说这会冷了天下人的心。

朱载垕要这样，徐阶非要那样，朱载垕本来就口齿不伶，被徐阶一气，顿时磕磕巴巴：“徐……徐……”

他身边的太监陈洪凑上来，涎着脸：“阶。”

朱载垕捶胸顿足，张着嘴巴，像只望月的青蛙：“王……”

另一名太监也凑上来：“八蛋。”

朱载垕五官扭曲，紧握双拳在空中挥舞：“徐……他怎……怎么……这样？”

太监滕祥弯着腰，小心翼翼地说：“徐阶是伪君子，他对您的私生活如此苛刻，可他的三个儿子在老家锦衣玉食，奢华无度，全天下人都知道。”

朱载垕也知道这事，如果徐阶不给他找麻烦，他会假装不知道这事。在他看来，徐阶也不容易，把大半生都交付朝廷，功劳苦劳样样都有，家里贪污腐化点没有什么，这也是人之常情。人做官，不就是想让自己和家人过得好一点吗？否则干吗拼死拼活，把青春岁月浪费在书斋里。

可是，你自己舒坦，却不让别人舒坦，这不是违反圣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教诲吗？朱载垕决心对徐阶表示下不满，给他点颜色瞧瞧。

从此，徐阶上奏的一切事，朱载垕都不理。他原本就不理，可还话放出来：你看着办。现在，连这句话都没了。徐阶以为朱载垕在耍小性子，但一个多月后，朱载垕仍然如此，徐阶有点毛了。

他对张居正抱怨说：“皇上不说话，这不是事啊。”

张居正沉思一会说：“我想，皇上应该是听了身边小人的谗言。”

徐阶冷笑：“那群阉竖吗，毫毛而已。”

张居正又沉思一会儿，正色道：“老师这样说，学生不太赞同。皇上如果英明勤奋，常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接触还好。可当今圣上藏在后宫，身边只有那些宦官，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老师应该和他们处理好关系。”

徐阶猛地看向张居正，目光凌厉，让张居正浑身打了个冷战。

“太岳啊，”徐阶语重心长地说：“本朝立国时，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就严厉禁止政府官员和太监结交，并用残忍手段限制太监。近二百年来，虽有太监嚣张跋扈，但昙花一现；也有大学士们对宦官献媚，却遗臭万年。他们本是废物利用，我们读圣贤书，学做圣贤，万不可和他们搅到一起。宁身败，不名裂。”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多年来徐阶也是知行合一。不过，张居正突然想到徐阶搞严嵩的事。坊间早有传言，徐阶能搞掉严嵩，就是收买了朱厚熜身边的道士。在他看来，那群装神弄鬼的道士和太监没有区别。可他终究没有说，他隐约地预示到，徐阶以后的失败，也许就败在这上面。

徐阶不想和太监结交，一是出于道德观念，二是缘于自信。他坚信自己还有力量让朱载垕回归正途。

其实，朱载垕自继位后就从未在正途上。朱载垕对徐阶态度的转变，引起了言官们的注意。或者说是徐阶让他们有了注意力。他们开始向朱载垕发动进攻，正如一年前向高拱和郭朴发动的进攻一样，排山倒海，铺天盖地，神鬼皆惊。

朱载垕在那三位太监的指引下，对那些上疏置之不理，反而以守为攻。1568年六月，朱载垕宣布要去北京四大郊野公园的南海子狩猎。言官们群轰，徐阶也上疏恳请朱载垕收回圣命。朱载垕不理，毅然决然地去了南海子。对徐阶而言，这是个重大打击。徐阶对张居正唉声叹气，张居正突然之间发现徐老师苍老了，像是秋季的干荷叶，色苍苍，已耐不住风霜挫。徐阶本来就不年轻，1568年时，他已六十六岁。多年的弹簧生涯，被压，反弹，复位，再被压，再反弹……他的精力已用尽，好运气也已用完。

不知是试探还是真心，徐阶在一个月后朱载垕回到紫禁城时，提出辞职。

朱载垕眼前一亮，对三位太监伙伴说：“看啊，徐阶动摇了。”

三位太监在心里先夸奖朱载垕口齿伶俐了，然后说：“他这种人早去早好，就没有人烦您了。”

朱载垕用他伟大的头脑想了一会儿，摇头说：“不，不行。徐老头德高望重，我就这样批准，那群言官……”一提到令人生畏的言官，朱载垕的口吃又犯了，“肯……肯定会……咬。”

他的确有点小见识，徐阶的辞职信才上，言官们就上疏请朱载垕挽留。朱载垕只好挽留，他说：“家有老，是个宝。没有了徐阁老，那可如何是好。”

徐阶对张居正苦笑道：“皇上不是真心啊。”

张居正早看出来了，他希望徐阶到此为止。可不知为什么，几天后，徐阶又上了一道辞职信。言官们又请朱载垕挽留，朱载垕只好挽留。

这种招数，用一次是奇技，用两次是办法，用三次就成了馊主意。徐阶再用第三次，言官们随后跟上。朱载垕恼了：“这……他……”

孟冲对出下面的话：“把您当小孩子耍啊！”

陈洪适时跟上：“徐阶真是个狡猾多端的家伙。坊间传说，高拱就是被他活生生轰走的。您的讲师高拱多好的一个人啊，容不进他的眼。”

滕祥在孟冲背后扯开公鸭嗓子：“皇上您不知道，徐阶对我们几个那是死活看不上。我们可是您身边的人，他都那种态度，对您，鬼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

朱载垕被撩拨得激动起来，但他是个宽厚的君主，马上又冷静了。他说：“这……这事不好办，徐……徐阶……”

他看着陈洪，示意陈洪替他说。陈洪果然是他肚里的蛔虫：“俺们知道您的意思，徐阶在政府威望甚高，就这样允许他辞职，恐怕引起众怒。那咱们就等着，俺们就不相信徐阶是菩萨转世，众生都被他普度了，没有仇人。”

徐阶当然有仇人，政治家没有仇人，就不是优秀的政治家。徐阶的仇人其实多如牛毛，高拱虽然去职，根基还在，杨博就是一块阵地，只因为徐阶实力太强，这个倒徐阵地不轻易开枪而已。徐阶的三次请辞，朱载垕的态度转变，让倒徐阵地的人看到光明。一个叫张齐的言官义无反顾地蹿上阵地，举起了倒徐的大旗。

如果不是弹劾徐阶，张齐不会留下名字。可见和大人物扯上关系，无论是拍马屁还是挥拳头，都有巨大收益。当然，张齐不是愣头青，或者说，他背后的主谋不是一般人物，因为弹劾徐阶的奏章刀刀见血，招招致命。

张齐弹劾徐阶三件事：“第一，朱厚熜在位时，大兴土木和搞庞大的道教仪式，徐阶鼎力赞成，可朱厚熜一死，徐阶却草拟遗诏，历数其罪过，这是不忠。第二，徐阶和严嵩共事十五年，甚至还递交联姻，严嵩做了那么多坏事，徐阶无一言劝告，也无一次弹劾。而严嵩一败，徐阶上蹿下跳，把严嵩搞得狼狈不堪，这是不义不信。第三，1567年九月，俺答汗兵团兵临滦河，情况危急万分，皇上您亲自选将调兵，要内阁制订作战计划，可当您问徐阶作战计划时，徐阶像个闷葫芦，一个屁都没放出来，这是无能。徐阶不忠不义不信，丧失道德，无能，不配担任首辅。”

三件事完毕，张齐使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撒手锏：“徐阶擅作威福，天下唯知有阶，不知有陛下。”

真是狠！

但张居正认为，张齐说的都是事实。尤其是第三件事，当时徐阶的确没把心思用在这上面，几乎对军国大政漠然。这也有原因，1567年整个一年，徐阶在清除朱厚熜时代的弊政，几个月后又和高拱斗，再和郭朴斗。1568年，他又调转枪头对准皇上的私生活，哪里有时间管理军国大政？

张齐的弹劾书一上，朱载垕跳了起来，他的三个太监伙伴也跳了起来。这就叫苍天有眼，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徐阶慌忙上疏辩驳。他先辩驳第三件事：“阁臣的职责是票拟，军事是兵部的事，所以我没有责任。”再辩第一件事，“我拟先皇遗诏，是代先皇言，以成其美。”最后辩第二件，“严嵩败亡和我无关，那是先帝、三法司的主张和明断，我后来攻击他，是大义灭亲，以国家为重。”

说的是很有道理，可朱载垕心里早已下定决心，任凭你辩出花来，我也是块石头。

言官们集体沉默，因为张齐的弹劾书太有杀伤力，他们找不到反攻的切入点。徐阶无可奈何，上辞职信，朱载垕立即批准。

十七年大学士，七年首辅，十五年隐忍，搞掉腐蚀江山的怪物严嵩，刷新朱厚熜弊政的徐阁老徐阶，黯然离场。

和高拱离开北京前截然不同，徐阶情绪平静，心情还不错。他对张居正说：“我走得无牵无挂，知道为什么吗？”

张居正大概知道，但他不说。徐阶就说：“因为我培养了你，我不会看错，你有肩负重任的能力。将来的世界是你的，国家大事也是你的。你不要辜负我多年来的精心栽培。”

张居正流下眼泪说：“我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徐阶又说：“将国家大事托付有能力的人，是政治家最大的快事。但你不但是我的接班人，还是我的知己，将家事托付给知己，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张居正当然知道徐阶的意思，徐老师的三个儿子全是浑蛋，徐家在上海是超级土豪，无尽的繁华，无尽的奢侈，当然还有无人不知的贪赃枉法。这一切，徐阶都托付给张居正。张居正要徐阶不必担心，他会竭尽所能保护徐家，保护徐老师的名声。

徐阶很欣慰，他知道张居正能做到这点，他也知道，张居正可能会比他期望的做得更好，无论是在国事上，还是在他的家事上！

隐晦的复仇

没有了徐阶的内阁，温情脉脉。

李春芳是老好人，陈以勤少说也少做，张居正厌恶争斗，而且少了徐阶和高拱这两位政治大佬后，也没了争斗。张居正觉得光明来了，徐阶才走了不到一个月，张居正就迫不及待地上《陈六事疏》。

这是他多年后改革的政治纲领，共有六条。第一条到第四条论政本，他希望朱载垕有主张，有决断，一切行为知行合一，一切政策要贯彻到底，有始有终，一切空泛议论要坚决制止。显然，张居正希望朱载垕能独裁。第五、六两条是论当时国家当务之急：财政和军事。

沮丧的是，《陈六事疏》和他当年《论时政疏》的命运不相伯仲，朱载垕给的回复漫不经心：你的奏章，都深切时务，谋国忠恳，发给各部门。

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朱载垕的批示就是这类话。内阁在李春芳的领导下毫无生气，没有气魄。皇帝不发话，李春芳就什么都不做。以张居正的眼光来看，无论是李春芳还是陈以勤，都沾沾自喜于雍容进退。内阁死水一潭，就不可能指望各个部门一起而振，有为奋发。加上多年来的纪纲颓坠，法度松弛，空话废话漫天飞舞，在庸人眼中，整个政府已毫无希望了。

但张居正不是庸人，《陈六事疏》虽未引起巨响，却丝毫没有动摇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感。他在内阁找不到同道，就去兵部、吏部，和他们促膝长谈。有识之士渐渐注意到了张居正腔子里的熊熊烈火，正在向外燃烧，他们欢欣鼓舞，主动向张居正袒露积郁多年的胸怀，恢复了消逝多年的身为臣子本该有的使命感。

还有人注意到，张居正不但才干卓绝，而且有出类拔萃的政治头脑，比如他和朱载垕身边的几个太监的关系就处理得不错，再比如，他和恩师徐阶的对头高拱的战友、吏部尚书杨博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是个厉害人物——有人这样说，轻易不搞人，搞人就能把你搞死。有人绝不相信，可1568年最后一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绝不相信这句话的人开始半疑半信。这件事就是辽王朱宪㸅被废。

早在1567年，朱载垕刚即位时，就有个叫陈省的御史弹劾朱宪㸅有不法行径。当时朱载垕正狂热地痴迷人生最低级的肉体享受，徐阶和高拱正在内斗，没有人理会这件事。1568年七月，徐阶离开，一个月后，张居正上《陈六事疏》，再一个月后，又有个叫郜光先的御史弹劾朱宪㸅有十三大罪。朱载垕发现罪状可畏，于是把郜光先的弹劾书交由内阁讨论。

李春芳同时问陈以勤和张居正：“如何？”

陈以勤自徐阶走后，身体健如牛犊，不感冒不发烧也不上火，开口道：“简单，派人去调查一下，真相即可大白。”

李春芳注目张居正。张居正慢悠悠地说：“这件事我还是避嫌为好。”

陈以勤点头：“是。”

李春芳沉默了一会儿，以商量的口吻对二人说：“那就这样办吧。”

被派去的调查员是刑部侍郎洪朝选。洪朝选刚进荆州界，就听说按察副使施笃臣带领五百名士兵把朱宪㸅的王府包围了。

施笃臣对风尘仆仆而来的洪朝选说：“朱宪㸅在王府门前竖起一面写着‘鸣冤之纛’的大旗，这不是造反吗？”

洪朝选观察了朱宪㸅的王府情况，嗤笑道：“施大人难免小题大做了，你看他王府里歌舞升平，连把弓箭都没有，这要是造反，那简直侮辱‘造反’这两个字。”

朱宪㸅的确没有造反的想法和准备。他的确在江陵没做什么好事，强抢民女，圈地占地，横征暴敛，可造反对他而言，难度太大，他没这个能力。他竖起那面白旗，是因为得知郜光先指控他而激动耍性子罢了。

洪朝选经过一番调查，回京后上了报告书，书中强调，朱宪㸅并未谋反，但朱宪㸅在当地的名声很臭，郜光先的指控不是空穴来风。

朱载垕命令内阁拟个处理意见，李春芳不敢，他对陈以勤和张居正说：“这是皇家的事，清官难断家务事，我看，咱们还是把郜光先的指控书抄一遍，交给皇上，让皇上自己定夺吧。”

陈以勤说：“就这么办吧。”

但谁来办？李春芳和陈以勤都看向张居正，张居正当仁不让，他说：“这是最低级的录入工作，哪敢劳烦两位阁老？还是我来吧。”

张居正不是录入员，他把郜光先指控朱宪㸅的十三罪状进行了精致的、不露痕迹的编辑。郜光先指控朱宪㸅有十三罪，大致是说其淫虐，可白痴都明白，明朝皇族，哪个不淫，哪个不虐？这只是小节，根本不是罪。郜光先又说朱宪㸅在郊外搞军事演习，但他也未亲眼看到，连无微不至的洪朝选都没有看到。朱载垕不会相信这些。

张居正对这些指控也毫无兴致，他最感兴趣的是其中被郜光先插进十三大罪最不起眼位置的一条罪状：朱宪㸅违制娶娼，冒充世子。

朱宪㸅年轻时纵欲过度，以致人到中年，还不能生育，所以他从妓院相好那里夺了个男孩，冒充是他的小妾所生。帝王家，尤其是朱家，最怕这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因为朱家的皇帝后嗣都不旺，偏系如果运气好，很可能一步登天入继大统，朱厚熜就是典型例子。所以，皇家最忌讳的就是子孙非龙种。在这方面的规定相当严厉，一旦发现，什么废话都没有，立刻废藩。

张居正深思熟虑后，把郜光先的弹劾内容一字不动，只是把顺序颠倒：“违制娶娼，冒充世子”提到了第一条。

一天后，内阁将调查辽王报告书呈给朱载垕，朱载垕看到第一条，就气得磕巴起来，下令撤销辽王的爵位，将其软禁。

这位谋杀了张居正祖父的王爷就这样在高墙内度过凄惨的一生。

朱宪㸅被废给一些聪明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恍恍惚惚地意识到张居正的政斗水平。在惹人困倦的午后，李春芳晕晕乎乎，总感觉朱宪㸅的被废，是张居正一手操办的。可他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证据，越是这样，他就越感觉到恐惧，张居正这人太可怕了。

当然，恐惧之后，他又回到平和状态，他对自己说：“想得太多了。整个事件根本没有张居正什么事，张居正不过是秉公办理罢了。如果对此怀疑，你完全可以去看张居正拟就的报告书，不过是重新录入罢了。”

陈以勤也觉得这件事很不对劲，但到底哪里不对劲，他思考不出来。有一天他问张居正：“朱宪㸅和你祖父的事可是真的？”张居正恭敬地回答：“确有此事，但这件事不能怪朱宪㸅。我祖父豪气干云，喝酒不要命，他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陈以勤“哦”了一声，琢磨张居正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情感，可惜，他什么都没琢磨出来。

朱宪㸅被废案和张居正到底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一个谜。不过有一件事很是怪异，万历新政后，弹劾朱宪㸅的陈省和郜光先都受到重用，两人的确是实干型人物，符合张居正选人才的标准。但有人却认为，这实在有点巧，因为两人几乎同时受到张居正的重用。

无论如何，朱宪㸅结束了他烂污的一生，如果张居正能去祖父坟前扫墓，这件事应该是给他祖父最好的祭品！

成为军事专家

光阴荏苒，1569年来了，赵贞吉来了，他腆着肚子，高昂着头踱进了内阁。

赵贞吉是1535年的进士，比内阁中所有人的资格都老，岁数也比所有人大，时年六十二岁。赵贞吉是阳明学信徒，和当时在江湖上行走的很多著名心学人物都有来往。但他的心学造诣到底有多高，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王阳明坚决反对傲，说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而赵贞吉不但外貌不谦和，内心也绝未对任何人恭敬过。他希望自己是个传奇人物，于是舆论满足了他，把他塑造成一个传奇人物。

1550年，俺答汗兵团围困北京，要求上贡，赵贞吉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上疏反对。廷议之后，朱厚熜要徐阶主持此事。赵贞吉不知怎么想的，却去找严嵩。严嵩当然不见他，于是他在严府前撒泼，臭骂严嵩。严嵩不是那种躺着中枪还给你笑脸的人，于是将他贬到蛮荒之地的贵州荔波做县长助理。之后，赵贞吉凭借才干和气魄，渐渐回到权力中心。朱载垕继位时，他已做到礼部左侍郎（礼仪教育部第一副部长）。

赵贞吉是个肚里有货的人，据说他自幼酷爱读书，每天诵书一卷，和人聊天时，手中拿本新书，聊天完毕，这本书的内容已装进脑海。读书多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嘴巴闭得紧紧，一种是嘴巴从未闭过，侃侃而谈，赵贞吉属于第二种。朱载垕对赵贞吉百科全书似的脑袋很赞赏，于是在1569年八月，将其送进内阁。

当他冷笑着出现在内阁时，张居正意识到，一向平静的内阁将不复存在。

张居正能有这样的意识，全因为赵贞吉是个透明的瓶子，一眼看到底。他对同乡陈以勤还算有礼，但对李春芳尤其是张居正的态度，完全是倚老卖老，傲慢至极。他经常叫张居正为“张子”，类似于今天的“我说小张啊”。他初进内阁时，张居正出于尊老的美德，经常向他请教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每当这时，赵贞吉就拿出他的招牌动作，先对张居正翻个白眼，然后鼻孔里喷出两股气，最后鼻孔朝天说道：“唉，非尔少年所解。”

说赵贞吉有气魄，并非虚语。在入阁谢恩时，他指出朝纲边务，一概废弛，决心拼了这把老骨头，整顿国事。说他有才干，恐怕也有，但未必卓著。

他入阁不久，宣大军区报告俺答汗要进攻蓟州。朱载垕要内阁讨论对策，赵贞吉当仁不让，先发睿智豪迈之言。他说：“俺答汗此次必攻蓟州。”

张居正小心翼翼地问：“您有什么依据吗？”

赵贞吉白了张居正一眼，不说依据，只是说：“立即和兵部商议，派重兵到蓟州，蓟州要钱给钱，要粮给粮，不能让俺答汗在蓟州讨到一点便宜。”

赵贞吉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无条件地支援蓟州，这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的问题，而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证据充分证明，俺答汗肯定要进攻蓟州。这么多年来，俺答汗非常不靠谱，今天说进攻这个，明天说进攻那个，其实哪个也没有进攻。忽然有一天，他什么都没说，明朝边境却遭到大规模攻击。

陈以勤看赵贞吉情绪亢奋，似乎要凭此一事而成就万古之名，不禁插嘴道：“这事，还是该听听太岳的意见吧。”

赵贞吉对这不和谐的声音表示不满，看准了陈以勤：“小陈啊，小张太年轻了吧。”

陈以勤突然对赵老头的倚老卖老厌恶到极致，发高声道：“张居正虽然年轻，可比您还早入阁。三年来，张居正和兵部无一日不沟通。”

赵贞吉的脸色微微变化，李春芳立刻注意到，急忙咳嗽一下，示意陈以勤闭嘴。陈以勤不是那种肯仗义执言到底的人，于是收了嘴。

陈以勤说得没错，张居正在朱载垕继位的三年时光中，向帝国国防投入了不打折扣的精力。当徐阶和高拱斗得死去活来时，他正和兵部尚书霍冀对着帝国将领的花名册冥思苦想；当徐阶驱逐郭朴时，张居正正和从边境回来的官员喝酒——酒是上好的酒，他自带——他替人家斟酒，听人家说边境之事；当徐阶离开，李春芳和陈以勤在内阁闭目养生时，张居正却在书房里认真研究帝国边防的漏洞。这种良苦用心，使他成为明帝国的军事专家和一流的战略家。

早在1568年五月，张居正就和兵部尚书霍冀搞了个大动作：调军事天赋出色的总督两广军务的老将谭纶回中央政府担任蓟辽保定总督，又调在南方抗击倭寇成绩斐然的名将戚继光北上，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也就是在这时，张居正和谭纶、戚继光结下深厚友谊，为日后的国防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戚继光，山东人，年轻时风流倜傥，极具个性。贫寒的家境未阻挡他刻苦读书的热情。1544年时，戚继光继承祖上职位，任山东登州卫的中级官员。之后，凭借出色的才干屡立奇功。1555年，他被调往浙江防御倭寇，百战百胜，终于把自己锻造成英雄人物而名扬天下。

张居正和戚继光的结识无从考证，不过张居正是有心人，对出色的将军总会密切关注，所以和谭纶、戚继光结识也在意料之中。他不但对人，而且对帝国军事的深入也可谓无微不至。

1568年末，谭纶请求中央政府拨款在边疆修建碉堡。兵部已准备拨款，却被张居正拦了下来。他给谭纶写信说：“你们的报告里说，一个碉堡需要五十人守卫，你们说要建造一千个碉堡，那这就需要五万人。我冒昧地问一下，你们是想把这五万人训练成碉堡守卫吗？如果这样，一旦野战，该如何？另外，碉堡周长一丈二尺，五十人在里面，又加上守卫之具和衣粮薪水，岂不是太狭窄了？”

这等精审，如果没有对国家安危的责任心和高度的政治敏感度，是绝不会拥有的。

对于帝国最厉害的敌人俺答汗，张居正几年来竭尽所能搜集其资料以及研究其战略战术。渐渐地，他了解了对手，甚至超越了俺答汗对自己的了解。

所以当他问赵贞吉为什么肯定俺答汗进攻蓟州时，只有最后入阁的赵贞吉嗤之以鼻，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明白，张居正是这方面的专家。遗憾的是，两位阁老修身养性，臻入化境，稍见风吹草动，立即闭嘴。所以，张居正这位专家就成了摆设，赵贞吉眼中的摆设。

张居正之所以肯定俺答汗不会进攻蓟州，一是对俺答汗不靠谱的科学认识，二则是几个月前，明帝国在他和兵部尚书霍冀的主持下，于郊外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典礼。参加这次阅兵的正是谭纶和戚继光训练的新兵。连对军事最迟钝的人看到那场大阅兵后，都变得豪气干云，两眼放光。

大阅兵向来是对敌人和平展示武力，俺答汗不可能不知道这次阅兵，更不可能不知道明帝国的军队有了实力上的突飞猛进。所以在这种时候，他不可能以身试险。

赵贞吉似乎没有注意到那场大阅兵，所以他异常忙碌起来，对蓟州城增兵增粮，每天工作到太阳西坠，月亮升起，仿佛他是帝国最忙碌的中流砥柱。

但一个月过去了，俺答汗用悄无声息抽了赵贞吉一个响亮的耳光。赵贞吉很颓唐，张居正冷眼旁观，叹息的同时发出阵阵讥笑。

赵贞吉虽然皮已糙、肉已厚，却异常敏感，他感知到了张居正的讥笑。他看着张居正说：“我说小张啊，这个军事啊，你以后要多加留意，你既然有这方面的天分，就该好好利用，不要浪费了。如今国防正值多事之秋，正需要你这样的人。”

张居正看着他，眼神复杂。赵贞吉咳嗽了一声，继续说道：“其他事你就不要掺和了，内阁有我，啊，还有李首辅呢。”

张居正厌恶赵贞吉，他厌恶一切想要独霸内阁却没有能力的人。可他不能像徐阶把高拱打得人仰马翻那样把赵贞吉打趴在地，因为他没有力量。

他看着赵贞吉那张肥嘟嘟的脸，突然产生了一丝小抱怨：走了高拱和徐阶，又来了这么个东西，谁来把他一脚踢出去啊！

他的小抱怨似乎感应了上天。上天有好管闲事之德，于是派了个人来。

1568年最后一个月的某日，有人撞开了内阁的大门，整个紫禁城都晃动起来。他大踏步地走过陈以勤的办公桌，点了点头：“你好，陈公。”陈以勤张大了嘴巴，看着他的背影。他又走过赵贞吉的办公桌，只是傲慢地点了点头，没说话。赵贞吉一眼就认出了他，发出一声冷笑。他又走过李春芳的办公桌，大声说：“李公，好久不见。”李春芳被吓得从吐纳术中苏醒，正要看时，只能看到背影。最后，这个人在张居正办公桌前停了下来，仿佛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停下脚步。他敲了敲张居正的桌子，张居正抬起头，看到一张刻薄的笑脸。张居正有生以来第一次不经思考就脱口而出：“啊呀，你回来了！”

来人一笑，点了点头，回首扫了一眼内阁里的所有人，语气里带上让人不寒而栗的威严说：“是的，我回来了。”

如你所知，这个人就是高拱！

高拱对阵赵贞吉

张居正对高拱的归来充满喜悦和幻想，多年前二人登香山顶峰，互诉壮志的情景跃上脑海。张居正说：“高老是同道中人，又实力雄厚，国事有望了。”他并未因高拱是恩师徐阶的政敌而产生愁绪，他是个胸怀宽广、眼光高远的人，一心只为国家。况且，徐阶是他恩师不假，可高拱也是他的好友。

虽然如此，他还是给徐阶写信安慰徐阶，他也知道徐老师高风亮节，所以说高拱归来，世局定当一新。徐阶有点寒心，又有点担心，他写信给张居正说：“高拱才干卓著不假，可脾性太刚，有仇必报。世界上有种人你死都不要得罪，高拱就是这种人。”

徐阶在信中还谈到一件事，他说高拱能咸鱼翻身，朱载垕身边的三个太监伙伴功不可没。而这群畜生所以帮高拱，是因为有个叫邵方的“大侠”周旋的结果。徐阶有点酸溜溜地说：“这个邵方最先找的是我，说能让我复起，可我把他当成江湖混饭吃的，胡说八道。后来听人说他去找了高拱，高拱在家中都快憋死了，死马当活马医，想不到这小子本事通天，真就办成此事。”

张居正对高拱的复出底细其实一清二楚，也知道那个叫邵方的“大侠”。当时政府有传说，邵方和朱载垕身边的三个太监交情匪浅。看来，高拱的复出就是朱载垕身边那三个太监的运作。当然，高拱是朱载垕最中意的老师，这层私人关系也是高拱复出必不可少的。

徐阶要张居正提防高拱，既出于师生情谊，又出于对自己家族的担心，一旦张居正完蛋，有仇必报的高拱绝对不会放过他徐阶一家。

张居正开始时还认为徐老师的担心是多余的，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姜的确是老的辣。

高拱复出的时机妙不可言。吏部尚书杨博致仕，高拱就请朱载垕把吏部尚书的位置也给他。那三个太监一起用力，高拱轻易如愿以偿。历史似乎要给世人上演一场好戏，高拱得到吏部尚书职务的一个月后，他在内阁最大的劲敌赵贞吉也获取了都察院院长的职务。一个是控制行政和人事权的大学士，一个是控制监督权的大学士，二人可谓旗鼓相当，不分上下。

虽然高拱还未向内阁的任何人发动进攻，可所有人，尤其是赵贞吉已经感受到高拱无形的，如泰山压顶般的力量：高拱做事雷厉风行，今日事今日毕，头脑冷静而稳准狠，仅一个月时间，就把吏部搞得绘声绘色，井井有条。

一搞定吏部，高拱就发动复仇计划，将徐阶从前的一切政治举措通通推翻。徐阶曾以朱厚熜遗诏的方式赦免“大礼”“大狱”被牵连的官员，高拱又把他们重新贬黜一回；徐阶把朱厚熜身边的那群臭道士关进监狱，高拱就把他们放出。也就是说，高拱推翻了朱厚熜遗诏，其实也就是推翻了徐阶，而朱厚熜遗诏是徐阶和张居正共同拟定，张居正立即感觉乌云笼罩到自己。

但高拱似乎没有向他动手的意思，他拍着张居正的肩膀说：“太岳啊，咱们要做的事太多了，你看我忙得四脚朝天。”

张居正笑了笑，高拱突然对着一份文件吼起来：“蠢材！蠢材！来人，把这个人给我叫来，我看看他到底有多蠢！”

张居正对高拱的歇斯底里已见怪不怪。高拱办事，容不得别人犯一点错，否则就是暴跳如雷，把对方骂得后悔来到世上。有人说，人对一件事愤怒是因为没有智慧解决这件事。可张居正有时候就会想，愤怒本身何尝不是智慧？高拱用臭脾气在官员中建立权威，这不正是另一种政治智慧吗？

让张居正欣慰的是，高拱从来未对他发过脾气，也未先对他动手。高拱最先对付的人是赵贞吉，这也是张居正最希望的。

如果夏言是锋芒毕露的长枪，那高拱就是魔鬼附体的紫金锤。如果高拱是个锤子，那赵贞吉就是狼牙棒，谁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两人的争斗势不可免。

高拱嗓门大，赵贞吉比他还大；高拱吹胡子，赵贞吉就瞪眼；高拱拍桌子，赵贞吉就骂街。整个内阁每天鸡飞狗跳，让人不得安生。1570年七月，陈以勤上疏说，自己大概得了神经衰弱症，头痛头昏，怕声耳鸣，不能继续待在工作岗位，他主动放弃权力，离开了内阁。

陈以勤一走，李春芳捶胸顿足，对张居正说：“陈公不仗义，突然就辞职了，事先也不通知我一声，你看我现在还赖着这个首辅的位置不走，真是罪孽深重。”

张居正只能苦笑，高拱和赵贞吉的恶斗居然把陈以勤搞得神经衰弱，又把李春芳折磨得神经兮兮。这种内斗除了让人寒心外，还能有什么！

李春芳请辞，朱载垕不允，李春芳就不去上班，给高拱和赵贞吉的角斗场腾出更大空间。内阁已空，高拱决定和赵贞吉作最后一战。

1570年十月，高拱上疏请求朱载垕对科道（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进行考察。科道官员都是言官，高拱上次被逐就是这群言官的“功劳”，一来他要复仇，二来，赵贞吉是言官大本营都察院瓢把子，借此剪除赵贞吉的羽翼，可谓一石二鸟。

赵贞吉积极迎战。按规，吏部和都察院主持这次言官考察。高拱把赵贞吉的所有人全部判为不合格。赵贞吉针锋相对，也把附和高拱的言官统统画叉。

近二百人的言官，考察之后连四桌麻将都玩不起来。整个朝廷震动，朱载垕也震动，他十分惊骇：想不到有这么多不合格的言官！

张居正看了许久的戏，终于站出来调和。高拱和赵贞吉也不想这样僵持下去，于是都给张居正面子。

高拱提出，双方人员，一概保留，但那些没有站队的，曾经攻击过他的言官必须全部清退。

赵贞吉见高拱未损害自己的利益，欣然同意。这是十足的愚蠢，它使外人产生了高拱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印象。附和高拱的言官越来越多，赵贞吉的实力正在削弱。

高拱和赵贞吉的此次争斗告诉我们，站队有风险，不站队也有风险，人事无常，政治不靠谱。

张居正又一次提心吊胆，因为高拱清退的言官大多数是当年徐阶的人，其中有个阳明心学门徒耿定向，还是张居正要好的朋友。他忐忑地想到，高拱会不会对自己下手。但是高拱仍然没有，高拱的注意力全放在赵贞吉身上，在他眼中，整个天地都不在，只有赵贞吉。

考察言官后，赵贞吉有些心力交瘁，他毕竟年纪大了，经不住政治斗争的狂轰滥炸。他想休整一段时间，想不到高拱突然使了个回马枪，重启战端。

攻击赵贞吉的是高拱的言官头马韩楫，他弹劾赵贞吉庸横，考察过程中存着私心。

考察过程中存私心，高拱也有。赵贞吉此时最正确的反击应是指使他的言官攻击高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居然亲自上阵抗辩，说：“真正庸横的是高拱！”最后他气急败坏地要两败俱伤，“如果皇上和舆论认为我应该去职，我就离开，但高拱必须把吏部尚书的职务交出来！”

这已不是战斗，也谈不上抵抗，只是消极地要鱼死网破。高拱冷笑，因为他赢了，皇上绝不可能拿官职做买卖。

果然，朱载垕在三个太监伙伴的帮助下，认为赵贞吉有失人臣体统，居然要在如此庄严的庙堂做买卖，这种风气要不得。朱载垕说：“老赵啊，你反省一下啊。”

赵贞吉明白，胜负已分。他开始收拾办公桌，但老天爷不想让他和当年的高拱一样，走得那么痛快。所谓曲折婉转，才是人生。

这个曲折婉转给了赵贞吉一个希望，他以为翻身的机会来了，但事后证明，这是假象。这个曲折婉转已和他赵贞吉无多大关系，因为主角是张居正。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前，最光辉的一刻来临，他抓住了机会，给了历史一份完美的、让人惊喜的答卷。这个曲折婉转就是俺答汗封贡。

第五章 俺答封贡

张居正来信

高拱和赵贞吉苦苦缠斗的1570年九月中旬，心事重重的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接到张居正的一封信。王崇古打开信，才看了一句就惊愕得闭不上嘴。信的内容正是他这几天心事重重的原因。

三天前，曙光初现，长城守军突然见到前方尘烟滚滚，几十匹蒙古种马向城墙飞驰而来。守军急忙报告长官，长官慌忙叫醒士兵，上墙准备作战。来的人正是他们最熟悉的蒙古武士，为首一人虽满脸疲惫，却遮不住贵族特有的英姿。守将见敌人稀少，不禁升起英雄胆，喝问：“找死啊，这几个人就来攻城。”

为首那人冷笑，主动介绍自己：“我是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来投诚。”

守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见这阵势的确不是来攻城的，所以命令严防，把消息快马加鞭报告给了大同巡抚方逢时。

方逢时和王崇古都是1541年的进士，两人的仕途也大致相似，先是在地方历练，后来进了兵部，再后来就是多次巡抚北境。1570年初，在张居正的大力推荐下，王崇古做了宣大、山西总督，方逢时做了山西巡抚。张居正可谓慧眼识人，两人的品德都好，报国热忱都高，才略也都明练，多年的经验使他们处置边事得心应手。所以大半年来，二人通力合作，屡屡挫败蒙古人的小规模进攻，宣大一线静悄悄，人民安居乐业。

方逢时得到边城的报告后，立即和王崇古商议。王崇古搓着双手说：“这事有些棘手啊。”

方逢时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记得年初我来大同时，张阁老对我说，‘故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公所谓非常之人也’。”

王崇古承认张居正说得对，方逢时同学的确是非常之人，而且他也隐约嗅到这件事是非常之事，可要立非常之功，有难度，这需要精密的计划。

两人商议了半天，最后决定，先把那个把汉那吉迎进大同，好酒好肉款待着，再想下一步。另外，如果那人真是俺答汗的孙子，那他逃到这里来，俺答汗必会发兵，所以要做好战斗准备。

经过全方位的调查，方逢时和王崇古确认，来人就是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王崇古再下令边防军坚壁清野，备战级别提到一级。做好充分的准备后，王崇古开始给张居正写信报告情况，可他的信草稿还未出，张居正的信就来了。

张居正的信没有废话，用五个问句直奔主题，句句戳中事情的本质：

听说俺答汗的孙子带了十几个人来投降，有这回事吗？

你是边关高级将领，可否见到人？

俺答汗活着的儿子只有一个叫黄台吉的，此人是不是黄台吉的儿子？

他来投降的原因是什么，你们搞清楚没有？

如此重大的事，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报告朝廷？

张居正的信息如此灵通快捷，其对问题的深思熟虑如此全面，王崇古如果不吃惊，那他就是神仙。

方逢时对这封信发出由衷的赞叹：“张阁老如果没有报国热忱，怎么会有如此高度的关注？你我二人有生之年能遇到这样的贵人，真是幸事。”

王崇古也赞叹，过了许久，他才猛地拍脑门子，叫道：“咱们赶紧写回信啊。”

回信其实是答卷，王崇古在信中回答：“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的确来投降了；我和方大人已见到真人；这个把汉那吉的确是俺答汗的孙子，老爹早死，所以咱们未听过；据他自己说，他来投降的原因是俺答汗抢了他的新娘；这样重大的事所以没有尽快报告朝廷，实在有罪。”

张居正得到这些信息后，飞快地去信做了周密布置。他先给两人扣了顶帽子：“虏种来降，虽是华夏文明的威力，但你二人在边疆的威德也是原因之一。此事关系重大，可能是我们和蒙古人和平还是继续战争的转机，一定要谨慎处理，不可重演桃松寨事件……”

桃松寨事件发生在1557年。桃松寨是俺答汗之子辛爱的小妾，她和辛爱的一个部下私通，后来怕泄露，于是投降明朝。当时宣大总督杨顺为了邀功请赏，毫不客气地收留了桃松寨，并把她送到北京。想不到，辛爱爱这个女人爱得发疯，当然也恨得发疯，于是率部猛攻大同。杨顺发现无法抵挡，急忙向朝廷谎奏说，辛爱打算用白莲教起义失败、逃亡到蒙古的汉人交换桃松寨。朱厚熜是个榆木脑袋，马上同意，就把桃松寨送到大同。辛爱在大同城下杀掉桃松寨，非但没有退兵，而且攻势更猛。如果不是后来中央政府增兵，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让大明帝国颜面扫地，用张居正的话说，至今提起都齿冷。

张居正认为，此次事件又比桃松寨事件更严重，桃松寨只是俺答汗儿子的小老婆，可把汉那吉却是俺答汗的亲孙子，所以行事万不可草率。而且他已经得到情报，俺答汗兵团正向大同方向推进。

张居正给两人出招对付俺答汗的兴师问罪：“您的孙子来降不是我们引诱的，是您孙子倾慕中华文化主动来的。我们的法律规定，得到你们蒙古大汗的子孙首级者，封侯赏万金。我们不是不能把您孙子的脑袋送到北京请赏，只因为他是慕名而来，又是您的孙子，我们不忍砍他的脑袋。非但如此，我们还用中国最好的饮食与衣物赏赐他。您如果想要回孙子，有三个条件，写一封谦卑的书信来，把叛贼赵全和他的伙伴交给我们，大家杀鸡为盟，从此后，你不可再对我们发动军事行动。如果你能做到这三点，我们必定送还你孙子。不过你要打的话，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的军队已不同往昔，奉陪到底。”

以上是张居正传授给王、方对付俺答汗的外交台词，台词之后，张居正话锋一转，说：“蒙古人来攻是常事，即使他的孙子不来投降，他必来，我们也必防。所以谈判是谈判，严阵以待是严阵以待。”

然后，他针对把汉那吉一行指示二人说：“不要让他们和外人交通，该给吃的给吃的，该给喝的给喝的，不要吝啬，一定要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才不会萌生归念。”

最后，他指示两人，上一封奏疏，把把汉那吉来投的来龙去脉说一下，请求朝廷允许接受把汉那吉投降。

方逢时和王崇古对张居正又是一顿发自肺腑的钦佩，随后就写了一道奏疏，加急送到北京。

北京朝堂炸开了锅。

无尽的担忧

凭多年来对政府官员的了解，张居正早就预料到把汉那吉之事会引起波涛，所以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和王、方二人紧密沟通时，他也争取高拱的支持。高拱气势磅礴，来者不拒，对送上门来的这块肥肉当然垂涎。高拱又去运作朱载垕，朱载垕也认可高、张二人的主张，先接受把汉那吉的弃暗投明。

王、方二人的奏疏一到，朱载垕召集群臣讨论。第一反对的就是已穷途末路的赵贞吉，他几乎要痛哭流涕，说这是引火烧身，把汉那吉看着是个人，实际上是个臭鸡蛋，必会引来俺答汗那只大苍蝇。还有御史摇头晃脑地说，受降之事让他想到北宋末年北宋政府接受军阀郭药师投降的事，结果后来郭药师反叛，北宋雪上加霜，万不可让历史重演。他有绝妙计策，就是把把汉那吉无条件送还给俺答汗，这样才可避免北境战争。

张居正极度厌恶这群言官，不是因为他们胆小怕事，而是因为他们狗屁不懂还满嘴跑火车。当时的形势和北宋郭药师受降时截然不同，不实事求是就乱发议论，这是言官狗不改吃屎的本性。他不阴不阳地提醒众言官：“现在形势很明朗，没到哭丧的时候，所以收起你们那肆意的眼泪和眼屎吧。”

王、方二人高歌猛进，高拱推波助澜，朱载垕积极配合，张居正在背后全力运作，言官们终于闭了嘴。赵贞吉还想战斗，高拱马上擂起战鼓，赵贞吉叹息着退缩了。

事情就这样定了。明帝国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职务，赏象征尊严的大红丝绸一袭。

好勇斗狠的俺答汗来了，几乎倾巢出动。俺答汗根本不想来，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孙子对他恨之入骨，他不想再把仇人放在身边。可他老婆对这个孙子感情极深，自把汉那吉走后，老人家一天哭十次，险些淹死在自己的泪水中。俺答汗虽然娶了孙媳妇，却仍对大老婆情深义重，只好出兵来要把汉那吉。

大兵压境，王崇古和方逢时毫不惊慌，因为导演兼编剧张居正的剧本已到：派一位口齿伶俐、智勇双全的人去和俺答汗谈判，谈判内容我早已给你们了。

这样的人才在边境有很多，方逢时随便一搜，就搜出个叫鲍崇德的人。鲍崇德把张居正之前写给王、方二人的台词刻进脑海，豪情万丈地来到俺答汗军营。

俺答汗说：“我的大兵一动，你们的军队就灰飞烟灭。”

鲍崇德搜索脑海，找到台词：“我们的军队不比往昔，你来好了。”

这不是张居正信口胡说，事实是，最近这两年，经过他安排、调整后的北境边防军，实力的确大增。俺答汗对此也深有同感。

鲍崇德当然不是只会念台词的三流演员，他有现场发挥的急智，见俺答汗脸色难看，他以张居正思想为核心，发挥道：“当然，我们的军队死多少无关紧要，可您孙子的命应该很值钱吧，您一发动战争，朝廷一怒，您孙子的命就没了。”

其实这正是俺答汗的本心，干掉情敌是每个男人的热切愿望，尤其是借他人之手，更是妙不可言。但他这种想法一出现，眼前马上映出他老婆淹死在泪水中的情景。他打了个寒战，问道：“我孙子还活着吗？”

鲍崇德回答：“能杀他的人只有您，您不杀他，谁都不敢杀他。他现在被我们皇上封为指挥使，好不快活。”

俺答汗叹了口气：“你们放了他，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鲍崇德搜索脑海，找到台词：“您这话就不对，什么叫‘放’啊，好像是我们捉他来似的。您也知道，是他仰慕我中华文化投来的。但这只是场面说法，具体原因，就不好说了。”

俺答汗脸色通红，嘴唇发抖，他发现眼前这个汉人的嘴很碎，不能和他谈论太久，否则会被烦死。他有点焦躁地问：“你们有什么条件，有屁快放。”

鲍崇德说台词：“只要把赵全和他的伙伴交给我们，把那汉吉指挥使随时都可回草原，只要他愿意。”

俺答汗犹豫了。赵全是明帝国北境附近的汉人，足智多谋，白莲教分部的掌门人。白莲教是邪教，所以受到政府的打压，赵全被追得穷途末路，所以翻越长城，投靠了俺答汗。

赵全在中国可能无足轻重，但一到草原就成了重大人物，因为他知道明帝国北境的虚实，而且受过中国权术文化熏陶，知道出谋划策。他在俺答汗的支持下于河套的丰州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兴建城墙，招兵买马。丰州既成了蒙古人的根据地，又成了蒙古人向明帝国进攻的跳板。

自赵全投靠俺答汗给他做高级参谋后，俺答汗对明帝国的进攻效果突飞猛进。明帝国多次花重金悬赏赵全的人头，但没有人有这个福气得到这笔赏金。

现在，终于有了可以干掉赵全的机会，张居正无论如何都不放过，他也知道，俺答汗绝不会轻易舍弃赵全，赵全就是他另一个大脑，一盏指明灯，一个无可替代的军事导师。

俺答汗抓耳挠腮地对鲍崇德说：“这也是条件，你们吃错药了吧。如果我让你们把北京城里所有的官员都交给我，你们愿意吗？”

鲍崇德站在那里，微笑着，什么都不说。

俺答汗沉思，再沉思，最后拍了大腿说：“不行，这事我得从长计议。你先回去。”

鲍崇德回了，骑了匹俺答汗送他的骏马，他自信地对王、方二人说：“此事可成。”方逢时立即给张居正去信，报告了情况。

张居正很兴奋，他觉得离实现更为辽远的计划不远了。这个辽远计划就是借把汉那吉事件和俺答汗永远地讲和。不过兴奋之后，就是担忧。好事多磨，他不相信这件事会如此容易成功。

他给王、方二人去信诉说了这一担忧。他说：“赵全等人投靠俺答汗年深日久，他们是受中华文化熏陶多年的人，不可能不结交俺答汗身边的亲信。我们今天向俺答汗提出要他的人头，他明天就会知道。如果他知道了，岂会坐以待毙？倘若他说服俺答汗，用几个小蟊贼冒充赵全等人，我们纵然明辨出，还要向政府报告，来往时间不定，俺答汗等不及，发动战争该如何？”

这是张居正的第一层担忧，第二层担忧是：“我听说俺答汗此次来是倾巢而出，机动部队昼夜不停巡逻，所有骑兵都磨刀霍霍，这不是谈判，而是战争。纵然他头脑一热，归还赵全，我们一归还把汉那吉，他马上按下战争按钮，刀光剑影仍无法避免。”

张居正的第三层担忧是：“假设俺答汗归还了赵全，带着把汉那吉离开边境，可如何敢保证他明年春天不会再来侵袭，即使明年春天不来，后年春天，再后年春天呢？”

所以，张居正的看法是，尽量借这件事，要俺答汗接受我们的封爵：“你们可提醒他，只要接受我们的封爵，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谈。”

王崇古和方逢时看到这里，都惊愕得抽冷气。张阁老是不是想太多啦？俺答汗接受我们的封爵？这不就是投降我们吗？俺答汗如果脑子没问题，就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倒不是说俺答汗铁骨铮铮，气节熏天，而是因为俺答汗做不了这个主。俺答汗只是蒙古鞑靼的一个首领，他真正的主人是鞑靼的国王小王子。他和这位小王子的关系就如东汉末年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就如战国时代日本的大将军和天皇的关系。你封俺答汗为爵，就是让俺答汗认明帝国为主人，那把他原来的主人小王子置于何地？

王崇古和方逢时虽然对边事娴熟，了解敌人的军事，却不了解俺答汗这个人。俺答汗自完全掌控鞑靼军事力量后，就持续不断地进攻明帝国，而目的很单纯：抢劫。俺答汗从未想过要废掉小王子，正如曹操不想废掉汉献帝一样。小王子在草原上是块招牌，有了这块招牌，就有好处，俺答汗可以用这块招牌做很多事。草原上虽部落林立，可明面上都尊重听命于小王子，俺答汗认小王子为主人，既能招兵买马，又能保持草原和平，从而无忧无虑地享乐，何乐而不为？

张居正要俺答汗受明帝国封爵，不过是让俺答汗多一个主人而已。只要有利可图，俺答汗有几个主人，在他看来其实无所谓。

张居正对俺答汗的人性洞若观火，只要王、方二人处置得当，就没有不成的道理。王、方二人在张居正第二封信的解释下，恍然大悟，于是再和俺答汗谈判，明示暗示齐上阵：“交出赵全，你孙子就能回到你身边；如果你受我大明帝国的爵位，你们一直垂涎三尺的‘互市’就能实现。”

俺答汗还未做任何反应，中央政府言官们却又跳了起来。

舌战群臣

第一个上疏的人叫姚继可，他在半个月前以巡按御史的身份巡视宣府、大同，由于离王、方二人很近，所以隐约听到了王、方二人要和俺答汗议和的消息。他发了羊痫风似的跑回北京，上疏指控方逢时通敌。并且说，和蒙古人议和简直是和老虎讲慈悲，和这群野人打交道，只有针锋相对，高筑墙、广储粮、坚壁清野。

“通敌”这个罪名不小，在当时闭塞的朝廷没有人知晓方逢时和蒙古人谈判细节的情况下，姚继可的这道指控书是炸药。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不过是个夺人眼球的烟花，陈以勤已经在半个月前黯然离开，都察院被高拱掌控在手，言官们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无法跳出高拱的手心。

张居正去信给王崇古，要他安慰方逢时说：“姚继可神经错乱，你听到后不要挂怀，更不要灰心，我可以向你保证，皇上和高阁老都支持你们，这件事已定。”

方逢时从抑郁中恢复，继续和俺答汗“要求其送还赵全”的谈判。正如张居正所料，赵全早已得知他祖国要他人头的事，他思来想去，欲保性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说服俺答汗放弃把汉那吉。

这条路难度极高，但赵全此时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决心一试。他对俺答汗说：“把汉那吉的老婆还在您怀里，他如果回来，您敢保证他对您的仇恨一笔勾销？”

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俺答汗本来对赵全还有眷恋之情，想不到赵全戳他的痛处，再想到和明帝国议和的美好前景，更想到家中哭成泪人的大老婆，一咬牙一跺脚：“来啊，把赵全和他的伙伴们绑了，送给明国。”

1570年十二月，寒风呼啸中，赵全和他的战友们回到祖国大同，被装进囚车，送到北京。朱载垕亲自到午门观刑，赵全一行被凌迟。多年来，俺答汗在赵全的辅佐下把明帝国搞得焦头烂额，如今终于出了这口恶气。

赵全还在从大同去北京的途中时，王崇古已按内阁的决定，将把汉那吉送还俺答汗。俺答汗内心有愧，又因为大老婆的压力，不禁抱着孙子痛哭，场景十分感人。送把汉那吉的明边防军看到祖孙情深，情敌言和，在风沙中放下面子，热泪盈眶。

当北京城所有人都沉浸在无限欢欣中时，张居正早已坐在办公桌前，冷静地给王崇古写信传授机宜：和俺答汗谈封爵、入贡。

俺答汗经过此事想通了很多事，尤其是当他看到孙子把汉那吉衣锦而回，吃得脑满肠肥，更对明帝国产生好感。入贡是他始终渴望的，封爵嘛，不过是再多个主人而已。他对王崇古说：“这么大的事，你能做主吗？”

王崇古说：“你也知道这是大事啊，我当然不能做主，但有人可以。你等消息吧。”

几天后，王崇古上疏中央政府，议封贡和开市共八事。上疏一到中央政府，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当然是高拱和张居正，忧愁的是兵部尚书郭乾。郭乾对明帝国边事也非常娴熟，年轻时非常干练，老了后小脑萎缩，做什么事、想什么问题都虎头蛇尾。他是一年前取代霍冀而主掌兵部的，张居正对他的印象非常一般。在把汉那吉事件中，始终看不到郭乾的身影，因为他在暗处长吁短叹，认定张居正、高拱还有皇上在瞎胡闹，必定出乱子。

出乎他意料的是，把汉那吉事件居然和平解决。他觉得世事太莫名其妙，于是开始关注此事的余波。他见到王崇古的上疏，就对高拱说：“这是国防问题，应该归我们兵部。”

高拱说：“好啊，太岳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和他商量吧。”

郭乾喘着粗气，浑身发汗，对张居正说：“这事不可行。蒙古人都是野人，不讲规矩，不知礼仪，和他们谈和平，痴人说梦。”

张居正沉默。

郭乾眉头紧锁，咬着发紫的嘴唇，话锋一转：“不过要是真能和平，不用打仗，也未尝不是好事啊。”

张居正慢悠悠地问道：“那您的意见是？”

郭乾搓着双手，不好说。

张居正站起来，语气里带上让郭乾生畏的坚定：“以兵部名义请皇上召集廷议。”

廷议是当时的大臣会议，所有人都要发言，但决定权却属于皇上，这就叫“民主集中”。郭乾还在犹豫，张居正已转身大步迈了出去，留下一句话：“我这就去通知高阁老。”

1571年二月最后一天，朱载垕下诏明日召开廷议。张居正和高拱做了充足的准备，当然，反对派们也在前一天挑灯夜战，要在明日的战场上扬名四海。

朱载垕命人先说了大致情况，然后点头示意开始。

辩论双方进入斗场，定国公徐文壁和吏部右侍郎张四维肯定封贡互市，附和者有二十人，能有这么多的附和者，全是高拱和张居正私下活动的结果。

反对者有十七人，尤以户部尚书张守直最为激烈，张守直摇头晃脑说：“鞑靼并非草原上的唯一部落，他俺答汗能代表整个草原吗？如果封了他爵位，让他入贡，别的部落仍不安宁，我们岂不是白费劲？爵位乃国之利器，不可轻易授人，倘若封了他爵位，让他入贡，你们内阁可以保证有一百年和平吗？”

这不是辩论的态度，而是抬杠。高拱冷笑道：“我们又不能未卜先知。”

张居正站出来补充高拱的话：“先皇在世，俺答汗屡屡攻击边防，甚至还兵临京城，有一年平安无事吗？百姓处于生死边缘，国土沦于贼寇的铁蹄之下，可有一年平安无事吗？我们不能保证百年之事，俺答汗也不能，您能吗？”

张守直一直晃荡的脑袋总算静止，满脸通红，不再言语。

反对派中没有人再出来。张居正和高拱对视，嘴角不易察觉地一笑，他们胜利了。

如果事情这么简单，它肯定不是发生在大明帝国政府里。工部尚书朱衡慢吞吞地挪出来，说：“我同意封贡，但互市有风险，我坚决不同意。”

御史叶梦熊跳出来，附和道：“先皇在世时，仇鸾不敢同俺答汗开战，主张开马市，拿最上乘的丝绸和大米换来的只是劣马。今天王崇古总督又要开马市，难道觉得帝国又缺劣马了吗？”

反对派们哄堂大笑，故意把笑声抬得很高，拉得很长，好争回点面子。

张居正讨厌言官们的油腔滑调，有事说事，拿这么严肃的事开玩笑，简直该让他们变成哑巴。

叶梦熊这番话给反对派们一个错觉，他们以为柳暗花明，反败为胜了，所以都纷纷发言。有个叫饶仁侃的御史一面从群臣行列中走出，一面高声说：“当年先皇英明果断，取消马市，并严令再言马市者斩，王总督难道是想以身试法吗？”

反对派们正要以第二次“哄堂大笑”给饶仁侃喝彩助威，只听高拱一声大喝：“你们这群蠢材！先皇取消马市，是因为仇鸾榆木脑袋，办事不力。因人废言，这是猪才做的事！”

反对派们嗡嗡起来，高拱向群臣中一人使了个眼色，那人站出来，高声叫道：“在下认为，封贡、互市是一体的，而且有四大好处。”

张居正循声而望，正是高拱的得意门生、吏部言官胡嘉，他不由得向此人投去感激的一瞥。胡嘉所谓的四大好处，也正是张居正和他的同志们都意识到的。封贡互市，俺答汗可停止战争，边民可享太平；诸边有数年之太平，可乘机积蓄力量，俺答汗如果背盟，打就是了；边境汉蒙居民交错，民间贸易往来，可用中国文化渗透进蒙古，做到不战而屈人；我天朝大国，胸怀如江海，允许蛮族来降，这就在宇宙做了个好广告啊。

反对派们不嗡嗡了，张居正好不容易享受了会儿宁静。这种宁静，他最喜欢享受。高拱站出来说：“我看情况已明朗，皇上可做定夺了。”

朱载垕在龙椅上昏昏欲睡，听了高拱的话，像死囚听到大赦一样，欢乐地站起来说：“那按少数服从多数，拟旨准行吧。”

张居正几个月来的殚精竭虑终于得到回报，他的坚持得到胜利。中国历代王朝，越弱的王朝越有廉价自尊，把和外族的议和当成奇耻大辱。这不是神圣，而是神经。在给方逢时的接任者刘应箕的信中，张居正这样说道：“所谓讲和，是两敌相持难分高下时，不得已之举。世界上两国之间没有真正的和平，所以讲和不是目的，积蓄力量超越对方开战才是目的。”

张居正深刻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战胜没有把握战胜的对手，最好的武器就是友谊。但对于那些头脑不清晰又喜欢发热的人，这个道理他们永远都不会懂。

再接再厉

俺答汗封贡、互市的决议是定下来了，可定下来是一回事，付诸行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廷议的第二天，张居正就给王崇古去信，要他立即撰写奏章上交朝廷。王崇古没有拖泥带水，几天后就把奏章送进了皇宫。朱载垕也干脆利落，交由内阁讨论拟出意见。

张居正去催李春芳，李春芳正在写辞职信。他已受不了高拱的雷霆，之前写了无数封。所有人都专注于俺答汗封贡的事，只有他一门心思扑在撰写辞职信上。他百无聊赖地对张居正说：“这件事，你和高公商量就是了。”

张居正就去找高拱。高拱有点忙，兵部尚书郭乾因在俺答汗封贡、互市一事上表现奇差，无脸再待下去，提出辞职。高拱正琢磨兵部尚书的人选，无心理会其他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胶莱河事件。

明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经济中心却在江南，每年京城所需的粮食物资都要从南方运来，而南方到北方，唯一的生命线就是大运河。从南到北千里迢迢，每运送一次粮食，有五分之一消耗在路上。于是有人又提出海运，可由于造船和航运技术的萎靡，也是困难重重。高拱主政后，提议启用胶莱河以缩短海程。胶莱河从山东高密分两股流出，一股进黄海，一股进渤海。有人提议在中间凿新水道，沟通两股水流。1570年九月，把汉那吉事件刚发生不久，黄河在邳州决口，粮船不能北上，高拱主张开新胶莱河，张居正极力反对。

两人都是公心，所以争论得很激烈，由于把汉那吉事件的发生，胶莱河事件才被逼到暗处。等把汉那吉事件解决后，高拱旧事重思，张居正还是反对。高拱只好说：“我现在一门心思都在胶莱河上，俺答汗封贡、互市的事，你来决定吧。”

这是废话，连动物世界都知道，高拱在内阁是一指通天，他不开口，任何事都办不了。张居正并不焦急，焦急解决不了问题，只会阻碍小宇宙的爆炸。他想从朱载垕那里入手，可他去找朱载垕，看门的说，皇上在睡觉。他一直去找，看门的一直说，皇上一直在睡觉。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张居正大概想得出。高拱应该不会从中作梗，只是因为胶莱河事件而采取消极态度，朱载垕的决心向来飘忽不定，可能是重大原因。而朱载垕最信任的人当然是高拱，张居正又掉头从高拱身上下手。他上疏朱载垕，请允许胡嘉去山东实地考察胶莱河。

高拱笑了：太岳就是会来事，推荐我的亲信去，这说明他同意了新胶莱河计划。他向张居正抛个笑脸，说：“走，咱们去见皇上，赶紧把俺答汗封贡、互市的事定下来，这都耽误好几天啦。”

在高拱的请求下，朱载垕终于不再睡觉，但对俺答汗封贡的事却表现得异常冷淡。张居正有点急了，拿出当年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同时封瓦剌三王的历史，请朱载垕遵循祖制。

朱棣封瓦剌三个部落首领为王的事发生在1409年，在这之后，瓦剌安静了很多年。朱载垕当然知道这件事，所以慢吞吞地问高拱。高拱说：“皇上在廷议时已经同意，现在只是实行，赶早不赶晚。”

朱载垕打着哈欠说：“好……好，就拟……旨吧。”

张居正如释重负，跑回内阁就票拟：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忠勇绝伦的部下六十人也被授予明帝国的官职。自此，鞑靼骑士成了明帝国的贵族和军官。既然有互市的好处，他们也不必再来抢劫，既然他们又有了新的主人，那就不能和主人动刀动枪，整个帝国北境升平了。

这是多年来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做不成的事。其实，俺答汗封贡的成功是意外的结果，把汉那吉投降是意外，俺答汗交出赵全是意外，但就在意外中，张居正迅疾地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成就了明帝国的和平，当然也成就了他自己。

一般人看到俺答汗欣喜地抚摸着明帝国赏赐给他的红蟒袍服，看到鞑靼武士们放下刀枪骑马撒欢，看到和平的曙光在苍茫的边境上升起，就以为大功告成了。但张居正没有，他头脑冷静，郑重其事地写信给王崇古说了五条：

第一，开市之初，民间肯定不愿和蒙古人交易，所以官方必须介入，让百姓知道有利可图，渐渐就会自动自发；

第二，蒙古人在以往的开市中喜欢买铁锅，那东西在交易时是锅，到了草原被熔化就成了武器，所以铁锅轻易卖不得，他们非要买锅，就卖给他们广锅，广锅不能制造武器；

第三，蒙古使者一概不准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他们在边堡逗留；

第四，政府和蒙古人休战，有些边将失去掳掠和建功立业的机会，不免心情低落，产生怨气，你要加意防备，别让搅屎棍坏事；

第五，我听说俺答汗强娶的把汉那吉的老婆是个中原文化爱好者，详细打探，把报告尽快交给我。

王崇古不明白张居正要这个女人的资料做什么，但他已形成良好的习惯，张居正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经过周密调查，王崇古得到了那个女人的资料。此女子叫克兔哈屯，貌美如花，从小仰慕汉文化，言行举止，甚至是服装打扮，都和汉人无二，而且为自己起了个汉人名字“三娘子”。可靠情报是，俺答汗喜欢三娘子，就如喜欢抢劫和喜欢自己的老命一样。

张居正心里有了谱，他意识到这个女子将是汉蒙和平的关键，拉拢住她，就等于为汉蒙和平上了保险。后来的岁月证明了张居正的判断，在三娘子有生之年，汉蒙关系始终是和平为主，这缘于她的深明大义，也缘于张居正的苦心孤诣。

“俺答汗封贡”是张居正自进入政坛以来最夺目的一场表演，只凭这件事，张居正就绝对能进入超一流政治家的行列。

第六章 拯救徐阶

海瑞搞徐阶

高拱可以忘记父母和君王，可以忘记世界，可以忘记太阳是圆的、自己是男的，却绝对忘不了徐阶。他有仇必报，连睡觉时都对徐阶咬牙切齿。在他被徐阶驱逐到家乡无所事事的三年时间里，徐阶就是他活下去的动力。前面讲过，他复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推翻徐阶的国家大政，搞得张居正神经紧张了很久，幸好赵贞吉的激烈反抗和把汉那吉事件，吸引了高拱的注意力，所以身为徐阶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才安然无恙。

不过张居正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他和高拱必会发生对攻。不因其他，仅徐阶这个理由就足够。命中注定，高拱将会搞徐阶，否则他就不是高拱；张居正也必保徐阶，否则他就不是张居正。

实际上，高拱卷土重来之前，就已有人在搞徐阶，这个人就是有着异端天赋品德的海瑞。海瑞脑子里只有一根筋，那就是严苛的道德。他认为，身为人就要遵守他本分内的道德，否则就不是好人。1569年他巡抚应天，发现所巡视范围内土地兼并严重，土豪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而百姓只能吃糠咽菜。他从脑海里翻出传统道德“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而断定：一个人富得流油，肯定不是好鸟。

海瑞在应天也搞革命，先革他们的资本。应天各地的大地主们开始倒霉，徐阶的松江也在海瑞的巡视范围内，当然也逃不出厄运。海瑞很快就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和徐阶聊天。徐阶的三个儿子站在老爹身边助威。海瑞最不怕的就是这个，因为他站在道德制高点，君临一切。

海瑞开门见山：“徐公，我是来请您退地的，松江府的土地都快改姓徐了。”

徐阶明白，三个儿子靠着自己的势力为非作歹，积累下泰山一样的不义之财。他知道这是非道德的，甚至是犯罪，可他对海瑞的态度很不满意：“你居然对我如此秉公执法，就不怕遭雷劈？”

他用柔声细语把海瑞带到1566年。海瑞看到自己扛着棺材在紫禁城门前跪着，还看到朱厚熜正对着他刚上的奏疏暴跳如雷，并且说：“不要让他跑了，捉了处死！”海瑞又看到有人告诉朱厚熜：“海瑞没有跑，而且还是带着棺材来的，这是一心赴死。”

海瑞在这段回忆中自豪地笑了笑，扛着棺材诤谏君王，古往今来，只有他海瑞一个人能做到。徐阶看到他沾沾自喜地笑，急忙把他拉到另一段回忆中。于是海瑞看到，朱厚熜正下命令杀掉他，但徐阶站出来替他求情，朱厚熜给了徐阶面子。那年末，朱厚熜驾崩。海瑞看到自己在牢狱中哭得死去活来，咬着手指，以头撞墙，狱卒看到他这副忠心，都流下感动的眼泪。

海瑞又看到自己被释放出狱，声名鹊起，飞黄腾达……

停！徐阶急忙把他拉回来：“不要再回忆下去了，我想让你记起的就是这段，其他的你自己回家躺床上美滋滋地回忆去吧。”

海瑞立即明白了徐阶的用意，这是想让他报恩。他极度厌恶这种行为：你徐阶难道是第一天出来混的，难道不知道我海瑞是什么样的人，在道德审判台前，恩情难道是可以交换的？

他满脸阴云地对徐阶说：“您当年救我是身为内阁首辅的职责，首辅不拯救忠臣，那就是奸贼。而我现在要您退地，也是我的职责。如果我对您家二十四万亩的土地置若罔闻，我也不是好官，连好人都算不上。”

虎父无犬子，徐阶还未开口，长子徐璠阴阳怪气地说道：“海大人真是明察秋毫啊，连我徐家有多少亩地都查得一清二楚。不过如果不是家父，您这颗会数数的脑袋恐怕早就搬家了吧。”

海瑞猛地站起来，咆哮道：“少废话，你们现在只有两条路：一、退地；二、跟我去大牢！”

徐阶的次子问：“你让我们退地，可有官方条文？”

海瑞又咆哮道：“你们那些地是劳动所得吗，你们心知肚明！找你们贪赃的证据就像是和尚头顶找虱子！”

徐阶意识到了，海瑞是个油盐不进的臭石头，跟他说话纯是浪费生命，他摆手示意送客。海瑞走到门口，停下来转身道：“我还会来的。”

海瑞说到做到，从此每天都来。大门不开，他就拼命地敲；徐阶在卧室不出，他就在客厅一坐一天，好像那是他的家。

徐阶唉声叹气，三个儿子决定为老爹排忧解难，于是写信给张居正。张居正当时日子也不太好过，高拱虽未回来，可赵贞吉在内阁嚣张跋扈。他只好回信安慰徐家三位少爷：“我抽空给海瑞写封信，希望能让他适可而止。你们现在最应做的有两件事：第一，停止一切生意（徐家在松江府有很多官商勾结的生意）；第二，用心照顾你们的爹，徐老师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

张居正是否给海瑞写信，史无记载。但在徐家三少爷给张居正去信后，海瑞来徐府的次数明显减少。1570年春节，海瑞还来给徐阶拜年，送上几斤上好的面条。海瑞对徐阶说：“老人吃面对肠胃好，但这面在南方买不到，我是特意托朋友从陕西带来的。”徐阶有些感动，海瑞及时补充说，“我是给了朋友钱的，连运费都算给他了。”

徐阶老谋深算，感动之后马上就是警惕，他虽然知道张居正必会从中周旋，但人尽皆知，海瑞是谁的账都不买的。果然如此，海瑞正迂回进攻，他慢悠悠地对徐阶说：“前几日赈济贫民，有个富豪捐了三万两白银，徐公遐迩闻名，可否向贫民施舍点？”

徐阶老大不高兴，这倒不是他贪钱，他那样的人到了那样的年纪对钱财已没有概念。关键是他总感觉处处受海瑞的压迫，尤其是最近他心情很不好，因为高拱复出了。

但架不住海瑞总来“拜年”，徐阶不情不愿地拿出了五千两银子应付海瑞。海瑞也老大不高兴，暗示徐阶：“您老别给脸不要脸，高阁老在北京可很关注应天情况啊。”

徐阶听到这句话，浑身发汗，他此时最怕的就是高拱算旧账。而高拱的确也和海瑞探讨徐阶家产的问题，并且告诉海瑞：“你放心地干，天下人都知道你是道德圣人，用你的道德给应天地区一片湛蓝的天。”

徐阶的五千两银子刺激海瑞重启要徐家退地行动，他要徐家把二十四万亩土地全部退还。徐家三少爷再给张居正去信，张居正回信说：“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否和海瑞谈判，少退？”接着他话锋一转，看似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海瑞不离开应天，这事始终是个麻烦啊。”

这句话开启了徐家三位少爷的智慧，徐璠动用京城关系网，把一箱箱金银财宝运到北京。当海瑞在应天紧锣密鼓地要徐家退地时，徐璠的金钱攻势立竿见影。

1570年二月，吏部言官戴凤翔弹劾海瑞，说：“他贪图个人名利，祸乱法纪，完全不通为官之道。最可恶的是海瑞居然煽动民众掀起告状风潮。亏他还自称道德完人，孔子说诉讼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居然大肆鼓励。刁民肆意讼告乡绅，海瑞无理剥夺他人财产，致使民间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风闻。”

朱载垕交由内阁讨论，李春芳主张将海瑞调离岗位，去南京当闲差，张居正也主张，赵贞吉本来想中立，可一见高拱反对，他立即同意李春芳和张居正的意见。就这样，海瑞在1570年二月末被调去南京，坐上了冷板凳。临行前，海瑞对着徐府叹息垂泪，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意。

实际上，高拱对海瑞搞徐阶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但对海瑞在应天境内大搞官员乡绅，有一肚子腹诽。官员和乡绅是二位一体，只有乡绅有钱培养子弟读书考取官员，官员在任时维护乡绅，退休后做乡绅，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海瑞却像只进了沙丁鱼罐头的鲇鱼，把这个宁静世界冲得七零八落，没有一个官员会支持他。

有人问高拱对海瑞的评价，高拱脱口而出：“人是个好人，但不会做事。”

不会做事的海瑞离开了应天，这并不证明徐家太平无事了。相反，对徐阶而言，海瑞只是开胃菜，大餐在后面，并且马上就来。

徐家倒霉了

1570年整个一年，高拱陷在和赵贞吉的对攻与俺答汗封贡上，即使这样，他也分出一部分最精锐的精力关注徐阶。海瑞离开应天后，接替他巡抚职务的叫朱大器。高拱给朱大器写信说：“海瑞在松江府搞得的确不太像话，但出发点不错，对那些倚仗权势而积累大量非法财富的人，应严惩。”

这话说得烟水茫茫，但细看之下，还能看出他到底想说什么。朱大器是聪明人，也是个不想深陷政治内斗的人，他对徐阶很有好感，所以对高拱的话假装不知。

张居正也给朱大器写信说：“海瑞在应天虽一心为民，但手段太刚强。霜雪过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你在应天好自为之，地方有幸，就是国家之幸。”聪明的朱大器当然明白张居正是在为徐阶讲情，担心自己和海瑞一样，对徐家咬住不放。朱大器回信给张居正说：“本人一直在北方做官，对南方的经济发展之高叹服不已，一心想学习为政之术。”

这也是烟水茫茫的表态，张居正很欣慰，同时又非常紧张。因为高拱在无法进攻徐阶大门的情况下，竟然想从外围突破，他严令亲信对松江府进京人员严加监控，一有关于徐阶的蛛丝马迹，立即报告给他。

高拱的头马韩楫勇挑重任，这是守株待兔，可已有事实证明能等到兔子，即使等来撞树的不是兔子，而是只狗熊，韩楫也能让狗熊招认自己是兔子。

1571年初，韩楫终于等来了不知是狗熊还是兔子的人，此人叫孙五。在韩楫严刑拷打下，孙五招认说：“自己现在居住于湖北汉阳知府衙门，籍贯是松江府城东门外孙家园。”

韩楫从他身上搜出多封信件，收信人都是京城中不起眼的小官，只有一个大官，就是内阁首辅李春芳，写信人则是湖北汉阳知府孙克弘。韩楫把那几封信翻来覆去地看，又放进水中想发现机密，忙活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得到。

可是他已对这个任务厌烦透顶，想尽快脱身，于是想到了栽赃，也就是把这件事和与此毫无关系的事联系起来。毫无关系的事有两件，一件是松江府人顾绍状告徐府家仆诓骗、延误转运颜料银，另外一件也是告徐家有违法行径，原告人是松江府人沈元亨。

两人其实都没有证据，或者说他们拿不到证据，这就是韩楫为什么有这两人的状子却不肯轻易出手的原因。现在，有了孙五，他就可以出手了。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编排，一件案子出炉：顾绍和沈元亨得知了徐家的罪恶，跑来京城告状，徐家派了孙五到京城拦截。即使顾绍和沈元亨没有证据，但孙五来拦截就已证明徐家确有罪行。

韩楫把案件调查报告交给高拱，高拱捏着鼻子看完，摇头道：“你这狗屁报告八面漏风，连猪都不信。”韩楫很沮丧，高拱却问，“孙克弘写给李春芳的信呢？”

韩楫急忙拿出，这封信他没有用水去泡，大概是下意识的。高拱看了一遍那封信，脸上露出笑容，说：“意外收获，李春芳完蛋了。”

第二天，高拱冲进内阁，把韩楫的报告扔到李春芳桌上，夸张地喊起来：“徐公太不像话啦，你们看！”

李春芳虽然是个老好人，但在高拱搞徐阶的问题上却总站在徐阶立场说话，这也是高拱想尽快把他驱逐的原因。李春芳拉来张居正，二人看完后，李春芳慢悠悠地说：“高公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吧？”

高拱当然没把李春芳当成猪，他真正要做的是下一步，把孙克弘写给李春芳的信扔到桌子上：“您和孙克弘的父亲孙承恩关系不一般啊，你当年会试，他是主考官。噢，还有你，太岳。”

张居正脸色微变，高拱的嚣张越来越升级，他的感受越来越不舒服。

李春芳看了信，一笑：“高公，这事和你这份报告有什么关系？”

高拱一拳砸在桌子上：“当然有关系，孙克弘和徐阶是同乡，又写信给您，我疑心徐阶在暗处活动图谋不轨。”

李春芳又一笑，这帽子扣的，叹口气，看着张居正，不阴不阳地说：“太岳啊，我不把这椅子让出来，高公就寝食难安啊。”

高拱大怒，要和李春芳打架，张居正急忙拉住高拱。李春芳潇洒地站起来：“不必你处心积虑，我已辞职多次，只是皇上不允。我这次效仿海瑞，抬着棺材去辞职。”

李春芳没有抬着棺材去，但其意已决，一百头牛都拉不回。他的确厌倦了，厌倦了内阁的争斗，厌倦了高拱的嘴脸。1571年五月，朱载垕终于同意李春芳去职，高拱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内阁首辅的椅子。

张居正现在和高拱对面而坐，每当抬眼时，他就会看到高拱射来的犀利的光，像寒冷的箭一样。此时，他并未想到自己的安危，而是对徐老师牵肠挂肚起来。因为他知道，没有了李春芳以首辅地位对徐阶的维护，高拱可以肆意妄为了。

韩楫的报告在高拱的奔波下，起了点效用，朱载垕同意对徐家展开隐秘调查。高拱第一步就是捉捕徐家在京城中店铺的伙计，罪名是以经商为幌子，为徐阶图谋不轨东山再起打点、奔走。

高拱明白，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外科手术，伤不了徐阶，所以决心派一得力干将到松江府，和徐阶短兵相接。很快他就在头脑中搜索出一个叫蔡国熙的名字来。

蔡国熙，河北人，1559年进士，严肃内敛，是徐阶门生。1567年，徐阶将他从户部调升苏州知府，其在苏州政绩非凡，名声在外。

高拱是不是疯了，找这样一个人？事实证明他没疯，因为蔡国熙和徐家有仇，而且对他那种性格的人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

双方的仇恨发生在蔡国熙的苏州知府任上。某次，徐璠派仆人到府衙办事。这名仆人狗仗人势，对蔡国熙极为嚣张。蔡国熙有强烈的自尊，怒发冲冠，把这名仆人掀翻在地，打个半死。一个多月后，蔡国熙在松江上遇到这名活过来的仆人，仆人居然在船上臭骂他，而且还围住他的船喧闹不已，直到松江知府出来调停，蔡国熙才逃出。

这件事让蔡国熙颜面丢尽，他气急败坏，请病假回老家。1571年五月末，高拱向他伸出权力之手，升他为苏州、松江兵副备使（苏州、松江军区副监察官）和苏州、松江按察副使（苏州、松江地区司法副监察长），嘱咐他：“你复仇的机会来了，有多大仇都可以报。”

蔡国熙心花怒放，一到松江府，就下令说：“凡和徐家有仇者都可以上诉。”徐家本来就不干净，这么多年积攒下无数仇人，于是告状者把蔡国熙的办公衙门变成了市场，每天都人来人往。

徐阶一家无可奈何，张居正去信给蔡国熙说：“凡事都应该有度，有人牵牛踩了你家白菜，你难不成还要让人家把一头牛赔偿你损失吗？”

蔡国熙不认理，只认心，因为徐阶对他说过“心即理”。他煽动徐家的仇人围困徐府，从前给徐家送过礼的，现在居然讨回，并且还要利息。徐家三位少爷忧伤不已，徐阶唉声叹气。1571年九月，徐阶在门外闹哄哄的情况下过了大寿。张居正之前来信祝他生日快乐，自称现在内阁高拱像个炸药，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虽然特别想维护老师的利益，却噤若寒蝉，望空惆怅。

张居正虽这样说，但仍然在关键时刻鼓起正气维护徐阶。蔡国熙是个辣手人物，先用群众路线将徐阶一家搞臭搞得没有脾气，然后突然下令审判徐家三位少爷的不法行径。徐家三位少爷当然不是好鸟，种种罪证几乎淹没了蔡国熙。蔡国熙迅速判案：徐璠、徐老二充军，徐老三削职为民。至于徐阶，蔡国熙想等等，一来是有太多的朝中大人物为他求情；二来，他知道高拱把徐阶恨入骨髓，不如把已毫无反抗之力的徐阶交给高拱处理，这应该是高拱有生以来收到的最好礼物。

徐阶一家老小围在徐阶脚下，抱头痛哭。徐阶的心都要碎了，老泪纵横。他脑子里只有两个人影在来回游荡，一个是高拱，另外一个是门生张居正。

他希望高拱能手下留情，但这太有难度，所以他希望张居正能出手相助，无论阴谋还是阳谋。

张居正总算出手了，但不是为徐阶，而是为高拱。

张居正拉偏架

恶人自有恶人磨，这不是句空话。就当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时，有人已准备向他开炮。此人叫殷士儋，山东人，相貌堂堂，人高马大，讲话声若洪钟，肚里也有点货。殷士儋和张居正是同年，还是朱载垕做准皇帝时的讲师。赵贞吉被高拱挤出内阁后，殷士儋看着北京的天边未收的乱云，浓妆的彩霞，不禁心潮澎湃。他想，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曾是朱载垕的讲师，他也是，这三人都进了内阁，他也应该进内阁。

他找高拱商议此事，高拱当时已有人选，所以冷淡地拒绝了他。殷士儋气咻咻地对高拱说：“但有绿杨能系马，处处有路到长安。”

高拱冷笑，他以为殷士儋在吹牛。但1570年十一月，殷士儋真就仰着脑袋，蹭着地皮走进了内阁。

高拱事后打听，原来是太监陈洪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高拱不禁叹息：太监这玩意儿的力量真大。陈洪为何要帮殷士儋，史无记载。不过可以猜得出，太监这玩意儿，送点钱和谄媚，就足以让他们效劳。

殷士儋进内阁后，高拱正在搞李春芳，搞掉李春芳后又开始搞徐阶。殷士儋冷眼旁观，血丝骇人。1571年冬天，高拱正准备提拔他的好友张四维，突然有御史弹劾了张四维。张四维虽未得到惩罚，但入阁的事就只好先放一下了。高拱环视众人，发现殷士儋正在得意扬扬，他当即断定殷士儋是幕后主使。

目标既已确定，高拱的下一步自然是开炮。他的数名言官纷纷弹劾殷士儋，说他是靠太监进的内阁，这种阉人推荐的人怎么可以参与国政？殷士儋答辩说：“要我入阁的圣旨是皇上所下，你们这是欺君罔上。”言官们哑口无言，高拱只好让他的言官头马韩楫上阵。

韩楫上阵之前，先把消息传了出去。他说：“他手中已有绝顶武器，可以把殷士儋一锤子砸死，连呻吟的机会都没有。”

殷士儋听到这话，气得哇呀怪叫：事情已一目了然，高拱正在搞他。他和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不同，他是山东人，脾气暴。

那年春节前夕，内阁大学士们和言官照例举行座谈会——会揖，殷士儋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好戏。在人头攒动中，殷士儋一眼就发现了正吐沫横飞的韩楫。

他想都不想，就走上去，看准了声称要一锤子砸死他的韩楫，不阴不阳地说：“听说你韩楫对我很不满意，而且要一锤子把我敲死。这没有关系，你是言官，弹劾别人是你们分内之事。可我特别可怜你，你怎么被某个混账当枪使！”

韩楫想不到殷士儋会如此直白，目瞪口呆，他在脑海里迅速集结智慧，准备反击。还未等他反击，突然一个声音如雷鸣般传了过来：“放肆！”

众人被这声响雷震得魂不守舍，鸦雀无声，他们根本不必去寻找声音的来源，因为在现在的朝廷，只有一人敢这样大声说话，这个人当然就是高拱。

张居正就在高拱身边，看到高拱胡子直抖，满脸通红，显然已被气了个半死。他不可能不生气，殷士儋说的某个混账就是他。

高拱说完这两个字，已如猛虎下山扑向殷士儋。张居正急忙去拉，想不到高拱岁数不小，步履却异常轻盈，张居正抓了个空。高拱离殷士儋越来越近，众人不由自主地给他让开了一条路，他一面扑过来，一面叫嚷着：“成何体统，你殷士儋成何体统？！”

殷士儋此时如果要退缩，那他就不是殷士儋。多日以来，始终有言官弹劾他，猪都知道主谋是高拱，怒气催他不管不顾，他大踏步迎了上来。两人像是打擂的武士，在两道人墙之间，如公牛一样冲向对方。

殷士儋一面冲，一面大骂：“你还敢跟我讲体统？！你先驱逐陈阁老，又驱逐赵阁老，再驱逐李阁老，你现在又想驱逐我，无非是想把你的狗张四维拉进内阁！你以为这个内阁是你高拱的吗？”

高拱开始冲得还很猛烈，这缘于他对权力的迷信。他以为没人敢和他叫板，他以为自己只要冲上去，殷士儋肯定跪地求饶或是落荒而逃。想不到，殷士儋居然迎了上来，而且是怒发冲冠，目出眼眶。他又听到殷士儋和他飙脏话，立即心虚了。毕竟他年纪一大把，真要赤手相搏，他肯定不是殷士儋的对手。所以他的脚步还在向前挪，但内心已退却，殷士儋已冲上来，一把揪住了他的脖领，举起山东大汉特有的拳头，准备给高拱来一顿老拳。

高拱此时喊“救命”的心都有了。旁边的言官里虽有高拱的人，可却不敢上，因为这毕竟是两个宰相的决斗，谁敢插手？

殷士儋的胳膊在半空中画了道优美的弧线，如锤子一样的拳头迅猛砸向了高拱。这时，高拱成了钉子。高拱咬牙闭目，等着承受殷士儋这计炮拳。殷士儋把多日来的怒气全都聚集在拳头上，这一拳头下去，高拱非死即伤。他已能听到高拱头骨的碎裂声，他内心已开始狂笑。

“哎哟！”众人听到了一声惨叫，所有人都认为高拱一年半载可能都要在家里养伤了。“畜生！”众人听到殷士儋的一声咒骂，定睛去看他们脑海里确定的场面时，全部愕然。

他们看到殷士儋步步后退，看到高拱双手护着脑袋，几乎要蹲到地上，他们还看到一人，站在高拱和殷士儋的中间，犹如黄飞鸿打架前的招牌动作，前伸的胳膊微微颤动。这个人，正是张居正。

反应快的人马上就还原了刚才的情景：殷士儋的拳头抡向了高拱的脑袋，可就在半路上，张居正的胳膊挡住了他的拳头，把他震了开去。

殷士儋揉着拳头，大骂不已。张居正收起了那美妙的动作，去搀扶高拱，回头又对殷士儋行礼。殷士儋不吃这套，事已至此，他索性抒发一年来胸中不平之气。他指着张居正的鼻子说：“你呀，猪狗不如！高拱这老家伙搞你恩师，你连个屁都不放一个，还替他出头！”

言官们噤若寒蝉，他们固然知道殷士儋不是病猫，可不知道他发起威来比老虎可怕十倍。

高拱发现殷士儋的攻击目标已换了人，马上觉醒，气势又上来了，对着那群言官咆哮起来：“你们这群废物，把殷士儋这老贼给我弹劾掉！”

殷士儋没有给高拱复仇的机会，他一回到家就写了辞职信，也不等皇上同意，就带着家人离开京城，回山东老家颐养天年去了。

高拱对殷士儋事件心有余悸，对张居正的“救头之恩”有些小感动。有一天，高拱看着空旷的内阁只有他和张居正两人，不禁升起了一股柔情，说：“政治风云过后，独剩你我，看来我们真是有缘。太岳啊，之前我有做得不对之处，还请你别放在心上。”

外面巴掌大的雪花纷纷洒洒，整个皇宫沉浸在忧郁中。张居正看到高拱动了感情，趁机站起来说道：“高公，徐公的事……”

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高拱眼神里的柔情瞬间消逝，代之而起的是一股火，虽然不凶猛，可它毕竟是火。

保住徐阶

按常理，1571年张居正的政治智慧绝不会允许他替徐阶向高拱当面求情，但因刚救下高拱的肥头，高拱又展现了可爱的人性，他以为高拱不会拒绝自己。出乎他意料的是，高拱什么都没有说。

在1572年春天海棠花谢后蔷薇开时，他感觉到春色毫无趣味。徐家的两位少爷进了大牢，三少爷正抱着徐阶的大腿哭泣，哭得徐阶肝肠寸断。徐家的信一封接着一封写给张居正，张居正如履薄冰地看信，绞尽脑汁思考保住老师的策略。

有一天，高拱在内阁收到苏州、松江巡御史的来信。信中说：“事情有点不妙。徐家老大在狱中放出话来说，蔡国熙查徐家，其实是复仇。更不妙的是，徐老大说，蔡国熙幕后有人撑腰，出谋划策。”

高拱有点坐不住了，蔡国熙也来信说：“他快把徐家连根拔起了。现在徐家就是松江府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把他家所有固定资产都给封了，而且把徐家大院严加看管，有进无出。不出数日，徐家大院就会长草，成为狐狸老鼠的巢穴。”

高拱这时才感到蔡国熙下手真黑，他有道德水准，当然不想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倘若徐老大的话真传遍大江南北，人人都能猜出是他高拱所为。

大概是出于直觉，他找来张居正。他对张居正解释说：“徐阶的事从头至尾，我只是秉公。你也知道，就如写文章，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下面的人执行力有问题，所以才闹到现在这地步。”

张居正立即给高拱的心思切脉，这就是良知。高拱的良知提醒他，对徐阶做得有些过分了。然而他又不能当面去找徐阶说，这不是他的作风。所以他就找了徐阶的传话筒张居正。

高拱找张居正还有个不轨的企图，就是试探张居正对徐阶到底有多忠诚。让他失望的是，张居正对他的解释表现得极为淡漠，似乎这件事跟他无关，所以他说不下去了。两人沉默许久，高拱终于忍不住，以一种请求的口吻向张居正说：“太岳，你说这事如何收场？”

张居正仍是不说，这缘于他高度的政治智慧。高拱能问出这句话，说明他已准备收场。一个认定自己错了并准备改正的人，其实已有了改正的方法，何必别人多嘴多舌地去指点？

张居正慢悠悠地说：“高阁老，解铃还须系铃人。”

高拱“嘿”了一声：“太岳啊，你这城府……”

“这和城府无关，”张居正说，“现在天下人都知道徐公一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怎么回事，我始终没有参与这件事，您现在让一个门外汉来给您出主意，这真是为难我了。”

高拱满脸通红：“太岳，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在背后捣鬼？”

“千万别误会，”张居正慌忙站起来，“您是用人不当，跟您无关，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

高拱缓和了情绪，捏紧拳头，半是解释半是抱怨：“蔡国熙这蠢材，真是心狠手辣。”

张居正一言不发，嘴角却挂起了不易察觉的笑。

那次谈话一结束，高拱就给蔡国熙写信，他委婉地说：“徐阶毕竟曾是辅臣，有功于国。你把他搞得家破人亡，颜面颇不好看，还是宽松一些为好。”

他担心蔡国熙搞徐家搞得兴奋，红了眼不能罢手，又去信给苏州、松江政府官员，厚着脸皮解释说：“世上传说徐公家的倒霉事是我报复他，我没有报复之心，蔡国熙办的案子并非我授意，你们不要看热闹，对蔡国熙该劝解劝解，该控制控制。”

蔡国熙得知高拱的这封信后，勃然大怒道：“高拱这老匹夫出卖我，让我得到抱怨，而自己却收获恩情！”

局势迅速转变，张居正悄无声息地出手，指使忠于他的言官上疏请求重审状告徐家的顾绍。结果顾绍翻供，说自己是诬告。高拱此时只好撒手，蔡国熙见状不妙，急忙请朝廷调他出松江府，这是高拱巴不得的事。

徐阶的晚节总算是保住了。

徐阶虽未被高拱整死，但已伤筋动骨。徐阶后来给张居正写信说：“人生得失利害原如梦幻泡影，我现在有幸窥破这句话。所以虽然遭受凌辱，别人无法忍受的，我却忍受下来，不动如山，只是头发全白了。”

虽然很同情徐阶的遭遇，但对于徐阶的这段话，张居正却无法苟同。渡过艰难困苦之后，应该是越挫越勇，拉起大旗重新上路，他张居正就不能把得失利害当作梦幻泡影。自他第一天进内阁，就从未想过要放弃政权，他要实现伟大抱负，就绝不能失，只能得！

但“失”太易，“得”却如登天，尤其是在高拱这座大山前，张居正所受到的压力如五岳压顶。

1572年四月，高拱和张居正坐在内阁中。高拱死盯着张居正，突然问道：“坊间说，你处处维护徐公，是因为收了徐公的三万两银子？”

这是个晴天霹雳！徐阶案虽然结束，但高拱已把张居正当成最大威胁，个人友谊在政治面前，不值一提。听到高拱这一问，张居正先是震惊，突然就大激动，站起来又是发誓又是痛哭，说不可能有这种事，否则他愿受法律制裁。张居正这番戏剧性表现把高拱震住了，他站起来，假惺惺地安慰张居正：“谣言，你别激动，我不信啊。”

张居正好不容易安静下来，高拱突然又说：“太岳啊，内阁太冷清了。”

张居正看向高拱，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高拱拿出药：“我想请高仪入阁。”

张居正知道这不是商量，而是命令。他说：“高公说是就是。”

1572年四月末，高仪入阁，这位高拱的同年、礼部尚书，为人木讷，性格温和。据说高拱和高仪私交甚好，张居正意识到，高拱这是找帮手啊。

可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因为高拱自殷士儋和徐阶事件后，威望大降，部分官员对高拱已有腹诽，渐渐把目光聚焦在张居正身上。

高仪入阁不久，尚宝司（管理玉玺和百官牌符）一把手刘奋庸突然上疏条陈五件事。刘奋庸认为朱载垕已大权旁落，“权奸”蒙蔽皇上，朱载垕应该振奋精神亲政。

这当然有所指，高拱怒了。还未等他发泄怒气，吏部言官曹大埜出奇制胜，弹劾高拱有十件不忠行径，其中“擅权”“贪污”最让高拱怒火中烧。他在内阁咆哮：“谁，到底是谁？！”

高仪用手拄着下巴看着棚顶，张居正沉默不语。高拱把一双拳头砸到桌子上：“给我反击！”

他的言官们分三路披挂上阵：一路猛攻刘奋庸，说他动摇国是；二路猛攻曹大埜受人利用，倾陷元辅；第三路对刘、曹二人同时进攻，说两人狼狈为奸，诬陷内阁伟大领袖，罪该万死。

朱载垕有气无力地坐在龙椅上，晕头转向。他最近一直生病，一直难以痊愈，听着下面的人辩来论去，脑子里像进了无数只苍蝇。他魂不守舍地问高拱：“你以为如何？”

高拱回答：“应将刘、曹二人逐出朝廷。”

朱载垕点头说：“好。”

高拱看向张居正，张居正如大理石一样。

“太岳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回内阁后，高拱得意扬扬地对后进来的张居正说，“刘、曹这两头猪不自量力，胡说八道。我开始想不明白，后来啊，有人告诉我，刘奋庸是愤愤不平，因为他是皇上做太子时的裕王府官员，大家都升了，只有他沉沦，所以他抽风似的咬我一口。但曹大埜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张居正看了高拱一眼，轻轻地“哦”了一声，说：“愿闻。”

高拱笑得花枝乱颤：“这小子背后有人指使啊。”

张居正思考了一会儿，说道：“曹大埜所说的十件事，都属无中生有。高公高风亮节，人尽皆知，怎么会贪污，怎么会擅权，更怎么会和江湖骗子（邵方）、内官勾结，夺首辅位呢！”

高拱脸色突变。张居正知道他动了杀机，他知道自己还不是高拱内阁的对手，但他不会像陈以勤那样被吓跑，不会像李春芳那样被赶跑，也不会像殷士儋那样拂袖离去。因为他是张居正，他“愿以身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对于政治，他只有争取，没有放弃，只有前进，绝不后退，要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轻伤不下火线。

然而，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坚定决心，却未派上用场。因为1572年五月发生了重大事件，把忧伤痛苦的明帝国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这就是朱载垕的死亡。

第七章 首辅张居正

冯保崛起

张居正与高拱在内阁剑拔弩张时，朱载垕正在后宫几个妃子身上发愤图强。自他继位以来，在女人身上倾尽全力就成了他的人生功课。权力是春药，吃多了肯定出事。1572年三月，朱载垕就已得病。两个月后的一天，他强撑着上朝听政。高拱在下面吐沫横飞，突然看到皇上站起，嘴里絮絮叨叨，走了几步，嘴角就不安本分地抽动起来，孱弱的身躯向后直挺挺地倒下去，在他身边的内侍冯保慌忙向前扶住。张居正年轻反应快，也迅疾上前。两人看着怀里的朱载垕时，已是脸部变形，眼神游离。这是典型的中风，一干太监忙慌将其扶入后宫。

高拱、张居正和高仪在内阁惊慌失措，不知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半个时辰后，内监传旨内阁大学士到乾清宫。张居正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大事不妙。如果皇上缓过来了，只需告诉内阁一声，根本不必要大学士们觐见。带着有生以来最大的焦虑，张居正和高拱、高仪走进了乾清宫，来到了朱载垕的龙床前。

张居正料想的没错，朱载垕是活过来了，可却如遭了瘟一样，毫无生气地斜倚在龙床上。他身边站着皇后、李贵妃和太子朱翊钧，还有一表人才、温文尔雅的太监冯保。冯保整个脸上都是泪，精致而适时地啜泣着。房间里环绕着他忽低忽高的呜咽，更增添了沉重感。

朱载垕的死鱼眼看着三人，动了动嘴唇，呜啦了几句，高拱和张居正、高仪急忙跪下。朱载垕又呜啦了几句，三人面面相觑。冯保翻译道：“皇上说，你们三人以后要辛苦些，太子还小，请以后尽心辅佐。江山社稷就靠你们了。”

高拱听到冯保尖声细语的翻译，也顾不得厌恶了，微张大嘴，哇的一声哭出来。他是发自肺腑，朱载垕是他在人间最尊敬的人。现在，这个赋予了他无限信任和权威的人将离他而去，他如何不伤心？

他一哭，张居正也是悲从中来。朱载垕在位的这六年，放任权力给内阁，虽然他张居正从中并未得到实惠，可比起朱厚熜时代，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时代。毕竟高拱在搞政治斗争的同时未忘记治理国事。如今这位给内阁带来荣光的人就要走了，以后的事，谁能说得清？于是，他也默默地流下了泪。高仪也跟着高拱哭。冯保哽咽着劝三人：“诸位大学士不要哭，这里不是哭的地方。你们听旨。”

冯保取出圣旨，念道：“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太子朱翊钧哪里是“还小”，简直是“太小”，1572年时他只有十岁！高拱三人从乾清宫出来后，高拱号啕：“十岁的太子，怎么能治天下啊！”

这话并非不敬，而是因高拱深感肩上的担子重如泰山才出口的。张居正慌忙搀住摇摇晃晃的他，语气冷静地说：“高公，小点声。”

这句话像是一根针，把沉浸在悲伤和绝望中的高拱刺醒，他环顾四周，见除了如树桩子的哨兵外，空无一人。他叹息，拉起张居正和高仪的手，握紧了，嘴唇因悲痛而发抖：“就靠咱们了！”

张居正坚毅地点了点头。高仪眼眶发红，不置可否。三人回到内阁后，各自想着心事。高仪五脏六腑都在颤抖，他自进内阁后就开始生病，是真的病。他本来想过几天就和皇上请辞的，可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张居正早已从忧伤中逃离，正思考将来：十岁的太子、年轻的皇后和更年轻的小太子母亲李贵妃，还有玉面太监冯保。

高拱也从忧伤中醒来，他也想到了张居正所想到的那些。当他想到冯保时，心上一震。他霍地站起来，像发现了史前怪兽一样地看着张居正。

“太岳，为什么是冯保，孟冲呢？！”

从高拱的思路说，他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当时的冯保是内廷最大权力机关“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而孟冲则是掌印太监。这两个职务表面上看是并驾齐驱，实际上，秉笔太监替皇上写完处理意见后，必须要掌印太监盖皇帝玉玺，没有玉玺，秉笔太监的一切批示都没用。也就是说，从黑市地位来看，掌印太监比秉笔太监要高。朱载垕颁布遗诏，掌印太监居然不在！

从张居正的思路来说，高拱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冯保是小太子朱翊钧的玩伴，朱载垕把小太子交给冯保远比交给孟冲放心。况且，他自己的遗诏，纵然孟冲不在，还怕孟冲不盖印吗？

张居正觉得高拱是小题大做，一惊一乍。大概是多年来政治斗争把他搞得太敏感，高拱认为，这是件异常严重的事，因为他有难以启齿的隐情。

这个隐情就发生在三年前。三年前，他靠内监陈洪、孟冲和滕祥卷土重来。他回来时，掌印太监空缺，在朱厚熜时代就已做到秉笔太监的冯保想顶补，可高拱为了报答那几个阉人，强烈推荐陈洪。冯保就此记了高拱一笔。一年后，陈洪出缺，冯保以为该轮到自己了，可高拱又把孟冲推上来。冯保七窍生烟，孟冲当时是皇家厨房的职员，根本没有资格做掌印太监。冯保因此和高拱水火不容。

其实从胜任的角度来说，冯保比陈洪、孟冲强了许多倍。冯保能力出色，在朱载垕时代掌管东厂，把东厂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还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太监群中鹤立鸡群，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同时，他奉行一定的传统道德，不像陈洪和孟冲全靠谄媚上位。

高拱也知道冯保对他怀恨在心，可在朱载垕时代，他就是天，便根本没把冯保放在眼里。他忽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训，更轻视了冯保复仇的决心。

当他现在终于想到那站在朱载垕身边，尤其是站在十岁小太子身边的冯保时，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但他毕竟是高拱，说把你搞死就绝不会让你生的高拱。他打点精神，恢复了威严。

当第二天朱载垕驾崩时，高拱已在心里对昨天自己的恐慌大为不屑，他冷笑道：“一个蠢阉人，能起多大风浪！”

冯保是阉人不假，但绝不蠢。朱载垕死后的第三天，冯保就用忠诚和眼泪取得了皇后和李贵妃的信任，掌印太监已如探囊取物。高拱没有注意到这点，全心全意办理朱载垕的丧事。冯保取得掌印太监那天，他要张居正去大峪岭视察朱载垕的葬地。张居正欣然前往，一来是为皇上朱载垕尽最后的忠心，二来是，他隐约感觉到新旧交替时会有大风暴。远离风暴，就能自保，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使用这种战术，才挺到现在。

张居正快马加鞭去了大峪岭，高拱在北京城中突然紧张起来。

张居正到底在干甚

高拱在京城突然紧张，是因为各种对其不利的、真假难辨的消息接踵而来。首先是宫里传来消息说冯保驱逐了孟冲，掌印太监已是冯保囊中之物，只等几天后朱翊钧登基宣布。宫里又传来消息说，两宫年轻的太后现在焦虑得很，因为宫外有个大家伙，这个大家伙当然就是高拱。再有消息传来说，冯保决心向高拱复仇，而且已有了计划。

对这些消息，高拱只紧张一会儿就放松了。此时是非常时期，尤其是宫廷内的孤儿寡母，难免过度紧张敏感，流言蜚语自然会产生，这不必多虑。他很难想象，这个朝廷，这个国家，没有了他高拱还能玩得转！

才放松了一会儿，他又紧张起来，而且是从未有过的紧张。据可靠情报，张居正的仆人游七和太监冯保的得力手下亲密接触了好几次。

高拱跳起来，他半信半疑：“张居正不是去大峪岭了吗？那个狗头蛤蟆眼的游七不是也跟去了吗？难道他有分身术？”

送情报的人一脸苦笑：“大人，游七是个大活人，有手有脚，去大峪岭可以再回来嘛。而且从大峪岭到这里，快马加鞭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高拱眉头紧锁，茫然无措地问：“游七见冯保的人干什么？”

这问话太搞笑，送情报的人乐了，但马上显出紧张来，说：“大人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游七是张居正的人，张居正不说话，游七敢和内监交往？”

高拱心里有了答案，但不相信：“这不可能，他张居正平时正义凛然，怎么会和太监勾搭？”

送信人反唇相讥：“您平时也高风亮节，可您的复出……”

高拱要震怒，但又忍住了，因为他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值此革故鼎新之际，张居正如此活跃，还能干什么，当然是首辅的位置啊。

高拱咆哮起来：“扯淡，有什么证据？”

“现在的局势就是证据。”

高拱沉重地靠到了椅子上，狠狠地抹了下脸，拼命地挤了挤眼睛，以便使自己清醒。在如幻灯片一样的过往中，他看到张居正一声不吭，看到张居正冷峻的眼神，看到张居正雍容典雅的神态，最后则看到张居正向他走来，指着坐在椅子上的他说了两个字：走开。

这不是真的！他从椅子上弹起来，背着双手在地上转来转去，脚步把地皮踏得直响。

“去请高阁老！”他下了命令，语气仍然威严，令人生畏。

高仪不能来，因为他病得很重。高拱再去请，高仪还不能来，他病得更重了。他摇头讥笑：“一摊泥！”

残霞来了，把天际照得发亮。高拱让思路重新回到张居正身上，不知为什么，他现在对张居正凭空产生了畏惧之心。这应该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三年来，他干掉了四个比张居正资格老的大学士。张居正是有野心，可按他的看法，这种野心还在羽毛中。张居正要腾飞，必须是他高拱同意了才行。朱载垕在位的最后一年，高拱的确感到张居正的威胁，然而他断定只是有惊无险。

可现在，他从前的自信一扫而空，他觉得张居正突然从一只毛茸茸的小鸟变成了翱翔天际的雄鹰。这就是政治，能把一个人搞得阴狠毒辣、神经兮兮。

他一时之间没了主意，浑浑噩噩地下令，要他的言官们来见他。他的言官们一听他说出对张居正的担忧，纷纷发言。大部分人认为，张居正早对首辅宝座垂涎，他现在是要联合冯保实现多年来的欲望。

还有言官神秘兮兮地说，其实张居正在两个月前就已开始和冯保勾结。此人以小说家的口吻叙述道：“曹大埜攻击高阁老时就是张居正的指使。当时先皇上朝给高阁老平冤，张居正发现先皇脸有菜色，精神萎靡，就预料到先皇已病入膏肓，所以开始和太子最信赖的阉人冯保互通有无。”

高拱抬了抬眼：“你有什么证据吗？”

该言官环视众人，双手一摊：“我也是听说的。”又补充，“局势就是证据。”

高拱有点不置可否。言官们马上察言观色、调转马头，有人认为：“张居正没有那么蠢，此时和冯保勾结不是给高公以口实？高公一声令下，天下人都会对他击鼓而攻。况且，他人在大峪岭，如此重大事件怎么会轻易交给手下人来办？”

这种分析很符合逻辑，高拱几乎动心，相信张居正在专心地视察大峪岭。然而有言官以阴暗的心理小心翼翼地提到：“一山不能容二虎，如今内阁只剩高阁老您和张居正。即使张居正现在未勾结冯保，可将来呢？”

高拱只是微微悚然了一下，自负地一笑。这不是他担心的问题，其实这就不是个问题。

在言官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下，他突然释然：“张居正即使真的和冯保勾结又如何？他已准备攻击冯保，而且必能凯旋。张居正最好没有和冯保勾结，否则，他离开得就更快。”

张居正到底在干甚，正史载：全心全意地视察大峪岭，给朱载垕找个光明的埋葬地。但高拱和他的手下猜测以及预测的那番话，并未浪费，几年后它成了高拱写作《病榻遗言》的重要素材。

1572年六月初十，朱翊钧继位。他就是那个“明亡，实亡于万历”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继位的两天前，张居正完成任务回到北京，但他没有参加朱翊钧继位大典，因为他中暑了，而且很厉害。朱翊钧派冯保去看他，冯保回来报告说，张大学士上吐下泻，连坐着的力气都没有。

朱翊钧继位大典后，高拱匆忙地来找张居正。张居正脸色蜡黄斜躺在床上，看到高拱来，想要挣扎着起来，但终究没有成功，因为高拱把他按下了。

高拱一脸的凝重，说：“太岳啊，当年你我都有凌云之志，后来内阁只剩你我二人，想实现‘周、召夹辅’的伟愿。不想先皇离你我而去，如今我仍是希望你和我能再续伟愿。新皇还小，我们的压力都很大啊。”

高拱这番话把张居正说得鼻子直酸，高拱嚣张的种种如云如烟，抛到脑后。他像是对着高拱，也像是对着苍天，用尽力气说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高拱握住张居正的手，满脸的柔情。

高拱狼狈而走

朱翊钧继位的第二天，内阁收到一道中旨。所谓中旨，即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命令。法律规定通政司和六科言官们有权力驳回中旨。但法律规定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中旨渐渐成了无人敢质疑和违抗的圣旨。

冷清的内阁只有高拱一人，当他听了中旨其中一件“授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后，勃然大怒。他不管不顾对着传旨的太监咆哮道：“混账！这中旨是谁的旨意？皇上的年龄小得很呢！我想，这中旨是你们的中旨吧，我真想把你们全驱出皇宫！”

传旨太监惊愕地张大嘴，像是被高拱塞了个苹果。回宫后，传旨太监把高拱的话统统告诉了冯保。冯保发出尖利的吼叫：“高拱啊高拱，天庭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硬闯！我还没准备和你开战，你却扔过来炸弹，我老冯跟你拼了！”

冯保跟高拱拼，当然不是去找高拱打擂台。他是个阉人政治家，懂得如何借刀杀人。他跑去两宫太后那里，跪下痛哭，哭得肝肠寸断，把高拱的话复述给两宫太后听。当他发现两宫太后的脸色微变时，又现场发挥道：“先皇驾崩那天，高拱在内阁里嚷着：‘十岁的小孩怎么能做皇帝啊！’”

李太后眉头一皱。未等她发问，冯保却又发了问：“他高拱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是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两位太后重复了一遍。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连猪都想得出来，两位太后之所以重复，只是想掩饰内心的惊恐。朱翊钧年纪小，不用掩饰，脸色突变，浑身战栗。

冯保的阵线已布置完成，算上他才四个人：两位皇太后，当今圣上，当今司礼监、东厂掌门人冯保。

冯保的阵线布置得小心翼翼，悄无声息。而高拱布置的战场却是人喊马嘶，惊天动地。他兵分三路，第一路由言官程文、刘良弼打头阵，这一路的作战思想是铺天盖地地全方位扫荡，目的是震慑住冯保。高拱手下几乎所有言官都倾巢出动，攻击冯保把意志强加给皇上。

第二路由高拱最得意的言官大将陆树德、雒遵为主，直攻冯保品德败坏。

第三路是高拱本人，他在朱翊钧继位的第四天，站在御座前，指着冯保的鼻子臭骂道：“你只是个侍从，居然敢站在皇帝身边，文武百官拜皇上时也在拜你，这真是大逆不道！”

高拱说这些话时，庙堂上的臣子们如蚂蚁出洞觅食，井然有序地频繁从行列中站出，斥责冯保，臭骂冯保。坐在龙椅上的朱翊钧终于见识到了高拱的力量，也知道了多年的儒家道德教育并未把他们驯化，他们说的脏话简直不忍听闻。冯保气得脸皮直颤，眼里要流出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了。

人人都知道，这是高拱和冯保短兵相接的战争。短兵相接就是殊死搏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高拱的看法是，他有广大的言官集团，这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再加上他这位出色的指挥官，没有敌人可以生还。而且从朱翊钧和冯保的表现来看，高拱确信已取得战争的胜利，他险些要把巩固胜利果实提上日程。

在家中养病的张居正显然不这样看。当有人告诉他，内阁和司礼监开始决战时，他惊了一下，但马上恢复平静。

朱翊钧继位的第五天，又有人告诉他：“高拱在朝堂上已取得绝对胜利。虽然大批言官攻击冯保的奏折被冯保留中不发，但胜负已定，内阁胜利了。张阁老，恭喜啊。”

张居正不露声色地笑了一下：“恭喜我什么？”

“您是内阁大学士啊，你们内阁赢了啊。”

张居正冷笑：“什么我们的内阁，只是高拱的内阁！”

有人小心翼翼地问：“既如此，张阁老希望谁赢？”

张居正口上没有回答，心里已波涛汹涌。他希望谁赢，这真是难题。站在道义上，他应该希望高拱赢。可高拱赢了，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他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躲在众多大学士背后，他现在和高拱是当面锣对面鼓，不必想就知道，高拱肯定会像对付从前那些大学士一样对付他。而冯保赢了，他的春天可能就来了。冯保赢，高拱就要滚蛋。高拱一滚蛋，内阁中只有他和高仪，高仪半死不活，听说正在倒计时。那么，能撑起内阁的只有他张居正！

想到这里，张居正又回到那个问题，他到底希望谁赢。这不是希望的事，而是谁能赢的事。朝廷已疯传高拱赢了，可他不这样看。

高拱动用全部言官攻击冯保，毫不遮拦，这是大忌，恰好给了冯保再次攻击他的口实。冯保在两宫太后和朱翊钧面前说：“高拱在外面说，他拥有百官，要想搞谁都轻而易举。如此明目张胆地用政府威胁皇室，这是什么行为啊！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是高拱的天下还是朱家的天下？！”

两位太后这几天神经绷得紧紧，稍有点风吹草动，都会轰然崩溃，一听到冯保的这句话，突然感觉呼吸困难，眼前模糊，心脏如被人剜了一样痛。

朱翊钧年纪虽小，此时却爆发了人君的威风：“把高拱轰出朝廷。”

他母亲李太后急忙要他闭嘴，说：“这是儿戏吗？高拱在政府中威望极高，轰他走，就等于和政府作对，你就不怕政府罢工？”

冯保适时地插嘴：“说到威望，高拱未必是唯一的，还有一人，可顶替高拱，统领百官。”

“谁？”

“张居正！此人深沉有大略，久被高拱压制，如果让他顶替高拱，他必感恩戴德，尽心辅佐圣上。况且，他也有这个能力。”

冯保的这段话，并非是全为张居正说话，而是为了清除高拱。两位太后互望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朱翊钧。朱翊钧粉面通红，正在生气。

朱翊钧继位的第六天，高拱在家中客厅里和言官们谈笑风生。他们把冯保那天在御座前狼狈的样子谈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谈起，都是哄堂大笑。高拱就沉浸在这笑声中畅想未来，他要做的事很多，第一件就是为小皇帝安排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第二件则是安插一位听话的太监掌管司礼监，第三件是内阁的人事问题。想到这里，他就想到了张居正。他问：“张阁老的病怎样了？”

没有人能回答的了，因为这几天大家都在忙着向冯保开战。高拱眉头锁住，又松展开，说：“太岳这病得真是时候啊，我们在奋勇杀敌，他却睡到日上三竿。”

有人马上听出了高拱语气里的异样，立即发出试探的附和：“张阁老平时就深沉多谋，该不是坐山观虎斗吧。”

高拱一震，难道他在装病？

伶俐的属下都有广阔的思路，立即有人说：“大峪岭的气候应该不会中暑，可能是张阁老身子太虚了吧。但从他上次挡住山东大汉殷士儋一事可看出，他没有那么虚啊。”

一提到殷士儋，高拱放松下来。他想到了张居正的好，而且自己也去看过张居正，症状的确是中暑。于是他心想：这件事先放一下，等处理完了冯保，我要和老朋友张太岳好好聊聊。

当时夕阳西下，闷热却未散，归巢的鸟被热得晕头转向。高拱也是浑身出汗，他遣散了他的言官队伍，要回屋休息，一面走一面想着：皇上已继位六天，弹劾冯保的奏疏已如小山，明天应该有个确实的结果了吧。

他漫不经心地走回卧室，躺到床上，突然记不起刚才在想什么了……

1572年六月十六，朱翊钧继位的第七天凌晨，北京城中所有的官员府门都被内监们敲开。

“皇上有旨：立即到会极门。”

高拱听到圣旨时，吃了一惊：只有在非常时期，比如敌人兵临城下时，皇上才会在会极门召开会议，而现在是正常时期，怎么会把朝会安排在这里？

高拱当时已想不了那么多，因为内监催促得紧。坐到轿中，他驱逐困意，思考这件事。但他的头脑在那天凌晨如同糨糊，怎么都思考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这是什么意思？”百官聚齐后，大家都发出了一致的询问，可没有人能回答。他们都把希望放到高拱身上，高拱脑袋里那摊糨糊仍在晃荡。因为想不出答案，所以他很气恼，训斥那些围拢来的官员：“乱猜圣意，成何体统？！”

百官们这才鸦雀无声，等待皇上来解开答案，但皇上始终不来。让人煎熬的一个时辰过后，晨光熹微，慢悠悠地飘到会极门。六月的北京城，阳光一来，酷热顿生。高拱一连打了几个哈欠，最后一个哈欠未完时，只听一个公鸭子嗓子喊起：“皇上驾到——”

百官全都跪下去。高拱在最前列仰头向上看，只见朱翊钧迈着小孩子装腔作势的方步走出，一屁股坐到龙椅上。高拱心花怒放：冯保这阉人没有来，说明他的末日到了。

正当他沾沾自喜时，朱翊钧突然扭头，又点了点头。高拱不由自主地向朱翊钧扭头的方向看去，只看了一眼。这是万劫不复的一眼，因为他看到冯保迈着方步，施施然地走了出来！

高拱心里咯噔一下，就如心脏从原来的位置掉到了小腹。百官叩拜完毕，都站了起来，只有他还在原地跪着。内侍轻声呼唤他，才把他从噩梦中惊醒。他艰难地站起，还未站直，就听冯保扯开娇嫩的嗓子喊道：“皇上谕旨。”百官们又都跪下，高拱有些生气：还不如刚才不起来。

他沉重地跪下去，只听冯保的声音道：“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殡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帝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

只听到这里，高拱已感觉到属于自己的空气耗尽了，时间变了方向，膝盖下旋起了一阵飓风，把他抛向半空，撕了个粉碎。他清晰地感觉到心脏难以承受的刺痛，一股滚烫的液体在鼻腔里涌动，他下意识地去抹，是血，紫黑炽热的血！

他听到老家国槐树的落叶坠到地面发出的巨响，听到榆树梅凋敝的惨叫，听到褐马鸡被宰杀时发出的长啸，就是听不到圣旨后面的那段话。当有人对他大喊大叫时，才把他从迷蒙中唤醒。他向上看去，冯保正在向他露出胜利者的狞笑，身边的百官都已站起，同情地看着无助的他。

他不知道自己是该起来，还是该继续跪下去。只听冯保说：“还不谢恩？”

他才一个猛子扎了下去。“谢恩”两个字，连他自己都听不清。

“还不走？”他一站起来，就听到冯保的话。他连看百官的勇气都没有，转身擦拭了眼泪，步履蹒跚地走出了会极门。

会极门外站了两个内侍，他们要搀扶高拱。高拱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们，可他们又上来，一左一右，架着高拱。高拱怒火中烧，嚷道：“老子能走！”

两位内侍“哎哟”了一声：“俺们知道您老能走，但您没听到圣旨啊，要您立即回原籍，不得耽搁，我们不是扶您，是监督你赶紧滚蛋啊。”

高拱这才想起他听圣旨时有一段时间断片了。明制，大臣解职时可使用驿站的车马，而高拱被明令不许使用车马，而且还要他即刻离京。

“混账，狗屎！”高拱在心里骂道。当然他骂的肯定不是皇上，而是冯保。

诅咒和谩骂不是战斗，冯保已站在司礼监中，举着酒杯庆祝胜利，而高拱要回家仓皇无措地收拾东西。

押送他的兵丁落井下石，催促不已。高拱悲愤得不能自已，就在昨天晚上，他还是大权在握、万人瞩目的首辅，而今天却成了房客，被房东催逼着清房。

世态炎凉啊！

不能使用驿站车马，高拱只能雇车，但从北京到山西，山遥水远，马夫们都不愿意去。高拱万般无奈，只好雇了一辆牛车和几辆骡车。他出北京城时，百姓们对他指指点点，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群不能独立思考的蠢民！”高拱想。他高拱为百姓做了多少好事，这群人转身就忘，他坐在牛车上，看着牛屁股，眼泪哗哗而下。

他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结束得让人唏嘘，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他搞了半辈子政治斗争，却从未想过，身为臣子，纵然政治斗争技惊宇宙，但只要皇上一句话，就全是落花水流空。

夏言、严嵩、徐阶，包括他自己，结局表面上看是被政治对手搞掉的，其实一锤定音的不还是皇上的一道圣旨吗？

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都想从中国古代政治高手那里学到政治斗争的技巧，但君主独裁制度下，君主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只有维护住君主，才是超级的政治斗争艺术，其他恐怕都是扯淡。

张居正的解释

高拱被驱逐的三天后，1572年六月十九，张居正痊愈了八九成，在朱翊钧的圣旨下，他上朝面见。

朱翊钧等张居正向他叩头完毕，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只在内阁调理，不必给假。”

张居正点头。

朱翊钧又说：“以后要先生尽心辅佐。”

张居正叩头，表示要鞠躬尽瘁。

朱翊钧说：“父皇在时，常提到先生是忠臣。”

张居正感激涕零，不能仰视说：“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怎敢不竭才尽忠，以图报称？”

朱翊钧问：“先生有何治国之法？”

张居正回答：“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请圣明留意。”

朱翊钧点了点头说：“先生说的有道理。”

张居正突然说：“臣有件事……”

朱翊钧伸出手示意他：“请说。”

张居正要说的事，就是希望让高拱使用驿站。

坐在朱翊钧身后的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深明大义颇为感动。朱翊钧却不以为然，他对张居正说：“高拱这人不知有多可恨，他当初居然想废我，谋立周王！”

张居正惊骇万分，这是他从未听说的，而且以他对高拱的认识，高拱绝不会干这种事。他不经意地看了站在朱翊钧身边的冯保一眼，冯保很不自然。他心里全明白了，这大概是冯保造的谣言，可想而知，内监的力量真是不容小视，他必须要小心应付。

他再为高拱求情，但不为高拱辩解是否有谋立周王的事。李太后悠悠地说道：“既然张大学士如此为高拱求情，我看就让他用一回驿站吧，以示皇恩。”

朱翊钧不说话了，张居正又得到了一个信息：皇上年幼，后宫的力量也不容轻视，他要谨慎对待。

这两个信息的重视，是他日后执政时期最用力的两件事。如果不是他把内监和后宫安排得妥当，他的执政岁月恐怕不会比高拱长。

高拱还未出京师地界，张居正如流星赶月般地追来了。两人见面，高拱如同死人，但脸上却挂着愤懑的表情。他用食指点了点张居正，又竖起大拇指，阴森森地说：“张居正，你行！够狠！”

“高阁老……”

“别叫我！”高拱像是被针刺到一样，跳起来大叫。

“高公啊，你真认为是我把你赶走的？”

高拱发出空洞干涩的笑声来：“你当然没有这个本事，可你勾结冯保那阉贼，你俩狼狈为奸，我就斗不过你喽。”

“斗？”张居正苦笑，“高公，你这人就喜欢斗，好像‘斗’本身其乐无穷一样。我们身为大臣，应该尽心辅佐皇上，斗来斗去的，岂是臣子所为？！”

“你……”高拱七窍生烟，张居正的话让他产生了“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

张居正坐到他面前，语气柔和：“高公，这个内阁首辅的位置，我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深知责任重大，所以此次前来，一是为您送行，二是请教治术。”

高拱发出让人肉皮发紧的冷笑：“嘿嘿，送行？我看你是来看我热闹的吧。”

“随您怎么说吧，不过我已请求皇上让您使用驿站，您回老家不会太辛苦。”

“哼，”高拱向张居正一拱手，“那我还要谢谢你了。”

张居正发现，高拱死都不会相信他，所以叹气笑笑，站起向高拱道别。高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

驿站为高拱提供了优质服务，高拱虽避免了长途跋涉的劳苦，但却憋了一肚子气，所以一到老家就病倒在床。好不容易康复后，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大骂张居正搞阴谋诡计。

张居正是否耍阴谋诡计，至少从正史记载来看，一点都没有。但高拱一走，张居正就上位，难免引起喜欢政治斗争的人的臆测和推理。

当然，张居正不参加清除高拱的阴谋，不代表他就是正人君子。用高拱言官的话说，张居正坐山观虎斗倒是真的。

他对人说，曾冒死为高拱求情，其实只是为高拱把牛车换成了驿站的马车。他不是慈善家，他是政治家，政治家的第一要义就是先保住自己，政治家不会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不可能为高拱冒死求情。

于是，他的解释苍白而无力。但他不在乎这些，因为等待他的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力，以及更加沉重的责任。

他从容地走进内阁，并未急不可耐地坐到高拱的椅子上。他站在门口，扫视着内阁，澄清天下的志向如史前火山必须要爆发时一样，冲彻云霄，震荡着内阁。那张椅子，他等着坐上去，足足等了六年！

他深呼吸，平息激动的心情，踱开方步，像是信徒见到圣物一样，虔敬而肃穆。他走到椅子前，慢慢地转身，扶住扶手，极慢极慢地坐了下去。椅子发出从地底下传来洪荒时代怪兽的呻吟，他坐满了，坐稳了。

如他所料，这把椅子有着他早就知道的诡异魔力：当你坐上时，整个肩膀沉重起来，越来越重，犹如泰山压顶，这就是压力，首辅的压力。对于他张居正来说，这压力更大！

第二部：拯救帝国

第一章 大调整

留住张佳胤

中午，窗外的鸣蝉咆哮起来，搅动着空荡荡的内阁中沉重的空气。张居正担任首辅已一月有余，很多官员都在等着他的动作。可是，他没有任何动作。

官场中人都深信不疑一条格言，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任首辅即使是偏瘫，也肯定会在人事上做调整。但过去了一个月，除些例行公事外，张居正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在内阁“调养身体”。

稍具智慧的人都明白，调养身体的同时大脑是不会闲着的。“修齐治平”本来就是一回事，张居正现在终于有机会把这事付诸实践，绝不可能停滞在修身上。

正如外界猜测的那样，张居正在内阁的一个月里，脑袋始终没闲着。他内心涌动的狂流已迫不及待地要破胸而出，他不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只是保守地想把帝国从孱弱中拯救出来。

张居正不是那种对名声特别在乎的人，他是做事的人，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把事做好。至于名声，那是别人口中和笔下的事，他张居正管不了，也不想管。

要做事，先要有个稳定的平台。这个平台现在看上去有，是高拱创建的平台。但大多数有能力的官员都是高拱执政时提拔重用的，所以他要把高拱的平台变成自己的。

张佳胤事件就是他这一想法的最佳执行。

张佳胤是1550年的进士，后来得到高拱的赏识，平步青云，1572年时正在应天巡抚任上。张佳胤聪慧干练，品德高尚，正是国家最需要的那种官员。

高拱去职，张居正升为首辅后，张佳胤心乱如麻。凭多年官场经验，他知道作为高拱曾经的亲信，自己已注定前途无望。可做官多年的人，往往很难洒脱地放弃权力，于是他每日都活在纠结中。

上天有好生之德，用一份状子帮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份状子控诉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徐阶最小的儿子徐老三。徐老三在两位哥哥充军后，拼命慎独了一段时间。可当高拱去职，张居正荣登首辅后，他又恢复本色，在老家干起了霸占别人良田的好事。

张佳胤收到这份状子时，想秉公办理，可一看被告是徐老三，心里可就起了波澜。徐老三的爹是徐阶，徐阶的弟子是张居正，张居正是当今首辅。如果他袒护徐老三，那不符合他做人原则；如果他惩处徐老三，不正是向张居正的枪口上撞吗？

这是两难，张佳胤考虑了一夜，终于下定决心，选择第三条路：辞职。他给张居正写信说：“我能力有限，不能担当重任，请求卸任回家养老。”

张居正正琢磨张佳胤的信时，徐阶的信也到了。徐阶说：“有人控告唯一还在我身边的儿子，我知道可能属实，但还是希望你能帮忙。我年纪已大，再也经不起生离死别这种事了。”

张居正恍然大悟，张佳胤辞职是因此。这回轮到他陷入两难。徐阶可是他货真价实的恩师，没有徐阶就没有今天的他。从前是能力有限无法帮忙，现在已大权在握，如果不帮老师，那实在太忘恩负义了。可如果帮徐阶，就是得罪了张佳胤，必然冷了那些有能力的官员的心。

和张佳胤不同，他没有逃避，而是勇敢面对。他先给徐阶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阐述了此事的利害关系，要恩师以国事为重，并且保证会为徐阶家从前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鸣冤昭雪。

接着他又给张佳胤回信说：“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意思是说，很多年前，我就发现你是个人才，无论是谁推荐的你，你和我一样都是为国效力，如果你还有心思区分谁是谁的人，那我觉得你的境界就有点小了。

张佳胤接到信后，犹豫不定。张居正的第二封信又来了，张居正苦口婆心，要他按良知做事，一切事都由他扛着。在信的最后，张居正说：“愿努力勋名，以赴素望。”这是对张佳胤最殷切的希望，张佳胤感动得很想哭鼻子。

翻来覆去地把张居正的信看了多遍，确信张居正说的是肺腑之言，更确信张居正不会因为他是高拱的人而耿耿于怀之后，张佳胤终于重坐回应天巡抚的椅子上，秉公处理了徐老三霸占别人良田一案。

张居正留住的不仅是张佳胤和他的心，还留住了那些高拱的旧臣，他们渐渐放下心来，心无挂碍地继续做事。但有一部分人却仍在不安中，他们没有忘记张居正，张居正也没有忘记他们，这就是那群被张居正深恶痛绝的高拱的言官。

言官们，尤其是高拱的那群言官有多可恶，张居正心知肚明。当然，这里面不排除有真知灼见之人，但绝大多数都喜欢无事生非，更要命的是对高拱死心塌地。高拱已离开两个月了，可那些言官还是眼巴巴地看着北京城外，希望能在尘土飞扬中见到高拱骑驴翩翩而还。

然而，奇迹永不可能出现两次，高拱已是一去不返。张居正正如日中天，注定要搞他们。

但在搞他们之前，张居正先要建立一套自己的领导班子。

中枢换血

首辅要控制全局，至少要在人事、军事和内阁上动脑筋，只有掌控了这三个部门，才能有所作为。掌管人事的是吏部尚书，张居正心中早就有了吏部尚书的人选，他就是正掌管兵部的杨博。

杨博是高拱的人，对高拱死心塌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当高拱去位后，杨博把辞职信都写好了，准备找时间投递。他不是真想离开政府，而是认定张居正一定会排挤他，那么与其让张居正请他走，不如自己保全名声主动走。

张居正对杨博有着深刻认识，杨博出将入相，而且最负重望，这也是善于用人的高拱始终对其另眼相看的原因。只要把杨博留住并重用，那就能挽救大部分人心。

他去找杨博，杨博忸怩相见。两人先是客套，客套之后就直奔正题。张居正侃侃而谈说：“圣人说，尽己谓忠，就是尽自己全部心力，不但要对得起外部，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忠分三种，也是三个境界，第一是忠于国家，第二是忠于某人，第三是忠于利益。不知杨公属于哪一境界啊？”

杨博“这……这……”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张居正适时地正色道：“当今皇上的意思，让您掌管吏部，这其实也是先皇的意思。我希望有幸能和您同心戮力，共创美好明天。”

杨博在1572年时已经六十四岁，但精神矍铄，再干个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

但他必须要谦虚一下，这是处世智慧。他说：“我做过三任兵部尚书、一任吏部尚书，做累了，真不想再做下去了。”

张居正觉得杨博和大多数人一样，说话喜欢藏着掖着。

杨博还在说：“你再让我做吏部尚书，我就是尸位素餐，恐怕于人于己都无好处。”

张居正笑了，说：“您的政绩名声妇孺皆知，请不要谦虚。如今正是用人之际，还请杨公出马。”

杨博感觉到了张居正的诚意，但他还是不太放心，小心翼翼地说：“我和高拱的私人关系很好。”

张居正又笑了：“杨公和同僚的关系一向处理得很好。我记得当初高拱对我老师徐阶痛打落水狗时，第一个向高拱求情的就是您。做大臣的最忌有私心，拉帮结派。可您不是这样的人，您不站队，只站在公理这边。”

杨博有点动心，盯着张居正看了许久，但他看不透张居正，这是当时很多人都面临的难题，没有人能看透张居正在想什么。他说：“你容我再想想吧。”

杨博想得很复杂，这缘于多年来他耳濡目染的内阁混斗，还缘于他和高拱的密切关系。出任吏部尚书，就是投靠张居正。高拱的势力在中央政府仍很牢固，再起波澜是必然的，他不想在最后的岁月中卷入波澜，晚节不保。

张居正知道杨博会把问题想得复杂，但他确信杨博肯定会出山，因为杨博是个肯担当的人。果然，两天后，杨博就主动来找张居正，向张居正和帝国献上忠心。

杨博走马上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的职位就空了出来。张居正心中有三个人选：前任蓟辽总督老将谭纶、前任三边总督王之诰、同张居正关系异常密切的宣大总督王崇古。

他心中有了人选后，去征求杨博的意见。杨博受宠若惊，动了最大心思分析这三人的优劣。他说：“王之诰有军事才能，但只是将才，兵部尚书恐怕做不来。谭纶文武全才，善识人用人，胸中有丘壑，应是最佳人选。不过王崇古也不赖，俺答汗封贡时，他和您合作无间。”

张居正微微点了点头，说：“王崇古身负重任，边境离了他，俺答汗封贡的事业将无法进行。我看，兵部尚书就让谭纶来做吧。”杨博对张居正的安排没有异议。

张居正此时表现出了高明政治家的智慧。他担心王崇古会有想法，所以去信说：“当今世上再也没人能和你相提并论，因为俺答汗封贡一事从头到尾，你都参与，并且巩固得很好，那里不能没有你。”

王崇古对张居正的器重感激涕零，回信说：“全听您的安排。”

兵部尚书人选确定后，张居正又把目光瞄向内阁。

高仪死后，内阁只剩张居正一人。张居正面临着和老师徐阶当初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必须要补人进来。补大学士很有门道，要么是皇帝的老师，要么就是当时资望最高的人。朱翊钧年纪还小，虽有老师，但都很年轻，还没达到进内阁的资格。资望最好的人，当属杨博。问题是，杨博已是吏部尚书，如果再让他入阁，那权力就太大了。

张居正巧妙地绕开杨博，推举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吕调阳和当年的李春芳一样，与世无争，脾气极好，没有野心。张居正要独裁，吕调阳这种忠厚老实的长者是最佳伙伴。

吕调阳开始时死活不同意进内阁，他知道张居正不是善茬，伴张居正和伴老虎区别不大。但张居正不是征求他的意见，而是向他下达了命令。按他的性格，不可能违抗，只好唉声叹气地走进了内阁。

吕调阳从礼部尚书任上离开，张居正要陆树声补上。陆树声狷介耿直，在任何职位上都尽心尽职，张居正请他出任礼部尚书，足可见张居正的公心。

吏部和礼部换人后，张居正又把户部和刑部尚书换掉。由财政专家王国光出任户部尚书，王之诰出任刑部尚书。至于工部尚书朱衡，张居正认为其成绩和操守都不错，于是留任。同时留任的还有廉洁奉公的左都御史葛守礼。

中枢机构大换血就此完成。仍然忠诚于高拱的那群言官感觉黑云压城，他们惶惶不安起来，常常坐到一起商议对策。如你所知，没有领导时，他们就是群无头苍蝇，只会嗡嗡，绝拿不出有效的行动来。

张居正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一把中枢调整完毕，就向他们举起了棍棒——京察。

杨博大力支持张居正，两人通过京察把一大批言官罢黜。张居正毫不留情地铲除这些官场蛆虫，就如同铲除院子里的臭狗屎一般。

有人曾提醒张居正，这群言官中也有能人，不能一竿子划拉一船人。张居正说：“时间紧迫，没有时间去察看谁行谁不行，他们遇上我只能算他们倒霉。只要江山社稷不倒霉，冤枉几个人算什么？！”

这就有些霸道了，甚至有违圣人的教诲，圣人不是说过：“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张居正说：“说这话的人绝对不是身当大任的人，否则他不会说出这种废话来！”接着，他就说出了那句名言，“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杨博从政几十年，从未见过任何皇帝、首辅有张居正这样的手腕和速度。在他眼中，张居正永远都是成竹在胸，要么不言，言必有中。一言既出，立即付诸行动，绝没有多余的废话。和张居正才合作半个月，杨博明显感觉到精力跟不上张居正了。

但张居正就是有这样的魅力，跟着他做事，虽然劳心劳力，却乐不可支。杨博曾琢磨很久，也和同僚们探讨过，仍不得其解。

既然不知其所以然，那就只好用心做分内的事，推荐人才，是他当时最迫切的分内之事。这份分内之事很有难度，因为入张居正法眼的人很少。

有一天，杨博试探地对张居正说：“有传言说海瑞放出话来，只要张阁老您一声令下，他披星戴月赶来为您、为国家效劳。”

张居正毫无表情。

杨博就继续说道：“海瑞可不是‘以言乱政’的人，而且是污浊官场中的一面清白旗帜。如果重用他，可以给帝国官场竖个标杆，人人仰头观看和敬仰，官场风气将大为改观，我们也省了不少气力。”

张居正笑了，只是一笑，笑完仍是一副冷淡的表情。

杨博被张居正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几天后，他又向张居正提到海瑞，说他正在老家待业，他这样的人应该被重用。杨博最后强调说：“用了海瑞，就等于收了天下士人的心。”

张居正对杨博向来敬重，而且又是他几次三番请杨博出山，如果不答应杨博这件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他在第二天就派出御史去拜访海瑞。杨博很高兴，不是因为海瑞可以当官了，而是因为张居正很重视他的意见。

该御史跋山涉水，一路风尘来到了海瑞的老家广东琼山。海瑞宰了一只鸡招待他。该御史见海瑞住的房子摇摇欲坠，海瑞本人老朽得如同五百岁，不禁叹息连连。回北京后，他将海瑞的情况详细报告给了张居正，大概是海瑞的招待太简单，这名御史下定义说海瑞的精神状态不适合出山为官。

张居正看了看杨博，不说话。杨博连连叹息，海瑞出山的问题，就此尘埃落定。

其实，纵然那名御史说海瑞有精力出山，张居正也不会用。他知道海瑞，了解海瑞，甚至比海瑞本人都了解他自己。海瑞“峭直”，心中和眼中只有道德规范，没有人，没有关系，甚至连私交都没有。张居正最担心的是海瑞一旦出山，必会愚蠢地用道德标准来对待政治。海瑞永远都无法明白，政治和道德各行其是，倘若将二者混为一谈，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即将要进行的新政，必有许多地方违反传统道德。如果他真用海瑞，那就是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身边，纵然炸不到他，也会给他设置重重障碍。张居正绝不会给自己设套。

张居正讨厌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能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们去做事，他们就会用毫无用处的道德代替能力，结果只能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

他很想对杨博说下面的这些话，而且杨博在官场中历练多年，也应该明白这段话：政治家，尤其是伟大的政治家，靠道德是做不成事的。只要有“为天下谋福”的志向，抛弃一些腐朽的道德，不择手段是天经地义的。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哪一个是道德完人？他张居正更不是，他也不想是！

应付三只老虎

中枢换血后，张居正正式面对更大的难题，这就是如何处理与李太后、冯保和皇上朱翊钧的关系。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这三个人的许可和帮助，就不可能成功。这是三只老虎，李太后是后宫的权力代表，冯保是内廷的权力代表，朱翊钧则是整个帝国的代表。

人一旦树立坚定的志向后，眼前就没有困难，因为他们必能解决这些困难。张居正充分发挥政治天才，逐一进攻。

李太后出身小农家庭，有着浓厚的小农意识。但在张居正看来，这是个有能力有手腕的小女人。他清楚地记得，朱载垕去世时，李太后曾对他和高拱说：“江山社稷要紧，诸位要尽忠为国。”这句话出自深宫女人之口，就显得异常决断，使人肃然起敬。所以，张居正不能把她当成一个普通女人对待，锦簇花团，胭脂水粉，打动不了她。张居正冥思苦想寻找李太后的最大需求，让他欣喜的是，朱翊钧主动送上了答案。

有一天，朱翊钧对他说：“张先生，有件事，请您帮忙。”

张居正慌忙说：“不敢，请皇上吩咐。”

朱翊钧脸红了一下，吞吞吐吐起来：“这个嘛，先生知道，先皇的皇后并非朕的生母……”

说到这里，朱翊钧停了下来，他希望张居正把这件事说出来。张居正立即就明白了朱翊钧的意思，他说：“按祖制，皇太后只有一位。不过皇上这是特殊情况，皇太后可以是两位，只要在皇上生母尊号上多加几字即可。”

朱翊钧兴奋起来：“张先生，真的可以这样吗？”

张居正说：“当然。”

朱翊钧激动得满脸通红，几乎想从龙椅上冲下来给张居正磕头。他是孝子，十年来被母亲管教得极严，母亲成了他十年人生中最敬畏的人。他说：“张先生如果真能办成这件事，那母后肯定欢喜。”

张居正内心一笑：我更欢喜。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几天后，朝廷宣布，尊朱载垕的原配陈女士为仁圣皇太后，尊姨太太李女士为慈圣皇太后。马上有人私底下嘀咕：这像什么话，一国有两位皇太后，正如夜晚有两轮月亮。嘀咕只是嘀咕，却无人敢跳出来发出反对声。

李太后对张居正不但满意，而且更刮目相看。

张居正应付李太后，如此轻而易举，不禁沾沾自喜。但面对冯保，他就需谨小慎微了。

冯保始终有种自信，张居正的上台有他的大功。他这样为自己解释：“如果不是我老冯在李太后和皇上面前大力举荐你张居正，你张居正不可能这么快就主政内阁。当然，我老冯也是读过书识过理的人，不要求你报答。可你张居正也要有自知之明，要把我当根葱。”

冯保想的没错。他是内廷的头号人物，掌握着章奏的批示和皇帝的大印，张居正虽是首辅却不是宰相，没有法定地位，只有黑市地位。在主少国疑的情势下，没有他冯保的支持，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很堪忧。

人之大病在傲，儿子一傲就不会孝顺父母，太监一傲就会惹是生非。这是心态问题，所以张居正决定调整冯保的心态，让他明白一件事：把你当根葱，你不能装蒜。

面对面地和冯保谈心理疾病，不是张居正所为。他不是心理咨询师，也不是黑社会老大，他是政治家。政治家解决问题不必当面锣对面鼓，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仆人游七。他要游七去结交冯保的心腹徐爵，两人都属于同一层面，有共同语言。张居正的主动，引起冯保的特别关照，并且沾沾自喜。他嘱咐徐爵：“一定要把游七当成你失散多年的亲兄弟，有你就有他，他没你就没。”

两人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也成了张居正和冯保的传话人。张居正委婉地传话给冯保：“内廷是你的天下，你别把手伸到外廷，其他事，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冯保有点不服气，传话给张居正：“先皇走时，虽托孤高拱、高仪和你三人，但我也在旁。我也不是吃白饭的，也有两下子，皇帝年幼，皇太后年轻，国事繁重，我有责任为你分忧。”

张居正发现冯保的良知大大的不明，所以加重语气传话给冯保：“祖制，内廷不得干预朝政。我也知道您冯公公文武全才，您这样的人才，国家求之不得。问题是，朝廷人多嘴杂，而且历来就厌恶内廷参政。我桌上现在有一道奏疏，还未来得及给您看。这道奏疏说，几天前您在北郊祭祀时，传呼直入，面南背北烧香。奏疏说，您这是代替皇上行使权力呢，这是要谋反吗？当然，那些言官都是大惊小怪，我相信冯公公不是这种人。可流言能杀人，如今主少国疑，正是人心浮动时，还希望冯公公能体谅皇上和李太后的苦衷。”

冯保看了张居正的信，猛然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控了。张居正这封信刀剑齐鸣，先用其所掌控的外廷向他施压，再把李太后抬出来，冯保如遭泰山压顶。谁都知道，冯保的权力源泉是李太后，而张居正现在又把李太后搞定，要真让李太后在他和张居正两人之间选一人，李太后必选张居正！

这封信，他看了十几遍，越看越觉得张居正不好惹，越看越觉得张居正深不可测。但从字里行间，他也看出张居正不想和他为敌，只要他不在没有张居正的许可下参政，张居正是可以迁就他一些有悖道德的行径的。

换作其他太监，对张居正的警告必会拍案而起。但张居正很幸运，他遇到的是冯保，一个还有良知的太监。冯保给张居正回信说：“您放心治国，至少在内廷，不会有人给您添乱。”

张居正吐出一口长气，谆谆叮嘱游七，一定要和徐爵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内廷稳固的基石。

搞定了李太后和冯保后，张居正又考虑如何应付朱翊钧。表面看，朱翊钧是最容易应付的，因为他只有十岁，还是个孩子。但事实上，应付朱翊钧困难最大，张居正去世后的悲惨遭遇，正是由于他对这件事的掉以轻心。

朱翊钧虽小，可他不是智障。他知道自己是皇帝，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土，率土之滨都是他的臣，张居正纵然本事滔天，也只是他的臣子而已。十岁的孩子早已明白许多深刻的道理，比如政治。他在知道自己是主人的情况下，更知道自己还没有支配实际政治时要受他人支配，甚至对于他的支配者，还要笑脸相待，否则他的母亲会不高兴，他的大伴冯保会讨厌地提醒他。这种意识深深扎根于他的内心，张居正当政十年，这种意识一直没有消失过。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张居正居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虽然把朱翊钧当成皇帝，可只是个还不能亲政的皇帝，一个必须要由自己塑造的小学生。

张居正有强烈的儒家情怀，那就是把皇帝塑造成圣君。同时他也是位极端负责的老师，所以对于朱翊钧这个小学生，要求极为严格。祖宗规定的经筵和日讲自不在话下，为了让朱翊钧能真正悟透圣君之道，张居正特意编撰了《历代帝鉴图说》，这是一种图画历代帝王以仁义思想执政的教科书。当张居正把这本书恭敬地捧给朱翊钧时，朱翊钧翻看了几页，就快活地叫起来说：“张先生，这书是我迄今为止看过最有意思的书！”

张居正立即严肃地说道：“皇上不可只看出有意思，还要能看出有意义，才可。”

朱翊钧立即收起笑脸，向张居正请教这本帝王教科书的精华。张居正几乎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为朱翊钧讲解，但高明的张居正并非单纯讲解这本书，而是就地取材、潜移默化地向朱翊钧脑子里灌输他的执政理念。

一次，张居正讲到汉文帝（刘恒）在七国之乱时到细柳军营劳军，朱翊钧听得专心致志，张居正就说：“皇上应该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备日驰，不可不及早讲求。”朱翊钧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张居正趁势把自己的整饬武备、抵御外侮的政治主张，全盘提出。朱翊钧哪里懂，见张居正说得一本正经且又异常激动，断定这是正确的，于是欣然同意。

当然，作为朱翊钧老师的张居正形象并不永远都是这样平和，有时候他会呈现给朱翊钧严厉甚至严酷的老师形象。一次，朱翊钧读《论语》时，不小心把“色勃如也”读作“色悖如也”，张居正厉声道：“勃！”朱翊钧被这声喊吓得浑身发抖。但张居正却未注意到朱翊钧的神情变化，那是一种既怕又恨，但又不敢形于色的压抑感。这种心理，将在十年后爆发，而且震天动地，把张居正的尸体卷入万劫不复的洪流中。

所以说，李太后、冯保和朱翊钧这三只老虎中，朱翊钧是最难应付却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只老虎。有超人智慧的张居正也未能幸免，何况他人？

实际上，就在张居正当国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完全可以给张居正提个醒，但不知为什么，他轻易地忽略了。

这件事经过如下：慈庆宫后房毁坏，言官胡涍上疏请求放还一部分后宫宫人。胡涍说：“慈庆宫毁坏是天意，放还一部分宫人是赎罪。”他又抽风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唐高宗君不君，所以才有武则天夺权。”这话显然是说慈庆宫里的李太后要做武则天。

朱翊钧咆哮起来，要胡涍把话说清楚。张居正替胡涍解释再三，可朱翊钧如茅坑里的石头，什么都听不进。张居正无可奈何，只能把胡涍削职为民。

这件事透露了朱翊钧的性格，倔强、倨傲、冥顽不灵。但遗憾的是，张居正未在意。不在意别人的性格，这是做人之大忌。张居正生时不知道，死后才知，却已晚。

不过，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里，朱翊钧这只老虎还未发作兽性，所以一切还是张居正时代。在他的时代，天地万物都为他而存在，整个明帝国都被他握于掌中，他踌躇满志，昂首独步，搞定了中枢和三只老虎后，按下了拯救帝国的按钮！

并不圆满的巡边

张居正的执政方略只有四个字：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是一件事，富国是过程，强兵才是终极目标。良好的经济基础，才谈得上国防强大。而良好的经济基础来源于政府的有所作为，也就是快速精准的行政效率。说白了，张居正十年执政的精髓，就是提高行政效率。

功夫片中常讲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败，这个“快”就是效率。

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提高行政效率并非一蹴而就，它是长远的。1572年摆在张居正眼前迫在眉睫的事是边防问题。俺答汗封贡后，北部边防压力骤减。不久后，一群西部的蒙古首领也来求贡市，明帝国在北部自建国以来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安宁。有些浅碟子已狂呼乱喊、额手相庆，但张居正却冷静地认识到，双方的安宁只是停战，并非和平。

他对谭纶说：“对付鞑靼人，就要像对付狗一样：它摇尾乞怜，咱们就给它根骨头；它发狂犬病，咱们就给它一顿棒子。”也就是说，主动权要永远掌控在自己手中。

谭纶说：“这是帝国上下都希望的事，可实行起来很难。”

张居正问道：“要打败一个敌人，首先该做什么？”

谭纶不假思索地回答：“身体要壮。”

“对！”张居正说，“民谚说，打铁还须自身硬。自己强壮了，就不会怕敌人。军队强大了，就不会怕敌人的军队。”

谭纶似乎找到了答案，但不确定：“您的意思是？”

“很简单，四个字：足食足兵。”

谭纶认可，因为这是常识。

“在这之前，必要先对咱们的军队有所了解。我决定派几人去巡边，您意下如何？”

谭纶说：“这是好事啊。”

张居正说：“那您得给我推荐几人。”

谭纶被噎住了，他只会打仗，识人不是他的长项，而且他隐约感觉到张居正心中已有了人选，让他推荐人，只是给他这个兵部尚书面子。他说：“我看这件事就您做主吧，我做不来啊。”

张居正笑了笑，谨慎地开口道：“其实我心中的确有了人选，不过还是担心他们难以胜任，所以才找您来商议。”

谭纶也笑了笑，等张居正说出人选。

张居正考虑了一会儿，缓缓说道：“巡边，本朝有成例，但很多时候都是蜻蜓点水，走个过场。我想，这次派人巡边，要让巡边人看出究竟，和边防长官们推心置腹地会晤，得出最真实的结论，也好让朝廷制订计划。”

谭纶继续等着张居正的人选。张居正见开场铺得差不多了，就侃侃而谈：“你的两个助手，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和右侍郎吴百朋可以，另外你部里还有个叫王遴的人，你对他们三人怎么看？”

谭纶没有看法，虽然他初来乍到，但他也发现了这其中的微妙：这三人都是张居正的同年，换个说法，张居正对同学的了解是深刻的，所以他举双手赞成。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汪道昆被派往蓟、辽；吴百朋被派往宣大、山西；王遴则被派往陕西。

先来看汪道昆。汪道昆是张居正的同年，曾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政绩堪忧，但名声在外，因为汪道昆是个喜欢吟风弄月，善于和公知们打成一片的人。张居正当了首辅后，汪道昆就给张居正写信，希望能到中央工作。张居正觉得汪道昆是个有能力的人，所以就把他调到中央兵部任职。

汪道昆去蓟、辽之前，张居正给戚继光写信说明汪道昆的去意，同时嘱咐戚继光：“汪道昆可是朝廷派去的，你不可耍威风给他难堪，一定要以礼相待。尊重他，就等于尊重朝廷。你是我的好朋友，汪道昆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请你留意。”

戚继光谨遵教诲，当汪道昆抵达他的辖区后，准时送上各种报告。可惜汪道昆对这些并不感冒，而是和当地的文人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得到这个消息后，大为不满，但没有发作。汪道昆回北京后，给朱翊钧写了一份奏章，讲述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他把这份报告写成了优美的散文。

张居正看了汪道昆的报告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芝兰可是美的草，但你长错了地方，就该除掉。你汪道昆既然喜欢吟风弄月，那就去作家协会吧。

就这样，汪道昆被免了职。

汪道昆之后，吴百朋到宣大也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张居正曾有过意识，却没想到问题那样严重。问题出在宣大领导人王崇古身上。王崇古自俺答汗封贡后，春风得意，但也内心忧虑，他特别担心朝廷忽然派个人来掣肘。正所谓心忧事成，吴百朋如幽灵一样地来了。倘若是别人来，他不会紧张，但吴百朋不一样，吴百朋是帝国在南方抗击倭寇的著名儒将，可与戚继光的名气相提并论。尤让王崇古紧张的是，吴百朋铁面无私，敢说敢做。作为边关大将，谁还没点事啊！

吴百朋其实也不想来，他在中央兵部做着人人羡慕的副部长，来到宣大苦寒之地，名义上是特派员，但他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明升暗降。所以他离开北京后，慢吞吞地走路，一肚子的抱怨。张居正所以挑选他，是因他有才能，可张居正想不到他除了才能之外还有情绪。

听说他走得太慢，张居正连忙去信向他强调这次差事的重要性：“宣大乃边防重地，派你去就是要你检视其中的缺陷。这是只有你才能担负起的重任，你不前往，我该如何？”

吴百朋从张居正的信里读到了“重用”的信息，跳起来一溜烟地向宣大跑。张居正又给王崇古写信安慰他：“要吴百朋去，非是掣肘你。只是旁观者清，他或许能看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你稳固边防的基石。他不会留太久，我很快就会将其召回。”

王崇古放下心来，热烈地欢迎吴百朋。

吴百朋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几天后，他就拿出了考核边将的八条标准。这八条标准让王崇古冷汗直流，如果用这八条标准，所有边将都不合格。八条标准送进北京，张居正看后也是浑身发热。还未等他想出对策，吴百朋的弹劾书已到，他弹劾王崇古、宣府巡抚吴兑和山西总兵郭琥有失职之处，请求降级。而对另一位失职更严重的大同总兵马芳，更是提出严厉的弹劾，请张居正将其治罪，罪名是行贿受贿。

张居正叫苦不迭，他懊悔当初派吴百朋去宣大了。明帝国的边将贪污受贿行贿，是题中应有之义。严嵩在内阁时，边将要拿到军饷，必须要给严嵩行贿，就是号称清廉的高拱在位时，边将们也把高阁老当成财神爷而虔诚供奉。高拱曾对张居正说过：“这是帝国的弊政，军饷总是迟到，边将们就以为京官们有私心，为了得到军饷，只能送礼。如果你不收，他们就提心吊胆，哪里有心思守卫边疆？”

张居正明白，边将行贿是迫不得已，只要他们能在边疆尽职尽责，不教胡马度边关，这种罪行可以忽略。他想不到的是，吴百朋是个书生，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所以事事都较真。如果真按吴百朋的意思，那边疆将为之一空。这不是张居正想要的结果，他想要的是中央政府能精准地得到边疆情况，边疆在特派员的帮助下可以事半功倍。

还未等他解决吴百朋这个难题，又有人跳出来指控宣府总兵赵岢贪腐。张居正头都大了，他刚上任，倘若就对边将们开刀，边境怎能稳？边境不能稳，何谈内部经济建设？富国强兵就是一句空话。

他此时只能以进为退，在安抚诸边将的信中，他说：“我知道你们有不得已的苦衷，行贿也是迫不得已。不过此时是非常时期，还希望你们收敛。从前给内阁首辅的东西，我这里不会收的。也请你们放心，京官们的指控，我会谨慎处理。你们只要有保家卫国的心，我就有保护帝国砥柱的能力。”

这只是暂时安抚了边帅们的心，那群指控者还在上蹿下跳。张居正刚柔并济地敲打：“你们所指控的人，罪行是否属实，还需调查。你们在风清月白的北京城中谈笑有诗书，可边疆只有大漠风沙。想想他们所受的苦，建立的功勋，你们扪心自问，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边将固然有许多道德瑕疵，可不要忘了，他们的角色是什么，是保家卫国！那么，他们现在做得如何？你们睁开狗眼，竖起你们的狗耳，去边疆看看听听，就知道了！”

张居正在此之前搞掉了一群言官，这种敲山震虎的技巧并未使言官们安分守己。他们三五成群地攻击张居正，说张居正维护马芳，忽略吴百朋。吴百朋绝对不能忽略，张居正只好把马芳免职，并给吴百朋去信安慰，要他在宣大可大展拳脚。

吴百朋朝地上吐了口痰，这可能是文质彬彬的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粗鲁，他说：“我如果再在边疆待着，非得有头睡觉，无头起床不可。”几天后，他不等中央政府的命令，就私自跑回了中央。他得到的是同僚们热烈的欢迎，也得到了张居正的厌恶。

和汪道昆的一事无成与吴百朋引起的波澜相比，王遴去巡边，如泥牛入海。他到陕西待了几天，上了份不疼不痒的报告，就请了病假回家了。张居正非常不满，去信谴责他不负责任。

三位巡边特派员虽然未达到张居正的要求，可他对边境的密切关注十年始终如一，所以整个张居正时代，北境没有发生过任何大的边患。专注产生成功、创造奇迹——这话送给张居正，当之无愧。

巡边的不圆满，并未让明帝国损失什么。倒是那个不安分的蒙古人昆都力哈的一个要求，让明帝国再次紧张起来。北方有实力的蒙古人除了俺答汗一支外，只剩土蛮。土蛮和俺答汗相比，又逊色一点。自俺答汗封贡后，北方基本和平。可张居正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得知，这种和平是假象，因为俺答汗名义上是他这支的主人，实际上他连自己的弟弟、侄子和儿子都控制不了。

昆都力哈就是俺答汗的弟弟，他一直看不起俺答汗的儿子黄台吉，黄台吉也看不起他。两个人经常殴斗，气得俺答汗直跺脚。张居正刚主政明帝国时，草原谣传昆都力哈暴死。张居正得到消息后，想扶持昆都力哈的儿子青台吉，和不太安静的黄台吉对抗。其实最终的目的，是分裂俺答汗这一支蒙古人，使他们各自为营，一盘散沙。

这是好计策，遗憾的是正当明帝国的礼部要去授予青台吉官职时，昆都力哈突然又复活了。他发现明帝国要越俎代庖，大怒起来，联合黄台吉准备和明帝国政府对抗。

张居正慌忙派人去找俺答汗，俺答汗满脸惆怅，摊着双手说：“我那弟弟和儿子都是畜生，我根本管不了。”

北京沸腾起来，马上有人提到当年的俺答汗封贡，说这是养虎为患，又有人抱头痛哭，说这次蒙古人要来，可绝不是小事。这群瞎子根本不懂经过张居正整顿后的边防已今非昔比，当昆都力哈和黄台吉各怀心思向明帝国边境推进时，张居正下令边防部队主动出击。

黄台吉最伶俐，发现讨不到便宜，慌忙撤兵。昆都力哈有蒙古汉子的气派，和明军打了一仗，双方虽不分胜负，但昆都力哈却被明军战斗力的突飞猛进所震慑。他一溜烟跑回老巢，厚着脸皮向明帝国提出封他为王的要求，他说他要和俺答汗一样平起平坐。北京政府又哗然，有人在暗处说：“张居正这是引火烧身，长此下去，九边之外，见到个蒙古人就肯定是王。”

张居正对这些看笑话心态的人嗤之以鼻，他对昆都力哈说：“封王这种事，以后你们想都别想，有本事就打，没本事就老老实实地互市！”

昆都力哈现在陷入困境：打吧，没有把握取胜；不打，他将来在草原就没了颜面。正当他苦闷时，张居正给他送来了梯子。

张居正给俺答汗写信说：“你的弟弟昆都力哈要封王，这显然违反当年的封贡精神。你不要站在那里看热闹，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如果我们真的封昆都力哈为王，草原上就是二王并立。你现在的地位已是摇摇欲坠，再多出个王来，你的地位恐怕难保。我有个办法，既可维持你当年封贡的原状，又能让你避免一个敌人。我不动声色，对昆都力哈的任何要求冷处理。你则去劝他，就说明帝国给了他这个梯子，就赶紧从高处下来，不要再惹是生非了。”

这封信把俺答汗从看台上揪了起来，他骑上大马，飞奔出营，跑去劝阻弟弟昆都力哈。昆都力哈眼见有个梯子送上来，正好借坡下驴。

张居正用一封信解决了麻烦。北京城那群看笑话的人，最终没有看到笑话，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露锋芒、却能在不动声色中扭转乾坤的内阁首辅。

而就当张居正也有些自命不凡时，一场暴风雨突然从天而降，他被猛地推进了漩涡。

第二章 考成法：集权的第一步

吊诡的刺客

1573年正月，柔和的春节气氛飘浮在紫禁城上空。朱翊钧在乾清宫琅琅读书，冯保站立一旁，受张居正的托付看护着朱翊钧的功课。铅灰色的云层压下来，朱翊钧感到困倦，抬头看向远方，要舒缓下眼睛的压力。刹那间，他看到一人在门外东张西望。

此人穿着平民服装，腰中鼓鼓，鬼鬼祟祟，朱翊钧扭头问冯保：“那人是谁？”

冯保也看到那人，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去，指着那人喝问：“什么人？”朱翊钧快步跟了出来。

那人听到冯保的喊，向这边一望，看到了朱翊钧。他手已摸向腰部，弓腰直奔朱翊钧蹿来。

冯保大惊失色，急忙吼道：“来人，给我拿下！”从四面八方蹿出了多名侍卫，扑向那人。那人寡不敌众，终于被制服，按在地上。

朱翊钧在冯保和多名侍卫的护卫下，挪到那人眼前。朱翊钧装作大人的模样，使出威风喝问：“你是什么人？”

那人整个身体猛地向上一挣，险些从几十双手里挣脱出来。冯保慌忙把朱翊钧护在身后，向后疾退，说道：“皇上快回屋，我来审他。”

一干侍卫把那人连拖带拉地带走。中午，朱翊钧在房间里焦虑地踱步，冯保急慌慌地来了，向朱翊钧报告说：“此人自称王大臣，是蓟州的逃兵。”

朱翊钧脸色发红，显然对结果不满意，问道：“完了？”

冯保想了想，小心地回道：“完了。”

朱翊钧很生气：“皇宫守卫如此严密，他一个逃兵是怎么进来的？”

冯保“啊”了一声，扑通跪到地上，连说死罪。

朱翊钧愤怒地要他起来：“我不是说守卫问题，我是说，皇宫守卫如此严密，他一个士兵不可能靠自己进来，这其中必有隐情，你要给我查清楚！”

冯保连答了几个“是”，转身就跑。

朱翊钧喊他：“回来，立即去请张先生。”

张居正神色自若，脚步飞快地来了。在来的路上，他已得知了大致情况，一见到朱翊钧，他急忙跪下请罪。朱翊钧拉他起来，把疑问说给张先生听。

张居正正在思考，冯保谨慎地插嘴道：“不如让东厂来审。”

这话说得很有艺术，冯保提督东厂，要东厂来审就是让他冯保来审。张居正发现冯保正用求助的眼神看着自己，沉默了一会儿才对朱翊钧说：“这事发生在大内，要冯公公审，自然恰当。那就先让冯公公审吧。”

朱翊钧点头同意。冯保感激地看了张居正一眼。张居正当时还不懂这一眼的内涵。两天后，他才懂，但有点晚了。

对嫌疑犯而言，东厂和地狱区别不大，只要你进了东厂，连你前辈子犯的事都能记起来。酷刑之下，无人能一言不发。冯保很快就得到那名刺客的招供，刺客名叫王大臣，是戚继光军中的一名小班长，此次进京是奉了戚继光之命刺杀皇上朱翊钧的。

这一信息很快被徐爵输送给游七，游七马上报告给张居正。张居正大惊失色。这份供词非同小可，他知道戚继光不可能干这种事，可身为边将，大权在手，就怕有人说你干了这事。他连忙派游七去找徐爵，让徐爵通知冯保，他要见冯保！

1573年明帝国外廷巨头和内廷巨头在幽暗的光线下，对座而谈。张居正在冯保来之前已经筹划了所有问题，所以冯保才落座，他就开始了发问：“王大臣是屈打成招吧？”

冯保笑道：“张阁老这话不对，东厂以前是这样，可现在，您是首辅，就不敢那样了。”

张居正也一笑：“他都招了什么？”

冯保端起茶碗，又放下：“我让徐爵通知了游七啊。”

张居正正色道：“我还是想听冯公公亲自说。”

冯保又端起茶碗，别有用心地一笑，喝了口茶。这个时候他还卖关子，张居正很不满意，但他没有催促冯保，因为他知道冯保肯定会说。

“此人的名字很怪异，”冯保慢悠悠地说道，“他说自己叫王大臣，本是您好友戚继光的部下，这次是奉戚继光之命来京师谋杀皇上的。”

张居正冷笑：“冯公公相信吗？”

冯保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谁信谁是傻子，他这是诬陷戚帅呢。”

张居正再冷笑：“可见你们东厂还是屈打成招啊。”

冯保干笑：“张先生，这件事还真麻烦。你说如果不是受人指使，他一个当兵的，怎么就敢来刺杀皇上。如果不是受大家伙指使和帮助，他怎么就能奇迹般地出现在大内？纵然不是戚继光指使，肯定也有大家伙为他提供帮助。”

这也是张居正疑惑不解的地方。这个自称王大臣的人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大内？大内是什么地方，连锦衣卫的指挥使出入都要被审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却轻而易举地来到皇帝眼前！其中必有玄机。

他冥思苦想时，冯保问道：“张先生对这件事怎么看？”

“怎么看？”张居正思考了一会儿，“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看。”

冯保一震：“哦？”

张居正向冯保吐露心迹：“冯公公，你我都知，此人必不是戚继光派来的。他诬陷戚继光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可能和你我有关。”

冯保失声：“什么意思？”

“自先皇去世，主少国疑，你我二人分掌内外廷，难免引起别人嫉妒憎恨。我常提醒公公做事要谨慎，万不可在此时被人捉了把柄，就是此意。此人恐怕是那群反对我们的人所指使的。”

冯保跳了起来，咬牙切齿道：“高拱！”

张居正连忙说道：“冯公公不要这样想，高公恐怕没有这个心思。”

冯保在原地打转：“请教张先生，此事该如何处理？”

张居正沉思一会儿，缓缓说道：“如果轻易放过，显得我们太软弱……”

冯保把右拳砸到左掌上，恶狠狠地说：“那我就挖出背后的阴险小人来！”

冯保告辞后，张居正右眼皮直跳，他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月光初上时，游七像被狼追一样冲进他的书房，气喘吁吁地说道：“大事不好，王吉又招供了。”

张居正没有反应过来，训斥游七：“什么王吉？”

游七定了定神，说道：“就是那个王大臣，翻供了。他说自己叫王吉，是受高拱主使来京城刺杀皇上的。”

张居正从椅上一跳而起，惊慌失措：“什么？冯保胡闹！”

游七还有更不好的消息：“冯公公已把审讯报告交给了皇上。”

张居正又一屁股坐回椅子里，脸色很难看。

他固然恨高拱，恨高拱当初在内阁的嚣张跋扈，可高拱既已离开，仇恨就烟消云散，他从未想过要把高拱赶尽杀绝。想不到，冯保却还铭记高拱，更想不到，冯保会借此向高拱复仇。

张居正马上感觉情势严重了，如果此事做成，官员们会毫不客气地想，这是他张居正在报复高拱。到那时，真的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一想到这里，他就头皮发麻，命令游七：“备轿，去皇宫！”

无法息事宁人

朱翊钧正准备派人去请张居正，张居正已匆匆而来。跪拜完毕，他发现朱翊钧的脸很难看，李太后坐在那里冷若冰霜。冯保站在一旁，满脸的红光。他暗暗叹息，知道事情挽回的余地已所剩无几，然而他还是想试一试。

李太后先发话，如同一座石雕发出人声：“张先生，当初高拱去职，是皇恩浩荡，要他使用驿站。这也是我和皇上看在您的面上。先皇待高拱可是恩重如山，想不到他狼心狗肺，做出这等事来。张先生，你说他的良知都让狗吃了吗？”

张居正正思考如何回李太后的话，朱翊钧已急不可耐地发话：“他高拱就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到了今天还贼心不死，应该满门抄斩！”

张居正吃了一惊，同时去看冯保。冯保努力躲着他的目光，躲来避去，还是被张居正捉住了。张居正看准了冯保，却对朱翊钧说话：“皇上可得到确凿证据是高拱指使吗？”

这种态度很不敬，但朱翊钧没有感觉到，他全部心思都在对高拱的愤怒上。听到张居正这样问，他转向冯保：“你说！”

冯保终于有机会躲开张居正犀利的目光，报告案情：“王吉已招供，是高拱主使，高拱靠他的力量在京城中布置，一直布置到了皇宫。”

张居正冷冷地看着冯保。冯保哆嗦起来：“王吉临行前，高拱送给一件蟒褂、一柄三尺宝剑，现都在东厂。”

李太后哼道：“倒是不惜成本！”

这句话如同强心剂，鼓舞了冯保：“是啊，那柄宝剑据鉴定，是玄铁所制，柄上还镶着一颗猫眼玉珠。那件蟒褂，在黑市能卖到几百两银子呢。”

朱翊钧暴躁地喊起来：“大伴，说正经的！”

冯保“是”了一声，继续说道：“据王吉交代，高拱自回老家后就招收豪杰，只是找不到合适人选，不然，早就派人来刺杀皇上了。”

朱翊钧双手颤抖，嘴唇发紫，像是要背过气去，正要说什么。张居正再也受不了冯保的胡说八道了，向朱翊钧鞠躬道：“皇上，这件事有疑点，请皇上三思。”

朱翊钧气呼呼的：“什么疑点？”

张居正道：“千里迢迢入京，穿着蟒褂，带着宝剑，岂不是很惹眼？世上哪有这样的傻瓜？”说完这段话，他看向冯保，“冯公公第一次审讯此人时，他自称叫王大臣，说是戚继光派来的。才半天时间，又说自己叫王吉，是高拱派来的。显然，此人是狡诈阴险之徒，栽赃陷害戚继光和高拱。”

朱翊钧狐疑地看着冯保，冯保急忙说：“是有这么回事，当时我不信是戚继光派来的，所以一用刑，他就说了真话。”

张居正平静地回应冯保，也是对朱翊钧和李太后说话：“真话假话，现在还未知。他第一次说假话，第二次就敢保证是真话？”

朱翊钧和李太后听出来了，张居正是在为高拱辩护，不禁皱起眉头。张居正何等聪明，马上发现了二人的情绪变化，提出已思考多时的方法：“其实有个办法，可查出真相，把他交给锦衣卫和都察院。”

朱翊钧冷起脸：“张先生，冯公公已审完，何必再麻烦呢？我看明天就派人去高拱家，把他全家捉来！”

“皇上！”李太后提高了音量，“就听张先生的。”

朱翊钧垂下头，母亲的话就是他的圣旨，是天的意志，他不敢违抗。在他的字典里，连“违抗”一词都没有。

张居正谢了圣恩，出来回到轿子里，对游七说：“回去，走快点！”

一回到家，张居正直奔书房，铺开纸，把在轿中酝酿的话如水银泻地般地写了下来，让游七送给了冯保。冯保不必展开信，就知道张居正肯定没有好话。果然，张居正在信中义愤填膺地说：“有多大的仇恨，竟然使你做出如此事！如果今天我不拦着，后果有多严重你可知道！高拱一人死掉不要紧，天下人岂是瞎子和聋子，他们必会对你我群起而攻！你倒无所谓，躲在深宫，我呢！我不在乎流言蜚语，我在乎的是政治事业夭折。皇上年幼，万一有巨变，你担当得起吗！”

冯保看完信已是满头大汗，他对心腹徐爵说：“这事是我欠考虑，把张先生给装进来了。”

徐爵说：“没那么严重吧。”

冯保无力地摇头道：“你不知道政治的厉害，张先生麻烦了。”

张居正在第二天就遇到了麻烦，王吉事件像风一般被传开，京官们哗然。有人立即跳出来说：“这明显是冯保和张居正勾结制造的案子，要把高公置于死地。”

有人就伤心欲绝地添油加醋：“张居正已挤走了高拱，为何还要赶尽杀绝，连禽兽都不如！”

有人刚表示怀疑，便立即遭到驳斥：“你就是白痴，按历史故事推，也能推出此事是张居正所为。严嵩挤走夏言后便杀了他；徐阶挤走严嵩后就杀了严世蕃；高拱要把徐阶一家置之死地。现在高拱能逃出这个定律？！”

在议论纷纷后，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杨博。杨博知道，这是众人的托付。如今朝中，只有他威望最高，也只有他和张居正能说上话，可保高拱不死。杨博决心勇担重任。

葛守礼站起来说：“我陪你去。”

杨博激动地点了点头，两台轿子抬到了张居正家那条胡同。按当时不成文的礼节，两人就在胡同口下了轿子，骑上马，敲开了张居正家的大门。

张居正的愤怒

杨博和葛守礼一进张府大门，马上有人把他们引到张居正的书房。张居正正襟危坐在书房中，仿佛一直在等待二人。杨博意识到，张居正已有准备，所以很快就进了正题。

杨博说：“东厂是最无良知的，他们是想牵连无辜之人。我愿以身家性命保证，高公是无辜的。”

葛守礼接话道：“我也愿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高拱是无辜的。”

张居正的确有准备，可他想不到平生所钦佩的人，竟然误解自己，竟然会把这件事扣到自己头上。他沉默了一会儿，猛地爆发道：“你二人以为王吉事件是我主使的？”

葛守礼一见张居正脸色大变，马上不出声。杨博鼓着勇气道：“不是，但只有您，此时才有回天之力，拯救高公。”

张居正缓和了下口气：“别人非议我，我无所谓。你二人如果也有这样的心思，我很伤心。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就知道了。我特意嘱咐冯保，别四处牵扯。想不到冯保……”说到这里，张居正停了下来，在二人面前提“冯保”，总感觉不对劲。

杨博理解了张居正的顾虑，接过话头说：“冯保做错事，还希望张阁老能矫正。不瞒您说，官员们在外面议论纷纷。”

张居正的气又起来了，先怨恨冯保做事不用脑子，再厌恶那群穷嚼蛆的官员。他总说自己不惧人言，可吐沫星子能淹死人、流言杀人这些格言总让人心里不舒服。

“我已布置了，”他在椅子上向后一仰，百无聊赖，“水落自然石出，请两位回去等待。记住两件事：第一，高公是我此生中最敬重的人之一；第二，告诉那些嚼舌头的官员，多做实事少胡说！”

两人知趣地站起来，匆匆离开。

张居正刚走出书房，游七急慌慌地来了，说：“吴百朋要见您。”

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张居正满脸狐疑。

游七心有灵犀：“还不是王吉的事。”

张居正想了想，让他进来吧。

他又重坐回书房。吴百朋进来了，神色自若，不等张居正让座，就一屁股坐进了椅子。自从巡边事件后，吴百朋和张居正的关系日益淡化。据可靠消息，吴百朋在背后没少指责张居正，张居正对这位同年的脾性了解，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二人谈了会儿闲话，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张居正很不耐烦地说：“你善用兵，还是谈兵事吧。”

吴百朋冷淡地回道：“我来你这里可不是谈兵事的，现在有件事比兵事更重要。”

张居正知道，吴百朋的来意要脱手了，他静静地等着。

吴百朋的嘴如脱缰的野马：“有些官员并无大罪，而有人却无中生有、小题大做，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这类案件，你作为首辅，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张居正冷笑：“这是你臆想出来的，还是确有此事？”

吴百朋也用一声冷笑，针锋相对：“有没有此事，首辅大人您不知吗？”

张居正收了冷笑：“这件事都是东厂搞的。”

吴百朋发出干燥的“哈哈”两声笑：“太监能干什么好事？”

张居正冷“哼”一声：“送客！”

吴百朋想不到张居正用这招，把一箩筐话全都烂在肚子里，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张府。

张居正看着他的背影，先是冷笑，然后凝重起来。王吉案的确已布置好，可就怕中间出差错。本来，他只想让都察院和锦衣卫联审，可担心冯保，于是，他再上疏朱翊钧请求都察院、锦衣卫和东厂三堂会审。

朱翊钧同意。冯保发现自己受到张居正的重视，表示很欣慰。心情大好之下，冯保特意给王吉送去一杯酒。王吉认为是毒酒，坚不肯喝。冯保对别人的不识抬举很愤怒，强行把那杯酒给王吉灌了进去。

王吉用手抠嗓子，吐出一点。他连忙躺到地上等死，可过了许久，他没有死。但冯保告诉他：“你现在没死，不代表你明天后天不死，因为你要经历三堂会审，你要说实话。”王吉狐疑地看着冯保，冯保露出诡异的一笑。

十天后，三堂会审。主审官是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此人大有来头，先祖乃是成国公朱能，老哥是成国公朱希忠。张居正要他做主审，显然是看重了他在朝中的威望，只要他审核的结果，官员们就不会再有话说。代表都察院的是葛守礼，他和冯保坐在朱希孝两边，几乎没问王吉什么话。冯保更是一言不发，甘心做个陪衬。

朱希孝当然想知道王吉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惜他得不到答案。这并非是王吉不想说，而是他已说不出来。就在今天早上，王吉突然发现自己哑了。他在堂下比画来比画去，谁都看不懂他到底要比画什么。朱希孝突然想到“哑巴吃黄连”这句话，看王吉的焦虑表情，他认定这嫌疑人有一肚子话要说。当他也跟着焦虑时，冯保叹息道：“真是清官遇上哑巴，这怎么审？”

葛守礼紧跟冯保的话后说道：“我看就算了吧，且不说他是谁派来的，单就私入大内，也是死罪。”

如果张居正在，他会听出冯保和葛守礼话外之音。冯保一半高兴一半忧愁：高兴的是，王吉对在东厂的事什么都说不了；忧愁的是，王吉也不能说高拱指使了。

冯保的忧愁却是葛守礼兴奋的：高拱可无忧了。

朱希孝很快结了案，案词是和葛守礼与冯保达成一致的：王吉是社会无赖，侥幸进了大内被捉，胡说八道诬陷高拱指使，想脱罪，交刑部拟罪。

朱翊钧很不满意这结果，他对张居正说：“哪里有这样简单的事？王吉进入大内是偶然事件？背后没有指使人？这不可能啊。”

李太后默不作声，张居正也就不说话，并拿眼去看冯保。冯保得了指示，说道：“皇上，这件事真就这么简单。三堂会审结果也得到了官员们的认可。”

朱翊钧在椅子上来回蹭着。李太后轻轻咳嗽一声，他老实了。李太后轻启朱唇：“张先生，你怎么看？”

张居正略一思索，回道：“三堂会审是权威，没有问题。王吉案可以结案。”

朱翊钧很不忿，但不敢发作。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说：“那就照三堂会审的结果判吧。”

王吉被判斩首，即可行刑。正史说，王吉是冤枉的，流的血非常无辜。这种论调实在让人奇怪，他私闯大内，就是死罪，被斩首何来冤枉？

当然这是个疑案，王吉是怎么进的大内，为什么要进大内，恐怕只有掉了脑袋的王吉本人知道。朱希孝用十天时间调查来龙去脉，也没查出任何结果。他能迅速做出判决，大概也是受了张居正“不要牵连任何人”的暗示吧。

王吉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官员们私下议论纷纷，论调无数。都察院葛守礼对张居正说：“这案子总不让人踏实。”

张居正冷冷回道：“你自己心中踏实就好，管别人做什么？”

张居正心很踏实，因为他不会关注这种小事。几乎所有的事在他看来都是小事，只有一件事是大事，那就是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有很多前提，提高行政效率是眉睫，顺利推行他的执政思想也在眼前。他把两方面同时解决，这就是考成法。

考成法：把权力集中到内阁

富国强兵的理想一直萦绕在张居正脑海，王吉案一尘埃落定，张居正马上执行富国的第一步：整顿吏治。一提中国王朝的吏治，“腐败透顶”是人人脱口而出的形容词。其实，“腐败”是中国政治的常态。之所以腐败，是天长日久、因循守旧的结果。

对于如何整顿吏治，张居正已有了想法。不过1573年，张居正还未专制到极致，所以他找来杨博与吕调阳商量，一开口就奔主题：“现在的各个衙门都是一副场景，几个脑满肠肥的人指挥着一群面黄肌瘦的人，玩命办公。文件堆满办公桌，新纸从东门进来，出去时就满满的文字。实际上，他们整天都办不成一件事。”

虽是直奔主题，可杨博和吕调阳还是听不懂。

张居正循序渐进地说：“前几天翻看我帝国法典，发现太祖时期就有规定，凡是六科每日收到的各衙门奏章，奉了圣旨者，分门别类，送司礼监。还有，各衙门奏章都要附写文本，五日后，送到相应的科注销。还有，地方衙门，每年将完销过的两京六科文件，填写底本，送各科收存，以备查考……”

杨博听得头昏脑涨，打住张居正：“您到底想说什么？”

张居正笑了：“我是想说，为何明文规定的事，在现实中却销声匿迹？”

这也叫问题？吕调阳不禁觉得可笑：“很正常，法纪条文浩如烟海，时间一长，形同空文，这也是规律吧。”

张居正板起脸来：“这绝不正常！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有令不行，不如无令！我想治理这股歪风邪气，你二位有何建议？”

杨博考虑了一下，慢吞吞地开口道：“我突然想到高公。”

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王吉案刚结束，“高拱”这两个字对张居正而言是敏感词。杨博并不是没脑子的人，怎么这时候提高拱？

张居正看着杨博，杨博还是慢悠悠地说道：“高公当年下大力气整顿吏治，结果得罪了好多人。第一次离开内阁，就是因为这个。”

张居正释然，杨博说得没错。在当时的明帝国整顿吏治，很冒险。要整顿吏治，必须要在原有基础上重建制度和机构。一旦重建，就会被切身利益者攻击违背祖制，这是大罪。

吕调阳就有这种担忧，他试探性地问张居正：“不知您准备建立什么制度和机构呢？”

张居正坚毅地摇头道：“不必建立什么新制度和机构，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一项政策不考其终，做事不加屡省，当政者没有综核之名，做事者常怀有苟且之念，就算是尧舜复活、晏子为相，也难以有所作为。”

杨博点头叹息道：“张阁老说得对。现在朝廷，每遇衙门言官议建一事，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言官的责任就算完了，他们根本不必关心建议是否实行。六部议除一弊，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六部的责任就算完成，根本不必关心弊病是否真的被清除。如此一来，所有的奏章题本都成一具空文，这就是程序腐败啊。”

吕调阳见说得很热闹，不禁激动起来：“是啊，我以为应订立严格章程，凡是朝廷政令、奏章题本，都应严格考察其执行结果，凡不能按时完成者，从严惩处。”

张居正笑了：“吕大人，你这又是订立新制了，就不怕那些人找麻烦吗？”

吕调阳哑然，尴尬地笑。张居正说：“根本不必订立新章程，我担任首辅第一天就和皇上说过，遵循祖制。《大明会典》里对这块早就有了规定，何必画蛇添足！”

杨博做吏部尚书多年，对《大明会典》倒背如流，此时不由得唉声叹气：“咱们又回到原点了，固然有规定，可如何监督执行啊？”

张居正说：“很简单。各衙门制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收文、发文的章程计划，这是原本。在这许多的项目计划中，把例行公事无须考查的，全部剔除，再把剩下的制成同样两本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有过期未完成的，就由该科提出弹劾；另外一本送内阁查考。”

杨博听了，不禁大惊失色：“张阁老，您这是要把行政权和监督权都集中到内阁啊！”

吕调阳也听出来了：“张阁老，这可是破天荒的，皇上能同意吗？”

两人异样的神情并非一惊一乍。自朱元璋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后，内阁就是皇上的秘书处。阁臣没有行政权和监督权，只有建议权。张居正这一招环环相扣，六科控制六部本是法律规定，然后用内阁控制六科，这无异于内阁控制了六部。

这并非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在内廷，也就是冯保把持的司礼监。人人都知道，任何文件，不经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印，就不具法律效力。所以从某一角度而言，是司礼监在控制着六部和六科。张居正的“考成法”表面看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实际上是从司礼监手里夺权，然后把权力集中到内阁。

杨博和吕调阳很担心张居正说服不了冯保，交出这一天大的特权。但他们不知道，或者是假装不知道张居正和冯保的关系。

二人的担心并非多余，人人都喜欢权力，这是本性。冯保虽然被去了根，但对权力的热爱和正常人没有不同。要冯保同意内阁控制六部而撇开司礼监，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张居正胸有成竹，他找冯保谈，谈的问题很简单。他说：“帝国残破不堪，非经大阵仗不能挽救。你冯公公也是胸怀大志之人，有良知之人，不能眼睁睁看着帝国这样消沉下去。我要拯救这个帝国，非得到您帮助不可。”

冯保受到如此重视，不禁飘飘然。

张居正看他入套，接着说道：“只是想请冯公公以后在我送上的奏疏上不必为难，用好你的笔和你的印。”

冯保大概听明白了，本来司礼监就是个橡皮图章，但橡皮图章却是有个人意志的，张居正现在是想让这个橡皮图章仅有的一点个人意志都要消失。

冯保一肚皮不高兴。“这不符祖制吧。”他慢吞吞地说。

“我说的正是祖制，”张居正从袖中掏出一叠纸，放到桌子上，敲了敲，“里面都有明文规定。”

冯保当然知道，朱元璋时代，他们做太监的就是木偶，皇上要他们写“一”字，他们绝不敢写“二”字。

他思虑很久，再次断定张居正和其他首辅不一样，不是很难对付，是无从对付。他使出最后一招：“太后和皇上那里……”

“这需要冯公公帮忙。”张居正把他拉到一条船上。

“这……”

冯公公要跑，张居正哪里给他机会，急转直下道：“您不是说过吗，先皇离世前，也让您担当一定的责任，您现在是想推脱？”

冯保哑然，最后露出会心的笑来：“张先生，真是厉害，我服了。”

几天后，张居正拿到了朱翊钧同意实行考成法的圣旨，半死不活的明帝国隐隐醒来。

考成法的实质其实就是，地方官不作为，六部就问责；六部不负责，就由六科纠正；六科有问题，内阁就会向六科问责。考成法无非就是让官员们赶紧办事，提高行政效率。

张居正的思路如下：我给你的命令就是你的真理，你不必在命令上冥思苦想它的对错，所以你得到我的命令后必须立即去执行。

在考成法的实行下，整个明帝国的吏治满血复活。张居正大权独揽，成为明帝国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内阁首辅。

考成法在整个帝国推行后，首先在苏州府发生奇效。苏州府是帝国财赋重地，但多年来官员和当地地主勾结，财赋始终收不上来。考成法实施后，苏州府官员再也不敢推诿，聚精会神办理政事，很快，就将苏州府多年来所欠赋税收了上来。

这就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考成法也会被人钻空子。

周倍阳事件

考成法实施的几个月后，1573年十一月，替代吏部尚书杨博的张瀚向张居正递交文件说：“为了鼓励官员，建议让六部、六科选拔推荐廉能官员。”张居正欣然同意，他也想看看考成法实施后，催生了多少廉能官员。

张瀚虽初登吏部尚书的宝座，但因为是张居正推荐上来的，所以倾尽全力张罗此事。在他督促和操持下，各地长官纷纷上报优秀人才的名单、简历和政绩。只一个月的时间，工作就大功告成。

张瀚不无谄媚地对张居正说：“若是从前，非拖延两三个月不可。自您的考成法出台，看这效率，简直快如闪电啊。”

张居正也很欣慰，看了看名单，全国各地共上报申请奖谕官员三十五人。他大致浏览了下名单，就分送给六部科审查考核，这不审不要紧，一审问题就出来了。

吏科言官上疏说，推荐名单中有一人不符合规定，不但不能给予奖励，而且应该惩处。张居正看了混在珠里的这个鱼目，名叫周倍阳，时任广西巡按御史，他是张居正最货真价实的老乡——湖北江陵荆州人。

周倍阳是1562年的进士，1571年被调到广西担任巡按御史。当时广西境内府江瑶人叛乱，占据了从桂林直到苍梧的桂江流域，进攻永安完州荔浦县城，州长和武装部部长都被瑶人活捉，导致桂江交通中断，各县城市，光天化日之下都紧闭城门，形势异常严重。

张居正当时正主持帝国军事，得知此事后马上给新上任的广西巡抚郭应聘去信说：“这股盗贼为患日久，之前的地方官为了隐瞒，姑息养奸，所以才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的意见是，对付盗贼如对付身上的烂疮，必迅疾除之，绝不姑息。你可集结广西境内所有武装力量，务必一战而成，消此祸患。”

郭应聘虽是文人，却很能打，尤其是对付内部叛乱，曾在镇压福建上杭古田叛乱时立下赫赫战功。他和张居正私交也不错，所以一接到张居正的信，马上集结六万军队，向府江瑶根据地推进。

人马未动，粮草先行。郭应聘知道这么多人，补给是大问题，于是向坐镇贵阳的周倍阳请求粮草。周倍阳自来广西后，就闷闷不乐。这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如果不能立下震天动地的大功，肯定离不开这里，可现在有机会立功，却被郭应聘抢了。于是他扣押粮草，搞小动作，使郭应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府江瑶的叛乱非但没被平息，反而渐呈燎原之势。

幸好，张居正调集资源全力支持郭应聘，瑶人的叛乱才渐渐被平息。但周倍阳嫉贤妒能、贻误战机的臭名已传开，只因为后来朱载垕去世，朝廷空气极度紧张，没有人关注他罢了。

张居正执政后，空气缓和，言官们又发现周倍阳是张居正的老乡，所以不太敢发声。最应该弹劾周倍阳的是郭应聘，可郭应聘也看在张居正的面子上息事宁人。于是，周倍阳在广西继续当他的巡按御史。

张居正发现问题时，大惑不解。很多人都知道周倍阳是副什么德行，怎么会有人举荐他呢？他对张瀚说：“考成法的实施正是关键时刻，严刑峻法的精神连同层层负责的机制已深入人心，言官们在这个时候弹劾周倍阳，我们必须要查清楚。否则，会冷了其他官员的心。”

张瀚昼夜加班，像老鼠一样追查，终于追查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推荐周倍阳的是吏部右侍郎崔永年。崔永年和周倍阳好得能穿一条裤子，他们从小长大，既是同乡，又是同年，这种关系使他们唇齿相依。周倍阳去广西做巡按御史时，崔永年哭得昏天黑地，如同死了爹妈。他对周倍阳说：“只要有一线机会，我就把你搞回京城。”遗憾的是，两年来，他一直没找到机会。现在终于有了机会，他都没和周倍阳打招呼，就推荐了他。推荐周倍阳前，他也想过周倍阳的劣迹，但兄弟的情感糊住了他的心，他大无畏地把好兄弟的名字写进了推荐书里。

张居正得到调查结果，拍案而起，发誓必须严肃处理这件事。他马上找来张瀚、葛守礼和吕调阳商议。

张瀚先发言：“崔永年假公济私，玩忽圣命，理当贬黜。不过……”他停下来看张居正，见张居正毫无示意，他继续说道，“崔永年和周倍阳进士考试的主考官是杨博大人，杨博刚去世，门生就遭罢黜，外面的人恐怕会对张阁老您说三道四。”

张居正何等聪明，已听出张瀚的真实用意。张瀚最想说的其实是这两人都是张居正的同乡，张居正虽口口声声不拉帮结派，可朝中权势人物，谁不拉帮结派？一个好汉三个帮，不拉帮结派，尤其是不和同乡打成一片，你的位置就很悬。他这是为张居正考虑，张居正没有说话。

葛守礼鲁莽地插话了：“张大人糊涂啊！张阁老一再强调秉公执法，不分亲疏远近。尤其现在，考成法已颁行，就应当违法必究，管他是谁的门生，谁的同乡，考成法面前，人人平等。你提到杨大人，杨大人最恨的就是结党营私，徇私枉法。如果杨大人在天有灵，肯定会严厉惩处这两个浑球儿，防止玷污他的清名！”

张瀚脸上很挂不住。张居正笑了笑，去问吕调阳。吕调阳从若有所思的状态中跳出来，说道：“我在想啊，这崔永年和周倍阳都是张阁老您的老乡，此事很有难度。不处理或处理轻了，朝廷上下肯定风言四起；处理重了，又有人会说你张阁老忘本，对同乡下手。难得很。”

张居正点头，称赞吕调阳：“你说得很好，我也是有这层顾虑。”然后看了看三人，庄重地说道，“我以浅薄之才，身当国家重任，不敢有丝毫懈怠侥幸之心。考成法才出，就出了这样一件事，非严惩不能争取官员之心。诸位大人都见过马车，马车不前，因马不用力。不驱赶马而驱赶车，没有意义。同样，法不能行，人不出力也，不议人而议法，这和赶车而不驱马有何区别？”

张瀚直愣愣地听着，想不明白张居正说这段话的意思。

张居正看了他一眼，说：“我以为，要严格实行考成法，必要从惩处以身试法者开始。古往今来，天下之法律，先严格后废弛。人立志后，开始奋发，但无持之以恒的劲，所以渐渐懈怠，终于虎头蛇尾。只有不计一身得失，摈弃褒贬毁誉之词，持之以恒，才能严刑峻法，赏罚分明，有始有终。”

葛守礼频频点头，吕调阳也附和着，张瀚满脸通红。张居正即刻说出自己的判决结果：“周倍阳降三级，调往他处；崔永年削职为民；至于郭应聘，身为广西地方长官，却对周倍阳置之不理，我亲自去信责备他。诸位以为如何？”

三人异口同声：“张阁老处理得当，我等深深佩服。”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崔永年懊悔不已地离开京城回他的老家，当然也是张居正的老家。临行前，崔永年决心赌一把，去见张居正，希望用同乡之情感动张居正。遗憾的是，张居正连见都不见他。这位吏部右侍郎用功名换了“够兄弟”三个字；张居正举重若轻地用一个礼部侍郎重点强调了考成法的威严。双方算是各取所需，抛掉崔永年的功名，可谓皆大欢喜。

实际上，对崔永年和周倍阳的处罚的确很重，张居正并未依据当时的法律，而是实行了“严打”。之所以有这种强硬措施，不仅是因为考成法，还因为周倍阳所在之地百姓造反，的确形势严峻。张居正下重手，只是希望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地区的百姓造反能尽快平定，对于周倍阳的捣乱行为肯定不会放过。

第三章 盗者必获，获者必诛

殷正茂可用

和历代伟大人物不同，张居正很少提到他的偶像。如果非说他一定有崇拜的人，那大概就是东周时期的孙武了。当然，他并非是崇拜孙武的兵法，而是崇拜孙武“用兵法治理国政”的理论。说白了，也就是对敌人势力“铁血镇压”，绝不留情。

如果说他在对待政敌上还会留情，那么在对待国内百姓造反上，就纯以铁血手腕“盗者必获，获者必诛”了。把他这一理论贯彻到底的是他忠实的支持者兼同学殷正茂。

殷正茂精明干练，手段泼辣，中进士后进入兵部实习，发挥了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军事才干，很快得到上级赏识。1567年，朱载垕才上台，广西古田壮族人就掀起反抗大旗，而且越搞越大。1569年，在多次围剿不利的情况下，张居正向首辅高拱推荐了殷正茂。

高拱开始极力不同意，依他的见识，殷正茂这人贪财，桀骜不驯。张居正说：“形势危急时，怎可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人？他只要能把问题解决，桀骜不驯又如何？大不了等他解决问题再把他拿下。”高拱听从了张居正的话，因为短时间内他找不到合适人选。不过他提醒张居正：“殷正茂是你先向我推荐的，但万一他坏事，还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决定除了军饷之外多给他二十万两银子，只要他能把事给我办成，我就当这二十万两是给他的奖金。”

这就叫以己度人，先把自己假设成贪污犯，然后问自己想要什么，当然是钱，于是他也认为殷正茂是这样的。

殷正茂很快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广西，和广西提督李迁调集土、汉兵十四万，对壮人造反兵团发动了迅疾的进攻。在殷正茂的精明指挥和残酷镇压下，壮人造反兵团渐渐销声匿迹，走进历史。

殷正茂在战场上心狠手辣，大多数文官对其印象很差。所以剿灭古田壮族叛乱后，并未得到高升，高拱只是让他继续在广西巡抚。1571年，古田瑶族继壮族揭竿而起，掀起声势更大的叛乱。提督李迁屡剿不利，张居正再提议用殷正茂。高拱对殷正茂剿灭古田壮族的叛乱印象深刻，于是用殷正茂代替李迁，提督两广军务。

当时形势是非常严重的，张居正回忆那段时期时曾说：“广东处处是盗贼，悲观者都认为两广已脱离大明帝国版图了。”

殷正茂被授权提督两广军务后，张居正写信给他：“治乱国，用重典。广东就是乱国，不用残酷手段就不能荡平，百姓就无法安居乐业。”

殷正茂对老同学说：“你放心，我做事风格如此，你若让我以德服贼，我还真没有那样的本事。”

以德服贼办不来，残酷杀戮也没那么容易。当时广东的叛乱头领五花八门，几乎遍及广东全省，其中尤以惠州的蓝一清、赖元爵实力最强，其次是潮州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排名第三的是琼州的李茂。

后来历史教科书说，他们所领导的暴乱是农民起义，但这些人根本不是农民，要么是原本就无恶不作的官员，要么是人人切齿的地方恶霸。

这些人虽然没多大能耐，可倚仗山高林密的地势，让政府军大为头痛。殷正茂给张居正的信中就提到，论军事才能，盗贼都是白痴，可他们有个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地利，所以剿灭他们并非朝夕之事，要慢慢来。

张居正不着急，因为当时高拱专权，他着急也没用。朱载垕去世，高拱离开后，他成为首辅，想到广东匪患，他可就有点着急了。

殷正茂已在广东两年，但从未有一封振奋人心的捷报书送来。高拱在位时一提到广东，猛地就皱起眉头说：“殷正茂这小子在干吗？是不是嫌我给的钱少了？”

张居正不言语，私下给殷正茂写信道：“殷同学，你在广东度假呢？政府大把花着钱，怎么不见效果？”

殷正茂回信说：“张同学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你放心，不出三年，我就把广东的和平送给皇上。”

张居正一坐上首辅宝座，马上就给殷正茂去信说：“两广的盗贼如杂草，斩尽还生。自古以来经略南方的人，都未能以一举而收荡平之功，势然也。你在广东，可全权处置，申严将令，见贼就杀，不必问其向背。你的手下如果有不遵从命令者，杀无赦。你能做到铁血无情，我坚信贼胆可破，必能一劳永逸。”

殷正茂看到“见贼即杀，不必问其向背”时，吐了吐舌头说：“张同学从未上过战场，想不到比我还狠。”

张居正这番话只能说给殷正茂听，对其他人说就是对牛弹琴。二人似乎心有灵犀，张居正当首辅不久，殷正茂就送来捷报，剿灭了几股叛贼。虽然送来捷报，但中央政府很多人对殷正茂印象不佳，巡视过两广的言官们说：“殷正茂就是屠夫，不接受俘虏，所有盗贼不留活口。这有悖圣人的教导，不仁不义，怎可为官？”

张居正对这群满嘴喷粪的人置之不理，去信抚慰殷正茂说：“同学，继续你的提督两广军务，纵然弹劾你的奏章堆积如山，只要有我在，你就能不动如山。”

张居正并非是单纯地安慰殷正茂。1573年末，宣大总督王崇古被张居正替换成方逢时。朱翊钧迷惑不解，问道：“宣大是北防重镇，王崇古也胜任有余，为何要替换他？”

张居正平静地回答：“朝廷用人，不宜把他的力量用尽。王崇古在宣大太久了，应当休息一下，他日不妨再用。”

朱翊钧茫然了一会儿，张居正这套用人理论，他不太懂。他一生都未懂，因为后来他就对朝政不管不顾了。张居正此时也不希望他能懂，而是转了话题：“南北督抚，都是臣亲自选用，能为国家尽忠办事之人。皇上应充分给予信任，不要听浮言，患得患失，使他们手足无措。”

朱翊钧何其聪明，即刻明白了张居正的言外之意：“张先生请放心，你认同殷正茂，我也认同。也请张先生安慰殷正茂，专心剿匪，不必担心中央。”

张居正的好友、治河专家潘季驯几年前曾巡抚广东，对广东地区的匪患深表忧虑，他和张居正谈起时，唉声叹气。张居正笑着安慰他道：“瓜熟蒂落，殷正茂酝酿了两年，如果没有意外，一二年内荡平匪患是没有悬念的。”

这不是虚言浪语，而是心中有数。1574年初，殷正茂发来最大的捷报，广东匪患除了林凤外，全部荡平。据巡抚广东的御史回京扼腕叹息说：“到处都是尸体，殷正茂杀人不分青红皂白。”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广东大部分地区已恢复平静，百姓正逐步安居乐业。

张居正得意之余，向殷正茂去信说：“老同学，你做得很好。不过别骄傲，务必痛打落水狗，斩草除根。”

殷正茂被激励得如同打了鸡血，把战场从陆地搬到海上，追击狼奔豕突的林凤。林凤被殷正茂追得惨不欲生，只好舍命向海洋深处逃亡，殷正茂见他已难成气候，又因为他对海战陌生，便退回陆地。

他还未从晕船状态中恢复过来，张居正的信又来了：“岭西的山民闹了几十年，虽未呈燎原之势，却也是火星，老同学再辛苦一下，将其一股荡平吧。”

广东岭西的山民就不是正常人类，他们能在树林中如猿猴般跳跃腾飞，反抗政府多年，地方官焦头烂额。殷正茂早就注意过这些山民，经过多方位衡量，发现荡平他们的可能性不大。他一直担心张居正会想到这件事，想不到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他有理有据地给张居正回信说：“岭西山民的地利强大得一塌糊涂，而且我觉得他们只在山里闹腾，影响不到乡村和城市，只要政治清明起来，他们会无疾而终。”

张居正冷酷地回信：“你这种想法要不得！我早说过，对叛乱分子除了屠刀，没有别的，斩草除根是唯一办法。现在朝堂上也有人反对，说他们不宜剿灭，剿杀他们劳民伤财。劳民伤财是暂时的，用一年时间的劳民伤财换取几十年的和平，这笔生意不该做吗？！你放心，我会亲自为你在广东集结三十万人马，听你指挥。不必运筹帷幄，只需进行地毯式扫荡，见人就杀，不留活口。”

殷正茂只好从命，带着张居正亲自集结起的三十万人，杀鸡用牛刀地彻底剿灭了岭西的山民。

张居正得到捷报后，冷静地指导殷正茂：“务必多进行几次扫荡，千万别有漏网之鱼，防止春风吹又生。一旦发现，立即除掉，绝不姑息。”

这就是张居正对待所谓农民起义的态度，和几十年前同样在两广剿匪的王阳明截然不同。王阳明主张恩威并施，用良知感化土匪。而张居正主张的是，只要你一日为匪就终生是匪，对待匪徒，只有一个字：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广东安宁之前，广西的匪患也销声匿迹，这缘于张居正和郭应聘默契的合作。前面谈过，郭应聘到广西任巡抚时，府江瑶人掀起叛乱。郭应聘主动剿杀，却被周倍阳捣乱，功败垂成。周倍阳被调离后，郭应聘正准备大展拳脚剿杀府江瑶，想不到怀远的瑶人又掀叛乱，怀远知县马希武被杀，整个广西为之震动。

张居正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他和郭应聘商议后，决定先集中力量对付府江瑶人，让怀远瑶人疯狂一段时间。在郭应聘的强力指挥下，1572年春节前夕，府江瑶之乱被平定。1573年正月，张居正认为刻不容缓，命令郭应聘向怀远瑶人发动进攻。

朝中马上有人弹劾郭应聘，说他滥杀无辜，平定府江瑶之乱的过程中，无辜百姓被他砍了脑袋领功。朱翊钧时刻记得张居正的教诲，对弹劾文件置之不理。张居正去信抚慰郭应聘：“这都是那群穷嚼蛆的人胡说八道，你不必往心里去。皇上的眼睛和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要被人说滥杀无辜，就不敢轻易动屠刀。对付叛乱，必诛杀殆尽，不可留一人。”

郭应聘和殷正茂不同，他内心深处有慈悲的痕迹，对别人的看法很在意。当张居正命令他向怀远瑶人进攻时，他停滞不前。怀远瑶人的叛乱和府江瑶人的叛乱有本质不同，怀远瑶人是官逼民反，府江瑶人是聚众闹事。

这一种态度的转变，让他失去机会。1573年春天，一场大雪突降广西。广西下雪，几十年难遇，坊间纷纷传说，这是老天爷警告嗜杀者立即放下屠刀，否则将有更大的天象变化。北京方面，言官们捉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向张居正发出抱怨，指责他在对待百姓暴乱上的态度过于强硬，如嗜血狂魔。

朱翊钧刚一动摇，张居正马上拿出他个性鲜明的理论。他没有谈百姓暴乱问题，而是谈皇上该如何保身以保民。他说：“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虽江河之水，不能救矣。……人心之欲，其机甚微，而其究不可穷，盖亦若此矣。是故善养心者贵豫，主敬以存之，典学以明之，亲正人君子以维持之。禁于未发，制于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

张居正虽是在说保身，实际上说的是，皇上应该密切注意刚露头的星火，及时扑灭，否则到燎原时，就不可收拾了。

朱翊钧生长于深宫之中，想象不出百姓暴乱的破坏性。中国古代百姓的造反有个规律：开始时因为没有力量和官府对抗，所以只能从老实的百姓那里抢劫粮食和武器；发展壮大后，才和政府短兵相接；被政府军击败后，又回头抢劫老百姓。所以，无论给他们冠以“起义”还是“革命”的名头，都无法掩盖他们对苍生的破坏性和负面价值。

张居正从民间来，虽未亲眼见过百姓暴乱，但他深知这样一条道理：一群人集合起来，群情沸腾，肯定是不分青红皂白抢劫杀戮的，受苦的只能是那些老实巴交的百姓。对这群祸害，最好的教化武器只能是屠刀！

对于张居正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论，朱翊钧不置可否。张居正不希望他能深刻理解，只要求他同意剿匪工作的继续。

朱翊钧同意。

张居正立即去信郭应聘：“郭巡抚啊，你读圣贤书，崇拜圣贤，岂不知孔夫子说，天道幽远，不可探察。让天象归天去吧，人该做的事，还要做。”

郭应聘这才下了进军的决心。张居正又来信说：“怀远盗贼和其他不同，由于是官逼民反，所以得人心不少。他们所以能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有百姓的支持。第一招先将其生存之源切掉，当地百姓有通匪者，杀无赦。搞定百姓后，再向他们进攻。”

郭应聘未听张居正的话，先向怀远盗贼发动了猛攻。怀远盗贼据险死守，政府军死伤惨重。郭应聘又下令围而不攻，想不到夜晚时受到怀远盗贼的突袭，又是损兵折将。勉强围困一个月后，他发现怀远盗贼各个红光满面，这时才想起张居正的话，他们得了民心，有老百姓的支持。撤回大本营，郭应聘一筹莫展。

张居正责备他的信到了，说：“将在外固然有所不受，然而战略还应该从长计议，多听中枢的指导。你如此任性，损失惨重，按法律，我该治你罪。可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先记你这笔。手下将官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有畏死不前者，可斩杀几人，以尊律法。军队有损失，该休整。军事行动可延缓，等兵强马壮之后再图进取。”

郭应聘懊悔不已，又一次违背张居正的嘱咐，重新发动两方面的军事进攻。一方面阻断百姓，一方面围困怀远盗贼。这一次，老天爷眷顾他，郭应聘获得大成功。写捷报时，双手直颤。

如果他还未成功，张居正的压力可就太大了。他的首次失败已让整个政府意志动摇，连内阁都出现分歧。他把张居正从烂泥中解救出来，张居正不得不心花怒放一回。

高兴之后，他千叮咛万嘱咐：“是否还有余贼藏于民间？要进行多次扫荡，务必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已动刀兵，就不要忸忸怩怩，也别发妇人之仁的慈悲。留下祸根，将来还要有军事行动，这才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一个月后，郭应聘给了张居正可靠的答复：“星星之火已被扑灭，若再燎原，我提自己的头去见你！”

张居正很满意，他仿佛看到太平之光在累累白骨上缓缓升起，虽然慢，但正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这太平的星星之火在不久的将来必呈燎原之势！

曾省吾的提议

1573年春节，四川巡抚曾省吾却心事重重，毫无欢乐可言。曾省吾是张居正心目中最合格的官员，“娴将略，善治边”。两年前以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四川，只用一年时间就将四川治理得井井有条。四川百姓对其顶礼膜拜，但曾省吾知道，眼前的秩序和繁荣都是暂时的幻象。不去除都掌蛮这个毒瘤，四川就永不会和谐。

都掌是在明代生活在四川的一支少数民族，汉人称其为“都掌蛮”。这个民族有两个符号：一是铜鼓，族人腰间可以没有腰带，但绝对要有一面铜鼓；另外一个就是悬棺，把死人的棺材用我们今天都无法破解的方式放在悬崖峭壁上，引人注目。

曾省吾就对他们的铜鼓和悬棺做过详细的研究，结果一无所获。他之所以研究这两样东西，是因为他想破脑袋都不明白，为什么有如此想象力和艺术魅力的民族会那样好勇斗狠、不受拘束，是连天地都不惧的恶棍。

曾省吾在百思不解的同时，也深深佩服都掌蛮，一有战事，他们放下铜鼓拿起刀枪就成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其实不仅是曾省吾对都掌蛮心乱如麻，每个来四川的官员一想到都掌蛮，都要抱头蹙眉。

从朱元璋建国到朱翊钧登基的两百年间，都掌蛮和明帝国的军事冲突就成了常态。两百年间，明军对都掌蛮进行了十一次颇具规模的征讨，但都无功而返。经过百年的反围剿斗争成果，到曾省吾来四川时，都掌蛮已拥有凌霄寨、都都寨和九丝寨三大据点。这三大据点周围都是绝壁悬崖，奇险得连飞鸟都望而却步。都掌蛮就在这三大据点中囤积粮食，占山为王，作为四处骚扰杀掠的根据地。再加上他们活跃的地方处于云、贵、川三省咽喉，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所以明帝国中的有识之士才感叹说：“都掌蛮盘踞其中，实为心腹大患。”

曾省吾翻阅材料得知，1465年，政府调集兵力二十万，用了三年时间，却寸功未取。当时有民谣说：“若要凌霄破，星往月中过。”政府一些悲观者挥泪道：“要搞定都掌蛮，除非二郎神下凡。”

的确，曾省吾也认为，都掌蛮坐镇九丝寨，以都都寨为左膀，凌霄寨为前障，可谓三足鼎立，不可撼动。然而，曾省吾认定一条道理：天下就没有攻不破的寨子。

经过多方面、多角度的调查后，曾省吾给张居正写信说：“广东、广西正有人立下夺目之功，我也有万丈豪情、报效国家之志，都掌蛮不除，四川不宁。我请求剿杀都掌蛮。破敌方法，我已想好：先取凌霄寨，再剿都都寨，它的前障和左膀一失，九丝寨孤立无援，指日可破。”

张居正接到曾省吾的信后，激动得手直颤。他把信给吕调阳、张瀚、葛守礼看。张瀚还未看完，就急着发言：“这事要从长计议，都掌蛮可不是两广那些蟊贼，那可是身经百战的一支特种部队啊。”

张居正冷不防地瞅了他一眼，张瀚马上闭了嘴。葛守礼沉思中。张居正看向吕调阳，吕调阳先咳嗽了一声，然后说道：“都掌蛮是劲敌，二百多年来一直是四川的心腹之患。它能存在二百余年，就说明它有强大的存在资本。曾省吾提出的剿灭方略大而化之，我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大才略，是否能胜任此艰巨任务。”

葛守礼发言了：“曾省吾是帅才，并非将才。要想摧毁都掌蛮，非有一员将才不可。”

张居正点头：“曾省吾极具行政才干，更能大处着眼，而且立功心切，这正是帝国需要的人才。葛大人说得对，曾省吾运筹帷幄可以，决胜疆场恐怕不是他所长。我这就写信给他。”

写给曾省吾的信，异常简练。张居正只问了一句话：“若对都掌蛮采取军事行动，你心中可有指挥官人选？”

曾省吾接到信后，大喜过望，立即回信：“有，狼山总兵刘显。”

刘显，江西南昌人，在当时名声响亮。刘显纯靠能力打拼出来，从军队底层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一战一个军功，爬到了总兵官的位置。他保持着明帝国有史以来的单兵作战纪录：连续击杀五十余敌。他和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齐名，在南方被敌人称为刘老虎。张居正一直很欣赏刘显，有几次想调他来北方防御蒙古人。不过据他掌握的材料，刘显这人纪律性很差，贪欲极盛。就在曾省吾的推荐信抵达北京时，南方一些官员正在弹劾刘显，说他贪污行贿，不守法纪。

张居正很理解刘显，明帝国的武官绝大多数都是刘显这副德行。他去信给曾省吾说：“刘显这人可用，但不遵纪守法。不过凡事都应以最大利益化为目标，如果你真确定刘显可用，那就让他立功赎罪；如果你不敢肯定，那就另找人。”

曾省吾接到信后，意志坚定地回信：“刘显可用。”

张居正支持曾省吾的判断，马上请朱翊钧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剿灭都掌蛮的问题。

朱翊钧问张居正：“这次军事行动需要多少物资？”

张居正信心满满地回答：“军粮二十万石，白银七十万两，兵力十四万，即可一战而成。”

朝堂下立马嗡嗡起来。张居正转身，扫了一眼，眼光凌厉如刀剑，朝堂顿时鸦雀无声。

朱翊钧刚要问话，张居正已开口回答：“军粮可在两广、四川、福建凑齐，白银七十万两只是个虚数，可先给一半，看战事发展。兵力问题，可调集永宁、水洗、酉阳土司兵力，再加上两广、四川驻军，十四万并不难。”

朱翊钧的问话活生生被噎了回去，有点不快：“张先生，你确定这次军事行动定能成功吗？”

张居正严肃地回答：“这世间哪里有万无一失的事？任何事筹划得再好，没有行动，也是空谈。只有付出行动，才有可能见到成功。”

这是段答非所问的话，朱翊钧“哦”了一声，不知再问什么。张居正双手托着笏板正等着他的答复。朱翊钧只好说：“准奏，都去准备吧。”

灭亡都掌蛮

曾省吾和刘显接到朝廷允准围剿都掌蛮的圣旨时，刘显兴奋得一蹦三丈高。曾省吾却心思凝重，去信给张居正说：“都掌蛮的三处据点易守难攻，我担心伤亡太重，所以请张大人可否支援一些火器？”

十几日后，一批包括将军铳、七稍炮、佛郎机、百子铳在内的火器运到了曾省吾的府衙。1573年四月，曾省吾和刘显准备完成，对凌霄寨的军事进攻展开了。

曾省吾有好生之德，军事行动前，派遣一名面目可憎的武举人李之实去“投靠”凌霄寨。寨主阿苟虽武艺高强，智商却不高，被李之实引下山寨，活捉到了曾省吾军营。曾省吾要他举寨投降。阿苟狂笑：“你疯了吧，我族有规矩，老大没了，儿子接管，不管老子死活。”

曾省吾不相信这是真的，押着阿苟到凌霄寨前喊话，一阵不分青红皂白的乱箭让他相信了阿苟的话。刘显怒不可遏：“这是群不知孝悌的野人，非用宰畜生的手段对付他们不可！”

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了，明军的各种火器全部派上用场，势若雷电。凌霄寨守兵被炸得漫天飞舞，尸骨无存。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凌霄寨被攻陷，除了七十多人投降活下来，其余人全部死亡。

张居正得到捷报，急忙写信给曾省吾：“凌霄寨已破，我军占了他的大门，此乃天亡小丑之时。宜乘破竹之势，早收荡定之功。都掌蛮之前被高估得厉害，凌霄寨之破说明他们不过尔尔。”接着，张居正拿出战略家的姿态来，指点曾省吾，“攻险之道，必以奇胜，你现在可用一支敢死队，从间道以捣其虚。从前对都掌蛮的战役，指挥官都久久围困，这是愚蠢。我们是客场作战，军粮有限，若加以围困，实是自困。”

兵贵神速，曾省吾不是不知道，刘显是战场骄子，更是成竹在胸。二人遵照张居正的指示，用曾省吾的战略，稍作休整后就对都都寨发起进攻。都都寨寨主阿墨自闻听凌霄寨陷落后，一直心神不宁。自他出生以来，从未见到过凌霄寨的陷落。凌霄寨不仅是他们都掌蛮的一处根据地，还是精神圣地。凌霄寨一没，都掌蛮上下的心都碎了。

阿墨鼓动他的士兵们绝地反击，士兵们在绝境中迸发出惊天的意志和力量。曾省吾对都都寨势在必得，双方的战斗异常惨烈。阿墨是个喜欢打破常规的人，当曾省吾的部队停止进攻休整时，他率领全寨精锐，突然大开寨门，冲下山来，和政府军混战。勇气固然可嘉，但双拳难敌四手，很快，他们就淹没在十几万政府军的刀丛剑雨中。

都都寨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陷落，只剩下九丝寨在风中瑟瑟发抖。即便如此，可要想攻陷它，绝非易事。

刘显说：“张首辅要咱们神速进攻，我看先用火器轰它一阵子，然后让所有士兵攻寨，不怕拿不下来。”

曾省吾有清醒的认识：“我记得1465年那场战役，政府军就是硬攻，不但伤亡惨重，而且未动九丝寨分毫。张先生远在京师，对许多细节并不清楚，况且张先生也要咱们实事求是，不可全听他。你也看到九丝寨的险要了，连飞鸟都难以逾越，不如先围住，再说下一步。”

刘显讨厌围困，他当年在福建和倭寇作战，向来是猛冲猛打。他一向认为，最好的围困就是猛烈的进攻。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防御，也没有杀不死的敌人。曾省吾还在军帐里琢磨计划，刘显已带着他的亲兵，对九丝寨的大门发动了猛攻。

九丝寨这几天神情恍惚，本来想一直闭门不出，直到天荒地老。可当他们看到敌人大将只带了几十人向大门冲锋时，不禁怒火中烧。如果面对几十人都不敢出寨，那他们的脸面何存？

一声巨大的铜鼓声响，几百个如马戏团演员的高手从半开的大门冲了出来，双方混战到一起。刘显大显神威，抡着手中的狼牙棒，如抡一根棉签，打得都掌蛮魂飞天外。

“扯乎啊！”随着一声喊，侥幸活命的都掌蛮逃进寨里，大门重重地关上，任凭刘显骂破了嗓子，也没有一个人影闪出来。

九丝寨的都掌蛮们亲眼见到刘显的神力，咬着指头叫出声：“我的亲娘啊，这是人啊还是野兽。”

刘显虽然单独击杀了几十名敌人，可回到军帐里仍是气呼呼，尤其是他发现曾省吾正和几个都掌蛮首领喝茶时，已是七窍生烟。

曾省吾见他杀气腾腾，狼牙棒已变成血红，慌忙站起来向他介绍那几个人。这几个都掌蛮首领并非是都掌人，而是汉人。但他们和都掌蛮的关系非同一般，并且掌管着围绕九丝寨的数十个小寨。

其中一位汉人首领说，九丝寨靠蛮力肯定打不下来，当年二十万政府军，进攻了二十多天，都未见效果。原因就是，九丝寨里有一万余很能打的都掌人，并且围绕着他的数十个寨子源源不断地给他运输粮食和武器。打下九丝寨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它的补给线。

刘显明白了，曾省吾正在和九丝寨的补给线谈话呢。

曾省吾又对刘显说：“这些人都是帝国大大的良民，他们和九丝寨的领导人也能对上话。我们可以用他们去敌人内部采取攻心战，让他们成为惊弓之鸟，瓦解他们的斗志。”

刘显对阴谋阳谋毫无兴趣，只是问：“曾大人给句痛快话，什么时候发动进攻，我好赶紧布局。”

“急性子，”曾省吾哈哈笑道，“你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我让你痛快地打一场。”

刘显掰着手指头：“一、二、三，说定了！”

三天后，刘显提着狼牙棒兴冲冲地来找曾省吾：“我已布局完毕，可以打了吗？”

曾省吾无奈地点了点头。他的计划在三天时间内实行得很彻底，九丝寨中经过那几个汉人首领的攻心后，人心不宁。可曾省吾认为，此时进攻仍不是时候。但他已答应了刘显，如果不实践诺言，他非常担心刘显会把狼牙棒扫向他。

进攻一开始，政府军的势头相当猛烈，但九丝寨的险阻渐渐削弱了他们的斗志。一天后，刘显只能宣布停止进攻。士兵们拖着战友的尸体离开了九丝寨的各个寨门。

已进入九月，秋雨绵绵，浑身湿透的曾省吾视察军营，到处都是受伤的士兵，惨叫和呻吟遍布九丝寨下，士气低沉。

张居正的信来了，曾省吾面对张居正的问题，一筹莫展。胜利好像就在眼前，可正如眼睫毛一样，可感觉到，却不可及。1573年九月初八，曾省吾坐在潮湿的军营中，思虑着如何给张居正回信。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乌云如墨，沉重地压下来。就当他在唉声叹气时，突然有人闯入军营，狂喜地叫道：“咱的事成了！”

曾省吾惊问：“怎讲？”

来人是他和九丝寨汉人首领的联络员，浑身已湿透，衣服下摆滴着水。他抹了抹脸上的水，急迫地说道：“那几个汉人让我告诉你，明天是都掌蛮的‘赛神节’，他们决定杀牛宰猪，大肆庆祝这个传统节日。到时防守会松懈，我们正好趁机潜攀而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曾省吾谨慎地问：“确定吗？”

“非常确定。那些蛮人现在就开始宰杀畜生，并搬了好多酒出来，准备大喝一场呢。”

曾省吾兴奋地跳了起来：“节日快乐啊，感谢节日！”他在军营里转了几大圈，然后收起正准备给张居正写信的纸，“快，通知刘显将军。”

第二天，大雨继续。九丝寨的豪杰们认为这种天气敌人不可能发动进攻，又加上“赛神节”是他们神圣的节日，所以像从前一样喝酒庆祝，擂鼓跳舞，快活得忘记了寨外还有敌人。

刘显兵分五路，乘黑夜大雨攀上悬崖，到凌晨时，三万士兵全部进入寨子，看着眼前醉倒的都掌蛮，一路砍杀。

被惨叫声和刀兵声惊醒的都掌蛮，见政府军从天而降，早已失魂落魄，有的逃跑，却重心不稳，坠入悬崖，有的跪下投降，却被政府军活活砍死。

屠杀进行了一天，一万人只剩下一千人。曾省吾及时赶到，这一千俘虏才未被处决。九丝寨沦陷，都掌蛮的光辉岁月随着雨后天晴而永远退出人间。

捷报在1573年十月上旬抵达京城。张居正兴奋得手舞足蹈，连鞋跟掉了都没有发觉。他后来说：“听到捷报后，不禁心花怒放。四川百姓安枕，国家神气，借此一振。其他地方有造反之心者，闻听都掌蛮灭亡，必收敛不轨之心，踏踏实实做他的良民。这就是保身安民之道！”

灭之以靖华民

接下来的事就是善后工作。

对于都掌蛮的那群俘虏，张居正的主张是杀无赦。对于都掌这个民族，张居正的主张是“根株悉拔，种类不遗”，这是他对待叛乱的一贯措施。就在他的命令下，刘显带着扫荡部队对都掌蛮的地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灭绝政策。曾省吾说：“在这种思想的支持下，政府拓地四百余里。”

从此，都掌蛮作为一个声势浩大的民族和军事组织，永远地消亡了。张居正的斩尽杀绝政策，是否符合当时四川民心，众说纷纭。四川地区的大地主们双手赞成，因为都掌蛮控制了很多土地，都掌蛮一灭，这些土地就被政府卖掉，能买得起土地的恐怕只有那群大地主。

有些慈悲之士就强烈反对，那位被高拱搞掉的赵贞吉是代表人物。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退休后在老家颐养天年，曾省吾和刘显残酷的军事行动，他纵然未亲眼所见，也听到比别人更多的信息。他给张居正写信说，诸葛亮当年征讨孟获，是“欲生之以广舆宇”，而曾省吾和刘显征都掌是“欲灭之以靖华民”。他说，他并不反对灭都掌以靖华民，可途径不止有血腥屠杀一条，圣人不是出过一个叫“同化”的阴招吗？

张居正和赵贞吉的关系原本不好，但随着赵贞吉离开内阁回老家后，竟然奇迹般地好起来。二人还偶尔通信谈往昔岁月，谈人世无常。赵贞吉的疑惑很快就被张居正得知，张居正对人说，赵公这话从理论上来说是对的，可他不明白，“同化”需要时间，如今东南方面最缺的就是时间。正如灭大火，怎能用长流细水？非要兜头罩下一桶冷水不可。这桶冷水就是斩草除根。

话虽这样说，但张居正还是勉强同意了曾省吾在四川都掌蛮地盘实行文化育人的计划。曾省吾不负众望，先从改变风俗做起，要万幸活下来的都掌蛮几千人穿汉人服装，吃汉人的食物，学习汉人的文化。不过一年时间，四川境内再也不见都掌蛮的身影。

文化育人，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口号，真付诸实践，获取成果的过程异常缓慢，稍有疏忽就前功尽弃。对待敌人就该如狂风扫落叶一样，毫不留情。和他们谈仁义讲礼仪，纯是对牛弹琴。你浪费时间不说，牛还很不高兴。这就是张居正当时最诚心实意的想法。

对待叛乱，张居正残忍暴力，对待罪犯，同样如此。1573年秋，按惯例是秋后问斩，李太后却发慈悲说：“皇上才登基，大赦一回吧，以呼应上天好生之德。”

朱翊钧请教张居正的意见。

张居正沉思一会儿，说道：“春生秋杀，天道之常，皇上应该记得，自去年继位以来，大赦已不止一次。糟粕不去，反害精华；凶恶不去，反害善良。这不是天道。”

朱翊钧很为难：“这是母后的意思。”

张居正接口道：“皇上试想，那些杀了别人的罪犯，如果被赦，对受害人公平吗？慈圣太后信佛，佛主张不杀生，但佛教也有怒目金刚，正是惩罚罪人的意思。”

朱翊钧释怀：“张先生这话让我茅塞顿开，我这就去说服母后。”

李太后同意了张居正的见解，但心里却很纠结，因为她在佛像面前允诺要放生的。李太后不是政治家，或者说，她不是正在从事实际政治的人，所以她和那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公知一样，认为宽大是治国良策。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喜欢宽大，不喜欢流血。可喜欢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

张居正熟读古典，当然知道东周时期郑国宰相子产的一段治国箴言：“火的威焰，人人看到后害怕，所以被烧死的人不多；水性柔弱，人人都觉得可爱可近，但死在水里的人成千上万。所以宽大是在害人，而不是在救人。”

张居正主张刚猛治国，他曾对人说：“如果让我做刽子手，我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这也是成圣成佛之道。”当他回忆历史时，看到元末的大动乱，由衷地钦佩明朝开国时期，同样是帝王师的刘伯温[3]的论断：元亡于对叛乱、对官员的无限宽大，最后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种种历史教训让张居正的执政思路百折不挠：严刑峻法，才可天下太平。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人人平等。

可如果犯法的是特殊人物，比如李太后的亲爹、朱翊钧的姥爷，张居正该怎么办？

巧解难题

1574年正月元宵节前一天，怒风呼啸着穿堂入室，吹起内阁办公桌上的文件。张居正急忙按住，风过后，他呵了呵双手。这天真冷，不过一想到东南方面的叛乱被平定，张居正的心里就如升起火炉般温暖。

当他沉浸在自己非凡政绩中时，工部掌门人朱衡和户部掌门人王国光小跑着来了。两人有事，而且不是小事。张居正认真听完，不禁倒抽凉气，一种奇异的感觉袭上心头：1574年可真不是个好年头，才开始，老天就给他出了这么大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要从李太后的信仰说起。李太后信佛，所以常做功德。1573年秋，李太后征得张居正同意后，就从内库（皇帝的小金库）取银五万两，修建了河北涿州胡良河与巨马河二桥。第二年初，两座桥横空出世，负责督建的工部官员邹清明就把建桥的开支报到工部审核。

想不到工部审出问题：开支有七万八千两，而内库只拨银五万两，凭空多出了二万八千两白银。其实也就是说，这多出的二万八千两白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从外库（国库）明目张胆挪出来的。

事态如此重大，朱衡和王国光只好来报告张居正。张居正倒抽凉气，是因为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点，而且也只有他敢这样做。这个人就是朱翊钧的姥爷、李太后的亲爹李伟。

李伟祖坟冒的可不是几缕青烟，而是核爆炸的好运冲击波。他多年前带着女儿从乡下来到京城，命运的眷顾下，女儿被卖进朱载垕的王府，再在命运的眷顾下，女儿被朱载垕弄上床，又在命运的眷顾下，她生下朱翊钧。朱翊钧成为皇帝，她成了皇太后。李伟毫无悬念地女贵父荣，在朝中炙手可热。后来他又通过女儿的关系，到户部看管外库（国库）。这个职务虽不高，却是个肥差，因为他可以在进出钱财上动手脚，而不被人轻易察觉。

李伟的身份太让张居正尴尬，他可是皇帝的姥爷、李太后的亲爹，这两个人都是他的政治靠山，哪个都得罪不起，他的眉毛快皱到了一起。

王国光急忙为他排忧解难：“张阁老，有几句话不知当讲……”

“你讲！”张居正看定他。

“您整顿朝纲，肃清吏治，全靠考成法。皇太后是当今圣上之母，手握重权，考成法是标，那皇太后的支持就是本，标本之间，微妙权衡，我觉得应舍标取本。李伟之事，现在知道的人还少，我再叮嘱邹清明保守秘密，张阁老您权当不知，容后再行处置，岂不是两全之计？”

这是变通，高明政治家都擅长这招。正因为变通挑战了规则，所以有时能出奇制胜，而有时则会吃不了兜着走。

张居正本以为这件事会悄无声息地绝迹，让他惊骇的是，两天后的早朝，一大批言官纷纷上疏弹劾李伟，不但弹劾他此次私挪银两之事，还弹劾他贪污军饷，克扣军需。这都是事实，张居正又气又急。

“谁走漏了口风？”朱衡和王国光一进内阁，张居正就跳起来质问。

两人也是满脸的茫然，都摇头。张居正坐下去，陷入沉思。朱衡和王国光以为张居正在琢磨谁透露口风的事，想不到张居正一开口却是自言自语：“通变之功，亦在法度之上。”

朱、王二人莫名其妙，张居正恢复了平常的冷静，对二人说：“这件事既已闹到如此地步，谁透露出去已不重要。正如王大人所说，皇太后得罪不起，可不惩罚李伟，就对不起考成法，更对不起那些官员。”

朱衡脸色微变：“张阁老，三思啊，那可是您的权力源泉。”

张居正笑了：“朱大人，我刚才说‘通变之功，亦在法度之上’，你没听见吗？”

朱衡尴尬地一笑：“倒是听见了，但不明白。”

张居正站起来，意志坚决：“我去见皇上，稍后，你们就明白了。”

李太后和朱翊钧正满面愁容地受张居正的拜见。李太后长了一颗玲珑心，当然知道张居正来的目的，所以主动开口：“唉，我时刻注重名节，更做善事，想不到我那不争气的父亲，总给我丢脸。如今又有违法犯纪到这种程度，张先生，您说……”

下面的话肯定是要张居正来说，张居正于是说：“太后这话有些重了，本朝吏治废弛日久，人心浇漓，现在虽皇上英明图治，但长时间积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贪污索贿、中饱私囊是平常事，您父亲初入公门，被小人一蛊惑，难免有差池，也是情理之事，太后何必放在心上？”

这是段极具艺术的话语，它使李太后悬着的心放下一半。但张居正的严苛给李太后的印象太深了，她不太相信张居正也有对罪行如此通情达理之时，她再度发出试探：“张先生就不要为我父亲开脱了，他和内宫勾结，外库内库都成了他贪污的阵地，扰乱国事，罪不容恕。”

张居正不假思索地说道：“太后又言重了，您父亲看管国库，宫内宦官看管内库，本来就没有严格规定，双方不许交往。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李太后渐渐高兴起来，再发第三次试探：“弹劾我父亲的奏章上说，他克扣军饷，这应该是大罪吧？”

这要不是大罪，还有什么大罪！张居正咬牙道：“克扣军饷一事，臣已调查清楚，军饷从国库发出后，经过层层辗转，不断有人从中截留，所以到了军中减少是情理之事。您父亲可能克扣了一点点，但主要责任还是下面接手人员利欲熏心，言官们吠影吠声，都归罪于您父亲，实是过激之词。”

李太后脸色已恢复正常，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好像没有可说的了。张居正这个辩护人做得太出色，她这个指控方已黔驴技穷。

朱翊钧在一旁听着二人的你来我往，突然头脑浑浊，张居正应该是来问罪的，怎么倒成了李伟的辩护人？他不禁疑惑地问道：“依张先生的意思，外公就没有大错了？”

张居正看了一眼李太后，李太后凤眼流转，也瞅上了他。张居正觉得时机已到，缓缓说道：“皇上，您姥爷初入宫门，受人诱惑，才小有不规，这都是小错误，满朝文武，哪个没有？如果真较真，恐怕连微臣也有罪过。还希望皇上、太后不必为此事过虑。”

朱翊钧能不过虑吗？他小心翼翼地问：“张先生，那这件事是不是就过去了？”

张居正以攻为守：“皇上以为如何？”

朱翊钧“啊”了一声，他想不到张居正会反问他，急忙看向李太后。李太后也以攻为守：“皇儿，说说你的想法。”

这可难住了朱翊钧：惩罚吧，那可是他母亲的亲爹；不惩罚，看张居正的样子，好像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斗争了好久，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这事不能就这样完了吧？”

“皇上英明！”张居正俯首一叩。李太后吃了一惊。张居正继续说道：“这事不能就这样完了，我觉得应该订立国库登记出纳新规，更换人员，杜绝腐败行为，保证财政清楚。”

李太后松了一口气，但心里还是没有底：“张先生竭智尽忠，真是社稷之福。那么，李伟该如何处置？”

“太后一定要处置吗？”

李太后又惊了一下，想不到张居正老谋深算到如此境界，让她主动说出来，可话已说到这份上，她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一定要处置。”

张居正假装思考了一会儿，说道：“那好。请您将您父亲召进宫来，教训他两句，要他以后注意就是了。”

李太后惊喜，又半信半疑：“就这样？”

“就这样。”张居正又补充道，“但国库保管员的职务，还请太后向您父亲说明，恐是要换人。”

李太后欣喜道：“好，既然张先生为他求情，我这次就放过他。国库的事，您全权做主吧。我想，他也没脸再要这个职务了。”

从宫里出来，张居正的神经并未彻底放松，他还要对付那群言官。一天后，在他的帮助下，朱翊钧下了一道圣旨：“李伟无法胜任国库工作，削职。至于言官们指控他的违法行为，容日后慢慢侦查，钦此。”

言官们闭上了嘴巴，其实他们的弹劾书也无确凿证据，只是捕风捉影。李伟被拿下，他们已心满意足。实际上，他们只是想看看张居正该如何处理此事，给张居正设置了一道难题。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张居正轻而易举地就破解了这道难题，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李颐丢官

对付皇帝的家人，张居正虽不残酷，却也不失有罪必罚的决心，而对于自己的亲人，张居正做起来就远没那么变通、顺手了。

1574年，御史李颐巡抚广西，路过湖北江陵时，想到首辅张居正老家在此，就去拜会。李颐做官多年却两袖清风，而且鄙视官场潜规则，但巡抚广西这个差事可是张居正给的，所以去拜访他的家人也是情理之事。可他第一眼看到张府时，脸色瞬时就变了。

张府气派非凡，犹如皇宫。本地人都知道，张府原本是辽王府宅，辽王被废后，这座府邸就悄无声息地成了张府，张府在此基础上扩建，尤其是张居正成首辅后，张府一跃而成为江陵第一府。

李颐被请进客厅，客厅的摆设让他眼花缭乱，不知道张家来历的人还以为进了千年的黄金世家。李颐直嘀咕，张阁老在京城口口声声不收贿赂，那他这豪华府邸是怎么来的？

李颐的火气很容易喷发，想到这里，他就生起气来。气了半个时辰，仍不见有人出来，李颐七窍生烟。站起来要走，一个珠光宝气的老头趾高气扬地走出来，指着李颐：“你就是去巡视广西的李颐吧？”

李颐强忍住气，如果不是老头，他非上去一顿老拳不可：“正是在下，我是来看望张阁老父亲的。”

老头鼻孔朝天：“老夫就是。你来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李颐又把气压下去：“匆忙得很，只从京师带了点特产，放在外头呢。”

老头正是张文明，虽是读书人，但自从儿子成了内阁首辅后，暴发户心态炙热如火，对送礼的人从不拒绝，所以短时间内积累起财富，圣贤书也抛到脑后，如今眼里只有荣华富贵。

听李颐这么一说，张文明讥笑起来：“特产？我要那玩意儿干吗？只要我一句话，北京城有人会送几大车来。你拿到广西吃吧。”

李颐的愤怒火山终于爆发了，他跳起来，指着老汉张文明的鼻子臭骂，骂他把尊老的传统美德抛到九霄云外，骂他给张阁老丢人，给张家丢脸，给帝国官员们的家人树立了坏榜样。他说他要回京面奏皇上，把张老汉的无耻原原本本地报告给皇上，让皇上看看他最信赖的张居正的爹是什么货色！

张文明也来了脾气，他在张家列祖列宗面前发誓，要李颐马上丢官，滚回老家卖地瓜。李颐开始还不相信张文明的话，十几天后，正当他走进广西地界时，圣旨来了：李颐即刻回京，听从处分。

李颐遗憾地一笑，转身回了京城。他的处分是，调到偏僻小镇担任闲职。

李颐活了一大把年纪，有件事他不明白，凡是位高权重的人都或多或少“仙及鸡犬”。张居正自己都说：“老爹岁数大了，性格随意，家人也推波助澜，所以凭我的权势胡作非为，我也无可奈何。”

这就是中国定律，每个父母都望子成龙，然后借光。成了龙的儿子虽对父母的狐假虎威有微词，却极少阻拦。于是，一条定律油然而生：贪官的背后都有个如饥似渴的家庭！

其实自张居正成首辅后，不仅是他的老爹变了质，张家从上到下都变了味道。对于在北京的张家人，因为就在张居正眼皮子底下，他还能约束。但在湖北江陵，他则鞭长莫及。张家人大概本性都不坏，只是因为张居正做了首辅后，来溜须拍马的人太多，于是外界的种种诱惑遮蔽了他们的良知，所以他们变得坏起来。

他们都变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地球都会围着他们转。有些官员为了巴结张居正而无所得，就曲线救国跑到江陵，又见不到张文明，只能从张家其他人身上打主意。于是，张家人身价百倍。

有一件事可证明张家人的熏天气势。李颐丢官不久，有个人被南方官员抓获，从此人住处和身上搜出大量珠宝钱财。审讯官问他是如何获得这些珠宝的，他说：“我只是说我来自湖北江陵张家，就有无数人上蹿下跳地跑来给我送金钱，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张居正的修身功夫，是很不到家的。因为他不是道德圣人，所以他对家人的管理约束上，也未尽心尽力。或者是，他没有把心思放到这上面，他的全部身心都在拯救帝国上。

第四章 整顿驿递

李世达的上疏

1574年秋，大力支持张居正的佥都御史李世达巡抚山东。李世达有责任心，肯干事，对繁杂的公务处理得当，颇得张居正的心。抵达山东不久，李世达就发现一件别人认为很平常的怪事。他略加思考，就认定这事非同小可，再不解决，恐怕是帝国大患。

此事就是孔尚贤进京。孔尚贤可非池中之物，他是孔子货真价实的第六十四代孙。孔子是圣人，并被明帝国政府热烈认可和膜拜，被封为“衍圣公”，这是个世袭的爵位，所以孔尚贤借着祖宗的尸体之光也就成了“衍圣公”。

“衍圣公”毫无“圣”痕，自幼纨绔，不学无术，因为头上罩着“衍圣公”的帽子，所以对地方官和法度从不放在眼里，对族人更是刻薄寡恩，丢尽了他大祖宗孔子和列祖列宗的脸。

按历代祖制，衍圣公每年都要入京觐见皇上。这是传统，道德领袖和政治领袖的会晤，可以给臣民们传递一个信息：大家都要遵守道德和法律，共同维持社会和谐。

孔尚贤没有那么高尚的情怀，可他每年都会进京，而且乐此不疲。缘由在于，他进京一次就能赚取一次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会携带大批私货入京贩卖，在京城待上几个月，伟大的衍圣公就摇身一变成为富甲山东的土豪。

本来，孔家有“进京”传统，孔子当年向各个国家的京城跑，可他饿得死去活来也从没想过去人家京城做生意。孔子主张“重义轻利”，孔尚贤显然是背祖忘宗。不过，孔尚贤到京城做生意，政府并不干涉。每当秋天要进京时，山东政府还为孔尚贤开绿灯，给他提供各种方便。在这种种方便中，其中有一方便就是李世达密切关注的“驿递”。

明帝国建“驿递”，始于朱元璋时期，目的是递送使客、飞报军情及转运军需。这种制度很好，在长时期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厚熜时代，全国共设水马驿1259处，它保证了政务和军务的时效性，张居正的考成法能迅速生奇效，驿递功不可没。

遗憾的是，任何一种制度年深日久，必发生变质。驿递本来是为公务人员和政府允许的公务人员服务的，也就是说，驿递必须是为了公务。但很多人都占驿递的便宜。那位写下《徐霞客游记》的徐霞客就是免费使用驿递，才走了那么多地方。孔尚贤占的便宜就更大，从山东到北京，他的如山般货物的运输费通过驿递全部免费！

明帝国的驿递规定，凡是驿站沿途的百姓，都要义务为驿站服务。不但要出人，还要出车、出船、出马、出驴、出草料。整个明帝国的驿站沿途百姓怨声载道，尤其是秋天的山东到北京的驿站沿途百姓。李世达看在眼里，焦虑在心里。

一个秋天的午后，李世达去拜访新时代的圣人孔尚贤。孔尚贤很忙，所以李世达等了半天，圣人才乐颠颠地走了出来。二人寒暄过后，李世达直奔主题，指着孔府大院里忙得热火朝天的人说：“这些人好力气！”

孔尚贤哈哈一笑，拉起李世达的手，把他拉到门外，指着直插云霄的一堆货物说：“这是山东大葱，这玩意儿到北京后价格会翻五倍。”又指着一堆货物说，“这里是山东煎饼，卷根大葱，那叫一个香。”他把伸开的五指翻了两下，“能翻十倍。”说完又要拉李世达去看别的山东特产。

李世达挣脱他的手，不怀好意地问道：“算运费了吗？”

孔尚贤又是一笑：“用驿递，没有运费。”

李世达正色道：“这恐和制度不符吧。”

孔尚贤刚抽出一根葱，正找煎饼，一听李世达语气有异，马上去瞧，李世达一副黑脸包公的模样。“哈哈，李大人第一次来山东吧。孔家去京城，多少年了，一直用驿递，免费的。这就是制度。”

“胡扯！”李世达后脑都是气，“驿递可不是给你做生意用的！”

孔尚贤手里攥着根大葱，一时无所适从，突然就干笑起来：“李大人，你看我这里挺乱的，你改日再来，我这还着急上京去面圣呢。”

李世达愤愤然地离开新时代圣人的家，回到办公室就写了封奏疏，先谈设立驿递的最初目的，再谈驿递的原貌丧失，最后谈了孔尚贤不知羞耻地使用驿递造成的影响。

张居正举着李世达的奏疏对吕调阳说：“李世达真是有心人，驿递这事我早就注意到了，可惜没有人提。”

吕调阳有点尴尬。张居正马上发现了他的心思，转话题道：“这也不能怪其他官员，习惯成自然，驿递败坏到今天这种田地，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

吕调阳咳嗽了下问：“张阁老准备怎么办？”

张居正沉吟一会儿，把奏疏郑重地放到桌上：“就拿孔尚贤开刀，彻底整顿驿递！”

搞定冯保

对张居正来说，向孔尚贤开刀不难，孔尚贤虽被尊位“衍圣公”，但它没有世俗权力。况且他张居正也不是呆板的儒家圣人的奴仆，“衍圣公”在他眼里就是个普通的有血有肉的人。但要搞孔尚贤，必须要经过一个人的同意，这个人就是冯保。

孔尚贤和冯保的关系是利益联盟，孔尚贤把货物运到北京后，仓库就是冯保亲戚所开的镖局。当然，孔尚贤懂得规矩，保管费相当昂贵。这是冯保发财致富的一条路，所以惩治孔尚贤，就必然断了冯保其中一条财源，换作任何人都不会干。

自张居正执政以来，他和冯保的关系淡如水，两人也遵守当初谈好的规则。冯保在宫外无论干什么，只要不干预行政，张居正完全睁只眼闭只眼。按这条规则，张居正没有权力干预冯保，这就是麻烦的地方。

更麻烦的是，内宫冯保手下那群太监到各地办事，无论是国事还是私事，都使用驿递。要对孔尚贤开刀，就是对驿递开刀，就是对太监们开刀，就是对冯保开刀。

对冯保开刀，不能拿刀就捅，最好的办法是说服冯保主动递上刀来。张居正决定请冯保吃饭。冯保得到消息，笑吟吟地对心腹说：“张先生是无事不请客，看来，又有什么大事了。”

宴会进行到高潮，张居正抛出了问题：“冯公公对驿递有何看法？”

冯保一愣，伸出去夹菜的筷子停在半路，看着张居正：“张先生这话怎么说？”

张居正说：“驿递制度本来是帝国行政的一部分，祖宗哪里想到今天的驿递已成了某些人的私物，长此以往，民怨沸腾，肯定会出大事。”

冯保点了点头，猛然醒悟：“张先生今日这饭就是这事？”

张居正微笑不语。

冯保正色道：“张先生，你这就不对了。驿递属于国家政事，当初咱们有言在先，凡是国家政事，我不能干涉的。您今儿这是什么意思？”

张居正笑出声来：“冯公公误会了，驿递当然是国家政事。可镖局的生意就是您的私事了。”

冯保陷入云雾里，直愣着眼睛看张居正。张居正直说道：“孔尚贤每年进京的货物都放在您亲戚的镖局中，冯公公可知此事？”

冯保知道。

“我想借孔尚贤违规使用驿递一事，整顿驿递，那您亲戚镖局的生意可就受损了。”

冯保摇头苦笑：“张先生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原来是担心我。张先生太小看我了，别说是我亲戚，就是我本人，如果真和国家制度冲突，那也要秉公办理。”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张居正有点小感动。

冯保又说道：“张先生，做太监的也有好人。大家一提到太监就说是坏蛋，一方面太监里固然有害群之马，另一方面，那群读书人用笔当武器，抹黑我们。这个道理，我想张先生应该知道。”

张居正知道，他站起来，握起冯保的手：“整顿驿递，事关重大，有冯公公的支持，我张居正心里就有底了。还请冯公公回宫后，向您的属下说明这情况，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啊。”

冯保频频点头，笑得如花：“为皇上分忧，这是俺的分内之事，张先生尽管大刀阔斧地做！”

1575年六月二十六，张居正颁行了整顿驿递条例，大致有以下三条：官员非公务，不许使用驿递，纵然是公务，也要严格按品级的规定携带货物；驿递沿途地方官只需为公务人员准备最低保障的生活资料，不许借故扰民伤财；凡是官员丁忧、起复、升转、改调、到任等事项，都不准使用驿递。

这就是张居正驿递新规，他让百姓拍手称快，让政府官员们咬牙切齿。一些心理龌龊的官员扯着脖子叫嚣：“我就不信他张居正以后非公务不使用驿递，即使他不使用，难道他的家人也不使用？”

张居正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叫嚣，他的办法也是直观的：为政必贵身先。张居正是聪明的政治家，很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自己制定的法规，自己必须带头遵守，才能行之有效，否则，自立法规，自己破坏，不仅法规得不到执行，自己也会权威扫地。

一个政治家如果失去感召力，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

狼狈的孔圣人

驿递新规才出台，张居正就把三儿子张懋修叫到跟前说：“你收拾一下回老家给爷爷祝寿去吧。”

张懋修茫然，因为爷爷的寿辰还早得很。张居正直说道：“驿递新规刚颁布，我想让你做个政治表率，这次回家不许使用驿递，我给你雇辆牛车。”

这是个艰辛的旅程，从北京到湖北江陵，千山千水，路途遥远，坐牛车恐怕要走上几个月。但张懋修是个懂事的孩子，能站在父亲的角度考虑问题，于是欣然同意。

就这样，张懋修坐上一辆老态龙钟的牛车，悠悠上了路。不知是欣赏风景还是牛车的确慢，七月份从北京出发，八月末才到山东邹县。一进邹县，张懋修就看到了让他瞠目结舌的一幕。孔尚贤的货物在驿站堆积如山，远远看去，仿佛是孔圣人把泰山挪到了这里。

尚贤在驿站气得死去活来，因为驿站官员告诉他，政府出了新规，不允许闲杂人等使用驿递，圣人也不例外。

孔尚贤傲慢地说：“本圣人多年来一直使用你们这鸟驿递，我还记得几年前，你们都是我坚定的谄媚者，怎么突然翻脸无情！”

驿站官员将红头文件甩给他看：“圣人您瞧，这是新规定。”

孔尚贤嗤之以鼻：“少来了，就这玩意儿，嘉靖时期也有过，而且还是两次，隆庆时期也有过，到头来不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我看你们啊是缺银子了，来啊，每人赏一百两，两捆大葱。”

驿站官员板起脸来：“孔圣人休要胡闹，这是当朝首辅张大人亲自定下的规矩，我们哪里敢违背？你不知道考成法吗？你不要圣人的头衔，我们还想要头顶的乌纱帽呢。”

孔尚贤收起圣人高高在上的模样，堆起笑容：“各位长官，行个方便，下不为例。”

官员们把脑袋摇得如拨浪鼓：“不行。巡抚李大人做事最爱较真，连受刑人挨的板子数，他都当堂数着，这个方便给你行了，我们可就完蛋了。废话少说，圣人，要么你带两个随从去北京，沿途驿站好吃好喝，要么你原路返回，带着你的大葱和煎饼。”

孔尚贤大怒，重新恢复圣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要揍驿站官员。驿站官员好汉不吃眼前亏，急忙赔上笑脸，对孔尚贤说：“有事好说啊，别动手。”

张懋修在一旁看得清楚，跳下牛车，上前就给了那名官员一脚。那名官员向前扑倒，搞了个狗啃屎，站起来正要骂，张懋修已先发制人：“你敢违反驿递新规吗？”

官员站起来，整理了官服，气咻咻地质问：“你是哪儿来的鸟人，敢管大爷的事？”

张懋修报上姓名：“张懋修。”

“什么鸟人？”

“我爹是张居正。”

在场所有人闻风丧胆，那名官员腿不听使唤地跪了下去。孔尚贤听到“张居正”虽然哆嗦了一下，但毕竟血管里流淌着圣人的血液，又是吃大葱长大，胆气稍逝即回，可也只回来一点，所以他针对驿站官员：“你等着，本圣人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说完，调转马头，如一阵风般撤了。

他当然不会走远，因为他觉得只需要向北京写封信，他的货物就能和当初一样，不费一毛钱顺利进京。

张懋修也在写信，写给老爹张居正。张居正收到信后很欣慰，这是驿递新规以来圆满执行的一次。看完儿子张懋修的信，他又看了圣人孔尚贤写给皇上的信，纸上满是抱怨之气，厚颜无耻地指责驿站官员的无礼。孔圣人最后说，他圣人有大量，可不追究驿站官员对圣人的糟蹋，他只希望自己的大葱和煎饼快点进京，为京城百姓的饮食生活锦上添花。

张居正冷笑，提起笔来给孔尚贤写了封信。他由远及近，悠悠而谈：“当今国势日衰，民生日苦，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吏治因循，法无权威，遂使人人皆有侥幸贪贿之心，而朝廷达官和宗亲豪门以及一些所谓的圣人，不知为国分忧，率先垂范，却还居高自恃，不重德名，横行朝野之上，为害黎民百姓之间。我才华不多，但也是身当国重，辅年幼皇上，决心不顾毁誉得失，重振朝纲，仰赖贤明有德如您这样的人辅佐支持，而偶有藐视朝廷法度，屡教不改者，我也不敢以私意包庇。邹县驿站，我儿有做得过分之处，可能在您面前有失分寸，这是老夫管教不严。但我儿千里回乡，尚能驾牛车而省驿劳，以您德高望重，为何不改正从前作风，为民表率？”

孔尚贤一生读了许多书，这封信读得懂。正因读得懂，所以知道这是在劝导的后面加了不可侵犯的警告。此时，他感到一阵寒意，从尾骨慢慢爬上脊梁骨，背后已湿透。

他看着外面堆积如山的货物，从桌子上抓起一根大葱，狼吞虎咽下去，以稳定自己的惊慌。一个仆人跑进来报告他另外更不好的消息：以前允许咱们堆放货物的镖局翻脸无情啦。

孔尚贤气得双手颤抖，又去桌上抓了根大葱。咬牙切齿道：“今年就算了，我就不信这狗屁规矩能支撑到明年。”

明年的事，孔尚贤还未见到，政府的圣旨就来了：衍圣公每年都进京，太劳苦，所以以后每三年进京一次。这对孔尚贤而言，无异晴天霹雳。

晴天霹雳不仅在孔尚贤的头上响起，很多想要违反驿递新规的人，头上都炸起了霹雳。

侯东莱儿子案

驿递新规颁行不久，张居正就碰到难题，张居正碰到的难题都是大难题。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使用驿站，被一群言官弹劾。侯东莱的儿子算不了什么，可侯东莱却是封疆大吏，帝国西北部没有他，简直不堪设想。鞑靼的马不敢过明帝国边境半步，全是侯东莱的功劳。多年来，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侯东莱，凡是弹劾他的奏章都如同进了坟墓。

如果言官们弹劾侯东莱儿子的其他罪行，还不算难处理，可弹劾他违规使用驿站，就很不好办。因为驿递新规才颁布，倘若不治罪，驿递新规就成了废纸，张居正的权威会立即受到严厉的挑战。

张居正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李太后和朱翊钧却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未和张居正商议就下了圣旨：侯东莱之子下不为例。

北京城哗然。张居正分明感到排山倒海的压力扑面而来，早就有人等着看好戏。张居正不急不躁，叫来吕调阳商量，准备要皇帝重新下旨。吕调阳倒是同意张居正的意见，可如何处罚侯东莱之子？如果重了，侯东莱能干吗？如果轻了，那群看热闹的人能干吗？

张居正用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按律法办。”

吕调阳吐了吐舌头，如果按律法办，侯东莱之子可是要革去官荫的。

张居正斩钉截铁：“那就革去他的官荫！”

吕调阳默不作声了，张居正严肃地说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他老子是侯东莱，就对法律视而不见。如果我们真姑息了他，那么，曾被处罚的违反驿递新规的人怎么想？”

吕调阳沉思一会儿，说道：“张阁老，有些话我闷在肚子里好久，现在不得不说了。”

张居正看了他一眼：“你说就是！”

吕调阳虽声音不低，但时刻都在字斟句酌：“驿递新规颁布以来，很多官员都有怨气，因为使用驿递在他们心中就是该有的权利之一。”

张居正冷冷道：“权利？让他们去查祖宗之法，看看哪条规定非公务时使用驿递是官员的权利！”

吕调阳被打断，又重新组织思路，憋了半天才说道：“张阁老，自您执政以来，所行之法、所行之事，似乎有些严苛急迫。比如驿递这事，应稍缓稍柔些，要官员们慢慢适应，然后逐渐严格起来。凡事都有个适应过程嘛，正如从黑暗中突地走进光明，人的眼睛受不了啊。”

张居正明白这个道理，可时间是宝贵的，乱世用重典，重病用猛药，剥丝抽茧固然春风化雨，但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他没有理会吕调阳，直接去和朱翊钧讲，必须要重新对侯东莱的儿子处罚。朱翊钧为难地左顾右看，冯保在他身边，默不作声。

朱翊钧说：“圣旨已下，况且，侯东莱的儿子……”

张居正正色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朱翊钧无可奈何，点了点头。

几天后，圣旨重下：侯东莱之子违规使用驿递，革去官荫资格！

胆小的人都在等待侯东莱的发威，可等来的却是侯东莱的谢恩疏。侯东莱说：“我积极支持政府的所有制度，我的儿子不懂事，给我丢脸，也给帝国蒙羞，给张阁老出了难题。”

张居正迅速回信，对侯东莱的深明大义表示最虔敬的钦佩。同时委婉地说：“因此事发生在风头，所以不得不处理。不过请侯东莱放心，将来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必设法补救。”

这是一出张居正和侯东莱上演的双簧，整个政府都被这出戏所迷住，忘了一切！

但驿递这出戏，远未结束。侯东莱儿子事件不久，又出了赵悖事件。

赵悖是大理寺（最高法院）副院长，秋高气爽时，他到北京郊外野游。大概是兴趣盎然，忘记了世俗法度，就在昌平驿站吃了顿丰盛的午餐。昌平驿站官员似乎也忘了法度，不记得驿递新规。当赵悖吃饱喝足，正欲回城，昌平驿站官员才一拍脑门，失声道：“完蛋了，赵大人。”

赵悖打了个饱嗝，疑惑地看着刚才的酒友。昌平驿站官员发音震颤地说：“咱们违反了驿递新规。”

赵悖先是一愣，但在酒精辅佐下，豪气地一笑：“什么驿递新规，那玩意儿制定出来就是让人违反的。你放心，有事我担着。”

昌平驿站官员酒醒了一大半，脸色灰白：“赵大人，几天前的侯东莱之子案，您不是不知道吧，我看张首辅这回是玩真的啊。”

这是屁话，张居正自执政以来从来就没玩过假的。

赵悖强撑着已不堪一击的胆气，说：“你把心放在肚皮里，没事！”

回去的路上，赵悖鼓舞自己：没事，这件事知道的人少，张居正无论如何都不知道。

可进了北京城，他又想到另外一件事：这天下的事还有张居正不知道的？东厂、锦衣卫那些特务不都是为张居正效力？啊呀，完蛋也。

赵悖想的没错，第二天，他就被言官弹劾，指控他违反驿递新规。在懊丧悔恨中，赵悖被降职一级，五年的辛苦付之东流，重回原点。

如果和按察使汤卿相比，赵悖的运气已算是相当好。汤卿出京公干，可以使用驿递，但他要求驿站多给三匹马，以驮载他的仆人和酒食。驿站官员苦口婆心劝他，汤卿不理解别人的好心，反而当成驴肝肺。他坚持索要，最后他如愿以偿，但还未到公干地点，就被朝廷召回，连降三级。

正是张居正这种绝不姑息的明朗态度，让地方官员毫不畏惧地执法。

一次，张居正的家奴路过高邮，要求使用驿站。高邮州长吴显按驿递新规断然拒绝。张居正家奴暴跳如雷，闯入州衙大骂不已。吴显一脸平静，始终微笑着。

后来，张居正的家奴又把吴显骗到自己船上，抢走他的官印，吴显镇静地说：“我执行的是你家相爷的法令，你能把我怎样？”

这名家奴无可奈何，只好恭敬地送回官印，送吴显下船。张居正对这名家奴如何处置，史无记载。但另外一个家奴的下场可就很悲惨了，这名家奴外出办事，用了驿站一匹马，张居正知道后立即把仆人绑到锦衣卫治罪，杖刑一百遣回原籍。杖刑一百后非死即残，这名家奴之后的命运可想而知。

经过张居正雷厉风行、刚直不阿的一年治理，烂了一百多年的驿递制度恢复生机，秩序井然，仅这一项，就为中央政府节约了一百多万两银子。

但这只是站在帝国和张居正的立场说，倘若站在众多官员的立场上，驿递新规简直遗臭万年。张居正知道，太多的官员怨恨他，恨不得把他的皮活活剥下，挂在北京城墙上。

他毫不在意，自执政以来，他树立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观：为国除弊就不能担心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今不难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不管是否有人愿意为自己分忧，他都会大无畏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给朋友的信中，张居正自负地说：“大抵仆今所为，暂时虽若不便于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后，必有思我者！”果然，在他去世的三十年后，有人就开始追忆他的驿递新规，并呼唤重现人间。

保定事件

世间最美好的事，都是一张一弛。维护驿递新规也有变通的时候。张居正在该变通时就变通，绝不胶柱鼓瑟。比如他处理的张卤事件。

张卤是保定巡抚，对张居正的态度很积极。某次，张居正家人回老家，路过保定时，张卤热情地为张家人准备驿站，并写信给张居正，要张居正同意他人性化的建议。

张居正回信说：“我执政，是为朝廷行法律，怎敢不以身作则？”

这是工作上的话，他又用私情对张卤说：“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帮助我约束家人，如果发现家人违法，即行扣押，然后转告我。”

最后他正告张卤，千万不要满足张家人的非分要求，因为他的家人违法的影响和自己违法没有区别，不可轻视。

张卤先是沮丧，他本来是想拍张居正马屁，却没拍到。接着就是后怕，他能为张居正家人提供驿递，那在精明的张居正想来，他是否也为别人提供了违规驿递？

就在他魂不守舍时，张居正以政府名义发给他的信到了。张居正说：“保定是交通干线的要点，来往官员极多，这里可有违规之人？请张巡抚稽查！”

张卤不是“未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人，所以稽查的过程很痛苦。几天后，他呈递张居正稽查报告。张居正拍案大怒：“我不信只有这两个人！”

张卤见到张居正的责问，抹去头上的冷汗，一咬牙，把十几个违反驿递新规的人写进了稽查报告。这回轮到张居正冒冷汗了。

张居正想不到情况竟如此严重，倘若一下处置这么多人，必会引起保定官场的震动。他给张卤去信说：“你稽查的这十几人都有罪过，但如果大面积处置，恐怕会牵连太多人，所以还请你将此事隐瞒。当然并非不处理，我们应该杀鸡儆猴，找几个违反驿递新规最严重的惩处，以儆效尤。”

张卤头痛得很：张居正说得简单，找出几个人来，可找谁呢？总不成让这些人聚到一起抓阄吧。

在经过全方位考虑后，张卤把太仆寺和太原府的五个人重新放进稽查报告。张卤很聪明，太仆寺是中央机关，太原府则属于山西，他可以撇得很清。

稽查报告一上，张居正马上对太仆寺官员进行了处置，又准备处置太原府知府时，这名知府先得到消息，先上疏辩驳，说他在保定并非有意违例，因为山西巡抚派人护送他，一直到保定，保定方面看到护送人的人数违规，就以为他违规。他的意思是，若违规的话，也是山西巡抚违规，而不是他。

责任又落到山西巡抚身上，张居正的头也痛起来。倘若再惩处下去，山西巡抚肯定脱不了关系。为了这样一件事，让封疆大吏的山西巡抚受惩罚，实在不值当。山西巡抚和侯东莱案件还不一样，侯东莱并非本人犯法，而山西巡抚则是本人。

张居正权衡再三，给山西巡抚写了封信，严厉斥责。这对山西巡抚来说，自然是好事，因为斥责就意味着不会受责罚。

他借坡下驴，虔诚接受张居正的斥责，并表示以后绝不再犯。

这件事就悄无声息地解决了。

在张居正眼中，法律是为人服务的，它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随时可以变通执行。这是张居正和其他以法治国者的本质不同！

驿递之清暗，是明帝国政治之白黑的窗口。

很多人认为，张居正整顿驿递无非是为国家节省了点银子，其他效果似乎没有。

这种论调忽略了一个大事实：张居正死后，驿递制度恢复原貌，如脱缰野马把明帝国拉进深渊。当时有人对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提议裁撤驿站，可为时已晚。在裁撤的驿站中，有个驿卒失去工作，于是揭竿而起，最后灭掉明王朝，这个人叫李自成。可以说，驿递覆亡了明王朝。倘若张居正之后的人继续坚持驿递新规，明王朝可能也会灭亡，但绝不会灭于驿卒李自成手中。

第五章 用人之道

王希元的奏疏

1575年最后一个月，吏部尚书张瀚向朱翊钧递交了一份允准升职报告。请求被升官的人是浙江瑞安县主簿（县长秘书）汪玄寿。张瀚对他的考语是，才能出众，品德高尚，足以担当更重的责任，希望能升他为瑞安县县长。

朱翊钧看了这份报告后，眉头一皱，亲自批示了“不准”两个字。批示公布后，不怀好意的官员们马上如狗闻到屎似的嗅起来。吏科一个叫王希元的言官马上嗅到发迹气息，心急火燎地上了一道弹劾书。他弹劾汪玄寿向吏部行贿，又借题发挥、登堂入室说，汪玄寿只是个吏员，他们这种人大多品行不端，根本无资格担任县长。

王希元是个伶俐之徒，在吏科做官员已很多年，始终想攀上张瀚和张居正这条线。让他非常伤心的是，张居正似乎发现了他那可疑的品质，从来没给过他任何机会。他愤恨之余，始终在找机会射张瀚和张居正一暗箭，汪玄寿的升职报告被朱翊钧高高挂起，他认为这就是机会，所以才毫不犹豫地出了手。

王希元只是伪伶俐，其实他骨子里是个笨蛋。这道弹劾书如果放在张居正执政前，肯定一击命中。但在1575年时，这道弹劾书就是肉包子打狗——不但被吃掉，扔包子的人也不会全身而退。

其中缘由要从张居正的整顿吏治说起。

考成法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终极手腕，其实在考成法之前，张居正就已对吏治进行了全方位整肃。

明代开国时，公务员来源主要有三条途径：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为一途，吏员为一途。进士是通过中央考试的人，举人是通过省考试的人，贡生是由地方官推荐，经过翰林院考试而录取的人，吏员则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本来，这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给帝国各级机关输送人才。可天长日久，政府渐渐把举人、贡生、吏员贬低，只重视进士。

张居正清楚地记得，当初和高拱谈到帝国这种重资格问题时，高拱说，进士、举人的功名不过是国家网罗人才的工具，用这一工具将人才网罗进来后，还应该看他的实际政绩，绝不能根据功名等级来断定能力的高低和官职的大小。

的确，明帝国中期以后，非翰林不能升任大学士，而非进士出身的人则不能担任翰林。同样是中书舍人，同样是任职九年，同样是合格，进士出身者就可以升三级，而监生只能升一级。进士、举人出身的人到地方做官，就是一把手，而其他资格的人纵然尧舜附体，也只能做副手。

张居正早已清醒地意识到，用人重资格而不看实绩，排挤举人、贡生和吏员，会让有志者变得无志。所以他说：“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皆良吏。”

1573年，张居正就以朱翊钧的名义下过这样的命令：凡是推荐官员，只论贤良与否，不论是否进士出身。

王希元上弹劾书的半年前，在众进士出身私下谩骂声中，张居正迎难而上，又颁布举荐法令：凡官员有贤者，都应举荐，各地举荐官员要特别注意那些资格低下，但却有实际政绩的贡生和吏员。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纸普通政令，它引起的后果不亚于十级地震。有政绩的贡生和吏员们固然心花怒放，可那些进士却黯然神伤，甚至出离了愤怒。其实这道政令并未伤害他们，倘若他们真有政绩，和从前一样照样得到提拔。问题是，他们廉价的自尊受到伤害，他们为自己和那群举人、贡生、吏员站在同一高度而哭天抢地。

尤重要的是，按出身资格用人有利于官僚集团内部的稳定，因为出身资格的差别是一种最明显的差别。对许多高资格的官吏来说，大家都按资格和年资循序渐进，总有希望从小官熬到大官，所以大多数官员都接受这种方法。

可张居正却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用人制度会让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而形成死气沉沉的墓道似的稳定。张居正打破了这种制度，必然会引起大部分进士出身的人的憎恨，张居正和他的战友受到攻击在所难免。

王希元的弹劾书正是那些自命不凡、愤恨进士们的一个小突击。实际上，这两年来，吏部尚书张瀚在张居正的许可下，没少举荐出身低的官员。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指控呢？原因就在于，这一次，朱翊钧没有同意张瀚的举荐。

这也是张居正莫名其妙的地方。两天后，张居正来见朱翊钧，二人谈了一会儿，张居正就有意无意地问道：“皇上见到王希元的奏章了？”

朱翊钧若有所思：“见到了。”

张居正再问：“那您也一定见到了张瀚举荐汪玄寿的奏疏了吧。”

朱翊钧点头。

张居正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汪玄寿虽是吏员出身，但经过考成法，是很优秀的一个人。”

朱翊钧急忙说：“张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批张瀚的举荐书，并非因为这个。”

“哦？”张居正不满地发出一声，突然意识到这一态度不对，马上平和地问，“皇上发现了什么问题吗？”

朱翊钧拿出一道折子，说：“张先生，这是汪玄寿写给张瀚的折子。这应该是公文，可汪玄寿的行文格式不对，是以私人身份写的。”

张居正大吃一惊，想不到朱翊钧进步如此之快，居然连这么微小的细节都看出来了。他接过太监送上来的折子，果然，汪玄寿写给张瀚的这道政府公文，开头的称谓不对。

他惊异的同时是高兴，脸上露出欣赏的神色，夸赞朱翊钧：“皇上真是英明，汪玄寿的这道折子的确有违规之处。”

朱翊钧被他的张先生一夸，顿时兴奋起来，脸上泛着红光，继续卖弄起来：“我又看了王希元的弹劾书，发现也有问题。他说汪玄寿行贿吏部，可没有指出是谁，这是无中生有。”

张居正有点失态地叫起来：“皇上太英明了。”

朱翊钧在龙椅上晃动起来，掩饰不住内心的疯狂喜悦。但张居正马上又说：“皇上这样看问题是对的，但不全面。”

朱翊钧停住了晃动的屁股，有点失望：“哦？”

张居正稍一沉思，说道：“王希元是言官，指控别人是他的职责，但寻找证据是司法机关的事，和他无关。倘若他不是诬告，那司法机关必能找出证据来。遗憾的是，据我所知，他正如皇上所说，是无中生有。”朱翊钧展现出一种恍然大悟的模样。

张居正继续给他上课：“王希元指控的是一个部门，而不是个人。倘若他指名道姓指控就是张瀚收贿，那皇上就该立即下令司法机关调查张瀚。做臣子的向君主反映情况应该直截了当，不能藏头露尾。如果属实，自当依法处理；如不属实，也不至于冤枉好人。”朱翊钧连连点头。

张居正顺势询问：“那汪玄寿当县长的事？”

朱翊钧脱口而出：“准了。”

这个时候，张居正应该高喊“谢恩”，但他没有。朱翊钧觉得张先生还有话：“张先生还有什么话吗？”

张居正半是询问半是考朱翊钧似的问：“皇上觉得这件事就算完了吗？”

朱翊钧琢磨了一会儿，一拍大腿：“啊呀，对，还有王希元，他无中生有，应该惩处。来啊，传……”

“皇上且慢！”

朱翊钧生生把“旨”字憋回喉咙，疑惑地看着张居正。

“皇上，如果这样就惩处王希元，必有人说皇上不调查就擅自惩处言官。”

“那张先生的意思呢？”

张居正回答：“先让吏部尚书张瀚代表吏部向皇上辩明，然后再让王希元为他的无中生有付出代价。”

朱翊钧想了一会儿，连连点头：“张先生真是想得周到，就这样办吧。”

第二天，张瀚上疏辩明，说明了汪玄寿和他吏部清白无误。同一天，朱翊钧下旨，王希元无事生非，罚薪半年，调出京城。又是同一天，吏部发文，升汪玄寿为浙江瑞安知县。

不重资格重能力，破格用人，这就是张居正的用人之道，其实也是所有精明政治家的用人之道。

用人唯贤

张居正之所以改变用人制度，首先是资格低的人受到资格的限制，报国无门，灰心丧气，这会导致帝国人才的减少，另外一点就是，进士资格的官员自恃资格的庇护，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从而让官场乌烟瘴气。

当考成法进行得顺风顺水时，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被人查出有贪污行径，同时还未按时收缴赋税。案件审理期间，张居正和朱翊钧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朱翊钧问张居正：“该如何处置孙鸣凤？”

张居正由远及近地侃侃而谈：“臣刚执政时，国家百废待兴，问题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最先解决的应该是当务之急。在我看来，当务之急就是安抚民众。如何安抚民众呢？四个字，整肃吏治。官风不正，任何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皇上下诏免某地税粮，可某地官员竟照收不误，皇上要求地方官务实政，可有的官员置之不理，继续对上司拍马溜须，这种行为使上下不通。纵然皇帝和大臣有兴利除弊的方案，却找不到切实可靠的人去执行，所以我才开始在任用官吏上下大力气。如今已初现成效，但贪污之风仍会偶尔吹出。若要天下太平，须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须是官不要钱。”

朱翊钧点头赞同，但提出疑问说：“我看了此人的档案，发现他是进士出身，何其无耻到这种地步？”

张居正愤慨起来：“此人正仗恃自己是进士出身，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今后皇上用人，要考虑其实际能力和品德，不要拘泥于资格。如果被考察的人奉法守分，不肯要钱，就是异途下僚，也要提拔他；如果被考察的人贪赃枉法，不守官律，就是资格再高，也要罢黜。”

朱翊钧频频点头，不由自主地扭头去看一排屏风。那是共为十五扇的一座屏风，中间三扇是天下疆域图，左边六扇是文官职名，右边六扇是武官职名，名列其上者都是部以下知府以上的人，上面有他们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

这是张居正在执政初期特意为朱翊钧制造的、被称为“浮帖”的官员履历图：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

表面看，这是张居正让朱翊钧把用人大权攥在手里，实际上，所有的用人权力，朱翊钧必须和张居正商量。十五扇屏风不过是朱翊钧预备从政的见习课本罢了。

他扭头去看那些屏风时，张居正适时地向他灌输“用人唯贤，不重资格”的用人之道。朱翊钧认真地听着，张居正讲完，朱翊钧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起了汪玄寿，同样是县官，汪玄寿就比这个孙鸣凤好一百倍。”

张居正很满意地点头，说：“县官乃一县之长，又是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所以选人不可慎。如果有贡生、吏员非常适合，何必非要用进士、举人呢！”

张居正这样说，当然也这样做。1575年九月，山东方面上奏说，郯城和费县两处的知县出缺，现在正由东平州的同知杨果和判官赵蛟代理。杨果和赵蛟都精明强干，道德高尚，完全能胜任县长的职务，问题是，两人都是吏员出身，按从前的制度不能担任正职，因此请中央政府委派知县。

朱翊钧问张居正：“这二人能当知县吗？”

张居正把两人的考核成绩给朱翊钧看。朱翊钧看完后，试探性地问：“我认为他们可以当知县，是这样吗？”

张居正说：“皇上认为可以就可以，我说过，不拘资格，只重能力和品德。”

朱翊钧大喜，传旨：升杨果为郯城知县，升赵蛟为费县知县。

吏员出身的人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能力可能要远大于进士出身的人，他们在基层历练很多，接触现实问题更多，在被张居正提拔成知县的黄清就是典型的吏员出身的能人。他“才智四出，应变无穷”，在多地担任县令，被人誉为“天下第一等清官”和“天下第一等智官”。

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恩怨

王世贞，江苏太仓人，出身名门，本是魏晋南北朝“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琅琊王氏后裔，和张居正同一年中进士。王世贞智商极高，所以才华横溢，因为才华横溢和出身名门，所以恃才傲物。步入仕途后，对权贵从不正眼相看，千方百计把自己的角色塑造成文人首领，于是，他的仕途很波折。

他得罪过严世蕃，老爹也因此而惨死狱中。但是，他并非真的是看透名利之人。他昼思夜想要在政坛上站稳脚跟，飞黄腾达。遗憾的是，他个性张扬，目中无人，所以根本处理不好同上级的关系。非但处理不好上下级关系，而且有文人特具的酸劲，稍不如意就牢骚满腹，好像天地万物，连茅坑里的石头都欠他似的。张居正在翰林院做编修十年不升，但能沉住气，静心观望，终熬出个天地来。王世贞在郎官（皇帝顾问）上九年不动，每天都怨气冲天，牢骚满腹，搞得许多诗友一见到他张口，掉头就跑。

张居正当首辅前，王世贞和张居正的交往并不多，因为两人不属于一个世界。不过对王世贞动辄满腹牢骚的性格，张居正看在老同学的面上多次去信劝解。张居正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呀，喜欢意气用事，倘若真要做个文坛领袖也就罢了，文人就该有点性格嘛。问题是，你我都明白，你不是那种心甘情愿埋头书卷的人，你想要做一番事业。既然如此，就该遵循做事业的法则。这种法则就是，闭上嘴巴，韬光养晦，等待机会来敲门。”

王世贞一面骂着娘，一面回复张居正：“老同学啊，论才华，我比你强，论在京城中的名气，我比你不知高出多少。可你现在都成大学士了，我还在地方上当着人人不待见的芝麻小官。先不说我自己，说说我爹。我爹被严嵩陷害至死到现在已多年，几年前，徐阶当了首辅，我以为我爹昭雪的日子来了，可徐阶这厮不理我，后来我又给李春芳写信，那厮也不理我，现在高拱更不理我。你说这群废物都想什么呢！”

张居正取出信纸，无可奈何地笑。历届首辅都不理会王世贞是有原因的，因为任何大权在握的人，都不喜欢不搭理自己的人。他给王世贞回信道：“宝剑吴干、越钩，轻用必折；放进鞘里，其精乃全。”

王世贞哇呀怪叫：“有宝剑不用，和烧火棍有何区别！”

张居正再回信：“我会让你这柄宝剑有用武之地的，不过你现在就该把自己当成烧火棍。”

1573年，张居正已牢牢掌控大权，开始人事安排和部署，王世贞这根烧火棍自然也在他的安排之中。本年二月，王世贞被授予湖广按察使。张居正这样安排，用意精深。湖广是张居正的老家，把王世贞安排到这里，一是对他的考验，因为湖广离京城很远，王世贞并不熟，张居正可试探王世贞的反应；二是对他的信任，因为那可是他张居正的家乡啊。

遗憾的是，王世贞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不满，还写了首怨气弥漫的诗散发出去。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王世贞一直想任职翰林院，这正是典型文人的丑态：安逸的办公环境，说出去让人尊重的职业。

张居正得知了他的不满后，急忙去信安慰迟迟不肯动身的王世贞：“同学，我要你巡按湖广，是想让你主持湖广的乡试，这对你而言，不正是扬名立万的机会吗？而且巡按湖广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你不要满肚皮不平，请速速上路。你以后的路，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王世贞接到张居正的信，左思右想，一咬牙一跺脚：“拼一回吧。”上路了。虽然两脚一前一后地向湖广走，可心里却是走一步就是一句牢骚。他说：“我是真不愿意去那鬼地方，老天真是瞎了眼，制造了那样一个地方。连续十天，脚后跟都踢到屁股上了，我的命忒苦也。”

这是典型文人的“酸”，注定了他随后的坎坷。

王世贞抵达武昌后，湖广巡抚马上热烈欢迎他，并强调说：“张大人来信要我告诉你，乡试的试卷由你来出，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王世贞微微点头，然后就仰起脑袋看武昌的天空了。此时已是1573年的八月，武昌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但王世贞的心理世界却是黯淡无光。他借乡试策问的机会，用答卷向张居正表明了自己想去翰林院的意愿，同时也间接示意不乐为地方官的心态。

张居正对王世贞真是够意思，他又去信给老同学说：“你巡按湖广，只是积累资历而已，过不了多久，我就升你为京官。”

王世贞看了张居正的信，长吁短叹一会儿，马上问湖广方面的官员：“这里的文坛如何？”

人家回答他：“不如京师。”

王世贞撇了公务，说：“走，去文坛。”

他和湖广文坛的文人们吟诗作句才一个月，朱翊钧的圣旨到了，升他为广西右布政使（民政厅长）。他很不乐意，因为广西的文坛更凋零。他再给张居正写信说：“广西这地方兔子不拉屎，连识文断字的人都少，我在这里孤独得如站在华山之巅。”

五个月后，张居正履行承诺，任他为太仆寺卿（皇帝的后勤部长），又以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的身份巡抚郧阳（湖北安陆）。不到一年，王世贞从地方三品升为中央三品官，可以想见张居正对他的厚爱和期望。

张居正让他当郧阳巡抚，也是很动一番脑筋的。郧阳是个流民聚集地，常常发生平民叛乱。张居正让王世贞到这个地方当巡抚，是想训练他的从政能力，让他远离文坛，锻炼自己。而且，郧阳离张居正的老家江陵很近，张居正希望能从王世贞处得到一定的回报。至少王世贞应该让郧阳和江陵安宁，让他的家人安枕。

开始，王世贞对张居正是心存感激的。1575年张居正老娘过寿，王世贞用他在文坛的领导身份给张老太太作了寿序，把张居正感动的险些落泪。

王世贞在个人感情上很对得起张居正，可在政事上却让张居正失望透顶。王世贞巡抚郧阳不久，江陵发生了一件群体事件，起因是张居正丈量天下田亩。江陵知县李应辰严格执行张居正的政策，当公布江陵地区各户的田亩数后，一个叫许仕彦的府学生大敲县衙门前大鼓。许仕彦说他的田亩数被报多了，田亩数一多，就意味着交税多，所以他希望李应辰再丈量一回。

李应辰是个讲理的知县，而且许仕彦是府学生，不易得罪，就派人重新丈量，得到的数据和从前的一样。许仕彦不服，大闹公堂，李应辰就命人把他强行送回学校。许仕彦本来就不是善茬，第二天带了许多同学再来大闹公堂，而且四处贴大字报，声讨李应辰。

李应辰见许仕彦闹得太厉害，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报告了王世贞，并且提出辞呈。不久，王世贞又接到湖广按察使几乎同样的报告，他拍案而起，把闹事的几十个学生全部捕进大牢，并且革去了他们的生员身份。

看上去，这是件小事，可问题没那么简单。在这些闹事的人中，有个叫王化的首脑，他正是张居正的小舅子。张居正得知此事后，大为不快。他觉得王世贞就在他的家乡为官，竟然不照顾自己的亲属。而且这真的是一件小事，王世贞完全可以说服教育搞定，却耍起了官老爷的威风，大动干戈。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张居正不是什么圣人，自然也有这样的想法。他给王世贞写信，语气生硬，毫不客气。但他毕竟是政治家，所以直指王世贞处理问题的方式，简直蠢到家。王世贞气得险些发了疯，但没有疯，也没有给张居正回信。

可是，这个被同学凌辱的仇，他算是记下来了。

物不平则鸣，王世贞决定要狠狠鸣一下给张居正看。他并未忘记今天的一切都是拜张居正所赐，他也不是一时头脑发昏，他就是那种“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狭隘高傲之人。

不久后，湖广均州、襄阳大部分地区发生地震，王世贞在府衙扔了政务，以双脚离地的速度跑回寓所，关起门来，写了《地震疏》传送中央。

这上疏很有意思，王世贞开门见山地说：“我知识浅薄，不能辨析天下之微，又不懂得占卜之道。不过有人懂，而且把这些事都写在书里，所以我就‘掉书袋’说上几句。皇上啊，《周易》说，四月地震，五谷不熟，人们饿死。现在虽然是五月初，差不了几天，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五谷要不熟，人们要饿死。皇上啊，这是天兆，古书上有释厄的妙招，我说给您听。您应该‘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饬备，以阴谋险伏为虞’。”

“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饬备，以阴谋险伏为虞”这句话其实直指张居正专权，他说这就是祸国根源。张居正当时正大权独揽、大刀阔斧地改革，最希望的就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理解，最低限度，也应该得到亲手提拔重用的部下的支持和理解。想不到，王世贞这畜生会反对他。对于敌对势力，张居正从不容忍。

很快，王世贞从郧阳被调到南京大理寺任职。南京都是冷板凳，王世贞在郧阳咆哮起来，死皮赖脸不去南京。但传旨太监不阴不阳地提醒他：“去吧，那里文人多，正是您的安乐窝。您要是真不想去坐冷板凳，何必写什么狗屁《地震疏》呢！”

王世贞怪叫一声，恢复了文人的孤傲：“去就去，老子在南京也照样光芒四射！”

虽然这样说，王世贞还是如偏瘫一样收拾行囊。他在等张居正的信，希望张居正能对他去南京坐冷板凳给个说法。王世贞这人就有这样的优点，攻击完别人就忘得一干二净。张居正的信果然来了，很官腔：“通过这段时间对你在郧阳工作的考察，发现你是大才，郧阳这地方庙太小，容不下你，所以请你去大庙南京。我知道你想来更大的庙北京，可北京这座庙人满为患，你就先去南京吧，当作跳板，有时间跳到北京来。”

王世贞是聪明人，当然读懂了张居正的意思，“呸”了一口道：“心胸太窄，怎么就做到了首辅呢！这世道真是坏透了。”

他明知是自己的问题，但却无法接受。再给张居正写信，言辞很不友好：“我说老同学，你这是耍猴呢？把我捧上天，又重重摔在地，你这样做太不厚道了吧。他日我把你这种心胸用文章传到江湖上，传到后世，你如何面对天下苍生和后来人？”

张居正立即发现王世贞是个无赖，但暂时还不想理他。王世贞失望地到南京，一见到文坛兄弟，顿时活跃起来。正如他所说，老子在南京照样光芒四射。他以为就这样四射下去了，但他低估了张居正对待异己的态度：赶尽杀绝，痛打落水狗。

王世贞在南京还不到一个月，中央政府就送来了吏部的文件：王世贞“荐举涉滥”，夺俸终生。王世贞抱头痛骂，怨气冲天。他对文坛兄弟们宣称，他要写本嘉靖以来的历届首辅传，并咬牙切齿道：“我要好好写写张居正！”这本书后来流传下来，叫《嘉靖以来首辅传》，其中就有张居正传，里面说张居正吃壮阳药，每夜都要有女人。这种事，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概他在南京抱怨得太厉害了，五个月后，圣旨又来，这次是除了他的根：王世贞大节已亏，回籍养老！王世贞咆哮、诅咒、热泪盈眶、泣不成声，灰溜溜地离开了南京回太仓。

众人都认为张居正太狠了，只有王世贞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张居正也知道，并且为了让他不觉得冤屈，特意写信给他说：“为何落到这步田地，你应该有自知之明。我当初始终把你当成自己人，大力扶持你，想不到烂泥扶不上墙，你居然不顾恩情反咬我！谁都可以反对我，都可以攻击我，只有你王世贞不配！我把你赶回老家，其实也有疑虑。请别误会，不是你不该得到这样的下场，而是你是文坛最高枝，我得罪你就等于得罪了天下士子，你们手中有笔，桌上有纸，会把我写成‘蔽贤不用’的奸贼。但我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让你滚回老家，原因有两个：第一，我对你太失望太无奈了；第二，我宁用浊流也不用清流，在我看来，把文章写得再好却不能办事的人就是废物，而你们那些所谓的清流正是如此。”

王世贞“呸”地吐到张居正的信上，吼道：“放屁！你是只用对你俯首帖耳的人！你是用奴才，不用人才！”

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被权力所有者赶回老家后撕心裂肺的相同反应。其实在张居正眼中，说出这种话的人才是奴才，是他们自己性格的奴才。王世贞在张居正眼中是“清流”，这种人说的比做的多，知行永不合一。而张居正重用的人正是那些知行合一的“浊流”的人：想到就去做，并且能把事情做好！

在这点上，王世贞连海瑞的一根毛都不如。海瑞还能做点让少数百姓拍手称快的事，王世贞只能口无遮拦地胡说八道，用嘴巴指点江山，真让他做点事，他马上抓耳挠腮无计可施，或者是把事做砸。

然而这种人却总在青史上占据上位，这不得不让人深思。我们是铭记那些为天下苍生做出真事业的人，还是要那些靠根破笔写些“千古事”文章的人？所谓读史可以明智，恐怕真就未必了。

不多几年后，有人毫无眼力地荐举了正在江苏太仓写书的王世贞，张居正毫不客气地让推荐人死了心。在张居正有生之年，王世贞一直在家愤懑地写他的书。或许，张居正的心胸真太过狭窄，然而为了天下苍生，张居正有理由不让废物做官，这就是伟大政治家的使命！

超绝的识人、用人观

张居正深知一点，要做出对得起天下苍生的事业，必要掌握政策和干部。政策完善，干部健全，则稳操胜券，否则，一切都是虚妄。

他提拔张瀚做吏部尚书时，两人有过下面的一番对话，很能说明张居正的人才观。

张居正要张瀚每十日推荐一名得力干部，张瀚哭丧着脸说：“天下哪里有那么多人才啊？”

张居正正色道：“天生一世之才，足够一世之用。人才是因用人者的眼光而产生，更由用人者的器量而出。所以天下是否有人才，还在于你这个用人者的眼光和器量。人才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其行与能不同于庸众，若以看待庸众的方法来看待人才，就必然难得到人才。得不到人才，必然会用奴才，奴才多了，人才便越来越少。”

其实政治的好坏，不必全方位细究，只看用人。

张瀚问：“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呢？”

张居正回答：“人才是没有特定标准的，尤其是与出身无关。现在有了科举，众人就以为中科举的人是人才，非科举不能做官，其实这是最愚陋的浅见。我曾经说过，‘良吏不专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只要不是贪婪无度者，尽可随其才而用之。”

张瀚还是云里雾里：“请张大人明示。”

张居正回答：“第一等人才是这样的，他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却不必使用自己的学识。他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万个莽夫俯首，却不必使用自己的力量。随着事情的发展而应对，不会刻意为之；遵循着规律而前进，不会心存功利。这种人能在征兆未现时，及时处理掉危机；能在情况朦胧不明时，一眼看透本质并迅速解决。当他做了不世之功后，百姓居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还以为他每天只是坐在衙门里发呆呢。”

张瀚卖弄起来：“哎呀，这不就是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吗？”

张居正叹息道：“可惜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应该抓住第二种人才。这种人才智力超群，能精准解读国家政策，在狂澜既倒时可出奇力挽救，创造不可一世的政绩，为官一方，就造福一地，百姓顶礼膜拜。”

张瀚兴奋地叫道：“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其次，亲之誉之’。”

张居正说道：“其实这样的人才也并非完人。人有所长，就必有所短。用人者只有酌长短之所宜，才能正确用之。”

张瀚问道：“您喜欢用什么样的人才呢？”

张居正痛快地回答：“当然是笃实而重根本的人，那些大言不惭的人，绝不能用。那些知道羞耻、朝气蓬勃的人也是人才。有人被骂，气咻咻的，不可看作是度量小，这是有羞耻心的表现。”

张瀚若有所悟，再问：“如何去求才呢？”

张居正回答：“每个人求才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只就我的经验来谈吧。这几年来，无论中枢还是边关，也算是用人得当。我是如何发现这么多人才的呢？首先应该有个正确心态，求才不可有私心，一旦良知被私心蒙蔽，所求的才就必有问题。有的人才是在酒桌上得来的；有的人才，我只需看他的意态；而有的人才，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只是察了一下他的行事。所以很多人都说，张居正突然就提拔了一个人，这肯定是他的亲信或是老乡。实际上，我在背地里用了多少功夫，他们根本不知。我推荐了谁，升了谁的官，很不希望当事人知道，这就是公心；倘若我提拔一人就让其知道，这就有收揽人心之嫌，就是私心了。”

张瀚皱眉道：“如何用人呢？”

张居正回答：“嘉奖能力强的人，也同情能力差的人。”

张瀚又皱眉：“我怎么知道谁能力强，谁能力差呢？”

张居正回答：“试之以事，高下立分。试了之后就知道了其强弱昏明，可谓得人，但不一定能使其尽才。”

张瀚很困惑：“这又是为何？人才是客观存在的，如您所说，只要出于公心，人才就必会被用。”

张居正摇头道：“人事错综复杂，彼说长，此说短，很难有一致的看法。用人者免不了会有主观的好恶之见，也就是世俗所谓的偏见，就造成了人才没有客观标准。比如西汉的文帝刘恒和武帝刘彻，刘恒喜欢用老家伙，刘彻喜欢用年轻人，这就是偏见。有了偏见就会有疑心，有疑心就会被奸佞小人的言语所摇动。咱们帝国的开国帝王师刘伯温说的‘谗不自来，因疑而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用人者一定要控制情绪，减少偏见，任用人不敢有爱憎之私，任用之后不轻信别人对他的谗言。必须要做到‘廉而爱人’，才能得人。”

张瀚迷惑地重复了一遍：“廉而爱人，此话怎讲？”

张居正回答：“所谓廉，就是不要做卑鄙的事，还要有一颗高尚的公心。所谓爱人，并非是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而是有一种视人如己的恕心。能用人之长，恕人之短；用其刚正，恕其峭直；用其恢弘，恕其豪放；用其坚强，恕其拘执；用其明敏，恕其疏略；用其大节，恕其小疵。能够有这种恕心，就不愁得不到真人才！”

其实用人这门学问，众说纷纭。与张居正同是帝王师级别的刘伯温说，用人的前提是先为人才们创造一个清明的环境，正如磁石吸引铁一样。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则说，用人就要用那些肯自我约束的人，这个自我约束就是有勇气致良知。靠意志征服世界的天骄成吉思汗[4]则说，用人就是要用那些意志力顽强的人。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刘伯温、王阳明、成吉思汗，还是张居正，都靠善用人的艺术，博取了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天空。

智惩云南王

对违法乱纪的官员，张居正从不手软。因为他知道，制定法律就要执行，倘若有人违法未受到惩处，那他的政策、法律将是一纸空文，受人耻笑。

张居正不但对违法的普通官员施以正义之手，即使是功勋卓著、不可一世的封疆大吏，张居正也会把正义之剑放到他的脖子上。第八代黔国公沐朝弼就可以现身说法。

沐朝弼是明帝国开国名将、朱元璋的义子沐英的第八世孙。沐家世代镇守云南，是中央政府和百姓眼中的云南王。沐朝弼很能打，为中央政府稳定南方做出过卓越贡献，但此人的个人道德水准实在令人作呕。首先他是个不孝子，对母亲非打即骂；另外有乱伦之罪，奸污了嫂子，夺了兄弟的财产。更要命的是，他私藏叛贼，中央政府受到举报后，派人来查，他居然动用军队向特派员示威，还违反王爷守则，用调兵符擅自调动军队。

中央政府对他的忍耐已到极限，纷纷请求朱翊钧严厉惩处沐朝弼。朱翊钧听说家族中出了这么个混账玩意儿，大怒若狂，要张居正拟旨，取消沐朝弼的爵位，押到京城等候发落。

李太后看张居正不发一言，就知道这不是件容易办的事。她明知故问：“张先生，是否有为难之处？”

张居正沉吟半晌，却抛出另外一个话题：“我突然想到当年的朱宸濠。”

朱翊钧不知道朱宸濠是谁，去看冯保。冯保解说道：“朱宸濠是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时的宁王，是个叛贼。如果不是王阳明及时平叛，哎，真不好说呢。”

李太后轻轻“哦”了一声，她知道张居正不会没有理由地提朱宸濠，所以她想听下去。张居正得到了李太后的暗示，侃侃道：“朱宸濠造反，因为有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现在，沐朝弼也有。遗憾的是，朱宸濠造反时有王阳明，现在却没有。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大祸。”

朱翊钧急了：“那就不处置这个家伙了吗？”

张居正斩钉截铁：“当然要处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他是王爷，也不能因为他手里有军队，就姑息他。”

朱翊钧看了看母后，又看向张居正：“张先生，那就拟旨吧。”

张居正不发话，冯保提醒朱翊钧：“万一沐朝弼接到圣旨叛乱，怎么办？”

“呃！”朱翊钧没有想到，或者说他认为这不可能，“他敢造反？反了他啦！”

张居正说话了：“他当然敢，因为他是王爷，是皇族。政府派人去拿他，他可以说这是您朱家的事。这是个两难，纵然把沐朝弼拿下，该如何处置，是按您家族的规矩还是按法律？臣不知皇上怎么想。”

李太后心里不禁惊呼一声：“想不到张居正的为难却在这里，由此也看出张居正的老谋深算！”

的确，沐朝弼虽不姓朱，其祖宗却是朱元璋的义子，也算是半个朱家人，其违法犯纪可以看作是家事。多年来，王爷们犯错，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皇上如果英明，会按法律办事；倘若昏聩或者重了亲情，那就拖泥带水，最后不了了之。张居正担心的是，拿了沐朝弼后，万一其不受到应得的处分，他如何向政府交代。

李太后定了定神，正色道：“张先生尽管全心全意去做，我和皇上无条件地支持你。”

张居正抖擞精神道：“臣已想好了策略。沐朝弼虽然目无法纪，可他儿子却是有良知之人，懂得进退取舍之道。皇上先颁圣旨，将黔国公爵位授予沐朝弼之子，然后再逮捕沐朝弼。我相信，即使沐朝弼要造反，他儿子绝不会同意。如果沐朝弼真的大逆不道，那他儿子必会大义灭亲。”

李太后心里叫了声“好”。

张居正又说道：“不过押沐朝弼来北京，大可不必。沐朝弼手下将士众多，肯定有死士，来京路途遥远，我担心会有不测之变。不如押他到离云南相对近的南京软禁。”

李太后频频点头：“张先生算无遗策，真是我大明之福。”

朱翊钧站起来：“张先生，那就去办吧。”

张居正料得万无一失，沐朝弼的儿子一得圣旨，马上掌控云南军权，沐朝弼纵然想有所动作，手中已无军队。他只好在儿子和中央政府特派员的双重押送下，颓唐地离开云南，抵达南京。他将在这里度过孤独的余生，是他为挑战张居正所代表的大明帝国权威付出的昂贵代价。

不是每件事都这样顺手，越大的人物做事所遇到的障碍越多。

第六章 刘台事件

张进事件

1575年马上要来临时，张居正正在北京城内阁中踌躇满志，一场风暴已在遥远的南京酝酿开来。这场风暴的尖兵叫张进，是个太监。几个月前，他被冯保从北京调到南京，负责监督南京守备（军政一把手）申信。说是监督，其实是扯淡。张进和申信亲如兄弟，所以申信在权力范围内可以为所欲为。而为了回报张进，张进在南京也是趾高气扬。

春节前三天，张进在南京最高档的酒馆里喝酒。他酒量一向不好，但喜欢喝。一喝就多，一多就耍酒疯，人尽皆知。那天晚上，张进喝得里倒歪斜，在酒馆里耍起了酒疯。很不凑巧，隔壁包间里也有几个人在喝酒，听得隔壁大喊大叫，就推开了门。其中一个喝成猴屁股的人还没看清张进的模样，就被张进一脚踢了出来。

张进是何等人，冯保的得意下属，向来是嚣张跋扈，喜欢痛打落水狗的，所以就上前连踢带踹，把那人打了个半死。

第二天早上酒醒后，张进隐约记得昨天耍酒疯时，有人大喊一个人名“王颐”。想到这里，他不禁哆嗦了一下，慌忙叫来跟班，喷着满口的酒气问：“昨天咱们见到那个狗屁言官王颐了？”

跟班回答：“是的。”

张进紧张起来：“这鸟言官时刻找我麻烦，难道我昨天耍酒疯被他撞见了？”

跟班说：“岂止是看见，而且他还亲身经历了。”

“什么意思？他当时在干啥？”

“他当时在您威武的脚丫子下，哭爹喊娘。”

像一柄刺刀突然刺进张进的胸膛，他“哎哟”了一声：“难道我昨天耍酒疯揍的人正是王颐？”

跟班像是自己的学生答对了问题，兴奋说道：“公公太聪明啦！”

张进向后便倒，在众多跟班又是掐人中，又是泼凉水的帮助下，他才悠悠苏醒，扼腕道：“完蛋了，我闯下大祸了。”

众跟班说：“公公您在南京天下无敌，还怕他不成？”

张进“呸”了他们一口：“你们懂个屁，来南京之前，冯公公千叮咛万嘱咐，说张首辅正在和官员们作对，叫我万不可得罪那群官员，尤其是言官。否则，他们攻击冯公公，张首辅就大大的为难了。”

跟班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急忙为张进出谋划策，最后也没有拿出可行的办法，张进只好去找申信。

申信坐在办公桌后，哭丧着脸，一见张进来，跳起来指着张进的鼻子：“你闯下大祸了，南京的言官倾巢出动，都在弹劾你和我呢！”

张进先抖了一会儿，很为自己之前的表现羞愧。他站直了身子，昨夜的酒劲还未彻底过去，扯开嗓子：“我不怕他们，你也不要怕，有冯公公在。对了，揍人是我一人的事，他们为何要弹劾你？”

申信鼻子气得一歪一歪的：“他们说你和我穿一条裤子，只搞掉你不足以平民愤，还要拉我垫背！”

张进冷笑：“什么狗屁民愤，还不是他们这些官员的愤！”

申信如霜打的茄子：“你赶紧给冯公公写信求救啊。”

张进寻了个椅子，安稳地坐下去：“你慌什么，听天由命吧。”

张进的命很好，就因为他的大树是冯保。一大堆弹劾书从南京抵达北京后，内阁会议马上召开。吕调阳对太监向来无好感，坚持要从严处置张进。张居正一言不发。吕调阳偷偷观察了下张居正的脸色，立即意识到自己有原则性错误，急忙纠正：“张进大概有错，可那群言官也是添油加醋。”

张居正还是不发一言，吕调阳小心翼翼地问道：“皇上是什么意思？”

张居正继续沉默，许久才缓缓开口：“皇上把弹劾书交给咱们，可见这是件小事，我们自行处理就好。”

吕调阳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张居正像是对吕调阳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先放一放再说。”

他想放一放，可言官们绝不可能同意。北京的言官赵参鲁最先发难，指控张进和申信在南京的罪行，并请皇上严惩这两人，以泄全体官员之气。

张居正气得鼻子都歪了，因为赵参鲁是他的学生。

朱翊钧看着赵参鲁的弹劾书，问张居正：“此事该如何处理？”

张居正早就有了计划。他不能处罚张进，因为张进是冯保的人，处罚张进就是打狗不看主人。他执政以来的方略之一，就是拉拢冯保，让冯保走只属于他自己该走的那条路。

实话实说，冯保应该是太监中最有良知的。张居正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刚执政时，常常把某些地方出现的祥瑞以诗歌形式献给朱翊钧和李太后，朱翊钧和李太后很高兴。冯保却不高兴，他批评张居正：“你这样做不是蒙蔽皇上和李太后吗？这都是虚架子，有什么用？”

张居正当时万分惊骇，看着冯保那张白胖的脸，很想上去亲一下。从这点而言，他对冯保还有敬佩之意。执政这几年来，冯保异常严厉，把内廷管理得井井有条，居然有很多太监都憎恨冯保。冯保对他张居正的帮助是责无旁贷的，张居正执政后，冯保管辖的东厂其实已成了张居正的东厂，张居正要调查任何事，东厂都随叫随到。

有时候，张居正会想，不是自己的手腕有多厉害，而是目标冯保有良知。他如果遇到王振、刘瑾那样的太监，纵然手腕比天高，恐怕也束手无策。

所以，他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冯保，保护冯保，就是保护大明帝国。当朱翊钧问他如何解决张进事件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赵参鲁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应该将他贬出中央。”

站在朱翊钧身旁的冯保露出个不易察觉的微笑，李太后默不作声。

朱翊钧呆呆地看着赵参鲁的弹劾书，说：“那就依张先生的。”又问，“张进醉酒打人一事，可调查过？是否属实？”

张居正缓缓回道：“张进这厮酒品奇差是真，所以在南京很不受言官们的待见。但他和王颐早有私人恩怨，这只是个平常的治安案件，根本谈不上太监滥权。言官们虚张声势，上纲上线是他们的恶习，皇上不必在意这些小事。”

“治安案件。”李太后杏眼流转，“好，张先生看问题果然犀利。”

张居正谢了李太后，又不动声色地说了下面这段话：“当然，这件事也不能怪言官们上纲上线。从前，太监嚣张跋扈的事例不少，干预朝政也很多，言官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特别担心从前的噩梦卷土重来。要堵住他们的嘴其实再简单不过，只要冯公公严加管束下属，他们就没话说了。”

冯保紧张起来，脸色微变。张居正又及时地补充道：“当然，现在内廷在冯公公的管理下，安分守己，风平浪静，已得到官员们的认可，这都是冯公公的功劳。”

冯保长舒一口气，感激地偷看了张居正一眼。

赵参鲁第二天被贬为江西高安典史（县长助理），北京言官们大哗，一场暴风正在不可遏制地酝酿。

南京的流言

北京刑部言官郑岳、浙江道御史麻永吉联合上疏，不指控张居正而指控冯保包庇犯罪。冯保气急败坏。张居正用强力手腕将两人予以罚薪的处分。郑岳和麻永吉没说什么。可冯保不干了，他请张居正严厉惩处这两个嘴巴犯贱的官员。

张居正看着冯保愤怒的胖脸，高深莫测地说道：“再严厉点，恐怕不好收场。”

冯保一愣：“怎么不好收场？”

张居正平心静气，像是唠家常：“冯公公，我在皇上面前说的那些话，处处都在维护您，相信您也听出来了。但事实到底是什么样，您我心知肚明，南京言官也明白，张进更是明白。”

冯保皱起眉头：“张先生这话，我真是不懂啊。”

张居正笑了笑，沉吟一会儿说道：“张进岂止是酒品不好？您派他到南京，本是内廷公干，也是内廷多年来形成的制度。但据我所知，张进还有许多违法犯纪的行径。还是我在朝堂上说的那句话，要堵住言官的嘴，就什么都不要做。”

冯保没说话。张居正语重心长道：“冯公公，您本人的德才是没话说的。而且您的属下在您面前奉公守法，这也是皇上、太后和百官都见到的。可问题是，现在的人当着您面是一套，离开您到地方上去又是另一套。您这只老虎是慈悲的，那群狐狸却仗着您的权威为非作歹。您鞭长莫及，连知道都困难，何况管？”

冯保很感动：“张先生，领导不好当啊。”

“好当！”张居正趁势说道，“只要您严加管束，立下自己的规矩，别让太监干预政府事务，别轻易派太监出使，您这个领导可以垂衣而治，高枕无忧。”

冯保尴尬地笑了：“张先生在这里等着我呢。”

张居正也赔笑，敛容正色道：“我还是那句话，皇上年幼，国家全靠您我二人，倘若您我不能合作，那不是正给了那群官员攻击的机会？您好，我就好；我好，您也好。”

这最后一句话不禁让冯保胡思乱想起来。的确，张居正好，他就好，如果张居正不妙，他这个内廷就会风雨飘摇。两人是一根线上的蚂蚱，必须要通力合作，不能有一点嫌隙。

他同意了张居正的建议，重申当初对张居正的承诺：不但自己不干预朝政，也严格约束下属不和政府官员有来往。

张居正对冯保的保证是满意的，不过脸上的乌云并未消散，他知道，这件事还没完。

果然是不可能这样完的，南京城很快就流言四起。有流言说，张居正和冯保是一丘之貉，张居正经常给冯保送礼，张居正活得是特别窝囊的，自己特别喜欢的古董，只能忍痛给冯保，目的就是当初他的上台是拜冯保所赐，现在是报恩、又是拉拢。

更有一种流言莫名其妙，这种流言说，张居正和高拱关系密切，是高拱的忠诚走狗。高拱当年对皇上不敬，张居正也不会尊敬到哪里去，迟早会有冒犯圣颜的那天，这种人不宜留，不宜用。

对流言蜚语，张居正一向是等闲视之。可南京方面的流言太厉害了，已经传到北京。张居正无奈之下，只好放下架子，向南京都察院的长官写信辩解。他说：“张进酒后打人一事，只是治安案件，和内廷、外廷根本扯不上关系。这种小事，张进和被打的人完全可以私下调解。皇上处理那几名言官，也是依法办理，并无出格之处。言官见风就是雨，想引起皇上的注意，这本身就不配做言官。”

张居正还说：“我和冯公公之间并无深刻的私交，真有交集，也是为国家政务。至于我给他送礼，实在是胡说八道。我的俸禄有限，又拒绝收贿，昂贵的礼物从何而来？”

张居正的解释无济于事，流言纷纷，漂洋过海，简直要传到北极去。

流言固能杀人，但杀的人都是意志力薄弱的废物，流言杀不了张居正。隐藏着的反张居正力量认为还是该真刀实枪对付张居正。因为一个太监，张居正被推上了被攻击的擂台。

余懋学出招

余懋学是江西婺源人，脾气臭得一塌糊涂。只要遇见不平事，马上撸胳膊挽袖子就要上阵，嘴上也没有道德，所以获取了“快人快语”的名气。

张居正促成俺答汗封贡的1568年，余懋学中进士，在地方担任官职几年，把当地的官员全部得罪。在无数人的围攻下，余懋学被贬到南京户科做言官。

张进事件发生时，余懋学没有动静，大概是多年来快人快语的行为给他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他长了记性。可张进事件不了了之后，他耐不住冲动，终于秉性复兴，把一肚子不忿咆哮到纸上，传送中央政府。

余懋学攻击的不是张居正本人，而是考成法。他说，实行考成法后的确很有成效，大小臣工，精神奉职。可是，为政太严，法规太密，会让官民动辄得罪，谨小慎微，丧失生气。所以他以为，考成法固然提高了行政效率，却伤害了国家的“元气”。权衡之下，应该废除考成法，而用他的方法代替考成法。这种方法就是：要求官吏百姓守大节就是了，不必计较他们的微小过失。他认为，政令应该是忠厚的，不该如考成法那样严苛急躁。

余懋学的主张是古典儒家“宽简”主张，乍一看，好像还有阳明学的思想。它把希望寄托在官吏百姓的道德修养上，自动自发地去致良知，遵守法令。这样一来，外在的严密法规就成了摆设。可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人愿意自动自发去致良知。官员们违法乱纪，推诿塞责已成常态，仅仅靠道德说服教育无济于事，必须要有严格的督促和检查，否则，整个国家就会毁在这群王八蛋手里。

张居正也承认致良知的重要性，可在致良知之外，必须要有外在的约束。王阳明也是承认这点的，所以他才苦口婆心叮嘱弟子们，要严格遵守法律，因为那些法律都是在大多数人认可的前提下被制定出来的，制定这些法律的人本身就在致良知。

张居正看到这里，心里失笑道：“这是愚蠢书生之见。”

再接着往下看，他就笑不出来了。余懋学说：“当今天下，有太多人谄媚张居正和冯保。无论是边防有了胜仗，还是完成了国家工程，论功行赏时，六部长官总是把张居正、冯保列在首位，赞颂他们指挥有方，为他们请求奖赏。”

余懋学认为，内阁、司礼监作为内外最高机构自有贡献，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不能把所有功劳都往这两个部门的领导人脑袋上扣，弄不好会让他们得颈椎病。况且，长此以往，受吹捧者一旦习惯了阿谀奉承之词，就会骄傲起来，再也听不得逆耳之言。有识之士看不惯这种肉麻，会鄙视受吹捧者，那受吹捧者的威信终究会一落千丈。

张居正震怒，因为余懋学说的是事实，这几年来，他的确收获了无数的谄媚。他其实另有想法：集权于内阁，就要把内阁打造成不可侵犯的圣地，他是圣地的主人，必要收获权威和鲜花，这没有什么。

余懋学的结局可想而知：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余懋学掀起的风浪不大，更大的风浪在后面，这就是刘台事件。

刘台越权报捷

1575年冬，辽东暴雪狂风，如关羽砍人时的青龙偃月刀。总兵李成梁站在沈阳城上，眯起双眼，瑟瑟发抖地盯着西北高地上的敌人。

敌人是土蛮三大部之首的泰宁部首领绰哈。他本不该在沈阳城，几天前，这位套马的汉子领勇士二万人，从明帝国新筑的平南堡南下，李成梁得到情报后，命令一支偏师驰击。这支偏师配备现代化火器，绰哈慌忙躲闪，不知什么原因，就躲闪到了李成梁的大本营沈阳城下来。

绰哈是战场老手，懂得排兵布阵，一见沈阳城难以攻下，立即占据城外西北高地，想以逸待劳，顺便困住沈阳城。李成梁对这种小伎俩嗤之以鼻，推出城外十尊铜炮，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绰哈。

李成梁自被张居正弄到辽东后，屡立战功，军事才能固然是一方面，张居正竭尽全力支持他的那些火器也功不可没。特别是如巨兽般的铜炮，威力惊人，一炮过去，无论坚石硬铁，都成粉末，让草原人们闻风丧胆。

李成梁先派使者去劝降，绰哈把使者的人头送了回来。李成梁大怒，命令十尊大炮依此向西北高地开火。顷刻，那片高地便化成废墟。

对这种暴力拆迁行径，绰哈唯一能做的就是溃逃。他一逃，李成梁就大开城门，放出早已磨刀霍霍装备火器的轻骑兵追击。绰哈没命地逃，逃到一条河边时，他气急败坏地吼起来：“天亡我也！”

众人齐看，果然是天要亡他们：严寒之下，那条河居然未结冰！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忍受寒冷渡河，要么站在河边等着李成梁轻骑兵用火枪揍他们。最后他们选择第一条路，咬牙渡河。绰哈虽然渡过了河，但几乎成了冰棍，他的手下淹死在河里数以千计，被火枪穿膛的也以千计。

这就是绰哈之役，据李成梁说，他未损一兵一卒，杀敌千余人。这个捷报实在是把中国人的心都振奋碎了。辽东巡抚张学颜手舞足蹈地写报捷书，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特权。就当他在万分激动地写报捷书时，有人也在写，而且写的是同一个捷报。此人就是辽东巡按御史刘台。

刘台阁下写捷报的第一个字时，绝不会知道，他很快将在青史留下大名。刘台自走出老家四川巴县的穷山沟，在1571年高中进士后，就无时无刻不在渴望青史留名。他的运气也特别好，中进士那年，主考官是张居正。更让他运气蒸蒸的是，张居正执政后，他竟然被分配到张居正老家江陵做县令。

这是否为张居正的特意安排，已不得而知。总之，刘台在万人垂涎中去了江陵。一到江陵，刘台就使尽浑身解数，做张居正老爹张文明的坚定谄媚者。刘台嘴甜懂事，把张文明哄得神魂颠倒。

当然，他也不是全靠嘴，张文明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刘台就处心积虑为张文明贡献实惠。张家本来有超级豪宅，可张文明认为太拥挤，刘台急忙为张老爷子寻找宅基地。有一天，他花枝招展地跑进张老爷子家，神神秘秘地说：“老太爷，有个地方太棒了，能建个紫禁城。”

张文明眼睛放光，说：“什么地方？”

刘台指着城外说：“那片江滩地啊。”

江陵城外的那片江滩地形成于十几年前的长江改道。长江改道后，原来的河道就形成了肥沃的土地。按传统，这些江滩地都归国家所有。张文明可从未想过要拿国家的东西，他训斥刘台：“你这是扯淡！我真把房子建那上面，万一政府来要地，非强拆我的房屋不可！”

刘台胁肩谄笑了好大一会儿，说：“老太爷哟，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您想啊，这么多年政府都没有宣称那块土地是它的，也就是说，它是无主土地啊。”

张文明捋了捋稀疏的胡须说：“你看，你都说是无主土地，那就不是我的，我怎么去那上面建房？”

刘台笑得如同一朵绽放的向日葵：“这还不简单，您就瞧好吧。”

张文明当然垂涎那片土地，可他还是有些分寸，但听刘台如此信誓旦旦，不禁勾起他强烈的欲望。他要刘台说出计划，刘台卖起了关子，敷衍了几句，最后扭着腰离开，说：“我要给您个惊喜！”

惊喜在第二天就来了，一大早，张文明还在做美梦，就听得锣鼓喧天。仆人匆忙进来说：“刘县令来了。”

张文明跳起来：“这个小畜生一大早就打扰我的清梦，他来干甚？！”

仆人还未回话，刘台已在院子外扯着脖子喊起来：“老太爷，祖宗，我把您丢的东西找回来啦。”

张文明满面怒容地小跑出来。刘台一见，忙举起一张盖着大印的纸，扑通跪到地上，喊着：“老爷子，您丢的那片江滩地被我找回来啦。”

张文明莫名其妙，抢过刘台高举的那张纸，大致一看，心里乐开了花。原来，那张纸上写明了那片江滩地的所有人是张文明。刘台前一天急急跑回衙门，出了一道失物招领的榜，榜上说：“谁是那片江滩地的主人？赶紧来认领，逾期不候。”

刘台对张文明说：“真是众望所归，榜才贴出去，就有无数百姓来衙门喊叫，那块地是您的。”

张文明乐得五官挤到一块，急忙把刘台扶起，说了句：“小刘好。”刘台马上回答：“老太爷好！”张文明感激地拍着刘台的肩膀：“小刘辛苦了。”刘台扯起嗓子喊：“为老太爷服务！”

当张家更大的宅子在那片江滩地渐渐而起时，张文明问身边像狗一样的刘台：“小刘啊，你为我们张家做了不少事，我总想报答你呢。”

刘台一个趔趄，跪倒在地，声音哽咽：“您这话说的，为您服务是我刘台娘胎里带来的义务。张阁老可是我恩师，咱张家的事，我义不容辞！”

张文明就喜欢刘台这种赤裸裸的谄媚，他给张居正写信道：“刘台这孩子真不错！”

很快，刘台就被调回中央政府当了御史。很多人认为，张居正就是凭老爹的这句话提拔了刘台，那可真是小看了张居正。刘台这人不但是谄媚高手，而且的确精明能干，张居正是在遵循考成法的前提下，才提拔的刘台。

刘台做了御史后，除了不露痕迹地拍张居正马屁外，更加努力工作。他以御史身份到处巡视，成绩出色，博取了张居正的欢心。张居正把他当成自己最好的学生，刘台也在心中把张居正当成他最贵的贵人。

大概是被张居正赞赏有加，因而非常得意，忘了做事的分寸，所以当李成梁打败绰哈后，他在辽东迫不及待地给中央政府写了捷报书。

张居正先得到刘台的捷报奏章，看了几眼，心花怒放，看完之后就拍案而起，怒道：“刘台这浑小子好大胆，居然敢越权行事！”

张居正这话必须注解一下。巡按是监督地方行政官员的，它绝不允许过问军事，而巡抚恰好相反，只能过问军事。张居正所以怒，是因为和军事有关的捷报书应该由巡抚张学颜来写，而不是巡按刘台。

张居正发了一通火后，立即去信训斥刘台。似乎说得不太客气，刘台多年来一直被人捧着，已养成了强烈的自尊心，一看到张居正臭骂自己的信，哇呀号叫起来。

其实也怪不得刘台号叫，1575年的张居正已变得刻薄冷酷，对任何人都端着唯我独尊的架子，非但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对别人的小错误更是丝毫不能容忍。所以他骂刘台的话肯定很难听，而且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另外一点，刘台就没认为自己越权。他琢磨不明白，张学颜是御史，他也是御史，为什么张学颜就有资格上捷报书，而他就得把嘴巴闭起来？

在滴水成冰的辽东，刘台把张居正的信揉成团，摔到地上，狠狠地踩，踩了一万脚。最后，他坐到桌子前，给张居正回了封信。

这封信的开头是强硬而无理的，写到一半，他情绪稳定下来，回头一看，不禁冷汗直冒。如果这封信真的寄出去，脑袋可就要和脖子说再见了。他撕得粉碎，重新写了一封，这封信的措辞和语调是平和的。他想请张居正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这个巡按御史就不能写捷报书？

张居正一看到刘台的信，暴跳如雷，恨不得立刻把刘台从辽东拉回来扔进监狱。但当他心情平复后，冷静地给刘台写了回信。他先说了制度对巡按和巡抚的责权规定，然后说：“你写捷报书表面看没有干涉到军队指挥官的事务，可这种事就怕天长日久。今天捷报书归你管，明天调动兵马又归你管，后天呢，也许你就指挥战役了。御史的职责是看和说，而不是做。”

这封信才写出去，张居正越想越气，刘台是他重点培养的学生，想不到在这种事上疏忽大意，还装成无辜的样子，必须要给他点惩戒，否则将来成不了气候。想到这点，他就跑去找皇帝朱翊钧，要朱翊钧下旨训斥刘台。这是个非同小可的惩罚，被皇帝训斥，那比被人脱光衣服扔到大街上还难堪！

刘台在心里种上了必将发芽的刻骨仇恨张居正的种子，而且他不是那种能忍辱负重十年报仇的人，他的人生观就是：“我不记仇，因为有仇的话，我很快就会报！”

傅应祯先出手

刘台根本没来得及向张居正报仇，有一人已跑到他前面，对张居正发出他所谓的正义之箭。此人叫傅应祯，江西人，和刘台是同年，当然也就是张居正的学生。傅应祯有头脑，办事干练，很快被升为御史。他同时也有颗菩萨心肠，对和自己友善的同僚永远和颜悦色，并肯出手相帮。

张居正推出考成法后，一批批不合格的官员被赶出官场。傅应祯眼见同仁纷纷落马，整日以泪洗面，每当他想起张老师时，眼前就是一黑山老妖的模样。他决心担当起拯救苍生的重任，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心态，给朱翊钧上了一道奏疏。他说：“张居正的考成法执事太严，时政苛猛，官不聊生。”他还说，“张居正就是说出‘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王安石变法，北宋很快灭亡；张居正出考成法，我大明帝国要走北宋的老路了！”

傅应祯上完这道奏疏，就悲情地站在宫门外，跳着脚驱赶严寒，等着受处置。想不到，太监特意出来对他说：“赶紧回家过年去吧，皇上和张阁老都懒得理你。”

傅应祯没有做成烈士，顿时如遭了瘟一样。第二天就听说张居正看了他的奏疏后，嗤之以鼻，并且恶毒地评价他的奏疏为“老儒臭腐之迂谈”。

傅应祯气得眼含热泪，哆嗦着手铺开纸，决心让张居正尝尝他这个“老儒臭腐”的威力。攻击张居正本人，这不是傅应祯的作风，在他的道德观念中，搞个人攻击是下三烂，君子不为，他要攻击的还是张居正的考成法。第一次攻击张居正考成法，他是说官不聊生。后来一想，让官员痛不欲生正是张居正乐不可支的。这一次攻击，傅应祯换了个说法，他把官不聊生改成了民不聊生：被考成法逼迫的地方官员追缴欠税，把百姓逼得死去活来，长久下去，江山不稳，社稷不保。

张居正这回是真怒了：“傅应祯果然老儒臭腐！欠税者都是地主豪强，他哪只眼睛看到普通百姓死去活来了？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天下苍生，他竟然说我误了苍生，真是满嘴喷粪！”

1576年春节，傅应祯终于做成言官们心目中的英雄：发配边疆充军。这还不算完，张居正又放出话去：“傅应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必有个小团伙。我要把这个小团伙揪出来，严惩不贷！”

朝臣惶惑，有人已准备举报别人，以保住自己。还有人比这种人还快，正走在通往张居正家的路上。刘台坐在北京城中他的寓所里，怒目圆睁，恨不得把窗外的雪花活活盯死。不熟悉刘台的人以为他在愤怒，其实他在害怕。他每次害怕时都是愤怒的模样，而愤怒时却是一副弥勒佛模样。

几天前，他从辽东回北京，以前出差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张居正，然后才去述职。可这次，他述职完毕，就跑回家窝了起来。听说傅应祯指控张居正，他看了会儿热闹，然后摇了摇头说：“腐儒之言，成不了气候。”果然，傅应祯被拿下。正当他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先见之明时，张居正突然放出了那段话，刘台就恐惧起来。

其实，刘台不是傅应祯团伙的人，可他和傅应祯是同年，以前又走得很近。刘台本来就揣了颗要对张居正复仇的心，张居正这一发话，他做贼心虚，马上想到：这会不会是张居正想搞他？

这种思路一发散出去，他有了“疑邻盗斧”的心，处处发现张居正就是准备搞他。刘台越想越害怕，突然狂吼一声，冲到桌前，提起笔来，咬牙切齿道：“先下手为强！姓张的，别怪我心狠，老子我要一击命中，把你搞掉，一炮而红！”

刘台的指控

元宵节那天夜里，京城火树银花，热闹异常。张居正在自家的院里仰头看满天的烟花，心满意足地笑了。执政近四年，国库渐盈，百姓歌舞升平，没有比这个更能让他开心的了。漫天的烟花渐渐隐没，他突然感觉很累，想去休息，又想到还有很多公务要处理，于是打起精神走进书房，批阅起文件。

不知什么时候，他恍恍惚惚地进入梦境。这是个可怕的梦境，他孤独地走在悬崖边，前面一头狼，后面一只猛虎，都准备吃掉他。他跑不起来，如陷在泥潭中，正当老虎和饿狼张开大口同时扑向他时，他大叫一声惊醒。

雪花拍打着窗纸，发出脆响，门外是片清平世界。去内阁的路上，张居正思想着那个梦，直到坐进首辅的椅子上，他还有些茫然若失。

恍惚中，他听到一声刺耳的咳嗽。他从心不在焉的状态中醒转，眼前出现了一张神色凝重的脸——吕调阳！

张居正很纳闷，自他和吕调阳相熟以来，从未见过吕调阳这种脸色。

“怎么了？”他问。

“您还不知？”吕调阳反问。

“到底什么事？”张居正加重语气。

吕调阳不再说话，把手上的一道折子送到他手里。

“这是什么？”

“刘台弹劾你的奏疏。”

“什么？！”张居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刘台？！”

“对！”吕调阳不紧不慢地回道，“您的学生御史刘台。”

张居正直勾勾地看着吕调阳，好像吕调阳刚从棺材里跳出来一样。很久，他才把眼光投向手上的折子，翻到最后打开，署名是：刘台。

张居正的手不易察觉地哆嗦了一下，嘴唇颤着，看着吕调阳，像是发现了恐怖外星人一样：“真是他！”

吕调阳眨了眨眼，点了点头。

张居正呻吟了一声，用一只手扶住椅子的扶手，开始喘息。吕调阳慌忙站起来，要去扶他。张居正猛地伸出大手示意他：“不必！”

窗外的雪猛地大起来，内阁中的空气停滞不流。许久，张居正在椅子上重新坐正了，但胸口仍在起伏：“我倒要看看他说了什么！”

刘台说了很多，只为一个思想服务：张居正该死。

第一段就迅速进入高潮：“臣听说进言者都希望陛下做尧舜之君，可从没听说有人劝宰辅当舜时的名臣皋陶、夔。为什么呢？因为陛下有纳谏之明，而宰辅没有容言之量也。”

张居正气得怪叫一声：“孽畜！孽畜！”

一面骂一面接着看：“当初本朝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鉴于前代的失误，不设丞相，朝廷政务由部院负责，做到各种势力互相平衡，职责也一清二楚。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开始设内阁，参预机务。当时，内阁大学士的官阶并不高，没有擅权专断的问题。二百年来，纵然有擅作威福的大学士，也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宰相之名而不敢自居，因为有祖宗之法在。可现在的首席大学士张居正俨然以宰相自居，自高拱被逐，擅作威福已有三四年了，谏言每当因事论及，他就说：‘我遵守祖宗法度！’臣请陛下以祖宗之法正之，取消他的宰相特权！”

张居正冷笑数声，骂道：“迂腐寡陋至极，他应该再回学堂好好读书！”他看了一眼吕调阳，以自我辩护的口吻说道，“太祖杀宰相胡惟庸废宰相的两个月后，就任命老臣王本等四人为辅官。这四人的职责是‘协赞政事，均调四时’，两年后，太祖又仿照两宋政制，设置大学士四人，他们的职责是‘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成祖特意设置内阁，招揽大学士入阁办事，并对大学士们说：‘你们的建议不在六部尚书下，所以要知无不言。’这足以说明，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实，已有宰相之权。二百余年来，哪一届大学士不是如此？在既成事实面前，他刘台难道是瞎子吗？”

吕调阳不置可否。事实上，明朝的大学士还真不是宰相。宰相有发布政策的权力，内阁大学士没有。但正如张居正所说，由于大学士靠近皇上，虽无法律地位，却有黑市地位，这已成了整个帝国的共识，刘台简直就是在胡闹。

张居正似乎没想让吕调阳说话的意思，敲打着刘台的奏疏说：“他说我‘俨然以宰相自居’，有什么证据吗？空洞无物，穷嚼蛆！”

吕调阳终于说了句话：“张阁老，刘台这厮胡说八道，您别生气。下面的话，你就别看了，没有意义。”

这时，门被轻轻推开，一个风流洒脱的人走进来。张居正不必抬眼，就知道是入阁不到半年的张四维。张四维办事干练，而且对任何事都胸有成竹，很得张居正的欢心。

他一进来，张居正就看着奏疏笑了：“正说到你，你就到了。”

张四维莫名其妙，吕调阳指着张居正手中的奏疏说：“刘台弹劾张阁老的奏疏。”

张四维失声叫起来：“什么？张阁老的学生刘台？！”

张居正不管张四维的大惊小怪，念出声来：“祖宗之朝，凡是提拔内阁阁臣，六部长官，无不用廷推之法。现在张居正私自荐用张四维，张四维在翰林院被弹劾批评已是家常便饭，他到翰林院时，也没有经过庶吉士的实习期。张四维的为人，张居正已谙熟于心，既然知道又不顾舆论任用他，正是因为张四维善于机权，工于心计，多有后台支持。居正自思年老，旦暮不测，任用张四维，无非是想为身后有个托付而已。”

读到这里，张居正停了下来，一双锐利的眼睛盯住张四维：“他说你善于机权，工于心计。”

张四维早已满头大汗，嗫嚅着：“刘台这张臭嘴，我对阁老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张居正打断他，继续读下去：“张居正又私自荐用张瀚，张瀚生平没有丝毫善迹，担任陕西巡抚期间，贪名远播，现在成了吏部尚书，对居正唯唯诺诺，如同走狗，每当官缺，必请命于居正……”

“哈哈！”张居正居然开心地一笑，看了吕调阳和张四维一眼说：“张公若听到这话，不知作何感想！”吕、张二人尴尬地笑着。

张居正指点着奏疏说：“刘台这是说我用人不当，表面看是骂张瀚和你张四维，其实在骂我。”又看向奏疏，快速扫了下面一段，说，“他终于攻击考成法了，你们听：居正用考成法，独揽人事权和检察权，整个政府官员都被他牢牢掌控，连言官们也要拱手听令，祖宗之朝何曾有过？”

张四维勇敢地发言：“考成法已被众多官员认可，刘台这是逆水行舟。”

张居正摇头笑道：“你以为他们不知考成法会让政府效率提高？他们这是对人不对事，只要他们看你顺眼，你就算是圣贤，也会被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他们长了一张嘴，真是人间不幸事。”

“居正摧残言官，仇恨正士，祖宗之朝有过这样的人吗？”张居正读到这里，不禁冷笑，“他这是要为那群迂腐之徒和穷嚼蛆的人鸣不平呢。”

张四维见张居正神经慢慢松弛，所以说起了俏皮话：“张阁老，他一弹劾你擅作威福，二弹劾你滥用人，三弹劾你考成法，还有第四、第五吗？”

“有啊，你听着。更为讨宠后宫，遇陛下恩赐，就装腔作势，推托辞让，真是贻笑大方。”

吕调阳脱口而出四个字：“刘台无耻！”

“这段更有意思，你们听。为了抢夺田宅，诬陷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现在张家在湖北江陵高楼频起，堪比皇宫。居正之贪，不在文臣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疆。不然，辅政不几年，便富甲全湖北。什么原因？居正权势熏天，每年过节不收礼，因为他的家人替他收了。”

张居正停了下来，发出感叹：“刘台在江陵做过县令，我家人恐怕有不妥当之处，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

张四维和吕调阳不知该说什么，因为张家在湖北富甲一方已是人所共知。

张居正又自解嘲道：“这是第四罪状啊，我家人顶着我的名头收贿。”

弹劾书最后，刘台摆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模样：“我今天的一切，都是拜张居正所赐，没有张居正就没有我的今天，可我存大义舍小节，必须要弹劾他，请皇上及时抑制他的权力，不要让他私情误国，臣虽死而不朽！”

“啪”，张居正读完最后一个字，重重地合上刘台的奏疏，脸色阴沉。

吕调阳和张四维找不到安慰他的话语。内阁静得可怕，如同坟墓。

许久，张居正才声音发颤地问吕调阳：“吕阁老，本朝开国二百余年来，可有门生弹劾座师的事？”

吕调阳偷偷去看张居正，发现张居正阴沉着脸，脸上的肉一跳一跳的，他轻声回答：“这个真没有。”

张居正突然用拳头砸到桌上，声音已走了样：“想不到破天荒的事，竟发生在我身上！刘台啊刘台，你真是石破天惊，让我刮目相看！”

“张阁老千万别动怒。”张四维站起凑上来，“刘台这厮的话，皇上必不会信的。”

张居正阴冷地看了张四维一眼，突然眼光就黯淡下去：“张大人啊，你不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不担心皇上是否相信我，我最痛心的是，这个孽畜居然弹劾他的老师我呀！这让后人如何看我，青史如何写我？！”

吕调阳也慌忙站起来，因为他看到张居正已仪态顿失。这的确是个重大打击，在儒家世界，纵然老师丧尽天良，学生也不会指摘老师，何况是弹劾！

张居正痛心疾首，如果别人不理解他，不体谅他，他可以不在乎。可他的学生，他这几年来一手提拔和栽培的学生，居然也不体谅他，向他射出这么一支毒箭，一箭封喉啊！

“我就成全刘台，”张居正颤巍巍地站起来，好像老了几百岁，“吕阁老，拿笔来。”

“您要做什么？”张四维紧张起来。

“辞职！”张居正干巴巴地说。

张居正三辞

被人弹劾就辞职，是明朝大臣的一个特点。明朝绝大多数大臣都注重名节，或者在表面上注重名节，一被人弹劾就会上辞职信，以示自己不恋权位，只重名节。这种方法很冒险，一旦皇上听信弹劾之言，辞职者就会离开政坛。张居正肯定没有沽名钓誉的名节情结，所以当他提笔要写辞职信时，吕调阳和张四维慢悠悠地拦住他，让他收了这种傻念头。

张居正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门生弹劾我，我再不辞职，岂不是不要这张老脸了！”

张四维早就想好了安慰之词：“张阁老身为宰辅，怎么能和一个小御史较真？等我上疏皇上，请皇上揍他一顿重板子。”

张居正苦笑：“人言可畏，我一想到辛苦经营的事业也许就付之东流，心里就阵阵凄凉。”

吕调阳劝道：“张阁老这话不对。我记得您说过，欲报君恩，岂恤人言！您现在怎么把说过的话忘记了？您若真的一走，国家前途可就岌岌可危了。不为别的，只为您辛苦创建的这番事业，您也应该留下来。”

张居正的笔停在空中，眼前出现了幻觉，国家又回到脆弱不堪的从前，人浮于事，蒙古人践踏着中华大地，百姓嗷嗷。幻想突然消失，眼前又出现了刘台那张夸张的大脸，向他冷笑。不知什么原因，刘台的脸又变成朱翊钧的脸，再变成李太后的脸，他们也在朝他笑，是不怀好意的笑，这让他猛地打了个激灵。他沉思许久，停在空中的笔突然扎到纸上：“臣张居正有负先皇所托……”

张居正的辞呈在第二天上午就摆到了朱翊钧桌上。朱翊钧看完信，张着嘴巴半天没有合上。李太后先反应过来，呼道：“快去请张先生！”

张居正颤巍巍地来了，一路走一路流泪，跪到朱翊钧御座前时眼泪已成河。朱翊钧手足无措，好像自己做了天大的坏事一样，他跑下御座，扶起张居正说：“先生快起，朕要惩治刘台给先生出气！”

李太后在座位上欠着身，万分惋惜地说：“先生怎能说要辞职呢？先皇离开，我们孤儿寡母全靠先生维护。现在，皇帝还未长大，国家大事纷繁复杂，先生如果真走了，您让我们母子怎么办？先皇的托付您忘了吗？”

张居正抬眼一看，李太后凤眼红润，快要梨花带雨了，慌忙劝慰道：“太后圣体要紧，不要悲伤，臣并未忘记先皇托顾之恩，也非视朝廷大事于不顾，实在是……”哽咽了一下，“实在是人情险恶，舆论杀人，我真是无所适从了。”

朱翊钧很不理解：“先生既然记得先皇厚恩，又知道先今朝政大局，为何要走？仅仅因为刘台的那些话吗？那些话朕根本不信。”

张居正接了朱翊钧的话头：“皇上不信，可刘台的话很蛊惑人心，天下人会信。臣不想让天下人说皇上用了擅权作威的人当首辅。”

朱翊钧正要说话，李太后开口了，不是对张居正，而是对朱翊钧：“皇上平时只知道让张先生操劳，也不知为张先生做主，才有今天这种事情发生。”又对张居正，“先生既然身为朝廷重臣，就应当放心做事，皇上必会为先生做主，先生不要顾虑太多。”

张居正出其不意地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开口道：“臣还是不能留下来，皇上和太后的恩德，臣死不能报。但臣这几年整顿政府，朝廷上下对臣很有意见，臣担心此后再有布置，阻挠更大。臣现在离开，于国家大政并无影响，一批老臣各有才具，完全能胜任。希望皇上和太后能允许我这副老迈之躯回归故里。”说完这段话，张居正又跪了下去，热泪盈眶。

冯保在一旁看得胆战心惊，他知道，一旦张居正离开，他的位置就不会稳。张居正坚决要辞职，等于是一根棒子敲打他的五脏六腑，听到最后，他都要晕厥了。

李太后思考了一下，对张居正说：“先生先请回去休息，你放心，这件事我和皇上必还你个公道！”

张居正步履蹒跚地走出宫门。朱翊钧看着张先生的背影，抹去泪痕问李太后：“母后，张先生为啥非要辞职啊？”李太后脸色凝重，未发一言。

这个问题，也是冯保想问的，可惜他没有机会。

第二天，张居正再上辞呈。李太后琢磨半天，让朱翊钧下旨挽留。朱翊钧偷看了李太后一眼，轻声说：“这么一件小事，张先生干吗这样较真啊？”

李太后板起脸，语气生冷：“叫你下旨你就下！”

圣旨即刻就传到张居正家中：“张先生忠诚为国，并非只有朕知道，朱家所有祖宗都知道。诡邪小人必受重惩！万望张先生以朕为念，出来上班，不要介意别人说什么。”

其实，李太后也有朱翊钧一样的想法。刘台指控的张居正罪状，若隐若现。说它有，它真有：张家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成为湖北的超级土豪；考成法的严苛，每天都有被罢黜的官员；张居正在朝堂之上的倨傲，俨然是万人之上的宰相；张居正用人，都是自己熟悉的人，刘台没说他结党就已是口下留情了。

说这些罪状没有，也说得过去。张家成为超级土豪，绝不会是张居正自己的意愿，张居正多次做出高姿态的拒绝收贿，人所共知；考成法是确定的法律，刘台指责考成法，实际上就是在指责国家，指责皇上，因为只有皇上才有权力制定法律；张居正在众人面前的高傲，不正是重臣应该具备的行为规范；张居正用熟悉的人，试问哪个领导不是如此，不熟悉的人，他怎敢用？

所以李太后认为，张居正这两次的辞职，稍有点撒娇的意思。再不客气点说，这是意气用事、胡闹。

她当着冯保的面发出无奈的叹息。冯保抓住这个开口的机会，问：“太后是为张先生的辞职而烦忧？”

李太后“嗯”了一声：“张先生为何这么较真啊？”

冯保转动眼珠：“其实这件事也不怪张先生。”

“哦？”李太后来了兴趣，“你倒说说看。”

“您想啊，刘台是张先生的爱徒，本朝开国以来，学生直接攻击老师的事情，只此一例。张先生无论如何都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李太后“哦”了一声，冯保听出来了，李太后无法感同身受。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只是个小故事，只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才是大事故。

冯保为了让李太后理解张居正的痛苦，豁出去了：“太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如您精心培养皇上，付出所有心血，可有一天，皇上却攻击您……”

说到这里，冯保及时住口。李太后对这个比方没有表示出厌恶，相反，还点了点头：“是啊，这真让人伤心。”随即又说，“可皇上和我已对他说了，要为他做主，惩治刘台，他为何还要上辞呈？”

“这才是问题所在。”冯保说，“您和皇上说是要惩治刘台，可还没有行动啊。张先生肯定心里打鼓，以为您和皇上相信了刘台的话。站在张先生的立场，倘若您和皇上相信他是那样的人，那他再继续待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李太后恍然大悟，慌忙去见朱翊钧：“快下旨，惩治刘台。”

朱翊钧还未反应过来，有人就送来了张居正的第三封辞职信。

这封信应该是张居正冥思多时才写出来的，所以让人至为感动。张居正首先说他不想走：“臣受先帝重托之时，就发誓以死相报。皇上现在的执政能力还未成正果，朝廷的许多事还未走上正轨，天下百姓还未安居乐业，先皇的嘱托还未完成万分之一，我怎敢离去！我更不想离去的是，古时圣贤豪杰多如牛毛，可怀才不遇者车载斗量，今天我多大的幸运遇到您这样神圣天纵不世出的君主，委我以重任，对待我如手足腹心之情，我怎想离去！”

有对他人的承诺，有知遇之恩，有未完成的使命，这就是张居正说的他不能离开，不敢离去的原因。可是，他说，然而臣必须要离去，因为实在是“迫不得已也”！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危地，所代理的事是皇上的事，所代言的话是皇上的话。刘台说我擅作威福，其实没错。因为我代表的是皇上您，皇上您的言行举止不是威就是福。代皇上执政三年来，臣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把臣恨入骨髓。臣一日不去，这些人就一日不安心，臣一年不去，这些人就一年不安心。他们不安心，就会攻击臣。刘台这次攻击，皇上信我，太后信我，但下次呢？臣虽胸襟坦荡，可人言可畏，言能杀人。我真诚地希望皇上能恩准我辞职，一旦我走，整个朝廷就会太平宁静。皇上常说我才干卓越，其实天下才干卓越辈如恒河沙数，只要皇上以虔诚心寻找，处处是人才。”

张居正前说后说，左旋又转，无非是试探李太后和皇上对他的态度。正如冯保所说，如果李太后和朱翊钧真的相信了刘台的话，那张居正再待下去就成了摆设，只要再有几人攻击他，他必下台。

李太后看出来了，露出一个吊诡的微笑。朱翊钧没有看出来，皱着眉头对李太后说：“母后，张先生有点啰唆啊，说不能走可还是要走，咱们是不是严惩刘台，他就不走了？”

李太后扫了冯保一眼，以一种异样的语调对朱翊钧说：“钧儿，你还是年轻，这看文字不仅要能看到文字，还要看到文字背后的意思。你最近不是和冯公公学画吗，可知道画作的最高境界是‘情生境外’吗？”

朱翊钧更困惑起来，李太后长吁一口气：“我看这事就这样办吧，冯公公，传圣上口谕给刘台：‘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内阁拟票来行。’钧儿，你先下圣旨，挽留张先生，然后再派司礼监太监带着你的手谕前往张先生家慰留。”

朱翊钧对后两件事没有意见，只对第一件事有不同想法：“母后，刘台这厮胡说八道，为何还要让内阁拟票，我直接下旨揍他一百板子给张先生出气得了。”

李太后温情地看着朱翊钧：“你还小不懂，这件事只能交给张先生处理。”说完，嘴角不易察觉地一动，表情怪异，“看张先生怎么处理他的好学生吧。”

张居正先等来了朱翊钧的挽留圣旨，紧接着又等来了司礼监太监带来的朱翊钧手谕。张居正再也没有理由辞职了，他确定皇上和李太后仍一如既往地信任自己，只要他的权力源泉汩汩不断，他就要继续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

如何处置刘台

张居正重回内阁时，刘台已在锦衣卫大牢。他身体发肤未受任何损伤，于是在牢房里用脚步丈量房间的面积。一缕光柱射进来，捕住许多游动的飞尘，在这道飞尘组成的光柱里，他看到了张老师那张古板英俊的脸。

弹劾重臣这种事，成功和失败只在一线，刘台不明白，为什么失败的会是他。很多因弹劾重臣被扔进锦衣卫牢狱的人都有这种想法，他们侥幸活着出狱后，却从来不对人说失败的根由，他们认为这是苍天瞎眼。刘台就百思不解，他指控的那些罪证都是货真价实的，皇上眼睛瞎了，老天眼睛也瞎了？

当他听到朱翊钧的口谕时，让他奇怪的是，没有恐惧，只有兴奋。他心里一个声音说：刘台，你要火！

的确，指控当朝首辅，帝国名义上的二号人物，实际上的一号首长，想不火都不可能。可他一想到那一百廷杖，心里就如灌了铅一样向下沉。他知道，这件事是张老师做主，张老师被他气得鼻子都歪了，这一百廷杖非把他打成肉饼不可。

刘台在大牢中胡思乱想时，张居正在内阁也思绪纷繁。他苦笑连连，想不到回到内阁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置逆徒刘台。在一般人看来，既然皇上都下了口谕，那就按口谕办就是了。可张居正沉思了一会儿，有了另外的想法。

他上疏解救刘台，说刘台虽然胡说八道，但毕竟是为皇上着想，罪不至一百廷杖，削职为民就可以了。

朱翊钧睁大眼睛，不敢相信严厉的张先生会如此仁慈。他记得张先生对付盗贼的冷酷手段，也记得对付其他起哄言官的辣手，他又猛然记起刘台是张先生最喜欢的学生。但这种想法一闪而逝，他毕竟长大了几岁，有些事会多角度去思考，他发现张先生不严厉处置刘台是一种政治手腕，是不想给朝臣们强烈的刺激，还是想借此收揽人心？

张居正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朱翊钧学会了他的招数：每遇一件事就会沉思。当然，朱翊钧那种沉思的内容过于幼稚，所以张居正马上就猜到了他在想什么。

他毫无遮拦，直戳朱翊钧的沉思内容：“皇上，我这样做并非收揽人心，那些人根本不配让我施舍，也并非是不想给朝臣们强烈的刺激，这几年来，皇上为我惩治的朝臣还少吗？我只是想，既然皇上对我万分信任，他攻击我，其实就是攻击皇上代表的国家。国家应有好生之德，倘若严厉处置刘台，必会引起别人说三道四，有些不怀好意的人会冒死进攻，这样反而会让皇上心思烦乱，引皇上不高兴。我这样处置，全是在为皇上分忧解难。”

朱翊钧张大了嘴巴，心想：明明是攻击张先生的一件事，被他这么一说，竟然是为我排忧解难了。但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刘台被削职为民。群情沸腾，有人在阴暗的角落发出冷笑：“张居正会有这么高尚？他肯定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刘台这蠢货肯定会被他收拾得生不如死。”

有人就比这种人胆大，刘台被削职为民的几天后，京城大街小巷传播着种种谣言，这些谣言的中心思想并未脱离刘台弹劾书的内容，一直传到了张居正家和皇宫中。

朱翊钧扼腕痛惜：“张先生，处置刘台太轻了，你看谣言起来了。”

张居正自信地一笑，解释说：“谣言止于智者，我们不必管它，它自己就灭亡了。”

“可是……”

“皇上，朝廷事务纷繁，没必要在这上面耗费精力。”

这是种不带任何水分的自信，只要有皇上和李太后的支持，谣言的力量轻如鸿毛。他通过刘台事件认定了这样一件事：在皇上和李太后心中，只有他张居正才能担当国家大任。而且他本人也是这种看法，这个帝国如果没有了他张居正，那还了得？！

的确，明帝国在1575年时绝不能没有他。老师徐阶在刘台事件后就写信给他，要他别对刘台耿耿于怀，应把心思放到国家大政上。张居正回信说：“老师放心，我现在只知竭智尽忠，全在报国，不思保身。我向来以诚意对人，绝不担心别人会伤我自己。刘台攻击我实出我意料之外，这也是几年来积累敌人的结果。可我不在乎，我只在乎国家大政。”

这是不是有点太高尚了？张居正可不是割肉喂鹰的老佛祖，也不是以德报怨的太上老君，他是铁腕政治家，向来秉承圣人孔夫子“以直报怨”的张居正！实际上，以德报怨的人，除非是白痴，否则就必抱了狡狯的诈术。不超过限度的复仇应该得到认可，否则就是时分不分、恩怨不明，丧失了基本原则。

四年后，辽东巡抚张学颜突然指控刘台在巡按辽东期间的贪污行为，朱翊钧下令彻查，果然证据确凿。刘台在安稳地做了四年的平民后被发配到荒凉之地浔州，当年种下的弹劾老师的卑鄙之种，开花结果。

第七章 义无反顾

力排众议解决罗旁瑶

刘台风波过去了，但在张居正心里，从未有过风平浪静。其实就在应对刘台事件时，张居正的一大部分精力始终放在广东德庆。那里是战场，已存在了多年。

广东德庆是个面水背山的县城，它的南面叫罗旁，罗旁有令人望而生畏的险恶万山，东西绵延数百里。山高必有怪，林密必生精，在罗旁，就有一股永远不死的精怪——瑶人，朝廷称他们为罗旁瑶。

罗旁瑶的反叛历史相当源远流长，早在明帝国第八任帝朱见深时代，罗旁瑶就在兴风作浪。明帝国史上比较出色的铁腕大将韩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剿灭了他们。可这并非是致命一击，韩雍前脚刚走，罗旁瑶又满血复活。凭借山高路远的地利，罗旁瑶越搞越大，整个广东中西部都受到波及，民不聊生。

1528年，心学大师王阳明提督两广，在平定八寨和断藤峡的叛乱后，也想把罗旁瑶这个广东心腹之患剿灭，遗憾的是，由于身体原因，王阳明匆匆离开广西。在中央政府眼中，罗旁瑶成了广东境内最难啃的骨头。

1575年，殷正茂在两广对叛乱摧枯拉朽、意气风发之时写信给张居正，提议剿杀罗旁瑶。

张居正那段时间对南方叛乱印象极为深刻，尤其是罗旁瑶。他对殷正茂说：“罗旁瑶非比其他叛乱，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想剿，也有人去剿过，但都无功而返，这说明它有独到之处，需把它的情况了解清楚，无微不至，再制订无懈可击的计划，才可发动军事行动。不然，劳民伤财又寸功难取，我在中央也不好交代。”

殷正茂认可张居正的话，积极搜罗罗旁瑶资料，准备再建奇功。

张居正却另有打算。殷正茂在南方多年，所建功勋已不胜枚举，张居正的用人思路是，不可用尽其全部力气。所以就在1575年，张居正将殷正茂调到南京兵部担任尚书。殷正茂先是大惑不解，张居正就实话实说：“你的功勋已遮蔽太阳，月满则亏，我担心会有人在你巅峰时刻突然攻击你，所以先让你急流勇退。一张一弛乃天之道，遵循此道必可圆满。你大展拳脚的机会还很多，何必急在一时？”

殷正茂最终理解了张居正的苦衷，并推荐了接替自己的人选。张居正收到殷正茂的信，对身边的人说，如果他推荐的不是凌云翼，那他就不是殷正茂。

正如张居正所料，殷正茂推荐的果然是凌云翼。

凌云翼，听这名字就让人热血沸腾。他是江苏太仓人，和张居正同年中进士。曾在工部实习，但他的特长却是军事。他和张居正很谈得来。1572年，张居正执政，凌云翼被任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张居正老家江陵附近的郧阳。第二年，张居正要他去巡抚江西。

凌云翼是将才，而且懂得为人处世，很得人心，所以看到殷正茂推荐他时，张居正一点都不惊讶。凌云翼一到广东，马上就用目光盯死了罗旁瑶。

两个月后，凌云翼给张居正写了封私信，希望张居正能允许他提交奏疏，他要讨平罗旁瑶。张居正看着殷正茂之前对罗旁瑶的报告书，又看了凌云翼对罗旁瑶的调查报告，两人的报告相差无几。都说罗旁瑶必须铲除，虽然有难度，却并非没有机会。而这个机会就是中央政府人力和物力的支持，以及指挥官的能力。

张居正回信给凌云翼说：“你我相交多年，大家彼此很了解。我了解你的能力，不过据我所知，罗旁瑶和南方其他地方的叛乱截然不同，罗旁全民皆匪，又有高山密林作依傍，这么多年来，剿匪部队奔走扑救，疲于奔命，办法用尽，却不能伤其毫毛。他们当地有民谚：‘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来。’这足以说明他们就如狗尿苔，虽可暂时剪除，但官军走后，一场大雨，它们又复活。我觉得剿灭他们还是其次，关键是战后工作的重建，让他们永远都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这件事，你可想好？如果想好，请拿出方案；如果没有想好，战争之后仍恢复老样子，战争何用？”

凌云翼接到张居正的信，深思熟虑后把战后重建、断绝匪患源头的想法报告给张居正听。张居正大为满意，但他掉过头来又担心战争了。他给凌云翼回信说：“罗旁之地不受王恩浩荡已数十百年，的确该剿灭，我也看出来你不是那种眼睁睁看着他们上蹿下跳的人。既然要讨，那就审时度势而后动，动了就要必胜，胜还要完胜，不要太多牺牲。如果你有信心，就上奏朝廷；如果没有信心，还是请放置一边，来日方长。”

凌云翼看了张居正的回信，笑道：“这是激将啊，准备笔墨，我要给皇上写信！”

凌云翼的信一到京城，朱翊钧在张居正的授意下召开大会讨论。会上分为三派：第一派为鹰派，力主战，人数很少；第二派乌龟派，力主不战，人数很多；第三派木鸡派，站着发愣，毫无见解。

乌龟派说：“罗旁瑶叛乱持续百年，已成肿瘤，要剜除它，非经历生死不可，不如带瘤生活，保守治疗。”

鹰派反驳说：“罗旁这个肿瘤是恶性的，它控制了广东和广西的水路交通，如果不铲除，那可真要面临生死了。”

乌龟派大大咧咧地说：“那就不走水路，不是有陆路吗？”

鹰派怒发冲冠，说乌龟派是缩头乌龟。

乌龟派马上说：“打仗是要钱要人的。凌云翼大嘴一张就是几百万两银子，还要十万人马，难道皇上能点石成金，撒豆成兵？”

双方从辩论演变成争吵，再从争吵恶变为谩骂。朱翊钧的头都大了，急忙宣布休会。官员们散去，张居正独自留下，李太后也出来了。

李太后问张居正：“罗旁那些瑶人可否能招安？”

张居正坚定地摇头：“顽石一块，只能用锤子砸碎。”

李太后沉默，朱翊钧随即问道：“这几年对西南叛乱的平定，没少花钱，咱们国库……”

“有钱！”张居正打断朱翊钧，“据户部保守估计，今年一年政府可收入白银四百三十五万余两。”

朱翊钧两眼放光：“啊呀，张先生好能干。我记得三年前，财政还是赤字呢。”

李太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若有所思。

张居正再进一步：“至于兵源，广西总兵李锡、广东总兵张元勋的兵力足够八万，凌云翼正在编练新军，足有三万，所以剿平罗旁瑶，硬件上是绝对合格的。”

朱翊钧兴奋地搓着双手：“那就打吧。”

张居正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说道：“剿罗旁瑶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如今大部分官员都反对，臣恐怕将来会风言四起，前功尽弃。”

朱翊钧睁着茫然的眼睛，不明白张居正的意思。冯保在他旁边轻轻地咳嗽一下，说：“张先生的意思是，皇上如果下定决心解决罗旁瑶，就该完全信任凌云翼，将大权交付凌云翼。”

朱翊钧恍然：“原来是这样，张先生，你直接告诉凌云翼在广东可全权处置不就完了嘛。”

李太后乜斜了朱翊钧一眼，张居正及时说道：“国家权力只有皇上有资格使用，臣怎敢？”

朱翊钧又一次恍然的样子：“那张先生就拟旨吧，给凌云翼他想要的权力，只要能解决罗旁瑶！”

张居正刚要谢恩，李太后却问道：“张先生，依你看，凌云翼多久能消灭罗旁瑶？”

张居正沉思许久，慢慢开口道：“战争之事瞬息万变，臣真不好预测，不过凌云翼才干卓绝，并主动提出要解决罗旁叛乱，他又是个心思缜密、言出必行之人，臣相信他定不负君恩，两年左右必能马到成功。”

张居正在军事方面的能力，朱翊钧、李太后以及整个朝臣都一清二楚。可以说，张居正是那种“数万甲兵藏于胸中”的文臣。

多年来，张居正一直醉心于帝国军事，终于把自己锻造成洞若观火的战略家与预言家。张居正用兵，只有两个字：知彼。在北方，他要边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间谍组织，深入敌后，时时注意敌情。他对戚继光说：“一个出色的将军或者是战略家，必知彼己，精审虚实，然后就可以打败敌人了。”

他执政初期，有段时间，草原人民没有进犯，北边境防范很松懈。张居正得知情况后，立即提出警告：“敌人狡狯多端，万一这是欲擒故纵，突然对我们发动进攻，我们会手忙脚乱，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不会以敌人不犯为喜，而会以你们不防范为忧虑。”

正是这种时刻“谨小慎微”，使他对敌人的动向一清二楚，算无遗策。1574年，北方边境报告说，土蛮即将进犯。张居正立刻发出指示：主力部队屯聚要害，将百姓全部迁到城中，并派出几支机动部队直奔来犯敌人，引诱他们进入预先设置的埋伏圈。他们如果胆小不来，那最好。如果来了，最好全歼。倘若不能全歼，也不要紧，他们终会记下这个教训，以后不会再侵犯我们。

果然，土蛮不久后倾巢来犯，按张居正的计划，几支部队把土蛮引入包围圈，虽然因各路指挥官不能协同作战而歼敌无功，但事实证明了张居正的通盘考虑和预见的正确性。

不久后，北方边境又有报告，仍然是土蛮即将进犯。张居正又发出指示：不要小题大做，土蛮不会在这种季节（酷夏）采取军事行动。不久后，果然被证实为虚惊一场。

无数的事实都证明，张居正虽坐在京城，但完全可以指挥和预测万里之外的一场战役。所以当他说两年之内必能解决罗旁瑶时，李太后和朱翊钧都深信不疑。

但乌龟派们却不信，即使相信张居正的能力，也要装作不相信。反对凌云翼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到朱翊钧的办公桌上，又飞到内阁。张居正开始还解释消灭罗旁瑶的重要性，又解释凌云翼完全有这个能力。可雪片越来越多，张居正咆哮起来：“这群废物真是话多，谁再扯着罗旁瑶一事不放，当心廷杖！”

朝堂之上安静了，凌云翼开始忙碌起来，训练军队，侦察敌情，制造专业的攻寨器械。一年多后的1577年，凌云翼准备完成，十万大军向罗旁瑶发起了全面进攻。这次军事行动是惨烈的，按张居正的指示，凌云翼的剿匪部队所过之处，鸡犬不留。

张居正在京城密切关注着罗旁瑶战事，凌云翼的信一到，不出一个时辰，张居正就会回信。当凌云翼将罗旁瑶的大本营紧紧包围，准备发动最后一击时，张居正去信说：“罗旁瑶之战，死伤太大，沿途尽成废墟。既然胜负已分，我看还是网开一面，现在投降者可既往不咎。这非是妇人之仁，而是将他们留下来做日后的重建工作。但倘若敌人投降时心不甘情不愿，或稍有迟疑，尽可屠之，这种人留下恐怕是将来的祸害。”

1577年五月，凌云翼对罗旁瑶进行致命一击，罗旁瑶覆灭，整个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罗旁瑶被杀两万余人，活捉一万余人。

朝廷放肆地庆祝这场胜利，在人声鼎沸中，张居正已开始冷静地思考下面的事：战后重建。凌云翼在捷报书的几天后就送来请求开辟州、县，招徕农垦的奏疏。张居正思虑许久，才心事重重地给凌云翼回信说：“当初你提出的战后重建计划，我很赞赏，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那时，罗旁还在，人们看到有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开辟州、县没有问题；但现在罗旁已亡，那地方成了空地，在那里建州设县，百姓主体自然是那些投降的罗旁瑶。另外，既然是州，就该人口多一些，所以要从周围州县迁民。可罗旁之地百年来是土匪窝，良民谁愿意去？愿意去的都是些来历不明、流浪无根的人。要辟州、县也不是不行，我希望你能深思。倘若坚持这样做，那就该在政策和法律上特殊一些，赋役要从轻，法律要从严。我希望你能把罗旁瑶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来看待，而不要和帝国其他州县相同。如果处理得当，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再将它和帝国其他州县看齐，也是可以的。”

凌云翼又深思熟虑许久，确定了开辟州县的计划，这就是广东罗定州的来历。罗定州新开二县，东为东安，西为西宁。

罗旁瑶事件的处理体现了张居正的高度政治智慧。从罗旁瑶事件的处理，我们就可以联想张居正在其他政治事件上的处理手腕之精明和果敢。

据理抗旨

当张居正处心积虑地帮助凌云翼做战后工作时，一道朱翊钧的口谕传进内阁，口谕的内容是这样的：“慈庆、慈宁两宫，命有关部门重新装修。”

张居正对这道口谕的反应极为平淡，传旨太监走后，他重新坐回椅子，心潮起伏。他记起1573年的一次经筵，经筵的课程内容是宋仁宗不喜珠宝，讲完这段，他以小故事阐发大道理的方式对朱翊钧说：“明君看重五谷而轻视珠宝美玉，因为五谷养人，珠宝则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皇上要记得节俭，不可奢靡。”朱翊钧急忙点头。

张居正又记得1576年春节时，他对朱翊钧说：“皇宫人人节省一件衣服，民间就有百人会得到这件衣服，皇宫如果人人都多制作一件衣服，那民间就有百人会没有衣服穿，所以皇上要在节俭上谨慎啊。”朱翊钧又是频频点头。

张居正对朱翊钧近几年来的表现还算满意。朱翊钧在他的教导下已节俭许多，宫廷费用大幅度削减了几万两白银。朱翊钧宫廷的支出是明代中后期历代皇帝中最少的。可就当张居正沾沾自喜于自己对朱翊钧的完美教育时，朱翊钧给他来了这一招：装修两宫。

慈庆、慈宁宫是两宫太后居住的地方，建成于1574年，当时是张居正为了讨李太后和王太后的欢心，出于政治手腕，不得已而为之。一个建成才三年的宫殿，何必重新装修？这是不急之务，张居正决定拒绝。

张居正有清醒的认识，拒绝装修两宫，得罪的不仅是皇帝朱翊钧，得罪的最大家伙是李太后。可他顾不得那么多，他去找朱翊钧，当面把这件事解决。

一见到朱翊钧，张居正就开门见山道：“我和内阁同僚与有关部门商量了一下，大家和我都认为，治国之道应以节用为先，而皇宫工程是耗费钱财最大的地方。”

朱翊钧小嘴一撅，正要说话，张居正重新开口：“当然，皇宫工程也要建，因为这是威严之地，可有前提，那些年头太多和规制已不符的自然要重修，甚至可以重建。如果已破败不堪而不重建，那是愚陋；可如果崭新如初却要重修，那就是奢侈了。”

朱翊钧不说话，张居正非要他开口不可，因为他要让朱翊钧亲口承认重修两宫是错误的。人只有自己认识到错误，才会铭刻，才会真诚无欺地去改正。

“慈庆、慈宁乃两宫圣母常御之所，如果规制有不妥或是太过陈旧，那么臣等早已请旨重修，哪里还敢等皇上传口谕尽孝心呢？但臣等查慈庆、慈宁两处宫殿，都是三年前建成。臣清楚地记得，竣工之时，臣等去阅视，那真叫一个恢宏壮观，俨然如天宫月宇。皇上口谕发出后，臣又领了许多同僚去观察，发现仍和三年前一样恢宏壮观，俨然如月宇天宫。臣不明白，为何对这样两座天宫进行破坏呢？”

朱翊钧一言不发，额头上都是汗珠。张居正不依不饶：“臣请问，这两座宫殿的规制是有不妥呢，还是太过陈旧？”

朱翊钧被问住了，根本想不出辩解的词汇来。张居正步步紧逼：“况且，半个月前，皇上曾下旨：以后不急的工程，一切停止。今无端就重修两宫殿，是明示忠臣，圣旨不可信。倘若真的下令重修两宫殿，必会引起官员们的吵闹，皇上到时耳根必不能清净。”

朱翊钧终于开了口，底气很不足：“朕只是想向两位皇太后表表孝心。”

张居正立刻接话：“皇上孝顺，天下皆知。如今国用不足，政府极尽节俭之能事，仍显不足。皇上如果真孝顺，就该积福爱民，天下百姓受到您的恩惠一分，就会赞扬您一分。您受到赞扬，两宫太后会非常高兴，让父母为儿子自豪，这就是最大的孝了！”

朱翊钧叹息一声：“先生忠言，朕同意你的话，不重修了。”

张居正又说：“数年之后，两宫宫殿如果敝坏，臣第一个上奏请修。”

朱翊钧微微点了点头，张居正昂首阔步走了出去。虽然让朱翊钧停止了重修两宫的事，但张居正的心情仍很沉重。国家财政虽进入良性循环，可国防民生的花费仍然不小，在有余之时，还要计划如何轻徭薄赋，让百姓安居乐业。他舍不得把辛苦积累的金钱浪费到琼楼玉宇上面，但抗拒了这一次，可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他能抗拒多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表面看，这是朱翊钧想尽孝，但背后李太后必然有明言暗语。这次违背了李太后的意志，是不是个不祥的征兆。张居正一想到这里，马上收了再奔驰下去的思路。他告诉自己：但用此心报国家，不计他人怎么想。

再忤李太后

如果世间所有的事都如张居正那样想，人世就不会复杂了。张居正驳回朱翊钧两宫殿的重修口谕后，又一件很复杂的事摆在了张居正面前。

这件事并不稀奇，张居正已习以为常。李太后信佛，常口诵慈悲之言，而且也身体力行。比如每天数着佛珠念佛，常常买些活物去宫外放生，另外就是不杀生。李太后可非一般人，所以她的不杀生就进行得让人瞠目，这就是：大赦死刑犯。

自张居正执政以来，李太后没少提大赦的事，都被张居正委婉拒绝。可1577年九月到了秋后问斩之时，李太后故态复萌，又提大赦的事，而且意志非常坚决。

张居正思来想去，想不明白为何李太后这一次如此坚决，甚至拒绝了他的求见，非要朱翊钧下旨大赦不可。张居正历来主张“严刑峻法”，这一次没有例外，他也绝不会让意外出现。他求助于冯保，在冯保的帮助下，他极不容易地见到了朱翊钧和李太后。

李太后当然知道他的来意，所以先提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朱翊钧的大婚。朱翊钧在1577年已十五岁，已经确定了结婚人选。但有钦天监的官员观了天象上疏说，连续三年只有十二月最吉利，其他月份结婚都很凶险。

李太后一见张居正，马上就把问题抛给张居正。张居正琢磨了一会儿说：“如果真按钦天监所说，今年十二月皇上太小，明年十二月恐怕太迟。所以按我的意思，就在明年三、四月份举行婚礼吧。”

李太后问：“那钦天监的报告该如何？”

张居正沉思一会儿，回道：“帝王之婚礼和普通百姓不同，没有禁忌，就是普通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禁忌。我从来就相信阴阳之说。所谓良辰吉日不过是世人的俗尚。真聪明人该据事理之当为，时势之可为。如果拘泥既定习俗和成规，牵强附会，恐怕正是违背上天的意志。皇上是百神之主，一举一动，百神都需俯首听命，怎么可以被区区阴阳判定拘束呢？”

李太后露出笑容，对张居正的解释大为满意，夸赞道：“张先生说得是，就按你的意思，将皇上的婚期定于明年三月吧。”

张居正谢恩，马上进入正题：“国家之乱，全是因有心宽纵。元王朝就是太宽纵，到后来不可收拾。天下之事以为不足虑者，则必有大可虑者。”

朱翊钧没听明白，急忙问：“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居正偷偷看了李太后一眼，李太后已收了微笑，正冷若冰霜。他长出一口气，决定说下去：“太后无欲无求，一心向佛，天下臣民敬仰得五体投地。但大赦一事，还要从长计议。”

李太后“嗯”了一声，突然转了话题：“张先生，我记得《论语》中有个人叫季康子，他执政时对盗贼很伤脑筋，于是请教孔子。孔子对他说了一句话，不知张先生可知道？”

张居正当然知道，他肚子里有儒家的所有货：“臣知道。孔子对季康子说，如果您不贪图财物，即使奖励他们盗窃，他们也不会去做的（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李太后点头，别有用心地看向张居正：“您觉得孔夫子这句话如何？”

换作别人，一听说是孔夫子的话，当然双手双脚赞成，但张居正从不这样，他最赞赏王阳明的一句话：“如果一句话能和你的心相切合，那纵然是贩夫走卒说的，它也是真理；如果一句话不能和你的心相切合，即使是孔夫子说的，它也不是真理。”

虽然他还没有搞明白李太后掉书袋的用意，不过他还是认真地向李太后诉说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明君以杀止杀，从未听说过以慈悲治国而能把国治好的。孔子这句不能孤立地去理解。当时鲁国已失政，官不官，君不君，孔子这句话是希望做官的人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并非说在上者没有欲望就可以平息盗贼。人的本性是纵情恣意的，有欲望而不能得到，就会去做盗贼。在上者的表率作用固然重要，可毕竟有限。犯法者必诛，才可让人惧怕，惧怕后才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时间一久，他们才会真的无欲无求。”

李太后笑了，缓缓说道：“我明白张先生的意思了，张先生刚说我无欲无求，看来我这吃斋念佛，对江山是没啥用处啊。”

张居正慌忙叩头：“臣不敢，臣没有这样的意思。”

“快快请起，”李太后也有点慌，“我只是随口一说。”

张居正重新站起，谈到正题：“春生秋杀是天道运行的标志，雨露霜雪是万物发育的缘由。如果一年里，有春生而无秋杀，有雨露而无雪霜，那很难想象这一年会是什么样子。天既然有春生秋杀，明君就该有赏罚予夺。今年秋后问斩的罪犯中，我看到有劫财杀人的，有故意杀人的，有杀无辜一家三口的，这些罪行都是绝灭天理、伤败人伦，为仁义之人所深恶痛绝，老天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老天欲诛之，皇上却要赦之，这岂不是有违天道？”

李太后叹道：“其实啊，我是看到他们被各种刑罚处置时惨不忍睹，很是可怜。”

张居正几乎脱口而出：“那太后可否见过他们杀人之时的惨状？”

“这……”

“太后信佛，佛家说有地狱，据说在地狱中有很多魂魄，无法超生也无法快乐，就是因为他们被冤杀而死，而杀害他们的人还在人间活着。如果我们不杀掉罪大恶极的那些人，怨气充斥地狱，会直冲人间，到那时，恐怕连释迦牟尼来了，都无济于事了。”

李太后想不到张居正会以彼之道还治彼身，顿时没了脾气，思路辗转半天，才又吐出一句连自己都厌恶的话来：“其实呢，我就是想延缓他们几天生命，佛有好生之德……”

说不下去了，张居正及时帮她摆脱了尴尬：“这些人已经司法审核，死刑是难逃的，纵然让他们多活几日也终究一死。但到了该处斩他们的时候却没有处斩，百姓们就会议论纷纷，认为国家法令不行，皇上不遵循天道。民心一动，后果不堪设想啊。”

李太后已被张居正说教得筋疲力尽，抑郁地摆了摆手说：“张先生不必说了，就按法令办吧。”

张居正已看出来，李太后不高兴，而且很不高兴，他必须要给李太后留足台阶，这就是政治艺术。他开口道：“太后如果不忍尽杀，还有个办法。先挑选重罪者杀掉，其余的罪犯等皇上大婚之后再杀。”

李太后仍不高兴，但张居正还是替她的慈悲心考虑了，所以只好装出高兴的样子来说：“张先生太费心了，还是就按法令执行吧。”

张居正敞开嗓子，极为洪亮：“臣遵旨。”

唯有一板一眼地执行法律，民生才可安定，国家才得到保障，这是张居正的治国之道。

第三部：巅峰之后

第一章 不许孝

困境来了

1577年九月二十五，秋高气爽。志得意满的张居正在内阁接到了老家的来信。信并不厚重，摸上去似乎只有单薄的两页纸。他漫不经心地打开信时，右眼突然跳了几下，这不是好征兆。看到一半时，他的脸色已变，果然不是好事：他的父亲张文明在十二天前去世了！

信是他老娘写的，内容凄怆，最后一句话简直让张居正心都碎了：家境凄凉，望尔早归。

张文明其实早就病了，1577年夏天，他就病得已不能走路。当时张居正就想请假回家看望父亲，但被李太后挽留。理由是，此时此刻离不开张先生，况且皇上的婚事临近，张先生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

张居正没办法，索性决定在朱翊钧大婚后再回家。不过这段时间，张居正异常焦虑。他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十九年前。十九年父子不能相见，纵是大逆不道之辈，也不能释怀。那段时间，张居正几乎度日如年，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朱翊钧抓紧时间结婚。想不到的是，朱翊钧的婚事连个鬼影都未见到，老爹就离开了人间。

他捏着信纸，信纸有韵律地颤动。吕调阳和张四维早已察觉到张居正的情绪不对，突然看到张居正眼眶湿润，嘴角抽搐，急忙凑过来看那封信。张四维一目十行，先看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过了一会儿，吕调阳也附和了一声叹息，然后对张居正说：“张大人遭此不幸，我等也很悲痛。希望大人以国家为重，不要过分忧伤。请您先回府歇息，我等即刻上疏皇上。”

张居正已从万分悲痛中清醒过来，但神情茫然，看了看吕调阳和张四维，艰难地站起，把信装好，整理了桌案上的公文，怅然若失地走出了办公室。

吕调阳和张四维很快就将张居正父亲的死讯上报了皇帝朱翊钧。朱翊钧写信给张居正说：“今日知道您父亲已离世十余日，我很悲痛。先生哀痛之情，我能理解。不过天生先生，非寻常者可比。我年纪还小，还希望先生节哀，为江山社稷着想，这是人间最大的孝。”

这封信之外，朱翊钧还赐给张居正很多奠礼，并要吕调阳嘱咐湖北江陵地方官好生照理张文明的丧事。

朱翊钧的安慰并未减轻张居正的悲伤，三天后，张居正咨行吏部，由吏部向朱翊钧递交丁忧的请求。他在家满面戚容地打点行装，准备上路。

“丁忧”是指臣子遇到祖父母、父母的丧事，自得到丧事之日起，不计闰月，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之后复职。

朱翊钧一得到吏部的信，马上跳了起来：“什么？张先生要回家三年？我的婚礼怎么办？谁来给我讲课？国家大事谁来办？绝对不行，张先生不能走！”

吏部官员小心翼翼地说：“丁忧是祖宗之法，礼仪根本啊。”

朱翊钧“哦”了一声，转动了许久眼珠，最后说：“容我再想一下。”

没有人知道他要想什么，因为这五年来，他就没想过什么，他的大脑是张居正。如今没有了大脑，他如果能想出东西来，那就是奇迹。

冯保在想，想得异常深邃，他是一面想一面快马加鞭去了张居正家里。

张居正身穿孝服接见他，冯保屁股都未坐稳，劈头就说：“张大人糊涂啊。”

张居正一愣。冯保不等张居正发问，就说：“你要丁忧，这是轻率，糊涂啊，你不能走！”

张居正不禁有点恼火：冯保这禽兽下面没了，孝心也被连带割了吗？死了老爹还不回去，那和禽兽有何分别！

不过这时，张居正没有心情生气，只是淡淡地说：“回家守孝，这是传统，也是制度，我岂敢违背？”

冯保气急败坏：“张先生真不能走，如果你走了，皇上怎么办，国家朝政谁来处理？”

张居正仍是一副淡淡的口吻：“我只回家三年，以三年事父，终身事皇上，忠孝两全。”

冯保冷笑：“张先生真是奇思妙想，您这一走就是三年。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您在，还有人觊觎您的位子，您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张居正不置可否。冯保指着窗外内阁的方向：“张先生恐怕还不知道吧？您还没离开京城呢，吕调阳就在内阁堂而皇之地接受翰林们的道贺了。您现在静下心来，仔细聆听，应该还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呢。”

张居正悚然。明制，首辅去位三日之后，次辅便可将座位从内阁的右边搬到左边，翰林院学士们和内阁僚属都要穿红袍到内阁道贺，这种道贺意味着次辅升级为首辅。吕调阳是老实人，并没有搬椅子，可仍美滋滋地接受了翰林学士和张四维的祝贺，这群人有说有笑，打破了五年多的内阁严肃气氛。

冯保见到张居正的脸色渐渐难看起来，是冷酷而非悲伤，所以添油加醋道：“您总说吕调阳是老实人，可在权力面前，病猫都成猛虎。纵然吕调阳没有异心，张四维呢？纵然他们二人都没有异心，三年之后人事变迁，您敢保证应付得了吗？”

冯保的话没错，帝制时代，人亡政息是定律。政治场中，人走茶凉也是定律。纵然将来回来仍能掌控大局，可五年来的努力必会被继任者连根拔起，没有人愿意自己五年来的辛苦白费。

张居正只犹疑了一会儿，在冯保饥渴般的期盼中脱口而出：“可惜我已让吏部递交了丁忧申请。”

冯保腾地从座椅上站起来：“只要张先生有心，剩下的事交给我！”说完这番话，冯保一个利索的转身，自信满满地走出张家。

望着冯保的背影，张居正长长地叹出一口气。这口气的味道极为复杂，是老爹还是权力，连张居正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是哪种味道更重些。他只知道冯保是个有本事的人，只要答应下来的事，没有办不了的。

冯保从张居正家出来后，就跑回宫中见李太后。他把张居正的憔悴先说一遍，然后就说到张居正的丁忧，最后加了一句：“张先生不能走！”

李太后兰心蕙质，当然明白冯保的意思。这位女中豪杰当即拍板：“那就把张先生留下！”

冯保谨慎地问道：“不知皇上的意思是？”

李太后看了冯保一眼，这种事她李太后就能做主，但她从冯保的眼中看到了另外的意思。是啊，朱翊钧从年龄上来说已不是小孩子，很多事应该征求下他的意见了。

朱翊钧有意见，意见就是，张先生应该不能走。

李太后听了朱翊钧的意见，大为不满：“可曾下旨挽留？”

朱翊钧摇头。

李太后气不打一处来，怒道：“那你还等什么！”

朱翊钧愕然，小声道：“朕不知该如何挽留。”

李太后也愣住：“是啊，丁忧是祖宗法制，皇帝也不能违法啊。”

冯保适时地说道：“皇上，可夺情。”

“夺情？”朱翊钧和李太后看着冯保，冯保的胖脸洋溢着光芒。

“夺情”，通俗而言，就是要臣子不许丁忧。在明代历史上，有太多的先例。也就是说，皇帝用“夺情”留下丁忧的大臣符合祖制的传统，自然也就符合法律。

于是，张居正就回不去家了。但张居正来了劲，非要回家。于是他和皇室上演了一场“回不回家”的拉锯战。

不许回家

张居正在冯保去他家的第二天就收到朱翊钧的圣旨。朱翊钧说：“您受先皇所托辅佐朕，朕如今年幼，您怎可说走就走？守孝当然要，可君恩尤重。折中一下，给你四十九天假，你在北京守制。”

这道圣旨很快在朝廷引起反响，伶俐的户部侍郎李幼孜彻夜不眠，全方位考虑这件事。第二天，他就上了一道奏疏，声称国家离不开张首辅，所以必须夺情。

李幼孜的奏疏并未吸引张居正的眼光，因为他正把全副精力用在写奏疏上。在这道奏疏中，他虽然还说回家丁忧，也说了“臣用三年时间事父，用终生事君”的话，可语气已不十分坚定。他说：“皇上您说‘父制当守，但君恩尤重’，我怎敢不斟酌这两件事的轻重呢？”

朱翊钧再发“夺情”圣旨：“朕顷刻离您不得，怎能长待三年？况且先生紧系社稷安危，不能离开，也不要再固请。”

以今天的眼光看，人家死了老爹，你用权力不让人家守孝，这显然违背客观人性。但在中国古代，君父之恩是相等的。况且张居正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君子，澡心浴德，以整个身心侍奉君王和亲人。在家事亲，在庙堂事君。事君就要鞠躬尽瘁，不能说劳苦；事君时，这副身体就是君的，亲人先放一边。当离开庙堂回到家中，这副身体就是亲人的。”其实这段话是说，事君和事亲一样重要，所以事君所以事亲，要看你身在何处。

在李太后和朱翊钧看来，张居正身在庙堂，又受先皇所托，就该把“事君”放在第一位，其他一切事都要退后，即使是他死爹的事。站在张居正的角度考虑，抛掉对权力的欲望因素，他也不能离开。“主少国疑”，他怎能轻易拂袖离开？

可理性在很多时候都会败给人性，张居正思来想去，终于违背朱翊钧的圣旨，又上奏疏，请求回家守制。这道奏疏陈情哀哀，是一篇绝妙文章。

他对朱翊钧说：“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岁，素婴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嘱臣早归。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谓臣父既没，理必奔丧，屈指终朝，倚间而望，今若知臣求归未得，相见无期，郁郁怀思，因而致病，则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养两宫，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

针对朱翊钧说“顷刻不能离卿”的话，张居正说道：“臣之不肖，岂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逸绝尘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观其器能，咸极一时之选。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此两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则固可以端委庙堂而天下咸理。是臣虽去，犹未去也，何必专任一人，而使天下贤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

说完这一大段，张居正加重语气，说回家守制并非是求得解脱，没有忘记先皇托孤之事，自己精力还旺盛，报国的时间很多：“愿赐臣归葬，使得身自负土，加一篑邱陇之上。过此以往，死生惟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朱翊钧的圣旨更为诚恳动人：“连日不见先生，我心若有所失。四十九天犹嫌太长，何况是三年？先生平日所言，我无一不从，今日这件事，您就从了我这一回吧。”

朱翊钧这次是铁了心要把张居正留住，他和吕调阳与张四维说：“张先生即使再上一百本，我也不准。”说完这句话，他看了吕、张二人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官员们要知道朕的心。”

这是个积极的暗示。朱翊钧此时希望的就是有官员站出来，为他对张居正“夺情”擂鼓助威，推波助澜。其实不必吕、张二人故意传播皇上的心思，多日以来，所有官员都明白，张居正的“丁忧”要泡汤了。

皇上既然已发出积极的信号，一向鼓吹为君王排忧解难的臣子们没有理由还大眼瞪小眼。于是，御史曾士楚和言官陈三谟陆续上疏，请留张居正。

明眼人一听到这二位的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曾士楚和陈三谟都是张居正的言官，多年来没少给张居正排忧解难。如今他二人先后跳出来，说明这里面有问题啊。据说，两人上疏请留张居正后，“人心顿死，举国若狂”。

朱翊钧没有发现谁的心死了，也没发现国家人民成了疯子。他对曾士楚和陈三谟适时的表现大为满意，迅速命令吏部尚书张瀚慰留张居正。

张瀚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用时人的话说，他是张居正夹袋中的人。他自己也不讳言吏部尚书这个职务是张居正赏赐的。按人性，此时最该上蹿下跳挽留张居正的就该是他，可他没有。在朱翊钧挽留张居正的过程中，身为吏部尚书的他，无动于衷。朱翊钧的圣旨一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召开会议。

吏部左侍郎何维柏第一个发言：“大臣丁忧守制，天经地义，这事恐怕没得商量。”有官员叹息说：“皇上要夺情，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吏部官员议论了一上午，张瀚一言未发。直到会议结束时，他才慢吞吞地说道：“大学士奔丧，应该加恩，这是礼部的事啊，和我们吏部有什么关系？”

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是，他不想挽留张居正，但也不想得罪张居正，他把皮球踢得远远的。问题是，他这是掩耳盗铃，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按制度，皇帝的圣旨发到六部后，还要到六科备案。吏科言官王道成直到第三天还未等到那道圣旨，于是去请求张瀚履行圣旨，挽留张居正。

张瀚这几天眼看着上疏挽留张居正的官员越来越多，愁肠百结。在他看来，张居正就该回去守制，否则就不符合传统，就不是好人。他把一肚子邪火发到王道成身上：“万古纲常要被人践踏，你也助纣为虐吗？”

王道成大吃一惊：“这可是皇上的意思，张大人您糊涂了？”

张瀚捶胸顿足，哆嗦着双手，说：“好，好，我明天就去见张居正，你们这群人啊，不知体统啊！”

张瀚说到做到，真的就带着吏部附和他的官员来到张居正府上。张居正一听张瀚来了，大为高兴，可几句话后，张居正可就怒火中烧了。

张瀚劝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制，一来尽人子之职，二来遵循国家法度，三来给天下士子做了榜样，可谓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张居正内心汹涌，但脸色不变。等张瀚一番长篇大论后，他才缓缓地说：“您没见到我几次三番地上疏请辞回家吗？皇上不让我走，我能有什么办法！张大人也是臣子，试问皇上不允，我如何走？”

张瀚咳嗽了一声，道：“您的诚意还不够。”

这真是王八蛋才能说出来的话，老爹死了，要回家奔丧的诚意不够？张居正火了，站起来道：“请张大人教授一下我！”

张瀚发现张居正火了，急忙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嗫嚅着要说什么。

张居正大手一挥：“送客。”

吏部的官员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出了张居正家。

两天后，王道成和御史谢思启弹劾张瀚与何维柏，说他们无大臣之礼，不为皇上分忧。朱翊钧发了雷霆之怒，勒令张瀚退休、何维柏罚薪三个月。

张瀚离开京城时，脑海中翻腾起他和张居正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张居正对他说：“昨天雨后去上班，很多人都穿着新鞋，但道路泥泞，全蹑手蹑脚走路，恐怕玷污了鞋子。有人的鞋子一旦沾染泥巴，就不再顾惜。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

张瀚对张居正这段话刻骨铭心，所以他自认为自己从做官到被迫退休，鞋子始终没有沾染泥泞。对张居正的赏识之恩，他在后半生絮叨个不停。

张瀚的离开，预示着张居正的“夺情”已成定局，凡是阻挡张居正留任的人都是飞蛾扑火。张居正也自以为万事大吉，摆出了自己的底线。不丁忧可以，他有五个条件：第一，二十七个月的薪水和奖金，他一概不收；第二，朝廷所有祭祀吉礼，他概不参与；第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穿孝服（青衣角带）；第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第五，仍希望明年乞假葬父，迎老母来京。

朱翊钧立即做出回复：“第一条不可，张先生清廉，如果没有俸禄，靠什么养活自己？最后一条，明年再说。”

“夺情”大功告成，朱翊钧很高兴，张居正的伙伴们也很欣慰，只有张居正本人，内心突然升起一股不安。这种不安深藏着，时不时地跳出来提醒他一下，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按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理论，人心所以不安，是因为思虑太多。思虑太多，是因为做的一些事违背了良知。以这种理论来解释张居正内心深藏的不安就是这样的：他和父亲张文明的感情远没有人想象的那么深厚。首先是十九年不见，父子之情全靠书信维系；其次，张文明和张居正在志趣和事业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张文明爱钱，没有远大理想，张居正的理想比天还高；最后，自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张文明没少给张居正找麻烦。所以张居正回家守孝，绝大一部分原因是遵循传统文化。

张居正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又对权力无限热爱，在孝和权力上，他最终选择了权力。可良知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他的忧虑和不安正是良知在发挥作用。实际上，他不是个对权力本身极度热衷的人，他只是把权力当成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也可算作是他的良知。正是这两种良知的交互作用，使得他一会儿觉得被夺情是天经地义的，一会儿又觉得不回家守孝有违人性。

人所以强大，是良知的力量，而有时候脆弱，也是良知所导致的。

吴中行开炮

中国历史上有两样东西最害人，一是革命，二是名教。天下许多罪恶，都借这二者之名而行。所谓“名教”，指的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守孝就是其内容之一。在那些卫道士眼中，无论如何，张居正都没有回家守孝，这就是违反名教，天下人都该对其口诛笔伐。

政府官员们齐聚一堂，义愤填膺地议论起来。有人吐沫横飞道：“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孝道乃人伦之本，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连天子都该遵守，他张居正居然违背，这是抽了我们读书人的耳光。”也有人说：“丁忧是法律规定，如有官员死了老爹老娘不上报，还会得到严惩。张居正不丁忧，不但践踏了纲常，还践踏了法律！”还有人痛心疾首道：“张居正老爹死了，不奔丧也就罢了，居然还不避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家喧哗起来，有人开始号啕大哭，为名教而哭，为儒家教统而哭。这种情势使我们产生一种感觉，张居正不丁忧意味着世界末日来了。

在这场撒疯般的集会中，有一人始终冷眼旁观，静耳倾听。当大家陆续散掉去吃花酒后，他踏着初冬的寒露回到家中，关起大门，正襟危坐于桌前。在闭目沉思了许久后，他呵了双手，取出笔在纸上郑重其事地写下八个字：谏止张居正夺情疏。接着是内容，可谓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最后，他写上自己的大名：吴中行。

吴中行，1571年的进士，座主正是张居正。刚步入仕途时，他对张居正相当有好感。这大概是对比的结果，当时高拱在位飞扬跋扈，而张居正沉静内敛，所以吴中行偷偷和张居正走得很近，并且向张居正表达了自己的崇拜之心。在他眼中，仅从办事能力上而言，如果一张一百分的试卷，高拱和张居正都能答一百分，但如果把性格因素拉进来，高拱答一百分已用全力，而张居正答一百分，是因为试卷分数只有一百分。

但吴中行对张居正这种崇拜不是没有底线的，底线就是名教。张居正不回家丁忧，就是践踏名教，这让吴中行对张老师的美好印象一扫而空。但他对张老师还是很尊敬的，所以在《谏止张居正夺情疏》中，他把责任推到了朱翊钧身上：“居正父子，异地相隔，音容不接者十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让居正匍匐奔丧，抚棺而哭，必欲其违心抑情，愁眉苦脸在庙堂之上，这岂是君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段话都合情合理。

这份上疏，吴中行写了两份，在把一份呈上后，他又揣着另一份去拜见张居正。

张居正看了奏疏，愕然道：“已经奏上了吗？”

吴中行不卑不亢地说：“没有奏上，是不敢让老师看的。”

张居正冷冷地道：“真能捣乱。”

吴中行发现了张居正冷酷的眼神，急忙回避，扯起了别的：“老师您知道吗？昨天夜里有一颗彗星，从西南方直射东北，苍白的尾巴，像一道几丈长的白虹。天文家说，这颗彗星从尾星、箕星，翻过牵牛星，一直扫射到织女星，这真是个大变异啊。天文方面的官员已经报告给皇上了。”

张居正知道，昨天晚上的确有彗星，北京城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寂寞孤独的彗星划过天空的样子。吴中行此时说这种事，显然是在暗示他，因为他不回家丁忧，上天用这种变异来警告。

张居正不信鬼神，但信传统。朱翊钧同样如此，所以吴中行的奏疏上去几个时辰后，朱翊钧就下诏要百官修省。百官当然也可以请皇上修省，可以说，吴中行在这方面占了先机。

他虽然占了先机，却没有收获。朱翊钧扣住他的奏疏不发。吴中行自有他的办法，他扯开嗓子，在政府里到处散播自己的英雄业绩。

人情汹汹。1577年十月初七，终于有人来附和他了。此人叫赵用贤，只是个翰林院检讨，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角色。

赵用贤大言不惭地给朱翊钧出主意说：“其实可以用先朝故事，让张居正奔丧归葬，回家待四十九天，然后再回朝。”

吴中行在他的奏疏中也提到这样的办法。两人恐怕没有坏心，可问题是，“夺情”明明已尘埃落定，他们非跳出来说道一番，这正如星星之火，搞不好就会燎原。

张居正怕的就是这个。有人曾安慰张居正，这两人无论是身份还是奏疏的内容，都不值一提。张居正冷笑道：“两人是想出名，想疯了。”随即又叹息道，“好名真是害死人，我担心他们是引线，会引爆一座火山。”

他们果然就是引线，火山很快爆发。1577年十月初八，刑部的两位中级官员艾穆、沈思孝联名上疏，请朱翊钧允许张居正回籍守制。他们以一副万分沉痛的语气说：“社稷所重就是纲常，而元辅大臣，则是纲常之表率。如果连纲常都不顾，社稷怎么能安？居正难道不是人子吗？如果是，为何失去父亲而方寸不乱？位极人臣，反而连个草民的道德都不遵守，何以对天下后世？”

张居正看了之后七窍生烟，朱翊钧也发了雷霆之怒。正如张居正所说的那样，夺情事件本来已完，偏偏自己的门生吴中行抽风似的跳出来搅和。他这一搅和，沉浸多年的言官们看到有了用武之地，如果不做点什么，那真是死不瞑目。张居正恨吴中行，更恨艾穆和沈思孝。

朱翊钧比张居正还要恨，因为夺情这件事不是他一人决定的，而是老娘李太后和冯保与他一起商量的。他没有独裁，却获取了骂名。他气呼呼地问身边的冯保：“这群人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不知道此时江山社稷离不开张先生吗？张先生走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张先生走了，他们能承担起张先生的责任吗？”

冯保说：“皇上您想啊，他们是把矛头对准的您，在忌惮张先生的情况下藐视您。”

朱翊钧的神经被挑起来：“这群人的屁股是痒了，廷杖如何？！”

冯保说：“皇上英明。”

众人齐救四官员

要对四位上疏官员廷杖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城。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廷杖足以要人性命。

吏部尚书马自强有悲天悯人之心，慌慌张张地去拜见张居正。

张居正正在孝帷里匍匐着，马自强来的目的，他心知肚明，所以他懒得起来。马自强极力为吴中行等人解释，他说：“这是群年轻气盛的少年，冒昧无知，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苍生，他们并非是有意攻击首辅大人。”

张居正跪起来，面无表情地说：“我正在居丧，管不了外面的事，请马大人谅解。”

马自强发现了张居正的冷淡态度，但觉得自己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于是又说：“皇上震怒，只有您能上疏营救他们，才可免去一场大祸啊。”

张居正本来已把身子匍匐下去，听到马自强的这番话，身体像弹簧一样立起来，恼怒道：“皇上震怒，我能营救？！马大人，你太高看我张居正了！我张居正只是人臣，怎能干扰君王的意志？请回！”

马自强见再求情下去，也是热脸贴冷屁股，只好神情黯然地离开。

张居正在孝帷里先是一阵冷笑，接着就是一声叹息。他的这声叹息有深深的凄凉：四根搅屎棍中，吴中行是他的门生，艾穆和沈思孝是他的同乡。在这点上，他比严嵩还惨，严嵩在位十几年，从未有同乡攻击过他。一想到这里，他的肺就如炸了一样，心脏剧烈刺痛。他又想到马自强：这人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居然来向他替攻击他的人求情！

向他求情的人不仅是马自强，翰林院的官员们最先行动起来，他们联名上疏请朱翊钧取消对那四个年轻气盛的官员的廷杖。但这份上疏如同进了墓道，朱翊钧毫无回音。

官员们走不通皇上这条路，又调头走张居正的路。马自强的失败是教训，于是他们曲线救国。翰林院官员沈懋学和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同学，他写信给张嗣修，请他和张居正求情。一连去了三封信，张嗣修都没有回信。张嗣修也有难处，他不敢和父亲张居正说。

沈懋学又去找李幼孜，他知道李幼孜和张居正关系不错。想不到的是，李幼孜不阴不阳地答复他：“张首辅不奔丧有大道在，岂是竖儒所能知？”

沈懋学气得哇啦怪叫，不禁脱口而出：“看这架势，张居正原本请求守制，现在却是有意不丁忧，居然还振振有词啊！”

他挑事，把李幼孜的信散播，这就激起了很多传统卫道士的极度反感。他们虽然反感，怒气冲天，可仍阻挡不了廷杖命令的发布。

翰林院学士王锡爵是正义凛然，并肯为真理而奋不顾身的人，他集结了翰林院诸多学士，来见张居正。张居正在孝帷里守丧，晾了他们大半天。王锡爵急了，也不顾体统，径直闯进了孝帷面前，请张居正搭救吴中行四人。

张居正平静地说道：“圣怒太严重，说不得。”

王锡爵反应极快：“圣怒严重，也是完全为的相公。”

张居正看了王锡爵一眼：“请回吧，守丧期间不便见客。”

王锡爵来了劲：“您守丧期间，还会批阅奏折？您守丧期间，还能推荐别人？您分明是度量狭小，见死不救，假天子之手以泄私愤！”

这些话是王锡爵冒着无比勇气和风险说的，在这种时候，胆小如鼠的人都会离张居正远远的，王锡爵说完这段话，就等着张居正的雷霆之怒。大出他意外的是，张居正虽然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却没有动怒，如同遭了瘟一样垂头丧气。

他看着王锡爵，把他当成生平的知己，缓缓道：“你说我度量狭小，我请问，这件事是谁先挑起来的？你们真以为我不想回家看望老爹，皇上的旨意在那里，我如何走？外面人言汹汹，我能救得了他们四个，你敢保证后面不会有人再跳出来拿‘夺情’这件事做文章？我看，你们还是饶了我吧，不要来求我。试想，如果我去皇上面前向这四人求情，皇上怎么看我？如果我真去求情，那岂不是助长了这些人的气焰？”

几个问句把王锡爵问得目瞪口呆，但我们说过，他是有急智的人，腹中已有草稿。可当他正要说话时，张居正用一个石破天惊的动作堵住了他的嘴：他突然向王锡爵跪下，“咚”的一声磕了个响头，声音近乎哀求地说道：“大家要我走，偏是皇上不许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只要有一把刀子，让我把自己杀了吧，你们也好心安！”未等王锡爵反应过来，张居正的手中突然多了一把匕首，夸张地要抹脖子。王锡爵下意识地去抢刀子，张居正号啕起来：“让我死了吧，只有这样，你们就安心了！”

王锡爵把刀子甩到一旁，看着近乎疯狂的张居正在那里以头撞地，惊慌地站起来就跑。王锡爵不是被吓跑的，而是被张居正的反常惊跑的。正如十几年在你眼前一大家闺秀，突然变成了荡妇，任是谁，都会被惊到。

王锡爵跑出孝帷，那群翰林院学士看到他苍白的脸色、飘忽的眼神，明白事情必然不顺，于是全都跟着王锡爵跑出了张居正家。

那个张居正撒泼的场景，深深留在王锡爵脑海里，一生未泯。

张居正撒泼，被记入正史，当然是贬大于褒。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倘若不用这招，他真的很难堵住那些穷嚼蛆的嘴，堵不住他们的嘴，这群人就会一直来，不把他气死，也会把他烦死。

救人没有错，但要看救什么人。救仇人，那是愚蠢，张居正明白这个道理，可惜那群官员不明白。于是，四位官员的廷杖的执行，就是注定的事了。

明代的廷杖用四个字可以概括：血肉横飞。其程序是，将受刑人的裤子褪到膝盖处，趴在地上，两名行刑员用棍子一前一后地敲打屁股和大腿。行刑员都受过特殊训练，几棍子下去，受刑人的屁股以后就不能用了。

1577年十月二十二，吴中行和赵用贤受廷杖六十，吴中行受刑后，已经气绝。幸亏有人叫来医生将其救活，割下几十块大腿上的腐肉。赵用贤是个胖子，受刑下来仍有气息，不过大腿上割下来的腐肉也有手掌那么大，他后来剑走偏锋，把那块腐肉风干，留给子孙做传家宝。

吴、赵二人受刑之后即被驱逐出京，代价是昂贵的，但收获也很丰盛，他们美名远扬，成为天下士子口头上的真君子。特别是吴中行，简直大名垂宇宙，直到清朝时，还有言官把他当成“文死谏”的祖师爷。

艾穆和沈思孝所受到的惩罚比吴、赵二人重，他们得到了八十廷杖，廷杖之后侥幸未死，发配边疆充军。

但人们看到这四人的悲惨境况后，都紧闭了嘴巴。肉体的惨痛有时候就是这样，能震慑人的心魄，让你闭嘴。原本一些咋咋呼呼的人现在突然想到孔子的话，“君子讷于言而慎于行”，又想到老子的话，“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几根棍子让他们闭嘴了，张居正在孝帷里长出一口气：结束了。

世间法则之一：你越是预想到的事，它越不会发生，发生的事，永远都是你没有想到的。

一个叫邹元标的人，突然在众人噤若寒蝉的压抑气氛中跳了出来，掀起另一轮风暴。

邹元标再掀波澜

邹元标是江西人，九岁即读通儒家经书，二十岁时出游，遍历名山大川，到天下各个书院踢场子，因其学富五车，又能言善辩，所以在辩才上无人是他的对手。他的志向也异常远大，认为男儿当自强，有道德的人就不能消极退让和放弃指责。1577年，他中进士，到刑部实习，苍天有眼，他赶上了张居正夺情事件，以他的性格，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机会。

他连上两道奏疏，请朱翊钧允许张居正回家丁忧。但很遗憾，他位卑言轻，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吴中行等四人被廷杖时，冯保特意命令全体京官观赏。在血肉横飞和受刑人的惨叫声中，邹元标的雄性激素加速度升高，他有了出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快感。廷杖完毕，大家都去救人，他却从袖子中抽出一封信，交给小宦官。

小宦官问：“何事？”

邹元标平静地回答：“请假。”

小宦官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邹元标这封信是弹劾张居正的，大概没有人能想得到这么变态的人，刚观看完行刑场面却去犯相同的错误。小宦官把邹元标的信交给冯保，冯保看后惊骇道：“真有不怕死的啊！”

这封信很快就到了张居正手上，冯保派人特意提醒张居正：看信之前要有个心理准备，因为邹元标这小子的话说得太难听。

张居正是见识过大风大浪的人，不会被人骂死，可看了邹元标的弹劾书，还是气得浑身发抖，险些晕厥。

邹元标的这份弹劾书，大有泼妇骂街的神韵。他首先批驳朱翊钧对张居正“有利社稷”的评价，他说张居正虽然有才，但学术却很异端。志向虽正，却刚愎自用，设施乖张。接着他对朱翊钧说：“您应该自立，不要总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否则这辈子就算完了。”然后猛地拐到张居正身上，“张居正经常说‘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我看他果然够非常的，连老爹死了都不回家奔丧。守孝是五常之道，他践踏大道，留恋权位，这是违背良知的禽兽行为！”

自夺情事件以来，还没有人说张居正是禽兽，邹元标开了个先河，他付出的代价自然也和别人不同：他被廷杖八十。冯保告诉行刑员：“给我好生打着。”很多人认为邹元标必死无疑，想不到他凭着胸中的浩然正气，坚持下来，被发配边疆。虽然如此，张居正还是给他的肉体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他从此成了个瘸子，直到四十多年后，如果坐久，还会突然从椅子上摔下来。

据说被驱出京城后，张居正还派了杀手去宰他。幸运的是，这名杀手追错了路，邹元标才逃过一劫。若干年后，邹元标重回北京，担当重要官员。当时已是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末年，他眼见国事败坏，才想起张居正的好来。他拄着拐杖四处奔走，为张居正平反，并每夜焚香，祈祷上天能再降下一个张居正来。有人问他：“你不记得自己屁股被打烂的事吗？那可都是拜张居正所赐啊。”他却苦笑道：“年轻时太无知，现在明白了，恐怕已晚了。”

人只有到末世时，才会想到那些力挽狂澜、顶天立地的伟大人物的好。

邹元标用残废换来了天下美名，士大夫们都说他是顶级男儿，是天底下第一君子。他拄着拐杖去边疆了，可就因为他，夺情事件再度升温。无数的人都决心用腐烂的屁股换取天下之名。张居正有成人之美的心，既然屁股的主人都不怜惜他们的屁股，他何必狗拿耗子。于是那段时间，紫禁城中随时都有惨叫声，廷杖行刑员累个半死。

张居正不仅要迎战那群想获取清誉的人，还要对付他的朋友。邹元标事件后，吕调阳和张四维来找他，委婉地劝告他回老家丁忧。张居正不为所动，只是说：“圣旨不可违抗。”吕调阳和张四维碰了一鼻子灰，叹息着走了。

戚继光居然也来信说：“平息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家丁忧。”张居正给戚继光回信说：“您远离京城，不知事情原委。有些人别有用心，是想赶我走。我如果走了，岂不是正符了他们的心意。皇上英明，恐怕也看到这点，所以才坚决挽留我。我当然想回家，可我怎敢违抗圣旨啊？”

这些人只是劝他回家，并未说出不中听的话来。他的另一位朋友周友山可就很不客气了，他说：“您这是恋位，不是君子所为！”

张居正冷静而又坦然地回复道：“恋位并不是坏事。当大责重任的人，心存国家，不同于普通臣僚，不可轻言抛去。所以古人说，恋之一字，古纯臣所不讳言。如果只是为官位，持禄自固，则又当别论。但天下人都知，即使天下人不知，您也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天下人如果真懂得这其中的道理，那就真能如理学大师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了。”

周友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他也不在张居正的位置上，所以无法理解张居正的想法。张居正当然恋位，这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使内阁成了帝国的政治重心，而他张居正又是这个重心中的神经中枢，他就是要去，也不可能得到朱翊钧的许可。他明知无法脱身，又何必装腔作势，博取个恬退的虚名？

但这种心思，很少有人理解，即使有人理解，也假装不理解。就在这种难得糊涂的中国传统智慧中，有些人见上疏已无效果，于是另辟蹊径，散播起了谣言。其中一条谣言最让张居正震惊：张居正要谋反。

这谣言一下道出了这次夺情风波的本质，如果吴中行等人反对夺情是出风头的话，那后来的一批人反对夺情，其实就是想让张居正滚蛋。他们不是痛心疾首名教被张居正践踏，只是痛恨张居正的新政。

张居正要谋反的谣言主要有三条内容：第一，张居正擅权，目的当然是谋反；第二，张居正连名教都能践踏，可以想见他的心有多狠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第三，张居正用淫威处置正直官员，这是为他谋反扫清道路。

谣言不一定止于智者，也不一定止于沉默者，张居正和朱翊钧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朱翊钧很快就发了一道圣旨。圣旨说：“我是天下君，进退予夺我说了算，岂臣下所敢自擅？元辅张居正不回家丁忧，是我下的命令，和他何干？那群屁股被打烂的官员也是我下的命令，又于张先生何干？你们不要胡说八道，干好自己的事，如果你们管不好自己的嘴，我就修理下你们的屁股！”

这道上谕马上起了作用，谣言烟消云散，之前纷纷跑来贡献屁股的人也日益稀少。

张居正适时地上疏请求朱翊钧恢宏圣度，不要和这些人再计较下去。看上去，张居正这是要收拾人心，人人都知道，廷杖了那么多人，背后的主谋就是他张居正。他已被人打上了“心地狭窄”的烙印。实际上，张居正并非是想收拾那群大嘴巴的心，这是没有必要的事。他只是希望夺情事件尽快消停，他不想把一部分精力浪费在这上面。

可天下事往往不遂人愿，就当他觉得一切都要结束时，又一起风波来了。这场风波不在北京，而发生在南京。

吴仕期案

风波的主角叫吴仕期，是宁国府生员，由于南北路途遥远，信息交流不畅，所以直到1577年十月中旬，南方才知道了夺情事件的全部。吴仕期脑子灵光，也有传统道德意识，认为张居正不回家丁忧是人心世道的大变。霉运当头，他决定上疏请皇上朱翊钧收回夺情的命令。

太平府副知府（同知）龙宗武是张居正的人，听到有人还要火上浇油，立即把吴仕期捉进大牢，随后给好友操江御史胡槚通气。胡槚连忙报告给张居正这件事，同时又报告了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也和当时的张居正有关，那就是流传在南方多时的《劾张居正疏》。据流言说，作者正是鼎鼎大名的海瑞。张居正稍作分析，就得出正确结论：海瑞不可能是这道奏疏的作者。海瑞自在朱载垕时代罢官后就再未出山，海瑞这人在其位才谋其政，所以绝对不能是他。之所以要把作者说成海瑞，是因为海瑞在江南极负盛名。胡槚自然而然想到的真正作者是吴仕期，张居正也认为是吴仕期，但他却去信给胡槚说：“这件事你就不要惊动朝廷了，本来夺情一事已经完结，如果你再向朝廷报告吴仕期案，恐怕会再起风波。这些人都是喷血自污之辈，没必要和他们计较。请你知会龙宗武，就在太平府明察秋毫，彻底查明这件事。如果吴仕期不是作者，马上释放；如果他真是《劾张居正疏》的作者，也请龙宗武秉公办理，不可有私心。”

胡槚和龙宗武坐到一起，对张居正的这封信开始谨慎研究。龙宗武抓耳挠腮道：“元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搞不懂啊。”

胡槚从张居正的字里行间得到确切的信息：“元辅大人不想株连。”

龙宗武不明白。

胡槚道：“如果我们真把吴仕期案上报朝廷，必会牵扯出无数人，此时正是皇上震怒之时，这些人肯定逃不了。”

龙宗武不置可否：“那该如何审理此案？”

胡槚笑道：“事情在你这里开始，就在你这里结束。”

龙宗武终于做出了恍然大悟的样子：“元辅实在高明。”

七天后，吴仕期在太平府大牢中被活活刑讯逼供而死，这件事告于结束。显然，这是起冤案，胡槚和龙宗武对此要负责。那么张居正呢？

也许他根本没有要杀吴仕期的意思，他只是希望尽快结案，不一定非要取了吴仕期的小命。可他的下属们却忠心耿耿，认为非如此不可。人类历史上，这种事不胜枚举，这都是权力惹的祸。

吴仕期的死悄无声息，所以夺情事件并未在南方掀起余波。张居正现在安全了，四十九天守孝完毕，他去见了朱翊钧。

一见到朱翊钧，张居正终于把持不住多日来所受的诋毁，流下委屈的泪水。朱翊钧安慰他：“先生孝情已尽，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看在父皇的面上，成全始终，可谓大忠大孝。”

张居正的眼泪哗哗，这是真哭。他只有忠，并无孝。人世间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孝”活生生被眼前这个小孩和他那炙手可热的权力埋葬了，如今只有忠，用最极限的忠来弥补他的不孝。

他说：“皇上前后圣谕多次，委曲恳切，臣怎敢不遵？又有先帝的托付，臣当以死报，今日更不敢违背。可是皇上您知道吗？臣天性愚直，凡事只知一心为国，不能顾忌人情，以致丛集怨仇，久妨贤良之路。皇上如此圣明，现在就该放我回家，让我尽迟到的孝道，也可保全晚节。”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张居正是想告诉朱翊钧，他一心为国，因为听从了您的命令而不丁忧，却得来了很多人的攻击。虽然那些人已受到惩罚，可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他也不是咽不下这口气，而是因为朝堂之上还隐藏着这么多异己者，如果让这些人继续隐藏，他的改革大业仍会受到阻挠。他的想法是，要趁这个机会，一来报仇，二来清除潜在的障碍。

朱翊钧年纪还小，当然听不明白张居正这段话背后的意思。他安慰张居正：“先生精忠为国的心，天地祖宗知道，太后和朕也知道。那群阴险小人乘机生事，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怀。”

张居正必须要介怀，可他不知该如何开口，而且自夺情事件之后第一次见皇上，有些话不能说。

他沉默了许久。朱翊钧知道这件事还没完，说：“先生先上班吧，其他事慢慢说。”

张居正等的就是这句话，叩头谢恩。1577年十一月初六，张居正穿着孝服（青衣角带）缓缓地走进了内阁。

吕调阳和张四维看到张居正的眼神里带着阴柔的杀气，马上感觉到，张居正已准备反攻！

闰察：张居正的反攻

吕调阳和张四维的感觉很快成为现实。张居正用一天时间处理了内阁多日来遗留的事，第二天，就对两人说：“这段时间彗星向东北直射，天象大变，人间恐怕有不正之气啊。”

吕、张二人心里打起了鼓，天象有变是之前反对夺情的那群人当话柄的，张居正怎么也谈起天象了，他不是不信这套玩意儿吗？张四维记得张居正说过：“天道玄远，灾难和吉祥的感应，都不可知，也不可信。自然界的现象对于人事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张居正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吕调阳小心翼翼地问：“张大人的意思是？”

张居正一本正经地说道：“天象大变，说明朝中有小人，需要来次大考核，把不合格的官员清除，平息天之怒。”

张四维吃惊道：“考核京官每六年一次，这不符合规矩啊。”

张居正看了他一眼，眼神犀利，像是根锥子。

张四维低下头，吕调阳一字不吐。

内阁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时光似乎凝固了。许久，张居正才开口，语气很温和：“张公说得很对，做人做事都要有规矩。尤其是我们内阁辅臣，要按祖宗之法做事。我记得随时考核京官是有先例的，不知二位可知？”

张四维和吕调阳变了脸色，他们做官多年，当然知道有这样的先例，就是所谓的“闰察”。“闰察”始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时期，由宦官刘瑾提出，方式是不定期地考核京官，目的是借此打击异己。这个自然是先例，但却是恶例。两人想不到反夺情事件会把张居正伤得这样深，居然动起了“闰察”这邪门武器。

张居正见两人不说话，点了点头，表示很满意：“二位既然知道，那就要吏部上奏章吧。”说完，他站起来，施施然地走了出去，留下张四维和吕调阳大眼瞪小眼。

张居正一向深思熟虑，闰察这件事大概在反夺情事件初发时，他就已决定。所以吏部尚书张瀚被免职的当天，张居正就把王国光推荐为吏部尚书。这就叫作布局，只有智慧高绝的人才能看透。王国光在张居正的指示下，很快就向朱翊钧上疏，请求闰察。朱翊钧和李太后、冯保商议，结果自然是同意。

闰察还未开始，已有人感到危机。但这些人正如笼中的老鼠，无计可施。他们只能发泄，或者说是过过嘴瘾。有流言说，皇上冬天时都会赏赐他臣貂皮帽抵御风寒，而张居正却带头不戴貂皮帽，他号称是为了节省开支，实际上是服壮阳药过多，毒都上了脑袋，燥热难耐，如果戴了貂皮帽肯定会成熟猪头。还有流言说，张居正的儿子是靠作弊中了进士。

流言蜚语，甚嚣尘上，连张居正都听到了。对付这种“扯老婆舌”的行径，张居正一向是等闲视之。他曾说：“浮言私议，人情自不能免。”尤其是他这种大人物，更是如此。二百多年后的梁启超也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面对诽谤和流言，张居正有句名言：“我一生都是顺着自己所欲所求来学习的，不在意别人理解还是不理解。不但一时之毁誉，不挂于心，就是万世之是非，也不计较（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

这就是阳明心学，他读懂了阳明心学。他又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只要能成就大业，什么得失毁誉，万世是非，一切都在所不惜，这种坚强的意志只能出自良知的力量，一旦这种力量发挥，就会所向披靡。这年的闰察纯是张居正对反夺情成员的反攻倒算，也纯是发自良知。

那位被罚薪三个月的何维柏勒令去职，一直叫嚣张居正应该回家丁忧的南京操江御史张岳也被罢职，上疏解救吴中行等人的翰林院大批官员被调到南京坐冷板凳。他们离开北京前已确定，在张居正有生之年，他们肯定看不到北京的太阳了。

闰察刚开始时，冯保来找张居正，希望张居正能帮他清退几个他看不上眼的官员。张居正不动声色地回道：“冯公想多了，此次考核是圣上的命令，目的是清除不合格的官员，您怎么可以让我拿闰察排除异己呢？”

冯保张大了嘴巴，张居正明明就在排除异己，想不到说一套做一套的本事如此炉火纯青。但当他看到张居正威严不可侵犯的神态时，只好作罢。

这是张居正主政以来的底线：冯保绝不允许插手政府的事。

1577年的最后几个月，波澜起伏，但终于在年末随着闰察的结束而结束。张居正稳定了一切，并未因夺情事件而损失分毫。

他终于有时间思念老家老爹的尸体和老家的人了。他决定在主持完毕朱翊钧的大婚后，就启程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对普通人而言再轻易不过，可对他张居正，回一次家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

第二章 身在老家心在京

终于可以回家了

1578年二月，朱翊钧的大婚在乍暖还寒时隆重举行。张居正负责全部事宜，李太后特意传懿旨说：“忠孝难以两尽，先生自去年九月份开始一直穿孝服，但如今皇上大婚，是吉事，就脱掉孝服吧。”

这是不可违抗的命令，张居正只好从命。他一从命，户科言官李涞就跳出来说：“张居正有丧服在身，怎可轻易脱去？皇上大婚是吉事，张居正恐怕不适合主持，还请皇上改命他人办理。”

张居正想不到“闰察”之后还有漏网之鱼，朱翊钧也是气得头晕眼花。李涞是1571年的进士，在做地方官时号称清廉的“箪食瓢饮”，简直可以和海瑞比肩。但这人除了清廉之外别无长计，尤其是一根筋。

张居正气咻咻地上疏朱翊钧，请朱翊钧允许他辞去这份差事。如果张居正真畏惧人言，那他就不是张居正了。他这招是很阴的，目的是让朱翊钧惩治李涞。

朱翊钧谕示他人生中最伟大的张先生说：“李涞那厮冥顽不灵，要您主持大婚是母后的意思，母后重视才让您来主持。您千万别和李涞那厮计较，我的婚事不仅是我自己的终身大事，更是朝廷的大事，希望您勇担重任。李涞满口喷粪，不配留在京城，我想把他调到山东，您意下如何？”

张居正表示支持朱翊钧的想法。1578年正月十八，李涞被调到山东，直到张居正去世，他才回到中央政府。

这是夺情事件的余波，精明如张居正者并未看出这场余波象征了什么，但李太后看出来了。

朱翊钧大婚前三天，李太后叫冯保请来张居正。等大家都坐稳了，李太后慢悠悠地说：“这五年来，张先生为皇帝可谓鞠躬尽瘁，忠心盖日月。张先生为我皇家操碎了心，恐怕还要继续操劳下去啊。”

这都是场面话，张居正听了无数次，他没有任何感动。但李太后下面的话可就从未和张居正说过，分量十足了。

李太后深情地说：“皇上大婚之后，就意味着已长大成人。这五年来，我一直住在乾清宫（象征权力的地方），监护他，看管他。如今他已长大，我该搬出去了。”

张居正惊愕万分，下意识地去看冯保。冯保一脸的从容，想必他早已知晓此事。张居正惊愕的原因是，这五年来李太后是皇家货真价实的主人，朱翊钧只是个橡皮图章。权力使人疯狂，也使人绝不善罢甘休放下。李太后能有这样的胸襟和见识以及力量，可谓女中豪杰。在惊愕之外，张居正也感到李太后下面还有话。

李太后果然有话，换了一副神情对张居正说：“我搬出乾清宫后，就意味着放弃了朱翊钧的监护权，我虽然口口声声说皇上已长大，但毕竟还是个孩子。这监护的责任重大，您是唯一的人选。现在，您既是担当国事的大臣，也是对皇上朝夕照管的监护人。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您好自为之。”

张居正不能不激动，这比泰山还重的责任交给了他，证明了李太后对他毫无条件的信任。他向李太后保证，必将朱翊钧塑造成圣君，必用尽全力富国强兵。

李太后相信张居正，正如他相信婴儿会长出牙齿，春天来了花会开一样。朱翊钧也相信张先生，就如同相信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月亮有阴晴圆缺一样。他对人说：“朕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张先生。”这是伟大的信任和依赖，所以当张居正重提回老家葬父时，他仍然不允。

他下谕旨说：“您受先帝委托辅佐朕，朕须臾不可离你。况且我之前已命令有关部门对您老父厚葬，您又何必亲行？您还是遵从我的谕旨，留下来辅佐朕，也不枉我和太后之心。这样的话，你可谓是‘大忠玉孝’了。”

张居正这次是坚决要走，或许是李涞事件触动了他，异己者是捉不完的，如果自己不回家葬父，夺情事件就不可能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个反对者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实际行动堵住那群潜在的敌人的嘴。况且，良知也在时刻提醒他，身为人子，总要和老爹的棺材见上一面。

他对朱翊钧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心情：“如果不能让我回老家，我即使身在朝廷，心也不在。这既影响了我的心情，更影响我的工作。回家葬父是我的一件心事，如果不解决，终身都不能快乐。”

朱翊钧看了张居正的信，去请教李太后，李太后又请教冯保。冯保昨天刚派心腹和张居正通过气，按张居正的分析，只要布置好，此时离开不会引起任何变动。张居正其他的布置，冯保不知，但张居正要他在皇上面前说的话，他记得一清二楚。

他说：“张先生非要回去尽孝真是感天动地，如果皇上真的很难离开张先生，倒不是没有办法。”

朱翊钧问：“什么办法？”

冯保说：“可让张先生限期回京，一些国事用千里驿递送到张先生老家。”

朱翊钧看了看李太后，李太后沉思一会儿说：“那就这样吧，现在是三月，要张先生五月中旬务必回京。”

在老爹死了半年后，张居正终于被允许回老家。临行前，他把内阁小心翼翼地布置了一番。由于他走后，内阁只剩下吕调阳和张四维两位阁臣，所以他希望朱翊钧能允许他再推荐一人。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朱翊钧早已传下谕旨，一切重要事情还是要请千里之外的张先生做主。张居正要补阁臣，无非是堵住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嘴巴。

朱翊钧要他提供人选，张居正思考起来。高拱肯定不成，那是只老虎；殷士儋在宫内有帮手，这等于抢他的援兵，更不成。他猛然想到了老师徐阶。政治家的智慧立即被情感所蒙蔽，他居然写信给徐阶，要他出山。

徐阶的信刚发出，张居正猛然惊醒，论官阶和名望，徐阶都在自己之上，如果把徐阶请回来，纵然徐阶抢不了自己的饭碗，可如何安顿徐老师？惊醒之后就是行动，他让人快马加鞭追上了那封发给徐阶的信。

最后，张居正向朱翊钧推荐了两人，一个是马自强，另外一个是申时行。马自强和张居正的政见向来不一，这次居然被张居正点名进内阁，着实让他有些兴奋，将心比心，马自强后来和张居正的关系很近。

布置完内阁后，张居正终于准备启程。临行前一天，朱翊钧召见他，赏赐了银两衣物。张居正叩头谢恩。朱翊钧在龙椅上向他招手：“先生近前些。”

张居正向前挪了几步，朱翊钧说：“太后和我的意思，原是不想放先生回去的，只因先生情辞恳切，恐致伤怀，特此允行。先生处理完家事，马上就回来。”

张居正俯首。

朱翊钧伤感起来：“一旦国家有大事发生，朕该倚仗谁啊！”

张居正眼眶湿润，说道：“臣这次回家，万非得已。臣虽然离开您，但犬马之心无时无刻不在您左右。我走后，还请皇上起居食息，尤宜谨慎，您的龙体是我最担心的。我从前在时，一切国事都由我来；我走后，还请皇上自家留心，各个衙门奏折，望皇上能一一省览，亲自裁决。另外还有内阁四位辅臣，都是皇上的好帮手。”

朱翊钧点头说：“先生忠爱，朕知道了。”

他此时还不知道张居正的用心，大概就在此时，张居正已有了还政于朱翊钧的心思。他的这次离开，也是给朱翊钧一个锻炼的机会。

朱翊钧开始叮嘱张居正路上要保重，到家后不要过分悲伤，身体是第一的。张居正感动得伏地呜咽，话也说不出，大有生离死别的味道。

朱翊钧安慰他，不要悲痛，话才出口，已是泣不成声。张居正擦了泪水，叩头退出的时候，听到朱翊钧对左右说：“朕有好多话要和张先生说，可见到他悲伤的样子，我就说不出来了。”

这是1578年三月，春已深，如同张居正和朱翊钧的感情。五年来，张居正之于朱翊钧，就是慈父和幼子。朱翊钧从未离开过张居正这么长时间，这位精神导师、政治导师和生活导师给他的人生烙上了不小的印迹，也烙上了深沉的情感。

请相信这世上有君王和权臣之间的美好情感，也请相信，这种情感是非常脆弱的。

1578年三月十三，张居正出了北京城，向阔别十九年的家乡湖北江陵进发。这次回乡，用“衣锦还乡”四个字来形容实在太暗淡。别忘了，他可是朱翊钧时期乃至整个明代最赫赫荣光的首辅。他的轿子是特制的，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寝室，两廊一边一个书童焚香挥扇。三十二名轿夫抬着这样一台大轿，风光八面地从北京南下，护卫着这台大轿的一千名士兵，雄赳赳气昂昂，千马奔腾，好不壮观！在这让人眼花缭乱的护卫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戚继光派来的一整队火绳枪手和弓箭手。据说，这支队伍出河北境后，张居正突然命令他们返回，只留下了六人。

他说要低调，其实高调得让人敬畏。其所过之处，不但地方官一律郊迎，连藩王们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张居正行宾主之礼。要知道，在从前，臣民遇见藩王都是行君臣之礼的。

对于这些人，张居正表现得很冷淡很高傲，人混到他那个地位，想不摆谱都不可能。在回家的路上，张居正只主动热情地下过轿子一次，那就是在河南新郑。

顶级大佬的谈话

路过河南新郑郊区时，张居正掀起轿帘，意料之中地看到了远处跪了一大片当地官员。自从出北京后，这种景象已让他漠然，甚至生厌。他不由得想到了五年来的人事改革，似乎在地方上没有见效，否则为何到任何地方都会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官员的脑袋。

他这样想着时，巨无霸的轿子已走近那群官员，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跪在最前面的县令，突然县令旁边跪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多看了两眼，一道闪电射进脑海：“啊呀，新郑！高公！高拱！”

是他，跪在他眼前的那位不堪一击的老人就是他二十多年的旧交、六年的政敌，如今被迫退休在家的高拱！

张居正命令停轿。还未等护卫将木凳放到轿门前，张居正已掀开轿帘，自己跳了下来。他疾步走向那群跪着的官员。新郑县令心脏如打鼓，震动着肺腑。张居正一面快走，一面伸出手去，对高拱说：“高公请起，高公请起。”

高拱抬起一双浑浊的双眼，看着如日中天的张居正向他奔来，还未等他说“不敢”两字，张居正已扶住他的胳膊，把他硬生生从地上拽了起来。

四目相对，张居正鼻子一酸，流下了真实的泪水。高拱也哭了，任凭泪水在枯叶般的脸上四溢。张居正拉起他的手，把他拉进自己的巨无霸轿子，二人相对而坐。张居正擦去眼角的泪水，指着自己的两鬓白发说：“老了。”又指了指高拱的满头白发，声音哽咽道，“您更老了。”

高拱剧烈地咳嗽起来，张居正急忙去拍他的后背。高拱不但老得让人震惊，而且病得也相当厉害。去年张居正就知道高拱病了，还特意让南归的儿子到新郑问候。可他想不到高拱居然病得如此厉害，神志恍惚，说话已不清楚。高拱扶着张居正的胳膊，恨不得把肺咳出来，终于缓解了，呜呜地说了句话，张居正没有听明白。

高拱唉声叹气，指了指自己的心，又指了指张居正的心，摆了摆手。张居正虽然聪慧过人，但仍解不开高拱的这哑谜。

也许是二人的友谊之光重新照耀，也许是张居正内心深处对高拱有所愧疚，他不由自主地自说自话，从二人的相识说到朱载垕时代的内阁合作，又说到高拱的离开。当说到王大臣案时，高拱污浊的双眼猛地清澈犀利起来，像一根锥子刺向了张居正。

张居正主动迎接高拱的锥子目光，在他的人生字典中，没有“躲闪”和“逃避”，面对问题和困难时，他向来都迎难而上。王大臣案在高拱看来，就是张居正要痛打落水狗，可在张居正看来，他拯救了高拱。二人的想法不一，所以张居正说来说去，感觉到了“鸡同鸭讲”的索然无味。

高拱颤巍巍的样子，显然和他的年龄不符，再看张居正，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纪、最好的光阴都集中在他身上。这是权力的力量吗？权力可以让一个人精气神十足，也可以让一个四十岁的人早早安上七十岁的心脏和心态。

他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自从看见高拱的第一眼，他就试图以情动人，把高拱拉回到六年前的光阴里，那时他们是好朋友，也是好战友。遗憾的是，高拱不吃这一套，他六年前就把张居正定型，在他心中，张居正就是个阳奉阴违的小人，他认定自己的致仕是张居正一手造成。六年来，每次夜深人静时的痛苦回想，都让他对张居正的仇恨深入骨髓，久而久之，连他的毛孔里都储存着对张居正的仇恨。这是直到世界末日都无法解开的结，高拱后来把它带进坟墓，每当人们走过他坟墓时，都能从坟墓上盛开的娇艳花朵中闻到仇恨的气息。

张居正握着高拱的手说：“六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您。只是国事繁忙，抽不开身来看望您。就是这次还是因老父去世才有机会。其实我父去年就已去世，皇上总是不放我走啊。”

高拱哇啦哇啦了一大段话，张居正竖起耳朵，提起全部精神仔细听，在能听懂的只言片语中还原了高拱的话。高拱说：“去年十月，有人从京城来，得知皇上对你夺情，臣僚纷纷要求皇上允许你丁忧。我当时还想，这群人都是白痴。你要做的事，这世界上还有谁能拦住你？你要走，谁敢不让你走？”

张居正尴尬地笑了笑，说：“高公既然知道此事，想必也知道皇上几次三番下旨留我，君命难违，我们做臣子的难道还敢和皇上作对？”

高拱侧耳倾听，张居正话音已落很久，他好像才理解明白，突然狂笑起来，拍了拍张居正的大腿，哇啦哇啦了大半天。

张居正认真听着，然后努力还原高拱的话：“你呀，戏演得不错！但有识之士不是瞎子，比如那四位受廷杖的官员，他们就一眼看清了你的真面目。其实你大可不必那样动怒，居然和冯保联合对那四位官员廷杖，人家只是说了事实嘛。”

张居正有点恼火，心想：“高拱这老家伙这么多年，受到被迫致仕的重大打击，居然还是狗改不了吃屎，说起话来不给人留颜面。他说得倒是轻巧，要我不动怒。可你高拱在内阁时对异己者不也是赶尽杀绝吗？你怎么好意思教训我！”

但他马上就平息了怒火，眼前的高拱已不是他的政敌，只是他人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真朋友讲话就如良药，永远都是苦口的。

他再对高拱说：“自您走后，我是萧规曹随，完全都按您的政治主张处理国事，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果三生有幸，能得到后人对我的美誉，那这美誉中也有您的一半啊。”

高拱的脸色马上红润起来，因为张居正终于说了句良心话，也因为他好久未受到别人的赞誉了。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再指了指张居正的心，又指了指天和地。张居正这回好像明白了，高拱是说，做事要凭良知，天地可鉴。

高拱是阳明学的拥趸，张居正也信仰王阳明，王阳明所谓的“良知”不是妇人之仁的良心，而是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恢宏理想。只有这种理想在一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才会让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路上，谁阻挡我，就干掉谁，纵然是芝兰当道，也必除之。

“良知”是拯救天下苍生而不是获取“好人”名誉的武器，这是高拱和张居正都深刻理解的真理。

张居正紧握住高拱的手，感动得想再次下泪。但高拱马上就变了脸色，又哇啦了半天。大概他知道张居正在还原他的话上已非常疲惫，所以这次说得比前几次清楚了许多。他说：“这五年来你做得不错，徐阶的眼光很好，当年选了你做接班人。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说，我敬佩你。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憎恨你。如果不是你和冯保勾结把我逐出中央政府，现在你这台轿子的主人就是我。你不必劳心费神，恢复你我的友谊，如果你真了解我，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做好你的首辅，为江山社稷谋福，这才是你最应用心的地方。”

1578年时，已没有人敢用高拱这种态度和张居正讲话。张居正听完高拱的话后没有发火，而是陷入沉思。高拱根本不了解他，正如高拱已不了解自己的过去一样。高处不胜寒，是因为人在高处朋友就少。他在京城中，身边有忠实的下属，有坚定的马屁精，还有视他为救世主的皇帝，就是没有可以坐下来谈心的朋友。

见到高拱的刹那，他突然感觉到高拱是他的朋友，所以他想恢复从前的友谊，然而随着谈话的深入，他已知道这是痴心妄想。高拱不仅不能成为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

一个时辰后，张居正先走出轿子，然后把高拱搀扶下来，他拼命抓住高拱即将挣脱的手，如同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但这稻草终于挣脱出去。高拱要给他叩头，他拦住了。高拱也不争取，拱拱手，洒脱地向那群还跪在地上的官员群走去，然后转过身来，从容地跪下去。张居正苦笑，命人叫起那些跪着的官员和高拱。

张居正离开时，从帘子缝隙看到高拱弓着背，瘦骨嶙峋地走向远方。远方是绿色的、温暖的。春天来了很久，夏天的脚步正在天空回响，张居正却感觉到深深的凉意。

陶成喾的叹息

当张居正在1578年二月末苦求朱翊钧允许他回家时，辽东副总兵陶成喾也在苦求。他苦求的不是回家，而是上苍能赐给他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陶成喾有澄清天下之志，也有点小才华，无奈生不逢时，他的上司辽东总兵李成梁一直压着他。明帝国北疆的大部分战役都被李成梁打了，而且百战百胜。陶成喾虽然是副总兵，可中央政府没几个人知道他，他深深地陷在李成梁光芒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春风已吹过长城，站在边墙上，陶成喾向北方眺望，满眼都是生命的迹象。但这万物复苏的美好景象并未使他心情舒畅，他叹了口气，对站在身边的副官说：“既生陶，何生李！”

副官安慰陶成喾已安慰烦了，但仍然是平和的口吻：“大人必有建功立业名扬四海的那天，只是等个机会。”

陶成喾发出最沉重的叹息说：“这机会太不好等，自张居正大人担任首辅以来，这群蒙古人的野性就不见了。即使有那么几个还存野性的蒙古人，都被李成梁搞了。苍天啊，我这是什么命啊！”

陶成喾说得没错，但不全面。李成梁在辽东对付的不仅有蒙古人，还有逐渐崛起的女真人。正如陶成喾所说，李成梁天生就是打仗的料！

李成梁祖籍朝鲜，爷爷是个小军阀，后来归附明帝国，被任命铁岭卫指挥佥事（铁岭军区政委）。明朝武官可世袭，李成梁的老爹后来继承父职，可到了李成梁时，他就无法继承老爹的位置了。原因是，李家已落魄不堪，而要继承这个职务，必须要花钱上下打点，李成梁没有这个钱，只能靠自己。他原想从文，可头脑不够，直到四十岁时才是个秀才。

但天不埋没人才，1566年，一位京官巡抚辽东，发现了正在军中服役的李成梁。没有人知道二人是如何相识的，我们只知道，这位京官回京后，向朱厚熜强力推荐李成梁，认为北疆若牢固，非用此人不可。

首辅徐阶对这件事很重视，要张居正全面调查李成梁。当时李成梁只是个低级军官，根本没有指挥作战的实践，可张居正却如发现石头中的美玉一样发现了李成梁。徐阶听从了张居正的意见，让他继承了老爹的职位。第二年，李成梁因作战有功，被升为辽东副总兵。1571年，蒙古人入侵，辽东总兵王治道战死，在张居正和高拱的努力下，李成梁被任命为代理总兵。张居正上台后，他被扶正，从此在辽东光芒四射了二十二年。

张居正非常器重李成梁，并且对他在辽东西防蒙古人、东防女真人信心百倍。二人常常有书信往来，谈时局、谈边境，谈人生、谈理想。也正是在张居正的全力支持下，李成梁才能大展拳脚，并取得持续不断的胜利。不过在当时就已有人指出，李成梁的战功有水分，因为明明可以把敌人一网打尽，他却总不能大获全胜，这叫玩寇养兵。每当有人指责李成梁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行为时，张居正就极力袒护，并写信给他，要他放心对付蒙古人和女真人，朝廷只要有他张居正，边疆就有他李成梁。

李成梁对张居正可谓感激涕零，自然尽心尽力地守卫边疆。陶成喾感觉李成梁的光芒射得他睁不开眼，这实属正常。李成梁在军事上是个天才，和戚继光不相上下。他亲自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士兵配备最现代化的火枪“三眼铳”（可连发三弹），当冲锋时，这支特种部队先在战马上发射三眼铳，一般情况下，三枪过后，就能冲垮敌军。当三颗子弹打完后，只需吹吹枪口的烟，换个握法，就成了近战的致命武器——铁榔头。

李成梁就是靠这支现代化部队和他的用兵如神，取得了各种各样的大捷。1578年二月朱翊钧大婚期间，李成梁送来劈山之捷报，为朱翊钧的婚礼锦上添花。朱翊钧心花怒放，亲自率领群臣到祖庙焚香告祖。张居正更是大欢喜，险些忘了老爹已死，特意为李成梁写下了“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的诗句。李成梁在劈山战役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震惊天下，连很不喜欢李成梁的《明史•李成梁列传》叙述此段时，都给了“师出必捷，威震绝域”“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的评语。

劈山之捷虽成于1578年二月，但因缘于1577年五月。该年五月，横行北方的蒙古速巴亥大军进犯辽阳。有人提醒这位猛夫，辽东总兵李成梁不是善茬，速巴亥嗤之以鼻。夜晚宿营时，速巴亥正在制订明天的计划，李成梁带着他的特种部队突然杀到。由于没有准备，速巴亥被杀得丢盔卸甲，狼狈而逃。这是李成梁百里奔袭、直捣龙潭的经典战例。

1578年二月，速巴亥卷土重来，发誓要活捉李成梁，以雪前耻。当他驻军于劈山（辽宁开原南）时，又有人提醒他，小心李成梁又搞夜袭。速巴亥哈哈大笑，李成梁不会那么蠢，一招不会用两次。

李成梁当然不蠢，他猜到速巴亥的心思，于是又一次百里奔袭，直趋他的劈山大营，用特种部队先放枪，再冲击。这一次，速巴亥又被打得落荒而逃。李成梁斩杀了四百多蒙古士兵。

李成梁的战法，是陶成喾永远学不来的。绝顶的军事家用兵没有章法，只凭随机应变，用王阳明的说法就是，刹那间的感悟，这就是致良知。

所以，当陶成喾站在城墙上叹息时，连老天都不怜悯他，纵然给他机会，也是浪费。不过，有时候老天会犯迷糊，不小心把那些假象机会扔给当事人。现在，陶成喾就接到了老天爷犯迷糊掉下来的一个“机会”。

1578年三月十六，一支七百余人的蒙古武士突然出现在陶成喾的防御区前。这是支奇怪的蒙古骑兵，他们带着大量辎重，带着锋利的武器，如风暴一样席卷而来。探子来报告陶成喾时，陶成喾正在喝闷酒，听到这个消息，先是一惊，酒杯落地，但马上恢复平静，内心深处建功立业的欲火熊熊燃烧。

他穿上战袍，上了城墙。

“多少人？”他问副官。

“不到八百。”

“他们的精气神如何？”

“很沮丧。”

哇呀呀，陶成喾叫了起来：“这可真是上苍的成全，来啊，给我出城，杀！”

副官拦了一下他：“大人，我看情况有异。”

“什么意思？”

副官说：“他们不像是进犯的，倒有七分像投降。”

陶成喾马上变得沮丧起来：招降固然有功，但哪里有斩杀敌首大啊！

他正情绪低落时，有人迅速来报告说：“这批蒙古人是来投降的，希望陶大人能收留。”

陶成喾的情绪跌入谷底，举头向天：“苍天啊，我的命啊。”

副官催促道：“大人赶紧出门纳降啊。”

陶成喾转动眼珠，突然吼道：“哇呀呀，这是蒙古人的奸计，来啊，开城门，给我杀！他们人少，我们人多，定能取胜！”

几名副手都拦他，正如几只羊想要拦住饥饿的老虎一样。陶成喾已冲下城墙，踢了几个士兵的屁股，喝令他们大开城门，他要出城建立丰功伟业。

当时的情势是，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陶成喾大开城门。当他在城门前严阵以待那支蒙古骑兵团时，阳光温和地洒在他的脸上，这让他的脸突然燥热，像是被火炉烤到一样。

那支蒙古骑兵团进入他视线，并越来越近时，陶成喾惊讶地发现，这支来侵犯的蒙古武士居然连个像样的战斗阵形都没有，人数虽然多，各个也英姿飒爽，可整体看上去却是乱糟糟的。

副官理直气壮地说道：“大人请看，他们就是来投降的。”

陶成喾神经兮兮地盯着看了一会儿，突然吼道：“胡说！蒙古人狡诈，这里肯定有阴谋，传令，进攻！”

说完，陶成喾抽出腰刀，第一个冲了出去，他的人和胯下的马现在已合二为一，成了一支射出去的火箭。

他的属下们喊道：“快，保护大人！”几千名士兵一股脑地跟在陶成喾后面，冲向了那支蒙古骑兵团。

当冲进对方阵营时，陶成喾听得很清楚，其中一个看上去是头目的蒙古人用蹩脚的汉语说：“我们是来投降的，不要动手。”陶成喾哇呀呀大喊，掩盖了那位蒙古武士的呼救。宝刀在手，功勋我有，砍！

他对着一位还没有抽出刀的蒙古人，砍了下去。“咔嚓”，人头落地，躯干在马上晃了两下，栽了下来。

陶成喾兴奋得发狂，心里想：都说蒙古人所向无敌，看来只是扯淡。

几千名士兵抽刀，看着蒙古人的头颅猛砍猛杀，如同快刀砍西瓜。半个时辰后，陶成喾的刀已卷刃，沾满黏黏的污血。侥幸活下来的蒙古人掉头就跑，陶成喾下令：不许追击，这是诱敌之计，赶紧数人头。

人头的结果出来了：四百七十七个半。

陶成喾仰天大笑：“李成梁啊，你的劈山大捷砍的脑袋不如我的多啊。”

副官皱着眉头：“大人，这些蒙古人根本没有抵抗，肯定是来投降的，杀降不祥啊。”

陶成喾抽了他一嘴巴：“你给我闭嘴，看看这满坑满谷的人头吧，荣华富贵，千古大名就在这里，你还在这里说丧气话，真该死！我们是天下无敌的，毫发无损，斩敌首四百七十七个半！赶紧找到那半个脑袋，报捷，报捷！”

张居正回京

由于那四百多颗人头是在长定堡砍的，所以这次屠杀被称为长定堡大捷。陶成喾先把捷报送呈李成梁，李成梁琢磨了半天，敲着桌上的捷报对属下们说：“这事啊，有点诡异。”属下们没有吱声，李成梁继续说，“这事啊，张阁老能看出门道。”

捷报书从李成梁转到辽东巡抚张学颜，张学颜对这道捷报半信半疑，但他还是把捷报送到了北京。朱翊钧看到这道捷报时，张居正已走了三天，可他还是一跳三丈高地喊道：“快去请张先生。”

有人告诉他，张先生已走了。

朱翊钧马上颓唐起来：“这可如何是好……”随即又兴奋地转起圈来，“这样大的喜事，张先生居然没有第一时间知道。如果张先生在，他该如何处理？”

吕调阳小心翼翼地说：“该赏。”

朱翊钧满脸红光：“当然该赏，可怎么赏啊？你说，如果张先生在，他该如何赏？”

张四维站出来说：“皇上已成年，况且张阁老走时也嘱托您要亲自裁定国家大事，您说怎么赏就怎么赏。”

朱翊钧兴奋得直搓手：“啊呀，好，我试试。这样，传旨，长定堡之捷是祖宗洪福助佑，内阁拟旨，一应人员，都行封赏。内阁首辅和其他辅臣，辅佐有功，一并从厚封赏。”

吕调阳和张四维正退步出去，朱翊钧突然叫住他们，让兵部马上派人，带着捷报书星夜兼程去给张先生看，让他赶紧拟出具体的赏赐来。

吕调阳和张四维互望了一眼，眼神相同：这个已经长大的孩子还是离不开张居正啊！

1578年四月上旬，长定堡大捷的奏疏送到湖北江陵张居正府上。张居正看了奏疏，沉吟不语。许久，他才发出一声叹息，自言自语道：“哪里有这样容易的大捷？李成梁兵强马壮，用兵如神，取得劈山大捷时还损失了二百多人，可陶成喾的士兵连受伤都没有。这实在太神奇，不符合常理。”

但皇上已下旨进行封赏，他张居正也不想违抗圣旨。不是他不能，而是他想给朱翊钧面子，给他亲政的信心和尊严。他拟了奏疏，陶成喾、李成梁，包括蓟辽总督梁梦龙、兵部尚书方逢时和左、右侍郎都加俸晋级，内阁的吕调阳、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也都封赏。

他在给朱翊钧的奏疏中说：“这场胜利是祖宗洪福和皇上圣武所致，应该普天同庆。”不过，他在奏疏中留了一句话，“据说这批蒙古人是来投降的，不过还未经证实。”

发出奏疏后，他再给蓟辽总督梁梦龙和兵部尚书方逢时去信，要他们认真查究这件事，等他回京后，务必要把真实、详细的报告交给他。

当朱翊钧在京城用从未用过的皇权时，张居正辞别老母，坐进他那台巨无霸的轿子中，向北京出发。离开江陵境时，他无意间望了一眼故乡，1578年五月十一日的故乡美得让他窒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他也许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故乡，从此，他的故乡再也没有见过他。在轿子中停滞的光阴中，他浮想联翩。此次回京，他的心情突然变得沉重起来。这大概是预兆，一种很不好的预兆。

抵达新郑时，他又去看高拱。高拱这次病得更厉害了，离鬼门关只一步之遥。高拱没有和他争吵，而是说起了知心话，张居正感动得要命。临走前，高拱在病床上请张居正帮他办一件事，他希望张居正能在皇上面前求情，给予他符合其身份的身后恤典。张居正答应了他。

高拱苦笑，活到最后，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死后的恤典居然还要仰仗政敌！张居正没有这么多想法，他始终把高拱当成好人，直到高拱的著作《病榻遗言》问世后，他才知道高拱“有仇必报”的决心和毅力，不会因为他帮忙而动摇。

自他从湖北出发的那天开始，朱翊钧就一直催他，但南方已进入雨季，道路泥泞难走，所以直到1578年六月十五，张居正才被巨无霸大轿抬进了北京城。

第二天，本来是早朝之日，但朱翊钧为了接见张居正，免了早朝。两人一见，朱翊钧就要从龙椅上下来，搀扶跪倒在地的张居正，但他屁股才抬起，又放回去了。张居正走的这段时间，他成长了不少。张居正明显能感觉到皇上的变化，忽然之间，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他眼中的自信和高傲肆无忌惮。

他对张居正说：“这次您回家，可谓忠孝两全了。”

张居正说：“这都是皇上您的恩赐。”

朱翊钧又说：“张先生旅途劳顿，真是辛苦。”

张居正叩头。

朱翊钧又问：“沿途庄稼如何？”

张居正说：“一片大丰收。”

朱翊钧点头：“这都是先生的功劳。”

张居正回答：“都是皇上的功劳。”

朱翊钧看了看张居正，突然说：“先生走的这段时间，有人搞小动作。”

“小动作？”

朱翊钧点头说：“户部员外郎王用汲攻击陈炌，说他受人指使搞赵应元。可他奏疏里又提我，说我应该大权独揽。你瞧这事，张先生，你还是处理一下吧。”

张居正变了脸色，这件事恐怕没朱翊钧说的那么简单。

当天下午，他就去了内阁。内阁除了吕调阳请病假外都在，正准备给他接风洗尘。

独裁者宣言

张居正还未坐稳，就向张四维索要王用汲的奏疏。

张四维一面把王用汲的奏疏恭敬地交到张居正手上，一面说：“我已拟旨把王用汲革职了。”

张居正“哦”了一声，打开王用汲的奏疏，认真地观看起来。马自强和申时行发现张居正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看完最后一个字，张居正“啪”地一下把奏疏拍到桌子上，怒骂：“混账王用汲！”

张四维三人噤若寒蝉，内阁里静得只有张居正的喘气声。王用汲的这道奏疏用心极深，看似是攻击左都御史陈炌，其实是希望朱翊钧能乾纲独断，不要把权力下放给一些野心家。而他所指的野心家正是张居正。

张居正平和了很久，才问张四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人在千里之外，他怎么就攻击上我了？”

张四维把经过一说，张居正可就更气了。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张居正在老家办理父亲的丧事时，湖广的官场大佬们全都来了，只有湖广巡按御史赵应元没有到。赵应元是1565年的进士，在江湖和庙堂都有口碑。张居正回湖北时，沿途所有地方官都千方百计地巴结。当时赵应元正巡按湖广，极端厌恶官员们的这种行径。所以张居正在老家葬父时，他借口已完成巡按工作，正在办理交接而不能前来。

这是个不错的理由，可张居正就是不舒服。这当然不能怪张居正摆谱，也不能说他心胸狭窄，任何人到了他那巅峰的位置，都有脾气，这是权力惹的祸。他身边伶俐的人马上注意到了主人的情绪，于是把消息放了出去。

也活该赵应元霉运当头。按制度，京官巡按一地结束后，需回中央都察院报到，可很多人已不遵守，这条规定成了摆设。赵应元也没有遵守，请了病假说回老家养病。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炌是张居正的人，并且主管这件事。他立即发现此时是向张居正献媚的最佳时机，于是弹劾赵应元。在张四维的支持下，赵应元被免职。

但问题马上来了。有消息灵通的人得知，陈炌弹劾赵应元是受佥都御史王篆指使，而人人都知道，王篆是可以和张居正对上话的人，属于张居正心腹中的第一梯队。身为户部员外郎的王用汲见张居正不在朝中，于是拍案而起，上了那道奏疏。

这可能是反对张居正的个案，但经过反夺情事件后，张居正变得神经敏感，他说：“反对声音还是这么大，真让人心寒！”

张四维谨慎地说道：“王用汲只是投机取巧，况且已被我驱逐，张公可放心。”

张居正冷酷地看了张四维一眼：“我怎能放心？皇上虽然大了，可毕竟没有人生经验，王用汲的奏疏非常蛊惑人心，一旦听了他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秦始皇固然创下丰功伟绩，但他的帝国才存在几年？一艘巨轮，没有好的舵手，必将倾覆！”

看上去，张居正反对君主独裁，这和他在朱载垕时代的思想大相径庭。那个时候，他是希望朱载垕能独裁的。实际上，他不是反对独裁，只是反对没有执政经验的朱翊钧独裁，他希望自己独裁！

当天夜里，张居正挑灯夜战，针对王用汲的奏疏写了一道奏疏给朱翊钧。他慨然说道：“国家安危，在于所任用，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如果我很差劲，就赶紧轰走我，另求贤良；如果我很贤良，那么皇上只是一人，管不了那么多事，那就必须要重用我。您不任用我这样的人，还能任用谁？”

说到这里，他想起王用汲奏疏里的话，不禁文字如刀：“况且现在各个衙门的奏章，都要经过皇帝过目而后才能到内阁，内阁大学士们把意见拿出，也必须经过皇帝的裁断，而后才可发布，偶尔有皇上直接拿出意见，这些意见的深度我们内阁是自愧不如。现在竟然有人说，皇上漫不经心，不理朝政，把所有政事都交给臣，怎么敢如此大胆污蔑皇上！臣自受事以来，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上苍可鉴。吾皇圣明，臣竭智尽忠，尽用己才，数年时间，纪纲振举，百司奉职，海内之治，近乎小康，这是老百姓所共同歌颂而欣庆的事！

“可王用汲这浑蛋居然说，人人尽私，事事尽私。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但皇上千万别认为他抽风了，其实他意不在此。我相信，王用汲背后有人指使，但我不知道是谁，所以也就不追究了，皇上也不必追究。”

张居正教导朱翊钧：“皇上您可以做一件事。明告于天下之人：臣是顾命大臣，以死报国是臣之本分，纵然赴蹈汤火，也在所不辞，何况仅仅是毁誉得丧这点小事！皇上不用臣则已，如果非要用臣，臣敢保证，绝不会枉己以徇人；绝不会违道以干誉；政府纪律，必欲振肃；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充之人，必不敢姑息；投机取巧和追名逐利不计手段之人，必不敢引进，以坏国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蛊惑皇帝，扰乱朝政者，必举祖宗之法，请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皇上之职分也。”

这道奏疏写得酣畅淋漓，字字如针灸，把朱翊钧搞得很舒服。他告诉张居正：“您多年来忠义奋激，朕心深切感动。今后再有王用汲这种混账话，扰乱国是的，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卿其勿替初心，始终辅朕，仅臻于盛治。”

这是张居正作为独裁者的一篇政治立场的宣言书，但里面的口味让朱翊钧很不悦耳。朱翊钧已经长大了，乾纲独断是帝制社会皇帝的专利。张居正说：“你现在还不是时候，而我才是独裁的最佳人选。作为皇帝，你只要做一件事：听我的就是了。”

张居正一向有头脑，但在重大责任和无边权力面前，他也会头脑发昏，这封自己独裁宣言书就是证明。

翻案长定堡之捷

其实在湖北家中和回京的路上，张居正脑子里始终装着一件事，上完那封独裁者宣言后，他马上就把脑子里的这件事摆到了桌面上。如你所知，这件事就是长定堡大捷。

当他和小病痊愈归来的吕调阳说要重查长定堡大捷的真伪时，吕调阳破天荒地反对。吕调阳有充足的理由，长定堡大捷无论真伪，封赏已成事实，而且是皇上下的圣旨。

“况且，”吕调阳大惑不解地说，“封赏众人也是张大人您许可的。如果重查，未发现问题还好，倘若真发现问题，该如何是好？翻案的话，不是打了皇上的脸吗？您张大人也会被人说成是出尔反尔。”

张居正冷冷地看了吕调阳一眼，沉思了一会儿，语气里带着嘲讽：“吕公，您也知道长定堡大捷是假的？”

吕调阳大惊失色。长定堡大捷的封赏，表面看是张居正同意的，但消息送到湖北时，朱翊钧和内阁已经定了封赏的基调，给张居正去信，不过是让张居正拿出封赏的具体方式。也就是说，长定堡大捷的定性和封赏都是次辅吕调阳与张四维二人完成。

吕调阳听了张居正的问话，不可能不吃惊。稍有头脑的人就知道这次大捷太吊诡。吕调阳忽然记起内阁辅臣们沟通此事时，申时行小声地问道：“我方战斗人员连一根毛都未掉，这太不可思议了。本朝自开国以来，和蒙古人的战役中，这简直是万年难遇的奇迹。”

张四维插嘴道：“皇上已说了，这是大捷，要重赏。小申啊，你还有不同意见？”

申时行立即闭紧嘴巴。于是，吕调阳和张四维拍板：长定堡的确发生了大捷，和这件事沾上关系的人都要赏。这就叫沾喜气，它能鼓舞人心，更像是磁石，能吸引更多的大捷。

吕调阳一想到申时行那句话，又看到张居正冷酷的脸，马上就断定，长定堡大捷是扯淡。可他还是想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点。

人的智慧啊，有时候跟立场、利益有关。

他正胡思乱想时，张居正已把一堆材料摔到他眼前：“这是兵部尚书方逢时多日来调查后的报告，还有辽东巡按御史的调查报告。”

吕调阳慌忙去翻，张居正拦住了：“不必看，我告诉你，那支七八百人的蒙古人就是来投降的。他们因得罪了土蛮，所以携带牛羊东来，请求本朝的庇护，想不到碰上了混账的陶成喾，让他们死得如此冤。陶成喾如果不是白痴，那他就是故意的。这种人，让他在边关，迟早坏事。陶成喾是名利熏心，还情有可原。可你吕大人，居然不分是非，看不清善恶，迎合皇上的意思，糊涂透顶，你这个次辅是怎么当的！”

张居正越说越激动。吕调阳已是满脸铁青，浑身颤抖，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永生永世不出来。就当他无比尴尬、恐惧时，张四维、马自强和申时行来了。三人一看这气氛，马上明白吕调阳被训斥了。

张居正觉得对吕调阳的教训已到位，马上转到张四维身上：“长定堡大捷是胡扯！”张四维也是大吃一惊，他不是吃惊张居正这句话，而是吃惊张居正这句话背后的用意：翻案。

翻案，谈何容易。皇上朱翊钧接到捷报后，就如捡了宝贝跑到天坛去祭天，又宣告天下，搞得连东洋大海最深处的海龟都知道了。当然，如果仅是这一点，损失并不大。至多会有人说君有戏言，张居正说话是放屁。可还有一点，是张四维必须替张居正考虑的，那就是恩赏的问题。先不说其他人，单就张居正的亲信，兵部尚书方逢时、内阁吕调阳、张四维就不会高兴。这次封赏，已荫及了他们的子孙。如果翻案，大家肯定一场空，更不必说那些边防将士了。

他轻声细语，用几乎连他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问张居正：“张公有证据了？”

张居正敲了敲吕调阳眼前的那堆材料：“要看吗？”

张四维是聪明人，根本不必看，因为长定堡大捷第一次进入他耳里时，他就知道这是假的。但他和吕调阳一样，看到朱翊钧喜极而狂的状态，不知不觉地选择了附和。如今面对张居正，他才意识到当初的行为是多么愚蠢。

他摇了摇头，声音提高了些，因为这是为张居正打算：“张公要翻案，牵扯的人太多。”

张居正知道他的意思，没有沉思，而是飞快地说道：“正义需要伸张，绝不能打马虎眼。”

“难堪得很。”张四维又把声音压下去。

“那诸位就多包涵，难堪无所谓，国家法度、公正、公义才是正道。”

吕调阳不禁发出一声叹息，如同一片枯叶飘落水中。张居正没有听到，看向申时行：“你怎样看？”

申时行看了其他三人一眼，面不改色地回道：“张公说得对，必须要公正。”停了一下，“张公决定了吗？”

张居正坚毅地点头，申时行轻轻地咳嗽道：“有几句话，不知……”

“你说就是。”张居正说。

申时行道：“翻案，意味着您多年的同僚、心腹相共的朋友，他们的封赏要被收回。为朝廷整饬纲纪，不顾私人关系，这……”

张居正冷笑：“赏罚是国家重器，赏罚倒置，还成什么国家？至于私人关系，理解我的人不会有想法，不理解我的人，我何必照顾他们的情绪？！”这话掷地有声，冷酷无情，内阁的空气突然冰冷起来，寒得使人上下牙打战。

内阁会议之后，张居正立即指使他的言官弹劾陶成喾杀降邀功，请求治罪，同时请朱翊钧收回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侍郎以及蓟辽方面官员的恩赏。

朱翊钧看到这道奏疏，惊讶地张大了嘴，征求张居正的意见。

张居正说：“事情既已传开，应该彻查。”

朱翊钧皱起眉头：“张先生，这件事真如奏疏上所说的吗？”

张居正回答：“很简单，派名得力官员到边关去查，一切就能水落石出。”

朱翊钧很为难：“张先生，这事……”

张居正正色道：“皇上，赏罚之事，马虎不得。”

朱翊钧无可奈何地发出叹息。

几天后，派去调查的官员回来报告朱翊钧，正如那位言官所说的，长定堡大捷是杀降。

朱翊钧跳了起来，气得满脸通红：“蓟辽督、抚、总兵、副总兵全蒙蔽朕，朕宰了他们！”

张居正想不到朱翊钧如此生气，暗暗吃惊，急忙用一句话压住他：“赏罚明当，乃足劝惩，未有无功幸赏，而可以鼓舞人心者！但惩处也不可过当，我看，追夺之前的一切赏赐就可以了。”

朱翊钧虽然同意了张居正的意见，但仍然气呼呼的。也难怪他如此生气，这是他在没有老师张居正的情况下亲自处理的第一件事，想不到结果是这样。他感到自尊受到残酷的挑战，整个人都无精打采起来。

张居正发现了这名学生的情绪，安慰道：“皇上处理政事，需要多方面倾听察看，不能信一面之词。纵然是许多人说得一样，也要从侧面进行判断。”

朱翊钧握紧拳头，砸在龙椅上：“这件事连吕调阳和张四维都断定是真，他们也欺骗朕！今后让我能相信谁！如果没有张先生，我该怎么办！”

张居正吃了一惊：“这是偏激，很不好。”可朱翊钧说的也是事实，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的这位学生在日后的岁月中把这种偏激性格发挥到极致，让大明朝从悬崖上滑落，跌得粉碎。

正当他沉思时，朱翊钧忽然看向他：“张先生，这件事当初你也同意封赏，也就是说，你也断定这事是真，难道您也被蒙蔽了？”

朱翊钧这话半带不可思议半带挑衅，这又使张居正吃了一大惊。他沉思许久，才解释道：“臣在当初奏疏中说过‘虽其中有投降一节，臣未见该镇核勘详悉’的话。当时离京太远，很多事不好处理。况且皇上已祭祀了天地，臣不好再说什么。”

这解释太苍白，所以朱翊钧的质问就如刀剑：“可现在您却说了。”

张居正哑然。

朱翊钧觉得气氛不对，马上换了副口气：“张先生，君无戏言，其实我无所谓。我担心有些嚼舌根的人说您出尔反尔、颠三倒四。”

张居正苦笑：为了国家赏罚重器，被泼点污言秽语有什么关系，况且，这么多年来，自己身上的脏水还少吗？

让他心情低落的是朱翊钧的表现。是啊，君无戏言，朱翊钧第一次亲政，想不到就被他张居正推翻。任何一个皇帝，都受不了这种侮辱。

他离开皇宫时，脑海里猛然冒出个想法：这件事是不是做得太不近人情？他是不是有点太较真了？他得罪的岂止是皇上，还有他的同僚、战友，那可是对他忠心耿耿的人啊。

这样想着，他一抬头，看到夕阳如血，正在沉重地坠落。他又想到朱翊钧，这个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孩子是成熟了还是更倔强了？这种想法稍纵即逝。

对朱翊钧，他全部是关怀，根本没有思考过朱翊钧的人性，尤其是朱翊钧在缓慢生长的阴暗的人性。

第三章 与天下士绅战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

张居正不去思考朱翊钧的人性，并非是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没有时间。他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拯救国家上。从湖北江陵回来后，张居正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重塑帝国光辉的洪流中去。

明帝国的财政收入以土地税为主，耕地是征收土地税的唯一依据，精确地掌握耕地数字，对帝国财政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但要精确地掌握耕地数字，谈何容易。首先是官绅，他们有减免部分土地税的特权，在地方上有面子也有钱，所以就勾结官府，大量隐占土地。其次是农户，官僚政治腐败导致赋役极重，很多农户为了逃避土地税，就心甘情愿把土地“投献”于官绅名下，变成享受优免权的土地。这样一来，官绅大肆兼并农户土地，再把土地出租给农户。官绅还有一招更让政府头痛，那就是勾结官府，将一大批良田谎报为荒地、山场、河滩，或是缩小垦田的数字，以逃避税收。

于是，就出现这样滑稽的一幕：朱元璋开国时，国家控制的土地数字是八亿五千余万亩，可一百多年后的第十任皇帝朱厚照时期，国家控制的土地数字只有四亿五千余亩。没有大规模战争，没有自然灾害，耕地居然神奇般地被大地吞没了一半！出现这种情况的缘由只有一个：许多人隐瞒了田亩数。

让这些隐瞒的田亩数大白于天下，自然有最简单的办法：清丈田亩。早在朱厚熜初年，政府就清丈过，但收效甚微。海瑞在朱载垕初年巡抚应天时，就用强硬手段清丈田亩。反抗的力量异常强大，海瑞被指责为“偏执”“见识短”，缺少士大夫风度，再加上政治原因而黯然离场。当时张居正明白海瑞是得罪了官绅，所有对海瑞的攻击不过是胡说八道，然而他却爱莫能助，只能在给海瑞的信中叹息，为自己不能让政府奖励奉法的官员而深深愧疚。

张居正不公开支持海瑞，但对清丈田亩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有清醒认识的：安民必先均粮，均粮必先清丈。

1573年，张居正秉政，开始制定清丈土地政策。他是个知行合一的人，政策还未完备，马上就付诸实践。正如他所料，攻击排山倒海而来。张居正毫不退缩，鼓励那些在地方上清丈土地的官员要大智大勇：“我们的目标是完成清丈任务，不必惧怕人言，不必在乎手段！”

1577年十一月，夺情风波趋于平静，张居正趁势下令全国清丈田亩。1578年七月，张居正派耿定向以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福建，主要任务就是清丈田亩。他的想法很简单：先在福建试验，如果很成功，便推向全国。这是个如泰山般重大的任务，张居正为何会交给耿定向呢？

耿定向，阳明学左派泰州学派的卓越人物，张居正的老乡。1556年中进士后，一直在各监察部门转悠。他和张居正不但是生活中的好友，而且也是学术上的同志。耿定向虽是阳明学左派人物，却没有左派人物的不可一世和凌空蹈虚，他虽然也讲良知万能，但却主张真致良知就要在人伦日用上用功，理论和实践应该完美结合，如果没有条件和平台，就该踏实地在目力所及处致良知。

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学以致用的态度，让更注重“经世致用”的张居正和他相处融洽。张居正执政后，并未重用耿定向，只让他在许多不负主要责任的职位上跳来跳去。我们无从得知张居正为何这么做，只知道耿定向从未埋怨过张居正。也许，张居正是把耿定向视作秘密武器，只在关键时刻才使用它。

1578年，耿定向这枚秘密武器派上了用场。不过任用耿定向前，有人向张居正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就是刚刚上任的户部尚书张学颜。

张学颜是个出将入相的人物，不但对军事驾轻就熟，在政治尤其是在理财上也堪称翘楚。张居正一决定清丈田亩，就把他按到户部尚书的位置上，正是看中了他的干练和聪慧。

张学颜对张居正说：“耿定向这人倒是没有问题，我就担心他的学术会桎梏他的行事作风。”

张居正笑道：“你说的是他信奉的左派阳明学吧。其实我和他交往多年，他的学术思想和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虽是崇奉左派阳明学，还是‘经世致用’多一些吧。”

张学颜欲言又止。

张居正平静地说道：“其实用人和学问一样，最忌讳门户之见。耿定向一向标榜自己是心学门徒，而阳明学又常自诩做顶天立地的英雄，那就让他去福建实践一下，看看这顶天立地的英雄是如何横空出世的！”

张学颜微微点头，即使他还有一千个理由反对耿定向去福建清丈田亩，但看到张居正意志坚定的态度，他也再无话可说，因为当时的张居正已渐渐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张学颜对张居正的一句话记忆犹新：“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这本是多年前张居正向朱载垕提的建议，想不到现在却成了张居正的座右铭。“谋在于众，断在于独”就是民主集中制。关键的问题是，“断”的人是否头脑清醒，是否出于公心，否则就是彻头彻尾的刚愎自用、意气用事。

张居正绝不是这样的人，虽然决定要耿定向去福建，却不是放任不管。耿定向去福建前，张居正请他吃饭，其实是谆谆教诲，面授机宜。

张居正对耿定向说：“此次去福建，你的担子很重。你们的开山祖师爷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就是为天下苍生谋福，这次是你践履你们祖师爷教诲的时候了。”

耿定向神色凝重道：“在下何尝不知，我定不负众望，全力完成任务！”

张居正微微点头，说道：“清丈田亩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完成，需要很多得力助手。”

耿定向急忙请教：“我鉴别人才是门外汉，请您赐教。”

张居正笑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人物品流根本没有定论。我的办法是用具体事务去试验他。他若能踏踏实实把任务完成，这就是人才；如果不能，纵然大名震宇宙，也是废物一个。”

张居正的话让耿定向马上想到自己的同门，心学左派的确造就了一群名动天下，却不能格一物的废物。他沉默半晌，深情地说道：“福建山高水远，这一去恐怕短时间内不能相见，必会想念您啊。”

张居正马上拿出了耿定向去福建的报酬：“你只要在福建待上三年，把清丈田亩的事办好，我就会把你调回京师，内阁会有一把椅子等着你。”

耿定向“哎哟”一声：“您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张居正按着自己的心说道：“但这却是我的意思，发自肺腑。用你们的话说，就是致良知。”

耿定向笑了。

张居正又严肃地说道：“清丈田亩势必引起当地豪绅的激烈反抗，你所受的压力绝不会小。你需抱起‘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信念坚持到底。只要对国家有利，纵然蒙垢受怨，也不要有所退缩。我真诚希望你发扬阳明学‘自信无畏’的精神，不畏浮言，建功立业！”

耿定向慷慨激昂，一口干掉杯中酒，犹如荆轲刺秦王般悲壮，走向了他的战场福建。

耿定向没有让张居正失望，一到福建，就雷厉风行，铁面无私，心中只有“清丈田亩”一件事，忘记睡觉、忘记吃饭、忘记那群官绅的请求和威胁，快刀斩乱麻地进行清丈田亩的工作。

半年后，他向张居正汇报了工作，福建一半地区已清丈完毕，并且写下精细的工作总结。张居正大喜过望，举着耿定向的报告说：“王阳明真弟子必能成事，果然如此！”

张居正的宏愿

在总结了耿定向的清丈田亩报告后，张居正带领他的内阁成员制定了清丈田亩八项规定，明确了清丈的方针和步骤，还规定了清丈的期限、丈量计算方法和经费的供应办法等等。

为了在全国推动清丈，张居正以身作则。他让儿子张嗣修主动清查自家的田地，最后查出隐占的田赋五百余石，然后将这部分隐占的土地和自己应该享受的优免田粮七十四石一起报给官府。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纵然是制定清丈法律的张居正本人也不例外。

可无论是细致的法律与规定，还是张居正的以身作则，都不能避免在清丈过程中发生的激烈斗争。这就是从虎口里夺肉的代价和必然。

最先跳出来反对清丈的自然是豪绅，他们和政府官员勾结，明目张胆地隐瞒田地。其次是政府官员，一部分政府官员的家族本身就是豪绅，所以在清丈时消极应对，另外一部分政府官员发现升官的机会来到眼前，马上抓住，虚报田亩以邀功请赏。

对于豪绅的抵抗，张居正以强硬手段应对，甚至动用地方军队；对待不作为的官员，张居正用考成法撤职查办，毫不留情。可对于那些虚构多报田亩数的官员，张居正感到棘手。他们不是不工作，而且工作起来非常卖力，竟然把一些荒田都强塞到豪绅名下。更有一种伶俐的官员，把原来的亩数缩小，反过来就增加了耕田的亩数。豪绅们自然不干，闹得鸡飞狗跳，这些官员就请求派军队协助。由此可知，清丈田亩开始时，大明帝国各地都鬼哭狼嚎，毫无和谐可言。

张居正和他的内阁同僚开会商议，张四维一言不发，只有申时行侃侃而谈。申时行说：“清丈田亩的出发点是好的，可官员们一执行起来就出事。为什么那么多官员急功近利？一是他们心怀鬼胎想取悦张阁老，另一方面就是严苛的考成法，逼迫他们不得不看上去很努力。”

张居正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考成法限制了清丈田亩，那就暂缓执行考成法。”

张四维和申时行愕然，他们终于明白，张居正为了清丈田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考成法多年来已见奇效，整个明帝国各级政府效率比从前高出了若干倍，这已成了帝国的坚强护卫，可为了清丈田亩，张居正居然毫不犹豫地要舍弃整个护卫，可见清丈田亩在张居正心目中的分量。

不过，这话只是一说。张居正深信还没有到舍弃考成法的程度，他给各地的巡抚去信说：“清丈田亩不是朝夕可成的事，一年不成就两年，两年不成就三年，需要稳步前进，扎扎实实地做。我们的目的不是看纸上的田亩数字增加了多少，而是看现实中到底有多少田亩被隐藏了。倘若草草了事，结局一定不完美，人力物力和引起的非议，岂不是白白浪费？”

各地的巡抚当然回信：一定不会草草了事。但各地还是有官员搞大跃进，还是有豪绅抗拒，还是有些官员不作为。这群人间的祸害无忧无虑地活着，张居正却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他去找刚辞职正准备回老家养病的吕调阳，直到这时，张居正才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其实是个没有谈知心话的朋友的人。吕调阳在内阁多年，两人悄无声息地建下深厚的友谊，而直到吕调阳要走了，张居正才感觉到这一深厚的友谊。

吕调阳病得很重，而且对张居正似乎有愧疚。张居正知道这是因为夺情事件发生时，吕调阳在内阁受翰林学士们拜见一事。这件事他早就忘了，可吕调阳还记得。

张居正试图让他忘记这件事，又不好明说，所以闲谈起来。吕调阳精神萎靡地坐在椅子里，听着张居正说话。当张居正无话可说时，他故意发出一声叹息，说：“清丈田亩是您的宏愿，想不到真付诸实践，却是这样艰难。”

张居正看着这个和自己搭档多年的好人，不禁一阵唏嘘。在他心中，吕调阳是他最优秀的副手，他听话、懂事，始终只是自己的影子。

吕调阳见张居正泪眼婆娑，慌忙在椅子上坐正了，装出一副精神矍铄的样子来说：“张阁老不必难过，生老病死是天道，我很遗憾，以后不能为你分忧了。”

张居正沉默。吕调阳沉吟了一下，小心地开口道：“据说反对清丈的声音很强大，我现在是在野之人，说话不会顾虑，有些话想说，还请张阁老赎罪。”

“你说就是。”张居正打起精神。

吕调阳干咳了一下：“您设置考成法，是向天下官员开战。天下官员看着不可一世，其实权力源泉就是您，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固然有反对，却不成气候。可清丈田亩却是向天下有钱人开战，他们遍布民间，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遇到的阻力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经济改革要比行政改革难一百倍啊。”

张居正等吕调阳说完，不假思索地说道：“世俗之所非议，正是我之所深喜也。新政肯定会冒犯一批人的利益，被人非议不可避免，有了非议才说明有了成效。”

张居正满面红光，不知是激动还是肝火旺盛。吕调阳看着眼前这位权势炙手可热却经常受到攻击的伟大人物，心里莫名其妙地感伤起来，他竟然肆无忌惮地抓起张居正的手，握紧了，以长者的口吻说道：“急流勇退啊！”

张居正愣了一下，吕调阳重重地握着他的手：“几年前刘台弹劾您，说您的所作所为近似‘威福’，所处之地为‘危地’，预计您今后仍将受到更多的非议。夺情风波虽被强力镇平，可是……皇上迟早有一天会长大的。”

张居正愕然，吕调阳最后一句话是深沉老练的智慧结晶，他张居正有超人的智慧，居然从没有想过这一点。这并不是张居正缺乏政治智慧和经验，而是因为他一心为国为民，心无旁骛。

只是刹那的愕然，张居正马上恢复了平时的激昂，他也用力地握了握吕调阳的手说道：“我曾说过，自执政以来所言所行全出于公心，我问心无愧。即使在刑场杀人，也是行菩萨心肠。至于非议我的那些官员士大夫，他们只要自身奉公守法，勤于政事，也就没有必要惧怕刑法严峻，更不必惧怕憎恨我。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不顾身家性命的献身精神，那他将一事无成。”

吕调阳刚要开口，张居正又慷慨激昂起来：“我初入政坛时曾有一伟大的志向，愿以这副身体为破草垫，让人睡在上面也可，拉撒也可，吐沫也可，我都毫无怨言。只要能实现我的伟大志向，就算有人要我的鼻子，我也割给他，何况是非议！”

这就是张居正的宏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伟大人物张居正。对他的宏愿冷笑的人，全是不值一提的猥琐小人和庸人。

严法为清丈保驾护航

然而，敌人不会因为你有为拯救苍生而舍弃身家性命、不惧非议的宏愿而自动自发为你让开一条路。清丈田亩所受到的阻力是巨大的，为实现宏愿，张居正所使用的办法既简单又有效，那就是严厉惩罚。

山西代王宗室用暴力手段阻挠清丈，张居正反应相当凌厉，立即要朱翊钧下诏废代王为庶人，同时给各处督抚、巡按下旨道：“清丈田亩时，只要有执违阻挠，无论他是皇族还是官宦，无论是军官还是百姓，都要从重处罚，绝不许留任何情面！”

不但对阻挠清丈的人严刑峻法，就是那些清丈不力的官员，张居正也是雷霆手段。河南获嘉知县张一心在别人清丈田亩时吃喝玩乐，当上级要他拿出清丈田亩数据时，他把旧的数据拱手呈上。他把张居正当成了瞎子，张居正就让他为自己的自作聪明付出代价：连降两级。

松江知府阎邦宁是知识性官僚，对经济问题从不感冒。别人在清丈田亩时，他却吟诗作赋。递送报告时，他拿出几首诗，讥讽清丈田亩给百姓带来的不安宁，张居正冷笑着将他撤职查办。

池州知府郭四维有一颗菩萨心肠，在清丈田亩过程中，一见有人跪下流泪，他就伤心欲绝，所以他积极不作为，张居正将其撤职。

最搞笑的是安庆知府叶梦熊。叶梦熊在安庆清丈田亩，富绅们和他喝酒，哭诉生活的艰辛。叶梦熊出身豪门世家，理解他们的苦衷，所以清丈田亩时极为马虎。抚台孙光佑见叶梦熊态度不积极，严厉命令他认真清丈。叶梦熊伸着懒腰，拿普通百姓说事：“安庆大多是低湿地带，冬旱夏涝，如果我遵从抚台大人的意旨去办，岂不是去为祸百姓吗？”

孙光佑把文档狠狠摔到桌上：“看看你清丈的狗屎，明明是农田，你非说成是不能耕种的山坡湖荡！”

叶梦熊针锋相对：“这明明就是不能耕种的山坡湖荡，你怎么就能说成是农田？”

孙光佑懒得和他理论，上报张居正。

张居正下令：叶梦熊眼神不济，罚薪三个月。

随着清丈的逐步稳定，斐然成绩水落石出。清丈后的地方，田亩的数字和所有权都有了主人，税粮负担不均的状况得到改善。张居正和张学颜又商议出把田亩分为三等的计划，上等为有水源的肥沃土地，中等为瘠田薄田，下等为无水源的高旱土地。收税时，也按照等级的不同而收取相应高低不等的钱。

在严厉惩罚为清丈田亩保驾护航下，张居正的计划得以完成。张学颜总结说，由于大多数官吏能够奉公守法，严格执行有关清丈的规定，清丈基本上达到了“民不加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一条鞭法

提张居正，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条鞭法”。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大致了解它。

一条鞭法又称为条编法，是张居正推行的税收制度。

这件事要从明朝初年说起。明政府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丁有役，田有租”基础之上的。简单来说，只要你是人，就必须要免费为政府服役，你有田，就必须要交一部分粮食。

先说田租，明朝初年，田租的收取是十斗收一斗。但国有土地和民田还不同，租种国有土地比租种民田的税高。这是因为租种国有土地，国家会免费给你农具和耕牛。

后来国家偷懒，不给租种者农具和耕牛，收的税却一如从前。国有耕地占全国耕地极大的比例，许多人租不到民田，只好租国有土地，沉重的税收让他们痛苦不堪。尤其是江南地区，租种国有土地的赋税比其他地方更高。为解决这种困境，江南很多地方官采取措施，削减国有土地赋税的实际征收量，增加民田赋税的实际征收量，这就叫平均田赋，同时推行部分田赋折为银两征收的措施。至少表面看，田赋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徭役上。

明朝初年，人人都要为政府提供免费服务，这种服务包括衙门的皂隶、门子、厨子、狱卒等等，而且每年必要有一次乃至数次。问题是，如果你去免费给政府劳动了，你就不能种地，到时候会活活饿死。所以很多穷苦百姓都逃亡，这显然是不安定因素。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的内容就是：把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招募，并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

举个例子，比如有一家五口，有田一亩，他每年应该交田赋十分之一的亩产量给政府。但他家有三个男人每年要服役一次，政府会提前估算他们服役的工作工资，然后把工资计到田赋中，最后一次性交齐。

这是个很好的税收政策，遗憾的是，直到张居正去世，一条鞭法也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只是在南方一部分地区、京城附近以及山东取得良好效果。

然而正是这个大名鼎鼎却根本没有成效的一条鞭法，让并不熟悉张居正的我们知道了张居正。

第四章 与天下公知战

导火索：施观民

1579年春节刚过，整个帝国沉浸在繁华热闹的喜庆中，一道奏疏从江苏常州悄无声息地进了北京城。这道奏疏是封控告信，控告的对象是常州知府施观民。控告信指出，施观民在常州搜刮民财创建了龙城书院，请求政府制裁他。

张居正在内阁兴奋而不是愤怒地拍案而起：“好你个施观民，我等你很久了！”这话说得很露骨，身边的申时行听出来了，一向厌恶书院讲学的张首辅已准备对书院开刀，而施观民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导火索罢了。

施观民在江苏常州极有政声，他是知识型官僚，在政务之外好赶时髦，经常聚集思想界名流在官府讲学。有人就向他提议，可以搞个书院。但他是个清官，不想动用政府资金，所以就让常州地区的富户们捐款。有人不捐，他就上门索要，这才引出了富户们的报复，买通言官参了他一本。

张居正找来内阁同僚们商议。众人知道张居正已做了决定，所谓找他们商议，不过是让他们提前知道而已。果然，张居正开口就是：“我已准备向皇上请求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至于由头，就是这个施观民。你们看他为了办书院，居然强刮民财，目无王法！”

众人唯唯。

张居正上疏朱翊钧，请将施观民削职为民，顺便说了书院的种种坏处，并着重指出，国家思想纷乱繁杂，意识形态飘忽，这都是书院惹的祸，应将书院全部改成政府办公地，轰走那群穷嚼蛆的腐儒。

朱翊钧同意。

张居正人生中最受知识分子诟病的“废天下书院”运动开始了，全国各地展开了“到书院轰人”的行动。所有书院中都发出了哭爹喊娘的声音，大部分人在书院里是靠嘴活着的，离开了书院，他们正如和尚离开寺庙一样，只能靠化缘度日。张居正抽了他们一嘴巴，又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发誓和张居正不共戴天。

张居正讨厌书院，正如独裁者讨厌思想纷繁始终想统一思想一样。中国古代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明代攀上巅峰。它的特点是今日大学和论坛的综合体，由当时的著名官绅和学者联合创办，招收有志有才之士来学习。讲师来自五湖四海，只要你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敢上台讲，就能上台。

中国古代书院还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议论朝政和政治大人物。其实完全可以说，古代书院就是个政治清谈中心。它最让人呕吐的一点是，各路所谓狗屁的大师、公知们坐在清风徐来的书院里满口喷粪，却从不去做事。他们远离政治，根本没资格坐在政治交椅上，所以才没有任何压力地谈论政治。

古代中国是个重视舆论的社会，于是，这群书院的大师、公知的言论就成了一把锋利的武器。任何在高位的人都小心翼翼对待他们，以期望他们能用言论支持自己。

张居正最恨书院，因为他恨那些穷嚼蛆的人。一谈到书院讲学，他就咬牙切齿，对人发泄对书院的极度厌恶：“圣贤用经术垂训后世，国家以经术教育人们，只要踏实地体认儒家经典，就是在做学问。书院那群混账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一无是处。真做学问的人，应将平日所学的经书义理，笃实讲求，躬行实践。只说不做，和废物有何区别？！”

他给朋友周友山写信指责天下所有书院的讲学都是“作伪之乱学”“讲学者全是假好学”。周友山是阳明心学门徒，也是他张居正最敬佩的学者，两人常有书信往来，讲学术讲政治。对于张居正的切齿痛恨，周友山不置可否。他知道张居正痛恨书院讲学的真正原因，自张居正担任首辅推行改革以来，天下书院对他的责难和痛斥就从未停止过。

实际上，纵然没有施观民事件的发生，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也是必行之事。

有人曾和他聊到对书院讲学批评时政的看法：“天下有道，百姓是从不议论的；天下无道，公知们才议论纷纷。”

张居正冷冷地回道：“待我废了他们行尸走肉的场所，让他们走出书院自力更生，他们就不议了，就是天下有道了。”

对方惊骇道：“百姓不议，非是不敢，而是没有可议论的。”

张居正又冷冷地回道：“谁议就杀谁！”

其实稍懂点事的知识分子就该明白，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不仅是私心，还有公心。张居正认为“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会将大批知识分子的精力浪费在门户之争中，妨碍他们探求经邦济世之学，反对“聚党空谈”，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学风。

或许有人会说，用强制的方式来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带来的结果却是摧毁思想界的生机，使当时中国思想界变得死气沉沉。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权力拥有者除了强制方式外，无其他办法可寻。

那么，被张居正废掉的那群书院公知都是些什么人呢？当时明帝国思想界，思想纷杂，意识形态固然是理学，可公知们乱谈的却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自1529年王阳明去世后立即四分五裂，有各种流派，一个流派里又有各种学派，大家都说自己是王阳明的徒子徒孙。可正如张居正所说，当今世上，得王阳明真传者寥寥无几。那些自诩王阳明门徒的人，要么是随心所欲的心学左派，要么是渐渐转入朱熹理学的右派，真正的阳明心学已销声匿迹。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这是阳明心学的灵魂。真正的王阳明信徒是那些拥有自尊无畏精神的英雄人物，为天下苍生而不惜生命，不惧荣辱，奋勇向前。从这点而言，当时的明帝国，除了徐阶、张居正外，再也没人配称是阳明心学的门徒。

张居正是否为王阳明门徒，这是个蠢问题。当时的天下，不归朱（朱熹）则归王（王阳明），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倾向于朱熹或王阳明，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形势比人强。

张居正显然有意无意地偏向于阳明心学，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对阳明心学做过深刻的审思，判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他说，自孔圣人死后，人间犹如暗黑长夜，学者们各持己见，各信其说，辩论无度。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说再也无人提及，而训诂辞章之习又起。无论是哪个自诩大儒的人都忘记了一件事，圣人之学本是心学，良知之学，只有立定己心、自得于心的学说才是圣人之学。王阳明先生恰好一语道破，并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也就是说，张居正认可阳明心学，并非是赶时髦，而是纵观了学术发展大势后所做出的清醒选择。

不过他的“皈依”阳明学却是有条件的。本来，阳明心学的终极目的是此心光明，内圣外王。就是说，如果能把此心光明了，就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如何光明此心，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如何致良知，首先要立志，其次要对人对己真诚无欺，最后则是去事上练。但在致良知的途径中，炼心是重中之重。炼心的前提是要把心通过静坐、克己的方式清空，就是先安顿自我。王阳明说安顿自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体的愉悦，如果真这样，那就成了心灵鸡汤，安顿自我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生进取中的心理障碍，面对诽谤和诋毁，不动如山。心学左派认为阳明心学就是心灵鸡汤，着眼于个体的愉悦。而张居正得到的是阳明心学的精髓：炼心就是为了解决人生进取中的困惑和矛盾，让自己更有效地投入拯救苍生的现实运作中去。这就是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自王阳明死后，真正读懂王阳明的人恐怕只有张居正。

张居正认可阳明心学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是王阳明门徒，老师徐阶，甚至包括那个被高拱赶走的赵贞吉，还有他的朋友聂豹、前面提到的耿定向，再有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到的罗汝芳。

罗汝芳被驱

张居正废书院不是明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朱厚熜在位的1537年和1538年，两次下旨废天下书院，张居正是第三次，1625年，朱由校政府又第四次下令废天下书院。朱厚熜和朱由校废天下书院不必说，张居正废天下书院的政治目标是清晰的：统一教育机构，不要又有学校，又有书院。这是有一定政治见解的，这种政治见解贯穿了他的执政始终，罗汝芳就是张居正这一政策的见证者。

罗汝芳，1515年生于阳明心学的圣地江西，1553年中举，和张居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说罗汝芳年轻时曾刻苦攻读朱熹理学，无论如何都搞不通，最后病倒在床，家里请了无数名医，都无法使他痊愈。后来他老爹给了他一本《传习录》[5]，结果他看了几页，马上生龙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阳明学习，只好寻找阳明心学的真正传人，于是他找到了心学左派大佬颜钧。

颜钧见他很有可塑性，就把对阳明心学的认识告诉他：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永生不灭的，人只要发扬这种道德观念就可以了，所以，人们的道德修养根本不必从“去人欲”入手。

罗汝芳听后，欢喜得手舞足蹈，在长期的修行和参悟中，他渐渐得出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人的目视、耳听、饮茶、吃饭、早起、夜寐、相对、问答，以至于眼珠的转动、肌肤的痛感，无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现。由于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具备了一个肉体的形躯，就有了做圣人的条件，不用学不用虑，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这也就是说，朱熹规定的，甚至是王阳明规定的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欲”手法实属多余。再向大了说，国家那些控制人思想和行为的一些毫无天理的法律也是多余的，甚至大错特错，应该取消。

罗汝芳在安徽太湖县做县令时，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张居正曾写信给他说：“您在太湖县‘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不愧是罗汝芳啊！”但他话锋一转，“王阳明说信良知后还应该去行，否则就不是致良知。我觉得无论是学问还是为政，都该落到实处。我听说你在太湖县搞无为，上级政府下的条文，你认为不可就不执行，你认为可就下令执行，却从不去检验结果，这是不对的。”

后来，罗汝芳又被调到安徽宁国府做知府。张居正又去信说：“真儒者必须要明白‘体用’，‘体’实际上就是学，行乃学之‘用’，所以学最终必须落实到用上。”

罗汝芳对张居正的教导很不以为然，回信说：“阳明先生也说过这些，无非是知行合一。”

张居正又回信说：“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意蕴相当广泛，举凡孝顺父母、和朋友相交等等日常之事都在知行合一之内，而我所说的知行合一，指的就是处理政务方面。”最后他很委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德其念也。”意思是，阳明学固然很好，但必须将其落实到从政的实际行动上并见出行政实效，才算是真的知行合一。

表面看，张居正所说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阳明知行合一范畴内的，其实还有区别。王阳明当然主张知行合一需在从政上体现，但他是教人和育人并行，也就是说，地方长官不仅是个行政官员，还要是个老师，不仅要落实政策，还需文化育人。张居正却认为，地方长官只要做好身为长官的职责就可以了，不要越位，不可有出位之想，教育并不是长官的事，甚至可以说，对百姓的教育可有可无。因为一个地方长官倘若通过讲学等各种方式，为百姓启蒙，那后果不堪设想。

罗汝芳恰好身兼二职，既是行政长官又是老师。

张居正当国后，罗汝芳恰好回京城述职，两人多年不见，显得分外亲密。张居正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

罗汝芳回答：“《大学》和《论语》而已。”

张居正默然，许久又问：“可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否？”

罗汝芳淡淡地回道：“一直在为讲学做准备，还未来得及研究。”

张居正心里冷笑：什么叫为讲学做准备，这么多年来你在地方上一直就在讲学，还用准备吗？

两人的谈话虽未不欢而散，但张居正已决心不会重用罗汝芳，然而他毕竟还是朋友，所以派他到山东东昌担任知府。三年后，张居正听说罗汝芳在东昌成为儒家高级培训师，气恼之下，再把他调到荒蛮之地的云南，那里政务不繁，百姓愚昧，离政治中心很远，正好发挥他的讲学才能。

罗汝芳很不高兴，在云南待了几年后，讲学成果不错，但影响力不足。他最想讲学的地方是帝国的文化中心北京。1577年，罗汝芳回京述职，对张居正发出抱怨，说他想回京城。张居正知道他心怀不轨，所以给他画大饼：再在云南待三年，马上把他调回京城。

罗汝芳心花怒放，收拾行装就要回云南。可北京知识分子太热情，非要留下他讲课。罗汝芳心里发痒，却碍于张居正的关系，先是婉拒。北京知识分子们非要把他逼上绝路，三番五次来请。罗汝芳终于动心，但有个条件：离京城远一点。

这简直小菜一碟，众人就把他拉到北京远郊门头沟的广慧寺里。罗汝芳一发不可收，连讲三天，分文不取。

消息马上传开，张居正得到消息后，暴跳如雷。他说：“罗汝芳在外地讲，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跑到我眼皮底下讲上了。”

他对朱翊钧说：“按制度，罗汝芳述职完毕就该马上回云南，可他却擅自在广慧寺讲学，应将他革职。”

朱翊钧同意。罗汝芳就这样被革职，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被启用。张居正对这位老朋友可谓是翻脸无情，毫无商量可言。这当然缘于罗汝芳讲学的内容。

罗汝芳说：“国家的纲纪法度就是桎梏，应该打碎它，砸烂它。”这显然是在挑战张居正持续不断推出的法令，张居正不可能容忍这种行为。

不许王阳明进孔庙

从对罗汝芳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知道张居正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大部分公知分子所讲的课程都是如罗汝芳的“国家法度是桎梏”，而张居正恰好在不停地发布这些“桎梏”。

张居正曾简洁明快、一语中的地表明过自己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的见解：“我希望今天的学者，应脚踏实地用功，要崇尚本质，以遵守国家法度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没得到鱼之前，不要扔了网；没有太平之前，不要撤除防御。我不是说前辈的学说不足学，但如果借前辈的学说而阻挠国家法度，绝不可恕！”

在张居正眼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品格应是尊老守成而不虚谈。不仅他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人，他用的人也必须要这样！

要想熏陶出这样一批循吏，就必须干掉那些满嘴跑火车的公知。张居正不放过任何机会，包括王阳明进孔庙。

张居正当国不久，就有许多心学弟子乱哄哄地吵闹着，要把王阳明放到孔庙里，和孔子并肩而立。在心学弟子们看来，王阳明祖师爷绝对够资格，让一个死人的雕像和同样是死人的孔子雕像站在一起，意义相当重大。如果真把王阳明配进孔庙，那他和他的心学将成为国家的正式旗帜，它能让许多漂泊四方的心学学子们找到指明灯，紧紧团结在一起，整个思想界可就天翻地覆了。

由于心学势力强大，张居正不能来硬的。他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拖”。每当有人上疏提及此事时，他就票拟说：“阳明先生入孔庙，天经地义，不过此事太重大，需要和全国各界人士商议。”

拖一段时间后，心学门徒见他毫无动静，又上疏。张居正使用第二个办法：威胁。他说：“阳明先生入孔庙一事，本来是长久之计，所以我很认真。可就当研讨时，有些人上疏说，现在阳明先生的弟子根本就是拉虎皮做大旗，违背了阳明先生的主旨，全是赝品。”

这些人哭天抢地，张居正板起脸来，说道：“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恐怕连你们阳明先生的爵位都保不住了。还是冷静下来，等没有人指摘阳明先生时，再图之吧。”

半欺骗半威胁之下，王阳明塑像进孔庙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其实张居正和王阳明一样，都注重事功，王阳明苦口婆心要人致良知，无非也是让人建立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不是做穷嚼蛆的公知。所以张居正虽然认可阳明学，但绝不会用阳明学代替朱熹理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离开了外在的束缚，全凭很难光明的良知监督，是绝不可能成事的。

国家法度必须要有，也必须被遵循！

何心隐之死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永丰人，一生至为传奇。

何家家财万贯，所以何心隐受到了良好教育，他本人又天资聪慧，喜欢经史，所以对经史问题很有真知灼见。同时他怀抱远大，以干一番事业自期，时人皆以之为非等闲之辈。1546年，他中乡试，主考官对他只有四个字评价：天下奇才。

人人都能预见何心隐的远大前途，但何心隐把这远大前途掉了个头。他有一颗敏感多疑的公知心，看到花落就要下泪，眼见当时社会混乱，政坛腐败，所以投入了阳明心学左派的怀抱。

何心隐的心学思想很繁杂，但有其主旨。在他看来，人人都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可以自我管理，所以政府别管那么多。倘若每个人不受政府管理，就能不受束缚、心无旁骛地致良知，从而达到内圣外王。

这在古代中国简直是痴心妄想，何心隐却认为这可以实现。他四处奔波，将自己的思想散播给苍生。因为这种异端思想，他曾饱受牢狱之苦，但在友人的帮助下出狱后，不改初衷，继续四处讲学。后来居然胆大妄为，跑到京城讲学。

他的同道耿定向很钦佩他。张居正在国子监任职时，耿定向多次向张居正提到何心隐，夸奖他非池中之物，将来有一天必能腾飞。

何心隐名动九州，张居正当然有所闻。张居正是现实主义者，坚定地认为人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情况下想成为圣人，简直天方夜谭。所以他对何心隐本人不置可否，碍于耿定向的竭力推荐，张居正才答应和这位神龙般的人物见上一面。

张居正同意和何心隐见面，何心隐却不见，因为他很忙，讲学、著书、辩论，忙得四脚朝天。耿定向约了他好多次，终于敲定了二人约会的时间。

约会地点定在耿定向家。何心隐先到，和耿定向谈了一会儿，突然右眼皮直跳。心学家大都相信预感，所以他跑进后室去闭目养神，顺便思考眼皮跳的缘由。他进去还未坐定，张居正就来了。

耿定向去后室请何心隐，何心隐的眼皮已跳得紧锣密鼓，坚决不见。耿定向死活都劝不出来，只好扫兴地对张居正说何心隐生病了。张居正“哦”了一声，两人谈了一会儿，张居正走了。

耿定向很生气地跑进内室，质问何心隐。何心隐说：“真是奇怪，他一来，我眼皮就跳，不是好兆头啊。”

耿定向哭笑不得，说：“张居正是人中龙凤，你又自诩为人中之龙，你二人见面必能撞出思想的火花，这样大好的机会，为何要错过？”

何心隐很自责，向耿定向这位“媒人”道歉，并发誓说：“下次一定，就算眼皮子跳得七歪八扭都要见。”

耿定向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再约张居正。张居正施施然而来，何心隐早已正襟危坐，像是等待他有生以来最大的敌人。耿定向互相介绍完，两人一言不发，只紧紧盯着对方的眼睛。

耿定向手足无措，很想打破死一般的沉默，但满腹经纶的他此时此刻却找不到任何方法，也只好跟着一言不发。

三人在那年最热的一天中午，坐在空气仿佛凝固的书房中，浑身冒汗，静如雕像。

半个时辰后，何心隐终于支持不住，长出一口气，站起来向张居正拱了拱手，转身离开。耿定向发现他后背已被汗水湿透。到了大门口，何心隐神色慌张地对耿定向小声说道：“此妖必为宰相，为宰相后必杀我。虽然我必死在他手，但我还要坚持真理。”

耿定向吃了一惊，何心隐已扬长而去。

回到房间，张居正仍是半个时辰前的坐姿，脸色平静。耿定向小声地问：“如何？”

张居正冷笑：“此妖总想飞，我非让他飞不起来不可。待我做了宰相，必要处置他。”

耿定向又吃了一大惊，他陷入沉思，不知该不该把何心隐的话告诉张居正，也不知该不该把张居正的话告诉何心隐。

两人的会面看似无言，实际是在神交。如果有一天，何心隐不被张居正杀掉，那何心隐会死不瞑目；如果张居正不杀何心隐，张居正也会抱憾一生。

耿定向从张居正这里问不出什么，只好去问何心隐。何心隐琢磨了许久，才慢慢地说道：“严嵩想消灭道学而办不到，徐阶想扶持道学也不成，能兴灭道学的只有这个人。你记住：这个人一定会杀我！”

何心隐所谓的道学，不是纯粹的阳明心学，而是后来的左派心学。现成良知，全然不顾外在约束，省掉“省、察、克、治”的心学“事上练”步骤，全凭一腔热血和我行我素改变世界。

在张居正的印象中，心学左派的人总是一副救世主的模样上蹿下跳，永不安分，口无遮拦，凭着私心（他们却认为是良知）说三道四，哗众取宠。

张居正对那些心学家何以有这样的印象，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的分析一针见血：心学家们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时常向人推销“人人平等”的思想，所以能获取民心。心学家们大都是聪明至极的人，是出色的实用心理学家，而且阳明心学本身就是让人顿时可以“明心见性”的学说，经过他们些许的努力，就会获得很多人的青睐。尤其重要的是，心学家们永不言败，认准了目标就矢志不移，从没有一时一刻放弃的时候。最后，阳明心学本身就有打破传统、挑战权威的精神，黄宗羲说，这些人随时会把传统和政府尊崇的圣人与礼仪掀翻在地，从不客气，从不愧疚。而心学左派在这方面更是变本加厉，这就难怪张居正极度憎恨和厌恶他们。

当张居正在1579年正月下令废除天下书院时，何心隐七窍生烟，宣称要不择手段把张居正搞掉。

张居正这几年来一直在通缉何心隐，但不知什么原因，何心隐像是被地球吞没了一样，无影无踪。他以为何心隐死在哪片深山老林里了，想不到废除书院的命令一下，何心隐又跳了出来。他大发雷霆，下令各地政府全力缉拿何心隐。

最后，湖广巡抚王之垣福星高照在他的境内活捉了何心隐。王之垣得意扬扬，不忘拍张居正的马屁：“张阁老说你这种人总想飞，想要飞得更高，张阁老还说，非让你飞不起来！”

何心隐冷笑，保持着高贵的心学门徒风度：“没有张居正的命令，你敢杀我？你这个蠢货！”

这正是王之垣的软肋，他被戳得生疼。恼羞成怒下，他抢来一根棍子，死命地殴打何心隐。何心隐一声不吭，对他讥笑。

王之垣打了半天，突然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心先从思想上摧毁何心隐。

他对何心隐说：“张阁老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这么大的帝国已渐渐步入正轨，你们这群愚昧无知的人非要跳出来四处指摘，你说你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何心隐最喜欢的就是辩论，他的伤痛马上消失，振振有词地说：“我祖师爷王阳明说，书院的意义是弥补官学的不足，没有了书院，官学会轰然倒塌！”

王之垣冷笑：“别鬼扯了，千百年来，书院很少，我也没见官学倒掉。”

何心隐借势道：“那正是因为有书院的缘故。书院早在孔夫子时代就有，孔夫子就是书院的创始人。你们废书院，就是数典忘祖……”

王之垣不想扯这些没用的，打断何心隐的话：“你口口声声要让普通百姓觉醒，孔子不是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只要让百姓按命令去做，干吗要让他们明白为何这样做？倘若百姓真明白了统治者为何要这样做，那就会有议论，有争执，命令还怎么被执行？”

何心隐说：“你根本没读懂孔子。孔子的意思是，应该让百姓自由自在地去思想，去发现自己的良知，而不必让你们这群家伙去教导百姓怎么发现良知！”

两人的辩论是驴唇不对马嘴。王之垣发现何心隐油盐不进，只好用最后的招数：“如果你现在是张阁老，为了拯救这个帝国，你该怎么办？”

何心隐不语了，王之垣幸灾乐祸起来：“你们这种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敢说你如果是张阁老，会给百姓解放思想，放任自流吗？”

何心隐憋得脸红脖子粗，用可怕的眼神盯着王之垣。王之垣一招得手，绝不给他反击的机会，继续说道：“在上者，必要统一思想，在下者，必反对统一思想。你们祖师爷如果在今天张阁老的位置上，也会如张阁老那样做的。你承认不承认？”

何心隐狂暴起来：“闭嘴，你给我闭嘴！”

王之垣闭了嘴，狂笑着出了牢门。

几天后，他突然带着一群人，拎着更大的棍子如一阵飓风般涌进了何心隐的牢房，先是狂笑，接着就是乱棍齐下，把何心隐活活打死了。

据说，何心隐死时，仍坚持十几年前的那句话：“凭你是杀不了我的，杀我的是张居正。”

何心隐是张居正当政时代心学左派最耀眼的明星，他的被杀，是心学左派销声匿迹的信号。

张居正和天下公知作对，其实就是思想独裁。统一思想在任何出色的政治家眼中都是重中之重，所以禁止讲学、废天下书院，站在张居正角度，没有错，站在任何政治家的角度，都没有错。

第五章 钱！钱！钱！

朕要钱

苗头往往被人忽略，因为即使苗头的主人也很难注意到它。但星星之火必能燎原，到那时悔之晚矣。所以理学家和心学家们才苦口婆心劝人“研己”（抓住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

朱翊钧的金钱欲望苗头早就萌生，只不过他自己未注意，为整个帝国奔波劳苦的张居正自然也没有注意，不是他不能注意到，而是没有精力去注意。

1579年阴历三月，朱翊钧对户部尚书张学颜哭穷，说后宫嫔妃增加了许多，但胭脂钱还是从前的数额，为了每位美女都有胭脂用，他母后以身作则减半。他还对张学颜说：“倘若祖宗法制允许，朕真应该带您去后宫看看，女人都没女人样了。”

张学颜紧张兮兮地问：“为啥？”

朱翊钧长叹说：“素颜的女人哪里叫女人啊？”

张学颜急忙动用脑筋，准备为朱翊钧分忧。朱翊钧不用他分忧，扔给他一道手诏说：“再给我二十万两银子吧。”

张学颜险些一头栽倒，因为今年的宫中支出一百万两已经支付，才过去三个月，就又增加二十万两，这是个极大的难题。张学颜神情恍惚地回到户部，对着账目唉声叹气。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每当遇到困难时，他总会想到张居正。

阳光温柔，但张学颜满脸是汗地抱着账目和朱翊钧的手诏去见张居正。他把来龙去脉大致一说，张居正的脸色就阴沉起来。张学颜发现苗头不对，急忙说道：“张阁老，这件事应该是我能做的，不该麻烦您，皇上若是知道我来找您，恐怕也会不高兴。”

张居正冷笑：“这样大的事，你还敢不经过我而擅自做主？”

张学颜魂飞魄散，嘴巴已不利落：“不，不，张阁老，这……我的……其实，我是想说，不该来麻烦您，我应该拿出方案来找您，而不是请您出主意。”

张居正乜斜着眼睛，看了看张学颜，说：“你现在就想主意，我听听。”

张学颜后脊发凉，他有办法，但这个办法其实不是办法，或者说，他张学颜不能用这个办法，只能让张居正来用。这个办法就是：拒绝支付。

张居正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禁起了些怜悯之心。他要张学颜把账本给他，并用一句话解脱了张学颜：“你别管了。”

坐在内阁春天的阳光里，张居正打开了回忆的巨门。三年前，他向朱翊钧讲解节俭之道，朱翊钧听得是那样入迷。两年前，他还是和朱翊钧探讨节俭之道，朱翊钧也是聚精会神，只不过听完后，问了句：“如今国库充盈，没必要再那么节俭吧。”

张居正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脸色很难看，是故意摆给朱翊钧看的。他的话也不是太顺耳：“皇上，千金之家，纵挥霍无度，也会坐吃山空，何况如今国库远没那么乐观。您应该把节俭当作天理放在心中，把乱花钱当作人欲，尽早克去。”

张居正已不记得朱翊钧当时的表情，不过在那件事后不久，他就知道朱翊钧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1578年他从老家回来后，他就发现朱翊钧在他离开时从户部调拨了三万两白银充入后宫。三万两白银不是大数目，但朱翊钧的动机就不好。为此，张居正特意和朱翊钧聊过这件事，朱翊钧在他讲述金钱来之不易的大道理时不动声色，讲解结束后，才在他锐利的眼光监视下，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记忆的巨门嘎吱嘎吱地合上，张居正看着朱翊钧的手诏和户部的账本，坚定地站起身，走向皇宫。

朱翊钧正迫切地等张学颜，想不到等来了张居正，沮丧全写到了脸上。

张居正并不理会朱翊钧的脸色，自他从老家回来后，朱翊钧的脸总是变幻莫测，他没有心思去揣摩脸背后的心理，他来这里的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要朱翊钧知道赚钱不易。

张居正深刻感觉到，对于此时的朱翊钧，纯粹说教已起不了大作用，所以他先拿出账本呈给朱翊钧。朱翊钧打开看了半天，他确信朱翊钧已看出大概，才缓缓开口道：“前年（1577年）收入白银435万余两，去年（1578年）却只有358万余两，减少了80余万两。但前年的支出是349万余两，去年的支出是388万余两，上升了40余万两。前年盈余近100万两，去年却超支了30万余两。”

朱翊钧明知故问：“这上升的40余万两都干什么了？”

张居正回答：“宫廷支出是大部头。”

朱翊钧脸红了一下，张居正趁势问道：“我听说您又想从户部支出二十万两？”

“呃，”朱翊钧在龙椅上极不自然，“张先生，您不知道宫廷用度突然多起来，因为人多了嘛。我大婚之后，凭空多了好多人，这您是知道的……”

看到张居正神色平静，朱翊钧说不下去了，只好急转直下道：“既然财政如此窘迫，那我就收回成命，二十万两不要了。”

“这怎么可以！”朱翊钧话音未落，张居正已脱口而出，“皇上金口玉言，说到就要做到。”

这句话让朱翊钧摸不着头脑：“我不明白张先生的意思。”

张居正说道：“皇上已下了手谕要钱，就该把钱拿到手。”

朱翊钧酸酸地回了一句：“张先生给我看了账本，我哪里还有心情要啊。就是我想要，我看张先生的意思也不是想给。”

张居正斩钉截铁：“当然要给，皇上不是黑白不分的人，要钱自有道理。给皇上看账本，只是想告诉皇上，最近几年在我主持下，国库虽丰盈，但家底依然很薄，经不起挥霍浪费。该花的钱自然要花，但挥霍浪费，却绝对不可。”

朱翊钧被这番软中带硬的敬告弄得很尴尬，讪讪地笑了一下，也只好承认：“张先生说得是。”

张先生说得是或不是，不是靠嘴来评定的，还要靠行为。朱翊钧只是口头上认为张居正说得对，但并未付之行动。一个月后，他又要钱了。这次他没有向户部要，而是把手伸向了光禄寺（掌管朝廷祭享、筵席及宫中膳羞的机构）。

张居正执政后，光禄寺的财政预算被砍了一大半，每年只有十万两白银。光禄寺官员们一直在叫苦，想不到苦上加苦，他们突然接到朱翊钧的旨意：把你们的十万两白银先挪给我用一用。

光禄寺领导跑来找张居正，垂头丧气地说：“这活没法干了。”

张居正问明事由，思虑了一番，突然臭骂光禄寺领导：“你们没有脑子吗？这点小事，也跑来找我！”

光禄寺领导被骂得如雷轰顶，心想：这还叫小事？那什么才是大事？皇上擅自挪用政府部门的钱，你身为首辅就不管吗？

可他们也只敢在心里这么说，面上还是得毕恭毕敬地听着张居正的责骂，然后又毕恭毕敬地被张居正赶了出去。

光禄寺领导一走，张居正沉重地坐回到椅子上，刚才有点过于激动，他连自己什么时候站起来的，都没有了印象。他的火气不是针对光禄寺领导，而是朱翊钧：看来上次精神和物质上的感化，毫无效果。他稳定了情绪，整理了衣冠，大踏步地走出内阁，奔向皇宫。

朱翊钧急忙跑出来见他的张先生。他的张先生脸色不太好看，最近这段时间，他时常发现张先生总摆出一副臭脸，不知是摆给谁看。

张居正这次没有废话，而是直奔主题：“皇上又要钱做什么？”

朱翊钧急忙说道：“这次的钱可不是我要的，是两宫太后要赏赐众人，没有现钱，所以先从光禄寺挪用，母后说这笔钱很快就会还上。”

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事有点麻烦。李太后要钱和朱翊钧要钱是两个概念，张居正觉得，朱翊钧还小，有时候自制力差，要钱只是胡要，经过坚定的劝说，还可改正，可李太后是大人，心里有主意，她要钱，那就是说一不二的事了。

这是李太后第一次要钱，张居正绝不可以阻止。他在心里暗下决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不能这样就让皇上把钱轻易地拿走，有些话必须说清楚。

于是他说：“财赋有限，费用无穷。一旦库藏空虚，发生灾荒、战争，就难以应付了。”

朱翊钧知道钱到手了，乐不可支地点头。张居正心里叹了口气，说完他最后想说的话：“希望皇上以后力加节俭，若再和政府要钱，臣等可就不敢奉诏了。”

朱翊钧的脸变了，不是苍白，而是可怕的苍白，眼芒辛辣地射向张居正。正在叩头谢恩的张居正没有看到，更没有感觉到。

当张居正在内阁和张四维谈起这件事时，张四维打了个寒战：“张阁老，你这话说得有点重啊。”

张居正茫然若失地看着张四维。张四维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说了出来：“毕竟是皇上，而且年龄也不小了，道理上四海财富都是皇上的，您怎么敢说以后不敢奉诏呢！”

这对别人而言，无疑是一道霹雳，可张居正只是一笑：“财政的确不容乐观，我也是实话实说。”

张四维追问了一句：“以后皇上要钱，您真敢不奉诏？”

“敢！”张居正看了神经兮兮的张四维一眼，又补充道，“良心上过得去，就不会前怕狼后怕虎！”接着把目光投向远方，自言自语道，“人最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良心，违背良心做事，才可怕。”

朱翊钧总要钱是否算违背良心，张居正心知肚明。宫廷是需要钱，因为用了太多的人。有些人就是摆设，为了皇帝的威风，这些人在张居正看来是不必用的。李太后要赏赐宫人和外面的和尚，这也是没事找事，用钱打水漂。但在朱翊钧和李太后看来，这些钱该花。所以说，良心这东西，一人一个标准，你用你的良心标准去衡量一个人，认为他十恶不赦，而他本人还感觉自己是圣人。

朱翊钧虽没有感觉自己是圣人，但绝对不认为自己毫无良心，挥霍本应该用在国家建设上的、张居正用汗水换来的钱。

张居正在把光禄寺的钱挪给朱翊钧后，心神仍不能安定。思来想去，他给朱翊钧写了道奏疏，深情地探讨了金钱的来之不易以及国家特别需要钱的现状，希望皇上能节俭克制，做一个朴实无华的皇帝。

这道奏疏如投进坟墓，毫无回音。张居正执政以来第一次遇到朱翊钧对他的奏疏“留中不发”。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但张居正却一厢情愿地认为，朱翊钧只是在耍小孩子脾气，因为很快发生的一件事让他觉得，他和朱翊钧的关系仍如从前，甚至比从前还要好。

1579年夏初，朱翊钧浑身起了疹子，病势急转直下，大有一命呜呼之意。

出疹子在今天都不是小事，何况是明代。李太后惊慌失措，整个帝国焦虑起来。

禁止戒坛

李太后的惊慌可想而知，如果朱翊钧真有个三长两短，她的一切就都不复存在了。大家都在惶惶不安时，唯有张居正表面声色不动。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张居正是十足的冷血，而且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真的猜对了。

朱翊钧疹子漫布全身后，李太后下令僧侣开坛，设法度众。这是一种宗教祈祷，阵容强大，花费昂贵。一心信仰佛教的李太后认为做这些功德，可以让儿子脱离苦海，早日痊愈。

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无可厚非，但张居正认为有问题。因为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早被朱元璋立法禁止，张居正对李太后说，祖制不可轻易违背，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和事端。他指出，皇上得病，和尚是解救不了的。如果真要找个祈祷对象，不如谢郊庙、社稷，它们才是皇上的保护神。

李太后在后宫看到张居正的反对信，气个半死。冯保隐晦地维护张居正说：“张先生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皇上龙体欠安最忌吵闹。如果在宫里开戒坛，和尚的器乐和念经声必震耳欲聋，影响了皇上……”

李太后脸色冷冷地把张居正的信扔到桌上：“谢郊庙、社稷，这主意也只有张先生能想得出来啊。”

冯保发自肺腑地接口道：“张先生一心为江山社稷，忠心天可鉴。”

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戒坛的事就此不了了之。

虽没有请和尚们保佑，但朱翊钧的病体渐渐康复，一个月后，他已能直立行走，并且可以上班。他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张居正来见。

两人相见，张居正恭祝朱翊钧痊愈，朱翊钧则很抱歉地说：“我多日未上朝，国家大事劳先生费心了。”

注意这句话，从前朱翊钧上朝，国家大事也是张居正在费心，但他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说这话，背后的意思大概是：“我已能亲政，但一个月没有亲政，劳烦您张先生，我很是过意不去。”

张居正只把这句话当成了客套话，按部就班地回答：“臣很久没有见到皇上，朝夕想念。今日见到皇上，真是欣喜万分。国家事务本是我分内之事，我自当竭智尽忠，皇上免劳挂怀。”

朱翊钧淡淡地点了点头，说：“先生的忠心，朕知道了。”然后吩咐给张居正一些小赏赐。张居正叩头谢恩。

朱翊钧冷不防地说道：“先生不允戒坛，真真是好事！”

张居正毫无反应，站起来平静地回答：“戒坛伤财，还叨扰皇上清净。”

“所以我说，真真是好事！”朱翊钧的声音很冷，张居正不由自主地抬头偷偷去看，只见朱翊钧在龙椅上毫无感情地看着他。他突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在死水般的沉寂中，朱翊钧打破了凝滞的时光，他命令张居正：“先生近前，看朕的脸色。”

张居正心神稍定，缓步向前，在晨光熹微中，他看见朱翊钧一张病后初愈的清白的脸。他跪在朱翊钧面前，离朱翊钧是那样近。正是春末夏初，温度宜人之时，但张居正却感觉脊背炽热，浑身似乎都要被汗水浸透。

他听到朱翊钧底气十足的声音：“朕现在一日四餐，每餐都可吃两碗白饭，只是不吃荤。”

张居正忽然感觉快乐起来，皇上已痊愈，这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心情一好，话也多起来：“病后加餐是好事，不过元气初复，应做适当的调节，吃太多恐伤脾胃，少吃荤是好的，但也不能一口不沾。”说到这里，他拾起从前的严肃，郑重其事道，“非但饮食要适当，就是‘房事’也不可多，希望皇上千万注意。”

朱翊钧脸色微变。关于房事，宫中早已传开。年轻人都腰馋，朱翊钧尤其馋，实属色中饿鬼。但这种事，大臣不太好说。朱翊钧就始终认为，这是他的私事：你们大臣管天管地，难道还管我的床笫？

张居正的这段话，让他回想起出疹子前的一件事，张居正曾上疏请他在房事上不要辛苦劳作。朱翊钧那时就有些许愤懑，如今张居正又当面敬告他，这是极尴尬的事。他把两道眉毛拧到一起，肚子里翻江倒海，实在想一吐心中不快，可他终于忍下了。

在稳定情绪后，他对张居正说：“最近母后一直在我身边照看，从未离开过。我也未临幸过任何人，先生真是钟爱得很，朕都知道了。”

语气是不满的，张居正听得出来，但他并未放在心上，还是他的惯性思路，认为眼前这个年轻人还只是个孩子，有点小脾气再正常不过，只要善加引导，将来必是明君。

高明的匠人往往自负地认为，在他手中没有塑造不出的艺术品。可这要看原材料的材质，世界上有美石，自然就有朽木。稍不留意，就会把朽木当作美石。

当朱翊钧说“朕都知道了”时，张居正激动得想流泪，因为这五个字证明，朱翊钧还是允许被他塑造的，正向好的方向大步前进。这是有良知的表现，人只要有良知，再加切磋琢磨，就可成为圣人或圣君。

人太顺了，往往会迷信于经验，蔽于见闻，所以把事想得极为乐观。张居正就在犯这样的错误。

朱翊钧元气恢复不久，又把眼睛盯到了钱眼里。

君臣金钱拉锯战

一个烈日炎炎，能把路人烤熟的中午，工部尚书李幼孜浑身冒火地跑进内阁，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对张居正说：“您看，您看，又来了。”

张居正困倦异常，好不容易才昏昏睡去，被李幼孜这么一惊一乍，睡意顿消。他接过李幼孜手上的手谕，是朱翊钧给工部的命令：铸银十万，赏赐宫人用。

张居正失声道：“天啊，皇上这是要干甚！”

李幼孜情绪激动：“赏赐宫人啊，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够胡闹的了，可也没有这样三番五次向政府要钱啊。皇上真是聪明，从国库里要不到钱，就要我工部铸钱。张阁老，这事你看怎么办？”

张居正脱口而出，声音很大：“不能铸！”

李幼孜被张居正这三个字吓得一愣，随即没有底气地自言自语道：“皇上会听您的吧。”

张居正已打定主意，站起来对李幼孜说：“我去见皇上，你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件事不必放在心上。”

见张居正如此自信，李幼孜也就把心放在了肚子里。

朱翊钧一听张居正来见，马上想到是关于铸钱的事。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对身边的人说道：“张先生简直是顺风耳啊，李幼孜这嘴也够快的。”身边的人看到他脸上挂着讽刺似的笑，吓得一声不敢出。

他自言自语道：“这回我是铁了心，看张先生如何！”打定了主意，坚定了信心，他迈着给自己助威的大步昂首走出来，和张居正见面。

张居正行礼完毕，还未开口，朱翊钧抢先问道：“张先生来，是为铸钱之事吧？”

张居正心里发笑，口上却只说了个“是”字。

朱翊钧内心狂喜，以为从张居正的“是”字上，他分明感觉到张居正这次信心明显不足，也就是说，张居正毫无把握能说服他，这正是他反攻的资本。

“铸钱也并非我心血来潮，自我登基后，万历四年二月和万历五年二月，都有圣旨铸钱，那可是您批准的。”朱翊钧侃侃而谈，“今年距万历五年已过去两年多，我想应该再铸些钱来。后宫赏赐太少，我又不想从国库拿钱，只有铸钱才是上上策。”

说完这些话，朱翊钧洋洋得意地看着张居正。张居正像石雕泥塑般，毫无反应。朱翊钧内心狂喜，他以为张居正真无话可说了，正要继续大发议论时，张居正突然提高了嗓音：“臣请问皇上，钱币的作用是什么？”

“呃。”朱翊钧被问住了。确切地说，他知道“用来花”的答案是错的，所以他不敢做任何回答。

张居正抢占了高地，马上发起滔滔不绝的进攻：“钱币是用来通货便民的，不是用来在宫廷里赏赐的。嘉靖时期已铸钱多种，您登基后，民间流通的钱币还是嘉靖时期的，前两次铸钱在民间已引起争吵。百姓认为，旧钱还未花完，又来新钱，要想流通，必须要拿旧钱换新钱，这是很麻烦的事。政府的责任是利国利民，利民就是别给百姓找麻烦。迄今为止，民间的钱至少有五种，倘若再筑造一种新钱，不但浪费工本，还会让百姓无所适从。我的意思是，不如等民间流通的钱少了许多后，再铸钱也不晚。至于您说赏赐宫人，我看大可从国库挪个一千两旧钱，这才是上上策。”

朱翊钧一言不发，张居正也不再说话，宫里静得连人的呼吸声都能听见。许久，朱翊钧才低下高傲的头颅，说了句：“那就依张先生的意思吧。”

张居正对朱翊钧，向来是以教化为主，不但要他口服，还要他心服。他趁势追击：“皇上有恻隐之心，见宫人用度不丰就有心赏赐，这是仁君做派。但皇上应知道，人君在上，一动一言，都是度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似的谨慎则存，不管不顾地奢侈浪费则亡。昭昭神明，其实就在你我身边，能不谨慎？！”

朱翊钧机械性地点头，说：“朕全都知道了，张先生忠爱。”

知而不行，不是真知，朱翊钧就不是“真知”。一个月后，苏州、松江发生水灾，礼部言官和工部官员请求朱翊钧暂停苏松织造。朱翊钧大怒若狂：“还要不要人活了，没有衣服，难道要宫廷所有人都赤身裸体吗？！”

织造就是皇家用物加工厂。朱翊钧时代，织造还只是闲散在民间的工厂。皇帝派内监拿着衣服的样子到江南找百姓织作，费用一部分出自内库，一部分出自政府征收的盐税。但钱从皇宫里出来几经周折后，到百姓手里就所剩无几了。有时候，皇宫里根本不出钱，所以百姓极不情愿承接这政府工程。但这可不是百姓能说了算的，织造渐渐成为江南百姓的强制性任务。

这年发生在江南的水灾，异常严重，所以政府官员才希望今年的织造停止。但朱翊钧没有万物一体之仁，发了龙颜大怒。政府官员们只好去找张居正。

张居正听取了众官员的报告后也觉得，如果照旧织造，江南百姓负担太重，所以指示工部尚书李幼孜，上疏要皇上召回内监，再看下一步。

李幼孜的上疏很快得到朱翊钧本人的反应：“御用的袍服紧急，如果召回内臣，那这些袍服怎么办？召回内臣把袍服的监督工作交给地方大员，那些地方大员脑洞奇大，质量谁保证？”

这意思已很明显：内臣不会召回，所以织造工作继续。

张居正在内阁，和张四维、申时行对坐无言。桌子上放着朱翊钧的手谕，每个字都非常刺眼。

时光流逝，内阁静如坟墓，申时行终于忍不下去，先开了口：“皇上这一年来变化很大。”

“此话怎讲？”张四维更是憋得难受，终于有人说话，他连忙如释重负地接过话头。

申时行看了眼张居正，见张居正毫无表情，觉得应该说下去：“皇上对物欲的追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频繁。”

张四维瞄了张居正一眼，张居正脸上抖了下。张四维慌忙煞有介事地训导申时行：“你这是什么话，有张阁老鼎力辅佐教化，皇上英明神武。”

申时行不说话了，张四维也沉默起来。又是很久，大家终于听到张居正一声长叹：“咱们一起去见皇上吧。苏松织造的事，非停不可，否则又是水灾，又是义务劳动，百姓哪里受得了啊！”

张四维连连点头称是，三人去见朱翊钧。

朱翊钧摆张臭脸迎接三人。张居正最先发话：“江南水灾，松江最重。皇上应有好生之德，停止今年的织造，让百姓可以喘息。”

“朕未尝不爱惜百姓，但松江的织造很快就完，不能虎头蛇尾啊。”朱翊钧懒洋洋地说，一副无赖相顿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张居正追进一步：“皇上能有此心，真是苍生之福。臣以为地方多一事则有一事之忧，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织造是快完毕，但终究没有完毕，百姓还在受苦。皇上等完工后召回内监，不如现在就召回，百姓所受的皇恩就更加浩荡。”

朱翊钧一肚皮的不忿：“这真是让朕为难啊。全都撤回，宫廷御用之物怎么办？”

张居正又放松一步：“南京所受的水灾不重，可不必停止。”

朱翊钧有了回旋的余地，又见张居正不容更改的神情，只好借坡下驴：“那就这样吧，下旨召回苏松的内监。”

张居正领着张四维和申时行叩头谢恩。朱翊钧说着场面话：“君臣一体，百姓才能受惠。希望张先生再接再厉。”

张居正当然会再接再厉，七年来，张居正从来就没有放松过片刻的身心，说到做到，甚至做了都不说。朱翊钧却是心口不一，1579年末，朱翊钧突然又下旨令织造绸缎七万余匹，预算白银五十万两。内监比圣旨还快，已经出了京，飞奔在去往南中国的大道上。

工科言官王道成第一个上疏，请朱翊钧减少定额，因为南方百姓还未恢复生气。张居正也很快得知发生了变故，他百思不得其解：明明说得好好的，皇上何以出尔反尔？为什么又要织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下江南的百姓？

这所有的“为什么”，张居正都找不到答案，他只好再去见朱翊钧。但这次朱翊钧没有见他，张居正并未有不祥的感觉，他回内阁后就上了一道奏疏，请朱翊钧关注国家、关注民生：“织造这种事实在是可有可无的，如果皇上认为真的不能没有，那至少可以减半。”

朱翊钧“留中不发”。张居正就指使众臣接二连三地上疏。朱翊钧立即发现他陷在忠臣劝谏的汪洋大海中，气恼地说：“这些人真奇怪，怎么都和张先生一个调子！”他说完，就探寻地去问身边的太监们，太监们低头不语。

“好好好，”他丧气地说，“就减半，烦死我了！”

他说这句话的那天晚上，冯保派他的心腹徐爵去告诉张居正小皇上的反应。张居正满意地笑了，皇上总算有心。

徐爵把冯保来通知他的本意说了出来：“皇上最近对张先生有点……”

“不必说了，”张居正打断他的话，“能减半就是江南百姓之福，百姓有福，我受点皇上的气有何关系？只要能把事办成，其他勿论。”

徐爵被张居正的凛然所震慑，站了半天才想起冯保还有句话要传给张居正：“冯公公说，皇上最近总提他岳父，还有李成梁。”

张居正心上一动，这件事的确是个事。他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这扇大门离他不远，就发生在叫停苏松织造之后不久。

爵位，给还是不给

朱翊钧结婚时，老婆王女士向他哭诉老爹王伟养她成人不容易，希望现在可以报答她老爹。朱翊钧想到老娘把自己拉扯大的艰辛，所以感同身受，决定给老岳父一份厚礼——封爵。若是从前的皇帝，这事轻而易举。可朱翊钧并不这么想，凭他对张先生的了解，张居正肯定反对这件事。

为了这件事，朱翊钧做足了功课，确信万无一失后，口传圣旨给内阁，封王伟为伯爵，要内阁拟旨。这道口传圣旨处处透着朱翊钧的小聪明。他说：“我并未破例，给岳父封爵这事有先例。武宗的岳父夏儒、世宗的岳父陈万言都有爵位，倘若我的岳父没有爵位，这显然不符成例。张先生向来说遵循祖制，恐怕这也是祖制之一吧。”

传旨太监走后，张居正问张四维：“你怎么看？”

这事很容易看，但也不容易看，关键是张居正怎么看。张四维沉默了半天，才慢吞吞地说道：“张阁老恐怕心里已有主意了吧。”

张居正当然有了主意，但他下定这个主意时很纠结。他说：“皇上虽然拿出了两个成例，但祖宗还有法律：非有军功者不得封爵。武宗和世宗是违背了这条法律，当时的大臣竟然无人站出来说话，可见人心沦落到何种田地。”

申时行对张居正这段话有不同看法，他说：“也不止是武宗、世宗的老丈人被封爵，孝宗的岳父张峦也被封爵了。这已成为习惯法，我以为在这种事上不必认真。”

张居正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一字一顿地说：“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人遵守的，如果有法不依，那和没有法律有什么区别？”

说到这里，张居正的眼光随即黯淡下来，叹息道：“不过，做事不能本本主义，皇上最近因为织造的事心情很压抑，我们再在这件事上纠缠，恐怕不是忠君之道。”

张四维接口道：“是的是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咱们只好退一步了，拟旨……”张居正顿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但失之东隅，必要收之桑榆。”

张四维和申时行不明白张居正的意思。

张居正解释道：“关于皇亲封爵这事，到此为止，我请皇上从此杜绝一干人等的封爵请求，岳丈、驸马更是在此例中。”

朱翊钧几个月来终于有了收获，张居正允许封王伟为伯爵。但这收获没有什么滋味，因为张居正提出了条件：王伟的爵位不可世袭，另外就是皇亲、驸马的爵位，从此后非有军功者，不得授封。

这是赤裸裸地和皇帝谈条件，朱翊钧除了生闷气外，别无他法。生了会儿闷气，他又欢乐起来，毕竟他的主张获得了张居正的同意，也就是说，他是胜利的一方。

人逢喜事精神爽，朱翊钧召见张居正，要和他谈心。张居正也有心事要和朱翊钧谈，这件事也是封爵。

“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为一时之冠，”张居正缓缓开口，“所以臣认为，应该封李成梁为伯爵，这样可以鼓励其他将士奋勇杀敌。”

朱翊钧“哦”了一声。“李成梁”这名字在他耳边响起的次数不下百次，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婚前夕，李成梁就在边关打了个胜仗，喜得老娘李太后合不拢嘴，说是双喜临门。

想到这里，他马上就要张口允准，可一股酸水从胃里涌上，直进入脑子。他把想说的话硬生生吞了下去，换了一句吐出来：“非军功不封爵，听您这么说，李成梁封爵倒是名副其实，只是……”

他故意卖了个关子，是因为前几天的酸水正涌上来：“李成梁这爵位恐怕也不可以世袭吧？”

张居正哑然，这是孩子气，可不必理他。但朱翊钧下面的话却是绵里藏针了：“张先生，我听说您和李成梁的私人关系很好？”

幸好张居正问心无愧，反应也快：“工作需要，边疆大臣在千里之外，手握重兵，臣为了可全方位地拘束他，非要建立朋友关系不可。而且臣和他建立朋友关系，也能随时了解边疆的情况。”

朱翊钧假装明白似的点了点头，突然又射出更锋利的一箭：“我听说先生用人，总用自己熟悉的人。”

张居正不紧不慢地回答：“这很正常，不熟悉的人，臣就不知道他的才能德行如何，所以只能用熟悉的有才德的人。况且臣用人，出于一颗公心，绝无私意。”

朱翊钧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又转到李成梁封爵问题上来：“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封李成梁为宁远伯，要他好好保卫边疆。”

李成梁得到这个天大的喜讯后，立即备了份厚礼，派人送到京城张居正府上。换作从前，张居正肯定收下了。多年来，李成梁、戚继光都时常给张居正送礼，有时候礼物还很重，张居正都笑纳。但接受礼物后，张居正会再变相地送出去。他不是道德圣人，但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

有人曾问他：“处于风口浪尖，为何要收别人的礼品？”

张居正回答：“李成梁、戚继光在边关，一要应对外敌，二要关注朝廷的动向。边帅能否立功，大部分是取决于朝廷的方针。而决定方针的那个人正是我，如果我不收下他们的礼物，他们怎能安心御敌？政治和军事，本就是一回事，不可分割来看。”

但李成梁这次来送礼，张居正坚决地拒绝了。因为他从朱翊钧最近一段时期的变化上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他对李成梁的人说：“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封爵是他应得的，我受他的礼物就是得罪了太祖皇帝的在天之灵。”

来人惊诧万分，满腹疑惑地离开了北京。

冯保派人送来的话，让张居正的脑海里翻腾起这两件事。然而，他毕竟是心无私欲，唯有社稷的人，所以他很快就淡然，并且似乎记不起来了。

第六章 不许辞职

忠孝两全了

1579年的最后一个月，朱翊钧询问吏部尚书王国光：“张先生守孝期满了吧？”王国光答“是”。

朱翊钧若有所思，王国光趁势说：“应该要张先生脱掉丧服，正式办公。”朱翊钧瞄了王国光一眼，语气极怪异地说：“张先生一直在正式办公啊。”

王国光不语。朱翊钧似乎意识到什么，说：“张先生真是忠诚，守丧期间都忙于国事，这都怪我太小，毫无经验，否则张先生怎么会忠孝难全呢？”

王国光不知该接什么话，只能沉默。

朱翊钧又说：“让张先生来，我有话说。”

张居正走进太和殿，殿中光线惨淡，朱翊钧深留在阴影里。他对张居正说：“您在京守制，忠孝可谓两全了。今天是除服的日子，朕很宽慰，赐您些东西，以表达朕对您移孝做忠的赞赏。”

张居正听了这话，想起老爹，不禁鼻子一酸，他对朱翊钧表达了自己的心意：“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翊钧看着同样在阴影里的王国光，说：“张先生对国家真是忠心耿耿。王尚书，你身为吏部尚书，应该有话要说吧。”

王国光的话是可说可不说的，无非夸赞张居正是官员们的楷模，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如张居正一样，一心为国，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那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些话太空，而且如果针对张居正在京守制这件事发挥这些空话，不是儒家门徒的本色。儒家讲孝为大，倘若每个官员都效仿张居正，父母去世而不回家守制，那儒家的根基岂不是就动摇了？

他嗫嚅了半天，不知该怎么说。张居正理解了他的难处，插嘴道：“既然已除服，我想去两宫太后那里叩头称谢。”

这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两宫太后的支持，张居正在京守制和后来的回家奔丧都会成空。朱翊钧欣然同意。

李太后对张居正说：“张先生现在总算是忠孝两全了。皇上年纪还小，都仰仗张先生，希望张先生以后更要尽力。”

张居正的直觉告诉他，这是客套话，因为朱翊钧年纪已不小，1579年时已十五岁，这样的年纪实在谈不上小。李太后还在说客套话：“张先生尽力辅佐皇上，到他三十岁时，张先生再退休吧。”

张居正的脑袋嗡嗡起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来，朱翊钧绝不会允准；二来，张居正最近总感觉身体状况欠佳。早在三年前，他就患上了异常严重的肛肠疾病。工作繁忙时，他会坐立不安，心慌意乱。其实肛肠疾病，贵在调养，只要有时间调养，并非大事。问题就在这里，张居正没有时间调养，所以疾病缠缠绵绵，不肯离他而去。

他对李太后说：“我只能尽力而为，至于辅佐到何时，就看天命吧。”

李太后对张居正这句话的理解是随性的，所以根本没往心里去。1580年初，张居正做内阁首辅已九年，按惯例考满加恩，张居正死活不同意。他向朱翊钧直抒胸臆：“人做事符合天理，心自然安，毫无歉恨，就是求仁而得仁也。可我最近审视自己的良知，发现还有不当之处，心上很不安，也就是说，我还未做到极致，未全身心地做事报君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加恩？倘若皇上加恩，那我更自责，我的良心会惩罚我。如果不加恩，我还能勉强心安，为国家心无旁骛地贡献力量。”

朱翊钧对张居正的胸臆大为叹服，他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看，居功非但不自傲，反而如此谦逊，张先生真是千古第一臣！”

加恩的事于是不了了之，张居正却抑郁起来。其实事情明摆着，张居正真心不想让朱翊钧加恩于他，但他还有个私念，朱翊钧至少应该几次三番要下旨加恩。这就是人心，它不是知行不一，只是想在心上找到一片温暖。然而，朱翊钧没有给他温暖，反而就此作罢。

换作别人，必会气恼。张居正没有气恼，抑郁之后就是释然，这自然是心胸。但释然之后，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皇上如此决定不加恩，是不是他内心深处根本就不想加恩？不想加恩，是不是对自己有了意见？

这念头一生，张居正立即紧张起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伴君伴虎……种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低劣的格言统统涌上心头。然而，这只是刹那一瞬，很快他就埋头文案工作了。

心事一旦产生，虽会忘记，但触景生情，马上会重新想起。1580年三月，张居正奉朱翊钧之命到天寿山拜谒。一天晚上，他和陪同去的申时行谈公事。公事很快谈完，两人进入聊闲天模式，申时行感叹地说：“人死如灯灭，灰烬而已。”这句话大概是面对皇陵而发，但却一下戳中了张居正的心窝。

张居正长叹一声，很冲动地对申时行说：“我真想告老还乡，享受天伦之乐，在温暖幸福中归天。”

申时行大为惊骇，不是因为张居正想到死亡，而是自他认识张居正以来，就从未从张居正口中听到过这样消极的话。张居正的人生就是工作，他是台永动机，怎么会有私人感情？

“张阁老，您怎么……”

张居正从茫然中回过神来，淡淡一笑：“只是说说而已。”

一阵沉默。张居正恢复了严肃，若有所思地问道：“依你之见，政府现在效率如何？”

申时行脱口而出：“非常好，虽还有不足之处，但已不是大问题。考成法、一条鞭法都在逐步发挥作用。张阁老一心为国，真是忠诚可鉴日月。”

张居正不由得苦笑：“我想起几年前的夺情风波来，那时候很多人都恨我恨得要死。”

“腐儒只是这样。”

“也不可这样看，”张居正思虑一会儿，“孝顺父母是第一人性，若无这第一人性，此人恐非有良知之辈。但良知就是‘易’，就是变通，人应按现实随时改变观念。孝顺父母和忠君爱国之间，哪个紧迫就先做哪个，只要问心无愧。”

申时行知道，这是张居正多年来的人生观，从未改变过。出于良知，他认可这种人生观，但真要去做，他恐怕不能。因为人在世上，总会受别人意志和言语的制约，如果没有张居正那样强大的内心，根本就跳不出诽谤和议论的泥潭。

申时行正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张居正冷不防地问他：“按你的看法，如今政府这架机器已开始正常运转，不必有人监管了吧？”

申时行皱起眉头，他不明白张居正这句问话的用意，与其费力琢磨对方的心思，倒不如实话实说来得痛快：“固然如此。但正如大船，虽运行能力正常，也在正轨上，却不能没有高明的舵手，否则船必倾覆。”

张居正陷入沉思，连他自己都不知在想什么。许久他才意味深长地说了句话：“舵手的命运掌握在船长手里啊。”

申时行仍是听不明白，他不可能明白。

几天后，回到京城的张居正向朱翊钧递交了一份辞呈。他要放下所有的权力，放下他几年来殚精竭虑创造的辉煌，回老家养老！

举朝哗然。

谋定而动的辞职？

张居正这封辞职信写得极具艺术性。他首先说：“皇上让我担任内阁首辅，我九年来诚惶诚恐，幸好没有辜负皇上的重托，如今国家已走上正轨。”接着话锋一转说，“我深刻明白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的道理，九年来始终不放手，因为时机未到。如今皇上已可亲政，我的价值也得到体现，所以希望皇上放我回家。”最后他说，“皇上如果真关心我，那就必须放我回家，因为这两年血气早衰、形神俱疲。倘若我还在这个位置上占据，其他有才能的人就上不来。一旦我突然有个闪失，仓促之间寻找人才顶替我，岂不是害了皇上？我虽离开，但我会让我的子孙世世代代为皇上尽犬马之劳。”

朱翊钧得到张居正的辞职信后，先是震骇，后是茫然，接着就是一阵从心底涌上来的狂喜。这种狂喜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充盈了他整张脸。

李太后却脸色凝重，似乎还有些焦急。她问冯保：“张先生这是哪一出？”

冯保比李太后焦急十倍，口已无遮拦：“是啊，他这是什么意思，去了次天寿山，怎么就糊涂了？”

李太后看向朱翊钧：“即刻下旨，挽留！”

朱翊钧没有反应，李太后就提高了嗓音：“下旨挽留张先生，三年前他不能走，现在更是如此！”

朱翊钧慌忙地答应了，一道圣旨送到了张居正府上。圣旨说的是李太后说的：“张先生受先帝所托，励精图治为我江山，朕垂拱受成，岂能一日离了张先生？您怎么就想离朕而去？朕真是惶恐不安。您应该想想先帝对您的大恩，以社稷为重。您如果真关心朕，辞职的事万不可再说。”

张居正似乎被鬼迷了心窍，朱翊钧不让他说辞职，他非说，不但说，而且还不去内阁上班了。

冯保如丢了魂一样，在内廷急得团团转，最后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出宫，心急火燎地去找张居正。他打定主意，一见张居正就发点小火，以弥补这几天的心情忐忑。

可见到张居正，他的打算马上无影无踪。张居正脸色很难看，而且坐卧不宁，这是肛肠疾病又犯了。冯保只好压下火气，但仍有点气急败坏：“张阁老这是闹的哪出，辞职干甚？您是不是有点自私？您一走了之，老奴怎么办？”

张居正理解这段话，淡淡地说道：“没闹，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是真想回家养老。”

冯保整张脸都是迷惑和怒气：“为啥！？”

“辞呈上写得清楚明白，冯公公何必多问？”

“身体不好，可以调理啊。”

张居正不说话。

“‘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这是什么话？皇上和太后从未猜疑过张先生啊。”

张居正换了个坐姿：“这是天理。皇上、李太后固然不猜疑，可身为人臣应该铭记于心。”

冯保更急了：“您窃高位、居大权已经九年，怎么现在才说？”

张居正语重心长：“冯公公，最近这几年我何尝没有想过这问题？可国家没有步入正轨，我只能冒死赖在这位置上。如今国家已入正轨，冯公公不曾读过‘功成身遂天之道’这句话吗？”

冯保读过，却不理解，或者说，理解，但绝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张居正身上。因为张居正一走，他总感觉会发生不祥的事。

“总之，”冯保很武断，“您就是不能走！”

张居正向来不受外在影响，所以冯保的话对他毫无作用。他打定主意要做的事，就会咬钉嚼铁做下去。

冯保扫兴而走后，张居正写了他的第二道辞呈，辞呈里提了三点：第一，身体原因，不得不走；第二，感谢朱翊钧多年来的信任，并请朱翊钧考虑这样的问题，马力不可用尽，日后才有好马，人力更不可用尽，日后才有人才；第三，现在告老还乡并不代表他永不复出，只要国家有事，皇上召见，他会毫不犹豫出山。

朱翊钧说：“这明明还是能工作的嘛，干吗要辞职？”

李太后深思熟虑了半天说：“这是张先生的场面话。”

冯保说：“不能让张先生走。”

朱翊钧只好再下旨慰留：“张先生不到内阁办公，朕几日不见就怅然若失，怎么又有辞呈？您说国家已步入正轨，只是表象，政务还是繁重，没有您在，我该如何？您今年才五十余岁，就说不堪重负了，我听说古代还有八十岁的大臣在工作岗位上。朕希望您能快快出来办公，没有您，朕都好像丢了魂儿，忘了初心，失去方向了。”

朱翊钧用君臣大义来压张居正，张居正除非是乱臣贼子，否则必要遵从。他无可奈何地叹气，写信给朱翊钧说：“去天寿山回来后感染风寒，要在家休息几日，然后就去上班。”

朱翊钧回复说：“可以。”

张居正和朱翊钧之间风平浪静，官员们却议论纷纷起来。

有官员说：“这是张居正谋定而后动的辞职，意在试探上意是否对他信任如昨。”也有官员说：“张阁老是真想走，你们不曾见到他已成虚脱样子。”

申时行问张四维：“你怎么看？”

张四维默默地说道：“没法看。”

申时行讳莫如深道：“我看张阁老是真想走。”

张四维眼睛一亮：“为何？”

申时行把当时在天寿山的事说给张四维听，张四维不置可否。政治家向来心口不一，人所共知，只有傻子才相信政治家的话。

新任工部尚书曾省吾也不相信张居正真要辞职，他还清楚地记得两个月前，张居正要他做工部尚书时的情景。张居正对他说：“李幼孜在工部做得很好，我希望你能做得更好。”曾省吾点头称是。张居正想了一会儿又说：“工部责任重大，皇上最近对金钱很感兴趣，你要有承受压力的思想准备。当然，我会全力支持你。”

曾省吾走在去往张居正府的路上，想起当时张居正坚毅的神态，无论如何都不明白，张阁老怎么会突然要辞职。

张居正府上有些热闹，张四维、申时行、王国光、张学颜、方逢时都在。曾省吾不必问什么，因为该问的问题都被这些人问完了。

张居正对每个人的问题都回答得坦诚之至。他回答张四维说：“九年大权在握，天道忌盈，理应退休，以彰显臣子的节操。而且我不能久占此位，让后来人无所施展。”

张四维觊觎首辅宝座已不是一天两天，但张居正从未明示过这个位置必是他张四维的。正因此，张四维听到张居正的这句话，心情不是欢喜，而是恐惧。一个心理龌龊的人，往往会把别人也看得不真诚。所以当张居正话音一落，张四维马上流下眼泪说：“没有您主持大局，我们都成木偶，还怎敢说有所施展啊？”

张居正并未和他缠绵下去，对其他人说：“国家步入正轨，我现在可以说对得住先皇托付。你们看我气色大不如前，这都是病闹的。你们也不想看我死在工作岗位上吧。”众人不约而同地去看张居正的脸色，的确如菜色。

张居正不再说话，众人相继散了，只有方逢时留了下来。

“李成梁和戚继光知道否？”方逢时问。

张居正摇头：“本想皇上恩准我回老家，再告诉他们。”

方逢时考虑了一下，觉得下面的话该说：“我在边关待过，知道边关将帅的心理。李成梁和戚继光能有今日的成就，全靠您在朝廷支持。您这一走，恐怕……”

张居正眼神迷离起来，许久才说道：“皇上应该会信任他们，支持他们。方大人太高看老夫了，老夫也只是按皇上的意思办事，全力支持他们。方大人的话，老朽真是愧不敢当。”

方逢时还想再说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于是离开了。

张居正望着方逢时的背影，嘴上念叨着几个人的名字：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这都是一世之才，帝国首辅。夏言被杀、严嵩儿子被杀、徐阶险些被高拱搞死，至于高拱，还算最幸运的，虽惨淡离场却未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居高位者非死即伤已成牢不可破的传统，他张居正如果继续在高位，能避开这一传统吗？

夕阳西下，人间一片血红。

张居正的提神药

张居正迟迟不上班，朱翊钧和李太后嘀咕上了。嘀咕的结果是，李太后要朱翊钧下旨，圣旨的口吻一定要严肃，就如同是誓词，如同是上天的意思。

朱翊钧说：“国家虽步入轨道，但有些细节仍未完美，特别是边事。张先生受先帝委托，怎可轻言离开！等朕三十岁时，您辞职一事才有的商量。先生今后绝不许兴此念头！”

这道圣旨一定是朱翊钧心不甘情不愿写下的，他离三十岁还有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还要做傀儡皇帝十几年。但他对李太后无可奈何，多年来，李太后不仅是他的母亲，还是他的监护人，更是他的主人。

李太后强力挽留张居正，自有她的原因。在母亲眼中，儿子永远都是孩子，她武断地认定，朱翊钧此时根本无法担当大任。这是经验之谈，九年来，张居正一直在做事，做得很好；朱翊钧一直没在做事，所以肯定做不好。所以，她必须要让张居正留下。

张居正只能留下，他不是那种说不干就撂挑子走的人，他有责任感。在他重新回到内阁后，有人欢喜有人忧。张居正也一直找不到工作状态，直到下面这两件事的到来。

第一件事是1580年闰四月两广总督刘尧诲送来的报捷信。刘尧诲是凌云翼之后最有名气的两广总督，他上任不久，就碰到广西八寨壮族人叛乱。八寨在广西桂林、平乐两府，本是壮人群居的场所，多年前，王阳明曾到这里剿匪，凭借知行合一的威力而事半功倍。凌云翼在时，八寨就涌动着叛乱的暗流，这股暗流终于在1579年冲出地面，飞上天空。刘尧诲向张居正请教，张居正的观点和从前一样：务必诛杀殆尽！

刘尧诲举起屠刀，八寨血流成河。张居正看到捷报书，心情振奋，私人答复刘尧诲说：“你手法干净利落，可谓深得知行合一之旨。凡和政府作对以及要脱离政府而去的，都应以铁血手腕惩治，不可心存侥幸，认为他们还有良知。教化固能拯救人心，却是年深日久的事。你们身为一方之长官的人，要切记我的话。”

这件事如果是良性提神药，下面的事就是恶性的。

张居正执政九年以来，对其不满的呼声始终未曾绝迹。他从病假中到内阁不久，就有南京兵部官员赵世卿上疏朱翊钧，请朱翊钧废除驿递新规，缓行考成法等五件事，事事针对张居正的路线方针。最后赵阁下还提出广开言路，让那群穷嚼蛆的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地议论朝政。

张居正的愤怒可想而知，他觉得这些人如同蟑螂，永无灭绝之日。他纵然手眼通天，也只能举着鞋底，见一个拍一个。

赵世卿的上疏在朱翊钧心中引起了沸腾，他和张居正谈到这件事时，突然说了破天荒的一句话：“赵世卿这厮说的话恐怕也有点道理。”

张居正脸色瞬间大变，几乎不假思索地追问了一句：“有何道理？！”

朱翊钧顿觉泰山压顶，呆愣如木鸡，半天都缓不过神来。张居正也发现了自己的唐突，慌忙语气柔和：“皇上英明，这等搬弄口舌，不知在位者辛苦的小人，他的话哪里会有道理可言呢？”

朱翊钧紧张地频频点头。几天后，赵世卿被调入某王府任职，这是个严重的处分，因为王府官员极不易升调，一入王府，仕途就注定了。

实际上，张居正主政后的种种措施，都建立在执行力上。执行力异常强大，说到就做，甚至先做再说，这都是张居正主政期间政府的一个特征。执行力强固然有好处，却也有坏处，人人都急促，人人都忙得忘乎所以，人人都神经紧绷。1580年八月，张居正收到亲家刘一儒的信，这是一封议论朝政的信，平心静气，发自良知：

我听说，欲建立事功的人必须要精明，但要培养良好体制，必须要浑厚。自您当了大明帝国的家之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政府官员尽心尽力，效率奇高。我以为，事功您是建立了，但您制定的各项法律实在严苛，考成法执行起来太不近人情。既然现在政府已走上正轨，从前的一些苛刻规定是否能撤销？不然，大部分官员都活在惶恐中，恐怕有失浑厚。不培养元气，就养不了敦浑之体，将来弊必大于利。

这不是刘一儒闲扯淡，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刘一儒的话可谓洞见本体。中国传统政治讲松弛之道，而以柔和为主，不主张刚健治国。所以，以铁血手腕改革的商鞅被人唾骂，以严苛法律治国的秦始皇被人诟病。

张居正的整顿吏治，实际上是阳明学“知行合一”的加强版。一个人良知不被遮蔽，知道了就必会去行。但张居正认为所有官员的良知都被遮蔽了，只知不行，所以他把“知”作为命令，我的命令就是你的“知”，命令一下，你必须去行。你不必在我的命令上致良知，不要想是对是错，按照命令去行就是对的。这固然能大大提高效率，然而他的很多命令被许多人当成是外物，也就是不能自得于心的东西，这就导致执行命令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忍受严刑峻法的逼迫只好去行，可一旦张居正去世，严刑峻法消失，这些人会马上恢复本心，不再去行。

刘一儒的担心正在于此：看似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实际上是受心外的法律压制，法律消失时，就是他们的强烈反弹之日。到那时，张居正规划的一切都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道理人人会讲，张居正也有他的道理：乱世用重典，急病用猛药。面对滥局面，必须要以雷霆之力迅速摆正它，其他一切方法都是空谈。如果他真的听从刘一儒的意见，改弦易辙，必能收回大部分人的心，但他不可能听从，因为他是张居正。他从坐上首辅的椅子那天起，就深刻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知行合一，如何去知行合一。这么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做法，原因只有一个：他认为自己是在致良知。

也许，正是官员们的强烈反对，张居正才大踏步走到今天。在他看来，只有艰难险阻才是实学，人只有在障碍中才能学到货真价实的东西，才能锻造强大的心力。碌碌无为，永不可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孙海、客用事件

最初，张居正的障碍是些别有用心的官员，1579年则是想钱想疯了的朱翊钧，到了1580年后，张居正发现，朱翊钧已不仅是障碍，而早已是一颗定时炸弹。

国家有张居正，朱翊钧不必为政事烦忧。对于十六七的年轻人，无事可做，充沛的精力只好浪费到玩乐上。年纪小时自有年纪小的玩法，年纪稍大也有成熟的玩法。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不知从何时起，朱翊钧迷恋上了各种娱乐活动。

1580年最后一个月，朱翊钧和他的太监玩伴孙海、客用常到西城玩耍。喝酒是难免的，但朱翊钧很少喝得人事不省，所以喝酒之后总有别的娱乐。某天，他突然起了雅兴，要侍立一旁的小内监唱小曲。小内监按冯保的命令只管站着，唱小曲不是他的工作内容，所以他不唱。

朱翊钧劝了半天，小内监就是不为所动。朱翊钧暴跳如雷，抽出身边孙海的佩刀，直奔小内监。小内监吓得瘫软在地，直叫“冯公公”。

不叫还不打紧，这一叫，朱翊钧更是怒火中烧，小内监竟然用冯保来压他，于是上去就是一刀。由于大醉，没有准头，小内监只受了皮肉伤。孙海等人一见要出人命，慌忙上前拉住朱翊钧。朱翊钧余怒未消，吩咐孙海等人把小内监狠狠地踢了一顿。小内监被踢得奄奄一息，朱翊钧还不罢休，割了小内监的头发，权当斩脑袋。

胡闹完毕，朱翊钧醉醺醺地回宫，昏昏睡去。天明十分，在宿醉中他被人叫醒，正是孙海与客用二人。二人脸色煞白，神情紧张地告诉他：“太后要见您。”

朱翊钧惊得翻身而起，问道：“可知何事？”

孙海说：“那个小内监把昨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冯公公，大概正是此事。”

客用帮腔说：“据说冯公公也发了火。”

朱翊钧腾地站到地上：“冯保有什么资格发火，岂有此理！”

冯保不是他所怕的，他最怕的是冯保在他母亲面前告状。他犹豫焦虑起来，孙海与客用催促他：“皇上，还是赶紧去吧。去晚了，李太后更生气。”

朱翊钧胆战心惊地来到李太后宫里。李太后脸色铁青，像是涂了一层铅，一见朱翊钧便大喝道：“跪下。”

朱翊钧身不由己地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李太后拍案而起，声音尖利：“你知道你的罪过吗？”

朱翊钧不敢回话，浑身如筛糠。李太后开始一五一十地数落他的罪过，越数落越生气，最后居然掉下眼泪。朱翊钧也是哭得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

李太后擦去眼泪，冷冰冰地问朱翊钧：“你知错吗？”

朱翊钧叩头如捣蒜说：“儿知错了。”

这情景连站在一旁的冯保都于心不忍。李太后见到儿子的狼狈相，叹息一声，要朱翊钧站起来，去书橱上找来《汉书》，让他翻到第六十八卷。朱翊钧轻声念出口：“霍光传。”

“读！”李太后口气威严。

朱翊钧开始读，当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时，眼泪再度流下，这眼泪半是恐惧半是委屈。霍光废昌邑王乃中国历史重大的政治事件，朱翊钧当然读出了其中意思。他明白，现在的霍光就是张居正，他母亲看上去就是张居正的帮凶，还有那个冯保，则是张居正的内线。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冯保的监视，冯保知道了，李太后就知道了，张居正更知道了。

他没有读完霍光传，双腿一软跪到地上。李太后声色俱厉：“不是只有你才能当皇帝！”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朱翊钧魂不附体，恐惧得一言不发。李太后吩咐：“去请张先生来，看看我大明朝的这个皇帝，还留不留！”

张居正早就得到朱翊钧痛殴小内监的消息，他也知道李太后会过问，但没有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连他都认为李太后有些小题大做，他对李太后说：“皇上固然有错，只是道德瑕疵，没有到废立的地步。”

李太后余怒未消：“张先生不必维护他，他现在就如此，将来真的亲政了，还不毁了大明朝！”

张居正望了一眼跪在身旁的如同被主人狠揍的死狗似的朱翊钧：“皇上本性不坏，只是一时糊涂，要他痛改前非就好。”

李太后追问：“他还能改吗？”

“能！”张居正说完，用眼神示意跪在地上的狼狈不堪的朱翊钧。朱翊钧倒很机灵，叩头向李太后哭诉，他一定痛改。

李太后态度缓和下来，说：“既然要改，那就让天下臣民皆知。张先生，你帮皇上写两道罪己手诏，一份给内廷，一份给内阁。”张居正遵旨。

说是帮皇上，其实张居正根本就未和朱翊钧商量一句。他回到内阁，不假思索，铺开纸张，以朱翊钧的口吻先写给内廷：“孙海、客用凡事引诱朕，无所不为，贬到南京孝陵（朱元璋的陵墓）去当菜农。你们司礼监的所有人既受朝廷爵禄，朕偶尔昏迷，犯下错误，你们就该劝谏朕，可你们却图朕一时欢愉，尽情放纵朕，真是该死！今后如果还有奸邪小人引诱朕，你们司礼监任何人都要举报，并发外廷知道。”朱翊钧看了这道罪己手诏，咀嚼着无声的怨恨同意。

再看发给内阁的那道：“孙海、客用已被朕发配南京。先生和诸位大臣既为辅臣，见朕犯错怎能坐视不管？先生既知此事就该谏朕，让朕成为尧舜那样的君王，先生也就成了尧舜的臣子。从今而后，无论朕在宫中有何过失，先生都要劝谏，不可姑息朕！”这就是授人以柄，朱翊钧的屈辱怨恨可想而知。

朱翊钧愤怒悲伤，冯保却欢欣起来。他对张居正说：“司礼监最近有几个混账，总和我过不去，趁此良机，张先生帮我把他们一并除了吧。”

这是顺水人情，张居正很乐意做。在他眼中，内监就没有几个好人，除一个是一个。于是，朱翊钧又收到张居正的奏疏。张居正说：“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引诱您的潜力，所以都应被惩处。”

朱翊钧看着这道奏疏，咬牙切齿，但也只能同意。恨一个人，很多时候并非是此人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而只是因为他伤到了自己的自尊。孙海、客用事件是朱翊钧和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的一次斗争，结果他惨败。这种羞辱始终埋在心底，直到几年后才被他以复仇形式释放。

张居正却丝毫未察觉朱翊钧的心理，他忧心忡忡，决定趁这件事再做文章，把朱翊钧牢牢固定在准圣君的轨道上。

但在1580年时，张居正再想这样做已有相当的难度。朱翊钧已从之前的唯唯诺诺变成了有主见的君主，这就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非经强大力量，不可能回到正轨一样。

但张居正的力量已经用尽，确切地说，他仍是新瓶装旧酒。他把当初的《帝鉴图说》思路重新拿出，把历朝历代的宝训、实录集结成册，向朱翊钧承上了一本《谟训类编》。他对朱翊钧语重心长地说：“希望皇上能以史为鉴，念念警惕，事事遵成宪。在深宫中的心就应该是上朝理政时的心，在朝理政时的心就应该是在深宫中的心；静时的心就应该是动时的心，动时的心就应该是静时的心。”

这就叫知行合一，朱翊钧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太多。他对张居正说：“古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比如孔子，说为政要仁，可他一掌握政权，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少正卯，这是知行合一吗？这简直是虚伪得要命！”

换作任何一位大儒，都会对朱翊钧这种看法惊愕失措。但张居正不是腐儒，他懂得变通，心中的偶像只有自己的良心。他对朱翊钧说：“孔子纵然是圣人，心中也有私欲。他做错的事，我们不要重蹈；他做对的事，我们要借鉴。不必论他的是非，只要我们自己心中有个是非。”

这种话，朱翊钧只是一听，他也并不认为孔子冤杀少正卯是错的，他只是看不惯张居正总喜欢用文化育人，想要给张居正难堪罢了。

君臣二人已经离心，二人的心思已无法走到一起。那么出事，便是迟早的了。

第七章 结 局

与皇室矛盾升温

1581年春，朱翊钧冷不防地再度提出外戚恩荫的问题，张居正很是郁闷。外戚恩荫的问题，早在两年前朱翊钧岳父封伯时就已解决，此时又被朱翊钧提出，张居正无法明白这位皇帝小儿的心思。

朱翊钧这次提出，要把岳父王伟的弟弟王俊加恩授职。张居正和张四维、申时行商议，商议了大半天，张居正觉得精力不济，索性就做了心中早想好的主张：授王俊锦衣卫千户。

可这道票拟才进宫没多久，朱翊钧的手诏又到了。张居正被从疲惫的梦中惊醒，闻听朱翊钧的手诏：“正德年间，皇亲夏助等人，都授锦衣卫指挥使等官世袭，今为何止授王俊千户？又无世袭字样？”

显然，这是极度不满下的诘问。张居正只好亲自去见朱翊钧，向他解释。

张居正说：“对非有军功的皇亲不封爵，不世袭，这是两年前制定的规矩。当时皇上也是同意的，怎么如今要自坏规矩呢？”

这话有些不敬，朱翊钧的火气冒上来：“张先生，您总说不违祖制，可不世袭就违背了武宗皇帝时的制度，这是违背祖制啊。”

这话充满了指责的火药味。张居正不管他，说：“皇上有仁慈之心，加恩外戚，做臣子的当然要照做。”

朱翊钧想不到事情如此顺利，竟一时不知该如何进行下去了。他坐稳了，试探地问：“当真？”

张居正说：“当然！”

“那就拟旨吧。”

很快，张居正的票拟来了：“授王俊锦衣卫指挥使。”

朱翊钧跳起来，抖着张居正的票拟，向身边的太监们咆哮：“世袭呢，世袭两个字呢？！”

张居正又来了，朱翊钧像是复读机：“世袭呢？世袭两个字呢？！”

“锦衣卫指挥使已是最高荣誉，倘若再加世袭二字，恐怕和祖制违背。”这是张居正不紧不慢的回答，他越是这样气定神闲，朱翊钧就越生气。

“祖制？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武宗在位时，外戚的职位就是世袭的。”

张居正仍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皇上明鉴，祖制并非都是完美无缺的。尤其是武宗皇帝在位时，奸贼小人太多，导致政体紊乱。世宗皇帝继位后，将一切弊政全部改正，复我祖宗之旧，这才是我们要遵守的祖制。武宗一朝是改变了祖制，我们绝不能将错就错，违反祖制。”

朱翊钧气得七窍生烟：“张先生为何在升王俊为锦衣卫指挥使之前不说，这个时候又说？”

张居正最近感到朱翊钧的脾气越来越大，其实可以换一种说法，朱翊钧要摆脱束缚的心越来越强！

朱翊钧的问题正中张居正的计策，他说：“臣认为皇上聪明睿智，正大无私，应该能想明白这件事的利害。官职是公家之物，不可轻易授人。尤其是世袭，和浪费金银没有区别。我常和皇上讲，浪费可耻，节俭光荣，原因正在此。皇上现在醒悟，也为时不晚。”

朱翊钧愕然，显然，张居正把他轻而易举地绕了进去。在这种时候，他不可能再毫无廉耻地纠缠“世袭”那两个字了。

如你所知，朱翊钧不可能心服口服。张居正的话语中毫无诚意，全是诡辩，所以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恨就更加浓重。

除了朱翊钧之外，张居正又和李太后的信仰发生了矛盾。李太后多年来信仰佛教。普通老太太信仰佛教，无非是买个廉价佛珠，每日数珠罢了。但李太后有权有钱，所以信仰起来就非比寻常。1581年夏初，李太后在五台山建大宝塔寺，要内阁票拟。张居正和张四维抱怨说：“李太后真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吗？这么多年，咱们披肝沥胆，星夜奔驰，才积攒了这么点钱，都被她拿去建寺庙了。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施舍，要是做看得见的功德，不但向和尚的寺庙里捐钱，还给普通百姓捐款，这是张居正可以容忍的，但建各种毫无必要的寺庙，张居正却很有意见。

他如数家珍道：“万历二年建承恩寺、海会寺，三年修东岳庙，四年建慈寿寺，五年建万寿寺。这些寺庙有何用？无非是怂恿更多的懒惰之人看到不劳而获的希望，进寺庙出家而已。”

这是宗教问题，张居正堂堂大言，一语道破，让张四维和申时行很是钦佩。钦佩是钦佩，申时行却说出问题的关键：“那大宝塔寺的问题……”

张居正沉思起来，他想起万历元年的一件事。当时李太后对朱翊钧说要建涿州胡马河、巨马河两条大桥。朱翊钧对张居正说了这件事，张居正立即反对说：“皇上继位之初，应与民休息，建桥太劳民，而且耗钱，恐怕有关部门不会办理。”

朱翊钧若有所思。几天后，他对张居正说：“母后说了，一切花销都由母后来，一钱不取于官，一夫不取于民。”

“好极！”张居正叩头说。

每想到这件事，张居正就极为欣慰。他不反对做功德，但特别厌恶用百姓的钱做功德。可李太后的识大体也只这一回，而且李太后也并未识到底，还是从国库挪用了五万两银子。

万历二年正月，两座桥完成，李太后一算账，居然花掉了七万两白银，这使她吃了一惊。所以在涿州建碧霞元君庙时，她还是向政府张了口。

张居正对当时的工部尚书朱衡说：“国家建筑方面，你是负责人，你怎么看？”

朱衡气鼓鼓的：“这怎么能是国家建筑？”

张居正笑了笑：“是不是国家建筑，你跟我说不着。”

朱衡眼珠转动，恍然大悟，这种事应该和皇上去说。于是他上疏请停工，但毫无效果。张居正琢磨了半天，竟然同意，把朱衡气个半死。

当时的张居正自有他的算盘，他要取得李太后的支持，另外，他希望李太后能感恩，适可而止。想不到，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做功德也不例外。

大脑里翻滚了许久，张居正才回到现实。他站起来对两位阁臣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要阻止李太后。”

可怎么阻止？现在连朱翊钧都不太听他的了，李太后又如何肯听？

张居正一生的智慧似乎已用尽，想了两天，也想不出好办法，只能上疏请求李太后看在民生艰苦上，停止她的那些“功德”。

毫无动静。

五台山已动工，工地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

张居正无声无息地叹气，整个身影被北京血一样的黄昏罩起，密不透风。他感觉到呼吸的衰竭和肺部火烧火燎的痛。

最后的交流

1581年四月下旬，江苏、安徽等地发生水灾，很多百姓无衣无食，起来造反。张居正拿着南京方面的奏疏来见朱翊钧。朱翊钧看了奏疏，问道：“这淮安府、凤阳府每年都有灾情，怎么回事？”

“这两处地方从来都多荒少熟，元末之乱就起于此。”张居正的回答中规中矩。

朱翊钧“哦”了一声，忽然问道：“天灾人祸，恐怕也有人为因素吧？”

张居正很高兴：“皇上英明，当地政府官员不作为，也是天灾无限扩大的原因之一。”

朱翊钧有点沾沾自喜，张居正抛出了用意：“皇上应即刻下旨，发赈灾物资给这两处，同时动员其他未受灾地区的民众捐款捐物。如果这些还不够，便就地取材，南京方面储存的银米也能派上用场。民为邦本，不可忽略。”

“就依先生的意思。”

张居正思考了一会儿，缓缓开口道：“皇上刚才说天灾人祸，真是极有见地。其实如果没有人祸，天灾就不会泛滥，因为有了人祸，天灾才更成为大灾祸。”

“张先生这话的意思是？”

“天灾无可控，但天灾之后的救灾却能控。无奈外省官员良知丧尽，一遇天灾，先想自己的前程，眼睁睁看着百姓前仆后继死于道路。等中央政府知道了，他们才假惺惺地上疏要求赈济，但无数百姓已死于沟壑。救灾物资一到，他们又中饱私囊，中央政府发出十两银子，到了灾民手中连一两都不到。”

朱翊钧跳起来：“这些人渣，捉住一个重惩一个！”

张居正见朱翊钧动了火气，急忙说道：“以后有这种人，当尊皇上之意，定重重惩处。”

朱翊钧气鼓鼓地说：“张先生，为何天下有这种官员，只顾自己不顾百姓？他们为何不惧王法？”

这种问题，张居正实在不知该从何回答。他想到多年来，虽有考成法严苛压迫着官员们，行政效率的确有所提高，可仍有官员徇私舞弊，用尽各种办法推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谁能让这种人放下算盘，专注民生和国家？

朱翊钧这个问题的答案，张居正认为不必说，说了也无用。他不是那种通过教化来改变世界的人，他没有时间。

不过朱翊钧的话让他想到了另外的问题，于是他开始借题发挥：“近年来，赖祖宗和苍天眷顾，国库充盈，这都是考成法的功劳。但各处用钱也是挥金如土。大江南北每年都有灾情，形势越来越严重，近年中原地区又有风灾，所以今年的国库收入肯定不如往年。希望皇上能量入为出，宫中一切用度可减则减，赏赐方面也量力而行。太后的慈悲心万民瞩目，何必再建造寺庙？用这些钱拯救灾民于水火之中，岂不是无上功德，何必再做功德？”

这话简直太大胆，但又发自为国为民的责任心，如果他不说，他就不是张居正。

朱翊钧想了一下，说了一个字：“嗯。”忽然觉得这个字不够分量，又补充道，“就依张先生的话，今年宫中用度皆从俭。赏赐呢，就按常例。”

语气不冷不热，张居正有些恼，发出质问：“皇上的‘按常例’是什么意思？”

朱翊钧不假思索：“近几年相沿袭的规矩啊。”

“这不是常例！”张居正也不假思索，“如果近几年相沿袭的是常例，那今年暂行，是不是就成了明年的常例？”

朱翊钧“呃”了一下。

张居正接着说：“臣认为常例是从前祖宗们定下的，并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有异议的规矩。比如太祖时期，宫中用度极为简朴，这就是常例。嘉靖时期，虽用度提高，但仍有富余，这也是常例。常例应该是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今天有一个馒头，吃半个，这就是常例。如果有一个馒头，全部吃掉，臣认为这就不是常例。”

朱翊钧马上反应过来了：“张先生，您说的这些和救灾没有一点关系嘛。”

“有极大关系！”张居正青灰的脸越发可怖，“如果入不敷出，当然谈不上救灾。要救灾，就必须有余钱。余钱就是从平时的省吃俭用中得来的。天下就只有那么多钱财，用到彼，就不能用到此。希望皇上平时能节俭，苍生就有福了。”

朱翊钧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张居正暗自叹息，他明白朱翊钧没有听进去，正如一块石头，油盐永远进不去。这是君臣二人最后一次气氛和谐的谈话，从此再也未发生过。

张居正走出宫门时，太阳高照，阳光刺眼。他却浑身发汗，是虚汗。连日来，他始终处于亚健康状态，肛肠病越来越严重。这似乎不是个太好的兆头。

三娘子的用处

兆头是人的直觉，第一感觉，甚至说是本能，往往是正确的。1581年夏天最热的一天，张居正终于病倒在床。实际上，自四年前，他得了肛肠病后，身体就一直不适。但国家大事那么多，攻击他的人也那么多，他没有时间调养休息，拖延了这么多年，终于病倒了。

众人都来看他，献上嘘寒问暖，张居正淡淡地回应。朱翊钧派太监来送药送精美的食物，他真诚地谢恩后，对那些东西连看都不看一眼。直到新上任的兵部尚书梁梦龙到来，他才打起全部精神，和梁梦龙谈话。

梁梦龙是出色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曾极力主张在蓟州和昌平修建城墙，防御北方敌人，得到张居正的大力支持。梁梦龙对北方的敌人看得很透彻，所以张居正和他才有的谈。

“我最放心不下的仍是北面。”张居正开口就是正题。

“张阁老也不必太担心，”梁梦龙接口道，“鞑靼各部势力最大的是俺答汗，封贡之后，俺答汗老实本分，已成咱们的附庸。”

张居正摇头：“你不能只看表面，俺答汗这人对部下的驾驭能力很弱，他的长子黄台吉桀骜不驯，将来是祸患。”

黄台吉有野心，认为草原人就该打架，总搞贸易是懦夫所为。一年前，他看到土蛮到明帝国边境掳掠，羡慕得垂涎三尺。但俺答汗死死地看住了他。除了黄台吉，还有个青台吉，也不是安分的主。

梁梦龙深以为然：“张阁老担心的是，万一俺答汗死掉，部下分裂，再和土蛮联合，真就成我们的大患了。”

张居正道：“这是将来的事，我们暂时不必考虑。如今的大患就是土蛮，辽东的李成梁和土蛮打过几次大仗，胜多败少，但真正要说掌控大局，却是未必。土蛮向东可以进攻辽东，向南可以进攻蓟州。你身为兵部尚书，要拿出长久之策。”

梁梦龙唯唯。

张居正困难地从床上坐起，梁梦龙去扶，张居正伸手示意他不必。他说：“既要注意土蛮，还要注意鞑靼。据可靠消息，俺答汗最近身体不太好。一旦他死了，事情可能会起波澜。”

梁梦龙毫不吃惊，鞑靼一死，草原必起波澜，他们早就预料过。但很多人都认为，这种事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发生，没有解救之道。梁梦龙从张居正的眼里也看不到什么解救之道，张居正那双眼睛变得异常灰暗，像是双目失明的人的眼睛。

1581年末，让张居正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俺答汗病死，鞑靼诸部各怀心事，跃跃欲试。

俺答汗去世的消息传到张居正病榻前时，张居正呆若木鸡。张四维、申时行和梁梦龙都愣住了，自他们认识张居正开始，从未见过张居正有过这样的反应。也许是病，也许是智慧用尽，总之，躺在他们眼前的张居正已不是他们印象中那个雷厉风行的张居正了。

许久，张居正才发出一声闷哼，大概是身体疼痛所致。他没有看几位同僚，只说了几个字：“容我想一想。”

他的脑子已乱成一锅粥，里面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案。俺答汗虽死，但明帝国封他的“顺义王”招牌还在，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把这块招牌给谁。常理而言，当然是给最听话的人，而且必须有力量让鞑靼各部落也听他的话。

张居正思考了两天，总算找到个人选，此人就是把汉那吉。可边境官员们给他的报告中说，把汉那吉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没能在鞑靼部落树立威望。张居正马上通知他们：那就积极支持黄台吉。

黄台吉是个牛人，很快在鞑靼各部争斗中脱颖而出，顺理成章地继承了“顺义王”的招牌。张居正又提醒边将们：“黄台吉嚣张跋扈，很难驾驭，你们千万要加倍提防。”

边将们不以为然：黄台吉是靠咱们上位的，咱们承认他，他才是顺义王，咱们不承认，就揍他。

得到如此论调，张居正拍着床吼起来：“蠢材，一群蠢材！”

庸人只能看一步，政治家却能看出十步外。那群被张居正称为“蠢材”的人看到的是，鞑靼又有了新顺义王，和平仍如从前。张居正看到的却是，必须要有一人能捆住黄台吉，而这个人正是张居正苦心拉拢多年的三娘子。

用圣人的话说，三娘子是个可塑之才，因为她喜欢中国文化。张居正马上就抓住这点，在多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给三娘子洗脑。每次明帝国和鞑靼会面，三娘子都会跟随。张居正就嘱咐会面官员给三娘子礼物，这些礼物包括汉人的精美服装、汉人的化妆品、汉人的适合女子读的书籍。

俺答汗偶尔会头脑冲动，想要对明帝国边境动兵，三娘子总能用道理劝住俺答汗。可以说，鞑靼和明帝国的和平，有一半功劳属于三娘子。

俺答汗死后，三娘子决定按汉人的规矩守孝三年，但黄台吉认为他有资格娶三娘子。三娘子大怒，带着自己从俺答汗那里继承来的一万精锐出走。

张居正几乎魂飞魄散，揪着梁梦龙的袖子，气喘如牛地说：“快，把三娘子拦住，此时正是用她之时，焉能放走她！”

梁梦龙像一只老鼠被猫咬住耳朵，浑身颤抖：“张阁老，冷静……我们……我们这就去办。”

张居正死死地抓住梁梦龙，毫无松手的意思，一字一顿地说：“告诉去劝回三娘子的人，要他这样和三娘子说，如果她和黄台吉成亲，朝廷的恩赐继续不绝，否则，她就只是个鞑靼妇女了。”

这话简直是威胁，况且看上去这威胁的力度也不够，难道三娘子会因为做个鞑靼妇女而回心转意？梁梦龙只有疑虑的权力，没有抗命的权力。他把张居正的这句话送到了边关，边关又派人追上了三娘子，一字不差地把张居正的话说给了三娘子听。

三娘子只犹豫了一会儿，就掉转马头，回到了鞑靼大本营。

张居正能用一句话就把三娘子劝回头，只因为多年来他早已看透了三娘子，她已经对明帝国形成依赖心理，这种依赖不是某些物质的赏赐，而是被明帝国看成同胞这一身份的认同。这是张居正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三娘子有生之年，鞑靼和明帝国之间始终以和平为主基调。

北方暂时安定，南方又起波澜。

最后的辣手

1582年二月，浙江杭州某军区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兵变。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嘉靖年间有倭寇之乱，于是当地政府招募浙江平民组成新军防御倭寇。倭寇之乱平定后，这支四万五千人的新军就变成了防汛军，月薪自然不高。这符合情理，因为他们已无大用处。

1581年时，戚继光的心腹如往年一样来给张居正送土特产。张居正和他聊天时，谈到戚继光在浙江时的事情。不知不觉，张居正就想到了那支新军。他给戚继光去信说：“这支新军也曾受过你的训练，很能打。不过现在南北方都兵源充足，该节省应该节省，我觉得应该裁撤。”

戚继光回信谨慎地说：“这支军队的确很能打，倘若将他们遣散回家，恐怕将来难以驾驭。”

张居正认为戚继光分析得很对，历来正规军被解散后，士兵回到老家都游手好闲，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他考虑了一下，决定将士兵并不多的月薪削去三分之一。

这并非理想的办法，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张居正在做这个决定时，曾征求浙江方面多方意见，浙江官员全部同意。其实有人持不同意见，但张居正这几年已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谁的意见和他不同，谁就是在挑战他。

元首英明！这是当时大明帝国的口号之一。

张居正根本不知道，当时币制改革，发给浙江士兵的是新钱，新钱在北京是一抵二，但在浙江却是二抵一，所以浙江人不喜欢用新钱，市面上新钱也难以买到东西。等于说，士兵拿到手里的新钱瞬间就成了纪念币，士兵们的生活陷入困境。1582年二月，士兵们迫于生计，只好群起要求发可以花的银两。正如要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三天之后，浙江巡抚衙门只字未发。

士兵们轮番上阵讨要，巡抚吴善言发了威，站在衙门口对士兵们破口大骂。浙江军区，那可是戚继光待过的地方。戚继光训练出的士兵都是无畏之徒，遇到不公马上反抗。所以吴善言被从马上掀翻在地，众士兵把他踩了个半死。吴善言正在嗷嗷怪叫，士兵们已冲进兵器营，取得武器，又冲击各个衙门，兵变就此发生。

消息快速传到北京，张居正在病榻上发出指示：要兵部右侍郎张佳胤接替吴善言，即刻到杭州上任。

张佳胤匆匆赶往杭州，才进浙江境，一个消息霹雳而来：杭州城里又发生了民变。

张佳胤惊问：“兵变和民变联合了吗？”

“暂时没有，”报告的人说，“不过有这种趋向。”

张佳胤是考成法训练出来的官员，向来行动迅疾，他猛拍了马屁股，叫道：“快走，不能让他们联到一起。”

杭州城的几个城门已关闭，城里火光冲天，是变民在放火。张佳胤报出自己的身份，不动声色地进了杭州城，又悄无声息地进了巡抚衙门。杭州城已一片混乱，张佳胤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把兵变的几个小头目叫来说：“元首大人说了，你们的条件都可满足。但你们搞兵变，这是大罪，必须先赎罪。”

几个小头目造反立场并不坚定，又听说是一言九鼎的张居正发了话，连忙表示重新臣服。张佳胤指示他们，把民变镇压下去，他就既往不咎。

士兵们都训练有素，拿起武器冲向大街。黎明时分，士兵们押着两百多名变民来到巡抚衙门。张佳胤点出了七十多人，就在巡抚衙门门口斩首示众。

有人悄悄问张佳胤：“士兵怎么办？”

张佳胤说：“按张阁老的意思，把带头闹事的杀掉。”

“可您答应他们既往不咎的？”

张佳胤笑了：“大丈夫言不必信，唯义所在。况且，张阁老让杀，我也没有办法。”

于是，在张佳胤残忍的刀下，杭州城的民变和兵变全被镇压。

这是张居正的辣手，也是他在人间的最后一次。

张先生可好？

1582年三月初，也就是张佳胤送来浙江杭州捷报时，张居正病情加重。痔疮已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他只好请长假在家。

朱翊钧三番五次派人探望，每次探望的人回去后，朱翊钧都会迫不及待地问：“张先生如何？”

回答：“不太好。”

朱翊钧摸着眉毛：“那要勤去看啊。”

张居正的确不太好。整个国家的官员都震动了，就在任所以各种形式为张居正祈福。那是非常壮观的场面，一座城市烟雾缭绕，钟声、鼓声、念经声，声声入耳。京官们更是起劲，把张居正府的那条街都堵满，跪在地上乌压压的一片。直到三十多年后，为魏忠贤祈福的场面才勉强超过了这次。

张居正得到这消息时，毫无表情。张四维和申时行都看得出来，张居正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朱翊钧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居然下旨，要全国人民都为张先生祈福。他形成了某种惯性，每个去探望张居正的太监回来，他第一句话就是：“张先生可好？”

太监的回答也是一样：“不太好。”随即又补充道，“去张阁老家真不容易，几条大街都被堵塞，都是官员们在为张先生祈福。”

朱翊钧带着一丝嫉恨的口气：“你看，这就是人心！”

冯保在一旁神情忧伤，朱翊钧就对他说：“大伴，张先生真是国家的灵魂啊。”

“我也想去看看张先生。”冯保诚心诚意地说。

“去，赶紧去。”朱翊钧微笑着。

冯保一路小跑，来看张居正。张居正正和一个医生模样的人谈话，气息奄奄，脸瘦得吓人，眼神也失去了从前的光彩。

如果不是那个医生模样的人在场，冯保几乎要哭出来。他和张居正合作十年，已不是盟友，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他站在一旁，双眼无限同情地看着张居正。张居正只向他投去一道友好的目光，就继续听那人讲话了。

那人说的话有点诡异：“割了它，一了百了。”

冯保头皮发麻，插嘴道：“什么割了它？”

那医生回过头来，看着冯保说：“张阁老这痔疮已非常严重，只能割掉。”

冯保惊住：“这样严重？”

张居正抬头望了冯保一眼，又望了那医生一眼，带上自生病以来从未有过的威严：“割！”

痔疮很快被割去了，血经过各种方法的堵塞，终于止住。但医生很遗憾地告诉张居正，痔疮虽去，但他的病不仅是痔疮问题，脾胃也有病。于是张居正几乎不能饮食，倒在床上，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朱翊钧紧张地问冯保：“张先生到底可好？”

冯保也不知怎么回答，只能安慰朱翊钧：“需要静养。”

朱翊钧说：“那么多事还等张先生处理呢，要静养到什么时候啊。”

冯保不再说什么，这段时间，他向张府跑的次数比之前的十年加起来还多，他比张居正本人还心焦十倍。

他对张居正说：“皇上心焦得很，盼望您早日康复，好为国分忧。”然后又补充道，“俺更是盼望您早日康复呢。”

张居正叹气道：“我何尝不想早日康复，但越着急，病势越重。”

冯保不知该说什么，两人就都沉默着。

冯保走的那天晚上，张居正做了个梦。恍惚中，他梦见朱翊钧派他去祭祀一个女神。他走啊走，那是一条无尽头的路。但他能看见女神，女神在山巅，向他微笑。

很快，朱翊钧就知道了，朱翊钧说：“这应是上天的暗示，如果派人去祭祀下这位女神，张先生的病就能好。”

冯保宁可信其有地说：“那就请皇上赶紧去祭祀吧。”

朱翊钧摊开双手，一副轻松的样子：“可女神在哪里？”

张居正也在琢磨这个女神，终于被他琢磨出来。他给山东巡抚写信说：“我梦中的女神应该就是你们泰山的仙妃，我已派小儿去祭祀，请你们多多关照。”

1582年四月初，去泰山的人祭祀完女神，回到京城。张居正的病却日见沉重，原来女神的保佑，果然是个幻梦。命中注定，他将继续病下去，似乎要永无康复之日了。

张四维和申时行来得很勤，因为很多政事他们不敢擅自做主。这也是朱翊钧的意思，每当有事，他总是吩咐内阁：必须要让张先生处理，朕才放心。

张居正在病榻上，从未停止过工作。病情越来越重，朱翊钧的问候也越来越频。

1582年五月的最后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袭击了京城。张居正听到外面雨声大作，仆人们浑身湿透地跑进跑出。有道幽暗的光柱从窗户外面飘进来，带来了雨水的气息，夹杂着湖北江陵特有的味道。

他想家了。

他想回家。

然而家乡只能在心里，不可能在眼前，因为朱翊钧死活不让他走。

遗嘱

1582年六月初一，原本明媚的天慢慢暗淡起来，这是日食。

全国各地为张居正祈祷的人大惊失色，认为这是元首大人要离世的征兆。

张居正在那几分钟的黑暗中，回想往事。他想到老师徐阶，前段时间，徐阶过生日，他还写了封贺信。对这位恩师，张居正虽有过腹诽，但到底还是感激涕零的，没有徐阶，恐怕就没有他张居正。他又想到高拱，如何评判此人呢？直到太阳重现天空时，他也没有最后的定论。

四天后，彗星出现于天空，苍白的光芒，让人不寒而栗。张居正叫来儿子张懋修，对他说：“本来我要今年秋天辞职回老家，恐怕等不及了。我要给皇上写辞职信。”

辞职信呈上去了，很快就得到朱翊钧的答复：“张先生不必为病发愁，安心静养，总会好起来。朕离不开您，绝不能让您走。”

张居正得到圣旨，昏昏沉沉中说了句话：“这是想让我死啊。”

身边的人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明白，朱翊钧为何在这个时候还揪住他不放，真的仅仅是国家离不开他吗？

在整日的昏沉当中，仆人悄悄报告，戚帅派的人来了。

他毫无动静，这是他自五月下旬以来不变的态度，无论是谁来，他都是这副样子。戚继光的人就坐在床边，满脸同情地看着张居正。

“戚将军有事吗？”他终于睁开眼，问了句。

来人回答：“戚帅对您的病情特别关心。”

“回去告诉他，做好本职，无论我在还是不在，都一样。”张居正缓缓地说，又补充道，“我已安排好了，要你们戚帅放心。”

戚继光的人才走，李成梁的人就来了。张居正把说给戚继光的话重复给李成梁的人听，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他正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写辞职信上，一封接一封，但朱翊钧的答复永远都是一样：朕不能离开张先生。

1582年六月十七，张居正突然从床上坐起，整个人除了瘦弱不堪外，精神状态从未有过的好，这是回光返照。他让人找来张四维和申时行。

张四维和申时行一见张居正的神态，都表现出惊喜来。张居正要他们坐下，坐稳了，因为他有很多话要说。

他先对张四维说。张四维激动得要死，在他看来，这是张居正在立遗嘱。

“实际上，自你入阁，我始终对你就没产生过好感。”张居正一开口，张四维从头凉到脚，“你虽表面上对我恭敬如狗，背地里却拉帮结派，这我可以都假装不知，但你的票拟从来就没让我满意过！”

张四维听到这里已浑身是汗，额头上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向下掉，他在椅子上已坐不稳。张居正却没有死揪住他不放，轻轻地绕过他，看向申时行。

“你相貌宽厚，但内心多欲，话特别多，就是证明。这就是好名，人有好名之心，就如一棵大树，遮蔽了阳光，你在树下种什么死什么。”

申时行狼狈不堪，急忙去抹脸上的汗。

“我希望以后，你二人无论是谁来坐首辅这个位置，都铭记一点，我所建立的一切法度都不要更改。”

两人慌忙地异口同声：“绝不更改。”说完这句话，两人下意识地去看对方，都发现了对方脸上的欣喜之色。

张居正不去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两人都在想什么。张四维想的是：虽然他张居正看不上我，但他一死，按资格，我就是首辅。申时行想的是：内阁就我和张四维，张居正看不上张四维，那接班人肯定就是我。

张居正轰走两人后，又派人去找冯保。连他自己都很模糊，这个时候找冯保要干什么。也许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和冯保是一条船上的，他就要跳船了，应该关心下战友冯保。或者可以这样说，他应该为冯保再做点什么。

冯保看到张居正，面色苍白，眼珠浑浊，但精神却出奇的好，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十分想痛哭一场，但终究没有下泪。

“皇上最近如何？”张居正发问。

冯保似乎摸不透皇上最近到底如何，模棱两可地回答：“还是那样，只是特别关心张先生的病情。张先生，你要活下来啊，不然俺……”

“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张居正安慰他，“冯公公什么时候如此多愁善感了？”

冯保破涕为笑：“惭愧啊，让张先生见笑了。”

“有一事要和冯公公商量，”张居正进入正题，“我过几天好转，就要辞职，非回老家不可。我这一走，不知何时能回，内阁不能没有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冯保明白，这是张居正要想办法保护他，他心领神会。

“我想要潘晟接替您。”

潘晟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冯保的老师。据后来一些攻击他的人说，此人胆小怕事，才识平庸，只因为和冯保关系不错，所以才被冯保推荐。这恐怕是一面之词，如果真是这样，张居正就不可能答应冯保。他一心为公，世人皆知。况且如果潘晟真是这样的人，他也没有能力保护冯保。

潘晟入阁的同时，张居正又推荐吏部左侍郎余有丁入阁。余有丁生平性阔，胸无城府，人缘极好，同样也是张居正的忠实信徒。接下来就是张学颜、梁梦龙、曾省吾等人，张居正希望朱翊钧能重用他们。

这一切都是张居正和冯保商议的，朱翊钧很明白，所以第二天就下旨，让潘晟、余有丁入阁。潘晟排名第一，张四维和申时行气得死去活来。

1582年六月十九日夜，张居正突然从噩梦中醒来，厉声高叫。张家人慌忙跑到他床前，他已说不出话，睁着一双空洞无神的眼睛，对着张家人不停地流泪。

第二天，朱翊钧派人来请教遗嘱。张居正恍恍惚惚地想到一件事，原来皇上知道他要死了，而且非死不可了。他对前来的太监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话，慢慢地闭上眼，离开人间，享年五十八岁。

他把一切都贡献给了国家，这个国家不会亏待他，这是他一直坚信的事。

张居正的葬礼被朱翊钧办得超级隆重。张居正的灵柩从北京缓缓出发，由一支人数众多的骑兵护卫。所过之处，各地官员以身作则，带人跪在张居正灵柩道路两旁，号啕大哭。盛大的场面甚至让国人以为是死了皇帝。

故事如果就此结束，应该是完美的。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抄家

张居正死后不久，有人就弹劾潘晟，认为他不具备阁臣之才。这是政府官员多年被压抑的结果，他们被张居正左右了十年，如今张居正已死，他们再也不想让张居正继续摆布下去。

弹劾潘晟的奏疏一封接一封，潘晟已由浙江新昌出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原路返回。人类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我们称它为直觉或第一感。潘晟当时就有种感觉：如果他继续前行，下场一定很惨。于是他拒绝了冯保苦口婆心的规劝，毅然回到家中，闭门不出。

朱翊钧被这些弹劾书搞得晕头转向，叫内阁头号人物张四维前来商议。张四维叩头完毕，偷偷抬头看朱翊钧，他不禁大吃一惊。他看到的不是平时中规中矩的皇上，而是一条张牙舞爪的龙。

没有了张居正的朱翊钧，现出了他的本来面目。朱翊钧直截了当对张四维说：“潘晟是张居正，不，是张先生推荐的，现在有人弹劾他，你认为如何？”

这根本不必问，张四维伶俐透顶，直接拿出他的主意，自然也是朱翊钧的主意：“张居正推荐的人也未必就合格，这么多人弹劾潘晟就是证据，皇上怎能触怒众心，非要用他？”

朱翊钧大点其头，声音从未有过的洪亮：“下旨，削去潘晟的内阁大学士之职，不必来京。”

张四维突然意识到什么地方不对，张居正虽死了，可冯保还活着。他提醒朱翊钧：“潘晟是冯公公的老师，皇上……”

朱翊钧哆嗦了一下，冯保那张胖乎乎的脸立即浮现在他眼前。那张脸上的两只小眼睛总偷偷注视着他，他所做的一切都会被母后和张居正知道。但他马上恢复了镇静，有些恼火：“冯公公的老师又如何？潘晟不配就是不配，谁的老师都不成！”张四维嘴角露出微笑。

消息很快传开：皇上对冯保颇有微词。

官员们跳起来，但大喜之后，仍不敢动作太大，而是小心翼翼地攻击冯保的心腹徐爵。朱翊钧想都不想，下旨将徐爵治罪。

官员们大喜过望，御史李植拿出全身的胆气，向冯保发起了进攻。他说冯保在十年时间里积累起巨额财富，富可敌国。

朱翊钧稍稍犹豫一下，想到张居正已死：啊哈，给朕将冯保捉拿，抄家！

冯保的家被抄得很干净，朱翊钧得到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他发现抄家其乐无穷：啊哈，大伴这厮，比朕还富有，他这钱是怎么来的？

官员们又发现了玄机，这个问题用三个字就可解答：张居正。冯保用十年时间能积累如此财富，当然是和张居正勾结的结果。人人都知道这应该是标准答案，可没有人敢先出手。张居正！这三个字就如恶魔的名号，时刻雕刻在每个官员心上。一想到要对付张居正，每个人都魂不附体。

但很快就有确凿的消息传来，皇上要对张居正动手。证据是，当李太后问朱翊钧，为何要抄冯保的家时，朱翊钧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只是冯保受了张居正的蛊惑，很快就会把东西还给大伴的。”

这是圣旨，是一道命人攻击张居正的圣旨！

可还是无人敢动，张居正这三个字太震慑人心！

小心为上，官员们互相激励互相忠告，坐到一起谋划，终于达成一致：先攻击张居正制定的那些政策，如果成功，掉头再攻张居正。实际上，他们恨张居正，无非就是恨那些政策，张居正已死，是否攻击他已没有多大必要了。

有人小心翼翼地向朱翊钧提出：“考成法太严苛，而且使内阁控制六部，不符合祖制。”

“啊哈，”朱翊钧狂叫，“给我取消！”

有人大胆地说：“驿递新规冷了太多官员的心。”

“啊哈，”朱翊钧跳起来，“给我取消！”

有人痛哭流涕：“皇亲国戚的官职居然不得世袭，这成何体统？”

“啊哈，”朱翊钧几乎要翻个跟头，“给我取消！”

总之，凡是张居正制定的，朱翊钧全部取消，凡是张居正认为不可的，朱翊钧全部恢复。1582年下半年的朱翊钧，如同一朵飞翔在空中的浪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大权在握，江山我有。

他终于品尝到皇帝的滋味，终于领会了没有张居正的岁月比神仙都快乐。他下的每一道御旨都不须经过任何人的同意，每当他下旨时，都会昂首挺胸。现在，一切都是他朱翊钧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限制他，包括他母亲李太后。

1583年三月，朱翊钧突然下令将张居正临死前授予的谥号“文忠公”剥夺。此时，离张居正离世只有短短的九个月！

这道圣旨不必找理由，朱翊钧本身就是理由。

这又是道信号：张居正已不是从前的张居正了。于是，终于有人如同赌博一样，开始从外围向张居正发起了进攻。

御史丁此吕向朱翊钧上疏说，1579年应天乡试主考高启愚受人指使，出了考题“舜亦以命禹”。丁此吕痛心疾首地说：“这是高启愚有意劝进：舜是皇上您，禹是张居正。”

首辅申时行虽内心多欲，但张居正毕竟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极力痛斥丁此吕胡说八道。

朱翊钧拿着丁此吕的奏疏说：“难道张居正的三个儿子中进士内有隐情也是他胡说八道？朕怎么都不相信，聪明人难道都出在他张居正家里了？”

申时行内心苦笑：“张居正三个儿子中进士的事，皇上你不知道？这可都是你亲自殿试过的人啊。难道你忘了，你还想把张居正的四子张简修升为状元，还是张居正避嫌，才让你打消主意的！”

这些话，申时行不想说，说了就是指摘皇帝，这是大罪。但他极力维护张居正，许多官员也站出来替张居正说话，朱翊钧似乎觉得时机未到，所以免了丁此吕的职务。

丁此吕事件三天后，又有人跳出来，指控礼部侍郎何洛文当初在张居正的两个儿子考试中，为取悦张居正而舞弊。何洛文上疏辩护，朱翊钧叫起来：“啊哈，少来这套，你赶紧收拾铺盖走人！”申时行急忙保护张居正的两个儿子，总算暂时安全。

但只过了几天，辽王朱宪㸅的小老婆突然上京告御状，说张居正当初诬陷朱宪㸅，张家人在张居正当了首辅后把辽王府所有金银财宝都夺了去。

“啊哈，”朱翊钧狂笑，“下旨：抄张居正的家！”

申时行带领还忠于张居正的官员向朱翊钧求情，但朱翊钧王八吃秤砣——铁了心，非查抄张居正的家不可。

刑部的人昼夜奔驰湖北江陵，没有人能劝得住这些人。当他们抵达张家时，因为地方官禁止张家人外出，已饿死十余口。

查抄的结果让朱翊钧大跌眼镜：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

朱翊钧叫起来：“啊哈，怎么可能就这点钱！”

抄家的官员们对张居正家所有人严刑拷打，张居正的一个儿子经受不住自杀。张家从此一落千丈。

张居正身死，却死得如此不踏实。从他当权到被抄家，一切来得如此突然，简直就是一场幻梦，他曾预料到过吗？

可能，因为他说过，既然选择了一心为国这条路，就要风雨兼程，不管前面是否是刀山火海，不管发生任何事，死而无憾。

如果这真是他的肺腑之言，那他应该再加上一句：纵然是死后面对刀山火海，也要再一次死而无憾！

[1]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其创立的阳明心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远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王阳明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其生平事迹，详见度阴山著《知行合一：王阳明》。

[2]高拱号中玄。

[3]刘伯温，即刘基，明朝开国元勋，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在民间有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的美誉。其生平事迹，详见度阴山著《帝王师：刘伯温》。

[4]成吉思汗，原名孛儿只斤·铁木真，蒙古帝国的建立者，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其生平事迹，详见度阴山著《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

[5]《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宗师王阳明的论学语录和书信集，是了解阳明心学最经典的入门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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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知行合一王阳明

目录

序 章 心学诞生的前夜

心学横空出世

心学诞生的前夜

第一章 为什么悟道的是王阳明

何谓第一等事

两件荒唐事：新郎失踪和格竹子

彷徨和痛苦是天才的共性

有一种无趣叫仕途

转捩点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刘瑾风暴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释厄路

做自己的主人

新朋友和新敌人

心学的政治力

朱陆异同

贵人王琼

第二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南赣剿匪

人性无法改变，却可以引导

横扫詹师富

胜败由心，兵贵善用

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金龙霸王池仲容

池仲容也会用计

定力的交锋

只怕有心人

心学入门课——大学问

风雨又来

第三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平定宁王

不被待见的宁王

朱宸濠一直在努力

针锋相对

宁王革命了

安庆保卫战

决战朱宸濠

费心为哪般

真诚的权变：最难不过斗小人

致良知

伟大的杨廷和

不许来京

再见，杨廷和

第四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广西戡乱

万人齐捧王阳明

李福达案

有请王阳明

走在成圣的路上

谢谢诸位

平定思田

雷霆扫穴

追忆祖先

赏还是罚，这是个问题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另一面

第五章 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强大内心的终极武器

我是自己的上帝

只俯首于自己的心

去心中贼之私情

去心中贼之私欲

闲思杂虑也是私欲

人生在世，不可拘泥常规

我们该追求什么

如何对付恶

不要操心

获得幸福的方法：不要和外物对立

第六章 知行合一的修炼法门

格物致知

心即理VS性即理

心外无理

万物一体

心外无物

心外无事

心即理的立言宗旨

为何说知行是合一的

古人为何单独提知行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一念发动便是行了

实践出真知

良知就是判断力

如何光复良知

致良知：听从第一感觉

致良知：听从内心的声音

后 记

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笨鸟”初飞

曾家笨小孩

相当于进士

笨招接近穆彰阿

初露政见

和朱熹理学的蜜月

有惊无险过关

意志力的表现：曾国藩戒烟

第二章 京官路线图

“意外”的升官

臭骂咸丰

京城权贵们的唾骂

结束京官生涯

第三章 巧计建湘军

出山任团练大臣

团练无用也

就地正法

打脱牙和血吞

皮包湘军的崛起

曾氏军舰

咸丰三催曾国藩

曾国藩见死不救：江忠源之死

第四章 湘军首胜

讨粤匪檄

岳州之败

第一次自杀

咸丰的大棒加胡萝卜

第五章 坐困江西

曾国藩轻取武昌

有功，不赏

胜利的喜悦：田家镇大捷

当头一棒：湖口惨败

怎么抉择都不对

搞掉陈启迈

失去左膀右臂

打虎亲兄弟

可望不可即的兵权

第六章 东山再起

和咸丰摊牌

重塑金身

出山进行曲

到处一场空

李鸿章到来

绝不去四川

第七章 目标：安庆

终极战略

解救左宗棠

洪秀全助力曾国藩

进祁门

困祁门

李鸿章、左宗棠的光辉

战安庆

曾国藩福星高照

第八章 布局东南

为左宗棠谋浙江巡抚

组建淮军

四拒借洋兵

向天京前进

第九章 覆灭天国

瘟疫来袭

天国版地道战

锁紧天京城

攻陷天京

李秀成之死

反还是不反

曾国藩怒了

第十章 步入失败的怪圈

新的战斗

万难迅速出征

只有苦劳

中兴幻梦

第十一章 最后没有辉煌

见慈禧

去天津

怎么做都是错

一个“诚”字而已

审理刺马案

去世

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

目录

人物表

家族：

部下：

敌人：

第一章 落难王孙的崛起

这世界我来了

铁木真丧父

被抛弃

开始自力更生

杀弟

囚徒铁木真

越狱

铁木真寻马记

“黑貂皮袄”外交

蔑儿乞来袭

搬救兵

解救行动

札木合说了什么

第二章 “成吉思汗”出世

敢问谁是汗

成吉思汗

十三翼之战：不胜而胜

一次扫兴的宴会

拯救义父

“我说山倒，山就必须倒，我说河枯，河就必须枯！”

诛杀叛逆

第三章 统一蒙古部落

突袭北乃蛮

再救义父

击破小联盟

阔亦田之战

夜入敌营

背信弃义者死

第四章 重回原点

灭亡塔塔儿

美人心

拒婚事件

两位贵人

生死恶战

反攻王汗

共饮班朱尼河水

第五章 灭王汗，蒙古帝国出世

克烈部的灭亡

铁木真的布局

太阳汗的步步高

太阳汗的灭亡

美女忽阑

札木合之死

名副其实成吉思汗

大札撒

泰加森林中的猎户

试攻西夏

水淹中兴府

通天巫的野心

通天巫之死

西方邻国的热情

第六章 和金国开战

成吉思汗的口水

野狐岭之战

兵临中都

成吉思汗中箭

哲别轻取辽阳

偷袭紫荆关

蒙古军扫荡战

蒙金议和

成吉思汗攻陷中都

木华黎的第二战场

耶律楚材

潼关之战

徒劳攻开封

臣服高丽

两股灰烬的复燃

哲别轻取西辽

第七章 万里西征

两巨头的切磋

摩诃末的弱点

二巨头备战

讹答剌城的陷落

横扫锡尔河

最艰难的战斗

上帝之鞭

摩诃末被活活追死

呼罗珊大屠杀

围攻玉龙杰赤

八鲁湾之战——西征唯一的败绩

申河血战

第八章 大汗之死

丘处机西游

万里长征

大战俄罗斯

只休息了一年

征西夏

成吉思汗归天

塑造世界

成吉思汗的启示

成吉思汗过世仅百余年后，乞丐皇帝朱元璋便在刘伯温的指引下，将曾经烜赫一时的大元帝国一举灭亡。马上扫描读客二维码，并回复“刘伯温”，免费内容立即发送到你手机，预读《帝王师：刘伯温》一万字！

帝王师：刘伯温

目录

第一章 家族传奇：文韬武略的世代传承

美丽的传奇

祖先那点事

南田山下

第二章 少年奇才，23岁进士及第

蒿草计

先来后到的等级制

蒙古人对南人都做了什么

走出去，到括城

与理学邂逅

天书传奇

大都进士

第三章 仕途黑暗，告别官场寄情山水

盼望着，盼望着，冬天来了

高安，难以高安

感慨南昌

《银河棹》

立点言吧

第四章 起义迭起，元王朝委曲求全

刹那的欢愉

早起的虫子：方国珍

《吊泰不华元帅赋》

招安是最臭的棋

三年羁管岁月

张士诚的革命路

为脱脱喝彩

元朝的和尚，你不怎么样

第五章 临危受命，平贼乱力压时局

灯笼计

刘福通的斩首行动

齐桓公，我呼唤你

谁是真的齐桓公

第六章 痛苦的抉择，弃元投明

刘伯温的政治理想

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

传统智慧中的“主一”

一切都是偶然

刘伯温眼中的元顺帝

第七章 朱元璋三请刘伯温

谁是朱元璋

诡异的扩张

朱元璋一请刘伯温

孙炎两请刘伯温

你好，朱元璋

第八章 谋全局，首战建奇功

时务十八策

陈友谅来袭

先生计将安出

应天有个刘大仙

刘伯温踹了朱元璋一脚

婺州、处州之变

大家都是神

轻解建德围

第九章 “操纵”天象，大明天命所归

张士诚转身

杭州困

小明王，不能救

永别了，韩宋帝国

竖牧耳，奉之何为

第十章 生死决战，献奇策屠灭陈友谅

刘伯温猜中了

走，去找陈友谅

鄱阳湖四日之第一日

鄱阳湖四日之第二日

难星过，速换船

友谅死矣

大汉余音

第十一章 千年预言：迷雾中的《烧饼歌》

敌人在哪里

吴王，请速去南昌

东南必失一良将

不可改葬

除非燕子能飞入

烧饼的故事

神仙不信神

第十二章 朱、刘再联手，围城绞杀张士诚

专用黄菜叶

注意明玉珍

张士诚的八宗罪

檄文声讨的到底是谁

小明王之死

天日照尔不照我

第十三章 进献国策，稳固大明江山

宜大展兵威

《御史中丞诰》

卫所制

和李善长交火

永别了，朱元璋

第十四章 逃不脱的宿命，二次获召回京

朱元璋来请

朱元璋一试刘伯温

刘伯温论相

不许庆祝

第十五章 遭奸臣构陷，再度归乡

杨宪事件

扭捏出来的“诚意伯”

说走咱就走

青田知县的探访

朱元璋来信

谈洋事件

第十六章 悲情一生的谢幕

但愿我说错了

仙鬼门徒

胡惟庸来访

最后一面

刘伯温离开

死因罗生门

第十七章 传奇故事在民间

刘伯温之死的传说

刘伯温VS诸葛亮：传说

和朱元璋的传说

刘伯温大慈大悲的传说

备注

1、此时的江西行省辖境远大于今江西省，包括今长江以南的江西大部、湖南部分、除雷州半岛外的广东全省及福建小部。

帝王师：张居正

目录

第一部：首辅之路

第一章 神 童

从“白圭”到“居正”

贵人顾璘

贵人的“阴谋”

良璧需多磨

榜样惹来的灾祸

第二章 严嵩还是徐阶

看严嵩搞夏言有感

与严大佬对话

认可严嵩

杨继盛，你太蠢

对徐老师的期望

第三章 徐阶的时代

在野之人，看得更真

与高拱相识

严嵩倒台

在徐阶背后

师徒联手，智除严世蕃

再联手，拟遗诏

第四章 弱肉强食的内阁

高拱的质问

高拱中了迫击炮

高拱被迫离去

徐阶也去职

隐晦的复仇

成为军事专家

高拱对阵赵贞吉

第五章 俺答封贡

张居正来信

无尽的担忧

舌战群臣

再接再厉

第六章 拯救徐阶

海瑞搞徐阶

徐家倒霉了

张居正拉偏架

保住徐阶

第七章 首辅张居正

冯保崛起

张居正到底在干甚

高拱狼狈而走

张居正的解释

第二部：拯救帝国

第一章 大调整

留住张佳胤

中枢换血

应付三只老虎

并不圆满的巡边

第二章 考成法：集权的第一步

吊诡的刺客

无法息事宁人

张居正的愤怒

考成法：把权力集中到内阁

周倍阳事件

第三章 盗者必获，获者必诛

殷正茂可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曾省吾的提议

灭亡都掌蛮

灭之以靖华民

巧解难题

李颐丢官

第四章 整顿驿递

李世达的上疏

搞定冯保

狼狈的孔圣人

侯东莱儿子案

保定事件

第五章 用人之道

王希元的奏疏

用人唯贤

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恩怨

超绝的识人、用人观

智惩云南王

第六章 刘台事件

张进事件

南京的流言

余懋学出招

刘台越权报捷

傅应祯先出手

刘台的指控

张居正三辞

如何处置刘台

第七章 义无反顾

力排众议解决罗旁瑶

据理抗旨

再忤李太后

第三部：巅峰之后

第一章 不许孝

困境来了

不许回家

吴中行开炮

众人齐救四官员

邹元标再掀波澜

吴仕期案

闰察：张居正的反攻

第二章 身在老家心在京

终于可以回家了

顶级大佬的谈话

陶成喾的叹息

张居正回京

独裁者宣言

翻案长定堡之捷

第三章 与天下士绅战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

张居正的宏愿

严法为清丈保驾护航

一条鞭法

第四章 与天下公知战

导火索：施观民

罗汝芳被驱

不许王阳明进孔庙

何心隐之死

第五章 钱！钱！钱！

朕要钱

禁止戒坛

君臣金钱拉锯战

爵位，给还是不给

第六章 不许辞职

忠孝两全了

谋定而动的辞职？

张居正的提神药

孙海、客用事件

第七章 结 局

与皇室矛盾升温

最后的交流

三娘子的用处

最后的辣手

张先生可好？

遗嘱

抄家

Table of Contents

知行合一王阳明

目录

序 章 心学诞生的前夜

心学横空出世

心学诞生的前夜

第一章 为什么悟道的是王阳明

何谓第一等事

两件荒唐事：新郎失踪和格竹子

彷徨和痛苦是天才的共性

有一种无趣叫仕途

转捩点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刘瑾风暴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释厄路

做自己的主人

新朋友和新敌人

心学的政治力

朱陆异同

贵人王琼

第二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南赣剿匪

人性无法改变，却可以引导

横扫詹师富

胜败由心，兵贵善用

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金龙霸王池仲容

池仲容也会用计

定力的交锋

只怕有心人

心学入门课——大学问

风雨又来

第三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平定宁王

不被待见的宁王

朱宸濠一直在努力

针锋相对

宁王革命了

安庆保卫战

决战朱宸濠

费心为哪般

真诚的权变：最难不过斗小人

致良知

伟大的杨廷和

不许来京

再见，杨廷和

第四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广西戡乱

万人齐捧王阳明

李福达案

有请王阳明

走在成圣的路上

谢谢诸位

平定思田

雷霆扫穴

追忆祖先

赏还是罚，这是个问题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另一面

第五章 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强大内心的终极武器

我是自己的上帝

只俯首于自己的心

去心中贼之私情

去心中贼之私欲

闲思杂虑也是私欲

人生在世，不可拘泥常规

我们该追求什么

如何对付恶

不要操心

获得幸福的方法：不要和外物对立

第六章 知行合一的修炼法门

格物致知

心即理VS性即理

心外无理

万物一体

心外无物

心外无事

心即理的立言宗旨

为何说知行是合一的

古人为何单独提知行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一念发动便是行了

实践出真知

良知就是判断力

如何光复良知

致良知：听从第一感觉

致良知：听从内心的声音

后 记

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笨鸟”初飞

曾家笨小孩

相当于进士

笨招接近穆彰阿

初露政见

和朱熹理学的蜜月

有惊无险过关

意志力的表现：曾国藩戒烟

第二章 京官路线图

“意外”的升官

臭骂咸丰

京城权贵们的唾骂

结束京官生涯

第三章 巧计建湘军

出山任团练大臣

团练无用也

就地正法

打脱牙和血吞

皮包湘军的崛起

曾氏军舰

咸丰三催曾国藩

曾国藩见死不救：江忠源之死

第四章 湘军首胜

讨粤匪檄

岳州之败

第一次自杀

咸丰的大棒加胡萝卜

第五章 坐困江西

曾国藩轻取武昌

有功，不赏

胜利的喜悦：田家镇大捷

当头一棒：湖口惨败

怎么抉择都不对

搞掉陈启迈

失去左膀右臂

打虎亲兄弟

可望不可即的兵权

第六章 东山再起

和咸丰摊牌

重塑金身

出山进行曲

到处一场空

李鸿章到来

绝不去四川

第七章 目标：安庆

终极战略

解救左宗棠

洪秀全助力曾国藩

进祁门

困祁门

李鸿章、左宗棠的光辉

战安庆

曾国藩福星高照

第八章 布局东南

为左宗棠谋浙江巡抚

组建淮军

四拒借洋兵

向天京前进

第九章 覆灭天国

瘟疫来袭

天国版地道战

锁紧天京城

攻陷天京

李秀成之死

反还是不反

曾国藩怒了

第十章 步入失败的怪圈

新的战斗

万难迅速出征

只有苦劳

中兴幻梦

第十一章 最后没有辉煌

见慈禧

去天津

怎么做都是错

一个“诚”字而已

审理刺马案

去世

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

目录

人物表

家族：

部下：

敌人：

第一章 落难王孙的崛起

这世界我来了

铁木真丧父

被抛弃

开始自力更生

杀弟

囚徒铁木真

越狱

铁木真寻马记

“黑貂皮袄”外交

蔑儿乞来袭

搬救兵

解救行动

札木合说了什么

第二章 “成吉思汗”出世

敢问谁是汗

成吉思汗

十三翼之战：不胜而胜

一次扫兴的宴会

拯救义父

“我说山倒，山就必须倒，我说河枯，河就必须枯！”

诛杀叛逆

第三章 统一蒙古部落

突袭北乃蛮

再救义父

击破小联盟

阔亦田之战

夜入敌营

背信弃义者死

第四章 重回原点

灭亡塔塔儿

美人心

拒婚事件

两位贵人

生死恶战

反攻王汗

共饮班朱尼河水

第五章 灭王汗，蒙古帝国出世

克烈部的灭亡

铁木真的布局

太阳汗的步步高

太阳汗的灭亡

美女忽阑

札木合之死

名副其实成吉思汗

大札撒

泰加森林中的猎户

试攻西夏

水淹中兴府

通天巫的野心

通天巫之死

西方邻国的热情

第六章 和金国开战

成吉思汗的口水

野狐岭之战

兵临中都

成吉思汗中箭

哲别轻取辽阳

偷袭紫荆关

蒙古军扫荡战

蒙金议和

成吉思汗攻陷中都

木华黎的第二战场

耶律楚材

潼关之战

徒劳攻开封

臣服高丽

两股灰烬的复燃

哲别轻取西辽

第七章 万里西征

两巨头的切磋

摩诃末的弱点

二巨头备战

讹答剌城的陷落

横扫锡尔河

最艰难的战斗

上帝之鞭

摩诃末被活活追死

呼罗珊大屠杀

围攻玉龙杰赤

八鲁湾之战——西征唯一的败绩

申河血战

第八章 大汗之死

丘处机西游

万里长征

大战俄罗斯

只休息了一年

征西夏

成吉思汗归天

塑造世界

成吉思汗的启示

成吉思汗过世仅百余年后，乞丐皇帝朱元璋便在刘伯温的指引下，将曾经烜赫一时的大元帝国一举灭亡。马上扫描读客二维码，并回复“刘伯温”，免费内容立即发送到你手机，预读《帝王师：刘伯温》一万字！

帝王师：刘伯温

目录

第一章 家族传奇：文韬武略的世代传承

美丽的传奇

祖先那点事

南田山下

第二章 少年奇才，23岁进士及第

蒿草计

先来后到的等级制

蒙古人对南人都做了什么

走出去，到括城

与理学邂逅

天书传奇

大都进士

第三章 仕途黑暗，告别官场寄情山水

盼望着，盼望着，冬天来了

高安，难以高安

感慨南昌

《银河棹》

立点言吧

第四章 起义迭起，元王朝委曲求全

刹那的欢愉

早起的虫子：方国珍

《吊泰不华元帅赋》

招安是最臭的棋

三年羁管岁月

张士诚的革命路

为脱脱喝彩

元朝的和尚，你不怎么样

第五章 临危受命，平贼乱力压时局

灯笼计

刘福通的斩首行动

齐桓公，我呼唤你

谁是真的齐桓公

第六章 痛苦的抉择，弃元投明

刘伯温的政治理想

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

传统智慧中的“主一”

一切都是偶然

刘伯温眼中的元顺帝

第七章 朱元璋三请刘伯温

谁是朱元璋

诡异的扩张

朱元璋一请刘伯温

孙炎两请刘伯温

你好，朱元璋

第八章 谋全局，首战建奇功

时务十八策

陈友谅来袭

先生计将安出

应天有个刘大仙

刘伯温踹了朱元璋一脚

婺州、处州之变

大家都是神

轻解建德围

第九章 “操纵”天象，大明天命所归

张士诚转身

杭州困

小明王，不能救

永别了，韩宋帝国

竖牧耳，奉之何为

第十章 生死决战，献奇策屠灭陈友谅

刘伯温猜中了

走，去找陈友谅

鄱阳湖四日之第一日

鄱阳湖四日之第二日

难星过，速换船

友谅死矣

大汉余音

第十一章 千年预言：迷雾中的《烧饼歌》

敌人在哪里

吴王，请速去南昌

东南必失一良将

不可改葬

除非燕子能飞入

烧饼的故事

神仙不信神

第十二章 朱、刘再联手，围城绞杀张士诚

专用黄菜叶

注意明玉珍

张士诚的八宗罪

檄文声讨的到底是谁

小明王之死

天日照尔不照我

第十三章 进献国策，稳固大明江山

宜大展兵威

《御史中丞诰》

卫所制

和李善长交火

永别了，朱元璋

第十四章 逃不脱的宿命，二次获召回京

朱元璋来请

朱元璋一试刘伯温

刘伯温论相

不许庆祝

第十五章 遭奸臣构陷，再度归乡

杨宪事件

扭捏出来的“诚意伯”

说走咱就走

青田知县的探访

朱元璋来信

谈洋事件

第十六章 悲情一生的谢幕

但愿我说错了

仙鬼门徒

胡惟庸来访

最后一面

刘伯温离开

死因罗生门

第十七章 传奇故事在民间

刘伯温之死的传说

刘伯温VS诸葛亮：传说

和朱元璋的传说

刘伯温大慈大悲的传说

备注

1、此时的江西行省辖境远大于今江西省，包括今长江以南的江西大部、湖南部分、除雷州半岛外的广东全省及福建小部。

帝王师：张居正

目录

第一部：首辅之路

第一章 神 童

从“白圭”到“居正”

贵人顾璘

贵人的“阴谋”

良璧需多磨

榜样惹来的灾祸

第二章 严嵩还是徐阶

看严嵩搞夏言有感

与严大佬对话

认可严嵩

杨继盛，你太蠢

对徐老师的期望

第三章 徐阶的时代

在野之人，看得更真

与高拱相识

严嵩倒台

在徐阶背后

师徒联手，智除严世蕃

再联手，拟遗诏

第四章 弱肉强食的内阁

高拱的质问

高拱中了迫击炮

高拱被迫离去

徐阶也去职

隐晦的复仇

成为军事专家

高拱对阵赵贞吉

第五章 俺答封贡

张居正来信

无尽的担忧

舌战群臣

再接再厉

第六章 拯救徐阶

海瑞搞徐阶

徐家倒霉了

张居正拉偏架

保住徐阶

第七章 首辅张居正

冯保崛起

张居正到底在干甚

高拱狼狈而走

张居正的解释

第二部：拯救帝国

第一章 大调整

留住张佳胤

中枢换血

应付三只老虎

并不圆满的巡边

第二章 考成法：集权的第一步

吊诡的刺客

无法息事宁人

张居正的愤怒

考成法：把权力集中到内阁

周倍阳事件

第三章 盗者必获，获者必诛

殷正茂可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曾省吾的提议

灭亡都掌蛮

灭之以靖华民

巧解难题

李颐丢官

第四章 整顿驿递

李世达的上疏

搞定冯保

狼狈的孔圣人

侯东莱儿子案

保定事件

第五章 用人之道

王希元的奏疏

用人唯贤

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恩怨

超绝的识人、用人观

智惩云南王

第六章 刘台事件

张进事件

南京的流言

余懋学出招

刘台越权报捷

傅应祯先出手

刘台的指控

张居正三辞

如何处置刘台

第七章 义无反顾

力排众议解决罗旁瑶

据理抗旨

再忤李太后

第三部：巅峰之后

第一章 不许孝

困境来了

不许回家

吴中行开炮

众人齐救四官员

邹元标再掀波澜

吴仕期案

闰察：张居正的反攻

第二章 身在老家心在京

终于可以回家了

顶级大佬的谈话

陶成喾的叹息

张居正回京

独裁者宣言

翻案长定堡之捷

第三章 与天下士绅战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

张居正的宏愿

严法为清丈保驾护航

一条鞭法

第四章 与天下公知战

导火索：施观民

罗汝芳被驱

不许王阳明进孔庙

何心隐之死

第五章 钱！钱！钱！

朕要钱

禁止戒坛

君臣金钱拉锯战

爵位，给还是不给

第六章 不许辞职

忠孝两全了

谋定而动的辞职？

张居正的提神药

孙海、客用事件

第七章 结 局

与皇室矛盾升温

最后的交流

三娘子的用处

最后的辣手

张先生可好？

遗嘱

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