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绵羊

【美】德雷谢维奇　著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秀的绵羊/（美）德雷谢维奇著；林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2

书名原文：Excellent Sheep

ISBN 978-7-5108-4225-2

Ⅰ.①优…　Ⅱ.①德……②林…　Ⅲ.①高等教育-研究-美国　Ⅳ.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4808号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5-613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William Deresiewicz Sunnbook Culture＆Art Co. Ltd.

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exactly as it appears in Proprietor's edition of the 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Schuster, Inc.

优秀的绵羊

作　　者　（美）德雷谢维奇著林杰译

出　　版　发行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4.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225-2

定　　价　42.00元

目录

扉页

版权信息

前言

第一部分 优秀的绵羊

第1章 那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

第2章 「哈耶普」的上位史

第3章 「天才」背后的「魔鬼」式训练

第4章 一流名校是如何运行的？

第二部分 自我

第5章 大学的使命

第6章 创建自己的生活

第7章 聪明人的道德和责任

第三部分 我们到底应该在大学里得到什么？

第8章 博雅教育与人文经典

第9章 教师的本职与学生最核心的能力

第10章 隐藏的常春藤

第四部分 社会

第11章 看不见的「特权堡垒」

第12章 精英教育的自我救赎

致谢

前言

从很多方面来说，本书都可以看作是一封信。而收信人，则是20岁时的我。在书中，我谈论了很多我希望在自己上大学时能有人激发我去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大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时的我与很多今天的孩子一样（当时的孩子也一样），像个僵尸一样走进大学校园。对你们来说，大学是一片空白。大学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事”。你去上大学，学点儿东西，然后再去做很多其他事情，比如说很可能去读个研究生。前方是一些你不太清楚的目标：地位、财富、往上爬——总之，“成功”。至于选择什么大学，那完全是为了满足炫耀的需要，因此你当然会选最好的大学。至于教育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读大学，大学如何帮助你找到自我，或者说大学如何帮助你独立思考，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些问题你根本想都没想过。与今天的孩子一样，我只是被动地去做那些周围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于1981年，当时美国的精英教育系统刚刚开始成型，但已经初具规模，各个环节紧密相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在本书当中，我所说的“精英教育”不仅指一些如哈佛、斯坦福、威廉姆斯之类的名校和那些处于第二层级的重点学校；还包括所有与之相关的一切，比如说一些私立学校和经费充裕的公立高中；如今正蓬勃发展的辅导行业和学习咨询服务、考试辅导以及各种荣誉项目；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大学录取流程；各种紧随本科之后的名牌研究生院和大公司抛来的橄榄枝；拼命把孩子推进这台庞大机器的父母和社区（主要是中上阶层）。简言之，我们的整个精英教育系统。

这个系统会如何影响我们孩子们的命运，孩子们该如何摆脱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消除这些影响——这就是我要在本书中谈到的话题。我曾经在耶鲁大学教过一门课，主要讲授“友谊”这个话题。记得有一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独处的重要性”。我认为，反思能力是精神生活的关键，而独处则是反思的前提。学生们想了一下，反思——独处——精神生活，之前似乎从未有人让他们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一名学生似乎恍然大悟：“所以您是说，我们其实都是一群优秀的绵羊？”

都是？那肯定未必。但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本科，后来又在那里拿到博士学位，并当过5年的研究生导师；后来在耶鲁担任10年教职——我感觉大多数学生多多少少都是如此。当前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富有天分，而且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又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2008年，在即将辞去耶鲁教职之际，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些问题。文章的名字叫《精英教育的劣势》（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文章发表在《高等教育》杂志（American Scholar）上。因为这只是一家小型文学季刊，所以我想这篇文章最多只能吸引几千名读者的注意。

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像病毒一般传播开来。几周之内，它的阅读量就超过了10万次（后来的累计阅读量超过了100万次）。很明显，这篇文章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人们发现，这并不只是某位离职教授在发牢骚。从我收到的海量电子邮件来看（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正在学校就读或者刚刚毕业的学生），我的文章引起了当今这些年轻的天之骄子们的广泛共鸣。他们感觉自己上当了，当前的教育系统没有让他们接受任何有意义的教育，它灌输给他们一套他们排斥却又无法摆脱的价值观，同时却又没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训练，帮助他们构建自己的未来。

从那之后，我应邀到美国各地的大学发表演讲，跟学生们交流，回答他们的问题，也向他们请教了许多问题，并倾听和了解他们的答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我的一次再教育，这本书就是我对这段经历的思考和总结。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尽量引用他们的原话，但书中的每一页都渗透了我的思考，即我对大家需要思考什么以及想要思考什么的总结。如今市场上关于高等教育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但据我所知，直接面向学生的书屈指可数，能够说出他们心声的书，更是凤毛麟角。

本书一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讨论了美国精英教育系统本身，我把它简称为“一个强迫你选择是学习还是成功的系统”。教育是社会表达价值观的一种方式，也是社会传递其价值观的方式。虽然我经常批判那些挤到重点学校的孩子们，但我真正批判的是，强迫孩子们这么做的大人。

第二部分，我会阐述现在的学生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摆脱这个系统。我会谈论学生们应该在大学里做什么，应该如何找到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者”究竟意味着什么等话题。

第三部分，我会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详细讨论人文教育的意义、人文科学的价值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真正尽心的老师和小班授课等。虽然我也会指出年轻人该去哪儿，但我主要还是要说说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第四部分，我又把话题拉回到更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领导阶层，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阶层——他们会运营各种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司。他们运营得怎么样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不是太好。我们今天对孩子所做的一切，以后都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在我看来，我们早该重新思考、改造和逆转我们的整个精英教育系统了。

最后澄清一下我所说的“精英”这个词。现在这个词经常被人们用来指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或任何反对比尔·奥雷利 [1] 的反义词，但在本书当中，我用“精英”指代那些占据社会上层位置的人，既指保守分子，又指自由主义者，既包括商务人士，也包括职业人士，既包括上层人士，也包括中产阶级上层——比如说企业经理、各种奖项获得者以及所有进入重点学校并运营各种机构来满足自我利益的人。此外本书也为当前统治阶级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画像——很明显，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已经到了。

第一部分　优秀的绵羊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哈佛大学资深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William R.Fitzsimmoons）

第1章　那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

“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经这样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学生：他们双修专业，擅长体育，谙熟多种乐器，掌握几门外语，并参加为世界某贫穷地区组织的援助项目，而且仍有精力发展几项个人爱好。总之，于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外，扶贫济困魅力无限。我们似乎不得不向这一群内外兼修、无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种羡慕敬仰的目光。像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一样，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散发的是自信、自乐和自足。在《自由》（Freedom）一书中，约翰·弗伦岑（Jonathan Franzen）这样描述顶尖文理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度悟性”。

这就是我们对当今这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印象，他们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最后赢家。但是现实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从我教过的学生中，包括我在美国各大校园接触过的相当数量的学生以及过去多年曾经与我通信的几百位学生，再加上我曾经阅读过的学生自我心理分享的文章来看，当那层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被剥离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令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我们都承认，学生在高中阶段承受巨大的压力会导致精神焦虑，那么同样是这群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这一切又怎么可能自然地得到改善呢？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群学生根本不会自愈。一项以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大规模调研发现，大一学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评估已经跌落至25年以来的最低谷。美国心理学会曾经公布一份名为《大学校园的危机》（The Crisis on Campus）的报告。该报告中提到，接近一半的大学生觉得自己“无望”；接近1/3的学生承认“在过去的12个月中，由于心情过度低落而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大学校园的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攀升，现在几乎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在接受过服务的学生群体中，被诊断有严重心理障碍的数量翻了3倍，接近整体人数的一半。

斯坦福大学在2006年就本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组建了一支行动组，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提出警告：“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心理上出现了轻重不等的问题，有自卑、发展性障碍、沮丧、焦虑、饮食疾病、自残、精神分裂症和自杀倾向，等等。”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曾经向我表示，我们的年轻一代似乎“被一场抑郁的流行病所包围”。

从高中到大学，这种情况根本没有丝毫改善，而且事情在进一步恶化。大学给予了学生们自己决策的权利和自由，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需要的是强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学生并未对此做好充足的准备。面对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选择依赖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来帮助自己应对困难和诸多的不适。有些学生会选择中途休学或者梦想着休学。曾经有一位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推心置腹地跟我分享：“倘若我们这群人是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汽车，要是哪天车轮子掉下来的话，那肯定会发生在大学这条路上。”

类似的挣扎绝非个案。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负责教学的老师就经历过一件这样的事。他回忆道：“前几天就有一位本科生备受学习压力的折磨，在我的办公室里讨论毕业论文的时候，晕了过去。”另外有一位正在从斯坦福大学办理转校手续的学生也分享了他的心声：“如果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那么就是要完全配合并服从于这个系统。我看到过我身边不少朋友，为了成绩和简历，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友情、爱情、个人探索、课余活动等等。而这些牺牲恰恰又是构建一个人内心和灵魂的基石。”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道：“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鲁录取。”

孤独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这么说：“在耶鲁就读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建立真正的感情。”另外一位耶鲁学生告诉我，她甚至到大四才懂得放缓脚步，结交真正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去看一场电影甚至都是件新鲜事。《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擅长社交的哈佛学子：他们总是在赶场，忙碌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活动，见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约会；这种交际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体。

这些年轻人擅长广交人脉，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真实的友情大相径庭。大学的恋爱无非就是各取所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Ross Douthat）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现象：男女之间存在的“炮友关系”就是为了在最方便满足自己性爱需求的同时，又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职业的发展。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直言不讳地讲出：“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大学里，我总是非常忙碌，而且我喜欢的对象也总是很忙碌。我们根本就难以维持一段有内涵的恋爱关系。”

我们当今的名校大学生，对成就和成功有着一种被压迫式的追求：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再接着去追逐下一个更高更伟大的目标。这种被动的压迫和紧张导致了这些名校生不能从容地去发展一段深刻的感情，遗憾的是，这些深刻的感情是可以化解他们身上这种无时无刻追求成就的压迫感的。更糟糕的是，这种被动的压迫并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杀伤力的是名校生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担心自己成为一位众人眼中的屈服于压力的弱者，因此他们拒绝示弱。

这些名校生从中学到大学，是一群被公认的“斗士”。他们似乎浑身上下都洋溢着自信，而这种自信正是遭到了自我形象保护和满足社会预期的绑架。当迈入大学之后，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广泛和深入，学生们左顾右盼，环视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聪明，更加突显“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此时此刻，他们选择了谨言慎行、乔装自己，其实内心却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斯坦福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名词叫“斯坦福狂鸭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想象一下，一只悠闲的鸭子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漂过，水面之上的平静掩盖了水面之下鸭掌的疯狂拨动。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学生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崩溃》（Meltdown）的文章，这是一位大二学生在发泄自己的无用和愧疚以及常常伴有的“压倒式的孤独感”。这篇文章得到疯传，至少有十几所高校的同学都产生了共鸣。有人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其实我们经常有过同样的感受，但是很少会去承认。感谢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的心声公之于众。”来自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曾告诉我，在这所号称全美大学幸福指数排名第四的高校里，学校为了维护快乐的形象，费尽心思推动校园活动，学生们备感压力，却必须展现给公众一个完美的形象。

除了因朋友之间关系脆弱而感到孤单，这些年轻人与自己也没有建立起来深层的关系。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这些名校生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磨炼”，甚至是“魔炼”：学校俱乐部、乐团、大小团体（音乐，体育等等）、AP课程、SAT考试、晚间活动、周末安排、夏季课程、体育训练、课业家教、“领导能力”、“为他人服务精神”，等等。为了完成这些，为了能够“修成正果”，学生们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对大学的憧憬。从小到大，这些年轻人为了名校的炫目光环而奋斗。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内心的热爱从未被给予足够的尊重，从未被思考和探索过。当他们被艾姆赫斯特学院或者达特茅斯大学这样的名校录取之后，不少学生迷茫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些什么。

《有目标地工作》（Work on Purpose）一书作者拉拉·加林斯基（Lara Galinsky）曾经与我交谈，她指出，年轻人并不擅长关注与他们有内在联系的事物。我之前的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告诉我：“你不可能告诉一个耶鲁学生，去找你的挚爱吧。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找。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这就是我们初到耶鲁时最真实的状态。”

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前院长曾经说过：“太多的学生，在头一两年里就如同在跑步机上循环，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机骤然降临，如美梦初醒一般，对自己之前所有努力付出而到底为了什么感到惶恐。”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女生更加坦白地总结了自己的过去、现状和将来：“我讨厌自己的活动；讨厌自己的课程；厌恶高中里所做的一切，而将来的工作也将会是令人厌恶的。我将如此度过余生。”

成年人大都对这些现象没有意识，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审视事物的角度错了。在过去，对于一位成绩全A的学生，我们大概能够推测，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现在同样是成绩全A的学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隐患。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牧师罗比·帕特里西娅·卡琳-纽曼（Rabbi Patricia Karlin-Neumann）曾经披露：“我们的学生，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总是有办法取得全A的成绩。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看清并认识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争取高分的目标掩盖了自己的双眼。”

之所以难以发现隐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擅长掩盖自己的问题。当我在耶鲁工作时，在很大程度上，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学生并不快乐的严重性。只有当我不在耶鲁任教，脱离了那种师生关系或者学校和学生的关系时，不少学生才愿意敞开心扉。之前书中谈到的那位到了大四才交上真正朋友的女生，在外表看来，给人的感觉绝对是很积极正面的——风趣，友好，真实，聪颖，并且不是那么咄咄逼人。

另外有一位学生，同等的优秀，相当的合群，之后向我承认，自己在大学期间其实极其煎熬。可以想象，当这些学生在高中毕业之际，已经身经百战，他们知道如何讨好自己的老师和教练，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调侃（父母的朋友又是一群名校毕业、小有成就的社会精英）。在这些历练之下，这些学生在大学之前已经锻炼成一群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亲和帅气、口若悬河、八面玲珑的才子佳人。而正是这些外在的形象同时被他们“内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福并有成就。

倘若这些煎熬是出自学习本身，这也已经够让人受罪的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往往容易自我陶醉于学生的优秀：他们的SAT平均成绩，来自高中前10%的占比，录取门槛的高端，加上我们崇拜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排名所出的数据等等。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仅仅从学习成绩的角度来衡量今天的这些精英学子，他们是绝对能应付所有的挑战的。

你若了解这些骄子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极其苛刻地被筛选，那么他们在学术上有如此高的造诣，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这群年轻人如果在体育竞技场上，那么他们就是全明星运动员，从小就已经接受严格训练。无论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到。不管他们面前放置了什么样的障碍，他们都会清除。我的一位在顶尖大学教书的朋友，曾经要求她的学生背诵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写的一首30行的诗歌，她课上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而且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当她在课堂上让学生默写出这首30行的诗歌时，就如同在看一群汗血宝马竞赛。

问题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在他们的教育中，大局的认知是很薄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在一次跟一位在州立大学分校教书的朋友交谈时，这位朋友抱怨他的学生不懂得独立思考；相比之下，耶鲁学生虽然会思考，但也只是在我们要求他们这么做的前提之下才会去做。进一步来说，我所任教过的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往往都是聪颖、有创意并思维缜密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跟他们交流并向他们学习。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学生只是甘于服从学校给他们设计好的框架。鲜有对思考本身抱有极大热情者。更少有人能够领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长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旅程必须是学生本人为自己设计和践行的。

对学生的洞察并非我一人独创。我的一位在艾姆赫斯特学院任教的朋友曾经与我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他的一位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来找他寻求写作方面的帮助，但是这位学生之所以现在有时间寻求帮助，是因为他已经被医学院录取。倘若他现在还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他肯定不会额外花时间来学习写作。另外一位在一所顶尖的文理学院教艺术的朋友说，她的学生是非常愿意接受创造类的挑战的，前提是做这些事能够帮助他们拿到A。

我在耶鲁大学的一位教计算机的同事提出了更大的怀疑：“我很难想象如今的耶鲁本科生会花整个周末的时间卧床吟诗或者是与电脑为伍，编写一套突破性的iPhone手机软件。”他难免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对各种事物激情四射的奇才和怪才遍地开花，而他们也让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

学生无止境地追求课外活动，不仅仅侵占了自己的空余时间，更牺牲了理智探索的机会，结果就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时间能够全身心地去倾注于某种挚爱。大卫·布鲁克斯和其他一些观察者发现，如今已经再也没有那种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知识分子性质的对话了。而来自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波莫纳学院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一位普林斯顿大学大四学生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在暑假期间往往要比在平时更高效，更有创造力，做更有意思的事情。我真的想了解这其中的奥秘。”

来自另外一所学校的一位女生在写给我的信中透露了一些关于她在耶鲁就读的男友的境况：

在上大学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写短篇故事上。上大学三年之后，他已经变得极度不自信，令人惊讶。对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问题，我的那些在公立大学读书的朋友根本不会去思索，比如独自用餐的现象是否会被人解读成是“社交弱者”，但他会去思考，并产生焦虑。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博览群书，对任何耳闻过的书籍，他都会快速阅读该书的首尾两章并囫囵吞枣式地阅读大量的书评，以便自己能够快速全面了解书的内容。而他的这些行为只为我一人所知，同时我也知道，他并非不喜欢阅读或者学习，而是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讨论，比起一个人安静地读书，在人前讨论有着明显的社会奖励。

当然，任何现象都是有例外的。那些纯粹的追寻者、思考者，甚至是“怪才”，他们不管学校和周边人群的想法如何，他们就是以最纯粹的方式去追求并获得教育的真谛。但是往往是以这种心态求学的人，在现在的大学里显得另类。一位耶鲁学生说：“耶鲁并不能够善待探索者。”另外一位学生说，她的一位朋友因为耶鲁非常令人窒息，因此选择了转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学生表达的遗憾：这种窒息是来自与周边人的强烈反差——当你身边的人并不在乎出卖自己的灵魂时，你却要去关注并滋养自己的灵魂，这几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我所列举的案例往往与耶鲁大学有关，原因并非是我有意针对该所高校，而是因为我过去的教学经历大部分时间都在耶鲁。如果读者认为我在批判耶鲁，那就误解我了。事实上，我认为相比较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和华盛顿大学那种血淋淋的职业化教育，以及相比较于反理智型的院校，如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耶鲁排在这些综合性质的顶尖大学前面，它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上是最优秀的。这里暂且不与文理学院比较。如果耶鲁在这个群体里已经算是最优秀的，那么这个最优秀的也是够糟糕的了。我所说的可能令人惊悚，但绝非危言耸听。

倘若说我在过去的几年里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的这些名校大学生在迈入大学之前，既不是一群温顺的绵羊，也不是一帮无畏的机器人，更不是一些极少数的极端愤青。绝大多数学生如同他们的师哥师姐一样，处于中间地带，十分理想化并带有一份孩子般的纯真，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并试图追寻其中的奥秘。恰恰还是这群学生，同时又不得不与进入名校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相抗争。

19世纪美国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曾经说过，所有的教育体系都会教出有着自己特点的人才。如果你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那么你从小就学会了去争取并珍惜那些能够衡量你在每个阶段向精英迈进的指标，比如成绩以及奖杯。获得这些你将会被认可并得到赞美，你的父母将为你沾沾自喜，你的老师将颜面有光，但你的对手将咬牙切齿。当然，顶尖大学的录取将会是最具分量的，最能彻底地向世界展示，你已经成为精英的一分子。当我们认为顶尖大学的录取终于给自己的奋斗画上句号时，其实这才是这场游戏的序幕。在进入大学之后，游戏愈演愈烈。这次游戏中的筹码是GPA、优等生联谊会、富布莱尔奖学金、医学院入学考试、哈佛法学院、高盛等等。这些游戏的筹码不仅仅代表了你的命运，也代表了你的身份，可能更代表了你的价值观。这些筹码就是你和你的价值。

这场游戏的最终信条就是资质至上。每个人的课外活动无节制的忙碌，忽视学习和探索，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为自己的简历加分，生命就是不断地积累证书，就是不断地竞争。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曾经建议：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一个活动，那么一个高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入门门槛。

多纳特在个人的哈佛回忆录《特权》（Privilege）一书中提到，学术上的偷工减料普遍存在，知识分子们不再为了学习而学习。以前学生或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学术领域自由探索，随心选择并尝试一些专业之外的选修课，他们可能在这个自由的探索过程中偶遇自己喜欢甚至热爱的新鲜事物。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魅力所在。但是现在不同了。如今的学生必须要取得一个认证，因此双学位盛行。一个偶然机会，我遇见了一位同时修4个专业的学生，他以此为豪，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资质至上的心态限制了人对教育的理解，使人们把教育的价值用短期的回报率或实用性的狭隘目光来衡量。因此，在众多的顶尖学校里，经济学成了众人皆爱的专业。

1995年，在排名前10的综合性大学以及文理学院中，经济学专业是其中30%的学校最受欢迎的专业。到了2013年，经济学专业已经成了8～14所顶尖高校人气最旺的专业，特别是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教育关注度不同的文理学院，排名前10的文理学院中的4所——威廉姆斯，米德伯理，波莫纳学院以及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经济学也独占鳌头，很有可能在阿姆赫斯特、索思摩学院、卡尔顿大学和卫斯理也是如此。不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文理学院，在各自排名前20的学校里，经济学在其中的26所（共40所）里都是最受人追捧的专业，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类似和一致啊。

与此同时，金融和咨询不约而同地也成了最受人追捧的职业选择。2007年的哈佛毕业生，在所有已经落实全职工作的大四学生中，从事金融和咨询者占了一半。随即而来的金融风暴虽然短暂地影响了第二年的招聘和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仍有将近一半的哈佛毕业生选择了这两个行业，超过一半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生以及超过1/3的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同样也是如此。2011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中，仅仅从事金融行业的毕业生就高达36%。

相比较而言，耶鲁大学2010年的毕业生中，只有25%的学生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虽然“只有”25%，听起来是一个相对较低的百分比，但是耶鲁的一位大三学生——玛丽娜·齐根（Marina Keegan）就此写了一篇公开论文，严重质疑在耶鲁这么一个如此多元的校园里，为何还是有如此高比例的人选择了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关系到毕业之后的发展，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我对大一学生进行一次科学并可靠的调研时，问他们对毕业之后的计划和憧憬，没有一个人谈到咨询或者投行。

那么根源何在？为什么如此多的名校毕业生最终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行业？这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仅仅是欲望吗？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些人的成长之路，你会发现，这些年轻人已经非常习惯于迎接挑战，因为克服种种困难才能够出人头地，才让人觉得有安全感，才让人觉得有价值。比如说在高中期间，这群优秀的学生都以进入最顶尖的名校为共同的目标，也经历了种种类似的挑战。当进入大学之后，目标就不那么明确了。方向多重，道路多样。

申请大学，如齐根所说，有一张统一的申请表格，但是成为音乐家是没有表格可言的。一个人如何成为一名企业家、一名政治家或一名剧作家？如果想在国会，硅谷或者《纽约时报》工作，那又如何去争取呢？还有哪些工作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工作怎么找。因为没有统一的表格，没有统一的挑战去克服，当毕业在即，不难想象有那么多学生四处奔波，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追逐。

你将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这些名校年轻人肯定听说过，他们的选择是无限的。他们对这种说法司空见惯。当然，一旦你做出选择，那么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我的一位耶鲁学生，在毕业多年之后给我发了一篇原创文章，标题是《潜在可能性的自我矛盾》（The paradox of potential）。耶鲁的学生，如同干细胞，在决定成为什么之前，事业的选择是无限的。但是一旦决定了，那么无限就转变成了有限。“我和我的朋友并非去尝试过上千种职业道路，游遍了世界各地，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实上，我们都是抱着从众心理，在一条久经测试过的职业道路上，步步谨慎，步步为营，确保自己能够在几年之后有所收获。同时还是能做回干细胞，与大家一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顶尖的咨询公司完全利用了这种心态。首先，它们每年会空降到顶尖学府的校园，鼓励多数人来申请，但最后只招聘少部分人，整个过程让人觉得竞争门槛很高。这些工作经历不仅仅能够为你的个人简历增色，同时在你从事咨询工作之后，还是照样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这样的机会简直太吸引人了。咨询性质的工作本身极其类似于大学：深刻的研究分析，各类信息的融合，清晰有效的沟通。完成这类工作并不要求经济学背景，甚至咨询公司经常会招聘一些人文学科的学生，只要你聪慧、勤奋并精力充沛。当然，我们不能不提，这样的工作会给你带来丰厚的收入。

我的一位学生曾经告诉我：

耶鲁毕业生和同等级学校的毕业生总是觉得，如果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挣不到10万美金的年薪，那么自己的名校文凭就等于浪费了。很多常春藤盟校毕业的学生都有这种心态，他们认为哈佛、耶鲁以及同等的学校的文凭，就应该获得认可，咨询类工作完美地满足了这种心态。从我身边加入咨询行业的同学和朋友中我了解到，他们加入咨询公司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能做”。极少数人有了这样的机会，还有勇气做出其他的选择。

相比咨询工作，投资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另外一位学生说道：“华尔街对大学生的心态了如指掌。顶尖大学毕业的学生是一群极其聪明，但是又完全缺乏方向感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拥有最强的大脑和无可挑剔的敬业精神，但是严重缺乏对自己的洞察力。”大学毕业之后倘若选择法学院，虽然需要再等几年才能兑现经济上的高回报，但是法学院对学生的吸引力类似于咨询或者投行。华尔街、咨询公司和法学院如果都被归纳为营利系列的话，那么“为美国而教”就是非营利系列中认可度最高的代表。虽然该组织跟华尔街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们对大学毕业生的意义是一样的：紧锣密鼓的招聘会，高门槛的筛选机制，清晰的职业发展道路，短暂的时间投入，个人简历炫目的光环。完成“为美国而教”之后，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比如加入贝恩咨询公司或者摩根士丹利。因此“为美国而教”其实是在非营利系列中的投行或者咨询公司。

在这几个选择中，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这些职业本身并没有问题。虽然在表面上这些工作的背后是丰厚的收入，也因此让我们错误地认为，名校生受钱所驱使才选择了这些工作，但是学生选择这些职业的最根本动机并非个人欲望，而是一种行为惯性，是在大学之前以及大学期间所形成的生活、做事和思考的惯性。他们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并没有了解自己内在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对这些年轻人来讲，最大的疑问是：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有哪些工作是值得去做的。

这些优秀的学生在求学期间一直被灌输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思想，被教育要拥有“只要想做，都能做到”的信心，但是最后，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从事一些极其类似的事情。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在他们的眼前消失，如教会、军队、政治、教学，甚至连基础科学的学术研究也不再受关注。如果做个横向对比，我承认，现在的年轻人作为一个群体确实比几十年前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参与度，他们更关心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并愿意为之投入精力。我也承认，现在的年轻人更具有创新或者创造的激情。就算这些年轻人在离开大学时，能够保有对将来的憧憬或者奋斗目标，但是，当他们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去实现那些憧憬的时候，往往还是受制于“三驾马车”：财富、资历和声誉。至少在最顶尖高校出来的学生正是如此。

我在耶鲁的所见所闻，在美国的其他高校也普遍存在。每个人看起来都极其正常，每个人看起来又高度一致；没有披头士，没有“小混混”，没有艺术学校类型的学生或者文艺青年，没有女汉子形象的女同性恋者，也没有穿着卡西基的黑人学生。极客看起来不再是那么极客范儿，时尚的也不再那么时尚。每个人的穿着似乎在时刻准备着去工作面试。我很想告诉这些学生，你们都很年轻，为什么不闯一闯呢？

表面上我们在呼吁“多元化”，但现实就是香草味，只不过是挑出了32种不同口味的香草而已。我并不是惋惜那个已经消逝的学生运动年代，那时大学曾经被公认是一个尝试和挖掘不同自我的舞台，但是如今的大学生似乎都在向一个方向靠拢，在校期间就已经开始模仿中上阶层的白领。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写信总结耶鲁：“不论耶鲁的大一新生有多么多元，耶鲁的毕业生都严重同质化。”

每个人都从事同样的事，是因为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这种现象就如同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描述的“三文鱼赛跑”或一位密歇根大学的毕业生所说的“生产线的运输带”。这背后的驱动因素就是“三角欲”：当你观察到众人都在追逐同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判断它肯定是有价值的。作家迈克尔·路易斯（Michael Lewis）把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理称为从众心理——法不责众。这里的“法”是自然界的法，因此大家都会觉得安全。

所有决定动机的关键在于安全感。剥开“安全感”这件外衣，你看到的是应得利益。方向感的缺失以及不想失去机会，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恐惧。在精英学生光鲜亮丽的外衣之下，是一双“害怕失败”的魔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精英学生，通过了目前竞争白热化的大学选拔，被名校录取，他们的人生简历上只有成功。因此他们最恐惧的是，将来自己不成功。他们无法从失败的恐惧感中挣脱出来。他们一直被不成功的可能性套上枷锁，害怕失败，这种心理从他们的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将来不成功时就已经播下了种子。对于精英学生来讲，失败，哪怕是短暂的失败，都会影响到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定。

当你的生活中没有被给予犯错空间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错误任何机会。这一切使得人对风险极力回避，这也是为什么精英教育阻碍个人成长的一大原因。

前任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Harry R.Lewis）曾经写道：“由于学生们都不愿意去上一门自己没有把握取得优秀成绩的课程，因此大家无法拓展并超越自己已经熟悉的领域。大学教育的本意是提供机会给年轻人去尝试和探索，让其发现新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内在的新的能力，但是因为学生们都不甘落后于他人，而且每个人都要保证自己多才多艺，因此大学教育的本意已经荡然无存。当波莫纳学院的一位学生告诉我，她很想有机会去深入思考自己现在所学，但又对没有时间很无奈的时候，我建议她是否考虑放弃争取全A成绩的念头，这样便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她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似乎在责怪我试图向她灌输某种邪恶的想法。”

由于面临大学之后的人生选择，这赋予了大四那年某种特殊的意义。学生们在求学时期步步为营、做事谨慎，面对毕业后的生活他们更加求稳，因此很大部分学生做出了相似的选择。你是否记得我的一位学生曾经说过，在众人做出相似的决定之时，能做出一个不同的选择绝非易事。许多学生向我讲述，在大四那年备受来自同伴的压力，说服自己追求不一样的生活价值，要经历一番挣扎，自己往往会被认为很另类。人们经常告诉他们，放弃那些稳当的机会是不可思议的，而他们自己所追寻的虚无飘缈的“另类”追求将是不会持久的，甚至从刚开始就不应该有那样的想法。

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毕业而远去，尽管有一部分学生或是出于理想或是无奈，在做出决定之后，不再回头，持之以恒地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更多的学生则会长期深陷于那种选择的迷茫和压力之中。我身边就有不少聪慧的年轻人，不愿意屈就于自己不喜欢的职业，但同时也一直没找到自己的挚爱。其中有一位不仅深陷焦虑和恐惧，也深陷对成功的渴望。他们并不是不想追求卓越，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同伴的压力：他们总是在对比和观察之前的同学都在从事什么伟大的职业，如果自己不能继续取得名誉或利益的话，那么自己将会是一个失败者。

我的另外一位学生在几年前加入了一家咨询公司。每当他返回母校招聘时，我们总会小聚。在每次的言谈中，他总是表示自己想离开咨询行业，去做一些更具创新、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要放弃他久已习惯的优越的生活方式，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知道如何去达到自己的目标。言外之意，他已经迷上了金钱。

与之相对比的另外一位学生，是一位具有写作天赋并且看淡名利的人。在毕业之后，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初衷。她曾经写信给我：

每日我都有一种冲动，想寻找一支往上爬的楼梯，然后把我接下来的15年贡献于它，但是每日我都会战胜这种冲动，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种恐惧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那并非是我想要的。如果能够让我不费力气地成为《纽约时报》的资深编辑，那么我将不会满足。但是，罪恶感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就如同一张网笼罩了我，捆绑了我。我必须要找到新的办法挣脱这种难以控制的情绪，一旦它袭来的时候，我感到窒息，我无法思考，更不用提写作了。我知道很多耶鲁毕业生都深受远大抱负的痛苦，我直到现在才如此深刻地有所感受。

精英的矛盾心理是一种全球现象，并非美国专属。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和条件已经影响了全世界，无论是上海的、首尔的还是孟买的学生，都在按照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来规划和准备。目前美国已经有大约10%的学生来自海外，他们主要来自加拿大，英国，尤其是东亚和南亚，比如印度、新加坡、中国、韩国、菲律宾和日本。“我为你的这本书对现代教育的完美诉讼表示由衷感谢，”一位在加拿大读医学院的学生与我通信时这么说，“你的书里所描述的精英心理状态超越了常春藤盟校。”“在印度，我们有自己的常春藤盟校，它们是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你书中所讲的每个现象我都曾经在印度目睹过。”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处理，到最后就会导致“成功者”的中年危机。哈佛大学资深的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有几句很精辟的评语：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夺目靓丽的精英高校，倾国倾城的国色天香，无数学生和家长愿意为它的美而付出一切。当我们认为这些名校能够为你带来无限机会的同时，我们是否考虑过，这种对名校的一厢情愿也伤害了我们自己呢？

比如它们限制了我们对生活的遐想。我们不再去考虑成为一名教师、一位神父或者一位工匠。从事这些职业简直就是浪费名校的教育。我的父母会怎么想？我的朋友又会如何看待我？在毕业后20年在纽约举办同学会之际，当初的同班同学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富豪或者高高在上的社会名流时，我又该如何面对他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难道我不应该在这些人之上吗？当你一旦陷入了这种思考的深渊，你就给自己的双眼蒙上了一层布，整个世界都在你面前消失了。

就算是你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有一丝领悟，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告诉耶鲁学生，去寻找你的挚爱吧，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何去找。当然，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挚爱，那么还不如在华尔街上叱咤风云。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培育出了高智商、有成就的二十几岁年轻人，但却没有教育他们领悟生命的追求，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缺乏新生活的想象力，在内心深处，他们也缺乏勇气和自由来创造自己的道路。

第2章　「哈耶普」的上位史

这一切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呢？我们的大学招生录取标准支撑起了整个教育系统，或者说教育围绕着招生而运转。学生从孩提时代到青春期，从大学到进入职场，不论是教育方式还是教育结果，无不受制于大学招生这根指挥棒。你是否好奇，今日的招生标准从何而来？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能仅看过去10年或者15年的情况，而应追溯历史。毋庸置疑，今天的精英学生相较于20年或40年前的精英，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程度。因为教育这个系统工程影响了几代人，当今的美国职场人、中产阶级、精英阶层，那些掌控我们政府、经济、文化的人都经历了教育的洗礼，追溯教育系统的根源也就是研究这些人的根源。要做好这件事，就要回到起始。

追根溯源，我们要回到之前的那段时间——镀金时代，具体来讲就是19世纪末。这里有一点不同于大家的认知，常春藤盟校并非一直以来就是富家子弟的专属。在南北战争之前，常春藤盟校是规模较小、区域性较浓的学校。在校就读的学生中，有少部分人确实是绅士的后代或他们本身就是新绅士，但更多的富家子弟并不会考虑选择这些学校。在当时那个年代，美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整个国家的经济仅由几大块区域性经济构成，因此富家子弟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E.迪毕·波茨尔（E.Digby Baltzell）在他的著作《新教当权者》（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中谈到了慢慢改变的格局。工业经济的爆炸式发展，催生了新的财富以及财团控制的政府。铁路系统把原来分散的区域连成了整体的网络，区域经济演变成国家经济。原有的地方性精英开始意识到，应该成为全国性的精英，并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新贵们需要通过交际让自己成为被众人接受的贵族；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南欧和东欧汹涌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所有的新贵为了竭力保护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层社会开始了强大的反犹太教和反天主教的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阶层是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

通过作家波茨尔的笔，这一教派不仅众所周知，其性质也慢慢清晰化。既讽刺又矛盾的现象是，当盎格鲁-撒克逊在美国成了新贵之后，他们重蹈覆辙，充当了当年他们自己为了追求平等而反对的英国贵族阶级。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为自己的阶层创建了形式丰富的学府和机构。到了1880年，私密会所开始出现，如巴港和纽波特已经建立起来。第一家乡村俱乐部于1882年成立。格罗顿学校于1884年成立，它虽然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所大学预备学校，但它却是第一所模仿英国贵族学校而建立起来的学校。《社会登记》（The Social Register）于1887年开始出版。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于1890年成立。在很短的时间内，贵族们开始逃离大都市，向乡下搬迁，如费城的主线（Main Line）就是新的聚居地，全国性乡村学校的创建也拉开了序幕。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设立了不少机构，其中有一种机构虽然并非是他们建立的，但是他们对它却有绝对的影响。当时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各自都开始招兵买马，书写自己的历史：哈佛是“黄金海岸线”富家子弟的聚集地；《耶鲁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是当年相当有名的一本关于耶鲁本科生生活的小说；普林斯顿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这类精英学校为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平台，方便了他们与来自全美各地的类似背景的家庭搭建人脉，巩固自己的价值系统，并相互认可彼此在社会顶层的地位。与此同时，大学为了吸引新贵，着手弱化自己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大力鼓励课外活动。而体育，特别是竞技类运动，比如能够充分彰显“男子汉”形象的美式橄榄球，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诞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这一手段果然奏效，大学普遍都成功扩招：哈佛从19世纪60年代每年招收100名学生扩展到1904年每年招收600名学生。学术被抛到了窗外，只有少数人会认真对待它。派对、恶作剧和高人一等的心态开始在学校的主流生活和社交圈蔓延，同时来自大学预备高中的学生成了大学主力军。借用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的话，“哈耶普”三驾马车，正是在19世纪的80年代奠定了它们龙头老大的地位，为其他学校设立了风向标。

没过多久，问题接踵而至。卡拉贝尔教授在她的著作《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YP）中揭露，虽然录取是根据入学考试成绩而定的，但是有些科目，如希腊语和拉丁语，公立学校根本就不提供，因此美国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被名校录取，但是来自“对口学校”的学生，不管他们成绩有多糟糕，还是有机会被录取。比如说格罗顿学校在1906年到1932年期间，有405位高中毕业生申请哈佛，402位被录取。

这种录取方式保证了学校与上层社会的关系，但是导致学术水平直线下降。面对这种变化，这三所高校开始有所行动，到了1916年，学校取消了古典语言作为大学入学的要求。随之而来的是公立高中申请人数的井喷式增长，其中大城市的公立高中生很多是犹太人。随后，哥伦比亚大学在两年内的时间，减少了近一半的犹太学生，但这还是不能阻止上层家庭抛弃哥伦比亚大学。

目睹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三驾马车有了前车之鉴，想尽办法不重蹈覆辙。为了阻挡犹太申请者，一系列新的入学要求开始实施：教师推荐信，校友面试，对运动员或者有“领导特质”学生的偏好，给校友的子女加分，更加强调家庭背景，减弱学术能力的比重等等。学校宁愿录取来自美国中西部新教背景家庭的孩子，也不要录取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勤奋的草根”，即便中西部的孩子不是最聪明的。

由于仅仅依赖于申请者的名字无法辨别学生的身份，因此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要求申请者提供照片。“气质”成了新的代名词，包括申请者的举止、形象、语音语调，等等。“耶鲁人”的气质，之前只需从固定的几所高中录取学生就会有所保证，但在这个新的时代，则由主观的审核来判断并维持。从此，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应运而生。

这种“生态系统”一直完好无损地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三驾马车的生源主要还是来自大学预备高中，而这些学生往往都是富家子弟。学校虽然没有官方说法，但是犹太学生常常被有意限制。原来的老男孩俱乐部那一套文化还在继续发展，诸如闭门握手言事、对口学校输送学生等等。即便到了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平均10个位置也只有13位申请者竞争，而耶鲁大学的录取率为46%。一般而言，在申请之前，你就知道被录取的概率，如果概率不大，那也就没必要申请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表面平静之下的暗流，已经聚集了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原来的“生态系统”。詹姆斯·B.柯南特（James B.Conant）时任哈佛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开始逐步提高学术标准来为更多的学生打开哈佛之门，以便吸引到更多优秀的学生。为了能够识别出那些聪慧的学生，弥补原有固定渠道的生源，他把目光转向了刚出炉不久的心理测量学测试——SAT。

柯南特校长是一位改革者，但不是革命家。他所主张的改变是逐步进行的，在接下来的30年循序渐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顶尖大学的SAT平均分为500分，是美国SAT的中间值，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顶尖大学的SAT平均分已经高达625分。

哈佛进行了改革，耶鲁则选择了革命。当时的耶鲁校长是小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他认识到，如果精英阶层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想继续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必须能够更好地接纳处于上升期的社会团体，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当时社会的众多变化是由不得这三驾马车忽视的。

布鲁斯特于1963年开始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把学术潜能提到录取标准之首；推翻了“全能手”的录取思路，取而代之的是“某方面有建树的特长生”；减弱了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向；整体取消了个人外表特征的考虑（最后一条的改变也导致新一届学生身高平均下降了1.2厘米）；学校结束了与对口学校的亲密关系，不再限制犹太学生数量，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全额助学金；少数族裔学生的平等政策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炉。1969年，耶鲁从单纯男校转变成了一所男女混校。

布鲁斯特校长动作太大，一口气摧毁了原来固有的系统，以至于耶鲁的校友迫使他取消或者扭转一些新政策，特别是要保持对运动健将和校友子女的特殊考虑。但是大时代在改变，时机成熟了，任何反对声音都只是沧海一粟。1965年，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婴儿潮开始进入大学，这更成为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转折点：美国从原有的贵族制进入了崭新的任人唯贤、精英领导制；从阶层、“人品”、人脉转向了考试和成绩。

这就是我们现今大学录取机制的由来，你可能会发现，今天的录取与之前的差异并不大。布鲁斯特校长和其他大学成功地为大众打开了精英学府的大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废除原来固有的大部分标准，比如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好。新系统不过是在旧制度上增加了一些新的砝码而已。也就是说，今天的申请者除了要满足原有的条件，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让我们稍微品味一下如今顶尖大学给所有学生制定的门槛。虽然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学生都是体育健将，有能力参加最高级别的竞技，但是我们要求所有学生都具有运动员精神，并且是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在过去，这种学生，一般是通过参加一些只有在大学预备高中才有的体育项目，如击剑，划船等，才能既具备技能又拥有优雅气质。我们又要求学生有一定高度的艺术造诣，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表现。要做到这些，其背后是需要时间成本和家庭文化支出的，而在当时，这属于上层家庭的追求。我们还要求学生们具有个人魅力（用老一辈的话来讲就是能够社交，行走于不同的俱乐部），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参加面试并提供推荐信。我们又要求他们展现“服务”精神，而这种“服务”无非就是现代版本的贵族式恩典，是一种对低端人群的施舍。最后，我们需要“领导者”。如果学生仅仅是学生会一名成员，那是不够的，他必须曾经主持过学生会，或者是话剧社社长，或者棒球队队长。不管怎样，你给人的印象就如同一位“储君”，是未来的领导者，这与百年前私立学校绅士培养方式如出一辙。

原有的顶尖大学招生录取无疑是依照顶层家庭背景而设计的，后来布鲁斯特校长提倡对学术高标准的追求，这超出了顶层家庭所擅长的范围。如今我们有一系列的标准化衡量标准，如SAT、AP、GPA、奖学金证书，等等。现在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拥有原来的贵族阶层特质，而且还要展现出现代贵族特征。难怪他们是如此的繁忙和惶恐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招生录取游戏规则的唯一变化就是竞争趋于白热化：录取率降低，对申请者要求提高，学生压力增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枪声一响，每个人都成了主动或被动参赛者。到了1968年，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录取率均已降至20%以下。到了1974年，美国举国上下的高中生都为SAT考试而痴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尼古拉斯·雷曼（Nicholas Lemann）在他的著作《大考验》（The Big Test）一书中分析了其中的前因后果。事实上，我自己的兄长就是当时的一位参赛者。20世纪70年代大学申请者数量激增，导致学生压力剧增，当然，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数也相应增加。当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拥有大学学士学位时，名校俨然已成为使自己鹤立鸡群的台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富裕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占尽了优势：聘请SAT私人教师帮助提分，雇用自荐信导师（也就是代笔者），以校友捐助的名义影响录取结果等等。另一方面，大学鼓励，越多的AP课程越有竞争力。如果学生想要在高中最后两年上更多的AP课，那么他最好从初中开始就有所规划。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这代人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大学开始更加主动地吸引新生。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和电信业的管制，使得交通和通信成本降低，因此高校的市场推广也走向了全美，而且家长也更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更远的地方上大学。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提前录取机制作为高校尽早锁定优秀生源的有效方法，在这个时候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如果高校之间、家庭之间的竞争还不够激烈的话，那么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American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布的前所未有的大学排名真的把名校游戏炸开了锅。对高校来讲，录取数据一直以来代表了名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竟出现第三方机构发布统一的数据，囊括所有大学，并为大学排名。

到了1987年，一群由大学校长组成的代表团集体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交涉，要求对方停止排名行为，可惜为时已晚。整个围绕名校录取的产业已经爆发，从考试培训到咨询顾问，从家教到名校录取指南等等。一本开创先河的名校录取书籍——《如何敲开常春藤盟校之门》（How to Get Into an Ivy League School）于1985年出版，作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观察到，对追逐名校的痴狂症在1988年正式爆发。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任意选择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的录取竞争比之前更残酷。美国的婴儿潮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大学入学新生数量一直在减少，直到1997年，局面才开始扭转。在接下来不到10年时间里，大学新生就已回到了婴儿潮入学时的水平。回顾过往的20多年时间，美国大学生源已走向全球化。大学变得更擅于做市场营销，明明知道有些学生根本不会被录取，但是大学还是鼓励所有学生都来申请，为的就是降低录取率和得到漂亮的招生录取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象征着学校的社会地位，而且更有实际意义。高校就如同商业机构，运营一所学校需要经费，因此也时常需要贷款。金融机构对学校信贷的考量标准之一就是录取数据。商业机构在乎的是自己的利润，学校在乎的当然就是录取数据了，而且这些数据需要逐年美化。

过去20多年让人有一种跨时代的感觉，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名校游戏2.0版本”已经诞生。第一代名校生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而他们的父母本身要么读了公立大学要么根本没读过大学。名校对第一代人来讲，是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但是第二代名校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本身都是名校毕业生，后来又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这群家长眼中，名校对自己的孩子来讲是必需品，而不再是改变生活的一次机会，并且在他们看来，精英式的生活方式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自从1992年开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前20的文理学院中，有17所的录取率下降了超过30%；排名前20的综合性大学中，18所录取率下降超过了50%。范德堡大学的录取率从65%下降到14%，芝加哥大学录取率从45%下降到13%，哥伦比亚大学从32%下降到7%。2011年提前申请杜克大学的学生数量在2010年14%的涨幅基础上又增加了23%。2013年，哈佛、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了超过了31000份申请，这些申请争夺不到2500个席位，相较于6年前，增幅已经超过50%。

或许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对今天的大学录取感到陌生，甚至对今天名校学生也会有种陌生感，今天的名校生仿佛与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很不一样——他们简直就是超人，或者是超能力的“机械战警”。观其原因，那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公平为主题的录取革命运动代替了原有的上层社会那种依赖于人脉的游戏规则，只是如今这个游戏的时间和空间战线拉得更长了。

在1981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身边进入顶尖名校的同龄人通常上3门AP课，参加3项课外活动。如今的水平通常是7或8门AP课，9或10项课外活动。在2008年，我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员有机会轮值一天参加招生办录取工作，观察并学习招生办的工作流程。学生的课外活动列表在招生办里被称为“个人炫富”名单。如果你的课外活动只有五六项的话，招生官从一开始就会注意到，这样的申请简直就是出师不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在他的书《特权》中谈及，一位学生有12项课外活动，多纳特称其为“典型的全能冠军型哈佛履历”。而我指导的一位耶鲁学生就考了11门AP课程。

建立这么一套评判标准并非招生办的责任，他们无非是执行来自高层的指令而已。在招生办工作的一天，招生办团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招生官不仅仅要在漫长的冬季整理上万份申请材料，他们各自还需要非常熟悉自己负责的地区。那天我所在的小组负责审阅宾夕法尼亚州的东部区域，实际上就是费城周边的乡村。一位大概30岁出头年轻的招生官，对该地区的特点有着惊人的熟悉程度。他通过无数次的现场招生咨询，对每所高中了如指掌，并与辖区高中里的升学指导员、当地的校友以及第三方协助资源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我当时参与招生办工作时已是春季，因此提前申请环节已经结束。所有的申请者，根据他们档案里的各种指标（如SAT考试成绩、GPA、成绩排名、教师推荐信、有专长的运动员、校友子女、多元性等），每位学生会得到一个综合性评分，从1分到4分。1分代表最具有竞争力的人群，他们将会没有任何悬念被录取。

在那天午餐休息时间，我想看一个1分水准的申请，招生办给我展示了一位英特尔科学奖得主的申请。除了1分的人群之外，3分和4分占了剩余申请者的3/4，而这群人被录取的希望渺茫，除非是国家级运动员或者是最高级别的捐赠家庭。后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会被录取的。我们花时间最多的是2分的人群。在6个小时的招生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我们排除掉100-125个申请，平均速度是每三四分钟一个学生。该区域总共有40个名额，我们的任务是从2分的人群里选出最合适的10-15名学生。

这位年轻的招生官为每一个申请做了陈述，他的语速之快以及语言的专业性，如狂风暴雨般打在我的身上，而我只能是临场招架，边做边学。

“Top checks”代表推荐信的质量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

“Good rig”代表学生在高中修的课程达到了让人基本满意的程度；

“Ed level 1”说明家长的教育水平低于大学，这从侧面反映了申请者成长和生活的现实艰难程度；

“Lacrosse#3”意味着这位学生在大学体育教练青睐的学生中排第三；

“MUSD”代表这是一位拥有最高音乐造诣的学生，将来很有可能走职业路线；

“T1”指的是第一封推荐信；

“E1”指的是第一篇学生自荐信；

“TX”指的是额外的推荐信；

“SR”指的是学校的升学指导老师。

我们的讨论过程就是先听陈述，然后发问，再参考一两封推荐信，最后投票决定。我们这组委员会一共5人，3位是招生办的，还有一位代表大学院长办公室，最后一位是我。而我一般都参考那几位招生办的专业人士意见。开此类会议往往很消耗能量，因此会议桌上有一大堆美味可口的垃圾食品来陪伴我们，补充能量。招生办主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演员本·斯坦（Ben Stein），他似乎有两种超能力：一是仅依赖于脆玉米薯片就能长时间工作；二是对申请者材料有着独特的见解。

面对这么多卓越的申请者，我们寻找的是有特殊品质的学生。个人品质（Personal Quality），英文缩写“PQ”，要通过咀嚼推荐信或者学生的自荐信去体会。虽然高分和漂亮的履历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学生只有这两点，往往会被拒绝。而拒绝的原因大概会有“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闪光点”，“不是一位团队建设者”或者“与大众雷同”。

其中有一位学生疯狂地参与课外活动，并提交了8封推荐信，最后众人判他“猛过头了”。我在接受招生办培训时了解到，成功的申请者大概有两类：要么是“全能冠军”，要么是“偏才”。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得足够“偏”，比如说学生的音乐打动了整个耶鲁大学的音乐系或者是获得某项全国大奖的理科生。

实际上，大部分学生还是要争取做“全能型”的申请者，这点与丁克·斯托弗（Dink Stover）在耶鲁的年代就大不相同了。布鲁斯特校长的革新确实让偏才型人才取代了当年老一套大学预备学校式人脉推动的录取方式，而现在的大学提倡招募各路“神仙”：年轻的记者，极具潜力的天文学家，未来的大使或者是语言天才。成功被录取的学生履历上的10项课外活动并非代表了10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其中3、4、5项体现了对某一个领域的专注：数学、艺术或者学生会组织。你必须能够拿得出一两样绝活，同时你必须在其他方面也有卓越表现。

总的来说，你既要“全能”又要“偏才”。你可能早就对自己对科学和数学不感兴趣心知肚明，但是你还是要修微积分，为的就是提高你的课程难度，并且你还要尽力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高中平均成绩和在学校的排名。你有可能是一位对诗歌或者计算机编程有着执着热爱的“异类”，但是你还是需要会吹一种乐器、参加体育活动并且最好是创建一个俱乐部，还要马不停蹄地去赶场。

总而言之，你必须要顾及方方面面，取得全A的成绩，争取领导职位，积累更多的课外活动，这样你就可以将自己打造成一位“超人”。

这种变味的大学录取机制以及它的制订者已经让人难以看清楚它们原来的样子。这种名校残酷的录取标准和追逐名校的疯狂，已经不是由外在的力量所能驱使的了，比如经济全球化或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所能驱使的；其背后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为了疯狂竞赛而竞赛。个人履历的竞赛，就如同两国之间的核武器竞赛。没有一个国家需要20000颗核弹，除非另外一个国家拥有19000颗核弹。没有人需要11项课外活动，除非另外一位学生参加了10项课外活动，那么其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超越他人。我们的孩子的发展就如同长颈鹿的头颈变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畸形。这代人在20年后会成为怎样的人，这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游戏规则已经不仅局限于最顶尖的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或者8所常春藤盟校。借用安德鲁·海克（Andrew Hacker）和克劳迪娅·德雷福斯（Claudia Dreifus）在《高等教育》上所用的词汇，“12所黄金院校”包含了8所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杜克、威廉姆斯和艾姆赫斯特。最极端的竞争、最靓丽的履历、最惨不忍睹的录取率，将永远在这几所大学里上演。

从我过去多年的全美旅行和交流中发现，这种疯狂在更大范围的大学里广泛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可能没有八九项课外活动，但是他们起码也有六七项。我曾接触过来自密西西比大学荣誉学院的学生，他们可能没有修过七八门AP课，但是他们也完成了五六门。即使这些院校学生的抱负、天资、痴狂症以及家长的经济背景可能比顶级院校的稍逊色一些，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与前者大同小异。

每年被哈佛拒绝掉的33000名学生照样会进入到其他大学。到了2012年，65所大学院校的录取率已低于33%，再加上另外二三十所录取率差不多的学校和一些略高于这个录取线的学校（比如女子学校，本来申请的人数就会少一些），那么大概总计有100所高校是属于精英梯队的。事实上，这也仅仅是个保守的估测。有一些不知名的区域性质的文理学院，也见证了类似的问题。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估计，全美每年大概有10%～15%的高中毕业生卷入了为争取名校席位的竞赛中，也就是40万大军，这是个系统性问题。下一章节我将剖析这群人的成长历程——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学校以及他们作为“优秀的绵羊”的内心世界。

第3章　「天才」背后的「魔鬼」式训练

用“杞人忧天”来描述百姓家庭的心态可能有过分的嫌疑，但是普通大众确实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担忧。社会流动性停滞不前，竞争已经全球化，中产阶层艰难生存，资本阶层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年轻人眼里，对未来的憧憬要比在过去任何时间看起来都更令人胆寒。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学文凭被无数人奉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虽然也有人会怀疑，但是大部分人普遍认同一种观点：大学的名气越响亮，教学质量越高。在这样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环境之下，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赢家之一。

美国大学录取的狂风暴雨一直在进行中，这股狂潮席卷全球接近50年，而并非只有7年（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因此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这种疯狂的本质。这个游戏的主题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中产阶层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甚至也不是上中产阶层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实质上，这是资本阶层家庭确认自己在这个阶层里具体排位的游戏。法洛斯先生所估测的10%～15%的高中生人群竞争一流大学，他们并不是高收入人群的前10%～15%，其中有一部分人群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特别是移民家庭。在2012年，家庭收入排在前15%的起点为117000美金。

生活在富裕小城镇上的家庭或大城市里的富有人群在竞争一流大学时，他们的游戏规则不再是能否进入一流大学，而是进入哪一所一流大学，比如说到底是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是塔夫斯大学，而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之间的对比（因为后者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本来，一位聪慧的学生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当上了医生，在布鲁明顿或者戴顿这样的小地方安居乐业，过上一种稳定的生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前面提到的两类家庭来讲，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生活状态。一位母亲曾经给我写信，痛斥自己周边的环境染上了“富裕城镇的资源浪费”以及“对功名上瘾”等疾病。另外一位来自波士顿附近小镇上的母亲也有类似感叹：“身边的压力如此之大，真是不可思议。”

这样一种家长的身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但这类家长又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育儿方式。一种我们统称为“直升机式父母”——他们盘旋在半空，时不时施加压力，时不时批评，他们坚信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严格的、有秩序的、受监督的过程，这样才能培养出能力。这种类型的父母的口头禅就是“让我们来做吧”，比如“让我们现在来练习钢琴吧”。

另一种属于“溺爱式父母”，他们往往任由孩子在一家餐厅里乱跑；在孩子8岁生日时，还会替孩子系鞋带；在平日，他们会盲目地赞美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形容得天花乱坠。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孩子应该追寻自己的热爱和梦想。

虽然这两种育儿方式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它们并不对立，而是如出一辙。不论是张开双臂拥抱孩子，还是攥起拳头给孩子施压，都是源自家长对孩子过度保护的一种冲动。引用作家佩吉·欧伦斯坦（Peggy Orenstein）的话，最可怕的一种误区是，家长认为，只要从小做对每一件事情，让孩子少受罪，那么孩子就能够获得一个稳定并安全的世界。“直升机式父母”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娜·昆德兰（Anna Quindlen）的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幻想可以控制孩子，控制生活：生活如同“计划经济”，可以预测，可以步步为营，控制孩子就会保证他们将来的稳定和舒适。不论是在孩子17岁时，向他们施加压力要在微积分课上拿A，还是在孩子8岁时，为他们系鞋带，两者都是把孩子当成一个自己不能独立运作的个体。

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用了一个很巧妙的词表述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幼龄化”。路易斯院长观察到，身边的学生似乎并不排斥被当作小孩子对待。大学生毕业之后重新搬回与父母居住，在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而且这似乎已形成了一个趋势，如今我们也不足为奇了。但我好奇，天下到底有多少父母喜欢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并为之窃喜呢。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父亲与我讲的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就是要做对事情，培养出完美的孩子。”“完美”对家庭来讲往往是有多层含义的：既是“幸福快乐”的，又是“有成就的”。如果追问父母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培养出“完美”的孩子，或者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件可行的、值得做的事情，其中一个缘由就是，“完美”的孩子才是值得疼爱的。

孩子在这两种方式的培育下，就如同父母的衍生品：“直升机式父母”要求孩子达到他们设定的目标；“溺爱式父母”通过孩子表达自己对自由和稳定的向往。

在《特权背后的代价》（The Price of the Privilege）一书中，临床心理治疗师麦德林·列文（Madeline Levine）指出：“不少父母利用孩子的成就来填补自己脆弱的内心。”《苍白的国王》（The Pale King）这本书的主人公讲得更露骨，也更贴切：“我的家庭就如同一家企业，我的价值取决于我上个季度的业绩。”该书作者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观察到，生活在精英家庭的孩子挣扎于“被认可“和“有价值”之间。用研究人类个性发展的专家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的话来说：“家庭派送出一位孩子，孩子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由的，但其实他们不过是走上了一条完成父母使命的道路。”

大学录取，特别是名校录取似乎汇聚了生活当中各种压力：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那么你会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表兄弟姐妹横向对比；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你经受着来自同龄人的竞争压力；也许你的父母也是名校生，那么你至少也要与父母平分秋色，甚至还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才契合“家族品牌”。在不少家长眼里，自己孩子被名校录取也代表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成功。

麦德林·列文在多年工作中观察到，来找她咨询的学生中，不乏聪慧的有天赋的学生，但是其中很多学生对学校缺乏兴趣。一个普遍性的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一直灌输着狭隘的职业选择，比如强迫学生在“医生或律师”之间做选择。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就迫于父母的压力，不敢弃工从文，因为父母会停止支付学费。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不顾母亲的反对，选择了教育。回顾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博弈，他说道：“我的母亲会千方百计地为我提供资源，帮助我这么一位来自普通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进入精英的圈子。她希望我能够获得一切，但恰恰不让我得到我想要的。”

这些现象似乎与当初父母鼓励孩子要追求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大相径庭，这又如何解释呢？当年父母在教导孩子时，很可能确实是诚恳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包括学校在内。一所私立高中的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作为父母，没有人不支持学校以培养有创意的、独立思考的学生为己任，但是面临升学大战，父母的眼里只有名校。在招生的时间里，学校经常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开篇往往都是类似的：“我通常不会打扰您，但现在……”对于家长突如其来的重视，学校当然心知肚明。

家长的心情学生一清二楚。在《应对学校》（Doing School：How We Are Creating a Generafion of Stressed Out, Materialistil, and Miseducated Students）这本书中，作者丹尼斯·普柏（Denise Pope）分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一位拥有GPA 3.97（满分为4.0）成绩的11年级学生，在升学来临之际，很清楚地认识到父母的焦虑。虽然父母试图淡化常春藤盟校录取的重要性，但这位学生明白，如果真的录取失败，父母对他的看法将会有所改变。对于这种代表性的年轻人心理，麦德林·列文做了以下阐述：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你会听到父母鼓励孩子说，“虽然你的成绩还有所欠缺，但是你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只要你尽力了就好”，但是，你会看到孩子们并不买账。这些听起来似乎是安抚或者鼓励的言语背后，深藏着父母对孩子的高度期望，尤其是在富裕的家庭或者社区里，父母的期望不是“尽你最大的努力”，而是“你必须是最好的”。

优等生的父母往往意识不到，甚至是有意不去了解他们的孩子的痛苦挣扎。列文医生的研究数据显示：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经历抑郁、焦虑、身体不适、使用毒品的比例是最高的。22%来自经济优越家庭的少女被诊断为有抑郁症。私立高中11和12年级的学生心理障碍的普遍性是公立学校同龄人的2～5倍。当出现问题时，家庭条件优越的家长比其他家庭的家长更不愿意去面对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会把问题归咎于孩子的不成熟。

最令人值得深思的是亲子关系，富裕家庭的亲子关系是所有群体里最弱的，与贫穷家庭相比亦然。借用列文医生的话说：赞美代替不了温暖，浮夸的自信代替不了自足的能力。威廉·达蒙（William Damon）是儿童心理发展领域的专家以及《通往目标之路》（The Path to Purpose）的作者，他指出“直升机式父母”的“空中盘旋式”监督和批评并不能等同于对孩子的关注和引导。一位列文医生的患者在讲述自己的高压父母时深有感触：“他们就好像无处不在，但同时又无一处所在。”言外之意，他们存在着，但是并不存在于他的心中。

现实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妈妈就是虎妈蔡美儿（Amy Chua）。她于2011年出版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对美式的“惰性”教育方式进行了斥责，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人抗议她的育儿方式，同时也有不少人赞赏她的风格。暂且抛开双边的激辩，蔡美儿作为母亲所呈现的是中上阶层家庭中的一个极端典范：她对两个女儿的教育，除了无情的压力，就是对“个人成绩”的无限追求。这是大错特错的行为。阅读她的书就如同在阅读一本小说，其主人公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的背后意义。

蔡美儿主张子女对长辈的孝敬和服从，但是受她尊重的父亲就是违抗了自己父辈的心愿，从中国迁居到美国；而蔡美儿本人也是违抗了自己父亲的意愿，从加州搬到了东海岸。这父女两人似乎都竭力搬离原居住地。蔡美儿自己也承认，在职业选择和发展道路上，她犯了很多可以预见的错误，比如试图取悦父母，追寻一份最容易上手的工作，忽略自己真实的感受等等。与此同时，她的婆婆被当作反面教材，批评了她某些模棱两可的观念，比如选择、独立、创意、对权威的质疑等等。但正是这样一位母亲，培养了一位她愿意终生陪伴的儿子。这位儿子光鲜的履历，从普林斯顿本科，到朱丽叶音乐学院，之后去了哈佛法学院，最终成了耶鲁大学教授以及畅销书作者。蔡美儿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丈夫的成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蔡美儿在培养自己女儿的时候，全然抛弃了对她丈夫成长之路的认可。她极尽痴狂的完美主义以及幼稚的占有心态催生了她的恐惧感。在书中，她对自己和家人的夸奖，最响亮的几个辞藻分别是“最棒的”“有名的”“只有通过……才能超越”等等。这分明就是最粗暴的地位向上主义。蔡美儿的整个世界似乎悬挂在一条钢丝上，她必须总是小心翼翼地平衡于荣誉和破落之间，要么你就是“最棒的”，要么你什么都不是，没有其他选择。书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蔡美儿在一家二流的餐厅里拒绝接受女儿为她做的生日卡片，其原因是女儿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这一事件把她作为虎妈的形象推向了最高潮。的确，蔡美儿这样的妈妈应该得到更精美的生日卡片，这就好比并不美味的意大利面包是配不上她的。

也难怪蔡美儿会尽其所能确保自己的两位女儿不能“失败”，就算是她们没有自己的朋友，就如同一片无人问津的并不美味的意大利面包，就算是她们没有快乐。就如同蔡美儿本人所说：“事实上，我并不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如果你仔细听，你能听到她的弦外之音：那为什么我的女儿就可以享受呢？

快乐并不是重点，控制才是本质。她认为，“在中国的文化里，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伸”。既然如此，蔡美儿本人并不像一位母亲，她是一位在自己的母亲眼里永远长不大、永远被母亲监管着、不停地需要呵护和爱抚的小孩儿。她无法以批判式的眼光去审视自己被教育的方式和被灌输的价值观。她女儿的哈佛录取并不能证明她育儿方式的成功，哈佛大学对这种培养方式的认可恰恰反映了哈佛以及整个系统的弊端。

在与顶尖高中的一些老师交谈中，我发现他们最清楚教育系统的弊端，他们也希望能为学生做得更多。在这类学校中，总会有一些老师，他们身上具有一种打破常规的勇气，就如同一群“优秀的黑色绵羊”。他们自己也是在这个系统里成长起来的，在人生不同阶段收获了各类荣誉和奖项，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了生命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有些老师会偷偷地引入一些不同的价值观，比如对学习本身的热爱和对社区无条件的付出，但是他们可运作的空间很有限。

一位在温切斯特市一所私立学校工作的老师，曾经目睹了自己的一位学生在课上讨论《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放声哭泣。当天晚上，这位老师收到了这位男孩母亲的电话，终于揭开了谜底：“他（男孩）已经不想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请你不要给他洗脑。”

有些地方开始为学生减压，比如说新泽西州的富人区里奇伍德镇就实施了一天不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参加课外活动的政策。虽然其他城镇也开始模仿，但是你要清楚，他们的频率是一年一次，而不是一周一次。甚至有些城镇连一年一次都不能接受。一位私立学校的老师告诉我，许多家长认为孩子要以学业为重，一天都不能落下，因此他们拒绝孩子参加实地考察的课外活动，甚至不少学生本人也同意这种观点。

就算你自己的家庭或父母是理性的，他们也会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其他家长并不理性，因此学校也就不理性，甚至整个社会都不理性。不论老师怀有多么良好的初衷，校长或者其他高层管理者总是与他们背道而驰。教师是系统里停滞不前的一个群体，也是很无奈的一个群体。一位资深的教师感叹，她的学校逐渐演变成一家“客户至上”的服务型机构：不管是否适合学生的发展，也不管是否对他们的心智发展有帮助，甚至也不需要高标准要求学生，只要是家长要求的，就应该“双手奉上”。

在这样的一所学校里，虽然每位家长都想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事实上，几乎没人履行真正的教育。就如同之前那位男孩的母亲所说：“请不要给我的孩子洗脑。”这种要求并不少见，而且学校为了息事宁人，往往就会应允家长的要求。就在这样“客户至上”的环境之下，一群优秀的教师和一群聪明的学生，得不到真正的教育。甚至是在帕洛阿尔托，即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公司所在地，当地报纸也曾经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描述了多所高中的人文环境“不适宜学习”。引用一位毕业于相当于耶鲁大学的附属中学霍普金斯的学生曾经给我写的信：“我很讨厌霍普金斯。在这里，学习俨如一场耐力竞赛，最强的‘运动员’能得到最多的嘉奖。”

如今，我们的社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关注似乎就围绕着单一的目标而建设。在过去，我们所大力提倡的价值观：好奇心的培养，道德观的树立，社区归属感的建立，民主、公民意识的建设等，都已经不见踪影。更谈不上要强调游戏本身的乐趣和自由，让孩子拥有自己的童年了。引用社会学家米歇尔·史蒂文（Mitchell Stevens）的话来说：“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可以量化的美德。”在这里，可以“量化的美德”无非就是可以在大学申请表上体现出来的那些东西。总而言之，我们并非应试教育，而是应试而活。

我们扪心自问，这样的环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难道不是心理上的痛苦吗？我的一位学生把这种社会现象与奥林匹克女子体操比赛做了对比。想象一下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竞技现场：那种让人窒息的完美主义，不允许任何犯错的空间，因此也无法享受乐趣，无法逃避他人对你的审判，而最终的成功被狭隘地定义成“零失误”。心理学家列文发现，青少年经常会深受“压力、不被理解、焦虑、愤怒、失落、空虚”的折磨，简单来讲，就是“极其不开心”。面对这些情绪，青少年往往会出现饮食失调、自我伤害、嗑药、药品上瘾、抑郁、反社交行为等现象，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在《应对学校》这本书里，一位名为夏娃的女生GPA 3.97分（满分4.0），在11年级的时候，她修了4门AP课程，准备到12年级时再修7门，当有时候确实不能再挤出时间时，她就会利用上课时间完成其他科目的作业。她自己承认：“我有时候连续两三天平均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我担心自己会失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我像一台机器人读了一页又一页的书，写了一页又一页的文章，重复着一项又一项工作。”她平时仅以麦片为食物，甚至往往因为太劳累而失去饥饿感和食欲。但是相比于她身边怀有自杀念头的同学，她的这种压力还不是最极端的。明知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但是她觉得自己没有选择。“有些人会认为健康和快乐要比成绩和大学录取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她说。

追求卓越的学生就如同“瘾君子”，“药物”对“瘾君子”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带来快感，更是为了消除痛苦，而这种痛苦恰恰是来自对药物的依赖。以此类比，追求卓越的学生往往需要“外界的肯定和赞美”，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自己才能心安。每一次取得“A”，就如同“瘾君子”每一次用药，能给自己带来短暂的慰藉，就像针对失败的恐惧注射了一剂镇静剂。

父母一心想培养孩子的“自信”，但这种“自信”是一只需要源源不断的外界认可才能持续饱满的气球，一旦触碰现实，它就会爆破。列文医生观察到，青少年根本没有能力面对挫折，比如那位因为SAT成绩达不到预期分数就考虑自杀的女生或者那位被学校的篮球队淘汰而不敢回家面对父亲的男生。由此可见，大学升学的过程是如此令人胆战心惊。有多少学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未曾失手，可大学录取将会是人生第一次“挫败”。

我的一位学生观察到，他的同龄人为了追求完美而脱离现实，就如同电影《黑天鹅》里的主人公为了达到完美的表演效果而不惜失去理智生活在幻想之中一样。你会发现，雄心勃勃的家庭普遍存在着对完美主义的追求，而不断的追求并不是对孩子的行为或表现存在不满，其背后的实质是对孩子本人的不满。因此，孩子追求完美原则上是为了极力消除父母或外界对自己的不满。我们并没意识到，我们已经在孩子的潜意识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只有自己成功才值得被爱。

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的心理分析经典之作《天才儿童的悲剧》（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清晰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一位有成就的孩子的自我意识就是建立在为了满足父母对成就渴望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父母自己很有可能是在类似的环境下长大的，自己也比较脆弱。就是如此，孩子理解父母，并依照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来引导自己，但是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无止境的，而且满足感也总是短暂的，那么，孩子会永远觉得不够，因此必须不断追求完美。一旦这种想法被内化，那么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认可还是其他，所有的成就都是为了得到肯定。米勒写道：“当一个孩子追求的是受人肯定甚至被人羡慕，那么这样的需求就是个无底洞，因为它与追求被人爱是没有关系的。”

一个天性聪颖的孩子不断地徘徊于自卑和自负两个极端之间。当父母告诉孩子，他是完美的、最棒的、可以不负众望胜任任何事情的时候，孩子的自信将最大化膨胀。这种飘飘然的胜利感不亚于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获得了SAT满分或者过关斩将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盛公司职位的那种优越感。此时此刻，一个人似乎站在了一座山峰的最高点，以一种拥有世界的心态，心灵深处在高声呐喊：“瞧我的，我赢了。”

“胜利”对众人有着千万个不同的意义和表现形式，倘若经历了挫折或者自己的愿景破灭，自卑将很快占据孩子的内心。他将讨厌自己，甚至会麻木，完全失去勇气和动力。他将进入一个自我惩罚的恶性循环：“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努力，总之我不够好。某某人比我要优秀很多，反正我是一文不值。”他将无法自拔。这些自我贬低想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可怕的理由：我这种没有“成就”的人就不应该有快乐。

我的一位学生曾说：“如果我不用左洛复（Zoloft，一种治疗抑郁和强迫症的药）的话，我肯定会厌恶自己。”两个极端，左边是自负，一种看不起他人的心态，右边是自卑，一种看不起自己的心态。米勒医生发现，不少青少年不断地摇摆于这两端之间。

在我二十几岁的那个年代，当时的社会有个更激进的说法：要么你是才子，要么你就是废物。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写给我的信又一次让人陷入思考：“在耶鲁的时候，我有一半的时间感觉飘飘然，因为我觉得我比其他人都聪明；但是在另一半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分文不值，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比我聪明。”这种“赢者全盘皆赢，输者全盘皆输”的心态在优秀的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将来要么就住别墅，要么就住贫民窟；要么就读常春藤盟校，要么就是浪费生命；要么就是在纽约市的卡内基演奏厅表演，要么就是如同虎妈蔡美儿所说的“失败者”。显而易见，这种思考方式不容许中间地带的存在。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 [2] 在他的《波特诺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一书中，通过其中一位英雄人物的言语深刻地描述了犹太家庭教育的矛盾：

犹太父母一边教育孩子，让幼小的犹太男孩觉得自己是王子，如同独角兽那么独特，比其他孩子都聪明，近乎完美；与此同时，又让孩子们感觉自己是一个自私、无能、鲁莽、无药可救、不知感恩的小废物。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众人皆知的犹太家庭赋予教育成败的罪恶感，在其他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倘若你不能给你的父母带来荣誉，你将深感罪恶。

这些感受我深有体会，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犹太男孩。多年以来，我在自负和自卑两种情感之间起起落落，如同过山车，努力挣扎着要把自己想要的与父亲所期望的剥离开。我的父亲既是一位移民，又是一位常春藤盟校的教授，在这复杂的双重背景之下，对他来讲，当我取得耶鲁大学教职的时候，与之前所有的成就一样，只不过是一支临时的润滑剂。不到几个月，我的父亲就开始询问我什么时候会发表论文。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以及10年之后他的去世都已经不是造成我过山车式感受的原因了。我的一位学生替我说出了真正的原因：如同弗兰肯斯坦巨大的野心，永远不能被填满的“我是最优秀的”那种饥渴。

无数次我认为自己已经突破这种困境，但又无数次我发现自己重蹈覆辙。当我在做研究课题时，遇上了《天才儿童的悲剧》，我终于得到了解放。那个时候我已经48岁，四十不惑。事实上，我是先读了《虎妈战歌》，接着读了《天才儿童的悲剧》。前者让我重新经历了童年的种种创伤，后者帮助我治愈了伤口。这两本书不约而同但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在我眼前重新放映了我在成长路上所经历的各种坎坷和陷阱。自从那时开始，我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开始融化，变得轻松。那个时候，我终于感受到我的生命中那缺失的部分：给予自己寻找幸福的机会，创造自己寻找自由的机会。

在我不再因他人的成绩而感到威胁时，我的生命得到了解放，那份轻松让我学会了欣赏他人的成就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美妙。我过去的那种心态，普遍存在于有所成就的人群中，这也是最具有杀伤力的魔咒之一。一旦被之所控，你将不顾一切地寻求被接受和被爱，就像美国作家奥登所讲，你想要的是爱，而且必须是独爱。

在《失乐园》一书中，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并不是像诗歌里形容的怪物，而是一位最聪明的天使。正是由于他膨胀的野心，导致了他的堕落。他来到了伊甸园，毁掉了亚当和夏娃的幸福，他环顾四下，内心萌发：

我看到越多自己的喜悦，

相反，我越感受到内心的折磨，

如被憎恨所包围；

美好的将变成祸害，

到了天堂我将更加悲惨。

这就是嫉妒的本质——他人情况愈佳，你的感受愈糟，因为那个佳境并不属于你。撒旦在诗歌里更加简洁地表达了此意：“我乃地狱。”如今，我告诉自己已经受够了，我自己已经在地狱待了太久。我不再受牵制于罪恶感，我不会再去找理由来惩罚自己。我不再因为享受生活而感到不安。我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终于醒悟过来。

为了迎合父母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自我”是一种“伪自我”。当一个孩子力争满足父母的要求时，往往自己的感受和渴望会被忽视，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将失去关怀自己感受和渴望的能力。米勒医生发现，这样的父母不会容忍自己有一个“沮丧的、有需求的、生气的、愤怒的”孩子。现代的父母急于保护孩子尽量不受“痛苦、挫折以及不愉快”的折磨，其结果就是造就了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一些共性：圆滑、能干、世俗化。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和自我价值观并没有得到发展，而是需要依赖于外界权威给他们一些象征性的认可，才能构建出自己的存在价值。

列文医生在为自己的病人咨询时，仿佛是在倾听一位6岁小孩讲话，他们的自我描述肤浅至极。听不到那些最真实的自我特征描述，如“我跑得快”，“我的眼睛是棕色的”，“我不喜欢西兰花”，她听到的是不少社会关注点，如“我在上三门AP课”或者“我的屁股简直太大了”。如果现今的年轻人不能定位自己真实的喜好或者不清楚自己的目标，那么一个大人的自我描述与孩子的描述并无区别，这不禁令人唏嘘。

学生是很难觉察到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受制于他人的，就如同那些父母不承认自己就是“那些”父母一样。

在一次哈佛大学的活动上，我作为嘉宾，建议在座的大学生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一位女生回应说，“我们这些人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成为哈佛人”。暂且先不谈一个人是否应该允许自己一辈子的生活就按照7年级时候的想法来决定，我不得不问这位学生，她所说的“我们已经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

除了初出茅庐对职业的追求，整个教育系统在一代人身上催生了可怕的世俗的态度：盲目的野心，对风险习惯性的回避，霍布斯式的物质唯上的野蛮性竞争。不论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主导的录取规则建立的初衷是什么，它是有自己的价值所在的：体育竞技讲究的是培养勇气、无私以及团队精神；艺术展现的是一种文化中的精髓；服务性质的活动的目的是在将来的领导者内心种下服务公众的意识，让领导者学会肩扛重任。

演变到现在，这些精神的体现趋于形式化，如同印第安人的祈雨舞，虽然代代相传，但不过是一套祭神的典礼。学生们之所以会参加体育、艺术或者领导能力的活动，其动力并非源自内心对这些精神的信仰，而是因为这是通向名校的必经之路。这些活动原本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被简化成一种手段：体育竞技讲究的是体能训练；音乐不过是技术上的娴熟；服务他人则等同于做慈善；领导能力无非就是追求位高权重。倘若哪天哈佛的录取要求每个人学会倒立，那么这些高中生也会一如既往不假思索地认真去对待并达到娴熟的程度。这种种活动原本具有很高的内涵，但是现在只不过扮演着傀儡的角色，难怪它们已经失去了自身的意义。

为了配合升学的游戏规则，我们从求学到为升学而包装个人经历，到如今，为了升学去主动策划将来容易被包装的个人经历。在申请大学之时，个人的成长经历将被浓缩成一篇大学申请材料。《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升学咨询公司专注于策划可以浓缩成一篇大学申请材料的暑期活动，如围绕文艺复兴主题策划的意大利游学；三周的创意性写作课程；担任两周的话剧表演助教；花“一整天”时间沉浸于“异类”艺术家之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学生会迫不及待地把这样的经历添加到自己的简历中去，因为他对“这一天简直太有感受了！”（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些艺术家的看法，我相信他们当然是乐意帮忙的）。米歇尔·L.史蒂文（Mitchell L.Stevens）在他的《创造一个阶级》（Creating a Class）一书中说道：私人升学顾问的角色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包装自己，刺激招生官胃口。最终我们教会学生的是，自我是可以被包装的，最起码看起来是如此。

有一位毕业于迪尔菲尔德高中的学生曾经写信给我，他这样回顾自己的教育经历：“学校类似于游戏程序，我们都要去闯关才能晋级。”在《应对学校》这本书中，不少学生认为上学的目的并非学习。种种迹象似乎在警告我们，学生质疑教育的本质，甚至不相信教育。当我们面对学生作弊成风现象时，我们需要接受的是，这些年轻人绝对是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教给他们的。当他们来到大学之后，变得迷茫，他们既不清楚自己的目标，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做决定，他们当然很容易会被现成的、成熟的选择所吸引（如咨询或者投行）。

我们要求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因此人人都参与活动。我们要求领导能力，因此学生学会角逐岗位；我们赏识那些能够成功克服并满足我们设定的挑战和要求的学生，因此催生了一群投机者，与此同时，我们惩罚那些不参与升学游戏的学生。我们掠夺了孩子的童年以及青春，生产了一批机械化的新一代。

在我所了解的家庭中，包括中上流阶层的，不同意虎妈蔡美儿育儿方式的不在少数，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照做的，也不在少数。父母在升学游戏中力争平衡所付出的努力，与大学生在顺从大环境的游戏规则和鼓起勇气探索自己的路之间的挣扎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根源都是这个系统自己已经失去了理智。不管眼前的河流有多湍急，我们都可以选择不再随波逐流，反对举手投降。如果我们想要孩子活出自我，我们必须以自己真实的方式来培养他们。

第4章　一流名校是如何运行的？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的高校已经对学生的心理问题高度重视，而且采取了集体行动关注这些问题。学校的课程设计也充分考虑了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与学习内容前后的相关性，并有意培养学生积极的正能量。从事一线本科教学的大学教授，为学生理性成长下了最大的决心，并严格维护学术的最高标准。职业指导办公室始终保持高度的信息敏感度，广泛了解学生毕业之后的选择，并有意指引学生考虑非常规类的职业选择。联合抵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行动已经奏效，致使杂志缺失大学排名的关键数据。大学不再为锦上添花的豪华设施以及过高的行政人员薪酬埋单，已经把资源重新投入到发展教学和博雅教育（Liberal Arts）上。

当然，以上所述实属我个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除非高等教育的整体文化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否则以上诉求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发生。

首先，大学几乎认识不到学生的问题所在，因此也就不会帮助学生认清他们高中期间所形成的不良习惯和扭曲的价值观。正因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人的大学求学经历始终是他们高中的翻版。进入大学时，学生人手一本课程菜单，接下来，学生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有导师，但是导师的主要责任是帮助学生了解学分要求，并在有必要的时候，鼓励学生去寻求心理咨询帮助。剩余的事情，包括很多青年向成年人过渡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以及在高等学府求学期间的各种疑问，都会被遗落在一旁，无人问津。

哈佛学院前任院长哈里·R.路易斯写道：“大学已经忘记，它们对大学生的成长所承担的更大的教育责任是帮助他们寻找自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使命。事实上，大学已经不能够证明自己的教育到底提供了什么本质。”路易斯院长更加直言不讳地承认：“哈佛大学不再懂得什么是优质的教育。”整体的课程设计无非就是由一系列互不关联的单个科目拼凑而成的，辅修课程也不过是由各个专业系以避免冲突或者“停火协议”为原则最后达成的“共识”。阿兰·布鲁姆就此批评，大学的课程设计根本“没有一个坚定的长远目标，更没有能力去定义一位受教育者应该具备的品质”。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它的根源在于，美国高等教育源自两个体系：传统英式的高等教育和以学术研究为方向的德式高等教育。因此美国高等教育从初始就是分裂的。

英式高等教育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得到发扬，课程设计依托于文学名著，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但是在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出现时，早期高等教育的办学目的逐渐被淘汰。成立于187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以德式模型建立起的第一所美国高校。新型经济和世界体系的形成从创建时期就影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育方向，它尤其注重自然和社会科学。在同一时期，其他高校也随之效仿，比如成立于1890年的芝加哥大学以及1891年的斯坦福大学。与此同时，不少老牌学校为了迎接当时社会化的变革也重新定位。从此，整个研究生院的教育和研究体系诞生了：大学不同的专业系、全国性的专业协会和组织、同行审评的学术刊物、不出版就出局的游戏规则、不同级别的专业职称、教授终身制、毕业论文以及博士学位，等等。

与此同时，出于类似的目的，哈佛大学领头开始植入以选修课逐渐演变而成的专业体系，替代了原有的本科教育课程系统。从那时开始，大学的角色慢慢转变成培养专业人才，为各领域专家的培养做铺垫。但是，博雅教育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初衷，考虑的是整个人的建设，就如同“人文学科”原本就是关注个人存在的价值和使命，与职业如医生、律师、科学家或职业经理人并无关系。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高等教育见证了反对教育专业分类化的浪潮，开始发展“通识教育”，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名著课程”。如今高校之所以还设有专业分类，实质上是两种理念在深度和广度之间的一种抗衡。这种抗衡并非只存在于专业与非专业分类之间，而且存在于各专业类别与本专业之间。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无论英国还是法国，一位化学专业学者学的都仅仅只有化学。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名著课程”遭遇了挫折，其中强制学生阅读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西方经典被批评为有“大家长统治”之嫌疑。1981年，当我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布朗大学因为敢于摒弃所固有的课程规范和架构而在当时成为最热门的学校。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所以能够保持它的核心课程到今天，其持续动力无非是要独树哥伦比亚大学品牌，在竞争中做到差异化。

大多数学校课程结构的广度只能通过辅修课得到体现。而形形色色的辅修课如同一本天书，由字母A到C，或者D与F分类，分别代表着数量推理，语言和文学，世界文化等。这些选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紧密的衔接性，学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过程中随心所欲捡起几块石头来满足大学的毕业要求。大学生修双学位的趋势越来越显著，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选修课系统相对传统专业的无逻辑性和无秩序性，选修制度本身鼓励了学生利用学分的灵活性获取最大化收益的学位。

教育最根本的问题远比社会需求的复杂或官僚制度的混乱更根深蒂固。现代美国高等教育把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植入到研究型大学里，是最初两种办学理念之间抗衡的产物，但是该形式经不起考验。虽然大学教授同时承担授课和课题研究的责任，但是后者往往是他们所熟悉的本职，因此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自然占据了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成为教授以及获取终身教职并不需要博士学位或者发表论文，而行业的标准则逐步紧缩。尤其是在美国和苏联的太空争霸上演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向课题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因此大学的资源分配在教学和研究之间竞争时，后者轻松胜出。20世纪70年代由于博士的过剩，导致高校学术类就业市场的崩溃，高校对学术岗位的要求也就水涨船高。当学术交流变得愈加普遍，课题研究也随之更加细化。教授面对教学任务时，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无限的自由，所以他们的教学内容往往就是他们极其专业化的研究领域，由此，碎片化和专业化的课题主导了本科教育。

倘若你觉得整个系统令人捉摸不透，那是因为系统设计的初衷就是如此。教授并不重视教学，因为他们在乎的是课题研究，他们的教学内容也就是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没必要去考虑他们那方寸研究领域之外的事情。路易斯院长认为，大学所提供的课程与学生的需求并无关联。在研究本科课程整体的连贯性和本科教育意义的大局观时，大学会动员教学代表讨论课程设计，但往往由于教授们对各自研究领域的保护和对课程设计的不重视和不关心，导致教学代表无能为力，最后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哈佛大学最近一次的课程设计研讨会相当不成功，而路易斯·曼纳德（Louis Menand）作为主席之一，事后承认，“我们（这帮人）确实不习惯以宏观的角度去思考教育，这并非我们所擅长的”。

大部分学生在众多高校里开始涌向与职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如传媒、商科、教育和医护，领头的几所高校拒绝提供这种类似职业技校的教育，并引以为豪。但实质上它们就是职业技校，因为它们的教学精神就是如此。所有一切都是以技术为中心的。虽然名校喜欢昭告天下，他们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但是他们真正所做的是，锻炼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演说能力，为他们在商界和职业领域的成功做铺垫。这种高等教育所缺失的是，它并没有回答青年一代向成年过渡时，他们所面临的人生意义和使命等更大的问题。一些宗教学校，甚至一些从未耳闻的区域性学校，在这个方面要比名校做得到位。虽然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四流大学，所招收的学生的SAT分数落后于常春藤盟校以及同等级大学学生几百分，但是从最严格的“教育”定义的角度来讲，它们的教学要胜于那些一流名校。这是多么羞辱的一次宣判！

但是一流名校并非一无是处。就算是以微弱的力量，它们还是背负得起提供通识教育、教育全人的责任，它们并非完全就是改头换面的昂贵版本的职业技校。新生入校之际，学生会听到一两次激动人心、鼓励思考人生的演讲；毕业之际，学生们重温一两次类似的鼓励思考人生的演讲。在这之间的4年，学生埋头于钻研由一群专注细微领域的教授提供的课程，最后成为有专才的学生。

这些大学的课程都具有各自的难度，不是吗？不见得。科学类学科往往如此，但是其他类学科就不尽然。罗斯·多纳特指出，在哈佛大学，学术是块儿软骨头，“几乎听不到任何反对学术要求过高的声音”。虽然学术标准因学校而异，但是教授和学生在大多数学校已经建立了一种“默契”。学生尽量少学习，教授以做学术研究为荣（尤其是在顶尖大学），尽量减少授课的投入。当然，例外也是存在的。教学对教授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有限，教学质量的评估几乎完全依赖于学生对教授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很明显与教授给分的宽松程度直接相关。相反，对于兼职教授和更多的非终身制教学人员而言，教学质量的评估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默契”就会催生学生的低质量习作换取更高的分数。

成绩膨胀以及对成绩膨胀的控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路易斯院长所言，这个问题从成绩制度诞生那天起就存在了。虽然大学平均成绩在过去的100多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了解一下其演变历史。

在1960年，私立高校的GPA大概为2.5分。到1990年，已经上升到3.1分。到了2007年，已经是3.3分了，在顶尖的私立院校更高，是3.43分。按照这个上升速度，最新的数据很有可能已经超过3.5分了。GPA越高，分数贬值越大，用分数区分学生之间的质量也就变得更加艰难，学生也就更没有动力争取做到个人最佳。

在1940年，大学院校里前15%的学生属于A类学生；到了2008年，这个比例已经攀升到45%。我们需要明白，不管在什么年代，不做功课的，本来就不符合学术对学生的要求，如体育特招或者家族关系特招的，以及为了兴趣或者满足学分而修一些不着边际的课程的几类学生总是存在的。大一的成绩一般相对低一些。在顶尖的大学里，大三或大四的学生只要按部就班，几乎不可能拿不到B+，有的甚至可以拿到A-。

除了成绩之外，给予学生真实的回馈也并非易事。从小接受赞美教育的学生，他们的自信心来源于完美主义，因此他们不具备接受批评的能力。况且，学习对他们来讲是个副业。在大型的公立大学里，我们暂且称之为南美式橄榄球南方大学吧，学生的主业可能就是啤酒和电视。在顶尖大学里，主业则是令人身心疲惫的形形色色的课外活动。课外活动的确是有价值的：愉悦和社交（这两点可能弥补学术的不足）。课外活动促进学生学会表达并培养某些课堂内所忽视的能力；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建立人脉并有机会体验不同的职业选择；课外活动给整个校园带来了社交的气氛和活力。但是学生往往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会害怕自己失去任何一个社交机会，因此他们总是寻找新的机会来填满自己的日程表。

问题在于，你参与的事情越多，你能做好的事情就越少，并且最后什么事情都做得不理想。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写过一篇名为《低水平要素》（The Suckage Factor）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新生入校阅读材料的一部分。低水平要素衡量的是一个人参与过的事情而最后事情完成质量的程度。这一数据是把一天24小时除以个人花在每一项学习和课外活动上的时间得出的。

追溯到我大一那年，回顾那年个人的时间安排，我计算出在我每晚只睡两小时以及两天吃一顿午餐的前提下，我也仅仅给自己预留了6分钟阅读古希腊诗人荷马所著的《奥德赛》，5分钟时间登上耶鲁大学哈克尼斯塔去练习排钟……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在图书馆里熬夜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还是不能完成作业；我总是奔波于会议和排练之间，但是我从来不能准时到场；我自己忙得一塌糊涂，几乎很勉强地才生存下来，就如同挣扎在漩涡里的小怪兽一样。

整个系统之所以可以运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每个人，包括教授在内，降低他们的要求。诚然，精英学生的确努力，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一直都是聪明的，但是如今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质量却未必能够保持高标准。

引用一个反面教材说明这个不争的现实：演员詹姆斯·弗兰科（James Franco）对学术的追求。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高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期间，他曾争取到一次注册62个学分的课程，而通常19个学分已经是上限。本科毕业之后，他一度报名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作课程、纽约大学的摄影课程、沃伦威尔逊学院的诗歌课程以及布鲁克林大学的小说课程，同时他还要参与忙碌的拍戏事业。紧随着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他又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罗德岛设计学院的硕士以及耶鲁大学的英文文学博士项目（是的，就是我曾经工作的英语系）。他简直就是今天有抱负年轻人的楷模。我们不得不问：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聪明、有天赋、有冲劲儿？答案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是。弗兰科不是，其他人也不是。名校录取几乎高不可攀，但是一旦录取，只要你去上课，在很大程度上，你就可以生存下来。

这一切一切的背后有着更深刻的背景，远不只教授放纵学生或者是学生钻了空子。过去的30多年，高校对学生的定位产生了很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是高校得到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从1949年到1979年，高校的学生数量翻了4倍，大学教员数量翻了3倍，每一周几乎就有一所崭新的高校拔地而起。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口红利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衰退，并且政府也开始减少投入时，学校不得不面对学生短缺的局面。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开始通过贷款和助学金的形式向学生提供大量资金，开始把高等教育的运作模式转型为消费者驱动的市场模式。

通过多年努力，转型取得成效。高等教育变得接近其他产业，谁有支付能力或者生产能力，谁就被重视；谁不能，谁就将被严格审视。出于“效率”的考虑，高校重在追求知识传导的高效性，而不是教授教学能力的提升，因为后者是很难量化的。与此同时，高校认为，教学实乃资源浪费，因此为了减少成本，高校降低了全职教授的授课工作量，聘请了大量的兼职以及临时的教学人员来替代教授工作。可想而知，教育质量直线下降。

除此之外，学术单位，即专业系，被视为“经济产能中心”。不能高产的，如大部分的博雅教育，就被缩减甚至完全取消。相反，科学魅力无限，但也不是任何类型的科学都风光，比如基础科学就不受重视。重中之重乃商用性科学技术，这些往往都是由公司赞助的，最终能够转换成利润的科学性研究（有些学校过于追求短期利益，甚至连与他们合作的公司都表示不满意）。另外，不间断的校园全球性扩张，又再次充分体现高校商业化运作的主题：建立品牌、占领市场份额、充分汲取全球新财富，等等。具体的例子包括纽约大学的阿布扎比校区，耶鲁大学的新加坡校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土耳其、巴西中心等。

管理着众多优秀学术机构的还是备受众人瞩目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那支“矩尺”，虽然陈旧老套，但是其影响力依旧不减当年。倘若你熟悉旧版SAT考试的类比题型，我们可以大胆地做这样的一个类比：

美国新闻排名：学校。

SAT成绩：学生。

依赖排名来代表学校的学术质量与利用SAT分数来反映学生的质量都是一本糊涂账。尽管道理清晰，但是学校如今严重受制于排名，就好比学生严重受制于SAT成绩一样，两者都被几个数字绑架了。

学生和家长在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拔高分数的同时，大学也在绞尽脑汁提高自己的排名，而且大学的竞争恐怕更加惨烈。“淘汰率”是高校排名的因素之一，因此大学并不考虑学生是否有被录取的可能性，而是主动出击大面积撒网，吸引更多的申请者。名气是排名的另外一个因素，这依赖学校之间的相互评价。出于保护以及提升自身名气的考虑，学校在完成问卷时会相互贬低。第三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新生的SAT平均分。为了提高平均分，更多的高校把助学资金用于鼓励成绩更优秀的学生。然而因为SAT的分数往往与家庭的背景有较大的相关性，因此实际上高校把资金分配给了并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同时忽视了真正需要经济援助的家庭。

学生可能为了争取名校录取不择手段，大学也是如此。当淘汰率、名气、SAT平均分都不能奏效的时候，学校甚至会通过谎报数据作弊。最近被曝光的学校就有埃默里大学、巴克奈尔大学、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等等。

高校运作商业化产生的最严重影响是，学校对学生的重新定位。学生是“消费者”，因此学生和学校之间是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作为消费者，学生占有主动权；作为消费者，学生购买的是享受，学校销售的是服务。

举个例子：在20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成绩膨胀严重，但是从那之后一直到1990年，大学的平均成绩保持在同一个水平。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又是一次严重的膨胀期。学生的消费者心态认为，教授给高分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考虑到毕业率会影响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大学根本不敢不让学生通过。正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消者费和供应商的关系，学校在乎的是产品或者服务，而不是对学生的高度期望。引用哈佛大学本科院前院长路易斯的话：“因为没有更远大的理想来引导本科教育，大学教育的决策往往是出于满足学生最直接的需求而制定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学校都在不断地集资，修建各种高端的宿舍、体育馆、学生中心等，即使负债累累也在所不惜。这种扩建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最为明显，这也难怪学费一直在飞速增长。学校即使失去人文教育，也不能没有高端的设施。

高校的商业运作导致学校为了满足学生的短期需求，而牺牲了学生的长远利益，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教育的本意。相反，我们从保护学生长远利益出发，就不应该迎合学生的喜好。学校要做的是，不断地向学生提问，而且问得最多的问题应该是他们到底追求什么。苏格拉底认为，教学就是帮助个体重新认识自己的真正追求。这听起来有点儿像长辈对晚辈的说教，但事实确实如此。教授的角色应该是导师，不是商家或职员；教育不是要消费的，而是要经历的，而且必须是全身心地投入。令人惋惜的是，现在的大学不再为社会文明的发展护航，它们所扮演的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供应商的角色。学校不再了解自己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而是依赖学生的反馈，把学生的反馈当作它们生产的指南针。

当然，与我有交集的学生之中，也有人认为大学教育让他们受益匪浅，但是他们总会补充，“如果你想要去找，机会是存在的”。言外之意，你必须去寻找，而且真的很努力地去做。罗斯·多纳特如此评价他的母校，“哈佛依然是世界上最棒的受教育学府之一”。但是“它不会主动教育你，也不会很有深度地引导或者影响你，甚至挑战你”。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建议：“要获得真正的教育，不论学校的知名度高低，你必须与学校博弈。”事实上，越知名的学校，你得越努力去争取。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你本来应该获得教育，并且为此支付了学费，但却只有在你努力争取之下才有机会获得。你很难想象，一家医院或一家便利店也是按照这种模式运营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若是真心希望获得教育的个体，而并非得过且过的学生，必须排除万难才能满足求知欲。部分求知态度严肃的学生确实在大学教育中受益，但是更多的人发现，当初自己的求学探索精神在4年大学生活之后荡然无存，甚至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在耶鲁大学任职期间，我接触到的学生往往是勤奋的、好奇的、独立的。他们经常是怀着“寻找意义”的使命（并非技能）来到耶鲁，到了耶鲁，他们期望去发现世界上更多的可能性（并非寻找金饭碗）。学生再三提醒我，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既不能帮助他们靠近理想，也不能引导他们如何追求理想，他们感觉已经被抛弃了。应该说，高校首要保护的对象是这类学生，但是这类学生往往成了最不适应目前高校体制的群体。

精英高校并没有兴趣培养过多的探索者，如思想家、诗人、教师、牧师、律师、非营利组织工作者甚至教授。栽培这种类型的人才，高校需要付出更多，要培养利他主义、创造力、知性思维以及理想主义。最知名的学校确实拥有财力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术、艺术以及精神方面的资源。我曾经的一位学生就是耶鲁教育的受益者，正是因为耶鲁大学的丰富资源，帮助他找到了自己追求的道路。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创建了为都市低收入学生提供创意写作课程的项目。但是问题是，大学作为机构本身，并不引导学生如何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教育资源去创造更好的社会价值。学校默认了社会的价值取向：物质的成功等同于人品、尊严和幸福。

除了教育理想的缺失，高校的职业指导办公室服务范围的极度局限也令人失望。四大明星领域——法律、医学、金融和咨询垄断了职业指导办公室的资源。在校园招聘会上，金融和咨询是绝对的主力。个别学校的市场运作更是别出心裁，比如斯坦福大学为支付了一万美金的公司提供人才信息库的特殊渠道，而这种做法恐怕不仅限于斯坦福大学一家。

虽然学校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不十分露骨，但是把学生信息作为商品卖给最高的投标者足以显示出高校的世俗。一位家族三代都是耶鲁人的朋友曾经评论，耶鲁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生产耶鲁校友。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作品中的一位人物对大学做了以下评论：

大学在自身言行方面存在诸多矛盾和虚伪之处。比如大学在宣扬自己的多元化并提倡社会平等价值观的同时，在现实中又热衷于为精英行业培养精英式人才，而正是这些人，将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校友，源源不断地为母校提供资金。

大学对学生职业发展所采取的态度是，重视收入，淡化职业的个人价值体现。就算某些职业有可能阻碍社会进步，大学也一定不会加以制止的。这就是目前教育系统筛选并培养学生的方向。

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自20世纪30年代开启了举贤任能的运动，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在吸引少量具有特殊天赋的学生作为贤能的同时，保留了大部分的名额给未来的商界人士，即校友捐助者。两者是相互弥补的人群。如今学校可以一石二鸟：经过精心策划、筛选和培养，做到了让贤能和捐助者二者集于一身。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国际学生在顶尖大学的比例也随之提高。以耶鲁大学为例，校园学生构成体现的是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欧国家的学生已经不入流，来自“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处于上升经济体的国家才是新一代的财富来源。虽然依旧可以看到艺术家和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存在完全是锦上添花，他们在高校立足并非真正是高校追求教育多元化和教育公平，仅仅是点缀式的学生取得成就还可以为学校提供自我赞美的新题材。

细观顶尖大学不难发现，它们在现今的教育生态系统里生活得如鱼得水。申请者数量持续飙升；学校捐赠基金雄厚；行政人员的收入在最近几年内屡创新高；膨胀的学费总是招致象征性的抱怨，但却依然门庭若市。至于非顶尖类学校是否也在享受系统带来的福利，那就不得而知了。

令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是，无数次听到高中生以及大学新生对本科教育的无限憧憬，但同时我心里十分清楚，憧憬越美好，落差越大。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暂且抛开学生被迫接受高校现状的无奈，不讨论学生肤浅的能力，大学赋予我们的是一个梦想，一次探险旅程，这种专属于年轻人的遐想依旧荡漾在人们心中。

过去多年我访问过很多地方，在学生身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饥饿感：他们想了解生命更大的方向和意义；他们希望大学能够更关心他们作为人的成长需求，其次才是特定领域的能力培养；他们希望大学能够引导自己解答有关生命的重要问题；或者希望学校能够给予学生空间和时间思考人生的问题，并能够获得相应的词汇来交流分享，但是这也正是今天的大学所缺失的。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关注如何满足这类的饥饿感。

第二部分　自我

大学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转变为成人。

大学的4年，也就是青少年向成年转变最黄金的4年，倘若仅仅是为了职业做准备，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培养，那简直是荒谬至极。如果你在大学毕业之际与你入学初期并无区别，你的信念、价值观、愿望以及人生目标依旧如故，那么你全盘皆输，必须重新开始。

“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虽然这是一种通俗的定义，但提出此观点的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的初衷是严肃的：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的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

第5章　大学的使命

“投资与回报”直截了当地概括了人们对大学教育的认知和态度。大家总是习惯于计算投入与产出之间的量化关系，却往往忽略了大学给予的回报应该是什么。大学的回报是否仅仅只是金钱呢？言外之意，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即产出和回报）吗？我们必须探究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上大学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对高等教育现状的激烈争论不外乎以下几个：不断飙升的学费、严重膨胀的学生贷款以及令人担忧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市场。关于高等教育的未来，我们关注的是预算削减、远程学习、大规模网络公开课以及大学存在的形式等。若倾听更高层面的讨论，人们会听到国家竞争力、21世纪劳动力、工程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未来的繁荣前景等关键词。在种种讨论、对话和激辩中，我们妄自认为，铸成幸福生活及健康社会，只需要经济实力足矣。

金钱固然重要，它支撑着职业发展、生活保障和国民实力等，但问题是，需要我们关心的仅仅是金钱吗？个人的生活不仅限于工作，而工作不仅限于收入；国家不仅限于它的财富，而教育也不仅限于培养职场能力。我们要千万警惕企业家或政治家的蛊惑，作为一个人，你要相信自己不仅限于能为企业产出多少利润或为国家贡献多少GDP。追究大学的使命是什么，无异于追寻生命的目的，即社会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存在的意义。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学生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众说纷纭不绝于耳，学生则背道而驰。政策制定者，从大学校长开始，从上至下，都只在讨论数学和科学。媒体工作者和行业权威人士（其中部分为人文科学背景，几乎没有来自医护或工程背景的）不停地向年轻一代说教，要谨慎选择专业及学习方向，不断提醒学生万万不要掉入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学习的陷阱。排名最高的“十大专业”往往是最具职场潜力的，而不是最有意思的。排名最高的“十大领域”往往由平均收入来决定，而不是对工作的满意度来决定。在这些排名之外的学习范畴或者其他专业方向经常会遭遇一个典型提问：“你学了这个（专业）想（或能）干什么？”文理学院的教育已经落伍了，“英国文学专业”更是个谜团，它扑朔迷离，让人看不清前路。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实用主义的力量如此强大，无时不在，如同一名警察时刻准备要盘查任何不够现实的学生。难道我们担心，所有的学生都要争先恐后地去上康德的哲学课或者弥尔顿的文学课吗？

英国文学专业令人避而远之，目前只吸引了3%的大学生；相对比之下，商科超过了所有艺术和文科总和的一半，吸引了21%的大学生；1971年，73%的入学新生认为“培养对生命意义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或是非常重要的；同时37%的入学新生家庭条件相当富裕。发展到2011年，这两组数据几乎颠倒了，47%的学生高度认识到发现生命意义的重要性，80%新生家庭相当富裕；在过去的30年，我们几乎一直在呐喊金钱创造快乐，并对争取个人名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难怪现在大学生对大学的认识就是职业发展的跳板。

诚然，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份工作，但是每个人更需要懂得生活。既然我们从实用主义角度去计算上大学的回报是什么，那么我们为何不可以去计算为人父母的回报，与自己的密友共度时光的回报，享受音乐的回报以及阅读书籍的回报呢？任何值得做的事情，是因为事情本身有意义。任何人要是告诉你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职业能力，那么他已经把你贬低成一名高效的职员，一名容易动心的消费者，一个听话的顺民。之所以我们要去探究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自己至少还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大学承担的责任首先是教给学生如何思考。虽然这听起来像陈词滥调，但是它的实际意义要比我们的认知广和深。思考并不是简单地为某个领域服务（比如如何解决方程式或者如何分析文章），甚至不是获取跨学科的工作能力，思考实质上是培养出思辨的习惯，并把这一习惯运用于实际生活中。简单来讲，学会思考就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身边任何事物，不自以为是，不妄下结论。

每当学习之前，我们先要“放空”。当来到大学时，你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从你出生开始，你的所见所闻所想，包括现实故事、虚幻神话、固有认知、价值观和神圣的言语等已形成了你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的感知。引用阿兰·布鲁姆的话，“你的灵魂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执教大学新生多年，我注意到，大一学生似乎总是能够不假思索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我提出的任何事物给出自己的意见，不管他之前是否接触过该话题。他们的大脑犹如一个容纳着一系列固有思想的化学容器，一旦接触到一个话题，个人的意见会迅速反应并从化学溶液里以固态形式沉淀下来，给话题披上一层膜。我后来发现这种现象不仅限于18岁青年。

整个社会如同大混合体，充斥着广告信息、政治宣言、对社会现状肯定的新闻报道、流行文化的陈词滥调、政党社团以及阶层的教化式理念、每日在社交媒体上互传的无聊段子、父母善意的谎言以及朋友参与的社交活动，等等。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各种口号式和教导式的宣传中，我们与事实真相渐行渐远，也越来越缺乏自知之明，柏拉图称之为“doxa”（常识，即一己之见、单方感知或偏见）。

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不论是在马萨诸塞州（美国东北部）还是密西西比州（美国南部），不论是无神论者还是原教旨主义者，“常识”都是一视同仁地强大。真正的教育（即“博雅教育”）的首要责任是教会人类把自己从以讹传讹所形成的常识中解救出来，先要认清它，其次质疑它，最后从新的角度思考它，而不是被“常识”这匹蒙着眼睛的野马拉着跑。

在《教师》（Teacher）这本书里，马克·埃德蒙森这样描述一位在他17岁时，把他从痛苦挣扎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人物。这位老师的教学方式与苏格拉底（即柏拉图的老师）的方式如出一辙：他倾听学生的意见，启发式地把问题映射回去，或者迫使学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必须先承认自己的观点本质并为其辩护，在聚光灯之下以严谨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观点，从而每位学生都能够剖析自己的想法，以批判式逻辑来检查自己的思想，这样学生才开始培养出自己的理智。整个过程就是让学生在不熟悉、不舒适的环境中得到锻炼，通过不断提出疑问，而不是吸收老师的观点，学会独立思考。

为什么大学如此重要？不少人轻视大学，认为它是个象牙塔，是一个“非真实的无菌世界”，但是它的“非真实性”恰恰是它的独特优势，即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大学给每位学子提供了一次真正思考的机会：远离社会，暂时摆脱来自家庭影响和职业规划的束缚，站在远处以纯净并批判的眼光审视整个世界。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系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认为，大学4年是“一段珍贵的时光，学生不用为生计发愁，有机会真正思考并反思周边的一切”。当然从高中开始，我们就走向成熟并开始学会思考，就如同马克·埃德蒙森一样，但是周边的环境依然严重限制着你，如父母的监管以及在不同程度上被考试所牵制的教学。但大学不一样：它是成年生活初期最自由的一个时间段，它是为迎接成年生活特别设计的喘息时间。大学所赋予的自由简直是一种特权，不是吗？绝对是。你怎么可以轻易地抛弃呢？至少也要享受特权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呢？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理论上讲，一个人是可以完全依赖自己学会如何思考的，但是这样的成功率并不高，因此大学为我们提供了导师。他们可以帮助我们闻所未闻、观所未观，打开我们的耳朵、拓展我们的视角。自学成才之人往往有些古怪，有些愚钝和自我封闭。教授最重要的作用是促使学生以最严谨的态度对待思考，锻炼学生思维的精确度、耐心、责任心以及柔韧性。如同我的导师卡尔·克洛勃（Karl Kroeber）所说的那样，教授将促使学生不仅检查自己“最根深蒂固的一些理念”，而且也要反思“令自己最振奋人心的新发现”，不过其中大部分将会是错误的。我们生活中需要的是，有专业人士提醒我们到底哪里出错了。

大学所提供的另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朝夕相处的同学。在课堂上，同学们对各种话题可以用严谨的态度相互质疑和辩论；在宿舍里，同学们以最放松的心情促膝相谈至深夜。前者是为了建立一种共识；后者是为了推翻共识。美国作家路易斯·拉帕姆（Lewis Laphamp）在回忆自己在耶鲁大学经历时这样写道：“我大部分的收获来自坐落在小教堂路上唯一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里，我们天南地北地讨论各种话题。在那里，我们讨论的话题五花八门，包括上帝、人类、存在主义等等。这些话题来自大学课程‘英国文学10’或者‘哲学116’的原出处选集。课堂如同一个沙盘，个人需要努力沙海拾珠。”

大学并非是学会思考的唯一机会，它既不是第一个机会，也不是最后一个机会，但它绝对是最好的一次机会。我敢确定的是，如果你在大学毕业时还没学会真正的思考，那么在毕业之后成功概率就更低了。大学的意义是帮助我们生活得更警觉，更有责任感，更有自由度并更加完整。如果大学4年完全就是为了就业而准备，那么我们显然荒废了这段黄金时间。最近一次访问布莱恩摩尔学院的时候，我有幸与几位大四学生交流。其中一位向我提问：“毕业之后，我该如何把我在布莱恩摩尔学到的女权主义的理想运用到生活中？”我欣赏“理想”，但是我更喜欢她问题的第一部分（即如何去做）。真正的教育是让学生带着问题迎接社会，而不是给学生一份个人简历。

学会思考仅仅是个开端，具有最特殊意义的思考对象是你自己。从传统角度来讲，博雅教育是为了培养每个人在民主社会里应该具有的公民能力和技能，从而能够为公共利益服务。在博雅教育的课堂里，学生参与辩论、有原则的反对、相互尊重的互动和交流。但是如果我们对博雅教育的理解仅限于这些功能，那么我们对它的理解和欣赏是远远不够的。为公共利益服务只是第一层面，该性质的教育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为个人服务，而且是绝对服务于个人利益的。

哥伦比亚大学传奇式教授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er）在给大一新生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总是强调，“每个人接受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自私的。你的使命就是要建立自我”。建立自我是每个人必须要为自己做的一件事，过程将充满挑战和困难。至于建立自我是否令他人受益，那并不是主题。

建立自我，乍一听有些陌生。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发现，“我们已经灌输给每个人（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思想，自我是每个人都已经拥有的（无须建立）。”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没有自我，而是缺乏自我的内涵。浪漫派诗人济慈形容我们的世界为“灵魂铸造之谷”，但这个“谷”并不是传统认知上的那种“苦海无边”，它并不是一个为了拯救我们到新的世界而必须磨炼灵魂的深渊。“灵魂”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永恒的、不变的、与罪恶和道德相关的概念。济慈所定义的“灵魂”指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己，一个由道德、理智、感知和情感所构成的完整的个体。之所以称此世界为“灵魂铸造之谷”，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本身就是建立完整个体的坩埚。

虽然济慈认为这个世界依旧充满悲痛，但是他提醒我们，“难道你不觉得世界上的痛楚和困难对培养人的理智并铸就灵魂是必要的吗？”（“直升机式父母”和一心求稳的家庭需要听清楚了）。在存在悲痛的同时，这个世界又充满着欢乐、爱心以及其他情感。我们内心必须能够感受这些情感，并同时用1000种方法来磨炼自己。当我们的内心有所感触，在情感的基础上反思，我们就获得了智慧。与生俱来的思维，只有在经历了反思、内视并建立起思想和内心的交流及理想与现实的桥梁，我们才成为一个独特的、具有灵魂的个体。这就是如何建立自我的重要步骤。

那么，大学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完成“自我发现”仅仅依靠个人力量的难度过大，大学可以做的是，提供有效的工具帮助甚至迫使个人开始“灵魂铸造”的生命工程。你所读的书，听到的理念，看到的艺术和创意作品，以及感受到的来自他人在“自我发现”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声音会给你带来压力，这些都是一种煽动、干扰甚至侵犯。他们的作用是促使你质疑你之前所有的自我认知。

阿兰·布鲁姆认为，“博雅教育将质疑所有事物，因此它要求学生愿意接受推翻先前所有认知的风险。只有这样，真正的博雅教育才能彻底改变一个学生的生命”。这个过程既是煎熬的，又是令人振奋的，它并非“学术性质”，但是会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发生，我们会觉得自己脱胎换骨，获得了重生。作家路易斯·拉帕普引用一位老教授的话，“教育是一种自我疗伤”。

我之前建议我们不能被动接受思想，现在我鼓励我们为自己而想，毕竟这两者是一回事。要改变对世界的看法注定要改变对生活的看法，或者反之，这两者根本就是一体的。在我们还未足够成熟、未有能力质疑我们被教导的理念之前，其中灌输给我们的最有影响力的是那些告诉“我们是谁”的理念，有关我们的身份和价值观。大学是我们应该开始为自己做决定的初始阶段。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更强烈地建议，我们必须考虑，“到底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不仅仅是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首先要明白自己已经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管其他人怎么评论你，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发现新的理想和新的追求。两个极具智慧的问题，等着我们回答：（1）什么是优质的生活？（2）我该如何拥有那样的生活？

事实上，我并不特别喜欢有些人把大学的目的规定为“建立一套有意义的生活哲学论”，这根本就不具有任何生命力。

首先，“建立一套哲学论”听起来好像你在起草一个协约。其次，它是静止的。你建立一套哲学论，然后就像一个随身佩戴的盒子，终其一生相随，以备不时之需。大学的经历远远要比建立生活理论深刻得多，它触及到一个人的灵魂最深处，而且无与伦比的变幻莫测。它不会因为从大学毕业或者在将来的任何时刻停止。作家拉帕普笔下形容的自我疗伤的那个伤口永远不会愈合，因为我们自身将永远不会回归到当初纯净的无意识状态。每个人在大学期间真正需要培养的是反思的习惯，即拥有从变化中成长的能力。

虽然我并无宗教信仰，但是就生命追求这个话题而言，也只有引用宗教词汇才能阐释清楚，比如之前多次提到的“灵魂”，只有运用宗教词汇才具有足够的分量阐明我所关注的问题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不妨把大学的经历看作天路历程，是去朝圣。虽然你并不知道你将来的信仰是什么，但此次历程将带着我们发现真理，发现自我。

在这个过程中，你所接触的思想就是你将被救赎的途径和工具，你必须全心投入地参与，避免掉入他人哺喂给你的思想以及为你设计梦想的“二手生活”。我们普遍能够接受，修道院是一处为我们提供寻找生命意义的空间，那么大学也应该如此。我们降临到这个世界，接触的不仅仅是自然界，也有人类的文化世界，即我们的第二个自然界。如果我们最终能够发现自我，那么我们就如同得到了重生。试想一下，倘若一个人获得了天下，但是失去了他的灵魂，那他到底有何收获呢？

真正的教育，好比真正的宗教，哺育我们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全然不顾他人对你的评论。这种教育的目标当然要超越仅仅为国家贡献GDP的工人或者有公众意识的合格公民。自我意识是一个极其私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能找到自己的力量、安全感、自主、创造力和快乐。

但是麦德林·列文医生发现，在她众多的青少年患者身上，自我空间是缺失的。著名作家D.H.劳伦斯（D.H.Lawrence）认为，人可以一直忙忙碌碌，不需要灵魂，只需要放大的自我和意志力，但是不乏内心空虚者。小说家E.M.福斯特（E.M.Forster）从人性上分析，这种人群根本不能表达与“我”相关的概念，比如“我想要”，因为“我想要”的前提是要明白“我是谁”，因此这些人只会说“要钱”“要豪宅”或“要哈佛”（最终跟“我”没有关系）。

在《高等教育》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安德鲁·海克和克劳迪娅·德雷福斯阐述，大学的使命是成就一个更有意思的你。这个使命的前提是，你认为成为“有意思的人”对你最重要，而且你认识到你将是陪伴自己终其一生的唯一人选。但是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并非由资历堆积而成的自我实现，比如说同时修4个专业，时任大学报社编辑，参加合唱团，创建非营利组织，并学会烹饪异国他乡的美食等等，这些都不能成就有意思的你，因为“意思”并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也不是刻意去成就的。一个人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他大量阅读，习惯思考，放缓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

若从全新的角度去诠释，大学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转变为成人。虽然学校并非必需品，但既然你已经在学校了，那么不如认真完成这种改变。既来之则安之，大学的4年，也就是青少年向成年转变最黄金的4年，倘若仅仅是为了职业做准备，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培养，那简直是荒谬至极。如果有人真的以此相加于你，那么他已经对你进行了一次掠夺。如果你在大学毕业之际与你入学初期并无区别，你的信念、价值观、愿望以及人生目标依旧如故，那么你全盘皆输，必须重新开始。

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通过笔下人物感言：“我不如就获得一次教育。这听起来让人感觉教育是物品，如同一件可以获取的女士外衣。”显而易见，这里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你”，而不是教育。“教育并不能被获取，反之，教育是在影响或改造你。”“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虽然这是一种通俗的定义，但提出此观点的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的初衷是严肃的：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的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

第6章　创建自己的生活

I.方向

“自我价值”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工作，工作是当下急需我们面对的现实，不是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然要发展个人职业并实现个人价值，但是职业发展并非驱动“自我价值”的全部理由。

《有目标地工作》的作者拉拉·加林斯基在她的书中建议读者向自己提问。“我擅长做什么？”“我关心什么？”“我坚信什么？”诸如此类问题在职业发展的转折点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年轻人过于实际，急于求成，往往忽视这些问题，就如同威廉·达蒙在《通往目标之路》中提到的，这种做法终将适得其反，因为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奋斗时，他是迷茫的，也将得不到满足感。探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能过于抽象，脱离实际生活，但是当我们尝试改变方式提问，“我的生命意义是什么”，我们很快发现，事实上“自我了解”是一件最实用的工具，它帮助我们找到自我的价值所在并找到合适自己的职业。有谁希望人到中年，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必须要赤裸裸地去面对诸多如此尖锐的问题。呜呼哀哉！

“职业”（Vocation）这个词在拉丁语里意为“召唤”，你是被召唤去从事某种职业，你是被选择，并非你选择职业，因此职业是你的天命。当然“召唤”的实现需要自身的努力，自己先要变得敏锐，愿意接受“召唤”。找到自我的前提是解放自我。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一直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他是无法听见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和声音的。这何谈召唤？！年轻有为的新一代，我们其实熟悉干扰我们的声音是什么。

我听闻一位哈佛大学学生以研究哈佛大学作为毕业论文题材，赞美哈佛培养了学生的自我效能，哈佛学生坚信任何事情皆有可能。该论文分析了两类学生：一类是认为考试简单，所以取得了A等成绩；另一类认为自己聪明，所以取得了A等成绩，而哈佛擅长的是培养第二种类型的学生。对我而言，后者更像是一种自信，而且我认为，被哈佛录取的学生，或被其他同等级名校录取的学生对自己本来就充满信心。暂且不比较这两者，真正意义上的自信本来就不会太在意考试成绩。真正的自信是不管他人试图给你灌输了什么理念，自己都始终坚信“我”的价值远远超于成绩，真正的自信是自己决定了什么是成功。

这位学生进一步论证，哈佛毕业生学以致用，把“自我效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并为社会创造新财富。当我提问“自我效能”如何为社会创新时，对方所引用的例子是“成为世界500强CEO”。我只能说这并非创新，而是成功，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成功”。“创新”如今风靡一时，被解读成解决任何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我们需要对“创新”的认知进行一次革新。

传统意义上的创新来自艺术类想象或者科技类想象，比如我们发明一种新的工具，一种新药或者一个APP软件。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创新，那是一种“生活创新”，依赖于“精神想象力”。这里的“精神”并非“精神面貌”，不存在对与错，“精神想象力”意指一个人有能力摆脱固有的生活方式，以最大尺度去想象所有的可能性，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打个比方：当你来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厅时，你面对几个固定的选择：拿铁、卡布奇诺、摩卡或其他类似选择。但是你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转身离开，因为有可能星巴克根本不能提供你真正想要的。同样的道理，当你迈入名校时，你面临着医学、金融、咨询和其他选择，但是你完全可以不在其中选择。你可以转身离开，留给自己一点儿时间思考。

拥有“精神想象力”绝非易事，与“精神想象力”相关的是个人品质，而非理智，我们既不能通过学习，也不能通过竞赛获取精神想象力，因此很多精英学生对它感到陌生。发挥“精神想象力”，尤其是面对家人和朋友的阻力，我们需要巨大的勇气。有“精神想象力”的人的想法往往不会迎合社会，他们的选择或许会使周边的人感到不舒服或不安全，甚至会迫使周边的朋友质疑他们自己的选择或者他们自己曾经未能做出的抉择。

勇气有两类：肉体层面和精神层面。我们通常所敬佩的是肉体勇气，它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是相当容易的。想象一下，你的战友与你并肩作战，你的社区为你助威呐喊。在从众心态的影响下，如果众人一起被生活所困，个体也许更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实；一旦给予机会摆脱困境，大家反而开始惊慌。精神勇气的不易之处就是，个体必须只身作战。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与传统和平庸决裂，与内心那个声音并肩作战！

我曾经有机会观摩斯坦福大学的课程，与学生讨论以上的话题。很巧合他们正在学习《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这本小说，而这本小说提供了最理想的意境来思考这些话题，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赞美这是一部为成人而著的稀缺伟作（尽管存在一些瑕疵）。

小说的背景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乡村，那是一个严重缺乏精神成长空间的年代，年轻女士尤其受限。小说的女主人公多萝西娅·布鲁克（Dorothea Brooke）是一位具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她追求有意义、有影响力的生活。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改变只能是从个人生活着手。当大家都期待女主人公与帅气、温和的詹姆斯爵士结婚的时候，她出乎所有家人和邻居的意料，做出了令人惊呼的决定，选择了爱德华·卡索朋（Edward Casaubon）牧师。女主人公看到的卡索朋牧师是一位朴素的、受人尊重的、博学的智者。协助卡索朋牧师参与理智方面的工作将是一种荣誉。而詹姆斯爵士后来与女主人公的妹妹希里亚结婚了。

结婚不久女主人公发现了卡索朋牧师的另外一面：病弱的、狭隘的、缺乏情感的。她的生活陷入了孤独和黑暗，她觉得自己的婚姻是个天大的错误。这个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幸灾乐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女主人公是否就应该与詹姆斯爵士结婚，过着她妹妹般小女人的生活？如果你不保守求稳，现实就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不稳。这是生活给予的简单回馈，很现实也很犀利。

该书作者乔治·艾略特自始至终欣赏女主人公的伟大灵魂。在这篇伟作的众多人物中，女主人公是唯一一位既拥有“精神想象力”去构想自己的生活方式，又拥有“精神勇气”去付诸行动的人。因此，在她得到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她选择了一位具有理想，但是不具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改革者。这次的决定比第一次具有更大的风险，招致了更大的家庭阻力。她的代价就是要放弃她舒适的生活，移居到城市，如她妹妹所言，将过上“风餐露宿”的生活。这种生活，她的妹妹希里亚简直无法想象，不得不担心，“姐姐你将如何生活呢？”“你总是跟一群怪异的人士在一起。我们将永远不能相见……而且你将一贫如洗。”虽然女主人公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但是作者艾略特让女主人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米德尔马契》这本书的确是为成人所写的。

相较于该书的女主人公，更具有精神想象力和勇气的人物是作者乔治·艾略特本人。在撰写《米德尔马契》这本小说的时候，作者淡化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乔治·艾略特生长的地方如同她书中描绘的小乡村，严重缺乏精神生活。虽然她本人并没有书中女主人公的优越的物质条件，但是她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并不逊色于女主人公。她大量阅读，广交朋友，独立思考。当她宣布放弃信仰的时候，她的父亲威胁将她驱逐出家门，但她并未妥协。之后她移居伦敦，浸泡于文学生活，勇敢地以平等的身份在男士圈中交际，这对当时的单身女性来讲几乎闻所未闻。

乔治·艾略特并未止步于此，她继而做了一件更加出格的事情：跟已婚男士有染。艾略特的情人本人就经营着开放式婚姻，他的妻子跟其他男人生育了孩子。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通奸并不稀奇，但是最让人愤慨的是，艾略特对此毫不掩饰。她坚信爱情远比婚姻的法律契约更重要，因此她坚持称呼她的情人为先生，甚至借用他的姓氏，目的就是要正大光明地经营她的感情。她为她的坚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仅社会避而远之，而且连她极其崇拜的哥哥亦拒绝与她来往。但是她已经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她并不为此向任何人道歉。她的不屈不挠，她的意志力和写作天赋，在《米德尔马契》这本书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很快就被大家认可，成为英文文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因而这个世界也被迫接受了乔治·艾略特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艾略特毕竟为此付出了25年的代价，而且谁都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

乔治·艾略特充分利用了她所熟悉的主题构筑成她的巨作：自我与社会、选择与后果、懦弱与勇气以及传统与反叛。女主人公多萝西娅并非小说里唯一一位做到了“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世界”的人。仅次于女主人公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名为利德盖特（Lydgate）的年轻有为的天才型医生。他立志在科学界闯出一番天地，但是却过早与一位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美貌女子结婚，最后并没有善终。利德盖特是一位大众眼里的成功人士，但是在他自己心里，他是一个失败者。他拥有“精神想象力”，但不具备勇气克服对舒适生活和外界认可的依赖性。

如此描述利德盖特也许有些过分。利德盖特与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一样，必须为抗衡外部环境的约束力量而付出努力。这本小说的开篇并未介绍书中任何人物，而是以16世纪西班牙伟大的宗教改革者圣女大德兰的故事为切入点，引出了人心抗衡外界约束的核心主题。该部小说里的诸多人物具有圣女大德兰般的灵魂，但是极少数有能力战胜恶劣的生活环境。如果主人公多萝西娅的处境稍有不同，她完全可以生活得更好。书中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编织成一张网，把每个人都缠绕在其中。

几十年后，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他的著作《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一书中，运用了相似的比喻。主人公斯蒂芬·迪德勒斯（Stephen Dedalus）感叹，“当一个人的灵魂诞生在爱尔兰，他的灵魂会被千万张网牵锁住，无法自由飞翔。”但是对他来讲，“你可以利用国籍、语言和宗教网住我，但是我恰恰能以此展翅飞翔”。正所谓：欲度关山，何惧狂澜，风生水起，正好扬帆。

在今天，我们同样被各种网困住。比如来自外界的一种典型质疑声，“你（读了这个专业）准备要干什么”就是一张网。“寻觅自己有何意义，不如寻找工作”则是另外一张网。当我与学生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学生一次又一次向我表达了困扰他们的一种心态——“自我任性”。比如，“专修哲学，而没有选择其他更有实用性的专业，是否是一种自我任性？”“我的大学文凭能带来巨大的机会，倘若一味追求精神生活，难道不是自我任性吗？”“我想在大学毕业之后先花一些时间旅行，这是否是自我任性？”这些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现在的年轻人不过是在思考一段略有不同的选择，而他们的内心却备感压力，不得不质疑自己的选择。

我们习惯认为，美国乃富强大国，但是我们又惊讶地发现，该国最聪明的一群年轻人受制于该国在理智和道德精神方面的贫乏，误把“满足好奇心”等同于“自我任性”。大家普遍接受上大学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努力争取追寻属于自己的教育时，又遭遇他人警告，说你是在放纵和任性呢？那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呢？难道咨询、金融不是自我任性吗？难道当律师，享受高收入不是自我任性吗？学习历史是不被赞许的，因为它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而在对冲基金公司任职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们追求自己的热爱乃是自私之举，但是你若取得丰厚的收入，那就不自私了，这就是我们的习惯思维。

文学评论家德威特·麦克唐纳德（Dwight MaCdonald）多年前曾说：“我们认为，一个人一辈子专注于诗歌写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认为，一个人花一辈子推广百事可乐，与竞争对手可口可乐抢占市场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比比皆是。我曾经与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音乐家交好，而我却费尽口舌说服他，音乐能给人们带来价值。我们会羡慕有人从名校退学创业，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但却不能理解有人完成大学教育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们嘴边经常挂着“改变世界”或“回报社会”，但是这两者如果不能给你带来更高的声望或其他利益，那么我们所提倡的“利他主义”将会大打折扣。我们的高中生为了竞争名校，不惜一切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和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但是没有人会“愚蠢”到以此作为职业追求。

“自我任性”所勾勒起的一幅典型画面是，“树荫之下创作诗歌”，这似乎在建议此类创作型行为是过于梦幻的、唯我的、不相关的、无用的，甚至多少有些女性化以及青春派的。有人会质疑它算不上真正的工作，那是一幅闲赋诗书、无病呻吟的画面。

四面楚歌，有时候让你防不胜防。一位韩国学生暑假从海外归来，在机场被护照检查人员说教了一番，而仅仅因为她想学习哲学。一位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现在已经从哈佛大学毕业，在一家独立运营的书店工作，生活有保障。但是我的经历与你所描述的情况几乎一致：当我告诉周边的人我目前的工作，而且在短期之内并没有进一步深造或上法学院的打算，也没有兴趣将来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政治家时，我所得到的反馈是不理解，甚至愤怒。就在昨晚，我和父亲之间再次上演口舌战，他声讨我浪费了哈佛大学的文凭。他认为学习农耕、服务社区、给予自己时间思考、治愈由于心和事的长期隔离和滞后的社交生活而造成的情感创伤是自私和懒惰的表现，远不及直接“出卖自己”创造价值。

我们或许比较容易理解这样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勇者和传统大众思想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同情她的“遭遇”，但是我们或许意识不到，我们就是造成“遭遇”的力量。我本人20岁出头就读大学期间，遭受到朋友的“威胁”，因为我人生的追求方向代表着令人费解的价值观。作者艾略特就《米德尔马契》发表评论，“我们这一群微不足道的百姓，用我们每日的言行吞没了像女主人公多萝西娅那样自由奔放的灵魂”。现实生活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编织各种网束缚他人和自己。

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呢？或者更通俗地说，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热爱呢？年轻人一直习惯于完成近期目标，这样的一个问题令他们措手不及，难以作答。虽然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不妨提供几个建议。选择做一些自发纯粹的事情，就如同你小时候那样；选择做一些即使没有外在奖励你也会选择做的事情；选择做一些你可以废寝忘食地专注去做的事情；做你最喜欢做的事，不是你认为自己喜欢或者应该喜欢的，而是你的真爱。

学术界就积极心理学课题已经做了充足的研究，其结论无外乎两点：在满足基础物质条件之上，一个人的幸福感来自健康的社交圈以及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这些阐述并非什么新闻，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宣称，人就是社交体，每个人的幸福来自他发挥出个人的能力之时。严格来讲，这种个人能力就是你所擅长的。当你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对接你最强大的能力时，你的幸福感就自然而然从心中升起，转化成快乐和自主。

卡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氛围偏向实用主义，该校有一半的学生专修经济和政治专业。我曾经有机会与在上“哲学入门”这门课的学生交流，同他们讨论这门课的特点和收获。首先，我问他们为什么要上哲学课，很多人的回答是为了满足毕业学分要求。当我问该课是否有意思时，大部分学生表示同意。我进一步问“有意思”具体指什么，其中一位学生的回答比较深刻：“‘有意思’并非我们所熟悉的定义，这门课提供机会让我思考我想思考的问题。”另外一位学生补充道：“我在学习的时候，经常过于入迷而忘记了时间。”以这门课为例，我认为，大学多数课程或者所有课程就应该“有意思”，有些学生可能同哲学产生共鸣，也有些学生可能对数学产生共鸣。既然学习如此，那么我们的工作何尝不可呢？

做自己喜欢的事本来就是一碗实用性极高的鸡汤。很多学生可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数据类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适合的。当你不擅长工程，选择工程就不具实际意义。当你选择你感兴趣的事情，你将会更加努力，将会收获更多，将有机会更加成功。

作家乔治·奥威尔回忆：“从小时候开始，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了要成为作家。在17岁到24岁之间，我一度尝试放弃成为作家的念头，但是这个过程中我深受煎熬，因为我严重违背了自己的本性。”在《临终时最遗憾的五件事》（The Top Five Regrets of the Dying）一书中，书的作者，也是一位临终关怀护士揭示了她的对象在临终前最大的遗憾：“我真希望自己有勇气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他人期望的阴影之下。”一个人可以为了等待未来的收获，无限期忍受工作的煎熬，延迟自己的满足感或者放弃享受工作本身。

作家拉拉·加林斯基反对过度强调“个人热爱”，因为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属于自己的“热爱”到底是什么，因此这样反而会令他们产生恐惧感。我之前倡导以“使命”作为个人方向，这对年轻人来讲可能难度过高，因为年轻人可能听不到“召唤”的声音或者听到多个声音，无从下手。加林斯基建议，以寻找“意义”为出发点，询问自己“什么事情会触动你？”或者“什么能让你产生共鸣？”对于措辞，我当然并无异议，而且我们无须修复任何一种形式的措辞。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达蒙也支持“意义”这一说法，因为“意义”能够里外结合，理想地把自己和世界结合在一起。举个例子：当律师并不是“意义”，但是通过法律来保护工人的权益以及控诉罪犯则是一种意义。意义在于你在做什么，而不是你是什么。

有意义的工作不受收入水平限制，威廉·达蒙教授的研究发现，“普通的行业，如公交车司机、护士、公司行政职员、餐厅服务员，精英行业，如律师或医生，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意义”。不论工作性质是什么，达蒙教授强调，持久的“意义”不能仅依赖于工作带来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虽然现实主义者声称工作只不过是为了糊口，但是问题就在于“只不过”。当他人义正词严地劝告你工作独为生计，应当放弃“热爱”或“意义”时，我建议你观察这个人自己的生活轨迹。我猜想他并非如此。如果他真的如此，那么你了解一下他是否快乐。

大卫·布鲁克斯批评，“寻找自我”或“追求梦想”仅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无异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的精神教条。虽然这些“说教式”的语言可能已经被通俗化，被感情化，成了市场推广的陈词滥调，但是它还是远远比精神教条更有深度和广度，它就是现代人的生活，它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社会——美国作为国家的最基本的信念。美国精神代表艾默生所提倡的“个人自足”以及梭罗的“禁令”，执行自己的生活节奏都与“寻找自我”和“追求梦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该主题同时也在大部分的英文经典文学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个人的成长、自我发展、在社会中建立自己的一席之地，等等。

在传统社会里，个人的生命价值往往由外界信念架构，如个人在社区里的地位以及父母的工作性质，你根本就不需要也没有机会去思考某种精神，但是现代社会给予了个人思考和选择的自由，这既是一件礼物也是一个负担。自由可能带来恐慌和迷失，因此我们更容易选择放弃，让他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但无论如何，我们至少不能无视这种自由的存在。问题的核心不是我们不相信“寻找自我”和“追求梦想”的价值，而是我们并未培养出孩子寻找和追求的能力或者我们根本就不想让孩子寻找和追求。

大卫·布鲁克斯坚持认为，“大部分人并不会主动形成自我并领导自己的生活。相反，很多人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逐步形成了自我”。我同意他观点的前半部分：一个学生不可能静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就可以建立一个自我。大学仅仅是开端，它给每个人提供了培养自我反思能力的机会和平台。

但是我认为，从“遇到问题”到“解决问题”从而“建立自我”这一说法有明显的局限性。或许社会企业家型的年轻人编写软件，把城市需求和服务供应商对接解决当地政府的问题，或者创建项目为贫困落后的学校带来新鲜的食品，提高当地居民的健康水平这些事情符合布鲁克斯的说法，但是如何解释其他类型的企业家呢？

比如你制作一款电脑游戏，创建一家设计公司，或者开办一家面包房，这些到底是解决问题还是充分利用机会呢？还有其他更多的职业，如教书、护理、社会工作者、学术研究、神职人员以及法律和医学，参与这类性质工作的不仅仅受其内在的意义所激励，比如我很喜欢孩子，我执迷于考古学以及我愿意为上帝服务，也因为这些工作产生了外在影响。还有一些创意性工作，比如，作曲既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也不是利用机会，它源自内心的冲动，需要表达和交流情感。

布鲁克斯本人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政治评论员和社会评论家，我也许不能精准地描述他发自内心的职业冲动，但是我大概可以猜测，他的内驱力来自几个方面：理智、好奇心、人生信念和情操，而解决问题并非主要动力。显然，布鲁克斯也是寻找到了自己并追求了自己的梦想。

在种种讨论之中，如公正、美丽、善良和真理等指引我们人类精神的北极星——“理想”很少出现，甚至被刻意避免，取而代之的是较含糊的“价值”。但是理想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珍贵，它给予我们力量抵挡地位、财富和成功的诱惑。

理想好比宗教信仰，在我的观察中，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具有最强大的精神自主性，对外界声音的依赖性最低。美国文学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曾经比喻，“理想是心灵成长的目标，是心理健康的必需品”。虽然“理想”很可能在大学毕业之际就滞留在了大学，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他离开校园40年之后，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水深火热的时期，他仍旧写信感谢自己的老校长一直督促自己要坚守年轻时候的理想。

在过去的几年，我有幸接触到很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倾听他们关于离校几年之后，重新认识自己真正需要的大学教育的心得，他们在坚持探索自己到底是谁以及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在这里我很荣幸分享其中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名为尤尼斯（Eunice），美籍亚裔，不到30岁。在一次受邀参加耶鲁校友的活动上，我认识了她。尤尼斯在西雅图市郊长大，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之后就职于摩根士丹利。在大学期间，她享受到了充足的学术指导，但是职业发展引导却远远不足。在我们后续面谈中，尤尼斯感慨，“大学的职业指导办公室给予的帮助微不足道，职业选择有限、固定，除非你愿意走一条全新的路”。环顾周边的朋友，大多数人似乎都在从事极其类似的事情，不是法律、医学就是商科，其中最不快乐的是读法学院的群体。令人遗憾的是，几乎看不到有人在做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那些能够令她一见钟情的事情。

在摩根士丹利工作3年之后，尤尼斯终于选择离开，这也是她第一次选择放弃一件事。她坦承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担心我若继续待下去，对高薪产生依赖感，我将永远不能脱离。”

其后，她来到上海，在这块崭新的土地上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其中与她有所交集的不少美国人并没有名校背景，但是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远远超过她的耶鲁同窗们。有些人开餐馆，有些人从事写作，也有不少创业者：比如一位年轻女子开办了影视制作公司，另外一位从事活动策划，还有一位经营着一家美式纸杯蛋糕的甜点屋。究其原因，她发现这些人身上的一个共性是，他们更愿意承担风险。来到上海，尤尼斯给了自己一次机会脱离了“常春藤精英阶层的泡沫”，见识了没有常春藤盟校级别的名校背景，但是依然成功的活生生的例子。

在上海工作两年之后，尤尼斯决定回到西雅图，利用一年的时间思考并休整。她参加了瑜伽培训班，热衷于义工服务，并准备在一年后开始MBA项目。她非常了解，MBA的教育可能与大学的经历一样狭隘，但是她已经准备好了主动寻找一种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回顾大学，她希望自己当时能够尝试更有意思的专业，而不是不假思索地选择经济学。如今她认识到，“大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经历教育”。但是她也承认，以现在大学的存在形式，学生根本没有机会去“内视”，去“思考自己真正的追求，而不是掉入自认为应该追求的陷阱”。

经过几年的社会历练，尤尼斯对生活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承认：“当你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你感受到为个人简历继续添砖加瓦的压力，而且也必须是名牌。但是事实上，这又是给谁看呢？”如今，外界的评价对她的影响大大降低，她对物质的追求和拥有也看得更清楚了，人也变得更加理智。回想起在摩根士丹利每天12小时的工作强度，她做了简单的总结：“当你心不在焉，任何的竞赛都是一种无意义的投入。当你回到家，你应该是开心的。”人有欲望，但是我们的生活，引用尤尼斯精辟的回答，应该是“可持续性的生活”。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玛格丽特（Margaret）。她在阅读了我写的一篇论文之后，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就是一位完全符合你描述的名校生：在并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造就了一个有竞争力的我，但同时也在我内心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觉得大学毕业之后，耗尽个人储蓄周游世界是不可饶恕的自我放纵。虽然周游世界是我大学多年一直的计划和梦想，但是当我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努力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屈服了，我向自己的罪恶感投降。最终，我的妥协是成了一名享有全球声望的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驻扎在巴西研究气候变化和农业。至少我在海外，而且是在极具异国风情的巴西，我成功地自我安慰。

在任职期，我目睹了资深研究员为了争夺研究所主任一职，讥讽只拥有双硕士学位，而不具备博士学位的同事；另外，我觉得自己是被困在井里的那只青蛙，在研究着我从未涉足的一片土地。面对困惑，我时常会情不自禁地会回想起你的文章，我终于意识到，其实自己一直在假装，一直在欺骗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位气候科学家。事实上，我大学主修国际关系专业意在保证4年完成大学学业的前提下，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海外学习机会。

我一直在假装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每年都有几百人为之排队。几个月前，甚至有一位来自非洲的博士生申请担任我的实习生。最重要的发现是，我假装在乎社会给精英拟定的“成功”，这也是常春藤盟校，如耶鲁、哥伦比亚教育自己学生所做的，而且各个毕业生都学到家了，我的表现更是相当不错。我不仅升职加薪了，而且也在专业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国际级别的研讨会上做主题演讲。我擅长我所做的，但是最终这仅仅是我的工作，而不是我的所爱。

经过一段深度的自我反省，分析自己向往的“智慧”，自己真正想要的技能（而不是假装拥有的那种技能），我突然如梦初醒，我对攀登“成功之梯”毫无兴趣，我想要的不过就是经营一间非营利性、服务总量不超过30人的餐厅。我年仅22岁，经济实力有限，但是我希望在南美洲实现我的梦想。整个计划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幸运的是，我身边有一位抱着同样梦想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康奈尔大学2011届），我们决定放手一搏。在整个尝试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花费55000美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在创业中显得捉襟见肘，比如如何给墙刷底漆或用便宜的木料做一张木制桌子，如何规划餐馆的预算等等。如果我们最后未能成功，至少我们拥有“精神勇气”，给了自己一次机会。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尤尼斯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一心追求更有意思的生活方式，因此她努力朝着为社会做更大贡献的方向发展；第二个故事的主角玛格丽特是一位梦想家，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她与尤尼斯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也更有可能招致更多的质疑，包括她放弃的那份受众人追捧的工作。不管是成为富翁还是拯救世界，两者的共性是，她们都为自己的真正所想而付出了行动，而不是屈服于外界预期她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最后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我的故事是一次寻找自己天命的长征，而原本并不需要这么长。我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学教授，在我上大学之际，我的几位兄弟姐妹已经从事医疗行业多年。显而易见，科学是我们家庭的首选，因为职业的成功是必需的，所以除了科学，其他方向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个未成文的家规加上我作为犹太移民的第二代，不论我是多么喜爱阅读和写作，我从未考虑过科学之外的选择。

在高中期间，因为受益于两位科学老师，我对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一直以来我对心理学都充满好奇。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新生，在新生入校的第一周培训期间，我发现学校提供生物和心理学双学位项目，我义无反顾地做出了选择。那个时候，我并不明白兼听则明，应该多做尝试，比如人类学、历史和古典文学等。我甚至都没有认真了解“大学专业”到底是什么，肤浅地将认知停留在选择几门课程而已。速战速决如此令人兴奋，同时也令人安心。面对大学的各种陌生和不确定，我不知所措，因此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启大门，而是要迅速把它关闭。定了专业，加上哥伦比亚大学所有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和其他要求，一位大学新生在还未接触任何一堂课时就把未来四年3/4的课程框定了。

遗憾的是，在新生最需要引路人的时候，恰恰没有人出现，提醒我要放慢脚步给自己思考的空间，给自己机会。就连我十分喜爱的大一新生写作课老师，仅仅是给了点缀式的指导，并没有全力鼓励我去追求自己在语言方面的热爱。

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选择出现问题了，也忘了到底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一个人的兴趣也有时间节点；或许是因为大多数的科学课都以大班形式授课，缺乏讨论互动性；或许是因为将来从事科学工作的憧憬过于模糊，而且课程内容过于枯燥，所以动力的持续性产生了问题，总之这种种问题与我在上科学课时缩在教室最后排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小说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全然不知我的行为已经在向我释放信号。

当我真正意识到自己本该主修英国文学专业时，已经太晚了。大学毕业，等待着我的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该做什么。很多人的答案是法学院，因此我也奋不顾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上了相应的考试培训课程，参加了法学院的入学考试，并向多所学校提交了申请。但是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我踩了急刹车。

我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想成为一名律师，结果我去了新闻学院。千万别认为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在这之前，与新闻学沾边的不过是在大学期间的一些课外活动而已。我之所以选择新闻学院只不过是因为它是逃避回答“我该做什么”的一种有效方式，我只需要给自己安排一些事情做，那么按照常规，上研究生院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可想而知，就读新闻学院并不顺利，因为我既不想成为律师，也没有兴趣成为新闻工作者。

在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唯一的面试机会来自一家作坊式苟延残喘的非营利机构。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从大学毕业几年，对自己因为浪费掉大学受教育机会而充满怨愤，同时又干着一份对自己完全没有意义的工作，我的职业发展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更糟糕的是，我的自信心严重受损，我不知道接下来路在何方。

与此同时，我碰巧去探访一位正在就读建筑学院的朋友。我发现，她也并不快乐，她的课程过于理论化而且学生个个自命不凡，因此她想放弃。改变我一生的时刻就发生在那天我们两位故友谈笑风生时，当她宣布“我必须离开研究生院”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必须去读研究生”。我必须给自己一次学习英国文学的机会，而且我不会再让自己错过机会，否则我将永远不会快乐。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甚至我当时的反应有点儿不可理喻，但是我到现在还能够精准地指出发生那一刻的具体地点。整个事情如当头棒喝，我醒了：我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我终于看清楚了自己一直在释放的信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找到了方向。

有了方向并不意味一帆风顺，事实上挫折重重。我申请了11所学校，被9所拒绝；而且，录取我的学校似乎有意刁难，第一学年末就淘汰了一半的学生。尽管如此，我终于有机会尽显所能，而且有史以来，我第一次喜欢上了学校。每周我投入了70～80个小时的时间用于学习，经常宅在我那间寒酸破旧的学生宿舍里，阅读至凌晨4点。我从未如此开心过；我终于听从了自己的内心，讲得更深刻一点儿，我终于体会到，满足个人心愿所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我终于说服了自己，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纯粹的“想”——寻梦！

II.风险

创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铲除整个教育系统潜移默化地在我们心中播下的那颗种子：恐惧失败。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达蒙一直强调面对失败的态度，绝不能知难而退，反而要学会坦然面对，这就是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历失败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让每个人清楚地意识到失败并非世界末日。

回忆自己的经历，我毫不忌讳地与现在的大学生分享：“当我第一次考砸了一个重要的考试离开考场时，我的心情糟透了，我甚至记不得自己是谁。但是再次经历时，我已经进步了。”每次跟学生分享该片段，都赢得一片狂笑声，年轻听众的心理终于得到抚慰，他们明白了原来学生时代的几次考试失利并不影响未来的人生发展。

有人希望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向哈佛所有大一新生推荐一本必读书籍，校长选择了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 Schulz）的著作《犯错》（Being Wrong）。该书倡导“质疑是一种技能，犯错是智慧的基础”。一直成功（即从未失败）并不是能力的体现，而是脆弱的表现，因为出于害怕失败，个体往往放弃一些本来能够造就他成就自己的机会。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警世名言告诫我们“虽败犹荣”的道理，这里的“荣”指的是个人的收获和成长。倘若我们设定的标准是真正为自己负责，那么在尝试达到标准的过程中，我们经历的应该是不断的失败。我们或许因为取得全A的成绩、完美地达到大众统一的标准而沾沾自喜，但这种成功与真正的卓越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我们需要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失败，并有备而战。比如《米德尔马契》的主人公犯了巨大错误而不能被社会接受，她的生存都受到了挑战。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主人公斯蒂芬·迪德勒斯大胆地宣布“我不惧怕犯错，即使是巨大的、一辈子的，甚至是永恒的错误”。他的语言鼓舞人心，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它的全部。该书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赢得了压在自己身上的赌注，但是他书中的主人公迪德勒斯未必如此幸运，而我们可能也不会那么幸运。现实生活中，每一位不走寻常路且最后完成非凡事业的人，如乔治·艾略特或史蒂夫·乔布斯，对面都站着一位反例，成功与失败就像是孪生兄弟如影随形。但是不论我们的目标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我们尝试走自己的道路的理由是：这将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自己的错误。

我的一位同事曾经这么说，当年轻人终于脱离华尔街无休止的竞赛式生活后，他们照样还是会犯错误，但是至少不是为争取华尔街而犯同样的错误。你我当然也会犯错误，而且有些错误难以容忍，但是生命本来就是一场长途旅行，逐渐才能发现自己最真实的生活方式，前提是，你的方向是对的。

拉拉·加林斯基作为Echoing Green公司（一家为创业公司提供种子资金的机构，成功扶持了“为美国而教”“城市年”等）高级副总裁，她的角色之一就是指导年轻的社会企业家成长。她强调“有意天真”，即面对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你能够无视“不可能”的种种原因。想象力的本义就是为现实的世界注入新鲜血液，之所以你会畏惧“不可能”的事情，是缘于未知，因为未曾有人做过，或者至少你未曾尝试过。

面对恐惧，你必须降伏它。不久之前，一位高中老师向我解释，恐惧是控制人心的一种有效媒介，掌权者给百姓灌输恐惧就是想要掌控他们。对于优秀的青少年，一直响在耳边的是非黑即白的“不上名校就捡破烂”的说法，搞得人心惶惶。在小时候如果我流露出任何软弱，有人就会讥讽：“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快乐的水管工。”不少与我通信的年轻人面临职业选择时趋于极端化：要么藏身于一个地下室专注于写作，即精神式职业（务虚）；要么在一座玻璃帷幕的摩天大楼里进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即务实职业。当然，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认知。当你稍微走近一步了解他们的思想时，你会发现，他们的思考源于“恐惧感”，缺乏立足的逻辑。

加林斯基本人受益于自己的母亲，她时常回想起母亲曾经的教导，“一个人必须要学会临危不惧；有些恐惧感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但是面对源于不安全感的恐惧，你需要迎面而上”。不知道多少父母已经忘记，年轻是一种独特的能力，它可以使我们百折不挠。无数次我听到父母告诫自己的孩子，如何规避在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方面的种种风险，但是这些风险不仅没有击败他们，恰恰造就了今天的他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精英式的职业发展路径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是一道极其乏味无趣的风景线。精英们体味不到不确定性的愉悦，总是在求稳；从未任由生活自由发展，总是要保持冷静和秩序；从未追随理想，总是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完全负责。请问如此生活的意义何在？美国哲学家拉尔夫·爱默生喜欢引用英国杰出军事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一段话，“一个人，只有不知道自己的路将伸向何方的时候，他才能达到顶峰”。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当你试图拒绝不确定性，那么你就拒绝了生命的意义。

我时常不由自主地想起20世纪70年代梅里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瓦萨尔学院求学期间对女权主义的醒悟（这种醒悟是我们希望所有学生在经历大学之后具有的一种对个人生命的领悟）。我会联想到著名的女同性恋漫画家艾莉森·贝克德尔（Alison Bechdel），在重量级女权主义者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还未被大学生所熟悉的时候，贝克德尔受周边朋友影响，已经涉足女权主义。我还会联想到美国创作歌手和诗人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她年轻的时候初次接触法国诗人阿瑟·雷姆邦德（Arthur Rimbaud）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事实上，雷姆邦德的生命和作品激励了很多年轻的追梦者，他不谦逊的智慧给予我不少灵感。这些活生生的故事让我不得不问，类似的个人成长故事是否还会经常发生？多久一次？现今的年轻人还有机会吗？他们是否会给自己一次机会，以开放的心态经历一次洗礼，勇敢地接受思想碰撞，成就一个崭新的自己？中国宋代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描述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种意外收获，就是造就了乔布斯伟大人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不知道现在的年轻群体还是否勇于探索重新构建自我的蓝图！

个人的探索就如同作家里克·佩尔斯坦（Rick Perlstein）所说的，这是一道“有截止日期的工序”。一位令我印象较深的女生立志要成为一名法官。她考虑在上法学院之前，休学一年，当然时间只能是一年，而且那年必须是“高效率的”。她是一名智识严谨的青年，但是有她的局限性。追忆她的经历，大学的前两年，她惊讶于“读的每一本书，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虽然大学经历使她惊醒，但是依旧无法改变她自9年级就决定当法官的计划，看来她还是不明白个人的醒悟和未来的使命是有着重要的关系的。

生活中总是存在一些很幸运的人，他们自小就清楚自己的使命。这种现象往往在创作行业更为常见。比如作家乔治·奥威尔，他小时候就已经拥有丰富的写作经验。据他回忆：“曾经作为一名孤单的小孩，我借助于创造故事摆脱寂寞……我知道自己对语言的运用有天赋并且有能力面对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作家感觉魅力十足，但是投身于写作不同于其他能够为你带来社会地位的“顶级”行业，因此他建议青年要深思熟虑。奥威尔自己的确就在他的成年期，又严肃地重新考虑过作家这份职业。期间，他放弃写作去尝试做其他事情，转了一圈，还是决定重操旧业。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更加成熟，具有更深刻的自我认识以及更清晰的判断力，达到了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境界。这种“职业规划”与之前的法官女生有天壤之别。

我的一位同事称，现在的年轻人为“后情感”一代，即他们更擅长回避一些过于杂乱无序以及过于激烈的情感。虽然我并不知道此说法的科学性，但是我一直相信，年轻人不应该惧怕自己生活中所经历的冲动和疑虑——即使它们很有可能迫使自己偏离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人生轨道。在西方文学中，典范式“流浪者”就是奥德修斯，而关于他英雄事迹的诗歌集《奥德赛》已经被广泛接受并等同于一种改变生命、灵魂洗礼的历程。奥德修斯在长达10年的流浪生涯期间，遭遇了超越他想象的神明和怪兽的折磨，虽然身心交瘁，但他却练就了一身的力量和超常的创造力。最终奥德修斯被古希腊的智慧之神雅典娜所救，但是曾经由于大风致使他在大海上偏离航线也正是受雅典娜所赐。雅典娜心知肚明，只有让奥德修斯上刀山下火海，经历种种挑战才会迫使他具备临场应变的能力，调整方向，最终发现世界的内涵以及自己的使命。

虽然我强调创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同样要强调为之付出的代价。“寻找你的热爱”的同时，你必须清楚“你要为此做出牺牲”（而这种牺牲可能不仅仅是放弃你可能获得的社会地位）。“追求你的梦想”的同时，你必须准备好“放弃资历或名望”。行业资历本身是需要的，但是这里的“资历”指的是精英阶层对那种造就精英身份的名望的贪婪，而正是这种贪婪蒙蔽了我们追求梦想的双眼。名校一边阻碍自己的学生完成自我找寻的使命，同时又邀请成功人士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激动人心的励志演说，这简直不可思议，甚至令人恶心。

金钱可以帮助你获取东西，满足欲望。但是地位则是一件复杂并有意思的东西，恐怕只有拥有地位的人才能体会到。金钱不一定使人快乐，但是生活中也不乏有钱而知足的人。地位这个词则较为复杂，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攀比，因此形成竞争。地位不仅仅不会给你带来快乐，反而时刻让你不快乐。

你想攀登顶峰吗？很可惜并没有顶峰。无论你攀得多高，总是有人在你之上。梅勒可能想达到海明威的高度，海明威可能想竞争乔伊斯的地位，而乔伊斯深刻地认识到，他与莎士比亚将永远存在距离。文学界如此，其他行业也无一例外。

我现在就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未来的位置：与大部分人一样，位居中流。当学生敲开耶鲁这样的学府的大门时，他们误认为终于到达彼岸了，没想到耶鲁之上还有许多更高的地方要去攀登，根本看不到尽头，所谓“天外有天”，就如同一个人站在了双面镜的中间，左右两边无限地向外延伸。那至于为什么我们如此贪恋地位，因为它根深蒂固地与人性深处的各种情感捆绑在一起：荣誉、耻辱、腐朽、自负、自我形象、自尊等等。即使拥有金钱，也只不过是取得地位的一种方式而已。

在一次斯坦福大学的讲座上，我指出，追随热情的定义包括懂得放弃。对于现场的听众来讲，这个放弃可能就是斯坦福本身：如果你不是斯坦福学生，放弃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录取；如果你已经是该校学生，那么放弃的是进入斯坦福大学的核心圈子。显然，我的建议在现场并不受欢迎。之前不少极其优秀的学生向我请教，一个人是否可以既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但同时又是为了争名次而学习。我的答案很简单：这是不可能的。为学而学的意思显而易见：学习就是唯一的动力，学习本身就是重点，与追求名次的出发点大相径庭，我们必须正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许有人会认为，坚持为学而学也可能会意外地争取到名次，一箭双雕。也许吧，但是你真的认为这是意外吗？还是你会自欺欺人，偷偷地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我绝对没有轻视要克服追求世俗地位与成功欲望的难度。两者都是一种瘾，我们不会完全克服它，最多是学会与之共处。国际酗酒者互诫协会通过邀请酗酒者每天参加会议，相互给予力量，时刻提醒大家为什么而战，来帮助酗酒者战胜酒瘾。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完全消除对地位的渴望，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在行动上不受制于诱惑。在强大的抵御力面前，诱惑会变得脆弱。

与其为成功而工作，不如为工作本身而全身心投入，这个原则成了在黑夜中一直伴随着我的北极星。当我开始过度关注外在奖励时，我提醒自己必须重新关注工作本身，努力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当我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时，快乐便油然而生；一旦我违背了这一原则，痛苦、迷茫就随之而来。

作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精辟地总结了一句话：“为了事情自身而做事情，不计较结果，都是值得的。”事情最终是否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可不受你控制，但是，你可以掌握在手心里的是事情本身和你对它的热爱——任何工作的最终收获也是如此。最后的评分只有一个：你是否过上了一种自己满意的生活。

虽然我费尽口舌与读者讨论选择和生活，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的苦口婆心也许已经是媒体笔下或公众人物口中的陈词滥调，如“做你自己”“做自己的事”“你只活一次”等各式口号。即使听者有所感触，但是也会由于过度消费而造成语言内涵流失和听觉疲劳。

如今身边的所有事物似乎都很“潮”：每个人都声称要做一名别出心裁的创新者。从销售宽松长裤到运动鞋，从软饮料到歌曲无不承诺消费者独具一格，当然他们向所有消费者都做了同样的承诺。这种现象就像是弗兰科·托马斯（Frank Thomas）等文化历史学家多年以来一直告诫的，我们的社会正在严重商品化，刺激“叛逆式”消费习惯。

美国伟大的“个人主义”已全面爆发，到处可以听到“改变原来的剧本”，“描绘你自己的道路”，当然还有最典型的“不同凡响”。这些可贵的精神如今被服装公司利用得炉火纯青，比如李维斯的牛仔裤广告就是以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啊！开拓者》（Pioneers！O Pioneers！）为背景故事，盖普公司甚至宣称诗人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喜欢穿卡其裤。如今的年轻人正是吸收了这些空洞的、伪装的、安抚的商业化“叛逆”精神。

我们必须抵制这种缺乏内涵的声音。在你的苹果电脑上粘贴“我是一个独立个体”或类似语言的标签并不意味着你真的是“一个独立个体”；不论是在身体某部位打孔，长了一脸的胡须还是移居到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这些行为都不会使你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成为独立个体，拥有精神勇气是不可能通过配备装饰的方式而实现的。任何形式的消费，虽然流行的家具或音乐本身很好，但是它们只是外在的搭配，都是无用之功。Facebook也不例外，在Facebook网页上引用名人名言并不会帮助你成为一个独立思考者。总而言之，如果你未曾放弃什么，那根本就谈不上精神勇气。挫折、牺牲、内心挣扎、出师不利、走弯路、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矛盾等，这些才算是真正意义上走向独立的特征。只有痛过，才是真实的。

自欺欺人是另一种风险。我认识一位在大学里崇尚非主流的学生，但是他在10年之后还是生活在大学的回忆中，他故作叛逆者，实际上是麻木地顺从。在大学里坚持理想固然重要，但是通常是在大学之后，也许是多年之后，我们的理想会受到现实的考验，那时我们必须要为理想付出远远超越口头表达或表面姿态的代价，承担起实在的风险。同时，为了装酷而追求独特也不可取，你不过是为了争取同伴的认可，代替现实对你的评价。你更没有必要为了满足自我，让自己获取一种优越感。创建自己的生活，最终不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它不一定是光辉灿烂的、时尚潮流的或者反思潮的，它存在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你自己。

不论是讨论大学的目的，建立自我的重要性，独立精神的价值还是勇于面对风险的态度，我们都无法忽略一个大前提——现实。其中首要因素是金钱。我们都需要养活自己，我们还要面对诸多大学生还未考虑或接触到的现实压力。比如，来自富裕家庭背景的孩子，如果他们希望自己将来拥有房子就要考虑房贷；即使不拥有，那也要考虑房租。如果有计划成家育子，那么就要考虑家庭生活费用。当然，还要考虑如何保障自己的退休生活。这些都需要经济实力，但是《圣经》提醒众人，金钱本身并不邪恶，邪恶的是人类对金钱的狂热和贪婪。

面对经济衰退，工作更加难找，名校毕业生也不例外。大学毕业生搬回家与父母同住的人数持续刷新纪录，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要比之前更甚。学生贷款几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我们预见未来要偿还巨额的学生贷款，我们怎么可能只考虑大学带来的个人品质成长，而不考虑将来的职业出路呢？一位大学教授坦言，当大学的费用高达5万美金，而不是5000美金的时候，家庭对大学的期望也随之变化。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用投资和回报的关系来看待高等教育，是因为投资的成本日益加剧。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该惶恐。金融危机的迷雾逐渐褪去，虽然速度缓慢，但是未来要比过去几年的状况乐观许多。我们情绪的波动往往造成过激的反应。当市场充满利好消息时，街头巷尾张灯结彩，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当市场出现不利消息时，我们陷入悲观世界，仿佛永远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悲观世界，如同乐观世界，都存在泡沫。话说回来，精英大学生的务实主义以及职业至上的态度并不是因为金融危机而导致的。言外之意，这种态度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

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人就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职业使命。如果你没有学生贷款，而且父母在心理和经济上能给予支持，那么你在大学毕业时就有更大的空间做选择。至于选择什么大学，一些实际因素，会影响你的抉择，如低廉的费用或者尽量少的学生贷款。这些往往比更亮眼的大学实用。当然也存在更知名的学校的净学费低于其他学校的情况，但也不尽然。

金钱从表面上看是决定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曾经遇见过一位康奈尔大学毕业生，他希望成为一名作家。虽然没有任何负债，但他向我吐苦水说，自己成为作家的概率渺茫。其中主要原因是，他无法同一些拥有业界人脉的耶鲁毕业生竞争，因此就打消了念头。暂且不去深入讨论他的巨大误会，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人的内心自由度。你在20多岁所能够承受的不确定性的程度以及能够管理的财富取决于你是谁。我相信，大学不仅仅是发现你是谁的好机会也是造就你是谁的好机会，当然发现和造就的程度因人而异。思想可以扩展，价值观可以改变，但是我们的个性一旦形成就很难变化。我们有些人自出生就是乐天派；同时，也有人一辈子总觉得别人的更好。

以上所讨论的种种问题对就读于精英学校的学生来说更容易解决。如果你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者鲍登学院的学生，甚至只是埃默里大学或者贝茨学院的学生，你已经很幸运了。雇主会更主动地给你机会，研究生院也更愿意录取你。不谈你的家庭背景和成长途径，你已被接纳成精英社交圈的一员。你所建立的人脉，将会为你的事业发展铺路。

尽管顶尖大学的录取机制以及衡量方式存在种种问题，但不可否认名校生本身很可能就是有才艺的、聪明的、有激情的和上进心的。即使你没有就读最知名的大学或一所你梦想的学校，或者你原本可以上一所知名大学，但最终选择了其他，你最终也会生活得不错。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国家，以任何标准来衡量，美国仍旧是强大的国度。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获得了一个比致富更加稀缺也更加难能可贵的机会：一次可以选择不追求财富的机会。讲得更具体些，在美国，我们有机会找到人生目的，拥抱自己的使命，同时依旧生活得很体面。

世界应该是公平的，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人的基因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将永远不会公平。重建自己的生活是一种特权，有机会追随自己的热情是每个人最终应得的权利，即使公开反对这些不争的事实，我们也并不能使它们完全消失。我也认识到，我所提倡的并不适用于所有在顶尖大学就读的学生，更不用说适用于在非知名大学的学生了。尽管如此，问题的关键是：我所提倡的是否适用于你。如果是，你就应该为自己负责，而不是借用其他人的生活案例为自己找借口，逃脱应该承担的责任。

每当我在大学活动上呼吁这些事的时候，总会有听众质疑，“那么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怎么办？”或类似的言论。而提问者往往是那些几乎一辈子都不需要为金钱犯愁的学生。我想请问，如果你在经济上宽裕，又不为大学求学负债，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为生活和梦想而战呢？这种精神上的逃避类似于之前讨论的“自我任性”的心理暗示：依赖自身的背景优势去追求梦想反而会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但是利用家庭背景优势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倒是让人感觉真实。当然，如果你们家财神高照，追求梦想可能不如继续膜拜财神可靠。

真正的低收入家庭子弟所面临的内在矛盾比他人要强烈得多，而且犯错的空间也比他人小得多。不仅仅如此，他们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比如作为家里首位大学生的负担，暂且不谈是否是名校；家庭指望着他们从此过上中产阶层或更好的生活；能够为自己父母的退休生活提供保障等等。如果学生被这些因素所包围，做个人选择所考虑的角度和采取的方式会较为特殊。此时此刻，就如同我们的先辈所言，我只能说不要贱卖了自己。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分享了他父亲的故事，他的父亲未完成高中学业：

某天晚上，晚饭之后，我跟父亲坐在厨房里……我将要成为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因此我们要好好规划一下我这一辈子。在那里，我告诉父亲：“我觉得自己将会学习法律预科专业。”

他问我：“你希望成为一名律师吗？”“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律师可以挣很多钱，不是吗？”

我父亲立刻火冒三丈……他告诉我，大学对于我来讲只有一次，所以我得好好学习自己想要学的。他说，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弟上大学，他们主修自己有兴趣的专业，他认为我和弟弟与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样出色。除了钱，我们同样富有。

根据我平时对来自不同经济阶层的朋友和学生的观察，我简单地补充一点：平时生活朴素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因为你能更适应简单的生活。

初到美国不久的移民家庭，甚至是已经成为中流阶层的家庭，会承担其他特殊的压力。移民背景的学生和家庭往往非常现实，与他们讨论理想乃天方夜谭。社会地位对这个群体来讲，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移民家庭希望自己下一代的成功为家族在美国奠定立足之基。这与低收入美国家庭希望通过子女的成功上升到中产阶层并无二致。尤其是亚裔学生，所谓的“新一代犹太人”，就是崇尚教育的产物。孔子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强调子女对长辈的忠孝。移民家庭的长辈跟晚辈之间的关系放大了这种文化。

但是，相比自己的孩子，移民家长对美国的认知局限要大得多，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资源分布以及美国式成功有着相当狭隘的认识。在我父母眼里只有常春藤盟校，就连顶级文理学院如威廉姆斯或者阿姆赫斯特，都不在视线里，现今的亚裔家庭就是完美的翻版。移民家庭的故事不禁令人联想到《圣经》的《出埃及记》，老一代信仰上帝的人经历了无常的荒野，终于逃脱奴隶生涯寻求新生活，但终究在希望之城下被拒之门外，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出生为自由人，能够充分地享受和利用与生俱来的权利。

尽管如此，也存在着一些真正了解如何培养儿女的移民家长。马克·卢比奥（Macro Rubio）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菲律宾人，他对自己的父母有着深刻的回忆：“自小时候开始，我的父母就让我们明白工作是维生，职业是做自己所爱，并获得经济报酬。我职业的成功是建立在父母工作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忽略父母的支持，精神层面的支持要比经济支持更有价值。一位学生曾经分享她父亲的良言：“不要担心，你还年轻，你还有一辈子。你会有未来，而且每个人都有未来。你只是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得到父母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相对而言，学会不受父母左右更加重要，这也是成熟的表现。上下辈之间的矛盾并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内在的一种特征，也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恰恰是现在的社会有些不正常：某些大学生会在每堂课后打电话向自己“直升机式父母”汇报，唯恐自己的做事角度和发展方向与父母的意愿产生偏差。父母和孩子之间首层关系应该是“朋友”。这是一种非比寻常的关系！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D.W.维尼科特（D.W.Winnicott）曾表示，家庭环境下的“不忠”正是每个人生活的本质之一。成为自己就是与对他人的忠诚相对。坚定地表达“我是（谁）”是任何一种语言里最强烈也是最具风险的话语。

观察当下，众多家庭似乎不约而同签了一份协议书：永不分离，永远忠诚；我不必长大，也没有人逼我长大；你不长大，我也不必担心失去你。大学毕业之后回家“啃老”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早已存在。如果现在的孩子不反叛了，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反叛，毕竟上下辈都已经是“朋友”；或者他们觉得反叛的结果并不保险。当然反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个缓慢的过程，每个人都需要空间测试极限，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跨出第一步，认为每一步都极具风险，那么成长将永远不会开始。与其与父母保持“和谐”的朋友关系，还不如公开反叛专制的一家之主，做一回自己！

不少学生读大学修双学位，比如西班牙语和经济的搭配或者历史和计算机的搭配，而理由往往是为了同时满足父母和自己的需求。“一个专业是为了父母，另外一个专业是为了自己。”那为什么不可以单纯地专注自己的专业呢？难道你的生活不是自己的吗？你欠了父母什么呢？爱和呵护，这也是他们将来需要的，但不是顺从，也不是你的生活。实际上你并不亏欠父母什么，而且家庭也不是一场生意。你并非欠他们什么，你与他们之间维护着一层特殊的关系。当你还是小孩的时候，这种关系其中一个层面是听从；当你成年了，这种关系里必须要有独立。从小孩到成年的过渡就是青春期的故事，倘若你在等待父母来帮助你完成这个过渡，那么很有可能，这将永远不会发生。

就上大学期间如何提高自己的问题，我在此提出几个建议。与父母的交流频率不超过一周一次，最好是一个月一次。无须告诉父母任何有关论文或考试方面的成绩，甚至任何在校期间的情况，同时，也不要期望求助于父母。如果他们涉足你的选课或大学生活的细节，请委婉地拒绝。如果他们不接受你的拒绝，那么你需要大声告诉他们，大学是完全属于你的，不是他们的。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危言耸听的矛盾：“如果我主修音乐，如果我去参加那次自驾游，如果我休学，我父母将会‘杀’了我。”就这个矛盾，我有个办法：先“杀”了他们。当然这是个比喻。斯坦福教授特里·卡塞尔（Terry Castle）在他的一篇名为《如何与父母决裂》（The Case for Breaking Up with Your Parents）的论文中建议，要过上有意义的成年人生活，一个人有必要成为一次孤儿。

一次对家族传承的主动放弃，一次对反抗权威、暴露谎言或令父母失望的意愿的培养，是培养理智和情感独立的大前提，今天比过往任何其他时间尤甚。

梳理所有问题，我发现最常见的问题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一般无外乎以下几个：“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去什么学校？”“我应该修什么专业？”“毕业之后我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等等。我当然能够体谅提问者的心情，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我或者他人可以回答的。我可以给予的实际建议也是大家早已听到过的：花时间休整或者放慢脚步，跳出永无止境的名利追逐的陷阱，脱离无时无刻的被管理的状态，去探索学校之外的世界，去发展你一直以来没有机会获得的技能。

高中与大学之间的“间隔年项目”如今越来越被人接受和鼓励。哈佛大学、塔夫斯大学以及纽约大学等在他们的录取通知书中直接建议间隔年项目，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开始了自己的项目。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适应大学生活上存在困难，因此学校希望，学生在上大学之前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变得更成熟。每年都有新增的项目，我们可以利用网站以及间隔年项目展会帮助自己寻找最合适的项目。

在选择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市场上诸多极短期的项目，避免再次掉进为了提高简历竞争力而忙碌参与多个项目的陷阱。项目的选择一定要考虑费用，但是父母在衡量费用的性价比时，考虑的角度应该是如何为大学做最充分的准备，不浪费大学4年本身的费用。当年我的父亲阻止了我参加身边不少朋友都参加的一个间隔年项目，理由是间隔年将扰乱我个人的发展进程。结果我的大学经历一塌糊涂，并且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

当你考虑间隔年项目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参加第三方项目。间隔年出发点就是脱离框架式的生活，脱离所谓的“高产”生活。不少项目高度宣扬“丰富你的生活”，但还是囚困于被大众认可的传统思路，如到海外学习外语等，最终还是为了个人成就添加砝码。你是否考虑过从事一些无法在Facebook上炫耀的，或是不能为个人简历加分的事情呢？比如就是自由地漫游，或“隐居”享受阅读？你可以考虑跟一群陌生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然后找份兼职工作来养活自己。如果你认为此举将没有收获，至少你会遇见你本来根本不可能遇见的朋友。甚者，利用间隔年完全突破任何其他人的思考范畴，包括我之前所有的建议，尝试自己大胆的设想。既然你的大学已经有着落，你还担心失去什么呢？

如果大学之前没有尝试间隔年，那么在校期间也可以休学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如同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你某天醒来对之前所做的一切产生质疑，那么你不妨休学整顿，再重装上阵。你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在做出类似的行动之后，回到校园时脱胎换骨，整个人变得更加丰满，更加独立，更加珍惜当下，更加娴熟地处理在学业和社交上的种种困难。

如果休学太麻烦，我还有一个建议：充分利用你的暑假。不要为你的暑假安排实习机会或研究项目为将来职业做铺垫。背上行囊，去呼吸新鲜的空气，你绝对会有了不起的新发现。你可能会担心自己因此浪费了一个暑假，在个人职业发展的道路上落后于自己的同伴。也许吧。但是如果方向错了，跑得快又有何意义呢？这时停止就是前进！

大学之后也可以“休学”，当然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生活了，你不会在“休学”之后再回到“原来的空间”。大学毕业意味着最大的可能性和自由度，只有极少数的机会，如硕士或者博士项目具有一定的时间敏感度。这段时间的人生抉择让我联想到亚弥希族的“逃离家庭”传统，即族人在青少年时期给予机会离开自己的原居住地去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经历之后再次选择是否回到自己的家园。中上流阶层家庭虽然在衣着上没有亚弥希族那么严格，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族群。如果你来自这个阶层，因为你随时可以回去，那么为何不趁年轻多了解自己阶层之外的世界呢？世界那么大，何不去看看？

对每个人来说，大学只是“找到自我”的一个开端，“找到自我”的本意是在校园的框架之外认识自己。课外活动、暑期工作和实习都是不够的，因为投入成本不高，经历有限，且选择性较窄。做出决定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并非仅仅是个答案，而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寻找答案的唯一途径就是付出行动。一位在路易斯克拉克大学任教的朋友对大一新生有一句警言：“让激情找到你，而不是你去寻找激情。这个前提是，你为此付出了很多艰辛，而且你要接受，你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并非是你所热爱的。”

你要做的是放缓脚步。引用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的措辞，二十多岁是“带着问号生活的十年”。虽然我很后悔自己在大学期间以及之后几年浪费了大量时间，但我现在终于认识到，某种形式的“浪费”和“游手好闲”也是必要的和健康的。浪费实际上并非是真的浪费，就好像实际并非务实，尤其是实际让你活得很不开心的时候。作家查尔斯·维兰（Charles Wheelan）总结他的观察：“有意思的、成功的人士，他们的生活往往不是中规中矩的。”我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很有可能面临困惑甚至挣扎，但是新的方向也往往在这个时刻出现。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意识到，现今学生的挣扎来源之一是，面对无穷的选择无从下手。这个问题被我之前一位学生比喻成“干细胞现象”，即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可以成就任何事情。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内心的矛盾：我想永远年轻，永远拥有无穷的选择；同时我伤感于自己必将要做出选择，从而失去无穷的可能性。纠结之后的茅塞顿开至今刻骨铭心，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要选择一项事业而要放弃所有其他的事业，而是，当我不能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将什么都不是。

同样的道理，你不需要担心自己一辈子只能选择一次，不需要在第一次就做终极选择。即使做了这样的选择，你应该做好改变的准备。你选择了一条路，在这条道路上克服千辛万苦徒步前进，你会遇见不同的人，发现新鲜未知的世界，从而你会思考这个世界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况且这个世界无时无刻在变），以及你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通过这个过程，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一位高中老师曾写信给我：“当学生或家长计划过于长远的时候，问题便随之而来。没有人现在就知道所有的答案，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或试图一步到位，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个问题。曾经在我22岁时拯救我、让我毅然放弃律师念头的一则建议是：绝对不要为你的一辈子做好计划，因为人的变化在两三年内都是巨大的，而且时刻会产生新的想法；你真正可以做到的是，想好现在要做什么。”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不就是成为一名艺术家、前卫的积极分子或创业者，而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条路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在纽约工业区布鲁克林生活对于有些人来讲，就相当于金融行业的人生活在投资银行，都是同样在逆境中竞争和生存。理工科的学生，出于职业的考虑，手脚被束缚，不选择成为物理学家，而是在华尔街处理数据；不选择成为地质学家，而是成了一名皮肤科医生，这种现象在文科生身上也同样存在。

一份职业可能对他人并不具有吸引力，但是只要你自己觉得有趣就足矣。从事父母所希望的事业并不是问题，前提是，只要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成就任何事情。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我们一直被灌输一个错误的理念，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现实中有很多事是不可能的。就我而言，不论我处于什么年龄段，多么想要成为棒球手、摇滚乐明星或音乐会钢琴演奏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人的天赋各有不同，再加上体能、个人魅力、外表、智力等与生俱来的特点，就决定了现实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快乐来自我们能够发挥自己擅长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各自拥有某些特长，但只是某些。了解自我的重要一部分是了解自己具备什么；违背自己的天性只能事倍功半。我们每个人都是含着一把金汤匙来到这个世界的。

创建自己的生活也并不意味着世界围绕着自己转动。没有人可以鱼与熊掌兼得！没有绝对完美的工作，就如同我在路易斯克拉克工作的朋友所言，工作感觉起来总像是工作。每份工作都有一些繁杂琐碎的环节；每个人都必须权衡取舍。有些人可能是独行侠，比如作家；或者是在一个不健全的环境之下工作，如老师或者医生；或者是没日没夜地苦干，经营多年之后才能见到曙光，如企业家。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焦虑、挫败、羞耻等等，甚至有些时候想放弃，重新做选择。没有人会保证你的未来是伟大的或能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或能遇上自己的伯乐。乔治·艾略特“纷繁复杂的处境”在现实生活中以不同形式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没有人会因为自己风趣而能够逃避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要争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理想或热爱去忍受那些繁杂无聊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妥协，但是妥协不是投降，我们要找到值得妥协的事情。

最后补充一句，创建自己的生活并非不思进取。你还是要努力工作，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不同的是，当你所做的事情具有强大的使命感时，你会感受到无比的成就感。

做到这些容易吗？当然不容易，而且一直不容易。生活是一场悲剧，你并不能拥有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你会徘徊，你会犯错误，你会失去信心。在这段时间内，你必须要经得起来自同伴们、父母的朋友们以及陌生人的不解和嘲笑。有人会好奇你到底怎么了，在高中时期不是很出色吗？你甚至会经历焦虑甚至抑郁。像我的话，就不只一次经历过这些。这些不愉快的体验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在大学期间还是大学之后，你最好能够找到支持你的力量，就算只是几位同情你的朋友也是有作用的。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从逆境中走出来，创建自己的生活。

第7章　聪明人的道德和责任

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可以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至少我认为是如此。我们要教导学生有社会责任感，为此，有诸多耳熟能详的口号，如“回报社会”，“从身边做起”，“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等等。在顶尖的高等学府里，社会责任感与“领导力”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众所周知，“哈佛是领导者的摇篮”，换言之，这已经是一种陈词滥调。我的一位学生回忆，当年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招生官在她高中时访问表示，他自己寻找的是具有“领导潜力”的学生。当然，顶尖学府都在寻找该类学生。

如今，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学生，每位大学申请者都要以领导者自居，要把自己想象成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在一次大学毕业典礼上宣称：“我们的毕业生将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并要改善这个世界。”听起来，成为领导阶层和改善世界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上，顶级大学所倡导的领导力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相当薄弱，与过去大学所提倡的社会进步更相去甚远，更不用说与领导力的本意所存在的距离了。尽管如此，大学仍旧趋之若鹜。

讲得更具体点儿，这些大学所提倡的领导力无非就是登上社会阶层的塔尖，诸如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高端医院的掌门人、参议员、CEO或者大学校长。其核心就是，只要掌权，不在乎你所选择的领域。当你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头衔之后，那么大学就可以大肆宣传，以你为豪。每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学位的人群里，富有的捐赠者总在其中，比如某些公司的CEO。大学在介绍他们的时候，除了“商业领导者”，并没有更多内容可言。领导力在这种语境下是缺乏内涵的、甚至是乏味的。

学生们耳濡目染，费尽心思在学校里要成为一支球队、一个俱乐部或者是学生会的“领头羊”。甚至有些学生会创建一个全新的团体，并自立为“首”。事实上，你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自己争取到头衔，这样才能为自己申请顶尖大学加分。你也希望自己成为一名领导者，难道不是吗？

之前我听过一个哈佛大学面试学生的小故事。面试官问学生：“哈佛是培养未来领导者的摇篮。你希望自己将来成为哪个领域的领导者？”学生答道：“我不知道。任何一种都可以。”对极了，这就是对整个教育系统“务实”现状最好的诠释。

如果说我们从《米德尔马契》这本书中获得了精神勇气，那么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则帮助我们看清了我们对领导能力的严重曲解（即争取最高头衔）以及背后的代价，同时这部杰作为电影《现代启示录》提供了原型。船长马洛（马丁·西恩扮演）在书中就是马洛，上校科尔茨（马龙·白兰度扮演）在书中是科尔茨先生。

这本书出版于20世纪初，与越南战争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与早于越战30多年的比利时刚果殖民地有关。马洛是一位民用商船的船长，而非军官，他被一家由比利时授权掌管刚果殖民地的公司派遣，沿着刚果河流逆流行驶，寻找一位神经失控的经理。电影里的科尔茨上校就是那位经理。

小说围绕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人种关系以及人性的黑暗展开，主题并不难于消化。这本书揭示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官僚主义。书中的“公司”，（作者是用大写字母C来强调的）具有等级分明、权力至上的制度，与任何其他官僚体系并无差异。环顾我们所处的社会，很容易找到书中现实版本的“公司”，如银行，博物馆，中小学或者大学，甚至是谷歌、美国国会或是布鲁金研究所。这就是我们现今出色的学生将要赖以生存的环境。

船长马洛沿着河流逆流而上。他首先到达了外站。科尔茨上校驻扎在内站。在这两者之间是中站。故事的官僚主义也就在中站表现得淋漓尽致。船长马洛如此来描述中站的负责人：

他的肤色、五官、举止和声音都很普通。他拥有一般的身高和体型，一双平凡的蓝色眼睛，却给人感觉深邃的冷漠……除此之外，他的嘴角挂着一幅无法描述的表情，似笑非笑，好像隐藏着什么，难以言喻……一副睥睨、轻蔑的脸。他自年少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不过就是普通的生意人。众人必须服从他，但是既不是出于尊重、爱戴也不是出于惧怕，确切地说，是出于一种不安。这种不安并非彻底的不信任，但是这种感觉具有相当的魔力，能够控制他人。不论是在组织能力、自主性或秩序管理等方面，他既没有动力学习，也没有智慧，更没有创造力，而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固守着原有的秩序。我们不得不问，他是凭什么获得职位的？谁知道！他严格保守着那份秘密，飞不进一只苍蝇。或许他内心根本就是空的，这不得不让人重新思索。

描述该人物的几个形容词，普通、平凡、寻常，并不能给人留下印象。在我把这本书读到第15遍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种人物描述简直就是我前任老板的完美缩影，一位在官僚体系下顺风顺水、平步青云坐稳位置的人。她脸上也挂着木讷的表情，但更像一只大鲨鱼。她擅长给他人制造不安，似乎我们做错了什么，但她却三缄其口。

在生活中，当你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周旋时，你会遇见类似马洛所碰到的中站负责人或像我前任老板的人——无组织能力，无主动性，甚至无法建立秩序，不学无术，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征。她力所能及的仅仅是维持现状。至于她是如何获得职位的，如同马洛所猜测，我们并不得而知。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官僚体制本身提出的质疑：能者为何经常被埋没在大浪中，中庸之辈却手握大权？归其原因是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上升的速度取决于个人在体制内周旋的娴熟程度，而非专业背景的卓越。奉承上司，排斥下属，积极出入鸡尾酒社交活动，善于官场术，充分借助大师余威狐假虎威，直到最后在背后插上一刀。广交人脉的最好办法就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必为原则承担风险或者根本不需要原则。生活在某种体制下，你既不需要信奉该体制，也无须质疑它。你只需要成为他人希望看到的守业者，最终你将成为一名如作者康拉德笔下的那位负责人，那种内心空洞的人。

顶尖的高等学府秉承着培养未来领导者的使命。他们所引领的教育方向应该培养应有的素质。在大学校园里，“领导者”是一个常见词汇，马克·埃德蒙森认为，“现在人们对领导者的定义，无非就是一位热情的、乐观的、与精英成功人士站在同一条战线的人”。领导者往往是一群小大人，他们没有能力挑战那些真正手握大权的权威……如今当人们谈及‘领导者’时，是实实在在的‘追随者’，像是一群寄生在鲨鱼身上的小鱼。

一位在耶鲁工作的助教描述，自己遇见的学生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当我在一次演说中引用了该表达方式时，学生提出，“如果大学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学生来支撑财政，学校又怎能去培养其他学生成为将来的领导者呢？”但是问题是，这些学生就是未来的领导者，而不仅仅是有经济实力的校友后代。其后，当我的演说稿在网络上流传的时候，有学生回信告诉我，“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的表达方式非常贴切地描述了他们这群人。

对于美国精英来讲，领导能力曾经一度有过深层的意义。新英格兰老牌的大学预科中学，以及处于黄金时代的常春藤盟校，一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人性与品质。在那个时代，它们培养出像罗斯福总统一样的领导者。在当时，领导能力意味着责任、荣誉、勇气、刚毅、亲和力和无私精神。这些品质就是当时贵族价值观的体现，虽然我们还得谨慎对待伴随着贵族价值观的贵族心态，但我们如今已经高度接受这些态度，它们还是值得赞美的。

对于上流家庭而言，领导力具有实际的内涵：他人利益先于自己，为理想奋斗，为整个体系的健康发展而尽责，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的基本出发点（而不仅仅是在毕业典礼上的呐喊）。整个国家托付于这些人，而他们要做的是使国家进步。那么是否有些人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当然有人没有达到，但是这种领导者的标准依旧存在，其他是次要的。

我怀疑，现今的顶尖大学的掌舵人是否思考过“领导力”应该被赋予更高更广的意义。即使他们思考过，但如何去落实又是一个大问号。谈及“个人品质”，我们所能联想到的是考试作弊或约会强暴等事件。这个词似乎已经演变成仅仅是“不做坏事”的意思。高校系统作为整体在无时无刻地影响并培养学生的品质，而顶尖高校作为整个系统的领头羊，却既不关注也不讨论这些学生品质的培养和发展。

与其致力于培养领导者，不如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公民和思想家。思想家是一群敢于质疑权威，而不是一心追求成为权威的人士，毕竟这里是大学。事实上，最好的领导者就是思想家。思想家指的并非学术界的学者，而是能够以批判的视角来审视自己所处的组织和社会的人士，他们能够把批判落实到实处。思想家具有叛逆思维：不只是解答问题，还提出新的问题；不只是完成任务，还思考任何一件事情的价值所在；不只是勇于冲锋陷阵，更重要的是为公司、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制订新的战略方向。拥有领导力不亚于重建自己，最核心的元素是勇气和想象力。最核心的任务是，筹建一个有能力与这个社会现状对抗的个体。

做一位逆袭者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作为独立思考者和领导者同样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但是如今，我们的下一代在一片喝彩声中长大，并吸收着各种社交技巧。我们鼓励他们学会团队合作，我们教育他们要开朗、灵活、合群，强调追求集体共识或个人妥协。我们似乎过度关注团体的和谐与一致性，有意回避容易引发我们内心以及彼此之间痛楚的事由，极力反对任何冒犯行为、排他行为、冲突以及诸多作为人类应该经历的现实。最终，我们的下一代成了一群没有棱角的新生儿，毫无斗志可言。

我们自己必须要警醒：仅仅抵抗传统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要抵制那些宣扬这些思想的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父母、老师、同伴和朋友。总之，就是你自己所在的团体，不论你的团体是如何定义的：拥有共同身份的团体、所在的党派或你的教派。如果你是一位环保人士，那么抵制的对象就是其他环保人士；如果你是一位自由主义者，那么你的对象就是其他自由主义者。与自己的团体共事不代表在思想上随波逐流。

在任何生活或者工作环境下，总是有些你不该问的问题。作为领袖，作为思想家，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找出并揭示这些棘手的问题。当你向存在已久的共识，特别是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现状提出质疑和挑战时，你将招致众人的厌恶。因为你的行为迫使所有人一同质疑，但是他们很有可能一直以来花了大力气来掩盖自己的疑虑。你的这种行为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谈道，“异议者的冲动实乃对他人说‘不’的勇气”。这种勇气是美国文化的一种力量，但是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尤其是在顶尖高校里的年轻人身上却荡然无存。现在的学生不再要求自己为社会的根本进步负责，而这在过去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我指的“现在”始于40多年前，几乎接近我开始上大学的时间。众人皆知，美国20世纪60年代风行的理想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留产物，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理想主义的消亡。在过去的几十年，包括克林顿在任期间的繁荣时光，为什么社会文化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在1985年，即里根总统时代经济复苏的最高峰，我参与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举行的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游行。当时极具个人魅力的学生领袖呼吁大家积极参加活动，鼓励并安慰其他学生，“我们还是可以取得B等成绩的！”言外之意是，我们还是有时间为期末考试做准备的。即使最后的成绩并不完美，但足矣。换成今天，学生领袖可能会说：“我们还是可以取得A-成绩的。”

到了1987年，阿兰·布鲁姆描述，大学生不仅仅缺乏“对现状的批判式的不满”，而且根本不清楚现状之外有何其他选择。“学生身上看不到任何一种渴望的理想、浪漫的情怀或者其他特质，看不到任何促使年轻人不满足于资产阶级社会或者任何社会的现状的动力。”

布鲁姆的此番言语并不是出于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怀念。他非常清楚，年轻人对社会的反抗或异议并非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而是伴随着人类现代化而发生的，比如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时代或者是美国和法国革命。在18世纪和19世纪，质疑一切，重新审视整个世界并重建世界，就是年轻人的职责和特权。因此我们在那段时期经历了伟大的变革，权利运动则是变革的最后章节。我们应该看得明白，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理想主义社会气氛并不具有任何意外性，相反，我们这一代才是历史的例外。

我时常回忆起几位在波莫纳学院读书的学生向我讲述的故事，他们在大学为了获取幸福感而颇感压力（波莫纳学院被第三方机构评为最快乐的大学之一）。一个致力于铲除不快乐或者任何不满的体系实际上就是反乌托邦。每个人生活中必然有不愉快之事，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而且不快的经历是任何个人、机构乃至社会转型进步的基石。只有当你的内心或者灵魂感受到现在的自我和追求的自我之间的差距时，变化才会随之产生。

为什么在顶尖高校就读的学生与自己所处的系统如此亲密？那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系统里如鱼得水。大卫·布鲁克斯在他于200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组织顽童》（The Organization Kid）中谈道：“精英学生泰然自若地接受了现有的已然成型的制度。”虽然他们在青春年少时往往带着一份冲动，但是这些学生的青春不足以撼动他们全然接受现有体制的那份心安理得。

为了回应我在大学校园演讲中所提及的种种批评，反对声音会以一些为争取社会进步的非营利和营利机构作为佐证，比如“为美国而教”、Facebook、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等。这些都体现了这代人为争取社会进步而付出的努力。我首先来回答一个终极问题：我们是否进步了？比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确实进步了，暂且不管是否因为“9·11”事件、大气变化、金融危机、网络时代还是其他因素。千禧年新人相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之后任何年代的人群都更有社会参与感，更有能量，实实在在地促进了社会进步。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有人提出“你怎么看待Facebook呢？”他的意思是，Facebook不就是一个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就读精英大学的学生为改变世界而做出贡献的有力证据吗？这样的问题暴露了人们对社会进步在认知上的误解，Facebook仅仅是一个工具，类似的其他例子表达的是一种社会变革的表象。至于这个工具是否为社会的进步或者退步做出贡献，将一直有待定夺。新科技在民主运动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当然西方的媒体也可能夸大了其作用），但是新技术也在为政府以及公司监视并控制百姓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工具所带来的价值是中性的与双面的。科技公司，如Facebook、苹果、谷歌等公司在我们移动终端上所引发的变化，也许是很多人梦寐已久的变化，但是它们并不能改变社会架构，也不见得就是在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

试问新一代中，到底有多少人考虑过投身改变社会的架构；就算思考过，又有多少人愿意去行动呢？任何理想、理念、远大抱负不过是20世纪的挣扎。我们现在鼓励新人“在现有的体系下努力工作”，鼓励新人确定问题并想办法解决。这种科技主义至上的思路正在统领着现代高等教育，其所缺失的正是整体大局观的教育，缺失的是对社会最根本存在的审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如同一份试卷，由很多个独立的问题组成。我们要做的是各个击破：更清洁的能源技术，更便捷的饮水方式，更高等的学校（取得优秀成绩，完成服务项目，创建几个俱乐部）。

能做到这些的确令人敬佩，也可能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但是这些是否足矣？我们接受现有的体系并为其工作，但是如果系统本身就是个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如果社会公平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真能解决学校问题吗？如果我们不进行全球贸易改革，我们真的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吗？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改变消费者行为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但是消费者真的是环境危机的源头吗？面临这些问题，我们对未来的世界是否有自己的憧憬？未来的版本是否要比现在好一点点？我们面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我们所寻找到的答案又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你可以对各种理念和观点的讨论置之不理，但是你不得不面对这些讨论背后的问题。问题关键是，你是否知道自己做事的理念和原则是什么？如果不清楚，那么你很有可能随波逐流，接受最时髦的事物，并且不知道你的言行正在受其影响、被其浸染。

DIY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盛行当代，但我们发现，人们普通抱着一种远离纷扰的大环境的心态，比如远离政治舞台，千禧年一代尤为如此。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几年前为自己的学生提供了两类实习机会：一家是位于湾区东部的致力于环保的非营利性机构；另外一家是加州众议院主席的办公室。你要知道，这个办公室可是直接影响加州的整体经济（加州是世界上第十二大经济体）。但是现实是，前者吸引了300多名申请者，后者只吸引到了3名。

虽然我们或许会说，每个人都需要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但是倘若掌权者是不上心的政治家，那么我们所做的小事将永远微不足道。比如说，我们可以创建一家有机食品的农场，但是我们却不能阻止国会投票宣布比萨饼的调味酱代替蔬菜。当地小规模的社会变化是有价值的，但是面对强大的、有组织的财富轰炸，如政治说客、亿万富翁俱乐部等，创业型的改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也许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政治偏偏乐于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远离政治并不能消除政治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具有创新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存在已久，并非千禧年的独特产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的种种变化，尤其观察一下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两个领域：科技和食品。智能手机、iPad、农产品直销市场、可持续性发展的农业模式等，都是不错的进步，不是吗？当然，前提是你有相匹配的消费能力。相比之下，我们来认真研究其他两个领域的变化：政治和经济。伊拉克战争、公民团结运动、金融危机、日益加大且越陷越深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我们似乎更愿意避而不谈政治或经济。前后两者对比之下，“创意性”人群在忙着开发各种“玩具”，但是整个世界正陷入更深的深渊。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盛行的小规模科技创业型模式并非是某种哲理的诠释，更像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追求。谁不喜欢拥有自主权？谁不喜欢居住在宜居的地方？谁不愿意自己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社会，那么这些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放弃的。

政治是一场丑陋的、漫长的战争。参与这场战争的绝大多数人都处于第一线。有不少顶尖大学毕业生深入首府华盛顿参与政策制定工作，但是极少数真正竞选从政。一位正在一个小型的中西部城市当市长的名校毕业生告诉我，“从政就意味着居住在不毛之地，从基层开始一步一步向上爬”。

“服务他人”的精神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为何我们会舍近求远地倾向于到危地马拉共和国这样的地方参与拯救自然和动物或者纪实的工作，而不是去密尔沃基市或者阿拉斯加呢？难道是因为去帮助他国的穷人比自己国家的更有意义吗？当然有学生选择在美国国内做服务工作，但是为何很大数量会选择新奥尔良这所城市呢？

思考之余，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服务到最后并不是为他人服务，而是服务于自己，为的是给自己的个人简历加分。“做好事就有好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指导精神。我们是否能接受纯粹的“做好事”呢？这样的目标不够有吸引力吗？“服务他人”与“领导力”如同孪生兄弟，各自的存在是因为有对方。布朗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年轻人有拯救世界的意愿，但是这些行为背后的认知往往是，通过某些过程最终为自己争得最高的社会地位或者权利。

“服务他人”这个概念存在问题，或者说这个概念在当今社会的解读存在严重问题。这个词在《圣经》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圣经》告诫以色列的子民要服务上帝，而不是法老。耶稣告诉罗马子民要服务上帝，而非恺撒大帝。“上帝”是我们“服务他人”的对象，因此我们应该心怀谦卑，而非觉得屈尊。

现实却并非如此。我们以慈善的态度喊“回报社会、回报他人”，该类语言在潜意识中强调的是一种债务人的角色，强调一种权利的自我降低和屈尊，反映了社会地位阶层的差异以及社会关系，实为经济交易的本质。这种“服务他人”的态度把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对立起来：我们vs他们；富人vs穷人；白人vs黑人vs其他人种。位高权重者双肩应该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当下这种服务态度丢失了根本的社会责任感。现在的服务工程，是一群中产阶级“救世主”，他们带着一身美德，以自我陶醉的心情降临到穷苦的、无助的人群中。“服务他人”与“领导力”实际上是自我扩张本质的两种表现形式。

如果追求慈善存在诸多问题，那么我们该追求什么呢？公正。对他人的不幸表示担忧是慈善，我们应该要为他人的处境感到愤怒。捐赠自己财富的5%是慈善，我们应该致力于100%改善他人的困境。作家塔米·吉姆（Tammy Kim）反对“肤浅的义工服务的形式主义”或者治标不治本的社会暴力处理方式。我们要做的是，团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这也难怪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到危地马拉共和国而不是密尔沃基市参加服务项目。面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更容易接受，它是发生在他国。倘若是自己国家的问题，那么这可能意味着你自己也难脱其咎，正所谓“匹夫有责”！

有人会以“为美国而教”或者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例子来反驳上述观点。请问你参与了任何一项吗？是否因为有了这些，我们的社会、千禧年的新一代或者常春盟校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呢？虽然“为美国而教”是由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于1991年创办的，但是这个组织并不能因此为我们，甚至不能为普林斯顿大学开脱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事实上，“为美国而教”已经演变成中产阶级以“救世主”形象为个人简历加分的服务活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知名的高校里显得力不从心，很大原因是名校学生代表了社会天平占优势的一边，他们更相信要在现有的体制里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在大学里参与的某些服务项目或者在重要节假日做的事情，如马丁·路德·金节日所做的慈善，并不能体现个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至于他人领导的活动，与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我需要澄清，我并非建议学生们应该上街示威游行或者效仿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改善世界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但是每个人或每一代人都需要寻找符合自己的道路。

我所建议的第一件事是，大学应该教会年轻人学会思考。批评家雷纳尔·崔林（Lionel Trilling）引用了他同事一篇文章的标题——《做一位聪明人是道德和责任》。这里强调的并非是要求每个人拥有高智商，并非强调天资，而是需要学生学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以诚信和伦理的方法实现。我们不需要顶级的学生，只需要拥有质疑能力的学生。“质疑”的原意是“去审察”，因此质疑者就是会审视的人。倘若一个人真的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首席的位子，但没有质疑的能力或习惯，他虽然头顶领导头衔，也不过就是一位平凡的附庸机会主义者。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讨论乔治·艾略特对生活的反抗，讨论她坚信爱情的意义远超婚姻的法律意义，也许你会不以为然，因为她对爱情的信念几乎已经是社会共识。但是我们是否考虑过，这个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因为乔治·艾略特以及与之相类似的人存在。

人类科技的进步，像爱迪生或者乔布斯，带动了技术的革新，是技术领域的英雄；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的进步，在《米德尔马契》一书中，我们找到了相应的英雄，“之所以你我能够享受生活的稳定，有一半的功劳归结于那些不为人知、踏踏实实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生活的先辈”。我们现在之所以比之前更自由，更快乐（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如同乔治·艾略特一样，依赖个人的巨大想象力和勇气，承担了种种风险，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这可能是通过公开的集体式运动（比如民权运动），需要的是超时代的想象力，构思出与现状不同甚至有冲突的未来；这也需要勇气，愿意用行动说话。这也可能是通过个人行为，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社会的血液中并改变了它的性质。

哲学家爱默生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发动个人革命，把自己从现世的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独立、革命、强权和自由构筑了美国国家历史，爱默生建议个人的生活应该效仿这些品质。美国的革命对知识界影响深远，推翻了原有的思维模式，建立起全新的世界观。美国的国父是一群知识分子、思想家和博学者。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托马斯·潘恩、杰弗逊和麦迪逊等先驱几乎以生命、财富、荣誉为代价，用真相挑战权力。在美国国家的基因中，独立、客观、分歧和异议是核心元素。

我们的国家不完美，但一直在走向完美的路上，一直在朝着构建完美的美国的目标而前进。由此可见，大学教育的意义的确远超个人教育。如果你就是大学本意要培养的那种领导者，那么至少你就应该具备质疑的能力，并且首先应该质疑你自己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忙于完善个人简历，不如先开始完善我们的思想。独善其身，兼济天下！

第三部分　我们到底应该在大学里得到什么？

一份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普遍在沟通以及团队合作上存在明显不足，不能够从多角度对待一个复杂的工程。只有1/4的学生具备胜任工作的思考和写作能力”。而这些软实力恰恰就是博雅教育所致力培养的。从长远来看，现实似乎已经印证了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言：“我们所学的在10年内就会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

第8章　博雅教育与人文经典

创造自我、认识自我、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相信是每个家庭的教育追求，但究竟应从何下手呢？大学又能够提供什么呢？经久不衰的最佳方案就是以人文为中心、由敬业的教授主导小班教学的博雅教育。这并非新鲜事物，但是的确需要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那么什么是博雅教育？博雅教育并非政治学里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中“Arts”也不仅仅是指艺术，它的含义表述为人文（Humanities）更为恰当。博雅教育定义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简单来讲，博雅教育追求学识的目的是学识本身，即一种纯净的求学理念。引用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路易斯·门纳德的语言：“博雅教育并不为职业技能、经济回报或某种意识形态而服务。”与它相对立的是应用学科或职业技术类学科，如护理、师范、商科、法学、医学等。博雅教育是探究和追求真理的教育，而非为了任何形式的实用性回报。

博雅教育所探究的是知识的产生过程，是对知识的溯源，而不是去接受现有的知识；学生不是吸收知识，而是对新旧知识进行思辨。面对任何信息，我们要判断它的真实性；我们要思考信息背后的其他问题；不论是学习生物化学、政治学还是美国文学，我们要了解各自的假设框架，并清楚如何进行进一步分析。更确切地讲，我们学习的根本目的不是收集信息，而是论证。大学的教育是熟悉并掌握论证能力的过程：学会收集论据、分析现有的权威观点、预见驳论、合成新的论点、最后义正词严地表达结论。学会分析他人观点，并独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必将是艰难的、缓慢的，而大学4年仅仅是个开端。

历史学家西蒙·施玛（Simon Schama）在哈佛授课之后，曾有学生抱怨自己在听课之后变得更加迷茫。是的，本应如此。大学教育本该让我们开始了解到，我们之前所知道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者不变的。

在人们眼里，学术界总是在玩弄理论、故弄玄虚、把事情复杂化，简直就是自娱自乐。简单来讲，大学学习就是与现实的正面交锋。这个世界充满了复杂微妙的事物，如酵酶的结构、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现代经济的运作等等。虽然我们努力去整理庞杂的世界，但是真相总是难寻。有些信息已经演变成事实，如热力学定律、法国革命的日期，对此我们也许能轻松接受；但是，对于最前沿的发现或许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一系列的尝试、犯错以及保持小成功之后的虚心，方能拨云见日。

首先，博雅教育要做的就是，接受并欣赏以上所述的学习特点。在美国，博雅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广度。也许你只钻研某一个领域，但是你同时会接触到一系列其他科目。你不仅仅学会思考，而且要学会不同的思考方式。你也许会从心理学的角度了解人类行为特点，但你也会从文学的角度去体会人类行为。你也许会先从哲学的角度认识现实，但你也会从数学或物理的角度思考现实。通过诸多角度的比较，你的头脑才会变得更加敏锐，更加灵活；你也因此变得更加善于质疑，思想更加严谨。最重要的是，你学会了自我引导。

也许有人认为博雅教育在职场上会处于劣势，但是现实是受其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在职场上如鱼得水，而且个人能力并不会受其专业所限。《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一篇名为《雇主认为：大学专业是次要考虑》的报道。他们做了一项由318家公司参与的问卷调查，发现93%的雇主认为，“批判性思考能力、沟通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要比求职者的本科专业背景更为重要”。尤其是现在的工作需要混合型人才，能力的重要性超越专业背景实乃大势所趋。美国大学协会主席卡罗尔·盖瑞·施耐德（Carol Geary Schneider）注意到，“雇主对学校的期望与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学校的认知存在一条很深的鸿沟”。

为此，《华尔街日报》分析了两个专业背景之间在薪水上的区别，其更大的原因来自各自选择的行业之间存在区别。选择更有“钱”景的学生（如经济学专业）当然会高于其他，这只是主观选择的问题，并不代表两个专业之间挣钱潜力的差异。攻读你所热爱的专业会帮助你变得富有，但不一定有钱。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以起薪论成败绝对是一个陷阱。职业技术性专业的确在起薪上占据优势，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内，这种优势会逐渐消失。真正的教育是为了你的长远职业发展而做准备的，绝不是为你的第一份工作做准备的。

同时，另外一份问卷调查显示，30%的公司从文理学院招聘，仅次于工程类或计算机专业（占34%），但是远超于金融和会计专业（占18%）。进行调研的机构负责人表示：“公司更看重软实力。硬能力是可以教出来的，但是软实力需要培养。”另外，只有44%的雇主认为，大学毕业生已经具备为公司创造实质性贡献的能力。

另外一份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普遍在沟通以及团队合作上存在明显不足，不能够从多角度对待一个复杂的工程。只有1/4的学生具备胜任工作的思考和写作能力”。而这些软实力恰恰就是博雅教育所致力培养的。从长远来看，现实似乎已经印证了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言：“我们所学的在10年内就会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如中国谚语所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一家澳大利亚咨询公司创始人托尼·格斯比·史密斯（Tony Golsby-Smith）曾经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想要创新：雇用人文专业学生》（Want Innovative Thinking?Hire from the Humanities）的文章，他坦言：“学习莎士比亚诗歌或者塞尚绘画的学生具有更强大的思维，往往更容易以新颖的角度解决一些传统方法无法处理的问题。”托尼进一步补充道：“咨询业巨头公司如麦肯锡或贝恩同样青睐拥有人文背景的学生。你可以选择直接招聘这些学生来用，否则就只能向大公司支付昂贵的咨询费用来替你的公司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职业技术类学校也逐渐意识到博雅教育的价值。医学院加大了对病理以及病人本身的双重关注，因此转向录取更多人文以及其他非自然科学类背景的学生。塔夫斯大学的法学和外交学院院长巴斯卡尔·卡克拉福蒂（Bhaskar Chakravorti）曾经发布过文章，建议MBA课程应该弱化对“专业型人才”的强调，加强培养平行混合学科的综合型思考人才。工程学院也开始注入人文学科元素，加强对学生思考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力求弥补技术背景自身有限的生命周期。

横向对比职业技术类学校的SAT成绩，人文类学生在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的表现要优于生物专业的学生；在法学院的入学考试LSAT超越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商学院的GMAT入学考试成绩优于商科背景的学生；在GRE考试的阅读和写作部分，人文专业背景的学生是所有专业中平均分最高的群体。

可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之下，博雅教育培养创意性人才的价值尤为突出。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描述了对未来的展望，他强调，未来的主流是能够建立新行业、创造新工作的人群，而并非服务于现有行业的人。

因此，我相信，博雅教育完美地符合这个标准。面对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全球经济，传统式的职场升迁游戏规则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连工作的意义也被重新定义。理查德·格林沃德（Richard Greenwald）在他的《微型企业家时代》（The Miropreneurial Age）一书中提及，新人类应具备的素质包括“学识的广度、跨学科文化知识、信息敏感度以及待人处事的灵活度”。另外，“终生学习能力、持续成长和创新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在他的《全球成就鸿沟》（The Global Achievement Gap）一书中透露，“甚至连高科技类公司也相对看轻学科知识”。全球最大私募基金之一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大卫·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全球经济论坛上发言：“H=MC。H代表的是Humanities，即人文学科，MC是More Cash的缩写，即更高的收入。”现在的社会，信息唾手可得，关键在于是否懂得如何有效利用信息。

当下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波及全国、涉及高校和基础教育的双轨性“数学和科学”运动，上自总统，下至幼儿园，人文学科退居二线，“数学和科学”则占据主流。世界的另一头，中国、印度和新加坡已经意识到，要达到美国创新文化的高度，依赖于填鸭式的技术类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开始模仿美国的人文教育。

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与耶鲁大学联盟，创建了博雅教育特色的新式学院。印度理工学院（相当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在课程的比重中加大了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国长久以来盛产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且经常在国际性测试评估上取得优异成绩，但是中国的教育界开始越来越关注到，独立的、批判性思维在教育中的缺失。有些人把美国近些年来的经济滑坡同亚洲经济的持续性成长进行对比，把其比喻成新一轮“与苏联的太空竞赛”。当我们获得胜利之后，我们把苏联抛在了脑后；但是如今，我们面对亚洲，缺乏这样的信心。

有不少人怀疑甚至嘲笑学习亚里士多德能够“促进就业”，但是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一本《年轻人职业发展指南》建议，学生应放弃大学，其引用了一位大学退学女生的观点：“大学毕业之后，没有人在乎你是否精通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或读过康德的著作。”也许是吧。但是通过学习和了解这些人类历史上的巨人，精读他们的艺术、文学以及哲学作品，就如另一位学生所感：“我每天被迫去思考人类历史上最难的问题，因此我掌握了最有效的表达和思考能力”。

如上所述，博雅教育的终极目标并非实用主义，而是培养你超越空间和时间来思考问题、不受工作性质所限制的能力。博雅教育所关注的是公民权益、他人利益以及构建一个健康的、有创造力的、自由的自己。当然，构建自己并非空穴来风，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向前人借鉴智慧。人文艺术包含了历史、哲学、宗教学、文学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记载了前辈对人性最深刻的认识。我们在享用他们硕果的时候，针对的并不是某个固定领域或某种职业，而是人性，其范围之广能容下整个宇宙，其中不乏爱情、死亡、家庭、道德观、时间、真理、神明等一切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

纵观历史，人性或人生思考之前是依托于宗教学的，但是现今，人文艺术已经替代了宗教学。横跨18世纪和19世纪，传统的信念受到现代科学以及启蒙运动的挑战，人文艺术逐渐演变成受教育人群讨论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平台。

如今寻求真理的途径变得多元化，经历也更加个性化，人们摒弃了过去的教条式模式。相较于从《圣经》中寻找答案，人们现在可能会选择去阅读俄国文学巨匠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欣赏贝多芬的音乐或者去观看易卜生的戏剧。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剧场变成了新一代的教堂，成为人们寻求情感抒发、忏悔、喜悦以及超脱的灵魂空间。这是一种新的信仰——唯美主义，即对艺术的膜拜。

文学家惠特曼在他的著作《民主的前景》（Democratic Vistas）中宣布，“牧师离场，神圣的学者降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则以戏剧性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宗教信仰向人文艺术的过渡。故事主人公史蒂芬放弃加入天主教会，因此放弃了拥有圣餐变体的机会，他投身于文学，引用书中的言语，他“把每日平凡的生活经历转变成永恒的发光生命”，即永不腐朽的艺术作品。

英国文学成为大学一门重要学科并非偶然，时间上与唯美主义的出现重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固定的知识性信息，长久以来被大学定位为核心课程，但是，它们的地位逐渐被英国文学和其他人文艺术课程所代替。宗教学借此机会，演变成了人文艺术的一部分，《圣经》不再是宗教课本，而是文化的载体。这种演变是自然的、有效的延续。美国大部分大学的建校史与教会有紧密联系，演变到今日，大学依然努力执行布道任务，但是是在非特定宗教的框架之下。

在19世纪末，除了科学背景专业的出现，人文艺术课程逐渐占据了更主流的地位，其中包含“经典著作”和其他“通识教育”的课程。大学校园的礼拜堂牧师说教布道的角色，也逐渐被教授替代，由教授在课堂里引导学生借助经典文学来讨论人性。

常言道：真理难寻！那么艺术凭借什么通向真理呢？艺术要求我们花大量时间努力观察现象，并且花更多的时间和气力表达你对观察的理解。任何有过绘画写生经历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在作画之前，首先要全身心地观察绘画的对象，几乎要看透它，胸有成竹后才可以动笔。比如，我们的对象是一杯水，常人的认知往往是功能性的，即它是解渴的工具，目光一扫而过。但是艺术家会观察其各个方面的特征：如杯子在盛水时的颜色，杯身上的指印，水面的凹凸部分的光泽，以及杯子所投射的半透明影子的形状等等。

既然绘画的过程如此，其他类型艺术的要求也大同小异。在文学世界里，读者所观察到的主要对象并非物质世界，而是人类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一位诗人所观察的是，他对自己身体或者家人的主观真实感受，绝不是客观的感受。小说家向我们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相处：斤斤计较的、麻木无情的、单相思的，等等。那并非都是我们道德所提倡的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沉浸在口号式政治理念的宣传或人与人之间客套的甜言蜜语之中，它们构成并包围了我们的生活。艺术的使命是帮助我们突破这些重围，使我们从中得到解放。但是真相往往令人难以承受，因此我们会自欺欺人，极力逃避真相。在德语作家卡夫卡眼里，“书籍就像一把斧子，为我们结冰的内心海洋开出一条道路”。书籍是我们心灵冰盖的破冰船。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是19世纪最伟大的艺术评论家，他对法国伟大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和印度人甘地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待文学，他怀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我越来越深信，人类在这世界上所成就的最伟大事业，是以最朴素简要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所见。在上百人的大会谈天说地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人会思考；在上千个会思考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人能洞察。洞察把诗歌、预言、宗教结合为一体。

当我们着迷于成绩、收入乃至性生活时，却走马观花式地对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艺术的力量，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言，就是让灵魂惊醒过来。

另一方面，我们相信科学，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富有科学性，从而我们认为，只有可以量化的科学性信息才是客观的，才算是知识。从此，人文艺术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更谈不上如何带领我们寻得真理了。但是科学和人文各有特点，并不矛盾。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Gould）认为，艺术、科学和人文“三足鼎立”，各自拥有自己的使命。

科学性知识所表达的是内心之外的世界，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观察事物。人文知识表达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和体会。画家通过作品，主观表达了自己的所见，尤其在现代社会，其内容包含了人类因自己所见而产生的梦想和恐惧。小说家努力营造氛围，让我们体会到生活在不同时代的酸甜苦辣。曾经有一次，我告诉从医的兄长，自己作为文学评论家，对时间和空间充满浓厚的兴趣。他当时的反应似乎出乎意料：“难道你是想做大脑手术？”我所指的时间和空间并非物理学家所研究的科学概念，而是小说家笔下人类对时间和空间体会的记录。

时间在文学作品里的变化是随着人物意识改变而推进的，而非时钟可度量。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著作《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和《去灯塔》（To the Lighthouse）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关系。书中人物在某个清晨所闻到的清香可能带着他回到了过去的某个时刻：30年前在露台上同故友的叙旧，可以完全沉浸在美好的世界中。记忆、沉思、渴望等各种思绪涌上心头。突然间一个念头被拉回到了现实，转而又继续往前冲看到了未来。伍尔芙成功地让读者感受到了时间的推进。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更能让读者感受到空间的变化：他笔下的阳光大道、背街小巷、迷宫般的小路、神秘的雾气和黑影等营造了强烈的空间感。或许我们要屈身进入一间阁楼，或许我们在奢侈的公寓楼里穿梭，或许黄昏中，我们在下班高峰的人流里挣扎。居住在大都市的人们繁忙地穿梭于层层空间里，陌生人和朋友之间只有模糊的界限，你我的身份是随时可丢可寻的标签，偶然事件变得并不偶然。城里的空气中充满了惊恐、莫测、愤怒、嫉妒等各种情感。没有任何计时器可以量化我们从伍尔芙那里得到的收获，也没有尺子可以丈量狄更斯的价值。真正懂我们的是故事，而不是公式。

科学工作者通常使用最客观的语言，因此数据是他们习惯的语言。艺术工作者讲述个人经历，意在引起他人的共鸣。人文知识不存在方程式或者定律，它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因此它无法被证明，无法被量化，也无法被复制。我们只能解读人文知识，无法计算人文知识。在欣赏一首诗、一件雕塑或者一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关心的不是它的大小，它的流行程度或者它的制作材料，而是它的意义。也许针对一个科学现象，我们会问：“这是真实的吗？”但是学习人文知识，我们会问：“这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在阅读文章或者欣赏艺术品时，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我是否看明白了，而是该篇文章或该件艺术品是否能引起我的共鸣，从而帮助我更懂得自己。这也应该是大学教育的作用。为什么要读经典文学作品？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一针见血地解释道，“这些作者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难怪会有心理咨询师将文学作品用于咨询治疗。以下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的自述：

我最近结束了一个治疗时间长达6年的病例。这位病人来见我的初始原因是，他对镇静药品上瘾。他患有重度抑郁症，整体精神面貌萎靡、负面、消极。当我建议他去阅读20世纪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作品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了，这是我接触过的极少见的一位。在多年的治疗过程中，我们没有离开过劳伦斯。人们往往在文学中找到自己，在我14岁时，我就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找到了自己。我的这位病人会带着劳伦斯的书来见我，并在现场阅读某些段落，然后告诉我：“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的欢呼就是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我们从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人也在我们身上看到他们自己。这种体验就是弗洛伊德所讲述的“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艺术的魅力在于，它带着我们去了远方，但让我们感受到回到了家。当我们在阅读《哈姆雷特》或《简·爱》时，横跨几度空间和时间，心怀罪恶感和幸福感，这些作品如镜子般照出了我们深藏心底原本的性情，但我们又感觉到它们是如此新奇。中世纪的丹麦，一个充满臣子和王子的世界，当你在阅读它的时候，身临其境，似梦非梦。“找到自我”，如此美丽！

艺术让我们铭记住种种经历独特的名字。古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坎特伯雷中的巴斯妇人和包法利夫人，她们各自代表了三类人：无助的理想主义者、无畏的欲望主义者和不满的浪漫主义者。借助她们，我们窥视到了潜伏在自己体内的巨大潜力。我们所熟悉的小说人物，如亚哈船长（来自《白鲸》）、哈克贝利·费恩（马克·吐温笔下的人物）、盖茨比（来自《了不起的盖茨比》）、霍尔顿·考尔菲德（《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女黑奴塞丝（来自《宠儿》），他们在书中所扮演的角色，充分表达了美国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

同时，艺术作品还可以为青涩的年轻人提供生活的缩本。《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是一位化讥讽为幽默、不惧强权的现代知性女性领袖。《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主人公斯蒂芬·迪德勒斯勇于放弃朋友和家人，接受孤独一生的艺术天才的命运。书籍帮助我们预见未来，赋予我们去创建属于自己生活的想象力和勇气：他人可以，我也可以。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埃德蒙森把阅读比喻为“生命的第二次机会”。艺术并不会造就一个完美的你，却可以成就一个更自由的你。

当然，影响你生活的还有时尚或者广告。比如《五十度灰》、耐克公司的广告语或无数的流行音乐等，它们成功地调动了每个人那根“本我”神经，让你陷入无穷无尽的幻想之中。那样的生活方式谁不想要？

艺术与其他形式的刺激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生活榜样，而且也提供了质疑艺术本身的方法。阅读文学作品要求的是一份审慎的态度，而非冲动。我们要思考伊丽莎白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局限？史蒂芬对自己会有什么顾虑？霍尔顿是否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亚哈船长最后是明智的吗？如果博雅教育意在挑战已成定数之事，那么人文艺术专注的是伦理学和存在学，即我们应该如何待人处世，我们到底是谁。

作家安德烈·科德雷斯库（Andrei Codrescu）认为，故事激起反思。不论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黑暗之心》还是《奥德赛》，书籍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命，我这本书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思考的并不仅仅是价值观。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能够在艺术中寻得：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或者美国家喻户晓的《黑道家族》体现了人性的野心，俄国短篇小说家契诃夫或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作品呈现了社会的倦怠，美国作家拉尔夫·艾莉森（Ralph Ellison）和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笔下的人群边缘化等。

就我而言，先辈给予我无穷的智慧：但丁教会我爱与恨并非对立，而是两者相辅相成；英国小说家福斯特让我明白，开放式心态所掩盖的是虚荣和无知；作家玛丽·盖茨基尔向我揭示，灵魂在肉体上的体现方式。我并不确定上述这些是否影响了我在生活中的种种决策，但是它们确实深刻地铸成了我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认知。

埃德蒙森教授强调，“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通过深度感受和思考，与书本的所学结合为一体”。生活与艺术，实为生活中的艺术和艺术中的生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之前篇幅中我提到过，描绘一件物品必须看透它，就如同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马修·阿诺德所言，你要看到“它真实的内在”。“内在”并非指人，而是个人欲望。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观察物品，也适用于观察人。我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人或他物视为自己的延伸或附属品。体验艺术就是允许自己在最亲密的氛围下去体验他人，不论是阿基里斯，安娜·卡列尼娜，还是艾米丽·狄更森。从中我们获得最根本的收获在于：我们知道了自己并非世界中心，他人并非为我而存在。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尊严和对世界的认识。

引用哲学家瑞贝卡·古德斯坦（Rebecca Goldstein）的原话：“我忠于小说。我信奉它为我带来体验他人世界的巨大力量。”艺术淡化了自我中心，教会了我们要有同情心，提高了我们的情商，也许艺术真的可以造就更好的你。

那么问题来了，博雅教育真的能改变你的生活吗？一位学生的提问我至今记忆犹新。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博雅教育同样会改变你身边其他人的生活。如今的理想化年轻人热衷社会科学，如政策和大数据，俨然一派专家治国的气势。但是，我们能够衡量的只限于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甚至连已知的也很困难。在我们急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之前，康德提醒我们，我们要先明白“人性的这根曲木”，即我们到底为谁创造将来。

我们需要研究人类是如何思考的，人类的追求是什么，行为习惯是什么等等，同时我们要了解未来的规划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人文艺术以简单的方式填补了社会科学的缺失。

社会科学的龙头学科经济学总结人是理性的，人性是自私的，人类的出发点都是将个人利益最大化。我相信《李尔王》的作者或《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会持反对观点。外交战略家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称文学为不受框架和方法论限制的语言，其强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能够充分表达世界的真相。也有人说，小说已经成为历史，《战争与和平》之类的书籍属于信息流通极其低效的时代。但是持这些观点的人需要明白，网络上的博客或1400页的维基百科根本不能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因为前者根本提供不了接近于宏大高深的生命探究，后者提供的并非信息，而是阐述了生命。

区别于自然或者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历史课。英文记载了英国文学历史；宗教学记载了宗教的历史。我们常说，做人不能忘本，人类作为群体，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过去是我们所有思想和感受的来源，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了解现在的世界和现在的自己。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明白现在的国家法律、社会结构和群居关系。在个人层面，了解自己的过去，你才会明白自己言语背后的动机。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建议，博雅教育要举办颁奖仪式，好比一场戏剧的高潮。这个奖项就是庆祝对自己的认识。

阿兰·布鲁姆认为，“最成功的专制制度能够成功扼杀掉多项选择的可能性”。过去给予了现在生命，但又不同于现在，如同母子关系。看到过去，我们就拥有了不接受现在的勇气。看到过去，我们终于明白，从小接受的人生道理并非一成不变，它在时间上具有时代烙印，在空间上具有局限性。既然现在可以不同于过去，那么未来也可以不同于现在。要成为一位领导者，过去就是最合适的开端。

在不少人眼里，艺术不过是安慰剂或装饰品，它是属于富人阶层的一种高雅消遣方式。也有人收藏艺术品，使其保值增值，似乎艺术在满足人的需求之上的更高价值就是用于交易。在大学校园里，艺术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它是提高个人社交圈活跃度的工具。文艺复兴领域的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就人文学科的价值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化性知识实际上对个人职业发展是有正面意义的。”这些看法，只是艺术和人文价值的一部分而已。

我承认“文化资本”的现实价值，也看到了大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这种认知是陈旧的，不适合于诠释人文学科的现代意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典人文课程的建立，的确是为了帮助当时移民后代（主要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更好地融入。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这种说法（针对移民或者下层阶级）已经不能成立。在主流的鸡尾酒会上，人们关心的话题不再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或者法国哲学家卢梭；达·芬奇或者莫扎特也并非所有人都熟悉（当然好莱坞影星莱昂纳多倒是家喻户晓）。在酒会上，没有人知道或在乎你是否十分了解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标志性哲学家蒙田，但是你得知道HBO（美国付费电视节目）、NPR（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及REM（美国摇滚乐队）。

如今的文化资本是通过模仿而得到传播的：一位学生会模仿毕业于顶级高中的同学的言行举止和海外旅行的消费习惯，吸收他们认可的前沿思想，甚至购买与他们相似的生活日用品。

此外，有人认为人文艺术适合于无须担心温饱问题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但是名校的其他学生为了求生存，就应该更务实，学习与数据相关的专业，比如工程、计算机或经济学。这种说法并不鲜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百年之前就曾说过：“我们需要一些人接受博雅教育，我们也需要另外一些人，也许是更大的人群，放弃接受博雅教育的权利，参与具体的劳力工作。”百年之后，劳力工作成了技术性工作，但此说法依旧成立。支持博雅教育并非精英主义的拥趸，把博雅教育预留给少数人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不论人文艺术的价值到底是通向启蒙的道路，还是职场的文化资本，只要是有价值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拥有。

美国作家厄尔·肖里斯（Earl Shorris）的一篇观点犀利的文章《关于博雅教育的用途》（On the Uses of a Liberal Education）清晰地阐述了人文学科对贫苦阶层的重要价值，并且他付诸行动，成功地构建了人文通识课程，并在全美范围广泛推广。我可以说，人文经典对所有大学生，不管是达特茅斯的中产家庭还是杜克大学的亚裔家庭，都是具有很高的价值的。

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是否存在这样的心理暗示：移民家庭的孩子值不值得学习英国文学或者西方经典？我们回想一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犹太人群里出现的格外耀眼的人物：索尔·贝娄 [3] 、诺曼·梅勒 [4] ”、J.D.塞林格 [5] 、伦纳德·伯恩斯坦 [6] 以及众多后起之秀，如菲利普·罗斯、苏珊·桑塔格 [7] 、斯蒂芬·桑德海姆 [8] 、伍迪·艾伦 [9] 。他们不仅仅融入了主流，而且成为了主流，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美国形象。我坦言，美国未来最大的进步就是让亚裔以及拉丁裔也能够在不同领域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如果维持现状，只让他们在医学或者金融等固定领域或框架之下摸爬滚打，无异于阻止这些人群改变或提升在美国的地位，同时也阻碍了美国多元化的发展。

人文经典教育的意义所在显而易见，但我并非主张盲目推广。西方古典学铸就了我们的历史，因此是每位现代公民的必修课。放弃这种机会等同于放弃历史，放弃掌握标准的英文写作能力，最终将被动地生活。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变，我们不得不去了解其他人的历史，或者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我们（西方）正在变成（不占主导地位的）其他人。

培养公民意识是学习古典学的首要目标，但是更关键的事情是学习名著，而不仅限于西方范畴的名著。这好比为自己找到一把斧子，用锋利一面砍下去，你就会达到目的。暂且不谈是谁在何时创造了这把斧子，只要能够产生一些影响，让你能够触动内心就好。对于一位真正的读者来讲，不会只关心西方经典中的书籍，他会创建自己的书单，而其中必定包含很多对他影响深远的书籍。

我并非主张所有人都主修英国文学，甚至人文艺术，但我呼吁大学生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尽可能地尝试更多的新事物，避免只专注于自己原有的兴趣领域。那我们是否不需要专业呢？

当然不是。相较于过去，现代人类面对的问题更加具体且复杂，因此现在比过去更需要精尖的专业领域知识。一位文科生，从本科政治学专业开始到法学院，从参议院律师上升到专注国际贸易的参议院律师；或者一位理科生，本科学习生物化学专业，考入医学院，成为实习手术医生，最后成为一名肾脏移植专家；或者一名艺术生，大学毕业之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佛兰德绘画，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凡·艾克 [10] 的专家。既然每一条路都需要大量的时间，那么谁还有时间追寻泛而不精的通识教育呢？这无疑是拒绝博雅教育的一个借口罢了。

这种错误的认识根深蒂固、由来已久，起源于人们把深度和广度两者相提并论。在我们的现代语言里，行动相对于思量；在文艺复兴时期，武装相对于艺术；在古罗马，休闲相对于谈判。而博雅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合二为一的，学生在博雅教育中所获得的智慧将贯穿未来的任何专业或领域，我们将不再刻意区分左边是工作，右边是生活；上面是通识，下面是专业。它们是融合的统一体，是相互渗透的。

当然，我们在职场上所从事的工作必定是具体的、专业的，但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可以是超越领域范畴的、触类旁通的。博雅教育所培养的思辨习惯，对艺术、历史、哲学的造诣将会帮助一位职场人，把人类的智慧和个人的经历融入到工作中去。作为一名医生，你将是一名疗愈者，医治的对象是人，而非疾病。作为一名教授，你将会是一名导师，教授的对象是学生，而非课程。

细观我们现代社会的种种诟病，不仅是官僚主义，而是我们的领导者是一群过于领域化和专业化的精英，他们往往被专业桎梏，不能突破自己的专业背景思考问题。目光局限，错失大局。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最具现实意义的例子了。在2008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他承认他误判了危机的广泛性，忽视了视野范围之外的因素，坦陈理性全面的视野将足以避免银行业遭遇灾难性结局。资深记者克里斯·海吉分析，格林斯潘的失败在于他无法跳出专业的理论性框架来思考问题，无法意识到人性本质的缺陷。希瑟·威尔逊 [11] 在谈及奖学金申请者整体质量的时候，亦十分感慨：

即使是来自美国最顶尖的文理学院的学生，他们选择的课程所体现的也是极其狭隘的专业范畴，这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其导致的结果是，学生面对复杂的问题，不能自如地跨领域、全方位分析原因……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批认知狭隘的精英。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精英培养。大量的教师、社会学者、心理咨询师、医生都有一个共识：我们为了追求高效的社会，过度依赖标准、测试、规章制度、精神药物、电子表格，甚至对它们上瘾。社会的每个角落似乎都要依赖公司的各项管理机制来运营，人的社会参与已经不是全人，更像是机器人。因此我认为，人文艺术教育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那么，有人开始反驳，像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如此专业化的职业，根本就不需要人文艺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他是一个人，良好的职业修养并非专业知识可以造就的；其次，任何一名手术医生不可能孤军作战。他是手术团队中的一员，是所在医院、整个医学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一分子。他可以选择埋头做手术，但是他也可以选择观察并反思自己的周遭，努力改善，精益求精。不论你的职业性质如何，任何个体都可以抵制现状并思考改进的方法，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公民，既不是领导者，也不是追随者。

公民的集体自治是美国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学校的使命也在于此。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学校普遍采用探究式的学习方式的原因，让下一代掌握提问、表达思想以及创新能力。我们避讳印度的填鸭式学习，也不采用德国的早期分流制度，把年幼的孩子分成学术群体和职业技术群体，也不效仿英式的本科生只学习单一科目。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一直以来希望培养多才的公民。

那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呢？难道是希望每个人都不满足现状，学会挑战现有的公共秩序以及工作制度吗？是的，就是如此。美国就是一个共和国，原义就是大家共同治国。

在《婚姻情节》（The Marriage Plot）这本小说中，作家杰弗里·尤金奈德斯（Jeffrey Eugenides）讲述了一群20世纪80年代布朗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当时，也是美国学习符号语言学的高峰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的口头禅是“你怎么看？”学生对话中会引用法国理论学家的话，学生会因读过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作品而受人尊重，他们对认为文学不过是一堆语言修辞的人群不屑一顾。书中的主人公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完成的宗教学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门课的期末考核是一份在家完成的开放试卷。学生可以参考任何书籍。没有人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答案，学生也不可能作弊。主人公米歇尔的领悟完美地体现了人文艺术的价值：

在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全然忘记了这是一份学校试卷。他已经不是为了成绩在答题，而是在思考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身边同龄人一直以来共同挣扎的矛盾和未知。虽然笔下明明在引用蒂利希和海德格尔等人所阐述的观点，但是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是自己和他的朋友们……虽然论文论点趋向理论，但是他的答案出现了不少与实际生活相关的内容。他在思考他的存在以及如何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多么完美的状态。大学毕业之际，4年的经历终于开启了生活的旅程。这难道不是对大学教育最完美的诠释吗？

第9章　教师的本职与学生最核心的能力

优秀的教师是优质教育的必需品——道理如此浅显易懂，但是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学术界以及公众意识，我不得不再次强调如此简单的道理。发展线上教育以及扩充线下课堂里的讲师或者兼职教授（来代替全职教授）似乎是大势所趋，颇有一种教育全自动化的冲动。大学如果忠诚于自己的教育使命，那么，对教师队伍的投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教育既不是为解决工程类问题存在的，也不是为灌输大量知识而存在的。“教育”的拉丁语本意是“激发”。教师工作的本质是激发并唤醒潜伏在每个学生体内处于睡眠状态的能量。如果我们有幸在自己的生命中遇见过这样的良师，对这种经历就不会陌生。苏格拉底曾经在柏拉图的《会饮篇》说过，老师如同一位“接生婆”，倘若“你的灵魂受孕了”，老师将帮助你释放无数的思想。那么，到底是你先“受孕”还是因为老师而产生呢？两者兼有：你体内已经存在你所不知的“助孕”能量，老师帮助你发现它的存在，并迎接它的到来。

灵魂的话题可能过于遥远或抽象，那么，让我们关注一下大学教育理应培养的“大脑”。打个比方：我们的大脑如同一台电脑，可以下载并储存大量的数据，但是电脑缺乏相应的软件，数据则是一堆乱码。软件的作用在于处理数据，帮助我们理解并合成新的信息，然后用于创新。大学的作用就是要在我们的大脑里安装软件。话虽如此，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在电脑里安装软件的过程简易、快速，而且电脑只需要被动接受，但是我们大脑运作绝非如此。

思考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由多种技能组成，但思考的培养与身体方面技能的培养并不存在本质差异。比如打球或者制作陶艺，并非仅仅依赖书本或者视频就能学会，而是需要在一位资深老师的引导下，不停地模仿和实践，并慢慢融入自己的特色和变化。学习新事物需要在小班环境中得到足够的机会尝试和锻炼，并根据自己的天资和需求接受一对一的辅导。再打个比方：当你学习吉他的时候，老师会手把手地教你正确的姿势和手指的位置，你要一遍一遍地重复直到熟练。我们的大脑也有“手”，而且这只手可以做成千上万种事情。

我们不要忘却，大学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最核心的能力是学会分析他人的观点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掌握一项技能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练习，那么培养思考技能所需要的时间就是本科、硕博士以及工作时间的总和。如果要压缩一万小时到本科四年，那么一个人必须做到每周不间断地思考50个小时，一年保证50周。

练习思考的过程严谨并有深度：首先，你要接受高质量的教学。另外，你必须经历书写观点清晰的论文，并且邀请老师逐条逐点讨论逻辑上的含糊，结构上的错误，论证证据的不足，驳论的机会以及对反对观点的成功预见等。老师还会进一步提出疑问，建议你从新角度探究，并肯定你已经掌握的方法。按照这个方式，不论在课内还是课外，你要一堂课接一堂课，孜孜不倦地练习并逐渐练就这一身本领。大一写作课的第一周，你可能会写一篇3页纸长度的论文，不过只拿了个C。到了大三，你已经能够书写多篇15页长的论文；到了大学毕业前几周，你要完成50页长的毕业论文。换成理科生，你的练习对象可能是实验报告，计算机程序或数学模型，但是过程极其类似。

远程教学者认为，讲课是一种落后的教学方式，对此我表示同意。因此我们的课堂应该小而精，方便研讨。课堂的时间不是用来抄写笔记的，而是由教授带领，通过探究和讨论，让学生逐渐熟悉思考技能。教授开展课堂对话，并引导学生围绕着某个主题进行讨论，避免鸡同鸭讲。他会挑战观点，提出新的问题，迫使学生进一步展开解释自己模糊的回答。他会帮助害羞谦逊的学生发现内在的自信；他接纳并鼓励学生，但同时引导并挑战学生。教授在课堂上的角色并非回答问题，而是提问，甚至有些问题连教授本人也并不知道答案。

研讨课上的讨论是一种开放式的合作，在交流中能收获意外的惊喜和新事物，这就是共同思考模式。波莫纳学院的一位学生高度称赞教授所营造的轻松的讨论环境，教授如此平易近人，如同龄人一般，几乎像是一种错觉，但是这绝对不是错觉。教师的职责不仅仅是授课，而且也在向年轻人学习。

在《婚姻情节》一书中，影响主人公米歇尔生命的一门课是有关基督教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性。该课教授里切尔向所有的学生提出了问题，并专心致志地聆听学生们各抒己见，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意义的讨论已经在理查德森教学楼的112教室里上演。其中一位学生迪·迈克尔（Dee Michaels）是校园话剧《巴士车站》（Bus Stop）里玛丽莲·梦露的扮演者，她正准备为相持不下的激烈讨论抛出她的绳索来化解分歧。

自己作为一名老师，我学会了在课堂上“放权”，不再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而限制学生的自由发挥。也许有些讨论在表面上是无序的、随意的，但是正是这些无意间迸发出的思想火花才是最有意思的，这样的时刻标志着学生和教师的共同进步，而且是向一个未知的前方前行。

大学的课堂，与其他课堂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教学是无法量化产出或自动化的。作为老师，你必须了解每一位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完全掌握每一位学生的特点。我的教授卡尔·克洛贝一直坚信，一位真正的教师是在教学生，并非教课。《婚姻情节》作者尤金奈德在书中描述了老师里切尔对学生米歇尔的影响：“米歇尔眼中看到了里切尔的一举一动，感受到了他的细致，处理错误的认真，尤其感受到里切尔与一群青涩激情的20多岁年轻人围着圆桌互动的那份高度享受。”

根据自己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和无数次与学生的促膝长谈，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学生眼中的优秀教授并非是课程简单、得分容易的老师。学生所期望的理想教授是，挑战学生能力并关注学生个人发展的导师，其中的重点是“导师”。

我对自己大学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依然能够感受那种饥渴，这些在我自己的学生身上也得到了印证。每一位青涩的大学生所需要的是认可和归属感，甚至有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对长辈的依赖感。在其他文化里，如印度、犹太或东亚，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教师即父母。听说在韩国，父母甚至会用老师的名义来警告并制止孩子的行为不端，但是在美国，我们过于保护孩子，时刻警惕来自外界的影响。

在《通往目标之路》一书中，作者威廉·达蒙强调，家庭之外的成年人对孩子的成长起关键作用。马克·埃德蒙森的观点更加深刻，他承认，原生家庭会因为孩子的离开而备感失落，但是他同时提醒我们：“孩子离开原生家庭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孩子会有自己新生的需求和欲望，因此难以避免他们会去寻找父母之外的导师。”

我的一位同事曾经告诉我，她是如何在7分钟之内为任何学生提供个人咨询的，其做法就是严格专注于学生的具体问题。的确，教授时间有限，因此高效的咨询方式是值得推广的。但是她又补充了一句，这引发了我一系列的思考。她的另外一个观点是，“除了学业，我不跟学生讨论任何其他话题。我不会让一位心理咨询师来批改学生的论文，我也不需要为学生提供心理指导”。

乍一听，颇有道理，但这也暴露了众人对导师角色的普遍误解。导师的首要功能并非告诉学生做什么，而是倾听。导师通过倾听，尝试去理解学生提问背后的那个问题，然后帮助学生听到自己的声音。如拉拉·加林斯基所言，在重要决策的关键时刻，导师扮演提问者的角色，提醒学生考虑清楚重大决定背后的“为什么”。然而现实是，大学导师的服务普遍肤浅，就如同布朗大学的一位学生给予的反馈：导师无非就是告诉你如何选课。

哈佛教授哈里·R.路易斯认为，真正的导师会“帮助学生认识自己，帮助他们勇于面对抉择，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同时，当学生受到外界的声音影响而做不到真我的时候，导师要给予足够的支持来解救他们”。从学生的角度来讲，他们寻找的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前辈，能够给予连他们的父母都无力顾及甚至反对的理解和许可的人，即支持他们走自己的路，并肯定他们选择的人。

虽然路易斯承认，教授的指导以学术为主，但是任何一种学习和成长必须是建立在感情之上的，因此学生更愿意寻求具有高度信任感的教授的帮助。师生之间的交流是亲密的，甚至是神圣的。

苏格拉底曾说过，师生之间，一旦关系建立，将是永恒的。作为老师，我们经历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包括当时很亲密的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渐行渐远，他们终将变成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而已；但是我们对学生或者学生对老师的那份深刻的感受，如故交一般，不管身在何处，将永远不会淡忘。与我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的人，不管时间过去多久，很可能由于一些思绪，又会激起那份情感。我相信，有缘人在天堂的某个角落必定重逢。

作为一名教师，教学方法可以变化多样，但个人的教学能力最终来源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评论家莱斯利·福利尔德（Leslie Frielder）感言：“教师，非领域专家也。他并非在教授一门课，而是在分享他的人生。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教学就是一种艺术。”在求学的时候，我逐渐归纳出如何判断老师质量的一个规律。如果某位教授从来不透露一些与个人相关的信息，比如自己的孩子或者同事的趣闻轶事，那么我敢断定，从他身上将学不到太多的东西。我并不是要求老师交代一切，而是希望教师让学生感受到他的真实和存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在分析芝加哥大学的过去和未来时，提及“哲学系教授摩尔提莫·贝娄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论》颇有研究，但是打过交道之后，你会发现，他对如何生活给不了有价值的见解”。

学生渴望诚实的教授，最起码希望教授本人是真实的。作为老师，我们先要摘掉老师的帽子，敢于承认学校大环境与自己心灵之间的鸿沟。在课堂上，我们对有些东西心知肚明，特别是最严肃、最发自内心的话却不能说：你想表达，生活就是一场悲剧；你想警告大家，我们的生活时刻处于千钧一发的状态；你想呼吁，我们在读的每一本书或讨论的每一个话题，都是在关注生命。但是你会觉得学校捆绑了你的手脚，甚至连你的嘴都变得被动，自己讲的话只能是引用二手的信息。你可能担心自己讲的话落地无声，根本没人理睬，因此你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课堂上所讲的可以是你自己不相信的。而师生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地帮助我们避免了这些尴尬！

任何学生对自己最喜爱的教授会有两个方面的赞许。第一个赞许是，“我的老师是全能的”。当然不可能是字面上的全能，而是像安德鲁·海克和克劳迪娅·德雷福斯两位教授所言，优秀老师是博学的，授课旁征博引，不会只限于单个科目的范畴。优秀的老师能够帮助学生学以致用，将所学与生活联系在一起。优质的教学就如同一件优秀的艺术品，可以消除任何界限，把自己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把思想和体会联系在一起，从而感悟到更大更高的意义。所学到的东西不是零散无章的，是融会贯通的，而这不在于科目的性质。一位学生如此描述他的海洋学教授：“我在学习海洋生态学的过程中看到了宇宙的真相。”

当你遇见一位良师的时候，你是可以感受到的。他能够进入你的内心，甚至会满足连你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某种饥渴。你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世界，会突然发现它已经变得更大，更有深度。这就是艺术。第二个赞许是，学生会说：“我最喜爱的老师改变了我的生活”。

虽然大学总是大力自我宣传教学质量，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怀疑态度。当我们一心去寻找它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落空。高校的整体设计并不是以教学为出发点的，因此越知名的学校，其设计越是偏离教学。

美国高校的设计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内在矛盾，这来自学院和大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自19世纪末开始至今，高校的地位以及教授个人地位已发展成以做学问为主、以教学为辅的模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注意到，从20世纪初期开始，“壮志凌云的学术界认为，本科教学是一种负担和分心”。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到了1923年，布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警告全职教授不要过于投入教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为了同苏联进行太空竞赛，美国国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用于科研，因此整个大学系统很轻松地接受并将重心转向学术研究。作家路易斯·蒙纳德观察到，“研究型教授成了教授的标准”。从1960年至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翻了4倍，但是教授的平均教学时间却减少了一半。

在教授圈子里有一种共识：要么发表（论文），要么出局。即只有研究方面取得进步才是被认可的。因此教授把自己的时间分配给同事、硕博士生（课题研究助手）、参加领域会议或者职业性组织、向学术刊物投稿等，唯独本科生不在大学教授的视线之内。教授的发展只需要提高自己在领域内的造诣，不需要向自己的学校表示忠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博士产出过剩，为大学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因此造成了大学的招聘条件水涨船高。学术刊物和大学出版物数量爆炸式上升，教授们被迫发表更多文章，质量则难免令人担忧。另外，最近的科技进步实现了科研成果私有化，学校用研究成果的使用权换取了更多的收入。这种新的利益模式进一步鼓励学校加大科研投入，竭尽其能招聘善于吸金的明星教授，免除他们几乎所有与教学相关的责任，不相信的话，你去看看哈佛就明白了。

这种竞争是全民的，即每一位教授都力争成为明星教授，每一所高校都是参赛者。就连第二梯队的公立学校（一般是某某州立大学），如密歇根州立大学，都会把本州的领头羊——密歇根大学定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加剧竞争的另一个推手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年度高校排名的计算公式中，其中15%的考查来自“学校学术声誉”，即其他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对该校学术水平的评分，而这种评价大体上反映的是该校的学术研究水平，与教学水平无关。资深记者詹妮弗·沃什伯恩（Jennifer Washburn）在她的《大学有限公司》（University Inc.）一书中揭露，“令人震惊的是，大学的管理层已经根本不考虑本科教学质量了”。

学术研究的价值高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过分关注研究必定对课堂教学质量产生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设计师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解释道：“（大学）用了高级的师资，但却造就了低劣的本科教学质量。”教得好需要时间；挑战学生的能力需要时间，因为你需要布置作业并花更多的时间给予回馈；关心学生需要时间，因为你得愿意花时间跟他们交流，这并不只限于学习方面，也不仅限7分钟的对话时间。学会带领学生讨论，学会向学生提问，学会如何让学生专心听讲，都需要时间。总而言之，学会教书，与其他技能一样，都需要经历一万小时的磨炼。

在顶级的大学里，重视教学的教授并不仅仅被轻视，而且他会被直接怀疑其做学术研究的态度，因为花在教学上的每一分钟意味着牺牲了学术研究的时间。根据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副会长厄恩斯特·博伊尔（Ernest Boyer）所言：“赢得‘最佳教学奖’对将来申请终身教授职位是具有严重打击性的。”一位在一流大学工作的教授回忆，当年自己作为年轻的教授获得如此殊荣时，在领奖现场，学校的副校长轻声细语地冲他说了一句：“不必担心，这个奖项是有作为的。”之后那位教授领悟并总结出，申请终身教授一职，如果教学水平太差，肯定不利；但是如果太出色，会引起学校的怀疑（学校担心你对研究投入不够）。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是教学不必太出色。

你是否可以想象哪个大学在自己的网站上会打出这样的宣传语：“我们拥有一支不出色的教师队伍。”大学生有一天会发现，他们最喜爱、最受欢迎的教授竟然未能取得终身教职，进而恍然大悟，原来学生的发展和需求并非大学的考虑重点。

面对这种尴尬，高校采用了一种默认的逻辑为自己解围：越出色的学者就是越优秀的教师，当然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严格的学术研究所必备的技能恰恰削弱了教学所需要的能力。一位好老师的言语通俗易懂，变抽象为实际，变枯燥为生动，能够被大众接受，但是学术界所使用的术语却不被常人所理解。一位好老师能够把生活带进课堂，触类旁通，但是学术界分工细致，每个人专注的领域极其狭窄，颇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境界。

我曾经与一位同事交流，询问他是否阅读了最近《纽约客》杂志的某篇文章，他的回答是：“我不读大众性刊物。”一位好老师是个性鲜明的，但是学者必须学会用抽象的语言来交流，以传达客观性的事实。学术性文章被喻为“作者缺位”型写作，我认为，不少课堂可以被称之为“教授缺位”型教学。

在大学校园里，“教授缺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我无须再次大篇幅地展开讨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转变，终身教授被临时性教职员所代替，有兼职的、博士后、在读硕博士生、全职的非终身教授等等。根据统计，2011年美国高校里的终身教授人数占整体师资的25%或更少。显而易见，临时性员工降低了成本，但也降低了教学质量。兼职教师相对经验缺乏，工资偏低（平均3000美金一门课），但同时他们极其尽职，因此经常过度劳累，压力过大，这当然也难免造成了巨大的流动性。临时性员工往往集中在终身制教授回避授课的入门级别课程，但初级课程对刚入校门的大学生有着及时并深远的影响，这些课程能够帮助学生融入到这个陌生的大学环境。教授的授课环境往往是大课堂，学生的个人互动往往由助教来替代，甚至在不少大学互动根本不存在。

大学质量的优劣学生心知肚明。尽管耶鲁大学的师生比为1：6，在全美范围内首屈一指，但是我的一位学生告诉我，在大学四年里能够影响她的思想深度的教授屈指可数。另外有学生向我倾诉，一对一的互动机会太稀缺了，与教授进行有深度的思想碰撞的机会更是可遇不可求。耶鲁大学在教学质量方面，至少在顶尖大学圈里，算是值得自豪的。当我提及教学问题的时候，我的一位哈佛教授朋友满脸惊讶，因为哈佛根本没把它放入议程。更有西北大学的学生反馈，他们还要为获得老师的注意力相互竞争。也难怪2005年的一份大一新生的调查问卷显示，不到1/6的新生对教学表示“非常满意”。另外一份大四学生的问卷显示，超过1/3的学生表示课堂很无聊。

许多人把MOOC这类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看成大学教学的救星。是的，这种形式的确廉价，但是它对于课堂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教授们本来就不容易接近，网络课程则更进一步隔离了老师和学生。

学生希望完成更具挑战性的作业，并得到细致的个性化反馈，但是我们却推出了由电脑程序管理的选择题。MOOC的本质无非就是一种奢华的改良版的教科书而已，其提倡的学习行为与高等教育理应推崇的教学精神背道而驰：被动的学习、弱化的专注力、视频代替了阅读、教授俨然成为娱乐频道的主持人，滋生了教授明星化。这些新事物出现的背后是网络文化对我们的深度冲击，如谷歌或维基百科，误认为信息就是理解。用MOOC来替代传统的教学无异于把一名受家长冷落的孩子转交给一只智能机械猴子。

MOOC运动表面上是为了促进教育平等，但这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而已。它的本质是巩固高校系统里的论资排辈，进一步扩大顶尖学校的名气。哈佛学生有机会与自己的教授现场互动，那么圣何塞州立大学学生就只能通过视频观看哈佛师生的互动。

如此相对比，哈佛显得更加高大，后者更加卑微。这就是为什么网络平台，如Coursera会选择与普林斯顿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合作的原因。殊不知知名大学的教授虽是成功的学者，但他们并不具备同样高度的教学能力。从大学的角度而言，MOOC所致力推广的并非教学质量最大化，而是学校知名品牌最大化。

当知名大学开始为网络课程授予学分的时候，它们会更严肃地对待此事。当然，这可能只是异想天开。大学最忌讳的是品牌打折，因此像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肯定要坚持学生入住校园，提供给学生与各大领域专家互动的机会，提供最前沿的校园设施，外加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等等。

最重要的是，名校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机会建立“志同道合”的人脉关系，甚至找到“门当户对”的婚姻对象。从简单的教学角度来讲，网络教学与传统大学课堂相去甚远；即使是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模式，也不比传统的面对面授课更经济，也并不更省力。

MOOC的推广者，包括头脑不清的媒体（暂且不说它们是否具有教学背景或资质），打着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口号，声称网络公开课将改善全球教育的不公问题，可以让一位被遗忘于非洲某个角落的学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我且问一句，这样的学生将如何获得高速宽带。

事实上，上网络公开课的学生根本就不是MOOC原本理想上要帮助的对象。Coursera及其他类似机构均为营利性组织，与他们合作的大学也期待回报。它们共同的目标是把知名大学的网络课程销售给第二或第三梯队的大学，以此创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在极具政界影响力的科技公司游说后，通过法律要求加州州立系统里的大学为MOOC授予大学学分。公立教育正在被私有化和货币化，营利机构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人们常说，大学生活是泡沫，但我认为MOOC才是真正的泡沫。尽管近些年我们向MOOC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MOOC模式到目前仍不能证明它的优势和作用。其中，自始至终完成一门课的MOOC用户只占整体的4%。这其中的大部分学生为成人，他们清楚自己的需求，因此寻求特定方向的进修机会。“自我定位”原本是在大学里获取的一种能力。当公司以“网络学习证书”标准来招聘新人，安排他们从事复杂的工作并给予后期专业的培训，公司将很快发现MOOC的真实含金量。

社会上总是有人试图把高等教育拆分销售，但我希望，我们还来得及亡羊补牢。若一旦拆分成功，那么就没有回头之路了。大学教育是一场整体的经历，有前后顺序，是浸入式的体验，完全不能与电视节目相提并论。电视节目完全可以以节目为单元销售，比如说电视频道无须依赖于电视网络就可以观看；或者说《每日秀》（Daily Show）完全独立于《科尔伯特报道》（Colbert Report），两者之间并无关联。大学一定要保持头脑清晰，不管技术如何变化，所有的教学方式或教育内容，唯有博雅教育是无法被复制或者自动化的。

解决教学质量问题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尊重教学，赋予教学更高的地位。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讲，首先，学校要有改革意愿，其次就是要有充足的资金。两者齐头并进才能够扭转目前发展已久的以临时工和学术研究为主的模式。如果大学希望培养高素质的职业人士、思想家、优秀公民和领导者，那么学校就应该善待甚至优待培养下一代的老师，我们所需要的是全职的教授。目前，教授的待遇是丰厚的，但问题是教授的数量不足。就算是在目前的基础上翻倍，也不过分。另外，调整教授入职门槛将会大大吸引更多最优秀的学生从事这份职业。

与此同时，教授的职责需要重新定位，简单地讲：多些教学时间，少些科研时间。有人建议，教学能力突出可以获得津贴。最彻底的改革当然是从最根本的奖励机制着手，即对教学和学术研究一视同仁。教师应当可以选择以教学为主或以学术研究为主（或者混合式）的发展路线，但是两者不论是从薪酬、招聘、升迁和终身制申请等角度考虑，权重相当。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教学质量才会都得到提高。

我相信这是众望所归。有些教授的确很享受研究，相信自己的成果将永久性地改变世界。同时也不乏与之相悖的教授，他们很愿意放下研究工作，不再为了发表而发表。讲得通俗点儿，他们自己承认已经“没有更多的东西要讲”，为了同行发表文章实感劳累。如果有机会，他们更愿意与学生打交道。

学生希望自己的老师是睿智的，对自己的科目是自信的，但是这两种特性都不需要教授是领域的带头人。在耶鲁任职这么多年，我认识到，最优秀的、也是最善于交流的老师，是那些长期在一线讲授入门英国文学课程的同事。既然我们已经拥有了良好的教学团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赋予他们同等的师资待遇，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学术界的附庸呢？

我时常听到关于小学和中学教育的讨论，同时也听到过关于高等教育的辩论，但这两者实际上同出一辙。既然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承认学生的学习得益于个性化教学和敬业的老师，那么大学又为何不同呢？一名学生从高中过渡到大学，不可能瞬间变得独立，心智成熟。电脑可以代替老师吗？

教学并非灌输信息，也不是娱乐节目；教学是互动，是激励，而这种经历只有在小班研讨形式的环境下才能发生。这种教学方式并非天方夜谭，其在基础教育的教室里每天都在上演，即面对面、个性化、消耗人力的方式。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捷径，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播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第10章　隐藏的常春藤

最近有一位被多所大学录取的学生就择校问题向我讨教：哈佛、耶鲁、斯坦福该何去何从？他希望我给予一些建议，而我却无从下手，真不知道如何去横向对比这三所学校。我笑问他，深红色、品蓝色和鲜红色三种校园颜色，他最喜欢哪一种。事实上，不论是学生、老师还是校园受追捧的程度，这三所学校之间并无实质区别，难分伯仲。人们总是热衷于分辨微小而毫无实质意义的差别，说不清到底是在为自己争取比他人更优越的位置，还是要建立自我品牌，其实与自己竞争的“他人”根本就是自己。心理学家称之为“鸡蛋里挑骨头的疯狂症”或者强迫症。如果你对我之前所描述的教育好奇，那么我邀请你来深入讨论一下，高校系统塔尖学校之外的其他选择。

请不要误会，我并非在宣扬大学择校并不重要。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话题。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弗莱斯诺州立大学与斯坦福大学都有任职经历，他声称，这两所大学提供的是同等质量的教育。纽约皇后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海克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劳迪娅·德雷福斯也都表示，林菲尔德大学与斯沃斯摩尔大学的教育平分秋色。但是我认为，他们的结论出于反精英主义。汉森教授认为，州立大学与斯坦福大学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学生的质量，对此我表示怀疑。即便真的只是学生质量的差异，那也是巨大的差异。学生的质量决定了课堂讨论和教学的深度。

在课堂之外，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并且是时时刻刻、实实在在的。一位耶鲁大四女生回忆：当其他人忙于贱卖自己的灵魂时，自己很难独善其身，坚守自己的灵魂。这也是我劝告新人要远离常春藤盟校或者类似学校的一大原因。

弗莱斯诺州立大学属于长期资源匮乏的加州州立大学系统。该校与林菲尔德大学的类似之处是，很大一部分学生选择了职业技术类专业。但我们要知道，在弗莱斯诺州立大学与斯坦福大学之间，或者林菲尔德大学与斯沃斯摩尔大学两个级别之间，还有很多其他可选的学校。不少美国家庭在本科教育上省钱，为的是为硕士或博士教育积蓄经济实力。虽然美国高校经历了严重的财政缩水，但是全美各个地区仍然存在不少优秀的公立大学。

也许公立学校教育，尤其是起初的两年，做不到个性化，但是学生群体所带来的真正的多元化家庭社会背景，实乃一种隐性的、高价值的教育资源。我的一位学生与我分享了他的体会，他现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我一般不习惯为多元性而吹嘘“多元性”的价值，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多元背景在公立大学课堂上的贡献和美妙之处。在我教授的一门研讨课上，其中有位女生来自巴基斯坦，有位来自孟加拉，有位是黑人，有位是坐轮椅的，还有一位是以色列人，该群体的多样性彻底影响了有关东方文化的学术讨论。在这种氛围下，没有人敢以抽象的概念或引用他人的分析结论滥竽充数。

就读公立学校还有其他收获，这也往往是中上游阶层意识不到的。布莱恩·约翰斯路德（Brian Johnsrud）毕业于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过罗德奖学金，现为斯坦福大学博士生，他的分享字字珠玑：

两周之前我有幸受母校邀请，在职业发展周做一次主题演讲。如果要为我的讲演加以标题，我会称之为“州立大学教育的优势”。我分享了我在蒙大拿州立大学所获取的技能，其中包括个人责任感。也许我身边并没有无处不在的赞美，但是我学会了自我督促，迫使自己做到最好。另外，我勤工俭学（校外工作），有机会结合学习和生活，学会如何承担成人的责任。这些都是顶尖大学所缺失的。

优秀学生在州立学校可以获得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因此与教授所建立的关系也更加紧密。布莱恩·约翰斯路德进一步表达了他在这个方面的看法：

在我指导蒙大拿州立大学的学生申请像罗德奖学金或马歇尔奖学金等国家和世界级荣誉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惊叹于教授推荐信中所分享的非比寻常的个人故事。各种大小故事所呈现的是，学生和教授之间深度个性化的、全身心投入的、极具学术水平的师生互动关系，这些在牛津或者斯坦福是很少见的。

最重要的是，公立大学普遍为优秀学生设立荣誉博雅教育项目，但收费仅相当于州立学校的水平。当然除了公立大学，还有其他高质量的选择。如果你追求博雅教育，最佳的选择自然是文理学院。文理学院较为独特，也并不合适所有人：该类学校规模偏小，地理位置偏僻，因此会有些许自我封闭或者说独树一帜。尽管如此，文理学院还是保持了最高的本科教学水准以及人文学科的教育质量。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人是不能企及的。

文理学院的教授招聘及升迁原则很大程度上依据教授在教学方面的投入，包括为学生提供的个人咨询时间，在校园生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等。虽然大众对文理学院教授的认知与其他学校的教授并无差异，但是文理学院的教授具有更强的学校大家庭身份的认同感。在文理学院，课堂教学几乎都是以研讨形式进行的，而且教学者都是全职教授，极少数为兼职讲师，更没有大型学校由硕、博士生代替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现象。整个教学和学习环境是亲切的，但也是激烈的。

另外，由于少了学术研究的强调，人文学科至少与科学学科平起平坐。文理学院学生在课堂上根本无法开小差儿，必须积极参与到教学研讨中。在课外，学生和教授时常促膝长谈。更不可思议的是，学生对学校的运营也会产生影响，比如招生政策、新生宿舍楼的设计、教授的聘任等等。这背后的理念是，学生是学校大家庭的一员，而非学校的客户。这种待遇在大型的研究性高校是难以想象的。

学校之间最关键的差异永远是学生群体。一位与我保持通信来往的学生告诉我，她一直以为，综合性大学吸引的是野心勃勃的学生，而文理学院的学生更偏好人性的思考。这种认知勉强成立，但是未必完全正确。我从波莫纳学院的学生口中得知，职场的激烈竞赛往往在大四那年开始，晚于常春藤盟校一两年。由于第三方排名机构改变了游戏规则，而且大学招生录取机制的演变造成学生背景同质化，因此最顶尖的文理学院变得越来越接近常春藤盟校。经济学目前已经成为排名前20的文理学院里最受欢迎的专业，其中7所是排名前9名的学校。

我认为，最佳的高校是第二梯队的文理学院，比如里德、凯尼恩、卫斯廉、西沃恩和曼荷莲等等。这些学校一心服务于教育真正的价值，没有兴趣与哈佛耶鲁竞争。虽然是第二梯队，但是它们的质量绝非二流。在比较学校的时候，我建议多考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之外的其他榜单，如“改变人生的大学排行榜”，“隐藏的常春藤”或“华盛顿月报”。这些榜单是以大学为社会福利所做的贡献为依据的。你所需要的是，一所关心你的学校，而不是一所在波斯湾地区刚刚建立MBA项目的学校。如果一个学校大力宣传课程的灵活性，而非课程的严格标准，或者淡化艺术和人文学科，重视很多“实用性”项目，我们就要格外小心了。我们要知道，由于美国长久以来盛产博士，如今，优秀的教授在各所大学比比皆是。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年度排名统计了各所大学新生学术竞争力的数据，其中排名前20的综合性大学，超过90%的新生在高中阶段处于年级排名前10%，多所顶尖文理学院也是如此。尽管如此，并非任何一位排名前10%的学生都是优秀的绵羊，而且你必须谨慎对待这一庞大的数字。相比较而言，非顶尖学府的学生更有趣，更有好奇心，更加开放，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更具有感恩之心。同时，他们不会那么咄咄逼人或自命不凡。总而言之，他们更像是伙伴，而非竞争对手。

在这里，我分享一位大学毕业生的亲身经历：

在高中时期，我有些许课程表现普通，自己也没特别在意。之后我就读于一所很小规模的文理学院。在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喜欢学习，也不需要假装自己喜欢某个特定领域或者希望成为某类人才。与此同时，教授们总是鞭策我们，让我们提问、思辨、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每一门科目，并运用已学的跨学科知识来检验正在接触中的理论，对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我开始撰写毕业论文时，我的研究主题与自身的专业并不完全相符，可能面临被拒稿的风险。在困惑之际，我的导师鼓励我勇于承担风险，即使最终与论文获奖无缘，我在过程中也将会有所收获并获得成长。离开大学之后，此番经历让我受益终生。古语有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目前这位学生是一位博士生，在不同于本科专业的领域钻研。我再分享另外一位女士的经历：

我很庆幸获得了贝里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学校坐落于佐治亚州的东北部，拥有美丽的校园及突出的写作课程。学校虽然不大，但是气氛别具一格，个别方面特别优秀，因此非常合适我。大学里有几位有名的教授，更严格来讲，只有一位，但是学校的人文系不乏极其智慧且极具人情味的教授。他们很享受在亲密的小型课堂上跟学生们讨论人性和人生。有个别教授在常人的眼中简直是个“半癫”。

我周围的同学是我之前未曾遇见过的。他们真心喜欢思想碰撞，喜欢书籍。与他们相处，我丝毫不需要掩盖最真实的自己。在贝里学院，我发自内心感受到，这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我们之间可以毫不设防地促膝长谈：文学、艺术、自我等等。尤其是在大学毕业前夕，面临毕业以后的现实压力，同学间的相互支持成了我们最有效的减压手段。

教学和人文学科是博雅教育的核心，但是在选择大学时你必须考虑其他资源。不少大学在新生入学时，简单地把课程目录交到学生手里，举办一场迎新仪式，然后退场让学生开始摸石头过河。虽然学生能与指导老师见几次面，但那不足以满足新生的需求。最理想的方法是，让大一新生参加研讨课，引导学生开始了解大学教育的目的，而不仅是开设一门写作课或选课指导。

引导学生入门可以有多种方式，威斯康星州的劳伦斯大学自1945年开始，为学生提供为期两个学期的大一新生课程，“博雅教育入门”就是值得借鉴的例子。这门课旨在激发学生的学术冒险精神以及构建学术性社区。在课堂上，学生会讨论人生和人性相关的大问题，比如，过上好生活是什么意思。课程大纲是基于人文学科的，但是教学内容吸收了各个学科的精髓，涵盖了爱因斯坦、史蒂芬·古尔德、柏拉图、弗吉尼亚·伍尔夫、史特拉汶斯基等等。几乎所有的课（小班15人）都是由全职教授任教。其中一位教授欣然说道：“这样的课程迫使学生拓展自己未来的专业选择。他们会发现自己原来对历史、艺术、物理等都具有浓厚的兴趣。”

这样的课程不仅帮助学生发现新事物，而且还会帮助学生变得更有自主性。一群大四学生认为，大一新生课程帮助他们逐步明白了大学教育的意义。在大学四年里，他们获得了鼓舞，学会了使用工具的技能，而且找到了学习的方向。这些学生的SAT成绩的确逊色于我所执教过的耶鲁学生，但是他们似乎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更加坚定，更加坦然。在毕业届的350人中，只有少数学生选择就读法学院。

大学教育的出口与入门同等重要，因此择校的另一个考虑是，大学如何帮助学生从本科过渡到大学之后的生活。一所理想的学校会主动为所有专业的学生介绍各种机会。另外，学校愿意为你做长线投资，而不是等到大四才临时抱佛脚，简单地把职业技能包装成“领导力”卖给学生。

我完全不反对积极的、服务性质的、学以致用的学习方式、课程或项目。反思和行动是相辅相成的，但思考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利益。本宁顿大学的新课程就是个完美范例。那里的课程横跨大学四年，每位学生都会接受导师的一对一指导，书面记录自己的心得，并设计自己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和方向。学生参加为期七周的“实地实践”年度学习项目，为将来大学毕业之后做最充分的且最具有系统性的准备。校园里的社会公益行动中心为学生提供多样性混学科课程，学生可以围绕某个自选的关于贫困、公共卫生或者环境的课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本宁顿大学的整体课程设计理念是利用自身的资源来促进社会进步，这也是“领导力”和“公民权利和责任”的高度体现。

这里还有一种更大胆的选择：放弃大学。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从哈佛大学辍学后成功创业的故事不知道激励了多少新人，如今的年轻人蠢蠢欲动，争先恐后地去模仿两位前辈的事迹。著名的风险资本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哲学专业和法学院，他长久以来一直鼓励20岁以下的年轻人放弃大学，提供资源支持他们创业。当然，如果你是一位计算机天才，这可能是值得考虑的选择，否则这将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就经济回报而言，不论是个人薪酬、就业竞争力还是长线上升空间等，拥有大学学位都是一项很好的投资，甚至是一项最好的投资。

我们不能放弃大学，我们更不能忽视大学教育更高的目标。历史上总有了不起的自学成功的人物，如作家弗兰·勒波维茨（Fran Lebowitz）。她很庆幸自己被高中开除，因此她有了更多的阅读时间。像她这样的人物，给她一座图书馆，她将获得整个世界。美国著名作家和哲学家梭罗，以标新立异的个性著称于世，但也是因为大学的教育成就了他。大学总是有瑕疵的，在最理想的条件之下也在所难免。培养一个人的灵魂肯定不能完全依赖于大学的教学大纲或固定的学期制度；培养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勇气与教学大纲严格的框架也并非完美兼容。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也许并不理想，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基础，之后才能在基础之上腾飞，因此放弃大学教育并非明智之举。

相较于到底是去哪所大学，更重要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上大学以及如何利用大学教育。在计划想上的大学名单以及访问校园的时候，你所考虑的因素有哪些。也许你会被豪华的学生宿舍或一流的体育馆设施所吸引，但是你更应该关注的是学生和老师的质量。了解一所学校最理想的方式是到课堂试听，而大多数大学申请者做不到这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就“本科教学质量”做了排名，依据的是他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评价，即印象分。虽然排名不完美，但是这个排名里往往会出现一些在综合排名榜上见不到的学校，因此还是值得参考的。同时我们在对待排名的时候，千万要对一些非直接相关的数据保持谨慎，如师生比例或者低于20岁学生的比例等等。这些数据无法提供实质性信息，如授课老师的背景、师生关系的质量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每个人自己亲自了解。

对待排名的最好办法就是忽略它。排行榜往往把两类风马牛不相及的学校进行对比，或者在两所极其类似的高校之间做一些毫无意义的评分。排名体现的是学校的市场地位，而非教学质量，但是学生的选择依赖的是名气，而非能够与自己产生共鸣的学校。高校本身也会为提高排名而做出不少并不明智的举措。

不论就读于哪所大学，一定要学会主宰自己的教育，而不是让教育来支配你。首先，毋庸置疑，教师是关键，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初到大学，我们要以敏锐的嗅觉迅速寻找良师，并要勇于在课堂之外同他们建立关系，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再者，大学教育要先帮助我们成人，后帮助我们获取某领域的专业技能，因此选课的原则就是如此。至于具体的专业选择，那要听从你的直觉，一定要选择一个让你能够兴奋四年的专业。大学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大学代表着人生一次机会，善待这次机会，不要着急去成为自己心中早已计划好的那个人，而是成为你自己从未遇见的那个人，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做到这点，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你就读的学校，而是你自己本身。

第四部分　社会

社会正义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一些你拥有的东西，从而让别人能够拥有更多。这才是我们在思考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真的要继续维持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吗？我们真的要继续人为地让教育资源处于匮乏状态，同时让我们的孩子为有限的空间相互厮杀，并进而陷入绝望和恐惧吗？我们真的要继续浪费我们共同的人力资源，而不是动员所有人的才能来实现更大利益吗？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帮派社会，每个人都袖手旁观，听任整个社会慢慢毁灭吗？

第11章　看不见的「特权堡垒」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讨论，我们的精英教育系统对接受该系统的人有哪些影响。下面我们谈谈，精英教育系统对整个国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简言之，精英教育系统在不断复制繁衍美国的阶级系统，其影响与一个世纪之前的“三驾马车”所为并无二致。具体来说，它是在扩大社会不平等，妨碍社会流动性，固化阶级特权，并创造了一个与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类似的与社会隔离的精英阶层——尽管该阶层本当引领社会，但实际上他们会为自己的这一特权沾沾自喜。

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1985年，美国250所重点大学中，有46%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前25%的家庭；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5%。到2006年（该年统计数据样本要小一些），这一比例为67%。据统计，在2006年大学入学新生中，仅有15%的学生来自收入低于中间值的家庭；稍前时候的一项研究表明，仅有3%的新生来自收入最低的1/4的家庭。学校越是显赫，它的学生构成就越是不平等。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指出，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依然是美国主要研究性大学中，学生经济背景差异最小的”。另一方面，公立机构也好不到哪里去。2004年，美国州立重点大学里，有40%的学生来自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而就在5年之前，该数字仅为32%。同一年的另一项研究指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如今的美国高等教育是近30年来分化最严重的”。事实上，最近10年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

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非常明显，越来越高的学费是一个因素，但这绝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如今培养一个有能力角逐常春藤盟校的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一路关卡越多，家长们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就越高。私人教师、考前辅导等只是一个方面。富裕家庭几乎从孩子生下来那一刻起，就开始往孩子身上倾注各种资源：音乐课、运动装备、国外旅行（美其名曰“荣誉项目”），等等。当然，还有一项最重要的，私立学校学费或者是顶级公立学校学区的生活成本。

SAT的本意是摸清学生们的学习能力；但实际上，它摸清的却是学生们的家庭收入。在过去30年间，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习成绩差距扩大了40%。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们完成大学教育的人数差距扩大了50%。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学生中，申请就读四年制大学的人数不到一半。先停下来，仔细想想，这一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穷人家的聪明孩子拿到学位的可能性要低于有钱人家的不聪明的孩子。”一位曾在一所高级私立高中就读的学生告诉我，有钱人家的孩子，包括那些最笨和最捣蛋的，如今都过得不错，他们“太有钱了，不可能失败”。

毫不奇怪的是，如今美国的收入差距甚至比大萧条之前还要大，或者说，如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要低。当然，这主要责任并不在大学，但毋庸置疑，大学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逆转这一趋势，甚至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没错，近些年来，精英学校，尤其是那些最有钱的精英学校，已经给了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更多机会。2007年，哈佛为家庭年收入不到6万美金的学生减免了学费，为家庭年收入不到18万美金的学生减免了10%（由此你大概能猜出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在许多极其挑剔的学校里，能够享受学校经济援助的孩子比例也越来越高，同时学校接受的捐赠也越来越多。但尽管如此，在哈佛之类的学校里，还是有40%的学生要支付全额学费。家庭年收入18万美元在美国只能排到收入曲线的94%，这也就意味着，哈佛有超过40%的学生来自美国最富有的6%的家庭——可能还不止于此，因为助学金的接受者不局限于收入低于18万美元的家庭。经济不平等导致教育水平不平等，从而导致申请者队伍严重向富裕家庭倾斜。

但这并不是说，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申请者人数就很少。精英学校绝对不会让本校学生的经济背景与整个社会的阶层分布完全一致。它们也无法承受这么做，而且我甚至怀疑，它们根本不想这么做。这些学校需要吸收大批能承担全额学费的学生，它们要照顾捐款人，还要考虑最主要的生源群体，这些人主要来自美国（或者说全世界）的上流或中上游阶层，它们的校友主要来自这一阶层，它们的管理者属于这一阶层，它们的学生毕业后也都会进入这一阶层。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100所高中，大约占美国高中总量的0.3%的毕业生要占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全部学生的22%。在这100所高中当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高中。“输送”系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生机勃勃。

精英学校不仅无力逆转这个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它们甚至在雪上加霜。种种迹象表明，重点学校选拔生源时，不会给低收入家庭学生任何优惠，但同时却会更加照顾其他群体，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入学的代价：美国统治阶级是如何花钱进入精英学校的》（The Price of Admission：How America’s Ruling Class Buys Its Way into Elite Colleges）一书中，作者丹尼尔·古登（Daniel Golden）详细描述了精英学校录取学生时，会给予特殊照顾的三类人：捐款人、潜在捐款人，以及名人子女；教工子弟；运动员和校友子女（人数最多）。每一类人所占的比例大约从10%到25%不等。

校友子女享受的特殊照顾约为24%，也就是说，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校友子女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比例会高于普通学生24个百分点，而运动员则比普通学生高出48个百分点。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出，照顾校友子女这种做法本质上就是在复制特权阶层，当然，给予运动员特殊关照绝不是为了抵消这一做法。精英学校通常会组建几十支运动队，总的来说，在这些学校里，如壁球、击剑、高尔夫、皮划艇、帆船、滑雪、网球、马球之类的贵族运动要比橄榄球和篮球之类的运动更为流行。

古登指出，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 [12] 颁布以来，各种体育运动已经成为富家子女的必选。“精英大学里至少有1/3的学生，在博雅教育大学里至少1/2的学生都会要求在申请过程中受到特殊对待。”别忘了，即便不考虑这一点，这些富家子弟在学习方面本来也已经享有巨大优势了。

如果一定要把哈佛这样的大学说成“特权堡垒”，有钱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让他们学会像有钱人那样走路、说话，像有钱人那样思考，以确保他们以后也会继续当个有钱人，这种说法可能感觉有些可笑。但难道这不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吗？这些学校并不是凭空被称为精英学校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偏偏要假装事情不是这样的。别忘了，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精英治理的社会里。难道不应该人人机会均等吗？

似乎是为了掩饰当前系统所宣称的公平，或者说，要与之前的做法“决裂”，我们打着“多样性”的幌子制订了一套又一套所谓的制度。这种“多样性”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一场社会革命。举个例子，普林斯顿直到1961年才承认自己有了第一位女性毕业生——该年度只有一位黑人学生被这所大学录取（确实很孤独），时至今日，普林斯顿有一半学生是女性，而且只有一半白人。但这种性别和种族的多样性其实只是个幌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托词。它所掩盖的，是当前社会经济日趋分化的现实。精英学校依然在享用自己20世纪60年代积累的道德资本（当时这些学校确实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打破了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机制）。

事实上，所谓的精英治理，其实一直都只局限在一定范围内。记得我们之前说过，金曼·布鲁斯特在耶鲁的改革刚一出台，就立刻遭到该校校友的反对，他们明确要求布鲁斯特要学会尊重运动员和校友子弟，并指出捐款人的孩子无疑应当享有最高程度的关照。但如今，即便是一个人的学术潜力可以通过SAT成绩和其他标准明确的考试显示出来，也已成为一种复制特权的工具。虽然表面上我们已进入一个多种族、男女平等的精英治理模式，但这种模式本身又会形成新的特权阶层，而我们的教育系统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这就是当前的“多样性”所产生的真实影响。到这个伟大国度的任何一所精英学校看看，你会看到一些“着实令人激动的画面”：白人精英人士的孩子，比如说商界人士和专业人士，与黑人、亚裔、拉丁裔商界人士或专业人士的孩子混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玩耍。这画面的确温馨，不是吗？对于在像斯坦福这样的大学里就读的孩子们来说，如果有位同学来自密苏里，另一位同学来自巴基斯坦，或者有同学会拉大提琴，有同学擅长曲棍球——哦，当然，他们的父母都是医生或银行家——这就是绝对的“多样性”了。他们其实并不是像自己所说的那样，与“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的同学都是一样的人，只不过碰巧来自不同的地方罢了。

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这些大学知道，要为获得免税特权装装样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精英阶层也要补充新鲜血液，仅此而已。在现行的录取政策下，最没有优势的群体是蓝领阶层和农业家庭的子女，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不上亚裔学生，所以你在那些精英学校里几乎很少看到他们的影子。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教育系统是仿照欧洲模式设立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缓和不平等现象。换句话说，我们的学校提供的是机会，而不是“救济品”。没错，在很久很久以前，事情的确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公立高等教育史无前例地扩张，各种私立学校前所未有地敞开大门，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一个新的上流和上中流阶层。但如今，这套系统不仅没有消灭不平等，它甚至已经成为不平等的帮凶。

米歇尔·L.史蒂文在《创造一个阶层》一书中写道，这些学校的录取流程“复杂、繁琐而且昂贵，已经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特权的主要方式”。在我看来，这本书仅凭书名就应该获得一个奖项，更何况作者还在书中深度讲述了一所重点博雅教育大学的招生过程。虽然申请大学确实会让一些中上层阶层子弟有些焦虑，但这个漫长的过程“本质上只是走走形式”。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是怎么做的，而是你已经被允许参与进来了。可能最后有的人会去布朗大学，有的人会去布兰迪斯大学 [13] ，但别忘了，绝大多数孩子根本就没有机会申请这些大学，他们最终只能选择那些经费明显不足的州立大学，或者预算总是吃紧的社区学院，或者干脆不读大学。

沃特·本恩·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在《多样性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Diversity）一书中指出，类似平权法案或奖学金之类的项目，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让那些无缘进名校的孩子们无话可说而已。“哈佛之所以也会招一些穷人家的孩子（数量极少），其用意在于激励那些富家子弟（为数众多），告诉他们，你不能只用钱买到进入哈佛的资格。”迈克尔斯指出，美国的大学其实只不过是阶层结构的“宣传机器”罢了。

如果一所精英大学邀请我去发表新生入学演讲，我会告诉这些年轻人：你们或许确实很聪明，也很努力，但你们能来到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你们很走运。你们或许的确通过竞争打败了自己的同龄对手，但事实上，你们的对手中，有90%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出局了。

但事实上，在这样的场合，演讲者说的话大都与我刚刚描述的完全相反。安德鲁·德尔班克指出，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用某个版本的标准致辞来告诉新生，“在所有跨进这所学校大门的学生中，你们是最棒的”。这绝不是夸张。一位已经毕业的学生几年前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敢打赌，耶鲁2012级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说出当年的录取百分比……

他们没有理由不知道。我记得所有人，从校长到新生辅导员，都曾在新生培训周反复提到这个数字：9.9%。当时这可是一项新纪录。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很明显：你们是耶鲁有史以来最棒的学生！

这种情况绝不仅只发生在本科生身上，也不仅只局限于美国。我曾听到过肯尼迪学校、沃顿、普林斯顿、多伦多大学（加拿大顶级高校之一）以及智利天主教宗座大学玛雅圭兹分校 [14] 的学生们都这么说过。一位本科生甚至在《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中写道：

这些学生们甚至还没翻开课本上第一堂课，就被强行戴上了无数顶高帽，甚至多到让他们手足无措……让人郁闷的是，这种人人习以为常的赞誉几乎无处不在，从入学仪式到毕业典礼，它们一直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每一间教室……就在这个星期，新学期刚开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位教授就在一个人数众多的课堂上表示，全世界懂得这个领域的人当中，99.9%都在这所学校，而你们就属于这99.9%。

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在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时代，学生们听到的开学演讲则完全不同。我之前一位比较年长的同事曾经告诉我：

以前的耶鲁可不是现在这样，那时老师们会对新生的资质持怀疑态度。

记得在1957年9月的前几个星期，耶鲁学院的院长曾经在一些公开场合告诫我们：“今年的申请人数太多了，即便我们最后录取的是其他人，相信他们也会跟你们一样优秀。”他还说，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你们有责任通过努力证明耶鲁录取你们是正确的选择。1969年，我作为教师回到耶鲁，当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院长们开始告诉新生，你们是耶鲁有史以来最棒的学生，你们能选择耶鲁，实在让耶鲁感到荣幸。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原因在于精英治理时代的来临。学校开始拼命讨好学生，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它会让客户（学生）开心。只要客户开心，捐款自然就会源源不断。除了各种增强归属感的仪式，比如新生入学仪式和毕业典礼，学校还会用各种印有大学标志的T恤和贴纸，有助于增强帮派凝聚力的体育比赛，各种校友会来培养学生对学校的忠诚度，以此来丰富学生们的生活。但总的来说，它们之所以这么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它们相信这种手段能成功。

这种恭维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恭维，我们伟大，所以你才伟大。我的一位学生曾经把这种心态描述为“耶鲁需要没完没了的自我庆祝”。毕竟，学校和教授们本身就是精英治理的产品，他们能跻身这样一所精英机构，这本身就足以让他们窃喜一辈子。他们对于世界、对于社会、对于公正的认同感与学生们的心态并无二致：这里可不是谁都能混进来的，能在这里站稳脚跟，说明你是最棒的！

当然，这种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精英心态。它就像是一个契约，当你学会用分数来评判自己时，你就已经在这张契约上签了字。没错，这种评判方式并不完美。但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学生们会坚信，分数就是一切。你在学校里表现越好，你就越优秀，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思想上，甚至从各个层面上都更优秀。

为自己的高智商或学术成就感到自豪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问题在于，从精英学校给学生发出一沓厚厚的录取资料那一刻开始，它们就在不遗余力地给学生们灌输一种自大和自喜的观念。这种优越感会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出来：讲话的语音语调、举手投足之间、校报上的文章、各种学校传统，等等。校方要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恭喜你！你成功了！欢迎加入精英俱乐部！由此得出的推论也非常明确：因为你能来到这里，所以你值得拥有随之而来的一切荣耀和特权。

很多人都发现，精英学校的学生大都有一种优越感：因为他们的SAT分数比普通人高，因此他们自然就应该享有一些他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而事实上，真正的逻辑应该是：你的SAT分数之所以比别人高，是因为你本来得到的就比别人多。

当我刚开始分析精英教育的劣势时，我曾经写过一个水管工的故事。那是我35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我第一次作为房主找人来维修水管。当水管工站在厨房里，准备钻到下水道去工作时，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我从未接触过水管工，也不清楚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用的很多字眼对我来说都很神秘，我根本不知道该跟他聊什么。就这样，受过14年高等教育的我，傻愣愣地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大脑一片空白，我自己都被自己的傻气惊呆了。我可以轻松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用其他国家的语言，聊上半天，却不知道该与一个来到我家的人说些什么。

很多读者都不认为这是精英教育的问题，不认为无法跟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交流有什么问题——因为你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根本没必要跟水管工说什么。没错，或许他们说得对，也可能我确实在这方面比较愚笨，这是我的个人问题。

我自由生活在美国郊区的上层中产阶层社区，在一个正统的犹太教社区长大，小时候大多上的都是教会学校。但我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当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人们可能会有些看不清楚，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阶层地位，意识不到自己脱离了周围的世界。你或许觉得自己了解普通大众，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而且我还很清楚一点：抛开宗教因素不说，我的生长路径，如今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整个社会在使用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日趋分化，但实际上，导致分化的根源在于收入水平。如今的美国社会结构僵化，有钱人变得更有钱，他们的孩子会进入私立学校或近似于私立学校的公立学校，这一切都使得上层阶层从一出生就开始脱离其他社会阶层，而不是从大学起才开始脱离。当初我所经历的受到庇护的狭隘抚养方式如今已经成为普遍模式，特别是对那些自小就进入私立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当然，他们也不会遇到“水管工”这样的人。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脱离”社会。精英教育不仅不会教给你如何与“水管工”们交谈，它甚至还会告诉你，你根本不要去操心这种事。别管什么阶层不阶层的。你根本没必要在一个没上过名牌大学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不管他属于什么阶层。你是天之骄子，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之一”，其他人根本没法和你比，他们没你优秀，没你聪明，因此无论如何，他们都应该生活在你之下。“我一位朋友曾说过自己坐火车去波士顿的经历，”一位哈佛学生在给我的信中说道，“他说自己看着其他乘客，感觉这些人永远不可能像自己一样聪明，所以他们也根本不可能像其他哈佛人一样生存。”

当然，这种心态与所谓的“奉献意识”或者伴随精英心态而来的不安全感并不矛盾。事实上，在诸如“为美国而教”这样的精英组织所宣扬的“奉献意识”，在骨子里是一种屈尊俯就，是一种傲慢。当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人士在为他人——为那些不幸的穷人——做某些事时，他们是在告诉那些接受帮助的人，这些事情我能做，但你们做不到。于是，他们主动降低自己的身份，弯下腰来，用自己惊人的智慧和美德拯救别人。没错，他们客观上确实能帮助别人，但却是用一种能够保持自己优越感的方式去帮助——实际上，是强化这种优越感。

至于不安全感，这也是精英心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爱丽丝·米勒在《天才儿童的闹剧》一书中指出，轻视这种心态，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卑感。

只要我们对他人采取轻视态度，同时夸大自己的成就（我能做的事，他做不到），我们就不用担心别人会因为我们不够成功而不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总是一味逃避，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自卑，因为我们会时刻留意自己身上那些不够出色、不够聪明的东西。

还记得虎妈吗？“失败者”对她的心理平衡是多么重要！“失败者”代表的是自我中那些被拒绝的部分，是内心深处最深沉的噩梦。“失败者”的存在，哪怕只存在于想象中，都是一种药膏，一种心理资源，它可以帮助你重新找到那种脆弱却又对你无比珍贵的自尊。这就是为什么精英阶层的那种“理所应得感”与之前老派的贵族阶层身上那种真正的自信相去甚远的原因。权力感总是伴随着一种焦躁和自私，拥有权力感的人总是被笼罩在对失败的恐惧之中。

几年前，社会科学家让·阿尼翁（Jean Anyon）发表过一篇名为《社会阶层和看不见的工作课程》（Social Class and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Work）的文章。在调查了新泽西州5所小学之后，阿尼翁得出结论：学生们在校的学习方式，甚至包括他们在校所接触的学习之外的东西，都会影响他们未来所处的阶层位置。工薪阶层的孩子们会学习如何严格遵守纪律，所受的教育也都比较机械，大都是死记硬背的；职业人士的子女们则会学习如何创造，如何表达自我；而商业阶层的孩子们则会学习掌握权力、统治和自我掌控等内容。

大学也是一样。精英教育不仅会带你进入上层社会，它还会帮助你为上层社会的生活做好准备。“当耶鲁在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去中国学习或去纽约看一场百老汇表演时，”一位学生写道，“当校方出钱为学生提供一些比较奢侈的教育，比如说如何拓展思维宽度或如何更有教养时，他们其实是在教你如何成为有钱人。”

直到我把自己的经历甚至我学生的经历，与我的一位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读书的朋友进行比较时，我才意识到这位学生所说的其实都是真相。我的这位朋友一直都是全A学生，但是有一次，她在期末考试中得了D，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要在餐厅打工，结果论文晚交了一个小时。

你可能会觉得我举的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这样的事情在耶鲁绝对不会发生。没错，精英学校也有日期和出勤率的要求，但学生们根本不会把这些当回事。只要他们提出申请，什么事情都可以延期；虽然校方也会规定，上课缺勤会影响成绩，但这样的规定很少得到执行。换句话说，那些在名牌学校就读的孩子，永远都有第二次机会。

而且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我这位朋友竟然无处申诉。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里，无论是辅导老师还是系主任都根本不会为学生开脱，不会给予他们任何额外的帮助，甚至不会在学生们摔倒时扶上一把。他们受到的教育都是由漠不关心的校方“批发”给他们的，在这样的学校里，学生们根本不会得到任何精心的照顾。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机会像精英学校的学生一样去跟来校访问的政治掮客们一起同窗就读，或者跟来自外国的名人一起共进晚餐。这样的学校也很少会发放任何特殊经费，而在精英学校里，各种特殊经费唾手可得：旅行津贴、研究经费以及各种奖学金等。在我之前任教的部门里，每年都会发放几十种现金奖项，上到高年级学生的学术专著，下到一年级新生的优秀论文，都可以申请各种奖励。2009年，这些奖金累计总额竟然高达10万美金——而且这只是一个系的情况！

像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里，学生们得A-都不那么容易。精英学校和普通学校里的打分标准相差甚大。在20世纪50年代，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平均GPA大致相同，都是2.5分左右。然后情况开始变化。到2007年，公立学校的平均GPA大约为3.01分，而私立学校的平均GPA则为3.30分，在那些顶级的私立学校里，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3.43分。只有在常春藤盟校之类的地方，老师们才会把A-当成默认分数，当成优秀生和普通生的分水岭。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A-是个分数，倒不如说是一种隐喻，一种特权的象征。事实上，校方是在告诉自己的学生，别担心，我们会罩着你！

在像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地方，学生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如何成为中产阶级，或者在各种官僚机构里供职。我也跟一些类似大学的学生们沟通过我的观察，他们觉得我的观察很有代表性，他们以后的生活跟大学里差不多，凡事都没有第二次机会，不可以延期，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面临的机会也非常有限——总而言之，他们未来的生活就是服从、被管理和被控制，始终要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同时又得不到任何指导。

而对于那些在名校就读的学生来说，情况则完全相反，他们的生活充满人脉、机会、免费品、特权以及各种上升通道。此外，他们还会享有一项特权：豁免权。精英治理不仅绝不完美，它还有很大的局限性。精英的门槛确实很高，但一旦跨过门槛，你就几乎不可能被踢出去。哪怕是你成绩很差，哪怕是你犯有严重的抄袭，或者甚至是对你的同学造成人身伤害——这三种情况我都听说过——这都没关系，你都不会因此被开除。一旦你获准进入精英俱乐部，你似乎就有了一种上帝赋予的特权，它让你可以永远留在那里。

如今这种保护不仅适用于男性，还适用于女性。事实上，情况比我描述的还要糟糕。我的一位1957年进入耶鲁的前同事曾经这样写道：

校方会根据一套公正的评分系统来决定对我们的态度。一旦某门课不及格，你就会得类似于F的成绩，如果你有多门功课都得F，那你就得出局。在我们那个时代，每一级都有大约10%～15%的学生拿不到学位。情况虽然可能并不像“看看你左边，再看看你右边，四年之后，你们只有两个人能留在这儿”那么残酷，但确实有这种意思。简单来说，当时的耶鲁是一个特权与责任共存的世界。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对的，你不能一味鼓励一个18岁的孩子，让他认为自己已经大功告成，根本不需要再奋斗了。

但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那位在哈佛研究自我效能的学生与我说过她在学校经历过的“yes文化”：哈佛会让它的学生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因为哈佛几乎会对你想要的一切都说“yes”。打个比方，如果你想去中国学习一年，它会立刻给你准备好钱——你只需举手示意就行了。我没跟她说，这可能与宽松的评分标准有关，但我告诉她，她所说的多多少少反映了名校学生那种“理所应得”心理。她立刻表示反对：没什么是理所应得的，我们只是比别人更努力罢了。

没错，我说，你们确实很努力，但只努力是不够的，因为奖赏只应给予那些有成就的人，而不是勤奋或有欲望的人。她对此不以为然，她说虽然罗德奖学金要求GPA至少3.9分，但她一位GPA只有3.6分的朋友还是可以申请罗德奖学金，她认为这是好事。我告诉她，一个GPA只有3.6分的孩子是不应该得到罗德奖学金的。她认为这就是精英主义，一个GPA只有3.6分的人，只要她有足够强烈的需要，就应该可以申请罗德奖学金。换句话说，这世界不应该对精英人士设限。

我们不是理所应得，我们只是足够努力——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说法。没错，你可能确实比你身边的孩子学习更努力，但那些你没看到的孩子呢？你真的以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努力吗？还有那些在临近小镇上公立学校的孩子们，他们每个星期都花跟你一样的时间学习，但最终却只有少部人上了好大学，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很多时候，能够得到公平对待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大多数很努力的美国人最终都没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回报。事实上，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不平等。

我认识一位从海军退役、上过社区大学、后来又进入斯坦福的学生，他这样描述名校学生周围的泡沫：

我认为斯坦福（以及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类似斯坦福的学校）的学生都是长在花园里的鲜花。他们会得到很多人的照顾，包括他们的父母、辅导员、考试辅导专家、老师、教授、朋友等等。只有在这些人的精心培育下，它们才能盛开。这些花朵虽然美丽，但却很脆弱，而且必须远离风霜雨雪。真要感谢那些辛勤的园丁了！

我就像是这个花园里的一棵杂草，只是假装自己是朵花罢了。当园丁跟花朵们讲述外面世界的故事时，我根本听不下去，因为我所见到的世界不是那样的，我见到的比他们任何一个人见到的都要多得多。事实上，我的心已经变得粗糙，无法享受他们那些有机食谱、自以为是的志愿工作、以及孕育出众多年轻的自由世界领袖的枕边谈话了。我的根或许生长得很慢，过程也很痛苦，但它深深地植根于真实世界的硬土上。

我并不是要大家都体验一下我之前的生活，我只是说，经历过风霜雨雪的植物要比花园里的植物更强壮。但对于一般人来说，为什么要离开色彩斑斓、五彩缤纷、单纯美丽的花园，去投入茫然、甚至有些危险的外部世界呢？在这里，人生的模式非常清晰：只要做到A，你至少能得到B。但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即使你做到了A，也得不到B，这些可怜的花朵又该怎么办呢？

很多年轻人写信问我，有什么办法能避免成为与世隔绝、自以为是的小混蛋呢？我也不知道，我最多只能建议他们去公立大学看看。要想真正懂得与自己背景不同的人，你只能实际进入他们的世界：不是去进行所谓的“奉献”，更不是请人喝杯咖啡，带着屈尊俯就的态度去向“下层人民”嘘寒问暖一番。你要做的，是真正把对方当成与你平等的人。

与其抱着“奉献”的心态去屈尊俯就，不如真正去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体会到社会大众的艰难——不只是体力上的，还包括心理上的。我知道，很多人都夸你很聪明，但其实你并没有那么聪明；你只是在某些地方比别人聪明一点儿，而且只是比你周围的那群人聪明一点儿而已。名校之外还有很多聪明人，他们之所以没进名校，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阶层地位。很多不“聪明”的人其实很聪明。

你肯定听说过“人有不同形式的智商”吧。现在你可以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一位毕业后前往社区大学就职的学生这样描述那里的情况：“每个学生的情况都各不相同，有的学生明显需要帮助，有的则让我感觉自己很年轻、粗糙而且愚蠢。”只有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优秀”与“聪明”才是同义词。

我知道，一个享有特权的年轻人是很难接受这些说法的。刚开始听到这些时，我也很难接受。没错，你出生在大富之家，从小受到优待，但这不是你的错。不过现在你需要负起责任了。首先，你要明白，不管别人怎么夸赞你，你都并不比别人更重要。你的痛苦并不比别人的痛苦更值得同情。你的灵魂也并不比别人高尚。如果非要用宗教的说法，我会说，上帝并没有更爱你。正如约翰·拉斯金告诉一位精英人士的那样：“用大脑去尽力抢占一切并不比用拳头抢占更高尚。没错，这个社会总是要有分工的，有人要干活，有人要管理，但管理者并不应该拿走所有利益。”

但这就是当前的现状，过去80年的情况都没有这么糟糕过：我们的“领袖们”——精英阶层正在享受别人的劳动果实，正在通过剥削别人来让自己更富有，并堂而皇之地宣称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自己“更优秀”。真正的问题是，当前的环境让我们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精英治理本身。那么你会问，该如何改变这个系统呢？这就是我在最后一章将要讨论的话题。

第12章　精英教育的自我救赎

“出类拔萃之辈” [15] ：这个流传几十年的陈词滥调确实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显然大家都已经忘记了，这个说法原本是20世纪一本讥讽越战设计者的书的书名，因为正是这群“出类拔萃之辈”的狂妄自大，才将整个美国拖入泥潭。没错，这群人的确够聪明，够优秀，但你见过有比这群人更自恋的领导者吗？这世上还有比这群家伙更失败的吗？如今这种被各种光环围绕的精英治理，正在把我们再次拉进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衰退，而不断为其输送新鲜血液的教育体制，正是这个系统的最佳体现。是时候该做些什么了，我们不仅要从上至下发动一场变革，还要开始思考另一种形式的领导模式，甚至是另一种模式的社会制度。

与所有统治阶级一样，精英阶层也主张“一切从大众利益出发”。根据定义，这一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捍卫自身利益的方式，它绝口不提责任和义务，不提性格或领导力，而只是强调个人成功和个人利益。而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精英阶层相信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是社会的精华。除此之外，“精英”一词还有一种道德含义，这是“智商”或“天赋”，甚至“优秀”或“成就”这些字眼里都没有的。“精英治理”这个词的含义是：我们都是一群被上帝挑选出来的人，我们可以统治他人。这个词的精神意味自中世纪便已出现，直到今天，它仍然有这个含义。

所有领导阶层都会发展一套证明自己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比如说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日耳曼人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人类生存演化的自然结果。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他在《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中大谈“认知精英”和智商遗传等。如果有人指出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穆雷等人就会悄悄地把“努力”替换为“天赋”，把“勤奋”替换为“基因遗传”。就好像那位哈佛学生所说的那样，他们会告诉自己，我之所以拥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因为我工作够努力（显然，他认为其他人都是在混日子），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低我一等。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又有权，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精英”。

2009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又让我们对精英心态多了一层认识。关于失业危机这件事，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提出的观点简直让人大跌眼镜：近期的毕业生应该从父母那儿借钱去创业！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指出：“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些奇怪的部落，他们四处游荡，认为自己是地球上唯一的部落，哪怕是在途中遇到了其他部落，他们也会坚持这么认为。”还记得那位坐火车去波士顿的哈佛学生吗？对于像罗姆尼这样的人来说，从某种心理层面上，那些不属于自己圈子里的人“根本不存在”。

其实精英们知道那些人是存在的，但他们就是无法想象后者的生活是怎样的。虽然他们做出的很多决定都会影响普罗大众的生活，但他们却根本没兴趣去体验大众的生活。正如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常春藤迟钝症”。如果你觉得把罗姆尼作为精英人士“不食人间烟火”的例子有些极端，那不妨想想罗姆尼之前的另外两个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和约翰·凯里。他们俩一个出身哈佛，一个来自耶鲁，都是非常认真、聪明、体面的精英人士，但他们都无法跟广大选民进行真正的交流。事实上，就连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位来自火奴鲁鲁名校普纳荷 [16] ，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拿到学位的家伙，虽然是位黑人，虽然口才极佳，虽然在社区工作多年，但同样无法跟他口口声声所说的“同胞们”进行情感交流。

至于他的前任小布什，则更是精英教育系统的一个完美产品。他的整个任期都在实践“理所应当的平庸”这一理念，而且正如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间所看到的那样，这一思想如今已经成为整个领袖阶层的运营原则。如今不仅我们的整个机构处于全面失败状态 [17] ，而且没有人知道谁该为这场失败负责。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他们总是可以延期，可以保释，可以求得宽恕，可以再来一次。那些没能达标的CEO们仍然能拿到大把的薪水，这本身就是成人版的A-。

相信任何记得安然事件的人都知道，该公司负责人肯尼斯·莱（Kenneth ；Lay）犯的错误足以让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但最终他却在科罗拉多的家中悄然离世，这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们所享受的特权。但其实你根本不需要记住肯尼斯·莱，因为这样的悲喜剧其实每天都在华尔街反复上演。

但话又说回来，小布什至少对他的前任克林顿做出了正确的评价，并且不经意间说出了自己的本质。记得在入职后的第一次集会演讲上，小布什这样评价克林顿：“他象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潜力。那么有才华，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多才多艺。但最后，这一切都被用来做什么了呢？”克林顿做出了那么多承诺，可却并没有实现什么伟大的目标。“目标”！多么熟悉的字眼啊！事实上，正如小布什无意当中指出的那样，克林顿体现的是整个系统一直在鼓吹的一种无目标的雄心壮志。所有的总统候选人，一旦达到这个层次，都会展现出惊人的野心。比如克林顿，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野心中泡大的。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个。

此外，我还想到了最近几任政府以及其他各种机构里面，一直不乏类似于像康多莉扎·赖斯这样的官僚废物，或者埃琳娜·卡根 [18] 这样的人，她甚至都不用什么有力的简历，就可以平步青云地进入最高法院。既然连我们的领袖人物都没有目标感，我们这个国家还会有目标吗？

记得以前，我们曾经雄心勃勃地要去消除贫困、打赢冷战、登上月球、实现种族平等，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可现在呢？你能告诉我如今的美国在向着什么目标前进吗？我们有那么多自由，那么多财富和权力，那么高精尖的技术，可到最后，我们要这一切干嘛呢？

他们的确聪明、有天分、活力四射，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贪婪、冷漠、怯懦，没有勇气，没有远见——这就是今天的精英阶层。精英治理也是一种技术统治。它可以解决你摆在它面前的问题，但却无法判断这些问题是否值得去解决。统治者们接受的训练只会告诉他们如何在系统内工作，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思考是否还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系统。他们不会去思考信念、价值观、道德标准这些人文的东西，因为他们一直把这些东西当成理所当然的，以至于都忘记了这些东西的存在。在精英治理社会，统治者们大都是一群专家，或者用索尔·贝娄的话说，是一群“高智商笨蛋”，是一群“缺乏宏大视野的人”。没错，我们需要专家，但我们不需要被专家统治。

这里我恐怕还要引用另一位布什总统——老布什的话。1988年，他的竞选对手，迈克尔·杜卡基斯 [19] 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这次选举的重点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能力”——这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思想。而老布什则反驳道：“能力确实能让火车往前跑，可问题是，它无法给火车找到方向。”他进一步说道，这次选举的重点应该是，或者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应该是，信念、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说到“高智商笨蛋”，除了可怜的杜卡基斯之外，我还可以举一个更有名的例子，美国的现任总统奥巴马。他的新书被称为《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可真正无畏的，只是他个人的野心。作为一名骑墙派人士，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总是寻求妥协和共识的人，他像整个系统的其他产品一样，凡事都喜欢求稳。他会披上一层外衣，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高瞻远瞩的人”，但实际上，他的远见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所以他才会大谈那些“常识性的解决方案”。如果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那么奥巴马作为一位领导人，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无法去想象更多的可能性，他只懂得在现实的框架内活动。

就好像有些学生因为怕考不好而不敢选某门课一样，奥巴马也会刻意回避那些比较难处理的事。他竟然还给自己列了一份成绩清单（是的，你没看错），而且他给自己任期的前两年打了70分（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完成了预期任务的70%）。换句话说，他给自己打分的时候相当慷慨——典型的精英阶层心态！可选民好像并不这么认为，所以2010年的民意调查结果让奥巴马“颇感震惊”。由于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灾难，他竟然在中期考评时给自己打了个A！——这让他后来的总统任期更加难堪。

此外他还表示“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反对他的几项任命，比如说他任命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担任财政部长，任命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担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尽管这两个人在把美国拖入金融危机这件事上难辞其咎。在奥巴马看来，这两个人是“最出色的”，还能有谁更适合去掌管美国经济呢？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而且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这应该是常识了，怎么还会有人反对呢？

当奥巴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似乎根本想不到，这个世界绝对不仅仅只有方程式，除了他所认同的价值观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价值观、视角和利益群体。虽然奥巴马的种族和出身背景相对底层，但他的当选本质上也是一种精英治理的胜利。这点虽然让人感到悲哀，但事实就是如此。

我一直认为，最近几任的总统候选人都是精英治理失败的典型例子，但还有一点更加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候选人首先是我们整个系统的产物。自1988年以来，美国两党一共推出了10位总统候选人。其中只有两位，没上过精英私立名校，他们是鲍勃·多尔和约翰·麦凯恩。在其他8位之中，有7位都上过精英专业学校。所有这8位，即两位布什、杜卡基斯、克林顿、戈尔、凯里、奥巴马和罗姆尼，都上过哈佛或耶鲁。

相比之下，从1948年到1984年间（这段时间也是公立大学的黄金时期）的14名候选人当中，只有3人上过私立精英大学，只有两人跟哈佛或耶鲁有关（还有一位上了普林斯顿）。其中有8人，都上过州立学校，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相对而言，从1988年到2012年的总统候选人中只有一位上过州立学校。理查德·尼克松上的是惠特学院。罗纳德·里根上的是尤里卡学院。林登·约翰逊上的是西南德州师范学院。巴里·戈德华特根本没读完大学。哈里·杜鲁门则根本没上过大学。

此外，还有一个极其令人震惊的事实：近年来的总统候选人大都出身名门。从1948年到1984年的总统候选人，只有两位出身名门。而此后10位总统候选人中则有6位出身名门：两位布什、戈尔、凯里、麦凯恩以及罗姆尼——他们的父辈分别是参议员、总统、州长、海军上将，凯里的父亲曾经担任美国驻外使节，并先后就读于安杜佛、耶鲁和哈佛（他的母亲则来自福布斯家族）。在过去的四届总统选举中，名门出身的总统候选人比例则更高，6位候选人中有5位。如果把2016年的希拉里·克林顿和杰布·布什或者兰德·保罗也包括在内，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7/8。这绝不是特例，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就是我们这套系统的运作结果。

这种情况绝不仅存在于总统竞选过程中，如今整个社会都是如此。8位大法官中有7位都毕业于哈佛或耶鲁，其中有6位都是从本科开始就在哈佛、耶鲁或斯坦福就读。2011年的内阁成员中，只有一位内阁成员上过公立大学。根据2002年版的《谁在掌控美国》（Who’s Running America）的数据显示。54%的商业领袖和42%的政界精英毕业于美国12所大学中的一所或多所。

精英教育通常只存在于少数几所大学，而私营公司也越来越倾向于从排名最靠前的几十所大学招聘。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在招聘新人时，美国最顶尖的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只会把目光投向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之类的学校——如果需要MBA，或许他们还会考虑沃顿商学院。甚至连麻省理工、哥伦比亚、达特茅茨这样的学校都会被看成是第二选择。

随着优秀大学的增多以及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拒之门外，为什么这个社会还那么看重名校呢？根源还是在于推动整个系统的那种精英主义心态。出身名校的人根本不认为其他学校毕业生有资格进入自己的圈子。我刚刚说过的那项研究中，研究者们还提到了一种“对血统的疯狂迷恋”。而且雇用哈佛或普林斯顿毕业生也是一种安全的选择。如果这位毕业生入职后表现并不理想，那招聘者也不会因此受到责难——他毕竟是名校毕业的。相比之下，只凭直觉或碰运气的招聘方式就太危险了。

考虑到我们这个系统正在批量生产越来越多的同类，你可能会觉得，人们可能会需要一些不同的大脑或者说不同的人。可问题是，一旦精英主义开始内部繁殖，它就会绵绵不绝。所以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虽然他们个个出身显赫，却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的错误。结果就是，美国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以追溯到小学，或者更贴切地说，追溯到子宫。

精英治理不仅自我封闭，自我强化，它还会假公济私。如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权力阶层在滥用职权，去伤害那些他们发誓要效忠的人：医生会接受医药公司的好处，即便有更安全更便宜的药，他们还是会向病人推荐医药公司的新产品；大学教授一边提高学费，一边压缩预算，同时给自己猛涨工资；政客们放弃政治生涯，为了赚钱而充当利益集团的说客；立法人员纷纷离职，去他们之前监管的公司就职；CEO们掠夺自己的公司；投资银行相互串通去欺骗客户；会计公司和信用评级机构做假账。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的领导阶层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与大众为敌。因此毫不奇怪，在当今这个精英治理的时代，虽然很多精英人士披上一层自由民主的外衣，但他们信奉的仍然是里根主义——二者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似乎没有人认为领导本身就意味着机遇和责任。没有人觉得不应该事事从自己的生活方式出发。路易斯·拉普曼（Lewis Lapham）一针见血地指出：“精英们只效忠自己的野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恐怕要数英国石油前任CEO托尼·海沃德（Tony Hayward）了，在自己的公司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之后，他竟然当众大哭，说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恢复正常。他的公司把整个墨西哥湾变成了一滩污水，而他真正关心的却只有一个人：他自己。

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迪毕·波茨尔（E.Digby Baltzell）在他的《新教徒当权派》（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一书中写道：“历史总是会埋葬那些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个人义务之上的人。”波茨尔一直致力于对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研究，他于1964年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一词从此成为大众用语。也正是在这一年，耶鲁开始改革自己的录取方式，所以这一年也被称为“精英治理元年”。正如谚语所说，“弥涅尔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起飞”，人们只有在反思历史时，才会更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含义。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统治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达到顶峰，所以波茨尔将其称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十年”。正如我们所知，那十年同时也是一个疯狂过剩的十年，是美国社会进入极度不平等的十年——直到今天我们才再次重复这一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就像后来苏联解体一样，极大推动了美国的发展。全球领导棒被传递给了美国，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手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了。“1920年，整个世界的命运被交给了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波茨尔后来引用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士的话说，“然后他们在接下来的九年里像猪一样疯狂地拱食，直到打翻整个宴会桌。”

20世纪30年代，美国深陷经济危机，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开始推行精英治理思想，统治阶级开始应对现实，他们一方面扶持正在上升的社会群体，发动整个国家的精英人士，另一方面，开始直面自己灾难性的失败。1929年的大萧条让这些往日的贵族们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称道，其中一点就是，他们，至少是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开始去慢慢地（虽然有些不情愿）为权力的交替做准备。他们战胜了自己，他们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放到了自己的利益之上——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两个利益并不一致了。他们最终还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阶级将势必取代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情形与当时惊人的相似。当时的贵族和今天的精英阶层都曾经辉煌一时：前者的兴盛期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1929年，后者的兴盛期则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8年。但其他方面则有很大不同。今天的统治阶层——至少是当权派——似乎还没有人从刚刚发生的危机中获得教训。

我这里所说的教训并不是金融监管或者法律规范，而是指他们应该意识到一个道理：是时候继续前进了。是时候了，遗传性精英阶层必须开始战胜自我了——不止是1%，而是10～15%，甚至整个精英阶层，包括银行家、自由人士和保守人士、中上阶层和上流社会，无论当前的系统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如何自我恭维的，它都已经行不通了。现在我们必须想象一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并鼓起勇气去将其变为现实。

新的社会形态必须保证特权不会代代相传，这个非常重要。教育系统必须能调节整个社会的阶层系统，正如它在20世纪中叶所做的那样，而不是复制和繁衍。我们可以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首先从录取方式上进行改革。应当根据阶层，而非种族，来采取一些果断的行动。应当抛弃对名门之后和运动员的偏爱。SAT分数应该让位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制订过类似计划（当然，后来被否定了）。大学招生部门应当限制申请人在简历上列举的课外活动数量。他们应该更加注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在高中阶段参与的志愿工作——那些高分学生几乎从来不做这些。千万不要太在意申请人凭借父母财力而得到的经历或机遇。当然，他们必须立刻停止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之间的合作。

或者我们把范围再扩大一点，他们需要重新思考“美德”一词的含义。如果学校想要培养出更加优秀的领导者，他们必须要问自己，到底想要培养孩子拥有怎样的品质以及如何培养。一旦录取标准改变，整个教育系统都会相应改变。我们希望孩子们更能承受挫折，更自立，更有精神独立性，对世界充满好奇，更有创造力，更愿意去冒险，更愿意去犯错误。

一位在波莫纳学院招生办公室工作的学生告诉我，她在面试中最喜欢的申请人是那些在高中阶段有过失败经历的人，这样的人很有趣，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学生从来不会被录取。有人建议，在递交申请资料时，除了列出自己的成绩以外，申请者们还应当提交一份“失败履历”。大卫·布鲁克斯指出，我们的社会不会认可那些“坏脾气的聪明搅局者”，在我看来，这些人才是我们真正要认可的人。

大学应该记住，如果一味根据GPA来招生，那最终只会吸引那些苦哈哈的拼命三郎，却招不到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在审查学生的课外活动时，我们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要想在某一领域做到真正优秀，你必须学会专一，集中精力，听从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去在意自己的履历是否“丰富多彩”。哈佛教授、美国诗歌批评协会主席海伦·范德勒（Helen Vendler）曾经试图提醒她的同行，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太可能成为“领袖人物”或者是那些什么都擅长的人（或者想要擅长的人）。我要说，真正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或者其他任何家，都是如此。

当耶鲁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改革自己的录取方式时，它的目标是摆脱愚笨而平庸的预科生，寻找“真正有才华有活力的大脑”。可事到如今，当初符合这一标准的人，如今已经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平庸之辈。谁还会认为今天的常春藤盟校学生在智力活动上依然生机勃勃呢？谁还会认为今天的他们（极少数除外）依然才华横溢呢？（别忘了，才华横溢和极其聪明并不是一回事）忘了那些A-吧；就连A如今都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这个社会迫切需要一些A+的学生，哪怕这样会意味着你有时需要碰运气，有时也会犯错误，那也没关系。

精英治理起源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的教育系统也是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而设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主要靠各种大型官僚机构来发展，而运行这些机构的，是各种科技和社会科学专业人士。当时主导美国社会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福特基金会、NASA、五角大楼和贝尔实验室这样的机构，而且这种局面似乎会永远持续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考试来评定人才，并训练他们成为社会机器中的一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做法。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年里，世界都处在冷战时代，在这样一种静态的全球系统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管理和应对现状，尤其是当现状似乎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一种经常变化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时刻在变化，四处潜藏着各种无法预料的危险和机遇。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仅仅改变精英学校的录取流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做的改变，绝对不仅仅是这些。改变录取流程或许能够解决庸才的问题，但却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不平等。私立学校和大学可以向穷人或中产阶级敞开大门，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我们需要的是对整个教育系统来一次大修。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录取流程，问题在于常春藤盟校本身——在于它和其他学校所享有的地位。问题在于，我们把培训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外包给了一群私立机构。无论这些机构如何宣扬自己的使命感，无论他们怎样信誓旦旦地要服务全社会，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终究只会是富人的宠物。这种安排对学校来说是好事，因为学校的财富和影响力会继续扩大，但问题是，难道就因为哈佛需要校友捐款，我们就要放任它继续强化当前的阶级系统吗？

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常春藤盟校。现在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常春藤盟校，而是要让那些没上常春藤盟校（或任何私立学校）的孩子，也能享受到一流的教育。

这种想法其实并不新鲜。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一直存在，甚至还直接推动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当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也是最后一批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大大拓展纽约州的大学教育系统时，他就已经在这么做了。按照洛克菲勒的说法，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有机会接受跟他在达特茅茨接受的一样的教育”。加利福尼亚州根据同样的理念创办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系统之一，并创办了一系列西海岸名校。

公立教育，既然是公众出钱创办的，就应该服务于公众的利益。只要他们足够努力，足够有天分，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自己应得的一切（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美国梦）。每个人，只要他有需要，就应该得到人文教育所能提供的那种扩展视野和丰富灵魂的经历。既然我们都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免费的高品质的K-12教育，认可这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权，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其实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免费的高品质高等教育也应该成为一种基本人权。

可事实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这种教育理念早已停止，政府决定不再为这一理想埋单。高校的经费不再来源于税收，而是来源于学生贷款。随着经济进入萧条期，美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明显下滑，自1980年以来，它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近1/3。自2008年以来，教育预算的绝对值已经下降18个百分点，在几个大州下降的比例甚至超过30个百分点。毫不奇怪，在过去10年当中，公立大学的学费每年都会增加5%，增速甚至比私立大学高出两倍——后者实际上几乎保持不变。

自1989年以来，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人均投入——换句话说，社会大众承担的那一部分——几乎下降了一半。几乎与此同时，学费在公立大学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来自学生及其家庭的那一部分，增加了几乎一倍。如果这些比例保持不变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教育理念的话，如今美国大学的学费至少应该减少一半。

其实并不是那个系统无法维系，正如最近有人评论的那样，根本没有人维系那个系统。现在我们开始讨论MOOC。公共高等教育开始面临与许多其他公共项目一样的问题：经费不足，而且倍受指责（公众认为这些大学根本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从先辈们那里继承了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但我们似乎并没有去投入更多，让它变得更好，反而不停地去透支它，并把账单塞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今的学生们个个负债累累，想知道到底谁是罪魁祸首吗？照照镜子就知道了。如果你的孩子们在大学毕业后无法自立，还是需要你继续补贴的话，千万别怪别人，你只是在用某种形式偿还自己对社会的欠债——你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原本应当通过税收完成的代际财富转移。

但如果我们想创造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仅仅提供一流的免费高等教育是不够的。要想让孩子有公平的机会考上大学，就要让他们在准备申请大学之前就享受公平。毫无疑问，有些不平等是无法避免的；有的人总是比别人做得更好，这个没办法。但关键是要防止这种优势的遗传。所谓公平，并不是要让每个孩子都一样；它只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拥有足够的资源。

首先，我们要消除K-12阶段的不平等。大家都很清楚该怎么做：给全美国的中小学都提供同等金额的经费，或者更进一步，就像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些教育系统一样，比如芬兰、加拿大和新加坡，给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多帮助。但当权者根本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政府都需要从国民总收入中调拨经费。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会从国民总收入中调拨经费，而这是一种有钱人用来保持自己特权的做法。

当然，无论哪种做法都需要大量经费。幸运的是，我们有很多钱，只是把它用到错误的地方上了。你可能经常听政府哀叹，“我们快要破产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只要稍微削减一下当前7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减少一些政府花在监狱上的开支，美国就可以筹集很多资金。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如今公司税收占联邦政府收入的比例已不及之前的一半。如果企业想要在未来招到更高素质的员工，它们就必须现在就付出代价。还有那著名的1%（指美国总人口中最富有的1%），他们从1953年到1981年间在美国社会总财富中大约只占到10%，但如今已经增加到了惊人的23%——考虑到美国的社会财富总额高达1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他们如今的财富总额高达36800亿美元，约为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4倍。就我个人来说，我会理解为，美国最富有的1%的群体，在过去几年当中，通过立法等方式，从美国其他人的口袋里拿走了13%的财富。

但税务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美国的超级富豪们绝不是日益加大的贫富分化的唯一受益者。如今美国富人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929年来的最高值，比之前的占比至少高出了50个百分点。而所谓的“1%”，作为一个概念或口号，其实只是中上层阶级——或者说其他毕业于名校并且计划把自己的孩子也送进名校的精英人士——逃避社会指责的一种说辞罢了。

压缩公共教育经费——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中小学，不仅会让富人们少缴税，它还会创造一个对富人子弟更加有利的经济系统。当有钱人家把自己孩子的竞争对手都排除在外时，自家孩子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没错，这确实是一个龌龊的小秘密，也是富人们一直回避的一个话题。我们都相信，或者宣称自己相信，社会流动性是必须的，但在内心最深处，我们都知道，社会流动本身是一种零和游戏。大家都在拼命往上爬，有人成功，自然就有人失败。

凯特林·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曾经说过，那些进到精英名校的人，大都接受过足够的教育，知道该如何保持政治立场正确，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却不足以让他们“真正明白精英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可以在种族、性别和性平等问题上保持进步，但在一些最关键的社会问题——如阶级问题——上却视而不见，不仅如此，我们还会精心地守护这个问题，把它当成我们舒适、自尊，甚至是美德的来源。

事实上，精英阶层是在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代价来换取自己今天的地位。孩子们要跨越的障碍越多，他们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多，能做到这一点的家庭也就越少。不仅如此，需要跨越的障碍越多，他们的人生就会越悲惨。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讨论的所有问题，比如说恐慌、疲惫、空虚、茫然、恐惧、玩世不恭等，以及我们最后一部分讨论的理所应得感、平庸性、对社会分层的漠然，以及领导阶层的无能等，其根源都在于精英阶层本身，只要精英阶层仍然在牺牲别人的利益给自己的孩子换取优势，这些问题就都无法避免。它实际上是一种悲剧般的救赎。你以为你在搞砸别人家的孩子，但到最后要为这一切埋单的是你自己。

自我救赎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与所谓的“服务”，与你在把别人害苦了之后又去帮助别人时的“慈善感”，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真的想要帮助那些不太幸运的人吗？那就别挡着他们的路。换句话说，不要拿走所有的资源。社会正义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一些你拥有的东西，从而让别人能够拥有更多。这才是我们在思考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真的要继续维持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吗？我们真的要继续人为地让教育资源处于匮乏状态，同时让我们的孩子为有限的空间相互厮杀，并进而陷入绝望和恐惧吗？我们真的要继续浪费我们共同的人力资源，而不是动员所有人的才能来实现更大利益吗？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帮派社会，每个人都袖手旁观，听任整个社会慢慢毁灭吗？

在《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一书中，托马斯·哈代讲述了一个贫穷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故事。由于没能进入精英大学，他错过了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多年之后，又一个年轻人出现在他家门前——可能是他的亲生骨肉，也可能不是。要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呢？他告诉自己：

血统真的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呢？当你想要培养一个孩子时，他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孩子，都是这个时代成年人的孩子，都应该得到所有成年人的照顾。

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体面的社会，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明智而繁荣的社会，一个孩子们因为爱学所以学、人们因为爱工作而工作的社会，我们就必须接受托马斯·哈代的这一理念。我们不一定非要去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但我们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邻居的孩子。我们已经尝试过贵族统治，尝试过精英治理，接下来是该试试民主治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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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书绝对是一个集体努力的结晶。要感谢所有帮助我完成本书的人，那就要逐个列出所有写信回应过我的文章、在校园活动上向我提问或与我一起上过课的人——此外还有我当教授时教过的每一位学生，在此不一一列举。

我希望，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感谢。

[1] 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政治评论类节目《奥雷利实情》主播，在节目中时常表达强烈的感情，言语具有进攻性。——编者注

[2]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译者注

[3] Saul Bellow，芝加哥大学教授，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译者注

[4] Norman Mailer，美国二战之后最伟大的作家，被认为是“海明威第二”。——译者注

[5] J.D.Salinger，美国著名作家，《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译者注

[6] Leonard Bernstein，美国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也是该乐团第一位出生于美国本土的音乐总监。——译者注

[7] SusanSontag，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在文学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著称。——译者注

[8] Stephen Sondheim，美国著名作曲作词家，概念音乐剧鼻祖，曾多次获得奥斯卡奖、托尼奖、格莱美奖和普利策奖。——译者注

[9] WoodyAllen，美国电影导演、编剧、演员、作家、音乐家。美国在世最受尊敬的导演之一。——译者注

[10] Van Eyck，早期尼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译者注

[11] Heather Wilson，前国会议员，也是罗德奖学金录取委员会成员。——译者注

[12] Title IX，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一项法案，目的在于禁止那些接受联邦教育资助的项目进行性别歧视，确保女性在学校里能享有平等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译者注

[13] 美国波士顿地区一所极具实力的私立综合性大学，成立于1948年，素有“犹太哈佛”之美誉。崇尚小班授课，培养精英。在高校如云的波士顿地区，布兰迪斯大学位列五大名校之一。其他四大名校分别为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塔夫茨大学以及波士顿学院。——译者注

[14] Pontifical Catholic of Chile，拉丁美洲顶级高校之一。——译者注

[15]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原是戴维·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于1972年出版的一本书，作者用“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来描述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实际上，这是作者的一个反讽，因为正是这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让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造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和伤痕。——译者注

[16] 成立于1841年，美国最老的学校之一。——译者注

[17] 乔治·派克（George Packer）把伊拉克战争说成是一场展示执政和立法机构、军队、情报机关、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媒体弱点的压力测验；在《精英的晨昏》（Twilight of the Elites）一书中，克里斯托弗·海耶斯（Christopher Hayes）把过去十年描述为“失败的十年”——译者注

[18] Elena Kagan，美国历史上第四位女性高法法官。——译者注

[19] Michael Dukakis，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美国民主党成员，是马萨诸塞州在任时间最长、政绩最卓著的州长之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