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 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大国之略

作者： 王伟

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07月

ISBN: 978722113177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再版序

第一章 地缘政治之俄罗斯

话说俄罗斯（一）

话说俄罗斯（二）

第二章 地缘政治之土耳其

第三章 地缘政治之澳大利亚

第四章 地缘政治之日本

日本的“代理人”国策

三分外交，七分内政——简评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从“基本盘”看未来中国海军的定位——兼论中日危机

第五章 地缘政治之朝鲜半岛

地缘视角下的朝鲜半岛——兼论中国的形胜之地

话说朝核危机

第六章 地缘政治之蒙古

大国的背面之阴

第七章 地缘政治之欧洲

欧洲的“战国棋局”（一）

欧洲“战国棋局”（二）

第八章 货币战争

“土八路”的货币战争

从“黄金大溃败”说起

商道求安——以“大安全观”说海外投资安全

第九章 军事战略

从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说大国之战的三种模式

克里米亚、乌克兰与俄罗斯

说说“弹道导弹打航母”

带刃的外交——漫说“伐交”

从出兵叙利亚看俄罗斯的军事文化

参考文献

前言

国之大略，三分在外，七分在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必然要服从于内政。这一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那么相应的，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仅仅是“高来高去”着眼于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得失，是难以看清事情全貌的，我们非常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各个国家的内部。

有些人在看中国以外的世界时会有这样一种习惯——把一个国家人格化、符号化。英国便是“贵族文化”；日本便是“军国主义僵尸”，抑或是“色情工厂”；而美国所对应的通常则是“民主制度”、“霸权主义”，甚至仅仅意味着“苹果”和“好莱坞”……

显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千人一面”的。国家由形形色色的人所组成，他们属于不同的阶层，有着各自不同的诉求、不同的信仰。而其中最根本的，则是利益取向的不同，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放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自从国家存在的那一天起，代表着不同群体利益的政治家或是政客们就在无休止地相互斗争、相互妥协。这些斗争或妥协的最终产物，便是一国内政、外交的种种决策。

简单地说，一个国家以何种态度对待另一国，这通常是他们内部讨价还价斗争之后的结果，而这种态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任何一国内部的利益关系都是始终在变化的。对此，我们无须理解——他们有他们的利益诉求，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但必须了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搞明白两个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归根结底就是要弄明白两点：己之利益所在与人之利益所在。这两点搞明白了，才最可能做到皆大欢喜。

最后，各个国家除了其自身特点之外，也总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去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脉络，品评其间的成败得失，除了能搞明白对方之外，对搞明白我们自己同样是大有好处的。

再版序

相对于上一版，本版增补了部分内容，一则是为了新的时事变化，二则是我自己对一些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并不期望所有读者都能接受书中的所有的观点，相对于结论，我倒是觉得其中的思维方式可能更有价值，这也是这个系列中的后几本都在尽量淡化主观情绪的原因。

还是本系列中长会出现的那句话：世间万事，知其所来，方知其所往。历史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其中所蕴藏的规律。同样，我们对于世界大事的了解，也不应局限于时政新闻。

第一章　地缘政治之俄罗斯

普京应该是叶利钦在犯了一系列错误之后，留给俄罗斯最后的也是最有价值的遗产。如何评价这件事呢？我们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叶利钦把一座房子点着了，但他最终并没有任由这场大火一直烧下去，也没有阻止后面的人来救火，而是非常明智地选了一位足以胜任的救火队长。

话说俄罗斯（一）

2.5个卫国战争

俄国人所承受过的最深重的灾难是什么？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从数字上看恐怕都不是。迄今为止给俄罗斯造成损失最大的其实是苏联解体之后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相当于2.5个卫国战争的财富损失加上国势的根本性逆转……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次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最后一个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说到底，苏联解体仅仅是个标志，标志了一个早已背离自己宗旨的政党政治生命的完结，对于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来说，这个国家真正的灾难是从1992年开始的。当时以盖达尔、科济列夫等为代表的青年自由派经济学者被俄罗斯的执政者尊奉成了“无双国士”，因为这批人主张大同小异，且年龄都不过三四十岁上下，因此被俄国人称为“男孩帮”。他们此前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更遑论执掌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可偏偏就是这么一群毫无经验的人，完全凭借西方几本教科书上的理论，在美国顾问们的指导下，闭门造车炮制出了一个所谓”500天进入资本主义”的计划。这个基本套路如今通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简单地归纳一下：第一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第二政府放开价格管制，第三严肃财政政策——所谓严肃财政政策放到当时的俄国其实就是要政府尽量什么都不去管（管得越少自然财政支出也就越少，看上去也就“严肃”了），即所谓的小政府。这套“组合拳”也被称为休克疗法。

一般的认识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伴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推进，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而“休克疗法”则是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从1992年7月开始一直到1994年，俄罗斯的当政者把列入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全部折算成了债券，每张面值一万卢布，共计1.4亿张，债券不记名不挂失。政府把这些债券分发给了老百姓，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公平，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投资不足，生产秩序混乱，加之政府主动放弃价格管制，商人纷纷囤积居奇，导致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1992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骇人的2500%，卢布一度被人拿来烧掉取暖——这样远比花掉它们更有价值。面对朝不保夕的日子，作为普通人显然没办法留着那点债券等着分红，只能趁早卖掉它们。短短两年时间里，这些代表企业股权的债券就集中到了曾经的党政干部手里，第一批新贵就此产生。

现在看来这个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荒唐的，之所以还能推行下去，有这么几方面因素：那时俄罗斯的一批所谓的理论家，对他们口中的种种经济学词汇其实根本没有认识，他们头脑中的所谓理论更像是某种宗教信仰，而不是建立在严密逻辑之上的科学。一方面他们对西方体制有着宗教式的崇拜，而另一方面，他们对其中的具体操作机理几乎是一无所知。

另外，如此不靠谱的改革方案，却能得到一批老谋深算的官僚的支持，原因无非有二：在私有化过程中，大量苏联时代的领导干部利用他们此前掌握的国家人脉和信息，在所谓的“自由竞争”过程中事实上早已处于绝对优势的位置，私有化必然是对他们最有利的，至于什么理论他们是不会关心的；此外，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政治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时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同样是盖达尔“休克疗法”的支持者，而从后面的历史来看，这两位对这一计划的后果恐怕是早已心知肚明的。500天“休克疗法”的结果是俄罗斯经济全面崩溃，物价飞涨使社会陷入了动荡，哈斯布拉托夫与鲁茨科伊顺势于1992年向叶利钦逼宫，要求总统分权，最终这场政治斗争在1993年由文斗演变成了武斗，莫斯科在“8·19”事件之后再次陷入混乱，由此酿成了著名的“炮击白宫” [1] 事件。

1992年到1994年的私有化“大跃进”使得俄罗斯经济完全陷入了动荡，俄联邦政府的财政因此日趋枯竭，为了维系政府的正常运转，俄高层不得不继续推进私有化政策，只不过形式是政府直接出售国有企业的产权和股权，这便是通常所说的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的第二阶段（这一状态大致持续到1996年）。当时俄政府对国企的购买者没有任何限制，大量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借此压低自己企业的资产价格，然后自卖自买，而另一部分俄罗斯优质资产则被外资所控制。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使得“生产——消费”的循环无以为继，另一方面众多企业被当成炒作物品频繁倒手，最终因为无人经营而倒闭，这使得当时的俄罗斯连续7年经济都是负增长：GDP累计下降了40%，其中工业下降了46%。到了2005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已经不到中国的50%，如果再考虑众多工厂设备和技术设施陈旧、缺乏更新，那么真实情况可能还不如数字好看。在这段时期，俄罗斯的技术人才大量外流，科研人员数量从250万人下降到了80万人，多数工程技术人员都流失到了海外，俄罗斯的高科技产业因此严重衰退，截止到2006年，民用科技型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不到1%。

从1992到1996年俄罗斯国有资产流失至少1万亿美元，流失到海外的资金至少3000亿美元——其中包括侵吞国有资产的非法所得。在持续四年多的私有化进程中，俄罗斯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算下来每家的卖出价格只有1300美元。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以当时的美元购买力来计算的，那时一辆本田雅阁轿车在北美市场的价格是8000美元上下——可以购买6家俄罗斯国企。

列入私有化行列的包括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它们名义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实际价值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而售出之后国库实际得到的资金只有72亿美元。有这么几个例子：拥有3.4万职工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售价是372万美元；拥有5万职工的车里雅宾客拖拉机厂，售价是220万美元。同期在西欧，一个中等规模的面包厂出售价格就超过了200万美元。即便是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后来也曾说过，“只有5%的拍卖是经济性的”，“95%的是政治性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苏联的复活”。

最后的统计，在这场私有化风暴中，俄罗斯社会财富损失1.7万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1996年GDP的4.2倍，等于打了两个半卫国战争。与此同时，苏联比较均匀的财富分配体系至此也完全不存在了，私有化过程当中俄罗斯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普遍下降了50%到70%。到1996年，4%的富人收入已经超过了全俄80%人口的收入总和。

我们常说“有钱有势”，事实上权力和财富往往是相互挂钩的，也就是说：“有钱”必“有势”——所谓“权力”说到底就是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力，权力不会因为从政府手里转移到了私人手里，就不再是权力，二者真正的区别无非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最起码理论上还有受到惩处的可能，而对资本家则不可能。财富的畸形集中导致了俄罗斯政治随之寡头化。

现在的数据显示，当时全俄罗斯最大的22家大型私人企业控制了俄罗斯工业生产总产值的40%，以及总就业人口的40%。199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叶利钦能够连任，完全就是依靠著名的七大寡头 [2] 在背后的支持。所以这些人在名义上仅仅是商人，但他们却控制了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成了这个国家有实无名的主人。头号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民主’政治就是富人说了算”。

伴随着贫富差距急剧增大，以及政府财政实力的急剧下降，俄罗斯的基层政权完全失控。当时俄罗斯一线警察的月收入折合人民币也就200多块钱，根本不够养家。警察要想维持自己的正常生计，只能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向老百姓敲诈，当初去过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对这些都有切肤之痛；另一个生财之道就是警方人员和黑社会的勾结，这最终导致俄罗斯的黑恶势力一发不可收拾，苏联时代的民警形象在此时早已不复存在。不光是在国内，俄罗斯黑手党开始迅速向海外发展，成了欧洲地区最主要的跨国犯罪集团，其涉及的领域从毒品、军火一直到贩卖人口。加 入 VIP 微 信 whair004

叶利钦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改革使大多数居民生活条件恶化，发生不公正的生活分化，发财的人往往是那些丧失了文明社会准则的人”。西方学者对俄罗斯私有化过程的评价则更加不客气：强盗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资产掠夺、一场可预见的经济灾难，俄政府则被称为是“资本家政治局”。

叶利钦的选择

如果以中国式的语言来评价叶利钦，最短用十个字差不多就够了：治国无方，修身、齐家有术。从1991年俄罗斯正式宣告独立，一直到1999年叶利钦主动辞职，差不多是八年的时间，这八年里俄罗斯始终处于政治和经济上极度混乱的状态。经济上再无须多言，上一节已经有一大堆数字可以用来评判。

在外交方面，当时俄罗斯对西方国家曾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让步。俄罗斯独立之初，叶利钦曾一厢情愿地对西方采取一边倒的态度，因为俄罗斯当时的外交原则是西方支持什么他就支持什么，西方反对什么他就反对什么。

1992年叶利钦接受的不只是美国人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还包括《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条约限制的主要是俄罗斯占优势的陆军数量，而西方国家占绝对优势的海军却几乎没有涉及，而且以监督执行为名，众多俄罗斯重要军事设施都曾对西方国家开放，而俄方却没有得到对等的待遇。当时叶利钦甚至一度有向日本归还北方四岛以换取区区230亿美元援助的念头，只是由于日本开价过于苛刻，加之俄军将领的力劝才作罢。 [3]

而这一切最终换来的只是西方国家提供的200亿美元的援助款——尚不及当初七国集团承诺的援助数额的1/3.就是这么一点钱也不可能用于民生，西方对俄援助都附有苛刻的条件——援助资金只能用在西方指定的军工企业转产和核武器拆解项目上。更要命的是，在俄罗斯正忙于兑现欧美国家要求的时候，北约东扩却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前华约国家，乃至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在北约的新成员或准成员名单之内，这意味着俄罗斯的腹地将完全暴露于西方的兵锋之下。

在军事上，叶利钦任上的车臣战争让俄军损失惨重，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虽然炸死杜达耶夫，但车臣共和国事实上依旧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这一切都源于联盟解体之后俄军士气低落、训练不足，以及任人唯亲。中层军官领不到工资在当时是常事，为了维持生计校官们必须在下班后出去打零工，士兵们甚至连伙食配给都无法做到足量发放。由于军费不足，器材老旧，俄军一度连团一级的演习都搞不起来。而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之所以能从空降兵司令一跃登上国防部长的宝座，完全是之前在“8·19”事件中他对叶利钦支持的回报，车臣战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和这位国防部长的轻敌有直接关系，在此之前格拉乔夫甚至将高加索军区95%的装备移交到了车臣武装手中。 [4]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整个战争过程中俄军都拥有空中优势，可是却不曾对车臣的电视台发起过任何攻击（在西方国家历次对外军事行动中，电台、电视台通常都被列入首轮打击目标），理由竟然是担心被“国际社会”批评压制“舆论自由”。结果在战争期间车臣反政府武装利用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告车臣人民书》，动员当地民众打“圣战”，甚至直接以广播形式向武装分子发布作战指令，而俄军对此只能眼睁睁看着。

可仅就个人轨迹来说，必须承认叶利钦的确是非常成功的——在几个历史的关键点他都选对了方向。首先是“8·19”事件，虽然苏军的态度原本也是摇摆不定 [5] ，可叶利钦直接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坦克上演说确实是要冒不小的风险，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让他有性命之虞。在反映“8·19”事件的纪录片里有这样的片段，当时叶利钦并不是大大咧咧地走上去慷慨激昂一番，而是非常谨慎，他甚至非常小心地问旁边的军人：“我可以站上去吗？”

而最终叶利钦还是选择“赌”了一把，也正是那次演说加速化解了苏共保守派对戈尔巴乔夫的逼宫 [6] ，同时也给了叶利钦机会取消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合法地位。戈尔巴乔夫重新恢复了总统职务之后，叶利钦再次干净利落地以逼宫的形式把戈尔巴乔夫赶下了台，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彻底解体，也成就了叶利钦的地位。如今关于叶利钦家族的财富在俄罗斯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具体数额最近几年甚至更久之后恐怕都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叶利钦家族的成员包括其本人曾频频爆出受贿和洗钱的新闻，叶利钦的外孙女婿、39岁的铝业大王奥列格·杰里帕斯卡挤掉阿布拉莫维奇，在2006年以212亿美元获得了“俄罗斯首富”的桂冠（当年的俄罗斯《财经》杂志评选）。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

1991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后向民众演讲

第二个关键时期是从1994年前后到1999年。原本叶利钦对西方的态度几乎是无原则的亲近，但在打了两年交道以后，他很快意识到不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都不会因为俄罗斯改变了政治体制甚至在国家利益上做出单方面让步而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美国依然视俄罗斯为敌人，同时也视叶利钦本人为对手。随着苏联的解体，叶利钦在西方媒体的形象由民主派领军人物变成了被嘲讽的对象。美国人在当时也想把叶利钦拿掉，通过颜色革命，换一个更弱势的政客上去，以期更好地左右俄罗斯的政局，1992年到1993年间，哈斯布拉托夫与鲁茨科伊联手向叶利钦发难。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放弃了之前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选择了与中国接近，上海合作组织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形成的。

在1999年叶利钦做出了他第三个正确的选择。经过俄罗斯两拨私有化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已经是破败不堪，这个时候又迎来国际对冲基金的入侵，这些金融大鳄们之前在伦敦狙击英镑，在东南亚掀起了金融海啸，如今眼看着俄罗斯也要被疯狂地洗劫。1998年5月间，对冲基金做空卢布，一夜之间卢布汇价从政府规定的6.2∶1至9.5∶1之间的浮动价下跌到20.825∶1.克里姆林宫自1994年以来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全部前功尽弃，老百姓的储蓄存款贬值了50%，富翁变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变穷人，穷人变赤贫……由于币值不稳和进口税的提高，俄罗斯日用品再次出现严重短缺，甚至总参谋部的军官都持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在经济乱局之下政局也随之不稳，俄联邦内的多个共和国宣称要准备独立。

如果任由乱局发展下去，那最终整个俄罗斯的经济、社会都将全面崩溃，国家将彻底陷入混乱，愤怒而绝望的老百姓最终就会对包括叶利钦家族在内的寡头集团进行彻底的清算。十月革命之后愤怒的群众曾把贵族们肉体消灭，这个历史场景消失了并没有多久，如果当时社会陷入彻底混乱，那么最终的结果也就不难想象。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叶利钦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他选择了普京。

为了让普京顺利当选，叶利钦在自己任期未满的情况下提前宣布辞职，将时任总理的普京送上了总统的宝座——日后普京所执行的政策跟叶利钦的政策是完全相左的，而恰恰是这种回调，稳固了俄罗斯的局势，同时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叶利钦家族的安全。普京上任之后很快就以总统法令的形式宣布，今后任何人不得追究叶利钦本人及其家族的任何刑事责任，由此给了叶利钦家族最根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也维系了普京和俄国众多寡头之间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

从溃败到后撤

普京应该是叶利钦在犯了一系列错误之后，留给俄罗斯最后的也是最有价值的遗产。如何评价这件事呢？我们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叶利钦把一座房子点着了，但他最终并没有任由这场大火一直烧下去，也没有阻止后面的人来救火，而是非常明智地选了一位足以胜任的救火队长。

普京就是这个救火队长。在他执掌俄罗斯的前两个任期内，最大的功绩应该就是把这个国家从混乱、无序的溃败状态，扭转成有条理的后撤——虽然依旧是在退却。

普京上任俄总统之前，按照俄统计机构的数据，到1996年80%以上的俄罗斯工业企业已经完全落到了私人手里，或是被私人资本所控股，这个私有化比例甚至比西欧国家还要高。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俄国企私有化进程其实并没有随之戛然而止，原因如下：第一，这是叶利钦时代的惯性使然，如果你要管理一个国家的话，仅仅靠自己是不可能的，上亿的国民和元首之间必须有大量的精英阶层存在，才可以让国家有序地运行下去，而这些精英恰恰是苏联解体之后，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的受益者；第二，1992年以来经济领域的一败再败导致俄政府财政极度紧张，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不可能马上停止私有化的进程，因为政府短时期内找不到其他的财政收入来源；第三，苏联的工业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系统化，每个企业都是一个有机的经济体的组成部分，就像人体里的一个个器官一样，只有组合在一起才能存活。苏联解体加上后来私有化过程中很多关键性产业被卖掉，导致了这个经济体支离破碎，很多厂家上下游都已经残缺不全，加上厂方领导之间的各种权力斗争，人才流失，导致很多企业在普京时代已经是救无可救，这种情况也只能是忍痛放弃，以集中力量把尚可以恢复的企业重新恢复起来。

普京的新一轮私有化计划提出以后，几乎所有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都在为此叫好，而俄罗斯老百姓却在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即便是在私有化浪潮已经结束多年的2005年，民意调查依旧显示88%的人认为金融寡头的财产来源是非法的，70%以上的人认为应该改变或者修正私有化政策，并且对过去私有化政治导致的后果进行检查和调查，甚至应该将寡头的非法所得重新收回国有。有一次丘拜斯的哥哥伊戈尔到医院做腿部手术，医生检查时得知他姓丘拜斯，竟马上厉声说：如果你是那个人的亲戚我绝不为你做检查。由此不难看出老百姓对“私有化”是何等的敏感。相对于平息车臣战乱，这才是普京所面临的真正考验。

普京的私有化政策与叶利钦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负责任的私有化”。一方面他需要和精英阶层保持一种默契，或者说是平衡，同时要解决国家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已经没有耐力和耐心再经历一次冲击了。自1999年普京上任后，掌管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国有资产部”就向总统提出，将剩余的1.1万家国有企业最终削减到1000~1500家，将3600家国有股份企业削减至600~800家——这意味着届时俄罗斯的国有经济成分将仅仅是聊胜于无。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后，至2001年那份由丘拜斯制定的私有化方案大部分都被搁置了起来，取而代之的不再是以往由几个人关起门来制定的“新”计划，而是系统化的法律——2001年的12月份，俄罗斯颁布了《国有资产和市政资产私有化法》，次年7月份又颁布了《土地私有化法》。这两部法律将后续的国资私有化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规范。简而言之，两部法律的施力点在如下几个地方：首先是对私有化的过程进行严格的管控，拍卖国资不再是国有资产部内部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联邦政府要对整个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企业股份进行拍卖之前，俄联邦资产关系部要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严禁出现国资被贱卖的情况，这样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暗箱操作和国资贱卖；其次对国资的购买主体做出了严格规定，议员、政府官员和外国人无权购买国有资产股权，这样就避免了继续出现自卖自买或是关键产业被外资控制的现象。

这种有序的私有化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普京在第一个任期内签署了多项法令，禁止对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进行私有化，以维护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2001年财政预算法案第100条中，对可进行私有化的产业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其中规定禁止拍卖法定资金超过限制数额的大型企业。2004年8月4日，普京签署了“国有债企业和战略股份公司名单”，名单中包括514家国有战略企业和549家战略股份公司，如“俄天然气工业”、“石油运输”、“俄石油”、“俄铁路”，“统一电力系统”等大公司均名列其中，此外一大批国防企业也被列入了名单，之后这份名单发布在了俄罗斯总统网站上进行永久性公示。根据这一法案规定，除非总统特批否则政府无权对名单开列企业进行私有化。这一系列政策的推行自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国有资产部和俄联邦基金会对总统的这些政策进行过激烈的抵制，并且对杜马议员进行游说，这一系列举动曾一度搞得普京焦头烂额，而至于如何反击，本文的后面会提到。

到了2005年，俄罗斯又出台了《地下资源法修正案》，规定限制外资进入战略资源储备矿区，这其中包括铀矿、金刚石、石英、稀土等稀有矿产，此外超过1.5亿吨储量的油田，超过1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以及1000万吨的铜矿也在限制范围内。同时，国防工业部门所辖的专属矿藏也在限制范围之内——那些被说得天花乱坠的“理论”永远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财富不是印刷出来的，任何货币只有在能买到实物产品的前提下才算有意义，而这些实物产品只能是通过工业体系，由实实在在的资源转化而来。

统合有道

治理一个处于变局之中的国家，某种程度上说和打仗的思维模式相差不大。面对无法逆转的不利的局面，任何一支军队都会选择后撤，但你不可能无休止地后撤下去，最终必须要在合适的地方建立起稳固的防御阵地，并且适时地做出必要的反击，如此才能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对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于本世纪初的俄罗斯而言，仅仅通过严管私有化来解决政府财政收入和减少国资流失，尚不足以灭掉自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时间）的那场“大火”。

1999年俄罗斯经济岌岌可危的时候，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和哈塔卜抱着“趁你病要你命”的心思，于8月7日带领一支400人的武装主动进攻临近车臣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巧合的是，在两天之后的8月9日，普京被叶利钦提名出任政府总理，平息车臣战乱成了他的第一件政务。8月11日俄军与车臣武装开始交火，至24日收复了达吉斯坦境内被非法武装攻占的区域，9月30日俄军正式进入车臣境内清剿非法武装。 [7] 在就任俄政府总理之前，普京只是俄安全部门的文职官员 [8] ，虽然叶利钦非常看好此人的能力与意志，但外人大多对他知之甚少，在他之前，因为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改革”一败再败，俄罗斯已经先后换了五名六任总理，其中199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后就换了3任，最短的切尔诺梅尔金只当了20天，最长的普利马科夫也不过8个月，老百姓对政府几乎已无信任可言，在当时看来，普京不过是俄政府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转不下去的“走马灯”上的一幅画而已。而车臣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却完全改变了世人的看法——这并不因为俄罗斯老百姓“愤青”、“民粹”。一个会打仗的人未必会治理国家，但一个连一场中等规模战事的相关工作都组织不好的政府首脑，根本就不能指望他能治理国家。 [9] 起码来说，在那时普京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在就任总统后不久，普京就亲自驾驶苏-27战斗机飞抵车臣战场，这个举动确实有“作秀”的意思，但的确大大鼓舞了俄军和老百姓的士气 [10] ，之后总统对军方不称职的将领进行了撤换，调整了部队的编组，最终第二次车臣战争以俄军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在这期间，普京一改之前俄政府顾忌“国际舆论”压力、屡屡向车臣非法武装妥协的荒唐做法，始终坚持不同任何非法武装分子谈判，使车臣问题做到以战始、以战终，最大限度地根除隐患，也一改之前俄罗斯在西方国家面前谨小慎微却屡屡被羞辱的局面——如果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骂你，那索性就无须去在意他们。

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不但稳定了高加索地区，保证了俄罗斯腹地的安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凝聚了涣散已久的民心，鼓舞了俄军的士气——第一次车臣战争导致俄罗斯军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军队士气一落千丈，整个国家尚武精神逐步丧失，而缺乏尚武精神也就意味着缺乏团队意识和民族自豪感，这样的国民无论如何是捏不到一起的。

借着这个不错的开端，普京的一系列新政也由此展开——简单地概括基本就是这么几件事：削藩、整肃吏治、打击寡头、强化意识形态统一。

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叶利钦等“改革派”人物为了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不断地向这些地方势力许诺给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当时叶利钦说过“地方政府能拿多少权力就给多少权力”，甚至赞许车臣分裂势力首脑杜达耶夫是“高加索山区的叶利钦” [11] 。这些政治交易最终使得地方政府几乎不受联邦政府监督，形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地方政府首脑犹如一方诸侯，原本应该统一的市场也随之被分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所剩无几的国家资源分布其中，相互无法统一，无法支援。不客气地说，诸侯政治、诸侯经济使得那时的俄罗斯不过是一个“装满土豆的麻袋”——一旦“麻袋”破了的话，“土豆”马上就会滚得满地都是。

这样的国家无论是面对天灾还是人祸，都难有行动力，中央政府不过是一个标志，一旦面对变乱，国家甚至连名义上的统一都难以为继。1998年俄罗斯遭遇金融危机时，俄联邦内的多个共和国便提出要独立。

这种地方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最终在普京任上得到了根本扭转。2000年5月13日，普京签署第849号总统令，批准了《俄罗斯联邦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条例》。由此俄全国89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等联邦主体，按地域原则被划分为七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全权代表直接对总统负责，对地方各项政务有权进行监督。联邦区的设立本质上等于是给各地方政府头上安放一支可以实时对地方势力进行监督又不受其辖制的力量。这一举措使得地方势力过度膨胀、与中央离心离德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而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普京对腐败官员发出了严厉警告。2003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反腐败运动，清理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与黑社会勾结的警察。相对于常规化的查处，这样短期、集中式运动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产生更强的震慑力，从而避免一些人因相互袒护、掣肘使得执法行动流于表面。与此同时，根据普京的指示，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相继出台了100多项长期或短期的避免出现行贿受贿的举措，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适用于整个政府机构的常态化的反腐制度，2004年3月成立了俄罗斯国家反腐败委员会。这些举措极大地遏制了腐败问题，重建了人民对于国家的信心。 [12]

除了诸侯政治（经济）与吏治腐败之外，经济寡头是制约俄国家行动力聚合的更为根本的障碍。巨量的财富与社会资源聚集在寡头手里所形成的影响力，使得政府对他们也常常无可奈何——叶利钦时代连俄海军核潜艇基地都曾被断过电。不单无可奈何，由于手中资源的不对等，事实上俄政府一度需要屈从于这些寡头的利益，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俄前总理盖达尔也坦言：“在高峰时，7~10个寡头才是（俄罗斯）真正的政府，他们可以随意撤换总理，推行有利于他们的经济政策。”

2000年叶利钦与他的继任者普京（右）在一起

而另一方面寡头对经济资源的垄断是不受国家权力约束的，这使得市场经济下的“合理竞争”、“资源合理调配”统统成了空话。普京当政后的第五年即2004年，虽几经恢复国有企业也仅占到俄罗斯GDP的25%，而俄罗斯政府的税收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国企——国防、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社会保障等统统都源自这“25%”，这意味着占GDP总量75%的私企对国家并未承担起与其体量相称的作用，除了让少数寡头享受利润之外，它们并未让任何人获益。

在上任伊始普京就宣称：“那些有钱人不应当控制社会……寡头们不可以，也没有权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如果有人不喜欢这样，如果有人已经习惯了无政府主义，那我很抱歉，他们将必须遵守新的规则。”并发誓要“把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

不久之后，上面的话便开始得到了兑现。普京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迫使两人流亡国外，这两人手中控制了大量的金融业及传媒机构。如果将其比作一场战争的话，普京的第一轮打击，就首先打掉了对方的交通枢纽以及广播大楼——金融业是稳定（也是扰乱）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本，而传媒是稳定精神战场的根本。随后石油大亨阿列克斯普若夫、工矿业大亨波塔宁先后被起诉，而这场大戏的真正高潮则是2003年俄检察机关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

当时作为尤科斯总裁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有40出头，他是1994年以来俄政府大肆贱卖国资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13] ，2003年凭借80多亿美元的个人资产被美国《福布斯》杂志列入全球十大富豪榜。霍氏同时也是公认的亲美派，其财团中的美国背景使他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普京就任俄总统以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凭借雄厚的财力，积极不断地向政治领域渗透，在政府中寻求培植自己的代言人，向杜马三大反对党提供资金支持，霍氏甚至表示要向亲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提供资金资助以此来换得该党不再支持普京（前文中曾提到在规范国企私有化问题上，普京一度被寡头势力所打压）。在2003年年底议会选举和2004年总统大选前夕，霍氏联合众多富豪计划在议会内组成自由派的多数派，要“推选自己的总理”，而霍氏则被富豪们推举为“合适的人选”。没过多久他又放出消息，声称将于2007年退出商界参加2008年的总统大选。

2003年10月25日俄总检察院逮捕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以“诈骗、逃税、伪造公文、侵占他人财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等罪名对他提出刑事诉讼。这一行动等于是截断了俄议会内反对派的财源，阻止了寡头的代理人在选举中兴风作浪。霍氏的被捕引起了俄政府内的寡头代理势力的强力反弹，不久之后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向普京递交辞呈以示抗议。当时接替沃洛申位置的，就是俄现总理梅德韦杰夫。

压力不只是来自政府内部，俄罗斯金融界也以股市暴跌来回敬了总统，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德士古等美国石油财团立即宣布中止了和尤科斯的合并谈判。面对国内与国际资本集团的压力与游说，普京表示“没有与商界对话的打算”——上一次做出类似表态是针对车臣武装分子。针对美国政府对此案的公开批评，俄外交部同样予以措辞强硬的回应。普京如此强硬的底气，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民意的支持，霍氏被捕后普京的民调支持率曾一路上升到80%，被受访者列为“当代俄国最伟大的领导人”，排名甚至在斯大林之前。这成了2004年普京成功连任总统的决定性因素。

2005年霍多尔科夫斯基最终被判刑，其名下包括尤科斯公司在内的一部分石油公司和银行以拍卖方式重新收归国有。当年一季度由于追缴尤科斯公司偷逃的税款竟使得国家财政盈余大幅增长，寡头经济对国家实力的侵蚀由此也可见一斑。

成功的政治往往是一种进三退二的游戏，这一次也不例外。事情有时就是这么巧，2005年3月17日清晨，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时任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公司总裁的丘拜斯在前往公司的路上遇刺，不过他本人最终安然无恙，两天后实施这次刺杀的退役军官克瓦奇科夫被安全部门逮捕，被捕后克瓦奇科夫声称他的动机是因为对丘拜斯所作所为的长期不满。出人意料的是，消息一经放出公众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科瓦奇科夫一边 [14] ，鲜有人去同情差点丢掉性命的“私有化之父”，很快舆论演化成了公众对多年来通过私有化运动大发横财的寡头们的声讨。面对如此的声浪，原本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判刑后就非常不安的新贵们更加紧张了。普京则不失时机地在3月24日专门会见了国内企业界代表，表示要“稳定所有制关系”，“不对所有制进行重新划分”，并且“建议”将之前私有化运动中相关违法活动的诉讼时效期从10年缩短为3年。这两条等于是给那些不太大的财阀吃了定心丸，后者在霍氏事件之后纷纷担心自己也将面临被清算的危险——当然，要让总统把“建议”变成“落实”，大伙自然就得收敛一下自己的贪欲，对政府也要配合一些。这一步“进三退二”使得普京在后面无须再继续搞强力弹压，就可以暂时摆平国内的寡头。

以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为契机，最终政府掌握了超过50%的石油天然气生产。能源出口为俄罗斯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来源，同时在国际政治博弈中这也成了俄罗斯政府手中一张屡试不爽的牌。你可以说他不讲信用，但国家间的博弈最终只能落实在实力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核弹（军事力量）+石油”已经成了俄罗斯外交博弈中最重要的“武器”。

与此同时，普京显然汲取了苏联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将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的思想一直处于一种混乱且亢奋的状态：人们盲目地在否定乃至憎恶一切自己曾经信仰的东西。与此同时，任何坏消息都会在人们的头脑中被成倍地放大，而那些初听让人非常兴奋实则却经不起逻辑推敲的街头政治演说，却更易于被人奉为圭臬。而这一切很大程度是源于媒体的失控，在当时，一大批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在实际上控制了苏共的宣传系统。如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雅科夫列夫，早在1973年他就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大肆批判苏联的爱国主义。相对于西方本国的学者，这些苏联同行们对西方的意识形态信仰表现的反倒更为极端和僵化，近似于一群“原教旨主义者”。在苏联解体前的那几年，各种对苏共历史不负责任的肆意歪曲、丑化乃至编造谣言的文章充斥在各类官方报刊上。

在苏联解体之后，众多媒体转而成了金融寡头和海外资本的工具。与实体经济不同，传媒自身是没有实际产出的，但它却同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媒体获利只能通过广告等途径来实现，这意味着从利益考虑，在资本时代是无法存在真正中立的媒体的——必然要依附于资本的控制者。在强调媒体监督的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谁来监督媒体？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是名副其实的传媒时代，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空前强大，快节奏的生活中，一个新闻标题或者一副新闻配图就可能完全改变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认识。金融大鳄索罗斯就曾经说过，“一件事如果多数人认为它会发生，那它就一定会发生”（事实上在金融领域，通过有心的“爆料”来改变大盘走势从而让自己获利，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众多必然损害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措施”正是在媒体的包装之下获得了大众的支持，人们欢呼着埋葬掉了自己的未来，紧接着又忙不迭地为埋葬自己下一代未来的事情欢呼。

可以说，如果不对传媒业加以整肃，普京的一系列新政将寸步难行。2000年国家对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公共电视台增股至51%，使之成了国家控股的电视台；国资控股的俄天然气公司则利用债权控制了原属“桥”系的独立电视台。2001年，国有鲁克石油公司对同属于别列佐夫斯基的另一家电视台TB-6提出经济诉讼，迫使其宣布倒闭。经过一系列的博弈之后，俄政府最终控制了俄国内最大的三家电视台、70%的广播电视和80%的报纸。2001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大众传媒法》，规定外资在俄传媒机构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2002年普京又签署总统令，取消了叶利钦于1991年给予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各种特权。

在一系列新政不断推行的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又给普京带来了一个“意外惊喜”。2000年之后由于信息产业泡沫最终宣告破裂，国际油价和燃气价格开始大幅上涨，特别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后，原本这是美国企图借助石油美元保持美元霸权的举措，可无意间却让俄罗斯也成了最大的获益者之一。借这个机会，俄罗斯的财政实力得以大大增强。

当然，只有决策层拥有足够的意志以及判断力，机会摆到眼前才有被利用起来的可能。如果当初俄政府无所作为，那么油价上涨对俄罗斯而言只可能是进一步强化寡头的力量，从而让1992年以来俄罗斯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进一步加剧。而再往深一层去想想，这或许也是以霍多尔科夫斯基为首的寡头与普京的矛盾会在2003年最终爆发的一个缘由。

财政的充盈使得多数俄国人都成了获益者，公费医疗与免费教育覆盖了全民，同时俄罗斯的房屋水电费价格也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运动进入癫狂状态的时候，叶利钦最终还是保留下了苏联时代的社会福利体制的基本框架，但由于俄财政状况恶化，俄国的社保体制一度陷入瘫痪，就像一条干涸了的水渠一样。如今“水”又有了，那么“水渠”自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对俄罗斯人而言真正的问题恐怕还是住房。在休克疗法之后，由于金融寡头的迅速崛起，以及前期国家土地被无序地拍卖，俄罗斯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都曾经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从2000年到2005年，俄罗斯的房价上涨了253%，到2006年又上涨了53.8%，其中莫斯科的房价在当时上涨了93%多。房价上涨带来的严重问题让很多俄罗斯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据当时统计，艰苦的住房条件和酗酒、吸毒一道成了俄罗斯人婚姻破裂的三大主因。2007年的社会调查显示，60%的俄罗斯人表示急需住宅，俄罗斯卫生部与社会发展部在2007年7月13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人当前平均月薪水平是500美元（其实已经大为改善，2006年时这一数字仅为394.7美元），按照这个数字计算，一个俄罗斯人即便一辈子不吃不喝，他的总的收入依然买不到一所房子。针对这种情况，从2005年开始，普京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里开始了一系列的房屋的改革，俄罗斯政府应对措施并非是依靠低效率的间接的市场调控手段，而是采取更加直接的行政与法律手段。

针对俄罗斯房价最高的莫斯科市，俄联邦政府和莫斯科政府共同出资购置大概五千余英亩的土地，在这里规划出新的住宅区，由政府出面以低于当时市价60%的价格卖给莫斯科市民，请大家注意，这里所指的房屋不是单元房（Apartment），而是货真价实的单门独院的房子（House），这样一来政府就给了老百姓一个非常好的预期，由此莫斯科的房价整体性地回落60%。更为根本的解决途径是2005年出台的《房地产法》，由此公民的基本居住权有了明文的规定，垄断、哄抬价格等行为都被列入了违法的行列，莫斯科房价大幅回落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地产商慑于法律——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判刑可是没多久。最终，也正是依靠法律，普京成功刺破了地产泡沫。除了改善了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外，这也避免了俄国经济出现一个“堰塞湖现象” [15] 。

力自地起——强力部门对普京新政的推动

毋庸置疑的是，执政者的能力、意志以及政治操守，对经营一个国家而言会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某些特定时刻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历史终归不是靠一个人就可以书写的。所谓“力自地起”，一个两脚悬空的人是无法推动任何东西的，必须要有一个立足之地才能够使得上劲。

普京一系列的改革能够顺利地推进下去，首先还是要拜之前的衰败与混乱所赐。无论是打压地方诸侯还是打击经济寡头，普京身后无不是有大量的民意支持作为后盾——这种支持并非流于口头，而是通过游行集会实实在在表现出来的。而民众的支持并非是靠这位“硬汉”开战斗机“摆酷”就可以获得的，政治需要必要的“作秀”，但你最终还是得拿出实实在在的“干货”。

在苏联解体前夕，众多的民众乃至苏共基层党员干部都选择了冷眼旁观，虽然民调显示多数人并不希望联盟解体，但他们确实也没做什么抵抗性的举动。根本原因无他，人的惰性使然。我们常能听到一句话是“但凡有口饭吃，老百姓就不会造反”，所谓“造反”就是普通人参与政治走向的最极端的方式。无论怎么强调文化差异，其实古今中外老百姓的基本特性都是差不多的，一旦生活趋于安定，那么强调个人生活品质，疏于参与政治公议就是必然趋势。虽然说起来有些不太好听，但这确是人之天性——刀切入肉则应之言，刀切入骨则应之行。

苏联解体前夕虽然社会秩序已然开始瓦解，但尚不至于让多数人过不下去日子。可到了1992年以后，俄罗斯开始出现急剧通胀，日用品短缺，治安恶化，个别地区甚至一度面临食品短缺的危局，在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富人在各种场合趾高气扬，而在国际上俄罗斯的民族尊严却屡屡遭受侮辱……这一件件都是俄罗斯老百姓的“切骨之痛”。有了“痛”，老百姓的惰性自然也就不存在，在这个大前提下，后面的种种措施才有因可循。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普京新政能够顺利落实，俄强力机关功不可没。众所周知，普京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传奇之处在于他是克格勃出身，其实在他被叶利钦任命为俄总理之前，前两任总理普利马科夫和斯捷帕申也都是出自强力部门，由此不难发现普京以强力部门官员身份出任领导人并不是偶然。不仅是总统本人，强力部门如今已经是俄罗斯政治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俄七个大联邦区的行政主官五个出自强力部门。

“强力部门”是一个俄罗斯特有的词汇，大致包括俄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在俄国人的语境下，“强力部门”并非是对情报部门和其他暴力机关的一种隐晦代称，它代表的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

人们提及俄国强力部门所联想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成立于1954年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在苏联时代，克格勃主管对外情报、反间谍、国内安全以及边境保卫等工作，机构设置上直接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不受其他部门的辖制。由于后来中苏交恶，加之西方媒体的一系列宣传，克格勃在中国老百姓脑子里的形象其实并不怎么好（其实冷战时代对华渗透以及间谍活动主要是苏军的情报机构在做，克格勃反倒掺和的不多）。而克格勃之所以能够成为苏联政治生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所负责的秘密工作，它的权限和机构设置意味着它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官僚体系之外，而又能对后者形成有效的监督——这也是克格勃不讨人喜欢的一个原因。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改革派们近乎疯狂地企图消灭掉任何和苏联有关的东西，苏联的国家安全机构因此遭受了重创，前克格勃成员的命运一度非常悲惨——这也是他们后来坚决站在普京一边的重要原因，1991年之后，克格勃被一分为三：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和边防总局，权限和地位皆大不如前。后来叶利钦处于强化总统权力的考量，在1992年6月又正式设立了“俄联邦安全会议”（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避免让人们想起过去的国家安全委员），按照俄宪法规定，联邦安全会议只对总统负责。而1993年到1994年之间，前政治盟友的逼宫让叶利钦进一步认识到了强力部门的重要性，由此强力部门开始重新得以强化。

相对于过去的克格勃，新的国家安全会议对“安全”的定义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情报安全之外，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消息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也都在其责权范围之内，这些领域关乎安全的政策，均由安全会议制定。这样也就保障了总统对国家各个领域都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对一国的任何领域而言，安全、稳定是一切诉求的大前提，因此“安全”就相当于是一头公牛鼻子上的鼻环，抓到了它，你就可以牵住整头牛。而反过来说，对国家而言，以安全稳定为出发点来制定政策，也比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要更加负责。

相比于克格勃，国家安全会议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只负责安全政策的制定，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具体执行并不在其责权范围之内，依旧由司法机关负责。而某种程度上说，普京通过国家安全会议或者说强力部门对国内政治、经济等领域施加影响，最核心的抓手也恰恰在于对“人”的监督。为政之道中有这样一句话，“下智谋事，上智治人，睿智立法”。从个体智力上来说，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层可以说是一个精英的集合体，政治领域的绝大多数问题本质上来说都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利益平衡问题。和所有的大企业一样，作为管理层的官僚对于总统（董事会）有着数量上的优势，对于民众（公司员工）有着技术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就成了维系整个国家稳定运行至关重要的因素。对总统而言，俄罗斯的强力部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就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监督模式。

从历史上看，这个角色的名声往往是不太好听的，不只是作为国家安全会议前身的克格勃，中国明代的厂卫（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汉代的酷吏其实都没有逃开种种恶名，对这种观点我们其实还真不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毕竟它们的监督对象恰恰就是史书的执笔者。假如只是站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笔者觉得这个角色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好比是安置在公共场合的摄像头，一方面很多人批判它侵犯到了人们的隐私权，而另一方面它们确实降低了街边犯罪的发生概率，如何批判，其实就看你在利益上如何取舍。

还需要说到的是，从忠诚度上说，强力部门的可靠性同样是比较高的，这里不是说信仰问题，而是单从利益角度来说。强力部门不参与经济运行，因此他们的生存前提就是国家必须存在，这有点类似于“家国一体”——苏联解体后她的军队、警察以及情报机构的日子普遍都不好过。而这其中又以克格勃这样的情报机关最为突出，它既没有军队那么强大的暴力机器，也不像普通执法部门那样直接参与到社会运行的边边角角，因此他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也就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所以一个政权即便已经被腐蚀到了骨头，他的情报部门往往也能继续维持较高的行动力和忠诚度，明朝末年北京城被大顺军攻破前夕，官员富商早已都作鸟兽散了，在城楼上抵抗到最后一刻的，正是被文官们诟病的锦衣卫。当然，反过来说，如果让各个强力部门直接参与经济运作，那么他们的行动力和忠诚度随即也会被迅速腐蚀，这是题外话。

简而言之，俄罗斯的强力部门对国家所起的作用就像抗生素一样——总用的话会破坏身体的免疫机能，同时会因为抗药性的出现而使得抗生素逐步不再起作用，但是在关键时刻，它的的确确可以救命。严格说来俄罗斯的收缩期还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暂时也就还没到考虑副作用的时候。其实不止俄罗斯，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经济“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总统同样实施了强调国家意志和权力集中统一的新政，当时罗斯福新政得以顺利推行，同样得益于他一手建立的联邦调查局（成立于1935年）。

话说俄罗斯（二）

从“7500亿强军计划”看新普京时代

2008年普京卸任总统后，第二度出任俄罗斯总理兼统一俄罗斯党主席。2011年11月，普京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2012年俄联邦总统大选的提名获得全票通过，正式宣布2012年参选总统。2012年3月，普京赢得总统选举，于2012年5月7日宣誓就职，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

上任伊始，普京提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便是”7500亿美元强军计划”。在一般人看来所谓“强军”就是提高军人待遇，换装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总之通常人们仅仅会觉得这就是一个花钱的问题。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俄军的背后是俄罗斯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军事工业是人类重化工业当中组织管理复杂程度最高、技术水平最高的领域，可以说是一国工业体系的“金字塔尖”，它集成了电子、化工、冶金、材料、精密加工等几乎所有工业门类最精华的部分。所谓“强军”对军工企业而言就意味着有效需求。而军工这个“金字塔尖”一旦被盘活，那么下面各个层级的制造业也就会被一层一层地带动起来——短期来看，可以给一大堆上下游产业提高有效需求，从而创造就业机会；中长期来看，军工领域的尖端技术最终必然会逐步辐射到民用领域。

虽然暂时还无法判断这一计划未来的完成率能有多高，但仅就所选的切入点来说，无疑是非常高明的。按照上面的说法，普京新任期内的强军计划本质上还是政府出资去激活经济。而从以往的各国的历史来看，这一招好不好使，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取决于你掏出来的钱最终投到了什么地方——如果变成了投机、炒作性质的钱生钱或是仅仅在低端产业领域打转转，市面上实物商品没增长多少钞票却大大增加了，物少钱多那就意味着通胀，那后面就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16] ，除了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外，财富向少数资本家手里集中，同时也意味着政府面对他们更不好打交道了。把切入点选在军工上：首先，军工企业是实体产业，投进去的每一分钱，都会拉动一串下游产业，变出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其次，军工是高技术产业，同时也是提升技术最可靠的平台，投入的资金换来的不是低水平往复，而是技术水准的提升；再次，在俄罗斯军工企业是国企的核心精华，军工企业发展了，也将意味着普京对抗经济寡头的底气更足了。

但是这个美好的前景能实现到何种程度，暂时还是要打个问号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工一直有苏联老本可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问题也都慢慢浮现了出来。生产设备老化，技术停滞不前，而要命的是人才不足。很多俄罗斯的设计师已经80多岁，甚至岁数更大，军工行业的高级技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56岁，急需新鲜血液注入，而与此同时，俄罗斯理工科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却一直大量流失海外。

尚未消除的潜在威胁

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的状况在普京时代的确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也可以说，普京是老天爷给了俄国人一大堆麻烦之后的一个补偿——目前为止这个国家依然存在着很多的潜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最严重的是人口问题，苏联解体前夕人口差不多是2亿人，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俄罗斯人口的平均年龄出现了负增长，倒退了将近10岁。如今虽然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早已大大改善（怎么也是发达国家的底子），但人口数量逆增长的势头却没有太多改善。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酗酒成风——由于生理特性的关系，白种人很容易对酒精形成依赖，而长期酗酒对人健康的危害很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在毒品泛滥之前，酗酒一直是西方国家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由于气候和文化的问题，俄罗斯的酗酒问题又比西欧和美国要严重得多。

“克格勃”时期的普京

克格勃徽章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也一直上不去。一般而言，一个种族平均每个育龄妇女需要生2.4个孩子，种族的人口数量才能保证稳定，而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达不到，受欧美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俄罗斯人普遍不太愿意要孩子，以至于俄罗斯官方连“为了祖国而做爱”这种在我们看来很不靠谱的口号都喊出来了。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总人口已经减少到了1.42亿，而且未来平均每年人口都将净减少70万人，这个趋势如果不加逆转，大概到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就要下降到1亿左右。这个人口数量和俄罗斯的领土面积相比就太少了，而这些人多数都挤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远东的人口寥寥无几，以这样的人口数量将很难保证俄罗斯远东国土的稳定。

同时，从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方面来讲，如果要想维持基本完整的产业体系，也就是说人类工农业生产所有的门类都要齐全的话，差不多需要1亿人口，这就意味着如果人口数量过低的话，不管如何努力你的产业体系都是无法做到完整，而一个残缺的产业体系，也就意味着你在和国外的经济博弈中必然存在短板，成为产业体系中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样在俄罗斯的东西两侧就会对它形成压力，中国自不用说，西面的西欧国家，虽然说它们每个国家的人口都不是很多，但是考虑到欧盟一体化的因素，那么俄罗斯面对的其实是一个3.5亿人口的经济体，从人口数量上与西欧相比俄罗斯同样居于劣势，这个劣势将会导致在亚洲大陆的政治经济竞争中俄罗斯处于下风。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每年70万的人口逆增长，减少的主要是主体民族俄罗斯族，高加索地区穆斯林人口其实是在增加的，主体民族人口数量过低的话，必然会引起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力增强，国内安定环境就此会受到威胁，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很多，前南斯拉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而就普京本人而言，他的确是这个时代少有的政治强人，但也并未强大到可以完全控制全局。一般人认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是一种比较默契的权力交替，有一个说法叫作“梅普二人转”，如果知道现实中政治斗争的复杂和冷酷，就会明白这个说法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任何人根本不可能把权力的稳定完全寄托在哪怕是最亲密的人的身上，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背后，往往都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种利益上的博弈，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以两个人的交替执政来完成，这在现实中是不可想象的。与其说梅普达成了程序正义的轮流执政，不如说他们这种交替执政的背后其实是俄罗斯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轮流坐庄，彼此达成了一种平衡，但是平衡并不意味着一致，而仅仅是一种妥协。这个我们可以从梅德韦杰夫时代的一些政治举措就可以看出来，首先在普京卸任梅德韦杰夫上任之后，他马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私有化2.0版，也就是说将普京时代已经遏制的私有化进程重新提了出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两个人的背后，其实是普京时代与普京前时代，两派政治力量之间达成了平衡。如果仅仅如此的话也关系不大，更严重的是这种平衡之外斗争依然存在，并且这种斗争已经在某些时刻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经济，甚至国防。加 入 VIP 微 信 whair004

在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俄罗斯的国防部高层，甚至总统本人，曾先后多次非常直截了当地对俄罗斯的军工业，从航空一直到造船、坦克、枪炮的制造业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在梅德韦杰夫卸任前一年，俄罗斯国防部曾经放出风声，要大量的购买西欧的武器装备，其中从豹式坦克，北约标准的制式步枪，一直到无人驾驶飞机，乃至于海军的舰艇，可以说包含了俄罗斯军工的方方面面。这种表态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是鞭策——没有哪家的鞭策需要直接往要害处捅刀子，这些政府官员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老百姓和国外潜在购买者对俄罗斯军工的信心。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是因为普京背后的经济支持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的军工联合体，打击了军工联合体，也就等于是削弱了普京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执政地位。

更大的问题是普京不可能永远执掌俄罗斯，后普京时代必将存在着大量的变数。第一，普京靠的是一种强人政治，而这种政治虽然说可以让国家获得非常高的执政效率，但却难以持之以恒。普京卸任之后，是否还能有同样强势的继任者，这很大程度是运气的问题。另一个可能更为明显，普京在上两个任期能够扭转局势，依靠的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国家危机时期很容易凝聚人心，可是随着普京新的任期到来，俄罗斯的局势已经稳定了下来，而当危机感消除之后，老百姓眼中有很多问题，就要重新考虑了，就是所谓的亲兄弟明算账，危机的时候必然大伙儿要抱成一团，可是现在危机过去了，那么贫富差距的问题，少数人对俄罗斯经济不正常的把持等，这些涉及的根本问题，也就重新浮出水面，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远比普京头两个任期所要面临的稳定局面要更为困难。

【注释】

[1] 俄罗斯议会大楼，与美国白宫同名。

[2] 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大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

[3] 北方四岛和千岛群岛一起构成了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重要门户。俄罗斯在太平洋基地甚少，丧失北方四岛将使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失去出入太平洋的重要通道，使千岛群岛防御链条断裂，影响堪察加半岛的战略导弹潜艇的安全。

[4] 《车臣战争详解》，中国新闻网，2010年3月30日。

[5] 从1986至1991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时，由于政治领导人没有勇气为执行他们命令的人辩护，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成了替罪羊，这为苏军高官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6] 显然仅凭叶的一张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很多地方政府对亚纳耶夫等人的政变都是报以消极态度，即便是政变发起者也一直是优柔寡断，但叶利钦等人在莫斯科的行动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7] 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导火索源于已经控制车臣的叛军开始把手伸向毗邻车臣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事实证明，一旦分离势力得势，他们绝不可能仅仅甘于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8] 1998年3月29日，叶利钦解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博尔久扎的职务，任命普京接任。4个月后，7月25日，叶利钦又任命普京兼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前身为克格勃）主席。

[9] 光靠将军们是搞不定一场战争的，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调配，相关部门的协调，对国际大环境的判断等，无一不是对政府首脑能力的考验。

[10] 政治是一种和人打交道的学问，一点表面化、个性化的东西都不带，效果是不会理想的——当然是在合理有度的前提下。

[11] 《车臣战争详解》，中国新闻网，2010年3月30日。

[12] 应该说，这种改观是相对的，绝对而言依旧不乐观。2012年透明国际给出的数据，当年俄罗斯的清廉指数排名仅是133名（当然一直在提升）。

[13] 最初靠1992年债券私有化发家的一批人到后期基本已经全部没落了，后来崛起的俄国寡头，基本都是借助1994年以来俄政府贱卖国资而获得原始资本的。

[14] 科瓦奇科夫最终于2013年2月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

[15] 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一旦存在“高效率”的钱生钱模式，那么大量资本必然舍弃实体经济而纷纷投入资产炒作，这最终将导致实体经济因缺乏资金而萎缩，而大量资金聚集在某个操作的盘口又会不断膨胀。缺乏实体经济支持的资本炒作总会有炒不下去的一天，就好比堰塞湖，随着水位的上升早晚会有垮坝的一天，大量资本短时间内流入其他领域，必然会导致物价急剧上涨，就好比洪水一样。

[16] 所谓穷人和富人，差别其实不在银行里存款的数额，而在是否拥有产业。所谓“穷人存钱，富人置业”就是这个道理。通货膨胀说白了就是市面上东西少了钱多了，所以就会物价上涨。对富人而言，他们控制的是产业，通胀之下他们生产的商品自然价格更高了，而相对应的，穷人的存款在通胀下购买力下降了，一升一降，最终的结果便是贫富差距拉大。

第二章　地缘政治之土耳其

外部的压力导致土耳其军方对土国内的政局控制力开始下降，由此导致了颇为讽刺的一幕：西欧施压→土军方退让→世俗化力量式微→宗教力量坐大→欧洲新移民宗教色彩越来越浓→欧洲族群矛盾加剧。

由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不出意外的话将占据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各个媒体的重要版面。而在人们把关注点放在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军事、经济领域的数据对比的同时，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任何一国的对外政策，本质上都是其国内政治的衍生产物。

可以说，国际事务其实都是：三分外交，七分内政。而要看清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最好的方式则是回顾总结其历史，从“基本盘”入手。

由来已久的结构性问题

凡事欲知其所往，必先知其所来，对于土耳其来说自然也不例外。

一切还要推回到奥斯曼帝国时期：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新帝国就此诞生了。她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只脚踏在亚洲，另一只脚则踏在欧洲，这便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此之后帝国的版图日益扩大，最终在16世纪步入巅峰，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奥斯曼帝国在当时完全占据了“世界岛”的中心地带，这最终迫使西欧放弃了与东方的陆上商路，从而歪打正着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而自苏莱曼一世去世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开始逐步走下坡路。1517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从此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17至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交战中迭遭失败，势力进一步转衰——九次俄土战争几无胜绩，失地千里。随着国运的衰败，至十九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后独立，英、法、俄、奥也相继开始争夺其领土，阿拉伯半岛上各行省的离心力也开始增强……

在衰落的表征之下，隐藏的则是奥斯曼帝国一直以来的“结构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奥斯曼帝国与中国的明、清两代帝国存在着类似的困局。奥斯曼帝国自立国之初，就奉行政教合一的机制，苏丹也是帝国的哈里发（宗教领袖），伊斯兰教成为把帝国治下不同民族的民众统一起来的纽带。

这种体制，在保持帝国统一的同时，也赋予了教士阶层以极大的权力。日久天长，便形成了居于自身利益的宗教保守派。这个阶层将君主与民众彻底地割裂开来，使得国家治权分散、中央财政弱化，在面对新兴崛起的西方国家时，自然会落了下风，这种情形类似明末的东林党对皇权的架空。随着与西方国家接触的增多，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出现了新兴的精英阶层，他们主张参照西方进行改革，这一点与同一时期东方的清帝国以及日本非常类似，而宗教保守势力也同样对此进行了严苛的打压。

所不同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宗教保守阶层其实更接近底层社会，新兴精英则主要集中于西化的知识分子和新军中的军官阶层。这样一来，主张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新兴改革派就始终存在一个问题——不接地气。

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的微妙转变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中东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不止土耳其，后来走上相对世俗化改革道路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他们的变革过程其实都大同小异，都是由军官团主导革命，之后由军方主政，通过比较强硬的手段来压制宗教保守派，从而实现国家世俗化。

凯末尔正是这一“经典”模式的开创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面提到的奥斯曼帝国的结构性问题，在宗教保守势力的掣肘下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在英法两国的联合进攻之下，帝国最终分崩离析。而对土耳其民族来说，这种过程也可以称之为“否极泰来”。伴随着帝国的崩溃，苏丹和宗教保守势力都遭遇到了重创，由凯末尔领导的新军军官团得以崛起，于是有了凯末尔革命与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1931年4月，由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正式提出“六大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大众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改革主义。此后“六大原”于1937年被写入土耳其宪法，其实质即在于通过世俗化，最终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

前面说到，相对于军官团，事实上宗教力量与底层民众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进世俗化的过程其实是相当酷烈的，正是这种对宗教集团的强力打压，为后来土耳其的变局埋下了伏笔。

在完成国内整肃的同时，土耳其在军方的领导下开始迅速向西方靠拢。土耳其地跨欧亚，掌握着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成了土耳其“脱亚入欧”战略最大的本钱——1948年土耳其加入经合组织；1949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50年为了表示自己向西方靠拢的决心，土耳其参加“联合国军”出兵朝鲜；1952年正式加入北约，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起因是美国在土耳其部署针对苏联的中程导弹；1963年欧共体与土耳其签署了接受土为“欧共体联系成员国”的《安卡拉条约》，条约规定在经过17年的过渡期后，可以考虑土耳其正式入盟。

而让土耳其新兴精英没有料想到的是，正是他们所追求的“脱亚入欧”导致了自己最终被边缘化，进而导致土耳其国内出现“逆世俗化”。凯末尔为土耳其设计的政治体制比较特殊，他并没有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军政府（凯末尔以法律的形式严禁现役军人参政），而是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政府，而其特殊之处在于，土耳其军方一直在“监督民主”。更直白点说，为了脱亚入欧，土耳其必须要搞一套与西方社会匹配的政治体制，但自奥斯曼时代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军方必须时不时地施加一些“外力”，才能保证土耳其不至于脱离世俗化的轨道，而最激烈的方式就是政变。自共和国建立至今，土耳其军方先后发动过四次政变，最近的一次是在1997年。

当然，站在第三方角度来说，对此你也说不出个对错，只能说存在即有它的道理。1950年曼德列斯领导下的民主党上台，之后立刻对议会进行大清洗，军人出身的议员比例从1/2直降到1/25，随后宗教保守主义开始重新得势，新政府对上街抗议的青年学生采取严厉镇压，最终导致5人死亡，正是这次事件导致1960年土军方第一次政变。

真正让土耳其军方感觉到压力的，是西欧国家的指责。出于迫切希望加入欧共体（欧盟）的诉求，土军方对西欧国家的态度一直非常看重。而在欧洲左翼政治力量影响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西欧国家才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土耳其军方屡屡施压。1982年，欧洲议会甚至通过决议，暂停执行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以“惩罚”土军方在1980年发动的政变。

外部的压力导致土耳其军方对土国内的政局控制力开始下降，由此导致了颇为讽刺的一幕：西欧施压→土军方退让→世俗化力量式微→宗教力量坐大→欧洲新移民宗教色彩越来越浓→欧洲族群矛盾加剧。

而从土耳其内部来说，新兴精英阶层“不接地气”的问题始终存在，这直接影响到了最终国民的经济利益分配。在靠近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与内陆的农村乡镇，你会看到两个“土耳其”，一个充满了现代化气息，一个则贫困保守，而后一个则占了多数。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西方对土耳其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这一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出来。而正是这一外一内两层因素，构成了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上台。

与之前的套路差不多，正发党上台之后，随即以铁腕手段对土军方、情报及司法系统进行了一次严苛的清洗。而这一次，土军方或者说是世俗派在内外压力之下，已无法像上一次那样重新翻盘。

埃尔多安的困局

清楚了土耳其的这段历史，也就很容易看出来这样一个问题，如今最令埃尔多安头疼的恐怕不是普京，也不是库尔德工人党，而是土耳其自身。

正发党上台，带有明显的双重色彩，其一是强调宗教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其二则是民族主义。

凯末尔建立共和国之后，亟须在意识形态方面找到一个宗教的“替代品”，于是民族主义抑或说是“泛突厥主义”被提了出来。从遗传性角度说，现代土耳其人的祖先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与中亚、东亚的民族并无血缘关系。但是政治需要依然使得大量的“历史”被“制造”了出来，需要说的是，这一举动使得相关国家至今依旧深受其害。在共和国进入稳定运行之后，土军方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开始逐渐冷淡，甚至予以打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泛突厥主义者最终也成了正发党的支持者。

这两层色彩，使得埃尔多安的执政风格异常鲜明：对内趋于保守主义，强调宗教传统；对外则极富攻击性，不仅是针对俄罗斯，确切地说，对几个主要大国而言，埃尔多安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领导人。一直以来，土耳其与希腊的各种摩擦就没有断过，在美军占领伊拉克期间，由于美国会重提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埃尔多安一怒之下关闭了美国途径土耳其的后勤补给通道，一度将驻伊美军置于险境。

然而土耳其此前的强硬表现是有前提的：无论是对希腊还是对美国，无论土耳其如何强硬，最终的冲突烈度始终都只会维系在斗而不破的范畴，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体系之下。因为埃尔多安可以非常安全地获得来自底层的支持。

但这一次不同，土耳其和俄罗斯可能的冲突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埃尔多安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局之下：如果对俄罗斯态度软化，那么此前被一次次“胜利”激发起来的高涨民意，就可能直接吞噬掉这个“服软”的总统，即便后来者依然从正发党内产生，也还得继续面对这个问题；如果继续保持强硬，那么就必须做认真准备，就必须倚重于军方，而既然有求于人，那么自然就要把之前政治斗争的“成果”至少重新吐出来一部分。

而相对应的，对普京来说，俄罗斯显然没有和土耳其大打的必要和理由。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维持一种长时间低烈度的对抗局面——既让土耳其能感觉到压力，又不至于让这种压力转化为埃尔多安可以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三章　地缘政治之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在上了美国这条船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些美国主导的战争全部都有澳大利亚的身影。特别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连法德等美国传统盟友都加以抵制，除了美英之外，剩下的参战国只有波兰和澳大利亚。

边缘之地

在面对诸如此类的报道时，其实没必要总是盯着各种媒体的新闻，它们最多只能告诉你刚刚发生了什么，而要想知道“为什么”，最好的办法是找一张地图和几本历史书来。

很多人都知道，澳大利亚最初是英国政府用来流放犯人的，而准确地说澳大利亚其实是作为替代品来完成这一功能的——她的“前任”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也就是独立之前的美国。

资本主义经济最早兴盛于英国，这不单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也意味贫富分化加剧和城市流民的增加（“羊吃人”圈地运动的产物），大量失业人口导致当时的英国本土犯罪率急剧升高，监狱始终被塞得满满的。而与此同时，英国人在美洲的殖民地当时也亟须人去开垦。于是处于最大限度利用资源的考虑，大量犯有中、轻罪的犯人被流放到了美洲大陆，而无须再继续坐牢。对于英国政府而言，这等于把一大块财政负担变成了可以产生价值的资源。

这种流放一直持续到18世纪70年代才宣告停止，因为美国在那时已经独立了，而被发现于1770年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很快就接替了美洲大陆，从1788年开始成了英国犯人们新的流放地，而这种流放最后一直持续到1868年。

除去海外掠夺资源的需要之外，在英国人的布局中，澳大利亚在地缘上同样肩负着一个作用——战略制衡。在当时，中国南海周边的马来群岛（南洋群岛）处于一种三分天下的局面；荷兰所占的面积最大，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当时就处于荷兰的殖民统治之下；菲律宾最初为西班牙殖民地，美西战争结束后由美国人接手，由于面积有限加之缺少其他据点作为呼应，这里对东南亚的影响权重比较有限；现今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则是英国的殖民地，这几个地方使得英国人恰好能控制住马六甲海峡，遏制荷兰人以及在中南半岛的法国人（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的海上交通线。

摊开地图，看看现在印度尼西亚的面积就不难发现，当时荷兰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有多大，而英国人通过面积不大的马来西亚，就达到了“一巧破千斤”的效果。澳大利亚在这其中则可以看作是一支偏师，从南面抵住了荷兰人的后腰。然后荷兰毕竟已经是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国家，随着她的衰败，澳大利亚在制衡方面的价值也就越来越低。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因为扼守着马六甲海峡，其战略价值却一直未变。而由于自己没什么太大的战略价值，也使得澳大利亚的日子过得相对于其他热点地区来说，一直都比较太平。

美澳同盟

这一布局保证了当时英国对东南亚的控制。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能够心甘情愿地做英国在东亚地区的代理人，除了在政治、技术、金融上有求于英国之外，也是由于东南亚的资源产地处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澳大利亚在英国的战略布局中，权重相对而言其实并不是太大，起码说比起马来西亚、新加坡要低一个档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在大国博弈中的“存在感”都并不高。直到二战的前期，中国大陆和欧洲都已经杀到流血漂橹，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被日本人炸瘫在了珍珠港里，可澳大利亚还处于“世外桃源”的状态。她的主力部队当时都在海外帮助英国作战：陆军最精锐的第6、7、9师正在北非和德军交战，第8师在新加坡帮助英军驻防，几千人的空军几乎都在英国本土，大部分军舰则部署在地中海。

然而没过多久，澳大利亚人便感觉到了战争的滋味。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仅仅两个月内，日军便南下登陆马来半岛，之后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新加坡，共计约134000多英、印和澳大利亚军队向日军投降。其中的15000名澳大利亚被俘士兵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死在了日本的战俘营。四天之后，即1942年2月19日，近200架日军飞机轰炸了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炸死243人，炸伤近400人，日军的潜艇一度开进了悉尼港……当然，在哈伯特眼里，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当时日本在东南亚的战略诉求其实就是要获得一块不受美英两国控制的资源产地——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一直以来日本虽然是屡战屡胜，但真正掌握战争节奏的却是英国人，每当日本人在战胜之后准备进一步行动时，英国人总会“恰到好处”地出来敲打日本，让日本人停下来并且把获得的好处吐一大块出来给英国人；侵华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同样是如法炮制。而他们用来牵制日本人的抓手，主要就是资源。

从这个战略诉求来看，澳大利亚就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必须要拔掉的一颗钉子，拿下她才能保证已经被打下来的马来群岛的稳固。从操作性上来说，澳大利亚虽然国土面积广阔，但人口毕竟不多，在夺取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后，占领澳大利亚对日军来说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战局最困难的时期，麦克阿瑟一度准备在日军登陆之后随即放弃北澳和西澳大部分领土退守到布里斯班。

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威胁，澳大利亚发现原本一直以来承诺给自己提供安全保障的母国——英国，此时已经是自身难保，在和日军的交战中英军如同朽木一样不堪一击。不但保障不了自己的安全，相反在澳大利亚要求先前支援英国作战的澳军回防本土的时候，丘吉尔却一直在推三阻四，最后在澳方的反复交涉之下才勉强同意原计划去支援缅甸的6、7两个师回澳大利亚，而第9师却依旧被留在了北非。这种突然而至的威胁使得澳大利亚举国上下陷入了恐慌之中。

眼看着英国母国已经指望不上了，澳大利亚只能把目光转向美国。恰在此时，美军也刚刚被日本人从菲律宾给赶了出去，正在到处找位于西太平地区的新的立足点，于是两边一拍即合。时任澳总理的柯廷在1941年12月27日的《墨尔本信使报》上公开发文称：“……我要明确地指出，（从今以后）澳大利亚指望美国……（我们）要摆脱由于与英国的传统亲缘关系而带来的一切酸痛。我们知道英国的困难，我们知道她面对随时可能的入侵，我们知道分散力量的危险，可是我们更知道舍弃了澳大利亚英国依然可以坚持下去。所以（只有）我们（才能）决心不让澳大利亚陷入敌手。我们将用全力来构筑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战略。”

美澳联手之后，大批美军开始进驻澳大利亚，澳国内的人心开始逐渐安定下来。1942年5月7日到8日，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准备进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斯比港（Port Moresby）。占领这个港口和机场，日军飞机就可攻击整个澳洲北部，威胁美澳之间的海上运输线。但这支日本舰队被美国海军截击在紧邻澳洲东北的珊瑚海，美军以损失一艘航母为代价，击沉击伤日军航母各一艘。珊瑚海海战虽然没让联合舰队伤筋动骨，但却迫使日本人断绝了进攻澳大利亚的念想。

刻舟求剑

澳大利亚在上了美国这条船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些美国主导的战争全部都有澳大利亚的身影。特别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连法德等美国传统盟友都加以抵制，除了美英之外，剩下的参战国只有波兰和澳大利亚。

在二战结束之后，澳大利亚的高层似乎染上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焦虑症”。二战结束之后，马来群岛上的各个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纷纷脱离原来的西方殖民统治宣告独立，而澳大利亚则认为亚洲被“共产主义扩张”之后，共产主义国家必然会像当年日本南下那样，向澳洲大陆扩张。从地理上来看，相对于其他西方基督教文化圈内的国家而言，澳大利亚处于一个“孤悬海外”的位置，这种看上去“孤立无援”的位置进一步使得澳大利亚坚信，必须追随美国的战略布局。在这种刻舟求剑式的荒唐的认识下，澳大利亚便成了美军历次对外战争中最狂热的支持者之一。

时至今日，澳大利亚实际上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大洋洲虽然称为一个“洲”，但看上去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岛。理智上说，和距离她最近的亚洲大陆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是最符合她的利益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如今中国是澳大利亚铁矿石等资源类产品的最大进口国（没有“之一”）。而从国家心理上而言，澳大利亚却依然延续着六七十年前的状态，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在她眼里代替了“日军”，成了新的威胁。

澳大利亚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叫作《明天，当战争爆发》，电影里设定的背景是中国和印尼联军入侵澳大利亚，最后被澳大利亚人以“人民战争”的方式给打跑了。这不是一部喜剧片，而是实实在在的主旋律电影。

从2012年开始，美军开始分批进驻澳大利亚的达尔文，由此拉开了美国重返亚洲的序幕。而澳大利亚的这一举动恰恰是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加上此前美国在新加坡樟宜港的驻军以及后来在菲律宾的驻军，这等于是在中国南海形成了一个互为掎角之势的稳固布局。

第四章　地缘政治之日本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侵华战争在前期完全可以看作是美国支持下的“代理人”战争，本质上和之前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一样的。与英国人类似，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支持同样不止是为了那么一点出口额，更大的意义在于打击英、法等国对远东的控制，同时对苏联在远东形成制衡。

日本的“代理人”国策

近代日本为什么能免于被殖民

提及中日关系，除了“钓鱼岛”、“东海”之类的现实争端之外，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应该就是“历史问题”，我们一直在谴责日本官方没有认真反省历史。不过，回过头来一琢磨，我们自己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居的历史也没有太用心研究过。

由于地缘环境、文化传承等因素，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长期问题，能够选择的应对策略其实都是有一定延续性的——从历史上看，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忙活的往往就是那么几件事。如果你能搞清楚这里面的几个基本不变量，那么再去看现在国际上的种种纷争，起码说大方向心里就有数了，不会总被一两个偶发事件牵着鼻子走。

关于日本近代史，一直以来我们都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西方列强忙于瓜分中国，顾不上琢磨日本，这才让日本人有机会推行明治维新。再后来由于明治维新全盘西化，日本步入了列强的行列，接着开始回过头打中国。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西方列强而言，真的是“顾不上”吗？1840年鸦片战争时的英国舰队，其实也就是48艘船，除去运输船等，正儿八经的军舰一共不过16艘，最大的是三艘1700多吨的74门炮战列舰，按照英国海军的标准是战列舰吨位中最小的一个等级，这支远征舰队对当时的英国海军而言只能说是三流的水准，并没有占有她太多的力量。更何况1854年“黑船事件”中，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一共只带了7艘军舰就逼迫日本的德川庆喜幕府签署了《神奈川条约》，向美国开放了口岸 [1] ；同样处于中国周边的越南、缅甸等物产富庶的东南亚国家在那段时期统统都被西方国家占领，沦为殖民地。对于当时的英美等国来说，如果真想把日本同样变成殖民地，从技术角度上讲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真正的原因恐怕主要是在一个“穷”字上。所谓殖民地无非就是给宗主国提供原材料和过剩商品的倾销市场，可日本除了淡水和拿来吃的鱼，你几乎数不出几样资源是不匮乏的；明治维新之前作为农业国的日本，粮食养活自己人都有些勉强，能顿顿吃到大米饭的那是大名、一等武士之类的贵族，加之人口数量有限，作为市场同样是不合格的。即便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获得清廷的两亿三千万多两白银天价赔款之后 [2] ，日本的经济总量依然不过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一个穷得连贼都懒得惦记的日本，在西方列强眼里根本就算不上合格的“猎物”，谁会放着有油水的印度、中国乃至东南亚不咬，去啃这么一个皮包骨头的家伙？

甲午战争（平壤之战中被俘的清军）

当不成“猎物”就当“代理”

从世界史角度看，19世纪中期的那段日子不光是中国灾难的开始，也是西方列强瓜分西太平洋地区的高峰时期。虽说日本贫弱到叫人懒得去咬她，但不等于没人惦记她。谁呢？就是当时世界的NO.1——英国。

来看看当时英国所处的局面：在欧洲要应付法国和沙俄的不断挑战，因此驻扎地中海的英军是不能随便动的；非洲是资源的宝库，那里同样需要驻扎重兵，更何况还要应付南非的“布尔战争”；中亚地区，英国和沙俄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息过。与英国在全球所控制的土地相比，其本土所能提供的兵力其实并不是很富裕。

与此同时，在远东地区英国所面临的情况则是：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之下早已一蹶不振，但中国终归不是印度，大一统帝国的基本骨架依旧在，那种用几十万就可以统治三亿多人口的好事不可能让你再碰上第二回；沙俄同样觊觎中国并已经开始南下，而且她和中国是陆路相连，这个地理优势不是要绕过半个地球的西欧各国能够比拟的。

这样一来，在远东扶植一个代理国就成了英国的不二选择。如此一来，原本连皮带骨剔不出几两肉的日本在英国人眼里一下子就变得重要了起来：地理位置自不待言，日本列岛所处的位置恰好可以使她成为自海洋方向逐鹿亚欧大陆的最佳跳板；不止如此，妙的是日本的体量对于做代理国而言正是恰到好处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不大但也绝不算小（超过英国），而足够的土地和人口是一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也是为战争提供足够兵源的基本保障；更妙的是，这个国家严重缺乏矿产资源，而距离日本最近的资源宝库是东南亚，那里当时正掌握在英、法两国的手里，这就意味着日本工业运转的“总开关”将掌握在英国手里，而且随着日本工业化的不断深化，看似国力越来越“强大”，可她的资源消耗量也必将越来越大，这其实就意味着英国对其的控制程度也将愈加牢固，因此也就无须太担心日本反噬自己。加 入 VIP 微 信 whair004

再来看看日本。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其实称“明治复辟”更为恰当，在江户时代一直被当摆设的明治天皇借助关东地区的军事贵族集团最终扳倒了幕府，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在此之前天皇当了670多年的摆件。至此，原本作为尊皇力量的军事贵族集团转而成了再次架空王权的潜在威胁 [3] ，而西洋人就成了天皇家族制衡国内贵族力量的最佳选择。明治天皇“归位”之后，很快就宣布承认江户时代幕府与西方列强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这样一来，两边一拍即合，英日代理关系便应运而生了。一个国家要搞工业化、现代化，不是弄个西式政体就万事大吉了，你得有实实在在的启动资金（贷款）、技术以及资源，而这些绝大多数都来自英国。而也从这一刻开始，此后百余年乃至到现在，日本这个国家有很多东西便成了定数。

在国际博弈中的地位，日本始终是西方国家（先是英国后是美国）制衡中、俄（苏）的代理国；日本的经济无论如何发展，作为根本的资源始终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进而使得国内事务受制于人；对外战略上，日本对东南亚始终情有独钟；就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日本所扮演的西方代理人角色决定了对中国以及俄罗斯而言她始终都是难以被信任的，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日本除了“放水养鱼”之外，肯定还要在需要的时候“排水捞鱼”，这就使得日本始终“混”得像一只蝙蝠——在兽眼中为禽，在禽眼中为兽。

“蝙蝠”效应

简单地说，近代日本的崛起其实是靠三场战争完成的：甲午战争，拿到了朝鲜与台湾两个通向中国大陆的战略跳板，更通过清政府的天量赔款完成了国家货币从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换，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体系；日俄战争，虽然没从俄国人手中拿到什么实际利益，但借此废除了此前和西方列强签署的各个不平等条约，让日本正式步入了列强的行列；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众所周知的攫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之外，和美国类似，日本也获得了来自欧洲的各类军用品订单，从而发了一大笔战争财。而三场战争中，起码有两场都是在英国的操持之下进行的。

1894年7月17日，日、英签署《英日通商条约》，8天以后的7月25日，以丰岛海战为标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而战前日本发行的战争公债，大多数都由英格兰银行购买。很显然，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就早已站到了日本一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鸿章寄希望于英国等国的“调停”实在是有些一厢情愿，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日舰击沉英国货船“高升”号，英国政府却睁一眼闭一眼。而战后按照英格兰银行的要求，日本作为战胜国，更迫使清王朝必须将所有的赔款全部折合为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生息。

而与此同时，英国也意识到了如果仍由日本借甲午战胜取得中国辽东地区，日本将获得自己可以控制的资源产地，届时英国将无法继续节制日本。于是在“三国（法、德、俄）干涉还辽”事件中，英国明确表示“英国对日本抱有最诚笃之友情，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不能应日本之请而援助日本。” [4] 由此迫使日本吐出了辽东地区，也让她第一次感觉到了西方列强对自己的挟制。

1904年的日俄战争则是历史的再次重演。1902年，日本与英国签署了《英日同盟》，其中的条款直接针对俄国。英国依旧是日本战争债券最大的买主（日本军费的46%来自英国贷款和在英国发行公债）。战争爆发后驰援俄远东舰队的波罗的海舰队，一路所经的港口大部分都在英国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港口无一例外均拒绝俄国舰队停靠补给，结果搞得俄国人狼狈不堪。而随着俄国的战败，英国在其他方面和俄国的争端中，自然就能轻松不少。

在此之后，日本再一次有了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征兆，而英国也一如既往地迫使日本人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

至此，英国这个老牌NO.1也开始逐步步入了“黄昏”阶段，她对世界局势的控制能力开始急剧减弱，到一战时期，英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已经更像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合作关系。1921年，《英日同盟》正式宣告作废，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突出美国地位的《四国条约》。这之后由英、法把持的国联对日本发动“9·18”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也只能听之任之，而东北的资源使得日本进一步减弱了对英、法的依赖程度。

但是日本的代理人角色并未因此结束，只不过顾主换成了——美国。

既是“拐杖”也是“枷锁”的美日同盟

很少有人会提到：1937年，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的那一年中，美国对日本出口额超过28亿美元，其中60%是石油（产品）、废钢材和钢——为了满足对日钢铁出口，当时连纽约的旧电梯都被拆下来直接卖到了日本；到1938年，美国仅向日本出口的飞机总价值就达1745.4万美元——1939年时一架零式战斗机的价格差不多合7万美元；日本侵华战争头三年中消耗燃油约4000万吨，其中70%由美国提供，而消耗掉的钢铁，一半来自于从美国进口的废钢材（另一半来自伪满）。

不仅如此，1941年4月，美、日签订了《日美谅解方案》,该方案规定：

一、美国承认日本对“满洲”（东三省）的占有权。

二、迫使蒋介石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合并。

三、如果蒋介石不同意，美国将停止对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侵华战争在前期完全可以看作是美国支持下的“代理人”战争，本质上和之前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一样的。与英国人类似，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支持同样不止是为了那么一点出口额，更大的意义在于打击英、法等国对远东的控制，同时对苏联在远东形成制衡。

前面提到过，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支持，其实是一种先放水养鱼、再排水捞鱼的模式，这一点在美日之间体现得尤为突出：1941年美国开始在能源、橡胶等战略物资上对日本实现禁运。被釜底抽薪之后，日本顿时陷入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前期凭借美国提供的各种资源和政治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以后意味着天量的资源需求，而美国此时开始禁运则使得战争的“资源链”难以为继。此时，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吐出此前吞下的利益，让美国人来低价抄底，这将意味着实际控制日本的军部势力将受到空前的冲击；要么就只能赌国运，对美发动战争，夺取东南亚地区的资源来弥补缺口。

而对美国人而言，无论日本人走哪条路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坏。选第一条，美国的获利略小，但基本上没什么代价；选第二条，美国会付出代价，但两个国家的实力差距在那摆着，只要战争持续得久一点，日本战败就是必然的事情——按照山本五十六的说法，就是打六个月到一年问题不大，打两三年就没辙了。

后面的历史我们就再熟悉不过了。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并购案例——先诱导你大肆拓展业务，减少你的现金持有量，再断掉你的贷款，一番折腾之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不仅仅日本本土被美国占领，战争期间，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从亲英、法变成了亲美。同时英、法等国对东南亚乃至南亚的殖民统治由于日军南下而被瓦解，战后伴随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英法等国势力几乎被彻底逐出，而留出的空间，很多最终都留给了美国人。

冷战期间，在地缘政治领域，日本在美国对华、对苏的遏制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同样是无须赘述的。而事实上在全球经济领域，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其实也是一个“代理人”的角色。日本在战后经济可以迅速复苏，除了其自身的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有赖于美国在资金、技术乃至贸易政策的扶持。之所以如此，除了从经济上稳固日本这个冷战次前沿，另一层考虑可能也在于使日本和西欧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从国际分工角度讲，掌握了货币霸权的美国无疑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在它的下一层则是中高端制造业。随着美国国内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美国对除军工和高科技产品之外的制造业流失大致是默认的。而这一块原本是法、德等国见长的，而由于欧洲国家毕竟都是老牌帝国主义，美国对她们的影响力终归有限，因此通过扶持日本，在国际分工的同一层级制造出两个分量差不多的对手相互平衡，显然更有利于美国坐稳老大的位置。

与之前英、美在地缘政治上用资源挟制日本一样，美国在经济领域同样有一样东西可以勒住日本人的脖子，那就是消费市场。相对于日本庞大的生产能力，她一亿多习惯储蓄的人口所能提供的消费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个世界上最旺盛的消费市场则是在美国——3亿多人靠借贷消费。伴随着冷战压力的减弱，美国随即开始对日本的又一次抄底。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对西方政策开始迅速软化，同年9月美国迫使日本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以此强迫日元在此后十年内对美元升值近50%，而当时能拿捏住日本的，正是美国的消费市场——不听我的干脆你就不要卖。由此导致大量日资实体企业由于产品竞争力下降，企业陷入不得不大举出售股份和资产的境地，而通过收购这些优质资产获利最大的恰恰是美国资本。此后，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大量资本流入日本楼市，导致地产疯狂膨胀，大量美资乘机进入日本楼市又捞了一笔。到了1991年，苏联已经进入解体的最后阶段，美国在远东已然全无压力，同年美资突然大举撤出日本楼市，日本房地产泡沫就此宣告破裂，至1993年日本银行坏账达6000亿美元，这之后日本迎来了长达15年的经济零增长，史称“平成不况”。而伴随着经济的失败，日本政界对美国的依赖也日益增强，由此导致日本右翼势力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度甚嚣尘上。

当然，日本政界也并不是没人看透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加之越战的拖累，美国的国势正处于战后的最低谷，对其“盟国”的控制力急剧减弱。在这个背景下，1972年田中角荣紧随尼克松之后开始了对话访问，之后中日间的贸易往来开始日益繁荣起来。除了地缘安全方面的考虑之外，田中的这个举动就是为了给日本在经济上寻找一个新的战略纵深，以减弱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对于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美国当然是不能无动于衷的。除了利用“洛克希德丑闻案件”把田中角荣赶下台之外，在田中访华前夕的1971年，美国突然宣布，将法理上归属中国但实际上由美国人控制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训练任务交给了日方，这样一来，一个主权争端便在中日两国之间被生生地造了出来，而这其中的“猫腻”，再明白不过了。

大致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回过头再看如今日本以及背后的美国的种种举动，或许也就不再觉得太难琢磨了。

三分外交，七分内政——简评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体制问题”

据日本《产经新闻》2013年11月7日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创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相关法案，理论上说，这个机构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二战结束之后，在日本这算是头一次出现类似的机构，因此很多媒体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这是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军队的前奏。

如果以一种俯览全球、谋划数十年的视角来看，得出上面这个结论是很自然的。然而从当局者的角度来考虑，以日本现在的情况，她的政治家们所关注的，恐怕是一些更具体、更眼前的问题。毕竟，对日本而言，如今已经不是属于“伊藤博文”、“石原莞尔”们的时代了。（对于日本，笔者的意见是，我们既要有所警觉，还要有自信，中国已经不是七十多年前的中国，日本同样也不再是那时的日本。）如果对日本的内政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安倍晋三的一系列举动其实多半是奔着强化首相权力去的。

用大白话来说一些政治名词：所谓“权利”，就是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所谓“权力”，就是你可以叫别人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权力的有与无、大与小，不是靠一个图章，一个名头可以决定的，它最终取决于你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

以日本来说，在明治维新之后到太平洋战争之前这段时间里，日本社会的权力构成包含这么几种势力：天皇——所谓“明治维新”，从王权的角度说其实也可以称之为“明治复辟”，天皇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幕府手中的摆设一跃成了这个国家法统和道统的根本所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高层抛开了佛教，改奉神道教为国教，而天皇不止是代表国民的国家元首，还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也就是神权的掌握者）；财阀——多是由地方的大名、豪强起家，直接控制着一个个工商业帝国；政治家——理论上是靠选票进入议会、担任大臣，而事实上则是财阀的合作伙伴，多数人本身就是门阀子弟；军部——多出身于参谋军官，相对于政治家集团，军部的人员更多是出自平民子弟。

近代日本的历史，差不多就是军部与财阀、政治家相互夺权，天皇在中间左右逢源打平衡牌的历史，著名的“二二六事变”（昭和维新）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本质上也可以理解成新贵与旧贵之间的斗争。最终军部势力逐步占了上风，日本进入了军国主义时代。1941年前夕，随着美国对日宣布禁运，日本的工业体系随即面临停摆的危险（详见《日本的“代理人”国策》一文），而军部也随之面临着退出日本政治舞台的危机。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军部选择了对美国开战。

日本战败后的国内权力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出来的。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世界新格局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处在地缘上抗衡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在经济上制衡西欧的双重考虑（同时也等于是为自己养了头“奶牛”——战后美国对外用兵的开销，很大一部分最后都是由日本政府埋单的），美国并未选择让日本去工业化，相反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重新恢复、强化日本的工业体系。

很多文章里都曾提到过，美国人在战后对日本、德国都进行了“阉割”手术。具体而言，这里的“阉割”指的应该是打破了战败国对社会资源的统合能力，相对于不让搞军队、限制文宣、监控军事工业这类的手段而言，前者要实在得多。单就战败后的日本来说，军部作为“罪魁祸首”自然被彻底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而天皇最终则得以保留，在战败后，昭和天皇不得不宣告自己是人而不是神，御前会议这种形式也成了过去时，由此天皇作为各方势力的聚合剂的作用不复存在了，战后的日本天皇更多的是给日本国民以一个心理依托——类似于精神上的“锚”。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何这样做，当时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运都处于高潮，左翼思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上风，这个时候你把日本人心理上原有的依托给废掉，就如同砍断了锚链，保不齐很多人漂着漂着就到共产主义那边去了。此外，1947年在麦克·阿瑟的直接主持下，25个来自美国的青年军官完全按照他们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给日本人重新制订了一部宪法，这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和平宪法”。除了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和宣战权之外，这部宪法客观上也限制了日本政府对社会运行的干涉能力——在1995年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这便是拜日本现行法律体系所赐。

一系列的组合拳之下，日本的权力结构随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多数财阀都留存了下来，由于失去战前体制的制衡，他们手中的权力不单没有减弱，相反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倒是进一步强化了——前提是你不能和美国人把关系搞僵，而政治家和财阀之间相互勾连，同出一门的情况也依旧存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门阀政治。大伙谁家的实力也不弱，谁比谁都强不到哪去，而且还缺乏一个公认的“主心骨”，于是就形成了如今自民党内派系林立、党内有党的局面。任何一个党派上台都会由于其他派系的掣肘而难有作为，而既然你做不好，也就正好给了其他派别轰你下台的理由，于是换另一波人上来，接着他们用不了多久又会被大伙一起给轰下去，如此周而复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如今大伙在新闻里所看到的样子，隔三岔五就看到日本又在换首相，巴西前总统卢拉曾开玩笑说“你和日本首相吃午餐，中间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人家就换人了”。整个日本政界，你根本找不出一个可以凝聚各个派系、平衡各方利益的灵魂人物。而这种内阁频繁更迭的局面，又给日本政治衍生出了另一个特色（或者叫作问题）。

“是，首相”

从1980年到1986年，BBC曾根据同名小说拍了一套系列政治情景喜剧——《是，大臣》（《Yes,Minister》）和《是，首相》（《Yes,Prime Minister》）。笔者建议大伙不妨找来看看，先不说剧中比较夸张的搞笑成分，这两部情景喜剧对政治家和职业官僚之间的勾心斗角描绘得可谓是淋漓尽致。看过之后，不但了解了英国的政治生态，也对日本有了直观的认识——其实日本表现得比英国还要更明显一些。

简单说一下。我们总说“官吏”这个词，其实“官”与“吏”是两个概念，理论上说“官”的作用是制定大方向或者说是政策、法案，而“吏”则是具体的执行者，负责将这一“大方向”落实到实际中。大臣以及作为政府首脑的首相都属于“官”的范畴，他们都是通过选举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的（在英国、日本这样的内阁制政体下，各个部的大臣虽然是由首相任命的，但大臣必须得是议员，而议员则是依靠地区选举产生的），在此之前他们所做的更多的是社会性活动（演说、辩论等），而极少涉足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对于技术性工作大部分政治家们其实都是门外汉，一个人如果对某一领域知之甚少的话，那么“制定大方向”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即便做到了那个位置上，政治家们的大部分精力还得继续放在自己选区的民意支持率上，琢磨着如何兑现给选民的承诺，如何募集政治捐款，免得在下一轮选举之前乡亲们把自个给忘了。既不会，也没有精力去管，那么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行就有赖于为数众多的职业官僚（吏）。久而久之，原本作为政府政策执行者的职业官僚，就成了事实上的权力拥有者。《是，大臣》中的政务次官汉弗莱有一段台词，大致意思是说：职业官僚（又译为公务员）才是国家真正的管理者，大臣们的任务就是负责给大伙争取更多的部门经费和编制，并且为本部门的各种问题承担责任。

日本如今的政治生态几乎就是这部电视剧的现实翻版。自战后开始一直到现在，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就成了万年不变的主题。除了“县官不如现管”这个固有因素之外，内阁频繁更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20世纪末日本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长停滞了长达十年，这导致日本首相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除了小泉纯一郎借着美国信息技术革命这场“东风”做到了到点下课以外，其他人能顺顺当当坐满一年都很不容易，至于内阁中的大臣没干几天，连自个办公室在哪还没记清楚就得辞职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样一来，就成了“铁打的官僚流水的大臣”，后者显然没法对前者施加太多影响力。譬如日本的“次官会议”。事务次官理论上讲类似于大臣们的参谋部，而由于在现实中日本政治早已成了官、吏两张皮的局面，所以事实上日本政府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在次官会议上做出的——按理说，次官会议的职能就是将每天的事务加以区分，事务性的工作就不再麻烦大臣他老人家了，大伙直接分配下去就处理，剩下的少数性质特殊的，再交给大臣、首相们去拍板，至于什么算是事务性工作，这也得是由事务次官们来认定。如此一来，别看政治家们在台前风风光光，一旦做到大臣的位置上，立马就会被官僚们当泥菩萨往庙里一放，然后庙门一关，大伙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

而反过来说，所谓经济增长停滞，说白了就是“蛋糕”没法再继续做大了，那么后面如何“分蛋糕”就成了日本政治的核心问题，而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政治架构加以改变。而对日本的职业官僚体系而言，任何改变都是不会受欢迎的。日本的现行体制下，职业官僚只要是没有违规，那么就无须为政府政策的后果承担责任，官员也无权免除他的职务。最初如此设计是为了避免作为吏员的职业官僚为了保住自己的职务而被迫选边站，卷入党派间的政治斗争。而事实上这使得日本的政治体制在执行层面形成了“过稳定”的局面。而所有的职业官僚都是这一“过稳定”体系的直接受益者——我们通常听到的说法是，日本的政治生态下，政治家普遍腐败，而职业官僚则非常廉洁。而实际情况是，日本职业官僚的待遇比同一阶层的公司职员普遍要高出不少，只要按部就班不违规基本就是旱涝保收，从机会成本上来讲腐败就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而高级官僚与财阀之间的勾连也根本无须用收受贿赂这么“低级”的法子，他们在退休离职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个大企业的高管位置等着自己，到时候拿高薪拿分红完全是合法的，你根本挑不出一点毛病。

往好的一面说，这种机制下，无论门阀派系之间斗得如何昏天黑地，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政府基本职能该运转照样运转。而往坏的一面说，就是当你发现方向不对需要转向的时候，无论你如何拧方向盘它都不听你使唤，而最终的你会作为“糟糕的司机”被一脚踢下车，而“车”本身会继续走，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家伙坐到驾驶位上等着被踢而已。

面对这种局面，自然任何政治家都不会心甘情愿为官僚系统埋单，可一旦这帮吏员老爷们不买你的账，随便找个合理的理由给你消极怠工，或者是你需要做到七八分熟人家直接给你烧煳了（西方政治斗争的潜规则之一：如果挡不住他，那索性就让开道，在他过去以后再在背后推他一把），你不但拿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没有违规），而且你的位置更坐不下去。另一方面，职业官僚们也需要有这么一堆大臣作为自己的形象代言人在前面顶风挡雨。所以长期以来，日本的政治家和职业官僚们在斗争与合作之间，往往会维系一种微妙的平衡。通常情况下，用中国词汇我们称这种“平衡”为“混日子”。而当实在是混不下去的时候，改变也就不得不出现了。

再也不能这样过

在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政治家与职业官僚，就是保持这样一种“混”的状态，一方面政治家在和官僚的斗争中本来就面临经验、技术方面的劣势。更麻烦的是，作为日本政坛龙头老大的自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如螃蟹篓一般（当把一堆螃蟹装在一个篓子里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担心会有螃蟹跑出来，因为任何一只蟹往上爬的时候都会被别的同类本能地给拽下来），政治家之间还掐不过来了，自然更没精力琢磨如何从职业官僚手中拿回权力。既然做不了实务工作，那么就只好靠修改教科书、拜靖国神社什么的，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了。

但外部环境是没法让你一直稀里糊涂混下去的，一直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存在两大顽疾：美国对日本国防的限制其实也是对军事工业的限制，日本民用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升级空间基本已经耗尽，随着中国等新兴工业国的崛起，日本制造业始终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窘境。日本政界一直嚷嚷着要重建军队，要打破武器出口限制，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是背后的财阀们盯着军工领域丰厚的利润眼睛直滴血；另一个顽疾是日本社会的高龄少子化——你恐怕很难想象这个国家如今给老人用的成人纸尿裤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婴儿纸尿裤，这意味着社会上消费的人没见少，可是干活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更何况一个国家要维系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劳动人口的数量是不能过低的。长此下去，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所掩藏的一系列问题瞬间也跟着暴露了出来，这最终导致“万年不变”的自民党在2009年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被民主党取而代之。相对于内部盘根错节的自民党而言，由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等人搞起来的民主党要更有活力一些。而随着民主党的上台，政治家对职业官僚的新一轮战争也随之开始。

2009年鸠山由纪夫就任首相之后，随即撤销了事务次官会议，与此同时，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国家战略局。理论上说，这是一个直接对首相负责的战略咨询机构，实际操作中，它可以什么都不管，也可以事事都管。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机构已经有点清雍正时期军机处的意思了。

显然，官僚系统是不会轻易让权的。除此之外，树大根深的自民党同样不愿意把执政地位拱手让人的，再则民主党缓和同亚洲国家的关系、与美国拉开距离的外交政策显然美国人也是不会乐见其成的。于是乎，首先是美国政府不买账，导致鸠山由纪夫无法兑现让美军撤离普天间基地的承诺，从而导致鸠山下台。紧接着，因”3·11地震”后日本政府拖拖拉拉的表现又使菅直人光荣下岗。再后来，由石原慎太郎的“购岛”闹剧挑起了中日钓鱼岛危机，而野田佳彦在其中首鼠两端的表现最终使得民主党在2012年底下台，自民党重新主政日本。

到此，虽说是民主党下台了，但自民党的政治家们同样也希望把权力从职业官僚手中划拉到自己手里，而之前的一系列折腾也恰恰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安倍晋三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其实从思路上说和鸠山由纪夫的国家战略局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借助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之安倍全面亲美的外交政策，他们的这一步对比小泽、鸠山等人，走的要牢靠得多。由此再看日本政府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反复激怒中国，恐怕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从“基本盘”看未来中国海军的定位——兼论中日危机

从地缘角度说说中国“需要什么”

但凡一个话题涉及“战略”这个词，那么通常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至少以“十年”为基本的时间单位来看这个问题的基本盘面。东边着火救东边，西边跑水堵西边，那顶着天也只能称之为应对措施，算不得战略。关注热点问题，去翻阅历史资料和查看地图其实远比被实时新闻报道“牵着鼻子走”要有收获。

通俗地说，一个国家的“战略”，其实首先就是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所谓缺什么补什么。这个搞明白了，再一层一层向外拓展——从哪里“补”、如何“补”。一层一层全搞清楚了，一套战略规划也就出来了。这个便是“纲”，而诸如与周边小国零零碎碎的主权争端等则不过是“目”，“纲举”方能“目张”。

那中国“缺什么”呢？很多人会提到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而除此之外，从经济上来说，中国还存在一个不平衡——那就是地缘上的不平衡。通常一提到“地缘”这个词，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国际政治上去，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这个思路放到国内依然也是适用的。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上国土面积，而这其中平原和丘陵加一起也不过占了总面积的22%，剩下的都是山地、高原和盆地地形，这就意味着地理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对政治走向影响的权重，一直是决定性因素之一（详见本书《位置决定历史——地缘视角下的朝鲜半岛》一篇中“以地缘看中国”一节）。

地理上，以东西向来看，中国可以分成三个明显的阶梯（由西向东海拔逐级递减）；以南北向来看，以长江为界，中国同样可以分成界限相对明晰的南方和北方。如此一来，一横二纵三条线就把中国的国土大致划分成了几块相对独立的地理结构。回顾五千多年来的历史不难发现，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地理结构造就政治、军事意义上的“形胜之地”，从而成就了中国所特有的大一统格局。然而这种结构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的大一统自公元前221年（秦彻底统一天下的时间）那一刻起，没有一刻是可以称之为“一劳永逸”的——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各地的利益诉求不可能永远一致，而地理上的封闭性以及由此伴生而来的文化、经济上的相对封闭又给地方势力裂土分疆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自秦汉时代开始，国家的历次强盛无不是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疆域内的资源统一调配，而一旦中央皇权的威信减弱，紧随其后的就是国家有合无统，举国合力随即变成相互掣肘，国家因此富而不强，最终王朝要么亡于外敌，要么亡于内乱。

中央政府能否维系足够的权威性，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财政力量，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央权力对基层控制到何种程度（是下到行省、下到州县，还是下到乡村）。除此之外，也取决于中央政府所在的国都能得到西北、东北两块形胜之地以为依托，想当初甲午战败之后，退出朝鲜，辽东随之岌岌可危，北京清廷的地位随之开始动摇，最终在1900年庚子之役导致东南几省不听调遣单独与八国联军媾和，搞出了著名的“东南互保”。

而历史上国家经营西北、东北两个区域的关键，则在于经济上能否让两地形成相对独立的造血机能。以明、清两朝来说，两代王朝在国家经营的思路上大同小异，都是把政治、军事的重心置于北方，而把经济的“宝”完全押在东南几省上。在王朝鼎盛时期，北方出“稳定”，南方出“钱粮”，国家由此一片欣欣向荣之像。可一旦皇权的权威性下降，从东南各省调配钱粮支援北方的能力就会减弱，（譬如明末时期，多出身自江南士绅的官僚集团以“与民争利”为理由多次抵制朝廷收取商业税，甚至一度出现浙江一省茶税仅收上来50余两银子的闹剧。在这种背景下北京的中央政府才不得不在自己可以有效控制但缺乏经济造血能力的西北增加赋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逼出来的。）最终西北、东北国家“稳定基石”式的作用由于财政的枯竭而无以为继，而在北方崩溃之后，富庶的东南省份便如同脱了壳的螃蟹一般，杀剐存留全在别人的一念之间。

把眼光拉到近代。农业时代，在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经济无法自成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西北地区水热条件急剧恶化，这其实是人力难以抗拒的。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情况开始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来工业给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特别是在水利方面，这就使得通过人力抵消自然因素成了可能；二来西北、东北的矿物资源是发展工业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加 入 VIP 微 信 whair004

然而清末以来，这个关键点中国始终没有抓住。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清代后期有著名的左（宗棠）李（鸿章）之争，除了权力斗争之外，这件事本身其实也有一点路线之争的味道。左宗棠对西北的经营，除了破解当时沙俄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渗透之外，其实也有为清廷“固本”的考虑。无独有偶，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也曾提出经营西北以为北京的战略纵深——庚子之役时慈禧和光绪一路西逃到关中地区（西安），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思路，只不过西北压根没经营起来，所以除了保命，能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最终左李之争以左宗棠完败李鸿章完胜而告终（“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这其中的牺牲品），这其实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大势使然——借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东南诸省的地主士绅势力纷纷坐大。

随着左李之争落下帷幕，对西北的经营也戛然而止，西北地区稳而不固，国家有限的资源全部投入到了东南诸省地方士绅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中去。然而东南地区从先天条件来说远离煤、铁产地（这两样是近代工业的基础），而且面对西方国家占绝对优势的海军缺乏战略屏障，这就导致这里的工业化始终受制于人，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非但没有达到最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反倒使得清廷面对西方列强顾忌之处更多，而当地地方势力和西方资本却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

至民国时代，国民党政府“黄金十年”依旧没有脱离当初洋务运动的路子，所有的力气都花在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北方领土尽失——地缘上国民党政府除了位于大西南的四川等省再无依托，华东、华南随之像上面说到的那样，成了脱了壳的螃蟹。总说日本人的侵略两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甲午打断了洋务运动，全面侵华打断了“黄金十年”），可问题是你这样不合理的布局本身也“不禁打”。

这里加句题外话，国共联合抗日，贡献孰大孰小，看谁家死的人多是不行的，要看对战场的影响大小——中共在北方的根据地遍及西北、华北一直到山东，它们的存在使得日军始终不能把占领的土地转化为地缘优势（不妨回忆一下，历朝历代从北方打南方，如果后方稳固，仗往往打得都是顺风顺水），仅此一条就足以左右战争全局。

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我们时不时会说到这是在还1840年以来的债，而这个“债”也包括地缘不平衡这一条，从这条上严格说来，这笔“债”不该从1840年算起，而是从宋、明时代就已经开始欠账了。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东南部的经济腾飞和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机遇上说，当时恰逢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出于成本等因素考虑，发达国家把众多中低端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从地缘上说，沿海地区是最便于吸纳外来低端产业的。除此之外，东南部地区还有香港这个对外通道可以依托。几个因素相互叠加，中国东南部自然发展得也就快一些，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就要滞后不少。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则是我们国家的重工业的发展较之GDP增长是不太匹配的。

中国工业基础最佳的地区是东北，其次是华北，而各类矿产资源储量最雄厚的是西北和西南地区。举个小例子：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海军曾经从苏联购买了四艘驱逐舰，这四条舰艇在当时不单是海军最大的作战舰艇，也是海军未来发展的“种子”，所以这四艘驱逐舰是以当时中国最大的四座工业城市来命名的——它们也是中国工业化的“种子”，哪四座呢？鞍山、抚顺、长春、太原。四个地方里面东北占了三个，而当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恰好就占全国的75%。

工业化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一旦选定了切入点，那么今后几十年的路线基本就确定了。一直到现在，东北及华北地区依旧是工业基础最好的地区（注：西南地区的重工业发展最初的考虑主要是战时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冷战时期的三线建设，而从效能上考虑，由于交通不太便利，这里搞重工业并没有东北、华北那么顺手），重工业底子最差的依旧是东南地区。由此导致的问题则是，最近的三十多年以来，依靠以出口加工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东南地区的经济较之其他地区要繁荣。但是地区性的经济繁荣带动国家重工业发展的效率并不是很高。GDP上去了，但是增值之后的资本缺乏重工业来吸纳，这就导致大量外溢的资本开始流向各类“炒作”当中，这也就成了导致如房价持续上涨、虚拟经济早熟等问题的诸多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发展中西部经济以及振兴东北对中国而言绝不仅仅意味着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也绝不仅仅是把那里的资源挖出来卖到东部那么简单，而是要借助这里的工业基础及资源优势来成体系地发展重工业，从根本上去通盘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最终的目标，则应该是彻底解决自明、清两朝以来南北二元化，政治、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基本面”与海陆并重

前面用了一大堆文字来谈“基本面”的问题，以“缺什么补什么”来说，一个经营西北，一个经营东北，都是“纲”这个层面的问题。而所谓“经营”，在笔者看来并不是说把东南沿海地区之前数十年的模式照搬一遍，把当地的GDP搞起来了就万事大吉了。从经济层面来说最终搞出来的第一主要得是实体经济，得是有技术含量的重化工业——“两头在外”的加工业不算，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前文提到的资本产生与消化不平衡的问题；第二得是“以我为主”的内循环模式——这样才能解决自明、清以来积存的南北二元制的问题。而从对外战略来说，这就要求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的国境线以外，存在一片足够大的“安全区域”——凡事守十方可得六七，如果你一出国境线就被别人的海外驻军堵着，白天黑夜都得提防“恐怖组织”渗透，那国境线里面绝谈不上什么“稳固”，更不要提什么“经营”。与此相对应的，如今总被提及的台湾也好，日本也好，都只能算作是“目”这个层面的事，开头我们就说过，“纲举”而“目张”。

以中日关系来说，本质上就是典型的大陆与海岛的关系模式：由于地盘小、资源少且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在生产、生活、文化这些方面，海岛天然的就必须依赖于大陆，历史上只要是经济发展正常的岛国基本都是有大陆依托，孤悬大洋之上的岛国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无一例外都还处于原始社会；而反过来，这些岛屿对大陆而言，则在大陆与海洋之间起着“跳板”的作用。两边一比较，大陆与海岛之间的关系模式，大陆居于主动是很自然的事情——两边的联系断了，大陆是难受，而海岛则是活不了的问题。

岛国面对大陆能够占上风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出现，那就是大陆自身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譬如上千年来，欧洲大陆始终没有出现一个统一而又稳定的政权，这就给英国人留出了纵横捭阖的空间——原本孤悬海外的岛国反倒可以超然于欧洲大陆的争斗之外，把拉一个打一个的政治游戏一玩就是几百甚至上千年。日本在近代能够对中国形成以小吃大的局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和什么“狼子野心”没有任何关系。自清末开始，中国始终缺乏可以真正调配举国资源的中央政权，国家事实上是合而不统，到最后干脆是军阀混战。1949年中国大陆宣告彻底解放，从历史角度看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大一统时代就此来临，到此日本面对中国大陆，在地位上也就回归了历史的常态，未来只要中国的基本面不出问题，这个局面就始终不可能改变。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为敌还是为友，都没必要把日本放在太高的战略高度上来，因为她确实不够分量。对于中日关系，可以做这样的评价：合则两利，斗也无妨——大家坐下来呼朋唤友乃至称兄道弟自然是好事，但这最终也到不了和国运挂钩的地步，如果对方非要与你为敌，非要做出有损你利益的事情，那么我们决不会退让，那种“剃头挑子一头热”式的单向友好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只要中国在战略层面最终真正做到了“缺什么补什么”，那长远来看这些问题最终都不会是问题。

如果思维再进一步发散一下，我们会发现其实如今美国和亚欧大陆间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大陆——海岛”模式。美国好比是一个放大了的“英国”，而亚欧大陆则是一个放大了“欧洲”。当初美国能够得以崛起，很大程度上和英国类似，同样是占了“孤悬海外”的便宜。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质上则是英国“大陆政策”的超级放大版本，核心还是拉小打大、拉弱打强那一套。诚然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美国从没真想过要侵略中国，因为“大陆——海岛”模式下这几乎没机会办到，但她也并不会希望你富强起来。原因很简单，3亿多美国人口的能源消耗占了全世界总量的20%多，人均消耗是中国人的5倍。资源蛋糕就那么大，谁多吃一块自然别人就要少吃一口。抛开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如何都难以回避。

而美、英两国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海军在国家战略中的权重远高于其他国家，她们的军力发展可以算作是典型的海重陆轻。这同样是“大陆——海岛”模式下的产物，一支强大的海军对她们而言，既是保证自己有利于大陆威胁之外的保障，也是对大陆施加影响的最有力的工具。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海上。也因为这个缘故，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中国而言，背后的含义不光是强军那么简单。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和美、英两国的大格局显然不一样，中国本身就是亚欧大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建军方向必然是海陆并重，海军在这其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作为一支反干涉力量，来扩展中国大陆在海洋方向的安全空间。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就类似于历史中国抵御来自北部草原游牧民族的袭扰，只不过战场由草原大漠变成了海洋。而由此来说，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正式交付海军服役，这对海军的意义绝对是划时代的。在此之前，中国海军只能活动于岸基航空兵的控制范围之内，这就如同历史上，驻守北境的军队只能依托城池来被动抵御来自匈奴或是突厥民族的袭扰。而装备了航母，则相当于汉唐鼎盛时期拥有了自己的铁骑，这就有了在大漠深处和游牧部族打机动战的资本。

“辽宁”号航母对中国的意义

就最现实的意义而言，“辽宁”号航母在未来几年形成战斗力之后，将极大地改善中国海军在南海地区的作战环境，之前由于距离较远，岸基作战飞机在南海最南端的留空时间是非常有限的。1988年“3·14”海战，中方在完胜越军之后依旧选择后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头顶上一直开着天窗”，一旦越方战斗机来袭，海上的几艘中国护卫舰将凶多吉少。未来即便只有“辽宁”号一艘航母，相对于东南亚诸国的海空军实力，南海的力量天平也依然将大幅向中国一方倾斜。

从技术角度来说，“辽宁”号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颗“种子”。从几千吨的驱逐舰到上万吨的船坞登陆舰再到六七万吨级的航空母舰，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放大，期间的工程复杂程度是成几何数量级在增加的，以美国海军为例，她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航母建造和使用经验，然而即便是这样，当年在对“中途岛”号航母进行改装的时候依旧出了岔子，致使舰体稳定性较之改装前大幅度下降，海况稍一恶劣舰载机就无法正常起降，最终“中途岛”号不得不提前退役了事；法国战后先后建造了“克莱蒙梭”、“福熙”两艘中型航母，可是在建造“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依旧出现了一大堆匪夷所思的失误，其核反应堆的外壳曾一度出现开裂，为此不得不重新加固补救，致使航母建成后排水量从最初设计的3.8万吨增加到了4万多吨，航速则从设计的30节下降至26节，此后在试航中一个螺旋桨竟又意外脱落，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说，这个级别的大型工程完全靠理论计算是靠不住的，很多问题只有在多次反复的实际操作之后才能有直观的认识。

众所周知，“辽宁”号的前身是苏联的瓦良格号航母，在苏联解体时，它已经完工了约七成，之后被中国从乌克兰购买回来，这才有了如今的“辽宁”号航母。在瓦良格之前，苏联已经完成了三代共计六艘航空母舰，每一艘都根据前一艘的经验有所修正，而瓦良格号则是苏联军工数十年来在六艘航母建造、使用经验的集大成者，这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航母工程有了一个不错的基础，很多东西一下子变得有迹可循。但同时这不是一艘现成的拿来就能用的船，我们的军工人员必须先从头到脚、里里外外把它先勘测一遍，之后不单要做完剩余的工程，还要根据中国海军的需要对大量苏制的设备直至船体结构进行改造乃至拆除重做。可以说单就工程量而言这未必比重做一条航母要小多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如何造航母中国军工做到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就为日后纯国产的航母建造埋下了一颗优良的种子。

不单是一个建造阶段，航母的使用同样要极其倚重于经验，且不说拿到手的资料能有多少，即便全部理论教材放到面前，没有实际操作一切同样为零。我们都知道，管理一个几十号人的小公司和管理一个上万人的大企业肯定不是一个概念，绝不是把人凑在一起就万事大吉，而是要让这万数来号人组成一个系统。一艘航母几十架不同型号的舰载机，上百个不同部门，几千名人员，数不清的仪器设备，要让这些有条不紊地运作起来同样需要不断地磨合才能实现，就那么三百多米的甲板，要完成舰载机的起、降、停泊，中间的调度、加油、挂弹，同时甲板下的机库里还正在同样忙活着舰载机的调度、维护，再下面还要有更多的人负责保障这些工作所需的电力、淡水……不说这些，光是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就可以让舰上的厨房三班倒二十四小时不停火，如此规模的组织管理只有在实际操作中才能练出来，而一个航母战斗群，乃至未来以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机动舰队，它的组织复杂程度就更大了。如今的“辽宁”号航母，就是给了中国海军这样一个摸索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将最终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航母组织运用体制，还将建立起驰骋于大洋之上的航母机动舰队。

这里还要多说一句，“辽宁”号作为种子的这个性质，也就决定了在未来它的应用未必会是一帆风顺的，必然要出现种种问题，有一些在我们看来甚至是惨痛的，而公众必须对此抱有足够的包容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年“7·23”动车事故后的报道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某些媒体以一次事故就要彻底否定一个新生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婴儿能在出娘胎开始就健步如飞，什么错都不犯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什么都不做。即便是美国海军，凭借着几十年数十艘大型航母的使用经验，到现在每次出航都不可能保证6000多名舰员能够全部安全回来——每一次出海，都肯定要因为事故造成减员。按照美军的要求，每次舰载机起降之前，都必须提前起飞一两架直升机在附近盘旋，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在舰载机坠毁时可以以最快速度搜救跳伞的飞行员。仅从我查阅的数据看，1955年一年美军航母因事故损失766架飞机，造成366人死亡，在经过半个世纪的磨合之后，到2005年依旧损失16架飞机，35人死亡，2008年损失14架飞机，死亡6人，在百度上打出“航母”、“事故”两个关键字，会有一大堆新闻和图片等着你。有句话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而放到航母这类平台上而言，“平时”也很可能要“流血”，这就是客观规律，可以尽可能规避，但绝无可能完全杜绝。

【注释】

[1] 有意思的是，美国人在吓唬完日本人之后，又转道去朝鲜，结果被人家给打了回来。江户末期日本的贫弱，由此也可见一斑。

[2] 超过《马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三年税收总和。

[3] 日本的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镰仓末期足利尊（《聪明的一休》里面将军足利义满的爷爷）起初就是“恢复皇统”的功臣，之后就开始玩起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后来干脆另立了一个天皇，使日本进入了长达60年的南北朝乱世。

[4] 《甲午悲歌》，郑彭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

第五章　地缘政治之朝鲜半岛

从历史上看，历来都是守中土必守辽东，守辽东必保朝鲜。如果有一支势力进了东三省而没有取得朝鲜半岛，那他的后背就始终要面临来自朝鲜半岛方向的威胁，如果这里得到来自中国北方沿海的支援，就可以对居于东北的势力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

地缘视角下的朝鲜半岛——兼论中国的形胜之地

以地缘看中国

说历史一般要把一个完整的时间段说全了才能说清楚，就好比说玄武门之变至少要从隋末大乱说起，说秦皇汉武要从春秋战国说起。其实说地缘政治也是一个道理，历史是纵向的，而地缘是横向的，要说清一国一地的是是非非，就得先把它周围的问题先搞清楚。我们这里要说朝鲜，自然不能光盯着朝鲜半岛巴掌大的地方来说，必须拿张范围更大一点的地图来看才能说明白，具体地说，我们的话题需要从我国的东北地区开始。

有句话想必大伙从历史书上都看见过：“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句话出自《田中奏折》，现在很多人都在热衷于争论《田中奏折》是否是伪造的 [1] ，其实是真是假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至少在这里是如此，我们只要知道当初日本人在实际操作中走的基本是这样一个路径就足够了。

所谓“满蒙”指的就是满洲 [2] 以及内蒙古两块地方，为何这两块土地在日本人眼里如此重要呢？通常的说法是日本国内资源贫瘠，所以觊觎东北丰富的物产，这么说不能算错，但他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地缘。当初策划“9·18”事变的石原莞尔也说过，他并没把“满洲”看成是日本的“生命线”，而是看成是日本长期战略的“脚手架”。秦汉时代，东北地区的土地资源还没怎么被开发出来，但当时的中央政府对这片区域就已经高度重视了。要搞清楚东北的地缘问题，我们就得再进一步扩大这里的讨论范围。

扩大到哪呢？扩大到整个中国。如果把中国历史从头简单梳理一遍，我们从中很容易总结出这么一条规律：得关陇 [3] 者得天下——周灭商，秦灭六国，汉刘邦灭项羽，李唐统一天下……但凡新兴力量崛起，几乎都是以关中为根据地最终夺取天下的。为何会如此呢？战国时代，范雎在游说秦昭王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史记》卷七十九《范雎列传》）。关中地区在地理上是一种半封闭式的结构，太行山脉构成了这一地区的天然屏障，而函谷关等关隘提供了穿越山脉的战略通道；在屏障之内有肥沃的土地、完善的水利设施和足够的人力资源，这里的经济基础在当时足以支撑起一支在乱世中可以一统天下的武装力量。如果你取得这块土地，只要你守好几处关隘，在天下大乱时你就可以一边静观其变一边安然地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挥师东进，等待你的就是连接南北的富庶的中原地区，以这里为前进基地，可以轻松地向四面进兵。如果你不走运打了败仗，只要你有命逃回来，依据太行山脉咬咬牙依旧可以度过危险期，然后择机再次打出去——李世民、李建成哥儿俩第一次打洛阳没打下来，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而你的对手就要悲剧多了。如果居于中原或者江南地区，由于交通便利、水土环境俱佳，那里的确会比关中更加富庶，但是在军事上也就意味着缺乏地理屏障，在交战中必然要四面受敌。因此他们的富庶只能算是肥大，而难称之为强大。譬如南京，虽然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但抗冲击的能力并不强，从军事防御上论，只能说相对于江淮地区的其他城市南京的条件要好一些，但和西北地区比较这里依然算是易攻难守，明代的建文帝被燕王朱棣夺了江山便算是一个实例——反过来说，“靖难之役”后朱棣迁都北京，对强化王朝的中央集权是有积极意义的。抗战时期，淞沪会战一败南京顺势就丢了，除了国民党政府自身的无能之外，缺乏地理屏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根本不该是一个打战略决战的地方。

西南同样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譬如现在的四川，那里虽然水热条件优越，也同样有山峦屏护，但地形上较之关中又太过封闭，进出交通困难，且地理上远离中原。综合而论，这个地方可以在战乱时避祸自保，但不足以支持进取，龟缩一时尚可，但时间一长，川蜀之外的国土如果都丢光，那这个地方终归是守不住的。从历史上来看，秦末楚汉争霸时，刘邦退入蜀地除了向项羽示弱之外，另外也是考虑如果楚军真要追杀，这块地方可以最大限度地消减对方的攻势。但这里也就只能解一时之急，在蜀地待了不到一年时间（公元前206年二月分封刘邦入蜀，当年八月便有了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役），汉军就通过陈仓夺取了汉中，进而控制了关中之地。到了东汉末年的三国时代，刘备的蜀汉政权试图重复这一路径，但时间拖得太久，川蜀之地的各种弊端立马显现（交通不便，后勤受阻；土皇帝比比皆是，内耗严重），这就注定蜀汉在当时难有作为。到近代，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退守重庆，说到底其实还是一个以拖待变的思路——而如果没有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屏护侧翼的话，即便是川蜀之地，国民政府也根本待不安稳。

而如果对手居于更靠西北的地区，那问题就更好办了，虽然你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地理屏障，但他们那里资源过于贫乏，且由于远离中土文明，民风虽然彪悍，但亦缺乏组织性，虽然可以常常袭扰你，但很难给你彻底翻盘的机会。譬如先秦时代的戎狄，后来就成了秦军的长期“陪练”。反过来说，稳固关中，也是稳定中国西北边疆的大前提。

前面说的都是“打天下”，“治天下”同样也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历史上历代王朝如果将政治中心由关中迁至中原地带，虽然可以带来一时的财政获益，但长远来看由于缺乏地理屏障，京畿安全必然得不到充分保障，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始终存在隐患，朝廷对变乱的承受力就要下降。这种情况下势必就得通过向地方势力让利、放权来换取他们的配合，这必将导致朝廷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削弱，从而出现枝强干弱的局面——也就意味着一个王朝已经进入了寿命倒计时阶段。

比如周王室将都城由位于西北的镐京 [4] 东迁至缺乏地理屏障的洛邑 [5] 后四面受敌，势力范围不断被蚕食，最终周天子成了摆设，中国进入春秋战国的乱世；西汉王朝末年国都由长安迁至洛阳，之后同样是地方豪强逐步坐大，最终一步一步演化成三国乱世。究其根源，都城东迁，同样意味着中央政府由“强大”逐步变成了“肥大”。王朝政治中心迁往中原地区，一个重要原因往往是要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原地区四通八达，因此必然富庶。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就失去了关中的天然地理屏障，和平时期看着像没事，可是一旦面对叛乱，国都将面临无险可守的窘境，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面对地方势力失去了“势”，原本上下级间的服从关系由此慢慢蜕变成要商量着来，久而久之，番强国弱的局面下无非两种结局，要么地方豪强坐大到一定程度反噬中央，要么举国一盘散沙为外力所灭。

明白了关中地区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回过头再看东北地区就清晰多了。东北地区从地缘环境上看某种程度上就是又一个“关中”——都是半封闭式构造，大兴安岭的山脉与密林如太行山脉一样，构成了这里的天然屏障，即便是在二战时期，日本关东军依然凭借它们延缓了苏联红军的攻势，而山海关自然可以看作是另一个“函谷关”。既然都是稳固的半封闭地理结构，在这里自然同样可以做到进退自如。此外，这里的农业基础同样雄厚，东北的黑土地无须多说什么。当然，东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比较晚，所以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这只是一个潜在的可能。

朝鲜半岛背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回顾历史，除了地缘之外还有一个人力无法改变的因素，就是气候——我们不能拿现在的印象来想古代，战国时中国华北地区还到处跑犀牛，西汉时从长安走水路出发通过运河可以直接入海。起码从最近两三千年以来的总体趋势看，气候是在变冷的。这一变化加之数千年来对树木的过度砍伐（“原生态”其实并不一定就等于“环保”），最终导致关中地区的水、热条件逐步退化，今天我们对西北地区贫瘠荒凉的印象也就此形成，农业承载能力的降低使它无法继续承担帝国政治中心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在工业时代，这一问题靠人力可以大大抵消，从这个角度说，南水北调，在西北地区大兴水利，它的意义远不止改善当地经济那么简单）。加 入 VIP 微 信 whair004

由此，中国的政治中心东迁便无可避免，中国对中亚乃至西亚地区的影响彻底成了历史。唐之后第一个稳固的中原政权北宋把都城建在了离洛阳不远的开封，后面的历史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之后，元、明、清三朝都将都城选在了更靠北的北京，新中国的首都同样选择在了北京。刨除其他问题，单从地缘来看，笔者的观点是作为政治中心，北京是关中地区以外的一个次优选项，如果有机会坐飞机去北京，从空中鸟瞰燕山山脉对此便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正是定都北京，使得东北地区的战略意义进一步上升了。北京面对关外的东北地区，其战略态势就如同洛阳面对关陇地区一般。换句话说，中国政治中心的稳定，和东北地区的状况有着直接的关联。清廷一直以来都坚持封锁关外，不许内地居民迁入的政策，名义上是为了保护龙脉，其实说到底，是担心善于农耕的汉族人在关外坐大，最终成为新的争天下的力量。后来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在中原地区站不住脚，但凭借东三省仍可继续经营就是一个例证。

东北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不同在于，它并非处于中国的中心地带，而是比较靠外围。因此，除了天下大乱时国内新兴势力的崛起之外，在这里还容易成为外来民族进犯中国大陆的首选之地，日本的侵华战争便是例证。

让我们把话题转到朝鲜，我们说东三省是进取中原的战略根据，那进取东三省的前进基地是哪呢？就是朝鲜。我们看看朝鲜半岛的地形，北方多山，西南部多为平原，如果走海路从西南攻入了朝鲜半岛，这时候北方山区就显得非常重要，这道战略屏障，意味着面向中国东北地区你同样做到进退自如。地形对战争的影响绝不仅存在于古代。朝鲜战争时期，主要战场在朝鲜北部，对装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来说这里同样也不好打，飞机、坦克到这里作用都要打个折扣，后来麦克·阿瑟连核武器都想用了，结果经过计算发现原子弹在朝鲜半岛其实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纵横交错的山脉把这里分割成了一个个狭小的封闭区域，原子弹扔下去杀伤范围就被限制住了——当初扔在长崎的那颗原子弹当量要比广岛的大很多，但原子弹对长崎的破坏远小于广岛，问题就出在长崎的地形限制了原子弹的破坏范围，这就是题外话了。

总之，从历史上看，历来都是守中土必守辽东，守辽东必保朝鲜。如果有一支势力进了东三省而没有取得朝鲜半岛，那它的后背就始终要面临来自朝鲜半岛方向的威胁，如果这里得到来自中国北方沿海的支援，就可以对居于东北的势力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明末时，皇太极就是先把朝鲜打残了，打掉了驻扎朝鲜的明军，扫平了后顾之忧，才可以放心进犯中原地区。

清王朝建立之后，因为之前遭受过满人的军事打击，朝鲜王国在明朝被灭之后依然坚持只承认明为中国正朔，压根不理清廷那茬——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它压根不承认你这个政权。可到了康熙年间，朝鲜国内爆发大饥荒，康熙皇帝立即下令海运大批漕粮援助朝鲜，抓住这个机会把朝鲜给拉了过来，朝鲜来使宣告臣服，康熙对朝鲜之前的作为还嘉许为“其尤可嘉者，当明末造，固守臣节，始终未尝贰明”——连“不愉快的过去”都不算，干脆就是有气节的义举。说到底，天下的稳固首在于中央集权的稳固，即北京地区首先要稳固，而北京稳则辽东首先要稳，辽东稳则朝鲜首先要稳。与此相比，其他虚头巴脑的口舌问题自然是无足轻重。

历史上中国对朝战略的两次失误

从更久远的历史来看，早在中国政治重心东迁之前，朝鲜半岛的重要性已经凸显出来了。汉武帝元封三年，汉帝国最初在朝鲜设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个郡，以此来保证整个辽东地区的稳固。到了三国时代，盘踞辽东的公孙氏占了朝鲜半岛，曹操随即派遣司马懿予以征讨，最终夺回了乐浪、带方两郡，以这两个郡牵制了整个辽东，由此保障了曹魏不受东北方向的压力，顺带着当时的日本倭王 [6] 迫于司马懿大军的威势，遣使经朝鲜带方郡向洛阳朝贡，由此拉开了中日交通的序幕。但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状态，东汉末年的动乱终归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汉民族对北方边疆地区的控制，除了西北地区之外，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高句丽也借机坐大，除了占据了辽东的部分区域之外，还吞并了朝鲜半岛的“乐浪四郡”，至晋代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政权，国内史学界的一些观点认为高句丽和刘渊、苻坚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断坐大的高句丽政权最终威胁到了中国北方地区的稳定，当时高句丽不断攻伐亲中原政权的鲜卑和契丹，这才有了隋唐两朝的征高丽。唐自太宗征伐朝鲜重创高句丽之后，改变了对其的战术，变大规模攻坚为对外围零打碎敲——大致的方式就是一直盯着他们但不过去摧城拔寨，只是一到农忙时节就不失时机地过去砍人烧庄稼，完事以后也不占领，直接拍屁股走人，留下一片狼藉给高句丽政权收拾，来年继续下一轮。如此反复折腾，再强悍的政权也无计可施，至高宗李治时代，高句丽民族打DNA上最终被唐朝给灭了，原本居于朝鲜半岛南部被高句丽压到喘不上气的百济和新罗人由此方才得以延续，再往后便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朝鲜民族。

在这个时期唐朝的“对朝政策”曾出现过一个不小的失误，就是对居于朝鲜最南端挨着对马海峡的新罗人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借助高句丽被灭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新罗人迅速壮大，并且与日本相互联合，形成了新的敌对势力，这使得唐帝国不得不再次出兵半岛征伐新罗，捎带着在白江口重创了前来干涉的日本人。二次出兵朝鲜使得日本心甘情愿臣服于唐，但从全局而论，唐对朝鲜的控制力对比汉依旧是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从直接统辖变成了属国式的间接控制。

至明朝，由于此时国都已经定在北京，朝鲜的战略价值进一步提升——“朝鲜”这个名字，便是明太祖朱元璋所起。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之后，便发兵入侵朝鲜，为了保卫辽东的战略安全，万历年间明廷出兵朝鲜抗日援朝，最终稳固了半岛的局势。后世有人将明的灭亡，很大一部分责任归咎于万历年间的几次对外用兵“消耗了国力”。但从后面的历史看，如果当时明不保朝鲜，导致辽东乃至华北不稳，中央权威丧失，那恐怕结果只会更惨。

中国对朝鲜半岛第二次犯下战略错误是在清末。当时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国家力量已经可以高度整合，于是日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朝鲜半岛——不仅仅是对中国，在地缘上朝鲜半岛对日本而言同样是可进可退的战略要地，借助朝鲜内部变乱，日本开始以切香肠的方式向朝鲜伸手了。而同一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正搞得热火朝天，东南诸省正处于大发财的时代，面对日本觊觎朝鲜，清帝国算起了“小账”却忘了“大账”。在朝鲜问题上李鸿章把中国当成朝、日之间的“调停人”，这看似是把清朝给择了出来，避免了干涉的成本，可问题是朝鲜半岛恰恰是中国自己的核心利益所在。对日本而言朝鲜的战略价值同样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后面会细说），这就意味着朝鲜半岛的局势在当时绝非是靠调停就可以解决的。

最终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清最终还是得选择武力解决，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甲午战争。虽然从GDP看清对日本占绝对优势，但事实是清廷的中央权威和国家动员能力自乾隆年间开始便不断退化，至甲午战争前夕，中央政府面对着国内天量的财富其实只能干瞪眼，根本没办法把它们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战争潜力，光说北洋舰队因为一座颐和园就买不起新舰，问题是甲午战败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依旧五倍于日本。从这一点讲，甲午之败清廷败得一点都不冤枉——并非是什么日本人打断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是当时中国精英阶层所谓的“现代化”经不起外敌入侵的检验。

除了再一次割地赔款之外，表面上看清朝是光丢了朝鲜一个属国。可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东北地区的地缘安全、华北和蒙古的地缘安全、中央政府的权威性……这一个又一个命门如同多米诺骨牌一块挨一块地倒了下去。甲午战争结束六年后，1900年庚子之役中东南诸省以东南互保的名义单独和西方列强媾和，这标志着清廷的权威性已经衰落到和春秋战国时的周王室差不多的境地，而回顾历史，这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宋之前历朝历代失关中则皇权必然衰微其实是一个道理。

日本得到朝鲜这个跳板后，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就此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国东北地区就此完全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作为传统上政治重心的中国北方地区由此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就为后来中国军阀混战、分裂乃至后来国民党政权的合而不统埋下了伏笔。之后的“9·18”事变国民政府不发一枪一弹就丢了东三省，这可以说是给了日本人一个大大的“惊喜”，但终归也还是是一个必然中的偶然，依照当时中日间的国势来论，日本人如果以朝鲜为跳板，打赢了就占领了，打输了就退回半岛 [7] ，东三省的前景同样是非常危险，当然不至于像“9·18”那样丢得如此不堪。

不仅仅是陆上，丢失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海防同样是灾难性的。事实上甲午之后清廷还是重建过铁甲舰队的，但甲午之后中国海上力量所起的作用在历史上却鲜有记载，为何？甲午之后，日本人据有了朝鲜和台湾，即便中国重新再搞一个北洋舰队出来，南边是台湾，北边是朝鲜，南北两头被日本人一夹击，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就只剩下地图上沿海区域窄窄的一条线了，自然很难再有多大作为。直到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60多年，但是在海洋方向的这个地缘劣势依旧存在，依旧是在日、韩、台三点互成掎角之势控制中国的布局之中，只不过背后的操盘手由日本人换成了美国人。和平时期或许感觉不出什么，可是到了战时问题马上就会显现出来。面对这个问题总有人说现代化战争大伙都在天上飞，所以地理因素没用了，可果真如此吗？假设未来中日之间因为某种原因在东海海域打一仗，你选择打最“现代化”的海空战，那么即便台湾地区和韩国宣布中立不去掺和，但是只要人家说为了避免误伤、误判要强化空中戒备，要给自己划一个隔离带出来，那对中国大陆而言，能留给飞机、巡航导弹的空中通道就只剩下窄窄的一条，而且即便韩国、台湾地区明面上不参与，但人家私下和日本共享雷达侦查情报你又该如何应对？这就又等于给日方在海上增加了数百公里的防御纵深……说到底，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战争的关键要素，起码说在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会过时。

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其实俄罗斯和朝鲜的历史渊源也不浅。甲午之后日本第二场赌国运的战争便是日俄战争，这中间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在于朝鲜半岛——细说起来其实东亚地区的近代史，多一半篇幅都离不开东三省和朝鲜。众所周知，由于地理原因，俄罗斯一直缺乏像样的出海口，因此获取不冻港进入温水海域一直是俄罗斯数百年来的不曾放弃的战略目标。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结构开始整体松散化，沙俄乘机南下抢占中国东北地区，由此引出了后面的日俄战争。从日本人的角度看，占领朝鲜而吃不到东北地区，从地缘战略上说等于前面做的全都白忙活了，更要命的是俄国当时是准备进一步南下取朝鲜半岛的，这对于日本而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发展而是活命的问题了——对马海峡实在太窄了，冰河时代远古人类用两条腿就可以溜达过去。即便大伙都是“文明国家”，日本人也是绝不敢在本土和北极熊隔海相望的——这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事关国运的事情绝容不得半点侥幸，而如今却有人天真地认为一道鸭绿江就可以保东北地区太平无事。

比较有意思的是，“三八线”其实正是这个时期由日本人发明出来的。1896年，为了延缓俄国人南下的步伐，日本提出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由日俄来南北平分，而从北纬38度画线正好是分得最均匀的——至于二战后美苏还是以三八线为界，是因为这个缘故，还是因为此处的历史沿革，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1905年打赢日俄战争以后，虽然日本没有得到一分钱战争赔款，还搭进去数倍于甲午战争的战争费用和人员伤亡，但却消除了侧翼的隐患，之后便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1910年正式将朝鲜划归为日本的一个省。而在更早的1906年，日本开始在东三省设立“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将辽东半岛改称为“关东州”，并设立殖民机构“关东都督府”——关东军的名称便由此而来，由此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大举渗透，为日后的“9·18”事变乃至日本大举侵华埋下了伏笔。俄国虽然“不割寸土，不赔一个卢布”（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原话），但是俄国内部的种种社会矛盾却在战败后无法再被压制，战争期间日本间谍明石元二郎利用俄国的社会矛盾在其国内四处策动工人和农民暴动，最终这一举动无意中却为后来的十月革命打下了基础。 [8]

此后，1950年朝鲜半岛再燃战火，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半岛再次成为冷战最前沿，这段历史想必读者应该早已熟悉，在此就不再加以赘述。众所周知，当时的东北地区集中了全国重工业的75%，是国家工业化的“种子库”，如果朝鲜半岛被美国人所控制，那么从安全角度考虑，众多工业设施势必内迁，东北地区原有的铁路、公路、桥梁、电力、矿业等基础设置就只能白白浪费掉，把东北地区的产业工人全部拖家带口迁往关内更是不现实的，而拜国民党政府数十年统治所赐，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基础设施，在关内你都只能从零开始，如此一来中国的工业化将拖到何年何月就只有天知道了。

而抗美援朝远不限于这一点。回顾明清两朝的历史，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看，这两个王朝的衰败路径几乎是如出一辙：中央政府权威下降，原本富足的东南诸省的士绅集团相应的便坐大，而坐大的士绅集团凭借自己在经济、舆论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向中央政府要求权力让渡，而这就进一步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减少。财政不足则行动力必然下降，于是中央政府的权威便跟着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整个帝国便逐步进入了一个“死亡螺旋”。

清朝末年甲午战败，李鸿章建立起来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但他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东南地主士绅集团并未因此失势，为何？李鸿章丢掉的是北洋水师，可朝廷丢掉了战略屏障，一个自身难保的朝廷，自然只能是更加依赖于能和洋人打交道的李鸿章了（或者说洋人更乐于和李鸿章打交道）。如前文所言，后来中国军阀割据、有合无统的困局，最初便由此而来。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不仅意味着社会制度的进步，也是国家重新向“大一统”的回归。要实现国家大一统，首先就要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性——这个“权威”必须是有实际基础作为保障的，而这其中地缘安全便是基础中的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顿时欣喜若狂，在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都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并非是因为他们不智，恰恰是表明蒋介石是熟悉中国历史的——从明、清两朝的经验看，朝鲜一丢，中共在北方建立的政治根基同样要出现动摇。

简而言之，地缘政治有两个基本要点：第一，“守十方可得之六七”——国家利益的延伸并不会止于地图上的那条国境线，在你的利益边界之外必须要留有一定的缓冲带。譬如当初苏军撤离阿富汗，这就等于把中亚方向的防线从境外退回到了国境线，而紧随其后便是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告独立，接着车臣开始叛乱，进而波及更靠近俄罗斯腹地的达吉斯坦共和国，连首都莫斯科都随之受到恐怖袭击威胁。这个问题放到东亚地区同样是这个道理。如今有一种声音，认为现代远程武器决定了“缓冲区”不重要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武器远程化不等于说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安全诉求，而只能意味着你必须把防线向外推（落到现实中就是美军需要撤离朝鲜半岛），这就好比别人有了长剑不等于说你就要扔掉短刀任他去砍，你只能是去换更长的剑。

考量地缘政治的第二个基本点在于，多做“败世”谋而非“盛世”谋。所谓战略，要考虑的就不是眼下几天的问题，而是要考量子孙后代的问题。有句俗话叫作“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国家和民族同样如此，世界上不存在千年不衰的国家。某种程度上说，成功的战略布局最重要的不在于争取到可观的胜利，而在于在面对最糟糕的失败时，仍然能给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回旋余地。总有人说如今中国强大了，没有谁敢再像当年日本那样从陆上侵略中国，但是谁又能预见未来五十年、一百年乃至更久远的事情呢？而如今仍旧大半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格局，恰恰就是百余年前布局的结果，正是这套体系保证了西欧人在总体衰弱了半个世纪以后，仍可以过着比中国人更舒适的日子。

回过头再看朝鲜半岛乃至中国周边的其他热点区域，中国需要关注乃至影响它们，其实无须任何具体的理由，因为这里关乎中国的地缘安全乃至国运，与此相比其他问题皆是枝节。同样，也不应该因为某些具体问题，而修改大的战略基调。

话说朝核危机

缘起

朝鲜的核问题并非最近才出来，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资料介绍，早在20世纪50年代朝鲜就已经开始了核技术的理论研究，60年代中期在苏联的援助之下建立了现在的宁边原子能研究基地，当时苏联人的援助除了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以外，还包括一座800千瓦的核反应堆。现在看上去也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冷战时期这其实是见怪不怪的事情，美苏两国一方面在拼命维持核垄断，另一方面又都在对外输出核技术，这要么是为了拉住盟国，要么是为了牵制对手，譬如南非、以色列、伊朗的核技术就都来自于美国，印度的核技术则同时来自东西两方。而朝鲜作为一个小国要搞这类花费不菲的研究，也并不是为了什么面子——自1956年开始美国在南朝鲜（韩国）部署了最多时达950多件核武器 [9] ，从装有核弹头的近程弹道导弹到203毫米口径的核炮弹、核地雷，光这些就足够对朝鲜主要的城市和国防设施进行核打击了，而这还没考虑美国部署在日本、关岛等亚太其他地区的核武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核技术研究开始有了现实成果——1987年朝鲜在宁边建成了5兆瓦的石墨反应堆，除了发电之外，它还可以产生一种“副产物”——钚239，因此笔者推测朝鲜核试验中试爆的应该是钚弹。除了朝鲜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对这种反应堆的热情也很高，那就是在朝核问题上异常活跃的日本，之前”3·11地震”中出事的福岛核电站也是这种反应堆，日本同样储备了大量的钚239——仅凭这点，日本在核问题上的诚意同样是值得怀疑的。

1974年朝鲜正式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1985年12月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从时间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点名堂，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正式就任苏共总书记，在他的“新思维”之下，苏联对西方的政策开始迅速逆转，当时苏联曾做出众多单方面的让步 [10] ，这些让步并不只限于苏联自己，众多苏联的盟国和准盟国在苏联的软硬兼施下也对西方做出了让步，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做出这个举动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了。但是按照协议规定，朝鲜需要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开放核设施以供“核查”，这一条朝鲜最初是拒绝的，毕竟把保命的东西拿出来示人，这个任谁也是不会轻易答应的——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以后，伊拉克被迫接受了国际机构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全国的军政要地里里外外被美、英等国专家们看了个遍，结果核查标定的数据、参数被用到了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

到了1988年下半年，美国正式向国际社会宣布“宁边核反应堆已经产生了可制造2~3枚核弹的钚239” [11] ，朝核问题就此算是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同样来看一下时间背景，当时苏联已经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哥俩的“努力”下步入瘫痪和混乱的边缘，东欧的华约国家也都正乱得不亦乐乎，而中国随后也受到整个西方社会的封锁和制裁……说到底，那时西方世界原本是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而作为冷战桥头堡的朝鲜自然是躲不掉的。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全球格局已经彻底失衡。这段时期朝鲜对美、韩的态度曾一度软化，《朝韩互不侵犯协定》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便都是在1991年签署的。仔细看看会发现这些协议对双方的责权要求并不是对等的。韩国政府“宣布”韩国不存在核武器，“宣称”美国已经撤离了部署于韩国的核武器——有与没有完全就凭韩美一张嘴来说，而朝鲜则是要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的，退一步说美国确实信守了承诺，可他有朝一日要把核武器重新部署回半岛不过是分分钟的事，而朝鲜要重启核计划可不是能立竿见影的。1992年5月到次年2月，9个月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先后进行了6次突袭式的检查，这么反复折腾之下最后朝鲜政府受不了了——好歹伊拉克还算国际上“千夫所指”的战败国，可朝鲜还算是正常国家。

到1993年3月，朝鲜第一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由此半岛核危机正式出现在了各大媒体之上。这次危机本质上还是朝方讨价还价的成分居多——大势不在、强弱分明的情况下，小国对超级大国就是这么无奈。到当年6月11日，也就是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之前，朝、美进行了副部长级别谈判并达成了一份《联合声明》，按理说到此朝核危机算是结束了。可到了1994年5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推动下突然又旧事重提，宣布要继续对朝鲜进行核查，并提出要对朝鲜进行制裁。

还是继续看时间背景。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已经是82岁高龄，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而同年由于水灾朝鲜农作物大规模歉收，当时连国家的储备粮库都在洪水中被冲毁，朝鲜国内正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从这点很容易看到，美国人的举动其实就是“乘你病，要你命”。其实在金日成逝世前一个月，也就是1994年6月，安理会宣布要制裁朝鲜没两天，美国前总统卡特就赴平壤与金日成“斡旋”——两边的官方身份是不对等，卡特带来的就是现在总被提起的《朝核问题框架协定》，其中规定朝鲜必须冻结一切核项目，并在所有设施上安装监控设备，禁止任何项目被重启。同年7月8日，朝鲜领袖金日成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到10月21日，也就是金日成逝世3个月后，朝鲜代表正式在日内瓦签署了这份协定。这里面城下之盟的味道其实并不难看出，后面朝鲜几次要废除这个协定，根源还得从这里找。后来伴随朝鲜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朝核问题再次被炒起来并一直热到现在，对比1994年那一次，或许我们可以看出一二。

其实，历次朝核危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看，我们不妨拿一张历年国际大事列表来对照着。2002年12月朝鲜重启核设施，次年1月10日再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小布什抛出“邪恶轴心”的提法正是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之后开始紧锣密鼓地对伊拉克进行战争准备，到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最终其全境被美军占领，而此前伊拉克正是完全配合了美英的“核查”；2006年10月9日，朝鲜进行首次核试验，而此时时任韩国总统，代表左翼力量的卢武铉正被折腾得七荤八素，自2004年总统弹劾案之后，韩国政界、商界的右翼力量就一再发难，力主对朝强硬的韩国右翼力量主导政局已经是大势已定，2008年代表右翼力量的李明博就任韩国总统，次年处于监视居住中的卢武铉没有任何征兆地“自杀”了。一句话，世上不存在无因之果，要看清朝核危机，光看朝鲜是不够的，必须把它放在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变化之中去看。

目的

朝鲜开发核武器的目的说到底无非三点。就中期的目的而言，主要就是自保，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巨变后，朝鲜基本上失去了可靠的外援力量，在冷战时期朝鲜可以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核保护伞和常规军事力量来支持它，1991年以后，朝鲜常规武器的更新基本就已经停滞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原本朝鲜和韩国在军备质量和数量上基本可以说是持平，但是1991年后，朝鲜的常规武器更新就难以为继了，韩国却不断地在更新换代，不少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甚至比日本自卫队还要高，譬如韩国空军装备的F15K，这些飞机从质量上来说已经完全超过了日本空中自卫队装备同型号飞机，在东亚地区或许看不出来，但如果把韩国搬到欧洲去，那它的武装力量绝对可以数一数二（如果不考虑工业基础的话）。

而与此同时，朝鲜武装力量的技术水平基本还维系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甚至更早的水平——空军最先进的就是十几架苏制米格29战斗机的早期型号，整体水平和韩军差出一代还要多；海军的状况更差，真要是爆发大规模战争，除了潜艇和水雷以外，很难再拿出其他有效的手段来抵御来自海上的威胁；陆军的情况算是最好的，一来对陆战和技术差距的敏感度要低一些，二来朝鲜人民军在三八线附近几十年如一日依托山地不断修筑掩体、工事，这些可以抵消掉美韩军队的一部分技术优势，但这仅限于消极防御，无法支持人民军主动出击。而这种情况下朝鲜所面对的除了韩军之外，更有驻韩、驻日美军，甚至还有考虑来自日本自卫队的潜在威胁。

如果没有可靠的外部保护力量，特别是没有核保护伞，朝鲜的处境的确不妙。从这个角度看，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核武器之外，靠朝鲜自身确实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部分抵消美日韩的军事优势——而从后文看即便是有了核武器，意义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另一个问题可能在于经济，众所周知，苏联解体以后朝鲜的经济一直非常困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主要是两个：其一是随着经互会体系的消亡，朝鲜失去了贸易对象以及经济援助来源，而美国一直对朝鲜实施的都是封锁政策，所以也就没可能加入以欧美为主导的新的国际贸易圈，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外向型经济至此搞不下去了； [12] 其二是能源问题，朝鲜建国后，它的工农业体系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一方面偏重于重工业，另一方面农业领域的机械化程度也相对比较高，这种石油换粮食的农业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曾给朝鲜带来过超过1000万吨的粮食产量，但问题是朝鲜自己恰恰是不产油的，苏联解体之后朝鲜同样还失去了原油的主要来源。说到底，在朝鲜要搞经济，一要解决开放问题，二要解决能源问题，人倒是不缺。 [13]

所以，除了武器化之外，朝鲜客观上确实也有搞核电站的需求——通过发展核电站，弥补能源缺口，降低对外界石油供应的依赖。前面说过，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克林顿执政时代，朝鲜和美国的关系曾一度缓和（虽说是城下之盟），宁边核设施一度停止运行，这其中也包括1987年建成的石墨反应堆，里面的核燃料棒被取出。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承诺在2003年前向朝鲜提供两座总功率为2000兆瓦的轻水核反应堆——所谓“轻水反应堆”，简单地说，就是发电可以，做其他的就不要指望了。当然，这笔费用主要是日、韩来掏的。而在此之前，美国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作为燃料。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只算经济账的话，显然朝鲜还是划算的，如此它的核计划也算以另一种形式起到了作用。问题是美国人并没打算给朝鲜这个机会，2001年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右翼保守派成了美国的政治主流，这一次与1989年前后差不多，美国精英阶层又一次想“毕其功于一役”。

2000年前后正好是美国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候——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所带来的红利让美国在当时达到了巅峰状态，而同时纳斯达克市场泡沫化已经日渐明显，欧盟也正紧锣密鼓地在通过发行欧元来整合欧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99年爆发了科索沃战争，2001年爆发阿富汗战争，2002年小布什抛出了“邪恶轴心”的说法，指名道姓要拿下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共同特点都是地缘政治上的战略要地，2003年美军兵进伊拉克。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显然不可能继续履行承诺，直到现在，两座轻水反应堆的烂尾工程还一直撂在朝鲜。

而从更长远来看，朝鲜一直想得到的可能还是在诸多大国之间实现等距离外交——不倒向任何一个国家，以此使得朝鲜能在大国纷争的夹缝里保持太平。纯粹从利益角度分析，一个地处要害的小国，同时面对A、B两个大国，小国如果一脑袋扎到A一边，对于B来讲既然它没有拉拢的希望了，那自然就要全力地压制它；而A国则会觉得，反正你都已经是站在我这边了，我也就没有必要给你那么多的好处，只要维持你不垮台就行，这个原理可以说放之多数地方而皆准。

现在的韩国和日本就是反例，对美一边倒的状态导致它们对美国人极其缺乏主动权。朝鲜要想实现这种等距离外交必须得有一个砝码，这个砝码就是核武器。前面说过，被排挤在世界经济循环之外是现在朝鲜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而要想融入世界市场同时保证自身安全，核武器这个砝码同样是很有价值的。

而具体到最近一次的朝鲜核试验以及火箭试验，可能有以攻代守的考虑。朝鲜领导人金正日逝世后至今，严格说现在的朝鲜高层依旧处于权力交替的过渡时期，这中间的不确定因素非常多。美韩恰恰就是抓住这样一个时机，再次对朝鲜施压，这和1994年时几乎是如出一辙。如果读者有兴趣，不妨以“韩美联合军演”为关键词来检索一些相关的新闻，看一看自2010年开始美韩军演的密度究竟有多大。金正日逝世之前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都是因为韩方主动在敏感区域进行军演而造成的。朝鲜新任领导人金正恩就任以后，美韩的联合军演依旧没有断过，这给朝鲜带来的压力是非同小可的——实兵实弹的军事演习中部队除了心态之外，其他一切状态都与战时毫无区别，从演习转入实战甚至可以以小时来计算时间，战争史上以军事演习为掩护对对手发动突袭的例子并不鲜见，因此一场军演远比宣布X级战备给对手的压力要大得多，而连续不断地在军事分界线附近搞军演，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哪怕是神经再粗壮的人，也不可能还继续淡定下去。

在美韩的这种频繁的军事压力之下，如果朝鲜搞消极防御的话，肯定是左支右绌，防不胜防。那么索性主动出击一下，以攻为守，避免在权力过渡期不断地被美、韩袭扰，国内出现不确定因素。至于效果如何，应该说一时半会还不好下定论，原因前面说过，归根结底朝鲜半岛的局势不是朝、韩两个国家能够左右得了的。比较有意思的是，朝鲜的核装置（是否能称之为“核弹”暂时还存疑）炸响以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NBA到朝鲜打比赛，而且比分还正好是平手，当时这条新闻让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乒乓外交；另一个新闻稍弱一些，就是朝鲜的喜剧电影《金同志飞起来》在美国上映，这个应该说朝鲜方面主动为之，这也可以称为是电影外交。而在半岛气氛缓和了最多不过一两周后，美、韩军演又续上了，双方继续互相放狠话。

这其中的问题恐怕是出在美国内部。严格来说，除非是爆发战争或者大规模天灾，否则任何国家内部都很难称为是铁板一块——只要把人堆在一起，必然要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美国自然也不会例外。一方面奥巴马主导的白宫遵循的是外交上的务实主义，通过“篮球外交”与朝鲜缓和关系就是白宫的手笔，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对此一直是持反对态度，韩、美军演的幕后推手应该就是这一边。这两件事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其实这反映的就是美国政界的内部斗争的问题。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国内一直存在两个权力斗争：一个是内政，华尔街在小布什时代已经完全失控，总统对于美国内政基本上是没有发言权的，美国众多大财团事实上的作用和中国的各个部委类似，但前者只需为自己的利益负责，奥巴马上台之后，一直试图强化对大财团特别是金融财团的影响力，这才有了他上台伊始的医疗改革 [14] 和企图强化金融监管，而早些时候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华盛顿对此其实也是默许的，真正的弹压主要来自纽约；另一个斗争是外交主导权，小布什时代总统的权限主要限于外交——白宫、国务院 [15] 和五角大楼联合在外面放火，华尔街负责消化被赶到美国国内的各国资本。而奥巴马就任以后，总统和国内的财阀已经难以继续默契配合了，从国家长远考虑金融财阀必须抑制自己的贪欲，但显然后者不乐意，如此一来在外交方面，总统和国务院的权力之争也就日益明显，上一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频繁亮相甚至让人们忘记了奥巴马的存在，而回顾当时的新闻，总统和国务卿对同一问题的阐述常常是相反的，问题便来自这里。

外政权力之争的另一个主角是美国军方，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算起来美军在最近十余年来几乎一直在打仗。理论上说美军实施的是兵将分离的体制，也就是说军队战时指挥和平时管理是两套机构，双方是互不统属的，这样又便于国家对军队进行有效控制。但是经年累月的战争让兵将分离机制事实上失去了意义，美军不单事实上成了兵将合一，一定程度上甚至有了军政合一的问题——美军一直是远离本土作战，于是军方高层除了作战指挥权之外在外交上势必也要有一定的权限，久而久之很多事美国的战区司令部在当地国家便可先斩后奏。另一方面，军方又跟美国国内的军工集团形成了联系，这样又分到了一部分经济上的权力，这样一来美军就形成了一个军、政、经三位一体的小独立王国，这就有点像唐朝的节度使了——虽然不可能玩出美国版的“安史之乱”，但的确弱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所以奥巴马自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其实相对于华尔街捅出的那个天大的窟窿，美军在海外的战事花费并不算多，即便省下来对弥补缺口而言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之所以总统坚持要撤军，主要还是考虑要通过结束战时状态来恢复美军军政分离的状态，从而强化白宫的权力。为此总统和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不断，乃至于在奥巴马刚刚连任成功不久美军好几名将领就因为各种“丑闻”在几天内被悉数撤换 [16] ，这些都是总统在跟军方互相争权的表现。而在朝鲜半岛，既然奥巴马想缓和局势，军队自然不会顺着总统的意思来——半岛局势稳定同样意味着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权力将被削夺。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整个事件中其实一直有高明的主角被大伙给忽略了——就是伊朗。这一次朝鲜核试验中，观察者当中除了朝鲜自己的军政要员和技术人员以外，还有伊朗的科学家，为了这次参观的“入场券”伊朗支付了朝鲜政府2000万美元。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朝鲜和伊朗一直在尖端技术领域有很深的技术合作，不光是核技术，还包括导弹、运载火箭等，双方一直在互通有无。这个很好理解，两个国家都面临美国的军事压力，都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两国的底子又都不是特别厚，这样相互扶持是双赢的。也就是说朝鲜有的技术，其实也等于是伊朗有的，而通过朝鲜的核试验，伊朗在自身没有搞核试验的情况下也就验证了自己的核技术。所以在朝鲜核试验以后，哈梅内伊旋即宣布伊朗不搞核武器。这说明伊朗心里已经有底了，发展核武所需的硬件伊朗已经具备了，而通过朝鲜的核试验，核技术的可靠性也已经验证了，所以伊朗宣称不搞核武器，恐怕更多的是引而不发——既不给美国任何借口，又实实在在地让对方感受到压力（“不搞”毕竟不等于“放弃搞”）。这是题外话。

损益

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1945年的事，到现在已经70年，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都向外扩散过核技术，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众多衣食无靠的苏联技术人员又流失了不少，几个因素一叠加，作为入门级的核武器，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构造早就不是秘密了。

一般认为，朝鲜最近一次试爆的应该是一枚以钚239作为核原料的内爆式原子弹。美国当年投在长崎的那颗原子弹，以及我国在1964年首次爆炸的原子弹都是这个类型——原子弹有两种构造，一种叫作“枪式”，美国投在广岛的那颗就是这个类型，构造最为简单，就是两个半球状的核材料，通过炸药贴合在一起，达到发生链式反应所需的临界体积后发生核爆，但是这种方式的核材料利用率非常低；另一种就是“内爆式”，就是用核材料制作一个空心的球体，质量应该是临界质量的若干分之一（具体数字是保密的，免得大伙都在车库里做原子弹玩），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化学炸药的爆炸，让这个球体在瞬间压缩，这样密度会达到临界值，在达到临界值之后，会产生裂变反应引起核爆炸，这里面的关键技术障碍就是爆炸控制问题，必须在化学炸药爆炸之后，维持若干毫秒时间保持核材料不能散，如果规定时间之内核材料散了的话就不能形成有效的裂变反应。理论上来说，对于基础差不多的国家而言，如果投入足够多的资源，那么在一定的时间内，基本都可以攻克原子弹。

不过如果再想往前一步搞氢弹，那就不是光靠投入资源就能解决的问题了，氢弹的基本构造也只有两种：一个是美国的泰勒构造，一个是中国的于敏构造，两种设计都属于神来之笔，再说白一点，这个不是光靠砸钱就能解决的事，五个核大国中，英、法、苏的氢弹设计都是从这两个基本构造延伸出来的，而且也再没有向外扩散过。所以说新兴国家如果没有来自核大国的直接技术支援，想搞氢弹基本是不可能的。

如此说来，核武器的扩散理论上说是很难避免的，后来者要搞核武器最大的障碍并非技术，而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不过这种“自力更生”的成果是有限的，对于小国来说，原子弹出来以后也就基本到头了，而原子弹的威力只能做到几万吨TNT当量。要实现十几万吨乃至上千万吨级的当量只能靠氢弹，但这个新兴核国家根本是玩不转的。

核武器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特殊的工具，就如同一把刀，是拿来吓唬人还是称霸武林，关键还是要看这把刀是握在一个普通人手里还是顶尖高手手里。同样的道理，核武器在大国手中和在小国手中，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大国手里，核武器就是争霸天下的工具，原子弹现在在五个核大国当中其实装备的并不是太多，氢弹才是主流——当量轻而易举的就是上百万吨，苏联甚至搞过1亿吨当量，掌握了氢弹才能真正谈得上摧城灭国，对新兴核国家这个门槛就已经几乎不可能迈过去了。而核大国手里还有新兴核国家根本无法企及的第三代核武器，也就是中子弹，它实现了低辐射和威力可控，有了它，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就大幅降低了，某个区域一时半会打不下来，扔一两颗过去，差不多一周之后辐射量就可以降下来，你的部队就可以去进驻，用了之后影响很小，保密好的话甚至世人都无法察觉你用过。除此之外，如今又有了让人彻底绝望的外层空间导弹拦截技术——新兴的几个核国家手里的核弹和运载工具数量都不多，经不住几次拦截，而技术发展到这个层级，连英、法也宣布“掉队”了。

核武器搞起来难，搞出来以后维持核武库更难。缺乏国力支撑的国家即便是能把核武器开发出来，也不可能造很多，不是因为材料不够，而是“养活”不起。核弹不是造出来随便哪放着就可以了，要定期地对它进行维护，美国在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暂停了核试验，在前一段时期，对核武库当中的一部分核弹的核扳机进行了检验，发现这些核武器一旦扔出去的话，有30%很可能炸不响，还有10%无法完成完整的核爆，成了大号的脏弹。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核武器可靠程度更低，因为缺乏维护，最极端的说法是这些核弹打出去能真正完成核爆的也就是30%左右，以美、俄的国力尚且如此，对一般小国来说即便拥有足够的核材料，也搞不了很多。而且如朝鲜这样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也决定了跟大国之间打核对攻的话也是绝对的劣势，它手中少量的核武器可能（仅仅是“可能”，而不是“一定”）会让对方在局部付出比较重的代价，但是对于它来讲就是亡国灭种。

所以朝鲜核试验成功确实是半岛局势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但它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即便朝鲜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原子弹，对它来讲，真正的价值是一旦未来面临外来的军事入侵，对方会因为这些核弹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有所顾虑——保不齐会给自己带来比较重的损失。其实小国通过核武器所能获得的就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当然，这也远比没有强。伊拉克和利比亚也都有过搞核武器的念头，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都放弃了，结果众所周知，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因为放弃核武器而逃出人家的视线，最终都被拿下了，因为它们的战略位置和石油资源都在那摆着，这就叫怀璧其罪。

应对

朝鲜也好，伊朗也好，这些国家开发核武器，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如前所说，原子弹在小国手里成不了号令天下的“屠龙宝刀”，说到底它们还是为了自保。半岛无核化真正的障碍是美国，朝鲜核问题是“果”，美国的国际霸权才是真正的“因”。

核武器这个东西和其他武器的不同在于，它们的威力第一次超越了战场所需要的极限，也就是说你通过不多的投入，就可以在战场上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完全不对称的优势。这样的话任何国家掌握了它，都希望这种绝对优势是自己一个人独有的，这个就叫公交车心理，车就这么大，没上去的时候拼命想着挤上车，可一旦挤上车就不希望后面的人也能上这辆车，任何一个核国家都是这样。1963年之前，先是美国，之后是苏联，然后是英国，一共三个国家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当时三家就签订了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内进行核试验，把地下核试验排除了，就是说条约不限制地下核试验，当初搞这个条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核垄断集中在美、苏、英三个国家手里，因为从技术上来讲，60年代的时候地下核试验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你如果要想造原子弹，第一次核试验必然是要在地表以上来完成的，这就是为了遏制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个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缘和经济上的目的，只要是核国家都会这么做。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具体说应该是在1996年，已经有了美俄中法英五个核大国，当时又签署了一个《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这个禁止得更绝，把所有的核试验都给禁止掉了，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由于技术的原因，核武器地下试验已经不是什么不可攻克的难题，所以就是通过完全禁止核试验来保证核扩散不会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任何一件事都不会成为一个国家的绝对性追求，核公交车心理，不可能取代每一个国家的现实利益，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现实利益需要，核武器的扩散至少对它没有现实危害的时候，核大国往往会让这种核公交车心理让位于自己的实际利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五个核大国之外，世界上至少有两个国家的核武器是和美国有关系的，一个是以色列，这是美国整个中东政策的核心，地域狭小，而且面对的是周边阿拉伯国家，美国要延续自己的中东政策，延续自己的中东战略，必须得把以色列保全住，所以以色列的核问题一直被美国人压着，极少在国际场合被提及。

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五个核大国之外，新兴核国家当中以色列的核武器水平可能是最高的，不但掌握了最基本的原子弹，而且还掌握了核武器的小型化技术，这极有可能是从美国得到的。除了以色列之外，另一个让美国放弃核公交心理的国家是印度 [17] ，印度居于南亚次大陆，这个位置属于东西交界的地方，所以从历史上来讲，印度一直是被美苏两个国家同时拉拢，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搞核试验的时候，虽然国际上进行了谴责，但是没有过多长时间，美国很快放弃了对印度所谓的制裁，连最低限度的制裁都没有了，不光不制裁，而且在核技术领域跟印度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这些就是在变相地帮助印度人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这是因为印度的核武库是制衡中国很重要的砝码。

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作为传统核大国的美国在面对新兴核国家的时候，一旦对方拥有核武器的问题成了既定事实，美国往往会转向一种务实外交，也就是在政治层面尽可能地去趋利避害，而不去看重“虚名”。无论这个国家之前和美国的关系如何，对于美国来讲，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立国，乃至于友好的国家，永远要优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敌对国家。美国这种务实的态度，其实也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所面临的问题是，朝鲜拥有核武有成为既成事实的可能。我们不想身边多一个核国家，我们更不想身边多一个敌对的核国家。面对朝核问题上，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自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除此以外也应估计到其他可能的情况。现实是除了五个传统核大国之外，如今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以及朝鲜，未来可能还包括伊朗，都是事实上的核国家。最务实的一件事，是尽快把新兴核国家纳入到一个体系当中来，避免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

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考虑一步呢，传统的核军控体系产生的背景是美国的影响因素比较大，国际霸权导致新兴国家对这个体系的信任度非常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伊拉克放弃核武器计划，让美国人核查，但在核查之后，核查小组的这些数据最后成了美军伊拉克战争时期对伊拉克境内目标进行空中打击的依据，很多目标的标定都是在当时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如果重新搞一个新的核军控体系，在体系内做到更为公平公正，也未尝不是一个方向。

从中国的利益角度去看，所谓半岛核问题的讨论并非应该仅限于朝鲜，日本、韩国以及驻日、驻韩美军其实是更大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朝鲜的军力面对美日韩原本也是相差悬殊，而有限的核武器在两边实力天平上的分量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所以日本的核计划以及美军扬言重新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几件事当中，朝核问题说到底只是一个借口。什么叫“借口”？中国小学课本里就有《狼和小羊》的寓言故事——狼要吃羊是目的，羊在上游喝水还是下游喝水就是借口。东亚地区真正值得美、日部署核武器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通过促使朝鲜无核化可以让一个借口消失，但无法让美、日的野心消失，因此半岛无核化必然需要把美、日、韩也纳入进来，而不是让它们舒舒服服坐在审判席上。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日本一直遮遮掩掩，大量增殖反应堆产生的钚239的用途更是让人生疑。而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同时也是目前核武器数量、质量位列第一的国家，她的核武器部署情况其实也是不透明的——完全凭自己来说。直白点说，假如战争爆发，当一枚战斧巡航导弹飞向中国的时候，谁也无法知道它里面装的只是炸药还是一枚核弹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急需中国在汇率、国债等问题上向美国让步的时候，突然爆出消息在2006年美国“误将”四套洲际导弹头锥部分运到台湾，其中包含有核武器的关键部件，明眼人谁都能看出来这其中威胁、讹诈的味道——1999年中国驻前南大使馆同样是被美军“误炸”的，而这件事显然和朝核问题扯不上关系。相对于朝鲜的几颗原子弹，美、日对中国的核威胁要现实的多得多。

此外韩国目前也在开发射程3000公里的巡航导弹和射程800公里的弹道导弹。相对于情况尚不明确的朝鲜核武器，韩国远程导弹的潜在威胁其实更为明显，这些导弹已经远超过半岛战事所需，射程3000公里意味着中国东北、华北地区都在其攻击范围之内。对此中国同样不该不闻不问。

当然，任何一个核国家，说到底都意味着一个不确定因素，对朝鲜这一条同样适用。

以朝鲜目前的情况来看：

第一，还无法确定它是否有能力把核技术武器化、小型化（导弹能装得下），但是从长远来讲，如果核计划不停止，理论上说早晚会走到这一步。

第二，核弹只有说打到对方的国土上，才会产生效果，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用飞机临空投弹几乎是做不到的，对朝鲜来说，唯一有效的可以用的核武器运载手段只有弹道导弹。

第三，我们知道朝鲜的核弹数量不会太多，现在除了美国之外，可以使用常规弹头实现大气层外中程反导的国家就是中国，这个技术用来对付大规模的核打击，短期来讲数量远远不够，但是对付若干零星的弹道导弹，则是足可胜任。所以说从技术上来讲，加快中国的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系统实用化也是当务之急——只要能够实战化，前期就可以大大抵消掉新兴核国家对中国的潜在威胁。

开城工业园

在关于半岛的新闻中，另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就是“开城工业园”，这里我们也简单来说说。开城工业区的建立，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阳光政策”的重要产物之一。“阳光政策”这个名字来自古希腊伊索寓言中的《北风和太阳》，即北风和太阳为了让人脱去外衣而进行的比试，太阳的温暖最终战胜了北风的寒冷。放在当时的情况，就是韩国要以温和、合作的方式来处理朝、韩关系。这一方面可以给韩国带来经济上的实利，另一方面当初金大中也希望借此缓和半岛紧张局势，降低韩国对驻韩美军的依赖，从而让韩国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2000年韩国现代集团总裁郑梦准访问朝鲜，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会面后，两人提出仿照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在朝鲜的“开城直辖市”中划出一部分设立经济特区。由朝鲜提供土地和劳动力，由韩国提供资金和技术，这就是开城工业园的由来。2002年11月，朝鲜制定了开城工业地区法。2003年，朝鲜政府把开城直辖市改成开城特级市，进一步突出该地区的特殊性。在韩国，开城工业地区又被称为“开城工业团地”或“开城工团地”。

2003年6月，面积为3.285平方公里的开城工业区第一期工程开始启动。计划最终建成面积达66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吸引2000家企业和70万名从业人员进入。第一阶段的建设费用为2205亿韩元（在当时约合2.5亿美元），其中一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设施包括10万千瓦的高压输电装置、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和一设在工业区外的垃圾处理厂。

建设资金的出让和分配由韩国的国有企业“韩国土地公社”负责，施工任务的负责方则是现代集团下属的现代峨山建设公司。除了资金，韩国方面还提供了其他一些实物支持，其中主要是朝鲜无法解决的燃料——2006年1月，韩国一次性向开城地区提供了6万吨精煤，用于工业园工业和家庭用燃料。

从经济上来看，开城工业区对韩方是绝对划算的，当时韩国工人月薪为3000美元，而早期在开城工业区的韩国企业每月只需付给朝鲜工人70美元左右，合当时人民币也就不到600块钱。而这些工人的素质绝不是东南亚国家那些连字都认不全的当地人所能比的，因为实行免费教育，朝鲜文盲率几乎为零，大学入学率能到40%，而这些工人组织性和纪律性更非东南亚人能比。而且开城工业区到韩国首尔只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距离韩国航空枢纽仁川更是只有50公里，这中间节约的物流成本同样是非常可观的。除此以外，韩方企业还有一个获利点，就是地皮。大伙都知道，地价如今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韩国的地产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地租原本是企业运行中极大的一块成本，而在开城这个问题就要小多了。说白了，这本质上和改革初期港资、台资来大陆办厂一样。显然，如今的我们不可能认为当时的港商、台商是来大陆积德行善来了，当时大陆政府和台资、港资商人彼此看对方时的心态，其实和后面在开城工业园朝、韩双方彼此看对方的心态是如出一辙。实话实说，这里面真没有太多感情的成分可言。

不过说到底，开城终归还是一个两边都有所收获的项目，而且除了经济合作以外，它还兼具着政治象征，所以朝、韩在这个问题上关系合作的算是比较默契，而一般来说，但凡有政治象征的东西，经济账通常算得就不会那么精细，这一点全世界都差不多，这就能让入驻的企业得到不少实惠。到2004年末，工业区已经开始有企业进驻，到2007年，连接工业区和韩国的铁路开通。到这年的12月，已经有251家公司签约在当地建立工厂，总共聘用了773名以管理阶层为主的韩国人及1.9万余名朝鲜工人。除了韩国企业，还包括两家中国企业和一家德国企业。为了配合这些企业的运行，当地还进驻了一些服务性设施，包括韩国的友利银行和在朝鲜只有开城工业区能见到的日本连锁便利店“全家”。当时韩国现代峨山公司在开城工业区的总负责人徐礼泽曾经自信满满地断言，开城将成为东北亚的“硅谷”（似乎亚洲各国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形容自己的成绩）。

而从2009年开始急转直下了，当年李明博就任总统，以卢武铉为代表的韩国左翼一度受到打压，相应的，韩国对朝政策也开始趋于强硬。2010年天安舰事件以后，朝鲜声称韩方利用开成工业园搞间谍活动，首次宣布关闭开城工业区。由于朝鲜方面的消息非常封闭，对此我们只能来看一些常识。一直以来，韩国的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日本，彼此之间确实存在正常商业行为之外的默契（日本商社为政府提供情报是一个传统）；再者，由于彼此封闭，韩方能直接接触的朝鲜最基层的机会非常少，从技术角度上说，在这种情形下像开城这样的平台，对于任何思维正常的情报部门而言，都不会视若无睹，无非是要维持一个“度”，在越线之前大伙通常就是心照不宣，这也是这一领域的“潜规则”，而从此前的报道看，韩国在这方面“玩过火”的新闻并不鲜见，譬如曾在和别国进行军贸谈判期间摸到对方代表房间，结果被发现，因此韩国确实算是有“前科”的。综合而言，这一指控也未必就是毫无根据。

不过，朝鲜主要还是表明一个态度问题，事实上当时韩国人还是可以自由进出开城的——毕竟投资入驻的企业和朝鲜政府还是有共同利益的，这个“统一战线”朝鲜肯定还是要搞。

不过开城工业区毕竟身具政经两重属性，所以终归是要受到波及，如今既然政治上的象征价值没多少了，那经济账就不会再算的那么模糊了。从2009年开始，朝鲜政府首先要求把工人工资提高至300美元（合人民币2400块）——对比韩国本土3000美元的工资肯定还是绝对的低工资，但这个标准已经高于同期韩国在华企业支付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同时，朝方要求将地租从当时的1600万美元提高到5亿美元。当然，韩方不可能答应，经过漫长的谈判，直到2010年8月，双方才达成协定，将当地朝鲜工人的工资提高5%。而实际上，这只是维持了2007年以来每年工资提升5%的惯例。目前这里朝方工人的工资水平是110美元每月（合人民币不到700块），而因为工资是以美元结算的，每年朝鲜差不多可以获得8700万美元的外汇，2004年至2011年11月，工资总额约为1.9358亿美元，这笔钱从数额上说并不多，但对极度缺乏外汇储备的朝鲜来说，终归能解决不少问题。除去政治因素以外，这一点和我国当初靠各种优惠政策出口换汇的思路差不多。

那么朝鲜几次宣布要关闭开城工业园，是否可以借入驻韩企的手对韩国当局形成压力呢？恐怕很难。入驻开城的韩国企业几乎全是中小企业，三星、现代这样的大型企业并没进去——显然小企业对地租、人工、物流的成本更为敏感。而自2009年开始，韩国政治全面倒向右翼，于经济上说其实就是国家政策全面倾向于大型财阀，削弱了中小企业的话语权（韩国左翼政党算是中小企业的利益代表），最近两年三星集团一路高歌猛进，其实和这个背景也不无关系。在此背景下，指望这些小企业说服韩国政府基本不可能，说的诛心一点，中小企业大面积陷入困局，对大财团而言反倒可能是个好消息。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纯粹从利益角度考虑，朝鲜政府也不太可能真把这个工业园彻底关掉——如果韩国是右翼上台，关了它对韩国当局的影响不大；如果是左翼上台，这也只会把原本比较倾向朝鲜的韩国左翼推到对立面去。无论哪一种可能，对朝鲜来说都不划算。当然，对已经入驻这里的韩国中小企业来说这也不算是个太好的消息，实体经济运行最重要的是环境稳定，这样反复折腾终归不是好事，至于这种死去活来的状态要维持多久，也不是它们乃至朝韩双方可以左右得了的。

【注释】

[1] 事实上日本史学界的争议主要集中于这份报告是否出自田中义一之手，即便是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重光葵也从未否认这份奏折出自日本人之手，一般日本学术界认为它出自另一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

[2] 满洲原指部族，地理意义上的满洲，具体区域随着历史的推延始终在变化，《田中奏折》中的满洲是指中国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一带。

[3] 指关中与甘肃东部一带地区。

[4] 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

[5] 现今的洛阳市。

[6] 唐朝以前日本国君对外称呼为“倭王”，天皇一词一般认为来自高宗时代的唐朝，最初是对唐高宗李治的尊称。

[7] "9·18"事变当晚，石原莞尔其实就做过战败的准备和部署，一旦日军被东北军打败了，就接应他们过鸭绿江撤回朝鲜。

[8] 《军国的幕僚》，俞天任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4月出版。

[9] 《1956年美国为何在韩国部署了950件核武器》，作者黄山伐，参考自央视网历史频道，转自《环球时报》。

[10] 譬如在削减核武器问题上，苏联需要将核弹头完全拆毁，而美国只是把它们从导弹上拆下来储存起来。

[11] 来源于新华网，新华资料频道《朝鲜核问题》。

[12] 冷战时期，朝鲜事实上一直是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主要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出口农副产品来换取工业品和能源制品。

[13] 在笔者看来，朝鲜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先军政治”可能和其经济有直接关系。由于经济停滞，大量青壮年人口没有工作可作，如果放任自流的话，这就很可能形成社会的动荡因素。面对这种情况，索性通过扩军把大量富余人口以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这其实也是一个办法。养兵其实就是在养人，而从资源角度上说，把人集中起来过日子是资源利用率最高的模式。这些数量庞大的非精锐部队未必有多强的战斗力，但是它们确确实实是朝鲜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相应的，在朝鲜经济状况没有扭转之前，贸然裁减这些部队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主意，一下子向一个经济体投送大量的青壮年，又无法保证有足够的工作岗位让这些人谋生，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所以在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之前，朝鲜政府也不太可能随便改变这一政策。

[14] 美国医疗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私人的保险公司和医院形成了垄断性的医疗金融联合体，如果不购买医保，则患者的医疗费用将要翻番，而美国的医保完全是商业性的，购买医保又是美国人生活中极大的一个成本。奥巴马的医改就是要政府进入医疗保险业，以国企形式给老百姓提供较为廉价的医保，借此来撬松金融集体这块铁板。而这一改革最终在美国金融界的抵制下无果而终。

[15] 美国的国务院其实相对于别国的外交部，但它的决断权更大一些。

[16] 2012年11月间，在两周之内美中情局局长、前驻阿富汗联军司令彼得雷乌斯上将因婚外情丑闻辞职；美军非洲司令部前司令威廉·沃德陆军上将被控在旅行上不当和挥霍性开销超过8.2万美元；杰弗里·辛克莱陆军准将面临多起性行为不端指控；驻阿富汗联军司令约翰·艾伦海军陆战队上将，因为同佛罗里达州交际花吉尔·凯利存在不恰当通信，正在受到调查；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海军上将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件各不相关的丑闻案集中爆发，其中的政治考量是显而易见的。

[17] 公交车心理：坐公交车时，当一个人没有上车之前，想的是快点上车，而当他上车之后，为了自己坐得舒服一些，则希望不会再有人上来。

第六章　地缘政治之蒙古

蒙古与北约国家的军事合作早已常态化，自2003年起代号“可汗探索”的蒙、美联合军演每年都要举行一次。2004年蒙古成为上合观察员，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就是为了摆个姿态而已。2010年，美国战略专家罗佐弗撰文称“蒙古国是五角大楼安插在中俄之间的特洛伊木马”……

大国的背面之阴

体量巨大的“小国”

“外蒙古”不光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在清代外蒙通常被称为喀尔喀蒙古。众所周知，现今的蒙古民族是成吉思汗时代将草原上各部族相继统一后的产物，作为当时蒙古文化核心的黄金家族便源于内蒙古地区，譬如我国蒙古族的包姓，追溯起来便来自于勃儿只斤氏，又譬如依照清代皇室的惯例，蒙族皇后必来自位于现今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这同样是因为正统所在的缘故。而现今外蒙地区的草原部族归入“蒙古”这个概念相对来说就要比较靠后了，喀尔喀蒙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蒙古部族向北扩张的产物。以“内蒙”、“外蒙”来加以区分，道理就在这里——打一个不是很贴切的比方，从文化传承角度说，“内蒙”与“外蒙”应该是一个根与叶的关系。比较有意思的是，如今的蒙古国一直在美、欧等国的资助下企图把“外蒙古”塑造成蒙古文化正朔的形象，曾经有一段时期，蒙古国的专家和美国人、日本人一道，满草原去找所谓“成吉思汗的陵墓”，这些有悖于常识的举动说到底还是冲着给中国找麻烦去的。

现今的蒙古国国土面积约为156万平方公里 [1] ，这差不多比四个德国还广阔，从疆域上说这绝对是个大家伙。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截止到2012年，蒙古国全国人口仅为318万 [2] 。差不多同一时期，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仅首府呼和浩特市就有人口291万（2011年），包头市为270万（2012年），全自治区则超过2400万（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是118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蒙古国面积的2/3强。这样一对比，对蒙古国的地广人稀也就不难有一个感性上的认识。而就是这300多万人口，有一半都集中在首都乌兰巴托——蒙古国唯一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第二大城市达尔汗也只有6万人）。按照蒙古国国内的报道，其境内约七成国土属于无人区，在城市远郊区你必须注意狼、熊等野兽的出没。

从搞经济的角度说，如此稀少的人口数量意味着很多问题你没法按照一般的规律来思考。首先，人口数量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内循环，外向型经济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人是经济运行的最基本要素，人口数量过于稀少的话这个国家就很难支撑起一个像样的工业体系。

在苏联时代，蒙古国从经济角度说一直是作为经互会的一个“附属物”存在的——经济联系并非是有分工需求而是为地缘政治服务的，苏联等华约国家的经济援助一度占到了蒙古国家收入的一半 [3] 。当时蒙古国在苏联的援助之下曾搞了一些工业企业，之后设备乃至企业的运转基本也是在苏联人的帮助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时依靠日本的生产线，蒙古国甚至生产出了自己的第一批电视机。

和同时期的印度、朝鲜等国一样，苏东剧变对蒙古国的经济同样是一记重创。和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不同，苏东剧变中蒙古国在政治上的改变并不算太惨烈——国家人口太少，但凡有些名望的知识分子基本都被囊括进了蒙古人民革命党，虽然在戈尔巴乔夫的“循循善诱”下最后蒙古国也搞了“多党制”和“民主选举”，但最后人民革命党还是占了大呼拉尔 [4] 中85%的席位。虽然1992年以后基本政体已经完全改变了，但整个过程相对还算平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运行也可以平安无事。

我们常说苏联从经济上灭亡并非始于“8·19”事件，而是始于1992年开始的大规模私有化。其实蒙古国也差不多，1990年以后蒙古国和俄罗斯一样，也搞过休克疗法和绝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失去了国家计划调控，像电视机之类的国产工业品在进口商品面前很快就被击溃，而这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干掉的通常不光是一两个企业，连带着后面一串配套产业也都跟着要倒闭。在苏东剧变几年后，曾有苏联时代的老专家跑回蒙古故地重游，结果唏嘘不已——自己多年的心血早就被撂在一边长铁锈去了，自己带出来的学生如今百分百的原生态范儿，每天就是自在地喝酒放牧。

时至今日，除食品加工以外，蒙古国基本没有什么工业，生活日用品大部分依赖进口。当然，考虑到历史上蒙古国自身的工业对国民经济的权重原本也不大，这个去工业化除了看着心疼以外，对民生的冲击远没有俄罗斯那么触目惊心，不过国民经济的发展空间基本没了——卖资源换钱那只能叫增长，不断能造出新奇的“东西”并且保持人的活力才能叫发展。

蒙古国经济主要的问题在于无序和贫富差距拉大。矿产资源类商品出口和畜牧业如今是蒙古国民经济的支柱——铜矿石出口占到蒙古外汇收入的一半上下。而由于缺乏管理和开发计划，由于过度、无序的资源开发已经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草场退化。目前蒙古国荒漠化面积已经占到国土面积的四成。

从资源来讲，蒙古现探明矿藏有80多种，煤蕴藏量约500~1520亿吨、铁20亿吨、磷2亿吨、萤石蕴藏量约800万吨、铜800万吨、钼24万吨、锌6万吨、银7000吨、金3000吨、石油15亿桶，此外额尔登特铜钼矿已列入世界十大铜钼矿之一，位居亚洲之首。对比蒙古少得近乎可怜的人口，如此丰富的资源按理说绝对可以让她的国民过得非常富足，而现实是贫民窟已经成了乌兰巴托的一景，按照蒙古国自己公布的数据，她的贫困人口占了国民总数的近三成（2012年数据）。过度私有化和市场化导致政府对资源出口创造的财富缺乏控制力，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以资源出口作为经济支柱的沙特等众多中东产油国，其石油出口始终是由国家控制，由此保证了多数人都能从石油出口中获益。

伴随公有经济消亡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的基层组织能力也随之消失了，由此蒙古经济出现了一个其他前华约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问题——游牧文化的传统使得外蒙的国民普遍比较懒散，而且对过日子基本没什么计划。基层组织瓦解之后，这种散漫的习性再无任何东西可以约束，毕竟懒惰也是一种“个人自由”。这并非是戏言，在乌兰巴托你总能看见喝得醉醺醺的流浪汉，可另一方面他们那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又不得不大批招聘外籍劳工。蒙古国的官员和学者中有不少人都认为，懒惰和散漫如今已经是这里贫困的直接原因——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没有机制去克服这些习气。

贫富悬殊的直接后果是治安恶化，我国驻蒙大使馆曾多次提醒在蒙中国公民注意人身财产安全。2008年蒙古国发生动荡，期间的暴力冲突导致多名军人和平民死伤，除了海外势力的策动之外，贫富差距拉大，年轻一代缺乏上升空间便是根本原因。加 入 VIP 微 信 whair004

远东地缘政治的应力点

搞土木工程的人都知道，要通过爆破拆毁一座桥梁或者建筑，并不是堆一堆炸药上去就可以的，如果你手里有建筑物的图纸，那么只要在几个关键之处安放几十公斤炸药就可以轻易搞定，反之如果不得法，即便是重磅炸弹直接命中也未必可以炸塌它。地缘政治中同样存在这种取其一点便可盘活全局的“应力点”。以远东来论，一个朝鲜半岛，一个台湾，再便是蒙古，这些地区只要发生大的改变，那整个地区的政治格局便要发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我们都知道冷战时期苏军在中国北部“陈兵百万”，当时苏军对华的军事威胁有三个方向，东部由远东威胁中国东北地区，西部由中亚威胁新疆地区，中间则是驻蒙的苏军部队。三个方向上，新疆地区由于有大戈壁的屏护，相对威胁最小；东北地区的守军依托大兴安岭也可迟滞乃至抵御苏军由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而从蒙古国到内蒙古则是一马平川，中间没有明显的地理障碍，当时最悲观的估计，苏军机械化部队从蒙古南下，可能会在几天之内横穿内蒙古自治区，经张家口直接进逼北京，而当时解放军机械化程度最高的38军的任务则是依托燕山山脉，尽可能迟滞苏军，为中央政府向南转移争取时间。

这些现在听上去近乎是科幻，而在当时这是压在每一名中国军人头上的阴影。从历史上看，这一威胁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国北部边患的一种延续——自华夏文明成型，来自西北草原的边患数千年来便如影随形，稍有不慎就可能是促成改朝换代的催化剂。中土文明东有大海、西有高原戈壁、南部则是湿热瘴气之地，唯独北部没有明显的地理屏障，作为政治中心的关中、洛阳乃至后世的北京又都位于北方，中国历史上国都面临来自草原的威胁的例子可谓是不胜枚举。而自秦汉以来，稳固北方、消弭边患从来都是历代王朝除救灾之外的核心议题 [5] 。仅从这一点说，外蒙在中国地缘政治版图上便是永远不可能被忽视的部分。

而从现实角度来说，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陈兵百万”便成了历史。现今的蒙古国只有中俄两个邻国，地理上完全是封闭的，而且蒙古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设施，这两点意味着，在苏联之后，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很难再以这里为立足点大举进犯中国北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从此就太平无事。

自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国家一直在对蒙古采取拉拢政策，而蒙古国内的政客出于短视以及一己私利，对此也一直采取迎合的态度。蒙古如今一直在奉行着所谓“第三邻国”的外交政策，即刻意和中国、俄罗斯拉开距离，结交美国及其盟国，企图通过后者来制衡前者。2004年蒙古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之后，曾匪夷所思地提出必须和日本一起加入上合组织，显然这是故意在疏远中、俄两国，而与此同时，蒙古与北约国家的军事合作早已常态化，自2003年起代号“可汗探索”的蒙、美联合军演每年都要举行一次。2004年蒙古成为上合观察员，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就是为了摆个姿态而已。2010年，美国战略专家罗佐弗撰文称“蒙古国是五角大楼安插在中俄之间的特洛伊木马” [6] ，也正是在这一年，蒙古宣布向美国控制下的阿富汗派兵，成为第45个驻军阿富汗的国家，以此来证明这个“特洛伊木马”不是白叫的。2011年，在美国的推动下，蒙古从当年7月开始担任“全球民主联盟”轮值国主席，相关报道称“这预示着蒙古不仅要继续在本国推进其民主化进程，还承担起在全球推行民主的责任” [7] 。2012年11月21日，蒙古正式加入欧安组织，成为该组织第57个成员国。

如前所述，蒙古在战时很难成为大规模入侵中国的立足点，但从技术上说，从这里对中国腹地进行侦查，乃至小规模武装渗透是完全做得到的。2006年我国首次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代号“护城河三号”的实兵反恐演习 [8] ，总部就设在包头。根据当时新华社的新闻稿件记述，演习设定为“某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由境外潜入中国重要工业城市——包头市，企图窃取先进技术和装备，实施爆炸、劫持人质。”翻翻地图不难发现，如果想对地处内蒙古中部的包头市进行渗透，出发地点应该是哪？当时正值奥运前夕，众多西方势力都曾扬言要借此给中国找麻烦，而之后在西藏和新疆的暴力事件也证明这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对中国而言，眼下来自蒙古方向的潜在威胁应该还属于“麻烦”的范畴，而对俄罗斯而言，则可能演化成一场灾难。众所周知，远东地区的丰富资源自沙皇时代开始便关乎俄罗斯的国运走向，无论是国内战争之后，还是打完卫国战争乃至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几次元气大伤后都是依赖远东的资源出口，重新获得了喘息之机。苏德战争前期，即便是德军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苏军驻远东的部队也没敢向西调动，直到获得确切情报证明日军不会向北进犯，远东驻军主力才敢动弹。为什么？因为他们守护的是俄罗斯最后的本钱。而如此重要的一块地方，由于地质和气候原因一直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交通联系非常弱，仅有西伯利亚铁路和贝阿铁路两条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构成了俄罗斯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从蒙古出发，一支规模不需太大的武装力量差不多一周左右就可以切断这条交通线——冷战时期苏联人一度曾担心中国人会如此行事。除此以外，自沙俄时代开始俄罗斯始终要面对来自西欧的威胁——譬如德国和法国，所以她的工业重心选在了靠近东方的乌拉尔工业区，如果蒙古被敌对势力控制的话，乌拉尔工业区同样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可以说，俄罗斯的两个国本所在，都与蒙古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地缘上类比一下，蒙古之于俄罗斯，差不多相对于朝鲜半岛之于中国。

面团战术

蒙古的独立距离现今并不是很久远。简单地讲，它是由两次大国之间的交易而最终实现的，大的历史背景则是我国正处于历史上最贫弱的时候，两次“交易”中自己都没有左右大局的能力。第一次是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最初俄国的目标是整个远东，一直向南要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朝鲜半岛，后来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负告终，俄国的势力不得不往后退，但是毕竟俄国的根基还没有折损，最终沙俄与日本达成了妥协：第一，双方均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第二，沙俄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占领，之后日本很快将朝鲜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作为交换，日本承认了沙俄在外蒙的利益。而当时距离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已经没几年，清廷连东南诸省都已经约束不了，自然对日俄之间的这场交易无能为力。

北洋时期，具体说是段祺瑞政府时期，正好赶上了俄国十月革命，国内的混乱局面迫使苏俄在当时无暇顾及外蒙，利用这个时间窗口，1919年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率兵收复了蒙古，然而到了1920年，随着段祺瑞的下台，北洋政府陷入混乱的状态，徐树铮因此在政治上失去了依托。而随着苏联国内局势逐步稳定，1921年外蒙在苏联的干涉下再一次脱离了中国的控制，由此，外蒙已经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当然，那个时候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承认外蒙“独立”。

蒙古独立获得法理上的承认源于雅尔塔协定。1944年，侵华日军已然成为强弩之末，老兵损失殆尽，战场上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且由于美军的支援，此时制空权已经到了中国一方，然而在这种顺境下，国民党军队打出让人匪夷所思的豫湘桂大溃败，在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在战场上损失兵员70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而日军在很多时候是在靠缴获国民党军的物资来维持作战的（当时日军内部流行的疟疾就是靠大量缴获国民党军的奎宁得到了控制）。豫湘桂大溃败在战场以外的连锁反应便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美国军方认为靠国民党解决东北和朝鲜地区的日军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想减轻美军的压力只能依靠苏军南下。最终，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承认外蒙和中国东北地区作为筹码，换取苏联出兵东北。那个时候外蒙问题已经是木已成舟了。1946年1月5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王世杰宣布接受外蒙“全民公选”结果，承认了蒙古的独立。事情到了这个时候，所谓的遗留问题只是中国和外蒙的边界划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对苏联进行了首次访问。当时最初的打算是通盘解决黑龙江以北地区，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以及蒙古三处问题。然而悬殊的国力，决定现实不可能如此美好。最终中方只能选择先解决东北问题——从地缘角度说东北对国家的权重远高于外蒙，且当时全国75%的工业基础都集中于此。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那个时候赫鲁晓夫为了尽快确立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曾经向周边的盟国和准盟国释放了大量的利益，其中包括中国。当时中、苏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比如说旅顺和大连的军港，东北铁路的管理权，在赫鲁晓夫时代都得到了落实。而当周恩来提出重谈外蒙问题时，却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拒绝。从这段历史不难看出，外蒙是中、苏之间很难谈拢的一个问题，而归根到底这是由她的地缘价值决定的。

时至今日，由于美国势力的介入，外蒙问题开始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蒙古的民间情绪可能跟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想的不太一样，因为苏联的关系，蒙古民间的反俄情绪非常高，排在俄国之后，蒙古人第二敌视的则是中国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拜蒙古上层的宣传所赐。国内互联网上曾一度盛传外蒙上下有意主动回归中国，这完全是一厢情愿。在苏联时代，为了割裂外蒙和中国的联系，外蒙在文化上一度被完全斯拉夫化，而如今外蒙则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欧美化。除了美国之外，如今对蒙古民间的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譬如出自蒙古的相扑选手朝青龙，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日本对蒙古的贷款占其总额的40%，而蒙古一直以来是日本寻求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主要支持者。现在在外蒙可以看见大量的日本人、日本产品以及日本的企业。联想到当初那句“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日本人如此热衷于外蒙，除了求财之外，是否另有深意就不好说了。

而对中国来说，蒙古国问题本质上依旧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问题，这就像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其实和台湾、日本没有关系，本质上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一样。所以，要搞清楚在外蒙问题上我们应该秉承什么样的态度，首先要清楚的是中、俄之间的问题。简单概括：中、俄两国互为远虑，但都不是对方的近忧。两个挨在一起的大国，长远来说不可能没有矛盾，这一点无须回避，同时也不会妨碍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

俄罗斯面临的首要外部压力来自北约东扩，其次是欧美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扩张；中国的外部地缘威胁主要的方向是东部，譬如东海、台湾、南海，除此之外西部的新疆和西藏还存在分裂势力。这样一看的话，中国和俄罗斯的近忧其实都是美国。

最近几年蒙古和美军在军事上的合作不仅是对中国的威胁，在俄罗斯看来也同样是威胁。而另一方面，蒙古在地缘战略上的巨大价值又使得中俄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始终都对对方有所顾忌。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三角形的态势，一方面在蒙古国这个地方，作为中国和俄国在地缘战略上的近忧并非是对方，而都是美国及其盟国，另一方面中、俄之间又互为顾忌，导致为了一个远期的问题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对方，而让作为近忧的美国、日本、韩国逐步坐大。

对待此类问题有时就好比面对一个面团，使劲压着，最后就是一块坚硬的死面。放开了，让它自己发酵，反倒会软下去。从现实而言，蒙古在对华合作问题上实事求是地讲并未表现出太多的诚意，这一点在蒙古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问题上已经表露无遗。那么在东亚经济问题上，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对蒙古过于上心——蒙古国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对中国而言并非是不可取代，而且让长远的地缘政治利益让位于短期的经济效益显然是不划算，即便仅从经济利益考虑，让一个有意和自己保持距离的国家勉强进入一个自己主导的经济圈也不是一个好主意，时下欧元区的种种麻烦便是最好的例证。

而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对蒙古报以一种冷淡的态度，那么美国以及她的盟国对蒙古的渗透就成了俄罗斯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如此一来，俄罗斯必然要利用自己各方面的资源，集中力量抵消美国在蒙古的影响力，而此时俄在外蒙问题上反倒会需要同中国进行合作。以俄罗斯目前的国力来讲，她的基本战略依旧是收拾，所以中国也无须担心远虑会在短时期内变为近忧。此外，在蒙古之外俄罗斯在众多战略领域都需要和中国保持合作的关系，因此主观上也不可能对蒙古索取太多。而至于更长远的考虑，那便已经超出了策略的范畴，那不是靠谋略，而是要靠国势对比才能决定的。

【注释】

[1] 蒙古国北部以山地为主，南部全境三分之一都是戈壁和沙漠。

[2] 主体民族是喀尔喀蒙古族，占总人口80%，其余巴尔虎人、布里亚特人、乌梁海人（明代兀良哈人，今又称图瓦人）、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及克尔梅克人等，此外还有少数从中亚迁入的哈萨克族。主要语言为喀尔喀蒙古语。居民主要信奉喇嘛教。

[3] 值得一提的是，在卫国战争期间蒙古国也给过苏联不小的支持——黄金300公斤、美元10万、马匹50万匹。

[4] 大呼拉尔：蒙古国的国家议会。“大”为意译，意指最高。“呼拉尔”在西里尔字母化的蒙文中拼写为Khural，与蒙古帝国时期的选举汗位继承者的“库里台”会议其实是同一词汇，原意为“聚集、会议”。

[5] 抵御自然灾害和抵御外敌入侵是一个政权的最基本职能。

[6]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冷战后蒙古的对外关系》，杨云安著，《魅力中国》2011年第十二期。

[7] 《蒙古“第三邻国”外交危及中俄安全》，作者闫晓东，来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官网。

[8] 2010年和2012年又分别举行了“护城河4号”和“护城河5号”反恐演习。

第七章　地缘政治之欧洲

假如把一只螃蟹放在竹篓里，你必须要记得盖盖子，否则它很容易爬出来，可如果是很多只螃蟹，那你大可放心，甚至根本不用去管，因为任何一只螃蟹在它要爬出竹篓的时候，总会被其他的螃蟹拽下来，结果是一筐螃蟹谁都爬不出来。经过上千年的战乱，今日的欧洲在统一的基督教文明之下依然是邦国林立，说到底，欧洲就是这一筐“螃蟹”。

欧洲的“战国棋局”（一）

“国”与“天下”

假如以中国式的眼光来观察欧洲，可能会得出一个比较“雷人”的结论——一直以来，欧洲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状态。

简单概述战国时代的中华文明，就是在一个完整独立的文化疆域之内包含了若干完全独立的诸侯国。齐、楚、燕、韩、赵、魏、秦……大伙都是各自独立的政治、经济体，国人基于利益、族群对国君、对国家都有一定的归属感，但大伙又都遵从自西周以来形成的一套相同的文化体系。东周时代的洛邑（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的都城所在之地），论“硬实力”早已可以忽略不计，但作为文化象征的周天子，依然让天下人在心理上存在归属感，无论各诸侯国的君主打心眼里如何轻视周王室，这个精神层面的影响力都是不能忽视。即便是在战国时代的中后期，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周的使者频繁出现在诸侯会盟之类的典礼场合——有他们也许没有什么用，但没有也肯定不行。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概念中，在“国”之外还有“天下”这个更大的概念存在，而所谓“天下”，某种程度上就是指中华文明可以涵盖之地。或者也可以这样来说，人的归属感从来都存在两条疆界：一条是现实中的，基于利益和权力，另一条则是存在于精神上的，前一条非常清晰，后一条则是模糊的。

其实这颗星球上的大部分地方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譬如之后出现的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从中亚到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圈，不考虑文化本身，从架构上说其实大伙基本都是这个样子。直到公元前221年，中国和其他文明圈子彻底“分道扬镳”——秦最终统一了六国，华夏至此归于大一统，我们的政治疆界与文明疆界至此基本上是重合的。

大一统的好处显而易见：“天下”一统首先意味着不再有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征伐，战火主要集中在北方蛮族交界的地带，大部分老百姓不再会受到战乱的袭扰；大一统还意味着只需存在一套国家管理机构，而无须“重复建设”——中央皇权客观上大大抑制了地方豪强的产生，到1800年时，全欧洲2/3的人口是完全的无产者，而同时期即清嘉庆五年时的中国，这样的无产者只占到总人口的10%，其余则是拥有土地或是土地长期租用权的自耕农，这意味着当时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要小于同时期的欧洲。

不止是中国，大一统同样是其他文化圈的诉求，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再到希特勒，以统一欧洲基督教文化圈为目的战争贯穿了几乎整个西方历史，直到如今，欧盟的建立以及欧元的发行，本质上依然是法、德试图以一种低烈度的模式逐步实现欧洲的统一——一件东西也许因为你早已习以为常而常常对它报以轻视和不屑，但当你看到别人为了得到它付出了何等的艰辛之时，就该明白这件被你轻视的东西其实是何等的珍贵。

螃蟹效应

从历史来看，中国绝对是个幸运的“另类”，在经历了东周大致四百年的“大争之世”之后，中国就从骨架层面完成了统一，而欧洲历经千年战乱，却依然是当初什么样如今基本还什么样——这一点看看地图便一目了然。东亚地区的格局是以大一统的中国为核心，周边散落着众多体量较小的国家——它们是中华文明辐射下的“模糊地带”；而欧洲则是一副“四分五裂”的态势，根本看不出“核心”在哪。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我们暂且放下别的问题，只从地缘角度来看，为何两个文明圈子会有这样的不同。首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历史中统一基本都是“征服”的产物，再直白点说，统一是“打”出来的（比如美国，她不止是独立战争的产物，更是南北战争的产物）。就好比雨滴的形成有赖于尘埃作为内核来聚集水汽一样，一个文明圈子的统一，必然有赖于一支强大的力量来征服、兼并直至统合其他力量，譬如战国时代的秦、秦末的刘邦集团、隋末的李唐关陇集团等。

而这样一支力量是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其间除了其自身的经营外，也离不开对地利的依托。再打个比方，鸡蛋能够孵出小鸡，首先需要蛋壳保护里面的胚胎，其次蛋壳里要有足够的空间和养分供胚胎发育，再次，这个蛋壳还不能过厚，否则在胚胎最终成型的幼雏就不能破壳而出，憋死在蛋里。

放大到一统天下的层面来看，你会发现如此理想的“蛋壳”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好找。要形成一支足以荡涤天下的力量，从地利上而言它的根据地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可守——必须有足够的地理屏障，可以依托地势靠少部分资源就足以抵御外部入侵，这样才能有足够的精力以及人力、物力资源来经营根据地，为未来积蓄力量；第二是能养——在地理屏障的后面，你的根据地必须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它不能过分地被割裂开，足够的土地、人口、资源，是蓄积力量的根本，而交通上的便利则有利于形成统一规划、令行禁止的社会体制，这样才有可能使得资源得以聚集，形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力；第三，可攻——忙活了这么多，最终你是为了要打出去，这就如同雏鸡最终要破壳而出一个道理，从信息流和物流来讲，交通过于闭塞的地区也许便于防守，但很难有所作为，因为别人进不来你也出不去。三国时代刘备的蜀汉政权始终没有坐大，便是对后两条的最好验证 [1] 。

上面这套说辞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就是古代战略家常常提及的“形胜之地”。而历朝历代，中国的形胜之地首推我国西北部的关陇地区。以守而言，关中依托陕北高原、太行山脉以及秦岭等天然屏护，只要守住函谷关、武关、潼关等几处关隘，那么即便天下大乱，关陇之地也依然可以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安定的状态；以养而言，越过几处险要的关隘之后，则是关中平原的沃野千里——没有明显的地理屏障，可以提供足够的土地和人口。而以攻而言，由关中地区东出函谷关，很快就可以打到四通八达的中原地区，由此一直向南，推进到江淮地区越过长江，再无任何明显的地理屏障能够阻挡，而由此处南下走汉中，则可以很方便地进出中国地域最封闭的巴蜀地区，由此整个天下就尽归你手。从历史上看，周、秦、汉、隋、唐等王朝，起始之地都在关陇地区，即便到了近现代，中共的核心根据地依然是甘陕地区。（当初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民政府就曾有人称之为是“关陇复辟”。）

而地球另外一端的欧洲，恰恰缺乏这样一块形胜之地。众所周知，欧洲文化非常推崇希腊和罗马，而两厢比较之下，罗马对欧洲的影响可能要更为深远，现今欧洲的基本格局，便始于罗马帝国。而罗马之所以能够一度兴盛起来，则是因为她可以算作是半个形胜之地。

依托阿尔卑斯山脉，罗马可以比较容易地抵御来自西欧蛮族的袭扰，这样可以给意大利半岛的文明足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和壮大。但是这块土地能够给罗马人的优势也就到此为止了。与希腊半岛一样，意大利半岛同样是狭窄的多山地形，大大小小的山脉把整个半岛分成了一个个狭小的平原，而这些平原之上最终产生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城邦，每一个城邦都可以形成一套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运行模式，这样的地形决定了各个城邦谁比谁都大不了太多，谁都无法对别人形成压倒性优势——空间就这么大；不止如此，你和邻居还隔有大量的山脉，因此无法进行长距离的远征。这个我们可以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军制上看出来，不论是希腊军团还是罗马军团，数量始终都不大，而作战方式以步兵排成非常密集的方阵为主，原因便是地形限制的结果，狭小范围内你没办法也没必要进行大范围、高速度的战场调动，况且也没那么多兵员。中国古代那种动辄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大兵团作战在同时期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

这种地理分割下的细碎格局，谁也无法吃掉别人，大伙儿就只得商量着来，于是就产生了古罗马最初的基于地方贵族的共和制国体。再后来，以斯巴达克斯起义为代表的一系列奴隶起义使得整个罗马面临空前危机，这个时候必须得从各处调动资源来镇压起义，而传统的财力不是很强的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力不从心，从而产生了像克拉苏这样的财阀，以及庞贝、恺撒这样的军事贵族。从此，罗马由共和时代进入帝国时代。

在罗马的强势文明衰落后，西欧的日耳曼民族开始兴盛起来，欧洲的重心开始由南欧移向西欧。至此，欧洲统一的念想也就差不多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来看东欧。东欧在历史上一直要面对的是来自东方的军事压力，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如前文所言，一个政权假如总是处于战争状态，没有片刻喘息之机用于积蓄国力，梳理权力结构，那么即便靠不断征战打出一支经验丰富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它完成统一战争。

再看西欧。西欧虽然因为有东欧国家做肉盾，不用直接面对来自东方的军事威胁，可那里一马平川的地形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由于没有地理上的屏障，西欧各个诸侯国除了玩命修筑城堡，扩张军队，再没什么可以依托用来保障安全的。这样一来，欧洲的历史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国家之间不断地你打我、我打你，谁也没有喘口气的时间来发展壮大自己。强盛时可以四下出击打别人，可一旦碰上天灾或是政权变动，国势稍一逆转，便立马被动挨打，此前的战果统统归零……这样的局面延续到现代，就是我们看到的两次世界大战。

假如把一只螃蟹放在竹篓里，你必须要记得盖盖子，否则它很容易爬出来，可如果是很多只螃蟹，那你大可放心，甚至根本不用去管，因为任何一只螃蟹在它要爬出竹篓的时候，总会被其他的螃蟹拽下来，结果是一筐螃蟹谁都爬不出来。经过上千年的战乱，今日的欧洲在统一的基督教文明之下依然是邦国林立，说到底，欧洲就是这一筐“螃蟹”。如今的欧债危机，除了各国内部的种种问题外，各国之间有统一货币，却无统一财政，相互拖拽，说到底依旧是一种“螃蟹效应”。

依“格”说“势”

如果偶尔咬文嚼字一下，会发现我们的语言非常有意思——二字成一词（古文里面更多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来用），而这一个词里面往往包含两层意思：譬如“局势”，细究起来所谓“局”就是指现在的状态，而“势”则隐含着未来走势、趋势；再比如“格局”，“局”还是前面那个意思，而“格”则指一直以来早已固化的因素。而本文中我们所说的“形胜之地”，其实就是一个“格”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说“格”明而“势”定。当然，笔者并无意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但回顾历史也必须看到，相似的地缘环境往往会让不同的人做出相似的选择，并且收获相似的结局。

以俄国为例，历史上的俄国面对来自西欧的军事威胁是由来已久的常态。拿破仑时代法军进攻俄国，就曾逼得库图佐夫一把火烧了莫斯科，用坚壁清野来对付法国人。不考虑正义性等问题，仅仅从我们这里的纯技术话题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战比较类似于“春秋时代式”的争霸之战，二战则更多是“战国时代式”的灭国之战，是奔着统一欧洲基督教文化圈去的，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其实可以看作是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战略延续。

对西欧而言，俄国不止意味着土地和资源，还是面向东方的陆路通道——清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沙俄正是因为与中国陆上接壤，才占得了先机，也因此成了英国人在远东的眼中钉。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精英阶层曾天真地认为只要改变了信仰和政治形态就可以融入西欧，他们恰恰忽略了俄国在地缘上对西欧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连串的退让换来的却是北约东扩，这意味俄罗斯的安全态势一下子又退回到了苏德战争之前的样子——乌拉尔山以西的核心地带面向西欧缺乏战略纵深。所谓楚人无罪，怀璧其罪。

我们前面一直在拿中国的战国时代来比照欧洲。在笔者看来，比较有意思的是，俄国和东周战国时代的秦国倒有几分相似。历史上，俄国被西欧各国视为蛮夷，这一点和秦非常像；从地缘上说，俄国地处东方偏狭之地，距离西欧文明的核心地带较远，这一点和秦也类似。而东欧地区就相当于秦国的河西之地，也就是战略纵深。近代历史上东欧被西欧控制了两次，之后分别便是法国和德国进攻俄国。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被纳入华约体系，苏联对德、法等西欧国家立马从守势变成了攻势。而战国时代，秦国对东方六国转守为攻的标志，也正是在于夺回了河西之地。

而从发展轨迹上说，春秋初期的秦国尚处于半农半牧半开化的状态，对比东方六国，一方面秦国在官制、币制（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没有自己的货币，国内交易多是以物易物）、税制、军制等方面皆落后中原地区百余年；而另一方面，秦国由于立国时间较短（周平王东迁之后才立国），也不存在如中原诸侯国那样数百年来沉淀下的氏族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 [2] 。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国的崛起便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积极吸纳中原文明；而至战国时代，秦国借助自身“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的优势，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彻的一次变革，结束了贵族封建制，建立起了法、而在战国时代，各国君主最大的敌人并非是外敌，而恰恰是贵族擅权。不论作为个体的贵族私德如何，大量“这个君、那个君”（譬如所谓的战国四君子）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分散，大量的人口、钱粮、土地摆在那里，看似富足，却像一只生病的手一样，握不成拳头。墨为本的皇权统治下的平民社会 [3] 。在地缘战略方面，秦国在穆公时代面对中原国家基本以守为主，尽可能不参与中原争霸，与此同时，它把矛头对向了相对自己更为落后的西戎部族，通过向西不断扩张，一方面建立面对草原部族的防御纵深（秦立国之初最主要的威胁就是来自西北的草原部族），一方面也大大扩张了自身的国土范围，为未来积蓄了潜力。

而在差不多的格局环境下，俄国也走出了一条与此有着几分相似的历史轨迹：相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样处于落后的农奴制社会阶段，自然也就鲜有西欧那样庞大的家族式的资本集团。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崛起同样可视为“分两步走”——彼得大帝时代通过在各个领域引入西欧元素，俄国开始大幅度“西化”，最终步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而在一战期间，俄国国内的各类矛盾由于无处释放最终引发了二月革命，而同样是比较接近“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的国情，最终将俄国造就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 [4] ，由此苏联得以迅速完成工业化，并借助二战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超级大国。更巧的是，俄国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西欧够不到的东南方向作为自己的主要扩张方向，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走下坡路的阶段，这最终给我们造成了沉重的损失。

再说德国，它的遭遇和战国时的魏国颇为相似。都是地处中枢，强大的时候可以四面出击，但也容易被四面掣肘，一旦国力衰退，就面临被撕裂的问题。德国的位置，决定了面对英、法、俄三家打谁都会被其他方向掣肘，这就是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会受制于两线作战。战国时代的魏国，打赵、打韩、打秦，都受到了齐、楚的牵制。而这种四面受敌的情形下，魏国国力一旦衰退，就再无机会崛起。同样，德国在战后，立马一分为二。

欧洲“战国棋局”（二）

疆界、国家、民族

对于国家或者文明而言，最有利、最值得骄傲的一面，往往也会在特定的时候成为最不利的一面，反之亦然。

所谓“大一统”，并非仅仅是疆域的合并那样简单，自秦统一华夏后，中华文明圈内部便一步步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秦汉开始，郡县制度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从军功制、农爵制到后来的科举制，给居于社会下层的有能之士提供了可操作的上升通道，除了不断给管理阶层补充新鲜血液外，也抑制了地方豪强坐大，最大限度避免了“土皇帝”垄断地方权力的可能性；官山海、盐铁官营，从经济层面强化了中央集权；而遍布全国的官道、运河，则为信息和物资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提供了物质基础，它们的作用就好比混凝土中的钢筋；而至元代，朝廷重新划分了全国的行省范围——这个行政区划的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今天，每一省的范围内都包含了多重地貌，换句话说，任何一省都无法独占山川河流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如此一来，无论是谁，再想凭借地理封闭性搞国中之国都是异常困难的。而在对国土的认识上，因为中国的政治疆界和文化疆界在古代基本是等同的，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的政治概念里其实是有边疆而无边界，如今我们和周边国家在领土问题上的争议，一部分原因也可以追到这里。

再来看看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欧洲。在前文里我们提到过，平缓为主的地理环境使得欧洲地区缺乏一块“形胜之地”，这使得这块土地上的各个邦国始终处在一种强而无法坐大、战而难有喘息、合而不能长久的状态之下。上千年以来，欧洲邦国间有始无终的战事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从文明圈的角度来看，欧洲其实就像是一麻袋土豆，大伙不过是碰巧被装在了同一个口袋（基督教文明）里而已，彼此之间则是泾渭分明。“国境线”这种非常明确的概念最初就始于西方国家，背景就在这里——大伙既然互不统属，那自然要彼此分清楚。

有种说法是，这个世界上80%的争议其实都是源于对名词的理解。具体数据我们无从考证，但这句话放到这里，还是有道理。从前面的文字我们不难看出，自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华文明圈和西方就走了不同的路径。两边很多认识的确是不一样的，而大伙看待对方的时候又都习惯“以己度人”，这就导致一个词他们说的时候和我们说的时候，想的可能压根就不是一个东西。最起码，欧洲人说的“国”和如今我们说的“国”就有差别。客观来说，我们在法律层面接受了西方对国家概念的理解，但本质上说，“中国”依旧是五千年来“天下”这一概念的延续，这是不可能也不需要改变的。

对欧洲来说，上千年的“战国时代”一方面导致了欧洲作为一个文明圈子远比中华文明要松散，另一方面各个邦国内部却又异常紧密。这个很好理解，常年的战乱使得大伙只能抱团才有机会生存，或者也可以反过来理解，那些不抱团的人群，在战乱中都已经被“自然选择”掉了。放到现实中来说，就是在西欧地区，人们特别强调民族这个概念——在古代能让人们聚在一起的最好理由，恐怕就是血统了。所以西方人语境下的“国”其实说的是民族国家。在欧洲人的大脑里，同一民族下的认同感很多时候是要强过地图上的那条线，所以在他们的意识里，一个民族单独成为一国是天经地义的，多个民族凑在一块就有谁吃掉谁的问题，《大侦探波罗》里面，波罗总是强调自己是比利时人而不是法国人，反映的其实就是欧洲人的这种民族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光政客，连老百姓也在西藏、新疆的问题上看中国不顺眼。这个不是你过去面对公众“澄清”一下就可以弄通的，我们已经在大一统的框架下生活了2000多年，而他们连一天都没有，分裂势力只要强调一下“民族特性”，就不难把那边的老百姓唬住。

与之相对的一个思维则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国家主义的思潮，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爱国主义”都成了需要避讳的词。这同样要归结于欧洲千年不变的战国格局。中国历代王朝的末期，多是诸侯林立，战乱不止，人口锐减。而欧洲上千年来都一直是这个状态，而且上千年打下来什么结果都没有，到最后还演化成了两次空前惨烈到极点的世界大战，这其中代价最大的自然是平民。在他们一些人眼里，他们的“国”是和战火不绝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思维和我们同样是不挨边的。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之类的“名人名句”，只能放在欧洲特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他们的“国”是邦国，我们的“国”是“天下”，是中华文明圈，他们的“不爱国”是打仗打怕了，我们的“爱国”是为了“天下太平”。所谓“神我者生，形我者死”，不明就里就照着学别人是肯定行不通的。

福祸相依

一直以来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资本主义为何选择了欧洲，而并没有选择中国呢？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资本主义”，从字面理解，我们可以称之为“以资为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意识形态、国家权力、军事力量，以及各类资源，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围绕着“资本”这一核心来进行调配，而它们运行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资本的增值，这就是“以资为本”，对比小农经济，它其实更强调资源调配的集中、统一。从GDP来看，无论是近代初期的英国还是明治维新之初的日本，其实数字上都不算太好看，但她们手里资源的集中度远要高于同时期的印度、中国等小农经济国家。打个比方来说，在近代，英、日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重量”虽然不算大，但“密度”很高，中、印这样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分量很足，但“密度”却远小于后者，两者碰撞在一起，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而这种资源的高度集中，恰恰也是拜欧洲分裂且战乱不断的战国格局所赐，长年不断的战乱是地方豪族坐大的最佳温床，久而久之，不止是财富，连平民也需要依附这些大家族才能求得平安。前文中提到欧洲贫富差距悬殊，至近代无产者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的原因就在这里。富可敌国这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是个代言夸张色彩的词，而用来形容西欧的大族往往是恰如其分的。比如在文艺复兴前夕佛罗伦萨的美蒂奇家族，他们的金融产业遍及整个欧洲，靠家族就可与罗马教廷分庭抗争——美蒂奇家族原因花钱资助，推动欧洲文艺复兴，除了爱好之外，这个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这类超级豪族在欧洲是司空见惯的。加 入 VIP 微 信 whair004

资源高度集中在工业革命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基本特征就是大生产、大集中、大消耗，而这些大家族手中恰恰拥有这个财力。欧洲很多“老字号”企业的商标，追溯起来大多都是由大家族的族徽演化而来的，比如凯迪拉克的车标，其实就是凯迪拉克家族的族徽。简而言之，真正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正是资源的集中。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虽然早已解决了地域上的分裂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由于作为具体管理者的士大夫阶层无节制的膨胀，中央皇权与百姓之间被强行割裂开了——在古代中国，皇权自然是最大的权力，但它并没有老百姓通常想象的那么强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仅凭皇家是无法对如此大的国家进行有效管理的，最终皇帝必然依靠大量的士大夫来管理天下。这就好比一个家族企业做大之后，董事长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必须找职业经理人建立公司管理层。公司决策层和管理层的种种问题，其实在古代国家的权力斗争中同样存在。古代中国的财富垄断程度不及欧洲，但是我们存在知识的垄断。过去讲“学而优则仕”，要跻身国家的管理层，得先成为知识分子才行，科举制度下确实可以做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废科举之前最后一个进士依旧是寒门子弟），但寒门出身的贵人论比例依然是少数，原因很简单，读书也是要花钱的，读好了则是要花大钱的，除个别才智超群的，对于多数人而言，生活水平和学识依然是成正比的——富家的孩子可以天天在屋里听先生授课，穷人家的孩子就算能上私塾，回来也得先干活，两边一对比，教育质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久而久之，皇朝数百年一更替，可士大夫阶层却是稳定的。朝中的官员，追根溯源多数都是来自地方的绅宗。稳定就意味着有自己阶层的利益，而这个利益与国家是不是一致，那就不一定了，这一点在中国明代表现得最为明显，皇帝和士大夫直接的相互斗争贯穿了整个明史。如此一来，在近代之前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地方大族受中央皇权制衡，没法做到太过分，也就不太可能形成财富聚集，而中央皇权同样受来自地方士大夫阶层掣肘，也很难集中精力办大事。明末，皇帝曾几次想过对东南商业征税，结果都被大臣们以“与民争利”为由给挡了回去，（当时提出的商业税压根就征不到老百姓头上）因为士子多数都来自东南地区，且他们本身多是大族出身。

东西方两边一比较，一个做到了资源高度集中（但代价是“羊吃人”），一个有合无统，孰强孰弱也就不难判断了。西欧由于分裂而上千年战火不断，又因这一分裂割据，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但事情到此还没完，最初欧洲国家可以满世界抢钱抢粮抢地盘，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一个先发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俄国（苏联）、中国都先后成了工业国家，这个时候，欧洲内部四分五裂的劣势便再一次暴露了出来。20世纪末欧元诞生，欧元区所涵盖的经济总量和人口，对比美国差别不大，一度人们都认为欧元起码将和美元平分天下，然而时至今日，依旧是美元更占上风，欧元区则由于欧债危机，几度有崩盘的趋势。除一些具体因素外，根本问题恰恰在于欧元区合而不统。

欧元区能够出现，本质上是因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折腾，欧洲诸国从国力上总算拉开了比较明显的级别——主要就剩法、德两个国家的工业还是完备的（准确说只有法国一家，德国在资源上存在严重短板）。像希腊、西班牙这些国家此时手里已经剩不下多少像样的制造业，她们加入欧元区本质上是抱着吃大户的心态。相对应的，法、德则是希望通过让渡经济利益换取统一的欧洲市场，好让自己的资本家在丢光了过去的殖民地之后，还有一片广阔的自留地用来发财。

如此，欧元区就在这种各怀心思的状态下诞生了，而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虽然实质上是一堆小国吃法、德两个大户，但理论上说大伙毕竟还是国与国的关系，这就造成了欧洲有统一货币却没有统一财政，像希腊这样的国家自然是乐于拼命借债过日子，全民好吃好喝还不用干活，大伙都这么干，累积到一定程度便有了新闻上报道的债务危机。而法、德最初是抱着投资心态去的，必要的投入自然没问题，可要是无休止地为这些小国埋单肯定也是不可能，于是就有了欧元区国家统一财政、共同接受监督的问题，而这在欧洲的“战国格局”下又是很难走通的，再于是，就有了欧元区“缩水”的问题。

说到底，福祸相依，根本上还是统与分的问题。

【注释】

[1] 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地缘政治来说，这个地理特质给三国时代的蜀汉政权带来了至少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一，蜀地内部交通不畅，导致地方势力难以约束，很容易就会成为土皇帝，事实上刘备得以入蜀，很大程度上便是川蜀大族和刘璋政权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一段最终被文人们演义成了《三国演义》中的“张松献图”），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军阀割据以及袍哥占山为王在四川地区普遍存在；其二，川内的交通不便使得出川作战在后勤上困难重重，而蜀汉政权定都在远离北方的成都而非重庆，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历史上诸葛亮历次北伐，后勤无不成为蜀军的致命伤。

[2] 战国时代的七大国中，四家属于“得位不正”——韩、赵、魏是“三家分晋”的产物，齐国则有“田氏代姜”。本质上说，这些事件都是大家族势力膨胀之后，通过政变推翻了此前由周天子册封的“合法政权”。相对于彻底的武力征服，这种方式得权的统治者更需要国内各个实力派，也就是大氏族的支持，而作为回报，必然要放权、让利给这些氏族。至于楚国和燕国，虽然没有出现江山易主的政变，但大族也早已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譬如燕国在战国中期同样爆发过“子之之乱”，至于楚国，在战国后期的灭楚之战中，楚军依然是以贵族的私人武装为主，秦军所到之处，各部楚军都纷纷自顾自地忙于保护自家的封地，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无非是听个气势而已，作为个体楚人或许一时难以归服，但作为国家，楚国却的的确确是大而不坚、富而不强。

[3] 这一观点取自孙皓晖先生所著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事实上中国的封建时代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正式统一六国之后，就已然终止了。所谓封建，顾名思义就是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关起门来过日子，名义上主权贵君王，但实际治权却掌握在封建领主手里。而在大一统时代，任何土地的治权从法理上说都不再是哪一家的私有财富，皇权通过直接任命官吏而和百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状态始于秦汉，终于唐朝中后期——士大夫阶层的膨胀使得这种联系再一次被割裂，但是地域上的分裂，在此时已经做不到了。

[4] 不考虑“质”，仅从量化上来说，在20世纪初期，强化资源集中，强化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纠错能力，最大限度缩小贫富差距……这几点其实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做，只不过幅度有大有小，苏联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得最为深彻，其次是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完成了以上几点转变（当时美、英、日等国都对苏联模式做过详细的研究和实地考察），而二战之后取代西欧一跃成为世界新霸主的，恰恰是这两个国家。

第八章　货币战争

从2013年4月份开始，由于美国金融资本的做空导致金价大幅下跌，而大伙没想到的是，这引起了众多中国老太太对金饰品的疯狂抢购。于是有了“大妈炒金”、“中国大妈打败华尔街”、“大妈被套”等种种热门话题。炒作性的话题我们没必要去参与，但单说黄金价格大溃败还有“大妈炒金”本身，可说的东西倒还真有一些……

“土八路”的货币战争

首战不利——中央苏区时代的失败

“土八路”最早是国民党和侵华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蔑称，所谓“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和国际接轨”，没有“洋范儿”。然而历史往往就是这么不给面子，脚踏实地的“土范儿”往往能做到直触本质、“一剑封喉”。因为“土”，所以眼前也就少了许多玄之又玄理论说辞羁绊自己的思维，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可以简化为：身在何处——去向何处——能怎样过去（注意是“能”而不是“该”）。

很多时候，“没文化”未尝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

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至此红色革命根据地已遍布全国10个省的边界地区，其中赣西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被称为中央苏区。

革命并非打土豪、分田地那么简单，只有当新的经济体系被建立起来且可以稳定运行，革命才可以说是有了初步的成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筹建银行发行自己货币的计划随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开业，毛泽民出任行长 [1] ，5个月后苏区币正式开始发行。

任何事物，第一次往往都意味着缺憾而非经典。自明清以来，从货币角度说中国一直是一个银本位制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银本位制的大型国家。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地方军阀、外国在华银行，他们发行的纸币往往无法保证信用，这使得银圆在老百姓当中依旧保持着最高的认同度，银圆是国内市场流通的主币——《茶馆》里面的乱兵敲诈王利发时就是不要钞票只要现大洋。

在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确定以银圆为会计核算的本位币。1932年6月21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兑换国家银行钞票问题”的第十四号命令。命令规定：国家银行的钞票，“不得强迫人使用”，“一元钞票一张，兑付光洋一元，如光洋与杂洋价格不同的地方，杂洋应照补水”，“一角辅币券每十张兑付光洋一元，不满一元者不兑”。国家银行的兑换处、代兑处，“对持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如果熟悉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这一系列《条例》其实很大程度是受旧时代票号行业的职业戒律启发。

1933年，由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封锁造成当地物资紧张、流言四起，很多商铺开始只收现洋，不收纸币。大批老百姓要求将纸币兑换为银圆，苏区货币的信用一度面临崩盘的危险，当时毛泽民的应对方式是依旧坚持一元纸币兑换一元现洋比价不变，不限量进行兑换，最终以这种方式暂时安定了人心，一天以后，钱之光从前线运回了缴获的银圆以及盐巴、棉布等紧俏物资，这批物资迅速出现在了苏区政府主办的合作社，并且明确标明，只能以纸币（苏区币）购买，不接收现洋。由此，挤兑现象得以解除，苏区币的信用得到了保证，很多人又把现洋重新兑换成了纸币。

在这个有惊无险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显现出来。苏区币是一种银圆本位制货币，而银圆并非是靠自身发展生产力就可以生产出来的，因此它的多寡是苏区政府所无法自由控制的，相反，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力度却可以直接影响银圆的流入量，这就意味着虽然钞票是苏区银行印的，但货币主权至少说一大半并没有掌握在苏区手里。1948年第一套人民币在石家庄开始发行，当时的人民币不与金银本位制挂钩，也不与任何外汇挂钩，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货币主权能够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而不再受制于人。或许正是这次早期的金融实践，给予了中共启发。

另一个更为深远的启发是：钱之所以为“钱”，并非取决于它的质地，而在于它是否可以买到实实在在的东西。金银等贵金属说到底只能提供一个心理依托，空有万两黄金，如果换不来一块面饼，那这万两黄金就不如一抔黄土。如果有可靠的生产体系，那么货币脱离金银本也无妨。如果没有自身稳定的工农业生产体系，金银对个人尚可解一时之急，对国家却作用有限。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或者是不懂这个道理，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所谓的“黄金十年”中搞起来的不多的工业设施统统集中在了没有防御纵深的东部沿海；解放战争后期为了聚敛黄金、美钞，不惜滥发金圆券导致国统区经济运行陷于瘫痪。而共产党恰恰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在解放上海战役中不惜付出巨大伤亡也要避免使用重炮，以保存上海的工业设施。这些都是后话。

仅就当时来看，虽然在战术层面苏区的货币战争有众多可圈可点的精彩之处，但就大势来看，无法掌握货币主权，以及苏区经济基础薄弱，物产难以维持正常消耗，这两条就注定了在战略层面苏区币依然居于下风。从1932年7月苏区币开始发行，到1934年10月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止的两年零三个月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苏区币事实上无法兑现的。

而随着反围剿战争形势的恶化，苏区面积日益缩小，原本薄弱的经济基础因此进一步弱化。苏区银行储备的银圆被大量用于到白区采购物资，同时苏区币的印量不断激增，以供应战争和维持政权的开支。在流通区域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纸币发行量却猛增3倍，导致了物价飞速上涨，币值不断跌落，市场上公然拒用或折价使用中央苏区纸币现象时有发生，苏区财政状况因此开始不断恶化。货币战场与现实战争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

最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的货币战争也随之失败。由此也验证出了一条更为根本的经济原理——枪杆子里不单出政权，也出货币主权。

土气没了，战斗力也没了

抗日战争中，山东是中共唯一的全面控制了战略要点的省份，在抗战胜利时，山东解放区面积已达12.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92%，占全国解放区总面积的13%；解放区拥有2400万人口，占山东总人口的90%。

与此同时，在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发行金汇兑本位制的法币，禁止银圆继续流通——电影《血战台儿庄》里面给敢死队发银圆的情节设置是不符合史实的，至此中国境内基本结束了银本位时代。日军大举侵华之后，敌占区伪政府发行的纸币更是不可能兑换贵金属的，本质上法币和伪币其实都已经属于“信用货币”（虽说信用都不咋样）。

伴随着中共的成熟和解放区的不断壮大，“土八路”开始逐步正规化，于是新的问题也就出现了——正规化的同时，原本该保留下的“土范儿”却也开始有被丢掉的趋势。

最初中共山东分局出于统一战线这一“政治正确”问题的考虑，一度在根据地维护国民党法币的货币地位，这事实上等于把货币主权拱手让人，同时也会让根据地的经济运转最终陷于大通胀之中 [2] 。1942年年初，刘少奇回延安途经山东，奉命在山东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期间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几乎致命的错误。刘少奇批评山东分局“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有原则错误”，“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山东分局财委会接受这一批评，一改以往维护法币的态度，明确提出将在根据地取消法币流通作为既定目标。

而在山东根据地货币发行的问题上，“正规化、专业化”后的经济干部们最初完全让自己落入到了“经典思维”的窠臼当中——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那就应该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如今根据地既无黄金也无外汇，那自然也就没法发行货币。简单讲，就是忘记了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钱之所以能叫“钱”究竟是凭什么？凭的是这张纸可以买来东西而别的纸不能，以贵金属或者外汇保有量来决定货币数量进而让经济运行削足适履，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

再然后，便有了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北海币”，因为在本系列中另一本书中“山河抗战”一节中已经提到，故此处不再多加赘述。

需要多提一句的是，当时负责山东分局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初中尚未毕业（初二后辍学），对比宋子文来说绝对是“没文化”，可对比宋子文那句：“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薛暮桥对经济本质的理解绝对强过他。在很多时候，知识不等于智慧，抑或也可以说，水平不代表良心。

美元游戏其实并不新鲜

“货币战争”这个词广为流传是始于2007年宋鸿兵先生所著的《货币战争》一书，其实早在抗战时期，中共就已经有了这个概念——当时的称谓和现在差不多，叫作“货币斗争”。这并非仅仅是一个“很酷”的名词，“斗争”二字意味着当时中共的金融工作者是以打仗的思维来做金融，而不是把它单看作是一桩生意。这其实也是美国自战后开始一直秉承的思维模式——压低油价打击苏联石油出口，投资日本地产加剧其经济泡沫化，1998年量子基金横扫东南亚消灭日本经济纵深……看似只是华尔街赚得盆满钵溢，其实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在这期间也已经达成。

以晋冀鲁豫边区发行的冀南币为例，当时晋冀鲁豫边区的主要抓手在于粮食。在根据地内对粮食进行价格管制，采取不同货币区别定价——你用法币或者银联券买粮食当然可以，但是算下来绝对比用冀南币要贵出一截。对外则更简单，粮食统一以冀南币计价。

北海币

冀南币

如此一来，先前沉淀在根据地的法币和伪币对人们就失去了价值，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在国统区和敌占区把它们尽速花掉，于是不断贬值的法币和伪币被挤压出了根据地，换回来的则是实实在在的物资，而物资充裕则冀南币币值愈发稳定，自然也就可以进一步占据流通渠道。而敌占区则是物资流出，货币流入，通胀加剧，在货币斗争中完败。

套用现在的话说，当时中共的做法其实就是“干涉汇率”、“破坏市场规律”，而起到的效果则是牢牢抓住了边区的货币主权，同时使得边区市场免于遭受法币、伪币不断贬值所带来的损失，稳定了物价，繁荣了经济。

货币战争，“正”字为本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决战阶段，不仅仅是在枪炮构成的战场上，也是在金融战场上。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城南庄会议。会议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那句著名的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而这其中的“加强纪律性”，实质主要是指强化财政纪律——即适度缩小地方政府权力，以此来强化财政管理，减少财政赤字以尽可能避免倒逼造成货币滥发，以此来建立起中央政府的信誉。以此为铺垫，1948年12月，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开始正式发行人民币，人民币并不与金银本位制挂钩，也不与任何国家的货币挂钩，而是以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担保。

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即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战争开销，开始发行金圆券，强行兑换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外汇。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无节制地滥印金圆券，国统区物价飞涨，这本质上就是通过金融手段，来掠夺全民的财富，国家信用体系到此事实上已经宣告破产。到战争后期，由于人民币事实上是和粮食挂钩的，且币值较为稳定，为了吃饭，不少国民党地方机构也开始储备人民币。战场上决战此时已经展开，而在金融上，胜负早已分晓。

所谓“货币战争”、“金融战”，一提到这个“战”字，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兵者，诡诈之道”，然而在种种奇谋妙算之外，还有很多更为根本的东西。货币战争，本质上打的是货币的信用，而这归根结底其实就是老百姓对于货币发行者的认同。要获得这个认同，最终靠的是立威于敌，取信于民。

治世，术为末，道为本。打仗，以奇胜，以正合。其实说来说去，打赢货币战争的终极奥妙，就是“正道”二字而已。

从“黄金大溃败”说起

搅扰天下的”79号”

从2013年4月份开始，由于美国金融资本的做空导致金价大幅下跌，而大伙没想到的是，这引起了众多中国老太太对金饰品的疯狂抢购。于是有了“大妈炒金”、“中国大妈打败华尔街”、“大妈被套”等种种热门话题。炒作性的话题我们没必要去参与，但单说黄金价格大溃败还有“大妈炒金”本身，可说的东西倒还真有一些。

黄金，化学元素周期表排位第79号，这个位置首先说明了它的产生机理——宇宙大爆炸产生的元素到铁（第26号元素）就到头，元素周期表铁之后的元素都是超新星爆炸的产物，越靠后产生几率越小、量越少。

首先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黄金的货币属性——按照老百姓的认识就是“黄金可以保值”——这是黄金本身的特性决定的，短期金价的涨落、各国发行的货币是否实施金本位对此其实没有影响。

黄金的特性是什么呢？

第一，稀少。物以稀为贵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开头第一段就已经说明了黄金的稀缺特性，稀有到什么程度呢？在地壳中黄金的含量仅仅能占到千万分之三十一。

第二，易保存。钻石同样昂贵，但说到底它就是块碳，只要遇到高温就会被损坏掉，而对黄金我们都知道那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图腾卡门时代埃及法老的黄金工艺品埋进去是什么样，从金字塔里拿出来之后现在还是什么样；另一方面，黄金的密度非常大，一两黄金铸成的金条只有又窄又薄的一小条，一公斤的黄金您随便弄个保险柜或者撬开一块地砖就可以存着了。

第三，质地单一且易分割。宝石、玉器之类所谓的“成色”让外行人完全摸不到门道，但是黄金只要知道纯度就可以了。至于易分割就更重要了，北京二环的房子同样值得投资，可您没法一两平一两平地买，但黄金一次买一两还是十斤就随你了。

黄金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它的货币属性，按教科书里说就是“金银天然是货币”，正是出于对黄金的迷恋，欧洲人毁灭了玛雅帝国，而这不过是开始。1830年英国带头废除银本位正式实行金本位制，之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跟进，由此导致白银大幅贬值，而依然实施银本位制的中国（清代）因此出现大幅通货膨胀，百姓生活水准急剧下降，而地方豪强则迅速坐大，作为中央政权的清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不断弱化——1840年鸦片战争无非是一个引爆的雷管，在此之前中国的衰落就已经开始了。

事实上英国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1840年、1860年）的目的也并不在于那几箱鸦片，而是要接管中国的金融体系——鸦片战争失败的结果是中国对外贸易差额汇兑最终被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所把持，由此中国对外进出口就必须用英格兰银行的汇票才能完成。

在此之后，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而在战争爆发前八天，英国和日本签署了《英日通商条约》，由英国银行向日本提供贷款用于日本向英国购买军需物资。中国战败之后对日赔款2.3亿两白银——超过日本政府此后三年税收总额。但是这笔银子不是直接运到日本，清廷必须把它们兑换成英镑汇入英格兰银行。这等于是英国人和日本人合伙抢劫了中国人，由此也就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可以对英籍货船“高升”号被日本人击沉不闻不问，而日本正是利用甲午赔款，最终完成了日元向金本位制的过渡。

清朝灭亡之后不久，中国如之前的历史常态一般随即进入诸侯林立、军阀割据的状态，而货币也进入了混乱的多币制状态，各个军阀的背后是各个列强的支持，而他们所发行的各种货币也同样是与不同国家的货币挂钩，向人家缴纳“铸币税”。1930年北伐战争结束，南京国民政府起码说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统一币制由此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35年国民政府决定以税收为抵押，向英格兰银行贷款，发行与英镑挂钩的法币，其实质就是将中国货币由银本位制转化为金汇兑本位制，同时这样意味着中国货币将完全与日元脱钩，这一举动必然要损害到日本的在华利益，这便成了后来日军大举侵华的直接诱因之一，因此抗战也有法币之战的说法。上述这些只是粗略一说，如果您有兴趣翻阅资料，会发现近代以来的战争多多少少和黄金都有那么些关系。

话题再回到黄金本身上来。黄金的稀缺特性决定了它天然具有货币属性的同时，也决定了金本位制的消亡其实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有黄金开采的记载开始到现在，人类所有开采出来的黄金如果集中起来铸成一个长宽高都一样的立方体能有多大呢？每一个边的长度是60英尺合公制也就是18米多一点，这就是这个星球上已开采的全部黄金。而人类的经济总量长期来看必然是持续增长的，工业革命之后经济总量更是呈几何数量级增长。要数量如此稀少的黄金来满足交易需求，其实就像一支很难改大的鞋面对一支青春期孩子的脚一样，总有一天要放不下的。

而再往深一层去想，无论是一张纸还是一枚金币，货币之所以能被人接受，最终还是因为它能买到实实在在的东西。黄金说到底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一个心理依托。一国的黄金储量的多寡打地球形成就基本定下来，完全就是一个运气问题。而一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布局，社会资源的组织动员能力，财富分配的合理性等，则全取决于主观能动性。让这些自己能左右的问题去受制于一个自己没法左右且事实上影响不大的因素，怎么也会让人想到那句“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可历史上偏偏就是存在这种“尾巴摇狗”的事情，众多国家的经济都曾受制于自身的贵金属产量，其中就包括我们国家。从这点来说，一个完全建立在经济体信用之上的货币体制也是大势所趋——当然，前提是这个“信用”得是真正可靠的，本质上说只有货币数量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数量始终对等才谈得上这个问题，但现实中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没谁真正做到过这一点。加 入 VIP 微 信 whair004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首次发行人民币，当时的人民币“不与金银本位制挂钩，不与任何国家的外汇挂钩，而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从而避免了掌握着主要金银库存的西方列强对于中国金融安全的威胁，真正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信用货币体系，从而一举将中国经济推入信用时代”（韩毓海先生言）。而当时人民政府或者说人民币的信用保障，具体而言则是解放区的粮食，一定数额的人民币必然能购买到一定数量的粮食，而同一时期国统区一大捆金圆券都未必能买块大饼，国民党地方政权因此也不得不储备人民币。此时淮海战役尚未结束，平津战役刚刚开打，然而解放战争的胜负已然在一张张钞票之上分得清清楚楚。而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围绕“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三种生活必需品）的金融保卫战中，人民币最终能打败银圆、黄金顺利进入上海流通领域，靠的依然是政府信用。

货币与黄金脱钩，有正派武功，自然也有邪派的办法。1971年7月美元危机中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彻底崩溃，至此美元和黄金完全脱钩，然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依旧存在，从便于理解的角度说，我们不妨看作是美元与黄金之间存在了某种“竞争关系”。如何说呢？前段时间有部电视剧《大宅门1912》，我们不妨就借它来打个比方吧：白景琦的黑七堂（黄金）把原来的总经理言玉成（英镑）换成了田子行（美元），田子行做大以后，辞去了黑七堂的总经理，自己开了崇善堂（自由汇率的美元），这样一来两家药铺自然就存在了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当然和电视剧里不一样，美元比老东家黄金要强大得多，所以大伙在很多时候甚至会完全忽视后者的存在，但老东家的根基毕竟在那（黄金的基本属性），所以当新铺子美元有问题时，“顾客”们有不少就会转投到老东家那边去。因此我们就看到美元与黄金如同坐在了跷跷板的两端，20世纪90年代美元如日中天的时候，国内金价一度每克只有六七十块钱，而2000年以来随着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裂，美元开始持续走低，而黄金则迎来一个长达12年的大牛市。

就像电视剧里面田子行是青帮头子一样，现实中的美元（美国）也会常常搞些“不正当”竞争手段，甚至到了现在，这些手段已经成了它维持生意的主要途径。这里面首推的就是军事手段——还是和青帮一样，美国的军费开支相当于排在她后面的几个国家军费之和，可是养这么“烧钱”的一支军队对美国而言则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它是美元的牢固柱石之一，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的直接诱因之一，就是当时的萨达姆政权在石油出口结算环节企图用欧元来取代美元；其次是控制关键物资，之前是石油，未来也许是粮食，如果这些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必须用美元购买，那后面可想而知，大伙都必须储备美元；再次舆论战加金融战——之所以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俩往往是被当组合拳一齐使的，索罗斯有句话“一件事如果所有人都认为它会发生，它就一定会发生”，在网络时代舆论造势已经成了大规模金融炒作的重要构成部分，金融战乃至于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坐庄其实都是一种牧羊犬战术——相对于庞大的羊群（散户），牧羊犬（金融机构）的体量其实并不大，但它可以把资金、宣传、高层游说等资源高度整合，以自己强大的行动力，让整个羊群动起来。

2013年4月以来，黄金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就是前面说的背景之下产生的，美元在本世纪初开始一直在大幅度下跌，说白了就是美国在不断赖账，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连续进行了四次的量化宽松，但是美元不可能永无止境地下跌，否则人们对美元的信心终将有耗尽的那一天，而要想让美元走高，本质的要求是什么呢？是美国能生产这个世界上所需的绝大多数商品，而这个又是做不到的，怎么办呢？自然还得用前面说的“不正当”竞争。既然美元和黄金是在跷跷板的两端，那么如果在世人眼里金价跌了，那么自然人们就会想到美元要涨了，而当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的时候，那美元差不多也就真可以走强了。

暴雨梨花针遇到擂鼓瓮金锤

所谓华尔街压低金价是怎么压的呢？并不是他们向市场大量抛售黄金，而是通过期货市场炒作来完成的。最初设计出期货市场的目的是为了在实物生产中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给企业带来的潜在风险——理论上说，原材料的价格受到各种天灾人祸的影响通常会有涨有跌，为了规避这个风险，生产厂商可以事先以某个自己认可的价格签署一份期货合约，到了交割日期，无论当时价格是多少，你都会以签约价格获得原材料。

然而这个原本用来稳定实体经济的工具，在现实操作当中却成了一个实质上是玩“押大、押小”游戏的“赌场”——期货炒作简单说就是你以某个高于或低于时价的价格抛出或购买一份期货合约，后面的价格走势如果你“猜”对了自然就赚了，错了就赔了，本质上可不就是和“押大小”游戏一样嘛。卖方手里通常没有那么多实物，买方也不会真的到期要求交割实物，譬如石油期货市场的交易量通常是石油实际产量的十几倍——说白了两边都是买空卖空。而期货合约的价格依然是和实物价格挂钩的，期货市场的各种做空、做多行为必然要引起实物价格的波动。由此原本用于对冲原材料价格波动的期货交易反倒加剧了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其实2008年引爆金融海啸的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贷违约掉期）也是这个道理，最初用于对冲风险的金融产品最终反倒成倍地放大了风险。在金融领域这种看似“本末倒置”的事情多的是，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它不会按照任何人事先设定的路径走，而只会选让资本增值最快的路径，而钱生钱永远比依托实物生产来赚钱要轻松得多。

不管合不合理，这就是金融领域的惯常思维模式。前面提到，美元需要对黄金再搞一次“不正当竞争”，也就是华尔街要做空黄金，据说是高盛以折合人民币差不多270元一克的价格向市场抛售了300吨黄金期货合约（具体数额待查），那么后面按照“正常的套路”。大量的投机者本着追涨杀跌的心态，必然会大量买进，而随着更多的黄金期货合约被抛出，金价就会进一步下跌，而早先购买这些期权的投机者，就必须得被迫割肉，将这些订单统统抛出去，这样一来金价就势必会大跌。

可偏偏中国的老太太们不知道期货市场的这个标准套路——“大妈炒金”这个说法本身就完全是错的，老太太们压根就不知道纸黄金（黄金期货合约）是什么东西，说“大妈买金”还差不多。金价大跌在中国大妈眼里其实跟商场促销打折一个道理——这可不是什么空调、电视机之类的，而是黄金，能不买吗？于是乎各大城市就出现了金饰品论斤卖的场面。好不容易抢购到手的黄金，是要留着压箱底日后送儿媳妇、孙媳妇的，怎么可能会倒手又卖出去？而不会卖自然所谓“大妈被套”也就无从说起了。

套路是不标准，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了，金子增加起来很难，而钞票印起来很快，所以长期持有黄金（压箱底了），升值是自然的。至于几个月内的涨跌，大妈们自然也就远没有“投资者”们那么敏感了。至于说金饰品中所含的加工费用，毕竟金饰品还不能算是暴利行业，而且多数老太太们买的量绝对而言都不会很多，再加上时间的推移，这个费用对她们同样不是很敏感。

上面用了一堆“不敏感”，且一个数字也没有。问题是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你那套基于期货炒作的精准计算和“大妈们”关心的东西完完全全挨不上。而这又创造出了实实在在的刚需，连带着玩标准套路玩得最顺的华尔街也懵了。所以这节会起这么一个名字——暴雨梨花针遇到擂鼓瓮金锤。这就像一套设计精巧绝伦专打人要害的暗器射到了一大块生铁上，已经不是什么技术不技术的问题了。

说到底这其实是西方人的傲慢所导致的，这种傲慢导致了他们对东方文化一直懒得去了解，进而便成了无知。事实上并不仅仅是中国大妈热衷于买金，日本大妈、韩国大妈、泰国大妈们都差不多，东方人对黄金的认同感是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这也并不是第一次，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而美国的很多政客，一直到仗都已经打起来了，才知道穆斯林原来是分为什叶和逊尼两派的。而对穆斯林文化的无知直接导致了后面美国中东政策的大幅度偏差，最终造就了现在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

那么是否真如一些声音所说的那样，“中国大妈打败华尔街”呢？笔者不好说会不会，但可以肯定的可能性不大。这一次说到底是“中国大妈”无心算了“华尔街”的有心，这种情况下让对方倒霉到死的概率肯定不会太大。其次，毕竟那套西方金融机构依旧是游戏规则的实际制定者，拿我们的话说就是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对于他们来说，遵守游戏规则不过是为了要让游戏继续下去，而一旦规则之下自己占不到便宜，那么修改规则就好了，从国际乒联不断修改比赛规则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真正让这些金融大鳄赔得血本无归的案例，一个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的香港，一个是1999年的俄罗斯，都是政府直接出手，压根不承认那套所谓的“游戏规则”，然后自然问题也就消弭了。暴雨梨花针射到擂鼓瓮金锤上多少算是意外，只有大锤主动砸上去，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对外战略

显而易见，自2008年至今，美国一直面临着一个大麻烦，通常我们把这个“麻烦”称作“金融危机”。一般看法是它的直接诱因是2008年前后爆发的“两房危机”，由此导致近十年以来由各类金融衍生品所吹出的泡沫最终破裂。这其中真正的麻烦并非是倒闭了三家投行以及一大堆坏账，而是由于大规模的清欠导致所有人对美元货币体系的信心无法继续维持，借贷也就无法继续发生，资金流动由此陷于停滞。一个经济体系中，货币就相当于血液，假如有一天各个器官（各个经济体）突然意识到血液循环系统（金融机构）一直以来其实非常不靠谱，那么处于增加安全感的本能，谁也不会轻易再让“血液”从自己这里流出去，大伙都搞“现金为王”，这个“血液循环”自然也就不走了，时间一长整个肌体（国民经济体系）就会跟着坏死。

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或者说麻烦是自里根时代开始，美国经济结构一步步走向严重扭曲——金融炒作不存在生产、运输、仓储这些环节，在互联网时代完成一笔交易不过是敲几下键盘的事情，没有任何实业的资金流动速度有可能赶上虚拟经济，通俗地说就是“钱生钱”是来钱最快的行当。不仅限于金融业，即便是众多以制造业著称的企业，自80年代以来，也越来越热衷直至依赖于合并、并购这样的金钱游戏，而产品创新和创造能力却在日渐衰退 [3] ——乔布斯的苹果算是一个异数，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异数。

自里根开始一直到小布什，几届美国政府对金融界的监管不断放松最终成了放纵，华尔街逐步成了一个吸纳资本的黑洞，一直到奥巴马政府，这个问题也没有太大改观。美联储的几次量化宽松所释放的天量货币并没有激活美国国内的多少实体经济企业，除了进一步增加世界范围内的通胀压力之外，它最大的贡献就是数次推高了美股指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必然是大量资本被其吸引，同时社会生产成本因此被推高，这些最终都将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由此便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你用美元购买的东西绝大多数其实都不是美国生产的，那么干吗一定要使用美元呢？这个问题其实早已存在，只不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人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4]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对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加以整肃、限制，同时逐步盘活美国的实体经济——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逐步夯实美元霸权原已不怎么牢靠的基础。于是自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界便有了要求强化金融监管的呼声。拿前一段时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来说，白宫对此其实一直是在采取默许的态度，华盛顿的相关游行活动政府并没怎么为难，这其实是奥巴马想借此向金融界施压。而另一方，在犹太金融集团传统地盘的纽约，却是另一番光景，纽约市警察局对占领运动的示威者毫不客气地施以铁腕，期间爆发多次冲突。2012年9月17日，占领运动一周年纪念集会上，被捕的示威者就有一百多人。两地对占领运动态度上的这种微妙差别，其实所反映的就是白宫与金融集团间的博弈。而从结果看，总统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最终这场和平请愿活动被定性为“犯罪活动”，是“国内恐怖主义”。

好莱坞电影《蝙蝠侠之黑暗骑士崛起》里面，拍摄者非常露骨地把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老百姓讽刺为一群暴民，美国精英阶层的主流意识由此也可见一斑。一方面美国媒体一直在高调宣称要重振实体经济，而另一方面除了几个被过分炒作的概念之外，至少我还没有看到多少改变的迹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类似于互联网技术这样可以掀起一场技术革命的新兴产业，如此就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强化美国的传统实体经济，而在金融得到必要监管之前，这只能是一句口号。

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一直都是光说不练，但麻烦毕竟一直摆在那里，那么就必须先治标，也就是“输血”——让美联储来印钞票，于是便有了QE1到QE4.但这钞票并不是那么好印的。

总说货币贬值升值，抛开那些天书一样的术语简单来说，钱只有在能买到东西的时候，才能算是“钱”。如果有多少钱就能买到多少你需要的东西，那么就叫币值稳定。一旦钞票数量大大增加了，但是可买的东西没增加，那后面必然就是货币要大幅贬值，除了和印钞票关系比较密切的行业外，大伙兜里的钱不会随着印钞机的开动而跟着增加，那么也就意味着你能买的东西比以前少了，一旦超过人们的容忍底线，那么大伙就不会再承认这种纸可以拿来换东西了，至此也就意味着货币体系最终宣告崩溃。

因此对美国而言，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在于保证能让新印的美钞有对应的可以拿来买的实物。而现在可行的解决路径就是：某个经济体由于某些原因，被迫大批出售其名下的矿产、企业等优质资产，而国际资本进而以美元计价来收购这些资产。如此一来，美联储印出的美钞背后，就有了实实在在的实物资产作为支持，大幅贬值也就不可能发生，美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可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糊弄过去。

于是乎，我们就看到在前一段时间国务卿希拉里频繁穿梭于中国周边的各个国家，看到美国军方高调宣布要重返东亚，于是乎中国周边各式各样的领土、领海争端就一窝蜂似的爆发了出来。如今的钓鱼岛、南海乃至朝鲜半岛，说到底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的种种具体表现。不光是在中国周边，在北非、西亚乃至欧洲，世界在这几年里一下子都开始变得异常混乱起来。

美国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是美元的麻烦，而这个麻烦却是全世界的，仅仅指望美国自身来解决是不能让人放心的。

商道求安——以“大安全观”说海外投资安全

“撤侨”背后的无奈——海外投资面临多重威胁

2014年8月1日，新华社报道：随着利比亚国内局势日趋紧张，中国大使馆在当天协助508名中方人员撤离该国……

自2011年利比亚战争开始，“撤侨”成了中国人对热点事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关注点——中国政府共计从利比亚撤出了36000名中国公民，人民海军“徐州”号导弹护卫舰全程参与了护航，此外空军派出了4架军用运输机直接参与了撤侨行动。这之后，在越南、中非、伊拉克以及最近的利比亚，“撤侨”在大众的眼里成了热点事件中最该关注的事情。而媒体在报道热点事件时，也已经习惯了把中方人员是否安全无恙，作为首要问题来加以关注。

以上这些，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本国国民的重视与尊重。但也必须看到的是，虽然人员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但中资企业巨大的经济损失依然是无法被忽视的。在2011年利比亚战争中，据分析人士估计，仅中石油一家在利比亚战乱中可能就损失了12亿人民币（1.98亿美元），而在战争爆发前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的总投资则达1200亿人民币（188亿美元）……

在近期由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所引起的战乱中，中资企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企业在伊拉克的投资此前已经超过100亿美元，这些资产在后面的战乱中将损失多少，现在依然未知，但参照利比亚的先例肯定不会乐观。不仅如此，由于伊拉克政府的阻挠，上千名中企的职工一度无法从战区撤离。

以上这些极端情况，中资企业的损失其实还属于池鱼之殃，更多的时候，中国企业在境外面对的都是专门针对中国人乃至特定企业的“精确打击”，这些才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比如我国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项目，中方人员在当地曾数次遭到“俾路支解放军”的绑架和袭击，此外当地（俾路支省）的地方势力也屡屡从中作梗，这些问题导致瓜达尔港项目至今仍进展缓慢，其成果大大低于最初的预期，而据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的报道，中方在瓜达尔港及配套能源项目上的投资最终将超过300亿美元！而在2014年5月期间，越南国内所谓的“反华暴乱”，同样使得很多中资企业的厂房、设施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并且有大量中方人员在混乱中出现伤亡。

除去暴力手段之外，国外的政治势力、商业竞争对手利用舆论战来左右民意，破坏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更是屡见不鲜。就在前不久，缅甸铁路运输部宣布中缅铁路“因种种原因搁浅”，这等于此前中方所做的前期投资几乎全部损失。不止如此，我国在缅甸的油气项目同样由于屡屡遭到当地各种势力以及所谓的“环保组织”的干扰而难以顺利推进，他们甚至以当地居民“看着不舒服”为理由，要求天然气管道不能用圆的必须修成方的。

不止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华为”、“三一”等民营企业在进军西方国家时屡屡受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除此以外，由各种看似不可思议的商业泄密所导致的商业损失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举动，有些直接导致了一些海外投资项目彻底失败，有些则大大阻滞了进程，使得中国企业失去了原本可以到手的先机。

何为“大安全”观

传统来说，商道求利——即商业行为的基本逻辑都是围绕获取利润而展开的，商家是否安定，只取决于利润的盈亏。然而当商业行为走出国门之后，情况则变得完全不同，投资的成功与否，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经营本身，这一点无须赘述，前面的例子便可以说明。

国安委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安全将和经济增长一道，成为中国国政决策中的核心要旨。治国是这样，为商其实也是一个道理。特别是在商业行为涉及境外的时候，商业决策同样应该秉承“求安”与“求利”的“双核心”思维模式。甚至不夸张地说，海外投资中，安全问题应该先于利润多少去考虑。

这里所说的“安全”，并不仅仅是说在出事的时候能把人撤出来，或是在平时去请几家类似“黑水”那样的安保公司来“平事儿”，而是指“大安全”。

这里不妨打个比方：一队农夫新到一个地方准备开荒种田，不可能只看土地是否肥沃，水、热是否充足。首先，他必须避开低洼地和险峻的山地，因为这些地方很可能遭遇洪水或是山体滑坡；其次，他必须对当地的气候心中有数，能够知道其中的变化规律，能通过种种征兆预判第二天的天气；这之后则是种防风林、挖排水渠乃至修堤筑坝……至于灾前灾后的抢收抢种，则只能算是事到临头的应急之举。

农事如此，商事同样如此。首先，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必须要对大势有所预判，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商业行动——这就好比前面所说的避开低洼和山地一个道理。说不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确实有违商道），但还是应该对目标地的安全前景进行可以量化的评估，以此来决定投资的规模、时限以及资产类型——对于安全前景不佳的国家，自然是以持有轻资产为主。

此外，企业的海外布局应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相互照应。不清楚本国的战略布局，那么事到临头时就可能要面临国家力量无力施救的局面。而从国家角度来说，必须明白海外投资既不应该是一件服从一时政治需要的“礼品”，也不该只看利润不见其余，这就需要国家必须拥有一个统一、明确、长久的对外战略，不能让外交、国防、商务变成各行其是。否则，政、商、兵必然相互掣肘，相互损害。

比如在最近十年，由于菲律宾国内政局日趋不稳，她的上层也随之在政治上日益倒向美国，同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菲政府近期不断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挑衅，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有大量基建项目投资，有朝一日假如中菲矛盾激化，那么这些境外投资非但得不到安全保障，还可能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对我国形成掣肘。而反过来说，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没有定谋，那么本国企业也必然无所适从。

而决定在某一国投资之后，保障投资安全的首要任务便是相关情报的搜集与分析——这就好比为企业提供天气预报。和影视剧里完全不一样，所谓“情报”，绝大部分都并不是靠“余则成”们窃取出来的，而是依靠公开资料分析得出的。无论是何种领域，情报工作的真正核心都是对信息的分析处理并基于此对决策者形成战略性建议。通过对一国的媒体导向、网络舆情、军警调动等“蛛丝马迹”，对一国局势走向做出预估是完全可能的。而在道义与法律的界限之内，还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对商业竞争对手或是相关方进行评估，以此反守为攻，让中资企业在海外商业竞争中占得先机。

除此之外，通过各种长、短期手段改善中资企业在当地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在爆发针对中资企业的舆论攻击后能够即时做出舆论反击，通过强化内控及其他手段最大限度避免商业泄密，这些也都属于“大安全”的范畴。这些要素应该也完全可以放在一个平台上去通盘考虑。

不可或缺的非官方机构

长期以来，一提到保障海外中资企业安全，保障国家境外利益，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向海外投送武装力量。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是军队还是国家的外交机构，在维护企业投资安全时都存在“过杀伤”的问题。事实上在多数时候，国家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在维护企业海外利益时应该是作为“后盾”存在的——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对方面对中资企业时就必须有所收敛。

然而在“底线”之上，依然会存在很多问题。如前所述，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大规模战乱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如舆论攻击、泄密以及小范围的武装袭击、绑架等，这些问题是无法靠军事力量来解决的。不止如此，如果官方在某些涉及中国企业的问题上表现得过于热心，很多时候反倒会适得其反——对方正好会以此为借口把商业问题政治化。

此外，在维护投资安全的过程中，很多需要打交道的对象由官方机构出面也是不太合适的。电视上我们看到是两边的高官一签字就皆大欢喜了，而在实际操作中，你还需要面对各类媒体、NGO、社区或教会组织、地方的大家族。如果面对的是国家控制力差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还需要和当地的割据武装、帮会等“地头蛇”性质的力量频繁接触。面对这些势力，完全由企业自己解决显然是非常困难的，而由官方频繁出面也不现实。

这种时候，就需要由商业性质的非官方机构来填补这块大大的空白之处。对比官方，这类机构的人员由于身份的关系，在活动时所受的限制要小得多。而从专业化上说，他们不但要比企业内部的安保、公关等部门要更加专业，很多时候甚至会比国家力量更加胜任投资安全保障任务——所谓术业有专攻，军方、国家安全部门以及外交部门都有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着眼点和企业的现实需要在很多时候会存在不太合拍的问题。而非官方机构则是专门为企业服务的，双方在一套思维体系之下，自然更容易沟通。

一提到这类机构，相信读者们肯定会联想到“黑水”、“雇佣兵”这些词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们已经提到，那种动辄杀人放火的暴力袭击在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威胁中只占不多的一部分，而在保障过程中使用强力手段，也仅仅是万不得已之下的最后手段。在多数情况下，真正需要这类机构做的事情包括：在投资前进行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在项目展开后通过合法的情报搜集、分析进行风险预警；通过舆论宣传以及与各色势力进行接触，来为企业营造“民意生态”。简而言之，他们的形象其实更像是企业的智囊或是“苏秦、张仪”，而不是戏剧里走镖的镖师。

很多中资企业目前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做海外投资项目时雇佣海外的安保公司如今并不少见。2014年6月份，《瞭望东方周刊》就曾报道：黑水公司的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组建新的安保公司，“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航空、物流、勘探、矿产、风险管理、安保服务等领域提供保障”。这看似振奋人心，但事实上对企业来说这本身就蕴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海外的安保公司在人员上都与其本国的政府部门、军方以及情报机构普遍存在一种“旋转门”式的关系，众多中资企业，特别是有涉密项目的企业，把风险评估、情报分析乃至安全保障工作外包给海外的安保公司，很可能最终弄成用“别家的狗看自己的院子”，这其中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换而言之，只有扶持我国自己的安保机构，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而事实上此类机构在我国已经存在，在北京及深圳市目前已经有专门针对情报分析和风险管理的公司在挂牌经营。和其他的业务不太相同，这个行业的核心资源无外乎两样，一个是遍及各国的人脉，一个则是大脑，而从理念上来说，我们并不比外国人差什么。只要拥有足够空间并假以时日，依靠中国自己的安保机构维护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安全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法规先行

和其他行业一样，非官方的安保机构同样需要国家扶持。这个“扶持”并非是指给政策、给贷款，而应该是尽早制定相关的法规——规矩不止意味着限制，也意味着界限明晰。在一个行业尚未全面展开、潜在问题尚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制定规则细节会有闭门造车之嫌，然而通过立法明确企业“安全利益”的边界，明确安保机构的权责边界，则是正当其时。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只有明晰边界，很多业务才能真正展开。

除此以外，由于不少在海外经营业务的企业都存在涉密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妨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安全许可权制度”，制定中国的面向全民的安全认证制度——即由国家机构对符合要求的公民进行忠诚度等方面的相关鉴定、认证，以此赋予申请人相应的涉密等级。而安保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获得相关涉密认证之后，也就解决了和企业之间的对接问题。

【注释】

[1] 当时的国家银行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央行，除毛泽民外只有5名雇员，最多时也不过14人。

[2] 一个区域内货币的流通量必须要和商品的流通量相匹配，可法币的发钞权在国民政府手里，如此等于倒了过来，让边区的经济运行服从流入的法币数量。而且当时国民党常常刻意让商人用法币在边区抢购紧俏物资，物少钱多之下，边区自然要引发通胀。

[3] 这一说法来自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

[4] 相对于技术，美元其实越来越倚重于美国的武装力量来支持，而问题是美国的军事优势在近十年来同样也在被不断稀释，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战场最终都打成了看不到头的僵局，这给了人们又一个怀疑美元的理由。

第九章　军事战略

在面对目前中国周边的种种“问题”时，最佳的解决模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把和周边国家间的大问题分解为若干小问题，然后零打碎敲，每次集中力量解决其中一个，一旦得手便到此为止；另一条途径，是像朝鲜战争一样，选择直面背后的势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从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说大国之战的三种模式

“大国对抗”与“局部战争”

现今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两场战争打出来的。不过这两场战争的背景及意义并非是这里的重点，我们所要做的是把这两场战争进行一个比较。

抽离那些比较具体的因素去看，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本质上都是中、苏两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是“大国间的局部战争”。和这之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是有本质区别的。这里先要说明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大国”——要担得起这个称谓，你的手里就必须有足够的本钱，光有GDP和国土面积是远远不够的，拥有完善的工业基础虽然可以加不少分，但还是够不着及格线，比这更重要的是你还要有一个独立自主、不受他人左右的国家决策体系，一个可以有效组织本国战略资源的国家管理机制以及国民精神上的凝聚力。在一场战争中只有掌握了这些，下一步才有可能谈得上掌握战争进程的主动权——换个形象点的说法，就是第一要有可用的刀，第二要有能抡得动这把刀的手，当“手”握住“刀”的时候，才能算作是“国力”。一个对外受制于人、对内令不行禁不止的国家无论从数字上看多富足，都是无国力可言的，更谈不上什么大国了。

另一个关键词是“局部”，虽然战场上可能已经杀得流血漂橹，但对于两个大国间的对抗而言，这还只能算是中等偏上烈度的斗争，远没达到彻底撕破脸皮的地步。双方所争夺的也许是关乎未来数十年国运的东西，但为了这样的利益终归还是不值得以命相搏的，无论最终是输是赢，打完了还得继续过日子。所谓“打赢一场局部战争”可以这样来解释——原本你的对手面前有“好”和“坏”两种前景，你要做的是设法把选项变成“坏”和“更坏”，从而迫使对手只能去选那个“坏”的选项，至此你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并不是说你必须把对手逼到那条“更坏”的路上去。所以在局部战争中两边必然都要有所保留，要“点到为止”、“愿赌服输”，甚至要彼此遵守一些“潜规则”。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曾秘密参战，当时无线电监听中经常能听到俄语通话，可美国人也得硬咬着牙当什么也没发生。 [1]

抗美援朝获封的“天德山英雄连”

对比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从过程来讲，前者的惨烈和凶险程度远要高于后者。而从结果来讲，两场战争的成果可以说不相上下，某种程度上说，抗美援越的“投入产出比”要更高一些。除了两个时期中国国力、军力的巨大差别以外，这两场战争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区别是朝鲜战争直接参战，越南战争基本是间接参与。当然，在抗美援越期间中国有军事人员成建制进入越南 [2] ，但从全局而言这些毕竟是旁支，中国左右越南战争的主要手段还是向越共提供资金、物资以及顾问人员。从技术角度说，在博弈中这就给中国政府提供了比美国更多的主动权——如果是全面战争，对战争结局的判断就好办了，就是看上文说到的那个国力，哪一方更强哪一方就是最终的胜利者。而一场局部战争远要比这来得复杂——全面战争如同角力，胜负取决于体力和意志；局部战争更像是下棋，胜负取决于智慧和耐心。

“狡兔三窟”与“孤注一掷”

一盘棋，对弈的双方很多时候比的其实就是谁的可选方案更多一些，可选方案多的一方，就可以把对方的所有可能路径统统封死，对方无路可走，自然也就输了。打仗也是这个道理——其实做任何事都一样，狡兔三窟永远要好过破釜沉舟。

从战略或者说从“势”的角度说，在越南战争这局“棋”里面，中、苏、美的博弈一开始就存在一个不对称，那就是美国直接把几十万大军投入到了战场，而中国和苏联只是间接参战。这其中的差别就是，中、苏要改变自己的方向，只要随时调整一下援越物资的数量就可以了，对美国人而言却没那么简单，他们想做调整不是政治家在办公室就可以决定的，还必须考虑战场上美国大兵们的实际状况，战场上总是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任你政治上再高明的计策，战场上实现不了照样是白搭。一个面积狭小的局部战场所能消耗的资源最终是有上限的，对中、苏、美而言，区别无非是中国拿出这个数要紧张一些，苏美能相对轻松一些，但谁也不存在拿不出的问题。战争资源对比打平之后，“势”的对比便变得格外重要，而恰恰在这一方面，美国落了下乘。当然，这肯定不是决定越战结局的唯一因素，但它绝对是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加 入 VIP 微 信 whair004

再回过头来看朝鲜战争。众所周知，在最初决策是否入朝作战的问题时反对意见是非常强烈的，反对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美在战术层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应该说这些理由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二战结束初期正是美军的巅峰时期，无论是装备还是后勤能力都处于世界的最顶峰水平，而且因为二战结束没多久，许多参加过战争的官兵都还留在军队里，所以美军的作战经验和士气同样不存在问题。但是，如果把目光上升到战略层面来看，会发现前面实际有一个比战术劣势更糟糕的前景在等着中国——当时中国入朝作战必然将会直面美军，但是从前面提到的“势”或者说双方的主动权问题来说，中、美事实上是对等，因为双方都是直接介入了战争，而战术层面上的差距，尚可以通过朝鲜的多山地形、我方的意志、苏联的外援等因素尽可能加以弥补；如果当时为了躲避美军的锋芒没有选择参战，坐视朝鲜被灭国，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更糟的局面。

一旦朝鲜战争结束，美军可以借助自己的军工体系迅速对韩国军队在技术装备上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对人员加以训练，因为一切对美国而言都是现成的，所以它的速度必然要快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度。这样一来，中国同样要面对一支技术上占优势的现代化的武装力量，所不同的是，一旦这个时候再爆发战争，因为是在家门口打仗 [3] ，中国依然要直接参战，美国则可以间接参与。这样一来，前面所说的越南战争中的那种不对等局面就会调换角色，届时中国将在战术与战略层面处于双重劣势——只要美国人愿意，他们随便找个理由就可在中韩之间制造出一个长期对峙甚至不断出现边境冲突的局面，因为不用考虑人员伤亡以及其他损失，所以美国政府只要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技术支持就可左右局势的进程，而中方则要面临种种顾忌，如此一来中美博弈中被动的一方必然是中国，这样一来后果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历史并没有如此发展，毛泽东在当时选择了入朝参战，这便把美国拉到了一个和中国对等的擂台之上——抗美援朝始于鸭绿江、终于“三八线”，仅此一条，任何非议这场战争的诡辩都只能是徒劳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阿战争。同前面提到的两场战争差不多，苏阿战争的真正主角是美、苏两国，但是这一次的情形与越南战争正好相反，十万苏军被投入到阿富汗高原，没日没夜地和游击队打疲劳战 [4] ，其实这就是在与美国的影子打仗。于是在美、苏博弈中，美国拥有了更多的选项，而苏联必须顾忌驻阿苏军的伤亡状况，必须顾忌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如此种种顾忌之下，自然只能让美国人去占据上风。

从“影子”到“真身”的战争

由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大国间的局部对抗，最佳的模式其实是让对方直接投入战争，我方间接投入战争，也就是要设法让敌人去和我的影子作战——当然，前提是这个影子必须足够堪用，中国解放战争时的国民党军，朝鲜战争时的李承晚军，都可以视作美国的影子，但无奈都不堪用，一个只能放弃，另一个干脆把美国的真身给拖进了战争。

如果无法实现这个最佳模式，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可能出人意料，那就是直接与自己真正的对手交战。一旦投入战争，很多事情就只能按照战争自身的规律来推进，那么可选择的余地不可避免地就要减少。既然是大国对抗，双方的国力至少应该是处于同一个数量级的，能让两边分出胜负的就只剩下一个“势”。这种时候如果抱着侥幸的心理总想舍难取易，去捏“软柿子”，却又不能干净利索地解决掉这颗“柿子”，那就会把主动权拱手让人，这样一来就成了对抗中最差的一种模式——你的真身去和对手的影子打仗。

网上时不时总会看到这么一种说法：“中国与XX最终难免一战”。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面对周边国家的战与和的问题上，中国的确应该慎之又慎，原因无他，中国周边的种种问题十之八九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所谓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云云，归根结底都是中美问题。如果你草率地和美国的某一个“影子”开战，又如果战事不顺，不能做到速战速决，那就可能在主动权问题上落了下风，这时候美国完全可以一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让这个“影子”缠住你，另一方面再促使更多的“影子”一起向你发难，如此一来，你就只能是捉襟见肘，穷于应付，这样下去后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而相应的，在面对目前中国周边的种种“问题”时，最佳的解决模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把和周边国家间的大问题分解为若干小问题，然后零敲碎打，每次集中力量解决其中一个，一旦得手便到此为止；另一条途径，是像朝鲜战争一样，选择直面背后的势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克里米亚、乌克兰与俄罗斯

女皇的“嫁妆”

“我两手空空，来到俄国，现在我终于给俄国带来了我的嫁妆，就是克里米亚和波兰。”这句话是叶卡捷琳娜女皇对自己功绩的评价。从公元17世纪开始，为了争夺克里米亚半岛，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先后进行了九次战争，最终克里米亚半岛被俄国收入囊中。而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眼里，这是她对俄国最大的贡献。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同时面对英、法、奥斯曼、撒丁王国联军，在战争中付出几十万人的伤亡，为了给前线减压，沙俄政府在1867年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人——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沙俄政府为了应对财政上的拮据，而事实上这更多的应该是来自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美英之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视对方为潜在敌人，在二战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军一直是美国陆军的假想敌，而让美国得到阿拉斯加，则当时还是英国海外属地的加拿大将处于美国的南北夹击之中，安全形势必然要全面恶化，也正是在1867年，为了拉拢加拿大人，英国签署了《英属北美法案》，承认了加拿大各殖民地所组成的联邦国家。

那么，克里米亚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地方，能叫俄国人不惜鲜血乃至不惜一块更广袤的土地来换取呢？（克里米亚半岛只有2.5万平方公里，而阿拉斯加州面积为170多万平方公里，且资源丰富。）

从地缘上说，如果拿中国或者说是拿东亚地区来比对的话，乌克兰加上克里米亚半岛对于俄罗斯的意义，大致相当于东北三省加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对于中国大陆的意义。

先来说克里米亚半岛。从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半岛是唯一一块延伸进黑海的陆地，位置几乎位于黑海正中间，并且有足够的面积。更妙的是这里还与大陆陆路相连，可以非常方便地获得食品、淡水以及工业设施方面的支持。从军事角度看，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意味着你只要控制住这里，就可以控制整个黑海。对俄罗斯来说，如果控制了黑海，最低限度来看她的西南方向便可获得坚实的安全保障——克里米亚半岛距离莫斯科直线距离不过1000公里，距离索契只有500公里，而俄高加索则干脆处于黑海沿岸，再继续向东则是俄罗斯的乌拉尔工业区。二战期间德军为了攻占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苏联黑海舰队的母港），在这里拖延了250多天，虽然最终塞城还是被德军攻陷，但从全局而言这一战役严重拖延了德军的进展，进而导致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后德11集团军无法支援。

克里米亚地图

于攻势而言，黑海是俄罗斯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能触及的唯一无须考虑结冰的温水海域，由此向西南方向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便可进入地中海——以土耳其的实力，在战时基本不可能挡得住俄国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联海军就是沿这条路径进入地中海，将各类战争物资运往埃及和叙利亚，同时与美国海军展开海上对峙。

而于和平时期来说，早在苏联时代，苏联对外贸易的60%需要通过黑海走海运来完成。如今，欧盟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等于谁掌握了贸易通道的控制权，谁便可以在贸易谈判中占据更多的主动。

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一系列价值，差不多就相当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于中国的价值。众所周知，驻韩美军与驻日美军相互呼应，构成了“第一岛链”中最坚固的一环，是战时中国海军进入西太平洋的主要障碍，也是目前中国解决东海海洋权益争端的主要制约因素，而从更坏的角度看，部署在这里的美国军事力量，对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乃至京津政治中心，都始终是一个潜在威胁。

至于乌克兰，则相当于俄罗斯的东北三省。从地缘上说，中国的东三省是华北地区在陆上的战略屏障。"9·18"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华北顺势便危如累卵，日军全面侵华便由此展开。与此类似，乌克兰同样作为战略纵深，为莫斯科抵挡着来自西欧的军事威胁。而从资源来论，乌克兰同样类似于我国东北地区，同时具备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在赫鲁晓夫时代之前，西乌克兰一直是苏联最主要的小麦产区，而在东部，顿巴斯有着丰富的煤铁资源，巴库则是著名的大油田，因此这里既是国家最重要的农业基地，也是工业基地。在苏联时代，这里孕育出来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黑海造船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设计门类包括航空、航天、核工业、造船、冶金、电子等。

阿拉斯加地图

1991年苏联解体，对苏联工业体系打击最大的就是乌克兰的独立，这直接导致俄罗斯境内的工业体系一下子变得残缺不全，众多生产线由于失去了来自乌克兰的关键部件而无法继续生产。譬如位于乌境内的黑海造船厂在解体之前是苏联唯一可以建造航母的造船厂，它对苏联的意义可以比照中国的大连造船厂。由于乌克兰的独立，俄罗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建造航母的能力，俄海军手中已经服役的四条基辅级航母也因为失去了技术保障，加之资金严重短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便先后被报废放弃，硕果仅存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同样由于缺乏合适的船坞进行保养，而极少出海，大部分时间只能停在港里作为摆设。

刀尖上的哲学

了解了克里米亚及乌克兰（克里米亚已经在2004年3月17日通过全民公投宣告从乌克兰独立并加入俄联邦）对于俄罗斯的意义，也就大致可以明白1991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苏联时代欧洲西南部的战略态势，大致就相当于现在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都归于中国版图之内——可想而知，在战略上可以占据多大的优势，而在1991年之后，乌克兰的独立就相当于中国非但没得到什么，还一下子失去了东北三省。而乌克兰内乱爆发之后，反对派要求加入北约，差不多就相当于在东北亚驻日驻韩美军扬言要进驻中国东北。

在克里米亚宣告并入俄罗斯之后，网络上对普京、俄罗斯都掀起了一股关注的热潮。有人说普京开启了俄罗斯的全新时代，也有人不以为然，说普京不过是在被逼到墙角之后的不得以之举，其意义无非是止损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说法都不算错。战略要地的真实含义并非是老天爷送给谁“盾牌”，它其实更像是一把两端都带尖头的长矛，抓在别人手里，那么矛头就会刺向你的咽喉，而反过来，你就可以把它指向别人的咽喉。克里米亚，就是这样一柄双头长矛，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无所作为，那么势必就要导致其西南部国土安全面临全面危机。而一旦克里米亚半岛重归俄罗斯，那么至少从地缘安全角度说，俄面对西方将从守势转为攻势，其意义类似于中国战国初期秦收复河西之地及函谷关。地缘安全问题在很多时候就是如此，衰微与兴盛只在一线之间，并没有太多可以妥协的中间地带，所谓“谋略”在这种地方是谈不上、用不上的。以地缘角度看问题，必然要有一种进攻性的思维，略带夸张地说，地缘政治就是一种刀尖上的哲学。普京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强硬态度，一方面或许源于本人的个性，另一方面他所面临的问题决定了他只能如此处理。站在俄国人的角度来看，国际舆论乃至金融市场的一时得失，与国家的地缘安全相比，只能居于次要位置——关乎生死的问题是没道理可讲的。

再进一步判断我们不难发现，仅仅得到克里米亚对于俄罗斯来讲不太可能就是终点。前面我们提到过，克里米亚半岛对于掌握黑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要想让克里米亚真正成为一颗活起来的棋子，则离不开东乌克兰的支持，无论是能源、淡水，还是工业产品，克里米亚半岛都有赖于东乌克兰地区来提供。而从客观环境来看，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等于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俄罗斯族居多的东乌克兰地区，很多城市都在要求回归俄罗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从负面效应看，西方国家能对俄罗斯做的已经都做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即便普京再往前迈几步，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况且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工业设施主要集中于东部，也就是说东乌克兰是整个乌克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无论从增加战略纵深还是从恢复工业体系完整性上来说，东乌克兰对俄罗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虽然不敢说是百分之百，但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俄罗斯在东乌克兰如法炮制克里米亚模式，或者是如南奥塞梯那样取得事实上的控制权，都是可能性非常大的。

“山姆”的阳谋

在人们纷纷关注一个热点事件的进程时，它的起始却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乌克兰内乱的爆发，内因主要是贫富差距、高层腐败和民族矛盾的积累，而外因则是西方政治势力的煽动乃至直接插手。现在回忆一下，会发现乌克兰反对派怎么看都不像是为了夺权然后按他们的理念去治国，他们似乎纯粹就是奔着把内乱搞大去的——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乌克兰政府决定不寻求加入欧盟，这主要是因为欧元区如今正处于欧债危机中自顾不暇，因此也就很难让乌克兰拿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即便是乌克兰人愿意，已经被“欧猪四国”拖得筋疲力尽的法国和德国，此时也不敢再收进来这么一个等着要钱要粮的主。在危机爆发的最初几周里，亚努科维奇政府最终选择了退让妥协，但反对派并没有选择这个性价比最高的阶段结束乱局，而是摆出来一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架势；在取得政权之后，并没有着手国家的治理，而是反复在刺激东部的俄罗斯族国民和俄罗斯——为纳粹翻案、对防暴警察“秋后算账”、要废除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宣称要把拥有俄乌双重国籍的人扔进监狱（双重国籍在东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中非常普遍），宣称要加入北约（欧盟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层面的问题，而加入北约则是军事层面的问题，意味着欧美军队可以直接驻扎乌克兰）。

而从西欧的角度看，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从心底的确一直在觊觎东方的资源和亚欧直接的战略通道，历史上法国和德国都曾入侵过俄罗斯（苏联），英、法则曾联手对俄罗斯发动过克里米亚战争，所以理论上说把乌克兰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的阴影中剥离出来是他们所乐于见到的。但是从时间上说，现在是最不恰当的时候。欧债危机到目前为止尚未真正平息，欧元区不要说继续扩张，如今还面临着缩水的可能。反观俄罗斯，如今早已不是20世纪90年代时的颓势，普京治下的俄国现在看起码是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这个时候出现乱局，西欧各国根本无力应对。相反，西欧和俄罗斯交恶会给前者在能源、出口、市场信心等方面造成严重的困难。

在这种情形之下，现在的俄罗斯最终是划算的，因为他们收回了战略要冲。而对于美国人而言，其实也是赚到了，虽然奥巴马的确丢了面子，但是美元却获得了实际的好处——如上面所说，西欧在乌克兰乱局中将受到一系列冲击，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棍子西欧都是跑不了的，而在危机之后，乌克兰势必要向法、德两国索取经济援助，从这个角度说或许东乌克兰独立对西欧要更有利一些，起码那样他们可以少养活一半人口。对于已经处于临界状态的欧元来说，这无异于挨了又一记重拳，欧元的信誉将因此大大降低，如此就为美元腾出了空间。

对此，无论是奥朗德还是默克尔都未必不清楚，但他们对此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德的政治生态目前都是“有合无统”，随便一个政客，为了所谓的选民支持，就可以站出来为乌克兰的乱局推波助澜，向俄罗斯放狠话，而一旦形成民意，他们的中央政府便也只能默认这些举动是国家行为，最终便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几个回合下来，俄罗斯赢得了大势，美国损了面子但在美元上赢得了实惠，而法、德在这一轮则是输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说说“弹道导弹打航母”

现代战争中的“弩”

在以往武器装备的介绍中，我们往往专注于各项技术细节，例如导弹的CEP（圆概率误差）是多少、燃料比冲多大……站在工程技术人员或者武器爱好者的角度这些的确非常值得关注。然而从武器最终使用者的角度说，过分地拘泥于各个子系统的细节问题往往会使我们在主观上忽视某种武器系统最初所承载的作战理论与战术需求。所以，在这里笔者首先从一个比较宏观的方面来看看——弹道导弹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初听上去似乎非常可笑，但是，它的确对笔者说清楚后面的东西很有帮助。在这里我们引入“平台”这个抽象概念，所讨论的战术弹道导弹就是火力投射平台的一种。事实上所有的武器系统在物态上的最终表现都是一个个的物理平台——大到航空母舰，小到单兵，所有这些平台最终的作用反映到具体的战术层面，就在于向敌方平台投送火力，描述武器大系统以及单个物理平台的几个指标：火力、防护力、机动力、信息力，说到底都是围绕着投送火力这个主题。而依照各平台在战斗过程中对“火力投送”所起作用属直接或是间接，现有的各种武器系统又大致可以划分为“支持平台”与“火力投送平台”，我们口中通常意义上的“武器”——枪、炮、坦克等大多属于前者，而港口、机场等则归为后者一类。历次由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军事革命，很多时候便表现为平台的革命性发展。

话题再回到战术导弹上来。依照上面的说法，比较适合与弹道导弹进行类比的除了通常被提及的巡航导弹外，还有就应是飞机，借用生物学中的一个名词来描述两者的关系，是“同科异属”。当然也许有人会质疑：现代战机的主要火力投送手段也是机载导弹，但是，不要忘记后者的使用必须依附于飞机，从系统的角度讲二者更应被视作一体，当然，各种导弹的发展以及与其他火力投送平台的结合确确实实使得上文中“支持平台”和“火力投送平台”之间的界线出现了模糊的趋势。

使火力投送平台离开地（水）面，无疑已经被证明是提高打击效能的一种绝佳的方式，最初投入使用的是飞机，现在则是飞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从效费比上讲，飞机无疑是最高的，作为一个作战系统，其中被一次性消耗掉的只是相对很少的一部分，而弹道导弹恰恰相反，因而效费比最低，巡航导弹则居中。但是，还有一条需要比较，那就是作战系统的可支持性，简单地讲就是要使武器产生效果，对战场环境、后勤等的要求的高低，只有具备可支持性，谈论效费比才可能有意义。单从效费比上说，拿B-52实施临空轰炸效费比最高，但这得以实现必须要建立在对敌方防空完全压制的基础之上，显然，即使是对发达国家这一条件在未来也将越来越难以满足，各种防区外发射弹药开始大行其道，实质就是以让渡出一定的效费比为代价，使武器系统的可支持性达到一个可接受的程度。如果顺着这个思路继续下去，如果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拥有相对处于强势的空中力量，那么至少在战争初期，可支持性更高的弹道导弹显然很可能被作为主要火力投送平台来使用。

辽宁号航母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

因此，由于资金或技术原因暂时无法建立相对强势的空中力量的国家大多对弹道导弹青睐有加。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以飞机为主要火力投送平台的武器大系统，其构成是非常庞大与复杂的。作为物理平台的作战飞机本身十分复杂，而构成空中力量的支援、保障、培训体系则显得更加庞杂，而它的建立、维护、更新都需要建立在一个雄厚的技术与资金资源之上，且这些投入大多属于长线投资——作战飞机的更新周期目前在30年左右。当然，这一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其受益也将是长期的。相对于此，弹道导弹系统显然要简单很多，所需投入比较低，且更接近于短线投资——形成战斗力及更新的周期较短。而这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对弹道导弹极为看重的另一个原因。换而言之，弹道导弹使第三世界国家以不是很大的代价暂时、部分地（但从后文会发现，不会完全地抵消）抵消掉发达国家强大又昂贵的军事系统特别是空中力量的威胁，这一作用如中世纪“农夫手中的弩”于“贵族骑士”的效果相仿，而现代西方国家对战术导弹扩散的忌讳与其中世纪时的祖先对待弩的态度如出一辙。

弹道导弹打航母“靠谱”吗？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军队探索弹道导弹打航母”的报道不时会见诸各类媒体，这里我们肯定没什么内部消息，不过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说说倒也无妨。

对于这类讨论，需要先明确以下三点：第一，战术需求绝不能仅是处于装备技术指标的边沿区域，这和现在手机所标注的最大待机时间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技术指标只是“刚刚够”，那除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最后一搏外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第二，对具体子系统的改变是基于现有水平下的细节的技术重组，而不能是基于较大的技术水平跃升或对系统实质的变更，否则直接讨论“高达机器人”或者变形金刚得了；第三，这种技术上的改造必须能保证战术上的提升效果，否则就将是无意义的重复劳动，那种把香肠从切片改切段的创新毫无意义。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假如有若干枚弹道导弹向一个水面舰艇编队飞来——姑且不讨论是否会击中的问题，又假如这支处于导弹溅落区的舰艇编队要对其加以拦截，那么成功的几率虽不至于为零，但肯定会远小于对飞机及巡航导弹的拦截概率。首先，以中程弹道导弹为例，其最大射程一般在2000~3000公里，这远大于已知的各类反舰巡航导弹的射程，甚至大于大多数战术飞机的作战半径，而其发射平台对比机场，目标小且还机动，显然弹道导弹系统的支持平台的安全更加容易保障；弹道导弹特殊的飞行模式，使其在效费比与精度两方面都要逊于同样作为一次性火力投送平台的巡航导弹系统，和飞机相比更低，但是同时也使它拥有了远远高于后两者的飞行速度，即弹道导弹的机动力应高于技术水平相当的巡航导弹。至少就目前已知的信息，由飞机对大气层以外高超音速飞行的物体进行拦截是难以完成的（之所以未完全否定这一可能，是由于冷战时美国曾做过飞机打卫星的试验，当然，结果并不理想），而对于一支航母战斗群而言，其防御任务的大多数份额是由舰载机承担的。至于面对空导弹，拦截弹道导弹的技术难度远高于拦截飞机或巡航导弹，所面对的问题不单是细节技术的重组，更多的是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即使是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反导系统，对射程3000公里以上的弹道导弹也难以有所作为。而相应的，无论是飞机还是反舰巡航导弹，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技术或战术差距，在这一过程中，依现有的技术都始终处于可被拦截的状态。

在确信如果弹道导弹能够用于对水面目标打击则可以获得更高的可支持性之后，我们后面的探索证明应该可能是有意义的。下一个问题是，弹道导弹是否可以击中处于运动中的水面舰艇。对于这个问题，目前网络以及其他媒体通常的看法是原本定位于打击地面固定目标的弹道导弹转而用于打击水面活动目标，会极大地提升技术难度，而事实是对于弹道导弹，打击地面固定目标与打击水面目标，很难用简单的难易来加以比较。首先，目前大、中型水面舰艇的最大航速通常在30节左右，但与速度达数马赫乃至十余马赫的弹道导弹相比，其机动力可以说很小，至少可以认为与用导弹打导弹的GMD计划相比，弹道导弹对海打击更为“理智”一些，而前者的开发已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或者说在基于打击水面目标而对弹道导弹进行的改进中所遇到的问题，大多数应该是具体细节技术的重组而不是整体技术水平的跃升。另外，与置身于陆上复杂地形甚至地下的“固定目标”相比，背景反差强烈的水面目标显然更加易于被定位。最后，与可以分散布置的地面武器系统相比，水面舰艇是一个集成度极高的物理平台，这意味着此类目标对打击的承受能力要低于陆上武器系统——以一两枚常规装药的导弹去瘫痪一个空军基地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但假如同样数量的火力被投送到一艘航母上，则可以很容易使其丧失起降舰载机的能力。这里要注意的是，由于后一条，所以从系统的角度看，如果技术上可以将弹道导弹用于对海攻击，其效费比的问题并不是十分明显。

在弹道导弹攻击海上目标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对目标实施精确的侦察及定位，这是攻击活动目标的前提条件。

目前，对海上目标进行侦察定位的主要手段包括：海洋监视卫星、电子侦察卫星、成像侦察卫星、岸基超视距雷达、水下声纳基阵以及无人侦察机等。由于使用单一侦察手段不能满足作战要求，因此需要综合利用以上各种侦察手段，做到实时、准确地对目标进行监测和定位。

与通常意义上的战术弹道导弹相比，这一侦察、定位系统显然显得过于庞杂，而它的建立周期与所需资源也是巨大的——而从后面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从技术的角度看，这一体系的建立实际也是弹道导弹对海打击系统工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系统应属于整个海洋作战大系统中的一项“公共投资”，换句话说，即便不去开发弹道导弹对海打击系统，也仍然需要建立这样的一套体系，无论是飞机、巡航导弹、潜艇或是其他火力投送平台，这一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弹道导弹系统的加入仅仅是可能需要在其中加装或改变若干接口系统，这对其整体效费比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通过多种海洋卫星所组成的星座，可完成对目标的侦察探测、识别和定位。但卫星系统的实时性还较差，无法完全满足战时需要，因此当进入作战状态时，通常要将卫星系统监测到的目标位置信息通过通信卫星传递给超视距雷达及空中预警机系统，由其对目标进行全天候的跟踪监测，实时记录目标的运动信息。在准备发起攻击之前还需要结合卫星系统或无人侦察机等其他手段进一步给出目标的精确位置，以不断修正传给作战指挥中心的目标信息。与此同时，处于发射单元中的弹道导弹已经开始进行初始诸元装定，当最后的目标位置修正信息到达指挥中心后，立即传给发射单元，用于最后校正诸元，之后发射导弹。

从弹道导弹发射至落地，这期间必然存在一个时间差，相应的作为目标的水面舰艇就会存在一个逃逸区，以射程1500公里的弹道导弹为例，其全程飞行大约需耗时8~10分钟，这期间水面目标航速以30节计算，可直线运动3海里左右。因此，为保证导弹得以击中目标，需要在其飞行过程中对其弹道加以修正，在这一点上弹道导弹与通常的超音速或亚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在技术本质上并无差别。反舰巡航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存在中段制导，这一概念同样可以引入到弹道导弹攻舰的过程之中，在导弹再入大气层之前，需要对其弹道在高空先期加以修正，用以与末段制导效果累加，提高攻击精度。此前在诸如俄SS-27“白杨”这样的弹道导弹之上，已经开始使用机动变轨、跳跃式弹道等技术以使导弹完成外层空间的机动，当然，前者的机动动作是基于之前的既定程序做出的，其目的也在于对敌方拦截进行规避而非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弹道修正。除此之外，据前段时间的公开报道，我国在“神舟”飞船的实验飞行中也曾进行外空间机动变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中国而言，弹道导弹在外层空间进行可控机动技术上不会再存在所谓的“瓶颈”。

中段制导的主要问题在于弹道修正信息的来源，就笔者所知目前的解决方案有两种：由外界提供信息，即指令制导，这种制导方式便于简化导弹本身的系统，但也同时增加了对大系统的依赖程度，进而增加了攻击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第二种方法是由导弹自己携带如雷达这样的探测设备，在高空探测目标活动，为其弹道修正提供诸元，这样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导弹系统的复杂程度，降低导弹有效载荷，但在飞行过程中导弹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从整体大系统的角度看，在我军信息技术尚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后者可能更加易于实现。

经中段修正后，目标的逃逸范围会远小于最初估计的面积，而通过空气舵或微型火箭发动机对导弹在再入段实施控制，以及各种末段制导技术，如在冷战时期开发的“潘兴”导弹上就早已使用，目前在我军现役战术导弹上也已实现此类技术。因而和多数人的认识不同，在这一阶段所面对的技术问题其实并不是非常大。

当然，这仅仅是笔者个人的推测，除此之外尚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弹道导弹打击动态目标时的弹道修正。例如：可能对导弹不进行再入前的中段制导，而在再入大气层之后使弹头减速，从而实现弹道修正；或者在相关技术未完全实现，弹道末段弹道修正幅度有限，无法全部覆盖目标逃逸区的情况下，如果爆发战争，甚至可能依照目标的最大逃逸范围，以多枚导弹对其进行“精确火力覆盖”以作为应急措施。总之，在技术上，就导弹本身而言，应该不存在技术“瓶颈”问题。

至于是否真有其事？那叫让大家去猜好了，其实很多时候，“猜”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威慑。

带刃的外交——漫说“伐交”

“长刀”与“短剑”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在长达五个半世纪的不断涤荡之下，中华民族的军事艺术以及政治、文化都被推上了历史的顶峰。与之同时被推上顶峰的，还有列国之间的外交——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状态与现在欧洲各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且国与国之间的地缘利益、政治利益错综复杂。在清末之前，历代王朝几乎再未遇到过类似的复杂的外交局面，仅从这一点说，这段外交史就绝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研究。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听过这句话的人肯定比看全本《孙子兵法》的人要多得多。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孙武对外交的阐述，用的不是“邦交”，不是“盟好”，而是“伐交”。

所谓“伐”，即：征伐、讨伐。而“伐交”，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以打仗的思维来搞外交。据记载，商汤时代中土有诸侯国3000多个，至东周春秋初期，已经减少到200多个，再到战国时代，只剩下七大战国外加若干小诸侯国，总共不过十余国，夺地、争霸、灭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核心主题。严酷的斗争环境最终创造出了中华文化中最为务实的那一部分，这其中便包含“伐交”。

基于地缘战略考量（所谓“兵家必争之地”这个提法其实就是地缘战略这种逻辑下才有的提法），对国家战略进行整体布局，这是维系邦国生存、扩张的根本所在，所谓“上兵伐谋”所指的便是这个。“伐交”、“伐兵”则是实现国家大战略的具体工具，而从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史来看，其实这两者分不出谁主谁次。对于当时的诸侯国来说，外交与军事行动就如同武士手中的长刀、短剑一样——在格斗技术娴熟的武士手中，武器没有主次之分，更没有谁替代谁的问题，两者之间必然是相互配合，浑然一体。

春秋战国时代成功的外交，都是基于明确战略目标而操作的，本质上和军事行动一样，都是国家的战略工具，苏秦、张仪、公孙衍等纵横家主导的合纵连横，便是其中的巅峰之作。而与之相对，单纯的“交好外交”、“面子外交”抑或是贪图眼前小利的“短线外交”，几乎无一不是失败案例。

譬如广为人知的“渑池之会”与“完璧归赵”，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赵国的蔺相如。故事这里无须赘述，单来说结果，通常我们听到的是“蔺相如面对强秦，维护了赵国的尊严”。

事实则并非这么简单。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战国中期，当时的国际格局是：秦国在经历商鞅变法以后国力逐步增强，自秦惠文王开始，秦国开始不断向东扩张，至秦昭王时，秦国综合国力已经开始大幅超越其他六大战国。在秦赵渑池会盟之前，燕国乘齐国内乱之机攻打齐国，齐国因此一蹶不振，列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就此被打破，秦国准备借这个窗口期向南攻打楚国，扩张自己的国土。而在当时，位于秦国东北方向的赵国是军事实力仅次于秦的诸侯国。无论是渑池会盟，还是后来提出以城池换取和氏璧，大背景都是秦国试图找机会结好，以稳住赵国，去除自己南下攻楚的后顾之忧。从后面的历史看，秦的战略目的完全达到了——秦军南下攻楚期间赵国确实无动于衷，白起率领秦军攻占楚国的战略屏障*城，楚国由此遭受重创，秦国除了获得了土地之外，也大大改善了东南部的地缘安全状况，这就为后来秦赵长平之战重创赵国埋下了伏笔。

而那个“才具过人”的蔺相如，却仅仅看到了赵国君王的面子，对于这背后的战略变局完全是浑然不知。他全部的精力要么用在纠结外交礼节要么就是为了保住一块微不足道的石头，对于关乎国家地缘安全的议题，从头到尾却只字未提。两个典型的“外交案例”，除了成就了当事者的虚名之外，对国家则是有损无益。而反过来从秦国的角度说，国家的战略目标全部实现，在外交上自然可以算是全胜，至于其他的细枝末节根本不足挂齿。

金帛收买，匕首随之

所谓“伐交”，从操作上而言绝不是两国外交官坐在一起吃吃喝喝顺带聊一聊那么简单。“伐”这个字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主动”，“伐交”亦可理解为“攻势外交”。

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无不是“明”、“暗”两只手同时使用，事实上在当时你几乎不可能把列国的外交战和谍战区分开来，这一点又以战国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所谓“明的一手”，便是外交游说：这其中可能是国家间实实在在的利益交换，也可能是战略欺骗——这里面并没有什么诚信、道德的问题，前面说过，伐交就是以打仗的心态来做外交，而兵不厌诈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再者说，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因素，实力和利益总是优先于“诚信”的。加 入 VIP 微 信 whair004

战略欺骗中，最有名的自然就是“张仪欺楚”。除此之外，主持合纵的苏秦同样也有骗人的时候，苏秦虽然身配六国相印（此说法历来存疑），但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其母国——燕国。所谓“合纵”，一方面有抗秦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在组织的过程中苏秦也一直在企图离间并削弱齐、赵两国以减轻燕国南部和西部的地缘压力。再想一想，当时齐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一直是和秦冲突最少的国家，同时齐国又是燕国最大的外部威胁，合纵抗秦把齐国拉进来并推到最前排，就等于是激化了齐、秦之间的矛盾，最终自然还是燕国得利最大。

而“暗的一手”则更加丰富。首先便是“用间”，也就是派遣间谍。这里所说的间谍并非仅指“007”、“余则成”那样小打小闹、窃取情报的间谍，用间完全可以做到战略级别。譬如在战国后期，韩国就对秦国这么干过。首先是派出了著名水利“专家”郑国。郑国到秦国之后，便开始给秦的经济工作开“药方”，即上马后来被称为“郑国渠”的超级水利工程，而韩国当时的想法是以此拖垮秦的财政，缓解自己的安全压力。当然，众所周知这件事最后弄巧成拙，不但没有达到“疲秦”的效果，反倒又给秦国贡献了一座大粮仓。

除了郑国以外，另一个韩国人韩非其实也有点间谍的味道。韩非出身韩国王族，是战国后期著名的“国际学者”（学术成就直追李悝、商鞅等法家名士），秦王政因此邀请韩非入秦。当时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进程已经推进到最后一步，灭国大战一触即发，从常识来讲，地处中原且国力最弱的韩国自然应该是第一个目标。而韩非入秦之后，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反常识”的观点，要秦王南下进攻楚国。后来的历史是这样的：秦在先后消灭韩、赵、燕、魏四国，后方及侧翼基本无忧的情况下，以李信率30万大军攻楚依旧以失败告终，最终由当时资历最高的王翦率军60万历时一年才摆平了楚国。如果当时秦王政真的依照韩非说的去做，后果可想而知，只怕历史都要被改写了。在当时，韩非的观点使得秦国高层一度陷于无休止的争论当中——韩非的知名度让很多人忘掉了常识，这其中一度也包括秦王政。由于这个缘故，秦国灭韩的计划被拖后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除了力主存韩攻楚以外，韩非还以私德不检为由，力主秦王杀掉重臣姚贾。姚贾在当时主要负责的是秦的秘密外交，比如在列国内部散布流言、收买权臣、扶植亲秦势力，这些都是姚贾的主业——有点类似于中情局局长的角色。在灭国之战即将发动前，杀掉这样的人物，必然会导致极大的混乱，这同样是一个常识问题。总而言之，韩非在当时其实已经危及到了秦的国家安全，后来他被秦王下令关押，之后又死在秦国，恐怕并不如《史记》中所说的那样，仅仅是由于李斯的嫉妒那么简单。

除了用间之外，内部瓦解同样是伐交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史记·李斯列传》中便有这样的记载：“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简而言之，在当时，借助明、暗外交手段内部瓦解之后进行军事打击已经成为秦国标准的组合拳套路。

前面所提到姚贾以及顿弱（见于《战国策》）便是战国末期秦国这一块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手段包括如下几点：以流言、童谣（在当时这相当于如今的微博、加 入 VIP 微 信 whair004和BBS）影响朝野舆论，最典型的便是在秦赵长平之战相持阶段，通过舆论战促成赵国换将，后来灭赵之战赵国自己除掉大将李牧，灭楚之战中楚王及贵族迫使项燕轻动导致楚军主力被全歼，这些事件背后也都有舆论的影响，所谓“利剑刺之”，笔者的理解恐怕不是单纯的刺杀（除荆轲刺秦王外，当时再无类似记载），而是更要命的“无形之剑”；通过重金收买等手段，把他国重臣变成“自己人”，战国末期，东方六国的朝政普遍开始崩坏，这就给了秦以可乘之机，如赵相郭开、齐相后胜在当时都是半公开的亲秦势力，一国庙堂秦人都可以做得一半主，战场上他们不输那就真是没天理了。

美式伐交

上面的文字不知读者看着是否有眼熟的感觉？其实西方国家，尤其是当今的美国，他们的外交恰恰最接近“伐交”的概念。从组织体制来说，美国的国务卿并非出自职业外交官，而是多由出自军方、情报部门或是与之有深厚背景的人来担任。此外，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同样值得研究和注意，美国的国安委直接对总统负责，军方、情报机构、外交部门以及财政部会根据具体的战略需要被组合在一起，统一决策、统一部署。虽然各个部门间依然存在相互拆台、相互扯皮，但在大的战略问题上却基本可以做到步调一致。历次美国主导的局部战争，基本步骤都是：舆论抹黑对头、外交促使各国站队、经济制裁、内部瓦解，最后进行军事进攻。这和李斯的“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由外交、谍战、军事进攻“无缝对接”而成的组合拳。

从手段上说，更是一样不落。论战略欺骗，海湾战争之前美国模糊的态度使得萨达姆误以为美国不会过多干涉其占领科威特；论用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量的私有化政策皆是由美国专家学者参与制定的，结果是俄罗斯经济极度混乱，由此导致的财富损失是卫国战争的2.5倍；至于操控舆论、扶植代理，在历次颜色革命中更是屡见不鲜。

以古鉴今，对此我们与其从道义角度加以谴责，倒不如认真研究，既要警惕，更要学习。

从出兵叙利亚看俄罗斯的军事文化

自2015年9月份开始，俄军正式进入叙利亚，开始对IS武装进行空战打击。叙利亚的国内局势随后开始迅速扭转，原本是阿萨德在各派势力的夹击下苦苦支撑，而在俄军介入之后，IS在几周之内便开始迅速瓦解，整个中东的局势随之开始出现了要大变的趋势。普京在叙利亚问题上，再一次显示了他一贯的果断、强悍的风格。

或者也可以说，是普京恢复了俄罗斯传统的行事风格，让俄国人找回了在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时代一度丢失的尊严感——正是这一点让普京在国内赢得了超过86%的民意支持率。

“恶劣”的地缘环境

略带夸张地说，俄罗斯的军事文化，最重要的关键词无非两个：“进攻”、“报复”。

仅从数字上来看，俄罗斯的自然条件绝对是令人羡慕的：虽然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损失了约1/4的国土，其国土面积依然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一；各种自然资源占世界总量的21%，同样居全球第一，除钨、汞、锡等少数几种矿产外，其余自然资源均可实现完全自给……

然而如此丰厚的资源，在历史上却并未给俄罗斯带来太多安全感。从地缘角度看，其实俄罗斯并没有看上去那样安全。关于这个问题，从地图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虽然说俄罗斯号称地跨欧亚，但是她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区域均分布在西部的欧洲地区，首都莫斯科距离俄乌边境的最短直线距离不超过400公里——这个距离对战斗机或者巡航导弹来说，至多不过是两三分钟的事。

更要命的是，这”400公里”完全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形，根本找不到任何可靠的地理屏障。事实上整个俄罗斯都是如此，除了腹地的乌拉尔山脉和南部边疆地区的高加索山脉，整个俄国都是这种无遮无拦的地形结构，这一点和中国正好相反——我国仅26%的国土为平原和丘陵，其余都是由山地、高原、盆地等复杂地貌构成。

俄罗斯历史上的宿敌，如波兰、法国、德国，她们均位于俄罗斯的西部，这意味着俄罗斯面对强敌其实并没有太多回旋余地。波兰曾经在俄国扶植过傀儡沙皇；拿破仑率领的法军，曾逼着库图佐夫一把火烧了莫斯科；到了1941年，纳粹德军再次兵临莫斯科城下，当时苏联人将莫斯科市内的工业设施以及列宁遗体悉数向东转移，并在所有的交通枢纽均预先埋设了炸药，这其实就是准备效法库图佐夫，再来一次“坚壁清野”。

不止如此，在历史上，俄罗斯和波兰打了13年、和瑞典打了21年、和土耳其打了241年……从16世纪中期的伊凡雷帝时代开始，俄罗斯有超过300年的时间是在不断地打仗，这其中主要又是在和西欧国家打反复的拉锯战，其边界线几乎隔几年就要一变，其烈度不亚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有一种说法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由于打输了克里米亚战争，成了俄国第一个割地沙皇，竟然选择服毒自杀，当然这一说法尚不能验证，更为主流的说法是“忧愤而死”。

必攻不守

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对各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几乎是一样的——务实、坚韧、尚武以及强调主动进攻。在中国的秦、汉及隋、唐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基调便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兵民一体、军功受爵的社会体制（在秦汉时期，平民可以通过战功获得相应的爵位，以此来取得财富和社会地位）；秦始皇时期的蒙恬北击匈奴，汉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征匈奴，隋炀帝东征高丽，唐太宗时代征突厥、征高丽、灭高昌……一直到怛罗斯战败之前，中国的对外战争遵循的同样是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基本原则。

用《孙膑兵法》中的话来概括，这一原则就叫“必攻不守”。当你面对众多不确定且可能长期存在的潜在威胁时，从经济角度来说，被动甚至是半主动的防御政策，事实上都是极不合算的。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资源必须要能覆盖到时间和空间的各个角落，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将是一笔天文数字。而从效能上讲，当有限的资源被平均分配之后，每一个点肯定都分不到多少，自然效能也不会太高。

有句话叫作“战争永远不会等你准备好了再降临”，而相对来说，进攻一方总会比防守一方准备得“更好一点”。出于代价考虑，对方也许不会直接去侵犯你的核心区域，但是完全可以不断打击你的外围，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失去周边重要的地缘要冲，可能失去重要的战略盟友——以这种切香肠的方式，最终让你成为一只被卸掉钳子和腿，只剩一副壳子的螃蟹，届时你把自己养得再肥也不过是人家的一碟菜而已。

更麻烦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随着对方的节奏起舞，不断重置自己的战略部署，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根本搞不好建设。而反之，如果你是主动进攻的一方，那么你反倒可以按部就班地靠自己的节奏来运作。在战国前期，魏国针对赵国和韩国的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到了齐国的地缘安全，而齐国君臣的对策是果断发动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两场战役都是贯彻了必攻不守的原则，而最终的结果则是魏国就此衰败，齐国西部的地缘安全获得了踏实、彻底的保障。

前面说过，俄罗斯缺乏可以依托的地理屏障，且心脏地带距离传统对手并没有多远的距离，因此他们其实没多少防守的“本钱”。这就造就了俄罗斯强调进攻的军事文化乃至对外战略思维。当初在二战期间，德国人对苏联发动了闪击战，前线的苏军将领打开事先封存好的预案，结果发现全是关于主动进攻的，压根没考虑怎么防守——这也是苏德战争初期苏军损失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冷战时代，苏联的几次对外军事行动，基本都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展开的。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其中一例：和很多人一贯的印象不同，其实这一事件并不能算是苏联人的一次“败仗”。最初，美国在希腊和土耳其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此举对苏联乌拉尔山以西的心脏地带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苏方的举动并非是抗议或是增加洲际导弹数量（对比美国的中程导弹，苏联部署在本土的远程导弹显然要贵得多，如果要保持对等威胁，双方的投入将是极不对等的），则是主动出击，把中程导弹和伊尔-28轰炸机部署到了古巴……再后来，我们都知道苏联人撤走了在古巴部署的导弹，而与此同时，美国其实也被迫撤走了在土耳其和希腊的导弹，同时古巴的革命政权也保存了下来，成了拉美左翼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大本营。里外里算下来，显然苏联并不算亏，因为她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其实就是一次俄国版围魏救赵。

由于苏共内部的变故，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第一次车臣战争，俄高层都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主动，转为被动应付，而这两场战争的结果则是灾难性的——1989年苏军撤离阿富汗后，中亚五个共和国随之开始被宗教力量渗透，进而宣布独立；1994年的车臣战争，俄高层是在局势已经不可收拾的情况下才仓促出兵，且为了爱惜政客的羽毛，整场战争打得缩手缩脚，结果在付出严重伤亡之后，车臣取得了事实独立，俄罗斯在高加索和里海沿岸的石油产业面临严重威胁，更要命的是民心、军心跌到了谷地。

俄罗斯如今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其实就是这种必攻不守思维的延续。一方面西亚是俄罗斯传统的战略方向，而叙利亚则是这个方向的最后底线，因此原本也不能容忍西方国家侵犯；另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已经形成僵局，而沙特等海湾国家刻意打压油价，又严重冲击了俄罗斯的经济。从这两方面考虑，主动出击叙利亚，对俄罗斯而言其实就是很自然的选择——打仗的确会花钱，但是主动出击，一次性解决叙利亚、油价、乌克兰这三个问题，相对于被动应对，这样的花销显然要经济得多，也划算得多。

有仇必报

在对IS的空袭中，俄罗斯战斗机曾经一度“因天气原因误入”土耳其领空，这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很痛快地就承认了，对于之后北约“不像是意外”的指控却并未加以辩驳。从这一点来看，这一事件可能就是俄罗斯对土耳其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报复”，因为后者在叙利亚等问题上一直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

“复仇”文化同样是俄罗斯军事文化中的一部分，拿破仑逼着俄国人火烧莫斯科，后面俄军就打进了巴黎；波兰干涉军曾经屠杀红军战俘，于是苏军就在卡廷屠杀波兰被俘军官；德国人打到莫斯科城下，苏军就攻下了柏林并报以同样酷烈的手段。此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例子，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遭到德军的虐杀，斯大林亲自下令，一旦遇到德军197师332团的任何官兵（杀害卓娅的那支部队），一律杀掉，不接受任何投降。

军事领域提到“报复”很容易让人想到战略核反击，而事实上“报复”存在于各个烈度，从摧城灭国到边境地区双方边防军拳脚相加，这些都可以说是报复手段。

按照俄国人的逻辑，即便你再强调进攻，但终归还是可能会面临挨打的问题。这个时候，一套系统的防御终归还是需要的，但是即便是再严密的防线也不可能保证百分百可靠。十次进攻防住了九次，看上去成功率很高，但是即便只有一次没拦住，带来的后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在诸如恐怖袭击之类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情况下，报复其实就成了最简单的解决方案——让进攻者在一次进攻后不久就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以此来吓阻对方进一步的行动，同时也震慑住其他的潜在对手。

关于这一点，同样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1985年黎巴嫩真主党绑架了四名苏联驻贝鲁特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并且杀害了其中一人。苏联方面并未对人质展开营救，而是由克格勃将该组织领导人的一个兄弟抓回去大卸八块，然后给对方送了回去，并且附带说明“如果不放人，后面会有更多的尸块寄过来”。最终，这场危机以人质被释放而告结束，并且此后再未出现类似状况。

俄罗斯有这样一句谚语：铁棒横扫，无可阻挡，如要阻挡，铁棒加粗。这可能是对这个民族军事文化最好的诠释——粗暴，但并不简单。无论是作为敌人还是朋友，对此都不能轻视。

【注释】

[1] 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高层曾要求入朝作战的苏军飞行员在空中必须用汉语通话，但实际情况是在空战中生死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高度紧张的飞行员根本不可能还想着用一门外语来通话。

[2] 抗美援越期间中国曾成建制派出过工程部队、高炮部队等来支援越南人民，但在公开资料中，并没有记载过任何中美两军在地面直接冲突的事情。

[3]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75%的重工业设施都集中在东北地区，如果在这里形成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对新中国的经济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4] 苏阿战争期间，阿富汗的游击队一直是美国、沙特等国在背后支持的，沙特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而中情局则为游击队——也就是阿富汗现在的各派武装力量——提供了武器装备，并且负责人员的培训。

参考文献

[1] 高梁.浅析普京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新浪财经，2006

[2] 庄林.论克格勃的历史地位及其在苏美争霸战略中的作用.1993

[3] 李雅君.车臣问题——普京执政的契机与挑战.2005

[4] 中国新闻网.俄前首富尤科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寡头之路.2005

[5] 科学时报.久违了，丘拜斯.2005

[6] 叶召霞.俄罗斯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2012

[7] 牛刀.中国通胀，世界通缩.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2

[8] 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9] 井底望天.大国游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10] 俞天任.军国的幕僚.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7

[11] 刘海波.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工作解析及启示.2013

[12] 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前言

再版序

第一章 地缘政治之俄罗斯

话说俄罗斯（一）

话说俄罗斯（二）

第二章 地缘政治之土耳其

第三章 地缘政治之澳大利亚

第四章 地缘政治之日本

日本的“代理人”国策

三分外交，七分内政——简评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从“基本盘”看未来中国海军的定位——兼论中日危机

第五章 地缘政治之朝鲜半岛

地缘视角下的朝鲜半岛——兼论中国的形胜之地

话说朝核危机

第六章 地缘政治之蒙古

大国的背面之阴

第七章 地缘政治之欧洲

欧洲的“战国棋局”（一）

欧洲“战国棋局”（二）

第八章 货币战争

“土八路”的货币战争

从“黄金大溃败”说起

商道求安——以“大安全观”说海外投资安全

第九章 军事战略

从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说大国之战的三种模式

克里米亚、乌克兰与俄罗斯

说说“弹道导弹打航母”

带刃的外交——漫说“伐交”

从出兵叙利亚看俄罗斯的军事文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