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你一生的北大演讲大全集/宋洪洁编著.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1.3

（超值金版）

ISBN 978-7-5429-2813-9

Ⅰ. ①影…　Ⅱ. ①宋…　Ⅲ. ①名人—演讲—世界—选集　Ⅳ.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 第029205号

策划编辑　蔡伟莉

责任编辑　林　琳

封面设计　久品轩

影响你一生的北大演讲大全集

出版发行　立信会计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2230号　邮政编码 200235

电　　话　（021）64411389　　　传　　真 （021）64411325

网　　址　www.lixinaph.com　　　E-maill　xaph@sh163.net

网上书店　www.shlx.net　　　　　Tel　　　（021）6441107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88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

印　　数　1-12000

书　　号　ISBN 978-7-5429-2813-9/I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订差错，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前　言

传递开启智慧的声音

名校点击

PART1　各国政要的北大情怀

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对北京大学师生的讲话

克林顿总统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美中两国为复苏和增长的合作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梅德韦杰夫总统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中法伙伴关系：一个为了和平与进步的雄心

希拉克总统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韩国前总统在北大的演讲

PART2　诺贝尔奖获得者北大畅谈

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北京大学演讲

杨振宁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中国第二步改革发展战略

PART3　商界精英北大寄语

微软王国的缔造者在北大演讲

未来世界与英特尔

欧德宁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恶意软件与恶意软件体系的演变

卡巴斯基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百度CEO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只要理想和良心在心中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在北大演讲

中国要有更大话语权

20世纪西门子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

如何创建一个公司

重构现代操作系统

思科董事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北大演讲

用友神话是如何创造的

王文京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从优秀到卓越

波司登一定会成为世界名牌

永业集团董事长在北大的演讲实录

吴子申回答北大大学学生的提问

PART4　文体娱乐明星北大分享人生故事

国际巨星在北京大学演讲

40岁后，把爱付出去

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

自由的精神与流浪的探寻

颠覆电视

黎瑞刚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PART5　教授学者北大论道

动物行为学家在北大的演讲

珍·古道尔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

国际著名的投资家在北大的演讲

罗杰斯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景观设计思想发展史

人民日报社社长在北大演讲

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劳伦斯·萨默斯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健全的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性

温州模式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第一部分 大学的理念

第二部分 研究型大学的标准

第三部分 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

结论部分 大学的兴衰

PART6　文学作家北大聚会

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

武侠小说家北大演讲

中国文明不断消长

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话题与歧义

王蒙现场答听众提问

重返先锋：文学与记忆

谈《河岸》

谈网络文学

中国梦：梦与梦魔

心高与月徘徊，自信似云卷舒——谈立志、自信与成功

2010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毕业典礼的演讲

前　言

传递开启智慧的声音

清华、北大是广大莘莘学子的理想高校。这里人才济济、师资雄厚，学习、文化氛围浓郁，是广大莘莘学子梦想起飞的地方。

演讲历来是清华、北大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是观念、知识、智慧交流和碰撞的前沿、阵地。无数著名学者、国际政要以及商界巨子都把能来清华、北大演讲作为一种荣幸。因为他们相信，在清华、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中会有他们的知音和继承者……现在就请随着我们一起聆听启悟智慧的声音。

幸福·信仰·青春 （白岩松）

2010年9月25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应清华大学时代论坛的邀请，为同学们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专题讲座，与清华学子共同探讨关于幸福、信仰与青春的话题。这篇演讲，可谓经典，娓娓讲述了“幸福”、“信仰”、“青春”这一年轻人最为关心的话题。

“幸福”是白岩松一直在思考的命题。这必须是一个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一种感受，这个概念不仅仅属于个体，还属于这个时代。在演讲中，他说：“过去我们一直有一种幻觉，以为当物质目标实现时，幸福便会伴生而来，但事实并非如此。”社会发展到今天，无数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物质世界丰富了，并不能代表精神世界一定丰富，更不能代表幸福。最后，白岩松用了一句歌词来进一步阐释，“‘我赢了世界输了你’，依然是输，你赢了所有的东西但是你内心里头想要的东西没有，你也是输。”

白岩松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有一个折返点，经济发展会变缓慢，人们会开始往回追求其他东西。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当物质世界满足了，人们便开始追求丰富的精神世界。比如，“尊严、幸福”，等等。他说道，“我觉得未来的中国人不要骗自己，而是要更尊重自己，更懂聆听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更要常问自己我要什么？我是不是真的要它？”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要学会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信仰”，白岩松在演讲中说：“只要一个人有敬有畏，我便觉得这样的人是可交的，是可信的，是这个社会理性的力量和前进的推动力量；一旦一个人无敬与无畏，那就坏了，我们的社会道德底线也会遇到严峻的挑战。”由此可见，信仰在人与人的相处和社会稳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青春”，这是个多么亮丽的字眼。白岩松在演讲中总结了新的压在年轻人身上的“三座大山”：以“蜗居”为标志的住房和物质压力，以“蚁族”为代表的理想和现实的冲撞，以及职场上的争斗等社会现实。“这三座大山让现在的年轻人不那么理想了，不那么浪漫了，必须现实和功利。很多时候大家说现在的年轻人没什么理想，请问是年轻人的问题还是时代的问题？”白岩松认为，青春的美好在于青春天然生成的不畏惧、浪漫、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勇于犯错、敢尝试。

只要理想和良心在心中（俞敏洪）

2008年开学典礼，北大邀请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讲话，其演讲题目是“只要理想和良心在心中”。其内容主要是讲俞敏洪自己的成功心得。

通过讲述自己大学时代的故事，论述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要有持之以恒、不怕困难的决心，进而阐释主题。

他在演讲中说：“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后面的50年、60年，甚至100年你该怎么走，成为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第一样叫做理想。第二样东西叫良心。”

在演讲的结尾，他说：“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说得多么好啊！激励着我们去不断奋斗，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人生的关键时刻（孙振耀）

2005年3月28日晚，惠普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孙振耀先生应邀登上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时代论坛”讲台，以一个成功职业人士的职场经历和丰富的人生体验为400余名清华学子激情诠释主题：“人生的关键时刻”。

孙振耀以自身成长和服务惠普23年的工作经历，将职业发展的五项准则融入到五个小故事中：一是对待机遇的态度；二是理解社会对待成功的判断标准；三是发挥自身的优势；四是与老板相处之道；五是遵循企业文化。在这五个小故事中，有很多激励和启发人的经典思想，值得广大读者认真学习和研读。例如：

“机会事实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当然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尽量要去把握机会，或者是创造机会。”

“重要的不仅是你是否看得到机会，更重要的是你能够全力以赴，而且能够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机会。”

“要在这个社会成功，就要用别人的观点看事情。”

“进入社会，除了自己的标准以外，那个社会成功的标准在每个地方、每个环境、每个行业、每个公司，在每一个时间点都是不一样的，在国内、国外也不一样。”

……

这些演讲风格迥异，各有特色，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思考的深厚学理，也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既有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也有轻松诙谐的即兴发挥。

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从中品读出净化自己心灵的语言，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可谓是社会各界人士扩展视野、终身学习的宝贵资源。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沉静与幽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品，现在和我们一起来体会这些哲人雅士智慧的语言，深邃的思想吧！让智者的思想重塑我们的心灵，打开那久违的灿烂天空！

尽管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仍然难免失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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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你一生的北大演讲大全集　●　聆听智慧，开启人生

The most Influential Beijing University Speeches

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创建于 1898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被公认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亚洲和世界最重要的大学之一。在中国现代史上，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运动的中心发祥地，也是多种政治思潮和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享有极高的声誉和重要的地位。

北大被公认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学，理科、文科、社会科学、新型工科和医科都是它的强项。北大作为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及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系列的重点大学，是国家“111计划”和“珠峰计划”重点建设的名牌大学，亦是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国际公立大学论坛、九校联盟（C9）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成员。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7月3日，1912年5月15日，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1917年1月，蔡元培任校长，对学校进行了整顿和革新，奠定了北京大学向近代大学转变的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南迁，1937年9月，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北京大学迁回原址复校，同年10月正式开学。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北京大学。1951年6月，马寅初教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北京城内沙滩迁到现校址，成为一所侧重于基础学科教学和研究的文理科综合大学。

历史上，北京大学有诺贝尔奖得主名誉教授15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2人（已故王选院士、徐光宪院士）、院士80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5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8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4人）、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24人、长江学者119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23人、国家重点学科81个、国家实验室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6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8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2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20个、附属和教学医院19个。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现藏书1 046万册，电子图书及期刊逾7亿册。

如今，北大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大学，更是中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北大理科、文科和医科的国家重点学科数，均居全国第一。工科非常有特色，能源与资源工程、石油地质、核科学与技术、力学、测绘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景观设计与建筑学、环境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航空航天、先进技术研究、应用化学、生物医学工程、跨学科研究等都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全校共拥有国家重点学科81个，在全国高校中遥遥领先（比第二名多出32个），理学、医学、工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齐全、分布平衡、协调发展。同时，北大的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亦居全国高校之首。

北大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目前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5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7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56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4人，院士总数在国内高校中高居第一。北大还拥有教育部“长江学者”119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23人，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24人，博士生导师逾1 000人，上述指标均居全国高校第一。

北大是学术的圣殿，是科学家与学者的摇篮。从“新人口论”的提出，到牛胰岛素的首次人工全合成；从我国第一台百万次电子数字计算机的设计，到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到微分动力系统稳定性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北大开辟的是一条奋进之路。2000年，北大纳米中心“长江学者”彭练矛研究组发现了0.33mm级别的单壁碳纳米管，突破了日本科学家所给出的理论极限。这一成果与北大承担的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究一起，双双入选2000年“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北大是唯一一所有两项成果入选的学校。

多年来，北大培养了无数国内外优秀学子，还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名校。

PART1　各国政要的北大情怀

The most Influential Beijing University Speeches

影响你一生的北大演讲大全集　●　聆听智慧，开启人生

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

1998年5月4日，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在庆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参加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隆重集会，我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北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高等院校的师生员工和广大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参加这次庆典的嘉宾们，表示诚挚的欢迎！

100年前，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一批爱国志士喊出了“兴学图强”的口号。北京大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民族尚未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下，单靠兴学显然难以图强。但是，北京大学和一些高等学府的相继创建，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带着寻求新知识、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进入20世纪。

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和巨变。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经过百折不挠的斗争，终于胜利地建立了新中国。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成功地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伟大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向世界展示出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

一个世纪以来，北京大学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成为享誉中外的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一批著名的进步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毛泽东同志在北大工作期间，通过阅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具体了解十月革命，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北京大学作为我国重要的教育学术文化阵地，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创造了许多重大成果，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鲁迅先生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在长期发展和斗争历程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显示的不断钻研、求实、创新、向上的优良学风，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也是北大永葆生机的重要动力。这种优良传统和精神动力，要永远发扬光大。

此时此刻，我不由想起了50多年前在大学里度过的岁月。那时候，中国正处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正在进行抵抗外来侵略、推翻反动统治、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虽然环境十分恶劣，条件十分艰苦，但广大爱国进步的青年发愤学习，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在那段生活中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做人的道理和确立的人生理想，至今仍然受用。大学时代，对人的一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希望风华正茂的同学们要千万珍惜。

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决心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我们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不懈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邓小平同志反复教导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是我们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

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大家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教育和科研战线上努力开创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的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是五四青年节。79年前，北京大学的爱国青年发起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代中国的广大青年，要继续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努力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在这里，我向北大同学和所有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向全国各界青年提出几点希望。

希望你们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首先要刻苦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这是成才的重要前提。要学有专长，同时努力拓宽知识面，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和提高自己。求知与修养相结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文化传统。没有好的思想品德，也不可能把学到的知识真正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也就难以大有作为。青年时期注重思想修养，陶冶情操，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自己一生的奋斗和成就将会产生长远而巨大的作用。

希望你们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要健康成长，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要向社会实践学习，自觉地投身于火热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知识常新和发展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也是青年锻炼成长的有效途径。青年人要立志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磨炼意志，砥砺品格，把学得的知识用于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提高。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这是古往今来许多人成就一番事业的经验总结。

希望你们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青年人富有遐想和抱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是青年的特点，也是优点。但需懂得，个人的抱负不可能孤立地实现，只有把它同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用自己的知识和本领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才能使自身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如果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必将一事无成。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全国各族青年展示才华、实现志向提供了广大的舞台。生长在这样的时代是幸福的。广大青年一定要虚心向革命先辈和人民群众学习，在为祖国的竭诚奉献中焕发出青春的绚丽光彩。

希望你们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青年人要有理想，还要有实现理想的坚定信念和脚踏实地、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是非常艰巨的事业。我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许多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挑战。广大青年一定要深刻认识我们的国情，要有坚忍不拔的充分思想准备，取得成绩时不盲目乐观，遇到困难时不气馁悲观。创业维艰，奋斗以成。历史的胜利与成功，永远属于具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艰苦奋斗的人们。

再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到建国100周年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会胜利地得到基本实现。到那时，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的理想将变成现实，中国人民将过上中等发达水平的富裕文明生活，中华民族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祖国的未来是无限美好的，青年的未来也是无限美好的。祖国和民族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希望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引下，同心同德，勇于开拓，向着新世纪前进，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前进，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

对北京大学师生的讲话

克林顿

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访华。6月29日上午，在北大进行演讲。

克林顿（威廉·杰斐逊·克林顿），美国律师、政治家，美国民主党成员，曾任阿肯色州州长和第42任美国总统。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历了历史上和平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发展。

陈校长，任书记，迟副校长，韦副部长：

谢谢你们！

今天我很高兴能同一个人数众多的美国代表团一起来到这里，其中包括我夫人，还有我女儿，她是与北京大学有学术交流关系的许多美国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我们当中还有美国国会的六名议员、国务卿、商务部长、农业部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驻中国大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白宫办公厅主任和其他人，我想强调这反映了我们十分重视美中关系。

同学们，老师们，学校领导们，在北大百年校庆之际，首先我想向你们全体表示祝贺。恭喜北大（中文）！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曾经是美国传教士建立的燕京大学所在地，许多美丽的建筑是一位美国建筑师设计的，几千名美国学生和教授曾在这里学习和任教，所以我见到你们感觉特别亲切。

当然，我很高兴，在某种重要意义上，今天与79年前的那天不一样。1919年6月，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正准备在此地发表第一篇开学致辞。他准时来了，但学生们却没来，他们全都去参加致力改革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五四运动”去了。当我读到这段历史时，我希望在我走进这座大礼堂时，能有人在座。非常感激你们今天前来参加。

经过100年的时间，北大已逐步发展为拥有逾两万学生的大学。你们的图书馆是全亚洲最大的。去年你们的毕业生有20%出国留学，其中包括半数左右数理学科毕业生。中国和亚洲以至世界各地，有超过百万人曾经访问过你们的网址。在这新的世纪就要来临之际，北大正领导着中国迈向未来。

我们来这里是想同你们——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们——交流一下有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美国人民非常仰慕中国数千年来在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作出的贡献。我们也清楚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两国的坚强纽带。如今，我们看见中国正处在一个通过迅猛全面的改革赶超辉煌的往昔，并展现更加伟大的前景的历史时刻。

就在30年前，中国还完全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现在，中国已是1 000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成员，这些机构的影响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航空到农业发展无所不包。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向世界开放了她的贸易和投资。今天，正在美国学习的中国青年学生已达4万人，在其他地方留学的人更有几十万之多。

你们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更加引人注目，正从一个封闭的中央指令经济体系迈向充满活力、日益市场化的经济，创造出持续20年的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使人民在旅行、投票选举、选择住所、就业和受教育等方面有更大的自由。你们使得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过去10年来翻了不止一番。大多数中国人今天所过的生活，是他们20年前根本不敢想象的。

当然，这些变化也打乱了以往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并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过去每一个中国市民都一定能在国有企业中获得一份工作，现在必须到就业市场上去竞争；过去中国工人只需要完成北京计划者的指令要求，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必须在品质和创造性方面与整个世界竞争。对于那些缺乏适当训练、没有技能、也没有知识的人来说，这个全新的世界是难以应付的。

短期内一些勤劳善良的人们难免会失去工作。此外，人所共知，过去20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能源使用模式，使环境、经济和健康方面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如空气污染、森林减少、酸雨和水荒。

面对一些挑战，必须建立新型的培训及社会保障制度。为了达到发展经济同时改善环境的目标，必须实行新的环境政策和采用新技术。就我所知，根据中国人的智慧、创造才能和进取精神，以及过去几天里我从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所听到的，我完全相信你们会取得成功。

在你们建设新的中国的时候，美国愿意和你们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成功、安全和开放，和我们一起为建设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努力。我知道，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人质疑，中美两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是否是一件好事。然而，我们都知道，世界转变的道路以及你们这一代所面临的挑战，都告诉我们两国——美中两国携手合作远比各自为政要好。

已故的邓小平劝诫我们要实事求是。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事情是很清楚的。我们两国的距离正在缩短，事实上任何国家之间的距离都如此。从前，一艘快船要由中国到达美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今天，科技令所有国家实际上都成了邻邦。由手提电脑到激光，由晶片到比特（Byte），信息革命正照亮人类的智慧领域。思想、信息和金钱，可以在按下电脑键盘的一瞬间，从地球一方到达另一方，从而产生不寻常的创造财富的机会，或者防止和征服疾病，甚或加深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当然，我们也知道，开放更多和转变更快，意味着在一国国界以外地方发生的问题，可以很快蔓延至该国之内，例如，大面积杀伤性武器的传播，有组织犯罪的威胁，贩毒，环境受到破坏，以及严重的经济失控等。没有国家可以独立不受这些问题的影响，也没有国家可以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特别是中美两国的年轻一代，对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要建立共同的使命，以便我们可以一起塑造这种光辉的可能性。

在21世纪——你们的世纪——中美两国面对亚洲安全问题的挑战。在朝鲜半岛，我们曾经是对手，现在却一起为永久的和平以及免受核武器威胁的将来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当全球大多数地方正在远离核武器危险的时候，印度和巴基斯坦甘冒点燃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风险。我们两国现在正采取共同战略，推动印巴两国不要再进行核试验，并以对话解决分歧。

21世纪，你们这一代要扭转世界的犯罪案和毒品潮流。在全球，有组织犯罪每年夺去人民数以亿计的金钱，并损害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毒品对学校和社会的危害，美国知之甚详。中国和10多个国家接壤，成为各国毒枭走私活动的十字路口。

去年，江泽民主席要求中美两国的高级执法官员加强合作，打击那些掠夺者，肃清洗黑钱活动，阻止残酷的走私人口，以及杜绝损害货币的伪钞活动。本月，美国打击毒品的执法机关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中国的反毒专家也会尽快到华盛顿工作。

在21世纪，你们这一代要承担一项使命，确保今天的进步并非以明天的代价换取。中国过去20年取得了显著增长，但也付出了毒害环境的代价。污染物把你们饮用的水和呼吸的空气污染。对贵国人民健康的损害和对经济增长的阻碍而言，后果也是沉重的。

环境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当然在中国也更加全国化。例如，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便会超越美国成为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温室效应是令全球气温上升的主要原因。在21世纪，气温有急剧转变的危机，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把一些岛国埋葬在汪洋之下，并且危害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我们必须合作。我们美国人从本身的经验中知道，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环境。我们必须为自己和世界一同努力。

在我国副总统戈尔先前和中国政府合作成果的基础上，江泽民主席和我一起工作，要把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引入，以帮助改善空气质量，并同时令中国的经济增长。

不过，我要再说一遍——并非只为了强调我说的话——你们这一代在这方面要做更多工作。这是对你们、对美国人民及对世界未来的重大挑战。这一点必须在大学里就开始强调。作为政治领袖，如果相信环保措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贫穷增加，便不会采取环保措施。然而，有证据清楚地表明，环保妨碍经济并非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如果做得正确，实际上会有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会有薪酬更好的工作，并会导致更高的教育和科技水平。不过，这需要你们，北大、中国社会和美国以及全球一起领路。

在21世纪，国际金融体系不会受阻于国家疆界，你们这一代也必须面对这种情况带来的挑战。当中国香港和印度尼西亚股市下泻时，影响并非地方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因此，贵国蓬勃的经济增长与亚太地区稳定及增长的恢复是密切联系的。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坚定地负起了对国内以至全球的责任，帮助阻止另一轮危险的贬值风暴发生。我们必须继续合作，抗衡这场对全球金融体系以及整个亚太地区增长与繁荣的威胁。

在21世纪，你们这一代将有可贵的机会和我们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的智慧联合起来寻求进步。我们在各个领域合作取得的突破，在对抗极端天气环境和地震方面均获得了成果，证明我们的合作可以改变中国、美国以至全球数百万人民的生活。扩大我们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合作，可以成为送给未来的一份最大的礼物。

很明显，在我谈到的上述每一项重要领域中，我们携手并进所能取得的成就，远比我们分开的成就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确保我们现有的互益关系在21世纪发展成为更全面的伙伴关系的原因。

如果能够实现以上目标，加深我们之间的互相了解，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愿望以及我们真正的分歧。我相信，正如你们很多人所看见的，江泽民主席和我上星期六在记者会上的开放和直接的交流，可以澄清和缩小我们之间的分歧，让人们了解这种辩论并谈论这些事情，可以让人民对建设更美好的将来拥有更大信心。

从华盛顿我居住的白宫的窗户向外望，可以看见我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纪念碑屹立在地平线上。那是一块高高的方尖石，但在这宏大的纪念碑的近旁，有一块小石头，上面写着：“美国不建立贵族和皇室封号，也不要世袭制度。国家事务概由人民投票公决。”

这种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是从古到今都未有过的尝试。多么美好。不过，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之手，而是福建总督在1853年代表中国刻在石碑上送给美国的礼物。

我十分感谢中国的礼物。这份礼物直指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这就是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受政府干扰地发表言论和不同意见、结社和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便是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思想。这就是领导我们从大陆的一方到达大陆的另一方，最后踏上世界舞台的思想。这也是美国人直到今天仍然珍惜重视的思想。

正如江泽民主席在记者会上所说，我们不断为实现这些思想而努力。订立美国宪法的人明白，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完美。他们说，美国的使命就是“不断朝着完美迈进”，换言之，我们永远无法到达完美，但我们总得不断改进。

当我们由于种族、宗教、价值观等问题而剥夺人民的自由，或限制新移民的自由，美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便出现了。但当我们致力落实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自由提供保护，并把自由交还给以往曾遭受剥夺之人时，美国的历史便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今天，我们并非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因为我们深信，某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目前这些人权已清楚地列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上，包括享有个人尊严、自由表达意见、选择自己的领袖、结社和集会、选择宗教信仰等各种自由。

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是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他在生前最后一封信中说，“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人类的权利”。我相信，在112年后的今天，人类的目光仍然注视着世界各地男女老少的权利上。

在过去20年里，自由的浪潮在全世界解放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扫除了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独裁统治，结束了拉丁美洲军事独裁和内战交替往复的怪圈，使非洲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民获得了难得的独立机会。而且，自由的潮水已经到达了亚洲的海岸，从菲律宾到韩国，从泰国到蒙古，自由给经济增长和生产活动提供了动力。

经济保障可以是自由权利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便承认这点。中国在经济自由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步，成功地把经济保障转变为人民力量的来源。中国人民的收入增加了，贫穷减少了，人民享有择业的自由，享有旅游和改善生活水平的能力。不过，真正的自由并非局限于经济自由，美国相信自由是不能分割的。

过去几天来，我在中国看到自由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我看见民主在中国农村萌芽。我到过一个农村，那里的村民可以自由地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村领袖。另外，我也看见移动电话、传真机、录像机等，这些仪器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和影像。我还听见人们在表达心声，我更曾经与那些宗教信仰与我相同的中国人一起祈祷，处处都使我感受到一股稳定的自由气息。

问题是我们将迈向何方？我们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携手共进？50多年前，中国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曾在北大任教的胡适说过：“现在有人对我说，为了国家的自由你必须牺牲个人自由，我的回答则是：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解放个性就是解放民族。”

我们美国人认为胡适说得对，我们相信并且我们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自由可以加强国家的稳定以及推动它改变。

美国的奠基者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批评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假如他说得对，那么许多时候美国总统的朋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多。（笑声）事实的确如此。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创造经济机会和使国家富强需要作出不断的改进和变革。因此，最大限度地自由交换信息、思想和意见，以及对不同的政治和宗教主张采取更加尊重的态度，实际上将会带来更加稳健的前进。

所以，如果这一代年轻的中国人的心灵能够自由发挥到最大限度，将会使贵国以及全世界享受最大的好处。

我希望中国更全面地接受这一真理。你们有非常伟大的历史，但我相信你们更加灿烂的时代是在未来。虽然经历了20世纪的诸多灾难，中国不但没有倒下，而且正在大步向前迈进。

其他的古老文明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们未能改变自身。而中国已一再证明她有能力改变自己并不断成长。今天，我们应当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构思蓝图，你们这一代应当成为中国再次腾飞的核心力量。

新世纪取决于我们，我们的看法影响着未来。你们的国家经过的千年比美国经过的百年还要多，然而今天的中国，跟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年轻。如果你们不仅为自己的伟大历史和正在进行的事业所自豪，更为即将到来的明天所自豪，一个新世纪就是新中国的曙光，世界有一天就会再次向中国寻求文化活力、创新思想、以及必然包含其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的人类尊严，世界将在最古老的国家的帮助下获得新生。

在贵国把这样一个时代变为现实的过程中，美国希望同你们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谢谢！

克林顿总统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总统先生，很荣幸第一个提问。一如您在演说中提到的，中美两国人民应向前迈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增加交流。

我个人认为，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对美国总统也知道得很多。我们还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却似乎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只是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

所以我的问题是，身为10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阁下计划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谢谢。

答：首先，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看法，我来此访问的一个理由就是……正如你所看到的，因为许多与我一起来访的人是来自新闻媒体，我希望此行有助于向美国人显示完整、平衡的现代中国面貌。而来到这里，可以鼓励其他人也来，并鼓励其他人参与中国的生活。

我在听众中看到一位青年，他昨天向我自我介绍说，他是第一个在中国研习法律的美国人。所以我希望我们还有许多美国人来这里留学，很多美国人来这里观光，很多美国人来这里做生意。第一夫人今天上午和国务卿曾参加一项有关法律计划的会议。我们正与中国进行很多计划，以协助促进法治。那样应可使很多人来这里。

我认为，你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工作。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需要有多种接触。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越多越好。

问：总统先生，身为中国人，我对祖国的统一抱高度兴趣。自1972年起，在台湾问题上已有进展，但我们看到美国一再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最令我们愤怒的是，我们看到美国与日本重新修订《美日安保条约》，而根据某些日本官员的说法，安保条约甚至把中国台湾也包括进去了。所以我必须请问，如果中国把海军派到夏威夷，或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安全条约，联手对抗美国的一部分，美国会同意这种行为吗？美国人民又会同意这种行为吗？

答：首先，美国的政策并不是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障碍。我们的政策体现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将近20年前，我国承认中国并推行一个中国政策。我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也向他重申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现在，当美国和中国达成一个中国政策的协议时，我们同时也达成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协议，我们也鼓励海峡两岸对话以达成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出售武器给台湾，一定只是用于防卫的目的。中国绝不要相信我们企图破坏我们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我们相信，统一应以和平方式达成。

现在谈到日本，如果你看过我们与日本签订的《美日安保条约》，我想，从文中的用词可以明显看出，安保条约不是针对任何国家，而是用来支持亚洲的稳定。我们在韩国驻有部队，目的在于防止朝韩分界线的战火再起。我们在日本驻军的目的旨在协助我们随时加强亚太地区安定。我认为，硬说日本或美国有一个企图围堵中国的安全关系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美日两国所希望的是与中国建立21世纪的安全伙伴关系。

例如，你提到北约，我们已在欧洲扩大北约，但我们也签订了一项条约，一项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协定，证明我们不再对抗俄罗斯。过去5年来，北约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与俄罗斯并肩终止波斯尼亚战争。我可以向你预告，你现在看到我们正与中国合作，力图阻止印度与巴基斯坦核试验造成的紧张情势，将来这种工作会愈来愈多。你会看到这方面有很多安全合作。而我们是无法从昨天冲突的镜子看到今天的协议的。

问：总统先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问一个问题。您带着友善的笑容踏上中国土地，来到北大校园，我们对您的莅临倍感兴奋与荣幸，因为中国人民真的渴望中美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就我所知，您访问中国的理由是因为中国太重要，而且交往比遏制好。

我想请问的是，这番话究竟是应对此行的承诺，抑或是您在笑脸背后是否还藏有其他的含义，您有别的什么设计来遏制中国吗？

答：要是我有的话，我不会把它藏在笑脸后面。但我没有，那就是说，我讲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必须作决定，我们大家都得作决定，特别是生活在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的人，更得决定如何界定他们何以是大国。

苏维埃联盟瓦解时，俄罗斯必须决定如何界定自己的大国地位。是发展俄罗斯人民的潜能，并与邻国相互合作，以创造更伟大的未来？还是念念不忘过去200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坏事，认为若要强大，唯一途径是用武力控制其他邻国？结果他们选择向前看，世界因而更美好。对中国而言也如此。你们国家对内对外的政策将会决定，21世纪的强大中国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你们将获得庞大的经济成就，意味着你们将有无穷的文化影响力，是意味着你们能在解决世界问题上扮演更大角色？还是意味着不管邻国是否喜欢，你们将以某种方式制约邻国？这是每个大国都必须作的决定。

你问我是否想围堵中国？答案是：不。美国人一向对中国有好感，这种好感在我们的关系发生问题时有时会中断。不过如果回顾我国历史，美国人民向来认为我们应该亲近中国人民。我认为，21世纪时，美国人民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远比因我们对在我们疆界之外发生的事情持有不同看法而耗资庞大金钱和时间围堵中国要好得多。所以我不想这样做。我想要有伙伴关系，我没有笑里藏刀，这是我真正的信念。

因为我认为这是对美国人民有利的，而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是我的职责。对他们有利的事便是与贵国建立良好关系。

问：总统先生，今年我就要毕业了。踏出校门后我要到中国银行工作。您提到中美两国年轻一代对国际安全、环境、金融安定的责任。我认为这些真的很重要，我也认为，最重要的是年轻人要受良好教育。我知道您非常疼爱令媛，她现在正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我的问题是关于多年前您所提出的适应经济的观念。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对高级教育的看法如何？在未来的知识经济中，高级教育可扮演何种角色？第二个问题是，您对贵我两国年轻的一代有何期望？

答：我先回答知识经济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美国是怎样做的。我尝试在美国创造一种环境：大专院校校门为每一位学业优良的年轻人而开，不会有任何财务负担。我们没有完全做到这点，但已有很大进展。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认为，经济越发达，越需要有更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在美国这有多重要。我们统计全国人口，每十年我们做一次人口普查，统计美国的人口，得到有关人民的各种信息。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年轻人最可能获得良好工作，收入不断增加的可能性也最大。受过两年以上高级教育的美国年轻人比较可能得到良好工作，并使收入增加。根本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可能得到的工作，是收入逐渐减少的工作，而且比较容易失业。

中国的经济越发达，以上情形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大。你们会越来越需要大量受过大学教育和技术教育的人。所以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

现在我来谈对中美两国年轻一代的期望。一个与经济无关的期望。你们的前途有一个最大的威胁，那就是你们所处的世界并非受现代问题所控制，却受古老的仇恨所操纵。环顾全世界，不论是在波斯尼亚、巴基斯坦、中东或非洲大陆，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问题是因为人们对种族、宗教或族群的差异互不喜欢而引发。看看全世界的每个地方，你到处都能看到这类问题。

而年轻人对与自己不同的人胸襟较开放，对与自己不同的人较有兴趣。因此，他们能成为这个世界上对抗这种仅仅因为彼此不同就相互仇视或歧视他人的恶习的强大声音。谢谢。

问：总统阁下，提到民主、自由、人权，这实际上是关乎中国与美国人民重大利益的问题。不过，老实说，两国对这些议题的确有些歧见。在刚才的演说中，您非常骄傲地检讨并反省美国民主政治中人权发展的历程，同时为中国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当然欢迎发乎至诚的建议之言。可是，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在虚心接受批评之余，勇于自我检讨。

因此，我现在想问阁下的是，您认为在时下的美国社会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是否同样存在问题？还有，贵国政府在改善这种状况方面做了哪些事情？

答：首先容我说一句，我从未在其他国家——当然不只是中国——访问的时候，自欺欺人地不承认我国也有类似严重问题。此外，我也一直牢记在心，在美国，奴隶制曾经是长年的合法制度，而且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表现还不是很完美。我常常这么说，因为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称住在一个凡事十全十美的国家。为了创造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不断向理想迈进。因此，我大致上同意你的论点。

现在，容我举出两个例子。在美国，基于种族差异而产生的歧视案例仍时有所闻，无论是居住、就业或其他方面均是如此，所幸我们已建立了一套应付这种现象的制度，只不过我们迄今仍未消除这种歧视现象。去年，我曾经针对这个问题和美国人民对话，并设法了解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一般民众可以透过地方政府或其他民间团体采取哪些配合的行动，以及应该如何才能改变美国人民的心态，等等。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当我在1992年年初竞选美国总统时，有一天我在纽约市一家饭店逗留，当时一位希腊裔移民跑来跟我说，他儿子已经10岁，曾经在学校讨论大选的问题，表示应该投我一票。不过他又说，如果他投我一票，希望我能设法让他的儿子获得自由，因为他的儿子并未享有真正的自由。我接着问他，这番话的真正用意何在？他回答，他居住的社区犯罪事件层出不穷，帮派和枪械随处可见，以至他不能放心让他的儿子每天自己步行上学，或者过马路前往公园博戏。他说，如果他投我一票，希望我能让他的儿子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认为这点很重要。因为在美国，我们通常会把自由视为摆脱了政府滥权或控制的自由。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开国先贤当年为了逃避英国的君主政体而抵达美国。但是有时候，所谓自由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政府必须采取主动，让每一位国民享有接受教育和最起码的安全生活的公平机会，同时维持法制的环境。因此，我一直努力设法降低美国社会的犯罪率。目前的犯罪率已经比过去25年来任何时候都低，这意味着，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美国下一代已经更多。尽管如此，美国社会的犯罪率仍然很高，暴力事件还是屡见不鲜。

因此，美国人不但必须主动保卫自己珍视的自由，更应该创造一种人人都可以真正享有安适及自由生活的环境。这个问题很好。

问：总统阁下，我们竭诚欢迎您访问北大。你曾经引用前福建巡抚徐继畲说过的一句话。不过，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不过，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指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我还认为，只有能够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不知道阁下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答：首先，如果你相信自由的价值的话，你必须尊重他人选择自由的权利，即使是对个人自由有激进定义的其他社会，也会有个人自由侵害到他人的权利时，对个人自由有所限制。

举个例子说，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法庭判例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确拥有言论自由，但任何人都无权在全场客满的戏院中，以开玩笑的心态大喊失火，进而导致现场民众因为恐慌而相互推挤践踏。另外一个有名的法庭判决指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攻击他人的身体。

因此，我同意你的论点。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自由，他人不能侵害这种自由。再者，他人也有权作出和你不同的决定。我们的制度、文化、选择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生命让人兴味盎然的原因之一。

问：总统阁下，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18个月，因此我要问，除了你个人的贡献之外，你认为造成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因素还有哪些？它们或许可供中国参考。

第二个问题是，当江泽民主席去年访问哈佛大学时，一些学生曾经在活动中心外进行示威。如果总统阁下在访问北大时，碰上有一些学生在校外进行示威，你的感受如何？

答：先谈美国经济。我认为，自从本人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政府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第一，设法控制庞大的预算赤字，我们最后终于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即将达成30年来第一次平衡预算。这个局面使得利率不致出现大的波动，相对地又产生出大量的财富，投入民间企业，进而创造了就业机会；第二，我们扩大贸易，今天的出口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第三，设法在美国人民的身上投下更多资金，其中包括研究、开发、科技以及教育等。

除此之外，许多功劳其实必须归于美国人民。美国的商业非常发达，美国人不断地将资金投入开发新科技、新市场以及人力资源训练等领域。在美国，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开展事业，这可能是对中国最有借鉴价值的地方。

我知道，我的妻子在世界各地的农村做了很多事，不断设法让乡村民众取得信贷，以便开发自己的事业，发挥他们拥有的某些技术。我们亲眼看到这套做法逐渐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奏效。在这些地区，机会已经萌芽抽枝。

我们不断让美国人民更容易开展或扩大事业。我们也非常努力地把新机会带进一些以往不曾拥有这些机会的领域。我要将其中大部分的功劳归于美国人民。毕竟，以我的立场来说，我们按理应该规划正确的政策，借以创造一种可以让美国人民创建未来的环境。我想，这种理想基本上已经实现。

你还提到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老实说，在美国，我也曾经碰到多次针对我自己的示威活动。我曾经向江泽民主席说，我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当他访问哈佛大学时，有人针对他进行示威，我就不会觉得形单影只了。

我要给你严肃的回答。如果许多人在场外针对我进行示威的话，我们不妨假设他们是为了一位先生提出的问题而表达不满。如果他们说，噢，克林顿总统企图干预中国和台湾的和平统一，绝对不应该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是这样，我一定会设法了解他们示威的诉求，并问问接待我的主要官员，我是否可以过去和他们说说话，或者让一两位示威者过来和我见个面，当面向我吐露他们的心声，以便我当场回答。

请记住，我曾经说过的有关富兰克林说过的一段话：批评者是我们的益友，因为，他们指出我们的缺点。各位今天提的一些问题含有批评的成分，这些都是好问题。它们让我受益良多。它们让我了解到，别人究竟如何看待我的观点，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它们让我更加明白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更称职的美国总统。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进行的这番交流非常难得。我认为，这些问题比我的演说重要得多。每当我在讲话时，我从未学到其他东西，只有在洗耳恭听的时候才能学习。

谢谢各位，谢谢。

美中两国为复苏和增长的合作

盖特纳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学发表了演讲，谈到了美中合作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性。

盖特纳，1961年8月18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

我很高兴今天能再次来到中国，并在这个伟大的学校与你们见面。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和北京大学是在1981年的夏天，那时，我还是一名学习普通话的大学生。我与一些来自美国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这里。次年夏天，我又回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我们学习相当努力，并有幸与许多优秀教授一起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也在这里。我们走遍这座城市并在中国的华东地区旅行，我们不仅有机会了解你们的历史和你们的抱负，还开始通过你们的眼睛看美国。

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历史上最不寻常的经济转型的开始。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经济改革带来了收入的极快和持续提高。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力量的崛起和更充分地融入世界经济，给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由于认识到积极、合作和全面的关系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4月同意建立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克林顿国务卿和我将于下个月在华盛顿主持我们与王（岐山）副总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的第一次会议。今天和明天，我将荣幸地出席在北京的一系列会见，为这次经济讨论作准备。

这些会见将使我们有机会讨论经济领域的风险和挑战，审视我们在为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的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长期挑战，并探讨我们共同关心的国际金融改革。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多年来最具挑战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出现60多年来的首次萎缩。世界贸易的衰退很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与正常年份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相比，产出损失可达到3万亿至4万亿美元。

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和美国共同努力，帮助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全球战略，遏制危机，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这些努力，以及中国、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强有力政策行动的综合效应，已帮助减缓增长的恶化速度，修复金融系统和提升信心。

事实上，当前危机与以往的区别，不仅在于其全球规模及严重程度，还在于全球反应的范围和速度。

在4月份的20国集团领导人伦敦会议上，我们商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协调的政策行动计划，以支持经济增长，稳定和修复金融体系，恢复对贸易和投资至关重要的信贷流动，通过国际金融机构来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调动财政资源，并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的开放。

这项针对经济复苏战略的历史性协定之所以达成，部分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已经出台的政策行动。

在危机加剧时，中国迅速出台了强有力的增强国内需求的投资和金融措施计划。

在美国，新政府上任的第一周，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税收优惠和投资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时期最大的恢复努力，以帮助遏制私人需求的急剧下降。除了这些财政措施，我们还采取行动减轻住房危机。我们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使更多的资金进入银行系统，并重新启动信贷市场。

这些举措在世界各国采取类似举措之后得到了加强。与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主要经济危机相比，世界各国领导人这次采取了联合行动。他们行动相对迅速。他们采取措施向最脆弱的经济体提供援助，尽管他们自身的国家也面临着特殊的金融需求。他们致力于继续开放市场，而不是退回到自我击败的歧视和保护措施中去。

他们承诺确保这一会议计划维持到复苏基础的牢固确立，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密切监测此承诺，这样我们将能够在20国集团领导人今年秋天在美国再次会晤时一起来评估。

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改善的初步迹象。全球经济衰退似乎失去力量。在美国，经济活动下跌步伐已经放缓。家庭节省更多，但消费者信心有所改善，消费已开始恢复。房屋价格的下降正在放缓，未售出房屋的库存已经大幅下降。商品和服务的订单有所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恶化速度已经放缓，新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已开始有所下降。

金融体系已开始恢复。我们对美国主要银行的资本评估报告中所提供的澄清和披露信息，帮助提振信心，使需要资本的银行可以向私人投资者融资，借款时无须担保。证券市场，包括去年年底已基本停止运转的资产抵押证券市场已经开始恢复。企业和家庭的信贷成本已大幅度下降，因为利差和风险溢价已经缩小。

这些都是重要的稳定迹象，对我们将成功避免金融崩溃和全球性通货紧缩提供保证，但它们只是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的第一步。修复和调整的过程还需时日。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有你们自己的明显挑战，但你们处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强势地位。而在世界大多数经济体中，经济衰退仍然严峻而危险。美国与许多国家一样，企业和家庭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具挑战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

金融系统的损害程度导致了重大的风险，以至信贷供应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限制。许多主要经济体对银行的限制将使他们很难完全补偿基本的证券化市场机制所遭受的损害，包括对信贷评级丧失信心。在经历了漫长的时期金融机构承担太多风险后，我们仍然面临的可能是，即使根本经济条件开始改善，银行和投资者可能只愿承担太少风险。

经过长期的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储蓄下降和家庭借贷大幅度增长，美国的消费者支出，相对于经济复苏时期来说，将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限制。

这些都是必要的调整。他们将需要更长的、较慢的复苏过程，在各国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未来增长模式。

在我们继续处理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同时，我们还要在恢复一旦确定时，重视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更加均衡奠定基础。

成功地过渡到一个更加平衡和稳定的全球经济，将需要对世界各地的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进行非常重大的变革。但是，这些变革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部分将不得不在美国和中国进行。我们在华盛顿和北京的成功程度，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命运至关重要。美国政策的成效将部分取决于中国的；反之亦然。

虽然美国和中国从不同的位置开始，但是我们许多国内改革的挑战是相似的。我们正在努力改革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提高教育质量，重建我们的基础设施，并提高能源效率。我们认为这些改革对提高我们经济的生产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挑战也是你们改革的重中之重。

我们双方都在对我们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在美国，我们的挑战是创建一个更稳定、更具弹性的金融系统，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更强有力的保护。当我们努力加强和重新设计规范以实现这些目标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维护我们金融体系的核心优势，也就是在适应、创新以及使资本流向新技术和创新公司方面的特殊能力。你们可以从学习我们的被当前危机证明具有如此破坏性的缺陷和我们的优势中获益。

我们共同的挑战是要认识到一个更加均衡的、可持续的全球复苏将要求我们两个经济体经济增长构成的变化。因此，我们的政策必须针对非常不同的结果。

在美国，储蓄率将不得不上升，同时美国消费者的购买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中国，正如你们的领导已经意识到的，可持续的增长将要求一个非常重大的从外部需求到国内需求、从投资和出口密集型增长到消费导向型增长的转变。

如果我们在各自的路径上成功，随着复苏增强，美国的公共和私人储蓄将上升，随之，我们的经常账户赤字将减少。在中国，由于消费比例的逐步转高，中国的国内需求将以快于整体GDP的速度增长。

在全球，复苏将更多依靠高储蓄经济体转向更强的国内需求，而更少依靠美国消费者。为顺利过渡到这一结果的政策框架已经开始形成。在美国，我们正在建设恢复财政可持续性的基础。总统在给国会的初步预算中明确，一旦复苏牢固确立，我们将必须削减财政赤字到一个中期可持续的水平。这意味着将我们的财政资源与支出之间的不平衡减少到这样一点——大约GDP的3%——使公共债务占GDP的整体水平处于明确的下降路径。我们的复兴法案中提到的用于增强私人需求的暂时投资和税收优惠政策将到期，自由决定的支出将不得不回落到一个相对GDP更加适度的水平，并且我们将不得不非常有纪律地通过恢复预算纪律，如现收现付制度，来限制未来的承诺。

同时，作为我们长期财政健康的关键，我们必须进行全面的卫生保健改革，以降低卫生保健成本的增长，这些成本是我们长期财政赤字的主要动力。总统还建议了鼓励私人储蓄的步骤，包括通过自动注册退休储蓄账户。

除了这些财政行动，我们设计我们的政策以解决金融危机，从而谨慎地最小化纳税人的风险，并且一旦条件许可，就允许有序的退出或解除。在所有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设立的各种金融机构中，我们一直在谨慎地确定经济条款水平，以便当条件正常化、风险溢价消退时对这些机构的需求将会淡出。一旦条件允许，银行有强烈的动机用私人资本替换公共资本。

在中国，挑战有根本的不同，但至少一样复杂。成功实现转向国内需求推动未来增长的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和减少因为防御原因和用于如教育的主要支出等使居民觉得需要大量储蓄的需求。这包括增强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卫生保健改革和更完善的公共退休系统，实施金融改革以帮助扩大居民的信用获得并提供产品帮助居民防范风险。

当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增加的时候，中国经济的结构将转变，更大的服务业，更强调轻工业，并减少强调重工业、资本密集出口和进口竞争产业。由此带来的增长将产生更多的就业，和较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更少的能源密集。允许市场、利率和其他价格发挥作用以鼓励生产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政府承诺将继续向更灵活的汇率政策推进。更大的汇率灵活性将帮助加强增长构成的转变，鼓励资源向支持国内需求转移，并提供货币政策更大的能力，以实现将来的持续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

我们正面对一些最重要的国内经济挑战，而这些问题将是我们经济合作议程的核心。但是我想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意愿一道努力，以加强国际经济和金融合作的框架。让我强调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在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我们承诺采取一系列行动以帮助改革和加强国际金融架构。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同意出台一个更强的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标准框架。我们扩大和加强了金融稳定论坛，现在更名为金融稳定委员会。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现在正与主要金融中心一起全面参与这个关键机构中的合作。我们将有机会一起帮助重新设计资本要求的国际标准，更好地监督全球市场，如衍生品，更好的工具来解决未来金融危机，以及更好的措施以减少监管套利的机会。

我们也承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要改革这些机构的治理，以使他们更多地代表世界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平衡转变，以增强他们预防未来危机的能力，并使他们具备更强的金融能力以应对未来的危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贷款协议的扩大和成员增加，我们承诺动员5 000亿美元额外资金，用于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一个保险政策。

作为这个改革进程的一部分，美国将全面支持中国在旨在帮助塑造国际体系的主要合作协议中发挥作用，中国的作用应与其在全球经济中重要性相称。我相信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对国际金融机构本身的效率，以及对世界经济都是必要的。

中国对全球经济已经太重要了，不能在国际谈判桌上没有一个用以帮助确定作为国际金融体系有效功能关键性政策的完整席位。

第二，我们必须合作以确保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保持开放，并且继续扩大。当经济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紧密的一体化，全球经济增长变得更强也具有更广泛基础，使更多的人脱离贫困，并使发展中国家转变为新兴市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承诺和增加的自由投资在这个进程中起关键作用。

在工业化世界，在东亚，在1978年后的中国。当我们面对这次危机的严重压力，我们不应该背弃自由贸易和投资，为我们自己，也为那些还没有享受到增长和发展的果实的人们。美国、中国和20国集团的其他成员承诺不采取增加贸易和投资壁垒的保护主义措施并将努力实现多哈发展议程的成功结论。

第三，我们共同面对的最紧要的长期挑战之一是气候变化。减少土地和森林退化、节约能源和使用清洁能源技术是重要的目标，补充了我们建立新的、可持续增长模式的努力和我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中国和美国已经通过战略和经济对话在诸多领域紧密合作，例如，清洁运输，电力的清洁、有效生产，以及空气和水污染的减少。为了我们的国家和这个星球，我们必须继续这些努力。

在过去几年中，美中经济活动的频率、强度和重要性都成倍增加。奥巴马总统和胡主席在四月份动议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是该进程的下一个阶段。我期盼并欢迎王（岐山）副总理、戴（秉国）国务委员和他们的同事到华盛顿参加对话的第一次会议。

我们的交往应互相尊重中美的传统、价值和利益。我们将同心协力。我们应该理解我们都拥有很强的对彼此经济健康和成功的利益。

中国和美国，各自以及共同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如此重要，我们对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强健有直接的影响。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合作的方式都有合法权益，并且我们每个都有义务确保我们的政策和行动促进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我们走到一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责任。我们也有我们各自国家的利益。我将极力主张美国的利益，正如我希望我的对方代表中国的利益一样。中国已经从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并有能力极大地增加她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反过来，我们希望更多机会出口到中国和投资中国经济。

我希望中国成功和繁荣。中国的增长和中国需求的扩大为美国的公司和工人带来了大量的机会，正如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那样。离开美中合作，全球问题将得不到解决。这包括我们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从经济复苏和金融修复到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我期望和你们一起努力合作，并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梅德韦杰夫

2008年5月24日，到中国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就俄罗斯和中国教育人文合作、战略合作关系的前景以及这种关系对于两国和整个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等问题阐述了观点。演讲结束后，梅德韦杰夫还回答了学生的提问。

梅德韦杰夫（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俄罗斯联邦总统。1965年9月14日生于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一个书香门第。1987年在国立列宁格勒州立大学获得法律学位。199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研究生院，法学副博士、副教授。2005年11月，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

尊敬的中国朋友们，首先请允许我对友好的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灾害表示最诚挚的慰问，俄罗斯人民为此感到非常痛心，并尽力而为向贵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克服这一次特大地震的后果。

尊敬的许智宏先生、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我来北京大学访问，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府特别感兴趣。就在20天前，北大庆祝了建校110周年，我为此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我来到一所历史悠久、水平这么高的学府，我有特殊的感情，主要原因是本人曾长时间从事同高等教育有关的工作。有水平的高等院校，培养新一代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最终将成为社会名流，也会肩负起科学、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创造新成就的责任；他们将落实对社会最有益的、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就像中国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不是第一次来热情好客的中国国土，但是以俄罗斯总统的名义还是第一次。我想借我们今天会面的机会，向你们就当今世界教育和人文合作所起的作用阐述我的想法，当然我也愿意给大家介绍俄罗斯和中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前途，以及这种关系对于两国和整个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

你们都知道，俄中关系最近几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发展迅速、内容广泛，很重要的是两国之间给予相互信任，双方一致认为伙伴关系既可靠，又有前途。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邻居，双边关系的历史有差不多400年，客观上双方有发展合作的意图，彼此又有重要意义。当今时代，两国休戚与共，为双边关系的基础，包括国民经济、教育和科学发展，充满信心地参与世界各项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两国都愿意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使他们未来对家庭生活充满信心，并造福新一代。我认为这都为我们富有成效的合作，未来几十年双赢的双边关系及持久发展打下了牢固基础。

双方确信我们将继续合作，增进传统友谊。谈到这一点，我想特别指出俄中关系史无前例的国家年大型项目，其主要目标充分实现，两国人民增进了相互理解。我想指出，俄中两国关系的牢固基础就是2001年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目前双方成功地落实了该条约2005—2008年实施纲要。今年年底之前，双方将通过至2012年的实施纲要，我们对俄中积极合作抱着关怀态度，我们时刻感受到中方和我们同样的态度。

双方成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范就是边界问题的解决，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作为法学家，我想指出，在国际关系中，你们都知道，边界问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众所周知，双边边界谈判过程长达400多年，在两国关系没有提升的情况下，完全无法使该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这需要两国人民和国家领导之间达成高度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我们要通过共同的努力发展两国边界地区之间的合作，携手保护环境。不久前双方签署了《中俄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协定》，我们期待着该协定的实施能带来具体成果，并愿意以建设性的态度同中方合作，扩大各项环境领域的合作。

我想补充指出，保证环保的高标准对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迫切任务。你们都知道环境保护问题将列入八国集团峰会的议题，而且我们在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期间也要特别重视这些问题。

亲爱的朋友们，我来到这所高等学府，想谈谈教育与科技合作有关的问题。我相信未来的世界，教育和文化、新知识和技术决定着人类通往前进的道路。众所周知，儒学是华夏文明的基础，儒学的意志保证了它不间断的发展，几千年的发展也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化传统。

《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名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们知道中国为使更多人受到教育所作出的努力，提高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中国每年派专家到国外研究新技术、新科学和最新的设备。俄罗斯同样以发展教育事业为重点。教育领域的大型国家发展项目，已实施了好几年。我们也鼓励年轻教员，我们致力于通过引用创新技术，从根本上提高生产能力，为按照现代标准改组工业培训新人才。在这方面我们两国积极准备，未来实现一个突破，即突破整个社会的技术现代化水平，并以平等的方式进入全球经济发展领先国的行列。

我想指出的是，俄罗斯正在拟定至2020年的国家发展规划。我们很清楚，科教兴国这一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具有特殊意义。我们都记得我国最出名的有识之士，保证了我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和重要的科学发明。两国人民好钻研的头脑、创新意识、求知的精神，应该成为我们当今一代共同的基础，使双方能够在经济领域实现突破。我想指出，两国通过携手努力，能够为应对许多全球性的挑战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包括买得起能源和资源、消除贫困、稳定世界金融市场、保障粮食安全。

我想再次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是两国要实现科技突破。当然两国要理解自己对地区和世界发展、稳定与安全所具有的责任。目前，俄中之间全面开展教育领域的交流，研究生、进修生、学者、教员参与这个交流。最近几年建立直接联系的两国高等院校的数量有所增加。例如，联合学士教课规划所涵盖的学生总数达到3 000人。从事中文教学的俄罗斯高等院校同贵国的大学保持着最广泛的联系，例如，俄罗斯有15 000名来自贵国的留学生，在中国有4 500名俄罗斯留学生，我知道今天在座的也有我国的学生。我想专门指出，在我国愿意学习汉语、了解贵国灿烂文化的青年，数量不断增加。我确信我们要更积极地发展青年交流，举办更多的文化、体育和娱乐领域的大型活动，为两国青年开展融合科研、技术和文化的项目创造新的机会。

我想介绍一下双方在语言教学领域的合作。中国很早就对俄语产生兴趣，1708年，清朝政府开设了俄罗斯文馆。我知道今天俄罗斯文化在中国是受欢迎的，中国人民会读俄罗斯的书和俄罗斯的报纸，也会唱俄罗斯的歌。非常著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想指出，俄罗斯的汉学学派始终是世界最强有力的学派之一，19世纪中叶，我国几个大学已经有汉语教学。考虑到这些历史传统，两国签署了专门的政府间协定，关于在俄罗斯学习汉语和在中国学习俄语，我们要进一步努力普及这一工作。我们对在中国2009年举行俄语年和2010年在俄罗斯举行汉语年寄予厚望。我深信，目前学习俄语的学生，包括在座的朋友们，很快就会在实践中用到自己学到的知识。

对于俄中的多方位合作与快速发展，我不想提很多的数字，但是从2000年开始，双边的贸易额增加了10.5倍，而且每年平均增长30%左右。俄罗斯目前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能源领域、核能领域、科技、航天、通信、信息技术的合作有良好的前景。在这些领域，双方在规划和实施中的大型项目有很多，包括在江苏省修建“天栾”核电站，第一期去年投入了商业运行。对于俄罗斯也有重大意义的项目，在圣彼得堡修建的波罗的海明珠是由中方建设商实施的，包括修建住房、道路，去年商业中心已经开幕。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期待着今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俄罗斯祝愿北京能够举办一场精彩的、高水平的奥运会。在路上你们也会碰到有名的俄罗斯政治家、运动员、音乐家，他们都会为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感到非常高兴。对于我们来讲，你们举办奥运会的经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研究。考虑到我们要举办2014年冬季奥运会，这个筹备工作已经开始。

亲爱的朋友们，最后我想指出，科学和知识的价值不断提高，知识主导前进。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是知识可以使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统一起来，这一点对于瞬息万变的世界，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原则性的重要作用。我们两国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需要两国所有人，特别是青年有志愿，并尊重对方的传统和文化，需要密切的民间交流，也需要继承两国最好的历史经验，需要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世代友好。

我第一次正式出访，对友好的中国进行访问，我感到特别高兴。祝愿各位取得新的优异成绩。谢谢大家。

梅德韦杰夫总统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尊敬的总统先生，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和中国是战略合作伙伴，请问两国怎样能够应对新挑战？

答：你的俄语水平非常好。你刚才说得非常准确。我说了武装冲突的产生是由于不负责任的力量想改变世界的平衡，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导致的。因此昨天我们同中国领导人说过，俄中协作目前成了保障世界安全的关键因素。国际社会很难作出重大决定，如果没有中国和俄罗斯参与的话。坦率地讲，可能有些人不太乐观地看待我们两国之间所建立的战略合作，但是我们再次指出，我们的这种关系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加强合作，我们会为此继续努力，我们会发展共同的经济项目、双边的人文合作和文化交流。

我想强调指出，保障当今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就是俄中关系，以及我们参与的国际组织。而且我们平常会持有同样的看法，我所说的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我们作为常任理事国，肩负着对世界未来的特殊责任，也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其他的国际舞台，我们进行合作，立场也会影响所作出的决定。

我们的工作是以不间断的方式进行，不是针对第三方，要保障国际平衡，也让所有的国家能够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而且我们国家能够完成新的目标。谢谢。

问：总统先生您好，我是来自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研究生肖青，刚才你在演讲中强调了科技创新对于国家进步的重要意义。我也注意到您在今年2月在一个经济论坛上提出，俄罗斯未来四年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中提出了四个“I”，包括制度的建设、基础设施、创新和投资。这恰好与中国实施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不谋而合，请问您如何看待大学在一个国家实行创新战略中扮演的角色、体现自己的价值？

答：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对大学的作用非常重视。我本人以前从事过教学工作，我做过教员。我认为大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点，无论在哪个国家，大学都成为人类发展的基石，在古代和当今世界，大学的作用不会变化，将来也会是这样。但是以往大学主要是创造思想、哲学，现在在基础科学上开展很多新的创新和应用的项目，大学的作用现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现在，大学不仅仅集中了学者的团体，而且还集中了科技的团体，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可以进行产业化。我们都理解21世纪是技术创新的世纪，所以我们不仅要在大学层面从事这些工作，也要在中学从事这个工作。现在俄罗斯和中国面临着同样的目标，科学使我们的经济变成现在的知识创新经济，以知识为本，其中的关键就是大学。

问：您就任总统以后，第一站访问的哈萨克斯坦，第二站是中国，这使我们想起了中俄哈三国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刚才您的演讲中也多次提到了上海合作组织。请问在您看来，中俄哈三国在当前全球能源紧张的情况下，中俄是否需要加强上合组织框架内的能源合作？如果需要，应该如何合作？

答：非常感谢你的提问。我们两国在不同的框架内进行合作，其中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双方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也一直不断地加强一些项合合作。我认为加强不同领域的合作还大有可为。俄罗斯和中国有不少能源领域的项目，还有“三边”的项目，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我们可以商定新的合作，包括能源领域，我们都能够理解当今世界能源是我们对话的非常重要的领域，包括能源、资源的销售和加工，这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既是俄中双方合作，也是三边合作框架内的项目，我们都可以发展大型的能源项目。我们都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同样非常快，所以将来需要新的能源和资源，也要发展能源、资源加工的项目，包括电子等，这些项目的实施都可以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力量。

中法伙伴关系：一个为了和平与进步的雄心

希拉克

2006年10月25~28日，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6日上午，胡锦涛与希拉克举行会谈。26日下午15:30，希拉克在北京大学进行题目为《中法伙伴关系：一个为了和平与进步的雄心》的演讲。

希拉克1932年11月出生于巴黎。他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1976年，希拉克组建保卫共和联盟并任主席。1974—1976年、1986—1988年，希拉克两度出任法国总理。1995年，希拉克当选总统，2002年蝉联。希拉克曾于1978年和1991年分别以巴黎市长和法国前总理身份访华，1997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四次以总统身份访华。

尊敬的校长先生，各位院长，女士们、先生们，议员先生们：

首先我在这里感谢许智宏校长，感谢您这么热情的接待以及非常友好的致辞，尤其是在中国声名显赫的北京大学，非常感谢您邀请我来到这个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圣地，阐述一下法国对中法关系及其前景的看法及宏愿。

亲爱的朋友们，明天中国将是世界强国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大强国。这种迅速的繁荣迈进和进步，不仅仅将会改变中国的面貌，也会改变整个世界的面容。我们要共同进行必要的思考，对中国的发展，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平衡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共同的思考。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就会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你们的行为，你们的想象能力，你们的决策，不仅仅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也会影响到世界未来的命运。因为以往的确定性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将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令人着迷却飘忽不定的世界中。

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明，将会为我们征服贫困、构建一个全球性的良知带来新的希望，让每种文化都会各得其所。但是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也会看到，恐怖主义嚣张得势，某些国家一意孤行，违反其国际承诺，凭借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来实施强国政策。

这一世界充满了矛盾，在全球单一化及死灰复燃的民族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西方与伊斯兰、世俗与宗教、北部与南部、穷国与富国，世界各种文化之间面临着日益分离的危险。但是对于那些被历史长期凌辱的国家的人民而言，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尤其是在亚洲，新兴繁荣国家迅速崛起，在这个世界里，面对植根于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新型现代化模式，西方已经慢慢失去它的优势了。

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复杂、如此相互依赖，以至于任何一个强国都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主宰这样的世界。

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依然徘徊于稳定和混乱之间，正因为我们依然记得孔夫子的哲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所以法国和中国在近几年间不懈努力，构建一个全面的政治组织架构，以规避危险，并在强有力的、合法的、为众人接受的国际组织框架下共同承担责任；在和谐、正义、团结的前提之下，使全球化得到良好控制并造福于人类。

本着这个信念，法国支持联合国的改革，以强化其合法性，扩大安理会，使其能够代表世界的新平衡。

本着这一信念，我们愿意构造一个政治的欧洲，这个信念引导我们全力以赴，让这个政治欧洲能够承担起责任，来保障世界的和平。这个信念也促使我们在八国集团峰会以及其他全球经济组织的范围内，致力于与新兴大国建立对话。这个信念也促使我们为承认文化多样性而不懈努力，尤其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来实现。不接受对方的差异，不承认各民族和文化平等的尊严，我们怎么能够有效地进行合作，遵奉《联合国人权宣言》中的普遍价值呢？

在追求世界平衡的时候，在寻求对话与和谐当中，基于其古老文化的经验和智慧，欧洲和亚洲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相近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力量的对峙，我们之间只有共同的利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国率先提出了一些重大建议，谋求缩短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距离，比如说建立亚欧会议，在欧盟与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大国之间建立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促成欧盟不久将批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亲爱的朋友们，近年来，世界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些危机导致一些本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也彼此分裂。我感觉到，当今我们能更好地体会到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尤其应该体现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因为面对当前的危险，最糟糕的莫过于各行其道和袖手旁观。这是欧洲和中国共同的责任，法国和中国也应该以这种眼光去发展全面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面对朝鲜和伊朗的所作所为，多边主义应该显出其有效性，如果任其发展，我们将失去所有的影响力、可信度和合法性。袖手旁观意味着我们面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时逆来顺受，或者鼓励单边主义的行为，而其后果与困境，我们都曾经有目共睹过。

这就是今天的现实，出于对独立的热爱，以及抵御外来侵略的精神，我们都尊重国家主权，遵奉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是当一个国家违背其诺言，对和平造成威胁的时候，我们必须遵循集体准则，采取必要的措施与行动，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任何人都不能够容忍向平民百姓横施暴行却逍遥法外的行径。在非洲达尔富尔，联合国一直承认应该保护平民，因此我们团结一致，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行事。本着这一集体的责任精神，我在这里特别赞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参加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增援部队，也非常赞赏中国关于建立维和行动训练中心的决定，这些做法都可以体现联合国的威信和作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亲爱的朋友们，政治危机的紧急性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其他全球性挑战所带来的威胁，因为这些威胁甚至会影响到人类的存亡。

在人类变本加厉地对大自然进行毁灭性掠夺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正在形成。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发展迅速，它所作出的决定与选择，对地球升温以及环境的平衡，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然而，我们深知，当今这种建立在滥用和浪费自然资源之上的工业发展模式，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人类必将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

如果地球变得无法呼吸，那么经济进步又有何用处呢？中国的经济增长无人不赞赏，但是它在二氧化硫及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分别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二位。发展经济、节省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在其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决意应对的挑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国倡议建立一个联合国环境组织，并且呼吁中国响应这一倡议。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大部分中国地区以蓬勃的朝气和活力投身于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大陆，数以亿计的男女与儿童仍然生活在被进步遗忘的角落里，备受贫困、疾病及绝望的煎熬。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们不应任其自流。下一届中国—非洲和非洲—法国峰会将是我们齐心协力、帮助最贫困国家的良好机会。因为健康及医疗应该是所有人应有的权利。我深信，中国对国际药品采购机制的启动不久将提供具体的支持。因为疾病是没有边界的，因此我们也必须不断地努力，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通力协助中国控制“非典”及禽流感，堪称典范。这也正是我明天到武汉所要传递的信息，武汉是法中两国发展医学合作以及共同控制新发传染病的重要基地。

各位朋友，在悠久的两国关系中，也就是戴高乐将军曾经写下辉煌一页的友好关系当中，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有信心，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彼此尊重之上的，让我们所有的计划，即使是最野心勃勃的计划，都能够变成事实。中国希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希望能够加强人权，加强自由、民主，而且作出承诺，要批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公约。我深信在这样的做法当中，有一些法国的信念能够帮助贵国继续思考，因为如果中国很自然地随着人民的发展，以及悠久历史文化的发展，我们共和国的模式有了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的模式，也可以成为中国迈向民主和人权的一个很好的启发。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我个人刚刚签署的联合声明的主要意义。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再次重申，各位是中国未来的负责人，未来将取决于我们共同的努力，是不是能够向世界开放，是不是能够超越成见，摆脱陈旧框架，向世界敞开心扉。我还想说的是，面对明天的挑战，你们需要具有更多的责任心和团结精神。因为团结才是力量，没有对立，让世界有多极化，才能够让我们共造和平、繁荣和人类所需要的和谐。

这是法国、欧洲和中国的宏伟蓝图。世界依赖我们，我们依赖世界。

中国万岁！法国万岁！法中友谊长存！

希拉克总统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总统阁下，今天很荣幸听到您的演讲。众所周知，法国是欧盟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也是东亚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两国的经济合作日益频繁，但是有人评论说面对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中法的关系永远无法超越中美关系和法美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一评论？您又认为这三者的关系定位应该如何？

答：不应该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法国和中国有各种合作的原因，包括经济、政治的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来促进我们的合作。我们应该深入地互相理解，我们互相信任，有长久的友谊。当然，中国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大国保持很好的关系，其中包括美国，或者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以及亚洲国家。因此，我认为今天世界的一个大国和明天世界的一个大国，跟所有国家都应该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像这个领域里，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要尊重对方国家人民的文化，要尊重其他人的文化，先就要了解对方人民的文化。所以，我也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应该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和语言，我希望这样做，希望法国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问：首先欢迎来到北京，来到北大，作为学理科的学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贵国当前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对于吸引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贵国有何优势？谢谢！

答：我们尽量去发展每个领域的研究工作，首先有理论上的研究，然后还有实践上的研究。最近，政府要请国会通过一道法令，使法国的研究工作能够现代化，同时还提供财力上的支持，支持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因为我们也意识到研究和创新是世界进步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是理论上的研究，尤其是化学和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

问：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同学向中法两国友谊致敬，祝您的中国之行顺利愉快！人家说中国将会是世界上一个强国，请问中国该做些什么事情来达到这个目标？

答：我对布莱尔首相所说的这句话不作什么评论，他是我的一位同事，也是一位朋友。不过我完全理解中国该做什么事，来承担对未来世界的责任。刚才我说过，中国可能会在未来50年时间里成为世界大国之一。当然，这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首先有研究部门方面的努力，还有创新方面的努力。我完全信任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完全能够应对这个挑战。同时要达到这个目标，也需要这样做，中国在和平和稳定方面是大家要借鉴的一个典范，就像胡锦涛主席所说的一样，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现在的世界对我们的要求很高，同时中国也可以按照以前的传统做法，来寻求和谐的境界。古老的中国已经有寻求和谐社会的传统，所以也可以利用这方面的经验来向全球树立典范。

问：总统先生下午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关《欧盟宪法草案》，2005年全国人民公决中，法国人民对《欧盟宪法草案》提出了否决，我想请问总统阁下，这次否决是针对《欧盟宪法草案》本身，还是针对法国政府的相关政策？第二个问题，有关土耳其加入欧盟，您对未来土耳其加入欧盟有何看法？

答：有关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这个名称——《欧洲宪法草案》对绝大部分法国人来说，他们表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说了“不”，但并不是向欧洲说“不”，最起码我认为这种“不”是针对欧洲的一种功能性和运作的反对和否决。所以，当我说欧洲的时候，其实欧洲宪法里是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发展，真正的项目，这是欧洲的领导们认为更能够满足欧洲人的渴望和需要的一种构思，并不是只关系到欧洲各个机构的运作。我们了解到政治方面和决策方面的机构，他们对欧洲宪法更关心，而一般的老百姓并不了解。

有关欧洲扩大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因为欧洲这个地区曾经有过非常多的战争，在历史上战争不断。所以，欧洲的期望是希望让和平深植人心，让民主根深蒂固，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里都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有边界，不应该有国界，因为和平和民主会从我们的看法出发，扩大，并且遍及得越远越好，的确这会带来一些问题。

土耳其如果入盟，对某些国家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因为要在欧洲里进行一些结构方面的修改，27个国家的运作和以前10个国家当然是不一样的，要运作得顺利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大事。还有在财务方面有很多影响，对入籍国来说要负担扩大的经费，欧洲原先加盟国要负担新加盟国许许多多的费用。所以，各国要探讨他们是不是负担得起，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但是这个原则应该是好的，我们应该欢迎欧洲的扩大。

你问到土耳其入盟，这个问题的确是我们深思熟虑的，土耳其申请入盟，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接受了它的申请，并且开始与土耳其谈判它入盟的各种条件。当然，一般的人认为土耳其的传统习惯和欧洲大陆非常不一样，所以一定会带来一些困难，对双方来说都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来改变彼此的习惯。无论是欧洲这边还是土耳其这边，都应该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我现在还不能保证土耳其一定能入盟，但是我们接受了土耳其的申请，希望土耳其能够负起责任，能够满足一切条件。

问：请问阁下两个问题。第一，大家都知道您非常喜欢足球，除了法国队，您还喜欢哪个队？还有，您认为体育运动在当今世界格局的国际关系当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谢谢！

答：首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我当然是热情地支持法国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你们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您问的第一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我就不敢说了，因为我很难说某一个国家的足球队比另外一个国家的好，何况有时候时间会带来一些变化。至于体育活动是不是能够在现代世界里对国际关系带来什么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际竞赛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真的是世界性的大事，变成全球瞩目的大事，2008年奥运会即将在北京召开，这是国际大事，而且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会。我深信到时候全世界都要注意中国和北京，这对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在心理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我衷心祝愿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成功！

2010年将会举办另外一个重大的盛会，虽然不是奥运会但是也非常伟大，也预祝2010年世博会成功。

我再补充一下，有些中国大学生见到我的时候说，法国应该多给我们发签证，我们好去法国留学。我说：“你们得的很对呀。”但是这已经属于友谊和尊重的范围了，法国非常地热爱中国，与中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也尊重中国。10年前在法国有5 000名中国留学生，现在有25 000名中国留学生，将来很快就变成50 000个中国留学生。2006年发出了8 000个签证，将来这个数字一定会扩大。所以，中国年轻人想要到法国历险的话，我们真心地鼓励你们到法国来，我们会好好地接待你们，我们非常尊敬你们，热爱你们，就因为我们热爱中华民族，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学习法语，到法国来。谢谢！

韩国前总统在北大的演讲

金大中

1998年11月12日上午，金大中总统会晤了江泽民主席。下午，金大中总统不顾身体疲乏，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发表以下演讲。金大中总统在演讲结束后还回答了学生们的提问。约700多名北京大学师生出席了演讲会。金大中总统三次访问北大，对北大具有深厚的情感。

金大中，韩国政治家，曾任韩国总统，韩国民主斗士的象征，被誉为“亚洲的曼德拉”。在韩国独裁的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政权期间数度入狱，从未放弃民主斗争。1998年当选韩国总统，并在2000年因促成朝韩两国首脑的首次会谈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尊敬的陈佳洱校长，各位教授，肩负着中国未来的北京大学学生！

继1994、1996年两度访问北京大学之后，今天是我第三次来到这里。其实，我在韩国也未曾有机会三度访问同一所大学。相信这是因为北京大学与我特别有缘。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荣幸。

领导中国近现代史的北京大学正好庆祝它的建校100周年，首先，我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北京大学曾主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拓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同时在20世纪的波澜之中，坚守中国，使国家得以发展。我坚信业绩如此辉煌的北京大学，以其潜力足以保证中国前途光明。

各位教授们和学生们！

首先，我要以个人的名义，对下面一件事情要向北京大学的各位师生，中国人民政府的领导，表示由衷的感谢。那是因为，在我40多年来苦难的政治历程中，在生命受到威胁、被囚禁或被软禁、遭到军事政权政治迫害的时候，中国朝野各界人士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各位中国人民，谢谢你们！

今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而遭受巨大的灾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和财产。

同一时期韩国也曾遭遇水灾，因此我要向中国人民转达4500万我国国民诚挚的慰问之意。中国人民在江泽民主席的卓越领导之下进行防洪抗灾活动终于取得胜利，对此也表示赞赏。

各位教授们，同学们！韩中两国2000多年来，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一直维持着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的冷战时代里，虽然有过处于不幸关系的时期，但是韩中两国关系是极为和平的，相互合作的。尤其韩国过去2000年期间，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影响，尤其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影响特别明显。但是我国民族，正如中国所做过的一样，总是能够重新创造，使之韩国化。引进佛教，将它发展成为海东佛教；吸收儒教，使它深化成为朝鲜儒学。而且把来源于中国的伦理、文化等化为自己的，并让它们发扬光大。

中韩两国都以民本主义精神作为中心思想。中国人说“以民为大”、“敬大爱人”，韩国人则说“人乃天”、“事人如天”。我认为这是不亚于西欧任何一种人权思想的伟大教导。

教授们，同学们！中韩两国，到了近代，同样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不过，两国都已经摆脱不幸的过去，而找回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并且为了打开繁荣与发展的历史新篇章，挺起胸膛站了起来。我们两国要齐心协力，成为可靠的好伙伴，主导21世纪的世界史。

韩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实现了所谓的“汉江的奇迹”，现在又为了克服在发展的过程中引起的种种弊端，以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并行发展的国政目标为原则，正在采取果断的改革措施，并进行结构调整。

中国也在邓小平先生和江泽民主席以及卓越领导人的领导下，并通过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和发展。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左右，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强国。

如此开拓自立之路的韩国和中国，在建交6年多的短暂时间里，获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两国之间进行了七次首脑会谈，两国领导人之间也进行了频繁的交流，这些为改善关系而作的努力，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尤其是活跃的经济交流使两国之间的交易额大有增加，同建交当时相比，增加了3.7倍，两国互相成为第四位以内的贸易伙伴国。如今，韩国各地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产品、农水产品。另一方面数千家韩国企业在中国从事经济活动。

其实，韩国的部分人士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便一味地把中国视为一个竞争的对象。但我的看法不同，我倒认为邻国取得发展的时候，在双方展开合作和竞争的过程中，也会给自己带来发展的良机。

教授们，同学们！20世纪距今只剩下400多天了。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发生最大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在历经人类的诞生、农业革命、城市革命、思想革命和产业革命等五大革命之后，我们正在步入知识信息革命的时代。

信息通讯、交通网络日新月异，开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时代。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使得国界毫无意义。产业革命以来持续下来的民族主义和以民族为一个单位的经济，正在发生急剧转变，现在正朝向世界主义和以世界为单位的经济发展。

现在单靠一台电脑，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同时进行全方位的信息交流，从事经济活动。

在这种世界化趋势之中所产生的经济危机和贫困、开发和环保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毒品和恐怖活动等各种问题，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所独有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于这些全球性问题之外，仅靠一国的力量，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我们所处的情况正是如此。

因此，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在展开竞争谋取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为共同利益齐心协力。尤其是美、日、中、俄等四大强国以及生活在朝韩对抗的东北亚地区的我们，都要在共同命运的认识下，共同创造进行善意的竞争和合作的历史。

各位教授们，同学们！去年在东南亚发生的外汇危机扩散到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其结果，给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亚洲经济的高速成长趋势笼罩了一层乌云。

韩国所面临的这种经济危机是在推动以高速成长为主的经济政策过程中出现的政经勾结、官方主导的金融以及贪污腐败等现象所造成的。如今，我们下定决心，要从根本上重建韩国经济，并为此果敢进行金融、企业、劳动、公共等四大部门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展。

明年下半年，韩国经济将取得改革的成果，转趋稳定，从后年即2000年会进入发展的阶段。这并非只是我们自己充满希望的主张，也是注视着韩国改革进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权威机构和人士们的一致评价。

不可否认的是，韩国能够如此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许多国际组织和以中国为首的很多国家的支持与合作。

中国不顾自身经济上的困难，承受住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制止了其他国家货币价值的连续下跌，实在可以说是劳苦功高。

中国政府为世界经济，尤其为亚洲经济的稳定作出了有勇气的决断，以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人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

尊敬的教授们，学生们！我相信扩大韩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必将大大有利于两国人民克服当前的经济困境，开辟繁荣的康庄大道，再度飞跃。

众所周知，韩中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有着强大的成长潜力。今后，如果以交易和投资为基础，扩大产业、信息通讯、能源、科技等多方面的合作，必可获取更多的机遇，谋求共同发展。

中国的远景目标，就是要改变产业结构，向高附加价值、高新技术密集的领域发展，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加快城市建设，建立全新的中国。我相信韩国在这一过程中比其他任何国家能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认为中国是真正的友邦，热切希望以这次访问为契机，能为两国经济奠定更加巩固的合作基础。

各位教授们，同学们！为了准备迎接21世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韩中两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历史的教训，韩国国民和中国人民都已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和平与稳定，就没有发展与繁荣。

六年前的韩中建交，对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大有贡献。虽然有了这一进展，但是东北亚的局势仍然显得不稳定。

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冷战状态，区域内各国之间领土纠纷等军事紧张气氛也没有完全消除，仍然存在着许多贸易摩擦等冲突的因素。

尤其，最近朝鲜发射一枚火箭发射体，这一情况甚至有可能点燃区域内国家间的军备竞赛。

尽管如此，东北亚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立以维护和平为目标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地区。如果考虑到东北亚有必要消除区域矛盾冲突，为和平与发展而共同努力，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在东北亚建立合作组织的必要性。

为了使21世纪成为东北亚共存共荣的一个世纪，现在我们要奠定合作的基础。这一地区必须要从核导弹等大量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中，得到安全的保证。我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扮演不辜负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期待的重要角色，东北亚和平稳定的核心在于朝鲜半岛的和平。

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合作，韩国曾表示坚定的立场。我在就任总统时，发表了对朝鲜的三大原则：第一，绝不容许朝鲜的武力挑衅行为；第二，不追求吸收朝鲜完成统一的模式；第三，南北双方要实现和解并进行合作。我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国政府的这种立场与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在巩固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上，如果说中国的角色极为重要，也非言过其实。

中国同韩国和朝鲜都建有外交关系。正如两年前我在这里向中国方面所要求的，中国作为四方会谈的主体之一，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了通过四方会谈，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我再次建议中国担当更加积极的角色并给予合作。

我们决不会侵略朝鲜或者加害于他们。因此朝鲜对韩国也要采取同样的态度。为了中国的利益，朝鲜半岛的和平是绝对需要的。我们期待中国为此扮演积极而又有建设性的角色。

最近，韩国企业同朝鲜政府达成协议，展开金刚山旅游和其他经济合作，我积极支持这些项目。而且一向鼓励文化、宗教、新闻等各界人士访问朝鲜。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同他们来往。我相信这一切能够促使朝鲜半岛局势缓和，让我们走上和解、合作之路。希望各位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合作。

尊敬的北京大学各位教授们，同学们！正如上面所说，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两国比其他国家进行了更加密切的交流，今后两国之间存在着通过合作取得共同繁荣的无限可能性。

通过这次首脑会谈，我已经同江泽民主席达成了协议，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从以往的以经济合作为主的领域发展到所有部门，展开合作。

我们拥有这一共同的认识是因为我们相信韩中两国通过扩大合作，能对两国人民保证更美好的未来，对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也能以主动的态度共同面对21世纪世界化时代。

亲爱的各位同学们！我热切希望韩中两国青年通过两国间全面的伙伴关系的桥梁，一起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

我认为我国的青年和各位都富有潜力，请各位携手向前！贵国政府的领导和我一定会为各位搭起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

我爱我国青年，同样也关爱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中国青年，我将积极支持你们！

我希望各位作为开辟新时代的先锋，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所说，建设一个“确保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中国”。最后，衷心祝愿北京大学和贵国无限发展，繁荣昌盛！

谢谢各位！

PART2　诺贝尔奖获得者北大畅谈

The most Influential Beijing University Speeches

影响你一生的北大演讲大全集　●　聆听智慧，开启人生

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北京大学演讲

杨振宁

2004年7月17日上午，在京参加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夏令营的千余名台湾学子走进了百年学府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给他们作了精彩的演讲。

杨振宁教授这次演讲的主题与物理学的精深理论无关，他以一位老者的身份向后生们娓娓道出自己的生命历程和其间丰富的人生感悟。从在合肥、厦门、北京度过的童年，到在清华园里青葱的少年，到抗战爆发后随父母辗转到了云南；从西南联大艰苦的岁月，到远赴重洋的求索道路；从旅居美国潜心科研，到1971年重回故里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再到2003年年底回到清华园定居……杨振宁教授用张弛有度的语气，讲述了自己80多年来经历的事与人。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市人，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57年，由于其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则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此外其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作出多项卓越的重大贡献。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这么多的台湾同学见面，这个大礼堂我曾经参观过，但还从来没有在台上或者台下参加节目，今天是第一次。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一共在合肥住了六年。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现场投影），坐在妈妈的膝头上。那时我父亲刚刚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学），要到美国留学，在离开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人照的一张相，就在我们家住的院子里。我父亲穿着长袍马褂。

我叔叔抱着我，我左边的是堂哥哥，右边的是堂姐姐，照这张相寄给我父亲。到四岁时，我和我妈妈在一个照相馆里照的，穿的也是长袍马褂。1928年，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厦门担任数学系教授。所以我在厦门住了一年。在那个时候，合肥非常闭塞，没有电，比如说晚上就点煤油灯。我到厦门第一次看见电灯。在合肥时，没有见过杨梅，也没见过菠萝，那些都是我到了厦门才见到的，可以说从19世纪进入了20世纪。这是我们在厦门照的相片，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已经改穿西装洋服了。

1929年夏天的时候，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我们一家就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住在清华园里。所以1929—1937年这八年时间，我是在清华园里成长。那八年的幼年生活是非常美丽的，一切都是我非常怀念的。清华大学里有一个小学，清华大学那个时候虽然很小，也有50个教职员子弟，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小学。这个照片（现场投影）里站在门口的两位是我的弟弟。这个房子现在还在，不过已经不做小学用了。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差不多有1 000个学生，另外在清华园的南部盖了房子。

这是我初中时在家里边照的相片，小学是在清华园里，中学是在北京的崇德。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家。这是一个周末，我们在清华园住的房子里的院子照的。1933—1937年这几年念初中，这是当时初中的大楼，我是住校的。那个学校一共有300个学生，其中不到100人是中小。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北京第31中学，那个时候叫崇德中学。这是我前几年回到母校参观时在大门口照的一张照片。

1937年日本人打到北京，卢沟桥事变。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大家知道是7月7日。“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全家就离开了当时的北平，1938—1945年我们去了昆明，因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个学校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上了四年大学，上了两年研究院，然后又教了两年中学。

高中二年级念完以后，那时候公布了一个法令，说现在有太多的中学生流离颠簸，没有中学毕业，所以你要报考大学没有中学文凭也可以报考，叫做同等学历，所以我就以同等学历的资格报考了西南联大。这张照片是我当时的样子。西南联合大学房子非常破旧，这张照片里茅草屋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地方。每两个床之间只有一个地方放桌子。

这样简陋的环境下，西南联大造就了非常多的人才，在文史方面、科学方面、工程方面，以后在外国、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都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人，有很大的贡献。我想在造就人才的大学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这是我在大学毕业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大家居住的条件非常糟糕，因为和日本人在打仗，所以很多人都搬到乡下去。我和我的弟弟妹妹站在我们乡下的房子前面，窗户纸都破了，所以那时候居住条件是非常糟的。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又念了两年研究院，这六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我特别要提出两位我的老师。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他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候西南联大四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以前要写一篇论文，所以我就去找吴先生，他说：“好，我收你做我的学生”，他就给我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做分子物理学与群论，群论是20世纪数学核物理学非常基本的观念，那时候群论引到物理里还是开始的时候。

我对分子物理学和群论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成就，可是对于群论在物理当中应用的重要性是在那个时候奠基的，又美妙、又深入，而且成为影响我的一个方向。后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称在物理学里的应用变成中心思想。所以吴先生把我介绍到这里是我一生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另外一位影响我很深的是王洪基（音）教授。我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两年研究院，要写一篇硕士论文，硕士论文是我和王先生做的，关于统计力学。我一生所发表的2/3的文章跟对称有关系，1/3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系。后来我所做的工作，主要的方向是他们给我的。

后来我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位跟我同名同姓同班的同学，都是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学生，后来都有很大的贡献。这张照片是我们三个人照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校舍里常常高谈阔论，所以同学给我们起了一个外号叫“三剑客”。

我想在座同学可能会发生兴趣，说杨振宁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初恋的经验，回答是有的。对象就是这个女孩子，她现在不在了，叫做张景昭。她是浙江人。那个时候女同学都穿着蓝布大褂，只有她穿着红色西装，所以立刻被大家非常注意。她是数学系的学生，我父亲是数学系主任，她常常到我家里来，我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她，我猜想她大概对杨振宁也有好感。

可是她对我的影响是这样的，最开始我去打听一下“张景昭今天在什么地方上课？”，我就请假在她的教室旁边徘徊，她出来时可以跟她讲话。这样一两个月以后，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觉得张景昭对我影响不好。我当时有个很清楚的确定，张景昭来以前，我自己的情绪像很平静的湖水，张景昭来了以后就变成风暴，整天使我情绪不定。最后我作出决定，这样下去对我不利，后来我就不大去看她了。我们见面还是规律性的，可是我的情绪上平淡下去。这个故事在我结婚时我告诉了我太太，所以跟大家讲并没有关系。

在西南联大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止是书上的东西，还学到了到底物理研究的精神是什么。我为什么能讲这句话呢？因为每一个学问里头都有很具体的东西，可是它有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在最底下摸来摸去，不能窥全貌。你要达到一个程度，不仅在底下看得清楚，能够知道长高是怎么一回事情。怎么知道你就达到了那个程度呢？比如说你对哪个人的工作特别欣赏，那个时候我确实是学了很多东西，所以可以有一个看见全面的意义。

第一位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比我大43岁，后来我到美国看见过他，还跟他谈过，但是我看见他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没有跟他谈过很多的物理。另外一位叫做蒂瑞克（音），他比我大20岁，他是英国物理学家，后来我跟他也很熟。第三位叫做艾米（音）。他们三位的物理学我非常喜欢，我了解到物理有很复杂的现象，但是很复杂的现象背后有很精密的定律，而他们能把这些定律精神一语道破，这是他们伟大的地方。我很幸运能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里，我因为考取了留美公款，我跟20几位同学经过印度，经过大西洋到了美国，去做研究生。其中1945—1949年是在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不但看到了艾米教授，还有一位比他年轻的泰勒教授，这张照片是1982年我和他在美国照的。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还不到40岁，已经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后来他变得更有名，后来他被公认美国“氢气弹之父”。

原子弹和氢气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核武器，知道它的制造原理以后，后面不是理的问题，而是“工”的问题。但是氢气弹不一样，会造原子弹，要做氢气弹还要有窍门，这个窍门在美国是泰勒所发现的。我从泰勒跟艾米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很重要的是一点：原来我在中国所学的物理很好，但那只是物理学的一部分，因为芝加哥大学所注重的物理，也就是泰勒和艾米所注重的物理跟我在中国所注重的物理，精神不一样，虽然内容是一样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国内所学的物理学是书本上的知识，是已经做好的，好像菜做得很好，你就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我从泰勒和艾米那儿所学到的不是怎么去吃这个大餐，是怎么做这个大餐。所以他们所注意的是一些还没有被了解的现象，希望把这个现象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了解归纳出来规则。一个是从规则出发研究没有了解的现象，在芝加哥是一些还没有了解的现象里头提出它的精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方向，但都是重要的。一个学生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两个方法融会贯通，这样才能有大成。

那次我们到西部去旅游照了很多相，这张照片一个天然石头的柱子，那时候我非常瘦，站在那儿照了这张照片。在芝加哥大学最后一年，邓稼先来了，他跟我是中学和大学同学，他跟杨振平在1949年租了一个房子住了一夏天，整天研究学问，也整天到各个地方去游玩。邓稼先后来回国，他对于中国的原子弹、氢气弹有杰出的贡献。所以张爱平将军在邓稼先过世以后，说邓稼先是“两弹元勋”。

1949年，我在芝加哥得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做了17年的研究工作，那17年是我做研究工作最成功的时候。欧佩海（音），他是美国战时制造原子弹理论方面的领导人，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美国原子弹发展理论方面最重要的领导是欧佩海，中国原子弹发展最重要的领导人是邓稼先。他们两个人我都非常熟悉，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欧佩海是锋芒毕露的，很多人不喜欢他。邓稼先是个含蓄的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邓稼先在美国，他不可能领导美国原子弹的发展。同样，欧佩海在中国也不可能领导中国原子弹的发展。美国政府当时看中欧佩海做原子弹的领导人是有远见的，同时中国的领导人选了邓稼先来主持中国原子弹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事情。

杜致礼是我在没有出国以前教中学时班上的学生，我们当时不是很熟。1949年圣诞节的假期之中，我有一天在中国饭店里偶然看见她，后来就很熟悉。1950年我们结婚，关于我跟她的生活会给大家放一个我编的电影。我们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1951年出生的，到现在我都很后悔，没有跟爱因斯坦合照一张照片。但是我知道他每天四五点钟经过的地方，我就说可不可以和我的儿子照一张照片。这张就是他和我的儿子照的一张照片。

1966年的时候，美国刚刚成立了一个新的大学STONY BROOK，他的校长我认识，他让我到那儿去做教授。1999年我退休了。1971年，我的一生经验又有了新的变化。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开始接触，开始接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跟美国都受到苏联的威胁，所以毛主席、周总理都认识到在这种前提下，中国跟美国最好有一些接触。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在人民大会堂里周总理请我吃饭，从这儿以后，我的生活有了重要改变。

在那以前，我去美国以后的几十年，基本上活动的范围在美国。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到中国来。这是1976年在我们家照的照片，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我太太一起合照的。1982年，我和香港中文大学又发生了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我母亲住在上海，上海冬天很冷，我跟她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后来我母亲很喜欢中文大学，从那儿以后我就常常去中文大学。这是我和我母亲在中文大学的11院，照这张照片时我母亲已经85岁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常常到台湾去，这是台湾中正大学，站在我旁边的那位是郑国顺校长，他是我的学生，他做校长时请我去访问这个学校。他也带我到阿里山去玩，这是在阿里山照的照片。今年我已经82岁了，我想一个82岁的人会有一些年轻人所没有的感想。2003年，我太太去世，幸运的是她不是很痛苦。在去年年底我搬回到北京来，搬回到清华园。清华园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清华园盖了一个科学楼，我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楼里头。

我的一生可以算作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我搬回以后写了一首诗，叫做《归根》：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杨振宁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您认为您能够取得今天的物理学成就，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答：我想成功的特别条件是需要机遇，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出生的时候，中学非常贫困，跟我同年级的有千千万万的小孩，可是他们多半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我能够在一个被保护起来的清华园里成长，与学术空气很浓厚的校园发生关系，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幸运。后来到西南联大，能够接受最好的大学教育。

后来到美国，能够接受最好的研究生教育。恰恰我走到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做高能物理学，是当时刚刚开始的一个领域。一个年轻人能够跟一个领域一块成长，他能够成功的机会是最大的。我想机遇是第一重要。当然，有了机遇还得要你自己认识到这个机遇的意义以及你自己的努力，当然你过去的经历跟你的喜爱有关系。

我想每一个年轻人，第一，对他自己有一些了解，知道自己什么东西做得好，什么做得不是那么好。第二，要对前途、可能走的方向有一个了解。这一点上，美国的学生跟中国学生有一个相当大的分别，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生，兴趣广，东看看、西看看，这样的好处是把触角伸得广，知道哪些领域是自己容易走过去的，哪些领域容易发展。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大陆，从一开始就把学生限制到几条路上去，让他很专，这样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坏处。在座的同学，我建议在你们受教育以外，能把自己的触角伸得远一点，能够看见更多的机会。

问：杨老师的初恋看似无疾而终，但是对杨老师也有影响。请问杨老师，感性和理性在你的生涯中各自所占的地位？

答：我想感性和理性的影响跟这个学生研究的科目有关系。像我这样学物理的人，在研究工作里感情的成分很少，可是一个人如果是诗人，那他的工作里头主要要靠他感性的成分。这个题目没法做一个普遍的回答。

问：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不是事业达到了巅峰？除了兴奋以外您还有什么其他感受？

答：我是35岁得到诺贝尔奖。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得奖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晚宴，大概有1 000人，在晚宴上，每个得奖人要讲几分钟的话。所以我预先就讲了一下，我觉得我应该讲当时的感受。我的演讲后来发表了。我主要是说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话，深深地觉得我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共同的产物。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之所以能够到美国，当然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做这个工作跟我留美有关系，我为什么能留美呢？跟八国联军有密切关系。

那个时候八国联军占据了北京城，可是后来就产生了割地赔款，其中一部分分给了八国联军在中国受到的损失以后，剩下的钱捐给了中国，在清华大学设立了留学生制度。我在清华大学长大，我是清华留美的学生，所以我能够出国是与八国联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中国国籍的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华人有，这是不是与当前中国的研究体制有关？能不能比较一下中国与美国在研究形式方面的利弊？中国有哪些学习改进？

答：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这个问题的提法有点不太正确。原因是我和李政道得奖的时候，我们的护照都是“中华民国”的护照，那个时候还没有入美国籍。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华人得奖？我的回答是这样，做出很重要的工作要有很多条件，一个条件是要有很聪明的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平均起来不比别的国家的人差。第二，要有好的传统。这一点我想大家也承认，中国的传统有他的坏处，可是教育下一代，对于年轻人有耐性、有忍力，都是中国传统好的地方。第三，要有决心。像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没有决心，那时候还在讨论要不要引进西学，今天已经一扫而空，不管是台湾、香港、大陆，大家都认为全国一心，要向科学技术进军。可是这些加起来还不够，还需要有经济的支援。今天比起从前好得多，可是比起先进的国家还是差得很多。资金增加以后，过一些时候，我相信在台湾、香港、大陆能够做出来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我相信一定会发生的，大家不要太着急。另外有了这个条件以后还要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的。我对于这个问题前途的看法是很乐观的。

问：杨先生，您好，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最令人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当您站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时，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当您遇到困难挫折时是怎样克服的？

答：第一个问题，我想近年来我最感动的时候是1997年7月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眼看着大英帝国退旗撤兵，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之中上升。我想在座的同学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可能不能完全了解我当时的感受。我父亲那一代的人跟我这一代的人，对于20世纪中国的变化所产生的自我的一个感情，是一个年轻的人不能够了解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在20世纪初年，中国是在一个怎么样被欺负、被看不起的状态。

所以我说1997年7月1日我在香港观礼时候的感受是最近一些年最感情丰富、感情冲动是有道理的。我一生当中遇到的困难很少，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跟大家讲的，我当时很喜欢张景昭，后来由于感情上的波动，那个是我一生比较复杂的一个转折点。我是幸运儿，我从来没有找事情，都是事情来找我的，所以没有失业的困难。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什么大的挫折。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道格拉杜·诺斯

道格拉杜·诺斯，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经济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到这里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它不仅将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契机，也会对当今世人瞩目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讲一讲有关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是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有关。

经济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使人们未来的生活具有创造性，富于刺激性。

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变革、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理论，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作为替代，我今天向大家介绍向这一方向努力的三块基石：第一，我们从历史的经济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第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第三，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实验室。让我首先谈一谈历史经验：第一，综观历史，经济的发展是间断的、不均衡的，经常存在例外情况。第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过程中经常陷于困境。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限制性的因素。第四，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第五，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制约作用。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

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所以经济组织是企业、工会等，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的规制机构，教育组织像你们北京大学。用制度和组织这样清楚的界定，我现在对制度变迁提出五个论点。

第一，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连续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

第二，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和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和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

第三，制度框架提供激励，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报酬。

第四，人们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想角色。

第五，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现在具体解释一下这五个论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决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是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发生变化以至消失。在这两个例子中，制度都是逐渐被修改的，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重新制定政治经济模式框架可以做得更好。改变的源动力可能来自经济体的外部，例如，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会改变经济体中企业家的看法。但根本的变化来源于企业家和组织的学习过程。虽然一些学习来源于好奇，但根本上是由于组织之间竞争的加剧。竞争是稀缺经济下组织和个人加紧学习以求生存的产物。竞争的程度不同，如果存在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竞争的因素就会减少。学习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但学习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经济变化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和速度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所得到的报酬的预期，还反映了制度矩阵中的激励因素。如果制度矩阵中的变化都是渐进性的变化，则所有制度变化以经济的、规模的、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由于组织在制度矩阵中的存在，它们会成为利益集团保证现存制度持续存在的力量。“路径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运用上述五个观点来分析产生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即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人格化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流。在这种交换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相反，非人格化交换，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博弈论是这方面的例证，反复玩同一游戏，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博弈论中这两种情况正向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今天，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个国家市场的大小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但是同样市场的规模又告诉我们，它具有很大的潜能，除非我们很好地重新组合，重新结构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交易成本降下来，否则将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现在回到我刚才向大家提出的五个观点上。

我们力图从人格化交换转向非人格化交换时，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市场，确保我们的交易成本是低廉的。这正是我刚才讲的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带根本意义的步骤之一。各个组织在重新构建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创造出真正的制度变迁以实现或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必须要建立足够多的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建立起我们的产权制，建立起我们正式的规范，在我们的经济交换中使我们的经济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率，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一切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我们也同样要做这一切。原因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结构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我们非常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

我向大家介绍的故事，由于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我把这叫做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是基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这样一次经济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各个学科的发展是造成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所以，所有这些学科的系统的应用，应用到基本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经济稀缺问题上，不仅仅使参尔萨斯的关于收益递减律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新的看法是，这个世界充满无穷的机会。然而，要获得这种前景，达到这种潜能，我们就需要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组织，以期得到更多的收益，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这一点。所以现在技术需要我们在职业领域和地区领域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分工，以实现前所未有的交换幅度和规模，并发展下去，为了实现规模递增的收益，我们需要在交易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在美国，从1900—1970年间，劳动力从2 900万人增加到8 000万人。同期，产业工人从1 000万人上升到2 000万人，白领工人从500万人增加到3 800万人。关于交换部门其中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可能被测量，在美国1970年交易部门构成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由于协调和实施执行的成本越来越高，目前美国的交易部门一直在生长和扩张。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专业化世界，使它取得各种收益，我们就需要控制漫长的生产链条中的质量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而且造成了另一现象，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人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应用各种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说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或者说降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自由，或者通过自动地衡量各种物品的质量。这里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投入和产出，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就能够判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阶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们对如何衡量单个投入的贡献没有一致意见。另外，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应该支付多少报酬，人们也存在着争议。对产出来说，不仅存在没有标价的剩余产出，如各种污染物，同时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成本。比如说如何界定需要的某种物品的质量、性能，某种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另外我们的新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各公司有规模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而且固定资本投资的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整个的交换过程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这中间出现了各种捉摸不定的因素，价格方面、成本方面，以及各种机会行为的可能性方面。

同这个技术相伴而来的出现了一系列组织方面的问题。

第一点，现在有必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衡量产出的质量，以及各种代理人的工作绩效。为了详细地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以及各种代理人的绩效，人们就产生各种分选、定级、商标、保险期、保修期、执照产品许可证以及很多方面的技术。尽管有所有这些技术，以各种器件、部件来衡量，但是我们真正衡量诸如汽车修理的质量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难做到，在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机构中，具体地衡量人们的绩效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它涉及人们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低的衡量成本。

第二点，尽管把人们组成小组来进行生产，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规模效益。但是我们这样做时，所付出的代价是造成工人的异化和对工作生产不负责任。所以工厂里搞起了纪律方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正是针对工人在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从雇主的角度说，所有这些纪律，包括各种制度、规章、刺激因素和奖惩条例都是为了获得高效率的绩效。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做法，这些新发明，都是非人的、不人道的支付，是对他们进行剥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如何衡量产出的标志。

第三点，潜在的通过机会能产生收益的行为导致人们采取一些战略性的行为，比如说涉及劳资纠纷问题。各公司之间订立合同问题都产生了影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也好，都可以通过修改合同，通过对一些小的地方不提供服务，来给公司带来潜在的收益。

第四点，大规模等级结构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人们所熟悉的官僚主义问题。大公司内为了应付个人不负责和所有委托人、代理人关系问题的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了公司内部管理的僵硬、低效率，影响了生活应变的可能性。

最后一点，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和未标价的成本，它们反映在环境危机当中。今天的社会是分工非常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对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这些必需的技术重新构造我们的组织比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组织带有更加根本性的意义，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应该得到改变。这种技术和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告诉我们，必须实行专业化、精细化的社会分工，转移到非人格化交换和实行都市化。它们都反映我们必须把过去不好的东西连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围绕着人和人的关系来反复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换而形成的。实际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功能，比如说教育、就业保险，或者被连根拔掉，或者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刚才提到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对任何试图采用第二次经济革命的技术的社会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无处不在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正像我刚才试图指出的那样，从新的技术和组织之间产生的紧张状态的确是带根本性的困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这些紧张状态，这些矛盾，仅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中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政府越来越庞大，用于进行交易的资源、资金越来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经济等级结构中刺激因素存在着不对称、不兼容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世界制度的相对灵活性，不管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一直是缓解这些问题的有力因素。尽管在西方世界适应性效率还没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确是给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些有利的环境。根本性的制度框架鼓励了政治经济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和不稳定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产生了演化出了一批灵活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一切特性解决了我们的官僚机构出现的刺激因素存在的不协调，不兼容问题，而且鼓励了有创造性的人们发挥作用。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都市中的社会方面也同样如此。第二次经济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制度变迁的所有问题，并没有十全十美地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样它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存在着若干的影响。

我总结一下从我们过渡的经济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教训。一方面，从祖先的历史来看，目前的状况出现了哪些不同，哪些新东西。首先一点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信息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大大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代价。第二，出现发达国家经济拥有高精尖的技术，这使后来居上的国家改造起来、适应起来要容易得多。第三，目前我们的世界出现全球性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它都要作出根本性抉择。另外一方面是不好的情况，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任何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过去一直存在的社会黏合剂现在正在融化。今后如果想获得和现在相同的政治、经济效益的话，必须投入比目前投入的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同样，它还给我们带来实际的长期的社会稳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以上是现在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的因素。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讲一讲产生的变化。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地、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困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走过了很长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未来你们有更加光明的前途。我希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作出重要的贡献。

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

福格尔

2004年6月21日，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赴北大演讲，祝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演讲主题为“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教授于1926年出生于纽约，1948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60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1963年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1981年至今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华尔格林美国机构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人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教员和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

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北京大学，感谢林教授对我所作的充满誉词的介绍。我一直在密切追踪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我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而且我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重塑中国经济体制，而且对全球经济体制做一个重塑。随着中国的科学走到世界的前沿，在座的各位有幸处在这样前沿的时代，我祝中国经济成功。

我今天谈谈经济增长性质的变化。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富国的经济运行特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现在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及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现在已经不充分了。他们没有考虑到技术机能进化。通过这个术语，我指的是高速技术变革和人类生理学进步之间的合力。由于这种合力的存在，人类对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控制，使得人类不仅仅具备所有其他的物种，以及大大可以区别与以前各个世代的智人。这种新时代的控制可以使智人把自己的尺寸平均增加了五寸，大大提高了生命器官的能力。技术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持续性地征服了在三个世纪以前慢性增长不良，像法国、英国还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物，来养活超过80%的劳动力以及就业，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劳动力当中，他们每个劳动力平均只能得到现在每个劳动力所得到的1/4。在营养学和人类生理学方面的进步，在很大程度解释了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比如说根据最近一项统计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中有一半应该归功于科技生理进化。这些增长中的大部分来自人体热力学效率的提高，将人体能量投入转化为工作产出的比率在过去的200年当中增长了50%。

技术机能进化的另一方面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在工作和休闲之间的自由支配时间，睡眠、吃饭和必要的清洁卫生，这些生理上所必需的活动在一个世纪以前和现在一样，大约需要每天10个小时的时间，剩下的14个小时就是自由支配的时间。一个世纪以前，对于西欧或者美国的一个典型一家之主来说，大多数的自由支配时间都花在了谋生上面。他一年要在市场上工作3 100个小时来供养全家，同时还要做家务，同时还要花时间在往返工作的途中，这样就要占用全年额外的1 100个小时，所以只有很少量的时间用于闲暇。

在20世纪当中，每年的工作小时几乎下降了一半，以至于一个富裕国家的一家之主现在每年在市场上仅仅工作1 700个小时。有些国家已经降低到1 600个小时。由于家务工作的机械化，现在一个典型的已婚妇女同样也花时间在闲暇上，而不是工作上。到此为止，我仍然注意到工作和闲暇两者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术语已经非常不准确了，而且很快就会过时。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当大多数人们从事手工劳动的时候，与之相对富人所做的事情受到高度重视。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将这些富人称为有闲阶级。我们不应该认为有闲阶级中的人们都是懒惰的。在青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是学生和运动选手，在中青年的时候他们曾是勇敢的斗士，在中老年的时候他们也曾是法官、主教、商业巨头和艺术赞助人。这些非常富裕的，所以谋生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因为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所以闲暇不是懒惰的同义词，实际上是指令人满意的努力工作形式。正如爱尔兰剧作家乔治·伯纳德·肖所说的：“劳动是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闲暇是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而休息是时间申请不做。同时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从疲惫中得到恢复。”为了避免混淆，我将“工作”一词解释为它的生理学含义，即一项需要超出新陈代谢能量的活动。我将主要以谋生为目的的活动称为“谋生工作”。对于纯粹资源性的活动，即使偶然能够带来一定收入，我也将它称为“资源工作”。

为什么最近几年中谋生工作的时间大量减少呢？我们注意到，并非仅仅是每年和每周的谋生工作时间在减少，正是这一现象暗示了问题的答案。人们把自己一生中的自由支配时间花在谋生工作上的比例下降得更加迅速，部分原因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比过去晚了5年，还有部分原因是平均的退休时间比一个世纪以前延长了11年。

现在人们走在了谋生工作的前面，尽管额外的工作时间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发展，过去被祝为奢侈品的商品，或者是想象中的乃至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商品，经过了20世纪的前1/3时间，现在甚至连穷人都可以买得起。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典型一家之主必须劳作1 800个小时来获取全家一年的食品供给，但是现在仅仅需要260个小时。总而言之，过去那些价值达到家庭总消费80%的商品现在可以被更加充裕的获得，而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还是在家庭的劳动，支出却少于过去的1/3。

之此结果，国家支出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当额外的闲暇时间被按照工人工作时间所挣的收入来衡量的时候。食品、衣服和住房，过去占价值总消费的3/4，现在仅仅在富国占12%。另一方面，闲暇从总消费的18%上升到67%。在卫生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有巨大的增加，从小于总支出的2%到大约占总支出的15%。

尽管如此，到现在所展现的数字不能充分地刻画描述过去一个世纪中经济增长的程度。因为在上述的计算中并没有考虑到产出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保健这样服务业当中，今天的中学生在健身房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一个时代以前大学研究生还学得多，更不用说两个时代以前，而且现在的青少年对于电脑懂得比他们的父母还多，卫生保健方面的改变更加具有戏剧性。一个半世纪以前，快到40岁和40岁刚出头的人被慢性疾病所折磨，他们甚至比现在快到70岁和70岁出头的人更加痛苦。现在不仅疾病的平均发病年龄推迟了30天左右，而且一旦表现出发病症状还有大量有效的治疗方法。疝气过去被认为是持久的和极其痛苦的病况，每四个男性中就有一个被这种病折磨。而现在疝气可以通过一次外科手术过程治愈，在美国仅仅需要住院治疗23个小时。其他具有有效治疗手段的领域包括，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控制高血压和减少中风、外科手术切除骨关节炎、膝关节和髋关节复位、治愈白内障以及减少骨质疏松症和心脏病的化学疗法。我的父母睡觉的时候把假牙放在杯子里，而等我们到父母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则不需要假牙。

保健和教育部门中大多数的重要进展由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被忽视了，这是因为这些部门的价值是由投入而不是由产出来衡量的。在抗生素和现代外科手术的时代以前，现在一个医生的1个小时并没有被认为比半个世纪前一个医生的1个小时更加值钱。根据最近的估计，如果合理度量的话，卫生保健部门的改进至少是卫生保健成本的两倍，但是这样的计算方法还没有被应用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中。以美国为例，我个人粗略的估算表明，如果允许加入闲暇时间增加、卫生保健质量改善、教育质量改善这一类因素的话，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几乎能够翻一番（从每年1.8%到每年超过3%）。

这些统计数据对于我们理解美国生活标准的改变有着怎样的含义呢？如果我们采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增长，美国2000年的真实收入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6倍。然而，如果采用调整过的衡量标准及美国现在的真实收入就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20倍。换句话说，当前美国所谓的商品和服务中有70%并不包含在可度量的经济之内。

我接下来将要简要地考察经济增长性质变革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高水平的经济绩效对于家庭和经济体产出分配的影响。那些担心平等主义议题的人们倾向于将分配理解为实物商品的分配，如食品、衣服和住房，这些实物商品在以前的价值消费中占到了80%以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谓的贫困就是指缺乏这些有形的生活品，并且容易生病和早亡。在那个年代，你也能够看见直接的计数、称量、或者测量的物品构成了绝大多数的经济产出。

在20世纪最后60年左右的时间里，产出中实物产品占主导的现象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了。随着医生、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律师、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性从业人员的增长，非实物产品逐渐占据主导，而这些专业人员从在1900年仅占全体劳动力的4%到今天的超过30%。与此类似的，现在资产的主要形式已经不再是房屋、机械或者输电网络，而是经济学家称为“人力资本”或者“知识资本”的劳动技能。正是这些非实物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决定了个人和商业实体在竞争市场中以及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成功与否。

统治了20世纪大多数改革运动的平等主义方针的议事日程，即现代主义的议事日程，是以实物再分配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所强调的分析并不是货币收入的分配，也不是食品、房屋或者耐用消费品的分配。尽管实物商品分配仍然存在着不得不令人强调的明显的不均等，但是在富裕国家中，如美国，最难以处理的是精神方面或者非实物资产方面的分配不公。这些正是自我实现斗争中的关键性资产。

苏格拉底的问题“怎样才算是好的生活？”，是我们思考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的内容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个问题不但对于那些富裕的雅典人子孙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整个历史中拥有土地的富人的子孙而言也是同等重要的。从为了满足物质需要所必需的工作解放出来，这些人在公共服务、军事冒险、慈善事业、艺术、神学、伦理学以及道德哲学中寻求自我实现。他们对于非实物商品是如此的全新投入，以至于亚当·斯密认为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忽视了他们的资产，而且缺乏改进耕种方法的兴趣。他写道，“这样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很自然地使他倾向于去美化那些满足他的想象的东西，而不是为了那些他几乎没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努力。”

在一个大部分人缺乏充分营养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世界里，自我实现可能确实看起来像是纯粹的装饰，但是在一个即使连穷人也富裕的国家中就不是这样了，这里我们采用了过去的或者第三世界的标准来判断何谓富裕。这正是美国现在的状况，因为其贫困线所处的真实收入水平在一个世纪以前只有在收入分布中位于前10%的人才能取得。技术机能进化已经将寻求自我实现从整个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扩展到了几乎全部人口。

一些平等主义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当今美国穷人的实物水平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他们把现在和过去的生活条件混淆了。如果未能认识到20世纪中即使对穷人而言其物质财富也有相当巨大的增加，这就会阻碍而不是促进在富裕国家中针对持续性贫困的斗争，因为这里贫困的主要特征是同社会主流在精神方面的疏远。尽管实物援助在克服精神疏远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人们想当然的以实物环境的改善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神上的改善的话，那么实物援助也很难发挥作用。

个人潜能的实现并不能被国家立法规定，也不能由富人提供给穷人。政府并不能把那些拥有优秀品质的人身上的美德转移给那些并不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富人也不可能开出以优点为面值的支票。自我实现必须由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宣传来逐渐发展。这里对于个人选择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其他个体或者组织没有任何的作用。恰恰相反的是，个人选择的质量和可能的机遇与这个人多大程度上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资源密切相关。

对于精神上公平的要求并不是那么的需要金钱作为一种获得非实物资产的手段，因为这里的非实物资产大多数是通过私人转移发展起来的，并没有通过市场。此外一些最为关键的精神上的资产，例如，坚定的意志、自尊、遵守纪律、对机遇的洞察力以及对知识的渴望，都是一个人非常年轻的时候从别人那里转移而来的。

虽然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精神上贫乏的人，但是在被疏远的年轻人和年纪渐老的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都是单亲家庭中的子女，他们的母亲大多数是精神上贫乏的人，所以根本无法转移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资产给他们。另外一个比较集中的群体是年纪渐老的人。在美国超过65岁的人群中有1/3的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因为他们与通常的社会网络的联系被切断了。

要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疏远的问题需要各种各样的新型教育项目和教育体系来指导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这些项目紧紧依靠政府或者主要依靠政府都是无法完成的，还需要动员大批精神上丰裕并且准备提供帮助的人。在我最近的一本书《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中，我大概描述了一个动员这些精神资源的计划，其中包括了对现存教会组织更加系统的利用，而这种利用同已有的政教分离的传统系一致的。

经济增长变革的第三个方面是耐用品和高科技服务的全球市场所在地迅速和彻底的转移。这已经很难说是什么新现象了。过去的10年中出现了数千篇文章描述了形成中的东南亚市场。然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些进展对于下一个时代中全球经济增长的演变的充分含义。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将集中讨论八个经济体，它们都位于通常被称作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其中包括了已经进入所谓富国的黄金集团“亚洲四小虎”：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还包括仍未达到这一目标的四个国家，它们是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仍然把这四个国家当作贫困国家。作为一个团体，在从1980—1995年的15年中，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八个国家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为10.7%。不考虑金融因素诱发的不稳定性，这八个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恢复为6%—8%的水平。结论是，它们的GDP总量在1999年达到了6.5万亿美元，这大约等同于五个最大的西欧经济体GDP的总量，还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4/5。

那么2030年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假设欧洲和法国继续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采用传统的GDP衡量方法），这是它们近期的最高纪录。我们同样假设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仅仅达到其在过去20年中增长速度年均水平的3/4（包含金融危机时期）。在这些假设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GDP总量将达到大约60万亿美元，或者说超过欧洲和法国经济总和的15%。

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的话，而且我们相信这是完全可能的，东亚和东南亚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市场，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跨国公司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并且规定新产品的标准。谨记，亚洲小虎们已经实现的我这里所说的这种类型的增长达一个时代之久，日本也差不多做到这点。

前面的这些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巨型跨国公司愿意冒着风险来中国和东南亚投资，甚至不顾许多仍摆在投资面前的困难。刚才林教授已经提到，我是1999年第一次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对汽车工业作出了预测，我当时对中国汽车的预测可能是低估了。从2002—2004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年增长率达到了35%，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超过现在全世界的年产量，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汽车年产量将达到1 600万辆。

我最后用一个问题作为结尾。假设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以每年6%或者7%的速度继续增长一个时代。这是否意味着技术领先地位将从西方转移到东亚或者东南亚呢？我的答案是，并不一定。因为信息、生物化学、基因工程以及能源工业等领域中的新技术是由基础科学知识水平推动的，所以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以多大的速度培养出一大批高级科学家，还要取决于这些科学家能够多么迅速地发现科学研究最有前途的新领域。

美国的经验表明，达到这样的高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美国同西欧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竞争始于美国国内开始设立研究生科研项目的时候，大约在1875年。在接下来的1/4的世纪里，美国把一些最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送入欧洲，师从德国、法国、英国的一些大师级人物。这项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在物理和化学这样的领域中，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直保持着统治地位。直到欧洲的一些大师级的科学家被纳粹赶出欧洲移民到美国，才使得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了科学的统治地位。

我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到的结论是，科学训练仍然是一项需要老师和学生之间长期持续互动机能，紧紧依靠几年时间接触是不够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新兴工业化国家不可能比美国做得更好。有可能对于西方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师们而言，他们愿意接纳的问题以及为后辈提供新突破口的范围太过狭窄。无论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新千年中对科学领先地位的角逐，这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非常感谢大家。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李远哲

李远哲，1936年11月19日生于台湾新竹，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台湾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于1961年获得硕士学位。1962年赴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学习，并于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67年进入哈佛大学做博士后，1968—1974年间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和富兰克林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历任助教、副教授。在1974年转入伯克利母校化学系任教，并在劳伦斯实验室兼职。自1994年起，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在过去的10年内，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以同样的话题，发表个人对人类将来的一些看法。虽然这10年来，世局的改变非常急速，但是我基本的观点并没改变，改变的是随着世纪转折点的来临，我们必须更坚决地下定决心，加深“迎接挑战”的迫切感。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10 000年前农业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开展的确是一件重大的事。我们虽然看到人口在地球上开始慢慢地增加，但总的说来人类社会的改变并不那么显著，一直到250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带动了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改变才变得非常快速，以至于过去100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似乎更胜于工业革命发生以前的1 000年来的改变。

工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类学会了转变并控制各种不同的能源，由化学能、热能、机械能或电能，并经由各种机械的发明，使它能从事比人类或动物的体力劳动更强大、更精确、也更可靠的工作。这不但造成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也大幅度地改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随着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的人口也有了惊人的暴增，就在这20世纪短短的100年之内，世界的人口便增加了四倍。

不过，在我们进一步歌颂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与繁荣之前，让我们注意两件重要的事实。首先，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消耗的增加，我们逐渐地过度依赖地球上千万年慢慢累积的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燃料，除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温室效应、酸雨等问题外，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内把地球上宝贵的矿物燃料挥霍殆尽，对我们的子子孙孙确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事。第二件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

许多欧洲的国家，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它们变得富强而向外拓展它们的影响力；但是许多亚洲、南美洲与非洲的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最后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从19世纪末开始，亚洲国家的人们觉察到，如果要追上西方的国家，似乎要大力地推进“科学”与“民主”，这确也是中国“五四运动”时的口号。但是在殖民统治或被侵略的亚洲国家，最使他们痛苦的是外来的压迫，所以最能鼓动大众，而在20世纪上半叶真正带给亚洲国家实质上改变的，便是以驱逐外来压迫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运动。在中国大陆，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能够有效地鼓动人心的还不失为“民族主义”。即使在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大潮高涨的今日，也不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部分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都成了独立的国家，开始向各方面急速发展。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内，在许多改变中，我们似乎也渐渐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我们眼前展开。但这次并不是以能源带动的，而是以在美国发展的微电子与资讯工业领头。我们同时也觉察到，当今世界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的游戏规则基本上还是没有根本改变。有些国家跟上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人们变得强大而富有，没能跟上的国家将仍然悲惨。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必须在这第二次的产业革命中迎头赶上的原因。毫无疑问，有些开发中的国家将会跟上，但大部分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将不会那么幸运。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在以后的一二百年内，我们将会看到急速发展中的生物技术，尤其是当生物技术对医药与农业的应用开始有了实质的进展后，对人类食物的供给与健康的维持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对于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东南亚国家，如能好好保护它，这将是非常有利的因素。在过去的10年内，我们常听到有人提起亚洲经济奇迹，但是如果我们从促进经济进步的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以及科技知识应用在生产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奇迹。如果亚洲国家真要创造经济奇迹，也许要赶快投入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生物技术也许是亚洲国家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契机。

在这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我们回顾这一世纪的许多变化，一定也会注意到，除了民主多元化及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面貌之外，整个世界的国际化也许是最值得令人注目的。

由于交通与通讯的进步，我们的地球相对地缩小了，同时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依赖却渐形重要，特别是在过去的15年间，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地球村”的概念似乎慢慢在成形，而我们也一步步地走向“生活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境界。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确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人口暴增、不同地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与人类活动带来的生态与环境的恶化，已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也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

最近，大气平流层的臭氧被人造的氟氯化碳破坏引起了世人高度关注。一向被认为非常安定而对健康无害的氟氯化碳，没想到扩散到平流层，被紫外光分解而产生氯原子之后，竟给臭氧层带来这么大的问题。直到最近一直没人会想象到南极的平流层在冬天竟会产生巨大的“臭氧洞”。幸而，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与呼吁，10年前世界上许多工业化的国家共同签署了“蒙特利尔公约”，大量减少氟氯化碳的产生与使用，情形已不再继续恶化。不过如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恢复臭氧层防止紫外光渗透的功能，我们还得要继续不断地努力下去。即使我们今天完全停止排放氟氯化碳，目前留在大气中的这些化合物，也要等到四五十年后才会消失掉。相对于平流层的臭氧在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线的破坏，在对流层也就是在地平面上经由氧化氮的光化学催化产生的臭氧，对人体的健康却有很大的害处。最近的测量已显示，在工业化的北半球，已经围绕着地球形成了一环。臭氧的问题与酸雨及二氧化碳等气体促成的温室效应都是超越国界的问题，只靠世界上的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努力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随着人类活动的国际化之后，还有一件值得大家关心的事，是世界各地不同的疾病可能很快地传染到全球各地。每天繁忙的飞机载满了旅客与货物飞越海洋与大陆到世界各地时，导致疾病的微生物、细菌与病毒也不可能局限于某地区。况且我们还得记住，人类是无时无刻不与这些小东西的演化在竞争。从演化的观点看，有较长生命周期的人类不一定占有优势，微生物、细菌与病毒的生命周期往往是几个小时或几天，而且暴露在辐射或化合物环境下时，很容易引起突变。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很显然地看出，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会发现我们生活的天地确实是整个地球，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而且地球上各地人民的命运将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困境，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往一样，在强烈的竞争中盲目地走下去。许多事是我们必须立即着手改进的，特别是能源的使用与它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为了能够使整个世界永续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新的能源，以减少我们对矿物燃料的过度依赖，并且仔细权衡人口政策与人类的活动对生态与环境造成的影响。

但是，另一件似乎更重要的事是，居住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要认真地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生活，我们的地球承受得了这种负担吗？最近，世界各国为了在以高科技为后盾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都在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但是如果先进国家走过的路，或是目前正在走的路，不是一条全世界能够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紧紧跟在先进国家的后头努力追赶，就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段辛苦追赶的路程，很可能是人类共同走向灭亡的路程。

1997年12月在京都召开的有关全球温室效应的会议中，曾有了些共识。工业化国家将努力在2010年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还少5.2个百分点，这虽是很好的起点，但欧美国家的往回走，并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也就跟着冻结，如果在2010年地球上60多亿的人口，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全部达到工业化国家1990年的水准，那么我们的地球确实是承受不了的，温室效应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汽车与摩天大楼为象征，是发展中的国家人民最羡慕也最想追赶的目标。于是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有些进步，伴随着高楼大厦而来的是交通的阻塞与空气的污染。我们必须认清楚美国人口虽只占全球人口的5%，他们却在消耗着全球30%以上的能源。

1997年京都的会议似乎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两件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我们的地球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地开发，也不可能无限地吸收人类生活产生的种种污染；第二个信息是从二氧化碳的排放来说，在将来到2010年时，必须转回到过去1990年的标准，这不也告诉我们，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路似乎走过了头，的确不是整个人类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十几年前随着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成立，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们较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南半球面对的许多共同问题，往往不是北半球已开发国家有兴趣的问题，更不能指望已开发国家能够接济他们走出困境。他们也了解，如果真要赶上西方国家，他们必须在教育与科技研发上加大投入，而且要走出自己的一条可行的路，不是盲目地跟着走。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立足在各地不同的生态与环境中，而在解决衣食住行的种种问题时，各自走出一条能永续发展的路，那么全世界的永续发展才会落实。将来站在世界的前端，引导全世界往前迈进的国家，一定是为人类永续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一定是目前已开发的工业国家，也可能是目前正在迎头赶上的开发中的国家。如果大家认同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的这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就得学会常常把全球的利益挂在心上，为此着想，为此行动。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几百年来，人类累积的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自由分享的，现在的科学家们大都也坚信科学研究所得的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目前的社会里，当有人把累积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并把它应用到社会性的生产后，它就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基础与利器。知识产权与专利的保护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知识的分享便止于所谓“竞争前的技术”，而完全不适用于“有竞争力的技术”。当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确有它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科学知识的探求及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彼此之间很大的矛盾。可是最近我们却看到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科学发展与技术的时差是越来越短了。有关汽车的科学研究到市场上销售也许花了好几十年时间，电子计算机花了5年，但微处理机却只花了18个月。在某些科学领域里，我们已经不知道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技术的发展应用之间如何划分。

当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变得更密切后，到底“分享”或“不分享”，不但在技术、在社会生产的应用上，甚至科学的研究本身都产生很大的矛盾。如果有些国家投入很多心血为人类累积很多宝贵的知识，而另一些国家却只专注把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以便取得经济上的优势，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慢慢地，科学研究的投资便相对减少，或更集中在对本国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中。虽然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公开而自由的经济竞争与充分保护知识财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好好认真地想一想，在这么高度国际化的地球村里，是否能在知识与技术的创造、发展与分享上，找出更合理的方式，使国际间盲目的经济竞争带来的负面因素转化为人类永续发展所需要的共同合作与努力。

其实人类目前面对的很多问题是可以经由科学研究与新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的。当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要应用一些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的知识，这也正是为什么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我们必须解决“科学”与“技术”之间或是“分享”与“不分享”之间的矛盾，而让科学与技术更有效地促成人类社会的进步。可是，我们也应该体验到科学与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的，科技的急速发展带动的全球性经济，却也将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

国际化的世界经济的确会把我们带入所谓没有国界的社会，但这并不表示，不同地区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立刻就会消失殆尽。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与宗教是我们的世界这么多彩多姿的重要原因。它不会，也不该从世界上急速地消失。另外，我们也知道，建立全球共同的文化与语言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发展与孕育。所以，当我们的地球相对地变小而不同人民之间的接触变得更为频繁的时候，到底世界各地文化与宗教的差异是否正如Huntingtong教授所说的，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甚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完全看到底世界上各地的人民能否学会了解、欣赏并尊重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并能更有效地彼此沟通。这的确也是我们透过教育，教导年轻的下一代，使他们能成为地球村好公民的重要方向。

为了面对21世纪带给我们的挑战，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是最重要的议题。在民主多元化、高度科技化与国际化的世界里，我们的年轻人需要知道更多数学与科学的知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民主的训练，使他们有足够的竞争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好好发挥。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提升年轻人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教育每一个年轻人，使他们成为地球村的好公民，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急速变换的世界里，实现他们人生的理想。

我们应该也了解到，在急速转变的世界里，许多长久以来认为最好的培养年轻人的方法，在社会结构改变后可能已不是可行的路。例如，以家庭教育来说，它在培养年轻人的道德、人品、生活习惯与待人处事方面，的确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取代的。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教育家们一再提醒的，但是随着农业社会慢慢地走入工业社会，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里，家庭从竹园里居住的大家庭，变成都市里住在小公寓里的小家庭之后，往往不是年轻人能够好好成长的良好环境。年轻人的成长不但需要常向年长的人学习，也需要与年长的人相处，学会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习惯与能力。社会结构的改变带来的家庭问题，不是社会贤达呼吁家庭价值或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便能解决的。我倒是非常赞同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第一夫人的观点，“培养一个小孩是整个社区的工作”，“现在已没有什么叫做‘别人的小孩’”。在农业社会里，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也许可以说是自给自足的“大家庭”或是几个大家庭所构架的小村庄，但是工业社会的小家庭已不是完美的小单元，我们应该把社区当作基本的结构，而好好地来营造它，只有在强壮而健康的社区里，被父母忽略的小孩或是破碎家庭的小孩，才有好好成长的机会。

我希望，以上的一些讨论能让各位了解，21世纪的确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各地的人需要像一家人一样，一同生活，一同工作。在这地球村里，终于体会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无论空间、能量亦或天然资源都是有限的。这样的觉醒对人类永续的生存与发展是绝对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21世纪将会是人类新纪元的开始。我也相信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将不再使“武力”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但是如果取代军事竞争的是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那么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分享之间的矛盾，或民族国家的狂热与合理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得不到解决，科学与技术将继续成为一个国家压迫另一个国家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立足在自己生活的土地，放眼世界，努力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推动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把信息科技与生物科技的发展与大量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合理地分享有限的天然资源与发展的技术，地球村的形成才能真正落实。

这些是我们要面对的新世纪的挑战，我希望居住在亚洲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奋斗，勇敢地接受这种挑战。

中国第二步改革发展战略

斯蒂格利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崇尚自由经济的货币主义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频频造访中国，受到政府和学界的欢迎。而在1988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他就是始终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先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斯蒂格利茨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20年的历程。中国制定自己的战略，追寻自己的目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庆祝贵校100周年的业绩之时，我们也应该庆祝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两亿人口摆脱贫困；人均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达到8%；从1970年起，人均寿命提高十岁。我们需要将上述成就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将有助于我了解这些成就的显著之处。在低收入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从1978—1995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占到所有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近2／3，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之初只占低收入国家GDP的1／4，人口却占低收入国家人口的40%。同样显著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所涉及的地区非常广泛。当我们对中国30个省份在同一时期的收入增长分别进行衡量时，我们发现其中有20个省的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

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更为突出。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已有近10年时间。在这10年里，虽然效率低下的中央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所取代，扭曲的价格体系几乎不复存在，私人所有制也为建立激励机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国家的产出却只有改革前的1／3。若按标准的经济学原理，俄罗斯国家的变化应该使产出大幅度增加。

当然，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改革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即使在今天，中国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一天不到一美元，这是俄罗斯官方贫困线的1／6。但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过渡，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之所以能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取得成功，以及与俄罗斯的情况相比，说明了关于改革速度和秩序的两条经验教训：一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搞私有化更能够改善经济业绩和提高生产力；二是在过渡时期要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并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体制上的基础设施。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引人注目的。但是东亚出现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东亚奇迹产生了怀疑。这些成功是否是人们的虚构？是否更多的是幻觉而不是现实？即使这些成功是真实的，但是否是建立在一种非常脆弱的经济体系之上，因而经济无法持续增长，并难免会出现逆转？对那些尚未受到影响的国家来说，尤其是中国，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时间问题吗？

我相信这些成功不是虚构，而且受益范围非常广泛。在1975年，10个亚洲人中就有6个人的生活消费一天不到一美元。到199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个。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非常严重（如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的话，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并使上千万的人重新陷入贫困。即使就如我们许多人所开始看到的那样，经济的恢复将经历漫长而困难的过程，但我仍然相信东亚奇迹的成就将比危机造成的困难更为长久。例如，教育状况得到改善，人均寿命提高，技术与知识取得进步，这些成就将为今后恢复增长奠定基础。

中国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受到其他东亚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几条重要的经验值得汲取：我在其他场合也曾讲过，中国对长期资本的流入开放，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这种投资还引入了人才和技术；但是中国抵挡住了对短期资本流入开放的诱惑（及压力）。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这种短期资本流入极易波动，风险很大，却带不来相应的利益。那些受害最深的国家既不是金融体系最为脆弱的，也不是透明度最低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放开了短期资本账户。这似乎是解释危机为何蔓延的一个关键原因。

在许多方面，初期的改革虽然实施起来比较困难，但却是建立在非常基本的原则之上的：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有了正确的激励措施，人民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中国需要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也需要发展国内储蓄和培育企业家。这两方面中国都做到了，而且合资企业起到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桥梁作用。中国不是对现有企业搞私有化，而是注重建立新的企业。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成功的市场需要产权和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强调产权，而中国强调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重视经济组织机构，不重视我所称之为的“组织与社会资本”，而中国则采取了逐步的过渡，在改革中转变了经济组织结构。的确，俄罗斯收入的下降要归咎于没有重视上述因素。虽然俄罗斯的主要资源形势略有恶化，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仍然存在。既然效率低下的分配体制已被以产权为基础的、更为有效的市场体制所取代，而且这种市场体制利用的是同一资源，为什么收入却下降得如此之多呢？答案是：组织和社会资本不断受到破坏，这一过程实际上在旧体制下就已经开始，而对建立新的体制基础又努力不够。的确，一些处理方法可能会使转轨的努力受到损害，无论在什么方面，甚至对建立必要的法律及模仿框架都不重视，包括破产、竞争和合同等方面的法律。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几个方面。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容易忽视一些问题：如果在2~3年内就能收回投资的话，可能就不会依靠明确产权来吸引投资。但这种高收益率是不可能持续的，随着收益的下降，投资者会更加关注投资的长期安全。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

的确，许多东亚国家只是在经济速度放慢时才遇到了问题。像韩国企业那样的高债务率，只有在产品销售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经济出现滑坡，或者利率增加，将会导致企业无力偿还债务。随之而来的是破产，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出现混乱。

我们不应当忘记经济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公司的大量破产会导致金融机构的脆弱；银行资本的下降或者甚至破产，将造成信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又导致更多的公司破产；任何一家公司的破产，不仅影响到向其提供信贷的银行，而且还会影响到向其购买或销售产品的其他公司。因此，人们非常担心脆弱的银行或业绩不佳的企业会影响整个体系。

由于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因此有必要对经济进行更好的调整。今后需进行的经济体制变革可能会比在第一步改革中所做的更具挑战性。而且，由于各项改革是密切相连的，因此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要取决于其他改革是否成功。还有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处于危机状态时，改革是很难进行的。危机迫使人们采取早应采取的行动，如银行体系的重组，但这也使重组的任务更为艰巨。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我在具体的讨论中会首先谈到加强税收收入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税收收入是解决其他许多问题的基础。中国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5%下降到1996年的11%，其中税收收入从14%下降到10%。这样的财政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要低得多，即使按可比较的GDP水平。而且从中国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以及为保证这项计划取得成功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这样的财政收入规模尤其显得很小。

政府收入下降的原因与整个经济成功的原因有关。政府过去能够从国有企业得到大量的上缴利润，但是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出现下降，而且由于面临新的竞争，利润也随之下降。的确，由于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以及相应税收下降的双重效应，成为政府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今天，虽然许多国有企业仍然是盈利的——这与凡是国有企业效益必定不好的意识形态上的假设相反——但是另有许多国有企业出现亏损。这些损失可能不是明显显示在账目上，而是存在于银行提供的、在商业上难以为继的贷款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还没有找到足够的新的收入来源。在发展水平允许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尽快设法弥补资金缺口，或许可以通过扩大个人所得税，以及通过企业自行报税来改善企业税的征管。

为使增收措施更为有效，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①在选择收入来源时，决策者不仅要注意可能由于税收政策本身带来的扭曲，同时也要考虑政府实施税收政策的机构能力。任何一项税收措施的适当与否，与国家的机构能力有关。②由于正常税收征管的困难，可能会造成政府依靠“准财政”措施来筹集用于开支的资金，中国应尽量避免这种做法。③如果政府认为必须通过银行体系来采取准财政措施，那么应当将其与商业性贷款分开，并且，一旦条件许可，就应停止这种准财政措施。

需要提高政府收入的原因之一，就是使政府能发挥新的关键作用：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过去，工人的社会保障主要是由企业提供，包括教育、医疗、养老金甚至住房等。过去没有失业，所以也不需要失业保险。但是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有失业，如果要保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要使企业重组取得成功，就必须为失业者提供保护。政府应承担目前由企业提供的社会服务，使企业专心致力于生产。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问题，并已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但我仍想简要地谈谈为什么企业必须从提供社会保障的活动中解脱出来，这不仅是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使企业集中精力抓主业的问题，也是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必要步骤。这种做法将使社会保障体制更具有透明度，从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哪些国有企业是由于本身的问题而出现亏损，哪些仅仅是由于社会负担过重而造成亏损——在许多情况下，负担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与企业当前的经营好坏无关。

许多企业在过去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就是住房。建立具有活力的私人住房市场为何如此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目前的住房体制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因而也限制了新企业，尤其是限制了无法向职工提供住房的小企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市场经济既创造就业，也造成失业；市场经济需要工人经常更换工作，甚至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劳动力流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要住房有限，而且大部分由企业所控制，那么劳动力的流动将会受到限制，新企业的建立也会受到阻碍。一位新的企业家无法雇佣到新公司需要的可能生产率会更高的工人，因为他无法在公司附近为这位工人找到住房。

其次，私人住房的发展还会带动建筑、维修、装饰等行业私人小企业的发展，包括管道工、木工、漆工、电工等，新的住房还会增加对家用电器、家具等新消费品的需求，住房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进行国有企业重组的同时，需要这些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新的企业，因为当国有企业分流人员的时候，中国需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私人拥有住房的愿望也有利于促进储蓄；但是如果金融机构能够以合理的条件提供抵押贷款，私人住房的范围还会扩大。在美国，政府在建立高效的住房抵押贷款体系中发挥了带头作用。这种体系不仅可行，而且还在盈利的情况下向低收入阶层提供抵押贷款。当然，这样做还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体制来监督还款信誉，如果有人对抵押贷款到期不还，他将失去住房。必须要有还款激励措施。

要发展一个更为灵活、更具活力的住房市场，自然会使人们关心住房消费中的不平等问题，不幸的是，这种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对一些问题的说明也许可以帮助消除这些担心。住房消费的不平等在市场因素较小的体制下没有显露出来，只是由于住房市场的引进才使得这种不平等变得明显。人们可能更为关心的是，需要在住房市场中建立最低标准。但是在许多地区，住房市场的放开将会改善对大多数市民住房的提供。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贫困市民的基本住房保障，但通过更加活跃的市场来增加住房供应，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住房水平。当然，如果住房不平等变得非常严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解决这一问题。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是一种办法；然而，在这种税制尚未完善之前，可以对大面积公寓和汽车等征收奢侈品税。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住房市场的重要性，但阻力还较大。对工人的住房价格实行限制，虽然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在某些方面不仅不利于住房产权的转变，而且还会加重企业的困难。如果住房产权的转变是按低于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那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受到不利影响。

对住房的讨论说明了许多改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完善的住房市场不仅本身重要，而且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回过来看，这种关系会更为复杂，住房改革的成功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

现代经济学强调金融体制的重要性。金融体制是经济的脑，其作用是保证有限的资本能够被分配到最能发挥效率的地方，保证资金能够按企业的承诺来使用。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助于转移和分散风险，使企业能够承担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不用担心破产。现代经济学还强调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是遭受冲击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频频出现，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里。金融危机给政府带来巨额的预算支出，从占GDP的3%（美国）到55%（阿根廷）。金融危机还会对经济产生巨大不利影响。过去4年的情况表明，受冲击国家在危机之后的5年内GDP连续下降1%～1.5%；而没有遭受冲击的国家则没有任何下降。

教训非常直接：要避免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即使是透明度很高、体制结构比较先进的国家也在近几年遭遇了金融危机。管理金融体系显然是不容易的。的确，在对东亚金融机构诸多批评的反驳中，其中有一条是：每一笔贷款与借款者和放款者都有关，如果一笔贷款出了问题，放款者同借款者一样，也有错误。为什么那些管理很好的，受到严格监督的欧洲、日本及美国的银行要借钱给那些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韩国银行和公司呢？这种利息可能从一开始就会不鼓励贷款。的确，更应该受罚的是发达国家的放款机构，因为这些机构是起边际作用的放款人，在资金贷出之时，借款的公司早已对韩国国内的银行负债累累了。

当然，发现外国贷款的投资质量不是一贯都好，这并不使危机国家感到安慰。无论是谁的错，在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总是欠发达国家。鉴于这种现实，这些国家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来阻止危机的发生，例如，适当限制短期外债的介入，以减少外资突然撤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面临危机的国家要采取措施。金融机构脆弱是受冲击的关键原因，而这种脆弱又对当前经济的长期下降及其程度产生影响。

在中国及其他转轨国家，银行和金融体制的改革难度比别的国家要大。在计划经济，所谓金融机构并不履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履行的作用。“银行”这个名称本身就可能产生误导——包括对决策者和银行内部人员。在计划经济时，银行不参与项目的选择和监督；生产和投资决策是在别处进行；银行只是“根据指示”提供资金。银行只是记账，不是主要的决策者。在现代市场经济，银行是主要的决策者。银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不只是转变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是应彻底转变其职能和机构文化。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就不会成功。

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这不只是简单的提高银行的能力。如果没有恰当的会计准则，如果仍强迫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要实施商业银行的原则就会非常困难。在进行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还应加强制度建设。

即使在解决这些困难之后，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就连那些具有先进银行体系、习惯于商业原则以及透明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也常常被怎样建立恰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所困扰。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无论是否愿意像有的国家那样走到一种极端，即让银行信贷员承担贷款损失，但是显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责任制，如果同时也实行机构责任制，这一目标将会得到加强。我认为利润上的激励可能是最强的激励措施，但要确保这种措施不能走样（不要造成鼓励乱冒风险或获取暴利），监督者要注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但是仅有激励措施是不够的。虽然激励措施使监督者的任务变得容易，但还是要建立谨慎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①监督者能够得到的信息有多少？②经济面临什么风险？③政府的监控能力有多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绝大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控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监督措施，但在发达国家就不太合适，其中包括限制地产贷款、“速度限制”（即限制贷款增长的速度）、限制银行和企业对外借债的规模。

近来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较弱，需要注入资本金。银行确实需要通过补充资本金来满足资本金充足标准。这不仅对保持银行的财务活力，而且对保证银行的积极性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确定目前银行的净资产是多少，那么通过注入资本金来满足银行资本金充足的标准就比较容易操作。向银行提供资本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投资，再加上运用恰当的资本会计方法，这样的投资甚至不体现在经常预算中。而且如果做法得当，这样的开支不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相反还会避免由于金融失灵及由此造成的信贷萎缩所导致的通货紧缩。

在中国，向银行注入资本不会遇到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采取同样行动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即由于政府出面解救银行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这与计划经济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有关：贷款不按商业原则，而是按政府指令运营，因此没有理由对银行在原来的体制下所做的进行惩罚。随着新的商业性体制得以稳固，应当允许银行有以良好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不是继续旧的资产负债表。然而，应当对向银行重新注入资本金进行谨慎的管理。在大量注入资本金之前，决策者需要了解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究竟有多大，并确保旧的贷款方式已经放弃。否则重新注入资本金将会非常昂贵，并易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如果激励机制没有足够的改变，重新注入资本金是徒劳无益的。必须明确的是，对银行重新注入资本金应是一次性的，是作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制过渡的一部分，而不是金融体制本身的一部分。

鉴于银行资产的价值可能比存款人所持有的价值要小，因此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会很大。由于存款人将钱存入银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的银行，因而国家的资信也面临危险。当然，这不是道德风险，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存款人应当努力地去监督他们存钱的机构。因此，全额偿还存款人的存款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这就需要进一步向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的确，布置给银行的一部分任务就是为弥补非盈利企业的亏损提供资金。从这一角度看，国有企业的亏损最终变得更为透明了。

但是应当清楚，最为根本的问题不是由于银行缺乏资本金，而是银行没有按照商业原则来运作：一是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二是缺乏恰当的激励机制。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来改善激励机制，仅靠注入资本金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当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即如果银行坚持按商业原则提供贷款，那么许多国有企业可能就会得不到信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么财政进行补贴，要么企业倒闭。财政补贴难以持续，除非政府扩大收入；企业倒闭会造成失业，除非建立新的企业。

在许多资本主义经济中还会有一种担心：政府借钱向银行再注入资本金提供融资可能会造成利率上升，因而会排挤私人部门投资。但是，如果采取恰当的货币政策，这也是可以预防的。的确，如果银行将钱借给政府，政府以此来购买银行的股份（然后再卖给公众），那么银行的财务地位定会得到加强；而且，随着银行资产负债表情况的改善，货币当局可通过调整对准备金的要求，或者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来保持所希望的贷款水平。重要的一点是，如果银行的资本金注入不足，问题会很快再次出现，这将影响到银行体系的积极性和信心。

使补贴具有透明度有其另一重要原因：在一些经济转轨国家，当用银行体系的暗补来代替政府的明补的做法被根本否定后，却出现一种新的补贴形式：拖欠。当收入不抵工资、电费等应当偿付的支出时，便出现拖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当一方拒绝付款，会使其他人采取同样的做法。整个经济陷入了易货交易，由此造成种种效益低下的情况。要摆脱这种境况是不容易的，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无论会对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公开的补贴都是更为有利的选择。

最终，金融部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需要良好的企业治理。怎样确保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积极性；怎样使银行认识到硬性约束是算数的；怎样避免因强调失业的影响及需要低息贷款和暗补等政治因素而使银行以为它们“大不可倒”。

金融部门重组不仅对防止危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中国保持快速的转轨步伐也是同样重要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政府财政状况的改善，需要分流劳动力，需要新的企业来吸收这些工人，需要在整个经济中扩展具有活力的企业。但是这种创造就业的过程需要资金。的确，我认为美国在过去6年来所创造的上千万的新就业机会要归功于具有活力的金融机构——1989年开始的改革显著地加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中也是对银行的很大支持。

今天谈到的每一项改革都与国有企业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在整个经济中重要性逐渐缩小的部门却在改革议程上变得日益重要。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比例缩小，这意味着现在的改革可能会比以前更容易了。中国创造就业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可以吸收那些在企业重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被解雇的工人。例如，仅在1995—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的总人数下降了360万；而在同期，非国有部门的职工人数却增加了1 200万，总数已超过1 600万。

虽然其他部门在不断创造就业，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种缓冲，但是人们不能低估国有企业重组的规模和成本。据中国官方的数字，在过去几年，国有企业净利润总额下降了一半，1998年1~5月的利润实际上是负数。而且，在官方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补贴并不完全说明问题。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大多数贷款是政策性的，形成了对这一部门的隐性补贴。虽然不可能准确地计算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但规模显然是很大的。

中国已开始帮助企业从社会服务和住房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此外，中国在最近也将注意力转向一种在美国被称之为“公司化”的管理过程，即实行硬预算约束，强调良好的会计运作，推行具有企业领导责任制的良好公司治理等。实际上，这些改革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改善国有企业的业绩，尤其是如果政府在社会稳定和收入分配等因素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坚持减少补贴的话。

让我来简要阐述一下关于补贴和企业治理的问题。首先，如果中国希望利用政策贷款来实现社会目标，那么这些贷款应建立在商业性的基础上。此类贷款应当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规模内，以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作为迈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至少需要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可以通过在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这些贷款应由银行负完全责任。

关于补贴的第二个问题，确实会有以一种暗补形式替代另一种的趋势。一旦企业得不到银行体系的补贴，就会寻求贸易保护的补贴形式。如果允许这种保护，将会影响整个改革的努力。

现在，人们对国有企业重组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将社会服务与企业的核心业务公开，会有助于我们对企业在核心业务方面的业绩作出评价。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业绩很差，重组的可能性非常小，因而只能选择关闭的办法。在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即使社会支出的负担很重，但还在盈利。这些企业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并无论对金融体系还是政府，都不构成负担。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外，就需要作出比较困难的判断，以决定哪些是可以进行重组的企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硬预算约束——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补贴，而且还要取消“软”性贷款——对于提供企业重组的激励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有时问题不是出在效率上——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例是高的——而是出在工资上。有的企业的工资高于市场工资（即使那些工资本身可能也比较低）。但是政府需要考虑，为什么整个社会要为一部分人提供高于市场的工资呢，特别是还有许多更穷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特别是当有的支出可以用于扶贫投资上的时候。

还有一个在企业重组方面没有引起更多重视的问题：许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很高，有的已经超过了韩国的企业。高负债率使企业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如果经济环境稍有变化，例如，材料价格的上涨、市场需求的下降或者利率的略为上升，都会使他们无法偿还债务。这在过去可能不是严重问题，因为在非商业性贷款的基础上，总是会得到新的贷款。在某种意义上，当国家“拥有”一家公司（向这家公司提供股本投资）并通过银行向其提供贷款时，债务与股本的比例并不重要，因为政府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资本提供者。即使有很好的破产法，但是政府作为银行的间接所有者，这种破产只是将公司的“所有权”从政府转移到政府。

但是，鉴于中国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债务—股本比例将非常重要。韩国的教训就很深刻。只要政府与企业有密切关系以及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安排可以保证不动声色地“解决”金融问题（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韩国公司就仍能够在较高的债务—股本负债率的情况下运用。但是，当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逐渐疏远时——这经常是作为市场经济更加成熟的标志——一方面债务—股本比例虽然仍旧很高；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隐性担保已经不存在了。随后发生的危机所造成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中国，政府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间接）贷款者，因此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例如，通过债务—股权转换，这种方式比较容易谈判。债务—股权的转换应尽早进行，而且就是负责处理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的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降低贷款的面值，并向负责重组的机构提供补贴。

现在回到最初讨论的两个主题：第一，尽管许多亚洲国家目前正面临严重的危机，但亚洲奇迹是真实的；第二，中国正面临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的进展都是继续向前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某一领域的成功也将会促进其他领域的成功。

过去20年来，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资产，包括物质、人力和知识资产。和不久前相比，中国富裕多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但必须，而且也能够保持下去。将来，只要这些资源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宏观经济能得到较好的管理，这些资产——加上由于持续的高储蓄率而积累的将来的资产——将为中国创造越来越多的收入。

那么，问题又从何而来呢？问题来自对未来收入的开支需求。在一个运行良好、税收和金融体系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中，支出需求和收入相互匹配。当支付的承诺超出支付的能力时，破产就会发生。

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未来的支出需求来自两个方面：①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其他福利；②偿付银行存款。这两种支出需求所产生的问题都和国有企业有关，经济环境的改变会使许多企业难以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等福利，或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后者又将影响银行偿付存款的能力。

眼下追究谁该为这些问题负责已于事无补。中国所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带来的是游戏规则的重大改变，并非所有人都能迅速适应新的环境。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并且在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继续进行推陈出新的改革。正如前面提到的，与市场经济相比，道德风险问题在此时并不重要。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早已了解市场的游戏规则。而且，由于银行和国有企业都是国有的，这在许多方面使问题更加容易解决。重组并非把公家的钱放进私人的腰包，而是把钱从政府的一个口袋放进另一个口袋。这两点很重要，但却常为人们所忽视。他们往往只是简单地盯着财务报表，幼稚地将中国和韩国相比。

从根本上讲，最后还是要由政府负责兑现国有银行或企业代其作出的承诺，或是修正这些承诺。要兑现这些承诺，政府需要有足够的收入，必须从国家收入中拨出足够的资金兑现对存款人的承诺，满足现在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人的需求。因此，政府应当扩大收入来源。

政府所需收入的数量取决于履行其承诺的资金缺口。原则上我们可以确定目前资金缺口的大小，但未来缺口的大小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作出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种种承诺，则造成的额外负担将来只有通过增税来弥补。转轨的速度将决定未来支出负担的规模。这是一个权衡：快速的转轨对目前经济的压力较大；慢速的转轨则对今后经济的压力较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幻想毫无压力的转轨，或是谋求掩盖未来所必将面对的支付需求是无济于事的。在权衡利弊作出合理决策的过程中，提高透明度十分重要。

政府可能希望继续向一些企业提供补贴。这些补贴应当成为明补，而不是强迫国有银行提供隐性补贴，从而影响银行向商业化经营的转变。明补将使政府不得不举债。举债是一种具有透明度的措施。政府将认识到将来必须增加收入来偿还因目前的决策所增加的债务。无论你承认与否，未来的负担总是客观存在的。通过举债使其明确化将使未来的偿付容易得多。政府举债并不是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举债只是对政府义务的一种确认。这些政府义务过去隐含在对借款人提供的政府担保之中。举债与否对一份完整而准确的政府资产负债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只有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才能发现真实情况，而缺少透明度将影响决策的清晰度。

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全球利益，中国应更多地参与创造国际公共产品，即能使全世界受益的集体行为，诸如充满活力的国际贸易体系，或防止全球变暖。以贸易体系为例。如前所述，金融体系的重组将引起对中国企业进行贸易保护的压力。屈从于这种压力将带来两个极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它将削弱对建立自由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国际支持，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国，如果采取保护行动不可能不引起广泛的关注。失去了国际的共同努力将会影响所有国家。不仅包括中国，还有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反，中国参与支持这一体系将带来广泛的利益。其次，中国自身也将受到保护主义措施的侵害，中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得不支付的高价格超出了受保护的生产者享受到的好处。对国外竞争和投资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将从两方面得到促进发展的好处：国内企业将更有竞争力，效率更高，从而带来生产率和收入的增加；这些企业将能够更多地从国外吸收先进技术。

另一个国际参与的例子是关于环境的挑战。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解决直接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诸如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这也是中国和世界银行的一个重要合作领域）。温室气体积累造成的全球变暖是对我们这些地球居民未来福利的现实威胁。我作为负责评价温室气体影响的科学证据的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小组（IPCC）的一名成员，确信温室气体积累所带来的风险是我们不应也不能忽视的。当然，发达国家的确应该为目前大气中已经积累的温室气体负责。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所占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迅速上升，中国的参与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努力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就如何既有效又公平地解决这一全球性威胁而达成一致意见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必将有许多国家受益，包括中国。当然，正由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公共产品，无论中国是否积极参与，都可以从中获益。但是，中国更多地参与不仅会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我对其成功的前景并不乐观——而且也将确保中国和其他低收入国家所关切的问题得到重视。在减排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以及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将使中国得到更多的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用于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

大约20年前，在改革初期，我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一起参加一次会议。他们正致力于设计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计划（会议是由中国社科院和美国科学院共同主办的）。我们所讨论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何从一个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过渡到一个能较准确地反映经济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也许可以设计一套经济模型来确定均衡价格（假如输入模型的数据准确度可靠的话，而我们中却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但即使只做理论上的探讨，即使均衡价格已知，我们也看不清应该如何进行价格转轨。然而中国成功了，采用的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实际价格双轨制，使计划外部分能得到适当激励。

中国目前必须进行的改革，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分析上的角度，其挑战性在某种程度上均不亚于20年前，在当时，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来大踏步地推进改革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而目前面临的挑战既包括在旧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新机构——从过去有名无实的银行中建立真正的银行，从国有企业中建立真正有活力的盈利企业——也包括建立全新的机构和体系，如社会保障体系。但今天的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要好得多。中国拥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基础，中国的机构状况比以前更强，更加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挑战是艰巨的，但鉴于中国在过去20年里取得的显著成就——这种成就是基于中国的悠久传统，包括在这次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学习的长期重视——我对中国以务实精神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

PART3　商界精英北大寄语

The most Influential Beijing University Speeches

影响你一生的北大演讲大全集　●　聆听智慧，开启人生

微软王国的缔造者在北大演讲

比尔·盖茨

2007年4月20日，比尔·盖茨访问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授予比尔·盖茨北京大学名誉校董，以及光华管理委员会名誉委员名誉。

比尔·盖茨（1955年10月28日～），是一名美国企业家、软件工程师、慈善家以及微软公司的董事长。

大家早上好！微软认为计算将是个人的，在人们创造出来的所有工具中，个人电脑将是重要的一点，它能够为人们提供沟通以及创造做生意的全新方式，这让充满了好奇心的学生，更好地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让他们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

在过去的30年中，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看到计算以后的方式发展，在30多年以前，可能有几百台电脑，现在有高达几亿台电脑，现在全球有10亿人是PC机的用户，而且互联网把这些PC机的用户连接起来，让他们共享信息。这就意味着软件和软件的创造力比以往更加重要。

大概在30多年以前，软件公司的数量非常之少，事实上我还记得软件工程获得最高的奖项在当时就是销售一个软件产品是1 000个拷贝，而微软在这方面卖出100万个这样的软件，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行业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另外个人电脑的价格在逐渐下降，有一个纵向的循环，看到机器的价格在下降，机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同时能够吸引更多潜在的软件购买者，越来越多的软件公司在提供一些专业软件，专门于医生、牙医或者其他各个你能够想到的行业。软件使机器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同时批量生产使价格在逐渐下降。

我们从纵向的循环当中受益匪浅，当然个人电脑的成本在逐渐下降，我们看到，软件通过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多更快地提供给了人们，同时我们也发现，软件可以在更多的地方来运行。现在软件可以在电话上运行，也可以在汽车里运行，也可以在控制电视机电子配件中运行，所以软件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运行服务，我们提供地图的服务或者搜索的服务，或者是销售的服务都用到软件。现在网络服务的软件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趋势，也成为软件开发商的重要趋势，它在逐渐地增加和提高人们的计算速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技术的进步，使我们能够在未来10年当中会看到更多的技术进步，现在有不断硬件的创新，可以看到微软的创新也能够使我们计算能力提高。同时现在这些处理器有更多的精细管，也能够提供定型的、直频的程序。这样我们就能够创造出一些非常高级的软件。实际上软件服务器的核心也在为所有的雇员、客户以及公民提供数据库的重组。

对于硬件所完成的各种活动来说，软件都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我们也看到装置本身的尺寸也在发生变化。电话一直是话音的装置，你可以用它浏览，用它做日历表，还可以做地图导引的服务，还可以有摄像机，你到一个商店里，看到了一个产品，可以把产品的条形码照下来，这个软件可以帮你分析，这个产品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它的价格如何。如果进商务旅店，你会拿出你的电话照相机，可以照下来这些人，也可以了解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背景，同时可以看到软件史的变化是越来越有效。

就像PC一样，PC也可以有各种用途，而且尺寸也越来越小。最早有平板电脑，就像是一页纸一样薄，我们可以把这些平板电脑的价格降到几百美元之下，也就是说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从中受益。如果他们需要买纸的教科书的话，可以买这样的平板PC，平板PC能够帮助他们上网，在网上能够看到不仅仅是一本教科书，而且可以搜索到所有相关的资料包括视频资料，也就是说互联网就像是一个博大的图书馆，能够为他们提供海量的信息。也可以用自己的笔或者是用自己的墨水使自己的笔记或认知，笔记本成了学生的工具也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些媒介，可以获取到所有的信息，而新的尺寸实际上也能够使我们使用量在继续提高。所有这些革命特别是在应用方面的革命都是非常广泛的。

你可以想一下电话服务，在过去，电话和个人电脑、互联网是分割开的，但是有了小交换机之后，就发生了变化，你可以在Windows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下使用软件，使它能够联网，而现在这个软件就可以使速度提高，可以用屏幕，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会看到未接电话的清单，对于你来说，在你有时间的时候回电话，可以来应答你想接的电话。可以让电话的体验比过去提高很多。

在过去，只能看到你只能打电话的这些人，但是现在有了这个软件之后，你可以了解你所要连接的这个人是什么状况，你可以和他进行随时随地的沟通，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实现了数字化，对于任何一类的商务来说，无论是飞机票还是卖新闻的设备还是卖股票，所有这些活动都变得数字化了，在过去如果你是一个公司，你用一种设备，你想卖这个设备，要想找到买家是非常复杂的。而现在放在数字市场中，很多的人会意识到这个产品，这个设备所具有的价值，通过数字的方式就比过去能够找到更多的客户。

我们的确需要软件，需要有进步，需要网络更加安全。而软件在这方面要变得非常地强有力，我们讲到税收记录、医疗记录，所有这些数字化的设计都会放在网络上，我们必须需要软件。软件能够让所有的装置互通，需要软件集成各种信息，这样就可以了解销售的趋势。同时也许你要改变什么事情的时候，能够迅速做到，同时软件行业在不断进步，在推出各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应用。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模型方面的方式，我们要实现过去不能实现的任务，我们需要软件能够适用于人们的工作，也通过软件满足自己的需求，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连接互联网方面的软件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和发展。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发生，实际上在中国一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这本书，讲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与核心通讯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通讯走到了更高的层面，同时也看到，也相信，我们都在不同的领域使用软件，比如我见到了中国首席科学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用很好的软件来发现各种现在使用系统的测定，同时需要新的软件来支持它。通过软件人们能够使自己的工具做得更好，在设计汽车、设计飞机的时候，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所有事情都能够出现数字化的革命，而数字化的革命会使这一切和以前大不相同。

上述所讲到的这些，有很多部分都是和互联网有关的。以前都是以低速上网也就是拨号上网，要花很长时间能够上网，而且速度非常慢。而今天我们想要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包括视频的信息，我们需要高速的连接，这就使我们想到了宽带连接，宽带的价格一直是局限性的因素，但是现在竞争使得价格逐渐降低，如果我们看一下未来的无线技术，可以看到微软正在构筑软件，在充分地利用这些优势，使宽带的价格降低，特别是在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宽带的可用性仍然比较低，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和中国宽带的增长率是非常令人感到惊喜的，中国的宽带用户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宽带用户。这是中国超过美国的很多项内容之一，美国需要迎头赶上。而中国一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就会保持这样的位置，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惊喜的事情。不仅在宽带方面，在移动电话方面，在运营商的数量方面，我们都看到中国发展得非常迅速。这些就使得中国的政府还有各个教育机构的工作也能够变得更加高效，同时中国的宽带普及率也在提高。现在80%的家庭都获得了网络的连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使用宽带的服务。

我们也想到在工作和休闲的时候，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在看电视节目，有的时候你只看那些大众的流行的show，但是当电视节目上网之后，你可以观看你所感兴趣的节目，无论是体育节目，还是可以让孩子参与的那些节目。因为在你想要看节目的时候，都可以做到，因为电视节目也可以放在互联网上。所有各种show的节目也可以变得更加互动。

而广告也会有所不同。因为广告会是针对你个人推出的广告，对于你来说，更具吸引力，因为你对于广告商来说，也更加具有价值。我们还看到人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也需要互相交流，互相谈判，所以用PC机以及专用的机器实现互动的游戏。而工作本身也会发生改变，你可以通过数字摄像机还有电脑来制作文件，同时也可以把它传送给那些感兴趣的人。公司需要更好的培训，通过视频的方式，通过文本的方式，在网上提供培训。当我们想到信息的时候，想在信息海洋导航的时候，需要高速。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调查雇员的时候，问他们工作日程的安排，他们经理是不是平均有效，可以通过网络定期地作员工调查，这样经理人也可以采用这些数字和工具，以一种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进行调查，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同时它也是市场发展贡献的因素，实际上中国对整个市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地高兴。因为我们看到有成千上万的软件公司在这个市场上经营业务。而且它也创造了成百上千万的工作机会。这也会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创新在这里也是发展非常迅速的。在这里要提到两个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高校，他们也逐渐迈入世界领先的教育机构行列，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司也有此受益，发展得非常迅速。

作为微软来说，我们承诺在计算机科学方面做我们的工作，而且我们和这些高校合作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在推动高科技，同时也在推动操作系统的设计，还有店面的设计。我们在提供一些世界一流的定义。很多人都已经具备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设计能力。实际上很多人都到这样的大学里接受计算机科学的学习和教育。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将成为必须贡献于这个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对于软件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微软对于过去取得的这些发展成就并不自满，我们将要继续加快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中国建立起了创新中心，软件公司可以到这里实验自己所开发的软件，我们在大连和长春和当地高校也在做这方面的合作。我们的重点也是放在那些新办的企业上。和联想共同合作，特别是在移动性方面做了很多合作。因为在这个市场上，移动性变得非常重要。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所发送短消息的数字达到了140亿条，很多都是通过软件联系起来，他们做了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数字技术是可以让所有人都享受到的，可以培训教师，建立起一些专门的学校，还可以做各种计算。

我们对此是有承诺的，我们有专门的研发队伍和当地的大学进行合作。软件能够给人们带来惊喜，在这里会出现各种各样非常多的突破。我们能看到这些突破有很多是通过软件公司，软件公司是所有这些软件的核心，确实当我们想到你们到这里来，在这里所发挥的角色，多么让人们感到兴奋。谢谢！

未来世界与英特尔

欧德宁

2008年10月29日上午，英特尔总裁兼CEO欧德宁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发表了“未来世界与英特尔”的主题演讲，并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

欧德宁，现任英特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谢谢，谢谢徐校长，很抱歉，他已经走了。孔子好像确实那样说过，“四十不惑”，确实英特尔已经40周岁，我现在已经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想的是未来。“四十不惑”，那50呢？我对50表示非常激动，我对公司的前途，对世界的前途非常激动。今天上午我想花几分钟时间讲讲英特尔，因为我工作三四十年了，大部分时间我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首先有关英特尔公司的情况，像刚才说我们今年40周年，是1968年成立的，从一个半导体公司分拆出来的，40年以后我们差不多收入400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进展得都非常顺利。我们盈利非常好，我们去年70亿美元净收入，今年会超过这样的水平。87个季度连续盈利。我们现金每年差不多110亿美元，商学院的学生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世界信贷的危机，在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所以我想110亿美元每年现金的流动，还有150亿美元存在银行里，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每年花100亿美元在资本支出和研发方面，去年收入方面500强里排名60位，在美国是第十七位市值和第七大品牌。在中国呢？英特尔已经投资了45亿美元，我们在中国大连建第一个晶圆厂，差不多25亿美元，我们在中国有四个研发中心两个封装厂。大家知道，商学院学生听过摩尔定律，是40年以前发明的，它在观察早期把晶体管放在半导体里，这是我们的主业，它注意到这个规律，就是在芯片里晶体管的数量，在低成本高效率的环境下，每18~24个月数量翻一番。可以说过去40年里，这个定理都是成立的，为什么这点非常重要呢？首先不像一个地球引力这样的定律，摩尔定律是观察到的事情，代表了两个事情，第一通过芯片中晶体管数量翻一番，我们可以在性能方面或者功能方面也可以翻一番，我们对计算、主机、互联网发展，对各种各样的控制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未来清洁环境和更加安全的世界方面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简单介绍一下半导体厂。要差不多40亿~50亿美元才能建一个半导体工厂。为了建这样的厂，为了生产产品，而且收回这样的投资，每个厂需要达到60亿~70亿美元的收益才能盈利，世界上只有5个公司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所以高门槛的投资规模会导致整合的趋势出现，对商学院学生来说，大家知道，当发生整合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们的经营模式是花50亿美元建一个工厂，这个工厂使用还没有存在的半导体技术，然后给那么没有市场的市场。我们每年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这个行业需要每年进行大量的投资，刚才我讲到有关现金方面的评论。不管在未来一二年世界发生什么情况，英特尔将继续投资建立新的厂，加大新技术的投资。因为可以说，创新产品是唯一可以走出困境的方式，而且我们继续加大对新技术的投资。

我最后几点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在中国有6 000名员工，而且当大连工厂建好之后，员工数将扩大到9 000名。我们公司当中有43 000人拥有技术上的学位，12 000名硕士，4 000名博士，还有4 000名MBA的毕业生，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律师。所以高度技术化的公司，有80 000多名员工，一半以上有技术背景，我们一直在科技前沿进行创新，我们对技术充满了激情，这是我们的基本业务，而且我们从来不满足现状，从定义上来说，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刚才介绍了我们做的那么多投资，如果不对技术未来有充分信心的话，我们也不会做这么大的投资。但是我们又非常有规律有节制，我们要看数据说话。比如说我们认为准确率不是100%的话，而是99.999%，我们就认为是失败。我们要完全的精确度和准确度。我们本质上是来自加州的公司，我们是完全以才取人的公司，大家通过自己的能力进行升迁。在英特尔公司的每个岗位都是这样，而且在英特尔公司职位上升过程中没有任何障碍，我不是学工科的，但在英特尔公司的升迁没有因此碰到任何障碍。

也就是说只要你最适合这个岗位，就能拿到这个岗位的工作，不会看你是什么学历、背景，这就是加州的文化。在英特尔公司以及我们所有高管成员的办公地方就是小立方体，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大小。我们也善于冒险，而且我们在政治方面、在公司道德方面，我们的历史也没有任何瑕疵。

我们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很多公司都有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我们也有这个项目，我们社会公益项目主要是完全专注于教育。我们每年投入1亿美元用于世界各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还推进两个大型科技展会，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国际的，叫做英特尔科技大奖赛，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奖学金的项目。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已经帮助培养了5 000 000名教师，我们教老师怎么将教学运用到课堂当中。

我们谈谈在中国商学院有什么机会，昨天晚上我见了中国发改委的张主任，回顾30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中国人民都经历了巨大变化。在过去30年当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全世界惊讶，中国GDP增长率至少每年可以达到7%，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会嫉妒、羡慕的数字。中国现在深深植根于全球经济当中，2008年10月发生的事件说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哪个公司能够独善其身，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公司都是相互依存的，这也就是和我从小长大的世界是非常不一样了。

现在我互联互通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对这代人，对在座各位来说是一个机会，你们要理解全球经济是如何互联互通的，并且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位置，为公司、政府工作，为慈善事业工作，这都是巨大的机会。因为你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中国不断崛起的时代，从我的角度来说，北京大学以及光华管理学院，整个北京市，整个中国在今后10~20年当中应该在的地方。英特尔非常高兴非常自豪站在这里，我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我非常乐意回答。

欧德宁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我的问题是英特尔公司是善于冒险也是高科技的行业，但是总而言之在这个领域中国是没有比较优势的，所以除了您刚才介绍的商业模式之外，能不能请您讲讲中国的本土创新、独立创新应该怎么做，英特尔会向中国提供什么样的技术帮助中国多快好省的实现创新。中国自己应该专注于怎样的技术领域？

答：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比较优势这样的说法，昨天的比较优势不一定是今天的比较优势，在过去30年当中，驱动中国的发展方式，不会是今后30年用同样的要素驱动发展。英特尔公司在大连建立了亚洲第一家晶圆厂，为什么选址在中国呢？刚才你看到，半导体工厂是资本密集型的，不一定是劳动密集型的。我们在中国建厂并不能为了减少人工成本，我们是希望充分利用中国发达的教育系统。不仅如此，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在今后几年当中，中国会成为计算机类产品最大的市场，现在已经是第二大了。中国在迅速成长为知识型经济，会让比较优势发生转变。今天越南的劳动成本比中国低得多，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中国创新而不仅仅是中国制造，这是非常正确的目标，继续建立中国的知识资本和治理资本，通过在座各位人才。至少我认为通过信息技术，可以在行业当中建立起标准，有了标准之后，就能够让更多的公司在信息技术当中靠着统一的标准，包括全球的标准，去实现成功。所以标准化能够带来巨大的回报，英特尔、微软和思科系统都是最好的例子，因为我们的产品都是根据全球的标准构建的，同时获得了非常好的回报。

问：谢谢欧德宁的讲座，我有一个问题，刚才您谈到，英特尔是以创新为本，那么仅仅靠创新就能打败AMD的低价挑战吗？你们怎么去占有中级和低端市场的市场份额呢？

答：最近几年低端市场发展很快，英特尔和其他公司包括AMD，针对这个市场采取的办法是让过去的产品打折。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没有哪家公司愿意把价格卖得更低，但这是一个现实。我们非常注重低端市场，几年前，我们实施了一个项目，为英特尔构建了灵动新一代微处理器产品线，我们用最先进的硅制成技术制造出成本低、性能最高的微处理器，我们希望在未来若干年中有10亿台低端计算机产品装上我们的灵动处理器，这不仅仅是低成本计算机产品，也包括把这样的芯片微处理器用在手机当中。今后5年当中很多手机会变成手持的计算机，因为我们灵动处理器的片是最小的，性能最小的，是最适合这类产品的微处理器。

问：我对于英特尔和AMD的竞争非常感兴趣，能不能介绍一下AMD的前任CEO，你对他是什么印象和评价？

答：他已经退休5年了，他怎么了？我也不是定期跟他见面的。你是说谈谈他的工厂？在半导体行业发展的早期，AMD的CEO说，真正的半导体公司是要拥有自己的工厂的，但是现在呢？AMD已经把自己的半导体工厂剥离成了代工厂。所以我们要想获得投资回报率，所有公司都是要打造自己的生产系统，构建价值链，并不是把生产代工出去就好做，生产代工出去，AMD和代工厂都需要盈利，而且投资肯定是有一个投资回报率的期望的。所以在我们行业当中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哪家公司都是一样。

问：现在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了大问题，英特尔公司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通过创新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

答：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英特尔在做三件事改变全球变暖的现状。首先是工厂产出，我们构建的产品能耗更低，而且同时带来更高的性能，这对环境可以产生正面的影响，新一代的产品与上一代相比，可以每年节省20亿美元的电费，卖得越多节省幅度越大。所以我们构建的平台的能效比过去更高，笔记本电脑同样的电池能够延续工作时间更长。

第二通过关于晶体管数量翻番的摩尔定律，随着晶体管的数量上升，我们现在在做片上计算机，在一个芯片上把整个计算机系统建立在上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在能效方面会越来越高。另外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很多水、化学品和电，在这点上英特尔公司环保意识一直非常强，是美国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采购方之一，这样的承诺改变了美国可再生能源的行业发展，因为有这么大的买家，包括在风能方面的投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充分承担起了社会责任。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在北京宣布了投资决定，我们投资一家做太阳能的光复公司，还有投资一家电能储存的公司。用电最低效的就是电网，所以我们要建设智能电网，要让电网的效率更高，更加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碳排放，但需要通过很多智能化处理器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全球范围内，英特尔和多家领域的公司进行合作或者进行投资。

问：谢谢，我的问题是创新不仅仅指产品创新，我们也需要管理创新和其他领域的创新。随着公司做得越来越大，改革就越来越难，因为公司会走向稳定。所以在英特尔那么大的一家公司当中你如何解决我提到的问题呢？

答：我并不是说能够为整个经济体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解决英特尔自己的问题。每一个公司都有它的文化，而且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否则不是好的公司。英特尔公司要与时俱进，好的管理团队就是要与时俱进，跟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进取。所以作为领导人要做的事情，你的工作就是在其他人反映之前，就要知道要做什么变革，我想这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你想做一个重大变革，如果没有人跟着你做，这是很难的事情。像在美国要说服他们，需要沟通。基于PC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改革我们行业最好的产品，我经常和员工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这是非常有效的途径。这样可能也适合更加广泛的范围。

问：我有一个问题，英特尔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员工，未来成为英特尔的员工要具有什么素质？

答：你想加入我们吗？好啊，这是聪明有进取心，有自立的精神，符合我们文化的个性。在技术领域，就是有技术方面的成就能力，有一种改革和创新的愿望，这是我们需要的素质，我们不需要那些唯唯诺诺的人。

问：我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芯片作为核心的技术，您说99.999%是完全的失败，我想问一下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你怎么实现100%这样的原则？你要参加这么多会，要做这么多事情。

答：我想大家了解，我这一代的人必须学习这样的能力，我的女儿17岁，对他们来说多任务处理是时代的要求和素质。随着你职位的上升，排一个优先顺序，什么是最重要的。比如产品，这是优先的，要确保实现你的目标还有销售也是一样。我想跟销售方面相比，我的时间更多花在产品上，放在制成和人员上面。

问：谢谢，有关印度的问题，对印度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会作什么反映呢？

答：好像我们进行重组两年以前，那时候我们出售了一些部门，作了人员的消减。我这样做，不是说预见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我们未来前景是降低计算的成本，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降低价格，有竞争力，而且非常幸运的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我们完成了重组，所以现在的成本很低，有很多现金，在技术领域方面地位非常稳固。所以现在不是放松投资的时候，我想确实现在是投资的最好时候，这是我们处在一个大的转折点的时候，如果有所作为的话，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其他公司遇到问题，他们没有钱投资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碰到了两年以前我遇到的情况，而且困难的程度更大。所以变革的时机非常重要。

说一下刚才的问题，CEO的工作，首先就是如何在别的人变革前变革，就是你应该知道第一个要知道变革的人，看银行CEO是最后知道系统崩溃了，太疯狂了。

问：张主任一开始说，英特尔可以说这方面是大名鼎鼎的公司，我也很高兴看到英特尔依旧非常重视技术革新。总裁先生是否可以告诉我，是谁在技术革新方面起到领先作用，是管理团队、员工还是你自己？

答：不可能是管理团队做这个工作，管理团队主要提供良好的氛围和大的方向，实现技术的目标，有几个方面在技术革新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首先是半导体技术，根据各个标准，起码是保持了一个45纳米集成技术，领先两年，也就是说为架构的设计，变得更小、更快，而且电耗会降低，是英特尔突破性的，没有人在两三年之内拷贝这样的技术。随着我们的技术不断升级，创新的难度越来越高，我想已经对下三代的技术进行创新和研发。也就是说每年推出新一代产品，已经是6年以后的研发开始了。还有计算的架构，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几家公司有这样的规模、实力，在计算架构方面有重大的投资，在过去几年，原来是从单核到多核还有许多核这样的转变。摩尔定律将继续生效，我们可能会达到64或者再翻一番的多核放在结构上，没有几家公司可以这样做，性能非常好。英特尔和微软在研发方面，在计算架构方面，还有编程方面进行突破、投资，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几家公司能够做这样大的投资，起码在未来10年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批评英特尔在中国，大家都在怪微软进行黑屏。但确实你要知道，我们公司必须要做这样的投资。

问：感谢你非常精彩的讲话，我想知道，跨国公司怎么适合各国问题，尤其是中国的文化。

答：我们不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公司，不是一个僵硬的公司，我们有非常灵活的文化，不断变化的，好像在不同房价、不同支付结构，这些东西只是跟美国不一样而已，我们也会做。我们就整个社会的参与、技术、教育这方面，每个人都很关注对下一代的教育，这是为什么如此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包括在中国。一般来说我们在每个地区的管理层都是以当地人为主，并不是来自美国的高管派到世界各地去领导工作。

问：我想更多地了解你们公司的文化，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要驱动创新，所以我们必须有富有创新力的员工，但是员工的创新力又不是完全由自己培养起来的，公司必须要帮助他们。英特尔公司是如何激励、鼓舞员工，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的？是通过投资还是通过Google这样非常休闲的环境氛围帮助员工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呢？

答：我在Google的董事会呆过，我看过英特尔的创新和Google的创新，这两者之间是非常接近的，并不是说这是黑白分明的区别。对一个软件公司来说，三个人坐在办公室当中就可以拿出一个新产品，然后把这个产品放在网站上。但英特尔不可能由三个人构建出新的芯片，那么新的微处理器需要五六百人三年的投资规模。所以我们的创新不是那么分散的，我们的创新是围绕着专利、围绕团队，因为我们做的工作需要很多人都取得突破才行。即使团队当中某一个人创新力很强，仍然要整个团队进行突破才行。比如说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将推出下一代的微处理器，在性能方面会取得进一步突破，是世界上以及英特尔构建出来的最好的微处理器，数以百计的人花了很多时间来研发。在这之前有3~4个架构师提出了创新性思想，实现代码的兼容性同时，把产品向前推。虽然有这三四个架构师提出创新，但也要有人执行，所以硬件和软件公司创新的规律和方法是不同的。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人说GPU会代替CPU，或者GPU将主导电脑，您认为GPU和CPU对比竞争是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有很多人批评英特尔公司，说英特尔公司搞垄断了，在CPU行业当中英特尔公司搞了垄断。听批评人士说，英特尔公司破坏了或者是不鼓励其他CPU公司做大做强，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首先关于GPU和CPU的争论，毫无疑问计算在变得高度可视化，越来越可视，比如说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可视的内容越来越多。不光在讲游戏，还有其他的内容，这样使得显卡图形的处理能力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图形并不能代表所有媒体的形式，比如说高清视频，超出了原来的图形处理能力。这样微处理器仍然是计算的引擎，不可能把所有计算能力都迁移到GPU上，所以这个趋势就是要把所有图形的能力吸纳到微处理器当中。比如说看到英特尔和AMD把图形处理单元都集成到芯片的母板当中，这也是我们推动的方向。当然了，在高端机当中仍然需要离散式的图形模块，但是我并不认为会出现CPU让位于GPU这样大的趋势。

关于垄断，我们没有垄断，我们和很多人进行竞争，我们的竞争对手一旦赶不上我们了就会说我们垄断。在这里，用我的30年经历来说，半导体行业是竞争性最强的行业，竞争度最高的行业，我们来看下有多少公司消失了，这并不是哪家公司垄断，而是创新决定一切，有好产品就能生存下来，没有好产品就会遇到麻烦。比如2005、2006年AMD的产品比我们好，我们就遇到了麻烦，这是正常的周期，互相领跑、互相追赶。所以我认为英特尔公司在创新方面没有任何垄断，任何公司都可以提出新的想法，都可以创新，最终还是要拿出好的产品才能成功，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问：总裁先生，什么东西都是有限制的，如果超越限制的话，就走不远了。因为芯片越来越小、越来越精细，但肯定有限制的。如果不能够做得再小或者就算做得再小，成本也不可承受，英特尔公司怎么办？

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但我想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发生。如果和戈登摩尔谈的话，也就是说从物理实施上，尺寸越做越小，摩尔定律一般向后看5年，很少规划到10年。而且我们的产品，微处理器也不可能很少有6年以后仍然作为生产的基础的。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代产品之后还有三代、四代继续提高芯片的集成度，这之后，可能通过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结构继续保持创新。摩尔定律的好处之一，它不是一个自然界的法则，而是反映了人类发明的法则。我之所以热爱这个行业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哪个人、哪家公司都不希望成为摩尔定律的最后一个接棒人，而是希望把这个行业的创新继续推进下去，我认为这种创造性和创新在可见的将来仍然会持续下去。

问：谢谢欧德宁先生，刚才您谈到CPU和芯片组创新迟早有限制，在英特尔公司历史上，芯片组和CPU成长速度太快了，与此同时软件和整机跟不上芯片的发展，造成英特尔的收入有一度下降。如果未来再次出现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做？

答：在2005年的时候主要是落后产品周期，并不是说我们的收入下降了，这并不是因为软件跟不上，是因为其他原因。无论是英特尔还是微软，我们都有一个螺旋。这些螺旋是有自己的周期，英特尔公司生产出更好的芯片，能让微软的软件跑得更好，然后做出更好的芯片，微软同时就会写出更好的软件，然后这之间会互相配合。就像螺旋一样，这样的配合一直非常好，但是后来遇到了一个限制，就是处理器的速度可以越做越快，不仅仅是2~3个千兆赫，也可以做到10~20个千兆赫。这样使得芯片散热非常高，芯片的散热就会有电灯泡那么热，这样就要求PC风扇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所以要实现多线程、多任务处理能力。

将来有了许多核的机器之后，这种多线程可能在将来会发展为受到限制。这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

问：谢谢给我这个机会。目前大家都在谈创新，我想问的是，创新的本质何在？你希望你的员工不要老听别人发号施令，自己也要创新。你认为善于创新的人和不善于创新的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在英特尔公司当中，你们通过客户的需求来驱动创新还是通过其他方向指引你们的创新？

答：拿出好的想法解决问题这就是创新本质，不一定所有创新都是技术上的，比如英特尔Inside这样的品牌，这就是非常成功的创新，做市场营销的人的想法，让微处理器也有一个品牌，大家谁会在乎微处理器，但后来发现人们确实在乎。所以英特尔Inside，花了数十亿美元，打造成英特尔品牌价值最高的企业之一。这要看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半导体产品有时候会同质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取得突破，英特尔Inside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比如品牌建设打造方面，如果没有这样的创新，英特尔就会和其他半导体公司非常接近，就不会是今天的英特尔。

恶意软件与恶意软件体系的演变

卡巴斯基

2009年4月3日，卡巴斯基实验室创始人——尤金·卡巴斯基登上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发表了旨为“恶意软件与恶意软件体系的演变”的主题演讲。

1965年，尤金·卡巴斯基出生于俄罗斯黑海沿岸城市Novorossiysk，毕业于俄罗斯密码—电信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的数学工程专业，后在一个综合科学研究所工作到1991年。1989年，他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检测到Cascade病毒后，开始转入对计算机病毒学的研究，主持开发出结构和性能卓越的反病毒软件。从此他开始收集恶意程序的样本并开发清除工具来对付这些恶意程序。这些收集来的样本后来成为著名的卡巴斯基反病毒数据库的基础。现在（2007年4月），这个反病毒数据库已经增加到296 026多个样本，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反病毒数据库之一。1991—1997年间，他在KAMI信息技术中心工作，带领一组助手开发出“AVP”反病毒方案（2000年11月更名为卡巴斯基&reg；反病毒软件）。1994年，AVP反病毒方案荣获德国汉堡大学测试实验室的测试奖，它的检测率超越了当时的知名反病毒软件，当时鲜为人知的AVP反病毒方案自此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1997年，卡巴斯基实验室有限制股份公司成立，尤金·卡巴斯基是创始人之一。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我是尤金·卡巴斯基。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可能有些长，但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网络犯罪情况的概述，以及在未来10年我们卡巴斯基实验室作出的预测。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网络犯罪情况的一个生态系统，它由四个板块组成：网络犯罪分子、受害者、ITPP产业和警察。我处于绿色这块ITTP，受害者当然有很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原因，刚刚提到，网络犯罪活动大环境是由操作系统组成，还有一些恶意程序，侵入电脑，当电脑遭受损害、侵入后或被病毒感染，接下来会有警察、政府的介入，使我们的环境丧失安全。

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操作系统的一些装置和设备。为什么我们会有反病毒行业？为什么有反病毒产品？首先是一些当代的操作系统存在一些不安全因素。如果想打造一个安全操作系统环境，需要安全的方式，即每个上网用户都要有自己的ID、每个开发商都要有自己的ID，如果这样，所有的开发商都要长时间等待来申请认证，得到ID，但这在目前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话，假设一家软件商只开发一种安全的软件程序，而对手的开发厂商会开发十种软件。为什么微软有漏洞大家仍喜欢使用呢？就是因为它方便易用。安全的操作系统并不是没有，塞班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操作系统，但就是因为它太安全了，其他的应用程序开发商无法开发出那么多可匹配的应用软件，所以使它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所以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觉得安全的操作系统还是很难出现的。

再看看操作系统的问题，大家还记得这个车型吗？大家认识这样的操作系统吗？大家能认得出这些车是哪些厂家的吗？它们的标识都被扣掉了，它们从外形看实在是太像了。大家认识这些操作系统吗？VISTA、XP，还有两个我都不知道。我想说的是70年前，我们只有一种车型就是福特的T系列。现在有多种多样的车型，相信操作系统的发展趋势也会朝这条路走下去，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操作系统变得越来越相似。就像今天的汽车，在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种多样的操作系统，他们会很灵活使用，也很容易操作，但也会变得不安全。

我们一说计算机设备，就会想到家用PC，实际上还有很多，像智能电话就是一台微型计算机，智能电话有更多的软件应用，它的功能比单纯的计算机还要多，相信未来每部移动电话都会变成智能电话，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编写针对移动状态下的智能手机操作软件。所以我们不仅要保护个人计算机免受病毒或者恶意程序的侵害，还要保护手机免受类似的侵害。

来看看其他的计算设备，比如智能家庭，现在看来智能家庭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我预计10年内它不会普及开来，但这方面的威胁理念是可以得到证实的。我们已经说过很多相关的报道，这是一个运行了WindowsXP操作系统的咖啡机。操作系统有些漏洞，因为咖啡机是与互联网相连接，所以有人可以肆意操作它，让它冲出来的咖啡很淡。当然这也不是它能使用的功能，咖啡机还有可能被坏分子用来传恶意软件或者垃圾邮件。所以不止咖啡机，以后洗衣机、洗碗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都会和网络连接，而这些都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

我们还有没有更多的设备可以说呢？大家是否还知道其他一些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装置和设备呢？点钞机或者银行的提款机。我们在今年的报道中看到已经出现首个后门木马感染提款机的事件，这不是危言耸听，犯罪分子可以轻易侵入金融系统，提取钱财。

这张图片一个人拿着笔记本电脑坐在飞机上，笔记本屏幕上面显示了一个信息，我不是开玩笑，波音787已经发现了这种漏洞，登上飞机的用户都与飞机的计算机网络有连接，所以上到飞机的乘客，有办法进入到飞行员操作系统中，乘客竟然可以访问到飞机的操作系统。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社会每一样东西都会是计算机。这是一张真实的图片，在汽车当中，驾驶盘前面是一个典型的Windows操作系统，弹出的信息也是一个典型的Windows出错信息。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都要考虑汽车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你的医生、你的宠物甚至你自己都可能是一个计算机。每个人都有一个IP地址，相信还要发明更强的系统，让每个人都与互联网连接起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信息安全行业的情况。IT信息安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有不同的方案和技术面临这方面的威胁。随着商业模式的转变，现在出现了一些在线、依靠网络生存的企业，也出现了一些兼并、收购的情况。信息安全产业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看全世界反病毒的情况，现在众多的反病毒、信息安全公司都在美国、欧洲、中国，在印度有一家。相信在未来信息安全、反病毒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更多的公司，同时门槛也会越来越高，如果一家公司想涉及反病毒产业，相信其要花很多钱作投资。当然恶意软件和恶意程序越多，我们对好的软件工程师的需求就越高，当然要求这些工程师非常聪明、能干，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实现这样的状况，有些国家交流系统不够顺畅。所以我为什么说打击网络犯罪分子最好的方式就是重视教育，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北京大学给我这样的机会。除了对好的软件工程师的需求，我相信在未来反病毒产业、安全产业还会继续出现兼并、收购的情况，合并后反病毒公司会变得更少。

看一下ITTP产业的发展，这要感谢中国、拉丁美洲、俄罗斯、印度，因为他们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由于经济增长，网民和手机用户会越来越多，当然不可必然地有更多的网络犯罪分子使更多人成为网络受害者。面临这种情况，我们要创造出技术更好更优的产品。像微软、甲骨文这样一些大公司，会在这个产业中形成大的垄断集团，微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已经走进去了，又走了出来。

让我们看一下未来10年之内威胁发展的情况有哪些。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很多做病毒的人只是小孩子，他们并不是想做一些破坏性的事，在未来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当然不乏一些人只是为证明自己的能力而编写病毒程序，我知道现在已经有一种针对微波炉的病毒，我想如果这种病毒出现的话，一定是小孩儿编写的。现在安全问题已经上升到犯罪层面的问题。上网搜索“网络犯罪分子”，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图片和信息。这些人都是很专业的，也有很大的动机做这件事，他们有三个动机，第一个动机就是钱，第二个动机还是钱，第三个动机仍然是钱。他们不仅仅盗取钱财获得经济利益，网络犯罪分子之间也有互相竞争，现在形成了一种网络犯罪经济，在这个体系当中，他们也有“贸易”、“资金交易”乃至“合作”。

我把这个情况称之为C2C，就是“犯罪分子对犯罪分子”的情况。图中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他们不仅有自己的犯罪体系，价格表也列得很清晰。第一张表列了一些漏洞程序探测的价格，第二张表提供僵尸网络的服务，根据你需要的天数，价格有所不同。这张表上列出了很多非法犯罪活动的价格，这个家伙甚至还有新闻发布功能，有些还能提供技术支持，网络犯罪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意。

随着这种网络犯罪分子的发展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恶意软件。2007年之前，想每年收集到200万以上的病毒样本是不太可能的。但2007年一年，我们就收集到了200万病毒样本，而2008年，我们收集到了17 000万病毒样本。这些网络犯罪分子跟传统有组织的犯罪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我们目前也在积极探寻这个问题。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还会有一些区域性网络攻击。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2007年5月份发生在爱沙尼亚的事件。那次攻击非常严重，造成了爱沙尼亚整个国家互联网切断连接，类似事件在2007年夏季又在俄罗斯、阿富汗这些国家发生，2008年6月发生在马歇尔群岛，2008年8月攻击又遍及了格鲁吉亚。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事件，我们收到报告，有些黑客侵入了一些基础设施，比如发电厂，把整个城市的电断掉，这是来自CIA的报告。

所以在未来，这些威胁不仅会损害IT设施，还会侵入一些非IT基础设施和系统，比如好莱坞电影就可能被他们控制。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讲述美国一位英雄如何与电子网络恐怖主义斗争的。以后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网络恐怖主义”。

政府要怎么做呢？莫非去代替所有恶意程序的来源吗？我不知道究竟怎样，因为政府不会向我汇报。也许政府可能会研发一些类似恶意软件、恶意程序，但那时候就不能叫恶意程序了，而是特殊的政府程序和政府软件。德国有些传言说政府有关计算机网络的机构自己创建了木马程序，我觉得也有可能。

当然很多国家的政府现在积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举措，这不是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需要国际多边合作，一起打击网络犯罪。很多国家最近也起草过打击网络犯罪的宣言，当时有很多国家参加，因为考虑到各种因素，比如边界、ID，俄罗斯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当时还有很多政府参加了这场盛会，我个人感觉通过这种方式进展可能还是比较缓慢。现在有一个IMPACT会议，打击网络恐怖组织国际多边组织，由马来西亚牵头。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挺有意义的。

虽然我们看到的情况都不太乐观，但我认为未来还是相当积极、乐观的。我相信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都被网络连接起来以后，也会有相应的机构和组织去维护环境安全。相信网络犯罪分子都会被抓捕起来，他们需要一个专门打造的IT监狱，我都已经给监狱起好了名字——网络恶魔岛。

总的来说，以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操作系统、设备和装置，这些东西都会变得非常灵活，但也存在非常不安全的因素。这样一个反病毒产业会变得越来越沸腾，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来自政府的一些帮助解决网络犯罪分子和网络恐怖主义的问题。我相信IT安全行业在未来对高技术保护产品或者解决方案的需求还是非常高的。但不幸的是，我已经有一个成功的生意了。如果大家讨论一些未来职业打算的话，我们这个公司还是挺不错的。好的，谢谢大家。

卡巴斯基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下午好，卡巴斯基先生，您对盗版问题怎么看？

答：卡巴斯基实验室不可能也不会散播一些盗版的Key。我们也对非法用户的Key文件进行封锁，从他们的升级我们就可以看出哪些是盗版用户。当然，我们打击盗版用户或者打击非合法使用用户，并不是我们公司的宗旨，我们公司的宗旨是跟网络犯罪活动斗争到底。我们在反对盗版软件工作中发现，其实很多盗版软件技术并不是很成熟，当然相信以后我们也会有更多、更好的技术给大家，而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也会有更多、更好、更全面的技术。我们以后也会更紧密地关注技术比较，对盗版软件我们也会有关注，当然我们的目的是想让客户更多地使用正版软件，现在公司已经推出三年版的产品，但价格只是一年的。其实三年是一千多天，他们用价格除以一千天，每天在安全上的花费是非常少的。其实卡巴斯基实验室公司的宗旨并不是打击使用盗版的用户，而是提供更好的技术，让大家在观念上有所改变，让大家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当然这不是仅指我们公司的软件，还包括音乐、出版物，等等。其实这是尊重作者、尊重版权所有者的工作，你尊重这些人不止是尊重他们，而是更多地尊重你自己。所以我想对那些喜欢盗版软件的用户说，请尊重你自己，让我们来帮助你。怎么帮助呢？我们已经推出三年版的产品。这个回答有些长，但这确实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问：首先感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以及大使证书。我知道这是你第二次来中国。

答：也许三次、四次、七次……

问：你喜欢中国吗？

答：北京的变化很大，特别是在奥运会前后。我很喜欢这个国家，对中国市场卡巴斯基也非常有信心。

问：卡巴斯基如何应对黑客攻击？

答：卡巴斯基实验室有一个团队提供24×7的工作，无论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去应对。

问：下午好，欢迎您来到北京大学，我是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学生，您能谈谈对云计算的看法吗？

答：卡巴斯基产品已经在使用云计算的相关技术。

问：反病毒公司会第一时间拥有病毒样本吗？

答：第一时间拥有病毒样本的不是反病毒公司，而是那些犯罪分子。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能否谈谈卡巴斯基的产品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有什么优劣势。第二，软件开发商应用的程序是否会更多地局限于其他的设备，而取代当今拥有的技术，比如台式计算机？

答：卡巴斯基实验室的产品与其他竞争者的产品相比优劣势，我们的优势很多，比如我们的产品会使用沙盒都是很棒的技术。如果说五年前我们的产品是自行车，那么现在我们的产品就是汽车。谈到产品的缺点，我相信我们产品有一个缺点也是其他反病毒厂商一样拥有的，比如误报缺陷，但这并不是我们的问题，所有的反病毒软件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当然会有所转变，新的技术也会保留，但新技术就多种多样了，比如WIFI技术，以及刚刚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新设备也会逐渐涌现。

百度CEO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李彦宏

2008年7月，李彦宏以百度董事长兼CEO的身份在北京大学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李彦宏，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全面负责百度公司的战略规划和运营管理，经过多年发展，百度已经牢牢占据中文搜索引擎超过7成的市场份额。创立百度之前，李彦宏已经跻身全球最顶尖的搜索引擎工程师行列，其拥有的“超链分析”技术专利，是奠定整个现代搜索引擎发展趋势和方向的基础发明之一。李彦宏曾经获得“CCTV2005中国经济年度人物”、“IT十大风云人物”、“改革开放30年30人”等荣誉称号，美国《商业周刊》、《财富》等杂志也多次将李彦宏评为“全球最佳商业领袖”和“中国最具影响商界领袖”。

尊敬的闵书记、许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家长，亲爱的学弟学妹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站在各位同学毕业典礼的讲台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的荣幸，在各位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与你们在一起，让我百感交集。我仿佛找回了17年前，坐在你们中间，对这个再熟悉不过的校园感到万分的留恋，也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有期待、有迷茫甚至有所畏惧。

说实话，我今天除了荣幸之外，还有一些紧张。因为我知道，在座的不仅有我十分尊敬的师长，更多的是未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人。你们中一定会有未来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最成功的企业家，最优秀的政治家、外交家。如果我这个曾经住在43楼522的北大男生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内容，能够为各位即将铺展开的未来有些许帮助的话，那我也会觉得，这是经历了2005年百度在纳斯达克的辉煌上市后，我所经历的又一个光荣时刻。

今天回忆10多年前，我走入社会的感觉，那是让视野顿时豁然开朗的一步，走出校园后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机会、日新月异的新天地。大家今天所面对的中国与世界，与10年前我所见到的华尔街和硅谷，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以我在美国8年、回到中国8年多的经历，我更感受到今天，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都充满了活力，你们面对的是更广阔的天地，一定将大有所为。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

第一，是关于选择的故事。

进北大前我就非常喜欢计算机，我相信未来的计算机肯定会被广泛应用，而单纯的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于是我选择了北大的信息管理系，而不是计算机系。

我有个姐姐先我5年考上了北大，她告诉我北大的学生出国都很容易，她告诉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上了北大之后，我却发现我的情报学专业出国并不容易，而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那时候在美国。我被迫开始思考自己的下一步，并通过不断参与各种活动来丰富自己的视野。我去学了不少计算机系的课，我翻阅了很多美国有关情报学的论文，希望能够在国际学术期刊上找到自己的机会，我作为那时唯一的理科生参加了学校的五四辩论赛，我听了各种各样的讲座：气功、哲学、电影，我参加了合唱团，还在国庆的时候到天安门广场去跳集体舞，我尽情地享受着北大带给我的各种机会，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思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很精彩。这让我逐渐形成了不轻信、不跟风的思维方式。对于我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北大4年让我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在美国读计算机的时候，本来是读博士的，后来选择了放弃。原因是发现我更希望我做的东西能够被很多很多人使用，而不喜欢去研究一个别人已经研究了10年的命题。

1997年，我离开自己奋斗了3年多的华尔街，前往当时在硅谷很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在硅谷，我亲见了当时最成功的搜索技术公司如何在股市上呼风唤雨，见识了每天支持上千万流量的大型工业界信息系统是怎样工作运转，我也见证了Infoseek后来的每况愈下和惨淡经营。但最重要的是，在Infoseek，我找到了我一生的兴趣所在——互联网搜索引擎。那时，在北大所学的信息检索方面的理论，让我比任何计算机系科班出身的工程师都更能够理解普通用户习惯于怎样的信息获取方式。我意识到搜索能让每个人与所需信息的距离只有鼠标的点击一下那么远，这种感觉是那么美妙。从那以后，我从来没有离开搜索引擎超过24小时，不是因为我是工作狂，而是因为我喜欢。

百度公司走过了8年的历程，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市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公司，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服务。我最大的心得就是要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从自己真正的心里面去作选择，并不是你认为社会期望你这样做，父母期望你这样做，朋友期望你这样做。只有这样，你才会越工作越开心，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不会被沮丧击败，而全身心地去享受整个过程。

第二，是关于专注的认识。

我一生有两个最大的幸运：一是找到我的太太；二是从事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但太太与工作唯一的不同就是：太太只有一个，而工作每时每刻都充满了诱惑。很多人都会专注于一个妻子，但很多人都会喜欢上多个不同的工作。

在百度上市之前，百度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中文搜索。在创业初期，搜索在美国硅谷并不是炙手可热的概念，当时更热的是门户，是电子商务，以及后来在中国火起来的无线、网游，等等。百度在招第一批职员的时候，碰到一位我特别希望他能加盟的人，他技术很好，可惜他对我说如果我们不做e-Commerce他就不来了。2001年，曾经有一位百度的工程师找到我，很认真地说他想做网上购物，结果被我拒绝了，并为此离开了百度。百度上市后，也有一些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先后离开了百度去尝试更多的业务。

很多时候，我感到百度能一直坚持做搜索是因为我对专注有宗教一般的信仰。普通人很难想象对于一个有2亿用户的公司，每天要面对多少诱惑。百度可以做一百件事，最后我们只选择了一件，并一做就是8年，而且还会再做下去。

人一生中可以完成的事情是有限的。只有专注才能让自己变得足够优秀。所以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第三，是关于视野的感悟。

回头望望自己走过的路，我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广阔是自己很难想象的。很多当时觉得非常大的困难，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些小事，很多当时感觉到棘手的事，现在也只是茶余饭后的话题罢了。

百度在2000年成立时，并不直接为网民提供搜索服务，我们只为门户网站输出搜索引擎技术，而当时只有门户需要搜索服务。2001年夏天，我作了这样一个决定，从一个藏在门户网站后面的技术服务商，转型做一个拥有自己品牌的独立搜索引擎。这是百度发展历程中唯一的一次转型，会得罪几乎所有的客户，所以当时遭到很多投资者反对。但当我把视线投向若干年以后时，我不得不坚持自己的观点。大家知道，后来我说服了投资者，所以才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百度。

百度从后台走向了前台，加上我们的专注与努力，今天运营着东半球最大的网站。

事实上，从创立百度的第一天起，我的理想就是“让人们最便捷地获取信息”。这个理想不局限于中文，不局限于互联网。作为一名北大信息管理系的学生，我很幸运在前互联网时代，在大学时就理解了信息与人类的关系和重要性。所以，百度从第一天起，就胸怀远大理想：我们希望为所有中国人，以至亚洲，以至全世界的人类，寻求人与信息之间最短的距离，寻求人与信息的相亲相爱。

所以说：视野有多远，世界就有多大。

最后，我在这里衷心祝贺你们顺利完成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祝愿你们未来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世界在你手中。也让我们一起祝福我们的母校传承历史、继往开来、再攀高峰。

谢谢大家！

只要理想和良心在心中

俞敏洪

俞敏洪曾是北大英语系80级的学生。2008年开学典礼，北大邀请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讲话。

俞敏洪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全国青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被媒体评为“最具升值潜力的十大企业新星”、“20世纪影响中国的25位企业家”。

各位同学、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分数的事业。”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二是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30年后我的今天。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50个同学分成3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4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底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1~18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18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50年、60年，甚至100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500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97分。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10年，到了1995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4年水。”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

最后，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向在座的3 000多位新生表一个心意，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和新东方把200万人民币捐给许校长，为在座同学们的学习、活动和成长提供一点帮助。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在北大演讲

马云

马云，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外语系，硕士学位。曾任杭州电子工学院英语教师。1995年，马云作为翻译首次访问美国，并且首次接触到了因特网。回国后，马云开设了制作主页的公司“海博网路”。之后又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电子商务推进组织的负责人，1995年4月，创办“中国黄页”网站。1997年年底，马云和他的团队在北京开发了外经贸部官方站点、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等一系列国家级站点。1999年3月，马云开设了通过电子商务连接全球中小企业的Alibaba.com。同年9月，在香港成功注册法人，出任首席执行官。

谢谢小丫，谢谢各位。我很激动能够再次到北大与很多同学和朋友进行交流。我自己今年被提名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很荣幸。我觉得机会是大家创造的，机会也是大家共享的，我们互联网能够再度荣获经济人物提名，说明一点，互联网再度影响中国经济。我1995年离开大学，我教了6年半书，开始创建第一家互联网公司，那时候非常艰难，那时候中国没有真正连上互联网，当时注册名字比较难一点，我注册的名字想叫“杭州Internet网络有限公司”，我们注册的时候“Internet”的名字字典上都没有，后来就注册了“杭州电脑网络公司”（音），到后来我们创办的所谓B2B阿里巴巴，所谓创新，很多人讲创新是技术人员的事情，很多人想到技术的创新，但是模式的创新，市场发展的创新，管理、资本运作这方面的创新是可以做得更好。

像我这样不懂技术，所以我给自己编了很多理由，我们可以在各行各业进行创新。讲到这些，我想我们在做阿里巴巴的时候，我最早的想法，我创新的主意是哪里来。刚才有一张照片是在长城上，那天在长城上面做了两件事儿，在长城上面我们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做一家中国人创办全世界最好的公司，我们把钱、把名一切都搁在一边，只专注做这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我发现长城上面很多都写着“张三到此一游”，“李四到此留念”，我发现这是中国最早的BBS，所以从BBS入手，阿里巴巴最早是从BBS。BBS的原理又是必须创新的，我当时和我们的技术人员讲我要把BBS每一条贴上去都要检测，都要进行分类，他们觉得这是违背了互联网精神，我觉得每一句贴上去都要进行检查，进行分类。

另外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叫B2B，现在大家认为阿里巴巴在全世界B2B是做的最大的，因为我们有1 300万家会员，后来人家说你们是B2B，我们做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说就是帮助中小企业成功。这个思想从哪儿来呢？我记得应邀到新加坡参加亚洲电子商务大会，我发现90%的演讲者是美国的嘉宾，90%的听众是西方人，所有的案子、例子用的都是ebay、雅虎这些，我认为亚洲是亚洲、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美国人打NBA打篮球打得很好，中国人就应该打乒乓球。回国的路上我觉得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商务模式，是不是ebay我不知道，是不是雅虎我也没有看清楚，但是如果围绕中小企业帮助、中小企业成功我们是有机会的。

1999年我们构思阿里巴巴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中国的经济，第一大局的判断中国加入WTO只是时间问题，WTO如果缺乏组织是不可思议的组织，中国企业可以到国外做生意，如果我们通过互联网帮助中国企业出口，帮助国外企业进入中国，这是我们第一个构思。第二我们认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我们要帮的永远是那些需要帮助自己的企业，能够帮助自己的企业。中小型企业使用电子商务这是他们的趋势，而不是有些大型企业使用电子商务是为了炫耀。所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企业这是我们最早的构思。

一直有人说阿里巴巴的这个模式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所以做创新许多挡得住压力，挡得住诱惑，我们最早被人说是疯子到今天的狂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坚信一定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我们在乎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如何按照我们的既定梦想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是做企业做任何事一定要走的路。所以到今天为止有人说阿里巴巴的B2B没有被世界认可，所以我们推出了C2C，因为我们的C2C也没有被认可，所以我们购并了雅虎引擎，这是外界的猜测而已。电子商务在中国一定会成为超越美国电子商务的模式，这是我个人的判断。为什么C2C领域我们觉得一定会有巨大的发展。我经常讲中国13亿人口，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这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3亿人上网只需要几年，而美国搞3亿人上网，生孩子就要生好几年。

现在外面传言很多，有人说阿里巴巴收购雅虎是一种炒作，我们并不认为是这样。事实上收购雅虎是我们自己提出了整个模式，这个收购行为，我们收购了雅虎，雅虎又在我们的总部占40%的股份、35%的投票权，这个想法是我们自己独创的，华尔街没有这样的模式，全世界也没有听说可以这样收购的。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搜索引擎做这样的工具，我们考察了大批搜索引擎以后发现只有雅虎，一般要选择合作伙伴要选择犯过错误又是很聪明的人合作，所以我们选择好就和雅虎谈。第二，必须给雅虎面子，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收购你，你在阿里巴巴总部必须拥有一些股份，但是这个股份不能控股阿里巴巴，永远不能控股阿里巴巴，也不能操纵阿里巴巴，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的使命是在中国诞生由中国人创办的全世界公司，如果这个是使命，我们股份控制的结构必须改变，不能让任何人控制，所以马云第一天起就控制这样的事儿。所以大家猜测是孙正义控股还是杨致远控股，我很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不会让任何人控制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是中国人创办在市场经济下在全世界发展。

所以我们的结构非常巧妙，而且做整个收购全世界看起来不可思议10亿美金，7亿美金雅虎的所有资产、所有的品牌和技术，这是世界上去年最大的收购案，我们没有用顾问公司，因为我们不相信顾问公司，说的写的全都对，干起来全错的。我们也没有用投资银行，我们觉得怎么对就做下去，做一切对的事情。如果加上投资银行，这个事情会搞得很复杂，所以我们快速地作了这个决定，迅速地决定，短短的时间内收购了雅虎公司，也给了雅虎面子。同时在整个组织结构里面不让任何人控制这家公司，以及在整个公司里我们加入了一条这辈子阿里巴巴要活102年，在活102年前一天如果这个公司死掉我们是失败了，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谈我们是成功，我们现在不会谈我们成功。102年以内这家公司永远有一个中国人做这家公司的董事，这家公司可能走下去成为跨国公司，技术国际化、市场国际化，但是有一点，DNA里面必须有一个中国人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我要求写进章程里面，这就是创新，那些董事傻掉了，我说没办法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们坚信中国市场本身就是跨国市场，在中国一定能诞生世界级的公司，中国一定能诞生世界级的企业家。所以阿里巴巴不仅帮助中小企业成功，也帮助青年人学习使命感、价值观，强调我们的文化，强调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我特别希望和北大同学们交流的地方。我还是老师，刚才小丫问我将来会不会回学校当老师，我还会当老师，我叫自己首席教育官，作为老师，我们的责任就是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经验，和世界上的高手较量，学习以后把这些思想告诉年轻人，老师最大的期望是学生超越自己，天下没有一个老师说我的学生是要饭，老师总是希望我的学生做得非常好，他超越了我。我也希望重返课堂，不仅在自己公司里当老师，还在校园经常和学生沟通。所以办这家公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告诉我自己，你可以用各种各样创新的手法，但是不能用各种各样流氓的手法做事情，不能容忍的事情。否则有一天学生会问你，马云你当年打天下是用了流氓的招数，所以这是我今天想提醒自己也是提醒创业人，也是提醒各位学生的创业精神。谢谢大家！

中国要有更大话语权

索罗斯

2009年6月11日，索罗斯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速将会快于人们的预期，中国必须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要有一个比现在还要大的话语权。

乔治·索罗斯，本名是捷尔吉·施瓦茨，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籍犹太裔商人，著名的货币投机家、股票投资者、慈善家和政治行动主义分子。

非常高兴来到光华，我还记得，上一次访问北京大学的时刻，那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当时就是张维迎院长邀请我来，张教授也是一个哲学家，当时我已经跟他进行非常好的一次探讨，这是第二次来到光华，觉得非常地高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本人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金融危机，可是你始终觉得这些金融危机跟你有一些距离，甚至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对世界其他的国家来说，这次金融危机真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因为那意味全球金融市场崩溃了，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次金融危机是最严重的，上次最严重的是20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么，我本人，是亲身经历过20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什么这次的金融危机这么严重？不是说有什么极端的影响势力造成的，它的崩溃其实是金融体系本身造成的，是从内部产生的，然后扩大到外部世界当中，扩大到整个国际经济当中，而且完全是人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因为人们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有自我修复的功能，所有的不平衡造成的混乱跟极端来源有关，这是人们盛行的观点，但是现在发生的情况跟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一般性看法完全不一样。而且甚至是推翻了有效市场的假设，那一种有效市场的假设完全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虚假的前提。

人们对这次金融危机在进行这么多的分析，但是人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处在哪里，一个好的金融市场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对金融市场怎么理解，20年前我出了一本书，而且有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引导了我的职业生涯，让我能够预料到本次金融危机，能够应对它，而且仍然有信心。所以我会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个人对于金融市场的理解，浅显地跟您介绍。但是我本人的理论非常广泛，不仅是金融市场，我个人的理论涉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涉及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你的思考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我可以把我的理论分为两个假设。第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总是被扭曲的，只是扭曲的程度不一样，被扭曲。我的第二个假设就是，正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扭曲的，但是这种扭曲的观点又会对事实的发展造成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反身性。（编者注：反身性，Reflexivity，它表示参与者的思想和他们所参与的事态都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两者之间不但相互作用，而且相互决定，不存在任何对称或对应。对于经济而言，这表明市场是不均衡的，参与者本身不独立于事件之外，参与者本身所作的决定对整个事件本身也会有影响。即参与者也会影响事件，事件处在一个动态的波动中。）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反身性，其实我们的思考是要满足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要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或者是叫认知功能；第二个要满足的功能是要影响当前的局面，要变化它，使它往前进，或者说这称之为功能。这两种功能是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认知功能就是要看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否能理解它，所以我们的理解取决于种种可变的因素。

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施加的影响也取决于那些可变的因素。在这两个功能同时运作的时候，这个世界不可能处于一种横态、常态的，要取决于两种功能共同的表现。也就是我们作决定不能仅仅依靠你所谓的知识，因为往往你采取的行动跟人们的预期不是一致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反身性的影响。这是相互影响的，因为你要获得知识的话，必须要有一些独立的标准。有独立的标准，你才能够判断现状的真实情况。如果你的观点跟现实是相吻合的，你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这里出现了操纵功能。

但是独立的标准很难获得，所以我们的行动往往会偏离事先的预期，这种反身性会长久存在，但是在不久之前，我产生了一些强烈的怀疑，也就是是否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观点，因为思考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从远古就在研究，对这个话题难道有新的观点出来吗？事实上我所说的反身性的概念，只不过是一些常识，没有什么新意。但是，我现在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洞察力，很重要的知识，也正是本次的金融危机让我得出了这个结论，即反身性原则不是一个新的发现，只不过是一种常识，只是我们一直忽略了这种常识。

所以我们现在也许能够认识到世界的本源，因为人们之前有这么多的误解、误判，这种误解和误判却对塑造现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接下来我可以跟大家演示一下，也就是我通过分析金融市场告诉你为什么我得出了如此的结论。有人说你看待金融市场，如果你事先对它不带偏见的话，会发现金融市场没有什么平衡点，而且是每天都在发生波动，只不过有的时候有一天的波动会比另一天的波动更大一些。价格也不能够达到平衡点，经常会发生偏离。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观点呢？其实，不平衡性是从牛顿的物理学理论当中引出来的，因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很想发明一些理论，通过这些理论他们会觉得他们有预测能力，好像科学家一样能够预测。为什么经济学家经常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什么事实？自然现象跟人的事情是有着巨大差异的。自然现象的发生是具有独立性的，也就是独立于我们的思考、思想之外的。那么在自然现象当中，思想发挥什么作用呢？思想只能够去理解自然现象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有关自然科学是否正确，能够找到独立的标准，自然科学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是跟人有关的事情当中，参与者的想法会改变，事务的变化，他们的认知功能和操纵功能同时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反身性的现象，从而把参与者的思想跟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我们有一种很大的不可预测性，或者是不确定性，也就是参与者的想法，跟现实真正的演变过程，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如果经济学家经常忽略这一点，把自己的经济学和它画上等号，就会对金融市场产生了不解的动态。因此，为今天经济学理论的扭曲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当然全球的金融市场很重要，但是建立在虚假的理论基础之上，所以一旦它崩溃，给我们带来了震撼。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所有的社会进步，某种方式是有一些错误的，所以社会的结构和机器不一样，机器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比如说汽车总是会跑的，飞机总是会飞的，但是那些社会结构往往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所应该有的功能。但是这些社会结构依然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一点。还有另外的一点，我想提出的是，我也希望请你们注意，事实上，现实有的时候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有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反馈会对现实造成负面影响，这样会阻碍我们影响现实的进程。但是现实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以一种完全单一的模式来认知现实，但是真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可能检验我们现实是否真实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介绍一下金融市场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事实上金融市场并不是完全准确地反映出经济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实，事实上它通常给人带来一种有偏见的图景，因为金融市场反映的是对未来的预期，未来乐观预期又是在不断地变化，我们基于对现实的认识，而产生一种对未来的预期。这样我们的思维会对认知产生一种反馈作用。在经济当中，价格反映我们所称之为的基本面，价格应该反映基本面。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反映可能是负面的，这就可能造成金融市场的自我修整，并且不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这种反馈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推动力的话，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是一种推动力，会加强我们对金融市场的偏见，这样就会产生泡沫，泡沫由此而产生。

这就是一种我所谓的反身性的流程。在这种反身性的流程当中，有一种负面的作用可能会削弱它的作用，但是正面的作用可能会加强我们已有的认知，直到有一天一种趋势不能继续持续了，就会发生反转。但是我们相关的误解，却充斥于金融市场当中，它可能带来一系列情绪上的以及进程上的变化，并且强化我们的流程，进一步向前发展。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流程并不是一直这样进行下去的，有一天我们始终会看到这种负面的反映，事实上这种负面的反映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所以每天都可能有负面的作用而削减我们之前错误的认知。所以我们通常并不会完全看到一个泡沫发育到特别充分的时候才破灭，有的时候可能在进程当中已经破灭了。

那么是什么使这种泡沫增长、发展起来的呢？我认为是使用了杠杆，杠杆的使用通常包括信贷，但也不是总有信贷，有的时候还包括一种股权或者是股票杠杆的使用。通常，这种股权的杠杆是因为我们把多余的股票按照过高的价格卖出去，就使泡沫逐渐地发展，而且造成泡沫的发展是不对称的现状，它发展得非常慢，但是有的时候破灭非常快。像资产的泡沫，在我们金融市场当中发展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由于过高地推高了价格以后，造成了资产价格的膨胀，产生了资产的泡沫。通常我们见到最普通、最简单的泡沫是房地产方面的泡沫，主要是由于我们过于容易地获得了信贷，而且对抵押品的价值，我们有一种误解，认为抵押品的价值可以独立于自身实际的价值。我感到非常诧异的就是，这种错误的观点却十分盛行，而且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

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发展起来了，发展的时间非常长，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信贷表现也进一步改善，房价进一步上涨。接着我们进一步放松信贷，这样使得房价的进一步上涨成为可能，并且延续下去。但是这个过程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到一个点，这时候会发生反转。

事实上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但是本次的金融危机更加严重，比我这一辈子见到的金融危机更加严重，我自己有一种特殊的理论去解释。我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或者是泡沫的破裂，其实是意味着一个超级泡沫的破裂，这个超级泡沫威力很大，像原子弹一样。我所说的超级泡沫的结构比普通泡沫的结构更加复杂。我解释一下，我说的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的总统是里根，刚刚上台，英国的首相是撒切尔。当时趋势是不断地扩大现在的使用，而且当时有一种信念导致了这种情况，人们认为市场是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应该给予充分的市场自由。里根总统称之为市场的魔力，我本人认为是市场价格主义。

市场价格主义造成了我们对于金融监管的放松，而且造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且造成了过度的金融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在美国和英国都发展得如此大的规模，在高峰时期，他们的利润大约占到了两国所有企业利润的1/3以上，美国还长期以来发展一种经常项目下的赤字。

大家看到了美国的国民生产，2006年生产总值的7%，市场原教旨主义至上就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所以，自从20世纪80年代成为市场主导的思维以来，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政府当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拯救了面对崩溃的各种各样的体制和机制，而且他们的实践可能证明还是比较成功的，防止了经济造成更大的损伤。这样，这些经济危机反而成为一些检验的标准，加强了人们对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进一步深信这种错误的认识反而是对的。这就是我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泡沫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有一些人可能早就看到了，并且认识到这种过去的趋势，超级的泡沫不会持续，而且是一种不健康的方式运行，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会持续如此长。

在1998年的时候，金融市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当时各方面当局都尽其所能来拯救金融市场，以防止经济出现更大的损伤。我们面临一个双重的任务：目前，短期的任务就是要减少并且重新恢复我们这个面临崩溃的信贷；另一个要我们在更好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全球金融体系，以防止未来进一步出现金融市场的崩溃以及使人们遭受更多的苦痛。

但是问题难在当前短期目标所需要的政策，恰恰与长期所需要的政策是相反的，正如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想让车子良好地向前运行，必须要把轮子全部朝一个方向开，所以在当前的情形下，我们首先要替换掉当前不好的金融信贷，并且给予政府支持和政府担保。

当然这种操作起来是非常微妙的，并不是那么容易，即使能够很成功地操作，我们认为可能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不会再出现像过去25年当中那样一直持续迅猛发展的情形了。因为过去主要是基于信贷的极度扩大，以及美国消费者花得比挣得还要多，我们不会有其他力量取代这两种力量。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局面不可能取代美国的消费者，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当中，外贸出口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最初的振动之后，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而且这个经济刺激计划如果不够的话，还会出台新的政策。中国也在积极恢复出口，投入为企业提供信贷和投资海外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经济的1/10，现在还不足以取代美国的消费者，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增长引擎，不会像过去的美国消费者那样，成为消费的一个最大的推动。但是中国在这一段期间同样会成为一个积极的推动力量，而且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进一步增强，作为引擎的力量会进一步增强。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比目前人们预测的增长速度要快。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如何管理好这种增长，以使它造福全世界。中国和其他世界各国有一个共同的力是保持中国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崛起。现在，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崩溃，他们需要在更好的基础上得以重建，而且国际政治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当前的国际机制不足以解决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等，所以我们要注意新的问题。在新的秩序当中，中国必须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这也意味着中国要有一个比现在还要大的话语权。而且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更好地适应新的世界秩序，发挥建设性作用。

20世纪西门子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

埃伯哈德舒墨

埃伯哈德舒墨，1940年生于德国柏林。在Darmstadt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进入西门子公司致力于核反应堆发展项目，特别是高温高压原子能设计。他在从事多年核工程技术研究之后，被任命为1300MW水能核反应堆的项目经理，核反应堆临近维色河畔的布勒名。此后，他又接手管理西门子在德国北部签下的4个核反应堆工厂。1980年，埃伯哈德舒墨成为核能工厂的总经理，该部门全面负责西门子在该领域所有的国内外业务。他在美国以及一些东欧国家建立了合资企业，并与德国、西班牙、瑞典、南非、巴西、加拿大的合作伙伴们展开亲密合作。这些业务的总销售额高达7亿美元。1990年，埃伯哈德舒墨就任西门子核能部总裁，主管核工厂的建立和服务。该部门约有3 500名员工。后来由于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核工业采取的某些政策使该项业务严重滑坡，西门子公司对其进行改组。1998年，埃伯哈德舒墨到西门子公司在北京的分支机构从事管理工作。

我的讲演包括四个方面：

一、西门子要树立什么样的商务形象？

二、商业环境怎样变化？

三、是什么驱动着公司不断发展？

四、公司内部存在对所有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因素或原则吗？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吗？

一、西门子要树立什么样的商务形象？

在电器与电子行业，我们名列第三，仅次于通用电气和IBM。我们的销售额平均每年增加5%，目前已高达每年550亿美元。这就是整个西门子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西门子在中国的情况。我已经提到，因为中国的法律允许合资，我们于1984年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子公司。但很不幸，我们还没有得到在中国销售产品的许可。我希望在中国加入WTO时我们能享有更多的商务自由。

二、商业环境怎样变化？

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集团崛起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必须管理，必须合并。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只有少数公司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我们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优胜劣汰过程。西门子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有很多不同。西门子的产品包罗万象，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家别的公司可以与之媲美。我们的业务涵盖能源、工业制造、通讯、信息、交通、人身保险和医疗服务，都是变革者孜孜以求的商业目标。

三、是什么驱动着公司不断发展？

我的回答是员工。他们是我们成功的主要动力。西门子是有着长达150年悠久历史的跨国公司。我们追求一流的管理，而这需要一流的管理体制和更多真正的管理人才。一流的管理是基于杰出的商业技能和强大的竞争力。它对领导层的要求则更为苛刻。领导层承担着全部的责任，而且必须比其他人付出更大的努力。他们是企业的灵魂。我们的企业是建立在团队精神的基础之上的，领导层就是这支队伍的教练组。员工们每年一度聚集在一起，对领导层的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通常是领导层（教练组）组织这样的讨论。多数的情况下，这些讨论是开放的、坦诚的。多数时候，我们通过对员工的调查来评估他们的满意程度。员工们也为企业的管理提供相关信息，他们大多表达了对公司内部沟通的重视。建立评估制度是很重要的。它引导公司走向繁荣并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进步。它包括九个要点：谁取得了进步、领导层、质量和发展策略、员工的价值取向、资源、流程、顾客和员工的满意度，以及公司经营状况。

四、公司内部存在对所有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因素或者原则吗？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吗？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持公司的长期繁荣。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管理策划和管理学习。这一点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将来的成功有赖于员工时刻保持着不断学习、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改变的高度警惕性。

如何创建一个公司

依琳诺洛芝

依琳诺洛芝女士，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1978年加盟摩根斯坦利银行，在诸多部门（如公司财务部、公共财政部等）担任主管职务。在此之前，她在华尔街从事了长时期的投资银行工作，曾经是美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的助手。

我有一个愿望：

我真心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能够成为CEO；我希望大家学到的是如何避免我曾经经历过的、你们离开校园后有可能面临的失误。

在我走进这个大厅的时候，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我真心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能够成为CEO。要成为一名CEO并没有一定的模式，今天我将要告诉大家的以及我所希望大家学到的，是如何避免我曾经经历过的、你们离开校园后将会面临的失误。作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的CEO，我希望首先将中金公司的发展历程介绍给大家。

关于中金公司：

中金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国际性投资银行，其宗旨是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国际、国内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中国第一家国际性投资银行，总部设在北京，并在上海和香港设有办事处，共有144位专业人才。中金公司是一家合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是一种金融中介，属于服务部门。建立一个服务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不同于产业企业，我们的宗旨是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国际、国内投资银行。中金公司建立之初便秉有多重目的。我们的首要目的是成为一个完全的营利性机构。其次，我们愿意帮助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且为中国的改革提供融资服务。我们的信条是关注客户，关注职员。作为一个服务性机构，我们希望我们的机构永远和我们最成功的客户以及最出色的职员一样好。

我们的五个合作伙伴是中国建设银行、摩根斯坦利、中国经济技术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我们的每一个合作伙伴都为这个集体增加了力量。

建立公司与创建事业和企业文化：

建立公司与创建事业有着不同的蓝图。公司和组织的实质就是为它的成员提供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企业文化。要区分建立公司与创建事业，理解两者的不同蓝图。创造力、革新力、判断力是一个出色的投资银行区别于一个平庸的投资银行的标志。如前所述，我们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客户至上，注重我们事业的多元性，把我们的文化建立在团队精神上。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技巧可以通过教授传播，恰如技术和分析能力可以通过阅读来获得；但我们无法传授的是创造力、革新力、判断力。任何一个公司和组织的实质就是为它的成员提供一个环境。我们对我们的成员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即致力于为他们创造一个完全职业化的、体面的、令人尊敬的工作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存在着职业的流动性，因为如此智慧的人群不会愿意在今后20年中重复同样的工作。在这个环境中，表现最出色者担任领导者，因为一个组织的强度就是它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在这个环境中，充满了投资银行业务创造财富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简单地看，我们是以一种平展方式组织起来的。大多数的投资银行都从一个组织结构中发展起来的、致力于研发工作的平展型机构。因为投资银行有一系列不同的事务，而每一条事务线有不同的风险。这些事务都需要不同的任务以不同的技术来完成。个人是不可能完全而直接地管理所有这些事务的。这正是多数投资银行采用平展结构的原因。本公司有一系列平行的事务线，而在团队合作中，这一系列的事务线都是在同一水平基础上的。这一平展结构的特点与您所将进入的文化氛围有着直接关系。这暗示着这将是一个开放而坦白的文化。

当两家公司合并时，两者在组织形式、企业文化、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等方面都是迥异的。不到一年以后，您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已经在市场上创造了几亿美元价值的新实体。这是真正国际意义上的银行业务。目前中国显然还不存在真正的投资银行业务。中金公司希望成为发展这一事业的种子。即使是今天的中金公司仍然缺少许多许可证。我们不能在亚洲市场上直接做贸易。但我们能在亚洲市场包括国际市场上从事承销业务。我们与中国官方长期合作，致力于将国际市场的操作规范转移并运用于今日的中国市场。但是中金公司的初衷来自两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中金公司初建时，所有成员使用同一种语言。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能在国际市场中运作自如的、达到世界标准的、中国的投资机构。这就是中金公司的筹备过程。

随后，一个投资银行集团和一些中国同行走到一起，接着又有一群律师加盟，共同生成一组文件。在一些工作人员到位后，我们的中金公司形成了。你们都可以发现，这个过程本身也许并不是创建一个企业的最佳道路。

中金公司的创建过程：

中金公司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开创一项事业，而现在则需要将集团的注意力集中到“让我们创建一个公司”上来。

什么是市场所要求的勤勉？我们是如何决策的？我们的长期业务计划如何？这些似乎是最基本的问题。但如果你拥有一群无比智慧的人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也许您就不再需要这些问号了。

投资银行家本身并不创建公司，投资银行家从事交易业务。他们完全懂得集团战略，他们懂得如何区分优秀管理和劣质管理，他们知道如何对商业和股票估价；但他们并非天天作决策。与雇员交流，激发他们的热情，使他们担负起责任，这是他们也必须担负起的完全不同类型的工作。因此，中金公司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开创一项事业，如何在从未实践过真正投资银行业务的中国创立这样的事业。

这些都是最初几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不断创新，不断调整。中金公司成长了，它的业务打开了。它以其高水平的咨询业务，高质量的技术和分析能力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它已壮大成为拥有144名优秀人才的新实体。去年五月，我的一位同事，中金公司的前任CEO，Osten Kollen由于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这对于中金公司事业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一个文化内部，它的领导者往往就代表了这个团体。因此，当我回到这里，人们都在疑惑：“谁是依琳？”一个女CEO？中金公司在我到来之前已经有两位CEO，他们都是男性。因此我最初努力做的是把人员重新团结起来，认识到中金公司已经遭受到的不止是人员上的损失，也是业务上的损失。事实上，没有人能替代Osten Kollen，但我们要做的是沿着他一直在跋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因此，我个人的，同时也是我事业上的挑战，一方面是意识到我必然被不断地与Osten Kollen比较并且可能落在其后，同时也要努力开始将集团的注意力集中到“让我们创建一个公司”上来。我们已经开创起了一项事业，但要取得长期的成功，就必须有一个结构，在中金公司内部建立起管理机制和决策机制，并且创建一个明确的企业文化。

中金公司的革命：

中金公司要拥有它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制度化的运作过程。这是我们最近6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做的，它将成为中金公司的标志；在中金公司，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

中金公司不是摩根斯坦利，中金公司不是中国建设银行，中金公司不是国有企业。我们的职员来自这些机构，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中金公司。我们如何为自己定位？这取决于您是从哪里来，也许还取决于您的年龄层；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中金公司是中国的微型Carson，在这里有来自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力量。而中金公司的未来则仍在酝酿中，并将由它的144位成员来塑造；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公司生存下去。无论谁是CEO，这个公司都要拥有它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制度化的运作过程。这是我们最近6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做的，它将成为中金公司的标志。

许多同事对我说：“依琳，这是行政事务。”经营报告、执行委员会、决策机制，所有这些都只是行政事务。于是我意识到，我们所未曾真正讨论过的是管理。我们如何与领导者交流？什么是管理？不同的角色各自应展现什么？我们仍然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

第一代领导人是幸运的。他们被放到这个职位上，6年来一直被恳请从事业务。而真正的挑战将在以后几年我们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时候。今天和明天中国的CEO是怎样一种角色？我告诉我的同事们，我将不再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我将不再对他们的业务做微观管理，我将不再对他们的一切负有责任，我将要开始对他们提问。我的同事们震惊了。我将成为一名选手，一个教练，我会引导他们，但最终，执委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对彼此负责，对公司的运作成功负责。

中金公司的企业文化与管理者：

中金公司的CEO和管理者应当是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榜样；目前，我可以为每个人作决策，但这决不是能让人们去学习的途径。他们必须在错误中学习；中金公司的管理者应当明白：“我的成功就是公司的成功，我的成功依赖于其他成员的成功”；公司的CEO应当创造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我们可以共同解决困难，在这里，不存在我的客户，只有公司的客户；在这里，人们对我工作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我在这里有着大量的投资。”

在中金公司，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关键是如何培养革新力、主动力、创造力。这不是我能越俎代庖的。环境、CEO、其他的管理人才可以为员工们提供榜样。如同园中撒种，您为它浇水，希望它繁茂，有朝一日花满枝桠。但你无法拔苗助长。无数次我企求这场变革的步伐更快些。但这需要时间。作为中金公司的CEO，我一直致力于灌输和表现企业文化。如果我们要开放和坦白，我首先必须开放和坦白。我希望我这么做了之后，人们也都能对我和他人开放和坦白。我的一些同事以前未曾从事过这项事业，在关注商业战略的过程中，他们担心下一笔交易不会到来。你一方面必须为他们提供引导，让他们确信只要服务好客户，下一笔业务必将轻松到来——尤其是在中国这个需求极大的环境中；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帮助他们建立商业判断力。目前，我们掌握的业务远超过我们所能处理的。您该如何拒绝一笔业务？您该如何表示我很愿意进行此项业务，只是目前我还不能？您如何判断哪些业务将给您带来高回报而哪些不会？这些都是培养商业判断力的挑战。目前，我可以为每个人作决策。但这绝不是能让人们去学习的途径。他们必须在错误中学习。

我如何定义成功？为什么我对定义成功如此关注？我希望中金公司中的每一位经理都能这样想：首先，我的成功就是公司的成功。其次，他们的成功依赖于其他成员的成功。当我发现我日常交往的人已经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他们感到他们可以做我正在做的工作并且他们非常愿意做我的工作时，那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一位经理所遇到的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就是寻找人才。要寻找到最合适的人是非常困难的，而关键就在如何招聘。因为投资银行业的招聘本身就是一种投资。因为在您进入公司的前3~5年，公司一直在为您投资，教您分析，提供公司和本行业的信息。在您经过了这几关后，在第四到第五年，您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成为一位突出的专业投资银行家，了解所有的公司财务技巧，懂得分析公司财务收支账目，善于阅读数据，体察公司运行状况。同时，学会分解公司战略并逐步实现每一个目标。有了五至六年的投资银行经历后，您就将开始为公司创造商业机会了。此时，回报期才开始。对于投资银行而言，无论是因为职员背叛还是不能胜任工作，人员损失的成本都是极高的。这就是选拔人员之难的原因所在。

我们可以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在这里，我们都认识到每个人的不足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我们可以共同解决困难；在这里，不存在我的客户，只有公司的客户。但如果您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这里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企业家，每一个银行家都有自己的客户，在摩根斯坦利，20年来有许多杰出的银行家，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发展，但又走到了我们的竞争者的公司中，因为人们相信从摩根斯坦利出来的人是最好的。如果有人愿意出足够高的报酬，他就能得到一位非常成功的银行家。我为什么说这些？有两个原因：第一，摩根斯坦利并不比其他公司的报酬更高，摩根斯坦利并不是因为它的高酬而吸引人。它吸引我，因为我发现，在这里，每天的工作都充满挑战，在这里，人们对我的工作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第二，我在这里有大量的投资。

关于BiMBA学员：

今天我留给大家的是中金公司已有的发展历程和公司组织形式，你们需要学会的是下一步如何运用技术改变工作环境，改变管理地位。正如组织需要不断自我再投资一样，作为一名职员，一位经理，作为一个领导人，也必须不断自我再投资。我为你们所拥有的前景而兴奋，为你们能解决那些未知领域的问题而兴奋，为你们能成为未来的领导者而兴奋。

在当今推崇科技的时代，什么是影响公司结构和劳动力转移以及顺利过渡的重要因素？在当今西方劳动力市场上，我这样已经工作20年的劳动力，或许再过5年就没有市场了。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的要求是适应性强，懂得在动态的经济环境中如何运作。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企业模式。令我兴奋的是我发现在中国可供选择的机会很多，因为在中国许多经济形式和经济规模并存。很多评论和争端明显与中国实际不符。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你进入一个企业或董事会的时候，你需要了解在这个动态的竞争环境中其他相关的子环境。

我可以举出微软的例子。众所周知，联邦贸易委员会曾说过，微软并不适合在美国生存。每个人都认为微软会失败。实际是怎样的呢？微软的确走出了美国，它成为在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国内银行业务的佼佼者。相信大家都知道微软最近对香港电信业的举动和影响。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运用“技术”动态地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模式。今天我留给大家的挑战是中金公司已有的发展历程和公司组织形式和结构。你们需要学会的是下一步如何运用技术改变工作环境，改变管理的地位。

有趣的是，今日的华尔街已被看作是相对年轻的行业，虽然年过50的华尔街领导者仍然从不使用电子邮件，偶尔使用也是出于被迫。同样，那些被最好的MBA学校录取的学生往往技术水平也很高。6年前我们曾经称他们为“激光头脑”。但是现在，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激光头脑”，你很难成为股票经纪人或投资银行家。这就是那些经营公司进行战略企划或者管理“激光头脑”的人所面临的挑战。这是非凡的发展。由于许多公司采用网络技术，它们极大地扩大了它们的客户群。

中金公司正在发展中，多数其他的优秀组织也都在发展中。如果他们停止不前，他们必将死亡。正如组织需要不断自我再投资一样，您，作为一名职员，一位经理，作为一个领导人，也必须不断自我再投资。这并不意味着您要经常改变您所在的位置，但这意味着您必须非常灵活，对您的公司的需要和所在行业的变化非常敏感。

我希望我能再年轻20岁。中国正在使我变得年轻。经过这些年，我已经变得更有耐心也更有幽默感了。但最重要的是我变得更易于兴奋了：我为你们所拥有的前景而兴奋，为你们能解决那些未知领域的问题而兴奋，为你们能成为未来的领导者而兴奋。

每天我都受到我所从未想到过的问题的挑战，每天我都为我的无知而羞愧；但最后，在这样的夜里，我仍然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所要承担的只是我自己的错误。如果你能避免它们，你就是一个更强的堡垒。

重构现代操作系统

Rick Rashid

Rick Rashid博士现任微软公司高级副总裁。1991年，他受比尔·盖茨委托创建微软研究院，并自此一直全权负责微软公司的各项基础研究工作。在担任此职位之前，他曾任微软研究院副总裁兼微软Redmond研究院的院长。1991年9月加入微软之前，Rick Rashid博士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197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并分别于1977年和1980年取得罗切斯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硕士和博士学位。1979年9月，Rick Rashid博士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之后，多次成功指导了网络操作平台的设计和应用，发表了几十篇有关计算机视觉、操作系统、分布式处理的编程语言、网络协议和通讯安全等领域的学术论文。20世纪70年代中期，Rick Rashid博士因参与开发最早的计算机网络游戏之一Alto Trek而享誉全世界。他还是卡内基梅隆大学Mach操作系统项目的负责人。这个系统的核心部分被世界上许多公司、组织、社团以及大学的研究实验室广泛使用，例如，NeXT公司、开放软件基金会等。Rick Rashid博士曾经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UNIX筹划指导委员会和计算机科学网络执行委员会的会员，还是美国计算机协会系统奖励委员会的前任主席。

非常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其实我对这个大学的环境是很熟悉的。我今天主要想谈一谈一个跟大学非常有关的课题，那就是科学技术怎样能够改变我们办教育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在大学里从事教育包括科研的方式，在硬件和软件里面现在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改变电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如果我们看一看在处理器还有存储图像和网络方面变化的话，这些变化的迅速和变化的惊讶，程序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快，而处理能力的增长比处理的能力还要快，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用途，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我想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现在开始使用自然语言来改变我们现在使用的应用程序。在1997年的时候，微软研究院推出了微软办公室的自然语言，当时主要是用它为一个文件的制造者提供服务，来改变作者的书写能力，这样的话大家更容易看懂，也确保没有错误。同一个技术也同样应用于其他方面，比如说总结案文，我们可以从一个文件中提取一些内容，从其他语言中也使用一些技术，在日语中也可以应用这个技术，这就是微软刚开始的程序。

从微软的XML层面，所以看到这一点，它的主要用途是告诉你怎么分析写这么一句话，可以对你这句话进行分析。这种技术可以来处理人类使用的文字，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写作，而且还能够帮助分析我们写的东西。我们在实验室正在研究一项问题，使我们能够阅读比如说字典或者百科全书，然后根据这些字典或者百科全书，不管是英文还是其他语言的，根据阅读的材料建立一个数据库，可以包括大量的信息。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这就是人脑脑部系统，向大家描述的这些信息，实际上是机动机器产生的，而且它通过一些在上面可以看到有脑类图。因为脑类有很多相关的词汇，比如说一个脑类是家禽或者是叫声，比如说鸭子的叫声，它实际上是自动产生的，而不是由人直接输入的信息。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对知识产生自然的数据库，现在我们正在使用这种自动的从人类的来源产生的信息来做这种数据库。

我想人民往往想使用它做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个事情叫自动问答系统。当然获得某些问题的时候，今天很多人使用搜索引擎，这样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想它应该叫做文件获取，它实际上是通过获得一系列文件，这样可以根据你的查询或者要求获取信息，特别的案例中实际上问了一个问题，中国总理是谁？你可以获得一些相关的文章，这其中最相关的反应实际上就是指向了一个网站，你查询中国总理是谁，它让你查询一个网站。实际上它与中国总理是谁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联系。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建立一个系统，它能够充分利用因特网的趋势，这样能够充分地处理网上的信息，而且也能够自动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是建立一个自动系统，如果比如说你有这个问题，谁是中国总理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得到什么呢？你会得到一个正确的回答，那么你就像我们搜索引擎一样，这种系统实际上也是上了一个网。建立很多的文件，这个文件与你这个问题是相关的，但是与搜索引擎不同，它使用自然语言或者合成的技术来充分把你这个信息进行联系，而且充分找到最有可能对你问题的回答，实际上这也是最正确的回答。如果你问一问中国的主席是谁呢？而且这样你也会得到正确的回答。我想这个系统根本对中国的主席、中国没有太多的了解，它实际上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把不同网站上的信息能够充分联系在一起。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它是不是知道我是谁呢，因此我就问了一下谁是微软研究院的头，好消息，他们的回答是很正确的，否则回答不正确，让它继续工作。当然还有其他很相像的回答，但是比如说微软研究院剑桥实验室的负责人，比如说在微软的研究院当中有一个首席科学家，也可以说首席科学家是微软研究院的头，可以有关时事的问题。这个系统的确在网络上有很多存储的信息，你可以充分挖掘这些信息，尽管系统不知道这个回答是什么样，可以做出相应的反应。林肯在美国内战的时候被刺杀，你问一下，林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他回答是1865年4月15日，我想这的确是最正确的答案。而且大家也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日期就是4月14日，还有一些网站在4月14日去世的，实际上这个答案是不对的。问一下林肯什么时候被刺杀，4月14日遇刺，4月15日去世，实际上是系统把所有的信息联在一起这样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问一问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他会说绿色的，很正确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颜色，同时给你相应的选择回答。如果问一问天空为什么是蓝的，这是很平常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小孩问家长的问题，我的小孩问，因为光线的原因。同时可以问一些具有哲理性的问题，你问一问生命的意义在哪儿呢？可能不止有一个意义，但是系统本身，他回答很对，生命的意义在于问题。我想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上面有上帝，有亲情，还有有42条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看这些系统如何改变我们做工作的方式，就像我们作为学生、作为教授，受到影响一样。我想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实际上正在发生转变，在新的世界中信息将会得到广泛的公布，而且它存储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技术改变被我们充分理解和想象。我们建立非系统式的系统，他有很多的客户，很多的服务器，而且可以提供多种的服务。

在企业界来说，企业界人士往往会谈XML的网络服务。XML实际上是标准的方式来描述信息的标准方式，它实际上是对数据做一些标志，这样它能够把这个信息与其他信息进行相应的联系。在这种企业界在XML网络服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有对知识和交换开放的标准，有这种联系不太紧密的编程方式，它是在网络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能够获取以XML方式存储的数据和信息，而且应用将是自我描述性的，数据也是自我描述性的。

当我在马里兰州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我们曾经建立这种系统，而且我们当时努力实现这种目标，进而我们现在实现了这种目标。这个图向大家展示的就是网络服务XML网络服务的基础架构（指屏幕），关键一点在基础层它实际上以因特网的技术建立起来的，HTTP与SMTP，它是信息交换的标准，在这上面有一系列的标准。通过这些标准，我们获取信息，可以找到服务，可以找到服务为你做的事情，和信息结构，进行信息的处理和数据的处理，其中关键的一点叫做松散式编程方式。它还看到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允许双方的协议使用，而没有所谓权威存在。

那么对于我们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技术实际上一般转化成产品的话，可以对学术研究和研究方式发生影响，大规模存储的方式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好地组成我们的信息，可以存储相当长的信息，并且可以在线存储。比如说在今后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个人电脑有TV级的存储，其实TV是相当大量的存储，它可以把你从出生到去世所有的谈话都能够记录下来。如果大家来看一看在科学上的存储意味着什么呢？它也就意味着你不用只是在纸上记下我们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计算成果或者计算材料进行电子化的存储，而且也可以长期的保存，使别人充分利用。网络的存储意味着应用使人们能够访问科学家建立的数据中心，也可以使他们获得新的信息和新的数据，将会是自我描述性的。这种信息可以得到保护，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学者，或者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学生，曾经与同事进行合作或写一篇论文，这样你可以充分地保护这些论文，可以保证只有被允许的人才能访问，直到有一天整个世界都能够看到这篇论文为止。实际上今天出现的这种事情，我们的确在线与所有人分享我们发表的文章，这样使所有人能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许多科学家他们都共享他们的基础研究的文件，特别是HTTP或者FTP这种方式进行下载，但是信息的形式往往是有缺陷的。你没有对信息的格式有一个充分的保存和保护，每一个研究者都有他自己的信息，都有他自己的数据，而且每个应用都是在个人的电脑上跑的。我想如果我们来看看明天是什么情况，可以使用我们的技术能够改变我们做研究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线分享我们的文章，以及可以分享其他人对我们的评论，这样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论文作者正在做什么，而且也可以看到其他科学家对某篇论文的评论。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个公开用的数据库，每个人都可以访问有关的信息，但是实际上可以在网络的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因此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有这种网络服务的数据联盟，可以说数据服务是相当大的，而且是分布在网络上的。JIM会谈一谈他做的工作，因此我不会讲得太详细，太多，这样就不会提前泄露他讲的内容。我大概讲一点，他首先就是把基础的信息放到网上去，比如说他做Terra服务器的工作，可能是五到八年前做的工作，可以把基础的信息，比如卫星的资料或者其他的资料放到网上去。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们需要的话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比如金字塔的信息和交通的信息等。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仔细看一看，上面有一个交通堵塞，在桥上有一个交通堵塞。它的确给我们一种感觉，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力量把信息放到网上去，Terra服务器可以服务成百上千万人。通过网站为他们服务，可以继续为他们提供相关的数据，但是由于它是网站，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到这个网站来查询信息，因此我们要提出网络服务的概念。JIM和小组做的工作就是，能够把这个网站变成一个服务，这种服务实际上通过跑因特网的应用来获得这个服务。信息可以是自我描述性的，而且是标准的格式，UDDI这种方式进行服务或者可以是自我发现式，同时通过因特网的协议获得这种服务。过了不长时间，他们做的TIAL，后来美国农业部也使用了他们的服务，通过这种服务帮助美国农场主充分利用他们的土地，实际上这可以通过网上的服务，农场主服务，通过跑某些应用使他们获得服务。现在正在与企业界人士进行合作，也是涉及天文学的工作。我想我不会讲得太多，还有很多有关科学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学家他们建立这种叫做数字化的天空扫描仪，这样建立一个虚拟的天文观测站，使科学家24小时能观测天文现象。我想这实际上就是学者研究，而且我们的技术可以充分改变我们做学者研究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科学技术如何能够改变教授知识的方式，比如我们想到教授电脑，我做教授的时候，首先做的一个事情是弄一个教室，弄一些电脑，让学生坐在电脑后边，我想这可能是一个笑话，但是这是曾经我们这么做的，因为学生坐在电脑后边。教授根本看不到他们。在于过去的教授方式我们现在对它进行改变，把它做成电脑化的教授方式，实际上并不需要把上课能够改变成电子化的教育。我想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使这样的技术使教授上课更加容易，使男教授和女教授都能够获取相关的信息，使他们更好教授知识，更好完成任务。我们也可以充分改变这种互动的方式，因此这样可以使教育以合作的方式，一种延续的方式来进行教育。可以使教授不断与学生进行互动，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个视频资料，我希望我能够放出来。

（指屏幕）

这是向大家展示典型的案例，未来教室会是什么样的。而且实际上我想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所有的在这儿展示教室的技术，都是已经存在了，我们正在向全世界各地推广。

这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教室，传统教室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有关教案，这是传统的教案，因此实际上这种普通的文本可以做成电子化的文本。这个服务器可以能够把这些数据做简码，这样做可以提高效率，加强从服务器到客户端的联系。所以现在普通的案文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服务器可以通过解码把加密的有关的学校的案文加以处理，这其中涉及到一系列的系统和非系统的密钥，学生也可以使用自己的密钥接触自己的材料，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是比较理想化的结局。当然这里要传达的想法就是你们能够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学生和教授和助理教师能够非常积极地进行互动，不仅在上课的时候，而且在课下也能够如此。一旦有问题，出现难题他们需要更多信息的时候，他们可以互动。你们在片子中可以看到各种信息和技术比较有未来化的倾向，实际上整个的这一套系统现在在网上在一系列大学当中都可以使用，包括华盛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卡奈基梅隆大学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些系统。他们有一个一体化系统帮助老师进行教学。所以这里要讲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集中关注于技术，而且要主要关注于教学，关注我们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我们现在可以不仅仅使用技术来帮助教师，还可以帮助学生来学习。大家在短片中看到有一个设备，也就是所谓Tablet个人计算机。这种计算机很快就要上市，可以帮助大家更好记笔记，获取信息，为学生提供信息，同时教授也可以使用，可以拿着计算机边给学生解释他们要讲的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无线的应用，实际上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在屏幕上写字，而不是在黑板上写字，也就可以使我更方便在教学的时候使用一些幻灯片，提供一些资料。实际上正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现的这一技术应用，这一产品当中包含很多的技术。根据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也就是校园的实验计划，我们也在进一步推动这个技术，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来建立更多的网站，提供这种服务，像大家看到的短片这样，来帮助教授创造更多的备讲备课材料，同时让学生更好的接触这些讲课的材料。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眼睛实验室的项目，在线向学生提供一些服务，使得他们每天24小时都能够从偏远的地方接触有关的材料，实际上这叫电子教室的计划。麻省理工学院也在和其他学生，比如新加坡大学共同合作，通过因特网向学生提供一些实验室的服务，进一步拓展他们可以获得的教学材料的范围。这里还有一些实例。这当然都是一些总括性的介绍，介绍麻省理工学院和我们参与的项目，向大家展示我们如何来帮助教育者帮助教师，不仅仅是通过网站，而且通过网络的服务提高教学的质量，通过一种标准的格式，通过开放的框架，使得我们能够彼此分享教学方面的体会、经验。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科目和具体的课程，最近我们也宣布了也就是我们进一步实现数字化的档案资料。我们希望能够最终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知道通过网络提供这些资料可以极大地拓展我们的能力和能量。

我想总结一下，现在有一种独特的机会，因为我们在这当中发现很多的变化，我们如何治学，如何进行科研，如何进行教学，都因为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信息都集中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实现更大的发展，可以改变我们教学的思路，可以把我们以前一些教学的材料，再次集中起来，以标准的格式，与其他的教学者加以分享，为他们创造一种独特的教学，为学生创造独特学习的经历。我想网络的这种基础设施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推荐的，以帮助我们实现的目标。

非常感谢，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北京大学。

思科董事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北大演讲

钱伯斯

约翰·钱伯斯是当今世界最出色的企业经理人之一。约翰·钱伯斯从1995年1月开始担任思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经过4年多时间，思科确立了在联网工业所有主要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拓展了新的市场领域。

我有机会，大概一个月以前在斯坦福大学作过演讲，和他们的学生分享我的想法。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谈一谈，如果你们同意我所说的一切，那我肯定我的演讲就失败了，我今天的目的是向你们挑战未来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而不是说不要想明年的事或者二三年以后的事，要想5年、15年以后的事情和愿景，当然了因特网在未来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公司里，在世界上你们觉得更多的业务，他们知道他们如何运用技术会决定公司的未来，另外对创新也会有很大的作用。为企业的创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在转变过程中，在就业过程中要起什么样的作用，那么我们未来是怎么样的呢？我很有幸和很多人谈这个问题，他们不管各方面的政策，比如我们必须要在创造中产阶级的数量，创造更多的机会，有更多更多的政府和企业界的领导人都知道这方面的等式是什么样的，教育系统很重要，基础设施非常重要，不光是道路，未来还有固网，移动网，宽带，如何创新？创新本身是不是成功？除非你进行市场转型，创新就不会成功，商业的变化，政府的变化等等，另外过去我也讲过，政府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所以我们在这四方面做得怎么样，决定了你们的未来。

下面我来脱掉我的外衣和你们谈谈，你们不一定要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向你们挑战一下未来怎么样，我想未来什么样呢？并不是一年以前《时代杂志》说的，也就是说怎么样呢？是你，那大概是五年以前的事了，年度人物应该是谁呢？不是你，是我们，实际上是合作的力量，团体工作，团队工作，这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未来，那么因特网第一代的推动，是同企业使用技术，那么下一代肯定是由年轻人所驱动的，社会网络来推动我们的业务的发展，我们将使用技术的每一个方面，大家看到的，很多年轻人今天使用这样的技术，在我们的业务里，不光是自由自主的来学习，而且还要学到，我们如何不光是自己来工作，而是我们应该用独特的方式来进行合作，我们来看看商业周刊的文章他说的很好，你们会由于，我们在我们强大的能力的基础上变化，高速网络的连接，你会看到，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在未来的十年带来迄今为止最大的变化，我们要看到全新的工具。那么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思科公司创造了很多新的工具，不光改变我们的工作地点，我们如何工作，甚至改变我们工作性质的本身。

我们回过头看一看因特网的第一阶段，交易的生产力，政府，网上政府等等，10多年以前，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像思科公司这样的公司，我们利用了互联网的能力，所认识到可以改变我们的业务，我们在互联网上下订单，现在95%的订单，在90年代不是在2000年，90年代初我就知道这一点，我们实现了客户资助的服务，1993年、1994年我们就实现了这一点，另外改变了我们的商务模式，我们的核心和我们的外垒，外包等等，所以我们觉得最好的是有合作伙伴，所以我们转到了中国，推动了生产力，不仅仅是给我们同事高30%，而且是高300%，所以我们是非常伟大的公司，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相比我们经竞争者来说，大家也看到，在我的观点当中我也说了，我们的愿景，我们和世界银行和格林斯邦，我们给他们看了初步的图表，他说恐怕我们的生产力不会这么高，我们作为公司10%，将会横跨我们公司所有的业务所取得的全面的发展，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对世界的各国银行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说美国、美国的生产力每一年的增长不仅是1%~5%，克林顿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在呈直线的上升，这个图清楚的表现了，我们的生产力不断的上升，每年增长1%的话，那么美72年，生活水平要提高一倍，每年增长3%，每一代人都会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但是你如果增长率达到年5%的话，你十几年就会翻一番，所以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你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每一个十年都能使生活水平翻一番。但是你如果看一看这个图，突然在美国，发达国家又下降了1%~2%，你们作为商业领导人，你说我理解互联网推动了我的商务业，但是我今天做出一个决策，比如说我还有，要不要进入新的市场机会，是不是要收购另外一个公司，或者我要搞其他的股票行动，我如果每年只是说通过投资ERAT，每年只增长1%~2%，那我恐怕要把钱投入到其他的领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在IT领域他们都相信，你改变了你进行的投资，改变你的流程的时候，那么到底IT对我的战略起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帮助我实现这个作用，让我进入附近的领域，不光使我的公司上涨1%，要有更大领域的增长，那么IT领域必须要和他们的CEO很好的沟通，不光是技术方面，而且社交网络，而且如何能够找到这样的一种观念，能够帮助我们的政府领导人，实现他们的目标。

我认为，我们所要看到的就跟90年代有一点相似的地方，这个时代我们会看到第二阶段的互联网，这样的话能够使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这是有关我们的，不是我自己，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笔交易的情况，也不是另外谁，也不是说是一个自主的服务，是说怎么样协助，我认为这个可以完全的改变人们的业务模式，我们觉得大部分这个客户的支持都是虚拟的，提供给客户，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提供给支持，很大的支持都是自动化的，我们要改变自己的业务模式，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去看这个客户，我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跟他们打交道，现在我也虚拟的通过，就跟我们看到的星空大战那种演示一样，通过那样的技术，我们可以跟他们有面对面的谈话，即使是2千英里以外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就好像是真正在那儿一样，跟他们进行这样的开会，这个也会改变这个创新，也会改变我们怎么样尽快地推出产品的时间，或者把产品商品化，这就需要我们做很多的东西，从控制、命令，而且这里我当然是命令和控制的了，我非常喜欢这样，但是我们要把它变，我们要把这么多的人都控制起来，实际上是我一个人。未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做团队的合作和协作，这个对学校和老师来讲都是挑战的，因为我们中间很多的大学培训的就是说，看看你这个人，你左边的人，右边的人，你得像他们那样，在未来是说怎么样人们合作在一起工作，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更快的速度取得这个成就，取得这个东西，而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够成就的，因此这就是说，一方面是技术能够改变这一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培训自己的方式，培训领导力的方式也有变化。我们也会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从教育的角度来讲，到医疗卫生，到业务的方式，到政府的实施等等，这些都是围绕着一个东西，就是协作，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协作，所有的Web2.0不光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都会通过这个来学习这样的一种互相协作的技术，比如说在线的社交网络，以及我们所说的任何的一种实施，在业务的方式使得我们能够更快的速度来有这样的协作和合作，这就是我和央行美国、联邦政府都在谈论的这个内容，这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我跟格林斯潘我也是这样的谈的，我是一个半月以前见到他的，他会说你会看到每年会有200%到300%的增长，那么你这个概念也是有道理的，我现在给你们的挑战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将会是这样的，我们正在实施在公司里面，那么未来的业务和政府就是围绕着这些来做，格林斯潘也说对了一个事情，就是创新2%到3%的生产力的提高，我们要改变这个流程，因为我们有了IT，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创新的浪潮的话，比如说一个网络的第二个阶段的发展，那么很难使我们所需要的生产力得以发展，因此我们在看到生产力的时候是个量，我们还需要三个周，一个是流程的变革，另外一个是资本的支出，再有一个就是创新的能力，这三个轴，那么跟社会工具不一样的，年轻人使用这些社会工具，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流程，也就是说这里没有必要，让大家同意我所说的一切，但是我只是让大家朝这个方向来给你们挑战，让你们想一下，在思科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们这个公司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在我们的执行能力方面，并不是今年的创新，是未来3~5年的创新，我们要抓住这个愿景，这个不光是做公司来讲还是一个新产品来讲，还是新市场来讲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可持续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在市场上我们有很多的同样的竞争对手，如果没有差分化的话你就不能够赚钱，怎么做呢？在今后的一年到一年半，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授权这样的协作，同时也告诉人们一种规矩，就是到底是产品的方面还是一个新的，我们所进入的新的领域，我们怎么来做，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可持续的差分化的东西，我们在短期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作为公司来说，15年前，我们说了，网络会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生活、住所有的方式都会被改变，智能会进入到网络当中去，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你的流程在哪儿，信息存在哪儿，以及应用在哪些地方，有的时候服务器在哪儿？内容在哪儿？那么这个网络来弄，不用你操心，这也是业务模式所影响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可持续的差分化就是要听客户的，客户会告诉我们怎么做。

创新不是说自己做，不是说你自己来怎么做，你不做得特别快的话，你怎么样通过并购来做呢？如果是一个大的公司，你就要跟他结成一个伙伴，我们有了130个并购这样的活动，在这个行业当中，90%的并购都是失败的，那么我们的70%这样的并购全是成功的，我们做的这个合作伙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也有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合作关系，非常成功。我们不光从生产的角度也从价格的角度，并不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概念，具体的东西，只不过是说合作的概念，这样的话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我们衡量的方法是不是说我们有30%的市场分量，不是这样来衡量的，我们看一下不光是企业方面来讲，思科的就是一种概念，我们怎么来做？再一个怎么样抓住市场的转型，就是利用这个市场的转型来有你差分化的东西，我们在IBM工作过，或者说我们看一下以前可能是不是未来就是主机呢？不是的话，我们要花20年来转型，以前我跟一个实验室跟阿旺博士合作，他是我的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跟我打网球的，现在从计算机方面来讲，变成小型的计算，如果执行得不好就会失败，所以我们要抓住市场转型的机会，找出关键的东西，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看一下1997年的市场转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到拉斯维加斯当时有一个会议，5 000多人，当时都同意了我刚才所说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倾听客户，我们知道这个转型都是数据、语音、视频三网的合一，都是通讯的问题，如果这个出现以后，就会有一些整合，比如传统的数据的通讯和语音的通讯都要进行整合。那么语音变成了一个网络的商品，它中间的一小部分的下载，首先把它商品化，然后是免费的，我想有一些人听到这个话不会特别高兴，事实上每一个工具就是连接到这个网络上了，那么为什么这个重要呢？你可以看一下市场的转型做得对的话，你就会有这样的产品，你这个公司也可以生产这样的产品，这样的话你能达到你的目标，这样的话我们就跟很多的同行在一起，在2000年我们看到整个业务模式都有新的变化，我们就要使得这个网络有这个生产力的变化，业务模式的变化，也是非常巨大的，然后一年半以前，我们也说了，会有两个主要的变化，一个是协作，同时还有网络变成了一个平台，使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光是通讯和IT的东西。所以说你可以同意我刚才给大家放的三张幻灯片，你就有一个概念，你就知道怎么抓住市场转型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有了市场转型抓不住就不会成功，为什么要全球化呢？我们都知道全球化的概念，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全球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增长，我也是全球化的，但是我是为了创新，为了人才，而且我们是把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就是成长、创新和人才，这是未来所在这样的话市场转型怎么样，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怎么变呢？是这一张图说明了一切，你看，总的GDP超过了其他的国家，我们看一下未来是怎么样呢？不光是GDP的增长，你看思科公司能够使90%的东西在发达国家发生，那么我们也认识到，五年之后，可能我们很多的客户，会是在新兴国家的，我们要抓住这个转型，我们不是说做一个路由器，我们怎么把国家的转型的机会抓住，政府领导他们也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也说了，我们能够使一切不断的有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光是在一个国家这么做，在所有的新兴国家都这么做，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我们在发达国家这么做的，以前IT的公司都没有这样做过，我们会有一个社会的网络，我们叫做理事会，我们使它能够推动，一切能够发生，两年之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季度都是13%到15%，我们确实在西欧、美国都有这样的发展，如果去了沙特或者阿塞拜疆或者印度这样的地方，我们就要看一下怎么转型这样的国家，我们要跟政府会谈，谈到可复制的模式，所以我们看一下整个的流程，转型所看到的东西，大部分的公司他们会关注这个季度的公司，特别是上市的公司他们会关注今年季度的表现，这样的话你不能够成为一个领袖，你短期的期望值，所有的决策我们作为公司来讲，我们现在，我都不说我，说我们了，我们是一个单一的个人，公司的前十名变成了公司的前300位，前3 000名，我们是要着眼于5~10年的东西来看我们的策略。我们怎么来参与这一切呢？不是说我竞争对手是谁，我怎么样跟这个竞争对手竞争，我不关注这个东西，我们关注的是市场的转型机会，我们是说竞争可以对这个转型带来影响，对我们。

那么下面我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怎么作为公司来改变的？我们现在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也实施了这些东西，用了四年的时间，比如ERP的实施我们花了三年，2 000人关注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之后才会有一些生产力提升，后来我就在这儿做了一些变化，我们不是四年做的，我12个月就有了变化，我们改了业务的各个方面，我们怎么跟客户交流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客户的接触，我们都是虚拟的，我们法律的服务等等也是通过虚拟化的实施来做的。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从中所得到的东西，我们要跟客户或者是我的首席的开发官员他们所得到的消息，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公司里头一起来看一下，每年都出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思路，现在我们从几千的雇员，我们这样的话有了更多的能力，我们有了更多的应用的能力，我们重新的把全球的资源或者想法都整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想法，作为一个团队来讲，我们就给他100万美元的预算，让他实施好的想法，我们是全球框架下的实施，所以都是非正规的结构，现在我们在实施，在我们的公司跟我们的客户，在全球范围内都这么做，我们要聆听一下客户的意见，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也是很难的一点，我们在怎么做呢？大家看，一年半以前，我在全球花了两周时间，在这段时间，我经常是每天晚上睡三个小时，我们从美国出发，到了中国然后到了印度，到了中东，白宫给我打电话，当时我们和胡锦涛和布什总统的宴会桌上我也出席了，然后又到科林夫兰又回到了欧洲，又到了亚洲的其他国家，简直是把我和我的团队都要累死了，但是非常成功，最后还是成功了，我们搞了很多的协作和合作，开始的时候在早上的印度棒阁萝（音），使我们的网真和他们的团队，然后又到科林夫兰，然后又到英国，然后到基辅和他们政府的高级政治顾问三个半小时，而不是几天的时间，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赶到了这样的一种虚拟社会，我有这样的一种社会，思科公司开这样的会议，一年以前我有很大的屋子，3 000、5 000千人，我们通过我们的IPTV，通过思科这样的电视来转播，一个半月以前我们又开了一个会，也就两百人，实际上会议我们就是搞了一个网真这样的会议，我们进行了一个会议，在整个的团队，我看到我们的团队，香港的团队、洛杉矶的团队、波士顿的团队、伦敦的团队，看到波士顿3千英里以外，我看到他穿的短裤，但是我说，我不在意你坐在第一排，但是你脚上的毛太长了，大家离得你如此之近就像我今天看到你们一样，今年我们减少了1/10的员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合作协作这样的会议，我们的公司，我自己和在伦敦，在欧洲、香港的团队开会，然后我还可以看到全球的活动，实际上我们过去都没有试过这方面的东西，但是结果非常好，但是可以看到什么是成为可能的，我们这样一种内部的协作，我们使用我们的，我们今年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工作，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几十亿美元的市场，这样的话非常可行，那么下一步做什么呢？我们会在世界上，到世界上所有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我可以向大家，用这样的一种概念，如果你们同意这样概念的话，如果你们做得很好的话，我也可以把你们也作为我们的思科的员工来做，这样的话你来负责这个项目，但是你必须能够通达到全世界所有的员工才行，他们都是你的团队，大家可以说好了，这样就OK了，但是这一些如何组合到一起，如何使用这种能力，如何使用这些等等，在公司内部合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想在公司里面讨论，我们发布出去，通过内部的博客，阅读相关的话题，书签，我们有思科，百科，然后了解更多的情况，看看人们了解的各种情况，他们各种想法，到底我们每个人的背景是什么？每个人的想法怎么样，然后每个人可以发表他们的想法，我们愿意他们想法，喜欢他们的想法，这样的话和任何人都可以沟通，不用像过去2千人左右，我们可以由很少的人来做。

下面讲决策领导人，CEO干什么？CEO四大作用，第一决定公司的战略和愿景。第二来领导团队，找到其他的领导人领导他们，第三，我本来不了解，我当CEO才了解，你要发展公司的文化，伟大的公司必须要有强大的文化，第四必须要进行沟通，但是领导者在你们的公司里面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望，对我来说，十年并没有变化，我希望第一条结果必须要很好，第二，你的领导人发展你的团队的质量怎么样，第三他们必须真正的了解我们的行业，不管你是工程师也好，什么也好，都要理解你行业的情况。第四如何在他们的组织内部进行沟通，如何促进文化的变革，那么现在比如说谁能提升，谁能不提升，我觉得你们到底能够进行跨文化的变革，有多么好，沟通技巧有多么强，衡量他们，看看他们如何能够进行，有很好的愿景，很好的战略和很好的实施，实际上我觉得根据他们的做得怎么样，来决定他们的奖金，不管怎么样，我们从一个共命令和控制过去的结构，一种传统层级到一种次层级的，是一种社会的网络，社交的网络，协作互相沟通，互相咨询，这方面我们必须有很好的人，和大家来进行沟通。所以这是我们运行委员会，我的确是和他们的成员经常沟通，来完成他们的所有的合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图，我们花了六年的时间才走到这一步。

我们2001年开始的，第一年我们还苦苦挣扎，实际上大家向我报告，我到底应该怎么领导他们呢？我理解他们的苦衷，我就说，你不用向我报告，给我预算让我控制，现在不行，我们有了这样的流程的话，我们每年都有改变，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新兴市场，18个月，在所有IT公司里面，领军人物，实际上我们服务的虚拟模式在两年以前就做得非常好，在我们行业中有非常好，得到了很好的客户满意度，你们非常成功了，没错，谁想来当CEO呢？选你吧！你就是我的CEO，你现在要做决定了，你非常成功，每年做这个，四年每年选一个，去年你做了两个，做得不错，你的股票上升得很快，股价，增加了很多客户的满意度，那么现在呢？下一年你准备怎么做？做多少？再增加30%，好30%俩，就是2.6，也可能3%吧！

好了，这是一个新的CEO，你准备怎么做？

50%吧！

你想猜猜吗？

再来一个13%吧！

现在你们都是我们的员工了，我要从2%到20%这样一个幅度，这就是我们的领导团队这么做的，但是你能不能这么做呢？这一方面你给我多大的支持呢？他们看到我说，没有人能做20%，要要做3%，所以就是这么做的，我的领导团队，恐怕会超不过2%~3%，这会发生完全的变化，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意味着什么呢？在全球都会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际上走到下一代，成为下一代公司，我们作为一个公司，肯定我们自己会变化，变成从过去的控制变成创新的另一代公司。

尽管我们现在，从客户满意度来讲，在行业是领先的，我们会完全的转型这样的东西，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每一年都跟我们见一次，我们是更短的时间坐在一起谈，我们有很多的资源使得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北京我们有这个资源，用虚拟的东西来做这些东西，在中国我们也是非常成功的，我们要考虑一下，怎么样把这个关系做出一个新的篇章，我们怎么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做合作关系的东西，作为来讲，我们要做出相关的承诺，就是说，12年前我做了一个承诺，这是我作为CEO所做的第一个承诺，比如说我们非常关注中国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做得非常成功，希望有一些变化，我觉得我们会改变这个关系，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承诺我们会看到未来的东西在今后未来，比如说24小时会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会从市场领先的份额上做一个更多的转型，你记得吧，IT的公司，高科技，他们都不可能是有这么好的市场份额很好的利润，而且都是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但是我们这个概念做得特别好，我们会看一下，怎么样在转型当中来做，同时至少在金融的市场上，我们会看到市场资本化，也就是说对你未来的期望值，在过去的20个月当中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没有比这更快的转型了。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看到市场是怎么变的，如果你不随着市场变就不行，不管你以前怎么成功的都不行。

我们看一下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你们看到，你作为这个行业的领袖，你需要有另外一个理念，拿思科来讲，我们也是基本上把所有的企业责任都做了，我们在美国是这么做的，我们在纽约的股市上，我们得到了很多有关企业责任的奖励，而且我们在股市上是排名第二个，我们在很大的市场份额，我们有660亿美元，所以说我们看到不管是思科的网络技术学院，我们也有很多的学生在过去，同时不管是从什么样的环境中来讲，也就是说这都是突破性的市场，就是你和我们，我不希望大家都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确实是给你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我想我现在就说到这儿了，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挑战，谁愿意问第一个问题。

用友神话是如何创造的

王文京

王文京，用友总裁。1964年12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县。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1983年8月至1988年10月，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工作；1988年10月15日，从机关辞职，与苏启强合伙创办用友公司；1992年11月，被评为“中国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1993年2月，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1994年9月，被评为“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1998年2月，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尊敬的张维迎院长，尊敬的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首先感谢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给我这样一个邀请，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在座各位有一个交流。同时我也特别感谢各位同学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听我这样一个演讲。

刚才张院长对我所在的公司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确实用友的发展，包括用友的现在和未来，一直是在各个方面，包括用户，包括我们的学者，也包括政府部门的关心和帮助之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就是软件产业的发展和软件企业的经营。

软件产业发展——如何发展一个牛背上的产业？

有人说软件这个产业是一个很特别的产业，有的专家把它认为是一个属于牛背上的这样一个产业。可能在座有的也骑过牛，那么在牛背上的感觉呢，是很特别的，充满挑战。软件就是这样一个产业。我们谈软件，一定是离不开整个IT产业，因为软件现在是IT产业一个重要的构成，大家都谈论了好几年IT这个产业。IT业尽管这一年多没有像前面几年那么热，但是仍旧是全球范围内产业关注的中心，也是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在IT的整个产业发展里边，有一个结构性的变迁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从硬件主导发展到软件主导，第三个阶段是服务主导。在发达的国家，特别是IT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但是在中国呢，我们认为现在刚刚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软件主导这样一个阶段开始到来。

（指屏幕）这里有一个表，这个表里边有两条曲线，下面这条曲线是中国软件产业的未来，一直到2004年这样一个增长的趋势；上面那条线是整个IT总体市场的发展趋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一样的数字，一个就是在整个IT市场里边，平均的年增长率是22.9%，但是软件的年均增长率是39.8%，这个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整个IT市场的增长速度。

软件这个行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可能大家听到软件或者说了解到软件这个产业时间并不很长，最早的话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但实际上这个产业，作为独立的一个产业发展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应该说有差不多50年的历史。软件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商业业务，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产生于1950年，当时是IBM作了一个推动，把软件从硬件里独立出来，诱发了这样一个独立的商业业务的出现，由此产生了独立的软件产业。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历过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从硬件里边脱胎出来，第二个阶段就进入到软件的这个产品可以重复销售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软件产品发展的时代。在第一个阶段，当时一些著名的公司出现了，像IBM，像EDS，像CSC，EDS现在仍旧是一个很重要的系统集成商，当时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计算机技术和语言。

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业界的人士在关注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怎么样给软件产品定价，第二个就是怎么样锁定客户，第三个怎么样去引发网络的效益。在这个过程之中，一个重要的商业模式出现了，就是许可证，就是软件的许可证的资格，所谓的License。因为这样一个许可证的制度，使得软件可以大规模生产和销售。在这个阶段，也诞生了一批著名的国际软件公司。这个大家都熟知了，像Oracle，像SAP，像微软公司。这个产业的发展到了最新的阶段是作为服务的形态在出现，就是软件越来越成为一种服务。这也是当今软件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批新型的软件公司。像当年的Netscape这样的公司，像现在一些做电子商务的公司，Broadvision这样一些公司。

在整个软件这样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硬件也有几个不同的发展，从最早的主机的阶段，到PC，到后面的基于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架构。

如果我们把软件业的类型再细分的话呢，它可以分为这样三类公司：第一类就是面向大众市场的软件公司；第二类就是所谓的企业解决方案公司；第三类就是专业服务的公司。第一类公司里边最具代表的全球公司就是微软公司。在我们国内一个著名的软件公司就是金山公司。

在这几个不同类型的软件公司里边，有专业机构研究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之前，很多人认为，一个软件企业的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马上会想到是技术、是产品，但是麦肯锡的研究结果表明，三个不同类型的软件公司，它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不一样的。

第一类的大众市场的软件公司，特别是针对消费市场的软件公司。它最关键的成功因素是营销，然后是合作活动，然后是全球化，然后是人员管理，最后是产品开发。这跟我们想像的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看到在这个领域成功的公司确实是这个现象。我们知道微软公司在全球是很成功的。当然它的产品做得不错。但是事实上我们感受到比它的产品做得更好的是它的营销。所以营销是这一类公司第一的成功关键要素。

第二类的公司，就是做解决方案的，像国际上的SAP这样的公司，做ERP软件的，我们用友也属于这个类型的公司。这个类型的公司，它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依照顺序排，首先是它的合作活动，也就说产业的合作。SAP在全球的成功，特别是在美国市场的成功，最重要是得益于它和五大，就是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编者注：现在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咨询公司，PWC这样一些公司的业务上的合作。它一块钱的软件业务，带来了五块钱，甚至是十块钱的服务业务。这样形成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又推动了SAP软件的推广。第二个是它的服务战略，然后是营销，排在最后的还是产品开发。

第三类的公司，就是专业服务的公司，典型的代表是国际五大。国内最近几年发展很好的就是汉普咨询公司。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这一类服务公司里面，反倒软件开发在整个成功要素里面占的位置比前面两类公司还更靠前。这可能跟我们平常想象的不太一样。

对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也可以把它作细分，一类就是做服务和应用集成的，一类就是提供全套的企业应用软件的，另一类是定位于提供某一个专业领域的应用软件的。第一类像IBM，国内联想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第二类公司像Oracal，SAP，属于这个类型的公司，我们也在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第三类的，像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做客户关系管理的Siebel，做工业链的I2这样几个公司。

在全球的软件产业里边，如果说我们按照产业的上中下游来划分的话，也可以把它分为这么几个类群，上游的产业控制了核心技术、体系结构和标准，控制着整个产业的游戏规则，相当于硬件这个制造业里边控制芯片，它针对的是全球化市场。目前最有代表的就是两个，一个就是SUN、JAVA/J2EE阵容里边的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微软的.NET这样一个体系的标准。中游的产业就是建立在上游产业基础之上的，技术、产品和方案集成，参与上游产业的规则制定。像Oracle，做数据库的；SAP，做企业应用的，包括我们在国内做的业务，属于这样一个类型的产业。下游的产业呢，就是在前面两个产业的基础上，主要开展技术应用及服务集成。这个类群，它很重要的就是拥有客户资源，它必须学习，而且只能服从于上游的游戏规则，它的竞争优势是本地化市场，具体的业务形态包括了一些应用系统的定制，一些咨询和外包业务。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软件整个产业在最近几年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从这一趋势我们可以看到软件这个产业本身也在不断转型。

首先我们看到软件产业整个的技术和体系结构，在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或者说甚至是一个很革命性的转变，就是从桌面应用走向网络应用。桌面应用走向网络应用，看起来是两个专业的术语，那么具体到软件产品技术上，体现得很明显。我礼拜天刚刚从美国回来，现在到美国去看软件，看到的所有新软件全是基于WEB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不是基于WEB应用的软件。这跟一年前、两年前差别很大，这个现象其实在国内也开始发展，比如说在国内我们接触到一些大型的客户，像金融行业的一些客户，我们现在给这些客户提交的软件和解决方案，如果说不是基于WEBBASE这个架构，很多这个类型的客户就不会选你的软件，所以国内在这点上一点也不会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个实际上反映了整个产业从技术和架构上这样一个变迁。

第二个就是软件业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改变。我们知道这个许可证，软件授权许可证，这个模式成功地推进了软件业几十年的发展，但现在除了这个模式以外，一些新的商业模式也在软件产业发展，一个就是ASP这个模式，就是软件租赁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还有一个就是把软件作为一个OEM的这样一个模式，把技术整合到某一个传统产业里边去。软件厂商跟传统产业的厂商去分成交易的佣金，这也是一个新的软件产业的业务形态，特别是在金融行业，还有一些就是服务行业的软件提供，现在这个模式已经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不是卖软件给你，也不是说租给你软件，比如说，证券的要用我这个软件，不付软件的版费，也不付租费，而是说我用你这个软件之后我获得收益的百分之多少分成给你。这样一个应用模式现在也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个趋势就是服务业又从软件中分化出来。就是说，软件相关的服务原来是作为软件业的一个从属业务，但是现在，它从软件业里边分化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这有点像手机制造和电信运营。

第四个趋势在前些年就已经开始了，就是跟传统产业的融合。在软件开发技术的发展上，在座的我相信也有计算机开发技术上的专家，那么大家注意到最近几年在软件的开发技术上，在软件的工程技术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软件开发技术已经从最早面向过程的一种工程化的方法，逐步发展到面向对象。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出组件的技术，几乎所有新的软件产品都是基于组件技术的。

最新发展就是框架的技术，基于框架的软件设计。现在已经成为，特别是规模大一点的软件系统设计开发的一个基本技术。

最后一个现象就是软件将会“消失”，但这个消失是加引号的，也就是说软件未来会消失在这个互联网上，消失在各种嵌入设备上。软件尽管消失了，但实际上它无处不在。

这是IDC对未来几年中国软件业发展的一个预测。从这个预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增长的前景是相当好的。

未来几年中国软件业增长的机会在哪里？也有专业的机构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调研，从CCID调研的情况看呢，大家一致看好这么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企业管理和电子商务的应用软件；第二个就是一些重点的行业应用软件，像电讯、金融、政府的应用，还有就是安全软件，就是网络安全、杀毒这样一些软件；另外一个就是嵌入式软件，就是各种电器、电子设备里边的嵌入式软件；还有就是软件的专业服务。这几个领域会在中国未来整个软件产业里边呈现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是最具发展机会的几个领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软件业的发展，主要的机会是集中在应用软件这个范畴。那么在系统软件在支撑软件上，就我们本土的厂商来讲，从商业角度来看，机会并不是太大，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前景，主要集中在应用软件和服务商。

电子商务的应用软件，最近两年也是炒得很热的一个方向。它包括很多种类别，有内容管理的，有做电子交易的，“Broadvision”，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一个华人做的软件公司，做得相当成功。“BEA”，BEA里边的A呢也是一个华人，也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做电子市场、知识管理、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

嵌入式的应用领域里边包括的范围很广，包括信息家电，也包括各种网络的设备，包括个人的信息电子产品，像手机。我上个月碰到TCL的李总，就是TCL的总裁李总，他现在在做这个手机。手机里边有大量用到软件，他原来用的软件很多是国外的软件，他就说我们国内的软件公司是不可以做这块。这样一个业务是个巨大的市场。其他领域，现在像汽车、医疗等等这样一些设备里边，以后都需要大量的软件。我们上周看了许多最新的各种电子设备的展览，里边提到比如说未来的汽车里边，软件的应用是相当广泛，特别是无线的应用。

在软件服务业里边，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这么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最高端，做咨询服务的；第二个层次做实施的服务；第三个层次做运行的服务。里边又可以分出很多的门类。软件服务这个领域里边，可以发展的业务是相当繁多的，机会也是相当大。比如说运行服务里边，业务的切换。我们知道最近一个最经典的故事，就是“9.11”，WTC被炸以后，当时那个楼里边有一些美国的金融公司，他们的计算机系统在遭到破坏几分钟之后，在另外地点被恢复起来了，这是IBM的系统支持的。它实际上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业务切换的服务，这种服务在没有出事的时候体现不出它的价值，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它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

这是一个专业机构对中国IT专业服务市场的预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服务这个市场也是未来到2004年呈一个很高速度的增长，这里边包括了多种可以开展的服务业务，包括交易的处理，包括管理的服务，包括教育培训，包括开发和集成，还有咨询，还有业务的管理服务，等等，都是很有发展机会，特别是其中的开发和系统集成市场相当大。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业务管理的服务，这也是有很大增长前景的这么一个市场。

谈到软件产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是很特别的，这个产业跟很多其他的产业不太一样。我们知道很多产业，特别是工业，很多制造业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的顺序基本上呈一个规律：它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然后若干年之后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最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比如说纺织业是这样，家电工业是这样，汽车工业也是这样。

软件这个产业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它会同时在这三个类型的国家发展起来，它会同时在发达国家，在次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比如说软件业，全球最发达国家当然在美国，这是代表发达国家。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呢，有两个很成功的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爱尔兰。还有比如说在发达和次发达国家之间，其实以色列在软件业上的发展是相当成功的。那么这个现象跟很多传统产业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就不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知道印度和爱尔兰，在整个国际社会里边，它们的经济发展都并不是很高的。爱尔兰在欧洲原来属于一个农牧业的国家，主要是给欧洲大陆提供农副产品，但是它这些年软件业也是发展得相当成功，我11月份也去看了一下。这里边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软件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不一样，因为传统产业关键的发展资源是资本，所以它的发展顺序一定是这样，但是软件产业最关键的发展资源是知识型的人力。人力资源，而且是知识型的。印度和爱尔兰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知识型的人力资源上具有优势，而且开发利用得比较好，所以它们在产业的发展上跟发达国家同时发展。

软件产业在不同的国家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如果我们细分析一下它里边的发展模式的话，其实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把全球范围内软件业的发展分为六种软件产业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美国的模式，是以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为主的这样一个模式，针对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么两个市场。

日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日本走的是定制开发的模式。我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日本，参观过一些日本的软件企业，在日本他们叫软件工厂。就在东芝啊，富士通啊，NEC下面，一个公司下面可能有好几个软件工厂，然后一个工厂就是一幢大楼，大楼里边几千人。它的做法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开发，成立一个个项目组。这跟美国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美国就是做标准产品，然后卖到全世界，包括它的服务也是标准化的。日本的软件现在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市场，本土市场，它在国际市场上应该说并不是很成功，占的份额很小。

印度是属于服务出口型，就是这种开发服务出口的一个模式，最近逐步从开发服务往解决方案、往产品方向提升。针对的市场主要是国际市场。到硅谷的话，只要一坐酒店，肯定能碰到印度人，因为很多印度的工程师就在那边给客户做现场开发。

爱尔兰的模式又不太一样，前两年我们看到说爱尔兰软件出口，除了美国以外，排第一，比印度还大，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原来一直说印度这个软件出口做得很好，爱尔兰突然就排在第一了。我们到那边看了以后发现，实际上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它很大一个比重是转口贸易，它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中间件产品。那么转口为什么会产生在爱尔兰？它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爱尔兰也有人力资源的优势，所以很多美国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和非洲，本地化的开发就在爱尔兰做；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它的税，企业所得税在欧洲是最低的。很多公司为了避税就跑到那里去做，所以一下子使它的软件贸易额很大，所以它针对的也主要是国际市场。

另外一个类型就是以色列的模式。以色列的模式基本上是属于中间件产品的模式。以色列有一些软件公司在中间件产品上发展得相当成功，它也是针对全球市场。

还有一个模式是菲律宾模式。菲律宾在软件发展上可能大家都觉得并不是很起眼，其实菲律宾也是走了一条比较成功的路子。它做的是数据加工的服务出口模式，承接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因为它的人力成本不高，比如说医院的档案啦，法律文件啦，这样一些录入和加工的处理。菲律宾有英语这样一个优势，所以承接了很多这样的业务，支撑起这样一个很不错的产业。

看了这六种模式之后再看一下中国，我们中国的软件会走什么模式？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的模式可能跟前面的一些国家都会不太一样，会相对综合两到三种类型的模式。

针对国内市场，我认为应该是走这种标准产品和服务的模式，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模式，也就是说如果在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里边作选择的话，从现在来看，美国模式是更成功的。针对国内市场，因为中国有一个优势，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潜在规模很大的内需市场，那么我们走这个标准的产品和服务的模式是比较可取的。

针对国际市场的话呢，我想可能有两个模式我们是可以发展的。印度的加工出口模式，属于这种服务出口的模式，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模式，特别第二个模式。在硅谷在华人办的软件公司里面，最成功的一个软件公司叫Webacks，是我国的留学生跟印度人合资办的。公司是做一个异地的交互服务的软件，这个交互服务软件的一个优势是，除了图像和声音以外，它能同时做数据的交互和存储，把这三个结合起来。而且这个公司在“9.11”之后业务一下子增长更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软件可以实现网上的会议，网上的交流，通过网络进行培训和教育。因为“9.11”，大家对安全都很顾虑，对飞机很害怕，不敢出差了。所以很多人用这个软件来做公司内部的会议等等这样一些业务。而且据说它这个股票会在纳斯达克的表现里面排第一位。上周在硅谷跟华人初创者交流讨论的时候，他认为，因为我们中国人对技术比较擅长，可以做一些很有技术水准的中间件的出口，不是很大的系统，可能会蛮有优势。印度这个模式，我们也不是不可一走，但是如果是这种大规模系统集成的话，现在还有一些困难，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因素。所以这两个模式是我们可以选的针对国际市场的这样一个模式。

关于2001年软件产业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整个市场的情况，在国内，基本在全球也是这样一个现象，就说从整个市场的增长来看，今年的硬件增长并不是太好。.com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调整，但是与此同时，软件和服务反倒呈现一个不错的增长势头。

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想跟大家交流的，我想也是很多人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com大家都知道，两年前很热，是整个新经济的代表，现在成了泡沫了，而且还是爆破了的泡沫，到底这个网络的应用会怎么走？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呢，我认为在这个泡沫爆破之后，实际上在网络的应用上，现在是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我认为是更加冷静和务实的阶段。实际上网络的应用并没有因为这个泡沫的爆破而停止发展，相反它是以另外一个更加务实的、更加切实的这样一个商业方向在迅速发展。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互联网技术本身是革命性的，并不会因为现在这个泡沫来否定，或者说我们现在认为这个技术本身存在疑虑，实际上这个技术本身是革命性的。

大家现在都在反思，为什么.com会爆破，会成为泡沫，大家都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商业模式出现问题，再分析一下，是说它所谓的盈利模式出现问题，就是做了很多服务，挣不到钱，最后当然是运营不下去。其实要把这个问题再纵深地去分析一下，最核心的问题是你所提供的网络应用是不是给客户创造价值，如果真正给客户带来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客户所需要的，实际上这样的网络应用，产品和服务现在市场上是绝对需要的，有大量的市场需求。

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公司这两年也在网络的应用上也作了一个探索，作了一个实践，我们从自己的实践里边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投资组建了一个.com的公司，就是我们叫“用友伟库”的网络公司，英文叫wecoo.com。当时我是1999年去美国回来之后，看到当时ASP这个模式在美国已经兴起，回来之后第二年我们就投资。我们定位是给小企业提供ASP，做运营服务的这样一个ASP服务。

就说我们提供一些网上的应用软件，这个软件不是卖给客户，是租给客户用。也就是说客户不是买我这个软件，是上到我们这个网站来交月租费用这个软件。当时我们是看到ASP在美国已经呈现一个不错的发展势头，回来做这个业务，所以我们从去年三月份开始，投入人去做，做到去年十月份，我们第一批的产品和应用推向市场。应该说得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到今年年初，我们这个业务继续得到一些反应，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市场的反应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好。

我们就开始分析这个问题，反思我们这个模式是不是有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分析，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对这个业务作了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原来针对小型企业的这个多项的企业运用管理的服务，集中到一项，就是做分销管理，而且针对的客户群也作了一个调整，针对中型企业，不是小型企业。我们在作了这样一个调整之后发现，针对中型企业网上应用的分销管理软件，受到很多企业的欢迎。我们这个软件在四月份一推向市场，在市场上得到一个很好的反应，现在很多个行业的客户都购买了我们这个产品。

今天上午一个著名的家电公司来跟我们讨论，希望把这个分销管理软件的应用直接托管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把分销管理软件推向客户之后，发现的一个新机会，一个什么机会？就说买了我们这个网上分销软件的客户里边，有80%，他们不想自己构建这样的一套系统平台，他们希望把这个应用直接托管给我们，由我们来负责把他们这个系统建立、维护和支持起来。这个业务就是我们开头寻求的这样一个ASP的模式，也就是所谓的IT外包。

现在我们这个业务，一部分客户已经购买，在我们整个用户比例里边，现在需要应用我们这个IT外包服务的，占到80%，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就分析两个因素，为什么我们这个网上分销软件受到欢迎，而且很多客户愿意选择不是他自己去运营这个软件，而是把这个系统托管到我们这来？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这个软件是基于网络这个架构的，网络架构的这种分销管理能够切实解决客户多地点的、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种分销网点的管理问题，所以这种解决方案解决了客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客户的软件应用托管到我们这边是因为他自己不需要去做一套整个设备的投资，也不需要专门聘请专业的IT人员去负责这个系统的建立和维护，他可以省掉很多投资，只要每年给我们交服务费就可以了。然后可以把他自己的力量集中到他自己的业务上。你像我们的客户里边有制鞋的，有卖牛奶的，有卖电器的，在IT上并不是专长。

所以从我们这个实践的例子看，就是基于网络的应用，如果找准了点，如果你的应用是给客户带来价值，切实解决用户问题的话，是很有市场需求的，也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好，关于软件业，我想就跟大家作这样一些探讨，后面一点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软件企业的经营。

软件企业经营——如何经营一个成功的软件企业？

软件产业的发展是需要众多的软件企业在这里进行经营，成功的经营才能推进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行业发展了将近13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有一些体会。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战略转折点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众多的高科技行业领域里边，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当一个新的技术出现之后，可能会诱发整个产业、整个市场结构性的改变。它会导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然后出现一个全新市场的格局，一个全新的产业发展机会，同时也会带来对原有结构下的产业、企业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现象其实在硬件，在软件，包括现在一些新的IT领域里边，经常出现，有点像波浪，一浪一浪。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规律，我们在软件行业要经营的话，就必须要随波逐浪，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准确地把握住每一个阶段技术的、市场的和产业的变化。把握住这个变化，然后在新浪潮来临的时候，按照新浪潮的规则，建立起你的业务竞争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刚才我讲到了，现在所有的应用软件都是基于WEB应用，整个的架构都是BS架构，就是WEBBASE架构的，下一个架构是WEBSERVICE架构，如果说现在我们还是CONENTSERVICE这样一个体系的话，那是极其危险的。我们知道CONENTSERVICE当时起来的时候，它是很多公司成功的一个重要机会，很多公司因为抓住了CONENTSERVICE，包括SAP，所以它在ERP市场成功了。但是现在整个市场又发生另外一个转折，CONENTSERVICE已经成为一个没落的体系结构了，一个更新的结构，就是基于WEB这样一个全新的网络应用，要替代原有的结构。如果说我们自己不把握住这个机会，不针对这样一个新的浪潮建立我们的产品、技术和业务结构的话，我们就很危险，随着浪潮的箭头就会走下去。这个在软件业的经营里边，是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企业为什么沉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知名的企业，当年红极一时，几年之后就不见了，实际上跟这样一个产业波浪的把握有很大的关系。

在软件企业经营里边，应该说在所有的高科技里边，最近也有专家在作一个总结和分析，就是高科技企业的成长曲线。最近也有很热门的书，可能很多人都看了，“跨越鸿沟，龙卷风暴”。就是在高科技企业里边，从它最早期进入到某个领域之后，它会经历几个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鸿沟期，这个时候的重点就是要研发一个成功的产品，这个时候研发最重要。

跨越了鸿沟之后就进入到一个保龄球期阶段，打保龄球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要打中第一个球，把第一个球打中了之后，这个球就可以带倒后面的这一片球，如果球打偏了，结果可想而知。所以要在特定的市场里边，把它做到极致，在专门的区隔市场，尽可能提高你的市场占有率，把它做得尽可能的成功，形成客户的偏爱。也就是说，打倒第一个球，就可以诱发后面的一个更大的发展机会。

有了前面的基础之后，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它的规模，这个时候靠的是规模化的经营，规模化的经营最重要的是说你的运营一定要卓越，这个时候要通过人才，通过组织的扩张，通过收购兼并来扩展企业的发展，软件企业的发展也是走这么一个轨迹。

我们细分析一下软件企业的经营结构，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在一个软件企业里边，哪些是软件企业要把它经营成功的关键要素。从我们的体会来讲，有这么几个方面是相当重要的。

第一重要的，就是产业方向，实际上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你的领域方向一定要选择正确，因为方向选择不正确的话，你资源再好也没有用，你的经营再成功也没有用，所以我们的体会是，一定是产业方向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公司在做软件，那么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方向选择，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一些公司没有做成功并不是说因为它的经营没有做好，它的资源不够，而是方向选择不对。比如说我们有的商业性公司选择了做系统软件、做支撑软件，很显然，做系统软件、做支撑软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是必须要做的，但如果从商业行为来讲，作为一个企业选择这个方向，应该说并不是很明智。在中国某一个阶段的市场环境之下，比如说有的公司选择做家用软件，就是消费类的软件，也带来了公司发展的不利，为什么不利呢？因为盗版，使得这一类软件企业在发展上遇到了很大的障碍，所以在领域方向的选择上呢，我们认为是第一重要。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步就是商业模式，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模式来运作你整个企业，包括开发的组织模式、服务提供的模式、整个营销和销售的模式，以及渠道和伙伴的模式。你选择什么样的伙伴合作，你的渠道怎么样做，在这点上从我们用友的发展经历看，确实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整个销售体系的建立，在1990年的时候，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在全国发展我们的代理分销网络。我们开头也是走的直销模式，1990年我们从广东开始，发展我们全国的分销网络，这个网络的发展，为我们后期的业务在全国的发展和成功奠定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现在这个网络，规模已经很大，在发达地区我们这个网点已经到了镇一级，比如在广东，在江浙。这也是我们跟国外公司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商业模式是相当重要的。

在一个正确的商业模式之下，需要几个关键的资源。在软件公司里边，有四个资源是最关键的。第一关键的资源当然是人才，第二关键的资源是资金，第三关键的资源是知识，第四关键的资源是客户。这跟一些传统产业结构上有一些差别。

在这四个资源里边，人才和资金这两个资源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人才资源大家都知道，软件写程靠人才，不用解释。资金的资源，就是所谓资本的因素，软件这个行业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这个行业一个人可以做，一个人买一台电脑，就可以做，在家里，不要办公室也可以做软件。但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大的软件公司有几万员工，它做的也是软件产业，这跟汽车业、石化就不一样了，那些行业一投资最起码几十亿，但软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认为，真正说你要把软件做成一个规模，做成一个真正的产业规模的话，也是一样的，是需要大规模的投入。我们知道国际上一些领先的软件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都是几十亿美金，它也是需要大资金的投入。

知识这个资源在软件公司表现得尤为突出，软件公司真正的资产，是体现在这个资产上，所以软件公司里边真正有自己物业的公司并不是太多，而且在软件公司里边，物业也不是很值钱，真正值钱的是知识资产。

还有一个对软件公司极其重要的，就是客户这个资源，对有一些行业来讲，比如说一些消费品，客户资源对公司的成功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对软件公司就不一样，因为软件的消费有一个特点，有升级、更版、再消费的特点，所以一个公司如果保有一定规模的客户量，实际上就使公司的再发展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商业基础，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不仅仅是服务的收入，就是你软件本身的收入来源有一定的客户群相当重要。另外，软件的发展跟一些其他的产品不一样，软件产品的发展是软件厂商和客户交互促进的，也就是说，一个公司要把软件产品做成功，光靠厂商自己是不够的，一定是要客户的参与，客户其实是软件公司把产品做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像我们公司是这样，国际上很多著名的软件公司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微软的office这个软件，看到这个软件后，很多的公司是可以把这个office写出来，但是和微软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微软全世界有多少人在用它的软件，全世界几亿人用它的软件的时候，每天在给它反馈信息，这是这个厂商保持office软件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产品的再发展，这个资源只有原创厂商有，你能写出office没有用，没有全世界这么多客户给你反馈信息。

最后一点在软件企业的经营里边，就是它的运营模式，内部的运营模式，不是前面的业务的商业模式，这就涉及软件公司的文化、软件公司内部的机制、内部的组织架构，等等。

在软件公司的不同成长阶段，从我们的体会看，其实每个不同的阶段，关键的要素也是不太一样的。在软件公司刚刚创立的时候，可能最重要的是开发，开发到成功之后最重要的是营销，然后是服务，服务成功之后是公司的内部管理，内部管理达到一定水平，后面是你的金融，你的融资也是很重要的，金融的运作很重要。所以相应的要素，是人力、产品、运作、后面整个的网络、你的用户群、资本的力量等。这样的话在不同的阶段，你所需要的关键要素是不一样的。

在座可能有老师、同学到过硅谷，研究过硅谷的企业成功模式。硅谷到现在为止，是世界公认的在IT行业最成功的产业地区。尽管说在去年下半年不是很景气，现在很多硅谷公司都在裁员，但是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取代硅谷。

我最近11月份去过几次硅谷，感受到硅谷这个地方很特别，为什么硅谷会成为世界公认的IT产业最成功的地区？其实很重要的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技术创新。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独到的技术和产品，就是我们到硅谷去看的时候，无论你是去看一个大公司还是中型公司，还是只有二三个人刚起步的公司，都有自己看家的技术，包括现在，现在整个IT也不是很景气，而且整个硅谷地区也不是很景气的时候，很多公司还在持续不断地创新。上周我们在硅谷的时候，就去访问过一个华人，也是跟几个留学生在那边办的一个公司，是做信用卡技术服务的一个软件公司，尽管现在硅谷不景气，但是他们这个技术创新的劲头、创业的劲头仍然不减，应该说确实体现了硅谷的这种风格，硅谷的精神。

第二个当然就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第三个就是在公司成长的模型上，跟一般的行业、一般的企业不太一样，它是一种叫做快速成长的方法。它怎么快速成长呢？首先它做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全球化的观念，在做任何一个产品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不光是卖给全美国，是卖给全世界。第二个就是规模化，怎么样尽快上规模，然后很快就是很强力度的资本运作，然后到一定规模，购并，每个人员的高回报，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轨迹。这个体会很深，因为跟他们很多企业有过接触。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的传递很快。因为硅谷这个地区IT企业的密集，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中关村这个地区，各行各业、各门各类的企业都在这里，都有自己看家的技术。我们去东莞，做电子加工的，他们的配套在那个小镇里就解决了。在硅谷也有这样一个社区的效益，大部分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可以在硅谷内部找到。

最后一个就是多元文化的混合。现在到很多家硅谷的公司去看，尤其是大公司，像Oracl也好，SUN也好，你会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内部人员结构很多基本的比例是442的比例，就是40%是印度人，40%是中国人，20%是美国人，前面这两个40%基本上是以搞研发的为主，或者做技术支持的，后面这20%的美国本土人，基本做营销，这就是一个很混合的文化。

最后我用一点时间，借这个机会，简要地介绍一下用友公司发展的一些情况。

我们用友公司，是1988年12月6日创立的，也就是将近13年前的这个时间。当时我们是两个年轻人，就是我和苏总。苏总后面离开用友，创办了联邦软件专卖这个连锁组织，8848的前身是联邦创办的。当时我们两人是借了5万块钱，然后买了一台电脑，买一台电脑就花了我们一半的钱，当时买的是一台长城的0520dh，我记得很清楚，2万多块钱。然后我们租了一间房，开始了我们公司的前期发展。当时我们起步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就在中关村海淀南路的那个地方，一个宿舍楼吧，我们租的当时居委会的一个套间里的一个小间，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公司的创业。当时我们找这个地方就花了不少时间，我们两人骑着自行车转了很多地方，因为大点的地方我们租不起，到最后就找了这个地方。

从这里开始，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们公司现在是国内最大的独立软件厂商（ISV），就是专门做软件的，目前我们在国内排在第一，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管理软件厂商，也是国内目前最大的财务软件厂商。公司现在一共是2 000多人。

公司的股票在今年的5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我们公司这次的IPO，就是这次的上市，也创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数项纪录，我们当时是作为首家核准制新要求的发行股票，当天我们的开盘价是70多块吧，然后最高是达到100块，收盘是92块。昨天我们的股票是50多块吧，现在我们的股价在国内的上市公司的股价还是最高的。我们股票的代码是600588，这样是不错的一个代码。

我们公司最近两年在发展上有一个全新的策略，大家知道用友或了解用友都知道我们是做财务软件的，实际上我们用友的今天已不再只是做财务软件，我们公司的整个业务在从财务软件往管理软件全面升级。原来我们主要是做通用软件，现在我们也同时发展一些行业软件，原来我们所针对的市场主要是中低端市场，现在我们针对的主要是中高端市场。在经营方式方面，我们原来主要是软件产品的提供商，现在按照我们新的策略的话，除了软件产品提供以外，我们提供解决方案和服务，逐步向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升级。

我们公司发展的目标分三个阶段：近期的发展目标，就是到2003年，成为中国管理软件的领导厂商；中期的发展目标，就是到2010年，能够进入全球软件业的50强，成为一家世界级的软件企业；我们公司的长期发展目标，是希望成为一个长寿的世界级企业，我们希望用友未来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公司，而且是一个长寿的世界级公司。因为在我们看来，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出现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当然我们希望用友也能是其中的一员。

在结束我今天的演讲之前，我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个大事。

“9·11”大家都知道，后面紧接的就是华尔街的不景气，这从去年就开始了。这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半球的，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半球，最近在中国发生了两个很大的事。一个就是APEC的成功召开，使得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中国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地区，被一致看好。特别是现在到国外会感受得更明显，都看好中国的经济成长。一个就是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加入了WTO。

这几个事件同时在这样短的时间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区，我想大家都会感受到某种意味。我觉得就是，应该讲就是预示着中国在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前景。中国在整个全球经济发展里边，在整个国际社会发展里边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前景。同时也预示着，我们中国在本土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机会。

我想最近几年出国的人都会有个感受，不太敢买礼品，因为你要买任何一个礼品的时候，翻过来都是MADE IN CHINA。你到国外很多商场也好，到很多游览区也好，买很多东西，不光是玩具，很多的服装啊，其他的一些工业制成品，翻过来一看都是MADE IN CHINA，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软件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看到很多MADE IN CHINA。

但是我坚信，在软件产业方向上，在这个产品市场上，再过5~8年的时间，或者再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新的想象会出现，就是软件业MADE IN CHINA，因为我认为，中国在软件业的发展上有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人力资源。另外随着我们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地位的上升，中国软件业的地位也会在全球软件业里边有迅速的上升。现在这些年我们也有很多的华人在国外留学或者工作，也逐步地在国际、在软件业商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一些因素的结合，一些力量的结合，一定会促成中国软件产业巨大的发展。所以尽管说目前我们国内的软件产业整体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对中国软件业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

最后，我再次感谢光华管理学院对我的邀请，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光临我这个演讲。谢谢大家。

王文京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首先谢谢王文京先生给我们作的精彩演讲。我想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一个软件企业，人才比较重要，在您的演讲中间，您没有提到你的人力资源的管理，我想，在您的企业里边人力资源怎么来处理的，怎么来挖人，怎么来留人，怎么来培养人？谢谢。

答：确实在软件公司里边，人力资源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旧是个最大的挑战。在吸引人才方面，实际上从我们这些年的体会来看，一定是一个综合的措施，靠任何单一的措施都很难吸引到人才。我们的做法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靠公司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人要选择一个公司，或者说在这个公司留下去，一定是要选择和留在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你企业不断地往前发展，你才可能给人才带来更大的机会，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当然就是说，给各类人才创立一个能够尽情发挥他的专业才干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氛围。第三个就是比较好的待遇和报酬。因为现在软件人才是很国际化的一个竞争，待遇和报酬方面低了肯定是不行，因为像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外企的竞争，还有国外的竞争，在待遇和报酬方面，我们尽量能够做到在同业里边比较高的水平。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公司内部文化的建设，主要是这么几个因素吧。谢谢。

问：王总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下，怎么样把软件的营销工作做好？因为您刚刚说的在那个普通软件，就是大众软件和企业集中软件中，特别是在大众软件市场，我们是喜欢盗版软件的，或者说我连盗版软件都不买，我直接从网上下载。您的企业如果要做一些不是这种财务软件，像普通软件，怎么样建立一个比较成功的营销模式呢？谢谢。

答：好，谢谢。我想就是大众软件的营销和解决方案的软件的营销，方式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大众软件营销我想很重要的，第一个是靠渠道，就是要尽可能建立一个覆盖很广的这样一个渠道。渠道的密度越大，实际上你可以分销的力量也越大。第二个就是说培训的推动很重要。培训和教育的推动很重要，如果你分析一下，微软的产品在全世界卖的时候，其实它除了分销网以外，它在教材、在培训上花了很大的工夫，其实这个对它产品的销售有很大的促进。对于解决方案的软件呢，它的营销，我们总结是叫方案营销，一定是专家营销，就是说它是给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所以说这里边必须要有领域专家，要有技术专家，给客户提供一个符合它要求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你解决方案做到位的话，一般来讲，这个软件销售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这个时候，顾问的力量就相对重要。谢谢。

问：刚才王文京董事长给我们讲了，用友软件的上市创造了中国A股市场上的好几个纪录，但是我还注意到它创造了另一个纪录，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就宣布了，它要一个亿投资国债，另外两个亿给兴业证券委托理财，而我觉得这是不是用友公司自己用于软件的开发跟研究的这部分财力，不需要这么多或者是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谢谢。

答：谢谢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有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探讨了这个问题。确实就是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作了这样一个安排，这个安排应该说是我们一个短期的财务安排，并不代表公司长期的投资方向。因为我们募集的资金是要分3年的时间陆续把它投资完成，也就说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半年或3个月的时间之内把我们募集到的全部资金投出去，所以就在短期内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资金闲置下来，那么这个资金怎么样发挥它更大的财务效益，我们在合法的，而且按照要求披露的前提下，作了那样一个短期的财务安排。然后按照我们的投资计划，做我们的第二步、第三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这是我们从股东利益的角度，作的一个短期的安排，我们的长期投资方向仍旧是在软件上。好，谢谢你的问题。

问：你好，王总。我也是有一个问题关于上市的，我想用友上市是好事多磨啊，经过了在香港创业版的一个等待和失落，后来在主板当中成功。我想问一下，现在很多国内的软件，也在等待二板，或者说在转向主板之间徘徊，那么用友的成功对他们有没有一个借鉴意义？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友上市之后他的治理结构、运营模式有没有相应的变化？这里给我们谈一下，谢谢。

答：好。就是我们在上市这项工作中也是经过一些周折，最后应该说还是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实现我们这个上市的。从我们最后的结果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从我们的体会或者说经历来看，最重要的还是两点吧。第一个就是说，公司自身的业绩要好，公司自身的素质要好，这是基础，上主板也好，上创业板也好，还是上香港市场也好，这是到任何市场上最重要的前提。我们当时可以选择香港，也可以选择主板，也可以选择二板，我们都选择过，就是说我们的条件可以在任何的市场上市，因为公司自身的经营业绩和素质还比较好。

第二个体会就是，因为在国内上市并不像在海外上市那样简单，国内上市的话，特别是在以往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就是说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大家很多人看到我们5月18日上市的成功，但事实上在我们5月18日成功上市之前，我们已经为公司的上市做了3年的努力，专项的工作小组工作了3年。然后正好赶上今年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说你现在再去组织，再去着手的话，一定是来不及的，所以一个充分的准备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上市以后，我们公司的这个治理结构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调整，一个就是说建立了独立董事的制度，在国内的上市公司里我们也是比较早建立这个制度的。另外就是在公司运营的组织结构上，有一些调整，就是说我们内部通过建立事业部的制度来扩展我们的发展速度。谢谢。

问：刚才您谈到用友在上市之前，其实它可能在几个市场都具备了资格，后来选择在主板上市，而取得了很大成功。我们比较注意的是另外一个——“金蝶”，它的选择正好不一样，它在香港上市，而且效果跟你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它融资的结果不理想，现在又想回到国内来上市。您对这个有什么评价？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国内的企业或者说国内的软件企业更适合在国内融资？用友是不是有到国外融资的意向？您觉得未来有没有这个需要？谢谢。

答：好，谢谢。选择国内的市场还是选择海外的市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还是要结合企业自身的情况，就是说你自身具备的条件。对有的公司来讲，它可能只能选择海外的市场，达不到国内主板的要求。如果这种情况下，想尽早上市，那么选择海外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软件企业都适合在国内或都适合在国外，一定是说看每个公司自身的条件和要求。谢谢。

问：王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您大学毕业之后是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了5年，然后是下海创业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MBA学员中有不少是来自机关的，我们就想知道您在机关的5年工作经历，对以后的创业是不是有帮助？如果有的话，我想这些帮助体现在哪些方面？好，谢谢您。

答：我觉得是相当重要，从我个人体会来看是很有帮助。从自己的经历看，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说前面3~5年的工作岗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毕业年龄相对小一点的同学来讲。在机关我觉得对我的帮助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在机关里工作，比较讲究规范，讲究程序，讲究整体的配合，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工作规则。第二点，因为在政府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你个人的视野也会更宽广，对于宏观一点的问题，中观一点的问题，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见解，这个对具体从事企业经营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两个收获是很重要的。谢谢。

问：王总，你好。就说用友软件的一个战略是从财务软件转到管理软件，管理软件应该是说更需要多的一些行业经验和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而且现在有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知名厂家，包括像联想也想往这方面转，那么用友在这方面的战略是什么？它怎样面对这样一个竞争？

答：确实从财务软件到管理软件去升级的话，带给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这个领域知识方面，有你刚才提到的问题，需要更宽广的领域知识，我们原来懂财务管理就行了，现在必须要懂生产制造，懂供应链的管理，懂客户关系的管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就是说我们去引进在这些新的管理领域里边的专家，比如说在生产制造方面呢，引进一些台湾做制造业管理的专家，加入到我们研发、生产管理的这个团队来，台湾的制造业比大陆的制造业应该说做得更成功，有许多很成功的制造业管理经验。所以我们现在是请这样的专家结合到我们这个生产管理的软件开发里面来。然后就是国际合作，就是通过跟国际这一类的厂商合作，提升我们的制造业水平。好，谢谢。

问：王总，你好。现在有人认为在中国的软件行业里边并不缺乏技术人才，最重要的是缺乏领军人物和高级管理人才，就是说缺乏领军人物阻碍了中国软件的发展。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用友是怎样培养自己的高级管理人才？

答：对这个提法我只赞成一半，就是确实在中国的软件企业，包括国外的软件企业，高级的管理人才是很重要的，经营人才、管理人才相当重要，但是技术人才也同样是相当重要的。实际上我们说中国的软件企业不缺技术人才只能是说从规模上我们是有优势，但从结构上我们还是有一些欠缺的，比如说有两类技术人才我们从总体上还是欠缺的。一类就是做这种大的系统产品的总体架构设计人员，原来我们所谓的总设计，这个应该说国内还是比较欠缺的。第二类就是这种软件工程的项目管理人员。这两类人才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欠缺的，他同样是相当重要的。谢谢。

问：王先生，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说，用友现在想从财务上往管理上做，实际上我觉得营销方面应该加强，用友并没有做这方面的加强，人们的普遍定位中用友还是财务软件公司，而并不是一个综合软件公司。那问题就是说如果将来往这个综合上发展的话，跟国外一些很成熟的厂商区别化和差异化的优势在哪里？

答：好，这个前面也提到，这个对我们公司来讲，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说我们在品牌的树立上，尽快树立一个管理软件的品牌形象，从财务软件的品牌向管理软件品牌去升级。跟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的优势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产品解决方案本身的本地化。其实今天在参加这个会之前我们跟摩根斯坦利两个负责IT的经理有一个会谈，他们找我们来谈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WTO通过后，摩根斯坦利这样一些国际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要进入到中国，进入到中国后他们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产品怎么在中国本土化，它原来那套系统拿到中国不一定完全能够用。我们的优势是因为我们更加懂中国的财务规则，商业上的习惯做法。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服务优势。因为我们在服务网络的建设上比国际厂商更早，网点的布置也更加深。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跟其他产业也是一样的，就是价格上有一定的优势。主要靠这三个优势。谢谢。

问：刚才王总说了，就是用友的将来是要做一个世界级的大公司，用友这么多年取得的成功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技术，但是我想将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不是来自技术，将来你的风险肯定也是来自技术。用友怎样能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你经营的单一产业有没有风险？有没有作过多元化发展的考虑？但是多元化并不是指盲目的扩张，本身我也是个投资者，我也对用友感兴趣，用友上市之前我也预计到可能达到100元，但是用友将来能发展到什么样，这种风险你如何控制？谢谢。

答：谢谢。首先感谢你对用友这样一个关注和支持。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战略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我们现在确立的战略来讲，我们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集中在软件上的发展。更长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会超出软件这个产业？我们预见10年的时间，我们会集中在软件产业里边。但在软件产业里边，实现多元化的经营，在软件产业内部，比如说从财务软件扩展到管理软件。如果说财务软件的增长速度放缓的话，但是比如说供应链的市场起来了，供应链这个市场放缓，但是CRM这个市场起来了，通过这样一个结构上的组合来均衡产业市场发展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新的经营结构里边除了软件的直接经营以外，我们还会经营跟软件相关的服务业务。服务业务对于软件公司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软件公司是很有价值的业务。一般国际上这种做ERP、做管理软件的公司，服务收入占到它整个收入的60%左右，超过50%。服务这个业务有什么好处呢？你只要有相应的客户群，这个收入是稳定的，你的软件收入可能有降低，或是很快的提升，但是服务收入一直会很稳定的，这个也会均衡风险。还有你讲到了就是技术风险，对于软件企业来讲，技术的风险这是一个永恒的风险。很多时候你把准了技术的浪潮，你上去了；如果重要的这样一个浪潮没有把握住，你可能就掉下去了。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永恒的挑战，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就是时刻关注这个技术的动向。我们会投入比较大的力量去研究，作前期的预测、一些技术的跟踪，尽量是我们在产业的方向上不要有把握的偏差。好，谢谢。

问：你好，王总。我们知道，就是刚才你也讲到了，软件市场和IT业的整个市场是波浪式的一种状态，在这里有一种随波逐浪的感觉，这不仅让我想起了有一点人在江湖的感觉，那前一段时间在西湖论剑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西湖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很多面孔都改变了，我想马上就面临着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首都的几家媒体曾经选过2000年中国企业家的一个最佳阵容，那我知道王总是因为对用友软件出色的经营和管理，名列榜上。今年马上年度就要过去了，明年这个阵容里面，不知道王总怎么看，因为今年用友软件成功上市，股价一直很坚挺，我们的管理也蒸蒸日上，这个阵容里边我们会是什么样一个位置？请您也满足我一个小小的好奇心，您对这个人员的阵容的组成是怎么看的？谢谢你。

答：当然从我个人的愿望来讲，希望明年还继续留在这个阵营里边，因为商场在企业界竞争淘汰也是很明显的，我想不进则退吧，其实从我个人一直的风格来讲，我们还并不是……很长时间我们还并不知道，以后很多人告诉我。其实我们可以更加地关注企业的自身经营，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说很多其他的问题一定是水到渠成的，我觉得把握住企业的经营，集中我们的力量在企业的经营上是最最重要的。好，谢谢你。

从优秀到卓越

李开复

李开复（1961年12月3日至今）是一位信息产业的执行官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1998年，李开复加盟微软公司，并随后创立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现微软亚洲研究院）。2005年7月20日，加入Google（谷歌）公司，并担任Google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一职。2009年9月4日，宣布离职并创办创新工场，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又来到北大。每次来到北大都是很担心，又是很快乐。快乐的是有一批非常聪明的学生，担心的是又会有问题，把我考倒了。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科技人才和教育”，就像石校长所说的我在32年前，步入了美国的国土，在美国一共住了30年，因为中间扣掉2年在北京工作的。所以在美国30年我经过了两所大学读书，从本科读到博士，在美国不同的大学做过兼职或任教，在美国三个成名的、成功的公司工作。得到了一些启发，得到了一些感想，想想美国是怎么成功的，今天我想把这些因素来和大家做一个介绍。当然任何的一个国家，它都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有它做的成功的地方，有它做的失败的地方，当然今天在这儿我想如果要谈美国的失败，那么我就是班门弄斧，应该和各位做一种探讨。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并不是说美国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我是把它好的、坏的里面挑出一些对中国也许有一些启发的。

为什么要挑这个题目呢，因为今天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不管是从神舟五号，是从申奥成功，还是甚至从一些体育明星在美国的成就，都让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感觉自豪，也让全世界的公民感到瞩目。中国的崛起是为什么成功的呢？我们看到的成功不止是这几方面，还有中国的经济的契机，中国每年的、公民每年的存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市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PC市场，而且很确定的是，它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PC市场。这十几年在中国成为一个公认的奇迹，这个奇迹有几个原因了，一个是成本，一个是代价，也就是说中国的产品拥有很好的价格优势，中国的劳动市场当然和这个是密切相关的，很多人把这个列为第一位，但是我认为这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的庞大，温家宝总理曾经提出，这个是13亿市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的，任何一个在国外做生意的都不敢忽视的，因为中国的市场会带给国外的或者中国的所有从商的人们无限的商业想象力，也带给他们无限的商机。

光是市场和优秀的性能价格比是不足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相当大的作用，让更多的国际性公司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在中国做生意，让中国更多的从商的人员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竞争，经过市场竞争来决定什么是成功的产品，什么是中国的品牌。那么这几点都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我在中国工作2年，但我深深感觉到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勤奋、向上、毅力。这三点中国人不但得到了成功，得到了经济的奇迹，而且也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同学，我们千万不可以丢弃，因为这是一个中国时代来临的基础，也是一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中国达到了经济契机，今天面临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任何人都有信心，中国会成为一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生产能力将超过亚洲的四小龙，国民所得接近四小龙，它会在10年左右能够达到拥有亚洲一流的企业、高校等等。但是在这五千年的历史的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在21世纪的中国，在下10年，20年，中国会仅仅因为它的人口众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还是它会从优秀跨入卓越，成为一个真正最强的，成为世界之最的一个超级强国。它拥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杰出的学者，杰出的技术领导人和一个强大的经济。这两者最大的关键就是在科技，在人才，在教育。我之所以认为这三点如此的重要，是我在美国看到了美国的成功，美国的成功可以说是由政府提供强大的经费，赞助教育，赞助科研，从这个科研提炼出了成功的产品，从这个产品得到了世界公民的认可，得到了价值，将这个价值经过了政府的税收，又投入了教育，经过了售卖这些成功的产品，也投入了企业，也投入了科研，让它成为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整个成功里面，人才是占最关键的地位，我回过来说，科技、人才、教育，三者里当然人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科技总是大家想的第一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因为一个成功、一个世界之最的经济它必须要有可以延续的优点，科技是唯一一个让优点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延续的，因为你有这个technology，技术比别人做得好。而唯有技术的国家，有技术的公司，它才能够有这个优点，才能够由这个带来财富；唯有人才的国家，它才能够创新技术；唯有最好的教育系统的过程，它才能够创造最好的人才。所以这三者是非常相关、相连的，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件事来探讨。我们提到首先第一件我想讲的是科技、技术。技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技术的重要性，因为今天世界的成长和过去历史已经不一样了，下午我在人民大会堂做同样的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问题，是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够利用这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来做一个differenciation，来靠这个做更好的科技。我的答案是在很多学科里面，不管是历史、哲学都是靠时间的累计，你积越多的知识，五千年就比两百年要多25倍的知识，但是科技的成长它不是靠时间的累计，而是靠differenciation的成长。它的成长我们举一个，我最理解的例子，就是IT和软件。为什么今天美国有每年两千亿IT带来的财富呢，那是因为它财富的累计造成一个循环，再创造新的财富，如果我们看美国的状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做的研究，做了很多研究，这个蓝色的曲线是科研，橘红色的曲线是带来的产品和财富，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曲线，左边蓝色的曲线是操作系统的研究，它是计算机架构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很多在80年代初期的研究，这些投入得到了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市场的接受、市场的应用，经过操作软件、操作系统的研究，得到了这个differenciation，这些应用。那么这些应用又被拿来当作投资，投资到了下一代的科研，下一代的科研当然是最经典的图形用户界面、鼠标的研究，这些研究过几年也结果了，结的果实就是differenciation，造成了更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又被这些公司拿来继续地投资，又走到下一步，这个下一步当然是Internet的来临，新的研究包括Internet的标准。这些技术和标准又造成了新一代的应用和财富，包括了浏览器，包括了E-mail电子邮件。今天经过了这一批财富，我们又有很多成功的公司把它投入了更新一代的研究，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的演讲，所以我不再做更深入的解释，但是你很清楚地看到人才创造科技，科技创造产品，产品创造财富，然后循环到科技、人才、教育里面，这就是美国经济的成功，这就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当然IT只是一个环节，IT很重要，因为它将带给社会无比的效率，成为世界每一个传统企业和任何企业的一个核心，带来无比的效率的好处，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比如生命科学，这也是一个从农业到制药业都会彻底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比如说纳米技术，从细菌大小的空间能够创造物质，释放无穷的力量会彻底改变落后的制造业，未来还有更多的例子，每一个例子都可以带来数千亿美元的财富，那么这个财富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它能把握这个科技，它有人才来生产这个科技，它有教育生产这个人才，它就可以成为世界之最的超级强国。

美国的科研，我想讲几个重点，下面我将谈的是科研、人才、教育，在这三个领域我会谈到的是美国有哪一些很好的做法，也许值得中国借鉴。第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科技方面。科技方面有科研、研究的工作，有产品的工作，由科研到产品的转化，还有一个企业文化，这四点我会有四章来解释。在美国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在产业做科研，尤其我到了微软，让我深深体会的一点，就是不是为了技术而做技术。我曾经到一所大学做了一个演讲，他们也有一个很奇怪的惯例，每一个演讲者讲完了以后，要给学生留下一句话，他们把它刻在一个木头做的一个plug上面，临时问我，我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的目的不是创新，而是有用的创新，不能为了一个事情的新，没有人做过，就大家一窝蜂去做它，我们要先理解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对用户、对商业有什么好处，这一点是我在微软之前，没有深深地理解，也做了很多浪费时间的、纯粹的创新，到了微软以后这是我学到了很大的一个教训。

第二我们可以谈的是研究。我这里说高校科研，也不见得是高校，也可能是national lab这一类的地方，怎么去做研究能够做得更好，美国的系统有几个地方我非常的欣赏。第一个匿名的评审，就是说你做得好不好，你这个工作做得好不好，研究做得好不好，不是看你有没有名，不是看你关系好不好，不是看别人尊不尊敬你，而是看你这个工作的提议有没有价值的存在，也就是说我把我的一个proposal提出去之后，把我的名字删了给别人做评审，那个人做来的评审结果我也看不到是谁的评审，这样唯有这样一个匿名的过程才能够真的做一个assessment，也就是说最优者存。第二个很客观的评估，而且勇于认错，这一点我想举一个实例。我曾经做过语音方面的研究，但是语音方面在美国刚开始研究总是A说A做得好，B说B做得好，每人写一篇文章都说谁做得好，最后可信度降低了。这个时候美国一个科研单位就说了话，你不可以这么做，你如果拿我的经费，你必须每六个月一次用我的数据做客观的评估，我的数据不可以让你看到，而且保证是全新的，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数据，然后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我们做这个评估比赛就知道了。这一点是对语音界的一大福音，因为马上就让所有研究的结果，可信度变到百分之百，所以如果我是leader，我看做的研究结果比我好，我就向他学习，我就承认我是错了。所以有了客观的评估，就会让每一个人勇于认错，最后提升了每一个学校的，还有每一个研究单位的研究水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研究就是研究。研究不要和产品，和挣钱联上关系。在美国的管理制度，你如果拿一个科研经费，这个科研经费是很神圣的，只能使用在这个项目上面的，是不可以带回家的，是不可以分红的，是不可以变成一个横向的题目了。如果一个教授想赚外快，可以的，每个星期到别的地方去可以拿很高的薪资，你既也可以拿很多的钱，也可以雇佣很多学生，但是这个事情请离开校园去做，这个工作也非常客观地把挣钱和科研分开了。

国家科研，我最敬仰的一位教授Raj Reddy先生，我在CMU读书的时候，慢慢地理解了他对整个美国国家科研的重要性，因为我常常看到他跟我讲的一些道理，过了一阵就变成一个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大师，美国的科研单位会请一些大师，说你帮我们定一些方向，你看看未来科技会怎么走，是哪些研究大学现在没有能力做，没有金钱做，或者甚至企业都做不起的，但是会成为一个趋势的。你告诉我们，我们大笔投钱进去，让这个科研能够往前走。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Internet。Internet是美国国防部支持的，在成为Internet之前，它做过的一个工具，它不但让很多学校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来做一些研究，或者当你把这些学校串起来，串起来之后，慢慢地成为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很多人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就谈微软和大学，微软是怎么发现Internet的呢？有一年，应该是1990年，有一批学生，他们对公司的一个回馈就是说我们来了微软觉得软件做得很好，但是你们居然不懂Internet。这个时候公司很多高深的官员就说什么叫做Internet，从这几个学生身上学到了Internet，我们才知道Internet的重要性，但是Internet就是国防部有大师级的人告诉它做了Internet的研究，没有公司做得起Internet，微软要做Internet不知道怎么做，那个时候只有在Redmond，只有在西雅图有这个校园，我们总不能自己连串自己，所以它这个能够把所有的大学串起来就成为了一个平台，让大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技术，然后最后转授给我们落后的这些技术公司。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产学研要密切的合作，但是其实要分开。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研究，研究怎么成为产品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艺术。大概说一下，研究跟技术其实是两码事。做研究你要鼓励冒险，要鼓励失败，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要眼光放得远做长期投资，你需要有idea，每天想一个新的主意，你可能是为了新，为了没有人做过来尝试一件事情。但是做产品，是非常严谨的，做企业、做产品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你的用户，GE的董事长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只有一个mission，那就是怎么去理解我们的顾客，然后怎么去比别的公司更快去满足他们。科技的公司也没有差别，只是我们满足这些顾客是靠科技的途径，而且做企业，做产品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我们在明年某月某日一定要把这个product销售出去，所以这两组人是非常不好融合、不好协调的。因为他们的思路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是thinker，一个是executive person，他们做的完全不一样的人，研究的人他注重创新，注重冒险，那么做产品的他更重视的是怎么样能够更快地去满足用户或者赚到钱，这两批人如果硬搞在一起会有很严重的结果，你如果说今天开始研究部门你会报给产品部门，那么我可以保证这个研究就失去了任何的机会。因为产品部门就说，哎呀我们用户还有一个要求，你帮我做吧，虽然你是个研究员但是你帮我可以编程，过了一阵研究员愿意放弃他们的崇高理想，就变成了编程人员，不愿意放弃就离开了公司，这个研究部门就消失了，在其他的公司工作。曾经亲眼看到这样的状况，倒过来也是不会成功的，当然我们不必倒过来，不会任何公司把产品归靠在研究部门，要不然就没办法赚钱了。所以这两组人可以说不能水火不容，但是协调是很困难的，不能放在一起。

但是你让他们各做各的事也是不行的，你如果让研究人员追求创新，你让产品人员去赚钱，或者满足客户，最后各做各的，甚至做出两套不同的东西，这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公司要创新，要满足顾客，就需要有一套机制。微软有一套机制，不见得是最好的机制，我们研究员除了做研究，还要变成推销人员，把自己的产品拿到产品部门说你就要研究，或者你这个眼光放得太远了，你没有看到未来科技的趋势，或者有时候产品部门的人，像我们部门眼光比较近，看得不远，光听可能还不够，还要做一些demo给他看，听不懂我演示给你看，终于懂了就拿去了，这要花很多工夫的，至少研究部门要有足够的期望，成为产品化的这样一个欲望，亚洲研究院今天做得很成功也是我们每一个员工都有这样一个愿望，希望研究能够造福很多很多的用户。反过来说，当他们有很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象一个产品的部门，它会帮助研究员来理解用户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它会帮助解释未来的产品蓝图是什么，你这个技术很好，我们放在下一个版本，或者解释产业的趋势，是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技术很酷，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不符合今天使用者的一些要求，我们也许会说为什么这个用户的需求只有企业，只有产品来做，其实两边都要做的，Bill Gates最近做了一个演讲，他说我们公司只要做两种事情：一种是满足用户现在需要的需求，他们理解的需求，他们每天要求的需求；另外一种是满足未来用户他们将要需要，但是他们还看不清楚的需求。你只做这两者之一也不见得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前者就是说我的问题太多，帮我修好，或者病毒很严重我不希望有病毒，或者机器太慢，启动太慢这一类的问题。后者用户不会来说，为什么不把手机跟计算机做到一起，为什么不能对我的计算机讲话，这些事情用户今天没有用过，他们没有这种想象力，所以可以说研究部门就是要去满足未来用户将会需要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还看不到，看得不够远，我们就要做出一些雏形，让他们看，然后得到他们的回馈。还有很多方面的协调，比如说密切的合作，但是合作的时候，不要把两组并到一起去了，你一定要研究院有研究的机构，让产品的部门满足用户，但是要有一些协调，在我们公司Bill Gates是最好的协调，因为两组人都听他的话，所以在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公司，最后研究的公司说我不做你这个产品的工作，或者产品部门说你这个研究没有用，有时候谈一谈就谈僵了，但是这是微软很成功的部分。还有共同分享的目标，对任何的合作分享目标是很重要，一件事做成了，你也得到奖励，我也得到奖励，做得不好，我们都得到惩罚，这是一些很简单的机制。

最后还有人才的转移，让两边的部门都有一些，让一些research的人能够到产品部门去，让一些sales的人能够到研究部门来，所以像张亚勤和我，research的人现在被送到了产品部门，在受训，这是我们的科技部门，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产品的文化，你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公司有哪些文化造成它的成功，这些文化哪些是适合移植到中国来的。第一点我们的企业文化，也就是非常有耐心、有毅力、不浮躁的做长期的投资。当大家都告诉Bill Gates，你WINDOWS做了7年为什么还没有挣钱，他看得很清楚，我们需要一个system来解决未来碰到安全问题，可以用这个框架解决的，今天我们碰到安全问题，其实安全问题如果你们做一些研究的话，会发现都是在WIN95、98碰到的最多。当时Bill Gates放弃了WIN2000，他说算了就用简单的95做，如果他放弃了那个，今天我们在全球服务器市场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占有率，所以要眼光看得远，看得对，要有耐心，不要浮躁。这个和我们公司的一个culture也有关系。微软culture在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PC，但是可以想象26年前，或者回去问你们的父母，如果26年前有人跟他说有个公司要把电脑放在每一个人的书桌或者是家中，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其实做软件它的目的也就是让人们能够得回他们最宝贵的资源，他们的时间，让人们更有效率，让人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这个才是我们最终永恒永远不变的一个方向。第二个文化passion，这一点是美国人比较强的，美国人是很有热情的。热情当然有好处，有坏处。如果你是有热情的事就做，别的不做，如果你是对某一种事情有热情，对别的事没有热情那也不行。这里面更重要的是customer和partner，technology放在最后一位。我们过去曾经犯过错误，不是为技术创新而做技术创新，是为了顾客，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今天有了这几句话，公司慢慢转移了，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做的工作可能是innovation，我们做好了我们的创新放过去顾客就来了，今天我们做的可能更是理解顾客要求什么，照这些要求来做他们所真的需要的一些技术，所以这个innovation，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当然我们在说一个企业文化，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是不是很虚。当然不是，当公司推出了这样的people review之后，我们所有的衡量，我们每个月、每年度的评估都要把这个放上去，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review。你为顾客做了什么，你花了多长时间，我去问哪个顾客会知道他很满意跟你的合作，这些就是一定要贯彻在整个公司的，并不是说一个口号就可以。第三就是负责心，就是我要定一个目标，然后我要达到它，达到了我可以希望授奖，没有达到我可以希望受惩罚，这是要非常公正的一种评估。怎么样能够做到accountable。accountability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一定要有衡量，如果每一个员工，他衡量的目标就是说今年要满足一些用户，或者说今年要发明几个技术，第一步就是说你要确定自己有什么目标，每个目标你能够衡量，最后你才能知道自己做得是好还是不好，才能够有一种紧迫感，有一种主人翁感。

最后是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说永远不对自己满足，一直追求卓越。当然提到自我批评，我总是不能忘记上次在北大演讲，我讲的题目是“如何做一个演讲”。做完了以后有位同学就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想你批评自己的演讲哪里讲得不好。这也是一种自我批评，但是这里的自我批评其实就类似的意思，就是你要教别人，你要自己能够有能力，而且你不能够自满，要一直追求卓越，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Bill Gates，他参观了印度回来，他说这个印度在e-government上领先了微软公司，我们到印度某某公司去参观，它已经领先了微软公司，它不做全世界的e-gov ernment，是到每一个国家做一个e-government，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要慢慢反省，Bill Gates每次做完演讲都会问他的演讲，帮写演讲稿的说我哪里做得不好，你批评我，我才能做得更好，这些你可以想象这么伟大的、这么了不起的一个leader，他都这么self-critical，所以我们不能够轻易地自满。我们非常容易地可以讲一些话，把自己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做一种包装，任何一个公司在某一个指标，总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这种自我包装和夸奖，不是一个能够提升技术公司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现在我来谈一谈人才，刚才讲的科技是造成持续的财富，但是科技是需要最好的人才才能造成的。可能很多人看过我写的一些文章，那我的人才观这些文章里面我就提到了，在信息时代，人的重要更突出。在工业时代，你可以想象一个最好的工人和一个普通的工人他的差别可能就二三十百分比。但是在一个信息的时代，一个最好的编程人员比一个普通的编程人员可以有五倍、十倍的差别，所以人才在信息时代会越来越重要，在做研究方面可能差别会更大一些。比如说在信息时代，Bill Gates他一个人做了我们的一个产品，整个basic他一个人写的，而且放到64K里面，他常常很自豪地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十几个，二十个MBytes，以前我64K就做成了，就是有这样的奇才才能体会人的重要性，知道人的重要性我们做了很多的措施，我们可以举微软的例子，比如人才报告，比如Steve Ballmer他的床头有一本书，这本书里面有公司最资深的600个人，比如说我们这几位院长，还有亚勤、我，都在这个书里面，这个书一翻开就可以看到张宏江的玉照，旁边就会说他这次people review打了几分，什么时候最新得到了一个升迁的机会，现在管多少人，以前管多少人，以前打分怎么样，他先天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他的缺点比去年多，比去年少，一目了然。Steve Ballmer每天读这本书入眠。他并不是说这本书很枯燥，而是他觉得这个重要。他就是靠这本书理解了公司的人才，这有好几个作用，一个作用他看到宏江，他就说宏江，你这个老板还在批评，他说宏江我们几月几月开过会，或者你这个工作做得很好，或者你管理这么大的机构，工程院成长这么快有没有问题，都能理会你把这个话讲出来。更重要他靠这本书，他觉得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该升迁，张亚勤和我回到美国不知道是感谢还是不感谢，总之是因为这本书我们回到美国了。这本书哪来的，微软每年花二三个月的时间，就是公司600个人，这600个人也不换，当然你做这个体系你不能永远是600个人，永远是这些人，有些人做得不好，就要被替下去，做得好提升上去，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另外还做人才追踪。可能有些同学提过徐峰雄博士加入微软，他原来是在IBM做深蓝的人，他是发明深蓝的人，他是我追踪了至少5年的人，我每年给他打电话，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够有希望雇到他，但是我就是不放弃，在这种执着、不放弃之下终于把他挖来了，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要求，每一个人要做人才追踪，要把最能干的人跟他们有好的关系，当他哪一天情况转变了，他们愿意过来，就自然而然地过来了。

Meritocarcy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奖惩只看一个成绩，不论他的年资，这个制度并不是一个微软，一个公司的，几乎美国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你做得优秀，你就可以期望一直往上升，你会得到很好的奖赏，不会因为你做得很好，不过只有1年经验，那就慢慢等着吧，等前面那些有3年、5年经验的人都升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只要你有卓越的表现就会有优秀的表现。任何一个机构都有一个弊端，包括美国公司，我们怎么防止这个弊端。有一种很常发生的弊端，某一个员工非常能干，我希望他跟我做一辈子，他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我把他藏在我这儿，永远不让他升，加薪可以加，可是不让人知道他藏在这儿，他又不知道自己能干，怎么样避免这个状况。这个就是刚才说的Steve Ballmer，就像Ballmer有600人的一本书，我有我100个人的一本书，这100个人我随时追踪。当我下个星期回美国就有100个人中1个我要提升了。如果你问老板我把这个人拿走好不好，他总会说不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讲的一句话，很简单，告诉大家这600个人属于我，不属于你们。亚勤你的老板，他不能control你的命运，开复的老板不能control你的命运。我要调他，就调他，同样我对这100个人，不能说命运，他们升迁的机会，所以也是很好的措施，这样才能避免一个树状的结构，下面的人升不上来，我们要随时跟踪最能干的人，然后我们会靠他评分、打分，你作为老板就要评分、打分，最后靠这个system，我们的人员可以得到很快的提拔，我们最快达到这600个人的一个书，有一个人大学毕业5年就在这本书里面了，他可能在下几年就会成为一个VP，我们公司有好几个30岁大学毕业工作10年之内就成为VP的，管WIN的，他们今年大概都三十四五岁左右，他们都是30岁左右成为公司副总裁的。没有这样的制度，他们有可能就被埋没了。这些制度包括了比你强的人，如果我雇了张亚勤，过几年以后他当了我的老板，很多人可能觉得你很丢人，但是我很自豪，我会说我居然帮公司雇到这么好的人，我也会受到我老板的奖励的，当然张亚勤也会奖励的，但是前一任老板的奖励。所以这个也是很特殊的措施。

让贤也是一个可能，我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但是你做得比我好，我让给你做。我举一个不是微软的公司，比如杨致远他在雅虎，当公司成长到某一个状态，他觉得他管不了这么大的公司，他就让给别人做总裁，这是比较特殊的做法，但是很重要的。还有微软经过八个人问很多很奇怪的问题，刁钻的问题，然后还要去问你的朋友，问你的老师，最后非常谨慎才雇佣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在微软有一句话，这句话叫做As have As，Bs have Cs，翻译成中文比较不好听一点，一流的人雇一流的人，二流的人雇三流的人。所以当你的组织里雇佣了第一个二流的人时候就是你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我们紧紧牢记这句话。我们还有一句话，当你不确定这个人该不该雇的时候，答案就是不雇他，把握了这个才达到了人才的要求。另外所有的同事都是一视同仁，领导要以身作则。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雇佣的人也会犯错误的，每年大概有百分之几个人工作不好，而遭到解雇。有一次Ballmer认为我们这些人可能做人都太仁慈了，把我们100个人叫到那儿，开了一个会，他说今年我期望着你们都能达到某某的数目，百分之几的最不好的员工，再不然调教成好的公司，再不然就要离开公司。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很惊讶，他说就像你们今天100个人在这个房间，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我相信只有95个。我们都很怕开了会以后，第二次开了会彼此数了一数真的少了5个人，actually少了11个人，当然有一些是自己走的。

这个工作就是说不可以有一个，员工不会接受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这个世界大家都要公平，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副总裁，我就受到保护，我可以胡乱做，我可以留在公司，因为我达到了副总裁。也不能说我是一个很资深的研究院长、工程院长就不能动我了，任何人做得不好，都要去负责的。这个也是说当你人才观不代表了每天都是去找最优秀的人做这么快乐的，带一个公司像徐峰雄这么快乐的事情，也要面对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

还有双轨道的发展，因为人各有志，每个人兴趣不一样，我们不能够假设都是一个模子，我们不能假设每一个人都要做副总裁，做总裁，所以我们公司有一个制度叫做双轨道，就是说当你一个员工做得很好，一般公司可能就会说甚至美国公司说你做得真好，你明天做经理吧，又做得好再做主任吧，证明你很聪明再做总监，再做总经理，做副总裁等等。但是这对有些人，对很会做管理的人，也许很适合，但是很多人不适合管理，或者不喜欢管理，不适合和不喜欢做管理的人，他们都不会做得很好，所以也许去提升一个人反而是害了他们，也是害了公司。所以我们公司就有双轨道，当一个人做得很好，说你做得真好，你对管理有没有兴趣，然后要不要上一堂课，要不要试做一个管理的课，喜欢就往里走，不喜欢就可以留在technical这个轨道，当然这个互导不能是糊人的，你不能说你做得真好，你不愿意做经理，好继续做你的technology，我们这儿有一个玻璃天花板，你长到了这个级就上不去了，因为只有做经理才能往上爬，这样就不是双轨道了，这有一个轨就死掉了。所以在我们公司做technology可以一直往上走，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公司有100位副总裁，也有20多位所谓的distinguish engineer，他们的薪水，他们的股票，和副总裁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真的提供双轨制度，你就要给他们和管理人员一样的奖惩制度，要不然你这个话就有问题，你就等于要一个人误入歧途，向一个有玻璃天花板的地方去走。

类似的一个问题，是多元化的人才，因此人各有志，我们可能要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兴趣，有些人适合研究，因为他们很好奇，有些人适合工程，因为他们每天能多写一行程序就很快乐，有些人适合架构，因为他想看得更高、更远，不爱编程，有些人爱测试，因为他喜欢挑毛病，有些人喜欢指示，因为他可以跟客户接触等等，每个人兴趣都不一样，所以在公司、在学校都要发掘他们的兴趣，然后让他们往这个方向去走，同样做市场、管理、流程，也是有同样的想法，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人尽其才的想法。

最后一点，本来我要演讲花比较多的时间是领导力，我决定用这个演讲，不用原来的演讲，我其实在第二封信里面已经比较多讲到领导力的想法。很多人认为一个优秀的人，不管是管理还是技术，还是做商业等等的，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聪明，懂科技，战略能力，执行能力，有经验，商业头脑，这个人就是一个全才，就是一个将才，是一个帅才，但是我今天对这个想法只有一个字，就是错，这是最基本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说，比如说你可以说好，李开复你是做语音识别的，难道你把语音识别的工作放在最低的金字塔上面了，答案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的工作语音只是一小部分，甚至可能不是一部分，我讲一个公司的要求，你们就会理解，公司希望任何的一个副总裁或者任何的一个总经理，他都可以去接几乎任何一个副总裁的工作，就是他希望能够把我拿回来放到一个研究部门、产品部门、技术支持部门我都能够做副总裁的工作，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金字塔最下面的一层其实并不重要，其实是上面的才重要。价值观，还有这个领导的能力，人际的能力，团队精神，表达的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还有我们所谈到的情商，自觉，自控，影响力，社交能力，还有最高的谦虚，勇气，毅力，这几点我会挑几个来稍微做一个简短的代表。

我们先谈这个，最上面是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对，一个人在公司就留不下来了，因为公司的价值观是credibility，你不能credible你就不能留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必须需要的。优秀的领导，这个人际能力大家可能听我说过一些，情商可能听过一些，但是很多人可能误解了这些方面的，其实这个情商你可以说，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有一篇我的文章，然后有很多读者说情商嘛，就是会拍马屁，会懂得跟人做社交，然后会做政治的工作，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告诉你为什么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在我举这个例子之前，其实这个有统计的根据，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一篇文章的作者，他做了这样一个工作。他找了188个公司，他做了所有领导的一个调查，他测试了他们的情商，测试了他们的智商，然后跟踪了他们的事业，看他们成功还是不成功，然后他把他的成功和不成功去对比他的智商和情商，他发现的是情商对一个人的成功比智商要更重要9倍，这是有数据根据的。他做了一个research，做统计的同学都可以去参考这篇文章，他有非常多的科学根据。

情商，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还没有证明，为什么不是拍马屁，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在我们做这个之前还有卓越的领导，《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里面曾经谈到的，他测了更多的公司，上千个公司，他把优秀到卓越的公司做了一个分化，什么叫做优秀的公司呢，就是赚钱的公司，什么叫卓越的公司呢，就是更赚钱的公司，这是他很可以理解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一个公司要从赚钱变到更赚钱，在一个20多年的时期来看，确实是有很大意义的。他发现这几个公司有11个是很特殊的，本来就一直很好，但是能够做到更好，他们特殊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CEO都是谦虚，为了公司着想，很有勇气，愿意放权，而且有毅力，所以他做了更深入的探讨，确实证实了这三个因素真的和一个公司的成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作为一个统计的人，做学统计的人我非常相信这两本书，也介绍给过很多的人。如果我们说从美国哪些能够得到很多的启发，或者说在中国哪些方面可以更加地加强。我想我红色表达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诚信非常的重要，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就要算话，这样才不能影响自己的声誉，也不会影响学校和公司的声誉，一个人签了合约就一定要兑现，这个为什么呢？各位可能听过，我曾经有一些文章，有一些辩论，谈诚信的问题，别人问我说，难道你希望每一个员工都成为一个圣人吗，答案当然不是这样的，其实一个公司为什么重视诚信，很简单，并不是我们要对员工做道德方面的审核，而是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公司的利益的。你想一个公司要放权的，把公司的秘密交给你，把公司的钥匙交给你，把公司未来的方向交给你，公司怎么能够相信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怎么能够让你冒任何的风险，让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把这些工作偷走了，带走了，或者做得不好，所以诚信的重要对于一个公司，只是一个务实的想法，并不是一种对美德的追求，当然我个人可能对美德有一些追求，但是公司是有道理的，不是想为了衡量人的美德，这是对公司一个必需品。

直截了当的沟通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员工和同学这方面不是那么直截了当，这个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家庭都是曾经碰过。比如上个星期我碰到过我的大姐，她就很不直截了当，她就说“打电话给哥哥，我很生他的气”，“怎么回事”，她说“我打给他，我跟他说我星期二放假，星期四到你家，星期六走，然后他居然就说好”，我说“这个事你为什么生气呢”，“我告诉他星期二放假，他怎么不请我星期二去呢”。你就可以猜想到我这个大姐是在一个纯粹华人的环境长大的，我这个大哥是大部分都在美国长大的，这两个人就是直截了当沟通和不直截了当沟通的差别，这个主要就是文化的差异，如果是华人的环境就可以理解，不管怎么说，直截了当沟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更有效率地解决一件事情。我在公司最怕碰到的就是开会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新的想法，张宏江说我今天有一个新的想法，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了以后，大家都点头，这个好，这个好。然后到了洗手间，就听到很多，这个idea，我嘴里说好，不好意思批评他，但是你可以想象到，这对他自己，对讲话的人，对公司有多么大的伤害，因为你造成了时间的浪费，因为你没有让别人得到也许你很宝贵的意见，或者你没有真的理解他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去批评别人，不管怎么样都是不好的，是不对的。主动热情，这几种都谈过了，自我批评我们也谈过了。

下面再往上走就是情商。这情商里面我只谈一个自觉，自觉是情商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自觉我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是我在第二封信里面讲的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员工，他有一次写了自我评估，他就说虽然谦虚如我，但是我也要说自己这一年的表现实在是异常的了不起。当我看了这一句话，我心里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员工要走，并不是说他做得多烂，但是当他的表现和他的期望，当他这么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很显然的，他不会满足现状，果然他要求我升职等等，最后不但没有升成，他还失去了他的工作，他并不是不能做那份工作，但是因为他姿势太高。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而且是很普通的例子，我和我的reporters，我下面的总经理，我们每一次开会都会谈到某某人在某方面做得不好，他常常去批评别人，或者别人讲话都不听，或者是他不合群，或者是他每次说话不算话，不管怎么样，某某人有某个弱点，下面我们要探讨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或者他能不能克服这个弱点，下面一句话，一定是他知不知道他有这个弱点，他承不承认他有这个弱点，他愿不愿意改这个弱点，如果答案是是的，那我们会给他很大的宽容，很长一段时间的机会，但是答案如果是否定的，其实这个自觉和人际关系拍马屁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他就不可能自己批评，自己改进，他也不可能承认，或者是改进自己的一些问题。但他不能改进，不能修补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他只有走路，所以这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自觉是多么的重要。

勇气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没有讲谦虚、毅力，我想各位同学应该可以理解。中国人谦虚、毅力是我们有史以来的几千年历史的这种美德，我认为中国人这方面做得比美国人优秀，甚至美国人可以向我们学习，但是勇气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挑战，因为你每次要有勇气做一件事情，就要遭遇到的后果，可能遭遇别人的批评，或者可能受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我曾经在一个公司工作，这个工作握有一个团队，我心里知道的事情是这个团队必须解散了，不是整个团队都要走，但是那批人选错了，他们选得方向是不对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勇气解散他们，为什么没有勇气呢？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这个team是我挑选的，它的方向也是我批准的，如果这个时候我解散它是不是代表了告诉大家我李开复错了，我不该批准它的，这个对我的面子是不是有问题，对我的信誉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这个例子让我尴尬了一段时间，几个月，最后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在考虑要离开那个公司了，我就想说既然离开了，我就应该离开之前做一个好事，帮这个公司解散该解散的，人家要骂我，笑我，反正我要走了没关系，但是该要做的事情还做，然后我把这几个人解散了，把这几个人改编了，把方向重新改了。改完以后我居然听到是我的同事，甚至我的老板，他们对我是这样评价的。他们说他居然有勇气承认自己是错的，我们尊敬他，并不是说你看这个笨蛋又犯错误了，也不是说你看这个多没面子，自己建的team，自己把它解散，或者是多无情，怎么对自己的部下这么处理，其实我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应该做的事就应该去做，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应该承认。一直对我有很大启发的三句话就是：做任何的事情，我希望我能够有足够的勇气。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足够的度量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情，还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这两者的差别。

最后我想谈的是高校，大学自从孔子，自从亚历山大在两千多年前创立东方、西方的大学，一直是精英会聚的地方，是一个思想开放的社区，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引擎，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催化器，可以说是整个国家里面培养人才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在美国很特殊的情况，我想各位都清楚，世界最好的学府，大部分在美国，最好的10所学校里有8所在美国，最好的50所学校里有37所在美国，最好的100所学校里有66所在美国。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目，美国也是靠这个方法吸收了全世界各地的人才，所以甚至你可以说美国今天经济的强大跟这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几乎每个国家的人，包括中国的学生都想到美国去求学，不但博士、硕士想到美国去读，甚至最近连本科、中学、小学都有人想去读，甚至在32年前有一个叫做李开复就去读了。美国之所以如此的强，就因为它的教育系统可以吸收全世界的人才，无论是吸引教授，吸引学生，因为优秀的教授想要围绕着，想要有优秀的学生围绕着他们，优秀的学生想要跟优秀的教授求教，所以再加上美国强大的企业，真的吸收了这么多的人才，所以教育在对人才，对美国的人才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微软，在苹果，在任何公司，你会看到周围的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加拿大人、法国人、英国人到处都是，可能几乎有1/3以上的员工都是国外来的。这些都是国外的精英，所以美国的强大，技术的强大，如果靠人才，人才又是靠高校，高校就是大学，大学是真的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美国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我们讲北大、清华，公立学校，但是在美国我们说什么是最好的学校，本科里面10个最好的学校全是私立的，在商学院10个里有9个是私立的，这个黑色的字就是公立的，白色的字是私立的，工程一半一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最有前瞻性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工程都是私立的，比如说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工程都是私立的。这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美国也不是说私立的学校都好，但是有两种私立学校，有所谓社区职业学校，就是community college，他们是收费的，也有一些是盈利的，不见得是那么好，但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他们都有一个机制，他们的机制就是一个私人投资的基金，然后给它很大的自由度来做灵活的运行。今天我在人民大会演讲之后，有人问我，为什么美国的私立大学那么好，这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但是根据我的理解我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它有私人的资金，它可以由它的方法去研究，它不一定要给教授多少薪资，不一定要照着美国国家这个州的法律来定哪些是我们的科系，它想开一个生物工程系就可以开，它想给教授多一点薪水它就可以给，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创校人，我们可以看到这批创校人有一种理想，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把他们的理想在这种私校彻底实现了，至少在美国公立学校，他们应该说样板式的，大部分都很相似，科系、教授都很相似，但是私立学校就很有特色。特色一方面可以发挥他们的领导，校领导的一些思维，一些他们的构想，还有他们的一些理想。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一个学校有很特殊的特色，比如说MIT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把工程什么都做得最好，我们就开在哈佛的旁边，但是我们不怕它，它人文好，我们的工程好，斯坦福的特色就是开放创新，看到广大的校园就可以知道有多大的心胸来创办这个学校。

我的母校特色就是一切围绕着IT，我们希望做的世界第一，商学院也用computer science，艺术也用computer science，音乐也用computer science，每个科系都用计算机来做，而为此感到自豪。每个学校都有它的特色，所以热爱计算机的人都想去Carnegie Mellon，甚至想上音乐课，想上艺术课，都可以用到计算机的技术。这些特色造成他们的优势。当然私立大学不是主要的一个美国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师资，这个我个人也有很多很深的个人感受，我们刚刚提到了我的老师，他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在美国教师是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个大学教授在美国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一个工作可能有1 000个人申请，在MIT和斯坦福学校，如果他得到这个工作，他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非常好的待遇，那这个好的待遇造成他的师资质量继续上升，质量上升造成学生对老师特别的崇拜，这个崇拜又造成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所以这样一个延续的、良性的循环，造成美国大学越做越好，老师越来越好。当然做得好也不表示他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一个代价就是要有风险，这个工作是有风险的。

要想到美国MIT做教师，进去之后就要有准备，7年之后可能就要失业的，因为只有一半的教师可以拿到终身职业，因为要保证这个质量，MIT之前学校就定出了规矩，就是说你拿到了博士只证明你多做一项研究，并不能证明你能教课，所以在这儿教7年，经过评估，才让我决定留不留你下来，当然在那儿拿不到教授的人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工作，可以挣到钱，当然这是一种保护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很难在别的行业碰到一个做7年50%失去你的工作，但是1 000个人来争取这个工作机会的职业。

管理方式我们刚才提过了和企业尽量的分开，教学的方式、学习的方式是很特殊的，要有很灵活的教育，美国的教育在课堂上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到大学，他们不会对学生进行大量知识的灌输，相对它希望学生的眼光能够放得更远，视野放得更远，它不会要求背诵很多公式，而是要求很多学生去理解为什么。比如我女儿4/6对等于2/3，怎么学的呢，老师找蛋糕来做实验，就是三个人一个人可以分几份，原来是一样的，所以4/6等于2/3，或者2/6等于1/3，或者三角形面积，底乘高除以2，不用背的，只要一张纸，一裁为二，这个面积是多少，小朋友说我知道长方形的面积怎么算，这是一半就这么学会的，这个学习的方式是非常灵活，可能更适合于灵活的学生。美国的教育方式适合优秀的学生，当然中国的教育方式可能更适合比较一般的学习，至少是基础教育他是这么说的一句话，直截了当沟通，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有一句话让我能够永远记得的，就是有一次我挑战我的老师，我的恩师Raj Reddy，我要做的方式他不同意，我说我要照我的做，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这句话让我永远地记得，因为一方面我记得他对我特别好，虽然他不同意，但是给我很多的支援，还有知识上的支持，而且让我非常佩服的就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不高兴，或者觉得不怎么听我话，他反而对我有更大的尊敬，更多的支持，所以我相信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里学生敢对老师说不，老师愿意听学生说不，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火花碰撞的环境。

下面追逐兴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在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我入学之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脑筋想什么，我要决定读政治，要成为一个律师，以后也许成为一个法官，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脑子想什么，十多岁孩子想什么不是很清楚的。然后我就读了，读了一年以后非常枯燥，怎么办呢，所以我才进哥伦比亚，说哥伦比亚有这个科系吗，我发现我不很喜欢这个科系，在大三从政治系变成Computer Science，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对话，而不是站在美国的某一个小镇做一个很无味律师的工作，一个很不快乐的人，我就要感谢美国教育给予我的这个选择。美国教育是比较正面的鼓励，比较不排名次，其实现在我还不是很理解，但是至少它确实有它的好处，就是说每一个人可以知道他得几分，可以知道他在班上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但是绝对不让他认为是一个零和的概念，这和团队精神很有关系。

前几天我见到中国的一个教育部的领导，他就问我说，团队精神他常常听到中国可以做到最好，他说在美国怎么教团队精神的呢，我说其实是不能教的，但是它有很多的这种精神是容纳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个当你不排名次的时候，学生就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零和的游戏，不是说你上一名，我就下一名游戏，大家自然而然当作一个队友而不是一个敌人看待。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很多功课，这个project里面，你要跟那五个同学合作，而且你们的成败，是与成绩捆在一起的，这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有的。

我的女儿说我们小组一个人不努力，把我们的成绩拉下来了，过了几星期，他又跟我说，这个人非常努力，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上次被我们骂的，这样同学会有彼此的激励，他们就像在社会里一样，我们五个员工编程也是一个组，彼此激励，谁做得不好，会觉得不好意思，同学会给他压力，给他鼓励，然后大家怎么样协调合作，这些都是从小到大养成的。

刚才谈到领导，很重要的是它能够达到卓越，更重要的是它有毅力放权，勇敢，谦虚，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果断吸引人和热情。那么我的好朋友凌志军先生写的一本《成长》里面提到了，作为学生一般人觉得自信，智商好、自觉学习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自觉、主动学习，不但智商高，而且情商要高。

我说科技、人才、教育，唯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才能带来人才；唯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才有能带来教育；唯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才能带来人才。这三者是互相补助，而且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今天中国正在迈向伟大民族复兴的一个关键时期，一个华人的时代即将来临，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基于今天已经成功的基础，学习美国成功方面的因素，再加上一些融入中国的特色，我很有信心，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世界之最的超级强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有创意的民族。谢谢大家。

波司登一定会成为世界名牌

高德康

这篇是2006年3月9日，高德康在北京大学“CCTV——2006两会代表话营销”论坛上的演讲。

高德康，1952年1月出生，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全国劳动模范，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中国羽绒服装及制品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江苏省常熟市康博村党支部书记，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兼党委书记。

各位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今天站在北大讲台与大家共同探讨如何创立世界品牌问题，我非常高兴。

2004年10月、11月，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欧元之父”、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席罗伯特·蒙代尔教授先后两次考察波司登总部和美国分公司，高度评价波司登是中国20年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奇迹，波司登品牌之路取得巨大的成功。并欣然题词：“波司登是为数极少的能够持续奇迹般增长的公司之一，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成就，而且正逐渐成为世界所认知的品牌。它质优价廉的优势无人能敌，畅销中外。可以说，波司登的名字也会是时髦的代名词。我向波司登过去取得的成就致敬，并祝愿将来波司登取得更大成功！我预言，波司登会成为世界知名品牌的！”

在中国产业中：中国服装业最有希望成为世界名牌

当今中国的企业，有条件提出走世界品牌道路的，实事求是地讲并不多。21世纪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从目前来看，能够真正成为世界中心的也就是服装业、家电业。这就是说你提出一个世界名牌很容易，每个企业、行业都可以提，但是真正要走这条路的时候要考虑到实战性有多少。

现在中国的服装业、家电业提出要走世界名牌，并且在可预测的10~20年确立世界品牌形象并不是吹牛的事情。中国服装业走向世界有两点：第一，它是生产大国；第二，它是出口大国。出口多了尤其是对欧美出口多了，我们：谈世界名牌就有可能，这是一个谈名牌的基点。

在中国服装业中：波司登最有希望成为世界名牌

我这样说有两个观点。

一、国内优势

波司登创业伊始，就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我认为，名牌是企业发展的特殊生产力。1992年，波司登果断投入2 000多万元新建厂区。企业迁入新址并更名，同时注册自己的品牌——“波司登”。此后，我们又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建成13 600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引进世界一流的GGT/CAD、CAM电脑设计、裁割系统及日本、德国的特种缝纫设备，使公司一跃成为中国最大、最先进的羽绒制品生产基地。1997年，极具巨大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波司登挑战世界最高峰”活动的整合策划，将“波司登雄居中国第一，挑战世界名牌”金属牌放在世界最高峰，并通过多层面媒体，全方位、立体式、轰炸性宣传、造势，使“波司登”迅速走红，并牢牢占领“品牌第一”高峰，将销量与第二名迅速拉开距离，奠定“波司登”行业霸主的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的树立和提升，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波司登”羽绒服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在45%左右，占据了中国防寒服市场半壁江山。

2005年3月28日，在中国服装协会“2003/2004中国服装品牌年度大奖”评选中，“波司登”、“康博”分别荣获最具价值大奖和最具潜力大奖，成为中国服装“奥斯卡”晚会上最耀眼的明星。

二、国际优势

作为纺织服装行业唯一入选16家“向世界名牌进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波司登以“创世界名牌，扬民族志气”为己任，积极推进“品牌先行、渠道跟进、合作双赢”的国际化战略，成为中国品牌服装进军国际市场的急先锋。

2004年4月和6月，我先后应邀参加第二届中韩经济研讨会和第十届中日经济讨论会。我确立了立足海外融资、融智，充分利用全球市场资源来实现国际化目标。

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波司登稳扎稳打，步步升级，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断增强。波司登羽绒服先后荣获俄罗斯圣彼得堡、蒙古国乌兰巴托国际博览会金奖，2002年被外交部礼宾司作为国礼赠送俄罗斯、芬兰和加纳三国元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2001年以来，波司登先后与美国杜邦、日本伊藤忠等世界500强企业强强联合，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并成为NIKE、BOSS、TOMMY、GAP、POLO、ELLE等国际品牌的合作伙伴。

为扩大自主品牌产品的国际影响和销路，在上海成立贸易公司，在俄罗斯莫斯科设立专场店，在美国纽约成立分公司，构建有效的直营模式。以美国为例，款式风格与营销模式贴近当地消费者的波司登羽绒服已进入Burlington和Century21等大型连销商场，并在一年多时间里达到200万美元销售额。

目前，波司登产品已成功进入日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瑞士等国家市场。2005年出口创汇收入突破1亿美元。

波司登靠什么成为世界名牌？

一、引领世界服装潮流的能力

我个人认为，在服装界，世界品牌主要是文化的潮流。欧洲发达国家那些女装时尚，引领的就是一种品位，一种文化内涵。文化的内涵不要简单地去理解，有的你说不清楚，有的必须通过体验，通过感官、名人效应。设计是服装品牌的灵魂，没有“上得T台、下得市场”的设计艺术，品牌终将退化为没有文化内涵的标签。

品牌创立伊始，波司登即实施以设计师为导向的创名牌工程，改变臃肿的防寒服概念，准确把握流行元素，在设计、裁剪、用色上不断完善。

波司登每年推出200多款时尚羽绒服，用无数的风格为寒冬演绎着优雅、制造着浪漫。到今年，波司登将继续10年唯一代表中国防寒服向世界发布流行趋势，促进中国防寒服向休闲化、时装化的变革，被国内外同行誉为“防寒服领域时尚先锋”。

二、品牌整合策划的能力

“抢占制高点”品牌整合营销策划是波司登的又一利剑。在1995、1996、1997连续三年取得全国销量第一的基础上，如何让品牌形成强大的势能，并凝聚成一股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飓风，对竞争对手产生强大的导向力、压制力和震慑力，成为我和我的企划团队谋划的关键。

1998年5月24日，中国波司登登山队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一块“波司登雄居中国第一，挑战世界名牌”的金属牌被永久安放在8 848米的“世界屋脊”的巅峰。

继完成“中国本土策划的登顶之作”后，1998年7月，波司登羽绒服随中国北极科考队远征北极，见证极地科考历程；1999年11月，波司登羽绒服伴随“雪龙号”科考船深入南极、再战极地高寒，成为国内唯一登上“世界三极”的防寒服品牌。

系列尖峰策划在中华大地激荡起一股强劲的“波司登旋风”，实现“品牌第一”与“品质第一”的完美结合，一举奠定了防寒服行业至尊地位。

三、坚持科技创新的能力

中国服装业要真正做大做强，最根本的是坚持名牌战略，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培育知名自主品牌上下工夫。

波司登始终占领着中国羽绒服质量的制高点。为确保“波司登件件是精品”，公司积极贯彻国际标准，先后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2002年，波司登被评为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产品通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认证。

2001年，以设立“保护母亲河千万元绿色希望工程奖励基金”为契机，波司登提出“人与自然更和谐”的理念，首创90%绿色高鹅绒服，激荡起“绿色革命”的狂飙。

2003年9月，公司将全球领先的生物技术应用于羽绒生产，革命性地推出生态抑菌羽绒服，被业界称为“引领功能性服装生态潮流的重大变革”。

2004年9月，波司登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合作，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纳米技术引入防寒服领域，推出具有拒水、拒油、拒污功能的“纳米·抗菌”羽绒服，实现羽绒服抗菌、护理、保养、洗涤方向的重大突破，引爆服装行业新一轮技术创新和品质升级，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防寒服领域唯一“科学技术贡献奖”。

四、具有海纳百川凝聚人才的能力

自古得人才者得天下，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商场也不例外。欲得市场者必先取才，名牌背后是人才，人才是名牌之魂，人才聚而名牌生。企业有了人才，就有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把握。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应打破地域限制，打破家族意识，吸纳大量人才。

波司登拥有国内顶尖的设计与品牌策划人才。

波司登羽绒服已成为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原创品牌，每年新品上市时千万消费者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波司登”，来看颜色、版型、面料又有哪些新变化。波司登设计创新靠人才。

波司登挑战世界最高峰等一系列策划对品牌打造起了关键的作用，使波司登成为国内唯一登顶“世界三极”——珠穆朗玛峰、北极、南极的防寒服品牌，成功挑战极地严寒，实现了“品牌第一”与“品质第一”的完美结合。我们也借“登峰造极”之举向世人表明，波司登雄居中国第一、勇攀世界羽绒品牌与品质最高峰的决心和信心。今天，人们提起“波司登”，已不只是一件衣服，她已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品位、一种精神。这也要人才。

除此之外，我们更需要有理论、有实战经验的人才。现在，无论是营销战线，还是在生产管理和企业内部管理中，都拥在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专业技术人才。

当然，要把“波司登”变成一个国际品牌，百年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还需付出艰巨的劳动，我们将为此不懈努力！

最后，感谢各位的光临，谢谢大家！

永业集团董事长在北大的演讲实录

吴子申

2009年10月31日，“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新农业投资机会”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以下为永业集团董事长吴子申的演讲实录全文。

吴子申，内蒙古永业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敕勒川文化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来到北大。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文化的先驱，今天我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到这里，跟老师、同学们还有媒体朋友们一起就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话题进行研讨，希望能够跟新时代的先锋、新中国顶尖级的优秀人才做一些思想上的交流与互动。我和永业集团经历14年，用我们实际行动在环保、农业领域作出了一些成绩，希望我们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这就是我希望达到的目的。

其实，永业集团跟北大有着非常深远的渊源，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永业在2008年4月18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在此之前我率领我的团队（包括我们的策略总裁Larry先生等）于2008年2月2日在美国开始路演，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到2月5日的时候，美国投行说你们没有被通过，回去吧。当时我们几乎要崩溃了。因为我不懂外语，更谈不上懂西方文化，稀里糊涂地走出国门、稀里糊涂走到华尔街、稀里糊涂坐到那个位置上，后来我跟大家开玩笑讲，因为我不懂，所以我能走到今天。为什么呢？我们是满怀信心希望走向美国，我们背后有500名员工期待着我们载誉而归，可当时的结果确相反，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美国遇到了北京大学当时数学系大三的一个女生，她利用寒假在美国的这家投行实习，当时是她架起了我们与美国投行之间的桥梁，使我们和投行间能够沟通、交流，后来投行派了这个女生陪着我们走完了后面7天的路演。随着永业的上市，这位同学也在成长，她给了永业很大帮助，帮助我们永业在美国华尔街纳斯达克上市，帮助永业走向了世界，这就是永业与北京大学的缘分。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也是想给在座的同学们一些启发：拥有很多知识的你们该如何与社会接轨。

永业和北大还有一个缘分，永业集团副董事长孙陶然先生是北京大学经管87届的经济系毕业生，北大88届的张名民、赵启军，还有上市公司的律师李朝义都是永业集团的合作伙伴，他们都是北大的毕业生，所以我说永业事业的成功跟北京大学的智慧分不开的，所以永业要感谢北京大学，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位女同学，你们曾经的学姐也来到现场，我提议我们所有同学用北大的自豪把掌声献给她好不好？她今年夏天已经毕业，并进入了一家国际投资银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是一座金矿，只要你抓住人生过程中捕捉到的机会，你就会很快成长，这一点你们的学姐做到了，你们也同样可以做到。

鲁迅曾经讲过一句话：“浪费他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下面我用永业的故事给大家做三个方面的交流，希望今天的沟通交流对同学们的未来有所帮助。如果你们听到永业的故事认为有所帮助，希望你们不要吝惜自己的掌声，谢谢大家。

我今天跟大家交流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看待机会，怎么把握机会；第二，为了你未来这些机会如何做好一些准备；第三，永业曾经走过的路可以告诉大家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在我与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大家可以与我随时互动。

如何看待机遇？在中国当前最大的机会是什么？我认为问题最多的地方就是未来机会最多的地方，当前中国最大的机会是什么呢？三农，大家都知道农村、农业、农民，目前是我们国家最关注的民生，永业从事的就是帮助农民致富的工作，在带领农民致富的同时我们也获得了财富。在这里我还要提一下你们学长，商务通恒基伟业有谁知道？有谁知道孙陶然？20世纪末著名IT品牌商务通的执行总裁孙陶然是北大87届经济系的，他在中国IT界非常有名，现在是我的搭档，是永业集团副董事长。他在永业项目开始之前，发现一个商业机会，联想给他投了一笔资金做银行支付系统的基于互联网的项目，叫拉卡拉。拉卡拉是什么呢？我们经常看到，在银行门口排满了交付水电费、煤气费的人群。这种业务大银行不支持，小银行不喜欢，因为这样的生意不能给银行带来利益，而老百姓排大队缴费有很多的抱怨，但这些却是人们生活必需的。拉卡拉电子支付就是在便利店门口安一个刷卡机跟电话机联系起来，只要一张信用卡就可以完成网上支付业务，让大家的生活跟信息化同步丰富起来，这就叫拉卡拉电子支付，如果同学们有兴趣可以上网搜索了解更多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是什么意思，就是商业的机会无处不在，只是看你如何看待。最近我们的副总裁赵强先生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离开了公司你什么都不是》，我三个月前不支持他，可想而知离开了公司你什么都不是，谁喜欢这个话题呢？这是一个老板不喜欢、员工也不喜欢的书。但是我看完样书之后帮他写了个序。赵强先生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你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怎么样从起点策划规划自己的事业，怎么样快速获得成功？20世纪末的时候一个“呼机、手机、商务通”的经典营销案例被写入了北大经管案例库，名人掌上电脑智能王作为整合营销传播的经典案例载入了美国哈佛大学EMBA案例库，赵强先生就是当时名人掌上电脑的操盘手，因为一场世纪IT之战，孙陶然跟赵强两个人的故事让整个中国IT界历史重写。今天，我们三人走到了一起，请问有哪位同学知道我们三人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吗？

同学：据我所知，您一开始是做商务通、名人智能王的内蒙古总代理。

吴子申：是这样的。大家可能奇怪，你们曾经做IT，现在怎么突然跑去做农业？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在思考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做成永恒的事业，永业今天涵盖了非常多的来自IT、家电、网游的人才，还有医药保健品行业、服装行业的人才，之所以这么多人能够在永业的平台上共同打造梦想，是因为我们在解决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永业现在在做一件事源于一个古老的成语叫“病从口入”，人类为什么不健康，是由于吃的东西不健康。中医讲人类不健康核心是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吃的多、吃的少、冷热瘀积造成的，现在的说法是吃动物怕激素、吃植物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吃什么都没数，垃圾污水遍地，导致我们生活链条的崩盘，所以食品安全成为当今一个大问题，谁能把握住这个机会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得到非常大的发展机会。因此永业就做了这件事，如何让动物和植物健康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人类获得健康，我们把祖国传统中医学的优秀理念通过生物技术做成了动物饲料、植物肥料这样的载体形式制成产品推向市场，才有了永业今天的生命素，才有了永业走向纳斯达克。

永业生命素究竟是什么东西？可能在座的朋友很少有这样的生活经历，能够了解到农村农业，也许你们并不清楚这些农作物是怎样生长出来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短片，片中介绍了河北沧州的三个小故事，第一个河北省沧州是中国金丝小枣出口地，曾经每年有30亿元左右出口值的贡献，因为这些年农户使用农药超标，使得金丝小枣出口受阻，导致每年沧州损失经济收入数十亿，我们的产品永业生命素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农残的问题，挽回了经济损失。第二个故事是一位种八分黄瓜地的农户，使用生命素后，其产量大于两亩地的收入，收成是平常的三倍。第三个故事是河北省沧州初春的时候，政府支持老百姓做塑料大棚，但没想到因为冬季有一场大雪把所有的大棚压倒了，农民没有了生活希望，永业生命素产品帮助当地很多的农民，让他们的植物起死回生。

永业动物生命素产品，可以帮助治疗奶牛乳腺炎等许多疾病。大家都知道三聚氰胺的问题，三聚氰胺风波之后，我们的产品帮助了蒙牛、伊利的牧场。永业在做这个产品之前首先研究了市场，奶牛乳腺炎在全世界范畴都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是没办法根治的，由于显性跟隐性奶牛乳腺炎的存在，每年全球损失400亿美金，奶牛食用了永业产品后，奶量指标比世界标准高了10倍。如果我可以解决400亿损失的问题，帮助农民挽回损失，我们的机会就很大了，400亿美金的市值折合人民币3 000多亿，我们企业做到一个百分点，就是30多亿。对于永业而言，作为一个擅长营销的公司，做一个百分点的市值，是容易实现的，但这一个点就是30亿，做30亿市值的公司不要说在内蒙古，在全国也是很大的企业。

根据对市场调研，我们建了工厂，生产植物生命素、动物生命素。永业植物生命素产品，使用3~7天后的效果就很明显，大家看PPT显示的是产品使用效果对比。玉米的秸秆是喂牛最好的饲料，干枯的秸秆50块钱一亩，带绿色的秸秆可以800块钱一亩地，也就意味着农民购买永业生命素，40块钱投入，可以多获得750块钱收入。我们在农业上有一个朴素的概念，化肥是不好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大家不清楚，实际是由于农户施用肥料太多、化肥营养过剩导致土壤连续耕种无法吸收，导致植物没有营养。这就好比说一亩田产应该产1 000斤粮食，由于农户不会科学种植，造成营养不足只产了300斤，700斤白白流失掉了，永业生命素产品可以帮助农户找回700斤的产量。种植小麦还有一个最大问题是干热风问题，当快要收获的时候一场大风就能造成毁灭性打击，永业生命素具有抗热风作用。永业产品有三大效果：第一，可以增加农作物产量10%~30%，甚至50%；第二，可以让产品提前上市；第三，有机地改善产品品质，解决瓜甜果香菜有味的问题，环保抗灾。

我们就是把握了这样一个机会，人民网采访我时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我说中国的小康社会只有农民达到小康才是真正的小康，我想在座诸位很多都是学经济的，大家可能了解一个话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阶层是倒金字塔形的，美国的经济是橄榄型的，富人穷人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中国是9亿农民并没有富裕，所以所谓三农问题就是农民富裕问题，也就是农民买难、卖难问题，买难是假种子、假化肥不断坑农害农，导致农民经济效益低下问题。卖难是由于市场经济下没有计划，导致农民去年什么丰收第二年就蜂拥而至都种什么，由于产量聚集伤农。这是中国三农的核心。永业把这样的问题变成一个商业故事的载体，帮助解决农民增产增收的问题，把他们丢掉的那部分产量找回来。我们打造了一个财富公式，每个农民每亩投入40块钱可以赚多200块钱，每头牛投入200块钱可以多赚钱2 000块钱，相当于农民给我1块钱我还给农民10块钱，大量使用永业生命素的客户的收益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公式的成立，这是永业发展的基础。永业在这个过程中杜绝了传统行业里产品先招商，把经销商的钱圈回来再说，置经销商的死活不顾，我们是把一个利益链，用户、经销商、企业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些利益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来解决产业链上存在的问题。这样就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同盟，只有这样一个产业链条,我们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产业链条上的所有人员得到机会，我们的员工、投资人、合作伙伴，只有这样一个环节的存在，我们的未来永业也才有可能是永恒之业，这是永业根据多年的经历,根据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积淀下来的一些经验，规划了我们自己的发展产业，铸造了我们事业发展的平台，也就有了我们成功登陆纳斯达克的事实。

在纳斯达克路演过程中，一个美国投资人问了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说你这个产品这么神，为什么我们美国没用？我说中国的土地很少，养活的人口非常多，而美国很少一部分人口在大面积的土地上面耕种，你们有3亿亩土地每年要农歇，我们的土地没有机会休息，所以我们的土壤得病，我们的产量降低了，我吃了美国黄瓜、西红柿同样是没有味道的，未来你一定要使用这个产品。生命素究竟是什么东西？生命素是源于我们祖国传统中医药产业的瑰宝，我们中国有很多文化积淀，老祖宗给我们留下非常多的文化财富遗产，这个遗产里最大的就是可以满足未来人类健康发展的中医产业、中药产业，中药的原料核心来自草药、动物、植物、矿物，生命素主要原料是来褐煤、风化煤中的腐殖酸，在李时珍药典里载入其活血化瘀、消炎镇痛、止血功能优于云南白药，我们把它有机改造，解决农作物问题，这是高科技成果集中转化的项目。

这个项目通过多年运作得到了国际资本的支持，可能有的同学通过《商界》杂志等媒体的报道了解一些永业集团的情况，永业为什么会涉足这些领域，我曾经跟《商界》的主编白勇先生讲，你采访我，必须是原汁原味地告诉大家永业，如果你有一点点的改变修饰，我就拒绝采访，他答应了我，所以上一期《商界》有这样一个专访，永业的故事在这个里边都有所介绍。我本人16岁参加工作，我是先工作后上学，目前还在复旦读EMBA，人生一辈子就是这样，哪个地方如果缺失一定要补充回来，不管你年龄多大、工作多忙。所以我非常羡慕在座的所有同学能够有机会安安静静地坐在这个地方，没有外界的繁杂和干扰，可以认真地读书，我请大家珍惜这样的机会，为你们未来的启动做好储备，这是一个系统的阶段，我们的CFO余总，他是美国的EMBA，有着世界500强企业的工作经验，年薪上百万，大家今天一定要静下心来努力做好你这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我在机关做了将近18年，之后正式下海做了永业项目，永业是从几千块钱白手起家一步一个脚印，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天的我就是未来的你，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大家只要努力思考做好准备，随时迎接机遇的到来，你们就将获得非常大的成功。我希望同学们在你们能够积蓄能量的时候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好准备，否则你将来还要回去补课。

永业做了沙漠经济、生态方面治理，1984年，钱学森院士曾经提出来沙草行业理论，并且预言沙漠里面蕴藏了几千亿的产值，我们依据这个理论开始与沙漠接触，研究了沙生植物，我们同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每一亩沙漠投入1 000块钱，而它的经济效益产出是3万元，每一亩沙地可产出300斤肉苁蓉，肉苁蓉每斤可以卖到100块钱以上，就像中央电视台《乡约》曾经讨论的，这无异于一个金矿，但是它需要较长的周期，需要8—9年左右的时间，而且需要有较大的资本投入和人力物力方面的投入。我们开始把沙产业选为创业项目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它背后这么巨大的经济产值，当时自己比较年轻，非常浪漫地觉得投入一些钱无非开个银行，所以就呼啦一下去投资做了产业集群，我们的投资方向是没有问题，但老话常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思想领先一步行动领先半步你就可能成功，行动领先一步半就可能是先驱或先烈，我们在当年就是行动领先了一步半，差点当了先烈，怎样避免这样的风险呢？如果提前几年用知识丰富武装自己的脑袋，有更丰富的知识，就能避免。前两天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跟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讨论永业的案例，他问我你们公司的发展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我们快速增长面临人才不足，同时我们个人见识、学识不足，我们的学习时间又实在是不足，这几个不足构成了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今天我看到同学们非常的羡慕，大家可以坐在这个地方认真地积蓄你们的能量，这是现在我非常希望做的事。

沙生产业、环境治理给永业制订了未来发展的梦想，现在公司主要在做两个事情，第一个是如何帮助农民发展规划一条适合农民未来的路，我们一切从解决问题开始，现在农民都是买不到好的农资产品，得不到好的科技种田服务，因此我们在乡村建了永业科技服务站，这个科技服务站为农民提供大量的服务：第一，教会农民科学种田，如何使用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农资产品，如何让土地增产增收。第二，我们开了庄稼医院，帮助农民解决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非常切实的问题；第三，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带着农民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化，因为只有农民富裕了我们才有可能发展，才有可能是未来永业的机会。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村庄建永业科技服务站，这是一个强大的服务体系。我们在北京还与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共同合作了具有旅游、采摘、观光，同时给北京供应健康蔬菜、做教学研究和整合营销的项目。

永业成功的核心DNA是什么？我们主要以一个全新的营销模式区别于传统所有行业，这跟我们过往做IT、家电不同。大家是否听说过好记星，大家是否知道好记星是怎么策划出来的。当年好记星团队提出一个问题：父母最关心的人是谁？孩子。望子成龙这是任何一个父母都要做的事情，好记星的广告语是：一台好记星万千父母情，如果外语不好孩子出不了国，如果外语不好小孩没有好的前程，家长如果因为一两千块钱断送了小孩的前程多不划算，所以父母纷纷掏了口袋，因此好记星从1 000万起家最终卖了3个亿，所以说营销概念就是文化层面的包装。就像当年做商务通，它做成了一种身份，广告说开宝马坐奔驰用商务通，这变成一种身份的象征，商务通这个广告一打黄金万两，大家经常讲央视开进去一台桑塔纳开出来一台奥迪，我们每天都在买一些广告产品。但是，当我们做永业的时候，突然发现所有这些常规营销手段在这农业行业里起作用是不大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农业行业的用户群改变了，广大农民是不相信任何广告，他只相信眼见为实，如果你的产品对我的土地没有效果，我是根本不会买单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产业的时候说，活着就是硬道理，今天永业存在就证明了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的策略总裁Larry总裁讲投资人给我们钱就说明永业做的对，否则的话华尔街的人不会给我们钱。我们做的营销案例叫“眼见为实”，就是一对一，我们用8年时间建立这样的产业链，农业运作是比较慢的，首先我们建立了强大的网络体系，帮我们的合作伙伴用眼见为实的模式、逆向行销模式卖给所有用户，然后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方式让所有经销商真正赚钱，这样一个产业链条才有可能是丰富的。我们在湖北潜江2009年4月份的一场促销活动，当天一个农资店零售生命素，销售额突破23万元，这一天经销商赚了5万元钱利润，这是他前几年每年的营销总额都达不到的。昨天我接到了一个永业战报，同样在潜江，在另外一个农资店，淡季促销，永业生命素营业额突破35万元，这个单店一天赚了7.5万元。我们说明人可以改变非常多事情，我们改变了用户习惯，淡季也能使用生命素产品。所以我们的产品现在有这样几个宣传口号都是源于用户创造的，“生命素，摇钱树，谁用谁致富”、“农民要致富，种子肥料生命素”，这些都是来源于实践，没有任何忽悠的成分。因为在这个行业里忽悠是没用的，刚开始我们接到生命素这个项目的时候，60多岁的科学专家告诉说它的效果很明显，我就拿给农民免费用，农民说万一把我的田烧坏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这个行业怎么说都没用，农民只看实际效果，只能眼见为实，稳扎稳打。从那个时候我们调整了所有策略，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所以永业用了8年的时间。

我们结合社会的一些问题确定了我们发展的目标，我们源于多年经验就想怎么样把企业的发展跟国家、跟民族振兴完整地结合，我们就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发展。我们得到最大的利益就是企业跟社会究竟是什么关系，永业这个产业链条，如果一年可以销售1个亿，中国农业产值将达到10个亿，我们用市场经济手段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这样发展就可以快速裂变。我们通过一些生态方面治理，保证给农民提供好药，我们又获得长久发展。就在我们财富增长的同时，又积极跟社会利益捆绑在一起，回馈社会，企业就能够稳固发展。

2004年6月，我跟柳传志、王石、史玉柱共同发起的现在全国最大的NGO组织资助项目，SEE在中国环保环境方面被评为中国地标性建筑，我们提供了“倾国倾城”大赛，还有大自然基金会环保奖项。今年，我们又联合了23家媒体总编辑共同发起了资深媒体人环保治沙公益联盟，现在该联盟已经有200名记者、编辑加盟，联合传媒呼吁全社会关注环保、治理沙漠问题，这是当时的现场图片。

我们在内蒙古阿拉善治理沙漠的同时，正在尝试把沙漠变成医药产业链，我们用了8年时间已经做完所有商业模式、产业链条的打造，以后我们会大力发展这个产业，这是永业未来发展的储备项目，现在还没有大规模推动。中央电视台《乡约》记者采访我时，提到了百亩地移民计划，很多合作伙伴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我跟大家讲，这是非常大的沙漠治理工程，这不是资金问题，是人才来源问题，我们2002年去阿拉善的时候，那里除了大蚊子根本没有任何生活基础，我们过去几年在那里建了酒店、修了马路，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建立了一个环保、生态旅游循环链。

我们在2007年启动了永业公益中国行，对中国贫困地区投放100万扶贫产品帮助大家共同发展，这是2007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跟甘肃武威市副市长的百万捐赠协议签字仪式。今后永业希望用NGO的方法发起民间个人的公益基金，用于扶危济困、科技储备、教育方面的社会责任。一个企业的发展重点源于人才，我们现在还是非常缺人，企业急速发展跟人才接续直接关联，永业计划向全社会开放我们的事业平台，我们对员工做了共同发展的目标，永业有一个理念，永业所有的财富属于永业财富创造者，我们就是在这种理念下共同工作，让我们的员工变成一个给自己做事情的老板，我们给大家做了三年有车、五年有房、八年经济退休的经济计划梦想，给永业核心员工奖车、奖房。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有一些激励制度，进行目标化科学管理。2009年，我们发现在中国很多农业大学学生就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提出我们优先安排就业计划。2009年，我们原计划在中国建立5 000个科技服务站，希望每一个科技服务站有一个大学生，利用他的知识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同时得到自己发展，我们在9月30日已经有7 000个科技服务站，下一步我们会有更大的招聘机会。

本来不想给大家介绍太多的永业，这样好像在给企业做广告，但是不给大家介绍清楚，大家又很难了解永业的商业模式，我的第一个问题就算回答到这里，跟你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你就能有一个大规模的跨越。这个过程中你要不断储备自己的知识，你就能跟民族的振兴、国家的昌盛有所结合，随着企业的发展，你事业的平台、你未来的发展机会就是国际化的。今天永业作为中国企业走向华尔街，已经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永业今年已连续四次被评为中国在纳斯达克第一推荐股票，可口可乐排第五，这至少说永业人的行为没有给祖国丢脸，我们得到整个华尔街的认可，这是华尔街四家基金股评专家给我们的一致评论，见证了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工作的业绩，在全球金融风暴下的世界经济舞台上，我相信我们会留下浓重的一笔。

永业可以为北大的同学提供免费的见习机会，当年恒基伟业销售副总在四通集团就有过锻炼，这种实践活动对我们个人成长非常有帮助，现在我们公司里面吸纳了非常多的大学生，我们也愿意给北大学子提供机会与我们企业共同发展。如果同学们有创业计划，因为资金的问题受阻，永业可以给同学们提供创业资金的资助，这是我跟孙陶然的一个共同梦想，我们希望把我们拥有的一切，不管是资金还是经验还是资源，都能够投向那些可以帮助、值得帮助的未来振兴国家的精英身上，让所有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希望做的事，我们会建立一个创业基金。永业现在在高速发展，还需要很多优秀人才，尤其是像北大这样的优秀院校的人才，我们在美国、香港、上海、北京都有非常多的机会，希望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合作的朋友们可以与我们人力资源部联系。

最后告诉大家自己的一个体会，一个成功的秘诀：跟对人，做对事，找对方向，坚持不懈，你一定会成功。谢谢大家。

吴子申回答北大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您刚才介绍了关于公司生产生命素的情况，在座同学都不太了解农业新产品，不知道生命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希望吴总详细介绍一下。

答：这个话题很多城里人是没办法交流的，就像我没有从事农业之前我是四季不耕五谷不识的一人，为什么现在农产品瓜不甜果不香菜没味，经常有人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很难破译它的密码。永业研究院通过8年的研究发现，瓜不甜果不香是农民每亩田投入的化肥太多了，农民去年投20斤化肥打200斤粮食，今年就想投40斤打400斤，这就造成了烧苗，这个事情没有人告诉农民为什么，服务体系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生命素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生命素被农民称为复活剂，也有说是摇钱树。农田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破坏了植物的营养链，植物没有了营养，使得它的根系不发达，对植物链条里面营养需求不足导致摄入需求超量，植物的食品就是氮、磷、钾，大量的氮磷钾漂浮在土壤中不被吸收，使得中国每百公斤肥料投入产出率只有20%左右，世界其他国家是60%~80%，这就造成中国的土地肥力营养吸收严重不足。永业生命素利用祖国传统医学矿物质的有机质，通过叶片根据植物营养需求添加了所有微量元素，把空气中飘浮的氮磷钾通过叶片吸回来，把植物需要的营养通过叶片补足了，从而刺激根系发达，根系越发达营养需求越多，这样就会把空气中跟土壤水分里面的营养物质全部吸纳，这样既解决了环保问题也解决了植物的营养问题。

问：首先感谢吴总，刚才听到吴总的演讲，我是希望吴总能够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农业代表，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孩子，我为什么高高举手愿意跟吴总交流，我觉得只有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只有农民才知道农民想要做什么。您刚才一直在说很多城市，我没听到山东，我认为山东是农业大省，有很多特产，现在您的产品很好，但是渠道还没有铺开，很希望您的渠道铺到山东，为我们家乡农民做很多实事。我们家种了400多棵枣树，农民劳动了但是收获很小，到快收获的时候树叶开始落了，树叶一落我们家果树的质量产量价格都下来了，包括棉花到时候死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希望您的产品铺开渠道到山东好好地发展。我希望您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农民带头人，您不是为华尔街服务的，首先是为中国老百姓服务的，当为所有的老百姓服务好的时候华尔街的人会来找您。

答：永业生命素在2008年4月已经在山东销售，现在山东我们有营销中心，可能还没有到你家乡那边，非常抱歉。因为这个产业链太大了，但是相对几万亿的市值，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将永业生命素推广到每一个村落，现在最缺的是人才，我们在不断地给自己施加压力，这也是所有的投资人不理解的事，说这个董事会为什么要给自己施加那么大的压力？华尔街的人都看不懂我们的业绩增长，为什么速度那么快，他忘记了我们背后肩负的使命，所以我相信没有到达的地方我们会很快到达。你家里的种植问题，我们在沧州有过很多成功案例，用了生命素都可以解决。我很乐意接受你的邀请成为一个中国知名的农民，谢谢。

问：吴董事长听您的描述感觉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是生命素，我感觉生命素有点像化肥，在推广生命素到农民身边的时候，农民怎么把生命素和其他化肥区别开来，或者说企业核心竞争力应该是科技，企业要培养人才或者需求人才是不是主要是生物技术方面的？

答：我们产品核心名字叫有机无机复合肥，是生物科技领域在农业行业里的应用，永业生命素严格意义讲是植物的保健品，这个定义也许更准确一些。因为永业是在做人类健康整个大产业，我们从好药的种植，然后到病从口入源头的解决，到延续未来中医药产业的深化，我们做了研究人类健康问题的事，所以我们的产品被农民叫药、肥、复活剂等。永业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经营集团，我们还做内蒙古的旅游文化，打造敖伦布拉格世界级沙漠地质公园，海市蜃楼一天可以看20次，欢迎大家去我们景区参观，尤其是北大学子，你们随时去我们随时欢迎，免费吃住。

问：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我现在在上研究生，自己也在创业，我做育苗的，您说生命素是一个叶面肥，中国最开始做叶面肥是广西的喷施宝，我对您的模式比较感兴趣，我到广东到农村里，我觉得这个复制是非常难的，我现在在做大棚肥料，卖的还可以，但是现在觉得您这个叶片肥是保健品，农民可用可不用，我个人认为您产品卖点也并不突出，因为您讲的，现在我们研究的氨基酸类效果也非常显著，您认为您的模式能够克服您卖点不突出和产品单一的问题吗？

答：非常愿意跟你探讨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市场上比永业产品更好的可能也有，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大大小小品种不下几万个，如何突出我们永业满足农民的需求，很多人可能在考虑你的产品卖给农民时要赚农民的钱，恰恰你忘了农民使用这个产品作为生产资料背后的需求是要发财的，农业产业你做了你也知道，绝大多数是需要严谨的服务体系来保障，任何好产品如果没有好服务体系它经常会伤苗、毁苗，这样的问题发生以后不能及时解决最后导致品牌危险性很大，农业产业风险门槛很高，不管企业多大多小，我们永业定位以服务为先导，要给农民结果。你刚才说没办法复制，你如果不能让用户客户赚钱，你休想赚到钱。

问：我是经济学院大二学生，刚才听您讲做了很多公益活动，比如说阿拉善50万亩沙地治理、招募5 000名大学生的活动，我就在想您是不是在做一个企业文化，可能您正在做，那么以后发展方向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一般企业做的是产品，但是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是企业文化，您现在是不是在建设自己企业的文化？

答：我们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发展理念，源于中国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你不富有就像一个狐狸吃不到葡萄一样，永远说葡萄是酸的，所以我们只有先让自己富裕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问：公司到国外上市或者国内上市也是自身延续的目标，您刚才介绍的都是一些阳光的一面，您在创业过程当中肯定也有失败的经历，您失败了之后您的思考是什么？

答：你的问题去年央视《财富故事会》编导问了我三个月，一定要让我讲一个失败的故事，我说我到现在为止没亏过钱，我只丢过一次钱，我是有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认为一个企业家首先不能忘掉企业使命，你就是要赚钱的，如果赚不到钱，你就不适合做企业，所以作为企业家的首先职责是需要保证企业方向，获利是第一要务。我们也有很多的沟沟坎坎，作为年轻人创业，刚才跟大家讲一定要在思想上提前一步，行动延迟半步，把握好时机可以提前准备，但行动一定要谨慎小心。同时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领路人，带着你少走弯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尝试，唯独死不可以试，试完了就没有机会了。

问：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我可能说话比较直接请您包涵，您的产品主要以腐植酸为主，黄腐酸在2008年的报告也有很多，企业无非营销和产品两条路，您刚才说是逆向营销，模仿脑白金偷换概念命名为生命素，中国有很多黄腐酸的企业，我们企业在哪些方面跟那些企业相比有压倒性优势。我的专业是防沙治沙，在阿拉善有我们的科技项目，每年我都要去很多次，所以也非常尊重永业集团和像您这样的企业家，我每年都要去很多风沙现场所以心里更感谢您。另外今天这个活动也非常有意义，我们知道钱老在1984年的时候提出沙土产业，今天钱老离开了我们，您今天在北大做这样一个宣讲，也非常有意义。说到钱老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钱老在1984年提出沙土理论的时候预言沙土产业是2050年，那您有没有信心，我知道肉苁蓉是个循环长期投资，永业有没有可能在2012—2015年撬动防沙治沙的幸运大转盘。

答：我在华尔街走了2年，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争论最多的说我不是做农业的，为什么？我是在关注人类健康、解决病从口入问题的，永业生命素产品要建立销售网络，有一个渠道载体，如果没有这个载体就不能跟用户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我们的产品是国家发明专利，如果你查询一下这个专利发明，你就会清楚永业在行业内是什么样的地位，永业生命素是得到国际认可的，我们最大的投资公司，他们对我们做了8个月的市场调查，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结论，你的产品是真正有效的，我们的投资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今天跟大家交流，依然希望永业是卖服务的、做销售渠道的，包括刚才那位提问题的同学，如果你的产品非常好，我也可以帮你卖，你的企业有好项目发展过程中需要资金我们也可以投。

中午听到钱老去世的消息很难过，今天也许是冥冥中指示，包括在央视晚会现场我讲我们是钱老理论践行者，今天能来北大办这样一个活动也更有意义，我想利用我今天这样一个行动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同时我想我们要用行动证明他一定是正确的。

问：终于轮到我了，刚才您给学生每人发了一根黄瓜，这个黄瓜和普通黄瓜有什么区别？咱们的产品是植物的保健品，是不是更好地定义一下，植物的膳食专家可能更好一点，因为保健品大家有不是很相信的感觉，如果说植物的膳食专家可能会更好一点？

答：关于你说的第一个问题，说黄瓜是什么味道，这取决于你曾经吃过什么样味道的黄瓜，只有对比才明白，我女儿今年7岁，她每天吃的没有味道的黄瓜，我拿有味道的黄瓜给她，她说这不是黄瓜，我可以讲，用过生命素的黄瓜是真正的黄瓜。这个黄瓜是只用生命素种植出来的黄瓜，没有用过任何化肥和农药，是刚刚从实验大棚摘出来的黄瓜。我们有一个概念，什么是健康的东西？没有任何毒素，瓜甜果香菜有味，原汁原味的东西就是健康的。第二个问题，植物保健品是一个相对概念，人健康动植物健康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概念，在膳食过程中，人类每天摄入大量有害的东西，我们希望大家边食边聊，然后边吃边疗，我们希望你在吃的同时健康起来。不知道你在家有没有种花的经历，是否给叶子喷洒过什么东西，我们是通过叶片吸收养分，真正的生命素产品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正常使用是产品本身作用，并不是喷施起到的作用。

问：刚才听了您的演讲觉得您可能是经历过特别多的坎坷才能有今天的成就，我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到北京，在寻找梦想的过程中挺彷徨的，刚才听您说跟对人，做对事，那么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伯乐？让自己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城市中显现出自己的优点。

答：永业的企业文化是：诚实做人，踏实做事。你只要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做就行了，有智慧的献智慧，没智慧的洒汗水，人尽其才你就是人才。

问：生命素现在已经推广到我的家乡山东了，它是不是对任何作物都有效果，沙漠治理主要靠的是生命素这个产品吗？现在您的产业已经涉及文化旅游，那么您将来主方向是什么？您会一直沿着农业的发展方向走吗？

答：一定会，因为农业领域非常广，国家又有非常大的支持政策，未来可能有120万亿左右的可观规模，这也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一个方向。永业的发展还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下企业发展应该非常平稳，发展快慢问题、方向问题、方法问题解决了，我相信我们能做多大只是时间问题。关于沙漠治理、旅游，实际上从旅游六大要素里边就涵盖了农业和所有产业，所以永业在做一个大产业链条，希望我们的产业能够帮助这样一个链条。

问：做企业，渠道非常重要，我们主要针对农业，农村分布不是像城市那么密集，针对这样的市场，我们的渠道是怎么规划的？建立渠道了，我们怎么维护？

答：中国有69万个村庄、38 000左右的乡镇，2 800左右的县，希望未来8年之内做到10万个科技服务站，我们有这样一个规划。如果达到这样的规模，到那个时候永业销售收入会到千亿以上的规模。随着发展，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大量人员落地服务，贴近老百姓，服务他们的衣食住行，不仅仅是卖生命素一个产品，这就是渠道的价值，所以我们的想法从老百姓生活需求出发，需要什么我们供给什么，最后建成点对点的服务，帮老百姓赚钱和帮老百姓省钱对他们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希望在这个领域贡献自己的价值。

问：农民买生命素是冲着什么来买的？他选择的是什么？

答：选择的是我们公司的投资价值，一亩投40可以多增产值400，要的是这个结果而不是肥料。

问：信息化建设帮助农民增收，您刚才说已建7 000多个服务站，教他们怎么使用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怎么发挥公司的特色，像您说的要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链条。

答：永业发现两个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买难卖难，我们将在农村建立渠道相当于给农民送财富制造健康，我们把这些好的产品拿回城里返销，在城里叫贩卖健康制造财富，这是一个合并循环的产业链条，我们已在北京农学院做了一个1 000亩的试点。

PART4　文体娱乐明星北大分享人生故事

The most Influential Beijing University Speeches

影响你一生的北大演讲大全集　●　聆听智慧，开启人生

国际巨星在北京大学演讲

成龙

2005年10月17日，作为香港电影界乃至整个华语影坛响当当的人物，成龙的到来吸引了数百名慕名而来的听讲者。成龙从自己43年前首次拍电影讲起，细数了从影来从童星到武行、从武术指导到演员导演的整个成长和发展历程。

成龙，生于1954年4月7日，又名陈港生、房仕龙，生于香港太平山，是大中华地区的影坛巨星，也是国际功夫电影巨星，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华人地区具有很高声望与影响。

主持人：成龙大哥，这是您第一次来北大吧？

成龙：对，我第一次来北大。

主持人：你对北大有什么印象呢？

成龙：第一，我没有来过，没有什么印象。刚刚走了一圈，真的很大，我知道发生很多事情都是从北大学生开始。第二个印象我很害怕，昨天整个晚上睡不着。你知道我是你们的荣誉教授吗？一直请我来讲课我就打马虎眼就过去了，其实我不是不想来，而是不敢来。北大即使不属于全世界一流的学府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我来干什么？你们都是大学生，我连书都没有读。我来不知道讲什么话题，我根本没有话题。任何一个在座的人比我的学问都好。后来通过《神话》说来讲讲《神话》。我现在电影已经不太宣传，我很怕宣传电影，喜欢看就看，不喜欢看就不看。所以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如果讲不过你们我就不讲电影，如果讲得过你们，我继续讲。所以我在这里就给你们糟蹋，我就站在这里。

同学：北大欢迎你。

同学：我们爱你。

成龙：谢谢，我战战兢兢面对北大学生、北大教授，千万不要把我跟李敖先生比，我没他那么风趣，问题不要那么尖锐。

同学：你会到太空旅游吗？

成龙：没有想到，从小想开飞机，一直想飞F-16，最近想学直升机，但没时间，因为要900小时训练，所以没时间学。如果可以上太空，我希望是作为唯一一个艺人而不是唯一一个商人，可以上到太空上唱真心英雄，给全世界人听。

同学：成龙大哥唱一首好不好？

成龙：唱，但等一下。

同学：成龙大哥可以再拍几部电影？我们非常喜欢。

成龙：你们知道我拍了多少年戏了吗？我拍了43年电影。第一部是我6岁半的时候，第一部戏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李丽华和严俊，你们可能都不认识，第二部才是凌波和乐毅。我是演神童，严俊导演喜欢，第二部戏就做秦香莲的儿子，做了童星，白天上课，晚上练功拍戏，从童星到小武行，又做到大武行，我当时有梦想，有一天一定要做武术指导。因为我觉得武术指导很有型，你们北京话怎么讲？就是很牛X。可以带着一大队兄弟，指挥你干这干那，我就觉得很有型，就拼命学。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目标想做打手。学北派然后学南派，然后学柔道、和气道，想当打手。后来找到了目标，觉得武术指导很有型，就看摆法，看武术指导的操作，我18岁已开始做武术指导，带了20几个人。一直拍小的电影，吴宇森第一部电影《香港过客》我做武术指导，吴宇森给我蒙得一愣一愣的。结果从武术指导一转就变成了演员，武术指导不止教人家打，还要教演员怎样打，怎样受伤还要爬起来再打。长此类推，每次教演员打，很多演员不会打，还要教怎么打，给一个导演发现了，说你可以指导，也可以演，可以做演员。我说我行吗？我长那么难看，大鼻子小眼睛，导演说行。以前很多机会，现在变成没有机会，阿猫阿狗都可以当演员。一个小男生大鼻子小眼睛长得那么丑，还有很多女生喜欢我，我还不喜欢人家。根本不是为我写的，但是让我演，我也不会演，当时制作成本很低，几十万元就可以，卖到电视台。当时我觉得要学习，包括怎么想，怎么分镜头。香港有两个全能导演，能演能做能剪，一个是洪金宝，一个就是我。因为现在很多演员只是演，演完后不会打，会打不会做武术指导，会做武术指导没用，还要会剪接。徐克会导会演但不会打，所以全能导演很难。所以我说做艺人一定要多方面发展。现在中国还好一点，香港比较糟糕。年轻人就是唱歌，不会写歌，甚至有时候五音不全，我都不知道现在的听众是听歌还是看歌。所以我很欣赏李宗盛、周华健，写、作、唱，任何时候都会在演艺圈生存，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出去如果想做电影一定要多方面（学习），否则很快被淘汰。

同学：金喜善的白衣飞天造型是借鉴徐克的《新蜀山剑侠》吗？

成龙：那我就不知道了，唐导演这个剧本写了两年，写好给我看的时候我是拍《新警察故事》。近年来我不做导演是因为我实在没空看外景、找演员，我现在请很多导演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在现场帮忙做很多导演兼顾不了的工作。而且自己是男演员也是武术指导也是监制，我会在现场帮忙。至于金喜善的造型，因为演员拍飞天戏差不多都是这种造型了，拳脚也就是那样，大致就是那样的情形，下次我把唐导演带来你问他。

今天我们的香港电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地步，也是我们自己造成，也是观众造成，是大伙儿共同造成。在香港小小地方600万人，拍出电影可以令世界人瞩目，这是一个奇迹。但是冲昏了头脑，没有好好把握机会。一个僵尸片成功，他们就拍100部僵尸片，一个英雄片成功就拍100部英雄片。观众进去一看就是这样，都看腻了。你不看没得看，还是要走到戏院看，结果盗版出现，好片都看，不好片就等翻版。惯性去看翻版，不再到戏院看正版。现在这么大的戏院没有了，这么大的戏院只有2个观众坐在那里，现在一般只有100多个位子，这样整体气氛都带动不起来。翻版出现，观众现在看的东西多了，有Internet，有下载，有在线观看，还有卡拉OK，现在已经习惯了看翻版香港电影，使得现在想投资香港电影的人（变少了），像《神话》已有7块钱的翻版，我们真的很伤心，我们花1亿多拍电影，不法之徒到电影院一拍，然后一印，中间可能有很多人咳嗽、走动，你们可能就是不管怎样就算是看完了，其实大银幕看和在家里看是两回事。在家里看不出一个电影的好坏，看着看打个电话，看着吃个面，看着看小个便，这样你永远都学不会东西。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看电影，一定会在电影院看，因为无论好坏你都有耐心看完，跟你做事是一样的。曾经投资拍电影的人慢慢缩水，新老板不投资。现在我们拍300多部片子，到今天不超过40部是香港电影，有几部是香港电影？《新警察故事》、《早熟》叫香港电影，《神话》叫中国电影，已经是很中国化了，香港电影已经没落到没有了。是谁造成的？是整个大势造成的。为什么我们自己人不走到戏院看我们自己的电影？最近我老是在发飙，很多东西为什么不能学一下日本人、学一下韩国人，4 600万韩国人他们不买日货的，他们都买本国产品。当然有少数人还是买外国人的，但是很少数，他们买韩国车，出国一定坐韩国飞机，日本人出国一定坐日本人飞机。他们翻版的是香港戏、外国片，自己本身的片不翻版。这就是他们的民族，他们走到戏院看自己国家的电影，烂片、好片他们都走到戏院看，当然不是全部，一定有少数买翻版，但大部分都是这样。而他们的滥戏都有二三千万美金的收入，最厉害的一部1.2亿美金，他们只有4 600万人，只是一个韩国。所以韩国今天有钱拍好的电影、好的电视剧。他们会越来越超过我们。而我们中国内地，今天我的《神话》在中国大陆超过1亿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13亿人，所以我说我不开心，13亿人我只是收1亿。我1994年《红番区》10块钱一张票，10天票房超过1亿。今天《神话》50元一张票才收1亿，看电影的人少了，拍电影的人少了。不要以为拍不拍电影关我们什么事，我们还是继续生活。电影和文化是非常相关的，在座的各位是接受什么文化？新一代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子。整个东南亚年轻人都是这样，不是外国回来的都像外国回来，看到外国回来的到星巴克他也到星巴克。穿的都是英文的衣服，你问他英文写的什么他不知道，但都是很开心。今天女孩子买化妆品都是买韩国化妆品，现在学韩国话多了，去韩国玩的人多了，吃韩国的食物多了，穿韩国礼服的也多了。一系列外国文化进来之后，你们现在走路是这样的，喝的是星巴克，吃的是汉堡包，穿的是耐克。中国有95%都是买外国货的。那我们的国货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货又不争气，对不对？我要买我们自己国货，但电视机爆炸，还是买日本货。30年前日本人的货是很烂的，我们买相机是德国的，冷气机是美国的，20几年后，全世界都是日本货。日本照相机、日本电视机，人家很争气，他们用心做自己的东西。今天我们不要说反对买日货，自己本身要先争气。我们争气了，每个中国人现在穿的耐克全部是国货，做一双耐克是5美金，卖到你们手上打一个印150美金，就是翻版的也要二三百。我们自己要争气，我们13亿人，有2亿可以到国外坐国航、买的都是自己的东西。当然首先自己的东西要争气，不好的我们不买，走到电影院看我们本地电影，我们将会是全世界最大一个国家，最大一个市场，如果这样今天我们不会说美国是最大的市场，我还要走到美国赚美金，拍美国片，还要学英文。

因为我常常在世界上到处乱跑，了解人家的文化，了解日本的文化，我们绝对不能反韩、反日，把大气候改变。因为市场就是这样，它好你就接受，它不好你就不接受。但我要讲的是我们要学一下人家那种民族精神，他们怎样维护自己的国家，韩国人爱国是对的，我们中国人爱国也是对的，日本人爱国也是对的，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自己的国家谁爱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每个人做一点东西就会很多。我在韩国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但沙滩脏得不得了，我跟那个市长走路说这么漂亮的海港就给这些人弄脏了，那个市长看着我，我下车帮他捡一个汽水瓶他下来帮我捡，捡不完的，因为还有很多。我们一边走一边捡，结果沿途记者就拍下来了，我想今天我们两个捡一年都捡不完，我想你们通知市民每个人捡一下就很干净。我第二次去沙滩是白色的，很干净，他说因为我讲那句话，电视台播放。刚刚我在北大走了一圈，希望每个同学也一样，经过你们自己学校的时候，看见一样东西拿起来往垃圾桶一丢

同学：谈谈你跟你儿子的关系。

成龙：我跟我儿子？今天是讲课，怎么成了讲家庭事。我跟我儿子是一个悲剧。他小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我不能跟他在一起——当我跟我的爱人约会时就有一个日本女孩儿跳火车死掉了。一看完之后，我也很怕，结果第二个女孩子就在我办公室喝砒霜，马上把她送到医院去，从此以后，我们就讲好不公开我们的私生活，因为一些女孩子真的很神经病。不是神经病，她们那种痴情，我为了她们飞到日本，在座几千人，坐在那边几乎都是女的。我说就算娶你们只能娶一个，不能娶全部，我说你们不要那么傻。她们真的很傻，做很多傻事出来。为此我把我整个家庭藏起来。而且我儿子出世，我看见他出生我就上飞机走了，看他一次长高很多，看一次长高很多。我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我的工作是飞来飞去，我最大的梦想是下一代认识字，我爸爸不认识字，我妈妈不认识字，我不认识字，我不希望我下一代不认识字，所以希望他去读书。我跟我爱人说你什么都不用管，就把学习管好。我做得最对的一样就是从小跟他讲国语。我也不知道有这种感觉。他英文、广东话一定会，所以我从小跟他讲国语，所以现在国语那么好是我的功劳，其他就不是我的功劳了，如果是我的功劳就是我的DNA。不能跟他出去，所以没有跟他一起度过童年生活，从来没有带他到迪士尼去玩或者牵着手、抱在街上走。永远是半夜三更的3点，我回家，收工了。马路也没什么人了，我把他叫起来，他还在睡梦中，他还很开心，我就把他带出去开车兜风，也没有风景看。我一直开，回去把他弄到床上睡觉我又走了。就是这样子，而且我带他出去都是陈家班，他经常叫爸，第二个爸字都没有讲就被人捂住嘴抱走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接他放学的故事。

同学：不知道。

成龙：他13岁的时候读中学，我本身没有读过书，不知道什么中学、大学，我只知道他在那上学，在那里上学很多年，有一年有一天我跟叶倩文表演的时候，她捉着我跟我说，你怎么这样子，你知道你儿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爸爸接放学。我说好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感受，有人提醒我，我就记住。有一天从美国回香港，早上7点飞机，不能睡，一睡晚上睡不着，就会有时差，所以通常我不睡。我说不如接他放学，我跟司机讲你几点接他，12点半大概在门口，我说你不要去，我去，我给他一个惊奇。12点半我就打开车，整个马路都是车，都是接儿子的，我就停在那边躲起来，戴墨镜遮起来等。门一开一大堆人走出来，我一直等，电话响了，问陈先生你在哪里？我说我已经在门口了你不要讲话，一直等。等到一个人都没有。车是接一个走一个，接一个走一个，没有了。电话又响了，说不行了，他已经发脾气，我已经跟你讲接他，我说我在学校门口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哪里哪里？他说对不起，陈先生，那是小学，他现在读中学。我说你不要动，我去接你，问他怎么走。去到中学在一个斜坡，我看到我那个司机在门口那边，我一走到斜坡就看到一个小孩子站在斜坡那儿，他认识我的车，我就往上开转到一个平地转上来。他一开门，上车，一年半没有见，一句话都没有。他一开门就是瞪我，那个脸就是看着窗口，我看着他。我也没有讲话，一看这样我就开车走，下斜坡，上斜坡，一直走，他转身说“我已经读中学了”。那一刹那我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我没有留下来。他转身又说“我的同学都走了”。我就觉得非常对不起，把他送到家，他开门头也没有回就上去了。我又回去，一直很不开心地回公司，一到了公司一开门整个人又精神了，忘掉了。他19岁的时候，我在日本做事情，我说我到日本，他说你到日本，说我从来没有到过日本。我说你过来吧。他过来，我早上做事，晚上跟他吃牛排。你说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我不是。但我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但有时候我问我自己，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呢？是否应该放弃我的事业，每天接他放学？我真的不懂。你们说？

同学：是。

成龙：真的很难两全其美，我愧对了他，我也对得起他，他有我这样一个爸爸觉得很骄傲。

同学：有没有想给他写剧本？

成龙：没有，从我心里面想，希望他出来可以碰一鼻子灰，让他知道什么是社会险恶，如何对事对人，他一出来就成功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所以我希望他的电影没有人看，他的唱片没有人买。这样他就知道不是这样简单，所以我不会跟他在一起带他做什么。我可能跟他同台演出，但一定不同场，让他自己发挥。因为他要走的路很远。他很幸福的，我通常都是晚上拿一些不要的衣服、鞋子洗完以后到街上去，以前我试过到街上给露宿者衣服，他们丢给我，还拿那样的眼睛看着我。后来知道就算穷他们也会有自尊心。以后我就是半夜带一大堆衣服跟陈家班，你们分那边我分这边。他们睡的时候摆在旁边。摆在旁边第二天晚上可以看到他们用那个睡觉，专门挑冷天的时候送一点被子棉袄给他。有一次我带他去，他会很怕说不要吵醒他们。我说你看看不读书、不努力、不用功就是睡街上没饭吃。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几岁，他说没饭吃怎么不吃鸡粥？他从小就是不懂什么叫穷，不接触什么社会，而且我那栋大楼都是有钱人，只有他一个小孩子，全部喜欢他，给他的玩具都是五六千元的飞机，他四五岁怎么可以玩那个遥控飞机？我说不要玩了，一下子就摔坏了，他一直是这么长大的，所以我真希望他能受一点苦。

同学：您捐助了很多人，北京有一个56人的孤儿院希望您可以给他们帮助，虽然这个希望很渺茫。

成龙：不会渺茫，我不记得是哪个孤儿院，我一定会记住，请你把刚刚说的地址、名字交给工作人员，我一定会去做。

不用感谢，我做慈善工作是因为我小时候很穷，爸爸几乎把我卖掉，每个月我是受美国红十字会的救助。奶粉、牙刷、衣服，我9岁的时候给我穿一件很大的衣服，我谢谢他，好开心地穿着那个衣服。

他说你不要谢谢我，我是代表人家给你衣服，不是我给你。那是一个美国神父，他讲了一口很好的广东话，他说你记着大了以后要回馈社会、回馈人家。有几句话我永远不会忘掉，其实我是实践我的诺言。我到世界做慈善工作，我以为我感动了人家，其实是他们感动了我。从慈善工作中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人之初性本善，只是你们去不去做，现在我们为生活去忙碌，忙碌的时候你不会拿5块钱去捐钱，一定要有一个大的事业。我自己本身挂很多头衔，要走到各个地方去，我在阿克苏的时候，做拍卖，拿自己的衣服出来拍卖，我一件T恤拍了4.8万。整套衣服拍了20万，为什么来到阿克苏？我说我是个香港人，我永远跟韩国、日本说，我说我从来没有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因为我们都是地球人，地球是属于我们人类的。我就不了解为什么大家打来打去，为什么人类不能和平共处，以前的历史不能忘掉它吗？我们应该爱护地球、爱护人类。所以我希望把这个信息带出去，我们地球是美好的，我们曾经受过人家的帮助，现在我到世界各地去帮助人家，给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我来到这边。但是你们当我是韩国人，当我是日本人，我就是韩国人、日本人，无所谓的。我给他们做慈善工作，拍卖，一个小女孩儿走上来给2万，问她什么名字，她说不要问我的名字。那个小女孩儿8岁。她说看完我的片子，我做的东西她很感动，她爸爸叫她把压岁钱捐出来。这2万块比李嘉诚捐1亿还要多，一个小女孩儿就这样感动了我。这就是一个带动的作用，希望你们看了我的片子也起带动的作用，你们2 000人带2 000人，很快就会带13亿人，一个帮一个很快。我一个帮你们2 000，我马上破产，但我帮你，你帮他，我们有一半人就很幸福，这就是我所想讲的事。那个小女孩儿捐完2万，一大堆小孩子排队，捐5块、2块，2块对小孩子来说很多了，一个阿克苏的小孩子。那天就是从十几个孩子那儿筹到了170几万，我马上给他们盖了一个学校，马上会给他们平顶。今年我在国内已盖了6所学校。因为小孩子是未来，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相信你们也看过那种片子。你们太幸福了，我刚刚走北大一圈，小桥流水，各种各样的建筑物，你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了国家和父母对你们的一片苦心，父母赚钱很辛苦的，珍惜现在拥有，不要盲目追求一些奢侈品。你现在有这个条件已经很好了，不要再攀比物质。很多杂志上登的东西都是盲目地叫你追求。你说好又好，你说坏又坏，因为不断介绍新产品给你，但无形中又要你去买去追求。

还有一句话我不会忘记，20年前我成立了成龙基金，我大部分的钱都是日本影迷寄来的，当然20年前他们很有钱，每年的圣诞节我的生日，巧克力、花我是收得一塌糊涂，办公室里都满了，都是寄来的。我说你们以后不要寄来给我，寄钱给我，因为钱我可以拿来做慈善。他们很听话，到今天为止还在寄钱。现在全世界都会寄钱，我拿到钱不兑换，在日本成立一个成龙基金，开了一个大的记者招待会，我说今天有这笔钱，你们跟我讲可以帮你们什么。他们跟我讲在日本，我们是没有穷人的。我坐在那里，不能说中国内地，20年前香港我们都不敢说这句话，在今天的香港我们都不敢说这句话。他们当年敢说那句话你要佩服他们的制度和国家的收入，可以令他们没有穷人，这句话我永远记得。

还有一句话是我爸爸讲的，17岁从机场回来，他说“儿子你大了，我管不了你，三样东西你不能做，不能吸毒，不能加入黑社会，不能赌牌九”，我永远记住。我做错一个就是赌牌九，真是倾家荡产，当时2万元输得我倾家荡产，输得一毛钱都没有。最近一句话又让我非常激动，我跟韩国人了解，我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翻版我们的，我们在中国内地就翻版你们的东西。他们说中国内地不是市场，中国香港不是市场，这点我接受，我们才有600万人，中国内地13亿人，他们当我们不是市场，你说我们多丢脸？这是大气候造成。也不是怪你们，也不是怪我们，只是大气候，为什么我们不一步步把大气候改变过来？以后我们讲“美国不是市场”。我们太有资格这样讲，而我们没有资格做到。我们现在永远是吹捧人家的东西，没有吹捧我们自己的东西。

一个外国或者港澳台的明星，4版报道，我们自己的基本都不怎么报道。20年前，韩国没有电影，韩国最大的明星就是香港明星，他们的电影也没有明星，所有我们的明星都到那里拍广告，赚很多钱。他们请不起我，因为我很贵。我们是经理人公司，所以我知道，忽然有一天不给拍了。跟传媒闹一点不愉快的事，传媒就开始写“香港人来这里很骄傲”，慢慢就变成“你们就会来赚韩国人的钱，就是拍广告”。写完之后政府一下命令，以后没有大机构请外国明星拍广告，我们就不去拍广告了。你们看他们多保护自己的文化，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捧自己的明星。所以我回来看超女有7亿人看，我真的很开心，这就是我们捧出来的明星。不要不捧自己的明星，否则以后我们自己就没有明星了。我们太有资格有明星了，像超女就是你们捧出的明星，慢慢可能就要到奥斯卡颁奖，中国有7亿人看，就会请去颁奖，马上就会请到日本唱“红白”（日本演艺界每年一次的顶级演出），我们不是不捧人家的明星，我们也要学人家的文化，学完之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文化。你文化要我们自己宣传，我们不爱自己的文化，没有人爱我们自己的文化。我现在到哪里都穿唐装，很多美国篮球选手刺青都刺中文，我看一男一女穿清华大学的服装，我说这是中国大学的服装，他们其实很喜欢穿中国的服装。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推出去，很快在美国麦当劳旁边就有烧饼油条，现在推不出去，他们那边很受欢迎，但是我们现在全部学人家的文化，喜欢人家的文化，不把我们的文化透露出去，我们要多努力，多给留学生一些指导，其实现在全社会都在留意我们中国。我们是一个泱泱大国，我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所以在这边谢谢你们。

同学：在某一个时段，你的电影比较符合美国人的喜好，一个阶段你的电影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对您以后拍电影有什么启示？

成龙：这不是偶然，是我有意的，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段时候我是最红的，当时说日本市场很难打进去，我就拍片子打入东南亚，后来说美国市场第二大，我就飞到美国坐在那里学英文。当时很惨，没有人理我，我是最小的明星，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当时我很坏，以前的成龙一出去是戴钻石表、开跑车，带十几、二十几个陈家班，当时走路都是这样。一个没有学问，一下子有几百万，不知道怎么花。一到美国我就缩水，我三四十年前就拿450万片酬，当时我可以买北京饭店，人家美国是拿500万美金。当时我在美国拍的电影，人家不接受，说你打5分钟，人家还没倒下，像李小龙一腿过去人家就都倒下去了。我说我这个更难，这是拍电影呀，可是人家不接受，拍一部、拍两部不接受，很痛苦。当时还没有中国市场，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受你们的气？不拍了，离开美国回香港还是拍我自己贯彻始终的戏。15年后现在都是成龙式的武打。我可以说今天我们可以没有美国市场，我们有中国市场。但中国市场不争气，美国2.5亿人，票房是二三亿美金，20几亿人民币。我们10几亿人，人比他们多。美国可以用10亿拍一部电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到电影院看电影。卖盗版一年有过百亿的收入，收入完了之后花天酒地，等着谁再出唱片、拍电影，在戏院拍一拍一印就出去了。他们赚钱也不投资电影，投资电影我还可以原谅，他们赚很多钱却不投资电影。我还好一点，我有全世界的市场，但是我是香港人，当然会担心香港电影。我和曾志伟一起出来拍一部电影，如果拍一部电影，我出来演几分钟走了，刘德华出来拍几分钟，我们想如果可以拍成《水浒》108将，拍一部你们看着也很辛苦。但是很多人不是我们这么想，电影圈团结也是散沙。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本地演员、本地电视、本地货。但是真的希望国货争气，真的不骗你。令我很生气的一件事，前天我们坐国航，我们一大票人走到那面发现是港龙，因为F1的问题，不够飞机，他们就租了港龙的飞机，一坐上去，我们几个助理说好舒服啊。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昨天晚上回来，我们也是坐国航，怎么坐都不舒服。所以这是一个大气候，不是怪你们，也是要怪，怪所有的大企业。

问题：有没有想过做过奥福尔的节目？

成龙：成龙只有一个，做的事太多。我现在要做的，安排在做的是要拍《成龙介绍中国》、《成龙介绍亚洲》、《成龙3天在北京》、《成龙3天在上海》，我会拍这样的片集出来，拍完出书，针对外国市场。而且还会想搞脱口秀，讲一些人的心里历程。有这么想过，但是很难。我下面自己的计划将会拍一部喜剧。因为我希望3年之内，你看我的电影是《新警察故事》到《神话》到“大喜剧”，下面我会拍中国人真人真事，日本人逃到日本新宿的故事。下一步想拍的是12生肖，虽然我们12生肖失踪了，只有四个找回来，下一步我想利用电影跟全世界拿我们文物的人说，你们拿来干什么？为什么不还给我们？再下来跟张艺谋还会有合作。相信我不会退休的，就算不做幕前也会做幕后，也会做学校，做制片，但制片这样下去，我都不敢投资了，明知道拍一些电影不会赚钱，好像《长恨歌》是给一些有心导演拍一些艺术片，我也给你们知道，我除了拍商业片，我也拍一些艺术片，《阮玲玉》我都有投资去拍。但是你看《长恨歌》翻版一出来，我们投资那么多钱，再下来拍我不拍了，没有那么多钱。我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汗水赚回来的，不是炒股票赚来的无所谓，我每分钱都是血汗赚出来的，如果继续亏下去，我就不拍了，慢慢很少人拍电影了，所以靠你们去给中国电影打气，我在这面代表千千万万电影工作者请求大家，呼吁走到戏院去，支持本地电影。

主持人：提议大家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对成龙大哥表示感谢。

成龙：“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在哈佛、剑桥我都翻成英文跟他们讲。尤其你们学生，要知道天下没有easy money。你们坐下来，我带了东西给你们看。你们看《神话》的时候是看孙楠和韩红唱的，我带了一个我和金喜善的全版本，下次跟你们见面你们可以跟我讲，为什么我唱这个版本？因为我自己唱完以后觉得不好，就请了两个全中国最好的。你看我在全世界到哪里，都赞韩红、孙楠，每个人都很好，但我赞不了那么多，所以就捧这两个。明星要捧出来，希望以后孙楠或者是谁来，你们就来啊，有其他美国人来的不要管他。我们要捧自己的明星，我就给他唱了这首歌《无尽的爱》，但是很多看完这部片子的人说还是大哥你唱得好听。我觉得自己唱得不好，我是唱韩文的，我找韩红、孙楠唱也是用心良苦，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主持人：刚刚那位同学谈捐助孤儿院的事情，私下找我联系。

成龙：很快要跟你们说再见，也希望很快回来跟你们艺术系，我是北大艺术系的教授。这是我的学生，还没有教过他。希望很快回来跟大家见面，如果第二部戏上的时候，也借这个机会再回来跟大家聊天。现在请大家坐下来看我和金喜善的版本，在这里我也坐下来陪你们看，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再见。谢谢你们。

40岁后，把爱付出去

李连杰

2005年10月13日，北大的500余位学子有幸分享了李连杰的人生故事。他以一位普通佛教徒的身份，将他42年来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听他讲授自己如何超越物质的局限，去探求生命的真正价值。

李连杰，1963年4月26日出生于中国北京，著名动作明星、国际功夫巨星、武术家、慈善家，“壹基金”创始人，“国际武术联合会”、“中国武术协会”形象大使，“世界武博会”形象大使，新加坡籍华人，曾居北京、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创建了慈善基金：壹基金。

同学们好。新闻界的朋友好，红十字会的各位朋友、领导，我都不能称为领导，因为我们是心灵上的朋友，所以我就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你们好。其实演讲不敢当，一个小学都还没有毕业的人，站在最高学府的讲台上，不够资格，不够资格去演讲。我真的小学没有毕业。1971年上小学，在北京一个厂桥小学念了一年级就被人抓去练武术，一练武术就没有时间学习了，因为那个时代标榜的是不学习。我只能够用我人生的经历去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感受，如果这些感受能够对同学们有帮助的话，你就听一听，如果没帮助，你就笑一笑，胡说八道了，李连杰乱说。

我在北京出生，2岁没有父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简单介绍一下，我8岁的时候练过武术，为什么练？全世界的记者问过我无数遍，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练武术，因为那个时候就被学校介绍到那个体育学校，教练说你是练武的材料，所以在那个时代，是幸运之星选了我还是我选了幸运之星，搞不清楚。第一个月拿冠军，我自认为还是蛮刻苦的，所以3个月后我拿了中国的冠军，是少年，在12岁的时候，不分成年、少年、18岁以下，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第二名比我站在那儿还高。其实没有什么自己个性或人生观的表现，完全是听从领导、大人、老师的安排，一直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连续拿了5年的冠军，但是有幸的是，在这5年当中，从11岁开始，我有幸代表中国开始去全世界访问，比如去美国，在1974年的时候见到尼克松，在1974—1979年这5年当中，我去过非洲十几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都去过，亚洲大部分国家都去过。从我看到的人的感受当中，我从11岁开始，不完全相信大人讲的话，因为大人给我讲的是某一方面，但是我看到的某一方面是大人讲的，但是另一方面大人没有讲的我也看到了。一个小孩子，11岁，中国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北冰洋汽水，只有一种冰淇淋，你到美国看到十几种冰淇淋的时候会心动的，都会有一些想法。

一直到16岁，我开始越来越有主见，因为我觉得，大人说的既然不全对，我就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吧，因为我已经拿了5年冠军了，再拿下去，第六年，第七年，总有一年被别人轰下来，所以我就选择了拍电影，一个电影就改变了人生，从17岁开始拍《少林寺》，一部电影还蛮成功的，结果就造成了今天我回到北京或者上海，任何一个人都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今天红十字会的会长，好像快60了，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我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拍电影了。拍电影以后，遇见了人生中最大的冲击，因为不光是肉体上，我在接近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开始对人生产生了很多的不了解和痛苦的感受。比如我成名了，一夜之间成名，那么就自以为是了，自以为很了不起，虽然表面还戴着谦虚的面纱，但是内心里觉得“嗯嗯嗯”，很得意的。第一部电影拍完了，我是一天1块钱的人工（指酬劳）拍《少林寺》，但是拍完以后，突然有一个人拿了600万的支票给我，600万，在1982年。要我拍两部电影，600万，在那个年代里是多么大的诱惑，真是太美了，我真的很想拿，但是不行，你属于单位，你属于国家，你要回来，拿了的话就要全部上交。不是这个年代，所以大家其实很幸福。

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不能拿，这个事情是蛮残酷的。完了以后我就回来，听领导的话再拍第二部电影吧，第二部电影一天2块，第三部电影3块。你说这对一个年轻人的心理打击是蛮大的，同时，自我中心逐渐膨胀，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世界，对社会、对老师、对长辈、对很多东西都觉得不公平，觉得你们对我不公平，真的，在19岁以后，一直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全部是以自我为中心，对社会不满，但是不敢表现，不敢讲，因为讲了以后会挨批评。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到了后来，20世纪90年代开始，因为自己做了老板，去拍电影，突然之间换了一个角度去看生命，因为以前我是打工的，我整天管人家要钱，要这个要那个，但是后来，自己做了老板，就发现，你怎么管我要这个，你怎么管我要那个？每个工人都开始重复我以前做过的事情，这个阶段虽然经过了肉体上、精神上的冲击，因为我拍了《少林寺》以后，腿断了，非常严重，我住在咱们北大的第三附属医院，当时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以后医生告诉我，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告诉你可以完整的走路，至于能不能拍电影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开一个三级残废证，你可以拿这个残废证在你的一生中做一个因工受伤的保证。作为一个19岁的人，差不多全亚洲都知道我很辉煌的时候，功夫很了不起的时候，我自己会面对人生最大的坎坷，都不能确保我还能不能跑、跳，那个冲击是蛮大的，在我的人生里。80年代整体来讲，是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一个很长的阶段，一直到我9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理解，我经过每一个年轻人都想经过的阶段，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我完全理解，我也很同情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问题。

到了90年代以后，我开始思考。开始思考我所学的武术，一直就告诉我有阴和阳两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似乎总站在阴的一方面去考虑人生，那么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发生，那时候在香港，我正在拍《东方不败》，跟导演有问题，跟电影公司有问题，等等的问题出在一起。那个时候人们说，你跟徐克导演那么好的拍档，怎么会出现问题呢？但是你有一个立场，我有一个立场，肯定会有问题，不信你看，老师和学生有点问题，太太和先生有点问题，我有我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阴阳不和，有问题。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记者问我，“你应该很感谢徐克，把你培养出来。”当时我回答说，我那个时候对中国哲学已经很喜欢，虽然我没读过，包括阴阳的观点。当时我说，如果要感谢徐克，我完全同意，但是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没有他们，就生不了我；第二个要感谢的是我的国家，因为他们选择了我去学武术；第三个感谢的是我的教练，他培养了我；第四个感谢的是《少林寺》的导演，他发现了我；第五个感谢的是很多的电影公司都请我拍电影；第六当然要感谢徐克导演。这是我站在“阳”的立场上去讲一个感谢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回答记者说，我想从阴的那一面再说一次。第一，我没想来这个世界，是我妈妈我爸爸一开心就把我弄来的，真的，可能不斯文，但真的不是我选择来的；第二，是国家希望有人才，觉得我是那个人才才把我选上的；第三，我教练也希望选出一个全中国的冠军，培养一个冠军，也不是光培养我一个，我就是挺有天分的才把我培养出来，我也有立自己的功劳对不对；电影的导演选一个主角，这么多年轻人不选别人就选你，说明你有这个天分才能做这个主角。所以我有这个天分，做这个主角，到后来电影公司发现我能帮他们赚钱才选了我，徐克也知道我能够演绎这个角色才选择我。所以，原来站在阴和阳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答案是不一样的。我也从这个角度里开始了解生活、了解生命，以至于我后来在香港的发展，去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来去欧洲工作了几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人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不习惯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喜欢在两边晃来晃去，我希望了解中国人想什么，我也想了解美国人想什么。因为只要大家作为一个人，有一个立足点的时候，你就会有自己坚信的思维方法，但这并不是真理。对面的那个人，因为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东西，他会说出跟你相反的论调，但它也不是真理。所以生命不是一条路走到底，所以我一直坚信我们人类是一个“圆”，因为无极，无极就是一个圆，有了圆以后有了天地，叫阴阳，天地有了四相，之后有了八卦，八卦六十四相演变出整个人类，如果太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就会有很多痛苦，抛掉自我中心的时候，就会非常快乐。这是我目前经常在做、经常在学的事情。

我讲话很闷，对不起。

讲得很闷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其实1997年的时候我想退休，因为我发现，物质不能满足我心灵上的要求，因为我从70年代，一次出国给母亲买一个手表，第二次就买一个手表给姐姐，后来给哥哥，后来觉得不过瘾，我努力去赚钱，买一个自行车，后来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自行车了，后来就买电视，彩电，那在70年代是非常威风的事情，后来就买了冰箱、洗衣机，到后来买了房子，无限的为家庭做，为自己争取，当然自己也在买更好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然会有汽车，有房子，有权力，有欲望，但是你发现，不光是我自己，物质不能完全满足我的问题，解决我内心的痛苦，周围的人也不是，我有很多很穷的朋友，有很多非常富有的朋友，非常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也痛苦。我觉得，造成人类痛苦的原因原来不仅仅是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心灵又是什么？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不行，这个东西不是我要走的路，我要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真的，我觉得物质，在某一个阶段是相当重要，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专心读书，我们不能专心照顾家庭，我们不能专心做一件事情，在某一个阶段是非常重要，但是跨过那个阶段以后，就是本质不变、量在变了。因为这个观点是，有的人有1 000块钱一个月就开心了，有的人希望5万块，有的人希望50万，这是一个量的区别，你给他1 000块给50万的人，他不会开心的，所以钱和物质并不能使每一个人开心，但是欲望又是无止境的，我经常开玩笑，就算在座的，如果真指望发财的话，我们每一个都是李嘉诚，但是往前一开，还有一个比尔·盖茨，更有钱，怎么样比比尔·盖茨更有钱？所以我觉得物质不能解决心灵的痛苦。所以我开始变成了一个佛教徒，重新来看宇宙，看生命，看物质结构是什么，心灵结构是什么，从这个当中找到很多快乐。

“武力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够征服别人的肉体，但永远征服不了别人的心，只有爱。真的，只有爱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个人类的心灵。”

现在我们讲回主题。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所以2003年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新闻，看到以后我非常震撼。2003年，中国好像有28万人自杀了，当时我就想，20多万，每一个人有10个兄弟姐妹，父母、爷爷、奶奶、同学，那就是10倍的痛苦，几百万人在痛苦。我觉得，我能做什么？因为当你探讨心灵的时候，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会了解到，真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去关心这些人，如何用我的能力所及为社会做一些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通过一部电影，《霍元甲》，去阐述我42年来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告诉人们“自强不息”，不是我提出来的，是霍元甲提出来的，如果这个问题重新再探讨一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生命，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来定位去看社会，去看生命，我的老师怎么样，我的同学怎么样，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了。如果可以提早地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一看生命，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我想的，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因为真正想得到和真正需要的未必是一个正题，如果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一个奔驰，但是当你拥有了奔驰，也会有奔驰的麻烦，因为保养也很贵，保险也很贵。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只是量的区别，本质并没有变，我之所以重复是量的区别。我有朋友是做总统，做总统也有总统的痛苦，做明星也有明星的痛苦，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情愿做总统，做明星，那个痛苦我喜欢。真的，我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好，这个方向非常好，但是你要了解，在好的背后的付出是什么，多几个角度来看生命，他们灿烂的背后有多少痛苦，你看到多少明星自杀？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我认为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只能说我尊重他们，但是我只提倡这个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宗教，不管是佛教、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等等经过长时间考验的宗教里，都是反对自杀的，因为自杀只能把肉体的痛苦暂时解决掉，并没有结束。是不是越谈越远了？

我拍《霍元甲》完全是一种责任感，我觉得人，大家的学问都比我好，我们既然是“心灵阳光工程”，我们先要了解心在哪里，心是什么，我们对物质已经很了解了，每天的广告都有，说的都是各种物质。但是物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都在探讨，但是心是什么？我有一个亲戚，我侄女，在你们北大医学系读书，我想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一下，你把我解剖了，把站在这儿的李连杰解剖了，把心拿出来，是一颗心，每一个身体的部位分解的时候，都有一个学术的名字，这个名字里，找不到一个“李连杰”，也就是找不到我们的“心”在哪儿，到底是这一块功能控制我们的思维还是这一块呢？其实这是几千年来都在探讨的，到底哪一个部分里才是我们控制思维的重要部分？当我们了解了我们的心在哪儿以后，我们才能够让心自由，你发现当心自由出来的时候，我个人的观点。人们说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写作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是我看到很多所谓自由的人里，心并没有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心已经变成物质、名和利的奴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需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没有这个我就会痛苦，有了这个我希望有更好的，我还是做它的奴隶，别人说我好我开心，别人说我不好我就难受，你是不是活在别人的语言里，你是不是活在传媒里？别人写我不好我就痛苦，别人写我好我就开心。这还是变相地生活在别人的阴影底下，怎么样才能够释放心灵，把最好的东西释放出来。我觉得人类，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全世界的人，作为人共同的追求目标就是幸福、快乐，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但另外一个东西是大家共同认同的。人是生活在人群里，人群里就需要关心、爱和付出。

连简单的动物都了解普通的保护和爱，我作为一个动作演员，在过去几年里，最近几年我经常在强调，其实我针对的很重要一部分是美国的观众“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不停地希望我的作品里能带动这种思想。其实《霍元甲》有一个蛮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大家“武力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够征服别人的肉体，但永远征服不了别人的心，只有爱。真的，只有爱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个人类的心灵。”

再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上午还有很多传媒一直在说，“李连杰，你拍那么多电影，以前的《黄飞鸿》那么好，你到美国以后拍了很多不好的电影。”我承认，在热爱我的中国观众里，并不满意我近期的作品，但恰恰相反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美国和欧洲，恰恰喜欢我近期的电影。一个问题，两个答案，我就说，我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到底是只给一部分人看还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看？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北京这块土地长大的中国人，在五千年文化养育下的中国人，我要做的事，就是告诉全世界的年轻人，中国人不只是功夫好，中国人不只是会打架，中国人有非常大的胸怀去包容各种文化，包容不同的政见，不同的信仰，把爱的信息传递出去。这是我真心思维的方法，我也希望在你们这一代里面，把这个思维的方法带到全世界去。

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好，因为我们团结起来，在这块土地上长大，随着我们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周边的很多国家很多都不舒服，周边突然有了一个强大的人。如果能够符合我们的国情，一度扩大延伸到红十字会的精神，世界上哪里有痛苦，哪里有中国人，不仅仅是以前的世界上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中国餐馆，我希望改变为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是我们的祖先希望我们做到的，再把这个精华提炼出来，哪里有痛苦，哪里有快乐，哪里就有红十字会，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出一点点力，就有机会显示我们中国人真正的胸怀。所以，接下来我会希望继续和红十字会合作，从这50万开始，我要再倒回来讲，其实出名的是我，出钱的是我太太。一个女人，站在男人的背后，我觉得很感谢她，拿出钱来，作为一个母亲去关心青少年，去关心整个社会，也希望通过我这个公众的形象能够带动更多的中国人关心青少年。其实用一个智慧的眼睛看，就像一个身体，五大洲就像你的心、肝、脾、肺、肾，因为这个地方感染的时候，比如非洲，早晚会把病传染到你的全身，如果这个地方不理，迟早会把病传染到全身。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对我们民族有热爱，我很高兴，同时我更希望大家能够站在整个人类一体化的高度上去看社会，这才是我们的祖先会开怀大笑的原因。因为从来没有站在那儿讲过，一般都是坐着，人家问我回答，看看有没有三十分钟了。

我希望跟红十字会长久合作在于我曾经在去年海啸的时候跟死亡擦身而过，海水在我这里，大家可能听到过很多次，不过没死，但是死亡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回来以后我就希望创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叫“壹基金”，我想从中国开始，因为我在香港做了，在美国也做了，但是各地的法律不同，我们要按法律做事就要按手续做，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立这个基金，每个人每个月出1块钱，滴水变成大海，这是爱的大海，可以从中国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人类，这个钱要很透明地交给红十字会的心灵阳光工程，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用于自然灾害的。

差不多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回答的，我一定会诚恳地回答你们的问题。谢谢。

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

方文山

2007年3月11日，华语乐坛顶尖词人方文山在北京大学举行题为《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的演讲会，现场挤满了大学生，很多学生站着听完了演讲。

方文山，台湾著名词人，周杰伦的最佳拍档，擅长拆解语言使用的惯性，重新浇灌文字重量，赋予其新的意义，纺织出新的质地，建构后现代新词风。其创作的词中充满强烈的画面感、浓郁的东方风，是华语歌坛“音乐文学”的创作才子。

很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和各位同学进行这场文化上的交流与经验的分享。我今天所要演讲的题目是：“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我在这里所指的民族，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华人自己。而“华人”一词的称谓泛指包括内地、台湾、香港、星马、与东南亚一带的传统华侨，以及美加地区的华裔新移民等。

我想可能很多同学都已注意到，我写了很多所谓“中国风”的歌词作品，譬如《娘子》、 《双截棍》、 《爷爷泡的茶》、 《东风破》，还有最近的 《菊花台》、 《千里之外》等。其实这些歌词中浓厚的古诗词韵味并不是偶然间产生的，作品是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跟性格的。一直以来我就是一个民族意识很重的人，长期性地关注跟民族、传统、与文化相关联的议题。当我这种文化意识跟音乐相结合起来时，就自然而然地孕育出所谓“中国风”的歌词，这是首先跟大家解释为何我会创作出如此倾向的作品。

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我长期以来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我认为我们华人并不是一个很有“质感”的民族。所谓的“质感”，指的就是一个东西的材质、与它外观上的美学设计及其整体的精致度。我们会喜欢买一些价钱偏高的名牌包，譬如LV、Gucci等，是因为直觉的就喜欢那些名牌所代表的价值与品位。一般人总是很自然地会去追求名牌衣饰的质感，但却忽略了买此类商品的人，其本身却往往没有什么质感。我对台湾比较熟，所以现主要以我在台湾所观察到的现象举例。像一些在北市闹区逛街的年轻女生，很多时候的穿着并不是很协调：她可能上身套一件优雅的洋装，下半身却穿着嘻哈风的牛仔裤，然后脚上硬生生的一双廉价的夹趾拖鞋。当然此类的造型，某些时候美其名为混搭，问题是，大部分的人都搭配得很没有风格。常常自己的穿着品味的调性并不具备一致性，没有基本的美学素养，但却盲目地去追求名牌，这是精神错乱式的荒谬。大部分的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都懂得会去追求衣服、皮包、汽车等物品的质感。因为美的东西其价值是有共通性的，没有人不喜欢美的东西。但大家在拼命追求商品外在质感的同时，却常常忽略了自身对穿着打扮很基本的美学素养，变成需借助与依赖这些名牌的材质去衬托自己的性情。

举例来说，以台湾人对婚嫁与丧礼等此类人生大事的态度来看，台湾人对美的基本尊重，便已严重的不及格。那是个应该要很庄严的场合，但来参加的来宾中通常都一定会有人直接就穿夹趾拖鞋或是汗衫来。不管是尊重已往生的死者，或对婚礼上正沐浴喜悦中的男女双方而言，穿戴整齐是合乎礼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但大多数的人却不这么严肃看待。我们再观看时下流行音乐的MTV，或是正在热门档期中的国片，如果你有心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明明就是华人的电影、华人的歌手，但只要有婚礼或葬礼出现的场景就一定是西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丧礼比较肃穆，而西式的婚礼的确也比较浪漫。要拍唯美的婚礼就一定上教堂，尽管男女主角并不是基督徒。难道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的婚丧形式比较美，比较适合戏剧上的表现吗？台湾很多电影和MV的场景，都喜欢用西式的婚礼和葬礼去呈现。莫非因为华人婚礼的形式比较嘈杂、丧礼的仪式比较低俗？所以比较不适合表现在强调美学构图与故事张力的戏剧上！？

现再以城市为例来说明，不禁要问为何大多数华人居住的地区都不是很有质感。城市建筑是国家形象最具体的象征。但在台北市，据我所知，大楼外观的建筑形式与色彩调性从来就没有被规范过。市区街上，每个店面的装潢都很有特色，看得出有某种美学的追求，都可以被独栋独店的欣赏。但你只要把镜头一拉开，一扩大，用较大的视野全方位地去看整条街、整个城市的轮廓，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杂乱无章，城市基调混乱，房子盖的毫无章法。一个城市的建筑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质感。有质感的东西是可以深入骨髓的，那是文化底蕴浓稠度的一种展现。当你犹如追星族去追求昂贵的舶来品时，实际上正是以某种自卑的心态去追求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一种心理上的反差与补偿心理。而台北就像个浓妆艳抹下的模特儿，急于讨好国际上的眼光，却根本就已模糊了自己原本的面貌，完全没有了自己的风格。

台湾的一些老旧建筑，比如传统的四合院、日据时期留下的官舍等。这些建筑如果屋瓦毁损了，一般就用很简单很便宜的铁片去搭盖。很少有人会按原先建筑的形式，用原来的建材、风格去修复，这其实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漠视，因为从没有人认为恢复古厝的外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几乎没人实际这么做。4年前当我初次来北京时，我发现北京很多胡同、四合院都在拆，因为要迎接奥运。那时候我和出版社的人去那些待拆的胡同捡拾门牌，比如刻有“某某胡同”的门牌，我喜欢那种带着旧时记忆象征性的小东西。虽然知道拆掉那些老旧胡同是为了整个城市建设的需要，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可惜。因为“胡同”是北京城市建筑的象征，也是一种有形的文化资产。当观光客来到上海、香港、台北、北京等华人聚集的城市闹区时，只要不把镜头对准那些具有象征性的地标，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你现在位于哪个城市，因为它门所有建筑结构都是西式的，所有的大楼都是玻璃帷幕，或钢骨结构，每个城市的景观都很像。上述那些城市都只有林立的建筑而没有城市文化。胡同是北京的一种象征，外地人来北京看到胡同会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当然，不拆这些胡同也无法大幅度地去建设或改进交通，这也是两难。其实刚开始我老觉得那些旧建筑拆了可惜，但后来发现如果不拆，它整体看起来也是破破旧旧的，散发一种家道中落破败的感觉，一个衰弱的王朝的象征，外观老旧斑驳，也并不是那么吸引人。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是我们传统的建筑形式根本就不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吗？

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欧洲小镇的风景明信片，当时以为那只是为了拍照印刷好看，而特地去找来很罕见的景致，目的也只是为了让画面更赏心悦目。一直到后来才知道风景明信片里的村庄是真的都有人居住，那不是欧洲版的中影文化城，他们是一整个村庄、一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风景都是如此的美。我以为明信片上美丽的风景只是在取景时回避掉某些角度，只单拍这个景（比如一座古堡、一段城墙），就像美编过的电影海报一样。后来看了一些在欧洲取景的电影，藉由镜头360度的回转，发现他们是整座村庄、整个城市都是一种统一的色调与建筑风格。台湾的老建筑通常只是得到“点”的保留。所谓的“点”，就是一栋独立的建筑物被评为三级古迹，但附近就只有它孤零零的一栋古迹而已，在它旁边很可能是一栋钢筋水泥的玻璃帷幕大楼。古迹旁边的景观视野通常并没有被重视与限建。所以对古迹的保护，很难形成一条线、一个面。当然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根本也没有年代久远且数量庞大到能够让人连成一条街的古建筑群，更别说能够形成一个像村镇一样面积的古城区，这是做梦都不会发生的事。

欧洲有很多中世纪的古建筑，它数量庞大到轻易就能连成一条街，以及构成一个村庄。欧洲对于城市建筑的外在色调，很重视其一致性，在盖新的建筑时，会考虑到建物本身与周遭环境的配合，譬如建物外观的颜色、风格，不能太突兀。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外形是一致的。像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城市基本调性，就是红瓦、白墙，整齐的天际线，犹如童话世界一般。而同样都是老建筑，北京胡同的高度却都只有一楼高，就算不拆，外观上也很低矮，不会很新颖。北京胡同的基调就是灰色的，屋顶的瓦与墙上的砖都是同一种色调，一种保守而没有生气的“灰”。

一个民族美学的素养与人的质感是反映在各个方面的。在台湾，有些人就直接在路边摊上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你说这是风土人情也罢，说是生活习惯也行，但在路边摊跷起二郎腿来吃东西，而旁边就有人在洗碗筷。其实既不卫生也不美观。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无所谓，也不觉得哪里不对劲。问题是，如此一来，街道就像是工寮，整个城市的景观就被破坏了。还有很多民众家里私人的装潢空间都很讲究设计感，布置得很漂亮，但只要一出了门，到了公有地，就不再会去关心周遭环境的景观。那种心态好像只要是公众的利益，大家就漠不关心，自私的心态赤裸裸地显露无遗。这现象好像还不只有台北会发生，香港、上海以及北京等地，居民的心态与状况也没有改善到哪里去。大部分人不会去在意城市整体景观的维护与协调，甚至花一点时间做环保义工都不愿意，但对于私人住宅，花再多钱装潢都毫不心软。

其实美学的鉴赏是需要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的教育，向下扎根，慢慢培养。这种公民意识的形成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酝酿，养成整个民族的素质则更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对我而言，出国旅游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行为，尤其是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欧洲国家。因为他们整个民族花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文明，你可能只需一两万人民币就能浏览他们细心维护下的城市景观，那其实是很震摄人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拉格的捷克守军为了维护古城的完整，宁愿选择投降，也不忍先人所耗费心力所建立的城市文明成为瓦砾。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东方的中国，在抗战时期却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当时湖南长沙聚集了许多战备物资，国民党为避免日军掠夺这些物资，但又不想浪费一兵一卒去守城，折损自己部队的战力，不待日军进攻，竟自行纵火焚烧整座长沙古城，引发中外著名的《文夕大火》。一个屹立数百年古色古香的长沙城就这样瞬间化为灰尘。当政者就为了保存自己的军力，还有所谓的面子，竟可毫不顾及历代祖先辛苦营建的心血。反观捷克的守军，宁愿当代的自己受辱投降，也不愿历代祖先的心血化为乌有。两相对比之下，不禁令人感慨万分。完全不同文化背景所熏陶下的民族，对自身文化遗产的态度，及其所下的决定迥然不同，当然命运也就不一样。

我们的城市规划主要还是以建设、商业为目的去进行。台湾的老旧建筑汰旧换新的速度很快，现举台湾特有的“眷村”为例。所谓“眷村”，就是当初跟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去的那些军人与眷属所住的地方，其村落设置的地点遍布台湾各地。但政府从来就不认为那些眷村有保留的价值，因为它实际上也就四五十年的历史，因为要百年以上的建筑物才够资格被认定为古迹。但如果现在连这种四五十年的建筑物都不设法保留而一律拆毁的话，那到底台湾要怎么累积百年以上的建筑物呢？“眷村”它代表的是一个族群（外省人）共同的生活记忆。台湾就是如此地不尊重住民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为政者到底有没有“文化质感”的一个指标。

有外国人说，台北是一个最没有自己风格与气质的城市。在台湾，任何人长大后回到十几二十年前的家乡，几乎都已找不到儿时的记忆空间，因为改建的速度很快。可能小时候看过的树、走过的桥、和邻居小孩玩耍的树林全部都因为改建而消失，几乎再也找不到共同记忆，因为共同记忆都被拆光了。建筑物本身所代表的历史记忆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你能够想象你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游戏过的公园、住过的小巷、吃过的小馆子，这些生活记忆十几二十年后都彻底地消失是个怎样的状况吗？而台湾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戏码，拆了又盖，盖了又拆。我想北京现阶段为了迎接奥运，老旧建筑拆得很快。

在台湾，传统节日时很多人会来参加庙会的活动，比如迎神赛会、舞龙舞狮，但他们的穿着却很奇怪：上面的传统服装可能是唐衫或道袍，下面却是牛仔裤甚至是拖鞋。他没有意识到一个小细节的维护就是对传统的尊重。但这也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我透过报章杂志与网络信息的了解，也很少看到内地有哪个城市的居民在哪个传统节日穿着传统服装出来一起庆祝。国外比如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传统节庆，整个小镇的居民都会不约而同自发性地穿戴起传统服装，那画面很令人感动。

现在大家拼命在讲全球化，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出国旅游什么最吸引你？就是那迥然不同的文化差异。去印度，看到印度教的僧侣在冥想；去西班牙，看到他们在斗牛；去南美洲感受桑巴舞；去日本，看他们传统的樱花祭。就是那股异国的情调与神秘感在吸引着我们。如果全世界的建筑都盖一模一样，所有的人穿着打扮也都一个样，饮食、庆典、风土民情也不再有各自的特色，那其实已经没有观光的必要了，因为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我的认知，全球化应该指的是经贸方面的交流，而绝对不应该是文化上的统一。

台湾很多歌手都喜欢去国外拍MV，比如意大利的罗马、日本的北海道，拍出来都很宏伟、精致与耐看。但我却没有发现过有外国歌手的MV来台湾取景。因为我们的市容不整齐，整个镜头一拉开，这边可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那边可能是四合院，景观的调性很不一致。我去了好几趟日本，日本人对传统聚落的维持一直很用心保存，去那取景所拍出来的MV也很耐看。最讽刺的就是，比如青岛的租界区、上海的十里洋场，这些曾被殖民者占据过的地方，都反而留下了为数不少而且很有质感的西式建筑。青岛这城市的天际线、上海外滩上林立的大楼都很漂亮。这不免有些讽刺，怎么那些占领时期所留下的建筑都保存得这么好？甚至已变成这些城市建筑里最美的元素。那我们是否应该感谢曾被占领过呢？否则哪里来这么好的建筑艺术。

前一阵子我去北京王府井闲逛时看到一个外国教堂，教会对教堂的建筑外观通常都很讲究的，那整个教堂维持得就很好。因为王府井的整条街都是近代才兴建起的西式办公大楼，看不到任何一栋有传统风格的中式建筑。虽然王府井号称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但我所看到最古老的建筑，却是那座外国教堂。除非有人告诉我这曾经是清朝最热闹的商业街，否则我根本就完全看不出来哪里曾是所谓的百年老街。台湾状况也是如此，日本占领时期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巴洛克建筑，台湾一些重要的政府机关都还一直沿用这些建筑。这问题跟上海外滩一样都很讽刺，台北市最精致的建筑元素也都是当初的占领者所留下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莫非中式的古建筑不大气，建筑的格局与形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就我的认知，新加坡可能是一个特例，它是一个由移民的华人所成立的国家，国家本身的历史不长但他们却很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些旧式的建筑保存得很好，他们认为那是国家的象征，甚至是观光旅游的资源。而且新加坡人大概是所有的华人中最守法的，其国民的法治观念很强，整体而言，素质较高。

常常我们旅游到了欧洲国家，你会发现他们都很注重与维护自己传统建筑的外观，当地住民也很重视自己独特的节庆。常在传统节日穿戴起自己国家的民族服装，整条街道、整个村庄的人都盛装出席。这点是自诩为文明古国的我们所不及的。我很少，甚至可说没有见过在什么中秋或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看见我们华人会整个村庄的人特地穿着传统服饰去庆祝。我今天所谈到的都是一些自己的观察和心得，并非严谨的学术调查，因为我想认真地调查起来或许问题更严重。这些发生在你我身边随时随地都在上演的文化现象，各位同学不妨偶尔静下心来观察，绝对会让你有完全不一样的体悟。我一向很关注这些文化现象，有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后来我的文字因缘际会的跟杰伦的音乐相结合，所以才创作出那么多“中国风”的歌曲来，并且很荣幸地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与喜爱。

讲到质感的问题，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日本这个国家。日本人很奇怪，他对中国人一直有种崇古蔑今的心态。他们极度崇拜古代的中国，像《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典故，他们都很熟悉，甚至比中国内地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还要熟悉。他们不仅崇拜而且还继承下了一些中华文化。比如日本的小学生到现在还有书道比赛，国家也很重视书法这项传统，也并不认为这是外国的东西。如果到东京街头，随便找个路人问他们关羽、张飞、孔子、孙悟空等，他们都知道是谁，甚至已经将他们吸收进自己的文化里，并且消化成电动玩具、漫画等等。

我去过日本，发现他们对美学设计是很讲究的，整个城市里的居民穿着打扮都很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是有型。街道很干净，连一个排水沟的盖子都有城市的特有标志。整个街道的招牌、店面，都很素雅。他们很重视产品的包装，也很重视古建筑的维护。美学的观念很发达。如果说拿中国文化跟西方文明来强加比较，或许有人会说因为文化的源头不一样，思维本来就会不一样，因为一开始他们的建筑、绘画、音乐等文化的方向就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日本就是最好比较的对象了，一样受儒家学说影响并且在使用汉字的东方人，文化源头的同构性很高。但他们对传统文化却很用心去维系，举凡茶道、剑道、书道、能剧，以及成年礼等，还有相扑。相扑是一个国际运动项目，延续了几千年都不曾中断。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观察、比较的。

一般而言，电影、MV中如有需要出现婚丧的场景，有需要唯美的画面时，通常剧组都会整队拉去教堂拍摄，或是到充满十字架的墓园取景。就算没有受过正统美学的教育和训练，一般我们人的眼睛都还是会凭直觉分辨出好与不好，美与不美。每当我看到犹太人逃难的纪录片时，我就深感讶异，五六十年前犹太人逃难时的穿着，甚至在市区被德军集体遣送时的服装都是很整齐，有一定的素质：男性都穿西装大衣，戴帽子；女性则都会拿个小皮夹，或拎个皮包之类的；也没看到任何一个犹太小孩是打赤脚的。此时他们的身份是难民，但其民族整体表现出来的教育水平，则很令人敬佩与感慨。犹太人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这个民族出了许许多多几乎与其人口数等量的科学家与艺术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大。我个人觉得他们是个质感很高的民族。我以前在想为何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跟犹太人相关的电影拍不完呢？原来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科学家、艺术家，每个人对美学的追求有基本的素养，整个民族文化有一定层次的水平，所以这里面很多关于心理层面的故事可以发掘用来拍电影。但关于我们被日军侵略迫害的电影，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部很好看、拍的有质感的。我常在反思，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电影工业不强，还是因为种族的心理层面很肤浅，没有东西可以发掘的？如果你个人不要求与累积身为人的质感，最后极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体文化分量的累积。

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假设100年前有颗陨石从外层空间掉到地球，刚好就落在中国的正中央，整个中华民族从此消失了，但旁边的国家都完全没有被波及。那么回过头来看100年后的今天，现阶段世界上各项的科技文明，与现代化的生活水平都还是会维持着，没有丝毫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我们消失了，整个人类文明倒退100年。现代文明会不中断地持续，还是一样会发明手机、DV、电话、网络、飞机和汽车等，所有的物质文明一样都不会缺少。因为100年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处于十分衰落的境地，对世界的文明进展并没有太大的贡献。简而言之，假设100年前中华民族彻底绝灭了，我们来看现在的科技文明，也不会缺少了什么东西。还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知道，当你学习晋升到某个阶段时都会直接读英文原文书，尤其是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等领域。也就是摆明了说，近代的汉字文明有其严重的断层，读到某些高等教育时，汉字就完全无用武之地，再也无法提供学习所需的养分了。

教育是提升民族质感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一个民族不重视现代化的教育，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又缺少认同感，长此以往，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均，造成本国人民的素质参差不齐，你可能人口很多，但并没有等量的优秀。当然在座的各位同学毋庸置疑都很优秀，是金字塔顶层出类拔萃的北大学生，但若跟内地庞大的人口数相比，人数还是少得可怜。反观犹太人，犹太人大概是世界上种族质感最高的民族之一了。犹太人虽然颠沛流离，去很多国家都被歧视，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不得从事什么工作等，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反而更努力地去维系与巩固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自身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很强。一个民族一定要对自己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才会塑造出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美学观，这无形中也带动了国家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今天强调的是，如果个人不重视与提升自己的质感，不管是在教育训练、穿着打扮以及美学设计等各个方面，那么你我这个没有质感的个体，将会像癌症般慢慢地影响它周遭的人、事、物。最后，影响到一个团体、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以及整个民族。

我希望大家先从重视自己本身所谓“华人”的民族气质与质感开始。除了使用与欣赏国际名牌的质感外，同时也要了解那些品牌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屹立不摇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对美学品味的追求从不懈怠。你不能只是为了暴发户式的证明你穿戴得起名牌，但却对自己服装上的搭配品位完全不会，或者根本不协调。名牌在你身上反而呈现出俗艳的质感。假日时我自己常在台北郊区开车闲逛，眼睛每次总会停留在刚刚惊鸿一瞥路过的日式官舍、闽南式四合院，以及古厝周遭景色调性很一致的风景上。如果你可以在100年前就展开环绕全球性的自助旅行，那你肯定是很幸福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全球化，所有国家的建筑都具备浓厚的本民族特色。譬如你到了越南的河内，看到的就是越式风情；到东京，看到的就是和式建筑；不论去到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他们穿的衣服和城市的建筑都有着很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这时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传承自身文化的国家，没有外来的文化杂质，整座城市，不论是传统建筑，人民身上的服饰，其文化的调性都很一致，可以想象那真是一种铺天盖地属于本民族极致美学的画面。

但现在因为全球化的缘故，所有民族的传统服饰、所有国家的建筑、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美学几乎都被现代化了，也就是所谓的西化，大家都采取同一种标准在看事情。像工厂同一套模具的输出品一样，城市与城市间的建筑，人民与人民间的穿着，格局越来越像，打扮越来越一样。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惜，很多不同文化体系的美不见了，很多独特的思维也就会跟着消失了。我们会重视物种的灭绝，假如青蛙、蝴蝶消失了一两个品种，就觉得很可惜。可是对于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字正在快速地消失，我们难道就没有察觉哪里不对劲吗？没有任何警觉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汉字，尤其是传统的繁体字，是因为汉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表意文字，其他所有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不论是从拉丁文衍生出的法文、英文、德文，或是中东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文，或是我们亚洲近邻的韩文、泰文以及日本的假名等，这些全都是以字母为发音基础的拼音文字，地球上现在通用并且流传的活文字里，唯有汉字是唯一一种尚在使用的表意文字，这是一项何等骄傲的事情啊！在现今强调物种多元、文化多元的国际社会，相异于基督教文明与回教传统的东方文化，其地位显得很特别。维护中华文化中独一无二与无可被取代的特性，更显其有意义。最后恳请大家重视今天所讨论的议题，当一个有质感的华人，就从你我间的改变开始。谢谢大家！

自由的精神与流浪的探寻

蔡康永

蔡康永，台湾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作家，主持过众多知性节目。其名人访谈节目《真情指数》和青老年人沟通节目《两代电力公司》、综访谈节目《康熙来了》最为成功。曾连续4届主持金马奖颁奖典礼。蔡康永也曾出版过多本散文著作，包括《痛快日记》、《LA流浪记》和《那些男孩教我的事》等畅销作品。

谢谢各位北大的同学对我这么好，我前两天从上海过来，飞到北京，人到不是自己居住的地方会喜欢观察，平常不太容易进行观察的状况，可是到陌生的城市会观察，我在从上海飞到北京的过程当中欣赏到一些事情，关于现在世界长的这个样子，到底是不是它该有的样子，为什么会讲这些事情呢？起因是我在上海的黄浦江畔跟一群杂志记者拍照的时候，突然黄浦江上慢慢驶过来了一艘船，上面有一个很巨大的广告板，正在播一个时尚的广告，我就看了说，这么好的江景，为什么会有广告插在我眼睛里，这个事情如果发展下去，每个人想在船只上做广告，整条黄浦江都会被广告盖满了，我说这样的黄浦江就看不见了，就能看到广告而已，杂志的记者问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果四五百艘船上的广告都是你演的，我说那样看起来还不错。

我顿时理解到我的虚荣心还那么强。

虚荣心，这就是我来北大的重要原因，我考不进北大，作为一个干瘾，北大作为这么伟大的学校，我以前没有机会考，相信以我的能力没有办法考上，来演讲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刚才杨健会长带我参观校园的时候，我其实向几个北大校友询问过，到底未名湖里死过人没有？因为我喜欢的几个清朝作家和诗人，好像有人投毒自尽的，我问了北大的校友说是不是投毒，他们只能死一点小作家，真正的大作家到别处去作家，我当时想说北大真是非常有光荣的传统，连死都非常讲究。

逛校园的时候我很赞叹美丽的北大校园。对我来讲是很好玩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从小读到蔡元培这些人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跑到北大来跟大家讲话。

今天据我所知票比较有限，还好我们有新浪网做现场直播，所以各位新浪网的使用者，我非常高兴你们愿意在网上看看我们这场与北大同学共度的夜晚。

刚才讲到世界该长什么样，延续我在黄浦江上的感受，我跟记者讲，我说其实卖东西给你的人，也就是这些厂商，他们做广告做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他们剥夺了我们享受原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景色的权利。

我记得前几个月到云南，去年到云南帮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主持了一个开幕典礼，我站在云南的丽江看那么好的山水的时候，我的眼睛大概只移动了40分钟，看到一个某某地产公司在此大展宏图，就在上海市，这些大都市本来也都有美好的天空，也许有个广场有个漂亮的建筑物，忽然会出现很多的广告牌，穿得很少的男生和女生卖给你内衣和内裤，并不是不美丽。我觉得世界显然不应该长成这个样子的，可是讲到做电视的人说这种话，太可笑了，因为我们是做这种事的人。

前一则新闻正在播非洲的饥荒，下一则新闻说全世界的最大火锅在这里，你会产生一种错乱的感觉，怎么不拿火锅里的东西喂非洲的饥童，这些错乱的感觉严重地干扰着，你就很难想象一群人曾经活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爸爸妈妈约会如果约好了某年某月的几点钟，完全美好的爱情第一次约会，其中有个跌伤不能赴约，他们是没有手机打的，他们忍受脚的痛苦狂奔到现场发现他的女朋友不耐烦的走掉，一场美好的爱情就结束了。

人类曾经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我们现在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我怀疑世界可以不是长成这样，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回原来该有的感觉，如果有人死掉了我们会难过，有人成功我们会开心的话，那个感觉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被我们所熟悉的媒体操纵到冷漠的地步，我们可不可以得到比较干净的天空和广场，重新感受到没有被商人用全部的金钱垄断的状况。

学电影的学生要看很多“神经病”的电影

不妨谈一下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讲这个东西，世界可以长得不一样，我们的人生也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我自己的教材有两种，一种是书，一种是电影，我后来在大学学的英美文学之后，我就不学创作了，我想去学怎么拍电影，我进了一个叫UCLA的学校，在好莱坞的隔壁，专门拍电影的，那个学校出过一个很厉害的导演，比如说拍《教父》的导演，还有很多有名的人物。

进那个学校学拍电影的时候，为什么电影会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教材，是因为我在电影里面看到了很多我其实在人生里面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学电影的学生要看很多“神经病”的电影，比方说纽约的艺术家拍过一个电影，8小时看一个男人睡觉，那个镜头一直特写对着那个男生，观众想说会醒过来，很可惜他在8小时之内没有醒过来，观众生生地看了8个小时，他也拍过《摩天大楼》拍12个钟头，看2个钟头发现没有什么事情，喝咖啡回来看还是《摩天大楼》，我们看过很奇怪的电影，我看过一部很夸张的电影，只有45分钟，只有一个镜头，不断地看到一扇窗户推进拉远，等45分钟你以为窗户外面冒出一只鬼来，让你觉得物超所值，到45分钟结束，到窗户口，电影就完了，这是我们看到电影史上，令人厌烦的要死的，具有实验精神的影片。

喜欢《艾丽斯漫游奇迹》谈主流社会电影

可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很棒的电影，我后来很不主流的个性，跟我从电影里学到的东西蛮像，有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梦幻的小孩》，那个电影讲的是一本童话书的主角，那本童话书叫《艾丽斯漫游奇迹》，知道这个故事的可以举手下？

前任会长不知道？OK，对不起，我觉得我应该问一下，每一个不同的地区，小孩子长大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喜欢让他们知道童话故事，《三只小猪》的故事知道吗？知道的举手？前任会长？不是我要讲的故事，《艾丽斯漫游奇迹》讲一个小女孩一直想进一个秘密花园，可是她个子太大进不去，遇到了一连串奇怪的事情，《艾丽斯漫游奇迹》的作家路易斯卡罗是一个数学作者，我看到的《梦幻的小孩》这部电影是一部虚构的，可是有一点点虚构的电影，一开始的时候讲路易斯卡罗为什么创造，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小女孩，是真的小女孩，是10岁以上的，路易斯卡罗爱上她的程度是真的爱，不是那种你好可爱那种，是真的爱到神魂颠倒，魂牵梦萦的程度，他在这个家里当数学家教，就被这个小女孩迷惑到好想为她做点儿什么，可是他作为一个中年男子他讲话会结巴，讲到你好漂亮的时候会讲成“你…好…漂亮…”，小女孩觉得这个怪老头真的不怎么样，他想怎么表达对小女孩真的爱，他写了一本书，用艾丽斯当主角，是他爱的主角，把这个献给她，电影里处理这个画面的时候，那个小女孩演得非常动人，是一个狡猾的，几乎可以侦测到中年男子对自己有不可自拔的爱恋，当这个家教老师把辛苦写的这本书献给她的时候，她很冷漠地拿过来，翻了两页说，蛮有趣的，一丢出去到花园玩儿了，留下他发现他的创作是不值一顾，整个大家对《艾丽斯漫游奇迹》，不足以弥补那个小女孩轻蔑地一丢，因为他只在乎那个小女孩。

我当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电影开始的时候，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慢的小女孩已经变成80多岁的老太太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要颁发一个奖给老太太，她被过去的回忆困扰着，让她心碎，现在竟然自己变成一个老太婆，孤单地坐船到哥伦比亚大学替他领这么一个充满讽刺的奖。

这个电影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路易斯卡罗是我们以后人简单称之为恋童的人，爱小孩子的人，刚才讲的故事听起来很顺耳，我用恋童的话，忽然会觉得很恐怖，他爱的是不应该被爱的小孩，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好玩的感受就是，你要相信爱情，还是你要相信社会的规范，如果你看完一部电影被它打动，觉得路易斯卡罗的爱情是真的，因为这个爱情产生出来的《艾丽斯漫游奇迹》是很不错的作品，放在道德这个天平上，恋童这个是不被允许的，他为她拍了很多照片，那些照片绝对不是平常会看到小孩子拍的照片，充满着爱情跟欲望所拍摄出来的照片。

我讲这部电影的原因很简单，我对电影里面永远都会收到一个讯息，就是人生好像不是只有我们被教育的这种状况，是对的或者是错的状况，似乎还有很多别的状况，所以不管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路易斯卡罗的爱情的片子，或者我另外看过一部叫做《哈罗……》，哈罗这个人是17岁的青少年，他的电影一开始是自杀，死不掉，比如他妈妈在厨房烤蛋糕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人吊在树上，一看是他儿子，但是没有吊死，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专门运输棺材开灵车的老太婆，70岁的人，恋爱了，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非常想说，是我有毛病吗，为什么我常常被这些奇特的爱情故事吸引，我怎么不会被那些经典的那些，比如说《泰坦尼克号》里面的爱情，听说很令人感动。看这个可以睡着的举手？还好不是唯一的一个。

那样子的经典爱情故事是比较对的，我们说符合主流社会的爱情社会，惊天地泣鬼神，山盟海誓，对我来讲似乎比不上另类的电影里面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那么动人，好像是因为我觉得人生的选择不是只有一种而已，有多种，所以包括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大家都看了叫做《金刚》。《金刚》其实从1930年开始拍这个片子，原始版本黑白片的《金刚》是非常严重的在影射黑人的。纽约作为一个大城市，白种人感觉到黑人的居民越来越多，似乎有占领纽约的趋势，所以白种人看原始版的《金刚》，那只金刚是被从非洲带回来的，是非常的原著民黑人部落，为了要献计山神的时候，被抓到纽约展示，金刚展示的过程当中，爱上了一个金发美女，这是一个爱情片，不是一个怪物片，金刚爱上了一个蓝眼睛、金头发、白皮肤的女人，因为太爱她了，爬到了摩天大楼的顶楼上去，被美国的空军射伤，那也是一种爱情，反映了纽约市白种人的恐惧，像猩猩的黑人，好像会抢我们的白种女人，还爬到帝国大楼的顶楼去，完全失控的恐怖的想象。

恐怖片能反映本民族的恐惧在哪里

每一个民族拍摄的恐怖片都会反映出来它的恐惧在哪里，比方说看过老派的日本人看的《酷思拉》，会跟别的怪物喷火，压倒很多的大楼那种，看过的举手？那个真的不是特别好看，粗糙的科幻影片，《酷思拉》是怎么醒过来的？有人研究过他的国籍，有人研究过他是不是日本人？因为有一次美国人做了一个民意调查说，你最熟悉的日本人是谁？结果很遗憾的就是美国人回答这个问卷的是，他们最熟悉的第一名是李小龙，他们误以为是日本人，李小龙一直在日本电影里打日本人，选为日本人的代表，调查出来第二名的日本人是酷思拉，最后查他的国籍，发现他是在大西洋海底一个小岛底下沉睡多年的一颗蛋。当然反映了广岛对长期被原子弹轰炸过的恐惧，永远会想象原子弹会震醒一只怪兽。

回过头来讲《酷思拉》和《金刚》这种片子，看过《ET》的举手，他手指头会发亮，那个外星人他被设计成什么样子，就是他当然有很多可爱的造型，头很大，手脚很短，肚子大大，就是有婴儿的那种体型，另外有一个重要的特色他是蓝眼睛，制作《ET》的人做了所有的可爱元素之后，觉得蓝色的瞳孔是最迷人的，如果去注意这些东西的信息你会注意到背后的创作者其实隐藏了很多东西，不管是对蓝眼睛的过度迷信或者对原子弹的恐惧。

失败的人也应该有美好的人生

巨大的怪物和美女的爱情，西洋文学从很早开始，一定有怪物把公主绑架走，包括史瑞克在内，史瑞克也在怪物的手里把公主解救出来，这些爱情让我一再地想到，好像不是那种最典型的公主与王子的爱情是唯一的选择，我这几天不断地被人家问到，我作这部《LA流浪记》里面提到两部电影，楚浮的《四百击》，他的家庭非常快乐，他流浪在街头，另外的费里尼的《卡比利亚之夜》，一共经历了好几次的背叛，我提这两部电影是因为，我甚至觉得社会上的、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边缘人，对我的吸引力都有超过我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一般人会讲那种很成功的人，我自己有一档节目，应该比《康熙来了》看得比较多的，那是一对一的访问《真情指数》，那个节目设计成访问成功的人，我其实一直都没有那么想访问成功的人，因为我觉得成功不应该被界定为人生唯一的价值，我被人家访问说，你怎么成功的？我回答是我根本不觉得我成功。

第二个我不觉得人生一定要成功，一定会有很多失败，失败的人不值得有一个好的人生吗？《真情指数》对我来说有一点压力，永远在访问成功的人，所谓的成功人对我的吸引力，像卡比利亚这样子，拥有强烈生命力的妓女，我觉得那些角色都迷人得多，电影似乎是我的一种教材，它能够告诉我别的人正在选择的事，跟我们现在所相信的不一样。

我做《两代电力公司》时候，是一个比较另类的节目。《两代电力公司》是大人和小孩沟通的节目，有一群欧巴桑（阿姨大婶），面对一群被责备的小孩，15—20岁中间，小孩常常被认为是不乖的小孩，比方说我们今天请了7个完全不愿意做家事的青少年来，对面坐了7个欧巴桑是做家事做得快死掉的，小孩子说为什么会洗碗，为什么不请一个阿姨来，欧巴桑说你知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今天来了7个不爱做家事的小孩，明天来了7个跟爸爸打过架的小孩，我听的一个最夸张的故事是，他自己是黑道的，他爸爸也是黑道，起争执以后互砍，后来叔叔也搅入战局，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夸张的例子出来，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在发生，你不太能够认为说，我永远都不要让这些事情被谈论跟被曝光，你不能像大人想要的那样，我要粉碎太平，不要让这些事情报道出来，或者有一个沟通的出来，《两代电力公司》后来会渐渐失去两种人，失去愿意上节目的欧巴桑，因为她们常常被气到，第二个，我们不太愿意请欧巴桑，这么一个节目，另外我们流失的一种人就是观众里的欧巴桑，她们在家里忍受死小孩已经忍受很多了，为什么还要到电视上忍受死小孩，所以他们不爱看这个节目。

可是对我来讲，那就是跟我爱楚浮所导的这部《四百击》是一样的。电影永远带给我的一项想象是，我喜欢的人、我认同的爱情好像不是跟主流社会那么接近，我开始想，世界可以长成别的样子，人生可不可以有别的选择，所以这是我后来越变越奇怪的一些原因，会在电影上面做出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节目出来。

把我和吴宗宪放一起比较不合适

内地有一些报道，把台湾的另外一位节目主持人吴宗宪常常和我放在一起谈，有下载《我猜我猜》的举手。他是非常好玩的主持人，我每次被他逗得大笑，内地的记者认为他是可以跟我比较的主持人，让我觉得并不是适合。不是我不认同他，他在台湾是收视率的代表，跟我们这些另类，在小角落里默默地种自己的小花朵，偶尔开出一朵小花来，这种是不一样的。吴宗宪主持时对待女性的来宾跟我的态度会不一样，他常常就会第一个反映，如果女性来宾可能上围没有很精彩的话，他可能会明确地告知这件事，她如果体重超过的话，明确地告诉这件事，这是他觉得不妥的打招呼的方法，我比较难用这个方法跟客人打招呼，我常常会想说我肯定不是主流的人，因为主流的人很爱谈论那些事情，女生的上围、有没有过胖，女生常常在一起品头论足，我不是这个类型的人。

所以作为一个另类的人，做电视这个成为很严重的考验，《康熙来了》是一个古怪的节目，我首先会问到，你一个做电影的人为什么跑去做电视，原因很简单，电影常常耗费生命力，常常要挣扎很多年，电视要花很少的时间做出一个节目，立刻或者当晚被很多人看见，是别人花两年的时间做电影的10倍和20倍的状况。别人问我为什么学的电影做电视？我当然第一个写《LA流浪记》的时候，我第一个是花爸爸的钱，做财务报告，让他确定他花的钱有某一种成果出现。

只能演《神雕侠侣》中的雕

第二个我觉得电视还是有它的可能性，只不过我们似乎不一定能够找到那个可能性在哪里？为什么每个人都能明确地感觉到电影里面是高级，电影圈里的人很看不起电视圈的人，电视圈的人会不服气说，我观众比你多很多，但是碰到电影界的人矮很多。

前两天有人告诉我有一个《神雕侠侣》的制作人说找我演金庸的武侠剧，我听了以后差点儿昏倒，我说我可以演两个，一个是神雕的雕，不需要拍戏，我觉得这个说法当然对这个看得起我的做法很不敬，我想到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小龙女所属的古墓派的王重阳，从头到尾躺在棺材里头，那个是更好的一个角色。电视圈的人碰到电影圈的人会自己觉得矮一截。电视常常是没有信息跟没有意义，跟没有结构的，它几乎就像是某一种脂肪或者是细胞一样，是为了蔓延而蔓延的，我们讲的最简单的例子，不管什么样电影都有结构，导演都能够决定我大概要拍90分钟、120分钟，这个故事会达到一个结局，这个结局会让观众被鼓励、落泪、受启发，这个就是一个电影导演好或者不好展现功力的时候，电视是没有这样的，内地有好的电视剧会规避自己，有结构的，故事在20集之内讲完，以台湾的连续剧来讲，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以连续为目标存在的，叫“连续剧”是非常有理由的，我就叫做连续剧，所以一直连续。那就会很荒谬，因为等到男女主角的爱情谈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作为一个电影应该结束，让你觉得爱情真动人，或者这个爱情真伟大，可是作为一个电视剧为了要连续，就会开始让男主角的妈妈出现然后说，她跟女主角的爸爸曾经有一腿，接下来发现他们曾经不小心生过一个孩子，就是男主角，男主角不能和女主角相爱，为了证明就说男孩子屁股上有一个大胎记，我们是兄妹，这个就不可思议，其实故事讲得很好听，根本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可以连续到300集、500集，直到广告商吐为止，只要还能赚得到广告一直会蔓延下去，内地起码会控制这个事情，任你蔓延，三五百集的连续剧层出不穷。

颠覆电视

黎瑞刚

2006年10月21日晚7点，在上海东方卫视3周年庆典之际，SMG总裁、东方卫视董事长黎瑞刚先生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做精彩演讲，内容为《颠覆电视》。

黎瑞刚，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东方卫视董事长。2003年，他被英国的《亚洲电视》杂志评为未来一年里最值得关注的亚洲电视行业风云人物，2004年，他当选新经济年度人物，2005年，他当选美国《综艺杂志》综艺版年度人物，中国传媒十大年度人物。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到北京大学来发表这个演讲，非常感谢刚才徐院长对我的介绍，感谢北京大学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以来对电视，尤其面对新媒体如何扩展和发展的思考，北京大学一直是我非常敬仰的学府，我觉得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思考，是我的荣幸，今天我的演讲题目叫《颠覆电视》。

这个题目听上去也许有一些耸人听闻。我的工作，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到现在10年多一点，我是10多年前那时候从复旦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电视台担任电视的编导，我后面从事了很多工作，一直到现在当总裁，实际上我的职业生涯跟电视密切相关。

今天我所谈的问题是在今天这样特殊的时代，尤其当今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电视的业态和形态也在进行着颠覆性的革命，我今天所谈的题目是一个关于数字技术、电视制作播出、应用模式，以及观众对于电视消费方式的这么一次变革性的话题。

我想在座的我们对传统的电视，或者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电视是了解的，对电视行业制作运营的基本规律也是了解的，但是今天的电视行业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未来电视的业态会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我一直在思考。

谈这个话题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做点儿回顾，拿到这里来说，其实大家说这个题目是一个比较耸人听闻的题目，但事实上我是希望通过这个题目来反思，乃至颠覆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电视的固有的思维模式，大家来一次头脑激荡、头脑风暴。

旧的电视观众是“沙发上的土豆” 看电视是集体的狂欢

电视是什么？传统的电视是什么？或者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电视是什么？电视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电视改变着影响着我们的哪些方面？我觉得所有罗列的东西大家非常熟悉，西方传播学者，研究媒介的学者说，把观众称之为“沙发上的土豆”，觉得电视观众就是坐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看着方盒子里展现的五颜六色的电视画面，观众被电视的画面激动、感染，观众没有太多的思想，电视播什么看什么，让他哭他就哭，让他笑他就笑，没有太大的思考，是我们传播效应下的一个土豆。这是以往观众的印象。

对中国来说电视是什么？我这里提了一个“向阳院”，在座的我们很多同学你们是80年代出生的，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童年时代，我在上海，那时候上海都是弄堂、里弄，都有向阳院，向阳院最让我们欢欣鼓舞的是有一个电视机，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说理论的干部们，他会把一个布架子搬到弄堂里面，所有弄堂里的家家户户，每人搬个小板凳，早早地聚集在那里看电视，就像我们农村看露天电影一样，这个是我觉得中国人对电视早期的集体记忆。看电视和看电影是一种集体的狂欢、视觉的享受，那个时候看电影是非常奢侈的东西。

全世界来说电视是从二战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电视真正的发展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20年的迅速发展，就是这些概念在短短的20多年里，电视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年的黑白电视，后来出现了彩色电视，最早黑白电视家里要把它变成彩色，怎么做呢？家里弄一个塑料薄膜，按在黑白电视上面，黑白电视就会显示出一些彩色，后来出现了一些彩电，现在价格便宜下来了，后来出现了很多品种，直角、平面、液晶、等离子、高清电视，欣赏非常清晰的电视画面。

新媒体的涌现使电视的内涵发生变化

电视技术还在发生很多的变化，传统的电视、模拟信号的播出，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模拟电视是传统的播出模式，后来出现了卫星电视，可以覆盖遥远的国土，可以覆盖山区这些地方，城市里面解决高楼之间反射屏蔽的问题，后来用光缆电视来做，有了模拟这些信号以后，又在进行数字电视，数字的无线，数字的卫星、有线等等，最后论证我们国家目前数字电视的标准，这会带动一个巨大的电视产业。

当这些在电视行业内部产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我们又出现了互联网，出现了手机无线通道，宽频网络电视，我们以前说网络上看电视非常拥堵，信号不流畅，但是我们现在有了P2P，有了这个技术以后可以通过电脑看电视，还有IPTV，公交车里的移动电视，手机电视，通过手机手持终端，个人手持的电脑也可以传输电视画面，电视的形态、业态技术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电视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最早的电视是播新闻、播信息的，有的新闻被拉长变成了专题，赛事也是推动电视非常重要的手段，电视业的革命往往是跟重大政治事件、战争分不开的，每一次革命都会带来电视业的发展，大家知道海湾战争造就了CMN，美国还有一个电视频道，这些突发事件都会使一个媒体爆发起来，体育赛事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说如果没有电视这样一个媒体，奥运会将是什么？奥运会仅仅将会成为一个国家，甚至仅仅是一个城市享受体育的赛事，因为有了电视，让全球人在不同时空里共同分享，电视把奥运会变成全世界的盛会，全世界的节日。德国举行世界杯，时区不一样，但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这就是电视的魅力、威力。娱乐也是它本质的所在，综艺节目、电视剧等等，传递真实事件的纪录片也成为电视很好的业态。MTV也是一样，音乐可以变成可视的，所有的感官都被调动起来，MTV这些形式。

到了这两年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真人秀”，所以电视在这些年中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真的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在我们身边，你不看这个你不会注意到这个电视机已经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事实上电视改变了什么？影响了什么？实际上改变和影响了很多，我们说电视改变和影响了商业，广告营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今天来说有很多媒体，新兴的媒体，互联网、手机都在不断地抢占这个市场，甚至户外媒体，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要讲《颠覆电视》，但是到目前为止，电视仍然是一个传播效率、广告效率最为巨大的媒体，这是任何一个广告经营者无法否认的事实，所以电视对于商业的影响很大。

再举个例子来说，购物电视本质上不是电视媒体行业，本质上来说是商业零售行业，是借助了电视的推广平台，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达成最后的购买。很多种消费形态中间，我们有报纸上的，也有广播、电视中间的，但是电视购物，全球范围内依然在增长，电视也影响着我们的正常生活。总统的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总统，站在电视直播的现场，两人进行一场娱乐的PK，谈各种观点，主持人回答问题，一个政治的选举，变成了带有某种电视传播意义的这样一种，甚至带有一定娱乐因素，因为演讲者和候选人讲一些幽默笑话，这些都是电视的娱乐因素，但是进入到了生活。

电视也有娱乐，大家知道NBA之前的篮球赛是什么样的？大家知道前些年的篮球赛是上下半场，到了美国NBA以后，出现了个经营者，他叫大卫·思特恩，他来经营美国的篮球协会，他就提出来用市场化、商业化的手段改变我们传统的赛事，这个案例已经成为商学院的经典案例，其中有一个方面，篮球的上下半场两场，在NBA里面变成了四节，一二三四，四节，有一些电视从业经验的同学会知道，四节的话，一头一尾我们称之为两刀时段，一头一尾两刀，中间三刀，变成了五刀广告，可以中间插五次广告，电视里面在播广告，现场啦啦队，非常漂亮的啦啦队在边欢呼，做一些小游戏，把全场的气氛调动起来，电视在播广告，这个广告带动了美国NBA产业化的运作，电视帮助它实现了财务的运作。

事实上我举这三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出来，电视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如果你的生活中间失去了什么，你生活变成了什么，如果失去了电视，想想会怎么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产生了，你说电视这么强大，这么威力无比，怎么可能被颠覆掉呢？这么强大的媒体怎么可能被我们所颠覆掉呢？

电视老龄化倾向严重 年轻受众正流向新媒体

我想谈这个问题之前，大家把思维跳开电视，看看电视以外的这个行业，或者说看看我们电视周边的行业在干什么？我们这些电视从业者每天在做节目，但是我们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变化怎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电视行业的从业者，我们的思考，有些数据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数据。

现在发展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是芯片，它能容纳的晶体管的数量每18个月增长一倍，意味着在单位面积上，会成倍增长，这个芯片还是单位面积又回到原来，网络的资源机制与互联网的入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就是说互联网跟我们传统电视的区别在哪儿？电视从一点到多点，就像我今天做演讲，我一个人讲，你们所有人听，我们称之为广播式的，而互联网内容是点对点的，是交互式的。这种交互关系所产生的价值是平方的，甚至超过平方，所以这种曲线是呈跳跃式，这就是互联网的价值。光纤大家都知道传输信号，这个介质，单波的带宽每18个月增长一次，有线的是有线光圈，无线的是无线的传输，带宽是每三年增加一次，每年成本减半，但是带宽传输能力增加了，我们要关注着另外一个行业，音频、音频能力的产业，也就是所说的信号行业，信息产业，这个信息产业，正在影响着我们今天很多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我回过头再来印证刚才所说的数据，全球范围内互联网的用户数到去年年底超过了10亿，大概今年已经增加了，宽带用户7亿，移动电话用户数23.6亿。中国的情况，截止到2006年6月30日，我们互联网用户数是1.23亿，宽带7 700万，移动电话用户4.26亿，在线游戏用户将近3 000万，经济上的数字更令我们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去年中国移动数据业务的收入将近500万，比前一年增加58.6%，中国联通的增值业务达到119.6亿元，除了我们语音业务之外的短信、彩信以外，包括彩铃等这些业务，都是属于增值业务，这个业务就是这么大的收入。

看看固定电信运营商，五大运营商，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在一起，2005年的收入达到1千亿，整个电信行业完成收入是5 799亿，这个看的公开数据。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所在的媒体行业的侵略，媒体行业2005年广播和电视加在一起广告收入458.63亿，整个广电行业收入888.76亿，包括有线网络，加在一起这么多收入。

现在全中国电视频道，差不多2 000多个电视频道，成千上万的像我这样的辛辛苦苦的电视工作者，又是超女，又是《我型我秀》，折腾了一年就这点收入，但是人家短信发发，彩信收收就赚了那么多钱，这个问题是很多电视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所以更值得往深走一步看，我们只要看更细化的分析，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的问题是，一些数据显示，电视观众正在分流到其他新媒体，尤其年轻一代更为明显，今天的电视主流观众是45岁以上，电视老龄化的倾向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年轻的受众去了哪里？去了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去了在线游戏，去了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网站中间去。

新媒体正在挑战传统广播电视的市场

所以你们会注意到这里，网民的年轻化程度是18~35岁，年轻的受众正在分流。观看时长也非常有意思，我们的观众大概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3个小时左右，互联网发展到现在，从最早的互联网的这个阶段，我们当时用最简单的上网模式，拨号上网模式走到现在宽带上网，短短的10年工夫，我们的网民一天已经上网2个多小时，这个数字说明一个东西，就是黏性，无论是任何一种媒体，创造价值是黏性，只有你的眼球被这种媒体所吸附，这种黏性才会创造一种价值，互联网如果有这种黏性就会创造互联网的价值，我们注意到新媒体强势的地方，短短10年的发展，已经能够吸附我们主流用户群2个多小时的黏性。

男女的比例也好，市场的购买力情况也好，我们都会发现新媒体正在挑战我们传统广播电视的市场。所以我想，概括上面的种种数据，我们也许可以下这样一种定论，就是今天来说，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媒体的格局，这种格局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首先我们要关注到这种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变化的特点，我个人直接的感受，我认为一个是加速度，二是颠覆性。什么叫加速度，因为网络信息技术的出现，今天所有的变局，以及技术所产生的应用、变化的程度，速度大大提升，人类知识的累积，以及累积以后所产生的效应，这个技术的成果、应用，也许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几个世纪所带来的发展，这种加速度的效应会越来越快，更新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种更新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特点是颠覆性，后面一种应用对前面一种应用是颠覆。

新技术的变革会对媒体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我这里可以举一些例子，我想在座的也许很少有人，一定有人，但是少，还在买唱片来听音乐，现在大部分我们的年轻听众，都是MP3，网络下载来听音乐，就是因为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唱片工业，录音棚录完了以后，压盘，通过分销渠道卖到用户手里，今天出现了盗版，整个技术的业态发生了一种变化，同样面临的问题，也许在未来也许是电影工业，今天的电影工业还是一个胶片为传输，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摄像机已经能够接近甚至在今后能够超过胶片感光的效果，所有的拍摄完成之后是数据，所有的后期技术、音效，所有的都是在数据中间进行合成，做完之后这个电影的成品也不是一个拷贝，我们看到的胶片的拷贝。

所有完成之后是一个数据，这堆数据通过卫星，全球的院线可以从卫星上把密码解开，全球放映，真正全球同一天放映，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说压缩技术非常理想，传输技术没有损失的话，应该说电影拍摄那时候所有的声画效果完全能够在现场呈现出来，这种画面的冲击力我相信是非常大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在观众享受到最优质的电影画面的时候，传统的电影工业也许正在面临着颠覆，有多少胶片厂、洗印厂，都会被颠覆掉。

再举一个例子，我在各种场合都讲这个例子，我在这里问，可能很少有人在用柯达胶卷拍照片，我们做电视的，我最有感受了，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柯达做广告了，现在很少，为什么？没有人用胶片拍了，都是用数码照相机，就是这么一个变化，柯达公司没有关注产业的变化，当时认为数码成像技术，没有我这么好，没想到短短几年的工夫，胶片已经无人问津，更多的数码相机这些产业迅速发展，柯达现在也面临着产业的调整，甚至柯达有一度被美国的证券交易所踢出，这么一个百年老店，因为忽略了新技术的变革所带来的产业影响，就被市场无形地淘汰了，这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所以我认为这种技术的发展变局，无论对于柯达这样的公司，还是对我们电视这样的行业来讲，都不能忽略，忽略了我们就没饭吃，如果抓住了这个机会，你把双刃剑把握好，也许传统电视行业就会获得新生，这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机会。

我前段时间正好读一篇文章，我很有体会，美国宾希法尼亚大学的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关于电视新媒体出现以后，电视的分销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未来人们不一定非要打开电视机才能收看节目，今后视频内容，仅限于单一时间段，或硬件，将逐渐成为历史，他说之前10年，原来传统看电视的画面，这些内容，原来我们必须在单时间段，你看新闻联播只能7点钟，看中央电视台，必须老老实实地看，未来10年，用不着等到7点钟，走在路上也可以看，我觉得西方学者的研究大家都在共同关注这样的话题。

颠覆了旧的电视媒介模式后下一代电视是什么？

回过头来说，确确实实我觉得人类历史上重大文明演进从来都是颠覆中的创新，刚才我举了很多例子，中间的很多创新，这种300年前在英国所发生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到今天加速度颠覆性的特点，在新的技术、消费背景下，也许我用“颠覆”这个词是非常极端性的说法，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兴奋感，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握好这把双刃剑如何创新下一代电视，今天的电视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电视，下一代电视是什么？关注下一代电视也许是我们新一拨的电视，谈到下一代电视我在这里有一个图，画这个图很难画，在这个图中间不能完全概括今天电视发展的变化，通过这个图可以简单地理一理思路。

我们说新媒体产业是一种跨媒体、跨网络的多平台的运作，有人说是三网融合，也是这样的概念，或者说叫做三重播放，其实都是这样的概念。简单来说，视频信号、音频信号、广播电视这种东西，无非是三种传输的方式，一种是卫星，通过卫星往地面传输信号，还有一种是有线，还有一种是无线，没有信号不是在空气中间通过波传送的。在这几种中间，出现了几种，一个是直播卫星，这个我们现在都有卫星电视，在北京可以看到上海东方卫视，可以看到各地兄弟台的节目，所有的卫星节目都是模拟的，我们国家也即将要推出直播卫星，直播卫星以后上面可以做很多数字卫星的播放，在其他发达国家中间已经非常普遍，在美国有两种公司，这两家公司是最大的两家卫星平台直播卫星运营商。

有线电视大家都理解，你们家里都有有线电视，有线进来的电缆进来以后，通过数字付费的方式就可以有数字电视，终端也是电视机，我们看到了互联网，互联网传送的介质有两种方式：无线的方式和有线的方式。有线的方式你家里的电话线，宽带升级以后就可以传输更多的信号，宽带互联网就可以战胜IP电视，IP电视跟宽频电视不同，IP电视它的终端最后接收是通过电视，IP电视可以是桌上电脑、宽带互联网这两种东西。两种东西真正在传输方式上还是有所不同，IP电视我们说的，宽带网以后是局域网的系统，必须在电信机房里安装我们的服务器，随着用户数到达小区，到达用户的中间还要分成很多服务器，用户看内容、看节目到服务器调取内容，我们电视也是通过宽带的网络传输到电视终端去，这个系统是封闭的局域网系统，宽频网络电视，我们今天说的，看到了这些网站里边，看到了很多宽频电视，不论视频共享也好，直播电视也好，互联网上的大量内容是开放式的，宽频电视是一个封闭网络的系统。

我讲这个东西讲的有些同学没有这个知识背景听起来有些费力，我想稍微展示放一个短片，大家了解一下，IPTV是什么东西，这个短片是我们在上海销售IPTV的时候，在电视里播的一个电视直销的短片，大家先看看，我们再来介绍。

新电视的应用有很强的互动性

给大家刚才演示了一下IPTV，也许大家稍微有了一些感觉，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叫做时移。在看直播电视的节目，你可以通过遥控器把你现在正在看的电视节目暂停下来，可以倒回去，要注意当你自己把家里的电视机暂停下来的时候，所有邻居家的电视机是没有被暂停的，看完之后也许你接完电话、跟父母说完话之后你再继续说我要再播放的时候，家里的电视比邻居家的慢，直到追赶到同步就可以自动播放了。刚才说的裁判的动作没看清，可以倒退可以再看一遍。

电视IPTV非常相似的功能就像我们是看DVD，互联网上的很多用户可以来回倒退，改变了我们电视传统的收看方式。再讲讲这个手机，流媒体和DMB，它的传输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通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移动通信网，现在是2.5G，直到3G以后才能流畅地传输信号，这个里面播放的一些视频画面也许不够流畅，下载以后流媒体还是非常流畅的，DMB是我们广播，大家听收音机，收音机是音频信号，传统音频信号是一种模拟的信号，当它进行了数字改造以后，会变成DAB，DAB变成数字信号的同时，可以加一些数据在里面，传统的我们广播的这种播放方式，可以变成DMB，都是用广播的方式传输电视信号，手机流媒体通过3G网络，点对点蜂窝式的网络传输。

我在这里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正常的手机，我们中间就有很多新闻，电视里正在播的新闻。

这是手机里的画面，讲这个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电视、手机也是一个终端，这个图是费了一些脑筋，下面我们来做一些总结。

大家注意到传输技术、传输手段、传输渠道在刚才的图中越来越多样化，接受的终端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光是电视机，手持终端、电脑都可以成为终端，多样化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新的特性，这些特性值得我们关注，刚才所有新电视的应用有一种互动性，有很强的互动性，用户可以参与、可以索取内容来看，非常个性化，你现在想看就看，你现在想找什么内容就找什么内容，非常个性化，还有一个问题是好更换，变成一个更大众、更平民的电视应用。

在我们关注电视传输技术发生变化，在关注电视应用的这些媒体设备发生变化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电视的消费方式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广义上来说，大家都知道接受美学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审美行为都是由一个主体和客体构成的，电视传媒是由传者和受者形成的，传统电视观众对于电视台的影响是非常小的，现在这种境况正在发生着变化，传统的观众，西方人说“沙发里的土豆”，看完电视以后不满意，有些牢骚要发，给电视台写信，给栏目组写信，很多节目建议，希望你们主持人的发型改改，还有一种方式直接打电话给值班室，你这个新闻播错了，我们的观众很可爱，但他们的手段实在太少了。这是传统电视观众的互动。

但是当电视变成下一代电视，变成我刚才说的有互联网、有手机用户，多种平台用户，电视更多的形式，短信互动、参与投票、参与电视中间的讨论，对于观点的讨论，多少观众百分比，都会通过互联网上的点击，通过手机短信的表达，观众的意见会在电视屏幕下面滚动出来，观众还要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

海外就有这样的电视剧，播的同时，观众对下一个情节都会发表意见，把自己的爱憎分明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节目的制作者也可以根据观众的反馈调整节目，变更节目，电视创作者的思维是跟观众互动的。

新一代电视观众正在崛起 看电视的模式将变得更加自由随意

所以说我认为，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关注下一代电视，不能仅仅关注电视本身，还要关注下一代电视观众，以及电视观众身上表现出来的消费模式、行为模式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认为新一代的电视观众正在崛起，他们正在突破你播我看这样一种传统的电视模式。传统电视我一个人播，我一个人演讲，我一个人说，大家听。但是现在要充分娱乐自己，我把它概括为，希望在自己方便的时间，IPTV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点开看，或者电视、手机、互联网都可以选择，看完之后还要在上面发表意见，参与电视的互动，这就是新一代电视的观众。

传统电视和今天电视发生了变化。传统电视是什么？是大众传播媒体的一部分。大众传播媒体，只有我是居高临下的电视运营的控制者，你们都只能洗耳恭听，这是大众传播媒体，以我为中心。今天的是MYTV，这是我的，电视是我的，我要我的地盘我掌握，这是今天的地盘。

这种电视也许可以深一步地看行为方式，IPTV刚才已经演示了，IPTV有点播功能有时移功能，是解放了你的时间，以往观众看电视，最痛苦是被电视的时间牵着，新闻联播只能7点钟看，IPTV解放你的时间，9点钟回去以后，把7点钟的节目调出来看，昨天播了电视连续剧你没看到，今天晚上有空可以调出来看。这个解放了你的时间，对于现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时间意味着金钱、机会。

所以IPTV帮你解脱了时间，今天有些数字电视之间也有这样的应用，PVR和TIVO。PVR是什么东西呢？是机顶盒，里面有一个容量非常大的影片，可以达到80G、60G的容量，进入到机顶盒的时候，所有的内容都存到这里，你6点钟没看到球赛，已经在你的影片里了。TIVO是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议的，把广告全过滤掉，电视是靠广告生存的，没有广告电视怎么办？所以TIVO正在向传统电视发出挑战，手机电视业是解放你的空间，所以说流媒体，都是移动电视、PDA手机终端，SLING媒体，比方说你现在想看美国的电视节目，没问题，只要装一个小的硬件，其实在我们现在电脑里面有个插件也有，到了新加坡，把这个小的东西接到电视机上，就可以看到美国本土的电视节目，这个在互联网上也有，下载一个P2P的插件也有。

这个是MP4，这是我从网上下载的电视剧《大长今》，图像也都非常清晰。说的是韩语，所以这些我觉得事实上都在改变我们电视的这些业态。

我们从一些数据中间也能发现这些问题，在上海已经推出了IPTV、手机电视的应用，从用户的点击上发现了一些问题，你会发现IPTV的用户中间，70%的用户是控制自己的时间，手机电视也是一样，你们看到直播只有14.8%，绝大部分用户是用手机下载点播来看，用户需要自主选择的内容。

看电视的方式正在向上网模式靠拢

电视非常有意思的是，今天的电视界面也在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电视是什么样？一个电视主持人或者一个电视画面在中间，在左上面有一个电视台的LOGO。今天的IPTV、数字有线也好，打开来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是EPG，是一个电子收视指南，你要用这个遥控器去点到这里面去找到你的频道，播放进去，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你那个时候，你的遥控器是不是有点像电脑的鼠标，你是用你在上电脑、上网络的体验在看电视。

看电视的方式已经跟电脑很相像了，今天的电视开机画面是这样的，下一步电视画面是这样的，打开是百度，大家搜索找内容看，会不会是这样呢？我现在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何况现在遥控器也在变化，现在遥控器越来越像鼠标，在我前一次在中央台的台长论坛上谈到下一代电视的时候，我还说拭目以待，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上网的时间，我发现一个网站，英国的一个网站CBLINKX，打开的是电视墙，每个电视墙都在一个画面，当你的鼠标移动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画面会放大，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内容，未来的电视会变成这样，喜欢不喜欢，不知道，要让用户选择。

由精英主导的电视话语权正在流失 观众开始参与创作

谈完这些以后，我们在各种层面关注电视的很多变化，但是我今天所关注的是我这个台长我在这种变化面前，我会怎么办？我很关心的问题是我的运营主导权会不会发生变化？今天的电视是被一批精英阶层所掌握了，他们中间包括台长、编导、主持人，他们掌握着电视威力巨大的话语权。面对着这种互动性、个性化的电视越来越发展，这种主导权会不会悄悄流失？我认为会发生。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观众以前是什么？是“沙发里的土豆”，安静地看电视，今天欲望被调动起来，电视正在改变着我们传统的生产模式。传统的模式是你制作我看，观众现在变成了一个创作，在美国有美国偶像，在中国有《我型我秀》、梦想中国，这类节目是电视台做的吗？没错，但是我们更深层次，是电视台和观众共同创作的，所诞生的那些偶像，并不是电视台一味单向创造的，是观众和电视台共同创造的，电视台把这个包装起来，变成了一个全民族的娱乐的狂欢，电视的这种形态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观众怎么来参与呢？它有很多方式，有手机短信投票，这是最简单的观众参与方式，看完电视以后还可以上官方网BBS参与讨论，可以上网络社区交友，还有刚才所说的互动电视剧可以把这些观点参与，创造一种观众和编剧互动的电视剧，观众看电视的方式也在变化。

新媒体让观众的互动、参与意识以及自主性越来越强

不知道今天的观众在家里是怎么看电视？我在自己的家里、朋友的家里我是观察过一些看电视的状态，今天观众看新闻的时候还是躺在沙发上非常放松地看电视，但是在看真人秀节目的时候，不是躺着看，是前倾着看，因为他要关注，他要发短信，他要参与进去，全新的姿态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电脑是前倾的，电视是后仰的，今天的电视让观众从后仰的状态到前倾的状态，要参与进去。

wed2.0大家都懂，这些大的网站是1.0时代的巨无霸，2.0的时代在网站上发生变化，视频、博客大家共享，很多用户创作的内容，这样一些网站都在转移，最近有个消息，google买了一家美国的视频共享网站，网民们把自己拍的小短片可以上载到这个网站上，大家在网上共享。每一个人，原来只有电视台发布内容，现在每一个观众都变成了传者，都来发布内容，就像博客是写文字，播客是视频共享，每个人都是电视台，我觉得台长运营权有一点丧失了，趋势是非常猛烈的。google很有钱，花16个亿买这个网站，这个价格某种形态上也代表了一种趋势。

还很有意思，我说演播室里的现场观众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演播室里现场观众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到《我型我秀》、《莱卡—加油！好男儿》也好，一方面给我的团队打气，更重要的一点我想到现场观察一下，今天的现场观众在干什么？我发现观众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变化，传统的电视观众就像你们一样，坐在座位上每人都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这边看舞台上的表演。但今天在这些真人秀现场的观众是不坐了，是站起来，有座位也不坐，3个小时演出都站在那儿，后来《莱卡—加油！好男儿》我们干脆把座位全拆了，一个坡形的坡地全站在那儿。传统的观众不仅是坐着，不说话，还非常有礼貌，坐在那边安静地看舞台上的直播表演，在节目的间隙非常有礼貌地鼓掌。今天真人秀的现场是什么样？观众不坐了，是站起来，还要尖叫、呼喊、流泪、疯，这是今天的电视观众，核心是什么？观众的参与性，观众认为自己是节目的一部分，他要参与进来，我们电视导演也不停地把这些都切入给粉丝，这个节目是什么？是那些现场的观众和台上的明星，台下的偶像和节目的创意者，共同创作了集体狂欢，就是今天的电视。

电视的商业模式正由免费模式走向免费与付费模式相结合

所以我想一个核心来说，今天的核心是在竞争开放的环境之间，我们新一代观众正在自主选择，在这样一种运营权利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事实上电视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

我认为以广告为核心的免费模式正走向与付费模式相综合的这样一个模式，这个话怎么理解？传统电视靠收视率，人家投广告，观众看电视是免费的，但是广告是有偿的，这个模式我们称之为B2B2C模式，B是我的电视台，中间这个B是广告客户，C是用户，我这个B必须要打动那个C，创造它的吸引力，创造它的吸引力，卖给中间的B，B掏钱，商业模式才形成了。但是今天电视正在走向付费模式，电视转移到手机上，手机就是付费的，IPTV也是收费的，我们现在在上海每个月要收60块钱，比有线电视贵，除了收广告之外还在收费，那么这种按次收费、按月收费或者按照节目包付费的方式跟电视的广告结合在一起是商业模式的变化。

这种变化在座的同学们不要小看，这个变化是个巨大的机会。我举个例子来说，前段时间我去广东，跟广东电视台的台长聊业务的想法，我认为像广东这样的付费业务是非常大的市场，整个广东地区据说有7 000万的手机用户，电视的广告你说能够挣多少，一个电视频道，卫视做得很辛苦，5个亿、6个亿做得非常辛苦，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手机我们可以一起算一笔账，7 000千万的手机用户，10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变成手用户，700万，每个人每天让你看看电视，付1块钱，很简单的算法，一天700万的现金流进，三天是2 100万，一个月就是2.1亿的收入，只是10%，再乘以12呢？20多亿的收入，每天10%的人看，这是广告挣不来的钱，节目内容就是电视里的这点内容，把它移到手机上去，成本没那么高，但是就能带来很大的收费。

同时我们注意到一个视频的广告，原来视频的广告只有电视台可以播，今天走到电梯里面也有视频的广告，餐馆、酒吧里也有，在卡拉OK唱歌的时候也会先让你看广告，现在P2P的广告，网络游戏，模拟很多现场里面都有很多广告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同时电视分销的模式也在发生变更，现实电视是有很多点播的，原来卖广告是集体收看，可以算出来多少人看，平均到每一个人身上广告的开销是多少？今天不一起看了，有的早上看，有的晚上看，有的路上看，广告价值怎么投放？是个性的点播消费，整个业态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我们说那么多UTC的网站，每个人都变成电视台了，有一天大公司都会被消亡掉，各取所需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要看未来，但是这种趋势也许很有意思，你看好莱坞今天有大制片公司，有大量的服装道具这样的公司，也有很多独立制片公司，生产非常优秀的电视剧，照样获奖。

商业模式导致节目模式也发生变化

我们很有意思看到商业模式变化的中间，节目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真人秀我认为首先是一种电视业态、一种平民化或者草根化这种的诞生。传统的电视，明星是焦点，我们观众是围绕明星来的，大众之间都可以变成明星，跟整个社会在一起是一种呈现，手机短信提供了这样的互动模式，还有商业模式的多元化，刚才说了，今天大家知道真人秀的商业模式，不光是电视，手机短信挣钱也是挣得很厉害的，一场决赛下来，单场300多万的收入，整个比电视广告还挣钱，所以商业模式的多样化，电视平民化、草根化是观众的需求，几种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真人秀的崛起，是这个时代、技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后的观众将是新媒体的受众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得关注80年代，或者下一代观众的特点，刚才我讲了那么多，所有这些新媒体的应用，现在的电视还是45岁以上的观众是它的观众主体。刚才我说的这些电视节目，这一代的电视观众是谁？是现在的观众，80年代的观众，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各位，在北大念书差不多是80年代出生的，我在很多演讲的场合，常常会问这个问题，我今天反过来问，在座的各位你们很多都是80年代的，我不知道你们跟父母之间沟通是怎么样的，你们的父母是不是真的了解你们这个世界，你们的世界，你们的思维模式，你们的行为模式，你们的时尚流行，包括你们的语言系统，你们所用的词汇父母了解吗？

今天我们发现了很有意思的父母，那些父母的孩子如果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父母跟他的代沟是非常强烈的，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伦理上的相互关系，但是年轻人这个群体，或者在座的各位，思想的模式、思维的模式、语言的模式是那代父母，或者父母是无法理解的，完全是两代人。

那么这一代年轻人懂得技术，互联网上网的技术，所有的手机应用都非常熟悉，懂英语，我们80年代的年轻人，事实上跟这个年代的人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你们对最新娱乐方式的享受也好，追逐也好，是跟纽约、伦敦在一个水平线上，都是用一样的品牌，时尚流行，听一样的歌曲，这个说法“世界已经平面化了”就是这个道理。

这代年轻人他们目前是传统电视流失的观众群，他不要看这个电视，觉得很烦，但是他们可能是下一代电视的参与者，这代年轻人是伴随着互联网、手机成长起来的电视观众，他们有电视机，但是他们喜欢从电脑上看电视，用MP3听音乐，随身听听音乐跟MP3听音乐有什么不同？随身听听音乐是CD听音乐，唱片公司刻一张光碟出来，所有的歌全部在那上面，你花钱买回来，也许十首之间你只爱听一两首，不好听的跳过去，就跟现在我们电视台一样的，你播了我看，你没选择，你只能看，不好听的你可以不听，好看的你来看，MP3革命性，单曲播放，用户选择权利，用户到网上把自己喜欢的歌曲选择过来，自己听，这就是用户的自主行，这跟刚才说的是一个概念。

因为MP3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是自主性的，是索取娱乐，是自我找娱乐的，而不是被动地享受娱乐，当然虚拟社区交流，这都是这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也在思想这个问题，这里面整个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拿电子游戏来说，主流媒体是否定电子游戏，认为电子游戏耽误学业，但是它是存在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一代年轻人他的成长是伴随着电子游戏成长起来，电子游戏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进入到思想中间去，这种东西会不会在未来发生很多变化，在座的各位你们很快就大学毕业，或者80年出生的学生现在已经26岁了，大学毕业四年，挣了钱可以买房子，生儿育女，当你们生儿育女，你们孩子诞生的时候，你们还会像父母一样反对你们玩儿电子游戏吗？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改变了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会排斥电子游戏吗？社会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我们必须关注着这种变化。

这一代年轻电视观众的思维模式需要电视人去关注与引导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要关注下一代观众的特点，CTR媒体产品研究部最近有个调研报告，这个调研报告叫《观众青少年》，专门研究了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对品牌的喜好，媒体的喜好，等等的数据，今天由于时间关系不展开的，我把结论展示一下，这一代年轻人是自主决策的一代，也是视野广阔、很有进取心的一代，不要轻易否定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很有进取心，他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空间，这里面有一个数据非常有意思，统计了压岁钱有多少？我当时记得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储蓄账户，都买一些非常贵的电子产品，同时这些年轻人交际的需求非常旺盛，所以虚拟网站非常旺盛。

个性和理性之前非常个性化，但是又很理性，对于这种民族的尊严，对爱国主义的这种东西也很认同，但是非常个性化，同时这是孤独一代的年轻人，很多人觉得父母不理解他，父母陪他玩儿得少，所以他也是渴望被关爱的人，但是我的一个感觉，我刚才说了，我说这代年轻人正在迅速成长，这是我们电视所要关注的这一代电视观众，我们为这代电视观众，要关注他们的思维模式，怎么引导他们，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责任。

我举个例子，《我型我秀》这档电视节目，跟国内很多唱歌比赛形成海选的模式是非常相像的模式，这个节目办第三届了，这个节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我们研究这个节目的时候，这里面怎么把握这个变化，当时在中央台、在其他卫星频道上都有同类的节目播放，我们在亦步亦趋地走这个道路，跟在别人后面是没有创新的，我们认为《我型我秀》也许不是全家性的节目，有些唱歌的选秀类节目是全家人看的，而《我型我秀》是专门做给年轻人看的，尤其是15~24岁观众层看的，我们希望把这个《我型我秀》变成一个年轻人张扬的舞台，我们赋予了广告语“我要秀自己，有什么不可以”，收视率我们统计出来，上海15~24岁人群中间，在决赛阶段，1/3的人群观众在看这个节目，三个人中间有一个这个年龄层次的观众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觉得非常欣慰或者非常肯定我这个团队的努力，他们的目标是非常精准的，抓到这批观众群，我们在这样的观众群中间塑造了、也存在了师洋这类搞笑类的歌手，唱歌走调，在节目中间有哗众取宠的，最后他还获得人气王的称号，对师洋这个现象社会上有很多的争议，去我们东方卫视，我们两个新闻主播说他是不是有些哗众取宠，他非常天真可爱的，也许师洋是个个案，是个极端性的师洋，我作为集团的总裁我看到了年轻人身上可贵的东西，这种可贵是自信的力量，无拘无束，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哪怕是把自己最薄弱的东西、最缺点的东西展现给亿万观众看，他都觉得是个性的障碍。

就像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所谓有些脸面的人，到卡拉OK里面唱歌，看到同学、朋友唱得很好，自己都不敢吭声，只有别人合唱的时候才跟着一起唱，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心态，跟文化、教育都是结合在一起，这些年轻人不怕，就是娱乐自己，娱乐别人，大家有欢笑就足够了，生活就是有这样的自信。

年轻观众必将走向舞台的中央 他们不仅需要宽容更需要欣赏

我觉得引导得好，发展得好，这一代年轻人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也是令我们这个民族未来能够骄傲的，国与国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需要一代年轻人无拘无束，敢于到这个世界舞台上搏击，展现自己的自信，也许师洋唱歌的技巧不够，对于这些音乐的熏陶不够，但可以引导，像师洋这样也许是新的音乐样式可以娱乐我们现代的受众。

这代的年轻人只要把自信的风格和继承了人类文化的真善美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相信我们的民族非常有希望，我也愿意我们的电视节目跟他们共同成长，塑造我们新一代的电视文化，我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今天我作为总裁控制了新闻频道，我站在舞台的中心，所有观众是在舞台的边缘，但是年龄增长是一个规律，我正在往舞台的边缘走，所有下一代的电视观众他们正在从舞台的边缘往中心走，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舞台的主角，承载起我们民族、文化赋予他们的使命，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些电视人应该跟他们更多地互动，关注他们，了解他们。

我觉得宽容不够，是要欣赏他们，欣赏他们身上的价值，创造一种新的电视文化。讲到这里已经快讲到我讲座的结尾，电视在发生那么多的变化，未来的电视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或者在这种变化面前，我们要抓住什么东西，我觉得面对下一代电视媒体，优秀的内容，我认为是一种灵魂，也许电视终端发生了很多变化，收看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有一点内容还是不变，人类的想象力、心灵是所有技术所无法复制的，激动人心的内容永远是不败的，是作为我们电视人永远兴奋的东西，没有这种追求，电视的未来是非常可悲的。

另外，我觉得我们要创造一种所谓的垂直的整合，就是说能够把我今天说的电视传统媒体的价值产业链，跟互联网、手机能够有一个随机性的整合，能够把这种影响力在电视播完之后，平移到互联网、手机，在新的平台上创造二轮三轮的付费方式。

创新改变世界 电视人未来的机遇源自不断创新与变革的勇气

所以总结来说，内容创新、媒体创新也许是我们这一代电视的使命，也是永恒的追求。我觉得这个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正在把我们人类社会带入到一个新的发现的年代，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时代，地理发现了新大陆，整个地球不会有新大陆出现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未知的世界中间，我们通过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整个我们产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新的发现正在到来，这个发现孕育了很多商业的机会，孕育了很多产业的机会在里面。

你要说也许未来的500强企业在哪里？也许你可以说今天是美国的GE（通用电气）、沃尔玛，传统的制造商、零售业的巨无霸，随着技术的出现，我们进入了新的发现年代，未来的500强也许现在正在美国硅谷一个实验室里，也许正在中关村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寝室里，几个学生正在进行头脑风暴，也许在上海一些年轻人聚会的餐桌上，大家正在兴奋地议论着新网站的商业模式，这个商业模式将会带来娱乐的变局，所以说都不知道。

下一代的富翁是谁？今天我们脑子里知道很多富翁，但是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富翁诞生，所有的机遇只是刚刚开始，革命的前夜刚刚到来，巨大的革命还在后面，面对这样的发现年代，我觉得对所有的电视从业人来说，需要创新的激情，需要冒险的勇气，同时需要前瞻性的眼光，看得更远，看得更辽阔，同时要务实。

对传统的广电业来说，我们一直在呼唤广电行业体制、机制更深层次的变革，才有新的机会，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表达自己的观点。

黎瑞刚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主持人（徐泓）：感谢黎总，今年年初我曾经参加了一个关于全国报纸竞争力的研究大会，在那个会上有100多家纸媒体的老总们，忧心忡忡，同时也在非常激动和怀着很大的一种创造力在研究着平面媒体也被网络颠覆，在研究着面临新的挑战怎么做，今天我觉得我听到电视人关于网络颠覆电视这样一种趋势更深的、更理性的、更激动人心的一个思考，我想刚才黎总讲了，他非常希望能跟大家进行互动，新一代的电视观众正是在座的所有同学，我想这个互动的环境，咱们能不能够像黎总所期望的样子，像《我型我秀》的现场那样一种热闹的，不是说我说你看，这样的互动层面，大家从沙发土豆从后仰变成前倾，希望大家积极提问。

问：我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概括，另外有个问题。根据你的讲述和我原来的一些思考，我觉得传统电视与观众的关系，我有个概括叫做“双规”，就是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的收看方式，根据你所说的下一代的电视“两任”，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收看方式。这是我非常简单的概括。

另外我的问题是，根据你所预期的变革，需要广播电视这个体制和机制的一种相应跟上的变革，你认为目前的这种变革的障碍，体制性、机制性的障碍是什么？根据你的表述，我们就感觉，广电行业可能慢慢地就成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了，没法有一个独立的这种状态了，您怎么看，谢谢。

答：不愧为北大的同学，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单刀直入，直冲要害。刚才谈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也是有感而发，首先我觉得中国的广电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是这些变化的亲历者，也是参与者。我们今天无法想像，我10年前在电视台当记者的时候，你说现在我们有IPTV是自己运营，我们自己参与，今天我们所主导的IPTV是我们电视台来做这个事情，这也是中国特色IPTV的模式，控制整个的发展。事实上广电行业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积极探索，在这中间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深一步的思考，新媒体有它自身发展规律，比方说新媒体是一个风险性成长高的行业，很多新媒体起步的时候，你不会知道变成新浪，没有人知道变成盛大，也许是一百个一千个终端，才会有最后成功的几个。

这种模式是一种风险度非常高，在这个成长中间不断筛选应用模式，是高风险的应用模式，跟我们现在国有广电业是不完全匹配的。这些问题，我认为现在有很多广电行业的领导也意识到了，我觉得力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也许在我们现在电视平台之间，推动手机电视，推动IPTV，在中国的特色下，我们对内容加强管理，电视台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比方说在欧洲、美国、中国香港，电视运营商运营IPTV，在中国内地是广电和电信运营商共同运营IPTV，保障里面的内容是健康、安全、有效的，这种模式是我们正在探索的模式，也受到了观众很好的反应。但是新媒体中间的很多发展，这种资本高风险的投资，这种模式事实上我觉得还有待于新的突破，简单地讲是这样。

主持人（徐泓）：一会儿提问的同学先介绍一下自己，因为我想黎总很关心提出问题的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咱们换个女同学吧。

问：我是88年出生的，也是新生，我的专业跟新闻没有关系，我关注的问题是，电视媒体遇到学习别人东西，您认为传统电视媒体它独特的这种传统性是什么？怎么样防止别人去沦落为另外一种变化，怎样把自己的传统特色发展成独特的呢？

答：未来的发展不是说我学习了你，我固守自己的领地，电信行业、IT行业还是相互割裂的行业，未来的电视形态和方式，你也许不知道这到底是电信还是什么，今天我们说三网融合也好，成为我们国家的国家战略，现在国家的手机付费，多种形态的融合，是一种交互性的，我认为今后的电视业态是一种多种行业、多种技术共同造就的，目的是方便观众，让观众得到最好、最优质的服务，我觉得是一个融合性的产业。

问：是什么给予它有别于报纸呢？

答：跟报纸区别很简单了，因为是视音频的信号，对电脑来说，我是说即使自主电视，IPTV在发展，各种业务在发展，不是一种完全替代性的，IPTV的发展，或者手机电视的发展，这个电视本身它这种广播式的发展，它一定还是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的，后面一种技术出现，也许会颠覆前面一种技术，但是不是取代性，不是把它抹煞掉，我们以前会说报纸会消失广播会消失，现在还发展得很好，互联网起来以后还是找到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不是一种完全替代的关系，不会把它完全取代掉。我就拿手机来说，大家知道手机是个接受电视，但是手机电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观众大部分的时间不会一直按着按钮，这里面是什么东西，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下行信号的流量肯定是大于上行的流量，手机电视上传的信号流量还是非常小。3G上来以后传输信号没有问题，但是用3G网络传输电视信号是不是成本太高，3G是点对点，是不是成本太高，流量费太贵，还是回到移动当中，所以电视因为观众看一个电视要参与互动，但这种互动是不会影响电视节目的内容，电视作为基本形态还是会往前走。

答：我现在可能不是在提问一个问题，我想提问一下在场的各位，你们谁有想创业的，我现在想来个多点的互动，我们可能来这里就是听他对电视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进入到公司里面工作，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创业的，或者在IT技术类的，我们是在80年代的一些年轻人，有更广泛的创业想法，有一个互动的。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是83年出生的，在广西做传统行业，但是自己以后想做一个世界一流的企业，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感兴趣的，课堂下面我们可以交流。谢谢大家的宽容。

问：我是79年的，在这儿听了黎台长的一番话觉得非常欣慰。我用这个词语，因为我所站的角度，我本身是媒体工作者。您跟省级电视台是平级的，你跟电视台的交流过程中，会不会感觉在理念上有很大的差异。另外从您刚才说的东西来看，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可能对于上海市一个单一的市级地区来说普及也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它在其他省里面推广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阻力。另外对于各省可能在观点上、体制上会存在一些落后的思路，然后您所讲的这些东西，大概在多长时间内能够在全国内推广？谢谢。

答：我想你刚才说跟兄弟台的台长有很多交流，我非常喜欢跟全国兄弟台的台长交流，我个人感觉到，在最近的一两年中间，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台长都高度关注新媒体的业务，比如说在上海，新媒体也是一个场地，我们接待了大量的参观团了解这个信息，我几次在台长论坛上发表的观点，也许观点是比较超前的，但是台下的交流非常多，不管知识背景，不管年龄，不管对这个行业未来的前景看待如何，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新的媒体，包括高校。你刚才说的问题在新媒体推广中间，没有地区的经济状况不同，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新媒体的事上一定要有信心，中国具有新媒体，颠覆性技术后发优势非常明显，颠覆性的技术往往是在后发的国家中间，颠覆性的技术往往起步的时候多被人关注，这种应用会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中国对新媒体应用来说，人口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刚才说过了，互联网的价值跟加入用户的平方是正比的，你把它放入1 000万人的小国家去，这事情别谈。只有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才可能实现，造就了联通那么大的价值，这个市场价值多大，这里面小额支付，就有这样做，我认为从大的途径上来说，中国具有新媒体发展的后发优势，但是一定有发展中间的很多问题，利益提升的问题，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并不因为技术领先一定发展得好，任何产业的发展，不一定观众有需求才能发展得好，是个利益协调的问题。

进入到这个市场中间去也许会伤害到传统产业，下岗员工下岗怎么办？企业的原来投资怎么回收，原来利益的拥有者会排斥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推迟新业务的介入，这种迟缓并不能阻碍整个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我是这么看的。

问：我在网上看到的报告，电视的主要收入靠广告，电视媒体的高速发展已经过了，中国的电视媒体落寞的情况下怎么跟世界接轨，谢谢。

答：你刚才说的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中国要走向世界一流不光是电视，还有很多方方面面，媒体中间，互联网也是一种，这都是大家共同的责任。我想刚才前面我已经讲到了，电视的广告全球范围内还在增长，但这种增长的趋势减缓，我们经营广告感觉很吃力，但是互联网呈上升的态势。今天对互联网的广告投放来说，还有一个用户所熟悉的过程，比如说现在有电子杂志，但电子杂志不能挣钱，中间的广告消费模式还没有被广告认同，虽然是很好，这种多媒体的方式，但是没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发展。

在电视的整个产业链中间长期形成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比方说电视广告，我说我广告做得好，不是我说了算，是AC尼尔森说了算，广告主根据收视率卖这个广告，你说我的互联网广告做得好，很多数据都是一个问题，今天很多数据说，客户端下载多少，其实有些东西都有水分在里面。这个产业链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我相信会有第三方公司会计算流量等，这个时候才会进入到发展健康的中间去。

刚才最后一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这是我们所有做电视行业的工作者，在座各位热爱电视的梦想，希望中国的电视让我们的民族骄傲、让世界所关注，我个人在2001年、2002年在美国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曾经在美国大媒体的电视频道里工作过，我目睹过他们很多电视的制作流程，

我亲身地感受到美国电视工作者的职业状态、敬业精神，以及他们对电视执着的追求理想，我也深深地对一种民族的傲慢情绪，对中国电视媒体的落寞，被他们的态度所刺痛过，我回来以后自责过，想跟很多同行朋友们一起，推动电视产业的发展，有一天让世界上不光光记住的CNN，还有中国的电视品牌。当然现在中央电视台做得很好，在国际上有相当大的进步。前几天日本要办一个英文电视台，它的目标是赶上中央电视台。这是我们共同的骄傲。

问：黎总，您好，我是1985年出生。我的问题是，东方卫视台庆活动在北大举行，您能不能给我参加台庆机会？

答：今天能站在台上交流是个人的荣幸，也是我们东方卫视的荣幸，我们东方卫视成立了3年，应该说是一个年轻的品牌，原来我们叫上海卫视，后来改名为东方卫视，希望赋予这个品牌新的含义，我们追求这个梦想的同时要赋予这个台青春的、都市的、代表国际化、有朝气的感觉，我觉得人们追求的气质跟北大的文化氛围完全是吻合的，我们台庆策划的时候，有一个理念，要选中国最好的高校，毫无疑问就是在这里。

我更希望今天的演讲跟大家有一个交流，希望大家能够不光是关注东方卫视，关注我们SMG我们这个集团，更多的是关注中国电视，属于危机和挑战、希望并存的中国电视，这是我们真实的想法。

问：在刚才的演讲中听出来，您对技术很重视，我想请问一下，地方媒体想要打破央视垄断的方式，因为我知道东方卫视有很多好的节目，像第一财经，但是无法落地，才会用这种IPTV这样大家看到的技术来做。

第二个问题，我想IPTV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节目，可能还是要用IPTV点播，我觉得刚才您说内容，我觉得内容是最重要的，您觉得这是技术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带动内容的一个改进？

答：我今天一直讲的很多东西跟技术有关的，其实我个人来说，这些年我自己花很多时间研究技术的问题，我一直觉得今天发展来说，无论是你商业创业也好，还是你从事娱乐也好，一定要关注技术给我们生活所带来的变化，技术每一次革命也许会带来每次革命性的变化。

事实上刚才讲了很多，会不会地方媒体打破垄断，跨地域发展，我想中国的电视有一个发展的格局，这种发展格局我们原来称之为更早以前有一种叫做“四地办台，调块分割”这种模式，这个模式跟市场的发展，跟观众对于电视的需求来说，这几年在国家广电总局的推动下，电视整个行业性的变化是没有停止过，整个产业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这毕竟是多年来中国形成的电视格局。作为地方台来说，非常感谢你刚才所说的，除了东方卫视之外，还有第一财经，这是我们这些年致力于打造的品牌，我们除了第一财经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品牌，真的希望让北京的观众共享，这也是一个梦想。把这些内容能够更多地传播到更多的地域中间去，我觉得一方面有待于政策的推动、支持，当然有待于商业模式的变化，IPTV是一个成长性的发展；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其他模式，网络等等已经形成了很多把节目异地播出的模式。

我个人觉得，关注这些新闻业务在其他地区的播出，我更关注的是这个业态带来的新机制，不简单地打破某一个电视台的垄断，而是更重要的是业务形态，刚才说的业务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未来也许会超过现在更多，无论是商业价值也好，影响力也好，这是种新的业态，我们做这些业务，我们的关注点不是简单的竞争，是传统媒体上的竞争，更重要的是通过媒体的创新，创造一种新的影响力，这是一种新的探索。

在未来随着三网融合的互动，也随着中央台和地方台之间的更多互动和合作，我相信以后中国的电视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我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第一点，一定是造福于亿万观众的。

主持人（徐泓）：我可以给您透露一下，新闻传播学院有一些同学的硕士论文就是以你们的一些节目作为他们的硕士论文题目的，包括第一财经。

问：第一个问题，我想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上海文广和中央电视台比起来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第二个我想问问，您愿意别人称呼您企业家，还有企业的老总，还是台长。

主持人（徐泓）：介绍下你的身份。

问：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答：中央电视台一直是我们台非常尊敬的，说这样的话大家不要笑，是我由衷的，我走向电视行业是因为中央电视台一部片子才走向电视行业。我在复旦大学上学的时候，我的目标是去上海的一家报纸，当时在那儿实习过，最后我选择电视的工作，当时因为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参考消息上，讲的是电视怪杰，写他的一个发展；第二个我看了中央台的电视节目，至今我仍然想到这个电视的时候，依然内心会有些激动《望长城》，是一部非常棒的纪录片，改变了我对电视的理解。

主持人（徐泓）：咱们有多少同学看过？

答：很少。

主持人（徐泓）：是80年的一个遗憾。

答：里程碑式的创作，当时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中央台军事部的一批电视工作者，他们当时带着电视摄像机沿着古长城沿线拍摄风土人情，拍摄社会的变迁，进行考古的发掘，阐述我们的哲学观等很多东西。我忽然发现电视是这么有魅力的东西，电视打开摄像机到现场的时候，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会把现场的东西记录下来，通过后期的剪辑把理念传达出来，像我们拍电视、电影所有的情景设计好了，电视是每天都会面对新的东西，都会不断地刺激你的想象力、创造力，我今天来说，感谢中央电视台让我选择了今天的道路。

到今天为止，我们跟中央电视台依然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们在非常多的领域中间有很多合作。你刚才说到优势也好，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优势是不容置疑的，不容挑战的。我觉得跟中央电视台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作为地方媒体来说，配合好中央电视台，服务好中央电视台。

问：您讲了很多关于IPTV，还有手机电视等等的优势，新媒体的优势。我想问您的是，现在文广进入了新媒体领域，包括新华社也在进入这个领域，可是在现阶段的传媒市场有没有得到回报呢？而且一如既往的，大规模的其他媒体进入之后，这种克隆现象之后，文广相信地域性的优势吗？

3年前改版的时候，我听说是新闻立台，我现在看到的是在娱乐方面东方卫视整合强度更大一点。现在拿东方夜新闻来说，到现在这个节目让我看了好像已经淹没在同时段的其他新闻栏目当中了，我想问的是，是不是娱乐节目更挣钱呢？

答：我觉得新媒体这个市场确确实实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间有很多变化的因素，今天上海的领先也并不意味着将来永远领先，在这个行业中间有太多的机会出现，只要你抓住这个机会。我觉得回答你刚才第一个问题，我们挣钱还是不挣钱。我今天告诉你，我们绝大多数的新媒体公司，到今年已经盈利了，除了个别的几个，刚刚开始IPTV还是投入期，比较大的投入，但是其他的一些，我们之前投入的新媒体都进入到盈利期，我们应该是瞄到了新媒体的规律做法，依靠我们自身的优势做了很多整合。今年世界杯期间，我们购买了世界杯互联网的无线权，再过一两个星期，我们会跟国际上非常大的一家媒体，在新媒体领域中间有一个合作，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良性的发展。未来的发展来说，我觉得首先，我非常非常希望看到这个行业中间，不光是SMG一家在做新闻媒体的尝试，如果这个行业中间就我们一家孤军奋战，那是不行的，每个行业中间，相互这种取长补短，共同把市场撑大，这个蛋糕会越做越大，他们会有相互之间的竞争和磨合，更重要的是把空间撑大，我相信会看到这一天。

刚才讲到东方卫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么来看，东方卫视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旗帜高扬，我们新闻立台，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使命。作为地方媒体来说，在新闻资源掌控上受到一定局限，我们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种追求是电视人的追求，也是电视工作者对于自己承担使命的理解。

您刚才谈到这几年东方卫视品牌定位形象会有一些变化，原来我们做新闻的，也做了新闻的评论员等等这些做法，但是今年以来忽然说娱乐节目倾向很浓。风格很明显，甚至成为一种中国娱乐中间新的选择，我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的。不介意我在这里推销一下我们这个集团，我们这个集团我认为非常骄傲，在过去的发展中间，我们集团整体发展是非常强的，2001年我们集团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营销收入只有19亿，做到今年年底我预计我们集团的销售收入可以达到42亿、43亿，我们的广告收入我相信在35亿左右。

我们想2001年到现在2005年，短短5年工夫，这个集团在销售收入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收入的创新、执行力的创新带来的效果，我觉得在SMG这个集团中间，我们新闻做得很花工夫，各地方卫视主要的新闻应该说也是新闻很多，但是主要的新闻还是本地新闻为主，但是我们的新闻覆盖面比一般的地方卫视更宽广一下，我们有体育，我们体育频道也是非常强的体育频道，我们有全国唯一的省级电视台的纪录片频道。但是有那么多包括我们少儿节目等等，都做得非常好，而且经营上都做得很成功。

我们去年在思考一个问题，上海新媒体方面做得很不错，内部管理有很多新的理念在推动，在全国的市场中间，好像上海，电视影响依然不够，问题出在哪里。我当然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对观众来说，也许新闻这一块并不能构成完全意义上的竞争，但是今天在省级电视台，在全国的市场中间，直接面对面的有两家，一个是电视剧，一个是娱乐节目面对面竞争，观众直接有感受的。电视剧自己投资的不多了，是我们采购，我们买的，这个是实际的投资量。娱乐节目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强的娱乐台，比方说湖南，我认为湖南也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个电视台，在这样的资源情况下，湖南团队对娱乐的追求精神，值得我们上海学习。

他们在这方面更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湖南很多节目是自己在创造，不是简单买娱乐公司的节目在平台上播，这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觉得对东方卫视来说，在目前这个市场上，坚持新闻定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东方卫视到目前为止还是全国地方卫视中间播出新闻量最高的一个台，我们全天播出新闻240分钟，这个量在全国是没有的。我们新闻的元素也是很多的，你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卫视有整点新闻，晚上十点钟还有一个报道，还有很多新闻的专题节目，新闻形成了一个架构。但是在这个中间怎么扩大平台的影响，尤其刚才我说的，在普通受众中间的影响，娱乐节目也许是一个短平快，是一个突破点，所以去年这个团队，在集团娱乐资源整合以后，我们《莱卡—加油！好男儿》创造了很好的收视率，《我型我秀》也比去年有很大的增长，现在正在热播的《舞林大会》再一次在市场上引起很大的反应，我们还有《创智赢家》，我相信也会产生很大的市场反响。

我们也证明了我们这个娱乐团队，在制作大型娱乐节目方面有我们的强项，有我们的实力，这种实力是整个集团综合实力的体现，我不认为说，坚持新闻定位就是完全这个团队是变成新闻频道，我们仍然说东方卫视是综合性的频道，这种综合性的频道也许是抽象的，我们东方卫视是青春的，是都市的，是国际化的，有人文关怀、人文追求的，这些理念会渗透到娱乐中间，也会渗透到新闻中间。

问：刚才您谈到了超女以及《我型我秀》，但是我们知道超女应该有很多种，包括中宣部的高端，在私下渠道谈到，对意识形态的失控其实有很大的问题，您刚才说为了迎合我们观众的口味，您说《我型我秀》、超女是推荐做法，是观众的需要。我想问您作为一半企业家的身份，一半政府官员的身份怎么调和这个矛盾，央视的名嘴对超女的文化载体都进行过批判，您对这样的问题怎么看？

问：首先祝东方卫视生日快乐，我是刚才这位师妹的师弟。怎么有机会加入东方卫视？

答：去年以来中国电视市场中间非常火爆的是真人秀节目，从我的个人观点来看，我刚才注意到你们对这个节目的评判，但是我觉得我还希望强调一点，我觉得对我们电视的这些负责人来说，无论是编导、演员来说，负责的说，我们不是为了简单的电视节目迎合观众，我们的价值观是在节目中间有体现，这个节目是非常受年轻人喜爱，受到社会观众的拥护。我举些例子来说《莱卡—加油！好男儿》的时候，我们发现最后选出来的冠军蒲巴甲是藏族选手，我们的亚军宋小波是聋哑选手，我们的十强中间还有空军中尉，还有大学生，武警的警官，等等。我们想展示的是青年人的整体形象，有自己的职业，有对自己的追求，对国家的热爱，对社会的奉献，同时他们也漂亮、亮丽，也是偶像，这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电视的重要性是把这种我们说是养眼也好，悦目也好，电视的娱乐元素非常核心的元素跟社会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这是真人秀节目的探索，至少从我们解读来说我们是非常努力的，包括《我型我秀》，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是非常注重这点，我们拒绝没有价值的眼泪，我们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年轻人张扬的个性，自信的力量，这点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不是简单的煽情。

问：很高兴有这样跟您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干了20年电视，来自地方电视台。刚才您说到数字电视，数字电视在2015年全国取消传统电视，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在讨论这样的数字电视的开展问题，作为地方电视台可能除了资金上的困难之外，我们还是思想观念上、机制上的困难，您是作为电视新传媒的，也是理论上的高瞻远瞩者，您给我们地方电视台有一个什么样的指导？

主持人（徐泓）：我想您跟黎总台下切磋吧，因为这是电视台业务管理方面的问题，最后一个机会还是留给同学吧。

问：我想问您的是说，您怎么样看待现在的节目越来越多，电视节目主持人很多，越来越女性化，越来越没有味道，我觉得非常地让人不可以接受。还有您怎么样理解他们没有思想，就像一个机器人说话，您怎么样理解这个现象，您怎么样理解电视传媒的媚俗化，您作为地方台，而且是刚刚成立不久成长中的媒体，您觉得你们怎么样提升你们的软件，你们吸引人才方面有哪些举措？

答：其实这些问题是我们作为电视从业者来说，或者电视运营的领导来说，我觉得时时刻刻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今天电视的整个定位也好，或者主导方向也好，正如你所言，今天的中国电视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无论是节目中间的问题还是主持人之间的问题。我想说一个问题是，首先电视是在一个成长过程中的电视，我当时加入到电视这个行业中间去，主持人更多的就像你说的背稿，播音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央电视台新闻的评论节目，一直到地方台说新闻的，他们是有灵魂、有思想的，他们不是把提示器作为他们唯一依托的方式，这种现象我相信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电视节目我觉得是这么一种状况，10年前20年前一个电视节目是要大众都喜欢，一个春节联欢晚会是全国人民唯一的选择，但是今天的电视节目细分化、分层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也许您觉得电视节目非常讨厌，也许有另外一批人很喜欢，这种电视的多样化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像春晚也会接受观众的意见和建议，我觉得这是电视的进步，包括刚才我说的电视台的自身参与。我觉得未来的电视更加精准，更加细分化，也许像您这样的教育背景，你喜欢看一类电视，但是另一类有它的观众群，这是电视细分化、市场化的前提。

不管电视怎么变局，节目怎么变，但是我认为人还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电视行业的人才素质的提高是我们所有从业者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常年以来，因为电视这种强势传播，使电视工作者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我认为是非常可笑的。电视只是很多传播媒体中后发而有优势的媒体，电视本身也是一种大众沟通的工具，电视如何跟观众更多地互动，而不是这种优越感，我觉得这是电视人自己反省、自己思考的事。

另外一方面，你刚才讲到，今天的电视包括媚俗这种现象，我承认今天的电视有时候过度竞争，在同种类型中间，大家哗众取宠，靠搞笑赢得收视率。但是我相信一点，这种能够博得一时的收视率，但是不能博得一世的品牌。真正有品牌、有价值的媒体必须是有价值、有灵魂、有追求的，这也是我一直所信奉的，谢谢。

主持人（徐泓）：我是40年代生的，所以作为80年代的奶奶一辈，我也期待着在新的一代电视之中我们也是忠实的观众，我相信在黎总一代电视人的领导之下，我们中国电视业会有美好的未来，再一次感谢黎总今天精彩的演讲！

PART5　教授学者北大论道

The most Influential Beijing University Speeches

影响你一生的北大演讲大全集　●　聆听智慧，开启人生

动物行为学家在北大的演讲

珍·古道尔

珍·古道尔博士，是国际知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是国际动物保护界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也是20世纪一位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带着儿时的梦想，她于1960年前往非洲的坦桑尼亚研究黑猩猩，发现黑猩猩有许多和人类相似的行为，其中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日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珍·古道尔一生致力于黑猩猩的研究和保护，并为冈比河研究中心开展持续时间最长的野生动物群落的实地考察，并创立了“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号召全球的年轻人一同关注环境问题。

她的实地研究改变了人类学的历史，她的爱心、毅力、才智和热情使她成为动物保护领域的杰出人物。多年来的重要研究工作为她赢得了无数的头衔和奖项，其中包括动物权益研究所授予的“艾尔伯特·史威策奖”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授予的“传播造福人类知识杰出工作者奖”，并于2002年4月被联合边理会秘书长安南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信使。

各位晚上好，能够看到有这么多人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晚上来这个地方，我感到特别高兴。我想用黑猩猩的语言来向大家问候。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很多年以前在伦敦出生的一个小女孩儿，后来在全世界周游，并且有这么多人来听她讲话。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总是想到当我还是个小女孩儿的时候我妈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讲有几只鸟在争论谁能飞得最高，最后是决定来一个比赛，看谁飞得最高。当然是鹰，它肯定能飞得最高，所以它就越飞越高，越飞越高，一直到最后它不能再飞了。这时候其他的鸟都已经飞回地上，只有它高高地飞在天上，没有回来。但是它没有想到，在它的背上趴着另外一只很小的小鸟。当鹰已经飞不动、不能飞得更高的时候，这只小鸟从鹰的背上飞了起来，飞得比鹰还要高。我之所以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这就像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飞得更高一点。但我们能飞多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下面的那只鹰。回想在我的生活中间帮助过我的那些人，就像那只鹰，像鹰身上的羽毛，每一根羽毛都帮助过我。那些学生在冈比亚帮助我收集那些资料；我在全世界旅行的时候遇到了许多许多的好朋友，像我旁边的这一位。还有研究会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今天晚上都来了。

提到我了不起的家庭，我特别要提到我的母亲。当我才10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疯狂的梦想，想到非洲去，当时所有的人都笑话我，只有我的母亲支持我。在那个时代，我们家甚至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而非洲是几千英里以外一个遥远的地方，谁能想到我有钱到非洲去呢？那个时候一个小女孩儿想做到这件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可是我母亲说，Jane，如果你真的想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努力的工作，永远不要放弃，继续追求，总有一天会实现。

我没有走从中学到大学、毕业以后到非洲这样一种常规的道路。我当时用了5个月的时间在餐馆里打工，给人家端盘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攒够去非洲的路费。23岁那一年，我就跟家里人告别，从此踏上了一条神奇的探险之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我是通过专门研究人类化石的古生物学家里奇教授才开始研究黑猩猩的。当时他很奇怪一个小姑娘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非洲动物的事情。其实为了准备到非洲去，我已经读了很多很多关于非洲，特别是关于非洲动物的书。所以从1960年开始，里奇教授帮助我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使我能够开始饲养黑猩猩。我选择了几张幻灯片让大家得到一点感觉，我在非洲研究黑猩猩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现在请把灯关掉。

这是1960年拍的照片，当时黑猩猩看见我就跑。但是我有耐心，我也不太快地就离猩猩很近，这样猩猩渐渐地就愿意跟我接近了。有一天，我的厨师告诉我说，有一只猩猩跑到我们的厨房来，拿了几根香蕉走。这样，我就决定留在营地，亲自来喂它香蕉。这只猩猩名叫大卫，它的头上有一撮白毛。我这样喂了它几天以后，有一天它直接从我的手里拿走了香蕉，我知道，我已经赢得了它的信任。

这是大卫又把我介绍给它在森林里的朋友们。

这是那只最权威的雌性黑猩猩，她的名字叫朱莱雅；那是大卫；那边的那只是布劳德；布劳德的女儿是4岁的菲菲。菲菲是我从1960年研究黑猩猩以来，唯一一只仍然活着的黑猩猩，现在她已经42岁了。

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黑猩猩许多很特别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发现黑猩猩用一根草叶子做工具。它不仅会用草叶子，而且会用树枝。它会把树枝上的树叶捋下来，然后用中间的树枝来做工具，这就是制造工具的开始。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直到我发现这件事情为止，人们都认为，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而这正是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就因为我发现了这个现象，所以《国家地理》杂志社给了我资助，让我继续进行黑猩猩的研究。

在黑猩猩的家族里面，男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它的体型也比较大。雄性的黑猩猩为了表示它的统治地位和权威性，总是做出种种动作：扔东西，把东西搞烂……以此来表现它们的威力。它们经常做出要和别人打架的样子，但它们并不是真的要打架，只是为了显示它们的威力。

这是一只典型的雄性黑猩猩，它对比它级别低的黑猩猩做出一副吓人的姿势，把其他的雄性黑猩猩都吓走了。它们有时也真的打，但是更多的时候只是做出吓人的样子而已。

在争斗中，被打败的一方常常做出这种卑躬屈膝的样子，来接近和讨好获胜的一方，表示它已经臣服了；有的时候，胜利的一方也向它表示友好，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恢复了。

黑猩猩久别之后，也会像我们一样互相亲吻，它们也互相拥抱。

让我们看看一个黑猩猩家庭的情况。这是冈比亚最著名的黑猩猩家庭：布劳德的家庭，它们家庭成员的名字都是以F打头的。这是菲菲，它这时候5岁半；它又生了一个小猩猩，叫布鲁特，只有6个月大；菲肯这时候已经是12岁了，它是菲菲最早生的一只雄性猩猩。菲肯常常随着其他的雄性黑猩猩到外面去游荡，长时间地离开家，离开菲菲。但是它同样也花很长的时间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家庭也越来越稳固。

这时候的菲菲12岁，它刚刚生了它的第一胎。布劳德在后面，趴在菲菲的肩膀上在看自己的第一个孙儿；费在旁边，和自己的姐姐在一起。

猩猩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玩，也常常离开它的母亲，和其他的猩猩一起玩。

他们都在笑，这三只猩猩都在笑。（珍·古道尔女士学猩猩的笑声；一片掌声）。所以有的时候，菲菲完全一个人到外面去游荡，只剩下它的孩子们。

对于一只猩猩来说，野外有很多事情可做，他们可以玩石头，有时也会和狒狒去玩。这只猩猩想和狒狒玩，但是这只狒狒正在和自己的同伴玩，不理它。很不幸，狒狒有一样东西是猩猩没有的（图片上的猩猩抓住狒狒的尾巴使劲拽着）。

对于一只小黑猩猩来讲，在野外成长，有很多的乐趣，但是也有很多的东西要学。黑猩猩有很长的时间是跟着母亲的。它不仅要吃奶，而且晚上就睡在母亲的怀里。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它很注意母猩猩怎么样去照顾另外一只猩猩，它看一只成年的猩猩怎么样去吃坚果，它因此而学会了它们的食物传统，以及在这个特定的群体中该寻找什么样的食物来吃。而且，它们还要学会怎样去使用工具。在冈比亚地区的黑猩猩，至少有九种使用工具的方法。这种使用工具的传统是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黑猩猩通过观察、学习，以及亲身的实践把这种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视为一种原始的文化。

这时候菲菲有了第二个孩子，它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差不多5岁了。5岁的猩猩对这个小猩猩特别感兴趣，比其他的姊妹都有兴趣。后来，菲菲就让它的大儿子来抱着它的小儿子。这两只猩猩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玩。

通过这42年，我们学到了和我们最接近的亲属的行为模式。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非常接近人类。我们是灵长类动物里很特殊的一种，但是我们和其他的动物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这个地球上唯一一种有感情、有情绪的动物。我们不仅是和黑猩猩，而且是和其他的许多动物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这使我想到很多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破坏了很多其他动物的生存环境。我们感到很悲哀，像这样的黑猩猩家族正在非洲大陆上迅速地消失。

20世纪60年代，当我刚刚到达非洲的时候，在坦葛尼喀湖的周围，像这样的森林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地延绵；现在，在那里的国家公园仍旧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但是，这个国家公园只有十英里长，出了这个国家公园的范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如果你到公园的北面或者南面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图片演示，一片哗然）：树已经被砍掉了，水土流失严重。人们企图在这个非常陡峭的，而且石头很多的山坡上栽种粮食，土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肥沃。

这里几年以前还是森林，而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黑猩猩和其他动物就从这样的地方离开了。所以10年前，我曾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这个地方的人们为了生存而奋斗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保护住黑猩猩的栖息地？”因为这个地方的人越来越多，超过了这个地方土地的承载能力，而当地的人又是那么穷困，他们没有钱到外面去买粮食，他们也没有办法移居到其他地方去，因为他们的人太多了，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他们。所以珍·古道尔研究所就开始帮助当地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寻找能够维持他们生存的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在33个村子里面都有这样的苗圃，有很多苗圃都是由当地妇女来维护的。我们资助一点钱，然后就由当地人去管理，这样也提高了妇女在村子里的地位，男人们也更加尊重妇女。我们和当地的医生共同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条件。我们为他们提供计划生育的咨询，关于艾滋病的教育，提供保护自然的教育。我们建立了一个叫“根与芽”的项目，在这33个村子里都有“根与芽”的小组。照片上的女孩子们正在学习怎么在石头很多的土地上耕种。我们发现，在这片土地上，如果你不去侵犯它的话，它的植物会很快地自己生长出来。当地人很高兴我们给他们这么多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开始帮助黑猩猩。

我们恢复了一些森林，这样的话，黑猩猩的群体就不会和其他群体隔离，变成孤立的一群。我们雇佣了当地人来做关于黑猩猩的调查研究。他们跟随着黑猩猩做调查，现在他们把黑猩猩看成是朋友，也很少去偷猎黑猩猩了，但是在别的地方，还是有人在偷猎。在大约100年前，非洲大陆大约有200万只黑猩猩，当时全世界大概有20亿人口；现在全世界有61亿人口，而且还在往上涨，但是非洲黑猩猩只剩下15 000只了，而且数量在不断地减少。到现在，还有人在猎取它们，而且有人是猎取它们作为食物。现在除了珍·古道尔研究所之外，还有很多机构，大家共同努力来保护黑猩猩的栖息地。至少在冈比亚，现在黑猩猩已经是比较安全的了。

这是一对双胞胎，这是在整个群体里的第三对双胞胎，它们的母亲是我最喜欢的黑猩猩之一。这对双胞胎特别可爱，我很少见到这么可爱的婴儿。它们有的时候非常活泼，有的时候又非常安静地坐在那儿观察、学习怎么使用工具，怎样捕捉食物，而且他们学习得很快。你们可以看到那只长着白胡子的小猩猩，我老怀疑它是大卫的孙女。

这是一只最著名的黑猩猩，很多到非洲来的人，都会来看菲菲。菲菲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坐下来，很悲伤地看着我，有些事情是只有我和菲菲记得，在那些早年的日子里头其他的黑猩猩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只有我和它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其他的黑猩猩。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永远都不知道它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即使我看见它的眼睛，我也不知道它在想什么。我也永远不知道菲菲是怎么想我的。虽然经过了40多年，但是仍然有一个秘密：对这个黑猩猩的内心世界，对我的……

我希望冈比亚黑猩猩的基因库能够足够大，使得这个种群能够延续下去。但是在冈比亚的国家公园，现在也只剩下150头黑猩猩。从这个黑猩猩的命运里面反映了我们人类对这个地球造成的伤害。

我们知道在非洲发生了什么事情：森林在消失，这里水土在流失，这里土地在沙化。它拥有那么宽广的地方，但是人却居住得太多，超过了土地的承受能力。人类的人口增长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饥饿、疾病和贫穷形成的一个恶性循环。菲菲有很多同伴被人类杀害的理由就是为了要捕食它们，人们猎取猩猩作为食物。

但也有的地方人类猎取野生动物作食物并不是因为他们饥饿，而是因为他们想换换口味。

在非洲，洪水、旱灾都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这是因为战争，内战使得整个局面都变得越来越恶化。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类所做的对这个地球最大的伤害、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污染了这个地球，污染了这个环境。关于这个我以上提到几个问题，各位在中国大概都很熟悉。

你只要在北京或者上海，你可以闻到空气里面被污染的味道，可以看到水被污染；我们都知道在土壤中间所积累的这种有害的化学物质会使它所种出的庄稼，所长出的粮食成为对人类有害的食品、有毒的食品；而且我们到处乱丢的这种合成的化学物质会积累成为非常严重的后果、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基因食品是吧，但是究竟这个基因食品将给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

造成这种环境破坏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的贪婪和残忍。在全世界我们看到到处都是罪恶，都是战争。现在我们又有了国际恐怖主义。你们觉得可笑吗？国际恐怖主义，你们觉得可笑吗？9月11日我本人在纽约，我亲身经历了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被袭击。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种情景，然后我打开窗户，我闻到了飘进来的烟尘味道。一个城市里你什么也听不到，只听到警车和救护车的呼啸声。我感到痛苦、害怕和震惊。在那天，很奇怪的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人类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罪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人类最善良的一面。那么多人冲进正在坍塌的世贸大楼，企图把里边的人救出来。很多人从楼里边已经逃出来了，又转过身去，到楼里边去救助其他的人。而不仅是人类这么勇敢，还有一些救人的警犬，也冲进楼里边去救人。事情发生2个月后，我曾经遇到了一位警察和他的救人犬。这只狗在救人的时候，他的爪子受伤了。大夫说，你不能让这只狗再工作，至少要休息4—5天。但是这只狗知道那栋楼里边还有那么多人需要救助，竟然不吃饭，他要再回去救人。为了让受伤的狗能继续回去救人，他们给这只狗做了个小靴子，套在狗的爪子上。当时狗的爪子已经痊愈了。我把这只狗的靴子脱下来，带着它在全世界周游，想告诉人们一只狗能够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勇敢。

在经历了这场震惊安静下来之后人们开始考虑，他们的人生价值究竟在哪里？有很多人说，也许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挣越来越多的钱，而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和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在这件事情之后，很多人开始更多地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告诉家人说我想你们，我爱你们。我自己就遇到了很多很多年以前的六个学生，这六个学生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现在又来找我，说我们想跟你联系。这次恐怖事件使得很多美国人开始想，至少造成这次恐怖事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全世界范围内财富的分配太不平衡。很多的恐怖主义分子都是来自那些最穷困的国家，他们没有任何希望，他们都是生存在世界上最穷困的角落里的人群。现在美国人开始考虑，也许他们应该更多地去理解世界上其他地区人们的文化。所以我想，我的“根与芽”项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根与芽”的名称有象征的意义，“根”就意味着他有非常坚实、广泛的基础；“芽”意味着破土而出，见到阳光。我们也许要用“芽”来冲破我们人类为这个地球所带来的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根与芽”项目带来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千百万参加“根与芽”项目的年轻人可以共同努力，突破我们的世界所造成的目前的状况。而“根与芽”项目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都可以使这个世界有所不同。每一个小组选择三件事情能够使其他的人、居住的社区、其他的动物，包括那些家养的动物，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

至于他们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决定于参加这个项目的成员的年龄，我们参加“根与芽”项目的从学龄前儿童一直到大学生都有；而且也取决于在世界的什么地区活动，最早“根与芽”项目是在坦桑尼亚开始，但今天我们已经在全世界69个国家有“根与芽”项目的活动。而且在中国“根与芽”项目也发展得非常快。在中国“根与芽”项目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是因为有三位了不起的教师，他们今天都在座，谢谢你们。还有三位年轻的女士也是为我们“根与芽”项目工作的，两位在北京，还有一位不在北京，谢谢你们。由于这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努力，“根与芽”项目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大学里发展得非常快。但当我在全世界旅行的时候，有人问我，Jane，你真的对人类的未来抱有希望吗？我有四项理由使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第一个理由是人类的头脑正在反思我们人类究竟对地球做过什么？我们可以把人类送到月亮上去。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制造了武器。幸运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考虑我们人类究竟对地球的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据我所知，几年以前中国很少有人谈到什么环境问题，但是现在几乎人人都在谈环境问题。所以你们觉得我们大家把自己的头脑和热心都连在一起，不能够一起为这个世界做一点什么事情吗？我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自然是非常宽容的，只要我们给他一点时间、一点帮助，大自然就会恢复往日情形。我记得伦敦曾经跟北京一样是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但是现在它的情况好多了。我记得当年的泰晤士河污染得非常严重，但是现在的河里纯净得有鱼。有一些已经几乎濒临灭绝的动物，现在又能够在人类饲养的环境下重新繁殖起来。讲一个好的例证，就是在北京我们看到的麋鹿，郭耕先生就是麋鹿苑教育项目的负责人，去年他把一只麋鹿脱落的角送给我作为纪念品。这里提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英国人在满清末年的时候发现麋鹿快要灭绝，就带了几只到英国去。后来在中国麋鹿灭绝了，1985年的时候英国把他们运走的那些麋鹿的后代又运回到中国，现在在中国麋鹿又重新繁殖起来。还有很多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像这样的故事。另外，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人在做一些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是个手术用的手套，但是它的拇指已经没有了。有一个小男孩点了一个炸药，炸药在手里爆炸了，把他的两只手都炸伤了。他一次一次到医院去做手术，把他的手指缝合，但他的大拇指不能用了。当时他说他决定要做一个大夫，人们说这是个好主意。他说他想当一个外科大夫，人们就劝他说，你想当大夫很好，但是，一个没有大拇指的人可能在医科中不太适合当外科大夫。他后来就努力地通过了各项考试，最后他在纽约成为一个很好的外科大夫，他专门为孩子们做手术，来医疗他在那次意外事故中受到的伤害。这是我抱有希望的第三个理由。我的第四个理由是，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决心，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就在你们手里把握着未来的希望。但是有人会想，我只是一个人，全世界有60亿人，即使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能够使这个世界有所区别吗？但是由于我们有现在这种传输的手段，成百万的人都理解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来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应该做什么来破坏我们的环境。可以畅想一下，成百万的人都在想怎么把垃圾捡起来；都在想怎么节约水和能源；都在想如果我们能够选择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买那些对环境有利的产品，而不买那些有害的化学化合物产品；我们可以尽量去买那些其行为对环境比较友善的公司的产品，而不买那些破坏环境的公司的产品。这个将会使商业圈产生一个很快的改变，因为人们的购买导向可以使商业界产生一个很快的改变。当我们讲到全世界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压抑，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是有能力使它有所改变。这就是我要传达给你们的信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就掌握在大家手里，大家共同努力是可以使这个世界有所不同的。这就是我要传达的信息，谢谢！

珍·古道尔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谢谢。您好，古道尔博士，我是今年大一的新生，我学的是地质学。在我接触地质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以后要成为一名在野外工作的地质学者。我每天都在忙碌地学习，学习英语，学习各门功课，为的是以后能够找到一种简单而又普通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当我接触到地质学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对这门学科越来越感兴趣了。昨天晚上，我读了您的书，并且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梦到我变成了您，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有这样一个愿望：希望昨天我的梦能变成真的事情。博士我今天想问您的是，如果我真的成为了一名女的野外工作地质学者，您认为从社会和我个人来说我将遇到多少困难，而如果我这样做了的话，我能看到什么样美好的世界，谢谢您。

答：我不能够预测到你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面临什么样的世界。但是我要告诉你，永远不要放弃，你会成功的。你可以参加“根与芽”的项目，因为你可以在这个项目里边找到和你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和你有同样的决心和勇气，来到这个世界不断地找到你的朋友。

问：古道尔博士，你好，我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我想问您动物是不是真的和人类享有同等的权利，那么现在如果你手中只有一个香蕉，你会把它给一个濒临死亡的非洲难民，还是会给一个非常可爱的黑猩猩，谢谢。

答：每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说只能这样或者那样，要依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找出一个更合理的办法。也许我会把香蕉一分为二，一半给猩猩，一半给人。

问：古道尔博士，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新生，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现在有个名词“绿色经济”，就是把环保和经济联系起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治理环境的话，要花费很多的经费，这样就要提高产品的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的价格。怎么才能使人们买贵的环保的产品，而不买便宜的不环保的产品。

答：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后代的幸福、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多花一点钱。那些能够承受这样较高价格的人如果买了这些产品，就可能使这个产品的价格降下来，使得那些没有钱购买这种产品的人也能够享受到这些环保产品。

问：我来自清华附中，我们都很爱动物，很喜欢自然，我想问，怎样参加“根与芽”的项目？

答：在我们前厅的几张桌子前有我们“根与芽”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参加“根与芽”项目。

问：古道尔博士，你好，我来自北大，我想问你一下，在我们到野外去研究动物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对他们的生活有一些影响，我们如何降低这种影响？

答：对于不同的动物的回答是不同的。重要的就是，那些有经验的人知道怎样做才能不影响到野生动物的生活。

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

王选

王选教授1998年10月为北京大学学生所作的演讲，以其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阐明了科学的人才观。在这次演讲中，他虚怀若谷，鞭辟入里，妙语连珠，风趣横生，表现出一位科学家所特有的良知品性和幽默素质。

王选（1937年2月5日—2006年2月13日），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

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

王选，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20多年来，他所主持研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汉字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历史，步入光与电的时代，引发了全球范围报业和出版印刷业又一场深刻的变革。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曾经获得国内外20多项重大奖励，王选教授个人也先后荣获首届“毕昇奖”、“特良德里克技术应用进步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王丹萍科学奖”，并三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被誉为“当代的毕昇”、“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中国现代汉字印刷革命的奠基人”、“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先驱”。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61岁了。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叫“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她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贴切，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充满了爱心，全心为大家服务。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我第一个抉择，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一个重要的核心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象，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一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作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身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的项目，当时是5 000行，今天做5 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 000行的程序的确是大得惊人，好比现在的50万行差不多——5 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具。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说的一句话，他讲：“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当然，我当时设计的一个新的计算机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比IBM流行的计算机性能要高很多。当时因为我太年轻，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国是能够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国是不能够做的。中国工业基础太差，你做了一个IBM不兼容的机器，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的东西来上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的精力去做应用软件，所以你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在达到美国的水平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芯片上来结合做新的机器设置。实际上后来，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去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大家每天耳朵里面听Radio Beijng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里头没有什么人来锻炼听力。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像看中文这样——当然永远达不到看中文的速度，总是达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应能力总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了，应该训练听力，因为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那时候叫Radio Peking，不叫Radio 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VOA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因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个台，所以中文干扰，英文也干扰。只有英国的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但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抉择，锻炼听力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当然从来没想过要出国，因为我父亲是错划的右派，怎么可能出国呢，只是为了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纷纷出国了，我呢，一直忙着，假如说当时出国1年，或者出国2年，做一两年访问学者，我想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关键时候走不脱，一走整个队伍就要散了。这是我第三个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由于我有数学的基础，又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实践，同时我又比较掌握英语（假如在文革以后，1979年一开始就考英语的话，我在北大也许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已经有了听力的水平，到现在我当然属于中等或中上水平，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国外一次呆过一个礼拜以上，而且出国也比较少）。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着急看文献。因为我不是中国最早搞照排系统，最早来从事淘汰铅的这项工作的，我是第六家，中国已经有五家，他们都用模拟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去情报所看资料的时候，车费单位不好报销的——我正在病休“吃劳保”，拿了劳保工资，只有40多块钱，所以坐公交车到情报所就少坐一站，少坐一站就省5分钱。资料复印也不好报销，就只好抄，至少是个抄匠。

我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借杂志都有登记的，所以我知道从来没人借过。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激光束扫描的这种系统，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激光扫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大的一个字要由900万个点（3 000×3 000）组成，这么多的字体，这么多的字号，每一个都要用点表示，信息量大得惊人，需要几十亿字节的存储量。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他是26个字母，在中国来讲，2万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由于我的数学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种信息压缩的办法，用一种轮廓的描述、一种特征的描述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那么，假如说是一个纯粹的数学背景，要是他不懂硬件，也做不成这个事。当时的计算机，中型的，个子很大的计算机，速度还及不上286，如果用这种价格很昂贵的中型计算机把压缩的信息恢复成点的话，要算几万个帕节，这几万个帕节运算量很大的，速度很慢，一个中型计算机只能一秒钟采测一两个字，而我们要求一秒钟采测150个字以上。如果是一个搞纯软件的人呢，他就会望而生畏，就此止步。而我由于有软件硬件两方面的实践背景，就会想到对这种关键性的操作、特别费时间的操作设计一个硬件，把它提高100倍以上的速度，对于非关键性的操作用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样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惜当时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别人根本不相信。我说要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排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排系统，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他们就觉得这个简直有点开玩笑，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我从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他们也觉得难以理解。当时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和长城光学所的一批权威都是在光学上非常出色的，这么多的光学机械权威，所解决不了的（搞第二代非常复杂，动作啊，精度啊，要求非常高），这么古老的问题，怎么可能一个小卒用一种数学的描述，软、硬件结合一下，就解决了？这不可思议。所以我被批判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是不可信的。当时有一个伟大发明家的一句话，一直鼓励着我。美国或者世界上巨型计算机之父，西蒙·奎因，曾经说过，他在没有成名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人们经常回答说：“Can not do！”——“做不成的！”——对“Can not do”最好的回答就是“Do it youself！”——“你自己动手做！”

我就从1970年自己动手做，一直做到1993年的春节。一直做，做了差不多18年，18年的奋斗。18年里头没有任何节假日，没有礼拜天，也没有元旦，也没有年初一。年初一都是一天三段在那儿工作，上午、下午、晚上，所以我能够体会一句名言：“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就再也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么生活。”我家里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能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当然这个乐趣是难以形容的，看到我们全国的报纸，99%都用了北京大学开创的这种技术，这种既感动又难以形容的心情，是一种享受。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欣赏到他们的杰作，他们做得漂亮的结果（像日本的这个非常著名的汽车杂志，双周刊，每期1 500页，这里头非常漂亮的版面，就是我们自动排出来的。我下面可能还要说到）。自己劳动的成果，自己创造的东西的体现，那种享受是难以形容的。

而且我认为克服困难本身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享受。居里夫人曾经讲过，科学探索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至美、一种享受，带来的这种愉快本身就是一种酬报。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把工作中的克服困难看作是一种享受。著名的诗人歌德也认为，一个有真正才干的人，都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感。我在18年的奋斗中间，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当中，也体会到一种高度的享受。

我一直做到1993年春天，就放弃了第一线的工作。原来我本来以为我大约会做到60岁，可我做到了刚刚56岁就不做了。当时触动我的有一件事情：1993年的春天，跟每年春天一样，都埋头在家里，从春节前五天，一直到年初五，可能十几天，因为这个时候最安静，没人来干扰，我每年总把最难的一些工作放在这段时间闭门来做。1993年的这个春节我也是照着每年的惯例——这是17年来的惯例，把最难的工作放到春节的时候尽情地去设计。我奋斗两个礼拜，做出了一个设计，加快了运算的速度。春节以后，当时我的一个学生跟我一块做，他休假回去了，放假回来以后，我把一叠我辛辛苦苦做了两周的设计的东西给他看，看了以后他就回答我说，你所有的设计都没用。PC机上有一个信号，用它来检测，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省掉。听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全明白了，检测信号这个做法比我这个简单得多，所以我两周来所有的设计，所画的图，统统是毫无价值的，当然我就很高兴，我说你这个结果很好，但是，为什么非得费我两个礼拜弄出来才把你这个好主意逼出来呢？同时我感觉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头，我原来觉得能够干到60岁的，实际上我已经追不上年轻人，我不了解很多具体的事。就这样，我就开始不再Do it myself，1993年的春天，开始放手了，也开始有点休息了。

不过，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现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现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现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现，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现，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的习惯只想出出主意，不想动手，很难取得很大的成果。这是我谈到的第四个抉择，就是从事照排，采取一种新的技术途径。

去年放过一个电影，叫《科教兴国》，里头有钱学森的一段故事。讲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建议中国先要发展导弹，后发展飞机。别人就很奇怪，说飞机是一个成熟的工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学习这种成熟的工业，而导弹只有美国有。钱学森回来的时候，苏联还没有发射卫星，即使苏联发射卫星的时候，我们也还没有洲际导弹。钱学森做了非常巧妙的回答，他说，搞导弹容易，搞飞机难。人们就更奇怪了，怎么会搞导弹容易，世界上谁都没有搞过洲际导弹，为什么搞导弹容易呢？钱学森就讲，搞飞机难，飞机要上天，要安全性，所以有一个材料的疲劳试验，有一个发动机的疲劳试验，这个涉及中国整个系统工业的情况，要很长的周期，中国系统工业支持不了飞机安全性的设计。而搞导弹是一次性的，毁了就毁了，一次性消耗，材料问题好过关。导弹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制导，就是准确的命中，而中国有一系列聪明头脑。在流体力学里，我们的算法不比外人差，而且能够用电子元件来实现。尽管可能稍微笨重一点，但是没关系，一次性的。这样，中国走了一条捷径，很快取得了成功。回想我们这个抉择，我们跳过了二代，跳过了三代，直接研究第四代激光照排，这条路比较容易。搞四代技术容易，搞二代技术最难。搞二代的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的权威、长城光学所的权威花费了很多脑筋，但这个技术太难了，尤其是中国的材料不过关。但是搞四代就特别简单，机械动作很简单，光驱转几转就转出来了。难就难在信息量大，我们找了数学描述方法、软硬件结合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印刷革命，一下子跨越过去了。

第五个抉择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致力于商品化、企业化，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道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人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商品，当时那种空气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到1990年才感觉到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

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有一点贡献，可能跟我比较“看破红尘”有关。我从来不把鉴定会当回事，因为鉴定会就是庆功、友好，最后大家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鉴定有鉴定的一套办法，使得既不丧失原则，又让被鉴定者非常舒服。我从来不参加鉴定会，因为人家特别愿意我去参加一些我不懂的领域的鉴定会，因为我有点名气，又不懂得，这就特别有利。什么叫不丧失原则，就是给他加很多限制词，说什么“国际领先水平”，其实那个国际领先一点价值没有，市场上根本不接受。假如我们都相信鉴定会结论的话，我们好多好多是破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早就成为世界超级产品大国了，怎么会我们的产品就跟外国竞争不过呢？

所以我觉得要有正确的名利观，正确的名利观对人的成就影响非常大，我很赞赏欧美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老想去求诺贝尔奖，他怎么可能会专心致志去做学术研究，取得成就呢？一个人不要为暂时的利益所迷惑。我当时选择激光照排作为我第四个重要抉择的时候，在计算机同行里也被看不起，当时很时髦的项目，什么数据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的结构等等，搞这些研究的人就说：“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其实印刷行业中要用到很多计算机方面尖端的技术，而且印刷厂很多，我想不出有什么厂比印刷厂数量还要多，这么一个充满挑战、前景美好的领域，当时在计算机领域被人看不起。我觉得经常是这样的，赶潮流往往不行，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来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我很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在大学、研究生期间，不要致力于满口袋，而要致力于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我是相信这点的。而且我相信有些现在坐冷板凳的，将来会物以稀为贵。好比我们当年致力于商品化、产业化，当时是“物以稀”，很少人这么干的，时代转变了，我们一下子成为了典范。

一定要看得远，而且不要由于暂时的清贫而困惑，我听到有一位北大搞基础研究的博士生，从来都是优秀的分子，就因为一次到赛特购物中心以后，心态一下子不平衡了。看到人家大把大把买东西，自己口袋里没钱，不如别人，因此怀疑自己走的道路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有远见，不要为暂时的一些问题所困惑。我到1985年，家里还是一个9英寸的小黑白电视机，工作非常的辛苦，当时还没有任何奖金。但我几次出去，到香港、日本、美国，在大的商场看人家买东西，我从来没有羡慕过，或者心态不平衡。有一次在香港看到许多人买高级首饰，我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在那儿买首饰的所有这些人，未来他们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我一下子觉得我比他们高，没有任何一点不平衡，我后来把它称之为“精神胜利法”。当然这个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是对知识的价值的一种信任，我们要相信知识的价值最终会体现。1992年4月24日，江泽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当时的学部委员座谈，要我发言，我讲了10分钟，江泽民同志不断插话，问我工资多少，当时我的情况可能是奖金还低于工资，但收入还是可以的。江泽民同志就问苏步青，说你当时做副教授多少钱，他说500大洋，相当于5 000块。1992年5 000块的月薪当然很高了，所以当时江泽民同志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话，赞扬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精神，说：“中国知识分子真是价廉物美呀。”听完以后我的感受是，我为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种自豪；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高度评价，我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比的自豪，同时我也担心，长期价廉就会不再物美。江泽民同志讲完这段话以后，非常真诚地说：“我们今天努力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我们现在真是杯水车薪啊！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够。”我们看现在6年下来，局面改变得很大很大，“脑体倒挂”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

今天我们有一些“大款”们，是利用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冒出来的，层次、品质也不高，一旦有了钱就变坏。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不靠知识，而是靠投机倒把的这些人成为百万富翁，我们应该培养一批真正靠自己的知识，靠对国家的贡献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人。所以我提出2010年以前，北大方正要培育100个百万富翁，这些人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靠自己异乎寻常的努力、奋斗，自己的知识，成为我们国家民族高科技产业的脊梁，我们国家真正的民族英雄，把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打到发达国家去的民族英雄。他们理应成为百万富翁，假如他们不能成为百万富翁，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中国一些优秀的人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到美国硅谷，工作3~4年就有可能达到年薪10万美元，我一些学生在硅谷工作3~5年的，差不多都年薪10万美元。我们当然需要在中国国内体现他们的价值，这是应该的。

我第五个抉择，致力于产业化，今天看来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也是高校的一个潮流，包括美国。我原来以为高校办产业是中国的创举，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吸收新技术能力不够，人才不够。目前看来不是，美国也流行高校办产业。这是最近两年的事，以前你教授要办产业，就请你出去，外头办去，所以很多人都从高校出来办企业。现在美国的大学想清楚之后，也干脆在学校里头办，因为可以用学校丰富的资源，也可以活跃研究气氛，学校也有回报，双方都有好处。现在美国大学兴办校办产业成为一种风尚，这是最近两年发生的新事物，看来我们走的是对的。今天上午李岚清同志跟我们座谈，讲到美国向我们和日本学习这种做法，法国《科学研究》杂志主编（《科学研究》是世界三大科学杂志之一）到北大方正和清华看了以后，觉得法国大学也应该克服保守倾向，向中国学习，向北大、清华学习，也要搞校办产业，把研究和市场紧密地结合。

我非常赞赏斯坦福大学的一种风格，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结合，我觉得这种风格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北大方正也准备把北大有些系的宝藏挖掘出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倡导下，我们跟很多系结合，比如说我们的稀土、合成麝香跟化学系合作，把它产业化，变成独立的公司；我们把数学系两位院士和一批年轻人共同奋斗了19年的指纹研究（这个成果的水平和创意程度决不亚于方正的照排系统）由方正来完成商品化和市场的推销，取得很好的成果，两年下来市场占有取得了第一位，达到了50%。指纹识别充分体现了北大基础研究的优势。

我们希望实行一种“顶天立地”的模式，“顶天”就是不断往高的技术发展，“立地”就是大量地占领市场，从市场得到进一步需求的刺激。在从事激光照排项目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信息量大的问题呢？（后来美国也用了这种方法，但比我们晚了8年，比我们推向市场也晚了1年）因为我们1975年就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中国大量汉字，几百亿字节的含量，迫使我们提出这种新的办法，日本人也同样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但日本人并不开窍。所以我作为一个终身的体会，或者作为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年轻人如何出成果，如何出创造性的成果，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这会使他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成果。

下面我就要谈到我第六个重要抉择，在1992年，开始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让年青一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榜样。比如说，英国的凯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它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轻人的传统。凯文迪许第一代主任是麦克斯威尔，电磁波的发明人。第二代主任是瑞利，获得诺贝尔奖，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瑞利曾经有过一段名言，他讲：“我到60岁以后，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见。因为60岁以后很多时候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用，而且我们有很多例子说明，权威有些时候会反对新思想。”他致力于培养人，让28岁的汤普森（就是发现电子的人）做第三任凯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汤普森继承了他这个传统，培养了7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第四代出了卢瑟福，著名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他培养12个人得到了诺贝尔奖。到了第五代，凯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莱克，做了一件大家当时痛骂他的事情，说他背叛了恩师卢瑟福，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关掉，但20年以后，当初大骂布莱克的人认识到，即使卢瑟福还活在世界上，当时已经难以改变这么一个趋向了，再要搞基本粒子需要投入非常昂贵的大型的加速器，英国根本没有这种财力。布莱克看到了这种趋势，他赶紧抓住机会，鼓励年轻人开辟新天地，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所以实际上扶植年轻人是一种历史的规律。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家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土当前的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5年脱离第一线，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61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所以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在第一线努力做贡献的，哪有时间去电视台做采访。所以1992年前电视台采访我，我基本上都拒绝了。现在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业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情。但是我到61岁才这么干的，以前一直是奋斗过来，所以现在也是可以谅解的。年轻人如果老上电视台，老卖狗皮膏药，这个人我就觉得一点出息都没有。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在我刚过55岁的时候，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安创业时是30岁，英特尔的三个创业者，最年轻的31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40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22岁（他被美国前任总统里根称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三年把苹果公司变成了世界500强），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19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30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我扶植年轻人真心诚意。我们的中年教师，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导师，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们一贯倡导我们年轻人做的成果，如果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导师就不署名。当然，外面宣传报道“在王选领导下……”，我承认我剥削年轻人最多，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主观上要去剥削年轻人，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见报以后也不以为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扶植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事例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士根本不懂得，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小型计算机的开创者奥森到60岁的时候犯错误，讲PC机是不该出现的一种怪胎，今天还是这样讲，所以比尔·盖茨讲过，奥森是他一个崇拜的偶像，是心目中技术和市场结合的一个光辉典范，可是到晚年犯了这种错误，我决不会像奥森这样贪恋岗位，一直做到67岁才被迫下台，我一定会在60岁以前退休。这是第一个光辉的榜样，也是引以为教训的典型。第二个就是当年给过我鼓励的奎因，20世纪60年代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从60~80年代领导巨型计算机潮流达20年之久，他晚年也犯了错误，只坚持用过去那种方法操作计算机，忽视了大规模并行处理方式，结果后来的成果都很不成功，这个伟大的发明家，晚年也很惨，69岁他的奎因计算机公司破产，70岁车祸身亡。第三个是王安，王安晚年的时候，拒绝生产和IBM的PC兼容的机器，斗气，同时坚持王安公司各种不兼容的机器。加上他的封建意识，认为虎父焉有犬子，存心要把他的儿子提为总裁，结果受到了他的股民的联名告状——王安把中国的“裙带风”带到了美国的上市公司——使儿子被迫下台。这样，元气大伤，最后，王安在去世后不久就破产了。王安晚年的这些错误让他破产。这三位伟大的发明家到了晚年都有这样一些问题，而我正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要吸取教训，少犯错误。所以一个人要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我认为我今后应该是这样。“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坏事是绝对不能干的，错事也要少做，这样，我就觉得扶植年轻人算是个自然的规律。

那么，怎么扶植年轻人？我们要把年轻人放在风口浪尖上锻炼。这就涉及我的第七个重要的抉择，就是进军日本市场。

我的第一个重要抉择是选专业，第二是跨领域的研究。跨领域的研究我要补充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跨领域，机会非常非常多，比如在数学领域跨到经济，搞经济数学。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我们通过一位中国最早从事经济数学的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陈佳洱亲自出面，把他请到北大来，现在成了北大的教授。我们成立了金融数学中心“北京大学金融数学中心”，这得到了方正的支持，我们提供住房和工资。同时我们又成立了一个金融工程中心——“方正金融工程中心”，把上一步的研究和下一步的研究合并起来，把新的思想变成软件，实现顶天和立地的结合。金融到数学，数学跨到金融的领域非常大，我们很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把博奕理论、概率论运用到经济中得到了成功，这样的跨领域我觉得很多。

还有一种重大的，我觉得特别有前途的跨领域就是有技术背景的学生毕业后来学管理，我们方正的发展现在最缺的就是有技术背景的管理干部。将来这个前途极大。我们也要自己培养，我们中国不缺少技术专家，但缺少懂技术的管理人才，非常稀缺所谓有技术背景的企业家。一个管理人才就可以使一批技术尖子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最重要是跨领域，既要有技术背景，又要懂管理，所以学了数学、物理、计算机、无线电，再去学MBA，我觉得这个将来很有前途。大家可以看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文科和理科的结合，都是一系列新的机会，简直不可想象，大家要学会如何跨领域，培养这种知识。

再讲进军日本市场的问题。我们从国内发展到海外，“永不满足”是一个取得成就的巨大动力。台湾最大的日报《联合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最大的晚报《自立晚报》，台湾的省报《台湾日报》，都用我们的系统。进入台湾以后，就想能不能进入日本市场，一方面这个市场大得惊人，是中国市场的10倍，一方面日本的印刷又极端发达，他的彩色印刷水平无与伦比，他可以在印刷厂里用机器人，一大批的机器人，全部都是自动的。他一年是50多亿美元的营业额，很惊人的规模和水平，我想5年之内中国内地的凸版印刷厂要达到这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一个极端发达的印刷市场，很可爱的一点呢，就是他的出版软件并不先进，这就有我们可乘之机。

我从1975年比美国人更早地提出这种描述事情的方法以后，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只要提前得到需求的刺激，我们就能比外国人更早的有某些创造。这也需要把年轻人放到需求刺激的最前沿的风口浪尖上，日本市场可能给我们这种机会。加上日本的管理非常严格，可以极大地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就拿方正日本员工来说，非常完美，早晨9点钟准时到办公室，晚上9点钟出去，有时候忙了就睡在我们的办公楼，这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日本有六家报纸在用我们的技术，当然都是小的，还有个中等规模的正在考虑部分用我们的系统。还有一个汽车杂志，三个版，每个版都是双周刊，一次出1 000多页，这一本杂志用我们近500套前端软件和后端输出软件，价值400万美元，在中国很难想象一个杂志社一次就买400万的软件。这个市场大得惊人。进军日本市场就可以靠日本这个大市场，把年轻人推到市场最前沿。

我经常想，为什么中国人到硅谷很有创造力，做第一流的工作，为什么在国内做不到？我们就是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信息。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某些环境下把优秀的年轻人放到这种需求刺激的最前沿，让他出成绩呢？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创造这种环境。我们进军日本市场的决策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这么一个目标，能够得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能够刺激我们年轻人的创造才华。年轻人最大的愿望是获得成功，当然也需要住房，将来也需要自己的小车，这是应该的，但我觉得他要能够全力以赴工作的话，首先是一种成就感，同时需要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希望能够得到长进。

第八个抉择，是我们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场赚钱。虽然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但是10年来我也一直忧心忡忡，10年我们主打的产品还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崭新的领域，这是我一直苦恼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年四通的2401打字机非常成功，1988年，万仞南曾经讲过，四通每年要出一个2401这样的拳头产品，后来知道搞个拳头产品是多么难，四通再也没有第二个拳头产品可以跟2401相比。我们呢，也一直在这里忧心忡忡，我们的出版系统一直维持了10年的兴旺，今后还有几年的兴旺，我们有没有新的支撑点？

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个机会。1995年9月4日，李岚清同志找了杨伟光台长。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动画制作。他9月4日谈话，我9月8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马上产生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方正有望进入广电行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入点；策二个想法，由此带来无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长一批将才和帅才。从李岚清同志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起，我们就开始进入广电行业整个的领域，包括广告制作、资料检索，以及整个智能的管理。我相信3~5年之内，方正广电行业的收入会达到、超过出版系统，而且会出现一批将才和帅才。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很大的支撑点，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前景的，充满挑战的，可以让大量的年轻人出成绩的领域。这是我第八个重要的抉择。

我们还要年轻人树立一种团队精神。我觉得方正的成功在于一批有思想、有头脑的科学家和一群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合作。方正成功决不只是因为有一批像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恰恰是因为北大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两者的结合才能把工作做好。我觉得我一生，有很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我有两个优点：第一，洞察力，对机会的敏感；第二，我老觉得我不如别人。我总体上信心非常足，比如我们要占领日本市场，我们要成为中国广电行业的老大，我们进入海外发达国家，我们充满了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如人，跟我合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人那一点比我强，那个人另外一点比我强，我老觉得别人比我强。松下幸之助成为日本的管理之神，他说：“我有三个缺点，都被我变成三个优点：因为家里穷，知道奋斗才能成功；第二是没文化，懂得要自学；第三身体不好，懂得要依靠别人。三个弱点变成三个优势。”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能听取意见，我觉得这是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年轻人也需要能听取意见，能够团结奋斗。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的结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当年松下彩电刚到美国的时候，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日本四家彩电厂商订立协议：在国内卖高价，谋求利润，在美国全部卖低价，成本价，占领美国市场。不到10年，松下和另外四家厂商的高性能和低价位的彩电把美国厂商打得一塌糊涂，这是下围棋的做法。美国是喜欢打桥牌，两家联合起来跟另外两家激烈的竞争，英特尔和惠普两家发展了下一代的CPU，这两家200亿的大公司能够合作，和另外几家竞争，这是打桥牌的做法。中国就喜欢打麻将，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多摸点好牌，自己和不了，也别让别人和。这种状况被称为东方的妒忌，你急，我妒忌你，比你还要急，是非特别多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也有在团队精神上非常出色的典范，我觉得我23年来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搞原子弹的这个榜样，当时都是一批30多岁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邓稼先，他本来是美国博士，很有才华，但邓稼先最伟大的是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作用，邓稼先的手下当时对原子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周光召，对氢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余敏，这两位的才华都在邓稼先之上；邓稼先的伟大，在于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本领，所以我们要学习邓稼先。

杨振宁先生曾经是邓稼先的中学同学，大学又住在一个房间里，非常了解。他跟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战后在一个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他对两个体系都非常了解。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讲：“邓稼先假如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的原子弹，假如奥本·海默是个中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性格上的差别，邓稼先非常的和善，爱护人才，大家一想邓稼先做的事情，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支持。老邓普遍得到大家人格上的尊重，是我自己能工作，大家也能发挥积极性的这种类型。而奥本·海默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的导师曾经描述说，研究生奥本·海默经常打断别人的讲话，甚至于打断导师的讲课，走上黑板，拿起粉笔说：“你刚才那段话，可以用我下面更好的办法来替代。”然后滔滔不绝讲下去——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中国需要有邓稼先，也需要容纳奥本·海默，但可惜中国的社会环境往往容纳不了奥本·海默。所以中国要取得成绩，可能更需要邓稼先这样的人，既有才华，又能容纳别人有才华，当然我希望今后中国也能容纳奥本·海默。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我非常赞赏，就是“I plus we equals to fullI”，人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溶在“We（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最终完全体现自我价值。我非常赞赏这个公式。把这个公式奉献给大家——“I plus we equals to fullI！”谢谢。

国际著名的投资家在北大的演讲

罗杰斯

吉姆·罗杰斯，国际著名的投资家和金融学教授。他具有传奇般的投资经历。从他与金融大鳄索罗斯创立的令人闻之色变的量子基金到牛气十足的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RICI），从两次环球投资到被Jon Train's Money Masters of Our Time，Jack Schwager's Market Wizards等著名年鉴收录，无不令世人为之叹服。

谢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感到非常高兴今天能参加此次论坛。我特别喜欢中国，可以说是我最钟爱的一个国家之一。每次来到中国我都特别高兴，因为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也是未来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一个国家。我最近环绕全球，旅行了116个国家，跟我的未婚妻一道，当然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妻子了，她跟我用3年的时间，一共环游了116个国家，一共走了24.5万英里，116个国家，足迹遍布五大洲。我是作为对冲基金的经理人，是第一位环游全球的人，我感到非常自豪。我的妻子和我首先环绕欧洲，到中国、日本、韩国，后来到了西伯利亚、内蒙古地区，又走遍俄罗斯，又游了欧洲一趟，在非洲走了32个国家，到了中东，又到了南亚，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后来去了南美洲的底端，从底端一直走到北美洲，最后走到阿拉斯加，又跑到美国的中部，最后又回到纽约。

3年的时间，我们一共行了24.5万英里。回到家里我们觉得应该歇一口气，而且3年一直在奔波旅行。在我休息的时候，我们就生了一个女儿。我原来从来没有过孩子，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原来我认为有孩子的人很痛苦，有孩子就是浪费人生的光阴，为什么要有孩子呢？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我的观点完全改变了，我现在是一名非常非常好的父亲，我的女儿非常非常可爱，而且我作为父亲，我感到非常非常多的兴奋和骄傲，我每一周都和我的女儿待在一起，现在非常高兴有小孩。在这里没有生孩子的同志，建议你们赶紧回家生一个小孩吧，孩子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即使休息一天、半天，就可以回去生一个孩子，这确实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先给大家看一个小短片，一共是两分钟，看我们是如何环游世界的。目前在西方有一个调查，他们说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有梦想，每一个人都会有梦想，很多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有环游世界的梦想，但真正实现的人不多，我一直有这样的梦想，最终终于实现了。我建议大家赶紧赚钱，等赚足了钱，就开上你的车去环游世界吧，这是最美妙的一件事情。我们最开始从冰岛出发，影片就是描述了我们开始出发的情景。现在我们到了长城，我们在旅途中结婚了，画面中是我们在切我们的蛋糕，这是我们在度蜜月。有一匹骆驼，我们走过了15个正在打仗的国家，我就在那里，这是一个小的集市，这是一个小的路，这是一个悲伤的事情，我们在南非参观了一个艾滋病孤儿医院。我们到了埃及看到了木乃伊，有很多小孩退学了，每一个人都特别想要上学，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有的孩子不能上学。这是在缅甸，我们在路上喝饮料，这是南美洲的一个大瀑布，这是我们在接受海关的边检，这是我们在一些黑市换美金。最后我们回到了美国，我们继续开车，我们又到了阿拉斯加，这是冬天，非常寒冷，最后我们回到了纽约。这是原来世贸中心的两栋大楼，现在被夷为平地。

未来我想再环球旅游一下，这次我会更具体地介绍一下我是怎么生活的，我是怎么投资的，我是怎么看待未来的。我们都需要理解的第一点，即使在中国也如此，人们对中国有些担心。我知道对于中国的担心，在西方很受到媒体的关注，在中国也如此，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正在发生的这个事情的规划，中国接下来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人将会成长成为世界上的帝国。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将会是中国的世纪。在中国，大家把自己叫成共产主义者，其实我们也是，但是很多人会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资本主义者之一。实际上在中国，人们把35%以上的收入都存起来，美国只存不到2%。在中国，大家工作得非常努力，因为大家都想往上走。在中国，人们也希望过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正常的，中国人尽可能存钱投资，尽可能努力工作。

大家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很多精神在西方经济体里已经没有了，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些不好的经历，也有很多光鲜灿烂的经历，有些朝代在中国是非常成功的，是世界上的霸国之一。我认为中国是在崛起，而且将会彻底改变世界，会改变整个亚洲。当然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大家要记住的是，美国崛起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挫折，有很多很多艰难的时刻，克服了很多问题，但是最后我们都成功地挺过来了，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和国家。中国也会是这样，中国也会遇到很多的难题，会出事情，但是如果遇到挫折，建议大家要向历史学，利用这段时间来存更多的钱、投资更多的钱、买更多的钱。就像美国在崛起的时候，美国人就是这么做，英国崛起的时候，英国就是这么做的一样。

中国一些房地产的投资商可能在未来的一两年间会破产，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遇到了问题，政府正在非常明智地采取措施，来遏制房产的投机。他们需要这么做，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我可以跟大家很确定地说，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将会持续增长，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如果你是在中国一个合适的行业中，在未来几年中会发展得很好。如果你选的行业不对，会受到不好的影响。但整体来讲，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做得是非常好的。

我刚才给大家放了我女儿的照片，她3岁大了，是一个美国的小女孩，我觉得我教她中文就是做得最好的投资。我的小女儿中英文都讲得非常好，在她长大的时候，我给她找了一个中国的保姆，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跟这个中国的保姆说，你跟小女孩在一起只能说中文。我并不是站在这儿跟大家说，我是这么看的，实际上在我的生活中我就是这么做的，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钱，来确保我的小女儿能够说中文说得很流利。实际上我的家人和我也希望能够搬到一个说中文的城市中去住。去年夏天我们在两个说中文的城市中度假，今年夏天我们也会在几个说中文的城市里度假，因为我想确保我的小孩能够听得懂中文。我的女儿出生于2003年，我也知道2003年出生的人应该学习都是最好的，一个最好的技能就是说中文，也要说英文。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一点，中国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中国自己正在发展什么，中国将会改变世界。

另外一点需要理解的是，因为这也会改变世界，是有关美元的。美元一直是全球的储备货币，在过去60年都是如此。这一点正在变化，美元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美国人从1987年就是负债国，现在20年过去了，我们欠世界其他国家8万亿美元，我们债务缠身，我们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负债国，这个数字确实很吓人，欠别人8万亿美元。但更吓人的是，至少从我看来是这样子，美国的外债增长率，每15个月就会增长1万亿美元，我们的外债每15个月就会增长1万亿美元。大家可以做算术，是非常简单，但是得出的结论非常吓人，实际上5年后美国的情况还会变得更加糟糕。我并非只是我理解这一点，很多人开始担心了，很多美国的敌人希望能够找到机会利用这一点。甚至很多美国的朋友开始担心，也许美国出了一些问题，也许美国的情况还是控制了。我不想跟大家这么说，但是美国的情况暂时控制了。我们正在滑向破产，大家可能想在华盛顿，美国是不会关心这一点，不会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华盛顿政府一个正式的政策，是要将货币贬值。央行的金行长有一个正式的记录，记录中说让直升机在全世界飞行，把美元从直升机里扔出去，如果让美元贬值，他就会这么做，这是一个官方的记录。实际上这种做法，从长期、中期来讲都没有发挥作用，有时短期会发生作用，但是这不是你我大家所想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同一个央行行长在官方的记录中说的。我们愿意以我们希望的速度尽快地执行下去，这个人过去所学的所有东西就是控制媒体、印钱，所以他们会把币值赶下去。总统有多了解币值的情况呢？他也依赖着美元的贬值。所以，如果大家非常希望能够在未来保护我们自己，不要站哪边。有些人曾经记得说英镑丧失了自己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这种影响持续了好多年，影响了很多世界经济不同的部门、世界各个地区。所以，大家应该觉得很庆幸有人民币，因为人民币是我所知道的现在最稳健的货币之一。

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讲，你现在可以开始买美元，建议大家一定不要听这个人的话，因为美元是会严重的贬值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持有人民币。我也希望我能买人民币，但我是一个外国人，这么做不容易。但是这一点也会发生变化，中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开放货币，让它变成可转换的。更重要的很多世界各地的国家和经济部门都会受到这个趋势的影响，我的小女儿只有3岁，她是一个美国公民，但是我的女儿却没有美国银行的账户，她有瑞士银行的账户，她知道瑞士人是怎么处理货币的，也知道美元正在贬值，而且她也知道在她的一生中需要她保护自己，而且希望采取措施能够把我也照顾好。

具体讲一下投资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牛市的债券市场，全世界的债券市场都很牛，从1981—2003年。2003年的债市达到了一个峰值。我们现在是一个熊市，债券市场将会维持熊市很长时间，他们不会每一年都是这种状况，但基本上来讲会保持熊市的状况。所以，大家也不要沾债券，尤其是美国的债券。所有的债券都不要沾，因为债券会下降。但即使我说错了，投资者投资债券也赚不了多少钱。西方的债券回报是2%、3%，中国的债券回报率也很低。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买任何长期的债券。股票在西方80年代也是牛市，90年代也是牛市，现在牛市也已经结束了。

如果我们看一下那段历史，西方股票仍然很昂贵，股价的基础，包括股票定价机制，回报、红利、价钱、盈利、比率、账面值，所有这些经典的评价方法，这些方法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这些方法都证明了现在西方的股票是很昂贵的，这些估价的方法存在已经好几十年了，他们总是能够坚持下去。这不是什么经济学家，这些经典的评价方法总是指出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贱。如果你现在能够低价买股票，将来高价卖出去，能赚很多钱，在西方这种情况出现过。但是大家现在应该知道，西方的股票越来越走向衰落，股票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会往上扬，至少在西方并不如此。很多人都希望牛市，很多人非常善于买一只股票，然后多年持有。现在世界上有这样的牛市，就是原材料，然后是资源、商品的股票。

我跟大家说商品是牛市的时候，大家觉得有点困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买这种商品。西方人很多都不知道怎么拼写“商品”这个词，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解释，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了。过去我们有长期商品的牛市，之后是长期商品的熊市，然后又接着是长期的牛市，这就是市场出现的情况，我们又经历了这种趋势。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我只是能够从历史中学到这一点而已，因为历史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另外一点，如果你关注历史，在股票表现好的时候，就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表现好的时候，商品都表现不好，商品做得好，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股票表现得很糟糕，这两者并不是互相关联的。我有一个理论解释为什么，但是谁关心我的理论呢？事实上总是这种情况会出现。我们现在商品是处在一个牛市，你必须了解商品，因为商品可以赚很多钱，如果想赚钱，商品投资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我小女儿的照片大家也看到了，而且也拿到了我的书，我的书是献给我女儿的，我的女儿没有一只股票，没有一只债券，只拥有商品，我的女儿为她拥有商品而感到很高兴，大家都要了解到这一点。这一点可能大家并不了解，甚至中国也如此，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买商品。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果我再年轻，我可以说中文，我会来中国做商品交易的，因为这会是世界最好的，未来10~15年一个成长的行业。所以，我敦促大家都要向我的小女儿学习，了解商品。

在我旅行出发之前，商品牛市要结束了，所以就建立了一个商品指数基金。我并不是说我有多聪明，但是大家可以看出来，那是从1998年8月1日开始的，增长了264%。所以，商品投资是我们应该做的。我这么说不是说我有多聪明，只是告诉大家正在发生这种情况，它正在演进之中，不是说将来有一天会发生，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出现了。

蓝线是股票，股票在过去的7~8年期间没有任何升值，商品增加了200%多，所以再一次证明历史知道正确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再一次证明了，如果股票不好商品就会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将来也会遇到一些挫折，就像中国遇到一些挫折一样。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2001年当时进行了很大的整合，20%收缩，主要是由于“9.11”事件影响的。我不知道下一次紧缩会在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有人知道下一步商品市场的紧缩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请大家在我讲完之后告诉我，这样我也知道是什么时间，也就能做好准备了。

另外要给大家介绍的商品的内容是世界各地资产的指数，大家可以看到商品在所有的资产中差不多是独霸头筹，这证明西方的产品从来没有和股票有过正面关联的关系，商品总是独行其道，他们并不关心股票的表现。如果你想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多样化，我并不是很青睐于多样化，但是如果你确实需要多样化，商品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石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大家可能知道沙特阿拉伯有很大石油储量，而瑞克是沙特最大的公司，将它国有化了，在整个西方都是如此。

西方人在离开沙特油田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沙特共有2 450亿桶石油储量。后来10年中我们都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沙特油田的情况，但是到1988年，他们宣布一共有2 660亿桶石油。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数字是哪儿得出的，但是它确实说有2 660多亿桶的石油产量。从1988年以后，沙特阿拉伯已经宣布他们至少有2 660多亿桶的石油。这特别有意思，18年以来这个数字从来没有上浮过也没有下降过，总是说有2 660亿桶石油。去年沙特阿拉伯说有2 660亿桶石油，西方对这个情况有点将信将疑。说实在话，除了我之外，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他们。但是说实在话，他们怎么可能一直维持2 660亿桶的石油呢？怎么可能18年以来一直不变呢？这一点是非常可疑的。

我不是一个地理学家，也不是一个地质学家，如果我是，我从来没有去过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当然他们也不允许外国人去他们的油田参观，但是我觉得肯定石油储备方面是有问题。对很多国家而言，石油价格不断上涨，而且越涨越高。

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牛市。我告诉大家牛市会一直持续。有人会说牛市到底会持续多久、持续多长时间，很多人都在问我。我认为在商品方面，最短的牛市是持续了15年。所以，一般都是在20年左右。历史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知道牛市始于1999年，我预计是2014年或者2012年结束。当然并不是我的预测，而是历史的预测，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情况。也有人问为什么会有这些牛市情况出现呢？答案也很简单，你可以去看一看历史上的一些情况，你并不需要问一些什么圣人或者是问一些通灵者，你一定要了解供求关系，所有的这些价格走势都是由供求关系引起的。比如在80年代，很多人都买一些基金、股票、债券，但是没有人在那个时候会买甘蔗、糖或者是一些商品。当时商品交易处在熊市。看看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如果大家都不投资，当然会有熊市的产生。但是有一些人一直投资其他市场，没有关注商品市场。

1969年时，美国一些石油公司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对于很多的石油公司，大家都应该耳熟能详，有一些大的油田其实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被勘探出来的，阿拉斯加是大油田，墨西哥湾的石油储备都在下降，北欧的油田包括英国花了大量的钱，花了25年勘探周边的油田，英国一直在进口石油，已经成了石油的纯进口国了。马来西亚也是在过去的20多年来一直出口石油，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大的石油出口国。印度尼西亚是欧佩克成员国之一，欧佩克全称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印度尼西亚也是属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虽然是欧佩克成员国之一，已经不出口了，已经进口了。中国10年前也出口石油，现在中国很多石油都要进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20年中我们的供应不断下降，但需求却不断上涨。回顾中国25年前，看看北京周边，整个亚洲有将近30亿人口，中国就有10几亿人口。虽然我们的供应不断下降，但需求却不断上升，这就是造成牛市的一个原因。如果你要赚钱，应该向我的小女儿学习，应该学习商品交易。

中国股市的情况。两年前我来到中国，我也讲中国股市会下滑，大概是2004年10月到2005年10月间。我觉得中国的股市已经基本上到低谷了，根据我目前来看，2005年夏天达到了低谷。我也有一些中国的股票，但是没有卖过中国的一些股票，我的小女儿只有一个经纪代理，她虽然现在还没有买中国的股票，但是已经有一个股票经纪商可以为她服务了。

现在大家进入市场也算是一个好时候，因为股票市场也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将会有所好转。如果全世界都面临问题，中国的股市也会面临问题，也会下滑。

如果全世界经济都下滑，包括欧洲、中国也都会下滑。房地产业肯定会面临一些麻烦，同时发电、其他的方面肯定会做得很好，因为电力等等这些行业是非常关键的一些行业。我现在建议大家多了解了解中国的股市、股票。如果你不想买商品，你可以多了解一下中国的股市。如果你选择的是对的，你肯定也能在股票中赚大钱。

如果大家有问题，我愿意回答。你可以问任何问题，比如哪个地方好度蜜月，因为我走了116个国家，知道哪个地方好度蜜月。问任何问题都可以，都可以提问。

罗杰斯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您对玉米市场怎么看？

答：对玉米这一块我非常地乐观，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玉米变成了乙醇，作为一种原料。现在玉米的需求大量增加，玉米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经济作物，既可以做燃料，而且很多国家还会对种玉米的农民提供补贴。对粮食的储备都在减少，从1972年开始，大家都应该知道34年前我们的粮食储备非常少，20世纪70年代整个商品市场价格走势非常高，有很多价格上涨。所以，我对玉米今后是比较乐观的，尤其是农业方面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都会是很好的市场。

问：罗杰斯先生，2006年您有购过伦敦铜的经历，今年的收益情况怎么样？

答：在我们的指数基金做过这一类的交易，因为我们是指数基金，所以确实有过伦敦铜。我个人没有买过铜，在过去的2~3年间我没有做过铜。我虽然一直在讲商品，我个人已经很少参与到这些交易当中来了。所以，我个人没有，但是我掌管的指数基金买过。

说到铜，铜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整合期，是一种正常状况下的价格回调。如果说铜的价格膨胀情况，铜在未来几年还是会处在一个高位，但是它会有一些膨胀的成分在里面。而且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大家对这个市场有深入的了解，铜的价格会回落一些，但是它还是会处在一个牛市。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牛市，当时金在1974—1976年两年下降了50%左右。很多人就特别害怕，吓坏了，他们就把金给抛了，因为他们觉得两年间金就下跌了50%，太恐怖了。金达到了价格底线，又上涨了8.5%。铜会下降60%~70%，但是仍然处在牛市，你要了解这个市场整体的情况，你要有面对价格回落的一些心里的调整。

问：从全球的情况来看，全球气候变暖对农作物生长产生致命性的影响，您可不可以对全球的原油供求关系分析一下，向我们介绍一下，全球气候变暖对农作物有什么影响？

答：首先一定要供求关系。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4年，当时很多人都吃得很少，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没东西吃。街上有很多小孩，在西方我们会说“你好”，但是当时在中国会说“你吃了吗”，不会说“你好”，所以中国人打招呼的方式就是“你吃了没有”，因为当时吃饭是很大的一件事。印度、巴基斯坦，想想亚洲的这些国家，25年前对农产品没有太多的需求，人们当时有一套西装，只有一套衣服。但是后来增长不断地增加，现在到北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餐馆。25年前可没有这么多餐馆，亚洲各个国家都是这样，需求在不断增长。

同时我们看到供应的一方，比方小麦的种植等等都在下降，而且很多土地已经不用来种小麦了。所以，农产品的供应在下降，但是食品的需求却在增加，从1972年以后有这样一个趋势。供求关系是这样的，库存越来越少，需求又在增加，所以大家都会在不断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我们有没有过干旱？全世界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过长时间的干旱了，我记得原来有过长时间的干旱。我们可能不会再有干旱了，我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有的话，需求会上升，而我们的库存越来越少，储备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在农业方面会有一个大的牛市。除了这类情况之外，我无法告诉你每天的走势怎么样，但是了解粮食的价格还有农作物的价格，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问：您好，罗杰斯先生，我想了解一下您对国内A股的走势怎么看？

答：你说得对，A股在过去，尤其是去年做得不错，在2005年9月当时市场跌到低谷，去年一年也是发展得非常好的，有很多原因，有好的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市场如果表现强劲，主要经过一小段的回调，将会有非常好的上升。我们知道有一些重要的股票都表现非常不错，未来几年之内，如果我预测得没错，中国A股等一些股票会表现得都不错，我们会买很多中国的股票。但是不用马上把钱都投进来，因为短期内当然不可能上涨60%那么多，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市场将会在未来几年之内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市场之一，就算中国市场会下降，也会比其他市场下降得少。

问：如果一个投资者面临巨大压力时，即便有很好的投资计划，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的时候也会非常犹豫，这时应该坚持自己还是看趋势？罗杰斯先生说应该听自己，之前应该做足够的准备工作。那一个人在做市场时，怎么知道已经把功课做足了呢？两年前对中国股票市场的预测和今天总体上是一致的，我想知道一些细节性的东西。

答：我确实说过你应该跟着自己的本能走，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些成功的投资者都是做了自己的功课，做了自己决定的投资者，你不应该听任何人的话，只能买你自己非常了解的那些东西。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你又什么都不懂，不要听他的话，不论他是在电话里跟你说的，还是在报纸上跟你说的，只买你懂的那些。如果不赞成的话，一定要做更多的功课，你不能给我打电话或者给别人打电话，问我怎么办呢？如果你是这样，永远也成不了成功的投资者，只有你做更多的功课，才能知道你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听别人的话不会让你挣钱的。我不知道世界上任何人是通过给朋友打电话，得小道消息，也问自己的男或者是女朋友怎么办才能发家致富的，你必须自己来做，当然你给别人打电话听别人的会更容易，但是那个人也不知道。

你说两年前我对中国的股市说了同样的话，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两年前我说要抛中国的股票，现在我说的是买呀。

问：请您预测一下黄金市场未来两年的走势？同时我个人认为，黄金市场现在是买的好时期，未来两年可以达到1盎司1 000美金，请您给一个好的idea。

答：我也持有黄金，我的女儿也有黄金，黄金最高的水平是1盎司897美金，牛市的时候差不多所有A类的资产都会实现历史新高的水平，在牛市中黄金肯定会达到一个历史新高的水平，我可以很容易地说，黄金会涨到1 000美元，我甚至会说黄金会涨过1 000美元以上。如果再考虑通货膨胀，历史最高可能会涨到2 000美元。我不知道未来两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任何的黄金都没有卖，一二周之前我又买了更多的黄金，所以我会持续买黄金，大家不要抛自己的黄金，黄金会涨得更多的。

问：铜跟锌的股票，最大的股票是江西铜业，这种股票是否可以长期持有？因为它们是牛市，您是否买A股的股票？

答：我从来也没有买过这些股票，我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以我的经历并且研究表明，是投资于商品本身而不是投资于商品股票你会赚更多的钱。研究表明，在过去的45年间，如果你投资于商品而不是投资于商品股票，你会多赚300%的钱。因为股票需要担心它的管理、政府的情况、股市的情况、资产负债表，所以需要考虑很多。但是商品本身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担心，你只需要担心供量过大或者过少就可以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商品本身，而不是商品股票。如果你找到了正确的股票，当然你可以通过买卖股票，要比买商品赚更多的钱。但是大多数人都没办法找到正确的股票，大多数人多不会擅长选股票。所以，我鼓励大家了解商品，如果商品将会是牛市，有很多储量，那你将会通过投资商品来赚更多的钱。所以，如果在商品市场上，根据所有的研究表明，投资商品本身你会赚更多的钱。

问：罗杰斯先生您好，两年以前罗杰斯先生来北京做报告的时候，我有幸在现场，对罗杰斯先生对中国的股市能看得那么清楚很钦佩，我注意到在两年以前，罗杰斯先生下了飞机讲话，觉得北京的房产价格太高，而且会出现泡沫，会出现暴跌。但是两年时间过去了，北京的房价没有暴跌，反增。结果刚才罗杰斯先生也讲到中国的地产商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内可能破产，我想问这个问题，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内，中国的房地产真的会出现那么严峻的情况吗？在罗杰斯来的这个时间里，我们看到宏观调控在继续，4月份的时候，央行在加息，6月份准备金利率调高，这样一些政策的出台，跟两年前其实是有一点相似，但是为什么那一次罗杰斯先生认为股市要跌，而这一次认为股市要涨？

答：你说得对。我当时说的是在房产会出现问题，我读到的，别人告诉我的，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房产价格都已经停止上升开始下降了，我不知道我了解的情况是否是正确的。但是根据媒体报道，中国的房产价格在大多数地区都停止上升，开始下降了。我和你的观点不一样，北京的房产价格将会持续多年的保持高涨，但是别人告诉我说，价格已经停止上升，开始下降了，这是媒体说的，是这种情况吗？是媒体不对，房产价格一直持续上升，一直持续到今天，那可能是我出的错，或者是媒体出的错，媒体有文章说除了在上海，其他地方的房产价格都停止上升了。但是我认为北京和上海的房价在持续上升，现在还是在上升，没有持续下降，但是媒体却说房产的价格在下降，但是提问者却说房产的价格继续上升。我认为如果现在没有下降，将来肯定会下降，而且中国很多房地产的部门都会下降。提问者说会继续上升，我们打赌一下，怎么样？

问：您不看好美元，也不看好美国的股票，您对中国的股票现在比较感兴趣。我想问中国的企业现在到美国去上市，是好事还是坏事？

答：中国股票也许现在不应该去美国上市，因为在过去的一二年期间，美国通过了一些非常疯狂的法律，非常具有限制性，让国外的公司很难在美国上市，它伤害了美国的经济，而且对承销商来讲也不好。在过去的一年中，只有世界上两笔大的IPO是在美国的，但是在此之前，差不多所有IPO首次公开招募都是在美国的。这种新的法律导致大多数公司都不愿意现在去美国上市，包括中国公司，很多主要的公司希望能够在美国股市上撤市，因为现在美国有这么奇怪的法律来限制公共公司。所以，我认为不会有很多的中国公司或者国外的公司现在去美国上市，他们会在香港、伦敦、东京或者其他地方上市，就是因为美国通过的这些不好的法律。

问：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罗杰斯先生是一个成功的金融投资家，都想问罗杰斯先生两个问题：第一，罗杰斯先生认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第二，罗杰斯先生这一生虽然是一个成功的投资家，在这一生之中曾经遭遇过几次重大的挫折？又是怎么度过这些挫折的？

答：这个问题确实问得非常好。首先投资从来都是不容易的，对我来讲一直是这样，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人讲投资多容易，他们赚了多少钱等等，实际上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投资赚钱是不容易的，所以大家不要相信电视上或者报纸上说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做非常好的研究。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短期交易者，而且我的市场时机掌握得也不好，这方面可能我是最糟的。我投资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些非常便宜的东西，但是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化，然后我再进行投资，多年持有。我跟大家也说了，我从来都没有卖过中国的股票，我预计着这种情况也会持续很多年，也就是我会持有很多年，我会做很多研究，我总是要不断地判断，我的投资是否是正确的。

我也肯定犯过很多错误，最后的方法是你知道怎么样来赔钱，因为你一旦赔钱之后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过去每当我赔钱的时候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差不多每次我赔钱、做错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没有做足功课。我本来想怪股票经纪人或者是别的人，但是每一次我赔钱都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足功课，我变懒了，或者是注意力不够集中，有些东西没查等等。每一次出问题，肯定都会让我觉得很伤心，会让我下一次做更多的功课。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我过去也赔过钱，如果你赔钱了，肯定能告诉很多我自己关于投资的事情。当我刚刚入这一行的时候，头两年我非常非常成功，别人赔钱的时候，我当时非常成功，所以我变得很骄傲、自大，我觉得投资起来很容易。五个月期间，我所有的东西都赔掉了，全都把赚的钱赔掉了，这个经历告诉我很多的东西，告诉很多我之前没有考虑到的东西，而且告诉我，很多市场知道的比我更多，而且市场告诉我应该做更多的功课，告诉我应该保有更多的资源来应对出现问题的时候。最终尽管我赔了很多钱，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所有的都赔掉了，我也没有办法能够一直坚持到最后，因为我已经一文不名了。当我成功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骄傲。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慎重，不要骄傲自大。即使你做的是正确的，包括火了，你也会一无所有，就像我的经历所告诉大家的一样。我也总是这么说，年轻的时候你钱不多，所以这个时候赔比老的时候赔好得多，所以大家如果要赔钱的时候，一定要在你年轻的时候赔。

问：当您在这演讲时，可能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固定思维，这可能就是我们犯错误的开始。比如刚才您演示的罗杰斯指数图形，CRD指数1980年一直不停地上涨，18年的涨势。但是后来有一个非常大的调整，由3 000美元变成1 000美元，指数在涨的时候，由于各种关系已经在发生变化，这时您作为长期趋势的一种战略投资者对调整做好准备了吗？

答：确实我们知道商品是变得比较受欢迎，而且在过去我们看到有的甚至涨了3倍。但是实际上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商品交易，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有的人甚至都没有买过商品，有一些美国人也不太了解商品交易的一些规则，同时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最近对于德国人和西班牙人才通过法律，允许他们买商品期货。期货不像股票那么受欢迎，也不像股票那么被人所知。现在说实在话，像股票牛市一样，如果商品的牛市持续上涨，有的时候甚至上涨3倍。看一下股票，1987—1989年股票上涨了3倍，你可能会说如果股票已经上涨了3倍就不买了，已经涨了这么多。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你没看到当时大的牛市情况。所以，我并不建议你要买哪个商品，你并不局限于要买哪一支商品的期货，而是应该看看整个商品市场整体变化情况，把整体的情况把握住了之后就能够知道该怎么进行投资了。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商品都是在上涨的，有的时候是在2000年、2002年很多商品达到了历史的新高。作为股票，大概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回顾一下商品市场，确实也有比较好的牛市。比方说蔗糖是1974年达到最顶峰，金是在80年代，我们只要先把大的趋势把握住，对于其中的某一项商品可能在某一个时候达到它的顶峰。从那个时候来看，股市表现比较糟糕。

问：刚才您也提到糖，我记得历史上糖的最高价是60多美分，这次牛市能达到这个历史高位吗？您也说过“成也巴西，败也巴西”，巴西做什么事情能够使糖突破60美分？

答：糖在1994年的时候是66美分。我们都知道当牛市来临的时候，价格可能会涨到一个疯狂的水平。在1966年只有1.5美分，后来涨到了66美分，那一年涨了47倍，糖由于大牛市的到来，价格上涨了47倍，所以牛市到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疯狂的事情发生，就像熊市来临时也会有一些疯狂的事情发生一样。

在我目前看来，糖肯定会是一个牛市。糖是不是会有历史新高，中国几年前在出口糖，现在在进口糖，原来是糖的出口国，现在变成糖的进口国，所以糖在亚洲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糖也可以作为汽车的一种燃料之一，比方说糖可以转化成能源。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包括飓风，也需要糖作为原料。所以，我们知道未来几年当中，糖的供求关系仍然会非常紧张。所以，全世界都会有很多糖的需求。我觉得糖的价格会长期走高。

问：人民币跟美元相比，人民币汇率是不是比较低？中国政府不让人民币升值，压制人民币升值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是不是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呢？

答：说到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当然中国是想要平衡贸易顺差。美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赤字，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已经变成一个最大的债务国。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会有一些变化，人民币肯定会升值，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升值原因，也是人民币会走高的原因。

说到中国政府是不是作出正确决策？我觉得是的，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变成一个浮动汇率，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有很多投机的资本，这些投机资本就导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一部分的扭曲，很多人在中国进行投资，他们都认为人民币会走高。中国人手中又会持有人民币，也会观望看人民币走高，这会让中国有大量的富余资金，也会有很多投机资金进入中国。所以，我觉得中国让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浮动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中国政府这个决定是好的。

说到中国经济，人民币的升值将会对中国经济有好处。中国政府整体的决策是正确的，中国政府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作的是正确的决策。出于中国自身的目的，应该这么做的。

问：罗杰斯先生，现在看到标价8 500块的房价，现在有4 000块钱就卖的。现在中国A股市场的钢铁到了这个时间了吗？未来什么时间会实现？

答：首先说到房地产后来又转向钢，我也觉得房地产的价格也是下降了，如果你要问我钢材的情况，钢铁企业的一些股票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我没有买过A股市场上钢铁的股票，但是当很多人都在建钢厂的时候可能会有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就没有买钢的股票。如果你认为钢的股票比较便宜你可以买，但是如果各地都在建钢铁厂，你就要小心一点，可能产能过剩。

问：您刚才说未来几年商品价格会一直走高，但是对于某些商品，比如铜的价格，已经是列入比较高了，我们会有很大的风险，什么时候应该退出呢？

答：镍、锌、铜现在已经都涨了很多了，在过去的2~4年间都涨了不少。我可能今天不会买铜，因为价位太高。但是其他的这些金属，包括其他的一些商品，比如说糖还是很便宜的，比历史的高度要低60%几。咖啡跟它的历史最高价相比，要低70%多。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其他的商品价格是目前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价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考虑买进那些比较便宜的，不要买在过去几年已经涨得很高的商品。比如说银，银也比它的历史最高价要低很多很多，所以我也会买像银这一类的还有很多上涨空间的商品。镍、锌可能我不会买了。

问：我来自地方投资公司，我想问您两个问题，一个是外国人进入中国股市渠道是什么？您看好中国股市最根本的一些依据是什么？

答：中国的股市过去2~4年一直都很糟糕，中国原来有一些经济泡沫，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很多经济泡沫已经破灭了。比方很多人说日本人还有美国人的一些经验我们都应该借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股市原来已经经过熊市，尤其是在90年代末，经过了一轮整合，这些泡沫破灭了，破灭了之后中国的股市已经是沉下去四五年了，中国政府也已经是做出了一些努力来改善中国的股市，中国的经济在不断地上涨，所有的这些因素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看到股市的泡沫已经破灭，而且政府也已经在整顿中国股市的投资行为。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股市在未来的几年里应该会走得比较好。这就是我为什么比较看好中国股市的原因。我现在已经买了一些中国股票，不打算抛掉。

问：罗杰斯先生，我想问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现在我们从西非等等一些国家买棉花，一些美国、欧洲公司从日本公司买一些东西，你去过非洲，非洲好像挺不安全的，如果跟非洲人直接做生意，有哪些要建议的？

答：你想直接跟非洲人做生意吗？

问：对，我原来是通过美国人、日本人跟非洲人做生意，现在我想直接跟非洲人做生意，有什么建议吗？你刚才说你环游世界时去过非洲，您介绍一下非洲的情况好吗？

答：说到非洲有两件事情。首先，我对非洲是比较乐观的，我参观过非洲好几个地方，我也看过非洲的股市。我原来买过非洲的股票，后来又卖掉了。对于非洲来说，如果要看到非洲的价格，我们看到非洲有很多很多的原材料，非洲尤其是在商品方面我认为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牛市到来。非洲自己产不出电视、冰箱，但是能产出大量的原材料，所以中国应该多跟非洲做生意，因为这正是中国所缺的。

在未来几年要了解非洲的股市，起码有15~20个股市，如果你想在非洲投资，先了解一下非洲的股市，可以买一些非洲的股票，你也要多做一些家庭作业。有些非洲国家是一场灾难，比如津巴布韦，津巴布韦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特别特别糟糕。津巴布韦的领导人去世了以后，有人甚至说要买下整个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已经变得一团糟。但是有些国家是挺不错的。在商品方面，如果直接跟非洲做生意，肯定是会大有钱赚，而且我也会关注非洲的。现在不会，但是几年以后我肯定会把非洲的一些股票买回来。

问：商品的牛市价格是由很多因素所驱动，您认为这些因素是如何推动这些基金的价格走势的？

答：现在最主要的赚钱手段是你首先要做足家庭作业，要了解这个市场，你可以买基金，但是要了解到基本的原理，你要知道这个基金现在做得怎么样。尤其是一个好的基金经理，就算是熊市也会为你赚钱的。如果是一个差的基金经理，就算是牛市也会亏钱。所以，基金的表现也要取决于基金经理的表现如何，有的基金经理就是很糟糕的，我们看到研究报告也表明，大概80%左右的基金经理表现都不如人意。如果你能够找到一名好的基金经理就是好事，假如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基金经理最好自己做好功课去购买一些指数，这一点比较保险，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基金经理，而且可能关于商品、期货、债券都要了解。

问：您对金融衍生品市场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见解？

答：确实金融衍生品市场现在正在起步发展，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跟西方国家相比还不那么成熟，西方已经15、20年前开始这样的市场了。在中国将会有很大的一个金融衍生品市场。如果你想要在职业生涯中夺得辉煌，我建议你们投身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因为中国将来在15~30年之内将会有一个巨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大家如果要进入金融衍生品市场也要小心，因为这个市场很可能会让你亏很多钱，而且亏钱的速度极其快。如果大家想要赚快钱，或者说你想要赚很多钱，可以去投入金融衍生品市场。但是我有2~3个建议：第一，你要深入地了解什么是金融衍生品，了解这个市场。第二，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问：您刚才提到商品大牛市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是不是还有这么一层原因？对整体的货币不信任？您是不是认为整体的货币都有泡沫？我们经常谈到商品泡沫、股市泡沫，货币有没有泡沫？

答：有商品泡沫，说实在话我没见过什么商品泡沫，商品还没有达到它最高的历史价格，包括咖啡、糖，包括玉米等等，它都没有达到历史最高度。所以，从商品的角度而言，它们还没有产生过什么泡沫。我不同意您刚才所说的有什么商品泡沫，因为既然它的价格还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还差60%、70%的水平，肯定不会发生泡沫。当然我们只有四五种商品，目前的价格已经超过了原来最高的价格。但是从综合情况来看，商品的泡沫还远远没有形成。我们知道在2000年以后，很多的国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些泡沫。

说到货币泡沫，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也没见过。我只见过西方有泡沫，但是我不觉得有货币泡沫，尤其也不会有商品的泡沫，比方说金属品，金属品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跟历史最高价比起来还低60%、70%，所以不会有泡沫，都不是泡沫。如果有泡沫，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什么是泡沫，泡沫是如何产生的。东西如果说大大地超过它正常的价格，每个人都在很疯狂地谈论这个东西时，比如股市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很可能就会有泡沫。但是现在我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看到什么泡沫，尤其是在西方，中国还没有产生泡沫。

问：刚才说您已经买入了中国股票，请问您买的是什么股票？

答：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不应该听别人的话来决定你买什么东西。我不能告诉你我买了什么股票，我做的很多功课，你不应该因为我买了你也买，你买东西之前应该做足够的功课，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你对什么是真正了解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对每件事情都比较了解，不管是汽车、时尚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总有一门你比较了解，这是你应该起步的一个领域，你应该从你已经了解的、做了很多功课的领域起步，如果你找到机遇，你会赚很多钱。你听我的，听别人的，不能让你成为富裕的人。我在旅游业方面，对于中国的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看好，我觉得中国将会出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未来的20年里中国的农业将繁荣发展，能源行业资源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赚钱领域。中国有很多机会，这是我看到的。

总结来讲，中国有大量的机会，中国确实有巨大的机遇能让大家赚钱。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不要听我的，不要听别人的，找到自己的机会，这样才能发家致富，不是听别人的。

问：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近几年日本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关系？木材期货怎么样？

答：日本和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日本也是亚洲的经济强国，所以日本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肯定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中国很重要的“顾客”。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跟日本的贸易很多，他们和我们的贸易也很多，而且向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就像日本在亚洲其他地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样，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的增长会让我们所有的邻国，如越南、韩国、朝鲜都会从中受益，将会有大量的贸易。加拿大会变得很富，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亚洲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变富了，邻居也会变富，因为彼此之间会有贸易。你从他们那儿买，他们从你这儿买等等，所以不光是中国的成功，也是亚洲很多国家的成功。印度在未来几年也会有长足的进步。大家记住的是，印度有10亿人口，在亚洲就有30亿人口，全世界才有60亿人口，1/2的世界人口就住在亚洲，所以我们一定要到亚洲来。绝大多数的西方经济体都已经达到了自己的峰值，美国、德国将来都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经济火车头，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将会是亚洲的世纪，所有的亚洲国家将会一起增长。

景观设计思想发展史

斯坦尼兹

北京市第四届科技学术月期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国际景观规划和城市设计权威卡尔·斯坦尼兹，应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北京园林学会邀请来华进行讲学。2001年9月8日，卡尔·斯坦尼兹教授在北京大学交流中心进行了学术报告。

非常荣幸我在这作一个非常长的报告，在我的大学一般我的报告只作两个小时，那是没有翻译的，因为报告很长，中途会休息一下，如果不喜欢我的报告，可以回家去。

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第一次是1987年，我非常高兴再一次见到孙教授和孟教授等等我的好朋友们。当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习中国的文化了，但是从本质上讲我还是受到美国和欧洲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从全球范围来讲，美国和欧洲的文化并不是最早提供景观规划概念的思想。进一步讲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是一个景观规划师，而且是面向未来的景观规划师，是受比较久远的、传统的观念影响的规划师。多少年来，我一直想作一个报告，告诉人们，以前的人是如何影响我现在的工作的。我今天就要给你们讲这个报告，你将看到很多著名项目的幻灯片。

我现在要介绍30个人，这30个人对我工作的极大影响和这30个人有关的情况。我对这30个人的报告是很简短的，实际上这些人做了许多事情，但这个报告只是抓住了同景观规划有关系的几个人的事情，用五句话或更少的话来概括。同时，现在作这个报告是危险的，包含许多我自己做的项目，这样的工作要通过很长时间才能受到人们的评价，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所以说现在讲是很危险的。最后一个部分会介绍我自己的两个项目。第一部分讲的是历史，不是自己的作品，最后两个部分我要讲自己的作品，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大的本事，而是告诉你景观规划现在的发展是什么状况。

现在讲的是理论上的东西，因为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特别是人口和资源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适合于美国、欧洲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中国；欧洲的东西，不一定是中国的东西；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我们在座的有景观规划师，有风景园林师，有建筑师，有规划师，我们把自己定义为某个头衔，实际上，这个定义都是人为的。我们把这三个学科都称之为设计学，设计统领了我们，所谓建筑师也好、规划师也好，总的概念是设计的概念。那么什么是设计，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所谓设计，就是寻求一个能够实现创造更好状况的，改变现状的途径。但是这里设计还是有尺度和比例关系的，尺度和比例实际上会造成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设计个后花园，可以设计个单家独屋，设计个城市中央公园，可以设计个小城镇，同时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个区域，一个大城市。你会做某一尺度上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能做其他尺度上的东西，我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做大尺度的、战略性的景观规划。我这么说，并不是小尺度的后花园或单家独屋式的设计不重要，但我更感兴趣的，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做大尺度的城镇和区域尺度上的景观设计，那么我的报告主要侧重于大尺度上的，而不是小尺度上的。

这是杭州，我的两个主要例子之一，是中国的例子，是南宋时候的。为什么西湖这么重要，因为就在1 000多年前，有人要在这里建一个人工的景观，这个景观最终变成自然的。它的重要就在于人们有意识创造了一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多数人认为景观规划只是一种保护的规划，这个例子告诉你，景观规划也可以在大尺度上进行改造、创造的一个景观。这是基于水的，地上水、地下水规划。在一开始的时候，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很漂亮、文化气息很浓的地方来对待，是作为很有艺术性、很有诗意的地方来对待的。伟大的景观设计，一要看到它的实用性，另一个要看到它的美，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正是基于既可使用的，又是为美而设计的，这就导致现在好多问题的出现。这是一个旅游商城，可以看到湖占据了3/4，这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城市的发展几乎要损害整个景色。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一方面城市设计是实用的，为居住、为工作需要而作的，正是为这个设计而产生的西湖文化历史价值，保护她的价值，就必须要牺牲和调整我们实用的部分。那么就出现三个关注点：第一点，大尺度的景观是可以创造的；第二点，景观是可以转化的，美的景观可以转化成实用的功能；第三点，文化的东西、美的东西是需要保护的。这个例子是800年前的，是中国的例子。因为它的诗意、它的画意。因此，在历史上是第一个因为诗意、画意受到保护的景观。我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因为文化，因为美而受到保护的景观，所有参观者到这里来不仅仅是参观这里的自然景色，也是享受这种文化。

马拉其斯家族，他们在大城市有住宅，他们在郊外也有住宅，这时候就产生了为农业生产进行设计的景观，原来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观。这个建筑、这个住宅、这个乡间别墅，用大量的画来装饰。这个家族拥有这些画、拥有这些景观，这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这是精神上的一种享受。以后的二三百年，这种美、财富的概念一直持续下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这个房子的并不是创造景观的农人们，而是那些具有规划才能的人。那时候也不是民主时代，统治者认为农民创造这个景观是美好的，但仅仅局限于统治者，这个观念保持了200年。在第二部分中我要讲这个问题。许多英国的景观设计师，或者是造园师，也认为高产的、丰收的景观（花园）是美的景观。

这是布朗，我们称其是“万能的布朗”，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是英国自然风景园的一个方式，并不是农业种庄稼是高产的，主要是作为牧场存在的，这是他创造的景观。有一个著名的设计师或造园师拉夫特，这个是他的名片，有好多著名的项目，以他的尺度看，一个例子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是非常糟糕的。其中一个最好的概念是，用两张画来反映，一个是以前没有改造、没有设计过的景观；一个是改造完了、设计好了的景观，这是一个好的概念，这不能通过一张图来表达，而是通过两张图来表达。第二个概念我认为是最糟糕的概念，这种概念认为花园是艺术，而不是自然的过程。设计是人工的过程，是艺术的过程，也就是欺骗的过程。认为大的设计是没有创造者、没有设计者、没有人工的过程，这是个不对的概念。我认为大尺度不是不需要想象，大尺度的设计师并不是没有创造力的，大尺度的景观同样需要设计。

罗伯特和波曼都认为风景园林设计或景观设计必须是人工，中国也有这个观念，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在12~18世纪这个阶段，法国的设计师江莫罗写了一本书，叫《设计的理论》。他的概念认为设计是一个管理自然过程的过程，是控制和掌握自然过程的过程。17世纪的概念是一个大的争议，景观设计是一个管理自然，而且必须是人工的过程，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世界许多大学里景观设计学系。这是他两个作品，是完全人工设计的作品，但它是按照自然的过程设计的。

这是查尔斯·艾利尔特，是位在波士顿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观设计师。在19世纪末，波士顿的规划者们知道其他城市也开始建绿地系统，而当时波士顿是个大城市，已经盖满了房子，艾利尔特当时就提出把开发商没有关注或认为没有价值的土地拿过来，把臭水坑、沼泽地、乱石满地的地方都买过来，用这些来建立公园和绿地系统。然后雇佣像Olmsted这样的人，来改变废黜的土地，你现在看到的波士顿很漂亮的公园绿地系统，你想象不出这是曾经非常破烂的土地。这里有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就是控制土地，保护土地，总有一天你会把它变成非常美好的地方。

这是盖迪斯，他是一个哲学家、地理学家，他还是个规划师，人们称他“万金油”。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中一个是盖迪斯剖面。盖迪斯在全世界走访了很多地方，在很多地方工作过，特别是英国控制的地方。这是他所谓的著名剖面，就是从高山到海洋，首先是开矿者，再一个是伐木者，三是狩猎者，再到牧羊人，再到农民，再到造园师，最后到渔民，这个坡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自然告诉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如果逆着这个做，那么你要花费更大的劳动，更大的能量。刚才讲的是第一个概念，现在讲第二个概念，它对东非、中非的规划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的概念包含在他的重要项目里。他认为城市设计本质上讲，是设计公园、设计花园、设计文化公共设施，剩下的土地让建筑师去充实，这是他的城市设计的概念。

我们开始时讲的用水造景观的例子，那么下面的例子讲的是，水是被排掉的景观，这是在荷兰。荷兰的意思，就是低的国家，老是有大的洪水，这个国家的人有两个主要工作：一个是要做高堤；另一个就是要填海造地。在18世纪中叶，随着人口的扩展，所有这种颜色的地方都是填出来的。这是不同于西湖的，这里的土地是机器造的，西湖是人造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这块土地看起来就像机器造的，不是有意地设计成别的东西。如果你是荷兰人，你得继续遵从荷兰的直线，就是因为机器创造了这种直线条，很少情况是与这个相违背的。在中国所有的路线都是曲曲折折，如果有直线，也是非常少的，因为一个国家需要大面积的土地，那么景观设计就要考虑它的经济需要，它设计上的高效、生产性，同时视觉上的可接受性。

这是艾克包，艾克包是20世纪最有贡献的景观设计师之一，这是1950年拍的照片。艾克包本人是个花园设计师，是主要设计花园的。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给洛杉矶地区设计住宅，他的设计方法就是非常尊重自然的景观，同时创造美的景观。当你看到这个景观时，没有人能理解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没有设计，他是在土地上进行设计的。他就是到现场，在土地上告诉你哪儿应该建房子，哪儿应该是停车场，在哪儿应该作改变，所以很难理解这就是规划。他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就是《用来居住的景观》，他对景观设计概念的理解，就是从艺术到规划，他认为艺术和规划是同一样东西，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记得美国的地图吧，上面有很多直直的道路。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应该建立全封闭的高速公路网络系统联系美国，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把这个工作交给了工程师，所以我们现在有了直直的道路，通常这样的道路破坏了景观，它们很直、很快、很安全，但不美、不舒服。

这是我的老师凯文·林奇，凯文·林奇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规划师应该重视普通人对环境的感知，重视他们的感受，重视他们的感觉。林奇出版了好多书，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城市印象》。中国有翻译本，这本书第一次把普通人在城市中的感知、体验，通过地图表达出来，让规划师来如何尊重它、利用它，如何引导它。这个规划的理念，就是自下而上的过程，而不是规划师把它的观念强加给普通民众，这是两本重要书中的其中一本。

这是哈伯林，最重要的景观设计师之一，他做的是小的设计，而这些小的设计，每次都要在区域尺度上来考查整个过程，他的设计又融入了整个区域尺度上的自然过程中去。他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跟中国的风水概念是非常接近的。

路维是维斯康辛大学教授，他花了大量时间考查美国中西部地区，在这个地区他做了好多规划。他为维斯康辛州做了规划，这个规划提出来重要的概念就是“廊道的概念”，是这时候第一次提出来的。刚才讲的彼德有个概念就是用两张图来表达，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两张图，那个是低密度的，这个是高密度的，高密度有保护走廊的，低密度没有保护土地的。

这是维亚克，是英国伟大的设计师。他有好多重要的贡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他的事业有很大一部分是告诉英国政府，如何来管理林业，其中一个概念是让英国政府不要单种纯林，要多发展混交林，来维护森林的多样性。他写了一系列的书，这些书就是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绿化，如何进行植树造林，如何丰富植被的林相，来创造好的景观。

我们做的项目是一个沙漠地区，现在还没有盖房子的，盖完房子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条河谷地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鸟类栖息地，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景观进行了非常系统的、复杂的研究，然后做出了非常满意的规划。当每个人都觉得很好的时候，就是说小决策，最后这小决策会带来大的灾难，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人们了解到，他们认为好的规划的时候，最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利用现代技术，利用多媒体技术，它可以把多种变化、多种可能性及变化展示给民众。我们在这里看看演示的过程，这个项目里很重要的就是河谷面临的冲击，也就是盖了房子以后，取地下水，取了地下水以后，河流会干枯，鸟类的栖息地会发生变化。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如果地下水位下降5米，那么河流就会干枯，鸟类栖息地就会消失，现在的挑战是如何来满足人口2万多人的一个小镇，这是一条河流，如果许多人到这儿来居住，取地下水的话，如果每家每户居住下来，打地下水，饮用地下水，河流、河床会干枯，鸟类而且是候鸟的栖息地就会消失，候鸟是从很遥远的地方到这来栖息的。这个模拟过程，是卫星遥感资料转换成这种多媒体演示过程，转换动画，然后模拟房子在增加的情况下，水位直线下降的景象，这是现状。2000年的时候房子出现，自由状况下，新的地下水位开采，更加水位下降。地下水位的变化，一直威胁到河流，河流死亡。大的野牛消失了，所有点红的地方变得更丑陋，丑陋的地方越来越多。

人民日报社社长在北大演讲

张研农

张研农，男，汉族，1948年11月生，四川阆中人，少年时代生活在湖南岳阳。在北京一零一中学就读初中、高中。196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哲学专业在职研究生班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

尊敬的周其凤校长、邵华泽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能够站在这个讲台，而且被主持人称为讲演，这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北大是中国第一高等学府。40多年前，我在一零一中学读书，与北大一河相隔，两墙之隔，那时候遥望着博雅塔，心里面一个感受是：向往。13年前，我送女儿来北大法律系读书，踏进燕园，就一个词感到北大：青春。今天，作为人民日报社的社长站在这个讲台，感受到来自北大110年和人民日报60年的双重压力，非常荣幸但很不轻松。

其实北大和人民日报有很多共同点，比如，我们都有较长历史，体量庞大，都是各自领域的NO.1，“领头羊”，也都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肩负重要的社会责任。而且我们还有人员的共享和资本的合作，人民日报有大批的北大校友，今天只来了其中一部分，在车上何崇元同志说，《环球时报》编辑部1/3是北大的学生，还有我们的老社长邵华泽同志，现在是北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他是我学哲学时不见面的老师，办报时手把手的老师。我们人民网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还设立了奖学金。京华时报中，北大青鸟占了经营的半壁江山。北大还是人民日报的重点报道对象，在人民日报上北大的消息占了人民日报的很多头条，第一个消息是在建国初期，北京大学二三百个师生联名上书毛泽东要求反侵略，刚才我们送给周校长的报道集就集合了人民日报报道北大的一些版面。

但是，我们互相之间的了解，似乎并不如互相之间的联系那么深。我们在北大作了个抽样调查，结果既让我们高兴，也让我们感到挫伤。高兴的是，大部分同学知道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挫伤的是，几乎没有人认真看过人民日报。这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先不去讨论这个结果，而是从传播者的角度去想，为什么没能让大家来关注人民日报？

你们是未来中国的领导者，将成为中国的社会栋梁，或成为管理中国人的中国人，如果你们都不了解人民日报，那我就对不起像邵院长这样的我们的老社长。所以今天来，就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些人民日报的情况，人民日报的变化和对未来的想法。如果要回答“人民日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个问题，那么首要的前提，就是要走近人民日报、认识人民日报、了解人民日报。

先请大家看几个版面。如果我不做说明，大家知道这就是人民日报吗？这是我们的抗震救灾特刊、奥运特刊、国庆特刊和一些日常版面。刚才这些版面，大幅的照片、疏朗的版式、醒目的标题、特色的报道，是不是跟你们心中的人民日报不太一样？

我再给大家念几个标题，《“雷”伤了群众信任》《辩证看待“火星文”》《我向省委书记“拍一砖”》。这样的词语，你们会想到是人民日报上的标题吗？

再来看我们的批评报道，比如《“被就业”是这样发生的》、《官员入股煤矿为何查而不处》、《万里长城为何屡遭侵犯》，比如刚刚发生的鹤岗矿难事件，我们人民日报跟踪还是非常及时的。热点事件追踪，比如南京“徐宝宝事件”。深度报道，比如《五问中国教育》。大家看看在内容上、标题上、选题上是不是还比较有锐气、有生气？

最能代表人民日报特点的是评论，在大家的印象中，人民日报的评论都是字正腔圆，包括一丝不苟，这是人们对人民日报的印象。我们随便找两篇最近的评论员文章，国庆60周年的系列评论，大家看看那种不容置辩的口气是否已经变得娓娓道来？还有我们的大型政论任仲平文章，在网络上被200多个网站主动转载，这样的政论在表达上、在视野上是否有些变化？

这是人民日报的任仲平文章，是在邵社长担任社长期间创立的，到现在为止整整16年，总共60篇，向任仲平同志问好，这里面有一段话：“马克思说过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人类现代化的长河中，中国改变了现代化的单向趋同，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再看人民时评栏目，这个“有锐气、有朝气”的评价，这不是人民日报自己说的，而是同行们说的。这是大家关注的“华南虎事件”，在华南虎照事件上，人民日报连续发了五篇时评，当时在网上广为转载，作者北大校友、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那一年被网上称为“打虎英雄”。

重大事件“躲猫猫”事件、“开胸验肺事件”等等，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和热点，我们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应该说还是有锋芒的。所以说，人民日报在保持传统特点的前提下，也应该说有不小的变化，有位网友发了一篇《请静下心来读一读人民日报》的博客文章说：“作为长期的读者，我感觉到了它的改变，它的改变的决心。如果我们还是用老眼光去看待它，也应该说是不公平的。”虽然相对于中央的要求、读者的期待、你们的期待、时代的变革和期望，这些变化还远远不够，但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努力和变化能够让你们看到，也能够得到你们的认同。

下面想从三个方面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些变化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一张走过60年的传统大报，我们是怎样认识自己的历史传统、时代环境和未来走向的。

一、从三个维度认识现在的人民日报（历史坐标、传播场域、国际格局）

1.历史坐标下的人民日报

去年年初，针对人民日报创办“民主政治周刊”等版面上的调整，南方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评论，认为不必过度解读这件事情，因为“国家越来越开放，政治越来越有迹可查，人民日报的政治晴雨表功能也该淡化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民日报曾是政治“晴雨表”，人们习惯在人民日报报道的字里行间，寻找政治讯息，揣度政策取向。比如1980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在五版发了一个“小豆腐块”的文章，叫《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当时被很多农民贴在扁担上，作为“合法”的依据，挑着货物去赶集，因为报道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农民挑着农产品进城卖掉，不是“投机倒把”。

人民日报在历史上有过一言九鼎的地位。但是现在，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让新的舆论格局“群雄并起”，人民日报不再是一枝独秀，社会也不再会一呼百应。甚至由于历史的原因，让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人民日报产生了一些刻板印象。比如今年7月，我们新创刊的“社会新闻版”的年轻编辑，在“天涯社区”发了一个征集新闻线索的帖子，结果引来大量网友“围观”。少部分是叫好：人民日报放下身段到网上来找线索；大部分是怀疑：人民日报报道这些吗？其中很多言辞还比较激烈。这让我们也很郁闷。

这样的情况就要求我们辩证地认识人民日报的历史和现实。一方面，党中央机关报的独特地位，让我们有了独特的“话语权”，但并不是“传播权”，因为“说话”是单向的，而“传播”是双向的，所以北大叫新闻与传播学院。目前的舆论格局，因为极大的开放和包容性，而带来了极大的竞争性，任何媒体都不能置身其外。如果我们不能用好党中央机关报的政治优势，不能将这种“话语权”转化为传播力，“主流舆论的代表性声音”就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积淀很深、积累很厚，积弊也不少。因为时代进步了，党中央与国家都在与时俱进，我们如果不做增量改革，不紧跟时代，那些积淀就会蜕变为包袱，转化为负资产。比如，我在人民网参加一次访谈时，就有网友将人民日报的文字称为 “土星文”，新闻研究界也有一个说法叫 “新华体”、 “人民腔”，“新华体”指的是新华社，“人民腔”指的是人民日报。在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中，在纷纭复杂的舆论场，仅仅有导向的正确性和权威性，而没有导向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我们秉承的“主流话语体系”，就面临着被边缘化和空壳化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

当然，在保持忧患意识的同时，我们也充满信心。这有一个小图表，反映的是各个报纸国庆社论的网络转载情况，人民日报社论的转载率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媒体。人民日报转载是174篇，远远高于其他媒体。

这可以说明在党和国家的重要事件中，在重要评论的影响力上，人民日报依然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在海内外读者看来，人民日报依然是中国社会主流舆论的代表性声音。

对于人民日报而言，政治“晴雨表”作用或许淡化了，但社会“风向标”的使命必须承载，主流舆论的旗帜依然要扛，主流舆论首席代表的责任仍然要担。不遗余力地传播主流价值观，是人民日报不可回避的责任与使命。

2.传播场域中的人民日报

讲到现在的传播场，先给大家讲一个小例子。前不久，我去参加人民日报社澳门分社的成立仪式，仪式还没结束，人民日报的手机报就已经发出了信息，手机已经迅速成为了新兴的媒体终端。而实际上，在仪式开始的头几分钟，就已经有随行记者通过手机，把相关消息上传到自己的微博上进行了共享，微博成了全新的传播载体。

随着技术进步，我们看到各种新技术，把从电脑到手机甚至到身边的任何物件，都打造成了出其不意的媒体。在这样的时代，甚至连讨论互联网都显得有些过时了。

当然，互联网在舆论场中的重要性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去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考察时，第一次与网友在线交流。短短几分钟后，中国各大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都在首页推出了这一信息。本来总书记是为人民日报成立60周年而来考察的，但总书记去人民网的这个新闻迅速遮蔽了这个原有主题，当然人民网也是60周年的一部分，但是很多人感到人民网成了主角了，人民日报60周年反倒被人忽视了。“总书记在线与网民交流”成为举国甚至举世瞩目的新闻，2个小时之后，路透社就发出了述评，其后法新社、俄新社等多家外国媒体给予报道……这个细节生动地说明了新媒体的力量。

确实，信息技术的进步，让中国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传播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是我们听你说，而是我们都在说，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打个比方，年轻人都喜欢去KTV唱歌，大家一起唱歌时，有一种人叫“麦霸”，拿着话筒，不管唱得好不好，什么歌都唱。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媒体场”，就好像是一个KTV包房，没有“麦霸”，“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我们国家来看，现在网民人数是3.3亿，手机用户接近7亿，这是近10亿支麦克风啊！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所面对的是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所描绘的，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在这样的传播领域中，人民日报不能总是霸占着话筒却唱不出好听的歌，也不能光是干坐着听别人唱歌，而是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方面是党和国家新闻传播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民日报自身发展的要求。在新的舆论格局中，不同媒体的竞争，核心是舆论引导能力的竞争，是传播能力的竞争。紧跟时代、勇于变革、赢得受众，就是新的传播环境给人民日报的挑战和机遇。

3.国际格局中的人民日报

这张照片是总书记在人民日报国际部考察时的照片，在这段话里面，总书记有一个最重要的说法，就是“新闻报道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与这种差距相对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故事”的渴望。改革开放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就是过去马克思所说过的一句话，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有一组数字意味深长。到2008年1月份，共有来自54个国家及国际机构的378家新闻机构约700名记者在华常驻。这个数字与2002年相比，驻华外国新闻机构增加了100多家，记者人数翻了一番多。

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中国的分量、中国的块头和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时代场景的切换，意味着我们新闻舆论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如果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声音说话，如果在国际舆论场中没有响亮的中国声音，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就只能是一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

实际上，在六七年前，人民日报内部还曾为“国际新闻能不能上一版”进行过争论。而现在，我们有39个国外记者站（现在已改为分社），每天的20块版面中，有3块版专门报道国际内容，如“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坠崖身亡”、“民主党获得日本众院选举胜利”等国际新闻，也常常出现在“寸土寸金”的头版。《环球时报》也于今年推出了英文版，全面提高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

我们的新闻报道，我们“自己的报纸”，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国与世界交流对话的平台。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让许多中国人深受刺激的话。她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话虽刺耳，但说出了中国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大国，不是靠卖衬衫给世界贡献多少GDP就可以的，它更需要在文化、在人类的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力量。在经济硬实力之外，我们必须铸就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增强体现自己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力。

在这方面，作为承担政治传播任务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责无旁贷。如果没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主动意识，没有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广阔视野，就很难在国际舆论场中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也很难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

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第一大报、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理应承担起“向世界传播中国”的责任。北大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民日报要建成“国际一流媒体”，面向世界的气魄和决心一样，任重道远的前景也一样。

把人民日报放在历史坐标、传播场域、国际格局这三个维度中去考察，能知道人民日报从哪儿来，现在在哪儿，更重要的是，也能明确我们将往哪儿去。接下来，和同学们说说第二个问题。

二、人民日报的发展变革

概括地说，今天的人民日报将朝着着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传播能力，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和现代传播体系的方向努力。具体是两个方面：一是打造全媒体传播的媒体战略；二是传播观念的变革创新。

1.打造全媒体传播的媒体战略

去年两会结束时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我们报社的一名女记者站起来提问，自我介绍时说的是：“我是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她问的问题，也是来自“两会关注热点”、“我有问题问总理”等网上调查的。

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的关系大家都很清楚，而实际上，人民日报社也一直在按照总书记“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的要求，进行着“全媒体传播”的探索。这其中，有人民日报，中国第一大报；有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外宣传；有人民网，重要官方网站；有环球时报，民间舆论重要载体，还有京华时报、北京人的都市报等等。

人民日报社目前有20多种报刊，形成了一个“媒体方阵”，报纸除了刚才提到的 《环球时报》、 《京华时报》，还有 《健康时报》、 《中国汽车报》、 《中国能源报》等，杂志有《环球人物》、《人民论坛》、《大地》等，我们还有人民日报出版社。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我们正在按照全媒体传播的媒体战略，积极整合报社的资源，形成合力。

以今年的国庆报道为例，我们组成了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环球时报、京华时报等共同搭建的立体报道平台，报与报呼应，报与网联动，资源共享，形成合力。人民日报，推出国庆特刊，60个版，市场反响很好，在报刊亭上卖出了超出标价的价格。人民网综合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漫等形式，直播报道国庆阅兵的盛况，还有让网友留言祝福祖国的专题页面等等。环球时报大量报道世界各国和地区人民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关注，并针对一些歪曲报道，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京华时报在街道上、胡同里抓细节、抓故事。党报、网络、都市报等不同特质的媒体在运行上形成互动和呼应。

大家可以看到，舆论引导新格局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出来。这也就是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所说的，“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在今天这个时代，人民日报必须构筑自己的媒体阵营，在面对不同受众的对象化传播中，实现自己的传播效果。

2.传播观念的变革创新

这些年来，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感到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源于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更源于不断发展的时代要求。我们说时代发展的场景变了，从国家而言，我们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治国理政的思路更清晰了，比如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闻传播观念的变革，成为近年来新闻界改革创新的直接思想动因。人民日报这些年的变化，可以说本质上源于我们党、我们时代的迫切要求。

一张背负深厚传统的报纸，如何实现传播观念的变革创新？

在今年的世界媒体峰会上，美联社社长兼首席执行官汤姆·柯里在会前专程到人民日报社，我们谈了2个小时。他讲过这样一个“篮球比喻”：1984年，篮球界引入“三分球”规则，使得三分线外的小个子投手和篮下三秒区中的高个子球员变得同样重要，一个小小的改变，提升了整个运动。实际上，不是只有大的改变才能带来大的变化，小的改变也可以带来真正的创新。关键是需要找到那一个点。

对于媒体传播而言，也是如此。人民日报也在办报的实践当中，不断更新传播理念，力求寻找到这样的创新点。

在传播内容上，我们找到的点，在大家看来，就是“新闻规律”。在抓新闻上，突出了两条：一是新闻提速；二是新闻分析。用提速争取速度，用分析展现深度。推出“热点解读”、“人民时评”、“国际论坛”等一批栏目，对应读者的需求。

比如北大的新闻，“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实施方案推出第二天，11月10日，我们就刊发评论希望“实名推荐不要变成权力寻租”；在首批获得推荐资质中学名单公示第二天，11月17日，我们的文化新闻版进行了报道，并从“社会信任缺失”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北大此举遭到质疑；18日，我们的“人民时评”又刊发评论，呼吁给北大的教育改革多一点宽容，对这件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

来北大，讲北大的事，大家感兴趣，正说明新闻“贴近性”的重要。实际上，在办报的过程中，也正是如此，有效引导舆论，必须研究受众心理，满足公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

这些年来，中央一再强调媒体要注重新闻传播规律，并形成了在突发事件上“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正确引导”20字方针，正是按照这个精神，我们对群众关注的重大突发事件、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作了积极探索。前不久发生的上海“钓鱼执法”，我们除了发布事件动态新闻，还刊发3篇人民时评。又比如最近的“南京孕妇事件”、“足坛抓赌打假”、 “牵尸要价事件”、“创业版泡沫”等热点新闻中，我们都在第一时间发言，表明态度和立场。在很多人看来，人民日报代表了中央的声音。对这些社会热点不回避、敢直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的作用。

在寻找创新点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只要我们能够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群众诉求，把握时代脉搏，就能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推动时代前进，赢得读者、获得尊重、产生影响。

了解了人民日报的历史坐标，了解了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人民日报未来努力的方向，我们再来谈谈第三个问题。

三、人民日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这张照片是人民日报人，大部分是“80后”，汶川地震改变了我对“80后”的看法，从担心到放心，从可气到可爱。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有社会责任、有职业精神、有专业素养、有开阔视野。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媒体，是要有一份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的。新闻这个职业，被称为社会的瞭望者，没有敬业、乐业的职业精神是不行的，要客观公正，要激浊扬清。说到专业素养，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全媒体记者。新闻发生时，能够及时赶到现场，用手机短信给人民网传回短消息，用数码相机拍摄现场照片，用DV拍下现场视频，用笔记本写下现场报道，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或无线网络传回。开阔的视野是与我们这个开放的时代相适应的。新闻报道时，要能够打开思路、打开视野，用鲜活的文字，传达深刻的思想。

当然，我们也需要经营人才、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人才。总之，我们需要年轻人，尤其是有理想、有激情的年轻人。鲁迅先生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北大走过了100多年，依然因为有在座的各位而青春洋溢。走过60年的人民日报，同样希望因为你们的加入激荡起青春的激情。

作为一个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十几年的“人民日报人”，我无法像学者一样，不带感情色彩、客观冷静地分析、评价人民日报。我对人民日报的感情，也并不是因为我处在人民日报社社长的位置，它更源于我作为人民日报一员对人民日报社文化的深切认同。这种文化是包括邵社长在内的一代一代人民日报人共同铸就的。

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些图片。这是人民日报的生活，是你们那些在报社工作的师兄师姐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从燕园到金台园，你们会发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样的青春活力和创新热情，一样的学习机会和娱乐生活，甚至一样激荡在我们心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这些学兄学姐们选择了人民日报，因为他们深知，将自己的未来与这张报纸联系在一起，将能够见证并推动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变革，无论这种变革多么艰辛、多么漫长、多么任重道远，但我们坚信它会有美好的前景，坚信它会在我们的参与中一天天接近。

欢迎你们到人民日报做客，欢迎你们到人民日报工作。谢谢大家。

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劳伦斯·萨默斯

2002年5月14日上午，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率领哈佛大学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大学，并向数百名北大师生作了题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的演讲。

萨默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1954年11月30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他的父母均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还有两位亲属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萨默斯年仅16岁时便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物理，不久后转读经济。1982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3年，28岁的萨默斯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萨默斯1982年开始涉足公共事务，成为里根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91年，他离开哈佛大学，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1993年，他进入财政部，担任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1999年7月，他出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2001年7月1日，萨默斯出任哈佛大学校长。2006年6月，他辞去哈佛大学校长职务。

萨默斯在学术界成绩斐然。1993年，他因在经济学界的杰出表现获得美国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他还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艾伦·沃特曼奖的社会科学家。萨默斯还是美国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和美国艺术科学学会成员。

在2009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萨默斯担任奥巴马竞选班子的经济顾问。针对美国的金融危机，萨默斯在9月29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示，经济紧急救援措施只是一个开始，政府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分配这些救援资金，才能获得最大化控制损失的机会。萨默斯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曾多次率团访华。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正式提名劳伦斯·萨默斯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闵校长、许校长，感谢你们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你们对我所表示的热情友好，也感谢你们对哈佛大学代表团表示出的热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学代表团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来我们访问中国最大的代表团。我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识，教书育人。能来到中国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访问，我感到万分激动。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学子谈谈他们将要继承的这个世界。

如果你们认真思考我们在大学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们能认真思考全球化这一现象，我想我们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现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进行一种深刻的转变。这就是，与以前相比，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来说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想想我们周围的一些例子。我坚信，两个世纪以后，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被载入史册的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只能在历史书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20世纪后50年中，十几亿或者是近20亿人迈入了现代化的社会；是10年之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双倍的增长，而且又是在10年之内亿万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增长。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千年，这一事件足以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相媲美。

这些增长的中心是什么？这个中心是中国。中国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中心也是知识，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因为在欧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在上一个10年之中以及上上一个10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

这反映了现代科技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也反映了知识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科学有能搞明白疾病产生过程的潜力。在我们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学有潜力在每一个分子的层面上搞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什么让人类痛苦和死亡，并且能发现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办法。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时代，我们能够比其他任何人类历史上的时代更有能看到医学进步发展的潜力。

这一切还与什么有关呢？它还与知识的增加有关。我们知道知识是在不断增加，知道学术研究的过程，也知道知识在寻找其并不明显的用途的过程。我们知道善于发现新奇事物这种天赋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各种机构的作用。

让我对知识进行一个总的评论，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

让我给大家举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许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在大学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数学。也许在数学领域中被运用的最少的是数字理论，即对数字的研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发过E-mail的人都会从在近25年中发现的数字理论（恒甫案：应翻译为数论）中获益，因为关于素数的研究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种计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这些，都来自我们所拥有的最抽象的一类知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局势很困难的那部分世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举这个例子似乎有些奇怪。这些年来，美国对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维营就中东冲突在以巴双方达成的协议。很显然，我们并不是今天中东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但是那是通向稳定的重要一步。据参与过这次谈判的人说，我们的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关键。这种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一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对宗教的研究和对2 000年前历史的研究，看来抽象和深奥，然而，这些知识对一个关键的、实际的成就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可以不停地从大学的几乎每一知识领域来谈论知识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有一类知识是我们很难掌握的，那就是预测哪一类型的研究、哪一类型的纯理论探索会对未来社会做出最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样的，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

很显然，这种对知识创新的追求不只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里，而且出现在商业机构的运作中，这些非常实际并为利润驱动的机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为自己做着筹划。不久以前有一次，我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聊天，他问我，哪个机构雇用的博士毕业生最多。我认为，有可能是哈佛大学，也有可能是某个天文台。而他给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过去一直在搜寻那些极其有资质、非常有能力做数量研究的人才，因为这些人能在金融市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的确，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一流的商业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不断地寻找非常有创造力、受过最好的教育、资质超群的人。的确，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具有一流大学的一些特质。

那么，一流大学最典型的特色是什么？首先，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当学生做研究验证某一教授提出的假设或理论时，这个教授当然希望这项研究结果出来后会证实他的假设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人。然而，无论研究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教授会坚持认为这项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发表。我们哈佛大学有些教授对进化论的本质、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有他们独特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教授都坚持认为大学的职责就是雇佣一流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学者加入他们的院系，无论这些学者是否赞同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种强调以质量来判断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界。商业领域的人们谈到统治集团的消亡、谈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在增加、谈到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我敢说，这种通过质量而不是来源来判断思想的方法对近二十几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至关重要，它也对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至关重要。

大学所承担的第二个重要的任务是对视角多样化的承诺，不管这个人来自什么背景，只要他能为我们的卓越做出贡献，我们就愿意招徕他。这一点也正在被更广泛的世界努力赶上。这也一直是我们哈佛大学不断追求探索的东西。一个世纪以前，哈佛大学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绅士培育来自新英格兰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的地方。它不向上过公立学校的学生开放，也不向黑人学生开放，也不向女生开放，也不向出生在美国大部分地方的学生开放。就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些哈佛教员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离开学校。哈佛大学对某些团体也有限制，因为如果不限制这些团体，它们就会变得太多，会使人们觉得不舒服。

现在，哈佛是一所非常开放的大学，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无论你来自哪个种族、无论你来自美国的哪个州，也无论你来自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我们想更加包容和开放，如果我们想从多样化视角所带来的好处中受益，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想把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吸引到哈佛大学来，我们仍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把我们抛向杰出人才的网张得越大越好。

正如大学的演变一样，最优秀和最尖端的商业机构、领导最好的一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再根据人际关系来挑选少数的精英，而是转向发现最有才能的人、最能给他们做出贡献的人。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正在进步，我们的进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基于大学的模式。

第三个区别是大学里最真实、最特殊的一点，但是这一点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也越来越重要。在这一点上，也许大学和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就是，强调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当我们考虑一项学术研究时，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判断它明天的影响、下一周、下一个月或下一年的影响，我们追求的是从长远来看，为最终能产生最大影响的知识做贡献。

越来越多一流的商业机构、社会中一流的团体，不仅在尽量快速地前进来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而且还重视长期效益，他们都在投资一些不只在明天，而是在将来会产生影响的思想。

让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30年前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生物工程如果从其市场价值来看，现在值几千亿美元。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年创造过这么高的利润。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它将会带来的潜能，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进行了投资，正如大学所做的一样。当大学引进一流的学者，让他们充分发挥其想象力时，尽量不去指挥他们，依靠这种想法，从长远来看，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知识才会有价值。

这是大学最根本的信仰，这是在美国已经成功的信仰，而且我认为，它会给任何想追随这一信仰的人带来成功。美国所授予的主要专利中大约有75%，从很重要的方面来讲，是从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中获得灵感的。来自世界各地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学生的愿望就是让不为谋求利润、自然也不用“竞争”一词的大学，同美国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出口业务比起来一样成功。

那么，是什么促使美国大学成功？我们现在关于创办一流大学的最佳见解是什么？我想就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我还想就大学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进行探讨。

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画脚。

让我告诉大家一些其他重要的东西，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大学能够成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一些人在赚钱这方面非常成功。他们在经济方面为哈佛大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学校的建筑物，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项目，有时我们还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教授职位。今天早上当介绍我的一些同事时，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他们中很多人的教授职位前都有挂名：有人被称作克芬斯汀数学教授，有人被称为斯蒂姆森法学教授，还有其他一些教授职位也被提到过。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的：你可以到哈佛大学，提出承诺要为一个数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但是你无权告诉哈佛大学谁应该被任命为这一教授，或这个教授必须信奉什么。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会说，而且我们也曾经说过：“把你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把你的钱拿到别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要理解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这是创办一流大学最基础的东西。

对创办一流大学至关重要的第二点是，这些大学在极力地争夺最优秀的人才。早些时候，在中国的一次聚会上，有人问我，对于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我能给点什么建议。我说，从长远来看，要想创建一流大学，只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拥有最具创造力、最积极思考、最聪明的师资。我说，如果一个大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年轻学者，吸引他们留在大学工作，他们就会发现一些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学生就会朝这些一流学者涌去，很多研究基金也会涌向这些一流学者。最终，成为一流大学的承诺是一定会实现的。

创造一流意味着不能有完全同等对待每个人的观念；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拥有最新思想的人一定是那些拥有最具威胁思想的人，而且学校还要学会化解这种威胁。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接受最优秀的人，因为最优秀的人并不总是最容易相处的人。的确，事实是能使人们最具创造力、使他们最富挑战性、并使他们的思想令人振奋的特点同时也是这些人难以以最顺畅的方式适应社会的特点，而一流的大学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尽力去寻找这些最优秀的人。

对保持一流大学很重要的第三点是，这些大学必须不断寻找方式来衡量自己，不断寻找方式来给自己追求卓越的压力。在商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领域中，毕竟，大多数的机构都是如此，他们有一种现成的方式来衡量他们是否是一流的。这就是账本底线，这就是利润。而大学却没有这样的衡量标准。因此，大学需要寻找其他的方式来确保自己总是朝一流大学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这些方式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学者们去寻找外面的研究基金。在哈佛大学，我们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很大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得到学校的资助。部分理由是因为我们的经费紧缺。我们想确保这些有限的经费能被用来支持那些如果大学不提供资金，其他人也不会资助的领域，这样，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能够提供研究基金的机构也在做他们自己的调查、做他们自己的监管，他们对什么是最出色的研究项目会做出自己的评判。当他们进行这些评判时，资金就会流向那些能不断出成果的人，而不会流向那些成果很少的人那里去。

在大学，我们还做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而且我们还会在以后更加积极地去做这些事。这就是，对于学校的每一部门，我们都会邀请世界上顶尖的专家来评审我们的项目，告诉我们这项管理进展的如何、它的作用发挥的怎样。我们用这些评审来作为我们确定未来方向的基础。我们不允许那些正在负责某一项目的人来选择谁来评审这一项目。相反，我们会从外面寻找那些最挑剔的人来做评审。

这一原则不只适用于各种项目，而且也适用于个人。在一个人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之前，他需要得到的不只是其所在领域将会成为其同事的人的认可，我们还会发信给他所在领域各方面的顶尖专家。这些专家要把这个人与同一领域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在任命任何人为哈佛大学教授之前，我们都会对这些评审进行仔细考虑。比较和竞争是给自己压力去不断追求一流的重要方式。

大学的第四个方面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那就是，大学以集体价值观的名义把自己置于很强的领导之下，这一点很具有讽刺意味。我曾强调过美国的总统也无权任命任何一个人做哈佛大学的教授。但是同时，美国一流大学的目标就是要产生很强的领导人物。试想如果哈佛大学的一个学院有一个新院长的空缺。这个新院长产生的程序是什么？在世界很多地方，在全世界很多大学里，新院长往往都是由这个学院的教员投票选出来的，或新院长是基于某一学院大多数教授的同意而被选出来的。这种方式是很有效的。当一群教授做得很成功时，他们会从自己中间选出一个能使他们的成功最有效地延续的人。但是，这样做也会常常产生平庸的人，出现不少弊病。因为当一个机构运作得不是很好的时候，如果要选出一个新的领导，人们选出的常常是一个不具威胁性的新领导，而不是一个能承诺创造出卓越的新领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哈佛大学，我们给予大学校长这个权力来任命各个学院的新院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流大学里，大学董事会来选择大学校长，而不是通过大多数学生和教工的同意来选择校长。

如果说我在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之际，非常荣幸地当上了哈佛大学校长，我确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只是自1860年美国内战结束后第七个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人。确实，让有很强领导才能的人长期担任职务的这一传统，使得大学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持续更新自己。

我认为以上列举的每一方面，很强的领导层、竞争、外来的审察、对人才的无情竞争、与政治的分离，都非常重要，因为其中的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到，每一条都很难。但是，在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这一时代，这些方面不只在大学，而且在全社会，都变得很常见。

摆在我的大学、美国的大学，还有依我之见，全世界其他大学面前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我将重点谈论五个大的挑战，五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我想，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些答案，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并不是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

首先，努力设法解决全球化的问题，把我们最优秀的东西传播出去。从很多方面来讲，世界与从前相比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正如我在演讲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10年前中国发展的状况，那时人们没有办法从中国往美国打电话，这表明我们现在比20年前交流的机会多多了。一年前，如果你让美国人说出世界哪一个地方非常遥远、非常落后，而且对美国无足轻重，他们很有可能会选阿富汗，这是袭击纽约的本·拉登恐怖分子的大本营。我们需要调整大学的教育来促进学生不光是对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的了解，而且要促使他们了解全世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社会感，这会极大地促进大学的成功。

想达到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很重要，但是如果这些合作只在中国进行，那它就很难使远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区的哈佛学生受益。因此，促进我们对全球化的参与、对全球化的理解，同时又保持我们的社会感，这些都是首要的、关键的挑战。

第二个关键的挑战是保持大学的社区感，大学的自治感，因为知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有用和实际，而且被更广大的社会需要。我，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一直被认为是做抽象研究的人，也都有机会担任我们国家的财政部长。当我以部长这一身份访问世界时，我也遇到了许多其他曾经是教授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担任着类似的职务。一个接一个的领域，出于实际的原因，人们对一流思想的需求为大学创造了巨大的、充分发挥其贡献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第三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保持我们对那些从目前来看不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领域的承诺。我认为，正如我在这个演讲刚开头提到的，人们无法预测未来什么知识领域会很有价值，对此我深信不疑。适当的思考会使我们探索的范围更大、更广。

但是，当我们急急忙忙地处理一些被每一代人再度提出的问题时，我们又遇到一个挑战，那就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永恒的问题，如人性的本质、人类的冲突、人类家庭以及许多传统文学名著中所描述到的一些进退两难的困境。在我们下决心要变得精明和目的明确时，我们不应该牺牲培养学生博学睿智的机会。这是大学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如果大学在管理方面的训练做得少一点，社会上其他的机构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一点。如果大学不全面考虑未来商业的行为准则，其他机构会考虑这一点。但是如果大学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学不寻求对历史的理解，那么这些东西很可能就会失传。这将会是人类悲剧性的损失，也是我们造成的悲剧性的牺牲。

第四，大学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知识结构。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调整我们的大学设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法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教育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物理和化学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系。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人类传统的知识结构，然而，没有任何知识是一模一样的，没有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当学者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一点就变得越来越有道理。以前，据说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识；后来，据说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某一学科，如物理和经济学中所有的知识；今天，要掌握一个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如宏观经济学的知识，都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但是同时，很多非常重要的发现都是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无论是在化学和生物之间，还是在考虑应用于音乐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共同主题，或是在把教学的广泛应用扩大到人类探寻的越来越多的领域。我们必须准备去利用这些重要的边缘学科领域的研究。

最后，大学需要适应这一不断变幻的世界所带来的变化的机会。在未来，教育将会变成一个终生的需求。我们已经看到被人们称之为“燃料箱”的这一教育模式的结束。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人们年轻时用知识来给自己填充燃料，接下来在其一生的工作中逐渐消耗所学的知识，直到退休。现在，通过因特网向数千英里以外的人传送知识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因此，教学本身、教学对象和教学方法都要改变。在一个重要科学领域，如粒子物理的主要研究论文现在有300个合著者。诸如人类基因组测序之类的研究项目耗资数10亿美元。这种工作规模的变化、合作本质的变化都会改变或迫使我们改变大学这种我行我素的传统。但是同时，正是我们对最有创造力的个人的尊重才会常常产生重大的成就。使大学适应这些新的机会，但是又保存它最有特色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另一挑战。

今天，我在此尝试谈论了一些我认为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和大学面临的一些挑战。我希望我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我更希望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因为我坚持认为，如果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粮食上；而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和运用钢铁；那么在我们正在前进的当今世界上，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产生和运用知识。在这点上，没有什么机构能比大学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有幸待在大学里的人需要常常很认真地去思考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正如我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所讲的，大学永恒的传统应该是我们要永远年轻、永远要承诺不断更新自我。这就是全世界大学应该做的。我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中国最高学府中的各位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非常感谢大家。

劳伦斯·萨默斯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我很认真地听了您的演讲，对于您讲到的该如何把大学变成一个一流的研究机构，我听后深受启发。但是，我认为你并没有提到学术研究的目标。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们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比哈佛大学的小多了，但是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比哈佛大学多。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教授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政策方面的贡献更多一些。因此，我的问题是，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你怎样指导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你对北京大学的校长有何建议？你觉得北大是否应该鼓励教授在一些国际刊物上发表一些与中国政策改革无关的文章，或你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多做一些政策研究，尽管这些政策研究性的论文可能没有机会发表？谢谢。

答：你所提的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我会用传统经济学的方式，也就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检验一个大学的研究，最终得看它对真理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要有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如果这个思想是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它最终一定会找到其重要的应用。但是，大学被建构出来的方式就是允许其有一定的研究范围。我认为，一个出色的大学一定有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思考如何理解经济系统，他们关心的只是纯粹的探索，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的建议或政策建议是否能得到发表、是否能得到实施，等等，但是他们尽量争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这一领域一流学者的尊重，这对一个出色的大学是绝对关键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大学里，我们也应该给予比较职业化和可实施性教育一些空间，也应为职业培训学校提供一些管理方面的训练，还应该使职业培训学校与政策制造者一起合作来分析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我认为强调纯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领导大学的人不强调纯学术研究，那么没有人会强调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强调纯理论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刚开始演讲的时候举了一些研究的例子，这些研究都是从非常纯的学术研究开始的，然而，它们却有比表面上较实用的工作更有实用价值和影响。

问：先生，早上好。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会员、国际政治学院的学生。事实上，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比较严肃；另一个比较有趣。您更喜欢哪个问题？

答：如果你抓紧时间问，我会两个都回答。

问：那好，事实上，去年票房排名在前十的一部电影是“Legally Blonde”。这部电影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以哈佛大学法学院为背景的。在这一部电影中，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被描绘成严肃的、无聊的、丑陋的学生，教员也被描述为严格死板的、难以通融的人。我想问的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当你遇到社会上这类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你会怎样来保护你的同事和学生的声誉？谢谢。

答：我不知道，我是否明白你的问题。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Legally Blonde”这部电影？“Legally Blonde”这部电影拍得确实不错。除了其他一些内容，这部电影里有一些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子播放了一段她自己在一个很美丽的游泳池游泳的录像，以此作为她申请哈佛法学院的依据。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哈佛法学院发生的。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很多哈佛法学院学生住过的公寓楼里住过的人，向你们保证，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一点都不那么死板、严肃，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喜欢开心地去玩，而且有时，由于哈佛的学生、哈佛法学院学生的联欢和庆祝活动使得周六午夜时分同楼的人都难以入睡。

问：谢谢你，萨默斯教授。当你提到人们的努力是获取新的知识，这使我想到了追求知识和维护道德之间的冲突。大家也许知道，上个月有一家关于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一个丑闻。他们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些研究、有关基因的研究，被怀疑侵犯了道德规范，更进一步说是侵犯了当地农民的基本人权。我好奇地想知道，哈佛大学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类似事情在未来再发生？或者，你会不会只让公共健康学院自己独立地解决这一问题？在面对类似这样的冲突时，你的责任是什么？谢谢。

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事件确实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这是公共健康学院院长的责任，最终，作为一校之长，我的责任是处理这件事，把所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此类事件不会再发生。而且，我们已经以很严厉的方式修改了公共健康学院涉及运用人、涉及与人有关的所有研究程序，以确保类似的错误再也不会发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让这一点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人类的利益决不应该成为抽象的科学探寻这一概念的牺牲品。我们能够坚决要求一些程序应该被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来确保科学家个人不会擅自做出这种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应该受到仔细审查。接下来，当这些程序被认可能够做实验时，我们可以监控这些程序以确保他们事实上是在被密切关注着的。这是一个对什么是大学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我和我们大学的其他领导在这件事引起公众注意时，想尽快做出回应的事。我们可以改变这些程序，这样如果类似的错误以后再发生，这些错误会很快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问：早上好，萨默斯先生。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成员、法学院的学生。今天你可以看出，你受到了我们热情洋溢的接待。如果北大校长去哈佛大学，你认为他会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热情洋溢的接待吗？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正如你刚刚提到的，知识在今天的世界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你认为哈佛大学的学生对于中国了解得够多吗？或者，他们是否对中国人有种错误和敌对的态度？谢谢。

答：在美国、在哈佛，我们过分地注意内在的东西。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对内在东西的注重比我们应该注重的多得多。北大的校长应该得到我在此得到的同样的热情接待。我们大学的领导一定会给予他这种热情接待，但是我无法完全肯定他是否会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礼遇。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这样的礼遇，这只能是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给予他们的教育问题，而不是北大的问题。我们越来越多地鼓励我们的学生多研究一些国际事务，特别是多研究中国和亚洲。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猜，如果我让在座的各位举手看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或者听说过他，或者乔治·华盛顿，请大家举手。

如果在哈佛做类似的事，问他们是否曾经听说过孙中山，除了那些选过每一年越来越多的教员开设的一些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课的人以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孙中山，当提到全球化时，这是在未来我们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我认为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美国人对于世界其他人民和国家想得太少、太缺乏同情心。

问：非常感谢您给了男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从1924年以来，普利策新闻奖已经有41次颁发给了哈佛前任或现任教员。哈佛大学有没有什么特殊机制来鼓励和培养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另外，如果有一些学术腐败，比如剽窃，发生在哈佛大学，会受到什么惩罚？谢谢。

答：我们非常非常重视剽窃这一问题。剽窃的学生会被要求离开大学，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允许再回来读书的。或者，至少在他们回来之前，他们被要求要离开大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对教员我们也坚持这样的原则，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剽窃他人成果的。我认为，就剽窃这一问题而言，我们应该产生一些程序来确保我们对大学里的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普利策新闻奖而言，我为哈佛大学的成绩感到自豪。但是，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在于我们无情的竞争以得到最优秀的人；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最优秀的人，而且他们想做最出色的工作，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他们受到挑战，被敦促着做最优秀、最具创造力的工作。我认为，就创造一个智力界而言，我提到过的那几种价值对促进这方面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

问：您好。我来自台湾国立大学医院。很久以前，我曾经在Associate General医院和哈佛的波士顿城市医院学习过。我认为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研究是很有名的。我的问题是，与其他哈佛大学的校长相比，你对哈佛的贡献是什么？顺便提一下，我的同学，我想你们见过面，现在在台大。非常感谢。

答：我希望我的贡献将是在我前任哈佛大学校长所做的基础上，使哈佛大学更加成功。我认为，一个大学的校长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量培养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尽量培养一种文化，吸引最优秀的学者到哈佛来，让他们在这里能有最好的机会与其他学者相互合作；检验学生、挑战学生；以保证我们能对以快速的方式正在被开辟新的探索领域做出反应。比如，我认为在我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一些重要的机会，一些新的领域将会被开辟，它们就是我提到过的正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那些了不起的事情。能够保证大学以饱满的精力对这一机会做出反应将会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怎样使不同的社会，像美国和中国，能够越来越紧密地保持联系，怎样使这样的联系尽量产生正面影响，全球化这一问题也应该越来越多地成为大学研究的焦点。例如，我们刚刚修改了我们的程序，使得哈佛大学的学生比以前更容易得到出国学习的机会。哈佛大学正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考虑我们本科教育的教学大纲。如何教授学生以及教学大纲的特点是需要我们时不时考虑的东西。人们实施一个系统、让这个系统运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获得了这一系统的经验，这时新的知识就产生了。重新检查这一知识也是应该的。哈佛大学已有25年没有做过这么全面的检查了，这是我们在接下来几年中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问：萨默斯教授，如果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一个好工作，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失败？当一个学生从世界一流大学毕业时，你认为他需要具有什么样的品质？谢谢。

答：如果哈佛大学毕业的好学生找不到工作，我认为这不是哈佛大学的失败，而是美国经济的失败。我想一个学生最重要的是应该有思考问题的能力。这跟今天所谈过的内容有一点不同。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也许，我早该提到了这一点，早该就这一点谈上几分钟，那就是，有一段时间，教育是在教授一些知识点。它所传授给学生的是如何做乘法，如何拼写，如何拼写单词，如何掌握不同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如何掌握不同的物理公式，如何记住主要书籍中人物的名字。我认为如果你看一看今日最成功的人，他们不是，他们最特别的不是他们掌握了多少知识点，而是在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于他们能把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在于他们能够看到人们从前看不到的模式。对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来说，他需要学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如何去思考，如何以创造性，而且又是非常严谨、认真的方式去思考。我认为，正是这种认真、严谨，同时又有创造性的思考能力才是大学留给其学生最重要的东西。

问：谢谢您给我提问题的机会。我是《中国大学生》杂志的记者，它是中国唯一一家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性杂志，它有700多万读者。因此，我的问题与学生有关。在您的演讲中您提到如何建立一流大学。因此，我的问题是，关于学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特质，您对这些年轻的学生有何建议？您对中国学生有什么看法？您是否能就这一点与700多万读者谈一谈？我还想同您保持联系，想与您进行一次访谈，了解更多的东西。谢谢。

答：请允许我把你们的这份特别的杂志先搁一搁，来回答你提出的部分问题，我会给学生什么样的建议。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建议是适合所有学生的。但是，我想，如果我必须为这里的学生提一个总建议的话，那就是，仔细想想你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什么对你来说能产生重大影响，在哪里你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你们要以全部的热情来追求这些东西。仔细想想你身上最特别、最与众不同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尽力去发挥它。尽量寻找一些与你所关心的东西相适应的机会，而不是去寻找与你父母所关心的、最传统的，或是与你看到的其他学生都在做的事情有关的机会。在世界上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以及从职业角度来看，能够拥有最满意生活的人，一定是那些能够突显出来的人，他们不仅是一群人中的一部分，而且还正在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因此，一定要找到你的与众不同之处，努力去发挥它。这就是我的建议。非常感谢大家。

健全的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性

桑德拉·戴·奥康纳

本篇是桑德拉·戴·奥康纳在北大的一次关于维护法制、健全的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性的演讲。

桑德拉·戴·奥康纳，1930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1952年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律师、亚利桑那州助理司法部长、州参议院议员和亚利桑那州上诉法院法官等职务。1981年7月被前总统里根提名出任最高法院法官，9月正式加入由九名大法官组成的美国最高法院，是该法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法官，享有终身任期。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很荣幸能在这所著名的大学演讲。这里有聪明的学生，优秀的教员，你们的声望不只在中国，也传播到美国。感谢大家有耐心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为了听我的演讲，我希望你们不虚此行。同时，感谢你们让我用英语演讲，我真希望再回到学校补一下中文。

非常感谢刚才朱院长对我的介绍。他没有告诉你们的是，事实上，我是第一位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供职的女牛仔。我在墨西哥亚里桑那州一个偏远的牧场长大。从亚利桑那州的牧场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实是一段很漫长的路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到现在。正如你们的院长所说，下个月，也就是10月，我将参加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建成50周年的庆祝会。我与首席大法官将共同出席。

今天，我想与大家谈谈关于辩护的法治的部分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健全的刑事司法程序来说是很重要的。法治是秩序下的自由存在的基础。孟德斯鸠（1745年）曾经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让触犯法律的人承担责任是保障法治的核心。但是在让其承担责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法治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有受到尊重的权利。匈牙利宪法法院认为，法治下的政府，不能通过破坏法治产生。这个原则普遍见诸刑事诉讼法条文中，因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作为被告的个人完全处于政府随意裁断之下，所以这个原则用于限制国家专门的强制力。

在保护社会的同时，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同的社会会寻求不同的方法来保证他们的刑事司法体制保证法治。例如，中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就试图加大对刑事被告人的法律保护，来加强法治。让辩护律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限制检察官和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转换法官的角色，使法官在刑事案件中从一个调查者转变为一个更加中立的仲裁者。在加强对所有刑事诉讼程序的保护时，必须加强保护作为被告人的个体受到公正对待的权利。

今天，我想讨论刑事司法中我认为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的法治所必需的一些原则。当然，在一个国家起作用的，不一定在另一个国家也管用。但是，我们希望有机会互相学习我们之间的异同。我认为任何遵循法治的刑事司法体制都需要在限制政府任意权力的同时，保留足够的弹性，以保证在特殊案件中的公正裁判。不给法院留下足够自由裁量的空间，刑事司法体制就无法有效运行。寻找一种方法使裁判透明并且合法，对于任何法治下的法律体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换句话说，法治要求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但不是通过牺牲对于个人的公平。法治不仅是法律规范，不幸的是，为了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而死板地适用法律，有时往往适得其反。

让我来举个例子，是我在美国的经历。这源于1987年采用联邦审判指导方针。在指针被采用前，联邦法官在判决刑事被告人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造成对于情况基本相同的被告人的判决有差异。为了避免很大的差异和裁量的任意，并且为了保证判决的一致性，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判决改革法案。根据此法案成立由法官组成的判决委员会。他们负责起草联邦刑事判决的指针。判决指针的结果是缩小了法官判决的自由度。然而国会同时指出，不能以牺牲对个人的公正为代价，保证判决的一致性。结果，如果案件情况特殊的话，法官们就可以此为根据偏离判决指针。判决指针在总体上限制任意裁量的同时，试图维持法庭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以保证个别案件中判决结果的正确。通过以上措施，指针试图进一步加强法律公正的价值，减少武断。但是判决指针却不能算作成功。评论者认为指针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过度。一些有自己想法的法官经常对这种判决的要求限制表示不满。我们对于判决指针的经验表明，在起草和实施法律时，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到条文、大众的理解和各种价值的平衡。当然，法治要求固定经常适用的原则，可预测性和一致性是法治的价值所在，但是他们不能排除所有的法庭判决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条原则，我想提的是程序上的保障不仅写入法律条文中，还必须在现实的刑事司法中保障。正如一位中国学者准确地指出，公正的法律并不保证法律公正。在美国，我们相信，法官和法院保证犯罪嫌疑人确实是根据宪法上写的程序正义作出的审判。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审判——180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亚伦·伯尔的审判。亚伦·伯尔曾任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当政时的副总统。在他卸任之后，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有人声称，他和其他30个人在密西西比河岸组成武装反对美国联邦。并且，托马斯·杰弗逊表示亚伦·伯尔确实犯有叛国罪。闻此消息，公众一片哗然，引起众人对亚伦·伯尔的公愤。约翰·马歇尔虽然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却因命运安排审理了此案。因为那时，最高法院的法官在事务不忙时，也在低级的法院审理案件。所以，马歇尔做了此案的法官。但是，由于公愤太甚，使得很难找到一个中立的陪审团。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刑事案件在美国仍然采用陪审团制。寻找一个公正中立的陪审团确实是个巨大的工程。足足花了两个星期才找齐陪审团的12位合适人选。在我们国家，政府有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并且排除合理怀疑，并且说服陪审团相信。我们的宪法要求，对于叛国罪，必须提供至少两名证人，证明他们关于叛国的行为。亚伦·伯尔的辩护律师要求排除所有的证据，除非政府根据宪法的要求提供两名证人。大家对辩护律师提出排除证据的要求意见分歧很大。最后，马歇尔裁定，根据宪法的要求，应当排除证据。亚伦·伯尔没有被发现有罪。最终，亚伦·伯尔这个案子成为法院有权维护宪法要求的程序正义的先例。我们宪法的架构就试图通过法律保障自由。宪法中将个人的权利至于政府权力之上，司法独立，不受政府干预。无论我们国家的政府政治意图如何、公众的感情如何强烈、社会舆论如何认为亚伦·伯尔有罪，约翰·马歇尔在本案中开创性地坚持了宪法精神。马歇尔为法官们树立了榜样，在面对公众舆论时，如何将宪法中的崇高理想付诸实践。

即使是最好的法官也会犯错。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公正的刑事司法体制需要提供多层的审查，所以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一个良好的体制对审查的需求。这个审查的机构可以称为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质量控制机构。为提高法律系统的一致性，多层的审查为宪法中公民的权利提供了第二道保护。

中国和少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大约2/3的州还保留着死刑。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实施死刑都受到废除死刑的其他国家的批评。如果保留死刑，我认为只应适用于极为严重的犯罪，并且应公平地适用、执行。并且，我认为死刑犯必须有足够好的辩护律师。

刑罚在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中，我猜有四个目的：第一，隔绝；第二，阻止；第三，报复；第四，在某些情况下，矫正。

通过施加刑罚，社会至少可以制止罪犯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犯罪。社会通过惩罚罪犯来威慑阻止其他人犯罪。社会要求报复触犯法律的人，在某些案件中为抚慰受害者，人们也会脱离与社会的联系。在特定的案件中，刑罚是为了使其重新回归社会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以上表明，法治不仅惩罚做坏事的人，法治还让社会相信，这种行为是不会被容忍的。个人对其行为负责表明了传统的法治价值观念——责任、公平。社会对于正义的刑罚的兴趣会下降，如果体制不被人信任能产生公平和正义的结果。我认为社会本身对死刑犯提供程序上的保护有很大的兴趣，以实现正义。

在美国州立法院的死刑案件中，对于无力请律师的罪犯提供的辩护律师，在很重要的程序阶段律师的辩护是不够水准的。除非合格的律师能够并且愿意参与死刑的辩护，我们不能期望死刑是在根据公平的标准下实施的。

中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改后，增加了重要的一项——为因经济原因无力请律师的被告人提供律师。

正如法官所说，因为被告人缺乏法律知识，人身又受到限制，所以他不能充分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就不能完全保证他享受到法律规定的程序上的权利。让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利通向正义之路是法治的任务。有人说自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程序保障的历史。保护严重违反社会规范的人的社会意愿反映了一个社会对于理想的正义和公平的法治追求。同时，法治肯定了每一个个体的尊严。在保护社会安全的同时，保障被告人个人的权利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提到了三个司法的原则：在保留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将政府权力最小化；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践中保护个人的权利；对于死刑给予高标准的个体公正的要求。这三个原则共同作用将会实现法治，保护我们社会的同时，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当我们通过保证程序正义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时，我们不只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也是为了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利益。这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治。在美国，50年前，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保证所有的重罪被告人都有辩护律师，随后，我们将此推广到州法院。但是，我们还有工作要做。保障所有的公民都受到尊重，正如法治所要求的那样拥有一个良好的法律体制，我想，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正义在目前仍是幻影，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基础，开始加强我们的法律和政治机关的建设，我们必须清楚任何社会都不完美。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劳动，它需要时间，它需要不懈的努力。但是，这个任务可以变得容易一些，当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互相学习借鉴彼此的经验，并且努力完善刑事诉讼的程序。为我们的人民建立公平正义的体制，是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谢谢大家。

温州模式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董辅礽

董辅礽，1927年生，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财经委副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经过长时间激烈的争论，温州模式在中共十五大以后成为大家学习的对象，各个地方都在推崇的模式。应该说温州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后，对于转变人们的观念、促进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温州模式它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在不断发展的。

首先我想发表一下温州模式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在改革开放初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时，全国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温州模式主要是在温州、台州这些地方；而苏南模式则主要在江苏的南部、浙江的北部这些地方，如苏州、常州、宁波等。当时在全国从上到下都推崇苏南模式，反对温州模式。温州人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非常难得。最后苏南模式终结了。

温州模式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温州模式说到底是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实际上是坚持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争论的焦点。在温州经济发展起来时没人敢讲市场经济，那是犯忌的，最多只能谈商品经济。在温州经济发展起来时全国只能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而温州经济走的是市场经济的路子，是早期的市场经济的模式，并不是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经济为什么取得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不行。经过很多人的争论之后，尤其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模式。正因为温州符合了我们后来确立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所以在我们抛弃了计划经济选择了市场经济时才被大家所接受。而苏南模式则是坚持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它失败的原因是它走了计划经济的路子。温州模式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模式，效力高。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业也解决了，政府的财政也有了。其实，凡是市场经济发展了，那里的就业就好解决；凡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方，那里的就业就不好解决。我这几年到了义乌，那里也是实行温州模式。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是全国闻名的。据他们政府说，那里只有三个人失业，到劳动部门那里去登记。有人到义乌去调查，确实是很少人失业。虽然也有国有企业下岗的职工，但他们有问题也不找政府，自己想方法解决就业。所以这些地方经济非常有活力。义乌请我去做报告，让我早上7点半做报告。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为什么他们这么早啊？因为听完报告做生意。

义乌的出租车司机很自豪地对我说，他们义乌人走路都比北京人快。他们市场非常有活力，车水马龙，哪像计划经济是死气沉沉的。

第二，温州模式成功的原因实际上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这也是当时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争论的焦点之二。温州模式是发展民营经济，苏南模式是发展集体经济。关键是怎么看待这两种模式。当时认为即使在农村，也要发展集体经济。而温州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发现必须坚持民营经济，即是市场经济。没有民营经济就不会有市场经济；反之，没有市场经济就不会有民营经济。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就是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产生的。现实情况也是这样的。什么地方市场经济发展得好，那里一定是民营经济占主要地位；而如果市场经济发展得不好，则肯定是集体经济占主要地位。因为民营经济天然地与市场经济兼容在一起，而且在那里天然地形成了社会分工。温州在1986年的热闹程度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家家户户办企业，房子前面是车间，后面是做饭的，楼上是住人的。也许他们不懂什么是低压电器，可是每家都能生产低压电器。靠什么生产？他们也不是说一家生产整个电器成品，而只是生产某个零部件。然后通过市场的关系联系起来，生产出整个的成品。这样效率怎么会不高呢？成本自然降下来了。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分工体系。正是因为这种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好，把人们追求利益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把人们所有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调动起来了。人要求富，什么活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办法都能想得出来，就比集体经济活得多。而苏南模式则是政府经济，是乡镇的政府投资办的经济。市政府管企业，即官员管企业，必定会把企业拖垮。

第三，温州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它原来是无序的，慢慢地走上有序的道路。开始人们反对温州模式的原因是温州经济乱七八糟，而苏南经济模式有条不紊。当时用计划经济的眼光看温州的市场太乱了，可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秩序。当时不被人们所看到。不过温州也确实存在一些假冒伪劣的现象。有些假冒伪劣我觉得是可以原谅的，比如低压电器的零部件里需要一种熔点高的白金，可是当时政府不给白金，于是只能买到白银。白银经不住很高的温度，于是就烧起来了。可有些我觉得真的很乱，像温州的“黄昏鞋”，早上穿晚上就坏了。所以有段时间人们都把温州商品看成假冒产品。温州人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温州当年有“八大王”，专营服装、钢铁等。他们都坐过牢，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投机倒把就是犯罪，长途贩运也是罪。后来刑法修改了，他们也逐渐放出来了。温州后来提出“质量兴市”，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他们懂得，不规范市场，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学习温州模式，但是这不是那么好学的。而且各个地方学习的效果也差别很大。温州模式最可贵的是，温州人有很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的精神。这和温州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温州地处海边，以前交通不便，耕地十分少。历史上温州就有到外边闯的传统。他们非常勤劳、善于学习、甘于吃苦、勇于进取。现在各地学习温州模式，可是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市场经济，这样学温州很困难。温州放手让大家去干，让人的积极性和才能发挥出来。抓住了别人抓不住的机会，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市场。谁知道现在的南春晖是个大老板啊？他以前就是修鞋匠，现在则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集团的老板。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前者能最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把所有人的聪明调动起来。但这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做到的，这和文化传统有关。另外，现在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后，大家都知道要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但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放手让民营经济去发展，要规范它，引导它，而不是去给它优惠。像我们的出口退税，就是把增值税17%退还给它，有的退到15%，有的退到17%。温州去年的出口增长率是35%，全国是6.8%左右。他们不是出口退税，而是大量出口。在温州不是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而是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一点是很多地方办不到的。有些地方只是政府发展，有些地方政府眼红民营经济的利润。第三，发展民营经济会出现很多问题，用旧的观念来看可能觉得不对，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比如，知识产权，这在计划经济里是不存在的。温州当时也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法，温州人经常模仿日本的打火机。所以出了问题政府要去规范它，引导它，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现在很多地方还采用地方保护主义，以增加地方财政。他们是这样对待民营经济的：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检查假货时，政府早已给他们通风报信了。温州对这些问题采取既不完全取缔又不包庇的态度，而是强调质量，要质量立市、信誉兴市，建立了很强大的检查机构。

温州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它受到了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限制。早期银行都不愿意贷款给民营经济。所以很多民间银行就成立了，像“会”等。民营经济的发展当然需要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配合。对信誉的问题，讲信誉首先是一个道德的范畴，同时它是一个市场规则。因为没有信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要形成一个信誉很好的市场还需要规则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建立一套社会信誉体系，它包括银行信誉、信誉评级、资格认证、会计、律师等中介机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征信的制度，即专门为别的公司提供信誉信息的机构。要靠银行自己调查，要很麻烦。西方国家有这样的信息公司，专门搜集信息。在美国，有信誉贷款。如果还不起钱，则不能办理住房贷款、汽车贷款。我们现在还未建立起这样的制度。企业赖账因为都是国有的银行不赖白不赖。北京现在有征信公司，列有一些“黑名单”，他们不能再贷到款。中国人民银行、经贸委、商业银行等已经宣布了建立一套征信机构。但这又会成为寻租的对象。民间要办这样的机构既没有这样的法律，又可能涉及隐私；还有信息从哪里来，银行可能不配合提供信息，因为银行有为客户保守秘密的义务，那么什么是秘密，什么不是秘密，现在分不清楚；还有有的地方对提供信息要收费，成本很高。所以要办这样的机构非常难。另外民营经济存在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的问题。还有对发展民营经济，要注意家族企业的问题。家族企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企业创业初期大部分是家族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如果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由于产权不清，最终会闹矛盾而分裂。家族控股但不参与是一种方法，在其下可设若干有限公司。

发展民营经济要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条。首先还是观念问题。观念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目前我们在很多理论上似是而非。有人把私营经济看成是水平很低的经济，不是现代化的。还有人把私营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生产力不发达，要发展私营经济，一切都用初级阶段来框住。这种理论是非常短见的，说不通的。因为市场经济是靠竞争进行的，一定是自负盈亏的。没有私营经济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分工越细，越没有条件实行计划经济，而只能实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是个乌托邦，它只有在以下两个条件下才能实行：一是当一个社会目标很单一，人们需求简单时，像苏联20世纪20年代时、法西斯的“统制经济”；二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像朝鲜。一旦开放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接轨，不可能计划别的国家。等待审批下来后，市场价格又变化了。私营经济也不可能听从国家的计划。什么地方国有企业减少得快，什么地方包袱就卸得快。只有在公益性的部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支持国家政策实施的部门、自然垄断的部门才能实行计划经济。现在很多人们怕私有化，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保留私有制”。美国现在不是无产化，而是有产化。我国现在有400万的人有股票或投资基金等。以后人人都当老板，都拥有股票。股份公司是私有制的扬弃，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现在资产证券化了。有人可能买不起整个厂房，但买得起螺丝钉之类的零部件，那它就持有公司的股份，是个小老板。现在外国一个几十万人的公司，你说公司是谁的？因为股票是在不断变化，有人买也有人卖。只能说这个公司的股东是公众，即使是大老板也只是占总股票的百分之几，3%或5%就很了不得了，所以财产公众化。股份公司是个集合的财产，是个法人的财产，因此它形成了公众的财产，是公众所有制。一方面公众所有制，另一方面每一个公司的成员都是公众化财产特定化了的财产所有者。原来的私有制被否定了、扬弃了，但它有保留了私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投资基金都是这样的所有制。投资基金是公众所有制，但是投资者是每一份所投资基金的所有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众化的公司越来越多了，形式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产阶级化，而不是无产阶级化。以后社会将是少数人富有、少数人贫穷、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他们都是有产者。共产党的基础将来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都是有产阶级。现在很多人怕共产党的基础没了，怕这个社会变质了，这都是杞人忧天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它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的形式。邓小平也说过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说以前我们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平。所有的社会主义，印度的社会主义、缅甸的社会主义、古巴的社会主义、越南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其本质都是社会公平。一个人应该公平地享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不应该因为他的出身而受到歧视等。市场经济确是分化的，在经济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会出现“大鱼吃小鱼”。市场经济本来是追求效率的，但最后可能会因为不公平出事情，像罢工、游行示威等。所以适当的发展市场经济后，公平的问题出现了。必须把效率和公平结合起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市场经济是没有社会性质的，所以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公平和效率的结合要求我们既要有公有制，又要有私有制。私有制既是发展市场经济，而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发展私营经济。我们现在找不到一种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我说“市场经济万岁”。同理私营经济也是万岁的。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丁学良

丁学良，天益网学术委员。出生于皖南农村。在国内断断续续受过不完整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通讯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第一部分　大学的理念

“理念”的英文是idea，这个idea一个很重要的含义讲的是你心目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就是一种理念，这里面隐含着你想达到的理想状态，所以第一部分讲什么是大学的理念，这个大学是复数，在中文中很难体现出来，英文里就是idea of universities。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古老的文明中间，都有那些高等教育的机构，很早就有这种机构，在中国古代，有国子监，有太学；在古埃及，也都有那些为法老服务的机构，像这些古老文明所具有的高等教育，或者说是文化中心，它们对文明本身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是它们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大学的直接来源。对于今天我们所探讨的、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我们所工作于其中的大学来说，它的直接源头来自中世纪的欧洲。在公元1100年左右，首先是在意大利的中部，有了近代大学的起源，然后迅速地，这种近代大学的模式，作为一种制度，作为social institution，传播到了法国和英国。所以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很快就兴办起来了。以后这种大学的模式和规范又向德国、向俄罗斯、向美国传播去。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工业革命兴起的初期，关于大学的理念，最强有力的主张是，大学应该是一个教育的机构，是一个教化的机构，它的使命是要为社会培养出绅士，培养出gentleman，那时候女性还不能进大学，要培养有教养的、有趣味的、懂得本国或者说是本文明的基本价值和规范的绅士。这样一种观念，在谁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充分的论述呢？是在1852年，有一位英国牛津毕业的学者，叫John Kadeno Numen，写过一本书，概括了这个时期对大学理念的认识和讨论。这是第一阶段。

大学理念演变的第二阶段，是在工业革命已经充分地展开了。那个时候，以德国为基地，以著名的柏林大学的洪堡为代表的一派兴起，他们强烈地主张，大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机构，大学更应该是一个研究的中心。换句话说，这种理念和第一种理念的区别，不在于大学的理念是不是应该教育人，这点上没有区别，它的区别就是，大学应该不应该同时成为知识创造的源泉。因为在大学作为一种教育机构的理念中间，大学是积累知识和传播知识、积累文化和传播文化的机构。而在这个理念的第二阶段，在大学应该是研究领域中间，大学就应是知识创新的源泉，这是个很重大的区别。到了20世纪初期，当美国成为工业化最强大的国家时，在美国兴起了对于大学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机构的第三种见解，或者说大学理念演变的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提出，大学还应该是一种服务，应该是一个服务的机构。当然美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在提服务的时候，它特别强调的，是要给社会提供工业发展、农业生产、商业服务以及那些与民生生活密切相关的，像医学，牙医呀，公共卫生呀，这一类的服务，说大学还应该是一种服务的机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争论中间，也有一种强有力的反驳意见。这位学者叫Flanksno，1930年发表的论文很著名，他反对把大学作为服务机构，或者反对强化大学的服务功能。他说，服务的功能应该由那些低等的教育机构去完成，大学本身不应该是这样的。他甚至反对哈佛大学开办商学院，他认为哈佛大学应该是培养一流的研究人才，培养精神领袖的，怎么能够设立什么工商管理学院呢，这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这个挑战当然没有被所有的人接受，我们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世界上著名的大学都开办了工商管理学院等等。但他的挑战却对大学的服务应该以什么作为基础，应该以什么作为标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大学要提供对社会的服务，不应该和其他对社会提供的服务处在同一个水平上。而应该以这个大学在知识创新、在研究方面的成果来为社会提供服务。大学办工商管理学院，培养经济人才，他们在这个工商管理学院学到的东西，应该是对过去和现在工商行业里那些最优秀的经营方式、经营体制、经营观念做研究的基础上学习它们，而不是训练那些很普通的、一般水平的经营人员。

看一看过去关于大学理念演进的三个阶段，你会看出，今天，在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当中，可以说，任何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素质相当好的大学，都把这三个功能完聚在一身，虽然它们的完整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从结构组织这点上来说，我们拿任何一个比较好的大学来看，都可以看到它有三个部分：它的最老的部分，同时也是它最核心的部分，被称为是liberal arts college，我们中文翻译成“文理学院”，海外华人用另外一种方式翻译为“博雅学院”，liberal arts指的就是古典人文的，传承下来的学科及科学，如哲学、宗教、文学以及数学等自然科学这些部门。任何一所有规模大学的核心部分都是这些。我们中国人翻译成“本科生院”，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认为博雅学院翻译的是最棒的，因为它要培养的本科生要博，知识的基础方面都要有，同时，要雅，要有所教化。这是对应大学理念的第一个阶段。

它的第二部分就是它的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s。研究生院就是集中了那些对基本的学科进行开创性研究的人才，教授和研究生，博士生和硕士生。在美国的体制下，研究生院基本上主要是包括着文理基础学科的研究生院，不包括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其他部分。这个观念，正是对应大学理念第二阶段的，就是大学应该是研究机构的这样一种价值标准。

第三部分被称为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s。这是指工商管理学、医学、工程学、法学、建筑学、行政学，还有牙医学、公共卫生学，这些学院在北美的教育中，不称为研究生院。专业学院是把它和研究生院区分开来。因为研究生院是研究基本学科的，是基础理论研究，而这些专业学院研究的是某一个行业，比如说医学，在这个领域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因为在现代复杂的社会里面，这些行业里面的从业者，特别是中等和高等从业者，如果不进行非常系统的训练，是不足以担当他们的责任的。很简单，如果在美国，你仅仅是个本科生，拿了个医学的学士学位，一般来讲，你是没有资格独立行医的。因为现在的医学是如此复杂，你至少要在医学院再学习好几年，你才有独立行医的资格。这表明，在那个行业里，现代社会要求的标准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回顾这三个阶段理念的发展，这是性质方面的演进，我们再看一看在量的方面的扩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面，大学的扩张成为一种世界规模的现象，而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在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要说在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在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欧洲国家，能上大学还被认为是少数人优越的机会。但是二战以后，让青年人，尽可能多的青年人能够到大学里接受至少本科生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必要条件了。换句话说，以前被认为是精英才可以享受的东西，已经变成了大众的东西。在1950年左右的时候，全世界正规的、四年制以上的大学只有3 500所左右，在校的学生大约有660万人。到了2000年左右，全世界四年制以上的大学已经到了3万所左右，在校学生达到了8 000万左右。而这个趋势现在是一步一步变得越来越快。当大学数量有了这样快速的扩张以后，就为大学的分层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础。我们知道，这个就像公司一样。如果这个国家，如果这个市场，只有一两家公司，你很难评出彼此，当这个行业有了很多公司的时候，竞争就出现了，分层就出现了，分工就出现了，这种专业化是以一定的量为前提的。所以当全世界大学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学的角色也开始分化了。换句话说，全世界3万多所高等院校里面，能够集三种大学理念于一身的大学是少数的，这种少数的大学就被称为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ies，它是以研究作为自己最突出的特点和出发点的。

因此，我将进入到第二个话题。

第二部分　研究型大学的标准

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在不同的评鉴机构里，应用的标准在细节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里，比如英国和美国，它们都是英语国家，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但是你看它们的评鉴标准，比如说，2000年刚刚发表的英国的评鉴标准，在Times，关于英国好大学的评鉴标准上去看一看，和美国的标准也不是完全一致。如果我们把时间这个参量考虑进去，在过去，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对大学进行评鉴，英文里是assertment，这个评鉴标准也有了很多的变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有这些差异和变化，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来，我们至少可以把一个评价研究型大学的标准，从技术上归纳为九类，九个标准，这九个标准之间既有差异，也有些地方是交叉的。限于时间关系，我把九个标准都提到，但把其中在我看来最核心的那几个标准做比较详细的介绍。

这九项标准中的第一项标准是最重要的标准，至少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首先是大学教员的素质。教员的英文fecty，它是一个集合名称，它包括在这个大学里面任教的，从最年轻的教学人员到最资深的教学人员，但是不包括行政人员，不包括大学里的服务人员，比如说，不包括大学图书馆的人员等，那是属于staff，这是有区别的。这个标准中有的是非常硬的，有的不是那么精确，但是是可以把握的。那些硬的标准，比如说，现在在发达国家里面，你要进入研究型大学任教，即使你是资历最浅的教员，也要具备博士学位。像这样的标准，在二三十年以前，还不是很普遍的，但现在基本上已经普及下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知识的积累太复杂了，你如果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他认为你的素质很难把握，而且会引起一些争议，牵扯到开后门啊，特殊照顾什么的。我还记得，在我刚进哈佛念书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说有位非常有名的教英国文学的教授，说这个人从来没得过博士学位，有一次在大学里公开招聘，他去应聘，一进门，问他是什么学历，他说，“我的最高学历是大学的学士”。招聘的人说，“那不行，你应该读一个博士”。他就讲，“我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大学的博士的水平”，那个时候是五六十年代，所以他被破格录取为大学的教授，但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很难发现了，就是因为当有足够多的人来申请非常有限的位置时，一定要找到运行的标准，否则拿不出运行的统一意见来。

教员的素质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两点上，即对于研究型的大学来讲是这样的：第一点是体现在录取教员的程序，是非常繁复的，一所非常好的研究型大学，如果现在空了一个职位，临时的位置，比如有的教授可能休假，有的教授可能退休，有的教授可能到别的地方做一些研究，那么这个位置可能一年半年空着，要找一个人来暂时代课，像这种情况，它的标准是比较灵活的。但是对于那种要雇佣长期固定的教员，程序是非常复杂的，我参加过这样的委员会，有一些了解。我现在还在这样的委员会里。这样的委员会通常叫“search committee”，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不是守株待兔，是寻找，要在给定的条件下寻找最合适的人，到处找。第一步，这个学校必须要在两家以上的、公开发行的英文报纸和刊物上公布招聘信息。没有这点是不算的。公开的标准是至少两家，当然越多越好。第二，必须要明确地在公开招聘广告上讲明标准和申请报名的截止期。第三，寻找的招聘委员会必须是独立的。所谓独立的，就是说这个委员会里不应该有系主任，或者说是学院的院长和你大学校长，他们是另外的。这个委员会基本上是由本校、本系比较资深的教授来担任，并且行政人员不得入选。这个委员会必须要对从它成立开始的一切会议、讨论的东西留有记录存根，以便需要时查询。

收到多少申请报名以后，就开始删选，一层一层地删选，可能只有一个位置，而可能收到了全国300个申请书。经过了第一轮删选，在300份中选出50份比较好的，这50份叫做long shortlist，是一个比较长的候选人名单，然后再进一步仔细地看这50个人的研究成果、教学成果，得到的学术奖励等等，以后，要在这中间选出20个，这20个要请到学校里来，还要付他们的往返飞机票、旅馆费，请他到你的学校里来，做公开的学术演讲。换句话讲，就是要在做媳妇以前先见公婆。这个叫shortlist，在这20个人或者15个人的名单中间，最后决赛出来可能是3个左右的成功名单，然后把这3个人的优劣势做一个综合比较，在寻找委员会里进行无记名投票，把你所有的意见都签署以后，递交给系主任过目，系主任再附上自己的意见，系主任可以同意，可以反对，可以部分同意，也可以部分反对。然后把寻找委员会的意见和系主任的意见统一递交到学院一级，然后再由学院的search committee过目一下。看看中间有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违规操作，还有哪些信息不完备，能不能补上来。寻找委员会再附上他们总部的意见，然后院长提供一份独立的意见，然后再进到大学一级。大学有自己独立的search committee，他们再从头看一遍。在最后决定以前，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程序，叫做external review，外部评介，因为到现在为止都是本校的学术领导人在评，可能有偏差，也可能舞弊，必须有外部评介人。外部评介人数取决于所招的人的地位，如果是招刚刚毕业的博士学位的人，也就是说最低档的人的话，外部的评介有5位以上就够了。但是如果要招副教授以上这种资深的学术人员的话，在英国制度下叫sinial lector，就是高级讲师，要有至少7名，而且这7名绝对不能是本校的，最好是来自多个国家的。即你所有的东西送出去，你不知道送给了谁，但是对方知道你是谁，换句话说，你等于是站在X光前被人家通体检查。这个外部的评介，7个或者5个人的意见来了以后，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是独立的，他们跟申请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然后才能把这一层一层内部外部的评介标准送到大学一级。这是程序。在这个程序当中的任何一道，要是有严重的不规范行为，那么这个事情就会非常麻烦，最后都有可能牵扯到法律纠纷。在这个程序过程中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当然要看你的教学，要看你在大学里的、在委员会里的服务。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看你的研究成果，如果你是在研究型的大学，你就是一流的教师。至于你得过多少次大学奖，这在一般的大学里是可以作为一项评价标准的。但是在研究型的大学里，它强调的是你的研究成果。那么你的研究体现在什么地方？要体现在国际上大家比较公认的那些学术刊物上、比较公认的学术出版社里，你有什么样的论文和学术著作发表。这是量的衡量。除此以外，还要看一看，你如果有了专著的话，还要提供几份独立的书评，要发表过的书评，没有发表过的书评不算数。只有这样的程序后，才被认为，能把不规范的行为，把判断上的误差尽可能降低，但永远不可能降低到零。

在九项标准中，我特别讲到了这一点，就是因为在西方研究型大学里，他们什么东西都可能失去，但如果失去了一流的教授，就完了。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没有一流的教授，什么都得不到。教授是大学的理想，就体现在这里。

第二项标准，是在研究型大学里，要看学生的素质。当然，中国人知道，要看考试成绩。但同时要看你潜在的能力，是不是具有未来发展的前景，再看看你动手能力，什么钢琴啊，体育啊，再看看你社区的服务，看你有没有对社会的关怀，对残疾人、老年人，对环保等这些方面。多方面表现你的东西越多，越有利于你进最好的大学。即便是你考试成绩不是最好。

第三项标准，研究型大学的标准，是看课程，常规课程提供的广度和深度。广度和深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它不是专科学院，它必须要能够在很广阔的领域里为学生提供学习的余地。185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课程表上的开场白最能体现这种精神。它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把自己称为大学，除非它们能够为学生选修任何一个他感兴趣的知识领域，提供非常充分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一看我们从50~90年代国内大学，你看看名字就知道那不叫大学，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指责这些学校的领导，因为这是个历史留下的东西。你看，中国林业大学，这在国外连农学院的一个系都不是。中国邮电大学，这在国外的话，连工学院的一个系都算不上。还有像公路交通大学，研究交通只是工学院的一个系，但是研究交通，还不研究天上的交通，不研究水上的交通，不研究管道交通，只研究公路交通，大概是相当于工学院里面的一个系的一门课，也叫大学。假如大学的名字代表了大学的话，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有人会争辩，说我们以前是那个，但现在增加了很多很多，那说明你名不副实啊。是不是？大学科目的广度和深度非常重要。当然，可以说广度和深度那很容易呀，我们多雇一些教员，教员越多，课程就越多，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这只是一个方面。就说，一个大学能不能提供非常广和深的课程，重要取决于这个大学的教员研究做的怎样。因为可能是100个教员提供了120门课程，但要再看看阅读的资料，内容、时间上只有三四门课的东西，大家实际上就是炒来炒去的。那个不行。在国外，是要经常把你的课程表送到外面去评鉴的。一看，在你的课程表上竟然没有在过去10年中研究发表的、比别人发表的更重要的东西，说明你根本就不是啊。那就完了，一下子就露馅了。就是说，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这个学校里教员研究的情况。

第四点，看通过公开竞争所获得的研究基金。这不仅仅决定了这个学校的财源，更重要的体现了这个学校的教员在各个学科的探索方面取得了什么位置。因为这些研究基金，叫grounds，是通过公开竞争的，它可能是全国性的，甚至是超过国界的竞争。一个大学里面像这样的基金越多，说明这个学校里的教员对世界领先的研究领域里面是越有贡献的。特别重要的是，这个学校的研究生和高年级的大学生，在没有毕业以前，就已经跟着那些各个学科里最前沿的人在一起做研究了。那就不会说，我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到了社会上以后没用，这种可能性大大地降低了。所以这grounds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要看师生比例。说这个大学非常有名气，当然了，想多赚钱，想多一点收入，有500个教师，要招5万甚至15万的学生，那不行。人家会说，假定这两个大学在其他方面一样，一个教师所要指导的学生越多，那么每个学生得到的指导越少。这个大家都能算出来。所以还要看它的师生比例。在最古老的学校，比如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里面，以前是用tutor来教学生的，都是一个有名的教授带两三个学生，当然，像这样的成本可能太高了。还有一些大学是想把成本降到最低，一个老师要带几千个学生，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在动态之中进行比较。有时候，这个师生比例又是以这个课有多少人来上为标准。比如说，上微观经济学30个人，上宏观经济学50个人。如果这个课程学生重视程度越多，那么你得到的分就越低。像这种小班的课，你得到的分就越高。因为像小班的课，教授有机会让每一个学生发言，让他介入。

标准的第六个就是大学硬件设备的量和质，比如图书馆、建筑面积、电脑、体育设施，等等。

第七项标准是财源。学校里的财源如何。在西方，大学的财源有的是来自政府的，但更多是多源的，像政府、民间的捐款，本校以前的基金会，校友的捐款，等等。在财源方面，我特别要讲的是，在西方那些非常好的大学里面，相当一部分是私立大学，因此它们的来源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的捐款。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学没有钱很难办好，但是能不能什么样的捐款都要呢，这是个很难的问题，所以我这里特别要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对我的教育意义。在80年代中期，我刚进哈佛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哈佛大学的中东研究所主任被学校通报解职。解职的原因是接受了一笔来自中东某个国家几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当时，像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就说，他又没有贪污，又没有挪用，他接受的是研究经费的捐款，为什么要解他的职？学校说，中东世世代代是一个仇恨和战争的要害地方，而美国在这个地方有很深的介入。哈佛大学虽然是坐落在美国，但它不希望被任何人认为是它在为美国政府说话，它不想被认为是被美国政府雇佣的，也不想被说成是被中东哪个国家所操纵的。要想哈佛大学出来的研究成果，或者说重要的政策研究方面的，国际关系等有重大建议的东西，要为尽可能多的人所承认的话，就要尽可能地保持公正、无偏，但接受了人家几百万美元以后，很可能从此你出来的关于中东方面的研究，被认为是被人家用钱买来的。这很难听。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在中东，恐怖主义很频繁，如果哈佛大学接受了中东打仗中一方几百万美元的捐款，然后，另外一方，它的敌对方，就会很恼火，拿什么来动刀呀，哈佛大学还有很多老师和学生在中东一些国家做研究，它会绑架你，谋杀你来解恨。那个时候，我们教师和学生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为了区区几百万美元，我们这个学校能经受住在名声上、在安全上这么大的损失吗？所以，学校在几百年前就有校规，在接受任何一笔捐款以前，必须要向校方汇报，然后才能进入到和对方谈判的过程。需要邀请各方面的人来鉴定一下，这笔捐款会不会带来明显的，或者潜在的附加条件，会不会影响到学校独立的声誉，会不会影响到学校在社会中的声望。500万美元对哈佛来说是小钱一笔，但中东石油国家以前为了影响美国对中东的政策，背地里向美国提供捐款1亿美元、几亿美元的都有，我们都拒绝了，因为这个后果是太严重了。经过这么一场辩论，使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深深体会到了大学的声誉是怎样维持的，大学的独立是怎样维持的，大学的威望是怎样维持的。

第八项标准是要看各届毕业生的声望和成就。一个大学再有名，但是培养不出优秀的学生，那说明还是失败的，一个大学只有代有人才出，才能对这个大学在社会上的声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那么对历届毕业生的衡量也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看多少人进了政府部门，多少人当了大公司的主管，更重要是看毕业生里有没有人，或者说有多少人对社会，甚至对整个人类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方面起到过领先的作用。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是研究型的大学，就应该是知识的创新，你如果不能创造新的观念还了得。

第九项标准是和第一项标准一样重要的，即学校的学术声望，reputation。这个学校的学术声望至少用两个方面来衡量。一个方面，它要请其他大学的系主任、资深的教授，因为知识相近的同行之间才有资格评，要请一个体育系的人来评价物理系，是糊里糊涂，是不是？你只有让物理系的同行们来评价物理系，他才知道怎么样。而且，别的学校一定要用院长来评价你这个院办得怎么样。要请别的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来评价你这个大学办得怎么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要请雇佣毕业生的部门机构来评学校怎么样。比如说，它要请著名的律师事务所、著名的大公司、著名的大医院来评这个法学院、行政管理学院、医学院毕业生的素质怎么样，这么多年来跟别的名牌大学相比怎么样，能力、后蓄力、团队精神、创造力、学术品德，等等。把这两个方面拿到一起，才能看到一个研究型大学的声望。

这九个标准，听起来很复杂，有些还没有进一步展开。最核心的是什么呢？这九项里，几乎没有一项是一家可以说了算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家可以垄断这种评鉴，这是它的基本精神。它尽可能采取多面的、独立的方式来评鉴。否则这个评鉴就失去了意义。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在法国这些国家，有很多这样的评鉴机构，有些评鉴机构在60年代还很有名，它发表评鉴报告评价全世界最著名的100所大学。最好的，比如说，最高的分数，理想分数是5分，然后精确到小数点以后两位。巴黎大学是4.94，然后耶鲁大学是4.92。发表了几次以后，就有人问，这两个之间相差0.02，怎么算出来的。那就要把评鉴的标准公开出来，让各行各业的专家看看标准合不合理，然后还要看看搜集的数据合不合理。如果标准合理，但是里面的数据不合理，那也可能造成很大的误差。换句话说，评鉴标准和评鉴机构本身在不断地被评鉴之中，最后评鉴出的东西才能被人们承认。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拒绝被评鉴，即便你是评鉴他人的。这才是真正的要害精神所在。

讲到这里，我再来讲报告的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

第三部分讲的是精神气质，不大容易被看得到的东西。大学，大家都知道，英文是university，这个字的字根是univers，字根的意思是无所不包，普遍。这个字根引申出了好几个字，大学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universe，是“宇宙”，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大学的含义本身应该是，尽可能的广泛，尽可能的普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宇宙”和“大学”是两个字，源于同一个字根是不错的。往上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宇宙更浩瀚无垠了。低头看地面，再没有比大学能包容一切知识和观念，技术和科学，人才、奇才和异才了，对不对？所以要讲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另外一个字，和大学的字是一个字根是一个意思的，就是universalistic，它的意思的“普遍主义的”，大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它就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机构。看看当年，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在欧洲兴起的大学，大学教授和学生都不是来自一个国家的，教授的内容也不限于一个国家的。那么再看看世界上最古老的那些大学之间的关系，更能体现这种普遍主义的精神。剑桥大学是怎么来的？是一帮牛津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不满于当时牛津大学的一些做法，就走了，我到剑桥去办个大学跟你竞争。哈佛大学是怎么来的？是剑桥的一帮教授和学生不满于剑桥，不满于欧洲、英国，不满于旧大陆，要到美国去，然后在美国登陆的地方开办一个大学，哈佛，来和旧大陆竞争。耶鲁大学是怎么来的？是一帮哈佛大学的人不满于哈佛，开办一个耶鲁，跟你竞争。斯坦福大学是怎么来的？当时斯坦福家族一个多世纪以前，1亿多美元天文数字的捐款要求哈佛大学给个名字，把斯坦福至少挂在哈佛的名字后，哈佛说，我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谁能让我改名？然后斯坦福说，你不让要我这个钱，我到美国西海岸去办一所西部的哈佛跟你竞争，因此有了斯坦福。所以，大学的普遍主义精神正体现在这个普天之下都是我的领地，世界的人才都是我的人才的精神气质之中，才涌现出一所又一所不同的，但都是群星灿烂的一流大学。如果当年牛津能够禁止自己的人走，就没有剑桥了，剑桥如果禁止人走，就不会有哈佛了，就不会有今天我们这么多好大学互相竞争，又互补。这种普遍主义在我看起来，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界一流大学教员的来源，必须是普遍的，它不能仅仅来自本校，不能仅仅来自本地，不能仅仅来自于本国。因为知识无疆界，越是近亲繁殖的大学，衰败得越快，而且，重新恢复它的生命力代价也越高。

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精神的第二点，它学生的来源必须尽可能广泛和多样化，不能只有一个标准来筛选学生。现在世界上一流大学的学生都是来自好多个国家的。所谓高手云集就是这么来的。

一流大学普遍精神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它里面进行的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必须是普遍主义的，是世界主义的。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很多地方资源还不够，为什么要研究古代的问题，现在的问题都还没弄清楚，地面的问题都还没弄清楚，为什么要研究天上的问题呀，是不是？我们这个村，这个省的演化还没搞清楚，为什么要研究宇宙的演化啊，是不是浪费钱呀。我们在西方念书的时候也经常听到那些国家有人在讨论和辩论，说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的问题，像黑人问题、种族问题、收入问题、单身妈妈问题、艾滋病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研究得很好，钱都不够，为什么还要去研究什么东亚，中东什么的，研究古希腊吧，还马马虎虎是我们的源头，那为什么要研究古埃及，甚至还研究其他一些很小的很古老的国家，还有什么中国的墓碑，做什么呀，钱不是白白浪费了吗。而世界一流大学说，我们的标准不是马上能不能用，也不是认为有没有用，而是在世界上，有哪些领域是非常有趣的，有人愿意去探讨那个奥妙，我们都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可能性，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在今天探讨的这些领域，在以后没有其他的含义呢。所以，教员的来源，学生的来源，社科的研究力量，都应该是普遍主义的和世界主义的，这才体现了大学的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在当代，在信息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在这个时代，在人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智慧资源这些方面，都在世界方面流动，如果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必须在世界的规模上，在世界的尺度上统一竞争；否则，像在高速公路上，很快就从快车道退到慢车道，然后从慢车道下去，下去以后想再上来就难了。因此，一个大学在全球化时代里，产业的竞争、公司的竞争、雇员的竞争、政府效率的竞争、一个国家制度体制包括司法这些的竞争，都越来越变成是跨国的竞争和一种跨国的现象。这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第一流的大学提供这些方面源源不断的知识和信息来源的话，那这样的国家只能在世界分工上处于下等或者中下等位置，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结论部分　大学的兴衰

我最后要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大概还有15~20分钟。结论的题目是：大学的兴衰。和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回顾过去的1 000年，从公元1000年到现在，可以看出来，哪里有了第一流的大学兴起，不用多长时间，这个大学所坐落的国家就会变成这个世界上的一流国家。当公元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半岛上有了近代最早的大学兴起的时候，很快，意大利成了文艺复兴的基地。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兴起于意大利半岛。当13、14世纪，大学在英国兴办起来，有了牛津和剑桥以后，英国很快有了工业革命，有了代议制。到了19世纪，当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在德国兴起的时候，德国很快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当欧洲大学的理念传到了美国，美国办起了哈佛、耶鲁、麻省等几所大学以后，然后美国又成为整个工业化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所以，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也当过美国总统，他拒绝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自己美国总统的头衔，他在墓碑上刻上了一个头衔，他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倡议者。大学的兴起带来大国的兴起，这不仅仅是个西方现象，它是个世界现象。看看我们周边，在很多年前，在亚洲，最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东京大学怎么兴办的？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中国的大学，现代大学起源于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怎么起来的？维新变法的产物。北大的创办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想从正面回答西方挑战的一个标记，别忘记蔡元培先生就是从德国回来的。他是洪堡忠实的信徒。他既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他带回中国的就是那个理念“一流大学必须是研究型的大学”。所以，我的观察是，我的体会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比较好的大学，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相当好的大学来训练人才，一个伟大的大国必须有伟大的大学，因为你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起领先作用。领先大学靠什么，必须要有两个力量：一个是硬的实力；一个是软的实力。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力量才是最好的力量，软的力量：知识、观念、心态、态度、信息。硬的实力，像技术等创造有形财富的那些工艺过程，主要的要从伟大的大学里产生，因为伟大的大学对知识创新的边界几乎是无限的。英语中有个概念是可持续的创造力和可持续的学术创新，也就是说，创造一次新并不是太难，难的是持续的，因为每一次的创新，每一次的发明，都可能成为保守的来源，难的是从来不被自己过去的创新所束缚，始终面向未来。彼德把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称之为“破坏性的创造”，大学正是为这种破坏性的创造提供源头的地方。破坏是指对已经过时的、没有用的、低效的、造成浪费的、污染环境的、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在经济上破坏，公司的组织形式、管理技术等等这些形式，包括工艺方面的。在社会领域内要想前进，要想发展，要想进步，要想越来越多的人们享受到它的成果，都有赖于可持续的创造力和创新。

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金耀基先生，一生献身于大学的高等教育，他本人的中文基础很好，又在美国留学，在英国留学，对大学有很多的切身体验。我很欣赏他的一句评论，他说，自从20世纪90年代，在海外华人里就有一种说法，说在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他说，21世纪，要想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必须要有好多所一流大学，否则那仅仅是一个梦。他的话我非常非常赞同，所以，诸位，我们大家都知道，近现代的一个最著名的思想家佛朗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我要加上一句：愚昧也是力量。一个国家越是对外封闭，一个大学、一个公司越是对外封闭，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愚昧就越有力量。如果一个大学、一个公司、一个国家越是对外开放，知识就越有力量。中国政府已经很明智地决定要进入世界体系，不是在体系外了，是要进去，加入WTO是个迟早的问题，即使是在和美国打交道，在对外贸易、最惠国等这些方面还会有一些波折，但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中间，这是个大事。面对这个大事，我们已经不可能付出像“文化大革命”一样使愚昧成为力量的成本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付不起这个成本了。所以，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天下，是谁的世纪，不要看别的，就看看那个国家，看看它的大学，是什么样的数字，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这点。

PART6　文学作家北大聚会

The most Influential Beijing University Speeches

影响你一生的北大演讲大全集　●　聆听智慧，开启人生

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

龙应台

2010年8月1日，台湾著名文化人、前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女士应邀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发表了演讲 《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 （又名 《我们的 “中国梦”》）。龙应台在演讲中回应“南方周末”请她谈“中国梦”的要求，侃侃而谈1949之后，台湾人面对“中国梦”的破灭与转折，最后期待中国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崛起于世界舞台。

龙女士的演讲激起了现场千名听众和大陆思想界、文化界乃至政界人士的巨大反响。龙应台，台湾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台湾地区著名作家，作品针砭时事，鞭辟入里。在欧洲、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作品《野火集》等具有很大的影响。

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中国梦吗？”

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作“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踞，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50年代进入60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诵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200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份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台北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 “义”、 “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来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得当年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教导，把自己看成“士”，“士农工商”的“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的就是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嘛。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13岁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14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70年代整个国际形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

甜甜的西瓜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海岸一大张河床孵出

多少西瓜，多少圆浑的希望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清党时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当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年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对反对者采取大逮捕，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照片）：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开心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用这张图片来代表。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做这些政治犯辩护律师的人，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不同意见，这才是我在乎的。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是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70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70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所以，请相信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武侠小说家北大演讲

金庸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于1994年10月3~29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这篇是金庸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

金庸（1924年3月10日~），原名查良镛，是华人最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及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金庸在1948年移居香港，是香港《明报》创办人，并着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14部武侠小说，作品亦被改编成影视剧集、游戏、漫画等产品，脍炙人口。

中国文明不断消长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

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像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400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400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300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400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後，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

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数民族成分，主要是鲜卑人。

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人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了。据我初步统计，唐朝宰相至少有两三个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像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二三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单，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石单。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如匈奴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无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便退兵了。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16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16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2020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之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16世纪初的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强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却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16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像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战后70年代、80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21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话题与歧义

王蒙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

大家好！今天讲的题目是“话题与歧义”。我主要是谈一些热点，人们喜欢议论的一些事，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看也比较有趣的，它是被人们所关心的一些话题，另外我尽量做到，在我们过去的文章里面多次写过的、多次发表过的我就不说了，我在这儿说一些我原来没有得到机会写文章的一些东西，因此都是一些不成熟的话，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这儿讲完了以后也许会引起一些批评，有很大的歧义，这是肯定的，我只是希望网络报道的时候不要太夸张，不能相反。

关于五四与传统文化

第一个问题，谈一下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传统文化。五四不多说了，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的发源地，我现在谈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就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很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刺激，可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又确实面临着一个挖掘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热度，我想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然五四到现在不止30年了，快90年了，是更多的年头了。我想这里头有很多的原因，首先是历史的一种选择，在五四时期中国正在迎接一场风暴，迎接一场大的变动，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简单，它的特质在于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乃至于和谐，而不是在推动社会的大变革。所以对于五四时期的那些呼唤暴风、呼唤改革、呼唤革命、呼唤翻天覆地的仁人志士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惰性的因素，甚至是反对的因素，所以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是胡适还是鲁迅、陈独秀，也不管是胡之辉还是李大钊，他们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且在当时令国人大大地感到悲痛的是从传统文化上找不到通向现代化，通向富国强兵，发展科学技术的契机。如果说那时候的一些言论比较激烈，态度也比较情绪化，那么恰恰是因为现在经过五四的洗礼，我们已经吸收了，已经接受了大量的推动民主、科学、社会进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包括一个有争议的词，五四价值等等，是在你接受的许许多多东西以后，你回过头来再看传统文化，觉得传统文化有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国家面临着不是一个风暴接着一个风暴，一个颠覆接着一个颠覆，一场大的斗争接着一场大的斗争，而是更倾向于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和发展生产，发展文化的这样一个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原来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有些有利于合情合理地给社会的各个方面一个规范。

所以，我非常不能赞成一种看法，就是把弘扬传统文化和继承五四的精神对立起来，甚至一讲传统文化就得骂一顿五四，或者一讲五四就一定不能够讲传统文化，我觉得那样就错了。文化的问题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临河的模式，不是说吸收这个文化了就不能吸收那个文化。前不久我参加过一个讨论中国民族的节庆或者节日活动的一个研讨会，我就不接受那种说法，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中国民族的节庆，因为现在西方的节庆已经侵入到我们这儿来了，又是情人节，又是圣诞节，不一定要对立起来。你如果说是情人节、圣诞节是舶来品的话，那五一也是舶来品，三八也是舶来品，六一也是舶来品，不一定是对立的。

关于国学热

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出了一个新的名词，这个新的名词更敏感一些，就是国学热。国学热是媒体起的作用特别大，这个东西的出现也符合了社会上上下下许多方面人们的心愿，就是被我们撂下的太久了，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老庄之道一直到易经，现在到新华书店一看，什么风水，这个风水连韩国都要申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更加紧张，我们得赶紧弄这个风水，不弄风水的话就变成韩国的了，当然你撂了一段以后，你忽然又拿出来，觉得孔子说得多好啊，是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越说越好，说得很好听，很美好，国学热就出来了，一直发展到什么呢？今年9月，暑期开学的时候，有好多小学都穿上古代服装以念三字经来参加开学典礼，新华社发了有紫阳小学，还有南京的夫子庙小学，紫阳小学接近清朝，夫子庙小学我没弄清楚，这整个有一点像天主教，还有成都有的小学，因为成都很热，9月1号开学，非常热，有的小学在大太阳底下学生们都穿上古代服装，热得一身汗，好多家长都心疼得不得了。我有一点糊涂。中国出什么事儿了？大清复辟了？

对不起，三字经我也发表一个看法，三字经的好处很普及，很容易记忆，容易背诵，有些话语也都挺好，教不严师之过……，有些说法挺好，但是三字经对今天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它的内容相当的单一、片面，就是它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什么都合理，什么都听话，训练成这样一个孩子，里面不讲身体健康，里面不讲精神活泼，不讲儿童天然的一个游玩的权利，他不讲发挥你的想象，你的个性，他不讲创造性，他很少有积极的，就是让你的精神上得到解放，智力得到解放，活力得到解放的东西；而相反呢，都规范起来，规范当然是必要，我们学校也是有规范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有规范的，但是只有这些东西它是不够的。我一想起我们的小学生穿着清朝的服装在那儿大太阳底下晒着，在那儿念三字经，咱们的五四就这么白搞了吗？至于吗？

关于国学，词源上只解释是国家办的学，这是古代的解释，辞海上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国家办的学；一个是中国的固有文化。这个中国的固有文化的说法能不能跟这个国学完全站得住？我也有怀疑。就现在一般讲国学都讲先秦诸子的，研究《红楼梦》的人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研究明清小说的有没有我不知道，研究唐诗的人都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研究李白、杜甫的都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冯志先生是研究杜甫的，是写杜甫传的，从来没有人当他是国学家，当然年纪大了他就是国学家了，我也快成国学家了，因为我还讲老子呢。固有文化这种说法我也不太喜欢，什么叫固有文化？文化能固有吗？文化都是在不断地接触、开创、交流、碰撞、消化、融汇之中得到的。琵琶不是我们固有的，黄瓜不是我们固有的，所以黄瓜叫胡瓜，南瓜是不是我不知道，洋白菜肯定不是我们固有的，要不怎么叫洋白菜呢？番茄肯定也不是固有的，因为带番字，土豆在新疆都叫洋芋，肯定也不是固有的，白薯是菲律宾的，这个固有以哪一年算起呢？黄帝元年？还是炎帝元年？和那个时候没有关系，哪个都不是固有的，没有办法，许多科学家更不是固有的。所以对这个定义我也不大喜欢，我个人不大愿意用这个定义。但是很多大学有国学院，这个我没意见，我赞成，大学里面的事好办，为什么呢？大学里面学院多得很，北大有多少个学院，有20多个吗？

（台下说）30多个。

30多个学院有一个国学院，有国学院的同时还有文学院，还有法学院，还有其他的，可是如果让社会上，把这个国学变成一个最重大的口号，我就有一点搞不清楚了，我不敢说不对，我也没有这个胆，但是我搞不清楚了。和这有关的，现在和五四联系起来的，很多问题现在都出来了，一个是白话文和文言文，越来越多，这本来有道理的，五四时期是不是对文言文批评得太过了？我想这个检讨可能是有道理的，有人就给我讲，他说白话文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的问题，而且它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审美意向，比如说你把老传全部翻译成白话文，包括《论语》和《孟子》都翻译成白话文，基本上翻译出来以后，很多内容都没有了。我想这些都说的是对的，但是反过来说白话文是从洋文那儿制造出来的，这在20年前《文艺报》上就曾经有朋友这样写，说我们民族文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丢掉了，五四以后呢，是根据英语创造的白话文，这就跟活在梦里一样了，白话文首先是我们嘴上说的文，就是我们口语，这个口语的存在是我们固有的，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即使是在几百年以前，人们见面首先说话不可能全部都是纯的文言，里面夹杂一些半文的话肯定也有，但是不可能纯文言。

关于文白之争与繁简之争

前不久我又听到一种，也是让我大惑不解的说法，说白话文有两种，一种是老的白话文，原来在中国有生长的，源远流长的白话文，说五四以后的作家只有三个人会老白话文，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张爱玲，其他的人都是受英文影响而写自己的白话文，这纯粹是梦话。说中国原来有白话文，难道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吗？四大才子基本上都是白话文，《镜花缘》是白话文，《镜花缘》里面夹杂一些半文言，很好的，最好的白话文小说尤其是北京话小说是《儿女英雄传》，虽然它的思想水准相当的陈旧，相当的老气，但是它说的话都很通顺，《儒林外史》、《三拍》也是白话文，过去很多话本，解放以后也还出版过，解放以后江苏省有一个《扬州评化》的一个专家叫杨少堂，他讲武松，这个武松，我看过他的半部武松，是45万字，全部都是以口语白话记录下来的，把武松讲得活灵活现，非常的详细、周密，加了很多的创造，这都是白话文。那么老舍的白话文更不用说，鲁迅的白话文里面文言文成分比较多，很多是把文言文用在白话文里面，所以对于这个白话文的说法也制造了一些稀奇古怪的……

还有海外闹得非常厉害，说中国的白话文不好，因为受了毛文体的影响，毛文体，开玩笑啊，谁受了毛文体的影响？在座的，你们哪位写的文章像毛泽东，你们举个手，我把我今天的讲演费我全部乘五送给你，如果你的文章确实写得像毛泽东，请举手，开玩笑啊，学毛泽东写文章，你没地位，没名气，没有那个自信，没有那个居高临下、所向披靡，是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尖锐，还带几分孙悟空齐天大圣的劲。至于说在政治运动的时代，有些比如说写文章讲道理不够，这里头是不是也受某个领导人文风的影响，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然后这个越演越烈，一直发展到简体字，连台湾的都跟着闹，说简体字，简体字始作俑者是国民政府，并不是共产党开始搞的简体字，现在传出去说简体字是共产党根据苏联专家的意思搞的，我都不知道这样的无稽之谈从哪儿来，我们的简体字包括用拼音文字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条，我们拒绝苏联专家的建议。比如妈妈，我们写MAMA，这个M在斯拉夫文字里面发的是TA的音，他是TATA，这个我们没有接受。

1922年，钱玄同提出了笔画方案。在1932年，我是两岁的时候，出版了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所以简体字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三个兄弟，三兄弟，有两个是孪生，有一个跟他们差一岁半，一个叫聂帮顶，一个叫聂帮记，一个叫聂帮楚，这个音也很铿锵有力，这三个孩子学写字的时候，整天地哭，因为他的姓很复杂，那时候得连着写三个耳朵，复杂，简化以后变成两个“又”了，所以有很大的好处，而且简体字和繁体字根本不需要对立起来，我相信北大学文科的人都懂繁体字，请在座的人里面，你们不认识繁体字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举手，因为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然后旧诗新诗，喜欢写这些诗的都很可爱，都很好，尤其像钱钟书的诗、徐志摩的诗、艾青的诗、舒婷的诗、聂绀弩的诗，都写得非常好，现在让我有时候略感担忧的就是我们把这种文体上的一些区别，把这个题材上甚至于风格上的不一样对立化，变成互不相容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相通，也许这个时候我们想一下，尽管它有各种针对性，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已经提出来，“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也许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就是邓小平给景山学校上的字，他提出了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这样一个主张，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我们钻研“国学”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们的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是现代化，不是古代化，不是回到明清，更不是回到先秦。

关于文学与革命

然后我谈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革命前的文学和革命后的文学的关系，或者叫前革命的文学，或者后革命的文学的关系。世界历史上我们发现一点，就是有些地方在革命以前或者革命的初期，它会有一个文学的高潮，譬如俄罗斯，俄罗斯它所出现的文学的灿烂，到现在是没有先例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契科夫、果戈理……太多太多了，我是讲不全的。有时候我产生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我说俄罗斯的发展常常走弯路，它非常不顺利，而且尤其是它的经济发展不是太让人舒心，中国的农村包产到户立刻粮食问题就解决了，对很多问题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俄罗斯把集体一解散，粮食生产量还下去了，有时候都无法想象是怎么回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国家文学太发达了？一个国家文学要太发达了，还有人好好种粮食吗？还有人好好弄酱油弄醋做电池做手电弄小衣服吗？文学太好了，太吸引人了，喝一点儿伏特加，朗诵一首俄文诗，再唱个俄罗斯民歌，游览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多幸福啊！如果这个时候还再去计算什么经济效益，多么煞风景。

中国的现代文学，五四以后到1949年，也是非常活跃的，郁达夫、巴金一直到胡适、梁实秋，这也非常多，不多说，非常的活跃。有时候文学的高潮是和社会的机遇，和历史风暴的前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们不见得都从政治或者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也早就发现了，穷愁之诗易工，而欢悦之词难写。我们很多中文系的人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古典文学，越古我们就越敬仰，高山仰止，但是夏志清讲过一个理论，这是他的原话，说你们老觉得中国有古典文学了不起，因为你们外文不好，如果你要是外文好的话，你看一看英法的那个古代文学，比你中国的古典文学要丰厚得多，就拿最辉煌的唐诗来说，它的题材就运用了几种，思乡、送别、悼亡等等，相反的中国是五四以后现代文学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各式各样，什么都有，后来夏志清的话我见人就问，见北大的我问，别的学校我也问，香港我问、澳门我也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赞成夏志清的话，所以夏志清的话光杆司令，就他一个人这么说，但是他毕竟是夏志清。

我扯了半天，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革命的文学，当这个社会已经经过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达到了革命的人民夺取政权这样的一个目标，宣称人民已经把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了。这时候对文学怎么走？这个文学怎么办？也都不错。比如说苏联有法捷耶夫等等占主流的作家，还有肖洛霍夫……苏联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他的代表团的成员里面就包括肖洛霍夫，而且肖洛霍夫走到哪儿都是这种口气，这是苏维埃的作家肖洛霍夫。在苏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发言，他说西方世界攻击我们苏联的作家是按照党的命令来写作的，这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良心属于苏联共产党。我一听这觉悟真高，真会说，真招人疼，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也会发出批评、责备，就是认为苏维埃时期的状况还赶不上法捷耶夫那个时期，这个问题也麻烦，苏维埃如果不是最好的文学环境的话，那么现在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这20年也没听说又出了，都解体了嘛，解体了是不是又该出来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二号，也没见，更没戏了。1989年以后，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出了一个萨卡什维利，也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中国也有，尤其是到现在，现在我们发展什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今天要全面小康，所以我每天一讲话，人家给我提条子，问得我直翻眼，问我：王蒙先生，您认为文学还能够存活多久？什么时候将要灭亡？一些夸大其词的一些说法，这些比较多。

革命后的，后革命那个时候文学发达，而且孤注一掷的勇气，拼了，为了正义，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但是在革命以后呢？会是怎么样呢？怎么发展呢？我不但看到了中国会面对革命以后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惑，而且我还看到比如说大家知道南非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叫拿丁·戈迪墨，我还见过她，她讲话的时候的自信，那种使命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为黑人的权利和种族主义者做斗争，她本身是白人，但是她坐过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监狱，但是种族主义它垮台了，南非胜利了，她达到了她毕生所追求的目的，但是她的声音慢慢小了起来，2007、2008年还出了这么一件事，有几个抢匪——也是她毕生为之奋斗的人——进了她的家，抢她的东西，让她把她的结婚戒指扒下来，她拒绝了，结果她挨了打，这确实是一个事，就是这些热情的呼唤革命、迎接革命的作家们，在革命胜利以后怎么样继续歌唱。咱们中国还有一些说法，我完全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对他做出特别明细的判断，比如前五、六年就曾经有人回忆，说是在50年代，就是1957年的时候，有人问毛主席，说如果鲁迅活着，现在会是什么情况？说毛主席回答说，也可能他在监狱里吧！也可能他不再写作了吧！当然也有很多鲁迅研究所的所谓鲁学的专家，对这种说法深恶痛绝，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也是不符合史实，这说明在这中间也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我在两年多以前我曾经提出一个议题，就是雄辩的文学和“轻薄”的文学，我们的文学不可能仅仅是雄辩，也不可能时时都找一个对立面来进行辩论，有些时候呢需要更好的表现人性。

关于市场经济和文学

第三个话题谈谈市场经济和文学，市场经济和文学这是两回事，其实这不是一回事。我记得当年有记者采访一位老作家，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他的回答是我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无动于衷。你写你的东西，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无动于衷，我没有做到，但是我也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来决定我写作或者不写作，市场经济当然有动于衷，它影响我的衣食住行、生活需要、子女教育、父母赡养以及消费的水平，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但是它和文学这是两码事。但是我们国家呢？一直也有很强烈的反映，就是认为市场经济毁掉了文学，认为市场经济摧毁了文学，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老作家，老的革命作家，我不打算提他的名字，我最近听说，这位大师已经，他说过去我们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现在要冒着敌人的钞票前进。这我也不明白，因为过去我举的例子，就是说在革命成功了以后，有一些历史人物那种浪漫性就降低，比如说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唱起来非常悲壮，但是我提改革呢你就不能唱，冒着赔钱的危险改革，冒着闹事的危险下岗，这些都不能唱，可是我没想到呢，我所敬爱的一位老作家提出了，说冒着敌人的钞票前进。敌人的钞票来了，你收回来交给革命不就完了嘛！那钞票能把人打死吗？砸在脑袋上一摞，50万元捆成一包，从四层楼上往下照人脑袋上砸，那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如果砸昏了以后，一看旁边有50万元，也许脸上会显出苦笑兼甜笑，这个我不太明白。有一个地方举行诗歌节，有一个诗人就讲，红旗都倒了，诗还有什么用？某杂志曾经说过，现在文学状况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坏，比沦陷区坏，比白区坏，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现在据说是为了迎合市场，有了什么下半身写作或者其他一些涉嫌不雅的一些写作的内容出现，我们和从前处境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文化革命”前1949—1966年是17年，这17年一共出了200本长篇小说，平均一年能出11、12本，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700~1 000种，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这一年都出了一些什么长篇小说，哪怕他的专业比如说在北大当代文学研究中心长篇小说课，好像没有这么一个课，他也说不清楚，好像就是有了更多的选择的可能，可以满足更多的个性化需要，这是一个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把有些因为有歧义，而不能顺利出版的一些内容也都出版了，一个东西，100个人，99个人否定，1个人的肯定他也出版了。但是坏处也有，好的作品也淹没在上千种的新书里面。我现在上西单图书大厦，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书以后，我就叹息，再不要写书了，到处都是书啊，你想到的他也出，你想不到的他也出，现在没有出的书了。所以有些人回忆起来，现在60年，有些人回忆起来就觉得，从1959—1966年，尤其是1959—1963年，因为后来越来越紧了，那个期间的长篇小说最成功，举个例子《保卫延安》1959年，《三红两厂》，文学出版社还出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60年代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写到《游击队》、《苦菜花》等等，有一批现在的人们都还记得，或者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你要是拿两本书，一本比如说是2008年出版的，还有一本是1968年出版的，1968年就不要说了，1962年出版的，你要放在一块儿看看，你不能说现在的书越写越差，反正有不同的文学环境下面，在一种不同的文学生态下面，在一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下面，人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心态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北大这样，但是我看到了，说余华有一次跟学生们交流，谈到当代文学，就不断的有同学提问，说你看五四时期作家写得多么好，现在作家写的多么差，把余华说急了，他说我实话告诉你们吧！五四时期的那些，我不说名字了，要不我说了也没关系，说什么《荷塘月色》什么的，现在是个高中生作文都可以做成那样，说你们看我的作品比他们写得好多了，说我唯一的弱点就是我还没死啊，我要死了以后，你们不说我的作品好才怪呢。这也是一种说法，一个作品的被接受，被抬高或者说被重视，当然和作品的质量有关，也和许许多多的情况有关。

我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社会，文学事业，高潮化是所期望的，但是高潮化是未必能够持久的，许许多多的高潮都要向正常移动和过渡。老子早说过，飓风刮一早上就不刮了，太阳一出来就不刮了，当然这是老子说的，把可能没有赶上那个大风口，大的雨也不会下一天，8个小时，10个小时，1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即使再下，也要停一会儿。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逐渐走向正常的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学生活，所以现在我们谈不到什么特别激烈的文学运动或者那种文学高潮或者文学口号，写出什么什么来，谈不到这种口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处在一个相对正常的阅读专门，那是不是现在的文学就没有好作品了呢？我不这样看，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淘洗，目前就说什么作品就是好，什么作品就是不好，什么作品是不如什么时代好，都为时过早了。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大家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水准很低，但是许多人关心它，所以我愿意在这儿谈一谈，就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个文学的大奖，它叫大奖起码它的奖金大，它是100多万欧元，中国的最高的奖项是茅盾文学奖，四五万人民币，这是第一。第二，它有瑞典科学院的18位院士组成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他们都是终身制，死一个补一个，这里头只有一个人能懂中文，就是马悦然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呢他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比较喜欢给具有或者是色彩上沾一点，持不同政见的人给他们发奖，在西方国家它相当喜欢给左翼的文学家发奖，比如70年代末期80年代早期，他们发过海音里希·伯尔，他当时把西德批得一塌糊涂，西德政府拿他没有办法，他的驻华大使曾经跟我说，给他发奖，这真的使我们头疼，当时法兰克福一个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说伯尔他的德语相当差，他们得奖是以道德家的身份，因为谴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下面的许多不公正的现象而获得的，有过这种说法，他还曾经给葡萄牙共产党人萨马拉戈发过奖，给加西尔马尔克斯发过奖，在中国，好多人都可以看出加西尔·马尔克斯把不发展的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迷信，所谓落后的东西把它审美化，变成文学的契机，变成文学的才能。另外一位偏西方的秘鲁的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略萨，他的政治意识还特别强，写过很多政治论文，还竞选过总统，当然未能选上，他曾经痛骂加西尔·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太监。还有意大利的剧作家达里奥福，那也是令人大吃一惊的，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奖励一些流亡的，那多了，太多了，我这儿就不一一介绍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我亲历的事情，1993年在纽约，在华美协电影社，胡适当年创业的，为美国主流社会了解中国文化搞的一个机构。我在那儿讲话，讲完话了以后，美国的蓝克儿，一个女的秘书，但是在中国肯定叫秘书长，她很强悍，这位女士就来问我，说今年北岛将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据我所知，诺贝尔文学奖是封闭的，不是先发表的，她说我知道，我当然很佩服，是不是？这是牛秘书长啊，我你知道啊，好好好，她说你什么态度？我说我祝贺啊，我说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都祝贺，我说要你得了我也祝贺，她说中国作家什么态度？我说有人会高兴，有人会不高兴，她一看两眼发光，她赶紧说为什么有些人高兴，有些人不高兴？我说你连这都不知道啊，所有的作家都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哪有老子天下第二的作家，老子天下第二就不干了。她说中国政府什么态度？我说现在这个说得早了点儿，我说现在我不当部长了，代表不了中国政府。这也是一个事实。我有一种印象，这位女士拿着中国政府当公牛，拿我们作家当红布，想这么甩一下，这么甩一下。

到1992年，我接到瑞典科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的邀请信，说希望你希望推荐五个中国作家做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其中完全可以包括你自己，这份材料不得少于15页，中国人讲字数，外国人讲页数，我就不懂，这个字号怎么算，是用1号字？后来我就写了，请王勇毅先生给我翻译，而且我告诉你们，我这里面推荐的有韩少功、张伟、铁凝、王安忆，还有一个人我还没写，我可能想写我自己，反正也没成没关系，如果顺利的话，我不会不写我自己。但是完了以后呢，有关我的规定，因为我担任过职务，第一步要征求我驻瑞典的机构的意见，当时驻瑞典的机构就说，马悦然约你，不好，对中国的态度不好，你王蒙的身份不应该来，不可以来，第一步就挡住了，我不能去，文化部还特例又写了一封信，说由于王蒙有很丰富的经验，说可以应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建议这次还是让他去一下，跟瑞典科学院建立联系，但是我们驻瑞典机构仍然说不不不，还是不，瑞典方面着急啊，就改由SAS公司的总裁来邀请我，可是咱们这个驻瑞典的机构一看就看出来了，那航空公司的总裁邀请你干什么？你又不买飞机，其实当时给我一种感觉，火眼金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这种感觉，不行，还是不能来。瑞典方面也使劲，瑞典一个女的副首相兼国防部长来中国，见到中国跟她同级别的官员，领导人，她跟这位领导就说，说我们瑞士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欢迎王蒙先生访问瑞典。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回去就问，说她说这个干吗？别人就告诉他，说那就派王蒙去吧去吧，领导人发了话，说去吧，时间已经很紧了，于是有关部门就通知文化部，王蒙可以去了，但是文化部下属的外联局火了，他也不是说领导发了话可以去，我们一直说可以去，你这儿不让去，现在我们这都忙起来了，我们不去了，不办了，这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没去成，没去成，斯特戈尔磨中文系主任跑到中国来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手续没办好，我也不能说别的，我说有可能去不成，他回去就告诉马悦然，说看来王蒙对访问瑞典没有兴趣，于是马悦然也是性情中人，也是学中文学得太透了，受中国人情绪化的影响，他立刻发表一个声明，他说王蒙已经表示对瑞典科学院没有兴趣，也不准备和瑞典科学院进行交流，因此今后我们只好放弃跟中国大陆的文学的联系，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都，他把我想得也太高了。总而言之，所以说你们看着很伟大的事情，你要知道内情以后，阴差阳错，也不要以为那么伟大。结果马悦然的轻率的做法引起了瑞典驻京大使馆的不满，他们的文化专员他在香港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关于邀请王蒙先生访问瑞典科学院的情况你不完全了解，与王蒙先生个人完全无关，马悦然的说法是不公正的，不真实的。现在马悦然又到中国来了，有一段时间马悦然都不许入境，都上了黑名单来了，别人催着我问什么时候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法说这个事儿，怎么说？没处可说，得了就得了，不得就不得，得奖当然很好，100多万欧元，存在中国银行，对国家也有贡献啊，得不了得不了，算了，那也没办法，但是反过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国际奥林匹克，没有竞技技巧。比如我们知道的挪威，这是当年的话，挪威跟瑞典是一个国家的时候，挪威最有名的戏剧家易卜生，他在最后的关头诺贝尔文学奖决定不给他，而给他的一个竞争对手叫比昂松，但是比昂松没有什么人记住他，但是易卜生非常有人气。如果我们列举得奖的人我们会列举出很出色的作家来，近半个世纪有海鸣威、加西尔·马尔克斯，但是我们列举那些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也有一大批出色的作家，比如说俄罗斯的那批作家等等，有人老在那儿分析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在那儿分析，为什么？因为中国作家胆小，因为中国作家没有成为烈士，还有人分析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外国作家自杀的数量很大，我不知道是由于吃得太多，还是由于低血糖造成的这些说法，简单来说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既不必把它看得那么那么的渴望，也不必把它视为对立面，以公牛的姿态向它冲去，也不必这样。现在马悦然已经多次表示过，他最喜欢的是两位山西作家，一位是李锐，一位是曹乃谦，有一年在重庆书市，马悦然给曹乃谦站台，而且说他随时可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有马悦然这样的一个许诺，有些热衷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有些虽然对诺贝尔文学奖不无兴趣，但是已经一看马悦然也没提议，也就死了这条心，踏踏实实该干什么干什么，用不着再折腾这事儿了。

我开玩笑啊，我说中国作家有两项……，第一项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就是胡适、鲁迅。因为有人就说鲁迅多么伟大，多么伟大，我说中国人的骄傲在于有一个鲁迅，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只有一个鲁迅，这个作为造句来说这有一定的说服力和煽动力的句子，但是这个句子不通，因为所有的作家都只有一个，没有克隆和复制，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中国也只有一个李白，中国也只有一个杜甫，中国也只有一个曹雪芹，而且只有80回再加后续40回，哪个作家都是只有一个，怎么能来俩，照抄也不好看啊。再想，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英国有俩莎士比亚？法国只有一个雨果，只有一个巴尔扎克，所以关于中国只有一个鲁迅这个说法，而且鲁迅有鲁迅的年代，鲁迅是作为一个精神的领袖，作为一个社会的良心，作为日本的一个代言人，作为一个青年的导师而出现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权利，没有精神上的权利，他跟现在的情况也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很难设想现在的老百姓和伟大的学生或者在座的中文系的学生，你们以嗷嗷待哺的心情等待着一位救星的到来，等待着一位精神导师的到来，说高举起你们的火炬跟着我走吧，有人跟你走吗？所以不同社会的发展，不同的情况下，人们对文学的期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把很多东西尤其是把文学道德化，有些人对于文学的期待实际上是在期待着一个圣人，圣人不出…，咱们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圣人，瞅着活着的作家，谁的模样也不像圣人，也不像鲁迅，没有那么悲情，没有那么严肃，没有那么大的承担，但是他忘记了不同的时期，就在文学史上能够起到鲁迅这样的精神领袖的作用的作家也微乎其微，李白喜欢月，喜欢喝酒，杜甫好一点，叫诗圣，还有好多的也在那儿叹息，曹雪芹更不是，他丝毫没有，在他的作品里面并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样的一种高姿态，外国的作家也是这样。

关于鲁迅和张爱玲

我再讲一个话题，我其实是讲我的困惑，在大家怀念鲁迅，谈鲁迅，思念鲁迅，阅读鲁迅的同时，当然也有感到厌烦…，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对张爱玲的热度，张爱玲的写作有一种生动感，她对颜色的描绘很好，对有些人情世故的描写，特别是对于女性心理的描写十分不错，但是怎么会，有那么好吗？我实在是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待会儿有人能够对我进行一点儿教育，我已经下过多少次决心了，我既没有教条主义，也没有政审的意思，我也没在政治部门工作过，说是由于政治上对张爱玲不感兴趣，我找了她的书，我还上国家图书馆借了她的书，但是没有几篇我是认真地读得下来的，因为我需要更多的艺术的想象，我需要更深的历史，包括对人生的思索。张爱玲说：“她说我要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我还是写不了的，我只能写发生过的事。”这个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不是天真了一点？现在张爱玲已经快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了，我觉得有点悲哀，如果选择同时代女性作家的作品，我更愿意看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谈现当代文学，那个时候惟周杨马首是瞻，周杨怎么说的看讲义，但是现在至少有一半是惟夏志清马首是瞻，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认识。

我在这儿讲了半天，介绍了一些情况，谈了许多自己的困惑，也是白白地耽误了大家的时间，非常对不起！

王蒙现场答听众提问

关于网络文学与青春文学

问：我是盛大文学的作者，您刚才提到人们对文学有道德上期待，但是对网络作者来说，几乎没有受到来自这一方面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答：我个人从理论上我对网络文学完全是支持的，我也做过极少量的浏览，包括有些人的很尖锐的博客我也都读过的，里面的某些见解还是好的，是可取的，另外我还给例如安徽的一个网络写手叫耳鸣兔的他写的红楼梦的书，他寄给我那个书，我还给他写过评论和序，还有一些书，我读着也很有兴趣，比如《明朝那些事儿》这些，但是更多的情况我还不知道。我还参与过一些网络的评奖，或者发奖什么的，所以从总的态度我是支持的，我也是喜欢，但是太具体的我也说不出来，我不觉得写了以后你是先在网络上发也好还是在出版上印出书也好有特别大的矛盾，连写新诗、旧诗我也不觉得有多么大的矛盾，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题材自己的作品的情况先上网也行先出书也行，愿意用文言文写的我也不反对，你愿意用英文写，我更不反对，因为我一直就是，老想学好英文，老学不好，你要用英文写的，那我看着我更羡慕，更有奋进，你好好用英文写。

问：我看到PPT以后，看到王蒙先生第一部作品是19岁写出来的，按照这样来算的话是青春文学，青春文学每代都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成了一个事，我想听听王蒙先生的意见？

答：我觉得跟媒体的炒作也有关，年轻人低龄写作，现在不是19岁的问题，现在好像还有，最低龄的6岁也出诗集了，当然这比较少，特例，但是我不赞成不同的派别的人在那儿互相嘲笑，互相攻击，青年人肯定有青年人的锐气，他的体力，老年人呢有老年人的优势，我特别喜欢老舍在《茶馆》里面的一句台词，年轻的时候有牙没花生仁，老了以后有花生仁没牙。这个牙你怎么解释都行，80后浑身都长着牙，想咬一口就能咬一口，而且能咬得起来，但是花生仁少了一点，就是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吃过的盐，经历的挫折少一些。老年人是花生仁越来越多了，但牙已经不行了，锐气、硬功也不敢嚼了，尤其是作家，你要是写好了，你总是会写好的，用不着贬低别人，如果写得差劲的话，就算全国的作家被你骂死，你还是写得比较差劲，如果写得特别好的话，别人更好，大家一块儿好，咱们变成黄金时代，黄金集团，一个实力集团，更是梦寐以求的事，所以不要造成一个气氛，按年龄分。我是“30后”，离“80后”差50年了，但是我在没有得到召唤前，没有完全痴呆以前，我这不是，我也写，该说笑我也说笑……

重返先锋：文学与记忆

苏童

苏童，作家。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有作品百万字，代表作包括《园艺》、《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蜚声海内外。

我觉得有一点紧张，真紧张不是假紧张，今天的题目，先锋、文学、记忆，我把它分开来说。我一直都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不够深刻，另一个恰好是不够浅薄，这一对矛盾使得我在很多场合不善于发言，我更信任的是用文字来表达。毕竟作家和教授属于两个行业，同学们可能听多了非常有逻辑的讲座，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设想我的讲话将是散文式的。

第一个关键词：记忆。

一个作家记忆的一生，是一个百宝箱，记忆的百宝箱，这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财富。这个百宝箱打开来，是不同的财富和珍藏。我自己现在在梳理自己的文字之外，常常会想起我的少年，青年，有时候记忆犹新，有时候却恍若隔世。医学上认为，一个孩子睁开眼睛第一眼看世界，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人生中的第一记忆注定是丢失的，不管是作家也好，医生也好，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找回他的第一记忆，使他重现。

我是1961年1月出生的，我真正的人生第一记忆是一个非常带有时代烙印的东西，是一颗子弹。那年我3岁，冬天的时候，有一个深夜，突然在半梦半醒之间，非常匆忙和慌张地被我的母亲抱起来，从我临河的房间放到外婆临街的房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年武斗，我们家临着水泥厂很高的水泥塔，一些人占据了那个水泥塔乱射，一颗子弹打在了我们家对着河的门侧。这就是我的第一记忆。也是我对社会和人生的第一个非常具有实质意义的，也是对未来带有暗示的一个有文学意义的记忆。

我们说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在这个百宝箱里梳理，掏出东西。高尔基说过，一个作家写到最后一定会回到童年。我自己的童年并非文学时代，而是动乱年代，它的特点是一个孩子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也都有，该有的比如说知识的传承等等，不该有的比如说是暴力等等。我的读者经常在我的作品中发现暴力的东西，我经常也在问自己，我的作品有暴力的倾向么，或者是哪一种偏向？但是我自己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我还是无愧的。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恐怕是我们学校学历、知识、教养最好的老师。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他是教高年级的，当时我还在低年级。但是我记得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脸是青紫色的，高年级的同学给他设置了一种方法，叫做蚕宝宝上山，用桌子椅子摞起来，逼那个老师像蚕宝宝一样登上去，最后有几个学生去抽下面的桌椅，那个老师从上面掉下来，脸摔在地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是青紫的。

这样的一个记忆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同学们也不用去刻意地去考证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暴力变成了某一种精神食粮，大家都在食用。问题在于，在很多年过去以后，这个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那个社会留下的可以穿越任何阶层的暴力，我们今天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录他，我的想法是，我从来不去写一个暴力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所有的小说当中，当我要真切地捕捉那个时代的那种有点儿像血腥的铁腥味儿的时候，我从来不回避。

当然，这不是全部，关于暴力的记忆在我最初的文学记忆中，并不是全部。每一个作家的记忆都是有区别的。作为我个人，我最铭心刻骨的、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和我的生活有关。

作为我来说，写了这么长时间，回头一看，那些所谓的瓶颈啊，写作的历程啊，都被风沙所淹没了。但是你总是记得，你从哪里出发，你从哪里开始的。大家都说文学是从幻想开始，我的开始是从一场病。

我9岁的时候得了一场肾炎，肾炎并不奇特，但它引发了一个奇特的并发症，变成了重病，这把我九岁的家稿的一塌糊涂。我记得很清楚，无数个早晨，我去儿童医院看两个老中医。我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我的很多同学背着书包和我相向而去。我的生活变得非常悲伤，不仅仅是孤独，而且还有自卑。

我的家是个工薪阶层，家人都要上班，我自己只能一个人在家。那些一个人在家的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9岁开始自己熬药，用煤炉熬药，要学习。更多的时候觉得那种寂寥、那种无聊，那种深刻的被抛弃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我的病还不能受疲累。更多的时候我睡在一个竹榻上，我把那个竹塌睡了一个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寻找到了第一个朋友，不是文学，是文字，我经常说起过这个非常荒诞的开始。

我父亲的书都是一些古典小说，是人文社的繁体字版的，我没办法看，所以我去寻找所有我能看的文字。文字在哪里呢？文字第一在墙上，墙上贴着很多报纸，那些字我一个也没记住，唯一记住的是那个带着时代特色报纸，叫做苏州风云报，现在也没有了。

那时候我的家人都在帮我寻找一些打发寂寥的东西，我的姐姐那时候上中学，她经常在一个很小的阅读圈子里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书，那些书都是被没收的，有些还打着收购站的印章，很多都是没有封面的。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书中看到的那些让我面红耳热的描写，亲吻的描写，性描写。我记得有一个叫玛丝洛娃的女人……很多年以后我上了北师大，有一天我去借了《复活》，一看哎呀，我9岁那年就已经看过了，看过这个玛丝洛娃。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受到了文学最初的一种熏陶。我的家人那个时候确实给了我很多温暖，我的母亲文化程度很低，自己是不看书的，她在厂里办了一个借书卡，借书给我看。这就是我文学的一个开端。

这样一个记忆当然不能奠定我的文学梦。我真正热烈的文学记忆是我上北师大以后。我那时候又一次来北大，听一个叫张曼琳的云南女作家，她当时还在校，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那天张曼琳在北大进行一次竞选，竞选什么已经不记得了，我感兴趣的是她的竞选演说。我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来北大，但是不知道是时间还是地点搞错了，结果没找着，我们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梦幻时代，现在想起来，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个时代，就连北师大这样比较保守的学校，一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写诗，那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学时代。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写作。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作家会像星星一样，突然闪过，突然又消失。我有一个同学，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散文，他成了我们的一个羡慕、赶超的对象。还有一个同学，在当时的《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也特别羡慕。在这种非常具体的。带有80年代特点的竞争情况下，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勤快，越来越固执。我一直觉得，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非常仓促、非常踉踉跄跄的，不是怀着远大理想，而是一种追逐身边人的情绪下开始的，“你们发了我为什么不能发？”是这样一种非常世俗的利益，跟文学，跟写作的意义是不相干的。我一直也不否认，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和很多80年代的文学青年一样，其实是追逐文字变成铅字的那一瞬间的激动和虚荣。事实上从来也没考虑过今后几十年会不会写？如果写了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感恩的事，也有很多遗憾的事。说感恩的是，我当时在同学中算小，但又不是最小我在这个班上，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在那个集体生活中，我觉得我有某种意义上的逃逸，一种从群体中逃逸的下意识。我刚入校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当学习委员，第二年就把我干掉了，为什么？他们发现我经常不在状态，不热心集体事务。因为那时候我在搞文学啊。我那时候最爱的两件事，一个是创作，一个是打球。关于创作，我一开始不敢在中文系写，我怕他们发现，怎么这个人老不发表，还老写。我就跑到地理系的教室去写，可是没多久我就发现也有两个中文系的学生在地理系教室里写。所以我又跑到体育系去，所以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创作别人并没有看见我在中文系写，因为我在体育系写，我的旁边坐着一堆大个子，我就在旁边写，很有一种地下工作的意思。正如我所说的那种看不见的竞争，很多同学很强，你所思考的，所憋着劲所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发表，对你来说发表就像共产主义一样遥远。

我的问题是那时候我一直都有一种小问题，非常孤僻，又爱面子，老是退稿，一般人可能都不写了，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前面说过我一直都不热心集体事务，但是那时候第一次主动跟老师表示自己要负责班级的事务，就是保管我们的信箱。信箱来了我自己打开，什么东西我自己收起来。

第二个关键词：文学。

到了1983年，我的小说处女作和诗歌处女作在那一年里一起发表的。这些作品除非有心，一般人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从来都不拿出来见人。为什么呢？所谓物是人非，在十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自己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梳理，我觉得我刚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幼稚，所以这些作品基本上像销毁罪证一样希望把他销毁。

但是那个小说还是很值得玩味的，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写了一篇知青返城的小说，这个题材跟当时的时代脉络是很近的，我唯一一篇编辑一看就觉得能行的就是这篇小说，当时是《青春》的编辑她的评价，那封薄薄的信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接到信以后，我就一直看墙上的那个中国青年报，因为那上面有《青春》的目录，我等啊等啊，终于在某一天看到了我的名字，苏童，还是头条。我一直记得那种喜悦到了狂乱的地步，一个梦，总算实现了，那些发《人民日报》的同学啊，发《丑小鸭》的同学啊，我觉得对他们有个交代了。《青春》是7月1日出刊，1日一大早我就到北太平庄那个报亭去了，那个老板说你等第七期的，没有那么早，还要过个三四天，我想万一早到呢，所以2日又去了，2日还没有，到4日、5日，终于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啪！”那本崭新的杂志出现在我的面前，暗蓝色的封面，上面是一个古装仕女。那时候的杂志封面真是乱起八糟的，一个青春的杂志上面是一个古庄仕女。就在那本杂志上，有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第一篇由文字变成铅字的作品。我买了两本。这本杂志我一直都放的非常严密，家人都不容易发现。其实在图书馆一查就查到了，但是对我来说，还是一种销赃感觉，其实是某一种反省。我后来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写了这样一个小说，把他变成了我的处女作，我一直都羡慕格非，羡慕余华，他们的处女作，都是认认真真写的，都是拿得出来的小说，是一个有志的青年人的作品，只有我写了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知青小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是用一种非常的手段，窃得了我文学上的，谈不上是第一桶金的第一个出版权，获得了某一种权利。而且那种小说在当时社会学对文学的某一种评判下，确实是大行其道，就这么一个大学生写的，瞎琢磨出来的小说，第二年的青春文学的奖就给了我。所以我的整个文学生活就在这样一种非坦然的情况下开始，我始终觉得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创作的热情并不比他们差，但是我的起点要比他们低，虽然谈不上是什么羞耻，但确实觉得自己的起来很低。这是我自己最初的对文学的回忆。

大概到1983年、1984年的时候，我看见了第一个文学编辑，就是马未都。他当时在青年文学刚当编辑，他也特别认真，碰到了一个特别认真的投稿者。他觉得我的一篇小说有基础，就给我写信，那时候同城信件差不多要一个礼拜才到，约我到中青社谈修改的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坐车到东四十二条的中青社去找他。看见马未都，一看很年轻嘛，马未都小眼睛那时候就小，他跟我说了一些话我都不记得了，我唯一关心的是我修改了以后你保证不保证给我发。那篇小说有点小波澜，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改了一稿之后他说还不行，后来又改了一稿，然后我就毕业了，去南京一所学院做政治辅导员，到了10月，马未都帮我发表了。那篇小说我同样销毁证据了。

我自己觉得，我对小说真正有一个美学上认识，或者对于作家这个职业开始发现之旅，是我到了南京，写了《桑园留恋》之后，这个小说只有5 000字，但它特别亮，我一直都喜欢把这个小说作为我的文学生涯的真正的开端。我写这个小说和几个朋友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韩东，当时我们都在南京，他对文学、对诗歌都有特别的见解，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之所以珍视这个小说，把他看做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发现，其实小说是和自己有关的，是和自己的心灵有关的。这个小说的发表历经波折，在全国各杂志转了两年，最后一位编辑在上厕所的时候拿了几篇稿子翻，看到了我这个小说，因为很短，只有5 000字，他看完了觉得不错，这才发表了，这时候是1987年2月，离小说写出来的时间已经两年了，我自己都快忘了。

1987年2月在我的整个文学记忆中是非常吉祥的一个月份，为什么呢？其实我在大学毕业后到1987年已经好几年了，那段时间对我的文学生涯来说，其实是非常黑暗的一段时期，但就在1987年2月，我发表的三篇小说中有两篇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我非常重要的作品。这个记忆对于我来说，我一直都非常感谢那年的早春之风，我觉得它吹开了我的文学生涯的一种未来。

谈《河岸》

对于这个小说，我也接受过太多的拷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一个作品，在不断地被人质疑，不断地被同一个话题探讨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你让一个作家老是去解释自己的作品，回顾自己的作品，他真的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因为你三个月前说的是一套，三个月之后你已经忘了，谈的是另外一套，所以说一个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解读，往往都是不可靠的，经不起推敲的。唯一可靠的是他的感受，比如关于河岸，它的动机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是苏州人，对于河流这个词，我非常敏感，有时候听见会一个激灵，有一种内心的火被点燃的感觉我相信很多人对于某些词汇会有特别的感受，河流对我来就是如此。河流这两个字在我文学计划中始终是一个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它演变成什么，我不知道，以前我写过一些关于河流的散文，叫做“河流的秘密”。我始终都有一个野心，要写一个关于河流的小说，至于这个小说是什么样子，很长时间里我自己不知道，可能是我从小是生活的经历，身边的河流，也可能是我的父辈的河流，父亲母亲的河流，我的父母是长江中间的一个小岛上的人，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四周被水围困，地少人多，所以那个地方的男性公民，从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必须要腾出自己的那一块地，腾出锅里的口粮，跨过河流去外面谋生。

我的父亲最初是在上海一个橡胶厂，后来快成家的时候回家，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青年人在外面谋生，但是却要回家娶老婆，在外面娶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不学好。父母成家之后再次外出，一下就到了苏州，找的房子恰好就在水边，就是河流。所以我一出生就是在河边，一睁眼看见的就是河流，我小时候撒尿，从来不去别处。这是我对于河流的一种解释，是我自己记忆中对于迁徙、家庭、生活的一种依恋。

另外一种依恋，多半是出于女性的，河流这个词是非常漂亮的，它给你非常多的想象，河流的流动，河流依偎着河床，河床意味着无边无尽的岸、水与河底的世界……

至于说我要把河流这个词写成小说，我曾经有过无数的想象。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次准备要写，当时的想法是写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年，他一直沿着一条河走，从这地方走到下一个地方，从这个镇走到下一个镇，是一条直线。这个小说我当时只写了几百个字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放弃了。

到了大概3年前，我突然觉得我大概要开始写这部小说了，为什么，我又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老觉得中国作家到了60岁以后，他的创作会渐渐衰退，所以我对自己一直都有一个暗示，到40岁的时候应该写与梦想有关的小说，也就是要完成夙愿中的小说。但是这个构想一直都是不清晰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变得清晰了呢？

有一次我女儿要去加拿大，我陪她看看苏州的河，我自己已经几十年没有看了，我带着我的女儿到苏州一个叫宝盖桥的地方，那是运河最宽阔的地方，我们走到那个桥上，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特别脏特别乱，就在我们站在桥上看的时候，从我们家原来住的方向，开来了一队驳船，有六七艘的样子。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驳船了，当那些驳船在我眼前过去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一亮，我忽然间就明白了，这个河流中的故事，是发生在船上的。

我当时有点儿小激动，我当时就和我的太太和女儿说了，我下一部小说，就写驳船上的故事。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实现昭告天下的小说。

当然，对于河岸这部小说，你可有很多解释，都是可以的，关于河与岸，关于人性的挣扎，关于放逐，关于救赎，关于罪恶，关于解脱，关于文革，关于七十年代，关于父子关系……许许多多的关于，都可以解释。

我唯一觉得比较珍惜的点是：我以前都是借用一个少年人的眼睛看人生，这一次我同样借用一个少年人的眼睛，除了看人生，还要看社会，看世界……

我自己更喜欢的是，人在河流之上的那种无尽的来回、穿梭的这么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值得我追寻、渲染的。

对于这部小说的评价，我自己不好说，毕竟它所描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会觉得比较隔膜，确实是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不过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会让你触摸19世纪70年代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清明上河图的一角，我觉得是清明上河图的一角，这个一角写的怎么样，当然是要留给大家评价，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小说是离我心目中的长篇小说最近的一次。我曾打过一个比方，一个作家看自己的作品，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尽管孩子都一样，但总有一个孩子你会觉得他是最有出息的，我看《河岸》就是这样。

谈网络文学

关于网络文学的问题，我经常碰到，在网络时代，这是必须要谈的问题。对于网络文学，我其实不是很了解，我最多接触“80后”“90后”，这些比我更小的年轻人，我这个正在向叔叔伯伯迈进的人，自己虽然还觉得很年轻，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我已经不再是青年作家了。

对于网络文学，我觉得就好像中学生、小学生的必需课一样，所以网络也好，网络作品也好，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看的。我看完了结果总是证明了我一贯的判断，我从来不相信族群这一说，不相信什么“80后”、“90后”之类那种群体的概念，没有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你是怎么一回事。我每几年都要去上海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有时候在很多作品突然发现两三篇我特别喜欢的作品，有可能只是二三千字，你会发现他写得往往非常非常传统，非常非常古典，一点儿也没有所谓90后的那种奇装异服式的修饰，没有你想想中的那些东西。还有一种，不管他的思维方式也好，行文习惯也好，比如说那个“囧”字，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写成这样？

我的一个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在35岁之后会有一个分流，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在大学里都是一样的文学青年，但是几年过去后大多数都各奔东西了。文学从来留不住很多人，网络文学也是，现在的网络文学就像一种生产，它来得很突兀，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它消散的可能也会同样突兀。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另外一个判断就是人群的疏散，不管是什么行业，必然会有一个人群的疏散。这是一个必然，是一种分流。也许现在的网络作家、人气作家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有可能他出书以后非常火爆，也有可能他从此就不写了。这是我的另一个判断。

中国梦：梦与梦魔

易中天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卡尔·马克思

刚刚学会与各国平等交往的“天朝国民”，却在屈辱中开始了“中国梦”

有个问题想先问一下：世界上，真有“中国梦”吗？如果有，什么时候开始的？恐怕得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之前国人的心目中，只有“天下”，没有“中国”。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在中国人这里是“天朝”；中国人说的 “中国”，则或者指天下的地理中心，比如“夏者，中国之人也”（许慎《说文解字》）；或者指天朝的政治中心，比如“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中国”（陈寿《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按语）。但无论哪一种，都跟我们现在讲的“中国”，不是一个意思。显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国际社会之一员；传统意义上的“天下”，却是整个世界。天下的产权是天的，治权则属于天子。天子是“天之元子”，奉天承运，因天的授权而统治天下臣民。这个治权是遍及海内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东方和西方，在理论上都是天子的“王土”；华人和洋人，在理论上也都是天子的“王臣”。既然如此，又哪有什么中国和外国？也只有中央与地方、天朝与番邦。番邦，就是“蛮夷之邦”。它的性质属于“邦国”，地位低于 “天朝”。

所以，其使节来华，见了天朝的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皇帝说话的口气，也像对待自己的臣僚和子民。比如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文书，便开口就是“咨尔国王，远在重洋”，以及“具见尔国恭顺之诚，深为嘉许”云云。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真是哪跟哪呀！但这就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观”。甚至就在1840年，道光皇帝有关中英争端的上谕中，使用的仍然是“剿”、“抚”之类的字眼，就像当年大宋王朝之对待宋江、方腊。可是这种观念，1840年以后，就被西方列强的炮火炸得粉碎。《南京条约》规定，以后大清与别国公文来往，应该称为“照会”。意思很清楚，国与国是平等的，别老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话，也别老是把我们叫做“蛮夷”和“鬼子”。

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我们中国人，竟然是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学会跟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然而接下来的却是屈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样的事不能尽数。但有两件，却不能不说，一是甲午战争（1895），二是巴黎和会。前者导致了戊戌变法（1898），后者导致了五四运动（1919）。比较而言，巴黎和会给国人的心理刺激，似乎又更大。因为被“蕞尔岛夷”（日本）打败，虽然耻辱，却毕竟是败了，不能不含着眼泪签那《马关条约》。可这回我们也是“战胜国”呀！当时，与会国的代表名额分为三个等级：一等国五名，二等国三名，三等国两名。中国政府几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五人组成的代表团。结果到了会上，才知道我们是“三等国”，只能派两名代表，连后来争到“二等国”待遇的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都不如，更不用说还可能要陪上一个山东。这真是奇耻大辱！

没办法，弱国无外交。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强。

中国梦，开始了。

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称为“强国”，也才能成为“强国”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梦”，主旋律无疑是“强国”。这几乎全民的共识。问题是，何为“强大的国家”，我们又怎样才能“强大”？值得庆幸的是，国人对此有不俗的认识。据秦晖教授《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2010年6月17日《南方周末》），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那些明白人，比如徐继畲、郭嵩焘、薛福成、谭嗣同等，都几乎一致认为，所谓“强国”，绝不仅仅就是船坚炮利、财大气粗，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文明、道德高尚。因为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称为“强国”；也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能成为“强国”。

这无疑堪称“远见卓识”。由于这样的见识，“中国梦”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起点。剩下的问题是“怎么办”。晚清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是“像西方人那样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以前是中国，现在却是欧美。为什么？因为老祖宗创造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理念，在秦汉以后被“败家子”们丢得精光，却在西方开花结果，大放异彩。比如虚君共和，不就是“民贵君轻”吗？竞选制度，不就是“选贤与（举）能”吗？国会议员，不就是“为民请命”的乡绅吗？美国总统华盛顿，不就是“禅让天下”的尧舜吗？所以说，“三代”（夏商周）已经不在中国，跑到欧美去了（仍请参看前引秦晖文）。哈，看起来是很像，但经不起推敲。比如郭嵩焘说，英国因为“仁爱兼至”，所以“环海归心”，就未免“走火入魔”。谁不知道，英国那些海外殖民地，是他们抢来的、霸占的？又比如，他们说西方人彬彬有礼，西方社会井然有序，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也是“自作多情”。西方人，什么时候学过周公那一套？再说了，所谓“讲礼让”，人家是“女士优先”，咱们是“领导先走”，一样吗？

何况还有不能“对号入座”的。三权分立，相当于什么呢？三省六部？政党轮替，相当于什么呢？改朝换代？还有宪法，又相当于什么呢？总不能说“四书五经”就是。至于参众两院，更是无可类比。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相反，这些人在当时能有那样的见解，已经非常了不起。他们是中国梦最早的践行者。我们在致敬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他们！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反思。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先行者们，在开始自己“中国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三皇五帝、汤武孔孟？也只有一个原因──传统的力量。

马克思早就说过，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晚清的先贤们自然也不例外。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梦，是有“底色”的。这个“底色”，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还要来回顾一下，此前的中国人，又曾经有过怎样的梦想。

大同、小康、治世，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天下梦”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做的是“天下梦”。天下梦与中国梦，有什么不同？中国梦，想的是“中国怎么样”；天下梦，想的是“人类怎么样”。前者是关于“国家”的愿景，后者是关于“社会”的理想。

那么，怎样的社会最理想？首先是“大同”，其次是“小康”。这两个概念，是儒家的经典《礼记》提出来的，在《礼运》篇。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同”是“天下为公”，“小康”是“天下为家”。表现为权力的交接，政权的交替，前者是“禅让”，后者是“世袭”。显然，大同比小康好。所以，晚清很多人认为，美国式的共和联邦制，比君主立宪制好。君宪制当中，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又比日本式的“实君立宪”好。当然，这不是统治者的想法。他们最希望的，是一成不变。万不得已，才学日本，至少得有个“万世一系”。总之，晚清时期，是统治者选择实君，维新派喜欢虚君，革命党主张共和。因为只有共和，才能真正走向“天下为公”的 “大同社会”。

然而，历史上的所谓“大同之世”，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康”。小康的特点是“家天下”。这当然比“公天下”差，但也还可对付。至少在后世儒家眼里，比秦汉到明清好。因为小康时代实行的，是周公创立的制度，包括宗法制、封建制和礼乐制。宗法制是社会制度，封建制是政治制度，礼乐制是文化制度。社会、政治、文化，三位一体。一以贯之的，则是这样一种政治思想：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这同样为儒家所推崇。不妨说，在儒家眼里，大同之世是无忧无虑，小康之世是有德有序。所以孔子说，实在不行，能回到东周，也不错（《论语·阳货》）。

遗憾的是，就连这个理想，也都成为泡影。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帝国时代。如果说“大同之世”实行的是“帝道”，“小康之世”实行的是“王道”，那么帝国时代实行的就是“霸道”。霸道，就是中央集权，国家专政，君主独裁。这是法家的那一套，即谭嗣同他们恨之入骨的“秦政”和“荀学”（《仁学》之二十九）。这时，“无忧无虑”是不可能了，“有德有序”也指望不上。能过上安生日子，就很不错。

因此帝国时代中国人想要的，是“治世”，也就是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谁能帮我们实现这理想？除了老天爷，就是圣君、清官、侠客。最好能有好皇帝，其次有清官也不错。两个都没有，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果连侠客也找不到，便只能去读武侠小说。这其实是越来越没有指望，难怪谭嗣同他们要痛心疾首了。

这就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天下梦：大同、小康、治世。它们寄托了理想，也表现出无奈。因为谁都看得出来，这三个梦，是每况愈下，一蟹不如一蟹。但这没办法。理想不能实现，就只好打折扣。要想“不折不扣”，就只能从这“梦境”中走出来。于是，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梦，就有了新的版本。

人民公社的梦想在“大同”，原则和构架却来自墨家

新版本的主题，仍然是“大同”。实际上，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天下为公”四个字，何曾一日忘怀？只不过，有一个如何实现的问题，也有一个何时实现的问题。1949年后，中国大陆进入和平而统一的时代，毛泽东就觉得应该“只争朝夕”地做起来了。于是便有了“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即便不是按照“大同”模式打造的，恐怕也有它挥之不去的影子。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这是财富“不必藏于己”（此处及以下引文均见《礼记·礼运》）；社员参加集体生产，这是劳动“不必为己”；办食堂、学校、敬老院、幼儿园，定“五保户”，这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社员过着集体生活，自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村与村、社与社之间，当然都“讲信修睦”。至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是题中应有之意。就连“选贤与（举）能”，也部分地做到了，尽管只限于选生产队长。

人民公社的样板，是大寨。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大寨简直就是“人间天堂”：“牛羊胖乎乎，新房齐崭崭；炕上花被窝，囤里粮冒尖。”农民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当然“梦里也笑声甜”。只不过我有点纳闷：这种“银光闪闪喜气多”的景象，跟改革开放以后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什么两样呢？这里体现的，究竟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也许，小康与大同，原本就息息相通、一脉相承吧！

因此我猜想，当毛泽东吟诵着“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或者大笔一挥写下“人民公社好”时，他眼前浮现的，便正是“大同之世”的美好图景。

然而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心目中的“大同”，就是儒家那个“理想社会”。墨家也是向往“大同之世”的。在墨家眼里，那是一个“兼爱”而“尚同”的社会。它的分配原则，是自食其力，按劳取酬；它的人事制度，是各尽所能，机会均等；它的人际关系，是相亲相爱，互利互助。这，就是“兼爱”。至于组织纪律，则是个人服从团体，下级服从上级。“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巨子 （领袖）一声令下，墨者 （门徒） “赴火蹈刀，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这，就是“尚同”。所有这些，不都是“公社的原则”吗？

甚至就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等，在墨家那里都有。墨子自己，粗茶淡饭，草鞋布衣，劳作不止。他的学生，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脚长满老茧，肌肉鼓鼓，面黑如炭，活像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所以我曾半开玩笑地说，墨子恐怕是个“社会主义者”（拙著《我山之石》，广西师大出版社）。至少，他比孔孟、老庄、商韩，都更“草根”。他的思想，也更贴近下层人民和弱势群体。何况秦汉以后，墨家还变成了“地下党”。农民出身又领导革命的毛泽东，与之产生共鸣，或者心照不宣，一点都不奇怪。

法家那一套，既适用于“强国”，又适用于“阶级斗争”。

奇怪的是毛泽东自己并不这么说。他的说法，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社会主义加法家路线”。这就又与晚清诸人迥异。他们的主张，可是“孔夫子加华盛顿”，即“资本主义加儒家理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法家，对秦始皇，恨得咬牙切齿。谭嗣同就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之二十九）他还认为，就是这一套，害得我们在世界各国眼里，变成了“蛮夷”。长此以往，还会变成猿猴、猪狗、蛤蟆、河蚌（《仁学》之三十五）。法家和秦政，怎么要得？

谭嗣同的这些话，毛泽东不会不知道。何况先秦诸子中，法家可是最现实、最功利、最没有梦想的。社会主义也好，人民公社也好，与法家何干呢？是不相干。但“强国梦”，与法家相干。

法家是主张强国的，而且能够强国。当年秦国的崛起，就是证明。实际上法家的那一套，确实管用。它对内有利于巩固政权，对外有利于国际竞争。这就很能打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中国梦”，包含着两个内容──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富国强兵的“强国梦”。前者考虑的是社会的命运，后者考虑的是国家的前途。这两个问题，都是他要考虑的。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会只考虑“中国怎么样”。他也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又必须考虑“中国怎么样”。中国必须怎么样？强大。谁能让我们强大？儒家能吗？墨家能吗？道家能吗？不能。谁能？法家。

何况法家的哲学，还是“斗争的哲学”。先秦诸子，墨家讲逻辑，其他三家讲矛盾。但儒家讲矛盾的统一，道家讲矛盾的转化。讲斗争的，就是法家。而且，法家讲的斗争，还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思想，也很对他的脾气。他，可是认为与天、与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能够为“阶级斗争”的纲领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认为，这是“唯物史观”的精髓，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既然如此，无论强国，还是大同，都必须搞阶级斗争。“马克思”和“秦始皇”，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结果，则如众所周知，强国梦没有实现，国民经济反而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同梦也没有实现，反倒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可真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人民公社破产了，“文化革命”失败了。留下的，是一堆问题。虽然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其中的教训，难道不该反思吗？

一个梦想，各自表述

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共产主义。

表面上看，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是两码事。但内在的联系，却很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文化革命”的口号之一，是“破私立公”。一大二公，破私立公，天下为公，一以贯之的，不就是一个“公”字吗？

当然也有差别。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为公”，主要讲的是权力问题，即“政权乃天下之公器”。毛泽东，却似乎还要把财产和心灵都“归公”，都“公有化”。这才有了城里的“公私合营”，乡下的“集体所有”；也才有了“文革”当中的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然而马、恩却是重视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更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界定为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取消个人权利，限制个体自由，绝非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法家的主张。法家甚至认为，一个国家，除了君主和官吏，只能允许两种人存在，这就是农民和战士。因为农民可以种田，战士可以打仗。显然，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权利，讲什么自由？

法家不讲的，儒家也不在意。据金观涛先生检索，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而个人、个性这些概念，则要到五四以后才为国人知晓（请参看秦晖《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显然，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毕竟，中国文化是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所以，儒墨两家的“大同”也好，法家的“强国”也好，都不讲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法家甚至还要剥夺。

这就只能让人苦笑。前面说过，从晚清的有识之士，到后来的革命党人，都认为美国的制度最好，英国次之，日本又再次。因为美国的制度，最接近“大同”。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美国，恰恰最“个人主义”。没有所谓“个人主义”，就没有《独立宣言》，也不会有《联邦宪法》，更不会有“美利坚合众国”。个人，是可以忽略的吗？

幸亏还有道家。道家也讲“大同”，但与儒墨两家有别。儒家的“大同”，是领导海选、权力禅让的“尧舜之世”。墨家的“大同”，是村长领着大家干活，有意见逐级向上反映的“人民公社”。道家的“大同”，却是不要领导，或形同虚设。人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干嘛干嘛，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 （《庄子·天地》）。看来，同样是 “大同”，道家是 “个人主义”的，墨家是“集体主义”的，儒家则是“折衷主义”的（既要统一意志，又要个人自由）。这可真是“一个梦想，各自表述”。实现“中国梦”，我们并非只有一种传统可以借鉴，可以继承。

只可惜，道家的这个传统，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大同梦、强国梦与幸福梦

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个故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上流行喇叭裤。某大学校方担心自己的学生受到“精神污染”，便在醒目处贴出标语进行规劝：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学生们则在标语下面贴了张纸条：请问什么裤吹得响？

这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听说的人也大多一笑了之。但十年以后，却有了别样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头十年，胆子最大，步子最快，思想最解放，成就最显著，以至于全国人民争相学习仿效的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

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广东。作为“天高皇帝远”的南国省份，广东历来就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地方，也是一个“自作主张”的地方。“鸟语花香”的方言，“生搬硬造”的文字，“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花里胡哨”的奇装异服，所有这些，都让“中国之人”把广东看作“化外之地”。然而，正是这“教化不及，政令难达”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着非凡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敢为天下先”。这一回，只不过再次表现出“食头箸”的精神而已。

这当然不能归功于喇叭裤，却应该归功于广东对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直到现在，广东也仍然是舆论最新锐、环境最宽松的地方。这才有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广东经验”，有了关注民生、自由言说的“南方视角”。事实证明，尊重公民权利，保护个性自由，不是离“大同”更远，而是离“大同”更近。君子和而不同。没有了个体的差异，就不可能有“和谐”，还说什么“大同”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中国梦”，我们又为什么要 “强国”？

国家富强，是为了人民幸福，而人民是由无数个“有生命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的幸福，就没有人民的幸福。这就首先要让全体国民，都成为“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人，充分地享有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如果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把这些“个人”都变成既没有“独立人格”，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组装起来的，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一架杀人的机器，毁灭人类的机器。大同梦也好，强国梦也好，全都将背离自己的初衷，走向自己的反面。

实际上，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多选择的自由。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工人可以下海经商，大学生可以自主择业，所有人都可以跳槽。当然，这些选择，未必都成功，也未必都主动。但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

更何况，无论五四以后“我的婚姻我做主”，还是现在“我的职业我做主”，体现的都是这样一个原则：我是公民，是独立的个人。我的权利我主张，我的事情我做主！

这是何等伟大的解放啊！

其实不过“同一首歌”

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

与此同时，中国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最根本的变化，是我们不但可以有国家的梦想，也可以有个人的梦想。比方说，自己的公司可以发展，自己的孩子可以出国，自己的工作可以调换，自己的户口可以迁移，甚至不过是自己的冤屈可以有地方申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必“集体做梦”，也不必在同一个框架和范围内考虑“个人问题”。我们可以各想各的，甚至“同床异梦”。

其实，从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到民富国强的“强国梦”，再到自我实现的“幸福梦”，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社会、国家、个人，原本就是三位一体的。社会不稳定，个人难发展；国家不强大，个人没前途。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又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为了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背离了这个目标，则一切均无意义。天下梦，中国梦，个人梦，岂非互为前提，彼此成全？

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经过了那么多的努力，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大同梦和强国梦，都未能很好地实现，甚至适得其反？就因为过去这两个梦，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每个中国公民的“幸福梦”。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人民自然就幸福了，谁知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只有把每个公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才真正成为可能。这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让我们意识到的。

于是我们对“中国道路”，也就有了新的认识。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也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既要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又要跟得上世界的潮流。事实上，人类有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价值，比如真善美，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旦认识这些价值，我们就会发现，曾经被“各自表述”的“天下梦”，其实不过“同一首歌”；而看似矛盾的儒墨道法，其实不难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关键是，强国梦和幸福梦，融为一体了吗？

这就只能靠我们共同努力了。实际上，中国道路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现“中国梦”，既要追求，又要反思，更要实践。只要有越来越多的践行者，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我们就总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

也许，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

这个梦可以实现。

这个梦应该实现。

心高与月徘徊，自信似云卷舒——谈立志、自信与成功

潘守宇

潘守宇，男，1966年生人，兰州商学院毕业，1992年参加北大工商管理硕士班学习，中国工商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协会会员，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朋友：

您们好！

我叫潘守宇，普通话很不好，请见谅。我先与大家讲两个故事：它们都是关于牧羊孩子的故事。一个是：一位记者随国家扶贫人员到西北贫困地区，曾问一个牧羊的孩子：“你放羊做什么？”。 “挣钱。”“挣钱做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做什么？”“生娃。”“生娃做什么？”孩子回答： “放羊！”

另一个故事是：一个贫穷的牧羊人，领着两个孩子放羊，弟弟望着天上飞过的大雁说：“我们要是像大雁会飞就好了，就可以飞到天堂看妈妈啦。”父亲说：“只要想飞，就能飞上天！”弟弟学大雁飞，没有飞起来，哥哥也试了试，没有飞起来。父亲也试着飞了几次，结果同样也没有飞起来。父亲说：“我老了，你们还小，将来经过努力，你们一定能飞起来！”后来，经过努力他们果然飞上了蓝天，他们就是美国的莱特兄弟！

志向和自信就是这样一支火把，它能最大限度地燃烧一个人的潜能，指引您飞向梦想的天堂。朋友们，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心高与月徘徊，自信似云卷舒——谈立志、自信与成功》。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铭心刻骨的经历，是把玩和炫耀这段人生，还是从中领略经验体会，实际上是能否成大事的两种态度。

一位老人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的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嫉妒你。身份和财富往往使你感到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然地面对社会。今天能与大家坦诚以对，谈谈体会，感到非常荣幸。

美国哈佛大学专家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成功20%取决于智商（IQ）；而80%来自情商（EQ）。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教育观点，那就是，培育人才最重要的不是灌输知识，培育性格比什么都重要。因此，下面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性格有关命运方面”的体会。

一、立志

立志是事业走向成功的大门，志不强者智不达，志当存高远，因为古立大事者，非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宇航中心的门上写着：“只要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实现。”其实人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人们志于成功的结果。

像我这样一个很平常的人，能取得今天一点成功，要是说和同一代人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我吃的苦多一些，受的累多一些。我这人从小就不怕苦，不怕累。父母常教育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直到现在，我还把苦和累当成一件乐事和好事。苦可以培养人的勇敢精神；累能够磨练人的坚强意志。除了吃苦受累，我还希望过得紧张，紧张使我感到充实。

我认为，不屈不挠的理想和信念、百折不回的拼搏和奋斗，始终是一个人成功的第一要素。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一个人事业也是这样，他的成就绝不会超过自己的志向，这是名副其实的真理。当一个人感到生活中有一种力量驱使翱翔时，他是绝不会爬行的。

那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常常想起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双城记》，上面有一句形容国家命运转变的话：“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由这里走向天堂，由这里走向地狱。”我感到田园诗一般悠闲的生活，正在和我们告别，激烈的竞争，鼓点般的节奏，正在成为我们的主流。我要与这个飞旋的时代同步。那时面临许多叹为观止的宏伟目标，但我看到能去实现宏伟目标的，绝不是奉行“苍蝇也是肉”这种0信条的小倒爷，也不是炫耀“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腐儒。“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新时代在召唤乘长风、破万里浪、敢于在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搏击的一代儒商。只有付出，才会硕果累累，要想成功就会汗迹斑斑；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我决心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但一无资金，二无场地，怎么办？我想一靠孔孟之乡的礼仪，二靠鲁西南人的厚道。既不用钱，也不用货，靠在厂家与卖主之间，做完美无缺、精益求精的服务。也就是在家里开公司，靠借鸡下蛋，空手道，牵线搭桥，让买金的联系到卖金的。去年新闻媒体上介绍，在我国深圳、广州出现了很多SOHO，就是起源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小型家庭办公室”的英语缩写。真没想到，那时我竟无意领了风气之先。

当我把自己要告别大锅饭，抛弃铁饭碗，决定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业自己干的想法告诉大家时，却遭到了反对。同学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我说：“孔子还说过：‘富若可求，虽执鞭之士我亦为之。’的话；孟府也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的门联。（五福：《书经·洪范》1.长寿；2.富贵；3.康宁；4.好的品德；5.善终不横夭。）我坚信推动历史发展的不仅有普罗米修斯，也有威尼斯商人。兄妹说我是神经病，而我说：“成功者都是偏执狂。”妻子说：“下海多苦啊。”而我说：“能吃苦，吃半辈子苦；不能吃苦，吃一辈子苦。”

下海伊始，为了生意的成功，无数次在对方惊诧与不理解中进行着介绍、解释，又有多少次强忍下对方的轻蔑、嘲笑和不理解，甚至不公正。市工商局、公安局就曾专门过问过我倒卖的事。事实上那是驻嘉空军淘汰的歼六飞机，已拆除武器及通信系统，让我卖给了温州，人家用来做不锈钢和合金铝原料了，领导们结果虚惊一场。

对于我们搞销售的来说，则是在别人想都不愿想时，你必须早早地爬起来用十倍百倍的努力去做！他给我们最大的痛苦，不是榨尽你所有的智力与体力的高强度劳动，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你的自尊！让你与那些你平日或许根本看不起的、在智力与你完全不一样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跑。你没有优势，但你必须取胜，我是名牌大学毕业，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在这一点上，这都等于零。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实践证明，流泪播种的，必欢呼着收获。成功者的高级皮鞋包裹的乃是一双被坎坷之旅磨砺得伤痕累累的脚！有勇气丢掉铁饭碗的人，他端起的肯定是金饭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掘得了第一桶金。

二、自信

居里夫人在功成名就之前，一次给姐姐的信中就写道：“我们生活的都不容易，但是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有志向，尤其要有自信力！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代价多大，这种事情必须做到。”

因为自信，关云长单刀赴会；因为自信，毛遂脱颖而出；因为自信，布鲁诺视死如归；因为自信，比尔·盖茨弃学从商。自信就是一种催化剂，它能让您的成功达到难以想象的高度。志向产生自信，自信产生热忱，以热忱之力可以征服世界。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毅力。早年就曾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诗以明志。自信是生命和力量，自信是奇迹，自信是创立事业之本！God only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之人。”有人问美国的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先生，假使你的财富一晚上化为乌有，您会怎么办？”洛克菲勒自信地笑着说：“给我10年的时间，照样再造一个洛克菲勒帝国！”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件伟大的事业不是因为自信和热忱而成功的。一心朝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相信自己能行，便会攻无不克，失去金钱的人，失去很少；失去健康的人，失去很多；失去自信的人，将失去一切。

“天上若无难走路，世间那个不成仙？”唯有自强才有希望，只要奋斗才有出路，在赚钱与发达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以沙土里也要榨出油的精神，以求生的姿态，一心朝着目标前进，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成就辉煌的人绝不轻言放弃，有人说成功者不过是爬起来比倒下去多一次而已。

“创业就是拿生命去换。”这是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先生的话。我认为创业如拼命，不死半条命，创业者的能力至少比正常人大十倍。19世纪，康乃尔大学曾做过“青蛙实验”：凉水锅里的青蛙，慢慢加热会死，而青蛙下到热水锅，能奋力一跳以求生。中科院学部委员王梓坤也有一种理论：“人的高能状态论。”人受激会像电子跑到外层一样超常发挥。

创业之初，给我打电话的人，常会听到我的录音电话：“本公司人员全部外出，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其实那时公司的“全部人员”就我一人。我平时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生活次序仿佛受制于人，电话和手机就像一根根无形的指挥棒“摆布”着行动，由不得自己不每日里跑银行，跑车皮，跟客户谈判，请客应酬……既当老板，又当会计和打工仔，真正地“人在江湖不自由，难得浮生半日闲”。买卖做起来，生意运作开，心情又像走钢丝一样紧张，因为任何一笔大买卖都足以影响全局，一个细微环节的“掉链”都能导致功亏一篑。“锱铢之利，皆由奇谋异胜之中来。”每一次生意都是心机与血汗的累积，谁说富人的财富不是心血的结晶？

商场就是战场，这里一样有大渡河的咆哮；有草地的泥泞；有眼睛对眼睛的较量；有变节者的诬陷和告密；也有生死的考验。忘不了，为了工作，一大早将孩子从床上拉起，一起高喊：“早起的鸟儿有食吃”的情景；忘不了，顶风冒雪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路上，教被冻哭的孩子背：“雪压竹枝低，低头不沾泥；明朝太阳出，支支与天齐”的情景；忘不了，得了阑尾炎但为了工作，自己对自己说的话：“人生来是可以被消灭，但决不可以被打败，痛苦，我不怕，痛死拉倒！……”

三、成功

成功是立志、奋斗后的不期而至。古人曾用三句诗词形容成功的三个步骤。第一句是：“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说愿望、志向在昭示着你，吸引你。第二句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说伴随着坚定的自信而执着的追求，上下求索。第三句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光阑珊处。”这是说成功的不期而至。

我个人对成功有以下认识：成功并非等同于成名成家（否则就意味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注定是失败者），辉煌不在于名利，而在于人要有目标，在于对目标做最大限度的努力和追求。您不必以他人的价值取向作为自己成功的标准；您不必把自尊建立在别人的认可之上；您不必将自信放在金钱的天平上称来称去。以自己的创造和所热爱的职业，服务于社会，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呢？“就算一生要刷厕所，也要做一个出色的刷厕所人。”这是前日本运输大臣的孙女、日本内阁最受瞩目的、唯一女官员、37岁的邮政大臣野田圣子少年时为自励，参加刷马桶训练课程时对自己说的话！

什么是成功的人？就是今天比昨天更智慧的人；今天比昨天更慈悲的人；今天比昨天更懂得爱的人；今天比昨天更懂得生活美的人；今天比昨天更懂得宽容的人；就是仰无愧天，俯无愧地的人！由此我想到咱们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教人学会生存，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人获得圆满健康的人生。能力的培育也应是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红楼梦》上有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美国的学校有“职业教育日”活动，即请来三教九流介绍各自的生存阅历。正因为如此，这也是我今天应校长之邀，来此班门弄斧的一个原因。

2010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毕业典礼的演讲

张承志

张承志，男，回族，笔名张录山，经名赛义德。194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省济南市。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

同学们：

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邀我来向大家表示祝贺，表示一个校友对毕业生的祝福，这使我感到负担沉重。因为作为一名作家我习惯了书面语，我很怕出现语言的传达问题；而早年的毕业生就好像一个游子，回到母校，人有一种失语的感觉。所以，为大家编几句哪怕简短至极的贺词，于我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许，我只能想象自己在代表一种期望——它属于许许多多的平常人、那些不拥有权力也没有话语可能的人，他们习惯把自己的前途，寄托给自从五四以来经常是矫正世道的传奇力量的北京大学。我猜测着他们的期望，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祝贺同学们熬完了冗长的学业、拿到了宝贵的证书、从一所名牌大学获得了毕业。我祝贺大家自今日起，正式推开了社会的沉重大门，迎着风浪、迷茫和斗争，走上报效养育自己的父母、人民的道路。

我还想说，离开学校后你们将面临的一切，并不一定限定在专业的方向，尤其不一定仅仅是经济范畴内的职业，同学们从今天将直面和投入的，是一段激烈的分化与重建、富裕与危机的历史，是一段可能决定中华大国命运于一瞬的历史。它的内容与蕴含，今日尚不能尽知，唯有在又一个百年之后，才能被人感慨与总结。

所以，大学，哪怕是名牌大学教给你们的知识，不仅远远不够而且面对如上命题，学科知识只是杯水车薪。

前几天在报纸上见过这样一个题目：“我们的大学还缺点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允许我“村言无忌”插嘴作答，我想说，在我们的大学里（至少文科），那缺的“一点”不是别的，缺少的唯有常识。是的，常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大脑里和我们高校的课程与教材中，缺少的东西可以数出两样：真理和常识。

在这样一次喜庆的典礼之上，不宜对这一观点展开与举例。唯有一个例子可以一提，那就是五四运动。

90年前，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前辈校友，发动了拯救中国的、伟大的五四运动，把中国引入了革命的新纪元。但是，包括五四的先驱在内，我们早期的校友们没有留意、所以我们也没有从大学里读到、民众中当然更不会普及如下的常识：五四运动抗议了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但巴黎和会首先是西方阵营庆祝对奥斯曼帝国500年征战攻防的胜利的庆功会。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国才最后尽失了屏障。巴黎和会是一次西方阵营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分赃会。中国的地位，并非如历史讲义写的在“战胜国”的行列里，而在赃物或猎物的清单中。从一个宏观的视野看，一切原本清晰，中国报名加入的阵营，本来就以吞噬中国为大计。

对奥斯曼帝国缺乏常识、对阿拉伯世界缺乏常识的现象，延续至今。直至今日，常识的缺乏，导致了目光的短浅；脑袋里灌满了西方价值观的中国人，毫无对同一命运的兄弟的唇亡齿寒的历史认同感。还可以预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人们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沿着地中海的那条陌生防线，乃是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

我想表达这样一种感觉：由于半殖民地和屡战屡败的历史暗示，我们祖国的高等教育，自它呱呱坠地问世近代伊始，就有着殖民地顺奴的遗传与大中华天朝的“龙内障”。这些潜在的因素，不仅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也造成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知识与常识的不足。

可谓凌辱之极的八国联军蹂躏之余的庚子赔款，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临盆分娩之间的关系，是横行今日的知识分子短视、迷误、偏见与软骨现象的一种基因。我们被教授的知识，与其说与中国古典与共产主义，莫若说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渊源深厚。另一个命题是：在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之外，可怕的弱者歧视，也在知识分子之间形成痼疾，并向人民传染。

与革命孪生的人道悲剧，反复宣传着革命的不合理。在革命失败后弥漫的唯经济论，逐渐成了一个文明古国的时髦。踏着计划经济的废墟，大家都在人云亦云：经济是绝对的、经济学无道德。经济规律是天道沧桑，它是自然的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但是在严酷的现实中，人们却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姑且不说横行的践踏公理，姑且不说这个患了不公正癌的正义问题，只是在经济范畴之内，世界经济中的道德因素，已经再也不能否认和无视。它喧嚣在水面或水底，早已不是经济的一种现象，而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

还有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经济运动中剩余价值的分析，但却忽略资产阶级本身历史实态的揭破，这也已经不能说服民众。资产阶级历史轨迹的发掘，已经是急待开拓的领域，是沉默的世界渴望了解的题目。不去究明16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怎样步步坐大、垄断并实现全球化；不了解它的基因和雏形、它最初的细节，尤其他未来的趋向，就不可能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

所以，一旦离开了校门，从可信的常识，到普遍的真理，毕业生的继续求知和知识重建，就开始了。

离开校门之后求学才真正开始，是否是一种过分的表达呢？不，所谓“求知要从摇篮直到坟墓”，如果，我们能把求知看成人活着的一项目的，就永远不会停止自己的学习。

所谓知识重建，不是从一些真诚的学生，向世态恶俗、向市侩、向体制的异化和投降；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决心不侮辱自己的生命、决心做具备尊严的知识分子的一些人追求真理的问题。

随着简直如河流一样长流不息的学生毕业，在这所学校和别的学校，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我们的努力不会终止。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愿意想象，在一代又一代毕业生的持续追求之下，我们最终一定会清除殖民主义种下的思想病灶，营造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点与崭新的知识体系。

也是在这个百年之间，一代代的毕业生在离开校园时，都喜欢唱那首聂耳谱曲的《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同学们大家起来，背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首歌已经久经考验，因为它道破了学生与毕业这一组命题。在一派歌舞升平之中，我们应当具备敏感、应当紧迫地意识到：也许天下的兴亡、民族的存亡，正在临近。

愿我们的同学们，明天是社会公正与探求真理的栋梁。愿我们的同学中，在这条道路上感到了艰难，遭遇了困境、孤独，甚至危险的人们，能够战胜难关，达到价值的胜利。愿同学们的灵魂，哪怕再过100年，也仍然像今天一样年轻！

再次向同学们表示由衷的祝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