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作者介绍

作者介绍:

兰迪于1982年在布朗大学获得计算机学本科学位。1988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他执教于弗吉尼亚大学并提前一年拿到终身教职。1997年他到卡内基梅隆大学任职于计算机科学系、人机界面和设计系。他单独或与人合作著有五本专著和超过60篇经专家评阅的期刊和会刊文章。与唐.麦瑞乃里一起,他创立了娱乐技术中心,迅速成为训练艺术家和工程师共同工作的样板机构，娱技中心被认为是裁判世界上其它交互项目的标准。

2007年9月18日，兰迪·鲍许教授在他的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做了一场题目为《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的讲座，引起了旋风般的反应。演讲的视频片断在网上播出后，数以千计的人同他联系，表示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对于兰迪来讲，这真的是一场非同寻常的“人生最后一场演说”。

不管是直接地影响学生,创建象娱技中心那样的机构,发明象爱丽斯那样的工具或做他最拿手的,链接文化,对任何有缘遇见兰迪的人来说,他对建立一个更好世界的奉献是不言而喻的。如本.高登,艺电公司的首席创意官,所说,比兰迪的学术,慈善,和创业成就跟重要的是他的博爱和每天给学生和同事带来的热忱。

对于那些了解兰迪的人，他带来对生命的别样热情和幽默，即使是面对死亡。对兰迪来说，这只是另一种探险。

为世界留下感人至深的《最后一课》

全球有不少网民都看过名为“最后一课”的演讲视频。演讲中，身患绝症的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兰迪·鲍许，鼓励大家珍惜时间、追寻梦想。这一鼓舞人心的演讲让他成为《时代》杂志世界最有影响的100人之一。

身患胰腺癌的兰迪·鲍许于25日在家中去世，年仅47岁。

出版后立刻登上Amazon、Barnes&Noble书店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No.1。

上市48小时首刷40万册售罄，50天内销售冲破200万册！各界预言受欢迎程度将刷新《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在纽约时报畅销榜205周的纪录。

演讲影片全球下载超过1000万次，是美国ABCNews网站上最受观迎的影片，欧普拉网站超过200万人次浏览。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ABC、欧普拉……争相报道！

在世界被抹平的时代，兰迪的“最后的演讲”已经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现在，本书在大陆的出版可以让更多的读者受惠。

Google全球副总裁暨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

“我们相信他的书能够激励一代代的读者，让他们每天为自己的目标奋斗，并感到快乐

海普里昂出版公司总裁罗伯特·史密斯

《最后的演讲》一书2008年4月出版，短短的几个月，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成为全球各大书店的畅销书。

序 无尽哀思

无尽哀思

据美国广播公司26日报道，在兰迪·鲍许生命的最后一刻，妻子贾伊·格拉斯哥、6岁的大儿子迪伦、3岁的小儿子洛根和18个月大的女儿克罗埃都在他的身边。

格拉斯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感谢所有给予我们支持和爱的人。兰迪·鲍许很高兴他的演讲和书让这么多人受到鼓舞。是读者和观众对兰迪·鲍许的支持，帮助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接踵而至的慰问卡片和电子邮件，是支撑兰迪·鲍许的重要动力。”

为了纪念兰迪·鲍许，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将在校内建造一座人行桥，命名为“兰迪·鲍许纪念桥”，这座桥将连接一所新建的计算机中心和一幢艺术馆。

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杰瑞德·柯亨在宣布这项工程时说：“兰迪·鲍许，将来会有一些师生，也许并没听说过你的故事，但只要他们跨上桥，看到你的名字，我们就会对他们讲述你的故事。”

此外，校方对兰迪·鲍许的去世表达了无尽的哀思：“兰迪·鲍许对卡内基-梅隆大学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是一位天才老师。正是因为有了.兰迪·鲍许，卡内基-梅隆大学和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

为让兰迪的故事不随他生命的逝去而消失，美国海普里昂出版公司决定出版同名书籍，让更多人分享他的人生感悟。

序 作者名言摘录

作者名言摘录:

感谢我的父母允许我恣意梦想,盼望我子女将来的梦想也有机会实现.

现实生活就像打牌一样，你不能改变自己拿到手的是什么牌，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出牌的方法。

前进的道路上砖墙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它不是为了拦住我们，只是让我们可以证明自己到底有多么想要到另一边去。

永远不要丧失像儿童般的惊奇。

经历是当你没有得到你所期望的东西时你所得到的。

我将会这样开朗地度过每一天，直到我死亡，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非常想要某一样东西，而你努力过了却又没有得到它，那么你收获的就是宝贵的经验。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足够有耐心，总是会发现他们性格中闪光的部分的。如果你对某个人很有意见，那是因为你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考虑别人。

今天的演讲不是讲如何实现你的梦想，而是如何引领你的一生(Lead your life)。如果正确引领你的一生，因缘自会带来一切你所应得的。梦想会来找你。

序 关于最后的演讲

关于最后的演讲

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教授们经常受邀思考自己人生的大限，籍此谈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称之为“最后的演讲”。多年来，卡内基.美隆大学也持续举办“最后的演讲系列”课程，并且在2007年邀请兰迪教授回母校演讲。

兰迪教授于演讲开场先幽了校方一默。原本他以为自己是最具这份“最后”的资格在发表这场演讲。没想到，当他去演讲的时候，这个系列已经改名为：“人生的旅程”。不过，正如他所秉持：“我们改变不了上天发给我们的牌,只能决定怎么打这手牌。”

兰迪教授所发表的“全力实现儿时梦想”演讲影片，全球下载超过千万次，是美国ABCnews网站上最受欢迎的影片，并且获邀至欧普拉的节目中重现“最后的演讲”及接受采访，超过二百万人次浏览。更引起《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ABC、TVBS等大幅报导！

他果然让这成为一场令全球难忘的最后演讲！

感动推荐：

我发现这场演讲比我今年看过的任何一本跟领导、激励有关的书还要有用——

《金融时报》

这是一生难觅的最后演讲——

《华尔街日报》

兰迪.鲍许在人生的尽头，仍不忘分清轻重缓急——

《纽约时报》

兰迪.鲍许那场最后的演讲，已经成为传奇——

《底特律新闻报》

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兰迪的孩子一样，用梦想引领他们的一生——

李开复

对广大的读者而言，最不应该错过的新书是《最后的演讲》……这是因为，人类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所迸发出来的人的本性，最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无论它源自一个庞大的民族还是一个渺小的个人——

《中国新闻出版报》

李开复为本书做序：引领你的一生

前不久，我的同学兰迪·鲍许教授在我们的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做了一场风靡全美的讲座，题目是《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该讲座的视频在不同视频网站上被点播了上千万次。《华尔街日报》把这次讲座称为“一生难觅的最后的讲座”。在美国一些高校里，“最后的讲座”是著名教授退休前的最后一课。兰迪教授并没有准备退休，但是他患了胰腺癌，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这次讲座对他来说，竟真的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讲座”了。我的亲友纷纷在电子邮件中向我推荐兰迪教授的此次讲座。我和女儿一起看了讲座的视频。看完后，我们感动地含着眼泪，同时又因为感悟和兴奋而相视一笑。我们像每一个听过讲座或看过讲座视频的人一样，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我经过电子邮件找到兰迪，他慷慨地答应让我们把他的视频加上中文字幕，并授权让我们把视频、讲稿和讨论放在“我学网”与中国的网友分享.

对这样一次出色的讲座，我的感触很深，也领悟到了许多东西，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幽默、乐观、无惧

兰迪和我同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博士班。在学校里我们交往并不深，但是他是我们那届最出风头的学生。他外向、健谈，幽默、有表演天才，还有很强的亲和力。在他的讲座里，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特点。

虽然兰迪已经进入癌症末期，但他还是在讲座中保持着他惯有的幽默感。演讲开始时，他说：“癌症让我比你们身材更好。”他还开玩笑说：“临终的人常会在死前信奉宗教。我也是这样。前几天，我买了一台苹果电脑。（我现在信奉苹果教。）”

我们常说，乐观的人看到半杯水时，总会说杯子是“半满”而不是“半空”。乐观的兰迪教授甚至在杯中只剩一滴水时，也依然能看到那仅存于最后一滴水中的美，并因此而感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乐观天性，他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结束前，留下这样一次“照亮他人”的“人生作品”。

兰迪说：“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我们只能决定如何反应。我们不能改变手里的牌，但是可以决定如何出牌。”这充分体现出他乐观进取的心态和宽广的胸襟。我想，任何人如果有了这样的心态，无论是面对病痛的折磨还是人生的失意，他都能用一次次漂亮的出牌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

你的梦想，自己会来找你

兰迪教授此次讲座的主题是“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他谈到，小时候他的梦想是在嘉年华会上赢得超大型的动物玩偶，体验无重力的环境，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的比赛，当星际迷航记中的库克船长，写一篇百科全书的文章，以及加入迪斯尼梦幻工程队设计迪斯尼乐园的云宵飞车。这些梦想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在那些纯真的孩子的心里，这些东西才是最真实，最不受外界影响的渴望。而对这些梦想的追寻就是follow your heart（追随真心）。

我和兰迪电子邮件交流中谈到今天许多年轻人把“财富”当作自己的梦想。他说：“只有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把财富当作自己的童年梦想。”何况，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追寻你真正的梦想反而比追逐财富可能得到更多财富。

兰迪教授感谢他的父母，因为是父母让他成为了一个心中有梦想的孩子，并给他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鼓励他尝试和创新，帮助他建立自信心。他的父母甚至让他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随意涂鸦。是他父母创造的良好环境让他的梦想得以清晰呈现，并在一生中不断督促、引导他前进。如果每个人都像兰迪那样从小心中有梦，那么“你的梦想，自己会来找你”。

令人惊讶也令人羡慕的是，兰迪这些儿时的梦想后来竟然大部分都实现了。其实，这些看似荒诞不羁的梦想反映了他潜意识中隐藏的人生理想，也折射出他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个性特点。例如，写百科全书的梦想意味着他希望做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想体验无重力的环境体现他的好奇，为迪斯尼乐园设计云霄飞车的梦想代表了他对高科技的痴迷，而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比赛的梦想则反映出他对团队、运动和竞争的兴趣。这些个性特质、思维方式和人生理想最终成就了今天的兰迪。

砖墙挡不住追梦人

在追寻梦想的途中，肯定会困难重重。兰迪教授在讲座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一面咖啡色的砖墙来代表较难克服的困难。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这面墙常常挡在我们面前。但这面墙所能够挡住的其实是那些没有诚意的、不相信童年梦想的人！兰迪教授说：“这面墙让我们知道，为它后面的梦想而努力是值得的。这面墙迫使我们向自己证明，我们是多么渴望墙后面的宝藏——我们的梦想！”

兰迪教授认为，要得到砖墙后面的宝藏，你必须想尽办法，努力工作，还需要甘冒风险，克服自己的惰性，离开自己的“安乐窝”，积极主动地去争取和开拓。例如，当年轻的兰迪收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据信时，他想尽办法安排了一次与卡内基?梅隆计算机系主任见面的机会，并当面说服了那位系主任，使之收回成命，录取了他。

兰迪教授的一个梦想是进入迪斯尼的梦幻工程队设计云霄飞车。虽然他多次收到迪斯尼公司寄给他的据信，但他没有气馁，并保留这些据信，用它们激励自己继续努力。终于有一次，兰迪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后，一位梦幻工程队的工程师向他提问，兰迪是这么回答他的：“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但我想先问你：明天可以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吗？”这一次午餐终于让梦幻工程队认识了兰迪，此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梦幻工程队的工作邀请。

兰迪只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他没能成为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但是他认为，从这个没有实现的梦想中得到的东西，可能比从已经实现的梦想中得到的还要多。他虽然没有成为职业球员，但是打球帮助他建立了信心，培养了努力的习惯，提高了团队合作的能力。对此，他总结说：“如果你非常想要某一样东西，而你努力过了却又没有得到它，那么你收获的就是宝贵的经验。”

最伟大的事：做老师，助人圆梦

如果完成梦想是重要的目标，那么，什么是伟大的目标呢？在兰迪看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做个助人圆梦者是真正伟大的目标。兰迪说：“年长之后，我发现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是唯一比实现自己梦想更有意义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师往往是最好的“助人圆梦者”。兰迪教授特别感谢他的恩师引导他肩负起教育这个伟大的任务。他的恩师曾对他说：“你应该做教授。你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任何一个得到你的公司都会利用你赚钱，不让你推销有价值的东西太可惜了。你还是做教授去推销教育吧！”

成为教授后，兰迪在卡内基?梅隆开了一个“圆梦”的课程，让各种科系的学生在一起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发一项完成童年梦想的项目。为了这个做“圆梦者”的机会，他最后拒绝了梦幻工程队的邀请。为了长大后发现的新梦想，他放弃了儿时的梦想。但是，如果不是追逐儿时的梦想，他又怎么会找到长大后的新梦想呢？

在他的“圆梦”课程中，一批学生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完成了一般团队要做一个学期的项目。对此，兰迪倍感惊讶，但他只是对学生们说：“你们做的不错，但是我知道，你们可以做得更好。”有这样的老师，学生不但可以实现梦想，甚至可能超越梦想。

我曾经雇用过一名兰迪的学生。他对我说：“兰迪是我所见过的老师里面最有激情的，他能够用生动有趣的例子解释复杂的科技。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在乎他的学生，他希望他们能发挥他们的潜力，实现他们的梦想。”

心存感激，心存包容

兰迪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劝我们随时心存感激，多想别人，少想自己。他在讲座中说，昨天是他妻子的生日，为了准备此次讲座，他没有好好替妻子过生日。随后，他当场推出了一个大蛋糕，请他妻子上台，亲自唱“祝你生日快乐”，以此来表示对妻子的感谢。

他对他的恩师也心存感激。他记得，当他是一个不讨人喜欢又自以为是的本科生的时候，他的恩师利用和他散步的机会，亲切地搂着他肩膀说：“兰迪，你很有才华，可是有人觉得你很傲慢。这真遗憾，因为这样会限制你的发展。”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此后，在兰迪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不但处处心存感激，而且善于包容他人。他说如果不是当时老师包容他，耐心地劝他，而只是批评他，他的傲慢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改过来。有些人让你生气，但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就总能发现他们性格中闪光的地方。他说：“如果你对某个人有意见，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在这里，包容是感恩的第一步。

兰迪教授的感恩之心，以及他的真诚打动了他周围的人。我的一位朋友参加了那次讲座，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成年人在一起失控并痛哭。连我们最严肃的校长和一位最严厉的教授都被他打动而失声落泪。”我的朋友还说，兰迪曾经花很多时间帮助少数民族，资助贫困的亚洲国家的教育，希望给更多的人实现梦想的机会。

引领你的一生

关于此次讲座，兰迪教授有两个结论：

第一：“今天的演讲不是讲如何实现你的梦想，而是如何引领你的一生（leadyourlife）。如果你正确引领你的一生，因缘自会带来一切你所应得的。”

我认为“Leadyourlife”这句话既简短有力又意味深长。“Leadyourlife”而不是“liveyourlife”，也就是说，不要只“过一生”，而是要用你的梦想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感恩、真诚、助人圆梦的心态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执着、无惧、乐观的态度来引领你的一生。如果你做到了这些，因缘会给你一切你所应得的。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而兰迪仿佛想通过他的“最后的讲座”告诉我们：“如果你尽力地去实现你的梦想，那你才是真正地生活过了。对一个曾经真正生活过的人，死亡是一点也不可怕的。”

第二：“今天的讲座其实不是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

这是多么珍贵的遗产呀！我相信他的三个孩子会依据他“最后的讲座”来引领他们的一生。我也相信，经过互联网的传播，更多的孩子会因为看过兰迪的“最后的讲座”，而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更加精彩的一生。

我十一岁的女儿看完《最后的讲座》后告诉我：“我要写下我童年的梦想。”我拍拍她的头，赞赏她的计划。她又说：“我可以去画我房间的墙壁吗？”我提醒她：“你小时候画的还不够吗？”她吐吐舌头说：“我知道。谢谢你以前让我画。”

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兰迪的孩子一样，用梦想引领他们的一生。

成千上万的全球读者，都为兰迪教授所散发出的光与热所感动。

你看了那场“全力实现儿时梦想”演讲吗？

你读了这本《最后的演讲》吗？

第一部分 最后的演讲

我的工程出了一点问题。

虽然我身体的大部分看起来棒极了，可肝脏上长了10个瘤子，而且，我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了。

我是3个孩子的父亲，娶了一位称心的妻子。我时常为自己罹病感到难过，而这对于我的家人或我自己都毫无益处。

那么，我该怎么度过这余下的有限时光呢？

容易做到的是，我可以和我的家人终日厮守，给他们以呵护。我要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那些合乎情理的事，以便帮助他们更平稳地进入我离开后的生活。

不太容易做到的是，如何教给孩子们本应该在今后20年里教给他们的东西。他们现在还小，没有能力参与那些对话。天下的父母都希望教会自己的孩子辨别是非，告诉他们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以及如何应对生活中将要遇到的种种挑战。我们还希望他们了解我们人生中的一些经历，以便帮助他们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在这种愿望的促使下，我来到卡耐基-梅隆大学，完成了“最后的演讲”。

按照常规，这些演讲是要被录像的。我知道我那天在做些什么。表面上看，我是在做一个学术演讲，实际上，我是在设法把自己装进一个漂流瓶里，这个漂流瓶会在某一天被海浪冲刷到沙滩上，交给我的孩子们。假如我是一个画家，我会为他们挥笔作画；假如我是一个音乐家，我会为他们谱写乐曲；但我是一个演讲者，所以我为他们作了演讲。

我讲述了生命的乐趣，表白了我是怎样地热爱生活，即使在我的生命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时。我谈到了诚实、正直、感恩以及其他一些我珍视的东西。

我尽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的演讲不那么索然无味。

对我而言，这本书是我在演讲台上所谈论内容的延续。因为时光宝贵，而我又想尽可能多花一点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于是，我请求杰弗里-让斯罗提供帮助。每天，我在住所附近骑自行车进行锻炼，这对我的健康至关重要。在53次长距离自行车运动期间，我通过手机的头戴式耳机对杰弗里讲述。后来，他又花了大量时间将我口述的内容——我想，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53场“演讲”——整理成本书。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哪一篇演讲也无法替代活生生的父母，但目前工程主要不是关心找出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是考虑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力达到最好的效果，那场演讲以及这本书，正是我所做出的努力。

一 最后的演讲

1 受伤的狮子仍然想吼叫

许多教授做过题为“最后的演讲”的讲座，可能你也曾聆听过类似演讲。

在大学校园里，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活动。教授们应邀谈论如他们的死期临近,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在他们做演讲时,听众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机会,我们会给世人传达什么样的至理名言呢?如果明天我们不得不消失,我们想留下的遗产是什么呢?

多年来,卡耐基-梅隆大学一直在举办“最后的演讲”系列讲座,但等到组织者请我去做演讲时，这个系列讲座已经被重新命名为“旅程”了，他们要求被邀请的教授们“谈谈他们对个人或职业旅程的一些看法”。这不是那种最激动人心的讲述，但我接受了邀请，我的演讲时间定在9月份。

当时，我已经被诊断为胰腺癌，但我很乐观，也许我是能够活下来的幸运者之一呢。

当我在接受治疗的那段时间里，那些负责系列论坛的人员一封接一封地给我发邮件。“您打算讲什么？”他们问，“请提供一个摘要吧。”在学术界，这是一种规矩，即使某个人正在忙于其他事，比如说，正在忙着保住性命，那也不容怠慢。到了8月中旬，他们告诉我必须印刷演讲的海报了，所以我得把演讲题目定下来。

然而，就在那一周，我得到消息：我最近的治疗没有成功，我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

我知道我可以取消演讲，每个人都能理解。突然间，有那么多事要我去做。我得应付自己的痛苦以及那些深爱我的人的悲伤；我得全力以赴地把家中的事情安顿好。然而，任何事情都没有使我放弃这场演讲的念头。我将要做的这场“最后的演讲”是个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演讲，这个念头已经唤起了我的激情。我能讲些什么呢？我的演讲将引起怎样的反响呢？我能够将演讲进行到底吗？

“他们会让我打退堂鼓的，”我告诉妻子杰伊，“但我真的想做这个演讲。”

杰伊一直是我的拉拉队队长。当我充满激情时，她也是如此，但她对最后的演讲这个想法一直不怎么赞成。我们刚刚从匹兹堡搬到弗吉尼亚东南部地区，这样在我死后，杰伊和孩子们能够离她的家人近一些。杰伊觉得我应该把最后的宝贵时光用于陪伴孩子们，或者整理一下我们的新家，而不是花时间撰写演讲稿，并且还要长途旅行到匹兹堡去做演讲。

“你可以说我自私，”杰伊告诉我，“但我想要拥有你的全部。你花时间准备演讲稿就等于是浪费时间，因为你离开了孩子们和我。”

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什么，在我患病之初，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听杰伊的话，尊重她的意愿。我把这看做是我的使命。我要尽我所能减轻我的疾病给她的人生带来的压力，这也是我把睡眠之外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为我们家失去我之后的未来做安排的原因，但是，我仍然无法抑制做这个最后的演讲的冲动。

在我的学术生涯当中，我曾做过几次相当出色的讲座。虽然被认为是计算机科学系最好的演讲者，其实也不过相当于“七个小矮人”当中个头最高的一个。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到我有更多的话要说，假如我把这些全部说出来，我就可能给人们提供某种特殊的东西。“智慧”是一个有点夸张的字眼，但也许就是我能够分享给别人的东西。

杰伊仍然对此闷闷不乐，最后，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米歇里-瑞斯，她是我们几个月前开始拜访的心理治疗师，擅长帮助有绝症病人的家庭。

“我了解兰迪，”杰伊告诉瑞斯医生，“他是个工作狂，我知道，一旦他开始准备演讲稿，将会是个什么样子，那将耗尽他的心血。”她争辩说，我们正全力应付我们生活中那个压倒一切的问题，而演讲偏离了我们这个中心，毫无必要。

另一件使杰伊头大的事情是：根据演讲的时间安排，我将提前一天乘飞机到匹兹堡，而那一天正是杰伊41岁的生日。“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共度的我的生日，”她告诉我，“你却要在我生日的当天离开我！”

当然，一想起在那一天离开杰伊，我就感到非常痛苦。然而，我无法放弃做演讲的念头，我已经把这个演讲视为我事业的最后时刻，视为我向“在一起工作的大家庭”告别的一种方式。我也发现，在我的幻想中，做这个最后的演讲，就如同一个即将退役的棒球击球手打出最后一个本垒打一样精彩。我一直很喜欢电影《天生好手》里的最后一幕，那个已经开始衰老、正在流血的棒球运动员罗易-霍布斯神奇地击出了一个本垒打。

听了杰伊和我的诉说以后，瑞斯医生说，在杰伊身上，她看到了一位坚强的、有爱心的女性，这位女性一直希望与丈夫共度几十个春秋，构筑完美的生活，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但现在，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却被压缩成了几个月。在我身上，瑞斯医生看到了一个还不打算彻底退隐山林的男人，当然这个男人肯定也不愿意躺到他的床上。“对许多我关心的人来说，这次演讲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我的机会，”我平淡地告诉她，“有了这个机会，我可以认真地思考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人们怎样才会记住我，在我离开人世前，我力所能及地做点好事。”

不止一次地，瑞斯医生望着一起坐在她办公室沙发上的杰伊和我，我们的手紧紧相握，两人都泪水满面。她告诉我们，她看得出我们彼此非常尊重，并被我们一如既往共度最后时光的承诺深深打动，但她又说不应当让她来权衡利弊，决定我是否去做演讲。“你们只能自己作出决定，”她说。她又鼓励我们认真倾听彼此的意见，以便我们能够作出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正确的决定。

考虑到杰伊不太愿意多说，我知道我应当坦诚地审视自己的动机。为什么这个演讲对我如此重要？这是一种提醒我和其他所有人我依然活得很好的方式吗？是为了证明我依然具有表演的勇气吗？抑或是一个舞台聚光灯崇拜者欲望驱使下的最后一次作秀呢？不论从哪方面来看，答案都是肯定的。“一头受伤的狮子想知道他是否依然能够吼叫，”我告诉杰伊，“这有关名誉和自尊，与虚荣并不是一回事。”

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已经开始把这个演讲看做一辆车，将带我驶入我从未见识过的未来。

我提醒杰伊，孩子们的年龄分别是5岁、2岁和1岁。“你瞧，”我说，“迪兰现在5岁，我想他长大后也许对我还有点儿印象，但他真正记住我多少呢？你和我又能记住多少我们5岁时的事情呢？迪兰会记住我是怎么带着他玩耍，或者他和我一块为了什么而发笑吗？至多也就是模糊记忆吧。”

“洛根和克洛伊又会是怎样的呢？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印象，什么也没有，尤其是克洛伊。我可以这样给你讲：当孩子们长大一些，他们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谁是我的爸爸？他长得什么样子？’这个演讲能帮他们找到答案。”我告诉杰伊，我肯定会让卡耐基-梅隆大学给我的演讲录像。“我会给你一张DVD。当孩子们长大一些，你可以放给他们看，这将帮助他们理解我是谁，我所关心的是什么。”

听我说完后，杰伊问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假如你有什么想对孩子们说的，或者你想给他们什么建议，为什么不在我们的起居室里支起三脚架，放上一台摄像机，就在这儿自己录像呢？”

也许她这句话将了我一军，也许没有。就像那头丛林里的狮子，我的自然栖息地依然在大学校园，在我的学生们面前。“我知道这样的情况，”我告诉杰伊，“当父母告诉孩子一些事情时，引用来自外界的证据并没有什么坏处。假如我能让观众在适当时发笑鼓掌，也许给我对孩子们讲的那些事增添一点分量。”

杰伊微笑着看着我——她的正走向死亡、爱出风头的男人，终于作出让步了。她知道，我一直在迫切找寻一种给孩子们留下遗产的方式。那么，这个演讲可能就是一条途径。

于是，面对杰伊嫉妒的目光，我迎来了一个挑战。我怎样才能使这个学术性演讲在今后10年甚至更长的未来之路上与我的孩子们产生共鸣呢？

有一点我很明白，我不想把我的演讲聚焦在我的癌症上。我的治疗就是那样一种经历，我早已一遍一遍地回顾过了。我没有兴趣谈论我是怎么与病魔搏斗的，或者这个病是如何赋予我全新视角的。许多人可能都认为，我的演讲是关于死亡的，但我非讲不可的却是如何生存。

但什么使我与众不同呢？

这是我感到要必须探讨的问题，我的回答也许有助于我想清楚我该讲什么。当我和杰伊坐在琼斯-霍伯金斯医生的等待室等待着一份病理报告时，我就开始撇下她浮想联翩。

“癌症并不能使我与众不同，”我想。这一点毫无争议。仅就胰腺癌来说，每年就有37000多名美国人被诊断出患有此病。

我苦苦地思索如何给自己下定义：一名教师，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个学生的老师？所有这些角色我都非常看重，但这些角色当中哪一个使我与众不同呢？

虽然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但我知道，这个演讲所需要的远远不只是夸夸其谈。我问自己：“仅仅是我，真正要说的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候诊室里，我突然醒悟到我要讲的是什么了。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无论我取得了什么成就，我所深爱的一切深深根植于我孩提时代的梦想和人生目标之中……也根植于我设法实现几乎所有这一切的方式之中。我意识到，我的与众不同来自于我全部梦想的独特之处——从令人难以置信的有意义的梦想到具有决定性的巧合——这一切决定了我46年的人生。我心里很明白，尽管我患有癌症，我真诚地相信我是个幸运儿，因为我实现了这些梦想。而我之所以实现了这些梦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各种非凡人士给我指点迷津。假如我能够以我的经历和感受讲述我的故事，我的演讲可能会帮助其他人找到一条实现他们理想的道路。

在候诊室里等待时，我随身带着手提电脑。在上述这种灵感的激励下，我很快敲出一份电子邮件，发给了演讲组织者，我告诉他们，我终于想好了演讲的题目。“请原谅，耽误了这么久，”我写道，“让我们把演讲题目定为‘真正实现你童年的梦想’吧。”

洛根，克洛伊，杰伊，我和迪兰

2 手提电脑中我的人生

怎样才能给你孩提时代的梦想准确分类呢？怎样才能使别人也联想起他们童年时代的梦想呢？作为一名科学家，这些不是我擅长应付的问题。

一连4天，我坐在弗吉尼亚我们新家的电脑前，浏览着幻灯片和照片，制作PPT演示文稿。我一直是个形象思维者，所以我知道，我的演讲不会有文本——没有文字稿，但我收集了300幅我家庭的、学生的和同事的照片，以及几十幅独具特色的插图，这些是我童年梦想的佐证。在某些幻灯片上，我写了一两句——建议啦，格言啦，等等。当我站到讲坛上的时候，这些将提醒我该说些什么。

在准备演讲的过程中，每隔90分钟左右我就会从椅子上站起来，去和孩子们玩一会。杰伊看到我一直在努力参与家庭生活，但她仍然认为我在演讲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了，尤其是在我们刚刚搬进新家时，她希望我能整理一下家里到处堆放着的纸箱。

起初,杰伊并没打算参加演讲，她觉得她应该留在弗吉尼亚，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处理我们搬家之后的诸多事情。我不断地劝说她，“我希望你去那儿。”真的，我太需要她去那儿了。最后，她终于同意在演讲的当天早上乘飞机去匹兹堡。

然而，我得提前一天到达匹兹堡，于是，在9月17日，也就是杰伊41岁生日的那一天，下午1时30分我和她以及孩子们吻别，开车去了飞机场。我们已经提前一天在她兄弟家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庆祝她的生日。不过，我的离去依然使杰伊感到不快，现在她只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度过她的这个生日，以及今后的所有生日。

我在匹兹堡下了飞机，我的朋友史蒂夫-希波特在机场接我，他是从旧金山飞过来的。多年前，我借休学术假之机在艺电公司工作并且与他共过事，艺电公司是一家视频和游戏制造商，史蒂夫是里面的一名主管，后来我们成为亲如兄弟的好朋友。

史蒂夫和我相互拥抱，然后租了一辆车驶离机场，一路上互相开那种充满黑色幽默的玩笑。史蒂夫说，他刚刚去看过牙医，我则自夸道，我再也不用去看牙医了。

我们开到当地一家餐馆就餐，我把手提电脑放到桌上，快速地翻看着幻灯片，现在幻灯片已经压缩到280幅了。“还是有点儿多，”史蒂夫对我说，“等到你将这些幻灯片全部播放完时，人人都会烦死的。”

餐馆侍者是一位30多岁的淡黄色头发的孕妇，她走到我们的桌前正好看到屏幕上我孩子们的照片。“多可爱的孩子呀，”她说，随后又问了他们的名字。我告诉她：“这是迪兰，这是洛根，这是克洛伊……”那位侍者说她女儿的名字也叫“克洛伊”，这个巧合让我们倆相视而笑。史蒂夫和我继续浏览PPT演示文稿，帮我选出最重要的幻灯片。

女侍者给我们送餐时，我对她的怀孕表示祝贺。“你肯定高兴极了，”我说。

“不完全是，”她回答说，“这是个意外。”

当她走开时，我不由自主地被她的直率所打动。她随意的一句话启示了我，意外的因素无论在我们降生……还是在我们去世时都起着作用。这儿有一位女性，意外地怀上孩子。当然，她肯定会爱这个孩子的。而我呢，意外地患上癌症，将要撇下3个孩子，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失去我的爱。

1小时后，当我独自一人在宾馆房间里继续删减、整理演讲用的图像时，我仍然想着孩子们。房间里的上网端口出了点问题，这很令人恼火，因为我仍要在网上搜寻图像。更糟糕的是，我开始感到前几天化疗的不良反应，身体出现了痉挛、恶心、腹泻等症状。

我一直工作到深夜才躺下睡觉，早上5时便在焦虑不安中醒来了。我有点怀疑我的演讲能否成功。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当你试图在1小时内讲述你一生的故事时，这恰恰就是你所得到的。”

我一直在修改，重新思考，重新编排。到上午11时，我感到已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叙述框架了，也许这次能够成功。我冲了个澡，穿好衣服。中午，杰伊从飞机场赶来，与我和史蒂夫一起吃午饭。我们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谈话，史蒂夫发誓要帮助照看杰伊和孩子们。

我曾在校园里的计算机实验室度过我生命中相当长的一段时光，下午1时30分，我获得了以我的名字命名这个实验室的殊荣。我在场观看了命名揭幕式。下午2时15分，我到了我的办公室，再次感到难受极了——完全筋疲力尽，因化疗而感到恶心。我考虑我是否应当穿着成人纸尿裤上讲坛，作为预防措施，我把纸尿裤带来了。

史蒂夫告诉我，我应该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平躺一会儿。我照做了，但我还是把手提电脑放在我的肚子上，继续修改课件，我又删去了60幅幻灯片。

下午3时30分，有些人已经开始排队等待我的演讲了。4时，我从长沙发上爬起来，把我要用的设备带齐，准备穿过校园走向演讲厅。不到一个小时，我就登台演讲了。

3 房间里的大象

“房间里的大象”{1}

{1}［谚］寓意众所周知却故意被某方忽略不提的问题——译者注。

杰伊已经在演讲厅里了。出乎意料的是，能容纳400人的演讲厅已经挤满人了。我跳上舞台，检查讲台上的设备，规整东西。她能够看出来我是多么紧张。当我忙于整理我需要用的设备时，杰伊注意到我几乎不和任何人交流。她认为，我可能不敢直视台下的听众，以免看到朋友或过去的学生而情绪失控。

在我做准备的同时，听众当中传出一阵窃窃私语声。对于那些想来看看一个即将死于胰腺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来说，肯定有人要问问题：我的头发是真的吗？（是的，我在整个化疗期间一直留着头发。）他们能够感受到当我演讲时死亡离我是多么近吗？（我的答案是：“等着瞧吧！”）

离演讲开始只有几分钟了，我仍在讲坛上磨蹭着，删去一些幻灯片，重新编排其余的幻灯片。当他们给我开始的信号时，我仍在整理着PPT。“我们准备开始吧，”有人告诉我。

我没有穿西装，也没有打领带。更没打算穿着肘部带有皮革补丁的粗花呢夹克职业装上台演讲。相反，我从我的衣柜里找出最适合童年梦想的服装作为我的演讲服。

必须承认，乍一看，我就像是个受雇在长途列车上送快餐的家伙。但实际上，我的短袖马球衬衫上的标识图案象征着一种荣誉，因为这是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幻想策划者穿过的衣服。这些幻想策划者包括艺术家、作家和工程师，他们共同创造了主题公园的幻想。1995年，我休6个月学术假时，在迪斯尼担任幻想策划者的工作。那是我生命的亮点，标志着我童年梦想的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戴着有“兰迪”两个字的椭圆形徽章的原因，这个徽章是我在迪斯尼工作时他们发给我的。我是在向那段生活经历致敬，并在向沃尔特-迪斯尼本人致敬。后者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假如你能梦想到什么，你就能得到什么。”

我对听众的到来表示感谢，开了几个玩笑，随后说：“假如有人只是随意溜进来而不知道背景故事的话，我父亲总是这样教导我，对于“房间里的大象”，先介绍清楚。假如你看看我的CT片，我的肝脏上大约有10个瘤子，医生告诉我，我只有3～6个月的生命了。这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你仍可以算一算。”

我把我肝脏的CT片放大，投射到屏幕上。这张幻灯片的标题是“房间里的大象”，而且我还往CT片上插入了红色箭头，以标明每一个肿瘤的位置。

我将幻灯片停留了片刻,以便听众们能够顺着箭头数一数那些肿瘤。“好吧，”我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无法改变它，不得不做出决定的是如何对待它。我们不能改变拿到手里的牌，但我们可以控制出牌的方式。”

那一刻，我清楚地感到，我是健康的、完好无损的老家伙兰迪，毫无疑问地被自己的肾上腺素和在场所有人的激情所鼓舞着。我也知道，我看上去很健康，有些人可能很难接受我是个将死之人这一事实。于是我说：“假如我看起来不够消沉或不够忧郁的话，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了。”在听众们笑完之后，我补充道：“我向你们保证，我没有拒绝接受现实，不是我没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的家庭——我的3个孩子，我的妻子——我们刚刚搬家。我们在弗吉尼亚买了一套漂亮的房子，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对于这个家庭的未来而言，这是个更合适的居所。”我展示了一张我们刚刚购买的那幢郊区房子的照片。照片上方的标题是：“我没有拒绝接受现实。”

我是这样解释的：杰伊和我决定举家搬迁，我请求她离开她深爱的家园和关心她的朋友们。我们把孩子带离他们在匹兹堡的小伙伴们。当我们可以蜷缩在匹兹堡的窝里等待我的死亡时，我们却改变自己的生活，投入到我们为自己创造的漩涡中。我们作出决定的理由是，一旦我辞世而去，杰伊和孩子们需要住在她娘家亲人的附近，从而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和关爱。

我也想让听众知道，我看起来气色不错，感觉也良好，部分是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开始从医生们一直在为我安排的那种极为消耗体力的化疗和放疗中恢复。目前，我所接受的是比较容易忍受的治标化疗。“从表象看，我非常地健康，”我说，“我的意思是，你们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认知失调就是，我处于非常好的健康状态。事实上，我比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健康。”

我从一侧走到舞台的中间。几个小时前，我拿不准自己是否具备完成我要做的事情的力量，但现在，我感到勇气大增，信心十足。我趴到地板上，开始做俯卧撑。

在听众的笑声和惊异的掌声中，我似乎感到自己听到了所有焦急不安的呼吸声。这不是某个行将就木之人，这是我，我能够开始了。

二 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

4 父母的奖赏

我赢得了父母的奖赏。

我一出生便握有奖券,这是我能够实现童年梦想的主要原因。

我的母亲是一位严厉、守旧的英语教师，性格刚强。她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因而一直遭到家长们的抱怨，说她对孩子期望太高。作为她的儿子，我或多或少了解她的高度期望，而这也变成了我的一笔财富。

我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随军医生，参加过阿登战役。他筹建了一个非赢利组织，帮助移民孩子学习英语。至于他本人的生计，他经营了一个小公司，在巴尔的摩城内出售汽车保险。他的客户大多是具有不良记录或收入很少的穷人，但他总能找到方法帮他们获得保险，上路行驶。我有一百万个理由相信，父亲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的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环境中长大。在我们家中，金钱从来不是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的父母从来不认为有花太多钱的必要。他们节俭成癖。我们很少外出吃饭，一年只看一两次电影。“看电视吧，”我的父母会这样说，“那是免费的。或者最好去图书馆借本书。”

当我2岁、我姐姐4岁时，妈妈带我们去看马戏。等我长到9岁时，我又想去看马戏。“你不需要再去了，”妈妈说，“你已经去看过马戏了。”

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听起来太苛刻了，但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神奇的童年。我真真切切地把自己视作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得到神奇之手帮助的家伙，因为我有那样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做了那么多正确的事情。

我们没有购买过太多的东西，但我们思考一切问题，那是因为父亲对时事、历史，对我们的生活总是追根问底，这种习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有两种类型的家庭：

（1）连吃饭时都需要一本词典的家庭。

（2）不需要词典的家庭。

我们属于第一种类型。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以查词典结束。词典就放在离桌子只有六步之遥的书架上。“假如你有什么问题，”我的家人会说，“那么去词典里找答案吧。”

我的家人天性就是如此，从来不会像傻瓜一样，坐在那里纳闷。我们知道一个更好的方式：打开一本百科全书，打开一本词典，打开你的心灵。

我的父亲也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常说，故事的讲述应该有一个理由。他喜欢那些能够转化为道德故事的幽默奇闻趣事。他擅长讲这类故事，我吸收了他的讲故事的技巧。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姐姐塔米在线观看我的最后的演讲时，她眼睛看到我的嘴在动，耳中却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不是我的声音，而是父亲的声音。她知道，我是在重现父亲的诸多智慧精华。对此我毫不否认。事实上，有时我感到，我是在舞台上“转播”父亲的演讲。

我几乎每天都要对人们引用我父亲的话语，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假如你传播的是你本人的智慧，其他人通常会视而不见；但假如你提供的是第三方的智慧，这就显得不那么傲慢，也比较容易被接受。当然，当你有像我爸爸这样的人控制着你时，你就会变得不由自主。一有机会，你就会引用他的话。

父亲给我忠告，教我如何协调好自己的人生。他会这样说：“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做出决定。”他也告诫我，即使我处于强势，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人际交往上，都要公平行事。“那仅仅因为你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他会说，“并不意味着你非得从别人身上碾过去不可。”

后来，我发现自己经常引用父亲的话，即使这些话语并不是他说过的。不论我的什么观点，我都说许多话是他说的，因为他似乎无所不知。

同样，我的母亲也知道许多事情。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的母亲把抑制我的自负视为她的使命的一部分。为此，我对她感激不尽。即使现在，假如有人问她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她还会把我描述为“机灵，但过于早熟”。眼下我们生活在一个父母总是把孩子夸耀成天才的时代，可在我的母亲看来，用“机灵”称赞孩子已经足够了。

在我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有一门称为“理论资格”的考试，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一生中除化疗之外的第二件最痛苦的事。当我向我母亲抱怨这门考试多么艰难、多么可怕时，她俯下身子，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知道你有怎样一种感受，宝贝。但想想吧，你爸爸在你这个年龄时，已经在和德国人作战了。”

我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我的母亲总是以这样介绍我为乐趣：“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个博士，但不是那种帮人治病的博士。”

我的父母知道，做什么才能真正给他人提供帮助。他们总是另辟蹊径，寻求一些大的项目，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们前前后后认捐了50名泰国农村学生的宿舍建造费用，这个项目使得那儿的女孩子能够继续在学校学习而不至于沦落为妓女。

我的母亲一向全力支持慈善事业。我的父亲一向乐于倾其所有帮助别人，自己却衣着简朴，远离其他人所向往的郊区生活，因此，我认为我的父亲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基督精神的男人。他也是一位捍卫社会平等的斗士。和我的母亲不同，他不轻易相信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是长老会教徒）。他更为关注最宏大的理想，把平等视作最伟大的目标。他对社会寄予厚望，尽管他的希望多半被击得粉碎，他依然是个激情洋溢的乐观主义者。

我爸爸83岁时被诊断为白血病。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便作出安排，把自己的遗体捐作医学研究，把钱留给他在泰国的那个项目，使之至少能够再持续6年。

许多听了我最后的演讲的观众对我在大屏幕上展示的一张照片印象深刻：这张照片上，我穿着睡衣，斜依在胳膊肘上。显而易见，我是一个追求远大梦想的孩子。

照片中，在我身前的是双层床上铺的木护栏。我爸爸是一个高超的木工，他给我做了这张床。照片中这个孩子脸上的微笑、木头床栏以及他的眼神使我意识到我赢得了父母的奖赏。

我知道，尽管我的孩子将有一位可爱的妈妈指引他们度过灿烂的人生，但他们将失去父亲。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可这太让人心痛了。

我相信，假如我爸爸在世，他会赞同我如何度过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打算，他会建议我替杰伊安排好一切，花尽可能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恰恰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我知道，他会理解我们搬家到弗吉尼亚的意义。

我还认为，我爸爸会提醒我，最重要的事情是，孩子们都需要知道他们的父母深爱着他们。而且父母不一定要活着才能做到这一点。

5 平房里的电梯

我的想象力总是难以抑制，还是上高中时，我就有一种冲动，想把脑海中一些想法泼洒到儿时卧室的墙壁上。

我请求父母允许。

“我想在墙上画些东西，”我说。

“画些什么呢？”他们问。

“对我很重要的东西，”我说，“我想是一些很酷的东西。你们等着瞧吧。”

这个解释对于我父亲来说足够了。那就是他的伟大之处。他总是以微笑的方式激发你的创造力。他喜欢看到激情的火花变成焰火。他理解我，也理解我以非常规方式表达自我的需要。因此，他认为我绘制壁画的大胆想法是个绝妙的主意。

我母亲对我的这种胡闹不怎么赞成，但当她发现我是那么激情迸发时就改变了态度。她也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总是父亲说了算，她倒不如默认罢了。

在我姐姐塔米、我的朋友杰克-谢里夫的帮助下，我用了两天的时间在我卧室的墙上绘画。我父亲坐在客厅里，读报纸，耐心地等待我的画作露出其面目。我母亲则在门厅里来回走动，十分地焦虑不安，一次次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企图偷偷看上一眼，但我们关上了房门，就像拍电影的人说的，我们要“清场”。

我们究竟画了什么呢？

原来，我打算在墙上写一个二次方程公式。在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中，未知数的最高次幂是二次幂。向来是书呆子的我，认为该公式值得赞美，于是就在门旁边的墙上写上：

杰克和我画了一个大大的银色电梯门。在门的左边，我们画了“向上”和“向下”的按钮。在电梯门上方，我们绘制了从1到6个楼层的嵌板，其中的“3”色彩闪亮。我们住在一幢平房里——只有一层——所以我调动了那么一点幻想力，把它想象成6层楼的房子。但回想起来，为什么我没画80层或90层呢？假如我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梦想家，那为什么我的电梯要停在3楼呢？我不知道。也许这是我人生中雄心壮志与实用主义保持平衡的一个象征吧。

鉴于我有限的艺术才能，我认为最好是用基本的几何图形把东西勾勒出来。因此，我画了枚有尾翼的火箭。我画了“白雪公主”的魔镜，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还记得我对你说你是最美丽的吗？我是在撒谎！”

在天花板上，杰克和我写下这样一句话：“我被困在了阁楼上！”我们把字母反过来写，看上去就像我们把某个人囚禁在那儿了，而这个人正在竭力涂写着“S.O.S.”。

因为我酷爱象棋，塔米画了象棋子（她是我们当中唯一有点绘画天赋的人）。她画象棋子时，我在双层床后面的墙上画了一艘隐藏在水中的潜水艇，还画了一个上升到床单之上，正在搜寻敌船的潜望镜。

我一直喜欢潘多拉的盒子的故事，因此，塔米和我画了我们版本的潘多拉盒子。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得到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世界上的所有邪恶。她违背了不准打开盒子的命令。当盒盖被掀开时，邪恶传遍了全世界。我一直为这个故事的乐观结尾所吸引：留在盒子底部的是“希望”。因此，在我的潘多拉盒子里，我写下了“Hope”（希望）这个词。杰克看到后，忍不住在“Hope”（希望）之前加了“Bob”这个词。当朋友们参观我的房间时，他们总要想一会儿为什么那儿会有“Bob”这个词（BobHope即美国著名谐星鲍勃-霍伯），然后都觉得有点无聊。

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我的门上写了“迪斯科真烂！”我的母亲认为这个词语太粗俗了。有一天，她趁我不留神时悄悄把“真烂”一词涂抹掉了。这是她对我的涂鸦的唯一一次修改。

这间房子给所有来访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不敢相信你的父母会让你这样做，”他们说。

虽然我母亲当时并不高兴，可她从来没有再粉刷我的卧室，甚至在我搬出去住的几十年里都是如此。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卧室成了任何来访客人参观的焦点。我的母亲开始意识到：人们不仅认为这卧室酷极了，而且认为她允许我在卧室里画画也是很酷的。

你们中任何一位为人父母者，假如你的孩子想要在他们卧室的墙上作画的话，就让他们做吧，就算给我一个面子。这是件好事情，不必担心房子的转售价格。

我不知道我还能再到自己儿时的卧室去几次，但每次回去都像是得到一份大礼。我仍然睡在父亲为我做的那张双层床上。在我入睡时，我看着墙上那些疯狂的涂鸦，回想起我的父母让我绘画的一幕幕场景，感到非常幸运、非常快活。

6 体验零重力状态

有具体的梦想是很重要的。

上小学时，许多同学都想成为宇航员。可我从很小就意识到航天局不会录取我的，因为我听说宇航员不能戴眼镜，这对我没什么。我并不真的想当宇航员,我只是想像宇航员一样自由飘浮。

大家都知道，航天局有一种用来训练宇航员适应零重力的飞机，大家都把它叫做“呕吐彗星”，而航天局却称之为“失重奇迹”，这是用新奇的名字掩饰晕机的副作用。

不管这种飞机被叫做什么，它是一种令人为之惊叹的机器。它以抛物线飞行，在每条弧线的顶端，大约有25秒的时间，你能体验到相当于失重的感觉。当飞机俯冲时，你感到自己好像坐在失控的过山车上，但你是悬空的，在一圈圈地飞行。

我了解到，航天局有这么一个项目，让大学生提交在这种飞机上做试验的建议,我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2001年，我们卡耐基-梅隆大学大学生团队提交了一个虚拟现实的建议。

当你一辈子都生活在地面上时，失重这种感觉是很难体会到的。在零重力的状态下，控制平衡的内耳与你的视觉不再同步。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呕吐。在地面上的虚拟现实训练对此会不会有所帮助？这是我们在建议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赢得了机会，被邀请到休斯敦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参加一次飞行。

我可能比我的任何一个学生都兴奋。飘浮！但后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航天局明文规定，指导教师不能跟学生一起飞。

我伤心透顶，但我没有放弃。我要找出一条绕过这道“砖墙”的道路。我决定仔细阅读这个项目的所有相关文件，从中找可乘之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航天局总是急于为自己做宣传，因而它允许学生从家乡带一名记者和他们一起飞。

我打电话给宇航局的一位官员，要他的传真机号码。“你要给我们传真什么东西？”他问。我解释说，我要改变指导教师的身份，用媒体记者的身份申请飞行。

“我要以记者的身份陪伴我的学生，”我说。

他说,“你不觉得这有点太露骨了吗？”

“没错，”我说，不过我向他承诺，我将把这次实验的消息发到各大新闻网站，还要把我们此次虚拟现实的照片寄给主流媒体的记者。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而且，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他给了我他的传真号。

顺便说一句，这件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也同时要替别人着想，这样才会使你更受欢迎。

我的零重力体验奇妙无比（我没有呕吐，谢天谢地）。但我还是猛地向上撞了一下，因为在神奇的25秒之后，飞机上的重力恢复了，你的体重仿佛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你不可避免地重重撞了一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断地提醒我们：“脚朝下！”的缘故。你当然不愿意把脖颈撞向地面。

在飘浮仍然成为我生活目标之一的10年之后，我终于成功地登上了那架飞机。这表明，如果你能找到机会，你就有可能实现你的梦想。

7 我没能参加全美橄榄球联盟

我热爱橄榄球，离不开橄榄球。我9岁开始练球，橄榄球一直陪伴着我，造就了今天的我。尽管我没能参加全美橄榄球联盟，但我时常想，我从这个未实现的梦想中得到的恐怕比从许多已经实现的梦想中得到的还要多。我的橄榄球罗曼史始于我爸爸拖着又踢又叫的我去参加一个橄榄球俱乐部。我不想去那儿，因为我天生胆小，那时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当我见到我的教练吉姆-格雷厄姆时，我的恐惧变成了敬畏。他是个大块头，身高6.4英尺（1英尺=0.384米），就像一堵墙，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州立橄榄球队的后卫，非常地守旧。我的意思是，他极为守旧，比如他认为向前传球是使诈。

第一天的训练就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并没有带橄榄球来。一个孩子代表我们所有人向他提问：“打扰了，教练。怎么没有橄榄球呀？”

格雷厄姆教练回答道：“我们不需要什么橄榄球。”

我们在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片沉默……

“球场上每次能上多少人？”他问我们。

我们回答说，每队11人,总共22人。

“那么，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有几个人触球？”

其中一个。

“好！”他说，“所以我们要学习其他21个人该做的事情。”

基本功——这是格雷厄姆教练送给我们的大礼。基本功、基本功、基本功。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见到过许多孩子们忽视了这一课，而这对他们十分不利。你必须把基础打好,要不然的话，那些花哨的动作是玩不转的。

格雷厄姆教练一向对我非常严格。有一次训练我记得格外清楚,“你全都做错了,鲍许。回去再做一遍！”我努力按照他的要求做，但他还不满意。“欠我的,鲍许！训练结束后你要加做俯卧撑。”

在他最终放我走后，一位助理教练过来安慰我。“格雷厄姆教练对你挺苛刻,是不是？”他说。

我勉勉强强地说出“是”字。

“这是件好事，”助理教练说，“假如你把事情搞砸了，却没有人再对你说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你。”

这一课我终身难忘。当你看到自己把事情搞糟却没人愿意费神告诉你时,你的处境就很不妙了。你可能不想听到批评，但批评你的人通常是那些依然爱你关心你的人，他们想让你变得更好。

眼下有许多关于如何给予孩子自尊的说法，但自尊心不是你能“给予”的，而是他们必须自己构建的。格雷厄姆教练在训练中从不娇惯我们。自尊？他知道真正只有一种方式能够教会孩子如何培养自尊：你布置一项他们不能够完成的任务，让他们能够努力再努力，直到发现自己能够完成为止。你只需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就行了。

格雷厄姆教练第一次接纳我时，我是一个没有技巧、没有体力而且缺少调教的懦弱小孩，但他使我认识到，只要我做出足够的努力，我今天不能做到的事明天一定能够做到。即使现在，在我刚过47岁时，我的三点触地姿势依然很漂亮，而这是任何一位全美橄榄球联盟前锋球员引以为豪的姿势。

我意识到，现在，像格雷厄姆教练这样的人可能被踢出青年体育运动联盟，因为他太严厉了，父母们可能会抱怨的。

我记得我们踢过一场糟糕透顶的比赛。比赛中场休息时，我们一拥而上冲过去喝水，差点儿撞翻了水桶。格雷厄姆教练非常生气：“天哪！从这场比赛开始到现在，我第一次见到你们这帮孩子跑这么快！”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11岁，呆呆地站在那儿，以为他要把我们一个个拎起来，亲手把我们撕成碎片。“水？”他大吼道，“你们这些孩子还想喝水？”他提起水桶，把水全倒在了地上。

我们看着他走开，听到他对助理教练低声说：“你可以给一线防守队员水喝。他们打得不错。”

现在让我澄清一个事实：格雷厄姆教练从来不会伤害任何孩子。他这么严格地训练我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深知这种训练可以减少受伤的机会。然而，那一天很冷，前半场我们都有机会喝水，我们冲向水桶并不是真正需要喝水，而是一群顽童在寻开心。

即使如此，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今天，站在边线外的家长可能会掏出手机给官员打电话，或者给他们的律师打电话。

看到如今许多孩子是那样地娇生惯养，真让我伤感。我回想起那半场里教练的怒吼给我怎样一种感受。是的，我很渴，但是我更感到羞愧。我们全都辜负了格雷厄姆教练的期望，而他以一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他是正确的。对那桶水，我们表现出的兴致比对那场该死的比赛要多得多。他的严厉责备对我们很有作用。下半场，我们回到场地上，使尽全力进行比赛。

从青少年时代之后，我再没有见过格雷厄姆教练，但每当我想要放弃时，他便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激励着我努力工作，激励着我做得更好。他给了我一条人生的反馈环线。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送孩子们参加有组织的体育运动——橄榄球、足球、游泳，无论什么运动——并不是因为我们迫切地想让他们学会这项运动的奥妙。

我们真正想让他们学的是更加重要的方面：团队精神、毅力、运动家风度、艰苦工作的价值、应付逆境的能力。我们中的一些人把这种间接的学习叫做“动作假想”。

有两种类型的动作假想。第一种是表面上的。在橄榄球场地上，当一名运动员把头转向某一侧时，你会以为他要朝那个方向移动。这时他却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了，这就像魔术师的误导法一样。格雷厄姆教练多次告诫我们要注意观察运动员的腰部，“他的肚脐朝哪个方向，他的身体就会朝那个方向移动，”他说。

第二种动作假想极为重要——教给人们那些在身处具体进程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假如你是动作假想专家，你的潜在目标就是教学生学会你想要他们学会的东西。

这一种动作假想的学习绝对重要。格雷厄姆教练是这方面的大师。

8 成为《世界百科全书》词条的作者

我生活在计算机时代，我热爱这个时代！我长期关注像素、多屏幕工作室、信息高速公路等。我真的能够描绘出一个无纸化的世界。

然而，我是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

1960年我出生时，重要的知识是记录在纸上的。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家珍藏着《世界图书百科》——里面有照片、地图、不同国家的国旗、标明每个州人口的简便附录、格言和平均海拔等。

我没有一字一句地读完《世界图书百科》，而是快速浏览了一遍。我非常好奇，百科全书是怎么编写出来的呢。是谁写了关于食蚁兽的词条？准是这么一回事，《世界图书百科》的编辑打来电话说，“你比任何人都了解食蚁兽。请你为我们写这个词条好吗？”还有那个Z卷，谁是公认的祖鲁人研究专家，能够写“祖鲁”这个词条？他或她是祖鲁人吗？

我的父母很节俭。与其他许多美国人不同，他们从不购买仅仅是为了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或者对他们来说属于奢侈品一类的东西。但他们乐意购买《世界图书百科》，为此花费了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要送给我和姐姐一份知识大礼。他们还订购了年度补遗卷。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卷到来，上面记录着重大发现和时事——1970、1971、1972、1973——我迫不及待地阅读它们。这些年度卷中夹带着标贴，标明了原版的《世界图书百科》中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词条。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标贴粘在适当的页码上。我非常认真地完成这项任务。我是在帮助未来任何一个翻开这些百科全书的人记载历史和科学发现。

基于我对《世界图书百科》的珍爱，我孩提时代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一名百科全书撰稿人，但这不是给《世界图书百科》出版公司在芝加哥的总部打个电话毛遂自荐那么简单的事，得让《世界图书百科》发现你才行。

信不信由你，几年前，这样的电话终于来了。

是这么回事，那个时候，我事业的发展使我正好成为《世界图书百科》求之不得的那种专家。他们并不认为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虚拟现实的专家，那个专家太忙，他们无法接近。而我只是处于中流水平——成就还不错……但知名程度还没有达到会拒绝他们的地步。

“你愿意给我们撰写关于虚拟现实的新词条吗？”他们问。

我不能告诉他们，我一生都在等待这个电话。我所能说的只是：“好的，当然可以！”我撰写了那个词条，还附上了一张我的学生凯特琳-凯勒赫戴着虚拟现实耳机的照片。

没有任何编辑质疑我写的东西，不过我相信，这正是《世界图书百科》的风格。他们既然选中了一位专家，就相信这位专家不会滥用特权。

我还没有购买最新版本的《世界图书百科》。事实上，在被选中为《世界图书百科》撰稿后,我相信《维基百科全书》是一个绝对优良的资讯来源,因为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百科全书的质量监控。不过有时候，当我和孩子一块去图书馆时，我仍会情不自禁地翻开V词条下的内容（当然是“虚拟现实”了），让孩子们看一看，这是他们的爸爸撰写的。

9 有一种技巧叫做领导才能

就像无数出生于1960年的狂热美国人一样，在童年的相当一部分时光里，我一直梦想着成为詹姆斯-T-柯克船长,“探险”号星际飞船的指挥官。我没有把自己看做鲍许船长，我想象着一个能让我真正成为克柯船长的世界。

在爱好科学、有抱负的男孩看来，恐怕没有任何偶像比《星际迷航》中的詹姆斯-T-柯克船长更了不起了。事实上，我坚持认为，因为观看了柯克船长指挥“探险号”，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老师和同事——也许还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丈夫。

想一想吧，假如你看了这部电视剧，你会知道柯克船长并不是“探险号”上最聪明的人。在那条船上，他的大副，斯波克先生，逻辑思维缜密，才智过人，麦考伊医生掌握着人类直到22世纪60年代才知晓的全部医学知识，斯科特总工程师拥有驾船飞行的技术，即使在外星人的袭击下也能够让飞船正常飞行。

那么，柯克船长有何能耐？他为什么能够登上“探险号”，指挥这条船呢？

答案是：有一种技巧叫做“领导才能”。

观看这个家伙行事，我了解到很多东西。他是那些充满活力的管理者中的精英，懂得如何授权，具有鼓舞士气的激情，工作时无论穿什么都显得英俊潇洒。他从不自夸比他的下属拥有更多的技术。他承认他们熟知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应当做什么。但他是确定了视野和基调的那个人，他掌控着士气。最重要的是，柯克船长性情浪漫，每到一个星系都要向异性求爱。想一想我在家中看电视的情景吧，一个10岁的小孩戴着一副眼镜。每当柯克船长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对我这个孩子来说，他都像一位希腊神祇。

而且他拥有最酷的玩具！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认为，他真是太神奇了，能够在某个星球上拥有这个东西——星际迷航通讯装置。并借助这种装置和船上的人们通话。现在我外出时口袋里就装着这么一个。谁能记得是柯克船长引导我们发明了手机呢？

几年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通过我的通讯装置），是匹兹堡的一位名叫契普-沃尔特的。他正在和威廉-夏特勒（又名柯克）合写一本书，论述《星际迷航》中首次假设的科学重大发现是如何预示了今天的科技发展的。柯克船长想参观我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虚拟现实实验室。

虽然我孩提时代的梦想就是成为柯克船长，但我看到夏特勒的时候，我仍然觉得自己实现了一个梦想。面见你儿时的偶像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如果他能来你的实验室看你做很酷的事情，那简直是酷毙了。

我和我的学生们夜以继日地建设一个虚拟现实世界，这个世界与“探险号”的驾驶舱很相似。威廉-夏特勒到来后，我们给他戴上那个笨重的头盔显示器，显示器里有一个屏幕，他的头左右转动，就可以沉浸在他那条爱船的360°影像之中。“哇，你们甚至有高速电梯门，”他说。我们打开红色警报器，这又让他吃了一惊。他马上跳起来大叫道：“我们遭受攻击了！”

夏特勒在实验室里待了3个小时，问了一大堆问题。一位同事后来对我说：“他不停地发问，问了又问，好像还没有得到答案似的。

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柯克船长，我的意思是，夏特勒是男人的终极典范。他了解自己不知道什么，非常坦率地承认这一点，直到弄明白了才会离去。在我看来，这是很了不起的。我希望每个大学生都能持他这种态度。

在我的癌症治疗期间，当人家告诉我只有4%的胰腺癌患者能够存活5年时，表现星际迷航的电影《可汗的愤怒》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在那部影片中，星际舰队的预备役学员身处这样一种模拟训练情境，不管他们怎么做，他们全都要被杀死。影片解释说，当柯克船长成为预备役学员时，他重新编写了模拟训练的程序，因为“他不相信那种不能胜出的情境的存在”。

多年来，提起我对《星际》迷航的痴迷，一些老于世故的学界同仁总是嗤之以鼻，但是，从一开始，这种痴迷一直使我受益匪浅。

当夏特勒听说我的疾病症状时，他送给我一张他扮演柯克船长的照片。他在照片上写道：“我不相信那种不能胜出的情境存在。”

10 赢得大号的玩具

我孩提时代最早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一个游乐园里或狂欢节上最酷的家伙。我一直清清楚楚地记得这种酷的感觉是如何获得的。

最酷的家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他是那个扛着最大的绒毛动物玩具到处走动的人。小时候，我曾远远地看到那个家伙，他的脑袋和身体的大部分都裹在一个巨大的绒毛动物玩具里面。他是古希腊的美少年阿多尼斯，还是个胳膊抱不住玩具的笨家伙，这都不重要。只要他有最大的绒毛动物玩具，他就是狂欢节上最酷的家伙。

我爸爸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假如他后屁股上没有挂着刚刚赢得的巨大玩具熊或者玩具猿，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赤身裸体坐在“疯狂老鼠”游乐车上似的。因为人都具有竞争精神，娱乐场上的游戏就像是一场战争。我们中哪一个能够赢得动物绒毛玩具王国中最大的野兽呢？

你曾经扛着一个巨型的绒毛动物玩具逛狂欢节吗？你曾经看到人们是怎样地看你嫉妒你吗？你曾经借用绒毛动物玩具向女性求爱吗？我曾经这么做过……而且我娶了她！

从一开始，大型绒毛动物玩具就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作用。那是我3岁、姐姐5岁的时候，我们去了一家商店的玩具部。我父亲说他会给我们买任何一件玩具，条件是我们俩意见一致而且愿意分享这个玩具。我们看呀看呀，最终在最高的货架上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毛绒兔子玩具。

“我们要买那个！”我姐姐说。

这可能是玩具部里最昂贵的玩具了，但我父亲是一个遵守诺言的人，他当即给我们买下了这个玩具。他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家中本来可能要有另一个大型绒毛动物玩具。

我长大后仍然一个接一个地带大个绒毛动物玩具回家，我父亲怀疑我是靠行贿换来的。他猜想，我在喷水枪旁边等着获胜者，塞给人家50美元，而那家伙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巨型绒毛动物玩具将能够改变世界对他的看法。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到绒毛动物玩具而付过钱。

我也从没作过弊。

当然，我承认我倾斜了身体。扔套环时你只能那样做。我是个倾斜高手，但不是作弊者。

然而，我确实在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赢了不少玩具，我知道这越发增加了他们的怀疑。但我发现，赢得绒毛动物玩具的最好方法就是摆脱家人在场的压力。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成功。坚持不懈是一种美德，但没有必要让所有人前来观看你做成一件事是多么地辛苦。

在此，我准备透露一下赢得巨型绒毛动物玩具的两大秘诀：修长的胳膊和自主支配的收入。很幸运，这两者我都拥有。

在我最后的演讲里，我谈到了绒毛动物玩具，还展示了它们的照片。我能猜得到，那些拥有科技常识的怀疑论者可能会以为，在这个数码图像的时代,也许那些照片中的玩具熊并没有真的和我在一起,也许是我用甜言蜜语说动了真正的获奖者，让他们允许我在他们的奖品旁边拍了照。

在这个怀疑论盛行的时代,我怎么才能让听众相信，的确是我赢得了这些玩具呢？好吧，我将给他们看实实在在的绒毛动物玩具。于是，我让我的学生从舞台的两侧走到台中间，每人抱着一个这么多年来我赢来的大型绒毛动物玩具。

我再也不需要这些奖品了。尽管我知道，我妻子非常喜爱当年我俩谈恋爱时我挂在她办公室里的玩具熊，在我们有了3个孩子后，她可不想新家里乱哄哄挤满一支玩具军队（它们泄漏舒泰龙泡沫珠，这些珠子会钻到克洛伊的嘴里的）。

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些绒毛动物玩具留在家里，可能某一天杰伊会打电话给某个慈善机构：“把它们拿走吧！”……或者，更糟的是，她觉得她不能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我已经作出决定：为什么不把它们送给朋友们呢？

于是，当它们在舞台上排列成行时，我宣布说：“在演讲结束时，任何一位喜欢我这些玩具的人,都可以上来随便拿；先到先得。”

这些大绒毛动物玩具都很快找到自己的家。几天后，我听说，有一个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学生拿走了一件动物玩具，她和我一样，也得了癌症。演讲结束后，她走上台，挑选了一个大象玩具。我喜欢这件事的象征意义。她得到了房间里的大象。

11 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

1969年，我8岁了，我们家穿越美国，长途旅行去看迪斯尼乐园。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探索。我们一到那儿，我就对那个地方产生了敬畏之心，这是我所到过的最酷的环境。

当我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排队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等，我要马上造出这样的东西！”

20年后，当我从卡耐基-梅隆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时，我认为我绝对有资格做任何事情，所以我赶快给沃尔特-迪斯尼幻想策划公司寄去申请。他们给我回复了迄今为止我收到的最优雅的回绝信。信上说，他们审阅了我的申请，但他们没有“任何需要你的特殊资历的岗位”。

没有？这家公司以雇用大批人员扫大街而闻名！迪斯尼竟然没有我的岗位？甚至一把扫帚也没有？

我就这么遭受了一次挫败，但我有我的信念：砖墙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阻挡我们，而是要给我们一次机会，来表明我们是多么想得到某个东西。

后来，到了1995年，我成了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我帮助建立起一个叫做“虚拟现实，5美元一天”的系统。当时，许多虚拟现实专家坚持认为，他们需要50万美元才能做成点什么。而我和我的同事造了一个我们自己版本的休利特-帕兴德车库，拼装起一套有效而低廉的虚拟现实系统。计算机科学界的人士认为这非常了不起。

不久之后，我听说迪斯尼幻想策划公司正在做一个虚拟现实项目。这是顶端机密，是阿拉丁神话，将会让人们乘魔毯飞行。我给迪斯尼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是个虚拟现实的研究者，正在搜集相关信息。我执拗地坚持着，于是我的电话被转来转去，最后被一个名叫乔恩-斯劳迪的家伙接到。他恰巧是管理团队的那个聪明绝顶的幻想策划师。我感觉就好像自己打给白宫的电话被接通到总统那里一样。

我们进行了短暂的交谈，我告诉乔恩，我要去加利福尼亚。我们可以见面吗？（事实上，如果他说可以，那将是我去加州的唯一理由。哪怕他在海王星上，我也要去见他！）他说可以，如果我去了，我们一起吃午饭。

在去见他之前，我花了80个小时做准备工作。我请教了所有我认识的虚拟现实高手，了解他们对迪斯尼这个项目的看法和疑问。结果，当我最终和乔恩见面时，他看到我准备得这么充分，惊讶地叫了起来。（当你模仿聪明人时，你很容易显得很聪明。）午饭结束后，我提出了我的问题。

“我很快要休学术假了，”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这是我第一次隐约感到我将面临学术与娱乐的文化碰撞。

我给他解释完学术假的概念后，他表示我在他们的团队里度过学术假是个绝妙的主意。我们达成的协议是这样的：我得来这儿工作6个月，做一个项目，发表一篇相关的论文。我激动极了。以前几乎从没有听说过幻想策划公司邀请一个像我这样的学者参与到他们的秘密项目里。

唯一的问题是，我需要我的老板同意我去度过这种奇特的学术假。

当然，每一部迪斯尼故事都有一个反派角色，而我的反派角色碰巧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院长。“沃莫院长”（杰伊按照影片《动物之家》给他起了这个绰号）担心迪斯尼将吸光我大脑中的“知识产权”，而它是弗吉尼亚大学合法所有的。他反对我这么做。我问他：“你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他让我明白了，有时候，不可穿越的砖墙是用人的肉体垒成的。

因为我和他谈不通，我把我的情况呈送给赞助我研究的那位院长那里。我问他：“你认为我这么做好吗？”他回答说：“我尚未掌握足够的信息，无法表态。但我确确实实知道的是，我的一位出色的教师在我的办公室里，他异常兴奋。所以，你再跟我仔细说说。”

这对管理者来说是很好的一课。两位院长表示了同样一个意思：他们不知道这样休学术假是不是个好主意。但他们的表达是多么的不同！

最终，我被允许休这个学术假，这真是难以置信。事实上，我得承认我是多么的激动：到达加利福尼亚不久，我便迫不及待地开着我的折篷汽车去了幻想策划公司总部。那是个炎热的夏季夜晚，我打开立体音响，播放着迪斯尼《狮子王》中的音乐。等到我开车经过总部大厦时，我已经泪流满面了。这就是我，那个在迪斯尼乐园里睁大眼睛的8岁男孩已经长大成人了。我最终来到了这儿，成为一名幻想策划师！

我和我的姐姐在爱利丝奇境。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等，我得马上造出这样的东西！”

12 乐园一直开放到晚上8点

我的求医问药之路始于2006年的夏天，当初我感到轻飘飘的，而且上腹部有一种说不清的疼痛。后来，黄疸开始出现，医生怀疑我得了肝炎。结果证明，那是医生的一厢情愿。CT扫描显示，我患上了胰腺癌。仅仅用了10秒钟，我就从Google上查明白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消息。胰腺癌是癌症当中死亡率最高的，有一半确诊的病人死在6个月之内，96%的病人死在5年之内。

我对待我的治疗就像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对待许多事情一样，因此，我问了有关数据收集的问题，和医生们一起提出各种假设。我把我和他们的谈话录制下来，以便回家后能更仔细地倾听他们的解释。我还会找一些费解的期刊文章，在去看医生的时候带着它们。医生们好像并不讨厌我。事实上，大多数医生认为我是一个有趣的病人，因为我对每一件事情都很投入。（在搜寻医疗信息方面，我的朋友及同事杰西卡-霍金斯既提供支持又奉献出她出色的研究技术，我带着她来当说客，医生们甚至也不介意。）

我告诉医生，我愿意忍受他们外科器械库中的任何一样器械，也愿意吞下他们药品堆里的任何一样药物，因为我有一个目标：为了杰伊和孩子们，我要活得尽可能长久一些。在第一次约见匹兹堡的外科医生赫布-热赫时，我说：“明明白白地说吧，我的目标就是活着，在你的病员册上活10年。”

最终，我成为能够受益于“维普手术”的少数病人之一，这种手术以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这一复杂程序的医生命名。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接受这种外科手术的病人死亡率高达25%。而到了2000年，假如是经验丰富的专家做这种手术，死亡率降低到5%。不过，我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严峻的时刻，尤其是这种手术需要辅以副作用极大的化疗和辐射。

作为手术的一部分，热赫医生不仅摘除了肿瘤，也摘除了我的胆囊、三分之一的胰腺、三分之一的胃以及几英尺的小肠。从手术中恢复后，我在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治疗中心度过了两个月，接受大剂量化疗，以及每天一次的大剂量腹部辐射。我的体重从182磅（1磅=0.4536千克）降到138磅，治疗结束时，我几乎不能行走了。一月份我回到匹兹堡，我的CT扫描显示已经没有肿瘤了。慢慢地，我开始恢复体力。

8月份我应该回到MD安德森癌症治疗中心进行每季度一次的复检。杰伊和我按约定时间飞往休斯敦，把孩子们留在家中由保姆照看。我们把这次旅行看做是一种浪漫的逃亡，我们甚至在前一天去了巨人水上公园——我知道，我安排的浪漫假期实在不怎么样——而我坐上了高速滑道，一路笑着滑下去。

2007年8月15日，星期三，杰伊和我来到MD安德森癌症治疗中心，到肿瘤专家罗伯特-沃尔夫那里去看我最近一次的CT检查结果。我们被带进一间检查室，一个护士问了一些常规问题。“你的体重有变化吗，兰迪？你仍在吃那些药吗？”杰伊注意到那位护士快活但节奏单调的声音。护士离开时喜气洋洋地说：“行了，医生很快就来看你们。”她随手把门从身后带上。

检查室里面有一台计算机，我注意到那个护士并没有退出电脑，我的医疗记录依然显示在屏幕上。我知道怎么进入计算机，但这一次并不需要黑客技术，我的全部检查图表就在那儿。

“我们看看好吗？”我对杰伊说。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一点儿也不紧张。毕竟，这些是关于我的记录。

我敲击着键盘，找到了我的血液检查报告。有30项费解的血液值，但我知道哪一个是我要找的：CA19-9——肿瘤标志。我发现这一项的数值是令人毛骨悚然的208，正常值应当低于37。我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

“完了，”我对杰伊说，“我要呜呼哀哉了。”

“什么意思？”她问我。

我告诉她CA19-9的数值。她已经自学了不少癌症治疗的知识，知道208的数值表明癌细胞已经转移：这是一个死亡判决。“这不是什么滑稽事，”她说，“别开玩笑了。”

随后，我把我的CT片挂到屏幕上，开始数数。“一、二、三、四、五、六……”

我能听得出杰伊声音中的恐慌。“不要告诉我你在数肿瘤，”她说。我无法控制自己，继续大声数着，“七、八、九、十……”我全都看见了。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我的肝脏了。

杰伊走到电脑前，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切，她倒在我的怀中，我们俩抱头痛哭。这时我才意识到房间里没有纸巾盒。我刚刚得知自己就要死了，但却无法改变自己理性思维的焦点，竟然这么想：“这样一个房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有一盒纸巾吗？唉，这是一个明显的管理缺陷。”

有人在敲门，沃尔夫医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文件夹。他看看杰伊，又看看我，最后看看电脑屏幕上的CT片，明白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决定抢先开口。“我们知道了，”我说。

就在那一刻，杰伊痛苦万分，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我当然也很难过，但沃尔夫医生处理眼前这件棘手事件的方式却让我大为敬佩。沃尔夫医生坐到杰伊身边安慰她，非常冷静地向杰伊解释，他将不再为挽救我的生命而作任何努力。“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他说，“就是延长兰迪所剩下的时间，以便他能够享受最高质量的生活。这是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医疗科学已经不可能使他享有正常人的寿命了。”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杰伊说，“你是在告诉我这么一个事实？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已经从‘我们打算与病魔战斗’到‘战斗已经结束了’？肝脏移植手术不行吗？”

不，医生说，癌细胞一旦转移就不行了。他谈论到使用缓解剂化疗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目的不是治疗，而是缓解症状，也许能够维持几个月——他还谈到了寻找另外一些方法，使我在生命结束之前过得舒适充实。

这整个的交谈过程十分恐怖，对我来说就像是梦幻般的。我茫然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尤其是哭个不停的杰伊失去了一切。但是，我坚强的那一面依然存活在科学家兰迪身上，继续收集着事实，质疑医生的选择等。同时，我的另一部分全神贯注于眼下这个时刻的戏剧性。沃尔夫医生告诉杰伊这个消息的方式，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简直就是敬畏。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看看他是怎么做的。显然，这种事情以前他已经做过许多次了。他擅长做这种事，他是精心排练过的。好像这件事情从头至尾都是那样的由衷，那样的自然。”

我注意到在回答问题之前，医生是如何向后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的，好像这样能够帮助他更加努力地思考。我观察着医生的身体姿势，以及他在杰伊身旁的坐姿。我发觉我自己似乎已经与他们完全隔绝，心想：“他没有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我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样会显得太放肆了。但他朝她斜倚过去，把手放在了她的膝盖上。天啦，他擅长做这种事。”

我希望每一位肿瘤医学专业的学生能够看到我所看到的。我注意到沃尔夫医生运用语义学知识来表述任何可以从正面解释的事情，当我们问他：“我还能活多久？”他回答说：“你还有3~6个月的健康身体。”这句话让我想起我在迪斯尼的时光。如果你询问迪斯尼乐园的工作人员：“乐园什么时候关闭？”他们应该这样回答：“乐园一直开放到晚上8点。”

在某种意义上，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过去那么多紧张的日子里，杰伊和我一直在等待，想知道肿瘤是否会重新出现。现在它们果然来了，整整一队肿瘤。等待终于结束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向前，去对付即将到来的任何事情。

会面结束时，沃尔夫医生拥抱了杰伊，和我握了握手。杰伊和我一起走出房间，走进了我们的新现实。

离开医生办公室时，我想起了落日余晖中我在水上公园高速滑梯上对杰伊所说的话。“即使明天的扫描结果很糟糕，”我告诉她，“我只想让你知道，能够活着，今天能够和你一起来这儿，能够活着和你在一起，真是好极了。不管扫描结果如何，当我们听到结果时，我都不打算去死。第二天我也不打算死，或者第三天，或者再往后的日子都一样。所以，今天，就是现在，这是个美妙的一天。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开心。”

我想起了当时的情形，也想起了杰伊的微笑。

那时，我就知道，在我生命剩余的时光里，我需要积极地活着。

13 开着折篷汽车的男人

就在我被诊断出癌症之后的那个早晨，我收到来自卡耐基-梅隆大学负责晋升工作的副校长罗比-考莎柯的电子邮件。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她说，头一天晚上她下班驱车回家时看到前面有一个男人开着折篷汽车。那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早春夜晚，那个人打开折篷，摇下所有车窗，胳膊倚在驾驶座边的门上，手指正在和着收音机的音乐轻轻地敲着。晚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的头也在轻轻晃动着。

罗比换了个车道，靠近这辆车。她能够从侧面看到那人脸上的一丝微笑，是那种当一个人独处并快活地沉思时才会流露出的心不在焉的微笑。罗比在想：“哇，这是个享受今生今刻的典型。”

最后，折篷汽车拐了个弯，罗比看到了那个人的正面。“喔，天啦，”她自言自语道，“这不是兰迪-鲍许吗！”

看到我，她感到深深地震撼了。她知道我的癌症病情很严重，可正如她在邮件中所写的，看到我显得那么满足，她很感动。在这个私密的时刻，我显然精神振奋。罗比在她的邮件中写道：“你可能永远不知道看到你的那个瞬间使我的这一天变得多么不同寻常，使我明白了人生究竟是什么。”

我把罗比的邮件读了好几遍，终于把它看做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和回报。

在癌症治疗过程中，一直保持乐观的态度是不容易的。当你遭遇灾难的疾病时，想要弄明白你真实的情感世界是一件很难的事。我曾怀疑，当我和他人在一起时，举止中是否有表演的成分？也许有时候我强迫自己看上去要坚强、乐观。许多癌症病人感到必须摆出一副勇敢的外表，我是不是也这样做了？

但罗比碰巧遇见我是在一个我没有设防的时刻，我想她看到了真实的我。那天晚上，她看到的我就是那个我。

她的邮件虽然只是一小段文字，但对我却意义深远。她让我打开了一扇心灵之窗。我依然能够专心致志，依然相信生活是美好的。我干得很漂亮。

14 荷兰叔叔{1}

任何了解我的人都会告诉你，我一直对自己的能力抱有自信。我惯于直接表达我的想法和信念。对于无能者，我没有多少耐性。

这些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使我受益匪浅，但不管你是否相信，有时会使我变得自负和不会变通。因此，每当这些时候，那些能够帮助你重新为自己设定标准的人就变得至关重要。

我姐姐塔米不得不容忍她的这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小弟弟。我总是支使她做这做那，就好像我们的出生顺序是个错误，我正坚持不懈地纠正这个错误。

在我7岁，塔米9岁时，有一次我们在等校车。和往常一样，我装腔作势地讲话，而她觉得受够了。就在校车停下来时，她抓起我的午餐饭盒扔到了一滩泥水里……我姐姐后来被叫到校长室，而我则被送到看门人那里，后者帮助我洗干净饭盒，扔掉沾满烂泥的三明治，好心好意地给了我买午饭的钱。

校长告诉塔米，他已经打电话给我们的母亲了。“我打算让她处理这件事。”他说。我们放学回家时，妈妈说：“我打算让你们的父亲处理这件事。”我姐姐一整天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对她的惩罚。

父亲下班回来后，听完事情的经过，不由笑起来。他不打算惩罚塔米，甚至还表扬了她！我是个需要被人把午餐盒扔到泥水里的孩子。塔米松了口气，而我则被训了一通……尽管我并没有充分理解这个教训。

待到我到布朗大学求学时，我有了一些交际能力，我知道这一点，大家也都知道。我上大一时交上的好朋友司各特-谢尔曼如今这样回忆我：“完全不讲究策略，见到任何人都会马上把人家得罪，这是大家公认的。”

我通常注意不到自己怎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一直都比较顺利，我在学术上也取得了成功。安迪-凡-达姆，学校的信息科学系教授，让我当他的助教。大家都认为他要求苛刻，而他喜欢我。我对许多事情都充满激情——这是个优秀品质，但和许多人一样，我的优势也正是我的缺陷。在安迪的眼中，我过于自以为是，过于傲慢无礼，总是跟别人唱反调，总是滔滔不绝地发表言论。

有一天，安迪带我去散步。他搂住我的肩膀说：“兰迪，人们认为你很傲慢，这很可惜，因为这样会限制你的发展。”

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话对极了。实际上他是在说，“兰迪，你是个傻瓜。”但是，他用了那样一种方式讲话，使我能够接受他的批评，能够倾听我的偶像告诉我的那些我需要听取的东西。有这么一个古老的称呼“荷兰叔叔”，指的是那种坦诚给你批评建议的人。如今很少人愿意这样做了，因而这个说法变得过时了，甚至晦涩难懂了。（最有意思的是，安迪确实是荷兰人）

自从我最后的演讲开始在网上传开时，不少朋友和我开玩笑，称我为“圣-兰迪”。这是他们想提醒我，我曾经还有多姿多彩的绰号。

但我认为，我的缺陷属于社交范畴，而不是道德范畴。多年来，我很幸运，得到了诸如安迪等人的帮助。他们关心我，爱护我，给了我许多的帮助与忠告，而这些都是我很需要的。

{1}荷兰叔叔（theDutchUncle）意为批评者——译者注。

15 向后排车座上倒可乐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是一个“单身汉舅舅”，到了30多岁还没有孩子，所以我姐姐的两个孩子，克里斯和劳拉，就成了我关爱的对象。我得意洋洋地做他们的兰迪舅舅，每个月我都会去看望他们，帮助他们从新奇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

我并没有溺爱他们，我只是试着把我的人生观传授给他们。有时我的这种做法把我姐姐气得都快发疯了。

大约在12年前，那时克里斯7岁，劳拉9岁，我开着那辆崭新的大众折篷汽车去接他们。“在兰迪舅舅的新车里要当心，”我姐姐告诉他们，“上车之前蹭蹭鞋底，别把车里弄得乱七八糟，别把车子弄脏了。”

听到她的话，我萌生出作为单身汉舅舅才有的想法：“这是一种让孩子走向失败的训诫。当然，他们最终会把我的汽车弄脏。孩子们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做。”于是，我把事情简单化了。就在我姐姐一条一条地讲规矩时，我慢慢地、故意打开一听可乐，翻转过来，把可乐倒在汽车后排布面的座位上。我借此传递的信息是：人比东西更重要。一辆汽车，即使像我的新折篷汽车那样精美绝伦，也只不过是一件东西而已。

当我将可乐倒出去时，我注意到克里斯和劳拉张大嘴巴，瞪大眼睛。他们看到疯狂的兰迪舅舅完全不遵守成人的规矩！

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觉得，那听可乐倒得好，因为在那个周末，小克里斯患了流感，在后排座位上吐得到处都是。他没有感到内疚，反而感到非常释然；他早就注意到我为汽车施行的洗礼，知道这样做没有关系。

无论什么时候孩子和我在一起，我们都遵循两条规定：

（1）不准哭哭啼啼。

（2）无论我们一起做什么，不要告诉妈妈。

不要告诉妈妈的这条规定使得我们做每件事都变成海盗般的冒险，即使是平淡之举也充满了神秘感。

大多数周末，克里斯和劳拉到我的公寓找我，我会带他们去查克-齐斯游乐场，或者去远足，或者去博物馆。在某些特殊的周末，我们会待在有游泳池的酒店里。

我们喜欢3人一起做薄煎饼。我的父亲总是问：“为什么薄煎饼必须是圆形的？”我也会问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总是做那种古怪的动物形薄煎饼，这种做法包含着一种随意性，因为你制作每一个动物形薄煎饼都是一次心理学上的罗尔沙赫氏测验。克里斯和劳拉会说：“这不是我想要的动物形状。”但这样会使我们看看那张薄煎饼的形状，想象它可能会是什么动物。

我看着克里斯和劳拉长大成人。如今，克里斯19岁，劳拉21岁。这些日子里，当我想到我是他们童年的一部分时，我比任何时候都充满感激之情，因为我逐渐意识，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孩子们6岁以后还活着的父亲了。因此，我与克里斯和劳拉在一起的时光越发显得珍贵。他们给了我一份礼物，那就是陪伴他们度过幼年和少年，直至进入成年。

最近，我请求克里斯和劳拉帮我一个忙。在我死后，我希望他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带我的孩子到处走走，或者就干点事吧，任何他们觉得有趣的事情都可以。他们没有必要再做我们一起做过的那些事情，他们可以让我的孩子拿主意。迪兰喜欢恐龙，也许克里斯和劳拉可以带他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洛根喜欢运动，也许他们可以带他去看“钢人橄榄球队”比赛。克洛伊喜欢跳舞，他们可以想想玩什么。

我也想让我的外甥女和外甥告诉我的孩子几件事情。首先，他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爸爸请我们和你们共度这段时光，就像他和我们共度时光一样。”我也希望他们向我的孩子解释，为了活下去，我曾多么艰难地抗争过。我在最危险的治疗措施上签了字，因为为了我的孩子我想尽可能活得长久。这就是我想让克里斯和劳拉转达的信息。

喔，还有一件事，假如我的孩子弄乱了他们的汽车，我希望克里斯和劳拉将会微笑着想起我。

16 攻克“砖墙”的浪漫史

在我的一生中，我遇到的最难以攻克的“砖墙”仅仅高五英尺六英寸，并且绝对漂亮。但这面墙使我流泪，让我重新评价我的人生，让我在无助的情况下打电话给我的父亲，向他请教如何攀登这面砖墙。

那面“砖墙”就是杰伊。

正如我在演讲中所说，我在学术上和职业生涯中一向擅长攻克砖墙。我没有给听众讲我和我妻子的恋爱故事，因为我知道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然，我在讲坛上所说的话完全适用于我与杰伊刚刚开始相处的日子：

“……砖墙立在那儿，阻挡那些并非想特别得到它的人，它们在那儿阻挡其他人。”

遇到杰伊时，我37岁，过着单身生活。我花很多时间约会，享受快乐时光，随后便失掉了那些想和我确定关系的女友。多年来，我没有安定下来的冲动。即使成为有能力过更美好生活的终身教授后，我仍然住在月租450美元、靠安全楼梯上下的阁楼公寓。这是一个连我的研究生都不愿意住的地方，因为这低于他们的生活水准，但我觉得这里挺好。

有一次，一位朋友问我：“假如你带一位女性到这个地方，什么样的女性才会对你印象深刻呢？”

我回答说：“适合我的那一类。”

但我是指谁呢？我是一个爱寻欢作乐、工作狂彼得-潘式的人物，我的餐厅里摆着几把金属折叠椅。没有哪个女人，即使是适合我的那一类，会心甘情愿地在这儿安家。（当杰伊最终来到我的生活中时，她也不愿意在这儿安家。）说真的，我有一份好工作以及其他有利的条件，但我不是任何女性的理想婚姻伴侣。

1998年秋，我认识了杰伊。当时我被邀请去查普尔山的北卡罗莱纳大学做关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讲座。杰伊当时31岁，是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北卡罗莱纳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做兼职工作。她负责接待来实验室的客人，无论那客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女童子军。那是个特殊的日子，她的工作就是接待我。

头一年夏天，杰伊在奥兰多一次计算机制图研讨会上听过我发言。后来她告诉我，她当时曾想过走过来向我作自我介绍，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当她得知在我访问北卡罗莱纳大学期间由她来接待时，她访问了我的网页，了解到有关我的更多事情。她浏览了我的学术成果，随后链接到我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个人信息——我的爱好是做姜饼房子和缝纫衣服。她查找到我的年龄，但没找到我妻子或女朋友的信息，却看到许多张我外甥女和外甥的照片。

她想，我显然是一个古怪而有趣的家伙。这唤起了她的好奇心，于是她给她在计算机科学界的朋友们打了几个电话。

“你知道兰迪-鲍许吗？”她问，“他是同性恋吗？”

人家告诉她我不是同性恋。事实上，人家告诉她，我以从不愿安定下来的玩家著称（喔，在某种意义上，计算机科学家可以被称作“玩家”）。

至于杰伊，她曾与大学时代的恋人有过短暂婚史，后来离婚了，没有孩子。对于婚姻，她总是顾虑重重。

我到达的那天，第一眼见到她，就被她迷住了。当然，她是个美人，留着漂亮的长发，微笑中洋溢着热情，也透出几分顽皮。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实验室，看学生们演示他们的虚拟现实项目，我却很难集中注意力，因为杰伊站在那儿。

很快，我开始放肆地挑逗她。这个意思是在这个学术研究场所，我传递给她的眼神多得过分了。杰伊后来告诉我：“我不能够判断你是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个样子，还是只对我这样。”请相信我，我只对于杰伊这样。

当天有一段时间，杰伊和我一起坐下来，问我一些关于把软件项目带到北卡罗莱纳大学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被她迷住了。当晚，我不得不去参加教授们的正式宴请，但我问她是否愿意在宴请后和我喝一杯。她同意了。

晚宴期间，我很难集中注意力。我希望所有那些终身教授能够嚼得快一些，我也劝说每一个人不要吃甜点。晚上8时30分我离开那儿，给杰伊打电话。

尽管我不喝酒，我们还是去了一家酒吧。我很快产生了被强磁场吸引的感觉，渴望和这个女人融为一体。我原计划第二天早上飞回家乡，但我告诉她，假如她愿意第二天和我约会的话，我将改变行程安排。她回答说好的，最终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妙不可言的时光。

回到匹兹堡后，我主动提出把航程优惠卡给她用，请她来这儿做客。显然，她对我已经产生了感情，但她很害怕——顾忌我的荣誉又担心她会爱上我。

“我不能来，”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仔细想过，我不打算发展一种远距离的关系。对不起。”

当然，我已经着迷了，认为这是我能够克服的一面砖墙。我给她寄送了一打玫瑰和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虽然这使我很难过，但我尊重你的决定并祝你万事如意，兰迪。”

啊，这些礼物起作用了。她上了飞机。

我承认：我要么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要么是个善于玩弄手段的阴谋家，但我确实想和她一起生活。我已经坠入爱河，她却仍在彷徨。

整个冬天，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见面。尽管杰伊不喜欢我的直率和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态度，她还是认为我是她所遇到过的最积极向上的、不同寻常的人，她努力寻求我身上的闪光点，我则发现自己关心她的幸福和快乐胜于其他一切。

最后，我请她搬到匹兹堡来。我本想送给她一枚订婚戒指，但我知道她依然提心吊胆。如果我这样做，可能会把她吓着。所以，我没有给她施加压力，她则同意采取第一步：搬过来单独住一处公寓。

4月份，我设法为自己在北卡罗莱纳大学安排了为期一周的研讨班讲学。这样我可以帮她整理行李，然后开车把行李运到匹兹堡。

到达查普尔山后，杰伊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我从没有见过她这么严肃。

“我不能去匹兹堡，对不起，”她说。

我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我请她作出解释。

她的回答是：“这样做没有任何不妥。”我坚持要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她说，“我就是不爱你，不能用你爱我的方式爱你。”然后她再次强调说：“我不爱你。”

我无比震惊，肝胆俱裂，好像腹部遭到了重击。难道她真是这个意思吗？

那是个尴尬的场面。不知道她想些什么，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需要有人开车送我去旅馆。“能麻烦你开车送我回旅馆，或者我是不是应当坐辆出租车？”

她开车把我送到那儿时，我竭力克制住眼泪，从她的后车厢里拿出我的包。如果说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能说出既傲慢、乐观又极度悲伤的话，我想当时我做到了：“你看，我本打算找一种快乐办法，并非常渴望和你一起分享快乐，但假如我没法和你一起分享快乐的话，我只好在没有你的情况下自我寻找快乐了。”

我在旅馆里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刚刚撞到砖墙上了。他们的建议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好。

“听好了，”我爸爸说，“我认为她不是这个意思。这与她迄今为止的行为不一致。你要求她背井离乡跟你走，她可能感到困惑，甚至害怕得要死。如果她不是真的爱你，一切都结束了。假如她真的爱你，爱情会战胜一切的。”

我问父母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帮助她，”我妈妈说，“如果你爱她，就要帮助她。”

于是我这么做了。在那一周里，我除了讲学，经常到杰伊那道走廊上的一个办公室去。我到她那儿停留过几次，只是想看看她是否一切都好。“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很好，”我对她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请告诉我。”

几天后，杰伊打电话来。“好吧，兰迪，我坐在这儿想念你呢，真希望你就在这儿。这意味着某件事，不是吗？”

她已经认识到：她也坠入了爱河。我的父母又再一次说对了。爱情战胜了一切。在那个周末，杰伊搬到了匹兹堡。

砖墙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它们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表达我们是多么想得到某种东西。

17 不是所有的童话都有美丽的结局

杰伊和我在一棵百年橡树下举行了婚礼，那棵树矗立在匹兹堡著名的维多利亚大厦前的草坪上。那是一场小型的婚礼，可是我天生喜欢浪漫，所以杰伊和我商定，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始我们的婚姻。

我们没有坐着后备箱里装满瓶瓶罐罐、叮当作响的汽车离开婚宴，也没有乘马车，相反，我们坐进一个巨大的、五彩缤纷的热气球。热气球很快把我们带到云层中，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朝着我们挥手，祝我们一路平安。那是个多么难忘的时刻啊！

当我们踏入热气球时，杰伊喜笑颜开。“这就像迪斯尼电影里的童话的结尾一样，”她说。

后来，热气球在升空过程中刮断了几根树枝。这不像兴登堡毁灭记，不过还是有点儿令人不安。“没问题，”驾驶热气球的人（以下称他为“气球驾驶员”）说，“通常，刮断几根树枝是没什么问题的。”

通常？

我们比预定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会，气球驾驶员说会使得飞行更困难，因为天越来越黑，而且风向也变了。“我不能够控制我们的飞行方向。我们处在风的控制之下，”他说，“但我们很安全。”

热气球飞过匹兹堡城区，在匹兹堡市那3条著名的河流上空徘徊。气球驾驶员并不想这么飞，我看得出他有点着急。“找不到让这只鸟落下去的地方，”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然后又对我们说：“我们只能不断地寻找。”

这时的新婚夫妇不再欣赏风景了。我们全都在寻找隐蔽在都市景色中的大片开阔地带。最后，我们飘到了郊区，气球驾驶员看到了远处的一片田野。他试图让热气球落到那儿。“这应当能够办到，”他边说边开始快速下降。

我朝下望着那片田野，看上去确实是很大一片，但我注意到田野边缘有一条铁轨。我顺着铁轨望去，一列火车正疾驶而来。此时，我不再是一个新郎，而是一个工程师。我对气球驾驶员说：“先生，我想我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变数。”

“一个变数？是不是你们学计算机的人叫做问题的那个东西？”他问。

“喔，是的。假如我们撞上火车怎么办？”

他做了个诚实的回答。我们身处热气球的篮子里，这篮子撞上火车的几率很小。然而，危险肯定存在，在我们落地时，巨大的热气球自身（叫做“气囊”）可能会落到铁轨上。假如疾驶的火车缠绕住下落的气囊，篮子里面的我们将被拖着跑，那我们就倒霉了。假如出现那种情况，身体受重伤不只是有可能，而且是很有可能了。

“气球一落地，你们尽快跑开，”气球驾驶员说。这可不是大多数新娘会梦想自己在婚礼当天听到的话。总之，杰伊不觉得自己是迪斯尼电影里的公主了。我则已经把自己当做灾难片里的人物，正处在灾难即将来临之时，想着怎么搭救我的新娘。

我看着气球驾驶员的眼睛，在许多情况下，我依赖那些拥有我所没有的专长的人士，我想要清楚地了解他的想法。在他的眼神中，我所看到的不只是担忧，还看到了几分恐慌，也看到了畏惧。我看了一眼杰伊。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享受着婚礼的快乐。

随着气球不断降落，我努力计算着我们多么快地跳出篮子、多么快速地奔跑逃命。我想，也许气球驾驶员能够救助他自己，如果不能，哎，我只能先抓住杰伊，我爱她。至于他，我只是刚刚认识而已。

气球驾驶员不断地把气体排出气球。他把所有杠杆都拉开了。他只想把气球尽快落到某个地方。他最好让气球撞到附近的一栋房子，而不是飞驶而来的火车上。

热气球的篮子最终重重地撞到了田野上，上下弹跳几次，摇晃了一阵，最后几乎水平地歪在地面上。几秒钟之内，瘪了的气囊平铺到了地面上。但幸运的是，它躲开了飞驶的火车。与此同时，附近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停了下来，看我们着陆，人们跑过来帮助我们。那真是一个奇观：杰伊穿着婚纱，我穿着西服，瘪了的气球，再加上终于放下心来的气球驾驶员。

我们全都激动不已。我的朋友杰克一直开着车在地面上追踪气球。他追上我们时非常高兴，因为他看到我们经历了几乎接近死亡的考验后终于平安无事了。

这段冒险让我们意识到，即使童话般的时光也会包含着危险。过了好一阵，我们才平静下来，与此同时，气球驾驶员把瘪了的气球装入他的卡车。就在杰克准备带我们回家时，气球驾驶员向我们小跑过来。“等一下，等一下！”他说，“你们订购了婚礼组合套装，其中包括这瓶香槟！”他递给我们一瓶从卡车里拿出来的廉价酒。“恭喜你们！”他说。

我们虚弱地笑笑，向他表示感谢。时近结婚当天的黄昏，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还算顺利。

18 露西，我回家了

婚后不久，在一个温暖的日子里，我步行去卡耐基-梅隆大学，杰伊一人在家。我之所以记得这一天，是因为在我们家里，这是一个特殊的以“杰伊设法启动一辆车，却导致两辆车相撞的日子”。

我们的小型客货车停在车库里，我的大众折篷汽车停在车道上。杰伊把小型客货车开出车库，却没有意识到另外一辆车正挡在路上。结果是：突然发出哐当、呯、乓的碰撞声。

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有时候我们全都生活在《我爱露西》{1}的故事当中。杰伊一整天都在苦思冥想，如何向从芭芭露俱乐部回来的里基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营造一种完美的氛围，作为报告这个消息的铺垫。她把两辆车都开进车库，锁上车库门。我回到家后，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温柔，播放着柔和的轻音乐，询问着我这一天的情况，为我端上我喜欢的饭菜。她没穿丝制睡衣——我没那么幸运——但她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做一个完美的爱人。

在我们的丰盛晚餐快要结束时，她说：“兰迪，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开着一辆车撞上另一辆车了。”

我问她是怎么回事，让她描述一下碰撞情况。她说折篷汽车受损较重，但两辆车都行驶良好。“想去车库看看车吗？”她问我。

“不，”我说，“我们把饭吃完吧。”

她很吃惊。我竟然没生气，看起来几乎无所谓。她很快就会知道，我这种有克制的反应源于我的教养。

晚饭后，我们去看了看车。我只是耸了耸肩膀。我能看得出，对杰伊来说，这一整天的担心逐渐消散了。“明天早上，”她许诺说，“我要去估算一下维修费用。”

我告诉她，没有必要，车上的凹痕无关紧要。父母对我的多年培育使我认识到，汽车的作用无非是把你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它们是功利主义性质的工具，并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所以，我告诉杰伊，不需要给汽车做美容维护。车子有点凹痕和擦划我们照样生活。

杰伊有点吃惊。“我们真的开着有凹痕的汽车到处走吗？”她问。

“这么说吧，杰伊，你应当了解我的全部，”我告诉她，“你欣赏我，是因为即使我们的那两个‘玩意’都受到损坏，我也没有生气，但事情的另一面在于我的信念，既然这两个‘玩意’都还能完成它们应当做的事情，就没有维修的必要。这两辆车仍然能开，我们就这么开吧。”

好吧，这件事可能使我显得很古怪，但如果你的垃圾箱或手推车上有一个凹痕的话，你肯定不会买个新的。或许这是因为我们借助垃圾箱或手推车来告诉别人我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对杰伊和我来说，我们的带有凹痕的汽车成了我们婚姻的一个宣言。不是每样东西都需要修补的。

{1}《我爱露西》是美国著名的电视喜剧片，女主角露西是个家庭主妇，因为傻大姐般的性格而经常惹出麻烦。她先生里基则是个急性子，因此常被太太的行为搞得一肚子火。

19 新年的故事

不管事情是如何糟糕，你总能把它们变得更糟糕，但与此同时，你又常常能够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把它们变得更好。2001年元旦的前夜，我懂得了这一点。

杰伊怀上迪兰已经有7个月了，我们打算在家看DVD，平静地迎接2002年的到来。

电影刚开始杰伊就说：“我想，我的羊水破了。”但不是羊水，是鲜血。突然之间，鲜血大量流出，我意识到，已经没有时间打电话叫救护车了。如果我闯红灯的话，匹兹堡玛吉妇产科医院只有4分钟的路程，于是，我的确闯了红灯。

我们进入急诊室，医生、护士以及医院其他的工作人员立刻静脉注射、听诊并发放保险表格。很快，他们就诊断出杰伊的胎盘脱离了子宫壁，这叫做“胎盘剥离”。当胎盘处于这种状况时，胎儿便失去了生命支撑。不需要他们告诉我，你也知道有多么严重。杰伊的健康和我们孩子的生命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几周来，妊娠状况一直不好。杰伊几乎没有感觉到胎儿在踢蹬，她的体重也不大增加。我知道，主动要求医疗检查是至关重要的，于是我坚持给杰伊做一次超声波检查。这次检查让医生们意识到，杰伊的胎盘不正常，胎儿的生命力也不旺盛。于是，医生给杰伊注射了类固醇，以促进胎儿肺部的发育。

这些都很让人担忧，但现在，在急诊室里，情况变得愈加严重。

“你太太已经快要休克了，”一位护士说。杰伊吓坏了，我从她脸上能看出来。我怎么样呢？我也是吓得不轻，但我竭力保持镇定，所以我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

我四下里看看，现在已经是元旦前夜的9时了。医院里那些资深的医生和护士肯定都已经下班回家了。现在这一批估计都是替补人员。他们能够胜任抢救我孩子和太太的工作吗？

然而，没过多久，这些医生和护士就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假如他们真是替补人员，他们也都棒极了。他们迅疾而镇定地展开抢救工作，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惊慌失措。从他们的举止看，他们知道如何争分夺秒地高效完成必须做的工作。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当杰伊被推入手术室做剖宫产时，她问医生：“情况很糟糕，是吗？”

我非常钦佩医生的回答。这个回答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完美的：“假如我们真的处于恐慌之中，就没有必要让你们签这些保险单了，不是吗？”她对杰伊说，“我们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些时间了。”医生的话有道理。我很想知道，医生会多么经常地使用“医院的文书工作”这类陈词滥调来缓解病人的焦虑。

无论是怎么一种情况，她的话都能起作用，后来，麻醉师把我拉到一边。

“你瞧，今晚你有个任务，”他说，“你是唯一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人。你的妻子手术中间会临床休克，如果她休克了，我们能够治疗，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你必须帮助她保持镇定，我们需要你在我们身旁陪伴她。”

所以，通常情况下，每个人都认为丈夫在孩子出生时起到一种实实在在的作用。“呼吸，亲爱的。很好，坚持呼吸，很好。”我的父亲一直认为这种指导性工作很有意思，因为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在外面吃着奶酪汉堡，可现在人家派给我一件实实在在的任务。麻醉师说话直截了当，但我能从他的要求中感受到情况的紧急。“我不知道你该向她说什么或者你该怎么说，”他告诉我，“我相信你能够想出来。在她害怕时，你帮她远离暗礁。”

他们开始做剖宫产手术，我在一旁紧紧地抓住杰伊的手。我能看到正在进行的一切，她却看不到。我决定平静地告诉她正在发生的一切，告诉她真相。

她的嘴唇发紫，身体颤抖。我先是抚摩着她的头发，随后双手握住她的手，尽量以一种直白、但让人放心的语气描述进行中的手术。杰伊本人则竭尽全力配合我们，保持镇定和清醒。

“我看到婴儿了，”我说，“婴儿出生了。”

她满脸泪水，不敢问那个最难出口的问题，但我把答案告诉了她。“他在乱动。”

就在那时，那个婴儿，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迪兰，哭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声，真能把吓死。护士们全都笑了。“好极了，”有人说。早产儿通常都很虚弱，会很麻烦的，但也有一出生就活力旺盛、哭闹不停的孩子。他们是斗士，精力充沛。

迪兰体重2英磅15盎司。他的脑袋只有棒球那么大，但好消息是，他具有良好的自我呼吸功能。

杰伊激动万分，也终于放下心来。在她微笑的脸上，我看到她发紫的嘴唇逐渐恢复到正常的颜色。她让我感到无比骄傲，她的勇敢使我惊奇万分，是我使她免于休克的吗？我不知道，但我尽力去说、去做、去感受我们在一起的一切事情。我努力克制住惊慌情绪，这可能起到了作用。

迪兰被送到新生儿特护病房去了。我逐渐意识到，在那个地方看护婴儿的父母需要医生和护士的特殊宽慰。玛吉妇产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工作很出色，能够同时处理好两类彼此不协调的事情。他们会耐心地向婴儿的父母解释：①你们的孩子很特别，我们知道他的医疗需求也是独特的；②不要担心，我们治疗过上百万个你们这样的孩子，一切都非常顺利。

迪兰从没使用过人工呼吸机，但我们每天都在担惊受怕，唯恐他的情况恶化。现在庆祝我们这个新生的三人之家还为时过早。每天我和杰伊开车去医院时，两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不敢说出来的想法：“我们到那儿时，我们的婴儿还活着吗？”

有一天，我们到达医院时，发现迪兰的摇篮不见了，杰伊情绪激动，几乎要崩溃了。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抓住离我最近的护士，实际上是抓住了她的衣领。我已经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恐惧地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发问。

“有个婴儿，姓鲍许的，在哪儿？”

在那一刻，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筋疲力尽。我担心我们要被带去一个我们以前从未去过的黑暗房间。

但那个护士只是微笑了一下。“噢，你们婴儿的状况好极了，我们把它搬到楼上的开放式摇篮里了，”她说。先前我们的婴儿一直待在“封闭摇篮”里的，这是对恒温箱的一个更为婉转的叫法。

我们如释重负，冲到楼上的另外一个病房，在那儿看到了迪兰，他正尖叫着走向他的儿童时代。

迪兰的出生使我认识到我们在自己命运中必须把握的角色。杰伊和我可能因精神崩溃而把事情弄得更糟，她可能会变得过于歇斯底里，最终发展到休克，我可能会吓得手足无措，在手术室里帮不上任何忙。

在这场磨难中，我想我们从未对彼此说过：“这不公平。”我们只是努力向前。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许有助于产生积极的结果……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无需用言语表达，我们的态度是：“迈步向前走吧。”

20 “在50年里，这件事从没被提及”

2006年我的父亲去世后，我们开始整理他的遗物。他的生活一向丰富多彩，他的遗物讲述着他的冒险经历。我找到了他年轻时拉手风琴的照片，中年时扮成圣诞老人的照片（他喜欢扮演圣诞老人）以及老年时抱着一个比他块头还大的毛绒玩具熊的照片。还有一张照片是他80岁生日时拍的，他坐在过山车上，手里拿了一沓什么东西，笑容满面。

在我爸爸的遗物里，我找到一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东西，不由笑起来。我爸爸留下一张他自己的照片——好像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照的——他穿着夹克，打着领带，在一家杂货店里。他的手里拎着一个小小的褐色的纸袋。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纸袋里是什么，但我了解我的父亲，那肯定是很酷的东西。

有时他下班会带一个小玩具或者一块糖果回家，夸张地把这些东西展示出来，营造出一种戏剧效果。他这种展示本身比起他为我们带回的东西更有趣。这正是那张拎纸袋的照片带给我的回忆。

我的父亲还保留着一大堆文件，其中有他保险生意的信函，以及他那些慈善项目的文档。在这堆文档里面，我们找到一份签发于1945年的嘉奖令，那时我父亲还在军队里。这份表彰“英雄业绩”嘉奖令是由第75步兵师的师长签发的。

1945年4月11日,我父亲所在的步兵连遭到了德国军队的袭击。在战斗的开始阶段,激烈的炮火造成8名人员伤亡。嘉奖令上说：“二等兵鲍许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从掩体中跳出来带头救治受伤人员，而此时炮弹仍接连不断地落在附近。这位士兵组织的医疗救治很及时，从而使所有伤员都被成功撤离。”

为表彰这一英勇行为，当时年仅22岁的爸爸被授予铜星奖章。

在我父母婚后的50年里，在我爸爸和我的几千次的谈话中，这件事从没被提及。这样，在父亲去世几周后，他又给我上了一课，使我懂得了牺牲的意义和谦恭的力量。

22 真相帮你脱身

最近,在弗吉尼亚我们新家附近，我因超速而被迫把车停到路边。此前我没有留神，比每小时的限速超出了几英里。

“我可以看看你的驾照和行驶证吗？”那位警官问我。我把两样证件给他，他看到我的宾夕法尼亚驾照的住址是匹兹堡的。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问我，“你是军队的吗？”

“不，我不是，”我说。我解释说，我刚搬到弗吉尼亚，还没有时间去重新登记。

“那你为什么来这儿？”

他问了一个很直白的问题。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给了他一个直白的回答。“好吧，警官，”我说，“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我患有绝症，只能再活几个月。我们搬到这儿的目的就是要离我妻子的家人近些。”

警官仰起头斜视着我。“哦，你得癌症了，”他面无表情地说，竭力想弄清楚。我真的要死了吗？我是不是在说谎？他看了我好一会儿。“你知道吗，对于一个只能再活几个月的家伙来说，你看上去气色的确不错。”

显然，他在想，“这个家伙要么是在对我撒一个弥天大谎，要么讲的是实话，我没法知道。我不得而知。”对他来说，这确实不容易，因为他正在努力做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他正在质疑我的诚实，但又不能直接把我叫做骗子，于是他逼迫我拿出证明自己诚实的证据。我怎么证明呢？

“好吧，警官，我知道我看上去相当健康，这的确具有讽刺意味。是的,我外表看起来棒极了，但肿瘤是在体内的。”随后，我不知道是什么支使着我，我拉起了衬衫，露出了手术留下的伤疤。

那个警官看了看我的伤疤，望着我的眼睛。我能够从他脸上看出来：现在他知道了，他正在和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谈话。即使我碰巧是他所拦下来的最恬不知耻的骗子，他也不继续查问了。他把证件递还给我。“拜托，”他说，“从现在起，慢点开车。”

是可怕的真相帮我脱了身。当他小跑着回警车时，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不是那些金发碧眼的漂亮妞，她们抛个媚眼就能逃避罚单。我低于限速开车回家，脸上洋溢着微笑，就像一个选美皇后。

21 杰伊

我问过杰伊，自从我被诊断为癌症以来，她学到了什么。她的回答竟然是，她可以写一本书，书名是《忘掉最后的演讲——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的妻子是位坚强的女性。我钦佩她的直率、她的诚实以及她对我说实话的决断做法。即使在现在，我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我们仍在努力互相沟通，好像一切都很正常，我们的婚姻还有几十年的时光。我们讨论问题，我们灰心丧气，我们暴跳如雷，我们握手言和。

杰伊说，她仍在考虑如何对待我，但她已经想出眉目了。

“你一直是个科学家，兰迪，”她说，“你需要科学吗？我将给你科学。”过去她常常告诉我，她对某种事情有“本能的感觉”。而现在她却给我带来论据。

比如说，在过去的这个圣诞节，我们原本打算去探望我的家人，但他们都得了流感。杰伊不想让我或我们的孩子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可我认为我们应当去，毕竟，我见他们的机会不多了。

“我们会保持距离的,”我说，“我们不会被传染的。”

杰伊知道她需要论据。她给她的一个护士朋友打电话，又给住在我们这条街道上的两个医生打电话，听取他们的专业性意见。他们说，带孩子去是不明智的。“我找了不持偏见的第三方，那些医疗权威们，兰迪，”她说，“这是他们的建议。”面对这样的论据，我让步了。我作了一个来去匆匆的旅行，看望了我的家人。杰伊和孩子们则待在我们自己家中。（我没有传染上感冒）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和我这样的科学家一起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杰伊待我很坦率。当我偏离方向时，她会告诉我，或者会这样提醒我：“有件事叫我烦心。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等我想明白了，我会告诉你的。”

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将来的情况，杰伊说，她正学着对小事情不管不问。这是我们的心理顾问给我们的建议。瑞斯博士擅长于帮助那些配偶患有绝症的人调节家庭生活。我们这样的婚姻需要寻找出“一种新的模式”。

我是一个乱扔东西的人。我的衣服，不管是干净的还是脏的，在卧室里扔得到处都是，浴室的洗脸池也是脏兮兮的，这些把杰伊气得发疯。在我生病之前，她会抱怨几句，但瑞斯博士劝告她，不要让小事毁了我们的关系。

显然，我应当更加整洁，应当向杰伊道歉。但她已不再对我讲那些让她烦心的小事。在我们仅有的最后几个月，难道我们真的因为我没有把卡其布衣服挂起来，而把时间花在争吵上吗？我们没有这样做。所以，现在杰伊会把我的衣服踢到角落里，继续做她的事情。

我们的一个朋友建议杰伊每天写日记。杰伊说，这么做很有用。她会记下我那些让她心烦的事。“兰迪今晚没有把盘子放到洗碗池里，”一天晚上她这样写道，“他就那么把它留在桌上，直接去弄他的电脑了。”她知道，我正一心扑在网上，搜寻可能的治疗方法，可桌上的盘子仍让她恼火。我不能责怪她。她把这件事写下来后，感到好多了，我们又一次避免了争吵。

杰伊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在眼下的每一天，而不是去想将来那些不好的事情。“假如我们每天都在为明天而担忧，那就没有希望了。”

然而，过去的这个元旦前，我们家的人却情绪激动，既痛苦又快乐。这天是迪兰的6岁生日，我们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我们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我活到了新年，但大家不忍心提起“房间里的大象”：未来那些没有我的除夕。

那天，我带着迪兰去看了电影《马格瑞姆先生的奇妙商场》，是关于一个玩具制造商的影片。我在网上读过这部电影的简介，但那里面没有提到马格瑞姆先生的决定，自己应当去死，并把商场托付给一个学徒。在电影院里，迪兰坐在我的腿上看电影，他哭着问马格瑞姆先生怎么会快要死去了。（迪兰还不知道我的病情。）假如我的生活是一部影片，我和迪兰的这个场景将会因为过火的铺垫而遭到批评家的猛烈抨击。不过，影片中有一句台词，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学徒（纳塔莉-波特曼）告诉玩具制造商（达斯汀-霍夫曼），他不能死，他得活下去。他回答说：“我已经这样做了。”

那天深夜，随着新年的临近，杰伊看出来我的情绪很低落。为了使我高兴起来，她回忆起往昔岁月，谈起了曾发生过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曾度过浪漫假期，只有我们两个人。假如不是癌症提醒我们时光宝贵，我们是不会去度假的。我们看着孩子成长；我们的家园充满了美妙的生机和深深的关爱。

杰伊发誓要继续照看好我和孩子。“为了你们四个，我一定会好好撑住，继续走下去。我一定会的，”她许诺道。

杰伊还告诉我，这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候，莫过于看着我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她说，当克洛伊对我讲话时，我的脸上神采飞扬。（克洛伊18个月大，总是说四个字的句子。）

在圣诞节那天，我曾有一次到外面去把彩灯挂到树上的冒险经历。我没有给迪兰和洛根演示应当怎么做——仔细地、小心地——而是让他们随意抛掷。无论他们想怎么把彩灯扔到树上去，我都觉得很好。我们把整个混乱场面全都录制下来，杰伊说，这是“神奇的时刻”，这个全家团聚的场面将会是她最珍爱的回忆之一。

杰伊浏览过那些癌症病人及其家属的网站，找到些有用的信息，但她不能在那些网上待得太久。“有那么多留言都是这样写的：‘鲍勃的战斗结束了。’‘吉姆的战斗结束了。’我不认为读完这些留言会有什么用处，”她说。

然而，她碰上的这么一条留言促使她行动起来。这条留言是一个女性写的，她的丈夫得了胰腺癌。他们原本打算全家去度假，结果却被推迟了。在他们重新安排行程之前，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如果你想去什么地方旅游，就只管去吧，”那个妇女这样劝告其他病人家属，“要把握当前。”杰伊也发誓要坚持做到这一点。

杰伊已经认识了当地一些绝症病人的配偶，她发现和他们谈话很有帮助。每当她想抱怨我，或者想发泄她所承受的压力时，就可以找这些人谈谈。

与此同时，她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上。当初我追求她时，每周给她送一次玫瑰花，在她办公室里挂上许多绒毛玩具动物。我做得很过分——在我没把她吓坏时——她非常开心。最近，她说她宁愿把她的记忆定格在浪漫主义者兰迪身上，这会使她微笑，并帮她度过未来艰难的时刻。

顺便说一下，杰伊已经实现了她童年的许多美好梦想。她想拥有一匹马。（这从来没实现，但她骑过多次马。）她想去法国。（这实现了，大学期间她在法国住了一个夏天。）最奇特的是，她梦想着有一天成为一个有自己孩子的姑娘。

真希望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帮助她实现其他的梦想。不过有自己孩子的奇妙梦想已经实现了，这对我俩都是莫大的安慰。

杰伊和我谈及她从我们的人生历程中学到的东西，总会提到我们是如何从相互扶持中获得力量。她说，她非常开心，因为我们彼此可以用心灵对话。随后，她又告诉我，我把衣服在房间里扔得乱七八糟，这叫她很恼火，不过考虑到方方面面，她已不再和我计较了。我知道，在她开始潦草地记日记之前，我就应该为了她而把我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整齐。我会更加努力的。这是我新年的决心之一。

23 我在度蜜月，要是你需要我……

有一天，杰伊让我去买几件生活用品。在找到了购物单上的所有东西之后，我觉得如果走自助刷卡通道，可以更快地从商场里出来。我把信用卡插入机器，按照指令自己扫描了所买的物品,机器发出“唧唧”的声响，告诉我应付16.55美元，但没有出小票，于是我抽回信用卡，重来了一遍。

很快，两张小票啪啪地吐了出来,可那机器扣了我两次钱。

在那一刻，我面临着一个抉择。要是去找经理，他会倾听我的投诉，填一个表，拿着我的信用卡到他的机器上，把多收的16.55美元退给我。整个繁琐的过程要花去10~15分钟,对我来说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的时光不多了，有必要浪费这宝贵的十几分钟去把钱要回来吗？没有必要。我能付得起这额外的16.55美元吗？能。因此，我高兴地离开商店，因为我多拥有了15分钟，而不是16美元。

有生以来，我始终认为时间是有限的。我对许多事情过分地逻辑化，但我最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时间。我给学生们讲过关于时间管理的问题，我也做过这方面的讲座。我很擅长时间管理，因而我感觉我能够将整个生命包装成浓缩的精华。

下面是我的一些观点：

时间的管理必须透明，就像对待金钱一样。我的学生有时会对他们所谓“鲍许式做法”转转眼珠，但我支持他们。为了督促学生不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关的细节上，我会告诉他们：“无论你把楼梯栏杆的底部擦得多么干净，都没有什么意义。”

你可以改变你的计划，但首先你得有计划。我非常赞成把要做的事列在计划单上，这有助于我们把生活阶段化。我曾把“成为终身教授”列在计划单上，这很幼稚。最有用处的计划表把各种任务划分为一个细微步骤。这就像我鼓励洛根，整理房间时应当先从每次捡起一件东西开始一样。

问问自己：你合理地利用时间了吗？你可能有许多事业、追求和兴趣，它们都值得追求吗？我一直保存着一张从弗吉尼亚柔纳克市的一份报纸上剪下的材料，上面有一张孕妇的照片，她向当地的一个建筑工地提出抗议，因为她担心工地上风钻的噪声会伤及她腹中的胎儿。但请看清楚：照片中的那位妇女正拿着一支香烟。假如她真的在意她孩子的健康的话，那她用于抱怨风钻噪声的时间还不如用来把那支香烟掐掉。

养成一个良好的整理东西的习惯。我告诉杰伊，我想把家中某个地方用于给所有东西归档，把它们全部按字母顺序排列，她说我是在压制她的品味。我告诉她：“把东西按字母顺序排列比到处找它们要好得多：‘我知道那是蓝色的，而且我吃东西时就能找到它。’”

思考你使用电话的方式。我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之中，我们花大量时间接电话，听人家告诉你：“你的电话对我们很重要。”是的，的确如此，这就像一个家伙第一次和女孩约会就打了女孩一耳光，还说：“我真的很爱你。”可这也是当今顾客服务部门工作的方式。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绝不让电话听筒捂在我的耳朵上，我一直使用免提电话，这样我的手仍然可以同时做别的事情。

我还总结出了长话短说的通话技巧。假如我坐着接电话，我从来不把腿翘起来。事实上，打电话时，你最好站起来，这样能够更快地把事情谈完。我也喜欢把我要做的事情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这样我就有了尽快和来电者结束谈话的欲望。

多年来，我总结了不少接电话的小窍门。你想尽快地把电话推销员打发掉吗？接通电话后，你不断说话，此时他也在听你说话，而他对你说话时你又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们就会认为你的电话线路有问题了，于是便去打别人的电话了；你想给某人打一个简短的电话吗？那么请在午饭前11时55分给他打电话，他将加快语速，你可能认为你有吸引力，但对他来说午饭比你更有吸引力。

授权给他人。作为一名教授,我早就知道，我应该信任聪明的19岁大的学生，他们掌握着进入我的王国的钥匙，在大多数时候，他们认真负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授权给他人，越早越好。我的女儿克洛伊只有18个月大，在我最喜欢的照片中有两张是把她抱在怀里拍的。其中一张是我拿着奶瓶给她喂奶；另一张上，我已经把这项工作授权给她了。她看上去心满意足，我也一样。

给自己留点时间。假如你在度假时仍阅读邮件或打电话咨询信息，那就不是真正的度假。杰伊和我去度蜜月时，我们不想受到干扰。可我的老板说我应该留下联系方式，于是我录下这么一段完美的电话留言：

“你好，我是兰迪。我一直等到39岁才结婚，我和妻子要去度蜜月。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但我的老板很介意。显然，我得让他能够找到我。”随后，我给出杰伊父母的姓名和所在城市。“假如你打电话查询台，你会找到他们的号码。假如你能说服我岳父母相信，你的紧急电话不会打扰他们唯一女儿的蜜月的话，他们有我的号码。”

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我的时间管理诀窍有些是绝对严肃的，有些则有点搞笑。但我认为，它们全部值得考虑。

时间是你所拥有的一切。或许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拥有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少。

24 醒悟了的傻瓜

教育界有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陈旧观念，即教师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

我一向认为，这一观念有其价值所在，但在我心中，更重要的目标应当是：我要帮助学生学会如何自我评价。

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真正能力了吗？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缺陷了吗？他们对其他人如何看自己是否持一种现实态度呢？

说到底，教师能够给予学生的最好的帮助就是让他们更多地反省自我。我们每个人改进自我的唯一办法——正如格雷厄姆教练交给我的——就是养成评价自我的真正能力。假如我们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那我们怎能判断自己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差了呢？

一些老派人士抱怨说，现在的高等教育似乎总是把顾客服务放在第一位。学生和家长都认为，他们付了最高的价格购买一种产品，因而希望这个产品以量化的方式表现出不菲的价值。这就好像他们走进了一家百货商店，不过他们购买的不是5条时尚牛仔裤，而是5门课程。

我并不完全否定客服模式，但我认为,使用恰当的商业用语来比喻还是很重要的，这不是零售。我把大学学费比做在健身俱乐部付给私人教练的学费。我们这些教授就扮演了教练的角色，给人们提供设备（书、实验室和我们的专业知识）。而我们的工作是严格要求，确保我们的学生拼尽全力。当他们值得表扬时，我们必须表扬他们；当他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时，我们应当坦诚相告。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如何评判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体育馆拼搏的最显著结果就是，只要你努力了，你就能取得极为明显的成效。这个同样适合于大学生。教授的工作就是教会学生如何观察自己心灵的成长，这就和他们在镜子里观看自己肌体的生长一样。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曾努力尝试过用机械方式教他们学会倾听反馈。我经常帮助我的学生完善他们自己的反馈环。这并不容易。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就是让学生接受反馈。（在我的个人生活中，这也不是件容易事。）我很伤心，那么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都放弃了这方面的尝试。当他们谈起如何培养自尊时，他们往往求助于空洞的夸奖，而不是塑造性格的坦诚。我曾听许多人谈起我们教育体制的螺旋式下滑，我认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太多的安抚和太少的真正的反馈。我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讲授“建立虚拟世界”这门课时，每两周就要进行同伴反馈。这是一个完全合作型的班级，学生每4人一组，共同研究虚拟现实计算机课题。他们互为依靠，他们的成绩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把所有的同伴反馈集中起来，制成一个空白表格程序。到学期结束，每名学生都参与了5个课题，每个课题都有3个不同的组员，每个人都有15个数据点。这是一种实用的、借助有效数据审视自我的方法。

我制作出彩色柱状图表，学生可以在图表上看到依照简单标准进行的排名，例如：

（1）他的同伴认为他努力学习了吗？他的同伴认为他投入到课题中的时间究竟有多长？

（2）他的贡献具有多少创造性？

（3）他的同伴是否觉得和他相处很容易或者很难？他是个团队合作者吗？

我一向这样指出，尤其是上述第（3）点，你同伴的想法，从定义上说，就是对你是否容易合作共事的准确评价。

这些彩色柱状图表极为具体，所有学生都知道自己以及其他49个同学的排名情况。

这些彩色柱状图表与更多不拘形式的同伴反馈一起构成重要而具体的改进意见，比如“当别人讲话时，让他把话说完”。

我希望一些学生看到这些信息并能做出反应：“哇，我的水平提高了一级!”虽然这种反馈显而易见，但有人仍把它忽略了。

在讲授某一门课时，我让学生用同样的方法互相评价，但只让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哪个25%（将全班学生排名平均分成4等分）。记得我曾和一个学生谈话——其他同学都特别讨厌这个学生。他很聪明，但那种自以为是的感觉使他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发展。虽然他看到自己的数据排名在底部的25%，可他并不在意。

他以为，假如他属于底部的25%，那么他肯定是24%或25%（唷，而不属于底部的5%）的水平。而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他已经极为接近上一个层次，所以他认为自己“离50%不远了”，这意味着他的同伴认为他还不错。

“我很高兴我们有这张图表，”我告诉他，“我觉得这张图表很重要，因为它给了你具体的信息。你不仅仅处于底部的25%。在全班50个同学当中，你的同伴把你排在最后——第50名，这说明你有严重问题。他们说，你不愿意听取意见，也很难相处。总体上，对你的评价不太好。”

那个学生惊呆了。（他们总是这样。）他一直以为这很正常，可是现在，我却给他摆出了硬邦邦的数据。

后来，我告诉他我的真实情况。

“我过去和你一模一样，”我说，“我拒绝听取意见，但我遇到了一位教授，他非常关心我，让我认识到事实真相，我之所以变得很特别就在于我善于倾听。”

这个学生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我承认，”我告诉他，“我是个醒悟了的傻瓜。这使我具有道义上的权威，让你知道你能成为醒悟了的傻瓜！”

在随后的时间里，这个学生把握住自我，成绩逐渐提高。我帮助了他，就像安迪-凡-达姆多年前帮助我一样。

25 训练星际大战的绝地武士

能够实现童年梦想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帮助别人实现理想是更有意义的事。

1993年我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有个名叫汤米-布勒特的22岁年轻人，他是一个由艺术专业转入计算机绘图专业的奇才，想在我的研究团队中谋份工作。在我们聊完他的人生和理想之后，他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哦，这一直是我的童年梦想。”

通常，任何人在同一句话中提到“童年”和“梦想”都会引起我的注意。

“汤米，你的梦想是什么？”我问。

“我想参与下一部《星球大战》的摄制工作。”他说。

要知道，这是在1993年。上一部《星球大战》是在1983年摄制的，当时还没有任何摄制续集的具体计划。我向他解释了这一点。“那是个令人棘手的梦想，因为它很难实现，”我告诉他，“听说他们不会再拍摄一部《星球大战》了。”

“不，”他说，“他们打算继续拍摄，等他们拍摄时，我要加入到他们当中。这是我的理想。”

在1977年第一部《星球大战》影片放映时，汤米只有6岁。“别的孩子都想当汗-索娄，”他告诉我，“我不想，我想当制作特技的人，制作影视特效，包括太空飞船、卫星和机器人等。”

他告诉我，他还是个孩子时就读了他所能找到的那些有关《星球大战》的最具技术性的文章。他拥有所有的相关书籍，那里面解释了模型是怎样造成的，特技效果又是怎样产生的，等等。

汤米说话时，我脑海里闪现出自己小时候去迪斯尼乐园的情景，回忆起我内心是多么急切地盼着自己长大，好创造出那些游乐车。我觉得，汤米的远大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不过对他多多少少都会有用处。我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梦想者。从我自己对全美橄榄球联盟的向往中我体会到，即使他没有实现这个梦想，这种向往也会起到积极作用。于是，我请他加入我们的研究团队。

汤米会告诉你，我是个非常严厉的老板。正如他现在所回忆的那样，我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同时也对他寄予厚望，但他也知道，我一心为了他好。他把我比做一个严厉的橄榄球教练。（我想，我在模仿格雷厄姆教练。）汤米还说，他从我这儿学到的不只是虚拟现实程序，而且认识到工作上的同事必须像家庭成员那样合作共事。他记得我告诉过他：“我知道你很聪明，但这里的每个人都很聪明，仅有聪明是不够的，我希望我的研究团队成员应当是那些愿意帮助其他所有人在这里快乐工作的人。”

最终证明，汤米正是这种类型的团队成员。在我获得终身教职之后，作为一种表示感谢的方式，我把研究团队成员，包括汤米和其他人，带到迪斯尼乐园游玩。

当我去卡耐基-梅隆大学任教时，我团队的所有成员都从弗吉尼亚大学跟着我去了，只有汤米除外。他不能跟着我们走，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制片人兼导演乔治-卢卡斯的公司“工业光魔”雇佣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雇佣他不是因为他的梦想，而是因为他的技术。他在我们研究团队工作期间，成为极为出色的Python语言程序设计者，幸运的是，这正是他们需要的语言程序。运气的确出现在准备工作与机会相遇之时。

不难猜测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又摄制了3部新的《星球大战》——分别在1999年、2002年和2005年——汤米参与了所有影片的制作。

在《星球大战前传Ⅱ:克隆人的进攻》中，汤米是技术导演。影片中有一场长达15分钟的绝妙战斗场面，岩石林立的红色星球上，克隆人与机器人发生激战。是汤米设计了这一切。他带领他的团队利用犹他沙漠的图片创设出一个虚拟战斗场景。人们常常谈到什么样的工作很酷，汤米的工作就很酷，因为这份工作让他每天都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度过。

几年后，承蒙汤米邀请，我和学生前去参观“工业光魔”。我的同事唐-玛瑞莱尼已经开创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传统，每年带着学生去一趟西部，了解娱乐业与高科技公司的结合情况，探讨他们从事计算机绘图的可能性。到了那个时候，汤米这样的人已经是学生心目中的偶像。

汤米和我以前的3个学生一起参加一个研讨会，我现在的学生向他们提出问题。这一帮学生仍然不太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通常的我——一个严厉、对学生充满期望的教师，性格有点怪异——他们的水平还不够，不知道该欣赏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似乎有一点清高。很明显，一个学期后有些学生依然对我敬而远之。

他们的话题转向在电影界取得首次突破是多么的艰难，有人想知道运气的作用。汤米主动回答这个问题。“这的确需要运气，”他说，“但你们所有人已经很幸运了。能和兰迪一块儿工作，向他学习，这是很幸运的事。假如不是兰迪的提携，我是不可能在这儿的。”

我是一个飘浮在零重力状态之中的家伙，但那一天我飘得更高。汤米认为是我帮助他实现了梦想，这一点太让我高兴了。但真正特别的是，他在回报我的帮助，在帮助我现在的学生实现梦想（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帮助了我）。那个时刻成了我和我那些学生关系的转折点，因为汤米把这种关系传递了过去。

26 他们让我大吃一惊

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个做事效率极高的怪人。很显然，他们对我的印象已经固定化。我一向宁愿同时做两件事，甚至是三件。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我教学生涯的发展，我开始思考下面这个问题：

我能够一对一地帮助单个学生，帮助他们实现童年梦想，那么是否有一种在大范围内这样做的方法呢？

1997年我到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担任副教授之后，找到了那种大规模的方法。我的专长是“人机互动”，为此我开设了一门叫做“建设虚拟世界”的课程，缩写是“BVW”。

这门课的前提与米基-罗尼/朱迪-加兰的那个“让我们来一部演出”的观点相近，只不过有所更新，以适应计算机绘图、三维动画以及我们所谓“全沉浸(基于头盔)交互虚拟现实世界”的需要。

我给来自不同系科的50名本科生开设了这门课，他们当中有表演、英语、雕刻、工程、数学等专业的学生以及计算机专业的怪才。这些学生的人生道路原本永远不可能交叉，因为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各个学科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但我们让这些原本不可能做搭档的孩子组成团队，强迫他们在一起做他们无法单独完成的事情。

我们把每4个人随机编成一个团队,每个团队一起做一个持续两周的项目。我只是告诉他们：“建设一个虚拟世界”。他们会编出某个程序，想象出某个东西，给其他所有人展示，随后我给他们重新编组,他们会有3个新的搭档，再开始另一个项目。

对他们的虚拟现实世界，我只有两点规定：没有枪击暴力事件，没有色情。我做出这两个规定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在计算机游戏中已经出现无数次了，而我所寻求的是原创性的想法。

你会惊奇地发现，当暴力和色情被禁止时，有那么多19岁的男孩完全没了主意。然而，当我要求他们深入到表象之下去思考时，大多数人都站起来迎接挑战。实际上，我第一年上这门课时，学生们所展示的那些初步设想让我大吃一惊。他们的成果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按照好莱坞虚拟现实的标准在配置极差的计算机上编程，却创造出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品。

那时，我已经做了10年的教授，当我开设BVW课程时，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我给他们布置了第一个两周的作业，最终的作业让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那样的困惑，只好打电话给我当初的指导老师安迪-凡-达姆。

“安迪，我给我的学生布置了一个两周的作业，可他们交上来那样的东西，即使我给他们布置的是一学期作业，我也得给他们都打A。我该怎么办呀？”

安迪想了一会，说：“好的，你可以这样做。明天回到教室，看着他们的眼睛说，‘同学们，这些作业真是棒极了，但我知道你们能做得更好。’”

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但我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也表明这个建议完全正确。他是在告诉我，显然，我不知道应当定多高的标准，随意确定标准，对他们只会有害无利。

学生们确实在不断提高，他们的创造力鼓舞着我。许多项目非常出色，从使你身临其境的白浪漂流探险，到浪漫的威尼斯水上之旅，以及滑旱冰的日本武士。有些学生创造出了完全不同于现实的虚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活着可爱的三维生物，这些生物最早出现在他们孩提时代的梦想之中。

当我在展示日走进课堂时，发现除了我的50名学生，里面还坐着另外50个我不认识的人——学生的室友、朋友和父母。我的课以前从来没有学生父母到场！这现象像雪球般愈滚愈大，最后，由于展示日观众太多，我们不得不搬到一个礼堂里开展活动。在那儿，400多名观众只能站着为他们喜爱的虚拟现实展示喝彩欢呼。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校长杰瑞德-科恩告诉我，那就像俄亥俄州的赛前动员会一样，只不过这是学术性的罢了。

在展示日，我一向能够看出哪些项目是最优秀的，我可以从他们的肢体看出来。如果某一组学生紧紧地站在一起，我就知道他们一直在密切合作，他们所创造的虚拟世界肯定值得一看。

所有这一切之中，最让我开心的是，团队精神对于成功是那么的至关重要。这些学生究竟能走多远？我没有数。他们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吗？为此，我所能给出的唯一回答是：“在这门课上，你不能一个人单干。”

有没有办法让我们把正在做的事情提高一个档次呢？

在校方的关照下，戏剧专业的唐-玛瑞莱尼教授和我凭空创造出一个荒谬绝伦的东西，其正式名称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娱乐技术中心”（

www.etc.cmu.edu），但我们喜欢把它叫做“圆梦工厂”：这是个为期两年的硕士学位项目，在这个项目中，艺术家和技术人员共同开发游乐车、计算机游戏、电子动物以及他们能够想象出来的其他任何东西。

一般的大学跟这种东西从来不沾边，但卡耐基-梅隆大学明确允许我们打破常规。

我们两个把艺术与技术的组合、右脑与左脑的组合、戏剧人和计算机人的组合全部人格化。由于唐和我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有时我们变成了彼此的砖墙，但最终我们总能找到协调工作的途径。结果，学生们常常汲取到我们各自不同方式的精华（毫无疑问，他们见证了和与己不同的人合作工作的典范）。自由与团队精神的结合使得我们的创造绝对地震慑人心。很快，有几家公司发现了我们，并提出3年的书面承诺要聘用我们的学生，这就意味着他们许诺要雇佣我们甚至还没有认可的学生。

唐在娱乐科技中心做了70%的工作，也值得拥有70%的荣誉。他也在澳大利亚创立了卫星远程学校，还打算在韩国和新加坡创立这种学校。世界各地的数以百计的学生——我是不可能认识他们的，将能够实现他们童年时的疯狂梦想。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

27 乐土

你可以从多个方面帮助别人梦想成真。你可以提供一对一的帮助，如我帮助《星球大战》的梦想者汤米的方法；你可以一次帮助50个人或100个人实现梦想，如我们在“建立虚拟世界”的课上或“娱乐科技中心”所做的事。假如你有雄心壮志，你能够尝试着在更大范围内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实现梦想。

我想谈一下爱利丝软件的一些情况，这是卡耐基-梅隆大学软件教学工具，我有幸帮助开发了这一软件。爱利丝软件能够帮助学习计算机的学生很快入门，无论是谁，年老的或年少的，都能很容易地制作出动画故事，能够玩互动式的电脑游戏以及制作视频等。这种软件使用了三维动画制图技术及拖放功能技术，使用者能够更好地参与其中，不用再担心编程问题。爱利丝软件是个免费软件，用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公共服务。上百万人已经下载了这个软件,以后，其用户定会猛增。

对我来说，爱利丝软件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因为我能够帮助几百万孩子使用这个软件去追寻他们的梦想。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们着手开发爱利丝软件之时，我就希望它能够通过使用“假动作”来教授计算机编程。还记得假动作吗？那是当你教某人一些东西时，你让他们认为他们在学习其他东西。因此，学生认为他们使用爱利丝软件是来制作电影或者制作视频游戏等。这个假动作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在学习如何成为计算机程序员。

沃尔特-迪斯尼对迪斯尼世界的梦想就是，它将永远不能够停止。他希望迪斯尼世界能够一直发展，不断深化。同样，我非常兴奋的是爱利丝软件的未来版本正在被我的同事们开发，他们将比我们过去做得更好。在新的版本当中，人们将会认为他们正在写电影剧本，实际上他们是在学习Java编程语言。由于我的朋友史蒂夫-希波特在艺电公司里，我们被准许使用历史上最畅销的个人电脑视频游戏《模拟人生》中的人物。那真是太酷了！

我知道这个工程是由出色的高手来完成的。新版爱利丝软件的领衔设计师是丹尼斯-考斯各夫（DennisCosgrove），他是我在弗吉尼亚大学时的学生。另一个也是我的学生，现在变成了我的同事，名字叫做凯特琳-凯勒赫。她研究了爱利丝软件的初始阶段后对我说：“我知道这个能使编程更容易，但为什么还非常有趣呢？”我回答说：“哦，我是个具有控制欲的男人，因而我喜欢让小小的玩具士兵围绕着我的指挥棒转，这就是个乐趣。”

凯特琳想知道为什么女孩子也对爱利丝软件感兴趣，并且认为其中讲故事环节就是使她们产生兴趣的秘诀。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她建立了一个“讲故事的爱利丝软件”系统。

凯特琳（哎呀，我指的是，凯勒赫博士）现在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正在研发新的系统，探讨女孩子是怎样获得她们的编程体验的。她说，假如这是一种讲故事的活动，女孩子则完全愿意学习如何编写软件。实际上，他们喜欢这个。还值得一提的是，男孩子当然也会喜欢的。每个人都喜欢讲故事，这确实是普天下人类共有的特质，因此我认为凯特琳获得了“空前的最佳假动作奖”。

在我的最后的演讲当中，我提到现在我对摩西的故事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故事讲到摩西是怎么寻找到乐土的，但却没有最终涉足此地。我认为新版爱利丝软件的不断研发成功也是如此。

我希望我的最后的演讲是对我的同事和学生的一个呼吁，没有我，他们要继续前行。我让他们知道，我相信他们会作出光辉的业绩。（你可以从网址www.alice.org查看他们的进程并可做相应的进展标记。）

借助爱利丝软件，数以百万的孩子们将在学习难以理解的知识的同时产生难以置信的兴趣。他们将学会帮助他们实现梦想的技巧。假如我要离开人世了，有爱利丝软件作为教授的遗产，我将感到很欣慰。

因此，我虽然已不能踏上这片大有希望之地，但也没关系，至少我已看到了美妙的远景。

五 如何引领你的人生

28 远大理想

1969年夏天，人类首次登上了月球，当时我年仅8岁。我知道任何事都有可能，就好像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有远大理想一样。

那个夏天,我参加了夏令营。当登月舱着地后，我们所有人都被带到农场的一个大房子里，里面有一台电视机。宇航员花了好长时间才准备好，然后他们爬下梯子，走到月球表面。我看到了他们带了好多设备，有许多细节要注意。我很有耐心地观看着。

但管理夏令营的老师不断地看着手表，当时已经是晚上11时了。最后，当月球上最明智的决定被做出时，地球上一个愚蠢的决定也被做出了。天太晚了，我们所有孩子都要被送回我们的帐篷里睡觉。

我对管理夏令营的老师很恼火，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人类刚刚离开我们的地球，并且首次登上了一个新的世界，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想着睡觉的事呢!”

几周后我回到家里，我得知我的父亲已经从电视机上拍下了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情景。他为我记录了这一刻，知道这将有助于激发我们伟大的理想。至今，我们的剪贴簿里仍然珍藏着这张照片。

我理解那些关于如何将研究人类登上月球的数以百万美元的费用用于解决地球上的贫困和饥饿问题的争论，但我是位科学家，我能够看到这种灵感，能够成为做事的终极工具。

当你用这些钱解决贫困问题时，这将有极大的价值，但这很可能会因小失大。当你将人类送上月球时，你在激发我们所有人最大化地挖掘人类的潜能，这也是我们最终将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让你自己尽情地梦想吧,也鼓励你的孩子们放飞理想，甚至有时候这将意味着让他们熬夜，放弃就寝时间来尽情地幻想。

29 认真比时髦更好

每次我都要讲到认真的人比时髦的人更好，因为时髦意味着时间短暂，而认真则能长存。

事实上,认真被极大地低估了，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时髦能够从表面上引起你的注意。

时髦的人喜欢拙劣的模仿，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于无数次的模仿，不是吗？我非常敬重认真的人，他们所做的事能够持续影响好几代人，而时髦的人感觉有需要才去模仿。

当我认为某人是个认真的人时，我就想到了一名童子军队员，他非常用功,最终成为美国获得过21次奖章的最高级童子军队员。当我面试来我处工作的人员时，我见到了一位以前是最高级童子军的队员的应聘者，我几乎是急切地雇佣了他。我知道他的身上有一种认真劲儿，这比任何表面上追求时髦的冲动重要得多。

想一想吧，成为最高级童子军队员意味着什么，你可以在50岁时将你14岁时做过的这件事填写在你的简历上，这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我也非常认真，但我从来没有机会成为最高级童子军队员。）

顺便说一下，时尚是假冒为时髦的商品。我对时尚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这也是我为什么不买新衣服的原因。事实上，时尚来源于过时，然后仅仅因为在某个地方一些人认为他们能够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于是这种过时又变成了时尚。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精神错乱。

我的父母教导我，当你的旧衣服烂了时，你再买新衣服。任何人一见到我作最后的演讲时的穿着就知道我一直遵守着这一教诲！

我的衣柜是远离时尚的，是属于一种认真的类型，它将助我顺利前行。

30 竖起了白旗

我的母亲通常叫我“伦道夫”。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她工作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小型乳牛场，时常担心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做晚餐。她选用“伦道夫”一词的原因是,这个词感觉好像是一些经典的维多利亚影片中才会有的名字，那也是我为什么拒绝接受并很讨厌的原因了。谁想要那样的名字呢？

然而，我的母亲一直这么叫我，在我十几岁时，我对她提出抗议。“难道您真的相信，您给我命名的权利能代替用于识别身份的我自己的权利吗？”

“是的，伦道夫，我能。”她说。

好了，至少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

到我上大学时，我简直是受够了。她给我发信件的称呼是“伦道夫-鲍许”。我会在信封上胡乱写上“此地没有此人”，然后将信笺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母亲终于对此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开始在信封上写上“R-鲍许”。对于这些信笺，我是打开来看的，但后来，当我们通电话时，她又恢复了原来的说法：“伦道夫，你收到我们的信笺了吗？”

多年以后，我不再抱怨这件事了。我也非常感激我的母亲，她在世时,无论何时都会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后缀“-olph”。我非常高兴我竟然能够容忍了。生命毕竟是太短暂了!

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生命所赋予的最后期限的临近，顺从变成了一件正确的事。

31 让我们达成协议

在上小学期间，我就有一个习惯:在餐厅里，我会斜靠在桌子边上的椅子上。每次看望我父母时，我也会这样，母亲则经常训斥我。“伦道夫，你会把椅子弄断的！”她说。

我喜欢斜靠在椅子上，感觉很舒服，也感觉椅子由两条腿撑着时也挺好，因此，每吃一顿饭，我都会斜靠在后面，母亲也都会训斥我。

一天,我的母亲说：“不要再往那把椅子后面靠了,我再次警告你！”

听到这句话，我倒是觉得可以因此而达成协议，于是我建议我们订一份合同——母子之间的书面协议。假如我把椅子弄断了，我需要赔偿的不只是这把椅子……作为附加考虑，还必须把整套餐桌椅都换掉（整套餐桌椅已经用了21年，不可能单换一把椅子）。但只要椅子没弄坏，我的母亲就不会责怪我。

当然，我的母亲是对的，因为我这样坐会使椅子腿承受过大的压力。不过，我俩做出的这份协议却成了避免争论的好办法。万一椅子坏了，我得承认是我的责任，假如一条椅子腿断了，她就占据了有利地位，并能够说“你应该听妈妈的话”。

事实上，椅子从来没有坏。尽管那份协议存在，无论我何时去看望她，仍喜欢把身体斜靠在椅子上。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对我斜靠在椅子上的习惯也不再说什么了。我不是说母亲已经默许我将身子斜靠在椅子上，而是我觉得她对一套新的餐厅用具更感兴趣，想要更换原有的旧用具了。

32 不要抱怨，要努力工作

许多人喜欢抱怨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假如你拿出用于抱怨的十分之一的能量，应用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你会惊奇地发现许多事的解决是多么的容易。

在生活中，我认识一些难忘的从不抱怨者，其中一位就是山迪-布莱特，我上研究生期间的房东。在他年轻时，一辆卡车倒车时将他撞倒，当时他正在卸货，把箱子拿下来放到楼房的地下室里。他被向后撞倒，沿着楼梯一直滚到地下室。“被甩了多远？”我问。他的答案很简单：“足够远。”他的四肢瘫痪，只能作为残疾人了此余生。山迪曾是位出色的运动员，车祸发生时，他已经订了婚。他不想拖累他的未婚妻，于是他对她说：“你还没有在结婚证上签字。假如你想退出，我也能理解，你可以平静地离开。”于是她这样做了。

我认识山迪时，他已30多岁了，他的风度真让我钦佩。他有着那种难以置信的不抱怨的态度。他工作非常努力，后来成了注册的婚姻法律顾问。他结了婚，还收养了许多小孩。当我谈到他的医疗问题时，他总是实事求是地讲给我听。他曾给我解释气温变化对于四肢瘫痪者来说是很难受的，因为他们不能颤抖。“递给我那床毯子好吗？兰迪。”他接着说。他说的也就仅此而已。

我最喜爱的从不抱怨者是杰克-鲁宾逊，首位在专业棒球联盟打球的非裔美国人。他忍受着种族主义的歧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此不能理解。他知道他必须比白人队友表现得更好，他也知道要加倍努力。的确，他也这样做了。他发誓不抱怨，即使球迷们向他吐唾沫。

我过去在办公室里挂着杰克-鲁宾逊的照片，许多学生不认识他或者对他只是知道一点点，这让我感到很遗憾。许多学生甚至从来没有注意到照片。伴随着彩电长大的年轻人是不会花许多时间观看黑白照片的。

这真是太糟糕了！杰克-鲁宾逊和山迪-布莱特是最好的榜样。他们的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抱怨不能像策略一样起作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我们花在抱怨上的时间是不可能帮助我们实现目标的，它也不会让我们更快乐。

33 治病不光是治标，更要治本

多年前，我和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子约会，她欠了几千美元的债务，每个月还有许多利息加到她的债务上，因此她感到压力很大。

为了缓解她的压力，她每周二晚上去上瑜伽课。这是她自由的夜晚，她说这样做能起作用，她深吸一口气，想象着她正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长出一口气，心中默念有一天她的债务已经还清了。

日子就这样过着，许多个周二过去了。

有一天，我和她一起讨论她的债务情况。我了解到，假如她每周二晚上做一份兼职工作的话，她只需4~5个月就可以还清所有的债务。

我告诉她，我并不是反对瑜伽课，但我的确认为，首先设法治疗疾病是上策，她的症状是紧张和焦虑，而她的疾病根源是她欠了别人的钱。

“为什么你不先在周二的晚上找份兼职工作而把练习瑜伽暂时放一放呢？”我建议道。

这给了她一些启发，她听从了我的建议，找了一份周二晚上做服务员的工作。很快，她赚了足够多的钱把债务还清了。从那之后，她就可以重新练习瑜伽并能真正地自由呼吸了。

34 不要迷信别人所说的

我发觉许多人花费大量的时间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假如大家不用担心别人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和工作上的效率将提高33%。

我是如何得出数字33%的呢？我是个科学家，也喜欢使用精确的数字，尽管我并不总能证明它们，因此让我们姑且使用33%这个数字吧。

我过去常常告诉在我研究团队的每个人：“你们没有必要担心我是怎么想的，不管好坏，我都会让你们知道我的想法。”

这就是说，当我对某事不高兴时，我会说出来，通常是非常直接地表达，而很少使用策略。但是，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我能够使每个人放下心来：“假如我不说什么，你也就没有必要担心什么。”

我的学生和同事逐渐认可了这种做法。他们没有浪费时间猜测“兰迪在想什么”？因为我经常思考的是：我想让我的团队成员能比其他人多出33%的工作效率，这就是我心中所想的。

35 开始坐在一起

当我不得不和别人一起工作时，我就设法想象着我们是坐在一起打扑克。我的冲动是把我所有的牌放到桌子上，正面朝上，然后对所有人说：“好吧，让我们一起看看如何打这个牌吧？”

不管对于工作或家庭生活来说，能够很好地工作在一个群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需的。为此，我经常把我的学生分成小组让他们共同研究项目。

多年来，提高团队活力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每学期的第一天，我都会将我的学生分成12组，每组4人。第二天上课时，我就会给他们分发一页纸的材料，上面写着“小组成功学习指南”。我们会一行一行地看一遍，一些学生认为我的提示对他们来说真是太简单了，因此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他们知道如何与别人合作：他们在幼儿园就学会了这种能力，也不需要这些最基本的小提示。

但大多数有自我意识的学生赞同这个建议。他们理解我正在设法教他们基本功。

这就像格雷厄姆教练开始教我们足球一样。我的提示如下：

恰当地与人打招呼：应该从自我介绍开始，然后交流联系方式，要确保你能够将别人的名字发音准确。

找出你们的共同点：你总能找到与别人的共同点，因此当你们发觉共同点时也就较容易沟通了。体育运动能够打破种族的界限和贫富不均的界限，假如不考虑其他因素，我们都将拥有同样的天气状况。

尽力创设最理想的会面条件：要确保没有人感到饥饿、寒冷或劳累。假如可能的话，安排在吃饭时见面；饭菜可以缓和见面的尴尬；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在好莱坞“吃午餐”的原因。

让每个人发言：不要打断别人的讲话。高声快速地说话并不能使你的观点变得更好。

不要太自我：当你讨论意见时，把每一项意见加上标题，然后写好。标题应当描述意见内容，而不是标示提出意见的人：例如，是“桥梁的问题”，而不是“珍妮提出的问题”。

互相表扬：找出某些事情的闪光点来表扬，即使有时候是一种强求行为。假如你仔细研究，即使最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

合理表达两者择一的问题：不要说“我认为我们该选择A，而不是B”，试着说“假如我们选择A而不是B怎么样”？这样能够让别人参与讨论，而不是反对作出的选择。

在课后，我告诉学生我找到了更好的点名方法。“假如我一组一组地叫你们，我的点名就显得容易多了。”我会说。“第一组请举手……第二组呢？……”

当我点到每一组时，学生们的手都举了起来。“有人从中注意到什么吗？”我问。没有人回答，因此我又点了一遍名。“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教室里所有学生的手都再次举了起来。

有时候你必须借助于潇洒的戏剧表演来开导学生，尤其是当学生们认为他们都知道一切时。下面是我所采取的措施：

我不断地点名，最后，我把声音提高了一些。“你们究竟是为什么要和你的朋友们坐在一起呢？”我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和你们的小组成员坐在一起呢？”

一些学生知道我的愠怒是为了启发大家，但每个人都把我的话当真了。“我要走出这间教室，”我说，“60秒后我会再次回到教室。当我回来时，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分组而坐！明白了吗？”然后我轻快而自信地走出教室，身后的教室里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因为学生们正在拿着书包重新分组而坐。

当我回到教室时，我给他们解释小组学习的目的并不是想羞辱他们的智力和成熟的思维，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他们丢掉了一些简单的东西——他们需要和合作者坐在一起——他们当然也可以从中受益。

在下一节课以及整个学期，我的学生（没有一个傻瓜）一直分组而坐。

36 发现每个人的优点

这是有一次我从我的迪斯尼幻想工程的偶像琼-斯诺迪那里得来的最美好的建议。我对他的论述印象深刻。“假如你呆上足够长的时间，”他说，“人们会让你惊奇，并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他这样说道：“有时候别人干扰你，并使你生气，这是因为你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琼告诫我说，有时候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甚至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最终，”他说，“人们会向你展示他们好的一面，几乎所有人都有好的一面，只是需要耐心等待，优点最终会出现。”

37 关注他们所做的，而不是所说的

我的女儿只有18个月大，所以现在我不能告诉她这些东西，但当她长到一定的年龄，我想让克洛伊知道一个女同事曾告诉我的一件事，这是一个对于任何年轻女士都好的建议。事实上，公平地说，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建议。

我的同事告诉我：“我花了很长时间，但我最终想清楚了，当你谈到有人对你非常感兴趣时，不要在意他所说的每一件事，你只需关注他们所做的事。”

的确如此，克洛伊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当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这个建议对于迪兰和洛根也是非常有用的。

38 假如起初你没有成功

……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喜欢一些陈词滥调。不管怎么说，有好多我都喜欢。我非常欣赏一些老掉牙的说法，我认为，这些陈词滥调之所以被重复使用是因为它们通常是很有道理的。

教育者们不要害怕使用陈词滥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孩子们知道的很少！他们听到这些陈词滥调时感觉很新鲜，或许他们能深受启发。这样的例子在我的课堂上真是屡见不鲜。

谁带你去舞场，就和谁跳舞。这是我的父母经常告诉我的话，它适合于中学毕业舞会。在商界、学术界及家中，它应该像颂歌一样，提醒我们要忠诚和感恩。

运气是机会与准备的结合。这句话来自于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罗马哲学家塞内卡之口，至少还值得再传诵2000年。

不管你认为你能做还是不能做，你都是正确的。这也是我对我的学生说的陈词滥调。

除此之外，林肯夫人，那场戏好不好看？{1}我会这样提醒学生不要只关注细节，而忽略了主要东西。

我也喜欢许多关于流行文化的陈词滥调。我不介意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观看《超人》电影，不是因为超人很强大并且能够飞翔，而是因为他为了“真理、正义和美国的方式”而战斗。我喜欢类似的台词。

我喜欢电影《洛奇》，其中的主题音乐很美，尤其是电影的结局表明了洛奇并不在意是否他赢得了比赛，他只是不想被击倒，这就是他的目标。在我极度痛苦的治疗期间，洛奇激励了我，因为他让我知道：不是你击的拳多么猛，也不是你被拳击得多么猛……而是要不断前行。

当然，在所有的陈词滥调当中，我最喜欢关于橄榄球的陈词滥调。我的同事会经常见到我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教学楼前将球在眼前抛起，这有助于我的思考。他们可能会说橄榄球的比喻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但我的学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他们在讨论计算机计算程序时，我则在谈论橄榄球。“对不起，”我对他们说，“但你们比起我学习一个新的关于生活的陈词滥调来说，你们听一些关于橄榄球的基本知识会更容易些。”

我希望我的学生学着“为了吉佩赢一回”，走出去，身体力行，保持活力，在赛场上前行，避免代价过高的失误，然后赢得胜利，即使在周一上课时身体感到难受也无所谓。学生们知道：并不在于你赢了或输了，而在于你是怎么践行着这些陈词滥调的。

39 做第一只企鹅

经验是在你不能够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时得到的。

这是我利用休假学期在视频/游戏制造商——艺电公司那里学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一直萦绕着我，后来我又一遍又一遍地讲给我的学生听。

当我们遇到砖墙或在非常失望时，这句话是值得思考的。它也表明，失败不只是不可接受的，通常还是必要的。

当我讲授“建设虚拟现实世界”课程时，我鼓励学生尝试着艰难的任务，不要害怕失败。我想奖励有这种想法的人，因此在每个学期结束时，我会让学生排成队，手中拿着毛绒玩具——企鹅。这被称之为“首届企鹅奖”，这些同学拿着玩具走向那些尝试新观点或新科技但没有成功的团队。在本质上，这是一个“光荣失败”奖，但它鼓励了不拘一格的思维，促使学生们进行大胆的想象。

其他学生逐渐意识到：“首届企鹅奖”获得者是那些的确有了进步的失败者。

这个奖的题目源于这样一个概念：当企鹅准备跳入水中时，水底下有可能潜伏着食肉动物。好的，有人愿意成为第一只企鹅。起初，我将这个奖命名为“最佳失败奖”，但“失败”这个字眼有许多否定含义，可能学生们本身就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多年来，我也清楚地告诉我的学生，在娱乐业，有数不清的失败产品存在。这不只像盖房子，每一个盖好的房子能够有人住里面。一个视频游戏可以被创造，但未必能够通过研究和开发这一关。或者一个视频游戏产生后却没有人想去使用它。是的，取得成功的视频游戏创造者是备受推崇的，但失败的视频游戏创造者也应该受到尊重——有时甚至更应该如此。

刚刚建立的公司通常愿意雇佣在他的或她的简历中有过失败经历的主管。经常失败的人知道如何去避免将来再犯类似的错误。只知道成功的人可能不太注意相关的陷阱。

经验是在你不能够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时得到的，而且经验通常是你必须支付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40 引起人们的注意

许多学生非常聪明，我知道他们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去开发非凡的软件程序、动画工程以及娱乐设备等。同时，我也知道他们有能力使数以百万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不陷入窘境。

我们这些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不会总是考虑如何制作出便于使用的产品。我们许多人很不擅长用简单的方式解答复杂的任务。你曾读过VCR指导手册吗？假如你读了，你就会看到我现在所说的尴尬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让我的学生牢记他们产品的终端使用者的重要原因。我是如何使他们明白，不要让科技产品使用户感到灰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我提出了必读注意事项。

当我在弗吉尼亚大学讲授“用户界面”课程时，第一天我就带来了可用的VCR，我把它放在教室前面的桌子上，然后拿出一把大锤把VCR当众毁坏。

然后，我说：“当我们制作出很难使用的东西时，人们会很不高兴。他们会很生气，他们也会毁坏这个东西。我们不想创造出人们想要毁坏的东西。”

学生们看着我所做的一切，我也看得出他们先是吃了一惊，然后迷惑不解，最后是恍然大悟。这件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他们会想：“我不知道这个家伙是谁，但明天的课我一定要来，我要看看他下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是什么。”

我确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是解决无人关注的问题的第一步。[当我离开弗吉尼亚大学去卡耐基-梅隆大学任教时，我的朋友卡波-罗宾斯（CabeRobins）教授送给我一把锤子和一块匾，匾上写着：“太多的VCR，太少的时间！”]

我在弗吉尼亚大学教过的所有学生现在都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当他们开始创造新科技时，我希望他们有时会想起我，想起我挥舞着锤子提醒他们不要生产出无法使用的产品，而要力求简单化，便于使用。

41 丢失的艺术：“谢谢你”便条

表示感激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做到的最简单也是最强大的事情之一。尽管我喜欢讲求效率，我认为“谢谢你”便条是用钢笔和纸张以过时的方式来做出的最好的表达。

职场面试官、招聘办公室人员都见过许许多多的应征者或申请人，也看过大量才华横溢的“A”类优等生简历，可是他们没有见到任何手写的“谢谢你”便条。

假如你是“B+”类中等生，你手写的“谢谢你”便条至少可以帮助你在你未来的老板或招聘办公室人员的眼里提高半级。对他们来说，你就是“A”类优等生，因为手写的“谢谢你”便条是如此的少见，所以他们一定会记住你。

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我的学生，我并不是要教他们学会搞阴谋，尽管我也知道一些人会涉嫌这个方面，但我的建议旨在帮助他们意识到，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做一些表示敬重和体贴的事，这样接受者会非常感激，只有这样的事才会有回报。

比如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士申请进入“娱乐科技中心”，我们原本要拒绝她的。她有远大理想，想成为迪斯尼幻想工程师。她的考试成绩以及相关资料都很好，但还是不够好，因为“娱乐科技中心”对人才非常挑剔。在我们把她的材料放到否决掉的文件堆时，我决定再翻一下她的文件。当我这样做时，我注意到文件中有一张手写的“谢谢你”便条滑落下来。

这张便条不是写给我、唐-玛瑞莱尼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而是寄给一位助理编辑的。在她来访时，这位编辑曾接待过她。这个人是无法帮助她通过工作申请的，因此这不是有意图的便条。这只是对她并不熟悉的人表示感谢，无意中夹到了装着她的申请材料的文件夹中。几周后，这张便条被我发现了。

我无意识地看到了她对别人的感谢，于是停下手中的活思考着这件事，她是用手写的便条，我喜欢这样。“这个比她文件夹中任何东西都有价值。”我对唐说。我再次阅读了她的材料，思考着她，被她的便条吸引，于是我决定给她一个机会，唐也同意了。

她来到“娱乐科技中心”，获得了硕士学位，现在是一位迪斯尼幻想工程师。

我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别人。

不管我生命中以及医疗护理中发生了什么，当我觉得非常重要时，我仍然设法用手写便条。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便条到达某人信箱时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42 诚实是一条双向行驶的马路

20世纪90年代早期，丹尼斯-考斯各夫在弗吉尼亚大学念本科时，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我的计算机实验室工作得很出色，他是操作系统课程的教师助手，也选修了研究生课程，是个优等生。

当然，在许多课上，他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可是在微积分（三）课上，他却只取得了“F”等级的成绩。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将时间花在了计算机课程上了。作为教师助手和我的实验室的研究助手，很显然他耽误了微积分（三）的考试准备。

结果很严重，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子了。他在一个学期当中取得了“A”和“F”两个等级的分数。

进入新学期的两周后，丹尼斯的成绩突然引起了某位学校领导的注意。他知道丹尼斯很聪明，查看了他的高考成绩和高中阶段课外成绩记录，以及为大学录取学生提供的测试成绩。在他看来，“F”等级完全是态度导致的，不是能力问题。他想开除丹尼斯，但我知道丹尼斯从来没有受过类似的警告。实际上，他取得的“A”等级完全可以抵消“F”等级，他不可能出现偏科现象。然而那个主任把难解的相关规定摆到了桌面上，非要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可。我决定帮助我的学生渡过难关，“请注意，”我告诉他，“丹尼斯是没有翅膀的火箭，是我的实验室里的新星。假如我现在将他踢出去，我们将失去我们在这儿的意义。我们在此是教育学生和培养学生。我知道丹尼斯有点特别。我们不能只是打压他。”

那个主任对我很不高兴。在他看来，我还是个年轻的教授，不应该这样咄咄逼人。

接着，我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我开始从策略上说理，新学期已经开始，学校收取了丹尼斯的学费。我们这样做就是表明他是个受欢迎的学生。假如我们在开学之前开除他，他可以设法到另外一所学校报到。现在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我问那个主任：“假如他请一个律师过问此事又该怎么办？”我当然会代表丹尼斯作证。你想要你的员工作证反对你的学校吗？

那个主任吓了一跳。“你只是个初等教员，”他说，“你甚至还没有得到任期。你为什么要出头来接受这场挑战呢？”

“我要告诉你原因，”我说，“我想为丹尼斯担保，因为我相信他。”

那个主任看了我好长时间。“我们评议你的终身教职时我会记得这点。”他说。换句话说，假如丹尼斯再次把成绩搞砸了，我的评议将要受到严重的质疑。

“一言为定。”我告诉那个主任。因此，丹尼斯能够继续待在学校。

他通过了微积分（三）的考试，这使我们都很高兴。他毕业后成为计算机科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他是我生活及我的实验室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也是爱利丝软件工程的早期开发者之一。作为设计者，他进行了开创性的编程工作，帮助虚拟现实系统更易于为年轻人接受。

丹尼斯21岁时，我帮他渡过了难关；现在他37岁，他要帮我渡过难关。我委托他将爱利丝软件作为科学研究和我的遗物继续开发下去。

丹尼斯需要时，我帮助他实现了梦想；现在我需要他的帮助，他正在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

43 星期五晚上的答案

我比其他人评定终身教授要早一年。这似乎给其他年轻的教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哇，你早早就获得了终身教授资格，”他们问我，“你的秘诀是什么？”

我说：“这很简单。星期五晚上10时往我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就会告诉你答案。”（当然，这是在我成家之前的事。）

许多人都想走捷径。我发现最好的捷径就是绕远路，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认真努力。

我以为，假如你比别人工作努力，你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也能使你变得更干练，更有能力，甚至更快乐。努力工作就像银行的复利一样，其回报是非常快的。

不管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道理都是一样的。我自从成年以后，就一直很喜欢询问一些结婚多年的夫妇，他们维系婚姻的方法，他们说出了同样的道理：“我们一直在为之努力。”

44 表示感激之情

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取得终身教授任职资格不久，就带领我的研究团队的所有15名成员去迪斯尼乐园玩了一个星期，以表谢意。

一个既是同行又是同事的教授把我拉到一边说：“兰迪，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也许他认为，我为其他即将取得终身教授任职资格的人立下了一个他们不愿意遵循的先例。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回答，“这些人都非常努力工作，使我获得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我又怎能不这样做呢？”

于是，我们16个人搭乘一辆大货车到了佛罗里达。我们都玩得很开心，而且，我也保证了在娱乐之余我们都有机会受到一定的教育。一路上，我们在各个大学停留，参观他们的计算机研究机构。

迪斯尼乐园之旅是表达感激之情的最佳方式，也是显而易见的馈赠，真是太完美了，因为我能够和我关注的人共享这种体验。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地得到感激之情的。

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位导师是安迪-凡-达姆，他是我在布朗大学时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他给了我充满智慧的指导，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永远也报答不了他对我的恩情，因此我只能将这种感激之情传递下去。

我经常告诉学生：“走出去，去为其他人做别人为你做过的事。”想办法带着学生去参观迪斯尼乐园，和他们谈论理想和目标，是我正在努力这样做的表现。

45 赠送巧克力味小蛋糕

我过去曾是学术审稿人，必须请其他教授认真阅读书面的学术论文，然后作出评论。这是我的责任之一。这是一份枯燥乏味的工作，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在我送出需要评论的每篇论文的同时附上一盒女童子军牌巧克力味小蛋糕。上面写着：“巧克力味小蛋糕用作奖赏之用，假如没有评阅论文就把它吃掉是不公平的。”

这使得他们脸上都露出了微笑。我也从来没有打电话向他们抱怨过什么。他们桌子上有巧克力味小蛋糕，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的确，有时候我不得不发邮件以示提醒。当我不得不与他通话时，我只需要讲一句话：“你吃了巧克力味小蛋糕了吗？”

我发觉巧克力味小蛋糕是非常好的交流工具，同时也是对出色工作的甜蜜回报。

46 你所拥有的是你所准备的

我总觉得我们需要对所处的境地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我离开家时，我需要带些什么？当我在教学时，我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当我为我们家将来没有我做准备时，我该如何井然有序？

我的母亲回忆起带我去杂货店的事，当时我7岁，她和我来到付款台前，这时她又想起购物单上所列的几样物品还没有买到，于是，她让我看着手推车，然后跑着去拿她所需的东西。

“我马上就回来。”她说。

她走了也不过几分钟时间，但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付款台上的传输带上，这些东西都被传输到收款员身边。我瞪大眼睛看着收款员，收款员也瞪大眼睛看着我。收款员决定和我开个玩笑。“你有钱给我吗，孩子？”她说，“我需要结账呢。”

我没有意识到她只是想开个玩笑，因此我站在那里，感到羞愧和尴尬。

我母亲回来后，我非常生气地对她说。“你没有把钱留给我！这位女士请我付钱，而我却没钱给她！”

现在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的钱包里从来不会少于200美元。因为万一需要钱时，我好有所准备。当然，这样也会有丢失钱包或者钱包被偷走的风险，可对于一个谋生的人来说，冒200美元现金的风险是值得的。相反，当你需要钱而又没有，这便成了一个大问题。

47 失败的道歉也比不道歉好

道歉要么被接受，要么被拒绝。我总是这样告诉我的学生：当你道歉时，任何不用心的表现都会起反作用。

不热心或不真诚的道歉还不如不道歉的好，因为接受道歉的人会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和别人相处时，你会做一些错事，就像是社交圈中出现的传染病。一个恰当的道歉就像抗生素；一个不妥的道歉则像是在伤口上撒盐。

在我的班级里，分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学生之间的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学生不愿意承担重任；还有一些学生非常自负，贬低合作伙伴。到期中时，总会有需要道歉的学生，假如学生不愿意道歉，一切将处于失控状态，因而我经常给学生制定一些关于道歉的规定。

我会从描述两个经典的不恰当的道歉开始。

（1）“对不起，我所做的事让你感觉受伤害了。”（这是试图从情感上获得解脱，但很显然又不想在伤口上上药。）

（2）“我为我所做的事道歉，但你也需要为你所做的事向我道歉。”（这不是在表示道歉，而是在索要一个道歉。）

恰当的道歉应该有以下三个：

（1）我所做的事是错的。

（2）我伤害了你，我感觉很难过。

（3）我怎么做才能使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呢？

是的，一些人可能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利用你，但大多数人愿意对你修好的努力表示真心的接受。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如何以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将关系修好。通常，他们会非常用心地提供帮助，设法把事情处理好。

学生们对我说：“假如我道歉了，但其他人不道歉怎么办？”我则告诉他们：“这不是你能掌控的事，因此不要让它困扰你。”

有时候其他人应该向你道歉，你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仍然没有收到他们的音信，毕竟，他们所酝酿的向你道歉的时刻并不和你所酝酿的时间一致，因此，耐心点吧。在我的事业中，我多次目睹学生的道歉，然而没过几天，他们的团队又聚到一起。你的耐心将会是值得感激和有所回报的。

48 讲真话

假如我只能给出两个词语的建议，它们将是“讲真话”。假如我还能多说几句的话，我会加上：“无论何时。”我的父母教育我“说到就要做到”，这句话最能表达这种意义。

诚实从道义上来讲不仅是正确的，它也是高效率的。在人人都讲真话的氛围中，你可以省下许多时间而不去重新审视问题。当我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我喜欢那里关于荣誉的守则。假如一个学生生病了而又需要补考，我没有必要出一份补考试卷。只要这个学生“保证”他没有向任何人问起考试的事，我会让他做原来的试卷。

人们撒谎的理由很多，通常是因为谎言似乎是他们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的一种方法，但它就像一些短期策略，从长远来看，是无效的。你以后再碰见某人，他们会记住你曾向他撒过谎，他们会将此事告诉许多人，这就是谎言令我惊奇之处。说过谎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们侥幸成功了……但事实上，他们没有。

49 看看你的彩色蜡笔盒

认识我的人有时候会抱怨我总是单一地把事情看成黑和白两个方面。

事实上，我的一个同事对别人说：“假如你想得到黑白分明的建议的话，去找兰迪吧，但是，假如你想得到灰色的建议，他就不合适了。”

是的，正如他们所诉说的，我感到很惭愧，尤其是在我小时候，我常说我的彩色蜡笔盒里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热爱计算机了，因为大多数事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会了欣赏，认识到一盒好的蜡笔可能有多种颜色，但我仍然认为，假如你想把握人生的正确方向，你首先需要看清黑色和白色，然后再了解更多的色彩。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什么颜色，我都喜欢彩色蜡笔。

在我的最后的演讲上，我带了好几百支彩色蜡笔，我想让每个进入演讲厅的人都拿一支，但在混乱中，我忘了告诉在门口的工作人员也会分发给他们，真是太糟糕了！我原来的计划是这样的：当我讲到童年的梦想时，我会请每个人闭上眼睛，将蜡笔涂在手指上——去感受纹理、纸张和蜡，然后，我会请他们将带有蜡的手指放到鼻子前，好好地闻一下蜡的味道。它会唤起你童年的记忆，不是吗？

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同事和一群人都在做同样的事，于是深受启发。事实上，从那以后，我经常在我的衬衫口袋里装着彩色蜡笔。每当我回想往事时，我便把它拿出来放到鼻子下，再好好地闻一闻。

我非常偏爱黑色和白色蜡笔，我的确如此。任何颜色都有同样的潜能，深深地呼吸一口气，你便会明白的。

50 价值10万美元的盐

我12岁、姐姐14岁时，我们一家去参观奥兰多迪斯尼乐园。父母认为我们已经长大了，无须大人看管自己就可参观游乐园了。当时没有手机，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要小心点儿，并要求我们90分钟后在指定地点集合，然后就让我们自由飞翔了。

想想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我们来到了想象中最酷的地方，而且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探险。我们非常感谢父母带我们来到那里，也感谢父母认识到我们长大了，能够把握自我了，因此，我们打算用所有的零花钱给他们买份礼物，以表谢意。

我们在一家商店看到了一件最好的礼物：一个陶制的盐和胡椒搅拌器，上面画着两只熊各抱着一个搅拌器挂在树上。这个礼物花了我们10美元，然而当我俩兴致勃勃地走出商店，来到大街上，打算去看下一个景点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礼物从我手中滑了下去，重重地摔在地上，碎了。姐姐和我都吓哭了。

公园里一个成年游客看到了这一切，走过来安慰我们。“把它拿回商店，”她建议道，“我相信他们会给你们换一个新的。”

“我不能那样做，”我说，“这都是我的错，是我把它弄掉到地上的。商店怎么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呢？”

“无论如何，试试看吧，”那个人说，“你们也不知道结果究竟如何。”

于是，我们又回到商店……我们没有说谎，向店员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那位店员听了我们伤心的故事，微笑着看着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可以换一个新的搅拌器。他甚至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为他们没有将原来的搅拌器包装好！他想告诉我们，“我们的包装应该经得起12岁孩子因兴奋过度而将它滑落到地上时的碰撞。”

我吃了一惊。不只是为了感谢，而是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姐姐和我离开商店时，都感觉头脑晕乎乎的。

当我的父母知道此事后，他们对迪斯尼乐园有了更好的印象。事实上，一位服务人员对10元搅拌器的处理方法最终给迪斯尼乐园赚取了10多万美元的利润。

我来解释一下吧。

多年以后，作为迪斯尼幻想工程的顾问，我有时会和主管们聊天，一直聊到迪斯尼连锁店的管理等，由此我会将这个关于搅拌器的故事告诉他们。

我会作出解释，那个礼品店的员工是如何使姐姐和我对迪斯尼有非常好的印象的；他们又是如何让我们的父母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感激这个地方的。

我的父母将参观迪斯尼乐园看做是他们志愿者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有一辆可乘坐22人的公共汽车，他们会载着来自马里兰的将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们去参观迪斯尼乐园。20多年来，我的父亲为无数个孩子买票参观迪斯尼乐园。我经常和他们一起去。

总之，从那天起，我们家花去了10多万美元购买迪斯尼乐园门票、食物以及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纪念品等。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今天的迪斯尼主管们听，最后我总要问他们：“如果现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摔碎的盐和胡椒搅拌器来到你们店里，你们是否规定员工要有足够友好的态度给他换一个新的呢？”

听到这个问题，主管们扭动了一下身子。我知道他们的回答应该是：可能没有规定。

那是因为在他们的财务系统里他们不能够算出怎么使10美元的盐和胡椒搅拌器变成10多万美元的销售业绩，因此也容易想象，今天的孩子将不会像我们那么幸运，而会两手空空地走出商店。

我要说的是：有不止一种方法来衡量收益和损失。不管在哪个层面上，有关部门能够也应该注意到这方面。

我妈妈仍然保存着那个10万美元的盐和胡椒搅拌器。迪斯尼乐园的员工给我们更换新的搅拌器的那一天，对我们来说是伟大的一天……对于迪斯尼乐园来说也是美好的一天！

51 没有哪份工作是简单的

有相当多的数据表明，今天的年轻人不断滋生出浮躁的心态。当然，我在班级里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许多即将毕业的学生认为他们拥有创造力，应该被雇佣。很多人一听到要着眼于最底层的工作就很不高兴。

我的建议一直如此：“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你在邮寄收发室找到了一份工作。当你去工作时，你必须要做的是：真正做好邮件分类整理。”

没有人想听到别人说：“我不会整理邮件，因为做这份工作有失我的身份。”没有任何工作是有失我们身份的。如果你不会（或者不愿意）整理邮件，有什么可以证明你能做好其他工作呢？

我的“娱乐技术中心”的学生们被公司雇佣，去实习或参加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我会请这些公司提供反馈意见，看看他们表现如何。老板对他们的能力或者技术专长几乎从来没有说过不好的地方，但一旦收到否定的反馈意见，我们发现这些意见几乎都是关于他们如何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或者他们如何总是盯着好的岗位。

我15岁时，在一家果园打工，给草莓锄草，我的工友大多数在白天工作。几个老师也在那里劳动，他们利用暑假挣点额外的收入。我对父亲讲这工作对这些老师们来说真是太简单了。（我想我也在暗指这份工作对我也很简单。）让我终身难忘的是父亲狠狠地训斥了我。他相信手工劳动对谁都不简单。他说他宁愿我努力工作成为世界上出色的水沟挖掘工，而不是成为坐在桌子后面点击着鼠标并自我感觉良好的杰出人物。

我回到草莓地，虽然仍然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我听取了父亲的建议，端正了态度，比以前更加卖力地锄草了。

52 清楚你所处的位置

“好了，孩子气的教授，你能给我们做些什么呢？”

这是那个27岁的幻想工程师哈雷的问候，他在我去迪斯尼休假时帮我照看小孩。

我到了一个地方，在这里，我的学术资格证书对我毫无意义，我好像成了外国土地上的旅行者，必须设法得到当地的货币，而且速度要快。

多年来，我告诉我的学生这方面的体验，因为这是关键的一课。

虽然我已经实现了孩提时代成为幻想工程师的梦想，但我却从学术研究实验室里的权威人士变成了乱七八糟的池塘里的一只多余的鸭子。我必须想办法让自己的书呆子气融入这种不成功则成仁的创意文化当中。

当时，我研究的阿拉丁虚拟现实景点正在迪斯尼主题公园之一Epcot进行测试，我和幻想工程师们一道负责采访游客，请他们谈谈对这些玩具设备的印象如何，如他们是否感到头晕、迷惘或恶心等。

新同事当中有一些人抱怨我在研究那些在实际生活中不起作用也不具有学术价值的东西。他们说我太过于注重钻研数据，太过于坚持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情感的角度研究事物。这是学术界的中坚分子（我）和娱乐界的中坚分子（他们）的冲突。然而，通过用不同的方式装载乘坐设备，我最终找到了办法给为每位游客节省25秒的时间，这使我赢得了游客和对我持怀疑态度的那些幻想工程师的认可。

我讲述这个故事是想强调，当你从一种文化氛围到另外一种文化氛围时，你需要多么的敏感——对我的学生来说，从学校毕业走上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岗位时需要如此。

后来，在我的休假结束后，幻想工程答应给我这份全职工作。在经过痛苦的考虑之后，我拒绝了。教学的吸引力对我来说太强大了，但由于我知道如何将学术和娱乐业结合起来，迪斯尼找到了让我加入的办法。我成了幻想工程的一周一次的顾问，我快乐地接受了这份长达10年之久的工作。

如果你能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立足点，有时候你能从两者当中挖掘出更好的东西。

53 永不放弃

上高中时，我申请去上布朗大学，但没有成功，我的名字总是处于待定状态。我不断给招生办打电话，直至他们最终决定他们最好录取我为止。他们看到我是多么想上这所大学，不屈不挠使我突破了这个障碍。

当我从布朗大学毕业时，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研究生。我的家人都是先受完本科教育，后找工作。他们没有继续接受更高等的教育。

但安迪-凡-达姆，我的“荷兰叔叔”——我在布朗大学的指导老师，建议我：“攻读博士学位，做一名教授。”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他。

他说：“因为你是非常出色的推销员，如果你去某个公司工作，他们会让你当推销员。如果你打算成为推销员，你倒不如销售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教育。”

我永远感谢这个建议。

安迪告诉我去向卡耐基-梅隆大学申请，他已经送去了他的很多优秀学生。“你能够入学，没有问题。”他说。他给我写了份推荐信。

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有关人员阅读了他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看了我的成绩单和平庸的毕业考试分数，又看了我的申请。

随后，他们拒绝了我。

我被录取到其他院校攻读博士学位，但卡耐基-梅隆大学没有接收我，于是我来到安迪的办公室，把拒绝信放在他的桌子上。“我想让您知道，卡耐基-梅隆大学是怎么看待您的推荐信的。”我说。

信件刚放到他的桌子上，他就拿起了电话。“我将改变这个决定，我会让你入学的。”他说。

但我阻止了他。“我不想这样做。”我告诉他。

于是我们说好了，我将进一步考查愿意录取我的学校，如果感觉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我再回来找他谈。

最终，其他院校都不适合我，我很快就回来找安迪了。我告诉他我已经决定放弃研究生学习而去找一份工作。

“不，不，不，”他说，“你可以拿到博士学位的，你可以去卡耐基-梅隆大学的。”

他拨通了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主任尼克-哈伯曼的电话，尼克-哈伯曼恰巧也是荷兰人。他们用荷兰语谈了一会儿，然后安迪挂掉电话对我说：“明天早上8时到他办公室。”

尼克很有气质，是个老派的、欧洲人气质的学者。很明显，我们的会面是因为他朋友安迪的面子。他问我，既然我申请的那个系科早已评价过我了，我为什么要求他重新考虑一下我的申请。我小心谨慎地说：“从我被考察开始，我又获得了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全额奖学金。”尼克非常严肃地回答：“有钱不是我们录取的标准；我们有研究基金资助学生。”然后，他盯着我，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把我彻底看透了。

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几个关键时刻，他如果事后回想起来，能够判断出那一刻是他人生中的转折点，即可算是幸运的，而我却在当时就知道我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于是，我竭力以一种顺从的语气说：“对不起，我的意思不是关于钱的事，只是因为全国只有15名学生获得这项奖学金，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成为一种荣誉；如果我这样说有点儿放肆的话，请您原谅。”

这是我给出的唯一的答案，但我说的都是真的。尼克冷若冰霜的面容慢慢地开始变得友善起来，接着我们又聊了几分钟。

和其他几个老师见面之后，我最终被卡耐基-梅隆大学录取，也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是一堵砖墙，是在指导老师的热心鼓励和帮助下以及诚心的进取中才得以攻破的一堵砖墙。

直到我登台作我最后的演讲，我从来没有给我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学生或者同事讲起我申请这所大学时遭到拒绝的故事。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他们会认为我在他们的公司里不够聪明吗？他们会看不起我吗？

当生命快结束时才透露秘密是件有趣的事。

多年来，我不断讲这个故事，告诫人们：“如果你想得到某些东西，绝不放弃（有人给予帮助时，自己更要努力向前）。

砖墙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一旦你攻克了它——可能有人帮你爬过去，你要告诉其他人,你是如何爬过去的，这对他们很有帮助。

54 做一名社会义务工作者

在我国，我们很注重个人的权益，这当然没错。但如果不讲义务而只讲权益的话，那将变得毫无意义。

权益有其来源，它来自社会。作为回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社会要有一种尽义务的责任。有人因此提倡“做一名社会义务工作者”运动，这也是大家的共识。

这种认识在我们许多人身上都已缺失。在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发觉越来越多的学生没有这种认识。确实，权益来自义务的观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奇怪的。

每学期开始时，我会让学生签一份协议，上面列出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他们必须同意在小组内进行建设性的工作，必须参加一些会议，必须以诚实反馈的方式帮助其他同学等。作为回报，他们有权来教室听课，展示他们的作业，让大家点评。

有些学生在协议面前退缩了。我想，这可能是作为成年人的我没有起到“社会义务工作者”的带头作用。比如说，我们都认为自己有权享受陪审团制度，却有许多人千方百计地避免出任陪审员。

因此，我想让学生知道这一点。每个人都应该为公益事业作贡献。如果不这样，那就可以用一个词描述：“自私”。

我的父亲用亲身事例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他总是寻求新颖的办法开导别人。当他在“少年棒球联合会”担任棒球委员时，他做事非常明智。

他以志愿者的身份担任裁判，遇到的困扰一直不断。这是一份不能得到感谢的工作，部分原因是，每次你罚球时，一些小孩或家长都认为你罚错了。还有一种担心：当缺少自控力或完全失控的孩子们对你挥舞着球拍甚至有时疯狂地向你扔球时，你必须站在那里。

然而，父亲想出了一个主意。不是选用成年人作为志愿者裁判，他选用球队中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作为年龄小一些的孩子们的裁判，他也让孩子们知道被选为裁判是一种荣誉。

接着便产生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成为裁判员的孩子理解了这份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以后几乎没有再和裁判员发生纠纷。他们在年龄小一些的球队里帮忙，感觉非常好。年龄小一些的孩子也愿意把年龄大一些的志愿者作为他们的榜样。

我的父亲创造出了这套新的“社会义务工作者”制度。他认为：只有与别人联合起来，我们才能成为更优秀的人。

55 你所要做的就是提问

父亲最后一次去迪斯尼乐园时，我和4岁的迪兰陪着他。我们在等乐园里的单轨火车时，迪兰想和驾驶员一起坐在看起来很酷的圆锥体形状的火车前头。热爱主题公园的父亲也认为，这是非常刺激的事。

“不让其他人坐在那里真是太令人遗憾了，”他说。

“是的，”我说，“爸爸，作为一个幻想工程师，我知道如何能坐在前面的技巧，您想知道吗？”

他说当然想知道。

于是，我走向面带微笑的迪斯尼乐园单轨铁路的服务人员，对他说：“打扰了，请问我们3人能坐在车子的最前面吗？”

“当然可以，先生，”那位服务员说。他打开门，我们坐到了驾驶员身边。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父亲惊得目瞪口呆。“我说有一个技巧，”当我们驶向“神奇王国”时，我告诉他，“可我没有说这是个很难的技巧。”

有时候，你所需做的就是提问。

我非常擅长提问。当时我和世界上公认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之一的小弗瑞德-布鲁克斯取得了联系，我对此深感自豪。他50多岁时开始了在IBM的事业，随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创建了计算机科学系。他取得了非凡的业绩，在我们圈内以一句名言著称：“将人力融入最新的软件工程当中，能够使之更先进。”（这被称为“布鲁克斯定律”。）

我快30岁了还没见过这个人，于是我给他发一封电子邮件，向他提出请求：“如果我从弗罗尼达开车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您是否有可能给我30分钟时间和您面谈？”

他回答说：“如果你开车过来，我会给你超过30分钟的时间。”

他给了我90分钟的时间，后来成了我终生的导师。多年以后，他邀请我到北卡罗来纳大学做讲座。那次行程造就了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刻——我遇见了杰伊。

有时候，你所需要做的事就是提问，这样就可能帮助你梦想成真。

现在，我的时光不多了，我更加看重“尽管提问吧”。大家都知道，通常，我们需要等好多天才能知道医疗检查结果。最近，等待医疗结果不是我想度过光阴的方式，因此，我总是要问：“我最快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

“哦，”他们通常会回答，“我们可能在一小时内给你结果。”

“那么，好的，”我说，“我很高兴我问问题了！”

如果想问问题，就直接问他们。通常，你得到的答案是：“好的。”

56 做出决定：做跳跳虎提戈还是做可爱的驴子屹耳

我告诉卡耐基-梅隆大学校长杰瑞德-科恩我要作最后的演讲时，他说：“请告诉他们怎样过得快乐，那才是我记住你的原因。”

我说：“我能够做到这点，这就像让鱼谈论水的重要性一样。”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不快乐，我之将死，却能依然快乐。在剩下的每一天我都会保持快乐的心情，因为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比这更好。

我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我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像人们被A-A-米琳所创造的《小熊维尼》中的人物所迷住一样。我们每个人必须作出决定：“我是可爱的跳跳虎提戈，还是背着粗布袋的可爱的驴子屹耳呢？去露营吧，我想就会很清楚我对跳跳虎提戈及可爱的驴子屹耳的立场了。”

我的最后一个万圣节过得很快乐。杰伊和我装扮成超人特攻队队员，孩子们也是如此。我将照片发到网上，让每个人都知道一个“难以置信”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孩子们看起来太酷了。由于有了假的卡通肌肉，我显得勇猛无敌。我解释说，化疗完全没有影响我的超人般的能力，在网友们回复的邮件中，我收到了无数张笑脸。

最近，我和3个最好的朋友进行了短期的斯库巴潜水运动。这几个朋友是：高中朋友杰克-谢里夫，大学室友司各特-谢尔曼和来自艺电公司的朋友史蒂夫-希波特。我们都心知肚明，他们来自于我生命中的不同阶段，他们结伴而来陪我共度周末是为我送行。

我的3个朋友彼此并不了解，但强大的纽带马上形成了。我们都是成年人，但在度假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像13岁的孩子，我们都是跳跳虎提戈。

我们成功地回避了诸如与癌症有关的伤感话语，如“我爱你，兄弟”等，相反，我只是尽情地玩耍。我们共同追忆往事，骑马畅游，彼此开着玩笑等。（实际上，大多数时间是他们在开我的玩笑，我在最后的演讲之后成名了，他们就叫我“匹兹堡的圣-兰迪”。他们都认识我，可不会相信这一套。）

我不会放掉我内心里的可爱的跳跳虎提戈，只是我不能见到变成可爱的驴子屹耳颠倒的一面了。有人会问，我的墓碑上写些什么。我回答说：“兰迪-鲍许：他活了30年，死于绝症。”

我向你做出承诺，我能将这30年里装满快乐。但如果不到30年，那么我会将真正拥有的时间装满快乐。

57 理解乐观主义

在得知患癌症之后，一位医生给我一些建议。“这个很重要，”他说，“你的行为举止应该像你打算还要活着一样。”

在此之前，我就这样做了。

“医生，我刚刚买了辆折篷汽车，我也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你还要我做些什么呢？”

我并不是对我的情况自暴自弃。我对无法回避的现实有着清醒的头脑。我活着就像一个垂死之人，但同时我仍要像一个充满活力之人尽情地生活。

在一些肿瘤专家办公室里，有为能活6个月以上的病人绘制的预约时间表。对于病人来说，医生预想他们能活着是个非常乐观的迹象。有些临终病人看了医生墙上的预约表时也会自言自语：“我也要活到那个时候。当我活到那个时候，我就可能有好的消息。”

赫伯特-热赫，我的匹兹堡的外科医生，最担心病人不够乐观或对病情了解甚少。他也不喜欢，病人的朋友或熟人告知他们必须乐观，否则他们的治疗将没有效果。看到病人不光身体上承受病痛，还要承担责任，认为他们的疾病是因为他们不够积极造成的，他就感到难过。

关于乐观主义，我个人的看法是，就像智能一样，它能帮助你做一些具体事情来提高你的体能。如果你乐观的话，你就能更好地忍受残酷的化疗，或者坚持搜寻最新的、有突破性的治疗手段。

热赫医生把我称作在“乐观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寻求健康平衡的”典范。他看到我设法把癌症看成我人生的一种体验。

但是，我认为我的输精管切除手术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对计划生育的贡献，也是我对未来的乐观表现。我喜欢想象，或许我可能成为百万分之一的家伙，能找到治疗晚期癌症的良方。因为即使我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也能顺利度过余生中的每一天，这也是一种心理安慰。

58 各界人士的善意帮助

随着我的演讲在网上流传，我收到了相识多年的熟人来信——有孩提时代的邻居，有多年以前的熟人。我非常感谢他们温暖的话语和关怀。

我也很高兴收到了以前的学生和同事的来信。一个同事回忆当他还不是终身教授时我给他的建议，他说我告诫他要关注系科主席团的任何评论。（他记得我这样告诉他：“当主席团认为你可能适合做某事时，你应该把这件事看做是斗牛时用的刺棒。”）有一个以前的学生给我发邮件说，我曾鼓励他创设一种新型的适合个人发展的网址，名字叫“停止拍马屁，充实地生活”，专门用来帮助那些远远没有发挥出潜能的人。这听起来有点像我的哲学思维，尽管可能不是我的具体用语。

要抓住时机。从“有些事永不变化的”系科传来了多人的问候，他们祝我一切都好。这也让我想起了我当时竟然傻乎乎地对着心仪的女孩的背影发呆却不敢去追求的事（后来那个女孩嫁给了一个医生）。

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给我写信，他们的美好祝福让我深感振奋。许多人讲述了他们及他们亲人是如何面对死亡和如何度过弥留之际的。

有一位妇女，她的丈夫58岁时患胰腺癌去世。她对我说，她丈夫的“最后的演讲”是一小群听众：她本人，孩子们，他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他感谢他们的指导和关爱，回想起了他和他们去过的地方，并告诉他们什么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这位妇女说，在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心理咨询服务帮助他们家渡过了难关。“你知道了我现在所知道的事，所以鲍许太太和你们的孩子将会有倾诉、哭喊和记忆的需要。”

另一位妇女，她的丈夫死于脑瘤，当时他们的孩子才3岁和8岁，她给我建议并让我转达给杰伊。“你能从无法想象的逆境中幸存下来，”她写道，“你们的孩子将是你得以宽慰和关爱的巨大源泉，也是你每天清晨起床面带微笑的最好理由。”

她继续写道：“兰迪活着时，请接受别人的帮助，这样你们能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他不在时，仍接受别人的帮助，这样你就能有力量为了那些最重要的目标而奋斗。联系那些有同样遭遇的人。他们将给你和孩子以安慰。”这个妇女建议杰伊应该安慰好孩子们，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要保证他们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们将会毕业、结婚生子等。“孩子这么小就失去了父母，有些孩子会认为他们不会有正常生活了。”

我收到了一位四十出头的有心脏病的男子的来信，他对我谈到死于1986年的印度精神领袖克里希那穆提。曾有人问克里希那穆提，对于一位即将死亡的朋友，最恰当的话语应该是什么？他回答说：“告诉你的朋友，如果他死了，你的一部分也死了并追随他而去。无论他去哪里，你都会跟随。他将不会感到孤单。”在他给我的邮件里，这个人安慰我说：“我知道你也不会孤单。”

我也为通过最后的演讲而联系上的著名人士的评论和祝愿所感动。比如说，电视新闻主播黛安-邵亚采访了我，当采访结束时，她帮助我认真思考我将为孩子们留下些什么样的试金石，并给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我知道我打算给孩子们留下信件和录像片，但她告诉我，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们关于个人品性等具体细节，于是我一直在回想这些事，我决定告诉每个孩子诸如这样的事：“我喜欢你在笑时头向后昂的样子。”我会告诉他们能够理解的具体细节。

杰伊和我所拜访的咨询顾问瑞斯博士帮助我们找到对策，以避免我在定期癌症检查压力下迷失自我，这样我才能够以宽阔的胸襟、积极的态度和几乎全部的精力与家人相处。以前我一直怀疑咨询的功效，但现在，在我陷入窘境时，我才发现它的功效是如此巨大。我希望我真的能够到所有的肿瘤病房，对那些正在设法放弃自我的病人宣传咨询顾问的好处。

很多人写信给我，谈论关于信念的话题，我也非常感谢他们的建议和祝福。

我父母相信，信念是非常私人化的东西。在我的演讲中，我没有讨论具体的宗教信仰，因为我想讨论适用于所有信念的普遍原理，分享我与别人交往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

当然，有一些关系是我在教堂里发现的。M-R-凯尔塞，我们教堂的一个妇女，在我做完手术后，足足陪护我11天。她每天都来医院看我，坐在我身边。自从我有病之后，我的牧师也帮了很大的忙。在匹兹堡，我们共有一个游泳池。在我获知我的疾病是绝症后，我在那里见过他。他坐在游泳池边，而我爬到了跳板上。我向他眨眼示意，然后纵身跳入水中。

当我走到游泳池边上，他对我说：“你看起来非常健康，兰迪。”我告诉他：“那是一种认知失调。我感觉很好，看起来气色也不错，但昨天我听说我的癌细胞扩散了，医生说我只有3~6个月的生命了。”

于是，他和我谈论了我该怎样有准备地面对死亡。

“你有人寿保险，对吧？”他说。

“是的，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告诉他。

“哦，你还需要情感保险。”他说。然后他给我指出，情感保险的保险费将由我的时间来支付，而不是金钱。

最后，他建议我花几小时的时间制作一些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视频录像，以便他们能够记住我们在一起玩耍和欢笑的场景。几年后，他们能够看到我们一起玩耍是多么的轻松自如。牧师还建议我为杰伊做一些具体的事，给她留下我对她的爱的记录。

“如果现在就购买这份情感保险，你会感觉很好，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你就不会心事重重，”他说，“你的内心会更加平静。”

我的朋友，我的深爱的人，我的牧师，以及所有的陌生人每天都会给我送来祝福和鼓励。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人性的伟大，也因此而感慨万千。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我永远不会感到寂寞。

六 最后的寄语

59 对孩子们的寄语

有好多事我想告诉孩子们，就在现在，可他们现在太小了，不能听懂我的话。迪兰刚刚过了6岁，洛根3岁，克洛伊18个月大。我想让孩子们知道，我是谁，我的信念是什么，以及我是多么地爱他们。他们太小，不会记住这些事。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理解，我是多么不想离开他们。

杰伊和我甚至还没有告诉他们我就要去世了。有人建议我们，只有到我的病症严重时再告诉他们。现在，尽管我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但我看起来还是很健康，所以孩子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与他们的相处意味着我在与他们告别。

想到此，我感到非常痛心，他们长得大一点时，会发现没了父亲。当我边淋浴边哭喊时，我并不是在想“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们做这件事”或者“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们做那件事了”。我是在想，孩子们将失去父亲。我考虑的不是我要失去什么，而是他们要失去什么。是的，我的一小部分悲伤是，“我将没有，我将没有，我将没有……”但我的大部分悲伤是为了他们。我不断在想，“他们将没有……他们将没有……他们将没有……”这些才是我非常揪心的事。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印象可能是模糊的，那也是我为什么设法和他们一起玩耍的原因，这样，他们会记住一些难忘的事。我想让他们的回忆变得尽可能地清晰。迪兰和我一起去和海豚游泳。小孩和海豚在一起游泳，是不会轻易忘掉的。我们拍了很多照片。

我将带洛根去迪斯尼乐园，我知道他会和我一样喜欢那个地方。他会见到米老鼠。我见过，所以我能给他讲解。杰伊和我也会带着迪兰，因为如果没有他哥哥的参与，洛根现在的每一次经历都会显得不完整。

每天晚上休息时，我会问洛根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是什么，他总是回答：“和迪兰一起玩。”当我问他一天中最不好的事是什么，他也回答说：“和迪兰一起玩。”这足以说明，他们是分不开的亲兄弟。

我意识到克洛伊可能对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她太小了，但我想让她在长大时知道，我是第一个深爱她的男人。我总是认为，父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总是被夸大了，但我告诉你，这是真的。有时候，她看着我，我高兴得不知所以然。

当他们长大后，杰伊会把许多事告诉他们。她可能会谈到我的乐观主义、我是如何快乐地生活以及我在生活中设法达到的高标准等。她也可能会告诉他们一些使我生气的事，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明显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我总是固执己见等，而她却很谦虚，比我谦虚得多。她可能不会给孩子们讲这些事：在我们的婚姻中，有一个家伙真正地深爱着她。她也不会告诉他们，她所作出的牺牲。任何三个小孩的母亲都要耗尽精力照看他们，再加上一个患上癌症的丈夫，这位母亲只能尽力满足别人的需求，不可能考虑自己的需要。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母亲是多么无私地照顾着我们。

后来，我特别留意和年轻时失去父母的人交谈。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度过艰难岁月的，以及什么样的小纪念品对他们最有意义。

他们告诉我，知道父母是多么爱他们是一种安慰。他们知道得越多，他们能够感受到的那份爱就越强烈。

他们也想找到自豪的理由，想知道他们的父母与众不同。他们中的一些人寻求关于他们父母成就的一些细节问题；一些人给他们的父母带上了神话色彩，但所有人都渴望知道，是什么使他们的父母与众不同。

这些人还告诉我其他一些事。由于他们自己对父母记忆甚少，如果他们知道父母在去世时对他们有深刻的印象，他们也会感到很欣慰。

因此，我想让孩子们知道，我满脑袋里装的都是对他们的记忆。

让我从迪兰开始吧。我欣慰的是，他是多么可爱！多么富有同情心！如果另外一个孩子受到伤害，迪兰会拿个玩具或小毯子给他。

我眼中的迪兰还有另外一个性格：他爱分析问题，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早就知道问题比答案重要得多。许多孩子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在我们家有一个规定，你不可以问一个词的问题。迪兰能理解这个意思，他喜欢问整个句子的问题，他的好奇心超出了他的年龄。我记得他的学前班的老师极力表扬过他。老师对我们说：“你和迪兰在一起时，你会思考一个问题：我想知道这个小孩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才。”

迪兰简直就是“好奇王国”的“国王”。无论在哪里，他都会四处观看，不断思考，“嘿，那儿有一些东西！我们去看看、摸摸或者拆开它吧。”如果有一些白色的尖木桩篱笆，一些孩子可能就会用棍子敲打篱笆，一边走一边听着“啪，啪，啪”的声音。迪兰则表现更好，他用棍子撬开松动的尖木桩，然后拿它敲打着篱笆，因为这样敲打篱笆所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更厚重、更好听。

关于洛根，他使得一切事都成了冒险。他出生时，被卡在产道里，两个医生用医用钳子才把他拖到这个世界上。我记得其中一个医生当时所做的事，他把脚放在桌子上，费劲全身力气往外拖。当时医生对我说：“如果这个还不管用，我就要用链子和强壮的马来拉了。”

对洛根来说，这真是个痛苦的旅程。由于他卡在产道里的时间太长，他出生后胳膊还不能移动。我们很担心，但很快就好了。一旦他开始移动，他就好像永不停止。他有着非凡的充沛精力，身体强壮，善于和别人相处。他微笑时，整个脸都笑成了一朵花。他是终极版的跳跳虎提戈。他也善于探求事物，并能与人和善相处。他只有3岁，但我猜想他将是大学兄弟会的主席。

克洛伊则完完全全是个女孩样。我这样说多多少少还是有几分担心，因为自从她出生，我一直不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她预计是剖宫产出生的，但杰伊的羊水破了，我们刚到医院，克洛伊就滑了出来。（这是我的描述，杰伊可能会说，只有男人才会以为孩子会自己“滑出来”。）不管怎么说，对我来说，首次抱着孩子，看着孩子的娇小的眼睛，突然感觉到这是我生命中最紧张、最激动的时刻之一。我感觉到父女之间的血脉相连，这种感觉截然不同于我和两个男孩之间的感觉。我现在是“包裹着女儿的小小手指俱乐部”的成员了。

我喜欢看着克洛伊，她不像非常胆大的迪兰和洛根，而是非常小心，甚至可以说是很优雅。在我们的楼梯上面有一个安全门，但她并不需要它，因为她会非常小心而不至于被伤到。我们已经习惯了两个男孩下楼梯时发出的咚咚声，他们毫无害怕之心，现在克洛伊的行为举止又让杰伊和我有了一种新的体验。

我是完完全全以不同的方式深爱着3个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会爱他们一生一世，我会的。

由于来日不多，我不得不考虑如何加强我和他们的亲情关系，于是我凭着记忆为每个孩子书写回忆录，我还制作了一些视频文件，好让他们能够看到我是多么地在乎他们。我给他们写信，也用我的最后演讲——这本书——作为留给他们的我的生活片段。我还有一个大塑料储藏箱，里面装满了在演讲之后几周内收到的信件。总有一天，孩子们会翻阅那个箱子。我的希望是，他们会很高兴地发现，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觉得交谈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我强烈地鼓吹孩提时代梦想的力量，最近有一些人问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什么样的梦想。

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父母给孩子们指定具体的梦想是一件干扰性很强的事。作为一个教授，我见到许多大一的新生很不高兴地选择了他们毫不感兴趣的专业，因为是他们的父母将他们送上了这趟“火车”，在我还能上课期间，我从学生们的抱怨声中可以判断，这样的结果会导致“火车失事”。

我的观点是，父母的工作就是鼓励孩子们培养对待生活的乐趣，鼓励他们要有一种追求自己梦想的强大动力。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帮助他们养成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

因此，我对孩子们的梦想是非常具体的：我想让他们自己寻求成功之路。由于我不会陪伴在他们身边，我想把话说清楚：孩子们，不要想象我希望你们成为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你们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见到许多学生通过了我的课程考试，我逐渐意识到许多父母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话语的力量。考虑到孩子的年龄及对自我的认识，来自妈妈和爸爸的随便评论都会像推土机一样给他们带来猛烈的冲击。我也不太确定我是否能给洛根一些指导，帮助他成为兄弟会的主席。我不想让他最终认为是我想让他加入兄弟会、成为领导者或者其他什么的。他的生活属于他自己。我只是希望孩子们能以满腔的热情和激情走属于他们自己的路。我想让他们感到，不管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我都会陪伴在他们身边。

60 杰伊和我

任何有癌症病人的家庭都知道，护理人员通常被挤到了边缘位置，病人成了关注焦点。他们成了恭敬和同情的对象，而护理人员做着繁重的家务，没有时间顾及他们自己的痛苦与悲伤。

我的妻子杰伊就成了一位护理人员，她有太多的事要做，还要照看3个小孩。因此，在我准备最后演讲时，我做出一个决定。如果演讲时他们能给我留出时间的话，我想以某种方式向众人表达我是多么深爱并感激我的妻子。

我终于如愿以偿。在演讲快结束时，我回忆着我一生中所学到的教训，我提到关心他人是多么的重要，不要只关注自己。然后，我看着后台，问道：“那边有没有关心他人的具体范例？可以把它推出来吗？”

因为前一天是杰伊的生日，我准备了一个大大的蛋糕，上面有一支蜡烛，放在舞台后面的餐桌上。当蛋糕被杰伊的好朋友克丽-希露特推上台时，我向观众解释，我没有陪杰伊过生日，我想如果有400个观众为她歌唱将会是很好的事。他们鼓起掌来，并开始为她唱歌。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意识到可能有人想知道她的名字，我马上说：“她的名字叫杰伊……”

“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杰伊……”

那个场面真是太美妙了！甚至附近的人都涌进了报告厅，看着大屏幕，也一起唱了起来。

我们都在唱歌时，我把杰伊请了上来，她就坐在前排，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笑容，眼泪不住地流，她的样子看起来真是太可爱了，又忸怩又美丽，又高兴又激动。

我和杰伊之间有许多事要谈，在我去世后，她该怎样生活？“幸运的”一词用于描述我的处境时是一个奇怪的词语，但我的确感到比起被公共汽车撞倒幸运多了。癌症给了我和杰伊交流肺腑之言的机会，如果我患有心脏病或者是遇到车祸的话，我就不这么幸运了。

我们在谈论什么呢？

一开始，我们都设法记住我们从航空服务员那里得到的一些最好的表示关心的建议：“在帮助别人之前，自己先戴好氧气面具。”杰伊是个关心别人的人，她时常会忘记照看她自己。当我们身心疲惫时，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任何人，甚至是几个小孩子。因此，每天花点时间独处，给自己储备能量算不上是淡薄的或自私的行为。在为人父母的体验中，我知道在孩子们面前是很难有机会“再充电”的。杰伊知道，她将不得不来承担这一切。

我也提醒过她，她也会做错事，这也很正常。如果我能活着，我们就能一起纠正这些错误。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做错事是不可避免的。她不能将这些错误归因于只是由她一个人来照看孩子这一事实。

一些单亲父母容易陷入误区，设法给孩子物质上的东西作为一种补偿。杰伊知道：任何物质补偿都弥补不了失去一位父母所造成的痛苦之心，这些物质补偿通常对孩子价值观的形成是有害的。

像大多数父母一样，杰伊会发觉孩子到十几岁时是最难教养的。我的一生都是和学生在一起，我想象着我变成了十几岁孩子的父亲，我一定是很严格的，但我能理解孩子们。因此，很遗憾当这一时间到来时，我不能帮助杰伊。

然而，好的消息就是，其他人，包括朋友及其家人，将提供帮助，杰伊也打算接受他们的帮助。所有的孩子在生活中需要与不同类型的爱他们的人相处，对于那些单亲孩子尤其如此。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我生命中唯一重要的影响源，这也是我父亲给我报名参加由吉姆-格雷厄姆教练指导的橄榄球俱乐部的原因。杰伊也会为孩子寻找一些像吉姆-格雷厄姆一样的教练。

是的，现在我来回答一个敏感的话题：

总的来说，我希望杰伊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过得幸福，因此，如果她能找到幸福，再婚，那将是非常好的事。如果她没有再婚也找到了幸福，那也将是件非常好的事。

杰伊和我全力以赴地维护着我们的婚姻。我们能够无数次促膝谈心，感知彼此的需求与力量，寻求多种方式向对方表达爱意，因此，我很难过，我们不能在我们婚姻以后的30年或50年里享受这份富有。我们也将不能为迄今为止我们所付出的艰辛给予分期偿还。当然，我们也不会用我们的8年婚姻来兑换任何东西。

我知道，到目前为止，我的疾病一直被控制得很好。杰伊也很好。正如她所说的：“没有人需要为我哭泣。”她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们也要坦诚一些，虽然咨询顾问起了很大作用，但我们还是有一些痛苦时刻。我们一起在床上哭泣，累得睡着了，醒来后又接着哭泣。由于我们手头还有事要做，我们需要转移注意力，最终我们挺了过来，我们不能被摧垮。我们必须有适当的睡眠，因为我们还要早起给孩子们做早饭，其实，几乎都是杰伊给孩子们做早饭。

最近，我庆祝了我的47岁生日，杰伊为此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在你爱人的最后一个生日，你该买点什么？”她选择了手表和大屏幕电视。尽管我不是电视（这是人类发明的最浪费时间的东西）迷，礼物确实非常好，因为在最后时光我不得不躺在床上，电视将是我联系外界的唯一的工具。

有一些日子，当杰伊问我问题时，我几乎无法回答。她告诉我：“我真的不能想象，当我在床上翻滚时，你不在身边。”她继续说：“我难以想象，我自己带着孩子们度假，而你不在身旁。”接着，她说：“兰迪，你是个制订计划的人。以后谁来给我们制订计划？”

我不用担心，杰伊制订的计划也很好。

在观众给杰伊唱“祝你生日快乐”时，我的确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或者怎么说。但是，我让她到舞台上来，她向我走来，一种冲动油然而生，我想她也是。我们拥抱，我们亲吻。首先吻着她的唇，接着我又吻着她的面颊。观众们掌声不断，我能听到这些掌声，但感觉它们在几千米之外。

当我们拥抱时，杰伊对着我低声耳语。

“请不要离开我。”

这听起来就像好莱坞影片中的话语，但那的确是她所说的话。我只能把她抱得更紧。

61 你的梦想也会实现

多少天来，我担心我会呼吸困难而不能完成我的最后演讲，因此，我做好了不测的准备。我将最后的演讲内容写在4张幻灯片上。如果在舞台上某个时刻，我不能够说出这些话语，我的计划是静静地点击着鼠标放映这些幻灯片，然后简单说一句“感谢光临”。

我在舞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尽管化疗产生了副作用，我还是能够长时间地站着，吐露心扉，完全投入到演讲当中。

我当时感觉心平气和，成竹在胸。我的人生已经达到圆满的终点。我在述说8岁的时候列出了童年时梦想的清单，现在，38年过去了，这些梦想帮助我不断进取，不断成功。

许多癌症病人说，他们的疾病给了他们对生命的新的、更深的理解，一些人甚至会说他们感谢他们的疾病。我不会感谢癌症，但能够提前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这点倒是让我深觉感恩。这不但让我有时间为家人的未来做好准备，也让我有机会去卡耐基-梅隆大学做最后的演讲。在某种意义上，这让我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退场”。

另外，我那份童年梦想的清单不断发挥着多种多样的功能。没有这份清单，谁知道是否我能感谢许多值得感谢的人呢？最终，这份小小的清单使我能够向那些对我意义重大的人告别。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高科技人员，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多年来我所认识的和我所教过的艺术家和演员。有时候他们谈论到，他们许多内在的东西“需要爆发出来”。我认为，那些听起来有点太放纵，我在舞台的时间教会了我一些东西，我有了同样的感觉。（至少我仍然在学习！）我的确有一些内在的东西非常非常需要被发泄出来。我不只是因为我的确想做讲座而做讲座，而是因为我不得不做此演讲。

我也知道我的结束语可能是对我来说非常有感情的，那是因为演讲的结尾必须是被加工提炼过的，应该是简明扼要地总结我是如何对待生命的最后阶段。

由于我呼吸急促，我停了一分钟，回顾了演讲的几个要点，然后我做个总结。但当时我又做了个意外的转折，这是一个奇怪的结尾，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因此，今天的演讲是关于如何实现童年梦想的，”我说，“但你们理解其中的假动作吗？”

我停了下来。整个演讲大厅一片寂静。

“重点不在于你要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在于如何度过你的人生。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度过人生，上天自然会眷顾你，你的梦想自然会实现。”

我点击下一张幻灯片，一个问题闪现在大屏幕上：“你们有没有理解第二个假动作？”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更快的速度播放着幻灯片，同时快速地说话。我想，可能我能够说得快一点，我才能够顺利完成演讲。于是，我重复着大屏幕上的话语。

“你们有没有理解第二个假动作？”

然后，我告诉他们：我的演讲不只是为了在座的各位听众，“我的演讲是为了我的孩子们。”

我将幻灯片点击到最后一页，上面有一张照片：我站在我们家的秋千旁边，右手抱着微笑的洛根，左手抱着甜美的克洛伊，迪兰正幸福地骑在我的肩膀上。

致谢

非常感谢鲍比-米勒、大卫-布莱克和加里-艾里斯，尤其要向编辑威尔-巴雷特致以谢忱，他对我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友好、真诚与正直，我还要感谢杰弗里-让斯罗，他超绝的才能和精妙的专业知识，让这本书增色良多。

在此，必须感谢的其他人不再一一罗列。好在，大家可以点击网址www.thelastlecture.com，通过网络查询到完整的致谢内容。

我的生命将被胰腺癌夺走。患病期间，我曾在两大机构治疗，目前，他们正在为彻底攻克这个疾病做着艰苦的努力。这两家机构是：

美国胰腺癌行动网络（www.pancan.org）

卢斯特加登胰腺癌研究基金会（www.lustgarten.org）

Table of Contents

各界佳评

推荐序 引领你的一生李开复

引言

一 最后的演讲

受伤的狮子仍然想吼叫

手提电脑中我的人生

房间里的大象

二 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

父母的奖赏

平房里的电梯

体验零重力状态

我没能参加全美橄榄球联盟

成为《世界百科全书》词条的作者

有一种技巧叫做领导才能

赢得大号的玩具

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

三 历险记及其经验教训

乐园一直开放到晚上8点

开着折篷汽车的男人

荷兰叔叔{1}

向后排车座上倒可乐

攻克“砖墙”的浪漫史

不是所有的童话都有美丽的结局

露西，我回家了

新年的故事

“在50年里，这件事从没被提及”

真相帮你脱身

杰伊

四 帮助别人实现理想

我在度蜜月，要是你需要我……

醒悟了的傻瓜

训练星际大战的绝地武士

他们让我大吃一惊

乐土

五 如何引领你的人生

远大理想

认真比时髦更好

竖起了白旗

让我们达成协议

不要抱怨，要努力工作

治病不光是治标，更要治本

不要迷信别人所说的

开始坐在一起

发现每个人的优点

关注他们所做的，而不是所说的

假如起初你没有成功

做第一只企鹅

引起人们的注意

丢失的艺术：“谢谢你”便条

诚实是一条双向行驶的马路

星期五晚上的答案

表示感激之情

赠送巧克力味小蛋糕

你所拥有的是你所准备的

失败的道歉也比不道歉好

讲真话

看看你的彩色蜡笔盒

价值10万美元的盐和胡椒搅拌器

没有哪份工作是简单的

清楚你所处的位置

永不放弃

做一名社会义务工作者

你所要做的就是提问

做出决定：做跳跳虎提戈还是做可爱的驴子屹耳

理解乐观主义

各界人士的善意帮助

六 最后的寄语

对孩子们的寄语

杰伊和我

你的梦想也会实现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