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当人类不再衰老

［美］大卫·辛克莱（David A. Sinclair）　［美］马修·拉普兰特（Matthew D. LaPlante）　著

宋冬华　译

范翠娜　校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赞誉

推荐序一 衰老与寿命的进化论

推荐序二 长寿时代的经济新格局

推荐序三 抗衰的科学之路

人物简介

术语介绍

事物比例

引言 奶奶的主祷文

第一部分 关于衰老，我们已有的认知

第1章 生命的时钟

第2章 寻找长寿开关

第3章 衰老是一种疾病

第二部分 健康跃升，科学给每个人的启示

第4章 长寿，从现在做起

第5章 混乱而有序的细胞世界

第6章 日新月异的抗衰老研究

第7章 智慧医疗加速到来

第三部分 长寿的意义，未来路在何方

第8章 人口大爆炸

第9章 长寿的意义

结语 迈向未来

致谢

版权页

献给我的奶奶薇拉，她教会了我如何正确看待这个世界。

献给我的母亲戴安娜，她关爱子女胜过关心自己。

献给我的妻子，我的坚强后盾。

献给我的重孙们，我期待着与你们相见。

赞誉

这是一本极富真知灼见、引人入胜的书，书中论述了我们是如何衰老的，以及人类能否战胜身体的衰老和退化。在这本书中，辛克莱就衰老科学领域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本书文字优美、扣人心弦，值得通读和反复研读。

——悉达多·穆克吉

普利策奖得主，畅销书《基因传》的作者

这本书充满智慧、引人入胜，指引我们深入思考对每个人的未来最重要的问题。

——安德鲁·斯科特

博士，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百岁人生》的作者

辛克莱用生动巧妙的手法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对未来的大胆设想，在这个愿景中，人类能够减缓或逆转衰老进程，过上更年轻、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

——曹文凯

医学博士，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杜克大学医学中心首席执行官

这本书描述了真正的科学，它将颠覆我们对生活和社会的所有基本面的理解。

——萨尔曼·可汗

可汗学院创始人

准备好迎接一场思想的洗礼吧。辛克莱博士，研究衰老和人类长寿的摇滚明星，正与我们分享他几十年来宝贵的研究成果。

——戴夫·阿斯普雷

防弹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纽约时报》畅销书《防弹饮食》的作者

很少能遇到让我以一种既简单又新颖的方式来思考科学的书。在衰老问题上，大卫·辛克莱的书做到了这一点。每个上了年纪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莱诺·伊·胡德

博士，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发明家，企业家，美国科学院、

美国医学院、美国工程院成员，《代码中的代码》（The Code of Codes）的合著者

你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变老的？我们能否减缓甚至逆转衰老？我们能否健康地活到100岁以上？大卫·辛克莱的新书将指引你通过科学和实用的方法，让你保持身体健康，并让你不仅长寿，而且活力四射。

——马克·海曼

医学博士，克利夫兰诊所功能医学中心主任，《纽约时报》第一畅销书作者

这是我读过的关于衰老的最有远见的一本书。过好每一天——好好利用这本书！

——迪恩·奥尼希

医学博士，预防医学研究所创始人兼总裁，《纽约时报》畅销书《还原：改变生活方式，逆转慢性疾病》的作者

在这本书中，辛克莱极具说服力地向我们讲述了每个人都想知道的秘密：如何活得更久，衰老得更慢。辛克莱让我们相信，人类寿命不仅有可能超过100岁，而且将来有一天所有人都能活到100岁以上。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战胜衰老，那么这本书可以帮到你。

——威廉·李

医学博士，《纽约时报》畅销书《吃出自愈力》的作者

这本书富有真知灼见，具有启发性，信息量很大。辛克莱将分子学理论转化成一个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久、更健康的方案，对那些想了解衰老过程、想活得更久、不想因衰老而患病的人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

——戴尔·布来得森

医学博士，《纽约时报》畅销书《终结阿尔茨海默病》的作者

这是一本具有前瞻性的书，它的作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长寿科学家之一。这本书不仅能改变我们目前的健康状况，还揭示了人人能实现健康长寿的美好未来。

——萨拉·戈特弗里德

医学博士，《纽约时报》畅销书《激素治愈法》的作者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很长寿，不仅能见到孙辈，还能见到曾孙辈。这就是辛克莱对人类未来的展望，他从科学、自然、历史甚至政治的角度来证明人类有可能活到几百岁。这本书是这条道路上的大胆开拓者。

——冯子新

医学博士，《糖尿病密码》和《肥胖代码：减肥的秘密》的作者

在这本书中，辛克莱博士为我们提供了日常工具，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来阻止他现在所说的“衰老疾病”。为了你和你所爱的人，你应该阅读并遵循他的建议，正如我过去15年来坚持做的那样！

——史蒂文·R.冈德里

医学博士，《纽约时报》畅销书《长寿的科学》的作者，加州国际心肺研究所所长

这本书超越了我们对衰老和长寿的所有认知，是一部集杰出的科研成果、开创性思维和实现更长寿、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的梦想于一体的著作。它为我们描绘了未来的愿景和路线图，将最新的科学突破和简单的生活方式转变融为一体，不仅能够让我们感觉更年轻，而且能切切实实地让我们变得更年轻。

——娜奥米·惠特尔

《纽约时报》畅销书《辉光15》的作者

大卫·辛克莱就像一个善于讲故事的科学家，用他乐观、幽默、娓娓道来且令人折服的语言向我们阐述道理，这本书是他这些风格最有力的体现。我希望大卫·辛克莱能和我们在一起，在未来的400～600年里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和写作。

——戴维·尤因·邓肯

获奖记者，畅销书作家，Arc Fusion公司负责人

这本书赋予了我们对非凡人生的渴望。正如才华横溢的辛克莱博士所阐述的，衰老是一种疾病，而且是可以治疗的疾病。这本书会让你大开眼界，带你来到不可思议的科技前沿。好好享受这本必读的杰作吧！

——彼得·戴曼迪斯

医学博士，《纽约时报》畅销书《富足》的作者

辛克莱是一个先行者，他将改变我们对衰老的认知和理解。

——斯蒂芬妮·莱德曼

美国老龄化研究联合会（AFAR）首席执行官

这本书包含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信息和首要任务。在未来几年，人类将以敬畏和尊重的态度来理解这本书。读这本书吧……你的生命就靠它了。

——马克·霍多什

TEDMED演讲前股东和联合创始人

这是一部杰出的著作。辛克莱的书和他毕生的工作称得上人类为增进生活的快乐和幸福所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可与詹纳、巴斯德、索尔克、洛克、甘地和爱迪生的作品媲美。这真是一部杰作。

——玛蒂娜·罗斯布拉特

联合治疗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SiriusXM卫星广播公司创始人

登上月球改变了人类。在这本书中，辛克莱为人类向终极目标迈出了一步，这一步将改变我们的生活，超越我们的想象。作者的大胆思想、深奥的科学内容、我们的未来就在这本书中。

——亨利·马克莱姆

博士，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教授，“蓝脑计划”负责人，开放存取期刊Frontiers创始人

丛林。在加瑞加尔国家森林公园奇妙的野生世界里，瀑布和咸水河口蜿蜒流过古老的砂岩峭壁，在烧焦的红木桉、杯果木和总状尤加利阴凉的树荫下，住着笑翠鸟、噪钟鹊和沙袋鼠。

推荐序一　衰老与寿命的进化论

王钊/清华大学教授

我们为什么会衰老？我们可以不衰老吗？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的大卫·辛克莱在其于2019年出版的新书《长寿》中再一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与辛克莱是多年前在美国波士顿科德角参加“细胞衰老论坛”时相识的。后来我作为访问教授到哈佛医学院待过一段时间，正好与辛克莱同在长木医学区的新研究大楼里，其间交集并不多。从其新著书名可以看出，这本书有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寿命（lifespan），一个是衰老（age）。我们先说一说寿命。

可以说，在地球上诞生了生命，生命受环境的胁迫而不得不进化、升级的同时，便也出现了死亡。而生与死之间的时长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寿命，可以说寿命是始于生、终于死的一段时间历程。所以从一开始，死亡便是生命进化、升级的必需之物，没有生死便不会有进化，生命正是在生与死的迭代中重复并更新着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这就是寿命的本质。当然，随着生命体的进化，寿命也有了不同时长和诸多类型。死亡是进化的前提，只要还在进化，死亡就是必然存在的。个体不会永生，因为自然选择不会让它们在这个世界上永生。

人们说到寿命，大部分时候是指人类个体的实际寿命，是说某个体实际活到了多少岁。夭折、红颜薄命或者英年早逝，寿终正寝或者驾鹤仙逝，都是指一个人实际的年龄，即lifespan；如果是群体，就会称为某个人群的平均寿命。其实寿命还有一个概念，指“最大寿命”，目前人类的最大寿命一般认为是120岁左右。从有记录的历史来看，基本上没有超过120岁的人类。实际寿命（或者平均寿命）与最大寿命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前者基本上是随机的，后者则基本上是进化的结果。我们说近200年来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了，或者通过各种方法和措施延长寿命了，基本上都指的是前者，而人类的最大寿命在这个时间段里并没有什么增长。

再进一步说，为什么生命要有期限？为什么生命不能永恒？因为进化的需要。有生有死才有自然选择，才能实现优胜劣汰，才能完成进化升级，而永生意味着进化的停滞。所以无论能活多久，只要还在进化，死亡就是必需的。那么为什么人类的最大寿命约为120岁？为什么不能是180岁？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简单来说，这与人体细胞的分裂次数有关，正如薛定谔在其著名的《生命是什么》中所说，“我的一个体细胞仅仅是我所是的那个卵细胞的第50代或第60代‘后代’”。人类的细胞分裂次数约为50次，平均每次分裂的周期约为2.4年，那么人类的自然寿命大约就是120岁。也有人认为哺乳动物的自然寿命相当于其生长期的5～7倍，人类的生长期平均约为18年，那么自然寿命理论上就是90～126岁。《圣经·创世记》中，耶和华说：“我的灵必不永住在人体里面，因为他是血肉之躯。他的寿命会有120年。”传统的希伯来语会说：“祝你活到120岁。”古今中外不同民族和文化的记载都说明了人的寿命极限大概就是120岁。

再说衰老。与死亡不同，衰老不是进化事件，而是被进化忽视的事件。但只有当从进化的角度来审视衰老的时候，你才能深刻领悟到这一点。因此，对衰老的认知和研究也需要放在进化的视野下来进行。我们知道，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繁殖和传承是其唯一的目的，因此经长期进化、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所有基因，以及机体所有功能和资源分配（不仅仅是能量分配），都是围绕这一终极目的作为支撑的。当发育成熟、繁殖完成之后，这些支撑因素就会被撤除，这就是衰老的开始。有人认为自然选择的力量在繁殖后减弱了，其实就是它不再起作用了，所谓“减弱”，不过是自然选择惯性的虚影而已。基本的进化动力的刹车，使作为基因传递载体的机体开始发生各种退行性的变化，而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衰老，就产生了衰老形成的各种理论，如组织器官磨损理论、基因突变积累理论、拮抗性多效基因理论、可抛弃体细胞理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阐释了衰老现象的形成，后两种理论更是融入了一些进化论的思想。也有人以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来解释衰老，认为衰老就是熵增的过程。但如果非要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来阐释衰老的话，熵增从出生就开始了，而不是从成熟、繁殖后才开始的。所以用熵增来阐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或许是妥当的，而单单把它用在衰老的描述上就有些片面和局限了。

如前所述，这颗星球上进化出生命的同时，就有了死亡。死亡是伴随进化而出现的，是进化的产物，也是实现进化的必要前提。与人类进化的历史相比，从300万年前能人诞生到现在，衰老不过是近200年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概念。在这之前，人类的寿命不过30多岁，超过40岁的就是高寿了，非常罕见。因此，对衰老与死亡要分别来认识，而且要从进化的角度来审视。寿终并不一定是衰老的结果，人类的祖先基本上都死于被捕食、疾病、意外事故及其引起的感染、饥饿等，少有衰老之后死亡的，所以衰老也不是死亡的必要前提。主要由医疗卫生事业进步、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膳食营养的改善等“造成”的衰老，反映了从个体成熟到死亡的这段时间过程，具有其独特的时空特性。从时间上看，衰老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从繁殖后到生命终结的经历（如初老期、中老期、长寿期等各种分期方法）；从空间上看，衰老是一种变化的状态，由多种不断变化的因素交织而成（如健康、亚健康、疾病、失能等）。衰老的时间过程可以压缩（增加健康寿命时长），衰老的空间状态也可以改变（减少疾病和失能状态），这就是抗衰老。

没有哪个生物学法则说我们必然要经历衰老。毫无疑问，衰老增加了死亡率，但衰老并不是死亡的必要前提。正因为衰老不是程序性发生的，不是进化事件，抗衰老才有了莫大的空间。抗衰老并不是“逆天行事”，而是顺势而为。但我们要始终理性地认识到，不衰老并不代表不死亡，无病无灾并不代表永生。就像实验室动物，你给予它再好的条件，它也不会永久地活下去。所以抗衰老的目的是追求健康而不是不朽。

衰老算不算一种疾病？人们对这个问题也争论了很多年。之所以争论，有学术层面的问题，也有非学术层面的异议。衰老如果不是疾病也就罢了；如果是疾病，要不要治、如何治、医疗保险能不能覆盖等一系列问题就都会显现出来。其实这要看我们是如何定义疾病的。如果说疾病是“对人体正常形态与功能的偏离”（当然这个定义的前提是大家对人体正常形态和功能有统一的认识），那么衰老无疑就是一种疾病。这一问题在2018年6月发布的全球诊断信息标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中已经有一个基本定论。该版修订本中增加了一个代号为MG2A的病名——“Old Age”，也就是“衰老”，将其定义为不包括精神紊乱和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高龄或老化，并建议各国从2022年1月1日起采用。既然衰老是一种疾病，那就应该可以对它进行治疗，这正是各种抗衰老疗法的法理基础。

有没有简单易行的保持健康、减缓衰老的方法？有！那就是“管住你的嘴、迈开你的腿”。辛克莱在书中强调，如果让他给出延缓衰老、促进健康的唯一建议，就是少吃一点儿；再加一条，就是每天锻炼10分钟！还需要吗？如果你觉得挨饿还不够，那就再少穿点儿（保持肌体相对凉爽）。但这一点似乎更适合相对年轻一些的人，对七八十岁及以上的人来说就不那么合适了。总结起来，其实就是“逆境中求生存”——能吃饱，我偏要饿着点儿，能穿暖，我偏要冷着点儿，能舒适，我偏要累着点儿，其统一的机制都是激活人体内最原始的生存回路。这种机制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保留在生命传承中的，是进化过程中严酷的环境（吃不饱、没得穿、疲于奔命等）留在人类基因组中的铭刻，它并没有因为现代人吃饱穿暖、悠闲舒适的生活方式而消失，而是仍然在生命最基本的层面发挥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其实这种回路的基本作用是在环境（尤其是营养条件）恶劣的时候暂时蛰伏起来，等待环境的改善，以便繁殖可以顺利进行，延长寿命并不是它初始的目标，只是生物为了等待合适的发育和生殖机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的副产物。

最后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抗衰老不等于抗死亡（这也是目前许多衰老生物学著作和文献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它们把衰老、寿命和死亡混杂而述）。上面所说的各种抗衰老的方法，不管是少吃、快走，还是使用某些医药品、保健品，都没有（至少截至目前没有）科学依据显示其能够延长最大寿命。但这些方法和措施不仅可以改善你的生命后期的健康状况，还能够在生物学寿命极限内尽可能地延长你的生理寿命，提高生存质量和生活幸福感的同时减轻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我们抗衰老的目的是减少疾病和失能的发生，是保持健康和活力，而不是单纯地延长寿命。能不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最大寿命的延长，目前的科学研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至少从进化的历程来看，这不会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改变。也许细胞重编程、干细胞和再生医学、器官移植，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法能够改变人的寿命极限，但是这些方法的实施多是在个体生命的后期进行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具备遗传性，对进化进程是没有贡献的。再说这种改变的长期群体效应和社会效应是什么，短期内也不好估量。但是未来会发生什么，谁又说得准呢？

“终结我们所知的衰老”，“我们将度过没有疾病或残疾的人生”。辛克莱在其新著中发出了豪言壮语。

推荐序二　长寿时代的经济新格局

周春生/长江商学院教授、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自古以来，健康长寿就是人类的追求和梦想，也是中国人逢年过节问候长者常用的祝福话语。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统一六国后，嬴政听说东方有一种仙药，食之可保长生不老，于是在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亲自率将东行寻找仙药，希望长生不老。古往今来，除了秦始皇，其他希望寻求长生不老之灵丹妙药的帝王和富商大有人在，自然无一成功。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40岁。在中国，“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话一直流传至今，妇孺皆知。

如今，伴随生物医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预期寿命正在不断延长。“长命百岁”不再是人类的梦想。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基因技术、再生医学等科技进一步发展，人类预期寿命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大大延长。

然而，长寿不单是医学和科技的问题，更是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人类寿命的快速延长，必然引发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巨大改变，以及对社会保障制度、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的巨大调整。

当今中国，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相伴的，还有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近些年来，中国人口总数开始出现罕见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很多人担心，出生率下降，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可能会导致中国劳动人口短缺。我本人对此并不十分担心，理由有二：其一，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人口自然死亡率的下降可以对冲出生率下降对人口的影响，当然，人口结构会发生改变，值得给予特别关注；其二，在数智经济的新时代，许多新兴科技具有劳动力节约的特点，能够大幅提升劳动效率。尤其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甚至虚拟数字人的广泛使用，使得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所需的劳动力投入大幅下降。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并没有造成劳动力的普遍短缺。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存在促进就业的压力。我个人甚至认为，伴随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及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改善，我们对“老年”“老龄化”的定义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做出适当的调整，并相应调整就业制度、退休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就整体就业市场而言，未来的中国需要的也许不是更多的劳动力，而是更高素质的劳动力。

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升带来的直接影响之一是消费市场和消费结构的改变。毫无疑问，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消费能力、消费特点和消费偏好存在明显的差异。年轻人口和出生率下降或许会对消费市场的活力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在力争维持合理出生率的同时，企业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关注老龄化带来的市场和消费结构的变化，积极开发中老年消费市场，以防范人口结构变动导致的市场活力下降。从宏观层面来讲，激发老年人的消费活力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从微观层面来讲，退休老人群体不断膨胀，对医疗、康养的需求一定会相应增加。还有，退休老人可能会过上漫长的休闲、养老生活，他们如何打发时间，如何在退休之后活得精彩、活得快乐？因此，除了康养，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消费也会存在巨大的市场。母婴市场自然值得关注，但竞争者已众。老年消费市场则发展相对滞后，也许这是值得关注的未来的风口。我大胆预测：未来的“老”经济很可能会成为经济和市场的热点。

人类寿命以加速态势快速延长是一个新现象，与之相伴的许多问题现在还难有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比如，尽管出生率下降，但人类寿命快速延长，那么未来总人口是否会重新快速增长？这又有哪些经济和商业含义？如果退休生活不再是15～20年，而是50年甚至更久，会怎样呢？退休老人的生活由谁来负担？应该如何对养老制度进行改革？年轻人是否会因人口“老龄化”而变得负担过重？因为人工智能与智能装备的广泛使用，未来工作对人类体能的要求可能会不断下降，加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老年人能否依旧胜任许多种类的工作，从而自食其力？

近读中信出版社推出的《长寿——当人类不再衰老》一书，我颇受启发，收获良多。对于正在到来的长寿时代的各种变化，该书提供了非常独到的分析和预测，对于目前难有定论、悬而未决的各种问题，该书也提供了促进人们思考的有用线索。鉴于此，本人强烈推荐这本书给各位企业家和人到中年的职业人士。它不仅有助于大家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更长久，也能启发大家更好地认识和思考未来经济、社会、产业因人类预期寿命延长而发生的巨大变革。

推荐序三　抗衰的科学之路

仇子龙/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

长生不老是古今中外无数传说的必备主题，中国有徐福仙丹，外国有用人鱼眼泪酿造的不老泉。人类能长生不老吗？这个想法貌似疯狂、荒谬，却一直是科学家进行严肃科学研究的课题。在科学家眼里，这个疯狂的想法可以被拆解为几个严肃的科学问题：细胞与身体为什么会衰老？是否有长寿基因？能否延长生物体的寿命？《长寿》就是一本尝试从科学层面回答这些问题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在学界颇有些争议的科学家——哈佛大学的大卫·辛克莱教授。崇拜他的人认为他开启了崭新的科学领域，会改变世界；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哗众取宠，倡导的科学研究也没有足够的依据。无论你如何看待他倡导的长寿之法，我相信，你在阅读完《长寿》之后一定会有所收获。我将就这本书的三个有趣的主题做简单的导读。

一、衰老的科学原理

衰老的科学原理其实是非常引人入胜的科学问题。不只生物体会衰老，其实细胞也会衰老。科学家发现细胞有一个分裂的极限，细胞的分裂次数由一个倒计时的时钟决定。细胞每分裂一次，时钟就倒数一次，一般的细胞分裂数十次后，时钟的指针就会归零，细胞寿终正寝。为什么细胞不能无限制地分裂下去呢？或者说，如果细胞无限制地分裂下去会怎样呢？那就会产生人类最害怕的恶疾——癌症。癌细胞就是人类身体里唯一一种能无限分裂的细胞。因此，衰老和永生是两个选择，对细胞来说无论好坏，但是只有细胞选择衰老，生物体才能生存下去。

拥有无数细胞的生物体衰老的原因则更复杂一些，目前认为有诸多因素，比如氧化自由基。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通常用小小的秀丽隐杆线虫来做模型，因为线虫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所以科学家可以随机诱导基因突变，然后寻找那些抵抗衰老的基因开关。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衰老与永生的悖论，所以如果说某个基因确实可以让细胞永生不老，或者说让小小的线虫意外地长寿，那么科学家首先会怀疑这个基因会不会导致生物体走向产生肿瘤之路。

对人类来说，衰老往往伴随着许多老年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与癌症的发病率都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攀升，所以人类面对的与其说是衰老的威胁，不如说是衰老带来的一系列老年疾病的威胁。这本书认为衰老是一种疾病，我个人更愿意认为衰老是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下，老年疾病的风险剧增，怎样正常处理这些风险是人类社会的当务之急，特别是那些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现代国家。

二、如何实现科学的长寿？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健康地衰老，或者说如何实现科学的长寿？当今时代最不缺的就是抗衰老药物和抗衰老方法，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让人无所适从。

在这方面，我很赞同著名健身教练张展晖老师的一句话：“现代人不需要跑马拉松，但是需要能跑半程马拉松的身体。”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灵，是现代人最渴求的目标。虽然饮食、运动与营养补充建议不计其数，但我想目前科学界与医学界达成共识的只有这几点：远离香烟，远离酗酒，规律作息。

健康生活健康得让我们有点儿敬而远之，为了多活几年，一定要牺牲年轻时候的快乐吗？对年轻人来说，做到以上三点知易行难，如果有种神药，吃下去能延年益寿就好了。近年来，确实有不少候选“神药”在经历科学家的审视，包括二甲双胍与NMN（烟酰胺单核苷酸）。但是我必须负责任地说，最靠谱的长寿方法还是“远离香烟，远离酗酒，规律作息”。“神药”抗衰老的生物学机理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它们能否真正抗衰老还需要医学界进行严格的临床试验进行判断。

三、长寿以后的社会难题

嘲笑长寿研究的人经常会有一个观点：要是大家都长寿，那地球岂不是要人口爆炸了？我想问问他们：100年前地球上人类的平均寿命是多长？图0.1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1900年，在最发达的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不到50岁；在亚洲，人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此后100年，欧亚大陆人群的平均寿命提高到了70岁以上。那100年以后呢？我觉得平均寿命120岁以上好像不是很夸张的估计。

图0.1——1770-2019年的预期寿命[1]

数据来源：Riley（2005）、Clio Infra（2015）和联合国人口司（2019）。

注：所列数据为阶段性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即在某一年的死亡率在新生儿的一生中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新生儿的平均寿命。

在接下来的100年里会发生什么？首先，当然是科学与医学取得进步，将人类的寿命延长；其次，人类社会的政治体系必须对长寿之人做好准备。比如，以前“人到七十古来稀”，现在到各处游山玩水、享受人生的70岁退休人士比比皆是。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应对越来越长寿的人们。

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让长寿的科学技术惠及全人类。长寿不应该成为富人的特权，也不应该成为贫富差距加大的副产品。一方面享受着老龄化红利的现代社会，必须要在另一方面做出更多的举措，运用社会公共资源，促进社会大众健康衰老，毕竟应对大量的老年疾病会消耗大量的社会保障和医疗资源。因此，这本书在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只有建立健康与财富的良性循环，人类社会才有更美好、更长寿的未来。

总结

这本书从最前沿的健康科学到社会公共政策，探讨了从衰老到长寿的方方面面，堪称一本出色的科学人文书。尽管这本书的作者辛克莱教授个人倡导NMN这种潜在的抗衰老药物，但他并非在给NMN“打广告”，而是站在一个科学家的角度阐述了长寿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倡议。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健康长寿的现代人，那么这本书是你的必读书！

[1]图片来源：https://ourworldindata.org/life-expectancy。

人物简介

约瑟夫·班克斯（1743.2.24-1820.6.19）：英国博物学家、植物学家，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曾随同詹姆斯·库克船长进行环球航行。与悉尼勋爵一起坚决主张在澳大利亚班克斯角植物学湾建立殖民地。班克木花以他的名字命名。

尼尔·巴尔齐莱（生于1955年12月23日）：以色列裔美籍内分泌学家，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教授，最有名的工作是阐明使德系犹太人家族成员寿命超过100岁的基因、控制寿命的激素及二甲双胍对寿命的影响。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生于1948年11月26日）：诺贝尔奖得主，澳大利亚裔美国人，与卡罗尔·W.格雷德和杰克·W.绍斯塔克发现了端粒酶，即延长端粒的酶。2004年，她被布什政府的生物伦理委员会开除，据说是因为她支持干细胞研究和不涉及政治的科学调查。

亚瑟·查尔斯·克拉克（1917.12.16-2008.3.19）：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和未来主义者，被称为“太空时代的预言家”。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在斯里兰卡度过，预见了太空旅行和卫星的出现，提倡保护大猩猩。1962年患脊髓灰质炎，导致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

阿尔维斯·路易吉·科尔纳罗（1464或1467-1566.5.8）：威尼斯贵族和艺术赞助人，写了四本讨论健康和长寿方法的书，其中包括禁食和戒酒。

艾琳·M.克里明斯：美国南加州大学人口统计学家，第一个将残疾、疾病和死亡率的指标结合起来预测预期健康寿命的人。她证明，女性痴呆患者比例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她们更长寿。

拉斐尔·德卡博（生于1968年1月20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西班牙裔科学家，研究饮食对啮齿动物和灵长类动物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

本杰明·冈珀茨（1779.3.5-1865.7.14）：自学成才的英国数学家，以人口统计学模型冈珀茨-梅卡姆人类死亡率定律（1825）闻名。曾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后来做了联合保险公司的精算师，联合保险公司由他的姐夫摩西·蒙特菲奥里爵士和他的亲戚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创立。

伦纳德·P.瓜伦特（生于1952年6月6日）：美国分子生物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因共同发现沉默信息调节因子（sirtuin）在衰老中的作用及NAD+（也写作NAD，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对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活性的必要性，将能量代谢与寿命联系起来而闻名。

亚历山大·盖尼奥特（1832.11.8-1935.7.15）：百岁老人、法国医生，著有Pour vivre cent ans. L’Art de prolonger ses jours（《活到一百岁》）一书。他强调“遗传生命活力”的重要意义，认为“遗传生命活力”决定了人类的自然寿命不会短于100年。

约翰·B.格登（生于1933年10月2日）：他于1958年用成年蝌蚪细胞的细胞核克隆出了一只青蛙，证明衰老可以重置，他因此与山中伸弥在2012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奖。

德纳姆·哈曼（1916.2.14-2014.11.25）：美国化学家，他创立了“衰老的自由基理论”和“衰老的线粒体理论”。哈曼是美国老年协会（American Aging Association）的创始人之一，他在82岁前每天跑步两英里，最终在98岁去世。

伦纳德·海弗利克（生于1928年5月20日）：美国生物学家，发明了倒置显微镜，因1962年发现正常哺乳动物细胞的复制能力存在极限而闻名。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推翻了法国外科医生和生物学家卡雷尔在20世纪初提出的长期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即正常细胞在培养过程中会持续增殖。

史蒂夫·霍瓦思（生于1967年10月25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奥地利裔美籍教授，以其在表观遗传学和衰老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共同开发基于DNA（脱氧核糖核酸）甲基化模式预测生物体年龄的算法（被称为霍瓦思衰老时钟）闻名。

今井真一郎（生于1964年12月9日）：日裔美籍生物学家，以其衰老的异染色质假说、对哺乳动物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研究及与伦纳德·瓜伦特共同发现NAD+可以提高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活性闻名。

辛西娅·J.凯尼恩（生于1954年2月21日）：美国遗传学家，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悉尼·布伦纳，将线虫作为生物模型，后来证明了Daf-2突变会使线虫的寿命翻倍。凯尼恩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授，还担任谷歌卡利科公司衰老研究副总裁一职。

詹姆斯·L.柯克兰：在纽约罗切斯特的梅奥医疗中心工作的美国内科医生和生物学家，研究衰老的“僵尸”细胞和开发能杀死僵尸细胞的药物senolytics的先驱。

托马斯·B. L.柯克伍德（生于1951年7月6日）：出生于南非，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生物学家，衰老研究所副所长。提出了“可抛弃体细胞假说”，即物种平衡能量和资源的目的是促进繁殖并建立强健、持久的身体。

皮埃尔·勒孔特·迪努伊（1883.12.20-1947.9.22）：法国生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观察到年长士兵的伤口比年轻士兵愈合得慢。他提出了“telefinalist”假说，假说所认为的上帝主导进化的观点被批评为不科学的。

克莱夫·M.麦凯（1898.3.21-1967.6.8）：美国营养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在康奈尔大学研究大豆和面粉几十年。他最著名的是他早期的研究证实了限制卡路里可以延长老鼠的寿命。1955年，他和妻子发表了《你可以做康奈尔面包》一文。

彼得·B.梅达瓦（1915.2.18-1987.10.2）：出生于巴西的英国生物学家，其对移植物排斥反应和获得性免疫耐受的研究对组织器官移植的临床实践至关重要。他认识到因为降低的“繁殖价值”，自然选择的力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亚瑟·菲利普（1738.10.11-1814.8.31）：英国皇家海军上将、新南威尔士州首任州长，曾航行到澳大利亚，在植物学湾建立英国罪犯流放殖民地，将一个港口移到北面之后，该殖民地成为澳大利亚悉尼市。

克劳德·E.香农（1916.4.30-2001.2.24）：美国数学家和工程师，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被称为“信息理论之父”。他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1948）解决了信息丢失和恢复的问题，为互联网TCP/IP（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奠定了基础。他的偶像是爱迪生，后来他才知道爱迪生原来是他的亲戚。

约翰·斯诺（1813.3.15-1858.6.16）：英国麻醉师，麻醉和医疗卫生应用方面的领军人物，因追踪到1854年伦敦苏活区霍乱暴发的源头是布罗德街水泵而闻名。

利奥·西拉德（1898.2.11-1964.5.30）：匈牙利裔美籍物理学家、人文主义者，提出“衰老的DNA损伤假说”。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直接促进了“曼哈顿计划”的启动。他设想了核链式反应、核能、恒化器、电子显微镜、酶反馈抑制和人体细胞克隆。

康拉德·H.沃丁顿（1905.11.8-1975.9.26）：英国遗传学家和哲学家，为系统生物学和表观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他提出的“沃丁顿地貌图”有助于人们理解一个细胞是如何分裂成体内数百种不同种类的细胞的。

罗伊·L.沃尔福德（1924.6.29-2004.4.27）：美国生物学家，重振了卡路里限制方面的研究。他是1991-1993年亚利桑那州生物圈2号内的8名参试人员之一。据说在医学院时，他用统计分析学原理在内华达州里诺市的一家赌场预测了轮盘赌的结果，用赢来的钱交了医学院学费，并且买了一艘游艇，在加勒比海航行了一年多。

赫伯特·G.威尔斯（1866.9.21-1946.8.13）：英国科幻小说作家，曾预见了二战中的空袭、坦克、核武器、卫星电视和互联网。最著名的作品有《世界大战》《未来世界》《时间机器》。他希望他的墓志铭摘自《空中的战争》：“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你们这些该死的蠢货。”

乔治·C.威廉斯（1926.5.12-2010.9.8）：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因提出以基因为中心的进化论和“拮抗性多效基因”而闻名，这是一个关于我们为什么会变老的主导理论，其本质是：“一种帮助年轻细胞存活的基因可以在这些细胞衰老时反噬它们。”

山中伸弥（生于1962年9月4日）：日本生物学家，发现了能将正常细胞转化为干细胞的重编程基因，他因此在2012年与约翰·格登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术语介绍

等位基因：一个基因多种可能形态中的一种。每种在其DNA序列中含有一个明显的突变。例如，一个“有害等位基因”是一个导致疾病的基因的一种形态。

氨基酸：合成蛋白质的基本化学原料。在转运过程中，不同的氨基酸串联在一起形成一条链，然后折叠成蛋白质。

拮抗性多效基因：由乔治·C.威廉斯提出的一种对衰老做出进化论解释的理论。如果一个基因在生命早期的收益大于生命晚期的成本，那么它可能会被选择用来缩短生命晚期的寿命。生存回路就是一个例子。

碱基：遗传密码的四个“字符”——A、C、T和G，是一种被称为碱基或核碱基的化学基团。A=腺嘌呤，C=胞嘧啶，T=胸腺嘧啶，G=鸟嘌呤。RNA（核糖核酸）含有一种叫作尿嘧啶（U）的碱基，而非胸腺嘧啶。

碱基对：DNA的扭曲“拉链”上的“牙齿”。被称为碱基的化学物质组成一条DNA链，每条链的方向相反，碱基吸引与其相对的一方形成一个碱基对——C与G配对，A与T配对（除了在RNA中，在RNA中是A与U配对）。

生物追踪/生物黑客：利用仪器和实验室测试来监测身体，以决定如何选择饮食、运动和其他生活方式，从而使身体机能达到最佳状态。千万别和生物黑客混为一谈，生物黑客是一种自助强身健体的方法。

癌症：细胞不受控制地生长而引起的一种疾病。癌细胞可能形成团块或肿块，称为肿瘤，并可以通过一种叫作转移的过程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细胞：生物体的基本单位。活生物体中的细胞数量从一个（如酵母）到千万亿个（如蓝鲸）不等。一个细胞由蛋白质、脂质、糖类和核酸四个关键大分子组成，这些大分子使细胞能够发挥功能。除此之外，细胞可以合成和分解分子，可以移动、生长、分裂和死亡。

细胞重编程：细胞从一种组织到发育前一阶段的变化。

细胞衰老：这一过程发生于正常细胞停止分裂并开始释放炎症分子时，有时是端粒缩短、DNA损伤或表观遗传噪声引起的。尽管衰老细胞看起来处于“僵尸”状态，但它们仍然活着，用它们排出的炎症分泌物破坏周围的细胞。

染色质：缠绕在被称为组蛋白的蛋白质支架上的DNA链。常染色质是一种开放式的染色质，允许基因被开启，而异染色质是一种封闭式的染色质，阻止细胞读取某个基因，这个过程也叫作使基因沉默。

染色体：细胞DNA卷绕在蛋白质周围形成的一个紧密的结构。不同生物的基因组排列成不同数量的染色体，人类细胞中有23对染色体。

互补性：用于描述任何两个可以相互形成一系列碱基对的DNA或RNA序列。每个碱基与一个互补方形成一个键：（DNA中的）T或（RNA中的）U与A形成一个键，C与G形成一个键。

CRISPR：读作“crisper”。它是在细菌和古细菌中发现的一种免疫系统，被用作基因组工程工具，在基因组的精确位置切割DNA。CRISPR是“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的缩写，是宿主基因组的一部分，包含交替重复序列和外来DNA片段。CRISPR蛋白质，如Cas9——一种DNA切割酶，在寻找并破坏病毒DNA时，将其用作“分子识别图”。

DAF-16/FOXO：作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盟友，DAF-16/FOXO是一种被称为转录因子的基因控制蛋白，它能激活细胞防御基因，上调这些基因可以延长蠕虫、苍蝇、老鼠甚至可能还有人类的寿命；它同时是Daf-2延长蠕虫寿命所需的物质。

去乙酰基化：通过酶去除蛋白质中的“乙酰”标记。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去除组蛋白中的乙酰基会使组蛋白变得更紧凑，这样就可以关闭某个基因。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是依赖NAD的去乙酰化酶。脱酰作用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包括去除乙酰基，以及去除其他更奇特的标记，如丁酰基和琥珀酰基。

去甲基化：去甲基化即去除甲基，由组蛋白去甲基化酶（KDM）和DNA去甲基化酶（TET）进行。甲基的附着是通过组蛋白或DNA甲基转移酶（DMT或DNMT）实现的。

可抛弃体细胞：由托马斯·柯克伍德提出的一个假说。物种进化的目的是快速生长和繁殖，或建立持久的身体，但两者不可兼得。在自然环境中，因资源有限，所以两者无法同时实现。

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缩写，为细胞发挥功能或病毒复制编码所需信息的分子。双螺旋形态，类似于扭曲的梯子或拉链。碱基（缩写为A、C、T和G）位于梯子或拉链的两侧，两侧伸展的方向相反。碱基能够相互吸引，A与T配对，而C与G配对。这些字母的序列被称为遗传密码。

DNA双链断裂（DSB）：发生于两条DNA链断裂，产生两个游离端的时候。可由Cas9或I-PpoI这样的酶来完成。细胞修复DNA以防止自己死亡，有时会改变断裂处的DNA序列。为了改变DNA序列而启动或控制这一过程被称为基因组工程。

DNA甲基化时钟：DNA甲基化标签的数量和位置的变化可以用来预测寿命，可以用来标记从出生起的时间。在生物体的表观基因组重编程或克隆的过程中，甲基标记被移除，从而会逆转细胞的年龄。

酶：一种蛋白质，由数个氨基酸链组成，这些链折叠成一个球，可以进行化学反应，这些化学反应通常耗时较长，或者永远不会发生。例如，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是一种利用NAD从组蛋白中去除乙酰基的酶。

表观遗传：指细胞基因表达的改变，但DNA编码不会发生改变。相反，DNA和DNA包裹的组蛋白会被可移动的化学信号“标记”（见去甲基化和去乙酰基化）。表观遗传标记告诉其他蛋白质何时何地读取DNA，类似于在一本书的一页上贴上一张写着“跳过”的便条，看到这张便条，读者会忽略这一页，但这本书本身并没有改变。

表观遗传漂移和表观遗传噪声：随着年龄的增长，因甲基化的变化而发生的表观基因组的改变，通常与个体暴露于环境因素有关。表观遗传漂移和噪声可能是所有物种衰老的关键驱动因素。DNA损伤，特别是DNA断裂，是这个过程的驱动因素。

分化异常：由于表观遗传噪声而丧失细胞特性。分化异常可能是引起衰老的主要原因（参见表观遗传噪声）。

染色体外核糖体DNA环（ERC）：染色体外核糖体DNA环的产生，导致年老细胞中的核仁裂解，在酵母中，ERC会分散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注意力并导致衰老。

基因：DNA片段，编码用来制造蛋白质的信息。每个基因是一组指令，用来制造一种特定的分子机器，帮助细胞、有机体或病毒发挥功能。

基因表达：基于基因的产物，可以指RNA或蛋白质。当一个基因被打开时，细胞机器通过将DNA转录成RNA和/或将RNA翻译成氨基酸链来进行表达。例如，一个高度表达的基因将产生许多RNA副本，其蛋白质产物可能大量存在于细胞中。

基因疗法：作为一种医学治疗手段，将修正的DNA置入人类细胞。可以通过在特定细胞的基因组中加入健康的DNA序列来治疗甚至治愈某些疾病。科学家和医生通常使用无害的病毒将基因注入靶细胞或组织，然后该DNA会被嵌入细胞现有DNA的某个部位。CRISPR基因组编辑有时会被称为一种基因治疗技术。

转基因生物（GMO）：转基因生物是指使用科学工具故意改变其DNA的生物。任何生物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改造，包括微生物、植物和动物。

基因组：生物或病毒的整个DNA序列。基因组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指令集，用于制造细胞的各个部分，并指导细胞的一切行为活动。

基因组学：研究基因组的一门科学，即研究某一特定生物的全部DNA。该学科涉及基因组的DNA序列，基因的组织和控制，与DNA相互作用的分子，以及这些不同的成分影响细胞的生长和功能的方式。

生殖细胞：参与有性繁殖的细胞，包括卵细胞、精子和发育成卵细胞或精子的前体细胞。生殖细胞中的DNA，包括任何突变或人为的基因编辑，都可能遗传给下一代。早期胚胎中的基因组编辑被认为是生殖系编辑，因为任何DNA的改变都有可能进入最终出生的生物体内的所有细胞。

组蛋白：构成染色体上DNA包装核心的蛋白质，以及三英尺[1]长的DNA能装入细胞的原因。每个组蛋白被DNA包裹差不多两次，就像串在一根线上的珠子一样。组蛋白的包装是由酶——比如增加和减少化学基团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控制的。紧密包装形成“沉默”的异染色质，而松散包装形成开放式的常染色质，在常染色质中基因可以被开启。

兴奋效应：任何杀不死你的东西都能让你变得更强壮的概念。一定水平的生物损伤或逆境能刺激修复过程，对细胞生存和健康有益。人们观察到，植物在被喷洒稀释过的除草剂后会生长得更快，进而发现了这种效应。

衰老信息理论：认为衰老的成因是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丢失，主要是表观遗传信息的丢失，其中大部分是可以恢复的。

二甲双胍：一种从山羊豆中提取的分子，用于治疗2型（年龄相关）糖尿病，可能是一种长寿药。

线粒体：线粒体通常被称为细胞的“发电站”，在一个叫作细胞呼吸的过程中分解营养物质以产生能量。它们有自己的圆形基因组。

突变：从一个基因字符（核苷酸）到另一个基因字符的变化。DNA序列的变异导致了同一属的不同生物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物种多样性。虽然有些突变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后果，但另一些突变可以直接导致疾病。突变可能是由DNA损伤剂引起的，比如紫外线、宇宙辐射或由酶进行的DNA复制。突变也可以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被人为创造。

NAD：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一种用于超过500种化学反应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还参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去除其他蛋白质（如组蛋白）的乙酰基，以关闭基因或赋予它们细胞保护功能。健康的饮食和运动可以提高NAD水平。你有时看到的“+”符号——见于NAD+——表示它不携带氢原子。

核酸酶：一种分解RNA或DNA骨架的酶。断开一条链会形成一个缺口，断开两条链会导致双链断裂。核酸内切酶从RNA或DNA中间切割，而核酸外切酶从链的末端切割。Cas9和I-PpoI这两种基因组工程工具属于核酸内切酶。

核酸或核苷酸：串联在一起形成DNA或RNA的基本化学单位，由碱基、糖和磷酸盐组成。磷酸盐与糖连接形成DNA/RNA骨架，而碱基与其互补的一方结合形成碱基对。

核仁：核仁位于真核细胞的细胞核内，是核糖体DNA（rDNA）基因所在的区域，以及连接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细胞机器的组装地。

病原体：致病微生物。大多数微生物对人类没有致病性，但有些菌株或菌种是有害的。

蛋白质：折叠成三维结构的氨基酸链。每种蛋白质都有特殊的功能来帮助细胞生长、分裂和维持功能。蛋白质是构成所有生物的四大分子（蛋白质、脂质、糖类和核酸）之一。

雷帕霉素：又称西罗莫司，是一种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化合物。它通过降低T细胞和B细胞对信号分子白细胞介素-2的敏感性来抑制其活性，并可通过抑制mTOR（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延长寿命。

再分化：再分化是在逆转衰老过程中发生的表观遗传改变。

核糖体DNA：核糖体DNA是细胞内生成新蛋白质的关键原料。核糖体DNA是核糖体RNA的基因源，后者是核糖体的组成部分。这些分子把氨基酸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新的蛋白质。

RNA：核糖核酸的缩写。从DNA模板转录而来，通常用于指导蛋白质的合成。CRISPR相关蛋白利用各类RNA作为向导，在DNA中寻找匹配的靶序列。

senolytics：目前正在研发的有望杀死衰老细胞以减缓甚至逆转与衰老相关的问题的药物。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控制寿命的酶；它们存在于从酵母到人类的生物体中，并且需要NAD+才能发挥作用。它们从蛋白质中去除乙酰基和酰基，以指导它们保护细胞免受逆境、疾病和死亡的伤害。在禁食或运动期间，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和NAD+水平升高，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禁食和运动对健康有益。以酵母中的SIR2长寿基因命名的哺乳动物中的SIRT1～SIRT7（Sir2同系物1～7）基因在防止疾病和身体衰退方面起关键作用。

体细胞：多细胞生物中生殖细胞（卵细胞或精子）以外的所有细胞。体细胞DNA的突变或改变不会遗传给后代，除非进行克隆。

干细胞：有可能转变成一种特定类型的细胞或分裂成更多干细胞的细胞。你身体中的大多数细胞都是分化形成的，也就是说，它们注定不能变成另一种细胞，例如，大脑中的一个细胞不能突然转变成皮肤细胞。在身体长期受损时，成体干细胞会给身体重新注入活力。

链：一串相连的核苷酸，可以是DNA，也可以是RNA。当互补时，两条DNA链可以交错着合在一起，碱基配对形成碱基对。DNA通常以双链的形式存在，其形状像扭曲的梯子或双螺旋。RNA尽管可以折叠成复杂的形状，但通常只由一条链组成。

生存回路：一种古老的细胞控制系统，可能已经进化到能在逆境中将能量从生长和繁殖转移到细胞修复。在对逆境做出应激反应后，系统可能无法完全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导致表观基因组被扰乱和引起衰老的细胞身份丧失（见拮抗性多效基因）。

端粒/端粒丢失：一种保护染色体末端不受磨损的帽状结构，类似于鞋带末端防止磨损的金属饰物或绳子烧焦的一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端粒会不断受到侵蚀，直到细胞达到海弗利克极限。这时细胞会认为端粒是DNA断裂处，于是会停止分裂并衰老。

转录：把遗传信息复制到RNA链中的过程，由一种叫作RNA聚合酶的酶执行。

转化：基于RNA分子中编码的指示制备蛋白质的过程。由一种叫作核糖体的分子机器完成，核糖体将一系列组成氨基酸的原料连接在一起。由此产生的多肽链折叠成特定的三维物体，称为蛋白质。

病毒：一种具有传染性的实体，只有通过劫持宿主有机体来复制自己才能生存。有自己的基因组，但技术上不被认为是活的有机体。病毒感染从人类到植物再到微生物的所有有机体。多细胞生物有复杂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病毒，而CRISPR系统则进化来阻止病毒在细菌和古细菌中的感染。

沃丁顿地貌图：一个描述细胞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如何以三维地形图的形式被赋予身份的生物学隐喻。代表干细胞的弹珠向下滚动进入分岔的山谷，每个山谷都标志着细胞不同的发育途径。

外源兴奋假说：这一观点认为，我们的身体通过进化来感知其他物种（如植物）的环境胁迫信号，以便在即将来临的逆境中蛰伏以保护自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药物来自植物。

[1]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事物比例

1粒沙=10个皮肤细胞　0.5毫米

1个皮肤细胞=5个血细胞　50微米

1个血细胞=2个X染色体或2个酵母　10微米

1个X染色体=1个酵母细胞=10个大肠杆菌　5微米

1个大肠杆菌或线粒体=2个“麦格纳明星”　0.5微米

1个“麦格纳明星”=4个核糖体　0.25微米

1个核糖体=6个过氧化氢酶　30纳米

1个过氧化氢酶=5个葡萄糖分子　5纳米

1个葡萄糖分子或氨基酸=大约4～6个水分子　1纳米

1个水分子=275000个原子核　0.275纳米

1个原子核　1皮米

1英寸=25.4毫米

1英尺（12英寸）=0.3048米

1码（3英尺）=0.9144米

1英里=1.6093千米

100万=10^6

10亿=10^9

1万亿=10^12

毫=10-3（千分之一）

微=10-6（百万分之一）

纳=10-9（十亿分之一）

皮=10-12（万亿分之一）

32华氏度=0摄氏度

212华氏度=100摄氏度

引言　奶奶的主祷文

我在丛林边长大。形象地说，我家的后院是100英亩[1]的森林。实际的面积比这大多了。我家的后院一望无际，超出了我年轻的双眼所能看到的范围，并且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它。我愿意在森林中越走越远，途中驻足研究鸟类、昆虫和爬行动物。我把各种东西撕开、扯碎。我搓掉指间的尘土。我聆听荒野中的万籁，并试图探寻它们的来源。

我也很会玩。我曾经用木棍做成剑，把石头堆成堡垒。我爬上树，在树枝上荡来荡去，将双腿悬在陡峭的悬崖边，从不该跳下来的高处跳下来。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遥远星球上的宇航员。我假装成猎人搜索猎物。我对着动物们高声喊叫，就好像它们是歌剧院里的观众。

我会高声叫喊“科依！”，这是当地原住民加瑞加尔人的语言，意思是“过来”。

当然，这样玩耍的人不止我一个。悉尼北郊有很多孩子和我一样热爱冒险、探索和幻想。我们期待孩子们能这样，我们希望他们这样玩。

一直到他们“太大”了，不再适合做这些事情为止。然后我们希望他们去上学、工作、结婚、攒钱、买房。

因为你知道，时钟嘀嗒不停歇，岁月却在催人老。

我奶奶是第一个告诉我人生不一定非得这样活的人。或者，我猜，她用行动给我树立的榜样甚于她的语言。

她在匈牙利长大。在那里度过了波希米亚式无拘无束的夏天，在巴拉顿湖凉爽的湖水里游泳，在度假胜地的北海岸山区远足，这里是演员、画家和诗人的驻足之地。冬天她在布达山帮着打理一家旅馆，后来纳粹分子强占了这里并将其变成党卫军（也就是“SS”）中央指挥部。

二战之后十年，在苏联占领初期，苏联共产党人开始封锁边境。她的母亲在试图非法越境进入奥地利时被抓住、拘留并判处两年监禁，不久后便离开人世。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期间，我的奶奶写反共传单并在布达佩斯街头散发。革命被镇压后，苏联开始逮捕数以万计的持不同政见者，她和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逃到澳大利亚，因为这里是他们从欧洲出发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踏足欧洲，但她骨子里那种波希米亚人的性情一点儿也没变。我听说，她是澳大利亚最早穿比基尼的女性之一，她还曾经因此被赶出邦迪海滩。她在新几内亚岛独自生活了好几年，即使在今天，那里仍是地球上最崎岖难行的地方之一。

虽然奶奶身体里流淌着德系犹太人的血，打小就是一个路德教教徒，但她是一个不受宗教束缚的人。我们的“主祷文”类似于英国作家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的诗《现在我们6岁了》，它的结尾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我6岁，已经很聪慧。

从今往后，永远如此聪慧。

她一遍又一遍地把那首诗念给我和我弟弟听，告诉我们，6岁是人生最好的年龄，她尽最大的努力以6岁孩子所具有的精神和敬畏之心来生活。

即使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奶奶也不情愿我们叫她“祖母”，她也不喜欢匈牙利语中的“纳吉妈妈”（nagymama）或其他亲切的昵称，如“芭比”（bubbie）、“奶奶”和“妠妠”（nana）。

在我们几个小男孩及其他人面前，她更愿听我们简单地叫她一声“薇拉”（Vera）。

薇拉教我学开车，在每条巷子里转来转去，让汽车随着收音机里的音乐“跳舞”。她告诉我要享受青春，品味年轻的感觉。她说，人长大后一切都毁了，千万别长大，永远不要长大。

一直到六七十岁，她仍然是我们心目中的“年轻人”，会和朋友、家人一起喝酒，享受美食，讲精彩的故事，帮助穷人、病人和不幸的人，假装成交响乐团的指挥，说说笑笑到深夜。按照任何人的标准去衡量，这都是“幸福生活”的标志。

但是，时钟嘀嗒不停歇，岁月却在催人老。

到了80多岁，薇拉只剩下一副躯壳了，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状态让人不忍直视。她身体虚弱，疾病缠身。虽然她仍有足够的智慧坚持要求我和我的未婚妻桑德拉结婚，但那时对她而言音乐已索然无趣，她几乎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她身上特有的那股活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后，她绝望了。“顺其自然吧。”她说道。

92岁时，她去世了。从她所教给我们的人生观来看，她的一生是幸福而长寿的。但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那个真正的她在多年前已经死去。

图0.2——“幸福、长寿的一生。”我的奶奶薇拉，二战时期避难的犹太人，曾生活在原始的新几内亚岛，因为穿比基尼被赶出邦迪海滩。她生命的最后时光让人不忍直视。“顺其自然吧。”她说道。但是那个真正的她在多年前就已经死去了

变老似乎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命的终结。在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后，体内的细胞缺少氧气，毒素会积聚，化学能量会耗尽，细胞结构也会分崩离析。几分钟后，我们所珍视的所有教养、智慧和记忆，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所有憧憬，都将被不可逆转地抹去。

我的母亲戴安娜临终时，我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和我的父亲、弟弟都在她身旁。因为她仅剩的那个肺严重积液，她没受太多罪，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我们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途中还有说有笑地谈论着我写的颂词，现在却一下子看到她在床上翻滚，用力地喘着气，已力不从心。她瞪着我们，满眼绝望。

我探过身去，在她耳边低声说，她是我心目中最棒的妈妈。几分钟后，她的神经元就死亡了，不仅抹去了我对她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的记忆，也抹去了她所有的记忆。我知道有些人能很安详地离去，但我的母亲却不是如此。此时此刻，她从一个把我养大的人变成了一堆抽搐的、窒息的杂乱细胞，所有细胞都在为争夺她体内产生的最后残存的原子层能量而斗争。

我只能这么想：“没有人告诉你死亡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

很少有人能像大屠杀纪录片制片人克劳德·朗兹曼那样深入地研究死亡，而他的阐述确实让人不寒而栗。“死亡都是残暴的，”他在2010年说，“世上没有自然死亡，一点儿也不像我们倾向于描述的那种场景：父亲在睡梦中安详地死去，身边围绕着他的亲人。我不相信那样的场景。”[2]

即使没有意识到死亡是残暴的，孩子们也会在很小的时候慢慢地意识到死亡这一悲惨的结局。四五岁时，他们就知道人会死，而且是不可逆转的。[3]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恐怖的想法、一个真实的噩梦。

一开始，因为孩子们的内心是平静的，他们倾向于认为有些人不会死，比如他们的父母、老师和他们自己。然而，在5～7岁，所有的孩子都开始理解死亡的普遍性。每个家庭成员都会死去，包括每只宠物、每种植物、他们所爱的一切，还有他们自己。我记得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时的情景，也清楚地记得我们最大的孩子亚历克丝意识到死亡时的情景。

“爸爸，你不会永远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很遗憾，我不会永远陪着你。”我说。亚历克丝为此断断续续地哭了好几天，然后突然就不哭了，也不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后来也没再提到这个话题。

很快，这个悲剧的想法就会藏在我们潜意识的深处。当孩子们被问到是否担心死亡时，他们往往会说他们不考虑死亡这件事。如果被问到他们对此有何看法，他们会说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死亡只有在很遥远的将来——他们老的时候才会发生。

我们大多数人会在50多岁还保留着这样的想法。死亡实在是太悲伤、太吓人了，以至于我们不能每天都纠结于其中。通常，我们很晚才会意识到死亡的来临。当它来敲门，而我们毫无准备时，这通常会令我们精神崩溃。

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宾·玛兰兹·赫尼格（Robin Marantz Henig）来说，这一切似乎来得迟一些，她直到做了奶奶才意识到死亡的“痛苦真相”。“你现在很幸运能享受当下美好的时光，”她写道，“你的孙子孙女的未来很长远，而你很难活得足够长，看到他们未来的每一个生日。”[4]

在死亡真正来临之前，你需要莫大的勇气思考你所爱的人将死去，而且需要更大的勇气来深入思考自己也会死。

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首次唤起了我的这种勇气，他在电影《死亡诗社》中扮演约翰·基廷（John Keating）这个角色（该电影的主角，一位老师），他让十几岁的学生直视一张褪色的照片中那些早已死去的男孩的脸庞来给他们壮胆。[5]

“他们和你们没什么两样吧？”基廷说道，“他们感觉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就跟你们现在的感觉一样……他们的眼里充满希望……但是先生们，你们看，这些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水仙花的肥料。”

基廷鼓励孩子们俯下身聆听来自坟墓的信息。他站在他们身后，用一种平静的、幽灵般的声音低声说道：“Carpe. Carpe diem.（拉丁语，意为活在当下。）小伙子们，要活在当下，让你们的生命与众不同。”

那一幕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不是因为那部电影，我很可能没有动力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在我20岁的时候，我终于听到别人说起我奶奶从小教我的那些话：尽你所能地让你的人生变得最美好；不要浪费时间；拥抱你的青春，尽你所能地坚持下去；为它而战，为它而战，永远不要停止为它而战。

但我们是为生命而战，而不是为青春而战。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在与死亡做斗争。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寿命相比从前长了许多，但是我们活得并不十分美好，一点儿也不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虽然我们的寿命增加了几十岁，但我们的人生——值得活下去的人生——并没有延长。[6]所以，当我们想到活到100岁时，大多数人还是会认为“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生命最后几十年的样子，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光鲜：呼吸机和药物鸡尾酒，褥疮和尿不湿，化疗和放疗，手术后再手术，还有医院账单。天哪！医院账单。

我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富裕国家的人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常常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生病，忍受着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痛苦。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随着贫穷国家民众寿命的不断增加，这将成为其他数十亿人的宿命。外科医生阿图尔·加万德（Atul Gawande）指出，我们在延长生命方面的成功造就了“使死亡成为一种医学体验”的效果。[7]

但如果不是非得这样，会如何？如果我们不仅活得久，而且精神焕发，会如何？如果不是多活几年，而是多活几十年，会如何？如果晚年看起来跟之前的日子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会如何？如果通过拯救我们自己，我们也能拯救世界，会如何？

或许我们再也不能回到6岁，但是能不能回到26岁或者36岁？

如果我们能像孩子一样玩耍，而不必担心很快就会成年，做成年人必须做的事情，会如何？如果我们在青少年时期不需要如此急迫地去做必须做的事情，会如何？如果我们在20多岁不觉得“压力山大”，会如何？如果我们在三四十岁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会如何？如果我们在50多岁想重新来过，也想不出哪怕一个不应该这样做的理由，会如何？如果在60多岁并不纠结于怎么写遗嘱，而是才开始打算写遗嘱，会如何？

如果我们不必担心时钟嘀嗒不停歇，岁月却在催人老，又如何？如果我告诉你很快——事实上非常快——我们就不必那样活了，又如何？

好吧，这就是我马上要告诉你的事情。

***

我很幸运，经过30年对人类生物学真相的探索，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如果你来波士顿看我，你很可能会发现我在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室里忙得不可开交，在这里我是遗传学系的教授，也是保罗·F.格伦衰老生物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我还在我的母校新南威尔士大学创办了一个姐妹实验室。在我的实验室里，由杰出的学生和博士组成的团队加速和逆转了生物模型的衰老，并负责该领域中一些被引用最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已经发表在一些世界顶级科学期刊上。我还是《衰老》杂志的联合创办人，该杂志为其他科学家提供了平台，发表他们对当代最具挑战性和最令人兴奋的问题之一的研究成果。我也是健康与长寿研究院的共同创始人，该研究院由全球20位顶尖的研究衰老的学者组成。

为了将我的发现付诸实际应用，我协助创立了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并担任另外几家公司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些公司与致力于生命起源、基因组学、制药等科学领域研究的数百位顶尖学者合作。[8]当然，在我自己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之前几年，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些研究成果，但通过上述这些组织，我提前知道了许多其他革命性的发现，有的甚至提前了十年。接下来的内容将引你入门，供你参考。

我在澳大利亚获得了相当于爵士的头衔并担任大使，投入大量时间向世界各地的政界和商界领袖介绍我们对衰老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以及这对人类未来有何意义。[9]

我已经把我的许多科学发现应用于自己的生活，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些结果完全属于趣闻逸事，但令人鼓舞。我现在50岁了[10]，但感觉自己还像个孩子。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会告诉你，我的行为很像一个孩子。

这包括成为一个“黏嘴”，在澳大利亚是指一个好打听事儿的人，也许这源于噪钟鹊，它会啄穿我家门口奶瓶上的铝箔盖，偷喝里面的牛奶。我上高中时的老朋友依然喜欢取笑我，每当他们来到我父母家时，他们就会发现我在拆一些东西：一个宠物蛾的茧、一个蜘蛛用叶子卷成的庇护所、一台旧电脑、我父亲的工具、一辆汽车。我是“拆家能手”，只是我不太擅长把这些东西重新组装起来。

如果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工作的或者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会十分纠结。我现在还是不能忍受——但至少现在我从中受益很多。

我儿时的家坐落在一片岩石嶙峋的山坡上，山坡下面有一条河流入悉尼港。1788年4月，新南威尔士州首任州长亚瑟·菲利普在这里探险了几个月后，和他的第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囚犯及他们的家人在他所说的“宇宙中最美丽和最宽阔的港口”的海岸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是他在那里最得力的伙伴，1770年前后，他曾与詹姆斯·库克船长一起进行“环球航行”，沿着澳大利亚海岸线航行了一次。[11]

为了打动他的同事，班克斯带着数以百计的植物标本回到伦敦，随后他游说乔治三世国王在这片大陆上建立一个英国罪犯流放殖民地，他认为最好的地方——不是巧合——会是“植物学湾”，它位于“班克斯角”。[12]来自第一支舰队的定居者很快发现，植物学湾尽管名字好听，却没有水源，于是他们乘船前往悉尼港，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溺河”之一，这是一条支流四通八达的深水航道，这条航道在上一次冰期之后因海平面上升淹没了霍克斯伯里河水系而形成。

10岁时，我已经通过探索发现我家后院的河水流入了悉尼港的一个分支“中港”（Middle Harbor）。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去探寻这条河的发源地，我迫切地想知道一条河流的源头是什么样的。

我顺着河流向上游探索，在第一个河流分岔处向左走，之后在下一个分岔处又向右走，在几个郊区进进出出。到了傍晚，我越过了地平线上的最后一座山，已离家好几英里[13]远。我不得不借用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打给我妈妈，求她来接我，此后我又试着向上游探寻了几次，但都没有找到最靠近发源地的位置。就像因寻找“青春之泉”的荒诞想法而闻名的佛罗里达发现者——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塞·德莱昂一样，我失败了。[14]

从我记事起，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变老，但是找到一个复杂生物过程的源头就像寻找河流源头的泉水一样不容易。

在探寻过程中，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些日子我甚至想放弃，但我坚持了下来。一路上，我看到了很多支流，也发现了可能是发源地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解释衰老是怎么演变的，以及它如何与我所称的衰老信息理论对应。我也会告诉你为什么我把衰老看作一种疾病——一种最常见的疾病、一种不仅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治疗的疾病，这即是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将向你介绍目前可以采取的步骤和正在研究的新疗法，这些疗法可能会减缓、停止或逆转衰老，从而终结我们所知的衰老。

是的，我充分认识到“终结我们所知的衰老”这几个字的含义，因此在第三部分，我将确认这些行动可能创造的诸多前景，并指明一条通向我们可以期待的未来之路，以及一个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健康寿命以获得更长的寿命的世界，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将度过没有疾病或残疾的人生。

有很多人会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童话故事——与H. G.威尔斯而不是达尔文的作品更接近的童话故事。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非常聪明，还有一些人甚至是我所尊重的、非常了解人类生物学的人。

那些人会告诉你，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诅咒我们短命。他们会说，你不太可能活到100岁，你的孩子的寿命长度也不太可能达到一个世纪。他们会说他们已经研究了所有相关的学科，并做了预测，看起来你的孙子孙女不太可能过上100岁生日。他们会说，就算你真的活到100岁，你也很可能不健康，而且你肯定活不了多久。就算他们勉强赞同你能长寿，他们也会告诉你这是这颗星球上最糟糕的事情。人类是这颗星球的敌人！

他们已经掌握所有相关的证据——事实上是人类的全部历史。

当然，他们会说，一点儿又一点儿，一千年又一千年，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在增加。过去大多数人活不到40岁，后来我们做到了；过去大多数人活不到50岁，后来我们做到了；过去大多数人活不到60岁，后来我们做到了。[15]总的来说，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干净的水，他们的预期寿命也在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平均寿命是从低处向上增长的；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预期寿命上升了。这就是人类死亡率的简单数学公式。

然而，尽管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在增加，但其上限并没有提高。有历史记录以来，我们知道有人活到了100岁，还有人活得更久一点儿。但能活到110岁的寥寥无几，几乎没有人能活到115岁。

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00亿人曾经生活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雅娜·卡尔曼特的法国人，她活到了120多岁。虽然有可能是她的女儿为了逃税冒名顶替了她，但大多数科学家相信她死于1997年，当时她122岁。[16]她是否活到那么大年纪真的无关紧要，其他人没有活那么久，我们大多数人，准确地讲，99.98%的人在100岁之前就死了。

因此，当人们说虽然我们的平均寿命有可能继续增加，但是我们不太可能突破寿命极限时，我们当然会信以为真。他们说延长老鼠或狗的寿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我们人类不同，我们已经活得够长了。

他们错了。

延长寿命和延长生命活力是两个概念。虽然两者我们都能做到，但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让人们活着——让他们在痛苦、疾病、虚弱和卧床不起中经受几十年的折磨，这可不是什么美德。

延长生命活力即将实现，这意味着我们将活得更久，而且活得更阳光、更健康、更快乐。它来得比大多数人预期的快。等今天出生的孩子都到了中年时，雅娜·卡尔曼特甚至可能不再是有史以来最长寿的100位老人之一。到22世纪初，某个人在122岁时去世，在人们看来都是很正常的，算不上特别长寿。活到120岁也许不再是什么异类，而是每个人都能期待达到的寿命，以至于我们甚至都不会称之为“长寿”，而是简单地称之为“生命”，我们将悲伤地回忆起历史上人类不能活这么久的日子。

寿命的上限到底是多少？我想是没有上限的。我的许多同事都同意这个观点。[17]没有哪个生物学法则说我们必然衰老。[18]那些说有上限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让死亡成为一件罕见的事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能在将来实现它，并且指日可待。

事实上，所有这些都必将实现——健康长寿在望。是呀，虽然整个人类历史都表明了相反的事实，但是在这个特殊的世纪，延长寿命科学认为以前这些一根筋的想法都是误导人的。

我们甚至需要采取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来开始思考这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在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为此提供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相信，甚至坚定地相信，这些技术根本无法实现。

但是这种想法就像当初人们想飞上天一样——直到有一天有人做到了。

现在，莱特兄弟又回到了他们的工场，他们成功驾驶滑翔机降落在了基蒂霍克的沙丘上。世界即将改变。

就像1903年12月17日之前一样，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根本没有基础来构建可操控的、动力驱动的飞行这一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在人们看来是变戏法式的幻想，是虚构小说里的东西。[19]

但后来，飞机升空，一切都改变了。

我们正处于另一个历史转折点，那些迄今为止看似不可思议的事物终将成为现实。这是一个人类将重新定义什么是可能的时代，以及一个终结不可能的时代。

事实上，这是一个我们将重新定义人类意义的时代，因为这不仅是一场革命的开始，也是一场进化的开始。

[1]1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2]克劳德·朗兹曼在为宣传他的回忆录而接受的一次深入采访中，谈论了他的大屠杀电影代表作《浩劫》，他说：“我想尽可能地接近死亡。在《浩劫》中，没有个人故事，没有传闻。这部电影只谈死亡，不谈幸存者。”“‘Shoah’ Director Claude Lanzmann: ‘Death Has Always Been a Scandal,’ ” Spiegel, September 10, 2010,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zeitgeist/shoah-director-claude-lanzmann-death-has-always-been-a-scandal-a-716722.html.

[3]该项研究着眼于儿童在7岁之前开始认识到的三个关于死亡的概念：不可逆性、身体功能失效性和普遍性。M. W. Speece and S. B. Brent,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Death: A Review of Three Components of a Death Concept,” Child Development 55, no. 5 (October 1984): 1671–8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6510050.

[4]赫尼格的女儿生第一个孩子时，她和女婿都在场。R. M. Henig, “The Ecstasy and the Agony of Being a Grandmoth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27/style/self-care/becoming-a-grandmother.html.

[5]在罗宾·威廉姆斯自杀后，该电影中关于活在当下的劝诫变得苍白无力。P. Weir, director, Dead Poets Society, United States: Touchstone Pictures, 1999.

[6]作者认为，比起关注癌症和心血管问题，医学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减少衰老和与年龄相关的发病率，从而促进我们健康的改善和财富的增长”。G. C. Brown, “Living Too Long,” EMBO Reports 16, no. 2 (February 2015): 137–4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328740/.

[7]在与《经济学人》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来自四个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希望在家中死去，尽管只有少数人认为他们会这样做。除了巴西人，大多数人认为没有痛苦地死去比延长寿命更重要。“A Better Way to Care for the Dying,” Economist, April 29, 2017,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 2017/04/29/a-better-way-to-care-for-the-dying.

[8]本人公开的矛盾信息见本书结尾，以及https://genetics.med.harvard.edu/sinclair-test/people/sinclair-other.php。

[9]本书编辑让我现身说法来增加可信度。我希望她没有看到这条注释，并让我删掉它。

[10]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出版于2019年。——编者注

[11]2018年，我和家人去伦敦旅游，见到了詹姆斯·库克船长关于“环球航行”的报告原件和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收集的澳大利亚植物标本原件。我们中途还参观了沃森和克里克的DNA原始模型、地球早期生物的化石、复活节岛的一尊摩艾石像、1500年前的红杉树干横截面样本、查尔斯·达尔文的雕像、布罗德街水泵，还有温斯顿·丘吉尔的作战指挥室和英国皇家学会。沿着库克在澳大利亚下东岸（当时所说的“新荷兰”）的足迹，很明显班克斯当时已经打算在这里建殖民地，一个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殖民地。他最初到达的地点被命名为“植物学湾”，这片海岸也被命名为“班克斯角”。在探索了植物学湾后，探险者的高桅帆船——“奋进号”继续向北航行，经过了被他们称为“杰克逊港”的港口，由于这里水道较深，有一条可以提供淡水的小溪，八年后，菲利普州长最终在这样一个生存条件非常优越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罪犯流放殖民地。

[12]“Phillip’s Exploration of Middle Harbour Creek,” Fellowship of the First Fleeters, Arthur Phillip Chapter, http://arthurphillipchapter.weebly.com/exploration-of-middle-harbour-creek.html.

[13]1英里约为1.61千米。——编者注

[14]西班牙探险家和征服者寻找被称为“青春之泉”的神秘泉水，这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故事。J. Greenspan, “The Myth of Ponce de León and the Fountain of Youth,” “History Stories,” April 2, 2013, A&E Television Networks, https://www.history.com/news/the-myth-of-ponce-de-leon-and-the-fountain-of-youth.

[15]根据“创世维基百科：创世科学百科全书”（西北创世网络的一个网站，http://creationwiki.org/Human_longevity），在《创世记》中，大多数人曾经活到900岁，但是我们没有。然后大多数人都活到了400岁，但是我们没有。然后大多数人都活到了120岁，但是我们没有。就像欧彭和沃佩尔所写的那样，近年来，“死亡率专家一再断言预期寿命已接近最终上限，事实一再证明这些专家是错误的。许多国家的预期寿命明显趋于稳定，这是落后国家赶超、领先者落后的结果”。J. Oeppen and J. W. Vaupel, “Broken Limits to Life Expectancy,” Science 296, no. 5570 (May 10, 2002): 1029–31.

[16]关于什么是可核实的年龄，仍存在一些争议。有人宣称他们岁数很大，并提供了很多证据，但没有哪个能提供正式的西式记录以证明他们的出生日期。无论如何，这些人只占十亿分之一。2018年11月，俄罗斯老年学专家瓦莱里·诺沃塞洛夫和数学家尼古拉·扎克宣称，经过大量研究，他们认为雅娜·卡尔曼特的女儿伊冯娜在1934年盗用了她的身份证，谎称伊冯娜而不是卡尔曼特去世了，目的是逃避遗产税。目前争论仍在继续。“French Scientists Dismiss Russian Claims over Age of World’s Oldest Person,” Reuters, January 3,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france-oldest-woman-controversy/french-scientists-dismiss-russian-claims-over-age-of-worlds-oldest-person-idUSKCN1OX145.

[17]意大利研究人员在研究了4000名老年人后发现，如果一个人活到105岁，那么之后每年的死亡风险会趋于平稳，下一年死亡的概率大约为50%。E. Barbi, F. Lagona, M. Marsili, et al., “The Plateau of Human Mortality: Demography of Longevity Pioneers,” Science 360, no. 396 (June 29, 2018): 1459–61,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96/1459.

[18]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遗传学教授西格弗里德·海基米（Siegfried Hekimi）说：“如果人们的平均寿命像现在这样达到八九十岁，那么长寿的人就可以活到一百一二十岁。因此，如果平均寿命持续延长，那就意味着长寿者将活得更久——超过115岁。” A. Park, “There’s No Known Limit to How Long Humans Can Live, Scientists Say,” Time, June 28, 2017, http://time.com/4835763/how-long-can-humans-live/.

[19]“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无法与魔法区分开来。”“亚瑟·C.克拉克”，维基语录。https://en.wikiquote.org/wiki/Arthur_C._Clarke.

第一部分　关于衰老，我们已有的认知

第1章　生命的时钟

试想一下有这么一颗行星，它的大小类似于我们的地球，与恒星的距离也相似，自转稍快一点儿，一天约为20个小时。它被咸水浅海覆盖，没有陆地，只有一些星星点点的黑色玄武岩构成的岛屿探出水面。这颗行星的大气构成和现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不同，它被潮湿且厚重的大气层覆盖，充斥着有毒气体——氮气、甲烷和二氧化碳。

这里没有氧气，毫无生命迹象。

这颗行星就是40亿年前地球的模样。这里一片蛮荒混沌，炙热，火山遍布，电闪雷鸣，一切都处于不稳定状态。

但这种情况即将发生改变。火山热喷口散落在较大的岛屿上，水在火山热喷口旁汇聚成池。覆盖在陨石和彗星背面的有机分子落在干燥的火山岩上，此时这些分子仍然只是分子，但当它们溶解在温水池中时，因为水池边的干湿循环作用，一种特殊的化学反应发生了。[1]随着核酸浓缩，它们变成聚合物，就像海边水坑里水蒸发形成盐晶体一样。这个世界首次出现RNA分子，即DNA的前身。当水池再次被填满时，原始的遗传物质被脂肪酸包裹，形成微小的肥皂泡样泡沫——最初的细胞膜。[2]

用不了多久，或许只要一个星期，浅水池就会被数万亿个充斥着短链核酸的微小前体细胞形成的黄色泡沫覆盖，如今我们称这种前体细胞为基因。

大多数原始细胞被回收利用，但有些细胞存活了下来并开始进化，拥有了原始的代谢途径，最后RNA开始自我复制。此时即是生命的开端。生命已经形成，那就是一些充满遗传物质的脂肪酸肥皂泡样泡沫，它们开始争夺支配地位。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只有最顽强的“肥皂泡”才能生存下来。

日复一日，这些微小的、零碎的生命形态开始进化为更加高级的形态，遍布于河流和湖泊之中。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挑战：漫长的旱季。在旱季，被这些“肥皂泡”覆盖的湖泊水位会下降几英尺，但雨季来临后，湖水又再次被填满。但有一年，受地球另一边异常猛烈的火山活动影响，雨季没有如期而至，云层转瞬即逝，湖水完全干涸，只留下一层厚厚的黄色硬壳覆盖在湖床上。

这是一个生态系统，它的生成不是由于每年湖水的涨落，而是因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斗争。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为未来而进行的战斗，因为生存下来的有机体将是未来所有生物——古核生物、细菌、真菌、植物及动物——的祖先。

在这片垂死的细胞群落中，每个细胞都在极其有限的营养和水分中挣扎求生，尽其所能地回应本能的繁殖召唤，从而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物种，我们称之为“麦格纳明星”（Magna superstes），它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伟大的幸存者”。

它看起来和当时其他的生物没有两样，但它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它进化出了一种遗传生存机制。

在未来的亿万年里，将会产生更复杂的进化步骤，这种变化如此极端，以至于生命的完整分支都会出现。这些变化包括突变、插入、基因重组和基因从一个物种平移到另一个物种，这将创造具有双边对称性、立体视觉甚至意识的有机体。

相比之下，这一早期的进化步骤起初看起来相当简单，但这是一个回路，一个基因回路。

该回路是从基因A开始的，它是一位守护者，能够在艰难的日子里阻止细胞繁殖。这点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早期的地球上，大多数时候生存环境都很严苛。该回路中还存在一个基因B，它编码一种沉默蛋白。这种沉默蛋白在生存条件好的时候会关闭基因A，这样细胞就可以在且只在它和它的后代可能存活的情况下自我复制。

基因本身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神奇。湖泊里的所有生命都有这两个基因，但使得“麦格纳明星”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沉默基因B发生了变异，这赋予了它第二个功能——协助DNA的修复。细胞DNA断裂时，基因B编码的沉默蛋白从基因A中被释放，以协助DNA的修复，从而开启基因A。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交配行为和繁殖活动将被暂停，直到完成DNA修复。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DNA被破坏时，交配和繁殖活动是生物体最不应该做的事情。例如，在后来出现的多细胞生物中，当修复断裂的DNA时，不能停止细胞复制几乎肯定会导致遗传物质的丢失。这是因为在细胞分裂之前，DNA只从DNA上的一个附着点被分离出来，并把其余的DNA一起拖离。如果DNA断裂，染色体的一部分就会丢失或被复制。这些细胞很可能会死亡或不可控制地增殖，成为肿瘤。

有了一种可以修复DNA的新型沉默基因，“麦格纳明星”就有了优势。当DNA受损时，它会蓄势待发，然后复活。这种优势的目的就是生存下来。

这点非常有利，因为随后又来了一次对生命的打击。遥远太阳上暴发的强大宇宙射线正笼罩着地球，将那些生活在即将消失的湖水中的所有微生物的DNA撕碎。绝大多数微生物仍在继续分裂，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基因组已经被破坏，复制将会害死它们。母细胞和子细胞之间共享的DNA数量不均，导致两者功能紊乱。最终，这种努力变为徒劳，所有细胞都死了，什么也没留下。

只有“麦格纳明星”活了下来。在宇宙射线大破坏的浩劫中，“麦格纳明星”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蛋白质B从基因A中游离出来，以帮助修复DNA断裂处，基因A被激活，细胞几乎停止一切生命活动，将有限的能量转向修复被破坏的DNA。由于对繁衍后代的古老召唤视而不见，“麦格纳明星”得以幸存。

当最近一次旱季结束时，湖泊重新注满水，“麦格纳明星”就会醒来。现在它可以繁殖了。它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成倍增长，进入新的生物群落，不断进化，创造一代又一代的新后代。

它们就是亚当和夏娃。

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我们不知道“麦格纳明星”是否真的存在过。但我过去25年的研究表明，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个生物都是这个伟大幸存者的产物，或者至少是一个非常像它的原始有机体的产物。我们基因中的化石记录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与我们共享这颗星球的每个生物仍然携带着这个古老的基因生存回路，基本形式或多或少是相同的。它存在于每一种植物、真菌和动物中。

图1.1——衰老的进化。在最早的生命形式中，有40亿年历史的基因回路在DNA被修复的时候会关闭复制功能，这就提供了一种生存优势。基因A会阻止复制，而基因B会制造出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会在复制安全的情况下阻止基因A。然而，当DNA断裂时，基因B产生的蛋白质就会离开去修复DNA。结果，基因A被开启，阻止复制，直到修复完成。我们继承了这种生存回路的先进版本

我们人类身体中也携带着这种基因。

我认为这个基因回路之所以被保留下来，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当简单而绝妙的解决方案，可以更好地确保携带这一回路的有机体生存下来。从本质来讲，它是一种原始的生存工具，能将能量转移到最需要的地方，当这个世界上的各类生存挑战来临时，它能对基因组受到的破坏进行修复，而只有在环境适宜时才允许复制。

它是如此简单和强大，它不仅确保了生命在地球上得以延续，而且无论宇宙怎么风云变幻，都确保了地球上的化学生存回路由父母传给后代，不断变化并稳定地改善，帮助生命延续数十亿年。在许多情况下，它还将个体生命的寿命延长到了超过它们实际需要的时间。

人类的身体虽然不完美，仍在进化中，但携带着一种先进的生存回路，这种回路可以让身体在生育期之后延续几十年的生命力。但是推测人类长长的寿命为什么最先进化出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代代相传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理论，如果我们在分子尺度上存在混乱，那么我们能活30秒都算得上奇迹，更不用说进入生育期，也谈不上活到80岁了。

但我们做到了，我们奇迹般地做到了。因为我们是伟大幸存者的后代，所以我们是伟大的幸存者。

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为我们是最古老的祖先经历一系列突变后的后代，我们身体中存在的这种回路也是我们衰老的原因。

是的，那个唯一的推断是正确的：这就是根源所在。

万事皆有因

如果你对衰老只有一个原因的观点感到吃惊，那么你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如果你对为什么我们会变老一无所知，那也很正常。很多生物学家也没过多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即使是老年病学专家、专门研究衰老的医生也常常不问“为什么我们会衰老”这个问题，他们只是在想办法改善衰老导致的后果。

这不是只在衰老领域才存在的“近视”。就像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抗癌症就是对抗它的症状，关于癌症产生的原因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所以医生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切除肿瘤，并且花很多时间让病人把他们的后事安排好。因为当我们无法解释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它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20世纪70年代，分子生物学家彼得·沃格特（Peter Vogt）和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发现了导致癌症的突变基因。这些所谓的“致癌基因”颠覆了整个癌症研究的模式。药物研发人员有了新方向：由基因编码的肿瘤诱导蛋白，比如BRAF、HER2和BCR ABL。通过研发专门阻断肿瘤生长蛋白的化学物质来攻克遗传导致的癌症，我们最终可以不再使用放射疗法和有毒化疗药物，同时不伤害正常细胞。当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尚未治愈所有类型的癌症，但我们相信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在越来越多的癌症研究者中，乐观主义者比比皆是。而这种希望正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2016年最后一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最令人难忘的部分。

“为了我们失去的亲人，为了我们仍能挽救的家庭，让我们把美国打造成一个能够彻底治愈癌症的国家。”奥巴马站在众议院会议厅里这样说道，并呼吁进行“癌症登月计划”。当他讲述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儿子博·拜登于2015年死于脑癌的时候，即使是民主党的一些政治宿敌也不禁落泪。

在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许多癌症专家指出奥巴马-拜登政府终结癌症所需的时间将远远超过一年，然而这些专家中很少有人说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在短短几十年里，我们完全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它是人在一生中无法避免的部分。

在过去十年里，最有希望的突破之一是免疫检查点疗法（或简称为“免疫疗法”）。免疫T细胞不断地在我们的身体中巡逻，寻找“流氓细胞”，在它们增殖成为肿瘤之前识别并杀死它们。如果没有T细胞，我们都会在20多岁时就患上癌症。但是流氓癌细胞进化出了欺骗“癌细胞侦察兵”T细胞的方法，因此它们能继续恣意地增殖。最新且最有效的免疫治疗药物可与癌细胞表面的蛋白质结合，这相当于脱掉了癌细胞穿着的隐身衣，有助于T细胞识别并杀死癌细胞。虽然目前只有不到10%的癌症患者受益于免疫治疗，但因为目前有几百项临床试验正在进行，这一数字应该会增加。

我们持续围剿一种曾被我们视为宿命的疾病，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进行研究，目前这项努力正在逐步取得成效。曾经致命的癌症，现在的生存率正在急剧上升。由于BRAF抑制剂和免疫疗法的联合应用，黑色素瘤脑转移（最致命的癌症之一）患者的生存率2011年以来提高了91%。1991-2016年，美国癌症患者整体死亡率下降了27%，并且还在下降。[3]这是以数百万人的生命来衡量的胜利。

如今对衰老的研究与20世纪60年代的癌症研究处于相似的阶段，我们对衰老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它对我们的影响有着深刻的了解，并且对它的根本成因和研究困境达成了新的共识。表面上看，衰老将不再是不治之症，治愈它远比治愈癌症容易。

直到20世纪下半叶，人们还普遍认为有机体会变老和死亡“对物种有益”——这一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这个观点给人的感觉很直观，它是大多数人在茶余饭后提出的解释。[4]但这绝对是错误的，我们死亡绝不是为了给下一代让路。

20世纪50年代，进化论中的“群体选择”概念已经过时，这促使J. B. S.霍尔丹、彼得·B.梅达瓦和乔治·C.威廉斯这三位进化生物学家提出了一些关于我们为什么衰老的重要观点。他们一致认为，在长寿问题上，所有个体都是各顾各的。在自私基因的驱使下，只要不死，这些个体就会尽可能久地、尽可能快地不断繁殖。［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太急迫了，就像我的曾祖父、匈牙利编剧米克洛斯·维特兹（Miklós Vitéz）一样，在新婚之夜向他的新娘证明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45岁。］

如果连我们的基因都不想死，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长生？这三位生物学家认为，我们经历衰老是因为当我们18岁时，强健体魄所需的自然选择力可能很强，但当我们40岁时，这些力量会迅速减弱，因为到那时，我们可能已经在足够的程度上复制了自私的基因，以确保它们能存活下来。最终，自然选择的力量变为零。基因会继续延续，但我们没有。

梅达瓦是一个非常善于言辞的人，他阐述了一个被称为“拮抗性多效基因”的微妙理论。简单地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帮助我们繁殖的基因不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不那么有用，到我们老的时候还会反咬我们一口。

20年后，纽卡斯尔大学的托马斯·柯克伍德根据生物体的可利用资源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衰老这个问题。这一观点被称为“可抛弃体细胞假说”，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物种来说，可用资源（能量、营养、水）总是有限的。因此，它们会进化到介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方式之间的某个点：要么快速繁殖并早逝，要么缓慢繁殖并维持你的躯体（也就是身体）。柯克伍德认为有机体无法既快速繁殖又保持身体健康、强壮——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同时做这两件事情。换一种方式说，在生命史上，对于任何一种存在基因突变的物种，这种突变使它快速生长又试图让它活得久，会让它很快耗尽资源，因此它就被从基因库中淘汰了。

柯克伍德的理论是通过假想来论证的，但有可能真的存在这样的事例。假设你是一只很小的啮齿动物，很可能被一只猛禽捕食。正因如此，你需要像你的父母和你父母的父母一样，迅速地将你的遗传物质传递给下一代。因为你的祖先很可能难逃很快被捕食的命运（你也是如此），所以本可以让身体长寿的基因组合并没有在你的物种中得到强化。

相反，现在把你想象成食物链顶端的一只猛禽。因为你在食物链的顶端，你的基因——实际上是你祖先的基因——可以造就一副健壮、长寿的躯体，可以繁殖几十年。但它们使你每年只能够养育两只雏鸟。

柯克伍德的假说解释了为什么老鼠只能活3年，而有些鸟类能活100年。[5]它也相当完美地解释了北美绿蜥蜴的现象：这种动物几十年前来到日本岛屿上，因为这里没有捕食它的天敌，它正在进化出我们所说的更长的寿命上限。[6]

这些理论与我们观察到的结果吻合，并且被普遍接受。个体不会永生，因为自然选择不会让它们在这个世界上永生。在这个世界上，现有个体的构造能够很好地传递身体的自私基因，而且由于所有物种的生存资源都是有限的，它们通过进化来分配可利用的能量，要么用于繁殖，要么用于长寿，两者不可兼得。“麦格纳明星”也是如此，所有在这颗星球上生活过的物种都是如此。

所有生物都一样，只有一个例外——智人。

智人凭借其相对较大的大脑和繁荣的文明来克服进化导致的不利结果——四肢虚弱、对寒冷敏感、嗅觉差、只在白天和可见光谱下视觉良好，这种高度不寻常的物种在不断创新。他已经能够做到食物、营养和水自给自足，同时减少因捕食、恶劣天气、传染病和战争造成的死亡。这些因素都曾经限制他进化出更长的寿命。当这些因素被消除后，几百万年的进化可能会使他的寿命翻倍，使他更接近其他一些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物种的寿命上限。但不需要等那么久，完全不需要等那么久，因为这个物种正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发明药物和技术以使其具有更长寿物种的生命活力，从字面上说，他正在致力于解决进化未能提供的东西。

我们为何衰老

如果不了解气流、负压和风洞，莱特兄弟就制造不出飞机。如果没有对冶金、液态燃烧、计算机的了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月球不是由绿奶酪构成的这一判断的自信，美国也不可能把人类送上月球。[7]

同样，如果我们想在减轻衰老带来的痛苦上取得真正的进展，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衰老成因的统一解释，这个解释不是仅仅停留在进化层面，而是能追根溯源的。

但从根本上解释衰老的成因并非易事。它必须满足所有已知的物理定律、化学定律，并与数百年来的生物学观测结果一致。它需要涵盖一个分子大小和一粒沙子大小之间最难理解的世界[8]，解释那些曾经存在的最简单和最复杂的生命机器。

因此，毫不奇怪，尽管我们不缺乏尝试，但从来没出现过一个关于衰老的统一理论，至少没有出现过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理论。

彼得·梅达瓦和利奥·西拉德单独提出了一个假说，即衰老是由DNA损伤和遗传信息丢失引起的。梅达瓦毕生从事生物学研究，致力于免疫学研究并获得了诺贝尔奖。和他不同，西拉德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来研究生物学，这位出生于布达佩斯的博学大师和发明家过着游牧般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工作和住所，他更愿意和那些能满足他对人类重大课题的好奇心的同事待在一起。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是核物理学的先驱，也是“曼哈顿计划”的创始人，它开创了原子战争时代。无数生命因他的工作而逝去，他深感惶恐，心灵备受折磨的他转而去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延长寿命。[9]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家和公众都接受了突变累积导致衰老的观点，当时辐射对人类DNA的影响已经在人们的观念中扎根。但是，虽然我们非常肯定辐射会造成细胞出现各种问题，但它只会产生我们在衰老过程中观察到的一部分体征和症状[10]，因此这一观点不能被视为普遍的理论。

1963年，英国生物学家莱斯利·奥格尔（Leslie Orgel）带着他的“错误灾难假说”加入了这场争论。该假说认为，DNA在复制过程中犯下的错误会导致基因突变，包括制造复制DNA的蛋白机制所需的基因。这个过程逐步扰乱那些相同的过程，不断地自我增殖，直到一个人的基因组被错误地复制到毁灭。[11]

大约在西拉德专注于辐射层面研究的同时，壳牌石油公司的化学家德纳姆·哈曼也在原子层面深入思考，尽管他们所采用的方式不同。哈曼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业，他提出了“衰老自由基理论”，该理论把衰老归咎于细胞内不成对的电子，这些电子通过氧化破坏DNA，尤其是在线粒体中的氧化，因为这是产生大多数自由基的地方。[12]哈曼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来验证这个理论。

我很高兴在2013年见到了哈曼一家。他的妻子告诉我，哈曼教授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服用大剂量的硫辛酸来抑制自由基。鉴于他90多岁时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我认为服用硫辛酸至少没有给他造成什么伤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哈曼和数百名研究人员对抗氧化剂能否延长动物的寿命进行了验证，总体结果令人失望。虽然哈曼成功地增加了啮齿类动物的平均寿命，例如通过在食物中添加丁羟甲苯，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的极限寿命增加了。换句话说，一组被研究动物的平均寿命可能会延长几周，但没有一只动物创造了个体寿命的最高纪录。科学研究自此证明了从富含抗氧化剂的饮食中获得的积极健康效应更可能是通过刺激身体对衰老的天然防御能力来实现的，包括促进产生身体中消除自由基的酶，而不是因为抗氧化剂本身的作用。

如果说旧习难改，那么自由基学说就是海洛因。十多年前，这一理论被我所在领域的科学家们推翻了，然而，药物和饮料的供应商仍然广泛地沿用这一理论，因为其背后是全球30亿美元的产业。[13]因为有这些广告宣传，所以60%以上的美国消费者仍在寻找富含抗氧化剂的食品和饮料就不奇怪了。[14]

自由基的确会引起突变。是的，这点很确定。你可以发现大量的突变，特别是在那些暴露于外界的细胞中[15]和老年人的线粒体基因组中。线粒体衰退无疑是衰老的一个标志，并会导致器官功能的改变。但单是突变，特别是细胞核基因组的突变是否会引起衰老，就与越来越多的相反证据产生了冲突。

阿兰·理查森（Arlan Richardson）和霍利·范·雷曼（Holly Van Remmen）在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验证老鼠体内自由基损伤或突变的增加是否会导致衰老，结果发现并不会导致衰老。[16]我的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已经证明了恢复年老的老鼠体内的线粒体功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这表明衰老并不主要由线粒体DNA的突变引起，至少在生命的后期是这样的。[17]

尽管关于细胞核DNA突变在衰老中的作用的讨论还在继续，但有一个事实——一个很难反驳的事实与所有这些理论矛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西拉德在1960年提出了克隆人类细胞的方法，终结了他自己的理论。[18]克隆为我们提供了突变是否会导致衰老的答案。如果年老的细胞确实失去了重要的遗传信息，从而导致衰老，那我们就不应该用年老的动物来克隆新的个体。因为那样的话，克隆动物生来就老。

克隆动物早衰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媒体一直在广泛宣扬这个观点，甚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网站上也这么说。[19]是的，爱丁堡大学罗斯林研究所的基思·坎贝尔和伊恩·维尔穆特创造的第一只克隆羊多莉的确只活到了绵羊正常寿命的一半，并死于一种进行性肺病。但对其遗体的全面分析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真的过早衰老。[20]与此同时，已被克隆并证明寿命正常、健康的动物物种名单现在包括山羊、绵羊、老鼠和奶牛。[21]

由于细胞核移植在克隆中发挥了作用，我们可以满怀自信地说，衰老不是由细胞核DNA突变引起的。当然，体内的一些细胞可能不会发生突变，而这些细胞最终会被成功克隆，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最简单的解释是，年老的动物保留了所有必要的遗传信息，以产生一只全新的健康动物，突变并不是衰老的主要原因。[22]

对这些杰出的研究人员来说，他们的理论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当然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情。大多数科学都是这样的，也许最终所有科学都是这样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托马斯·库恩指出，科学发现从来就不是无懈可击的，它要经受住各个演变过程中可预测阶段的考验。当一种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以前世界上无法解释的现象时，它就成了科学家用来探索更多新知的工具。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新发现会导致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能完全从理论层面来解释，并且它们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当科学家试图尽可能少地调整它，以解释无法解释的原因时，这个模型很快就会进入危机模式。

当我们对前几代人保守的旧观点不断提出新的疑问时，危机模式在科学界一直被视为一个迷人的时刻，但它不适合胆小的人。混乱最终被一种范式转换取代，一种新的公认的模型出现了，这种模型能够比旧模型解释更多的问题。

这是大约10年前发生的事情，因为衰老研究领域领军科学家的观点开始和一种新的模型融合，这种模型暗示了许多杰出研究者一直在苦苦找寻导致衰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并没有唯一的答案。

在这个更微妙的观点中，衰老和随之而来的疾病是衰老的多重“特征”的结果：

·损伤引起的基因组不稳定性

·染色体末端的防护帽——端粒的磨损

·控制基因开关的表观基因组的改变

·健康蛋白质维持失败，又称蛋白质内稳态丧失

·由代谢变化引起的营养感应失调

·线粒体功能障碍

·感染健康细胞的僵尸细胞堆积

·干细胞耗竭

·细胞间信息交换改变与炎症分子的产生

研究人员开始谨慎地认同：解决这些特征，你就能延缓衰老；延缓衰老，就能预防疾病；预防疾病，就能对抗死亡。

以干细胞为例，干细胞有可能生成许多其他类型的细胞。如果我们能阻止这些未分化的细胞枯竭，它们就能继续产生治愈受损组织和对抗各种疾病所必需的所有分化细胞。

同时，我们正在提高骨髓移植的接受率。骨髓移植是最常见的干细胞治疗方式，可用干细胞治疗关节炎、1型糖尿病、视力衰退，以及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些以干细胞为基础的介入治疗方法致力于将人类的寿命延长数年。

或者以衰老细胞为例，它们已经到了分裂能力的极限，却拒绝死亡，继续发出使周围细胞发炎的恐慌信号。如果我们能够杀死衰老细胞，或者首先阻止它们累积，我们就能让我们的组织更健康、活得更久。

这也同样可以用来对抗端粒损耗、蛋白质内稳态衰退及其他所有的特征。每个问题都可以一步一步地解决，一次解决一点儿，以帮助我们延长人类的健康寿命。

在过去的25年中，研究人员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精力来解决所有这些特征。一个广泛的共识形成了：这将是减轻那些正在衰老之人的痛苦和折磨的最佳方案。

图1.2——衰老的特征。科学家们确定了衰老的八九个特征。只要解决其中一个，你就能延缓衰老；如果解决全部，你可能就不会衰老

毫无疑问，虽然这些特征的清单有待进一步完善，但这些特征在创造一个更强有力的对策，以使人类获得更长寿、更健康的生命。介入治疗方法旨在延缓上述特征中的某一项，可能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数年的健康。如果我们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那么回报可能是平均寿命显著提高。

那么如何解决寿命上限的问题？光解决这些特征可能还不够。

但是，得益于数个世纪的知识积累，每天分析成千上万种潜在药物的机器人，每天读取数百万个基因的测序机器，以及处理数万亿字节数据的运算能力，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这些东西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关于衰老的理论，几十年来一直在被慢慢打破，现在验证和反驳它变得更加容易。

一场新的思维转变正再次进行，虽然它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我们再次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混乱的时期，我们仍然非常确定这些特征是衰老及其无数症状的准确指标，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特征会首先出现。

现在是时候来回答这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了。

现在，给任何事情找到一个公认的解释，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更别提像衰老这样复杂的事情。任何试图解释衰老的理论不仅要经得起科学的检验，而且必须为衰老理论的每个核心内容提供合理的解释。例如，一个似乎为细胞衰老而不是干细胞耗竭提供了解释的公认假设，就不能解释衰老的原因。

然而，我相信这个答案（衰老的原因）存在于所有这些特征的上游。是的，我们衰老的唯一原因。

衰老，简而言之，是信息的丢失。

你或许认为信息的丢失是西拉德和梅达瓦单独提出的观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观点集中在遗传信息的丢失上。

生物学中有两种信息，它们的编码方式完全不同。我尊敬的前辈们所理解的第一种信息是数字信息。正如你可能知道的，数字信息基于一组有限的可能值，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以两种碱基或二进制的形式被编码为0和1，而是以四进制或四种碱基的形式被编码为腺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鸟嘌呤，也就是DNA的核苷酸A、T、C、G。

因为DNA是数字的，所以它是储存和复制信息的可靠方式。事实上，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以极高的精度被复制，原理上与存储在计算机存储器或DVD（数字激光视盘）上的数字信息没有区别。

DNA的生命力也很顽强。当我第一次在实验室工作时，我震惊于这种“生命分子”怎么能在沸水中存活数小时，并激动地发现我们可以从至少有4万年历史的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中找到它。[23]数字存储的优势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40亿年中，核酸链一直是生物界的存储分子。

人体中的另一种信息是模拟信息。

我们对人体内的模拟信息知之甚少。一部分原因是它对科学来说是新生事物，另一部分原因是它很少被用信息术语描述，尽管在遗传学家注意到他们培养的植物中存在奇怪的非遗传效应的时候，它最初就是被这样描述的。

今天，模拟信息通常被称为“表观基因组”，是指不能通过基因途径传播的可遗传性状。

“表观遗传学”一词最早是由康拉德·H.沃丁顿于1942年提出的，他是英国发育生物学家，当时在剑桥大学工作。在过去的10年里，“表观遗传学”这个词的含义已经拓展到与遗传学关系较小的生物学领域，包括胚胎发育、基因交换网络、DNA包装蛋白的化学修饰，这让哈佛医学院我所在院系的传统遗传学家很懊恼。

与遗传信息以DNA形式存储一样，表观遗传信息也存储在一种叫作“染色质”的结构中。细胞中的DNA不是杂乱无章地排列在一起的，而是包裹在一种叫作“组蛋白”的蛋白质小球上。这些小球串起来形成环状结构，就像你在私家车道上清洗浇花水管时会把水管圈成一堆。如果你用染色体的两端玩拔河游戏，你会得到6英尺长的“DNA串”，上面有成千上万个组蛋白。如果你能通过某种方式将DNA的一端插入电源插座，让组蛋白一闪一闪地发光，那么仅仅几个细胞就可以代替你的节日灯。

表观遗传信息的存储和复制对复杂的生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说到复杂的生命，我指的是任何由两个以上细胞组成的生物：黏菌、水母、蠕虫、果蝇，当然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哺乳动物。表观遗传信息将单个受精卵编配成由260亿个细胞组成的人类新生儿，它使我们体内具有相同基因的细胞呈现数千种不同的形式。[24]

如果把基因组比作一台计算机，那么表观基因组就是软件。它指导新分裂的细胞成为哪种类型的细胞以及它们应该保留什么，在单个脑神经元和某些免疫细胞中，这个过程有时会持续几十年。

这就是为什么神经元与皮肤细胞的行为完全两样，一个正在分裂的肾细胞也不会产生两个肝细胞。如果没有表观遗传信息，细胞会很快失去自己的身份，新细胞也会失去自己的身份。如果这样，组织和器官的作用最终就会越来越弱，直到衰竭。

在原始地球的温暖水池中，数字化学系统是储存长期遗传数据的最佳方式。但信息存储也需要对环境条件进行记录和响应，这种行为以模拟信息的格式被很好地存储了起来。模拟数据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因为只要细胞内部和外部环境需要，它们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来回变换，而且它们可以存储几乎无限数量的可能值，甚至对之前从未遇到过的情况进行响应。[25]

由于模拟信息可以存储无限数量的可能值，所以许多音响发烧友仍然喜欢模拟存储系统中丰富的声音。但是，尽管模拟设备有自己的优点，但它们也有一个重大缺点。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从模拟转向数字的原因。与数字信息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模拟信息在磁场、重力、宇宙射线和氧气的共同作用下会逐渐退化。更糟的是，信息在被复制时会丢失。

没有人比来自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师克劳德·香农更严重地受到信息丢失问题的困扰。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农亲身体会到，在模拟无线电传输中掺杂“噪声”的代价是无数人的性命。战后，他写了一篇简短而深刻的科学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阐述信息是如何保存的。许多人把它看作信息理论的基础，如果说有一篇论文推动我们进入了当今的数字无线世界，那这个名号一定非它莫属。[26]

当然，香农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两点之间电子和无线电通信的稳定性。他的工作成果最终可能会被证明比这一目的更重要，因为我相信他所发现的关于保存和恢复信息的知识同样适用于衰老。

不要对我认为的我们与一台旧式DVD播放机一样感到沮丧，这其实是个好消息。如果西拉德关于突变导致衰老的观点被证明是对的，那我们将无法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信息没有被备份而丢失时，它就永远地丢失了。如果你问一下那些曾经尝试播放或还原边缘破损的DVD中的内容的人，他们就会告诉你：丢失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

但我们常常可以从一张有划痕的DVD中恢复信息。如果我的想法是对的，那同样的过程就是逆转衰老的方法。

克隆技术很好地证明了：即使我们变老了，我们的细胞也仍然保留着年轻的数字信息。为了返老还童，我们只需要找些抛光剂来去除划痕。

这一点，我相信是可能的。

万物都有定时

衰老的信息理论始于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原始生存回路。

正如你所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回路已经进化。举例来说，哺乳动物并不是只有能产生一个生存回路的几个基因，比如那些首次出现在“麦格纳明星”中的基因。科学家在我们的基因组中发现了20多个生存回路。我的大多数同事都把这些基因称为“长寿基因”，因为它们被证明拥有能够延长许多生物体平均寿命和极限寿命的能力。但这些基因不仅能使生命更长寿，而且能使其更健康，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也可以被认定为“活力基因”。

这些基因共同在我们体内形成一个监测网络，通过向血液中释放蛋白质和化学物质，在细胞之间和器官之间形成沟通，监测和响应我们吃什么、运动量和现在是几点。它们告诉我们在逆境中要蛰伏，告诉我们在环境适宜时要快速成长、快速繁殖。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基因的存在和它们的作用，科学发现给了我们探索和利用它们、想象它们的潜力、以不同的方式推动它们为我们工作的机会。利用天然分子和新型分子、简单的和复杂的技术、新颖的和古老的智慧，我们可以解读它们、调节它们，甚至完全改变它们。

我研究的长寿基因被称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以首次被发现的酵母SIR2基因命名。哺乳动物中有7种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从SIRT1到SIRT7，身体中几乎每个细胞都会制造这些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当我开始研究时，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几乎不被科学界关注。现在这个基因家族处于医学研究和药物开发的前沿。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是“麦格纳明星”中基因B的后代，它是一种酶，可以去除组蛋白和其他蛋白质上的乙酰基标签，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改变DNA的包装，在需要时关闭和开启基因。这些关键的表观遗传调控因子位于细胞控制系统的顶端，控制我们的繁殖和DNA修复。酵母菌诞生以来，经过几十亿年的发展，这些表观遗传调控因子已经进化到能够控制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体格和我们的生存。它们还进化到能获取一种叫作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也就是NAD的分子。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NAD的丧失及由此导致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活性下降，被认为是我们的身体在年老而非年轻时患病的主要原因。

为了以繁殖换修复，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命令我们的身体在逆境中“屈服”，防止我们罹患衰老导致的主要疾病，比如糖尿病、心脏病、阿尔茨海默病、骨质疏松症，甚至癌症。它们能抑制慢性、过度炎症，这些炎症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代谢紊乱、溃疡性结肠炎、关节炎和哮喘等疾病。它们可以阻止细胞死亡，增加线粒体（细胞的能量包）。它们能防止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症和黄斑变性。在对老鼠的研究中，激活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可以改善DNA修复，增强老鼠的记忆力、运动耐力，并帮助老鼠保持身材苗条（无论它们吃什么）。关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作用的猜测并非胡思乱想，已经有科学家通过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并将经同行评议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自然》《细胞》《科学》等杂志上。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通过相对简单的程序实现了这一目的，即通过生存回路中奇妙的基因B来完成这一切，它们比其他许多长寿基因更容易被操纵。它们似乎是宏伟的鲁布·戈德堡生命机器中最早的多米诺骨牌之一。它是了解我们的遗传物质在逆境中如何进行自我保护的关键。是它让生命得以持续和繁荣数十亿年。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并不是唯一一种长寿基因。另外两个被深入研究的基因组也扮演着相似的角色，而且也被证明是可以操纵的，可以让生命更长、更健康。

其中一种被称为“雷帕霉素靶蛋白”（TOR），它是一种调节生长和代谢的蛋白质复合物。像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一样，科学家在哺乳动物中发现了一种叫作mTOR的TOR，这种物质存在于他们寻找的每一种生物体中。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一样，mTOR的活性也受到营养物质的精准调节。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一样，mTOR也可以通过促进DNA修复、减少衰老细胞引起的炎症及消化旧蛋白（这可能是它最重要的功能）等活动，向处于应激状态的细胞发出信号，使其蛰伏并提高存活率。[27]

当环境适宜时，TOR是细胞生长的主要驱动力。它能感知可利用氨基酸的数量，并控制应激反应中产生蛋白质的数量。然而，当它被抑制时，它会迫使细胞蛰伏，减少分裂，重新利用老细胞的成分维持能量并延长生存时间，这就像去垃圾场寻找用于修理的旧车零件，而不是购买新的，这一过程叫作自噬。当我们的祖先不能成功地杀死一头长毛猛犸象，只能靠少量的蛋白质生存时，正是mTOR的关闭使他们得以存活。

另一种长寿基因是代谢控制酶AMPK，它对低能量水平产生响应。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和TOR一样，它普遍存在于各个物种中。对于如何控制它，我们已经十分了解。

这些防御系统都是在生物性压力下被激活的。很明显，有些压力实在太大了，根本无法克服，就像一脚踩到了一只蜗牛，它就小命不保了一样。急性创伤和无法控制的感染会杀死一个有机体，而不会使该有机体衰老。有时，像众多DNA断裂这样的细胞内的压力大到无法承受，即使细胞能够在短期内修复断裂，在没有留下突变的情况下，也会在表观遗传水平上出现信息丢失。

下面是我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有很多压力源可以激活长寿基因而不损害细胞，包括某些类型的运动、间歇性禁食、低蛋白饮食，以及暴露在高温和低温环境中（我将在第4章对此进行讨论）。这被称为“兴奋效应”。[28]兴奋效应通常对生物体有益，尤其是当它可以被诱导而不会造成任何持久的伤害时。当兴奋效应出现时，有百利而无一害。事实上，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好，因为基因被激活时出现的一点点压力会促使系统的其他部分蛰伏，保存实力，以活得更长久。这即是长寿的开始。

对上述方法的补充是兴奋效应模拟分子。多个在研药物和至少两种已上市药物可以启动人体的防御系统，而不会造成任何损害。这就像给五角大楼打了个恶作剧电话：军队和陆军工程兵团被派出去了，但没有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粒药丸来模拟运动和间歇性禁食带来的好处（我将在第5章对此进行讨论）。

我们控制所有遗传路径的能力将从根本上改变药物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形态。它将真正地改变我们为人类这一物种下定义的方式。

是的，我知道这听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因此，让我来解释一下原因。

[1]D. Damer and D. Deamer, “Coupled Phases and Combinatorial Selection in Fluctuating Hydrothermal Pools: A Scenario to Guide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the Origin of Cellular Life,” Life 5, no. 1 (2015): 872–87, https://www.mdpi.com /2075-1729/5/1/872.

[2]根据精确的放射学和地质学测量数据，以及最近关于生命早期化学反应的发现，这是一个关于无生命体如何被激活、生命如何生成的精确景象。M. J. Van Kranendonk, D. W. Deamer, and T. Djokic, “Life on Earth Came from a Hot Volcanic Pool, Not the Sea, New Evidence Suggests,”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2017,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life-on-earth-came-from-a-hot-volcanic-pool-not-the-sea-new-evidence-suggests/.

[3]J. B. Iorgulescu, M. Harary, C. K. Zogg, et al., “Improved Risk-Adjusted Survival for Melanoma Brain Metastases in the Era of Checkpoint Blockade Immunotherapies: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Cohort,” Cancer Immunology Research, 6, no. 9 (September 2018): 1039–45, http://cancerimmunolres.aacrjournals.org/content/69/1039.long; R. L. Siegel, K. D. Miller, and A. Jemal, “Cancer Statistics, 2019,”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6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9): 7–34,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3322/caac.21551.

[4]作者写道，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科学家和哲学家就一直在努力解开衰老之迷。D. Fabian and T. Flatt, “The Evolution of Aging,” Nature Education Knowledge 3, no. 10 (2011): 9, https://www.nature.com/scitable/knowledge/library/the-evolution-of-aging-23651151.

[5]西伯利亚的一只蝙蝠活到了41岁，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R. Locke, “The Oldest Bat: Longest-Lived Mammals Offer Clues to Better Aging in Humans,” BATS Magazine 24, no. 2 (Summer 2006): 13–14, http://www.batcon.org/resources/media-education/bats-magazine/bat_article/152.

[6]在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上，一群群蜥蜴很可能会探索没有捕食者的岛屿，而较少冒险的动物在有捕食者的情况下生存得更好。O. Lapiedra, T. W. Schoener, M. Leal, et al., “Predator-Driven Natural Selection on Risk-Taking Behavior in Anole Lizards,” Science 360, no. 3692 (June 1, 2018): 1017–20,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92/1017.

[7]理查德·道金斯在《伊甸园之河》一书中有说服力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毫无科学可言，并举了一个例子：那时的人类相信月球是被抛到空中的一个老葫芦。R. Dawkins, River Out of Ede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8]见本书开头“事物比例”。

[9]去世前几年，西拉德在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做常驻研究员。他住在德尔查罗酒店的一间小屋里，于1964年5月30日去世。

[10]R. Anderson, “Ionizing Radiation and Aging: Rejuvenating an Old Idea,” Aging 1, no. 11 (November 17, 2009): 887–90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15743/.

[11]L. E. Orgel, “The Maintenance of the Accuracy of Protein Synthesis and Its Relevance to Age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9, no. 4 (April 1963): 517–2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9893/.

[12]哈曼得出结论：与衰老相关的疾病及衰老本身都源于“自由基对细胞成分和结缔组织的有害攻击”。他继续说，“自由基的来源是细胞中被氧化酶催化的分子氧”和微量金属。D. Harman, “Aging: A Theory Based on Free Radical and Radiation Chemistr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1, no. 3 (July 1, 1956): 298–300, https://academic.oup.com/geronj/article-abstract/11/3/298/616585?redirectedFrom=fulltext.

[13]《营养世界》预测，生产成本的下降及对合成抗氧化剂的需求的不断增加，再加上食品和饮料生产企业对合成抗氧化剂的需求的不断增加，将为未来几年的市场增长提供动力。“到2022年，全球抗氧化剂市场规模预计达到45亿美元。”Nutra-ceuticals World, January 26, 2017, http://www.nutraceuticalsworld.com/contents/view_breaking-news/2017-01-26/global-antioxidants-market-expected-to-reach-45-billion-by-2022.

[14]一家饮料行业网站发现，对保健饮品的需求急剧增长与消费者对自己看重的配料的需求密不可分。A. Del Buono, “Consumers’ Understanding of Antioxidants Grows,” Beverage Industry, January 16, 2018, https://www.bevindustry.com/articles/90832-consumers-understanding-of-antioxidants-grows?v=preview.

[15]I. Martincorena, J. C. Fowler, A. Wabik, et al., “Somatic Mutant Clones Colonize the Human Esophagus with Age,” Science 362, no. 6417 (November 23, 2018): 911–17,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0337457.

[16]作者得出结论，他们的数据“对氧化损伤/压力的改变在老鼠寿命中起作用的假设提出了疑问”。V. I. Pérez, A. Bokov, H. Van Remmen, et al., “Is the Oxidative Stress Theory of Aging Dead?,”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1790, no. 10 (October 2009): 1005–14,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789432/.

[17]A. P. Gomes, N. L. Price, A. J. Ling, et al., “Declining NAD(+) Induces a Pseudohypoxic State Disrupting Nuclear-Mitochondrial Communication During Aging,” Cell 155, no. 7 (December 19, 2013): 1624–3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4360282.

[18]W. Lanouette and B. Silard, Genius in the Shadows: A Biography of Leo Szilard: The Man Behind the Bomb (New York: Skyhorse Publishing, 1992).

[19]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料，“从成人细胞中克隆出来的克隆体可能含有比正常染色体短的染色体，这可能会使克隆体的细胞寿命缩短”。“Cloning,”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March 21, 2017, https://www.genome.gov/25020028/cloning-fact-sheet/.

[20]在关于克隆羊多莉的争论中，一个已被证明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用成年动物的细胞克隆出来的动物在出生时的年龄是多少？对话网站上的一位作者找到的答案是：采用与克隆多莉同样的方法克隆的其他动物寿命正常。“现在越来越多的像多莉一样的克隆动物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从任意年龄的动物身上提取一个细胞，并将其细胞核导入一个未受精的成熟卵细胞，我们就可以制造出一只寿命被完全重置的动物。J. Cibell, “More Lessons from Dolly the Sheep: Is a Clone Really Born at Age Zero?,” The Conversation, February 17, 201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ore-lessons-from-dolly-the-sheep-is-a-clone-really-born-at-age-zero-73031.

[21]尽管一些克隆动物与它们所属物种的正常衰老率相匹配，但仍需要对这一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超越迄今为止搜集到的大量逸事证据。J. P. Burgstaller and G. Brem, “Aging of Cloned Animals: A Mini-Review,” Gerontology 63, no. 5 (August 2017): 417–25, https://www.karger.com/Article/FullText/452444.

[22]巴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克隆鼠身上发现，在随后的几代老鼠体内保护染色体末端的端粒出人意料地变长了，并且没有显示早衰的迹象。T. Wakayama, Y. Shinkai, K. L. K. Tamashiro, et al., “Ageing: Cloning of Mice to Six Generations,” Nature 407 (September 21, 2000): 318–19. “尽管在不同的研究中均有关于端粒长度的报道，但大多数克隆动物似乎都在正常衰老。事实上，2008年1月起，第一批克隆牛已经健康地存活了10年。”“Myths About Cloning,” U.S.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 August 29, 2018, https://www.fda.gov/animalveterinary/safetyhealth/animalcloning/ucm055512.htm.

[23]研究人员在来自克罗地亚的一块尼安德特人骨头上发现了线粒体DNA，它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时间比先前认为的更早。T. Devièse, I. Karavanié, D. Comeskey, et al., “Direct Dating of Neanderthal Remains from the Site of Vindija Cav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to Upper Paleolithic Transi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 no. 40 (October 3, 2017): 10606–11,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88745.

[24]A. S. Adikesevan, “A Newborn Baby Has About 26,000,000,000 Cells. An Adult Has About 1.9×103 Times as Many Cells as a Baby. About How Many Cells Does an Adult Have?,” Socratic, January 26, 2017, https://socratic.org/questions/a-newborn-baby-has-about-26-000-000-000-cells-an-adult-has-about-1-9-10-3-times-.

[25]C. B. Brachmann, J. M. Sherman, S. E. Devine, et al., “The SIR2 Gene Family, Conserved from Bacteria to Humans, Functions in Silencing, Cell Cycle Progression, and Chromosome Stability,” Genes & Development 9, no. 23 (December 1, 1995): 2888–902, http://genesdev.cshlp.org/content/9/23/2888.long; X. Bi, Q. Yu, J. J. Sandmeier, and S. Elizondo, “Regulation of Transcriptional Silencing in Yeast by Growth Temperature,”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34, no. 4 (December 3, 2004): 893–905,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5544800.

[26]这是我读过的最有趣、最重要的论文之一。C. 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 no. 3 (July 1948): 379–423, and 27, no. 4 (October 1948): 623–66, http://math.harvard.edu/~ctm/home/text/others/shannon/entropy/entropy.pdf.

[27]作者的研究表明，癌细胞中的mT-ORC1信号通过“抑制内源性DNA损伤，并可能通过调节CHK1来控制细胞的命运”，从而提高生存率。X. Zhou, W. Liu, X. Hu, et al., “Regulation of CHK1 by mTOR Contributes to the Evasion of DNA Damage Barrier of Cancer Cells,” 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May 8, 201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7-01729-w; D. M. Sabatini, “Twenty-five Years of mTOR: Uncovering the Link from Nutrients to Growt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 no. 45 (November 7, 2017): 11818–2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692607/.

[28]E. J. Calabrese, “Hormesis: A Fundamental Concept in Biology,” Microbial Cell 1, no. 5 (May 5, 2014): 145–49,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354598/.

第2章　寻找长寿开关

2003年4月15日，世界各地的报纸、电视节目和网站都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人类基因测序已经完成。

这里有一个恼人的问题：人类基因测序真的还没有完成。事实上，在基因序列中还存在巨大的空白。

这并不是说主流新闻媒体把事情吹得神乎其神——就连《科学》和《自然》这样备受尊敬的科学期刊也讲述了几乎相同的故事，也不是科学家在夸大他们的工作。事实很简单，当时，大多数参与了这项耗时13年、花费10亿美元的项目的研究人员都同意，考虑到现在的技术，我们已尽最大努力确认人类DNA中全部30亿个碱基对。

基因组中缺失的部分是我们认为不重要的部分，一般是指重复核苷酸的重叠部分。这些都是曾经被嘲笑为“垃圾DNA”的生命密码区，它们现在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仍然被普遍忽视为“非编码”。在当时许多科学精英的眼中，那些区域只不过是从前基因组的幽灵，大部分是“搭便车病毒”死后的残余物，这些病毒在几十万年前就被整合进了基因组。人们认为，那些被认为造就了人类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确认了身份，我们已经拥有我们所需的东西，来推动我们理解自己是如何成为人类的。

然而，据估计，那些遗传暗物质占了整个基因组的69%[1]，甚至在那些被公认为是“编码”的区域，一些科学家认为，还有多达10%的区域尚未被解码，其中包括影响衰老的区域。[2]

2003年以来这段相对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发现在著名的DNA双螺旋中，有一些序列没有被绘制出来，但这些序列对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事实上，尚有成千上万的序列没有被检测出来，因为最初制定检测基因的算法时忽略了所有碱基对少于300个的基因。事实上，基因可以短到只有21个碱基对，今天我们在所有基因组中发现了数百个这样的基因。

这些基因指示我们的细胞产生特异性的蛋白质，而这些蛋白质是构成人类生物学和生活经验的过程和特征的基石。当我们即将识别出一个完整的DNA序列时，我们就更接近于掌握控制我们存在的基因“图谱”了。

即使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密码，有些东西我们也仍然找不到。

我们无法找到衰老基因。

我们已经发现了影响衰老症状的基因。我们已经发现长寿基因控制着人体抵抗衰老的能力，从而可以通过自然方法、药物和技术干预来延缓衰老。但是，与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癌症基因不同（癌症基因为我们提供了与癌症抗争的准确靶点），我们尚未确定导致衰老的唯一基因。我们也找不到它。

因为基因进化不是为了“引起”衰老。

关于酵母的衰老理论

我在构建衰老信息理论时曾经走了一段较为漫长的路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理论可以追溯到一位科学家的工作，他默默无闻，但他的工作为当今世界上许多正在进行的长寿研究奠定了基础。

他的名字叫罗伯特·莫蒂默（Robert Mortimer），如果说有一个形容他特质的词在他去世后经常被提及，那就是“善良”。

而另一个形容词是“高瞻远瞩”，“杰出”“求知欲”“勤奋”也同样适用。莫蒂默为他的同事们树立了榜样，并且我一直从中受到启发。莫蒂默在2007年逝世，他在将酿酒酵母从一种看似低劣的、单细胞的甜食酵母（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嗜糖酵母”）提升到世界上最重要的被研究生物之一的法定地位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莫蒂默在他的实验室里收集了数以千计的变异酵母菌株，其中许多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培养的。他本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大赚一笔，然后向通过他从该大学“酵母基因储备中心”获取样本的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收费。然而，从身无分文的本科生到世界上资金最雄厚的研究机构里的终身教授都可以浏览该中心的目录，当他们请求获取任何一种菌株时，他都会自掏腰包马上邮寄给他们。[3]

因为他让这一切变得如此简单和廉价，所以对酵母的研究才得以蓬勃发展。

20世纪50年代，莫蒂默开始与他的同事——生物学家约翰·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4]一起研究酿酒酵母时，几乎没有人对酵母感兴趣。在大多数人眼中，我们似乎无法通过研究一种微小的真菌来了解我们复杂的自我。要让科学界相信酵母不仅可以用来烤面包、酿造啤酒和葡萄酒，还有其他用途，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莫蒂默和约翰斯顿所认识到的，以及其他许多人在未来几年后开始认识到的是，那些微小的酵母细胞与我们人类没有太大的不同。就它们的大小而言，它们的基因和生化结构异常复杂，这使得它们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模型，来让我们了解维持生命和控制像我们这样的大型复杂生物体的寿命的生物学过程。如果你对酵母细胞能告诉我们关于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罕见疾病或衰老的信息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那么请想想，有五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因为研究酵母基因而获得的，其中包括2009年就发现细胞如何对抗端粒缩短（衰老特征之一）所颁发的奖项。[5]

莫蒂默和约翰斯顿所做的工作，特别是1959年那篇开创性的论文，证明了母代和子代酵母细胞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寿命，这将为我们看待寿命极限的方式发生震惊世界的改变奠定基础。到2007年莫蒂默去世时，全球约有10000名研究人员在研究酵母。

是的，人类经过10亿年的进化已经与酵母有天壤之别，但两者仍然有很多共同点。酵母与我们有70%的相同基因。这些基因对酵母产生的作用和对我们产生的作用没有太大差别。像人类一样，酵母细胞几乎总是试图做两件事中的其中一件：要么试图进食，要么试图繁殖。它们要么处于饥饿状态，要么处于发情状态。与人类非常相似，开始衰老后，它们的行动会变迟钝，身体会变大、变圆，繁殖能力会下降。但是，人类经历这一过程需要几十年，酵母细胞经历这一过程却只需要一周。这使得它们成为我们了解衰老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事实上，一个不起眼的酵母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我们自身的事情，并且相对于研究其他有机体来说，酵母做到这一点的速度非常快，这是我决定将研究酿酒酵母作为职业生涯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它们闻起来有股新鲜面包的味道。

1992年，我在维也纳参加国际酵母大会（是的，确实有这么个会议）时遇到了莫蒂默，当时我刚二十出头。我和我的两位博士生导师伊恩·道斯（Ian Dawes）教授、理查德·迪金森（Richard Dickinson）教授一起参加了会议。道斯是一个不喜欢条条框框的澳大利亚人，任职于新南威尔士大学[6]，而迪金森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英国人，任职于卡迪夫大学。

莫蒂默当时在维也纳讨论了一项重大的科学研究：酵母基因组的测序。我在那里受到了莫大的启发。[7]如果我当时犹豫不决，不能狠下心来将我的科学生涯奉献给一个单细胞菌类，那么我就不可能碰到那些在几十年前几乎不存在的领域建立巨量知识的人。

就在那次会议之后不久，全球酵母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的伦纳德·瓜伦特来到悉尼度假，拜访了伊恩·道斯。瓜伦特和我共进晚餐，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就坐在他对面。

当时我还是一名研究生，用酵母来研究一种叫作枫糖尿症的遗传性疾病。你从这种疾病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它并非大多数上流社会人士在晚餐时的谈资。不过，瓜伦特带着一种好奇心和热情，与我一起进行了一次科学讨论，这简直令人欣喜若狂。谈话很快转到了他当时研究的一个项目上，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开始研究酵母的衰老，这项工作是在莫蒂默绘制的基因图谱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份图谱绘制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就这样，我对了解衰老产生了热情，我学会了用显微镜和微型操作机器人拆分酵母细胞，这是找出酵母衰老原因的必要技能。那天晚上，瓜伦特和我达成了一个共识：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酵母衰老的问题，我们就没有机会在人类身上进行研究。

和他一起工作不仅仅是我的意愿，还在于我不得不和他一起工作。

道斯写信告诉他，我很想加入他的实验室，我是个“熟手”。

几周后，他回复：“我很高兴能与大卫一起工作。”他或许跟其他许多满腔热忱的申请人都说过这句话。他还说：“但他必须自筹费用。”后来我得知，他很高兴仅仅是因为他错把我当成了那次晚餐时认识的另一个学生。

虽然我的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但我机会渺茫。当时，外国人很难获得美国名校的博士后奖学金，但我坚持去面试，并自费坐飞机去了波士顿。当时我去应聘海伦·海伊·惠特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干细胞领域的一位巨人道格拉斯·梅尔顿面试了我。惠特尼基金会1947年以来一直为生物医学博士后学者提供研究资助。当时还有另外4名应聘者在梅尔顿的办公室外面等候。我的机会来了，轮到我了。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很紧张。我暗自想着，我或许不会获得奖学金，所以去碰碰运气吧。

我告诉梅尔顿，我要一辈子致力于研究衰老，寻找“赋予生命的基因”，然后在白板上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基因是如何工作的，以及我拿到奖学金后未来三年要做什么。为了表示感谢，我送给了他一瓶从澳大利亚带来的红酒。

后来，我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不要带红酒去面试，因为这可能会被视为行贿。第二，梅尔顿一定很喜欢我说的话和我说话的方式，因为我在飞回家后拿到了奖学金，然后坐上了回波士顿的飞机。毫无疑问，这次面试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8]

1995年，我在参加研究时曾期望通过研究沃纳综合征来建立我们对衰老的认识，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发生于不到十万分之一的活产婴儿中，症状包括四肢无力、皱纹、白发、脱发、白内障、骨质疏松症、心脏病，还有很多其他实质性衰老迹象。这些症状不是出现在七八十岁的人身上，而是出现在三四十岁的人身上。沃纳综合征患者的预期寿命只有46岁。

就在我抵达美国不到两周时，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由聪明的、有责任心的衰老研究开山鼻祖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牵头的研究小组宣布，他们发现了一种基因，这种基因在突变时会导致沃纳综合征。[9]有人比我抢先了一步，我当时很泄气，但这一发现促使我朝着最终目标迈出了更大的第一步。事实上，它成了衰老信息理论的关键。

现在，沃纳综合征的致病基因WRN已经在人类身上被识别出来，下一步是测试酵母中类似的基因是否具有相同的功能。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酵母来更加快速地明确沃纳综合征的病因，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通常意义上的衰老。我冲进瓜伦特的办公室，告诉他我正在用酵母研究沃纳综合征，这里面就有我们解决衰老问题的方法。

在酵母中，与WRN基因功能相同的是慢生长抑制物1号（SGS1）。该基因已经被怀疑可以为一种叫作“DNA解旋酶”的酶编码，这种酶在DNA断裂前会解开缠绕的DNA链。解旋酶在DNA重复序列中尤其重要，这些序列天生就容易缠结和断裂。蛋白质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由沃纳综合征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因为事实上，我们一半以上的基因组都是重复的。

通过一个基因交换过程，细胞被诱骗去读取额外的DNA片段，我们用SGS1突变基因交换出功能性SGS1基因。实际上，我们正在进行试验，看看是否有可能让酵母患上沃纳综合征。

交换后，酵母细胞的寿命被缩短了一半。通常来说，这算不上新闻。许多与衰老无关的事件（比如被螨虫吃掉、在葡萄上变干或被放在烤箱中）都会缩短酵母细胞的寿命。我们已经把它们的DNA打乱，这可能以1000种不同的方式让这些细胞不工作，从而过早地死亡。

但那些细胞不仅仅是处于垂死状态，它们在健康状况和机能急剧下降后奄奄一息。随着SGS1突变体变老，它们的细胞循环速度减慢了。它们变大了。雄性和雌性“交配型”基因（基因A的后代）被同时开启，因此它们无法生育，无法交配。这些都是酵母衰老的已知特征。这种情况在我们人为制造的突变体中发生得更快，看起来就像是酵母版的沃纳综合征。

我们使用特殊的染色剂将DNA染成蓝色，并将核仁染成红色（核仁位于所有真核细胞的细胞核内）。这使得在显微镜下更容易看到在细胞水平上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很神奇了。

核仁是核糖体DNA所在的细胞核的一部分。核糖体DNA被复制到核糖体RNA中，核糖体酶利用核糖体RNA将氨基酸缝合在一起，生成各种新的蛋白质。

在衰老的SGS1所在的细胞中，核仁看起来像发生过爆炸。核仁不像是在蓝海中游动的一轮红色新月，而是分散成了六个小岛。这个场景十分凄美。这张照片后来被刊登在1997年8月出版的著名杂志《科学》上，至今仍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让人着迷，而且让人脑洞大开。作为对这种损伤的应激，就像老鼠回应花生的“召唤”一样，被称为Sir2的蛋白质（第一种已知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由基因SIR2编码[10]，由基因B传下来）从控制繁殖的交配基因上脱离并进入核仁。

那个场景在我看来是美丽的，但对酵母来说是个问题。Sir2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是一种表观遗传因子，是一种位于基因上的酶，将DNA捆绑起来并使其保持沉默。在分子水平上，Sir2通过酶活性来实现这一点，确保被称为乙酰基的化学物质不会积聚在组蛋白上并使DNA包装松动。

当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离开由控制繁殖和复制的基因A传下来的交配基因时，突变细胞同时开启雄性和雌性基因，导致它们失去性别，就像在正常的衰老细胞中一样，但时间提前了很多。

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核仁会爆炸，更不用说为什么随着细胞变老，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会向核仁移动。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个星期。

后来，在实验室工作到很晚的某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有了个新想法。这个想法出现在说梦话和熟睡之间，是一个零零碎碎的概念，几个单词混杂在一起，还有一张某个东西的模糊照片。不过，这足以让我惊醒，我一下子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抓起笔记本去了厨房。1996年10月28日清晨，我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写道：

图2.1——图中文字意为：一个关于酵母和其他生物体复制性衰老的理论

我奋笔疾书大约一个小时，记下想法，画出图画，拟出图表，写出新的方程式。[11]以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科学观测，现在完全变成了一幅更宏大的图。我写道，断裂的DNA会导致基因组不稳定，这会分散Sir2蛋白的注意力，Sir2蛋白会改变表观基因组，导致细胞在修复损伤时失去身份，变得不育。那就是数字DVD上的模拟划痕。表观遗传改变导致衰老。

我想，肯定有一个特殊的过程控制着它们。不是无数个单独细胞的变化或疾病，甚至不是一组可以一次解决所有问题的特征，肯定有比这更大、更奇特的东西。

这是理解生存回路及其在衰老中所起作用的基础。

第二天，我把我的笔记拿给瓜伦特看。我很兴奋，这是我有过的最重大的想法。但我也很紧张，怕他发现我的逻辑有漏洞，然后把我的笔记本撕碎。相反，他静静地看了看我的笔记本，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说了六个字来鼓励我。

“不错，”他说道，“去证明它。”

基因和信息

为了理解衰老信息理论，我们需要再次回顾一下表观基因组，它是细胞中由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控制的部分。

近距离看，表观基因组比我们人类发明的任何东西都更复杂、更神奇。它由DNA链组成，这些DNA链包裹着叫作组蛋白的缠绕蛋白，这些组蛋白被捆绑成更大的环，称为染色质，而染色质则被捆绑成更大的环，称为染色体。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指导组蛋白与DNA紧密结合，同时它们让DNA的其他部分处于游离状态。通过这种方式，一些基因保持沉默，而另一些则可以被开启基因的DNA结合转录因子读取。[12]可读取的基因被称为“常染色质”，沉默的基因则是“异染色质”。通过去除组蛋白上的化学标签，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帮助阻止转录因子与基因结合，将常染色质转化为异染色质。

当然，人体的每个细胞都有相同的DNA，所以是由表观基因组来区分神经细胞和皮肤细胞的，它是控制系统和细胞结构的集合体，告诉细胞哪些基因应该被打开，哪些应该保持关闭。这远比我们的基因更能控制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基因组想象成一架大钢琴是理解上述原理最直观形象的方法之一。[13]每个基因就像一个琴键，每个琴键产生一个音符。所以因为制造者、材料和生产环境不同，即使演奏方式完全相同，每架钢琴的音色都会有所不同。这些琴键就是我们的基因。人体大约有两万个这样的基因，相差最多不超过几千个。[14]

每一个琴键都可以被弹成弱音（轻柔）或强音（有力），音符可以是延音（保持）或小快板（较快地弹奏）。对钢琴家来说，他可以用几百种方法弹奏每个单独的琴键，但有无数种方法将所有琴键组合起来弹奏，通过和弦和组合来创作我们所知道的爵士乐、雷格泰姆音乐、摇滚乐、雷盖音乐、华尔兹舞曲等。

使这一切发生的钢琴家是表观基因组。表观基因组通过打开人体DNA或将其捆绑在密闭蛋白质包装中的过程，并通过用由碳、氧和氢组成的被称为甲基和乙酰基的化学标签标记基因，利用我们的基因组来创作我们生命的乐章。

是的，有时钢琴的大小、形状和状态决定了钢琴家能用它来演奏什么。用一架18键的玩具钢琴演奏协奏曲很困难，用一架50年没有调过音的钢琴演奏优美的音乐也非常困难。同样，基因组决定了表观基因组的功能。毛毛虫不能成为人类，但它可以成为蝴蝶，因为在变态过程中表观遗传表达发生了变化，即使它的基因组从未发生过变化。同样，长着黑头发和棕色眼睛的父母不太可能生出金发和蓝色眼睛的孩子，但是实验室里的双胞胎刺鼠的毛发可以变成棕色或金色，这取决于刺鼠基因的表观基因组在妊娠期受环境影响的程度，比如叶酸、维生素B12、大豆中的染料木素或毒素双酚A。[15]

同样，在同卵双胞胎中，表观遗传的力量可以驱使两个拥有相同基因组的人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甚至会导致他们衰老的进度不同。当你看一张吸烟和不吸烟的双胞胎脸靠脸的照片时，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的DNA基本上仍然相同，但是吸烟者的眼袋更大，双下巴纹更深，眼睛和嘴巴周围有更多的皱纹。他们年龄虽然一样，但吸烟者显然老得更快。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表明，基因对寿命的影响估计在10%～25%，这一比例低得惊人。[16]

我们的DNA不是我们的宿命。

现在，想象你正坐在音乐厅里，一位技艺高超的钢琴家坐在一架华丽锃亮的施坦威牌钢琴前。协奏曲开始了。音乐很美，令人叹为观止。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随后，在开始的几分钟里，钢琴家弹错了一个主音的音高。在第一次弹错的时候，那就像在一段不需要D调的合奏中，一个多出来的D调几乎没有人听得出来。淹没在如此多完美的音符里，隐藏于拥有如此完美旋律的合奏中，这没什么好担心的。但几分钟后，这件事又发生了。然后，频率不断增加，一而再、再而三。

请记住，重要的一点是钢琴没有毛病。钢琴家演奏着作曲家规定的大部分音符，他只是多弹了一些音符。一开始，这很烦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变得令人不安。最终，它毁了这首协奏曲。事实上，我们认为是钢琴家出了问题，有人甚至会冲上台去确认她是否一切正常。

表观遗传噪声引起了同种类型的混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细胞的高度破坏性损伤造成的，比如DNA断裂，就像“麦格纳明星”的原始生存回路和失去繁殖能力的老化酵母细胞。根据衰老信息理论，这就是我们衰老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头发变白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皮肤起皱纹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关节疼痛的原因。此外，这就是衰老的每个特征——从干细胞耗竭、细胞衰老到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端粒快速缩短——都会出现的原因。

我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理论。一个理论的力量取决于它对严格实验结果（通常是数百万次实验的结果）的预测能力、它所能解释的现象的数量及它的简单性。这个理论很简单，解释了很多现象。作为优秀的科学家，剩下的就是尽力反驳它，看看它能坚持多久。

为了启动研究，我和瓜伦特必须关注酵母的某些DNA。

我们使用了一种叫作Southern印迹杂交的技术——一种根据DNA的大小和结构来分离DNA，然后用一枚放射性DNA探针点亮它的方法。在第一个实验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些壮观的东西。通常情况下，通过Southern印迹杂交点亮的酵母细胞rDNA被包裹得很严实，就像一根新的绳子，上面串着几圈几乎看不见的超螺旋DNA。但是，我们在实验室创造的酵母细胞rDNA（那些看起来衰老得很快的沃纳综合征突变体）的包装被疯狂地打开，就像被撕开的真空密封纱线包装袋一样。

rDNA处于混乱状态，基因组似乎正在分崩离析。DNA正在重组和扩增，在Southern印迹杂交中显示为黑点和纤细的圆圈，这取决于它们是如何卷曲和扭曲的。我们称这些环为染色体外核糖体DNA环，或叫ERC，它们随着突变体的衰老而堆积。

图2.2——从酵母菌那里了解到的关于我们衰老的原因。在年轻的酵母细胞中，雄性和雌性的“交配型信息”（基因A）被Sir2酶（第一种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由基因B的后代编码）保持在“关闭”状态。高度重复的核糖体DNA是不稳定的，会形成有毒的DNA环，这些环会重组并最终在老化的细胞中积累到有毒的水平，并杀死它们。为了应对DNA环的不稳定性和感知到的基因组的不稳定性，Sir2远离沉默的交配型基因，以帮助稳定基因组。雄性和雌性基因同时被开启，导致不育，这是酵母衰老的主要特征

如果我们真的诱导了衰老，那么我们会在正常衰老的酵母细胞中看到同样的模式。

我们不会用生日蜡烛计算一个酵母细胞的年龄，它们不会活那么久。相反，酵母衰老是通过母细胞分裂产生子细胞的次数来衡量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酵母细胞在死亡前大约会分裂25次。然而，这使得分离老酵母细胞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当一个普通的酵母细胞到达生命终点时，它周围有2^25或3300万个后代。

这项工作花了我们一个星期，我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喝了许多含大量咖啡因的饮料，才搜集到足够的正常老酵母细胞。第二天，当我冲洗胶片，观察rDNA时，我所看到的景象让我震惊。[17]

就像突变体一样，正常老酵母细胞被ERC包裹。

那是一个“拨云见日”的时刻。除了对某个理论进行首次实质性的论证，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永远不会手握现成的证据。在此基础上，我和其他人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建立更多的发现。

第一个可试验的预想是：如果我们将ERC植入非常年轻的酵母细胞，设计一个基因骗局来做到这一点，那么ERC会繁殖，分散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注意力，酵母细胞会过早衰老、不育并早逝……然后它们果然如此。1997年12月，我们在科学杂志《细胞》上发表了那项研究成果，随后这则新闻便传遍世界各地：“科学家们发现了衰老的一个原因。”

就在那时，当时还是博士生的马特·凯伯林（Matt Kaeberlein）来到实验室，他的第一个实验是在酵母细胞基因组中插入一个额外的SIR2副本，看看它能否稳定酵母基因组，从而延缓衰老。当添加了额外的SIR2后，ERC被阻止了，他看到酵母细胞的寿命增加了30%。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我们的假设似乎经得起推敲：酵母不育和衰老的上游根本原因是基因组固有的不稳定性。

对酵母研究的初步成果，以及另一个10年里对哺乳动物细胞的思考和探索，是一种理解衰老的全新方式，也是一个信息理论，该理论将把看似不同的衰老因素整合成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生死模式。看起来就像下面这样：

青年时期→ DNA断裂→基因组不稳定→ DNA包装破裂和基因调控（表观基因组）→细胞身份丢失→细胞衰老→疾病→死亡。

其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我们能干预这些步骤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就有可能帮助人们活得更久。

但如果我们能干预所有这些呢，会如何？我们能阻止衰老吗？

理论必须经过不断的检验和再检验。不仅要经得起一个科学家的检验，还要经得起众多科学家的检验。为此我有幸参加了一个研究小组，其中包括一些世界上最杰出和最有见地的科学家。

这个小组里有伦纳德·瓜伦特——我们诲人不倦的导师；有布莱恩·肯尼迪（Brian Kennedy），他在伦纳德的实验室启动了酵母衰老项目，此后在理解早衰性疾病以及增加生物模型健康和寿命的基因和分子的影响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日内瓦大学的莫妮卡·戈特（Monica Gott）和苏珊·加瑟（Susan Gasser），她们现在是基因调控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有今井真一郎，他现在是华盛顿大学教授，他发现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是利用NAD的酶，正在做关于身体如何控制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研究；有凯文·米尔斯（Kevin Mills），他在缅因州经营一个实验室，后来成为Cyteir Therapeutics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和首席科学官，该公司致力于开发对抗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方法；有尼卡诺·奥斯特里亚科（Nicanor Austriaco），他和布莱恩·肯尼迪一起启动了酵母衰老项目，现在是普罗维登斯学院的生物学老师兼神学老师，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有托德·斯米尔（Tod Smeal），他是全球制药公司礼来公司的癌症生物学首席科学官；有戴维·伦巴德（David Lombard），他现在是密歇根大学衰老领域的研究员；有华盛顿大学教授马特·凯伯林，他正在做延长狗寿命的分子试验；有戴维·麦克纳布（David McNabb），他所在的阿肯色大学实验室在真菌病原体方面取得了能挽救生命的重大发现；有布拉德利·约翰逊（Bradley Johnson），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类衰老和癌症的专家；还有现在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神经科学家玛拉·默西（Mala Murthy）。

一次又一次，我从在我周围工作的人身上受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瓜伦特实验室工作，我从来没有感觉过如此踏实。那是一支梦之队，在他们中间，我经常感觉自己如此卑微。

当我在这个领域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我只梦想着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一项研究成果。但是，在那几年里，我们小组每隔几个月就会发表一项研究成果。

我们证实Sir2在核仁中的重新分布是对大量DNA断裂的应激反应，结果导致ERC增殖，插回基因组或结合在一起形成超大型ERC。当Sir2与DNA的不稳定性做斗争时，这将引起衰老、臃肿的酵母细胞不育。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历来已久，对人类的存在而言必不可少，但它确实是生存回路的第一步。

我们告诉全世界：我们可以让酵母出现类似于沃纳综合征的症状，导致核仁爆炸。[18]我们描述了SGS1的突变体（曾经导致人类备受折磨的沃纳综合征的那些突变体）如何更快地累积ERC，从而导致早衰和寿命缩短。[19]关键是，通过演示如果向年轻细胞加入一个ERC，它们就会过早衰老，我们获得了重要证据：ERC不是参与衰老过程这么简单——它们引起了衰老。通过人为破坏细胞中的DNA，观察细胞应激，我们展示了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为什么会跑过来协助DNA修复。[20]那是生存回路的第二步。[21]DNA损伤导致ERC增多，分散了Sir2对交配型基因的注意力，使交配型基因变得不育，这是酵母衰老的一个特征。

这是表观遗传噪声最纯粹的形式。

我们又花了20年才认识到在酵母身上的那些发现是否与比酵母更复杂的有机体相关。我们哺乳动物有7种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基因，这些基因已经进化出超出SIR2所能发挥的多种功能。其中三种——SIRT1、SIRT6和SIRT7，对表观基因组的控制和DNA修复至关重要。其余的SIRT3、SIRT4和SIRT5则位于线粒体，它们控制能量代谢。SIRT2游荡在细胞质周围，控制细胞分裂和健康卵细胞的产生。

沿着这个方向出现了很多线索。布朗大学的斯蒂芬·赫尔方（Stephen Helfand）发现，往果蝇体内增加额外的dSir2（酵母Sir2的同系物）基因的副本可以抑制表观遗传噪声并延长它们的寿命。我们发现，哺乳动物中的SIRT1会从沉默基因上移动过来帮助修复老鼠和人类细胞中断裂的DNA。[22]但是直到2017年，在德国巴特瑙海姆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主要进行心肺研究），伊娃·博伯（Eva Bober）的研究小组报告称，沉默信息调节因子能稳定人类的rDNA，我们才完全了解酵母和人类生存回路保存的真实程度。[23]然后，2018年，斯坦福大学的凯特琳·蔡（Katrin Chua）发现，通过稳定人类的rDNA，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可以防止细胞衰老（这与20年前我们在酵母中发现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抗衰老作用基本相同）。[24]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酵母和人类经历了10亿年的分化，生存回路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改变。

然而，直到这些发现公布，我才清楚地知道表观遗传噪声可能是人类衰老的催化剂。20年来的研究已经把我们引向了那个方向。[25]

1999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搬到了哈佛医学院，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研究衰老的新实验室。在那里，我希望为一个我满脑子都在思考的新问题找到答案。我注意到用较少量的糖喂养的酵母细胞不仅存活得更久，而且它们的rDNA非常紧凑，显著地延缓了不可避免的ERC堆积、灾难性的DNA断裂数量增长、核仁爆炸、不育和死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成熟的生存回路

我们的DNA总是不断受到攻击。平均来说，我们46条染色体中的每条在细胞每次复制DNA时都会以某种方式断裂，在我们的身体里，断裂次数每天超过2万亿。这仅仅是发生在复制过程中的断裂。另一些则是由自然辐射、环境中的化学物质以及我们所受的X射线和CT扫描造成的。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修复我们的DNA，我们就活不了多久。这就是为什么早在原始细胞时期，这个星球上所有生物的祖先就进化到能感知DNA损伤，减缓细胞生长，并将能量转移到DNA修复上，直到修复完成，我称这个过程为生存回路。

酵母试验成功以来，表明我们与酵母没有太大区别的证据持续积累。2003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迈克尔·麦克伯尼（Michael McBurney）发现，被改造成无法产生7种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中的其中一种（SIRT1）的小鼠胚胎，不能坚持到胚胎发育的第14天——小鼠妊娠期大约过了三分之二的阶段。[26]研究小组在《癌细胞》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其中一个原因是对DNA损伤的应激和修复能力受损。[27]2006年，哈佛大学的弗雷德里克·阿尔特（Frederick Alt）、凯特琳·蔡和劳尔·莫斯托夫斯拉夫斯基（Raul Mostovslavsky）发现，在被改造成缺少SIRT6时，小鼠表现出了典型的衰老速度加快和寿命缩短的迹象。[28]当科学家们破坏了细胞产生这种重要蛋白质的能力时，细胞就失去了修复断裂的双链DNA的能力，就像我们于1999年在酵母中所展示的那样。

如果你持怀疑态度——而且你肯定会怀疑——你可能会认为这些SIRT突变老鼠可能只是因为生了病才会短命。但加入更多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SIRT1和SIRT6基因副本后结果恰恰相反：它能增进老鼠的健康并延长老鼠的寿命，就像在酵母SIR2基因中加入额外的副本一样。[29]这些发现归功于我以前的两位同事：今井真一郎，他是我在瓜伦特实验室工作时的酒友；海姆·科恩（Haim Cohen），他是我在哈佛带的第一位博士后。

我们已经证明，在酵母中，DNA断裂会导致沉默信息调节因子远离沉默的交配型基因，重新定位，最后导致年老细胞变得不育。那是一个简单的系统，我们用几年就弄明白了这一点。

但生存回路会导致哺乳动物衰老吗？系统的哪些部分在10亿年中生存下来了，哪些是酵母特有的？这些问题现在正处于人类知识的前沿，但答案已经初现端倪。

我的意思是酵母中的SIR2基因和哺乳动物中的SIRT基因都是B基因的后代，B基因是“麦格纳明星”中的原始基因沉默因子。它最初的工作是使控制繁殖的基因沉默。

在哺乳动物中，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已经担任了许多新的角色，而不仅仅是繁殖能力的控制者（它们现在还是）。它们从细胞的数百种蛋白质中去除乙酰基：是的，包括组蛋白，还有控制细胞分裂、细胞存活、DNA修复、炎症、葡萄糖代谢、线粒体及一些其他功能的蛋白质。

我起初认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是各种灾难应急团队的负责人，它派出各种专门的应急小组来处理DNA稳定性、DNA修复、细胞生存能力、新陈代谢和细胞间信息交换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是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数千名公共设施维护人员涌向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指挥中心。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非来自墨西哥湾沿岸，但他们来了，尽最大努力修复被飓风破坏的地方，然后回家。一些人在风暴肆虐的社区工作了好几天，另一些人甚至工作了好几周，然后回家过上正常生活。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或最后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只要有一场大规模灾难影响公共设施，他们就会随时赶赴现场，伸出援助之手。

当那些人待在家里时，他们就会打理家务，比如付账单、修剪草坪、做棒球教练等各种日常事务。但当他们不在家时（帮助墨西哥湾沿岸地区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这种情况会给美国其他地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很多事情都必然被搁置。

当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从它们的“日常事务”转向参与DNA修复时，它们在“家”中的表观遗传功能就会暂停一段时间。当损伤修复后，它们就会返回基地，仍然做它们的“日常事务”：控制基因，确保细胞保持其身份并维持最佳功能。

但是在紧急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时又会怎样呢？一场又一场飓风？一次又一次地震？修理人员经常离家外出，他们平时要做的工作堆积如山。账单到期，然后过期，然后收款人开始打电话催款；花园里的草疯长，很快邻里协会主席就发来带有威胁口吻的邮件；棒球队没了教练，陷入了电影《少棒闯天下》中的处境。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家里最重要的事情——复制——并没有完成。这种形式的兴奋效应，即最初的生存回路，在短期内可以很好地维持生物体的生存。但是，与简单地通过调整沉默信息调节因子、mTOR或AMPK来模拟兴奋的长寿分子不同，这些真实的紧急情况会造成危及生命的伤害。

什么会导致这么多的紧急情况？是DNA损伤。那又是什么导致DNA损伤的呢？嗯，是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的。比如有害化学物质、辐射，甚至正常的DNA复制也会造成损伤。我们已经开始相信这些是导致衰老的原因，但我们必须按照这种思路做出微妙但至关重要的转变。并不是说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会不堪重负——尽管在你被晒伤或接受X光检查时它们可能确实如此——但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是控制表观基因组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和它们的同事们在被调走后，并不总是能找到回到原始基因站的路。这就好像来处理卡特里娜飓风对墨西哥湾海岸造成的破坏的一些紧急救援人员丢了家庭住址，然后灾难一次又一次袭来，他们又被重新调配。

无论什么地方的表观遗传因子离开基因组去处理损伤，本该关闭的基因都会被开启，反之亦然。无论它们停留在基因组的哪个地方，它们都会做同样的事情，以我们人类在诞生后从未想过的方式改变表观基因组。

细胞失去了它们的身份和功能，混乱接踵而至。混乱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这是我们统一理论的核心——表观遗传噪声。

SIR2基因是如何关闭基因的呢？ SIR2为一种被称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特殊蛋白质编码，该酶能裂解组蛋白的乙酰基化学标签——正如前文描述的那样，使DNA缠绕起来，阻止它转录成RNA。

当Sir2酶位于交配型基因上时，后者会保持沉默，细胞继续交配和繁殖。但是当DNA断裂发生时，Sir2会被招募到断裂处以去除DNA断裂处组蛋白的乙酰基标签。它将组蛋白捆绑在一起，以防止受损的DNA被反噬，并帮助招募其他具有修复功能的蛋白质。一旦DNA修复完成，大部分Sir2蛋白就会回到交配型基因，使其沉默并恢复繁殖能力。一般情况就是如此，除非出现另一种紧急情况，比如当ERC堆积在年老酵母细胞的核仁中时发生大规模的基因组不稳定。

为了使生存回路正常工作，也因此导致衰老，Sir2和其他表观遗传调控因子必须以“限定数量”出现。换句话说，细胞不能产生足够的Sir2蛋白来同时使交配型基因沉默并修复断裂的DNA，它必须在“按需分配”的基础上派出Sir2在各处来回穿梭。这就是为什么增加一个额外的SIR2基因副本可以延长寿命并延缓不育：细胞有足够的Sir2修复DNA断裂，并且有足够的Sir2使交配型基因沉默。[30]

在过去10亿年里，大概有数以百万计的酵母细胞发生个体基因变异，以产生更多的Sir2，但是它们灭绝了，因为它们不具有其他酵母细胞所具有的生存优势。存活28次不比存活24次更有优势，而且由于SIR2会消耗能量，蛋白质含量过多甚至可能成为劣势。然而在实验室里，我们没有注意到它们有任何生存劣势，因为我们给酵母提供的糖比它们以前吃到的都多。通过添加额外的SIR2基因副本，我们赋予了酵母细胞进化所不能提供的条件。

如果信息理论——衰老是由超负荷的表观遗传信号对细胞侵害和损伤的应激引起的——是正确的，那么损伤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细胞正在被破坏，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正在四处奔波以解决这种破坏，置它们的“日常事务”于不顾，有时还会回到基因组中的其他地方，在那里它们使那些不该沉默的基因沉默。这相当于分散了细胞钢琴家的注意力。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需要将老鼠的一些DNA弄断。

故意破坏DNA并不难做到，你可以用机械剪切来完成，你可以用化疗，你也可以用X射线来做。

但我们需要精准地做到这一点，以一种不会导致突变或影响细胞功能区域的方式进行。实际上，我们需要攻击基因组里的“荒地”。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找到了一个类似于Cas9的基因，它来自细菌的CRISPR基因编辑工具，能在精确位置切割DNA。

供实验用的酶筛选自一种黏糊糊的黄色黏菌，叫作多头绒泡菌，字面意思是“多头黏菌”。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这种叫作I-PpoI的基因是一种寄生虫，只起自我复制作用。当它切割黏菌基因组时，另一个I-PpoI副本会被插入。这是一个自私基因的缩影。

I-PpoI原本住在它原来的栖息地——黏菌里，但当它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老鼠细胞中时，它没有能复制自己的黏菌机制。所以它漂浮在细胞周围，只在老鼠基因组的几个地方切割DNA，没有复制过程。而细胞将DNA链重新粘在一起不会有问题，且不会留下任何突变，这正是我们想创造的用来接通生存回路并分散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注意力的条件。像Cas9和I-PpoI这样的DNA编辑基因是大自然赐予科学的礼物。

为了创造一只老鼠来检验信息理论，我们将I-PpoI插入一个被称为“质粒”的环状DNA分子，并准备了控制基因所需的所有DNA调节元素，然后将DNA插入我们在实验室塑料培养皿中培养的小鼠胚胎干细胞株的基因组，下一步是将转基因干细胞注入一个有90个细胞的老鼠胚胎（我们称之为胚泡），然后将其植入雌鼠子宫，大约20天后一只幼鼠就出生了。

这听起来很复杂，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稍经培训的大学生就可以做好这件事。如今它是一种商品，你甚至可以从产品目录中订购一只老鼠，或者付钱给一家公司，让它按照你的技术要求为你定做一只这样的老鼠。

因为切割酶在幼鼠出生那个阶段被关闭了，所以跟我们料想的一样，幼鼠出生时完全正常。我们亲切地称它们为“ICE鼠”，ICE的意思是表观基因组可诱导变化（inducible changes to the epigenome）。首字母缩略词的“I”（可诱导）部分至关重要，这些老鼠没有发生变化，直到我们给它们喂食低剂量的他莫昔芬。这是一种通常用于治疗人类癌症的雌激素阻断剂，但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对老鼠进行过基因改造，所以他莫昔芬会开启I-PpoI基因。这种酶会起作用，切断基因组，并在不杀死任何细胞的情况下稍微压制生存回路。因为他莫昔芬半衰期只有几天，如果我们停止给老鼠喂食他莫昔芬，基因组切断就会“终止”。

这几只幼鼠或许会死。它们可能会长肿瘤，或者它们可能活得很健康，不会比接受牙科X光检查更糟糕。以前没有人在老鼠身上做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如果我们关于表观遗传不稳定性和衰老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他莫昔芬就会像电影《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弗莱德和乔治·韦斯莱使用的衰老药水一样起作用。

结果奏效了。就像巫术一样，奏效了。

在治疗过程中，老鼠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它们感觉不到DNA切割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干扰。但几个月后，我接到一个博士后的电话，她在我出差去澳大利亚的实验室期间负责照看实验室里的动物。

“其中一只老鼠真的病了，”她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我让她通过手机短信发给我一张她说的老鼠的照片。当照片传到我手机里时，我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这不是一只生病的老鼠，”我回复道，“这是一只年老的老鼠。”

“大卫，”她说，“我想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现在说的是笼子里其他老鼠的妹妹，这些老鼠都很正常。”

她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在16个月大的时候，一只普通的实验鼠仍然有着厚厚的皮毛、结实的尾巴、肌肉发达的身材、灵活的耳朵和清澈的眼睛。被他莫昔芬触发的ICE鼠在同一年龄会出现灰白稀疏的毛发、弯曲的脊柱、薄如纸的耳朵和浑浊的眼睛。

请记住，我们没有做过任何改变基因组的事。我们只是切断了老鼠的DNA——那里没有产生新的基因——迫使细胞重新把这些DNA粘在一起或“捆扎”在一起。为了确认这一点，后来我们还切断了其他地方的DNA，结果也一样。这些切断操作引起了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应激。当这些“修理工”开始工作时，它们会放下本职工作不干，去往基因组的其他部位，这改变了许多基因被表达的方式，它们在错误的时间被表达。

这些发现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特里·伊德克（Trey Ideker）、张康（音译，原名为Kang Zhang）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蒂夫·霍瓦思的发现一致。霍瓦思一夜成名，而且今天的霍瓦思时钟［Horvath Clock，通过测量DNA上数千个表观遗传标记（称为甲基化）来准确估计某个人生物年龄的一种方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我们倾向于把衰老看作中年时开始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看到身体发生重大变化的。但霍瓦思时钟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嘀嗒作响。老鼠也有表观遗传时钟。ICE鼠比它们的兄弟姐妹老吗？是的，它们老50%。

我们找到了生命时钟的主发条。

图2.3——制作ICE老鼠，用它来检验衰老成因是否可能是因为信息丢失。来自黏菌的一个基因编码（这种基因负责编码一种酶，这种酶可以切断特定的DNA）被插入干细胞，并被注入胚胎，产生ICE鼠。开启黏菌基因会切断DNA，分散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注意力，导致老鼠衰老

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划伤了生命的DVD，速度比它一般被划伤的速度快50%。数字代码一如既往地是这些老鼠的基本图谱。但是，用来读取代码的模拟机只能读取数据的颗粒和片段。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收获：我们可以在不影响任何最常见的导致衰老的因素的情况下让老鼠变老。我们没有让它们的细胞变异，我们没触碰过它们的端粒，我们没有弄乱它们的线粒体，我们没有直接耗尽它们的干细胞。然而，ICE鼠遭受着体重、线粒体、肌肉力量的减少，以及白内障、关节炎、痴呆、骨质流失和虚弱的增加。

所有的衰老症状——把老鼠推向死亡边缘的条件（像人类一样）——都不是由突变引起的，而是由DNA损伤信号造成的表观遗传改变引起的。

我们并没有让老鼠患上所有的疾病，但是我们让它们衰老了。

如果你能让它们得病，那么你也可以治好它们。

世界上最长寿的物种

加利福尼亚怀特山上古老的狐尾松，如同巨大僵尸的粗糙双手从岩石土壤中挣脱出来，在朝阳的映衬下，形成了挥之不去的魅影。

这个树种最古老的树在埃及金字塔建造之前、在巨石阵建造之前、在最后一只长毛猛犸象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之前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它们曾经与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共同生活在这颗星球上。它们高海平面约两英里，它们扭曲的树干每年只生长几分之一毫米，无惧雷暴和周期性的干旱，它们是坚韧不拔的缩影。

人们很容易对这些伟大而古老的事物感到无比惊叹，很容易折服于它们的力量和威严。你会不由自主地用敬畏的眼光看着它们。但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些古老的族长——一个更难的方式，但也是我们应该找寻的、用来看待这个星球上的每个生物的方式：把它们当成我们的老师。

毕竟狐尾松是我们在真核生物层面的表亲，它们大约一半的基因是我们人类基因的近亲。

而且，它们不会衰老。

哦，它们只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增加了几岁而已。它们成千上万年的生命历程是由隐藏在致密心材中几乎要用显微镜来观察的年轮来刻画的，这些年轮还记录了它们的大小、形状和化学成分，以及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气候事件。比如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喷发时，一大片火山灰环绕着地球，在1884年和1885年给这些树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年轮，它离最外面的年轮只有不到一厘米，最外面的年轮代表我们现在的时代。[31]

然而，即使经历了数千年的岁月沧桑，它们的细胞似乎也从来没有出现任何功能衰退。科学家称之为“可忽略不计的衰老”。事实上，当美国森林遗传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去寻找23～4713岁的狐尾松的细胞衰老迹象时，他们空手而归。他们在2001年的研究表明，在幼树和老树之间，化学运输系统、枝条生长速度、花粉质量、种子大小或种子发芽方式都没有明显的不同。[32]

研究人员还在寻找有害的突变，当时许多科学家认为这种突变是导致衰老的主要原因。他们没有找到。[33]我预计，如果他们要寻找表观遗传变化，他们同样会一无所获。

狐尾松在生物界是个异类，但它们并不是唯一蔑视衰老的物种。水螅也进化成了藐视衰老的生物，在适宜的条件下，这些小小的刺胞动物表现出明显的抗衰老能力。在野外，因为捕食、疾病和干旱，它们可能只能存活数月。但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它们已经存活了40多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会死亡，而且很年轻和很老的水螅的健康指标也没有显著差异。

有几种水母可利用其成年身体的任何部位实现完全再生，获得了“不死水母”的称号。目前我们只知道来自美国西海岸身姿优雅的海月水母和来自地中海仅一厘米长的灯塔水母能再生，但我猜大多数水母都能再生。我们只需要去观察并找到它们。如果你把这些神奇的动物的任何一部分分离成单个细胞，这些细胞会相互挤压，直到挤成一团，然后重新组装成一个完整的生物，就像《终结者2》中的T-1000机器人，这很可能重置了它们的衰老时钟。

当然，我们人类可不想为了长生不老而被捣成单个细胞。如果你不记得你现在的生活，那重组或再生有什么用？我们还不如“转世”。

重要的是，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能创造这样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就像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描述的逆生长的本杰明·巴顿一样：细胞年龄可以完全重置，但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智慧、记忆和灵魂。

虽然格陵兰睡鲨不是长生不老的，但它仍然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并且与我们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大约有大白鲨那么大的体形时，它甚至还没有达到性成熟年龄，而是直到150岁才会性成熟。研究人员认为，哥伦布在新大陆迷路那一年之前出生的格陵兰睡鲨可能就已经生活在北冰洋了。放射性碳定年法估计，一条体形非常大的格陵兰睡鲨可能已经有510多岁，但这得等到科学家抓到一条，这样他们才能测量它的年龄。这条鲨鱼的细胞是否经历衰老是一个公开的科学问题；直到最近几年，才有生物学家对格陵兰睡鲨有如此多的研究。至少，这种最长寿脊椎动物的衰老过程非常缓慢。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相比于酵母，所有上述生命形式都与我们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你再想想我们从那微小的真菌中了解到的人类衰老的原因。但考虑到松树、水螅、软骨鱼和像我们这样的哺乳动物在生命之树上的差距，说出“不，这些东西的差别太大了”这样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

那么想想另一种哺乳动物呢？一种温血的、产奶的、下崽儿的，而且是我们的表亲的哺乳动物？

早在2007年，阿拉斯加的原住民猎人就捕获了一头弓头鲸，在屠宰时，人们发现它的鲸脂中嵌着一把古老的鱼叉。后经历史学家鉴定，这种武器制造于19世纪末，因此他们估计这条鲸鱼的年龄约为130岁。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对弓头鲸的新一轮科学兴趣。后来的研究采用了一种年龄测定法，该方法通过测量鲸鱼眼睛晶状体中的天冬氨酸含量来测定年龄，一头弓头鲸在被当地捕鲸者杀死时估计已经有211岁。

弓头鲸就此被列为哺乳动物中特别长寿的动物，也就不足为怪了。它们几乎没有捕食者，并且有条件打造一副长寿的身体，进行缓慢的繁殖。最有可能的是，它们的生存程式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修复细胞的同时保持表观基因组的稳定，从而确保细胞的交响乐持续演奏数个世纪。

这些长寿的物种能教会我们如何健康长寿地活下去吗？

松树、水母、鲸鱼的长相及它们的栖息地与人类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其他方面与我们非常相似。想想弓头鲸，和我们一样，它们是复杂的、社会的、会进行交际的和有意识的哺乳动物。我们共同拥有12787个已知基因，其中包括FOXO3基因中一些有趣的变异体。这一基因也被称为DAF-16，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员辛西娅·凯尼恩首次在线虫体内发现了这种长寿基因。她发现，这对治疗胰岛素通路中的缺陷，使蠕虫的寿命翻倍至关重要。DAF-16编码一种小小的转录因子蛋白质，该蛋白质固定在DNA序列TTGTTTAC中，并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一起工作，以延长细胞存活时间。[34]

在哺乳动物中，有四种DAF-16基因，被称为FOXO1、FOXO3、FOXO4、FOXO6。如果你怀疑有时候是我们科学家使问题复杂化了，你是对的，但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基因家族”中的基因最后有了不同的名字，因为它们是在DNA序列被轻松破译之前命名的。这类似于一个并不罕见的情况：一个人在对自己的基因组进行分析后，得知自己所在城市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同胞兄弟。[35]DAF-16是“dauer larvae formation”的缩写，在德语里，“dauer”的意思是“持久的”，这实际上与这个故事有关。结果，当蠕虫挨饿或拥挤时，它们会蛰伏直到情况好转。即使在情况良好的时候，突变也会刺激DAF-16通过开启蠕虫防御程序来延长寿命。

我第一次碰到FOXO/DAF-16是在酵母中，它在酵母中被称为MSN2，代表“SNF1（AMPK）表观遗传调控多重拷贝抑制因子”，像DAF-16一样，MSN2在酵母中的作用是开启基因，使细胞远离死亡，产生抗逆性。[36]我们发现，当能量有限时，MSN2可以通过增加回收NAD的基因，增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活性来延长酵母的寿命。[37]

在科学家谈论科学的复杂方式中，隐藏着几个重复的主题：低能量传感器（SNF1/AMPK）、转录因子（MSN2/DAF-16/FOXO）、NAD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抗逆性，以及寿命。这不是巧合——这些都是原始生存回路的关键部分。

但人类的FOXO基因又是什么情况呢？某些被称为FOXO3的特定变种已经在人类群落中被发现，在这些群落中，例如在中国的元江（红河在中国境内河段）流域，人们都享有更长的寿命和健康寿命。[38]这些FOXO3变体不仅在环境艰苦时，而且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开启身体抵抗疾病和衰老的能力。如果你已经对你的基因组进行过分析，你可以检查一下你是否具有任何已知的与长寿有关的FOXO3变体。[39]例如，在位置rs2764264处存在C变体而不是T变体就与长寿相关。我的两个孩子——亚历克丝和娜塔莉继承了这个位置上的两个C变体，一个来自我的妻子桑德拉，一个来自我，所以所有其他基因都是一样的，只要她们的生活不腐化堕落，比起有一个C变体和一个T变体的我，她们活到95岁的概率就应该更大，而且比有两个T变体的人长寿的概率大很多。

值得停下来思考的是：我们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树、酵母、蠕虫、鲸鱼和人类）中发现了基本相同的长寿基因，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所有的生物都起源于同一种原始细胞。当我们用显微镜观察时，我们都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我们具有同样的生存回路，这是一个保护性细胞网络，在条件艰苦的时候帮我们渡过难关。这个网络也是衰老的原因。我们无法避免严重的损伤，比如DNA链断裂。这些损伤让生存回路超负荷工作并改变了细胞的身份。根据衰老信息理论，我们都会受到导致衰老的表观遗传噪声的影响。

然而，不同生物衰老的速度相差很大。有时，它们看起来似乎不会衰老。是什么让鲸鱼在不打乱表观遗传交响曲的情况下保持生存回路处于开启状态呢？如果钢琴弹奏者丧失了技能，那么水母怎么可能恢复能力呢？

当我思考我们的研究应该从哪里下手时，这些问题一直指引着我思考的方向。那些看起来像是奇思妙想或是科幻小说中的概念，都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研究之中。此外，我们的一些近亲已经找到解决衰老问题的应变方法，这一点也为我的这些问题提供了支持。

如果它们能做到，那么我们也能。

寻找生命开关

在大多数人想到绘制人类基因组之前，在我们拥有绘制细胞整个表观基因组的技术并了解它如何捆绑DNA来开启和关闭基因之前，发育生物学家康拉德·沃丁顿就已经在思考更深层的问题了。

1957年，这位爱丁堡大学的遗传学教授试图了解人类早期胚胎是如何从一组未分化的细胞（每个细胞都完全相同，DNA也完全相同）变成人体内成千上万种不同类型的细胞的。无独有偶，沃丁顿的想法恰好遇到了数字革命的曙光，当时，“计算机编程之母”格蕾丝·赫柏为第一种广泛使用的计算机语言——COBOL奠定了基础。实质上，沃丁顿是想确定为什么运行在同一代码上的细胞可能产生不同的程序。

一定有比遗传学更重要的东西在操纵：一个控制代码的程序。

沃丁顿构思了一幅“表观地貌图”，它是一幅三维地势图，代表了我们基因中存在的动态世界。半个多世纪后，沃丁顿的地貌图仍然是一个很有用的隐喻，帮助我们理解人为什么会衰老。

在沃丁顿的地图上，山顶上的一个弹珠代表一个胚胎干细胞。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弹珠滚下山，落在数百个不同山谷中的一个，每个山谷代表身体中可能形成的不同类型的细胞。我们称之为“分化”。表观基因组指引着这些弹珠滚落的方向，而且在细胞静止后起重力的作用，确保弹珠不会回到斜坡上或跳到另一个山谷里。

弹珠最后落脚的地方被称为细胞的“命运”，我们曾经认为这是一条单行道，一条不可逆行的道路。但是在生物学中没有命运这回事。在过去10年里，我们了解到沃丁顿地貌图上的弹珠并不是固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四处移动的倾向。

在分子水平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当弹珠沿着斜坡滚动时，不同的基因在转录因子、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和其他酶——如DNA甲基转移酶和组蛋白甲基转移酶（HMT）——的引导下被开启和关闭，这些酶用化学标签标记DNA及其包装蛋白，指示细胞及其后代以某种方式行动。

普遍（即使是在科学界）不被认同的是：这些信息的稳定性对我们的长期健康非常重要。你知道，表观遗传学是研究生命最初起源的科学家长期研究的领域，而不是像我这样在研究生命终点的人。

一旦一颗弹珠在沃丁顿的地貌图中落定，它就会留在那里。如果受精顺利，胚胎会发育成胎儿，再发育成婴儿，再后来发育成幼儿，然后是青少年、成年人。在我们年轻时，事情往往进展顺利。但时钟嘀嗒不停歇，岁月却在催人老。

每当表观基因组发生根本性的调整，比如太阳或X射线造成DNA损伤之后，这些弹珠就会发生碰撞，就像一场微小的地震会改变地貌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不断的地震和山体的侵蚀，这些弹珠沿着山坡向上移动，朝着一个新的山谷移动。皮肤细胞的行为开始发生变化，启动那些在子宫里被关闭并且本该保持关闭状态的基因。现在该皮肤细胞90%是皮肤细胞，10%是其他类型的细胞，具有神经元和肾细胞的特性，一切都乱了套。该过程弱化了皮肤细胞的本职工作，比如长出头发、保持皮肤柔软、愈合伤口。

图2.4——改变我们生命的地貌图。沃丁顿地貌图是对细胞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份的一个比喻。通常被比喻成弹珠的胚胎细胞滚下山坡，落在决定其身份的正确山谷中。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对生存的威胁，比如DNA断裂，激活了生存回路，并以微小的方式重组了表观基因组。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胞逐渐向邻近的山谷移动，并失去其最初的身份，最终在旧组织中转化为僵尸状的衰老细胞

在我的实验室里，这种情况被我们称为细胞已经过度分化。

每个细胞都屈服于表观遗传噪声。由数以千计的细胞组成的组织正在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细胞组。

正如上文所讲，表观基因组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是基于无限个可能值的模拟信息，因此很难防止噪声累积，并且几乎不可能在信息不丢失的情况下复制染色体。地震是生命中的常事，地貌总是在发生改变。

如果表观基因组进化成数字信息而不是模拟信息，谷壁将是高100英里的垂直峭壁，而且具有超强的重力，因此这些弹珠永远不会跳入一个新的山谷。细胞永远不会失去它们的身份。如果我们是这样被造出来的，我们就可以数千年保持健康，甚至更久。

但我们不是这样被造出来的。进化形成了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只能保证足够的生存，以保证有足够多的幸存者来完成传宗接代。我们如果幸运，也许可能会活得久一点儿，但不是永生。所以我们的谷壁是微微倾斜的，重力也没那么大。一头生活了200年的鲸鱼可能进化出了更陡峭的谷壁，其细胞身份保持的时间长度是我们的两倍。即使如此，鲸鱼也不会永生。

我认为这要归因于“麦格纳明星”和生存回路。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和其他表观遗传因子反复折腾，从基因转移到DNA断裂的位点，然后返回，虽然这在短期内是有益的，但最终会导致我们衰老。随着时间的推移，错误的基因就出现在了错误的时间和地点。

正如我们在ICE鼠身上看到的，表观基因组在被强迫去处理DNA断裂时就会被扰乱，你引入噪声，导致了表观遗传地貌的改变。老鼠的身体变成了由被误导的、功能失常的细胞组成的嵌合体。

那就是衰老。信息丢失使我们罹患心脏病、癌症，疼痛、身体虚弱，直至死亡。

如果失去模拟信息是我们衰老的唯一原因，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能稳定弹珠，保持谷壁高耸并使重力加强吗？

是的。我敢信心十足地说，我们可以做到。

逆转衰老

得克萨斯大学教授本杰明·莱文（Benjamin Levine）说：“经常锻炼‘是一种承诺’，但是我告诉人们，要把锻炼看作个人卫生中的一项，就像刷牙一样。为保持健康，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40]

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如果去健身房和刷牙一样容易，那么大多数人会选择多锻炼。

或许这天真的会到来。我实验室的实验表明，这是可能的。

“大卫，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2017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当我来到实验室后，一位名叫迈克尔·邦科夫斯基的博士后研究员对我说。

一大早听到这样的话，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事。

“知道了，”我深呼一口气，已经做好听到坏消息的准备，“什么事？”

“老鼠，”他说道，“一直在不停地跑步。”

他说的那些老鼠有20个月大，这大概相当于一个65岁的人。我们一直在给它们喂食一种旨在提高NAD水平的颗粒药物，我们相信这会增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活性。如果老鼠对跑步上瘾，那将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但是这怎么会是个问题呢？”我说道，“这是个好消息呀！”

“嗯，”他说，“如果它们没有弄坏我们的跑步机，这的确是件好事。”

事实证明，跑步机跟踪程序被设置成记录一只老鼠跑到3千米。一旦那些年老的老鼠跑到了那个距离，跑步机就会关闭。邦科夫斯基说：“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实验。”

我过了一会儿才会过意来。

跑1千米对一只老鼠来说是一次很有益的长跑。跑2千米——在标准跑道上跑5圈——对一只年轻的老鼠来说是很大的运动量。

将这个程序设置为3千米是有原因的，因为老鼠跑不了那么远。然而，这些年迈的老鼠正在跑超级马拉松。

为什么？2018年我们在一项研究中发表了数个重要发现[41]，其中之一是：当用NAD增强分子（它能激活SIRT1酶）治疗时，年迈老鼠的内皮细胞（分布于血管内）会进入肌肉中血流量较小的区域，形成新的微小血管和毛细血管，提供老鼠急需的氧气，清除肌肉中的乳酸和有毒代谢物，并逆转引起老鼠和人体虚弱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迈的老鼠突然变成了如此强大的马拉松运动员。

因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已经被激活，老鼠的表观基因组变得更加稳定。谷壁变得越来越高，重力也越来越大，沃丁顿的弹珠被推回了原来的位置。毛细血管内皮细胞的反应就好像老鼠在运动一样。这是一种模拟运动，目前尚属首次，并且是一个确定的迹象，表明逆转衰老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分子对激活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最有效，或者在什么剂量下最有效。我们已经合成了数百种NAD前体，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来回答这一问题及更多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利用我们学到的知识介入表观遗传生存回路，让我们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我们很快就可以利用衰老信息理论。

我们现在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让自己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延缓、停止衰老，甚至逆转衰老。

但在我们讨论如何对抗衰老之前，以及在我解释最令人期待的、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衰老的看法的科学干预措施之前，甚至在我们开始讨论将改变我们物种游戏规则的治疗方法之前，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这样做吗？

[1]作者称，高达69%的人类基因组可能是重复的，或者来自内源性病毒DNA重复序列，而此前的估计是大约一半。A. P. de Konig, W. Gu, T. A. Castoe, et al., “Repetitive Elements May Comprise over Two-thirds of the Human Genome,” PLOS Genetics 7, no. 12 (December 7, 201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228813/.

[2]说到人类基因组的测序，我们所说的“完成”是什么意思？结果只是比我们在21世纪初认为的更多。以前被认为是非功能性的基因组区域现在正成为癌症、自闭症和衰老的潜在因素。S. Begley, “Psst, the Human Genome Was Never Completely Sequenced. Some Scientists Say It Should Be,” STAT, June 20, 2017, https://www.statnews.com/2017/06/20/human-genome-not-fully-sequenced/.

[3]早在20世纪60年代，该中心每三四年就公布一份酿酒酵母菌株目录。R. K. Mortimer, “Yeast Genetic Stock Center,” Grantome, 1998, http://grantome.com/grant/NIH/P40-RR004231-10S1.

[4]酵母研究人员的名字都很有趣。约翰·约翰斯顿和我的顾问迪克·迪金森（Dick Dickinson）只是其中之二。

[5]2016年，大隅良典博士因其在酵母自噬方面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在环境艰苦时期，细胞通过消化自身非关键部位来避免饿死。B. Starr, “A Nobel Prize for Work in Yeast. Again!,” Stanford University, October 3, 2016, https://www.yeastgenome.org/blog/a-nobel-prize-for-work-in-yeast-again.

[6]道斯愉快地讲述了他在学术界和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的历程，这是一段令人耳目一新的自述，讲述了40多年来酵母研究的一段非凡旅程。I. Dawes, “Ian Dawes—the Third Pope—Lucky to Be a Researcher,” Fems Yeast Research 6, no. 4 (June 2016), https://academic.oup.com/femsyr/article/16/4/fow040/2680350.

[7]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我不应该喝含大量酵母的啤酒。

[8]在那之后的四年里，每年我都会给梅尔顿教授送一瓶红酒作为新年礼物，仅仅是为了感谢他改变了我的人生。他从来都没有说声“谢谢”或者对我笑脸相迎，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接受礼物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也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起码他知道我很感激他。选择红酒作为礼物后来显得非常好笑，因为这种食品在九年后第二次推动了我的事业。

[9]C. E. Yu, J. Oshima, Y. H. Fu, et al., “Positional Cloning of the Werner’s Syndrome Gene,” Science 27, no. 5259 (April 12, 1996): 258–6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8602509.

[10]SIR2的意思是“沉默信息调节因子2”，当SIR2用大写字母书写时，它指的是基因；当它是首字母大写时，它指的是基因编码的蛋白质。

[11]在1997年年底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论述了ERC（rDNA环）是如何导致酵母细胞衰老和寿命缩短的。D. A. Sinclair and L. Guarente, “Extrachromosomal rDNA Circles—A Cause of Aging in Yeast,” Cell 91, no. 7 (December 26, 1997): 1033–4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9428525.

[12]一种看待表观基因组的方法是把它看作细胞的软件。就像数字文件存储在手机的存储器中，软件使用1和0将手机变成时钟、日历或音乐播放器，细胞信息则以A、T、G和C存储，表观基因组利用这些字符指示酵母细胞变成雄性或雌性，并将哺乳动物的细胞变成神经、皮肤细胞或卵细胞。

[13]我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比喻的人。我能找到的用钢琴来打比方的方法来自2007年的一份研究指南，该指南打算与NOVA ScienceNOW共同研究一个表观遗传学项目。“Nova ScienceNOW: Epigenetics,” PBS, http://www.pbs.org/wgbh/nova/education/ viewing/3411_02_nsn.html.

[14]C. A. Makarewich and E. N. Olson, “Mining for Micropeptides,” Trends in Cell Biology 27, no. 9 (September 27, 2017): 685–9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8528987.

[15]D. C. Dolinoy, “The Agouti Mouse Model: An Epigenetic Biosensor for Nutri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Alterations on the Fetal Epigenome,” Nutrition Reviews 66, suppl. 1 (August 2008): S7–1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22875/.

[16]你的性格越开朗，你的寿命就越长，相反，悲观的人和精神病患者的早逝风险可能会显著增加，这不足为奇。这一结论是依据一项对3752对50岁以上的双胞胎进行的研究得出的，该研究从基因影响的角度研究了性格和寿命之间的关系。M. A. Mosing, S. E. Medland, A. McRae, et al., “Genetic Influences on Life Spa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ersonality: A 16-Year Follow-up Study of a Sample of Aging Twin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74, no. 1 (January 2012): 16–2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2155943.作者考虑使用多个欧洲双胞胎人口登记信息来定义特别长寿。A. Skytthe, N. L. Pedersen, J. Kaprio, et al., “Longevity Studies in GenomEUtwin,” Twin Research 6, no. 5 (October 2003): 448–5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4624729.

[17]这真是一个灵感闪现的时刻——发现酵母细胞衰老的原因。核糖体DNA的超螺旋环将酵母染色体剪断，并随着酵母的分裂而积累，从而使Sir2酶脱离控制性别和繁殖基因的主要职能。David A. Sinclair and Leonard Guarente, “Extrachromosomal rDNA Circles—A Cause of Aging in Yeast,” Cell 91 (December 26, 1997): 1033–42.

[18]D. A. Sinclair, K. Mills, and L. Guarente, “Accelerated Aging and Nucleolar Fragmentation in Yeast SGS1 Mutants,” Science 277, no. 5330 (August 29, 1997): 1313–1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9271578.

[19]Sinclair and Guarente, “Extrachro-mosomal rDNA Circles—A Cause of Aging in Yeast.”

[20]K. D. Mills, D. A. Sinclair, and L. Guarente, “MEC1-Dependent Redistribution of the Sir3 Silencing Protein from Telomeres to DNA Double-Strand Breaks,” Cell 97, no. 5 (May 28, 1999): 609–20,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0367890.

[21]Sinclair, Mills, and Guarente, “Accelerated Aging and Nucleolar Fragmentation in Yeast SGS1 Mutants.”

[22]P. Oberdoerffer, S. Michan, M. Mc-Vay, et al., “SIRT1 Redistribution on Chromatin Promotes Genomic Stability but Alters Gene Expression During Aging,” Cell 135, no. 5 (November 28, 2008): 907–18,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08)01317-2; Z. Mao, C. Hine, X. Tian, et al., “SIRT6 Promotes DNA Repair Under Stress by Activating PARP1,” Science 332, no. 6036 (June 2011): 1443–4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1680843.

[23]A. Ianni, S. Hoelper, M. Krueger, et al., “Sirt7 Stabilizes rDNA Heterochromatin Through Recruitment of DNMT1 and Sirt1,”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492, no. 3 (October 21, 2017): 434–40, https://www.ncbi.nlm.nih.gov/m/pubmed/28842251/.

[24]作者证明了SIRT7是如何通过防止rDNA的不稳定性，来同时防止人类细胞死亡的。S. Paredes, M. Angulo-Ibanez, L. Tasselli, et al., “The Epigenetic Regulator SIRT7 Guards Against Mammalian Cellular Senescence Induced by Ribosomal DNA Instability,”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93 (July 13, 2018): 11242–50, http://www.jbc.org/content/293/28/11242.

[25]Oberdoerffer et al., “SIRT1 Redistri-bution on Chromatin Promotes Genomic Stability but Alters Gene Expression During Aging.”

[26]M. W. McBurney, X. Yang, K. Jardine, et al., “The Mammalian SIR2alpha Protein Has a Role in Embryogenesis and Gametogenesis,”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23, no. 1 (January 23, 2003): 38–54, https://mcb.asm.org/content/23/1/38.long.

[27]R.-H. Wang, K. Sengupta, L. Cuiling, et al., “Impaired DNA Damage Response, Genome Instability, and Tumorigenesis in SIRT1 Mutant Mice,” Cancer Cell 14, no. 4 (October 7, 2008): 312–23, https://www.cell.com/cancer-cell/fulltext/S1535-6108(08)00294-8.

[28]R. Mostoslavsky, K. F. Chua, D. B. Lombard, et al., “Genomic Instability and Aging-like Phenotype in the Absence of Mammalian SIRT6,” Cell 124 (January 27, 2006): 315–29,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05.11.044.

[29]这些治疗方法对雄性老鼠更为有效，原因尚不清楚，但我以前的一位博士后学生——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的海姆·科恩，给转基因老鼠取的名字“MOSES”被誉为最佳名字。A. Satoh, C. S. Brace, N. Rensing, et al., “Sirt1 Extends Life Span and Delays Aging in Mice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Nk2 Homeobox 1 in the DMH and LH,” Cell Metabolism 18, no. 3 (September 3, 2013): 416–30,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794712.

[30]有可能是由于不允许交配型基因开启，带有额外SIR2副本的酵母通过同源重组修复DNA的效率较低，这也是交配型基因在开启时除了阻止交配所做的工作。这一点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测试。但至少在安全的实验室条件下，细胞生长状况良好。

[31]M. G. L. Baillie, A Slice Through Time: Dendrochronology and Precision Dating (London: Routledge, 1995).

[32]马修·D.拉普兰特是本书的合著者，我们从狐尾松开始，研究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学界的异类，从幽灵鲨、大象到甲虫和微杆菌，这些异类确定了我们所知的植物和动物的寿命极限。M. D. LaPlante, Superlative: The Biology of Extremes (Dallas: BenBella Books, 2019).

[33]当研究人员比较不同树龄的树木，试图发现它们在每年新梢生长速度方面存在稳定下降趋势时，他们发现“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与年龄相关的显著差异”。R. M. Lanner, and K. F. Connor, “Does Bristlecone Pine Senesce?,”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36, nos. 4–6 (April 2001): 675–85, https://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531556500002345?via%3Dihub.

[34]研究人员在研究DAF-2基因突变体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任何生物的寿命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长，即延长了一倍。这一切都有赖于DAF-2和DAF-16两个基因的参与，这为理解如何延长生命打开了新的视野。C. Kenyon, J. Chang, E. Gensch, et al., “A C. elegans Mutant That Lives Twice as Long as Wild Type,” Nature 366 (December 2, 1993): 461–6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366461a0; F. Wang, C.-H. Chan, K. Chen, et al., “Deacetylation of FOXO3 by SIRT1 or SIRT2 Leads to Skp2-Mediated FOXO3 Ubiquitination and Degradation,” Oncogene 31, no. 12 (March 22, 2012): 1546–5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onc2011347.

[35]为什么基因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名字？遗传学的语言就像其他语言一样，它的文字都有历史渊源。不到25年前，了解酵母细胞、线虫或人类的整个基因组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我完全可以用USB（通用串行总线）驱动器大小的测序仪在一天内对我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基因会被根据我们用突变化学物质引起的突变的特性命名。通常，当我们命名一种基因时，我们仅仅知道它在特定染色体上的大致位置。直到后来，这种基因的“远房表亲”才被发现。

[36]A. Brunet, L. B. Sweeney, J. F. Sturgill, et al., “Stress-Dependent Regulation of FOXO Transcription Factors by the SIRT1 Deacetylase,” Science 303, no. 5666 (March 24, 2004): 2011–15,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4976264.

[37]O. Medvedik, D. W. Lamming, K. D. Kim, and D. A. Sinclair, “MSN2 and MSN4 Link Calorie Restriction and TOR to Sirtuin-Mediated Lifespan Extension in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PLOS Biology, October 2, 2007, http://journals.plos.org/plosbiology/article?id=10.1371/journal.pbio.0050261.

[38]作者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FOXO3与人类寿命有关。L. Sun, C. Hu, C. Zheng, et al., “FOXO3 Variants Are Beneficial for Longevity in Southern Chinese Living in the Red River Basin: A Case-Control Study and Meta-analysis,” 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April 27, 201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09852.

[39]H. Bae, A. Gurinovich, A. Malovini, et al., “Effects of FOXO3 Polymorphisms on Survival to Extreme Longevity in Four Centenarian Studie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73, no. 11 (October 8, 2018): 1437–47, https://academic.oup.com/biomedgerontology/article/73/11/1439/3872296.

[40]多项研究显示，如果你在中年时是一个持之以恒的锻炼者，或者你是一个50多岁的运动员，那么你的心脏很可能会与一个年纪更轻的人相似。对不锻炼的上班族或偶尔去健身房或在街上跑步的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不过，目前有一点尚不清楚：在中年时开始健身能否扭转久坐生活方式对心脏功能和结构的影响。G. Reynolds, “Exercise Makes the Aging Heart More Youthful,” New York Times, July 2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7/25/well/exercise-makes-the-aging-heart-more-youthful.html.

[41]“这些发现对改善器官和组织的血液流动，提高人的身体机能，以及重建老年人的良性运动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A. Das, G. X. Huang, M. S. Bonkowski, et al., “Impairment of an Endothelial NAD+-H2S Signaling Network Is a Reversible Cause of Vascular Aging,” Cell 173, no. 1 (March 22, 2018): 74–89, https://www.cell.com/cell/pdf/S0092-8674(18)30152-1.pdf.

第3章　衰老是一种疾病

2010年5月10日，伦敦热闹非凡。在英超联赛的最后一天，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刚刚以8:0的比分大胜维冈竞技足球俱乐部，赢得了第四个国家级联赛冠军。与此同时，戈登·布朗宣布，他将辞去首相一职，以回应他所领导的工党在前一周大选中惨失90多个议会席位。

大家都在关注伦敦某处发生的英国体育界大事，以及另一处发生的英国政界大事，除了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的主席、理事会成员和学会成员，其他人都错过了在卡尔顿府联排发生的一件大事。

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有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叫英国皇家学会，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科学组织，成立于1660年，旨在推广和传播那个时期的大思想家们的“新科学”，比如启蒙运动倡导者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自那时起，该学会为了与其悠久的科学历史相称，每年会举办一次科学活动。活动亮点包括艾萨克·牛顿爵士所做的关于重力的演讲、查尔斯·巴贝奇关于机械计算机的演讲，以及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演讲——他当时刚从澳大利亚回来，带着1000多株保存下来的植物，这些植物都是科学界的新事物。

即使在今天，在一个后启蒙时代的世界里，社会上的大多数事件即使不改变世界，也会很吸引眼球。2010年春开始的为期两天的会议就是这样。因为在那个周一和周二，一群来自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开会讨论了一项重要的“新科学”。

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包括遗传学家琳达·帕特里奇夫人（Dame Linda Partridge）、生物分析先驱珍妮特·桑顿（Janet Thornton）和分子神经科学家吉莉安·贝茨（Gillian Bates），她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人士。与会者名单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辛西娅·凯尼恩谈到了她在IGF-1受体基因单一突变上取得的里程碑式的突破，她通过激活DAF-16使线虫的寿命增加了一倍[2]——这项工作由帕特里奇夫人首次提出，称为蠕虫特异性突变研究。[3]但很快她和其他领军研究人员就不得不面对人们长期信奉的一个观点，即衰老可以由一个基因控制。哥德堡大学的托马斯·奈斯特龙（Thomas Nyström）宣布，他发现Sir2不仅对酵母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的稳定性有重要作用，还可以防止氧化蛋白被传递给子代细胞。

即将担任巴克衰老研究所所长的布莱恩·肯尼迪（他曾经是瓜伦特的学生）解释说，不同物种相似地保存的遗传途径可能在哺乳动物的衰老中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来自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安杰伊·巴特克（Andrzej Bartke，曾经是迈克尔·邦科夫斯基的博士生导师，邦科夫斯基就是负责照顾“马拉松老鼠”的人）讲述了一个新纪录——侏儒鼠的寿命是正常老鼠寿命的两倍。分子生物学家玛莉亚·布拉斯科（María Blasco）解释说，哺乳动物的年老细胞比年轻细胞更容易失去身份并发生癌变。遗传学家尼尔·巴尔齐莱谈到了长寿的人体内的基因变异，他相信只需要一种相对简单的药物干预，所有与衰老相关的疾病都可以得到实质性的预防，人类的寿命可以大大延长。

在这两天里，19位来自世界顶尖研究机构的科学家达成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共识，并开始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挑战关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传统智慧。随后在那一年召开的秋季总结会上，老年生物学家戴维·杰姆斯（David Gems）写道：“所有我们对机体衰老的理解均指向了同一个重大的结论：衰老不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部分，而是一个‘具有广泛病理结果的疾病过程’。”[4]按照这种思路，癌症、心脏病、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我们通常认为与衰老有关的疾病本身并不一定是疾病，而是一种更严重的疾病的症状。

或者，更简单地说，甚至可能可以更具煽动性地说：衰老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人类的寿命有上限吗

如果你觉得衰老是一种疾病的想法听起来很奇怪，那么你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医生和研究人员一直回避这种说法。我们早就知道，衰老只是一个变老的过程。长期以来，衰老一直被视为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部分。

毕竟，从我们周围的几乎所有生物，特别是我们周围看起来和我们很像的生物身上，我们都看到了衰老。我们家农场里的奶牛和猪会衰老。我们家的猫和狗也一样。天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森林里的树、培养皿里的细胞，都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尘归尘，土归土。

死亡和衰老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前者的必然性决定了我们定义后者的方式。当欧洲社会在16世纪第一次开始保存公众死亡证明时，老死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死因。诸如“衰老”“年老体衰”之类的描述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死亡原因的解释。但根据17世纪英国人口统计学家约翰·格朗特发表的《关于死亡表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死亡的原因还包括“恐惧”“悲伤”“呕吐”。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再把死亡归咎于衰老。没有人再因为“衰老”而死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医学界已经开始相信，死亡肯定有一个比衰老更直接的原因，而且必须查明这一原因。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此有点儿小题大做。

世界卫生组织于1893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是一份疾病、症状和外部伤害原因的清单，共有161项。如今有14000多名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以及大多数保存死亡记录的单位使用这些代码来记录残疾和死亡的直接和潜在原因。[5]这样做回过头来又能帮助全球医疗领导者和决策者做出公共卫生决策。广义地说，死亡证明上某种原因出现的频率越高，社会就越会重视与之抗争。这就是为什么心脏病、2型糖尿病和痴呆是研究和干预医疗的焦点，而衰老不是，尽管衰老是所有这些疾病的最主要原因。

衰老有时被认为是人死亡的一个潜在原因，但医生从不把它视为死亡的直接原因。而那些把衰老视为死亡的直接原因的医生，则有激怒官员的风险，官员会把证明寄回给医生，以要求进一步提供信息。更糟糕的是，他们很有可能会被同行嘲笑。戴维·杰姆斯是伦敦大学学院健康衰老研究所副所长，也是在英国皇家学会会议上撰写关于衰老的新科学报告的人，他在2015年对《医学日报》表示：“纯衰老导致死亡的想法简直就是胡说八道。”[6]

但这种说法没有抓住重点。把衰老和疾病分开，混淆了一个关于我们如何到达生命终点的真理：弄清楚一个人为什么从悬崖上掉下来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是什么把那个人带到了悬崖边上。

是衰老把我们带到了悬崖边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活到100岁左右，衰老就会把我们全部带到悬崖边上。

182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一名资深成员、英国精算师本杰明·冈珀茨试图用“人类死亡率定律”来解释这一上限，本质上是用数学方法来描述死亡。他这样写道：“死亡有可能是由两个共同存在的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偶然，此时无须预先处置死亡或病情恶化；另一个是恶化，或者叫越来越无法承受的破坏。”[7]

这个定律的第一部分说，有一个内部时钟会嘀嗒嘀嗒地一直响着，就像餐馆的玻璃杯随时可能被摔碎一样。这本质上是第一层级的反应，类似于放射性衰变，有些玻璃杯的寿命比大多数玻璃杯长得多。第二部分说，久而久之，由于未知的失控过程，人类会体验到他们的死亡概率呈指数级增长。通过把这两部分加在一起，冈珀茨能够准确预测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死亡：50岁以后，活下来的人数急剧减少，但在最后有一条尾巴，有些“幸运”的人比你想象的还要幸运。冈珀茨的方程式让他的亲戚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和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他们是联合保险公司的所有者）赚了很多钱。

冈珀茨不可能知道，但或许会明白，大多数生物都遵循它们自身的法则：苍蝇、线虫、老鼠甚至酵母细胞。对于较大的有机体，我们不知道这两个时钟到底是什么，但我们从酵母细胞得知：偶然时钟是指一个rDNA循环，指数时钟是rDNA循环的复制和指数增长，结果是Sir2远离沉默的交配型基因，导致不育。[8]

人类更复杂，但是19世纪，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避免非正常死亡，如难产、意外事故和感染，英国人的死亡率已经可以用简单的数字模型来计算。它越来越能反映内部时钟导致的死亡发生的潜在和指数概率，就像以前一样。在那段时间里，死亡的概率每8年就会翻一番，这一公式说明能活到100岁以上的可能性非常小。

自那以后，即使1960年至今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20岁，这个上限也一直被公众认为是正确的。[9]那是因为翻倍的指数一直在很快地增加。因此，尽管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现在都对自己能活到80岁充满信心，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中任何一个人能活到100岁的概率只有3%。活到115岁的人的比例是亿分之一。而从数学概率来讲，活到130岁是不可能的。

至少目前是这种状况。

自然年龄、生理年龄和健康年龄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母亲戴安娜经检查发现她的左肺有一个橘子大小的肿瘤。

因为她吸了一辈子的烟，所以我怀疑这件事迟早会发生。吸烟是我们之间争论最多的一件事。我小时候常偷她的烟，然后藏起来。这让她很生气。她对我请求她停止吸烟置若罔闻，这也令我非常生气。

“以前我一直过得挺好，剩下的日子过一天赚一天啦。”她在40岁出头的时候就喜欢这样跟我讲。

“你知道你从生下来到现在有多幸运吗？你在挥霍你的生命！如果你得了癌症，我是不会去医院看你的。”我会这样跟她讲。

大约10年后，癌症还是找上门来了。当时我没有生气，悲痛已经使我忘记了愤怒。我开车去医院，下定决心解决所有问题。

我母亲是自食其果，但她也是一个不道德行业的受害者。光是烟草不会杀死一个人，烟草、基因和时间加在一起往往会导致死亡。她在50岁时被诊断患有癌症，这比首次被诊断为肺癌患者的平均年龄小了21岁。50岁也是我现在的年龄。

换个角度想想，我母亲非常不幸，这么年轻就患上了癌症。在她的背部被打开，脊柱上成排的肋骨被切断，主动脉也被重新改道后，她靠仅有的一个肺度过了余生，这无疑影响了她的生活质量，并且能肯定地说，她的“幸福生活”时日不多了。

从遗传学角度来看，我母亲也很不幸。我家里的每个人，从我的奶奶到我最小的儿子，都曾到一家基因检测服务公司做基因检测。当我母亲做完检测后，她了解到——尽管她当时已经得了癌症——她遗传了SERPINA1基因中的一个突变，这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肺气肿有关。这意味着她的“时钟”走得更快了。在她的左肺被切除后，右肺是唯一的供氧器官，但SERPINA1缺陷意味着白细胞会把她剩下的肺当成入侵者，不断地攻击它，破坏组织，直至肺最终衰竭。[10]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母亲又是非常幸运的——她迎来了上帝显灵的时刻，像许多吸烟者一样，在这个阶段，她与烟瘾抗争以拯救自己，她在这颗星球上又度过了20年。她周游世界，到过18个国家。她迎来了孙子孙女。她还看过我在悉尼歌剧院做的一场TED[11]演讲。为此，我们当然要感谢那些医生，为她切除了长了癌细胞的肺，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她的年龄对病情的积极影响。毕竟，预测一个人能否在疾病中存活下来的最好方法之一是看看他被诊断时的年龄，相对而言，我母亲当时非常年轻。

这是关键。我们知道吸烟会使衰老“时钟”加速，并且让人比不吸烟的人更容易死亡——平均少活15年，因此我们通过公共卫生运动、集体诉讼、烟草制品税和立法与之抗争。我们知道癌症会让人更容易死亡，我们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来研究对抗癌症，并想一劳永逸地终结癌症。

我们知道，衰老也会使人更容易死亡，但是我们已经把它当成生命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母亲被诊断患有肺癌之前，甚至在她肺部的癌细胞开始失控地生长之前，她就已经在衰老了。当然，在这种事情上她很难与众不同。我们知道，衰老的过程在我们注意到它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而且，除了那些不幸的例外情况（这些人的生命是由一种遗传性疾病或致命病原体的早期发病夺去的），大多数人在他们受到我们通常认为与衰老有关的疾病累积的影响之前，就开始经历一些衰老的影响。在分子水平上，这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某段时间里，此时我们中的许多人看起来且自我感觉还年轻。例如，比正常年龄更早进入青春期的女孩都有一个加速的表观遗传时钟。在那个年龄，我们听不到音乐会钢琴家犯的错误。[12]但衰老的的确确发生了，甚至发生在青少年身上。

在我们四五十岁的时候，我们也不常考虑变老是什么感觉。当我就我的研究做演讲时，有时我会带去一个“衰老套装”，让一个年轻的志愿者穿上它。这个套装使用颈托来使颈部的灵活性降低，衬铅的夹克和全身包裹材料模拟肌肉无力，耳塞降低听力，滑雪护目镜模拟白内障。在穿着套装来回走几分钟后，被试很轻易地就能脱掉它——幸运的是能脱掉。

“试想一下，如果穿10年会是什么样子。”我说道。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老年人的心理感受，你可以试着做一做这个小实验：用你非惯用的那只手写下你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同时逆时针转动你另一边的脚。这就是那种感觉大概的样子。

对不同的人来说，不同的机体功能会在不同的时间达到顶峰，但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素质在二三十岁时就会开始下降。例如，参加中距离赛跑的人，不管之后训练多努力，他们跑得最快的时候都是在25岁左右；最好的马拉松女运动员可以在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时候保持很好的竞技状态，但是在40岁以后，用时开始迅速增加。也有个别例外，比如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四分卫汤姆·布拉迪、美国国家女子足球联赛后卫克里斯蒂·皮尔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外场手铃木一郎及网球传奇人物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这些异常健康的异类会证明职业运动员在40多岁时仍能保持较好的竞技状态，但是几乎没有人在40多岁以后仍然处于这些运动或者大多数其他职业运动的巅峰水平，即使是像纳芙拉蒂洛娃这样快速恢复能力较强的人也是在20岁出头到30岁出头就已经达到巅峰。

目前用一些简单的测试就可以确定你的生理年龄。你能做多少个俯卧撑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如果你超过45岁，可以做20多个俯卧撑，那说明你的身体很棒。另一个年龄测试方法是坐立测试（SRT）。这个测试中，你需要赤脚坐在地板上，双腿交叉，然后身体快速前倾，看你能否一下子就站起来。年轻人可以很容易做到，中年人通常需要借助一只手把自己撑起来，而老年人常常需要单膝跪地才能站起来。一项针对51～80岁人群的研究发现，在75个月内去世的159人中有157人的坐立测试成绩不理想。

每个人都有身体上的变化。我们的皮肤开始出现皱纹，我们的头发开始变白，我们的关节开始疼痛，我们起床后就开始呻吟。我们不仅对疾病，而且对生活中所有的磕碰伤和擦伤都开始失去快速恢复的能力。

幸运的是，青少年发生髋部骨折的情况非常少见，即使有也几乎都能很快恢复。50岁时遭遇此类伤害可能会影响生活，但通常不会致命。此后不久，髋部骨折患者的风险系数变得非常高。一些报告显示，65岁以上的髋部骨折患者中有一半会在6个月内死亡[13]，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往往行动不便，在痛苦中度过余生。我的奶奶薇拉在88岁时被一块皱巴巴的地毯绊倒，摔断了大腿骨。在修复损伤的手术中，她的心搏骤停。尽管她活了下来，但她的大脑一直缺氧，她再也没有下地走过路，几年后就去世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伤口愈合的速度也会变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生物物理学家皮埃尔·勒孔特·迪努伊首次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科学研究，他指出年轻士兵和年长士兵的伤口愈合速度不同。当我们观察儿童和老年人伤口愈合的差异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孩子的脚被割伤后，伤口如果没有感染，很快就能愈合。大多数孩子受伤后需要的只是亲吻、创可贴和几句哄人的话：没事的，很快会好的。对老年人来说，脚伤不仅痛苦而且危险，尤其是对老年糖尿病患者来说，一个小小的伤口可能是致命的——有足部溃疡的糖尿病患者的5年死亡率超过50%，这比许多种癌症的死亡率都高。[14]

顺便说一句，慢性脚伤并不罕见，我们只是很少听说。它们几乎都是从越来越麻木脆弱的脚掌受到看似温和的摩擦开始的——但并不总是如此。我的朋友、南加州大学的戴维·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是一位热情的倡导者，他强调要格外注意预防糖尿病患者足损伤。他经常讲一个病人的故事：他的脚被钉子扎了，但他在四天后才注意到，还是因为他想弄清楚地板上的敲击声是怎么回事。

糖尿病患者脚上的伤口无论大小都很难愈合，因为他们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血液流动和细胞再生能力，细菌在这个多肉、潮湿的环境中茁壮成长。现在，有4000万个卧床不起、等待死亡的人正在经历这场噩梦。除了一次次地切除死亡和垂死的组织，基本上束手无策，唯有躺在床上等死。他们被剥夺了直立行走的能力，与痛苦为伴，只求解脱。仅在美国，每年就有82000名老年人被截肢，即每小时就有10个人被截肢。所有这些痛苦和代价，都是因为微不足道的足部伤口。

年龄越大，受伤或生病导致死亡的概率就越大。我们被一步步推向悬崖边缘，直到一阵风就可以把我们吹下去。这就是脆弱的定义。

如果肝炎、肾病或黑色素瘤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和衰老一样，我们就会把那些疾病列入世界上最致命疾病的清单。相反，科学家将我们经历的这一切称为“恢复能力的丧失”，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人类身体状况的一个阶段。

没有什么比衰老更具威胁性了，但我们对它毫无还手之力。我们已经把争取健康的斗争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衰老是比癌症更可怕的疾病

我的办公室周边有三家大医院——布里格姆妇女医院、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和波士顿儿童医院，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它们专注于不同的患者群体和医疗专业领域，但科室的设置都是一样的。

走进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的大厅，再径直走到电梯旁的指示牌处，就能看到几乎一致的设置：一楼是外科，二楼是骨科，三楼是妇产科，四楼是呼吸科。

走进波士顿儿童医院，你会发现这是一家令人惊喜的医院，这里不同的科室同样被分开，但是指示牌设计成了小患者们更喜欢的形状。沿着船形指示牌你可以找到精神科，鲜花形状的指示牌会指引你到囊性纤维化中心，鱼形指示牌会带你进入免疫科。

现在，让我们去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看一下。这边是癌症中心，那边是皮肤科，再往前是传染病科。

环绕这三家医院的研究中心，其科室设置也大同小异。在某个实验室里，你会发现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如何治疗癌症。在另一个实验室里，他们正在研究心脏病。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也有老年病学专家，但他们几乎都是在照顾已经患病的人，施诊的时间晚了30年。他们是在治疗老年人，而不是治疗衰老。难怪今天很少有医生选择专攻这一领域的医学。

医院和研究机构这样设置科室是有原因的，大多数现代医疗文化都是为了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医学问题而建立的，这种区别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痴迷于对导致死亡的具体病理进行分类造成的。

几百年前刚刚有医院的时候，这样的科室设置无可厚非。总的来说，这种设置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但这种方法忽略了一点，即阻止一种疾病的发展并不会减小一个人死于另一种疾病的可能性。事实上，有时治疗一种疾病可能会使另一种疾病加重。例如，化疗可以治愈某些癌症，但它也会使人更容易罹患其他癌症。而且，正如我们从我奶奶薇拉的事例中看到的，整形外科手术这样看似常规的手术可能会使病人更容易发生心力衰竭。

因为在这些地方接受治疗的患者，他们的赌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在个别战线上打了胜仗对人类的死亡法则并没有多大影响。幸存于癌症或心脏病并不能显著延长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是减小了个别患者死于癌症或心脏病的概率。

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S.杰·奥申斯基（S. Jay Olshansky）写道，如今医生治病的方式“很简单”，“一旦出现一种疾病，就全然不会再顾及其他疾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把眼前的疾病医好，一旦治好了，就把病人推出门，直到他面临下一种疾病，再把这种疾病医好。如此反复，直到无力回天”。[15]

美国每年花费数千亿美元与心血管疾病做斗争。[16]但是，即使我们能很快医好每一例心血管疾病患者，我们也不会使平均寿命延长很多年，可能最多只能延长1.5年。癌症也是如此，我们想尽办法减少病痛的折磨，但其他死亡原因仍然呈指数级增长，这样做只会让我们的寿命延长2.1年。毕竟，我们还在继续衰老。

衰老的最后几个阶段完全不同于在丛林中漫步——你需要坐下来小憩，喝点儿水，吃根营养棒，换双新袜子，这样在太阳下山前你还能多走十几英里——而更像是在一组越来越高、越来越密集的障碍中快速冲刺，其中一个障碍最终会将你绊倒。一旦你跌倒了一次，即使你真的站起来了，再次跌倒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大。拿掉一个障碍，前进的道路同样不平坦。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专注于治疗个别疾病的治疗方案在显著延长我们的健康寿命方面收效甚微，而且治疗费用高昂。我们需要的是能消除所有障碍的药物。

多亏了他汀类药物、三支冠状动脉搭桥术、除颤器、移植和其他医疗干预措施，相比从前，人们心脏跳动的时间更长了。但我们对其他器官，包括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大脑，却没那么在意。这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正在遭受大脑相关的疾病的折磨，比如痴呆。

图3.1——为什么一次医治一种疾病对人类寿命的影响不大？这张图显示，2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人数呈指数级增长。指数图很难理解。如果我用线性y轴来画这个图形，它会有两层楼高。这意味着你在20～70岁患上致命疾病的概率会增加1000倍，所以预防一种疾病对寿命几乎没有影响

资料来源：改编自A. Zenin, Y. Tsepilov, S. Sharapov,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12 Genetic Loci Associated with Human Healthspan,” Communications Biology 2 (January 2019)。

南加州大学从事健康、死亡和全球衰老研究的艾琳·克里明斯观察到，尽管近几十年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有所增长，但健康寿命并没有同时增长。她在2015年写道：“我们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做的远远超过预防发病率。”[17]

过早死亡率和发病率的综合问题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出现了一种专门的统计方法——伤残调整寿命年，也称为DALY。它用于衡量因过早死亡或健康状况不佳而丧失的寿命年。俄罗斯人的DALY是全欧洲最高的，人均健康寿命损失了25年。在以色列，这一数字也十分引人注目，达到了10年。在美国，这一数字令人沮丧，达到了23年。[18]

平均死亡年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相当大，并且受诸多因素影响，包括肥胖症的流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及药物过量。同样，对健康状况欠佳的认定却是主观的，而且各个地方的测量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研究人员对美国的DALY在增加还是减少莫衷一是。但即使是更乐观的评估也表明，近年来的数字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对美国体制的控诉。我们要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应该在减少伤残调整寿命年和降低发病率的其他衡量指标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但目前看来，我们充其量是在原地踏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

无须研究和统计，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衰老如影随形，我们年纪越大，衰老的迹象就越明显。我们到了50岁，会开始注意到自己看上去像父母，头发越来越白，皱纹越来越多；我们到了65岁，如果还没有患上某种疾病或残疾，就会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如果我们已经80岁，那我们肯定正在与某种疾病做斗争，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不舒适、越来越不快乐。一项研究发现，85岁的男性平均会被诊断出患有四种不同的疾病，而这一年龄段的女性通常患有五种疾病，常见的有心脏病、癌症、关节炎、阿尔茨海默病、肾病和糖尿病。大多数患者还患有一些未确诊的疾病，包括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心房颤动和痴呆。[19]是的，这些不同的疾病有着不同的病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中不同的大楼及大学中不同的科室正在对它们进行研究。

但是衰老是所有这些疾病的风险因素。

事实上，它是唯一的风险因素。相比之下，其他因素真的无关紧要。

我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和其他人一样，我认识到吸烟会增大她患肺癌的概率。我也知道原因：香烟烟雾中含有一种叫作苯并芘的化学物质，它会与DNA中的鸟嘌呤结合，诱导双链断裂，并导致突变。修复过程还会导致表观遗传漂移和代谢变化，而癌细胞正是凭此生长，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肿瘤生成”。[20]

常年暴露于烟雾中诱发了遗传和表观遗传的变化，使肺癌的发病概率增加了5倍左右。

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而且，由于这种增长，以及与癌症治疗相关的医疗成本很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支持戒烟计划，还在香烟包装上印上健康警示语，有些国家还印上了可怕的肿瘤和发黑四肢的彩色照片。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来禁止烟草广告宣传，并且都试图通过惩罚性征税来减少烟草消费。[21]

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几种癌症的发病概率增加5倍。因为我目睹母亲得了肺癌，所以我会第一个说这样做是值得的。从经济和个人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很好的投资。

但是想想这件事：虽然吸烟会使患癌症的风险增加5倍，但人到50岁时患癌症的风险会增加100倍；到了70岁，已经是上千倍了。[22]这种成倍增加的概率同样适用于心脏病，还有糖尿病、痴呆。清单上后面还有一大串。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诺提供任何重要资源来帮助其公民对抗衰老。在这个我们似乎很少达成一致意见的世界里，“事情就是这样”的感觉几乎是大众的普遍看法。

对抗衰老，一场全人类的革命

衰老导致身体退化。

它限制了生活质量。

而且它有特定的病理。

所有这些都是衰老造成的，它导致了被我们称为疾病的所有症状，只有一种疾病除外：这种疾病影响了超过一半的人口。

根据《默克老年病手册》，影响不超过一半人口的严重问题即是一种疾病。当然，衰老会影响每个人。因此，该手册称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转的器官功能衰退，即使在没有外伤、疾病、环境风险或不良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也会发生”。

你能想象说癌症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吗？或是糖尿病？抑或是坏疽？

我能想象，因为我们习惯于那样说。

所有这些都可能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也不意味着它们是可接受的事实。这本手册关于衰老的论述是错误的。

但错误观点向来不能阻止公众意见对公共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按照人们普遍认同的定义，衰老并不是一种疾病，所以它与我们为资助医疗研究、药物开发和保险公司报销医疗费用而建立的体系不太吻合。用词很重要，定义很重要，框架也很重要，我们用来描述衰老的词语、定义和框架都涉及不可避免性。我们在战斗开始前就认输了，甚至在我们明知还有一场战斗要打之前就认输了。

但的确有一场战斗要打——一场全球性的、光荣的战斗，而且我认为这是一场可以打赢的战斗。

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讲出现在49.9%的人身上的问题是一种疾病，而出现在50.1%的人身上的问题不是一种疾病。事实上，这是一种处理问题的落后方式，而这种方式正是世界各地的医院和研究中心建立“打地鼠”医疗体系的原因。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影响每个人的问题，特别是如果我们通过这样做，可以显著影响那些影响一小群人的问题，那我们为何还要选择关注那些小问题呢？

我们能做到。

我相信衰老是一种疾病，也相信它是可以治疗的——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治疗它。我相信，这样一来，我们对人类健康所知的一切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如果你还不相信衰老是一种疾病，那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有一扇通往未来的窗户。2028年，一位科学家将发现一种新的病毒，叫作LINE-1。我们都将感染这种病毒，它是父母传染给我们的。研究发现，LINE-1诱发了大多数重大疾病：糖尿病、心脏病、癌症、痴呆。它会导致一种缓慢发生的、可怕的慢性疾病，所有人最终都会死于这种感染，即使他们的感染程度很小。幸运的是，全世界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来寻找治疗方法。2033年，一家公司将成功地生产出一种预防LINE-1感染的疫苗。新一代的人在出生时就接种疫苗，他们将比他们的父母多活50年——结果是这就是我们的自然寿命，我们却不知道。新一代的健康人类将会对那些盲目接受50岁时身体衰退是自然现象、活到80岁就心满意足的前几代人感到同情。

当然，这是我刚编出来的科幻小说，但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更真实。

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我们基因组中携带的所谓的自私基因，实际上被称为LINE-1元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会复制并严重破坏细胞，加速我们身体的死亡。我们稍后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元素，现在我想集中讨论一下这个想法，因为它引出了一些重要问题：LINE-1是直接来自父母，还是通过病毒传播？你想将LINE-1从人类体内消灭，还是让它在你的孩子身体里生长，给他们带来可怕的疾病？你说LINE-1会不会致病呢？

如果不会致病，难道仅仅是因为有超过一半的人携带这种元素吗？

不管是病毒、自私DNA元素，还是我们细胞的构成导致了这些健康问题，难道这有区别吗？结果是一样的。

认为衰老是一种自然过程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即使我能说服你，让你有点儿相信衰老应该被视为一种疾病，接下来也还是让我们再做一个思维实验。

想象一下，地球上的每个人一般都能健康地活150年，但你的家人没有。你在80岁时满脸皱纹、白发苍苍，得了糖尿病，身体虚弱。看到这些可怜的、不幸的灵魂处于这种可怜的、不幸的生存状态，哪个医生不会诊断你的家人患有某种疾病，然后用他自己的名字给这种疾病命名，并在医学期刊上刊登你的双眼被涂黑的瘆人的照片？社会团体会筹集资金来弄清病因并针对你家族中不幸的遗传特征找到一种治疗方法。

这正是德国医生奥托·沃纳（Otto Werner）首次描述的一种情况，当人们40多岁时，他们看起来并感觉自己像是80岁了。这就是沃纳综合征——1991年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的正是这种疾病，当时没有人会说我研究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或不可逆转的疾病。没有人认为把沃纳综合征称为一种疾病或努力寻找突破性疗法是疯狂的。没有人告诉我或者告诉沃纳综合征患者要“顺其自然”。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地球上最致命、代价最大的疾病，这种疾病几乎无人研究，就好像整个地球都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如果你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不想活过90岁”，那么我向你保证：我不指望你活得比你希望的时间长一年。

但在你做决定之前，让我们最后做一次思维实验。

想象一下市政厅的一个职员在你的出生证明上发现了一个错误，原来你已经92岁了。

“我们会邮寄给你一份新的出生证明。”职员说，“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

你92岁了，感觉有什么不同吗？你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你身份证上的几个数字变了一下。你会突然想自杀吗？

当然不会。当我们保持健康和活力时，只要我们感到身心年轻，年龄就无关紧要。不管你是32岁、52岁还是92岁，都是一样的。美国大多数中老年人声称，他们感觉比他们的生理年龄年轻10～20岁，因为他们仍然感觉健康。感觉更年轻预示着死亡率更低，晚年的认知能力更强。[23]只要你持续保持这种心态，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但不管你现在的感觉如何，即使你有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你也还是会生病。如果不采取措施，疾病迟早会找上门来。

我承认，将衰老称为一种疾病彻底背离了主流健康观，而在主流健康观上已经建立了一系列针对各种致死疾病的医疗干预措施。然而，这个框架的演变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逐渐衰老。直到最近，我们得到的最好的东西都只是一张各种衰老特征的清单。衰老信息理论可以改变这一点。

用这些特征来指导医疗干预并没有错，我们也许可以通过针对这些特征逐个提出解决方案为人们的生命带来积极的影响。旨在减缓端粒恶化的干预措施有可能改善人们的长期健康状况。维持蛋白质的稳定、防止营养感应失调、阻止线粒体功能紊乱、停止衰老、恢复干细胞的活力、减少炎症都可能是延缓衰老的途径。事实上，我在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博士后、公司（这些公司正在针对每个特征开发解决方案）一起工作，并且我希望将这份工作进行下去。[24]只要是能减轻疾病引发的痛苦的事，我们都要去做。

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在九条支流上建造九座水坝。

正如英国皇家学会会议的与会者在2010年的会议上所称，在共同应对“衰老新科学”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认识到向上游探索的可能性并认为可以在那里找到固有原因。

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在源头建一座大坝，而不是在事情出错时介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延缓衰老的速度——我们可以彻底消除衰老的症状。

这种疾病是可以治疗的。

[1]F. Bacon, 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 (Oxford, UK: Leon Lichfield, 1605).这本书的原稿被放在我家的壁炉架上，是我的妻子桑德拉送给我的礼物。

[2]C. Kenyon, J. Chang, E. Gensch, et al., “A C. elegans Mutant That Lives Twice as Long as Wild Type,” Nature 366, no. 6454 (December 2, 1993): 461–6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366461a0.

[3]L. Partridge and P. H. Harvey, “Methuselah Among Nematodes,” Nature 366, no. 6454 (December 2, 1993): 404–5,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8247143.

[4]“减缓衰老，”杰姆斯写道，“有一个悲剧性的必然因素：它对健康的好处迫使我们去追求它，尽管这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甚至人性的转变。” D. Gems, “Tragedy and Delight: The Ethics of Decelerated Age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6 (January 12, 2011): 108–12,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pdf/10.1098/rstb.2010.0288.

[5]“你知道一部动画片吗？在这部动画片里，兔八哥正开着一辆旧车，这辆车突然散架，螺丝都蹦了出来，仅剩一个轮盖在那里吱吱呀呀地打转，最后不动了。”《华盛顿邮报》记者戴维·布朗在2010年写道，“有些人也会像这样死去。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管它叫什么才好。” D. Brown, “Is It Time to Bring Back ‘Old Age’ as a Cause of Death?”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7,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9/17/AR2010091703823.html?sid=ST2010091705724.

[6]“真的，人们不会死于年老，”克里斯·韦勒在《医学日报》上写道，“这里面一定还有其他原因。”C. Weller, “Can People Really Die of Old Age?,” “The Unexamined Life,” Medical Daily, January 21, 2015, http://www.medicaldaily.com/can-people-really-die-old-age-318528.

[7]B. Gompertz, “On the Nature of the Function Expressive of the Law of Human Mortality, and on a New Mode of Determining the Value of Life Contingenci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115 (January 1, 1825): 513–85,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tl.1825.0026.

[8]D. A. Sinclair and L. Guarente, “Extrachromosomal rDNA Circles—A Cause of Aging in Yeast,” Cell 91, no. 7 (December 26, 1997): 1033–4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9428525.

[9]根据全球人口估计和人口普查报告及其他资料，世界银行划出了截至2016年的56年，其间预期寿命从52岁增加到了72岁。“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Total (Years),”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LE00.IN.

[10]我从母亲那里遗传了SERPINA1基因突变。尽管我从不吸烟，但我发现我在某些情况下会感觉呼吸困难，比如当我身处一个污染严重的地方时。有了这些信息，我尽可能避免吸入灰尘和其他污染物。我感觉我有能力知道自己每个细胞内的基因指令，这是前几代人从未有过的经历。

[11]TED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会议的宗旨是“传播一切值得传播的创意”。——编者注

[12]A. M. Binder, C. Corvalan, V. Mericq, et al., “Faster Ticking Rate of the Epigenetic Clock Is Associated with Faster Pubertal Development in Girls,” Epigenetics 13, no. 1 (February 15, 2018): 85–94,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 /15592294.2017.1414127.

[13]65岁以上的女性更容易发生髋部骨折，败血症是死亡的主要原因。研究人员已经将败血症与医疗条件差、缺乏家庭支持和痴呆联系起来。“从时间上看，前6个月内的死亡率较高，有10人死亡（50%），第一年内有6人死亡（30%）。” J. Negrete-Corona, J. C. Alvarano-Soriano, and L. A. Reyes-Santiago, “Hip Fracture as Risk Factor for Mortality in Patients over 65 Years of Age. Case-Control Study” (abstract translation from Spanish), Acta Ortopédica Mexicana 28,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4): 352–6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6016287, (Spanish) http://www.medigraphic.com/pdfs/ortope/or-2014/or146c.pdf.

[14]高达74%的糖尿病截肢患者会在手术后5年内死亡。作者认为医生和此类病人都应该更积极地关注这个问题。“新发糖尿病足溃疡应被视为显著增加死亡率的标志，应进一步对其进行局部的、系统的和精神上的强有力的管理。”J. M. Robbins, G. Strauss, D. Aron, et al., “Mortality Rates and Diabetic Foot Ulcers: Is It Time to Communicate Mortality Risk to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Ulcer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odiatric Medical Association 98,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8): 489–93,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9017860.

[15]我们和背后开黑枪的医疗恶魔达成协议了吗？奥申斯基当然是这么认为的，他将人类对长寿和健康的追求比作浮士德最终与靡菲斯特达成的见不得人的交易。“人类有可能从公共卫生干预中挤出尽可能多的健康生命，而人体现在正面临我们生物学的基因固定属性所强加的固有限制。”S. J. Olshansky, “The Future of Healt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66, no. 1 (December 5, 2017): 195–97,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gs.15167.

[16]这一组数字确实令人震惊：每年有近80万名美国人死于心血管相关疾病；到2030年，与心血管相关的医疗费用预计将超过8180亿美元，生产力损失将超过2750亿美元。“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Cost America Nearly $1 Billion a Day in Medical Costs, Lost Productivity,” CDC Foundation, April 29, 2015, https://www.cdcfoundation.org/pr/2015/heart-disease-and-stroke-cost-america-nearly-1-billion-day-medical-costs-lost-productivity.

[17]随着对患者的治疗延长了他们的生命，社会上的疾病数量也随之增加。作者认为，这种情况意味着“延缓衰老”或者推迟导致疾病和残疾的生理变化将成为延长人类健康寿命的唯一途径。除了科学技术的突破，社会经济不平等、生活方式和行为的改变也有助于改善健康和寿命。E. M. Crimmins, “Lifespan and Healthspan: Past, Present, and Promise,” Gerontologist 55, no. 6 (December 2015): 901–1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861644/.

[18]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一个伤残调整寿命年可以被认为是“健康”生活中失去的一年。所有人的伤残调整寿命年的总和，或疾病的负担，可以被认为是衡量当前健康状况与理想健康状况之间的差距的一种方法，在理想健康状况下，所有人都能活到高龄，没有疾病和残疾。“Metrics: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tp://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metrics_daly/en/.

[19]几乎每个那个年龄段的人都会花生命中相当多的时间去看医生。根据《英国医学杂志》于200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在过去一年里，85岁的老人中有94%看过医生，10%的人接受过机构护理。J. Collerton, K. Davies, C. Jagger, et al., “Health and Disease in 85 Year Olds: Baseline Findings from the Newcastle 85+ Cohort Stud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December 23, 2009, https://www.bmj.com/content/339/bmj.b4904.

[20]基因和表观遗传衰老是肿瘤发展所必需的可能性，我们称之为“老年肿瘤形成”，它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即使在极端的阳光照射下也不会长出肿瘤，为什么即使以后避免阳光照射，DNA损伤也常常需要几十年才会导致肿瘤，以及为什么癌症常常会有一个不寻常的新陈代谢机制（以物理学家奥托·沃伯格的名字命名），这种直接消耗葡萄糖的代谢，降低了线粒体的活性，并利用更少氧气来制造能量，类似于老细胞的新陈代谢。

[21]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State of Global Tobacco Control,”2008, http://www.who.int/tobacco/mpower/mpower_report_global_control_2008.pdf.

[22]R. A. Miller, “Extending Life: Scientific Prospects and Political Obstacles,” Milbank Quarterly 80, no. 1 (March 2002): 155–74,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90-099/.图表源自D. L. Hoyert, K. D. Ko-chanek, and S. L. Murphy, “Deaths: Final Data for 1997,”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47, no. 19 (June 30, 1999):1–104, https://www.ncbi.nlm.nih.gov /pubmed/10410536。

[23]四年后，作者对593名被试进行了一项调查，并对“主观年龄”（相对于生理年龄的个人感觉）在影响衰老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A. E. Kornadt, T. M. Hess, P. Voss, and K. Rothermund, “Subjective Age Across the Life Span: A Differentiated, Longitudinal Approach,”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73, no. 5 (June 1, 2018): 767–77, http://europepmc.org/abstract/med/27334638.

[24]“David A. Sinclair’s Past and Present Advisory Roles, Board Positions, Funding Sources, Licensed Inventions, Investments, Funding, and Invited Talks,” Sinclair Lab, Harvard Medical School, November 15, 2018, https://genetics.med.harvard.edu/sinclair-test/people/sinclair-other.php.

第二部分　健康跃升，科学给每个人的启示

第4章　长寿，从现在做起

每天醒来，我的收件箱里都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邮件时多时少，就像潮起潮落，但如果我的团队或其他人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那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邮件就像会潮水般涌来。

“我现在吃什么好呢？”他们问我。

“你能告诉我如何才能参加人体试验吗？”他们恳求道。

“我女儿养了只仓鼠，你能延长它的寿命吗？”真的有人这么问。

相比其他邮件，有些邮件则比较让人伤感。最近，一位男士写信表示要向我的实验室捐款，以纪念他的母亲，她在被衰老相关疾病折磨多年后去世。他写道：“我觉得我必须支持你，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我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第二天，一位父亲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士写信询问我是否有办法让她的父亲参加研究。“我愿意做任何事，带他去任何地方，花光我的钱。”她恳求道，“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无法忍受在他身上即将发生的一切。”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希望就在不远处的地平线上，但是那些正在饱受衰老蹂躏并与其做斗争的人却等不及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医生根本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衰老，更不用说如何治疗衰老。

本书讨论的一些治疗方法和延长寿命的技术已经被付诸实践，而另外一些还需时日。还有更多的治疗方法需要我们在接下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进行探讨，我们也会找到答案。

但即使无法获得这项正在研发的技术，不管你是谁，身处何处，年纪多大，赚多少钱，你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将你的长寿基因利用起来。

在日本冲绳、哥斯达黎加尼科亚和意大利撒丁岛等百岁老人聚居的地方，这是人们几百年来一直在做的事——他们甚至都对此一无所知。你可能会注意到这些地方是作家丹·比特纳从21世纪头十年中期开始向世人介绍的所谓“蓝色地带”中的某些地方。从那时起，人们一直试图从这些和其他长寿热点地区吸取经验，关注“蓝色地带”的居民吃什么。最终，他们提炼出了一套“长寿食谱”，这套食谱是从这些地方很多百岁老人饮食的共同点中总结出来的。绝大多数建议都是少吃肉类、奶制品和糖，多吃蔬菜、豆类和全谷类。

从这里着手是个不错的开端——一个非常棒的开端。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营养学家，对于什么是智人的“最佳”食谱也各执一词。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最佳食谱；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饮食需要有微妙的甚至是明显的差异。但我们也都很相似，所以存在一些非常广泛的共同点：多吃蔬菜，少吃肉；多吃新鲜食物，少吃加工食品。虽然这些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我们都明白这些道理。

很多人不愿意直面这个挑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一直认为衰老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对某些人来说，它可能来得早一些，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可能来得晚一些，但我们一直以来都被告知衰老是人人逃不过的事。

我们过去也常这么说肺炎、流感、肺结核和胃肠道疾病。1900年，这四种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约占美国死亡总人数的一半，如果你活得够久，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你会患上其中一种疾病。

今天，死于肺结核和胃肠道疾病的人非常罕见。就在一个多世纪前，肺炎和流感的死亡率就低于10%了，而且大多数死亡发生在那些因衰老而体质虚弱的人身上。

是什么发生了改变？这可不是一丁点儿变化。医学进步、科技创新、用更科学的信息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导致我们再也不必接受疾病是“顺其自然的”这个观点了。

我们同样也不必在衰老面前认命。

但是，即使是那些能够最先接受这些药物和技术的人（这些药物和技术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给人提供更长、更健康的生命），想达到最理想的寿命和健康寿命也不会像按按开关那么容易。

任何一项选择都有利有弊，而选择始于我们要吃进身体的东西。

以及，我们不吃的。

如果给出唯一建议：坚持少吃

我从事衰老研究已经有25年，并且阅读了数以千计的科学论文，如果非要我给出一条建议，那我的建议就是：要想保持健康，活得尽可能长，你现在可以做的最靠谱的一件事就是——坚持少吃。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开创性的建议。这个建议最早由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从那时起，医生就一直推崇限制饮食的益处，限制饮食不仅仅像4世纪基督教教徒埃瓦格里乌斯·庞蒂库斯（Evagrius Ponticus）所建议的那样，可以通过拒绝七宗罪里的暴食之罪来实现，而且可以通过“有意禁欲主义”来实现。

节食的目的并不是让你营养不良，也不是让你忍饥挨饿。营养不良和挨饿都不能让你活得更久，更谈不上活得更好。但是节食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渴望的状态，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大快朵颐，节食无疑是有助于我们健康长寿的。

希波克拉底明白这个道理，庞蒂库斯明白这个道理，路易吉·科尔纳罗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是15世纪的威尼斯贵族，被认为是“自助书之父”。

科尔纳罗是一个旅店老板的儿子，他作为一个企业家赚了很多钱，并把钱挥霍在了红酒和女人身上。到了30多岁时，他因饮食无节制和酒色无度而被掏空了身体（这个可怜的家伙），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各方面节制自己。关于他禁欲后的性生活，历史记载不详[1]，但是他的饮食和饮酒情况被详细记载了下来：他每天吃不超过12盎司[2]的食物，并且只喝两杯红酒。

“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是吃还是喝，我都不求十分饱。”科尔纳罗在《论温和生活》一书中写道，“离开餐桌时，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吃点儿。”[3]

如果科尔纳罗没有通过现身说法来证明他的建议是有价值的，那么他关于“有节制的生活”的好处的论述可能不会为人所知：他在80多岁时发表了自己的指导意见，并且他的健康状况不差，他在1566年去世时年近100岁（有些消息来源说他的寿命超过了100岁）。

在近代，于20世纪初担任巴黎医学院院长的亚历山大·盖尼奥特教授以限制饮食闻名。据说，他被那个时代的人嘲笑，因为当时没有科学证据支持他提出的挨饿有利于健康的观点，人们认为这只是他的直觉而已，但他活得比那个时代的其他人都长。他去世时102岁。

现代科学第一次关于严格限制饮食的终身影响的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就在那时，拉斐特·门德尔（Lafayette Mendel）和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Osborne）这对生物化学领域的搭档（发现了维生素A的两个人）和研究员费里（Edna Ferry）共同发现，由于幼年缺少食物而生长发育迟缓的雌性老鼠比那些吃得多的老鼠活得更久。[4]

1935年，康奈尔大学的著名教授克莱夫·麦凯又发现了另一个证据：吃含有20%不可消化纤维素——纸板——的饲料的老鼠通常比吃典型实验室饲料的老鼠活得更久。在此后80年里做的一次又一次的研究皆证明，在不导致营养不良的情况下限制卡路里（又称CR），可促进各种生命形式的长寿。自那以后，科学家做过数百项鼠类研究来测试卡路里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研究主要在雌性老鼠身上进行。

减少卡路里摄入甚至对酵母也有效。20世纪90年代末，我首次注意到了这一点。用相对较少的葡萄糖喂养的细胞存活的时间更长，而且它们的DNA非常紧凑，显著地延缓了不可避免的ERC积累、核仁爆炸和不育。

如果这种现象只发生在酵母中，那仅仅是件逸事，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啮齿动物在被限制饮食后也会活得更久，后来知道果蝇也是如此[5]，所以很明显这一基因程序非常古老，可能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

在动物研究中，介入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编程的关键似乎是通过限制卡路里让生命获得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的食物——恰好足够的食物来达到保持健康的目的，而不是更多的食物。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参与生存回路，让长寿基因做它们从原始时代起就一直在做的事情：增强细胞防御能力，在逆境中维持生物体的生命，抵御疾病并防止其恶化，将表观遗传变化降至最小，从而延缓衰老。

已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在受控的科学环境中对人类做测试有一定的难度。令人悲哀的是，人类挨饿的情况比比皆是，但这些时期通常又是食物不安全导致营养不良的时期。要让一组人类被试长时间处于食物恰好足够的状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这却又是综合对照研究所必需的。

不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观察性研究充分表明，长期限制卡路里也可以帮助人类活得更久、更健康。

1978年，在以百岁老人众多而闻名的冲绳岛上，生物能量学研究人员香川靖雄（Yasuo Kagawa）了解到，那里的学龄儿童消耗的卡路里总量不到日本本土儿童的三分之二。成年冲绳人体形也更瘦，摄入的卡路里比日本本土民众少20%。香川靖雄指出，冲绳人不仅寿命更长，健康寿命也更长——患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和心脏病的人较少。[6]

20世纪90年代初，名为“生物圈2号”的研究实验提供了另一个证据。1991-1993年，共8位参与者住在亚利桑那州南部一个占地三英亩、封闭式的生态系统内，在那里，他们依靠自己种植的食物生活。然而，他们并不是种田能手，而且他们种植的食物不足以让自己维持正常的饮食。食物缺乏虽然没有导致营养不良，但这确实意味着队员们经常挨饿。

其中一个“囚犯”（我所说的“囚犯”是指“实验被试”）恰好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研究人员罗伊·沃尔福德，他关于延长老鼠寿命的研究对今天想从事衰老领域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仍然是必读内容。我不会怀疑沃尔福德从中作梗，故意破坏了农作物，但这一巧合对他的研究来说是相当偶然的，这种巧合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在人类被试身上测试他在老鼠身上的发现。因为在生态系统内工作两年之前、期间和之后，他们都接受了仔细的医学监测，参与者给了沃尔福德和其他研究人员唯一的机会来观察限制卡路里造成的众多生物学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被试体内看到的生化变化与沃尔福德在长期限制卡路里摄入的长寿老鼠身上看到的变化非常相似，例如体重下降（15%～20%）、血压下降（25%）、血糖水平下降（21%）、胆固醇水平下降（30%）等。[7]

近年来，已经有人开始进行正式的人体研究，但事实证明，要让志愿被试减少食物摄入量并长期保持这种摄入水平相当困难。正如我的同事莱奥尼·海布伦（Leonie Heilbronn）和埃里克·拉弗辛（Eric Ravussin）在2003年的《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所写的那样：“缺乏足够的信息来证明高质量、低热量饮食对非肥胖人群的影响，这反映了在一个有利于过度进食的环境中进行这项长期研究的困境。这种对自由生活者的研究也引发了伦理和方法学方面的问题。”[8]2017年，杜克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老年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份报告，描述了该研究小组如何设法将145名成年人的饮食限制在比健康生活方式通常推荐的卡路里少25%的范围内。作为普通人，他们在两年内实际达到的卡路里摄入平均减少约12%。然而，即使这样，科学家也可以看到，从血液生物指标的变化来看，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了显著改善，生物性衰老也有所减缓。[9]

现在，许多人已经接受了可以显著减少卡路里摄入的生活方式。大约十年前，在禁食再次兴起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参观了我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

“你们这样做难吗？”我问梅雷迪思·埃夫里尔和她的丈夫保罗·麦格洛辛。他们当时是国际卡路里限制协会的成员，他们非常提倡卡路里限制，并把自己的卡路里摄入限制在医生通常推荐的75%左右，有时比这还要少。“你们是不是一直觉得饿？”

“是的，刚开始是这样的，”麦格洛辛告诉我，“但你慢慢就会习惯。我们现在感觉很棒！”

那天午饭时，麦格洛辛向我详细讲述了吃有机婴儿食品的好处，并咕嘟咕嘟喝下了一些在我看来像橙汁的东西。我还注意到他和埃夫里尔都穿着高领毛衣，这时候可不是冬天，实验室里大多数人都穿着T恤衫。这是因为这对夫妻身上的脂肪太少，他们需要额外的保暖措施。然后在麦格洛辛快70岁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饮食可能会减缓他的人生步调。他是一家业绩很好的营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曾是纽约州国际象棋冠军。不过，相比他的年纪，他看起来并不年轻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我怀疑缺乏脂肪使皱纹变得更明显，但他的血液生化结果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他70岁生日时，他的健康指标——从血压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到静息心率和视力——都显示他是一个典型的年轻人。[10]事实上，他们与那些限制卡路里摄入的长寿老鼠有相似之处。

诚然，我们对人类终生限制卡路里摄入的影响有了了解，有些是短期研究的成果，有些则是闲闻逸事。但我们的近亲让我们深入了解了这种生活方式的纵向好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项关于我们的近亲——恒河猴的卡路里限制的长期研究产生了惊人的、令人信服的结果。在研究之前，恒河猴的最长已知寿命是40年。但是在这项研究的20只猴子中，有6只达到了这个年龄，这大致相当于活到了人类的120岁。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猴子们不需要一辈子靠卡路里限制饮食来生活。一些参与实验的猴子在中年的时候才开始30%的减量方案。[11]即使是在老鼠19个月大，相当于人类年龄60～65岁的时候，卡路里限制也可以延长它们的寿命。但是开始的时间越早，寿命延长的时间就越长。[12]这些研究和其他一些动物研究告诉我们，限制卡路里摄入带来的长寿益处很难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但早点儿开始比晚点儿开始好，从分子学角度讲，也许在40岁以后，身体状况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卡路里限制饮食并不适合每个人。事实上，就连我以前的实习生、威斯康星大学著名教授、恒河猴研究的首席研究员罗莎琳·安德森（Rozalyn Anderson）也表示，她个人认为，从长远来看，人类减少摄入30%卡路里的饮食相当于“彻底疯掉的饮食”。[13]

当然，并不是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彻底疯掉的饮食，特别是考虑到卡路里限制不仅被证明可以延长寿命，还可以预防心脏病、糖尿病、中风和癌症。这不仅是一个长寿计划，而且是一个让人焕发青春的计划。

尽管如此，对许多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在家里不去打开冰箱找吃的或工作时不吃零食需要坚定的意志力。在我从事的行业内有句格言：如果限制卡路里摄入不能让你活得更久，那也肯定会让你有拥有活得更久的那种感觉。

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的确不错。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生活中严格并毫不妥协地进行卡路里限制产生的益处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得。事实上，这种方法可能更好。

科学禁食

为了确保对食物缺乏的基因反应，不一定非要让我们保持饥饿的状态。毕竟，一旦我们习惯了环境胁迫，那就不是一种环境胁迫了。

间歇性禁食（又叫IF，指正常吃一日三餐，但有时定期地不吃东西）通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健康创意。但在我的朋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瓦尔特·隆哥开始鼓吹IF的好处之前，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就已经一直在研究定期限制卡路里摄入的效果了。

1946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安东·卡尔森（Anton Carlson）和弗雷德里克·赫尔泽尔（Frederick Hoelzel）对老鼠实施了定期食物限制，结果发现，那些每三天就挨一次饿的老鼠的寿命比每天定时进食的堂兄弟们延长了15%～20%。[14]

那时候，人们认为禁食能让身体得到“休息”。[15]这与我们在让我们的身体处于没有食物的压力情况下在细胞水平上看到的情况截然相反。卡尔森和赫尔泽尔的研究为不定期卡路里限制的长期效果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将所获得的知识应用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但这两个人的寿命都相对较长。卡尔森享年81岁。尽管赫尔泽尔多年来一直在做实验，包括吞下砾石、玻璃珠和滚珠轴承，来研究这些物体通过他的身体系统需要多长时间，但他还是成功地活到了74岁。哦，他可比我疯狂多了。

如今，人类研究正在证实，即使禁食时间相当短暂，偶尔限制卡路里摄入也对健康有巨大的影响。

有这样一项研究，被试大部分时间三餐正常，但每个月有五天显著限制饮食，主要喝蔬菜汤、吃能量棒和膳食补充剂。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那些坚持“模拟禁食”饮食的人体重减轻了，体脂减少了，血压也降低了。尽管如此，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被试体内一种主要由肝脏产生的叫作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号（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缩写为IGF-1）的激素水平较低。IGF-1和IGF-1受体基因的突变与较低的死亡率和患病率有关，并且它们被发现大量存在于那些家族成员寿命超过100岁的女性体内。[16]

IGF-1水平与长寿密切相关。在纽约耶希瓦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从事衰老研究的尼尔·巴尔齐莱和徐有信（音译，原名为Yousin Suh）说，事实上，这种影响非常强烈，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它来非常准确地预测一个人的寿命。

巴尔齐莱和徐有信都是遗传学家，他们的研究重点是百岁老人，这些老人已经活到100岁以上，没有患上任何与衰老相关的疾病。这个独特的群体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群体，因为它的成员提供了一个衰老模型，就像大多数人说的那样：他们愿意变老，但不能接受往后余生要与无尽的痛苦做伴。

当我们找到这群人时，我们会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吃到肚子里的是什么并不重要。无论他们吃什么，他们携带的基因变异似乎总是使他们处于禁食状态。任何认识百岁老人的人都可以证明，他们不需要一辈子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可以活到100岁。当巴尔齐莱的研究小组研究了将近500名95岁以上的德系犹太人后，他们发现很多人仍做着医生早就告诫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吃油炸食品、吸烟、久坐、喝酒。巴尔齐莱曾经问过一个百岁老人研究对象，许多医生都强烈建议她戒烟，为什么多年来她不听劝告。“有四个医生都曾经告诫我，吸烟会要了我的命。”她苦笑着说，“好吧，现在这四个人都死了，不是吗？”

有些人就好比基因彩票中了奖，但是其他人还有一些额外的工作要做。好消息是表观基因组是可塑的，因为它不是数字的，所以我们更容易对它产生影响。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来控制这种生物模拟元素的行为。

重要的不只是我们吃什么，还有我们吃东西的方式。事实证明，在希腊伊卡里亚岛这样的蓝色地带——“人们忘却死亡的岛屿”，人们的禁食行为和寿命密切相关。在这里，三分之一的人能活到90岁以上，几乎每位年长的居民都是希腊东正教的忠实信徒，遵守宗教历，该宗教历要求人们以某种方式禁食半年以上。[17]这意味着他们好些日子不能吃肉、奶制品或鸡蛋，有时也不能喝葡萄酒或吃橄榄油，这些对希腊人来说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此外，许多希腊人在参加圣餐会前都会遵守完全禁食一段时间的规定。[18]

在其他长寿热点地区，比如中国南方的巴马瑶族自治县，人们可以吃到美味、健康的食物，长期以来却选择每天对它们断念。[19]这一地区的许多百岁老人一生都不吃早餐，他们通常在中午时分简简单单地吃第一顿饭，然后在黄昏时与家人分享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样一来，他们通常每天有16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不吃东西。

当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展调查，并且试图将有关禁食的研究应用到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时，我们发现有很多方法可以持续地限制卡路里摄入，其中许多方法的形式被称为定期禁食——不是一直饿着，而是利用挨饿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的身体进入生存回路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限制饮食的方法将被证明比其他方法更有效。一种流行的方法是不吃早餐，午餐晚一点儿吃（16:8饮食法）；另一种方法是每周有两天减少摄入75%的卡路里（5:2饮食法）。如果你更有冒险精神，那你可以尝试每周有几天不吃东西（吃-不吃-吃），或者像健康专家彼得·阿提亚那样，每个月饿整整一周。这些延长生命和健康的组合模式正在动物身上被验证，也将应用于人类身上。短期研究的结果令人振奋，我认为长期研究也会如此。然而，与此同时，几乎任何不导致营养不良的定期禁食都有可能使你的长寿基因发挥作用，让你的寿命更长、更健康。

这样吃不用花钱。事实上，这样做还可以省钱。此外，那些没有随意大吃大喝习惯的人，更有可能成功地做到每月有几天少吃东西。

不过，至少在我们的饮食习惯演变的这个关头，对许多人来说，任何形式的禁食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曾经尝试限制卡路里摄入，但我做不到。饿肚子的感觉实在不好受，美食带给我愉悦感，让我欲罢不能。随后，我开始定期禁食，每天不吃一两顿饭，但我承认这大多是无意识的，我只是忘了吃饭而已。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通过限制我们吃多少来接通生存回路，我们吃什么也很重要。

摄取正确的氨基酸

如果没有氨基酸，我们就会很快死去，氨基酸是构成人体每种蛋白质的有机化合物。没有它们，特别是没有我们的身体不能自己制造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我们的细胞就不能组装生命所需的各种酶。

肉类含有全部九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是一种简单的能量来源，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实际上，代价很大。因为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件事的道德问题，肉类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就是杀人犯。所以我们可以不吃蛋白质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蛋白质能让我们有满足感。对老鼠来说也一样。同样的道理，成群结队的蝗虫也需要营养，这就是它们同类相食的原因。[20]似乎在动物的生命中，不经历挨饿的痛苦就能限制饮食中的蛋白质并非易事。

关于食用动物蛋白的负面影响，人们没有太大的争议。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大量动物性饮食与高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高癌症风险有关。加工过的红肉尤其糟糕。热狗、香肠、火腿和培根或许美味无比，但它们同时具有不光彩的致癌作用。数百项研究表明，这些食物与结直肠癌、胰腺癌和前列腺癌存在联系。[21]红肉还含有肉毒碱，肠道细菌将其转化为氧化三甲胺（或称为TMAO），这种化学物质被怀疑会导致心脏病。

但这并不是说吃一点儿红肉就能让你丧命——游猎采集部族成员的日常饮食是由富含纤维和营养的植物再加上适量的红肉和鱼组成的。[22]但如果你对健康长寿感兴趣，那么你的饮食可能需要看起来更像兔子的午餐，而不是狮子的晚餐。研究表明，当我们用更多的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时，全因死亡率显著下降。[23]

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好消息是：任何一种氨基酸都能通过食用植物性蛋白质来源获得，坏消息是与大多数肉类不同，按重量计算，任何一种植物每次提供的氨基酸都是有限的。

不过，从焕发生命活力的角度来看，这是好消息。因为身体内氨基酸总体供应不足或在一段时间内缺乏任何一种氨基酸，就好像处于某种环境胁迫中，这种胁迫与我们的生存回路联系紧密。

前文说过，当被称为mTOR的酶被抑制时，它会迫使细胞消耗较少的能量用于分裂，并消耗更多的能量参与自噬过程，从而回收受损和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对于我们研究过的每种生物，这种蛰伏的行为最终都有利于延长它们的生命活力。我们接下来要了解的是，mTOR不仅仅会受到卡路里限制的影响。[24]如果你不想让mTOR被过多或过于频繁地激活，限制氨基酸的摄入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所以抑制这种特殊的长寿基因其实跟你少吃肉和奶制品一样简单。

有件事变得越来越明朗：并非所有身体必需的氨基酸都是对等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拉斐尔·德卡博、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和哈佛医学院的杰伊·米切尔（Jay Mitchell）经多年研究发现，给老鼠喂食蛋氨酸含量较低的食物对开启它们的身体防御能力、避免手术过程中器官缺氧尤其有效，能使健康寿命增加20%。[25]达德利·拉明（Dudley Lamming）曾是我的学生，现在在威斯康星大学管理一个实验室，他证明了蛋氨酸限制能使肥胖老鼠快速地减掉大部分脂肪。尽管这些被拉明称为“沙发上的土豆”（电视迷）的老鼠继续随心所欲地进食，不爱运动，但它们在一个月内仍然减掉了大约70%的脂肪，同时它们的血糖水平也降低了。[26]

没有蛋氨酸，我们就活不下去。但是，我们可以更好地限制其摄入量。牛肉、羊肉、家禽、猪肉和鸡蛋中含有大量蛋氨酸，一般来说，植物蛋白质中含有的蛋氨酸水平较低，虽然不能让我们产生满足感，但足以让我们活下去。

这同样适用于精氨酸和三种支链氨基酸——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它们都可以激活mTOR。此类氨基酸的低水平与寿命的延长有关[27]，在人类研究中，减少支链氨基酸的摄入已被证明能显著改善各项代谢健康指标。[28]我们的生命离不开它们，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绝对可以忍受少摄入它们，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减少消费被许多人认为是“优质动物蛋白”的食物来做到这一点，特别是那些对生理压力或损伤恢复没有作用的食物。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毕竟氨基酸通常被认为是对身体有益的。事实上，它们的确是有益的。例如，众所周知，亮氨酸能增肌，这就是为什么健美运动员经常在锻炼前、锻炼期间和锻炼后喝含有大量亮氨酸的蛋白质饮料。但是肌肉生成的部分原因是亮氨酸激活了mTOR，它主要负责向你的身体发出指令：“现在条件不错，让我们脱离生存回路状态。”[29]然而，从长远来看，蛋白质饮料可能会阻止mTOR通路提供长寿的益处。研究表明，如果将亮氨酸从老鼠的饮食中完全去除，只要一周不喂食含这种特殊氨基酸的食物，就能显著降低其血糖水平，这是健康状况改善的一个关键标志。[30]所以，摄入一点点亮氨酸当然是必要的，但只需一点点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所有这些发现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素食者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概率明显小于肉食者。[31]氨基酸的减少——进而对mTOR产生抑制作用——并不是那个公式中唯一起作用的东西。较低的卡路里含量、较多的多酚类物质，以及相比其他人所产生的优越感同样有益。所有这些，除了最后一个，都是素食者长寿和保持健康的有效原因。

尽管我们少吃蛋白、多吃蔬菜，就可能会活得更久，但这样做无法使我们的寿命最大化，因为把我们的身体置于营养逆境中并不能最大程度地触发我们的长寿基因。我们还需要诱导某种生理逆境。如果没有这种逆境，我们就失去了一个进一步触发我们的生存回路的关键机会。就像一辆漂亮的跑车只在星期日早上在一个街区兜了个圈就被开了回来，我们的长寿基因将不幸地处于未被充分利用的状态。

引擎盖下有如此大的马力，我们只需要发动引擎，然后开车出去兜兜风。

运动，每天十分钟

几个世纪以来，运动一直是保持生命活力的药方，这是有原因的。然而大多数人，甚至许多医生并不这么认为。

近400年来，自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发现血液在身体复杂的管道网络中循环流动之时起，医生们就一直认为运动可以通过加快血液在循环系统中的流动，冲走血管中积聚的血小板，从而改善健康。

事实并非如此。

是呀，运动可以促进血液流动。是呀，它能促进心肺健康。是呀，它能使我们的肌肉更大、更强壮。但事实上，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促成这一切的原因很简单，它发生在一个小得多的尺度上——细胞尺度。

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千名具有不同运动习惯的成年人血液细胞的端粒后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相关性：运动越多的人的端粒就越长。根据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资助并于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经常锻炼的人（运动量相当于每周5天慢跑半个小时）的端粒似乎比那些久坐的人年轻近10岁。[32]但是为什么运动会延缓端粒磨损呢？

如果你思考一下我们的长寿基因是如何利用这些古老的生存回路工作的，上述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在大多数饮食中，限制食物摄入和减轻氨基酸的沉重负担并不是激活能使我们的细胞转变为生存模式的长寿基因的唯一途径。运动，按照定义来讲，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施加压力。它能提高NAD水平，激活生存网络，从而增加能量的产生，迫使肌肉生长出更多的携氧毛细血管。长寿调节者AMPK、mTOR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都是通过运动调整到正确的方向的，这还没包括热量摄取、生成新的血管、促进心肺健康、使体格更强壮，当然还有延长端粒。例如，SIRT1和SIRT6帮助延长端粒，然后将它们包装起来防止其降解。因为并不是缺少食物或特定营养物质使得这些基因起作用，而在于生存回路控制的兴奋程序，这种温和的逆境唤醒并动员细胞防御，而且不会造成太大的破坏。

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没有捷径可走。我们都需要逼着自己去做，特别是当我们变老的时候，但是65岁以上的人当中只有10%会去锻炼。[33]好消息是：我们可以不必连续运动几个小时。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每周跑4～5英里的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每天不到15分钟就能完成的运动量）死于心脏病的概率减小了45%，全因死亡率降低了30%。[34]这可是一个群体效应。

研究人员回顾了55000多人的医疗记录，并将这些文件与15年前签发的死亡证明进行比对。他们意料之中的事是，在3413例死亡病例中，那些告诉医生自己天天跑步的人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小得多。即使研究人员把肥胖和吸烟的因素考虑在内，天天跑步的人在研究期间死亡的可能性也较小。令人震惊的是，无论人们跑了多少步，跑步对健康的益处都是非常相似的。即使是每天10分钟的适度运动，也会使他们的寿命延长。

然而，悠闲的散步和快跑是有区别的。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长寿基因，运动的强度确实很重要。梅奥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对不同年龄组、不同类型运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虽然许多运动形式都能对健康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只有高强度间歇性训练（HIIT）——显著提高心肺功能的那种——能调动最多的促进健康的基因，尤其是能在年老的锻炼者中调动更多这种基因。[35]

当你感觉一项运动有挑战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是在做剧烈运动。你的呼吸会加深、加快，达到你最快心率的70%～85%。你会汗流浃背，你会感觉不停下喘口气就说不出话来。这是低氧反应，能很好地诱导足够的环境胁迫来激活你的身体抵御衰老，而且不会造成永久性伤害。[36]

我们仍在努力了解所有长寿基因的作用，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许多由运动开启的长寿基因对运动带来的健康益处负责，比如端粒的延长，新的向细胞输送氧气的微血管的生长，燃烧氧气制造化学能的线粒体的活性的增强。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些身体机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我们现在还知道的是，受运动诱导的压力影响最大的基因可以把它们带回到与年轻人相近的水平。换言之，运动开启基因使我们在细胞水平上再次焕发青春。

经常有人问我：“我能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消耗掉多余的卡路里就行？”我的回答是“不太行”。当你给老鼠提供高卡路里的饮食，并任由它们消耗掉所有能量时，寿命延长是最有限的。CR饮食也一样。如果你仅用卡路里较低的食物把肚子填饱，一些健康的益处就会不复存在。挨饿对于CR是必需的，因为饥饿有助于激活大脑中释放长寿激素的基因，至少根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蔡东升最近的研究来看是这样的。[37]

如果将禁食和运动结合起来会延长你的寿命吗？当然。如果你能做到这两件事，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踏上健康之路。

但是还有更多你可以去做的事情。

适度改变体温

在二十出头时来到波士顿之前，我的人生都是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来到美国后，从文化层面来讲，一切都很顺利。不到一周，我就弄清楚了哪些市场出售维吉米特黑酱，有人可能会说，作为一个孩子，你需要一些相当重要的表观遗传程序才能跟成人一样去享受这种黑色酵母酱。我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最正宗的肉馅饼、紫罗兰蜂蜜巧克力棒、Tim Tams巧克力威化饼干和麝香棒棒糖，最终我也找到了买到所有这些家乡美味的办法。没过多久，对美国当地人似乎很难区分澳大利亚口音和英国口音这件事，我也不太在乎了。（这并不难，澳大利亚口音更性感。）

让人最难熬的是寒冷。

小时候，我以为我知道什么是寒冷。当悉尼官方气象站天文台山报道他们测量到了百年不遇的接近零摄氏度的气温时（在澳大利亚现代史上实际上还没有气温降到零下的记录），我以为那就是寒冷。

波士顿完全不是一回事，这里真是冻死人呀。

我花钱买了许多外套、毛衣和内衣裤，大部分时间待在室内。像许多博士后研究员一样，我经常通宵工作。我工作起来真的很卖命，但事实上我有很多个晚上不回家，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出门。

这些日子里，我真希望我早该想到另一个对付严寒的方法，我真希望自己早该明白要通过适应来克服它。我应该在严寒中散步，在1月中旬把我的脚趾头伸进查尔斯河。因为事实证明，让你的身体暴露在不太舒适的温度下，是另一个非常有效的开启你的长寿基因的方法。

当我们离开热中性温度区（这里温差较小，不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来保暖或降温）时，各种各样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的呼吸模式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流动和全身的皮肤——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心跳会加速或减慢。这些反应的发生不仅仅源于“表面原因”，所有这些反应都可以追根溯源到亿万年前“麦格纳明星”为生存而战的基因。

图4.1——寒冷激活了长寿基因。沉默信息调节因子被寒冷开启，这反过来又会激活我们背部和肩膀中的保护性棕色脂肪。图为1999年作者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冷疗”

各种生物都有寻求稳定平衡的倾向，这是一个普遍的生物学原理。事实上，这来源于生存回路的导向力。因此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这种倾向，特别是在温度较低的地区。

随着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减少食物摄入量对人体的影响，人们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卡路里限制会降低核心体温。一开始，我们还不清楚这是导致了生命活力的延长，还是仅仅是暴露在这种特殊环境胁迫下有机体发生的所有变化的副产品。

不过，早在2006年，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就对一些实验鼠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所处的环境温度比正常温度低半度，这是他们在老鼠的生物恒温器上玩了一个把戏而完成的一项壮举。研究小组将老鼠的UCP2基因副本插入其下丘脑，下丘脑负责调节皮肤、汗腺和血管。UCP2使下丘脑的线粒体短路，因此它们会产生更少能量，但会产生更多热量，这反过来又使老鼠的体温降低了大约半摄氏度。结果雌鼠的寿命延长了20%，相当于人类健康寿命增加了7年，而雄鼠的寿命延长了12%。[38]

参与这一过程的基因（与人类相似）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机制（这个机制欺骗下丘脑，使其认为老鼠的体温比原来高），还是一种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与长寿相关的基因。2001年，来自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和哈佛医学院的一个联合研究小组证明，当老鼠的UCP2基因失效时，它衰老得更快。[39]2005年，当时就职于康涅狄格大学健康中心的斯蒂芬·赫尔方和他的团队证明，对一个类似基因的靶向上调可以使果蝇的寿命延长28%（雌性）和11%（雄性）。[40]随后，2017年，魁北克拉瓦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UCP2基因与衰老之间的联系存在一个完整的循环：这个加拿大的研究小组证明，不仅UCP2可以让老鼠“变冷”，而且较低的体温因为能加速分解棕色脂肪组织，可能会改变基因的运行方式。[41]

“棕色脂肪”这种富含线粒体的物质直到最近还被认为只存在于婴儿体内。现在我们知道它也存在于成年人体内，尽管它的数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踪迹越来越难以寻觅；它夹杂在白色脂肪中，在整个身体上的分布更加不均匀，它在不同人的不同部位“闲逛”，有时在腹部，有时在上背部。这使得在人类身上研究它变得有点儿困难：通常需要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扫描（需要注射放射性葡萄糖）来对它进行定位。然而，针对啮齿动物的多项研究让我们对棕色脂肪与寿命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

例如，对经过基因改造的艾姆斯侏儒鼠的一项研究表明，棕色脂肪的功能在这些长寿的动物身上得到了增强。[42]其他一些研究还表明，拥有丰富棕色脂肪或每天冷得发抖三个小时的动物拥有更多线粒体、助推UCP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SIRT3，并且患糖尿病、肥胖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显著减小。[4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如何使用化学方法替代棕色脂肪组织的生热作用。[44]一种叫作“线粒体解偶联剂”的化学物质可以模拟UCP2的作用，让质子穿过线粒体膜，就像在水电站大坝上钻几个洞一样。结果就是：线粒体短路的副产品不是低温，而是热量。

闻起来有股甜味的线粒体解偶联剂——2，4-二硝基酚（DNP）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于制造炸药，人们很快发现，接触这种化学物质的员工体重急剧下降，其中一名员工甚至因过度接触而死亡。[45]1933年，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医生温莎·卡廷（Windsor Cutting）和莫里斯·泰恩特（Maurice Tainter）对他们的系列论文进行了总结，认为DNP显著提高了代谢率。[46]同年，尽管泰恩特和卡廷发出了“存在某些潜在危险”的警告，美国的20家公司还是开始销售DNP，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多家公司也跟风而上。

它的作用很好，事实上，是太好了。

就在一年后，泰恩特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宣称：“人们对这种产品的兴趣和热情如此之高，以至于它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问题。这种药的总用量令人吃惊。”

随后，他公布了一个爆炸性数据：“在过去的一年里，斯坦福诊所已经提供了……超过120万粒二硝基酚胶囊，每粒含0.1克二硝基酚。”[47]

100多万粒胶囊？来自一所大学？在一年之内？这真是令人吃惊的数据。当时是1933年，那时加州的人口是现在的八分之一。据说每个人每周可以减掉3磅[48]体重。终于找到特效药了，公众松了一口气。肥胖将成为历史。

但这场新陈代谢派对好景不长，人们开始死于用药过量，其他长期的副作用也出现了。在1938年的《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中，DNP被宣布为“极度危险，不适合人类服用”。令人费解的是，这项立法是由一位采用顺势疗法的医生参议员罗亚尔·科普兰（Royal Copeland）在去世前几天起草的，这为天然膳食补充剂提供了根深蒂固的保护伞，如今助推了一个基本上不受监管、年销售额达1220亿美元的产业的发展。

这项法案正确地禁止了一种危险物质，但使“肥胖将成为历史”的希望破灭。[49]有小道消息称，二战期间，俄罗斯士兵继续被要求服用DNP来保暖。[50]今天仍有一些无良商家在网上兜售这种东西，但他们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2018年，伯纳德·雷贝洛（Bernard Rebelo）因出售DNP导致一名女子死亡而被判处7年监禁。在美国，1918年以来，已有62例相关死亡记录，可能实际数量远远不止这些。[51]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DNP极度危险。每顿饭少吃点儿，多出去活动活动，专注于植物性食物是更安全的选择。

你还可以尝试做另外一件事：通过冻一冻来激活棕色脂肪中的线粒体。最好的方法可能也是最简单的——待在波士顿这样的城市里，冬天只穿一件T恤衫快走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尤其是在寒冷的环境中锻炼，似乎会加速棕色脂肪组织的生成。[52]整晚都不关窗户，或者在你睡觉的时候不盖厚毯子也行。

健康和保健行业并没有忽视这一点，现在流行冻一冻。冷冻疗法——在-110℃或-166°F的超低温箱子里待几分钟——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方法，帮助我们的身体缓解这种压力，尽管这项研究离弄清楚它如何、为什么甚至是否真的起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53]这并没有阻止我接受喜剧演员和媒体大亨乔·罗根的邀请，和他一起去做一次冷冻疗法SPA（水疗）。在火星温度的环境中，穿着内衣站3分钟激活我们的棕色脂肪，这对健康大有好处。至少，这种方法能让我精神焕发并且庆幸我还活着。

和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一样，最好在你年轻的时候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制造棕色脂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你选择暴露在寒冷中，适度将是关键。与禁食类似，冷冻疗法对那些接近极限但不超过极限的人来说可能大有好处。体温过低不利于我们的健康，冻伤更甚。不过，起鸡皮疙瘩、牙齿打战和手臂颤抖都不是危险的情况，只是提醒你现在不是待在悉尼。而且当我们经常经历这些情况时，我们的长寿基因会承受环境胁迫，将健康脂肪调动出来。

温度计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情况还不太清楚，但我们从我们的朋友——酿酒酵母那儿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我们从实验室的工作中知道，把酵母的温度从30℃提高到37℃，刚好低于那些单细胞生物所能承受的极限，就可以唤醒PNC1基因，促进NAD的生成，这样它们的Sir2蛋白可以更加卖命地工作。有趣的不是这些承受温度胁迫的细胞的寿命能延长30%，而是其机制与限制卡路里摄入引起的机制相同。

那么酷热对人体也有好处吗？可能吧，但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是温血动物，体内的酶还没有进化出耐受巨大温度变化的能力。你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提高你的核心体温来实现长寿。但是，正如我出生在德国北部的妻子桑德拉喜欢说的那样，让你的皮肤和肺暴露在高温下有很多好处，最起码有暂时的好处。

许多北欧人和东欧人现在仍然沿袭着古罗马的传统，出于放松和健康的原因，经常去蒸桑拿。芬兰人是最热衷于此的，大多数男性称他们一年到头每周蒸一次桑拿。

2018年，在赫尔辛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蒸桑拿者的身体功能、活力、社会功能和一般健康状况明显好于不蒸桑拿者”，尽管研究者正确地指出部分效果可能是因为那些生病或残疾的人不去蒸桑拿。[54]

一项更具说服力的研究对芬兰东部2300多名中年男性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追踪。[55]与每周洗1次热水澡的人相比，那些每周蒸7次桑拿的人患心脏病、致命心肌梗死和全因死亡事件的概率减小了2倍。

现在还没有哪项针对桑拿的研究能够深入证明为什么暂时的热暴露对人体有好处。如果酵母给我们提供了线索，那么NAMPT——我们的身体中循环利用NAD的基因——可能是原因。NAMPT是被各种逆境激活的，包括禁食和运动，这会产生更多的NAD，因此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可以加倍努力工作来使我们变得更健康。[56]我们从未测试过NAMPT是否会因为酷热而被打开，但这是接下来必须研究的领域。不管怎样，有一件事很清楚：在热中性温度区度过一生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我们的基因并不是为了享受舒适的生活而进化的，偶尔有一点儿环境胁迫来引起兴奋，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益处。

但应对生物逆境是一回事，压倒性的基因损伤是另外一回事。

远离辐射、香烟、亚硝酸钠等有害物

少量的逆境或细胞环境胁迫对我们的表观基因组有好处，因为它会刺激我们的长寿基因。它会激活AMPK，调低mTOR的水平，提高NAD的水平，并激活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救灾应急小组——以应对因为居住在地球上而发生的正常磨损。但“正常”是个关键词，因为说到衰老，“正常”已经够糟糕了。当我们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必须应对许多灾难，特别是那些导致双链DNA断裂的灾难时，这些表观遗传信号分子会被迫离开岗位，前往基因组中发生DNA断裂的地方。它们有时会回家，有时却回不了家。

我们不能阻止所有的DNA损伤，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做，因为它对免疫系统的功能甚至增强我们的记忆都至关重要[57]，但是我们希望阻止过度的损伤。

而且我能列举出许多额外的损伤。

首先是香烟。没有哪个合法的恶习比吸烟者每天把成千上万种化学物质的致命混合物塞进体内更有害于表观基因组。吸烟者看起来更老是有原因的——他们衰老得更快，吸烟导致的DNA损伤使DNA修复人员加班加点，其结果很可能是表观遗传不稳定，从而导致衰老。相信大家对此早有耳闻，但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吸烟不是一种只害己、不害人的行为。二手烟中破坏DNA的芳香胺的含量大约是一手烟的五六十倍。[58]如果你吸烟，那么戒烟是有必要的。

严禁吸烟？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但即使不吸烟，也有比吸烟更严重的问题。在许多发达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身边处处都存在破坏DNA的化学物质。在某些地方，尤其是人多车多的城市，即使是一次简单的呼吸动作也足以对你的DNA造成过度的损害。我们也应该警惕塑料中的多氯联苯和其他化学物质，包括许多塑料瓶和外卖餐盒。[59]（千万别用微波炉加热这些东西，因为这样做会释放更多的多氯联苯。）接触偶氮染料，比如苯胺黄（烟花、家用打印机中的黄色墨水等都含有这种物质），都会对我们的DNA造成损害。[60]有机卤化物（含有取代卤素原子的化合物，见于溶剂、脱脂剂、杀虫剂和液压油）也会严重破坏人体基因组。

当然，正常人不会有意去喝溶剂、脱脂剂、杀虫剂和液压油，但我们有意吃的和喝的一些东西会造成很多损害。从半个多世纪前开始，我们就知道，用亚硝酸钠处理过的食品，包括啤酒、大多数咸肉制品，特别是熟培根都含有亚硝基化合物，从那时起，我们就认识到这些化合物是强致癌物。[61]我们也逐渐明白，癌症只是硝酸盐造成灾难的开始，因为亚硝基化合物还会导致DNA断裂[62]，将那些已经超负荷工作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又调回去加班加点。

还有辐射。任何自然或人造的辐射源，比如紫外线、X射线、伽马射线和家庭中的氡（这是排在吸烟之后导致肺癌的第二大因素[63]）都会造成额外的DNA损伤，这就需要召集一个“表观遗传修复小分队”。作为一个因工作需要经常乘飞机的人，事实上，每次我通过安检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一点。大多数关于当前版本的机场扫描仪的研究表明，它们可能不会对我们的DNA造成巨大的损伤，但很少有人关注它对表观基因组和衰老过程的长期影响。当然，还没有人测试过老鼠在反复接触这些设备两年后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ICE鼠告诉我们，染色体衰竭是加速衰老的根本原因。我知道毫米波扫描仪的辐射暴露量比以前的扫描仪低。坐在机器旁检查的人会告诉旅客，这种设备的辐射量和“坐一次飞机”差不多，但我来来回回要飞几百万英里，怎么会想要加倍承受这种伤害呢？只要有可能，我就会选择预检排队或进行搜身检查。

如果我上面所讲的内容让你觉得，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DNA断裂及这些断裂导致的表观遗传后果，嗯，这话不假。自然的和必要的复制DNA的行为会导致DNA断裂，每天数以万亿计的DNA断裂发生在你的全身上下。除非你生活在海底的铅盒子里，否则你就无法避开氡粒子或宇宙射线。即使你要迁徙到荒岛上，那你也得吃鱼吧，其中也可能含有汞、多氯联苯、多溴联苯醚、二噁英和氯化杀虫剂，所有这些都会对你的DNA造成损伤。[64]在现代社会中，即使采用最自然的生活方式，这种DNA损害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你多大岁数，即使你是一个青少年，DNA损伤也已经发生在你身上。[65]DNA损伤加速了你的生命时钟，影响生命的各个阶段。胚胎和婴儿都会衰老，那么60岁、70岁、80岁的人呢？那些已经很虚弱，不能限制卡路里摄入，不能跑步，不能在隆冬时节堆雪地天使的人呢？对他们来说，一切为时已晚吗？

一点儿也不晚。

但是，如果我们都要活得更久、更健康（不管我们在这个时候经历了多少表观遗传漂移和衰老），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帮助。

[1]他似乎又至少发生了一次性关系，因为他和妻子维罗妮卡生了一个女儿克拉拉。L. Cornaro, Sure and Certain Methods of Attaining a Long and Healthful Life: With Means of Correcting a Bad Constitution, &c.,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dul1.ark:/13960/t0dv2fm86;view=1up;seq=1.

[2]1盎司约为28.35克。——编者注

[3]还有其他译本。这是1903年威廉·布特勒在密尔沃基出版的版本。

[4]根据作者引用的一位研究人员的话，以人类寿命来衡量一只3岁大的老鼠，相当于这只老鼠活到了90岁。其中一只从6周龄开始接受实验室食物喂养的老鼠存活至40个月，而那些接受正常食物喂养的老鼠最长存活至34个月，“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老鼠预期寿命超过2岁”。T. B. Osborne, L. B. Mendel, and E. L. Ferry, “The Effect of Retardation of Growth upon the Breeding Period and Duration of Life of Rats,” Science 45, no. 1160 (March 23, 1917): 294–95,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45/1160/294.

[5]I. Bjedov, J. M. Toivonen, F. Kerr, et al., “Mechanisms of Life Span Extension by Rapamycin in the Fruit Fly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Cell Metabolism 11, no. 1 (January 6, 2010): 35–4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24086/.

[6]在香川靖雄关于西方饮食对日本人影响的研究结果中，结肠癌和肺癌显著增加，胃癌和子宫癌显著减少，尽管被试的食物消费量仍远低于美国人或欧洲人。当他观察冲绳居民时，他们“摄取的总能量、糖和盐最低，体格最小，但健康长寿的百岁老人的比例最高”。Y. Kagawa, “Impact of Westernization on the Nutrition of Japanese: Changes in Physique, Cancer, Longevity and Centenarians,” Preventive Medicine 7, no. 2 (June 1978): 205–17,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0091743578902463.

[7]该报告的两位作者本身就是参加实验的人员，他们选择被关在生物圈内两年，以低热量饮食为生，就热量消耗而言，蛋白质和脂肪只占12%。尽管卡路里受到限制，体重减轻了12%～22%，但在这两年里，所有8名被试都很健康、充满活力。R. L. Walford, D. Mock, R. Verdery, and T. MacCallum, “Calorie Restriction in Biosphere 2: Alterations in Physiologic, Hematologic, Hormonal, an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in Humans Restricted for a 2-Year Period,”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57, no. 6 (June 2002): 211–2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2023257.

[8]L. K. Heilbronn, and E. Ravussin, “Calorie Restriction and Aging: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Humans,”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3, no. 178 (September 2003): 361–69, https://academic.oup.com/ajcn/article/78/3/361/4689958.

[9]作者使用了一项公开的、由国立衰老研究所在非肥胖青年中进行的24个月的卡路里限制试验结果。D. W. Belsky, K. M. Huffman, C. F. Pieper, et al., “Change in the Rate of Biological Aging in Response to Caloric Restriction: CALERIE Biobank Analysi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73, no. 1 (January 2018): 4–10, https://academic.oup.com/biomedgerontology/article/73/1/4/3834057.

[10]麦格洛辛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很高兴一个70岁的老人能拥有像健康学龄儿童一样的生物指标。” P. McGlothin, “Growing Older and Healthier the CR Way®,” Life Extension Magazine, September 2018, https://www.lifeextension.com/Magazine/2018/9/Calorie-Restriction-Update/Page-01.

[11]作者们毫不怀疑，限制卡路里摄入对人类在治疗疾病和衰老方面的潜在好处。“与个体年龄相关疾病的生物学相比，对衰老生物学的明确理解，可能是促进人类健康衰老的预防性策略新方法的关键转折点。”他们写道，“卡路里限制为揭示所有哺乳动物物种共有的与衰老相关的总体疾病易感性增加的细胞和分子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范例。”J. A. Mattison, R. J. Colman, T. M. Beasley, et al., “Caloric Restriction Improves Health and Survival of Rhesus Monkeys,” Nature Communications, January 17, 201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comms14063.

[12]Y. Zhang, A. Bokov, J. Gelfond, et al., “Rapamycin Extends Life and Health in C57BL/ 6 Mic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69, no. 2 (February 2014): 119–30,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3682161.

[13]“我们真的将此作为一种了解衰老的范式来研究。”2017年，她对《科学美国人》杂志说，“但我们不建议人们这么做。” R. Conniff, “The Hunger Gains: Extreme Calorie-Restriction Diet Shows Anti-aging Results,” Scientific American, February 16, 2017,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the-hunger-gains-extreme-calorie-restriction-diet-shows-anti-aging-results/.

[14]“似乎最适宜的禁食频率是每3天禁食1天，这样的做法使同窝出生的雄性老鼠寿命延长了约20%，而雌性老鼠寿命延长了约15%。”A. J. Carlson and F. Hoelzel, “Apparent Prolongation of the Life Span of Rats by Intermittent Fasting: One Figure,” Journal of Nutrition 31, no. 3 (March 1, 1946): 363–75, https://academic.oup.com/jn/article-abstract/31/3/363/4725632?redirectedFrom=fUlltext.

[15]　H. M. Shelton, “The Science and Fine Art of Fasting,” in The Hygienic System, vol. Ⅲ, Fasting and Sunbathing (San Antonio, Texas: Dr. Shelton’s Health School, 1934).

[16]　C. Tazearslan, J. Huang, N. Barzilai, and Y. Suh, “Impaired IGF1R Signaling in Cells Expressing Longevity-Associated Human IGF1R Alleles,” Aging Cell 10, no. 3 (June 2011): 551–54,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1474-9726.2011.00697.

[17]三分之一的伊卡里亚人寿命达到了90岁，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痴呆等老年慢性病。“Ikaria, Greece. The Island where People Forget to Die,” Blue Zones, https://www.bluezones.com/exploration/ikaria-greece/.

[18]人们一年当中的禁食期长达180天，他们不食用乳制品、红肉和鱼类，这意味着仍可食用章鱼和鱿鱼。在圣餐前，禁食则包括所有的食物。N. Gaifyllia, “Greek Orthodox 2018 Calendar of Holidays and Fasts,” The Spruce Eats, October 6, 2018, https://www.thespruceeats.com/greek-orthodox-calendar-1706215.

[19]巴马县一直被西方研究人员广泛忽视，主要是因为中国南部的这个地区因有许多十分健康的百岁老人而闻名，虽然这一地区的很多人没有正式的出生记录，然而，心脏病学家约翰·戴（John Day）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的说法。J. D. Day, J. A. Day, and M. LaPlante, The Longevity Plan: Seven Life-Transforming Lessons from Ancient Chin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7).

[20]不食用动物蛋白并非易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摄入蛋白质会产生饱腹感。没有人比澳大利亚悉尼查尔斯·珀金斯中心主任史蒂芬·辛普森更能理解为什么吃碳水化合物并不能避免饥饿。辛普森刚开始从事研究工作时就想弄清楚，为什么蝗虫成群结队。他认为如果他能弄清楚，那也许能阻止全球每年数百万吨农作物的损失。他发现蝗虫是在寻找蛋白质，它们渴望得到蛋白质。它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吃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但是如果它们的饮食中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它们就会转变成一种贪婪、饥饿的生物，想尽一切方法寻找蛋白质。最容易获得的蛋白质来源是它们前面的蝗虫。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生命活力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前进，偶尔停下来吃掉行动相对缓慢的同类。辛普森的最新著作令人着迷：它显示哺乳动物大脑中存在同样的触发器。当我们缺乏蛋白质时，我们也会变得贪婪，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谁没有过吃掉邻居的念头呢？这一切告诉我们，最好不要吃很多动物蛋白，但很难完全避免。F. P. Zanotto, D. Raubenheimer, and S. J. Simpson, “Selective Egestion of Lysine by Locusts Fed Nutritionally Unbalanced Foods,” Journal of Insect Physiology 40, no. 3 (March 1994): 259–6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0022191094900493.

[21]虽然偶尔吃热狗或汉堡包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一项由22位专家对800项研究做出的评述发现，如果每天的饮食中含有50克加工肉类，被试患结直肠癌的概率会增加18%。S. Sim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ys Processed Meat Causes Cancer,”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October 26, 2015, https://www.cancer.org/latest-news/world-health-organization-says-processed-meat-causes-cancer.html.

[22]由于加工过的富含卡路里的食物基本上不在他们的饮食中，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以体力劳动为主，所以在狩猎-采集群体中很难发现肥胖症或心血管疾病。H. Pontzer, B. M. Wood, and D. A. Raichlen, “Hunter-Gatherers as Models in Public Health,” Obesity Reviews 19, suppl. 1 (December 2018): 24–3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obr.12785.

[23]M. Song, T. T. Fung, F. B. Hu, et al., “Association of Animal and Plant Protein Intake with All-Cause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JAMA Internal Medicine 176, no. 10 (October 1, 2016): 1453–63,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internalmedicine/fullarticle/2540540.

[24]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新的信号通路，氨基酸用它来激活mTOR。I. Tato, R. Bartrons, F. Ventura, and J. L. Rosa, “Amino Acids Activate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 2 (mTORC2) via PI3K /Akt Signaling,”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6, no. 8 (February 25, 2011): 6128–42, http://www.jbc.org/content/286/8/6128.full.

[25]C. Hine, C. Mitchell, and J. R. Mitchell, “Calorie Restriction and Methionine Restriction in Control of Endogenous Hydrogen Sulfide Production by the Trans-sulfuration Pathway,”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68 (August 2015): 26–3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523462.

[26]拉明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短期的甲硫氨酸剥夺疗法（而不是限制热量），它可以减少脂肪质量，恢复正常体重，并恢复对雄性和雌性老鼠的血糖控制。D. Yu, S. E. Yang, B. R. Miller, et al., “Short-Term Methionine Deprivation Improves Metabolic Health via Sexually Dimorphic, mTORC1-Independent Mechanisms,” FASEB Journal 32, no. 6 (June 2018): 3471–8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9401631.

[27]作者认为，在对均衡饮食的永恒追求中，答案可能与“如何通过控制常量营养素的比例抑制mTOR的活化作用，从而延长自由采食动物的寿命”有关。S. M. Solon-Biet, A. C. McMahon, J. W. Ballard, et al., “The Ratio of Macronutrients, Not Caloric Intake, Dictates Cardiometabolic Health, Aging, and Longevity in Ad Libitum–Fed Mice,” Cell Metabolism 3, no. 19 (March 4, 2014): 418–30,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087279/.

[28]换句话说，限定一个人饮食中的氨基酸组成可能比限制所有的氨基酸更重要。不过，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减少肉类摄入。L. Fontana, N. E. Cummings, S. I. Arriola Apelo, et al., “Decreased Consumption of Branched Chain Amino Acids Improves Metabolic Health,” Cell Reports 16, no. 2 (July 12, 2016): 520–30,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47548/.

[29]一些人认为，更好地理解这种联系有助于研究人员开发mTOR靶向疗法，以防止肌肉萎缩。M.-S. Yoon, “mTOR as a Key Regulator in Maintaining Skeletal Muscle Mass,” Frontiers in Physiology 8 (2017): (October 17, 2017): 78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650960/.

[30]只需减少一天支链氨基酸的消耗，就能迅速提高胰岛素敏感性。F. Xiao, J. Yu, Y. Guo, et al., “Effects of Individual Branched-Chain Amino Acids Ceprivation on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Glucose Metabolism in Mice,” Metabolism 63, no. 6 (June 2014): 841–50,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4684822/.

[31]当然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因素在起作用。但2012年发表在《营养与代谢年鉴》上的一份对7项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包括近12.5万名参与者）是令人信服的证据。在素食者中，进行这项研究的研究者发现循环系统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16%，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12%。T. Huang, B. Yang, J. Zheng, et al.,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ortality and Cancer Incidence in Vegetarians: A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Annals of Nutrition & Metabolism 4, no. 60 (June 1, 2012): 233–40, https://www.karger.com/Article/FullText/337301.

[32]这项研究调查了近6000名参加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的男性和女性。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对延长寿命有多么无用，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值得一看：“活动量大的成年人相比久坐的成年人估计有9年的生物衰老优势（140个碱基/15.6）。活动量大的组和活动量小的组之间的细胞衰老差异也很显著，为8.8年，而活动量大的组和活动量中等的组之间的差异为7.1年。”L. A. Tucker, “Physical Activity and Telomere Length in U.S. Men and Women: An NHANES Investigation,” Preventive Medicine 100 (July 2017): 145–5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1743517301470.

[33]英国科学家对经常骑自行车的中年人的健康和体格对衰老的潜在作用很感兴趣（这群人包括健身运动员），他们研究了运动是如何影响寿命的。他们招募了年龄在55～79岁的男性和女性骑行爱好者进行研究，并将他们与年龄较大和较年轻的久坐者进行对比。“事实证明，与久坐的年纪稍大的一组相比，骑行爱好者的反射、记忆、平衡和代谢特征与30岁的人更为相似。” G. Reynolds, “How Exercise Can Keep Aging Muscles and Immune Systems ‘Young,’”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14/well/move/how-exercise-can-keep-aging-muscles-and-immune-systems-young.html.

[34]D. Lee, R. R. Pate, C. J. Lavie, et al., “Leisure-Time Running Reduces All-Cause and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Ris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54, no. 5 (August 2014): 472–81, http://www.onlinejacc.org/content/64/5/472.

[35]M. M. Robinson, S. Dasari, A. R. Konopka, et al., “Enhanced Protein Translation Underlies Improved Metabolic and Physical Adaptations to Different Exercise Training Modes in Young and Old Humans,” Cell Metabolism 25, no. 3 (March 7, 2017): 581–92, https://www.cell.com/cell-metabolism/comments/S1550-4131(17)30099-2.

[36]梅奥医疗中心提供的明智建议包括每周花150分钟在游泳或割草等活动上，或做75分钟运动量更大的运动，比如骑动感单车或跑步。“要量力而行，不要强迫自己做强度太大、太剧烈的运动。”梅奥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写道，“健身是一生的承诺，而不是拼命冲刺到终点线。”“Exercise Intensity: How to Measure It,” Mayo Clinic, June 12, 2018, https://www.mayoclinic.org/healthy-lifestyle/fitness/in-depth/exercise-intensity/art-20046887.

[37]在研究下丘脑如何潜在地控制衰老时，作者发现“下丘脑/大脑中的免疫抑制或GnRH恢复”为延长寿命和对抗衰老带来的健康问题提供了两个可能的方向。G. Zhang, J. Li, S. Purkayasatha, et al., “Hypothalamic Programming of Systemic Ageing Involving IKK-β, NF-kB and GnRH,” Nature 497, no. 7448 (May 9, 2013): 211–1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12143.

[38]该研究团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只知道事情的确发生了。当时他们的理论是，降低老鼠的体温可能会减缓新陈代谢，从而减少臭名昭著的自由基。从那以后，我们了解到了更多的知识。B. Conti, M. Sanchez-Alvarez, R. Winskey-Sommerer, et al., “Transgenic Mice with a Reduced Core Body Temperature Have an Increased Life Span,” Science 314, no. 5800 (November 3, 2006): 825–2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7082459.

[39]老鼠患肥胖症、β细胞功能障碍和2型糖尿病的概率增加。C.-Y. Zhang, G. Baffy, P. Perret, et al., “Uncoupling Protein-2 Negatively Regulates Insulin Secretion and Is a Major Link Between Obesity, β Cell Dysfunction, and Type 2 Diabetes,” Cell 105, no. 6 (June 15, 2001): 745–5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2867401003786.

[40]研究人员还认为这是因为氧化损伤的减少。Y.-W. C. Fridell, A. Sánchez-Blanco, B. A. Silvia, et al., “Targeted Expression of the Human Uncoupling Protein 2 (hUCP2) to Adult Neurons Extends Life Span in the Fly,” Cell Metabolism 1, no. 2 (February 2005): 145–5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55041310500032X.

[41]研究人员得出结论，UCP2通过非酯化脂肪酸调节棕色脂肪组织产生热量。A. Caron, S. M. Labbé, S. Carter, et al., “Loss of UCP2 Impairs Cold-Induced Non-shivering Thermogenesis by Promoting a Shift Toward Glucose Utilization in Brown Adipose Tissue,” Biochimie 134 (March 2007): 118–2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 /S030090841630270X?via%3Dihub.

[42]亚拉巴马大学的贾斯汀·达西（Justin Darcy）领导的研究团队证明，相比同窝出生的动物，寿命长40%～60%的动物的棕色脂肪组织功能有所增强。J. Darcy, M. McFadden, Y. Fang, et al., “Brown Adipose Tissue Function Is Enhanced in Long-Lived, Male Ames Dwarf Mice,” Endocrinology 157, no. 12 (December 1, 2016): 4744–53, https://academic.oup.com/endo/article/157/12/4744/2758430.

[43]2014年，研究者这样写道：“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棕色脂肪在人体内是如何调节的，以及它与新陈代谢的关系。”从那以后，机制已经变得更清楚了。Endocrine Society, “Cold Exposure Stimulates Beneficial Brown Fat Growth,” Science Daily, June 23, 2014,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4/06/140623091949.htm.

[44]T. Shi, F. Wang, E. Stieren, and Q. Tong, “SIRT3, a Mitochondrial Sirtuin Deacetylase, Regulates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Thermogenesis in Brown Adipocytes,”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0, no. 14 (April 8, 2005): 13560-67, http://www.jbc.org/content/280/14/13560.long.

[45]A. S. Warthin, “A Fatal Case of Toxic Jaundice Caused by Dinitrophenol,” 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cal Museums 7 (1918): 123–26.

[46]W. C. Cutting, H. G. Mertrens, and M. L. Tainter, “Actions and Uses of Dinitrophenol: Promising Metabolic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01, no. 3 (July 15, 1933): 193–95,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article-abstract/244026.

[47]作者计算了一下，1934年，斯坦福诊所提供了120万粒胶囊，相当于4500名患者服用这种药物长达3个月。总的来说，他们估计，美国至少有10万人接受过这种药物的治疗。M. L. Tainter, W. C. Cutting, and A. B. Stockton, “Use of Dinitrophenol in Nutritional Disorders: A Critical Survey of Clinical Res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4, no. 10 (1935): 1045–53, https://ajph.aphapublications.org/doi/pdf/10.2105/AJPH.24.10.1045.

[48]1磅约为0.45千克。——编者注

[49]二硝基酚在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名字。作者列出了与DNP一起出现的“Dinosan”“Dnoc”“Solfo Black” “Nitrophen”“Alidfen”“Chemox”。在21世纪头十年，与DNP相关的死亡人数激增，因为它在网上的推销对象为健美运动员和在意体重的人。J. Grundlingh, P. I. Dargan,M. El-Zanfaly, and D. M. Wood, “2,4-Dinitrophenol (DNP): A Weight Loss Agent with Significant Acute Toxicity and Risk of Death,” Journal of Medical Toxicology 7, no. 3 (September 2011): 205–1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550200/.

[50]T. L. Kurt, R. Anderson, C. Petty, et al., “Dinitrophenol in Weight Loss: The Poison Center and Public Health Safety,” Veterinary and Human Toxicology 28, no. 6 (December 1986): 574–75,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788046.

[51]Vice（一个展示青年文化的网络平台）在一篇报道中描述了一例因过量使用DNP而导致的可怕死亡。G. Haynes, “The Killer Weight Loss Drug DNP Is Still Claiming Young Lives,” Vice, August 6, 2018, https://www.vice.com/en_uk/article/bjbyw5/the-killer-weight-loss-drug-dnp-is-still-claiming-young-lives; Grundlingh et al., "2,4-Dinitrophenol (DNP).”

[52]不同的物种之间存在差异，但总的趋势是明确的：寒冷和运动共同作用生成棕色脂肪。F. J. May, L. A. Baer, A. C. Lehnig, et al., “Lipidomic Adaptations in White and Brown Adipose Tissue in Response to Exercise Demonstrates Molecular Species-Specific Remodeling,” Cell Reports 18, no. 6 (February 7, 2017): 1558–7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 icles/PMC5558157/.

[53]2014年，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在进一步研究之前，运动员应该认识到，廉价的冷冻疗法模式，比如局部冰袋敷贴或冷水浸泡，可以提供类似的生理和临床效果。” C. M. Bleakley, F. Bieuzen, G. W. Davison, and J. T. Costello, “Whole-Body Cryotherapy: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pen Access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5 (March 10, 2014): 25–3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956737/.

[54]在80摄氏度的环境下，蒸桑拿的平均时间是15分钟。T. E. Strandberg, A. Strandberg, K. Pitkälä, and A. Benetos, “Sauna Bathing,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Octogenarian Men: The Helsinki Businessmen Study,” Aging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30, no. 9 (September 2018): 1053–57,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9188579.

[55]T. Laukkanen, H. Khan, F. Zaccardi, and J. A. Laukkanen, “Association Between Sauna Bathing and Fatal Cardiovascular and All-Cause Mortality Events,” JAMA Internal Medicine 175, no. 4 (April 2015): 542–4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705824.

[56]H. Yang, T. Yang, J. A. Baur, et al., “Nutrient-Sensitive Mitochondrial NAD+ Levels Dictate Cell Survival,” Cell 130, no. 6 (September 21, 2007): 1095–107,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366687/.

[57]R. Madabhushi, F. Gao, A. R. Pfenning, et al., “Activity-Induced DNA Breaks Govern the Expression of Neuronal Early-Response Genes,” Cell 161, no. 7 (June 18, 2015): 1592–60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886855/.

[58]H. Katoka, “Quantitation of Amino Acids and Amines by Chromatography,”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Library 70 (2005): 364–40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chemistry/aromatic-amine.

[59]塑料瓶和食品饮料罐中普遍使用的另一种化学物质是双酚A（又称BPA）。作者指出，几乎在每个美国人的尿液中都能发现这种物质，它的大量存在与“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有关，可能还与胚胎染色体异常导致流产的风险增加有关”。P. Allard and M. P. Colaiácovo, “Bisphenol A Impairs the Double-Strand Break Repair Machinery in the Germline and Causes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 no. 47 (November 23, 2010): 20405–10, http://www.pnas.org/content/107/47/20405.

[60]“我们的发现表明，这种色素如果通过皮肤被代谢或被吸收，那么可能对人体造成有害的影响。” F. M. Chequer, V. de Paula Venâncio, et al., “The Cosmetic Dye Quinoline Yellow Causes DNA Damage in Vitro,” Mutation Research/Genetic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utagenesis 777 (January 1, 2015): 54–61,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726175.

[61]啤酒饮用者请注意：“啤酒是NDMA的来源之一，据报道，尽管其NDMA的含量通常非常低（10或5微克/升），但是在某些品类的德国啤酒中，NDMA的含量高达70微克/升，这可能意味着每天喝几升啤酒的啤酒爱好者会摄入大量这种物质。”作者补充道，好消息是近几十年来不仅硝酸盐在食品中的含量有所降低，而且“在啤酒制造过程中对麦芽与氮氧化物的使用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W. Lijinsky, “N-Nitroso Compounds in the Diet,” Mutation Research 443, nos. 1–2 (July 15, 1999): 129–3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0415436.

[62]L. Robbiano, E. Mereto, C. Corbu, and G. Brambilla, “DNA Damage Induced by Seven N-nitroso Compounds in Primary Cultures of Human and Rat Kidney Cells,” Mutation Research 368, no. 1 (May 1996): 41–47,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8637509.

[63]马萨诸塞州在1988年做了一项研究，以了解各县氡的分布情况。研究发现，四分之一的房屋中氡的水平明显高于环境保护局确定的4pCi/L，这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Public Health Fact Sheet on Radon,”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2011, http://web.archive.org/web/20111121032816/http://www.mass.gov/eohhs/consumer/community-health/environmental-health/exposure-topics/radiation/radon/public-health-fact-sheet-on-radon.html.

[64]“污染鱼类的汞大部分来自家庭和工业废物，这些废物在燃烧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时被焚烧或释放。含有汞的产品被随意扔进垃圾桶或流入下水道，最后被扔进垃圾填埋场、焚化炉或被倒入污水处理设施。“Contaminants in Fish,”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https://www.doh.wa.gov/CommunityandEnvironment/Food/Fish/ContaminantsinFish.

[65]S. Horvath, “DNA Methylation Age of Human Tissues and Cell Types,” Genome Biology 14, no. 10 (2013): R115,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4138928.

第5章　混乱而有序的细胞世界

延长人类生命的梦想始于21世纪初，就跟20世纪初人类的飞行梦想一样，什么都不是从科学开始的，一切都始于故事。

从统治乌鲁克126年的苏美尔君主吉尔伽美什的传说到希伯来经文中的族长玛土撒拉（据说他活到了969岁），人类的神话故事证明了我们对长寿发自内心的渴望。然而，除了神话和寓言，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有人能够成功地将自己的生命延长到远超100岁的水平。

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生命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就没有希望做到这一点。我的一些同事和我相信，我们最终将掌握这种知识，尽管它现在还有待完善。

直到1665年，“英格兰的莱昂纳多”罗伯特·胡克才出版了《显微图谱》，他在书中报告说在软木树皮中发现了细胞。这一发现将我们带入现代生物学时代，但几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才知道细胞在分子水平上是如何工作的。这些知识只能来自显微技术、化学、物理学、遗传学、纳米工程和计算机运算能力的一系列重大飞跃的结合。

为了理解衰老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进入亚细胞纳米世界。我们在进入细胞世界后，会穿过外膜，然后进入细胞核。从那里，我们来到氨基酸和DNA的层面。在这样的尺度下，能很明显地看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永生。

在我们知道纳米尺度上的生命如何运行前，连我们为什么活着都是个谜。杰出的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是量子物理学的开山鼻祖（是的，他的那个著名的思想实验涉及一只处于死-活叠加态的猫），他在试图解释生命时感到很困惑。1944年，他两手一摊，然后宣布，生命物质“很可能涉及迄今不为人所知的”其他物理定律[1]，那是他当时能达到的认知极限。

但在随后几十年里，事情发展得很快。而今天，薛定谔于1944年出版的《生命是什么》一书的答案虽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诠释，但肯定接近答案了。

事实证明，目前还没有新的定律来解释生命。在纳米尺度上，它仅仅是一组有序的化学反应，浓缩和组装在通常情况下永远不会被组装在一起的原子，或者分解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分解的分子。生命是通过一种叫作“酶”的“蛋白质吃豆人”来实现这一点的，酶由螺旋状的氨基酸链和分层垫状堆叠在一起的氨基酸链组成。

酶利用偶然的分子运动使生命成为可能。你活着的每一秒，在你体内万亿细胞中的每个细胞内，一种叫作葡糖激酶的酶会捕获成千上万个葡萄糖分子，这种酶将葡萄糖分子与磷原子结合起来，标记它们以产生能量。产生的大部分能量被一种叫作“核糖体”的多组分RNA和蛋白质的复合物利用，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捕获氨基酸，并将它们与其他氨基酸融合，从而产生新鲜的蛋白质。

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会让你如在云雾里？有这种感觉的人不止你一个，你不会受到责备。我们的老师使原本很酷的科学变得枯燥乏味，这是在给社会帮倒忙。教科书和科学论文把生物学描绘成一个静态的、二维的世界。化学物质被画成小棍，生化途径被画成箭头，DNA是一条线，基因是一个矩形，酶是椭圆形的，相对于细胞尺寸，它们的图像被画得比实际大了成千上万倍。

但一旦你知道细胞是如何工作的，它们就会变成最神奇的东西。在课堂上很难描述这个奇迹，因为细胞存在于四维空间，以人类无法感知甚至无法想象的速度和规模四处嗡嗡作响。对我们来说，秒和毫米是时间和空间上很短的一段距离，但对一种直径约为10纳米、每千万亿分之一秒振动一次的酶来说，一毫米相当于一片大陆的大小，而一秒则相当于一年以上。[2]

想想过氧化氢酶——一种无处不在且尺寸标准的酶，它每秒能对1万个过氧化氢分子进行分解和解毒。一个大肠杆菌里可以装下100万个这样的酶，而一枚大头针的针头上可以容纳100万个大肠杆菌。[3]这些数字不仅仅是难以想象的——它们是无法想象的。

在每个细胞中，总共有75000种与过氧化氢酶类似的酶[4]，所有酶聚集在一起，在一片略带咸味的海中相互碰撞。在纳米尺度上，水是凝胶状的，分子事件比5级飓风更猛烈，分子以我们认为的每小时1000英里的速度聚集在一起。酶反应是概率为千分之一的事件，但在纳米尺度上，千分之一的事件每秒可以发生数千次，足以维持生命。

这听起来很混乱，但我们需要这样的混乱来维持秩序。没有它，那些必须聚集在一起维持生命的分子就找不到彼此，也就不会融合。被称为SIRT1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SIRT1上的精密振动槽同时卡在NAD分子和它想要剥去乙酰基的蛋白质（比如组蛋白或FOXO3）上。这两个被捕获的分子立即锁定在一起，就在SIRT1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将它们撕开之前，产生维生素B_3和乙酰化腺嘌呤核糖，这二者作为废物会被回收到NAD。

更重要的是，目标蛋白已经被剥去阻止它的乙酰基化学基团。现在组蛋白可以将DNA和沉默基因更紧密地包裹在一起，FOXO3的枷锁已经被移除，这允许它开启保护基因的防御程序。

如果混乱结束了，酶突然停止了它们正在做的事，那么我们会在几秒内死亡。如果没有能量和细胞防御，就不可能存在生命。“麦格纳明星”就永远不会从泡沫中脱颖而出，它的后代也将永远无法看懂这一页上的文字。

因此，从根本上讲，生命是相当简单的：我们因为混乱中产生的秩序而存在。当我们为生命举杯庆贺时，我们真的应该为酶举杯庆贺。

通过在这个层面上研究生命，我们也学到了一些相当重要的东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简单明了地概括了这一点：“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我们尚未发现任何显示死亡必然性的证据。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生物学家发现是什么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只是时间问题。”[5]

这是真的：没有任何生物、化学或物理定律说生命必须结束。是的，衰老是熵的增加，是信息丢失导致的紊乱。但是生物不是封闭的系统。只要生命能保存重要的生物信息并从宇宙某处吸收能量，它就有可能永远持续。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明天就能长生不老——就好比我们认为在1903年12月18日能飞往月球一样。在前进的道路上，科学时而小步前进，时而大步飞跃，但总是在一步一步地前进。

有一件事情很了不起：从吉尔伽美什和玛土撒拉时代起，甚至从“麦格纳明星”时代起，我们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我们已经偶然发现了用被我们称为药物的分子来化学式地调节酶的方法。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生命是如何运行的，并且拥有了在基因和表观遗传水平上改变它的工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古老的智慧之上更上一层楼。说到延长健康寿命的目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已经知道的能够影响人类衰老的各种药物。

世界上最有效的长寿分子

拉帕努伊是位于智利以西2300英里的一座人迹罕至的火山岛，俗称复活节岛，更有名的是它周边的近900尊巨大的摩艾石像。还有一件事同样值得出名——也许有一天会变得出名——这座岛将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长寿分子的发源地。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支科学家小分队就曾前往该岛。研究人员不是考古学家，而是寻找当地微生物的生物学家。

在岛上其中一尊著名的摩艾石像下的泥土里，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放线菌。这种单细胞生物是吸水链霉菌，药物研究人员苏伦·塞加尔（Suren Sehgal）在将其分离出来后发现这种放线菌能分泌一种抗真菌化合物。为了纪念发现它的这座岛屿，塞加尔将其命名为雷帕霉素，并开始寻找方法将其加工成一种能够治疗真菌疾病的药物，比如脚癣。[6]这种化合物的抗真菌作用相当有前景，但1983年塞加尔工作的蒙特利尔实验室被关闭时，他被要求销毁这种化合物。

不过，他并没有照着指示做。相反，他从实验室偷偷拿出了几小瓶细菌，放在家里的冰箱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说服新泽西州一个新实验室的老板让他继续对它进行研究。

不久之后，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化合物是一种有效的免疫系统抑制剂。这样一来，其作为抗真菌药物的可能性就破灭了。治疗脚癣有很多方法，但不会以降低免疫力为代价，不过这给了科学家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早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就知道器官移植失败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患者身体的排异性。雷帕霉素能否降低免疫反应，确保器官被接受？的确，它可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你去拉帕努伊旅游，你可能会在发现吸水链霉菌的地方看到一块小小的牌子。“在这个地方，”牌匾上用葡萄牙语写道，“1965年1月，人们获得了土壤样本，这使得雷帕霉素的生产成为可能，雷帕霉素为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我怀疑这里很快就会挂上一块更大的牌子，因为吸水链霉菌的发现启动了大量的研究，有许多研究仍在进行中，其中一些研究可能会延长无数人的生命。因为近年来，雷帕霉素不仅被当成一种抗真菌的化合物或一种免疫系统抑制剂，还是延长生命最成功的化合物之一。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对不同种类的模型生物做实验，从而了解到这一点。而且，就像我自己的研究始于酵母实验一样，人们已经做了许多关于雷帕霉素的初步研究工作，都是在酿酒酵母上完成的。如果你把2000个正常的酵母细胞放进一个培养基中，只会有数个细胞在六周后仍然活着。但如果你给那些酵母细胞喂食雷帕霉素，六周后，将有大约一半的细胞仍然保持健康。[7]这种药还通过刺激产生NAD来增加母细胞繁殖的子细胞的数量。

被喂食雷帕霉素的果蝇寿命延长约了5%。[8]而给已经进入正常生命最后几个月的老鼠喂食小剂量雷帕霉素，它们的寿命会延长9%到14%，延长的幅度取决于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这相当于人类健康寿命延长大约10年。[9]

我们已经知道父母生育的年纪过大是下一代患病的危险因素，这就是表观遗传学的力量。但是在接受雷帕霉素治疗的老鼠身上，这种趋势得到了遏制。当德国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的研究人员抑制了年长父辈所生老鼠的mTOR时，有一只老鼠的父辈负面影响消失了。[10]

你想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伟大科学权威人士是如何看待TOR及抑制它以改变世界的分子的潜力吗？在酵母中发现TOR的三个人——约瑟夫·海特曼（Joseph Heitman）、迈克尔·霍尔（Michael Hall）和饶·莫瓦（Rao Movva），进入了很多人心目中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候选人名单。河对岸的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戴维·萨巴蒂尼（David Sabatini）发现了mTOR，他因其相关论文在顶级同行评议期刊上被引用次数最多而被授予科睿唯安引文奖；2002年以来，科睿唯安榜单成功预测了超过40位诺贝尔奖得主。[11]

雷帕霉素不是万能药。寿命长的动物可能不如寿命短的动物活得好；长期高剂量服用雷帕霉素已被证明会对肾脏产生毒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对免疫系统产生抑制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TOR抑制是个死胡同。它在小剂量或间歇剂量下可能是安全的——这在老鼠身上起了延长寿命的作用[12]，并且在人类身上使老年人对流感疫苗的免疫反应大幅度提高。[13]

在大学和生物技术公司中，有数以百计的TOR抑制家族的研究人员在从事识别“rapalog”的工作。“rapalog”是一种作用于TOR的化合物，其作用方式类似于雷帕霉素，但特异性更强、毒性更小。[14]

这一领域内研发人员的素质使得人们很难保证TOR抑制是一种增进人类健康和活力的途径。但即使雷帕霉素类似物（rapalog）没有取得成功，也还有另一种延长生命的药物途径已经被证明是既有效又相对安全的。

二甲双胍，不只与糖有关

“Galega oficinalis”是一种美丽的花，花朵上层层堆叠的精致的紫色花瓣，似乎在向这个世界虔诚地鞠躬。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山羊豆，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点儿不幸；有一个名字叫法国丁香，这个名字倒是很浪漫。由于富含一种化学成分——胍（人类尿液中的一种小小的化学物质，可作为健康蛋白质代谢的指标），它在欧洲被用作草药已有数百年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医生开始给糖尿病患者开胍作为降低血糖水平的方法。

1922年，14岁的男孩伦纳德·汤普森在多伦多的一家医院奄奄一息，他成为第一个注射新型胰肽激素的糖尿病患者，这种激素已经在动物研究中显现了巨大的潜力。两周后，他又接受了一次注射，效果出奇地好，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对于1型糖尿病（这种疾病出现在胰腺分泌激素不足，无法维持身体正常血糖水平的情况下），现在广泛采用补充胰岛素进行治疗。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

2型糖尿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与衰老相关的糖尿病，在胰腺能够制造足够的胰岛素，身体却对此“充耳不闻”时就会出现。全球9%的成年人患有这种疾病，他们需要一种能恢复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的药物，这样细胞就会吸收并利用游走在血液中的糖。这一点很重要，至少有两个原因：它让过度劳累的胰腺得到休息，并防止游离的糖分使体内蛋白质发生实质性焦糖化。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高血糖也会拨快表观遗传时钟。

由于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以及全球超市出售的食物均含有大量的糖和碳水化合物，高血糖每年导致380万人过早死亡。

这些死亡来得并不是那么迅速而慈悲，而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出现的，包括失明、肾衰竭、中风、开放性脚伤和截肢。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人们研究如何治疗这种疾病时，药剂师让·阿龙（Jan Aron）和内科医生让·斯特内（Jean Sterne）（两个对当地这种紫色开花植物十分了解的法国人）都决定重新研究法国丁香衍生物来对抗胰岛素无法治疗的2型糖尿病。[15]

1957年，斯特内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口服二甲双胍治疗2型糖尿病的有效性。这种药物现在最常被称为甲福明，已经成为全球服用人群最广且最有效的药物之一。它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标准目录，这是针对世界上最常见疾病的最有效、最安全和成本效益比最高的药物目录。二甲双胍是一种常见药物，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患者在这种药物上每个月的开销不到5美元。除了极为罕见的乳酸中毒症状，这种药物最常见的副作用是胃部不适。许多人服用这种药物的包衣片或将其与牛奶或饭同服，认为这样就可以减轻副作用，但即使这样做不起作用，这种轻微的不安感也会带来一些好处——抑制暴饮暴食。

糖尿病药物跟我们谈论的关于延长寿命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是因为几年前研究人员注意到了一个令人好奇的现象，或许这种药物根本就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服用二甲双胍的人过着非常健康的生活——这似乎与治疗糖尿病的效果没有什么关系。[16]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拉斐尔·德卡博的实验室证实，将二甲双胍应用于老鼠身上，即使是非常低剂量的，也能将其寿命延长近6%，不过有些人辩称，这种效果主要是因体重减轻实现的。[17]换句话讲，这相当于人类的健康寿命增加了5年，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健康”二字——老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身体机能提高。[18]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证据越来越多。在26项用二甲双胍治疗啮齿动物的研究中，有25项证明其具有抗癌作用。[19]

和雷帕霉素一样，二甲双胍也能模拟卡路里限制带来的诸多好处。但它并没有抑制TOR，而是限制了线粒体的代谢反应，通过减弱细胞动力延缓将大量营养物质转化为能量的过程。[20]其导致的结果是激活AMPK——一种因其对低能量水平做出反应和恢复线粒体功能的能力而为人所知的酶。二甲双胍还能激活SIRT1——我的实验室里最讨人喜欢的蛋白质之一。二甲双胍的益处还包括抑制癌细胞代谢、增强线粒体活性、清除错误折叠的蛋白质等。[21]

一项针对41000多名年龄在68～81岁的二甲双胍服用者的研究得出结论：二甲双胍降低了痴呆、心血管疾病、癌症、虚弱和抑郁症的患病可能性，而且效果显著。在一组体弱的被试中，服用二甲双胍9年使痴呆的患病率降低了4%，抑郁症患病率降低了16%，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降低了19%，虚弱患病率降低了24%，癌症患病率降低了4%。[22]在其他多项研究中，二甲双胍的防癌作用远大于此。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癌症都能被抑制（前列腺癌、膀胱癌、肾癌和食管癌似乎都是难以控制的），但超过25项研究已经表明二甲双胍具有强大的防癌作用，有时甚至能将患癌风险降低40%，尤其是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和乳腺癌。[23]

这不仅仅是一组数字。单单服用这一种安全药物的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就能明显改善，而且成本比一杯低档咖啡还要低。

假如二甲双胍只能降低癌症的患病率，单凭这一点就值得医生们大开处方。在美国，被诊断患有癌症的终生风险超过40%。[24]但除了预防癌症的直接效果，二甲双胍还有一个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副作用”，那就是能延长寿命：90岁以后，你死于癌症的概率会大大减小。[25]当然，人们仍会死于其他疾病，但与癌症相关的巨大痛苦和费用将大大降低。

二甲双胍的优点在于它能影响许多疾病。通过AMPK激活的作用，它能制造更多的NAD，启动作为一个整体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和其他对抗衰老的防御系统，触发这些条件上游的生存回路，显著减缓表观遗传信息的丢失，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这样所有器官都能保持更年轻、更健康的状态。

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物需要数年才能对衰老产生明显的效果，但也许不是这样的。一项针对健康志愿被试的小规模研究宣称，血细胞的DNA甲基化衰老在一周内被逆转，令人惊讶的是，服用一粒850mg的二甲双胍药片后仅10个小时，它就能起效。[26]但很明显，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二甲双胍能否长期延缓衰老。

在大多数国家，二甲双胍还不能被当作抗衰老处方药，但对全世界数亿名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不是一种很难得到的处方药。在一些地方，比如泰国，二甲双胍甚至被当成非处方药，每个药店都有售，每片只要几美分。在世界其他地方，你即使有前驱糖尿病，也很难说服医生给你开二甲双胍的处方。如果你一直以来都善待自己的身体，并且超过93.5%的血红蛋白并非不可逆地与葡萄糖结合——这意味着血红蛋白主要是HbA1型而不是HbA1c型，那你真不走运，不仅因为大多数医生不知道我刚刚和你分享的数据，而且因为即使他们知道，衰老也仍旧不被看作一种疾病。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以色列裔美籍医生、遗传学家尼尔·巴尔齐莱和他的同事们共同主持了二甲双胍对服用人群及其对人类衰老长期影响的评估，他们在控制FOXO3、胆固醇基因CETP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SIRT6的胰岛素样生长激素受体中发现了一些长寿基因变体，所有这些似乎都有助于确保那些具有德系犹太血统的幸运者能健康地活过100岁。

是的，虽然基因在表观基因组中起次要作用，但似乎有些人在数字层面已经具有长寿基因，他们无论如何生活，都能享有更长的寿命，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稳定的表观基因组、能防止模拟信息随着时间推移丢失的基因变体。但巴尔齐莱并没有将这些人看作赢家，而是把他们看作标志（他们代表大多数人都有活得更长久、更健康的潜力），他总是喜欢指出：即使我们永远不可能把生命延长到120岁以上，我们也知道活到120岁是可能的。“所以，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告诉我，“再多过40年的美好人生是可以实现的。”

巴尔齐莱正在主持一项研究，致力于使二甲双胍成为首个被批准的药物，通过解决根本原因来延缓最常见的那些与衰老相关的疾病——衰老本身。如果巴尔齐莱和他的同事能够在正在进行的用二甲双胍治疗衰老的研究（TAME）中证明二甲双胍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就同意将衰老视为一种可治疗的疾病。这将会彻底改变游戏规则，逐步终结这个人人视衰老为“顺其自然”的世界。

巴尔齐莱相信这一天快要到来了。他预言，传统的希伯来语祝福“ad me’ah ve-essrim shana”（祝你活到120岁）可能很快就需要更新，因为这将不再是一句祝你长寿的祝福语，而是一句非常平常的祝福语。

优质抗氧化物白藜芦醇

1999年，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伦纳德·瓜伦特的实验室里发现了沉默信息调节因子长寿路径，这件事变成了大热门。

我们终于找到了酵母细胞衰老的分子原因，这是物种衰老的首要原因。当科学家们发表新的研究成果，展示他们的聪明才智时，我们仍能感受到他们是多么受人瞩目。在一系列吸引了科学界想象力的著名论文中，我们发表了酵母衰老的原因：Sir2远离交配型基因以处理DNA断裂和随之而来的大量基因组不稳定。[27]我们已经证明添加额外的SIR2基因副本可以稳定rDNA并延长寿命。我们将遗传不稳定性与表观遗传不稳定性联系起来，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真正的长寿基因之一，而且酵母不必挨饿就能从中受益。

但是，将一个基因的数个额外副本移接到一个单细胞生物体中比将这些副本放入更复杂的生物容易得多，在伦理上也远没有那么复杂。这就是为什么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和我参加了一场“科学竞赛”：寻找在哺乳动物中不需要插入额外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基因就能增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活性的方法。

在这里，科学变成了一个逻辑猜想，加上一些老式的运气。因为科学界已知有超过一亿种化学物质，你甚至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谢天谢地，康拉德·霍维茨（Konrad Howitz）也参与进来，这位受过康奈尔大学教育的生物化学家当时担任Biomol公司分子生物学主管，该公司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为生命科学研究人员提供分子。霍维茨正在寻找能够抑制SIRT1酶的化学物质，这样他就可以将它卖给越来越多开始研究这种酶的科学家。在评估不同备选物质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两种化学物质，它们不抑制SIRT1，而是刺激或“激活”SIRT1，使其工作速度加快10倍。这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不仅因为他的初衷是想找到抑制剂，而且因为激活剂在自然界非常罕见。事实上，它们是如此罕见，以至于大多数制药公司在发现一种激活剂时都懒得跟进，认为这一定是搞错了。

第一种激活SIRT1的化合物（STAC）是一种叫作漆黄素的多酚类物质，这种物质有助于草莓和柿子等植物呈现各自的颜色，现在人们知道它也能杀死衰老细胞。第二种是一种叫紫铆因的分子，它可以在许多开花植物及一种有毒植物——中国漆树中找到。两者对SIRT1都有显著的影响，虽然不是那种一脚油门踩到底、可能将其用于进一步研究的反应。

霍维茨向Biomol创始人兼科学总监罗伯特·齐普金（Robert Zipkin）展示了他的初步研究成果，齐普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化学家和企业家，在化学结构方面有着广博的知识。“漆黄素和紫铆因，哦？”齐普金说道，“你知道那两种分子长什么样吗？它们有一个重叠的结构：桥联双酚环。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具有同样的结构吗？白藜芦醇。”

2002年，抗氧化剂非常火。它们可能不是一些人认为的抗衰老和保健的灵丹妙药，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一点。卡洛尔·马尔琴科夫斯基医科大学（现波兰波兹南医科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其中一种抗氧化剂是白藜芦醇——一种在红酒中发现的天然分子，许多植物在环境胁迫下会产生这种分子。[28]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白藜芦醇可以解释“法国悖论”，即尽管法国人的饮食中有较多饱和脂肪，如黄油和奶酪，但他们的心脏病发病率较低。

齐普金猜测白藜芦醇可能与漆黄素和紫铆因的作用是完全一致的。当我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里研究它时，我发现它实际上远远优于另外两种分子。

我想再次提醒大家，酵母衰老通常是通过母细胞分裂产生子细胞的次数来衡量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酵母细胞在死亡前大约会分裂25次。因为这些实验需要在显微镜下对细胞进行一周的微操作，而且你把细胞放进冰箱去休息的次数越少，酵母细胞存活的时间越长，所以我在家里的餐桌上组装了一个实验台。

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与未经处理的酵母相比，用白藜芦醇饲喂的酵母体积略小，生长速度略慢，在死亡前平均分裂了34次，就好像它们受到了卡路里限制一样。对人类而言，这相当于多活了50年。在白藜芦醇的作用下，它们的最长寿命也延长到了分裂35次。我们在没有SIR2基因的酵母细胞中测试白藜芦醇，没有效果。我们在限制卡路里的酵母中测试了它，并没有看到寿命的进一步延长，这表明同样的路径正在被激活：这是卡路里限制在起作用。

这似乎是一个笑话的妙语：我们不仅发现了一种卡路里限制的模拟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在不使细胞挨饿的情况下延长寿命，而且我们是在一瓶红酒中发现了这种方法的。

霍维茨和我被一个事实吸引了，那就是白藜芦醇在葡萄和其他受环境胁迫的植物中含量较高。我们还知道其他许多促进健康的分子和它们的化学衍生物会在受环境胁迫的植物中大量产生：我们从葡萄中提取白藜芦醇，从柳树皮中提取阿司匹林，从法国丁香中提取二甲双胍，从绿茶中提取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从水果中提取槲皮素，从大蒜中提取大蒜素。我们相信，这是外源兴奋效应的证据——受环境胁迫的植物自身会产生化学物质，让自己的细胞蛰伏并存活下来。植物也有生存回路，我们认为我们可能已经进化到能感知在环境胁迫下产生的化学物质，把它们当作一个早期预警系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提醒我们的身体要蛰伏。[29]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意味着从自然界中寻找新药时，我们应该寻找那些压力过大的物种：有压力的植物，有压力的真菌，甚至人类肠道中有压力的微生物群。这一理论也与我们所吃的食物有关，那些受环境胁迫的植物具有更高浓度的外源兴奋效应分子，这些分子可能有助于我们进入自身的生存回路。寻找颜色最鲜艳的植物，因为外源兴奋效应分子通常呈黄色、红色、橙色或蓝色，另一个好处是它们的口感更好。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都产自气候干燥、光照时间长的地方，或者是用黑皮诺这样对环境胁迫敏感的葡萄品种酿造的；正如你可能猜到的，它们的白藜芦醇含量最高。[30]最美味的草莓是生长于干旱缺水环境的草莓。种植过叶类蔬菜的人都可以证明，最好的莴苣是在莴苣植株经历一两次冷热循环后长出来的。[31]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通常生长在环境胁迫更大的环境中的有机食品对你的身体更有好处？

白藜芦醇延长了结构简单的酵母细胞的寿命，但它对其他生物体是否具有同样的效果呢？当我的同事、布朗大学研究员马克·塔塔（Marc Tatar）来波士顿拜访我时，我给了他一小瓶白色的、松软的白藜芦醇粉（上面只标着字母R），让他在实验室里对昆虫做试验。他把白藜芦醇粉带回罗得岛，将它与一些酵母糊混合，作为果蝇的食物。

几个月后，我接到他的电话。“大卫！”他说，“这个标字母R的东西是什么呀？”

在实验室条件下，黑腹果蝇的平均寿命通常为40天左右。“我们让它们多活了一个星期，有些甚至不止一个星期。”塔塔告诉我，“平均来说，它们活了50多天。”

如果按人类寿命来计算，这相当于增加了14年的寿命。

在我的实验室里，白藜芦醇喂养的线虫也活得更久，这需要线虫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基因参与。我们在培养皿中给人体细胞注射白藜芦醇后，它们对DNA损伤产生了抵抗力。

后来，我们给1岁的肥胖老鼠喂食白藜芦醇，发生了有趣的事情：这些老鼠一直很胖。这使得博士后研究员约瑟夫·鲍尔（Joseph Baur，他现在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得出结论：我浪费了他一年多的时间，用一个愚蠢的实验坑了他的科学事业。但当他和我们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合作者拉斐尔·德卡博解剖这些老鼠时，他们感到震惊。被喂食白藜芦醇的老鼠看起来和正常饮食的老鼠一样，有健康的心脏、肝脏、动脉和肌肉。它们还有更多的线粒体、更少的炎症和更低的血糖水平。那些没有被解剖的老鼠寿命相较正常情况延长了20%。[32]

其他研究人员在数百项已发表的研究中进一步证明，白藜芦醇可以保护老鼠免受多种疾病的侵害，包括各种癌症、心脏病、中风和心肌梗死、神经退行性疾病、炎症性疾病，使老鼠伤口愈合得更快，而且通常能使老鼠更健康、恢复能力更强。[33]在与德卡博的合作中，我们发现，当白藜芦醇与间歇性禁食相结合时，它可以大大延长平均寿命和极限寿命，甚至比单纯禁食所能达到的效果还要好。在50只老鼠中，有一只活了3年，这大约相当于人类寿命的115岁。[34]

第一篇有关白藜芦醇对衰老的影响的论文成为2006年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35]，并且在主流媒体上广为流传。我们都上了电视，我本人也开始走红。我逃到了一个叫伯洛的德国小村庄，那里是我妻子的出生地，消息甚至传到了那里。据报道，当年红酒销量就增长了30%。如果你喜欢红酒，但需要一个很好的理由劝自己喝，那你可以感谢罗伯特·齐普金。[36]

从那天起，我们厨房的墙上挂上了各种漫画。我最喜欢的是汤姆·托尔斯（Tom Toles）的一幅漫画，在这幅漫画中，一个胖男人坐在沙发上，他一个人就占据了差不多一整张沙发，他的老婆正在设法给他泼冷水。

“研究表明，要获得与老鼠同样的药物剂量，你每天要喝750～1000杯红酒。”这位老婆说道。

“这个消息真是好上加好呀。”丈夫回答道。

结果证明，白藜芦醇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有强效，在人体肠道内也不易溶解，而这两个特征恰恰是大多数有效治疗疾病的药物所必须具备的。尽管把它当作一种药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确实是首个重要的证据，证明一种分子可以在不必让被试挨饿的情况下提供卡路里限制带来的好处，并引发了一场寻找其他可能延缓衰老的分子的全球竞赛。最后，至少在科学界，用药物延缓衰老不再被认为是疯狂的行为。

通过研究白藜芦醇，我们还了解到用化学物质激活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是有可能的。这引发了对其他激活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化合物（各种STAC）的大量研究，这些化合物在刺激动物生存回路和延长健康寿命方面比白藜芦醇强很多倍。它们被命名为SRT1720、SRT2104等，这两种物质都能延长老鼠晚年的健康寿命。[37]今天，已经有数百种化学物质被证明对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有影响，这些化学物质甚至比白藜芦醇更有效，一些化学物质的有效性已经在降低脂肪酸和胆固醇水平以及治疗人类银屑病的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38]

另一种STAC是NAD，它有时被写成NAD+。[39]与其他STAC相比，NAD的优势在于它能增强所有7个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活性。

NAD在20世纪初被发现时是一种酒精发酵促进剂。它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它不具备改进酿酒方式的潜力，科学家可能不会如此着迷。相反，他们为此工作了几十年，并在1938年取得了突破：NAD能够治疗犬类的黑舌病，该病相当于犬类得了糙皮病。结果发现，NAD是维生素烟酸的产物，严重缺乏这种维生素会导致皮肤发炎、腹泻、痴呆、皮肤溃疡，最终导致死亡。因为NAD被超过500种不同的酶使用，如果没有NAD，我们在30秒内就会死亡。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所有关于NAD的有趣研究都已经完成。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NAD仅仅是一种调节基本代谢功能的化学物质，十几岁的生物学学生必须以青少年做家务的热情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这一切都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改变，当时我们开始意识到，NAD不仅仅可以维系生命的运转，还是许多主要生物过程的中央调节器，包括衰老和疾病，因为今井真一郎和伦纳德·瓜伦特已证实NAD是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燃料。没有足够的NAD，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就不能有效地工作：它们无法从组蛋白中去除乙酰基，无法使基因沉默，也无法延长寿命。我们也肯定不会看到白藜芦醇这种促进剂对延长寿命的影响。我们和其他人还注意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包括大脑、血液、肌肉、免疫细胞、胰腺、皮肤，甚至覆盖在微血管内部的内皮细胞）的NAD水平都会下降。

但由于NAD对许多基本的细胞过程极为重要，所以20世纪的研究人员没有哪个对测试NAD作为燃料的水平的影响产生兴趣。他们认为“如果你用NAD胡作非为，坏事就会发生”，但他们甚至都没有尝试过操控它，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会发生什么。

不过，与酵母一起工作的好处是，在任何实验中，最坏的情况只不过是“酵母大屠杀”。

图5.1——三种主要的长寿路径——mTOR、AMPK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逐步演化，通过激活生存机制在逆境中保护身体。当通过低热量或低氨基酸饮食，或者通过运动使它们被激活时，生物体会变得更加健康、抗疾病能力更强、更长寿。调节这些路径的分子，比如雷帕霉素、二甲双胍、白黎芦醇和NAD促进剂，可以模拟低热量饮食和运动的好处，延长各种生物的寿命

寻找提高酵母中的NAD含量的方法几乎是没有风险的。所以我和我的实验室成员就这么行动了。最简单的方法是识别酵母中制造NAD的基因。我们首先发现了一个名为PNC1的基因，它能将维生素B_3转化为NAD。这引导我们尝试通过将PNC1的四个额外副本导入酵母细胞来提高PNC1水平，这样一来，总共插入了五个副本。这些酵母细胞的寿命比正常细胞延长了50%，但如果我们去掉SIR2基因就不行了。细胞在制造额外的NAD，并触发了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生存回路！

我们能在人体上这样做吗？理论上是可以的。在我的实验室里，我们已经掌握这项技术，利用病毒来传递与PNC1基因类似的名为NAMPT的人类基因。但是，将人变成转基因生物需要更多的论文和更多的安全知识，因为这比“酵母大屠杀”更危险。

这就是我们再一次开始寻找能达到相同效果的安全分子的原因。

现任艾奥瓦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布伦纳（Charles Brenner）在2004年发现，一种叫作烟酰胺核糖（NR）的维生素B3是NAD的重要前体。此后他又发现，牛奶中的微量NR可以通过提高NAD的含量和增强Sir2的活性延长酵母细胞的寿命。NR曾经是一种稀有的化学物质，现在作为一种保健品出售，每月的销售量以吨计算。

与此同时，在平行的道路上，包括我们在内的研究人员锁定了一种叫作NMN的化学物质，它是一种由人体细胞合成的化合物，存在于鳄梨、西蓝花和卷心菜等食物中。在身体中，NR被转换成NMN，然后又被转换成NAD。给动物喝一种含有NR或NMN的饮料[40]，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其体内的NAD水平会提高25%，就好像一直在禁食或做了一次大运动量的锻炼。

我的朋友——来自瓜伦特实验室的今井真一郎在2011年证明，NMN可以通过恢复NAD水平来治疗年迈老鼠的2型糖尿病。然后，我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证明，只要注射一周的NMN，我们就可以使年迈老鼠的线粒体像年轻老鼠的线粒体一样发挥作用。

2016年，我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另一个实验室与玛格丽特·莫里斯（Margaret Morris）合作，证明NMN可治疗肥胖雌性老鼠及其易患糖尿病后代的2型糖尿病。回到哈佛，我们发现NMN可以让年迈老鼠具有年轻老鼠的耐力，然后有些老鼠能跑将近3千米，这是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一只上了年纪的老鼠或任何一只老鼠能做到的，而这也导致了2017年发生的那一次“老鼠跑步机重大故障”，当时我们不得不重置实验室微型运动机器上的跟踪程序。

这种分子不仅仅让年迈老鼠变成了超级马拉松运动员；我们用NMN治疗的老鼠做了研究，测试了它们的平衡能力、协调能力、速度、力量和记忆力。接受这种分子治疗的老鼠和没有接受这种分子治疗的老鼠之间的差异惊人。如果这些啮齿动物是人类，那它们早就有资格享受老年人购买商品的折扣优惠了。NMN使它们变得像美国忍者勇士一样。其他实验室的研究已经表明，NMN能够预防肾脏损伤、神经退行性疾病、线粒体疾病，以及一种叫作弗里德希氏共济失调的遗传疾病，这种疾病会让20岁的青年终生与轮椅为伴。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组在晚年服用NMN的老鼠已经变得很老了。事实上，在最初的40只老鼠中，只有7只还活着，但它们都很健康，还在笼子里快乐地走动。那么有多少只没有接受NMN治疗的老鼠还活着呢？

零。

每天都有公众问我：“哪个是超分子，NR还是NMN？”我们发现NMN比NR更稳定，在老鼠实验中看到了在使用NR时看不到的一些健康益处。但是NR已经被证明可以延长老鼠的寿命，而NMN仍在测试中。所以没有明确的答案，至少现在还没有。

NAD促进剂的人体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尚未发现毒性，甚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毒性。测试其对肌肉和神经系统疾病有效性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或即将开始，随后将展开对NAD超级促进分子的研究，这些分子的研发已经落后前者几年。

但很多人已经等不及，这些研究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出成果。这给了我们一些关于这些分子或者类似的分子会将我们带往何处的有趣线索。

逆转生命周期

我们知道，NAD促进剂是一种治疗老鼠的多种疾病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延长了它们的寿命，即使在它们晚年时进行治疗，也能延长寿命。我们知道，新的研究强烈暗示，它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类似的甚至是加倍的影响。

我们也知道，从表观遗传的角度来看，这是通过创造适度的环境胁迫水平来实现的，这种胁迫刚好足以促使长寿基因发挥作用，抑制表观遗传的变化，从而让我们保持年轻。NMN和其他活力分子（包括二甲双胍和雷帕霉素）一样减少了引起衰老的信息噪声的积累，从而恢复程序。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虽然我们仍在努力了解表观遗传噪声是如何在分子水平上被抑制的，但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工作原理。当我们增加沉默蛋白质，比如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的数量时，即使发生DNA损伤，它们也能使表观基因组维持年轻状态，就像寿命长的酵母细胞有额外的SIR2基因副本。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它们能对此应付自如。也许它们只是在修复DNA断裂方面超级高效，并能在迷路前回家，或者当有一半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被阻断时，剩下的酶可以守住壁垒。

不管怎样，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活性的增强可能会阻止沃丁顿弹珠从它们应该在的山谷中逃出来。即使它们已经开始准备冲出山谷，像NMN这样的分子也可能会像增加重力一样把它们推回谷底。本质上，这将是身体某些部位逆转的一小步，但衰老真的会发生逆转。

一天下午，一个在我的哈佛大学实验室工作的学生走进我的办公室，当时可能出现了第一批在比老鼠还大的动物身上发现的线索之一。

“大卫，”他平静地说，“你有空吗？有件事我需要跟你商量，是关于我母亲的。”

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我立刻紧张起来，这个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学生可能会告诉我他母亲病了。我母亲临终时，我在地球的另一边，这种感受我非常清楚。

“尽管讲吧，只要我能办到。”我脱口而出。

那个学生看起来被吓了一跳——我意识到我还没有切中话题。“你母亲没事儿吧？”我问道。

“是的，挺好的。”他说道，“嗯……我的意思是……嗯……差不多吧。”

他告诉我，他母亲像我的一些学生和他们的家人一样一直在服用NMN。“事情是这样的，嗯。”他的音量降到了喃喃自语的程度，“她已经开始了，嗯……再一次周期。”

很快我意识到他所说的周期是什么。

随着女性进入更年期，月经周期可能会变得相当不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当一年都没有行经时，大多数医生才会确认已经绝经。

在此之后，这种出血需要引起注意，因为它可能是癌症、纤维瘤、感染或药物不良反应的征兆。

“她看医生了吗？”我问道。

“看了，”我的学生接着说，“医生说没什么问题。他们说这只是一个正常的经期。”

我很好奇。“好吧，”我说，“我们得掌握更多的信息。你能给你母亲打个电话再问她几个问题吗？”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的脸色变得如此之快。

“哦，大卫，”他恳求道，“求你，求你，求求你了，别让我再问我母亲任何关于那件事的问题了！”

那次谈话发生在2017年秋，从那以后，我又遇到过另外几个有过类似经历的女性，也读过一些自称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的文章。这些案例可能是安慰剂效应的结果。但是2018年一项测试NAD促进剂能否恢复老马生育能力的试验取得成功，令那位持怀疑态度的兽医感到吃惊。据我所知，对马来说不存在安慰剂效应。

然而，这些故事和临床结果可能具有一定偶然性。我们将对此进行更深入详细的研究。然而，如果能证明母马和妇女可以再次生育，这将完全颠覆我们对生殖生物学的认知。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曾教导我们，女性在出生时体内含有一定数量的卵细胞（可能多达200万个），大多数卵细胞在青春期前就死了。几乎所有剩下的卵细胞都是在女性一生中的月经期间排出来的，或者在此期间就死亡了，直到女性不再排卵。然后，我们就会确定，一个女人永久绝育了。

这些关于女性恢复月经和母马再次具备生育能力的逸事报道是早期的有趣迹象，表明NAD促进剂可能可以逆转卵巢的衰退或功能丧失。我们还发现，NMN能够恢复老鼠的生育能力，这些老鼠所有的卵细胞之前已经通过化疗被杀死了，或已经度过“老鼠更年期”了。顺便说一句，尽管不同的人在两个不同的实验室对此进行过反复试验，但争议很大，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表决同意将这些结果公布于众。我是例外。目前这些结果仍然没有被发表。

对我来说，有一点很明确：我们这些生物学家正在忽略某些东西——一些重要的东西。

2004年，乔纳森·提利（Jonathan Tilly，一位在生殖生物学界极具争议的人物）声称能够在生命后期产生新卵细胞的人类干细胞存在于卵巢中。尽管关于这个观点仍存在争议，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能让年迈的老鼠或接受过化疗的老鼠恢复生育能力。[41]，[42]

不管“卵子前体”细胞是否真的存在于卵巢中，我都确信我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奔向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妇女将能够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生育能力，即使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也还有可能恢复。

当然，这一切对那些希望生孩子但因社会、经济或医疗等原因未能生育的人来说是件好事。可这和衰老有什么关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记住什么是卵巢。就像我们很多人在学校里所学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人类卵细胞的一种缓慢释放的机制，它与心脏、肾脏或肺一样具有日常功能，既能保存胚胎发育过程中产生的卵细胞，也有可能成为日后由前体细胞转化而来的更多卵细胞的储存库。

卵巢还是人类和类似动物体内因衰老而最先衰竭的主要器官。这意味着，在老鼠身上，我们不必等待两年让老鼠达到“老年”，而是可以在老鼠出生大约12个月后开始观察和研究衰老的成因及其治疗方法，到了这个年龄，雌性老鼠通常会丧失生殖能力。

我们还要记得NMN的作用是什么：它能提高NAD含量，这样就能增强SIRT2酶（一种在细胞核中发现的人类形式的酵母Sir2）的活性。我们发现，SIRT2控制着未成熟卵细胞分裂的过程，因此只有一个来自母亲的染色体副本会保留在排出的一个卵细胞中，以便父亲的染色体能够进入。在没有接受NMN治疗或被添加SIRT2的年迈老鼠身上，它们的卵细胞就完蛋了——一对对染色体从许多方向而不是从两个方向被撕开。但是，如果年迈的雌性老鼠在几周前接受NMN的预治疗，那么它们的卵巢看起来就是完好无损的，与幼龄老鼠完全相同。[43]

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人类卵巢功能逆转的早期指标尽管可能是传闻，但如此让人着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卵巢功能延长、恢复和被逆转衰老的机制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方法，可对其他器官做同样的事情。

还有一点需要牢记：NMN并不是唯一一种在这方面有潜力的长寿分子。有趣的是，二甲双胍已经被广泛用于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月经不调或经期延长的妇女排卵。[44]同时，新的研究表明，抑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可能可以在化疗过程中保护卵巢功能和生育能力。[45]而作为精子生产和发育中心环节的同一基因路径，在男性生育能力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46]

一个真实案例

大多数情况下，针对啮齿动物的研究比正式的人类研究早得多。NAD促进剂的研究也不例外。但是，在酵母、蠕虫和啮齿动物身上使用这种分子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早期指标如此之高，以至于许多人已经开始他们自己的人体实验。

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虽然我父亲学的是生物化学，但他的爱好是计算机。他曾是一家病理公司的程序员。这意味着他需要一动不动地坐在屏幕前很长时间——专家说这对我们的健康有害至极。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可能和吸烟一样对我们有害。

2014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父亲的健康也开始了看似不可阻挡的衰退。他67岁退休，70多岁时，精力仍然相当充沛。他喜欢旅游和种花种草。但他已经患上了2型糖尿病，听力逐渐衰退，视力也开始变得模糊。他容易疲劳，总是重复自己的话，爱发脾气。他的生活几乎称不上安逸。

他开始服用二甲双胍治疗2型糖尿病，次年开始服用NMN。

我父亲一直是个怀疑论者。但他也有无穷的好奇心，他对从我那里听到的关于我实验室里的老鼠的事情很感兴趣。NMN不是一种受监管的物质，它是一种市场上有售的膳食补充剂。所以他开始尝试，初始服用的剂量很小。

不过他很清楚，老鼠和人类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起初，他会对我和任何一个问他的人讲：“没看出来有什么变化。我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在他试着服用NMN大约6个月后，他开始出现的反应替他说出了事实。

“我不想得意忘形，”他说道，“但是我真的感觉到了变化。”

他告诉我，他的疲劳感减轻了，疼痛减轻了，头脑更清醒了。“我变得比我的朋友有活力了。”他说，“他们抱怨自己老了，甚至不能再和我一起去丛林散步。我不再有那种感觉，疼痛消失了。我在健身房做划船运动时，许多年轻人都不是我的对手。”与此同时，他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他的肝酶在20年的异常之后终于恢复正常。

当他再次来美国时，我注意到了他跟以前判若两人，这是非常微妙的变化。我恍然大悟：自从我母亲去世后，他第一次恢复了笑容。

这些天，他像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到处跑：徒步旅行六天，穿过风雪登上塔斯马尼亚州最高峰的山顶；骑三轮车穿过澳大利亚的丛林；在美国西部寻找人迹罕至的瀑布；溜索穿过德国北部森林；在蒙大拿州体验急速漂流；在奥地利的冰洞里探险。

他到了“居家养老”的年纪，但是很少待在家里。[47]

而且，他想工作，因此在澳大利亚最大的大学之一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他在那里担任伦理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批人类研究项目，充分发挥他在科学严谨、医务工作和信息安全方面的特长。

你或许会想，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一辈子都是这么活过来的，但他绝对不是一个一辈子都这样生活的人。过去父亲经常说他不想变老。他生性不外向，也不乐观，更像是《小熊维尼》中的屹耳。他期望能在退休后体面地活10年，然后进养老院，未来是明朗的。他目睹了他母亲的遭遇，看着她七八十岁时身体每况愈下，却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她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遭受疼痛和痴呆的折磨。

他对这些事情记忆犹新，对活过70岁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这实际上是很可怕的想法。但他对试用结果相当满意，每天早上醒来时都有一个发自内心的渴望：他想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新的、令人兴奋的经历。为此，他每天早上都按时服用二甲双胍和NMN，当这些药物快吃完时，他就会感到紧张。他的精力、生活乐趣和对变老的看法都有了显著的变化。这可能与他服用的分子无关。我想他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可能正是一些人衰老的过程，但我敢肯定我的亲戚中没有一个是这样的。

我的父亲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毕竟我家是一个科学家世家。“我不能确定是不是NMN起了作用。”他最近告诉我。他想了想自己的生活，然后微笑着耸了耸肩：“但真的没有其他解释。”

最近，父亲在游历了美国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后，正在准备动身返回澳大利亚。我不好意思地问他能否飞回美国参加一个下个月举行的活动。我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这是一项“在衰老生物学领域的医学研究、生物安全举措及作为科学研究的倡导者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荣誉，我将前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馆参加授勋仪式。“桑德拉说我让你回来是不公平的，”我告诉他，“离现在只有四个星期了，你都快80岁了，要回澳大利亚又得坐很长时间的飞机……”

“我很想去，”他说，“但我不能确定我的日程是否安排得下。”

他取消了一些会议，并把参加我的授勋仪式纳入了他的日程安排，他、桑德拉和孩子们都来了，确保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当我看着父亲和我的家人站在一起时，我想：“这就是长寿的意义所在——在你生命最重要的时刻，你的父母还能在场。”

他后来告诉我，当他站在那里时，他想：“这就是长寿的意义所在——能够出席孩子们人生中的重要场合。”

当然，关于我父亲返老还童的故事是则逸事，我短期内不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毕竟安慰剂是一种强效药。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他感觉好起来的原因是NMN和二甲双胍联用，还是他暗下决心彻底改变生活态度和方式。

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衰老时钟是可逆的证据将在计划周密、双盲对照的人类临床研究完成后出现。在那之前，我仍然以我的父亲为荣，他是一个普通人，在70多岁的时候抓住了生命头上的双角重新开始他的生活，这是一个散发光辉的例子，证明了如果我们不认同衰老是“顺其自然”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如此，我和任何一个目睹过我父亲遭遇的人都很难不去怀疑一些特殊的事情正在发生。人们如果知道我所知道的，看到了我所看到的——那些尚未被全世界了解的各地的实验和其他临床试验的结果，就很容易相信人类身上即将发生惊天动地的事情。

有关长寿手段的排列组合

在缺乏真正的逆境的情况下，通过利用我们身体的生存机制，我们会把寿命极大地延长到超越我们今天的水平吗？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它会是一种强效AMPK激活剂，一种TOR抑制剂，一种STAC或NAD促进剂，还是它们与间歇性禁食和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的结合？实际上，可能的排列是无限的。

也许正在进行的任何一种抗衰老分子方法的研究都将使人类的健康寿命延长5年，也许这些化合物和最佳生活方式的结合将是一种能让我们多活几十年的灵丹妙药。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这些分子的热情可能会被我们今后的发现削弱。

我在这里描述的分子，其发现过程具有诸多偶然性。但是想象一下，现在我们正在积极地、有意识地寻找分子来参与我们已经建立的防御系统，世界将会发生什么。许多化学家正致力于创造和分析天然分子和合成分子，这些分子有可能更好地抑制表观遗传噪声并重置我们的表观遗传地貌。

已经有数百种化合物在这一领域显现了良好前景，还有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化合物有待研究。很有可能有一种尚未被发现的化学物质藏在像吸水链霉菌这样的微生物中，或者藏在像山羊豆这样的药用植物的花朵中，它们随时可以给我们指明另一种帮助我们的身体保持更健康的方法。而这些只是天然的化学物质——其效果通常比合成药物的低很多倍。事实上，我前面讲过的新出现的类似分子在早期人类临床试验中显示了巨大的潜力。

要理清这些分子中哪一个最好、什么时候最好、对谁最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总有一天，只要服用几粒药片，我们的生命活力就会显著延长。我们掌握着太多有希望的线索，我们有太多有才华的研究人员、太多的动力，否则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这些会是“治愈”衰老的良药吗？不。不过，研究人员很有可能将继续发现在促进表观遗传噪声减少和增强细胞组织再生能力方面越来越好的分子。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我们将为其他进展争取时间，这些进展也将显著延长生命活力。

但让我们假想一下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出于探讨，而不是强调重点，让我们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发现这些分子，也没有人想过用药物来解决衰老问题的世界，那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不会改变长寿和健康生活的必然性，一点儿也不会。因为触发我们体内古老的生存机制的药物，只是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为人类进化史上最重大的转变奠定基础的方式之一，自从……

嗯，自从……

……永远。

[1]如果说薛定谔不能确切地回答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那么他所著的一本书毫无疑问做到了一切，除了这一点。这本书被认为是对20世纪科学思想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并为分子生物学的出现和DNA的发现奠定了基础。E. Schrödinger, 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4).

[2]V. L. Schramm and S. D. Schwartz, “Promoting Vibrations and the Function of Enzymes. Emerging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Convergence,” Biochemistry 57, no. 24 (June 19, 2018): 3299–30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9608286.

[3]“Cell Size and Scale,” Genetic Science Learning Center, University of Utah, http://learn.genetics.utah.edu/content/cells/scale/.

[4]英文名以“-ase”结尾的高分子生物催化剂属于酶。

[5]在如此多的名言中，这是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认同的一句话：“第一个原则是，你不能愚弄自己——你是最容易被愚弄的人。” R. P. Feynman, The Quotable Feynman, ed. Michelle Feynm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7.

[6]在塞加尔的雇主被国际医疗保健公司惠氏公司收购后，他又开始从事雷帕霉素的研究工作。“1999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雷帕霉素作为移植患者的药物。塞加尔在FDA批准后几年就去世了，没来得及看到他的发明拯救成千上万名移植病人的生命，并让惠氏公司赚取数亿美元。” B. Gifford, “Does a Real Anti-aging Pill Already Exist?,” Bloomberg, February 12, 201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5-02-12/does-a-real-anti-aging-pill-already-exist-.

[7]作者的结论是：“通过降低酵母和高等真核生物的TOR信号，对饥饿诱导的应激的高度保守反应的上调对延长寿命很重要。” R. W. Powers III, M. Kaeberlein, S. D. Caldwell, et al., “Extension of Chronological Life Span in Yeast by Decreased TOR Pathway Signaling,” Genes & Development 20, no. 2 (January 15, 2006): 174–84,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356109/.

[8]I. Bjedov, J. M. Toivonen, F. Kerr, et al., “Mechanisms of Life Span Extension by Rapamycin in the Fruit Fly Drosophilia melanogaster,” Cell Metabolism 11, no. 1 (January 6, 2010): 35–4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24086/.

[9]作者指出，这些都是表明mTOR可以发挥延长寿命的作用的初步研究结果。“雷帕霉素可以通过延缓癌症导致的死亡、延缓衰老机制或同时延缓两者来延长寿命。” D. E. Harrison, R. Strong, Z. D. Sharp, et al., “Rapamycin Fed Late in Life Extends Lifespan in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Mice,” Nature 460 (July 8, 2009): 392–9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08221.

[10]K. Xie, D. P. Ryan, B. L. Pearson, et al., “Epigenetic Alterations in Longevity Regulators, Reduced Life Span, and Exacerbated Aging-Related Pathology in Old Father Offspring Mi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5, no. 10 (March 6, 2018): E2348–57,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5/10/E2348.

[11]他们是如何甄别出这么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根据一份新闻稿，汤森路透的一位高管是这样解释的：“被高度引用的论文是世界级研究最可靠的指标之一，它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研究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Thomson Reuters, “Web of Science Predicts 2016 Nobel Prize Winners,” PR Newswire, September 21, 2016,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web-of-science-predicts-2016-nobel-prize-winners-300331557.html.

[12]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表明，服用雷帕霉素3个月增加了60%的中年老鼠的预期寿命，并延长了它们的健康寿命。A. Bitto, K. I. Takashi, V. V. Pineda, et al., “Transient Rapamycin Treatment Can Increase Lifespan and Healthspan in Middle-Aged Mice,” eLife 5 (August 23, 2016): 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96648/.

[13]给65岁以上的人服用低剂量的依维莫司后，他们对流感疫苗的应激提高了20%左右。A. Regalado, “Is This the Anti-aging Pill We’ve All Been Waiting For?,” MIT Technology Review, March 28, 2017,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3997/is-this-the-anti-aging-pill-weve-all-been-waiting-for/.

[14]两位研究人员指出，服用二甲双胍的效果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尤其突出。“尽管对此性质进行的研究都提出了警告，但研究结果表明，二甲双胍可能会影响构成多种慢性病基础的基本衰老过程，而不仅仅是2型糖尿病。”B. K. Kennedy, and J. K. Pennypacker, “Aging Interventions Get Human,” Oncotarget 6, no. 2 (January 2015): 590–9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359240/.

[15]C. J. Bailey, “Metformin: Historical Overview,” Diabetologia 60 (2017): 1566–76,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2Fs00125-017-4318-z.pdf.

[16]研究人员发现，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的死亡率不仅比糖尿病患者的低，而且比非糖尿病患者的低。其他结果包括接受二甲双胍治疗的患者患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概率降低。J. M. Campbell, S. M. Bellman, M. D. Stephenson, and K. Lisy, “Metformin Reduces All-Cause Mortality and Diseases of Ageing Independent of Its Effect on Diabetes Control: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geing Research Reviews 40 (November 2017): 31–4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568163717301472.

[17]R. A. DeFronzo, N. Barzilai, and D. C. Simonson, “Mechanism of Metformin Action in Obese and Lean Noninsulin-Dependent Diabetic Subjects,”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Metabolism 73, no. 6 (December 1991): 1294–301,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955512.

[18]A. Martin-Montalvo, E. M. Mercken, S. J. Mitchell, et al., “Metformin Improves Healthspan and Lifespan in Mi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4 (2013): 219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736576/.

[19]V. N. Anisimov, “Metformin for Aging and Cancer Prevention,” Aging 2, no. 11 (November 2010): 760–74.

[20]S. Andrzejewski, S.-P. Gravel, M. Pollak, and J. St-Pierre, “Metformin Directly Acts on Mitochondria to Alter Cellular Bioenergetics,” Cancer & Metabolism 2 (August 28, 2014): 1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147388/.

[21]N. Barzilai, J. P. Crandall, S. P. Kritchevsky, and M. A. Espeland, “Metformin as a Tool to Target Aging,” Cell Metabolism 23 (June 14, 2016): 1060–65, https://www.cell.com/cell-metabolism/pdf/S1550-4131(16)30229-7.pdf.

[22]C.-P. Wang, C. Lorenzo, S. L. Habib, et al.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Metformin on Age Related Comorbidities in Older Men with Type 2 Diabetes,” Journal of Diabetes and Its Complications 31, no. 4 (2017): 679–8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654524/.

[23]J. M. Campbell, S. M. Bellman, M. D. Stephenson, and K. Lisy, “Metformin Reduces All-Cause Mortality and Diseases of Ageing Independent of Its Effect on Diabetes Control: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geing Research Reviews 40 (November 2017): 31–4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8802803.

[24]N. Howlader, A. M. Noone, M. Krapcho, et al., “SEER Cancer Statistics Review, 1975–2009,”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August 20, 2012, https://seer.cancer.gov/archive/csr/1975_2009_pops09/.

[25]作者发现，当你活到90岁时，你患癌症的可能性减小了三倍。当你活到100岁时，你患癌症的可能性最小，为0%～4%。N. Pavlidis, G. Stanta, and R. A. Audisio, “Cancer Prevalence and Mortality in Centenarians: A Systematic Review,” Critical Reviews in Oncology/Hematology 83, no. 1 (July 2012): 145–5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2024388.

[26]I. Elbere, I. Silamikelis, M. Ustinova, et al., “Significantly Altered Peripheral Blood Cell DNA Methylation Profile as a Result of Immediate Effect of Metformin Use in Healthy Individuals,” Clinical Epigenetics 10, no. 1 (2018), https://doi.org/10.1186/sl3148-018-0593-x.

[27]B. K. Kennedy, M. Gotta, D. A. Sinclair, et al., “Redistribution of Silencing Proteins from Telomeres to the Nucleolus Is Associated with Extension of Lifespan in S. cerevisiae,” Cell 89, no. 3 (May 2, 1997): 381–91,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SIR4-42+sinclair+gotta; D. A. Sinclair and L. Guarente, “Extrachromosomal rDNA Circles—A Cause of Aging in Yeast,” Cell 91, no. 7 (December 26, 1997): 1033–4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9428525; D. Sinclair, K. Mills, and L. Guarente, “Accelerated Aging and Nucleolar Fragmentation in Yeast SGS1 Mutants,” Science 277, no. 5330 (August 29, 1997): 1313–1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9271578.

[28]对白藜芦醇的研究表明，白藜芦醇在预防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方面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白藜芦醇对肿瘤生长产生的效果还指向了其他可能的应用前景。“由于肿瘤促进剂改变其产物与炎症相关基因的表达，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化学预防可能存在相同的机制。” E. Ignatowicz and W. Baer-Dubowska, “Resveratrol, a Natural Chemopreventive Agent Against Degenerative Diseases,” Polish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53, no. 6 (November 2001): 557–69,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1985329.

[29]我们的论文题目是两个希腊单词的组合：“xenos，它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外来者；hormesis，这是一个术语，表示轻度生物逆境——如细胞损伤或营养缺乏——产生的健康益处。”K. T. Howitz and D. A. Sinclair, “Xenohormesis: Sensing the Chemical Cues of Other Species,” Cell 133, no. 3 (May 2, 2008): 387–9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504011/.

[30]一杯红酒平均含有1～3毫克白藜芦醇。白葡萄酒中不含白藜芦醇，因为白藜芦醇主要由葡萄皮产生，而葡萄皮不用于白葡萄酒生产。有关白藜芦醇的更多信息和膳食来源，见J. A. Baur and D. A. Sinclair,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Resveratrol: The in Vivo Evidence,”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5, no. 6 (June 2006): 493–50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6732220。

[31]研究人员继续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种新的途径，通过这种途径，植物应激反应的产物可以增强动物的应激耐受性，延长动物的寿命”。他们还强调了外源兴奋效应是如何在同时还要解决适应这个永远在变化的世界这一问题的情况下促进植物的健康和药用特性的。P. L. Hooper, M. Tytell, and L. Vigh, “Xenohormesis: Health Benefits from an Eon of Plant Stress Response Evolution,” Cell Stress & Chaperones 15, no. 6 (November 2010): 761–70,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24065/.

[32]我们发现，对超重人群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项研究表明，一种口服小分子能够以在人体内可实现的剂量安全地减少许多摄入过量热量的负面后果，从而全面改善健康和生存状态。” J. A. Baur, K. J. Pearson, N. L. Price, et al., “Resveratrol Improves Health and Survival of Mice on a High-Calorie Diet,” Nature 444, no. 7117 (November 1, 200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90206/.

[33]J. A. Baur and D. A. Sinclair,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Resveratrol: The In Vivo Evidence,”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5, (2006): 493–506, https://www.nature .com/articles/nrd2060.

[34]K. J. Pearson, J. A. Baur, K. N. Lewis, et al., “Resveratrol Delays Age-Related Deterioration and Mimics Transcriptional Aspects of Dietary Restriction Without Extending Life Span,” Cell Metabolism 8, no. 2 (August 6, 2008): 157–68, https://www.cell.com/cell-metabolism/abstract/S1550-4131%2808%2900182-4.

[35]我们的发现，即喝红酒可能会延长寿命，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媒体的兴奋，当然还有更为保守的例子，比如《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在一些红酒中发现了延长寿命的化学物质。”K. T. Howitz, K. J. Bitterman, H. Y. Cohen, et al., “Small Molecule Activators of Sirtuins Extend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Lifespan,” Nature 425, no. 6954 (September 11, 2003): 191–9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2939617.

[36]为了对抗老鼠衰老，我们每天给它们喂食相当于100杯而不是“1000杯”红酒的食物，我不推荐这样做。

[37]Martin-Montalvo et al., “Metformin Improves Healthspan and Lifespan in Mice.”

[38]40位患有不同程度银屑病的患者参与了这项研究，根据皮肤活检，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有“从转好到非常好”的改善。J. G. Kreuger, M. Suárez-Fariñas, I. Cueto, et al.,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of SRT2104, a SIRT1 Activator,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Psoriasis,” PLOS One, November 10, 2015,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42081.

[39]氢被用于细胞中数百种所谓的氧化还原反应。NAD是一种“氢载体”。“NAD+”的加号是不含氢原子的NAD形式的名称。当它与氢原子相连时，它被称为“NADH”。

[40]NAD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会导致身体更容易感染疾病，正如我和两位同事指出的那样：“恢复年老或患病动物体内的NAD+水平可以增进健康并延长寿命，这促使人们寻找安全有效的NAD增强分子，这些分子不仅有望对一种疾病，而且对许多疾病都有增强身体恢复能力的作用，从而延长人类健康寿命。” L. Rajman, K. Chwalek, and D. A. Sinclair,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NAD-Boosting Molecules: The in Vivo Evidence,” Cell Metabolism 27, no. 3 (March 6, 2018): 529–47,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9514064.

[41]Y. A. R. White, D. C. Woods, Y. Takai, et al., “Oocyte Formation by Mitotically Active Germ Cells Purified from Ovaries of Reproductive Age Women,” Nature Medicine 18 (February 26, 2012): 413–2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m.2669.

[42]J. L. Tilly and D. A. Sinclair, “Germline Energetics, Aging, and Female Infertility,” Cell Metabolism 17, no. 6 (June 2013): 838–5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550413113001976.

[43]我们在2014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SIRT2是调节生物体寿命的关键因素。B. J. North, M. A. Rosenberg, K. B. Jeganathan, et al., “SIRT2 Induces the Checkpoint Kinase BubR1 to Increase Lifespan,” EMBO Journal 33, no. 13 (July 1, 2014): 1438–5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194088/.

[44]研究人员将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发展中国家肥胖症流行及其与生殖健康问题（不仅包括多囊性纤维化，还包括妊娠糖尿病和子宫内膜癌）的联系结合起来。他们得出结论：“二甲双胍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替代品，或者可以中和、减轻这些人因肥胖而产生的毒性效应。” V. N. Sivalingam, J. Myers, S. Nicholas, et al., “Metformin in Reproductive Health, Pregnancy and Gynaecological Cancer: Established and Emerging Indications,” Human Reproduction 20, no. 6 (November 2014): 853–68, https://academic.oup.com/humupd/article/20/6/853 /2952671.

[45]“与所有其他治疗组相比，接受化疗治疗的动物后代明显减少，而与mTOR抑制剂联合治疗可使其保持正常生育能力。” K. N. Goldman, D. Chenette, R. Arju, et al., “mTORC1/2 Inhibition Preserves Ovarian Function and Fertility During Genotoxic Chemotherap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 no. 2 (March 21, 2017): 3196–91, http://www.pnas.org/content/114/12/3186.full.

[46]作者发现，缺乏mTORC1的老鼠，“精子的运动能力下降，这表明mTORC1除了控制颗粒大小和精囊液成分，还调节精子在通过附睾时的生理活动”。P. F. Oliveira, C. Y. Cheng, and M. G. Alves, “Emerging Role for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in Male Fertility,” Trends in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28, no. 3 (March 2017): 165–67,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499664/.

[47]“居家养老”是西方国家最近发展起来的一种理念，即鼓励老年人在满足其需求和条件的地方变老。澳大利亚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着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这对预算和社会都有重大影响。预计到2050年，澳大利亚65～84岁的人口将增加一倍以上。H. Bartlett and M. Carroll, “Aging in Place Down Under,” Global Ageing: Issues & Action 7, no. 2 (2011): 25–34, https://www.ifa-fiv.org/wp-content/uploads/global-ageing/7.2/7.2.bartlett.carroll.pdf.

第6章　日新月异的抗衰老研究

就我们曾经思考这个问题的程度而言——我们很少这么思考，我们过去经常认为衰老是一件非常复杂、难以改变的事情，也不确定能否真的改变它。

当然，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是简单地认为衰老就像季节变换。事实上，我们通常把我们的童年到青年到中年再到“流金岁月”比作从春到夏到秋再到冬的四季变换。再后来，我们认为衰老是不可遏制的，但或许我们可以治疗一些疾病，这些疾病使衰老过程变得不太受欢迎。后来，我们认为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衰老的所有特征，并且也许我们可以一次治疗数个症状。即便如此，这似乎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但真相就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

一旦你意识到从酵母到线虫、从老鼠到人类体内都存在一些通用的调节器……

并且一旦你知道那些调节器可以用一种分子来改变，比如NMN或者每周几个小时的剧烈运动，抑或是一周少吃几顿饭……

一旦你意识到这些症状都是由一种疾病引起的……所有事情都将拨云见日。

衰老将变得很容易对付，比癌症容易得多。

我知道这听起来是什么感觉——有些疯狂。

但业余科学家列文虎克于1671年首次描述他在自制显微镜下看到的“微小动物”世界之前，微生物概念在人们看来也很疯狂。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里，医生们一直对在手术前洗手的要求表示反感。感染是病人术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已成为医院工作人员在手术室最注意防范的事情。仅仅通过术前清洗，就可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一旦我们了解了问题的根源所在，问题就会很容易解决。

天啊，我们居然用肥皂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成功地使用从牛痘水疱中收集的液体给8岁男孩詹姆斯·菲普斯接种疫苗之前，疫苗的概念在大多数人看来是疯狂的，甚至会被看作一种极其不道德的实验，但它在当时开创了免疫医学的新时代。事实上，詹纳在1796年做这件事之前，为了防大病而让病人得小病的做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视为精神错乱，甚至被当成谋杀。我们现在知道，就挽救生命和延长寿命而言，疫苗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最有效的医疗干预措施。所以，我想再强调一下，一旦我们知道了问题的根源，问题就会很容易解决。

破坏力强大的僵尸细胞

STAC、AMPK激活剂和mTOR抑制剂取得成功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生物学的一个领域进行研究，这个领域是每种与衰老相关的主要疾病的上游。事实上，这些分子已经被证明可以延长几乎每个被测试过的生物体的寿命，进一步证明我们正在开展一个由来已久且成效巨大的生命延长计划。[1]

但是，还有另一个正在研究的药物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只是它稍微处于我们认为受长寿分子影响的过程的下游，但仍然处于许多衰老症状的上游。

你可能还记得，衰老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衰老细胞的积累，这些细胞已经永久地停止繁殖。

从人体内取出、在培养皿中培养的年轻的人类细胞会分裂大约40～60次，直到它们的端粒变得非常短，这是由解剖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发现的，我们现在称之为“海弗利克极限”。尽管这种被称为端粒酶的酶可以延长端粒——这一发现使得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卡罗尔·格雷德和杰克·绍斯塔克获得2009年诺贝尔奖，但除了在干细胞内，它都被关闭了，以使我们远离癌症。在1997年，这会是一项重大发现：如果把端粒酶放入培养后的皮肤细胞，这些细胞就不会衰老。

端粒变短会导致衰老的原因，我们基本上已经找到。很短的端粒会失去组蛋白包装，就像掉了一个金属箍的鞋带，染色体末端的DNA会暴露出来。细胞探测到DNA末端，认为这是DNA断裂，它会试图修复DNA末端，有时将不同染色体的两端融合在一起。这会导致基因组高度不稳定，因为染色体在细胞分裂过程中碎裂并反复融合，有可能引发癌症。

另一个解决端粒变短的更安全的方法是关闭细胞，我相信这是通过永久性地接通生存回路来实现的。暴露在外的端粒被当成DNA断裂，通常没有其他断裂的链来融合它，导致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等表观遗传因子永久离开岗位，试图修复这种损伤，但是没有其他DNA末端来连接它。这就关闭了细胞复制，类似于年老酵母中受损的DNA分散了交配基因中的Sir2的注意力，并关闭了繁殖能力。

我们都知道，DNA损伤应激的触发和表观基因组的主要改变发生在人类的衰老细胞中，当我们将表观遗传噪声引入ICE鼠的细胞时，它们比未处理的细胞衰老得更早，所以这个观点可能很有价值。我怀疑不怎么分裂或根本不分裂的神经细胞和肌肉细胞的衰老，是表观遗传噪声导致细胞失去身份并关闭的结果。这种曾经有益的反应通过进化来帮助细胞在DNA损伤中存活，但也有其黑暗的一面：长期恐慌的细胞向周围的细胞发出信号，使它们也恐慌。

衰老细胞通常被称为“僵尸细胞”，因为尽管它们早就应该死掉，但它们拒绝死亡。在培养皿和冷冻组织切片中，我们可以将僵尸细胞染成蓝色，因为它们能产生一种罕见的酶，叫作β-半乳糖苷酶，当我们这样做时，它们会发出明亮的光。细胞越老，我们看到的颜色就越蓝。例如，20多岁的人的白色脂肪样本会显白色，中年时是淡蓝色，老年时是深蓝色。这很可怕，因为当我们的身体里存在很多衰老细胞的时候，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衰老正在牢牢地控制着我们。

少量的衰老细胞就能造成大面积的灾难。即使这些细胞停止分裂，它们也仍会继续释放被称为细胞因子的微小蛋白，这些蛋白会引发炎症并吸引被称为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然后巨噬细胞会攻击组织。得了慢性炎症就表示身体不再健康了：你问问得了多发性硬化、炎症性肠病或银屑病的人就知道了。所有这些疾病都与过多的细胞因子有关。[2]炎症还会导致心脏病、糖尿病和痴呆。它对衰老相关疾病的发展如此重要，以至于科学家经常把这个过程称为“发炎”。这些细胞因子不仅会引起炎症，还会导致其他细胞变成“僵尸”，就像生物末日一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们甚至可以刺激周围的细胞变成肿瘤并扩散。

我们已经知道，破坏老鼠体内的衰老细胞可以让它们更健康、寿命更长，能让它们的肾脏在更长时间内保持更好的功能，能使它们的心脏抗压能力更强。根据梅奥医学中心的分子生物学家达伦·贝克（Darren Baker）和简·范德尔森（Jan van Deursen）主持的一项研究，它们的寿命因此延长了20%～30%。[3]在患病动物模型中，杀死衰老细胞能使纤维化的肺变得更加柔软，减缓青光眼和骨关节炎的病程发展，并使各种肿瘤缩小。

了解衰老进化的原因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活动，还能帮助我们设计更好的方法预防或杀死衰老细胞。细胞衰老是我们遗传了原始生存回路而导致的，原始生存回路进化到了能够在探测到DNA断裂时阻止细胞分裂和繁殖。就像年老的酵母细胞一样，如果DNA断裂太频繁或者击垮了生存回路，人类细胞就将停止分裂，然后阵脚大乱，不知所措，试图修复损伤，扰乱其表观基因组，并分泌细胞因子。这是细胞衰老的最后一个阶段，并不光鲜。

如果僵尸细胞对我们的健康有害，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直接杀死它们呢？为什么衰老细胞能在几十年内不断制造麻烦？早在20世纪50年代，进化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就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了。他的研究是加州巴克研究所的朱迪思·坎皮西（Judith Campisi）所立足的基础。乔治·威廉斯提出，我们进化出衰老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伎俩，用来防止我们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患上癌症。毕竟衰老的细胞不会分裂，这意味着有突变的细胞无法扩散并形成肿瘤。但是，如果衰老是为了预防癌症而进化的，为什么它最终会在邻近组织催生癌症，更不用说一系列与衰老相关的症状？

这就是“拮抗性多效基因”起作用的地方：这种观点认为年轻时对我们有益的生存机制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了下来，因为这远远比它在我们衰老时可能造成的任何问题重要。是的，自然选择是冷酷无情的，但它确实有效。

想想有1500万年历史的原始人类——类人猿。在我们人类家族绝大部分的进化历程中，由于捕食、饥饿、疾病、产妇的死亡、感染、灾难性气候事件和发生在物种内部的暴力，很少有人能活过一二十岁。即使在相对较近的人属时代，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中年”也是罕见的。

在我们绝大部分的进化历程中，想活过50岁是不现实的。因此，减缓癌症扩散的机制是否最终会导致更多的癌症和其他疾病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种机制一直在起作用，只要能让人们完成传宗接代和养育后代的任务就行。说不定什么时候剑齿虎就会把他们当成食物叼走了。

当然，现在很少有人会担心被饥肠辘辘的食肉动物叼走。饥饿和营养不良仍然非常普遍，但赤贫的情况越来越少见。我们在预防儿童疾病方面做得越来越好，几乎根除了其中一些疾病。生孩子变得越来越安全（尽管这也是可以继续大大改善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卫生设施已经大大减小了我们死于传染病的概率。现代科技能帮助我们预测即将到来的飓风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尽管这个世界看起来是一个凶残和充满暴力的地方，但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凶杀案发生率和全球战争发生的次数一直在下降。

所以我们的寿命变长了——连进化都没法儿赶上。我们受到衰老细胞的困扰，这些细胞就像是放射性废品。如果你在小老鼠的皮肤下注射一点点这种衰老细胞，炎症很快就会扩散，整只老鼠体内就会充满僵尸细胞，这些僵尸细胞会导致过早衰老。

一类叫作senolytics（衰老细胞裂解剂）的药物能专门杀死僵尸细胞，这类药物可能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抗衰老药物。这些小分子药物被设计成通过诱导一开始就应该发生的死亡程序，专门杀死衰老细胞。

图6.1——清除老化组织中的僵尸衰老细胞。由于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原始生存回路，我们的细胞最终会失去它们的特性并停止分裂，然后几十年都待在我们的组织中。僵尸细胞会分泌加速癌症和炎症发病的因子，并帮助其他细胞变成“僵尸”。衰老细胞是逆转衰老的绊脚石，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它们。一类叫作senolytics的药物正在研发中，如果能够成功研发，它就可以迅速使我们恢复活力

梅奥医学中心的詹姆斯·柯克兰就这么做过。他只需要使用两种衰老细胞裂解分子——一种叫槲皮素，它存在于刺山柑花蕾、羽衣甘蓝和红皮洋葱中，另一种是叫达沙替尼的药物，这是一种用于白血病化疗的标准药物——就可以在一个很短的疗程内清除实验老鼠体内的衰老细胞，将其寿命延长36%。[4]这项工作的意义重大。如果杀死衰老细胞的药物真的起效了，你就可以在一周内服用一个疗程的药物，然后恢复活力，十年后再来一个疗程。同时，可以将同样的药物注射到有炎症的关节或失明的眼睛中，或将药物吸入由化疗造成的纤维化和缺乏弹性的肺，促进它们逆转衰老。［雷帕霉素——复活节岛长寿分子，是一种所谓的“逆转衰老细胞的”（senomorphic）分子，它不杀死衰老细胞，但能阻止它们释放炎症分子，这种药物可能具有几乎相同的效果。[5]］

衰老细胞裂解剂的首次人体临床试验于2018年正式启动，用于治疗骨关节炎和青光眼，在这两种情况下，衰老细胞会累积。我们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充分了解这些药物的作用和安全性，以便向所有人提供这些药物，但如果它们能奏效，那么潜力巨大。

但是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往上游再走一点儿，这可能会更好。

难缠的垃圾DNA

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被称为LINE-1逆转录转座子的自私基因，以及它们的基因残留物构成了大约一半的人类基因组，这部分基因通常被称为“垃圾DNA”。

这是沉重的基因包袱，它们是鬼鬼祟祟的家伙。在年轻细胞中，这些又称为逆转录转座子的古老“流动DNA元素”被我们的染色质阻止跳出基因组并破坏DNA以重新插入其他地方。我们和其他人已经证明，LINE-1基因被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捆绑并保持沉默。[6]但随着老鼠的衰老，可能还包括我们人类的不断衰老，这些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会分散在整个基因组中，它们被招募到别处去修复DNA断裂，其中许多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这种迷路的情况会因为NAD水平下降而加剧，就像我们第一次在年老酵母中看到的那样。如果没有沉默信息调节因子来缠绕染色质并使转座子DNA沉默，细胞就会开始转录这些内源性病毒。

这很糟糕，而且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随着老鼠的衰老，过一段时间后，一度沉默的LINE-1囚徒变成了RNA，RNA又变成了在不同的地方重新插入基因组的DNA。除了造成基因组不稳定和引起炎症的表观遗传噪声，LINE-1 DNA会从细胞核泄漏到细胞质中，在细胞质中被认为是外来入侵者。作为回应，细胞会释放更多的免疫刺激细胞因子，导致全身炎症。

由布朗大学的约翰·塞迪维（John Sedivy）和罗切斯特大学的薇拉·戈尔布诺娃（Vera Gorbunova）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SIRT6突变老鼠这么快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些逆转录病毒的“地狱犬”没有被拴上狗绳，这导致大量DNA断裂，表观基因组迅速而不是缓慢地降解。已有多项实验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实验表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跟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药物是同一类药物，它将SIRT6突变老鼠的寿命延长了约两倍。结果表明，随着NAD水平的下降，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不能使逆转录转座子DNA沉默。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使用安全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或NAD促进剂让这些不稳定的基因保持沉默。[7]以前我们虽然没能从源头完全阻止衰老，但我们会在全面无政府状态出现之前打好这场仗，到那时，正在衰老的精灵将更难缩回瓶子里。

未来的疫苗

2018年，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报告说，他们开发出了一种疫苗，能大大减小老鼠患乳腺癌、肺癌和皮肤癌的概率。通过给老鼠注射经辐射灭活的干细胞，然后像人类注射破伤风、乙型肝炎和百日咳疫苗一样，再给免疫系统注射一次促进剂，干细胞使免疫系统能够攻击通常免疫系统发现不了的肿瘤。[8]其他免疫肿瘤学方法正在取得更大的进展。比如PD-1和PD-L1抑制剂疗法，它们能使肿瘤暴露，更易被消灭；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能改造患者自身的免疫T细胞，并将其重新注射进患者体内来杀死癌细胞，这些疗法正在拯救一些人的生命，而就在几年前，这些人还被告知回家安排葬礼。现在，其中一些病人获得了新的生命。

如果我们能利用自身的免疫系统杀死癌细胞，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可以将这种方法用于杀死衰老细胞。一些科学家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巴克衰老研究所的朱迪丝·坎皮西和巴塞罗那大学的曼努埃尔·塞拉诺（Manuel Serrano）认为，衰老细胞就像癌症一样，通过释放一些蛋白质信号，好像在说“这里没有僵尸细胞”，来让免疫系统看不见它们。

如果坎皮西和塞拉诺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消除这些信号，并赋予免疫系统杀死衰老细胞的权限。也许几十年后，我们会推出一个常规疫苗接种计划，目前该计划只包括小儿麻痹症、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疫苗，将来也可能包括一种防止人到中年开始衰老的疫苗。

当人们第一次听说可以接种预防衰老的疫苗，而不仅仅是治疗或减缓衰老的症状时，他们会立即冒出我们在“扮演上帝”或“干涉大自然”的想法，并对此忧心忡忡。也许我们是干涉了大自然，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单单是那些与衰老做斗争的人在这样做。我们一直都在与上帝或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各种疾病做斗争。我们很久以来都是这样做的，而且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这样做。

1980年，全世界都在庆祝人类根除了天花。当疟疾同样被根除时——我相信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某个时候会实现——地球村将再次欢欣鼓舞。如果我现在就能为全世界提供一种艾滋病疫苗，就不会有太多这样的体面人说我们应该“顺其自然”。不过，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些是常见的疾病，我承认，要让人们相信衰老跟其他疾病没什么区别还需要一段时间。

为此，我发现这个思维实验很有帮助。想象一下，有一架满载600人的双层“超级巨无霸”空客A380正在接近洛杉矶，它没有起落架，只有降落伞。而且除了一个舱门，其他所有的门都堵死了，所以当乘客们一个接一个从飞机上跳伞后，他们将散落在全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哦，还有一件事：这些乘客都有病。真的有病。他们携带的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首先出现的症状是昏昏欲睡和关节酸痛，然后发展成听力和视力丧失，骨头像有100年历史的茶杯一样脆弱，然后他们会经历极度痛苦的心力衰竭，大脑信号严重中断，许多受害者甚至记不起自己是谁。得这种病的人一个都活不了，死亡过程痛苦不堪。

在为美国忠心耿耿地服务了一辈子之后，你发现自己躲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后面。这时候电话铃响了，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传染病部门副主任告诉你，只要有一名乘客获准跳伞进入大洛杉矶地区，成千上万的人就将感染这种疾病并死亡。每增加一名跳伞者，预计死亡人数就会成倍增加。

你放下电话的那一刻，电话铃又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告诉你，六架美国空军的F-22猛禽战斗机正在跟踪这架在太平洋上空盘旋的飞机。飞行员已经锁定目标，导弹已经准备就绪。飞机快没油了。这些乘客和整个美国的命运取决于你的命令。

你该怎么办？

当然，这是一个“电车难题”，一个由哲学家菲利帕·福特提出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伦理思想实验，它将不伤害他人的道德责任与拯救更多生命的社会责任放到了一块儿。不过，因为乘客身上携带的是极具传染性的疾病，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容易联想到的比喻，你无疑已经想到这只不过是衰老的加速版而已。

当我们想到一种可以传染并导致很多被感染者死亡的疾病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下达可怕但必要的命令——击落飞机，宁可牺牲数百人的性命，也要保护数百万人的性命。

既然你会有这种想法，那么考虑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愿意牺牲数百人的生命来阻止衰老快速感染数百万人，那你愿意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这种疾病，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发生在地球上每个人的生命中？

别担心，我的建议并不是以生命为代价。不是几百人，不是几十人，一个人都不需要。但这将需要我们面对一个许多人都会感到震惊的想法：用一种病毒感染我们自己，这种病毒会很快进入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把我们变成转基因生物。这种病毒不会杀死人，相反，它会拯救我们。

接受重编程

注射杀死衰老细胞的疫苗、CR模仿剂和逆转录转座子抑制剂是延长生命活力的可能途径，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和诊所都在进行这项研发工作。但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些呢？如果我们能重新设定衰老的时钟，从一开始就阻止细胞失去身份和衰老呢？

是的，解决衰老的方法可能是给细胞重编程，重置地貌，例如，水母已经被证明是通过使用一小块身体碎片来再生多块息肉，然后生出十几只新生水母的。

毕竟，即使我们老了，能让人返老还童的DNA蓝图事实上也是存在的。那我们能怎么让细胞重新读取蓝图呢？在这里，让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个DVD的比喻，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反复使用或者误用，位于铝质表层、编码为凹点的数字信息被一些深深的或细微的划痕弄得模糊不清，这使得DVD播放机很难读取磁盘。DVD中的数据从边缘一直盘旋记录到中心位置，足足有30英里长，因此如果光盘被刮擦，就很难找到某一首歌曲的开头。

衰老细胞也是如此，但情况更糟。我们细胞中的DNA所保存的数据量与一张DVD所保存的数据量差不多，但在一个只有十分之一粒尘埃大小的细胞里，却有6英尺长的DNA。总之，如果将我们体内所有的DNA头尾相连，其长度可以达到太阳系直径的两倍。不过，与简单的DVD不同，我们细胞中的DNA存在于三维空间中，而且是湿润的和振动的。这里面不是存了50首歌，而是两万多首。难怪随着年龄的增长，基因读取变得越来越困难，但令人惊奇的是，任何一个细胞都能很快找到正确的基因。

我们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播放一张有划痕的旧DVD。你可以买一台更好的DVD播放机，这台播放机配备了一个更强大的能使划痕下的数据显露的激光头。或者，你可以将光盘抛光，使其再次显示信息，像新的一样好用。我听说在抹布上涂点儿牙膏来擦拭的话，效果会很好。

让一个生物体返老还童绝不会像用牙膏擦光盘一样简单，但牛津大学教授约翰·格登在1958年第一次将一张有划痕的DVD放入了新的播放机——当时他从青蛙卵细胞中取出染色体，并用成年青蛙的一些染色体替换它们，获得了活蝌蚪。然后，1996年，爱丁堡大学的伊恩·维尔穆特和他的同事用绵羊乳房细胞的染色体替换了绵羊卵细胞的染色体，结果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引发了公众对克隆危险性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掩盖了最重要的一点：老DNA保留了能让你返老还童的信息。

自那以后，这场争论就烟消云散了，当今世界需要关注的事情还有很多。克隆技术现在通常用于生产农场动物、赛马甚至宠物。2017年，你可以以4万美元的“低价”订购一只或两只克隆狗，就像芭芭拉·史翠珊克隆一只狗来替代她深爱的卷毛图莱亚尔绒毛犬萨米一样。[9]萨米在14岁（这个年纪相当于人类的75岁）的时候死了，并捐献了细胞，借此可以丝毫不受影响地克隆出一只狗。

这些实验意义深远，它们证明衰老可以被重置。DVD上的划痕可以被消除，原始信息可以被恢复。表观遗传噪声并不是一条单行道。

但是我们如何重置身体而不变成克隆体呢？

在1948年出版的关于信息传输期间的数据保存的几本书中，克劳德·香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10]从抽象意义来讲，他提出信息丢失只是熵的增加，或者说是信息解析的不确定性，并提供了出色的方程式支持他的观点。他的工作成果源于哈里·奈奎斯特和拉尔夫·哈特利的数学运算，这两人是贝尔实验室的另外两名工程师。香农提出的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信息传输的理解。奈奎斯特和哈特利关于“理想密码”的概念对香农的通信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图6.2——我们是模拟信息，所以我们会衰老。根据衰老信息理论，我们变老并且变得容易生病，是因为我们的细胞失去了年轻的信息。DNA以一种稳定的数字格式存储信息，而表观基因组以模拟格式存储信息，因此容易引入表观遗传噪声。把这比作一台20世纪90年代的DVD播放机再恰当不过了。信息是数字的，移动读取器是模拟的。衰老就好比光盘上的划痕累积，因此信息无法再被正确读取。那么从哪里能找到抛光剂呢？

20世纪40年代，香农开始痴迷于在一个嘈杂的信道上进行通信，在这个信道中，信息只是一组可能的消息，需要由消息的接收方（接收器）进行重建。

正如香农在他的“有噪信道编码定理”中出色地展示的那样，只要不超过信道容量，就几乎可以无差错地进行信息传输。但是，如果数据超过信道容量或受到噪声的影响（这通常是在模拟数据的情况下），确保它能够到达接收器的最佳方法是存储一组备份数据。这样，即使一些主数据丢失，“监视器”也可以将该“校正数据”发送到“校正设备”以恢复原始信息。这就是互联网的工作原理。如果数据包丢失，它们随后可以被恢复并重新发送，这都要归功于TCP/IP。

正如香农所说：“这个监视器会发现已恢复消息中的错误，并通过‘校正通道’将数据传输到接收点，以使接收器能够校正错误。”

尽管这听起来像是20世纪40年代的深奥语言，但2014年我突然意识到，香农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与衰老信息理论相关。

在香农所绘的图中，生物学中存在三种拥有模拟信息功能的部件。

·信息“来源”是卵细胞和精子，来自你的父母。

·“传输器”是表观基因组，它通过时间和空间传输模拟信息。

·“接收器”是你未来的身体。

当卵细胞受精时，表观遗传信息（生物“无线电信号”）就会发出。它在正在分裂的细胞之间来回穿梭。如果一切顺利，受精卵就会发育成一个健康的胎儿，最终成为一个健康的青少年。但是随着细胞连续分裂和生存回路对DNA损伤的过度应激，信号变得越来越嘈杂。最终，接收器——你80岁时的身体——丢失了很多原始信息。

我们知道用一只大龄蝌蚪克隆一只新生蝌蚪或用一只年老的哺乳动物克隆一只新生的哺乳动物是可能的。因此，即使许多表观遗传信息在年老时丢失，被表观遗传噪声掩盖，也一定有信息告诉细胞如何重置。这些基本信息在生命早期就被记录下来，能够告诉身体如何返老还童——相当于原始数据的备份。

为了终结我们所知道的衰老，我们需要找到香农所知道的另外三件事物，这三件事物对于一个信号的恢复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它被噪声掩盖。

·一台记录原始数据的“监视器”。

·原始“校正数据”。

·一台恢复原始信号的“校正设备”。

我相信，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种生物校正设备（见图6.3）。

2006年，日本干细胞研究员山中伸弥向世界宣布，在测试了数十种基因组合后，他发现一组基因（Oct4、Klf4、Sox2和c-Myc）可以诱导成体细胞成为多能干细胞（iPSC），多能干细胞是未成熟细胞，可以被诱导成为其他任何类型的细胞。这四个基因编码作用于强大的转录因子，每个都控制着在胚胎发育期间的沃丁顿地貌上移动细胞的全部其他基因组。这些基因存在于大多数多细胞物种中，包括黑猩猩、猴子、狗、牛、老鼠、鸡、鱼和青蛙。他的发现基本上表明在培养皿中实现细胞衰老的完全逆转是可能的，山中伸弥因此与约翰·格登在2012年同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我们现在称这四个基因为山中因子。

图6.3——克劳德·香农在1948年提出的关于恢复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丢失的信息的方法促成了手机和互联网的产生，还有可能解决衰老问题

资料来源：C. 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 no. 3 (July 1948): 379-423 and 27, no. 4 (October 1948): 623-66.

山中的实验乍一听像是一个在实验室里玩的漂亮小把戏，但它对衰老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们在培养皿中培养出全新的、能够并正在被移植到患者体内的血细胞、组织和器官种群铺平了道路。

我相信，他发现的是格登蝌蚪的重置开关——生物校正设备。

我预测，而且我的学生们现在正在实验室里证明，我们通过利用这些开关和其他开关，不仅可以重置培养皿中的细胞，还可以重置整个身体的表观遗传地貌，使弹珠回到它们应该在的山谷，例如将沉默信息调节因子送回原处。在衰老过程中失去身份的细胞可以找回真实的身份，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DVD抛光剂。

在通过输送重编程因子来恢复老鼠年轻的表观基因组方面，我们每周都有新进展。获得新发现的速度让人晕头转向，这意味着我和我的实验室同人又要加班加点、彻夜不眠了。

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将基因注入人体的安全性充满担忧。但是，获准上市的基因治疗产品数量迅速增加，还有数百项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例如，因RPE65突变失明的患者，现在只要注射一种安全的病毒就可以治愈，这种病毒会感染视网膜，并永久传递功能性RPE65基因。

我预测人体细胞重编程将首先用于治疗与衰老有关的眼部疾病，例如青光眼和黄斑变性（眼睛是基因疗法临床试验的首选器官，因为它具有免疫隔离性）。但是如果这种疗法足够安全，可以输送到全身，正如我的实验室对老鼠的长期研究所证明的那样，那么下面的场景也许将来有一天会实现。

当你30岁的时候，你会接受一周为一个疗程的三次注射，这三次注射会注入一种专门经过基因改造的腺相关病毒（AAV），它会引起非常轻微的免疫反应，甚至比流感疫苗引起的免疫反应还要小。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就认识了这种病毒，它现在经过改良不会传播或引起疾病。这个病毒的理论版本将携带少量的基因（这些基因可能是山中因子的某种组合），还有一个故障安全开关，它可以被耐受性强的分子（例如多西环素）开启，多西环素是一种可以制成片剂服用的抗生素，而且它有一个优点：它是一种完全惰性的抗生素。

与此同时，你的基因的工作方式不会发生改变。但当你开始看到并感觉到衰老的影响（很可能会出现在40多岁的某个时候）时，医生会为你开一个疗程的多西环素处方。这样，重编程基因就会被开启。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只需要在自家的生物跟踪监测仪上滴一滴血，或者去看医生以确保系统按预期工作，事情就这么简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你的身体将经历一个恢复活力的过程，因为沃丁顿弹珠会被送回在你年轻时曾经待的地方。届时，你的白发会消失，伤口会愈合得更快，皱纹会褪去，器官会再生。你的思维会更加敏捷，你能听到更高的音调，不再需要戴上眼镜来阅读菜单。你会感觉到身体再次恢复青春活力。

就像本杰明·巴顿那样，你会感觉你回到了35岁，然后是30岁，再然后是25岁。

但是，与本杰明·巴顿不同，到那时你会中断治疗，该处方将停止使用。AAV将被关闭，山中因子会保持沉默。从生物学、生理和心理上看，你会年轻几十岁，但你会保留你所有的知识、智慧和记忆。

你将再次变得年轻，不仅是看起来年轻，而且是本质上的年轻，你会自在地度过未来几十年的生活，没有中年的疼痛，不再受癌症和心脏病的困扰。然后，再过几十年，当白发再次出现时，你会启动新一轮的指定的触发器。

更重要的是，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当我们学会如何操控细胞的重置因子时，我们可能就可以不再使用病毒，而只需服一个月疗程的药片。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儿像科幻小说？或者像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我明确地告诉你：不是。

巴塞罗那生物医学研究所细胞可塑性和疾病实验室的负责人曼努埃尔·塞拉诺和圣迭戈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胡安·卡洛斯·贝尔蒙特（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已经改造出从出生起就具有所有山中因子的老鼠，这些都可以通过注射多西环素来激活。在2016年的一项著名研究中，贝尔蒙特在一种名为LMNA的早衰老鼠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每周仅两天触发山中因子，这些老鼠与未经治疗的同类老鼠相比仍然年轻，并且寿命延长了40%。[11]他还展示了普通年迈老鼠的皮肤和肾脏也能更快地愈合。

然而，山中疗法具有非常强的毒性。如果贝尔蒙特再给老鼠注射几天抗生素，老鼠就会死亡。塞拉诺还证明，如果把这些弹珠推得太高，这四个基因的组合就可能诱发畸胎瘤，这是一种特别令人厌恶的肿瘤，由几种组织组成，比如头发、肌肉或骨骼。显然，现在利用这项技术还不是时候，至少目前不可行。但我们能够安全控制沃丁顿弹珠的日子正在一天天地临近，到那个时候，我们能确保它们准确地回到原来的山谷，而不是到达可能致癌的山顶。

与此同时，在ICE鼠实验成功的基础上，我的实验室一直在寻找延缓和逆转表观遗传衰老的方法。我们尝试了很多不同的物质：Notch基因、细胞外因子、四种山中因子。有些起了一点点作用，但大多数都变成了肿瘤细胞。

2016年的一天，在我们连续两年没能成功地逆转年老细胞的衰老而不使其变成肿瘤细胞后，一个叫吕垣澄的聪明的研究生走进我的办公室说他快要放弃了。作为最后的努力，他建议尝试去掉可能导致畸胎瘤的c-Myc基因，我鼓励他这么干。

他将一个病毒包注入了老鼠体内，但这次里面只有三种山中因子，然后用多西环素打开它们，等待所有的老鼠生病或死亡。但这样的事情居然没有发生，它们都很健康。经过几个月的监测，也没有出现肿瘤。这对我们俩来说是个惊喜——一个天大的惊喜。

垣澄建议，他不想再等一年来观察老鼠能否活得更长，他想用老鼠的视神经测试逆转衰老和恢复青春的作用。我表示怀疑。

“对于这样做是否会奏效，我不太乐观。”我对他说，“除非是新生儿，否则人的视神经不能再生。”

由细胞和纤维组成的复杂网络在我们的身体中传输神经信号，它分为两部分：周围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我们早就知道，周围神经（例如人体四肢的神经）可以再生，尽管再生得非常缓慢，相反，中枢神经（视神经和脊髓神经）永远不能再生。即使是那些敢于打破常规，提出新的治疗方法可以再生中枢系统的科学家，也普遍对显著再生的可能性持谨慎态度。几十年来，旨在逆转青光眼和脊髓损伤的工作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进展。

“你已经选择了生物学领域最棘手的问题。”我告诉垣澄。

“但是，”他回道，“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或许已经有上千种方法可以测量老鼠衰老逆转的影响，但他受到最近取得的成功的鼓舞，决定“要么一鸣惊人，要么卷铺盖回家”，我就喜欢他这种做事的态度。

“没有人能不冒风险就改变世界，”我告诉他，“去做试验吧。”

几个月后，我手机里收到的短信图片让我屏住了呼吸，所以我需要定定神才能确定这是不是真的。

我立马打电话给垣澄：“我看到的是真的吗？”

“可能吧。”他说，“你看到了什么？”

“未来。”我说。

垣澄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大卫，”他说，“一个小时前，我以为我会失败。”

对研究人员来说，持怀疑态度不是坏事。当你逼迫自己去做大胆的尝试，却不知道这些事情会有怎样的结果时，怀疑是非常正常、非常符合人性的。

但是那一天，事情看起来真的有了进展。垣澄第一次发给我的短信图片上看起来像有一只发光的橙色水母：它的头在顶部，也就是老鼠的眼睛所在的位置，长长的触须伸向大脑。此前两周，垣澄和我们的同事用镊子从老鼠的眼球后部将视神经挤压了几毫米，这导致几乎所有的神经细胞轴突和触须朝着大脑的方向死亡。他们将一种橙色荧光染料注射到被活神经元占据的眼睛中。所以，当垣澄在显微镜下观察被破坏的地方时，他没有发现发光的神经，那里只有一团死气沉沉的细胞残余物。

他发过来的第二张照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重编程病毒在神经被破坏后被激活。不是一堆死细胞，而是一个由健康的细长触须组成的网络，正朝着与大脑连接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经生长的例子，但这只是垣澄向前迈进的第一步。

没有人会料到重编程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最初选择一个月大的老鼠做这些实验，是为了让成功的把握更大点儿，而且其他人也都是这么做的。但垣澄和我们在哈佛医学院儿童医院何志刚教授的实验室里技术精湛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在12个月大的中年老鼠受损的视神经上测试了我们的重编程方案，它们的神经同样能再生。

在我写这本书时，我们已经能使年迈老鼠的视力恢复正常。

12个月大的老鼠，其视力会急剧下降。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眼耳医院的布鲁斯·克桑德（Bruce Ksander）和梅雷迪思·格雷戈里·克桑德（Meredith Gregory Ksander）十分了解这一点。如果视网膜失去了神经冲动，当屏幕上一组线在老鼠面前移动时，老鼠不会经常移动它们的头，因为它们根本看不见这些线。

“大卫，我必须承认，”布鲁斯说，“我从来没想到这种重编程的东西能对正常衰老的眼睛起作用。我做你的这个病毒试验，只是因为你特别想这么做。”

他在前天早上看到了结果，这是他研究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天：我们的OSK（Oct4、Sox2、Klf4的首字母缩写）重编程病毒实现了视力恢复。

几周后，梅雷迪思证明，重编程也能逆转眼内压即青光眼引起的视力下降。

“你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吗？”布鲁斯说，“其他人都在费尽心思研究如何减缓青光眼病程的发展，这种治疗却能恢复视力！”

如果体内的成年细胞，甚至是老化的神经，能够被重编程，重新获得年轻的表观基因组，那么年轻的信息就不可能全部丢失。肯定存在一个校正数据的存储库，一个数据或分子信标的备份集，它在成年后得以保留下来，山中因子可以使用相当于TCP/IP的细胞等效物来重置表观基因组。

那些年轻标记物是什么，我们还不确定。它们可能涉及DNA上的甲基标签，这种标签被用来估算生物体的年龄，即所谓的霍瓦思时钟。它们可能还涉及其他一些东西：一种是蛋白质，一种是RNA，甚至还可能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附着在我们DNA上的一种新的化学物质。但无论它们是由什么组成的，它们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将是细胞在其生命周期中保留的以某种方式指导数据重启的基础校正数据。

我们还需要找到那个监视器，那个在我们年轻时记录原始信号的东西。这不可能仅仅是DNA甲基化，因为这不能解释这些重编程的细胞如何知道聚焦于某些年轻的甲基标签却能去掉那些在衰老过程中累积的相当于DVD划痕的标签。也许它是一种特殊的组蛋白或转录因子，抑或是一种附着在甲基化DNA上的蛋白质，当胎儿在子宫里发育时，它会附着在甲基化的DNA上，并在那里待80年，直到校正设备发出信号来恢复原始信息。

用克劳德·香农的话来说，当校正设备被OSK基因感染的细胞开启时，细胞竟奇异地知道如何联系监视器并使用校正数据将原始信号恢复到年轻细胞的信号。长出新的神经和恢复视力对垣澄来说还不是他想实现的目标。当我们检查受损神经元的DNA时，我们发现它们似乎正在经历一个非常迅速的衰老过程，这一过程受到了重编程因子的遏制。接收了重编程因子的神经元没有衰老，也没有死亡。这是一个激进的想法，但也很有意义：除非生物钟倒转，否则严重的细胞损伤会扰乱生存循环，加速细胞老化，导致死亡。

有了这些发现，我们可能即将了解是什么使生物时钟的指针转动，以及如何使它倒转。我们从实验中知道，生物信息校正设备需要一种叫作10-11转位酶（也就是TET）的酶，这种酶可以从DNA上剪下甲基标签，这种标签与标记霍瓦思衰老时钟转动的化学标签相同。这并不是巧合，并且表明DNA甲基化时钟不仅是年龄的指示器，而且是年龄的控制者。这是手表和实际时间的区别。

作为校正设备的组成部分，TET不能从基因组中剥离所有的甲基，因为那样会把一个细胞变成原始的干细胞。我们将不会得到视力更好的年迈老鼠：我们将会得到长着肿瘤的失明老鼠。TET如何知道只去除较新的甲基而保留原来的甲基，这完全是一个谜。

很可能还需要花费十年的时间，以及在众多其他实验室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才能确切地知道，生物学上与TCP/IP信息重现系统等价的东西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不能恢复的视力都正在恢复，不能再生的细胞都正在再生。

图6.4——表观遗传重编程可以让视神经再生，并恢复年迈老鼠的视力。衰老信息理论预示着衰老是表观遗传信息的丢失，而不是基因信息的突变。因此，它是可逆的。通过让老鼠感染被称为Oct4、Sox2和Klf4的重编程基因，细胞衰老被TET酶逆转，TET酶只去除DNA上正确的甲基标签来逆转衰老时钟，让它们像新生细胞一样生存和生长。这种酶如何知道哪些标签是年轻的还是一个谜。解开这个谜团相当于找到了克劳德·香农所描述的“监视器”，也就是持有原始数据者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将衰老和与衰老相关的疾病的进程减缓几个百分点，与之相比，重编程的工作相对快速和容易。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和打破常规的勇气。

至少可以说，未来看起来很有趣。如果我们能修复身体里最难修复的细胞，使身体里最难再生的细胞再生，那么真的没有理由怀疑我们不能再生我们身体所需的其他任何类型的细胞。是的，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可以修复新近造成的脊髓损伤，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使我们身体中被衰老破坏的其他组织再生：从肝脏到肾脏，从心脏到大脑。一切都有可能。

到目前为止，即使是被开启一年，三个山中基因的组合用在老鼠身上也是安全的，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我们能把这些组合物注入所有的细胞吗？最终会导致癌症吗？我们应该让基因保持开启状态还是关闭它们让细胞得以休息？这种方法在某些组织中的效果会比在其他组织中的好吗？在中年人得病之前，是否可以像我们服用他汀类药物来控制胆固醇以预防心脏病一样，给他们服用这种物质呢？

细胞重编程将是衰老研究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药丸来刺激OSK因子或TET的活性来重编程细胞。这可能比听起来更简单。天然分子可以刺激TET，包括维生素C和α-酮戊二酸，后者是线粒体中产生的一种分子，CR可以提高它的水平，当给线虫服用时，它也可以延长它们的寿命。

不过，目前最好的办法仍是基因疗法。

道德难题

因为这项技术可能极具影响力，所以我们应该在它来到我们家门口之前，就讨论这项技术的伦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应该被允许使用这项技术。挑选几个人？富人？病重的人？医生是否应该根据恩慈疗法让患绝症的人先试用它？将它用在100岁以上的人身上，还是80岁的人，还是60岁的人？什么时候收益大于风险？

现在有一大群人愿意“大胆地尝试”，他们是90多岁和100多岁的智力健全的志愿者，他们的身体一直被与衰老相关的疾病摧残。我可以向你保证，肯定有许多人正在默默地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在他们的余生，他们的身体会逐渐虚弱并被痛苦折磨，他们正准备冒险再过数年美好的生活，如果不是为了这种目的，那么他们也还有机会为子孙后代争取一个更长寿、更健康的生命。他们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

不过，如果重编程变得足够安全，可以作为预防性的药物使用，那么这项技术的伦理问题就变得更加难以界定了。应该给多大年纪的人使用？一种疾病必须在医生开出一种重编程的抗生素激活剂的处方之前出现吗？如果正规医院的医生拒绝提供这种药物，那人们会走向海外吗？如果这项技术可以大幅度削减医疗成本，那它应该被强制执行吗？

如果我们能帮助孩子们活得更久、更健康，那我们有道德义务这样做吗？如果重编程技术可以帮助儿童修复视力，或者让脊髓损伤康复，那么这些基因是否应该在事故发生前就被注入，以便随时可以启动，是不是可以从在救护车上打抗生素点滴开始？

毕竟，如果天花再次降临地球，那么那些拒绝给子女接种疫苗的父母将成为最卑劣的人。当一种常见的儿童疾病可以获得安全有效的治疗时，那些拒绝挽救孩子生命的父母的监护权可以由国家监护权取代。

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忍受或不忍受衰老折磨的权利？是不是应该像大多数人选择注射疫苗一样，从个人和全人类利益出发来做出这个选择？那些选择重获新生的人还必须为那些决定不想重获新生的人买单吗？明知自己会过早地成为家人的负担，却不想重获新生，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

这些问题现在还只是理论上的，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1]在一项广泛的医疗干预调查中，作者研究了各种小分子、运动和禁食养生法对健康和延长寿命的好处。他们写道：“目前肥胖、糖尿病和相关疾病的流行是健康老龄化的主要障碍。”只有延长人类的健康寿命，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罗马诗人西塞罗在诗中描述的场景：“没有人会老到认为自己可能活不了一年。” R. de Cabo, D. Carmona-Guttierez, M. Bernier, et al., “The Search for Antiaging Interventions: From Elixirs to Fasting Regimens,” Cell 157, no. 7 (June 19, 2014): 1515–26, https://www.cell.com/fulltext/S0092-8674(14)00679-5.

[2]J. Yost and J. E. Gudjonsson, “The Role of TNF Inhibitors in Psoriasis Therapy: New Implications for Associated Comorbidities,” F1000 Medicine Reports 1, no. 30 (May 8, 2009),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24720/.

[3]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贝克和范德尔森工作成果的文章，其中写道，杀死老鼠体内的衰老细胞，会使它们拥有更健康的生命。它们的肾功能得到了改善，心脏的抗压能力更强，它们倾向于在笼子里跑来跑去，并且患癌症的时间也会晚很多。E. Callaway, “Destroying Worn-out Cells Makes Mice Live Longer,” Nature, February 3, 2016, https://www.nature.com/news/destroying-worn-out-cells-makes-mice-live-longer-1.19287.

[4]向幼鼠体内注射衰老细胞同样具有显著的破坏性。根据NIH的新闻稿，“移植后的两周内，SEN老鼠表现了通过最大行走速度、肌肉力量、身体耐力、日常活动、食物摄取和体重体现的身体机能受损”。“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衰老细胞的数量在增加，超过了当初注射的数量，这表明衰老效应在邻近细胞中传播。”“Senolytic Drugs Reverse Damage Caused by Senescent Cells in Mic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July 9, 2018, https://www.nih.gov/news-events/news-releases/senolytic-drugs-reverse-damage-caused-senescent-cells-mice.

[5]R.-M. Laberge, Y. Sun, A. V. Orjalo, et al., “MTOR Regulates the Pro-tumorigenic 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 by Promoting IL1A Translation,” Nature Cell Biology 17, no. 8 (July 6, 2015): 1049–6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691706/.

[6]P. Oberdoerffer, S. Michan, M. McVay, et al., “DNA Damage–Induced Alterations in Chromatin Contribute to Genomic Integrity and Age-Related Changes in Gene Expression,” Cell 135, no. 5 (November 28, 2008): 907–1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53975/.

[7]M. De Cecco, S. W. Criscione, E. J. Peckham, et al., “Genomes of Replicatively Senescent Cells Undergo Global Epigenetic Changes Leading to Gene Silencing and Activation of Transposable Elements,” Aging Cell 12, no. 2 (April 2013): 247–5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618682/.

[8]研究人员发现，过继转移从接种过疫苗的荷瘤小鼠身上分离出的T细胞可抑制未接种疫苗受体的肿瘤生长，这表明iPSC疫苗可促进抗原特异性抗肿瘤T细胞反应。N. G. Kooreman, K. Youngkyun, P. E. de Almeida, et al., “Autologous iPSC-Based Vaccines Elicit Anti-tumor Responses in Vivo,” Cell Stem Cell 22, no. 4 (April 5, 2018), http://www.cell.com/cell-stem-cell/fulltext/S1934-5909(18)30016-X.

[9]这些细胞是从史翠珊家养的狗的脸颊和腹部皮肤提取的，然后被送到了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实验室。克隆过程产生了四只小狗，尽管其中一只在出生后不久死亡。史翠珊写道，只要这些狗在身体上和她心爱的萨米很像，她就心满意足了。“你可以克隆狗的外表，但不能克隆灵魂。尽管如此，每次我看着它们的脸，都会想起我的萨米……和它的微笑。” B. Streisand, “Barbara Streisand Explains: Why I Cloned My Dog,”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02/style/barbra-streisand-cloned-her-dog.html.

[10]这是我读过的最有趣和最重要的论文之一。C. 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 no. 3 (July 1948): 379–423 and no. 4 (October 1948): 623–66, http://math.harvard.edu/~ctm/home/text/others/shannon/entropy/entropy.pdf.

[11]他们的实验结果很有希望通过阻止导致衰老的分子变化来减缓衰老。他们写道：“体内重编程诱导的分子变化可能会更好地维持组织的稳态并延长寿命。”A. Ocampo, P. Reddy, P. Martinez-Redondo, et al., “In Vivo Amelioration of Age-Associated Hallmarks by Partial Reprogramming,” Cell 167, no. 7 (December 15, 2016): 1719–33, https://www.cell.com/cell/pdf/S0092-8674(16)31664-6.pdf.

第7章　智慧医疗加速到来

库恩·拉万（Kuhn Lawan）在被确诊患有癌症后服用四种对症治疗的处方药，但这些药物没有效果，一点儿用也没有，这位泰国老太太的肺癌一直存在。因为患上了这种病，她的生命似乎越来越接近尽头。

她的孩子们心急如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初医生告诉他们，拉万得的癌症治愈希望很大，因为发现得比较早。母亲最开始被确诊时，他们感受到的恐惧和不确定性逐渐被希望取代，结果后来恐惧和不确定性又回来了。

马克·博古斯基（Mark Boguski）医生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像拉万这样的病人，以及现代医学手段一直以来是如何在像她这样的人面前输得一败涂地的，尤其是在他们的晚年。

“以最常见的医学思维来想，拉万的治疗方案是正确的。”博古斯基医生对我说，“给她看病的医生都是泰国一流的医生。这一直以来就是我们行医的方式。”

他说，大多数医生仍然依靠20世纪初的技术来诊断和治疗危及生命的疾病：取一份拭子在培养皿中培养；敲敲膝盖，然后等着它反弹；让患者吸气、呼气；让患者向左看、咳嗽一下。

遇到癌症时，医生会找到肿瘤生长的部位并切下组织样本，然后送到实验室，封到蜡里，切成薄片，用红色和蓝色染料染色，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有时这种方法会奏效，有时开的药也是对的。

但有时并非如此，那是因为，在我看来，用这种方法观察肿瘤相当于一个机械师试图在不连接汽车电脑的情况下确定汽车发动机的故障。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我的这个猜测是有根据的。当遇到可能关乎生死的决定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这种做法。然而，仅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体系的国家之一，每年就约有5%的癌症患者（86500人）被误诊。[1]

从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计算生物学开始，博古斯基就一直坚信让医疗更加精准的理念。他是基因组学领域的一位杰出学者，也是最早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学家之一。

“我们所说的‘良药’就是在大多数时间在大多数人身上有效的药物。”博古斯基告诉我，“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大多数人之一。”

所以，有可能，有极大的可能，库恩·拉万所接受的治疗措施是不恰当的，这可能就是她病情恶化的原因。

博古斯基认为，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行医还是有希望的。这是一种更好的方式，一种使用新技术的方式，其中许多新技术已经唾手可得，但它们的潜力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这种方式把医疗系统的重点放在个体上，颠覆了数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医疗文化和哲学。他创造了“精准医学”一词来描述下一代健康监测、基因组测序的前景，以及基于患者个人数据而非靠诊断手册来诊治患者的诊断方法。

得益于DNA测序、可穿戴设备、巨大的计算能力和人工智能的价格暴跌，我们正进入一个治疗决策不再需要以最适合大多数人为基础的世界。这些技术现在已经被用在了一些患者身上，并且在未来几十年里将被用在地球上大多数人的身上。这将挽救上千万人的生命，而且无论我们是否延长了人类的最长寿命，它都将延长人类的平均健康寿命。

但对像拉万这样的上千万人来说，这些进步还不够快。她的家人征求了另一种意见——对她肺部肿瘤的活检样本进行精确的DNA测序，直到那时她所面临的危险才一目了然。拉万患的是一种侵袭性癌症，但不是她正在治疗的那种癌症。她没有得肺癌，她的肺部长了一种固体形式的白血病。

拉万体内发现癌细胞的地方，在大多数病例中确实是肺癌。现在我们可以检测出特定癌症形式的基因特征，因此用你发现癌细胞的地方作为唯一的依据来决定采用什么治疗方法，就像根据你发现物种的地方把它进行分类一样荒谬，类似于说鲸鱼是鱼，只因为它们都生活在水里。

一旦对我们正在对付的癌症有了深入的了解，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应用新技术来治疗它。我们甚至可以设计出一种针对患者特定肿瘤的治疗方法，将肿瘤杀死，让它没有机会生长或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项抗癌创新理念——来自CAR-T疗法背后的理念。在这种疗法中，医生从患者血液中提取免疫系统细胞，并添加一种基因，使细胞与患者肿瘤上的蛋白质结合。然后将它们一起在实验室里培育，再重新注入患者体内，CAR-T开始工作，利用身体自身的防御能力，追踪并杀死癌细胞。

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另一种免疫肿瘤学方法——检查点阻断疗法，抑制了癌细胞逃避免疫系统探测的能力。这项技术大部分的早期工作是由阿琳·夏普（Arlene Sharpe）完成的，她的实验室就在我在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室楼上。在这种疗法中，药物被用来阻碍癌细胞将自己伪装成正常细胞的能力，基本上没收了它们的“假护照”，从而使T细胞更容易区分对方是敌是友。这是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医生在进行放射治疗的同时，用来帮助他的免疫系统对抗大脑和肝脏中的黑色素瘤的方法。在这项创新之前，等待他这样的患者的只有死亡。

CAR-T疗法和检查点阻断疗法面世还不到10年，还有其他数以百计的免疫肿瘤学临床试验正在进行。目前的结果是非常有前景的，在一些研究中，缓解率超过80%。那些一生都在与癌症做斗争的医生说，这是他们一直翘首以待的革命性疗法。

DNA测序技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特定患者癌症演变的机会。我们可以从肿瘤切片中提取一些单个细胞，读取这些细胞中DNA的每个字符，并观察细胞的三维染色质结构。这样做，我们可以看到肿瘤不同部位的年龄，可以看到它是如何生长、如何持续变异的，以及它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自己的身份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只看到肿瘤的一部分，例如一个老化的部分，那你可能会错过其最具侵袭性的部分，因此采用不太有效的疗法来进行治疗。

通过测序，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是哪种细菌成功进入了肿瘤。事实证明，细菌可以阻止抗癌药物杀灭肿瘤。利用基因组学可以确定肿瘤里存在哪些细菌，并预测哪些抗生素可以对抗那些“单细胞肿瘤保护者”。

这一切我们可以做到，马上就可以做到。然而，世界各地的许多医院仍在沿用“如果长在这里，那就一定是这种病；如果症状是这个，那就肯定是那种病”的诊断模式。因此，从程序来讲，拉万的主治医生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只是做了全世界医生都在做的事情，遵循了诊断的经验性过程，以及采取了大多数时间对大多数人有效的干预措施。

如果你认同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而且通常会效果不错，那么你可以称之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医疗方法。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自己的母亲意外接受了不对症的癌症治疗，而能挽救她生命的药物就摆在附近的架子上，那你可能会对事实上什么是“可以理解的”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勤劳而有道德的医生、护士和医疗专业人员，每天不仅要与死神搏斗，还要应付政府计划和保险公司标准护理的各类规定，我们绝不能期望他们的工作尽善尽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给医务人员提供更多的信息来防止不必要的死亡，就像拉万的医生在更好地了解他们正在处理的问题后，能够让她接受新的治疗方案一样。

事实上，在拉万做完以DNA为基础的诊断之后不久，她就接受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案——一种针对她体内实际癌症的治疗方案。几个月后，她的病情好转，希望又回来了。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希望。我们知道人类，无论男女，都能活到115岁以上。已经有人活到那么大岁数了，这也可以再次在其他人身上实现。即使对那些只能活到100岁的人来说，他们活到八九十岁也不错了。

要帮助更多的人实现这一潜力，就必须降低成本，并使用新兴的治疗方法和技术，真正把个人置于本人护理的中心。这不仅是当身体出现问题时诊断正确与否的问题，而且是在诊断出来之前，我们作为个体需要知道能为自己做什么的问题。

了解自身基因的重要性

自从人类进入新世纪，我们就被告知“了解我们的基因”将帮助我们了解哪些是我们晚年最容易患上的疾病，并为我们提供必要的信息来采取预防措施以延长寿命。虽然这种想法是对的，但是这只是正在进行的DNA测序革命的一小部分。

人类基因组中共有32.34亿个碱基对，或者叫字符。1990年，当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时，解读基因组中的一个字符（A、G、C或T）的费用大约是10美元。整个计划耗时10年，动用了数千名科学家的力量，花费了几十亿美元。这仅仅是针对一个基因组。

今天，我只要在笔记本电脑上插入一个糖果棒大小、叫作MinION的DNA测序仪，就可以在几天内用不到100美元的成本读取一个有25000个基因的人类基因组。这种方法可以读取一个相当完整的人类基因组，还能告诉你生物年龄的DNA甲基标记。[2]有针对性的基因测序旨在搞清楚一个特定的问题（比如“这是什么癌症”或者“我感染了什么”），现在这种测序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10年内，测序工作甚至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这项技术最昂贵的部件将是用来扎你手指的柳叶刀。[3]

但这些并不是我们的DNA唯一能回答的问题。今后，它还可以告诉你应该吃什么食物，它会在你的肠道和皮肤上培养什么微生物，以及哪些疗法将最有效地确保你达到最长的潜在寿命。它可以指导你如何把你的身体当成独一无二的机器来进行治疗。

众所周知，我们对药物的反应不尽相同。有时候，在少数人身上，这些差别还不小。例如，G6PD基因缺陷主要影响3亿个亚裔和非裔，这是人类最常见的遗传病。在服用推荐剂量的头痛药、疟疾药和某些抗生素后，G6PD携带者会因为溶血反应——这相当于红细胞集体自杀——而意外昏厥。[4]

一些突变使人们对特定的食物敏感。例如，如果你是G6PD携带者，吃蚕豆可能会要了你的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虽然谷蛋白通常是一种对人体无害的蛋白质，富含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但对那些患有乳糜泻的人来说，它就是一种毒药。

这同样适用于各种医疗干预措施：我们的基因可以告诉我们哪种干预措施会对我们更有利，哪些弊大于利。这种做法打破了许多乳腺癌患者的治疗规则。研究人员发现，在一种叫作安可待（Oncotype DX）的基因测试中得分在一定范围内的人对激素治疗和化疗的反应差别不大，但后者的副作用大得多。[5]这一发现的悲剧性在于它直到2015年才出现。安可待测试自2004年开始使用，但直到一组研究人员决定重新审视可能的治疗方案和疗效时，他们才弄明白医学界已经让数万妇女接受了更有害、更无效的治疗。

拉万的案例和这项研究表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作为治疗病人的策略。我们需要不断挑战医疗管理所基于的假设。

其中一个假设是，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人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这样一个可耻的共识，在医学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我们的治疗都建立在男性优先的基础上[6]，进而阻碍了女性的健康临床结果的获得。男性基因组不是只在几个位点上与女性存在差异，他们有另一个完整的不同染色体。

在药物研发过程中，这种偏见由来已久。直到最近，人们还是认为用雄性老鼠进行研究就行了。科学家通常不会歧视老鼠的性别，但他们总是试图减少统计干扰，并节省宝贵的项目扶持资金。由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规定，自从雌鼠被常规性地纳入寿命试验，我们就看到了长寿基因和分子的影响在性别上的巨大差异。[7]通过胰岛素或mTOR信号起效的疗法通常对女性有利，而化疗通常对男性有利，但是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8]

一般来说，当雌性和雄性生活环境相同时，雌性的寿命更长。这是整个动物王国的普遍现象。科学家已经测试了是X染色体重要还是卵巢重要。他们利用遗传技巧，创造了拥有一条或两条X染色体的老鼠，它们分别有卵巢或睾丸。[9]即使有睾丸，拥有两条X染色体的老鼠也活得更长，这种现象在没有睾丸的老鼠中更加明显。因此完全可以证明，雌性是生命力更强的性别。

除了X染色体，还有其他许多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基因组学其中一个最具前景的应用是预测药物如何代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药物都有药理遗传学标签——标签中的信息主要描述药物在不同基因类型人群中的作用差异。[10]相关例子包括血液稀释药物香豆素和波立维，化疗药物爱必妥和帕尼单抗，以及抑郁症药物西酞普兰。未来，病人的表观遗传年龄也将被确定并用于预测药物反应——一个叫作药物表观遗传学的新领域。这是一项迅猛发展的技术，但一些药物遗传试验还无法很快开启。

地高辛是一种从洋地黄属植物中提取的药物。200多年来，医生一直使用小剂量的地高辛治疗心力衰竭（谋杀者会大剂量地使用）。[11]一项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医生的监督下用药，地高辛也会使你的死亡概率增加29%。[12]

为了减轻心脏衰弱导致的浮肿，医生给我母亲开了地高辛，我对风险一无所知，我怀疑我母亲也不知道，她对这种药物很敏感。她本来生活还算正常，但后来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最后几乎不能下地走路。幸好，我父亲是位生物化学家，非常聪明，他诊断出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医生开出的药量非常低，但这种药物一直在我母亲的心脏中不断累积。他让医生检测药物水平，她勉强同意了，结果显示药物过量。

立即停药后，我母亲在几周内就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是的，医生本该定期检查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但是如果在开处方之前有针对地高辛的药物敏感性测试，医生在开这种药的时候就会更谨慎。我们离这种测试还有多远？答案是还不够近。有几项研究已经鉴别出能够预测地高辛血药浓度水平和死亡风险的数个遗传变异体，但研究者没有进行重复研究。[13]但愿针对这种药物的药物遗传学测试及更多针对其他药物的测试能很快推出，我们太需要这类测试了。我们不能一直开药方，就好像我们对药物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事实并非如此。

药物开发人员已经弄清楚了这一点，他们正在利用基因组信息寻找新的药物，对未获批的药物进行二次开发，这些药物适用于具有特定遗传变异体的人群。其中一种药物是拜耳公司的Vitrakvi，通常被称为拉罗替尼（larotrectinib），这是第一种从一开始就被设计用于治疗带有特定基因突变的癌症，而不是治疗癌症所在的人体部位的药物。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失败的降压药布新洛尔（Gencaro）身上，它在部分人群中效果很好，如果被FDA批准，那么它将成为第一种需要进行基因测试才能使用的心脏病药物。

这就是未来。最终，每种药物都将被纳入一个庞大且还在不断扩大的药物遗传学效应数据库。用不了多久，在不了解病人基因的情况下开某种药将会变成过时的做法。

至关重要的是，基因信息能帮助医生做出决定第一时间知道哪些治疗方法可以最有效地预防疾病，而不必等到得病时再去想需要采取哪种治疗方法。

正如佛罗里达大学个人化药物项目主任朱莉·约翰逊（Julie Johnson）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即将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对基因组进行测序和储存，对已经证实对与我们具有相似基因类型和基因组合的人存在副作用的治疗方法亮红灯。[14]同样，我们会为那些已知对具有相似基因的人有效的治疗方法开绿灯，即使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无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这么做，因为当地人的基因和肠道菌群与经药物测试的人群有着天壤之别。[15]医学界很少有人论及这些差异，但它们对药物疗效和患者生存率的影响显著，包括我们认为的和认同的癌症化疗方法的疗效。[16]

另外，我们正在进行解读整个人类蛋白质组（能被每种细胞表达的所有种类的蛋白质）的研究。我实验室的研究员和其他实验室的研究员在人类血液中发现了数百种新的蛋白质，每种蛋白质都能讲述一个关于它来自哪种细胞的故事，一个我们在疾病通过另外一种诊断方法被诊断出来之前就可以了解我们身体中有哪些疾病的故事。这样我们将能够更快、更准地看待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赋予医生更加精准地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现在，当人们（尤其是老年人）得病时，他们通常在就医之前持观望态度，看看疾病能不能“不治而愈”。只有当症状持续的时候，他们才会打电话预约医生。根据2017年的一项研究，他们不得不等将近一个月才能看到医生。由于医生短缺和“婴儿潮一代”[17]的患者增多，这种等待时间近年来一直在增加。在某些地方，情况更糟。在我居住的城市波士顿，这里有24所世界一流的医院，等待时间是52天。[18]这真是糟糕透顶。

漫长的等待时间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美国有一个覆盖面很广的私人医疗体系），在加拿大社会化的制度下同样存在臭名昭著的漫长等待时间。这种问题不是由支付医疗费用的方式引起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把医生当作看病的唯一渠道，而且如果病人在看病时遇到的是初级诊治医师，那么他们往往是唯一可以把病人介绍给专家的人。

积压的工作可能很快就会完成，这要归功于能让医生进行视频诊治的技术。10年内，使用一盒口香糖大小的设备——这种设备甚至是一次性的——在家里收集医生需要的样本在技术上将是可行的，然后将这个设备插入你的电脑，你就可以和医生一起查看你体内的代谢物和基因的检测结果。

在美国有超过100家公司正在研发一种具有闪电般速度、超聚焦的DNA检测仪器，它可以实现各种疾病的早期准确诊断，甚至可以估算生物衰老的程度。[19]有一些公司致力于在用正常手段检测癌症和其他疾病之前提早检测它们的基因特征。不久，我们将不再毫无办法地任由肿瘤恣意生长至无法控制。通过简单的血液测试，医生将能够对基因中的循环游离DNA（cfDNA）进行扫描，并诊断那些如果没有计算机算法的帮助就将无法发现的癌症，计算机算法由机器学习过程优化，后者需要对数千名癌症患者的样本进行训练获得。这些循环的遗传线索不仅会告诉你，你是否患有癌症，还会告诉你，你患的是哪种癌症，以及如何治疗它。它们甚至还能告诉你，你体内其他部位有无法识别的肿瘤正在生长，因为体内某一部位肿瘤的遗传（和表观遗传）特征可能与其他部位的显著不同。[20]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在发现、诊断和治疗疾病方面正在经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即将改变那种有缺陷的、症状优先的治疗方法。我们将在症状发生前抢先一步采取措施，我们甚至能在“感觉不舒服”前就提早采取措施。毕竟，许多疾病在出现症状之前就可以通过基因检测被查出来。在不久的将来，先发制人的个人DNA扫描技术将成为一种例行检查，就跟我们平时刷牙一样。医生会发现自己说“要是早点儿发现这个病就好了”之类的话越来越少，最终他们将永远不会说这种话。

但即将到来的基因组学时代只是第一步。

随身携带的医疗大数据

将智能车辆技术应用在汽车仪表盘上是件了不起的事，它可以告诉你当前车速是多少，当然，还可以告诉你剩余燃料还能行驶多远，而且这些信息每秒都会根据路况调整。它可以告诉你车外、车内及发动机的温度，告诉你周围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的情况，如果车或人靠你太近，它会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轮胎气压不足或者变速器换挡不灵活，它也会告诉你。如果你注意力不集中，开始越线，它就会接管方向盘，让你回到原来的路线上，或者在高速公路上执行自动驾驶模式，你只需要将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方向盘上，告诉系统车内有人，以便应对紧急情况。

20世纪80年代，安装传感器的汽车寥寥无几。但是截至2017年，一辆新车上就装有近100个传感器——相比之前几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21]购车者对汽车功能的期望越来越高，都希望车上配备轮胎传感器、乘客传感器、气候传感器、夜间行人警报传感器、转向角指南、近距离警报、环境光线传感器、洗涤液传感器、自动远光灯、雨水传感器、盲点检测传感器、自动暂停、语音识别功能、自动反向停车、主动巡航系统、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和自动驾驶仪等。

也许有人就喜欢在完全不看仪表盘的情况下驾驶，仅仅依靠他们的直觉和经验获知汽车的行驶速度、何时需要加油或充电，以及出了问题该如何修理。然而，绝大多数人绝不会开一辆不能提供定量反馈信息的车，而且从购买决策看，消费者已经向汽车公司明确表示希望买到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汽车。

我们当然希望这样，希望这些汽车更加安全和耐用。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提出过同样的期望。事实上，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汽车的健康状况，这比对我们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还要多。这是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呀！还好这种状况即将发生改变。

我们已经向个人生物传感器时代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我们现在戴手表就能监测心率，测量睡眠周期，它甚至可以为我们的饮食和日常活动提供建议。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和有健康意识的人每天24小时佩戴传感器，来监测他们因为饮食、压力、训练和竞赛导致的生命体征和体内主要化学物质的变化。

正如几乎所有患有糖尿病或艾滋病的人都能证明的那样，血糖和血细胞监测现在非常方便，而且越来越接近无痛，现在我们可以越来越方便地、廉价地购买到无创和微创的精准监测技术产品。

201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2014年首先在欧洲推出的一款血糖仪。用户可以将这款监测仪贴在皮肤上，通过手机或手表就能看到实时血糖水平。在30个国家，那种穿刺手指导致的疼痛感将成为糖尿病患者遥远的记忆。

朗达·帕特里克（Rhonda Patrick）是一名研究长寿的科学家，后来成为健康健身专家。她一直在使用一种血糖实时监测装置来观察什么食物会造成她体内的血糖达到峰值，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相信，我们要想长寿，就必须避免血糖升高。她发现，至少对她来说，白米饭对血糖不好，而土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坏。当我问及什么食物对血糖影响最大时，她立马回答了我。

“葡萄！”她大声说道，“不要吃葡萄。”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研制一种扫描仪，它可以读出数千种生物指标。同时，辛辛那提大学的研究人员一直在与美国军方合作，开发能够通过汗液识别疾病、饮食变化、损伤和压力的监测仪。[22]一些公司正在研发可以用来诊断癌症、传染病和炎症性疾病的手持式呼吸分析仪，它们的使命是挽救10万人的生命并节省15亿美元的医疗费用。[23]还有许多公司正在设计带有生物指标追踪传感器的服装，汽车工程师正在探索将生物传感器安在汽车座椅上，如果你的心率或呼吸模式有问题，传感器会通过仪表盘向你或你的医生发出警报。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就戴着一枚正常大小的手环，它能监测我的心率、体温和运动情况。每天早上它会告诉我昨晚睡眠质量好不好、深度睡眠持续了多长时间、白天会有多清醒。像这样的技术的推出有一段时间了，估计是跟布鲁斯·韦恩和詹姆斯·邦德同时出现的。现在只要花几百美元，任何人就都可以在网上订购这类产品。[24]

最近，我发现我的妻子和年纪最大的孩子回家时戴着同款耳饰，这让我联想到：我们完全可以用比首饰还小的，特别是能够刺进皮肤的仪器追踪成千上万个生物指标。可以用它测量每个家庭成员的体征指标，包括祖父母、父母和孩子。即使是婴儿和宠物也要安上这种监测仪，因为他们不会说话，说不出自己的感受。

最终，我怀疑，人人都将离不开这样的技术。不带上它，我们甚至都不敢出门，就像我们现在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感。下一代新产品将是无害的皮肤贴，然后它最终会被皮下植入物取代。未来几代的传感器将不仅能监测人体血糖水平，还能监测基本生命体征、血氧浓度、维生素平衡，以及成千上万种化学物质和激素。

通过与各类收集你的日常活动数据甚至你说话的腔调的技术相结合[25]，就可以得出你的生物统计学特征。如果你是男性，比平常花费更多时间在洗手间，你的人工智能监护助理就会检查你血液中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和前列腺DNA，然后为你预约前列腺检查。连你说话时挥手的方式甚至敲击电脑键盘方式的变化[26]，都能在你或你的医生发现症状之前几年被用来诊断神经退行性疾病。

随着生物技术的一次次进步，这样的世界即将到来，而且很快就会到来。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实时监控我们的身体，这是前一代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它将与驾驶体验一样，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生活体验中。这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数据对你的日常健康做出决定。[27]

影响我们寿命长短的最关键的日常决定，与我们所吃的食物息息相关。如果在吃早餐时知道血糖很高，你就不会在早晨喝咖啡时加糖；如果在吃午餐时知道身体缺铁，你就会点一份菠菜沙拉来补铁；下班回家后，如果你没机会晒太阳以获得每日所需的维生素D，你也会知道这一情况，可以喝一杯加奶果汁来解决问题；如果你在路上知道自己需要X维生素或Y矿物质，那你不仅能知道你需要哪种物质，而且能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你的私人虚拟助理（跟那种回答你的网络搜索问题并提醒你下次会议时间的人工智能助理一样）会指引你来到最近的一家饭店，那里有你需要的东西，或者你可以选择让无人机把饭送到你所在的地方。从字面上讲，饭可以从天上掉到你手里。

生物学统计方法和分析已经告诉我们该什么时候锻炼、运动量多大，它们也会越来越多地协助监测锻炼或缺少锻炼对我们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压力水平。它们甚至还能监测喝的液体和吸进去的空气对我们身体的化学和机能的影响。我们的设备将会越来越多地提出建议，告诉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改善那些未达标的血液生物指标，比如散步、冥想、喝绿茶或更换空调滤网。这些将会帮助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与生活方式做出更好的决定。

这一切为时不远了。有一些公司正在处理数十万次血液检测的数据，将它们与客户的基因组进行比较，并向客户提供饮食和如何真正优化其体质的个性化建议，它们有望每年都推出几项新技术。

我很幸运，我是其中一位有机会最先了解这类技术能为我们带来什么的人。我是一家从麻省理工学院分离出来的名为InsideTracker的本地公司的科学顾问。[28]通过参加常规检查，在过去7年里，我跟踪了几十种血液生物指标，包括维生素D和B12、血红蛋白、锌、葡萄糖、睾酮、炎症标志物、肝功能、肌肉健康标志物、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虽然我们每隔几个月而不是每几秒进行一次测试（这种测试很快就会走进我们未来的生活），但根据具体年龄、性别、种族和DNA为我量身定制的报告能告诉我在餐馆应该点什么菜，以及在回家路上逛菜市场时该买些什么。我甚至可以每天收到在我最近检测结果的基础上编辑的手机短信，告诉我身体需要什么。

长此以往，我就会创建针对我身体的数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据有助于我识别正面和负面的趋势，这些趋势可能与其他人略有差异。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基因遗传会对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容忍的和拒绝的食物种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每个人的基因遗传都是不同的。你需要什么、你的妻子/丈夫需要什么、你的孩子需要什么，答案都可以在你摆在桌上的饭菜里找到，但是各种细节可能会不尽相同。

生物追踪还将帮助我们阻止可预防的急性和创伤性死亡——数量以百万计。2018年，我和InsideTracker的团队发表了一项同行评议研究，结果显示，生物追踪和电脑生成的食物建议在降低血糖水平方面与领先的糖尿病药物一样有效，同时也优化了其他健康生物指标。

渐进性颈动脉阻塞的迹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定期看医生时可能都难以被发现，但当我们的身体一直被测量和监测时，这些迹象几乎是不可能被忽视的。这同样也适用于心律不齐、轻度中风、空中医疗运输过程中的静脉阻塞及其他许多医疗问题，目前这些问题几乎总是在危重时才能得到治疗，但为时已晚。以前，如果你怀疑你的心脏有问题，即使你没有，你也需要去看几个医生才能拍一张心电图。现在，数以百万计的人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将手指按在手表的表盘上，就可以在30秒内自行进行准确的心电图检查。

当然，我对“手表”这个词的使用并不严格，因为如今的腕戴式设备不仅能告诉你时间和日期，还是日历、有声读物、健身追踪器、电子邮件和文本程序、报刊阅读器、记事本、报警器、气象站、心率和体温监测器、录音机、相册、音乐播放器、个人助理和手机。如果这些设备能做到这一切，那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不期待它们能帮助我们避免创伤性健康事故了。

未来，如果你正在经历一次心脏病发作——即使仅仅是感觉手臂轻微疼痛或是一次很轻微的中风，在几年后的脑部扫描中才被发现——你就会被提醒，你周围需要知情的人也会被提醒。在紧急情况下，一个值得信任的邻居、一个要好的朋友或者任何碰巧离你家最近的医生也会被提醒。救护车将直接开到你家门口。这时，在你到医院之前，离你家最近的一家医院的医生会准确地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医院。

你认识急诊室的医生吗？你可以去问问他，多争取一分钟治疗时间有多大的价值。或者仅仅做一次血液检测，也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最近一次拍的心电图也是如此。一名患者到医院时仍保持意识清醒，没有疼痛感、大脑没有缺血，他就能够帮助医生在进行急诊时做正确的判断。不久之后，在做常规检查前，医生会下载你最新的生物追踪数据，来帮助他们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

生物追踪正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帮助我们确诊疾病。下面讲述的是2017年夏发生在一位女士身上的故事，她的名字叫苏珊娜。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月经周期的微妙变化之后，这位52岁的女性下载了一个帮助她追踪月经周期的应用程序，她的医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更年期导致的变化。三个月后，这个应用程序给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提醒她，她的数据可能对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来说“不正常”。带着这些数据，苏珊娜再次去看医生。她立即被送去做血液检查和超声检查，结果发现她体内长了米勒混合瘤。这是一种恶性肿瘤，好发于65岁以上绝经妇女。在癌细胞进一步扩散之前，苏珊娜做了一次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她的生命就这样得到了挽救。[29]

相比即将推出的应用程序，她使用的应用程序相对简单。它需要使用者主动输入数据，并且只能追踪几个指标。但它救了她的命。那么，试想一下，每天能收集数百万个数据点的“免提式”跟踪器能为我们提供什么。现在请你想象一下，把这些数据和从常规DNA测序中了解到的信息结合起来会怎么样。

不要停止你想象的脚步。因为生物追踪不仅能告诉我们心率什么时候升高、维生素水平什么时候降低、皮质醇水平什么时候升高，还能告诉我们身体什么时候遭到攻击，这可能会拯救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图7.1——延长寿命的技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家庭成员将受到可穿戴生物传感设备、家庭小型设备和植入物的监测，这些设备将优化我们的健康状况，并通过提供饮食建议，检测跌倒、感染和疾病来拯救生命。当发现异常情况时，参加人工智能视频会议的专家将能够将救护车、护士或药品直接送到你家门口

生物追踪，预防下一次流行病

早在1918年，在现代化、超高速和超连接的全球交通网络形成之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发源地是美国的一场全球流感大暴发造成的绝对死亡人数超过了历史上其他疾病暴发导致的死亡人数。[30]这是一种暴力性死亡，症状包括黏膜出血，特别是鼻、胃、眼、耳、皮肤和肠道出血。[31]当时人类飞行时代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坐过汽车，H1N1病毒就已经到达地球上的一些最偏远的地区。它杀死了偏远岛屿和北极圈村庄的居民，它杀人不分种族和国界，它就像一种新的黑死病一样屠杀人类。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55岁骤降到40岁。现在这种疾病可以治愈了，但这发生在全球超过1亿个不同年龄段的人的生命被缩短之后。

图7.2——1918年流感大暴发期间人类预期寿命的变化

资料来源：S. L. Knobler, A. Mack, A. Mahmoud, and S. M. Lemon, eds., The Threat of Pandemic Influenza: Are We Ready? Workshop Summary, Institute of Medicin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5)，https://doi.org/10.17226/11150, PMID: 20669448.

这样的疾病暴发可能还会再次发生。考虑到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接触相比一个世纪前更多，而且如今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一个世纪前频繁了很多，这样的暴发很容易发生。

在过去的120年里，我们见证了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及其未来的增长势头，但这种增长可能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失，除非我们能扫除对人类生命构成的最大威胁：那些以我们为宿主的生命形式。如果一场流行病就能夺走数亿人的生命，导致我们的平均寿命增幅减小甚至倒退，那我们多活几十年又有什么意思呢？全球变暖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长期的、关键的问题，但人们也可以说，至少传染病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确保下一次大暴发永远不会发生是生物追踪革命带来的最大的礼物，就个体而言，实时监测生命体征和身体化学物质为优化健康和预防紧急情况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好处。不过，总的来说，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在全球性流行病暴发前防患于未然。

多亏了可穿戴设备，我们已经具备实时监测超过一亿人的体温、脉搏和其他生物特征反应的技术。我们使用这一技术唯一的绊脚石是被大家普遍认同的需求和文化反应。

现在需求已经有了，而且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有记录显示，通过蚊子传播的致命病毒寨卡从中非开始传播到南亚用了大约20年，到2013年，又用了大约45年传播到位于中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在这65年里，它最开始只波及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4年里——仅仅4年，这种病毒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南美洲，穿过中美洲，进入北美洲，再穿过大西洋回到欧洲。

至少，寨卡病毒的传播途径有限，主要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也可以通过母体传给子女，以及在性伴侣之间传播。据我们所知，它无法通过门把手、食物或飞机上的空气再循环控制系统传播。

流感却可以，其他可能存在的更加致命的病毒也可以。

2014年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在几内亚东南部被森林覆盖的农村地区发现了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疫情从那里迅速蔓延到了临近的三个国家，这引起了大众的恐慌。当时并没有疾病统一防控规划体系，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因为收治11名埃博拉患者而受到波及。

同年10月，美国航空公司45次航班降落在新泽西州时，身穿防护服的人登上飞机，用红外测温仪照射人们的额头，来检测是否有人发烧。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的凯西·希科克斯（Kaci Hickox）当时被关进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的“私人监狱”，后来她提起诉讼并打赢了这场官司，由此促成了“检疫隔离权利法案”。从那以后，只发现了几例病毒感染者，致命的病毒得到了控制，但人类可能不会总是那么幸运。

“流行病学家讲，无论一种能通过空气快速传播的病原体是因为大自然在作怪还是出自恐怖分子之手，它都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杀死超过3000万人。”比尔·盖茨在201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众人说道，“而且他们讲，在未来10～15年内，全世界极有可能再次经历这样的暴发。”[32]

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3000万可能都是个非常保守的估计。

随着交通网络在覆盖范围和速度上不断地提升，有更多的人到达世界上更多的地方，这样的速度比我们的老祖宗想象的快得多，各种病原体的传播速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但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数据，我们就能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动，特别是如果我们将大量的“生物云”数据与超快速的DNA测序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随着病原体在城市和交通走廊上的传播检测它们。我们可以通过紧急旅行限制和利用医疗资源抢先致命病毒一步，提前做好应对。在这场战斗中，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没有行动的每一分钟都可能导致许多人失去生命。

并不是每个人都已经准备好迎接生物追踪的世界。这是真的。很显然，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感觉这一步迈得太大了，或者可能感觉有几步迈得太大了。

为了走进一个数以亿计的人——这些人的荷尔蒙水平、化学物质、体温和心率被实时跟踪——像哨兵一样站着，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随时向我们发出警报的世界，必须有人掌握这些数据。那会是谁呢？一个政府，一个政府联盟，还是任何一个或所有政府？

可能是一家电脑公司，或者是一家制药企业，或者是一家网络购物公司，或者是一家保险公司，或者是一间药房，或者是一家膳食补充剂公司，或者是一个医院网络。

最有可能是这些公司的组合，它们由一家公司控制。公司并购已经开始并将持续进行，因为这些公司将目光投向了全球经济中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行业——医疗保健，这一行业目前已经超过全球GNP（国民生产总值）的10%，并且正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

什么样的人是值得你信任的人，可以让他来掌握你的一举一动，倾听你的每一次心跳，在你睡着的时候能够看着你，并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像冬季传说中的一头善良的怪物一样醒来；能通过数据辨别你什么时候悲伤，什么时候开车太快，什么时候在享受鱼水之欢，什么时候喝醉了？

想说服人们不必担心这件事是异想天开，当然有一些事情还是要担心的。想一想，如果你的信用卡资料被盗，这是件坏事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银行，申请补办一张新卡。但你的病历是永久的，而且更加私密。2010-2018年，在美国就有超过1.1亿份病历被泄露。[33]英国通信服务商曼特尔（Maintel）公司的安全主管琼-弗雷德里克·卡切尔（Jean-Frederic Karcher）预测网络攻击将变得更常见。他警告说：“医疗信息的价值可能是深网（deep web）上信用卡号码价值的10倍。欺诈者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制作假身份证来购买医疗设备或药品。”[34]

我们已经在用大量的隐私权换取技术服务。一直以来，我们在开设银行账户或注册信用卡时都会这样做，在打开网页浏览器进入一个新网页时，在报名上学时，在坐飞机时，我们都会这么做，使用手机时更是如此。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好的折中办法吗？当然，看法因人而异。但是，当大多数人想到不能使用信用卡、上网、报名上学、乘飞机旅行或者使用手机或智能手表时，他们很快就得出结论：这种交易是可以容忍的。

人们会不会为了阻止全球性疾病的流行而牺牲更多的隐私？可悲的是，也许不会。哈定悲剧是这样的：人类不善于采取个人行动来解决集体问题。革命性变革的秘诀在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使自身利益与公众利益保持一致。为了让人类能够接受服务于大众的生物统计学追踪，从而有助于跑赢快速扩散的致命病毒，需要让他们看到一些他们自己很难看到的东西。

我们需要探讨如何应对这样的世界，越快越好。

我已经准备好了。在开始定期检查我的生物指标之前，我确实担心过自己体内不断变化的化学信号会让有权访问该数据的人对我的个人情况了如指掌。所有数据都保存在医疗服务器或符合HIPAA（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标准的服务器上，数据会被加密。但总有人担心数据库会被黑客入侵，因为总有漏洞存在。

但在我开始接受监测后，我获取的信息远比我所担心的事情有价值。毫无疑问，这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现在，我已经看到仪表盘上的变化，我无法想象失去它，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就像我现在无法想象以前在没有GPS（全球定位系统）导航的情况下我是怎么开车的，我无法想象在没有生物传感器手环定期发给我最新信息和血液生物指标报告前，我是怎样决定我应该吃什么和运动量多大才合适的。事实上，我真心希望有一天我的健康数据能被实时处理，如果这样做还有助于保护他人，那就更好了。

快步前进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上过夜班。为了赚每小时8美元的加班费，我要对体液（尿液、粪便、脊髓液、血液）和令人恶心的缠满毛发的生殖器拭子进行检测，以检查是否存在致命的细菌、寄生虫和真菌。这是一份光荣的工作。

我手头有19世纪以来科研工作的标配器具，可以供我随心所欲地使用：显微镜、培养皿、无菌水。如果你把一名1895年的实验室技术人员送到20世纪80年代的微生物学实验室，他一样会感觉得心应手。直到今天，许多微生物学实验室还是老样子。

用这样的方式做关乎人命的事情真是让人沮丧。其他各个医学分支都在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包括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扫描仪和光谱仪。

不过，最近我不再沮丧了。我发怒了。

耐抗生素菌株不断传播，而且新的研究表明细菌是导致癌症、心脏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原体。[35]

但直到最近我才开始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与莱姆病擦肩而过让我对这类事情有了更深的体会。

这件事发生在我女儿娜塔莉11岁那年，当时我们居住在新英格兰，那里暴发了一场蜱虫灾害，它会传播一种引起莱姆病的细菌螺旋体——伯氏疏螺旋体。最近的多项估计显示，美国每年约有30万人感染这种病。如果不治疗，螺旋体就会藏在皮肤细胞和淋巴结中，导致面瘫、心脏病、神经疼痛、记忆力减退和关节炎。因为它隐藏在一层保护性的生物膜中，所以很难将其杀死。

娜塔莉被蜱虫叮咬的皮肤周围从未出现过红圈——红圈是已经被蜱虫感染的确切迹象。她一直抱怨头痛和背部酸痛——典型的流感症状，但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不是流感，而是更严重的情况。

她无法扭头，她的眼睛看不见东西，她吓坏了。我和我妻子也吓得不轻，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如此无助。我们开始在网上搜索答案，发现这种疾病可能导致的疾病包括白血病和脑部病毒感染。

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医生对她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第一次检测就发现了莱姆病蛋白，但保险公司需要确切的结果，因为第一次检测偶尔会出现假阳性。第二次检测失败了，在等待进一步的实验室结果之前，治疗过程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我要求医院给我一微升娜塔莉的脊髓液样本由我亲自化验，因为我的实验室就在街对面，我可以对病原体的DNA进行测序，但是我遭到了医院的拒绝。

从娜塔莉当时的症状来看，以我的经验，她活下来的机会只有50%。她的人生变成了一次抛硬币。在那段时间，每一秒都可能生死攸关，但医生一直在等待检测结果。

足足等了三天，医生才确认是莱姆病感染，最后医生给娜塔莉注射了抗生素，直接注入她心脏旁边的大静脉。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她每天都要接受这种治疗。

她现在没事了，但所有相关的人，特别是娜塔莉都十分清楚，我们迫切地需要运用21世纪的技术来诊断传染病。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和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我曾经帮助召集了一群非常聪明的人（传染病医生、微生物学家、遗传学家、数学家和软件工程师）来开发能够快速地、毫不含糊地告诉医生患者得的是什么感染以及如何使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最有效地消灭它。

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从血液样本、唾液、粪便或脊髓液中提取核酸。这样做会增加成本，降低灵敏度，所以我们会使用一些创新的方法去除病人的DNA，这些方法是由从木乃伊中提取古代DNA的科学家总结出来的，这是一个科学领域造福另一个科学领域的无数案例当中的一个。接下来，样本通过不可知的DNA测序技术进行处理，这意味着系统不是在寻找一种特定的传染源，而是在读取整个样本的基因组。然后在菌株水平上对照所有已知人类病原体的数据库扫描该列表，计算机会发出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报告会显示是否存在侵入病菌，以及杀死它们的最佳方案。这些测试与标准测试一样准确，但提供了菌株水平的信息，并且不对病原体进行区分。换言之，很快，医生在进行检测时不需要猜测是哪种病原体或者哪种治疗方法最好。他们看一下报告就会一清二楚。

仅仅在几年前，这种检测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甚至还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过程。现在只需几天就可以完成了。用不了多久，它就能在数小时内完成，最后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

但还有另外一种应对这类疾病的方法：我们可以同时对这些疾病进行预防。

预防接种新时代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疫苗对预期寿命和健康寿命的积极影响是无可争议的。全世界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消灭了天花等疾病。全球健康儿童的人数增加了，是因为我们消灭了脊髓灰质炎。所以健康成年人的人数也增加了。不超过50年，会导致成人疲劳、肌无力、脊柱曲度异常和语言障碍的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将消失。

当然，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的疾病越多，特别是那些夺去老年人生命的疾病，如流感和肺炎，在未来几年里，可增加的预期寿命就会越多。

给大众接种疫苗不仅能保护个人，还能保护我们当中最脆弱的群体——老人和孩子。过去水痘每年会夺去全世界成千上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的生命，造成数十万人住院和数百万天的误工。那段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

接种疫苗来延长寿命的突出例证之一出现在肺炎链球菌疫苗问世后的几年。肺炎链球菌是老年人生病的主要根源，也是最常见的呼吸道感染死亡的原因。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2000年为婴儿接种沛儿（Prevnar）疫苗后，肺炎导致的住院和死亡人数全面下降。

“在未接种疫苗但受益于婴儿疫苗接种的老年人身上，我看到的保护作用相当明显。”该研究的第一作者玛丽·格里芬（Marie Grifin）解释说，“这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的间接保护或群体免疫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36]

另一项研究显示，仅在最初的三年中，死于肺炎的人数就减少了一半，单单在美国就减少了30000多个病例和3000多人死亡。[37]

我们可以用疫苗消灭很多这样的致命杀手。

然而，随后的几十年里，通过疫苗改善全世界数十亿人生命的承诺却放慢了脚步，不仅因为对疫苗不信任的伪科学宣传，而且因为纯粹的旧市场势力。疫苗研究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中叶，当时人们迅速研制出一系列特别有效的预防百日咳、脊髓灰质炎、流行性腮腺炎、麻疹、风疹和脑膜炎的疫苗。

但到20世纪下半叶，长期持续研发疫苗的商业模式被严重打破。测试新疫苗的成本呈指数级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日益担忧和监管机构逃避风险所致。接种界中“挂得很低的果实”已经被摘完。如今，即使是一种简单的疫苗也可能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才能生产出来，成本超过5亿美元，而且能不能获得批准出售还很难说。即使是一些效果良好、对预防流行病至关重要的疫苗，比如葛兰素史克公司的莱姆病疫苗，也退出了市场，因为人们对疫苗毫无根据的强烈抵制使制造商觉得“不值得”去维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38]

生产疫苗的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当市场力量不起作用时，我们就得不到急需的药品。慈善组织有时会填补资金缺口，但这还远远不够。像21世纪头十年末期和随后十年初期发生的全球经济衰退一样，因为经济衰退，所以基金会（其中许多基金会的资金来自市场的捐赠）无法或不愿对这些挽救生命的干预措施投入过多。[39]

好消息是，我们正在经历疫苗研发的小幅升温期，2005-2015年，疫苗研发规模增长了两倍，目前约占所有生物技术在研产品的四分之一。[40]

目前疟疾是感染人数较多的一种疾病，2017年有2.19亿人感染，43.5万人死亡。[41]得益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葛兰素史克公司和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一种名为Mosquirix的部分有效疟疾疫苗于2017年首次投入使用，给人们带来了有朝一日疟疾寄生虫会灭绝的希望。[42]

另外，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在人体细胞、蚊子细胞和细菌中快速培养疫苗，不再采用我们目前使用的方法：让数百万个受精鸡蛋感染病毒。这样做既费时又烧钱，是一种非常落伍的方法。一个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研究财团仅用了4个月就研发了拉沙热（一种类似于埃博拉的疾病）疫苗，而且花了大约100万美元，相比普通方法，其研发过程缩短了许多年并节省了数百万美元。[43]这简直令人震惊。

此时此刻，研究人员正在向这场疫苗研发长跑的终点冲刺，以便我们能用上各种疫苗，预防那些无处不在、被视为我们生命一部分的疾病。许多思想领袖虽然有些忐忑不安，但他们预测，用不了多久我们将不再像“万福玛丽”传球那样一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这种疫苗在几年内只能保护不到三分之一的接种者，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如果你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或没给你的孩子接种，请接种。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免受潜在致命疾病伤害的时代。）

快速检测、诊断、治疗甚至预防与衰老无关但每年夺去数百万人生命的疾病将使我们能够继续将人类平均寿命不断提高，以缩小平均值和最大值之间的差距。

即使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身体的各种器官也会衰竭，零件也会磨损。当其他所有技术都束手无策时，我们将如何应对？还有一场革命正在发生。

器官磨损

大洋路是一条位于墨尔本以西的澳大利亚沿海公路，它是世界上风景最优美的高速公路之一。每当我踏上这条路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天，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得知我的弟弟尼克在骑摩托时出了交通事故。

当时他23岁，骑摩托车周游澳大利亚。他是一个专业骑手，但在行驶过程中轧到了一块油渍，人从摩托车上飞了出去，滑到了一根金属护栏下面，这根护栏导致他肋骨粉碎性骨折、脾脏破裂。

幸运的是，他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为了挽救他的性命，急诊室的医生不得不切除了他的脾脏。我们知道脾脏参与生成血细胞，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余生中，他必须时刻小心翼翼，以防严重感染，而且他今后生病的概率会增加，恢复的时间比别人长。没有脾脏的人晚年死于肺炎的风险也更高。

即使我们不得病、不衰老，我们的身体器官也会受到损害。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伤及身体器官。如果我们只是失去脾脏，那我们很幸运。没有心脏、肝脏、肾脏和肺，我们根本无法活下来。

也许有一天，我可以用与再生视神经并恢复视力一样的细胞重编程方法来恢复受损器官的功能。但是，对于那些因肿瘤而完全衰竭或需要切除的器官，我们能怎么办呢？

目前，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更换受损和患病的器官。这是一个恐怖但客观存在的事实：当人们祈祷一个需要器官的亲人能得到这个器官时，有些人甚至会祈祷发生一场致命的车祸，这样就能得到遇难者的器官。

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呀！或许有人会说这是符合逻辑的，事实上，机动车辆管理部门会征询人们的意见，看他们是否愿意成为器官捐献者：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35000人死于机动车辆事故，使这种死亡形式成为人体组织和器官最可靠的来源之一。如果你还没有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我希望你考虑一下。1988-2006年，等待新器官的人数增长了6倍。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美国在线登记处有114271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等待器官移植的名册上每10分钟就会增加一个人。[44]

对日本的患者来说，这一情况更糟糕，因为在日本，获得移植器官的可能性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既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法律方面的原因。1968年，这一理念在日本媒体上曾引发了一场煽情的争论风暴，媒体开始讨论日本第一位心脏捐献者在被和田寿郎（Juro Wada）医生摘除心脏时是否真的已经脑死亡。随即日本颁布了一项严格的法律，在死者心脏未停止跳动时，严禁摘取器官。30年后，虽然这项法律有所松动，但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健康的器官仍然很难获得。

我的弟弟尼克患有一种叫作圆锥角膜的眼病，这种眼病导致覆盖在晶状体上的角膜起皱，就像用手指把塑料薄膜推起来那样。他因此做了两次角膜移植手术，用另外两个人的角膜更换了他的角膜，一次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另一次是在他30多岁的时候。每次手术需要用手术线对他的角膜进行缝合，有6个月，他都感觉眼睛里有“树枝”，但他的视力保住了。事实上，尼克现在确实是在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另外这还是一个有趣的晚餐话题，以掩饰我的家人内心深处对已故捐赠者深深的感激之情。

现在，随着我们大踏步迈入自动驾驶时代，几乎每个专家都期望这一技术和社会范式的转变能大幅减少车祸，但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器官从何而来？

遗传学家杨璐菡和她的前任导师——和我在哈佛医学院同系的乔治·丘奇教授在着手编辑猪的基因时，发现了对哺乳动物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设想：养猪户饲养专门为数百万个等待移植的人提供器官的动物。虽然科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梦想着实现广泛的“异种移植”，但当杨璐菡和她的同事证明他们可以通过基因编辑从猪身上消除数十种逆转录病毒基因时（正是这些基因使得它们目前无法贡献器官用于移植），她朝着这个目标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这并不是异种移植的唯一障碍，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也是杨璐菡决心在她32岁生日前攻克的障碍。

这并不是我们将来获得器官的唯一方法。自从研究人员在21世纪初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改造喷墨打印机来放置三维活细胞层，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一直在努力实现打印活体组织的目标。今天，科学家们已经成功把打印的卵巢植入老鼠体内，把打印的动脉植入猴子体内。其他人正在研究打印骨骼组织以修复骨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打印的皮肤很可能会被用于移植，不久之后肝脏和肾脏就会被用于移植，心脏因为更复杂一些，或许几年以后也能打印。

很快，人类器官移植的病态渠道是否走到尽头也就无关紧要了。无论如何，这种渠道从未满足需求。将来当我们需要身体某个部位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使用我们自己的干细胞来打印，我们会专门采集这些干细胞并保存起来用于移植器官的打印，甚至可以使用被从血液或口腔拭子中提取并重编程的细胞。因为人们不会对这些器官你争我抢，所以我们不必等其他人遭遇不幸来获得一个器官，只需坐等打印机打印一个出来就行了。

健康的飞跃

这件事很难想象吗？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建立期望的医疗体系——以及实现我们对人类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期望。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倾向于说一句“我相信这不会发生”，然后却一切照旧。

事实上，我们在改变关于我们能从生命中得到什么及年龄的实际含义方面，比许多人认为的更善于改变自己的想法。

想想汤姆·克鲁斯，当这位《壮志凌云》中的男主角快60岁的时候，他肌肉发达，几乎没有皱纹的额头上方长着一头黑发，他仍然在工作。他做的不仅是表演，而且是那些长期以来属于年轻演员的表演。他仍然不用替身做着许多危险的特技——骑摩托车高速穿过小巷，在飞机起飞时被吊在飞机外面，悬挂在世界最高建筑的顶部，高空跳伞。

如今，“50岁活得像30岁”从我们嘴里说出来是多么不费吹灰之力呀！我们忘记了过去经常预想的50岁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种预想不是发生在几百年前，而是几十年前。

那看起来不像那个从飞机上跳下来的汤姆·克鲁斯，倒是像威尔福德·布利姆雷。21世纪80年代，在电影《糖衣陷阱》中，布利姆雷和克鲁斯联袂主演。当时克鲁斯39岁，而布利姆雷58岁，他那个时候已是一位满头银发、留着海象八字胡子的老头儿了。

在那之前几年，布利姆雷曾主演《魔茧》，这部电影讲述了一群老人偶然发现一眼外星“青春之泉”的故事，这眼青春之泉虽然没有让他们的容貌变得年轻，却赋予了他们青春的活力，老人们像小伙子一样到处乱跑的形象被演出了巨大的喜剧效果。

人们一想到那么大岁数的人能表现得那么年轻，就觉得这是一次很大胆的表演。不过，影片上映时，布利姆雷比现在的克鲁斯还年轻五六岁。按照《纽约客》杂志伊恩·克劳奇的说法，克鲁斯轻而易举地就突破了他所说的“布利姆雷障碍”。[45]

障碍倒下了，而且这些障碍会再次倒下。再过20年，我们会更爱看六七十岁的电影明星拍的影片，他们骑摩托车飞奔，从高空跳下，做中国功夫凌空飞脚的动作。因为60岁的人活得像40岁，然后70岁的人活得像40岁，再然后继续。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事呢？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如果你正在读这段话，那你很可能会从这场革命中受益：你的相貌会更年轻，行为会更年轻，从生理和心理来看都会变得更加年轻。你会更长寿，并且那段额外的岁月会更加美好。

是的，任何一种技术都有可能走进死胡同，但不可能全军覆没。单独来看，这些在药物、精准医疗、急诊护理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创新中的任何一项都将拯救生命，让那些本该失去的岁月得以延续。然而，当我们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时，我们看到的是几十年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每个新发现都会创造新飞跃。在追求更快、更精准的基因测序过程中节省的每分钟都有助于挽救生命。这个创新的时代即使不能让我们的生命活到极限，也能让我们活得更健康、更长久。

到时，受益的不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而是所有人。

[1]H. Singh, A.N.D. Meyer, and E. J. Thomas, “The Frequency of Diagnostic Errors in Outpatient Care: Estimations from Three Large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volving US Adult Populations,” BMJ Quality & Safety 23, no. 9 (August 12, 2014), https://qualitysafety.bmj.com/content/23/9/727.

[2]M. Jain, S. Koren, K. H. Miga, et al., “Nanopore Sequencing and Assembly of a Human Genome with Ultra-long Reads,” Nature Biotechnology 36, no. 4 (2018): 338–4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bt.4060.

[3]发明并发展这种技术的人的目的是造福社会，而不是让企业得利。也就是说，这家特殊的公司也在推广“硬币”或数字货币的概念，作者说，这不是为了投资或作为一种保障，而是为了激励个人与科学家分享他们的基因组数据。“潜在的想法是激励用户将其个人基因组数据用于生物医学和健康相关研究，以更好地促进医学发现。” B. V. Bigelow, “Luna DNA Uses Blockchain to Share Genomic Data as a ‘Public Benefit,’” Exome, January 22, 2018, https://xconomy.com/san-diego/2018/01/22/luna-dna-uses-blockchain-to-share-genomic-data-as-a-public-benefit/.

[4]S. W. H. Lee, N. Chaiyakunapruk, and N. M. Lai, “What G6PD-Deficient Individuals Should Really Avoid,”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83, no. 1 (January 2017): 211–1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338146/; “Glu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MedlinePlus, https://medlineplus.gov/ency/article/000528.htm.

[5]J. A. Sparano, R. J. Gray, D. F. Makower, et al., “Adjuvant Chemotherapy Guided by a 21-Gene Expression Assay in Breast Canc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9 (July 12, 2018): 111–21,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1804710.

[6]K. A. Liu and N. A. D. Mager, “Women’s Involvement in Clinical Trial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Pharmacy Practice 14, no. 1 (January–March 2016): 708–17, https://www.pharmacypractice.org/journal/index.php/pp/article/view/708/424.

[7]接受mTOR治疗的雌性老鼠比未接受mTOR治疗的对照组老鼠寿命长20%。Leibniz Institute on Aging, Fritz Lipmann Institute, “Less Is More? Gene Switch for Healthy Aging Found,” Medical Xpress, May 25, 2018,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18-05-gene-healthy-aging.html.

[8]瑞典的记录显示，1800年以来，女性的寿命都比男性长。作者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早期生命、晚年生命和整个生命中的生存优势明显，这一点不仅仅在瑞典有，在每年保存可靠出生和死亡记录的国家都有。在人类生物学中，也许没有比这更强健的模式了。”S. N. Austad and A. Bartke, “Sex Differences in Longevity and in Responses to Anti-aging Interventions: A Mini-review,” Gerontology 62, no. 2 (2015): 40–46, https://www.karger.com/Article/FullText/381472.

[9]E. J. Davis, I. Lobach, and D. B. Dubal, “Female XX Sex Chromosomes Increase Survival and Extend Lifespan in Aging Mice,” Aging Cell 18, no. 1 (February 2019), e1287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351820/.

[10]药物基因组学信息已经被用来指导开具药物处方的一个例子是艾滋病的治疗。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网站上的一份资料显示，艾滋病患者要接受一种特殊的基因突变检测，以确定他们是否对一种叫作阿巴卡韦的抗病毒药物有不良反应。“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Pharmacogenomics,”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May 2, 2016, https://www.genome.gov/27530645/.

[11]对一具14世纪意大利军阀木乃伊进行的尸检证实了几个世纪前的传闻，即在38岁的坎格兰德一世·戴拉·史卡拉胜利征服特雷维索之后几天，他被洋地黄毒死了。H. Thompson, “Poison Hath Been This Italian Mummy’s Untimely End,” Smithsonian.com, January 14, 2015,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cience-nature/poison-hath-been-italian- mummys-untimely-end-digitalis-foxglove-180953822/.

[12]M. Vamos, J. W. Erath, and S. H. Hohnloser, “Digoxin-Associated Mortali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European Heart Journal 36, no. 28 (July 21, 2015): 1831–38, https://academic.oup.com/eurheartj/article/36/28/1831/2398087.

[13]M. N. Miemeijer, M. E. van den Berg, J. W. Deckers, et al., “ABCB1 Gene Variants, Digoxin and Risk of Sudden Cardiac Death in a General Population,” BMJ Heart 101, no. 24 (December 2015), https://heart.bmj.com/content/101/24/1973?heartjnl-2014-307419v1=; A. Oni-Orisan and D. Lanfear, “Pharmacogenomics in Heart Failure: Where Are We Now and How Can We Reach Clinical Application?,” Cardiology in Review 22, no. 5 (September 1, 2015): 193–9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329642/.

[14]早在2015年，约翰逊就认为，只要再过10年，我们的基因组就可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被定义和储存起来使用。她写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利用基因信息来决定合适的药物和合适的剂量可能涉及计算机化的方法，将基因数据与药物和基因知识结合起来，从而生成个性化的治疗建议。” J. A. Johnson, “How Your Genes Influence What Medicines Are Right for You,” Conversation, November 20, 201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w-your-genes-influence-what-medicines-are-right-for-you-46904.

[15]不过，根据作者的说法，这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因为有更多他们的同事发表了关于这一领域的论文，证明“肠道微生物群正在走出阴影，走向药物安全研究和个性化治疗的关键阶段。” I. D. Wilson and J. K. Nicholson, “Gut Microbiome Interactions with Drug Metabolism, Efficacy and Toxicity,” Translational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Medicine 179 (January 2017): 204–2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718288/; B. Das, T. S. Ghosh, S. Kedia, et al., “Analysis of the Gut Microbiome of Rural and Urban Healthy Indians Living in Sea Level and High-Altitude Areas,” 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8 (July 4, 201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28550-3.

[16]P. Lehouritis, J. Cummins, M. Stanton, et al., “Local Bacteria Affect the Efficacy of Chemotherapeutic Drugs,” 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5 (September 29, 201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4554.

[17]在美国，婴儿潮一代是指1946-1964年出生的人。——编者注

[18]根据梅里特·霍金斯公司的研究，等待时间从2014年的平均18.5天增加到了2017年的24天。B. Japsen, “Doctor Wait Times Soar 30% in Major U.S. Cities,” Forbes, March 19, 2017, https://www.forbes.com/sites/brucejapsen/2017/03/19/doctor-wait-times-soar-amid-trumpcare-debate/#7ac0753b2e74.

[19]myDNAge网站提供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它的品牌标语这样写道：“你不能改变你的基因，但是你可以通过表观遗传学改变基因的行为方式。”你要做的就是把体液（血液或尿液）送去化验，通过测量你的DNA表观遗传修饰，他们就能确定你的生物年龄。“Reveal Your Biological Age Through Epigenetics,” myDNAge, 2017, https://www.mydnage.com/. TeloYears公司提供基于端粒的细胞年龄跟踪服务，它告诉网站读者：“与你的祖辈不同，你DNA上的‘端帽’是可以改变的。”TeloYears, 2018, https://www.teloyears.com/home/.

[20]M. W. Snyder, M. Kircher, A. J. Hill, et al., “Cell-free DNA Comprises an in Vivo Nucleosome Footprint That Informs Its Tissues-of-Origin,” Cell 164, nos. 1–2 (January 14, 2016): 57–6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715266/.

[21]“Global Automotive Level Sensor Market Analysis, Trends, Drivers, Challenges & Forecasts 2018–2022, with the Market Set to Grow at a CAGR of 4.13%—ResearchAndMarkets.com,” Business Wire, May 2, 2018,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80502005988/en/Global-Automotive-Level-Sensor-Market-Analysis-Trends.

[22]辛辛那提大学的资深科学家杰森·海肯菲尔德（Jason Heikenfeld）和他的团队与俄亥俄州的一个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合作，研究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跟踪飞行员对饮食、压力、伤害、药物和疾病等方面的反应。他们发明了一种眼罩，它既能刺激和监测汗液，又能将数据发送到智能手机上。J. Heikenfeld, “Sweat Sensors Will Change How Wearables Track Your Health,” IEEE Spectrum, October 22, 2014, https://spectrum.ieee.org/biomedical/diagnostics/sweat-sensors-will-change-how-wearables- track-your-health.

[23]生物技术公司Owlstone Medical已经开始在英国进行肺癌临床试验，测试数百名患者的早期征象。该组织在其网站上指出：“在英国，只有14.5%的肺癌患者在被诊断时处于可治疗的早期。我们如果能把这个数字增加到25%，就可以在英国挽救10000条生命。”D. Sfera, “Breath Test Detects Cancer Markers,” Medium, August 2, 2018, https://medium.com/@TheRealDanSfera/breath-test-detects-cancer-markers-c57dcc86a583.该公司指出，随着药物治疗的进步，早期检测比开发新药更能拯救生命。“A Breathalyzer for Disease,” Owlstone Medical, https://www.owlstonemedical.com/.

[24]这类产品例如Öura Ring（https://ouraring.com/）和Motiv Ring（https://mymotiv.com/）。

[25]“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系列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会让你言语含糊不清，声音拖长，或者鼻音更重。” R. Robbins,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May Diagnose Disease,”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30, 2016,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the-sound-of-your-voice-may-diagnose-disease/.

[26]研究人员利用被试在电脑上按下并松开一个键所需的时间，将其转换为帕金森病肌肉运动指数。L. Giancardo, A. Sánchez-Ferro, T. Arroyo-Gallego, et al., “Computer Keyboard Interaction as an Indicator of Early Parkinson’s Disease,” 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6 (October 5, 2016): 3446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34468.

[27]如果你想更详细地了解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E. Topol,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Medicine: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Will Create Better Health Care, Kindle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28]我是InsideTracker公司的一名投资者和董事会前成员，这家公司又名Segterra，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网址为http://www.insidetracker.com/。我投资并为公司提供建议，我是一个发明者，提出了一项专利申请，这项专利根据已知的随年龄变化的标志物来计算生物年龄。

[29]这个应用程序叫作“CLUE”。E. Avey, “‘The Clue App Saved My Life’: Early Detection Through Cycle Tracking,” Clued In, September 24, 2017, https://medium.com/clued-in/the-clue-app-saved-my-life-early-detection-through-cycle-tracking-91732dd29d25.

[30]在过去30年里，每年世界上的某些地区都会出现一种新的传染病。研究人员估计，总的来说，鸟类和哺乳动物携带的可能感染人类的未知病毒数量在631000～827000种。尽管目前正在努力识别所有这些病毒，“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预测哪种病毒将成为下一个扩散的病毒；即使是1947年发现的寨卡这样的已知病毒，也可能突然发展成无法预料的流行病”。E. Yong, “The Next Plague Is Coming. Is America Ready?,” The Atlantic, July–August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7/when-the-next-plague-hits/561734/.

[31]L. M. Mobula, M. MacDermott, C. Hoggart, et al.,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Modes of Death Among Patients with Ebola Virus Disease, Monrovia, Liberia, 2014,”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98, no. 4 (April 2018): 1186–9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928808/.

[32]盖茨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应对未来流行病的准备措施包括在易受流行病影响的国家建立公共卫生系统，并像军队那样备战，“进行‘细菌对抗战’和其他准备措施的演习，以便更好地了解疾病的传播方式，人们怎样应对恐慌，以及如何应对超负荷的交通和通信系统”。B. Gates, “Bill Gates: A New Kind of Terrorism Could Wipe Out 30 Million People in Less than a Year—and We Are Not Prepared,” Business Insider, February 18, 2017,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bill-gates-op-ed-bio-terrorism-epidemic-world-threat-2017-2.

[33]直到2009年一项法律通过后，公司才不得不向公众和政府通报违规行为。自那以后，医疗服务提供商的违规行为数量从2010年的150持续攀升至7年后的250。Consumer Reports, “Hackers Want Your Medical Records. Here’s How to Keep Your Info from Them,”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7,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health-science/hackers-want-your-medical-records-heres-how-to-keep-your-info-from-them/2018/12/14/4a9c9ab4-fc9c-11e8-ad40-cdfd0e0dd65a_story.html?utm_term=.ea4e14662e4a.

[34]A. Sulleyman, “NHS Cyber Attack: Why Stolen Medical Information Is So Much More Valuable than Financial Data,” Independent, May 12, 2017, https://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gadgets-and-tech/news/nhs-cyber-attack-medical-data-records-stolen-why-so-valuable-to-sell-financial-a7733171.html.

[35]S. S. Dominy, C. Lynch, F. Ermini, et al.,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in Alzheimer’s Disease Brains: Evidence for Disease Causation and Treatment with Small-Molecule Inhibitors,” Science Advances 5, no. 1 (January 23, 2019),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advances/5/1/eaau3333.full.pdf.

[36]得益于患肺炎需要住院治疗的老年人减少，这种下降趋势在未来几年内仍将持续。“到2009年，全美范围内肺炎住院人数下降一半以上要归功于老年人，因为85岁及85岁以上老年人住院人数减少了约70000。”“Infant Vaccine for Pneumonia Helps Protect Elderly,” VUMC Reporter, July 11, 2013, http://news.vumc.org/2013/07/11/infant-vaccine-for-pneumonia-helps-protect-elderly/.

[37]M. R. Moore, R. Link-Gelles, W. Schaffner, et al., “Impact of 13-Valent Pneumococcal Conjugate Vaccine Used in Children on Invasive Pneumococcal Disease in Children and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alysis of Multisite, Population-Based Surveillanc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15, no. 3 (March 2015): 301–09,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876855/.

[38]如果你有一只宠物，那么它仍然可以接种莱姆病疫苗。

[39]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疫苗政策顾问凯特·埃尔德（Kate Elder）说：“研发模式已经被打破，有钱的地方就能优先开展研发工作……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疾病。”H. Collis, “Vaccines Need a New Business Model,” Politico, April 27, 201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special-report-vaccines-need-a-new-business-model/.

[40]“这项分析是由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Tufts CSDD）和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的兼职研究教授、太平洋大学托马斯·J.朗药剂学和生命科学学院的兼职教授罗纳德·伊文斯（Ronald Evens）指导进行的，他在编写报告的过程中采用了公司报告中的数据、美国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的定期生物技术报告、美国智能维护系统销售数据、FDA和Tufts CSDD数据库。M. Powers, “Tufts: The Vaccine Pipeline Is Soaring and Global Sales Could Hit $40B by 2020,” BioWorld, April 21, 2016, http:// www.bioworld.com/content/tufts-vaccine-pipeline-soaring-and-global-sales-could-hit-40b-2020.

[41]在全球疟疾病例和死亡病例中，非洲首当其冲，占90%以上。“Malari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ovember 19, 2018,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alaria.

[42]“Ghana, Kenya and Malawi to Take Part in WHO Malaria Vaccine Pilot Programm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Africa, April 24, 2017, http://www.afro.who.int/news/ghana-kenya-and-malawi-take-part-who-malaria-vaccine-pilot-programme.

[43]研究人员告诉《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埃博拉疫情等危机凸显了医学研究和药物开发的一个根本性缺陷：除非引起公众的关注，否则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没有动力快速开发针对罕见疾病的疫苗和药物”。Y. Abutaleb, “Speeding Up the Fight Against Ebola, Other Diseases,” Boston Globe, August 22, 2014, https://www.bostonglobe.com/metro/2014/08/21/faster-development-vaccines-and-drugs-targeting-diseases-such-ebola-horizon/yrkrN56VgehrSzCtETPzzH/story.html.

[44]同样令人警醒的统计数字是，每天有20人死于等待移植，而仅仅一个器官捐献者就可以挽救8个生命。“Transplant Trends,” 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 https://unos.org/data/.

[45]克劳奇指出，尽管如此，在克鲁斯最新的史诗级电影《碟中谍6：全面瓦解》中，56岁的克鲁斯饰演的伊森·亨特似乎承认，随着岁月的推移，他需要一个年轻的伙伴来帮助他在一场漫长的打斗中击败敌人，或者找越来越年轻的女友的眼光会受到限制。I. Crouch, “The Wilford Brimley Meme That Helps Measure Tom Cruise’s Agelessness,” “Rabbit Holes,” New Yorker, August 11, 2018,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rabbit-holes/the-wilford-brimley-meme-that-helps-measure-tom-cruises-agelessness.

第三部分　长寿的意义，未来路在何方

第8章　人口大爆炸

让我们一起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这道算术题有点儿保守：假设未来50年里出现的这些差别巨大的技术，每一项都有助于使人们更长寿、更健康。

DNA监测技术很快就能付诸应用，在疾病变成急症或重症前就能提醒医生密切关注，这样就可以提前几年开始与癌症做斗争。如果你有炎症，几分钟内就能诊断出来；如果你心律不齐，你汽车上的座椅会告诉你。呼吸分析仪能检测到某种免疫疾病开始发展。键盘上的按键能够提示早期帕金森病或多发性硬化症。医生掌握的病人信息将更详细，并且在病人到达诊所或医院就诊前，就能提前获得这些信息。这样就可以减少医疗差错和误诊。任何一项创新成果都可能将人们的健康寿命延长几十年。

退一步讲，在所有科技进步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的寿命将延长10年。

当人们开始认同衰老不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时，他们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吗？我当然会，似乎我的朋友和家人也会。尽管我们都已经成为生物医学和技术干预的早期使用者（这些干预可以减少表观基因组中的噪声，并不间断地对维持生命和健康相关的生化系统进行监测），但我发现了一个确定的趋势，那就是减少卡路里和动物源性氨基酸的摄入、多运动、居住在热中性温度区以外的地方可以促进棕色脂肪的生成。

无论社会经济状况如何，这些都是大多数人可以采取的补救措施，而且这些补救措施对生命活力的影响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和证实。对那些饮食合理、积极运动的人来说，再多过10年健康生活并不是一种奢望。退一步，我们把这个数字砍掉一半，那就是5年。

加上前面的10年，一共是15年。

在动物研究中，那些能改善生存回路、使长寿基因发挥作用的分子能够将我们的健康寿命延长10%～40%。就按10%算吧，我们的寿命又增加了8年。

现在加起来一共就是23年。

我们需要多久才能像我的学生现在在老鼠身上做的那样，通过服用分子或基因改造来重置我们身体的表观基因组呢？我们需要多久才能通过药物或直接接种疫苗来杀死衰老细胞呢？我们需要多久才能在转基因农场动物身上培育出完整的器官，或者用3D打印机打印出器官来替换我们身体中的一部分器官呢？也许是20年，或者是30年。不过，只要其中一项或者全部创新取得成功，就能延长我们大多数人的寿命。如果这些都成为现实，我们还能多活多少年？最大的潜力可能是几百年，但就让我们假设是10年吧。

现在加起来一共是33年。

目前，发达国家的中位寿命略高于80岁，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增加33岁。

一共就是113岁，这只是对未来预期寿命的保守估计，只要大多数人都来“凑热闹”。请记住，这个数字意味着一半以上人口的寿命将超过这个数字。诚然，并不是所有这些进步都能增加寿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饮食健康、经常运动。但还要考虑到，我们活得越久，就越有可能从我们无法预见的全新医学进步中获益，而且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不会消失。

因为我们正快马加鞭奔向《星际迷航》里所描述的世界，所以你要想办法活下来，每过一个月，你就会多活一周。从现在开始计算，40年后，每过一个月会多活两周。从现在开始计算，80年后，每过一个月会多活三周。到21世纪末，事情会变得非常有趣，你每过一个月就能多活四周。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雅娜·卡尔曼特这位目前可能是地球上寿命最长的人最终连史上十大最长寿之人的名单都进不了。再过几十年，她可能连前100名都进不了。然后，她连前100万名都进不了。想象一下，如果110岁以上的人能够使用所有这些技术，那他们能活到120岁或130岁吗？也许可以。

同行的科学家经常警告我不要公开表现得如此乐观。最近一位出于好心的同事对我讲道：“事情还没有变得十分明朗呢。”

“为什么呀？”我问道。

“对你所讲的这一串数字，公众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

我不同意。

10年前，就算我谈及制造药物来帮助患者，我的许多同事都不会正眼瞧我一下。一位科学家曾经告诉我，作为研究人员，我们的工作就是“证明一种分子可以延长老鼠的寿命，公众将从此开始对此有所认识”。很遗憾，我真希望这是真的。

今天，即使不公开承认，我的许多同事对这件事也都像我一样乐观。我敢打赌，他们当中起码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服用二甲双胍或者某种NAD促进剂，其中一些人甚至在间歇性地服用小剂量的雷帕霉素。现在，每隔几周就会举办一次专门讨论长寿干预措施的国际会议，与会者不是江湖骗子，而是世界知名大学和研究中心的著名科学家。在这些会议上，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如果将人类平均寿命仅仅提高10年，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请注意，争论的焦点不是这件事会不会发生，而是发生时我们应该做什么。

政治、商业和宗教领袖也开始关心这个话题，近来，我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他们在一起，不光谈论各种新技术，而且谈论这些技术的深远影响。这些立法者、国家元首、首席执行官和思想领袖慢慢地、肯定地认识到衰老研究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可能会改变世界，他们希望提前做好准备。

这些人可能错了，我也可能错了，但是我希望能与这些人进行更多的探讨，以找到某种应对的办法。

如果我错了，那可能是因为我的预言过于保守。虽然历史上有过许多错误的预言，如核动力吸尘器和飞行汽车（这些早已被人们淡忘），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事物视而不见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所有人都应该为此感到惭愧，我们总是一根筋地看待问题。人越多，马就越多；马越多，马粪就越多。汽车越多，空气污染就越严重，气候变化就越大。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个科学技术呈指数级增长的时代，即使是专家有时也会“蒙圈”。1894年，因测量光速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耳孙在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时宣称，除了小数点后几位数字，在物理学界可能再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了。[1]他于1931年去世，就在这一年，量子力学的研究如火如荼。1995年，比尔·盖茨在其著作《未来之路》中对互联网只字未提，尽管他在大约一年后对这件事进行了彻底的更正，并谦虚地承认他“严重低估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和发展速度”。[2]

《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凯文·凯利用事实证明他在预测未来方面比大多数人都灵验得多，他提出一条黄金法则：“拥抱新事物，而不是试图与之抗争；应对新事物，而不是试图逃避或禁止。”[3]

我们常常不承认知识是倍增的，技术是协同的。人类的创新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一代又一代人见证了新奇技术的突然出现：蒸汽机、金属船、不用马拉的车子、摩天大楼、飞机、个人电脑、互联网、平板电视、移动设备和基因研究。我们先是震惊，然后对它们视而不见。当人类大脑还在不断进化时，一个人一生中唯一能察觉到的变化只有一年四季。因此，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们很难预测数百万人致力于研究这些突然整合的复杂技术时到底会发生什么。

无论我关于变革步伐的观点正确与否，除非发生战争或传染病，否则我们的寿命都将继续增长。我和世界各地的思想领袖交流得越多，就越能认识到其意义有多大。的确，通过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交流，我开始思考和计划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研究范畴。但促使我更加努力思考的人是我执教的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年轻学生，以及给我发电子邮件和在社交媒体上给我留言的岁数更小的年轻人。他们促使我思考我的工作将会如何影响未来的劳动力、全球医疗和我们这个世界的道德架构，同时还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当我们即将面对一个公平、公正、维护人类尊严的更健康、更长寿的世界时，必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

如果发生医学革命，并且我们继续沿着已经在走的线性道路前进，一些估计表明，今天在日本出生的孩子有一半将活过107岁。[4]在美国，这一数字是104。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些估计过于浮夸，但我认为这些估计可能还是比较保守的。我早就说过，哪怕是最有前景的疗法和治疗中只有几个取得进展，今天还健在的人健康地活到100岁也将不会是妄想，他们在100岁时还能像现在50岁的人一样活跃和积极。120岁是我们已知的人类寿命的上限，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岁数的人是异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一部分原因是我想做个声明，另一部分原因是我能最先知道即将发生的变革——我们可以和世界上第一位150岁的老人生活在一起。如果细胞重编程技术日趋成熟，那么到21世纪末，活到150岁也许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在我写这段话时，地球上还没有哪个人活到了120岁以上（至少没有哪个人的年龄是经得起推敲的）。所以，要想验证我说的话正确与否，还需要再等几十年，而且要想知道是否有人能跨过这道门槛，可能还要再等150年。

但是到22世纪呢？23世纪呢？某一天，活到150岁再也不是什么奢望，而是标准。如果衰老信息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可能连寿命的上限也将不复存在，我们或许能永远重置表观基因组。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几乎颠覆了我们对人类意义的全部看法。很多人说这件事不光不能做，而且不该做，因为这样做肯定会导致人类毁灭。

对我毕生工作的批评不仅来自社交媒体上那些不知长相的发恶意挑衅帖子的匿名之人，有时还有我的同事，以及我私交甚密的朋友。

有时还有我的骨肉至亲。

我们最年长的孩子，16岁的亚历克丝，希望从事政治和社会正义事业，过去一直像我一样乐观地憧憬着未来。尤其作为一个年轻人，有时很难看清道德世界的一面，更不用说向正义低头的那一面了。[5]

毕竟亚历克丝成长在全球气候急速、灾难性变暖的世界；成长在一个交战状态持续了20年的国家；成长在一座城市，这座城市有一项为人们所喜爱的传统赛事——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有一年参加比赛的人遭到了恐怖主义袭击。像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亚历克丝生活在超连接的网络时代，我们从智能手机上总能看到纷至沓来的从叙利亚到南苏丹有关人道主义危机的新闻报道。

所以我可以理解她，或者至少尽力去理解她。但最近的一个晚上，我知道了亚历克丝不再和我一样对未来充满乐观情绪，这让我很失望。当然，我为我的孩子仍心怀如此坚定的道德标准而感到自豪，但我很伤心地发现，这种更加悲观的世界观给亚历克丝对我一生的工作的看法蒙上了很大的阴影。

“你们这代人，就像前几代人一样，对这颗星球正在遭受的破坏不闻不问。”亚历克丝那天晚上对我说，“现在你还想帮助人们实现长寿？让他们对这个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坏？”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不是因为我的长女对我的谴责，我承认，对于我女儿的谴责，我还有点儿骄傲。如果我们的子女不先向他们的父亲发难，那我们就永远不会推翻全球盛行的父权制。不，困扰着我的，让我彻夜未眠，并且在那之后一直困扰着我的是那些我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

现在，当人们意识到延长人类寿命迫在眉睫时，他们也很快意识到，如果没有重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作为支撑，这样的变革就不可能实现。他们是对的：凡事不破不立。那么，如果我看待未来的方法跟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完全是两码事，会如何？让数十亿人活得更长久、更健康，以致我们的物种能够对这颗星球造成更大的伤害，或对另一颗星球造成更大的伤害，会如何？长寿是不可避免的，我对这一点确信无疑。但如果它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自我毁灭，会如何？

如果我真的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了，会如何？

已经有许多人站出来了（其中一些人非常聪明、很有见地），他们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但我仍然对我们共同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我不同意反对者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他们的意见，我洗耳恭听。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洗耳恭听。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在这一章进行解释以消除他们的一些担忧，事实上，我在许多情况下都心怀同样的担忧，但我也将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未来。

你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百年警示

在人类历史最初的几十万年里，智人的数量增长缓慢，而且至少有一次，人类差点儿灭绝。虽然有许多来自远古晚期和旧石器时代的年轻骨骼，但只有少量40岁以上的人的骨骼。当时很少有人能活到现在被我们奢侈地称为中年的年龄。[6]请注意，在那个时候，少女就可以当母亲，少年就可以当战士。人类更新换代非常快。只有跑得最快、头脑最聪明、身体最强壮、适应力最强的人才能活下来。人类迅速进化出直立行走和思考分析的能力，但这一切是以数百万条生命惨死和早逝为代价的。

我们的祖先在生物学允许的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繁殖，但繁殖率仅比死亡率略高一点点。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已经足够。人类挺过了难关，分散到了这颗星球上的各个角落。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全球人口才达到5亿，但是随后仅仅用了300年的时间，全球人口就翻了一番。今天，地球上每诞生一个新生命，都意味着我们的星球变得更加拥挤，它的承受能力到了极限，人口再持续增长下去，就将超过它的承受能力。

多少人口才算得上过多呢？有一项研究报告回顾了65个不同的科学预测，最后得出结论：绝大多数研究一致认定，我们这颗星球的“承载能力”是80亿人。[7]目前地球人口总数刚好就是这么多。除非发生核毁灭或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致命流行病全球大暴发（这是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想看到的事情），否则全球人口的峰值将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当皮尤研究中心对全球最大的几个科学家协会的成员进行调查时，有82%的人说这颗星球上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资源来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8]澳大利亚著名科学家弗兰克·芬纳也是持这一观点的人之一，作为全球根除天花认证委员会主席，在根除这种致命疾病方面，他曾经出了不少力。事实上，1980年，是芬纳向世界卫生组织的理事机构宣布已经根除了这种疾病，这是他莫大的荣幸。在芬纳的帮助下，数百万人得以免受这种病毒的感染（这种病毒导致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死亡），因此，理所当然，他对人们团结起来拯救自己的方式本应该持乐观的态度。

他曾经打算安安静静地退休[9]，但他的思想却停不下来，总想发现并解决重大问题。他用他随后的20年写下了其他对人类的威胁，其中许多威胁被曾经联手对付天花的世界卫生领域领导者忽视了。

2010年，在芬纳去世前几个月，他做了最后一次预先警示，当时他告诉《澳大利亚人报》，人口大爆炸和“无节制的消费”已经确定了我们这一物种的命运——人类将在未来100年内灭绝，他说“地球上的人已经太多了”。[10]

当然，我们对此早有耳闻。18世纪、19世纪之交，当全球人口突破10亿大关时，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就曾警告，食品生产技术的进步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增长，使越来越多的穷人面临更大的饥荒和疾病风险。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马尔萨斯所讲的大部分灾难都没有发生，农业技术进步使得发达国家能抢先一步应对灾难。不过，从全球范围来看，马尔萨斯的警告几乎是预见性的。马尔萨斯那个时代地球上挨饿的人数跟我们这个时代挨饿的人数几乎相同。[11]

1968年，随着全球人口接近35亿，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和他的妻子——斯坦福生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安妮·埃利希（Anne Ehrlich）在畅销书《人口炸弹》中再次敲响了马尔萨斯的警钟。在我小的时候，这本书就放在我父亲书架上一个相当显眼的位置——一个小男孩抬头就能看到的地方。这本书的封面挺吓人的：一个胖乎乎的、微笑的婴儿坐在一枚引信已点着的炸弹里。因为这个封面，我做过好几次噩梦。

不过，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更吓人。在书中，埃利希描述了他对不久的将来可怕场景的“觉醒”，这个场景是他在新德里坐出租车时受到的启发。“街上似乎挤满了人。”他写道，“人们在吃饭、在洗漱、在睡觉，人们在串门、在争吵、在尖叫，人们把手从出租车的车窗口伸进来乞讨，人们在拉屎、在撒尿，人们扒在公交车上，人们赶着牲畜。人，人，人，人。”[12]

埃利希写道，每年，全球粮食产量增速“都会比人口增长的速度慢一点儿，人们在上床睡觉时都觉得更加饥饿。虽然这种趋势有暂时性的或局部性的逆转，但现在这件事似乎无法避免，据此可以符合逻辑地推理出结论：大规模饥荒”。[13]当然，事实摆在那儿，而且触目惊心：《人口炸弹》首次出版以来的几十年中，确实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但似乎与埃利希夫妇的预测大相径庭，原因并不是粮食生产不足，而是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然而，当孩子挨饿的时候，这是怎么发生的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尽管他们最可怕的预测没有成为现实，但他们过于看重粮食生产与人口的关系，马尔萨斯和埃利希夫妇实际上可能低估了更重大和更长期的风险——不是可能夺去数亿人生命的大规模饥荒，而是一场会让我们所有人丧命的星球叛乱。

已故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2016年11月预测，人类在“我们脆弱的星球”上还剩不到1000年的存活时间。几个月后，经过深思熟虑，他将自己预测的时间缩短了90%。霍金相信人类将有100年的时间去寻找另一颗适合全人类居住的星球，这个时间与芬纳的警告不谋而合。霍金说：“地球上快没地方了。”这样做会带来许多好处，但离我们太阳系最近的类地行星距我们4.2光年。除非在飞行速度或虫洞穿越技术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否则我们需要一万年才能到达那里。

这里不仅有人口的原因，还有消费的原因，甚至还有浪费的原因。我们吃进食物，却导致更多污水排放；我们使用化石燃料，却导致更多碳排放；我们使用石油化工产品，却导致更多白色污染。平均而言，美国人消耗的食物是生存所需的3倍以上，水的消耗是生存所需量的250倍左右。[14]作为“回报”，美国人均每天制造4.4磅垃圾，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垃圾被回收或制成肥料。[15]由于使用汽车、飞机、耗电量大的大型家用干衣机[16]，一个普通美国人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5倍。就连美国修道院里的僧侣通常也达不到的美国最低个人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17]

不仅美国人无节制消费和严重浪费，还有数以亿计的人也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严重[18]，另外还有数十亿人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奔来。非营利组织“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估计，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一年，地球将需要四年时间才能再生被用掉的东西并吸收被浪费的东西。[19]这就是教科书上说的不可持续性：我们使用、使用、使用，却很少回馈大自然。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提出百年警示，这些警示是围绕一个可怕的环境现状给出的：即使我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高水平的减排战略”[20]，我们也很有可能无法将全球气温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的范围内，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一“临界点”将给人类造成灾难。[21]事实上，就像芬纳讲的那样，可能真的“为时已晚”。

我们目前尚未达到2摄氏度的临界点，尽管如此，我们得到的后果已经相当令人震惊。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破坏全球食物网，据估计，有六分之一的物种正面临灭绝的危险。气候变暖使海洋中的“珊瑚大量死亡”[22]，其中就包括大堡礁，它的面积和加利福尼亚差不多，是地球上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在澳大利亚，超过90%的珊瑚礁自然奇观正在白化，这意味着海洋中藻类匮乏，珊瑚因缺少食物而无法生存。2018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一份报告，承认科学家多年来的言论：珊瑚礁正走向“崩溃”。[23]同年，澳大利亚研究人员称，全球变暖已经造就了第一个哺乳动物受害者：一种名为荆棘礁裸尾鼠的长尾有袋类鼠因岛上的生态系统被汹涌的海水破坏而灭绝。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南极洲和格陵兰岛冰川融化正在推动海平面上升。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机构发出警告：未来几年，海平面上升将使沿海地区洪水泛滥，威胁到纽约、迈阿密、费城、休斯敦、劳德代尔堡、加尔维斯顿、波士顿、里约热内卢、阿姆斯特丹、孟买、大阪、广州和上海等城市。目前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可能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地区。[24]与此同时，我们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严峻问题——飓风、洪水和干旱。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已经有15万人因受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而死亡，而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年可能至少翻一番。[25]

所有这些极其严重的警示都是建立在一个人类平均寿命是75岁或80岁的世界里的。因此，即使是对未来环境最悲观的论断，实际上也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更长的寿命不会产生更多的人口，不会导致更加拥挤的空间、更多的环境退化、更多的消费和更多的浪费。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环境危机将加剧。

而且，这只是麻烦的一部分。

百岁政客

如果有一种持续的驱动力推动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和谐、更宽容、更包容、更公正，那么这种驱动力就是人类不能长生不老。毕竟，社会、法律和科学革命要付出代价，正如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经常指出的那样——“一次变革就是一场葬礼”。

量子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也知道这是真的。

1947年，普朗克在去世前不久写道：“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通过说服对手并让他们看到光明而获得胜利的，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终将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会成长起来。”[26]

在我的一生中，我目睹了几次不同类型的变革[从欧洲柏林墙倒塌到美国LGBTQ（性少数人群）权利的兴起，再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强国家枪支法等]，我可以保证以上深刻见解是真的。人们能够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同情心和常识可以影响国家。是的，当涉及公民权利、动物权利、我们对待病人和有特殊需要的人的方式以及有尊严的死亡等问题时，思想市场无疑对我们的投票方式产生了影响。但是，正是那些坚持旧观点的人被致命地削弱，新价值观才得以在民主世界蓬勃发展。

有死才能推陈，那些应该摒弃的观念才会消亡。当然，有生才能出新，我们才有机会把事情做得更好。唉，我们并不能总是正确地看待这件事。进步通常是缓慢而坎坷的。细菌只需要20分钟就能繁殖出新的一代，以此方式快速地进化来应对新的挑战。人类一代人的时间是20年，文化和思想的进化可能需要几十年。有时它们还会退化。

近年来，民族主义已从愤怒的边缘政治力量变成世界各地重大政治运动的幕后推手。所有这些政治运动无法用一个原因来解释，但经济学家哈伦·昂德尔（Harun Onder）做过一项人口统计，他发现：民族主义的论点往往会引起老年人的共鸣。[27]因此，反全球化浪潮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阴魂不散。联合国于2015年报告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都在增长。”根据该报告，欧洲和北美洲已经是世界上人均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到203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这两块大陆人口的25%以上，而且这一比例在今后几十年将继续增长。这些预测再一次是在严重低估寿命增长幅度的基础上做出的。[28]

年纪大的选民支持年纪大的政客。现在的情况是，政客们似乎打死也不情愿在七八十岁时就下台。2018年竞选连任的美国参议员中，超过一半的人年龄在65岁以上。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那年78岁；黛安娜·范斯坦和查尔斯·格拉斯利这两位有权势的参议员，那年是85岁。在美国，国会议员的平均年龄比他们的选民大20岁。

斯特罗姆·瑟蒙德在2003年去世的时候已经100岁，他在美国参议员的位置上一待就是48年。在国会中，瑟蒙德是百岁老人并不是坏事——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人有经验和智慧，只要他们不为过去所困。因为瑟蒙德总想保住自己的位置，所以长期以来，他一直支持种族隔离主义并反对包括基本投票权在内的民权。他在99岁时投票赞成在伊拉克使用武力，反对降低药品价格的立法，并促进否决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拟将性取向、性别和残疾列入仇恨犯罪立法所涵盖的类别清单。[29]这位标榜“家庭为重”的政客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在22岁时与家中一位当时十几岁的非裔美籍女用人有染并育有一名私生女，根据南卡罗来纳州法律，几乎可以断定他的行为构成了强奸罪。尽管他知道有这么个孩子，但他从未公开承认过。[30]瑟蒙德仅仅过了半年退休生活，而那些年纪小不能投票的人将被迫在他们的余生里承受他的表决造成的后果。

我们往往容忍老年人的一点儿偏执，认为“年纪越大就越会这样”，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时日不多，忍受几天又何妨？不过，想象这样一个世界，60多岁的人不是会再投20年或30年的票，而是会再投60年或70年的票。想象一下，像瑟蒙德这样的人在国会任职不是半个世纪，而是整整一个世纪。或者，这样想象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儿：你身处政治派系中，有这么一位你瞧着不顺眼的政客，他掌权的时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领导人都要长，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现在，想想在十分不民主的国家，独裁者会坚持掌权多久，他们会用这种权力做些什么。

这在政治上对我们的世界意味着什么？如果人们坚定不移地追求仁慈、宽容、包容和正义的驱动力突然荡然无存，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发生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

社会保障

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波及了每一个人，这一影响对那些来日不多的人尤为明显。股市崩盘和银行倒闭夺去了数百万美国老年人毕生的积蓄。由于很多人失业，能提供工作岗位的雇主寥寥无几，但他们不愿意雇用岁数大的工人。那个时候，贫困肆虐，据估计，大约有一半的老人生活贫困。[31]

这些人曾是教堂的执事、社区的骨干、教师、农民和工厂工人。他们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他们的绝望撼动了整个国家的核心，促使美国在1935年开始实施社会保障计划，当时约20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该计划。

社会保障不仅具有道德意义，还具有数学意义。那时，只有超过一半的21岁男性能活到65岁，到了65岁，大多数人可以开始领取一份额外的收入。那些年满65岁的人可能还可以再活13年。[32]那时候，人们的退休期非常短，但有众多年轻的工人缴纳社保金来维系这个体系；只有7%的美国人能活到65岁以上。随着二战后经济的再度繁荣，有41名工人缴纳社保金来维系1名领取退休金的人的生活。缴纳社保来维系该体系的人数就是这么多，当时佛蒙特州一位名叫艾达·梅·富勒（Ida May Fuller）的法律秘书是第一位领取退休金的人。富勒工作三年并缴纳了社保，一共向该体系支付了24.75美元。她活到了100岁，到1975年去世时已拿到22888.92美元。那时，老年人的贫困率已经下降到15%，而且从那以后一直在下降，这主要归功于社会保障制度。[33]

现在，在21岁的美国人中，大约75%的人也会活到65岁。而且美国对社会保障网络的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这也促使许多人提前退休，并开始领取退休金。这些年来还新增了多项福利。当然，人们的寿命也越来越长，那些活到65岁的人可以再活20年左右。[34]而且，正如几乎所有社会保障末日论者跟你讲的那样，在职员工人数与领取退休金的人数比例现在是难以为继的3﹕1。

这并不是说社会保障制度注定要失败，我们已经采取一些合理的调整措施使它在未来几十年内保持偿付能力。但是，正如你现在可能怀疑的那样，所有最受推崇的调整方案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未来寿命的增长不大。没有几个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考虑过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65岁只是许多人寿命的中点，更别说现在实施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其他170个国家了。

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政客——如果不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会选择对此避而不谈。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林登·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巴里·戈德华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戈德华特仇视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坛两派的政客都开始把社会保障称为美国政治的“雷区”：“不能碰，一碰必死。”[35]那时候，有15%的美国人领取退休金，现在这一比例达到了约20%。[36]如今，美国65岁以上的人占投票人口的20%，到2060年将增加60%[37]，此外，他们参加投票的可能性大约是18～29岁人群的两倍。[38]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手握一个非常合理的论据来抵制社会保障的任何变革。对那些从事低劳动强度工作的人或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来说，再等几年退休似乎并不那么糟糕，但那些从事了45年繁重体力劳动、在流水线上工作或在肉联厂辛苦工作的人会怎么想呢？让他们再多干几年公平吗？长寿药物和健康寿命疗法固然极有可能帮助这些人感觉更年轻，让他们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更健康的状态，但这并不能成为强迫那些辛苦工作了大半生的人回到矿场的理由。

孰是孰非，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如果过去只是一个序幕——而且与人性相关，政客们会看着这场缓慢发展的灾难变成快速蔓延的灾难，然后他们还会坐看事态如何发展。在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社会保障计划对领退休金的人相对大方，政治左派和右派均能接受。近年来，由于政府财政赤字的压力及无法兑现对年老工人的长期承诺，这些计划已经变得捉襟见肘[39]，使得人们为哪些是最神圣的权利争论不休，教育支出与医疗支出、医疗支出与养老金、养老金与残疾补偿金之间似乎水火不容。这些斗争只会随着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捉襟见肘而加剧。如果不采取革命性的变革以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即退休人员的队伍很快就会挤满那些在20世纪中期设计这一体系时意想不到的寿命特别长的“异类”，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将无法避免。

每两三个月至少有一位政客给我打电话，要求我提供关于生物学、医学或国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每次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总会谈及人类寿命延长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告诉他们，目前还没有一个经济模型来应对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相比传统退休生活，人们可以多过4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退休生活。从字面上讲，我们手头还没有相关数据表明100多岁仍健在的一大群人，他们的工作模式、退休安排、消费习惯、医疗保健需求、储蓄和投资理财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正在与世界著名的伦敦大学经济学家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和牛津大学的马丁·埃里森（Martin Ellison）合作开发一个模型来预测未来。这个模型中存在相当多的变量，并不是所有的变量都是正面的。人们还会选择继续上班吗？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已经被自动化生产取代的世界里，他们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他们会选择过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退休生活吗？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随着一个国家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经济增长将放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在退休后减少了消费性支出。如果人们在变得长寿后，半辈子都无所事事，只花点儿钱维持生活就行，那么会发生什么？

他们会存更多的钱吗？他们会更注重投资理财吗？他们在退休后会很快就感到无聊，重新找一份工作吗？他们会请个长假，等几十年后钱花光了再重返工作岗位吗？因为他们更健康，医疗支出会减少吗？因为他们更长寿，医疗支出会增加吗？他们早年会在教育上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吗？

任何声称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的人都是骗子，任何说这些问题不重要的人都是傻瓜。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正盲目地飞向世界历史中的一个最糟糕的破坏经济稳定的事件。

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贫富差距

如果你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上层中产阶级的一员，那么不仅你的生活会更富足，而且你能活得更久。那时，处于社会上层的人能比处于底层的人多活1.2年。

到21世纪初，这一差距已经急剧扩大。收入较高的那部分人能多活近6年。到2018年，贫富差距扩大了，美国10%最富有的人比10%最贫穷的人能多活13年。[40]

这种差距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只要活得长一点儿，富人就会越来越富有。当然，因为更富有，他们活得更长。额外的几年为他们经营家庭事业赢得了更多的时间，也为家庭投资理财的成倍增长赢得了更多的时间。

财富不仅被投资于公司，还能为富人提供接触世界一流的医生（在美国大约有五位富翁似乎正在这么做）、营养学家、私人教练、瑜伽教练及最新的医学疗法（干细胞注射、激素、长寿药）的机会，这意味着他们会更健康、更长寿，他们在有生之年能积累更多的财富。对幸运的家庭来说，财富的积累是一个良性循环。

而且，富人不仅投资健康，还投资政治，这就是美国税法的一系列修订导致富人税赋大幅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多数国家征收遗产税，以此来限制财富世袭，但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在美国，征收遗产税的初衷并非限制财富世袭，而是为战争提供资金支持。[41]1797年，为了建立海军以防止法国入侵，美国征收了联邦税；1862年，为了援助内战，美国征收了遗产税。1916年征收的遗产税类似于现在的遗产税，援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最近，为战争买单的负担已经转移到其他人口。由于税收漏洞，美国富人缴纳“死亡税”的比例下降了5倍，这为现代社会中“死时富有”的现象提供了最低廉的成本。[42]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富人的子女可以过得非常好。除非税法上调税率，否则他们将继续活得更好，无论是在继承多少财富方面，还是在比别人更长寿方面。

还有一点请记住，目前没有哪个国家认为衰老是一种疾病。即使这有利于保住道德和国家的底线，保险公司也不承保用于治疗非政府监管机构认可疾病的药品。如果不在医保目录范围内，除非你已经患上某种特定的疾病，比如需要用二甲双胍治疗的糖尿病，否则购买长寿药将不得不自掏腰包，因为这些长寿药将是可选的奢侈品。除非将衰老列为一种疾病症状，否则一开始只有富人才买得起这些高端药品。这同样适用于最先进的生物追踪、DNA测序和表观基因组分析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实现真正个性化的医疗。总有一天它们的价格会降下来，但除非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否则在一段时期内，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将更加严重。

想象一个富人与穷人共处的世界，那里发生的情况与我们自愚昧黑暗时代起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那些一生下来就处在社会某个特定阶层的人，仅仅因为腰缠万贯，就能比那些出生时无力支付能够提供更长的健康周期、更有生产力的工作年限和更大的投资回报的疗法的人多活30年。

我们已经战战兢兢地向1997年的电影《千钧一发》所预言的世界迈出了第一步，原本旨在帮助人类繁衍后代的技术被用来消除“不利条件”，但只有那些有购买能力的人才能获得这些技术。在未来几十年里，除非出现安全问题或全球对未知事物的强烈反应，否则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能将看到基因编辑能力的不断提高及人们对其接受度的不断提高，这些技术有望为准父母提供各种选项以降低胎儿的疾病易感性、选择身体特征，甚至选择智力和运动能力。就像《千钧一发》中那位医生跟两位准父母所说的话一样，那些希望让孩子“赢在起跑线”的人将会选择这么做，而且通过鉴定长寿基因，他们不仅可以善始，还可以善终。无论基因增强的人已经具备了什么优势，他们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条件获得长寿药、移植器官和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疗法，使这些优势成倍增加。

事实上，除非我们采取措施以确保公平，否则我们将站在一个世界的悬崖边上，在这个世界，超级富豪可以让他们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宠物比一些穷人的孩子活得更久。

在这样的世界，富人和穷人将不仅因不同的经济状况而两极分化，而且会因所谓的人类生活方式而分化——富人可以不断进化，而穷人将被抛弃。

然而……

尽管延长人类寿命有可能加剧一些本已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在未来几十年给人类带来新的麻烦，但我仍然乐观地认为，这场革命有可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毕竟，我们以前就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曲折前行

要想了解未来，最好的办法是回顾过去。因此，如果我们想更好地了解我们即将进入的绝望世界，一个好的去处就是另一个绝望的时代。

在一座充满标志性建筑的城市，从伦敦塔到特拉法加广场，从白金汉宫到大本钟，很多人，甚至很多伦敦人，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坎农大街铁路桥，这并不奇怪。

据我所知，从来就没有哪一首歌的歌词提到过它。我知道没有哪个作家愿意把锈迹斑斑的铁轨当作创作素材。即使它出现在城市风景画中，它也几乎总是不经意地被画进去的。

我敢断定，这里绝不是一处优美的景点，它是一个完全出于实用目的而建造的、外面涂有绿色油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毫无美感可言。如果你从南华克大桥灯火通明的人行道向东眺望泰晤士河，尽管这座桥近在咫尺，没有看到它的你也绝对不会感到遗憾，因为你的右边就是著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设计的碎片大厦，而就在大厦的那一边，是横跨这条河的更著名的伦敦桥，下游还有更加壮观的名胜。

1866年，坎农街铁路桥通车的那一年，伦敦有近300万人口。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因为城市里越来越拥挤，他们通常从国外乘船到达坎农大街站——这里相当于伦敦的埃利斯岛，然后从那里乘火车，穿过简陋的桥，到达城市的其他地方。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某人看到大批移民蜂拥而至，他会怎么想？那时候的伦敦显然已经无法容下更多的人，更不用说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以及还有更多在已经人满为患的城市里出生的人。

即使是将大批人迁往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也没能阻止人口爆炸。截至1800年，大约有100万人生活在伦敦，到19世纪60年代，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给大英帝国的首都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伦敦市中心更是个脏乱差的地方，街上的烂泥和马粪常常深及脚踝，远处到处是报纸、碎玻璃、雪茄烟头和腐烂的食物。码头工人、工厂工人、洗衣店老板和他们的家人挤在泥地面的小茅屋里。夏天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煤烟味，冬天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雾。每吸一口气，伦敦人的肺里就会充满致癌的、酸包裹的硫黄、木材、金属、土壤和灰尘颗粒。

城市中的下水管道网将人类粪便从伦敦市中心较富裕的社区排入泰晤士河，泰晤士河向东流，流经狗岛，然后流向贫困的地区，那里的人们汲取河水用来清洗和饮用。[43]，[44]

在如此肮脏的环境中，霍乱以毁灭性的速度传播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意外。1831年、1848年和1853年分别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疫情，夺走了30000多人的性命。在此期间，还发生过数次小规模的疫情，夺走了数千人的性命。

众所周知，“最后一次灾难”几乎完全集中在伦敦西区苏活区的居民身上——1000多人从一口被污染的水井里取水。如今，布罗德威克街仍然保留着“布罗德街水泵”，在水泵的四周，酒吧、餐馆和高端服装店林立，水泵的花岗岩底座经常被游客不经意间当成座椅。除了附近建筑上的拱顶石牌匾，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地方曾经遭受苦难。

1866年7月7日至14日，霍乱暴发的第一周，20人死于腹泻、恶心、呕吐和脱水。第二波死亡降临时，医生们才意识到另一场疫情正在暴发。截至7月21日，又有300多人死亡。从那以后，情况变得更糟了。在7月21日至8月6日的每一天，死亡人数都超过了100，整个11月，死亡人数一直在攀升。

1866年9月21日，一名做过用人、名叫莎拉·尼尔（Sarah Neal）的女子在疫情中心以南6英里的地方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她和她的丈夫约瑟夫·威尔斯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叫“伯蒂”。但这个男孩最终选择了用赫伯特·乔治（Herbert George）的首字母作为自己的名字。

在绝望和肮脏的中心，在一个人口激增重压下濒临崩溃的城市，诞生了空想未来主义之父——H. G.威尔斯。

如今，威尔斯以他的反乌托邦小说《时间机器》闻名于世，但在《未来世界》等小说中，他大胆地预言了包括基因工程、激光、飞机、有声读物和电视在内的“未来历史”。[45]他还预言，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带领我们远离世界大战，走向一个没有暴力、贫困、饥饿和疾病的世界。[46]《星际迷航》编剧吉恩·罗登贝瑞对未来地球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威尔斯的预言为蓝本的，在《星际迷航》中，未来地球将成为探索“最后疆域界”的乌托邦基地。[47]

我们是怎么从一个如此悲惨的世界到达另一个有可能实现这些梦想的世界的呢？

嗯，事实证明疾病是根源。

坎农街桥（竣工于伦敦因“最后的灾难”而遭殃，天才H. G.威尔斯的出生保佑了世界的那一年）证明了过去的伦敦是如何变成今天的伦敦的，以及人口和社会进步的内在紧密联系。事实上，它还见证了乌托邦式的梦想是如何实现的。

19世纪伦敦人口激增迫使这座城市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当时根本没有其他选择，选择只有一个：要么适应，要么灭亡。[48]因此，19世纪末，伦敦开始实施世界上第一批公共住房项目，将泥地面的棚户区改造成了通自来水的廉租房，1900年，工人阶级住房法案颁布后又通了电。同一时期，公立教育机构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包括为5～12岁儿童提供义务教育，这些举措虽然不够完美，但是逐步将大批儿童从伦敦街头危险的、剥削性的工作中解救了出来。

然而，最重要的改革也许在公共卫生领域。它始于1854年，内科医生约翰·斯诺反对霍乱是由瘴气或“坏空气”引起的这一根深蒂固的医学观点。通过与当地居民交谈，并对问题进行三角分析，斯诺把布罗德街水泵上的手柄卸了下来。疫情很快结束了。政府官员迅速更换了泵柄，部分原因是粪口传染途径太可怕了，让人难以想象。最终，在多事的1866年，斯诺的主要反对者威廉·法尔调查了另一场霍乱暴发的原因，并意识到斯诺是对的。那次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改善了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的供水和污水系统。

很快，世界各地开始效仿这些创新举措，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全球卫生成就之一。与其他生活方式的改变或医疗干预相比，干净的水和有效的卫生系统使全世界的人更长寿、更健康。伦敦作为这一切的源头，是最重要的物证。在过去的150年里，英国人的寿命翻了一倍以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为了应对过度拥挤的现象而采取的这些创新举措。19世纪早期，英国议会议员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嘲讽伦敦为“大囊肿”，把这个城市比作一个肿胀的、脓液充盈的皮脂腺囊肿。

与此同时，瘴气理论到细菌致病理论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如何防治各种疾病的看法，为巴斯德在发酵、巴氏杀菌和疫苗接种方面的突破奠定了基础。它引发的涟漪效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挽救了数亿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人类历史上这一时期的进步，数十亿人今天不可能活在世上。你可能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也可能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我们俩都能在这里的机会非常渺茫。事实证明，伦敦的人口根本不是问题所在。

问题不是有多少人住在城市里，而是人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

如今，伦敦有900万居民，是1866年的3倍，而且这一数字仍在增长，但死亡、疾病和绝望减少了很多。

事实上，如果你要向19世纪60年代的伦敦人介绍今天的伦敦，我认为你很难找到不发自内心地同意21世纪的这座城市比他们最乐观的乌托邦梦想强很多的人。

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不能用一个关于旧伦敦的故事来驳斥人们对一个寿命是现在的两倍甚至更长的世界表达的无限、合理的关切。这座城市绝不是完美的，任何一个在这座城市里购买过一居室的人都知道这话不假。

但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城市的繁荣并不是因为它的人口，而是因为今天作为英国的首都和人口最多的城市，这里是众多博物馆、酒店、俱乐部和文化中心所在地。这里有数家英超足球俱乐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网球锦标赛，还有两支世界上最好的板球队。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之一、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以及许多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这里有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和几十万名大学生。

这里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国家科学协会——英国皇家学会所在地。该学会成立于17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曾由澳大利亚的“传奇人物”、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以及艾萨克·牛顿爵士和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等传奇人物领导。该学会张扬的信条是它能够经久不衰的法宝——“Nullius in Verba”。这是协会盾形徽章上的一句话，它是一句拉丁文，意思是“不要人云亦云”。

到目前为止，我在本章给出了一个案例——这是许多伟大科学家都同意的案例，也就是即使在目前非常保守的人口增长预测中，在未来几十年中人类寿命略有延长的情况下，我们的星球也已经超过了承载能力，而我们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也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在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是的，健康寿命和人类寿命的延长可能会大大加剧我们的社会已经面临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看待我们的未来：在未来世界，虽然生命活力延长和人口不断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会对世界造成不利的影响。在这样的未来，即将到来的变革就是我们的解救方法。

但是，求求你们，别把我说的话当耳边风。

生命无极限

一提起荷兰业余科学家安东尼·范·列文虎克，人们几乎一致认为他是“微生物学之父”。但是，列文虎克涉猎了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一个可能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1679年，为了向英国皇家学会展示这个看不见的微观世界是多么庞大，他开始绞尽脑汁地计算（他随后补充说，“但仅仅是粗略地计算”）能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数量。[49]在以当时荷兰大约100万人口为基础，对地球的大小和陆地总面积进行了非常全面的估算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地球可以承载大约134亿人。

他的这种做法就像今天被我们称为“灵光一现，赶紧把想法写在餐巾纸背面”的运算一样，但这个估测并不算太糟糕。这一数字尽管很大，但与许多当代科学家用更多的数据来研究同一个问题所得出的估算结果基本一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份报告详述了65项地球承载能力的科学估算，结果发现多数研究（有33项）证实，地球能够维系的最大人口数量是80亿。是呀，根据这些估算，我们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地球能够维系的极限人口数量。[50]

但是，有几乎相同数量的研究（另外32项）得出结论，这个数字可能不止80亿。其中18项估算表明地球的承载能力至少为160亿人。一些估算表明，我们的星球能维系的人口数量至少是1000亿。

很明显，这里面有些人得出的数字一定不准确。

正如你可能想到的那样，这些不同的估算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计算者采用了不同的人口总体限制的定义方式。一些研究者只考虑最基本的因素，与列文虎克不同，他们推算出每平方英里的最大人口数量，再乘以地球上大约2500万平方英里的可居住土地，就这样得出了结论。

那些稍微靠谱些的估算则包括了基本的制约因素，比如食物和水。毕竟，就算我们能让数万人居住在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在马尼拉、孟买和蒙鲁日这样人口密度极大的城市就是如此），如果这些人饿死或渴死，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些对全球承载能力更详细的估算则包括了制约因素的相互作用和人类开发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如果人口持续增长加剧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可怕后果，进一步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就算有足够的土地和水也毫无意义。

但无论采用了何种方法，无论推断的数字是多少，地球承载力的推算过程中的每一项研究都认同，地球承载能力实际上存在一个明确的上限。事实上，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普利策奖获得者、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生命的未来》一书中写道：“只要是没有因过度兴奋而精神失常的人就都可以看出，无论人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地球承载人类的能力都正在接近极限。”[51]2002年，全球人口只有63亿，但在接下来的15年里增加了15亿。

科学家通常以驳斥所有事情都“应该显而易见”的观点而自豪。是证据而不是显而易见推动了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起码要像探讨任何科学观点那样，把绝大部分人信以为然的关于地球存在承载极限的观点拿出来再探讨一下。

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没有哪个地球承载能力模型将人类的聪明才智也纳入其中。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人们对即将发生的事物视而不见比正视它们容易些，所以我们倾向于直接从事物的现况来推断未来。这是不幸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忽略了公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未来乐观论不像悲观论那样讨人喜欢。马里兰大学环境科学家厄尔·C.埃利斯（Erle C. Ellis）驳斥了那些出发点很好但不完美的估算，并且认为从科学角度看，地球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不存在可预见的限制，为此他曾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科学家挑战根深蒂固的想法时，他们必然会承受压力。但埃利斯立场坚定，甚至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在文章中称，我们或许可以确定地球承载能力的想法是“胡说八道”。[52]

“人类必须在我们星球的自然环境能承载的极限内生活，这一观点否定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事实，也极有可能否定了未来。”他写道，“……我们星球的人类承载能力来自我们的社会体制和科学技术的潜力，而不是来自任何环境极限。”[53]

埃利斯认为，如果说真的存在某种“自然”极限，那么人类的数量可能会在数万年前就超过了这个极限，那时原本依靠狩猎采集维生的祖先开始依赖越来越先进的水控制系统和农业科学技术来维持和增加人口数量。从那时起，人类的成长依靠的只是自然世界的恩惠和我们适应它的技术能力的结合。

“人类是生态位的创造者，”埃利斯写道，“我们通过改造生态系统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

从这种观点来看，几乎没有哪个维持我们生活的适应手段是“自然的”。供水系统不是自然的，农业不是自然的，电不是自然的，学校、医院、道路和衣服都不是自然的。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拥有了。

最近我从波士顿乘飞机前往东京，在飞机上，我和坐在旁边的一位男士客套了两句，然后我们开始聊各自的工作。当我告诉他我正在努力延长人类的寿命时，他翘起了上嘴唇。

“这个我不太了解，”他说道，“听起来好像不太自然呀。”

我示意他四处看看。“此刻我们都坐在可调节座椅上，身处北极上空7英里的高度，以每小时600英里的速度飞行，晚上呼吸加压空气，喝金汤力，给朋友发短信，看在线点播电影。”我说道，“这些都是自然的吗？”

你不坐飞机怎么能从自然界飞起来？看看你的四周，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中哪一样东西是“自然的”？

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脱离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过着“没有艺术，没有文字，没有社会”的生活，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所写的那样：“最糟糕的是人们一直处于暴力导致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

如果这就是自然的景象，那我对过上自然的生活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我敢打赌，你也不希望过那样的生活。

那么什么是自然的呢？大家当然会同意那种追求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的动力（减少恐惧、危险和暴力来争取生存）是自然的。诚然，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大多数适应手段，包括我们身体内奇妙的生存回路和它所创造的长寿基因，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同时，它们在几十亿年里也淘汰了那些在艰难岁月中未能蛰伏的基因，然而我们在过去50万年中也积累了很多技能。当黑猩猩用棍子探寻白蚁巢穴，鸟类用石头砸软体动物的壳，日本的猴子在温暖的火山温泉池里洗澡时，这一切都是自然的。

人类恰好是一个善于获取和传递已习得技能的物种。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发明并利用了一种叫作科学方法的过程，这一过程加速了学习成果的取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和技术都是“自然的”，能够让我们养活更多的人，减少疾病，还有延长我们健康寿命的创新都是自然的。另外还有汽车和飞机、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以及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狗和猫、我们睡觉的床、在我们生病时照料我们的医院。霍布斯说过一句名言，他把人类描述成“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矮小”的生物，可是这种生物的数量在很久以前就突破了环境条件所允许的极限，对这种生物来说，这些都是很自然的。

在我看来，唯一不自然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接受我们在改善我们的生活方面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限制。我们一直在打破我们认为的界限，事实上，是生理迫使我们这样做的。

生命活力的延长仅仅是这个过程的延伸。是的，它也会带来后果、挑战和风险，其中之一就是人口增加。但可能性并非必然性，因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自然被迫进行创新以做出回应。那么，问题不是我们地球上自然和非自然的恩赐能否维持80亿、160亿或200亿人的生命。这是毫无意义的想法。问题是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人类能否继续开发技术以抢先一步应对这个问题，让地球成为一个更适合所有生物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们能做到吗？

绝对可以。过去的100年就是很好的证明。

人、人、伟大的人

74000年前，人类几乎灭绝，直到1900年，随着我们向地球上所有可居住地区扩张，人类数量以每年不到1%的速度增长，与至少两个其他人类物种或亚种繁衍。到了1930年，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母婴死亡率的降低，人类数量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到1970年，由于疫苗接种和全球粮食生产的改善，这一比率为每年2%。

2%看起来不算多，但它增长起来很快。地球人口从1亿增加到20亿，用了120多年，但1927年达到20亿后再增加10亿人口只用了33年，然后仅用了14年再次增加了10亿。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地球人口超过了77亿，每年每平方千米都增加一个人。[54]退一步讲，如果你把过去一万年以来人类的种群数量绘制成图表，那么人类从非常稀有的生物变成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物种的过程看起来就是一条垂直上升的直线。表面上看，炸弹里的婴儿似乎是合理的。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人口增长率一直在稳定下降，主要是因为女性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而且她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会选择少生孩子。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每位女性平均生5个孩子。从那以后，这个平均数下降得很快，人口增长的速度也随之下降。

人口年增长率急剧下降，从1970年前后的2%下降到现在的约1%。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到2100年，增长率可能会降到1‰。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预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全球总人口将趋于平稳，到2100年将达到约110亿，然后停止增长并开始下降。[55]

正如我们讨论过的，这些数据都是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得出的，即大多数人的平均寿命将持续增长，但仍会在80多岁时去世。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人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死亡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当然，死亡可以控制人口，但能控制的量有限。比尔·盖茨在其2018年的视频《拯救更多生命会导致人口过剩吗？》中，就为什么改善人类健康的钱值得花，而且不会导致人口过剩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56]对视频标题的简单回答是：不会。

如果现在我们让所有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不死，那么地球上每天将增加大约15万人，一年就是55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很多，但不到全球总人口的1%。按照这个速度，每18年就会增加10亿人，这比过去增加几十亿人的速度还慢得多，而过去几十亿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容易被全球家庭规模的下降抵消。

这仍然是一种增长，但并不是许多人在第一次了解到延缓衰老的想法时所担心的那种指数增长。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这些计算结果都是在假设我们立马让所有死亡停止的基础上得出的。虽然我对长寿的前景非常乐观，但我还没有乐观到让所有死亡停止这种程度。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有声望又这么乐观的科学家。对今天活着的大多数人来说，100岁是合理的期望值。120岁是我们已知的潜力，如果在研技术取得进展，那么许多人可以在健康的情况下再次发挥潜力。如果能够实现表观遗传重编程，或者有人想出了另一种方法真的让细胞再次年轻，那么对现在共同生活在这颗星球上的人来说，活到150岁都是有可能的。最终，将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寿命上限，没有哪条定律说我们必须在某个年龄死去。

但这些里程碑将会慢慢地、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即使在未来几十年内死亡的时间可能被延缓，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死亡仍将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不过，这一变化将与出生率连续几十年下降的情况背道而驰。因此，总的来说，全球人口可能会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会更慢，而且不会像20世纪那样出现爆炸式的增长。与其担心我们可以预见的更温和的人口增长，不如张开双臂欢迎它的到来。请不要忘记20世纪发生的事情：人类不仅在人口指数级增长中生存了下来，而且发展得繁荣昌盛。

图8.1——人类死亡率定律。本杰明·冈珀茨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天才，虽然他因为是犹太人而被19世纪伦敦的大学拒于门外，但他于1819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的姐夫是银行家摩西·蒙特菲奥里爵士，与内森·罗斯柴尔德于1824年共同成立了联合保险公司，冈珀茨被任命为精算师。他用简明的方程式取代了死亡率表，追踪死亡概率随年龄的指数增长。尽管这条“定律”对保险公司来说很重要，但它并不意味着衰老是生命的必然趋势

是的，繁荣昌盛。没有人能忽视我们对地球造成的巨大破坏，更不用说我们对他人犯下的罪行了。我们应该正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失败的事情上，这是从中吸取教训的唯一方法。但是，思考当下和未来世界将面临的状况时，我们总是喜欢关注其负面影响，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当全球民意调查公司舆观调查网（YouGov）问9个发达国家的民众“从各方面考虑，你认为世界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差，还是既没变好也没变差呢”的时候，只有18%的人认为正在变好。

哦，等等。这里的18%是针对澳大利亚人的统计结果（澳大利亚是调查中最乐观的西方国家）。在美国，只有6%的人有同样的信心，认为世界正在变好。

值得注意的是，民意调查者并没有询问受访者的个人生活在变好还是变差，他们问的是这个世界在变好还是变差，而且他们问的是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人。[57]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有理由认为，他们个人的生活水平——直到最近还受到植根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经济利益的支撑——近年来有点儿下降。然而，这些人也能了解有关这个世界的大量信息，因此坦率地说，他们应该知道得更多。

然而，在世界其他绝大部分地区，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几乎都不这么悲观。一点儿也不。

中国人口约占全球的20%，在英国研究公司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于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约80%的中国人认为年轻人的生活会比他们自己现在的生活好。同一项调查还发现，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土耳其等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的地方，人们的乐观情绪同样显著。[58]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不断增长的消费，也包括了出生率下降、贫困率下降、更多的人能获得干净的水和电、更稳定的食物和住房供给，以及就医更便利。

事实证明，悲观主义往往意味着超级特权。然而，从全球角度来看，很难证明世界在变得越来越悲惨。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在过去的200年里——这一时期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具爆炸性的人口增长，我们从一个几乎所有人（除了君主和总督）都生活在贫困中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极端贫困率低于10%并且还在迅速下降的社会。同时，在增加了数十亿人口的世纪里，我们还提高了全世界人民的受教育机会。1800年，全球识字人口比例是12%，到1900年是21%，现在是85%。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80%以上的人都识字的世界里，大多数人基本上能立即接触世界上所有的知识。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口增长如此之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儿童死亡率从1900年的36%下降到2000年的8%。[59]没有哪个正派的人会相信，如果仍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在5岁前夭折，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好。

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导致了人口激增，还是人口激增导致了生存条件的改善？我认为是后者，但事实上这并不重要，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人口水平与人类痛苦的增加有关，更不用说是它造成了这种情况。恰恰相反，事实上，全球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稠密，世界对更多的人来说也变得更加美好了。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他的《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一书中这样说：“大多数人都认为活着比死去强，健康比得病强，吃饱比挨饿强，富足比贫穷强，和平比战争强，安全比危险强，自由比暴政强，平等的权利比偏见和歧视强，识字比文盲强。”[60]

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比100年前更加丰富。100年前地球上的人口少得多，我们的寿命也短得多。

因此，当我想象一颗人口更稠密的星球会是什么样的景象时，我很容易想到一颗更多人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的星球。是科学推动了我们的梦想。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当有更多的人活得更久的时候，我们还能活得更好？

因素非常多，包括各个年龄段的人力资本网络带来的好处。但如果只允许我用一个词来解释，那就是——“年长者”。

老龄化红利

2014年6月的一天，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天气晴朗，成千上万的长跑者排队参加马拉松比赛。其中有一位女性，大多数人可能会断定她已经70岁了。单凭这一点，她就成了20多岁、30多岁和40多岁跑步人群中的异类。

但哈丽雅特·汤普森（Harriette Thompson）当时不是70多岁，而是91岁。当天，她取得的成绩是不到两个小时，打破了美国90多岁女子马拉松比赛的官方纪录。

第二年，当她再次参加同一赛事时，她的速度慢了一点儿，但创下了一项新纪录：她是已知完成马拉松比赛的妇女中年龄最大的。当红、白、蓝三色纸屑如雨点般纷纷落下时，她冲过终点线，欢呼着“冲呀，哈丽雅特”。[61]

凭借活力和强大的心脏，汤普森通过那次赛跑为白血病和淋巴瘤协会筹集了超过10万美元，她真是个奇人。但她凭借其身体条件能做到的事情以后就再也算不上什么奇事了，将来，当看到一个90多岁的马拉松运动员从按年龄顺序排列的一群年轻人中走上起跑线时，没有人会惊讶地多看一眼。事实上，你很难看出这些赛跑老将有多大年纪。

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如此。教室里，90岁的老师将站在70岁的学生们面前，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就像我父亲一样。在家里，高祖父母会和他们的玄孙们嬉戏玩耍。在企业里，年长的员工将受到雇主的尊敬并成为“香饽饽”。在依赖经验的工作场所，你可能已经看到这样的场景出现。

而且，这只是时间问题。

在传统文化中，年长者被尊为智慧的源泉。他们当之无愧：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以及在数字信息出现之前，年长者是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当15世纪的金匠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一种引发“印刷革命”的印刷机时，这种情况开始迅速而明显地发生改变。随后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的“教育革命”促进了识字率的上升，使人们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年长者不再是长期保留信息的唯一来源，老年人不再被视为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财富，而是被视为一种负担。

诺贝尔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在诗歌《追随者》中，表面上是描写自己的父亲双肩犹如撑开的帆，希尼小的时候在父亲身后“常绊、常摔”，实际上是描写我们与年迈父母之间的复杂关系。诗的结尾写道：“可是如今/却是父亲常在我身后跌摔/也是父亲/总跟着不愿离开。”

希尼的悲情诗与1959年《生活》杂志上一篇题为“老龄化时代：个人危机、美国问题”的文章所表达的情感如出一辙。[62]

“这个问题从未如此巨大，解决方案也从未如此缺乏。”作者写道，“1900年以来，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预期寿命平均提高了20岁。如今，老年人的数量是1900年的5倍……老年问题的出现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这个问题发生在一个男人退休时，以及在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后。”

当我在老国王高速公路旁的“科德角”书店里看到这本泛黄的杂志时，我首先为1959年以来两性平等已经推行了这么长时间而惊叹，然而，我们对即将到来的“老年人洪灾”的担忧方式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让我震惊。我们将如何对待他们呢？他们会挤爆医院吗？如果他们想继续工作，那怎么办呢？

这一转变对许多人看待老年人的方式产生了影响，他们对员工中的老年人冷眼相看，年龄歧视猖獗。招聘经理几乎懒得掩饰他们的偏见。他们认为年纪大的员工更有可能生病，干活儿慢，不能掌握新技术。

这些观点是绝对错误的，尤其是对管理和领导职位的人的这种观点。

是的，过去技术流行得很慢。但受过教育的老年人现在使用科技的频率与65岁以下的人一样高。别忘了，他们是把火箭送上月球、发明超音速客机和个人电脑的一代。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各方面的工作表现都会变得越来越好。”沃顿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在对人们对年长员工的刻板印象进行调查后报告说，“我认为情况可能更复杂，但事实并非如此。老员工的优异表现与工作单位对他们的歧视并存，这实在是离谱。”[63]

2012-2017年，美国最大公司新CEO（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龄从45岁增加到了50岁。是的，老年人确实不能像他们20岁时那样从事体力劳动了，但当涉及管理和领导力时，情况正好相反。举一些领导力的例子：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目前58岁，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今年63岁，最近辞去百事公司CEO、现为亚马逊董事会成员的英德拉·诺里今年63岁，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公司CEO沃伦·巴菲特今年87岁。这些人不是你所谓的技术恐惧者。

如果公司因为不真实的刻板印象而排挤这些优秀员工，那就太糟糕了。但是，在国家及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对数百万仍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期的人的排挤，都是因为对年龄的错误且陈旧的观念在作怪，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种错误的观念更将大行其道。1967年，美国颁布了《就业年龄歧视法》，法律规定40岁以上的人应受到法律保护，不得存在就业年龄歧视。但在欧洲，大多数60多岁的工人被迫退休，其中包括一些刚刚想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大展拳脚的教授。能力突出者会搬到美国，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创新。

这是欧洲的损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倒退。

如果你是一家大公司的运输主管，准备花数十万美元为你的车队购置几辆新卡车，那么你愿意花钱买一款已知能行驶15万英里的车型，还是一款能行驶双倍里程的车型呢？当然，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一定会选择使用寿命更长的卡车。正确的投资就应该如此。

可是我们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去考虑一个人，这让我感觉有点儿冷酷无情。毕竟，人不是从流水线上掉下来的产品。但人也是投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每个社会都把赌注押在每个公民身上——主要形式是教育和培训，这种教育和培训在他们纳税期间都会有回报。这些投资已经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额红利，政府在教育上每支出1美元，这个国家GDP平均增长约20美元。[64]而且现在是这样一个时代：与衰老相关的疾病和死亡剥夺了我们的工作年限。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延长生命中最黄金的工作年限，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目前，美国和欧洲50～74岁的人群中，大约50%有行动障碍。大约33%的人患有高血压，超过10%的人正在与心脏病或糖尿病做斗争，超过5%的人患有癌症或肺病。[65]许多人正在同时与数种疾病做斗争。即便如此，他们在脑力劳动、写作和表达、领导能力方面都远远超过年轻人。

当我们延长健康寿命时，这种投资的回报将是指数级的。人们在工作岗位上待得越久，得到的回报就越大。我的意思不是强迫人们不断地工作。在我看来，一旦你偿还了社会对你的投资，并且如果你能养活自己，你就没有理由不能做你想做的事，做多长时间由你定。但是，随着我们继续进化成一种更健康、更长寿的物种，关于哪类人“属于”劳动力的陈旧观念将迅速改变。

很多人担心，如果没有人退休，那么因为人太多，年轻工人将被“挤出”工作岗位。我并不担心这一点。国家发展之所以停滞，是因为没有创新，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本，而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退休年龄较早的国家GDP也较低。在荷兰、瑞典、英国和挪威，退休年龄是66～68岁，而在摩尔多瓦、匈牙利、拉脱维亚、俄罗斯和乌克兰，退休年龄是60～62岁。[66]我并非对年轻人有意见——我每天都在教授他们知识并给他们做培训，但我也知道，科学和技术日益复杂，年轻人可以从学习几十年的经验所能带来的智慧中受益匪浅。

你只要翻阅一些旧杂志，就能轻易地看出前几代人担心什么，他们担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们担心人太多，资源不足，工作岗位不够。

另外，在一期出版于1963年的《生活》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讲到自动化“取代了人。它已经导致数十万人失业，并将使更多的人失业”。[67]

然后，这篇文章引用了当时一项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在未来20年内，你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实验室里目前正在研发的机器，这些机器能够可靠地做创新性思维工作，效果与大多数‘脑力劳动’的中层管理人员所做的工作一样好。”

这篇有预见性的文章最后说：“虽然我们现在面临用工荒，但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过去，我们制造人的速度更快。”

这些担心从未变为事实，即使面对另一场对现状的巨大冲击也是如此。1950年，美国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约为33%；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在这几十年里，数以千万计的妇女走上了工作岗位，但这并没有导致数以千万计的男性失业。

劳动力市场不是一块只有寥寥数片的比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块。而且，事实上，老年人——无论男女——更多地参与劳动可能是消除人们对社会保险计划即将破产的担心的最好办法。维持社会保障偿付能力这个难题的解决办法不是强迫人们工作更长时间，而是给他们创造工作更长时间的条件。考虑到额外几十年的生命活力，以及通过有意义的工作继续实现人生目标的机会将带来的回报、尊重和优势，许多人会愿意这样做。

尽管如此，很多美国人计划在达到传统的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至少找一份兼职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想工作。[68]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好好工作到所谓的“黄金岁月”并不意味着在工作中感到疲倦或困惑、劳动报酬不理想或者不得不一直请假去看医生，希望继续工作的人肯定会增多。年龄歧视将会减少，特别是当人们很难一眼看出谁是“老者”时。

如果你是一位政治家，正在思考如何才能为这些人提供有意义的、有成效的工作，请考虑我居住的波士顿市。自从1724年这座城市创办了美国第一所大学，并在1790年成立了美国第一家专利局，它就不断地成为电话、剃须刀、雷达、微波炉、互联网、脸书（Facebook）、DNA测序和基因组编辑等发明的诞生地。仅2016年，波士顿就成立了1869家新公司，马萨诸塞州注册了7000多项专利，人均专利数量是加州的两倍左右。[69]我们无法知道波士顿为美国和全球创造了多少财富和就业机会，但仅2016年，机器人行业就在122家初创公司中雇用了4700多名员工，为美国创造了超过16亿美元的收入。[70]

为任何年龄段能力强的人，甚至是低技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好方法是建立和吸引那些雇用高技能工人的公司。要想打造一个让公民健康幸福、让其他国家艳羡的国家，就别指望降低退休年龄或降低老年人的医疗水平，以达到为年轻人节省资金并腾出空间、保持人口健康和劳动能力、清除教育和创新方面的所有障碍的目的。

我一直感觉生活在波士顿并从事我所热爱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我只要感到身心健康，就不想退休。当我憧憬自己90岁的时候，我希望那时我的感觉跟50岁时没有两样（如果重编程能奏效，那么外表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我想象着走进我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就像我现在一周中的大多数早晨一样，身边围绕着精力充沛和乐观向上的研究人员，他们正致力于研究让数十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科学发现。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想法：用我六七十年的工作经验来领导和指导其他科学家。

是的，这是真的：当人们选择连续工作80年、90年或100年时，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经济运行方式。现在人们担心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段时间会因身体虚弱而无法重返工作岗位，钱可能会花光，所以他们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藏在虚拟的床垫里，甚至有许多人把钱藏在真的床垫里。人们在任何年龄段自由选择是否工作（在需要工作的时候去工作）可以实现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人身自由。把积蓄花在实现梦想、创新、创业或进行一次新的教育旅程上的风险根本就称不上风险，这只不过是对漫长而充实的生活的一项投资。

这是一项投资，也会在其他方面带来回报。

达纳·戈德曼（Dana Goldman）曾经受到众多反对者质疑。这位来自南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过去几十年里，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医保费用急剧上升。他知道，这些费用的产生是因为人类寿命的延长导致了大量的病患及更漫长的患病时间。他充分意识到，这对公众福利计划（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偿付能力来说，将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将来的数十亿个老年人会是一场导致经济灾难的巨大风暴。

然而，早在几年前，戈德曼就开始意识到，延长寿命和延长健康寿命是有区别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老龄化对经济造成了双重打击，因为患病的成年人不再为社会创造财富，也不再为社会做出贡献，却要支出大笔的钱来保命。

但如果老年人能工作更长时间，情况会如何呢？如果他们使用更少的卫生保健资源，会如何呢？如果他们能够通过志愿服务、顾问或其他形式的服务继续回馈社会，将会如何呢？或许增加的健康寿命所带来的价值能减轻对经济的打击（这仅仅是猜测）？

因此戈德曼开始研究这些数字。

像其他优秀的经济学家一样，他在估计延缓衰老所带来的好处时力求严谨和保守。他和他的同事提出了四种不同的设想：一种是简单地预测在“现状”下的支出和储蓄，两种是估计寿命适度提高对延缓特定疾病的影响，还有一种是评估延缓衰老从而减轻所有衰老症状的经济效益。对于每种设想，研究人员都进行了50次模拟，并计算出了结果的平均数。

当戈德曼复核这些数据时，有件事情变得清楚了：减少任何一种甚至几种疾病的负担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在对抗一种疾病方面取得进展意味着另一种疾病将最终取代它的位置。”他的团队在《医学透视》上发文称，“然而，有证据表明，如果延缓衰老，那么所有致命性和致残性疾病的风险都将同时降低。”[71]

正如我所设想的，随着我们能够延缓甚至逆转衰老，治疗疾病的总体费用将发生变化，其结果将促进我们所知的医疗系统升级。曾经花费数十万美元的治疗方法最终可能会被几美分的药片淘汰。人们将在家里与家人共度余生，而不是在那些只为应付“正常衰老”而设的医疗中心里大笔花钱。我们曾经花费数万亿美元试图把那些要死的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让他们多活几周的想法并不可取。

终结与个别疾病的长期斗争将带来巨大的“和平红利”。[72]50多年前，戈德曼就预测过，仅就美国而言，延缓衰老产生的潜在经济效益就将至少达到70亿美元。而且这是在没有疾病或残疾的那部分老年人的基础上做出的保守估计。无论多少钱，它所带来的效益都“将快速增加”，因为一旦你知道如何治疗衰老，这种知识就将永远存在，戈德曼研究团队写道，“而且将会扩展至将来的数代人”。

即使我们仅将红利的一部分用于研究，我们也将能够进入这一发现的新黄金时代。这将是一项充满无限潜能的发现，因为我们将打造一支庞大的精英军队，它不仅能继续致力于延长人类的生命活力，还能应对人类目前面临的其他许多挑战，比如全球气候变暖、传染病的增加、向清洁能源转型、增加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保障食品安全和防止物种灭绝。在我们每年花费数万亿美元与衰老相关疾病逐一做斗争的世界里，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有效应对的挑战。

即使是现在，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个实验室和数百万名研究人员，我们也依然把大量的智力资本用于研究“打地鼠”药物。这一数字听起来好像很大，但在全球范围内，研究人员的比例只占人口的1‰。[73]如果我们能投入一小部分财力和智力资本用于医院和诊所治疗疾病，科学的发展会有多快？

如果能为妇女提供持续时间更长的怀孕和育儿机会，这支精英军队中可能又会增加数十亿人。我实验室的动物研究表明，雌性生育窗口期可以延长10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因为在美国，43%的女性必须在一段时间内离开工作岗位来承担抚养孩子的重任，而且从那以后，很多人再也不能回到工作岗位。随着女性的寿命和生育期的延长，在人们看来，休产假的后果将被视为相对次要的。到21世纪末，我们几乎肯定会带着悲伤回想起我们目前居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特别是女性）被迫在养育子女和事业成功之间做出选择。

再往这支大军中加入目前处于边缘地位的男性和女性的智力结合力量，这些人由于年龄歧视、社会强制推行的“应该退休的时间”观念以及影响身体和智力的疾病而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会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做一些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他们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或者他们会作为志愿者服务社区，抑或是像我父亲一样，帮着带自己的孙辈。昂贵的医疗费用中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向70岁以上的人提供再培训奖学金，让他们回到学校，然后开始他们一直梦想从事但没有从事的职业，这些职业是他们在年轻时由于选择错误或为事所迫而不得不放弃的。

因为70岁以上能力强的人仍是劳动大军中的一分子，所以请你想象一下，你可以分享他们的经验，可以依靠他们的丰富知识，并且会造就一个更加英明的领导层。人类生命活力延长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智力资源，因此今天看来不可克服的问题将完全不再是问题。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个世界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那么这些事情必将实现。

伟大篇章

20世纪70年代初，两位心理学家决定验证一下“好撒马利亚人的寓言”。

你可能还记得，《圣经》里讲述的故事都是关于以道德义务为中心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心理学家认为听过这则寓言的人更有可能帮助处于困境的人，于是他们雇了一个年轻演员，让他假装很痛苦，站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绿厅附楼大厅旁的一条小路上弯着腰并不断咳嗽。

与此同时，心理学家召集40名神学院学生，让他们到附楼里参加一场演讲活动。不过，他们要求学生首先在校园的另一栋楼前集合，学生们到了以后，他们告诉一部分学生时间还很充裕，可以慢慢地逛到那栋附楼，另一部分人则被告知如果现在出发，就可以准时到达附楼，剩余的学生被告知他们需要抓紧时间才能准时到达附楼。

在“特别赶”的那组人当中，只有10%的人停下来帮助这个人。天哪，这些人可都是神学院的学生，但他们对一个需要帮助的兄弟视而不见。据说，还有一个人因为要赶路，居然从那个“生病”的人身上跨了过去。

在“不必赶”的那组人当中，有60%以上的人停下来帮助这个人。从这个实验可以看出，一个人能否做出富有同情心的选择与个人道德或宗教教育无关，而与他是否感到匆忙有关。[74]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早在基督第一次讲述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时，他的同代人、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就曾经恳求他的追随者们停下脚步，闻闻玫瑰花香。他曾这样写道：“对那些忘记过去、忽略现在、害怕未来的人来说，生命是非常短暂而令人焦虑的。”[75]在那些没有活在当下的人眼中，时间“如此廉价……实际上一文不值”。他叹息道：“这些人并不知道时间是多么宝贵。”

很少有人认为这是生命活力延长的优势，而这正可能是其最大的优势。也许当我们不那么害怕嘀嗒作响的时钟时，我们会放慢脚步，我们会活在当下，我们会成为对事事都能泰然处之的撒马利亚人。

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下“可能”二字。我愿意第一个站出来说这个理论只是假想而不是科学。但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小样本实验及随后开展的其他多项研究表明，当人类的寿命更长时，他们会更加人性化。不过，所有的研究都是在人们多活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的基础上来评估他们的行为的。

如果我们能多活几年会如何？多活几十年会如何？多活几百年会如何？

即使我们能多活两三百年，或许一切也仍然照旧。毕竟，在茫茫宇宙中，300年有如沧海一粟。我人生的前50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怀疑即使是眨20次眼，度过1000年，我也会感觉时间如白驹过隙。

因此，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当我们真的能多活许多年时，我们会希望如何度过？我们是否会走上最终导致反乌托邦末日的危险道路？我们会联合起来共同创造一个比我们最疯狂的乌托邦梦想所描述的还要美好的世界吗？

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将决定我们创造哪种未来，这一点十分重要。预防疾病和残疾以避免气候变化、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未来社会动荡引发的全球危机或许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唯一一件极具影响力的事。我们必须让这一切步入正轨。

因为在我们物种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第二种选择。

[1]A. Jenkins, “Which 19th century physicist famously said that all that remained to be done in physics was compute effects to another decimal place?,” Quora, June 26, 2016, https://www.quora.com/Which-19th-century-physicist-famously-said-that-all-that-remained-to-be-done-in-physics-was-compute-effects-to-another-decimal-place.

[2]“The Road Ahead (Bill Gates book),”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Road_Ahead_(Bill_Gates_book)#cite_note-Weiss06-3.

[3]凯利在这句妙语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个关键点：“用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好的。”这也许是“顺其自然，看看它会带你去哪里”的另一种说法。J. Altucher, “One Rule for Predicting What You Never Saw Coming...,” The Mission, July 15, 2016, https://medium.com/the-mission/kevin-kelly-one-rule-for-predicting-what-you-never-saw-coming-1e9e4eeae1da.

[4]L. Gratton and A. Scott, The 100 Year Lif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Longevity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

[5]这是神学家西奥多·帕克所说的一句话，但马丁·路德·金博士让它变得世人皆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曾多次引用这句话。

[6]这是一个人口密度足够大的时期，人们开始对自己的外表产生兴趣，特别是用珠子和颜料改变自己的外表。E. Trinkaus, “Late Pleistocene Adult Mortality Patterns and Modern Human Establish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8, no. 4 (January 25, 2011): 12267–71, https://www.ncbi.nlm.nih.gov /pubmed/21220336.

[7]全球环境预警服务的一位作者说，直到4000年前，人类的数量都还很少。从那以后，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人口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2012年，联合国估计，到21世纪末，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将达到101亿。“One Planet, How Many People? A Review of Earth’s Carrying Capacity,” UNEP Global Environmental Alert Service, June 2012, https://na.unep.net/geas/archive/pdfs/geas_jun_12_carrying_capacity.pdf.

[8]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美国公众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调查发现，59%的人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持悲观态度，认为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资源来支撑，这将成为一个大问题。“Attitudes and Belief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pics,” PewResearch Center, Science & Society, January 29, 2015,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5/01/29/chapter-3-attitudes-and-beliefs-on-science-and-technology-topics/#population-growth-and-natural-resources-23-point-gap.

[9]M. Blythe, “Professor Frank Fenner, Microbiologist and Virologist,” 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 1992 and 1993, https://www.science.org.au/learning/general-audience/history/interviews-australian-scientists/professor-frank-fenner.

[10]芬纳将人类的命运与复活节岛居民的命运进行了对比，他们在17世纪因砍伐森林而惨遭灭顶之灾。随着内战和外国水手的到来（他们带来了暴力和疾病），食物来源逐渐减少，到1872年，这里的人口骤降到111人。芬纳对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记者说，虽然此后数字有所回升，但他对人类未来的看法并没有支撑起如此大的可能性。他说：“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到70亿、80亿甚至90亿，将有更多为争夺食物而发动的战争。现代人的子孙后代将面临一个更艰难的世界。”C. Jones, “Frank Fenner Sees No Hope for Humans,” Australian, June 16, 2010,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higher-education/frank-fenner-sees-no-hope-for-humans/news-story/8d77f0806a8a3591d47013f7d75699b9?nk=099645834c69c221f8ecf836d72b8e4b-1520269044.

[11]“尽管我们在过去60年中享受了惊人的经济繁荣，但仍有9.25亿人每天挨饿。”迈克尔·舒曼在一篇关于马尔萨斯对时间的预测的文章中写道，“在过去3年中，我们两次遭遇食品价格暴涨引发的不稳定，它使数千万人陷入贫困。如今，各类产品的价格几乎处于历史最高位。” M. Schuman, “Was Malthus Right?,” Time, July 15, 2011, http://business.time.com/2011/07/15/was-malthus-right/.

[12]P. R. Ehrlich, The Population Bomb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8), 1.

[13]Ibid., 3.

[14]有些数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全球人口不仅以每年增加8300万的速度增长，而且“我们在过去50年中消耗的资源超过了以前人类所消耗资源的总和”。https://population.un.org/wpp/DataQuery/.

[15]“Municipal Solid Was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March 29, 2016, https://archive.epa.gov/epawaste/nonhaz/municipal/web/html/.

[16]根据《卫报》的一个关于日常物品碳足迹的专栏，如果你一年当中使用干衣机200次，那么将产生大约半吨二氧化碳。M. Berners-Lee and D. Clark, “What’s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 a Load of Laundry?,” Guardian, November 25, 2010,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green-living-blog/2010/nov/25/carbon-footprint-load-laundry.

[17]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估计：“无论你住在纸箱里还是豪宅里，无论你是靠自家种植的蔬菜还是能供你狼吞虎咽的进口牛排为生，无论你是坐喷气式飞机的人还是久坐不动的退休人员，任何居住在美国的人对大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rbon Footprint of Best Conserving Americans Is Still Double Global Average,” Science Daily,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8/04/080428120658.htm.

[18]根据全球足迹网络的数据，卢森堡、卡塔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居民的平均消费和浪费水平更高，见https://www.footprintnetwork.org/。

[19]“Country Overshoot Days,” Earth Overshoot Day, https://www.overs-hootday.org/about-earth-overshoot-day/country-overshoot-days/.

[20]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认为，虽然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是不可能达到的，但2.5摄氏度还是有可能的，尽管需要采取极端的全球政策措施来达到这个目标。W. D. Nordhaus, “Protections and Uncertainties about Climate Change in an Era of Minimal Climate Policies,” 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Yale University, December 2016, https://cowles.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pub/d20/d2057.pdf.

[21]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戴维·蒂特利（David Titley）就温度极限超过2摄氏度的梯度提出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把2摄氏度想象成一辆卡车下山时的限速——30英里/小时的标志物，然后，超过2摄氏度的每一阶段或整体温度超过2摄氏度都会加快卡车下山的速度，最终使灾难发生的概率增加。D. Titley, “Why Is Climate Change’s 2 Degrees Celsius of Warming Limit So Important?,” The Conversation, August 23, 201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is-climate-changes-2-degrees-celsius-of-warming-limit-so-important-82058.

[22]大堡礁不仅是世界上最迷人、最独特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澳大利亚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它可以为旅游业带来45亿美元的收入，并且为7万人提供就业机会。B. Kahn, “Bleaching Hits 93 Percent of the Great Barrier Reef,” Scientific American, April 20, 2016,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bleaching-hits-93-percent-of-the-great-barrier-reef/.

[23]珊瑚科学家得出结论，除非全球气温上升幅度能控制在1.5摄氏度，否则这片面积相当于意大利国土面积的珊瑚礁将无法生存。N. Hasham, “Australian Governments Concede Great Barrier Reef Headed for ‘Collaps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20, 2018,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australian-governments-concede-great-barrier-reef-headed-for-collapse-20180720-p4zsof.html.

[24]科学家预测，到21世纪末，海平面可能上升0.5～1.4米。上升5米可能淹没320万平方千米的海岸线，影响6.7亿人。随着全球变暖对格陵兰岛和南极冰层的影响，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将加快。“Study Says 1 Billion Threatened by Sea Level Rise,” Worldwatch Institute, January 27, 2019, http://www.worldwatch.org/node/5056.

[25]世卫组织将2030-2050年每年由气候变化导致的25万人死亡的估计数细分为以下几类：中暑导致老年人死亡（3.8万人）、痢疾（4.8万人）、疟疾（6万人）和儿童营养不良（9.5万人）。“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ebruary 1, 2018,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66/en/.

[26]马克斯·普朗克的《科学自传》由弗兰克·盖纳从德语翻译成英语，1949年由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英译版。

[27]英国脱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昂德尔指出。虽然只有25%的年轻人投票赞成退出欧盟，但65岁或65岁以上的人中有60%投票赞成退出欧盟。H. Onder, “The Age Factor and Rising Nationalism,” Brookings, July 18,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16/07/18/the-age-factor-and-rising-nationalism/.

[28]根据联合国的说法，那些80岁或80岁以上的人——“最年长的人”——的增长速度比老年人（60岁以上的人）的总体增长速度快。2015年，8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达到1.25亿；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接近4.5亿。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5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5),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ageing/WPA2015_Report.pdf.

[29]“Strom Thurmond’s Voting Records,” Vote Smart, https://votesmart.org/candidate/key-votes/53344/strom-thurmond.

[30]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金伯莉·威廉斯·克伦肖（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教授在《国家》上发表了一篇精辟的文章，他特别指出了瑟蒙德提出的一些令人憎恶的双重标准。她写道：“在大多数性种族主义的批评者看来，这就像一个教科书案例：一名白人男性能够逃避其性行为带来的法律责任，而一名非裔美国人却可能因此被判处死刑。”事实上，1942年，当时的瑟蒙德法官将一名黑人男子送上了电椅，“依据是一名强奸受害者提供的跨种族身份证明，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证词极不可靠”。K. W. Crenshaw, “Was Strom a Rapist?,” Nation, February 26, 2004,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as-strom-rapist/.

[31]贫困老人的唯一选择是家人、朋友或破旧的房子。B. Veghte, “Social Secur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ational Academy of Social Insurance, August 13, 2015, https://www.nasi.org/discuss/2015/08/social-security%E2%80%99s-past-present-future.

[32]1940年，年满65岁的男性平均可再活12.7年。到1990年，这一平均数已攀升至15.3。同期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假设她们也能活到65岁）增加了近5年，达到19.6年。“Life Expectancy for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https://www.ssa.gov/history/lifeexpect.html.

[33]截至2015年，约8%的老年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Per Capita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s and the Elderly Poverty Rate, 1959–2015,”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September 26, 2014, http://www.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wa-poverty-figure-7r-capita-social-security/.

[34]“Actuarial Life Table,” Social Security, 2015, https://www.ssa.gov/oact/STATS/table 4c6.html.

[35]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在2007年为《纽约时报》找到了这句话的来源：蒂普·奥尼尔的高级助理柯克·奥唐奈（Kirk O’Donnell）。W. Safire, “Third Rai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02/18/maga zine/18wwlnsafire.t.html.

[36]“Social Security Beneficiary Statistics,” Social Security, https://www.ssa.gov/oact/STATS/OASDIbenies.html.

[37]“Quick Facts: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quickfacts/fact/table/US/PST045217.

[38]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斯蒂芬·安索拉贝赫（Stephen Ansolabehere）表示，在初选方面，年长选民的影响力明显更大。“老年人倾向于在初选中投票。”他说，“由于初选投票率往往较低，这意味着这群人可能更重要。” D. Bunis, “The Immense Power of the Older Voter,” AARP Bulletin, April 30, 2018, https://www.aarp.org/politics-society/government-elections/info-2018/power-role-older-voters.

[39]《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科迪（Edward Cody）写道，在欧洲，漫长的暑假（让欧洲大陆的首都几乎空无一人）、提前退休和全面医疗保险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如今，工人被迫接受薪资冻结、工时减少、延迟退休和医保费用缩水。” E. Cody, “Europeans Shift Long-Held View That Social Benefits Are Untouchabl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4, 201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europeans-shift-long-held-view-that-social-benefits-are-untouchable/2011/02/09/AFLdYzdE_story.html?utm_term=.bcf29d628eea.

[40]公共卫生研究人员称，导致预期寿命如此显著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吸烟从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生活方式中消失了。S. Tavernise, “Disparity in Life Spans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Growing,”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2/13/health/disparity-in-life-spans-of-the-rich-and-the-poor-is-growing.html.

[41]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U.S. Congress, “History, Present Law, and Analysis of the Federal Wealth Transfer Tax System,” JCX-52-15, March 16, 2015, https://www.jct.gov/publications.html?func=startdown&id=4744.

[42]“SOI Tax Stats—Historical Table 17,” IRS, August 21, 2018, https://www.irs.gov/statistics/soi-tax-stats-historical-table-17.

[43]拉着马车的马在街上随地排便，尸体在拥挤的墓地里腐烂，垃圾堆在大街上。L. Jackson, Dirty Old London: The Victorian Fight Against Filth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44]W. Luckin, “The Final Catastrophe—Cholera in London, 1886,” Medical History 21, no. 1 (January 1977): 32–4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 1081893/?page=5.

[45]史密森学会的作家布莱恩·汉德沃克写道，H. G.威尔斯强调了原子弹爆炸导致世界毁灭的可能性，以及未来便携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威尔斯还清楚地看到了核扩散的危险，以及当国家有能力‘相互毁灭’和非国家行为者或恐怖分子卷入战争时可能出现的末日情景。” B. Handwerk, “The Many Futuristic Predictions of H. G. Wells That Came True,” Smithsonian.com, September 21, 2016,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rts-culture/many-futuristic-predictions-hg-wells-came-true-180960546/.

[46]作家兼电影历史学家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称，威尔斯的科幻经典之作《未来世界》及随后在1936年拍摄的电影——克拉克声称这部电影是在作者的创造性控制下拍摄的——是他“通过小说的方式来拯救世界”的尝试。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故事：世界被战争蹂躏，却被飞行员拯救了。这是一个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体，他们躲在远离世界的地方，取得了巨大的科学进步，现在准备带领人类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只要人类服从他们仁慈的统治。M. Clark, “Com-mon Thread: Wells and Roddenberry,” Onstage and Backstage, July 29, 2013, https://onstageandbackstage.wordpress.com/tag/gene-roddenberry/.

[47]克拉克指出，罗登贝瑞的作品与威尔斯以乌托邦为主题的作品如出一辙。M. Clark, “Common Thread: Wells and Roddenberry,” Onstage and Backstage, July 29, 2013, https://onstageandbackstage.wordpress.com/tag/gene-roddenberry/.

[48]正如威尔斯在他的著作中反复指出的，人类仅有两种选择。

[49]A. van Leeuwenhoek, “Letters 43–69,” Digitale Bibliotheek oor de Nederlandse, April 25, 1679, http://www.dbnl.org/tekst/leeu027alle03_01/leeu027alle03_01_0002.php#b0043.

[50]长期以来，我们在平衡商品和服务的技术发展与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方面一直处于劣势。“一颗星球，能承载多少人？”

[51]Edward O. Wilson, The Future of Life (2002; rep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33.《纽约客》（2002年3月4日）的一篇评论这样写道：“杰出的进化生物学家威尔逊指出，即使在信息时代，人类繁荣的程度也取决于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因为生态系统所拥有的物种越多，它的稳定性和生产力就越强。”

[52]关于土地承载能力的争论在澳大利亚最为激烈。荷兰人可能是第一个发现澳大利亚这片南部大陆的欧洲人，但在1788年，英国人开始长期占据宜居的东南沿海地带作为殖民地。囚犯们在悉尼海滩上迈出第一步后的100年中，大多数原住民被枪炮和天花赶出了家园或被屠杀殆尽，英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乐观。这是有道理的：美国殖民地正在蓬勃发展，尽管这对英国人来说发展得有点儿太好了，而澳大利亚大陆和美国一样大。1888年，《观察者》上的一则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自豪的母亲正在谈论孩子们的未来，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了一下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对美国人的蔑视：“到1988年，澳大利亚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有5000万个会讲英语的人，他们都来自同一种族。就像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它将会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可被认可的国家……我们认为，澳大利亚人没有清教徒的传统，那里有着更适宜、更温暖的气候，从一开始就拥有财富……将会是一个更温和但不软弱、更喜欢奢侈、更适合欣赏艺术的民族……却没有美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不满，他们活得会更快乐、更自在。典型的澳大利亚人会更阳光。” “Topics of the Day: The Next Centenary of Australia,” Spectator 61 (January 28, 1888): 112–13.尽管关于澳大利亚人性格阳光和清教主义相对缺乏的预测是准确的，但是英国人打错了算盘。1888年后，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速度不到预期的一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耕地。2018年，这个国家的人口只有2500万。但是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不同意谢里丹的观点，几杯啤酒下肚后，他们会更加不赞成。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已经人满为患，土地已接近承载能力极限。30年来，限制移民的呼声一直是对话、脱口秀和政治的主流。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比美国早得多。许多人对不断增加的住房成本和上下班耗费的时间深感愤怒。有些人纯粹是种族主义者，其他人则是专业的恐吓者。泰德·特瑞纳（Ted Trainer）——澳大利亚给保罗·埃利希的回应——一直认为，人类的消费和资源利用水平已经不可持续。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在1988年上了他的大学课程。特瑞纳说，21世纪，汽油将用尽，现在的我们将挨饿。特瑞纳式的乌托邦是他另类的生活方式：一个杂乱的教育农场，位于悉尼以南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被称为海滨苹果点（Pigface Point）。我在那里待了一天，以身作则地学习，例如，为了拯救世界，我们只需要三英亩的农场来维持生活，使用太阳能烤箱烹制自己养的鸡下的蛋，并开着一辆锈迹斑斑、冒烟的汽车，每天往返共两个小时，讲授绿色生活。是的，我们有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气候变化是最具威胁性的问题。但我的观点与特瑞纳的教导相反，我认为技术不是敌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技术最终拯救了我们。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就像1840年的伦敦和1900年的纽约一样。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城市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今天，每个人对气候的影响都在迅速减小；与我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的关于未来的教育相反，城市正在变得更加清洁。我们从使用石油到使用天然气再到使用太阳能和电力。曾经，去曼谷旅行时，我呼吸困难。现在那里是一片蓝天。当我1995年到达波士顿时，港口的一滴水就可能会把人送进医院或要人命。现在，人们可以放心地在里面游泳。

[53]E. C. Ellis, “Overpopulation Is Not the Problem,”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09/14/opinion/overpopulation-is-not-the-problem.html.

[54]“World Population Projections,” Wor-ldometers, http://www.worldometers.info/world-population/world-population-projections/.

[55]Ibid. and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2017 Revision of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56]盖茨的论点很简单：当你改善儿童健康，避免他们早逝时，家庭会开始选择少生孩子。B. Gates, “Does Saving More Lives Lead to Overpopulation?,” YouTube, February 13,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bRG-2jurz0.

[57]还有丹麦、芬兰、挪威、英国、德国和法国。M. Roser, “Share of the Population Who Think the World Is Getting Better,”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wp-content/uploads/2016/12/Optimistic-about-the-future-2.png.

[58]《卫报》的问题是：“你觉得今天的年轻人的生活会比他们的父辈（原文如此）过得更好还是更糟？又会好到或糟到什么程度？”虽然英国人对年轻人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但在英国只有20%的人认为未来的年轻人会更好，54%的人认为他们会变得更糟。这项民调是在英国房租、房价和大学学费上涨、工资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情况反过来推动了紧缩政策。S. Malik, “Adults in Developing Nations More Optimistic than Those in Rich Countries,” Guardian, April 14,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4/apr/14/developing-nations-more-optimistic-richer-countries-survey.

[59]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率可能仍然很高，但儿童的死亡人数同样在下降。《用数据看世界》的作者马克斯·罗斯尔（Max Roser）指出，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儿童死亡率在过去50多年里一直在下降。20世纪60年代的死亡率是25%，现在是10%。M. Roser, “Child Mortality,”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 /child-mortality.

[60]Steven Pinker,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New York: Viking, 2018), 51.

[61]在她的众多魅力、天赋和能力中，也有一种直白而自嘲的机智。在她去世前不久举行的一次女性精英午餐会上，汤普森在谈到她最后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时说：“我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尽管我是第一个，也是我这个年龄段人群唯一一个参赛者。”R. Sandomir, “Harriette Thompson, Marathon Runner into Her 90s, Dies at 94,”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19/obituaries/harriette-thompson-dead-ran-marathons-in-her-90s.html.

[62]“Old Age: Personal Crisis, U.S. Pro-blem,” Life, July 13, 1959, pp. 14–25.

[63]因歧视老年失业工人而要付出的代价令人不忍直视。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撰稿人内撒尼尔·雷德（Nathaniel Reade）列出了一些统计数据：“根据皮尤的一份研究报告，2012年，55岁或55岁以上的失业工人中，有44%的人失业超过一年。虽然老年人的失业率总体上较低，但失业的人可能会发现长期找工作是让他们无法忍受的。”许多人被迫动用社会保险金，这不仅使他们的福利受到威胁，而且使经济上有保障的退休面临风险。N. Reade,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Older Workers,” AARP The Magazine, September 2015, https://www.aarp.org/work/job-hunting/info-07-2013/older-workers-more-valuable.html.

[64]这是根据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商学院的法布里齐奥·卡米尼亚尼（Fabrizio Carmignani）教授的研究得出的结论。F. Carmignani, “Does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ducatio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he Conversation, June 2, 201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does-government-spending-on-education-promote-economic-growth-60229.

[65]M. Avendano, M. M. Glymour, J. Banks, and J. P. Mackenbach, “Health Disadvantage in US Adults Aged 50 to 74 Years: A Comparison of the Health of Rich and Poor Americans with That of European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9, no. 3 (March 2009): 540–4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9150903.

[66]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英国到2046年会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9岁，届时英国的在职工人年龄将最大。“Retirement in Europe,”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tirement_in_Europe.

[67]“Impact of Automation,” Life, July 19, 1963, 68–88.

[68]A. Swift, “Most U.S. Employed Adults Plan to Work Past Retirement Age,” Gallup, May 8, 2017, http://news.gallup.com/poll/210044/employed-adults-plan-work-past-retirement-age.aspx?g_source=Economy&g_medium=lead&g_campaign=tiles.

[69]根据盖洛普咨询公司的调查，只有25%的人说他们会在退休时什么工作也不干了。那些计划在退休后从事兼职的人占被调查者的63%。出处同上。

[70]2014年，马萨诸塞州的专利数量在全美国排名第五，比之前10年增加了81.3%。E. Jensen-Roberts, “When It Comes to Patents, Massachusetts Is a Big Player,” Boston Globe, August 9, 2015, https://www.bostonglobe.com/magazine/2015/08/08/when-comes-patents-massachusetts-big-player/3AmNfmSE8xWzzNbUn-DzvPK/story.html.

[71]D. Goldman, “The Economic Promise of Delayed Aging,” Cold Spring Harbor Perspectives in Medicine 6, no. 2 (December 18, 2015): a025072, http://perspectivesin medicine.cshlp.org/content/6/2/a025072.full.

[72]作者认为，“这些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健康利益，可能会”——就像“和平红利”让国家摆脱贫困一样——“被认为是‘长寿红利’，应该积极地将其作为21世纪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的新方法”。S. J. Olshansky, D. Perry, R. A. Miller, and R. N. Butler, “Pursuing the Longevity Dividend: Scientific Goals for an Aging World,”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14 (October 2017): 11–13,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7986572.

[73]尽管相比全球人口数量，1‰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这意味着全球目前有780万名全职研究人员。“Facts and Figures: Human Resources,” UNESCO, https://en.unesco.org/node/252277.

[74]如果这个实验你听起来有点儿耳熟，那也许是因为它的灵感来自发生于1964年纽约皇后区的基蒂·吉诺维斯遇害案。当时有38位邻居听到了她的呼救声，但没有人愿意帮助她。I. Shenker, “Test of Samaritan Parable: Who Helps the Helpless?,”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1971, https://www.nytimes.com/1971/04/10/archives/test-of-samaritan-parable-who-helps-the-helpless.html.

[75]塞涅卡是生活在公元前5年——公元65年的哲学家，他论述了生命的短暂、生活的艺术，以及道德和理性的重要性。Seneca, On the Shortness of Life: Life Is Long if You Know How to Use It, trans. G.D.N. Costa, Penguin Books Great Idea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第9章　长寿的意义

1908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仅仅过去五年，H. G.威尔斯就出版了一本《空中的战争》。这本书讲述了德国发动的一场针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空战。

用有先见之明这个表述来形容威尔斯都显得太苍白。

1914年，国际法学会曾经试图禁止从飞行器上投掷炸弹[1]，但是效果微乎其微，而且为时已晚。巨大的德国“哥达”飞机于1917年开始轰炸英国。那一年，在伦敦以西180英里的地方，诞生了一个名叫亚瑟的婴儿，后来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科幻作家。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亚瑟·克拉克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预测未来是一个“令人沮丧而危险的职业”。克拉克说的也许是真的，但他非常擅长预测未来，他预测了卫星、家用电脑、电子邮件、互联网、谷歌、直播电视、即时通信软件和智能手表的出现。

克拉克曾经对科学家有一些过激的看法：物理学家30多岁就已经太老了，没什么用处；在其他科学领域，40岁的年轻人很可能已经“年老体衰”；50岁以上的科学家“除了参加董事会，已经没什么作用，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赶出实验室”。

克拉克在晚年时接受了一系列的采访，其中大部分内容因为他曾经患有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导致说话断断续续而被记录并进行了编辑。在一次采访中，他透露那些被淘汰的科学家还有一个用处：“当一位杰出但年迈的科学家声明有些事情是可能的时，他几乎肯定是对的；当他说不可能时，他很可能是错的。”[2]

我现在也是一名50岁的科学家。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很杰出，但我敢断定我的学生们打心底不情愿让我再待在实验室里。因此，虽然我不能说我对自己的预测有十足的把握，但显然我完全有资格做这些预测。

美国国会议员们有时会问我对技术突破的预测，以及如何将其用于达到善或恶的目的。几年前，我就生物科学中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未来五大进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现在我不能透露当时讲的内容，但我想大多数人会说这是科幻小说。我最乐观的估计是，它们会在2030年之前发生。仅仅6个月内，其中两项就成了科学事实。

我不能准确地告诉你第一个跨过125岁门槛的人会什么时候出现，但他肯定会像那些敢为人先的人一样被他人视作异类。用不了几年，会有另一个人加入125岁的行列。然后是几十个，然后是几百个，然后人们对此就司空见惯了，更加长寿甚至将变成普遍现象。在22世纪的某个时候，全世界将迎来第一位150岁的老人。（如果你认为这还不够形象，那你可以试想一下，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今天出生的美国儿童中有一半将会欢度2120年的跨年夜，他们不是异类——有一半的人会活到这个岁数。[3]）

那些认为这一切不可能的人对科学一无所知，或者他们是在故意否认。不管怎样，他们绝对是错的。因为事情发展得太快了，可能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自己错了。

没有哪一条生物法则规定我们能活的时间是有限的，也没有哪种科学强制规定平均死亡年龄必须是80岁，更没有哪条上帝法则强制规定我们在80岁之后必须死。事实上，《创世记》35:28章节就宣称以撒活到了“一百八十岁”。[4]

因为我所描述的技术，人类寿命和健康寿命的延长将是必然。尽管大方向是明确的，但我们将通过何种方式及在什么时候实现这一目标还不太确定。

我们已经对AMPK促进剂、TOR抑制剂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促进剂的有效性证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证。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二甲双胍、NAD促进剂、雷帕霉素和一类被称为senolytics的药物，随着世界各地杰出的研究人员加入治疗衰老这个所有疾病的根源的全球斗争，我们发现更有效的分子或基因疗法的概率每天都在增加。

所有这些都是在其他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些创新有望进一步延长人类的寿命，增进健康，比如senolytics和细胞重编程。更重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医疗将使人体保持正常运转，预防疾病，并提前解决中途可能遇到的麻烦。更不用说我们现在都可以采取非常简单的步骤，通过利用我们自身的长寿基因多过几年美好的生活。

随着生命活力显著延续成为未来世界中不可阻挡的一部分，你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

在未来世界，你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富人比穷人活得久，并且一年比一年富有吗？你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增长的人口贪婪地掠夺剩余的每一种资源的世界里吗？你想看到世界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吗？

如果是这样，那你将无事可做。事实上，无论我们能否延长人类的寿命，目前的情况都将把我们带入那样的世界。你可以放松地坐下来目睹它走向尽头。

然而，未来还有另一种可能：青春活力的延续是照亮通往更宏大的共同繁荣、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尊严之路的火炬。这是一个将大量资源从一个以战胜逐个疾病为基础的医疗工业综合体中解放出来的未来，从而创造应对其他挑战的巨大机会；这是一个长期生活在这颗星球上的人们因其知识和技能而受到尊敬的未来；这是一个全球乐善好施的未来。

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为之奋斗的未来，因为在这样的未来中，一切都是变数。

为了到达那里，我们有一些工作要做。

使用公共资金应对衰老

我是一位持续创业的企业家、一个创新的信徒、一个对投资人心怀感恩的受益者，是他们向我和我召集的团队投资，以解决难题。

然而，我还认识到，当谈到医疗时，自由市场并不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有益于人类的科学或公平合理的成果。在任何研究工作中，如何保持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之间的平衡对创造鼓励无约束科学探索的氛围、早期发现的投资及一定程度的共有权至关重要，这样才能更好地确保让尽可能多的人从新发现的知识中受益。

近年来，这种平衡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二战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一直是美国境内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但从2017年起，联邦政府不再是这些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

19世纪8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前身美国海事医务署（Marine Hospital Service）因检查入境船只上的乘客是否有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的临床症状而被美国国会起诉，美国联邦科学基金就在此时诞生。[5]1901年，一项为新建筑提供35000美元专项资金补助的法案成为NIH成立的立法基础。因为国会不确定这笔钱是否会被合理使用，所以年度拨款都由国会决定，现在依然如此。我真心希望国会现在仍然能确保为全美国科学家提供数百项竞争性拨款的NIH的资金都花在了刀刃上，因为没有NIH资助的研究，今天我们赖以治病的大多数药物和医疗技术将永远不会被发现，更不必说还有成千上万的新药物仍然等着被发现。

至少目前看来，为了确保研发不单靠利润驱动，联邦政府投入的资金仍然在医院和大学的医学研究资金总额中占很大一部分。这一点很重要，只有如此，像我这样的科学家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本能，一门心思搞研究，有时在任何一种商业应用出现之前的十来年，在有投资者考虑为某项研究提供资助很久之前，这种扶持资金可以帮助某项研究顺利跨过创新过程中的“死亡之谷”，从而继续进行。

很显然，政府在这一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在一个研究资金整体竞争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的世界里，从事衰老研究的优秀科学家不得不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寻求越来越多的私人资金支持。改变世界的研究成本当然不低，而且当它由一家怀揣短期目标的公司提供资金时，这种资助不是无偿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扭转医疗研究公共资金的下降趋势，2003-2018年，医疗研究的实际投入资金下降了11%。[6]

对从事衰老研究的人员来说，这一情况尤其严重。用于研究“衰老生物学”的资金还不到全美医疗研究资金预算的1%。[7]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大幅增加对衰老研究的资助以帮助人们更长寿、更健康。

原因是：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对医学研究进行了民用投资的国家，这些研究即使不是完全受束缚的，也或多或少受到疾病的定义的束缚。

如果你是一个手握减缓癌症进程新方法的科学家，或者是一个手握结束阿尔茨海默病的创新思路的研究者，那么NIH和世界各地类似的国家研究资助机构都会为你提供资助。NIH不仅仅是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一个建筑群，它负责将80%以上的预算分配到近5万个竞争性拨款项目中，然后拨付给超过250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约30万名研究人员。没有这些资金，医学研究几乎会停滞不前。

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一下NIH的预算，看看正在研究的285种疾病中，哪些是最受关注的。[8]

·心脏病获得18亿美元的拨款，这种疾病影响11.7%的美国人口。

·癌症获得63亿美元的拨款，这种疾病影响9.4%的美国人口。

·阿尔茨海默病获得19亿美元的拨款，这种疾病最多影响3%的美国人口。[9]

那么影响30%人口、使其寿命减少几十年的肥胖症又获得了多少拨款呢？不足10亿美元。

别误会我的意思。与美国政府在其他地方大手大脚花钱——比如一架F-22猛禽战斗机就要3.35亿美元——相比，这笔钱花得值呀。不过，我们不妨把这一问题放到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你可以琢磨一下：美国消费者每年在咖啡上的支出超过了3000亿美元。[10]

说句公道话，没有咖啡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但如果你是一名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减缓或逆转与衰老相关的疾病来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么你就会有点儿想不通了：花在这一科学领域的公共资金为什么就那么少呢？

2018年，美国国会拨款40亿美元用于衰老研究，但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预算文件，你会发现这项拨款几乎完全被用于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激素替代类药物的临床试验和对老年人生命的研究。实际上只有不到3%的“衰老研究”资金用在了衰老生物学的研究上。

然而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93%的人因衰老而丧失能力，但NIH在2018年对衰老研究的投入还不到癌症研究的10%。[11]

伦纳德·海弗利克是对预算只关注个别疾病的现象感到特别恼火的科学家之一。海弗利克第一个发现培养皿中的人类细胞分裂次数不是无限的，在细胞分裂次数达到海弗利克极限后，细胞最终会衰老。

他在2016年指出：“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死亡原因来解决将使人类的预期寿命增加大约19天。”[12]海弗利克曾经建议将NIH下属的“国立衰老研究所”改名为“国家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所”。

“我并不赞成终止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他说道，“但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甚至它的解决方案，都不会告诉我们有关衰老的基本生物学原理。”

美国在衰老研究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但是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这方面零投入相比，它还是很大方的。毫无疑问，造成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政府认为衰老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然而实际上衰老是一种疾病，它导致了大约90%的人口死亡。

衰老是一种病。这一点非常明确，几乎不需要反复提起。但我还是会说：衰老是一种病。它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是“所有疾病之母”，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幸免。

荒唐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共资助机构把衰老归类为疾病。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幸运地活得足够长，那么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幸免。因此，就目前而言，用于延续生命活力研究的公共资金微不足道，目前投入资金最多的仍然是那些对已知疾病的研究。在我写这段话时，还没有哪个国家把衰老当成一种疾病来看待。

现在加速创新以发现并开发延长健康寿命的药物和技术的方法很多，但最容易也最简单的方法是：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改变，只要将衰老定义为一种疾病。从事衰老研究的人员可以与世界上从事其他任何一种疾病研究的人员公平竞争。拨款提案的科学价值将会决定哪些研究项目得到资助。同时，私人投资将一如既往地推动创新和竞争。

像我的实验室这样专注于研发创新疗法以治疗、阻止和逆转衰老的实验室将不再是凤毛麟角，世界上每所医学高等院校都会设立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实验室。

因为正在排队等候加入这支大军的科学家大有人在，所以建几个实验室应该不成问题。现在，我和其他研究衰老的人都渴望那些经验丰富、绝顶聪明、别无他求、一心想献身于与衰老做斗争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对像我这样的实验室负责人来说，这是一个虚拟的买方市场——打算从事衰老研究工作的人比他们能去的实验室多得多。这意味着很多人尽管非常聪明，且渴望解决衰老问题，但不得不选择从事其他领域或其他专业的工作。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

在观念和学术上最先将衰老定义为一种疾病的国家将改变未来的进程，那些最先在这一领域投入大量公共资金并带动私人投资的地方将实现真正的繁荣。最先受益的将是他们本国的公民。医生在病人陷入不可逆转的虚弱状态之前给他们开药会感觉很自然，比如开二甲双胍。而且这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科学家和制药商将蜂拥到那个国家。工业将得以蓬勃发展，国家预算将会得到巨大的投资回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名字将被载入史册。

同时，专利所有权人、大学和公司的钱将多得不知道怎么花。

我很自豪地说，澳大利亚正在带头将衰老定义为一种可治疗的疾病。我最近去了一趟堪培拉，会见了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治疗药物管理局副秘书约翰·斯凯里特（John Skerritt）教授及澳大利亚当地约15名顶尖的衰老研究人员。我了解到，在澳大利亚开发一种抗衰老的药物可能比在美国容易得多。美国希望有证据表明使用某种药材后疾病被治愈或减轻，而在澳大利亚，一种药物有可能因“影响、抑制或改变人体的生理过程”而获得批准。在衰老领域，我们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

新加坡和美国也正在认真考虑进行监管上的转变。任何抢先一步这么做的国家，都可谓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首先会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利益。

2017年，美国在航空领域独占鳌头——航空业出口产品价值超过1310亿美元，也就是说，超过了排在其后三位的国家出口额的总和。“第一架飞机的诞生地”不仅仅是北卡罗来纳州车牌上的一句漂亮的口号，更是一句事事敢为人先的宣言。美国人继承了其祖先的开拓精神，认为一切皆有可能。莱特兄弟驾驶着第一架飞机翱翔在基蒂霍克上空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的航空业曾经差点儿被法国和英国赶超，但现在美国仍然是航空业的领头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是第一个登月的国家，而且在开发公共和私人的火星载人计划方面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

但是没有什么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比得上第一个宣布衰老是疾病的国家。

起码政府最希望确保我们为保护人类生命而开发的创新被明智地使用，并且为本国集体利益着想。现在是时候讨论一下这些即将到来的技术将如何影响伦理和个人隐私了，因为一旦瓶子被打开，要把精灵放回去就非常困难。例如，能够检测特定病原体的基于DNA的技术，也可以用于搜索特定的人。现在已经存在可以创造更强壮、更长寿的人类的科技。父母会选择给他们的孩子“最好的开始”吗？[13]联合国会禁止公民和军队的基因改良吗？

为了创造一个值得生活的未来，仅仅资助延长和保护人们生命的研究并禁止其滥用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确保所有人共同受益。

健康和财富的良性循环

牙医看起来有点儿不耐烦。“你的牙齿没问题呀。”她一边检查我的口腔一边说道，“这是正常的磨损。我待会儿让牙科保健员来帮你清洁一下牙齿，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她的手指还没从我嘴里拿出来，就好像要转身离开了。

“医生，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我说道，“你能不能告诉我正常磨损是什么意思？”

“你岁数大了，牙齿自然会这样。”她说道，“你的两颗门牙已经磨坏了，这完全正常。如果你是一个小伙子，我们可能会帮你把牙齿补一下，但是……”

“好吧，”我说道，“我希望能补一下。”

我告诉她我是干什么的，并向她解释说我希望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能使用我的牙齿，医生最后让步了。我也向她保证，即使这笔费用不能走保险，我也愿意自费。

她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当牙医检查四五十岁患者的口腔时，他们大多数时候检查的都是已经完成一半工作使命的牙齿。但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牙齿像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件一样，现在工作的时间必须再长点儿。

我在牙科诊所的经历是中年人在医疗体系中接受治疗时所遇情况的一个缩影。当医生诊治一个50岁的人时，他的目标是让病人“少生病”，而不是确保病人在未来几十年里健康快乐地生活。我们当中40岁以上的人有哪个没听医生说过这样的话：“是呀，你已经不再是20岁的人了！”

有两样东西比任何东西都能更好地指导医生制订治疗方案——年龄和经济条件。前者往往导致医生甚至不愿意与你坐下来讨论一下你该选择哪种治疗方案，因为他们认为人到了这个岁数就应该慢下来，开始对付疼痛，并逐渐经历身体各个部位和功能的退化；后者更能说明我刚刚说过的问题，因为无论医疗手段改善病症的可能性有多大，医生将其告诉没钱治病的人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冷酷无情的。

我们的医疗体系实际上建立在年龄歧视的基础上。我们年轻时无法获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让我们保持健康的治疗，我们年老时又不能获得给年轻人施加的常规治疗。

这一切都必须改变。我们的医疗服务质量不应取决于年龄或者收入。我们应该给予一个90岁的人和一个30岁的人同样的热情和支持。因为保险公司、政府或我们不需要花费数万亿美元来治疗慢性病，所以应该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笔费用。[14]每个人无论出生证上写的日期是哪一天，都有权获得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治疗。当我们走向一个出生年份对我们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的世界时，我们需要对决定人们可以接受哪些治疗的假设、规定和法律进行调整。

对许多人来说，无论寿命有多长，公平地获得医疗服务都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因为这听起来非常昂贵。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即使是在当下，世界各地的社会医保体系都因不断上涨的治疗费用而吃紧，特别是那些提供给病得很重、年纪很大的人的治疗，这些治疗可能只能让患者的生命再延续寥寥数年——如果是这样，那真是得不偿失。

医疗服务的未来不应该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花在医疗上的资金绝大部分是用来与疾病做斗争的。但是，当我们能够治疗衰老时，我们将能解决所有疾病中最大的驱动因素。有效的长寿药可以预防疾病，与这些疾病的治疗费用相比，长寿药可能只要花几美分。

2005年，圣莫尼卡市兰德（RAND）公司的达纳·戈德曼和他的同事做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得出了一些数据。他们评估了新的发现将给社会带来的价值，以及将人类寿命延长一年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支出。[15]预防糖尿病的创新药物的成本是147199美元，癌症治疗的成本是498809美元，起搏器的成本是1403740美元。一种能将健康寿命延长10年的“抗衰老化合物”的成本仅为8790美元。戈德曼的数据印证了本应是常识的观点：解决医保危机最廉价的方法莫过于解决其核心问题——衰老。

但是如果这些药物不能保持人们的健康怎么办？如果这些药物只能用来延长寿命，就像许多癌症化疗药物一样是依据它们能延长寿命而不是提高生活质量来批准的，怎么办？全社会都应该参与讨论是否应该批准那些不能保持人类健康的长寿药。如果这些药物被批准，那么将会有更多的老年人得病并丧失能力，根据戈德曼的说法，30年内医疗支出将增加70%。

幸运的是，科学表明这种噩梦不会发生。

当我们有安全有效的药物来延缓衰老时，它们也会延长我们的健康寿命。剩下要做的事情将是疗养，这是非常便宜的；急诊药物虽然昂贵，但将很少被使用，并且我们将能够更有效地追踪、治疗和预防传染病。这类似于我们以前用燃油汽车，需要润滑、更换皮带、校准和定期保养，现在换成了电动汽车，只需要偶尔加满挡风玻璃清洗液就可以了。

我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居住过，这三个国家在历史、语言、文化和贸易方面相互交融，它们在某些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一些方面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我觉得很有趣。[16]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是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很少认为他们做事的方式是最好的，然而美国人通常认为自己做事的方式肯定是最好的。

我并不是说美国做得不好，不应该在国内和全球政策的许多领域继续我行我素，但长期以来我一直对一件事情感到不解：为什么在其他地方取得成效的研究，在美国却遭到了抵制？

在科学界，我们称之为实验，是它推动着人类文明向前发展。进行的实验越多，我们了解的就越多。而且，有些实验真的很有效。

因为澳大利亚最初是罪犯流放殖民地，所以它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在公民福利方面，它却是一座“山巅之城”。[17]像美国一样，澳大利亚也存在一些问题：交通拥挤、生活成本高，以及为拯救生命而制定的严格规定，即使这些规定常常会让生活失去乐趣。

不过，有一项统计数据让澳大利亚人越来越引以为豪：这是一项长达50年的实验，旨在保护和珍视每一位公民，无论其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或收入如何。由于严格的法律和高额的罚款，在澳大利亚，车祸和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是世界上最少的。甚至在这些法律通过之前，一些更加重大的变革已经在实施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推出了一个全民医疗体系，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医疗体系，澳大利亚居民的预期寿命开始飙升。类似于21世纪初的美国，澳大利亚随后的新一届政府试图限制进步改革举措的实施范围，但最终失败了。

有争议的右翼政客布朗雯·毕晓普帮助建立了独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卫生和老龄部，其存续于2002-2013年，预算约为360亿澳元，侧重于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以及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和照顾者。

在此期间，澳大利亚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用财富在其劳动力中创造更多健康和生产力，用健康和生产力创造更多财富，这是一种最高道德秩序的良性循环。

1970-2018年，澳大利亚男性平均寿命增加了12年。他们的预期健康寿命为73岁，比全球平均水平高10岁，这得益于疾病致残人口比例的显著下降。[18]

澳大利亚的老年人与其他国家的老年人相比正变得越来越不显老，经济负担越来越轻，社会贡献也越来越大。如果你去澳大利亚旅游，你会看到那里的老年人身体健康、心态乐观，他们和那些肥胖、身患糖尿病和残疾的美国老年人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我父亲曾经认为他是一个快要进棺材的人了。现在，他反而最喜欢去听音乐会，或者去爬山。他每周有好几个晚上会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他擅长使用电脑和新的高科技设备，是澳大利亚第一批在家里安装虚拟助手智能扬声器的人之一。他不受国际旅行的限制，所以我们能经常见到他。他现在已经重返工作岗位了。从生理上和精神上来看，他至少比这个岁数时的他母亲年轻30岁。

他非凡的健康状况可能是因为他服用的分子（他生命中的未来几年将是一个指标，而科学证据只能通过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的形式来得到），但也得益于他经常锻炼、能够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及这样一个医疗体系，这个医疗体系相信疾病是能预防的，而不是到晚期才对其进行治疗。他是新一代七八十岁澳大利亚人的光辉榜样，他们不仅寿命更长，而且他们的生活质量远远胜过他们的祖辈。2018年，澳大利亚在全球人力资本指数榜单上排名第七，排在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香港、芬兰和爱尔兰之后。全球人力资本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一生积累的知识、技能和健康水平的指标。美国排在第24位，中国大陆排在第25位。

澳大利亚的发展轨迹是不断上行的，而且澳大利亚人在这条道路上义无反顾。其他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看到了效果，也采用类似的医疗体系。澳大利亚现在与英国、瑞典、荷兰、比利时、芬兰、意大利、爱尔兰、新西兰、马耳他、挪威和斯洛文尼亚之间达成了互惠协议，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公民可以在澳大利亚获得跟国内一样的医疗服务，反之亦然。想象一下，如果全世界都是如此，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啊。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却落后了，特别是其中有一个国家正在倒退。

因为人们对卡路里和鸦片类药物迅速上瘾，加之医疗体系覆盖范围有限，以至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完全不能进入该体系，美国最近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首次预期寿命下降，而且它可能很快会超过1918年西班牙流感疫情造成的预期寿命下降。尽管美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7%用于医疗服务——这几乎是澳大利亚的两倍，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我并不是想贬低我所居住的国家，它对我和我的家人都非常慷慨。但我很沮丧，自从我来到这个真正把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我就看到用更少的钱来帮助更多人的机会被一次又一次地浪费，这让我感到很震惊。

美国在治病救人医学研究方面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虽然在这个各国日益相互交融的世界很难追踪每种药物的起源，但据估计，57%的药物是在美国研发的。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没有在医学研究上投入那么多资金的国家，应该感谢美国发现并开发了大多数能确保国民寿命不断延长的药物。

按理说，美国公民应该是他们资助和实现的医疗突破的最大受益者，但他们不是。

澳大利亚人是，英国人是，瑞典人、荷兰人、爱尔兰人、斯洛文尼亚人也是。从寿命和健康寿命来看，他们都是受益者，因为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而在美国，有15%登记在册的民主党人和50%的共和党人对这种医疗体系心怀畏惧。[19]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澳大利亚人短4年[20]，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美国最贫困地区居民的寿命比这个平均数还要短10年。[21]

正如澳大利亚的事例所证明的那样，当每个人都活得更长、更健康时，每个人都会表现得更好。那么，为什么美国却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呢？为什么美国人不拉起抗议标语、扛起干草叉控诉美国国会，要求他们增加投资，让所有人都吃得起药，以及让他们成为世界上健康寿命最长的人？随着其他国家的人寿命越来越长、越来越健康，也许有一天美国人会醒悟，感觉到这种差距。但我怀疑他们不会。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把美国排在了第37位，排名在多米尼加、摩洛哥、哥斯达黎加、斯洛文尼亚之后[22]，但我们仍然经常听到美国的政客睁着眼睛说瞎话，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体系，并且让千百万个美国人对他们的话信以为真。[23]

本来人人都应享有获得治疗的普遍权利——无论年龄和经济能力——被这样一个世界代替，在这样的世界中，富人目前已经从健康、长寿中受益，并且会因更健康、更长寿而受益更多，穷人却因短命和疾病缠身的现状而苦不堪言。这对富人和穷人来说都是个可怕的想法。

我的工作性质使我有机会接触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们有兴趣了解长寿和健康的秘诀，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目前还没有遇到哪个人希望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毕竟如果朝这个方向发展，就会埋下革命的种子——造反对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正如风险投资家和“超大游艇”拥有者尼克·哈诺尔（Nick Hanauer）于2014年在《致亿万富翁同胞的警世录》中所写的那样：“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如此积累财富，老百姓却没有揭竿而起。你若能举出一个极端不平等社会的例子，我就能举出一个极权国家的例子，或者老百姓造反的例子。从来就没有反例。没有……我们无法预测暴乱何时发生，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对我们这些富人来说尤其可怕。”[24]

早在大多数人关注长寿基因之前，以及早在大多数人想到显著延长寿命和健康寿命会对贫富差距造成什么影响之前，哈诺尔就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人人都能获得延续生命活力的技术并不能解决一切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问题，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开端。

有尊严的健康老龄化

从宇宙标准来看，银河系的这个区域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不宜居的、不能供生命进化的地方。毕竟，我们已经居住在这里了。与银河系类似的其他螺旋星系的外缘似乎也极有可能存在一些能维系生命的行星[25]，这些行星上的生存条件比宇宙中那些恒星系种类最为繁多的矮星系好得多。

然而，天文学家普拉蒂卡·达亚尔（Pratika Dayal）认为，最有可能形成和繁衍生命的地方是那些更罕见的、富含金属的巨椭圆星系，它们是银河系的两倍大，甚至更大，拥有的恒星数量是银河系的10倍，宜居行星的数量可能是银河系的10000倍。[26]顺便说一下，如果你错误地认为，现在居住的星球毁灭了，我们还可以前往一颗新的行星，那么请你想一下，我们离最近的一颗已知系外宜居行星的直线距离是12光年。听起来距离很近，但除非发现虫洞或微小货物以接近光的速度飞行，否则至少需要一万年才能让一些人到达那里[27]（我认为这是我研究如何延长人类寿命的另一个很好的理由）。

最近的一个巨椭圆星系叫梅菲1（Mafei 1），距离地球大约1000万光年。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梅菲1上的探测者成功造访我们，那么他们应该来自一个极度发达的社会。我想他们会带着一些问题来，因为他们同样想知道我们社会的进步程度。

首先，我相信，他们会对简单的事情好奇。我们已经将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100万位了吗？光速是多少？质量和能量一样吗？什么是量子纠缠？宇宙的年龄是多大？进化是什么？

接下来，他们会问我们一些更难回答的问题。我们是否学会了合理利用地球上现有的资源？我想，只要我们不提铅管、核弹和玩具，我们就肯定能得满分。我们这样做是可持续的吗？“嗯，跳过这个问题。”

然后，他们可能会想听我们讲讲我们造访过的其他世界。我们会说：“我们曾经将12个人送上了月球。”接下来他们肯定会问：“那是哪里？”我们会指向夜空中的白色大球体。“嗯，”他们会说，“这些人是你们的同类吗？”我们会点点头，而他们会转动146只眼睛。

之后，他们会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寿命，问我们有没有想过怎样才能大大延长我们通过进化达到的寿命？我们会说：“呃，直到几年前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东西。”然后他们会提供一些过于热情的鼓励，就像成人教小孩子学习吃固体食物那样手把手教我们。

接下来他们将问到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你们是如何死去的？”我们就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将是我们真正有多先进的一个重要指标。

目前来看，正如我母亲的死所证明的那样，我们大多数人的死亡方式是野蛮的。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身体衰退，我们想出了一些方法来延长那段痛苦、悲伤、困惑和恐惧的日子，这样一来我们必然会经历更多的痛苦、悲伤、困惑和恐惧。这同时会给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带来无尽的悲伤、付出、混乱和痛苦，因此当我们最终离开人世时，这对那些爱我们的人来说往往是一种解脱。

当然，最普遍的死法是正当壮年时患上各种疾病。在50岁时患上心脏病，在55岁时得癌症，在60岁时中风，在65岁时早早地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因为这些死法太常见，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某人的葬礼上听到“英年早逝”这句悼词。或者疾病不会置人于死地，但是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地与它们做斗争，经受几十年的折磨。

对于我们如何死去这一问题，这些都是很恐怖的回答。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寻求的答案和我们争取持久生命活力的答案一样，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然后迅速且毫无痛苦地死去”。

幸运的是，长寿科学表明，我们使啮齿动物活得越久，它们死亡的速度就越快。它们仍然死于同样的疾病，但是也许是因为它们非常老了，已经油尽灯枯，它们通常只要忍受几天而不是几个月的痛苦，然后就倒下了。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迎接生命终点的唯一方式。

“医助自杀”“有尊严地死亡”“选择性安乐死”，不管我们管它叫什么，我们都需要结束这种法律和习俗拼凑起来的做法，这些做法迫使人们远走他乡，经常是在经受了各种痛苦之后，才能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些正是2018年著名生态学家大卫·古道尔（David Goodall）所经历的种种障碍。因为在澳大利亚，医助自杀是非法的，所以104岁的他被迫离开澳大利亚，前往瑞士的一家诊所，在那里，医助自杀是合法且安全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在死亡和犯罪之间做出选择，作为自己在地球上的最后行为。

因此，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40岁以上的人——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偿还了最初社会对他的教育投资——都不应被剥夺按自己的方式死去的权利。而且任何患有绝症或受慢性病痛苦折磨的人，无论其年纪多大，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

是的，我们应该建立相关的规范。当然，在死亡过程之前，应该征求他们的意见并等一段时间。绝不能轻易凭一时的心血来潮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拿起武器对付一大堆麻烦是有必要的。如果真的可以轻易结束一个人的生命，那我和其他很多人很可能无法活过青少年时代。但我们不应该把罪恶感和羞耻感强加给那些神志清醒的成年人，他们希望在咽气的最后一天以自己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几乎每天都有人告诉我，他们对活到100岁没有兴趣，更不用说再多活几十年了。

他们说：“让我活到100岁，还不如开枪打死我。”

他们说：“我认为健健康康地活到75岁就能让我心满意足了。”

一位相当杰出的科学家曾对我说：“我跟我丈夫已经凑合着过了许多年。要跟他一起生活更长的时间，这样的事情我简直无法想象。”

没关系。

事实上，人们似乎对长生不老并不感兴趣。我最近给大约100名20～90岁的普通听众做了一次演讲，他们能很好地代表当地社区。当时研究所的主要赞助人迟到了，为了不让大家干等，我拿起麦克风，跟他们一起做了一个小实验。

我问道：“你们想活到多少岁？”

通过举手表决，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活到80岁就心满意足了。我告诉这些人，他们应该向所有在座的80岁以上的观众道歉。这引发了一阵笑声。

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想活到120岁。“这是一个很棒的目标，”我说，“而且可能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想活到150岁。我说：“这不再是痴人说梦的想法。”

只有几个人想“长生不老”。

最近在哈佛大学为研究衰老的科学家举办的一次晚宴上，这些数字是相似的。只有极少数与会者说他们想长生不老。

我已经和几百人谈论过这个话题，大多数想长生不老的人并不是“怕死”，他们只是热爱生命。他们爱家人，热爱自己的事业，很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想死。不是因为我怕死，我可以十分坦诚地这么说。在飞机上，我的妻子桑德拉一察觉到风吹草动就抓住我的胳膊，而我却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在飞机上经历过多次机械故障，所以我知道我在面对可能的死亡时会有何反应。如果飞机坠毁，我就死定了。摆脱这种恐惧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

我发现有件事情非常有趣：当我做这个小调查时，我会告诉观众，他们无论多大岁数都可以保持健康，那些说想长生不老的人数量猛增——几乎每个人都想。

事实证明，大多数人并不害怕失去生命——他们害怕失去人格尊严。

他们理应害怕失去人格尊严。我妻子的爷爷七十出头就过世了，但是在去世之前病了很多年。那时，他已经变成植物人好几年了——非常可怕的命运，但他体内装有一个心脏起搏器，所以每当他的身体试图死亡时，他又很快地被从死亡线上救回来。

请记住，不是恢复健康，只是活了过来。这两者的区别很大。

在我看来，健康很重要，没有什么罪恶比失去健康更可怕。如果我们不能将健康寿命延长到同等程度，那我们能不能延长寿命就毫无意义了。所以如果我们准备实现前者，那么我们就有绝对的道德义务实现后者。

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不指望长生不老，只想拥有一段少病多爱的岁月。对我认识的从事这项工作的大多数人来说，对抗衰老并不是消灭死亡，而是延长健康的生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以更好的方式面对死亡，事实上，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面对死亡：当他们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的时候，死亡的来临迅速且没有痛苦。

无论是不接受延长健康寿命的治疗方法，还是接受这些干预措施，然后在时机成熟时决定离开人世，任何接受社会馈赠并已经报答社会的人都不应该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强迫留在这颗星球上，我们需要开始采用符合文化、伦理和法律准则的程序使其得以实现。

创新范式解决消费问题

环境作家和活动家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也发现，当涉及我们星球的未来健康时，人们过分关注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消费“对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是人口增长的两倍”。[28]极左翼的蒙比奥特并不是什么都对，但在这一点上他肯定是对的。问题不在于人口，而在于消费。

我们知道，人类可以健康、快乐地生活，进行比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低得多的消费。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心甘情愿地这样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那些认为地球可承载的人口存在绝对阈值的科学家当中，那些对地球承载能力做出慷慨估计的科学家就是那些认为人类有能力用较少资源养活更多人，甚至还有可能提高几十亿人的生活水平的人。同时，较悲观的预测者通常会假设一个全球性的“哈定悲剧”，在这个悲剧中，我们贪婪消费所有的自然资源，直至灭亡。

至少在一个方面——可以称之为“物质因素”，技术已经在推动一个巨大而积极的变化：现在“非物质化”的全球进程已经用数字产品和人类服务取代了数十亿吨的商品。因此，专门存放唱片和光盘的壁挂式货架已经被音乐流媒体服务取代；曾经需要开车出门的人，现在在手机上打开一个应用程序就可以叫到顺风车；医院曾经用来存储病人信息的纸质病历已经被手持云连接平板电脑取代。

正如史蒂芬·平克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曾经花在生产“物质”上的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现在“被用于生产更清洁的空气、更安全的汽车和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29]与此同时，注重“体验而非物质”的转变及类似的行为正在改变我们存钱和花钱的方式，并使我们地下室里堆放的垃圾越来越少。经过一个世纪的豪宅热，大约2015年后，新住宅的建筑面积大幅下降，同时对小型公寓的需求不断增加[30]，数百年来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生活向更小的共享城市空间的移民倾向还在延续。WeWork（一家众创空间公司）的全球成功证明，如今的年轻人不仅满足于小得多的工作区和生活区，而且满足于共享的社区空间，比如办公室、厨房、健身房、洗衣房和休息室等，而且此类需求正在变得越来越大。[31]

然而，物质的缓慢消亡并不是消费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我们像以往一样喜欢浪费食物、水和能源。联合国曾警告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类对水的污染速度远远超过了大自然对水的循环和净化速度。事实上，我们每年随意扔掉的食物超过10亿吨，占全世界可食用食物的一半，而现在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处于饥饿或营养不良的状态。[32]

联合国估计，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经济流动性，到2050年，每年我们需要相当于三个地球大的资源来维系现在的生活方式。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联合国花在关于消费的讨论上的时间很少，更不用说达成国际协定来帮助建立一个在当代技术条件下，没有哪个社会的消费超过其所拥有的地球所能生产之物的份额的世界。

最后这一部分很重要：正如正在帮助我们减少对“物质”的依赖一样，科学技术必须在解决其他消费问题方面发挥作用，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自由国家可以在地球上的其他人消费得更多的情况下单方面强迫其公民减少消费。法律可以鼓励企业遵守规则，但我们也必须让个人减少消费变得更有吸引力、更容易。因此，我们必须投资那些使我们能够种出更健康的食物并进行更有效的运输的研究。请不要搞错：这包括接受转基因作物——这些转基因作物被改造成带有某种野生情况下不会出现的特性，如抗虫性、耐旱性、能生成更多的维生素A或者能更有效地利用阳光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糖，这些作物将是我们未来食物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创造了更高产的作物，那么仅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作物就可以养活多达2亿人。[33]

这些农作物因“不天然”而受到非议，尽管许多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承认我们所认为的“天然”食物中的大部分已经经过显著的基因改造。你在市场看到的玉米跟用来培育现代玉米的野生植株一点儿也不像，这一培育过程超过了9000年，人们把一种叫作大刍草的细长指状草培育到可以进化出更大的玉米棒和更多丰满、柔软、含糖量更高的玉米粒，这一基因改造过程显著改变了植物的基因组。[34]我们已经习惯吃的苹果跟它们的小型野生祖先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要找到这样一个祖先很难——它们几乎已经在地球上灭绝了，这对我们的饮食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现代苹果最大的基因贡献者欧洲苹果酸得几乎无法食用。[35]

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一份关于转基因作物的全面报告中指出，如果全球变暖威胁到传统农产品，那么实验室改造的作物可能对养活地球上不断增长的人口至关重要。而且，由于过去几十年的其他许多报告不足以缓解公众内心持续存在的担忧，报告的作者重申了科学院的立场，即转基因作物对人类消费和环境都是安全的。

这种怀疑没有错，但经过数千项研究，证据是无可辩驳的：你可以认为气候变化是一种威胁，但你不能说转基因生物是威胁，因为证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证据比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的证据更有力。

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和美国医学会也申明，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说，“普通民众食用此类食品对健康没有任何影响”。我们这颗星球上已经有几十亿人面临食物短缺，未来还会再增加几十亿人口，这些食物对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要养活地球上目前和未来的人口，我们就需要欢迎这些安全的新技术。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如果贫困家庭能够将完全安全的农作物当成他们的粮食，并从中获取更多的维生素A，那么每年可以防止超过200万人死亡。[36]维生素A补充剂的效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好。2015-2016年，儿童死亡率最高的五个国家的维生素A补充剂覆盖率至少下降了50%。

一封由10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签署的公开信呼吁各国政府批准转基因生物。“在我们认定这是‘危害人类罪’之前，世界上还要有多少穷人死亡？”他们问道。我们可以用更多的营养食品来养活10亿人。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可能别无选择。

为了减少人类的影响，我们急需想出办法满足全球对蛋白质的需求，同时避免养殖禽畜对环境的巨大破坏。有些创新正在兴起，能为我们生产出跟肉类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利用流血的植物“豆血红蛋白”和某种老式的疯狂科学，这些产品可以节约99%的水、93%的土地并减少90%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果我们既想获取美味蛋白质，又想避免地球的环境恶化，这些创新就必须进行下去。

毫无疑问，21世纪最伟大的技术进步之一是在2012年发现了精确的、可编程的“基因组编辑”。像其他大多数科学突破一样，有几十个杰出的人参与了这项工作[37]，但是，当时在瑞典分子感染医学实验室工作的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珍妮弗·道德纳因为她们杰出的发现而声名鹊起。她们发现，细菌中的Cas9蛋白是一种DNA切割酶，带有基于RNA的“GPS导航功能”。[38]201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张锋和哈佛大学的乔治·丘奇证明了这个系统可以用来编辑人体细胞。他们也因此出了名，并获得了一些价值不菲的专利。[39]关于这一发现的新闻很快传到了我的实验室。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让人难以置信——但它的确是真的。

这项技术一般被称为“CRISPR”，意思是“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是细菌中Cas9切割的天然DNA靶点。Cas9及另外几十种来自其他细菌的DNA编辑酶可以准确地修改植物基因，而无须使用任何外来DNA。它们可以创造经人工改造的基因，这些基因与自然基因修改完全相同。CRISPR远比用放射线照射种子“自然”，后者是一种没有被禁止的治疗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法院于2018年做出的裁决让美国感到如此意外和不安。法院裁定，禁止CRISPR食品，以支持捍卫小规模农业的法国农民联盟及其他八个组织。[40]

这项裁决无视科学，它禁止了可以减轻环境负担、促进穷人健康、让欧洲更好地应对全球变暖的健康食品。这项裁决还吓退了发展中国家，使它们对CRISPR农作物敬而远之，CRISPR农作物可以对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和土地产生积极影响。

裁决文书明确表示，这不是保护消费者免受转基因生物危害的决定，这是防止美国专利产品进入欧盟的全球贸易战的一部分。美国农业部长桑尼·珀杜在他的回应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政府政策应鼓励科学创新，而不应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或毫无根据地污蔑新技术。不幸的是，本周欧盟法院的这一裁决在这方面是一种倒退，因为这一裁决狭隘地认为新的基因组编辑方法处于欧盟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倒退和过时法规的范围内。”[41]

当然，国家应该能够帮助那些生计受到威胁的当地农民，但也有其他方法。以“危险的科学”为幌子为贸易限制辩护最终会伤害地球上的每个人，尤其是那些最需要新技术的人。我们还需要解决饮用水短缺的问题。拉斯韦加斯（一座位于美国最干旱地区中心位置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已经证明通过保护和创新相结合的方法，高效循环利用水资源不仅可行，而且能带来经济效益。2000-2016年，拉斯韦加斯这座大型城市的人口增加了50万，但用水总量下降了三分之一。

在新技术应用方面，我们通常速度太慢，但当我们最终采用新技术时，它们可以解决我们遇到的最大的一些问题。早在1962年，科学家尼克·霍洛尼亚克（Nick Holonyak, Jr.）就已经发明了第一个实用的可见光发光二极管，通用电气公司称之为“神奇的东西”。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开发出LED（发光二极管）家用灯泡。即使过了那么久，许多美国消费者也依然拒绝接受这种产品，甚至在其他国家大力推进LED革命时，他们也宁愿放慢淘汰白炽灯泡的步伐。最终，政府采取税收优惠与出台法律禁止使用白炽灯泡相结合的办法才使LED照明得以强制推行下去。如今的LED灯泡比白炽灯泡耗能低75%，普通家庭使用的白炽灯泡寿命大约是20年，LED灯泡的使用寿命是白炽灯泡的50倍。

LED在美国得到广泛使用后，每年节省的电量相当于44座大型发电厂一年的发电量，能节省300亿美元。[42]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笔钱可以让NIH的预算翻一番，让4万名科学家投入拯救生命药物的研究。人类的聪明才智不是零和博弈。

如果我们活得如此健忘，那活得更久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重要之事很明确：无论我们是否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减少消费、加强创新、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都是我们能否生存的关键。

这貌似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的确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我相信我们可以高瞻远瞩，通过共同协作来达到这个要求。

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例如，2018年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宣布有27个城市的排放水平已达到峰值。是峰值，不是保持稳定水平。这些地方的排放量都在急剧下降。洛杉矶就是其中一个城市，这里曾经被雾霾笼罩。一年内，这座城市的排放量减少了11%。[43]

是的，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城市人口数量创新高，但今天这些地区每个人的影响都在下降。我们正迅速从使用石油转变成使用天然气、太阳能和电能。我在第一次访问曼谷时连呼吸都觉得困难，现在这里能看见蓝天的天数明显增多。1995年我来到波士顿时，港口里的一滴水可能会把人送进医院或坟墓，现在人们可以在这里安全地游泳。[44]悉尼港、莱茵河和五大湖也是如此。

倒退甚至原地不动都不是解决当前危机的可行办法，我们前进的唯一方法是拥抱人力资本和创造力。

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小镇。当地于2016年关闭了最后一座燃煤发电站后，投资者在荒芜的海岸上建造了落日农场，然后雇用了175名刚刚失业的人。[45]该农场利用来自太阳和海水的免费能源生产淡水，每年生产的淡水量能填满18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在过去，生产这么多的淡水可能需要燃烧100万加仑[46]柴油。如今，每年有33000磅新鲜的有机西红柿从原来用于进口煤炭的港口运出。

落日农场是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之风”理论的一个例子，是进入长寿和繁荣的时代所需要的技术范式转变。要让这一切发生，我们需要更多有远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投资者。我们需要更多明智的立法，以加快而不是阻碍将此类拯救地球的技术付诸应用。这将释放目前被浪费的资金和人力资本。这些被释放的资金应该再次被投资于人力和技术，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物质”，以确保人类和地球都能得以延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繁荣。

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

宾夕法尼亚大学是一所研究神学和古典文学的一流院校，它最近还创办了一所医学院。作为费城本地人，约瑟夫·沃顿为这所大学感到骄傲。但这位百万富翁实业家也认为，这所大学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现在的工业由蒸汽和钢铁拉动，我们不能再仅仅依靠师傅教徒弟的方法打造精通商业的接班人。”1880年12月6日，在世界上第一所商学院——沃顿商学院正式开学前几个月，沃顿在给朋友和同事的信中写道，“我们需要创办高等教育学府，让学生感觉到即将发生的商业冲突，以及这场现代商业冲突中将降临到这些无能的士兵身上的巨大波动。”[47]

但沃顿几乎没有预测过即将发生的冲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欧洲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很快将遍布全球，带动工人权利方面的革命性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一个在劳动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事物——周末。我们现在通常认为一周五天是固定的工作时间，但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创新。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这样一个概念或者一种表述。[48]法律对每天的工作时间进行了限制，废除了童工，制定了医疗、职业健康和劳动安全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对劳工的需求的回应，并且事实上也是为了保障沃顿这样的企业主获得的利益最大化。

现在全球正在进行的熊彼特式变革将像工业革命一样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上每所商学院都应该让学生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准备——劳工权益倡导团体也应该这样做。把退休和一个人的年龄联系起来的想法很快就会过时。和社会保障体系一样，维系劳工养老金的结构也需要被重新评估。

“高技能人才公休假”可能会以由政府支持的每工作10年可带薪休假1年的形式出现，并最终可能成为文化需要甚至法律条款，就像20世纪的许多劳工创新举措一样。这样，那些厌倦了“苦干”的人就可以通过重返学校或参加由雇主或政府支持的职业培训项目——一种正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受到讨论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变体——获得“巧干”的工作机会。同时那些认为自己在职业生涯中工作得幸福安稳的人则可以享受所谓的“迷你退休”，例如带薪旅游一年、学习一种语言或弹奏一种乐器、做志愿者，或者重新审视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疯狂的计划，公休假在高等院校中很常见。然而，对那些只考虑目前世界运行方式的人来说，这样的想法可能显得荒谬可笑。谁会为这样的福利买单？如果员工在公司干了几十年，却得不到“退休时发一块金表”的承诺，那公司如何长期留住员工？

但是，当我们决定如何重新分配因消除不断飙升的保险费和金字塔骗局式养老金而腾出的资源时，现在参与这一讨论的人将占上风。然而，很少有商学院教授能深入思考这一即将到来的变化，即使像沃顿商学院这样的地方也几乎没有开设这方面的相关课程。与此同时，工党领袖们陷入了一场情理之中但最终徒劳无功的退休斗争，为那些过去可能要工作40年或50年，退休一段时间，然后很快就死去的工人争取福利。几乎没有人在为年龄只不过是一个数字的劳工世界会是什么样而争吵。

但那个时代即将到来，而且它比大多数人和研究机构意识到的来得更快。

准备迎接新规则

“我很高兴当那发生的时候我不在了。”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似乎是那些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些人已经断定他们的生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结束。他们当然希望在这段时间里保持健康，如果可以，那也许还能多活几年，但他们不认为自己能活得更久。对他们来说，21世纪中叶可能像是下一个千年那么遥不可及。这样的事情他们想都不敢想。

这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未来与自己无关。

在某种程度上，这源于我们与过去的关系。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有机会认识自己的曾祖父母。我们很多人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这种亲缘关系只是抽象的概念。因此，当谈及曾孙时，我们大多数人也只有一个模糊而抽象的概念。

当然，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子女，所以我们关心孩子们将来会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但是关于衰老和死亡的传统思维告诉我们，孩子们在来到这个世界后，会在几十年内离开人世。是的，我们关心我们的孙辈，但是当他们来到人世时，我们往往离死亡不远了，以至于我们似乎对他们的未来无能为力。

这正是我最想改变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期待，他们不仅会见到他们的曾孙，还会见到他们的玄孙，还有他们的来孙。他们几代人将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做决定。我们将在有生之年对过去做出的影响未来的决定负责。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将面对家人、朋友和邻里并对他们来到人世之前的生活方式负责。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衰老和注定会延长的生命活力的理解将如何改变世界。它会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投资对我们有利又对100年后的人有利的研究；担心地球的生态系统和200年后的气候；做出我们需要做出的改变，以确保中产阶级开始陷入贫困时，富人们不会享受越来越奢侈的生活方式；确保新领导人有公平合法的机会取代旧领导人；用现在及未来几个世纪世界上能够维系的物质来保持消费和浪费的平衡。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不仅要“触碰”政治上的“雷区”——社会保障体系，还要把自己泡在水里，调整我们对工作、退休及什么时候该得到什么的期望。我们不能再等待有偏见的人死掉，而必须直面他们，努力软化他们的铁石心肠，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不能任由人类造成的物种灭绝——其速率比自然速率高数千倍——发展下去，我们需要大幅度减缓这一进程，如果可以，我们需要完全阻止其发展。

为了构建下一个世纪，我们必须弄清楚每个人都将生活在哪里，他们将如何生活，在什么样的规则下生活。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从延长人类寿命中获得的巨大社会和经济红利得到明智的使用。

我们必须变得更富有同情心、更宽容、更公正。

朋友们，我们还必须更加具有人性。

[1]J. M. Spaight, Aircraft in War (London: Macmillan, 1914), 3.

[2]这是克拉克的三条“定律”之一，每一条都很有名。另外两条是“发现可能性之极限的唯一方法是敢于超越极限进入不可能的领域”，以及“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无法与魔法区分”。A. C. Clarke, “Hazards of Prophecy: The Failure of Imagination,” in Profiles of the Future: 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New York: Orion, 1962), 14, 21, 36.

[3]L. Gratton and A. Scott, The 100 Year Lif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Longevity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

[4]“以撒共活了一百八十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Genesis 35:28, King James Version.

[5]最初由财政部的一名职员出资，每月从每个商船船员的工资中扣除20美分，用于支付数家协议医院的费用。“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NIH History, https://history.nih.gov/exhibits/history/index.html.

[6]巴克衰老研究所也指出：“如果我们从学术研究转向私人公司用于商业化研究应用的资金，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总的来说，制药公司每年在研发上的支出比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支出多200亿美元。”“Who funds basic aging research in the US?,” Fight Aging!, March 25, 2015, https://www.fightaging.org/archives/2015/03/who-funds-basic-aging-research-in-the-us/.

[7]作者强调了全球面临的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危机。他们估计，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20亿，是一个世纪前的5倍，其中15亿人来自发展中国家。L. Fontana, B. K. Kennedy, V. D. Longo, et al., “Medical Research: Treat Ageing,” Nature 511, no. 750 (July 23, 2014): 405–7, July 24, 2014, https://www.nature.com/news/medical-research-treat-ageing-1.15585.

[8]“Estimates of Funding for Various Research, Condition, and Disease Categories (RCDC),”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May 18, 2018, https://report.nih.gov/categorical_spending.aspx.

[9]R. Brookmeyer, D. A. Evans, L. Hebert, et al., “National Estimates of the Prevalence of Alzheimer’s Dise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zheimer’s & Dementia 7, no. 1 (January 2011): 61–7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52294/.

[10]美国人在咖啡上每年人均支出1100美元。“2017 Money matters report,” Acorns, 2017, https://sqy7rm.media.zestyio.com/Acorns2017_MoneyMattersReport.pdf.

[11]“Actuarial Life Table,” Social Security, 2015, https://www.ssa.gov/OACT/STATS/table4c6.html.

[12]在《鹦鹉螺号》的乔丹娜·塞佩莱维奇（Jordana Cepelewicz）对海弗利克进行的一次内容丰富的采访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指出投资于衰老研究的资金并没有流向他认为应该流向的地方，他说大多数关于衰老的研究都集中在与年龄相关的长寿决定因素或疾病上。“在过去10年或更长时间里，国立衰老研究所的预算中只有不到3%用于衰老基础生物学的研究。” J. Cepelewicz, “Ingenious: Leonard Hayflick,” Nautilus, November 24, 2016, http://nautil.us/issue/42/fakes/ingenious-leonard-hayflick.

[13]电影《千钧一发》讲述的是一个由优生学驱动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孩子们的基因是经过选择的，以确保他们拥有最好的遗传特性。一位父亲问遗传学家：“我们在想，是否应该给孩子一些机会？”遗传学家回答说：“你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相信我，我们生来的缺陷就已经够多的了。你的孩子不需要有那么多负担。”A. Nicols, director, Gattaca, 1997.

[14]作者计算得出：“1970-2000年，预期寿命的增长每年为国家财富增加约3.2万亿美元，其中一半的增长仅仅是由于在对抗心脏病方面的进展。”治疗癌症所产生的价值“约为50万亿美元”。K. M. Murphy and R. H. Topel, “The Value of Health and Longev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 no. 5 (October 2006): 871–904, https://ucema.edu.ar/u/je49/capital_humano/Murphy_Topel_JPE.pdf.

[15]D. Goldman, B. Shang, J. Bhattacharya, and A. M. Garber, “Consequences of Health Trends and Medical Innovation for the Future Elderly,” Health Affairs 24, suppl. 2 (February 2005): W5R5–1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7578563_Consequences_Of_Health_Trends_And_Medical_Innovation_For_The_Future_Elderly.

[16]为了加深理解，我推荐你读一下比尔·布莱森关于这一主题的几本书：《大国札记》（英国）/ 《人在故乡为异客》（美国），出版于1999年；《澳洲烤焦了》，出版于2000年。这几本书是我最喜欢看的。

[17]这是美国政客常用的一个表述，取自《登山定训》中盐和光的比喻。在《马太福音》5:14中，耶稣告诉众生：“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18]这显然对劳动力产生了影响。“长寿的趋势是引起澳大利亚老年人，特别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稳步上升的一个因素。”马特·韦德（Matt Wade）在《悉尼先驱晨报》上写道，“现在大约20%的澳大利亚工人年龄超过了55岁，而在21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比例还不到10%。”M. Wade, “Trend for Australians to Live Longer Reshapes Economy,” Sydney Morning Herald, August 12, 2018, https://www.smh.com.au/business/the-economy/trend-for-australians-to-live-longer-reshapes-economy-20180810-p4zwuv.html?btis.

[19]“全民医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根据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一篇文章，路透社将其定义为“一个公共融资、私人提供的体系，这个体系将所有美国人纳入其中，并且能涵盖所有医疗必需的服务”。与此同时，美国公民的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根据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数据，优尼·布隆伯格（Yoni Blumberg）在CNBC“Make It”这个专栏中写道：“每年由雇主支付的医保金是美国医保的大头，2017年的平均支付金额为1505美元，而2006年为303美元。” Y. Blumberg, “70% of Americans Now Support Medicare-for-All—Here’s How Single-Payer Could Affect You,” CNBC Make It, August 28,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08/28/most-americans-now-support-medicare-for-all-and-free-college-tuition.html.

[20]“Australians Living Longer but Life Expectancy Dips in US and UK,” Guardian, August 16,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8/aug/16/australians-living-longer-but-life-expectancy-dips-in-us-and-uk.

[21]事实上，生活在收入最高的那些县的美国人比生活在最贫困的那些县的美国人平均多活20年，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写道，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机会极不平等”。B. Sanders, “Most Americans Want Universal Healthcare.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Guardian, August 14,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aug/14/healthcare-a-human-right-bernie-sanders-single-payer-system.

[22]事实上，《患者因素》列出了位居世界卫生保健体系前列的国家（由世界卫生组织提供）：（1）法国，（2）意大利，（3）圣马力诺，（4）安道尔，（5）马耳他。“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Ranking of the World’s Health Systems,” The Patient Factor, http://thepatientfactor.com/canadian-health-care-information/world-health-organizations-ranking-of-the-worlds-health-systems/.

[23]“My father says that America has the best healthcare system in the world. What can I say to prove him wrong?,” Quora, https://www.quora.com/My-father-says-that-America-has-the-best-healthcare-system-in-the-world-What-can-I-say-to-prove-him-wrong.

[24]N. Hanauer, “The Pitchforks Are Coming ... For Us Plutocrats,” Politico, July /August 2014,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4/06/the-pitchforks-are-coming-for-us-plutocrats-108014.

[25]Se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tro-biology,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astrobiology.

[26]P. Dayal, C. Cockell, K. Rice, and A. Mazumdar, “The Quest for Cradles of Life: Using the Fundamental Metallicity Relation to Hunt for the Most Habitable Type of Galaxy,”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July 15, 2015, https://arxiv.org/abs/1507.04346.

[27]“List of Nearest Terrestrial Exoplanet Candidates,”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nearest_terrestrial_exoplanet_candidates.

[28]George Monbiot, “Cutting Consump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Limiting Population,” “George Monbiot’s Blog,” Guardian, February 25, 2009,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georgemonbiot/2009/feb/25/population-emissions-monbiot.

[29]S. Pinker,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8), 333.

[30]一位房地产建筑商告诉CNBC记者黛安娜·奥利克（Diana Olick），如果年轻人买不起有类似便利设施的公寓，他们就不愿意离开业主已经装潢好的像“度假村”一样的出租公寓。奥利克发现，年轻一代的美国人“似乎更喜欢空间更小、更简单的生活”，她提到了小户型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基础是通过技术为较小空间配备“大型便利设施”。 D. Olick, “Why Houses in America Are Getting Smaller,” CNBC, August 23, 2016, https://www.cnbc.com/2016/08/23/why-houses-in-america-are-getting-smaller.html.

[31]在纽约，有一家名为WeWork的创业公司，其成立耗资200亿美元，致力于提供共享工作环境，其中包括丰富的便利设施。戴维·盖尔斯（David Gelles）在《纽约时报》为这家公司撰写企业简介时，这家已有8年历史的公司已经“在全球建立了一个由212个共享工作空间组成的网络”，目前正在东河上建造15层的72号“码头”。在这个巨大的共享空间里还会配备“一间果汁酒吧、一间真正的酒吧、一间带拳击室的健身房、一个室外篮球场和尽览曼哈顿全景的观景台。这里还会配备餐厅，甚至还有干洗服务和理发店”。D. Gelles, “The WeWork Manifesto: First, Office Space. Next,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17/business/the-wework-manifesto-first-office-space-next-the-world.html.

[32]请不要忘记那些我们没有吃就扔掉的粮食和肉，生产这些东西同样需要消耗水。2013年的一项估计：到2050年，粮食生产的耗水量可能达到每年10万亿～13万亿立方米，这是目前地球人口所消耗淡水量的3.5倍。J. von Radowitz, “Half of the World’s Food ‘Is Just Thrown Away,’” Independent, January 10, 2013, https://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green-living/half-of-the-worlds-food-is-just-thrown-away-8445261.html.

[33]Carl R. Woese Institute for Genomic Biolog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Scientists Engineer Shortcut for Photosynthetic Glitch, Boost Crop Growth 40%,” Science Daily, January 3, 2019,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 leases/2019/01/190103142306.htm.

[34]P. Mirocha, and A. Mirocha, “What the Ancestors Ate,” Edible Baja Arizona, Sep-tember /October 2015, http://ediblebajaarizona.com/what-the-ancestors-ate.

[35]J. Wenz, “The Mother of All Apples Is Disappearing,” Discover, June 8, 2017, http://blogs.discovermagazine.com/crux/2017/06/08/original-wild-apple-going-extinct/#.W_3i8ZNKjOQ.

[36]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年底的一份报告称：“维生素A缺乏是儿童视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并增加了因腹泻等常见儿童疾病死亡的风险。”报告指出，补充维生素A被证明可以“将全因死亡率降低12%～24%，因此是支持降低儿童死亡率的努力的重要方案”。“Vitamin A Deficiency,” UNICEF, February 2019, https://data.unicef.org/topic/nutrition/vitamin-a-deficiency/.

[37]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西北大学的卢西亚诺·马拉菲尼（Luciano Marraffini）和埃里克·桑特海默（Erik Sontheimer）是第一个展示CRISPR如何保护细菌免受外来DNA侵害的人：干扰机制直接以DNA为目标。“从实际的角度来看，指挥特定的、可寻址的DNA破坏的能力……可能具有可估量的功能效用，尤其是如果该系统能够在原生细菌或古细菌环境之外发挥作用。”他们写道。L. A. Marraffini and E. J. Sontheimer, “CRISPR Interference Limits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n Staphylococci by Targeting DNA,” Science 322, no. 5909 (December 19, 2008): 1843–4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95655/; J. Cohen, “How the Battle Lines over CRISPR Were Drawn,” Science, February 17, 2017,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7/02/how-battle-lines-over-crispr-were-drawn.

[38]M. R. O’Connell, B. L. Oakes, S. H. Sternberg, et al., “Programmable RNA Rec-ognition and Cleavage by CRISPR/Cas9,” Nature 516, no. 7530 (December 11, 2014): 263–6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274302.

[39]L. Cong, F. A. Ran, D. Cox, et al., “Multiplex Genome Engineering Using CRISPR/Cas Systems,” Science 339, no. 6121 (February 15, 2013): 819–23,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3287718.

[40]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Organisms Obtained by Mutagenesis Are GMOs and Are, in Principle, Subject to the Obligations Laid Down by the GMO Directive,” July 25, 2018,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8-07/cp180111en.pdf.

[41]“Secretary Perdue Statement on ECJ Ruling on Genome Editing,”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July 27, 2018, https://www.usda.gov/media/press-releases/2018/07/27/secretary-perdue-statement-ecj-ruling-genome-editing.

[42]LED很小，跟一粒胡椒差不多大，将红光、绿光和蓝光等原色混合，从而产生白光。“LED Lighting,” Energy Saver, https://www.energy.gov/energysaver/save-electricity-and-fuel/lighting-choices-save-you-money/led-lighting.

[43]2016年，洛杉矶通过加大对公共交通系统和太阳能方面的投资，实现了11%的减排（相当于73.7万辆汽车不上路），同时创造了“3万个新的绿色工作岗位”，马特·西蒙在《连线》杂志上写道。M. Simon, “Emissions Have Already Peaked in 27 Cities—and Keep Falling,” Wired, September 13, 2018, https://www.wired.com/story/emissions-have-already-peaked-in-27-cities-and-keep-falling/.

[44]斯蒂芬妮·加洛克（Stephanie Garlock）在《城市实验室》杂志上的一篇报道中称，污染原因是“输送污水的管道和将清洁雨水输送到河流的管道之间的接口存在问题”。当一场暴雨来袭时，“管道里的污水和所有东西都会通过老旧的排水管道直接冲进查尔斯河及其支流”。翻新污水系统后，这个问题被彻底解决了。S. Garlock, “After 50 Years, Boston’s Charles River Just Became Swimmable Again,” Citylab, July 19, 2013, https://www.citylab.com/life/2013/07/after-50-years-bostons-charles-river-just-became-swimmable-again/6216/.

[45]该农场耗资2亿澳元建造，并拥有一座由23000面镜子组成的太阳能发电厂，这些镜子将太阳的热量反射到太阳能塔上。番茄植株不是生长于土壤中，而是在“用富含营养的椰子壳作为肥料的水溶液中生长”。E. Bryce, “These Farms Use Sun and Seawater to Grow Crops in the Arid Australian Desert,” Wired, February 14, 2017, http://www.sundropfarms.com.

[46]1加仑约为3.79升。——编者注

[47]Letter from Joseph Wharton, December 6, 1880, https://giving.wharton.upenn.edu/wharton-fund/letter-joseph-wharton/.

[48]P. Sopher, “Where the Five-Day Workweek Came From,” Atlantic, August 21, 20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8/where-the-five-day-workweek-came-from/378870/.

结语　迈向未来

让我带你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哈佛医学院我的实验室去转转。

你会在新研究大楼的遗传学系找到我们，我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生物学家团队。在这里，康妮·塞普科（Connie Cepko）正用培养皿培育哺乳动物的眼睛，研究通过基因治疗来恢复视力的可能性。在大厅尽头的洁净室里，作家兼科学家戴维·里奇（David Reich）正在对两万年前的牙齿进行DNA测序，他发现我们的祖先喜欢和其他人类亚种杂交。在这层楼的下面，乔治·丘奇和其他“巫师”一起打印出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并且使长毛象复活。街对面，杰克·绍斯塔克已经结束了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工作，开始尝试揭开40亿年前生命如何开始的秘密；他有时过来只是看看。

是啊，就连他们在电梯里的谈话都是那么棒。

我的实验室在九层。走进办公室时，你第一个看到的人会是苏珊·德斯蒂法诺（Susan DeStefano），她在过去的14年中“霸占”了我们的实验室和我的生活。苏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相信《创世记》里所讲的内容。她认为我们是在按照上帝的旨意帮助病人和穷人，我们对上帝和科学的看法没有理由不一致。我俩都想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在苏珊工位的左侧，你会看到实验室主管路易斯·拉杰曼（Luis Rajman）的办公室。路易斯拥有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并在生物技术巨头百健艾迪公司管理转基因老鼠研究中心，但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在经营一家高端相框制造公司。他研究的绘画作品比我家房子还值钱——可能比我所有邻居的房子加起来还值钱，所以他是一个特别适合做细致工作的人选。工位背对着拉杰曼办公室的是卡罗丽娜·切瓦莱克（Karolina Chwalek），她拥有再生医学博士学位，是我们的办公室主任，一个严格但公正的管理者，她能确保我们这三四十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拿到资助，并且确保我们的研究项目得到持续的资助。

丹尼尔·维拉（Daniel Vera）的工位在拉杰曼旁边，他经常同时盯着几块电脑屏幕，最少也会盯着一块电脑屏幕。他是实验室的数据专家，建立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基因组学中心。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是他向我提供了ICE鼠表观遗传变化的全基因组分析数据，这些数据对强化衰老信息理论帮助很大。

走廊两边挂着已经装裱好的我们曾经发表的研究论文。沿着走廊往里走，你会发现有一间办公室门上方挂着一块写着“作战指挥室”的牌子，好像在向温斯顿·丘吉尔的中央司令部致敬。你在里面会发现一个实验室，由世界上最优秀的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在这里轮班工作。当我在实验室里巡视（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时，我会想起曾经在这里工作的一些人。

当时我左边的是墨西哥细胞生物学家伊斯雷尔·皮查多-卡萨斯（Israel Pichardo-Casas）和乌克兰物理学家博格丹·巴德尼克（Bogdan Budnik），他们在人类非编码的“垃圾DNA”中发现了5000多个新基因。这些很小的基因产生很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在血液中流动，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用来治疗癌症、糖尿病，或者是使年迈老鼠返老还童的因素。还有名字都叫迈克尔的几位科学家——邦科夫斯基、舒尔茨和库尼，邦科夫斯基在我们逆转血管老化的研究中起了关键作用，这种研究能使老鼠跑两倍的路程。[1]他培育的老鼠到现在还保持着科学史上老鼠的最长寿纪录——5岁。

邦科夫斯基的弟子舒尔茨正在研究衰老导致的相关炎症的分子事件，寻找抑制这种反应的方法，来消除一个关键驱动因素，这个因素会使衰老相关的疾病加重。他和邦科夫斯基正在利用基因疗法“感染”具有长寿基因的年迈老鼠，旨在打破由自己创造的老鼠长寿纪录。

库尼正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打算将水熊虫这种超级坚韧的八条腿微型生物的DNA修复基因引入人体细胞，以期为宇航员提供针对宇宙辐射的保护措施，当然，它还能延缓衰老。

还有来自葡萄牙的胡奥·阿莫林（João Amorim），他正在研究白藜芦醇和一些STAC，试图了解它们是如何激活人体中的SIRT1的。他只改变了老鼠SIRT1基因中的一个碱基对，该基因会使SIRT1酶对白藜芦醇和其他STAC具有抵抗性。他正在测试变异老鼠是否仍能从白藜芦醇中获得健康和寿命的益处。如果白藜芦醇对突变体不再起作用，那么这就能终结白藜芦醇是通过直接激活SIRT1酶起作用，还是通过激活AMPK等其他机制起作用的争论。到目前为止，这些结果看起来倾向于支持SIRTl激活假说。

还有来自韩国的杨杰贤（Jae-Hyun Yang），在过去六年里，他一直在给细胞和动物的染色体“挠痒痒”，以了解ICE鼠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过早衰老。是他和阿莫林第一次证明了ICE鼠的表观遗传时钟走得更快。他的工位旁边是吕垣澄——最优秀的中国学生之一，他发现了一种强大的表观遗传重编程系统，它可以通过一种经人工改造的病毒被输入年老动物体内。

田晓（音译，原名为Xiao Tian）刚刚用这种病毒来保护人类神经细胞免受化疗的伤害。正常的神经不是死了就是缩成一团，经重编程的细胞则是完全健康的，长而漂亮的细胞突起一直延伸到培养皿的底部。有些实验尚未得出结论，但是我们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我们计划在几年内在眼病患者的身上对这种病毒进行试验。

帕特里克·格里芬（Patrick Grifin）是我最近带的一个研究生，他想知道在不造成真正的DNA损伤的情况下，激发对DNA损伤的反应是否足以导致哺乳动物衰老。为了验证这一点，他设计了一种方法，利用Cas9/CRISPR的非切割版本，将DNA损伤信号蛋白拴在基因组上。如果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它仍然会导致衰老。热姆·罗斯（Jaime Ross）已经改造出一种名叫NICE鼠的老鼠，让它们仅在神经元中就能经历加速的表观基因噪声。她想知道大脑是否控制身体其他部位的老化，以及这些老鼠是否表现得更像80岁的人类。如果是这样，它们就可以作为人类大脑衰老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更好模型。

乔尔·索恩（Joel Sohn）跟20世纪一些最伟大的生物学家共事过，然后花30年的时间当一名渔夫，捕捞和出口海洋生物，希望探寻长生不老的秘密。他正在研究刺胞动物，这是一种透明的海洋动物，它们能用自己的身体做出惊人的行为，比如重新长出一个新的身体部位或者在脚上孵化一个幼体。那天对乔尔来说是个好日子：被切掉头部的海葵正在长出一个新头，不死的水母正在用自己的身体克隆出许多小水母。也许这些再生过程和我们再生视神经的过程是一样的。也许这些生物与香农的“监视器”——它储存年轻时的表观遗传信息——有共通之处。

阿比鲁普·达斯（Abhirup Das）主持了年迈老鼠马拉松研究项目，他正在研究药物前体的影响，如硫化氢和NMN对伤口愈合的影响。还有林赛·吴（Lindsay Wu），他是我们在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实验室的负责人，正在研究能激活一种名为G6PD的酶的分子，这种酶已被证实能延长多种动物的寿命，不幸的是，这种酶在3亿人身上发生了突变，这种突变是所有突变中最常见的一类。他还通过给雌性年迈老鼠喂食NMN并保护它们的卵细胞DNA不受到损伤，恢复了它们的生育能力。

我们的口腔科学生罗克珊·巴瓦利安（Roxanne Bavarian）正在研究沉默信息调节因子对经口毒性和癌症的作用。还有来自芬兰的凯萨·塞利斯尼米（Kaisa Selesniemi），她是培养卵巢干细胞和逆转女性不孕症方面的全球领军专家之一。

来自印度的穆罕默德·帕维兹·阿拉姆（Mohammad Parvez Alam）正在通风柜里创造新的化学物质。康拉德·里纳尔迪（Conrad Rinaldi）正在测试最新一批产品能否使老年人的皮肤细胞恢复活力。来自意大利的朱塞佩·科波特利（Giuseppe Coppotelli）正在研究我们新发现的人类长寿基因，包括一种叫作Copine2、在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体内发生突变的基因。

艾丽斯·凯恩（Alice Kane）是澳大利亚人，她正在对一些老鼠进行检测，以开发出一种老鼠衰老生物钟来预测老鼠能活多久，她正在帮助我们所有人看到并了解性别差异。李军（音译，原名为Jun Li）——我们实验室的高级生物化学家，正在研究为什么我们修复DNA的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并且他发现NMN能够逆转这一过程。[2]

他们就是那天在实验室的人。还有其他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做改变世界的工作。

这些人非常杰出。他们可以研究宇宙中的任何问题，但是他们来到了哈佛研究衰老。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内向的，就像科学家大多数时候所表现的那样。有几个是谨慎和保守的研究人员，这是我正在努力纠正的一个特点。然而，没有一个人不相信，人类的生命活力正在延长。

这仅仅是一个实验室，在哈佛大学保罗·F.格伦衰老生物学研究中心还有三个实验室，致力于帮助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在布鲁斯·杨克纳（Bruce Yankner）的实验室里，他们正在研究衰老对人类大脑的影响。马西娅·海吉斯（Marcia Haigis）的实验室正在研究线粒体在衰老和疾病中的作用，并揭示了沉默信息调节因子突变在癌症中的作用。艾米·韦杰斯（Amy Wagers）的实验室是最早证明年轻老鼠的血液能使年迈老鼠恢复活力（反之亦然）的实验室之一，这促使人们将年轻献血者的血清注入自己体内。艾米和我正在合作寻找血液中的因素并开发新的先进药物来治疗老年疾病而不让人毛骨悚然。

在麻省理工学院河对岸的另一个格伦研究中心里，伦纳德·瓜伦特、安吉丽卡·阿蒙（Angelika Amon）和蔡立慧正在研究延缓、阻止和逆转衰老的基础问题。在美国其他城市，托马斯·兰多（Thomas Rando）、安妮·布鲁内特（Anne Brunet）、托尼·怀斯-科雷（Tony Wyss-Coray）、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尼尔·巴尔齐莱和理查德·米勒等人都在运营大型实验室或研究中心，他们的研究正在改变我们看待衰老的方式，在旧金山北部有一栋叫作巴克衰老研究所的大楼，那里的研究人员致力于理解和对抗衰老。名单上还有很多人。

我列举的不过是众多实验中的几个。在全世界，十几个独立的研究中心都在努力解决同样的问题，现在世界上每个重点大学都至少有一名科学家在研究衰老问题。绝大多数实验室获得了研究其他疾病的资助，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衰老，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会解决他们获得资助来研究的其他任何疾病的治疗问题。毕竟，在现在这种环境中，研究资助的来源很多，但那些与被认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做斗争的人却得不到应有的资助，而且几乎没有人相信衰老是一种疾病。

同时，私营企业在基于神经网络的创新药物研发、基因分析、生物追踪和疾病检测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它们旨在大大延长我们的寿命。那些针对人人都可以操作、简单易行的延长寿命和健康寿命的方法进行的研究每天都在增加，为健康和长寿提供了越来越好的路径图。

一二十年前，即使是最乐观的科学家也才刚刚开始构想一个衰老并非不可避免的世界，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致力于延缓、停止或逆转衰老的研究，因此当人们出于礼貌听我介绍我的工作时，从他们的表情能看出来，他们好像在说我疯了，对此我当然能理解。如今，我却很难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能看到我们现在拥有一支由杰出的科学家组成的庞大研究团队，却不相信人类衰老的巨大变化即将到来，而且很快就会到来。

我对那些说“这是做不到的”的人心存怜悯。在我看来，他们跟那些说疫苗没有效果、人不能飞起来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鉴于长寿研究能给世界带来的好处，对那些说“不应该这样做”的人，我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真的一点儿耐心都没有了。

超越信仰

有些人会让你相信，我实验室里的人——以及世界各地实验室里从事同样工作的人——都在进行一场不自然甚至不道德的运动，以改变作为人类的意义。这一看法在关于人性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客气点儿讲是“主观的”，更准确地说可能是“狂热的”。

在我看来，这就是2003年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向白宫提交的一份名为“超越治疗：生物技术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报告背后的导向力，它对衰老研究提出了不祥的警告，认为衰老研究违背了“人类本性”，打乱了通常意义上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的有序循环。

生物伦理委员会提出疑问：如果人们到结婚时还能再活80年或100年以上，而不是现在的50年，那么他们在结婚时是更愿意发誓“终生忠诚，‘至死不渝’”还是更加不情愿发这种誓呢？[3]我反而却会想：什么样的不幸婚姻会使人们连这样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我很想和妻子桑德拉再共同生活50年。

生物伦理委员会提出，衰老“是调节我们生命历程的一个过程，能够使我们感觉到时光流逝”。委员会成员警告说，如果没有衰老，我们可能会“脱离生命周期”。[4]当然，我们所谓的“自然”生命周期是指我们绝大多数祖先在这个周期内没等到长出白发或皱纹就死掉了，然后尸骨经常被食肉动物吃掉。如果你愿意这样，那么请自便。

委员会问道：“顺其自然的生命（正是我们的弱点和局限）就像一个镜头，为我们拓展了更广阔的视野，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连贯性和持续的意义，我们如果想脱离这种生命形式及其内在约束，不就是在自欺欺人吗？”[5]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弱点是有意义生命的必要条件，我们就永远不会修复骨折、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或鼓励妇女通过补钙和锻炼来预防骨质疏松。

我知道我不该对这类事情生气，毕竟这是一个和科学一样古老的故事——你只要问一下伽利略当你“扰乱事物的自然秩序”时会发生什么就知道了。

但这可不是进行道德说教的官僚们拟写的一份微不足道的报告。撰写这份报告的人是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斯，他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生物伦理学家之一，在乔治·W.布什（小布什）任期内，他被称为“总统的哲学家”。在这份报告发表后的几年里，衰老研究被认定为不是为了对抗疾病，而是为了对抗人类。在我看来，这就是胡说八道，而且是非常致命的胡说八道。

然而，固定思维一旦形成，要改变这些想法、观念和偏见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帮助人们看清衰老的本质不是“顺其自然”的事将是一场漫长的斗争。

如果有更多的钱投向我的实验室及其他类似的实验室，我们就能取得更快的进展。但是由于缺乏研究资金，如今70岁以上的人可能等不到那一天。如果你和你的家庭成员成为最后一批因为身体衰退和衰老而早逝的人，或者我们的孩子未能从这项研究中获益，那你应该“感谢”那些生物伦理学家。

在我讲了这么多理由后，即使你依然认为延长寿命中那段健康的岁月不适合你——也许这样做会减少你的紧迫感，或者违背事物自然进程，你也要为朋友和家人考虑考虑呀。除非万不得已，你会让你所爱的人在你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因为必须在生理上、情感上和经济上照顾你而经受一二十年不必要的痛苦吗？

我建议你在疗养院待一天，就像我妻子每隔几天做的那样：给那些不会咀嚼的人喂饭，帮他们擦屁股，用搓澡巾给他们洗澡，看着他们费劲想自己在哪儿、是谁。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想你就会赞同我的观点：如果你明知可以和与自己的衰老相关的衰退斗争，却选择不作为，这就是一种漠视和无情。

像卡斯这样的大有人在。但如果他们活得够久，那他们同样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在这种势头下，没有人能阻挡我所描述的未来，或与之类似的未来。延长健康寿命是不可避免的。

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想参与进来。

因为无论人们说什么或相信什么，无论他们是乐观主义者还是威胁论者，是科学家还是生物伦理学家，变化都正在发生。

2018年6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除了新增了一个疾病代码，这是一份不大引人注目的文件。一开始，并没人注意到这个代码，如果你输入代码MG2A，你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站[6]上找到这段，它是这么说的：

MG2A老年

·没有涉及精神病的老年

·没有涉及精神病的衰老

·老年性衰弱

联合国鼓励世界各国于2022年1月1日开始采用ICD-11进行报告。这意味着现在有可能诊断出一种叫作“老年”的疾病状态，各国将必须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本国死于衰老的人口的统计数据。

这是否会导致监管层面的变化，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引向开发能够造福人类的药物？联邦监管机构和医生是否最终会接受，给患者开延缓衰老和衰老引起的所有疾病的药品是符合伦理要求的？他们会承认获得这些药品确实也是患者的权利吗？保险公司有一天会为患者报销治疗费用以减少他们的支出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我当然希望这些都能实现。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现身说法

除了建议人们“减少卡路里摄入”、“不要庸人自扰”和“锻炼身体”，我不会提出治疗建议。我是一名研究人员，不是医生，我没有资格告诉任何人该做什么，我也不为补充剂或其他产品代言。

不过，我不介意跟你说说我在做什么，其中有些甚至还是警告：

·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可做，可不做。

·我甚至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做是否正确。

·虽然人体试验正在进行，但没有哪种治疗衰老的方法经过了严格的旨在了解广泛的潜在后果的长期临床试验。

当我跟人们讲这些事情时，他们常常想知道，为什么我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于无法预计的各种副作用的风险之下（虽然这看起来可能性很小），就算它们会加速我的死亡。

答案很简单。我很清楚如果我什么都不做，那么将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到我的身上——这些事情可不是什么好事。因此我还有什么必要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呢？

因此，我想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每天早晨服用1克NMN，同时服用1克白藜芦醇（将其加入我自制的酸奶）和1克二甲双胍。[7]

·我每天服用维生素D、维生素K_2和83毫克阿司匹林。

·我尽量少吃糖、面包和面食。我40岁时就放弃了甜点，尽管我确实偷吃过。

·一天当中，我尽量少吃一顿饭，或者至少有一餐吃得很少。因为我工作很忙，所以我在一周中的大部分日子都没空吃午饭。

·每隔几个月，抽血员就会来我家抽血，用来分析我体内的几十种生物指标。当我的各种指标的水平不够理想的时候，我会用饮食或锻炼来控制它们。

·我试着每天走很多步，爬楼梯，周末大部分时间和儿子本杰明一起去健身房，举重，慢跑，并且在汗蒸房里待上一段时间，然后在冰冷的游泳池里泡一会儿。

·我吃很多蔬菜，尽管哺乳动物的肉很美味，但我尽量不吃。如果我锻炼，我就吃肉。

·我不吸烟。我尽量不用微波炉加热塑料餐具，远离过度的紫外线暴露、X射线和CT（计算机断层扫描）。

·我白天尽量少穿点儿，晚上睡觉尽量少盖点儿。

·我的目标是将体重或BMI（身体质量指数）保持在最佳的健康寿命范围内，对我来说这个范围是23～25。

一天当中，我大约有50次会被问到关于补充剂的事。在我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说一下，我从不推荐膳食补充剂，我不测试或研究它们，也不赞同吃这些东西；如果你看到某个产品暗示是我推荐的，那它肯定是在骗你。膳食补充剂的监管远没有药物那么严格，所以如果我真的想服用膳食补充剂，我会寻找一个有良好声誉的大品牌，看看是不是高纯度的分子（纯度最好在98%以上），并检查一下产品上有没有“GMP”标志，如果有这个标志，那就说明该产品是在“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下生产的。烟酰胺核糖（NR）被用来合成NMN，因为NR便宜，所以有些人会服用NR而不是NMN。烟酸和烟酰胺更便宜，但它们对提高NAD水平似乎没有NMN和NR那样有效。

有些人建议，NAD促进剂可以与一种能给细胞提供甲基基团的化合物一起服用，比如三甲基甘氨酸，它也被称为甜菜碱或甲基叶酸。从概念上讲，这是很有意义的——NR和NMN中的“N”代表烟酰胺，这是维生素B_3的一种变体，过量时，身体会将其甲基化并通过尿液排出，可能会消耗细胞中的甲基——但这仍是一个理论。

我父亲和我几乎使用了相同的养生法，我不记得他上次得病是什么时候。他说他浑身是劲儿。今年夏天，他把在澳大利亚的一大堆事全撂在了一边，来波士顿帮我们修了六周的房子，而他第二份工作是在悉尼大学的远程工作，然后，他开车在美国东海岸游玩了几周，和他的一生挚友一起去俄亥俄州伍斯特的夏季戏剧节进行一年一度的朝圣之旅。

父亲在夏末的时候飞回了家，几周后又飞了回来，到华盛顿见证他所说的“爵士授勋仪式”。现在他又回到了老家悉尼，计划向北行驶600英里去“会会几个朋友”。他热爱生活，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时常感慨我的一生是多么幸运。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我被教导“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现在，当我闲暇时，我下意识地停下来思考我现在的生活，却有种想哭一场的感觉。

我成长于一个自由的国家，然后搬到了一个更自由的国家。我有三个了不起的孩子和许多朋友，这些朋友对待我的家人就跟对待他们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为妻子桑德拉感到骄傲，她曾经在德国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得了植物学学位，然后来到波士顿和我待在一起，攻读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并在世界上第一次克隆老鼠的实验室工作。为了获得博士学位，她研究出了治愈患有雷特综合征的老鼠的方法，这种致命的疾病会破坏女婴体内的表观基因组并阻止大脑发育。巧合的是，她研究的基因MECP2能与甲基化的DNA结合，它可能是一种细胞“监视器”，可以存储年轻时的年龄校正数据。

在过去25年里，桑德拉一直在教我怎样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更不用说在我们一起散步时告诉我看到的所有植物、昆虫和其他动物的名字了。刚结婚时，我们经常吵架，她认为我的研究有“伦理问题”，这让我很伤心。现在，我们研究和讨论了大量近些年的生物学和经济学数据，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争吵，事实上她已经开始服用NMN。

我现在还无法断定我的养生法对我们是否有效，但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害处。我现在50岁了，感觉和30岁时一样。我的一位同事有一次把我推进一台实验性磁共振成像仪中，好心地把我的心脏跳动制成了三维视频，他发现我的心脏看起来也只有30岁。我没有白头发，也没有很深的皱纹，至少现在还没有。

一年前，我的弟弟尼克半开玩笑地指责我，说我拿他做阴性对照，并要求获得同样的养生法，当时他的头发正在变白并有脱发的现象。我坚决不同意他的这个说法，但我不能说我没有过这样的念头。他现在也在采用我爸爸的养生法。

如果失去了朋友和家人的陪伴，活得再久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连我们的三只狗——一只10岁的小型混血贵宾犬查理和两只3岁的黑色拉布拉多犬凯蒂和美乐家——都已经服用NMN好几年了。查理是一只治疗犬，它的工作是让人们平静下来，但如果桑德拉在它工作的那天喂它NMN，它就会变得异常活跃，所以在它的工作日我们不会给它服用NMN。凯蒂患有先天性肾功能缺陷，它的预计寿命是5年，我们希望NMN能让它多活几年。在肾脏受损的老鼠身上的试验结果表明这是可能的。[8]

很多人认为一种旨在增强长期生命活力的养生法一定很难坚持，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的家人肯定做不到。我们只是一群普通人，每天都只想活着。为了活着，我尽可能保持小心谨慎，关心我是否感觉身体状况良好，偶尔检查一下我的血液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确定了最适合我的饮食、锻炼和日常膳食补充。我相信，随着我们继续活下去，我和我的家人将根据不断进化的研究继续调整这些做法。

一直继续。

一直继续。

是呀。因为我确实希望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待在人世间。有很多未知因素可能会干扰我实现这一目标。毕竟，我明天就可能会被公共汽车撞倒。但是我越来越容易想象，在我度过100岁的时候，我不快乐、不健康，不能与朋友、家人和同事待在一起，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我在100岁以后还能活多久呢？

嗯，我想，能迎接22世纪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就意味着我能活到132岁。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遥远的机会，但没有超出生物学法则，也没有偏离我们目前的轨道。如果我真的能活那么久，也许我会想活得再久点儿。

我想做的事太多了，我想帮助的人也太多了。我愿意不断推动人类走向我所相信的更健康、更幸福和更繁荣的道路，并且活得足够长久，知道我们要走的是哪条道路。

丛林漫步

我最近回到了我长大的那个社区，它位于悉尼北郊，紧挨着加瑞加尔国家公园。当时父亲和桑德拉都在场，我12岁的儿子本杰明也在场。

我们沿着小径远足，小时候，薇拉也会带着我和弟弟在这条小径上散步。她给我们讲她在童年时的艰苦岁月，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长大是件多么幸运的事，她还会给我们讲A. A.米尔恩的智慧：

“今天星期几呀？”小熊维尼问。

“今天就是今天。”小猪吱吱叫道。

“今天是我最喜欢的一天呀。”小熊维尼说。

父亲很想去，本杰明也想去，这两个“小男孩”生龙活虎。但是，当我来到这条小径的起点，驻足于高耸的砂岩悬崖边，俯瞰着一条长满桉树、蝉在高处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的山谷时，这座城市迅速让位给灌木丛，现在和遥远的过去在这里交织，此情此景是如此的壮阔和美丽，这一切让我肃然起敬。

如果你从南面弯曲前行，沿着一条石径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达美乐家大道（我在小时候住过的那条街），然后你会到达中港，这里是一个入海口，两岸长着茂密的红木桉、杯果木和一些不知名的产树胶的树木，再往前走，最后你会到达悉尼港。如果你从北面走，你将穿越数百英里，途经数个国家公园：从加瑞加尔国家森林公园到库灵盖国家公园再到马拉马拉国家公园，从塔鲁尔国家公园到燕勾国家公园再到沃勒米国家公园，这里的咸水河口一眼望不到尽头，山脊蜿蜒起伏，沿途点缀着零星的古老石刻遗迹。除了远处传来的当地土著人的回声，你在这里走上几天甚至几周，都听不到人声。

虽然那天我们只打算在加瑞加尔国家森林公园里步行几个小时，但我为此已经盼望了好几个星期。

至少在我看来，徒步旅行和丛林漫步有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区别。当人们徒步旅行时，他们通常的目的是锻炼身体、寻求内心宁静、观赏美景或与所爱的人共度美好时光。当澳大利亚人去丛林漫步时，他们的目的不光是寻找这些东西，还包括寻找智慧。

我在悬崖边驻足良久，以至于忘却了时间。或许是一两分钟吧，也许是5～10分钟。不管时间有多长，我的家人似乎都没有察觉到。当我从怀旧和沉思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小径上已经走了一段路。

本杰明正在剥着像白纸一样的白千层树树皮，而父亲正向他解释哺乳动物开始出现时，这些悬崖是沙子沉积而成的。桑德拉正在查看一棵班克木——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从上面采集了一种奇异而多刺的花，并将它献给了英国皇家学会——她总是乐此不疲地提醒我们，这种树是山龙眼目家族中的一员。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本杰明是七年级的学生。他是个好孩子，一个聪明的男孩。他希望有一天能在我的实验室工作，接替我去“完成这项工作”。我告诉他，会有许多人跟他竞争，并且我不会给他任何特殊照顾，他说：“好吧，如果是这样，那我可以为伦纳德·瓜伦特工作。”

图10.1——丛林漫步。如果你从我儿时的家往北走，你会穿过更广阔、绵延数百英里的国家公园，一个似乎没有尽头的咸水河口和由原始居民加瑞加尔家族留下的古老石刻遗迹装饰的崎岖山脊。父亲现在已经80岁，他的母亲薇拉正是在这个年龄断了活下去的念头——衰老对人们有着这样的影响。相反，我父亲爬山、周游世界，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他代表着我们所有人的希望

是的，他还是个有趣的男孩。

我们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正在走自己的路。我想，娜塔莉会成为一名兽医，亚历克丝也许会成为一名外交官或政治家。

我父亲现在80岁了，他的母亲薇拉在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双眼早已暗淡无光，生命之火正在熄灭，她已经失去生存的意志，从此再也不敢外出冒险。我无法预测未来，但当我看到父亲现在过着充实的生活、到处旅行、乐观开朗及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时，我想我们会陪伴他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真心地希望他能长寿。

不仅是因为他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代表着希望，而且是因为我想跟父亲、桑德拉及我所爱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里，寻求宁静，听故事，发现美景，追忆往事。

当然，我们不但要带上本杰明、娜塔莉和亚历克丝，还要带上他们的孩子，还有他们孩子的孩子。

为什么不？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1]E. Pesheva, “Rewinding the Clock,” Harvard Medical School, March 22, 2018, https://hms.harvard.edu/news/rewinding-clock; A. Das, G. X. Huang, M. S. Bonkowski, et al., “Impairment of an Endothelial NAD+-H2S Signaling Network Is a Reversible Cause of Vascular Aging,” Cell 173, no. 1 (March 2018): 74–89,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2867418301521.

[2]J. Li, M. S. Bonkowski, S. Moniot, et al., “A conserved NAD+ Binding Pocket That Regulates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During Aging,” Science 355, no. 6331 (March 24, 2017): 1312–17,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456119/.

[3]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Beyond Therapy: Bio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190.

[4]Ibid., 192.

[5]Ibid., 200.

[6]“ICD-11 for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Statistics: MG2A Old Ag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cember 2018, https://icd.who.int/browse11/l-m/en#/http://id.who.int/icd/entity/835503193.

[7]Bravo Probiotic Yogurt, https://www.bravo-probiotic-yogurt.com/.

[8]Y. Guan, S.-R. Wang, X.-Z. Huang, et al.,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an NAD+ Precursor, Rescues Age-Associated Susceptibility to AKI in a Sirtuin 1–Dependent Mann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phrology 28, no. 8 (August 2017): 2337–52, https://jasn.asnjournals.org/content/28/8/2337; see also S. Wakino, K. Hasegawa, and H. Itoh, “Sirtuin and Metabolic Kidney Disease,” Kidney International 88, no. 4 (June 17, 2015): 691–9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593995/.

致谢

我对妻子桑德拉·路易肯赫斯的爱和感激之情无以言表，20年来，她一直支持我，包容我写这本书并几易其稿。至于我的孩子亚历克丝、娜塔莉和本杰明，他们是我心目中最优秀的子女。

写一本书需要所有参与创作过程的人之间有相当强大的亲近关系。我对马修·D.拉普兰特深表感谢，因为他注重友谊、富有幽默感、博才多学，能将数百场讨论的内容和许多在白板上画出的图表转化为流畅的文字表述。我和马修很幸运能与凯瑟琳·德尔菲娅合作，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画家，创作了本书的所有插图。她勇敢地接受了挑战，把我们的文字和想法变成了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每一天，我都感谢苏珊·德斯蒂法诺的友情，她是我过去14年的助手，是她使我的生活和我们的实验室顺利运行；她处理好这一切的能力，值得我写一整页的感谢信。

我要感谢路易斯·拉杰曼和卡罗丽娜·切瓦莱克，他们帮助管理波士顿的研究实验室，还有林赛·吴，他管理我们在悉尼的姐妹实验室。我很幸运能和这样一个敬业、聪明、务实的团队一起工作。布鲁斯·杨克纳是我在哈佛大学格伦衰老生物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是一位很好的合作者和同事。

我衷心地感谢我的经纪人塞莱斯特·菲恩、约翰·马斯和劳里·伯恩斯坦；感谢我们的编辑萨拉·佩尔兹，感谢她精心而老到的编辑；感谢梅勒妮·伊格莱西亚斯·佩雷斯和莉萨·萨姆芭；感谢琳恩·安德森审稿编辑；感谢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所有对这本书充满信心的员工。感谢劳拉·塔克在十年前就开始筹划出版这本书；感谢凯丽·库克、桑迪·门德尔松、罗伯·莫尔和尼古拉斯·普拉特组成的公关团队。我和马修非常感谢所有阅读手稿并提出建议的人，特别是斯蒂芬·达克，他参与编辑了术语介绍和注释。我还要感谢马克·琼斯、桑德拉·路易肯赫斯、迈默德·卡恩、约翰·肯普勒、丽斯·肯普勒、特里斯坦·爱德华兹、埃米尔·利亚托维斯基和达丽尔·利亚托维斯基（这两位就是大提琴演奏家组合the RockCellos）、戴夫·迪默、特里·辛克莱、安德鲁·辛克莱和尼克·辛克莱。感谢摄影大师布丽吉特·拉孔布为我拍摄的蓬乱的头像［她的Instagram（照片墙）账号是brigittelacombe］。

感谢所有为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不懈努力的团队，按成立时间顺序排列如下：Cohbar、Vium、InsideTracker、MetroBiotech、Arc Bio、Liberty Biosecurity、Dovetail Genomics、Life Biosciences、Continuum Biosciences、Jumpstart Fertility、Senolytic Therapeutics、Animal Biosciences、Spotlight Therapeutics、Selphagy Therapeutics、Iduna Therapeutics。

当我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时，我认为最大的回报就是发现事物，但事实上最大的回报是你在一生中结交的那些朋友，以及那些在困难时期支持你的朋友。因此，我对能与这些人建立友谊并得到他们明智的建议而万分感激，他们是：尼尔·巴尔齐莱、拉斐尔·德卡博、斯蒂芬·赫尔方、爱德华·舒拉克、杰森·安德森、托德·迪金森、拉杰·埃普特、安东尼·索维、戴维·利文斯顿、彼得·埃利奥特、达伦·希金斯、马克·博古斯基、卡洛斯·布斯塔曼特、特里斯坦·爱德华兹、林赛·吴、布鲁斯·克桑德、梅雷迪思·格雷戈里·克桑德、何志刚、米歇尔·伯曼、平查斯·“哈西”·科恩、马克·塔塔尔、艾丽斯·帕克、斯里·德维·纳拉西姆汉、凯尔·兰德里、詹姆斯·沃森、大卫·尤因·邓肯、约瑟夫·马龙、约翰·亨利、邓肯·珀维斯、蔡立慧、克里斯托夫·韦斯特法尔、里奇·奥尔德里奇、米歇尔·迪普、布雷肯·达雷尔、查尔斯·德波特斯、斯图尔特·吉布森、亚当·纽曼、阿迪·纽曼、阿里·伊曼纽尔、冯达·香农、乔尔·索恩、凯茜·索恩、亚历杭德罗·奎罗斯·扎拉特、玛蒂尔德·托马斯、伯特兰·托马斯、约瑟夫·费尔考特伦、尼古拉斯·韦德、凯伦·温特劳布、杰伊·米切尔、马西娅·海吉斯、艾米·韦杰斯、施杨、劳尔·莫斯托斯拉夫斯基、汤姆·兰多、詹妮弗·塞马克、菲尔·兰伯特、布鲁斯·斯泽潘基维奇、埃卡特·佩赫瓦、马特·伊斯特迪、罗伯·莫尔、凯尔·米兹、乔安娜·舒拉克、里卡多·戈迪内斯、巴勃罗·科斯塔、安德烈亚斯·普芬宁、费尔南多·方托夫、亚伯拉罕·索利斯、雅克·埃斯塔班、卡洛斯·塞尔梅尼奥和整个C3团队、彼得·布克索尔、迪恩·奥尼什、玛格丽特·莫里斯、彼得·史密斯、戴维·勒库图尔、托马斯·沃森、梅雷迪思·卡彭特、史蒂文·辛普森、马克·苏米奇、亚当·汉夫特、戴维·钦、吉姆·科尔、埃德·格林、沙利·巴辛、劳伦斯·戈兹兰、丹尼尔·克拉夫特、马克·海曼、马克·霍多什、费利佩·西拉、迈克尔·西斯滕尼克、鲍勃·凯恩、戴维·孔伯、肯·赖德奥特、鲍勃·巴斯、蒂姆·巴斯、约翰·蒙斯基、何塞·莫雷、迈克尔·邦科夫斯基、戴维·戈尔德、马特·韦斯特福尔、茱莉亚·戴蒙、理查德·赫西、乔·霍基、比亚克·英格尔斯、马戈·麦金尼斯、乔·罗根、姆海瑞·安德森、隆·奥古斯滕伯格、迈克·哈里斯、肖恩·莱利、格雷格·基利、阿里·帕特里诺斯、安迪、亨尼、伊恩、乔希，以及所有其他特别的人。他们勇于献身，并冒着生命危险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感谢多年来与我共事的每一个人，谢谢你们鼓励我，以及给予我继续写这本书的灵感。我深深感谢那些耐心指导我的人，你们是我生命中的导师：我的奶奶薇拉，我的父亲安德鲁，我的母亲戴安娜，我的叔叔巴里·韦伯和婶婶安妮·韦伯，我的博士生导师伊恩·道斯、理查德·迪金森和杰夫·科恩菲尔德，我的博士后导师伦纳德·瓜伦特，我的哈佛导师彼得·霍利、乔治·丘奇和克里夫·塔宾，以及所有支持和帮助我们研究的人。

没有以下机构和人士的资助，就不可能有我的实验室及相关的研究工作：澳大利亚研究生奖学金海伦·海伊·惠特尼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澳大利亚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委员会，格伦医学研究基金会的马克·柯林斯、莱纳德·贾德森和凯文·李，美国老龄化研究联合会，欧缇丽，胡德基金会，白血病和淋巴瘤协会，劳伦斯·埃里森医学基金会，汉克和埃莉诺·拉斯诺，文森特·詹帕帕和爱德华·舒拉克。我非常感谢数百位大大小小的捐赠者，他们为实验室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最后，我无法充分表达我对保罗·格伦的远见、智慧和善良的感激之情，他对衰老研究的资助将改变世界。

大卫·A.辛克莱

虽然我真的很珍视我和大卫的职业伙伴关系，但我也绝对珍视我们的友谊，非常感谢他能与我在生活中为伴。同时我也非常感谢辛克莱一家，包括桑德拉、亚历克丝、娜塔莉和本杰明，我在波士顿的时候，他们总是像家人一样对待我。我同样非常感谢苏珊·德斯蒂法诺，在哈佛大学，她总是以拥抱的方式跟我打招呼。我感谢大卫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感谢大卫参与的公司的领导和员工，感谢他们在我拜访时给予我的热情和耐心。如果没有我真正出色的经纪人特蕾娜·基廷，我不会认识这些杰出人士。最重要的是，我感谢我的妻子海蒂和我们的女儿米娅，在你们的鼎力支持下，我才得以同时写完两本书。

马修·D.拉普兰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寿：当人类不再衰老/（美）大卫·辛克莱，（美）马修·拉普兰特著；宋冬华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6

书名原文：Lifespan: Why We Age—and Why We Don’t Have To

ISBN 978-7-5217-4077-6

Ⅰ.①长… Ⅱ.①大… ②马… ③宋… Ⅲ.①人类—寿命（生物）—普及读物 Ⅳ.①R339.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39260号

长寿——当人类不再衰老

著者：［美］大卫·辛克莱　［美］马修·拉普兰特

译者：宋冬华

校译：范翠娜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开本：880mm×1230mm 1/16

印张：27.25

字数：327千字

版次：2022年6月第1版

印次：2022年6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20–2592

书号：ISBN 978–7–5217–4077–6

定价：7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赞誉

推荐序一 衰老与寿命的进化论

推荐序二 长寿时代的经济新格局

推荐序三 抗衰的科学之路

人物简介

术语介绍

事物比例

引言 奶奶的主祷文

第一部分 关于衰老，我们已有的认知

第1章 生命的时钟

第2章 寻找长寿开关

第3章 衰老是一种疾病

第二部分 健康跃升，科学给每个人的启示

第4章 长寿，从现在做起

第5章 混乱而有序的细胞世界

第6章 日新月异的抗衰老研究

第7章 智慧医疗加速到来

第三部分 长寿的意义，未来路在何方

第8章 人口大爆炸

第9章 长寿的意义

结语 迈向未来

致谢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