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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战略与路径——黄奇帆的十二堂经济课

作者：黄奇帆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ISBN：9787208178212

字数：290千字

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以从容的历史定力牢牢把握“两个大局”的历史机遇，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动实践和创新探索。深入学习领会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系统解读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实践意义，是我在复旦大学讲课的初心。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是我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在复旦大学与师生们交流学习的一些心得体会。

本书一共有十二章，对应于十二次讲课，大致分为两大篇，分别是发展战略篇和改革开放篇。其中，发展战略篇的内容包括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双碳”目标、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有效化解房地产行业风险六个专题；改革开放篇的内容包括共同富裕、要素市场化改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班列、香港问题和中美脱钩六个专题。这些专题都是当下十分重要、未来影响深远的热点话题。我将我对这些话题的理解和体会分享给复旦大学的师生们，力求在碰撞交流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和领悟，深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变”与“不变”的分析与思考，深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机遇与挑战的研究和认识。

下面是对每一章内容的简要介绍。第一章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为我们描绘了未来15年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基本任务。而要实现这一《规划纲要》的目标，我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15年内要依次跨越三大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到2025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第二个台阶是到2030年左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第三个台阶是到2035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15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这样每隔5年迈上一个台阶，实现了这三大台阶，就是在实实在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党中央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提出的内循环双循环、碳达峰碳中和、新基建等八个方面新战略、新路径的理解。

第二章聚焦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提出的总揽全局的新战略。这个新战略绝不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国脱钩、对我国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需要在地区过度竞争、城乡二元分割、内外贸调控不衔接、物流成本偏高、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循环带动等环节深化改革、打通堵点，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第三章重点谈实现“双碳”目标。实现“双碳”目标，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但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质量效益全方位提升，还将助推中国成为新一轮能源革命的领跑者，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生态结构进行深入调整。为此，要系统考虑清洁能源的总量规模、比例结构、区域布局、替代节奏等问题；加快培育清洁能源世界级产业链集群、构建绿色低碳工业体系、优化创新环境等；制定生态系统碳汇规划、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范发展碳交易和碳金融等。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发起倡议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不仅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依托，也是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对于推动建立我国主导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抢占全球能源革命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章重点谈数字经济。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同，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有其特定的本质和特性。相应地，数据交易的产权和价值界定有其特定的内涵。只有明确了这些基本问题，那些由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和5G等技术有机组合起来的数字化平台才真正具备了全空域泛在、全流程持续、全社会场景、全智能解析和全价值叠加的“五全”基因，成为推动数字变革的革命性力量。中国的数字经济在消费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增长天花板日益接近，需要拓展产业互联网的蓝海。而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我国在数字技术方面还存在不少突出的短板，需要通过加大创新投入逐步加以弥补。作为数字经济领头羊，平台经济是一国数字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但健康发展需要遵循十大原则。

第五章着力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伴随技术进步，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深刻变迁，全球产业链的组织模式也随之演变。中国是世界上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独一无二的规模优势是中国工业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竞争力。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效益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滑，品种质量国际竞争力总体偏弱等突出问题。制造业是创新的主战场，要把制造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补短板、抓前沿，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同时，大力培育一批掌控三链的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并主动出击、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掌握未来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

第六章谈房地产。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多达7.3亿人在短短的40年内由农村进入城市。而伴随着快速城市化，房地产行业一路高歌猛进，不仅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要立下了汗马功劳，还为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居民财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近期，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较大的下行压力。如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准确判断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提出促进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和政策措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简单概括：过去，有十大内生性驱动因素和十大关键性改革举措推动房地产繁荣发展；现在，有十大因素推动房地产行业进入拐点，需以五个重组、五个转变推动软着陆；未来，房价涨跌取决于十大因素，房地产市场运行将呈现五大特征，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管理方式将实现五个转变。

第七章讨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以高质量的发展为基础，着力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其中，缩小区域差距要注重从生产力的源头来矫正收入分配格局，按照五个“大”（大资本、大企业、大技术、大市场和大系统）的思路来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城乡差距，则要着重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打破城乡二元架构对要素在城乡流动中的限制，让农民也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而缩小行业差距，则需要打破行业壁垒和市场垄断，促进公平竞争，防止金融、互联网和房地产行业过度膨胀、脱实就虚。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阐述了“三大分配”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提出要高度重视一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按照“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讲自愿讲道德，也要讲有效激励的制度安排”的思路调节好收入分配，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八章讨论要素市场化改革。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时代特征的文件。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步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措施。一国或一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是该国或该地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五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方面存在市场发育不良，要素流动不畅，市场配置功能不到位，价格形成不平衡、不合理等突出问题。本章从五大要素市场的各自特点出发，对每一类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具体举措、推进方向、政策重点都做了清晰的阐述。

第九章讨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作为全面、高标准、开放包容和平衡互惠的经贸协定，达成了关税减让、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服务市场准入、投资负面清单、电子商务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项重要成果。它的实施，必将扩大区域贸易投资规模，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助推区域内经济体包容均衡发展。本章深入分析了RCEP对区域经济、中国开放的重大意义，并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可以RCEP为基础，通过采取“滚雪球”战略，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扩大“朋友圈”。本章还对各地政府、企业如何抓住RCEP机遇，深化相关规则的应用，实施RCEP的路径和措施提出了建议。

第十章讨论中欧班列。中欧班列在海运体系之外形成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运输新通道，使几乎中断的欧亚大陆桥变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欧班列实现了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贸易投资“软联通”，集中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五通”理念，为中外数万家企业带来了商机，为沿线数亿民众送去了实惠。未来，随着开行量的持续增长，还将产生更多深层次经济价值。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需重点抓好提升班列运行质量、优化班列运力布局和建设国际陆港城市这三个环节。

第十一章力图解码香港持续成为三大中心的秘密。近代以来，香港从中国南方的弹丸之地发展成为如今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其自由港制度体系、独特的税收制度和具有国际公信的法治体系是其制度基因；祖国的发展和内地人民的支持是其养分和血脉。香港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是基于长期积淀形成的制度设计和来自内地蓬勃强劲的发展势头。所以尽管近年来香港因“修例”风波一度出现动荡，甚至被美英等国打压，但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下必将渡尽劫波、繁荣再现。展望未来，香港还要继续发挥优势、服务国家战略，主动承担三个使命：新时期中美大国竞争的转圜地，畅通高水平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以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加速器。

最后一章讨论中美“脱钩”的话题。未来一段时期，美国持续对我国打压遏制、战略封锁的态势不会变。与美开展“脱钩”与“反脱钩”斗争将是中美关系长期存在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本章对中美之间的贸易脱钩、投资脱钩、科技脱钩、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机构脱钩、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网络脱钩、外汇脱钩、国际规则脱钩十个方面脱钩的问题，逐个进行了态势分析、兵棋推演；并对“十大脱钩”按发生风险高低进行了分类：属于“高风险”的有科技、互联网和国际清结算网络三个方面；属于“中风险”的有贸易、投资、资本市场和教育人文交流四个方面；属于“低风险”的有金融机构、外汇市场、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一方面涉及复杂的操作过程，很难实施。另一方面一旦发生脱钩，尽管对对手方会带来巨大冲击，但是对操作方自身，也会带来严重后果，因而会谨慎规避，发生概率反而较低。在此基础上，本章针对各类脱钩情景，提出了应对中美脱钩的原则和十二条反制措施。

这十二章的内容集中体现了我对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国家“十四五”时期发展战略和路径的学习和体会。这些学习和体会通过讲课的方式分享给了复旦大学的师生们。实际上，在每一次讲课前，我都会认真准备。但是，每当我讲完后，复旦大学师生们的提问和追问总是令我耳目一新，其中不少问题还相当尖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我进一步深化认识、深入思考的过程，我也因此的的确确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喜悦。我将这些问题和回答也摘录在后面，供大家参考。当然，囿于个人学识，不当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挚希望学界同仁提出意见和批评。

序言

张军

收到黄奇帆先生的这部书稿，倍感亲切。他在给我的短信中说：“近半个月，乘闭关之时光，潜心静气，对全书十二篇文章又做了些修改、补充，完成了十二篇摘要，写了一个前言，并对学生问答部分也作了校正。至此书稿大体上真正的完工了。”我感慨，在上海一段特殊的足不出户的时光里，黄奇帆先生把时间用得很有效率。

这本书的原型是一个讲稿。说是讲稿，但其实它在每次授课前是尚未诉诸文字的，只能算腹稿，讲课之后才根据录音整理出书面的稿子。但这稿子几乎不需要再加工，黄奇帆先生每次授课都是一气呵成，自成体系。根据录音翻转出来的文字就像亲笔写出来的一样，不需要修饰便可以发表。不得不说，这是黄奇帆先生的真功夫。熟悉他的人或听过他报告的人，应该都能体会到这一点。

作为“黄奇帆的十二堂经济课”之第二种，这本书记录了黄奇帆先生前两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四个学期的授课内容。授课仅面向我院的所有研究生以及过来旁听的来自全校的学生和部分教师，但坦率地说，以影响力价值来衡量，课堂讲授的内容实在不应仅局限在课堂之内，应该有更广泛的传播，让更多人的思想受到启迪。能以书的形式公开出版这些课程的讲义，让更多的读者受用，这门课的价值也算最大化了。

事实上，黄奇帆先生更早些时候在复旦大学的授课讲稿已经以《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十二堂经济课》为书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上市就受到读者热捧，好评如潮，成为出版社难得的热销书。我也知道，他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结构性改革》一书也同样如此，一时间成为畅销书。网络上常常有传黄奇帆先生对一些热点问题所发表的观点的只言片语，但实际上只有在课堂上才能有机会听到他完整的分析和那些非常有建设性的观点。

当年从重庆市市长岗位上退下来的黄奇帆先生，尽管之后那些年还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任副理事长，担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等，但他答应了我的邀请，愿意到复旦大学为我们经济学院的研究生讲课。从2018年至去年的差不多四年中，不管日程多么繁忙，每个月他总是能预留一个晚上的时间到我院为学生们上课，很多次都是从外地赶回上海，从机场直接来到复旦的课堂。每次授课的时间都在3小时以上，我们经济学院的大金报告厅那晚一定是一位难求。太多的同学反映说，听黄奇帆先生讲课不仅是一次头脑风暴、思想冲击，也是一种特别享受的体验，所有的论点和数据不仅全部来自他的腹稿和记忆，更重要的是，他每次的授课内容总是能呈现出一个严谨的结构，记录下来就是一篇上等的文章。

不仅如此，能够把每次的授课主题编排起来构成一部体系完整的著作，是很妙的一件事。我无法知道黄奇帆先生是如何做到的，但从他在政府岗位上的经历和做事的风格来判断，他显然具有较强的规划和驾驭系统结构的能力，思考问题总能从外向里，从内向外，可跳出整体看具体，又能把具体嵌入整体之中，游刃有余，这是很多知识界人士也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做到了这样，他对大局的认识和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不仅是逻辑自洽的，而且做到了深入浅出，所以在课堂上倍受欢迎。

基于在我院的十二次讲课内容而构成的这本书，可以说紧扣了当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内容。根据话题分为两大板块。板块之一集中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内容涵盖了我们的“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中长期发展目标。这当中，既包括了对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和趋势的研判，对构建国内大循环和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深入思考，对“双碳”目标、数字经济、高端制造业、房地产等重要话题所做的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也进行了大量的政策讨论与建议，其内容不仅在学术上有相当价值，而且对国家未来的战略和政策具有很强的建设性。

另一个板块涉及改革范畴的话题，包括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走向共同富裕、中欧班列、RCEP、中美关系、香港的角色等。这些话题虽然在学术界和意见领袖们那里都非常重要，并得到很多的讨论，但黄奇帆先生在这本书中的论述具有独到的见解，而且给出了系统和整体的思考，站位高，可操作性强，非常难得。

我预料这本新书将带给更多的读者以理性的火种，会点燃思想的火花。书中涉及的中国面临的一些重大战略和改革问题，包括如何能构建起国内大循环体系，如何应对中美脱钩的可能，如何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走向共同富裕，这些问题未来几十年都不会过时，这本书也会常读常新。

前不久，黄奇帆先生给我发信息说：“与你合作，在复旦的课堂上，讲四年课，出两本书，确实是人生一乐。自在、尽兴、思索、顿悟，实在是人生轨迹的升华。”是的，复旦的课堂历来包容并蓄，思想活跃，充满挑战，能与学生们面对面，无论主题分享还是互动讨论，对师者都将是难忘而珍贵的经历。而对那些思想尚未成型但求知欲强的学生们来说，在课堂上能遇到黄奇帆先生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是为序。2_0_2_2

年6月于上海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发展战略篇

第一章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点及举措

上课日期：2021年3月16日

摘要：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全面擘画了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本章在系统总结我国“十三五”期间四个突出成就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实现的六大目标和2035年前经济社会即将迈上的三大台阶。进一步地，本章重点阐述了“十四五”期间要重点抓好的八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今天又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我们将“十四五”规划这件事作为今年的第一讲。前几天刚刚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贯彻。

作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交汇期，从现在到2035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系统擘画了我国“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蓝图。在当前世界经济饱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局势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刻总结“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准确把握未来1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全面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今天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取得的突出成就进行一个回顾；第二部分，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对“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做一展望；第三部分，主要讲“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要重点抓好的几件大事。

一、“十三五”除了全面完成规划任务外还有四个了不起的“突出成就”

经过5年的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四大类共25项全面小康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全部完成。四大类，即经济发展类、民生福祉类、创新驱动类、资源环境类，其中13个指标是约束性的、必须完成的，12个指标是预期性的、希望实现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附件里就有这25个指标，我们全面、系统地完成了，漂漂亮亮地完成了。哪怕2020年疫情使我们的GDP增长只有2.3%，但也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且25项指标有的还大幅度超额完成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约14.73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顺利完成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给中国制定的宏伟规划中三步走的第二步目标。当年提出三步走的目标是：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想着到2000年要翻两番，达到1000美元，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当时中国一年的GDP总量仅相当于欧洲的荷兰，但近年来，有时我们一年GDP的增量就超过了同年荷兰的总量，这就是时代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从这个角度讲，2020年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正值建党一百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2015年的15%提升到2020年的17%左右，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稳步走完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前两步。除此以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四个了不起的“突出成就”。

《决定》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一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施了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到2012年底，我国仍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了一系列脱贫攻坚新方针，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到2015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5575万人。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即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涝灾情的冲击，仍坚持工作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经过连续奋战，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我们平均每年实现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用10年时间就解决近1亿人脱贫，全世界除了中国，绝无仅有。

二是实现了社保全覆盖。1995年之前，工作人员如果退休了，都是由单位帮助养老，单位如果破产了，就丧失养老保障。那个时候，任何企事业单位，包括民营企业，几乎是不允许破产的，因为一破产，不仅在职工人下岗，这个单位曾经有过的几百、几千、几万的退休人员也没养老保障了。

国家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工作是在1995年的时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推动的。199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1995年到2010年，这15年主要是在城市里，对城市职工、城市居民推动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到2010年底城市覆盖率已达到90%。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本上还没展开。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重庆试点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自2009年开始在全国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新农保）。2014年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发布，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到2015年，全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推进到了一半的阶段。在“十三五”期间，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实现了全方位覆盖。

大家如果在农村待过，或者了解农村、管过农村的干部，就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对农民来说，家里一旦有人生病，如果有医保报销就不会从正常家庭变成贫困家庭。很多农民因为家里有人生病但没有医保报销，就变成了贫困家庭。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后，到老了养老金哪怕一个月就200元，一年有2000多元现金，再加上他还能务农做点事，生活就有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十三五”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可能全方位地覆盖。经过5年多的努力，有4.5亿人口进入了城镇职工养老体系，有5.42亿人口进入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体系，加起来近10亿人。由于16岁以下人口不是参保对象，这近10亿人的参保意味着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医疗保险也是如此，2020年进入医疗保险的人群有13.6亿人。中国建立起全世界最为全面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了应保尽保。这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围绕三中全会的《决定》16章60条336项改革举措，各方面共推出2485个改革方案，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特别是2015年以来，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改革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高。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确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重要方针，将改革推进到了新境界、新方位。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我们及时化解了经济运行中长期积存的供需失调、循环梗阻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止跌企稳态势，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显著提升。这在客观上为我们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预留了空间。可以说，没有这几年深化改革的力度和成果，就没有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一枝独秀、高速增长的强劲态势。

四是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十三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呈现新特点：由要素流量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由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十三五”期间，我国先后增设了17个自贸试验区，从沿海省份扩大到中部、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决定在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制定出台外商投资法等法律法规，连续4年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清单条目由93项减至33项；连续下调关税，主动扩大进口，举办了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2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2.16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同样在这5年里，“一带一路”建设完成了从“大写意”向“工笔画”的转变，先后举办了两次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完成，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朝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以上是我国“十三五”期间工作取得的重要成就，在总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全面小康指标胜利实现的基础上，完成了四个方面非常有特点、有时代意义的具体任务。

二、2035年前中国经济将先后迈上三大台阶

《纲要》深化、细化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2035年远景目标，立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客观条件，既充分考虑我国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也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和挑战，从九个方面对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展望和顶层设计。一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二是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五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六是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七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八是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九是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内容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网站。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六大主要目标。

一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反映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蕴含着未来15年我国GDP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十四五”时期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努力使经济增速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这充分考虑了“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的复杂性，有利于更加积极、主动、从容地应对各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强发展的灵活性；也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不简单地以GDP增速论英雄，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规划纲要》对经济增长目标以定性表述为主，并不意味着经济工作中不设定GDP增长的量化指标。在年度工作中，可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和经济运行状况等，更加科学合理地提出年度增长目标，具体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可以依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予以确定。

二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这是新形势下推动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细化落实重大改革任务的创新实践。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是发展阶段的转换，也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发展格局的重构。“十四五”时期，要重点完善产权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等基础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于商品市场，我国要素市场发育仍然滞后，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要素市场建设，无论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还是知识、技术和数据等新生产要素，都要加快市场化配置改革步伐。面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和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我们要立足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按照更高标准推进市场体系建设，在基础制度、要素配置、市场环境、市场开放、市场监管等方面深化改革创新，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和梗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三是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十四五”时期，要通过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措施，使2025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在95%以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92%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6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可达11.3年。2025年执业（助理）医师数可达450万人左右，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为3.2人。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可达4.5个，托位总数可达640万个左右。“十四五”时期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促进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2030年达到79岁的目标。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我国单位GDP能耗约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3倍左右、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左右，下降空间仍然较大。“十四五”时期，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达到20%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3%—14%。通过推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工业窑炉治理、非电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等措施，细颗粒物（PM_2.5）浓度下降10%，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可达87.5%。通过开展河湖水质改善技术指导、实施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持续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加强工业园区综合整治和排污口排查整治等措施，2025年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的比例可达85%。通过深化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等措施，2025年森林覆盖率可达24.1%。

五是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十四五”时期，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就业岗位增加和城镇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劳动参与率等因素，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缓解结构性失业矛盾、增加公益性岗位等措施，可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以及通过土地和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等途径，实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十四五”时期，按照应保尽保、自愿参保原则，基本实现法定参保人员全覆盖。考虑到参保人员基数已较大、少数人口自愿选择不参保等因素，2025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可达95%。

六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规划纲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等方面提出明确目标要求，阐明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方向和着力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效能新提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科学研判治理环境、明确设定治理目标、构建完善治理格局、依法推进治理过程、灵活运用治理工具、全面增强治理能力、科学实施治理评价等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

当前，我们正处于两个百年的交汇点，处于全面小康后成为现代化大国、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是我们向百年强国发展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我们现在常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百年未有的大机遇，等等。在这个百年当中，也许大家会说历史是一年一年堆积起来，任何一年都有其意义，所以每一年都是重要的。这话没错，但量变引起质变，在一百年里每年都在产生量变，但这个过程中，总有某几年是量变引起质变的拐点或上新台阶的质变点。从现在到2035年，将是十分关键的15年。这个15年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15年，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发生“变局”的15年。这15年中有三个台阶，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这个时候出现了。

第一个台阶：到2025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2021年到2025年即“十四五”期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从2020年的1.13万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1.4万或者1.5万美元。我们不说高增长（6%或7%），我们就算这5年每年增长5%，按复利计算，5年就差不多会有百分之三十几的绝对值的增长，到202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就会达到1.4万或1.5万美元。

这就是一个质变点，它有什么意义呢？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收入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1036美元以下属于低收入国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作温饱阶段；1037美元到404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046美元到12535美元之间，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2535美元以上，属于高收入国家、富裕社会。2020年我们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105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再经过5年的发展，到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至少将超过1.3万美元，摆脱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里有个历史现象，从1970年以来，差不多50年时间，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除了80个国家和地区属于高收入国家（经济体）外，其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都停留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还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是低收入，现在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还在1036美元以下。问题是这50年来居然没有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从5000、8000、9000美元跳上去进入1.3万、1.4万、1.5万美元。一些国家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陷入增长的停滞期。由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四五十年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阶段，所以有许多经济学家把它叫作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全球有80个富裕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37个、美洲21个、亚洲14个、大洋洲7个、非洲1个，全部人口约11亿，其中美国3亿多，日本接近2亿，欧洲有四五亿，一共加起来10亿，再加一些小国凑在一起约11亿，就是富人俱乐部。但中国一个国家就是14亿人，一旦跳过中等收入上限，一下子就会让世界富人俱乐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增加一倍多，在25亿里边我们占了14亿，55%左右。讲这段话的意思是，世界富人俱乐部将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是第一个台阶。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奋斗40多年，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并且让世界高收入国家人数增加一倍多，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第二个台阶：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预计今后10年中国经济将至少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率，到2030年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将达到160多万亿元，加上通货膨胀因素，以现价计算的GDP将达到180万亿元，折合美元约28万亿；预计美国按年均2%左右的增速，10年后大体也会达到28万亿美元左右。在“十五五”期间，就是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赶上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我们的人均GDP还处在高收入国家梯队的中游，但是总量超过美国，亦是一个影响巨大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根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在康熙、乾隆年间中国GDP占全球40%，1820年时为32.9%，仍是世界第一。但到了近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1980年时占世界1%不到，仅相当于当时的荷兰。2020年我国GDP占世界比重为17%，预计在今后的10年，会进一步升至25%左右。

到那个时候，也就是在2030年前，我们总量会超过美国。美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2020年GDP为20.93万亿美元，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70%左右。我国近10年应该能保持每年5%的增长，到2030年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说，经过了200多年，中国又回升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一，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

第三个台阶：到2035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15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里，写了这么一句定性的话。这里有几层内涵。

第一，高收入国家收入标准是人均GDP在4万美元以上，目前，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在5万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在2万—4万美元之间。我们国家2021—2035年这15年，如果用人民币不变价增长率来算的话，15年里只要年平均增长率4.7%就能做到总量翻番，按美元计价的人均GDP从2020年的1.13万美元增长到2.2万美元。15年里平均每年增长4.7%，这是很保守的、很稳当的一个目标，是一定能做到的。

第二，按照刚才讲，人均GDP 1.13万美元翻一番，达到2.2万美元以上，是以2020年的不变价、静态来算的，但实际每年的货币是有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的。第一，每年总有至少2%的通货膨胀。假定说每年2%，15年通胀至少有30%以上，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以不变价计算的2.2万美元，届时现价人均GDP折合美元完全可能达到2.6万美元以上。第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现在是按1∶6.7算的，今后15年，人民币升值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到2035年是1∶6的汇率，那人均GDP有可能是3万多美元了。也就是说，到2035年中国实现高收入国家中的平均线、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远景目标，人均GDP达到2.6万—3万美元是可以想象的，这样我们就提前15年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家的前景非常的灿烂，非常鼓舞人心。

以上讲的远景目标，迈上三个台阶的概念，这三个台阶都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转折点意义的。所以我说这15年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15年里中国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经济总量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能够把原来20世纪80年代定的2050年的目标提前15年实现。这么想一想，这15年的确是非常重要，中国进入新时代，我们讲的新阶段、新战略、新格局，都体现在这三个台阶里。

三、“十四五”期间要重点抓好事关战略与路径的八件大事

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规划纲要》系统描绘了我国在“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思路、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有八个事关新的战略与路径的事项，应作为重中之重，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现在直到未来2050年期间，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双循环阶段。这个阶段的战略跟以前的战略相比，在内循环方面会出现五个变化。

一是能源、粮食自主自立，工业制造自主自强。我们国家在能源供给上总体缺油少气，长期靠进口为主，在内循环、双循环和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以清洁能源替代石化能源，在以电代气、以电代油的过程中，完全可实现油气自主循环。粮食方面，坚持口粮自给，饲料进口补充。我们国家发展会从能源、粮食更加安全的角度，形成一个以国内的能源和粮食自主自立的经济循环体系。同时，在工业方面也会形成一个自主自强的工业制造体系。

二是国民经济依赖世界市场循环的程度会有较大幅度减少。在以外循环为主的时候，我们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65%左右。最近这些年来，比重已经有了较大幅度下降，2020年已经降到了32%。我认为今后的十几年，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降到25%左右。意思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内循环。

三是建立高标准的商品和要素循环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过去几十年，商品市场已经实现了较高标准的市场循环体系。但是我们国家在要素市场方面，不管是要素的定价、要素的配置，还是要素的流转，比较多的还是依靠政府在进行配置。今后的十几年，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发展，要素的配置和定价将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形成一个高标准的要素市场的循环体系。

四是我们国家的产业链将更加配套安全。今后这一个阶段，我们国家产业链通过强链、扩链、补链使得我们全要素的产业链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将转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也就是说零部件原材料百分之七八十在国内，然后产品市场还是覆盖世界。它在产业链的分工上面的基本特征还是开放的水平分工，让世界最有能力、最有效率的企业加工各种部件。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水平分工的产业链企业集群百分之七八十将垂直整合一体化，在国内形成加工制造的产业链集群。

五是作为内循环的第一动力，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将有较大的提升。目前，中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只有42%。在共同富裕的发展的逻辑下，我预计在今后十几年，这一比重会从42%逐渐地上升到50%以上。由此，内循环的发展动力，经济拉动的能力就更强了。

另一方面，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对外开放的国际循环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更宽领域的开放，更有力度的开放。

（二）抓住碳达峰、碳中和的历史机遇，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将给中国带来三大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一是推动我国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性转变。在能源消费端，清洁能源将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主力。同时，能源消费形式上，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实现电能替代，电气化比重将大幅提升。在能源供给端，目前我国能源供给基本上是以煤电、油气等化石能源为主。未来将通过大力发展光伏电、风电、水电、核电、氢能等清洁能源，使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由目前的34%左右提高到90%以上，建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安全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体系，实现能源领域深度脱碳和本质安全；同时通过大幅减少炼油、重点发展炼化，大幅降低能源进口依存度，形成能源自主自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促进国民经济的质量效益全方位提升。实现“双碳”目标，将倒逼经济增长以更高效益、更低排放的产业结构来支撑。在工业方面，“双碳”目标的实现，将从五个方面推动中国工业部门脱碳减碳。一是矿产物资源头减量；二是生产过程节能减排；三是废品废物循环回收；四是工艺流程更新改造；五是发展碳捕捉、碳回收的技术。与此同时，由于服务业的碳排放比传统工业要低得多，实现碳中和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事实上，随着制造业服务化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将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这将带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颠覆性变革和治理效益的全方位提升。

三是助力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今后几十年，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石化能源，是全球新一轮的能源革命。不同于前两次全球能源革命中国只是落后跟进的格局，在这场能源革命中，我国走在前面处在引领位置：在供给端，中国自主研发、自主品牌的光伏电、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发电设备已引领全球，2020年中国清洁能源发电装备产量占全世界的70%，不仅仅满足国内需求，而且大量出口海外。在消费端，中国2020年生产了全球50%的电动汽车和73%的储能锂电池，品牌、技术、原材料都是自己的。在传输和配送端，中国的特高压输变电技术已经能够做到每1000公里1.5%的损耗，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科学基础。中国这三方面的技术引领世界，使得中国有底气宣布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从而助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三）把握新基建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背景下，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对冲疫情影响，还将为疫后经济复苏和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创造条件。数字经济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数字化平台的各个环节自成产业，即数字经济产业化。包括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涵盖了通信、算法、算力等方面。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万—600万座，每座20万元，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元。各地正在兴建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5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元。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亿—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的投资规模也会达2万亿—3万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元级的。

二是数字经济融合赋能传统产业，即产业经济数字化。指的是融合基础设施，是应用上述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形成如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比如，跟城市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跟工业制造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4.0，跟物流结合就是智慧物流，跟金融结合就是金融科技，它可以颠覆各个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将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海，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有关材料分析，全球目前有60余个万亿美元级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今后的高价值公司很大可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装备、关键软件的研发创新。即创新基础设施，比如支撑重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大科学装置、大试验平台等。高灵敏度、高可靠性、高安全性、低能耗的智能仪器仪表、传感器、检测终端和高性能的芯片、工业设计软件、操作系统、算法、算力等，这些为数字经济提供支撑的硬件、软件及装备制造产业就属于创新工程，通过科研创新、引进消化等方式，把数字经济的硬件、软件及核心装备发展起来。每一项投资规模都是上万亿元级的。

（四）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实现更高质量的城市化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65%，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聚的过程趋于尾声。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是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改造提升的建设，过去那种疾风骤雨、铺天盖地大规模发展的阶段过去了。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协同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以及关中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元级。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超过70%。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应，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得见的经济学与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最关键的连接点。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中心，带动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的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内的功能集聚区；三是要注重联通高效，实现城市群和都市圈内的综合交通网络的无缝对接，以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这个过程中，过去由房地产投资、大拆大建搞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深度城镇化转变。农民工将成为历史，中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将发生质的变化，即由过去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真正转为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工业国，城市文明在中国将正式进入发育定型、日益成熟的新阶段。

这个过程中，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也会有重大变化。过去几十年，我们GDP增长的40%左右靠城市化拉动、靠房地产拉动、靠城市基础设施拉动，今后15年，这种拉动力会从40%降到20%左右，经济发展更多地靠二三产业发展，靠产业结构调整，靠城乡居民消费为内涵。

我们的城市将从过去几十年的基础开发、形态开发为主，转变为功能开发为主，转变为更多地靠产业发展结构的完整、系统配套。城市的发展动力，更多地来自内在的功能性的开发，把效益潜力提升起来。从空间来说，由大、中、小城市各管各的单个发展转变为向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带协同化发展，使得内涵、质量、效益更高地提升。从城市开发阶段看，我们整个的城市化已经从过去30年的基础开发、形态开发转变为更多地具有集聚性、辐射性的功能开发，使得城市三次产业之间更加地匹配，教育、卫生、文化和人民的生活各个方面都会更好地改善。

（五）推动产业集群化，打造富有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

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竞争、区域与区域竞争、企业与企业竞争，不仅仅是头部企业、跨国公司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产业链上有总装龙头企业，也有为龙头企业服务，提供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的企业，形成了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集群。进一步讲，谁控制了产业链集群，谁是供应链纽带的核心，谁是价值链枢纽，谁就是产业巨头——生态型的“链头”企业，因为它是产业链标准的制定者、供应链纽带的管理者和价值链枢纽的掌控者。

产业链分工最合理的方式，就是让产业分工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这种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与传统水平分工的区别在于，尽管产业链上的企业还是国际化水平分工，但不再是广泛分布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是选择合适的地区，在1小时到3小时车程半径内（50—200公里半径）形成整个产业链上中下游70%以上的零部件、中间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这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能够有效降低物流等成本，补齐创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在疫情下全球产业链支离破碎的情况下，这种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不受影响，更凸显其竞争力。凡是重要产业，都要考虑集群化发展，形成一批空间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我们要抓住未来几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战略窗口期，深化改革开放，抓准机遇进行“引资补链”“引资扩链”，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本“活水”灌溉我国高端制造产业链的“良田”。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经济圈、关中地区经济圈等地域，围绕国家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打造一批区域性产业链集群。这些产业链集群是把全球产业链的各个组成部分集中到特定区域，在区域内依然是全球供应商的水平分工，但同时也形成了区域产业链内的垂直整合，从而大大提高了产业链集群的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产业链集群市场规模巨大，增加了其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从而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

产业链集群的投资是拉动中国GDP未来增长的重要动力，每一个产业链集群都有可能带来成百上千亿元量级的投资，并进而撬动数以千亿元计的工业销售值，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各级政府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要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加速优化营商的软、硬件环境。硬件方面，要加快建设以5G网络、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为吸引全球产业链提供一流的营商硬环境；软件方面，要提高政府部门的数字化服务水平，以诚信高效、公平竞争、开放合作、透明安全的营商软环境吸引更多全球企业加入中国产业链集群，推动国内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地方政府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产业链集群，扶持引入全球龙头企业成为产业链集群的核心，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六）围绕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从经济角度上讲，改革的重点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包括资本、劳动力要素，也包括技术进步、制度要素的供给。过去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资本和人力拉动的，技术进步、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供给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很高，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投资、房地产投资，通过大规模借债进行大量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减弱；在劳动力方面，中国14亿人口已经接近天花板，城市化率也到了天花板，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力供给也下降了。随着近年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逐渐降低，全结构性要素生产率增速也趋于下降。

基于上述，“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增强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关键是抓好两件事：一是必须要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技术进步。二是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要素市场改革。通过加大技术进步和基础性制度改革红利的供给，消除资本和劳动力边际效用下滑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保持经济更好地增长。要素市场一般具有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维护市场秩序功能、集中竞价功能、资金枢纽功能和大数据汇集功能。要素市场的效率往往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成为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竞争的核心能力的体现。相比较普通经济体，那些拥有全球要素市场影响力的经济体竞争优势更为突出。因此，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力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逐步解决中国经济运作中存在的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旦实施到位，每一项都将产生万亿元级别的红利，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竭动力。

（七）进一步扩大开放，用好自贸试验区政策并抓住RCEP带来的发展机遇

自由贸易试验区有两个功能：一是作为对标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平台，对标国际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措施进行先行先试，积累可推广、可移植的经验，为FTA做好基础性的准备。二是作为中国开放的新高地，为解决几十年开放中存在的短板服务，包括四类短板，一是服务贸易；二是金融；三是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四是数字经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点不在于像搞工业开发区那样招商引资、建厂房；也不在于像搞保税区那样征地动迁、铁丝网围网，设卡口；同样也不在于一般的城市新区征地动迁、七通一平、建高楼大厦。自由贸易试验区要集中精力、抓紧时间，让已建成的现有楼堂馆所区域享受自贸区政策，搞离岸贸易、转口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各类生产性服务贸易、产业链金融等，这样一来在这个区域内立刻就把服务贸易、金融服务、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短板都补上了。大家一定要理解，在自贸试验区内搞保税加工固然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但这些事，在过去30年已经运行的开发区、保税区里都可以做，在自贸试验区做开发区、保税区可以做的事，是政策的放空和浪费。重要的是要让贸易公司在自贸试验区做其他地方做不了的业务。

RCEP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RCEP作为全面、现代、高质量、互惠的自贸协定，体现出全面性、高标准、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在货物贸易领域，RCEP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且主要是立刻降税到零和10年内降税到零。在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方面，RCEP可以用协定中多个缔约方的中间品，来达到所要求的增值标准或生产要求，显著降低享受零关税的门槛。在服务贸易方面，RCEP采取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结合的管理方式，开放水平显著高于各成员国的“东盟+1”协定，为区域内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在投资领域，中国首次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对5个行业作出高水平自由化承诺。此外，RCEP还涵盖了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内容。要抓住RCEP机遇，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把自贸试验区政策用好、用足、用活，充分带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八）推进共同富裕，逐步形成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居民倾斜的新格局

202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2%左右，该比例是比较低的，未来要形成以消费为主体的需求格局，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过去30多年，外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条件下，我国以劳动力成本为比较优势，努力扩大出口占领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收入的比重会更高，投资拉动的能力会更强，出口拉动经济的比重会更大，劳动力的收入比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就会逐步降低。大家可以看到：1980年到1990年，我们GDP总量不大，在规模不大的GDP中，58%是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以后就逐渐下降。到了2000年左右，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58%降到了46%左右，最低的时候是在2012—2013年，降到了40%。最近两年回升到了42%。中国2020年的GDP为10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42万亿元是老百姓的收入；到2030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比重上升到50%?到2035年进一步提高到52%，比现在增加10个百分点？这就和共同富裕的方针有关，也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有关。今后15年我国的GDP从100万亿元变成200万亿元，如果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42%变成52%、比现在增加10个百分点的话，就多了20万亿元，老百姓就可以增加20万亿元的钱用于消费。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消费拉动，成为内循环、双循环的第一发展动力。

实现上述目标，很重要的是要通过发展增加就业。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有4亿人，主要是城市就业人群；我们还有6亿低收入人群，年收入平均在1.2万元左右，主要是农村务农、务工的农民群体。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增加就业，提高消费能力，解决好中国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消费结构上讲就是要让中等收入人群翻番，低收入人群减半。“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逐渐让中等收入人群从4亿增加到8亿，低收入人群从6亿减少到3亿。

总之，我相信在八个战略的推动下，中国2035年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2.5万美元以上，GDP总量会达到30多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高收入人群现在是11亿人，中国人一进入就变成25亿人，而这14亿人是相对共同富裕的而不是两极分化的14亿人。中国在世界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都会得到巨大的提高。到那个时候，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我们发展好了，整个国家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将极大地提升，更有底气，更加深入人心，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合作、和谐共处的状态也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答学生问

问题1：中国在10年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在8—10年后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但这些都还只是预测，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美战略经济竞争加剧，能否实现变数很多。请问黄教授，过去十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美国的4倍多，您认为今后十几年，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的增速可能是多少？

黄奇帆教授：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8%—9%的增速，是美国同期经济增速的4倍左右，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经济总量对美国的比重由1978年的6.3%提高到2020年的66.5%（根据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以下皆同）。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界和智库机构根据过去十年这一增速的趋势，预测中国经济的总量将在2028—2029年左右超越美国。但这个预测是基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3倍的假设，具体能否实现，变数很多。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美战略经济竞争加剧，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什么时候超越美国。

对美国而言，以对抗、竞争、打压中国，遏制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已成朝野上下、两党精英的政治抉择。无论是前任特朗普政府还是现任拜登政府，都把对抗、竞争、打压中国放在首位，这种对抗打压中国的政治立场将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的全过程，只有中国综合国力超过美国5年、10年、20年后，世界经济进入新格局，才会逐步终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预测，今后几年美国经济发展会有所加快。美国仍是世界头号强国，拥有最强大的科技、军事和金融实力。全世界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在美国，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资本市场在美国，全世界最强的高教资源和科研力量也在美国，美国仍是引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主力军。不排除美国的这些“硬”实力被美国政府有效利用，进而转变成支撑美国未来10年长周期稳定增长的“巧”实力。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未来15年，以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经济的不变价增速应能保持2倍于美国的增速，确保在未来15年内超过美国。根据测算，若美国经济保持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中美经济增速倍率按2倍计算，并考虑到人民币汇率上升因素，中国经济赶超美国会在2035年左右实现。但若中国对美经济增速倍率降到1.5倍以下，那赶上美国的目标将会被拖到2070年。这个时间太漫长了；总之，认为中国经济5年、8年能超过美国的判断，过于乐观激进，认为中国经济2035年、2040年还追不上美国，又太低估了自己。因此，我们应该将经济总量2030年超过美国作为努力实现的目标，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作为未来15年的基本目标、底线目标。因为这关系到全球资源的配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就在这15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要在这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尽管那个时候中国在金融、科技、军事等方面与美国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这毕竟是中美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标。

问题2：近10年，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增长过快和人口增长率增长放慢的问题。请问黄教授，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有多大影响，应如何应对？

黄奇帆教授：你的问题很切实，有关老龄化增长加速的问题，是当下中国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的老龄化发展速度比10年、20年前的数学模型预测的增长更快。一是因为近十几年医疗条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老年人的死亡率下降，身体健康、人均寿命提高的结果。二是因为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这十几年全民的医保，包括农村医保全面到位，农村妇女改变了原来一定比例在家里接生的情况，近乎百分之百到医院生小孩，婴儿的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使得中国人均寿命显著上升。总之老年人寿命越来越长，使得这个地区人均寿命往上抬。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件大好事。当然，这也会带来老龄化社会避免不了的问题。最关键就是在下一阶段，在未来15年，“十四五”期间怎么样把老龄产业、夕阳产业发展得更好。你提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有关人口增长率放慢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切实的问题。中国在1950年人口是5.5亿左右，1980年是10亿左右，2020年是14亿左右。过去几十年，大体上每10年人口增长1亿左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也由于近几十年经济条件、生活方式、年轻一代生育观念的变化，近几年出现了每年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退休人员多于新生代就业人员的现象。可以预测，今后30年中国总人口不再增长，反而可能下降2亿—3亿人口。这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投入降低，会导致经济增长放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对策，一是抓好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尽管我国每年新生劳动力减少了，但每年毕业的大专院校生超过1000万，比以前大幅增加了。二是推进生产工艺自动化，增加机器人，以减少蓝领的用工数量。三是推进国民经济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用科技创新对冲抵消劳动力供应能力的下降。

问题3：关于大城市的发展，是尊重市场要求，让各类经济社会的要素越来越集中，城市越做越大，还是为避免大城市病，控制城市规模扩张？

黄奇帆教授：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中国有14亿人，超大城市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超大、特大、大、中、小城市要按城市群、大都市圈的发展规律协同发展。超级大城市有金融、贸易、经济要素的集聚功能，经济效率也相对较高，但也不能走极端、越搞越大、越搞越多，既要避免带来大城市病，又要避免挤压周边城市发展。我国的大、中、小城市及其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大体应遵循五个约束性要求：

一是中国有14亿人，超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大体上每1亿人产生1个，应当控制在14个左右。从工业化以来300年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看，大体上每1亿人的国家或地区会产生1个上千万人口的超级或特大级的城市。比如美国有3.4亿人，有纽约、洛杉矶、芝加哥3个超、特大城市；日本近2亿人，有东京、大阪2个超、特大城市；德国8000多万人，英国、法国都是6000多万人，各有1个特大城市柏林、伦敦、巴黎。我们国家现有7个超级大城市，有十来个人口接近七八百万的城市在争取超千万人口，今后十年，全国增加七八个达到超级大城市标准的城市是可能的，但也不能一哄而起。

二是我国超过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除北京、上海达到2500万人口外，其余的十来个超级大城市不能都往2000万以上的人口目标去发展。这些城市最终发展的人口天花板，应当控制在1500万左右。太多了会产生虹吸效应，往往造成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发展受影响。

三是超级大城市和周边其他大、中、小城市应该形成一个比例合理的城市群。城市群中的大、中、小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大体上应按照1∶3的比例递减，如果超级大城市1500万，第二层级的城市就是五六百万，第三层级外围的城市就可能是一两百万，由此形成了梯次结构的城市群。你不能这边中心城市2000万，旁边第二层次的城市就是一两百万，太大的城市和太小的城市结合在一起，构成不了城市群。就像大齿轮和小齿轮，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一百圈，无法啮合。超大城市的辐射能力需要和它相当的中等城市匹配，一群中小城市往往吸收不了超级大城市的辐射，也支撑不了超级大城市的集聚。这样的城市群结构功能效应就不能很好体现。

四是鼓励并支持2亿多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而不简单地是城市居民自我改善的过程。中央对农民工的落户政策有三个内涵：第一，凡是500万人口以下的大、中、小城市，只要农民工愿意在城市落户，城市不要有任何户籍的限制政策。第二，500万到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支持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两三年的农民工变成常住居民、户籍居民。第三，对于已经有1000万以上人口的超级大城市，落户门槛要高一些，比如要求打工六七年以上的工龄积分等；超大城市1500万人口的天花板红线，要管紧一些。鼓励并支持外来人口在超大城市周边的都市圈里落户，并给予同城化相应的政策。

五是一般超级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构成的城市群或大都市圈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应达到70%以上，城市群内产业分工功能明确，相互协调配套。大小城市之间交通通畅便捷，各种城际轨道交通、城市公路、高速公路互联互通、无缝对接。

总之，对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应遵循科学合理的规划原则，在推动省级区域、超大或特大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同样要重视地市州区域中心级的大、中城市建设，更要关注涉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中、小城市。因为县域经济既是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基础支撑，又是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的纽带桥梁和动力枢纽。

第二章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上课日期：2020年10月20日

摘要：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本章从经济大循环的角度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先后经历的三个阶段、大国经济循环的三个类型，分析了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和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本章对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畅通内循环、融入外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行了系统阐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战略做了详细规划。这个新发展格局将成为我们今后长远的发展战略。按照今天的课程安排，我想就这个大战略中的以内循环为主涉及的几个问题谈一点学习心得，跟同学们做一些交流。

这个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5月的政协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在6月底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决议，现在已经成了全国上下制定“十四五”规划的主题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国脱钩、对我国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一、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

中央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最高层次、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从1950年到2050年这一百年里，这种大循环战略大体可以分成三种阶段、三种类型。

第一个阶段是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当时之所以封闭，不是我们领导人、中央决策层要封闭，而是被迫地只能相对封闭。因为在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挑动联合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实行了全面的经济、政治、外交封锁，包括技术交流、资源能源供应、经济合作、国际交往等。另一方面，1958年中苏交恶后，苏联连同东欧国家跟中国从1960年以后进入了相对隔离的阶段。50年代初，苏联援建了156个项目，中苏交恶后，部分项目还没有完成，中途停摆，变成了“胡子工程”；有的项目，苏联专家撤走了，已经完成的项目由无息援助变成了短期内要连本带息全部还清。实际上，中国经济在1955年至1965年左右的10年里是最为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既没有丰富的工业品，也没有资金。再加上三年困难时期，内灾外债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那种情况下基本上只有内循环。幸亏中国很大，960万平方公里，8亿人口，30个省（1978年数据，含台湾省），等同于欧盟27个国家之间的内循环。如果换作一个小国，这么搞封闭的内循环，就会被憋死。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自力更生，1955—1965年间经济增长仍然取得了年平均增速6.64%的成绩，名义GDP10年间增长了90%，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等等。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一个以外循环为主牵引国内大循环的阶段。这也有30多年。在沿海“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和外资持续涌入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一度形成了以工业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特定的增长模式，与当时的资源禀赋和历史条件有关：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全面推开、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之后，中国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地区，为这些地区的加工贸易及工业制造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条件。二是中国改革初期，各级政府财力很弱、资本极其稀缺，国有企业资本金普遍不足，迫切需要引入外资进行工业化。三是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欧美国家的需求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四是中国沿海的对外开放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在这几个方面的作用下，中国大陆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国际资本竞相涌入的沃土，工业化进展很快，但是以原材料和产品大进大出为主要特点，实际上就是以外循环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那个时候中国本土市场的需求增长也很快，但从消费特点来看，多数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从旧四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到新四大件（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国外有什么，我们就进口什么，或者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想方设法生产出来实现进口替代。这同样是受到外循环影响和驱动的。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被进一步加强，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64%。此后虽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下降，但仍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工业经济高歌猛进：中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2011年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是美国的126%），成为全球第一；于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到现在、往后发展到2050年，这30多年将是中国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阶段。这个内循环为主体跟20世纪50年代封闭的内循环不同，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推动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实基础

之所以形成这个战略，有内在的几个理由：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外需断崖式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实际上，后来我们发现，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甚至萎缩不是暂时的，而是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到了天花板，危机之后增速稳步下降已成定局。二是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有研究显示，2006—2009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数占全球的比例超过了35%，2015年这一比例仍然维持在31%左右。从反倾销最终实施的结果来看，1995—2015年中国共遭受国际对华反倾销裁决820件，占世界总数的25%，也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肯定性裁决比例和中国产品遭遇的反倾销税率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三是劳动力增长出现拐点。随着退休人口逐步超过新增劳动力的数量，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意味着我国剩余劳动力就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了有限剩余，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四是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以原油为例，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于2009年首次超过50%；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油和其他液体燃料进口国（进口减去出口后的净值）。五是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比以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防污治污，原来部分地区发展经济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难以为继了，过去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不再受到欢迎了。总之，这些因素加起来对外循环拉动的经济模式带来了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方略。从供给侧下手，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力图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从市场主体的培育到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到创新动能的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释放，以供给结构动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逐步成形。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4%下降为32%，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接近6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内循环为主的思路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党中央早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就已经在酝酿了。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地“甩锅”“脱钩”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形成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二、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运行将出现五个新特点

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这个战略新路径会给国民经济格局带来哪些重要变化呢？我认为，我国经济会出现五个新特点。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时达到最高，为64%。这几年慢慢降下来，到2019年时为32%。未来，随着中等收入人群进一步增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过去靠国际市场高度消费的外循环来拉动中国经济的格局将逐步转变为由我国自身超大规模市场的多层次、多样化消费牵引内循环、促进双循环的新格局，外贸依存度将逐步降到25%左右，经济运行将更加健康高效。过去，我们的民营企业要到“客场”争夺国际订单，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本土“主场”就可以站起来了。主赛场更具广阔天地。不仅如此，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以实现顺差为目标来一味扩大出口，而是以适度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为目标。对世界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对世界经济带来直接而持久的拉动。

（二）我国的工业体系将会更有韧性、更加安全、更有质量和效益

尽管我国现在的工业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但我们不得不说，我国的工业体系在30多年的外循环为主体的运行方式下，存在着三个明显短板：一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业效益低的问题；二是低端低质量的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比例，高端高质量的较少，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三是同质化竞争严重，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产业内分工不深，对细分市场的开发严重不足。而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运行模式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产业链的含金量将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是“两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外，我们赚一点加工费、辛苦费。尽管这种加工贸易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就业，但由于只占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对就业的拉动也是有限的。现在，在内循环下，我们将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不仅将吸纳大量就业，还将带来更高含金量的经济绩效。比如产值为100亿元的加工贸易，由于“两头在外”，一般只有10%—12%左右转化成本地的GDP；而内循环模式下，如将上游的主要零部件配套企业集群到一定的空间区域内并形成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同样100亿元产值带来的GDP将可能达到30亿—35亿元，也就是说将会有30%—35%的GDP转化率，产业链的含金量将会更高。

二是供应链的安全性将得到有效保障。疫情之下，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先就会对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但是我们也在苏州、重庆等地看到，由于这些地方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供应链的安全性得到了充分保障，疫情之下很多跨国公司反而把大量的订单转移到了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不仅满血复活，还在加班加点，订单出现了逆势增长。这也说明，内循环为主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三是价值链的韧性得到全面增强。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有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过去，在外循环拉动为主体的模式下，习惯的思维就是买买买、以市场换技术。然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且，长期习惯于这种分工格局，容易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的底层中间区域，也容易被人“一剑封喉”。推动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关键环节的研发，更加重视创新，更加重视品牌。事实上，我们也已经具备了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条件：我们有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对高品质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我们广大的中小企业开展创新、培育品牌提供了最为丰富而便利的市场。过去要靠国外高端客户来积累技术、培育市场的情形，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了。特别是互联网+制造业的全面渗透，近几年陆续涌现出的以智慧化、个性化和定制化为特征的“新制造”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三）经济的循环流通将以更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为支撑

高标准市场体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高标准的商品市场的体系，一个是高标准的要素市场的体系。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但由于重生产、轻消费、订单为王、重商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向内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还要通过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为着力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说得简单一点，外循环拉动下拼的是要素的投入成本（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等足够便宜，外资就来了），内循环驱动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将更加公平稳定可预期

有一个持续的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是内循环下经济生生不息的基础性特征。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即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内循环下，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有力措施，构建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举措：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在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格局中充分地活跃起来。

（五）就业、分配、住房和公共服务将更加均衡普惠持续健康

一是将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中国现在有1.2亿个市场主体，其中8200多万个个体户，3800多万个中小微企业。这些个体户、中小微企业既是大工业大商业产业链配套的主体，又是吸纳就业的主体。如果每个个体户和中小微企业背后各有一个家庭的话，这1.2亿个体户和中小微企业将涉及4亿人的生活收入。在未来，需要有更多中小微企业服务内循环，意味着增加就业的载体也会更多。一个人就业了、形成了消费，就会形成其他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其他中小微企业反过来会增加就业，以就业带动就业的循环会更加顺畅。二是将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现在城乡差距仍然较大甚至在局部地区有所扩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财产性收入极低。中国的农民97%的年收入就是他的劳务打工和务农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怎么样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是提升内循环效率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命题。最近采取的措施如被征地动迁的农民的土地和城市的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入市拍卖，扣除成本费用，拍卖的钱全部归农民和集体组织，就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手段。另外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占补平衡、增减挂钩指标跨地区、跨省交易，也将增加农村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通过立法开始真正实施。三是将按“房住不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内循环下要防止脱实向虚，就需要矫正现在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过高挤占居民消费的现象，大力建设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价格，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增强其他消费能力。我认为10年以后的新建住房中，大体上50%是商品产权房，30%是商品租赁房，20%是政府保障房。四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会更加均衡普惠。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内循环的内在要求，其背后是“人”：公共服务的均衡普惠有利于“人”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自由创造。

三、深化改革，打通堵点，着力疏通障碍国内循环的六类问题

疏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需要我们以改革的思维、务实的措施消除经济系统中客观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内循环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拓展市场新空间。从现实来看，当下至少有六个方面的体制性、基础性的问题，形成了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堵点：

一是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学界，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这种地区竞争是一个无形的指挥棒，驱动着地方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等等。这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但地区竞争也会带来多种负面效应，一是为了本地GDP和税收的增长，盲目上项目，以致出现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因为竞争性招商，额外增加优惠条款，导致“渔翁得利”招商成本增加；三是地方政府采购往往优先采购本地企业；四是执行去库存、去产能等行业政策时，倾向于保护本地企业，甚至保护落后产能。这种现象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极大地改善了这种情况，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总之，减少地区间过度竞争的负面效应，降低市场的壁垒，会提高经济效率，长远来看，僵尸企业和效率低下的企业会因此被大量出清，政府对企业不必要的补贴性支出会相应减少，招商引资中的竞争性成本也会大幅度降低。

近2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2%提升到2020年的63.89%，平均每年提升1.38个百分点，进展迅速。即便如此，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45.4%，也就是说，有2.6亿人在城市工作但户口还是农村户口，这背后反映的是城乡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二是城乡二元架构导致的市场分割。这表现在要素方面，劳动力在城乡的流动、区域间的流动仍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束缚， 农村的建设用地像城市建设土地那样实现同地同权同价的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受制于监管能力的差异，一些地方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城市同类商品看上去很像，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部分甚至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三是内外贸调控不衔接。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规模优势不断巩固。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6.9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28.1%，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外循环在推动，是按照国外的技术标准、服务国际市场。随着新发展格局的加快构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国际大循环受到不少冲击。在新形势下，要着力引导我国制造业由服务国际市场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并重转变。特别是针对我国4亿中等收入人群所产生的高品质需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一大批制造业企业将由外向型向内外贸一体化转型。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虽然部分企业能够生产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却不能在国内销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产品是在国际品牌的指引下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定制的，进入内销面临质量标准不统一、监管规则不衔接等问题，以致明明国内市场有需求，却无法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因此，进入新发展阶段，应着力破解内外贸监管不衔接的问题，即“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参见《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

四是物流体系不够畅通，物流费用居高不下。2019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14.7%，接近欧美国家一倍左右，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比如：美国的物流费用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全球近百个发达经济体物流费用占比大体上都在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尽管其中有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运输周转量较大的原因，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物流业效率偏低，没有形成畅通的物流体系，突出体现在铁路运输的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多式联运发展不足、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物流枢纽平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基础性的问题：一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20%左右，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二是公路收费高。比如路桥费、管理费用，各种证件的办理收费，特别是高速公路往往收费几十年了，还是处在收费中；而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一旦BOT（built-operate-transfer）收费期满，就停止收费。三是缺少铁路、公路、水路多式联运，以及无缝对接的基础设施软硬件运行条件。为此，建议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五是部分行业存在人为的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行业受到限购、限行、限牌照等简单的政策手段的限制，一些本来可以满足的需求得不到释放。比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也有433辆，而中国仅为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等。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写字楼建设规划调整为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有效投资，又满足了消费市场。

六是国有资本的内外循环需要加快畅通。2019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64.9万亿元，其中99%的资本是工商产业型公司的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建议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从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扩大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15万亿元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式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15万亿元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上万亿元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一方面从市场的空间来讲，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15万亿元国有股权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从混合所有制来讲，传统的观点总是认为让各种内外资投资参股国有企业，是国有转制为混合所有制的基本途径，事实上恰恰相反，由国有资本组建的投资运营公司，广泛地参股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形成股权投资，虽不控股却可以形成广泛的混合所有制，既扩大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又增加了国有资本收益，还支持并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总之，打通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中的资本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四、扩大开放、提升能级，打造全球要素资源强大“引力场”

以内循环为主，绝不是“内卷躺平”，而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打造形成全球要素资源强大“引力场”，形成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下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将呈现出五个“转变”：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双向并重；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

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第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的货物可能大量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预计在未来3—5年内，我国关税总水平会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第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第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的要求，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八个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八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第四，以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试验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试验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试验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第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近日，修订后的《美墨加协定》（USMCA）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国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自贸区、RECP、中欧CAI等经贸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国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答学生问

问题1：请问黄教授，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请问如何理解？

黄奇帆教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要“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讨论“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地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一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是以建设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为基础。中国市场是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进而造就了不会轻易被撼动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工格局。当然，我们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仍有不少短板，比如：地区间仍存在一定范围的恶性竞争；城乡二元导致市场分割；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等行业监管滞后，风险持续累积。而这些正是影响内循环畅通运行的堵点所在，下一步要通过深化改革提升中国统一大市场内循环的效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三是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四是要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的新格局。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肺炎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人均国民总收入1万—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地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

问题2：黄老师您好，您刚刚提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对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都有帮助。但是也有声音说，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或者是拉动内需，是现在的世界格局下被迫的一种做法。我最近接触到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国的QFII机制，在去年不断地放宽对境外投资者的限制，包括投资资格和投资规模方面的限制，我觉得是不是也反映了一些问题？您对被迫进行国内大循环这些说法怎么看？

黄奇帆教授：这是两种思维惯性的结果。

第一种，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外循环轨道应该一直循环下去。这种认识缺少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循环特征的判断。比如日本在20世纪50、60、70年代也是外循环，外循环比例最高达到日本GDP的70%左右。但从70年代以后，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强国，它的进出口总量占GDP比例就开始从70%降到65%、55%，最近20年一直维持在25%左右，也就是日本经济GDP中外循环占25%。它还是很开放的，但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以内循环为主体了。

这个转轨，不是谁逼不逼的问题。不是人家逼你了，不许你开放，所以你才内循环。两回事。这是大国发展战略的自主的转轨，是经济大国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内在要求、必然选择。

第二种，认为中国现在被美国人脱钩了、撤资了、倒逼了，没办法了，只能内循环了，这是小看我们了。实际上美国人想的脱钩、撤资，是实施不了的。我们有许多人，一看美国人要脱钩，很害怕，认为世界变了，全球变了，碎片化了，逆全球化了。大家应该看到，美国人的这个脱钩，往往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有的甚至是得不偿失。企业的“国王”不是特朗普，而是市场、是利润、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景，它听董事会的，它绝不会听特朗普。特朗普就干4年，对企业负不了这个责。在这个意义上，越是有人用各种脱钩来威胁我们，我们越是要开放。我们的内循环是开放条件下的内循环，我们的开放是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条件下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开放。

问题3：黄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下，我国金融现在存在什么问题？中国经济的双循环对金融有什么新要求？

黄奇帆教授：近十几年，中国金融存在着脱实就虚的问题：一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二是P2P等金融欺诈问题；三是金融占GDP比重过高、企业利润过度向金融转移的问题；四是房地产业挤占的金融资源过多的问题。总之，金融业整体上存在着脱实向虚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唯有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健全完善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血流循环功能，最大限度把各行各业的市场活力激发出来。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兴则经济兴，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强则经济强。我认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激活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从问题导向出发，我认为金融领域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再比如，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中央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的比重，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二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这个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双碳”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三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能否抓住机遇呢？我们既十分期待，又同样担忧。

四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地获得财产性收入。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我们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这是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类似的还有很多，需要系统研究。

第三章

碳达峰与碳中和情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态结构调整路径与方向

上课日期：2021年4月20日

摘要：推进实现“双碳”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两个大局、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决策。本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艰巨性、紧迫性和伟大意义。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我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生态结构的调整方向和路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系统回答了“双碳”目标落地过程中的一些核心要点和关键环节。课程还对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伟大构想和具体实践做了系统介绍，认为在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通过推动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国际绿色发展合作。

按照学院确定的议题，我们今天的这一课，讲一个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话题——“碳达峰、碳中和”。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两个大局、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决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是我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生态结构深度调整的过程，既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如何找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路径和方案，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今天的讲课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专讲背景和意义。讲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面临形势的严重性、紧迫性，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的艰巨性以及三个方面的伟大意义。第二部分，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第三部分，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第四部分，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我国生态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第五部分，讲实现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必须加快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一、深刻领会“双碳”目标的艰巨性、紧迫性和伟大意义

早在2000年，联合国达成了一个全球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人类工业化300年，各种各样的工业生产在消耗能源的过程中，向大气层排放了大约2.5万亿吨的二氧化碳，这些二氧化碳囤积在大气层上形成的“锅盖”，产生了温室效应。由于温室效应，地球温度就升高了。300年来，地球约升温了1.2℃。这1.2℃让北极、南极冰层局部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一些沿海城市被淹没；极端气候也出来了，极寒、极热的气候不断出现，什么龙卷风、飓风不断出现，这十几年，全球每年因为自然灾害大约要损失几万亿美元，都和气候有关。自从2000年人类有了这个共识以后，世界各国开始重视二氧化碳排放、清洁能源的问题。到了2010年，联合国就此事形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个公约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都签了字，成为一份具有约束性的历史性的文件。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在2015年，联合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形成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是联合国确定的一个对二氧化碳减排时间具有刚性要求的条约文件，为了使地球平均温度在200年升高控制在1.5℃以内，要求所有国家，包括发达的、贫困的各个国家都必须在2050年或者2060年实现碳中和。那么，这当中，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管是已经碳达峰或者没有碳达峰的国家，也就是在未来的30—40年里，都要从碳达峰走向碳中和，到2060年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现在，全球GDP为80万亿美元，如果40年以后翻一番，全球160万亿美元的GDP，碳排放量也要下降并大体上中和为0。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看到中国实现“30·60”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严峻性、紧迫性、艰巨性。所谓严峻性，对中国人来说，我们现在是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2020年我们100万亿元GDP排放了100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量的29%。那么，美国加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加拿大、英国，也就是世界发达国家，现在一年全部碳排放比我们100亿吨还少20%，规模比我们小，但他们的GDP是多少？近50万亿美元，我们15万亿美元，2020年十四点几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占世界GDP的17%，是他们单位排放量的4倍，我们面临的形势很严峻。所谓紧迫性，欧洲、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00—2010年就实现碳达峰了，现在开始减少了，到2060年，他们有40—50年的碳中和时间，而我们到碳达峰还有10年时间，而后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就显得特别的紧迫。我们的任务比人家大几倍，时间要比人家少一半，那显然就特别的艰巨，这样一个任务背景，我们要充分了解。

中国宣布“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项任务尽管紧迫、尽管艰巨、尽管严峻，一旦挑战成功，战胜困难，对中国未来有三个根本性的、战略性的、革命性的伟大意义：

（一）推动我国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性转变

这包括两方面。在能源消费端，我国将实现“两个替代”，即“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到206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由目前的16%左右提升到80%以上，清洁能源将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主力。同时，能源消费形式上，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实现电能替代，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电气化比重将大幅提升。

在能源供给端，2020年我国石油进口5.42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73%；天然气进口1亿吨，对外依存度43%。我国能源供给基本上是以外循环为主。未来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我国将大力发展光电、风电、水电、核电、氢能、页岩气等清洁能源；预计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将由目前的34%左右提高到90%以上，建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安全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体系，实现能源领域深度脱碳和本质安全；同时通过大幅减少炼油、重点发展炼化，进而大幅降低能源进口依存度，形成能源自主自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二）促进国民经济质量效益全方位提升

2020年，我国GDP为101.6万亿元（其中三次产业占比7.7∶37.8∶54.5），排放了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如果到2060年时我国GDP达到300万亿元，那么这300万亿GDP就不能按现在的比例产生300亿吨的碳排放。实现“双碳”目标，将倒逼经济增长以单位排碳更高效益、更低排放的产业结构来支撑。假如到2060年时中国的GDP会翻一番半，那么工业增加值不会同步翻一番半，但工业系统将通过源头减量、节能减排、循环回收、工艺流程改造、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大幅减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与此同时，由于与传统工业相比较，服务业的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要比工业低得多，实现碳中和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事实上，随着制造业服务化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将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加上新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及其与生物、材料等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群体突破，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批颠覆性技术将引领和带动新科技产业革命逐渐走向高潮。这将带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颠覆性变革和治理效益的全方位提升。

（三）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目前，中国GDP占世界17%，人口占世界的19%，碳排放占比却高达29%。未来中国实现碳中和将意味着全球少了29%的碳排放。不仅如此，从目前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全产业链优势看，这几年，中国的光伏电装备、风电装备、水电装备以及储能装备、各类电动终端等，占全球市场比重的50%以上。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共识日益广泛，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必将进一步输出到全世界，帮助全世界实现绿色发展，中国将由全球排放大户成为全球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引领者，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实质性贡献。这也是了不起的大事。

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双碳”目标的实现，中国将有可能引领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进而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世界经济强国不简单是综合国力排第一，还要引领一次工业革命。纵观世界经济史，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英国引领世界，自身经济实力也独领风骚近百年。德国也曾经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但其综合实力并未达到世界第一，算不上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在20世纪初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一之后，进一步引领了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保持至今，因此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预计到2050年左右中国综合国力将实现全球第一，同时又引领着新一轮能源革命，必将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准确把握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立足中国国情，遵循经济规律，在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时注意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未来清洁能源装机容量总规模问题

2020年底，我国电力生产总装机22.29亿千瓦，其中火电装机12.5亿千瓦。2020年实际生产电力7.62万亿度，其中来自火电5.17万亿度。未来尽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但随着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的总量还会持续增长。特别是随着“两个替代”的逐步推进，我国电力需求可能不止翻一番。如果到2060年时国民经济需要电力20万亿度，若全部来自火电，则需要50亿千瓦装机。但如实现清洁能源全部替代火电，装机容量至少达120亿—150亿千瓦。因为火电利用率可以一年4500—5000小时运转（一年有8760小时，一般来说，核电年利用率7400小时以上，火电一年4500小时左右，水电一年3000小时左右，风电一年2000小时左右，光伏电一年1500小时左右），但光伏只有白天且晴天的时候发电，最终一年下来只有1500小时左右的利用率，因此在同等发电量下，光伏装机需要3倍于火电的装机容量；风电也是如此；而水电的容量差不多2倍于火电。实现“两个替代”要首先把握好这个总量比例关系。

（二）不同类型的清洁能源比例结构问题

截至2020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中，水电为3.7亿千瓦、风电2.8亿千瓦、并网光伏2.5亿千瓦、生物质0.3亿千瓦、核电0.49亿千瓦。中国已经承诺，到2030年光电和风电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到2030年和2060年分别达到25%和80%。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注意把握好能源供给结构中不同类型清洁能源的比例关系。

由于光伏电、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在供给中有起起落落，白天有电、晚上没电，有风有电、没风没电，丰水电足、枯水不足，往往造成电源供给的大起大落不稳定。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在电源供给侧和需求侧有四种办法来调控：一是2/3是火电供给，1/3是光、风、水电，用火电的局部调峰能力，来调控清洁能源的不稳定供电；二是利用大规模的储能装置，如抽水储能、氢能储能、化学能（电池）储能来调节；三是利用地球绕太阳24小时自转时差，太阳能发电远距离输送；四是在需求侧按照波峰、波谷的电价削峰填谷。这四种办法各有各的应用场景和边界条件，未来实际运行中，一定是通过四管齐下的系统工程，实现综合平衡的最优化效果。

若按照2060年时120亿千瓦的装机需求来测算，建议大规模发展光伏和风电，光伏装机要达到50亿千瓦，约是现在装机数的20倍；风电装机达到22亿千瓦，约是现在装机数的8倍；二者在总装机中的比重为60%；水电方面，由于我国大江大河的水电资源开发已接近饱和，预计在未来30年装机容量尽管还可能有一定增幅，但在全部发电装机容量中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6.5%降到5%左右。核电目前占2.2%，未来可以逐步适当提高至10%。氢能由于考虑其安全性，不能太多，可以占5%。最后，20%的装机用天然气和煤电来调峰，其中10%用天然气，10%用超超临界的煤电。

（三）清洁能源生产力如何优化布局问题

考虑我国清洁能源生产力的区域布局，应在服务“双碳”目标的同时，立足国情，充分发挥不同区域间禀赋优势，在技术可行、经济可行的前提下做到合理布局、物尽其用。建议在沿海地区不要大规模推广分布式能源，那将给电网高效安全运行带来障碍。而是要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开发带动西部大开发，利用特高压电网进行西电东送。建议在西部地区以五个“大”——大企业、大投资、大技术、大系统、大市场——来建设一批新能源的大基地。假若未来光伏需要装机50亿千瓦，则可以在新疆戈壁沙漠上建20亿千瓦，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各建7亿—8亿千瓦，将会生产7.5万亿度电，产生1.5万亿元收入，按照五省总人口8000万人计算，相当于这五省人均GDP增加2万元左右。水电目前基本集中在西南地区。风电建议以沿海和西部地区为主，不要四面开花。对于氢能，建议将氢能的利用开发聚焦在清洁能源储能上：即利用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等地的清洁能源电解水制氢，白天产生氢气，晚上用氢发电再输送出来。这不仅规避了氢能运输的安全问题，还可有效解决风电、光电的波动消纳问题，一举多得。

（四）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节奏问题

在能源结构调整过程中，清洁能源上多少，传统能源退多少，要有个比例关系，操作中不能太激进。要按照“先立后破、爬行钉住加保留安全冗余”的原则推动清洁替代。比如，按照3∶1的简单比例关系，若新增清洁能源装机30亿千瓦，相当于火电装机10亿千瓦，但最初的3年，火电只能先退出3亿千瓦即1/3的容量；而后滚动替代到位，每隔3年大体退出1/3。总之，火电退出让清洁能源进入有个10年的过渡过程，保持一个冗余度。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用新建煤电，但要对老的煤电机组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在这个阶段里，随着页岩气的开发，天然气机组仍要大幅增加：目前7.5万亿度电消费量中，气电才3%；未来20万亿度电中气电可占到10%，即贡献2万亿度电，因此气电机组装机未来要增加10倍。最终气电和煤电加起来保留20%用于调峰。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给电网消纳留出时间，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用电端的突发情况，以确保经济运行平稳。

（五）在碳中和进程中使得我国成为绿色能源、清洁能源装备及碳汇资源出口大国

随着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中国要努力实现绿电出口：比如，可以考虑向东南亚出口我国西南的水电，向日本、朝鲜、韩国输送内蒙古的风电，等等。中国要努力从能源进口国转变为清洁能源输出大国。同样，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要确保我国清洁能源产业的装备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要大力推动清洁能源装备、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推广应用，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最后，随着我国生态结构的深入调整，“绿水青山”将成为重要的碳汇资源，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转变成“金山银山”。要通过这三方面的输出，为全球碳中和做出独特贡献。

三、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

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是倒逼产业结构深度调整、进而提升国民经济效益质量的过程，是中国经济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凤凰涅槃的过程。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要点：

（一）加快形成世界级清洁能源产业链集群，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源

能源结构的巨大调整会带来天量的投资。比如在供给端，如按照每千瓦4000元的投资，120亿千瓦的装机将需要48万亿元的投资；在消费端，各种终端用电用能设施的更新改造，如电动车、智能环保建筑等至少会形成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而传输和配送端，远距离输配电的特高压及智能电网设施等投资至少也需要50万亿元。这样加起来会达到138万亿元之巨，在未来40年的过程中，平均每年至少形成3万亿—4万亿元投资强度。对此，各地区不能一哄而上，搞低水平重复。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出台政策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扩链、强链、补链，加快形成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清洁能源产业链集群。同时，要理性选择技术路线，特别注意对氢能的开发利用要建立在安全可靠的基础上。此外，在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出现几个生态主导型的企业和几百甚至几千家独角兽企业。对这些企业，我们要吸取上一轮互联网浪潮中我国巨头网络平台企业被外资投资控大股的教训，在民营、国有清洁能源企业发展中最需要股本金支持的时候，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要满腔热忱地投资入股，推动支持一批潜在的清洁能源独角兽企业，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二）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工业部门脱碳、减碳，构建绿色低碳工业体系

如德国某汽车集团在其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愿景中明确表示，将从供应链、生产制造、产品规划、产品使用和产品回收利用五个环节，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减排。这一举措将对该汽车集团的各上游供应商提出严苛要求，它们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必须满足集团的低碳减排标准，如低排放工艺生产的轮胎、绿色铝材制成的电池外壳与轮毂、绿色环保塑料内饰、大豆泡沫材料的汽车座椅、可回收动力电池、节能电动汽车设计等。

目前，我国的工业系统，在物耗、能耗、污染气体排放方面存在着五个较大的问题。一是物耗大，100万亿元的工业产值消耗了全球矿物开采量的50%以上；二是能耗高，单位能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0%；三是废物利用率低，工业品的废弃物回收利用只有10%不到，而发达国家平均达到40%；四是工艺流程落后的小化工、小炼钢、小火电等小型重化工企业还留存不少；五是由上述问题导致的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工业单位碳排放量的一倍以上。基于此，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作为耗能排放大户，传统工业部门面临如何减碳、脱碳问题。建议从五个方面推进脱碳、减碳：一是源头减量，即在工业投入品的源头减少资源消耗。比如钢铁行业，要进一步优化燃料结构，降低燃料比、铁钢比，发展短流程炼钢。二是节能减排，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用能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提升电力、冶金、化工等重点高耗能产业的用能效率。如果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可以达到2019年世界平均水平，则可节约15.8亿吨标准煤，可减少碳排放约39亿吨。三是循环回收，比如对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余热和中间物料进行回收利用；再比如对产品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发展再生铝或其他再制造产业等。四是工艺流程改造，通过采用低碳技术对工艺流程进行绿色化改造，淘汰高碳、高耗能技术。五是对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比如冶金炉渣建材化、城市固废资源化、环境治理生态化。在具体操作上，建议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碳中和为目标，通过市场机制构建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产业链上下游利益共同体，发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效应，推动构建绿色低碳新型工业体系。

（三）以合成生物技术，助推工业领域减碳固碳

21世纪以来，合成生物技术不断发展，在医疗健康、农业和食品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合成生物技术在化石能源替代、生产工艺体系变革等领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实际上，正是在“双碳”情景下，合成生物技术得以加速向各个领域渗透。过去合成生物技术一直面临几大矛盾——实际市场需求和科研成果供给不匹配的矛盾、细分市场太小与研发成本太高之间的矛盾、单项技术带来成本下降与传统路线生产设备沉没成本之间的矛盾，等等。

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2020年提出，全球约60%的物质投入可以通过合成生物方式制造。　参见史硕博、孟琼宇、乔玮博、赵慧民：《塑造低碳经济的第三代固碳生物炼制》，载《合成生物学》2020年第1卷第1期。

而“双碳”目标的提出，把合成生物技术顶到了碳减排的前线。大量原材料和消费品的生产过程可以被生物合成所替代 ，可以显著降低碳排放，有望对建立在石油化工、煤化工基础上的传统工艺流程和材料体系带来颠覆性变革。同时，合成生物技术通过设计和改造微生物的代谢路径，有望成为碳捕捉和利用的重要方向。比如对微藻、蓝细菌、梭菌等自养微生物进行生物工程改造，构建“细胞工厂”，通过光能或者化能合成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各类化学品和燃料；再比如通过改造大肠杆菌、酵母等异养微生物，实现二氧化碳的固定和利用。 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国内外的科技公司、科研院所已经实现了利用富碳气体生成乙醇、聚乳酸等一系列化工原料，有效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和能耗，并且正在加速向商业化方向发展。合成生物技术对于人类实现碳减排的重要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破解经济增长“鲍莫尔病”

所谓“鲍莫尔病”，是指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服务业的成本也在水涨船高；如果服务业的需求完全无价格弹性，那么劳动力将会不断从制造业转移至服务业，服务业比重在提高的同时，整个国家经济增速逐渐变为零。

未来40年，随着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服务业比重将会大幅提升，这符合经济结构演化规律，也符合“双碳”目标的基本要求，但这也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持续趋缓甚至停滞，即所谓“鲍莫尔病” 。对此，根本之道在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因为产生“鲍莫尔病”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服务业中多数行业是不可贸易的，劳动生产率会长期停滞。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改变这一假设。借助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过去不可贸易的服务业正在创造新的贸易模式。尽管300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4个人演，300年后依然要4个人，但借助互联网、AR/VR等技术，听众可能来自全世界任意角落。换言之，在数字技术加持下，部分服务业的生产率正在得到全面提高，而且是以低碳绿色方式实现的。因此，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为重要抓手和切入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数字技术赋能各行各业，加快培育颠覆性、指数级的产业新动能。

四、准确把握生态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

生态系统碳汇具有多种功能，能够发挥多重效益，既有明显的碳汇效益，还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加农民生计和生态扶贫的综合效益。要重点发挥森林、湿地、海洋等三大生态系统功能，从技术上、政策上破解增加碳汇、节能减排的体制机制，提高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要重点把握好以下三方面：

（一）制定生态系统碳汇规划

相关详细研究见肖炘、聂亚玲、朱闽、王博永：《“双碳”目标下中国经济社会中短期发展趋势预测》，《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内刊），2021年第10期，第69—79页。

根据初步估算，2030年我国碳达峰峰值为144亿吨。 从2030年碳达峰到2060年碳中和，这144亿吨碳排放一部分被自行减掉，一部分则要被生态系统碳汇“中和”掉。在这个过程中，要按照“爬行钉住”的方式稳步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据相关资料，林木每生长1立方米蓄积量，大约可以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我国政府已经承诺“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分别增加40亿立方米和10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分别增加73.2亿吨和18.3亿吨碳汇。这实际上为我国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留出了时间和空间。但这种增加并不是无止境的，总是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的——“胡焕庸线”以西增加碳汇将十分困难。为此，要科学合理制定我国生态系统碳汇增长中长期规划，加强我国森林、湿地、海洋碳汇增长潜力的预测与模拟，研究未来生态系统碳汇增长曲线，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系统碳汇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不同未来情境下、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着力点，推动生态应对气候变化路线图落地实施。

（二）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推动生态结构调整，重点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按照新发展理念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统筹山林田草沙生态治理和资源开发利用，科学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废旧工矿区治理开发、盐碱地治理利用以及荒漠化、石漠化土地综合治理开发。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大面积增加生态资源总量，大幅度提升生态资源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提升国土绿化总体水平，助推大幅度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总量。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以及企业、农村集体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和城乡居民家庭等社会各界的合力，加大植树造林种草投入力度，加大水土保持投入力度，巩固提升退耕退牧、还林还草成果，拓展沙漠和沙化土地治理成果，进一步减少沙漠和沙化土地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村庄绿化覆盖率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要鼓励私营部门加大参与力度，以碳排放权配额市场和碳中和自愿市场并行原则，鼓励高碳排放企业购买生态碳汇。要把生态碳汇补偿与巩固扶贫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完善造林、森林抚育、生态保护和修复等林业补贴政策，加大贫困地区生态建设和修复力度，探索生态脱贫的新路子。

（三）规范发展碳交易、碳金融

碳配额是指由国家生态环境部按照各省级环境厅上报的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按照当年的温室气体（GHG）排放总量控制和阶段性目标，经过国务院批准之后，再逐级下达分配的碳排放年度额度。

推动生态结构调整，同样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这就需要有一套规范的碳交易市场体系。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主要由碳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金融工具三部分组成，采用的是以碳配额为核心，CCER为辅的交易体系。 目前这一交易体系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项目申报方式主要依靠“企业自主申报+第三方监测核查”，这类方式是“主观数据+主观判断”的叠加，造成可交易标的物的真实性、量化的标准性存在较大漏洞和风险，导致各方参与交易的积极性极低。二是核证流程烦琐低效，核证企业可交易额度的流程烦琐，无法批量化形成可交易标的；项目申请审核时间周期长，滞后于配额指标生成6—12个月；同时，各方聚焦于交易模式建立，而非核证流程优化，导致整体效率低下，无形中推高了企业交易成本，金融机构也无法对碳资产进行复杂的金融化操作。三是现有标准难以统一，目前各试点针对可交易标的物的核证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碳标的价格地区差异明显。对此，建议引入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搭建碳排放项目核证平台，从底层逻辑上解决碳排放核证现存问题，确保碳排放核证过程可靠、透明、标准、高效。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排放权质押、碳期货、碳期权以及挂钩排放权的结构性金融产品，构建适应绿色发展的碳交易、碳金融体系。

五、加快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路径和方向

智能电网集成了现代智能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先进输电技术、新能源接入技术，灵活性、适应性强，能够满足清洁能源、分布式电源接入，智能设备即插即用，智能互动服务等需求。　特高压电网由1000千伏及以上交流和±800千伏及以上直流输电构成，与超高压输电相比具有输送容量大、输电距离远、线路损耗低、走廊占地少等明显优势，是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骨干网架的关键。世界各大清洁能源基地与负荷中心都在特高压输送范围内。　清洁能源主要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是未来全球能源互联网输送的主导能源。各种清洁能源都可以转化为电能。就地转化为电能是清洁能源最主要、最高效、最便捷的利用方式。

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目前世界各国的高压输变电装备，无论是3.5万伏、11万伏还是22万伏，每一千公里的电能损耗高达20%左右，而特高压直流输变电每一千公里的电能损耗仅仅是1.5%，由此而适用于几千公里、上万公里的远距离输送电流。全球能源互联网，就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全球互联的坚强智能电网，是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开发、配置、利用的平台，其实质是“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其中，智能电网是基础， 特高压电网是关键， 清洁能源是根本。 在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通过推动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国际绿色发展合作。

（一）深刻认识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价值

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对于推动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是解决清洁能源消纳的必由之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根本之道在于大规模开发利用清洁能源。而全球清洁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均衡，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大多远离负荷中心，相距数百到数千公里，需要就地发电、远距离输电；而且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具有发电随机性和间歇性特点，储能成本极高，因此必须构建以电为中心、具有全球配置能力的能源网络。利用地球绕太阳24小时自转一圈，形成的北京时间、纽约时间、伦敦时间时差状态，实现全球清洁能源基地与能源消费基地的互联互通。二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全球能源互联网投资规模大、产业链长、带动性强。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全球新增电力投资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将有力带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同时获得巨大的时区差、季节差、电价差效益。三是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庞大的清洁能源资源尚未开发。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够增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将亚洲、非洲、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解决缺电、消除贫困，缩小地区差异，减少国际争端，让世界成为一个能源充足、天蓝地绿、亮亮堂堂、和平和谐的“地球村”。四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化石能源具有稀缺性、地域性，开发利用涉及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和政治外交问题，争夺有限且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资源是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引发战乱冲突的重要原因。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使清洁能源开发国（地）、途经国（地）、消费国（地）成为利益共同体，各方面都有积极性，能够缓解因争夺化石能源而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二）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条件正日益成熟

从现实和长远看，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条件已经具备，是完全可行的。一是清洁能源资源丰富。全球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是大自然的恩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今天用了明天还来，清洁能源资源超过100万亿千瓦，仅开发万分之五就能满足世界能源需求。二是技术上没有障碍。特高压技术先进成熟，世界各大清洁能源基地与负荷中心的距离都在特高压输送范围内。电网智能控制、大规模储能等技术不断突破，能够适应各类清洁电源接入和消纳，保障电网安全运行，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提供重要支撑。三是清洁能源具有竞争力。清洁能源发电技术、储能技术快速进步，将大幅提高风电、太阳能发电的经济性。目前，中国的光伏发电度电成本已经低于火力发电，清洁能源综合竞争力有望在2025年前全面超过化石能源。四是大电网互联加快推进。世界上已形成北美、欧洲、俄罗斯—波罗的海3个特大型互联电网，以及南部非洲、海湾地区、南美洲等地区的跨国互联电网。中国（除台湾地区）已经实现全国联网。这些都将成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我国电网发展的成功实践为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奠定了重要基础。截至2020年底，我国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建成投运“14交12直”特高压输电工程，在建“3直”特高压输电工程，在运在建29项特高压输电工程线路长度达到4.1万千米，变电（换流）容量超过4.4亿千伏安（千瓦），累计送电超过1.6万亿度。我国不仅全面突破了特高压技术，构建了完善的特高压试验和研究体系，还率先建立了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自主研制成功了全套特高压设备，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引领的跨越发展。

（三）加强国际协调，推动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发布的规则，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总体可分为洲内互联、洲际互联两个阶段。从现在到2030年，重点推动各洲内大型能源基地开发和电网跨国互联；到2050年，重点开发“一极一道”能源基地和推动电网跨洲互联，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联网。在未来，要形成这样的格局：在全球不同时区选择清洁能源富集的地方建设超大型光伏、风电基地，通过特高压输变电技术将之与各负荷中心连接起来，构成全球能源互联网；随着地球24小时自转，这些光伏、风电基地轮流为全球输出电力。这不仅省去了储能的麻烦，还充分利用了清洁能源。

但这一伟大愿景需要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各类企业、社会公众乃至研究机构通力合作，形成合力，加快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促进世界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2016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电网公司发起成立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这是第一个由我国发起成立的能源国际组织，对于推动建立我国主导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抢占全球能源革命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要发挥这一国际组织的作用，将之定位为服务于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外战略的重要国际机构，通过承认其国际法律人格、与之签署东道国协定等措施，支持其独立开展工作，力促国际能源合作格局朝着于我国有利的方向加速演进。

总之，能源网、交通网、通信（信息）网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基础网络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是必然选择。目前，全球交通网、通信（信息）网已经互联，能源网也必然朝着全球互联的方向快速发展。全球能源互联网就像人的“血液循环系统”，信息互联网就像“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已经互联，“血液循环系统”也一定能够互联。而这些一旦联通、共享起来，一定将出现一个更加美丽和谐的新世界！

答学生问

问题1：谢谢黄老师深入浅出、生动而富有知识内涵的报告。我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2021年1月20日拜登上台，他第一时间宣布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宣布4月中旬将派一名特使跟中国一起讨论气候问题，4月下旬还将由美国牵头召开一个全世界的气候问题会议。我想问的是，中美特使谈判谈了一些什么问题，结果怎样？

黄奇帆教授：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就在前两天，4月18号，美国特使克里和中国特使前环保部部长谢振华，就全球气候问题中美两国如何更好地合作，在上海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了合作协议。这项协议有十个条款，分别有以下的内容：

第一，包括风电、水电、光电等清洁能源技术进步和装备生产发展的问题。

第二，氢能源的生产发展问题。

第三，储能问题，因为清洁能源不稳定，白天有电，晚上没电；有风有电，没风没电；水电枯水期就发电能力大幅下降，丰水期又发电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电能多的时候怎么把它储蓄起来，少的时候再释放出来，形成稳定的电能，涉及储能技术发展问题。

第四，清洁能源远程输变电网合作发展，也就是全球能源互联网、智慧电网合作发展的问题。

第五，碳排放出来了，消极的办法是捕碳、固碳埋藏起来，积极的方法是说怎么把二氧化碳开发成人类可以使用的材料。

第六，农业领域的二氧化碳减排问题。

第七，工业领域的二氧化碳减排问题。

第八，是各种交通工具，也就是各种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或者运输工具的排碳问题。

第九，建筑领域的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城市的二氧化碳大约有23%的碳排放是建筑造成的。

第十，碳汇，碳交易所的国际化、市场化、金融化合作问题，目前全世界的二氧化碳减排的碳汇市场都是属地化的，欧洲一个，美国一个。国际碳汇交易像股票，但全世界的买卖还没形成，最终碳汇应该是美国、中国、欧洲大家互通的一个联合交易场所。

这十个问题讨论得很专业、很深入，说明中美双方会谈协商很坦诚、很认真，是相向而行的。

这个协议还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中美两国不仅将就以上“双碳”发展强相关的十个方面进行合作，而且还将团结世界各国一起共同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落实。以上我说的这些内容，在这两天的报纸、有关中美特使会谈的报道中都有体现。

问题2：老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国在2018年的时候提出取消一定程度上的风电的补贴，出现了风电抢装并网的这种情况。您觉得国家取消补贴之后，像2018年、2019年出现了大批的抢装，可能让风电并网的新增并网增长达到30%及以上，之后会不会断崖式地下降，会不会影响我们去往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脚步呢？

黄奇帆教授：这个问题，有现实性，但是在新形势下，会很好地解决。因为这不是国家财政困难，无钱补贴，才改变政策。而是技术进步使得清洁能源性价比提升，不再需要补贴的必然结果。以前风电、光电每度电成本往往在7毛、8毛钱，高于火电4毛钱左右1度电的成本，没有补贴就会亏损，就没有市场，所以补贴取消前，因为误解，一度出现了抢装投机现象。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风电、光电成本下降的情况不太了解。实际上，国家之所以取消补贴，是因为中国的清洁能源装备成本和性能已经达到了每度电上网成本低于火电上网电价成本了，不需要补贴了，才取消了补贴。不是新能源政策不鼓励了，而是因为已经可以完全市场化平衡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讲，再过几年，风电、光电、水电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性价比优势，度电成本可能进一步降到2毛钱1度电，大大低于火电电价，到那时光电、风电等清洁能源的市场，将是一个巨大的需求。所以这件事情不是问题，而是巨大的机遇。

问题3：谢谢黄老师的分享，我的问题结合企业层面。以前我们的电力能源生产供应主要是国有企业主导的。现在市场上面的光伏产业，电动汽车或者锂电池储能产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甚至有外资企业的介入。您觉得我们的光伏产业，是否还要求以国有企业为核心？还是您觉得对于能源这种核心的产业，可以适度地放开这些政府上的管制？想问一下在碳达峰期间，国有能源电力企业的前景和政府管制方面的作用。谢谢！

黄奇帆教授：这是个完全不用担心的事。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包括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不论是投资光伏、风力、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还是投资光伏、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生产产业，都是国家鼓励支持发展的领域。没有任何市场准入方面的不同待遇。同等国民待遇，竞争中性，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双碳”产业的发展，是一场能源革命，涉及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清洁能源发电基地建设、清洁能源使用终端装置生产、储能装置、清洁能源长距离智能传输装备的生产应用，涉及领域很宽。近10年来，一方面在清洁能源领域冒出了一大批民营龙头企业，比如最近市场上崭露头角的那些生产光伏电池的民营龙头企业，这些企业短短几年市值就达到了3000亿元、5000亿元。这是大好事。相比10年前，2010年前后，一大批民营光伏企业资金链断裂，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元的亏损，在国际竞争中倒闭，要好得多。现在能崛起，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应该为这些企业骄傲、鼓掌。

另一方面，国有能源电力装备类企业也没闲着。比如在超高压直流输变电方面，全球300多个先进性研发专利，都由国家电力公司所拥有。近10年全国范围内，每年上万亿元的超高压直流输变电网投资，就是国家电力公司为主在干。总体上讲，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今后几十年，整个国家将投入100多万亿元的项目资金，需要国有、民营各扬所长，共同发挥作用。

问题4：黄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精彩的报告。刚刚您在未来的能源工业方面提到了核聚变和锂电池的前景。氢能也是一种清洁能源，全世界很多国家，日本、韩国包括我们国家在内都在大力提倡利用氢能，积极推动氢能相关产业的发展，请问您对未来氢能的发展怎么看？

黄奇帆教授：氢的燃烧只产生能量和水，的确是绿色清洁的，是未来清洁能源的重点发展方向。

氢能产业涉及制取、储运和使用等多个环节。在制取环节，当前最主要的路径是化石能源制氢和工业副产氢，未来一定是绿氢，就是使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或者光解水制氢。中国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碱性电解槽制氢技术，但是这种设备实际上和风电、光电等快速波动的可再生能源的适配性不高。目前看来，通过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将是未来的重要方向，中国在质子交换膜的膜电极方面与国际领先水平有差距，要着力进行突破。

氢气储存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始终是一个重点议题。要知道，氢气在高压条件下的爆炸当量远高于同重量的TNT炸药。现在最常用的储氢方式是高压气态储氢，通过外面缠绕碳纤维的高压容器储氢。有机液态储氢和固体材料储氢的密度更高，未来可能会成为更加常用的储氢方式。在运输环节，气态氢的运输主要是通过长管拖车与管道运输结合的方式，未来要积极发展天然气管网掺氢运输、纯氢管道运输，很关键的一点在于研发生产抗氢脆、高强度、低成本的管材。

氢能最主要的应用方式就是燃料电池，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开发燃料电池，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燃料电池的核心材料质子交换膜的国产率不高，综合性能技术指标也还没有达到国际最领先水平。对此，中国一方面是要加快推进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研发新型燃料电池。

从本质上来说，氢是一种二次能源，制氢本身是要消耗能量的，所以氢能的推广利用和制取效率是直接挂钩的。我认为氢能未来在中国的清洁能源结构中会占据一定的比例，尤其会在储能场景发挥巨大作用，氢燃料电池未来会和锂电池按应用场景的不同，形成互为补充。

问题5：非常感谢黄先生将近两个小时的脱稿演讲，各种数据娓娓道来，让我们受益良多。我有个问题。就是包括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内的很多专家都提到了碳金融。我想能不能请黄先生大概讲讲碳金融需求和发展问题、绿色金融问题。

黄奇帆教授：碳金融、绿色金融，本质上就是跟气候问题有关的项目投融资问题。全人类、全球的金融系统，要支持绿色金融，那么这个绿色金融，含三方面的资金供应，包括银行贷款、债券以及绿色的跟碳排放有关的上市公司三个方面。今后几十年为了“双碳”目标的实现，将产生天量投资需求，需要多元化绿色金融体系的支持。在清洁能源投资方面，供给端如按照每千瓦4000元的投资，120亿千瓦的装机将需要50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在消费端，各种终端用电用能设施的更新改造，如电动车、智能环保建筑等至少会形成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而在传输和配送端，纵横千公里进行远距离输配电的特高压及覆盖全国的智能电网设施等投资至少也需要50万亿元。加起来会达到140万亿元之巨。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我国工业系统将进行源头减量、节能减排、循环回收、工艺流程改造、废弃物回收利用，所需投资大体在50万亿元左右。“双碳”目标下，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所产生的直接投入就将达到近200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仅靠政府财政投入是无法覆盖的，还需要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长期、稳定、市场化的资金支持。

一是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截至2020年底，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12万亿元左右，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对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促进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增效，推动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水平，促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都具有极强的支持作用，对助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二是政府建立绿色产业引导扶持基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建立绿色发展投资基金，发挥政府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从而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参与到绿色投资中来。政府绿色发展基金作为长期的、重要的绿色投资来源，直接投资于绿色环保、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项目，充分体现基金的战略导向，通过资本赋能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动“双碳”目标实现。

三是要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为绿色产业引入源头活水。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以推动发行环保低碳新能源等相关主题的公募基金产品，给绿色产业带来更多资金支持，还可以大力推动绿色信贷资产证券的发展。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持有绿色信贷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元，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银行浮动服务的个人和企业的客户负债，以及同业拆借等方式，接下来应通过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盘活绿色信贷资产，解决绿色信贷资金来源，提升绿色资产流动性。

问题6：黄老师，您好！您讲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应抓住“碳达峰、碳中和”这个重大的机遇。我的问题是，我们在碳汇、碳交易方面，如何能把握主动权进行国际合作？

黄奇帆教授：中国在建设碳汇交易所和发展绿色金融时要加强国际合作，使之成为与美国、欧洲三足鼎立的碳汇交易系统，做到碳汇交易所既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又为全球碳汇市场发展做贡献。

一是创新发展碳交易、碳金融的交易方式。未来随着碳交易规模的扩大，我国的碳汇交易所可以探索实现碳交易的标准化元素交易，集合竞价等金融市场的主流交易方式，当前采用的竞价投权以及部分地区T+5的原始价格方式，不利于发挥碳市场价格发现机制，也限制了碳交易的活跃度和交易规模。

二是积极争取国际碳定价，培育我国的碳汇交易所成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的有力竞争者。中国未来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的碳市场，争取国际碳定价权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从2009年以来，欧美曾经酝酿推出碳关税，近年来主要的国际经贸谈判和协议越来越注重环境标准。目前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在积极研究推动碳定价，如果我们不能推动形成权威的综合碳价，将来很可能又会像过去在大宗商品领域一样被人定价。

三是引导行业实践投资理念，完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实施信息披露机制。ESG投资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双碳”目标推进，也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目前我国ESG投资处于自愿披露为主的阶段，未来建议上交所出台相对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指引和模板，提高一些ESG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质量。

第四章

数字经济：从技术到治理

上课日期：2020年11月18日

摘要：本课程从数据的本质属性谈起，分析界定数据产权的基本原则，数字化技术和平台的基本特征以及推进数字技术产业化和产业经济数字化的主要场景。中国的数字经济在消费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消费互联网增长的天花板日益接近，需要拓展产业互联网的蓝海。而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我国在数字技术方面还存在六个突出短板，需要通过加大创新投入逐步加以弥补。最后，本章系统剖析了作为数字经济领头羊的数字化平台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健康发展的十大原则。

今天的课程我将围绕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关键路径、功能特征以及战略性的措施，谈六个方面的思考和体会。

一、数据的本质和数据产权的界定

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同，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有其特定的本质和特性，数据交易中的产权和价值界定有其特定的内涵。

（一）数据的本质与特性

在辨析数据的本质之前，可以先思考下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在人类认知产生以前，从物质的最小单位夸克到原子、分子、生物大分子、细胞乃至生态系统，构成了客观的物理世界，而对于上述客观物理世界未经处理的原始记录，就是数据（data）。人类诞生以后，将客观世界的数据以编码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形成了信息（information）。数据强调的是客观记录，信息强调的是对客观记录的解释，是一种已经被加工为特定形式的数据，例如文字、语言、音乐等。而知识（knowledge）是人类基于认知模型，对信息进行结构化重组而形成的更高级别的系统性认知。知识表现为两个特征：第一它是逻辑的，是人类基于数据和信息自主进化的产物；第二它可以独立于数据与信息而存在，表现为抽象且没有实体的客观知识，如文学、艺术、科学理论、经济交往中的商业模式等。显然，数据不是信息，信息不是知识。通常来说，数据有六大特性：

第一，数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同，数据作为客观世界的“符号”，随着客观世界的演化而不断产生，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数据看成客观世界“熵”的反映。数据的这个特性意味着数据是无穷无尽的，因此要充分发挥数据的潜力，将数据转化为信息、知识、智慧。

第二，原始数据是碎片化的，没有意义的。知识的产生要经历数据、信息两个阶段，意味着如果没有人类的组织、加工，这些千千万万的数据本身对于社会毫无意义。而将数据组织起来，从中探索出信息、知识，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第三，数据不可能完全的“原始”，其加工过程就是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数据并非完全独立于思想、工具、实践而存在。恰恰相反，从人类的视角来看，数据的出现就意味着处理、分析流程已经在运作。因此，数据就是信息本身。数据的加工过程，就是将处于原始状态的数据，即无序的数据变成有序的数据的过程。有序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第四，数据产生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较，数据的一个主要特性是按照指数模式增长，并且具备数据产生数据的特征。于是，衡量数据规模的指标不断按照一个数量级增长。不久之前是PB、现在是EB、未来很快是ZB。

第五，数据在利用过程中产生了价值与产权。数据经过人工与机器处理成了信息，然后变成了知识，再变成决策判断、信用判断的工具，为数据平台带来了商业利益，从而数据就创造了价值。同时，数据价值在创造的过程中，数据的产权归谁所有，利益如何分配，也是数据利用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第六，数据可以多次转让和买卖。数据是无形的，作为一种非消耗性资源，使用越多，产生的数据越多，其可能带来的价值就越大。经过人类解释后的数据，如果仅仅被个别人使用，它能够产生的知识就相对有限，产生的价值就大打折扣。

（二）数据交易中的产权和价值界定

数据产权归属是数据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它决定着如何在不同主体间分配数据价值、义务和责任。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不同的是，数据的产权问题仍未解决。土地、资本或劳动力等要素具有专属性，但数据很复杂，目前在确权方面缺乏实际的标准规则。基于对数据、信息、知识的转化模型，我认为数据涉及以下几项基本权利：管辖权、交易监管权、所有权和使用权。

1．数据的管辖权、交易的监管权由国家所有

数据是一个国家的新型基础性资源，具有高度价值，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民生活都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意味着任何主体对数据的非法收集、传输、使用都可能构成对国家核心利益的侵害。数据安全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密切相关。

因此，各类数据活动的管辖权、交易的监管权应当归属于国家，内部的任何数据活动都应该遵循国家数据安全法规，可以成立中央数据部门对国内的数据活动进行统一管理。国家确立总的管理规则后，主要城市可以设立定点数据交易所，类似在北京、上海、深圳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而其他的一般省会城市、地级市不能设立。数据交易类似于证券交易，只有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下的交易场所拥有股票的管理权和交易监管权。这其中既包括政务数据资源、公共数据资源、国有企业数据资源等国家所有的数据资源，也包括各类非国有企业、机构或个人自己生产的数据，如电商平台积累的数据资源、互联网金融平台收集的数据资源、应用收集的数据资源等。

2．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的界定应以保护隐私权为前提

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数据量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数据的资源属性不断增强，通过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挖掘，大数据应用产生的经济价值不断显现。而在数字化时代，个人数据需要参与到各类网络双边交易中，在平台上经过加工、处理转化成为信息、知识，这就需要对数据产权进行合理界定。一个基础的问题是：当某一个平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把千千万万碎片化的毫无价值的信息通过导流加工成有方向的、有意义的数据，这个平台是否应该拥有所有权呢？

我认为，消费者在网络平台购物、浏览时，留下的有关个人信息（比如手机号、身份证号、邮箱、消费偏好等）原始记录的数据应该归消费者自己所有，网络平台应只有使用权，除非征得消费者明确同意，否则网络平台不应当拥有上述个人信息的所有权。这一条与欧美普遍要求个人可以“自操作”自己在网络平台留下的数据的逻辑是一致的。比如个人在微软浏览器上的浏览记录，个人自己是可以直接删除的，网络平台不得私自保存。这实际上就是公民隐私权的体现。网络平台对个人留下的数据只有使用权，比如可以用个人数据在自己的平台上为买卖双方进行撮合或导流。举个例子，今日头条可以根据个人的浏览记录来推送个人感兴趣的新闻和信息，这个过程就是行使了对个人信息的使用权。与之相关，网络平台在行使其掌握的个人信息使用权时，不能借助该信息优势进行任何可能侵害所有权人利益的不当操作，比如搞大数据杀熟、利用数据优势进行价格歧视等。因为使用权仅仅是所有权的权能之一，所以网络平台对他人的个人信息行使使用权时，不能对所有权人本身的利益构成损害。当然，这个边界要掌握好。

如果网络平台对个人信息进行脱敏后形成了新的数据集，这个数据是加工后的信息，在不以任何形式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前提下，网络平台可以拥有脱敏后个人信息的所有权。根据自身经营需要，网络平台可以出售此类数据，比如可以被用作各种市场研究，研究某个产品可能的市场需求率、客户群体的分类等。换言之，任何网络平台不能把未脱敏的数据对外出售；只要是出售的数据，就一定是脱敏过的。对此，可以由国家成立并运营的大数据交易中心来承担相应的审核职能。进一步地，如果网络平台使用脱敏后的数据在交易中产生了收益，原始数据的提供人有没有主张的权利呢？我认为，应该明确认定为“没有”。理由有二：一是数据脱敏了，不存在侵害隐私权的可能；二是如果认定个人有主张的权利，在实践中举证自己的权利和验证举证的真实性，成本极高，根本无法操作，并且会严重挫伤网络平台发展和互联网交易的积极性。当然，如果把有关数据交易的监管权力划定给国家，国家可以以此为由对交易征税。

回过头来看，对未脱敏的数据应只限于在本网络平台使用，而且只有网络平台运营商在一定规则下（该规则要经过监管部门审核认可）才能使用。这些未脱敏数据不能以任何形式出售或提供给体系外的银行、广告等机构，否则原始数据人就有向网络平台主张获益的权利。但原始数据人的该项权利应当如何保护，存在操作难度，技术上可能需要用到区块链技术，制度上国家应实行严监管，不仅要先证后照，还要犯一罚万，重罚严惩。

3．数据转让后的主体仅拥有使用权，未经允许不得进行再度转让

数据使用权即使用指定数据的权利。一般来说，物品的使用权由物品的所有者行使，但也可依据法律、政策或所有者的意愿将物品的使用权转移给他人，最典型的使用权转移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和影视、音乐等使用权的转移。由于数据能够低成本复制无限份，同时在使用的过程中一般也不会造成数据的损耗和数据质量的下降，反而还会因为数据的使用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因此数据的使用权转移是一项多方共赢的行为。

但是，数据在使用权的转移过程中，往往已经被加工成了相应的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成为类似于影视、音乐的知识产权。我们在娱乐平台上观看欣赏影视和音乐后，是不允许将作品私自下载再转售给他人的。与此类似，数据的使用权通常不允许转授，即数据所有者将指定数据的使用权授予使用者后，数据的使用者不能将数据转手倒卖获利。

二、数字化技术和平台的基本特征

各种数字化技术有机结合形成的数字化平台有其特定的基因和特征。

（一）数字化技术有五个关键环节

1．云计算

以服务器为主构成的数据处理中心作为云计算的核心载体和硬件基础，赋予云计算三方面功能：存储功能、计算功能、通信功能。第一，在数据信息的存储功能方面，云计算的服务器中能存储大量数据。第二，在计算功能方面，每个服务器实质上是一台计算机。第三，在通信功能方面，服务器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是互联网、物联网的通信枢纽，是网络通信能力的具体体现。

2．大数据

大数据之大，一是静态数据之大，二是动态数据之大，三是经过人类大脑和计算机处理、计算后产生的数据更加庞大，这三者共同构成大数据的数据来源。大数据若要转化为有用的信息、知识，则需要消除各种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数据在计算机中只是一串英语字母、字符或者阿拉伯数字，可能是混乱的、无序的。一般要经历数据变信息，信息变知识，知识变智慧这三个步骤实现数据应用。

3．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关键在于大数据、算法以及高速度的计算处理能力。没有大数据的长期积累、重复验证，有智能管理也没有用；有了算法和大数据，没有高速度的计算能力也没有用。算法是人工智能的灵魂，它要变得“有灵气”需要用大数据不断地“喂养”，不断地重复和训练。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如果没有算法，就没有灵魂，就没有大数据处理的真正意义。但是仅有算法而没有大数据来“喂养”，即使数学家想出好的算法，智能也未必有效。

当前人工智能主要有八大关键技术，分别是深度学习、增强学习、模式识别、机器视觉、数据搜索、知识工程、自然语言理解和类脑交互决策。在这八大技术的支持下，人工智能赋予使用对象自感知、自适应、自学习、自决策的能力，从而实现智能化。

4．区块链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存储数据账本，它打破了中心化机构授信，通过数据协议、加密算法、共识机制，点对点地传输到这个区块中的所有其他节点，从而构建一种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安全可验证的数据库，建立一种新的信任体系，这种信任体系表现为五个特征。

一是开放性。区块链的技术基础是开源的，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数据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接口查询区块链上的数据和开发相关应用，整个系统信息高度透明。二是防篡改性。任何人要改变区块链里面的信息，必须要攻击或篡改51%链上节点的数据库才能把数据更改掉，难度非常大。三是匿名性。由于区块链各节点之间的数据交换必须遵循固定的、预知的算法，因此区块链上节点之间不需要彼此认知，也不需要实名认证，而只基于地址、算法的正确性进行彼此识别和数据交换。四是去中心化。正因为区块链里所有节点都在记账，无须有一个中心再去记账，所以它可以不需要中心。五是可追溯性。区块链是一个分散数据库，每个节点数据（或行为）都被其他人记录，所以区块链上的每个人的数据（或行为）都可以被追踪和还原。

5．5G基础上的无线通信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1G（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采用模拟信号进行传输，由于容量有限仅能传输语音信号；1991年出现的2G（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运用数字调制技术，大大增加了传输的容量，使得文字信息的无线传输成为现实；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是支持数据高速度传输的蜂窝移动通信技术，传输速度更快、频带更宽、稳定性更高，移动端得以接入互联网，移动通信的应用开始呈现多样化的态势；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采用更加先进的通信协议，传输速度再一次大幅提升，能够实现视频的分享和传输，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具备高速率、低时延、海量连接等特性的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根据ITU（国际电信联盟）的定义，5G有三大应用场景：增强移动宽带（eMBB）、低时延高可靠（uRLLC）和海量大连接（mMTC）。其中增强移动宽带就是在移动宽带的基础上，利用5G更高的传输速率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网络连接服务，实现3D/超高清视频的直播和传输等大流量移动宽带业务；低时延高可靠对时延、可靠性有很高的要求，比如要求自动驾驶的时延达到毫秒级别，普遍应用于工业控制系统、远程医疗、无人机控制等；海量大连接是指大规模机器通信业务，不仅要求超高的连接密度，还具有分布范围广、低功耗等特点，主要面向智慧城市、智慧家居、智能物流等应用场景。

（二）数字化平台具有“五全基因”和五大特征

数字化技术的五个环节有机结合形成的数字化平台，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人体的智慧生命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就无法挂架；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成形了。而区块链技术既具有人体中几万年遗传的不可篡改、可追溯的基因特性，又具有人体基因的去中心、分布式特性。就像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为什么数字化平台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这是因为数字化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泛在、全流程持续、全社会场景、全智能解析和全价值叠加，并给全社会带来了“五全信息”。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面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地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积累信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搜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跟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形成了全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成为十分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一旦能够利用“五全信息”，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信息是认识世界的钥匙，不同的信息形态和内涵对应的现实世界也是不一样的。农业时代对应的是自然信息、工业时代对应的是市场信息、互联网时代对应的是流量信息，而到了数字时代对应的则是“五全信息”。“五全信息”具有下面五个特征：

“五全信息”是结构型的信息。数字时代所采集的“五全信息”是全样本的结构型信息，这些信息必须包含社会经济系统的各种结构性特征：产业系统要有关于产业的各种特征描述、社会系统要有社会运营的各方面数据。“五全信息”的结构性体现了“数字孪生”的概念，是企业运营、产业生态和社会系统的全样本刻画。

“五全信息”是动态型的信息。具有五全特性的信息，是一个经济系统或社会系统运营的动态信息，每一条五全信息都有时间戳、体现事物某一时刻的状态，五全信息积累起来可以描绘事物的历史规律和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五全信息”是秩序型的信息。某一个系统的“五全信息”，体现了这一系统的秩序。五全信息既包含了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制度，也要包含其运营规则。也就是说，五全信息采自系统现有的秩序，也会帮助系统构建新的秩序。

“五全信息”是信用型的信息。在以往的社会系统中，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全社会、全产业领域的信用问题。而进入“五全信息”社会，这些信息因为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基于新的信用体系，无论是金融还是其他社会经济系统都将发生更加彻底的革命。

“五全信息”是生态型的信息。“五全信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生态、产业生态之中，是在描述特定生态里面的特定状态。各类信息之间往往存在大量关联，并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展现出来。

总之，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驱动下，随着中国的数字化生产关系日趋成熟，数字社会将拥有越来越多的“五全信息”。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一旦能够利用“五全信息”，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数字化平台在5G背景下还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万联体系，数字社会将拥有越来越多的“五全信息”。“五全信息”与制造业结合就形成智能制造、工业4.0；与物流行业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

三、数字技术产业化和产业经济数字化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人类社会及其经济系统一旦大规模应用，就会形成数字技术产业化。而各种数字化技术有机结合形成的智慧综合体，一旦与社会消费结合，就会形成消费互联网；一旦与实体经济结合，就会形成产业互联网、形成产业经济数字化。

（一）数字经济产业化

数字经济产业化，也就是新基建中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9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1万亿元，占GDP比重的7.2%。随着新基建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各类数字化技术，包括5G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每一项数字产业都将在今后5年内产生万亿元级的投资，也都将产生巨大的收益。

1．5G产业化

具体来说，在5G方面，截至2020年6月底我国累计开通5G基站40万座，计划年底将建成超过60万座。根据赛迪智库电子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新基建”发展白皮书》，到2025年，全国5G基站的建设目标是500万—550万座。考虑到成本下降因素，保守估计每座投资20万元，仅5G基站建设的投资规模就将达到万亿元以上。更重要的是，5G的大规模商用将对包括终端设备、应用场景、运维服务等在内的整个5G生态系统产生难以估量的带动作用。

2．云计算产业化

在云计算方面，云计算以具备存储能力、通信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大型数据处理中心IDC作为硬件载体，本质上是大量服务器的集合，数据处理中心的功能是以服务器的数量来衡量的。中国今后5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1万亿元规模的投资。相应地，云计算服务商可以以IDC为硬件，以私有云、公共云作为客户服务的接口，向客户提供服务。就像居民通过水龙头管道向自来水厂买水一样，各类客户按需购买，按所需的计算量、存储量、通信量购买IDC资源，并按量结算费用，资源闲置时也可供其他客户使用。这样就能够有效、全面、有弹性地利用云计算架构中的资源，既能同时为千家万户服务，又能使大量服务器不发生闲置，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产生巨大红利。

3．大数据产业化

在大数据方面，随着全球数据量的爆发式增长和数据的资源属性不断增强，大数据应用的经济价值也不断显现出来。基于刚才提到的数据具有六大基本特性，杂乱无章的数据经过大数据平台的加工和处理后成为有指向性的、有意义的信息，再由信息归纳形成了知识，从而成为决策判断、信用判断的工具，数据就具备了价值，就能为大数据平台带来可观的商业收益。

4．人工智能产业化

在人工智能方面，人工智能企业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支撑为客户提供算法服务，也可以获得收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软件植入在云计算厂商提供的数据处理中心硬件中，对客户形成三种在线服务。第一个是IaaS，云计算的云是一个硬件，是一个具有通信能力、计算能力、存储能力的基础设施，可以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第二个是PaaS，大数据公司往往在搜集、组织管理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后为客户提供有效的数据服务，形成一个大数据的服务平台，可以提供大数据平台服务。第三个是SaaS，人工智能公司依靠大数据平台支撑，提供算法，算法也是一种服务。

再比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亿—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相应的投资规模也会达到2万亿—3万亿元。区块链等数字产业今后也将带动万亿元级别的投资，同时产生巨大的回报和收益。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产业化，在当前数字革命方兴未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数字化技术的各个环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以5G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本身就能够形成若干个万亿元级规模的庞大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传统产业数字化

传统产业数字化，也就是新基建中的融合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技术综合体不仅自身能够形成庞大的产业，还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从而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中国的工业产值在90万亿元左右，假设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5%的效能，每年就能在不增加其他原材料投入的基础上，产生四五万亿元的增加值；此外，中国还有大约150万亿元销售额的服务业，假设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5%的效能，就能产生七八万亿元的增加值。通过下面四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产业是如何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的。

1．与制造业结合形成智能制造、工业4.0

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形成智能制造、工业4.0，就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的典型范例。能被称为工业4.0的企业，一般具有互联、数据、集成、转型四大特点，就是企业的仪表、生产线、车间、管理部门、供应链、研发、运营、产品、客户、消费者的数据和信息互联互通、实时集成、信息反馈，使得整个工厂企业从传统制造转向个性化定制，实现生产过程柔性化、个性化，同时提高运营效率，加快库存周转。

工业4.0具备三大特征。一是车间里几乎没有人，由机器人代替人力进行高精尖的运转。二是整个车间、整个工厂可以当作是一个人体在自动化地运转，自动地对生产、物流等环节进行思考和决策。三是跟整个市场密切联系。产品的需求、市场的定制需求、个性化要求，都在事先设计之中。以芯片制造企业为例，在流水线中运行的芯片不是按同一批次、同一种芯片批量生产，而是每一个盘片所对应的芯片都是有不同要求的，输入指令后，机器人能够进行高速运作和个性化生产。

更进一步，数字孪生的应用贯穿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等全生命周期。在研发设计环节，可以利用虚拟模型进行可重复、参数可变的仿真实验，测试、验证产品在不同外部环境下的性能和表现，从而提高设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缩短研发流程，大幅降低研发和试错成本；在生产环节，工作人员能够充分掌握生产线的实时状态，从而进行运维管理、调整生产工艺、优化生产参数、生产调度预判等。除了帮助传统制造业提升效率，数字孪生也不断创新制造业的资本运营、供应链管理、客户服务等模式，为制造业拓展了大量的价值空间。传统制造业以生产加工各种工业品为主，做的是实体空间的实体产品创造。数字技术赋予了传统制造业“五全信息”，工厂形成了孪生的数字工厂、产品形成了孪生的数字产品、服务形成了孪生的数字服务。当有了“五全信息”作为基础，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就有了丰富资源，在数字空间中就可以产生出大量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模式。

2．与城市管理结合形成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与物联网相结合的产物，被认为是信息时代城市发展的大方向、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其实质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运行系统的互联、高效和智能，赋予城市智慧感知、智慧反应、智慧管理的能力，从而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使城市发展更加和谐、更具活力、更可持续。

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化的升级版，是未来城市的高级形态，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致力于城市发展的智慧化，使城市具有智慧感知、反应、调控能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从战术层面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务必要把握其内在逻辑规律，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推动智慧城市建造，必须全面掌握并熟练运用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思维，更加科学主动地推动城市与智慧融合。二是智慧城市的建设要遵循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步骤循序渐进。第一步是让城市的物能说话。第二步是通过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将数字化的城市要件连接起来，让城市的物与物之间能对话。第三步是让人与物能够交流，实现城市局部的智能反应与调控，比如智能收费、智能交通等。第四步是让城市会思考。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实现城市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联动，智慧城市的建设能够达到新的高度。通过海量的传感器对城市中数以亿计的数据进行采集和测量，并利用数字高清地图技术，在虚拟空间中构建一整个城市的高精度数字孪生体，对天气变化、地理环境、基础设施、城市建筑、市政资源、人口土地、产业规划、城市交通等要素进行数字化表达，并对其进行推演，从而实现城市实时状态的可视化和城市运作管理的智能化。传统的城市治理是以实体空间和实体人群为主体，数字技术将传统的实体空间扩展到了数字空间之中，数字空间中信息的有序和实体空间的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能够有效提升城市规划质量，优化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同时，数字孪生城市会产生更为丰富的“五全信息”，城市的海量数据转变成为财富，并进而创新出大量的智慧城市应用。“实体空间+数字空间”是城市经济新的发展基础，也是城市治理的数字体系，是真正意义上造福于民的智慧城市。

3．与建筑业结合形成智慧建筑

面向未来，推动传统建筑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至少可以带来三点好处。

一是能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在许多产业，客户的需求不断呈现个性化、差异化，逐渐从千篇一律的产品过渡到千人千面的产品。这一趋势，未来也会在建筑产业中体现。AR、VR、MR、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正以多种方式转变零售和办公空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加速推动了这一转变。随着客户需求和业务需求的不断发展，要求未来的空间适应不同的场景，为多模式、多功能预留可能性。建筑产业通过数字化赋能能够使建筑空间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二是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实现信息协同和产业效率的升级。例如，浪费现象在建筑领域十分普遍，物料和人工在实施过程中的浪费往往超过1/3。而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通供应链，建筑业可以显著减少浪费，还能大幅提高管理效能，提高施工的安全性。此外，对建筑业进行数字化赋能还能大幅提升节能环保效能。

三是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创新建筑业的商业模式、重组建筑业的价值链。传统建筑业的价值兑现主要体现在建筑物物理空间的出租出售上。数字技术的应用也让建筑物有了“五全信息”，传统的实体建筑便也有了数字孪生体。通过BIM（建筑信息模型）等数字模型技术，一栋建筑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空间数字信息，同时还可以提供建筑物内的环境等各种相关信息。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建筑业的商业模式将会发生颠覆式的创新，价值链也将发生根本性的重组。建筑业价值将更多体现在对建筑物的物理数字空间的持续使用上，也就是通过运营建筑业的“五全信息”来创造价值。

总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建筑业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空间巨大。但这个空间绝不是靠盖房子、修高速路来实现的，而是要转变发展思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紧紧抓住新基建的历史机遇，以技术变革推动建筑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尤其是要高度重视数字模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创造建筑产业互联网新业态，改变建筑产业的商业模式，打造开创性的、万物互联时代的中国式数字建筑产业。

4．与金融结合形成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是产业互联网，主体是产业互联网金融。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面向未来，产业互联网金融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产业互联网金融是机构通过金融科技向产业生态，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的统称。产业互联网金融以企业为用户，以生产经营活动为场景提供数字金融服务，由于产业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目前数字化的比例仍然很低，金融服务还远未达到面向个人端的数字金融智能化、便捷化的程度，是金融科技发展的下一个蓝海。

产业互联网金融的现实意义在于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还是世界性难题，不仅仅是银行自身的问题，还与小微企业自身特点有关。小微企业属于金融业长尾客户，存在抵押品不足、信用资质差、信息不对称、生命周期短等问题。传统金融机构在开展小微金融业务时，也存在获客、尽职调查成本高、担保不足、风险成本高、风控流程长等问题。

借助产业互联网金融，通过“五全信息”的合理运用，一是可以降低获客成本，二是可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存在的信息、信用孤岛问题，三是能够实现智能风控，四是可以有效提高审批效率，为小微企业提供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

产业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关键节点逐步打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金融的底层逻辑是信用，在“五全信息”驱动下，企业运营数据可以与金融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信息流转带动信用流转，从而解决传统金融供给无效的问题。

数字化平台与专业金融机构有机结合、各展所长是金融科技最合理的发展模式。数字化平台深耕产业，形成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使金融机构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同时金融机构发挥自身低融资成本、信用判断、资本规模和社会信用等方面的优势，两者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最终，金融科技要形成明确的各方多赢的效益格局。

四、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

（一）消费互联网的天花板渐近

当数字化平台与老百姓的生活消费场景相结合，就产生了消费互联网。过去十余年，我国消费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涌现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一批世界知名互联网企业，产生了10亿网民，从而为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消费互联网蓬勃发展中，有两方面的重要趋势是不可忽视的。

1．消费互联网的增量红利逐渐消退，产业互联网具备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前我国网民数量、手机用户均已经超过10亿，进一步增长空间有限。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增速持续下降，互联网增量红利逐渐消退。

数字经济真正的蓝海在于数字化平台与生产场景结合，对传统产业进行赋能升级，形成产业互联网。根据测算，仅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引入数字化支持，建设产业互联网，假设只提高1%的效益，平均每年就能产生200亿美元，是一片巨大的蓝海。中国的传统产业规模巨大，因此发展产业互联网的价值空间也非常巨大。基于“五全信息”，通过数字技术和智能创新，对大量的传统产业赋能，将会使得传统产业全面进入产业互联网时代。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

对比中美互联网行业，美国产业互联网公司占据美股科技公司前20中的半壁江山，相比之下，中国的GDP约为美国的70%，但美国产业互联网科技股市值为中国的30倍，中国尚无领先的产业互联网巨头企业。可以说，产业互联网具备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消费互联网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至少三方面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是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往往是零和游戏。消费互联网竞争到最后往往是赢家独吞整个市场。因此很多早期互联网企业不计成本融资烧钱扩展业务，意图打败对手。在形成垄断优势后，又对平台商户或消费者收取高昂的门槛费、服务费。这类商业模式在社会总体价值创造上贡献有限，因为过度关注流量，助长了假冒伪劣商品在网上的泛滥，甚至倒逼制造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二是利用人性弱点设计各种产品。网络市场形成初期主导的自由理念，使得网络上失信违约的成本极低，于是会出现很多企业利用人性的弱点设计各种产品来获取流量，罔顾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和市场的良性发展。比如一些信息服务公司，通过各种打擦边球的图片、噱头标题吸引用户点击观看视频、新闻。这种利用人性弱点诱使用户使用产品的行为实际上是不正当的，甚至是触犯法律的。未来互联网经济的竞争，一定是在更公平、可信的环境下进行，这些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的公司很难长期生存。

三是互联网杀熟行为频发。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互联网企业根据大数据分析将用户群体划分为不同类别，进而收取不同的价格，这类杀熟行为有违市场公平、透明的原则，被杀熟的消费者一旦获悉后也会感到愤怒。

这三方面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消费互联网没有形成明确的各方多赢的盈利模式。在消费互联网下，一旦确定某种模式就可以“一刀切”地全盘推进，可以通过烧钱形成规模效应、追求流量。

（二）产业互联网才是真正蓝海

与消费互联网不同，产业互联网下，每一个行业的结构、模式各不相同，并不是“一刀切”的，而是针对不同行业生态的“小锅菜”，需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推进。比如汽车产业链的产业互联网就不适用于电力产业链，化工产业链的产业互联网也无法直接平移复制到金融行业。

产业互联网必须通过产生整个产业链上企业的降本效应，提高效率，形成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融资成本，产生1+1>2的效益。比如，通过金融科技降低融资成本，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通过智能物流体系降低物流成本等，使得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以及中介公司、服务业公司、互联网平台各得其所、各有效益，形成明确的多方共赢的盈利模式。

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基础、瓶颈、难点在于全社会还缺少应用的场景，而这些场景不仅是产业链上各种需求环节的集聚和汇合，还需要由包含智能芯片在内的各种检测元器件、传感器、人工智能软件等软硬件技术合成匹配。数字化技术综合体与各行各业结合形成产业互联网需要经历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数字化，要实现“万物发声”，目的是让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通过数字技术表述出来，发出“声音”、留下痕迹，为构建产业数字空间提供源头数据。

第二个步骤是网络化，要实现“万物万联”，通过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把所有能够“发声”的单元连接在一起，高带宽、低延时地实现大范围的数据交互共享。

第三个步骤是智能化，要实现“人机对话”，也就是要在“万物万联”的基础上，让物与人可以交流，通过与人的智慧的融合，实现局部的智能反应与调控。

第四个步骤是智慧化，要实现“智慧网联”，就是借助“万物互联”“人机对话”，使整个系统中的各种要素在人的智慧的驱动下，实现优化运行。

这四个步骤，前一步是后一步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步，实现不了“万物发声”的基础场景，那么即使有5G这样的能实现万物万联的移动互联网，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但是这几步又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总之，推进产业互联网建设，要循序渐进、适度超前，但也不要好高骛远、急于求成。

（三）产业互联网的最高境界是数字孪生

当某一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完成了这四个步骤，就有条件进入到产业互联网的最高境界——数字孪生。

要实现数字孪生，首先就要通过智能传感器、仪器仪表对物理对象进行多物理量的采集和测量，全面映射到虚拟空间中创建虚拟模型。其次要将动态仿真的数字模型与物理实体互相叠加、同步运行，实现有机融合。最后，要实现数字虚拟世界和物理真实世界的实时联动、交互协同。在虚拟世界中，一是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调控和干预，二是可以通过模拟和预测真实系统的运行，想象真实系统如何进一步完善，从而进行改造和优化。而通过VR（虚拟现实）技术的深度应用，由于VR技术所具备的沉浸感、交互性和想象性的特征，将更有利于数字孪生在数字场景中的可视化表达和人机交互。

在构建数字孪生的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四个要点。一是动态，即通过动态仿真赋予数字孪生体灵气，让其从静止模型转变为鲜活灵动的动态模型。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先进的算法在虚拟世界中重现真实世界中的物体运行过程。二是持续，数字孪生覆盖物理实体从研发、设计、制造，到运行，再到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体与物理实体之间的作用应该是持续的、不间断的。三是实时，数字模型与物理实体之间的联动和交互如果存在较高的迟延，就无法准确、及时地反映物理实体的各种状态。四是双向，数字模型不仅仅单向地反映物理实体的运行，而是双向地进行反馈、干预和优化。

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支撑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数字孪生的可靠性进一步提升，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其实用价值在制造、航空航天、电力、医疗、基建工程乃至城市治理等领域都得到了验证。可以说，数字孪生是数字化转型的最高境界，在当前风起云涌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具备极大的发展空间。

五、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突出短板

数字化科技融合赋能传统产业，涉及大量核心技术、核心硬件装备、高端软件产品的突破。在这方面我国仍然存在不少短板。

（一）高性能芯片

芯片是现代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和物理载体。我国在芯片设计、芯片封装测试的某些领域已经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高性能芯片制造仍然薄弱，具体体现在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核心原材料和半导体设备等方面的短板。

首先是EDA工具领域，EDA工具的使用贯穿了芯片设计、制造和封测，一旦受制于人，整个芯片产业的发展都将受到极大限制。目前全球EDA行业处于绝对领先的是新思（Synopsys）、楷登（Cadence）和西门子EDA（收购Mentor）。我国芯片设计和制造长期依赖这三大巨头，其市场占有率高达近80%；虽然近年来国内领先的EDA企业在部分类型的芯片设计和制造领域实现了全流程覆盖，在部分的工具领域取得了一定突破，跃居全球第二梯队，但整体技术水平距离国际巨头尚有较大距离。

其次是原材料，中国大陆自主研发不断跟进，但在最高端产品研发方面仍有待提升。比如，大尺寸硅片是高性能芯片最核心的原材料，工艺技术门槛极高，呈现高度垄断格局，逾九成市场份额被信越化学、环球晶圆、胜高和SK Silitron占据（特别是大部分轻掺杂的8英寸片以及超过95%的12英寸片）。我国大陆的大尺寸硅片起步较晚，技术累积相对不足，缺乏核心设备特别是晶体生长炉，但是随着近年来的不断发展，已经有公司实现了核心晶体生长设备的自主可控，从而实现了从8英寸硅片到12英寸硅片的国产化，逐步向全球用户供货，而且正在加速突破更大尺寸的18英寸晶体生长技术。再比如高端光刻胶，高端半导体光刻胶长期被东京应化、JSR、住友化学等日企以及陶氏化学、默克等欧美企业所垄断，目前我国虽然成功研发g线（第一代）、i线（第二代）、KrF（第三代）和ArF（第四代）光刻胶，但最高端的EUV光刻胶（第五代）仍处于早期研发阶段。

再次，我国在半导体设备领域实现了部分国产化，但最核心的设备仍然差距明显。具体来看，我国半导体去胶设备已实现较高水平的国产化；刻蚀机方面与国际先进的水平差距正不断缩小；清洗设备、薄膜沉积设备、离子注入机等方面实现了少量的国产化；涂胶显影机、化学机械抛光（CMP）设备已研发成功且实现量产供货，打破了外资垄断；但是高端光刻机仍然处于空白。光刻工艺直接决定芯片制程和性能，是芯片制造环节最关键的工艺步骤，而光刻机是核心设备，处于高度垄断状态，其技术含量之高、结构之复杂，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尤其是最先进的EUV光刻机，仅荷兰的阿斯麦（ASML）能够量产。中国的高端光刻机完全依赖进口，且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属于被“封锁”状态，自主研发的光刻机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制程上仍然有不小差距，实现追赶任重而道远。

（二）智能仪器仪表、传感器

检测、显示信息的智能仪器仪表、检测终端是“万物发声”的关键。要在五大性能指标上达到要求：一是灵敏度，二是准确性，三是可靠性，四是能耗，五是安全性。如果没有以传感器和检测芯片为基础的高性能智能仪器仪表、检测终端，智能制造就是空中楼阁。我国在这方面与欧美、日本的差距，比芯片领域的差距还要大。有数据显示，美国的仪器仪表、检测系统的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4%，但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却超过了60%。

如果将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组成的数字综合体类比为一个智慧人体，那传感器就是这个智慧人体的感官和神经末梢，能够准确、及时地感知到“万物发声”，并转化为易于识别的数字信息。传感器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行业，需要长期研发的沉淀和积累。目前全球的传感器市场主要由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少数几家公司主导，博世、霍尼韦尔、德州仪器、飞思卡尔、飞利浦、意法半导体等企业的市场份额合计超过60%。我国传感器产品多集中在中低端，高端智能传感器产品比如各类微机电系统（MEMS）传感器的自给率不高，在核心制造技术、工艺装备和人才储备上，距离国际领先水平尚有差距。

（三）移动通信技术

5G是“万物万联”的纽带，具备高带宽、低延时、高速度、低能耗、高可靠性五大性能。我国的5G在关键指标、基础性技术、网络架构设计、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均实现了率先和主导。但也存在着核心元器件、通信芯片制造等基础硬件受制于人的情况。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应用场景，加速推进5G赋能千行百业，支持各种应用创新。同时，按照移动通信每10年更新一代的发展规律，前瞻布局6G网络技术储备，确保我国在下一代通信技术中的领先优势。

（四）操作系统

有了5G能够实现“万物万联”，但是要把各种应用与终端有机糅合到一起，则需要操作系统，可以说操作系统是“人机互动”的底座。作为管理硬件和软件资源的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管理处理器的进程，合理地分配计算资源；管理存储空间内的数据；管理硬件设备；管理文件系统；以图形界面、语音互动等方式协助进行人机互动等。

长期以来，PC端操作系统微软一家独大，苹果的MacOS系列占据少量份额；移动端操作系统由谷歌的安卓、苹果的IOS垄断；总体而言，我国在操作系统层面一直处于受制于人的局面。

在物联网下的产业互联网领域，应用形态更为丰富、应用场景更为分散，终端呈现海量碎片化的格局，对操作系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这一领域，中国操作系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出现了一些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厂商和相关生态。比如华为的鸿蒙作为面向物联网和“万物万联”的全场景分布式操作系统，为不同设备的智能化、互联与协同提供统一的语言，未来有望实现跨终端的协同体验。但是目前国产操作系统要实现在更广阔物联网场景下的应用，仍然面临适配性不足、生态不完整等问题。

整体而言，我国还要进一步加大操作系统的研发强度，扭转智能制造的“底座”受制于人的局面。

（五）工业软件

工业软件是智能制造、工业4.0的大脑。我国工业软件相比发达国家起步较晚，技术储备不足。有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软件产值仅占全球产值的6%，与我国工业产值全球第一的地位严重不匹配，高端工业软件领域则主要由外资主导。

具体来看，工业软件可以大致分为研发设计类，包括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和之前提到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等；生产控制类，包括MES（制造执行系统）等；运营管理类，包括ERP（企业资源计划）、CRM（客户关系管理）等；嵌入式软件，比如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应用软件等。如果仅从总量上看，我国工业软件的产值与我国的经济规模、工业产值不相匹配；而从结构上看，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很多都集中在运营管理类，在更加核心的研发设计类软件上与国外领先企业的差距则更加巨大。比如CAE类软件完全被海外产品垄断，欧美的Ansys、Altair、海克斯康（收购MSC）等公司占据了超过95%的市场份额；CAD类软件，西门子、达索、PTC、Autodesk等欧美企业也占据绝对主导。国内产品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存在研发投入不足、教学和科研被国际软件巨头深度捆绑、商业转化不足等问题，需要持续进行突破。

工业软件并不单纯是一种信息化工具，其本质是将各类工业场景下总结出来的知识和经验以软件为载体进行保存和沉淀，并在相似的场景中进行利用。因此，工业软件的水平与工业的先进程度直接挂钩。从这个角度上讲，要求工业软件在短时间内全面追赶甚至超越国际领先水平并不现实，但是实现关键工业软件的自主可控的确是十分必要的。

（六）算力

支撑“智慧网联”的还有算力。通过万物发声、万物万联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大数据，包括整个空间泛在的数据、老百姓消费生活的数据、企业生产运营的数据，数据在使用的时候叠加新的数据，形成数据库的存储、通信和计算的问题。如果说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基础的条件是能使万物发声的检测，促使万物互联的纽带是5G通信，那么实现人机互动、智慧世界的关键就在于算力，在于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综合体形成的算力。

算力包含五个方面的能力：一是计算速度，芯片、服务器、超算系统都反映这方面的能力；二是算法，由大量数学家、程序员进行开发和优化；三是大数据存储量，包含静态数据、动态数据和经过人类大脑和计算机处理、计算后产生的数据；四是通信能力，体现在5G基站的数量、通信的速度、迟延、带宽、可靠性和能耗；五是云计算服务能力，包括数据处理中心的规模、服务器的数量，等等。数字时代，算力将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目前有13个超算中心，最领先的超算中心比如“神威·太湖之光”“天河二号”的算力位居世界前十，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申威”系列处理器的“神威·太湖之光”曾经连续4年在全球Top500最快超算排行榜中排名第一，直到最近几年才连续被日本的“富岳”、美国的“Summit”“Sierra”等超算超越。我国在算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短板，一是从整体来看，我国自研的计算机芯片与美国英特尔、英伟达等生产的芯片仍有较大差距，二是部分超算中心的算力资源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方面可以将一部分闲置的超算资源挂牌交易。

这六个环节又是环环相扣、彼此交织的。比如，如果没有智能仪器仪表，无法形成万物发声，那5G也就缺乏应用场景；如果芯片制造跟不上，算力、传感器就难以为继；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要经历四个步骤，每一步都涉及上述六个领域中的关键硬件和软件。如果在这六个领域中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数字化转型也会面临障碍。

六、大力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一）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是一国数字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

不论是消费互联网领域，还是产业互联网领域，大体有三大类型的企业。一是植根于数字技术的硬件、软件研发，开发各类基础性系统软件、操作系统，开发各种基础性硬件装备、高性能芯片、电子元器件、智能终端、通信设备以及机器人，等等，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制造数字软硬件装备的高科技企业。二是将数字技术和软硬件产业应用到社会经济中去的平台型企业。包括消费互联网的平台型企业或产业互联网的平台型企业，这些平台型企业是专门为各类网络公司提供生态环境的平台型企业。三是在平台型企业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上面生存发展的千千万万的网络公司，正是这些公司服务于社会民众和经济系统，构成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应用场景。其中，数字化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应用的核心、支柱、主赛场，往往是一个社会万亿元级企业的代表，也是一个国家数字经济实力的最集中体现。一个平台往往寄载着千千万万的网络技术服务公司，具有公共性、社会性。这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为重要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也被称为平台经济。

经济社会中，“平台”这一组织形式随处可见。贸易集市、百货商超是货物流通平台，人力市场、猎头公司是人力资源平台，婚姻介绍所、红娘是婚介平台，等等。一般而言，平台具备两种基础性的功能：一是信息中介、交易撮合，实现上下游资源的高效匹配；二是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务。对数字化平台而言，这两类功能孕育了两类代表性企业：一种是以淘宝、京东、拼多多为代表的销售平台、以腾讯为代表的信息交流平台，以及携程、去哪儿等旅游平台等；一种是直接提供内容的平台，如各种搜索引擎、新闻媒体、短视频服务等。在互联网的应用和数据要素的支持下，数字化平台被赋予了全新的特征内涵。第一，数字化平台企业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由于其信息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穿透力强，一旦商业模式行之有效，就能以极低的边际成本迅速复制推广，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传统企业。第二，数字化平台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而数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以经过多次转让和买卖，数据的使用和挖掘又会产生新的数据。平台在掌握大量活跃用户数据的基础上，生成用户画像并进行精准营销，能够提供的增值服务是成倍增长，更容易做大。第三，互联网行业始终是这20年以来的投资热点和风口，大量的资金涌入平台型企业，进一步助推平台型企业的繁荣发展。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数字平台型企业更易于形成巨头。

但是，任何一个平台型企业能够成功的关键，仍在于瞄准行业的痛点，利用数字化技术针对性地解决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消费互联网行业，各类电商平台解决了传统零售行业中的渠道矛盾，支撑着上千万个B2B、B2C类的网络商品消费公司：如拼多多平台支撑着上百万的商品、日用品、服装类企业与上亿客户的打折交易；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围绕大量城市工薪阶层对于便捷、实惠的用餐需求，为上游餐厅和下游消费者之间提供配送服务；腾讯微信支撑着数以亿计的用户信息交流；网络打车平台支撑着数以千万计的出租车运行；直播带货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网购场景下用户体验方面的不足，等等。这些平台的确都为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效率上的提升。同样，在产业互联网方面，有科技金融平台类企业，为各类金融企业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也为各类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数字物流企业平台，为港口、铁路、公路物流运输企业提供仓储物流高效率、低成本的无缝对接；有专为工业4.0自动化厂提供智能软件的平台企业；等等。

数字化平台一旦做大，就具有行业性、生态性、公共性、社会性、垄断性等特性，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行业有序、公平、公正运行的保障功能，行业性同类交易的集聚功能，平台上架入场交易成本的定价功能，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形成几千亿、上万亿甚至十几万亿元的巨量资金的汇聚功能。具有这样五种功能的平台公司，它们往往是一个国家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应用发展的标志、旗帜，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数字经济强弱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二）新形势下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应遵循十大原则

鉴于平台经济的战略价值，一方面，国家应在具有平台意义的这类公司发展初期、雏形期予以全力支持，在其萌芽状态重资注入，包括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各类主权基金和公募、私募基金。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这类公司的公共性、社会性、垄断性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要有规范的负面清单管理规则。具体而言，平台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具有风险穿透和放大的特点。一旦平台发生风险，不仅仅是平台企业自身的财务风险、法律风险，还会穿透和传导至平台上千千万万个商户、用户和参与者，产生覆盖范围极大的社会风险。二是改变终端用户的消费和行为习惯。比如电商平台的兴起改变了消费者购物习惯，移动支付改变了人们的支付习惯。三是具有舆论属性和社会动员能力。部分大型网站和互联网平台，尤其是资讯类平台传输的内容对于引导社会舆论走向起到了重大作用，具有较强的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四是起到价值取向输出作用。平台所传播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价值认知体系的塑造，特别对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成形的青少年群体而言更是如此。某些平台上对于超前消费、享乐主义的过度宣传和美化，从个人层面来看不利于脚踏实地、积极向上等优良品质的形成；从国家层面来看，不利于制造立国、实业兴邦等国家战略的推进。

因此，对于平台型企业，要坚持支持与监管并重原则，一方面鼓励支持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厘清权益与责任的边界，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形成规范而周密的负面清单管理规则。事实上，“数字化”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基本的经济规律和金融原理。各类互联网商务平台以及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资讯平台、搜索平台或金融平台，都应在运行发展中对人类社会规则、经济规律、金融原理心存敬畏，并充分认识、达成共识。

第一，对金融、公共服务、安全类的互联网平台公司要提高准入门槛、强化监管。凡是互联网平台或公司，其业务涉及金融领域，以及教育、卫生、公共交通等社会服务领域和社会安全领域三方面的，必须提高注册门槛，实行严格的“先证后照”，有关监管部门确认相应资质和人员素质条件后发出许可证，工商部门才能发执照，并对这三类网络平台企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事中事后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

第二，落实反垄断法，尤其要防范市场份额的垄断程度达到整个国家80%、甚至90%的企业。要及时纠正和制止网络平台公司滥用市场地位，造成产业格局失衡。主要表现在向上游提高交易成本，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平台经济的其他参与者在市场博弈中处于弱势，如果不接入平台就没有生意可做，如果接入平台就代表着盈利空间要受到挤压；向中游压榨劳动者权益，比如压缩配送时间，使得外卖平台快递员抢红灯，对交通安全和人身健康都存在隐患；向下游侵害消费者权益，违规、过度地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和消费习惯，更有甚者，店大欺客，利用大数据杀熟。进一步地，平台往往制定于自身有利的行业规则，将自身应该履行的义务转嫁给平台商户和消费者，造成商户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于行业的长期发展不利。

第三，限制互联网平台业务与金融混杂交叉。平台企业一方面掌握了支付端口，容易在支付业务方面与第三方金融产品之间进行违规导流。另一方面，平台企业手握大量现金，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情况下，盲目入股各类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参与金融业务，同时又没有落实资本金和杠杆率的要求，容易导致金融风险隐患。要像美国的谷歌、脸书那样，严格要求资讯平台、搜索平台和金融平台之间泾渭分明。做资讯的就不应该做金融，做搜索的也不应该做金融，做金融的不应控制资讯平台、搜索平台。

第四，保障信息数据的产权。平台过度采集用户的个人数据，对用户提出超过业务所需的授权要求的现象时有发生，用户为了使用平台只能被迫接受。这种现象必须规范，予以纠正。此外，平台将用户的个人数据进行深入检索、分析和挖掘后，形成有价值、有指向性的信息包并出售给第三方，终端用户理应具有的知情权和隐私保护权，这方面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数据在利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价值和产权，要像保障专利、知识产权那样保障信息数据的产权。数据的管辖权、交易权、监督权由国家所有；所有权由对原始数据进行综合处理的网络平台公司拥有，但必须在原始用户信息数据处理后脱敏的基础上，绝不能未经个人同意将未经脱敏的用户信息转让；数据转让后的主体仅拥有使用权，不得再次进行转让；数据的财产分配权由数据所有者共享。

第五，确保信息数据安全。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及各类大数据、云计算运营公司，要研发加密技术、区块链技术，保护网络安全，防止黑客攻击，防止泄密事件发生，不侵犯隐私权等基本人权，绝不允许公司管理人员利用公司内部资源管理权力窃取客户数据机密和隐私。

第六，提高数据交易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健全统一的数据交易制度规则。对于参与数据交易的各类市场主体，包括交易双方以及提供数据交易中介、数据托管、数据加工、数据清洗等服务的第三方机构，都须经过有关机构的许可后，由国家相关部门发给营业执照，持有牌照才能参与数据交易。建立健全统一的数据交易制度规则，防范数据非法交易、数据窃取等行为。

第七，确保各种认证技术和方法的准确性、可靠性、安全性。近几年，网上许多认证，包括实名制在内，由于安全性差而遭到黑客攻击，造成隐私泄露、社会局部混乱的情况，亟须改进。最近一段时间，又有许多创新，如生物识别、虹膜识别或者指纹识别。这一类创新看似很先进，但是所有这些生物识别都是黑客可以仿造的，如果一个黑客破解人的虹膜、声音、指纹等生物特征，是很难进行监管的。这些识别在线下常规情况下是准确的、唯一的，但是在线上就可以被仿制，根本就搞不清。所以，现在美国、欧洲根本不允许在线上做生物识别系统。

第八，凡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事，一定充分听证、逐渐展开。要新老并存、双规并存；要逆向思考、充分论证非常规情况下的社会安全，绝不能由着互联网公司率性而为。比如，这几年我国在货币数字化、电子钱包、网络支付方面发展很快，人们把手机当作钱包，衣食住行几乎离不开移动支付，一些商店甚至已经很久没有使用现金。但是应当认识到无现金社会在面对战争、天灾时毫无可靠性，庞大的社会电子支付体系会瞬间崩溃，因此要三思而后行。

第九，互联网平台公司具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功能性后，一旦出事，后果严重，应加强监管。互联网公司因其穿透性强、覆盖面宽、规模巨大，一旦疏于管理，哪怕只有一个漏洞，放到全国也会有重大后果。比如，经营出租车、顺风车业务是一种社会性公共服务，因为互联网服务体系要覆盖全国，它的规模可以达到几百万辆。如果由于公司管理体系不健全，出现了顺风车司机杀人事件，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停业整顿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处罚的问题。常规情况下，我国一个出租车公司有几百辆车，出了事罚工伤赔偿3—5倍的款，罚几十万元。美国的优步出事，非死亡事故就赔了几千万美元，不是因为公司大赔偿数额也巨大，而是因为社会影响大，这一赔偿让企业损失惨重，倒逼企业彻底改正，绝对不再让员工犯这类错误，影响公司的前程。所以，在这方面要打破常规，不能用常规的管法。常规出租车出了事要赔款，正常的工伤死亡赔偿是60万元，事故死亡赔3倍，即180万元。对于大规模的网约车绝不可以这样，至少应该加10倍。

第十，规范和加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税务征管。最近几年许多百货商店关门了，有一些大城市1/3的百货商店都关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网上购物分流了商店的业务量。而实体店无法与网店竞争的重要原因，除了房租、运营成本之外，就是税收。对百货商店征税是规范的、应收尽收的，而对电子商务系统的征税是看不见的，这就有违不同商业业态的公平竞争原则。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是这个社会最先进的、最有穿透力的生产力，近10年可以说是在气势磅礴地发展。要在宏观上、战略上热情支持，但也要留一份谨慎，留一点余地。对于涉及国家法理、行业基本宗旨和原则的问题，比如数据信息产权的原则、金融的原则、财政的原则、税收的原则、跨界经营的约束原则、社会安全的原则、垄断和反垄断的原则，或者企业运行的投入产出的原则、资本市场运行的原则，都应当有一定的冷思考、前瞻性思考，以防患于未然。

七、结语

数字经济将助推中国工业参与甚至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蒸汽时代”（1760—1840年），标志着人类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王朝的后期，清朝的闭关锁国让中国与现代工业文明拉开了差距。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1860—1950年）。电力、钢铁、铁路、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兴起，石油、煤炭等成为世界财富的源泉，并促使交通行业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更为频繁，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接下来又是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才开始走上工业化的轨道。二战结束后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信息时代”（1950年至今），人类进入了“信息文明”。全球信息和资源交流变得更为迅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因为信息的流动而风云变幻，但从总体上来看，人类在这一阶段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文明也发展到空前发达的程度。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赶上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次工业革命中，虽然不是引领者，但工业化与信息化并重的发展战略，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发展成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工业经济规模世界第一。

目前我国正在深入推进的数字经济，实质性地推动中国融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即将迎来数字文明的新时代：数字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不仅要跟进参与，而且要努力成为引领国之一。在这一次革命中，人类优化分配资源的方式因为数字技术的普及、数据资源的丰富而发生改变，并因此创新出大量社会新需求、消费新模式。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海量的数据资源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具有创造数字文明新发展模式的良好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文明更迭的角度，理解、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党中央提出的新基建战略，抓住机遇谋发展，努力弥补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短板的同时，在社会经济领域同样要突破短板，创新数字经济理论和实践，让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答学生问

问题1：黄教授您好，听了您今天的报告，很受启发，脑洞大开。我想问的问题是，互联网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黄奇帆教授：所谓“风口”，用通俗一点的话讲，就是一个社会的热点、重点、焦点。俗话说“风口下猪都能飞起来”，虽然形象，但不确切。能把猪吹起来的，往往不是正常的风，是龙卷风，但是龙卷风下的猪哪怕飞起来，也还是会非常悲惨地掉下来摔得头破血流。

总的来说，我们围绕风口，就是要围绕当今社会的热点、重点、焦点，围绕我们国民经济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对于当下的工商企业来说，就是要融入中央提出的新基建战略、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融入碳达峰碳中和、融入制造强国、融入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凡是能够围绕这五个方面取得发展的企业，就能够在风口上趁势而上。

对于你问到的数字经济、互联网来说，互联网下一个风口在哪里？我认为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产业化，包括5G产业化、云计算产业化、大数据服务产业化、人工智能产业化，等等；二是传统产业数字化，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建筑等各个传统发展领域；三是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硬件装备和高端软件产品研究开发和制造。未来10年，只有融入这些国家战略的企业，才能在风口中趁势发展，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中流砥柱。

问题2：黄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下，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是不是可以给银行系统提供一个大数据的平台，比如说健全我们的全民征信系统，或者是降低中小企业信用贷的风险？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作用？

黄奇帆教授：应该这么说，我们央行发数字货币，本质上就是现在纸质货币的数字化，是手心手背，是一件事。区别仅仅在于用数字表达，还是用纸张表达。

它的直接的好处，是省了一笔钱。因为印一张100元的人民币，要一张纸，还要油墨、印刷费、搬运费等，成本较高。1亿元的货币印出来，如果万分之五的成本，差不多就要有5万元。现在如果发行数字货币，成本肯定会大大地节省。具体的数字货币发行，有八个要点。

第一，我们国家的纸质货币发行量，每年是按照GDP增长率多少，然后M2和M0增长多少，再加个加权系数等计算出来的。如果乱印货币多了，会通货膨胀。

那么，数字货币呢？生成出来，不能增加通货膨胀。我们央行如果每印出1亿元的数字货币，给了商业银行，就从商业银行手中等价地收回1亿元的现金。那么1亿元现金被人民银行锁在仓库里了，市场上少了1亿元，但多了1亿元数字货币。总量不多不少，不会产生任何通货膨胀。这是第一个。

第二，商业银行拿了这1亿元数字货币，如果发到了1000个老百姓手上，比如说给他们每个人的数字货币账户发了10万块钱的数字货币，就相当于每个人拿到了10万块钱的现金。这是个双层构架的货币发放体系，央行发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通过它的渠道，给老百姓。

第三，老百姓拿了这个钱，放在自己的账户上，是没利息的。就像你有10万块纸币的钱，放到家里一样，是不会涨利息的。

第四，大家在猜想，数字货币是不是比纸币多了几个功能，比如说是不是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既没解决问题，也没有增加问题，跟纸币一样。

第五，数字货币是不是支持了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上是否可以跟美元抗衡？实际上与纸币功能一样，没有多也没有少，人民币在国际上什么地位，是什么状况，它还是什么状况。它并没有改变纸币在国际上的信用地位。

第六，数字货币简化了跨境清结算流程。由于发行、流通和清结算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中，因此在用于跨境清结算时，可以更加简单地进行双边或多边清结算。

第七，数字货币如果被全球主要大国采纳实行，就有可能替代SWIFT，成为国际清结算的基础手段。这将是数字货币推行最具重大意义的方面。SWIFT作为支持全球资金清结算的金融报文和信息传输系统，是一个连接全球数千家金融机构的高安全性网络，金融机构都用它来发送安全信息和支付指令。从长远看，如果全世界主要大国都实行了数字货币替代了纸币，而且相互之间通过分布式多中心加密网络实现了互联互通，由于这种数字货币本身自带了信息传输和价值传输功能，将可以自动实现国际清结算，那个时候SWIFT就可能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当然，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八，增加了防洗钱监督的能力，这个是对的。因为数字货币有它的数字特性，区块链特性，所以数字货币一旦到了你的账户里，相当于到了你家里，你把这个钱，放到你老婆这儿，放到你儿子这儿，或者你放到你亲戚这儿，如果银行要知道，都可以知道。在这个意义上，纸币容易走私、洗钱等，数字货币有更好的安全监管性。

问题3：黄教授您好，今后的时代，将是数字经济时代。请问黄教授，数字经济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黄奇帆教授：在中国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转变升级的背景下，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广泛运用，与此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萌发，科技提升引发传统职业变迁，新的就业岗位和职业随着信息化的广泛应用也应运而生。自2019年以来，人社部已发布4批共56个新职业，认定了包括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全媒体运营师、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数字相关职业。

随着数字化新兴产业对人才的要求持续走高，从业人员既有技能将不能满足新的工作岗位要求，迫切需要更新从业技能，持续进行学习或接受培训以达到相关岗位要求，展望未来，数字经济各领域将特别需要以下三大类关键人才：

一是数字化的基础研发人才。这种基础性技术人才既包括芯片研发工程师、业务架构师、软件工程师等传统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专业人才，也包括用户体验设计、大数据专家等新型数字化人才，更聚焦数字化专业能力的打造，通过底层技术的研发推动数字经济基础要素发展。

二是数字化的交叉融合型人才。基于不同业务场景，应用新技术，助力数字经济的各行各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例如数字化职能型人才，如数字化战略、数字化营销、数字化财务等负责人，还有懂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数字化应用场景方面的人才。这类人才要将数字化应用技术与业务模式融合以创造新的价值。

三是数字化的治理人才。人工智能时代模糊了物理现实、数字和个人之间的界限，带来了较为严重的伦理问题。培养相关的数字治理人才，从人类价值观角度，建立道德的人工智能，以规避发展人工智能的风险，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人类的生活水平。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战略方向和突破路径

上课日期：2021年12月21日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独一无二的规模优势是中国工业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竞争力。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效益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滑，品种质量国际竞争力总体偏弱等突出问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能源革命正在重塑全球发展格局。制造业是创新的主战场，要把制造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中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科技强国作不懈的努力。本章在深入分析全球分工秩序，产业链、供应链和制造业发展演变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方向和路径。

工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规定，工业与建筑业共同构成第二产业，其中工业可以分为三大门类。第一类是采矿业，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其他非金属矿的开采；第二类是制造业，根据生产中使用的物质形态，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离散制造和流程制造；第三类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一般而言，制造业的比重最高。到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31.3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26.6万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5%；从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占比来看，2020年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占全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88.7%，采矿业和电热气水分别占3.7%和7.6%。由于工业发展涉及面很宽，一堂课时间有限，我这堂课所谈的工业，主要是制造业。围绕全球产生链发展趋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特征；制造业的现状和问题；如何把握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未来制造业产业基础高级化创新发展的重点和方向；以及中小企业发展的脊梁骨问题等六个方面进行重点讨论。

一、全球分工格局变迁与技术进步驱动产业链管控方式的变革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分工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

250多年前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步入了工业文明，国家与国家间开始根据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就此萌芽。至今，全球贸易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国家之间的分工主要是在一、二、三次产业间的分工，发达国家进口原材料、农业品等初级资源，出口制成品，发展中国家进口制成品，出口农业品、原材料，因此这一阶段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产业间的贸易。

第二个阶段，全球的产业分工逐渐深化到产业内的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分工，世界贸易也向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贸易方向演变。各个国家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和贸易。比如两个国家，你国从事纺织业把纺织产品卖给我国，我国钢铁行业发达，把钢铁出口给你国。

第三个阶段，再进一步地，全球分工深入到产品间的分工，形成各种产品间的贸易。每个国家都生产上万种工业品，各个国家取长补短互相贸易。

（二）近40年来全球经贸格局发生了三方面深刻调整

近40年来，世界贸易结构又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国际贸易中，70%是产成品贸易，原材料、零部件等中间品只占30%；而到了2010年左右，全世界的货物贸易中60%是原材料、零部件的贸易，最近几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70%以上，产成品只占贸易总额的20%多。全世界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独立生产，往往是几十个国家的上百个企业生产出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最终的产品。

二是中间品贸易带动了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随着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伴随着上、中、下游产业链中的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需要相应的研发设计、物流运输、产业链金融、清算结算等生产性服务业，这些生产性服务业跨国界地运行构成了服务贸易的跨越式发展。总而言之，三四十年前，服务贸易相比货物贸易是5∶95，服务贸易仅仅占全球贸易的5%；而现在，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大大提升，达到了30%左右，全球服务贸易平均增速是货物贸易增速的2倍。

三是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益显著。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渗透不断加强，产成品价值链中服务环节占比显著提升。以电脑为例，一台售价500美元的电脑，各种电子零部件以及组装等制造环节的价值大体上在200美元，而设计、品牌、软件等服务环节的价值可以达到300美元，其他世界性的耐用消费品比如智能手机、服务器、通信装备等也体现出这一特点。据世界银行《遭遇麻烦？制造业导向型发展的未来》报告，发达国家产品的最终价格中制造环节的增值占比仅为40%，而服务环节增值可以达到60%左右。制造业与服务日益融合，服务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企业维护竞争优势的核心环节。

（三）现代智能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产业链集群形成了千亿美元级别外包的新特征

以智能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电子信息产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高度精密，电子产品整机往往由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构成。可以说，工业革命近三百年以来，人类文明大批量生产、大规模消费的最精密复杂的产品，就是现代的高端电子整机产品；二是产业链条极长，从原材料到最终产成品之间涉及多道工艺流程，覆盖大量的生产企业和配套供应企业；三是横跨多学科、多领域，电子产业与生物、材料等行业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群体突破，进一步扩大产业链供应链的覆盖范围，有利于创新成果的产生；四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专利授权、设计软件、品牌建设等服务环节在电子产品整机的成本中占比高；五是下游需求驱动，消费终端不断对电子产品提出更高的性能要求，各大厂商迅速响应，新技术、新功能源源不断地投入应用，是驱动电子信息产业线性发展、技术迭代的源头动力。

比如现代电子产业中最核心的芯片产业，从单晶硅棒生产到晶元切片，从IC设计、到芯片制造、再到封装测试，涉及上千道工艺流程，上中下游都有各自领域的专业企业进行精细化分工，将设计、制造和封装的工艺一步步推向物理极限，台积电，中芯国际就是芯片代工厂的突出代表；每一项关键装备、核心部件自身又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目前线宽制程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只有荷兰的ASML能够量产，但其生产过程也绝非哪一个国家、哪一家企业可以单独完成的，德国的光学镜头、美国的极紫外光源、日本的高性能材料、荷兰的双工件台系统等缺一不可，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先进工业能力和科技成果的集成。再比如OLED面板行业，其生产制造过程也是高度复杂，涉及几百种原材料、设备和组装零部件的精细化分工，典型的有美国康宁的玻璃基板、德国默克和日本出光兴产的有机发光材料、日本Tokki的真空蒸镀设备，等等。除了上述基础芯片、基础部件体现出来的高度分工的产业链之外，各类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消费端的整机产品，更是与各个环节上的关键原材料、核心设备相互交织，大规模、精细化的生产制造与各类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紧密结合，形成一个个规模达到千亿美元级别外包的产业链集群。

（四）随着产业链分工的细化趋势，跨国公司对产业链集群的投资管控方式形成了五大类型

当今世界，跨国公司的竞争，已经从规模大小的竞争，转变为产业链集群的竞争，而产业链集群的管控方式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征，大体上分为五种类型：集中型、龙头型、联合型、外包代工型、“链头”型。

第一种类型是集中管控型。凡是大型的连续工艺流程的工业企业，比如炼油厂、发电厂、钢铁厂等各类冶炼、能源、化工企业、行业的龙头企业往往掌握核心技术，也拥有较大资本，在行业内往往是从原材料生产、中间品制造，到成品生产，形成市场营销体系，三位一体，大而全、小而全地包揽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

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比拼的重点是企业规模（包括资本规模，产品市场规模）、技术专利以及产业链的组织水平。哪个企业规模大、上下游集成度高，具有成本优势、技术优势，就能够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主动。

第二种类型是龙头带动型。随着技术进步，产业链分工细化，掌握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品牌优势的行业龙头，不论是纺织工业、机械工业，还是汽车工业，凡是产品生产过程带有离散特点的龙头企业、跨国公司不再对生产制造过程大包大揽，往往只对产业链上占价值总额50%左右的核心技术环节进行生产制造，产业链其余部分则以采购的方式外包给行业内的其他企业。龙头核心企业负责最终产品的总装集成以及核心部件的制造加工。比如汽车制造业，汽车巨头往往掌控着总装厂以及车身、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等四大总成的生产企业。将汽车制造所需要的成千上万个零部件通过外包采购来解决，形成龙头龙身50%对50%的产业链分工。

第三种类型是巨头联合型。一批掌握不同核心技术和成熟制造工艺的产业巨头，他们之间可能涉及三国四方，每一方都有特定的互相不能替代的优势。面对上百亿美元级别的巨型产业链集群，互相合作，优势互补，形成联合化工，联合重工等巨型联合体，比如化工行业，现代化工产业链基地往往会形成总投资上百亿美元，由炼油厂、乙烯厂，以及聚氨酯、聚碳酸酯等化工材料组成的联合体，几十个大型化工装置构成的上、中、下游产业链系统（比如德国莱茵河畔的路德维希化工基地、新加坡的裕廊化工基地、上海漕泾化工基地）。这些化工产业链集群系统，基本上都是由拜耳、巴斯夫等跨国公司主导，又是由三国四方二三十个跨国公司联合投资的合作项目。

对这类企业，跨国公司比拼的不仅是核心企业的技术优势，更是比拼产业链上的整体优势。比拼的是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全球最优秀企业承担，各类不同擅长的企业通过合作，取长补短，资源优化配置形成的联合体优势。

第四种类型是千亿美元级别外包，实行外包代工管理控制。主要体现在数字产品、电子信息产品方面。产品的开发者，往往只做附加值只占全产业链20%的产品的总装部分，而将占产业链80%的部分外包给产业链上、中、下游的相关企业，并组织协调这些企业的零部件、原材料、半成品的设计、制造、供应过程。国内企业比如比亚迪、小米、OPPO、vivo等都是如此。

这类跨国公司，尤其是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龙头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前瞻性的开发创新，成功地研发了能进入全球千家万户的终端产品，因而内在地掌控了产品制造的工艺流程，掌控了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

第五种类型是“链头”管控型。这类企业甚至可以20%的总装部分也不做，外包给专业的代工企业做。作为原始产品创新者，作为产业链集群的“链头”企业，既不搞零部件、中间品制造，也不搞产成品的总装，而是抓住价值链上游的品牌建设、研发设计和下游的销售结算清算、售后服务，并通过控制生产性服务获取高额利润。具体地讲，以苹果为例，零部件制造、组装等环节全部外包，但它是产业链的链头，掌控了三种链：

一是提供产业链标准。苹果手机、电脑等设备涉及上千个部件，每一个部件的尺寸、功能和特性都是苹果制定的，产业链上的供应商、组装厂都按苹果公司提供的标准进行研发、生产和组装。

二是控制供应链纽带。产业链上的零部件企业要准时将零部件中间品送至组装工厂进行总装。一方面，如果提前送达就会成为库存，产生相应的资本利息；另一方面，如果任何一个零部件晚到了，即使其他所有的零部件都到位了也要延误工时，因此既不能提前也不能延误。

三是管理价值链枢纽。上千个零部件从全球各地供应给苹果，涉及大量资金的清算结算，这个清算结算不是由这几十个国家中的上千个企业各管各地进行，而是都由苹果公司设立的十几个清算中心进行集中式、平行式的清算结算，最大化资金流动的效率。

跨国公司“链头”管控下的全球产业链价值分配格局呈现出鲜明的垄断性暴利特征。比如苹果公司每年产生2000多亿美元的营业额，随着多年来利润不断积累，手握上千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但它既不需要投资厂房、生产线等重资产，也不用拿大量流动资金备货，反而是产业链上的零部件、中间品和总装代工企业为了订单要投资厂房、设备、生产线，拿流动资金进行备货生产。苹果公司因此得到了很高的利润率——除了每年生产2亿台左右苹果智能手机之外，苹果公司还生产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及其他智能终端，一年2000多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利润高达900多亿美元。其中智能手机的利润600多亿美元，几乎占到智能手机产业链全部利润的80%，而包括代工总装企业在内的上千个企业只分享了20%利润。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全新的经贸形态和格局，跨国公司的组织方式、运营模式都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化工、能源、冶金等传统产业中，跨国公司龙头企业除了以巨无霸方式自主投资建立产业链集群外，更多地是互相合作、联合投资并帮助配套企业共同生产制造的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在数字智慧技术为基础的电子产业领域形成了以产业链标准提供、供应链纽带运筹、价值链枢纽管控为核心竞争力的“链头”企业。而为“链头”企业实施三链打工的龙头代工企业，作为三链组织实施的指挥棒，则实施产品总装，并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供应链集群化地运行。

二、全门类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中国工业的独特优势

（一）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全、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

中国的工业体系具备全工业门类、超大规模和单一市场这三大特征。

1．全工业门类

中国制造业何以稳居世界第一，参见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2/content_5638605.htm。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包括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 从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等重工业装备，到纺织、食品、家具等轻工业产品都能够生产，已经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齐全的工业门类和健全的工业体系意味着中国拥有完备高效的产业配套能力，形成了众多富有韧性的产业链集群。

2．超大规模

中国拥有14.11亿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近20%。中国是否就一定构成全球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并不一定。人口规模只有在人均GDP等于或大于全球人均GDP的时候，才会形成与人口规模大小比例对称的全球消费市场。在1980年，中国GDP只有全球规模的1%，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当时尽管有10亿人，但并不构成全球超大规模的市场。当时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在具有全球最充分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是这种人口红利，再加上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全球化红利，推动了中国几十年来快速发展。到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中国每年的进出口贸易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1年位列世界第一，500种主要工业品中40%以上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这几年的人均GDP接近并超过了全球1.1万美元人均GDP，中国的人口红利才真正构成了全球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产生了规模效应。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无法自给，要靠进口，就会产生全球近20%人口的市场需求；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自己自给自足，就相当于覆盖了全球近20%人口的市场份额，再加上一部分产品出口海外，假设出口份额占到全球10%，就等于中国供给了全球的30%。基于此，我们可以非常客观地说，当今中国的人口红利，在继续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已经更多地转变为规模优势，成为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核心优势之一。

3．单一市场

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中国就是典型的单一市场，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汉族人口在中国人口民族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占中国总人口的91.11%，各民族和谐稳定均衡发展，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全国通用，商业规则、市场环境大体上是一致的。

种姓制度源于印度教，将人分为四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此外还有不入四大种姓之列的“贱民”，或称“达利特”。1947年印度脱离殖民体系独立后，种姓制度的法律地位正式被废除，各种种姓分类与歧视被视为非法，然而在实际社会运作与生活上，其仍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全球也有很多国家虽然体量不小，但并非单一市场，比如印度。印度说起来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市场。印度自称联邦制国家，每个邦拥有较大自治权，在宪法之外还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各邦之间要素、商品的流动面临重重壁垒；印度有100多个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也仅占总人口的46%；印度的宗教信仰种类繁多，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耆那教、天主教、佛教等，各个宗教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印度还通用多种语言，仅官方通用语言就多达22种，有121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1万人以上。此外，印度还残存着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的影子，将人分为五等， 不同等级的人群之间也不是统一的市场。可以说，印度是由若干个大大小小的“碎片式”的市场构成的。

对类似印度那样的“碎片化”、“散装”市场，跨国公司每进入一处都要重新进行开拓，会带来额外的成本；而单一市场意味着一家企业如果探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在不进行大量额外投入的情况下对整个市场进行平移复制，与一个个“碎片化”或“散装”市场相比，自然能够大幅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是中国工业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正是由于中国具备全门类、超大规模和单一市场这三项特征，造就了中国工业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优势一般包括以下几种：因技术领先形成的技术优势；因劳动力供给充足、成本低廉，形成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因某种资源禀赋比如石油、天然气、矿物资源等资源优势，等等。而中国工业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在于规模优势，这将产生三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可以摊薄六项成本。人们常常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没错的，但是实际上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一般就在10%—15%左右，劳动力成本高一点低一点只能影响总成本几个百分点。尽管劳动力成本在部分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中，可能会占到40%左右，但是在大部分的装备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和重工业等制造业中，因为原材料成本较高，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较重，劳动力成本的比重并不很高。而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就能够大幅摊薄制造业的六项成本。一是研发成本，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均摊到每一件产品上的科研成本就会大幅下降，企业也就能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原始创新、科研开发。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生产制造需要投入厂房、生产线、设备等固定成本，产量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三是采购成本，无论是商品、材料、部件，采购的批量越大，打折降价的系数越大，采购成本也就越低。四是人力成本，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劳动生产率就会有较大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会被摊薄。五是物流成本，包括运输、仓储、中转、装卸等环节的费用都会随着规模增长而摊薄。六是市场开拓成本，每进入一个新市场都要进行相应的市场调研、用户分析、产品定位、渠道拓展等，中国本身是一个单一市场，同一套策略、同一种产品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大降低了市场开拓费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左右，以价格优势打败国外的竞争对手。

二是具有强大的“引力场”效应。这种“引力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从需求的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超大规模的本国消费市场和超大规模的进口贸易量。从本土消费看，2020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683万亿美元，美国为6.215万亿美元，中国已相当于美国的91.44%，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从进口贸易看，中国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这个“巨大的蛋糕”吸引着全球跨国公司到中国开拓市场。二是从生产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市场分工可以更加深化，有利于全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甚至各工序之间都可以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相互嵌套、相互共生的产业链集群。一旦某个或某几个链主企业落户在某地，就会带动产业上下游企业跟着落户，因为市场规模足够大，哪怕是做普通的纽扣、打火机都可以形成规模化配套能力。这也是中国很多“块状经济”“产业集群”的重要原因。三是从时间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供给和需求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不仅需求端在不断地更新升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去“供给”；而且由于作为供给端的生产本身具有“学习效应”，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也就是说“供给”也在创造“需求”。二者互相促进，相互吸引。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在低端市场中拼杀出来的企业，一旦高端市场有机会进入，就可以借助市场需求进行技术迭代从而占领高端市场。所以美国对中国断供高端芯片其实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的昏招，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美国企业丢掉中国市场的同时，其自己的产业也因此去竞争力。

参见毛有佳、赵昌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载《经济日报》2021年8月18日。

三是具有稳定预期的“大海效应”。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总书记讲的这个“大海”，就是指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一方面，与小国经济不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一般的“狂风骤雨”无法掀翻这个“大海”。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皆源于此。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冲击影响的效果，局部的内部冲击不易在全国形成共振效应；部分行业、部分区域发展面临困境，并不对宏观经济总体稳定产生巨大冲击。 这一条已经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到充分验证了。对企业来讲，对基本面的预期十分重要。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造就了其如“大海”般稳定。

总的来看，全工业门类、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特点，赋予了中国制造独一无二的规模优势，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的关键所在。会极大地影响全球供需格局，进而带来原材料价格、全球加工分配、产业配套等一系列剧烈变化。中国无法制造的产品，往往会被海外企业垄断并收取高价；中国能够生产的产品，就会打破海外垄断，并且凭借规模优势大幅压低产品价格。从直径18米、6层楼高的大型盾构机，到直径2.3毫米的笔尖钢线材；从全球领先、彰显大国实力的国之重器到深入千家万户、老百姓餐桌上寻常可见的食品，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最近10年来，这一现象愈发明显。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美国一些企业和政客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产品这么便宜，所以老是对中国企业搞所谓的反倾销调查。实际上，他们不理解中国市场的特征。倒是那些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尝到了甜头，一直看好中国市场，即使在疫情冲击下还是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鼓吹与中国脱钩的想法是短视的。

三、中国制造业的地位、现状和问题

（一）制造业对国民经济有六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纵观世界经济史，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起步通常是从工业制造业蓬勃发展、工业品销往全球开始的，往往伴随着制造业比重大幅上升并长期稳定在高位。在经济高度发展以后，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占比开始缓慢平稳下降，高端服务业切换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换言之，发达国家大多是通过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从而实现经济腾飞的。制造业不仅自身是经济发展的支柱，而且对其他产业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制造业本质上是将原材料、能源等生产成为物质产品的过程，大量的中间投入进一步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同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高端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如果制造业不够发达，则服务业发展也往往停留在价值链中低端，造成国民经济缺乏进一步增长的动能。

二是科研创新的主要阵地。科研创新是生产率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科研成果很多都来自工业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诚然，服务业也会诞生一系列创新，比如互联网领域的社交媒体、网络营销，金融领域的衍生品创新，等等，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这些创新都属于应用创新、模式创新，是建立在底层技术的不断发展之上的，真正提升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工业领域。工业制造业企业贡献了最高的研发投入，产生了最多的技术专利，大量科研院所、企业实验室和生产线之间形成创新活动活跃、创新要素充分涌流的良性互动，可以说工业是科研创新的主阵地。进一步地，工业制造业是创新链条的重要环节，如果一个国家掌握了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品牌建设和下游的金融结算、售后服务，但是产业链中游的工业制造业大幅流失，即使有科研创新成果也缺少将其大规模产业化的土壤。在这方面美国的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是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首先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比如食品、能源等。我国是一个拥有14多亿人的庞大市场的国家，如果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必需品都要依赖进口，不仅会受制于人，而且一旦发生供给冲击时极容易陷入困境，是非常危险的。其次是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产业，是讨不来、买不来的，其背后都需要自身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作为支撑。最后，制造业是一些国家战略性产业，比如信创设施、核电装备等发展的基础。总之，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百姓民生的产业，中国一定要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这就要求我们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四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有力支撑。门类齐全的全产业链工业体系是中国的一大优势。比如在疫情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支离破碎，很多国家即使没有停工停产，但因为制造业环节大量外包，零部件、中间品供应不上来而导致订单流失。而我国的复工复产情况明显更好，一方面是疫情控制得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供应链的安全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如果制造业比重过低，势必造成产业链不完整，一旦发生供给扰动甚至全球性危机，产业链、供应链容易出现断点、堵点，对经济安全不利。

五是稳定就业的关键环节。由于农业的劳动产出率显著低于工业和服务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工业和服务业。相比于服务业，工业的产业链条更长，涉及环节更多，带动就业的范围更广。同样100亿元的产值，工业能够提供的劳动力岗位比服务业更多。另一方面，在服务业就业方面，城镇新增服务业就业主要还是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不够发达导致吸纳劳动力有限。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基础是制造业，只有制造业足够高端，才能进一步催生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而吸纳大量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制造业一定比重、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保就业、稳就业。

六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长期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基尼系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根据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发展经验，这些国家历史上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表现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高点，基尼系数往往较低，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贫富差距相对较小；随着制造业比重达到峰值并逐渐下降，基尼系数也随之走高，表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中等收入人群萎缩，各收入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因此，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让经济发展的成果得以充分共享。

（二）中国制造业的效益和结构已发生重大的转变

制造业包含了31个大类，525个小类，还有数以千计的细分行业，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两个板块，即装备制造业和最终消费品制造业。一是装备制造业，是为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和国家安全需要而制造各类技术装备的产业总称，主要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等。二是最终消费品制造业，可以进一步分为耐用消费品和日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家电等，具有使用寿命长、选择面广、价格相对昂贵、市场竞争充分等特征。耐用消费品往往是全球的主流消费品种，市场规模足以容纳数个到数十个全球性巨头以及大量从事产业配套的中小企业。不少人对于中国制造的认知往往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认为中国就是凭借较低的劳动力和要素成本，从事低端的加工制造，著名的“衬衫换飞机”的桥段广为流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如此，但到现在如果还抱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太不了解中国制造业的现状。

2020年，中国纺织服装累计出口2912.1亿美元，占2.59万亿美元货物贸易出口的11.4%。　1992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占当年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29.8%。

202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额4.65万亿美元，其中出口货值2.59万亿美元，进口货值2.06万亿美元。在中国的货物出口货值中，纺织品服装只占11%多。 纺织品服装在20世纪80、90年代时一度是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占出口货值的比重最高达到29.8%。  20世纪80、90年代我在上海市经委管工业。当时在上海所有委办局当中，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可是最受重视的，进出口的任务主要靠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落实。但如今轻工纺织类产品只占中国出口的11%多，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占据60%以上的主导地位。如今，中国出口一架龙门吊车的价值，就可以买回数千吨优质的猪肉牛肉，美国纽约的港口上遍布产自中国的起吊机械；中国2020年出口约2000亿美元的计算机及零部件，几乎与进口5.4亿吨原油、1400亿方天然气的价值相当。也就是说，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出口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从国外换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现在中国是出口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从国外换回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实际上，经过70多年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大幅提升，掌握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柱。我国已经发展形成门类齐全、规模全球第一、水平直追欧美的装备工业体系，船舶、汽轮机组、机床工具等多种主要装备品的产量世界第一，科研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一系列高端装备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

比如，在航空航天方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天宫空间站全面进入建设阶段；嫦娥五号探测器携月壤返程，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迈出地外行星探测的关键一步；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C919成功首飞，取证试飞工作稳步推进，是我国民用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能源装备领域，中国的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技术国际一流；全球首台百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率先在白鹤滩水电站投入发电；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70%以上，转换效率、度电成本都是世界领先，TOPCon和异质结电池等新一代电池技术走在全球前列；风电整机装备产量占全球50%以上，多家企业成为全球风力发电主要设备供应商；中国自主研发“国和一号”“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成为少数几个具备核电装备自主研发能力和完整核能产业链的国家。在电力设备方面，中国是全球唯一全面掌握并大规模应用特高压输变电技术的国家，在技术理论、工程建设、设备制造，尤其是变压器和换流阀等核心设备方面都占据领先地位。在高速轨道交通方面，中国的高铁运营里程超过4万公里，动车组、牵引供电系统等核心设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彰显中国实力的名片。在信息技术设备方面，中国的5G技术引领全球，使用自主研发的“申威”系列处理器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曾经连续4年在全球Top500最快超算排行榜中排名第一。此外，中国在工程机械、民用无人机、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等多个领域，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耐用消费品方面，中国同样打造了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产业链集群，从智能手机到笔记本电脑，从白色家电到新能源汽车，成为著名的“世界工厂”。在日用消费品领域，比如日化、造纸、轻纺等，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生产成本成为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的首要考量，在这方面中国形成一定的自主保障能力即可，并不一定要追求大包大揽、完全国产。

总之，中国制造业的效益和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三）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方面突出问题

1．与发达国家经验相比，中国制造业的比重近年来下滑过快过早

根据经济学规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国民经济结构呈现制造业比重逐步下降、服务业比重逐步升高的趋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制造业占GDP比重呈现两边低、中间高的纺锤形格局，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制造业占比最高，平均在20%左右，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别在10%和13%左右。

分析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国家的发展经验，制造业占GDP比重的下降往往满足四个特征。一是制造业比重从达峰到下降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是进入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门槛后才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三是制造业占比下降的同时，科研创新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通常表现为科学技术专利数量的大幅增加，以及制造业技术水平达到国际一流。四是伴随制造业占比的下降，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和效益逐步提升，一方面是因为制造业逐步向产业链两端的设计研发、品牌运作和售后服务延伸，这些环节在产品价值链中占比更高；另一方面是由于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活动中的服务环节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服务公司，被纳入服务业的统计范畴。

但是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过快的、较大幅度回落的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32.5%的峰值，但是自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18%，9年时间下降了5.88个百分点。参考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制造业比重从达峰到下滑，幅度明显更大、速度明显更快。分析原因，其一在于近十几年我国金融业脱实就虚，工业实体企业普遍陷于融资难、融资贵的境地；其二是由于房地产暴利增长，无论是地价、房价还是投资建设量都进入到一个5年翻一番，10年翻两番，15年翻三番的状态中，致使工业实体企业遇上了强大的挤出效应，发展相应放缓；其三是随着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每年退休人口逐渐超过新增就业人口，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淡出；其四是中国工业实体企业的负债率过高，2020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达到了162.3%，即使刨去部分以企业负债形式出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房地产企业高杠杆债务，中国工业企业的杠杆率仍然偏高，从而降低了内在的发展动力。

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最新收入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到1036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在1036美元到404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046美元到125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53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

同时，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体现出过早的特征。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如美、德、日、法、意、英、韩等，制造业比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都是在迈入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生的。而我国制造业比重从2011年就开始持续下降，此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门槛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中国202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06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收入划分标准，还处于中上收入经济体的范畴， 与世界高收入经济体12535美元GNI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与此同时，虽然从总量上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12年位居全球首位，但是制造业增加值率仍然偏低，显示出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不仅如此，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2019年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25.3%，显著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的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这说明我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仍不够充分，工业化进程尚未彻底完成。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过早过快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此外，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拉动的，技术进步因素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科技创新产生新需求、开辟新市场，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是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增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中之重。中国的研发投入虽然在总量上已经位居全球第二，达到2.4万亿元，占GDP的2.4%，但是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关键性基础研究领域缺乏足够的投入，2020年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只占总研发投入的6%；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研发设计、融资租赁、咨询服务、维修检测等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其一是中国制造业大量集中在加工、装配等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中间环节，而两端的销售和研发等附加值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往往并不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其二是服务环节在价值链中占比较高的产品，一般属于高端高质、高附加值的产品，而这一类产品在中国的工业产品结构中占比还不太高。

2．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不足

一是高端高质产品不足。很多产品属于低端低质，在性能、可靠性、寿命、良品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这一点在生产设备和零部件方面尤为明显，很多制造业企业宁可选择价格更高的进口设备和零部件。如何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是下一阶段中国制造业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细分市场的开发不足。同一制造业门类从业企业数量众多，但缺乏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容易陷入同质竞争。一旦哪个行业处于风口，大量制造业企业往往一拥而上，搞低水平重复，最后形成恶性竞争、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随着行业分类进一步细化，一些规模较小、专业度高的细分行业的开发却明显不足，在这方面需要一大批企业苦心钻研，掌握独门绝技。

三是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制造业许多关键环节中的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而是习惯于以市场换技术，从其他国家购买。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正常运行的时候，这种格局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旦其他国家对我们进行精准的技术封锁和打压，由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我们的很多产业链都会被一剑封喉。对此，我们不仅要补足短板，更重要的是锻造长板，主动进行超前研发，力争在世界科技的最前沿取得突破，尽快掌握一批“人无我有”的尖端科技，对“卡脖子”行为进行均衡威慑。

四是品牌效应不足。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应的市场渠道优势。2021年《世界品牌500强》榜单中，中国以44家排名第四，位居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与全球第二的经济总量、全球第一的工业产值不相匹配。一个品牌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的专一专精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建立起畅通有效的营销渠道，而中国每年工商注册了上千万家企业，很大一部分都在5年内倒闭或者转行了。数据表明，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8年，日本是12年，相比之下，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3年，自然难以建立起品牌效应。

五是产业链集群的生产组织方式。其仍处在以生产成本低、公共服务好、基础设施完善来吸引产业链上企业集群落户阶段，缺少“链头”企业和代工龙头企业在国内外各地主动布局的能力。

上述突出问题需要我们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着力解决。

四、着力把握未来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

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的竞争，不仅仅是龙头企业、跨国公司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为此，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链集群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具体来看，我们要从全球产业链布局涉及的“产地销”和“销地产”“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代工龙头和链主企业”以及“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制造四个方面把握未来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

（一）产地销和销地产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集群选址布局的基本原则

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和构建产业链集群有两种策略：

一种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这种模式下，一般需要当地营商环境符合五个条件：一是当地产业链配套比较齐全，更容易形成各种产业集群；二是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优越；三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低，且足够充裕；四是开放条件好，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非常便利；五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齐全。企业在这里生产出产品后，从产地直接销售到全球市场。比如苹果手机有一半出自在中国郑州的富士康，2020年出货将近1亿台手机，极大部分由苹果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围绕着富士康，郑州做了大量的产业配套，集聚了零部件供应商、运输企业、其他组装环节厂商等，甚至为富士康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形成了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另一种是“销地产”。即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市场足够大。与在别地生产后通过进口来满足当地市场的模式相比，销地产至少有四个优势：一是可以绕开进口保护关税的限制；二是由于在销售地组织生产，自然降低了物流成本；三是可以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根据客户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更加敏捷地满足客户需求；四是由于在当地组织生产，税收、利润和GDP都留在了当地，产生的就业也都是当地的，自然形成与当地政府的良性互动，也更容易减少各种非贸易壁垒。比如，2020年美国通用汽车年全球销售600多万台，在中国上海、柳州的工厂每年合计生产300万台，在中国销售290万台，是典型的销地产。

跨国公司选择这两种模式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是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后的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因为这两种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弭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比如产地销模式，苹果和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物流和相关产业配套较好、政府的营商环境不错，是经过系统考察、精心计算后的决策，而绝不是随意的投资冲动。同样地，通用之所以选择中国上海、柳州作为“销地产”的基地，也是因为可以近距离获得客户，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所以综合这两种模式，我们反过来思考全球化。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的投资贸易就不会停滞，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二）打造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是全球化布局的效益性与安全性的综合体现

不妨从加工贸易谈起。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工贸易就已经在海外兴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开始搞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一方面在客观上带动了中国的开放，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分享全球经济发展成果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存在着三个明显的缺点：一是由于从全球进货，运输时间较长，物流成本偏高；二是由于供应链太长，一旦某个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战争冲突、瘟疫流行等局部性危机，产业链平衡就会被打破，物流停滞，会给生产系统带来灾难性冲击；三是附加值较低，加工贸易的GDP转化率一般只有12%左右，这12%包含着工人薪酬、生产资料折旧以及各项税费，实际企业利润是不高的。

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其要义就是要推动加工贸易从过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转变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实现70%—80%的零部件在中国本土集群化生产。这70%—80%的零部件生产的就业、利润和税收都留在中国，同样100亿美元的产品出口，带来的GDP将可能达到30亿—33亿美元，大幅提升了加工贸易的效益和质量。

不论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制造业，产业链分工的理论基础是水平分工。根据水平分工原则，对于某一种世界性的产品，既不是由一个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地搞整个产业链体系，也不是由一个国家或地区让本地企业大包大揽地做整个产业链，而是要让全球加工质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来分别生产零部件、中间品，完成最后的组装，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换言之，水平分工就是将产业链中的零部件中间品制造、产成品组装甚至研发设计等环节外包给全球最擅长的企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产业链上的各类企业不分国界，从自身比较优势出发进行水平分工是合理的，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制造效率、实现规模经济。然而，地球是圆的、世界不是始终那么平的。全球化布局，尽管有水平分工的这些好处，毕竟会带来运输距离过长，物流成本过高，产业链条环节易于断裂，以及最终生产地区产值GDP转化率低、效益不高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从全球化发展得更合理的趋势来反思全球制造业这种生态十分脆弱的产业链水平分工。如何既能实现产业链全球水平分工，又能够规避因各种不可控因素产生的产业链断裂风险呢？最合理的做法是，让这种产业分工在某些地域聚集成为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上的企业尽管还是国际化水平分工，但不再是广泛地分布于全球每一个角落，而是选择合适的地区，在1—3小时车程半径内（50—200公里半径）形成整个产业链上、中、下游70%以上的零部件和中间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这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这种集群能有效降低物流成本，补齐共性技术创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

（三）构建更具竞争力和进取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鉴于跨国公司按照产地销、销地产和效益性、安全性原则进行全球产业链布局，我们要进一步做好招商引资，稳住和吸引跨国公司在中国布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好主动仗，加快培育形成中国本土的世界级的代工龙头企业和产业“链头”企业，掌控选址布局产业链的指挥棒。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同时，也掌握了在全球布局产业链的主动权。我们未来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一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以中国特有的“销地产、产地销”的优势对跨国公司进行产业链集群式的招商。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要进一步自立自强，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实施补链、扩链、强链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所谓“补链”就是要针对我国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补短板；所谓“扩链”就是要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所谓“强链”就是要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

二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善于组织布局上、中、下游产业链并实施总装代工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的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在这方面，中国台湾的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华硕、伟创等五大企业，是全球电子产业代工企业的杰出代表，它们能够为全球的电脑、手机80%的产品实现总装代工，这就是它们的能力。它们到哪个城市布点，哪个城市就跟着形成上、中、下游成百上千的产业链集群。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代工企业是布局产业链的一个指挥棒。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大陆也已有不少企业学会了这种大规模制造和管理能力，比如比亚迪电子、立讯精密等，成为当下制造业代工的龙头企业。

三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是一个以其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特殊的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整个苹果的生态。要实现中国有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这个目标，关键在于创新，在于核心技术、底层技术的创新，在于新一代终端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只有品牌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的企业，才有能力把握“三链”，并管控“代工”龙头企业。对于这类企业的发展，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总之，生态主导型的“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四）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是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当然，并不是每一种产品都需要建立产业链集群：比如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用品虽然也都有各自的产业链，但是产业链分布大多较为分散；低端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较短，每个相关生产企业的市场覆盖面较小，可以按照全球化市场的需求进行自然分布。对于这些产业，政府只要做到低税收、贸易自由化即可，不一定要发展专门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规模的以智能电子为底层技术的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全世界每隔20—30年就会有4—5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地区，以及在欧洲、美国，都是如此。比如20世纪50—70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等；20世纪80—90年代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录像机等；21世纪以来的20年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面板的电视机、汽车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

可以说，过去七八十年，上述三个代次的代表性耐用消费品，从原型、原创的技术发明到规模化生产，都是欧、美、日企业主导的，我们只是引进消化跟进者。当下就应该抢抓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抓住热点，就可能引领今后20年进入千家万户的耐用消费品产业发展，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新一轮电子信息产业的引领者。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

一是具有智慧驾驶功能的新能源汽车。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的41%，产销量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预计到2030年，中国每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会达到1000万辆以上。在清洁能源汽车替代石化能源汽车的历史过程中，由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智能驾驶功能也会逐步渗透融入新能源汽车中。

二是机器人。这里的机器人，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业机器人，指的是家庭机器人，可以进行娱乐、家政服务，甚至陪伴老人生活、儿童学习的进入千家万户的机器人。未来这些机器人每年需求量将达到四五千万台，形成万亿元级别的市场。

三是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这类设备目前还比较笨重，长时间佩戴在头上人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以后会更加精巧、舒适，将替代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成为新一代计算和通信终端平台，就像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替代台式机、大哥大一样。

四是柔性显示。柔性面板能以各种角度弯曲显示，可以卷起来也可以摊开，而不是像传统液晶面板一样只能平板显示。同时，柔性显示与激光显示结合，能够实现多种场景的影像展现。

五是3D打印设备。3D打印使得用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个性化定制产品。未来随着打印工艺不断进步、打印材料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设备售价进一步降低，3D打印在家庭生活场景下的应用将更加普及，对于3D打印设备的需求也将达到每年上千万台。

大家很容易形成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老一代“四大件”“五大件”做得好的城市在新一代“四大件”“五大件”的发展中也一定能取得领先。然而实践表明，老一代的“四大件”“五大件”做得好的城市，原先的产业基础可能变成包袱，新一代的产品可能反而跟不上了。就比如新能源汽车行业，目前中国销量排名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中，大部分都不是老牌汽车巨头，往往都是从无到有、后来居上的。原因就在于，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在生产线、生产工艺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老牌汽车巨头转型电动车反而有难度。能够在新一代的“四大件”“五大件”产业中取得领先的，更多的是从无到有，后来居上的城市。对此，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空间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节约高效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明白，工业强国的关键是科技强国。当我们的基础科技在高精尖的部件方面能与时俱进地跟上摩尔定律，每2—3年芯片技术进化一代；当我们的产品开发每20—30年能引领全球新一轮整机产品的制造。我们就能自己形成一批控制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链头”企业，主导一批外包、代工的龙头企业，并由链头企业和代工龙头企业根据“产地销”和“销地产”的原则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作为取得世界工业规模第一已十多年的中国工业，再过十几年，不仅具有制造优势、规模优势，而且具有全球产品技术开发优势、品牌优势、布局优势，真正掌握未来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实在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事。

五、补短板、抓前沿，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

（一）脚踏实地，克服现有薄弱环节

我们要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制造业还有一些关键环节受制于人，不仅阻碍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也容易引发产业链安全风险。我在这里重点举几个例子，包括高端数控机床、高端轴承、高端科研仪器设备、航空发动机，等等。

1．高端数控机床

数控机床适用于复杂、精密、小批量、多品种的零件加工场景，被誉为“工业母机”，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生产基础。我国是全球第一大机床生产国和消费国，2019年产值和销量分别占全球的23.1%和27.2%。但从整体来看，我国机床行业仍存在四点不足。一是机床整体数控化率不高，以金属切削机床为例，目前在43%左右，而德、日、美等国家长期在75%以上，并且我国自主研发的数控系统与全球领先水平差距较大。二是国产机床主要处于产业链中低端，高档数控机床还是进口品牌占多数。三是国产高档数控机床在静态精度指标方面已经能够基本达到国际先进产品的水平，但是在动态性能、精度保持性和可靠性方面不足。四是高端产品的核心零部件，比如主轴、丝杠、导轨等国产化率不够高。可以说，高端数控机床方面的短板是中国制造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向更高层级跃升的重要制约。

2．高端轴承

瑞典的斯凯孚（SKF），德国的舍弗勒（FAG. INA），日本的恩斯克（NSK）、捷太格特（KOYO）、恩梯恩（NTN）、美蓓亚（NMB）、不二越（NACHI）和美国的铁姆肯（TIMKEN）被誉为世界八大轴承集团。

轴承之于机械装备，相当于关节之于人体，是提升操作精密度、降低摩擦系数的关键。世界八大轴承集团建立了很高的技术和市场壁垒，占据了全球70%左右的市场份额。 我国轴承企业经过不懈努力已经具备相当的技术实力，许多关键零部件，比如轴承钢球、轴承套圈、密封等进入国际轴承巨头的供应体系，成品轴承大量出口海外，是轴承净出口国，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左右。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轴承的总体自给率已经达到80%，但是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在风电、先进轨道交通、高水平轧机等领域所用的高端轴承还是以进口为主，国产高端轴承的精度、振动、寿命、可靠性和高速性能方面仍然比不上欧美和日本的产品，这背后反映出国内轴承产业在高端轴承钢和生产制造设备、加工工艺上的不足。换言之，中国高端轴承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提升这三方面的技术实力。

3．高端科学仪器设备

科研仪器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工具、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进行检验检测的关键装备，涉及材料科学、精密机械、光学、微电子、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应用。虽然这一行业的产值不算高，但是对于整个科研体系和国民经济都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据统计，2016—2019年间发改委采购的200万元以上的科学仪器中，质谱仪、X射线类仪器、光学测量设备等国产率不超过1.5%，电子显微镜、波谱仪等不超过5%。数据来源：《深度调研：超七成高端科学仪器依赖进口，国产仪器如何突围》，https://www.yicai.com/news/101118646.html。

目前中国科研仪器的发展与美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2016年到2019年中国大型科研仪器的进口率达到70%，在高端科研仪器领域进口率则更高。 这不仅导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巨大贸易逆差，国际仪器巨头凭借垄断地位对售后服务、零配件收取不合理的高价。更为关键的是，科学仪器受制于人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科研体系的命脉掌握在他人手中。在中美两国博弈长期化的背景下，中国对于进口科学仪器的依赖无疑加大了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风险。

分析原因，一是国产设备在稳定性、精密度等方面的差距；二是配套体系不够完善，国际仪器龙头大多形成了整机、零部件、配套设备、试剂耗材以及服务的全流程配套体系，缺少其中任意一环都可能对科研活动带来不便；三是国际仪器龙头长期垄断带来了权威性和用户依赖，很多从海外高校和实验室回国的科研人员也习惯了使用进口仪器。所以，尽管国产设备的性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价格优势也很突出，但是大量科研院所还是倾向于高价购买进口设备。总之，科研仪器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基础研究能力和装备制造水平全方位进步的结果，需要不断投入和长时间积累沉淀。

4．航空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在高温、高压、高应力、高转速的极端恶劣环境下持续高负荷运行，技术极为精深，研发投入巨大，开发周期漫长，并且与一国的基础工业水平高度相关。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和制造由欧美主导，中国的航空发动机起步较晚，经历了测绘模仿、自主改进、自主研发三个阶段，在自主化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国际一流相比，综合实力仍显不足。

首先是在关键原材料上的差距。比如高温合金，具备抗高温、抗氧化、抗腐蚀和抗蠕变等性能，主要用于燃烧室、压气机、导向叶片、涡轮叶片、涡轮盘等部件，用量可以占到航空发动机总重的40%—60%。在这方面，中国目前的进口依存度仍然较高。其次，我国航空发动机在关键零部件方面相对落后。比如叶片是航空发动机中数量占比最高、最关键的零件之一，其中涡轮叶片处于最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中，对于制造工艺提出了极高要求。最后，在发动机整机制造领域，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基本由欧美垄断。总而言之，中国掌握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技术，建立完整的航发产业链，对于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其他还包括基础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端医疗器械、高端光学设备等，这些领域都属于工业基础能力的范畴，是中国制造业进行全力攻坚的重点方向。

（二）仰望星空，瞄准未来科技前沿

注意到近年来世界科技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成果。这些领域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前沿，同时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在，哪个国家能率先突破拔得头筹，就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在20世纪60年代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即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集成电路上元器件的数目，大体上每18到24个月就会翻一番，性能也会随之提升一倍。

一是后摩尔定律时代的集成电路发展。本质上讲，摩尔定律 是根据经济规则对集成电路行业发展的预测，半导体企业通过技术的迭代和制程工艺的进步，每18—24个月将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密度提升一倍，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经营利润。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10 μm制程，到21世纪初的150 nm、90 nm，再到现在主流的28 nm、14 nm、7 nm，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芯片制程的发展总体上遵循了摩尔定律。然而随着晶体管尺寸的进一步缩小，摩尔定律逐渐趋近背后的物理瓶颈，更先进制程伴随而来的资本开支和工艺难度也成倍增长，半导体行业头部企业纷纷放缓制程迭代的速度。另一方面，人类文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处理的数据总量是指数级增长的，海量数据的存储、计算和通信都有赖于芯片性能的精进。如何进一步提升芯片性能、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仍将会是世界各国的研究重点。

可行的路径是通过优化晶体管结构，进一步推进先进制程。比如近年来推出的环绕式栅极（GAA）等技术，在鳍式场效应晶体管（FinFET）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工艺极限，有望成为迈向3 nm、2 nm甚至更先进制程的重要方向。另一条路径在于，在制程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先进封装技术推升芯片模组的综合性能。比如2.5D、3D封装，不再单纯追求缩小晶体管尺寸，而是从系统集成角度出发，在单位面积上堆叠尽可能多的芯片；更为根本的路径在于研发新型半导体材料。这就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寻找比硅的综合电气性能更优的材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建立在硅基半导体基础上的工艺、流程和设备等庞大体系进行系统性的变革。

总之，虽然摩尔定律的放缓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相信，集成电路作为现代科技的重要载体，在人类智慧和勤劳的推动下，一定会继续向前发展。

二是脑机接口的发展。脑机接口是集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于一体的前沿领域。简单来说，人体通过大脑中近1000亿个神经元以级联方式形成错综复杂的通信网络，进行信息的接收、传递、处理，并将指令传输给各个器官做出反应。而脑机接口就是在大脑和外部机器之间建立直接通信。脑机接口大体上可以分为“脑到机”和“机到脑”两个层面：“脑到机”通过神经电极检测并获取脑信号，先进行滤波等预处理，再进行特征提取和分类识别，通过解码转换成为控制指令以驱动外部设备。“机到脑”是将信息转换成为人脑可识别的信号并传输到大脑和神经系统。当前的脑机接口还是以“脑到机”为主，未来“脑到机”和“机到脑”有望双向结合，形成脑信号采集、处理、输出、控制、反馈的完整闭环。

脑机接口技术可以被广泛用于医疗康复领域，比如帮助肢体残疾人群实现对于假肢或者外骨骼等设备的直接控制。脑机接口的另一大应用方向在于成为新的人机交互方式。过去，人机交互是借助电脑、智能手机等计算平台实现的。进一步地，人类通过可穿戴AR/VR头盔和眼镜，进行动作、手势捕捉就能控制电子设备。而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只需捕捉大脑电信号就有可能实现人机互动。

更具想象空间的是“脑到脑”，脑机接口技术有望建立人类大脑之间的直接沟通，甚至将意识、情绪、知识、记忆、判断、经验等以神经信号的方式进行读取和传递。但目前这一领域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总而言之，人类大脑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脑机接口技术既是人类实现脑机融合的核心技术，也是推进人类脑科学探索和研究的重要工具。

三是核能，尤其是核聚变的有效利用。核电是清洁、高效率的能源。目前人类的核反应堆都是基于可控核裂变，即通过中子轰击使重原子裂变引起链式反应从而释放能量，1克铀235裂变产生的热量等同于1.8吨石油完全燃烧。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世界各国都对核电发展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德国甚至宣布全面弃核。

核聚变的反应机理与核裂变完全不同，以氘—氚聚变为例，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原子聚合形成氦原子，同时释放大量能量。太阳源源不断地发光发热，能量就来自内部的聚变反应。相比于核裂变能，核聚变能是更加理想的终极能源。其一是核聚变释放的能量更巨大，每克氘聚变产生的能量是每克铀235裂变释放能量的7倍左右；其二是核聚变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废料，而核裂变产生的核废料问题至今都无法很好地解决；其三是氘可以从海水中大量提取，而铀矿、钚矿资源有限而且开采提炼的成本更高；其四是安全性更高，一旦人类无法控制，聚变反应会在几秒钟内停止，不用担心发生核熔毁事故。但是要实现可控核聚变，人类还面临大量的技术和工程难题，关键难点在于实现1亿到2亿摄氏度的超高温点火以及等离子体的长时间稳定约束控制。

诚然，核聚变的反应条件是极为苛刻的，当前各国对于核聚变的种种探索，距离核聚变的商业利用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但是，核聚变是宇宙的终极能源，对于核聚变的探求体现出人类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微观原子、迈向浩瀚宇宙，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所在。

四是锂电池性能和成本的进一步突破。在锂离子电池方面无论是技术实力，产业链、供应链还是生产能力，中国都走在了全球前列。但是也要注意到两方面问题。

第一，目前主流的锂离子电池技术路线都面临一定的性能瓶颈：钴酸锂电压高、振实密度高，但是生产成本高；磷酸铁锂具有成本优势，但是能量密度已经接近理论上限，并且低温下电量衰减问题严重。三元材料的整体能量密度最高，低温性能较好，通过提升镍的占比，可以进一步提高能量密度上限，更加适用于长续航里程的电动汽车，但是也对结构稳定性带来了一定影响，对应的工艺难度也更大。第二，锂离子电池面临资源总量的限制。全球锂资源储量总体来说是丰富的，但是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储能行业对于锂电池需求的持续增长，南美的卤水锂矿床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锂辉石矿等一些开发程度高、开采成本较低的锂矿一旦开采殆尽，锂电池企业将转向低品位锂矿和锂电池回收循环利用，这对于生产成本的影响值得重视。

所以，应加大对于锂电池前沿领域的研究力度，比如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硅基负极材料、固态电解质等。同时，针对动力、储能等不同的使用场景，综合考虑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循环寿命、服役寿命、安全性、低温性能等多方面指标的平衡，开发性能更加优越的新一代电池材料，是中国引领清洁能源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他前沿领域还包括量子信息、6G通信、深海装备、新一代人工智能，等等。中国制造业要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就要求我们通过科技自立自强，一方面逐一破除这些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进行前瞻性布局。这不仅在于聚焦基础研究、加大研发投入，更在于改革科研体制机制，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不仅需要国家组织科研力量对相关领域进行全力攻坚，更需要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不仅是打破某些国家科技封锁的战略举措，更是中国全方位打造制造强国的必然选择。

六、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产业链现代化

中国现有超1.43亿户市场主体，其中各类企业近4500万户，其中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这些中小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同样，中小企业也是构成千千万万个制造业产业链、商业流通供应链的基础，是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保障。如果说掌控三链的跨国公司、龙头企业是产业链的链头，那产业链上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就是构成产业链的链身。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沃土。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形成了配套完整的供应链条，中国规模经济的优势才得以充分发挥，跨国公司利润最大化才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产业链的竞争，既要有链头企业在标准制定、创新迭代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也要有一批在各自领域具备较强竞争力的链身企业扬长避短、各显其能，链头和链身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中小企业发展不能停留在“杂、散、小”阶段，要重点培育以下四类中小企业。

（一）产业链中起到卡位作用的企业

这些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是我国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形成更具韧性、质量效益更高和更加安全的工业体系，打造全要素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

比如集成电路中用到的封装基板，简单来说是芯片的载体，芯片与印制电路板（PCB）之间通过封装基板的内部线路得以连接。以智能手机为例，一台智能手机中有CPU、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存储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功能大小各异的芯片，需要先在封测厂封装在一块或多块封装基板上，从而才可以装载至印制电路板上进行电信号的互联。与传统的PCB相比，封装基板具有细孔径、窄线宽、高精度、高密度、高可靠性等特点，线宽、线距进一步缩小，是芯片封装测试环节的关键原材料，具备很高的技术、客户及资金壁垒。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奥地利的企业分别在上海、苏州、重庆等地设立了生产基地，再加上少数几家中国大陆企业，在整个中国的封装基板市场占据主导。这一类封装基板的企业，就在整个芯片产业链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卡口作用，如果封装基板无法供应，则半导体芯片的成品出货都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这样的关键零部件在价值链中占据很大的比重，生产这类核心零部件的企业都是效益很好、利润很高的。所以，要重点发展一批这样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和基础软件等领域补上短板，避免被人“卡脖子”的局面。

（二）各行各业的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理论之父、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全球发现了近3000家隐形冠军，其中德语区拥有约40%。　2019年德国出口额1.46万亿美元，美国出口额1.64万亿美元。

这类隐形冠军大体上体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产品以零部件、中间品为主，并不直接面向消费市场，而是面向企业客户居多，因此不需要投放广告、不被社会大众所熟知，但是在行业内部却是赫赫有名；第二是长期专注于某一个细分领域，做到了生产技术或工艺全球领先，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第三是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在行业内起到核心导向作用，往往掌握着某一行业的定价权，控制着整个产业链中30%甚至40%的产值，影响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有研究表明，这一类隐形冠军企业在德国等德语区国家是最多的，约占全球总数的40%， 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三位。德国以约美国1/5的经济总量、约1/4的人口，创造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货物贸易出口额， 众多隐形冠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比如生产液压缸的汉臣，这家家族企业传承三代，至今已有97年历史，在液压缸行业做到了领先；再比如德国的伍尔特，生产螺丝和螺母等装配工具和紧固件，也是一家传承了三代的家族企业，其产品销往全球；还有生产卷烟机械的豪耐、印刷设备的海德堡等，都是德国隐形冠军的代表，是德国制造业领先全球的基石。

而这一类隐形冠军在中国还不够多，未来要着力进行培育。在这方面，德国培育隐形冠军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一是要聚焦主业，树立长远的发展愿景。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往往传承数代，并不追求走多元化快速扩张的道路，而是深耕某一个细分领域，做到“一指宽、一公里深”，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储备和稳定的市场渠道。二是要鼓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普通制造业企业研发强度在3%左右，这类隐形冠军往往能达到6%，甚至更高。比如刚才提到的汉臣，尽管年销售额只有约2000万欧元，但其研发强度达到14%。三是更多地通过加强与客户和市场之间的联系，为客户提供品质精良的产品和优质快捷的服务来建立竞争优势，而不是通过价格战、恶性竞争打败对手。四是建立二元制的人才培养体系，即工厂与学校合作办学、联合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在学校内是学生，在工厂里是学徒。

（三）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

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起到决定性作用，传统制造业强国在将生产环节大量外包后，仍能长期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发达。相比之下，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总体竞争力不强、发展不均衡，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链对服务业理应具有的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大、结构效益不好，一大原因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短板。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各类制造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事实上，国际制造业领军企业大都已经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数据显示，服务业务收入已占世界500强中制造企业总收入的1/4。比如工程机械巨头卡特彼勒，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大力发展设备保养、远程监控、故障预测、融资租赁等覆盖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的增值服务，已经成为其战略核心。二是制造业企业将服务环节分离外包给专业化的服务企业。这些企业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而是围绕产业链、供应链进行研发设计、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人力资源服务等专业性的生产性服务。在这方面，需要一大批高度专业化、具备独特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将中国最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所对应的生产性服务业潜力充分挖掘出来。这种服务业一旦跨境就是服务贸易，而且是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将极大地改善我国服务贸易结构。

培育这类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重点在于四个方面。首先是全方位、多领域、宽渠道的服务业开放，一方面进一步放宽生产性服务业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鼓励我国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在国际竞争中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其次是从财税政策、要素投入等方面加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建设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再次是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到位，吸引生产性服务业高端人才、培养创新团队。最后是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充分利用中国海量数据的优势，缩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距离，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助力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四）拥有高档消费品牌的企业

高档消费品，也就是奢侈品，其主流品类包括服装、箱包、首饰、手表等。全世界知名的奢侈品公司有六七十家，其中很多都是百年老店。这些企业的规模往往不大，但是附加值、品牌含金量极高。

就在疫情发生以来的这两年，中国的高档消费品市场发生了三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中国进口奢侈品总量不降反增；二是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占全球比重大幅上升，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三是中国人消费奢侈品的场景发生变化，从海外购买为主转变为在国内消费为主。正是由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三方面变化，欧美奢侈品公司对中国市场的营销策略也相应地进行了三方面调整：一是在中国设立区域总部；二是越来越多新品的首发地点选在中国市场；三是调整定价，降低了“非关税价差”。

然而，在中国消费品市场持续景气、国际高端品牌愈发看好和重视中国市场的背后，是中国在自主高端品牌方面的严重不足。很多奢侈品实际上是由中国企业代工，中国的加工贸易为大量全球性的高端消费品提供了有效支撑，甚至如鞋帽、箱包类产品恰恰是中国制造的强项所在，但是品牌、设计、销售渠道仍然牢牢掌握在这些国外的奢侈品公司手中，潮流风向由国外的时尚巨头和设计师们把控，中国自己的高端品牌却没有起来。问题出在哪里？原因在于五个“不到位”。一是高档的面料、辅料的生产供应不到位。我们的工业体系一般对大批量的生产比较擅长，但对小批量、多规格、多品类的产品则柔性不够，没有一定积累和基础的企业做不了这件事。二是品牌推广不到位。一个品牌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多少年持续积淀的结果，而中国企业普遍寿命短、存活率低，品牌持续培育的难度大。三是营销渠道不畅通。现有的市场格局、分销渠道已经形成，要想打进去是不容易的。四是重制造轻设计，工业设计基础较为薄弱。五是创意设计人才短缺。

要破解这五个不到位，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扩链、强链、补链，大力引进国际创意设计人才来华就业，大力引进国际高水平职业教育来培养这方面人才，发展工业设计产业；另一方面，就在于着力培育一批自主高端品牌，专注地把一个个小众的纽扣、限量款的拉链、鞋带做到极致，做到全球品质最好。特别是要弘扬工匠精神，用品质赢得市场，以品质塑造品牌。这样的企业多了，我们的中国品牌自然也就起来了。实际上，正如总书记所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我们这个大海既要养得了外国品牌的大鳄，也要培育出自主品牌的鲲鹏。

进一步地，中国高端品牌不仅仅要满足国内消费的需求，还要走向世界，第一站就应该着眼于RCEP。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RCEP覆盖了全球30%的人口、1/3的经济总量、28%的贸易总额，其中既有日、韩、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有东盟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中等收入人群至少有2亿人，再加上中国自身的4亿，就是6亿多中等收入人群，这理应成为中国高档消费品的目标市场。中国的高档消费品牌可以充分利用RCEP的货物贸易规则、原产地累积规则等，开拓好这个大市场。

总体而言，这四类中小企业的发展都符合“专精特新”的内涵：一是专业化，长期专注于产业链某一环节或某一类产品、某一项服务，在细分领域处于优势地位；二是精细化，管理精细高效、产品品质精良、技术工艺精深；三是特色化，即掌握独门绝技，品牌具有较高辨识度；四是新颖化，将科研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四类企业是我国打造全要素制造强国的中坚力量。如果这四类中小企业能够占到我国4500万户中小微企业的15%左右，也就是六七百万家，这六七百万家中小企业就会成为整个中国中小企业的脊梁骨，中国成为制造强国也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七、结语

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一环。“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进入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制造业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得过快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后，再逐步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接下来要着力延缓下降的趋势。

二是对中国的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宜过低。无论如何制造业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再加上10%左右的采矿业、电热气水和建筑业，整个第二产业在2035年前应该保持在35%以上，在2050年前保持在30%以上，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足18%的极端。

三是在制造业占GDP达峰并开始逐渐下降时，为保持工业发展的势头，务必加大研发投入，使创新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第一动力。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保持研发投入超过制造业产值的3%—4%、保持“0到1”基础研究创新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20%以上、保持制造业创新领先的独角兽企业占资本市场市值的30%以上，是制造强国的标志现象。

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伴随着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过程中，一方面，制造品中的相关的服务业的价值占比逐渐加大到30%—60%；另一方面，伴随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逐渐加大到制造业增加值的50%—60%。

当这四方面条件都已经满足后，中国进一步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也就有了基础，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将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走向全球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如期实现。

答学生问

问题1：黄教授您好！很荣幸听到您讲中国产业链发展的态势。正如您刚才所讲到的，中国虽然已经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全、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但也还存在市场分割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应该怎么去解决，把中国这个大市场的优势和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谢谢黄教授！

黄奇帆教授：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市场分割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主要就是三招。

第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说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在要素层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一大市场则是从市场主体所处的营商环境层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而逐步形成的，经历了一个发展发育的过程。尽管经过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四梁八柱已经竖起来了，但市场经济体制还须进一步完善。更何况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的理解是，有为政府才能催生有效市场，中国这样的超大市场、转型中的经济体，必须发挥政府在提供基础性制度、基础性市场设施、要素资源市场化方面的积极能动作用，以市场制度的有效供给促进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把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活力完全释放出来。

第二，要促进区域良性竞争、协调发展，对区域竞争的负面效应进行系统的矫正。而实施这种矫正从目前看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也是顺势而为。从技术看，近几年各地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要做的是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统一接口，让市场主体在哪里都能享受到一样的制度供给。从趋势看，随着中国市场的发育，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从过去的围绕低端产业的同质竞争向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深度分工的差异化竞争转变。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全面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大背景下，各地的比较优势正在深刻调整。过去，昆明的鲜花只能在本地消纳，需要人们到昆明去赏花。现在得益于冷链技术的进步、航空运输的便捷和电商平台的加持，昆明的鲜花隔日甚至当日就能送到上海、北京、深圳的家庭。这是因技术扩散（比如深圳的冷链技术）、商业模式创新（杭州的电商平台）带来的市场覆盖范围扩大（把昆明鲜花配送范围由本地扩展到全国）的典型故事。这样的故事，没有统一的大市场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故事也让欠发达地区获得了新的比较优势。换言之，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正是要让更多这样的过去不可能的故事成为可能。

第三，以开放倒逼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方面源于加快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更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需要，是以国内大循环的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来牵引国际大循环，进而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可持续增长的需要。RCEP即将正式生效，未来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大幅放宽，非关税壁垒大幅减少。中国还提出申请加入CPTPP。随着中国参与的FTA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不断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将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大市场，进而更好参与国际大循环、国际竞争，形成吸引集聚全球要素资源引力场。

只要把这三方面的措施落实到位，我相信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一定能够取得成效。

问题2：黄教授您好！您在讲课内容中特别强调一个国家的工业竞争能力集中体现在规模优势和创新能力两个方面。过去几十年，中国工业的规模优势有了充分体现，但创新能力上还有很多的不足，请问黄教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业的创新模式应作哪些调整？

黄奇帆教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工业创新模式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创新发展模式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且随着实力对比强弱变化以及近些年两国关系的改变，中国式创新也将面临新的挑战。总体来讲，美国大多数经济领域都走在世界最前端，主要驱动因素是创新、移民和全球化。其中，创新带来科技的进步和人均生产效率的提高，移民带来高端人才的扩充和人口的持续增长，全球化通过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转出生产效率低下的产业，同时扩大高科技和高端服务市场的规模。通过上述三者形成闭环，循环推动，不断提升美国创新实力。

而中国过去40余年的经济驱动因素主要是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双方产业链形成了良好的互补，美国将中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中国利用制造成本优势将廉价商品再卖到美国去，同时中国也成为美国之外最大的技术、产品、服务输出市场。比如苹果公司技术含量最高的芯片、操作系统，这些都由美国自己设计，但手机制造的过程属于劳动密集型，由富士康代工，然后生产之后又把超过80%的产量返销欧美。在这个过程中，中美是互惠互利的。中国通过国际分工协作，可以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学习大量的先进技术，再将技术应用到中国和全球化市场，从而推动了互联网创新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大幅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把经济发展领域，尤其是科技创新领域绝对落后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在制度红利、人口红利、WTO开放红利三大红利支撑下，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各行各业的创新也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但对我国取得的创新进行分类，就可以发现，我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客户中心型创新和效率驱动型创新这两个维度，客户中心型创新有众多互联网公司涌现，效率驱动型创新则体现在中国完整和高效的制造业体系上。但在工程技术型创新和在科学研究型创新上，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仍有不小差距。美国在工程技术型创新方面涌现了特斯拉、SpaceX等优秀企业。在科学研究型创新方面，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方面均遥遥领先全球。虽然在奋力追赶，但总体上看中国在基础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相对较少。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创新的前提条件或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在很多领域跟美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在一些领域如5G略有超越。美国打贸易战只是个引子，真正的竞争高地在高科技，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美国科技战的总战略思想是引导中国科技脱钩，即在世界上打造两个科技阵营，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领导下的全球体系。

如果美国的战略奏效，那么中国的发展是极其严峻的，甚至可能会重新回到冷战时期。所以，大国之间的竞争焦点是经济，经济竞争的焦点是技术，技术竞争的焦点在市场规模和创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创新的焦点也要随之改变，从过去的客户中心型创新和效率驱动型创新转变到工程技术型创新和在科学研究型创新上，以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以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保证国家安全。

问题3：黄教授您好！您今天的讲课为我们讲述了中国工业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前景，我的问题是，中国工业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企业负债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尤其是科技开发类企业，在资本市场、基金市场融资渠道也不畅通，比较困难。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黄奇帆教授：你这个问题很关键，涉及我们如何优化金融供给，支持科技创新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2020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的间接融资占比仍然达到了84.7%，维持了较高水平。

科技创新的周期一般比较长，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产生商业回报，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时间的沉淀。所以，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也是长期的，即需要对短期收益不敏感、专注追求长期回报的长期投资。但我国的金融资本注重当期稳定现金流，具有一定的“短线”性质，往往很难支撑长期的融资需求。

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资金供给，促进科技发展。

第一，间接融资方面，国家要推动商业银行科技信贷将“专精特新”作为重点服务领域，努力实现科技企业贷款余额、有贷款户数持续增长，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平。

第二，直接融资方面，除了大力推动资本市场建设之外，国家需要扶持一些混合所有制基金，然后按照国家科技创新的需求进行资本的配置，支持国家科技创新早期项目。同时建立一套精准的金融灌溉科技创新的体系，将金融“长线”精准匹配到科技创新长线需求中。

第三，在市场化的资金供给上，要推动风险投资（VC）、私人股权投资（PE）的发展。VC、PE就是市场化选择独角兽的啄木鸟，是金融服务科技经济的关键所在，是培育独角兽企业的催化剂、良师益友。美国的资本市场中，各类VC、PE集聚的资本总量达到10多万亿美元，我国现在注册的PE类企业近5万个，集聚的资本也就是5万多亿元，规模小、杂而散。如何提高股权投资机构的质量和能力，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服务科创企业而言，好的VC、PE公司，有的善于在“1—100”阶段对前景看好的转化创新类企业投资，有的善于在“100—100万”阶段跟踪投资、慧眼识珠，正确选择有成为独角兽可能的企业，参与独角兽企业的多轮投资活动，并能提供合理价格支持，促使企业上市时股价合理。

总之，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我国要打造经济新动能，关键一招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抓手就是创新。未来要引导各类产品资本加大对基础创新、工程创新的投入，吸引全世界优秀的创新人才，营造创新的良好生态，从而进一步推动创新成本产业化，推动我们经济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也要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从债权和股权两方面增加对科技产业的投入。

第六章

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现在和未来

上课日期：2021年12月28日

摘要：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多达7.3亿人在短短的40年内由农村进入城市。而伴随着快速城市化，房地产行业一路高歌猛进，不仅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要立下了汗马功劳，还为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居民财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近期，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较大的下行压力。如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准确判断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提出促进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和政策措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本章系统梳理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出了若干条重要的判断和分析，供大家参考。

大家好！今天的主题讲中国房地产。房地产行业关乎国计民生。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着快速城市化，房地产行业一路高歌猛进，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居民财富的重要组成，甚至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今，在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房地产行业已经到了一个拐点，未来会有怎样的走势？应如何把握“房住不炒”的定位，建立健全有利于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本节课，我打算用三个词、六个字系统地与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体会，这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希望通过梳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大家思考房地产、研究房地产提供一点参考。

一、过去：十个方面的情况表明房地产需求严重压抑，有十大关键性改革释放了巨量需求

（一）老百姓对房地产的巨量需求严重压抑，体现在十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老百姓住房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在人口增长、城市化等因素驱动下，中国老百姓对住房建设的需求持续增长、持续累积。

参见《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0）》。

一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很小。1980年时，城市人均住房仅仅5平方米，困难群众为2平方米。那个时候三口之家的空间要满足吃饭、睡觉和其他生活需要，也就只有15平方米，到1990年时才实现人均住房6.57平方米。 那个时候，城市仍然是公建房，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资金有限，注定了住房面积受限。

二是有大批旧城需要改造。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房子已经变成了危旧房，这些房往往是六个“没有”：没有自来水，用井水；没有电，用蜡烛；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机；没有煤气，都是煤球炉；没有下水道，每天刷马桶。这种现象在上海、重庆等各地城市比比皆是。于是，危旧房、棚户区、旧城改造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房子，现在至少已有80%被改造拆除掉了。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危旧房改造，不是点对点，而是面对面，一大块、一大块的面积上的旧城改造。当时这些房子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只要稍有条件一定就会把它拆了，因为它就是棚户，不适合人居住。

三是城市建成区面积很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建成区7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9亿；199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1.28万平方公里，人口3.25亿，整个80年代，十年间，全国人均建成区面积（建成区面积/城区人口）不到40平方米（作为对比，这项指标2020年是137.2平方米）。这个面积也包括了居民住宅用地，道路绿化，工厂、学校、医院、商店等用地，实际非常小。

四是每年新建的住宅面积很少。1980年全国城镇新建住宅300万平方米左右，到1990年新建住宅面积刚刚达到1000万平方米，当时没有房产局，也没有市场化房屋交易，老百姓住的都是城镇公房系统，往往每年的新建住宅都是由单位建设，分配给困难职工。

五是交通基础设施亟须改善。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可以说很糟糕，那个时候城市道路交通狭窄拥挤，更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没有地铁，机场也很小。1980年时上海的虹桥机场是个小机场，一年吞吐量是六七百万人次，2019年达到4500多万人次；浦东机场2019年吞吐量已达7600多万人次，两个机场加在一起年旅客吞吐量1.2亿多人次，增加了20倍的数量级。类似地，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是1988年10月通车的沈大高速公路（沈阳至大连），全长375公里，被誉为“神州第一路”，如今高速公路已超16万公里。反过来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城市基础设施是多么的匮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六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设施严重不足。从现在回看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设施，规模都比较小。1980年时普通高校才675所，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仅28万余人，研究生招生仅3600人，即使到1990年时普通高校也才1075所，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仅60.9万余人，研究生招生不到3万人。医疗卫生方面，1980年城市每千人床位数4.7张，到1990年时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较快反而下降到4.18张。 文化设施方面也是如此，严重不足。

七是城市工业十分弱小。1980年整个中国工业的总产值为5600亿元，换算成增加值是1700多亿元；根据城市统计年鉴，1985年时纳入统计的295个城市工业总产值为6077.98亿元（1980年不变价格），其中在市区的工业总产值4847.69亿元，粗略换算成当时的工业增加值分别是1800多亿元和1500亿元左右。工业发展的低迷反映城市就业人群不足，反之，近40年城市工业的蓬勃发展，当然推动了城市发展、人口集聚、城市就业，从而必然催生了住房需求增加。

八是城市服务业十分落后。1980年时还是以粮为纲，农业比重很大，第三产业增加值仅有1023亿元，占GDP比重22.3%。到2020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达55.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54.5%；总量翻了540倍，比重提高了32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服务业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之初，不光生活性服务业较为匮乏，生产性服务业也没有多少，因为当时很多服务业仍处于“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下。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分工的深化，不仅生活性服务业日益多元化、高级化，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逐步成长起来，推动着人们的住房需求逐步升级。

九是总人口规模持续增长。1980年时中国人口为9.87亿人，1990年时为11.43亿人，到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人。40年时间，总人口增加4亿人。人口的增长，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会对住房需求产生直接的拉动。

十是城镇常住人口从极低的城市化率转为持续、快速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198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19.39%，到1990年时提高到26.41%，2020年时提高到64%。这段时期城镇常住人口由20世纪80年代的1.91亿人增加到1990年的3.02亿人，2020年的9.21亿人。城市人口的巨量增长，自然对城市住房产生了天量需求。

（二）十大关键性改革措施极大释放了房地产市场巨量需求

上述十个方面的情况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蕴含着巨大需求，这是房地产市场繁荣发展的肥沃土壤。但光有土壤是不行的，没有阳光雨露，这些内生需求就被极度压抑，长不出果实来。改革开放以来，有十个方面的关键性改革措施如阳光雨露，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这些改革推动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房地产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纪要》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包产到户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一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在安徽凤阳小岗村探索的基础上，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82〕1号文件）， 全面推开农村土地承包制。当时人口总数10亿多人，8亿人在农村，不计老人小孩，近6亿人种地，土地承包之前种的地还不够全国人吃饭。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释放出3亿多的农民；原有的这些农业，2亿多农民就解决掉了。释放出来的3亿农民成为后来进城的主力军，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有了绵绵不断的劳动力支撑。

二是允许农民离土离乡到城里打工。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几十年里人口流动管得非常严格。农民要到城里来打工，做点小生意，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尾巴”的，往往不被允许。到1985、1986年左右，农村已有很多剩余劳动力了。而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沿海地区带来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随之而来的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对城市人口的管理逐步放开，农民可以离土离乡到城市里来打工，可以在城市落户。先有1000万，后来2000万，再后来5000万，几年一过就出现3亿多的农民工到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山东、江苏这些沿海地区，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

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商品房，我们叫侨汇房，只有海外回来的华侨可以买一些侨汇房。但作为国内的居民自己就算有钱，也买不到房，没有一个开发商。除了侨汇房有开发商以外，一般任何商品房不存在有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在开发，要造房子都是单位在造房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从计划经济跳到市场经济，住房体制改革是一场根本性的、涉及全部城市人口、千家万户的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改革。

三是公房转让给居民，并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0年以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绝大多数都是公房。 90年代初，房地产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把几十年来，各种单位福利分配给职工的住房以一定价格转让给职工。公房由此转变为私房，可以市场转让交易。所以，中国建立商品房制度，老百姓自己将原来住的公房，拿钱买成私房的事情是1992、1993年才开始的。1998年国家正式文件启动住房改革，决定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该文件为市场化的商业机构取代政府成为城镇居民住房的主体供给者扫清了最后障碍，将人们长期以来“住有所居”的庞大住房需求释放出来了，自此中国进入了全新的住房市场化时代。

四是土地批租。1990年上海浦东首先推出土地批租。所有权是国家的，使用权70年是企业或住房居民户的。土地批租使得本来绑在政府手中不能转移的土地，有了70年的转移使用权，产生了城市开发的活力。从1990年第一块地拍卖以后到现在有30多年时间，批租的土地收入累计达48万亿元。这48万亿元有城市土地，也有农村土地。其中，征地成本有10多万亿元，剩下的30多万亿元是基础设施如地铁、公路、各种市政设施资金的来源。中国地方政府搞城市化的主要资金靠这笔30多万亿元的钱。

五是允许设立房地产开发公司，专门从事市场化交易的商品房建设。在90年代之前，中国几乎没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尽管各地都有建筑施工企业，往往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每年安排建筑施工企业造一些公房。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搞土地批租的时候，开发商造房子才是商品房。才形成了一批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专门从事市场化的商品房建设。

六是按揭贷款制度。老百姓买房200平方米、100平方米，哪怕1平方米1万元的话，需要200万元、100万元，他可能没那么多钱。等到他攒够钱了，房子价格又涨了，年纪也大了，没有享受到住房。按揭贷款制度则允许人们付个首付，把房子抵押给银行，银行向购房人提供分期付款的金融服务。这就是美国老太太故事的中国版。有了按揭贷款制度，中国老太太也能像美国老太太那样享受到应有的住房。这个改革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2000年以后相关制度日益健全，推广到全国。

比如当时上海的财政，要拆一个“365”（普陀区一个地块的名称），一算账可能要70年、80年才能拆掉，所以这件事干不成。

七是城市危旧房改造。20世纪80年代就有很多危旧房，到1990年时全中国危旧房几乎都没改造。不是政府不想改造，而是没钱，因为危旧房改造动辄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 但危旧房连片改造很迫切，当时的上海，差不多有40%的房子都是危旧房、棚户区。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旧城改造的规划，加土地批租的机制，再加有外商和各种企业来投资、来竞争。这三位一体的机制撮合在一起，形成了旧城改造的新机制，上海先行后逐步推广到全国。

八是政府投融资机制的创新。城市基础设施如高速路、地铁、城市道路、垃圾处理、供电供水等，这些投资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元。当时的政府财政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些投资与旧城改造、土地批租不同，无法短期内进行自我资金平衡。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各类政府投融资平台。上海当时搞了一些投融资集团如久事公司，城投公司等。当时我国还没有发市政债券的概念。这些政府投融资平台主要向银行融资，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市政债券。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化改革机制。

九是区域开放增长极的培育。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甚至到现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招数就是不断地推出一些开放平台，如全国范围内五大沿海经济特区、沿海14个开放城市、27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137个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等海关特别监管区，还有如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16个国家级新区，以及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港，服务贸易综试区等。这些功能定位明确的特区、开发区、保税区、新区、先行区，往往是一个城市的增长极。这些地方分别有一些优惠政策，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示范区，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极。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动力源。

十是行政体制上的调整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的乡变成了镇、镇变成了街、县改成了市（区），一些县级市升格为副地级，一些地级市变成了省域副中心城市或计划单列的副省级城市，这中间还伴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而这些调整背后的一大原因是这些行政区往往是经济发展较快、有望或已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主城区，通过升级可以更好地聚集资源做大城市规模。这种调整和创新也是对地方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壮大发展的强有力的激励。

（三）房地产成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促进城镇化的重要力量

正是由于上述十大政策的催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长期被压抑的需求一下子释放出来，如挣脱缰绳的野马狂奔起来。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一迸发也是在特殊的背景下。事实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意外的契机。那时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大部分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加上周边国家纷纷发动竞争性货币贬值，这对中国产品出口形成强烈冲击，并直接导致经济增速连续2年跌破8%。当时社会各界普遍预期中国以后难以再现高增长荣景，增速只会越来越低，悲观气氛弥漫一时。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决定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自此中国进入了全新的住房市场化时代。199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约在4%左右，而到了2004年该比重飙升至8%，甚至成为支柱产业。在房地产业的带动下，上游原本已经过剩的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迅速由过剩变为短缺，价格暴涨；下游的家装、家电和物业管理等产业也走上了风口。可以说，城镇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GDP重新推回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

这三个数字在1978年时尚没有统计，到1991年虽有统计，也才分别是54.8%、23.7%和14.86%。

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改革还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体现在：一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2%增加到2020年的63.89%，20年间增加了27.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1.4个百分点，明显快于1980—2000年间平均每年0.81个百分点的速度，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4.43亿人。二是城市建设用地迅速扩张，20年间增加了2亿多亩，建成区面积达6.07万平方公里。相应地，交通、供电供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展开。2020年城市自来水普及率99%、燃气普及率97.9%、污水处理率95%。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由2000年的117公里增加到2020年的7545.5公里，增长64倍；高速公路里程由1.63万公里增加到2020年的16.1万公里，增长10倍；民用机场由2000年的139座增加到2020年的240座，增加了100多座。三是房地产开发总量迅速增长。由20世纪80年代的每年新建几百万平方米、20世纪90年代的每年新建几千万平方米，2000年全年开发量达到1亿平方米，到了2010年爆发性地到了10亿平方米。到了2017年，达到了17亿平方米。与此同时，人均住房面积也大为改观，到2020年末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50平方米/人。四是城市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设施也快速跟进。普通高校由2000年的1041所增加到2020年的2738所，同期招生人数由220.6万人增加到967.5万人。城市综合医院数量由2000年的11872家增加到2020年的20133家，接近翻番；专科医院数量增加了8倍；每千人床位增加到6个。文化设施方面，以博物馆数量为例，由2000年的1392个增加到2020年的5452个，接近翻两番。五是最重要的，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为壮大发展城市经济这一显著有别于农耕经济的经济形态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要素驱动。在相对集约的空间形态里，市场分工得以深化、社会交往成倍扩大、各类市场更加发育成熟。这都离不开房地产市场的催化和带动。人们进城买房，图的不光是房子价值的升值，还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溢出和商业机会，交往更加广泛的社会网络，更好的医疗卫生、教育条件，以及带来的更多的代际跃迁。正是这样的正反馈令如今的中国城市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主战场、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

二、现在：有十大因素推动房地产行业进入拐点，需以五个重组、五个转变推动软着陆

房地产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首先，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直接产生的GDP约占全国GDP的6%左右。其次，房地产业也是龙头产业，会带动钢铁、化工、有色金属、纺织、木材加工等几十个工业制造业以及各类服务业，间接拉动了我国20%左右的经济增长。另外，房地产业产生的增值税、契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批租收入等，合计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0%左右。再次，房地产是民生产业。老百姓的家庭资产大体上有500万亿—600万亿元，其中房产平均占到家庭资产的60%左右，也就是说老百姓财富的60%是沉淀在房产里的，所以房地产业对于民生影响很大。最后，房地产因为与庞大的资本相伴，房地产业的兴衰往往会带来金融资产的大幅升值或贬值，许多世界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与房地产泡沫崩盘紧密相连。所以从防风险角度，各国政府都很重视房地产的稳定。

（一）当前受十大因素影响房地产行业正进入发展拐点

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出现了下行趋势，个别房企出现问题，有人归结于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造成了楼市萧条。这种说法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也有人归咎于房企盲目地高价买地，大规模搞开发，高库存、高负债、高周转的经营模式，最终造成了资金链断裂。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很多房企这样的经营模式一直存在，为什么之前就没有出事？说明边界条件出现了变化。具体来看，当下中国房地产业正在面临十个方面的拐点。

参见李月、张许颖：《我国“十四五”时期及中长期人口发展态势预测》，《人口与健康》2020年第8期，第41—47页。

一是人口增长进入拐点。1950年中国5.52亿人，1980年上升到约9.87亿人，目前达到了14亿人，也就是说70年间人口增长了8亿多人。近年来中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天花板，由于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增长趋势已经接近拐点。今后几十年，有可能人口总量每十年减少5000万—6000万。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国人口预计到2027年达到峰值，为14.17亿，此后开始下降，2035年降至14.03亿，2050年降至13.21亿。

二是老龄化进一步加重。2020年中国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18%，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到2025年将达到22%，2035年为31%，2050年将达到近40%。2025年、2035年、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15%、23%、30%。按照国际上的划分，65岁以上人口占比7%—14%是轻度老龄化社会，14%—21%是中度老龄化社会，21%以上为重度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到“十四五”末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到2035年是重度老龄化社会。

三是城市化率接近天花板。1980年中国城市化率19%左右。经过40多年的城市化发展上升到2021年的64.72%，城市化率可以说是接近了天花板。从全世界经验来看，一般城市化率到75%后达到顶点，我国城市化率才64.72%，为什么会接近顶点了呢？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将年轻人吸收到城市里，目前农村人口中大量的是老人、儿童，年轻人很少，过去大量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的势头将大幅减缓，而且因为城市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老人不会大量进城。即使今后城市化率还会逐渐上升到70%，但速度也会放缓。

四是人均住房面积接近饱和。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人口人均居住面积仅5—6平方米，到2020年已近50平方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饱和。

五是库存、闲置房总量达到高点。目前中国房企积压一年以上的一手房库存高达6亿平方米，占到每年房地产市场新房建成规模17亿平方米的35%；在城市老百姓持有的二手房方面，1990年以来中国销售的300亿平方米商品房中，20%也就是约60亿平方米处于闲置状态。

六是每年新建房产面积达到顶峰。中国的房产年建设量，2000年时是1亿平方米，2010年是10亿平方米，2017年达到了17亿平方米，近三年徘徊在17亿—18亿平方米之间，今后可能每年减少3000万—4000万平方米，到2035年，可能从现在的17亿平方米降至10亿平方米，达到平衡。

七是大规模旧城拆迁改造已近尾声。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城市的棚户区、危旧房可能会占到1/3甚至1/2，都要拆旧建新，1平方米旧房至少需要3平方米新房才能够平衡，形成了大量的房产需求。因规划功能布局调整进行城市改造也会形成拆旧建新的需求。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旧房改造、功能区改变大体到了天花板，今后在各个城市当然还会有结构性的补短板的改造变化，但是大规模“大拆大建”的状况会逐渐消失。

八是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已近尾声。目前，中国各大主要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已趋于完成，由此引起的大规模征地动迁也基本告一段落。中国的教育、卫生、文化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足够，问题在于分布不均衡，接下来主要是结构调整、填平补齐。

九是中国房产商的杠杆率已上天花板。上市的大型房产商平均的资产负债率，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50.3%到2010的72.19%，到2020年达到了令人咋舌的80.13%，再加上不规范的违规融资带来的隐性债务，中国的房产商已经不可能再抬高杠杆率水平来应对各种问题。

十是房产价格只会持续高速上涨的思维定式将被打破。过去20年，中国不管是沿海还是内陆，地价、房价往往5年翻一番，10年翻两番，形成了房价、地价会保持高速上涨的思维定式。房产商拼命囤地建房，高地价会被不断上涨的房价所消化，这种模式有利可图；老百姓也会忽视房产的居住属性，大量购房作为投资。这种房产价格思维定式将要打破，房价持续高速上涨的趋势将会进入拐点，这个拐点并不是指今后5年、10年房价调头大幅下降的意思，而是指房价不分区域，每5年、10年价格翻番的走势出现了停顿，上了天花板，今后除了中心城市的某些热门地段以外，房价的整体增长走势，大体上和GDP增长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以五个重组、五个转变推动房地产行业实现软着陆

对以上十个边界条件的拐点进行分析，我们就知道当前房产商面临的困难并非短期的、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基础性的调整。房地产行业涉及面很广，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景气程度不仅影响上下游产业链的健康发展，还对老百姓就业、政府税收、居民财富等具有显著而直接的影响。一旦出现问题，其波及面会很广。一个城市一旦出现结构性拐点，进入房地产低迷时期，首先会发生交易量20%—30%，甚至50%—60%的大幅下降，而后是这个城市的房地产企业出现较大规模的资金链断裂，楼盘烂尾，企业破产清盘，房产商大量的开发贷款因还不了账导致房屋资产被司法拍卖了，部分住房业主也因债务清盘导致房屋清盘拍卖，最后使房价下降。大家知道，法拍这种债务纠纷的司法处置过程，往往是房产价格螺旋式下跌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房产商、二手房出让交易者、提供抵押按揭贷款的银行都不愿意房价下降，但是打破房价均势，导致下跌的重要因素就是法拍房。一般法拍房占城市房产交易量的比例在5%以内可能对房价影响不大，如果超过20%甚至达到30%以上，城市房价必会较大幅度地下跌。随着法拍数量的增加，一批困难房企，特别是一些房地产头部企业会因为法拍过程而出现破产。这些房产企业一旦破产，会带来五种后果：一是一些困难房产商自身破产出局；二是购买期房的小业主和老百姓，也会面临房屋无法按时交付、房产大幅贬值的情况；三是必然造成产业链上大量企业的损失，包括房产商拖欠的施工单位、供应商的欠款坏账；四是对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形成巨额坏账；五是造成对社会群众高息揽储乱集资形成的债务坏账。因此对于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或楼盘项目出现破产绝不能简单地听之任之、置之不理，在破产重组的过程中，一些房产商本身不可避免地会破产出局，但是对于老百姓交付的预售款、银行的债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产业链上的企业供货欠账和施工欠款要予以保护，避免形成大量坏账，引发系统性风险。各地政府要识大势、顺势而为，采取积极措施帮助房地产行业实现软着陆。这些措施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五种重组。

第一，陷入困境的房企自我重组。房产商壮士断臂，主动收缩战线，削减业务，降低负债。

第二，优质房企收购兼并濒临破产的房企。支持优质房企对于面临债务风险的房企进行重组。

第三，国有资本重组。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去组织发起重组运作。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不一定要去直接购并问题房地产企业，但是可以国有资本出资组建并购基金，或者直接向优秀房地产企业注资，成为战略投资者，对问题房地产商进行重组。

第四，地方政府可以酌情回购问题房产商的库存房。发行专项债券，对困难房企已经建好、尚未销售的库存房，按成本价收购，使其有现金流。政府收购这些房子后，中低端的住房可以用作保障性公租房，高端的住房作为人才公寓、长租公寓，由政府进行统筹管理。这比再去搞征地动迁建新房要划得来，可以说一举多得，既救了困难房企，又落实了中央“加快发展租赁住房”的要求。

第五，地方政府回购问题房产商囤积的未开发土地。一些房产商前几年拍得土地，但是没有能力开发，地方政府可以只付本金不付利息或按照当下市场下行的地价将其回购，这也是让房地产商休养生息的一个办法。回购资金当然不仅是解救破产房企的股东，而是根据破产企业的债务规划，优先清偿老百姓的债务，然后是金融企业的债务，依次清偿。

面对这一形势，房地产商过去高地价买地、高土地储备、高库存、高负债、高周转的模式难以为继，今后运行模式必然出现五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降低负债率。全世界房产商的负债率普遍都在50%以内，中国房产商的负债率往往高达80%甚至90%，原因就在于2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地价、房价、销售量都出现了倍数级的增长，房产商认为大举负债拿地开发有利可图。但在边界条件的调整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要求下，现实就会倒逼房产商进行调整，负债率降低至国家要求的“三道红线”以下，甚至降低到50%以内。同时，房地产是重资产行业，房产商高利息负债等同于饮鸩止渴，今后房产商借高利贷进行开发的现象也将得到改观。

二是开发商预售房大比重的无息债务融资将得到纠正。我国现行按揭和预售制度最大的问题是，购房者办了按揭就要开始还月供，而楼还没有建成交付。这实际上是用购房者的信用为开发商融资，却让购房者来承担不能如期交楼的风险，而掌握监管账户资金释放权利的银行却不承担任何风险，责任权利明显不对等。为此，国家应研究调整现行按揭和预售制度，合理的制度设计是“不交楼，不月供”，而由开发商承担相应贷款利息。这也是国际同业通行惯例，即购房者付了首付办理按揭后，在开发商正式交楼前都不用月供，不用还本付息，这一制度压实了银行的监管责任，有利于发挥其信息优势，通过控制监管资金的释放确保楼盘的施工进度，同时让开发商承担利息，有利于倒逼其加快建设进度，不拖延交楼时间，控制隐性债务率。

三是四面出击、盲目扩张的发展模式将会消失。近十几年来，许多房产商盲目扩张，到各个城市圈地、囤地，开发楼盘，往往一个时间段内五六个几百万平方米的大楼盘同时开发。这种四面开花、四面出击的做法，其结果往往就是自顾不暇、资金流断裂，形成烂尾楼。还有一些房企对自身定位不清晰，进行大规模跨界经营，从造房到造城，进而搞文化娱乐、搞工业制造业、搞金融，等等，最后往往是鸡飞蛋打。这种现象也会逐步消失。

四是房产商法人数量大幅减少。2018年，在美国50个州的工商登记记录中，注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超过500家，而2018年我国的房地产开发商达9.7万家，意味着8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对应着9.7万家房产商，差不多每1万人就对应一家以上的房地产开发商，这正是过去十几年地产大发展带来的全社会各行各业热衷房地产业的“过热效应”，“一夜暴富”的效应不仅导致全民炒房，而且导致各行各业的企业涉足房地产领域。未来十几年，基于新房交易规模降低和房地产业高质量转型的要求，各行各业全民混业搞房地产的现象将趋于消失，房地产开发企业必然会通过收购兼并、破产关闭、转型调整以及收缩减少二三级子公司，数量大量缩减80%甚至90%，到2035年前后，有可能降低至1万家以内。

五是房地产企业经营的租售模式会发生变化。美国房地产企业基本上自己持有50%—60%的房产，用于出租，5—10年后房价上升的好处就都归房地产企业所有了。而我国很多企业做房地产几乎没有自持物业。这其实与市场竞争环境、自身资本结构有关。为了拿地、确保现金流不断，这些企业被迫搞“快进快出”。今后，中国房地产企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逐步完成，长期持有租赁的比例会逐步增加；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等金融试点也在逐步展开。预计10年后，50%左右是商品销售产权房，50%左右是租赁房。50%的租赁房中，20%是由政府出资建造的保障性公租房，还有30%左右是房地产企业开发的商业化租赁房，形成2∶3∶5的双轨制住房体系。

三、未来：房价涨跌取决于十大因素，房地产市场运行将呈现五大特征，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管理方式将实现五个转变

房地产行业进入拐点，并不意味着就会走入下降通道。所谓拐点，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地价房价上涨的增速将逐步趋缓，但不是不增长，而是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五年翻一番、十年翻两番式地上涨，转变为缓慢的、温和的上涨，预计今后二三十年房价会保持与GDP同步增长，一个地区的GDP如果15年翻番，这个地区的房地产均价也相应地15年翻番。二是房地产的开发面积将由现在的每年17亿—18亿平米逐步下降到每年10亿平米左右时，会形成新的平衡。因为十来年后，中国城市住宅总建筑面积将达到550亿平方米以上，按通常50多年更新折旧的要求，每年1.5%—2%的折旧率需要建造10亿平方米住宅，这将是常态。房地产开发规模将经历过一个阶段的回落后必将趋于长期的稳定，形成一个L型的走势。三是房地产仍将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一年新建10亿平方米对国民经济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支柱产业，只不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预计会由现在的15%左右降到7%—8%。四是伴随着房价趋于稳定，居民对住房的投资性需求将逐步收缩，居民财富配置中房产的比重会逐步降低，将由现在的百分之七八十逐步降到百分之四五十，仍然是中国城市居民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具体区域的房价走势取决于十大因素

今后十年，城市房价不再暴涨，有涨有跌，趋于稳定。区域间房价走势将出现分化，一线城市的房价不再疯涨、趋于稳定，二三线的人口净流出的城市的房价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下跌。当然具体城市的房价走势将取决于以下十大因素的综合权衡。

一是供求关系。房价涨跌首先受供求关系制约，供大于求则跌，供小于求则涨。这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律。

二是货币供应。房价也是通货现象。流通中的货币如M2过多了，出现通货膨胀了，房子作为不动产自然也会水涨船高；相反，如果出现通货紧缩，房价也会跌。同样，如果市场利率上行了，房价会跌；利率下行了，房价会涨。

三是杠杆率。对居民来说，如果买房时按揭率较高，甚至接近零首付，房价会上涨；如果按揭率下降，房价会跌。对房地产企业来说，资产负债率上升，房价上涨；负债率下降，房价一般也会跟着降。

四是经济景气情况。房地产往往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经济萧条房价自然会低迷；经济景气时或者趋于景气时，房价会逐步上涨。

五是土地供应。一般来说，地价涨，则房价也会跟着涨；地价跌，房价也会跟着跌。土地供应量增加，房价会下跌；相反，收紧土地供应闸门，房价自然会上涨。

六是周边配套。人们买房是为了居住，更是为了生活。除了要交通便利外，还要有相应的公共设施。那些教育、卫生、文化等配套设施较好的地方，房子也更贵些。

七是地段。一线城市总是比二三线城市房价高，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总是要比外围的卫星城镇房价高一些；从小处讲，一个城市的中心地段、设施环境各方面较好的地方总是比外围周边的地段房价高一些。

八是交易活跃度。一个城市，房地产交易量大，说明人们购房踊跃，房价一般会往上涨；而若交易量萎缩，房价一般会往下跌。

九是司法拍卖。如果一个城市产业出现大规模的衰败，企业破产了，老百姓下岗失业了，大量的按揭贷款还不了被司法拍卖了，这个城市的房价自然会下跌。一般法拍房比例在5%以内算正常，如果超过20%甚至30%以上，房价必跌。

十是预期因素。房地产既是消费品，也是资本品。人们总是买涨不买跌，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房地产投资决策。如果人们一致预期房价会涨，人们会去买，给定供给条件下，房价真的涨了，自我实现了。同样，如果人们一致预期房价会跌，人们不去买，房价会跌，越跌越不买，直到人们的预期出现分化。

以上这十个因素综合决定着房价的走势。在具体分析哪个城市的房价走势时要综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未来房地产市场运行将呈现五大特征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产业链长，影响面广，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总的来看，未来房地产市场运行将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的新特征：

一是政府调控将以市场化、法制化的机制替代行政性措施。在房地产持续高速发展，形成高地价、高房价、高库存的情况下，倒逼政府不得已采取行政性的“五限”措施——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今后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的调控措施也会从行政性的限制转向市场化、法制化的调控机制，从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这五方面解决好房地产调控问题。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这一重要指示是我国做好房地产调控的总遵循。

二是城乡一体化的土地供应。高地价是高房价的根源，如果城市土地供应不足，地价当然会炒上去。在过去一两百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耕地面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居住分散，人均建设用地在250平方米左右，而城市用地集约，人均用地在100平方米左右，所以从理论上讲，每位农民进城都会节约约15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若将其复垦为耕地，占补平衡的过程耕地面积必然增加。所以城市化进程本应是农村建设用地相应减少、城市建设用地相应增加的过程，最终体现为整个国家的建设性用地总量减少、耕地增加。将中央推动的新一轮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落实到位，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入市，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指标跨省交易，就能解决土地供应问题。

三是房地产建设将向城市群、都市圈集中。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市场几乎全面开花、全面造房；今后几十年，随着建设城市群、都市圈战略的逐步推进，房地产建设将主要集中在三个热点地带：一是中心城市，即省会城市和同等级别的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二是大都市圈，超级大城市会形成都市圈，都市圈里面的一些中小城市也可能成为房地产发展热点。三是热点地区的城市群，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双城经济圈等。

四是房价平均增速将与GDP增长率大体相当。在房地产供求关系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局部供不应求，总体供过于求”的结构性不平衡阶段，房地产建筑总量出现过剩的现象。“供不应求”的时代结束了，推动房价大幅度上升的基本面动力已经严重不足。在货币属性方面，近两年内，国家“去杠杆、稳金融”政策已经让M2增长率大体上等于GDP的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可以预计，未来十几年间，我国的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大体上将保持同步增长。房地产价格增速大体上不会超过M2增长率，也不会像过去20年那样大幅高于GDP增长率，而是与普通老百姓家庭收入的增长率大体相当。事实上，按照国际惯例和经验，正常情况下，一个双职工家庭如果买房的话，其支出不应超过其全部工作年限下家庭收入的1/6，否则就会影响正常生活。如工作40年左右，用6—7年的家庭收入买一套房是合理的。同样，如果选择租房，租金最好不要超过家庭月收入的1/6。这样的买房、租房的购买力场景，现在看，近乎梦幻，但在经过了这几年房地产经济重大调整后，这种场景一定会在今后十几年来到我们的生活中。

五是房地产将实现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未来的城市形态是绿色、低碳、智能的，这就对房地产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房地产项目进行整改，帮助“双碳”目标的实现；通过数字化技术推动传统的房地产、建筑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助力智慧城市建设；等等。总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在第二个百年阶段，房地产业必将转变发展思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创造房地产业数字新业态，改变房地产业商业模式，打造开创性的、万物互联时代的中国式数字房地产。

同时，基于上述行业趋势型特征，政府对于房地产业的管理方式也将发生五方面的转变。

一是更好地做好城市规划。房地产不同于一般商品，一旦坏账就意味着巨额成本的沉没，因此需要政府预先做好规划。要按照产业跟着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的原则，统筹用地空间布局。同时，还要按照基础设施先行，同步建设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公共设施配套的思路来促进产城融合。此外，还要注意逐步调整用地比例结构。既要改变一些城市为了GDP大规模招商导致工业用地占比太高，造成住宅用地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地价推高房价的情况，又要避免一些城市工商产业空心化、房地产业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严重，造成空城、“鬼城”的情况。从经验看，一个现代化的商业性城市，人均住宅面积大致应控制在50平方米左右，商业零售面积应控制在每2万元商业零售额1平方米的范围内，写字楼的面积应控制在每10万元GDP 1平方米的范围内，否则，就会过剩，就会亏损，因为每平方米的营业额不足，会造成相应的写字楼、商铺成本无法收回。

二是更好地控制好土地供给总阀门。首先，要合理控制并保障城市住宅的土地供应总量。一个城市的土地供应总量至少应按100平方米/人原则来提供。土地供应要做到与人口实际增长数量“爬行钉住、等比例增长”的原则来调控。在城市用地总量中，扣除工商产业、道路、交通、学校、医院、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用地，住宅用地面积至少应占25%左右。其次，要加快落实中央关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有关要求，加快推进建设用地指标跨省流转，增加城市群都市圈的用地指标供应，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最后，要控制拍卖价格。一般来说，楼面地价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1/3。如果发现地价在竞拍中被抬得过高了，政府可通过抛出储备用地来平衡地价而不是人为推高地价。

对房地产信贷市场调控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是合理设定首付与抵押之间的杠杆比。如果这一比例过高，如零首付，会造成房地产泡沫；如果这一比例过低，如零抵押，则会使老百姓买房困难。实际上，我们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较高了，要通过适当调整房贷政策来降一降。总之，要保障好基本购房需求、改善性住房需求，同时坚决遏制囤房、炒房需求。

三是更好地管好资金供给渠道。首先，要规范房产商开发周期全过程的融资行为：一是要坚决守住房产商以自有资金拿地这个底线，不能背着银行、信托的钱批租拿地，从而有效抑制房产商土地交易的杠杆率；二是要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坚决防止开发商多账户、多渠道借款，防止企业的信用透支；三是要坚决管住过早卖楼花行为，并管好老百姓买预售房缴纳的首付款和按揭贷款资金，防范预售房资金“一女二嫁”、挪用等违规行为。其次，要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合理设定首付与抵押之间的杠杆比。 应根据不同需求层次和房价走势，实施差别化的抵押制度。比如首套房可以二八开、三七开，二套房五五开或四六开，三套房必须全款购买。一户家庭拥有三套房以上或者购买超过一定人均面积的住房可以不限购，全款买就是了，前提是前两套房贷已经还清了，不能有抵押。现在这方面基础数据都有了，很容易核实的。最后，要限制从事房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数量。美国大大小小的商业银行三千多个，数量上远远多于我国，但并不是每个商业银行都可以做抵押贷款业务，美国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等五大房贷金融机构就占到全部住房贷款的70%以上。事实上，房贷业务关系民生，是政策性很强的业务，应该让有限的十家八家金融机构来做，不能遍地开花，是个银行都可以搞按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金融容易脱实就虚的原因——大家都把房贷做主业了。

四是要增加租赁住房供给。一方面，要完善政府公租房体系。总量上按照覆盖20%的城市人口、人均20平方米来配套；服务对象应该包括进城农民工、新生代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住房困难户；同步配套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布局合理，公租房与商品房大致按照1∶3来搭配；合理收取租金和物业费。另一方面，加快培育商品房租赁市场。要形成一套租赁住房激励政策，包括租金可以用住房公积金支付、可以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租住房居民可以与产权房居民同等享受在教育、医疗、户籍等方面的待遇和服务。

五是要改革房地产税费制度。逐步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高端有遏制、中端有激励和低端有保障的税收制度。对别墅等高档住宅，适当提高持有环节和转让环节税率，在提高持有成本的同时，抑制热钱炒作；中端有激励，就是让一般老百姓买得起自住房，建议适当提高房贷利息抵扣个人所得税的额度；低端有保障，政府不仅不收税，还应帮助建好公租房，用低价格保障老百姓住有所居。此外，还要加快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立法，健全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

总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要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推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我们就一定能够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促进房地产的良性循环。

答学生问

问题1：黄老师您好，我有一个关于房价的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增长了那么多年，会不会出现房价大跌的情况？如出现，哪些城市更有可能发生？

黄奇帆教授：我在今天的讲课内容中，专门讲了影响房屋价格起伏高低的十个因素，这是一般的规律。从根本上讲，没有只涨不跌的房地产市场。当一个城市房地产交易量连续两年下降30%以上，房价就可能会发生下降。但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交易虽然进入了拐点，交易量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房价平稳不跌，形成了有价无市的僵局。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无论是开发商、业主、银行，还是地方政府部门，都不会希望房价下跌，因此即使有一手房、二手房卖出，哪怕没人接盘，也不轻易降价。打破这一平衡的是法拍房。如果一个城市的法拍房面积超过了总交易量的5%以上，法拍房的价格就会对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产生定价功能。当开发商因为库存大幅增加，资金链断裂，烂尾楼发生，欠银行的开发贷款无法偿还，银行就会为此诉诸司法程序予以查封并将开发商已经建成还未销售的库存楼盘拿出来拍卖。而一旦进入拍卖，就会打破现有房价维持相对稳定的脆弱均衡，房价就会螺旋式下降，严重时会跌去40%—50%。2017年我国法拍房为5000套，2018年是20000套，2019年增长到50万套，2020年高达127万套，这种每年翻几番的增长势头发展下去，几年以后达到500万套都是可能的。

这种法拍房并不是均衡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总是相对集中在房地产泡沫较多的地方，所以你问今后几年哪些城市更有可能发生房价大跌的情况？一句话，就是法拍房多的地方。当一个城市法拍房面积超过城市房产总量的5%甚至达到20%的时候，就会严重冲击现房交易价格。

问题2：黄老师您好，您刚刚提到了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已经逐步进入拐点，全国大范围的城市化进程趋于结束，接下来会进入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那么我想问，目前中国的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什么问题，今后几十年将会怎么发展？

黄奇帆教授：从城市规划上看，城市群、都市圈作为一个大都市连绵带，有四个特征，一是整个大都市连绵带地区的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二是大中小城市之间人口数量形成3∶1到4∶1的递减比例；三是大中小城市之间各种交通方式无缝连接，畅通无阻；四是大中小城市间的各类工商产业各具特色，分工协调互补。基于此，当下中国，各个城市群、都市圈的工作重点、主要矛盾也是不同的。比如，粤港澳和长三角的城市群形成的格局，是比较成熟合理的市场化格局，总体上城市化率、人口比例、交通物流、产业分工四大特征协调，有较强的集聚和辐射能力，资源优化配置比较到位。上海2500万人，旁边第二层次的南京、无锡、苏州，或者杭州、宁波都是800万人，那么2500万和800万是3∶1的关系；第三层次的城市一般都是两三百万。那么可以看到长三角城市群的框架结构比较合理。珠三角也是这个状态。今后发展的重点是金融、百货、文化等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服务贸易。

但京津冀城市群的框架结构发育不良，很不合理。其核心城市北京、天津，是2000万人口左右级别的超级大城市。最大问题是这个城市群缺少常住人口在七八百万级别的城市。京津冀外围哪怕离开北京才几十公里的保定，是比北京还早形成的城市，北京还是个城镇的时候，保定已经是当时的都市，1000多年前，在元朝之前，宋朝、唐朝的时候已经有了。全市总人口1200万，但它市区建成区城市常住居住人口就200多万，与天津、北京人口比例是1∶8、1∶10，城市化率很低。旁边的唐山等城市也都是这个问题。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问题，一是总体上城市化率偏低，去掉北京、天津，平均在50%左右，低于全国65%的城市化率。二是缺少国家级特大城市，为此需要发展若干个五六百万到六七百万常住人口的国家级特大城市，并提高整个京津冀城区的城市化率，从现在的50%提升到70%。所以，早在7年前，雄安新区一定位就是要建一个五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总之，城市群的构架不能一个太阳对一群星星，太阳下面是月亮，月亮下面是星星。就是大、中、小齿轮啮合原理，形成资源优化配置、辐射集聚的配置。

再比如说中西部地区的超级大城市、特大城市成都、西安、郑州、武汉，它们都在区域性城市群发挥着中心城市的功能。但这些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都存在着周围的二级城市常住城市人口与中心城市人口比例失调，区域城市化率低于50%的问题，产业分工不协调、城际交通不到位的问题。

另外，这几个大城市周围由于行政区划管理的隔离的元素，它们之间也出现“灯下黑”的现象，比如西安、郑州、武汉这三个城市距离不远，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但这三个城市之间，如同“三房携一子”，应该有一个能同时连接这三大城市，承接特大城市集聚辐射的国家级大城市，但是现在基本没有，事实上是“三不靠”“三头空”，成了“灯下黑”“空白点”。大家都知道的很有名的诸葛亮卧龙岗所在的地方南阳，现在城市人口只有200万，就是这种情况。今后，完全有条件打破行政区隔，形成对三大超级城市功能互补的大型城市。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城市群里都有可以补短板的地方。有的是要把城市群核心的首位度搞大；有的是首位度搞得太大，把周围中等城市的资源都吸走了，需要把中等城市的地方搞大。要形成统筹协调，资源优化配置的城市群发展模式。

总的意思，中国城市群发展，重要的城市群就那么七八个，这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又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基础开发、形态开发，已经形成的格局。今后几十年的重点，将是从基础开发、形态开发走向功能开发，丰富城市群内涵，形成产业分工合理互补，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使得大中小城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经济发达、生态和谐、百姓富裕的城市群、都市圈、大都市连绵带。

问题3：谢谢黄老师，我的感受，跟刚刚那位女生是一样的，听得意犹未尽，我想问两个相关的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为什么户籍人口占比会这么低？我是广东人，我知道深圳的落户政策好像没有特别严格，应该只要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就可以落户了，也不需要你在深圳生活、工作多少年，要积分多少，跟北京、上海相比，落户政策相比来说宽松些。我的理解，好像是高房价把这些农民工落户挡在门外了。

第二个问题，高房价怎样可以降下来？我们知道要从需求端和供给端来解决。需求端，深圳也在做，打压炒房客。供给端，我们可以试着增加土地供给。黄老师您认为怎样的措施更有效？

黄奇帆教授：你这个问题问到了要害上。经过40多年的发展，深圳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从一个2万多人的渔村，发展成为2000万常住人口的超级大城市。但是，深圳确实有两个发展的瓶颈，一是城市土地不足，按照城市规划理论，每个城市至少人均100平方米建设用地，2000万人就要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可是深圳城市区划面积只有2000平方公里，去掉山岭，可建设用地只有1000平方公里，就像大人穿了件紧身衣；二是2000万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500多万人左右，常住非户籍人口850万人左右，非户籍非常住的流动性人口600万人左右，1400多万非深圳户籍人口中，有900多万农民工，这也是不正常的。全世界正常的稳定型城市，一般户籍人口占城市常住人口的60%以上，40%是常住的非户籍人口。长此以往，5—10年内，深圳现有的900多万农民工因为没有扎根生存而消失的话，超级大城市就有可能会回落到常住人口1000万以内的特大城市行列中。第一个问题是区划调整的事，不归深圳政府管。第二个问题是农民工城市落户政策的事，是城市政府职责范围的事。你刚才的问题讨论的是大学生到深圳找工作落户，积分多少，门槛似乎不高，没有特别严格，跟北京、上海相比，落户政策相对宽松，你说得一点不错。深圳的关键，不是大学生人才能不能进深圳的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深圳这方面从来不是问题，从来是放开的。一个城市绝对不可能只有高端人群长期稳定居住，而没有基础性劳动人群的稳定居住和就业。深圳人口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工落户问题。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几方面的事。

第一，作为城市政府，有个政策安排，任何外地的农民在这里打工，只要是打工满几年，有稳定的就业岗位，要落户就可以落户，这是一个概念。当然还有不是农民工，他是其他城市的居民，到深圳工作3年、5年、7年，也可以落户；这个是在讲，常规的城市居民互相迁移，有个3年、5年、7年，就可以落户。

第二，要解决低收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政府的保障房，主要讲的是公租房，如果政府造的公租房，有50%提供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有30%提供给来城市就业的外地大学生，有20%提供给本地的困难户，就比较好。但是现在各个地方的保障房，往往100%就给本地户籍人口中的困难户；在城市就业的外地大学生想拿保障房没有，农民工更没有。保障房只保障本地原住民中的困难户，其实这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农民工真要落户，一是制度安排，可以落户；二是实实在在的保障房保障落户。

第三，有了落户制度和保障房，保障了落户，这个户口一定要与五个利益绑在一起。我们的户口有什么用？它总跟五件事绑在一起。小孩读书跟户口有关；医保跟户口有关；养老保险跟户口有关；买房、就业，甚至退休不退休，也跟户口有关。

也就是说，只要有了这个户口，公租房里住着，一切深圳市民的待遇，五个也好、八个也好，只要跟户口绑着的，同步到位。做到了这一条，农民工说待下来就待下来。

你的第二个问题，问深圳的高房价怎么降下来？一句话：很难。因为，我认为深圳高房价的原因除了与北京、上海高房价一样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深圳的辖区可供住宅建设的土地面积太小。真要解决就必须增加深圳住宅建设用地供应量和保障性住宅供应量。唯有增加建设用地，从而降低地价，才能抑制房价，从而解决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对深圳来说，缓解或解决住宅问题，比较现实可行、可操作的措施是多造一些公租房或人才公寓。数量要足够的多（我认为至少要4000万—5000万平方米）。以此作为最基本的公共政策、保障措施，解决落户深圳的外来大学生、打工者住房问题。

改革开放篇

第七章

共同富裕：内涵与路径

上课日期：2021年9月28日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章详细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应遵循的五项原则性要求，系统提出了以高质量的发展为基础，着力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的具体路径和操作思路。本章特别强调要从生产力的源头来矫正收入分配格局。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阐述了“三大分配”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提出要高度重视一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建议按照“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讲自愿、讲道德，也要讲有效激励的制度安排”的思路调节好收入分配，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按照课程安排，今天专门讲一个大家现在很关注的、也十分重要的专题，就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在新的征程上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大家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有很多思考和议论，今天就从这个角度跟大家讲这一专题。

一、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

2021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基本原则和工作思路。总书记深刻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力透纸背，直指人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我们党的宗旨。共同富裕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没有共同富裕，社会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如果贫富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那么由于富裕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大量的低收入人群缺乏购买力，经济运行会出现消费不足、投资过剩。同样，如果出现阶层固化，富人的后代会“躺平”，因为不用干活也能“躺赢”；穷人的后代也会“躺平”，因为穷人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整个社会就会停滞、撕裂甚至动荡，整体经济循环就会陷入低效率均衡。

共同富裕就是要跳出这种低效率均衡，形成多数人群收入达到中等富裕水平，呈现纺锤形收入分配结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代际间社会流动渠道比较畅通。这一状态下，新消费、新经济、新动能将异彩纷呈。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内循环会更加顺畅，经济运行将更有效率、更具活力、更加健康。从这个角度看，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进一步地，实现了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生的生产过剩的矛盾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有效解决，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我理解实现共同富裕应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路径要求。

（一）统筹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件事

共同富裕包含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这两件事不可偏废。一方面，“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质前提。蛋糕不大，分得再好，意义不大。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尽管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我们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人均GDP虽已达1.13万美元，但与北欧发达国家的5.6万美元、美国的6.4万美元相比差距较大。我们仍要聚精会神搞建设，把蛋糕继续做大。如果不继续把蛋糕做大做好，只把蛋糕分来分去，那么蛋糕就会越分越小，最后不会共同富裕，只会共同贫穷。所以，不要提到共同富裕，就只是想到分蛋糕的事，却把做大蛋糕的事忘记了。另一方面，“分好蛋糕”也是进一步“做大蛋糕”的激励基础。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会自动纠正因种种起点不平等或过程不平等而带来的结果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和增长停滞是必然现象，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无解的。所以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兼顾分好蛋糕，通过分好蛋糕进一步做大蛋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二者要动态兼顾，相互兼容。

（二）循序渐进，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是根据每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经济的基础以及社会的条件来制定标准的。也就是说，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定量、定性的标准，整体来说是分阶段推进，逐步提高，并不是一步到位。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实施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在内涵和标准上是不同的。共同富裕的本质意图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形式和标准层次会有不同。所以，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犯急性子。我们现在刚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仍存在相对贫困问题。2019年，我国有6.1亿人年人均收入仅11485元，月收入不到1000元。有关研究显示，若根据城乡一条线计算的相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全国相对贫困人口约2亿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了80%以上。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能在2035年左右实现中等收入人群翻番、低收入人群减半、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共同富裕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三）缩小差别，但不搞平均主义

共同富裕不是指所有人都达到一样的分配水平。那是错误的认知，也违反了共同富裕的原则。共同富裕的原则并不是消灭差别，变成无差别。我们反对平均主义的共同富裕。这方面我国是吃过亏的。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与平均主义的分配伴随的是共同贫穷。尽管我们的初心或出发点追求的是一个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但是事实上，我们应该承认，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存在起点不公平或过程不公平导致的结果不平等的情况。实际上，一方面，由于自然禀赋、个人努力、外在条件等起点不平等的因素复杂作用导致的区域差别、收入差别总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由于行业改革不到位，资源配置的过程不公平，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现象客观存在。共同富裕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三大差别归零。我认为，现阶段区域差别如用不同区域人均GDP的差异来衡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倍数应当控制在2倍以内比较合理；城乡差别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来衡量，也应当控制在2倍以内；贫富差距如用全社会基尼系数来衡量，控制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

（四）体现共同劳动、共同创造

共同富裕是共同奋斗出来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各尽所能是要求全体老百姓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共同奋斗、共享蛋糕，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绝不是仅靠一部分人把蛋糕做出来，然后分给不劳而获的人，形成养懒汉的大锅饭。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要求社会民众要靠劳动致富，劳动是参与分配的主要依据。这个劳动包括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包括了企业家的管理活动的劳动和科技人员的创造发明的劳动，也包括了投资者或者投资经理捕捉市场机会配置资本流向的劳动。同时，允许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要有机会均等的机制。也就是说，要让人民群众通过劳动积累而来的资金、房产等财富能够共同参与经济增长，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而不能因为体制机制的障碍仅仅由一小部分人独享财富增长的机会。

（五）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先富带后富

“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他明确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方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要求。首先，先富带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市场经济中，不同社会成员、不同区域间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努力程度的差异，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过程中总是有先有后、有差异的。因此，我们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人为地规定各地区的富裕程度和进度，将各地拉平；那样会抑制人们生产和参与竞争的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无法达到最终的共同富裕。其次，要充分发挥“先富”的示范作用。邓小平说：“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当然会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鼓励未富者学习致富、加快致富。再次，先富带后富作为一项原则，要求先富起来的人帮助未富者致富。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可以通过投资办厂、贸易流通、定点帮扶等为落后地区和没有走上致富道路的人们提供经济发展的空间、机会和手段，以此来带动他们走向脱贫致富之路。但需要说明的是，先富带后富不是要劫富济贫，也不是简单地要求先富者捐款捐物，最主要的方式是先富者努力做好、做强自身企业，善待股东、善待员工，并善于不断地抓住机遇、升级产业、创造增量市场空间。社会和历史都期望先富者能带动后富者，共同创造出新的共同富裕的历史性业绩。最后，特别要强调的是，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先富带后富，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少数人的富有是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的，最终必然导致少数人极端富有、大多数陷于贫困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则与阶级剥削直接联系在一起。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以高质量发展解决好三大差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总书记这一论断对我们思考共同富裕的路径具有方向性、指导性作用。共同富裕应是整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是体现五大发展理念的共同富裕。要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做大蛋糕”，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要把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行业差别作为重点，着力推动协调发展；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促进绿色发展；要在与世界广泛交往中汲取文明精华、促进开放发展；要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共享发展。换言之，共同富裕与新发展理念是内在统一的。在操作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要尊重经济规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针对区域差别，要充分挖掘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研究提出一批科技水平高、带动效应强、符合国家战略需要的大项目大举措；针对城乡差别，要着力破解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中推动城乡融合；针对行业差别，则要进一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打破行业壁垒和垄断，以有效竞争推动行业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事实上，尽管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长期存在的三大差别——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仍然较为突出。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将三大差别背后的收入差距即东西部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在某一个时期一定有一个主要矛盾”。造成这三大差距的主要矛盾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源头上，也就是说，是直接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技术、资本和管理以及要素配置、竞争政策等因素不到位、不匹配、不健全造成的。推进共同富裕，要按照五大理念要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源头上把东西部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缩小，而不是在生产力环节上造成巨大差别后靠二次分配去调节，这样做会事倍功半。所以，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从发展环节上探讨缩小这三大差距的具体方法和路径。

（一）缩小东西部收入差距

2020年，我国东部五省（市）（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人均GDP平均达到10.5万元，西部六省（自治区）（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西藏）人均GDP平均为5.3万元左右。这表明经过多年的西部大开发，我国东西部地区间人均GDP差距已由2000年左右的4倍逐步缩小到2倍左右，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我们还要看到，东部最富的地区如上海（人均GDP15.9万多元）与西部最落后的省份如甘肃（人均GDP3.4万元）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接近5倍。现在的问题是，怎样通过生产力的优化布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西部更快地发展起来，使得西部与东部之间人均GDP的差距缩小到2倍以内。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西部的各种资源禀赋扬长避短地发挥出来，那西部人均GDP的提升可能会比东部还要快。

比如，与东部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不同，我国西部严重缺水，降雨量一年只有200—600毫米，跟东部动辄1200—1800毫米的降雨量根本无法相比，但这不等于就不能发展农业。西部有广袤的土地，可以向以色列学习，在戈壁滩上规模化发展滴灌农业。根据有关资料，这种农业需要的滴灌设施的搭建每亩地需要一次性投入25万—30万元，年均产出一般可以达到5万—6万元人民币。假设以500亩为单位建设大棚设施，有若干个大公司逐步覆盖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预计将产生750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通过5年的投入产出，就能实现投资资金的大体上回收平稳。这些农产品既可以卖到我国东部去，也可以卖到欧洲去。而实际上现在新疆、甘肃或者内蒙古已经推广普及了很多与以色列相同的农业滴灌设施，但是需要规模化发展，把广袤的土地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再比如，西部地区阳光充沛，雨量较少，地域辽阔，恰恰给建设光伏发电产业创造了充足的条件。如果有一批超级大的光伏企业在新疆建设光伏电厂，规模达到10亿千瓦的装机，每年能够运转1500小时的话，就可以产出1.5万亿度电。按每度电0.2元计算，就是3000多亿元的GDP。整个新疆一共只有2500多万人口，这样一来，人均GDP就可以增加1.2万多元。可以按类似的思路在新疆、青海、内蒙古的沙漠或戈壁布局10万—15万平方公里的光伏发电，达到几十亿千瓦的装机规模。这些清洁能源发的电可以通过我国的特高压输变电技术输送到东部去，形成新的西电东送。类似这样的思路已经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有所体现，比如明确支持在河西走廊、新疆建设大型清洁能源基地。这些清洁能源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内，就可以产生人均两三万元的GDP。西部也由此将成为中国清洁能源的基地，成为因能源供应致富的地区。

此外，新疆地下还有石油，四川、重庆还有大量的页岩气。2020年我国石油进口5.42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73%；天然气进口1亿吨，对外依存度43%。整体来说中国缺油少气，对外依赖度达到了70%以上。所以，如果在西部大规模发展清洁能源和页岩气能源，以后能源安全的问题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将来，我们不需要再进口那么多原油，而且原本自产的2亿吨原油也可以不再用于炼油，而把它作为石油化工等生活生产中需要的材料，把这些东西高质量地生产好，也可以帮助提升GDP。

这几个例子表明，只要我们尊重规律、扬长避短，是可以在生产力源头上提升西部的发展动能的。但这背后的运作离不开五个“大”：第一，一定是大资本的投入。无论是类似滴灌农业还是光伏发电这样的项目，都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体现其经济性，这是由西部的资源禀赋决定的。第二，一定是由大企业集团来建设，不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国外的公司。这并不是歧视中小企业，而是因为中小企业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巨额的支出。第三，要用大技术，也就是要用高科技。过去也有大企业和大资本，但为什么没有人干呢？因为没有高科技。有了高科技才能有高产出。第四，要面向国际国内大市场。比如滴灌农业项目，与过去服务本地方圆几十公里的小农经济不同，这种项目的产出要通过与掌握国际供应链的企业合作，分销到全世界，分销到内地各个终端。第五，一定要有配套的大系统。比如滴灌农业规模化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有高效的物流运输体系分拨到国内的其他地区以及欧洲；比如光伏基地需要有特高压输变电系统才能把电由西部输送到东部的用电高负荷地区。

事实上，这些年我们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油东送以及正在发展的东数西算、下一步规模化发展清洁能源基地和特高压直流输变电都是属于这五个“大”的。正是通过这五个“大”，西部大开发自2000年以来在缩小东西部差距方面成效显著：西部与东部的人均GDP之比由4倍以上降到现在的2倍左右。按这个思路发展下去，10年以后通过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可以使西部的GDP翻一番；再通过地下资源的开发、设施农业的发展让西部的GDP可以再翻一番，那么东西部差距就会从如今的2倍缩小到1倍多。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东部给西部的转移支付可以继续推进，就可以更好地缩小东西部差距。

（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根据2013年的统计公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二者相比为3.03倍。到了2020年，按常住地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前者是后者的2.56倍。前后对比，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的城乡差距得到了大幅改善，特别是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消除，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是根据2019年的数据，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全部居民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这6.1亿人多数还是在农村，所以继续深化改革、缩小城乡差距，任重而道远。那么，怎样缩小城乡差距呢？根本办法仍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大农村的蛋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缩小城乡差距。那么，什么是造成城乡差距的根本性因素呢？我认为，现阶段造成中国城乡差距的主要矛盾是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之间基础性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金在流动循环的制度安排上是脱钩与分裂的。缩小城乡差距最基础的工作仍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阻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而这些问题都是城乡生产关系范畴的问题。

第一，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中国农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收入，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而城市居民的房子、股票等各种财产性收入，可能占整体收入的50%以上。虽然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亩三分地，但这一亩三分地尚不能变成可以产生现金流的信用品，无法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这就是典型的要素资源循环不畅通的问题。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三块地”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依法有序流转做了系统性的顶层设计，试图开辟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2019年8月，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获得通过并颁布，从法律上明确了过去限制转让、出租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出租、出让并可以转让、赠予、抵押使用权，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权同价。202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并且还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这几项法律、政策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盘活农村“三块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比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按照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方式流转，意味着无论卖出多少钱，全部直接留给农村。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的土地级差收入就得到了提高，而且越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级差收入就越高。这些级差全部会返给农村。其中20%会补给村集体或乡政府，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余的70%—80%则要反哺给出让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加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逐步完善推广，农民和农村因“三块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城乡差距会得到较大改善。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动农民工进城落户。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差异，形成了两种制度，农民哪怕在城里打工10年、20年也无法落户城市。城市的居民普遍享有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以及就业等社会保障，农民工却并不享有。而且由于不能落户城区，使得农民工的实际劳动时间减少近一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积极推动这方面的改革，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实现2亿农民工就地落户城区。近两年，这方面改革进一步加快。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亿人。预计到2035年，沿海地区的城市会再消纳1亿农民工，内陆城市也可以再消纳1亿农民工。这2亿农民一旦成为城市居民，经过10—15年的时间，就可能成为城市中的中等收入人群。届时城市中等收入人群就会从现在的4亿人增长为6亿人。与此同时，通过深化改革等各方面措施，城市原有的中等收入人群会再增加1亿；而留在农村的农民，由于“三块地”政策的逐步落实，财产性收入会不断增加，其中也将会有1亿人步入中等收入人群的行列。所以到2035年左右，中国就会有8亿人成为中等收入人群，而低收入人群从6亿减半为3亿也将有可能成为现实。

第三，消除土地和劳动力城乡流动障碍后，资金要素将逐步流向农村。中国的金融资产有300多万亿元，其中贷款余额250多万亿元，这250多万亿元中差不多有50万亿元是政府性债务，有150多万亿元是各类工商企业的贷款，剩下的近50万亿元来自居民家庭贷款。其中，城市居民的各种贷款累计占居民家庭贷款的90%。换言之，剩下的4万亿—5万亿元贷款来自6亿—7亿的农民和农民工。而且很多农民工好不容易有了点余钱，也大多会寄回家，而家里收到这笔钱也大多会存到当地银行。银行获得这些存款之后，最后会集中起来放贷给当地的城市去使用。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往往是城市拿了农村的资金去使用，资金要素进一步割裂，最后造成金融资源产生的财富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分享到农村。背后基本原因仍与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的流动限制有关。一方面，农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尚未有效流转起来，农民的宅基地质押融资的功能尚未得到有效体现；另一方面，与城市工商业比，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受到一定限制，以致农业的投资回报不高。这反过来说明，随着农村“三块地”的逐步有序流转、农业富余人口进城落户，城乡二元体制逐步瓦解，农业农村吸纳资金的能力会逐步提高，资本下乡促进农民富裕的机制会逐步健全，城乡差距也会因此逐步缩小。

（三）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三百六十行主要说的是城市里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逻辑上说，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成熟时，市场本身的资源配置机制会把各行各业的投资回报互相拉平。也就是说，做银行的投资回报跟做保险的会差不多，跟做制造业的也会差不多；制造业中的石油化工、汽车和轻工纺织也会差不多。因为资本在行业之间会有一个市场化流动。如果这个行业的回报特别高，资本就会往这边涌，这个行业的蛋糕就会被瓜分，分了以后，最后各个行业的投资回报会相对拉平。但我国现阶段一些行业收入畸高，突出表现在三个行业：金融业、互联网和房地产。

一是金融业。中国现在有4000多个上市公司，其中金融业的上市公司有40个左右，包括20多家上市银行，还有一些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这些金融企业一年的利润占了整个中国4000多个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50%左右。剩下4000多个来自工商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加起来的利润总和与金融业利润占比大体相当。这就造成了金融业的高管薪酬较高，甚至出现5倍至10倍的差距，这属于金融牌照产生的垄断租金。实际上，对比美国可以发现：华尔街同样有4000多个上市公司，排在前十位中的8个为美国高科技公司，包括苹果、脸书（现已更名为Meta）等；但在我国4000多个上市公司中，排在前十位中有8个是金融机构，另外一个是地产公司，一个是茅台酒厂。这些都说明了金融行业的高门槛和牌照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这些行业获得了超额收益，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因此获得了超过其能力和贡献的超高收入。

二是互联网行业。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同时，为广大中小企业开拓了新的营销渠道。但也出现了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一些企业在竞争中往往通过“掐尖式并购”，把一些可能产生颠覆或竞争效应的小企业收入囊中，试图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或者通过巨额融资、以“烧钱”的方式来抢占“入口”、占领用户，一旦形成垄断后就赢者通吃，抬高门槛、拉高定价，进行价格歧视；个别头部企业借助已经形成的市场优势大肆向金融领域扩张。小公司想要到这些平台来开店销售商品就会被收取20%或25%的上架费。这种不合理的市场垄断带来了显著的财富聚集效应，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前面出现了垄断，后面采取征税的方式来平衡，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正确的做法是先要在源头上做到相对平衡，即加大反垄断力度，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市场有效竞争。要针对其业务模式的不同特点提出监管的思路，特别是要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信息和数据优势涉足民生和金融领域的监管，有序引导其逐步剥离有关业务。

三是房地产行业。近十几年来，在各路资本的涌入和加持下，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我国的房地产建设面积从20年前每年1亿平方米发展到如今每年17亿平方米，房地产公司从2000年的几千家发展到2020年的近10万家。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各地房价平均翻了三番到四番多，即涨了10—16倍，最终导致“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个概念异化成为“房子是用来炒的”。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财富畸形的分配。这不仅是房地产行业从业人员收入畸高的问题，还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买房早、买房多的比买房晚、没房的在获取房产增值收益方面形成了天壤之别。所以近年来，党中央一直强调房地产行业要回归“房住不炒”的定位，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努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0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下行压力，一些头部房企由于杠杆率过高出现了流动性困难，这正是矫正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的好时机。建议短期内以稳为主，适当调整紧缩政策；同时，着眼长远，通过调整个人住房信贷政策、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市场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来实现标本兼治。

总之，纠正这些行业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关键仍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行业运行的一些基础性制度层面进行调整，实行源头治理，而不是在生产力造成畸形的极端之后再去通过二次分配来调整。换言之，实现共同富裕，先要从生产力的第一线，从供给侧结构性的制度安排，从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从城乡的要素循环和行业的协调平衡去解决，这样才会从基础上平衡好共同富裕，最终形成高质量的发展。

三、处理好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影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协调、城乡统筹、行业均衡的体制机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后，为了促进共同富裕，我们还要做好分配的工作。其中，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讲自愿、讲道德，也要讲机制体制、讲有效激励的制度安排。这是三次分配的基本格局。这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是：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配套和辅助补充。有观点认为，我国前面两次分配都已经做得很完善了，只要将重点放在第三次分配上，提倡大家捐款就可以了。这种理解既缺乏经济学基本知识，又是一种情绪化、畸形化的歪曲事实的理解。

（一）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

什么是一次分配？一次分配实质上是经济系统的要素分配。要素包括土地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以及其他创新要素，等等。一次分配讲效率，要求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让这些要素的回报得到合理体现，从而促进生产、激励创新。同时，由于劳动力的弱势地位，一次分配兼顾公平，就是要在保障土地、资本等要素得到合理回报的同时，又能让劳动者在一次分配中获得相对较高的比例。因为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对分配格局的影响程度远低于一次分配，所以一次分配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格局。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一次分配是基础的理由所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参与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从整体上看，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要从六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宏观层面，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要求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总体分配格局中保持一定的比例。从形式上看，国民收入经过一次分配主要形成三大板块，劳动报酬所得、资本所得（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利润）、政府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费所得。这里的效率与公平的关键在于包括政府的税费、企业利润和折旧、劳动者收入亦即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各方面占GDP的比重。如果国民经济运行中，工业产值和商业贸易营业额的GDP转化率较低，则说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运行成本高、技术落后，一次分配的效率很低。如果劳动生产率很高，GDP生成率正常，但老百姓收入比重很低，则表现为一次分配有效率，但不公平。从国际惯例看，宏观层面比较公平合理的一次分配格局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保持在50%—60%之间。如果一个经济体，其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或达到30%，企业的利润和折旧加起来占GDP的比重达到30%，劳动者的收入只占40%左右，则表明整个分配格局中，对政府和资本有比较多的倾斜，对劳动者的分配比例偏低、倾斜不够。

第二，在微观层面，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体现为各类市场主体内部分配时遵循一定的比例结构。市场主体包括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农村集体组织，等等，同样有一个企业的利润、折旧、职工的工资收入之间分配回报的比例结构问题。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分别以税收、企业利润和折旧基金、工资形式形成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者收入。在微观的市场主体层面，如果企业利润很高，而职工收入偏低，甚至大大低于行业平均值，则表现为一次分配不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人关注的一次分配不公的问题是经理层超额薪酬带来分配不公的问题。最近十几年，一些上市公司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经理人对自身的薪酬设计具有实质性影响，公司中的高管经理层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能获得的年收入动辄就是3000万元、5000万元甚至上亿元，比普通职工平均工薪收入高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经理层超额薪酬不仅可能损害外部投资者、股东们的利益，导致公司治理的失败，还会带来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等一系列不良的社会经济后果，激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同时，由于经理人超额薪酬成为经理人谋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新形式，经理人的造假、会计操纵和盈余管理等行为比以往更加纷繁和复杂，也构成了对公司治理体系的挑战。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务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第三，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还体现在一个地区的体制机制、营商环境方面。在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中，一次分配是主要原因，这其中既有合理因素：个人的努力程度、禀赋不同、要素的占有状况不同等；也有一个地区体制机制方面的不合理的因素：如行业垄断问题、资源定价双轨制问题、城乡分治二元构架、过大的地区发展差别等；还有营商环境中的一些不合法的因素：如腐败、偷逃税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会侵吞企业利润、降低劳动群体正常收入，从而使得一次分配既无效率，更不公平。解决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的外部治理问题，着眼点在于要营造一个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的环境，让所有劳动者都有参与一次分配的公平机会。一是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要根据我国国情特点，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特别是就业容量大的私营、个体经营和微型、中小企业。政府要在有关政策上放宽和给予优惠，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和良好的投资、创业和经营环境，形成做多做小的格局。在技术政策上，既要强调自主技术创新，又要重视适度和中间技术，使技术进步不影响劳动力的就业。二是积极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创造劳动力自由流动、平等择业的条件，消除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加强对农民工就业权利的保护，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条件。三是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包括加强劳动力供求市场信息网建设，及时发布劳动岗位需求信息；鼓励和规范职业中介机构的发展；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特别要加强对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的培训，使他们获得劳动技能，积累人力资本，为就业和再就业创造条件。四是要从法律上保障一次分配有序公平地进行。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还有相当多的劳动者（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雇主滥用试用期、普通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工）的工资被任意压低或被拖欠等问题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垄断行业凭借其行政垄断权力侵占国有资源，将本应归全民所有的高额垄断利润转化为少部分人利益的行径长期得不到制止等。针对这些问题，应尽快制定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工资法》等法律。除立法外，对于客观存在诸多明显违反国家现行法律和有关规定的做法，如雇主随意延长劳动时间、企业的最低工资低于国家标准等，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加强执法监督。

第四，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也体现在政府对要素的调控和税收中。传统分析认为一次分配中市场调节是主导，起基础性作用。但事实上，一次分配中同样存在市场失灵问题，仍然需要政府干预。比如土地资源存在级差收入，被企业不合理占用，应当通过土地批租有偿使用、批租所得归国家所有。又比如劳动工资被长期压低，特别是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过低。再比如价格问题，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调节是通过价格进行的，正常情况下，价格高低取决于供求。但也有例外：一是由政府政策形成的价格，如烟、酒实行高价，而日用消费品如粮食、食品多实行低价；二是垄断价格大大高于正常价格，垄断企业因而获得垄断利润；三是资源品的定价普遍偏低，资源有偿使用费定价中没有考虑开采中环境污染成本及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分配使用问题。上述三者，都是一次分配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对于一个地区在体制、机制、营商环境中客观存在的这些制度性不公平问题，政府要有冷静的分析、判断，并利用各种杠杆进行调节（其中包括税收）。此外，一次分配往往涉及要素分配，因此调整要素的价格和税种也包含在一次分配中。传统理论完全把税收作为二次分配范畴，是不合理的。事实上税收中的间接税可纳入一次分配中，直接税、财产税则可纳入二次分配中。包括关税、工商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流转税种和土地使用税、房地产税、资源税、暴利税等都能在一些市场失灵的一次分配中发挥明显作用。

第五，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在于让劳动者拥有一定的股权，从而能参与资本股权收益的分配。如何既让资本要素回报率较高，又让劳动者在一次分配中占比也较高，关键是让劳动者也能获得资本要素回报。要通过公有制的多样化实现形式来健全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的机制，保障公民参与一次分配的基本权利，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人都应享有参与收入分配的平等权利。确保这种平等权利的实现，是一次分配公平性的主要表现。为此，要从制度上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获取收入的条件或手段，即每个劳动者都能实现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同时，每个社会成员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产权。我国在这方面拥有特殊的基础性的体制优势。比如6亿多的农民不仅拥有农村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用益物权，同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也拥有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又比如，我国8000多万户个体企业户，他们既是企业的劳动者，也是个体企业资产的拥有者。再如，我国有4500多万户民营私人的中小微企业，拥有2亿多的企业职工。这中间，除了4500多万户中小微企业主拥有股权外，还因为有相当部分的企业是股份合作制，这类企业的职工也拥有一定的股权和要素分配权。再比如，我国国有企业的4000多万名职工，包括企业管理层和全体职工，除了按劳分配的工资奖金等收入外，还可以通过管理层和员工持股等方式参与分配。企业资本效益好，则职工要素回报也会高。总之，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要从制度上保证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使全体社会成员凭借劳动或其他要素产权平等获取相应报酬。

第六，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还体现在老百姓的积蓄如何保值增值。老百姓按劳分配所得，在消费使用之余，形成的结余如何利用资本市场、货币基金市场、保险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各种法制化、市场化的要素市场保值增值，也是搞好一次分配的重要环节。这种保值增值的活动，不仅包括在老百姓自主的、家庭散户化的在各要素市场的投资，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由政府组织并主导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要素市场的投资。其实，这方面发达国家非常有经验。比如，美国股市总市值中有大约63%由各类共同基金、私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这些共同基金的一大来源就是各种企业年金和退休金。正是在此类养老基金的参与下（占美国股市市值规模30多万亿美元的30%），加上美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战略投资者等的长期投资（占了股票市场的40%），美国的资本市场才形成了以长期资本为主、机构投资为主，散户投资、短期基金投资为辅的投资格局。这种机制也让美国社会的普通职工分享资本市场增长的红利。所以，我们看到，疫情之下，尽管美国失业率连创新高，但由于股市在持续上涨，工人来自资本市场的财产性收入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个故事启发我们，如果能够进一步拓宽社保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就会增多，另一方面，广大老百姓也可以在股市成长中受益。事实上，除了养老、医疗保障基金外，还有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金），这些基金也都应该加大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比例，而不能仅仅是存银行拿利息。这既是为资本市场提供稳定可靠的长期资金来源的需要，也是这些基金自身保值增值的需要。在未来，这些资金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交给类似社保基金管理机构的投资机构来管理，实现至少7%的年化收益率，可谓一举多得。

（二）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

一次分配主要在市场主体端，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市场的机制来运行；二次分配包括政府制定的税收、社会保障的五险一金以及转移支付三个方面，由政府主导，是直接由政府推进的分配，讲的是公平，是整个分配关系中最关键的概念。

税收包括直接税与间接税。所谓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义务人能够用提高价格的方法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具体而言，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关税等都属于间接税。直接税是指直接向个人或企业开征的税，是指纳税义务人就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具体而言，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馈赠税等属于直接税。间接税由于可以转嫁，对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如直接税。在未来，要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直接税的改革中要区分个人所得税、小微企业所得税与房产税、遗产税、馈赠税的改革路径，前者是税率适度下降和规范的问题，后者是加快建立和加强征收的问题。在过去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直接税体现为人头税，比如土地税以固定的税率按人头、按土地定额征税。在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直接税分为两类：一是对流量意义上的收入征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二是对存量意义上的财富征收财产税，包括不动产税（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予税，而且对这两类直接税都采用了累进制税率。可以说，300年的工业社会，人类创造的财富超过几千年农业社会的总和，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方式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得益于累进税制的产生和发展。

累进税是调节高收入的主要政策工具。一方面可以更公平方式筹集财政收入，相比以一个税率向所有人收一种的税，更体现纵向公平原则，收入多者多缴，收入少者少缴，无收入者不缴。另一方面，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公共发展。通过对占有最多资源和财富的人收更多的税，能很大程度限制收入及财产过度集中在极少数社会成员中。累进税的税率有四种特点：一是有一个起征点，往往60%—70%的成员会在起征点以下，得到豁免；二是有税率的级差，不同国家，分三级、五级、七级、八级等都有；三是最低边际税率；四是最高边际税率。无论是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还是房产税、遗产税、赠予税都是如此。国家在制定直接税的累进税率时会根据时代特征、经济基础实事求是地对待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将收入和财富差距控制在既不影响经济增长又不影响社会稳定的范围内，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

建议进一步规范、改善并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着四个问题：一是总量小。每年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7%，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5%、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比俄罗斯、印度都要低。二是8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由工薪阶层缴交，而在发达国家20%富裕人群缴交了8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三是税务信息管理落后，本来应集工资收入、兼职收入、房产租赁收入等各种个人收入于一体来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在实际中演变为以工薪收入纳税为主要对象的征收方式。四是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一般小于等于企业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1980年我国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45%，而当时企业所得税税率是55%，逻辑合理。但是我国企业所得税进行了两次调整，在20世纪90年代降低到33%，21世纪初降低到25%。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并没有相应调整，这就导致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下一步就要在这四个方面进一步规范，改善并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工作。

建议进一步将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法制化。我国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不论是税率还是征收方式总体合理。占我国企业数量9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80%的就业，是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经济基础。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近20年来，尽管对中小微企业鼓励优惠的方针政策一以贯之、始终未变，但一直是以各级政府每年度的行政规章体现，缺少法制化的措施。2018年7月，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3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月，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又将该优惠政策进一步放宽：对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100万—300万元的部分按50%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2021年4月，两部委再次发布公告，对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的部分，减按12.5%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这些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5%，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建议将这一年年推进的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

除了所得税外，直接税还包括房地产税、遗产税和馈赠税。这些都是现代国家财税体系中重要的直接税税种。目前，我国正在试点房地产税，未来将逐步推开。今后还要研究推出遗产税和馈赠税。由于今天讲课的时间关系，关于直接税、财产税的问题，我重点讲一下遗产税的问题。在国际上，遗产税一般分为三种：一是先税后分的总遗产税制；二是先分后税的分遗产税制；三是总分遗产税制。遗产税制是累进税率，比利时最高，为80%，德国、日本30%，法国45%，英国40%，美国40%。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不能定得太低，否则会起不到分配调节的功能，同时还要考虑遗产税的税率在国际竞争中的平衡因素，不能把房产税、遗产税、馈赠税的税率定得太高。比如，法国在奥朗德担任总统期间推出了一项政策，收取高达70%的遗产税。这项政策一经推出，法国的富翁和企业主纷纷选择离开法国，移民去税收较低的英国伦敦，很多企业家也将公司总部迁到英国。这样一来，英国因此获得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而法国的资产财富却大量流失。此项机制，在奥朗德下台之后，新的一届法国政府予以了校正。由此可见，想要解决平衡性的问题，还需要统筹国际竞争的考虑，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财富流失。

遗产税作为富人税，有极高的起征点，70%—80%的普通人或中低收入人群一般与遗产税不相干。比如美国规定，遗产总值在1100万美元以上为起征点。我国目前没有遗产税，今后如要出台遗产税，可行的方案原则是征税面从窄、税负从轻，既能缩小贫富差距，又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过高的税率会打击遗产纳税人的创造和财富积累的积极性，诱发逃税行为或过度消费，甚至奢侈浪费，也不符合各国遗产税率逐步降低的发展趋势。制度模式选择总遗产税制；税基和税率可设计较高的起征点和合适的累进税率；应开设明确的扣除项目、免征项目。当然，扣除和免征项目不可过于宽泛，以免丧失开征的意义。

（三）三次分配讲道德、讲自愿，也要讲有效的机制体制、合理的制度安排

三次分配主要指自愿性质的捐赠。现在不少人富起来后有回馈社会的愿望，社会责任感很强，但由于我们相关的税收制度不健全，方便老百姓做慈善的通道还不够畅通，相关社会组织和行业监管尚不成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完善。

比如我国捐赠的渠道类型集中在现金捐赠；而在欧美，慈善捐赠一般有现金捐赠、证券捐赠、房产捐赠、实物捐赠、未来财产（遗产、退休金、人身保险等一切长期范围的财产收入）、活期捐赠（本金归己或下一代，收入捐赠）、无形财产（以体力、才智做义工，有力出力、有智尽智）七种方式。

又比如捐赠的用途，我国更关注教育、医疗、贫困或自然灾害。在欧美，更关注长远的、普遍的社会进步，不太关注特定贫困群体。后者往往关注的是宗教、教育、人类服务、医疗、公共福利、艺术、文化、人文、环保、动物保护等社会公益。

再比如，以合理的税收优惠促进捐赠等慈善公益发展方面，我们由于有很多引导性、激励性政策制度的缺失，导致中美社会捐赠比例结构性的不同：2020年美国富人社会化捐赠占GDP的比重为2.5%，中国只占0.12%，美国富人的捐赠量是中国富人捐赠量的30倍。美国的捐赠，个人捐赠占70%，基金会捐赠占18%，遗产捐赠占8%，企业捐赠占4%；而中国捐赠，企业捐赠占85%，个人捐赠占10%，基金会捐赠占5%。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是中国经济总量差异带来的吗？显然不是。是中美富人社会道德悟性不同吗？显然也不是。凡是广泛存在的问题、长期存在的问题一定要从制度、基础土壤的角度去分析、去求解、去采取措施。

一般情况，通过对各种直接税、间接税，尤其是财产税的免抵税可以有效激励人们从事公益捐赠。美国正是因为有比较健全的捐赠免抵税的立法，达到了鼓励其富裕人群自愿捐赠的社会效果。中国也在完善捐赠免抵税的有关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此外，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在受赠对象方面，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放宽了受赠对象的限制。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表明，我国正在加快形成日益规范、透明、法治化的公益性捐赠机制。以合理的税收优惠促进慈善公益事业健康发展。下一步，建议进一步采取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捐赠可以作为费用在应税所得中扣除；二是在资本利得税、房产税方面给予税收豁免，即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豁免房产税；三是在增值税方面给予相关税收优惠，按金额不同实行免征增值税、零税率、5%最低税率等不同税率；四是在遗产税方面予以征收优惠。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中国健全了包括房产税、遗产税、馈赠税等直接税的征收体制，与第三次分配中的捐赠税前抵扣的有关政策结合起来，将极大地鼓励和引导企业主或富裕阶层人员捐赠的积极性。比如1亿元的财产要缴50%的遗产税，如果捐赠就能豁免应缴税款，相当于政府帮助捐赠了5000万元。为什么美国的富人年度捐款占GDP的比重约为2.5%，而中国的富人捐款只占0.12%，这不是觉悟问题，重要的是财产税的抵扣问题。为什么我们说二次分配是关键，因为税收体系的合理健全，不仅可以让一次分配更有效率，从而有利于做大蛋糕；还有利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收入群体、企业加大捐赠力度，促进三次分配，进而为共同富裕做出更大贡献。

答学生问

问题1：尊敬的黄奇帆先生您好，以前总是在电视上见到您，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在现场聆听您的教诲。我是经济学院税务专硕研一的学生，今天的主题是“共同富裕”，我们国家在这个时候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是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样也是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攥紧我们的拳头应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环境的选择呢？

黄奇帆教授：今天讲的“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的初心和理想。你理解得很确切。我们国家在这个时候强调“共同富裕”战略，确实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因为只有共同富裕，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避免经济滞胀、避免社会动荡，才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更高质量和效益地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发展100多年来，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全球高收入国家富人圈。一旦中国进入了这个富人圈，就用事实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不等于贫穷，社会主义也能富裕，而且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富裕。“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5万美元左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走进世界经济高收入国家的富人圈。我们国家在成为世界富裕国家过程中，不会也不能带着14亿两极分化的人进入富人圈，而是要体现社会主义特点。全世界现在有80个富裕国家和地区，人口近12亿。他们尽管整体进入了富裕社会，但这是两极分化的富裕社会，而中国一旦进入全球高收入国家，一个国家就带进去14亿人，全球26亿高收入人群中，中国人占了55%，并且是相对共同富裕的14亿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仅我们自己更自信，也让全世界的人认识到原来“共同富裕”是可以这样实现的。那么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凝聚力就会大大提高。

问题2：请问黄老师，您刚才说过去几十年，我们国家没有遗产税，为什么我看到一个司法纠纷，一位买了遗产房的业主因要缴房屋遗产税而将卖房者上诉至法院呢？

黄奇帆教授：你提了一个很好的、现实中确实存在的法律问题。总的来说，中国目前没有遗产税，遗产税法也还没有设立。年轻人在继承作为父母遗产的房产后，并不需要交税，这里既没有遗产税，也没有房产税的概念。但是在现实中，又似乎存在着房屋遗产税，当继承了房产的业主出售该房产时，要缴一笔个人所得税，税率一般是20%。也就是400万元的房子要交80万元税。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房屋遗产税。房屋遗产税实际上是一种个人所得税，不在继承阶段征收，在继承阶段由于继承者一般缴交不了相关税费，反而予以各种税费的减免或允许晚交。当继承者出售房屋时，一是有了现金流，二是有了出售价的基数，按20%的个人所得税收取十分便捷。总之，这个房地产个案要缴的不是遗产税，也不是房产税，而是遗产房的个人所得税。

问题3：请问黄教授，您说“共同富裕”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我想问一下对于人力资源自由的流动，在“共同富裕”下应该如何流动呢？因为学界有观点，我们要集聚，要往大城市走，要推进城市化、城镇化，那么人自然就往大城市或者是资源集聚的地方流动。但您刚刚说各个地方可以利用不同资源的优势和禀赋，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就业区位的选择？不同的人力资源，应该如何流动？包括个人的职业区位的选择，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黄奇帆教授：我刚刚说了我们的人力资源，作为一种要素，由于城乡之间二元架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进而在城市落户成为城市居民不那么顺畅，有一定的阻隔。以后通过改革，可以城乡流转，自由配置。

至于我们说的城市里的人，大学生或者各方面的人，其实这40年来，已经自由了。比如说，贵州人或者其他地方的人读了书跑到深圳去，全国各地人到那边，自己找了工作，自由配置，深圳80%的人都不是本地人。因为是自由的，你也可以跑到新疆，跑到贵州，跑到别的地方，你只要找到你合适的岗位，能发挥作用，就能在当地就业。现在，没有什么制度说你是上海人不许到贵州来，或者你是贵州人，不许你到合肥去。城市之间人员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

总的意思，城市人口的就业选择和流动是人的学历、资历、能力和合适工作的机遇相匹配，本身这种流动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从整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今后几十年，中国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都市圈流入是必然的。但对于具体的个体来说，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小城市人往大城市走，有的大城市人往小城市走。这个过程，你不能主观先验地、人为地设定，这么流就对，那么流就不对，市场愿意怎么流，每个人愿意怎么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市场配置的过程。

问题4：黄教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您刚提到了房产税未来可能在几年内征收。这个房产税作为一个地方税种，是否会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产这块的依赖，从而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黄奇帆教授：房产税收了以后，一般会有三种作用。

第一，它是一种直接税，能够使得中国的税收品种，间接税、直接税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起到一个良好的补充的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税务系统的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第二，房产税不是人头税，并不是家家、人人要收税。富人、房子多的人，应该收他的税；穷人、房产少的人没有达到起征点就不收他的税，在这个地方，起到一种公平平衡的作用，这是第二个作用。

第三，房产税当然对炒房起着重要的遏制作用。说房产税对房地产炒作没有作用的人，实属无知。如果一套1000万元的房子，房产税率按2%征收，那就是20万元。如果房子卖掉的时候，升值到1500万元，那么后面以1500万元买的人缴税，就变成每年30万。实际上在买卖过程中，房产税对于房价上升，是有某种遏制作用的。对于买了五套八套闲置房子等着价格上升的人来说，他闲置在那里，一套房子缴几十万的税，对他来说闲置就不行，他要么拿来尽可能地出租，要么把它出售，最终的结果就会使得房地产商品流通形成动态平衡，所以房产税能够起到抑制房价上升，减少闲置空关的作用，对房地产市场起到稳定作用。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对于囤积并让房子闲置的人来说，房产税是财务上的一种重要损失。

所以，在上述三个意义上，房产税的这三种功能是组合的，这种组合功能全世界都一个样，在美国、在中国、在哪儿都是起着同等作用。

房产税收当然是一个地方税，美国地方50个州政府，一年收的全部的税，是美国全部联邦税的50%左右。美国联邦税收一年大体5万亿美元，50个州政府的地方税一般有2.6万亿美元，在这个钱里面，房产税占了美国州政府税收的1/4，25%，是很大的一笔钱。拿了这个钱地方政府可以用来搞城市的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中国也一样，是地方税。

中国土地批租制度规定每一块具体的土地，土地批租的使用期一般是70年，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再过30年，如果说批租到期了，这个房子是征收土地批租费补地价继续几十年的使用，还是缴了房产税不再补地价，这方面国家现在还没有具体规定，我认为，未来必定两者选其一。总之，土地批租到期的房子补地价和房产税的出台是互补的，淡入淡出的关系。

中国城市现有400亿平方米房子，再过15年，总量会达到550亿平方米，假如有350亿平方米的房子是低于起征点的普通商品房，免收房产税，剩余的房产面积总量只有200亿平方米，但因都是富裕阶层的中高档商品房，如果每平方米平均单价在2万元左右，总价值超过40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按1%—2%收房产税，就是4万亿—8万亿元人民币。这就使得今后土地批租到期的房子可以不搞补地价的事了，达到一个平衡态。

从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角度看，中国14亿人，农村的房不算，城市里近10亿人，人均住房已经达到了50平方米。任何国家，人均一到50平方米，就进入平衡期。以后就是老的房子坏了，补充一块，折旧换新形成周转平衡，而不会从现在每年17亿平方米的建设量再往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建设量会从每年建设17亿平方米逐年下降到每年建设10亿平方米，形成平衡。以后再造的房子是折旧更新，并不是所有城市再去扩张。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以后大规模征地动迁、土地批租、造房子、城市扩张会逐渐变少，最后会形成又一个平衡。这里我讲了两个平衡：一个是政府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建设的资金平衡，是房产税收取量逐步替代土地批租资金量的平衡；另一个是房地产建设量的平衡，从每年建设量高速扩张到常态的平衡。

第八章

要素市场化改革：意义与重点

上课日期：2020年12月22日

摘要：本章着重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详细阐述了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步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措施。一国或一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是该国该地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此基础上，课程围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详细阐述了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背景、战略意义和操作要点。

根据学校的安排，今天是这个学期最后一讲，这一讲原来就确认了一个题目——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的问题。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时代特征的文件。文件中提出要进一步抓好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归纳了要素市场发展的战略意义，也提出了如何推进要素市场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我今天的报告其实就是学习《意见》的一些体会，报告结束之后，大家如果需要深入了解和消化，可以下载并仔细阅读4月9日公布的《意见》，这样就可以对中央的意图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四方面重大意义。

（一）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步骤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商品的市场化体系。所谓商品的市场化体系，即千千万万的商品，从日常的日用消费品到各种工厂、企业要用的装备、原材料、零部件等，这些商品从生产到分配，再到消费和流通，这个过程会形成市场化的流通体系。这种流通体系，有时候也会有堵点、痛点和障碍，那就要消除这些商品的堵点、痛点和障碍，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体系。

商品的市场化体系完善不完善，关键就看商品的三个指标。第一，供求关系。商品是在供求中形成平衡的，有供应和需求，这就是供求关系问题。第二，商品的定价。商品的价格是政府定的还是市场定的？在供需关系中，如果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涨。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下跌。在供求过程中形成了市场化定价。第三，商品的市场化配置。商品要经过流通、仓储、物流的循环过程，如果这一过程实现了充分市场化，就标志着商品的市场化流通与市场化配置发育成熟。

以上这三种状态不是天生的。1980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那个时候97%以上的商品其实是政府部门在定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不起眼的火柴。当时一盒火柴的价格是2分钱，里面有100根。火柴如果要涨价，比如从2分钱一盒涨到3分钱，每涨1分钱都是非同小可，要经过省级政府确定。总之，1980年的时候，中国的97%的商品，无论是消费品还是原材料，或是机器装备，都是由政府定价，由政府配置，政府在商品流通中进行各种调节。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现在中国97%的商品都是市场供求定价、由市场配置、在市场进行流通，商品市场已经充分发育了。这是高标准的、完善的市场化体系的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要素市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完善的、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要有高标准的要素市场体系。要素市场的要素有多少种呢？我们讲商品的时候，分门别类，360个行业，可能工业品就有成千上万种，还有农业品和其他各种消费品。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的种类可能有几十万种，甚至上百万种。但是支撑所有商品背后的要素大体上不超过20种。比如土地是一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是一种要素；粮食，包括大豆、玉米、小麦和稻米等是一种要素；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是要素；劳动力是一种要素；包括股权资本和债券资金的资本是一种要素；技术是一种要素；数字、数据也是一种要素。要素有其特征值，都是聚大类的，一般品种相对单一，交易场所相对集中。全世界能构成要素市场交易的要素也就不到20种。

要素市场的市场化体系，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商品市场从计划经济下的97%以上商品由政府定价、政府配置、政府安排流动划拨，转变为97%以上由市场配置、市场定价，市场功能发育得比较齐全。那么要素市场的改革是什么样呢？目前我国的要素市场发育还不到位，具体来说存在四个短板：第一，要素市场基本上还是由政府在配置，而不是由市场作为主体来配置要素资源。第二，各类要素运行不畅，流动过程中，会有各种障碍。比如说部门和部门之间的不协调，会造成一些资源流动的不畅通。区域和区域之间由于受思想观念的阻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的羁绊，也可能使得要素资源不能自由流通。第三，要素的价格不是由市场来发现，由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来确定，而是政府在确定。第四，由于以上提到的三种状况，形成了第四个逻辑性的结果——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发育不到位。

归纳一下，就是要素市场发育不良、要素流动不畅、要素市场配置功能不到位，要素价格也出现不平衡、不合理。这四方面问题，不仅仅是我上课时给大家这么归纳，大家可以认真学习中央4月9日的文件，中央文件里就是这么归纳的，并且指出我们国家的要素市场发展还不到位。我们的工作方法是问题导向，哪儿有薄弱环节，哪儿就是我们改革的出发点。下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着重要在要素市场上去展开。相比于商品市场的改革，要素市场的改革，是更深层次的改革。4月9日的中央文件，敲响了我们国家更深层次改革的动员令。

最近一直在说“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是我们今后10年、20年、30年发展的主要战略。在今后我国双循环发展格局中，除了要建立高标准的商品市场体系之外，更要建设高标准的要素市场体系。如果国内的要素市场不能充分地市场化配置、市场化定价、市场化流通、市场化发育，要真正搞好中国高质量的内循环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央在提出“内循环、双循环”整体战略的时候，把如何着力解决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短板问题，同步地放到了议事日程中，这两件事是手心手背，互相联动的。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

近年来，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中央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经过几年努力，经济运行中的短期结构性矛盾得到了缓解，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三去一降一补”治的是急症、解的是表，逻辑是从产品端的结构性矛盾出发、在企业端发力，通过淘汰过剩产能、出清僵尸企业、降低过高杠杆等措施纠正结构性失衡。但从企业端深挖下去，除了微观主体的治理机制和创新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外，作为投入的要素端的扭曲也是一大病症所在。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进而为产业链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可以说，要素市场化改革是继“三去一降一补”之后，又一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杰作，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渐入佳境的重要标志。

事实上，要素市场一旦搞好了，事半而功倍。要素市场化改革，是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基础性、制度性的改革，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是聚财型的改革、产生红利型的改革、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够产生红利的。改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自上而下行政性的改革，改革的过程甚至需要消耗各级政府的财力，需要政府出资推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行政化的改革往往是十分需要的。比如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公务员改革、司法系统改革，等等。如果具体研究一下司法系统改革，就会发现，原来司法系统干部的待遇都是平均的、一刀切式的。但实际上司法系统的干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干部的工资、奖金、地位是不同的，真正在第一线工作的法官或者检察官的待遇就应该高一点。那这个高一点的钱从哪里来？当然是财政掏钱。一旦遇到这种改革，对于一个省、一个城市来说，往往一年需要增加支出好几个亿。从这个角度看，有很多的改革是要花钱的，但为了保证公平、提高效率，付出一定的代价作为推动改革的成本，是值得的。

第二种是分配方式调整的改革。政府倒是不用花钱，但是市场体系、行政系统内，进行了蛋糕分配方式的调整，也就是挖东墙补西墙，自我平衡。比如分配100，原来A拿到70，B只拿到30，现在可能A只能拿到40，B能够拿到60，是一种“切蛋糕”方式的调整。这种改革也是需要的，对于历史积累的不平衡，有时候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调整、改革。

第三种是要素市场改革。这是真正的基础性、制度性的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会把蛋糕做大，产生1+1大于2甚至大于3的效果。比如我们国家土地承包制的改革，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生产红利；还有国有企业的改革、民营企业制度的改革，是一种企业制度的改革，等等。改革开放中有许多方面的改革，都产生制度红利。这种红利，不是靠国家用财政的钱、银行的资金，或者各类企业的资金，进行投入，产生新的生产力，而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调整供给结构、供给要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生新的发展红利。如果我们发展了五个要素市场，每个要素市场如果一年产生1万亿元的红利，那整个国家一年就多了5万亿元的效益发展红利。长年积累，10年、20年、100年，国家就多了很大一块财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该高度重视要素市场的改革。

（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性工作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互相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国民经济存在着需求萎缩、供给中断、市场下行三大压力。怎么保持稳定增长，实现“六稳、六保”？仅靠传统产业发展没希望。尽管经过近六七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重点领域“三去一降一补”，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但是产能过剩依然是一个严峻问题。企业之间、地方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无序竞争，会导致资源配置错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再加上有利于潜能释放的改革不到位，资源环境的约束在强化，我们正处在库兹涅茨的峰值阶段，情况不容乐观。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的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这是保持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措施。

全要素生产率指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制度、技术创新等，这里的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创新、专业化的生产创新、组织创新、降低制度成本的创新等）组合之后形成的生产率。当下，中国经济的消费、出口、投资动力不足，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因为老龄化和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城市化率趋于饱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比较优势在下降。在资本投入方面，因为地方政府负债率已经很高，企业负债率和居民负债率也都趋于天花板，全社会进一步扩表负债、扩大投资的能力也在下降。在出口市场方面，由于全球经济趋于滞胀状态，出口市场也趋于萎缩。总之，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都处于乏力状态，这种情况下破解结构性问题，更好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0%。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要达到美国的60%的水平，那就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达到2.7%。如果未来15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2.7%就意味着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4%，做到这个很难。关键一环就是按中央要求大力抓好要素市场的改革，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字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这是提升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的基础。比如通过技术、数字市场改革，才能解决重点科技研发投入不足、技术成果转化能力提升的问题，才能解决产业链高端布局不足的问题、高端制造业基础较弱的问题。只有打破城乡二元构架的劳动力、土地市场分割问题，才能实现城乡市场一体化，促进城乡更有效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并挖掘出更大的内需消费潜力。只有资本、货币、大宗物资等要素市场充分发育发展，才能推动国民经济新的资本、资金投入的良性循环。

（四）提高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如果一个城市具有比较强大的要素市场，这个城市就可能在中国各个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可能成为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如果某座城市没有要素市场或者要素市场的竞争力不强，就号称自己是金融、贸易、经济中心，那只是空谈而已。同样，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力，除了体现在军事力量、经济总量、科技水平或者稀缺资源以外，也体现在要素市场的发育水平上。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某个影响世界的要素市场，那这个要素市场也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要素市场往往具备五种动态的能力：第一，要素市场具有维护市场秩序功能，形成全球性或者区域性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第二，要素市场具有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形成全球性或者区域性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这样就能够在无形中产生效益。第三，要素市场具有集中竞价功能，具备全球重要商品价格的定价能力。比如铁矿石的价格，目前大体上在每吨1000多元，这不是由某一个卖家和某一个买家协议出来的，一般是在铁矿石的交易所里通过期货交易、现货交易、远期交易确定价格。一旦要素市场把价格标出来，大家都遵循这个价格，这就是要素市场的定价能力。第四，要素市场具有资金枢纽功能，往往涉及大规模的交易量。与商品交易不同，要素交易往往涉及投资、投机、重复衍生的过程，重要的要素市场，一年少则几万亿美元，多的能达到几十万亿甚至几百万亿美元的交易量。所以，要素市场说起来交易的是一个要素，一种重要商品的大类，但这个重要商品大类的交易量，顶得上几万种、几十万种商品在全球各个角落交易量的总和。所以要素市场往往具有巨大的资金交易量、流通量，和金融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资金的集散地。第五，要素市场具有大数据的汇集功能和人才的集聚功能。要素市场通常都是人才、知识、信息的汇集地。要素交易的过程，需要有买方、卖方、中间商、评估商，还有各种中介机构。最终，这个要素市场周围往往围绕着一大堆中介机构，都是一批搞服务贸易的智商很高的人才。

成功的要素市场，往往能够在业态上做到三个集聚：一是交易量的集聚能力，成功的要素市场往往能集聚区域性或全国性的80%以上的相关要素市场交易资源；二是交易会员单位、中介机构等各类企业和品牌的归集和集聚；三是物流通信的枢纽集聚功能，作为一个成功的要素市场，理应有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以支撑这个要素市场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枢纽条件。基于此，要素市场的效率往往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成为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竞争的核心能力体现，相比较于普通的经济体，那些拥有全球要素市场影响力的经济体竞争优势更为突出。如果某个城市的要素市场是区域中心，那这个城市可能就在国家的区域中崛起，成为这个区域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如果这个要素市场是全球的中心，那这座城市就会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承担重要角色。如果一座城市拥有多种这类要素市场，比如资本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或者其他各类资金市场，那这座城市自然就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全球第二，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说自己的要素市场是亚洲的中心、是全球的中心。目前，我们要素市场的建设与我们的经济总量不匹配，与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不匹配，这一薄弱环节恰恰是我们短板中的短板。举个例子，上海2008年、2009年时就在牵头筹建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但问题是，上海石油天然气期货交易所搞了这么多年，不管是现货交易还是期货交易都不太行，还不敢说自己是亚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交易中心。因为就连中国的中石油、中石化每年进口的4.5亿吨原油，也不是从上海的这两个交易所购买。如果说主要的交易都与这个交易所无关，那这个交易所就只是一个信息化系统，没有起到交易的功能，或者就是一批小交易商在里面交易。作为交易所，一般要集中相应区域这一类要素交易量的70%、80%，才是具有中心功能的交易所。

同样，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新加坡搞了一个石油天然气交易所，刚刚开始交易的时候其实规模也很小，但到2019年新加坡石油天然气交易所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的石油天然气交易所。当今世界，与石油天然气有关的交易所有五个：第一、第二分别是美国纽约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第三、第四在欧洲，分别是伦敦交易所和法兰克福交易所；第五就是新加坡交易所。新加坡40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自身消费不了多少石油和天然气，但是新加坡石油天然气交易所不仅仅是满足自身需求，而是建立了一个能满足亚洲各国需求的交易平台，“买天下、卖天下”，从天下人手中买来，再卖给天下人，只要市场化配置到位，就能实现这种功能。

总之，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是国际竞争力的标志。要素市场的交易所如果搞得好，具备五大功能，集聚了金融、贸易、经济的要素，就能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竞争的重要环节。所以，从国际竞争的角度，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角度，从搞好国内经济的角度，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角度，我们也一定要把中国的要素市场搞好。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内涵

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推动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数字市场等五大市场的建设。这些要素市场一旦取得进展，整个中国经济就会有重大的发展。那么这些要素市场该如何推动建设呢？中央文件不仅出了题目，抓住了重点，而且从五大要素市场的各自特点出发，为每一类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具体举措、推进方向、政策重点都做了清晰的规则和机制安排。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围绕中央提出的精神，在实践中把这些要求落实到位。

（一）土地市场改革

土地市场涉及城市建设用地、农村耕地等。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有关土地改革的概念，包括2020年提出来的这一次，一共是三次，每一次都是土地要素市场的改革。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推进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将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承包给每户农民，承包使用期70年，到期可以再延续。这种承包责任制，实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这项改革，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1950年到1980年这30年中，耕地面积大体保持在20多亿亩，即使在收成最好的丰年年景里中国的粮食产量也就是6000亿斤，收成普通的年份就是四五千亿斤。但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经济性，粮食产量也随之水涨船高，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万亿斤大关，此后每年的产量基本都在1万亿斤以上，2000年以后平均每年在1.2万亿斤，2010年以来基本稳定在1.3万亿斤。没有进行承包制改革之前，全中国大体上有5亿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但是每年最多也就是生产6000亿斤粮；现在农田里劳作的人只有2亿多，年产却能够达到1万亿斤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于释放生产力的作用不言而喻。第一次土地改革的意义，本质上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第二次土地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城市土地批租。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称的概念是，这一次土地改革，其实质是城市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一切城市土地都是国家所有、国家使用。城市土地批租制度推出后，房产商或者企业通过土地批租，获得了城市国有土地70年的使用权，搞房地产开发，老百姓购买了房产，就使得老百姓拥有了住宅70年的使用权。这样的两权分离，催生了城市商品房，让城市土地的价值逐步显化，产生了伟大的生产力，奏响了中国快速城镇化、城市现代化的恢宏乐章，中国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发展浪潮，几百座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去美国、欧洲，都很羡慕人家的机场、火车站、铁路、高速公路。但是，现在可以说，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比欧美条件更好、环境更好。这是靠什么实现的呢？是靠地方政府投资。但地方政府的税收是吃饭财政，无法承担庞大的基建投资，但之所以能够将基础设施建设起来，是因为土地批租产生了48万亿元的收入（从1990年到2019年，全国土地批租收入累计就达到48万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拿了这48万亿元，扣除征地成本十几万亿元，余下的30多万亿元就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

这一次中央提出的土地要素市场改革，是第三次土地改革。宗旨是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地同价的土地批租市场，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这项改革举措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了，已经以法律条文体现在2020年1月1日实施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

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而更进一步的改革，是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的使用权和财产权怎么分离的问题。人们常有种朴素的理解，认为只有所有权才是财产权，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财产权。而没有财产权的土地，农民是不能用来抵押、租赁、转让、融资的，就无法利用土地获取任何财产性收入。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有一个关于财产权的表述：任何使用权都是一种用益物权，而用益物权就是一种财产权。农民承包的“三块地”具有70年的使用权，当然具有相应的用益物权。这个用益物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可以租赁、抵押、转让。正是具有此项法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农民的使用权中内含的用益物权、财产权能够体现，能够转让、抵押、租赁，形成所有权、使用权、用益物权（财产权）三权分离，这是一项将农村土地两权分离进一步转变为三权分离的重大改革举措。

为了把党的这一主张转变为国家的意志，首先要修订法律。我们原来的《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租赁、转让，才会有《土地征收法》规定农村土地不能批租，须由政府先行征地，使集体性质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批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五六年里，一方面相关的省、市国土局根据中央精神进行了试点，另一方面，一边试点一边修订法律。201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土地管理法》，2020年1月1日新《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农民的“三块地”的使用权、用益物权、财产权，可以抵押、可以租赁、可以融资，权益真正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护。若干年后回望，2020年必定会是开启中国土地要素市场新一轮改革的元年。那么，这一轮土地要素市场改革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呢？改了三件事，这三件事大家一听就明白，新《土地管理法》改革绝不是空洞的，而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第一件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入市。

政府如果要征用农村一亩地，假设给予农民的青苗补偿、宅基地补偿、农民安置费用等各类费用补偿是100万元一亩。征为城市国有土地后，与城市的建设性用地一起拍卖，价格可能就到了500万元一亩。中间400万元的差价被谁拿走了？地方政府。我刚才说城市土地批租产生了48万亿元的财富，其中征地动迁本身花掉了十几万亿元，剩下的大概30多万亿元就是地方政府修地铁、高速公路、桥梁、铁路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现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需要征为国有，可以直接入市交易。新《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最近10年来，我国每年至少有200万亩农村土地被征为国有土地后进行土地批租、商业性质开发。按照土地用途，如果是住宅用地，拍卖价格可能是500万元一亩；如果是商业用地，拍卖价格可能是1000万元一亩；如果是工业用地，拍卖价格可能就是50万元一亩。工业用地不能卖得太贵，否则工厂成本太高就干不起来了。平均来说，按照新《土地管理法》，哪怕每亩地价格提高100万元，200万亩地就是2万亿元。这样一来，城市每年至少会转移2万亿元的财富到农村。转给农村后，谁是受益者？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人——一部分归集体组织，大部分归农民，他们就是受益者。农民每年多了1万多亿元财富，10年就是十几万亿元。在这里，这个同地同权同价是按每亩地100万元的增值差价计算的，如果按照每亩地200万元、300万元计算，那转移农村的土地财富会更多。这些措施体现出中国政府通过增加财产性收入让农民富起来的决心。大城市反哺大农村，不能只是一条口号，要从土地的资源配置转移上着手。过去40多年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土地改革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几亿农民到沿海地区打工创业，形成了工业化发展的人口红利，同时增加了粮食产量；第二次土地改革，土地批租为实现快速城镇化、城市现代化积累了巨量资金，几百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城市化的红利；现在的第三次土地改革，应该是城市大规模反哺农村，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必将形成巨大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红利。在这个过程中，如果6亿农民在今后30年里增加了几十万亿元的土地财富，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农村消费潜力，促进内循环经济的发展将是多么巨大的动力。

第二、第三件事，分别是耕地占补平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交易。

在过去30年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要征地动迁，另一方面国家要考虑保护农业，保障粮食生产，不能因为城市发展而让耕地面积大幅减少，所以就建立了耕地占补平衡的责任制度。每个省、地市州、县，随着城市发展，建设占用了多少耕地，就要在一定时间内复垦出多少耕地，形成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局面。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某地区因为增加了城市建设用地而占用了耕地，就要在本区域内其他地方复垦出同等面积的耕地，最终使得这个区域内的城市建设用地的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比如在上海，如果有20个项目需要用到1000亩耕地，首先这些项目要正当、合法，经过国家批准后才具备征地的资格。同时国家规定，征地以后，城市必须在3年、5年内，将征用的1000亩耕地复垦出来。对于上海来说，城市面积就是6000平方公里这么大，高楼大厦都造了，城市化也都发展了，好不容易在城乡边缘地带征了1000亩耕地，如果要再造1000亩耕地，除非把已经建成的老城区或工厂拆了，否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征了这1000亩地进行项目建设，实现了经济发展，但是如果复垦不了这1000亩地，这个责任是具体到个人的，有关局长要被就地撤职的，哪一个局长会愿意在可能无法完成复垦任务的情况下去拼命地征地？总而言之，许多沿海城市之所以地价高、房价高，主要原因是土地供应不足。土地供应不足，除了土地指标紧张外，还有土地指标下发后，因为复垦不出同等面积的耕地，所以不敢征地的因素，这就造成了沿海地区很多地方的发展受到了土地供应不足的束缚。这次，中央提出了探索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如果在上海要征1万亩地，但复垦不了同等面积的耕地，就可以向国内其他地区购买这个耕地占补平衡的指标。比如近几年，上海向云南省以每亩50万元购买了3万亩耕地指标，此事一举三得：云南省拿到了这150亿元，其中70亿、80亿元可以用来补助农民，让农民得到额外的收入，还有几十亿元就用来复垦复耕和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的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同时也增加了上海的建设用地指标，促进了上海发展。这是土地要素市场优化配置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红利的典型例子。

这项改革实际上正应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提出的一个著名定理，其基本要点就是，凡是政府管理的、有总量控制的公共资源，都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而市场化交易一定会实现更好的资源优化配置，使得效率更高、社会总福利更大。如果都由政府进行行政性的配置，最后结果往往是配置不好。全球的碳汇交易，也是科斯定理的一种应用。全世界各国的碳排放指标可以互相买卖，碳排放量大的国家指标不够用，就必须花钱把其他国家的碳排放指标买过来。这样，这些高排碳国家的钱就转移给了那些低碳环保的国家，成为进一步推动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这也是同样的原理。总之，土地要素市场改革，国家没有额外投入，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理顺所有权、使用权、用益物权、财产权之间的逻辑关系，市场化改革到位以后，每年就会有1万亿元、2万亿元、3万亿元的财富，从城市流向农村，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要素市场改革是一种供给侧的改革，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是聚财型、红利型的改革。这个改革是一看就能明白的。

（二）劳动力市场改革

城乡二元构架造成要素市场分割问题除了表现在土地市场之外，很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表现为近30年来的农民工问题。中国现在还有约3亿左右的农民工，待在城里工作，但是却没有城市户口，不算城市居民，像候鸟一样每年在城市和农村间来来回回。那么处于农民工状态的农民，会带来什么经济和社会问题呢？将近一半的劳动生产力白白丢弃了。

第一，对于农民工而言，如果年龄超过46、47岁，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再聘用他了。所以如果一位农民工在20岁左右进城打工，干到46、47岁一般就打不了工回家了，有效工龄就是26、27年。而如果是城市居民，一般总要干到60岁退休，企业无权进行解雇，有效工龄就是40年。因此，相比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有效工龄少了1/3。

第二，农民工平时在城市里工作，一到年末岁初，就开始陆陆续续回农村过年了，在农村待2个月，到了第二年的2月下旬才开始返程。也就是说，农民工每年春节回家过年，一年12个月中，差不多有2个月时间，也就是1/6的时间处于不工作的状态。而城市居民不同，除了7天春节假期外，其他时间都在工作。因此农民工的工作时间相比城市居民又少了近1/6。

1/3加上1/6等于1/2，这就意味着农民工的一生如果可以工作40年的话，其中有近20年被放空了。这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至少农民工因此少了一半的城市打工收入。当然你可以说，农民工47、48岁回到农村还是可以靠务农为生，但是务农收入一般是每年1万元不到，而城市打工收入每年至少有三四万元。这正是我们的农民工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不仅仅是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是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而且是对中国重要劳动力红利的巨大浪费。从人口红利的角度讲，为什么中国城市化率刚刚过60%，突然就感觉农民工不够用了？就是因为现行的农民工制度浪费了一半。如果这一半农民工劳动力不浪费，中国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至少可以再推迟10年。

从人权的角度讲，一位城市居民，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不管是穷人富人，只要进入工作单位，单位就要缴纳20%，自己缴纳8%，合计28%的养老保险；还有12%的医疗保险等，统统加起来就是55%的五险一金。但是对于农民工，企业一般不会按照工资的55%缴纳五险一金，企业会在这方面偷工减料，少一大块。比如城市职工一般有工资基数12%的住房公积金，但是，全国各地的企业几乎没有为农民工缴住房公积金的。同样是医保，企业每年可能为城市居民缴纳1000多元，给农民工的可能只有两三百元。养老保险也是一样会少掉一块，这就造成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待遇不平等。同样，农民工在子女教育、居住条件等各方面，都面临一定的不公平。

城市化的过程，本质上是进城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而不简单是城市建设高楼大厦、城市原住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过程。小城市变大城市，一定是原来小城市里的人口增加，比如原来只有几万城市居民，后来变成几十万，增加的人口从哪儿来的？不就是农民不断地进入城市定居吗？因此，涉及农民工的有关制度问题绝不能够长期容忍，应该要把它解决。

在2015年、2016年，党中央就提出，到2020年，一定要让3亿农民工中的2亿人，在城市落户，其中1亿人落户在沿海城市，1亿人落户在中西部城市。这一次，中央下发的关于要素市场的《意见》，就把这件事作为刚性的要求，不是提原则，而是直接就定下来了。《意见》明确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第一，500万城市常住人口以下的城市，任何人只要居住了3年以上，就可以落户。第二，500万到1000万城市常住人口的城市，只要居住7年以上，就可以无条件落户成为该城市居民。另外，在城市群中，居住时间应该可以互认。比如你如果在杭州待了3年，又在苏州待了4年，加起来一共7年，就可以在这个城市群中的城市落户。中央文件把这件事写得这么具体，就是要让地方官脑子清楚、操作落实，而不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将农民工排斥在外。当然，对于1000万城市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如果完全放开落户政策人口可能就过多了，那就可以让这些人在城市的非核心的边缘地区落户。

总之，农民工落户，涉及生产力布局，涉及善待农民，还涉及我国的人口红利，对整个国家，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举措；而且这个过程中，会极大地增加中国就业人群的劳动收入，3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劳动收入工资会增加一倍！本来农民工的有效工龄要减掉一半，一半时间都回到农村去了，现在如果变成城市居民了，就能干到60岁，我国劳动力短缺的状态也会得到好转。

（三）资本市场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资本市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指明了方向。围绕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在资本市场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改革措施：设立科创板并试行注册制，拉开了新时代资本市场改革的大幕；新三板精选层改革、创业板改革，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这些改革措施的落实推进，都将有利于我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强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适配性。但不可回避的是，我国资本市场当前在融资端、投资端、机构端上仍然存在不少短板，表现出三个弱化：一是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弱化；二是投入产出功能弱化；三是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弱化。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促进资本市场长远发展。

1．遏制大股东高位套现、减持股份

发达国家股市是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大股东股票交易对手一般就是大机构投资者，如果大股东把散户投资者当成交易对手，不仅属于错配，也不公平，甚至存在欺诈之嫌。在我国，大股东高位套现减持早已被我国股市散户投资者深恶痛绝。尽管证监会、交易所也曾多次出台制度，如2017年公布过的减持新政在减持时间、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和信息披露等方面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不过与成熟市场相比，还是存在过于宽松的问题。大股东在巨额利益驱使下，高位减持行为仍然屡禁不止。

高位减持规模大了，会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还会影响股市的稳定。较好的解决方式是，证监会或交易所出台规定，前十大股东减持股份必须提前一周公开披露信息，广而告之用多长时间、减持多少股份、资金用途是什么、未来什么情况下还会继续减持，等等。同时对大股东减持形成的利润，应严格执行20%利得税的规定。这样，就能有效约束大股东高位减持股份这一行为，有利于维护股市稳定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2．尽快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我国股市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刚性兑付”

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有呼有吸是股市健康发展的生命之基。从发达国家股市的经验看，每年上市、退市股票大体持平，上市公司数量总体平衡。这个平衡可以保障具有国家主权特征或系统重要性股票价格所需资金不至于被大量分流，也是股票市场新陈代谢、保持活力自然而重要的过程，正所谓“流水不腐”。

A股注册制改革之后，IPO的大门会打得更开，所以在全面推行注册制之后，A股市场会经历一个快速扩容的过程，非常类似于美国股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扩张速度，但与此同时，退市的效率也必须大幅度提升。从2016年至今，我国退市公司总数共34家，年均退市率仅0.2%，而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年均退市率5.7%，我国与成熟资本市场退市率还有不小差距。设立科创板、创业板改革提速并试点注册制后，加大退市力度势在必行。

成熟市场退市既有强制退市，又有主动退市，经常出现的场景是主动退市大于强制退市的数量。对申请主动退市的，也是注册制管理，只要合法、没有猫腻，就允许其自行退市。在强制退市方面，有三种情况要无条件地强制退市。第一种，上市过程中造假的。凡在新股IPO过程中造假的、违法犯罪的，上市以后一旦发现，采取零容忍措施，无条件退市，关联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要“陪绑”，受到相应的惩罚。第二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造假、欺瞒，犯错性质达到了刑事案件档次，就要强制退市。第三种，企业本身连续若干年经济指标达到退市标准，依法强制退市。这三种强制退市，要制定明确的制度，加大执法的力度，形成惯例。

3．完善年金制度，充实长期资本来源

中国资本市场这20多年来一直被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长期投资资本，缺少机构投资者的力量，其结果表现为市场投资散户化。如何通过改变机制体制实现长期资金入市呢，实际上只要两种资金到位了，长期资金就有了。第一是企业的年金，第二是每个老百姓为自己家庭购买的养老保险、商业保险。这是中国版的“401K”社会保障计划，大力推进必将在健全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为股市、经济集聚巨额的长期资本。

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形成基本社会养老金（通过政府收入安排）、401K补充养老计划（企业雇主和雇员共同支付）以及个人养老账户三大养老保障制度，其中401K补充养老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截至2018年底，美国养老金体系三大支柱的资产规模合计约27.13万亿美元，同期GDP现价为20.49万亿美元，养老金规模已经达到GDP的132%。其中401K补充养老计划在三大支柱中占比高达61%。

我国企业年金相当于中国版401K补充养老金计划，但运行10余年效果不太理想，2019年末总规模仅1.8万亿元，尚不足GDP的2%，且90%的企业年金来自大型企业。增加企业年金特别是增加中小企业年金，有着巨大的潜力空间。建议改革现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代之以新的年金体系。企业年金由企业缴纳的部分可以在税前列支以减免企业所得税，个人缴纳的部分免缴个人所得税，以此撬动几十倍于免税额度的企业年金。企业可以在几千家私募基金里遴选100家善于运作、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进行LP投资，形成相当部分的长期股权资本进入股市。由此，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规模变大，占比提高，资本市场的散户投资、短期资金炒作的特征就会渐渐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中国资本市场才会出现健康向上的发展趋势。

4．壮大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力量

中国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大致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机构、国资运营公司、产业引导基金、外资机构等。从具体结构来看，中国目前有120多家公募基金，掌管着17万亿元左右的资金，其中有7.7万亿元投向货币基金，7万多亿元投向债券，2万多亿元投向股票。2万多家私募基金掌管着14万亿元左右的资金，而其中10.3万亿元是作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在未上市的企业里，很多投在房地产和金融理财业务上，仅有2万亿元是证券市场基金。保险资金中，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规模为2.6万亿元，占比不足15%。加总之后，中国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资金真正投资到资本市场上的资金约7万亿元左右，市值占比仅仅约10%。

资本市场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基金既是一级市场上市前的企业培育的股权投资力量，也是二级市场资金收购兼并投资运作的关键，所以基金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除了大力推动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发展壮大外，更重要的是要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产业母基金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新加坡的淡马锡为例，淡马锡有5000亿新元，等于4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淡马锡把4000亿美元中的1/3投在美国，1/3投在欧洲，1/3投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近20年资本平均回报率达15%左右。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净资产大概50多万亿元，如果将30%的资本金拿出来以资本的形式来运营，就能形成约16万亿—17万亿左右的资金。国有资本的运营模式可以进一步灵活化，既可以投资到国有企业，也可以投资到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还可以投资到各类私募基金、产业基金中，作为这些企业的有限合伙人（LP），这些私募基金、产业企业聚焦创新类企业，能够推动它们早日成功上市成为独角兽。总之，国有资本的运营不仅盘活了固定资产，还能够成为新形势下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助推器，起到双赢甚至多赢的作用。

最理想的局面是，资本市场的市值中，40%是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私募、国有资本、保险资金等；30%是上市公司大股东拥有的股份；另外30%是社会游资。如此一来，资本市场就能形成长期均衡发展的良好局面。

5．支持证券行业整合，形成世界级投资银行

资本市场的壮大，必须要有非常强大和优秀的投行。我国自身的投行体系和国际领先的投行体系相比，从业务规模、收入规模、资本体量再到新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开展，均落后明显。华尔街有五大投行：摩根大通、美林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集团。2020年《财富》全球500强排名中，摩根大通排名第38位，2019年净收入已经达到1156亿美元。而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2019年营收431亿元，与华尔街巨头相比，差距悬殊。此外证券行业整体来看过于分散，以美国为例，美国投资银行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和竞争，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竞争格局。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团、美林银行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约为50%，而我国前四大券商营业总收入占比仅约37%。

随着新经济对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优秀国际性投行，这方面需要走的路和需要提升的空间非常大。通过重组实现券商行业的快速发展，是比较可行且生效比较快的方式。此外，在证券行业对外开放的趋势下，资本市场需要一些大型证券公司全面提升竞争力，打造国际“航母级券商”，与外资机构在中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展开全面竞争。

6．推动资管机构开放，让民众共享资本市场发展红利

我国居民财富规模庞大，资管市场潜力较高，资管机构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我国资管机构在全球的市场地位并不高，与国际优秀的资管机构如贝莱德、道富、先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推动证券基金业更高水平的开放，是促进资管机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环。一方面，外资证券、基金、资管公司的进入将引发“鲇鱼效应”，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必将在外资资管机构的竞争压力下焕发出蓬勃生机，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引入国际成熟的、深具用户服务能力的资管巨头和境内规范化运营的互联网资产管理机构，可以促进国内的资管机构打破现在同质化、销售驱动的局面，真正站在投资者一边，通过构建成熟的投顾服务体系，提供低门槛、服务透明的理财服务，引导老百姓以基金全委托、基金组合等不同的方式来分散投资、平滑风险，推动散户通过公募基金的方式入市，让投资者拿得住，促进散户机构化，从而有效提升投资者的收益获得感。

以上六条建议中，前两条涉及融资端，通过大力推行退市制度、遏制股东高位减持，促进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良性循环。中间两条涉及投资端，引入更多的长期资本、扩大机构投资者占比，推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后两条涉及机构端，支持投资银行和证券基金行业的强强联合和对外对内开放，可以有效提升其竞争力和服务水平。中国资本市场如果这“三端”六条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到位，我相信，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不到位、投入产出功能不到位、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不到位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而且我充分相信，在中央要素市场改革的推动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四）技术市场改革

近年来，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2018年接近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2.19%，涌现了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但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仍然不尽如人意，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之间两张皮的现象较为突出，贯穿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市场推广的创新链条没有完全打通。第一，在“0到1”的原始创新环节中，对于核高基领域的研发投入集中度不足。第二，在“1到100”的技术转化环节中，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够。第三，在“100到100万”的技术成果转换为大规模生产力的环节中，市场化、资本化仍有不少障碍，形成大规模产业化的独角兽企业的能力不足。这三个不足都和要素配置方式有关系。

第一个环节，研发投入的集中度不够，像是撒胡椒面，没有发挥出我们的体制优势。我国去年全社会研发投入是2.2万亿元，占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是投向基础研究领域的研发投入占比仅仅为6%左右，这是不够的。作为对比，G20国家普遍都在15%—20%左右。在核高基领域的研发投入集中度不足，很容易导致我们在关键技术上被人家一剑封喉，跟不上时代的需要。大家注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指出科研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四个面向”，代表了我们科研创新中的核心的、高科技的、基础性的东西。

第二个环节，转化不足。在这方面，有两个关键设计。一是在法律上我们缺少类似于美国硅谷的《拜杜法案》。《拜杜法案》的要点就是科研创新的专利产权，1/3归发明人，1/3归投资人，1/3归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者。硅谷有大大小小几千家公司，本质上都在做转化，他们很少自己发明专利，而是将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等各类科研院所的发明，拿到硅谷去做转化。一旦转化成功，转化者能够得到1/3的收入，就是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也能拿到1/3，如果没有转化，发明人哪怕拥有专利70%、80%的产权，那也还是零啊。所以2019年，美国司法系统曾经召开过一次研讨会，讨论过去这一百年来对美国的发展最具影响力的法律、法案是哪几项，《拜杜法案》就是其中之一，它对美国科研成果产业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二是缺少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的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专注于此，其宗旨就是搞科研成果转移。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这些机构并不搞实质性的科研开发，而是把别人的科研成果转移给另外一波能够做转化的人，里面的工作人员本质上就是科研技术转移的经纪人。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就是要把发明和转化结合起来，既需要鼓励转化的法律，也需要能够从事科研技术转移的机构和转化人。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从创新规律出发，“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正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一环，值得期待。

第三个环节，形成大规模产业化“独角兽”的能力不足。“独角兽”也是一个市场。当今世界，国家和国家竞争、城市和城市竞争，很重要的标志，就看谁的“独角兽”多。比如说，2019年世界级的“独角兽”，美国有7家，中国有5家，中美两国加起来12家，其他国家最多一两家。美国这7家“独角兽”的市值，超过了日本整个国家的GDP。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独角兽”企业是一个国家实力强大的标志。但是，“独角兽”企业的培育需要一整个市场体系，需要有科研创新，需要有资本市场的维护和支持，需要法律的保护，还需要营商环境的推动和支撑，这也是今后中国的发展中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了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特别是最近2年，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在特朗普与我们打贸易战、科技战，在科技领域和我们“脱钩”的倒逼下，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

除了上述技术市场的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三个方面的体制问题之外，还有科技人才开放性生态体制问题。基础创新的关键是人才竞争和开源生态。基础工程领域的创新需要大量的人才和时间、金钱投入。而最终创新产出的价值是创新人才和创新效率与成果转化率的乘积。虽然我们有14亿人，美国只有3亿多人，但美国的开放体系和移民政策使它不仅能在美国本土的3亿多人中发掘人才，实际是在全球（包括中国）招徕第一流的人才。到美国留学的本科生、研究生80%都会回国，但到美国攻读理工科博士的人群，毕业后80%都会留在美国工作，对这些美国需要的高端人才，美国给出的条件让很多人无法拒绝。

高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促进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创新交流”。未来要在关键创新人才的数量上做文章，而不能把中美之间的创新竞争变成14亿人对56亿人（美国加全球其他国家）的竞争。对中美两国来讲，谁能争取全球的大多数关键创新人才，谁的优势就更大些。而赢得这场创新竞争，关键性策略是能吸引更多的全球性人才到中国来，这就要求我们建立适应跨国人才的宽松文化氛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移民和外来文化的巨大包容以及更好的物质激励。只有这样，才能对全球科技精英形成吸引力。

基础竞争的另一个关键是走向开源而不是封闭。开源是指科技的底层技术完全公开化，全球共用，不被任何一个机构、公司或国家独家占有。比如谷歌能在苹果一骑绝尘的情况下后来居上占领手机操作系统70%以上的市场，不是因为本身科技或性能高人一筹，关键是采取了开源的策略，争取到了更多的同盟者，建立了更大的朋友圈。这里需要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在基础竞争中，不能仅仅依靠国外的开源技术来发展，必须开发建立自己的开源技术、开源平台。当代社会里，具备一定垄断地位的底层技术提供商，已经不仅仅是商业化的公司，而是变成了一个社会运行的基础，从而具有了很强的公共性。美国科技公司过去数十年的成功，导致很多国家的信息、金融、交通甚至安全系统，都运行在美国主导的平台上。一旦发生重大国际争端，平台切断服务，整个通信、金融、交通等都可能失去后续支持，导致瘫痪。当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与科技巨头们衍生出的公共属性出现矛盾时，这些公司本能式自动地选择前者。这些科技巨头的决策，也成了美国全方位长臂管辖和制裁手段的一部分。

未来，中国的科技产业一定要自力更生，拥有自己的基础工具和技术栈，但这些技术体系不是封闭的，而要采取开源策略，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建立更大的朋友圈。开源技术从根本上是安全的，而且对所有的使用者都一样。当中国有了技术需求，中国公司可以提供，欧洲公司可以提供，日韩公司也可以提供，没有谁卡谁脖子的问题。实际上，只要是开源技术，美国公司同样也可以做供应商。通过开源，可以把中国的科技产业链牢牢地与世界上最大的生态体系接轨，自然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让全世界最聪敏的头脑沿着中国公司制定的规则去完善技术，哪怕会遭遇冷嘲热讽，哪怕艰难，也要努力变成新问题的定义者，而不是建立在美国科技公司主导的体系上。

（五）数据市场改革

我印象中，在11月份，我上一堂课专门讲了数字经济的问题，今天讲要素市场涉及数据要素市场的概念，上一堂课讲过的与数字经济相关联的基础性知识就不再展开了，比如数据的本质与六大特性，又比如数据交易中的产权和价值分配，我就不重复讲解了。在这里我只是就与数据要素市场直接相关的、打造高水平数据开放生态最关键的三个层次的问题，作为重点具体说一下。传统的要素市场比如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等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在数据要素市场，欧美发达国家虽然信息技术局部领先，但在数据要素市场的规则制定、体系建立上，由于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大家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意见》将数据要素市场作为和土地要素市场、技术要素市场、劳动力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国家级要素市场，对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释放数据红利、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做好数据要素市场的顶层设计，构建完善的数据交易规范体系

近年来，我国数据交易市场整体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交易平台数量和市场规模大幅增加，各类衍生服务如数据清洗、数据托管、数据技术交易等已经趋向成熟。但另一方面，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大数据交易规范和交易规则，交易主体、交易标的、交易方式和交易定价都处于探索阶段，有必要厘清一些关键的原则性问题，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首先，数据交易所必须由国有资本控股，可以是政府直接出资，也可以是国有的数字化企业投资，在股权设计上可以采用多元化股权、混合所有制结构，但一定要国有控股。国有资本对数据交易所的管控可以保证数据安全，还能进一步建立信任、打破数据孤岛，在交易中确保公平公正，杜绝灰色交易的发生。

其次，明确数据交易所的法律地位。大数据交易所是所有数据交易的枢纽，一方面，通过统一的大数据交易平台进行各类数据交易，可以增加数据交易的流量，加快数据的流转速度，提高数据交易效率。另一方面，统一的数据交易平台还能一定程度上解决货不对板、买卖双方互不信任的问题，有效打击地下非法大数据交易。在这个平台上，还可以为数据商开展数据期货、数据融资、数据抵押等衍生业务。

再次，确立数据交易所的平台职能，做好登记、撮合、交易、监管等各项服务。数据交易所不仅提供信息发布、交易撮合等服务，还可以根据实践的发展，参与大数据交易的资金划转、结算，进行数据商品的交付。对平台上各类交易，数据交易所有着不可推卸的监管职责。在市场主体准入上，数据交易所要对交易主体进行备案，对交易数据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进行考察。在数据安全方面，数据交易所要对交易的数据和交易行为进行适当监管，确保涉及国家安全的数据不被非法交易和转移。

2．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建立“1+3+3”的数据产品体系

当前我国数据交易平台存在活跃度低、交易数量不足等情况。究其原因，除了当前数据交易处于起步阶段外，数据交易产品、服务尚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为了更好地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可以建立“1+3+3”的数据产品体系。“1”就是数据，是有价值的数据；第一个“3”和数据处理中心有关，指的是数据处理中心的存储能力、通信能力、计算能力；第二个“3”是算法、人工智能、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数据交易的前提是要素数据化、数据要素化。各种场景的数据在原始的状态下，往往是碎片化、支离破碎的。老百姓生活中的数据和企业活动中的数据，各类场景数据，全空域泛在，每时每刻连续地存在，要经过加工导流以后才能形成具备要素质量的数据。同时数据要发挥作用，也要有统一的数据标准，变成具有要素市场质量的数据。这样的数据经过加工后，在各类数据中心进行通信、存储、计算。

数据中心的通信能力、存储能力和计算能力有时候也可以作为交易的标的。未来国家间数字化能力比拼的基础就是数据中心、服务器的数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数据资源越强大，国家的数字核心竞争力就越强。预计到2025年，在“新基建”推动下，我国将新增超过2000万台服务器。数据处理中心如果有闲置的存储能力、通信能力、计算能力，可以在数据交易所挂牌买卖。目前大量的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升级下缺乏这三大能力，而另外一些互联网企业数字化资源丰富，两者应该在数据交易平台的撮合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最后，在数据中心的通信能力、计算能力、存储能力的背后，还涉及软硬件方面的算法、人工智能、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数学家、程序员开发、优化的算法可以交易；基于大量数据形成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比如语言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也可以在交易所发挥商业价值；数字信息处理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数字软件都可以在数据交易所中进行成果的资产变现。

3．建立健全行业规制政策，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

随着数据流通及服务的商业模式和市场业态为全社会所认知，在利益诱导和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数据交易及服务面临的问题也愈发凸显：数据侵权、数据窃取、非法数据使用、非法数据买卖已成为行业乱象。目前，我国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需要不断根据行业发展情况进行修订。让数据在阳光下以公平、公正的原则来交易，需要安全可靠的信息科学系统和行业规制政策来支撑。

一是要建立可交易数据的可追溯系统。无论是数据的管辖权、交易权、所有权、使用权、财产分配权，都需要对数据有全息的可追溯过程，并且保证是不可更改的，区块链在这方面很有价值。

二是要建立数据价值分类体系。这方面目前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落后的。例如，有的数据天然是资产，有的数据需要加工才有价值；有的数据价值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有的数据价值存在显而易见的时效性。这就需要有一套对数据进行分类的操作标准和评估体系，以便数据的后续使用。条件成熟时，应研究出台大数据资产方面的法律法规。

三是在这个基础上，培育可信市场主体。以后参与数据领域加工交易的市场主体都应该像金融机构那样，是持牌的、有资质的。只有持牌机构才能对政府数据、商业数据、互联网数据、金融数据等进行系统的采集、清洗、建模、分析、确权等，并参与市场交易，促进数据资产的安全交易、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是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数据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理论上是按照指数式增长的。如何让数据产生更加有价值的数据，离不开人工智能，而后者本身就是大数据喂养出来的结果，也必将对数据的加工和利用模式带来新的革命。没有人工智能，存储、通信、算力再强，都没有办法应对爆炸式增长的数据，无法让数据真正产生价值。

4．推动FTA国家之间形成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

数字贸易是数字化和全球化发展到一定时期而形成的一种新型贸易模式。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会占主导地位，而服务贸易中，广义的数据贸易将成为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2020年上半年以来，在中国境外的非同质化代币（NFT）交易已经演变为典型的跨境数据贸易。

尽管数字贸易发展迅速，但目前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的具体规则并未达成共识，在数据跨境流动、个人隐私保护方面还存在较大分歧。例如美国积极推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陆续出台一系列“确保数据自由流通”的方针政策，宣扬信息和数据自由的立场，明确反对数字存储本地化。欧盟则对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更加审慎，更加注重对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维护，核心主张是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前提是数据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管，同时要求跨境数据应境内存储，只有其他非欧盟国家或地区对数据的监管或保护达到一定的条件，才会向其传输。究竟数据贸易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原则，我认为可以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数据终端销售全球一体化。有记忆能力、通信能力、计算能力、存储能力的智能电子产品，应该规定可以在全世界进行自由贸易流通。某些国家基于莫须有的国家安全考虑禁止其他国家的网络设备、通信产品在本国应用是对WTO、对全球贸易统一市场的破坏。

二是数据资源属地化。但凡是智能终端产品，只要有操作系统、通信功能、存储功能，一定存在后门，关键在于将为网络终端服务的云计算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属地化。

三是有序推动跨境数据资源互访。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在互联网流量、带宽付费量、互联网搜索量等各项指标上，我国在全世界均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上，我国约为5.36万亿美元，与美国13.6万亿美元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在全球互联网的访问指标上，我国甚至低于俄罗斯。核心的问题症结，是跨境数据访问存在壁垒。这种壁垒阻碍了数字经贸交流，也不利于我国互联网企业在数字贸易竞争中抢占全球市场份额。

数据在交流中增值。在实际科研活动中，由于跨境访问中国数据存在障碍，海外的跨国公司很少在国内建设高端研发中心、核心研发中心。而国内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也难以访问海外科研资源，严重阻碍了科研活动的开展。未来我国应该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在保证国家安全、数据安全的基础上，促进数据这一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推动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增强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总而言之，数据作为和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一样的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将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合理分配好数据的管辖权、交易权、所有权、使用权、财产分配权，能够有效促进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资产，有利于保护数据主体权益并维护数据安全；厘清数据交易平台的基本原则、交易规范、交易产品，能够健全市场发展机制，拉开国内大数据交易的序幕。最后，在数字贸易方面，我们也要不断增强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政策、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上的话语权，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升级和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制定，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数字贸易的全球化、全产业链发展。

答学生问

问题1：谢谢黄老师，关于要素市场，您刚才讲到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的改革要点非常深刻，我听后深受启发。但对于技术市场，各地都很重视，也都希望能搞活，但始终不温不火，您觉得该怎么改革，怎么激活？请您指教！谢谢！

黄奇帆教授：你这个问题很好！我刚才说了，技术交易市场有几个基本的问题：

从供给端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们国家原始创新投入占比不高，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我们说，技术要素市场化，首先是要有高质量的技术成果，而这首先就要有足够的投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深化科研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要把激励搞对，让科学家真正心无旁骛做研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不主张鼓励科学家去成为企业家，术业有专攻，科学家同时成为企业家的少之又少。这就是我强调学习《拜杜法案》的基本原因，就是要通过适当的利益分配机制，让企业家与科学家有效合作，实际上是要二者合作成功的概率更高一些。换言之，是要让市场化的力量能够参与到科学家的成果转化中来，形成技术要素市场化的一般规则。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技术要素与其他要素不同：一是价值评估难，要公允评估某一项技术的市场价值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些技术在早期阶段其价值往往不为人知；二是买卖双方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往往需要经历较为复杂的搜寻与匹配；三是技术背后的秘密容易“一女多嫁”，保护技术产权难度较大；四是很多技术购买后还需要结合自身的需求进行二次开发、组合开发、深度开发。这不仅需要建立一整套规则体系来防范其中的机会主义，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一大批技术经理人，由技术经理人或经纪人去发现价值、组织交易。因此，技术要素市场的运行肯定与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是不同的，是众多分散知识、默示知识以分散化的方式进行交流与传播。我想，这可能是你所关心的技术市场的基本特征。谢谢！

问题2：黄老师您好，今天听这个讲座，我特别激动。因为前面您讲的土地和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有非常直观的感受。我的家乡是在山东淄博，一个老牌的工业城市。它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遇到了您所说的这种问题，比如说农村逐渐地被城市吸收。

我想问一下，像这种资源型的城市，在资源可能接近枯竭，加上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带来的发展没有办法再持续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寻找新的增长点？再有就是像这种城市没有办法成为特大型城市或者区域中心城市，我们应该怎样给自己定位？还有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一定会被它吸收掉吗？我周围看到的，都是乡村消失了，楼房盖起来了，并没有电视上的美丽乡村的出现。我爸妈或者是一些老年人，他们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他们希望还是生活在村里面，只是想环境改善一些。但这是他们没办法左右的事情。我想问一下，您作为一个学者和城市的管理者，怎样去看待这个问题？或者对我们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谢谢老师！

黄奇帆教授：你提了个很深刻的问题，虽然说的是你家乡的身边事，但很客观，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你的问题，涉及资源型枯竭城市怎么转型发展，中等城市怎么发展定位，未来的新农村应该怎么建设这么三个全国各省市都回避不了的普遍性的问题。既涉及城市群、都市圈、城乡镇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涉及资源类城市怎样扩链、强链、补链发展的问题。具体拿淄博来说，淄博的确是个重资产的城市，有大量的煤矿，也有各种原材料，是个老工业城市，也是文化积淀厚重的千年古都。

从发展的角度看，资源类城市在它的资源开发以后，有两种出路，一是资源枯竭后的转型问题；二是在资源还可持续开发期间，怎么把这种资源深加工。如果没有深度开发，附加值就会很低。这里面，一是有一个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问题；二是有一个与产业链相关联的服务业，集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纽带的问题。比如说山东的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产业每年能生产近千万吨的铝锭，但没有深加工，每吨1.5万元，近千万吨的产值，也就是1500亿元。在这方面，应该学广东佛山，佛山一年把全国500万吨铝锭，拿过来深加工，制造成铝镁合金的门窗、铝合金的墙壁、高楼大厦中的铝合金结构，还有铝合金的电动车身等，一下子就使得每吨1.5万元的铝锭，经加工后每吨升值到三四万元。佛山通过这样的深加工，没什么污染，就是铝结构的切割，物理变形，这个加工过程，让附加值提高了2倍多。

佛山有几千个这样的小企业，非常好的企业，它们并不热衷于上市，因为很富裕。我讲这段就是说淄博，以及山东其他资源初级加工的地市州，都有一个扩链、补链、强链的问题，就是要有针对性地把资源加工品的产业链拉长。做长产业链，从粗放型的原材料的生产一直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当然需要增加技术含量，同时需要吸收大量的专业性就业岗位，而附加值也会成倍增长，最终可能使这个地区的GDP翻一番。在这一点上，不管是淄博，还是其他的城市，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深加工产业链集群，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服务链集群做得不够。

另一方面，大中小城市，城市群之间不存在高低之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有胜景。城市当然要发展，大城市可以区域中心城市为目标，形成经济中心、贸易中心、物流枢纽，车水马龙、繁花似锦；中小城市可以县域经济为基础，既发展县域城关镇内涵的城市经济，又因地制宜地发展基本农业、特色农业，发展“1+2+3”的产加销一体化的六次产业，从而带动广大农村地区更好地发展。实现富裕农民、美丽乡村，看得到乡愁，看得到农村的各种绿色景象。这里的关键就是个规划问题，做好城市规划、城乡规划、产业规划、生态环境规划。作为地方政府，很重要的是要做好城乡统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大中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合理地布局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推动城乡要素资源一体化循环，让农村的土地跟城市土地同股同权，那么农民就会富裕起来。越是富裕起来的农民，越觉得自己这块地很有价值，就会很好地守住自己的这块地，把青山绿水保护好。

问题3：黄老师您好，我有一个关于土地增减挂钩异地交易的问题。西部和偏远地区的这些土地受到降水量和日照等影响，本身土地的地理情况和地理资源是不如东部土地的，在我们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没有相关的方法来平衡呢？另外，这项改革举措，对于城市房地产发展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好处呢？

黄奇帆教授：你提的这个问题很确切，也很关键。这件事是中国土地市场的一次重大改革，它既有利于盘活城乡土地资源，解决二元构架的土地市场问题，促进大城市反哺大农村、促进农民致富。同时，也可以增加城市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土地供应的量，缓解因土地供应不足而造成的地价暴涨，导致的房价畸形上升问题。土地增减挂钩异地交易，比较多的是东部7个省的大城市跟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各个省交易，比如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广西、重庆、四川，等等。这些农村的地有的是平原上的耕地，有的是山地，有的是水洼地，有的是干旱地，同样一亩地，农作物产量是不同的。为此在具体操作中，国土部制定的土地异地交换政策在标准上是有一套指标的，有个系数。根据产出能力可能打个八折、九折来交换，那就不是一亩换一亩，可能要1.2亩、1.3亩换一亩，这里面有具体折扣系数的规定。

对于你提问所涉及的西北干旱和日照多的地区，又有另一套具体的折算方法。比如在西北某区利用了1万亩地搞了以色列的大棚农业。大棚农业每亩投入25万元，那么1万亩就要花25亿元。因为在光照下面，大棚里面直接滴灌，一年的产出每亩可以达到5万元以上。这种投资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我国新疆，一般5年就能回收成本的。就农业产出系数来算账，一亩地可折算2亩甚至3亩的产出，哪怕只算一亩换一亩的话，如果一亩地的增减挂钩指标异地交易价在东部可以换50万元回来，每亩大棚农业25万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够本，还能赚回一个。

总之，指标异地交换是一种整个中国大区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如果江苏这个地方的建设用地变成耕地，又在江苏另一个地方征用相应的建设用地，省市内循环虽然也能产生一定的价格差，但总体来说资源不是最优化配置。比如上海征500亩地，但要在上海复垦500亩土地很困难，基本复垦不出来。难道把上海已经有的旧房子拆了复垦成耕地？即便拆了也不会去做农业，一定也是搞城市建设。

土地增减挂钩异地交易是我国城乡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成果，这项改革，既能使得我国耕地总量保持不变，又能增加沿海大城市建设用地供应指标，从而降低城市房地产用地的供应价格，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还能促进大城市反哺大农村，缩小东西部差距。总之，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既要控制好土地供给总阀门，又要加快落实中央关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要求，加快推进建设用地指标跨省流转，增加沿海城市用地指标供应，以控制房价因地价上升而上升的势头。

问题4：黄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关于农村土地产权界定，为了进一步发挥农村土地产权的融资和抵押功能，是否应该进行一些个人化层面的改革，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具体的做法和建议？

黄奇帆教授：你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农村土地改革管理的三条红线。一是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绝不能搞私有化；二是农村土地用途性质管制，绝不能为了经济利益，随意变更农地使用性质；三是集体土地农户联产承包制。农村土地改革的任何方案，都要在遵循三条红线的基础上，维护农户的利益。根据物权法，承包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一种财产权，可以交易，可以租赁、抵押、融资、转移、买卖。所以说，这是一个所有权、使用权、用益物权形成的转让权三权可分离的改革，既合乎三条红线的要求，又有利于农户增加收入的改革。

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城市土地归国有，这是我们宪法规定的制度。如果农村的土地私有化，一方面将会造成农村土地的兼并、流失，拥有资本的人会有很多的土地，农民会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公共设施、公共利益需要征地动迁，遇上业主不愿意，往往造成钉子户、搬不掉。

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做任何改变情况下，通过三权分离让农民能够用自己承包的、确权的“三块地”进行抵押、融资、转移、买卖，产生融通权，既不私有化，又造福于农户。从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的两权分离，到明确使用权与用益物权关系的三权分离，这正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各项改革开放决定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以上讲的是三权分离的逻辑性道理，可以用一个增减挂钩指标异地交易的具体案例加以说明。首先一户农民的宅基地一旦复垦为耕地，可以形成异地交易的指标，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体现为土地用途性质的管制，体现了建设性用地增减挂钩，可以跨地区异地占补平衡。其次，假如一亩耕地增减挂钩指标异地交易价格值50万元，这50万元有集体所有权的成分，也有自己承包地用益物权的成分，怎么分配呢？50万元里可能有5万元是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的成本，要把它扣除。有10万元是上交给集体组织，体现为集体所有权；最后还有35万元就归农民，体现为农民的用益物权。农民的宅基地一旦有这个潜在的价值功能，就可以把这块还没有复垦、还没卖掉的土地抵押给银行，银行借他20万元，他拿了20万元干别的活。这就是抵押权、融资权。也就是你刚刚说的能不能把农民的土地抵押交易的问题，答案是可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现在的《土地法》已经这么明确规定了。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第九章

理解RCEP：内涵与机遇

上课日期：2021年10月19日

摘要：RCEP作为全面、高标准、开放包容和平衡互惠的经贸协定，达成了关税减让、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服务市场准入、投资负面清单、电子商务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项重要成果。它的实施，必将扩大区域贸易投资规模，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助推区域内经济体包容均衡发展。本章深入分析了RCEP对区域经济、中国开放的重大意义，并与CAI和CPTPP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可以RCEP为基础，通过采取“滚雪球”战略，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扩大“朋友圈”。本章对各地政府、企业如何抓住RCEP机遇，积极用足用好相关规则提出了建议。

全球涵盖人口最多、区域最广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于2022年1月1日起生效实施，表明了全球最大的自贸区起航。RCEP的启动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座里程碑，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将为我国以及区域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一、RCEP的概况特征

参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框架文件——2011 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https://asean.org/asean-framework-for-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　参见《RCEP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https://rcepsec.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RCEP-Guiding-Principles-public-copy.pdf。

亚太地区形成了成熟的生产网络和密切的经贸联系，但长期以来始终缺乏一套整体性的经贸合作制度安排。2001年，中国首先开启东盟的“10+1”自贸区谈判，随后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陆续跟进，相继达成与东盟的自贸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外需断崖式下降，对外向型为主的东亚各国经济造成了冲击，东亚各国迫切需要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和投资，推动经济复苏。在这一背景下，东盟于2011年11月提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旨在建立一个以东盟为核心，东盟的自由贸易伙伴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行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经济一体化。 2012年8月，在柬埔寨召开的第一届东盟和自贸伙伴国经贸部长会议制定了《RCEP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文件，提出了达成全面、现代、高质量、互惠的区域自贸协定的目标， 并在同年11月正式发布关于启动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

由于种种分歧，印度没有在2020年共同签署RCEP协定，因此2020年最终签署RCEP的是15个国家。　参见《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6/content_5561756.htm。

在历经8年、31轮正式谈判之后，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15个国家签署了RCEP的文本协议， 并于2022年正式生效。RCEP的顺利签署，标志着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 2020年，RCEP的15个成员国人口22.7亿，GDP合计25.9万亿美元，区域内贸易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均占到全球总量的30%左右。RCEP具有四个特征：

一是全面。RCEP包含20个章节，不仅涵盖货物贸易方面的关税减让、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以及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投资自由化等传统经贸规则的内容，也纳入了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近年来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中频频出现的热点议题。

二是高标准。在货物贸易方面，超90%税目的货物贸易最终实现零关税，开放水平超越WTO；在贸易便利化方面，RCEP努力推动各成员国的海关程序、检验检疫和技术标准相协同，以进一步降低非关税壁垒，降低贸易成本；在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方面，开放部门数量明显增加，显著高于各自的“东盟+1”自贸协定；在投资方面，全面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对五个非服务业领域作出高水平的开放承诺。

三是包容开放。一方面，RCEP是已有的“东盟+1”自贸区基础上的整合和深化，与缔约方之间现行的自贸协定是互相补充、兼容并存的关系。另一方面，RCEP的成员结构高度多元化。15个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社会制度、资源禀赋、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比如新加坡2020年人均GDP达到5.89万美元，而缅甸只有大约1500美元。在现有15个成员的基础上，RCEP将在协定生效后的18个月后对其他经济体开放，进一步敞开经济合作的大门。

四是平衡互惠。部分高标准经贸协定在知识产权、劳工、国有企业、环境等领域对于成员履行义务的严格规定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现有能力，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形成了阻碍。RCEP并不一味地追求经贸规则的高标准、一步到位，而是兼顾各成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制度现状，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领域实现了利益平衡，在保持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灵活安排，给予部分欠发达成员一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同时通过加强各方经济技术合作、加大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使区域内各方能够充分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有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可以说，RCEP的成功签署，为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提供了新范式。

二、RCEP有五方面的重要意义

RCEP的成功签订，将为中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五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加快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助推亚洲成为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心

最近30年、40年，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东移，从欧美逐步移到亚洲。198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的20%，2019年已达到36%。尽管目前亚洲还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亚洲在世界的比重、分量不断地加重。未来10年、20年，这个趋势不会变。亚洲的抗灾复苏能力比欧美的强，199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2008年全球都遇上了世界金融危机，又是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进入加速发展。疫情后，我也相信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会率先复工、复产、复苏。从过去30年的周期来看，除了1998年全球经济危机前后的3年互有高低外，几乎每一年亚洲的GDP增长率都高于全球1个百分点以上，平均高出近2个百分点，预计203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可以进一步达到40%以上。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RCEP的15国作为亚洲的中坚力量，达成了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进一步助推这一大趋势。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正是题中之义！

（二）有利于以区域合作弥补全球治理赤字，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经贸规则的演变趋势呈现“零关税、零补贴和零壁垒”的“三零”特征。但21世纪以来，由于WTO谈判停滞不前、监管机制停摆、改革举步维艰，二战后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多边治理体系陷入了困境。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出于一己私利频频发动贸易战、阻挠WTO改革，掀起了一股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同时欧洲由于英国脱钩，一体化进程遇到挫折；而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深刻调整，进一步迎合了这种论调。RCEP的签署，不仅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下“三零”普及的大趋势，还以推动亚洲区域合作治理为契机，将本来处于滞后状态的东亚推到了全球区域合作进程的前沿。而且RCEP下的区域合作兼容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同时将日本、新加坡、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和缅甸、老挝等欠发达经济体包容在一起。应该说，这是以区域合作治理弥补全球治理赤字的典范。

（三）有利于我国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激发国内市场的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一方面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十九大后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指导；另一方面，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RCEP的签署体现了这三个“更”。其中，“更大范围”的一个直接体现就是将自贸试验区开放政策扩大到全国。“更宽领域”体现在除了货物贸易领域中实行零关税外，还就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做了很多承诺和安排；体现在除了传统的贸易议题外，还就投资、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等做了详细约定。“更深层次”则体现在规则制度型开放，致力于促进边境前边境后营商环境趋同化。加入RCEP，有利于形成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进而激发国内市场活力的新局面，这对于我们加快形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四）有助于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外循环看，东亚、北美、欧盟是当今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中国、美国、德国是三大网络的中心国家。在新形势下，RCEP的签署将进一步凸显东亚生产网络在全球分工中的重要地位。RCEP实行原产地区域价值累计规则，将吸引域外跨国公司在域内更加灵活地进行产业布局，建立更精细更完善的产业链分工体系，降低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这对稳定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从内循环看，虽然RCEP带来低端产业转移的挑战，但同时也将倒逼国内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中国具有全要素、全产业链的优势，RCEP的签署将对高附加值环节形成投资虹吸效应，伴随而来的全球先进的创新技术和管理理念将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两方面相结合，RCEP将更好推动我国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五）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RCEP的15个成员国中，除了澳大利亚、日本外，其他都与我国签订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从地缘格局看，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与中国相邻相近。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与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比如中老铁路建设全面加快，预计2021年年内将建成通车，泛亚铁路中线也将因此全线贯通，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之一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全面提速。而这一经济走廊覆盖的国家为东盟的主要成员国，也是RCEP的主要成员国。当前，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将近8000亿美元的贸易额中绝大多数是通过海运完成的。如今，随着陆路运输的畅通，将会有大量的货源走泛亚铁路。我们可充分利用中老铁路陆路运输优势，加快贯通我国西南经由中南半岛直通印度洋的战略大通道，与中欧班列一道推动全球运输格局由海运为主向海运、陆运并重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签署更加普惠全面的经贸规则，实际上是以政策相通叠加设施联通，进而促进贸易相通、民心相通，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本节对于RCEP规则的解读，部分参考自商务部国际司负责同志对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解读：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11/20201103016087.shtml、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 202011/20201103016432.shtml；商务部举行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EP线上专题培训班上，商务部国际司司长余本林对于RCEP的详解：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rcep/rcepgfgd/202101/44311_1. html；以及商务部官方政策图解：《RCEP生效意味着什么？》（上）：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j/tjzc/202111/ 20211103215485.shtml。

三、RCEP的内容要点

从协定的框架上看，RCEP由20个章节、4部分承诺表共56个附件组成，涵盖货物贸易、原产地累积规则、服务贸易、投资、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贸易救济、政府采购等议题。

（一）货物贸易

RCEP生效后，区域内最终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的税目占所有税目的比例超过90%。从国别来看，中国承诺对86%—90%的税目最终零关税，对日韩承诺的最终零关税税目比例为86%，对东盟十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承诺的最终零关税税目比例均在90%左右。相应地，除老挝、柬埔寨、缅甸三个不发达国家略低外，其余国家对中国承诺的最终零关税比例与我国基本一致或略高。关税减让主要是立刻降税到零和10年内逐步降税到零。降税带来的红利将在短时间内释放。中国和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互相之间立即零关税的比例大体上都在65%到75%左右；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对我国立即零关税比例较低，在30%左右；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立即零关税比例相对低一些，但大体上也将在10年的过渡期内完成关税减让。

RCEP和区域内已有的其他自贸区之间是互为补充和促进的。一方面，RCEP的减税安排可能覆盖其他自贸协定尚未纳入降税范围的产品，其他自贸协定的减税安排也可能覆盖RCEP中未纳入降税的产品。另一方面，对于重叠部分的降税产品，其他自贸协定生效较早，有的已经经过了几轮减税，税率更加优惠；随着RCEP降税到位，在同等关税优惠的情况下，由于RCEP还有原产地累积规则，企业为了更易达到享受优惠税率的门槛，都会偏向于选择RCEP。

（二）原产地累积规则

RCEP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高水平的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多数自由贸易协定采用的是双边原产地规则，而RCEP采用区域原产地规则，货物的原产地价值成分可以在区域内进行累积，从而更容易达到增值标准，降低享受优惠税率的门槛。比如，假设中国生产的服装出口至韩国，在RCEP生效前，仅中国和韩国的原产材料和增值可以进行累积；但在RCEP生效后，由于RCEP区域内所有成员的原产材料均可累积，只要区域内成员国的原产材料的价值成分加起来达到40%，中国的服装再出口至韩国就可以享受到RCEP项下的优惠税率。

参见RCEP原产地规则的附件一：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http://fta.mofcom.gov.cn/rcep/rcep_new.shtml。

在RCEP原产地规则下，生产过程中使用了非原产材料的产品需要符合其适用的特定原产地规则（包括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和化学反应标准）才能具备原产资格，进而享受优惠税率。其中，在区域价值成分方面RCEP提供扣减法与累加法两种计算公式，要求区域价值成分加起来达到40%。当某类货物适用两种或以上特定原产地规则时，出口商可以灵活选择适用的具体规则，以确定货物是否具备原产资格。 在累积规则方面，RCEP规定从其他缔约国进口的具备原产地资格的材料在另一缔约国内进行加工，均视为原产于加工国。同时，RCEP也提出，将在5年内审议，考虑将累积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各缔约方内的所有生产和货物增值，也就是说非原产货物在RCEP区域内经过加工后，其加工增值部分也可以纳入累积，更利于区域内货物达到40%的区域价值成分标准。

RCEP灵活、高标准的区域原产地规则，有效降低了成员之间享受协定优惠税率的门槛，有助于扩大区域内贸易规模。尤其是扩大中间品贸易，这将促进和巩固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更进一步的是，区域外的跨国公司为了能够充分享受到原产地累积规则的红利，会加大对于区域内的投资布局。其中，中国具有工业门类完整、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拥有相对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较强的创新能力，将是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布局的重要选择。

（三）贸易便利化

RCEP各成员国还达成了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规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海关程序方面，简化海关通关手续，采取多种促进快速通关手段，对于一般货物争取48小时内放行，易腐、快运货物争取6小时内放行。二是在检验检疫方面，通过制定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同时尽可能不对贸易造成消极影响。三是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方面，推动各方进行标准协调、技术法规等效、合格评定结果互认。这三方面措施的落地实施，进一步降低了区域内的非关税壁垒，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缩短物流时间、扩大贸易规模，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

（四）服务贸易

RCEP下各成员国进一步开放服务部门，为区域内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RCEP的服务贸易规则采取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并存的方式，其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7国采用负面清单，中国等其余8个国家采用正面清单，并承诺将在协定生效后的6年内转化为负面清单模式，老挝、柬埔寨、缅甸在15年内转为负面清单。

除了老挝、柬埔寨、缅甸外，其他成员国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均在100个以上。中国在RCEP中对于服务部门的开放承诺达到了已签署自贸协定的最高水平：一是扩大开放承诺范围，在加入WTO时承诺开放约100个服务部门的基础上，增加了研发、管理咨询、制造业相关服务、空运等22个部门；二是进一步取消限制，提高了金融、法律、建筑、海运等37个部门的承诺水平。相应地，RCEP其他成员也承诺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对于建筑、工程、旅游、金融、运输、物流等中国较为关注的服务部门作出了高水平开放承诺。相对于庞大的货物贸易，中国的服务贸易在总量和结构上都是滞后的。而RCEP项下服务贸易的高水平开放，不仅有利于区域内服务贸易的繁荣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竞争力。

（五）金融服务

参见廖媛媛、马兰：《RCEP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载《中国金融》2021年第7期，第52—54页。

RCEP中并未为金融服务设立单独的章节，而是通过服务贸易章节下的金融服务附件，就金融服务的范围和规则达成了一致。通过RCEP，中国首次在对外协定中引入新金融服务（指未在一缔约方领土内提供，但已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提供和被监管的金融服务）、信息转移和处理条款。在新金融服务的开展许可方面，RCEP要求缔约方对本国和另一缔约方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同时规定外资金融机构在提供新金融服务时应遵守东道国的监管要求，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防范新金融服务可能引发的风险。在信息转移和处理方面，RCEP要求各缔约方允许境内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为了日常营运的目的进行信息转移和处理，同时也允许缔约方出于审慎监管、个人隐私保护等原因，对数据跨境转移设置一定的监管要求。

RCEP有助于增强中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之间的双向开放。一方面，中国在RCEP中对金融服务的开放承诺，与过去几年中国宣布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相一致，推动中国金融业更好地进行规则制度型开放。另一方面，RCEP的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放开了金融服务市场，为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提供有利条件。此外，RCEP所带来的区域内货物贸易蓬勃发展和投资活动扩张，将产生大量的外贸型保险、金融结算、供应链金融、金融租赁、证券发行、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需求，也为中国的金融业更好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六）投资

RCEP的投资规则主要涵盖了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投资保护和投资便利化四方面内容。在投资自由化方面，RCEP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制造业、农业、渔业、林业和采矿业这5个非服务业领域作出投资自由化承诺，这也是中国在国际自贸协定中首次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对投资领域作出高水平开放承诺，提升了投资领域的政策透明度，是中国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进一步拓宽投资市场准入范围的关键举措，反映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最新进展。RCEP的其他成员国也总体上开放制造业，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开放农业、林业、渔业和采矿业的投资。RCEP投资负面清单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引入棘轮条款，即规定了未来自由化水平不可倒退，对各成员国扩大开放形成制度约束。

RCEP还就投资促进、投资保护、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制定了全面措施，包括鼓励成员国简化投资申请和批准程序、要求成员国不得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征收或国有化、允许投资相关的资金转移并以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按照市场汇率进行换算，等等。RCEP的投资规则有助于营造一个稳定、开放、透明、便利的投资环境，为区域内投资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增益作用。对于中国而言，RCEP是高水平招商引资的平台，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本；同时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重要通道，有利于企业综合考虑、灵活利用贸易投资自由化、关税减让、原产地累积等规则，优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

（七）知识产权

到目前为止，我国签署的所有自贸协定中，RCEP的知识产权规则，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最为全面的，其内容涵盖了著作权、商标、地理标志、专利、外观设计、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与民间文艺、知识产权执法等，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更加适应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既致力于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来深化经济一体化合作，也注意平衡知识产权的持有人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既体现了强保护的特点，也兼顾到区域内各国的实际发展水平，为部分国家引入了一定的过渡期和技术援助条款。

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国际高标准营商环境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整体而言，RCEP全面提升了区域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创新合作，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八）电子商务

RCEP的电子商务规则是亚太区域首次达成的范围全面、水平较高的多边电子商务规则成果，涵盖贸易便利化、为电子商务创造健康良好环境、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措施包括促进无纸化贸易、推广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加强线上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电子商务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维持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现行做法。RCEP电子商务规则的突破性体现在，各方在允许跨境信息传输、信息存储等电子商务领域的热点前沿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这是中国首次在符合国内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自贸协定中纳入相关条款，反映出中国互联网监管理念的进步，是中国主动融入国际高标准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的体现。此外，RCEP也规定可以出于维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目的，对数据跨境流动、信息存储保留一定的监管。

总的来说，RCEP的电子商务规则，为各成员之间的电子商务往来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区域内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繁荣发展。

（九）其他规则议题

RCEP中还包含贸易救济、竞争政策、政府采购、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合作等议题。RCEP的贸易救济章节，一是允许缔约方在因履行义务降税而导致国内产业受到重大损害的时候采取一定的过渡性保障措施，并且明确了措施的实施条件、范围、期限、程序和相应的补偿，二是包含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方面的内容。RCEP的竞争政策一章内容涵盖了竞争立法、竞争执法合作、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重点内容，有利于促进反垄断和消费者权益保护。RCEP是我国首次在多边协定中纳入政府采购规则，要求各方提高其政府采购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程序的透明度，加强相关事项的合作交流，还引入了审议条款，为未来进一步完善该章、便利政府采购预留空间。RCEP的中小企业章节肯定了中小企业的巨大贡献，促进中小企业之间共享信息，鼓励中小企业更好地利用自贸协定带来的经济合作项目，为区域内中小企业合作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RCEP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RCEP还设置了经济技术合作章节，旨在通过加大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最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技术援助，弥合成员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四、RCEP与CAI和CPTPP：比较的视角

具体来看，CPTPP和CAI相对于RCEP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货物贸易方面

CPTPP和RCEP都体现出货物贸易高度便利化的特点。具体来看，CPTPP的货物贸易规则的高水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最终实现零关税的比例高，除了日本的最终零关税税目比例在95%以上外，其他缔约方最终将对99%以上的税目减免关税。保留关税的产品占比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水产品领域。二是立即降税到零的比例高，协定生效后平均约86%以上的产品立刻实现零关税。三是自由化程度高，除了关税减让，CPTPP还就取消进出口限制、取消出口税费、关税配额管理、取消农业出口补贴等方面作出了规定，进一步提升了货物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总体而言，CPTPP的货物贸易规则的关税减让力度和自由化程度相比RCEP而言更高。

RCEP对于区域价值成分包含两个公式：扣减法和累加法；CPTPP对于区域价值成分（RVC）包含四个计算公式：价格法、扣减法、增值法和净成本法（仅限于汽车产品）。详见RCEP和CPTPP的原产地规则正文及特定原产地规则附件。

在原产地累积规则方面，CPTPP同样设置了严格且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其与RCEP的主要区别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原产地规则更严格。CPTPP中对于区域价值成分的计算方法复杂多样，并且针对不同商品、不同计算公式采取差异化的标准——大多在40%到55%；而RCEP计算区域价值成分的方式相对单一，且设置了统一的40%的标准。 二是累积规则不同。CPTP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允许完全累积，即允许对非原产材料进行加工而产生的增值部分进行累积，而RCEP中对于这一条款仍有待日后审议。三是RCEP的原产地证明形式更丰富，除了签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明之外，还可以由被授予资格的“经核准出口商”以及出口商和生产商出具原产地声明，提高了原产地规则操作程序的便利性。

（二）服务贸易方面

CPTPP的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条款属于服务贸易项下的自然人流动范畴。参见白洁、苏庆义：《CPTPP的规则、影响及中国对策：基于和TPP对比的分析》，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第58—76页。　参见石静霞：《CPTPP解读系列报告（三）：服务贸易规则》，http://www.wtolaw.org.cn/newsitem/278598263。

CPTPP达成了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规则。不同于RCEP中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相结合的方式，CPTPP对于服务市场的准入统一采用负面清单管理，除了负面清单上的内容，原则上向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提供者开放市场准入，给予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禁止当地存在要求。具体来看，CPTPP设置了“电信”“商务人员临时入境”两个专章，对电信服务、服务贸易项下的自然人跨境流动作出了规定。 其中，CPTPP的电信服务规则就互联互通、携号转网、号码接入、国际移动漫游、国际通信海缆系统、技术中立、争端解决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更能适应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发展。 CPTPP的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条款要求各缔约方允许区域内商务人员在符合一定条件和时限的情况下临时入境，并通过提高透明度、增进合作，促进各缔约方之间商务人员便利通行，进而为各类贸易投资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整体来看，CPTPP的服务贸易规则比RCEP更为开放。

（三）金融服务方面

参见朱隽：《CPTPP解读系列报告（四）：金融服务规则》，http://www.wtolaw.org.cn/newsitem/278598265。

CPTPP的金融服务规则自成一章，要求缔约方之间给予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取消金融机构在数量、资产量、雇员人数、企业类型等方面的限制，并且引入了新金融服务条款，有效促进了金融服务开放。在承诺清单方面，CPTPP各缔约方以正面清单方式对以跨境交付方式进行的跨境金融服务作出开放承诺，并且根据自身的金融开放现状和监管模式，以负面清单方式列举出了金融服务领域的保留措施。 相比而言，RCEP的金融服务规则作为服务贸易的一个附件，是包含在服务贸易规则之内的，区域内15个成员国以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并存的方式对金融服务进行开放承诺。从这个角度讲，CPTPP的金融服务规则的开放水平更高，负面清单更具有针对性。在金融信息跨境转移方面，CPTPP与RCEP都允许金融机构为日常经营的需要进行数据跨境转移，但在审慎监管方面有一定差异：RCEP保留了跨境信息转移需符合国内法律法规等例外情形，更多地体现出安全原则；而CPTPP在这方面的例外情形更少，自由化程度更高。此外，CPTPP与RCEP金融规则上的区别还体现在特定措施的透明度、审批时限等方面。总体而言，CPTPP金融服务规则的开放和自由化程度都在RCEP之上。

（四）投资方面

中欧双方在CAI下作出的市场开放承诺，主要参考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12月30日公布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主要内容》（Key Elements of the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f Investment）：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542。　参见《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 着眼制度型开放 中欧投资协定将惠及全球企业》，http://www.gov.cn/xinwen/2020-12/31/content_5575662.htm。

CAI是一项覆盖范围全面的投资自由化协定，中欧双方都进行了较高标准的市场准入开放和制度规则开放。在市场准入方面，协定采取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禁止业绩要求和高管董事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其中中国首次对所有行业以负面清单形式作出承诺，与《外商投资法》确立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体制全面对接。具体来看，欧盟对华投资的约50%都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是欧盟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官方介绍，除了少数行业，特别是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中国在CAI中对制造业进一步开放。比如汽车行业，中国将逐步取消合资要求，并将承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市场开放。在服务业领域，中国也将对欧盟投资者有序扩大开放。比如金融服务业，此前中国已经逐步放开，取消银行、证券交易、保险和再保险、资产管理等领域的合资要求和外资股本上限，未来将继续对欧盟投资者保持开放；再比如医疗健康领域，中国将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等重点城市取消民营医院的合资要求。中国还承诺开放电信和云服务、计算机服务、国际海运、航空运输、商业服务等领域。欧盟本身的开放程度比中国更高，此前就已经很大程度上开放了服务业，但内部也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壁垒。在CAI中，欧盟主要在包括新能源、环保和电子产业在内的制造业对中国作出了较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同时在能源、农业、渔业、视听和公共服务等欧盟较为敏感的领域作出了一定的保留。 此外，某些领域本身已经对外资开放，但在实际设立和运营过程中还是存在限制。在这些方面中欧双方同意在大多数领域取消企业数量、产值、总部设置等方面的限制性措施，并且允许与投资相关的外汇转移和人员跨境流动，以进一步促进和便利双方之间的投资。

CPTPP投资规则的内涵特点在于促进投资自由化，加强投资保护，同时注重为东道国保留必要的监管空间。CPTPP要求在投资领域给予其他缔约方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采取负面清单管理，并就征收和补偿、业绩要求、资金转移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此外，在投资争端解决方面，CPTPP还纳入了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通过仲裁解决投资争端，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投资者信心。

RCEP、CAI和CPTPP的投资规则都采取了负面清单管理，实施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CAI和CPTPP在投资方面的开放范围更广、开放水平更高，CPTPP还引入了高标准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五）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等方面

参见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CPTPP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报告：www.ccg.org.cn/archires/57455。

在知识产权方面，CPTPP的知识产权规则概括起来主要包含四方面的要点：一是商标保护，包括鼓励气味商标的注册、保护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保护地理标志等；二是专利和未披露试验数据保护，包括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加强农业化学品未披露试验数据的保护等；三是著作权保护，规定著作权及相关权利的保护期限为70年，扩大复制权和向公共传播权的保护范围；四是知识产权执法，包括制定严格的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严厉处罚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等等。 与RCEP的知识产权规则相比，CPTPP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性更高、保护客体范围更宽、保护期限更长、执法措施更为严格。而RCEP的知识产权则更好地兼顾区域内不同经济体的发展现状，有利于扩大接受范围。

在电子商务方面，CPTPP与RCEP的电子商务规则都包含跨境数据流通、计算设施本地化等当前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领域的热点议题，许多章节比如无纸化贸易、电子签名和电子认证等章节的设置大同小异。相比之下，CPTPP电子商务规则与RCEP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CPTPP包含源代码规则，对于大众市场软件，禁止要求将提供源代码作为允许在其领土内进口、销售和使用该软件的条件；二是海关税收方面，CPTPP禁止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而RCEP在维持现行的不征收关税的基础上，作出了一定保留；三是CPTPP的跨境信息流通、计算设施本地化等条款的效力更高。总体而言，CPTPP的电子商务规则比RCEP更加领先。

参见《〈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主要内容》（Key elements of the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f Investment）：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542。

在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方面，RCEP并不包含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的专门章节，只在竞争政策一章中有所体现，提出在竞争执法中要对所有从事商业活动的实体不考虑所有权、一视同仁。而CAI与CPTPP都设置了专门的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条款。在CAI中，国有企业规则是“公平竞争”这一议题的关键内容，对于国有企业提出了商业考虑义务、非歧视义务、透明度义务、完善监管机制等具体的要求。这也是中国首次在国际经贸协定中承诺全面履行国有企业义务。 CPTPP的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规则大体上包括四个要点：一是加强信息透明度，包括主动定期披露和应另一方请求披露，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持续性监督；二是非歧视义务和商业考虑，要求各缔约方确保其国有企业在从事货物、服务的购销时，给予另一缔约方的企业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并且要求确保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均基于商业考量；三是要求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的非商业援助，不得对其他缔约方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四是明确各缔约方的法院对在其境内经营的外国国企所涉及的民事诉讼拥有管辖权，并在企业监管中对国企和非国企一视同仁。

同上。

CAI和CPTPP中还引入了劳工规则、环境规则等议题。根据欧盟委员会已经公布的核心内容，中国在CAI中承诺将不以降低劳工待遇和环保标准的方式来吸引投资，也不将这两大议题用于保护主义的目的。 CPTPP则要求缔约方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确立的基本劳工权利，推动缔约方之间相互支持的贸易和环境政策，在臭氧层保护、海洋捕捞渔业、物种多样性等方面进行高水平的环境保护。

总之，RCEP在关税减让、市场准入、规则制度等方面都达成了较为高水平的成果，同时兼顾到了区域内成员的现状和诉求，实现了各成员发展的“最大公约数”。CAI是一项内容全面的投资自由化协定，其意义不仅在于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更为深远的是，中国和欧盟这两大经济体就国有企业、补贴透明度、劳工待遇、环保要求等营商环境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而CPTPP不仅仅在传统议题上体现出超越其他自由贸易协定的开放水平，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比如更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更侧重于边境后措施、更加强调公平竞争与可持续发展等，很多议题都是WTO改革谈判的重要内容。可以说，CAI、CPTPP是比RCEP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协定，CAI、CPTPP所要求的制度规则、营商环境是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改革的趋势所在，中国在加入RCEP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点，就在于主动与更高水平的经贸规则接轨，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FTA谈判。

五、关于RCEP的几点认识

RCEP于2022年初正式生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党中央、国务院对于RCEP高度重视，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地方和企业深化RCEP应用的好政策。但是也要注意到，部分群体对于RCEP的重要意义缺乏足够的重视，误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RCEP中，尤其是东盟国家大多是发展中经济体，与中国的投资、贸易、技术等经贸往来的互补性不够大，并不像与美国、欧盟那么密切；二是认为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产业结构同构性高，都是搞加工贸易向欧美国家出口，双方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将会加速中国相关产业的外流；三是中国在RCEP中经济体量最大、经济实力相对较强，中国与这些国家一起搞自贸区总是让利、吃亏的一方。这些想法是不确切、不全面的。针对这方面，我展开谈一谈我对于RCEP的几点认识。

（一）RCEP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方位升级

参见《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致辞》，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11/20201103018704.shtml。

习近平主席曾经指出，“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 实际上，RCEP的一大关键性意义就在于全方位升级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

参见《东盟跃升中国最大货物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贸易“含金量”十足》，http://www.gov.cn/xinwen/2021-02/ 02/content_5584276.htm。　东盟中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不发达国家除外，这三个国家对我国进口商品的最终零关税比例为86.3%。

第一，RCEP将进一步扩大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规模。2020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6846亿美元，同比增长6.7%；继2019年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后，2020年东盟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连续第12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进出口贸易遭受沉重打击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延续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令人眼前一亮。相较于目前已有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RCEP的签订将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发挥双方经贸合作的潜力。在货物贸易领域，RCEP的加强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RCEP框架下中国与东盟达成了超出现有双边协定的减税安排，对若干农产品、纸制品、化工制品等产品作出了进一步降税的承诺，双方之间最终零关税比例达到90.5%。 其次，与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相比，RCEP的区域价值成分计算方式更灵活多样、原产地证明方式更便捷、原产材料认定范围更广，使区域内产品更容易达到原产地标准、享受优惠税率，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内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融合。RCEP还引入了背对背原产地证明，有利于货物在区域内各个缔约方之间中转、拆分，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丰富贸易业态。随着RCEP红利的充分释放，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规模将得到进一步扩大，成为双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第二，处理好与东盟之间产业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产业互补的角度来看，东盟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人口红利突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据国民经济较大比重，在来料加工、电子制造等产业具备比较优势，与掌握研发设计、品牌运作、售后服务等环节的产业链头部国家具备很强的产业互补性。而这恰恰是中国与东盟未来产业合作的关键所在。事实上，随着技术实力不断增强，中国企业已经在新能源、新材料、消费电子等部分领域赶上甚至取代了欧美和日韩企业成为掌控三链的龙头，在RCEP的推动下，区域内产业分工格局重构，中国将与东盟国家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此外，东盟是一个拥有6.5亿人口、充满活力的大市场，并且与中国习俗相似性、文化共通性高，通过RCEP形成区域一体化市场，东盟国家有条件成为中国品牌、中国智造走向世界的第一站。从产业竞争的角度来看，重点在于保持制造业一定强势竞争力。诚然，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在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占据较大比重，RCEP可能加速部分低端产业向人力资源、要素成本更低的东盟国家转移，但同时也将倒逼国内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关键在于，一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倒逼国内制造业尽快实施产业链扩链、补链、强链，完成转型升级，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二是核心装备制造业、世界级耐用消费品制造业、高附加值制造业等对于要素成本的边际变化相对不敏感，要围绕这类制造业，依托产业链上下游形成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中国有全工业门类、最大规模的单一市场优势，这样的产业链集群是不容易搬走的。

（二）RCEP是中日韩自贸协定的关键一步

RCEP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大助益在于，通过RCEP使得中国、日本、韩国达成自由贸易伙伴关系，将成为助推中日韩经贸关系进一步密切的关键因素。由于此前中国与韩国已经达成中韩自贸协定，因此重点在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自贸关系。

参见张季风：《RCEP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的新亮点》，http://ijs.cssn.cn/xsyj/bkwz/202011/t20201117_5218255.shtml。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12月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0.8%，达到3175.38亿美元。

第一，中日通过RCEP建立自贸伙伴关系。2011年之前中日贸易往来整体呈现上升的态势，2011年双边贸易规模达到3429亿美元的峰值。 但随后在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双方贸易合作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起伏，2020年中日进出口贸易额3175亿美元， 但仍未恢复到此前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日本仍然是中国继东盟、欧盟、美国之后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若按国别来看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更是连续13年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可以说，中国与日本之间形成贸易规模更加蓬勃发展、产业协作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是符合中日双方共同经济利益的。可惜的是，在历史问题和双方政治关系的影响下，尤其是随着中美博弈的长期化，中日经贸关系可以说始终在波折中前进，没有建立起全方位的自由贸易关系，贸易关税还是沿用世贸组织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标准。在RCEP框架下，中国与日本建立起自贸关系，首次达成双边减税安排，大幅放开重点领域的投资限制，双方迎来更多更好的经贸合作机会，弥补了这一遗憾。

根据WITS数据，2019年中国从日本进口商品中，9.37%税目、18%贸易额的商品免税，实际贸易加权平均税率4.75%；日本从中国进口商品中，40.96%税目、66%贸易额的商品免税，实际贸易加权平均税率为2.98%。https://wits.worldbank.org/。　参见崔晓凌、郭久畅：《纺织头条｜一文读懂RCEP与中国纺织业》，http://www.taweekly.com/zx/cjxw/202101/t20210127_4101478.html。

第二，中国与日本之间首次达成关税减让，大幅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通过RCEP，中日韩之间两两出价双边协商，达成降税安排。中国此前已经与韩国签订了自贸协定，并经历了7轮减税，RCEP中超出中—韩自贸协定的减税商品相对有限，重点在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税减让。中国将分阶段对日本进口商品进行关税削减，零关税商品的税目占比将从目前的约9%，协议生效后立即提升至25%，最终实现86%的商品零关税，在工业制造品领域主要涉及化工品、钢铁制品、发动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等，将很大程度上促进有关产业的发展。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汽车厂商大量使用日本进口零部件，仅这一项，中国2020年的进口额就达到数十亿美元。在RCEP项下，中国对于65%的日本进口汽车零部件免关税，能够有效降低国内汽车厂商的成本。同时，中国对于整车进口保留15%的关税，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形成有效保护，体现出各方互利共赢的原则。在日本方面，在RCEP签署之前就已经对占税目40%、贸易额66%的中国进口商品免税， 其中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大多已经实现零关税，日本在RCEP承诺的降税重点集中在农产品、酒类、纺织品、服装、化学制品和塑料制品领域，最终实现对88%的中国商品免关税。以纺织品服装为例，日本原先对于自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服装征收4%—11%的关税， 在RCEP生效后主要服装产品的关税将逐步下调至零，中国相关企业在日本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相对地，中国从日本进口先进纺织机类产品的关税税率也从原来的8%逐步降至零，有助于中国纺织品企业降低进口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数据引用自《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29/5639984/files/a3015be4dc1f45458513ab39691d37dd.pdf。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2020年日本对华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73.5亿、70.6亿、43.3亿、31.9亿、31亿、32.6亿、38亿、37.2亿、33.7亿美元。

第三，跨境投资自由化，进一步加深中日经贸合作。RCEP的投资规则突出促进、保护、便利化和自由化。截至2020年底，日本对中国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累计达到1191亿美元，是中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相对地，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累计只有42亿美元，占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的1.7%。在RCEP投资自由化的规则框架下，中日之间双向投资不平衡的问题有望得到改善。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出现较大起伏，新增直接投资从2012年的高峰73.5亿美元下滑至2016年的31亿美元，之后始终在30亿—40亿美元区间徘徊， 存量投资中也有部分企业收缩业务或者转向要素成本更低的东盟国家。对此，我们不妨从跨国公司进行全球产业链集群布局选址的逻辑来思考。日资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基本逻辑之一就是“销地产”，即直接在产品销售市场组织生产。我们试想，RCEP的签订意味着区域内15个国家形成了一个覆盖22.7亿人口、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统一市场，相当于在中国的日资企业在不进行额外投资、不调整海外布点的情况下，直接享有一个人口增加62%、GDP增加76%的巨大销售市场。 另一方面，日资企业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成熟稳定、运转高效的产业链集群，要在其他国家“复制”出这样一套完整的产业链集群体系是需要大量投入的。从这个角度看，RCEP的签署也有助于保持日本对中国投资稳定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中日双方的经贸合作走向深入。

众所周知，美国是日本和韩国的重要盟国，在日韩两国对外关系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在中美博弈长期化的背景之下，日本、韩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倾向于跟随美国的步伐。但是通过RCEP，中国、日本和韩国达成了自贸伙伴关系，不得不说是中日韩三国经贸关系的一个巨大进步，为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为中国加入CPTPP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以RCEP为依托、以扩大改革为抓手，采取滚雪球战略，参与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谈判

从整体上看，加入RCEP、CAI、CPTPP等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于我有利，标志着我国由过去的要素流量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加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将面临来自六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美国凭借其经济和政治霸权对有关国家施加压力。比如，美国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USMCA）中有“毒丸”条款：要求缔约国一旦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贸协定，就有可能被其他缔约国排除出USMCA。墨西哥和加拿大现在都在CPTPP中，中国提出加入CPTPP，他们该如何自处？二是一些国家在国际场合操弄政治议题，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比如某些国家操纵政治议题，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不利的舆论，导致经贸双方关系紧张甚至出现对抗的趋势。实际上是吊高出价，逼迫中国在一些重要领域让步，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三是部分规则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虽然高水平经贸协定要求的很多内容与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一致，但是国有企业、补贴透明度、监管一致性、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电信服务、电子商务等方面的高标准规则，与我国的制度现状存在差异，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四是可能会对部分产业带来一定冲击。高水平经贸协定不可避免地会给部分产业带来冲击，但也能够倒逼产业在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更好地发展。对于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要把较高价值的上游产业链留在本地；对于具有劳动力优势的地区，可以主动承接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五是国际竞争会更加激烈。中国市场更加“国际化”，外资进入门槛和壁垒进一步下降，在家门口就面临国际竞争。一方面，中国企业将与部分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争夺价值链主导权；另一方面，还面临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产业替代”。六是对我国宏观调控和经济治理方式会带来新的挑战。加入这些高水平经贸规则，必然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产业政策、政府采购、反垄断和竞争政策、国有企业监管等方面作出相应改革。我们一方面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确保基本盘不乱，守住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另一方面要按照相应国际规则出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加入高水平经贸协定不是简简单单、一蹴而就的，不仅要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市场体系，还将经历艰难而漫长的博弈。应对挑战，中国可采取“滚雪球”战略，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FTA谈判。一方面，在巩固现有开放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与更高水平经贸规则接轨，从规则的“接受者”逐步向规则的“制定者”转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扩大“朋友圈”，争取多数。以CPTPP为例，在CPTPP目前的11个成员中，中国已经与其中的8个国家或联盟达成了自贸协定：中国与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签署过自贸协定，与涵盖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在内的东盟有“1+10”的升级版自贸协定，通过RCEP与日本间接达成了自贸伙伴关系，只剩下加拿大、墨西哥两国。而且CPTPP中的11个国家，中国都在其出口对象国中位列前三。这些都为中国加入CPTPP创造了一定基础。

RCEP于2022年初正式生效，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成，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欧洲议会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但是从大方向上来看，一份高水平、平等互利的投资自由化协定，是符合中欧双方的共同利益的。而对于CPTPP，中国也已经正式申请加入；还有中日韩自贸区，已经经过了十几轮谈判。中日韩三国共同参与RCEP，尤其是中日之间首次达成关税减让安排，为中日韩三国趁热打铁，纳入高标准规则，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打造一个超越RCEP的《中日韩自贸协定》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当前英国脱欧，急于拓展自贸区朋友圈，中国也应不失时机地启动中英自由贸易区谈判。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我为主、以RCEP为内衬的“雪球”。随着“雪球”越滚越大，将对我国加入高水平经贸协定、引领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制定，起到关键性的战略助益作用。

六、抓住RCEP带来的战略机遇，深化RCEP规则的应用

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RCEP的启动为我国经济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各地政府、企业都应该深入研究RCEP的要点内涵和具体规则，深化RCEP规则的应用，谋求更好的发展。

（一）地方政府和企业用足用好RCEP的方向和角度

具体来看，地方政府和企业要抓住RCEP带来的机遇，可以从五个方向和角度进行思考。

一是从货物贸易规则角度，思考如何带动相关商业贸易发展。以农产品为例，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农产品零关税产品税目占比从原来的20%大幅提升到约60%，中国与韩国、东盟之间的农产品开放也超出了现有双边自贸协定，这些举措都为中国农产品出口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扩大其他国家优势农产品的进口选择。此外，RCEP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也给生鲜农产品的快速通关提供了制度化保障。再比如纺织品服装行业，中国与其他14个成员国在纺织品服务贸易领域联系紧密，通过RCEP，中国与日本的纺织品贸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中国与韩国之间也有部分产品在RCEP规则下关税最优，利好中国纺织品向韩国出口。

二是从服务贸易准入门槛降低的角度，思考服务需求大幅增长带来了哪些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巨量的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发展理应具有的带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RCEP各缔约国在服务贸易方面达成了超出现有开放水平的市场准入承诺，RCEP带来的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也必然带来配套服务链的扩张，客观上为中国发展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设计服务、跨境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活服务、文化服务、旅游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外，RCEP在电子商务规则方面提出了明确的实施举措，各地可以顺势而为，大力发展与区域内各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

原产地累积规则将带来四大效应。参见商务部官方政策图解：《RCEP生效意味着什么？》（下）：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j/tjzc/202111/20211103217275.shtml。

三是从原产地累积规则的深入应用的角度，思考会对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方面的增益：整个RCEP范围内的区域价值累积有效降低了享受优惠关税的门槛，带动区域内贸易总规模的扩大；企业为了达到原产地标准，会更多地使用区域内的中间品进行生产，有助于进一步在区域内深化水平分工，优化产业链布局；吸引区域外的跨国公司为了充分享受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加大对于RCEP区域的投资布局；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内的上游供应链，克服自身单独增值有限的不利条件，提高产品中的区域价值成分，从而更容易达到原产地标准，享受协定的关税优惠。

四是从高质量“引进来”的角度，思考如何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借助RCEP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可以更好地吸引全球的外资和跨国企业继续将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特别是核心环节在中国集聚，以此为基础加快补链、扩链、强链，推动集群化发展。比如，RCEP有助于加强对日本、韩国的电子信息、汽车、半导体等先进制造业的高端要素的承接，推动国内相关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五是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思考东亚区域有哪些需要重点合作的项目。RCEP将提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显著优化区域内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自贸协定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强化分工合作，拉动区域内消费市场扩容升级，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对东亚乃至全球的经济复苏具有重大意义。

（二）地方政府和企业推进RCEP的路径和措施

一是推动RCEP规则在政策制度层面加快落地实施。要系统梳理地方性的法规制度，落实RCEP在营商环境改善、服务贸易和投资部门开放等方面的强制性义务，对于现行规则中与RCEP规则不相符的要及时进行调整，形成“低税率”“简税制”的税收制度安排。同时要着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于那些已经批准的自贸试验区要在这个基础上有更高的对标要求，加快健全以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为重点的政策制度体系。

二是有针对性地形成三方面的货物贸易服务包。一是政策服务包，引导企业加强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应用，支持专业机构为重点企业提供原产地累积规则定制化服务，比如将原产地规则纳入生产管理、国别关税筹划、提供切换协定运用建议等；二是业务菜单包，引导企业系统性梳理RCEP各国关税减让下高税差产品清单，扩大RCEP国家优质产品进口、拓展我国优势产品出口，更重要的是研判货物贸易规则对产业发展产生的影响，有针对性地调整生产和经营策略；三是手续简易包，实施海关程序和便利化规则，完善通关模式，采取高效管理手段，培育RCEP规则下的“经核准出口商”，推动货物贸易便利化。

三是重点发展与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凡是与跨国公司“三链”运营业务关联的企业，全面准入、放开，业务活动实行负面清单、竞争中性的管理制度。以这些政策带动发展与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运行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包括科研开发、信息服务、仓储物流配送、第三方物流以及跨境大产品全球售后服务。要创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吸引这些跨国公司，把“三链”服务相关的业务总部放到本地区的商贸集聚区，特别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来注册落户。

四是大力发展与货物贸易伴生的货物保险、结算清算和跨境物流。中国每年约4.6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其中与RCEP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约为1.47亿美元），与之相伴随的进出口保险、结算清算、跨境物流等服务贸易的价值量巨大，但是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往往掌握在外企手中、注册在国境之外。要应用RCEP规则开展服务贸易，对这一类提供产业链标准制定的进出口保险、物流配送、结算清算等各种服务公司予以市场准入，吸引他们注册在国内。

五是支持中心区内企业开展真实的离岸贸易、转口贸易、跨境电子商务、保税展示贸易。对于合理的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海关可以根据国际惯例对贸易合同货单、贸易清算结算税单和物流仓储货单实行三单分离审核。以这些政策带动加快发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跨境电子商务、保税展示贸易等。

六是跨国公司以“销地产”“产地销”这两种方式作为全球产业链选址布局的基本原则，要结合RCEP的政策，按照“产地销”“销地产”的原则思考布局RCEP区域内的双向投资。在“引进来”方面，注重引入RCEP内的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对于提升产业链、价值链引领作用明显的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在“走出去”方面，支持中国企业在RCEP区域内投资创建“产地销”或“销地产”的生产基地和产业链集群，收购优质矿产资源项目和农林牧渔项目，充分利用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和便利措施。

七是支持中心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进行跨境发债、跨境投资并购和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等跨境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国际惯例为企业开展联转手买卖业务提供便利的跨境金融服务等离岸金融结算业务。以这些政策带动发展与货物贸易相伴随的银行、证券、保险、保理、租赁、离岸金融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以及跨境发债融资、投资、并购、跨境资金集中运营。

八是鼓励并推动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其数据处理中心领域的准入门槛，减少限制范围。

九是对于涉及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的服务贸易，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实行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服务业开放。通过进一步扩大对教育培训、医院医疗、文化创意服务的开放，反过来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答学生问

问题1：黄教授，我想问一下，我们注意到在这几年在RCEP等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中，我们国内的开放措施也没有停。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从2014年的第一批6个到今年，已经滚动批准6个批次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请问这些年，我国自贸试验区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绩？自贸试验区的推进与RCEP有什么关系？

黄奇帆教授：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自贸区的建设与RCEP、与我国和相关国家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的关系密切。自贸试验区的目标意义有两个，一是要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为中国参与新一轮FTA谈判做准备；二是要作为我国开放的新高地，为补上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开放中存在的短板服务。

首先，国务院有关部委高度重视自贸试验区建设，研究部署了一系列与建设自贸试验区相关的改革举措。再加上各地方政府主动作为、锐意改革，七八年来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四个方面的突出成就。

一是制度创新成果丰硕。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创新试验田。8年来，各自贸试验区牢牢把握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主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形成了一大批创新探索成果。从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到推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再到创新“海关通关一体化”监管模式等，国家层面部署了2800多项改革任务，真正发挥了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截至2020年底，前4批12个自贸试验区试点任务基本落地；2019年8月设立的6个自贸试验区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试点任务实施率超过80%；2020年8月新设的北京、湖南、安徽自贸试验区均已挂牌并抓紧推进任务落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推进。自贸试验区共向全国复制推广6批改革试点经验和3批最佳实践案例，总计260项制度创新成果。

二是开放水平显著提升。各地自贸试验区结合自身实际，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围绕贸易、投资、资金、运输、人员、数据六个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试验，成为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在贸易自由便利方面，“单一窗口”已覆盖20多个部门和货物申报、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贸易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在投资自由方面，最早在自贸试验区探索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已推广至全国，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由最初的190项压缩至30项，自由贸易港为27项；在资金自由流动方面，上海、广东、天津等地创设本外币一体化的FT账户，打通了企业境外融资通道；运输自由方面，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等沿海港口着力通过沿海捎带、国际船舶登记、国际航权开放等提高对国际航线、货物资源的集聚和配置能力，一批枢纽型国际机场积极探索第五航权，海港、空港和陆港多港联动，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多式联运体系基本形成；人员进出和居停留方面，高端人才工作许可制度和人才签证制度加快建立；数据跨境流动方面，从设施到通道，从标准到规则，跨境安全有序流动的监管框架正加快建立。

三是营商环境大幅改善。“放管服”改革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证照分离”改革率先在自贸试验区启动，并逐步实现涉企事项全覆盖。有关地方共向自贸试验区下放3000多项省级管理权限，初步建立起以信用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政府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片区分两批集中承接市、区两级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等事权1170项，率先实施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建立特色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四是创新动能加快培育。各自贸试验区围绕本地主导产业积极开展首创性、差异化、集成式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创新动能。比如上海针对资金流、货物流、订单流“三流”分离下贸易真实性审查难，推出了“白名单”制度，为跨境资金收付提供便利。截至2021年上半年，上海浦东自由贸易账户下离岸经贸业务试点“白名单”企业已有374家。浙江自贸试验区围绕“一中心三基地一示范区”，油气储运、炼化加工、贸易交易、海事服务等产业链基本成型。浙江自贸试验区已成为全国油气企业最集聚的地区，截至2020年3月底，累计集聚油气企业6000余家，完成油品贸易额达6525亿元；保税船用燃料油供应量和结算量分别达到全国40%和50%以上。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抓住跨境电商异军突起的重大机遇，大力开展制度集成创新，首创的“保税区内备货+个人纳税+邮快递终端配送”监管服务在催生跨境电商“1210”监管模式的同时，带动郑州网购保税进口累计业务总量跃居全国第一。

其次，自贸试验区作为对标FTA的试验平台，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和全球经济治理积累了经验。党中央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初心，就是要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为我国参与新一轮FTA谈判做准备，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最近的七八年，我国先后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覆盖进出口贸易接近40%。2020年底，我国与亚洲15个国家签订了RCEP协议，并在2021年获得了相关各国批准，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20年底我国与欧洲签署的中欧投资协议，尽管目前还没被欧洲议会批准，但此协议涉及欧洲各国共同利益，前景可期。就在2021年9月，我国政府正式提交了加入CPTPP的申请，表明了我国愿意按照高标准自由贸易的要求，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一个非常积极而明确的表态，意味着中国愿意为遵守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推动国内的相关制度改革。这一主动释放的开放和改革信号，不仅对化解外部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对推动内部市场化改革，也具有对标性引领意义。总之，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为我国与其他国家探讨自由贸易协定，积累了经验，增加了底气，形成了重要的推动力。

问题2：我国与亚洲15国签订RCEP协议，进一步与欧洲签订中欧投资协议，实施以后，对中国的开放是带来更多的冲击还是更多的帮助？

黄奇帆教授：这个问题问得既专业深刻又辩证智慧。事实上，对于国内开放不到位的领域，FTA一旦实施，必然带来的是冲击，但压力会变成动力，开放倒逼改革。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也还存在着四个方面的短板。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事实上会帮助或倒逼中国加速度地补上开放的四大短板：

一是金融业开放不足。截至2019年底，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资产总量占整个中国300多万亿元的金融资产的约2%。而同一时期外资企业的总资产占中国工商产业总资产的比重达到30%。这一差距从侧面说明，相比工商产业的充分开放，我国金融领域的开放是不足的。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蕴含着金融领域相关的开放政策，相信在自贸区政策的推动下，在今后10年、20年，我们国家的金融领域的外资资产量会有相当的增长。

二是服务贸易开放不足。我国服务贸易起步晚、发展快，大体跟上了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势头，我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服务贸易规模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二位。但对比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高附加值的行业结构，我国服务贸易仍然存在五个基础性、结构性的问题：一是服务贸易逆差很大，二是结构效益不好，三是巨量的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理应具有的带动作用并未发挥出来，四是跨国公司的清算、结算基本都在海外，五是服务贸易营商环境和制度存在一定问题。

三是公共服务开放不足。教育、卫生、文化等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政府要为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做出基础性的基本贡献，但市场也可以为它做一定的服务。比如教育领域，中国每年70万留学生远赴海外留学，每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支出可以达到几百亿美元，有的家长可能还要去陪读，整个是巨大的产业。对此，可以引进海外知名高校到中国办分校；比如医疗领域，国内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人到国外治病或者体检。其实可以将国际上的先进医疗技术引进到国内，既可以产生GDP，也能给老百姓增加医疗的服务。

四是数字经济开放不足。数字经济一般由四个经济指标衡量：一是流量，二是用户数量，三是宽带使用量，四是访问和搜索量。在这四个指标中，流量、用户数量我国都是全球第一，宽带使用量也是名列前茅，但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排名第一是美国，第二是英国，我国只能位居第三，就是因为我国的互联网访问量指标比较低，甚至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薄弱环节。正是由于这一薄弱环节，很多跨国公司尽管已经在国内有巨大的产业基础，但是研究中心、研究所往往还是放在国外。因为研究需要访问数据库，找到全球关于这种技术的资料，但由于不能跨境访问，这些研究所又不能背个资料库到中国来，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放弃了在中国进行高端科研开发机构的建设，把这些研发机构放到海外。其实中国的研发人才非常充分，又有庞大的市场，产业链本身就在中国，本来理所应当地就把研究机构顺手设置在国内，但现在很多设置在海外。

以上这四方面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解决？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了这几个方面开放的具体条款。事实上，这些条款会倒逼我们按协议要求加速度地补上这四方面开放的短板。最终，这四方面的问题将不再是中国开放中的薄弱环节，中国的开放也会进入更深层次、更高领域。

问题3：黄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当前各主要经济体都在积极签订、加入各种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这之后WTO的作用和功能是否会弱化，或者是WTO今后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谢谢！

黄奇帆教授：WTO是个多边协定，这个多边协定的决策规则是全票通过。几十年前，当初WTO就设定了这一个游戏规则，尽管很民主，但是效率的确也很低，以至于近20年来WTO几乎没有确定新的多边协议，这是令人头痛的。如果有争议，要由法官来裁决。WTO有几个大法官，但又规定了大法官要美国任命，美国不任命，最后WTO就没有法官裁决，游戏规则又统一不了；有纠纷，需要法官裁决，又裁决不了。所以某种意义上，WTO的确遇上了困难，各种协调也难，推进也难，当然WTO要深化改革，毕竟这是全世界唯一的全球化的经济组织。

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够简单地说FTA的发展是破坏了WTO的发展。因为在整体的多边协定下，有若干个双边的或区域性的“朋友圈”，也不是坏事。当很多的这些“朋友圈”都以“三零”为基础，有的是一起步就百分之百的“三零”，有的是起步90%的“三零”，有的是起步70%的“三零”，有个过渡期，但总之方向都是这样的，使得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形成了“三零共识”，那么WTO到时候通过一个全球的FTA，也不是不可能。就像亚洲，中国这十几年分别跟十来个国家签了十来个各管各的自由贸易协定，最终与15个国家，整个区域签订了RCEP协议，全世界也是这样。所以总的都是相向而行。WTO是为了让全球贸易自由化、减税、减少贸易壁垒；FTA是为了双边、地区间的国家，更高效率实现零壁垒、零关税、零补贴，大方向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讲，没有什么对立。从来没有FTA成立以后，说我们以后要跳出WTO，因为全世界大家一起开会，还是在WTO开会，至于你开小圈子的会，那就各自开各自的。总体上相向而行，我相信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会刺激WTO，促进WTO形成一个新的机制，更好地发展。

问题4：我想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刚刚说中国和各个国家签订一些合约，这样的话，其实对中国而言，未来的经济贸易的往来，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里面，以及在一些比较前沿的，比如刚刚说的一些科技领域，这些行业里面的国际贸易的占比会更高，这样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

黄奇帆教授：通过开放，最终使各方互惠互利，资源优化配置，蛋糕做得更大。在更大的蛋糕里，中国会获得更多的一块，当然其他的国家，也会得到更多的一块，所以这些协议一定是互利的，最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1+1大于2的，这是个大方向。如果是零和游戏，你多我少，FTA根本就不会谈成。全球经济的基本逻辑，就是降低壁垒，增强贸易的流量，最终使全世界各种投资者、各种经济体、各种国家都会互利共赢，这是总的逻辑。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能得到什么呢？中国作为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对世界的凝聚力会更强。一方面，当我们与比我们更强、更发达的国家合作时，我们往往能得到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因为我们有巨大的市场，有全产业链的加工能力，他们跟我们合作，他们的这些高技术、资本，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效益，这是双方互利的一面。另一方面，当我们与东南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时候，由于我们与他们资源互补，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出到这些地方，同时获得我们国家所短缺的资源或能源。

在关键的技术上，人家可能要卡我们脖子，因此我们要自强自立。但是我们绝对不追求任何一样东西100%的产业链、100%的技术品种，搞成一个小而全、大而全的体系。这既不经济，也不合理，更无必要。

因为人类有各种各样的头脑，小到每个人，大到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生存条件、利益基础、是非主张和需求目标，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板，大家一起合作取长补短，世界才能更好发展。开放只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好处。我们这40多年的开放，对中国带来巨大好处，但是中国也同样会“投之以李，报之以桃”，对世界带来更多的反哺。

刚才的问答里面涉及的是全球各个国家之间要跳出国家的、民族的、狭隘的竞争的概念，最后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这件事对所有的国家有利，一旦破坏这件事，对所有国家都是坏事，这时候人类的理性就会约束各种各样的狭隘，最后形成一种合作。这种合作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时候就会产生相向而行。

第十章

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思考与建议

上课日期：2021年5月18日

摘要：中欧班列在海运体系之外形成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运输新通道，使几乎中断的欧亚大陆桥变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欧班列实现了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贸易投资“软联通”，集中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五通”理念，为中外数万家企业带来了商机，为沿线数亿民众送去了实惠。未来，随着开行量的持续增长，还将产生更多深层次经济价值。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需重点抓好提升班列运行质量、优化班列运力布局和建设国际陆港城市这三个环节。

近300年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海洋运输是承载全球贸易流量的主导方式，也因此形成了基于海洋运输体系的全球分工格局和经贸秩序。也正是在这近几百年间，原本横亘在欧亚大陆间、以骆驼和马队为载体、延绵几千年的陆路贸易通道日渐被海上运输方式所替代，欧亚间的陆路交流基本停顿。然而，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以来，这种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通和运行将几乎中断的欧亚大陆桥变成了沿线国家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欧班列在海运体系之外形成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运输新通道，是国际运输服务体系的重大创新，有力保障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了国际陆运规则的加速完善。在中欧班列的带动下，沿线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为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空间。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有必要系统梳理研究中欧班列的历史意义和创新价值，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战略支撑。

一、中欧班列的顺利开行是“五通”理念的生动实践

经过7年多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突出体现在“五通”上。其中，“中欧班列”的开行和运营，堪称“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与其他重资产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不同，中欧班列以较少的投入将沿线各国已经存在的、长达1万多公里的铁路实现了基础设施“硬联通”，同时又用政策沟通和机制协同促进了贸易投资的“软联通”，集中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五通”理念。总结其实践经验，主要实现了以下九个问题的解决和突破：

一是确定班列优先等级，解决国际货运班列通行速度问题。沿线各国原来运行时刻表是不同的，国际线路也不是优先通行，一般是货车让慢车、慢车让普快、普快让特快。如果“入乡随俗”地按照所在地国家的通行规则，那运行起来将十分耗时。经过沿线各国铁路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最终将中欧班列确立为沿线其他班列都要避让的最高等级班列，以确保班列运行一路畅通。

二是协调运输收费标准，以规模效应降低运输成本问题。中欧班列开行前，沿线各国运输是按段收费，各收各的，收费标准也不一样。大箱既有1美元的，有0.8美元的，也有0.5美元的。与各国铁路进行统一运价谈判，往往会发生搭车效应，向高价路段看齐，我们采取了按量价捆绑开展运费协商，运费价格理论上要根据运量规模逐步调整：初期运量少、运价自然高一点；随着运量上来后、运价应逐步下调；但若运价下不来、运量也难以上得去。因此，调整运价、培育运量光靠市场是不行的，也需要各国进行政策沟通。事实上，经过沿线铁路部门反复协商，平均运价也由最初的1美元/大箱公里降到了0.5美元/大箱公里；相应地，10年来，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最初不到20列发展到2020年的1.24万列，运量也上来了。

三是开行“五定”班列，解决统一运行图问题。中欧班列沿途涉及中欧、东欧、西欧多个国家，缺少统一品牌，统一运行图。沿途沿线有120多个车站，如果站站都停也是低效的。后经过协调，最终确定了12个站作为枢纽节点，其他站点通过中转分拨抵达。以此类推，沿线各国铁路公司合作制订了“五定”班列的运行方式，即“定点（装车地点）、定线（固定运行线）、定车次、定时（固定到发时间）、定价（运输价格）”。随着国内外各大城市踊跃开行中欧班列，有关部门也进行了有力协调，解决了统一运行图问题。实现了“六统一”，即统一品牌标志、统一运输组织、统一全程价格、统一服务标准、统一经营团队、统一协调平台。

四是实行“三互”大通关协作，解决通关不畅的问题。中欧铁路集装箱班列途径多个国家、涉及多次口岸通关，环节较多，手续复杂，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差异很大，部分国家通关效率低，服务水平差，如果一趟车过去都要将货物卸下来通关查验再装上去，费时费力。为此，中欧班列通过政策沟通促进沿线海关“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即开展“三互”大通关协作，大幅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查验，大幅提高了贸易便利化程度。

五是开通邮政班列，解决中欧铁路70年不通邮政包裹的问题。过去中欧之间的铁路是不通邮的。经过中国邮政、中国铁路总公司、海关总署等多方协调争取，与沿线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加强协调，积极推进邮政包裹国际联运。2014年6月，铁路合作组织讨论通过了新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删除对禁止运输邮政专用品的相关表述。2016年4月，沿线各国邮政以《重庆宣言》的方式正式确定了“各国合作利用中欧铁路开展铁路运邮，提供与跨境电商相适应的陆路运输方式”这一原则。2016年10月，中欧班列（渝新欧）去程全程运邮测试成功；2018年11月，中欧班列（渝新欧）首次回程运邮测试成功，标志着铁路运邮历史彻底改写。

六是合力确保运输安全问题。沿线国家治安状况各有差异，为了确保运行安全，沿线各国都同意采取和支持以下做法：1.集装箱加装电子安全锁，若被强制打开会立即报警；2.集装箱上安装定位系统，实时跟踪监测运行位置；3.遇到警情，运输企业可以直接向当地警方报警，警方接警后要立即出动处理。在这些做法的共同作用下，迄今为止中欧班列尚未发生大的治安案情。

七是解决极端严寒地段的保温问题。中欧班列很大一部分运行路线在俄罗斯境内，那里每年有4个月在零下30—40度，班列经过时一些货物如笔记本电脑中的组件有可能会被冻坏。为此，美国惠普公司和重庆有关企业，经过两年多十几次试验成功研发出了廉价保温的新型包装材料，顺利解决了这个难题。

八是回程货源的组织问题。回程货源不足，一直是中欧铁路起步几年存在的困难问题，西线回程货源缺乏，进口量往往是出口量的40%不到，相当一部分是过境货物，来自欧洲国家的进口货物较少，境外缺乏欧洲进口货物分拨中心，影响货源组织。集装箱满载运到欧洲后空箱如何回收？如何组织货源回程？自中欧班列最初几年开通以来，提高回程重载率一直是各方努力的重点。为此，经过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政策沟通，最终确定由沿线6个国家共同出资设立中欧班列物流公司，各方各占1/6的股权，并由该公司专业组织回程货物，系统解决了这一问题。同时支持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建设物流中心和分拨中心，扩大回程货源的组织。

九是规范地方财政补贴问题。中欧班列运行初期，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货源，争运能、争货源、降运价，给予了物流补贴，增加了财政压力，扭曲了市场价格。国家有关方面对此类现象加强了指导，规范地方财政补贴，避免恶性竞争。随着运量增加，运价降低后，逐步减少和取消了地方财政补贴。

总之，中欧班列开通以前，沿线国家的铁路早就存在。但是由于各国之间贸易政策和制度不衔接，所以基本没有运行，欧亚大陆桥的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而中欧班列的开行，让沿线各国几十年前已经投入的巨量固定资产充分利用起来，促进了沿线各国的贸易畅通。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全球各个国家的航空、海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飞、停运等情况，让国际贸易往来、物资交流受到重大影响。而与此同时，作为欧亚大陆的“陆路大通道”，中欧班列则呈现出逆势上扬态势。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开行中欧班列1.24万列、发送113.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50%、56%，综合重箱率达98.4%，成为承载希望的“钢铁驼队”，为保障疫情下中欧及“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物流畅通和物资供应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与上述九个突破是分不开的。中欧班列这种花小钱、补短板、盘活沿线铁路重资产，实现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贸易投资“软联通”的特点正是“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五通”理念的生动体现。

二、中欧班列的高质量运行将带来五个深层次的经济价值

到目前为止，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4万列，合计货值超2000亿美元，打通了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2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运送货物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的比重逐年提升，从2015年的1%增至2020年的7%，为中外数万家企业带来了商机，为沿线数亿民众送去了实惠。未来，随着中欧班列开行量的持续增长，还将会有五个深层次经济价值：

香港位于南亚与东北亚航线要冲，向东横跨太平洋可抵达美洲大陆，向西经印度洋是通往欧洲的便捷通道。新加坡则是面向亚太的国际中转枢纽，扼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道，处于东西、南北国际远洋主干航线交汇处和中转节点上。鹿特丹港则是荷兰第二大城市，欧洲第一大港口，亚欧大陆桥的西桥头堡（东桥头堡是中国连云港市），位于欧洲莱茵河与马斯河汇合处，它是欧洲最大的海港，甚至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港。

一是将推动内陆地区形成陆港城市。过去300多年，海运的兴起和繁荣孕育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港，如英国的利物浦港、曼彻斯特港、荷兰的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以及新加坡港、中国香港，等等。而这些海港的繁荣也带动着所在城市的兴盛。其中鹿特丹、香港、新加坡等甚至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由港（市）。 这些地方因海而兴、依港而生，以物流带动人流、资金流、商流的逐步汇聚，演化成港产城一体、商贾云集、人才荟萃的海港城市。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陆路运输。过去，哪个城市沿海、拥有港口，哪个城市就是开放前沿，拥有巨大的开放优势；内陆地区的货物要出口到欧洲，需要先运到沿海的港口、再走海运。现在，中欧班列的开行让沿线内地城市一下子顶到了开放前沿——货物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出口手续，一下子就拥有了可以联通欧洲的陆港这一对外开放的新窗口。一些重要枢纽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地将因陆港的物流汇聚功能带来更多人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集，从而带动加工贸易、先进制造、保险物流、金融服务等产业兴起和集聚，进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跟进落户，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随着产业的兴旺和人口的集聚，城市经济加快繁荣，形成了新的陆港城市。

二是将推动贸易分销体系的重大变革。运输方式和物流路径的变化将带来供应链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过去靠海洋运输组织出口贸易一般需要7—8个环节。比如，中国商品出口欧洲，传统海洋运输一般需要经过“工厂生产—通过陆路或水路运输到沿海港口—港口拼装后装船—海洋运输—到目的地港后卸货分拨—批发商—零售商”等环节。这7—8个环节中，中国的企业往往只能掌握前面的生产和装运2—3个环节，后面的环节基本与中国供应商无关，因为后面的业务基本被外国公司做了。而中欧班列开行之后，铁路线可以直接延伸到对方工厂、批发商的仓库里，中国供应商可以借此“一竿子捅到底”，直接与欧洲的客户进行更加深入和紧密的交流合作。这种分销体系上的重大变革加上跨境电商的崛起将对未来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可以在沿线布局海外仓，以我为主在当地建立直达终端消费者的分销体系，从而提升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位势。同样地，随着环节的压缩，沿线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联系也将更为紧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也会因中欧班列的高质量运营而直达中国末端市场。这种高水平的双向开放、近距离对接将产生新的“化学反应”：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将会进一步加深，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大循环的效率和质量。换言之，这种贸易分销体系的重大变革将为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到目前为止，中欧班列累计开行4万列，货值2000亿美元，平均每列货值500万美元，以每列100标箱来计算，折合每标箱货值才5万美元。

三是进一步丰富了全球运输服务供给。不同价值的货物对时效和物流费用的敏感度是不同的。以中国郑州到德国杜伊斯堡为例，每标箱5万美元以下的货物一般适宜走海运；100万美元以上的货物适宜走空运，因为这类货物不仅能承受相对较高的运费，而且对时效的要求也较高；而那些货值在5万—100万美元之间的货物则适合走中欧班列，因其一个突出优势是：运行时间是海运的1/3，费用是空运的1/5。过去，没有通铁路的时候，那些无法承担空运费用的货物，由于只能走海运，往往需要一个半月才能运到欧洲港口，再花一周左右的时间配送到客户仓库或工厂，前前后后差不多要2个月的时间花在路上。企业也不得不提前备足2个月的库存，以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现在，中欧班列不仅满足了那些货值在5万—100万美元之间的货物对时效和费用的要求，还降低了企业库存和资金占用。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平均每标箱货值仅5万美元左右。 随着沿线经贸联系日渐紧密、产业分工日益深化，每标箱货值也会逐步增加，物流成本也会逐步摊薄。若以后每标箱货值达到平均50万美元，假如运费比海运高出平均2500美元/标箱，同时考虑到与海运相比，中欧班列保守估计能节省一个月时间，那么一标箱货物因为通过中欧班列运输而节省的资金占用利息是2500美元左右（按年息6%计算），刚好与多出的运费打平，且不谈班列比海运还节省了很多短途转驳的费用。也就是说，作为海运和空运之外的“另一选择”，中欧班列不仅丰富了运输服务供给，还给沿线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更加经济便捷的隐形效益。

四是将有助于形成陆路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过去几百年间，全球贸易以海洋运输为主导，形成了以海运为基础的海洋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如今，中欧班列的开行将为陆路贸易规则和标准的探索和实践提供重要的试验平台。事实上，中欧班列之所以能顺利开行，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支撑就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行“信息互通、执法互助和关检互认”（简称“三互”大通关）。班列一路开过去，由于实行了“三互”大通关，部分起到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所倡导的减壁垒、减补贴的效果。而且，随着沿线国家经济交往的深入和公铁联运、海铁联运、空铁联运等多式联运的探索和实践，在未来将在物流载具标准、各环节信息互通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和进展，系统解决多式联运中的货柜托盘标准不统一、“一单制”编码标准不统一问题。特别是未来如能实现“一票到底”，同时进一步导入供应链金融，将信息流、物流、订单流和资金流进行集成，这个“票”就可以具备金融属性，就可以像海运提单那样成为相关增值服务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我国一些地方如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地已在积极探索，未来有望助推中国在完善全球经贸规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比如一般工厂的货出来，先装车运到港口卸货，由港口上船经海运到中转港或目的港卸货等，前前后后至少4—6次装卸。

五是将更能适应各类贸易业态的创新发展。海洋运输方式下贸易活动主要是以港口对港口的形式开展的，加工贸易、与海运有关的服务贸易主要发生在枢纽港，其他地方难以“雨露均沾”。而且海洋运输中，货物从工厂拉出来经过海运送到最终用户一般需要经历4—6次装卸。 贸易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要被这些频繁的装卸所抵消。而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陆路运输则是以一条线的方式在开展贸易，沿线各站点之间都可以产生新的贸易流量。而且理想情况下货物从工厂出来一般只需要2次装卸，中间的分拨转运可以通过车皮的组合来进行。如果说海洋运输给主要港口带来了枢纽经济，而中欧班列既给铁路枢纽城市带来了枢纽经济，也给沿线带来了通道经济，更能适应各类贸易业态和模式的创新发展。事实上，经过多年实践，中欧班列向货运市场提供四种类型的班列，分别是主要服务于大型出口企业的“定制班列”、常态化开行的“公共班列”、随到随走的“散发班列”以及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拼箱班列”。其中，“定制班列”服务于大型企业的进出口或加工贸易，“公共班列”服务于各类企业开展转口分拨和加工贸易，“散发班列”和“拼箱班列”则与跨境电商的小批量多频次的特点相适应。进一步地，对于在国内的企业而言，利用中欧班列开展国外站点间的贸易就是离岸贸易。而围绕班列运行而产生的物流、金融、保险等业态则有可能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随着陆港城市的兴起、贸易分销模式的变革、运输服务体系的丰富、陆路运输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各种贸易业态的叠加，中欧班列对沿线经济的辐射带动效应将越来越显著，沿线地区将日益加入到更加紧密的全球分工中去。这背后隐藏的市场力量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经贸格局的深刻变革。

三、进入新发展阶段应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

当然，上述经济价值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需要我们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突破一些瓶颈和障碍，加快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新的贡献。

（一）提升班列运行质量

2020年中欧班列一共开行1.24万列。预计未来三年运量翻一番，达到3万列。这可能会是一个运力天花板。一般来说，一条铁路线一年运力1亿吨的话，修成复线并不是只增加1亿吨，而是由于少了交会的时间，开行班列增多加密，运力至少可以提升到3亿吨。但中欧班列涉及1万多公里，如修复线，需要上万亿元的投资，难度较大。那么怎么办呢？

1.提高运输货值。目前，中欧班列每标箱货值平均才5万美元。未来，随着中欧班列运力逐步饱和，市场会自动把低价值货物调整为逐步走海运或者海铁联运，中欧班列的货值会逐步提高。中欧班列在整个运输体系中的经济性会越发凸显。

2.研究开行双层班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火车一般一车皮能装载2个上下堆叠的40寸的集装箱。我国班列一车皮只能装载2个20寸的标箱（或1个40寸的集装箱）。要提高我国境内运力能力，可以考虑开行双层集装箱班列。2018年12月18日，我国铁路部门在宁波至绍兴间成功首发双层集装箱班列。从测试情况看，这种双层集装箱运输最大可提高铁路运输能力38%，未来可在中欧班列推广。

3.增加专列车皮数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火车马力较大，一列车可以有80—100个车皮；相应地，其车站也较长，长达1000米左右。我国现在一般一列车只有50个车皮，车站也只有500米；要提高运力，除了要增加机车马力外，还要增加专列车皮数量，延长车站长度，提高装卸作业能力。

由于目前仍是去程多、回程少，相关国家的班列运营公司要等待回程货物达到一定数量后再启程，这导致邻近中国的那些宽轨国家的车板出现短缺，以致在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边境口岸出现班列拥堵积压的现象。

4.以卡车短驳破解跨境堵点。由于种种原因，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边境口岸经常出现去程班列拥堵和积压的情况。 破解这个堵点，可考虑将中国输往中东欧、西亚、中亚国家的货物在此做适当分流。建议在这些口岸设立面积达10平方公里的跨境物流园，铁路线可直接延伸到这个园区，并按海关特殊监管区管理。货物经班列由内地运到这个园区后，由卡车进行转驳运输，配送范围可覆盖半径1000公里左右的区域，服务周边十几个国家。由于卡车在离开园区时已实行关检，海关对集装箱也加装了电子锁，可有效防范运输途中的走私风险。如每天有2000辆卡车在运输，按照每辆1个标箱的运力，可以实现每天2000个标箱，相当于现行每天20列班列的运力，将大大缓解拥堵状况。

（二）优化班列运力布局

世界岛的概念来自麦金德于1902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的文章《历史进程中的地理要素》。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地缘政治分析推广到全球角度。麦金德认为，地球由两部分构成。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是世界最大、人口最多、最富饶的陆地组合。在它的边缘，有一系列相对孤立的大陆，如美洲、澳大利亚、日本及不列颠群岛。

从地理上看，亚欧大陆本身是一个陆地整体，是一些地理学者眼中的“世界岛” 。历史上，由于关山万里、交通不便，这个大陆东西方一度处于隔绝状态。自中国的西汉武帝时代张骞出使西域始，一条由骆驼和马队为主要运输工具的丝绸之路绵亘于沙漠和戈壁之上，虽经历千年以来的纷繁战乱、朝代更替仍延绵不绝。而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文明开始兴起，海洋运输也在全球运输版图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海洋运输的本质是将世界五大洲连接起来，并不能直接改变五大洲内部的运输方式。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陆路运输方式的兴起，其实质是将亚欧大陆内部的运输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与海洋运输方式形成相互衔接、互为支撑的全球运输版图。根据这一视角，我们来思考中国在全球运输版图中的角色，除了要继续巩固提升中欧班列西出通道、加密与中亚、西欧的物理连接外，还要考虑将北上通道进一步拓宽，同时加快建设南下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通道，进而把西至汉堡、北至西伯利亚、南至新加坡的广袤陆地连接起来，在这个“世界岛”内部构建四通八达的铁路网，进而有效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质量发展。

1. 未来西通道运力将趋于饱和，需提升北上两通道的运输和通行能力。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东中西三大通道五大口岸的运力运量分布并不均衡，西线占比较大，中线和东线相对占比较小。建议整体谋划提升东通道和中通道的运输和通行能力。从2020年运行的数据看，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24万列、同比增长50%，首次突破“万列”大关，是2016年开行量的7.3倍；发送135万标箱，同比增长56%。其中，60%以上的班列走了西通道，但这种运力分布下也带来了运力的瓶颈，再加上为了防疫而增加的边境检查，导致2020年下半年西通道站场面临严重拥堵。未来随着中欧贸易量的持续增长，即使西通道口岸和站场不再拥堵，但轨道本身的通行能力在物理上是有上限的，西通道运输能力总会面临天花板。初步估计，西通道的开行运力如由现在的9700列提升到1.8万列后，就会碰到这个天花板。而中通道和东通道的开行能力目前加起来不到3000列；如比照西通道的极限通行能力，理论上还有3万列的增长空间，潜力巨大。

与西通道相比，北上两通道有三个明显优势。一是在政治层面，与西通道相比，北上两通道有很大一段在俄罗斯境内运行。当前中俄双边关系不断深化，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满洲里、绥芬河口岸出入境运行将面临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和新的发展机遇。二是从经济角度看，俄铁的综合费率水平不仅比其他东欧国家低，甚至还比我国铁路的费率水平低，走北上通道在经济上也有潜在优势。三是从运行角度看，与西通道相比，从东北或华北经由北上通道发往欧洲的班列运行里程都要少很多。以沈阳为例，从沈阳发往德国杜伊斯堡，走中通道全程10837公里，需时16天，走东通道全程10517公里，需时15天，但若走西通道全程将达11305公里，需时20天。以石家庄为例，从石家庄发往德国杜伊斯堡，走中通道全程11380公里，比西通道节省1073公里。杜伊斯堡比沈阳高10个纬度，沿纬度方向走北上通道可以节省一定路程。

2. 除了北上（东中两通道）、西出（西通道）两大战略方向外，还有南向大通道。

一是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这是以重庆、广西、贵州、甘肃为重要节点，由中国西部省区市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利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打造的国际贸易物流通道。作为重庆乃至西部内陆地区最近的一条出海通道，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陆上铁路运距全程仅1200余公里，单向运行时间39小时左右。从川渝地区到雅加达，陆海新通道比传统江海联运节约20多天，交付时间大幅缩短，降低了运营成本。自2017年开通以来，陆海新通道货运量已由当年的2934标箱增长到2020年的72895标箱，总量超18万标箱，货值突破300亿元。截至2021年3月底，通道目的地已拓展至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的264个港口。

二是以中老、中越、中缅三大通道为依托、面向中南半岛的南向通道。在“一带一路”规划的“六路六廊”中，“中国—中南半岛”是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之一。而支撑这一走廊的是泛亚铁路东中西三线。这三线在中国境内的交汇点在云南的昆明和大理。泛亚铁路的战略意义在于从陆路上把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目前，泛亚铁路东线——中越国际铁路（准轨）已于2014年开通了，路线是昆明—河内—胡志明—金边—曼谷—新加坡；中线以正在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为依托，辅以曼昆公路（曼谷至昆明），路线是昆明—玉溪—磨憨（或大理—磨憨）—万象—曼谷—新加坡。西线——中缅铁路由于缅甸局势的原因尚未启动建设。总的来说，泛亚铁路的建设将贯通我国西南经由中南半岛直通印度洋的战略大通道。

这两个方向的通道网络的战略意义在于，将来有可能把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运输方式彻底变革。2020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6852亿美元，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这6852亿美元的贸易额中有将近80%是通过海上运输的方式完成的。随着中新互通项目持续推进和泛亚铁路逐步建成，铁路运输及以铁路+海运将成为中国与东盟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运输方式，进而无缝衔接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三）建设国际陆港城市

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组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21个省（市）申报了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项目，西安、重庆、成都、郑州、乌鲁木齐5个城市成为第一批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未来，随着运力布局的进一步优化，还会在北上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沈阳、南下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昆明形成新的集结中心。下一步，要在这些集结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枢纽经济的能级，加快建设国际陆港城市。建议加强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1. 提升加工贸易本地化水平。这些枢纽城市的班列货源流量中仅有少部分货物来自本地，大多数是从外地集疏运过来的。以郑州为例，2021年1—3月郑欧班列承运河南进出口货物货值约8.29亿元人民币，河南货源货值平均占比约为12.4%。当然，这些城市没有集疏运体系就不成其为枢纽，但也绝不能满足于仅仅成为枢纽，而是要依托枢纽发展加工贸易、跨境电商等产业，探索“跨境电商+加工贸易+中欧班列”的新模式，将增加值留在本地，努力形成40%—50%的货源来自本地、50%—60%的货源来自外地的新格局，实现由“酒肉穿肠过”向“产业本地留”的跃迁，提升枢纽经济能级。

2. 培育国际供应链枢纽功能。中欧班列沿线开行必然伴随着货物上上下下，这也为发展服务贸易、离岸贸易创造了条件。比如班列带动了分销体系变革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过去与中国进出口相伴随的金融、保险、运输等服务基本由外国人或外国公司承担，以后将逐步转由中国企业承担，甚至形成这方面的服务出口，进而助减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再比如，过去海运主导下制约离岸贸易开展的外汇资金跨境结算障碍有望得到解决：由于是固定班列，沿线海关信息互认共享，班列运行背后的货流、资金流、订单流可以实现有效集成，可以满足贸易项下外汇进出汇兑时的三单合一的要求，类似将德国货物卖到哈萨克斯坦的离岸贸易就可以在内地枢纽城市完成。在这样的枢纽城市从事这类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的公司多了，形成集聚效应了，自然就帮助这个城市升级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供应链枢纽城市。

3. 健全对外开放平台。进一步完善口岸体系，建设智慧口岸，推动口岸物流跨行业、跨系统、跨时空的电子交换与共享，协同海关压缩口岸物流整体通关时间，提升口岸物流运作效率，建设功能配套齐、通关效率高、服务环境优、集聚辐射强的口岸高地；同时，还要按需配置建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基于电子围网的“保税+”新业态；用足用好用活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先行先试政策优势，积极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探索，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4. 建设综合交通枢纽。以陆港为重点优化区域交通体系规划，建设铁路、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将铁路引入规模以上的开发区，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推动公转铁、散改集，发展公铁、水铁和空铁等多式联运，确保各种交通方式之间衔接过渡无缝对接。整合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海关、检验检疫等信息资源，建设承载“一单制”电子标签赋码及信息汇集、共享、监测等功能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推进不同运输方式、不同企业间多式联运信息开放共享和互联互通。

5. 推进产城有机融合。国际陆港不仅是物流的集散地，更是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的集聚地，在带来产业兴旺的同时，也对城市规划和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避免过去一些港口城市出现的货车堵路围城、产业布局星星点点、城市规划职住失衡、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突出问题，合理布局仓储物流、产业园区、生活居住等功能分区。坚持产业跟着功能分区走、人口跟着产业走的原则，推动人口、产业、资源合理分布和集聚。加快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吸引周边人口向城区适度集聚，提升城市规模和品质，建设田园城市、智慧城市、绿色城市。

答学生问

问题1：中欧铁路目前的运行通道有哪几条？它给我国经济带来哪些重大意义？作为中欧铁路第一条运行线的“渝新欧”班列，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黄奇帆教授：中欧铁路集装箱国际联运通道主要有三条线路，东线经满洲里、中线经二连浩特出境后走欧亚大陆桥，西线经阿拉山口或霍尔果斯出境后走第二亚欧大陆桥。目前，绝大部分中欧铁路集装箱班列走西线通道。2020年，开行中欧集装箱班列1.24万列，货物运输113.5万标箱。2011年至2020年底，全国各地累计开行中欧铁路集装箱班列3.38万列，货物运输总量297.2万标箱。“渝新欧”起于重庆，终点为德国的杜伊斯堡，全程约1.1万公里，运时14天，约为海运时间的30%，运费为空运的1/5—1/4。铁路运输方式是海运和空运方式的有效补充，为中欧贸易货物运输提供了一种新选择。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一带一路”、亚欧大通道和大市场建设。以“渝新欧”为代表的中欧铁路集装箱班列打通了我国西向通道，促进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落实西部大开发、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和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战略的重要举措；以“渝新欧”为代表的中欧铁路集装箱班列，带动了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和经贸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有利于深化我国与沿线各国的务实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重庆市和有关部门为“渝新欧”的开通和发展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探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问题2：黄老师您好，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在当前中国存在比较严格的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怎么把握这个国际化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措施或渠道？

黄奇帆教授：当前，我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大体有六个渠道：一是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二是主权国家的货币互换；三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四是通过降低关税，增加进口，在进口外国产品、货物时尽可能用人民币支付，增加人民币流通出国的量；五是推动国内期货交易所进口的大宗物资用人民币定价并结算；六是推动用人民币结算的CIPS网络的覆盖和使用。这六个是不同类型的大的通道。如果再加一个综合性渠道的话，就是“一带一路”上，也要增加使用人民币来投资、贸易清算结算。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投资、贸易都是以人民币换成美元来进行的，“一带一路”上使用人民币投资、贸易的比重只有5%左右，大大低于中国以人民币结算的国际贸易投资21%的比重。这种状态是不合理的。在“一带一路”上中国的金融机构以人民币贷款并发行人民币债券，在“一带一路”上形成人民币的投资贸易循环回流，这样“6+1”的推进过程，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总的概念。

问题3：黄老师您好，美国现在有重返亚太这样一个战略，它可能会对我们国家现有的“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我想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处于亚欧大陆之上，因为有中欧班列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天然优势。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想对我们做一些制裁或者是堵截，它有可能通过哪些途径或者渠道？比如说它挑起我们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矛盾或者之类的，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黄奇帆教授：你说得非常好。地球上五大洲被四大洋分割，也就是亚洲与欧洲陆地相连。“一带一路”作为亚欧大陆桥，是客观存在的，既是亚洲和欧洲最重要的基础性的自然资源，也是亚洲和欧洲重要的基础设施。世界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参与亚欧大陆桥的共同发展而获益。欧洲和亚洲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3/5。中欧铁路、“一带一路”搞好了，形成的国际贸易量无可限量，将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这是个巨大的蛋糕，相关国家一起来参加亚欧大陆桥的发展建设，顺势而为，何乐不为。

第二，美国重返亚太地区，是想遏制我们。现在美国经济比较低迷、债台高筑，自顾不暇，是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美国如果以它的影响力和能力一起来参与“一带一路”，实在是和则两利。如果一味地想着重返亚太地区，阻挠“一带一路”发展，则必然是损人不利己的“鸡飞蛋打”。从这个意义来讲，如果美国能够看清大格局，顺势而为，跟中国、跟亚洲、欧洲一起合作，共同发展，这是最好的出路。

问题4：黄老师您好，您刚才的解答讲到了现阶段中国在资本项下，人民币不能随意开放、不能自由兑换的概念，我想问的问题是，一个国家要满足什么样的边界条件，才可以实施货币完全的自由兑换？

黄奇帆教授：当今世界180多个国家的货币地位有三大类型：一是美元，作为世界性货币，是全球第一大国的强势货币。美国GDP占全球GDP的24%，但美元占全球贸易清算结算量的50%以上；二是日元、英镑以及欧盟各国的货币，它们的贸易结算量大体上与它们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差不多；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它们的GDP占全球GDP的40%多一些，但它们各国的货币占全球贸易的清算量10%不到。我国GDP的全球占比17%，但货币清算占比只有3%左右。国际货币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货币能否在全球自由兑换，要满足两个基本边界条件：一是这个国家人均GDP跨过了全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富人圈；二是这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贸易清算中的比重与本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大体相当。当这两个条件满足时，实施资本项下货币自由兑换，才是合理的、明智的，是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较好地避免国际金融风险冲击的。

这件事如果开放过早，极有可能给中国金融带来冲击，导致人民币的汇率大起大落，各种不稳定的事都有可能发生。总之，资本项下不能自由兑换，正是中国的体制优势。现在这个时候，使得外国想跟我们打外汇战、金融战，但打不进来。一个铜墙铁壁的外壳，无从下手也无从下口咬你，是一个盾牌保护伞。

第十一章

读懂香港：过去和未来

上课日期：2021年6月8日

摘要：近代以来，香港从中国南方的弹丸之地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一路曲折坎坷。本章详细剖析了香港成为三大中心的制度基因和历史背景，指出香港自由港制度体系、独特的税收制度和具有国际公信的法治体系构成了香港经济制度的基因；而其血脉则来自祖国的发展和内地人民的支持。展望未来，新时期香港应继续发挥三个作用、持续加强三个功能、主动承担三个使命。

香港于1841年开埠，因1842年中英签署《南京条约》而割让给英国。到1920年左右，香港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在随后的100多年里，不管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还是港英当局管治的那些年里，包括回归过程及回归后的20多年里，香港经历潮落潮起，始终能够保持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地位。香港今日的成就，归根到底是香港同胞自己创造出来的，同时与祖国的发展和内地人民的支持分不开。从制度层面看，香港成为这三大中心仰赖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曲折的历史渊源和不断进化的制度基因。本章尝试从制度层面解读香港成为这三大中心的密码，为新时期做好香港工作提供建议和参考。

一、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有三大制度基因

香港自由港制度体系、独特的税收制度和具有国际公信的法治体系构成了香港经济制度的基因，即内在机理，成就了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三大中心的地位。

（一）六大“自由”的自由港制度体系

香港是集外贸、金融、运输等多功能为一体的自由港城市，是全境意义上自由港。香港的自由港制度体系概括起来是六大自由：

1.贸易自由。香港对进出口贸易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除少数与健康、安全和生态保护有关的物品（如药品、武器、动植物等）外，各类货物均可自由进出香港，配额和贸易管制很少，基本没有主动的进出口配额。海关报关手续十分简便，企业可以24小时进出货物，可以将14天的货物清单汇总报关，高效便捷。香港海关查验率非常低，低于千分之一。高度便利的通关政策为企业将多地订单在香港港口进行整合并构建复杂的供应链体系创造了条件。

2.投资自由。在香港投资兴业，注册与登记手续简单快捷，经网上提交申请成立公司，一般会于1个小时内获发有关证书。企业经营极为自由，一般不会受到政府干预，很多行业通过协会等民间组织自律。但企业违法成本很高，一旦违规行为被发现，将面临巨额的罚款。香港对外来或本地投资者一视同仁，实行少干预、无补贴政策，为所有在香港营商的公司提供公平的经营环境。香港只对电讯、广播、交通、能源、酒制品销售、餐厅、医药和金融等少数行业实行有条件的准入，其他行业都是完全开放的。同时，香港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便利的服务，鼓励企业“走出去”。

3.资金进出自由。在香港，本地资金和境外资金均可自由进出、自由流动。香港采取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资本和金融账户高度开放，允许居民和非居民在境内外开立本币和外币账户，账户余额可自由兑换、划转。企业可以在香港银行开立多种货币账户，使用任何货币进行贸易结算；进出口没有国际收支限制，不设押金、预付资金、融资限制。香港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对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没有限制，国际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在港发行的债务工具。

4.国际航运自由。香港航运业是在高度开放和自由的市场体制中发展而来的，政府对航运业的干预程度非常低，没有海关、检验检疫、边防等部门对船舶和船员实施额外的监察。船只从海上进入或驶离港口时都无需向海关结关，进出或转运货物在港内装卸、转船和储存不受海关限制。香港港口由4家港口企业所有、运营和管理，其中李嘉诚旗下“长和系”企业与和记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和记港口）拥有香港绝大部分港口资产，并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私人集装箱港口运营商。

5.出入境和居停留自由。香港实施宽松和开放的出入境政策。对来港旅游人士，约有170个国家及地区的国民可获豁免旅游签证于香港逗留7至180日。全球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在香港从业也十分方便，只需企业向香港特区政府申请工作签证即可。香港入境政策致力于吸引专业人才和投资者来港发展，对携同配偶子女来港工作的外籍人士条件宽厚。但在普通劳动力方面，为保护部分劳工权益，限制雇用外地劳工。

参见宋涵慧：《从香港到上海——中国近代报业中心转移的原因探析》，《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5期。　在2011年，香港报业市场就多了两份免费报纸，令香港这个700万人口的城市有达20份报纸。若以平日周一至周五的总发行量计算，最保守都有420万份，这发行量自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可以用“节节上升”来形容。此外，香港报纸的广告长期稳占整个媒体总收入的第二。参见《香港回归后报纸发行量“节节上升”》，《青年记者》2012年第14期。

6.资讯流动自由。与贸易兴旺伴随的是资讯交流的巨大需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开埠，一批英文报刊在香港面世。此后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不论在报刊的数量上还是在报纸的商业化程度上，中国近代报刊在香港的发展一度相当繁荣，使香港形成了办报的一个中心。 香港成为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祥地。自香港回归以来，尽管报业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但香港报纸的发行量却是“节节上升”。 进入新时代，香港打造了一流的通信基础设施，拥有连接9个区域和横跨太平洋的通信电缆，是各跨国公司设立数据中心的首选。香港资讯流动自由，监管机构不进行任何内容审查，隐私保护有法律保障。正因为如此，近年来香港已经成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的国际创新和应用中心。

香港的这六大自由，是香港自由港制度的重要支撑，在全球自由区中都具有标杆意义。据2019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从1995年起，香港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二）十大税制设计

与内地情形不同，香港不设增值税，主要三种直接税是薪俸税（个人所得税）、利得税（企业所得税）和物业税，并设有免税额制度。总的来说，香港税制有十大独特设计：

1.个人所得税（薪俸税）率较低。个人所得税应缴所得按15%的税率或2%—17%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其中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是：应税收入不足5万港币的，按2%计税；5万—10万的部分，按6%计税；10万—15万的部分，按10%计税；15万—20万的部分，按14%计税；超过部分按17%计税。如此计算的结果，与15%税率计算的金额相比较，按孰低征税。

也就是说，法团的年利得在200万港币以内的，税率为8.25%，超过200万港币的部分按16.5%的税率征收；非法团的年利得在200万港币以内的，税率为7.5%，超过200万港币的部分按15%的税率征收。但如果一个实体有一个或多个关联实体，两级利得税税率只能适用于其关联实体中的一个指定实体。其他实体不符合两级利得税税率。

2.企业所得税（利得税）率较低。香港利得税的征收对象有两类：一类是法团，即公司和事业性质的法人单位；另一类是非法团，包括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人。这两类在2018年9月1日前，分别按16.5%和15%的税率征收利得税。在2018年9月1日以后，香港引入了两级利得税税率：年应税利得在200万港币以内的，减半征收；超过200万港币的部分按现行适用税率征收。

3.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不重复征税。比如一个企业产生了1000万港币的利润，1000万利润按照两级利得税率就要缴税148.5万港币，税后利润为851.5万港币，拿出300万来分红。股东拿到这300万港币不用缴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不重复征税。这不同于内地，内地股东在企业利润分配后还要缴个人所得税。

4.仅对来自香港的收入征税。香港以地域为征收税项的基础，只对来自香港的利得及收入征税，不对企业在境外投资分配利得征税。比如，一个注册在中国香港的公司在其他经济体投资设立子公司，该子公司向香港母公司分配利润时，香港对该分配利润不再征收所得税。这不同于美国。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投资产生的利润，在返回美国本土时要收38%的所得税。特朗普支持企业返回美国，在2017年搞减税，从38%降到21%，工商企业很高兴，但还是要收21%的税。

5.对房产物业不收物业税（或房产税），只收差饷税。比如说张三在香港有套房子值3000万港币，并不是以3000万港币为税基来征物业税。而是若这套房子出租，如年租金是100万港币，那么就按100万港币年租金的2%即2万港币来征税。这对于价值3000万港币的物业来说，实际上是很低的，千分之一还不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实际上是没有房产税的。

6.对投资于香港资本市场的股票利得、债券利息不征税。在欧美国家，炒股票产生的盈利一般要收20%利得税，但在中国香港没有这个利得税，所以在香港炒股成本相对就会低一些。而且，投资债券或票据所获得的利息、利润也不缴税；在香港存放于认可机构的存款所赚取的利息也都不缴税。

全世界不收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很少，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都收比较高的遗产税。比如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他妈妈给他留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的价值相当于现在人民币要两亿多。他如果继承下来自己用，按照日本50%遗产税要求，小泉就要缴一亿多的钱。最后他索性就把房子捐掉，而且他捐的时候很明确，“我缴不起遗产税，所以我就捐了”，也很磊落。中国改革开放前，老百姓没有多少资产，就没收遗产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老百姓比较富裕了，要考虑收遗产税。目前有关方面正在研究。

7.不收遗产税。2006年2月11日以前香港是有遗产税的，遗产在750万港币以下是豁免征收的，750万—900万征收5%，900万—1050万征收10%，1050万以上征收15%。为避免富豪们因遗产税而将资产转移到境外，香港于2005年取消了遗产税。而在发达经济体中，目前只有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没有遗产税，日本最高税率为70%，美国、德国最高税率为50%，英国为40%。

8.不收馈赠税。在香港，捐赠给慈善机构或慈善信托的款项可在计算应纳所得税时获准扣除，但规定捐款的总和须不少于100港币及不超过经调整后但未扣减捐款前的应税利润的35%（2003年4月至2007年8月课税年度则为25%）。如果是死者的遗产，捐赠予任何认可的慈善机构或捐赠予香港特区政府作慈善用途的也是不收馈赠税的。

9.对货物进出口实行零关税。香港为单独的关税地区，根据《应课税品条例》，对所有非禁止类商品实施零关税，进口或出口的一般货物均无须缴付任何关税。只对酒类（30度以下）、烟草、碳氢油类及甲醇四类征收商品税，但也不是只针对进口商品，对香港本地生产的这四类商品也按照同样的税率征收。

10.对资金进出不收托宾税。香港是一个资本资金自由进出的地方，资金进出不收税或费。比如从美国来了500万美元，当天进来，第二天又把这500万美元汇到巴黎去了，来去自由。监管部门既不问钱从哪里来，也不问钱往哪儿去，也不收任何税和费。

香港的这十条税收制度，大多数是150年前英国人设计制定的。这150年来，这10条背后的低税率、简税制的基本框架从来没变过。在维京群岛也有低税收，但那地方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基本没什么居民，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香港有700多万居民，GDP总量接近3万亿元人民币，在这独特的低税率环境中，就会对金融、贸易发展产生独特的吸引力和推动力。比如，由于较低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有利于吸引各种各样的服务贸易公司。这些公司在香港注册，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开展服务贸易，但订单中心放在香港，利润、税收、结算都在香港，员工的工资发放地也在香港，香港自然就成为贸易中心。再比如，由于不收遗产税，可以吸引全世界的富豪把财产、财富带到香港，从而使香港成为一个财富积聚的中心。再如，不收物业税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富人到香港买房置业；不收利得税，可以吸引全世界的资本、资金到香港来，使香港成为一个资本集聚并自由往来的金融中心；海外投资利润返回香港不收税、资金自由进出不收税费、简税制不重复课税，对于香港的人才集聚、服务类企业集聚、资本集聚、财富集聚等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奠定香港成为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重要制度基因。

（三）三大特色的法治秩序

作为全球公认的国际经济交往的大都市，兼容并包、与时俱进、全球公信的法治体系是香港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香港的法治体系非常健全，将18世纪以来英国重商主义的经验和精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能够维护其经济平稳运行。

香港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实行当事人主义，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完全的诉讼程序启动权和诉讼程序推动权，真正成为诉讼活动的主体；而法院仅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申请）行使一定的审判权，受当事人诉权和诉讼程序的制约，这就防止了法官滥用权力任意决定诉讼程序的进程，以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公正。参见赵泽龙：《香港特区司法制度特点及借鉴》，《重庆行政》2002年第2期。　参见叶秋华、李温：《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法制及其启迪——纪念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法学家》2007年第3期，第11页。　参见《香港的法律制度概况》，http://peixun.cour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id=10。

1.兼容并包，汲取各类法律来源之精华。香港沿用英国成熟的法律体系，在法律上与欧美等国家相通一直是香港的优势，但香港又有不同于欧美的地方：香港的法律制度吸收了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是全世界市场经济制度的精华，建立了一整套以普通法辅以成文法为基础的、成熟完善的法律体系，如当事人主义、 无罪推定原则、判例原则、陪审制度、律师制度等。“包括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在内的英国法律及其司法运作方式源源不断在香港加以适用……历经150年的发展变迁，香港的法制及其法律文化传统完全融入了普通法系的行列，成为带有东方特色的普通法通行的区域。” 香港回归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日后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从而保证香港特区的法治秩序得以继续。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还将部分国际法作为其法律来源。目前已有超过200项国际条约和协议适用于香港。这些条约在立法施行之前，虽然不算是香港本地法律的一部分，但仍可影响香港司法实践。比如，法庭可引用某条约，以助解释法例。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考察团：《香港判例制度、澳门统一司法见解制度考察报告》，《人民司法》2008年第15期。　以2011年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和上诉法庭审理和判决的关于海上货物运输纠纷的案件为例，这些案件涉及的海运单证包括提单和海运单，涉及的法律包括美国法律、中国香港法律和中国内地法律，涉及的法律问题包括责任限制、法律适用和管辖地选择；等等（参见赵亮：《2011年香港海商法判例综述》，《中国海商法研究》2012年7月第23卷第2期）。在成文法体系下，处理这些涉及多国多主体多法律适用的案件是一个难题，因为无论是法律条款还是法律原则都无法覆盖现实商业环境中每天都在变化、与多国法律适用纠缠在一起的各种可能性。

2.与时俱进，以判例适应各类商业实践。香港受英美法系的影响，判例法是其法的渊源。判例法的来源不是专门的立法机构，而是法官对案件的审理结果。遵循先例是判例法的基本原则。 香港回归前，主要有英国判例和香港本地判例，其中英国判例中只有英国上议院和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判例才对香港具有拘束力。香港回归后，根据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尽管英国判例对香港不再具有拘束力，但包括英国在内的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司法判例仍可作参考。判例法的一个好处在于可以让司法实践紧跟商业实践的需要，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成文法因滞后性、粗略性而导致的法律适用缺位的不足。当然，判例法高度依赖法官自身的专业性和公允性，受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影响较大。香港的独特之处作为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会聚了全球顶级的法律服务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加上判例法的司法实践，让香港能够处理作为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所涉及的层出不穷的各类新讼争。 在香港，司法系统有足够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空间和余地。

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提升香港作为在亚太地区主要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并于2016年9月成立争议解决政策统筹办公室负责全面统筹调解及仲裁的工作。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负责人表示，香港沿用英国成熟的法律体系，在法律上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相通一直是香港的优势。

3.全球公信，成为国际首选的仲裁调解地。香港是国际首选的仲裁与调解的理想地点。香港的仲裁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基础，仲裁法与全世界相通；香港还签署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仲裁决定执行范围包括150多个国家（地区）。

香港的自由港制度体系、税收制度以及法治秩序，形成了香港内在的、特有的基因。诺奖得主弗里德曼说过，“如果你在世界上找一个自由市场，最好的例子就是香港”。这是香港尽管在宏观上是资本主义制度，但也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别之处。这些内在的制度基因使得中国香港既不同于美国、欧洲也不同于亚洲的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正因为如此，香港100多年来虽然经常处在各种风云跌宕、潮起潮落的中心，每次潮退走掉一批企业，但因为有税务制度、自由港制度体系和法治秩序，又会使得更多人趁机而来进行接盘，保证了香港的持续繁荣。

二、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血脉联系和内地的蓬勃发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依托

近代以来，英帝国在世界各地大肆殖民扩张，一度占据世界上超过1/4的土地，包括人口数庞大的亚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其中许多殖民统治地区多是为了商业或战略的因素而建立。但为什么只有香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而占据的其他殖民统治地区不行？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香港的背后是中国内地。香港与内地在地缘、经济和金融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加上中国内地的蓬勃发展，是滋养香港成为三大中心的最为重要的血脉和养分。特别是在香港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与内地的血肉联系是其顺利实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关键支撑。

（一）1842年—19世纪末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并割让九龙半岛南端即今界限街以南的地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又逼迫清政府于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九龙半岛北部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30多个大小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在这前后60年左右的时间里，英国完成了对香港的占据。

参见安德葛：《香港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3页；卢受采、卢冬青：《香港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参见巴思：《苦力：美国华人史（1850—1870）》，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62页。　参见欧德理：《欧西于中土：从初期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别发洋行1895年版，第344—345页。　参见付今责：《香港为何繁荣，深扒176年历史》，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fujinze/2017_03_26_400525_s.shtml?msclkid=5b119945a77711ecaaf9da92dcf69e99。

这60年左右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42年至1860年。在这约20年里，香港曾被英国人作为对华倾销鸦片、向海外贩卖华工的中转基地。当时港英当局年度工作报告都承认鸦片是香港向内地出口的主要货物，鸦片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八成以上。 香港成为英商攫取内地巨额财富和危害国民身心健康的前沿基地。与此同时期，美国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引发淘金热。由于开采金矿需要大量苦力，英商又干起了劳工贸易的勾当。当时广东的江门（五邑）一带大量劳工被通过香港输送到美国旧金山等地。据港英船政厅记载，仅1854年11月1日至1855年9月30日不到一年时间内，结关登载的苦力船就有128艘，其中船籍为英国的占64艘，船籍为美国的占24艘。 与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相伴随的，是香港的远洋运输业快速发展。1854—1859年的5年间，香港的远洋航运业平均每年增加船只487艘，增加吨位251350吨，年增长率达到68%。 总之，在这20年里，香港经历了黑色贸易的历史：香港被殖民统治者用来向内地贩卖鸦片、向美洲和澳洲输送华工。这段时间里，晚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对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对外经历两次鸦片战争。整个内地社会动荡，大量人口涌入香港。香港开埠时原住居民仅5000人，到1860年时总人口已接近10万。 人口的涌入不仅为香港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也为香港带来了可贵的资本。

参见卢受采、卢冬青：《香港经济史》，第116页。　参见付今责：《香港为何繁荣，深扒176年历史》。　参见付今责：《香港为何繁荣，深扒176年历史》。

第二阶段是1860年到19世纪末。在近40年里，香港的转口贸易开始兴起。从地理位置看，香港位于南亚与东北亚航线要冲，向东横跨太平洋可抵达美洲大陆，向西经印度洋是通往欧洲的便捷通道，加上香港水深港宽，是天然良港，特别适合发展转口贸易。据中国海关统计，1880年香港贸易额分别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37%和21%，1885年占40%和24%，1890年上升至55%和37%。 香港超过了《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上海、宁波、广州、福州、厦门等五大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额，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这个过程中，正是香港便利的中转条件，促进华商大量投资转口贸易，华商在香港逐步兴起，并成功带动其他行业快速发展。华人开办的商行成倍增加，1881年时的总量是1861年的7倍多。 华人的商船已经遍布世界各地。用现在的话说，华商开始借助香港的转口贸易掌握部分贸易的供应链，在香港占据一席之地，展开了与西方商人的角逐。

总的来看，在这近60年里，英国人将自由港的一整套政策制度、英国人的法律体系导入香港；同时利用香港大肆贩卖鸦片到内地、贩卖华工去美洲澳洲，将香港作为抽取中国人民民脂民膏的吸管。而随着大量华人涌入香港以及华商的兴起，香港作为内地大陆与世界贸易的中转基地、贸易中心的功能日益彰显。香港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开始崭露头角。

（二）20世纪初—回归前

这一段历史是英国占据香港至归还中国的将近100年。这个过程中，香港几经风雨，经历世界经济大潮洗礼，始终与内地的兴衰紧密相连。这一段历史可以基本分为三个阶段：

从统计数字看，1933年香港的进口贸易额为5.01亿港元，与1932年相比下降了19.7%，比1931年缩水更达32.1%。这一年的出口贸易额为4.03亿港元，与1932年相比下降了14.6%，比1931年更是下降了25.6%。在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1935年，香港全年进出口总额为6.36亿港元，与1931年的12.8亿港元的贸易总额比，降幅高达50.3%。参见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40年，香港的注册工厂已达800家，雇用工人3万余人。多数工厂生产外销为主的轻工产品，产品范围涉及胶鞋、毛织品、棉织品、手电筒、五金和搪瓷制品等。

1900—1945年。这一时间跨度覆盖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中，1900—1924年是香港转口贸易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内地小农经济进一步瓦解，市场逐步开放，大量外国商品通过香港输往内地；另一方面，港商也在抓住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机遇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对美、日与东南亚地区的中转贸易日益增加，香港转口贸易开始表现出更强的国际化倾向。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香港与广大华南地区平添了一条方便快捷的陆路大通道，极大促进了陆路运输，为贸易的扩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尽管一战对香港贸易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战后很快强劲反弹。到1924年，进出口船只的总吨位数比战前最高的1913年增加50%以上，与1901年相比增长近2倍。但此后的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和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香港冲击不小，香港的进出口贸易一落千丈，各行各业均受其累，商号大批倒闭， 工人大量失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但自1937年到1941年，因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逐步向华南转移，香港的地位日益重要。而随着战事的推移，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外贸口岸的相继陷落，香港最后成为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唯一通道。在这期间，内地大批工厂迁到香港，再加上英联邦《渥太华协议》生效（各成员国生产的制成品，在英联邦范围内可享受特惠税），香港的外向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香港原产产品大量出口，为战后香港工业化和贸易形态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但随着日军占据香港（1941—1945年），香港经济社会同样饱受摧残。

参见舒立、吴鹏：《自由港之谜：香港经济奇迹探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世纪50年代后期，纺织业、成衣业等制造业迅速崛起，带动了全港工业突飞猛进。1960年全港工厂数目增至4784家，工人达215914人。轻工业及其产品的出口成为香港经济特色，而转口贸易所占比重下降。1959年，香港出口总值为33亿港元，其中港产品出口值为23亿港元，占70%，转口贸易仅占30%。这是香港经济结构及经济策略的重大转变，也是香港从转口港变为现代工业城市的标志。60年代，香港加工出口贸易蓬勃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成为香港重要进出口市场。1969年香港对外贸易总值增至281亿港元，比1959年增加2.4倍，年平均递增率高达13.1%。其间港产品出口比重保持在80%左右。60年代末，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国家与地区增多，加之全球经济萎缩，发达国家和地区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香港产品出口受到打击，香港经济结构面临再次调整。70年代初，香港的出口加工业已呈多元化趋势。电子、化工、钟表、仪器等新兴工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港府推行市场多元化与经济多元化战略。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相继发展起来，成为香港的主要经济支柱。其中1961—1979年旅游业总收益共达415.65亿港元，为香港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参见李广庆：《二战后三十年香港社会的转型与变迁》，《长白学刊》1997年第4期。　有关专家估计，当时有100亿港元从东南亚流入香港。

1946—1978年。抗战结束后的5年里，内地大量资本和人才涌入香港，百废待兴的香港得到了一次大输血，经济恢复较快。“据美国《幸福》杂志1947年10月估计，差不多有5000万美元的华人财富流到香港，有228家上海企业移到香港注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对华实行全面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急转直下，国际转口港地位开始动摇，经济萧条再现，失业剧增，社会动荡。从195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利用二战前后内地迁港的工业基础在经济上成功实现了由转口贸易为主向加工出口贸易转变再到经济多元化的变迁。 而这主要得益于：一是内地对港政策较为明朗，宣布暂时保持香港现状不变，主张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这为香港创造了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二是当时主要工业国家开始调整工业结构，将纺织业、成衣制造业等轻工业向外转移。三是当时东南亚发生动荡，稳定的香港成了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国家的资金“保险柜”， 这为香港从转口港向工业化转型提供了资本。四是经历过二战前后的人口大流动，到20世纪50年代香港已有200万人口，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一定的消费市场。在这30年里，内地克服自身困难，为香港输送了大量的生活物资，包括蔬菜、水果、肉食、粮油甚至淡水等，为香港工业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和保障。而香港则作为新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是新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一批心系祖国内地的港商如霍英东等人也从内地与香港、香港与世界的经贸往来中迅速崛起。从航运到金融，香港进入了由华商主导经济的新阶段。

内地工人的劳动力报酬非常低廉，一般只达到香港劳动力的1/10，劳动力成本估算每年省下2000多亿港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15年美元不变价。

1979—1997年。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经济面临新的困难。1981年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普遍采取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香港经历了30年的工业化增长，制造业成本日益高涨、国际竞争力逐步减弱；与之伴随，房地产市场出现低迷，金融业开始承压，出口和就业双双下滑。而就在这个时候，内地宣布改革开放，给香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随着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和《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内地对外开放大幕全面拉开，因禁运而冷却了近30年的两地贸易空前活跃，令香港的转口贸易重新兴旺起来，形成了进、出、转全面发展的新态势。与此同时，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北移，内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让香港制造业焕发出“第二春”。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港商在珠三角建立的合资企业超过2万家，加工厂超过8万家，拥有400多万雇员，香港与内地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生产销售模式。 而到回归前，港商在内地建成的企业不下14万家，完成投资超过800亿美元。同期，香港的GDP由1979年的577亿美元跃升至1997年的1728亿美元，年均增速6.3%，超过同期“四小龙”中的另外三个；人均GDP由1979年的1.17万美元跃升至1997年的2.66万美元，成为发达经济体。 香港的服务业比重由1980年的67.5%跃升至1997年的85%，实现了从制造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

（三）回归以后到现在

1997年回归祖国后，香港发展进入了新的纪元。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香港克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成功打退了国际资本大鳄对港币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围剿。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香港在成为内地对外开放中的“超级联系人”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个过程中，来自内地的支持同样是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的坚强柱石。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当时金融危机对于经济高度外向型的香港同样造成了重大冲击：出口大幅下滑，内部需求严重萎缩，失业率上升，中小企业融资困难，2009年第四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衰退了2.5%。

一是助力香港克服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甫回祖国怀抱的香港被蔓延亚洲的金融危机引爆了多年积存的经济泡沫。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大获全胜”的国际炒家盯上香港，在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同时采取行动，港币遭到国际金融炒家的疯狂狙击，股市狂泻，汇率震荡，金融体系一时风雨飘摇。而在此期间，中国内地的外贸进出口和外向型经济也遭受严重冲击。即便如此，当时的中央政府毅然决定人民币不贬值，同时明确支持香港联系汇率制不变，随时向香港专送外汇。1998年8月，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特区政府毅然决然入市反击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大战，最终击退国际炒家，香港金融市场化险为夷。同样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 中央政府在稳定经济基本盘的同时，推出包括金融合作、经济合作、基础设施等七个方面的共14项强有力措施，支持香港克服金融危机，继续巩固和提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CEPA的内容包括：货物贸易方面，内地于2004年1月1日起分别对原产于香港、澳门的273个税号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并不迟于2006年1月1日，对273种以外的港、澳产原产产品实行零关税。内地于2004年1月1日起取消对港、澳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和关税配额。双方彼此之间不采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向香港、澳门进一步开放管理咨询、会议展览、广告、会计、法律、医疗及牙医、物流、货代、仓储、分销、运输、旅游、建筑、视听、电信、银行、保险、证券等18个服务行业，分别对部分行业采取以下开放措施：提前实施中国对世贸组织成员的开放承诺，取消投资的股权限制，允许独资经营；降低最低注册资本、资质条件的要求；放宽地域和经营范围限制。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内地与香港、澳门就7个领域（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中小企业合作，中医药产业合作，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及质量标准）的合作机制和合作内容达成了协议。同时内地与香港、澳门还确定了金融和旅游领域的合作内容，鼓励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　特别在2009年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内地与香港签署的《补充协议六》，对香港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放宽准入条件；在法律、公用事业、电信、银行、证券等一些敏感领域，内地采取了较大开放力度的措施，并在广东先行先试。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9年4月，内地累计进口享受零关税待遇香港货物总值21.7亿美元，关税优惠额13.4亿元人民币；共有14个大类港产货物先后以零关税方式进口，基本覆盖香港现有生产能力；通过CEPA及补充协议，内地陆续向香港开放了金融、法律、会计、建筑、旅游、医疗、物流等42个服务行业，优惠措施达250项。此外，已有2100多家香港服务提供者按照CEPA的优惠措施取得“服务提供者证明书”，申请投资内地。香港制造业由此获利丰厚；许多领域已和内地没有区别，巩固和发展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参见新华社香港回归12周年特稿：《祖国后盾 伟岸如山——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经济发展纪实》，http://www.gov.cn/jrzg/2009-06/30/content_1353923.htm?msclkid=9b71ebd1a8c311ec89807b84f9e4a0c9。　协议梳理和更新了CEPA框架下关于开放和便利货物贸易的承诺，进一步提升CEPA框架下货物贸易的开放水平。通过优化原产地规则的安排，原产香港的货物进口内地将全面享受零关税。该协议在原有“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的基础上，引入以产品在香港的附加价值为计算基础的一般性原产地规则，容许现在未有“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的产品，只要在符合此规则的情况下，便可以零关税进入内地。该协议也确立便利贸易的原则，包括承诺双方在有关范畴便利两地贸易、简化海关程序、提高有关措施透明度和加强双方合作，并推出有助于加快货物通关的措施，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货物流动，提升粤港口岸通关能力和效率。

二是签署和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香港陆续遇到了2003年“非典”冲击，“911”事件后全球经济不景气等重大困难。就在香港经济陷入低迷、市道不景气的时候，内地与香港于2003年6月签署了CEPA。这一“安排”涵盖了贸易、金融、服务、旅游等各个经济领域。通过对原产香港产品实施零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关税配额、开放服务业准入、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措施，CEPA如雪中送炭，成为促进香港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催化剂，香港经济得以从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等打击中实现重要转折。 后来从2004年至2011年又陆续签了十个补充协议，进一步推动了相互间资本、货物、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2018年12月，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框架下的《货物贸易协议》， 连同之前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构成了CEPA升级版，是最高水平的自贸安排，也表明内地和香港进入新合作阶段。

这是梁振英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的讲话。参见《这样的香港我们怎能不珍惜》，《经济日报》2019年9月27日。

三是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要求以珠三角九市和香港、澳门为依托，“充分认识和利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港澳独特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优势，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断深化粤港澳互利合作，进一步建立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能”，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如果把内地的改革开放比作是香港发展的一只翅膀的话，香港现在又插上了另外一只翅膀，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香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有一组对比数据：1997年香港GDP总值1.37万亿港元，人均GDP为21万港元；2020年，香港GDP总值2.68万亿港元，人均GDP达35.75万港元；2020年，香港家庭实际月收入较10年前增加了46.4%；2019年，香港财政储备为1.16万亿港元，是10年前的1.23倍；在港交所上市公司的数量从1997年的619家增加到2020年的2538家；2020年，香港的外汇储备4932亿美元，是回归之初的5倍多；法制指数全球排名1996年逾60名，2020年为16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201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在63个经济体中排名全球第二。　含红筹股、H股，以及注册地为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境外国家和地区，但办公地址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及在港交所二次上市的内地企业。

在这三方面的鼎力支持下，香港回归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 香港三大中心的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甚至还有了新的内涵。比如，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至少有三方面得到了显著体现：一是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持续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取得重大进展，沪港通、沪股通、深港通、深股通、港股通相继开通。2021年，沪深港通北向交易及南向交易成交金额达人民币27.6万亿元及9.3万亿港元，比2020年上升31%和70%。大量内资企业赴港上市，累计有1193家内地企业在港IPO， 占港交所全部上市企业的46%。截至2021年底，港交所市值42.88万亿港元，为同期A股总市值的46.7%。内地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六成以上来自香港。二是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香港仍坐拥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7572亿元人民币，在全球人民币SWIFT支付交易中占超过70%。三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确立。《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外资流入目的地中，香港居全球第三；2018年对外投资方面，香港以850亿美元居全球第四。再比如，关于国际贸易中心。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全面开放，内地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贸易条件持续改善，对外贸易额每年呈两位数增长，内地经香港的转口贸易额大幅萎缩，香港的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逐渐被内地港口如深圳盐田港、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等替代。对此，香港依托三大制度基因迅速调整贸易模式——离岸贸易。2002—2011年，香港离岸贸易额年均增幅超过200%，远高于同期转口贸易130%的增幅。2012年，香港的离岸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已达65%。大量在内地设立工厂的跨国公司选择将地区总部和结算中心放在香港，香港也因此“离岸”处理着内地40%以上的进出口贸易。关于国际航运中心。就吞吐量而言，香港港位居世界十大港口之列，2019年排第七。而根据中国新华社与波罗的海交易所联合发布的2020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ISCD），香港是全球第四大国际航运中心，排在新加坡、伦敦和上海之后。值得关注的是，香港与航运有关的专业服务世界一流。香港是世界第四大船舶注册地，排在巴拿马、利比里亚和马绍尔群岛之后。香港航运服务业持续扩大，提供全面的专业服务，包括船务融资、保险、经纪、船舶管理及航运法律等。

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血脉联系和内地的蓬勃发展是香港几经风雨仍能屹立不倒的关键支撑。事实上，过去50年香港曾经出现过几次所谓“逃离香港”的风潮。比如“文革”时期，由于担心局势不稳，很多香港市民开始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香港经济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但那个时候以李嘉诚、包玉刚为代表的企业家却看到了机会。他们积极收购英资机构如和记黄埔、会德丰等，为其后来发家致富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在“八九”政治风波之后的几年，香港经历了第二轮移民潮。当时抄了底的企业家在后来同样赚得盆满钵满。同样在1997年回归前，也有一批人远走他国，香港经历了第三轮移民潮。而回归后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再创佳绩，国际竞争力大幅跃升。从这三次移民潮来看，那些坚定看好香港、看好内地发展前景的人都取得了成功；很多人走了又回来了。

三、新时期香港要继续发挥三大作用，持续加强三大功能，主动承担三大使命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会更好。展望未来，香港的优势不可替代、机遇前所未有，应用足用好其独有的制度基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过程中继续发挥三个作用，持续加强三个功能，主动承担三个使命。

（一）继续发挥三个作用

近年来，在外部势力操纵和干涉下，香港饱受“占中”“修例”等风波冲击，经济社会一度动荡。党中央及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了香港大局。“修例”风波甫一平息，曾在幕后操纵、推波助澜的西方反华势力扬言要对香港实施制裁。对此，我们应认识到，香港如今的三大中心地位是长期形成的，绝不是美英等国恩赐的。香港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是基于长期积淀形成的制度设计和来自内地蓬勃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是众多跨国公司、巨商大贾云集香港的主要原因。

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基本判断美英等国对香港的一些打压措施基本上是“纸老虎”。比如美国决定取消对香港在贸易、汇率、人员流动方面的“特殊待遇”，剑指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这实际上会“杀敌一千、自损两千”。一方面，“独立关税区”地位是《基本法》和世贸组织规定并被所有成员接受和承认的。中国香港是首名加入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成员，并分别与中国内地、欧盟、东盟等八个经济体达成了自贸协定，覆盖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另一方面，美国取消香港的相关特殊待遇，在贸易上，除了中国香港对美国出口（原产中国香港的只有区区3亿美元左右）受到一点影响外，美国自身受到的损失更大：美国对外主要的顺差来源地是中国香港，达300多亿美元，只需中国稍加影响，其损失必几倍于我。在汇率上，香港的自由兑换和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自身的政策选择，不需要经过美国的同意。美国也绝不会轻易通过SWIFT和CHIPS来制裁香港，因为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在香港有巨额利益：很多机构之所以愿意把美元兑换成港币，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通过香港规避多重征税和有关监管措施，若打掉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等于是断掉了华尔街留存利润的钱袋子。在人员流动上，如美英限制人员来往香港，徒增了美英跨国公司高管和富豪的不便，同样不符合资本的利益。因此，总的来看，如今的香港已经深度嵌入全球经贸体系中，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其国际地位不是轻易可以撼动的。

香港的专业服务业主要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审计服务、建筑及工程活动、技术测试及分析、科学研究及发展、管理及管理顾问活动、信息科技相关服务、广告及专门设计服务等。

同样地，香港的这种地位对内地而言也是举足轻重的。在新时期，要继续发挥香港的三个作用：一是要继续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内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在过去30多年中，每年内地引进外资中有40%—50%是来自香港，近年来内地走出去的资金也有50%以上是通过香港。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香港的三大制度基因。在未来，香港仍将充当这一角色，继续发挥这一作用。二是要继续作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成为汇聚全球跨国公司的重要高地。全世界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有1/3与香港有关，是跨国公司利用香港的低税政策和人才优势将与内地的各种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的结算功能放在这里。2020年，光离岸贸易这一项，香港处理的规模就达8.2万亿港元，在港产生了2600多亿港元的毛利。这背后与跨国公司持续集聚有很大关系：截至2021年6月1日，外资企业驻港地区总部及办事处共计9049家，再创新高，其中1457家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可见香港角色未有转变。在未来，这一作用同样会继续发挥。三是继续作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专业服务中心， 成为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超级联系人”。香港专业服务实力雄厚，具有世界一流水平，拥有按国际惯例运作和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各类贸易、金融、会计、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知识和经验。这种软实力并不是上海、深圳、海南等内地开放平台所能替代的。实际上，中国需要的不是另外一个上海、另一个深圳或者另一个海南，而是一个能充当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系人”的香港。

（二）持续加强三个功能

香港的三大“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作用。进入新时代，香港要致力于建设比肩纽约、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议持续加强以下三个功能：

观察全球资本市场，股票市值与GDP的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一般较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普遍较高，但比值大体在50%—300%之间。法国、德国、西班牙、韩国等，其股票市值通常占GDP的50%—100%。比如韩国，2017年股票市值1.5万亿美元，GDP 1.6万亿美元，比值92.8%。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由于金融国际化程度高，其股票市值通常占GDP的100%—300%。比如新加坡，2017年股票市值7872亿美元，GDP 3337亿美元，比值236%；中国台湾地区股票市值1.2万亿美元，GDP 5732亿美元，比值209%。　事实上，制约“中概股”回流的一大障碍在于港股的成交量和定价能力不如美股，核心在于成交规模与美股相比差了一个数量级，因此迅速做大港股规模是重中之重。

一是持续做大香港资本市场规模，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力军。2020年底，香港上市企业总市值已达中国GDP的40%。未来10—15年，中国GDP将达200万亿元规模。如果香港资本市场继续保持40%的比例，整个市场规模也应达到80万亿元。 而从深层次的制度层面看，“一国两制”是香港资本市场超常规发展的动力源泉。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选择赴港上市，内地投资者在港交所的交易持续升温。香港资本市场应充分发挥好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发债等融资功能，加大力度吸引内地“同股不同权”类公司在香港上市，既增强香港市场对内地“新经济”发展的支持，也为未来“中概股”回流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中国内地已变得“资本充裕”，大量的财富纷纷从银行储蓄、从投资房地产市场往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转移，也开始走向境外配置分散投资风险，通过港股通投资香港也必将增加；与此同时，境外投资者对投资中国企业的意愿也日益增强。香港资本市场完全可以发挥好这个纽带作用，让中国人通过香港进行资产配置，让世界通过香港投资中国。

二是持续做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桥梁。香港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人民币结算业务规模分别占全球的60%、75%以上。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不断加速，人民币成为全球通用的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已不可逆转。作为全球主要离岸人民币市场，香港必须顺应这一大势，充分利用资金进出自由的优势、国际资金港的地位，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品种和规模，成为未来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定价中心。为此，建议将大力发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作为先手棋，配合支持内地企业、金融机构和财政部门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家有关部门可加大在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的力度，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汇率、利率产品，丰富产品期限结构，进一步完善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加快建立可供中资企业境外发行债券参考的“锚”。此外，建议将中国银行总部迁至香港，助力香港建设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这既有利于国家掌控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也有利于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三是进一步加强与内地财经政策协调，成为应对国际资本冲击的“都江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提出了著名的“货币不可能三角”原理：一个经济体要同时实现货币政策自主权、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大目标是不可能的，三者中必须舍弃一个。香港自1983年开始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实现了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两大目标，但放弃了货币政策自主权。中国内地虽然有货币政策自主权和汇率相对稳定，但少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内地与香港之间一组合，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兼顾，香港也因此形成了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并成为内地吸引外资最大来源地。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财经政策协调，用好这两个“不可能三角”巧妙组合，让香港成为中国经受国际资本大潮冲击的“都江堰”：既可以有效防范国际热钱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又可以引国际资本之活水灌中国经济发展之良田。

（三）主动承担三个使命

在新发展阶段，结合国家战略需要，香港还应承担三个新的使命：

1．新时期中美大国竞争的转圜地

总体上看，当前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打压甚至在一些领域“脱钩”等政策，一时是改变不了的。未来15年将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关键时期，中美关系极有可能是有斗有和、以斗为主。而我们的原则是斗虽两伤、不得不斗，但须尽全力斗而不破，维护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大局。把握这一原则，可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高水平自由港、作为国际资本云集地的优势，把欧美资本继续吸引到香港。比如，当前疫情之下，美国资本市场虚高、实体经济受创，大量养老基金无处投放，可以借着近期中美转圜的机会将之引到香港，以香港为基地投资内地甚至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要让香港继续成为跨国公司配置全球资源的总部基地、进而打造超越纽约和东京的国际交往中心，成为中美“扭抱”而不是“脱钩”的纽带。

2．畅通高水平双循环的战略枢纽

构建新发展格局包含了要发挥香港的独特作用。过去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是内地与世界开展货物贸易、以外循环拉动内循环的重要组织者；在新发展阶段，香港还要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成为推动实现以服务贸易、创新科技为特点的高水平双循环的战略枢纽。比如，香港可以发挥自身开放的独特优势，引进英美高水平理工类大学在香港办分校，吸引内地学生去就读，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美国对华留学生限制，还可以促进内地与香港青年交流，也为香港未来发展储备人才。再比如，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认，可以香港的知名高校为依托继续加大力度吸引国际顶尖科研人才；同时可借助毗邻内地市场的优势，将香港的“0—1”创新与大湾区“1—100”成果转化和内地实现“100—100万”市场化推广有效贯通起来，打造万亿级的产业链创新链。

3．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加速器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虽成果丰硕，但需要有各路资本的持续跟进。而民间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虽然热情很高，但犹疑于沿线存在的国别风险、商业风险及缺少有效的投入平台和退出机制，尚未形成大规模投入的态势。建议依托香港联交所筹建一个以人民币计价和交易的证券交易平台，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上市融资、风险管理和资本退出畅通渠道、理顺机制。有关项目可以到这一平台发债、IPO挂牌、交易和退出。资本市场也将会根据市场需求主动开发出有关规避风险、对冲风险的产品。“一带一路”项目本身面临的国别风险、商业风险将得到有效管理和缓释；而且，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也可以对项目本身形成强有力的市场规制。这一设计将“一石四鸟”：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利于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总之，在新时期，香港繁荣稳定的关键在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目前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是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从根本上，香港要在“两个大局”的伟大变革中坚持“一国”之基，用好“两制”之利，以可持续的繁荣稳定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答学生问

问题1：黄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香港的法律的独特性还能保持多久？“一国两制”说50年不变，但有人担心，香港的法律制度，它的独立性，可能会在不久之后就有所变革。不知道黄教授觉得香港法律制度的基础维持原有的状况还会有多久？谢谢！

黄奇帆教授：这个担心，用事实说话，完全是多余的。其实我今天特别在这里说了这么多，就是有一个概念，香港的制度从宏观上讲，是“一国两制”。具体到经济角度、专业角度，就是十个基础性的税务制度、自由港“六个自由”的制度和三大特色的法治体系。只要社会治理上“一国两制”的基础制度不变，经济运行上自由港制度、税收制度以及法治规则上这三大基因不变，香港的核心凝聚力，全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就不会变。

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会更好。展望未来，香港的优势不可替代，机遇前所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同志给我们讲到的“一国两制”，是个长期的、战略性的，有益于香港，也有益于整个祖国的制度，50年都不会变。我在1997年的时候看过一个纪录片，是邓小平逝世前的一个纪录片，讲邓小平在全国各地访问，记者采访他。我记得一句话，非常适合今天的主题。香港制度今后会不会改变？50年后的制度会不会改变？邓小平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未来50年不会改变，将来更加不会改变”。我当时印象深刻。邓小平同志的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应该永远铭记。中央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维护“一国两制”这个制度。

问题2：黄老师，联系到刚刚说的法律制度，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从制度而言，香港如此自由，内地、香港的一些官员、公务员他们打交道会不会有一些隔阂？会不会因为制度差异大而带来相互不信任的问题？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吗？

黄奇帆教授：首先“一国两制”，包括法律的“两制”、自由港的海关与内地不同关境地区的“两制”，也包括具体的金融、贸易、经济运行中税收的“两制”。我刚才在说十条税务制度、自由港体系，或者司法体系时说过，我们不会去改变它，还会通过三个加强等各种措施，让香港继续发挥三个作用，扶持加强三个功能，着力承担三个使命。

其次，在经济运行制度方面，内地与香港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并不会发生摩擦障碍，反而能很好地互补协作。特别是在当下，我们国内有21个省市地区也在搞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们开放的需要，是中国从要素流量开放，转为制度规则开放，进一步融入世界的一个必然。中国已经与亚洲15国签订了RCEP协议，以后还会跟欧洲甚至跟美国等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搞各种FTA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把内地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使得内地营商环境更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这方面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一些经验，这是第二个概念。

第三，整体上说，香港的法律，是英国传过来的以判例法为内核的普通法。在商业领域与时俱进，以判例适应各类商业实践，以判例法作为其法的渊源。判例法的好处是可以让司法实践紧跟商业实践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弥补成文法的滞后性、粗略性而导致的法律适用缺位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内地的金融的法规，比如说关于资本市场的法规，可参考学习香港金融、自由港范围的部分管理制度，进行制度衔接。

实际上整个中国在走向越来越开放。这40多年如此，今后20年、30年，同样会进一步地、更好地开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内地与香港在经济运行中，不会有太多的障碍，只会互补合作、相得益彰，整体上是没什么矛盾的。

问题3：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提到了香港是非常低税的一个地方，它又不像欧洲国家或地区那样人口非常少。那么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过程中，它的财政收入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中央在这中间会不会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呢？谢谢老师。

黄奇帆教授：香港的确是低税收，是不是它的财政支出就不够了呢？不够了以后，是不是它的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就搞得很糟糕了，最后要中央政府来救济？这种情况当然不会。这个你还是把香港的这套制度看扁了。这套制度看起来税收低，但税收低的背后就会把税基做得很大很大。全世界的企业，全世界的富豪，或者为了遗产税的避免，或者为了房产税的避免，就把房子、遗产、资产都归到香港来，最终使得香港虽然没有收遗产税，但是香港的税基很宽很大，最终使得香港每年的税收并不少。这套制度一是低税收宽税基，人均税收含量很高；二是小政府大社会，因为自由港制度、因为低税收，很多事放开，使得香港特区政府部门人员编制占全社会人口比重较低，尽管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的收入比美国官员收入还高，但“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结构，使香港官员的人数不是很庞大，财政供养的公务人员比重低，香港特区政府的开支并不是很大，特别是香港财政不需要供养军队，这方面当然也能减少一块财政开支。事实上，香港每年开支过后，还有盈余，是一个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财政赤字亏损的政府。

另外再有一个，香港房地产业兴旺，土地批租的收入很高。香港特区政府现在还有几千亿港元的土地储备基金放在那里，就是说土地批租以后没用掉的钱还有几千亿。香港由于自由港的运转，税收低了以后，各种企业活跃，税基很大，税收来源还是很丰富，加上还有土地批租的收入，香港的财政你还真不用担心。基于此，香港特区政府不需要中央政府拿钱去补贴它。“一国两制”下，国家给香港最重要的优惠政策就是香港不需要像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内地省市那样，向中央政府上缴财政税收，并且国家反而还出台了CEPA优惠政策，以促进香港的发展和繁荣。

第十二章

中美“十大脱钩”态势分析与应对

上课日期：2020年10月27日

摘要：美国对我国打压遏制，“脱钩”与“反脱钩”斗争将是中美关系长期存在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本章对中美之间的贸易脱钩、投资脱钩、科技脱钩、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机构脱钩、SWIFT网络脱钩、外汇市场脱钩、国际规则脱钩十个方面脱钩的问题，逐个进行了态势分析、兵棋推演；并对“十大脱钩”按发生风险高低进行了分类：“高风险”有科技、互联网和国际清结算网络三个方面，“中风险”有贸易、投资、资本市场和教育人文交流四个方面，“低风险”有金融机构、外汇市场、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针对各类脱钩情景，提出了应对中美脱钩的原则和十二条反制措施。

近年来，美先后对我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意图对我国极限施压，全面遏制，“脱钩”或以“脱钩”相威胁已成为美对华政策工具箱内重要的战略威慑和战术打击工具。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在对华政策上会有所调整，但将我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长期遏制打压的基本战略不会变。总的看，围绕“脱钩”与“反脱钩”的斗争，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一、中美“十大脱钩”的兵棋推演

疫情下，美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三种状态：一是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滞胀；二是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民粹主义；三是美国的政治出现了极端的“甩锅”和与中国脱钩的情绪和状态。如果把这几年美国政府和政客反复炒作的这些脱钩的措施归纳一下，大体上包含贸易脱钩、投资脱钩、科技脱钩、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机构脱钩、SWIFT网络脱钩、外汇市场脱钩、国际规则脱钩十个方面。所谓兵棋推演，就是指分析每种脱钩现象一旦发生，会对中国带来什么冲击，反过来美国自己又会受到什么反冲击。中国的胜算如何，美国人的胜算如何，兵棋推演的最终结局是中国受到了重创，美国达到了遏制中国的预期目的；还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双方“鸡飞蛋打”；或者“杀敌一千、自损三千”，中国尽管受冲击，但是美国人损人不利己，反而受到更大的反冲击？这些情况要具体分析，不能光凭一个信念；要有具体的、环节上的、结构性的、逻辑性的分析。

1975年的时候，日本人出了一本书叫《油断》，讲的是1973年以色列和中东阿拉伯国家发生第一次中东石油战争，后来又有第二次中东石油战争，在4年里面发生两次中东石油战争。石油战争一发生，欧佩克的油断了引发石油价格疯涨，日本受到冲击。日本这个国家没有一滴油，全靠外来进口。它自己国内的原油、成品油的储备，相当于日本一年消耗量的一半，也就是有半年的储备量，是世界储备最多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就储备了50%。日本的智库就做了个兵棋推演：如果油断1天，日本情况怎么样，油断10天怎么样，1个月怎么样，3个月怎么样，半年怎么样，半年就180天了，然后270天、360天，到一年半的时候怎么样。这么个兵棋推演，每一天都十分生动。当时这是给内阁的参考意见。后来中东战争结束了，日本事实上也没出现油断，就是油价涨涨涨，成本提高而已。这个事情结束了，他们就把这个智库内部搞兵棋推演的一整套的逻辑写成了一本小说。这个小说还是很生动的，讲到了日本政府内阁怎么在油断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崩离析、全面下台、新的内阁斗争、政客上台等，也说了各种各样的石油公司、消耗能源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的各种对策，或者各种各样的较量，比较有趣。

这种类似于油断的情境还只是一个局部的，是贸易领域的石油供应链中断。如果贸易全面中断会出现什么状况？那会有像油断、粮食断等几十个各种“断”，所以一个贸易断里面就可以展开很多内容。再比如，资本市场的脱钩，同样会有很多资本市场的故事。也就是说，每个环节都要有周密的经济思考和现实逻辑，掌握实际情况，推理一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十大脱钩划分为两类，即非金融领域的五个方面脱钩和金融领域的五个方面脱钩。非金融类包括：贸易脱钩、投资脱钩、技术脱钩、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金融领域类包括：资本市场脱钩、保险或者银行等金融机构脱钩、SWIFT网络脱钩、外汇市场脱钩、国际规则脱钩等。我们分两类来做一个客观的分析。

（一）非金融领域

1．贸易脱钩

中美两国贸易的基本盘决定了美国对华贸易全面“脱钩”很难真正实现。首先，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约60%是美国企业在华生产的产品返销美国。如果“脱钩”，会对在华美企造成严重影响。其次，中国有能力承受“脱钩”带来的影响。2019年美国对华出口前五大类商品包括集成电路、大豆、原油、汽车和飞行器材，占美对华出口总额的31.81%。除芯片断供对中国影响较大外，对于其他四大类商品中国均有替代来源。最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最大的贸易品进口国，与中国“脱钩”就是丢失世界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全工业门类的产业链。在贸易领域与中国对抗或“脱钩”，特朗普时期已经“测试”过了，中美“双输”的事实也为候任拜登政府及其主要智库所承认。但这并不妨碍美继续利用贸易问题打压中国。美国候任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均公开表示，美国将维持对中国加征关税，并继续使用“实体清单”，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

中国每年出口美国5000多亿美元，这5000多亿美元里面有3000多亿美元是美国在中国的独资或合资企业生产的。它在中国生产以后返销这些出口产品到美国，既有最终端的工业消费品或工业装备，也有工业部件、中间产品，都是美国企业产业链上的中间品，这些一断，美国那边产业链也会断。如果因为贸易战而加了关税，首先是美国的进口企业受到损失。因为美国进口的货要加征特别关税，而出口企业是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加了关税后美国企业收进这些货物的成本就被抬高了，如果因贸易脱钩引起在中国的美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中断，则更会造成美国本土的产业链断链。绝对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品进出口国。在这个情况下，美国跟中国脱钩，实际上是在丢失世界潜在的最大的市场。中国又是全球工业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各种各样的工业品，一部分在美国或欧洲加工，还有一部分到中国组装加工，组装加工到半成品或者成品，又返回美国或者欧洲。在这个过程中，谁丢弃中国、脱钩中国，就是把这个全球超大规模全产业门类的市场给丢了。国际经济圈信奉的准则，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大规模的市场本身是王牌，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更是王牌中的王牌。所以这个脱钩，最终的结果对我们肯定有巨大冲击，对美国的反冲击也绝对不小，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2．投资脱钩

这几年，美国政客时不时叫嚣让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出，甚至由美国政府承担部分撤资费用。尽管这些论调并未转化为刚性的禁令性法规，但令“制造业回流”的想法在美政界已形成相当的市场。但是，这些想法纯粹是美国政客一厢情愿的念想。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为8.9%；而同期对华直接投资收益率达11.2%，高出了2.3个百分点。高收益率的背后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全要素产业链的叠加优势。如果美企撤出中国，不仅会丧失已投资本金，而且需要重新搭建产业链、供应链和寻找新的市场，代价太大，直接间接损失会达到万亿美元级，得不偿失。2020年4月，中国美国商会曾就撤资问题咨询企业意见，结果97%的企业明确表态从来没想过从中国撤资。但另一方面，限制中资对外直接投资的声音和做法此起彼伏。比如，美国于2018年8月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安全审查为由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此后，加拿大、英国、欧盟等纷纷效仿出台类似措施，针对中国的指向性十分明显。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艰难，这实际上形成了对华投资“半脱钩”。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放了外国对华投资，到今天已有7万多家中外合资、独资的美资企业。这些美资企业在过去30多年里，前前后后投入的资本金加历年滚存的利润形成的企业净资产近5000亿美元。2019年的销售额是7000亿美元，净利润500多亿美元，销售利润率在7%以上，净资产收益率在11%以上，效益是不错的。所以在中国的这些美资企业是一批很好的企业。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它撤离中国，会带来三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丢弃了7000亿美元的销售体系。这7000亿美元的产品，有4000亿美元在中国销售，是按“销地产”原则在中国布局的美资企业生产的。又有3000亿美元的产品出口返销欧美，是美资企业按“产地销”原则布局。这些企业离开中国后要在其他地方复制一个7000亿美元的销售市场，那是异想天开，是梦想。只有中国具有这样规模的、还在增长的“销地产”市场，也只有中国才具有那么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体系的“产地销”环境。如果从中国撤资，就会丢掉这7000亿美元产值、500亿美元利润的生产体系。另一方面，撤资的时候，并不能把5000亿美元资本的老本全部搬走，因为总有一部分资产在搬迁中损耗、坏账，变成沉没资产。假如能搬个3000亿美元回去，不管你搬到美洲、欧洲还是哪里，如果还试图建起7000亿美元销售值的企业，可能还要追加几千亿美元才能形成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再一方面，这些美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出7000亿美元工业品的过程中，一定有成千上万个中国国内的零部件配套企业、原材料配套企业与之形成产业链的供应，如果美资企业撤离中国，要把这些配套企业带到美国、欧洲，在美国、欧洲形成这样的产业链也很难。所以，理论上撤资过程就是这些在中国的美资企业关闭死亡的过程。

那请问企业家是听特朗普的还是听市场的？听政客的还是听董事会的、听效益的？当然是听市场、听董事会、听效益的。企业家的“国王”是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效益，是董事会10年、20年、长命百岁的发展要求，而不会去听特朗普的。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特别是跨国公司的体系里，企业的国王绝对不是美国总统，总统就干4年、8年，说走就走了。所以这件事只是政客们的一说，市场经济有它的规律。我们现在有些专家听着美国人的脱钩、碎片化言论有点忧心忡忡，以为全球化时代结束了，碎片化时代开始了，逆全球化开始了，有很多人是这种观点。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的互补合作、产业链的协同运行，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始终起基础性、主导性、方向性的作用。总之，美国政客有关中美投资脱钩的举措纯属违反经济规律的“骚操作”，美国企业家不会听的，企业家要根据市场效益来决策。

当然，投资脱钩在给美国带来损失的同时，我们也会遭受损失。比如，如果美国企业真的撤资了，这些企业一年7000亿美元的营业额相当于5万亿元人民币的产值就没了。与这些产品做配套的中小企业有几千家、上万家或者几万家，可能会损失3万亿元。也就是说这些美资企业做产品的损失5万亿元，跟它们配套的零部件、中间品、原材料，可能会有3万亿元的产值损失。总的中国会丢掉8万亿元的产值。现在的中国一年是100万亿元左右的工业产值，这一块丢掉8万亿元，就是8%。从GDP来说，8万亿元的产值就构成2.5万亿元GDP。中国是100万亿元GDP，就会有2.5%受影响了。另外还有税收，这8万亿元产值大体会有5000亿元左右的税收，这些企业所在的地方，税收也少了一块。GDP 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约150万人，可能会有400万工人下岗。所以真要发生，中国受到的经济冲击也是不小的。谁最后能胜过对方呢？就看谁的回旋余地大，谁忍耐困难的能力强，谁更能够集中力量补短板，把失去的补回来，谁最终就能战胜对方，或者相对吃亏少一点。

3．科技脱钩

科技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已采取包括“长臂管辖”“实体清单”“限制中国投资”等多重措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在美方一些人看来，推动科技“脱钩”有利于阻止美对华技术溢出、拉大对华科技“代差”。未来拜登政府可能会继续加强这方面的措施。一是美国将联合其盟友共同对付中国。特别是通过《瓦森纳协定》、“五眼联盟”等进一步阻断中美甚至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从而强制性将高科技技术从中国剥离，拖延中国的创新进程。二是鉴于与华科技“脱钩”对美也会带来损失，可能会考虑采取“小院高墙”式的精准管控。一方面，选择性豁免部分科技产品以减少对美国科技企业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对中国具有军工潜能或者参与“军民融合”的科技企业实施更加严格的技术封锁，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从事敏感领域研究提高进出门槛甚至完全禁止。三是实施“成本强加”策略。即通过主导底层技术的国际标准来实现对我国科技创新的“成本强加”。科技“脱钩”短期内会给中国造成一定困难，长期内将倒逼中国在科技领域自主创新，补齐短板。但美国企业和产业也将遭受巨大损失：脱离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全要素产业链市场，美国的一些先进技术也将损失应用场景，更新迭代也将失去市场支撑。这对美国企业来说无异于自杀。这种对中国市场“又爱又怕”的两面性正是我们应对其科技“脱钩”的关键下手点。

企业和企业的竞争、国家和国家的竞争，实际上有三个关键因素。第一是科学技术。你的科技强，我的技术弱，你用科技打压我，“一剑封杀”，这是可能的。这是一种核心竞争力。所以我们始终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集中力量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占一些科技高地。第二是资本。你有充足的资本，当然可以在世界上投资并购、称王称霸。第三是市场。如果你拥有的市场是不可替代的市场，这当然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如果这三张牌放在桌面上，只许取一张的时候，应该取哪一张？可以取技术，也可以取资本。有了技术就会吸引资本，就会占领市场，这个话逻辑是通的。有了资本，可以买到技术，可以投资到市场，也可以循环起来。但是我有市场，我独占了市场，你技术要变成效益，必须到市场里面来；资本要有效益，也必须占有市场以后产生资本的循环才能有利润。所以最终来看，资本和技术都要依靠市场。这三张牌只能取一张的时候，你能取到一张，都是好的；如果任你任选一张的时候，首选的是市场。市场是第一性的，有了最大的市场，最后资本和技术就跟你合作，在你的市场里循环赚足钱。

中国就是当今世界超大规模单一结构全门类的市场。美国有资本、有技术，和中国结合的时候，它的资本有了回报，它的技术有了产业应用的空间。所以过去20年美国大量的资本与高科技企业到中国投资建厂或者将产品出口中国，取得了良好的回报。比如美国的芯片不管是高通还是英特尔，他们芯片销售的60%都在中国。没有中国这60%的市场，那些芯片有高额的折旧，根本不能循环。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培育成就了高通和英特尔。

这些芯片企业如果与中国脱钩了会怎么样？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2020年4月份发布了一份报告，说如果美国政府下令美国的集成电路企业全面和中国脱钩，那么美国的7个最主要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相关产品，就会离开中国的市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占有的2000亿美元的份额，在2—3年时间内就会被欧洲、日本、韩国、中国自身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集成电路企业所覆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全世界2019年一共生产了5000亿美元的芯片，中国采购消化了3000亿美元。在世界的5000亿美元里面，美国7家集成电路企业覆盖的市场是3000亿美元，中国购买了2000亿美元。如果这7家企业现在跟中国脱钩，就等于2000亿美元的产品不卖给中国。中国有一个市场客观的需要，这2000亿美元是紧迫的，脱钩造成它一个时期内产业停顿。但是全世界没有别的市场有这么大的需求。中国一定会从欧洲、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自力更生来供给这个市场。所以两三年内，会把这2000亿美元市场给占领了，给覆盖了。但是美国企业将永久丢失中国的市场。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集成电路行业是重资本、重装备、高折旧的行业。根据摩尔定律，3—4年就要更新一轮装备和生产技术，所以它必须每年有20%—30%折旧。这么高的折旧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市场和销售额来摊薄，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丢掉了50%、60%的市场份额，而又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折旧的话，这个企业就一定亏损，现金流就会枯竭，两三年内就会进入螺旋式的萎缩。这个萎缩使得新一代的芯片技术跟不上了，就会永久地脱离高科技领域。所以，与中国市场脱钩，形同自杀。即两个方面的自杀：一个是丢掉2000亿美元市场是个自杀，一个是没有能力再更新换代，应对折旧、研发投入，也是自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技术脱钩，如果美国自己有巨大的市场，技术当然可以在市场里自我循环；如果要通过中国的市场来循环，跟中国脱钩是自寻没落。如果中国是伊拉克、伊朗那样的小市场，脱钩了以后，世界上别的市场都可以替代。这个时候市场方面无足轻重、不足一谈，技术说了算，资本说了算。但是当我国的市场是世界上无可替代的大市场的时候，你脱离了我这个市场就形同自杀。因为别的市场没办法替代。总之，市场是王牌，市场是第一性的，市场是衣食父母。

4．教育和人文交流领域脱钩

教育和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中美合作的民意基础，但近年来遭到特朗普政府的严重破坏。美对孔子学院、中美高校交流与合作、中国在美创办与设立的媒体及分支机构，以及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的人文交流项目进行严格审查、监控与限制。目前，中美人文交流尤其是科技领域的交流几乎陷入停滞。根据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政策取向，下一步美国可能会继续要求司法部对中美科技交流进行监督和限制，限制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等领域的留学生或学者赴美学习和交流；同时，对中美公共卫生、文化教育、青年领域的交流项目预计会逐步有条件放开。美推行教育和人文交流领域脱钩不仅不得人心，还会遭到巨大损失。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每年可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带来约300亿美元的收入，教育脱钩将导致美国大学科研机构教学活动经费缺口更大。同时，中国留学生实际上为美国科教产业贡献了大量高层次人才，限制中国留学生实际上也对美国保持相关产业领先地位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一点美国部分智库和高校已经明确提出来了。

美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教育体系，有3000多所大学。最好的100多所大学中，包含着世界著名的常青藤大学20所。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总量约36万人。这36万人给美国带去的经费，每年约250多亿美元。这是美国重点大学科研、教学活动等教育经费中的重要来源。中国学生如果真的全部脱钩了，美国教育系统的重要大学会少了一大笔资金，教授们的收入都会降低的。所以实际上，美国大学校长几乎有个共识，就是反对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况且，从教育的世界观来说，教育是全人类互相流动、互相补充的，在这方面采取狭隘的民粹主义的逆全球化的做法，上不了台面的，不符合美国教育体系长远的利益格局。所以我估计这种局面不会持久，这种思路会变化的。

5．互联网脱钩

2019年，美国国会通过《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排除中国制造的网络通信设备、视频监视设备和相关零部件。中国企业的互联网设备和服务实际上已经被大规模地驱逐出美国市场。在互联网领域，尽管近年来我们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拥有互联网底层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如IPv4根服务器）、网络浏览器、视窗操作系统（微软）、CPU（英特尔）以及云计算操作系统等关键软硬件的美国相比较，我们都存在着较大的代差。无论是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还是商业应用，美国对我国都占有较大优势，若对我国实施精准“脱钩”，的确威胁巨大。但我们也要看到，若美国对我国在互联网领域下手，如关闭IPv4根服务器、断供视窗操作系统等，我国虽会遭受短期损失，但也不至于被置于绝境：比如近年来我们加大了部署IPv6的力度，也研发了飞腾CPU和麒麟视窗系统，办公软件中也有替代Office的WPS，等等。这些“备胎”是防范美国对我国断网、断供软硬件的重要基础。而且中国网民规模已接近1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逾七成。为了所谓的打压中国的目标，丢失如此庞大的市场，美国企业绝不会答应。因此，预计美方会继续执行2020年8月提出的“清洁网络”计划。这项计划的核心是要将中国企业赶出国际市场，继续把持全球市场“入口”、确保其对全球网络的主导地位。

但是，互联网本身是全球化的。如果一个个各自独立，变成信息孤岛，本身就违反互联网体系的宗旨，所以最终这个也是搞不成的。2020年8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互联网要与中国“五个脱钩”，举了个案例，要把抖音封杀。抖音公司据理告了美国政府，最后美国法院判了抖音是对的，继续在美国生存。政客们有时候走极端的行为，往往是一厢情愿的，虽然气势汹汹的，却又不可能持续。当人们用经济规律、用理性的时代的趋势、用全球技术发展的概念去想这些问题时，会得到一个信念：凡是逆趋势的、逆时代的、逆技术趋势的、逆经济规律的，都是短命的，短期的折腾，只不过就是一个潮流碰上一块石头，激起一些浪花而已。

（二）金融领域

1．资本市场脱钩

这主要指美有关机构采用立法或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禁止美国人及美机构持有和交易中国企业的有价证券等。截至2020年10月初，中国内地在美三大交易所共有217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2.2万亿美元，占美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的6%，日均交易量也约占美国股票市场的6%。这些企业均为我国优质企业，主要市场和业务在中国，但股票升值、利润分红、交易费用却被美投资者和中介机构等获得了。如对中概股摘牌，美国股民、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都将损失大量业务和利润。根据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可以跨境调阅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审计报告工作底稿，这与中国有关部门对中国境外上市企业的要求相悖，目前，中美双方有关部门还在就此协商讨论之中。接下来，预计有部分企业会因此被摘牌。但对所有中概股集中摘牌也不太可能出现，这对美国弊大于利，可能会发生部分中概股企业摘牌现象，对我国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影响有限。如果美国逼着200个中概股退市，最后的结果是华尔街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交易所会收取的各种巨额的佣金、中介费、交易费损失掉了。每年中国的这些企业利润分红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值提升是美国股民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在受益。脱钩了也会让他们丢失正常的财富来源。所以脱钩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可以说最不希望中概股退出美国资本市场的就是美国的投资者、美国的资本市场、美国的华尔街。

反过来我们受到什么损失呢？这200个上市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只是募集资金而已，并没有其他重要的、额外的、高科技的，或者大规模市场份额的收获，在美国上市不等于去占领美国市场，这些企业是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还是在中国市场。所以逼着它们脱离美国资本市场，会使中国资本市场增加200个最棒的企业。这200个都是很好的企业，当初没在国内上市，跑到美国去，繁荣了美国资本市场。现在如果真回来，中国资本市场就会从现在的70多万亿元市值增加到100万亿元以上的市值。当然，如果这200个中概股企业真的离开美国，也许有100个到中国内地，有五六十个到中国香港，有四五十个到欧洲的交易所，那些交易所都会鼓掌欢迎。本来全球几大证券交易所之间竞争的主战场就是通过招商引资争抢这些上市公司。事实上，华尔街是反对中国企业与美国资本市场脱钩论的，都是愿意中国更多的好企业到美国上市的。

2．金融机构脱钩

所谓金融机构脱钩，是指禁止美金融机构或美国资金进入中国市场或者为中国相关机构或个人提供金融服务。2020年5月，特朗普向管理着美国将近600万公务员退休储蓄的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施压，迫使其不再投资中国股市。2020年7月，特朗普签署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其中就包含了“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向被制裁机构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的有关内容。我们认为，除了美国可能继续对某些中国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外，系统性的金融机构“脱钩”大概率不会发生。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一直是美国金融机构的重要客户，与中国脱钩会严重损害华尔街利益。在负利率时代，中国是全球最具盈利潜力的金融市场。近年来，随着中国新一轮金融开放步伐的加快，美金融机构加仓中国资产、加快进入中国市场的态势明显，与中国市场的利益联系日益多元与深化，金融机构“脱钩”几无可能。

首先，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一年进出口4.6万亿美元。这4.6万亿美元的货物在全球贸易清算中，总会有银行或金融机构从事相应的融资结算业务，在全世界进出运输的时候总会有商业保险机构提供相应的商业保险，其中美资的商业银行或保险公司占了相当大一块。如果要金融脱钩，美国的商业银行或保险公司就做不了这类业务。

第二，现在美联储搞了超级贷款，即把几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几乎零利息地发行给了商业银行，加上货币乘数效应，银根十分宽裕。商业银行拿到了低息资金本应去对美国本土企业发放贷款或投资，但由于处于滞胀中的美国实体企业贷款需求萎缩，银行资金除了进入股市、房市以及贵金属等市场外，相当多的美国金融机构要为资金找出路。

第三，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很大，复工复产做得很好，稳定而且蒸蒸日上，是全球唯一的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正常情况下全球资金大范围地向中国涌入是大概率事件。现在中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内市场上升的空间更大，外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放贷相对最安全，也最赚钱。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大体都在百分之五点几。如果美国的低利率资金扣除金融机构运行成本之后，到中国按当地利率行情放贷，这个效益比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高得多。为此，对这些外国金融机构而言，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是梦寐以求的，只要有任何机会，都会争取在中国来建立外资商业银行。

最后，中国适时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条件。2020年6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一是放宽准入，使外资金融机构能够更方便地进入中国注册登记；二是不再对外资金融机构注册登记的外资股权比例进行任何限制，以前证券公司外资不能超过25%，保险公司不能超过49%，外资银行不能超过50%，现在无论是控股还是独资都可以；三是营业范围也放得更开，负面清单管理原来有40条，现在33条，也都放宽了。这样一来，2020年比较多的美国商业银行都到中国来注册登记开新的银行，或者把原来已经注册登记的但不控股的，现在就增加资本投入，然后把控股权拿到手，甚至变成独资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搞金融脱钩的背景下，中国反而在宽领域、全方位、多渠道引进外资，在金融上放得更开。1—9月份，外资金融机构注册规模新增100亿美元以上。这100亿美元是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按10%的资本充足率计算，100亿美元在中国可以形成1000亿美元的金融运作量。所以，对外资金融机构来说，中国的金融市场稍有阳光便会灿烂，中国稍微开放一点政策，由于市场巨大，美欧的金融机构就会蜂拥而来。

3．国际清结算网络脱钩

目前，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承担了95%以上的银行同业美元支付清算与外汇交易结算业务。一旦美国政府禁止某个国家或机构使用SWIFT或CHIPS系统，就等于切断了该实体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联系。在过去20年，美国已经迫使SWIFT切断与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俄罗斯等国及其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特朗普时期，美国国会曾有议员呼吁政府如法炮制，将中国踢出国际清结算网络。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高度依赖SWIFT等以美元为中心的支付结算体系，一旦被剔除在外，对我国冲击巨大。但在中美斗争常态化情况下，这种“脱钩”的现实可能性比较小。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将中国从SWIFT系统中剔除，将令美国蒙受巨大的声誉和利益损失。而且，SWIFT董事会成员中欧盟国家占据多数席位，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绝不会轻易答应。美国只有在CHIPS上做文章，但全面剔除中国机构也必定得不偿失。唯一的可能是针对中国的特定企业或机构实施此类操作。这当然会对我国金融产生巨大的点状冲击，造成局部性金融清算瘫痪。特别是如将我国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踢出CHIPS，相当于对华释放了一颗“金融核弹”，易对我国造成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美国自身损失相对较小。这种操作对美国来说简单灵活，易成为斗争激化时美国首选的政策工具，我国须对此高度重视和提防。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SWIFT是美国人用金融手段掌控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但是它只是一个结算手段。七八十年前全世界还没有SWIFT的时候，也有贸易也有支付也有结算。人是活人，做贸易的时候不会被一个结算工具憋死。换言之，替代SWIFT结算的工具，不管效率高还是效率低，是客观存在的。假如原来花1小时能清算的，现在用1天做清算，虽然很麻烦但事情还是做得成的。进一步分析，如果SWIFT网络脱钩打击的是小的贸易国，比如是伊拉克、伊朗、委内瑞拉，没多少贸易量，也没多少反制能力，在美国推动下，SWIFT说封杀也就封杀了。但是假如被制裁脱钩的国家是具有世界各国不可短缺的石油（比如沙特阿拉伯）、粮食（比如巴西）等资源的国家，或者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或工业国的时候，随意的SWIFT网络脱钩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你可以推动SWIFT网络脱钩，不允许对方以美元结算，但你离不开它的石油和粮食，否则你会挨冻或挨饿。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最基础、最经典的货币理论是“货币货币，货是币的锚，有货才有币”。有硬通货就有硬道理、就有硬货币。比如跟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第一大工业制造国搞SWIFT网络脱钩，美国是否有令行禁止的能力，让世界100多个国家都不与中国做贸易结算？中国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或主要经济体的第一贸易伙伴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市场，也是世界最大的全产业链工业制造业大国，有它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因为各个国家不可能因为一个结算工具的不方便而把中国每年进出口4.6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7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的市场丢掉。在这个情况下，如果SWIFT与中国清算脱钩，受损最大的将是美元在全球清算中的地位，将是SWIFT网络在世界上清算功能的削弱。

实际上，对付SWIFT网络脱钩，可以有多种反制手段，并不是束手无策的。比如在贸易双方之间，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主权货币互换，解决货币清算的问题；又比如大力推动跨境贸易的人民币交易结算业务。2019年，中国4.6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中，约有23%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再比如对大规模的大宗物资进口，可用我们的市场采购优势地位，推行以人民币计价并清算的业务。除此以外，作为SWIFT的备胎，要推进以非美元的货币为清算货币的结算网络建设。2012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发了人民币清结算系统CIPS。这个CIPS是用人民币进行清算结算的，现在有40多个国家、900多个银行在里面一起互相结算。这个系统用的是这10年产生的现代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其效率更高、费用更低。SWIFT的费用是万分之一，一年有1000多万亿美元的结算，SWIFT的收入就是1000多亿美元，扣掉运行成本，一年也有几百亿美元的利润。其中，中国在SWIFT网上一年结算量大约占10%，即100万亿美元左右。如与中国脱钩等于丢掉100亿美元的利润，SWIFT的董事会也不愿意。同时，中国与各国企业之间无法隔断的巨额贸易倒逼全世界各国和公司跟我们用CIPS清算，最后的结果可能三五年以后CIPS网络由八九百家商业银行变成四五千家商业银行，由现在几十个国家变成100个国家参与，都是可能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

4．外汇市场脱钩

所谓外汇市场脱钩，是指美国通过冻结、没收中国国家或实体持有的美国国债或外汇资产等方式而进行的金融制裁行为。美国冻结其他国家或国外实体资产早有先例。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时期，美国对俄罗斯进行了力度空前的金融制裁，包括冻结部分俄罗斯官员和17家俄罗斯企业在美境内资产。2019年，美国冻结了伊朗央行在美国境内及由美国人持有的资产。与外汇市场脱钩相关，《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授权美国财政部认定相关国家是否是“汇率操纵国”。一旦该国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将通过实施与该国脱钩对之制裁。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趋势看，美国将大概率延续目前针对实体和个人的制裁方式，而绝不敢轻易上升到对中央银行甚至整个国家在美资产冻结的地步，否则相当于直接把中美推到战争状态，必将引发全世界竞相抛售美元资产，美国国债信用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用也将崩盘，对华外汇“脱钩”无异于自寻死路。美国某些政客叫嚣冻结或没收中国的美元资产，那只能是痴人说梦。

中国以一揽子货币作为外汇储备，规模有3万多亿美元，主要持有美元资产。实际上，中国外汇储备的这种结构也是挺美元，让美元受惠。美国政府发债，由美联储印钞购买。这些印出来的钞票如果封闭在美国国内，27万亿美元的债务印了27万亿的透支货币，这个通货膨胀会使美元像金圆券一样贬值。但是为什么美元不贬值？因为美元走到了全世界，是世界货币。美国人用印的钞票将通货膨胀的后果转移给了全世界，全世界在承担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元输出的渠道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每年进出口逆差上万亿美元，美国人用廉价的纸币支付货真价实的逆差货物时，就收取了铸币税，向世界输出了通货膨胀；二是世界各国政府买了大量美元做储备，世界各国的企业、商业银行、跨国公司也都购买了美债，美元的通胀就转移到世界各国。这个美元的印刷成本是6美分，100美元的货币价值，各国帮美国分担了通货膨胀。

美国金融圈、政府圈、精英层有三句非常无赖的话，但又说得心安理得。第一句话，美国人的美债是用美元印刷的美债，是美元的美债，美国人不欠外债。所以他们用多少、有多少债务也不愁，美元印出来就能平衡。这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印美元就能平衡。第二句话，美元的通货膨胀是世界的通货膨胀，是美国人用钱，全世界的人分摊。第三句话，美国经济、美国社会、美国政治一旦出现任何问题要救灾，需要多少钱就印多少钱，也就是需要多少钱解决问题我就用多少钱。至于美国人用了钱以后产生的后遗症是全世界分摊的。所以美国救灾、出现疫情，6万亿美元一个年头就发出去了，引发通货膨胀是全球通货膨胀，是它花钱别人承担后果。所以世界各国拿美元作为锚，作为储备，是挺了美元，美国得了便宜还卖乖。如果脱钩，大家都不敢持有美元了，美元就发不出去，美国的通货膨胀就烂在锅里，再这么滥发纸币，美元一定变成金圆券。

所以这件事，如果仔细考虑，美国真要与我国外汇脱钩，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是“杀敌一千、自损三千”的自杀行为。如果美国对中国悍然采取SWIFT网络脱钩了以后，进一步冻结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1万亿美元债券，这个冻结也等同于战争。但是这个冻结绝对是损害美国根本利益的，是不利于美国的。2020年4月份有位美国议员在议会上说，应该冻结中国的1万亿美元国债。这个话因为是在议会上说的，就比较郑重了，不是外边随口一说。过了两天，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就发表一个正式的政府声明，说美国政府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美国国债的信用，任何国家持有美国政府债务，都受美国政府保护。这个话是针对那位议员说的。这说明美国政府还是拎得清的，因为它知道这样做对美国的美元发行机制，绝对是摧毁性的。如果一个国家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被冻结，别的任何国家都会想着你今天和他吵架冻结他，明天是不是冻结我，这个信用一崩盘，大家不买美国的国债，以后国债就是美联储自己消化，最后美元的发债机制将受到破坏。而这个发债机制是美国美元帝国的命门，是美国盘剥天下、向世界收取铸币税的核心利益所在。所以美国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美国的国债信用。

事实上，尽管中国买了1万多亿美元债务，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自主性的。美国的国债分两类。一类是不记名债务，是可以在美国三大交易所抛出买进，可以自由买卖的。美国的三大交易所每天有800亿美元左右的交易量，有很大的规模，流进流出很方便。如果每天拿几十亿美元抛出去不会造成市场太大的波动。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里，80%多是不记名的美国政府债务，是可以随时进、随时出的。如果真正预感到冻结国债有可能发生，提前抛售这部分美国国债，也是理所当然的。第二类是记名国债，大约有百分之十几，是美国财政部直接卖出来，相关国家政府跟财政部直接买的，不是跟美联储买的。这是记名国债，如果10年期就到第10年兑付，如果30年期就到第30年兑付，中间任何时候不能在交易所进进出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里，若记名国债被冻结，等于冻结美国财政部的国债，是自打嘴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也不是那么恐怖的事。

另外，过去几十年，之所以中国会买1万多亿美元国债，本身是非常正确的事。因为全世界这50年来说，美元国债每年的利息在3%左右，欧元的国债每年的利息是0.5%，日元的国债每年的利息是0.1%，英镑国债利息高一点为1.5%。如果有外汇投资需要，要买国债，买谁的呢？放着3.3%利息的不买，买1.5%、0.5%，好像不值当。即使我们为了安全，也买了上万亿欧元的0.5%的，但1万亿欧元0.5%的好还是1万亿美元3.3%的好？好像这个结论很明显。首先，美国国债利息高。第二，流动性强，每天有800亿美元交易，随时进随时出，流动性极强。第三，100年来美国国债也是很稳定的。总的来说是安全的，没有什么国家会去颠覆美国。

5．国际经贸体系和规则脱钩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正加速演化。中美围绕国际经贸新规则新体系之争已经展开。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在频频“退群”的同时，也在着手组建“新群”，2019年签署的《美墨加协定》即为一例，其中特别加塞了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从2017年至今，在美国主导下，美日欧已就WTO改革和世界经贸规则的重要议题举行了七次会谈，尽管尚未形成“新群”，但已就工业补贴、市场扭曲、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了共识，正在酝酿以所谓“公平贸易”为核心的经贸新规则，目标直指中国。这些年来，美国持续在香港、新疆问题上大做文章，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所谓“民主价值观”的口水仗来凝聚其传统盟友，迟滞甚至打乱中国正在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中美围绕国际经贸体系的秩序和规则之争将更加激烈。

美国在推动国际经贸体系和市场规则与中国脱钩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利用美国的长臂管辖的霸凌条款，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中兴、华为事件充分暴露出美国将长臂管辖作为对中国企业极限施压的重要手段。美国对中国长臂管辖的力度在逐步加深加强，未来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值得高度警惕、认真研判。我们要借鉴法国、欧盟应对美国长臂管辖的一系列做法，积极研究相关应对措施，提升中国应对长臂管辖的能力，包括加强各领域反制长臂管辖的立法，建立高标准企业合规制度，形成中国自己的法律保护屏障；加强中国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丰富反制工具；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跨境支付、国际结算中的权重，增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能力。同时，要深化中欧在应对美国霸权方面的政治、经贸、金融、法律等交流合作，共同对美国施压，同时也可避免欧美联合对我国施压。总之，要坚持底线思维，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布局加快，应着力提升企业自律与合规意识，对欧美域外管辖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对“十大脱钩”的基本认识、应对原则和风险分类

（一）脱钩与反脱钩斗争是新时期中美关系题中必有之义

不论是从近期政策动向上看，还是从长期战略上看，今后一个时期，美国朝野两党、参众两院都会采取对华强硬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长远对手长期遏制打压。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40年美国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对华政策已不复存在。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美“竞合”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将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脱钩”将成为新常态。“脱钩”不一定意味着中美关系全面破裂，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的中美利益格局的重组或重构。问题是“脱”什么、“脱”多少、怎么“脱”？事实上，中美利益高度交融，整体“脱钩”是不可能的，对美国也无好处，特朗普政府过去几年对中国的疯狂打压和“脱钩”尝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当权者现在倾向于“有选择地脱钩”或“精准脱钩”，具体“脱钩”的内容和方式将以美方所判定的“竞争、合作、翻脸”的需要而定，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准，按战略优先次序、经过仔细的成本收益测算，以适当手段、分门别类地进行。

总之，“脱钩”与反脱钩斗争将是中美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题中必有之义。中美“脱钩”将如何演进，目前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既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最终对华战略评估以及对“脱钩”的成本效益测算，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应对和反制的有效性。如何应对好中美“脱钩”问题，关乎中美关系全局，对各自国内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也将深刻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乃至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和国际关系格局发展方向。我们应坚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早谋对策，妥为应对。

（二）应对原则

第一，应该按照毛泽东主席20世纪40年代后期向全世界讲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战略上要藐视它；毛主席又说帝国主义是真老虎，战术上要重视它。也就是说，对这“十个脱钩”，战略上我们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这是一个原则。

第二，应该遵照中央在过去2年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的四个原则。一是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句话也是当年毛主席说的，现在一样有效。面对中美脱钩，我们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能心存侥幸。我们对这十个脱钩，不能以为是选举时候的用语，一旦选举选胜了，这些政客可能就不搞脱钩了，又跟我们各个方面合作了。对此我们不能心存侥幸。也不能寄希望于这个总统下来了，新总统上来了，就可能完全跟原来的总统对着干，又跟我们搞合作。美国人和中国搞脱钩，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有它内在的必然性。所以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二是要保持定力，增强信心。三是要守住底线，灵活应对。四是要抓住关键，克服短板。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要取胜，先为不可胜，而后可胜，就是你要先把自己的薄弱环节弥补好，使得敌人对手无法战胜你，然后在别人无法战胜你的时候，你找到机会，再战胜对手，也就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总之这四个原则32个字，最彻底地体现了毛主席的名言，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具体阐释了怎么重视、怎么藐视。实际上这四个原则就体现了这么一个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三）风险评估

从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的打法看，我国在贸易、投资、科技、人文教育、互联网、资本市场、金融机构、国际清结算网络、外汇市场以及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面临的中美十大脱钩中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应该要有个托底的理性的风险分析判断。站在美方的角度，这“十大脱钩”可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分类：一是采取某种“脱钩”对华造成的损失大小的情况；二是对美国带来的反向冲击大小的情况；三是操作上的便利度。综合这三方面的评估，可以形成高风险发生率、中风险发生率、低风险发生率三种情况，这里的高中低风险指的是某一种脱钩全面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指脱钩事件发生后带来的经济冲击危害性的高与低。

1.高风险脱钩事项。美方可能在科技、互联网和国际清结算网络这三方面对华进行“剧烈脱钩”。在这三个领域，美国都拥有显著的非对称优势，可以对我国“一剑封喉”且自身受损很小，而且在操作上也十分便利，不需要通过美国企业和社会机构动作，只需政府机关决策，就可以做到“瞬时切断”。这三方面“脱钩”概率极大，对我国形成“高风险”。

2.中风险脱钩事项。美方可能在对华贸易、投资、资本市场和教育人文交流这四个方面对华进行“半脱钩”。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上本就高度互补、原本经济交往十分密切，推进全面“脱钩”对美来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要“脱钩”需要动员并通过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来操作落实，运行起来可能成本极高、效率极低。这四个方面属于中美利益高度融合的领域，“脱钩”对美国也是双刃剑。但美国政府可能通过制定“精准脱钩”的政策措施，有选择地限制中美特定机构、企业及人员在特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制裁为主要手段与我国“半脱钩”。总之，这四方面只可能是“半脱钩”，对我国来说是“中风险”。

3.低风险脱钩事项。美方可能在金融机构、外汇市场、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这三个方面与我国只发生“轻度脱钩”。谁都知道，金融、外汇的脱钩涉及冻结对方国家的美元资产、赖掉对方持有的美元国债、冻结对方国家居民和企业在美国的财产等，必将引发国际经济秩序、金融秩序颠覆性崩坍。只要事件发生，几乎等同于向对方宣战。这颗金融核弹一旦炸响，双方都将进入无法退步抽身转圜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就像核大国之间形成的核讹诈、核威慑、核均势，几十年来核大战真正发生率几乎为0。此外，美国政府如果要求其盟友放弃与中国巨大的市场合作利益来支持美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方面对华脱钩，难度极大。因此总的来看，这三方面的发生率对我国反而是“低风险”的。

说到金融、外汇脱钩，大家一般会有个共识，比之于贸易、投资、技术类脱钩，似乎更敏感、更具威胁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核心力量除了军事力量以外，就是金融力量。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的金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美国人用金融打击中国，大家当然会认为事态一定很严重。在过去50年里，但凡美国人动用金融外汇手段封杀打击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结果总是美国人打击了对手，收割了利益、取得了成功。比如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排名第二，GDP是美国的67%，美国人从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出发，怕日本人赶上美国、超越美国，所以采取了金融手段打击了日本。美国通过《广场协议》操纵日元升值，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到1美元换100日元左右，差不多升值3倍。这个过程造成日本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金融危机。从那时候起，日本一蹶不振，GDP从美国的67%变成了现在的30%。整个日本经济各个方面都处于萎缩的状态。第二个案例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对韩国的金融货币体系进行冲击。当时韩国经济总量一下子掉了50%，这也是亚洲金融危机里面受冲击最厉害的相对发达国家。当然，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都受到了冲击。再有一个案例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从内部来说，苏联解体固然有叶利钦操作下，整个苏联共产党被颠覆的问题。从外力来说，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配合性地采用了金融手段颠覆了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一下子就把俄罗斯的金融、国内的市场法律都转换为IMF所确立的、实际上是美国人所确立的那套金融规则，一下子全面放开了。在卢布高的时候，俄罗斯推行了私有化，让俄罗斯民众拥有了原本属于公有制的企业股权；然后在国际金融机构操纵下，卢布对美元大幅度贬值。短短的3年，分散在俄罗斯民众手中的股权大比重地回到少数寡头手中，用美元计价的俄罗斯的GDP总量萎缩了90%。占苏联GDP总量85%的俄罗斯现在已萎缩得只有广东省的规模，甚至还没有广东省的经济规模大，一蹶不振。

所有这些，看上去美国对敌对国的金融打击好像都很奏效，更不要说它这十几年打伊朗、伊拉克、委内瑞拉，凡是不听话的就采用金融制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用金融来跟对手较量，是美国人的惯例。那么为什么说美国在金融机构、外汇市场、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三个方面与中国全面脱钩是低风险呢？是不是掉以轻心呢？在这里，我们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们国家的金融有三个护身符，使对手的金融打击无从下手，无法形成重大的、摧毁性的冲击。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和结构、贸易规模和结构、外汇规模和结构，会使美国一旦启动金融、外汇、SWIFT网络脱钩，势必会给它带来“杀敌一千、自损三千”的结果。

第一个护身符是中国对资本跨境流动实行管制，实行的资本项下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金融制度，是应对国际资本冲击的“盾牌”。自1996年起，我们实行了贸易项下自由兑换的政策。只要做货真价实的贸易，需要美元，人民币换美元；需要人民币，把美元换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只要不是做贸易，资金、资本跨境流动是受到严格管制的。比如股票市场投资，近年来，我们通过QFII和沪港通、深港通等为外国资本投资国内资本市场开了一个口子，但总体上是管制的。国内的人民币要转成美元，转移到国外去，如果没有任何贸易目的或投资目的，仅仅是单纯的资产转移，是受到管制的。这种管制，使得任何外国资本要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美元进来冲击中国股市，冲击中国金融，冲击中国的消费市场可能性为零。由于有资本项下外汇管制，热钱进不来，进来了也无法轻易出去，就无法对我国形成实质性冲击。这也就是为什么1989年、1990年的墨西哥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几乎不受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也几乎不受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还是没受太大影响。当然，我们的经济受到一定冲击，进口需求消费量少了，出口的订单减少了，等等；但我们的金融体系并没有被直接的坏账摧毁。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这几年美国人不断跟我们打贸易战，但金融战没打起来，我们不受太多影响的原因。这是一个保护伞。如果我们较早地实行了资本项下自由兑换，股票市场可以随便让别人1000亿、1万亿美元地进来，那我们可能早就被世界金融财团恶意颠覆冲击了。所以现阶段，在人民币还没有成为世界货币的时候，实行资本项下适度管制是谨慎合理、极为睿智的。过早地自由兑换，会导致听任世界金融资本蚕食、冲击而无任何还手之力。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南亚各国的教训，也是俄罗斯1990年后搞休克疗法、卢布和外币自由兑换一步到位形成的教训。

第二个护身符是外资在华巨量资产，这是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资产冻结的“筹码”。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允许外资来中国投资工商产业，90年代开始允许外资在中国设金融机构。近三十年来，我国通过不断的开放，不仅吸引外资投资中国的工商产业，同时也吸引外国金融机构到中国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形成了3.6万亿美元的工商企业实体直接投资和2.2万亿美元的外资金融资产。美国和西方国家会在金融、外汇方面采取脱钩措施吗？外国专家的普遍观点是美国还真的不敢那么干。因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合作密切度非常高。中国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持有的是西方国家的国债。美国和欧洲国家一旦敢于冻结这些资产，形同宣战，也将自己在华的巨量的资产置于危险的境地。实际上，各国在华的工商产业和金融投资给欧美资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美国对华启动激烈的金融和外汇脱钩，与这些投资背后的资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这些资本也不会同意，而这些资本必然对美国当局政策走向产生足够的影响。

第三个护身符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体量和结构，这是应对外汇脱钩、SWIFT网络脱钩的“金钟罩”。2020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预计超5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比重的22%，中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中国出口主要是制成品和中间品，而且高新技术出口占中国出口制成品的32%。若美国悍然发起对华SWIFT网络脱钩，阻止中国金融机构使用美元清结算系统（即CHIPS），意味着上下游产业链联系都将断裂，届时全球至少一半的贸易都将受到冲击，受损害的不只是中国，其自身及其盟友都将遭到重大损失。更何况中国外贸的1/3来自在华外资企业，对华实行此类制裁，这些企业也会直接受损。退一步讲，此类制裁虽对贸易结算带来巨大不便，但不至于立即停摆中国的对外贸易，反而给我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即CIPS）推广使用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意外的机会。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

由于美国金融机构和外汇市场是美国控制世界、收割世界的主要工具，是美元霸权地位的支柱和命门。如以金融脱钩、SWIFT网络脱钩和外汇脱钩来威胁中国、打击中国，动不动就以要蚕食掉中国持有的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来威胁中国，此种行为，既是把自己降格为街头泼皮无赖，也是拿命门去拼死一搏，却又后果难测，是为不智。更何况，中国是一个经济总量第二、军事实力雄厚的主权国家，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包括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领土安全在内的整体国家安全。总之，金融、外汇脱钩对中国的冲击可能不大，反而会因为脱离了中国市场，造成美国金融企业“杀敌一千、自损三千”的后果，美国必定“投鼠忌器”。

三、我们的应对——五张牌和十二条反制举措

针对“十大脱钩”，我们总的态度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一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二是要尽可能扩大和深化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在大变局中经受大考验，实现大合作。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对美国“脱钩”的根本战略遵循。事实上，反制美国“脱钩”，我们手里有五张牌：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这是“王牌”；我们有世界上配套最为齐全的产业链，这是“王牌中的王牌”；资本项下不允许自由兑换、严格管理的金融体系是我们的“盾牌”；自主创新不断增强的科技是“关键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实现内资与外资在工商产业资产、金融领域资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联体，成为无法脱钩的共同体。结合这五张牌，针对前述“十大脱钩”分别提出如下十二条反制举措：

第一，针对科技“脱钩”，一方面，要立足于自立自强。要进一步充实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加快探索建立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的转化链条。要切实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争将0 —1的基础研发费用比重由现在的研发总经费的6%左右，到2025年提升至10%，到2030年提升至15%，最终到2035年与G20国家的20%持平。要通过补短板，解决一批“卡脖子”的科研创新问题；同时，要仰望星空，尽快掌握一批“人无我有”的颠覆性科技，努力与美国形成“卡脖子”威慑均衡，达到以斗争求合作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建议在新时期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科技合作作为重点，建立以我国为主、创新网络深度融合的新“朋友圈”，这有利于跳出美国对我国在科技领域的战略堵截、在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拓展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的新空间，从战略上消解在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重大风险。

第二，针对互联网“脱钩”，要在建设自主可控的网络架构的同时，加快互联网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培育与全球网络互联共生的产业生态。务必尽快建立基于IPv6的自主可控的高速大容量传输网络，确保在中美互联网“脱钩”的情况下，境内网络还能够正常运行。建议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提升互联网开放水平。可先允许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和科研人员经登记后更开放地接入域外网站。建议对数据跨境流动进行分类监管，加快探索建立开放、透明且可操作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场合相关议题的谈判和交流。要加大力度，支持中国互联网头部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加强对全球通信电缆、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布局和研究。

第三，针对国际清结算网络“脱钩”，一是加快建设和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要推动更多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入该系统。视情况推动CIPS与俄罗斯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和欧洲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合作，寻求各主要国家国际金融结算系统的对接和互认，以备不时之需。二是积极推动中国金融机构对外结算按美元净额结算。目前我国银行美元结算大多采取全额结算方式，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美元都是采取净额结算，即国内银行之间和各银行内部先结算完，再通过SWIFT与CHIPS进行美元清算。应借助与SWIFT共同成立金融网关公司的机会，积极推动美元净额结算。三是要研究建立基于电子支付、数字货币的新型国际结算系统的可行性。数字货币不以美元为唯一锚定物，要建立以人民币国债为主体锚的多元化的国际资产锚定体系，推动数字货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

第四，针对贸易“脱钩”，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美国及其盟友又拉又打，分化瓦解各类“脱钩”行为，与美国形成相互扭抱格局。中国目前每年有2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贸易进口，大约4000亿美元左右的服务贸易进口。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市场是技术、资本等一切经济要素获利的场所，失去市场，技术无法应用转化，资本无法循环获利。美国越是对中国推进贸易“脱钩”，我们越是要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建议在未来3—5年内，努力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这不仅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还有利于提升中国强大的国内市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能量。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视对华友好程度，综合利用增加进口、关税减让、反倾销、反补贴等政策工具，对美国及其盟友又拉又打，分化瓦解种种贸易“脱钩”企图。

第五，针对投资“脱钩”，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要抓住当前难得机遇，以新一轮开放，努力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关中地区经济圈等重点地区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自成体系的产业链集群，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因天灾人祸导致的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遏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一剑封喉”的风险。另一方面，适时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我国或可主动作为，创造机会推动重启BIT谈判，以一揽子解决中资企业赴美投资所面临的不公平待遇问题。

第六，针对资本市场“脱钩”，一是可积极推动港股“替代”美股战略。近期香港证券交易所已正式推出同股不同权制度安排，这对于我国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回港上市极大利好。要积极引导在美中概股企业“回归”港股市场，吸引全球投资者在港股市场交易，使港股市场成为我国企业境外融资的主要平台。二是有序引导我国优质企业在沪深股市上市。可研究为我国“回归”企业建立便捷化注册上市制度安排，积极引导我国在美优质上市企业返回沪深股票市场。这不但有助于规避美股摘牌风险，也有利于做大做强我国国内股票市场。三是积极争取华尔街的支持。华尔街在华有重要经济利益，美国将中概股摘牌，华尔街损失较大，美政府所推动的资本市场脱钩必遭华尔街强烈反对。我国应多做华尔街大企业工作，积极争取华尔街政治支持，平衡美国政界鹰派势力，避免美国在资本市场对我国采取极端做法。

第七，针对教育和人文交流“半脱钩”，一是要在守住国家安全底线的同时，拓宽中美人文教育交流渠道。积极推动建立中美人文交流“国家—地方—社会”多维体系，推动形成“大人文交流”格局。建议进一步下放外事审批权，简化对外交流的审批流程，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等各种途径扩大对外交流。二是推动中美人文教育交流的制度创新。积极发挥智库和各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开展民间人文教育交流。鼓励国内学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全面提升我国对外人文教育交流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三是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探索允许外国教育机构在我国投资办校，加大引进国际高端教育人才和资源。同时，对一些高精尖的学科，可在移民政策、薪酬水平、生活待遇等方面制定高端人才引进制度。四是抓住当前人才回流的机遇，进一步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

第八，针对金融机构“脱钩”行为，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开放。更大力度地推进国内金融市场准入、准营和国民待遇，美国及各国金融机构将纷纷进入我国市场，将有大量国际金融资产布局在我国国内，并产生巨大的跨境金融汇兑需求，这将使美国与我国金融“脱钩”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构建反对美国金融“脱钩”行为的国际统一战线。美国若企图在金融领域与我国“脱钩”，需要盟友国家的配合。我们可借RCEP和中欧CAI东风，积极推动国内市场进一步加大向欧洲、日本、韩国等开放，推动与各方金融合作，密切金融联系。只要我们能不断地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即便美国想与我国金融“脱钩”，美国盟友及其他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也不会同意，金融“脱钩”就注定难以实现。

第九，针对外汇市场“脱钩”，一方面要用好美债这个“撒手锏”。当前美债务高企，财政负担较大，如我国大量持续抛售美债，将引发美债利率大幅上行，极大增加美国财政负担，将倒逼美国与我国缓和关系。反之，如疫情下美国经济仍不见起色，我国也可适当购买美国债，帮其渡过难关，但前提是美国愿与我国改善关系并付诸实际行动。另一方面，继续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当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结算中仅占2%，这与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未来15年，要在跨境贸易、大宗物资进口、企业“走出去”投资等领域逐步推行以人民币结算，以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要力争未来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每年加1个点，到2035年时候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能达到17%左右。对金融脱钩和外汇脱钩方面，我们既要看到忌惮两败俱伤、从而打不起来的一面，又要看到一旦开打、极其惨烈的一面。为此，要采取以下十一条未雨绸缪、积极防御的方针：一是扩大服务进口和商品进口，要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以利扩大进口，增加进口型消费占GDP的比例，形成进出口贸易平衡，使顺差基本为0，甚至有一定逆差；这不仅可以减少贸易摩擦，还有利于形成强大的“引力场”效应。二是逐步调整外储结构，适度减持美元国债，可将1万多亿美元国债逐步减持2000亿—3000亿美元，适度增加欧元、英镑、日元资产。三是在稳定保持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前提下，将每年贸易顺差、投资顺差带来的新增外汇，拿出来购买黄金、石油、天然气和重要矿产资源，大幅增加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四是逐步增加进口商品用人民币支付的规模，推行大宗物资进口以人民币计价并结算。五是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动人民币投资、人民币贸易，形成离岸人民币循环圈。六是扩大CIPS覆盖面，以防被SWIFT网络脱钩。七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八是推动贸易国双方主权货币互换。九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十是扩大外资证券、保险、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开放力度。十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此条放在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目前，我们的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

第十，针对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脱钩”，建议打好“三零”开放牌，积极推动高水平FTA谈判，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网络战略。“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是高标准经贸协定的基本方向，我们要积极应对、用好用活。要立足自身、立足周边，采取“滚雪球”战略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FTA谈判，扩大朋友圈。目前，REC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这两大协定已经达成。环顾周边，中日之间应该趁热打铁，把现在谈了十几轮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向深入，在三方共同参与RCEP的基础上，纳入高标准规则，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打造一个超越RCEP的《中日韩自贸协定》。同时，要抓住英国脱欧后急于拓展自贸区朋友圈的机会，适时启动中英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样逐步形成一个以我为主、以双边或多边FTA为内衬、以RCEP等为外环的“雪球”。有了这个“雪球”，对我国加入CPTPP和与美国开展新一轮经贸谈判都会有一定的战略助益作用。

第十一，继续发挥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系人”的特殊作用，这是我国反制美国“脱钩”的一张特殊牌。结合我国现实战略需要，可赋予香港三个新功能：一是作为中美“脱钩”与“反脱钩”斗争的转圜地，充分利用好香港作为国际高水平自由港和国际资本云集地的优势，把欧美资本吸引到香港，拉住华尔街，成为中美“斗而不破”而不是“脱钩”的纽带；二是成为推动实现以服务贸易、创新科技为特点的高水平“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三是作为助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建议依托港交所筹建以人民币计价和交易的证券交易平台，为“一带一路”项目上市融资、风险管理和资本退出畅通渠道、理顺机制。

第十二，积极推动《阻断法》立法工作，加大对我国受损企业的支持，破解美国“长臂管辖”。长臂管辖使用成本低，打击效果精准，是美国开展经济战的重要武器。我们应相应反制，启动立法，首先是有关部门发布“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同时推动立法，使其从部门规章转变为国家立法，完善对美国反制的顶层制度设计，使我国反制美国长臂管辖行为时有法可依。此外，还要加大对被制裁企业的关心和支持力度，可研究由国家或地方组建专门银行、基金等为其提供融资、担保、股权投资等金融服务，保障其现金流稳定。

总之，中美“脱钩”与“反脱钩”的斗争本质上将是一场充满“两重性”的持久战，在不同阶段，将因中美力量的相对消长和相互利益调整而呈现不同态势。总体看，目前仍处于美国对华战略进攻阶段。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对华强硬战略，在进一步“优化”策略后，必将对中国发起新的战略攻势。未来10年，中美在贸易、科技、网络、金融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博弈将更加激烈，美国各种“脱钩”图谋将层出不穷。毛泽东同志曾以“熬得过”来形容“持久战”。只要我们能“熬得过”，随着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上升，必将进入与美国更平等较量的战略相持阶段，在粉碎美“脱钩”图谋的同时，以更大的战略主动，重新构建符合新的历史条件的中美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推动中美关系向“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必将以更坚实的步伐，更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答学生问

问题1：黄老师您好，我这里先问一个问题。您提到，中美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40年美国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对华政策已不复存在，“脱钩”与“反脱钩”斗争，将是中美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题中必有之义。我想问的是，在这种形势下，未来世界的趋势和格局会怎么样？

黄奇帆教授：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你说得很对，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美“竞合”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将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脱钩”将成为新常态。“脱钩”不一定意味着中美关系全面破裂，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中美利益格局的重组与重构。这个世界在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不管怎么变，不管美国的政客怎么换，不管它的脱钩政策推进到哪一步，不管逆全球化的措施怎么推进，最终的结果，我认为世界有五个不会变。

第一，全球化大趋势不会变，但一枝独大的全球化特征会演变为多极化。全球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不是那些政客逆全球化，就能让全球碎片化，特别现在是信息社会，网络把整个世界搅在一起，所以全球化趋势不会变。但全球化格局中一个趋势倒会变，就是过去40年由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统领的全球化、一枝独大的全球化，会逐渐演变为二三十年以后，也许美国是一极、欧盟也是一极、中国也会是一极，俄罗斯、日本、英国这几个国家也将成为比较重要的一极，也就是多极化的全球化。

第二，亚洲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这个趋势不会变。70年前，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只有10%。到了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17%。过了40年，现在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37%。我相信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一定会呈现继续加大趋势，再过30年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如果亚洲占50%，欧洲、美洲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占50%，这个格局就跟二战后美国GDP占世界50%的状况反过来了。亚洲占50%，中国在里面可能要占世界的30%。说世界中心向亚洲转移，过去50年就在不断地转，未来30年还是会继续地这么转。

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这个趋势不会变。全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现在正在发生第四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不管是机械化——蒸汽机的革命，还是电气化——内燃机的革命，还是信息化——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的革命，都使原有的沉没的经济翻身，上新台阶。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综合平台智能化的革命，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有意义的事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人不仅参与，还能有一定引领作用。第一次、第二次我们根本没摊上，第一次清朝封闭，根本不参与；第二次中国人正好是遇上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打了近100年的仗。中间还包括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的东北打的日俄战争。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全盘跟进，我们正好改革开放，但我们不是引领者，我们是跟进者，开放当中的受益者。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不仅会跟进，一定意义上我们也是引领者，但不是唯一的引领者，美国、欧洲、日本也都是引领者，我们处在引领者的队伍里。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会变。我们以内循环为主，但内循环下开放格局不会变。我之前已经讲了这个内容。

第五，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不会变。过去三四十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30%。今后几十年，中国哪怕经济增长放慢了，原来百分之十几，今后哪怕每年增长5%、4%，但我们GDP的基数从原来10万亿元、20万亿元增长到现在100万亿元，增速虽放缓了，但基数很大，照样是世界增长总份额的30%。这个份额也不会变。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跟世界一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所发挥的作用会彰显出来。

问题2：黄老师您好！近几年，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经济“脱钩”、贸易战，推动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推动美国工业企业和产业链在中国的布局转移到印度、东南亚，转移到印太地区，您觉得他们这种目标会实现吗？

黄奇帆教授：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跨国公司在一个地区确定一个工业投资项目，或进行产业链布局，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根据“销地产”或者“产地销”两个逻辑性目标进行的。

所谓“销地产”，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某工业品有极大的市场需求，与其从其他地区生产，远距离的物流运输，不如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生产基地，形成一个产业链集群。所谓“产地销”，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比较完备；劳动力成本和素质比较合理；产业链配套体系比较安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相对优越；最后也是前提的条件是社会稳定开放。从而成为跨国公司选择生产基地、产业链集群的布局地。不论是“销地产”，还是“产地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产业链、生产基地布局，两者必具其一，甚至是两者兼而有之。中国恰恰是当今世界两者兼而有之的地方。中国有14亿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全工业门类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在中国布局，就是在全球近20%的市场需求中布局。中国又是全球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配套条件好，产业链企业配套好，劳动力供应条件好，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较好的地方。由于中国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在这些方面条件优越，美国公司自然会选择在中国投资。

在过去30多年，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工商企业，年度总销售值大体在7000亿美元，其中4000亿美元产品销售在中国，有3000亿美元产品从中国出口销售到欧美等世界各地。美资如果全部撤离中国，等于丢弃了这7000亿美元的市场。

那么，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对占领中国市场“销地产”的美国企业保持现状，但对在中国搞“产地销”的美国企业，撤出中国，转移到其他地区呢？也不可能，或者说很困难。工厂企业，尤其是产业链集群，不是皮包公司可以随意拎包走人。它们是活生生的运行体，涉及厂房、生产线等固定资产投资，涉及配套的零部件中间品供应体系，涉及物流、能源等基础设施，涉及市场销售渠道和空间。稍有企业运行经验的人都知道，搬迁一个工厂，快则一年，慢则两年，搬迁一个产业链，没有三到五年，根本无法成功。而市场瞬息万变，真这么干，受损的一定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即使美国政府能拿出一些钱对撤资回流企业有一些补助，也不可能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问题3：黄老师您好！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在中美现在在各方面都有可能发生“脱钩”的风险下，中国会不会主动加强和美国以外一些其他国家的合作？

黄奇帆教授：你说得很对，越是美国人搞中美“脱钩”，甚至拉拢它的盟国孤立中国，中国越要开放，越要融入世界。未来世界全球化的趋势，表现为在WTO的贸易一体化框架下，形成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内的相关联国家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间的经济、贸易、金融的联系，是比WTO的全球化中的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深层次、更高标准的规则的联系。自由贸易体的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物流自由、人才流动自由、数据交易自由，这六个自由，要比WTO现在讲的贸易一体化，更深刻、更彻底。

因为FTA里讨论的东西，是全球各个国家之间合作，要比WTO中的合作更深。为什么？因为FTA里基本上讨论的是零关税、零壁垒、零政府补贴。而WTO里至少10%、5%的关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大家应该把FTA和WTO看作是同一个方向的螺旋形发展过程。

对中国来说，如果美国政府跟我们“脱钩”，并不妨碍我们中国跟欧洲、跟亚洲其他国家更好地合作，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好地合作。由于我们坚持与人为善、互利互惠，更因为我们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所以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家与我们合作共赢，从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比如说中日韩经济一体化，甚至东亚经济一体化。即使美国和我们“脱钩”，我们和世界经济还是融合的，因为我们具有世界经济最大的市场内需和最大的市场增量。总之，中国有很多很大的回旋余地，有主动权。

后记

2020年春节，武汉因疫情封城，全国打响抗疫阻击战，我在家中闭门不出、闲来无事，索性对2018年11月到2020年1月在复旦大学的14篇讲稿进行整理，形成了《分析与思考》一书，幸得广大读者喜爱。我与复旦大学约定是受聘三年期间，一年12个月，去掉暑假和寒假，剩下8个月，每个月讲一课，每课约3小时，其中讲课2个半小时，加上讨论半小时。2020年上半年，因为防范新冠肺炎疫情，没有上课。从2020年9月到2021年底，共3个学期讲了12堂课。2022年3月，上海暴发疫情，我遵照防疫规定，一不出门、二不出楼、三不出小区，“躲进小楼成一统”，静下心来对这一期间的12篇讲稿进行梳理，辑录为《战略与路径》一书，即将付梓出版。两个年份、两次居家、两本书，都是静下来的思考感悟，也是驻足后的人生收获。

回想起来，从2020年到2021年，恰逢我们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恰是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两年来，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这为经济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作为复旦大学的特聘教授，为青年学子阐释党中央擘画的战略与路径，让学生领悟蕴含其中的经济学逻辑，是我的初心所在、职责所在。这两年，国家大事要事多，社会热点焦点多，选什么主题来讲，如何把问题讲深讲透，说实在的，并不容易。人们看我上讲台，不带讲稿，不用PPT，不照本宣科，一堂课3个小时，对政策形势侃侃而谈，对案例数据信手拈来，讲起来胸有成竹、风轻云淡，都恭维我是“电子脑壳”，以为“得来全不费功夫”，殊不知积累在平时、功夫在课外。

每次到复旦大学讲课，我都提前近1个月开始准备，主要有五个步骤：第一步，选取主题。在复旦大学讲课已有三年时间，每个月一课，如果主题一成不变，反复炒冷饭，学生听着无趣，也有违我的初衷。在选题上，我围绕改革、开放、发展的主轴线，注重紧扣党中央大政方针和最新决策部署，结合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知识储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问题。但绝不拾人牙慧、搞热点炒作，不“客里空”地东拉西扯，谈“山海经”。第二步，搭建架构。研究经济问题，我一直以来坚持结构性思维。讲课主题确定后，会按照“问题—结构—对策”的研究范式，把3个小时的课程拆分成四五个主体段落、七八个核心论点、十多个关键词，形成讲课的“四梁八柱”。第三步，搜集资料。包括多年来写下的工作笔记、阅读过的专业书籍，以及各种公共媒体、学术平台公开的案例数据，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第四步，理清逻辑。讲课也是讲故事，资料纷繁复杂，不能简单堆砌，必须要用一条红线串起来、拎起来、抖一抖，厘清前后次序、内在逻辑，使零散的知识立体化、系统化。第五步，课前玄想。案头工作完成后，大体就到了讲课前一周。这时候，每天早上到公园散步，我就边走边想、自言自语，把要讲的知识拆开来、装起来、推几遍，想一想数据、案例和观点是否匹配，在大脑里放几遍“电影”。这五个步骤是一个循环，看似枯燥乏味，却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外部知识转化为脑中常识的过程，带给我许多思考的乐趣。

寒来暑往、秋去春来，两年间，这样的循环历经十多次，不知不觉在复旦大学积累了30多万字的讲课速录，平时也无暇整理。3月下旬，“快节奏”的生活突然按下了“暂停键”，进入了“慢时光”。2个月里，我静坐在书房，埋头于电脑前，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对30多万字的讲课速录做了一次系统整理，主要干了五件事：一是点校。对机器速录的文字点标点、改错字、分段落，把标题、观点、关键词标黑，核对讲课时援引的数据。这项工作很繁琐、很劳神，却是不得不做的基础性工作。二是精简。遵循“大道至简、要言不烦”的原则，删除速录稿中啰里啰嗦、过于口语化的表述，用规范化的语言起承转合，使行文更顺畅、阅读更方便。三是增补。从讲课到整理，中间间隔半年到一年时间，国内外形势又有许多新变化。基于此，我结合党中央的最新部署、我国经济发展的最新实践，把自己的新思考、新体会、新观点，有机嵌入到稿子里，力求和党中央步调一致，和形势变化相适应。四是删重。12篇讲稿虽主题不同，但个别内容难免重复。从全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着眼，需要删除不同讲稿之间重复的案例，并精选现场答问的内容。五是摘要。每篇上来用几百个字，对几万字的内容进行归纳概括，提纲挈领、一目了然。这五件事，看似只是删繁就简、去芜存菁，实则也是一次学术思考的再深入、思想认识的再深化，从春暖花开到初夏时分，最终形成了本书的26万字。

写作出书是很严肃的事情，遵循中央大政方针、遵循经济学原理、遵循实践要求，是最为基本的规范。在整理成书的过程中，我还给自己定了三条标准：一是空间上，力求突破局限。书中的观点内容，不能仅在一地适用，换了地方就成了悖论，不论天南海北，都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二是时间上，力求突破时限。不论是当下读，还是5年、10年、20年后重温，书中内在的理论性、逻辑性都要经得起推敲。三是受众上，力求突破界限。不管是党政干部、专业学者，还是企业家、老百姓，都能看得懂、读得进去，都能从中有所启迪，感受到阅读的乐趣。这是我内心诚恳的愿望，也是支撑我站上讲台、埋头书案的动力。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觉已是5月下旬，自己正式步入了古稀之年。孔夫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所有人都心向往之的境界。回望这几十年，从浦江之畔到两江之滨，从投身经济实践到研究经济问题，岁月匆匆催人老，不知不觉间沉淀下属于自己的人生感悟。我深深感到：阅历是一种财富。经历的事情越多，生命就越有广度；经历的磨练越多，生命就越有厚度。“随缘识得性，无喜亦无忧。”许许多多的事，形形色色的人，总有一些事、一些人，让你在蓦然回首时从中受益。年轻是一种态度。一颗年轻的心，不因花白的鬓角而锈迹斑斑，不因琐事的牵绊而犹豫不前。只要充满对未来的乐观、对未知的好奇，无论走多远，归来仍是少年。思考是一种乐趣。在人生长河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唯有思想不朽。世间快乐莫过于世事洞明。把一个个问题想清楚、弄明白，探究规律、提出对策，带给人的满足远非名利可比。驻足是一种沉淀。人生漫长，偶尔回望，看一看走过的过去，想一想为什么而出发，总能收获意外的美丽，总能增强前行的动力。

合上书稿，大上海保卫战已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疫情阴霾渐渐消散，工厂里陆续复工生产，街头上又闻欢声笑语，城市的活力正加速恢复，即将迎来涅槃重生。这场疫情，让许多人慢下脚步、驻足思考。一个人的驻足，是为了更好地出发；一座城市的复苏，能够映射一个民族的复兴——这是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的。

谨以此书，献给过去数月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平凡人，献给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的奋进者、同路人。2_0_2_2

年5月25日

Table of Contents

- 版权信息

- 写在前面

- 序言

- 发展战略篇

- 第一章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点及举措

- 第二章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第三章 碳达峰与碳中和情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态结构调整路径与方向

- 第四章 数字经济：从技术到治理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战略方向和突破路径

- 第六章 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现在和未来

- 改革开放篇

- 第七章 共同富裕：内涵与路径

- 第八章 要素市场化改革：意义与重点

- 第九章 理解RCEP：内涵与机遇

- 第十章 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思考与建议

- 第十一章 读懂香港：过去和未来

- 第十二章 中美“十大脱钩”态势分析与应对

- 后记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写在前面

序言

发展战略篇

第一章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点及举措

第二章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三章 碳达峰与碳中和情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态结构调整路径与方向

第四章 数字经济：从技术到治理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战略方向和突破路径

第六章 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现在和未来

改革开放篇

第七章 共同富裕：内涵与路径

第八章 要素市场化改革：意义与重点

第九章 理解RCEP：内涵与机遇

第十章 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思考与建议

第十一章 读懂香港：过去和未来

第十二章 中美“十大脱钩”态势分析与应对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