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战争

贝依林

企业管理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汇率战争

书号：978-7-80255-586-0

作者：贝依林

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策划出版并全球制作发行简体中文电子版

前言　中美汇率之争

美国东部时间2009年1月17日晚间（北京时间2009年1月18日凌晨），搭载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的火车驶进华盛顿，为期四天的美国新总统就职庆典就此开幕。三天后，这位美国三百年建国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在几乎是全世界人们的欢呼声中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马丁·路德·金的那个脍炙人口的梦想，也似乎在那一刹那得到了实现。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和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平的人们一样，对于这个风度翩翩、充满活力的黑人总统充满了无限的憧憬，更希望这个标榜热爱和平的美国领航者能为波云诡谲的中美关系带来一丝曙光，为两个大国在新世纪携手共赢披荆斩棘，开辟阳光大道。

然而，事实如何呢？

希望总是美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虽然上任的第一年，奥巴马便早早访华，高调宣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实际上，对中国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宣布对台军售、谷歌事件政治化以及会见达赖喇嘛，这一系列绵密而又计划周详的组合拳却又再次将对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的善良人们打得清醒了过来。很多评论指出，无论奥巴马是白人还是黑人，无论他的政治主张多么的华丽多彩，他都是美国总统，而遏制中国是美国的一贯国策，这些事件只是延续了过去的惯例而已。

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却只说对了一半，美国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是具备强烈政治经济意图的刻意而为，绝非例行公事。终于，在2010年初春，中美摩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图穷匕见，中美汇率之争也终于赤裸裸地呈现在了每个老百姓的面前。

其实，中美汇率之争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还是在2002年，日本朝野突然出现了一股汹涌的潮流，矛头直指中国的汇率制度。一时间，以财政大臣和《读卖新闻》为首，官方和媒体同时发难，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向全球倾销其廉价商品，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并使西方经济蒙受损失，失业率明显上升。日本人愤慨地呼吁，要求“西方七国集团”立即通过决议，迫使人民币升值。好似心有灵犀，随后，美国高官、华尔街金融巨头、主流媒体立即跟进，欧盟也在旁摇旗呐喊，擂鼓助威。从此，这个陌生的词汇终于跃入了中国老百姓的眼帘，人民币更成了发达国家的肉中刺、眼中钉，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也仿佛成为了潘多拉的盒子，是西方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于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开始越来越大，终于在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汇率机制改革”，人民币从此进入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阶段，慢慢踏上了升值的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然而，人民币缓慢升值并无法满足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胃口，几年来通过人权责难、台海争端、西藏问题、贸易制裁等各种手段来逼迫中国就范。议员提案、国会施压、总统喊话、媒体造势，美国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人民币汇率上升的诉求。2005年起，美国财政部每年两度发表《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区区30多页的报告，指责中国之篇幅，赫然超过三分之一！2006年5月起，美方金融特派员常驻北京，监督中国之汇率政策和金融改革。声势之大，手段之狠，世所罕见。在遭遇到全球金融海啸后，由于美国乃至西方社会都有求于中国，汇率战争的喧嚣才慢慢淡了一些，然而全球经济形势才刚刚开始回暖，美国底气便足了起来，开足马力要对中国经济全力绞杀，重新祭出了逼迫人民币升值这面大旗。

时间拉到2009年9月20日20国峰会时，当时中国刚刚做了一回“英雄救美”的壮举，而国内经济却也开始出现势头日趋严重的泡沫化。中国为世界经济之付出不可谓不多，铁肩担道义的大国责任感不可谓不强，然而，奥巴马却当头泼下一盆冷水：人民币汇率必须升值，中国出口必须减少。

美国总统下完通牒，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行动就开始了。2009年10月2日七大工业国在土耳其发表联合宣言，要求人民币升值。第二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度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11月13日，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国当着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面要求人民币升值。11月30日欧盟要求人民币升值。2010年1月20日，七大工业国通过媒体表示要求人民币升值。2月5日的加拿大峰会，七大工业国将再次对人民币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举目环球，除非洲之外，好像全世界都要求人民币升值！

2010年3月16日，正值中期选举的美国国会终于对中国汇率问题发起了总攻。美国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升级版“舒默议案”，并启动立法程序，再度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舒默在2005年第一次提出该议案，他当时威胁，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7.5％的汇率税。

而这次，不只是加征报复性关税那么简单，舒默声称“操纵汇率将被视为不公平的补贴，将受到美国一系列政策的报复”。

让我们来看看这赤裸裸的威胁：

舒默议案要求美国财政部识别“汇率根本性失当”的国家，并拟定一份包括寻求类似不平衡政策国家的“优先行动”名单。名单上的国家将面临美国的一系列反应，包括可能改变对其市场经济称号的认定。

议案要求美国政策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低估作出反应，禁止美国政府购买来自这些国家的商品和服务，除非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签署国。在这些国家“未能采取合适政策”的360天后，将禁止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参与这些国家的项目融资，并反对新的多边银行融资项目。

根据议案，华盛顿将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这些特定国家举行有关汇率问题的特别会谈。议案还要求美国贸易代表与汇率存在问题的国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寻求解决争议的方案。

议案还要求财政部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中央银行举行咨商，考虑对货币市场进行补救性干预。

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世界头号汇率操纵国定义别国为汇率操纵国，并加以制裁。这又是多么无情的打压，也只有美国才会如此蛮横。

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舒默议案获得通过，中美之间最后的那层温情脉脉的窗户纸也将被捅破，随之中美将不可避免地展开极为惨烈的贸易战，而两国也会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届时，鹿死谁手，仍未可知……

那么，这搅得天翻地覆的汇率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中美汇率之争背后都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政治和经济意图？汇率战争的威力到底有多大？人民币究竟何去何从？

本书将为读者掀开一层层罩在这些艰涩深奥的经济学概念上的面纱，揭开汇率战争的谜底，因为这并非只是街谈巷议的高端搏杀，更非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风云，要知道，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每个人实实在在的生活。

第一部分　世界汇率发展史和战争史

第一章　有关汇率的几个基本常识

汇率亦称“外汇行市或汇价”，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调节杠杆。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由于世界各国货币的名称不同，币值不一，所以一国货币对其他国家的货币要规定一个兑换率，即汇率。

1.外汇与汇率——两国贸易引出来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远古的祖先在交换其生活必需品的时候，是一种粗放式的物——物交换，大家各取所需，相互弥补自身生产种类的不足。由于其简便易行，这种部族之间的交换，在很多偏远落后的民族部落甚至一直持续到近现代。那时候的交换，严格来说，还算不上是一种真正的商业行为，彼此心安理得，便是一桩买卖，至于生产成本之类的计算，交换是否公平之类的考量，由于根本没有任何衡量标准，也就无从谈起了。

当时间的车轮轰轰碾过，货币开始逐渐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记载当中，并越来越成为日常商业生活的主宰。以我国历史来看，最早担当这一角色的是贝壳，后来是青铜铸币，再到后来，金银这对兄弟便成为了货币当仁不让的等价物，尤其在我国的明清时代，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欧洲的贵金属源源不断输入中国，金银从而成为了真正的流通货币。

“金银天生不是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传至今。而进入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由于金银这种稀缺贵金属越来越无法满足越来越大的商品流通的需要，纸币便登上了历史舞台，只不过，当时纸币是要和金币挂钩的，换言之，纸币只是金币的一个代言人而已。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扩张势力，拥有大量剩余产品的资本家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国内狭小的市场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殖民主义开始无孔不入地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严重不对等的国际贸易像吸血鬼一样逐渐榨干了亚非拉等广大土地的养分。

不管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如何，既然有了国际贸易，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易就必须有货币的支付，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其货币种类形形色色，支付手段五花八门。所以，这种国际间的支付必须以一种货币，按一定的汇率进行。实际上，外汇就是一种以外币或通用币进行国家贸易结算的支付手段，而汇率是两种不同货币之间的折算比价。

在纸币之前，实行金银本位的国家之间，这种支付用金币或银币进行，汇率按两国货币的含金或含银量来计算，也称为铸币平价。金铸币本位制盛行的时代（1880-1914），金币成为各国的流通货币，既可以自由铸造，也可以自由出入国境，而纸币价值直接与黄金挂钩。经济学上常常提到的铸币平价实际就是交易的两种货币之间的含金量之比。通常，在金本位制下，一国铸币的价值是由其固有的含金量所决定的。

比如，假设1英磅铸币的重量为123.27447格令（1格令=0.065克），成色为0.91667，1美元铸币的重量为25.8格令，成色为0.9。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推算出：

1英镑=英镑的含金量/美元的含金量=123.27447×0.91667/25.8×0.9=4.8665美元，这也就是英镑与美元的汇率。

由此可见，汇率也可称为汇价或外汇价格，即一国货币用另一国货币表示的价格。要计算两个国家的货币比率，人们必须首先确定某一国货币作为折算标准，由于确定标准不同，出现了两种汇率标价方法：

（1）直接标价法。这个是指以1单位（或者100、10000等）的外币为基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本国货币来表示其汇率的标价方法。比如，在1999年8月16日，我国外汇牌价100美元等于中国827元人民币，此时，外国货币即美元被称为单位货币，本国货币称为计价货币。这个由于是为取得一单位外国货币需要支付的本国货币额，称作是“应付标价”。采用直接标价，有这样一些特点：外币数额无需改变，本国货币的数额则随外币与本国货币币值对比变化而变化，从而表现出汇率的升降。例如，如果一定数额外币折合本国货币的数量上升，即为汇率上升，外国货币币值上升，而本国货币币值下降。反之，则为汇率下降，外国货币币值下降而本国货币币值上升。

（2）间接标价法。也称为应收标价法，是以1单位的本国货币能换到的外币数额来表示的汇率。例如，同样为1999年8月16日，美国汇率为100美元等于185马克。此种标价方法特点为：本国货币的数额固定不变，外币数额则随本国货币与外币币值对比的变换而变化，从而表现出汇率的升降。如果一定数量的本国货币能兑换到的外币比原来少，则说明外币币值上升，本国货币币值下降，汇率下降，反之，则说明汇率上升。

当今世界，除英、美等少数国家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直接标价法，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也采用直接标价法。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外汇是一个国家与外界交换商品的媒介，而汇率则是国际贸易中非常重要的调节杠杆。在全球化的今天，其作用有的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都是按本国货币来计算成本的，要拿到国际市场上竞争，汇率就自然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汇率的高低也就直接影响该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和价格，从而直接影响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2.何为汇率制度

万事万物皆有其生存法则，汇率也不例外。在汇率问题上，如果都不按规矩办事，国际贸易将陷入混乱。由此，所谓汇率制度，就是各国普遍采用的确定本国货币与其他货币汇率的一整套体系，用来确定汇率、汇率波动的界限和维持汇率措施的制度。其内容大概包括：①确定汇率的原则和依据。例如，是以货币本身的价值为依据，还是以法定代表的价值为依据等。②维持与调整汇率的办法。例如是采用公开法定升值或贬值的办法，还是采用任其浮动或官方有限度干预的办法。③管理汇率的法令、体制和政策等。例如世界各国都有外汇管制，以及外汇管制适用范围的规定等。④制定、维持与管理汇率的机构，如外汇管理局等。

汇率制度往往由各个国家依据自身利益和国际通则协商确定，并尽力维持，它对各国汇率的决定有重大影响，汇率制度的每一次确定，都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世界经济史的大事。按照汇率变动幅度的大小，一般汇率制度可以分为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度是一种将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兑换率或汇率稳定在一定水平上，并保持其变动幅度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是指，政府对汇率的确定和变动不加干预，任其在外汇市场上根据其供求状况自行涨落的汇率制度。

3.外汇的交易——外汇本身也是商品

比起大名鼎鼎的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显得低调而含蓄，但实际上，国际清算银行却具有不同寻常的背景，它的成员中包括50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名副其实的“央行之行”。国际清算银行接受成员国中央银行的黄金或货币存款，提供利息，能够买卖黄金和货币，承担着大量的国际清算业务。每过三年，国际清算银行（BIS-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都会公布全球外汇交易量。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外汇即外币，是一个国家用来购买别国产品的货币，难道一种货币本身也是被交易的对象吗？

在市场经济、资本运营的时代，只要有利可图，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交易的，外汇也是一样。外汇交易，本质就是一种投机性很强的逐利行为。外汇是货币，同时也是一种商品，由于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会随着这两种货币之间的供需的变化而变化，于是外汇交易员可以在一个汇率上买进一种货币，而在另一个更有利的汇率上抛出该货币，通过赚取差额，就可以实现盈利。这种投机性外汇交易占了外汇市场交易的绝大部分份额。

还有一类外汇交易，称为对冲交易。金融学上，对冲（hedge）指特意减低另一项投资的风险的投资。它是一种在减低商业风险的同时仍然能在投资中获利的手法。对冲在外汇市场中最为常见，由于两种相关货币之间汇率的波动，那些拥有国外资产（如工厂）的公司将这些资产折算成本国货币时，就可能遭受一些风险。当以外币计值的国外资产在一段时间内价值不变时，如果汇率发生变化，以国内货币折算这项资产的价值时，就会产生损益，也就是赚钱或赔钱。公司可以通过对冲消除这种潜在的损益。本质上就是执行一项外汇交易，其交易结果刚好抵消由汇率变动而产生的外币资产的损益。

外汇买卖一般均集中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贱买贵卖，赚取买卖差价是它们的主要手段，追求利润是它们的主要目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买进外币时所依据的汇率叫“买入汇率”（Buying Rate），也称“买价”。卖出外币时所依据汇率叫“卖出汇率”（Selling Rate），也称“卖价”，买入汇率与卖出汇率差额一般在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五，各国不尽相同，商业银行等外汇交易机构的利润就在于此。而什么叫中间汇率呢？——很简单，买入汇率与买出汇率相加，除以2，则为中间汇率（Medial Rate）。

在外汇市场上挂牌的外汇牌价一般均列有买入汇率与卖出汇率。在直接标价法下，一定外币后的一个本币数字表示“买价”，即银行买进外币时付给客户的本币数；后一个本币数字表示“卖价”，即银行卖出外币时向客户收取的本币数。在间接标价法下，情况恰恰相反，在本币后的前一外币数字为“卖价”，即银行收进一定量的（1个或100个）本币而卖出外币时，它所付给客户的外币数；后一外币数字是“买价”，即银行付出一定量的（1个或100个）本币而买进外币时，它向客户收取的外币数。

4.汇率的种类

在外汇交易市场上经常有很多专业术语，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但让很多交易人觉得头疼，普通老百姓更是云山雾罩，弄不明白这些概念究竟代表着什么。其实，这里面并不深奥，笔者就采撷了一些汇率术语的介绍，下面分门别类为读者解惑。

一、从制定汇率的角度来说，分为基本汇率和交叉汇率

（1）基本汇率（Fixed Rate）

一国政府通常选择一种国际经济交易中最常使用、在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最大的可自由兑换的关键货币作为主要对象，与本国货币对比，订出汇率，这种汇率就是基本汇率。比如，人民币基本汇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前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形成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加权平均价，公布当日主要交易货币（美元、日元和港币）对人民币交易的基本汇率，即市场交易中间价。

（2）交叉汇率

在基本汇率的基础上，本币对其他外国货币的汇率就可以通过基本汇率加以套算，这样得出的汇率就是交叉汇率，又叫做套算汇率。

二、从汇率制度角度来看

（1）固定汇率（Fixed Rate）

顾名思义，是指一国货币同另一国货币的汇率基本固定，汇率波动幅度很小。在金本位制度下，固定汇率决定于两国金铸币的含金量，波动的界限是引起黄金输出入的汇率水平，波动的幅度是在两国之间运送黄金的费用。在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货币规定含金量和对美元的汇率。汇率的波动严格限制在官方汇率的上下百分之一的幅度下。由于汇率波动幅度很小，所以也是固定汇率。

（2）浮动汇率（Floating Rate）

是指一国货币当局不规定本国货币对其他货币的官方汇率，也不会去限定任何汇率波动幅度的界限，本币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自由涨落。外币供过于求时，外币贬值，本币升值，外汇汇率下跌；相反，外汇汇率上涨。不过，本国货币当局也可以在外汇市场上进行适当的干预，使本币汇率不致波动过大，以维护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三、从外汇交易支付通知方式角度划分

（1）电汇汇率

电汇汇率是银行卖出外汇后，以电报为传递工具，通知其国外分行或代理行付款给受款人时所使用的一种汇率。电汇系国际资金转移中最为迅速的一种国际汇兑方式，能在1～3天内支付款项，由于在银行停留时间很短，不能利用客户资金通过投资或者信贷赚取收益，因而一般情况下，电汇汇率最高。

（2）信汇汇率

信汇汇率是在银行卖出外汇后，用信函方式通知付款地银行转付收款人的一种汇款方式。由于邮程需要时间相对较长，银行可在邮程期内有限利用客户的资金，故信汇汇率要比电汇汇率低。

（3）票汇汇率

票汇汇率是指银行在卖出外汇时，开立一张由其国外分支机构或代理行付款的汇票交给汇款人，由其自带或寄往国外取款。由于票汇汇率从卖出外汇到支付外汇有一段间隔时间，银行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占用客户的资金，所以票汇汇率一般也比电汇汇率低。

四、从外汇交易交割期限长短考察

（1）即期汇率（Spot Rate）

是指即期外汇买卖的汇率。即外汇买卖成交后，买卖双方在当天或在两个营业日内进行交割所使用的汇率。即期汇率就是现汇汇率。即期汇率是由当场交货时货币的供求关系情况决定的。在外汇市场上挂牌的汇率，除特别标明远期汇率以外，一般指即期汇率。

（2）远期汇率（Forward Rate）

它是指在未来一定时期进行交割，而事先由买卖双方签订合同，达成协议的汇率。到了交割日期，由协议双方按预订的汇率、金额进行交割。远期外汇买卖是一种预约性交易，远期汇率是以即期汇率为基础的，用即期汇率的“升水”、“贴水”、“平价”来表示。其中，如果远期汇率比即期汇率贵，高出的差额称作升水（Premium）；如果远期汇率比即期汇率便宜，低出的差额称作贴水（Discount）；如果远期汇率与即期汇率相等，则没有升水和贴水，称作平价（Par）。

五、从外汇银行营业时间的角度考察

（1）开盘汇率

这是外汇银行在一个营业日刚开始营业、进行外汇买卖时用的汇率。

（2）收盘汇率

这是外汇银行在一个营业日的外汇交易终了时的汇率。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外汇交易设备的现代化，世界各地的外汇市场连为一体。由于各国大城市存在时差，而各大外汇市场汇率相互影响，所以一个外汇市场的开盘汇率往往受到上一时区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的影响。开盘与收盘汇率只相隔几个小时，但在汇率动荡的今天，也往往会有较大的出入。

六、根据外汇管制情况的不同来划分

（1）官方汇率

官方汇率是由一个国家的外汇管理机构制定公布的汇率。在实行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这种形式的汇率占据主导地位，而外汇管制比较松的国家，官方汇率只取中心汇率的作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料，目前成员国官方规定汇率分以下几种：（a）钉住某一种货币而规定的；（b）有限弹性地钉住某一种货币；（c）合作安排决定的；（d）根据一套指标进行调整的；（e）按管理浮动规定的；（f）按照独立浮动规定的。

（2）市场汇率

市场汇率是指在自由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的实际汇率，随外汇供求状况的变化而上下波动。政府要想对其汇率进行调节，就必须通过影响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当政府对市场汇率无力进行干预或控制时，往往采取宣布货币贬值的方法来解决。

（3）黑市汇率

黑市汇率是在外汇黑市市场上买卖外汇的汇率。在严格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外汇交易一律按官方汇率进行。一些持有外汇者以高于官方汇率的汇价在黑市市场上出售外汇，可换回更多的本国货币，这是黑市外汇市场的外汇供给者；另有一些不能以官方汇率获得或获得不足够的外汇需求者便以高于官方汇率的价格从黑市外汇市场购买外汇，这是黑市外汇市场外汇的需求者。

5.影响汇率的因素

汇率总是在起起落落中涨跌不休，摸清其特质，探索其规律，是从事外汇交易的人最关心的事情。那么，具体影响汇率变化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首先，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影响汇率波动的最基本因素。根据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会引起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国民收入增加会扩张进口产品的需求，继而扩大对外汇的需求，推动本国货币贬值。而支出的增长则意味着社会投资和消费的增加，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刺激出口增加外汇供给。所以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会引起本币升值。由此看来，经济增长对汇率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比较复杂。

第二，国际收支平衡的情况。这是影响汇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关于国际收支对汇率的作用早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人葛逊就作出了详细的阐述，之后，资产组合说也有所提及。所谓国际收支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收入总额与付给其它国家的货币支出总额的对比。如果货币收入总额大于支出总额，便会出现国际收支顺差，资金流入，意味着国际市场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增加，则本币会上升。反之，则是国际收支逆差，进口大于出口，资金流出，则国际市场对该国货币的需求下降，本币会贬值。

第三，利率水平的差异。利率作为一国借贷状况的基本反映，对汇率波动起决定性作用。对此阐述得最为明确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利率评价说。该理论从中短期的角度很好地解释了汇率的变动。利率对汇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套利资本流动的影响来实现的。温和的通货膨胀下，较高利率会吸引外国资金的流入，同时抑制国内需求，进口减少，使得本国货币升高。但在严重通货膨胀下，利率就与汇率成负相关的关系。一般而言，一国利率提高，将导致该国货币升值，反之，该国货币贬值。

第四，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一般而言，通货膨胀会导致本国货币汇率下跌，通货膨胀的缓解会使汇率上浮。通货膨胀影响本国货币的价值和购买力，会引发出口商品竞争力减弱、进口商品增加，还会引发对外汇市场产生心理影响，削弱本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地位。这三方面的影响都会导致本币贬值。

第五，政治局势。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家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国及国际间的政治局势的变化，都会对外汇市场产生影响。政治局势的变化一般包括政治冲突、军事冲突、选举和政权更迭等，这些政治因素对汇率的影响有时很大，但影响时限一般都较短。

第六，人们的心理预期。人的行为是由大脑支配的，心理活动控制着人类的投资行为。这一因素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汇兑心理学认为外汇汇率是外汇供求双方对货币主观心理评价的集中体现。评价高，信心强，则货币升值。这一理论在解释无数短线或极短线的汇率波动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以上列举之外，影响汇率波动的因素还包括政府的货币、汇率政策，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投机的冲击，经济数据的公布甚至开盘收盘的影响。总之，外汇汇率的波动，虽然千变万化，和其他商品一样，归根到底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在国际外汇市场中，当某种货币的买家多于卖家时，买方争相购买，买方力量大于卖方力量；卖方奇货可居，价格必然上升。反之，当卖家见销路不佳，竞相抛售某种货币，市场卖方力量占了上风，则汇价必然下跌。抓住了这一点，很多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汇率制度从性质上来分，基本就是两大类：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前者属于刚性要求，条条框框比较严格，后者则柔韧度较强，属于弹性需求。从国际金融史来看，汇率制度的确立也是一个由刚到柔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下面就来回顾一下其历史变迁中的沧海桑田。

第二章　刚柔并济——汇率制度和理论的历史变迁

汇率制度从性质上来分，基本就是两大类：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前者属于刚性要求，条条框框比较严格，后者则柔韧度较强，属于弹性需求。从国际金融史来看，汇率制度的确立也是一个由刚到柔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下面就来回顾一下其历史变迁中的沧海桑田。

1.从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一、金本位制下的汇率理论和制度

由于黄金在货币史上无可替代的王者地位，所以历史上最早的汇率制度是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在这一框架下，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挂钩，有了黄金这个桥梁作为纽带，国与国之间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便建立了固定的汇率体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35年间（1880—1914），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通行金本位制。具体做法就是各国在流通中使用具有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金币作为货币，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及自由输入输出。当然，到了后来实际流通的只是可以兑换黄金的纸币和银行券，而兑换也受一定限制。在金本位体制下，两国之间货币的汇率由它们各自的含金量之比——铸币平价来决定。只要两国货币的含金量不变，其汇率就保持相对稳定。虽然这种固定汇率也难免受外汇供求、国际收支的影响，但汇率的变动仅仅限于黄金输送点。所谓黄金输送点，是指汇价波动而引起黄金从一国输出或输入的界限。在金本位制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波动的最高界限就是铸币平价加运输黄金的费用，即黄金输出点；而汇率波动的最低界限，是铸币平价减运输黄金的费用，即黄金输入点。

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逆差，外汇汇率上涨超过黄金输出点，将引起黄金外流，货币流通量减少，通货紧缩，物价下降，从而提高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输出增加，输入减少，导致国际收支恢复平衡。反之，当国际收支发生顺差时，外汇汇率下跌低于黄金输入点，将引起黄金流入，货币流通量增加，物价上涨，输出减少，输入增加，最后导致国际收支恢复平衡。由于黄金输送点和物价的机能作用，把汇率波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汇率起到自动调节的作用，从而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5年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汇率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升贬值波动。

金本位下汇率制度总结起来有以下特点：

（1）黄金是国与国之间汇率决定的唯一的、实在的物质基础。

（2）汇率仅在铸币平价的上下各6‰左右波动，变化幅度很小。

（3）汇率的稳定是天然的而非依赖人为的措施来维持。

金本位体系的35年称得上是自由资本主义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固定汇率制保障了国际贸易和信贷的安全，方便生产成本的核算，避免了国际投资的汇率风险，推动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但是，严格的固定汇率制也使各国难以因地制宜，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执行有利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制约。

金本位制建立并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关于货币、汇率的各种理论也层出不穷。铸币平价说和国际借贷说是金本位货币制度下的主要汇率理论。铸币平价说认为：两国货币的价值量之比表现为含金量之比，即铸币平价，这是汇率决定的基础。只要黄金可以自由输入输出，并且买卖不受限制，就不会出现银行券的发行超过黄金储备导致过量发行，银行券就不会贬值，汇率也就会在黄金输送点之间波动。

国际借贷说亦称外汇供求说或国际收支说。1861年英国的戈森在《外汇供求》一书中阐述了国际借贷说。这是最早出现的较成体系的汇率学说。戈森认为：虽然物价涨落、黄金存量、信用状况和利率等都会引起汇率变动，但国际借贷是影响汇率变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国际借贷的到期收付差额，才会引起汇率变动。这是应用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及供求法则来诠释汇率变动的原因。在这一时期，铸币平价成为两国货币兑换的客观标准，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汇率波动主要是由于外汇供求变动，所以国际借贷说在形成后的二三十年间在汇率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金本位制时期，马克思认为两种货币的兑换以其各自所代表的价值量为基础。引起汇率变动的一般原因：一是对外的现金支付差额（不管造成差额的是何原因）；二是一国货币（金属货币抑或纸币）的贬值；三是两国分别以金和银作为货币，这两种金属价值出现相对变动即两国铸币平价变动。马克思还分析了利率与汇率的相互关系以及民众心理对汇率影响等问题。

二、在战争与经济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汇率制度和理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停止黄金输出入，纷纷发行大量的纸币来弥补巨额的军费支出和财政赤字，致使汇率脱离黄金平价，处于剧烈波动状态，最终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金本位体系即告解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货币基本上没有遵守一个普遍的汇率规则，处于混乱、各行其是的状态。也正是这种新的货币环境促使经济学家们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新的研究，提出了最早的浮动汇率理论，引发了早期的“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两种汇率制度模式的争论。

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在历史上实际是交替实施的，影响汇率制度变迁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战争和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金本位制下，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被稳定在黄金输送点的范围内。不过，残酷的战争打破了这种汇率稳定机制，使战后数年内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不再受黄金输送点的约束，而任意地波动。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一度恢复了汇率的稳定，实行金块、金汇兑本位制度。但随后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一场世界性的严重经济危机，使得稳定的汇率制度再次被浮动汇率所代替。各国为了尽早地摆脱危机，竞相采取了货币贬值的方法，各国货币的汇率完全脱离了黄金平价，汇率制度实际上处于浮动汇率制中。这种混乱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风暴的摧毁下，金本位制土崩瓦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取而代之，各国货币汇率跌宕起伏。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们不断思考和摸索。面对这种新情况，许多经济学者探讨汇率的决定和变动的问题并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在这一时期的汇率理论中，传统的购买力平价说、汇兑心理说和利率平价说呈三足鼎立之势。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一种研究和比较各国不同的货币之间购买力关系的理论。瑞典学者较早就研究了购买力平价方面的问题。瑞典于1745～1777年曾脱离铸币平价而实行过浮动汇率，此后汇率剧烈波动。政府企图通过干预保持汇率的稳定，但屡遭失败。另外，由于瑞典参加了长达7年的英法战争，使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以克里斯蒂尔尼为代表的非官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汇率贬值是因货币购买力下降所致的观点，这也是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早期观点。

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 Cassel）在1922年出版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和外汇》一书中，以较成熟的形式提出了汇率如何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是决定汇率的基础，汇率的变动是由两国货币购买力之比变化引起的。这一理论被称为购买力平价说（Theory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人们对外国货币的需求是由于用它可以购买外国的商品和劳务，外国人需要本国货币也是因为用它可以购买其本国的商品和劳务。因此，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交换，就等于本国与外国购买力的交换。所以，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汇率，决定于两种货币的购买力比率。由于购买力实际上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倒数，因此两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可由两国物价水平之比表示。

汇兑心理说是法国学者阿夫达里昂于1927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汇率的变动和决定所依据的是人们各自对外汇的效用所作的主观评价。人们之所以需要外国货币，除了需要用外国货币购买商品外，还有满足支付、投资或投机和资本逃避等需要，这种欲望是使外国货币具有价值的基础。外国货币的价值决定于外汇供需双方对外国货币所作的主观评价。该主观评价又是依据使用外币的边际效用所作的主观评价。这种评价是主观的，但也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如贸易收支、资本流动、投机状况等。不同的主观评价产生了外汇的供应与需求，供求双方通过市场达成均衡，均衡点就是外汇汇率。当这种均衡被打破时，汇率又将会随着人们对外汇主观评价的变化达到新的均衡。

汇率理论史上的国际借贷说和购买力平价说分别以外汇数量的多少和本外币币值的变化作为汇率决定的基础。而汇兑心理说则独树一帜，用心理因素解释汇率的变动。尽管汇兑心理说是以人们主观评价作为汇率决定和变动的基础，但投资者是根据各自的心理预期来决定资本转移的数量和方向，对外汇市场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可以说，汇兑心理说是较早把预期因素导入汇率分析的，为战后的预期理论奠定了基础。

利率平价说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23年首先提出，解释了利率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从而引起汇率的变化。投资者为获得较高的收益，会把资金从利率较低的国家转向利率较高的国家，资金的流入将使利率较高国家的货币汇率上升。凯因斯的学说解释了货币市场上的利率差异同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远期汇率的推导过程就是应用了利率平价的理论。虽然该理论的前提假设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利率平价说突破了传统的国际收支、物价水平的范畴，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研究汇率的变化，奠定了现代汇率理论的基础。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制度和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巨大创伤，经济实力大为下降，而美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这为建立美元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创造了必要条件。为构筑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1944年7月，美、英、苏、法等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又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美国外交家怀特的影响下，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议书》及由美国提出的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两个协议，从而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国自始至终扮演了一个很主要的角色，确立了以美元为基准通货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给美国绑架国际汇率制度体系，操纵国际的汇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双挂钩”制度：第一，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第二，其他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具体内容是：美国公布美元的含金量，1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例为1盎司黄金=35美元。其它货币按各自的含金量与美元挂钩，确定其与美元的汇率。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货币都钉住美元，美元成了各国货币围绕的中心。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只能在平价上下各1％的限度内波动，1971年12月后调整为平价上下2.25％波动，超过这个限度，各国中央银行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以保持汇率的稳定。只有在一国的国际收支发生“根本性不平衡”时，才允许贬值或升值。各会员国如需变更平价，必须事先通知基金组织，如果变动的幅度在旧平价的10％以下，基金组织应无异议；若超过10％，须取得基金组织同意后才能变更。如果在基金组织反对的情况下，会员国擅自变更货币平价，基金组织有权停止该会员国向基金组织借款的权利。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打个比方，假设黄金是上帝，美元实际就扮演了牧师的角色，任何货币想跟与黄金发生任何关系，都必须借助于美元。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综上所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究其本质是一种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它兼有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特点，即在短期内汇率要保持稳定，这类似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但它又允许在一国国际收支发生根本性不平衡时可以随时调整，这类似浮动汇率。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又有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结束了战前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混乱局面，并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扩大了世界贸易。美国通过赠与、信贷、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散发了大量美元，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同时，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由于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动荡，而且其注重协调、监督各国的对外经济，特别是汇率政策以及国际收支的调节，避免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贬值“竞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这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对战后各国经济增长与稳定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据统计，世界出口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率，1948～1960年为6.8％，1960～1965年为7.9％，1965～1970年为11％；世界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率，1948～1976年为7.7％，而战前的1913～1938年，平均每年只增长0.7％。同时，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成员国取消严格的外汇管制，也减少了各国经贸往来中的很多干扰和障碍，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奠定了一个较为宽松、稳定的局面。

自二战结束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的这段时期，各国经济对外开放扩大，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迅猛发展，金融管制逐步放松，汇率变动与货币供应量、国内外利率、金融资产组合、国际资本流动、国民收入等联系更趋密切。这促进了汇率理论的研究更加广泛、深入和细致。这一时期，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日益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焦点，汇率理论与国际收支理论相互渗透、融为一体。1963年蒙代尔提出最适度货币区理论，并得到麦金农、哈伯勒和弗莱明的修正和补充。该理论认为：为达到货币区内各成员国的内外部均衡，各成员国在货币区内应采用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应采用弹性汇率制。正是这样一种理论，最终促成了欧元区的诞生。

三十年间，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变的国际金融形势，很多有影响力的理论层出不穷，包括：货币主义汇率理论、资产组合平衡说、目标汇率说、现代购买力平价说、现代利率平价说等。

货币主义汇率理论是在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50年代，卡根提出汇率是货币的相对价格的观点，强调货币供求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较为完整的货币主义汇率理论是由约翰逊提出并由蒙代尔和弗兰克尔等加以阐发的。它运用短期分析和存量分析方法，研究的注意力从经常项目转向资本项目，把汇率的变动直接与货币供求联系起来，把货币数量论与购买力平价说结合起来。

资产组合平衡理论是在马柯维茨和托宾的流动资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于1975年由美国的布兰森提出并由弗兰克尔、多恩布什加以补充的。它发展了国际借贷说，吸收了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汇率理论中的有关观点，首次将资产存量引入汇率决定的分析，把经常项目、收入等真实变量纳入资产供求变动之中，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资产市场均衡上。它将存量与流量分析结合起来，将短期与长期分析结合起来，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分析结合起来，将预期、非货币资产及由于本国与外国金融资产不完全替代所导致的风险升水等因素综合加以考察。依该理论之见，国内外金融资产之间存在收益率和风险的差别，且不可完全替代，汇率是以不同货币计值的资产间的相对价格。投资者持有各种不同资产的均衡资产组合，且经济变量与条件的变动都会影响他们意愿持有的资产构成和规模。

2.“特里芬难题”

在国际经济学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天才经济学家的名字是必须被牢牢记住的，他再次证明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20世纪50年代，战后的世界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内得到一定的恢复，当西方社会普遍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时，一个不合时宜的耶鲁大学教授却预言了这个体系的最终倒掉的命运，并对美元框架内的世界经济发出了警告。是的，他就是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

当时主流经济学界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可特里芬预言，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特里芬是少数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潜在危机的经济学家之一。然而，没有人对他的警告引起注意，即使他的预测即将明确地变为事实的时候，也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众所周知，美国的崛起，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的战争财，尤其是二战结束时，美国成为了战胜国的领袖，不但在军事上达到了控制全球的顶峰，在经济上也以胜利者的姿态指点国际经贸事务。当时的美国拥有250多亿美元的黄金储备，约占全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75％，这种压倒性的优势，使得美国凭借着雄厚的实力成为世界上无可匹敌的经济大国，非但如此，由于整个欧洲都欠美国的债，美国还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债权国，底气十足。就这样，挟“黄金以令诸侯”的美国，最终建立了一个体现自己意志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高处不胜寒，空前强大的地位也意味着空前沉重的责任，与黄金挂钩的美元本位制，同样蕴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常常有人用这样一个故事来解释问题的由来：从前有个媳妇，贤淑能干。后来婆婆让她主持家务，负责给全家人煮粥。由于每年打的粮食很有限，然而这一家却年年添丁进口，为了让全家人都吃饱，媳妇只好不断往锅里加水，结果是粥越来越稀。最后，婆婆怀疑媳妇把粮食偷着背回了娘家，一气之下，将她赶出了家门。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但不幸的是，在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就是这个媳妇。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美国承担着两个基本的职责：一是要保证美元按固定官价兑换黄金，以维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二是要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国际清偿力，即美元。然而这两个问题，维持信心和提供清偿力却是一对矛盾尖锐的冤家，美元过少会导致清偿力不足，美元过多意味着贬值，则会出现信心危机。而且，战后黄金生产相对缓慢，而国际贸易却迅速发展，各国出口大幅增加，对美元需求也急剧上升，美国要持续不断地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其一度巨大的贸易顺差，很快变成巨额逆差，由此留下了国际收支赤字的“大窟窿”。虽然美国有铸币权，随时可以印美钞，逆差看起来不那么可怕，但这无异于往锅里加水，结果是美元越来越多，容易导致美元贬值，不利于其世界货币的角色扮演；然而另一方面，收支赤字却意味着美国的黄金储备不仅不能增加，反而会由于别国的兑换而减少。这样，一方面是美元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黄金越来越少，势必会造成“粥越熬越稀”，美元兑换黄金失去保证，美元出现信心危机。时间一长，布雷顿森林体系自然也就无法维持。关于清偿力和信心之间的这种两难境地，特里芬于1960年在其论著《黄金和美元危机》中对此作出了明确的阐述，因此这种两难的尴尬境地被称为“特里芬难题”。那时，第一次美元危机正在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考验。这本中译文仅182页的小册子，也成为特里芬教授最具知名度的著作，是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学术参考。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理论命题的成立都应以其对现实的洞察及对寓于其中的内在矛盾的揭示为前提。特里芬难题所直接针对的，正是寓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的矛盾，这恰恰是对现实的深刻审视。早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尚处于正常运行的50年代，特里芬就开始对该体制的生命力表示怀疑，结果，便是1960年“特里芬难题”的正式提出。特里芬总结道：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元的国际供给，是通过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即储备的净流出来实现的。这会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可能：如果美国纠正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稳定金价稳定，然而美元的国际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结果美国听任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的国际供给虽不成问题，但由此积累的海外美元资产势必远远超过其黄金兑换能力，从而美元的兑换性难于维系。如此两难困境，注定了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崩溃只是时间早迟而已。实际上，由任何一种主权货币来充当惟一的国际货币，特里芬难题都是无法避免的。历史的发展，也验证了特里芬难题的正确性。

3.“尼克松冲击”和“史密森协议”

先天不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很快就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战后，由于美国经济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大多数国家的重建依赖从美国进口大量物资产品，美国国际收支表现为贸易顺差。然而好景不长，根据“特里芬难题”，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中央银行为保持汇率稳定，美元需求大幅增加，积极扩大出口，于是，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久便开始发生逆转。渐渐地，美国持续的收支赤字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满。虽然在50年代中期之前，美元基本上还是比较紧缺，各国仍然愿意积累美元，没有出现美元的信心问题，但1958年以后，“美元荒”变成了“美元灾”，国际社会反响强烈，其中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言辞最有代表性。戴高乐认为，美元享有“过分的特权”，美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实际上却无需纠正，可以用印制美钞的方式来弥补；而其他国家，一旦发生了赤字，只能采取各种经济调整措施，不但得省吃俭用地节省外汇，还要蒙受失业和经济增长下降的痛苦。一反一正，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待赤字的方式简直天壤之别，太过不公。而对于盟友们的这些不满情绪，美国始终置若罔闻，不愿意为此付出调整国内经济的代价，来减少国际收支的赤字，依然对发行美钞乐此不疲。原因非常简单，面对唾手可得的解决方案，谁又愿意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调整、改革呢？由于美元可以用于国际支付，因此，只要印钞机一转，不但能够轻而易举地抹平赤字，而且其他国家的商品和劳务也可以滚滚而来。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元信心的严重不足，美国的黄金储备开始大量外流，对外短期债务激增。到1960年，美国的短期债务已经超过其黄金储备，美元的信用基础发生了动摇。当年10月，爆发了战后第一次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美元危机。美国政府请求其他国家予以合作，共同稳定金融市场。各国虽然与美国有利害冲突和意见分歧，但美元危机直接影响国际货币制度，也关系到各自的切身利益，因而各国采取了协调冲突、缓解压力的态度，通过一系列国际合作来稳定美元。除合作性措施之外，美国还运用政治压力，劝说外国政府不要拿美元向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并曾就此与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达成协议。

法国后现代大师德里达曾说过“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诚然，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是个多事之秋。特别是6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在经历战后20多年的高速发展和持续繁荣之后，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与之对应的，却是第三世界的迅速崛起，这极大地震撼了世界，改变了世界格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武装斗争波澜壮阔，捷报频传。同时，美国的侵越战争激起了全世界和平正义力量日益高涨的反战、反帝运动。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传统运动愈演愈烈。而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西方的左翼思潮在不经意间遥相呼应，更是给那一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1968年，是这个疯狂年代的最好注脚，好像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一刹那爆发。法国爆发“五月风暴”，苏联侵入捷克斯洛伐克，越南展开“春季攻势”，而在美国，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在这一年相继被暗杀，国内反战和民权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这些影响世界的大事件面前，1968年的“黄金危机”似乎显得无足轻重，无人问津。而事实上，这次危机造成的深远影响丝毫不亚于前者。

简单地回顾一下这次危机的全过程，我们发现，其大概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英镑贬值风波

英镑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都很脆弱，在1964、1965、1966年受到了连续攻击。1967年11月，“十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召开，西方国家同意协力挽救英镑，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11月17日，英国大使通知美国总统约翰逊，英镑将在第二天贬值14.3％。

因为中东“六天战争”、黄金在工业中使用的增长速度已经超出了新的生产量，以及苏联在1966～1967年拒绝向世界黄金市场提供黄金等原因，已经使1967年的黄金市场十分紧张，英镑的贬值引起更多的纸制货币兑换黄金，加剧了这种紧张。1967年11月20～27日，市场已经兑换了64.1亿美元黄金，其中美国占了59％。

为了保持人们对美元的信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从三方面保护美元：第一，总统再次承诺保证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第二，为了预防产生新的竞争性货币结盟，财政部长和政府当局通过各种途径说服其他国家同意维持现有的体制和汇兑比例；第三，财政部长福勒要求美国国会通过减少支出和增加税收的一整套计划来平衡国际支付，恢复和重建对美元的信心。

第二阶：段挤兑黄金

美国政府救市措施宣布之后，国际金融市场表面上恢复到了风平浪静，1967年12月4～8日，有900万美元黄金回归市场。但是马上又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11～15日又起波澜，黄金库损失5.48亿美元黄金，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黄金库成员国提出退出干预伦敦黄金市场。

美国尽力补充黄金来满足扩展的世界经济对黄金的需求，稳定黄金市场。根据货币法定要求，一个国家发行纸制货币时，必须有相应的25％的硬通货储备，1967年的世界市场上大概必须有1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来满足美元的可兑换性的承诺，投机商们越来越相信美元将无法支撑下去，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国家将被迫提升黄金价格，他们“赌博式”疯狂买进黄金。其他国家对以美元作为储备的信心也越来越不足。

危机在1968年3月终于爆发了，福勒在3月4日向总统汇报时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静之后，黄金总库在一周之内流失了1.23亿美元黄金，其中在星期五就流失了0.88亿美元，今天已经损失了0.53亿美元，在这周的余下时间里，我们将面临更多的流失。”3月8日，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汇报：“黄金总库遭受到了第三次最大流失，达到了1.79亿美元”，此时，政府对投机已经失去了控制，3月13日流失黄金2亿美元，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他们的欧洲同行，美国将关闭黄金市场。3月14日，黄金的天流失量达到了近4亿美元。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美国要求英国在周五，即3月15日关闭伦敦黄金市场，邀请黄金总库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周末到华盛顿商量对策。

第三阶段：“华盛顿黄金协议”的签订

十国集团的华盛顿会议达成了“华盛顿黄金协议”：第一，黄金交易实行“双重价格机制”，即由中央银行控制的35：1交易的官方市场，根据需求决定价格的面向投机商和工业的私人市场。第二，废除黄金准备金制度，直接增加市场上流通的黄金数量，所有国家将在冻结黄金和维持美元价值的承诺下保持黄金库存。第三，“特别提款权”的出现。通过“纸黄金”的形式来满足日益扩张的世界经济对通货的需求，各国将“纸制黄金”存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特别提款权”的形式来稳定本国通货，利用实际黄金和美元来完成国际结算。“华盛顿黄金协议”的最后签字标志着“黄金危机”的结束。

其实，1968年黄金危机的爆发，看似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也和投机商人的一致行动有着直接关系。但究其本质，这次危机无非是“特里芬难题”的一次直接体现和集中爆发而已。60年代中期，越战爆发，美国的国际收支的进一步恶化，大大加快了美元危机的到来。到1968年3月，其黄金储备已降至121亿美元，只够偿付短期债务的三分之一。为了平抑金价，保持汇率的稳定，黄金总库只能大量抛售黄金，结果导致各国更加不信任美元，纷纷抛售美元兑换黄金，在伦敦、巴黎和苏黎士黄金市场上，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美元危机，在半个月内美国的黄金储备又流失了14亿美元，巴黎市场金价一度涨至44美元1盎司。虽然美国通过大量抛售黄金以及要求盟国协助的方式暂时逃过了美元崩溃的命运，但如同任何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案一样，美元的信任危机迟早会再次到来，被抛售的命运也不可避免。

1971年5月，欧洲市场再次爆发大规模抛售美元风潮，到当年夏天，美国黄金储备已不足100亿美元，美元贬值的形势越来越明显，由此引发了一场资金外逃的狂潮，并于7、8月份达到了顶点。1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被人们称为必要的、永久的“战争基金”，如果这一数字继续减少的话，对于美国会产生致命的打击。面对这一严重状况，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立即做出反应。

1971年8月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向世人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按35美元1盎司的官价兑换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并对外国产品加征10％进口税率，直到美国的所有贸易伙伴同意其货币对美元升值为止。这一政策的宣布立刻引起国际社会上的一片哗然，这一政策令西方国家股价普遍下跌，严重损害了许多国家的利益，加剧了国际经济、金融的动荡。美国采取这些措施事先并没有与其他国家打招呼，美国违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并做出极端单边主义行动的行为令国际社会感到愤怒。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次不负责任的抛弃，一次严重的背叛，这次极端的行动被喻为是对盟友发动的一场经济战争。

事实上，这也是美国在国际货币事务上采取的第一次单边主义行动，显然，这是典型的赤裸裸操作汇率的霸权主义。由于当时日本经济腾飞，而美国作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日本的大量外汇储备以及贸易结算使用的都是美元，伴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日本通过多年积累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也不可避免地大幅缩水。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对日本的影响最为严重，故被日本金融界称之为“尼克松冲击”。

尼克松“中断美元兑换黄金”这一惊人的决定，给了国际货币体系致命的一击。蛮横的美国人在随后就新的货币政策问题与别国谈判时始终咄咄逼人，甚至威胁欧洲及其他各国说：“美元是美国的货币，而它所造成的问题却是你们应该解决的。”面对美国如此强硬态度，各国一直与其僵持了4个月，直到1971年12月17日，美国财长康纳利才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红楼里导演完了最后一出戏，十国集团在华盛顿举行秘密谈判，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达成调整货币比价的协议。由于会议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大厦举行，这个被尼克松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又称作“史密森协议”，或“华盛顿协议”。在这份艰难降生的协定中，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升值。

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美元对黄金贬值7.8％，黄金官价由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

（2）其它国家的货币，除加拿大元继续浮动外，大多数作了不同程度的升值。

（3）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的汇率波动从正负1％扩大到各2.25％，波动幅度共4.5％。

（4）美国取消进口附加税和投资税。

但是，强扭的瓜不甜，经济规律也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协议订立半年后英国宣布英镑浮动，其他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实行货币浮动，本协议规定的货币固定比价实际上失效。随之美元大幅贬值，日本政府在短暂抵制后，也被迫放开日元汇率，日元汇率从1971年的1美元兑310多日元升至1973年的1美元兑280日元左右，升幅度约12％。

“尼克松冲击”与“史密森协议”实际上是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转嫁和反转嫁美元危机的斗争过程中所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史密森协定》的签署使美元得到了更大的空间，美元中止了兑换黄金的义务，再也没有任何牵制力量，但别国货币还要继续被其钉住，都与美元同呼吸共命运，成了美元的臣子。1973年初，第八次美元危机后，美元对黄金再度贬值，各国先后放弃“史密森协议”规定的新汇价，实行浮动汇率。至此，这次旨在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尝试宣告失败，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彻底解体，而“史密森协议”也仅仅生存了15个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美元的连续下滑和汇率的剧烈波动引起国际社会新的不安，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达成了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牙买加协议”，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度，并于1978年4月开始生效。

4.浮动汇率制度登上历史舞台——“牙买加协议”

实际上，全球金融体系自1973年3月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就不复存在，浮动汇率制度开始渐渐登上历史舞台。而“牙买加协议”生效后，新的制度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西方主要工业国，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便开始正式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不过此时，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实行钉住、挂钩的汇率制度，其货币一般都选择钉住美元、法郎、马克、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然而，在世界上主要工业国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背景下，这种钉住汇率的安排已经不同于原先的钉住汇率制。由于主要货币之间汇率不断波动，于是钉住某主要货币的一国货币便绝不可能同时与其他货币都保持固定的比价，选择钉住其中任何一种主要货币，便意味着本币的汇率将对其他主要货币浮动。此时主要西方工业国的货币汇率基本由国际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

实行浮动汇率制后，金本位制乃至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货币法定含金量，或与其他国家订立纸币的黄金平价，就化为乌有了，不再有任何作用。所以，原先虽然死板但稳定的国家汇率体系，从此趋向复杂化、市场化。

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上下波动的幅度不再由各国政府规定，中央银行也不再承担维持波动上下限的义务，各国汇率是根据外汇市场中的外汇供求状况，自行浮动和调整的结果。同时，一国国际收支状况所引起的外汇供求变化是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外汇供给增加，外国货币价格下跌、本国货币升值，汇率上浮；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对外汇的需求增加，外国货币价格上涨、本国货币贬值，汇率上浮。汇率的上下波动成为外汇市场的正常现象，也是经常现象。

1978年4月1日“牙买加协议”正式生效，实行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由于新的汇率协议使各国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具有很强的自由度，所以现在各国实行的汇率制度多种多样，有单独浮动、钉住浮动、弹性浮动、联合浮动等。

（1）单独浮动（Single Float）。指一国货币不与其它任何货币固定汇率，其汇率根据市场外汇供求关系来决定，目前，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在内的三十多个国家实行单独浮动。

（2）钉住浮动（Pegged Float）。指一国货币与另一种货币保持固定汇率，随后者的浮动而浮动。一般地，通货不稳定的国家可以通过钉住一种稳定的货币来约束本国的通货膨胀，提高货币信誉。当然，采用钉住浮动方式，也会使本国的经济发展受制于被钉住国的经济状况，从而蒙受损失。目前全世界约有一百多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钉住浮动方式。

（3）弹性浮动（Elastic Float）。指一国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对钉住汇率在一定弹性范围内可自由浮动，或按一整套经济指标对汇率进行调整，从而避免钉住浮动汇率的缺陷，获得外汇管理、货币政策方面更多的自主权。目前，巴西、智利、阿根廷、阿富汗、巴林等十几个国家采用弹性浮动方式。

（4）联合浮动（Joint Float）。指国家集团对成员国内部货币实行固定汇率，对集团外货币则实行联合的浮动汇率。欧盟（欧共体）11国1979年成立了欧洲货币体系，设立了欧洲货币单位（ECU），各国货币与之挂钩建立汇兑平价，并构成平价网，各国货币的波动必须保持在规定的幅度之内，一旦超过汇率波动预警线，有关各国要共同干预外汇市场。1991年欧盟签定了《马斯赫特里特条约》，制定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表，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欧洲货币一体化得以实现，欧盟这样的区域性的货币集团已经出现。

5.“广场协定”和“卢浮宫协议”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浮动汇率制度才刚刚起步，国际金融形势就又开始风声鹤唳，在此期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发生了两次大幅度调整：一是1985年9月广场协议，主要为解决日美贸易争端，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二是1987年2月卢浮宫协议，主要为解决美元过度贬值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日元对美元出现短暂性的大幅度贬值。日元对美元汇率这两次大幅度调整，起因在日美贸易摩擦和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需要，都是在美国主导下，通过国际社会施压和国际会议协调汇率机制来促成和实施的，对日美等国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

1980年，在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经济的长期滞涨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由于越战造成的大量财政赤字的不良影响仍在继续，而战后的科技革命带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也开始进入了一个低潮阶段，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之前，实体经济也缺乏新的增长点。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限制大大减少，世界市场竞争加剧。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昔日需要援助的盟友，也似乎在一夜之间成长为新的强大竞争对手，贸易顺差转变为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出口锐减，进口剧增，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增加。同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不断贬值的美元更是使得国内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

面临这样严峻的局面，个性强硬的里根总统当然要有一番作为，在其一系列振兴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之外，恐怕最令世人侧目的就是高举汇率大棒横扫竞争对手的行径了。由于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况且，斗转星移，昔日的战败国，惟命是从的小兄弟日本，到了1985年，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此时的日本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畅销。同时，日本人在美国大量置地置产，疯狂收购，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终于，美国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一次次游说美国政府，提交议案，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出面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同时，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也纷纷著书立说，支持弱势美元政策的推行。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由美联储出面操持，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协议，决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在两年半的时间内，促使美元对日元汇率由当时1美元兑换237日元升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广场协议”签订后，以美国为首，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从决策生效到一年半后的“卢浮宫协议”达成之时，美元的币值大幅度下跌了40％。

二、“卢浮宫协议”收拾残局

“广场协议”之后，尽管美元对日元等非美元货币大幅度贬值，但由于美国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自身财政状况，同时由于货币贬值存在“J曲线效应”，即本国货币贬值后，最初发生的情况往往正好相反，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反而会比原先恶化，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其原因在于最初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消费和生产行为的“粘性作用”，进口和出口的贸易量并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但由于汇率的改变，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出口收入相对减少，以本国货币计价的进口支出相对增加，从而造成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增加或是顺差减少。

在广场协议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少，反而继续恶化。1987年，美国贸易赤字达1680亿美元，占GDP的3.6％，其中，3/4的赤字来自日本和西德的经常项目盈余。美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和外债的急剧增加，影响了外资向美国的流入，市场对美元信心下降。于是，美国对日本和西德的贸易摩擦又重新加剧，继续让美元贬值明显弊大于利。同时，受日元和马克升值的影响，日本和西德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4.2％下降到1986年的3.1％，西德经济增长率1985～1987年在2％左右徘徊。此外，日本和西德对美国未能按广场协议有效削减财政赤字表示不满。而且，美元大幅度过快贬值也引起了国际外汇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较大震荡，这引起了主要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忧虑，他们希望保持美元汇率基本稳定，这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当时，美国可以选择提高国内利率的办法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减缓美元过速贬值。然而，美国担心提高利率会给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萧条，所以否定了这个解决方案，反倒更希望日本和西德压低利率。至此，损人不利己的“广场协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抵制，美国也必须做出进一步的表态了。

为了稳定国际外汇市场，阻止美元汇率过多过快下滑，通过国际协调解决发达国家面临的政策难题，1987年2月，在美国主导下，G7国家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的卢浮宫达成协议，一致同意G7国家要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紧密协调合作”，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次会议协议史称“卢浮宫协议”。

“卢浮宫协议”强调G7国家加强“紧密合作”对维护美元汇率稳定和世界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全球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在促进国际间外汇收支平衡中具有中心作用，实际是指美国贸易伙伴加快经济增长有助于解决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协议主要约定包括：日本和西德等实施刺激内需计划，美国进一步削减财政赤字；G7国家加强外汇市场“干预协调”，秘密保持美元对日元和马克汇率的非正式浮动区，如果汇率波动超出预期目标5％，各国要加强合作干预等等。“卢浮宫协议”后，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在近两年多的时间里保持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太大动荡。

6.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而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逐步放开的市场经济，人民币汇率制度也伴随着每个时期的特殊情况，经过了大概以下几个阶段的演变：

一、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阶段（1948～1952年）

从1949年到1952年，属于人民币汇率起伏不定的阶段，经常大起大落，这和国民党留下的货币政策烂摊子是分不开的。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不过，建国之初，各地汇率并不统一。这是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造成了全国各地区物价水平不尽相同，因此各解放区的人民币以天津口岸汇价为标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外汇牌价。一直到1950年7月8日，随着国内战争的逐渐结束，大陆实现了统一，经济秩序也逐步恢复，此时人民币才开始由国家统一确定汇率，由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

在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会议前，人民币汇率频繁变化且整体处于大幅度贬值阶段。在这个时期，人民币汇率以美元为基础，共调整过52次，由1949年的1美元折合80元旧人民币，调整到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折合42000元旧人民币，相差525倍。这主要是由于该阶段新中国急需各种重要物资，需要积累外汇用于购买，所以鼓励出口，同时国内物价不断上升，而国外物价相对稳定，所以，以人民币表示的外币价格不断上升。

1950年3月到1952年底，人民币汇率转为持续升值。人民币汇率由1950年4月的1美元折合42000元旧人民币，调至1952年12月的1美元折合26170元旧人民币，这次升值是由于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的需要。经济政策统一后的新中国，物价趋于稳定，与此同时，美国悍然发动朝鲜战争，刺激了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另外，为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保证外汇安全，大量进口战略物资，也使人民币的升值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汇率政策是“进出口兼顾”，升值幅度控制在一个比较平衡的范围以内。

总之，这一时期的外汇制度以国家集中管理为主，用于调整对外贸易，制定汇率的主要依据是物价水平。

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53～1972年）

这一阶段，人民币汇率保持了长期稳定。由于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内物价不再有大的起伏，而进出口贸易被国有对外贸易机构垄断，采用进口高关税的方式来补贴出口亏损，所以汇率也就失去了其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作用。从国外看，在这个时期，西方各国之间的汇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保持相对稳定。因此，人民币汇率在原定汇率基础上也基本保持了稳定，只是在个别国家货币公开贬值或升值时才作相应调整。

三、人民币被严重高估阶段（1973～1980年）

1971年8月，美国禁止各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从1973年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解体，世界进入浮动汇率时期，西方主要工业国的汇率频繁而且大幅度地变动。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为了避免受到西方国际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相对稳定，促进外贸正常健康发展，人民币开始采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即选用与我国外贸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放入“货币篮子”，再根据“篮子”中的货币浮动情况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选用哪些货币，多少货币，其调节权重多少都由国家统一掌握。从事实来看，美元、日元、英镑、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在中国的货币篮子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由于选用货币和权重的变动，该时期人民币汇率变动频繁，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调整了61次之多。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稳定在各国之间汇率的中间偏上水平。1971年、1973年美元两次贬值，以后美元汇率又持续下浮，在1972年人民币汇率偏离2.46人民币/美元后，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于1979年达到1.49人民币/美元的水平，汇率高估现象不断趋向严重。

整体来看，这种制度操作起来简便易行，而这种中庸兼顾的方式也减少了国际汇率波动对本国货币的影响，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企业的成本核算、利润预测及减少汇兑风险。不过，由于这种权重的调整客观依据不足，没有理论证明，带有一定的主观臆断色彩，从而使汇率水平的合理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况且，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严重背离，人民币对内贬值，但对外不跌反升，汇率日益失去了其经济杠杆的作用，同时也加剧了贸易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矛盾。

四、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时期（1981～1984年）

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严重高估的人民币汇率极大地破坏了出口贸易的正常运转，一度出现出口赔钱，进口反而赚钱的怪诞现象。为了改变这种尴尬局面，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外贸体制，包括打破外贸垄断经营、建立外贸企业自我运行机制、改革进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消除价格和汇率扭曲等。为了扩大进口，刺激对外经贸企业的积极性，中国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也就是对外贸易单位和出口生产企业把收入的外汇卖给国家，而国家按一定比例拨发给他们相应外汇留成。同时，从1981年1月1日起，规定贸易内部结算价按照1978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2.53人民币/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润计算出来的，计算出来2.8人民币/美元。这实际上是使人民币贬值50％。而对外，官方汇率仍采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制度，主要适用于旅游、运输、保险等劳务项目以及侨汇结算。

实质上，人民币汇率就正式分为了两种，一种是使用于非贸易外汇收支的对外公布的汇价，一种是使用于贸易外汇收支的内部结算价。这一时期，由于贸易内部结算价的实施，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稳步上升，国际收支明显好转。

五、人民币不断贬值阶段（1985～1994年）

实行内部结算价，虽然有其促进出口，增加外汇的优点，但对非贸易性外汇收入是一个损害，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外贸的亏损度，在对外经济中陷入被动。另外，由于两种汇率在使用范围上出现了混乱、出口换汇成本较高，而且国内物价上涨，内部结算价却没有根据市场规律进行相应调整，使得外贸亏损扩大，财政补贴增加，所以内部结算价注定是一个过渡政策。

从1985年1月1日起，中国取消内部结算价，贸易结算和非贸易外汇兑换统一应用官方汇率计算。不过，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的高估，以及内部贸易结算价的取消，使得出口变得日趋艰难，为了支持出口，调节国际收支，人民币汇价不断调低。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币/美元逐步调整到3.20人民币/美元；1986年7月5日调至3.70人民币/美元；1990年11月17日调至5.22人民币/美元。这期间人民币汇率的下调，主要是依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升的变化。

一方面为了鼓励出口，另一方面为了配合外贸改革，推行承包制，逐步取消财政补贴，从1988年起中国增加了外汇留成比例，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放开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形成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局面。调剂市场汇率日益成为补偿出口亏损、促进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

1991年以后，由于前几次大幅调低人民币汇率对国民经济和物价影响较大，企业难以承受，所以人民币汇率开始做些小额的下调，1992年12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下调至1美元合5.8860元人民币；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出口企业和民间外汇储量逐步增加，外汇调剂市场和黑市开始活跃起来，最高时甚至达到1美元兑换10元人民币的高价，这和官方报价相比，出现了严重偏差。为了增加中国官方外汇储备，整肃外汇市场，中国政府于1994年1月1日宣布外汇汇率并轨，并实施强制结汇制度，此后人民币与美元间的汇价变为1美元合8.70元人民币。

六、人民币小额升值阶段（1994～2009年）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实现并轨后，将官方汇率向市场调剂汇率靠拢，改双轨制为单一汇率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此汇率制度下，市场供求关系就成为了决定汇率的重要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对汇率的干预不再通过行政手段，而是以平等的会员身份参与银行之间的外汇市场买卖，向外汇市场吞吐外汇，以保证基准汇率的形成符合国内经济的需要和保持各银行之间挂牌汇率的基本一致和稳定。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实践证明，这一汇率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人类数千年的货币史上，使用范围最广、历史最长的货币是黄金，这种典型的超主权货币在全球范围内不约而同地使用，也再次证明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随着纸币和银行券的逐渐应用，黄金渐渐退出了人类商品交易的第一线，转而退居幕后进行调控。在近现代史上，伴随着大英帝国崛起，由英格兰银行独家发行的代表英国国家权利的英镑就是纸币中的佼佼者，它替代黄金在全球通用，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只带有主权性质的国际储备货币。此后美国渐渐崛起，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元为了争夺更多经济话语权，向老霸主英镑发出了一次次的挑战，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货币王朝。那么，这些主权货币，凭借什么成为全球硬通货，它们如何从中受益，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它们的衰败呢？

第三章　一场有关汇率的博弈——从英镑到美元

在人类数千年的货币史上，使用范围最广、历史最长的货币是黄金，这种典型的超主权货币在全球范围内不约而同地使用，也再次证明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随着纸币和银行券的逐渐应用，黄金渐渐退出了人类商品交易的第一线，转而退居幕后进行调控。在近现代史上，伴随着大英帝国崛起，由英格兰银行独家发行的代表英国国家权利的英镑就是纸币中的佼佼者，它替代黄金在全球通用，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只带有主权性质的国际储备货币。此后美国渐渐崛起，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元为了争夺更多经济话语权，向老霸主英镑发出了一次次的挑战，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货币王朝。那么，这些主权货币，凭借什么成为全球硬通货，它们如何从中受益，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它们的衰败呢？

1.第一种世界货币——英镑的诞生

徜徉在世界地图之前，信手一指，从北京往西大约8000公里，就是欧亚大陆的西端，从这里划过一道海峡，北方有一个岛国，国名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而我们通常叫它英国。这个面积只有24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在历史长河中，曾是一艘无敌巨舰，遨游在全世界任何人类能到达的地方，人称“日不落帝国”。

英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而且是率先迈入现代社会的国家。而与此同时，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英国同样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由英格兰银行独家发行的代表英国国家意志和利益的英镑，替代黄金在全球范围内通行无阻，这也是代表某一国主权利益的货币成为世界通用储备货币的开始。

而在历史上，英国却并非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国家，1609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随后，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大约比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早一百年，其主要功能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荷兰的经济。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荷兰成为当时的世界海上霸主，人称“海上马车夫”。不过代表荷兰国家主权的货币——荷兰盾，为何没有借此东风成为世界货币呢？

历史的风云际会比较复杂，但究其原因却很简单，如果缩减成四个字的话就是“时机未到”。虽然当时荷兰成为欧洲的“海上马车夫”并拥有比较成熟的金融体系，但是，世界性的经济、金融格局还未形成，特别是当时的国际交易主要使用贵金属货币直接进行结算和支付，在银行券尚未普及到国际交易中之前，执行国际货币职能的主要是贵金属铸币，因此尽管荷兰拥有一系列有利条件，不过生不逢时，也只能与货币霸权失之交臂。

荷兰错过了历史的机缘，英国却迎头赶上，从1588年击败无敌舰队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将近三百年中，不列颠人先后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俄国，从而夺得了世界霸权，称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不过，英镑走上国际舞台，却是要先从英格兰银行的成立谈起。

17世纪的欧洲，战争成为每个国家都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欧洲列强以及它们的统治者国王贵族们，越来越喜欢用战争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从宗教偏见，到领土争端乃至国家利益，无一不是旷日持久的战争理由。而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为征服欧洲发起的一系列征战，更是让整个欧洲卷入了一场“局部世界大战”。不过，打仗不单是要死人，更是金钱的较量。从军队的招募，武器装备的制造维护，到战争时期的军费开支，都必须有大量的财富来支撑。而伴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先进武器成本的提升，战争的代价越发高昂。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需要几百万英镑，到17世纪末，则需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开支就要达到上亿英镑。要得到荣誉和更大的利益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当最繁荣的国家都无法靠平时正常的收入来应付战争开支时，国家便开始借款打仗了。

此时的英国，其一贯国策是在欧洲大陆采取均势政策，在诸侯混战的局面下攫取最大利益。为了执行这样的国家策略，不列颠人不但要在很多战争中进行干涉、介入，而且在出现像法国、俄国这样的野心勃勃的超强大国时，更要直接出兵，举国参战。所以，在战事频仍的17世纪，如何筹到战争款项成为了英国王室最头疼的问题。之前，国王的权力比较大，偶尔耍赖借钱不还，或者拖欠还让人无计可施。可惜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1688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将国王废绌，詹姆士二世仓惶出逃。议会决定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执政的女婿威廉夫妇共同为英国国王，因为这场革命未发一枪、没有流血，后人称之为“光荣革命”。

这次革命，是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君权不再是上帝的旨意，国王也由议会决定产生，真正成“神授”变成了“民授”。从此，延续千年的王权性质在英伦三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1688年起，英国正式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并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从此，国王不能随意侵犯国民财产，借了国民的钱也必须归还。

“光荣革命”后的第二年，英国就卷入了同法国长达百年的战争中，而当时所有的英国人，尤其是有钱人，都不能不关注这场似乎无休无止的战争。面对严重缺乏军费的英国王室，人们的心情显得十分复杂。尽管当时伦敦的民间借贷非常活跃，但他们仍然不愿意贷款给王室，因为有两点担心：一是害怕王室赖账不还，二是担心王室打了败仗，自己将血本无归。以至于开战时的1689年，英国王室只筹集到了很少的一笔钱。由于当时的法律已经规定国王不能赖账，于是，一个为战争筹款的机构应运而生。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格兰银行诞生了。

1694年，伦敦城内的1286名商人，以股份制的形式，筹集了一些资金，贷款给英国王室，这就是英格兰银行诞生的雏形。在短短的11天内，英格兰银行就为政府筹借到120万英镑，极大支持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活动。不过，不要以为商人们只是因为热爱祖国，这同样是一种投机行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时给王室的贷款利息高达8％，只要战争打胜了，不止帝国荣耀，商人们同样赚个盆满钵溢。同一年，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纸币——英镑，不过那时英镑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货币。因为当时黄金在同步流通，英镑当时只是记录黄金的单位，本身没有价值，英镑真正有了价值是在一个多世纪后的1816年，当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法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1821年，英国正式启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镑含7.32238克纯金。在随后的岁月里，英格兰银行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同时为了防止英国王室滥用信贷，同时建立起银行的信任体系，英格兰银行制定了非常严格苛刻的规定，例如，1811年，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审计长就曾拒绝支付一笔议会批准的100万英镑军费的批文，原因只是国王由于在生病，没能及时盖章，这笔前线急需的款项就被暂时搁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格兰银行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规范的规章制度带来的信誉度飞跃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有了如此严格的法制化银行信用体系，无穷无尽的民间资金才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英格兰银行资助英国进行战争，而一次次胜利又给这些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增加了民众支持战争的热情。英国当时的对手法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比英国要强大，可英国在战争中却总能获胜，就是因为法国财政部门常常在筹集军费中遇到困难，而英国的军费却非常充足。因此，当时的欧洲有一句名言：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拥有最后的一块金币。

从此，拥有强大财力保障的英国军队，不再满足于欧洲，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而战争的结果几乎总能获胜，英国从贵族到平民，人人都越来越狂热地支持这种一本万利的战争，而这种进入了良性循环的扩张方式，使得英国最终确定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霸主地位，也为英镑最终取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皇家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

人类历史上，有这样一些谜一样的人，他们拥有令人惊讶的天赋，及远超出所处时代的思维高度，在各个学科中纵横捭阖，无所不能，其深邃的内心，没有人可以看得透、读得懂。正是这些人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启蒙者和领航者。达芬奇、牛顿、爱因斯坦……便是这样一批人的代表。

提起牛顿，三岁小儿也能给你讲讲他和那个神奇的苹果的故事。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深奥难懂的书中，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这四大定律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从此奠定了牛顿作为一名数学和物理学家的学术地位。不过，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著名的科学家在12年之后成为了英国皇家铸币局的局长，并工作长达3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不但成为一名官员，还扮演了金融学家、货币学家、侦探、甚至检察官的角色。最终，还为金本位制的建立，夯实了坚固的基础。

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牛顿在剑桥大学的教学生活并不愉快，虽然担任当时全世界数学界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数学首席教授，可几乎很少有学生能听懂他在说什么，所以他有些曲高和寡，而且大学教师的收入也不高，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同时，情感的孤独，好朋友的背叛，以及和胡克、莱布尼茨有关学术上的激烈争论，让这个伟大的科学家精神慢慢崩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的行为越来越偏激、乖僻，变得难以沟通和交流，他的学生越来越听不懂他讲课的内容，有兴趣参加其学术讨论会的同仁也越来越少，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一代天才将就此陨落。

这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他就是查尔斯·蒙塔古——牛顿的学生和好友。蒙塔古当时也在三一学院任教，不过，和牛顿不同的是，他家世显赫，当时受封哈利法克斯爵士。其实，多年以来，蒙塔古一直在为牛顿抱不平，一个堂堂的三一学院首席教授，研究成果和著作足以改变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却终日蜗居在残破的旧公寓，未曾有过任何实际层面的职位晋升，薪水也只能勉强糊口。而同时代、同辈的很多科学家，在当时都已获得王室和教会的赏识，出任政府要员或者享受贵族名位。作为贵族，蒙塔古自己也早已身居高位，在王室和贵族圈里人脉极广。看到昔日的老师身心俱疲，精神和物质上都困顿萎靡，蒙塔古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给老师兼好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其实，很早蒙塔古就曾经和很多贵族朋友一起，推荐牛顿出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一职，却被校方以得不到教会支持为由拒绝。在当时的大学，教会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想让牛顿得到教会的赏识似乎是遥遥无期了。然而，机会终于还是来了，1694年，蒙塔古出任英格兰财政大臣，手握重权的他，决定凭一己之力将老师拯救出当前的窘迫困境，于是在蒙塔古爵士的大力推荐下，牛顿于1696年来到英国皇家铸币局担任监督。正是这一次的选择，成就了英国乃至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引发了英国货币发展进程中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甚至为日后英国在全球建立经济霸权奠定了基础。而这一次的选择，也是大科学家牛顿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他“三十年治学，三十年从政”，成为后世众多史学家争议不断的一个话题。

监督这一职务相当于国王在铸币局的代表，其实是个闲差，但薪水很高，足以改善牛顿的清贫生活。其实，这也正是蒙塔古所考虑周全的地方，他想让老师既能通过这份薪水丰厚的闲差改善经济条件，还能同时继续从事三一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不过，牛顿可不是一个混日子的庸人，如何做好本职工作，既不辜负朋友，又能赢得英王信任，是他此时考虑最多的事情。在新的挑战面前，牛顿很快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每天都准时前往皇家铸币局所在地——伦敦塔上班。他不仅主动参与新币种的技术攻关和数量发行，为了打击假币，他不但亲自明察暗访，搜寻证据，将不法分子绳之以法，更亲自跑到血淋淋的刑场监督处决制贩假币的罪犯。这样的工作热忱和出色业绩，很快就打动了英王，1699年，牛顿当上了铸币局局长，全面主管帝国货币铸造的一切事务。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数字和逻辑方面的天赋，快速学习会计制度、亲自清理账目、编制工作索引，不足三个月就将铸币局整顿得井井有条。牛顿的工作巨细糜遗，他甚至详细研究了造币厂每一班次的运转情况，记录产生的各种费用，如熔化锅的成本和使用次数等。他还认真研究了铸币的过程，运用多年科学研究中培养成的分析和观察能力，改进铸币流程，大大提高了流水线的效率，在他的监督下，原来估计需要9年的铸币过程不到两年就可以完成。此时，他的年薪达到近2000英镑，据说按当时物价可以造4个格林尼治天文台，此时的牛顿，终于跻身英国上流社会圈子，可以称得上是名利双收，不过他也的确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远大于此。

更高的职位意味着更重的责任。事实上，皇家铸币局的工作并非只有打击假币、铸造新币那么简单，个中的玄妙和矛盾之处随着英国经济实力的飞速进步而愈加复杂。当时的牛顿已经参与到国家货币政策讨论和决策当中，并负责实施议会通过的关于整顿货币的法案。在金属货币仍然大行其道的那个时代，铸币局的决策维系着全国乃至欧洲货币体系的健康和稳定。而牛顿，正是手握决策权的关键人物之一。

17世纪，由于黄金数量有限，流通量极少，并未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交易工具，所以银币是当时英国的主要货币。不过金属货币却有着天生的缺陷，那就是容易磨损，一枚银币经过多年的手手相传，花样和面值几乎都模糊不清了，银币重量减少，其所代表的财富也在人们心中逐渐减少。这就必然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不足值的货币大量存在于流通领域，并且人们普遍按照面值来接受货币，那么持有足值的货币进行交换就不合算，足值的货币便会越来越少，不足值的货币会越来越多。同时由于银币不能长期保值，促使部分人宁愿将未磨损的新银币熔化成银块，去换回价值更为稳定的黄金甚至外国货币。旧的货币因磨损逐渐贬值，新的货币因不受信任而遭抛弃。在两种原因共同作用下，流通中的足值货币数量大大减少，造成通货紧缩，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财政总收入中，不足值的硬币甚至占到了50％，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国家的信用和用统治者权威担保的货币信用也严重受损，使国家货币体系慢慢陷入瘫痪。当时，在新大陆已被发现，海外贸易兴起的大时代背景下，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无疑给帝国成长中的国际贸易带来沉重打击。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回收并重铸货币的议题再次被国会提出，并进行方案的讨论。

在确定回收的旧币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究竟是按照面值（计算单位）来定，还是按照实际含金属的重量（金属重量）来定，在当时分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当时的财政大臣朗兹认为，应该按照面值来确定货币单位。将所有新币的面值提高25％，但重量只保持原先的80％，将“货币成色不足”彻底合法化，令货币贬值成为事实。这种做法无疑对王室最为有利，因为这样可以冠冕堂皇地用少量的白银铸造更多的货币，以清偿堆积如山的战争贷款和国家债务。而哲学家洛克认为，应当遵循旧制，按照原有标准重铸货币，以代替流通中的旧硬币。而且，洛克认为，白银是本位币，如果黄金兑换价格上涨，应该调低黄金价格。这时候，牛顿对于金融领域，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基于民权保障的思想和对于朋友洛克的惺惺相惜，他义无反顾地支持洛克的主张，于是，在重重压力下，英国国王最终同意后者的提案。

可是，令牛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支持的方案是枚苦果，而最终吞下这枚苦果的，不只是王室，更是自己管辖的皇家铸币局。按洛克方案，政府要拿出一大笔白银用于铸造新币，而债务却丝毫不减。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铸造新币的压力结结实实地落在了牛顿的肩上。由于在新币铸造过程中对银币重量和成色执行了极为严格的标准，结果到了年底，白银储量正式告罄，几家造币厂叫苦连天，明明是银根短缺，甚至无银可铸，却仍要承担越来越多的铸造任务，新币发行根本难以为继。铸币局的尴尬一直持续了3年，结果还是没能完成当初规定的铸造数量，以国家和政府作为权威担保的银币，在公众中彻底失去了信誉。身为铸币局最高领导的牛顿，无疑是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受挫之后的牛顿，开始用他那不平凡的大脑思索，虽然朗兹方案伤害了民众的利益，却切实可行；而洛克方案空唱大道理，即使没有错，却难以实施。此时的牛顿，冷静了下来，拨开云雾见天日，身为学者的他，始终坚信，现实比理论更有说服力，只有从实际出发，才可能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

而现实又究竟是个怎样的情况呢？随着银币公信力的荡然无存，人们纷纷以白银换取黄金，牛顿注意到，一个金路易在法国价值为17先令，而在英格兰为17先令6便士，这个差价更是推波助澜，导致黄金大量流入伦敦，而白银流失更加严重，连铸币局自己也开始大量储存价值相对稳定的黄金。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导致金价上扬，金子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而伴随黄金的大量流入，金价也开始自动回落，正式成为价格受市场调控的流通贵金属。

基于对事实的尊重，牛顿在1717年9月21日向内阁递交的货币报告中，分析了欧洲各国以及中国、日本、东印度的金银价格情况，认为英国当时的白银短缺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他指出，当时英国的现实是，随着黄金的大量流入，以及银币信誉的严重不良，人们已经开始拒绝使用白银进行支付。即使接受白银，支付者也要付出额外的费用。而且，黄金的大量流入也使金价自动回落。虽然，当时英国尚有很多银器，把这些银器融了拿来进行铸币，也可能暂时解决白银短缺的问题。但是，既然存在金银利差这一无法变更的事实，黄金就会持续不断地流入英国，因此他不主张再用白银进行铸币，因为黄金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英国的本位币。在报告中，牛顿并没有强求政府彻底放弃白银，而是想方设法说服对方认识黄金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国家统一定价。他的建议是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纯度为0.9）3英镑17先令10又1/2便士。

1717年，议会通过决议，接受了牛顿的提案，将英国的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纯度0.9）3英镑17先令10便士，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定价决策，黄金在历史上第一次和一国货币发生了联系。从此，黄金价值正式与英镑面值挂钩，由于在当时的英国市场，黄金早已取代白银成为主要支付手段，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金本位制度在牛顿的推动下开始建立起来。

十年后，牛顿去世，遗体被安放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世代受人瞻仰与膜拜。五十年后，英国正式立法，对银币的使用日期进行了限制，银币最终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金币成为公认的基本货币。又四十年过去，1816年，英国再次立法，确认货币金本位制度。至此，从事实上的金本位制到立法确认、奉为国策，时间过去了整整一百年，也正是在这一百年中，英国靠着这种制度，积累起了巨额财富，并随着大不列颠军队的铁蹄，将以英镑为黄金唯一定价的货币制度推广到全世界。

回顾这段历史，不禁让后人唏嘘不已，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次因缘际会的无心插柳，却建立了对后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金本位制，可以说，牛顿的金融贡献丝毫不亚于其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这段历史，给人感触最深的就是牛顿做事情的态度，正是他的严谨、认真、科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将一个皇家监督的虚职做的有声有色，并最终影响了世界金融历史的变迁。由此可见，不管在任何时代，如果没有认真的态度，没有科学的研究和基于事实的判断，都将是镜中花，水中月，通过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伟大的先贤牛顿给后人上了最真切的一课。

3.百年霸业——英镑在19世纪对世界的统治

19世纪，无疑是英国人的世纪，日不落的辉煌不但至今让英国人难以忘怀，也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英国人的高贵气质和孤傲性格。回顾这段历史，揭开英镑霸权的统治之谜，将有助于后世的人们对于汇率制度与国家利益的重要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金本位制保驾护航，英国国力飞跃，走上扩张之路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黄金作为货币本位来发行纸币的地位。1821年，英国正式启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镑含7.32238克纯金。自此，英国经济贸易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发展，英国迅速确立了霸主地位，世界货币体系也进入了英镑轨道。

对于海外市场的控制和国际贸易的垄断，是英国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之一。早在三次英荷战争之后，英国就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法》，《航海法》规定：输入英国及其属国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是输出国的船只。从此，荷兰船只逐渐退出驰骋了近一个世纪的茫茫海域。在打败了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英国人将海上马车夫荷兰也赶下了海上霸主的位置。

有了国内军费源源不断的支持，英国已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强劲力量：连续的征战中，英国建立起一支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它的商业触角已经伸向全世界，1686年时的一个统计表明，当时有近一半的英国船只都在从事美洲或印度贸易，而在1914年一战前夕，英国的海外投资曾高达40亿英镑，占西方国家总投资的一半。

大量殖民地和贸易伙伴带来了大量的商品需求，更进一步促进了英国生产技术的进步，“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产业大国，利用自身首屈一指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率先采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也就是用取消别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别国取消对英国产品的限制。自由贸易也逐渐成为英国的国策。

1844年，英国颁布了《英格兰银行条例》，英格兰银行成为唯一能够发行英镑的银行，1872年，英格兰银行开始为其他银行在困难时提供资金支持，从而维护了英国经济的稳定，此时的英格兰银行已经是作为中央银行在发挥作用，有效地维护英镑的坚挺地位。

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英镑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同时由于英镑同黄金汇率的长期稳定，让伦敦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在英国的帮助和带动下，葡萄牙、德国、丹麦、瑞典、挪威、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荷兰、西班牙等国也先后过渡到金本位制，促成了国际金本位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的最终形成，英镑也变身为世界货币，亦成为国际结算中的硬通货，与黄金一起发挥着世界货币的功能。

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王者，也代表和保证着英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二、通过控制黄金，建立“日不落帝国”

19世纪国力无敌的英国通过殖民地掠夺、贸易和金银套购，拥有了巨额的黄金储备，随着世界黄金开采量的进一步增多，完全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欧洲和美国相继采取了金本位制度。觉醒迟钝的国家，无一例外都遭受了黄金被套购，进而流失的命运。

在完全的金本位体制下，金币可以自由铸造和自由融化，可以自由兑换辅币和银行券等价值符号，实质上是可以自由利用黄金或金币创造信用；可以自由地输出入国境，以保证物价与汇率的稳定。

根据准备金原理，英国以黄金做准备金，就可以发行自由兑换黄金的英镑。由于凭借这条定律，拥有英镑的人可以自由地从英国兑换黄金，而英国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英镑的信誉等级非常高，结合其便于携带等特点，在实际商业活动中几乎可以直接等价于黄金。那些拥有英镑的人其实并不关心是否一定要兑换成黄金，他们关心的是能否凭借一定数目的英镑买到等值黄金购买的商品，因此英国并不需要维持兑现所有的英镑所需要的黄金，只需要保持一定比例的黄金准备就可以了。所以，英镑之所以成为世界货币，也就是因其几乎等同于黄金购买力的信誉保证，与此相应的，是英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换句话说，由于英镑成为了世界货币，英国只要源源不断地印刷钞票来满足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外汇大量储备和交易需求，就可以换回无穷无尽的实物财富。

凭借英镑居统治地位的世界货币体系，当时的世界经济，实际上取决于英镑的张缩。在黄金供应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英镑作为世界货币，通过加大印刷量来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当时，英国是国际资本供给的最主要来源国，直到1914年，它还占世界全部资本输出的43％的份额，直至今日，它作为对外贷款国的输出记录在整个国际投资史上都未被打破过。与此同时，伦敦更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各国同英国的经济往来，以及它们之间的大部分商业关系都需要到通过率先实行金本位制的英国筹措资金。

一战前，虽然英国工业实力相对美国、德国而言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对外贸易也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但其国际收支却能长期维持顺差的有利局面。究其原因，英国主要是利用英镑的特殊地位，获取了大量的铸币税，“使得英国的黄金储量远远低于其对外国的短期负债”，因而英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和贷款，而巨额利润和利息的回报加上其他海外服务业方面的收入，不仅弥补了对外贸易逆差的差额，还进一步壮大了英国的经济实力，从而延缓了英国霸权的衰落。

利用伦敦世界金融中心和英镑世界货币的优势，英格兰银行扮演了世界央行的角色。同时，由于准备金制度，英镑的数量远远超过黄金准备量，因此英国的黄金准备只要些微变化，就可以通过英镑的成倍扩张和收缩，成倍地吞吐黄金，从而控制世界市场的黄金和英镑供应，以此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英国对黄金的控制，主要有三种方法：

一是直接用英镑买卖黄金。当世界市场上的黄金供应过多导致有贬值压力时，英格兰银行便动用英镑购买黄金，从而通过英镑扩张和黄金紧缩，维持英镑和黄金比价。当世界市场上的黄金供应不足而导致英镑有贬值压力时，英格兰银行用黄金购买英镑，从而通过黄金扩张和英镑紧缩，维持英镑和黄金比价。

二是通过利率调整，即通过英格兰银行对银行贴现率进行调整，来控制英镑和黄金的比价。当英镑趋于贬值而被抛售，以换成黄金外流时，英格兰银行就会提高贴现率，迫使伦敦金融市场利率相应提高，从而使黄金回流购买英镑，增加英镑的黄金准备比率，英镑坚挺。当国内黄金过度膨胀导致英镑趋于升值时，英格兰银行降低银行贴现率，使得英镑兑换成黄金外流改变英镑强势。从而可以稳定英镑与黄金的比价。在英国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货币金融力量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权力资源。

第三，是在前两种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英镑独立张缩（如信贷、资本输出等方式）的威力，以调控黄金与英镑的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前两种方法是防守型的，以保证英镑与黄金的固定比价。而第三种方法是进攻型的，它可以在确保英镑与黄金固定比价的同时，对世界上的黄金进行吞吐，以造成黄金供应的波动，导致黄金相对其它国家货币的汇率变化，从而在人为的黄金危机中获取套利。比如，如果英国要压低黄金价格，它可以卖出黄金收回英镑，并将英镑通过信贷等形式独立扩张，使得黄金与英镑保持固定比价的同时，世界上黄金供应过多，压低黄金相对其它国家货币的价格，当然，也压低了英镑价格。反之，也可以抬高黄金和英镑价格。所以，并不是说，在金本位下，黄金就完全不受操控；也不是说，在金本位下，英镑的价值就不会波动。经济活动永远都是千变万化的，但通过金本位制下的调整，英国人总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确保自身利益。

通过前两种方法的结合，只要世界黄金供应量随着经济相对稳定地按比例增长，英国都能通过黄金的吞吐，在一定准备金比率下，实现与黄金保持固定比值的英镑扩张，获得相应的世界货币铸币税。而通过第三种方法，英国可以通过对黄金的操纵权，从黄金的国际价格波动中获取套利。

就这样，以金本位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英镑体系，在19世纪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凭借着贸易和套购获得的巨额黄金，凭借着世界货币的铸币税特权，凭借着世界央行的货币调控特权，英国不可阻挡地成为统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长达百年之久。

4.帝国斜阳——英镑的衰落和美元的崛起

英国因战争而走上富强和扩张之路，在欧洲的争霸和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战争为不列颠人带来了数不尽的财富和荣耀。不过，战争从来都是把双刃剑，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是受益方，而三次对于英国乃至全球都至关重要的战争外加一次蔓延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把日不落帝国的荣光彻底抛进了故纸堆里。

一、美国的独立战争，使英国平添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北美，这篇广袤且富饶的土地，曾被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欧洲人欣喜若狂地称为“新大陆”，以英国人为主要代表，欧罗巴人毫不客气地把这片印第安人时代繁衍生息的土地划为己有。

17世纪初，在有计划地进行针对土著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的同时，欧洲开始向北美移民。1607年首批英国移民在今天的弗吉尼亚建立了第一个立足点——詹姆士城，从此掀起了奔向北美大陆的移民潮。从1607年第一批移民踏上弗吉尼亚至1733年最后一个殖民地佐治亚的建立，百年间，英国移民先后在北美东海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这就是后来美国最初的13个州。

英国向北美移民，最初完全是为了“排泄罪恶”或者“倾倒垃圾”，单是官方有记录的数字，不列颠人就向北美运送了大概20万左右的罪犯，而事实上有多少，恐怕永远是个未解之谜。开始是政治犯、罪犯，后来是破产者、契约奴，再到后来，一些在本土生存艰难的普通贫苦百姓也开始加入到移民的狂潮中。带着获得新生的喜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批成分复杂但生机勃勃的移民开始了拓荒新大陆的历史宿命。

伴随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洲的，还有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进的生产关系首先在种植场生根发芽，随后，殖民地的农业、工商业尤其是航海业、造船业、海外贸易都开始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北美13个殖民地的居民日益融合。

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在北美这个新的地域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不列颠人的新的民族，即美利坚民族，在不列颠帝国的疆界内出现了与英国资本主义并存的北美资本主义。美利坚民族的性格，追溯起来就是英国犯民和契约奴性格的集中塑造，他们具有内在的、自发的脱离束缚、追求独立的倾向，加上后来数量巨大的在英格兰人铁蹄下挣扎的爱尔兰人大量移民北美，这个崭新的民族开始融合、成长，最终一股要自由，要脱离英国统治的思潮势不可挡地汹涌澎湃起来。况且，英属北美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合乎逻辑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挣脱对宗主国的依附关系，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

然而北美殖民地渴望自由、独立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必然遭到了英国当局高压政策的阻挠。这与“日不落帝国”的核心利益严重冲突，英国殖民当局为了使北美殖民地永远充当其廉价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极力遏制殖民地经济的自由发展，而且不允许殖民地拥有自己的货币。英国殖民当局接连颁布一系列法令，禁止向阿巴抗契山以西迁移，禁止殖民地发行纸币，宣布解散殖民地议会，并对殖民地课以重税，加紧军事控制等等。英国殖民当局的所作所为，最终激起了殖民地各阶层人民的强列反抗。群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1773年3月5日发生了驻北美英军枪杀波士顿居民的“波士顿惨案”，群情为之激愤，一股反抗的暗流已经涌动。1774年英国政府变本加厉，又接连颁布5项“不可容忍的法令”，使宗主国与殖民地矛盾进一步激化。北美殖民地人民忍无可忍，决心拿起武器与殖民当局抗争。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各个殖民地纷纷储集军火，制造武器，组建民兵队伍。1774年9月5日，12个殖民地选派的55名代表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商议共同抗英事宜。会议后，革命形势日益成熟，北美殖民地同宗主国之间除了用战争解决问题外，已别无选择了。终于在1775年，以列克星敦的枪声为标志，历时8年的北美独立战争拉开了序幕，最终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为这场独立战争划上了句号。

而后，1812—1814年，英美双方在海上、加拿大边境、墨西哥湾以及大西洋沿岸，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最终英美签署《根特和约》，英国再次承认美国独立，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结束禁运，开始正常贸易往来。如果说，北美独立战争完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使命，在政治上宣告独立的话，那么1812—1814年战争则是在经济上宣告独立，在这次战争之后，美国才开始真正步入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经济和工业化的道路。从此，英国彻底失去了一个廉价资源的来源地，剩余产品的倾销场，而增加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拥有广阔国土和丰富资源的美国，没有欧洲大陆层次森严的封建残余和等级制度束缚，在大批具有强大活力的移民努力下，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掘墓人。

二、一战使英国元气大伤，帝国开始走向衰老

一直到今天，很多研究历史的人都在感叹，20世纪初的欧洲列强，怎么说打就打起来了，而且还打得那么惨烈。要知道，当时欧洲各国王室贵族之间都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曾被称作是欧洲的祖母。这位曾发动过鸦片战争的传奇女王可能做梦也想不到，在她身后，子孙们进行了一场“窝里斗”，骨肉相残的下场，是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王室从此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统治，个别更不幸的如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还落了个全家被枪杀的悲惨下场。想必这些表兄弟、表姑舅们在战后想起来，会一声叹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的确矛盾重重，但矛盾是否尖锐到要打这样一场世界大战的地步，属于学术界的争议。各国王室的不克制和缺乏政治外交智慧也是大战爆发的缘由之一。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一战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却要把目光重新对准英国，看一看英镑在告别辉煌的19世纪后，将何去何从？

人类历史在跨入20世纪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普法战争之后，普鲁士开始在欧洲崛起，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纵横捭阖下，德意志这个分崩离析、内乱不止长达几百年的民族实现了真正的统一。虽然德国的工业化是从19世纪末才开始加速运行，但拥有优秀大脑和坚强纪律的日耳曼人，并没有在列强角逐中落在后面。不到四十年，德国便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并迅速加入了在全球范围内和传统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行列。而大洋彼岸，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废除奴隶制，为资本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工业革命的影响在美国也开始引发质变。幅员辽阔的国土、丰富均衡的资源、源源不断涌入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壁垒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平的外部环境、较小的军备负担、民众的自治、进取精神都使得这个得天独厚的大国在随后的岁月里突飞猛进，到一战前，美国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工业总产值已是世界第一。

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格局，昔日的老大英国，自然不甘堕落。虽然工业实力被德、美超过，但凭借英镑的霸权，以及广袤的殖民地，仍坐在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宝座上。然而，一场世界大战过后，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刺，以此为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早在大战前夕，各参战国为了准备这次战争，不约而同地加紧对黄金的掠夺，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军费开支猛烈增加，各国纷纷停止了金币铸造和纸币与黄金之间的兑换，也禁止黄金输出和输入，这就从根本上破环了金本位制赖以存在的基础。黄金自由流通的停止，英国黄金储备的减少，也直接导致了英镑价值的信任危机。而雪上加霜的是，到1918年11月停战之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英国，已经在战争中士兵伤亡约80万，军费开支近100亿英镑，国民财富损失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方面，1918年达到13.16亿英镑，同时英国的出口额仅为进口的二分之一。巨额的贸易逆差，迫使英国变卖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即10亿英镑，去补偿贸易的巨额逆差，这场战争使得英国变成了一个债务国，只能通过举借外债解决财政困难和贸易逆差，战前美国欠英国国债约30亿美元，战后英国反过来倒欠了美国47亿美元，同时，英国内债因战争而直线上升，战前英国内债为6.45亿英镑，战后猛增为66亿英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日不落帝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英镑的强势地位也遭到了质疑。一战期间，迫于战争局势和军费开支剧增的压力，英国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已经延续了一百年的金本位制。

此消彼长，一战大大削弱了英国，另一个竞争对手德国也面临着被瓜分和盘剥的命运，不过在大洋彼岸，风景却这边独好。战争对于欧洲人是无比凄惨的苦难，在炮火中大量财富和生命化作乌有，整个欧罗巴就像一个人间炼狱。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不那么可怕，遥远的硝烟根本影响不到美国人田园诗一般的富裕生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此时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基础十分雄厚，欧洲各国大规模的战争物质采购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各行业的生产和服务，到了1929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总值，世界经济因为一战而完全改变，天平完全倾斜到了美国这一方。而成立于1913年的美联储，更是以雄厚的美国国力为支撑，在随后几年里，实际上承担了世界央行的职责，美元开始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称霸世界一百年的英国人是不愿意看见金本位崩溃的，他们不断地做着努力，一战结束后，英国在经过短暂的休战后就准备以金本位制为突破口，重振它在货币世界中的雄风了。其实，早在1918年1月，战争结局尚未明朗时，英国政府就任命战后货币与外汇委员会由英格兰银行行长孔立夫领导，制定3英镑17先令10.5便士兑1盎司0.917纯度黄金的旧汇率，以恢复英镑同黄金的可兑换性。战争结束后，由于物价上涨及黄金相对短缺，人们认识到完全追随之前的金本位制度是不可能的，此时有人提议可以实施“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不过不论哪种金本位制度，本质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一旦实施，英镑便可能咸鱼翻生，其世界货币的领袖地位也可能借此保住。因此，在1922年春天的热那亚会议上，英格兰银行力图说服全世界都采用这个制度。

在这次由英法两国发起的，但美国缺席的热那亚会议上，确定了恢复金本位制的方案：为了节省黄金，实行“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市场上将不再允许黄金作为货币流通，只在各国中央银行保持一定量的黄金和外汇作为货币发行之准备金。由于战后的欧洲各国受战时混乱的国际汇率体系之苦，也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于是，这次会议毫无争议地重新认同了金本位制，并以此开始作为经济恢复的突破口。

理所当然地，英国也非常乐意承担这样的重任，1925年4月25日，英国财政部长温斯顿·丘吉尔在预算演讲中宣布，恢复金本位制，英国依照战前汇率平价1英镑兑4.86美元，恢复金本位制，即时生效。在随后的20世纪20年代，很多国家重新将国家储备的形式从黄金转变为英镑。于是，在这样一种类似“黄袍加身”、“欲拒还迎”的特殊历史氛围中，英镑再次登上了世界货币之王的宝座。

三、在经济危机和二战的左右夹击下，英镑奄奄一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镑用了8年重新建立起了自信和霸主地位，不过，这一次，连英国人自己也感觉到有些底气不足。在美国超强的经济压力面前，连把英镑重新推上王位的丘吉尔也不得不强打精神“威胁”整个世界：“我们不仅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我们也是一个广阔的帝国中心……如果英镑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和可以信赖的，每个国家每个人都理解并可以信任的本位，那么，不仅大英帝国的经济，而且欧洲的经济，可能都得应用美元而不是运用英镑，我以为那将是一大不幸。”

英国用金本位制作为最后的王牌，苟延残喘着“日不落帝国”最后的落日余晖，时刻环顾四周，谨慎而又凶恶地提防着任何可能威胁英镑领袖地位的不利因素。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面对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英国人也许只能哀叹，是上帝抛弃了他们。

刚刚从一战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欧洲各国经济，还没等喘口气，一场由美国发端，蔓延至全球的经济危机便来到了面前。这次以生产过剩、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泡沫经济破裂为主要原因的经济大崩溃，直接把世界各国推到了悬崖边上。经济危机在1930年初蔓延到英国，工农商业的萎缩直接导致英国1932年失业率上升到25.5％。经济危机还使英国对外贸易进一步萎缩，贸易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与此同时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也就是说1931年英国第一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英镑地位的稳定性也因此受到猛烈震荡。不过此时，更可怕的是萧条、恐慌与崩溃，蔓延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似乎一眼望不到边，从政府、银行家，到普通民众，谁也不愿意在经济危机中沉沦，都在千方百计寻找救命的稻草，世界经济格局变得更加混乱，也不再唯哪个国家马首是瞻。经济危机完全打乱了英镑的复兴计划，一切都朝着英国无法掌控的方向演变，英镑也失去了调控的力量。

遇到经济危机，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保护一切自己的财产，而存放于银行的钱又是最不让人放心的一类，所以，但凡经济萧条，到银行取出所有存款几乎是所有人的一致举动，这也就引发了挤兑狂潮。开始，英格兰银行还在各国银行间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后来连英镑自己也开始遭到挤兑，为了英镑的王冠，英格兰银行可谓损失惨重。从1931年初开始，黄金从英国滚滚外流，前3个月净外流黄金达700万英镑，7到9月更达到340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此时，端坐于世界货币之王的宝座上的英镑如坐针毡，而黄金更成了烫手的山药。如果再不斩断和黄金之间的一切联系，英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1931年9月，在国内通货收缩和失业的压力下，巴黎的私人银行又把英镑持有量从4000万减持到1000万，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绷紧了的金本位制最终断了弦。当年9月20日，英国正式宣布废除英镑金本位，并将英镑贬值30％，以改善其商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从而改善对外贸易，作为克服经济危机的主要措施之一。由此，英镑仓皇逃离金本位制，此时英国的黄金与外汇储备已减少了2亿英镑。英国开始逃避责任，而让人瞠目结舌的近三成的英镑贬值幅度，更是使许多国家的央行损失惨重，其中荷兰央行的行长更是自杀以谢国人。英国开了这个恶头，随后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国际货币贬值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很多国家甚至产生了诸如“以邻为壑、竞相贬值”这样的恶性贬值竞赛的做法。

其实，没有谁比英国更对1929年的经济崩溃捶胸顿足。金本位制崩溃，英镑脱离了金本位制度，从此英镑再也找不到恢复绝对强势地位的机会，它标志着英镑作为世界的主要货币开始走向衰落。而这次经济危机引发的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速了英镑的衰落，彻底埋葬了“日不落帝国”。

德国在经济危机中本来行将就木，马上彻底崩溃，巨额战争赔款加上经济危机，已经使这个国家走到了爆发革命的前沿。此时，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害怕了，他们绝不希望在欧洲中心腹地出现一个新苏联。1929年前后，英美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杨计划来帮助德国走出困境。仅仅从1924年到1931年，德国就得到了1380亿马克的巨额贷款，依靠这笔资金，德国迅速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同时纳粹上台，希特勒政权对外取消债务，对内实施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德国的工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迅速下降。到了二战前夕，德国重新回到了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而其军事实力更是无人匹敌。终于，在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闪电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世界再次陷入恐怖阴云，其规模之大、伤害之多、损失之惨，比一战有过之而无不及。6年间，世界经济损失高达4万亿美元，5000万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

与一战相比，二战变化的只是规模，而不变的却是参战国的命运，除了本土没有战火的美国，所有参战国的经济几乎瘫痪。战争就是一种疯狂的花钱行为，而且只出不进，越打越穷，盟国不得不又重蹈一战的覆辙，以透支未来经济的昂贵代价向美国索要军事物资与贷款。事实上，在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国法案》，规定美国不得向交战国出售武器、不得提供任何贷款。但在财富诱惑面前，国会很快改变了注意，1939年11月，国会修改条款，规定交战国可以用黄金、美元或美元债券向美国购买武器。为了把美国的生产力发挥到极致，美国还专门成立了总部在华盛顿的战时生产委员会。到1945年，战时生产委员会成为美国战时最大的军事办公机构，有25万雇员。没有委员会的批准，擅自生产一个曲别针都是违法的。美国的军事工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941年7月至1945年7月，美国用于军火生产的开支达1860亿美元，4年内生产坦克86338辆、飞机297000架、登陆艇64500艘。

离开美国，欧洲的命运非常明确，那就是在希特勒的铁蹄下呻吟，说不定今天所谓的欧盟在希特勒的手中就可以完成，当然，有本质不同，这种欧洲的一统是完全不平等的。所以，美国再次成为了欧洲的救星、世界的工厂，到1945年战争结束，美国拥有西方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0％，对外贸易的1/3，同盟国的大量黄金及存款也储存在美国本土，仅英国就有价值18亿的黄金和债券输送到美国及加拿大的银行，1945年美国拥有世界3/4的黄金储备。

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下，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参加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北极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这句话形象地描述出当时英国的国际地位。曾经不可一世的英国人终于低下了他们高昂了几百年的头颅。而随着二战之后的1945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式确立。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制度维系着世界经济命脉。英镑作为世界结算货币逐渐被美元所取代，在王冠的交接过后，世界货币开始进入美元世纪。

5.索罗斯的最后一击

实际上，褪去昔日帝国光辉的英国并没有无所事事，而是积极利用传统优势来保持强国地位。为了阻止美元替代英镑的霸主地位，英国在二战后期就开始参与设计战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负责方案设计的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英国人知道英镑已经无法呼风唤雨了，但深知世界货币奥妙的英国人显然不希望美国人也得到这种巨大的利益。大师凯恩斯同样不想看到美元凌驾于英镑之上，他想创立一个没有主权色彩的世界货币，以达到遏制美元霸权地位的作用。不过，形势比人强，凯恩斯一厢情愿的梦想很快就被现实政治经济格局打破，布雷顿森林协议最终确立了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那之后，英镑开始逐步贬值，1949年9月，英国宣布英镑贬值30.5％，将英镑兑美元汇率贬到2.80美元；1967年11月，英镑再次贬值，兑美元汇率降至2.40美元，英镑含金量也降为2.13281克。最终，英镑在70年代尾随美元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

战后的英国金融业因缺乏竞争力和活力而面临丧失在全球领先地位的危机。为挽救颓势，在20世纪后20年，英国进行了两次重大金融改革，即1986年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大爆炸”和90年代末以混业监管体系为核心的第二次金融“大爆炸”，这两次改革使得金融家的创造性被释放出来，金融业组织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各种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同时金融监管机构更独立，也更有效率，由此奠定了目前英国金融业繁荣的坚实基础。曾经一度被认为衰落的伦敦金融城迅速壮大势力，伦敦重新获得并强化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纽约华尔街。此时，无论是对于英镑，还是正在酝酿中的欧元，美国都已经沉不住气了。

一、机会来临

索罗斯，长久以来已经成为了“神”一样的人物，各国媒体都把他刻画成了一个神秘的刺客，专门刺杀一国货币，著名经济学家格鲁曼曾开玩笑地说，这个正反读起来都一样的姓氏（SOROS）的确与众不同。索罗斯不仅国籍属于美国，而且还是外交事务委员会董事会前成员，参与过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政治永远和金融不分家，索罗斯和美国政治和金融权力中心的关系同样是不言而喻。这个出生在匈牙利的美籍犹太人，确实是个天生的杀手，他的嗅觉格外的灵敏。早在1990年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简称ERM）之时，索罗斯就在等待。在他看来，英国犯了一个错误，因为ERM要求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德国马克。索罗斯认为，当时英国的经济并不强劲，加入ERM，就等于把自己和西欧最强的经济体——实现统一后的德国联结在了一起，英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的确，索罗斯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其实欧洲汇率机制的诞生跟欧洲走向一统的整体思路是分不开的。1992年2月1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机构”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欧洲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痛定思痛，认为只有联合才能避免内讧的再次出现，才能对抗美国和日本。一旦得偿所愿，欧元将成为能够与美元相提并论的超级货币，欧盟十二国的资本市场将实现无缝接轨，资本流通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这非常有利于欧洲金融业的发展，欧洲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们便有望从美国人和日本人手中夺回过去几十年丧失的大片领地。

可是，合并又谈何容易，穷国愿意和富国合并，但富国又怎么可能轻松同意家里进来个穷亲戚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无法改变欧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随后的历史进程更是证明它是一个先天不足、命运多舛的条约。当时，处于经济繁荣顶峰的德国主宰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而保守党执政的英国正陷于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南欧的意大利的经济形势甚至还不如英国。英国人显然知道，欧洲货币的统一只会增强德国的经济霸权，甚至使“欧洲货币机构”变成德国中央银行的代名词，所以他们如履薄冰，疑虑不已。在签署条约的时候，英国要求欧盟各国承认它“有不参加统一的欧洲货币的特权”，也就是说，当欧元在20世纪末建立的时候，英镑会继续存在下去，英国的中央银行也将继续制订货币政策。

以前，英国的基本国策是对欧洲大陆一向采取均势政策，远远地躲在英伦三岛上隔岸观火，伺机谋利，而这次，英国却走了条模棱两可的中庸之道，两难的选择摆在面前：如果不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英国已经在1990年加入了这个机制），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孤零零地丢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以一己之力更无法对抗美日以及新兴的世界大国，最终不免沦为边缘角色，这显然不是英国对于自身的定位；可如果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涉足太深，甚至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又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又是英国所难以接受的。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一旦发现前方的水太深，还可以及时抽身上岸，重新回到“光荣孤立”的碉堡中去。

在条约签署前后，当时的英镑被严重高估，其与马克的汇率是1：2.95。而在1989年两德统一后，为稳定东德民心，德国宣布，东德货币以高汇率兑换西德马克，同时西德投资巨额资金帮助东德发展经济，一时间，东德地区大兴土木，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大量投资，于是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保持物价的平稳，是历届德国政府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为了减轻由于承担两德统一的巨大开支而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抑制经济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胀，这又给欧洲其他货币带来巨大的贬值压力。

此时的英国经济却正好与德国相反，不但没有过热的情况，衰退的势头仍没有消减的迹象。而根据欧洲汇率机制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原则，此时英国中央银行即英格兰银行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跟随马克的步伐，增加英镑利率，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保持国际地位，虽然此时的英国经济实际需要降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拉动工业的增长；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加息，无疑将给英国低迷的经济压一块无法承受的巨石；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一旦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在这种艰难局势下，1992年7月甚至有6位英国货币专家联名写信给伦敦《泰晤士报》，要求英国政府降低利率以克服经济的不景气，甚至建议从欧洲汇率机制中退出。一时间，舆论纷纷，其实，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有三种方案可以供选择，分为上中下三策：

上策：自然是说服德国降低马克利率，减轻英镑的升值压力，使英国经济度过难关。可惜，两肋插刀的事是不可能在国与国的较量中发生的，正想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带来的危害的德国人肯定会拒绝英国人的这一要求。

中策：说服不了德国，就去说服欧洲其他国家，暂时容忍英镑贬值，等英国经济开始腾飞，恢复元气后再让英镑回到正常的汇率浮动范围。不幸的是，欧洲各国同样不可能同意这种要求。

下策：背水一战。坚定不移地主动加息，不惜以牺牲经济复苏为代价，稳住局势。向世人证明英国政府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证明大国的实力，维持英国的信誉。同时还可以震慑全世界蠢蠢欲动的金融投机家。可惜，当时的英国政府，同样没有这种魄力。

上中下三策皆不成，完全陷入被动的英国政府以及英格兰银行几乎成了待宰的羔羊，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对手究竟有多么强大。在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对面，潜伏着一群能量巨大却鲜为人知的金融投机家，他们来自一种叫做对冲基金的金融投资机构。在当时，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有缘认识任何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因为他们只为富人和大机构管理财产；他们行事低调，很少对外宣传自己的业绩，而且他们也不承担一般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义务。他们可以买空卖空，可以实行风险极高的投机策略，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把资金从一种资产转移到另一种资产，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他们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精简高效的机构，一位天才的基金经理加上几个聪明的分析师就足以指挥一只数亿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几位优秀的交易员，这只基金就几乎可以制造任何风浪了。

二、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

乔治·索罗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的儿子，在二战期间凭借一张“非犹太人”的假身份证躲过了纳粹的屠杀，和全家一起迎来了苏联红军的“解放”。但是，少年索罗斯对“救命恩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丝毫不喜欢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匈牙利，反而非常怀念二战末尾的那段危险历史给他的“锻炼”——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或许能够说明索罗斯从小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这也是他日后能在证券交易、商品交易和国际宏观投机领域风生水起的潜在原因之一。

1949年，年轻的索罗斯抱着对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刻骨仇恨离开了匈牙利（事实上，有着悠久商业和金融传统的犹太人几乎没人会喜欢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到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索罗斯家庭并不富裕，虽然幼年乃至少年时期，他的家境比较殷实，父亲也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律师，不过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财富，早就丧失在二战的颠沛流离和共产主义改造的政治漩涡之中了。所以，索罗斯能够在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知名学府读书，并且赢得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赏识，基本上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聪颖以及勤奋好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索罗斯几乎完全专注于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撰写了不少自己的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可惜，家庭的贫穷和卡尔·波普的劝阻使这个理想无疾而终，从此，世界上少了个“哲学家索罗斯”，而多了个“金融大鳄索罗斯”。原因在于，波普并不认为这个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能够研究“开放社会”理论，因为首先匈牙利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社会，客观上不存在研究“开放社会”的政治土壤，而且索罗斯家庭又那么贫穷，不可能供他继续攻读冗长的哲学博士学位。波普建议这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从事一份颇有前途的经济或金融工作。于是，失望的索罗斯带着荣誉学士学位离开了伦敦经济学院，去一家伦敦银行担任经纪人工作。

二十多年之中，索罗斯经历了欧美金融家最典型的“三级跳”——从默默无闻的普通交易员，到明星交易员兼高级分析师，最后创办自己的基金，成为华尔街的一支独立力量。人们都认为索罗斯是一位聪明、机警、善于学习的专业人才，但是念念不忘自己理想的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成功归于“哲学”，即用高屋建瓴的哲学思维方式来分析纷繁复杂的金融市场。多年以后，在其著名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索罗斯坦率地表示，他在职业生涯的前期“完全没有用到在大学学习的任何知识”；至于职业生涯的中后期，他主要运用的也是他在大学最后一年培养起来的“哲学思维方式”，这有助于他更深刻地理解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和“反身性”（即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总而言之，索罗斯基本不相信现代金融学，的确，他的成功本身就是对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嘲笑。

从1969年开始，索罗斯与他的著名合伙人杰姆·罗杰斯在纽约开设了“双鹰基金”，初始资本为25万美元；十年之后，这家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这个名字将在日后使世界各国政府闻之色变。1980年，当年的25万美元资本金已经变成了8000万美元（不包括客户委托管理的财产，是合伙人的私人财产），其中索罗斯本人占到80％。此后不久，厌倦了华尔街生涯的罗杰斯离开了基金，从此专心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然而，索罗斯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并将持续长达20年。

1985年，日本和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事实上是在要求日元升值以换取美元的有序贬值，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解决困扰里根政府多年的美国贸易赤字问题。早在协议签署之前，索罗斯就意识到了里根政府的“双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政策不可能持久，他把这种以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发展、以发行国债填补财政赤字的经济政策称为“里根大循环”，其结果是美元贬值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赤字如同滚雪球一般攀升，里根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增加税收、减少军费以消弭财政赤字，从而降低美元的贬值压力，但这在政治上无异于自杀；要么允许美元贬值，但又怕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出现美元汇率崩盘，这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也将是致命的。所以，里根政府只好以政治、军事手段胁迫日本政府为美国的赤字买单——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而当时也只有日本有能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索罗斯从20世纪1980年代初就开始看空美元，在《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又大量卖空美元，买进日元、马克等即将升值的货币。1986年，美元对日元已经贬值20％以上，许多外汇投机者开始获利了解，索罗斯却认为美元的贬值还没有到位，当前的美元汇率仍然无法对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带来多大帮助。此外，索罗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元贬值对美国股市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时的美国股市已经存在严重泡沫，经济循环又已经进入萧条的周期，所以它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熊市行情，甚至有突然崩盘的危险。但是，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对该国股市有促进作用，所以，美国政府和大部分投资者都是看好美国股市的。当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美国股市的时候，索罗斯却在大肆卖空美国股票，同时继续买进日元和马克——这一次，究竟谁对谁错呢?

不到两年时间，索罗斯就连续两次证明了他比绝大多数学者、投资者和政府官员更懂得金融市场。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继续大幅度下跌，从1985年的1比250一直跌到1988年的1比120，跌幅超过了50％！至于美国股市，虽然回光返照了一段时间（这给索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账面亏损），但是最终还是于1987年迎来了所谓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居然在一天之内跌去22％，创下了空前绝后的纪录！

经此一役，乔治·索罗斯拥有了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所能够拥有的全部荣誉和尊敬。他在1986～1987年盈利高达122％，虽然有几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但是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索罗斯还没有操纵市场的能力，他也不可能去操纵道·琼斯工业指数这样庞大的市场，此时他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敏锐的判断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不是所谓的“扰乱市场”。但是，在对日元和马克的成功投资之后，索罗斯管理的资金规模日益增长，到1992年已经突破60亿美元大关。

1992年的量子基金，可以说已经初露峥嵘，不但拥有一批出色的分析、交易人员，而且已经拥有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操纵市场的能力。再加上对冲基金特有的保证金交易（简单地说就是买空、卖空），60亿美元资本完全可以发挥10倍的作用。

就在此时，英国政府的不作为使英镑处于一个空前脆弱的位置上，实际上已经不堪一击，加一根致命稻草就会轰然倒下，全面崩溃。索罗斯当然不会对这个机会视而不见，事实上，他从1990年就开始注意到这个机会。当时，东西德统一，在许多人看来，统一的德国将会很快复兴和繁荣起来，而1992年2月7日，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更是让大家大受鼓舞：一个“大欧洲”的概念即将形成。在这样一个美好前景面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欧盟的未来一片光明。但索罗斯经过冷静地分析，却认为新德国由于重建原东德，必将经历一段经济拮据时期。德国将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问题，而无暇帮助其他欧洲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将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的影响，货币联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人云亦云从来不是金融大鳄的风格，索罗斯一针见血的分析，正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审视金融市场，对于英格兰银行而言，这样的对手，实在太可怕了。

三、最后一击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1992年保卫英镑的主要力量并不是英国中央银行，而是与英国共同处于欧洲汇率机制之中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德国的中央银行。仅仅凭借英国经济转型期薄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维持在1比2.95的高水准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英国经济不足以支撑如此昂贵的英镑，所有的金融投机家也都知道英镑有贬值的危险，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出手狙击。虚弱的英国经济的确没有多少血可流，但是只要德国愿意为它流血，英镑就是安全的。历史具有非常强烈的讽刺意味：五十多年前，当德国人轰炸伦敦、企图打垮英国的时候，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慷慨解囊，通过《租借法案》挽救了英国的命运；现在，当来自美国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企图打垮英镑的时候，英国人却要指望德国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可是，这次，靠得住吗？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想得到梦寐以求的欧洲领导权，或者说统一欧洲。如今，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和平方式将领导权送到了德国人的手里，他们才发现，责任是如此之大。刚刚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给德国人套上了一体化的枷锁——如果英国、意大利等经济萧条国家的货币面临贬值压力，德国必须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来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的稳定。此时，英格兰银行多次请求德国中央银行降低利率，以便英国降低利率，从而刺激英国的出口。但是德国在统一后，很多问题上还自顾不暇，多次权衡利弊之后，一再拒绝了这种要求。伦敦正处在异常尴尬而脆弱的境地。

1992年9月10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一篇访谈，其中闪烁其辞地提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来解决……”虽然没有提到“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不过对于索罗斯这样的天才来说，暗示实在已经足够多了。这篇访谈，无异于是进攻的号角，蛰伏了两年之久的量子基金开始全力发起冲击。

访谈登报后，看准了德国会抛弃英国的索罗斯立即出手，以“量子基金”资产做抵押，从银行借了50亿英镑，按1：2.79的汇率（当时），兑换成139.5亿德国马克。于此同时，又买进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同时放空手中德法两国的股票转而大举买进德法两国债券。当然，也没忘了买进大量意大利里拉。9月15日，他的下属杜肯·米勒连同其他基金，以意大利里拉作为突破口，大量抛售，以期引起人们对欧洲弱势货币的恐慌，果然，英镑随后开始下跌。英格兰银行为了救市，已买进30亿英镑，但无济于事。英国政府转而向德国政府求救，要求德国降低利率，德国联邦银行拒绝了来自英国政府方面的多次请求，坚决反对降低自己的利率。9月12日，在德国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的第二天，意大利里拉跌破了对马克的波幅底线。

此时，英国首相梅杰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莱蒙一再发言，宣称英镑决不退出欧洲汇率稳定机制。为了不让英镑汇率下跌，政府要求英格兰银行再次大量买进英镑，以维持英镑的汇率水平。英格兰银行从国家外汇储备中抽出269亿美元买入英镑。但索罗斯打击英镑的意图非常坚决，同时看透了此时英国政府已经黔驴技穷，他放空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索罗斯的疯狂放空行为在伦敦外汇市场引起了大量投机者的跟风炒作，最终英格兰银行的努力仍然止不住英镑下跌的势头。9月16日上午，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利率从10％提到12％以捍卫英镑，9月16日下午，又将利率升至15％。却依然无济于事。

当日下午，带着巨大的屈辱感，英国首相梅杰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莱蒙被迫宣布退出欧洲货币汇率体系。9月17日，英镑收盘价比前一天跌了16％；意大利里拉贬值22％，意大利也宣布退出欧洲货币汇率体系。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英镑狙击战中，索罗斯赢了10亿美元，加上里拉和其他地方的投机，这一战一共赚了20亿美元。不但摧毁了英格兰银行三百年来无人撼动的无上权威，使英镑再次受到沉重打击，更一举打破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安排，扰乱了欧洲的金融秩序，给了各国经济雷霆一击。

荷兰的花卉，瑞士的钟表，意大利的时装，法国的香水、葡萄酒，德国的啤酒、相机，日本的动漫和电子产品，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多少年来，世界各国都曾以自己的独特物产和传统工艺闻名世界。而如今，与这些传统产品一起，各国的制造业生产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争奇斗艳，为世界贸易添了一抹浓郁的异域风情。那美利坚合众国呢？其出口产品又有哪些代表呢？可能有人要说，福特的汽车，好莱坞的电影，肯德基和麦当劳的汉堡包……没错，我们可以列举很多很多，的确，这些也都是美国特色的东西，但是，它们却又都不是美国最好的出口产品。美元，也只有美元，才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大量进口的“生存必需品”，是美国最畅销的出口产品。

第四章　笼罩在美元阴影下的世界

荷兰的花卉，瑞士的钟表，意大利的时装，法国的香水、葡萄酒，德国的啤酒、相机，日本的动漫和电子产品，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多少年来，世界各国都曾以自己的独特物产和传统工艺闻名世界。而如今，与这些传统产品一起，各国的制造业生产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争奇斗艳，为世界贸易添了一抹浓郁的异域风情。那美利坚合众国呢？其出口产品又有哪些代表呢？可能有人要说，福特的汽车，好莱坞的电影，肯德基和麦当劳的汉堡包……没错，我们可以列举很多很多，的确，这些也都是美国特色的东西，但是，它们却又都不是美国最好的出口产品。美元，也只有美元，才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大量进口的“生存必需品”，是美国最畅销的出口产品。

1.美元是美国最好的出口产品

美元是什么？有人要反问，美元还能是什么？钞票呗！没错，在普通老百姓眼里，美元就是一种能拿来购买生活所需品的钞票。不过，在政治经济学家的眼里，这看起来花花绿绿的纸就不那么简单了。要了解其不简单之处，就在于搞清楚美元是如何成为世界各国“生存必需品”的。

在之前的介绍中，我们已经详细了解过美元和英镑较量的全过程，也知道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内容。由此，我们知道，在金本位制的体系里，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从此，美元便开始其新世界货币之王的梦幻日子。不过，特里芬难题很快惊醒了美国人的黄粱美梦：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而美国大量付出美元的结果就是国际收支逆差，高额的赤字，不但让老大的面子上很是无光，更使得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不足。同时由于黄金产量的缓慢增长，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比价早就岌岌可危。由此，全世界爆发了几次美元危机，高举美元大量兑换黄金的人们几乎把美联储的门给挤破。

于是，“痛定思痛”，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1971年，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宣布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从此美元成为一种不兑换纸币，却仍然是世界上诸如黄金、石油等关键物资产品的定价货币，而且仍然担任着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在成功逃离黄金的束缚之后，美元终于成为了闲云野鹤，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按照美国的利益来支配世界。其实这就是美元霸权的真正开始，要说之前的强权英镑还是建立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之上，英国还必须在兑换黄金的紧箍咒下支配世界，那美元，从“尼克松冲击”之后，就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不受任何约束的霸权货币，而不受约束的权力滋生恐怖的破坏力，随后的世界经济，开始蒙上了一层美元阴影。

失去了任何控制的美元，就像是荒郊的野草一样疯长，可笑的是，世界各国还必须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工具囤积财富。也只有美国，才能堂而皇之地生产并销售不需要黄金支持的美元。美元霸权下的世界贸易是一种这样的游戏：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这个生意是那么划算，生产一种纸张，来换回各种物资、劳务、服务，这样的无本买卖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又是实实在在。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无本万利的生意是怎么做成的？

从“牙买加协议”后，浮动汇率制度就已经走上了历史舞台，而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冷战格局土崩瓦解，金融管制便进一步放开，全球化的步伐逐步加快。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Internet的普及应用，以电子网络操作跨国界资金流动的方式成为国际外汇交易市场的主要手段，这更使得一国货币在不受管制的市场上遭受投机性和操纵性攻击可能性加大。为此，世界各国的央行必须获得并持有相应数量的美元储备，以应对可能面临的威胁。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某一国货币贬值的市场压力越大，其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储备势必越多。全世界的央行中，只有美联储不存在这种压力，因为美国可以不受限地任意印发美元。这就为强势美元提供了内在的支持，反过来又促使所有的中央银行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使美元更为坚挺。

一方面，在美元霸权下，美元成为外国央行的保护伞，而另一方面，美国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把长期国际收支赤字转变为以美国国债为代表的各种债务泡沫。自1991年以来，金融全球化使美国债务像滚雪球般不断增大，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具有最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而其双重赤字均是以美元纸币融资的，而美元不仅继续充当国际贸易的主要储备货币，而且更重要的是继续充当国际金融的主要储备货币。由于美元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而以美元标价的各种产品价格日益攀升，于是美国债务和资产的持有人似乎得到了高额回报和更大的刺激。可惜，这只是名义上的，或者是账面上的。而通过出口辛辛苦苦积累了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却并不能将这些钱消费在国内，因为理论上来说，美元只能投资于以美元标价的资产。所以，大量通过贸易顺差赚取了美元的国家，又纷纷把手中的美元投资到了美国，用来购买各种以美元标价的海外资产。这还不算完，以想象力闻名世界的美国人，又在美国国债之外创造出了各种花样的债务产品，其中次级债就是其向国外推销的产品之一。比如，我们中国就有六家银行购买了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并在金融海啸中损失颇大，那是后话。由于这些债券利息颇为吸引人，极大地吸引了私人和非银行机构的投资者，外国中央银行也趋之若鹜。由此，真正的财富重新又流入美国，进一步刺激发展了美国的经济，也抑制了由于美国滥印美元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我们常常为美国人富裕的物质生活震惊，常常赞叹于美国经济实力的强大，更是每每哀叹：“连美国的月亮都比别国的圆”。其实，淳朴的人们哪里知道，全世界都在为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买单，甚至，在为美国举债发动的各种战争买单。

在这种奇怪而又荒谬的逻辑中，在美国，普通老百姓也不愿意再进行储蓄，“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在这里成了“没有钞，没有票，自有朋友给我们送”。一个泡沫紧跟着另一个泡沫出现，一种还贷被另一种贷款取代，疯狂的消费狂潮直接造就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繁荣。在克林顿当政时期，以出口为导向的各个国家，以低福利低工资为代价换来的美元，源源不断地涌入到美国。这使得美国可以在新领域尝试一次新的科技革命，以计算机、数字电讯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两大支柱，美国经济再次在伊拉克战争后实现了腾飞。财富增长的速度几乎与美国印发美元的速度媲美，而没有任何通货膨胀的惩罚。世界各国生产出最优良的，自己消费不起的产品送到美国，换来一堆满足美国政府和消费者负债需求的纸张，继而将这些财富再次投入到美国。在这种模式下，不只是产品和劳动力，竟然连资本都来自被剥削的一方，这远远超出了很多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多么美妙的循环，美元作为美国最好的出口产品，让美国汲取了全世界的养分，换来了数不尽的财富。

既然如此，对于美国来说，美元自然是多多益善了，不过美元作为一种货币，也不能是随意印发的，否则会引起这种货币的贬值，而过度的贬值更会导致信任度的下降，如果美元不再被人信任了，那还有谁会再去想得到呢？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便是明证，2001年以来，由于反恐战争的庞大开支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发行的各种期限的国债纷纷到期，以及越来越大的利息支出，迫使美国发行更多的国债来替换老国债。从1913年到2001年，美国在87年里一共积累了6万亿美元的国债，而从2001年到2006年，短短的5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竟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国债，美国联邦国债总量已高达8.8万亿美元，并以每天25.5亿的速度增加着。美国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已在政府开支中高居第三位，仅次于医疗健康和国防，每年高达近4000亿美元，占其财政总收入的17％。

资不抵债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更像瘟疫一般传遍全球，购买了大宗美国债务和金融衍生品的经济体瞬间损失掉无数的财富，说到底，这其实也就是美元泛滥的恶果。所以说，如何稳妥地达到目的，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命题，“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买卖不能常做的。当然，美国的金融集团和其控制下的美国政府有一个根本原则不会改变，那就是希望美元洒遍全球。美元的势力范围越大，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人群越多，美元在世界货币总量中所占比例越大，美国货币之王的宝座就越发稳固，美元经济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货币政策的控制力越强，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也越大。可以说，让美元成为世界唯一货币就是美国人的终极梦想。那么，为达成这一梦想，美国都是用哪些手段不断制造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呢？

（1）从国内入手，扩大内需，刺激和促进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从而激发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对美元需求的增加。没有本国经济做后盾，美元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美国经济的发展是美元经济发展的基础，不断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是促发美国对美元更大需求的根本点。以国内作为依托，强力推进美国国民经济发展，制造旺盛的美元需求，这是必须首先考虑的选择。

（2）让美元走出国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人们的货币选择。这也是制造美元新需求的重要手段。扩张美国和美元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一直是美国政府考虑外交问题的第一原则。美元在近二十年中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扩张势力范围的大好机遇：一个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美元有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美元在东欧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长驱直入地进入和占领了那些原来由苏联统治时期留下的货币市场空档。在欧元诞生前，选择美元作为国家和企业的外汇储备和家庭外汇储蓄，几乎已经是那里的人们的不二选择。即使在欧元诞生后，由于美元的先入为主，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欧元也难以与美元势力抗衡。

另一个契机则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对外贸易巨大的交易额需要用美元结算，贸易顺差赚取的外汇需要用美元来储备，尤其在欧元诞生前更是如此，这也极大地刺激了世界对美元的需求。

（3）增加世界资本市场上的国际商品用美元结算的品种，使世界对美元的需求量的激增。目前世界上美元的需求量，主要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国际商品交易。过去，世界资本市场的国际商品非常有限，这显然无法满足美元自身繁殖的欲望，但是金融家就像变魔术般地创造出现在数不清的国际商品的品种，这里面不但有实物产品，更有品种繁多的虚拟产品。有了这么多的国际商品，自然也需要更多的货币去交易。而如果这些数不清的国际商品都用美元结算，自然刺激了庞大的数以亿计的美元供应量。不断开发新的用美元结算的国际商品种类，也是美元强势扩张的重要法宝，是美国控制资本市场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4）在世界上不断制造事端，用美元和美资援助，制造新的美元需求和美元经济增长点。为了美国的长远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美国总是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在世界各地制造事端，或支持分离主义，或以民族、宗教为借口插手别国内政，或者在邻国之间制造战争威胁，甚至挑起局部战争。长久以来，通过不断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力量进行援助，成为扩张美元需求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这种援助有的是用美元直接援助，更多的是用美国生产的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援助。后一种援助，往往是一举两得：会对美国的国民经济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又刺激了美元的需求。同时那些接受了美元或美资的援助的国家或地区，会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购买美国产品，从而给美国和美元经济带来长远的利益回报。

（5）不断在全世界各地发动各种战争。在国际上四处挑起事端有时候还无法满足美国金融财团的胃口，毕竟费时又费力，还不见得效果多好。最直接的、最见效的就是直接出动世界上最昂贵的战争机器——美军。巨额的军费开支，必然导致对美元的巨大需求。中国老百姓一般对美国发动或参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比较熟悉和了解。其实，美国自1945年以来至今，在海外进行的战争已经超过170多次。这些战争无一例外需要大量的美元的投入，而且，有些战争的费用还是由美国的盟国所支付，例如，美国发动的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日本、加拿大等盟友便垫付了大量军费。

由于战争所需要购买的军火和军用商品是由美国生产，美元的钱虽然多出来了，但还留在美国成为美国的财富。虽然美国在历次战争中消耗了巨大的资金和财力，还付出了成千上万士兵阵亡的代价，但是，那又算的了什么呢？一次战争不但可以扶植一个亲美政府，制造一个剩余产品倾销场，还能收获一个廉价资源出产地。美元和美元债券的发行速度每每在战争期间直线狂飙，而这多发的美元，被美国用来购买世界各地的矿产资源、黄金白银、股权股票、期货期权、廉价劳动力、各种其他国际商品……可悲的是，这多发的美元最终摇身一变成为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是在用全世界人民的钱去发动针对世界的战争。

大体而言，美国就是靠上述几种途径和方式，不断制造美元的新需求，从而平衡市场供求关系，将这个对美国来说血统最纯正的“美国制造”产品出口到全世界，从而谋求最大的利益。

2.石油是撒手锏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汽车在中国很多地方还是稀罕的西洋景，偶尔驶过的各式汽车总能引起孩子们的欢呼，而能坐一坐汽车，更是感到莫大的享受。对那时的中国人而言，拥有汽车是个遥不可及的梦。不过，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老百姓却突然发现，昔日宽阔的马路上，已经排起了钢铁长龙，“突突”冒着尾气的汽车再次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只不过，这次跟梦想无关。糟糕的交通状况，严重的空气污染，频频发生的车祸惨案，已成为时下中国人最皱眉头的事情。

不过，最让有车族揪心的，却是油价的节节攀升，对大多数刚刚拥有私家车的家庭而言，汽油费用的支出，已经占到了家庭收入的很大比例，成为沉重的负担。本不富裕的中国人，刚刚开始实现的私车梦，又在现实面前碰壁，叫人一声叹息。

众所周知，汽油来自石油，这种黑乎乎的粘稠物，经常被人称作黑金，是每个工业国家的血液，更是命脉所在。石油本是造化对人类的恩赐，几十亿年的漫长积累，地球上的各种有机物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宝贵资源。可以说没有石油，就没有人类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没有石油，就没有我们普通人便捷的生活（生活中很多日用品都提炼自石油，或是石油衍生品）。和煤炭一样，石油是全世界都无法或缺的战略资源，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成熟的替代资源可以发挥石油这么巨大的作用。

石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其归根结底只是一种资源，到底是什么力量让石油在世界范围内成了一种战略武器，究竟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苏联的崩溃，与石油之间就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通常的教科书上，我们知道美国通过长期持久地和苏联搞军备竞赛，尤其是里根总统上台后推行的“星球大战”计划，最终拖垮了苏联。诚然，这些原因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石油的因素，往往又被研究者和老百姓所忽略，苏联建国70多年，战争、封锁，多少艰难的外部环境都挺了过来，为什么会在和平时期轰然倒下呢？一个苏联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谜底，这个苏联经济学家叫YegorGaidar（盖达尔）。他是苏联的最后一个财经部长，他在叶利钦的政府里做过财经部长、副总理和（代）总理。2006年，Gaidar（盖达尔）在俄国出了一本畅销书，叫《帝国的崩溃：给现代俄罗斯的教训》，在书中，盖达尔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档案，更是从经济角度诠释了苏联瓦解的原因。在他看来，石油和粮食在这场历史大剧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苏联一直是产油大国，到如今的俄罗斯，仍然在世界原油市场上地位显赫。据美国《油气杂志》估计，苏联1978年石油勘探储量为97亿多吨，占世界估计探明储量的11％以上，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位。从中亚、西伯利亚到远东，丰富的油气资源让苏联长期作为西方尤其是西欧的原油供应国，底气十足。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苏联利用原油价格上涨的机会，大大赚了一笔。可是，在盖达尔看来，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使用好这笔意外的新收入，决策者不是用这笔财富发展国内的制造业，协调重工业与农业长期存在的巨大矛盾，增加粮食生产，反而用这笔宝贵的财富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仗。1979年，苏联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从此不但使自己陷入了泥沼无法自拔，更因石油坠入了灭亡的深渊。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以沙特为首的中东国家迅速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达成共识。面对日益严峻的苏联威胁，中东国家放下了手中的石油武器，1985年9月13日，沙特石油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沙特石油部长宣布：放弃对石油价格的保护。盖达尔在其著作中把这天定为苏联崩溃的开始。美国自然是欣喜若狂，本来就操控着世界资本市场商品价格的美国人，这次又得到了欧佩克的支持，如虎添翼。他们开始疯狂压制国际石油的价格，六个月内，世界实际油价跌掉四分之三，这已经开始低于苏联开采石油的成本价格了，由此苏联每年收入减少2000亿美元。对当时的苏联来说，要维持高额的军费，并与美国继续在各个领域争雄，没有这笔收入，是不可想象的，换言之，苏联几乎不能再继续生存。

于是，当时的苏联领导层面临非常困难的选择：一是，解散社会主义阵营，有计划收缩帝国的势力范围，停止用石油和天然气与东欧附属国进行的物物交换，拿这些油气去换硬通货。而这实际要求苏联领导层在1985年放弃整个二战的所得。在当时政治局势下，没有一个人有这个魄力，因为这意味着投降。二是，减少2000亿美元的粮食进口。对于粮食紧缺到一定程度的苏联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平民的生活水平又回到了二战时期。吃不饱的老百姓，将不会因为任何理想和主义支持政府，苏联领导人知道，如果这样做，苏联将在几个月内垮台。三是，放弃和美国的军事争霸，对军事工业进行大规模的裁减。不过，这不但象征着向美国示弱，不符合苏联的强势形象，而且许多苏联城市严重依赖于军工企业，大量的失业人口会引起巨大矛盾。本来条条大路通罗马，而这时候的苏联领导人发现，每个方向上似乎都立着一块墓碑，只不过，那时还没写上苏联的名字而已。

最终，无可奈何的苏联领导层只有向西方银行大举借贷，可这无异于与虎谋皮，饮鸩止渴，把命脉交于敌手，无异于自杀，因为西方半个世纪以来最乐意见到的就是苏联的消失。果然，没撑得了几年，风雨飘摇的苏联便真的彻底地在地球上消失了。

所以，治大国其实并不等同于烹小鲜，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美国用石油做武器逼垮了苏联，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从此，石油便成为其屡试不爽的撒手锏。不过美国可不允许别人也拥有这样的绝招，为了彻底控制这个秘密武器，美国从此开始了石油战争。阿富汗、伊拉克都已经被收拾掉了，下一个目标又对准了伊朗。

在苏联倒掉后，石油很快就回到了正常水平。而进入21世纪，人们突然惊呼，石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黑金。石油价格一路飙升，国际油价从1998年12月每桶10美元涨到2007年9月每桶突破80美元，又像坐直升飞机一样攀升到2009年的石破天惊的147美元一桶。这直接导致了物价上升，制造业、运输业的成本提高。人们不禁紧张起来，是不是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即将告罄，产量下跌？而与此同时，欧佩克却对外宣称，由于世界石油供求是平衡的，无意增加石油产量以平复油价。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明显在告诉我们，有人蓄意操纵了这一切。幕后黑手是谁呢？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二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世界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各种理论、甚至争议层出不穷。不过不管有多少种看法，事实上，中国的确积累了雄厚的国家实力，开始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大国。对于美国来说，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巨大的贸易顺差对美国来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尤其是当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在此基础上购买了巨额美国国债的时候，他们更是感到像是被人卡住了喉咙，非常不自在。很快，精明的美国经济精英就发现了中国的“命门”——石油。中国虽然有较为丰富的石油资源，但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和出口换汇，已经显得不那么充裕了。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高能耗的产业需要大量的能源，中国的经济腾飞需要大量的石油，而国内石油产量已经捉襟见肘了，进口石油便成了中国的家常便饭，而且比例越来越大。

就像20世纪用压低国际石油价格的石油武器打垮苏联一样，对于需要大量进口石油的中国，这次美国采用的手段正好相反，通过大幅提升石油价格，让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为昂贵的国际石油买单，把中国外汇储备变成汽车的尾气，最终消灭得无影无踪。然后，再向国内老百姓和全世界人民宣称，是中国过高的石油需求导致了更高的石油价格，进一步扩散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言论，恶化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国际环境，达到孤立中国、遏制中国的最终目的。

美国的如意算盘不止于此，“一箭双雕”是美国人的惯用伎俩，通过美国大资本家和金融家控制的国际资本市场定价机制，大幅提升的石油价格不只可以让以中国为代表的，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付出昂贵的代价和成本，更可以带动提高一系列产品的物价水平，引发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这样做不但可以刺激更多的美元需求，还能转移美国滥发美元的通胀压力。

美国的金融资本家，正是通过这些巧妙的、环环相扣的手段来达到其真正目的。石油，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美元霸权的撒手锏。

3.夺取全球主要商品定价权

国际资本在全球市场上的话语权，往往是由对国际商品的定价权决定的，谁拥有了定价权，谁就能支配与这个产品相关的产业。那国际商品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能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通，挂牌出售的都算作国际商品。从16世纪开始，国际资本市场开始慢慢形成，最初的国际商品只有黄金，后来扩展到白银，时至今日，石油、粮食、钢材、橡胶、棉花、塑料、煤炭、外汇、股票、债务……越来越多的商品成为了国际商品，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国际商品之中，有一些被称为主要国际商品，也就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产品。比如上一节中着重介绍的石油，再比如黄金、外汇、股票、铁矿石、粮食、大豆、棉花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和工业原料就属于主要国际商品。谁获取了对这些商品的定价权，谁就能掌控全球经济。

目前，这些主要国际商品基本都是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这大大加强了美元作为货币之王的市场地位，而美国更是通过其发达的资本市场，丰富的运作经验，强大的资金优势来操作国际商品的价格，确保美国对主要国际商品进行定价的主动权。有了如此强大的立体控制力，这些关系重大的国际商品价格便经常随华尔街的旨意任意波动，金融巨头们通过神秘的价格战将竞争对手打垮，最终达到完全占领相关市场的垄断目的。

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09年5月份，中国原油进口量1709万吨，环比上涨5.69％，同比涨幅5.49％；2009年中国大豆进口量为4255万吨，比2008年同比增长13.7％；而工信部统计2009年中国铁矿石进口6.3亿吨，同比增长41.6％。种种数字表明，中国已经日益成为许多主要国际商品的最大买家，据统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和大豆进口国；中国每年消费全球20.6％的铜、19％的铝和8％的原油。

但是，中国并没有因为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赢家。“中国需要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一种共识，针对中国的涨跌曲线图，更成了近年来主要国际商品期货市场上的晴雨表。由于在全球定价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市场价格，旺盛的需求被国际投机资本利用，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同于世界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玛能操纵定价权，需求旺盛的中国企业不仅对这些商品的定价没有任何话语权，反倒是承担了巨额损失。

从农业到工业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到美国如何利用全球主要商品定价权控制中国的相关产业，并牟取巨额利润的。

（一）大豆危机

大豆对于国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豆芽、豆浆、豆腐到人们爱吃的各种豆制小食品和食用油，可以说大豆直接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饭桌。不过，就是这样一种重要民生作物，却给无数中国人带来了迷茫和困惑。

2010年新年的到来并没有给“大豆之乡”黑龙江的一些大豆加工企业带来更多欢笑。“我们厂已经停产很久了，大豆价格不稳定，开工就意味着赔钱，啥时候开工我们还得看国际大豆的脸色。”上周，黑龙江当地一家油脂加工厂老板向记者叹息。——以上是2010年3月9日《新京报》的一篇新闻采访中的片段。在这篇报道中，记者发现，在进口大豆低价冲击下，黑龙江当地无论是油脂加工企业，还是种豆的农民，都面临着亏损的困境。我们不禁要问，作为大豆发源地的中国，为何会面临“大豆危机”？

根据历史记载，中国人种植大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几千年来，大豆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农作物，也是传统的出口创汇的本土特色产品。一直到1995年之前，中国都是大豆的出口国。不过，风云突变，到了2009年，全国进口大豆竟然突破4000万吨，在中国的大豆之乡黑龙江，洋大豆几乎彻底摧毁了当地的大豆种植业——黑龙江大豆协会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全省70多家规模以上的大豆加工企业基本停产，停止收购大豆。尤其是从2008年之后，常年维持开工的企业基本也就是在10家左右。无数中国豆农由于赚不到钱，已经转而种植玉米了。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吗？还是我们的大豆质不如人？

其实，这是美国通过对价格的控制，打垮中国大豆产业的一场经典战役。在2003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长期繁荣，餐饮业迅猛发展，中国的食用油行业也进入了扩张期，全国各地分布了超过百家压榨企业。不过好景不长，危机便突然降临。

2004年，国际金融炒家开始在中国散步谣言，疯传大豆即将涨价，依据是美国大豆不能增产，大豆价格更是要突破6000元一吨。在谣言的刺激下，中国的压榨企业开始坐不住了，纷纷在4300元一吨的高位大量抢购大豆。这边谣言四起，抢购成风，大洋彼岸也一唱一和，默契十足，似乎是一出双簧。紧接着，美国农业部宣布由于自然灾害等可能原因，大豆将减产，这则报告导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连续上涨，涨幅近一倍。如此一来，似乎已得到印证的谣言让人们不再疑惑，不少中国大豆加工企业集中采购美国大豆。不料，美国农业部不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好汉，很快他们就又宣布之前预测有误，大豆将增产，国际金融资本更是迅速做空大豆，于是大豆的价格来了个直线下降，巨大的价格落差一下子将中国的众多中小企业逼向绝境。要知道，大豆压榨企业的资金大约会有95％用于原材料的采购，所以大豆价格是决定企业生死的关键。这次，在美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打击下，国内油脂压榨企业损失惨重，近70％的企业停产，大量企业倒闭。

在这次有计划的精准打击之后，中国食用油行业几乎一蹶不振，而早有准备的国际金融财团则伺机而动。很快，美国的华尔街以及他们控制的国际“四大粮商”雷霆出击，全面收购中国粮油企业的股份。这四家掌握粮食运销的跨国公司分别是ADM、邦吉、嘉吉以及路易达孚，在业内被统称为四大粮商。目前，中国的粮油企业中，有85％都是外资参与控股的，例如鲁花、金龙鱼、福临门等我们耳熟能详的食用油名牌企业，都是外资控制的。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中国人今后吃饭都要看美国人的脸色，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不过，这又的确是真实的现状。造成这一切的，就是美国金融资本对大豆期货市场定价权的牢牢掌握，价格的涨幅、跌幅以及时机，都是人家说了算，中国企业又拿什么跟人家竞争呢？

一次战斗的胜利，不代表最终战争的结局，同样，对于美国人来说，战略目标才刚刚完成了一半。在重创中国的压榨企业后，我们的大豆种植业也面临绝境。依据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的调查，孟山都公司在窃取了我们优质野生大豆的基因密码后，不但申请了64项专利，还在101个国家包括中国进行了登记，注册了专利权。孟山都的专家团队，在对中国大豆进行了基因分析后，在其基础上研制出产量更大，出油率更高的转基因大豆，并且在中国廉价倾销。而被外资控制了的中国粮油企业更是为大量购买美国转基因大豆保驾护航。于是，在两面夹击下，中国东北的非转基因优良大豆的种植和生产也渐渐走向了绝境。

2009年5月，想必每个中国人都经历了一次食用油涨价的恐慌，几家国内最大的食用油企业在全球大豆现货降价的大背景下，集体将豆油的出厂价上调10％，中国老百姓在惊慌之余，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知情者也很无奈，这些主要食用油加工企业都是外资的，他们控制了大豆进口加工销售的所有环节。四年以来，中国食用油价格已经翻了近一番，而中国种植大豆的农民竟然连一分钱都没分到，只能黯然退场。进口，不停地进口，涨价，无休止地涨价。四大粮商控制的中国粮油企业在肥了美国豆农之后，还要通过不停的涨价进一步收割中国的财富。

中国就只能束手就擒吗？其实，对于转基因产品，我们是可以有更多的话语权的。由于转基因食物对人体的影响还未有定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所以西欧和日本都基本禁止食用进口转基因作物，甚至连非洲的一些在饥饿中挣扎的国家都禁止转基因产品的进口。而唯独中国对转基因产品完全开放，其中原因耐人寻味。基因是人体密码，在未来的时代，基因的安全应当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角度，中国人的基因密码早已被西方人得到，而如果国人的食品也掌控在外国人手里，对于中华民族的根本生存将构成严重潜在危害。这里不做过多探讨。

总之，在这一轮的大豆较量中，中国完败，而美国对于全球主要商品定价权的威力也初步彰显。

（二）铁矿石谈判

如果说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那钢铁无疑就是骨骼，从航空航天业、军事工业、造船业到汽车工业、建筑业，甚至我们日常用的锅碗瓢盆，是钢铁支撑了一个国家工业的脊梁。从新中国建立的那天起，无数中国人就对钢铁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愫，无论是赶英超美的宏伟计划，还是大跃进的热血豪情，都离不开对钢铁产量的热切追求，甚至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的不理智现象。时过境迁，如今，中国的钢铁产量早已经是世界第一，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的介绍，2009年全国生产粗钢56784.24万吨，随之而来的则是对铁矿石的大量需求。由于中国的铁矿石品质稍低，而开采困难，所以进口高品质的澳洲、巴西铁矿石成为目前中国钢企的主要选择，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铁矿石的进口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次看到了熟悉的价格曲线，自2003年以来长期协议合同矿价连续上涨。到2008年，铁矿石价格几乎是2003年的五倍，而2009年国际三大铁矿石供货商更是联袂大幅提价，全球最大矿业集团必和必拓CEO高瑞思更进一步表示，国际铁矿石传统长协价机制迟早会被取代，铁矿石交易价格应过渡到市场定价，就像石油和煤炭一样，按季度甚至按月份波动。如此一来，不稳定的原材料价格让中国钢铁企业如坐针毡，而过于高昂的成本几乎是所有中国钢企所不能承受的，于是拉锯战般的谈判就此拉开了序幕。

本来，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需求方，中国每年消耗大约全世界铁矿石的一半，按说理应和美国的零售业连锁巨头沃尔玛一样，掌握定价的主动权。不料想，在谈判桌上，要瞧别人脸色的反而是中国。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理论再次失效，这又是为什么呢？

目前，全球优质铁矿石供应商主要有三家，即澳大利亚的两大巨头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以及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在铁矿石定价的谈判的过程中，爆出了“力拓间谍案”，以胡士泰为首的商业间谍，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中方定价的主动权。据调查，胡士泰全面参与了三大矿商与中国钢企之间的铁矿石年度合约谈判，而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以及之前的业务往来中，商业贿赂这种卑劣而简单的手段屡试不爽，屡建奇效。时不时的出国考察，邀请几个“超级女声”现场表演，在贵宾包厢里看两场奥运比赛，胡士泰们用极低的代价就从中国的钢企高管手中得到了中国钢企的第一手资料，许多核心数据、行业秘密，全都在谈判前让对手一览无余。面对这些对自己了如指掌的对手，中国人在谈判桌前只好节节败退。

其实，“谍影重重”只是中国钢企谈判失败的原因之一，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的调查，华尔街才是铁矿石价格疯涨的幕后主使。郎咸平在分析了原油价格、波罗的海综合指数（所谓波罗的海综合指数就是运费的指数，由伦敦的波罗的海交易所决定，而波罗的海交易所的股东都是大财团）以及铁矿石现货价格的联动关系后，发现铁矿石价格实际把原油价格和波罗的海船运指数价格全部包括在内了。也就是说铁矿石价格那条线是由原油和波罗的海指数两条线支撑起来的，那么，只要波罗的海指数上升，原油价格上升，铁矿石价格就会上升，反之则会相应下跌。本质上来说，铁矿石的价格基本上是由波罗的海指数和原油价格共同决定的。

2009年2月11日，波罗的海指数一举突破2000点，达到2055点。相比2008年12月5日创下的指数低点663点，仅两个多月就翻了3倍多。在金融海啸还没完全退去，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的背景中，这一逆风上扬让人匪夷所思，正当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时候，很快，在运往中国的铁矿石身上，人们找到了答案。

这也就是谈判进行得如此困难的原因，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自2004年以来，由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连续暴涨，力拓、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公司已经从中国攫取了正常利润以外的7000亿元财富，这个数字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无论是力拓的“间谍案”也好，商业贿赂也罢，只是为谈判按照他们设想的步骤推进时更容易一些罢了，真正的立场，他们从未改变过。牟取暴利是三大世界铁矿石企业的内在需求，石油价格和波罗的海指数又是铁矿石定价的幕后推手，而真正能够决定石油价格和波罗的海指数的是华尔街。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公司在谈判的时候是如此的财大气粗，寸步不让。因为这是战略物资，美国金融财团乃至美国政府都不可能让它完全市场化，不可能让你随便谈判谈出理想价格，这都是资本角力的最终结果，优势完全不在中国这边，谈判失败似乎是必然的结果。

很多善良的人们仍在认为，铁矿石的价格上扬也许是中国需求太过旺盛，让人抓住了命门所致。这种认识实在过于肤浅，中国的焦炭出口量占世界的比例约50％，为什么焦炭的出口价格在2004年4月即已达到432美元/吨，而到2006年却下跌到130美元/吨？即使到2009年，1～5月的平均出口价格也不过355美元/吨，如果参照铁矿石上涨7倍来计算，中国的出口焦炭价格现在最少也应该在2900美元/吨。而重要战略资源——稀土，更让人心痛，中国对世界稀土的出口量占了约80％，稀土的价格却连年下跌。这一切，难道还可以用经济规律来解释吗？由于对全球主要商品定价权的牢牢掌控，所有事情都以华尔街的意志为转移，通过这条绳索，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被牢牢地套住脖子，根本不可能顺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经济。定价权就像是美国的命根子，握紧它，美国不但可以将美元播撒到全球，还可以把世界经济装入它的餐盘，从而主宰人类的命运。

4.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真相

自由，这个让人无限向往的字眼，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想要发出的呐喊，也是人的一种本能需求。这是个美好的词，代表着希望，但自由却不是绝对的，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将意味着无序。尽管如此，带有自由两字的任何词汇，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就好比男人总难以抗拒美女的诱惑一样。一种具有巨大诱惑力的东西，往往会被利用成为一种工具，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奴役别人的终极利器，自由主义经济便是如此。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出现

自由主义经济实际上是个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分支，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吹市场万能，断言只要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从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不同的时期，西方对自由主义经济的定义也并不相同。

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一词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我现在开始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相对于凯恩斯理论和国家干预主义，其内容为倡导“经济自由”和“个人选择”的价值理念，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倡导者和推进者，比如哈耶克、斯蒂格勒、弗里德曼、布坎南、贝克尔、科斯、诺思、卢卡斯等人。从这点可以看出，代言人的挑选工作也一直是国际金融巨头们的重要工作之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潮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标志的，那么到底“华盛顿共识”又是在什么背景下酝酿出台的呢？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于是，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充当起了救世主，貌似中立的国际组织背后，实际上是华尔街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身影。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宰作用。

凡事都有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萌芽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是分不开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金融财团控制下的大公司，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狭小的国内市场，而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森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尤其在外汇管理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实行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或者是有限浮动制度，这使得跨国公司感到非常不舒服，他们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自己在资金、技术、管理上的优势占领新的市场，开辟新的经济殖民地，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就披着美丽的外衣登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拉美和东欧乃至俄罗斯，这些不是处于经济转型，就是在衰退漩涡中苦苦挣扎的国家，成了最好的突破口，这些国家纷纷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的试验田。于是，我们看到了拉美国家的经济衰退更加严重，金融危机层出不穷；而实行依据华盛顿共识制定的“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经济还不如80年代末的水平。经济停滞、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微薄的收入，成了这些国家的时代标签。

二、全球化的真相

新自由主义经济其实还有个更美丽的外衣——全球化。这个时髦的概念，似乎把人类融合、互通有无、荣辱与共的理想都容纳在里面，做成了一个大大的蛋糕，看上去无比诱人，似乎也是要和全人类分享。不过事实呢？分析问题，常常结果才是最客观的，起码到目前为止，这个蛋糕只是少数人的盛宴，绝大多数人，恐怕连残羹冷炙也尝不到。

全球化在很多人的心里是种美好的想往，似乎地球村的实现指日可待。可是，当那一天真的来临，也许连后悔的机会都不再有。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日子是这样的：不管你身处地球村的哪个角落，每天早上起床，刷牙用的是高露洁、佳洁士；吃的是牛奶、面包，而洗发水、香水也差不多就是那几个国际品牌；出门后到处都是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快餐；街上跑的也都是毫无新意的几个品牌的汽车；渴了只能喝可口可乐，或者咖啡；工作中说的是英语；而晚上，进入电影院休闲一下，看的是好莱坞的大片；甚至在你入眠的时候，你失眠了，发现供你选择的，也只有一种品牌的安眠药……无论你是在北京、巴黎、还是曼谷，抑或是南非的开普敦，都跟在纽约没有什么两样。

这并不是一场奇思妙想的梦，而是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事实。由于全球化，我们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文化，忘记了我们的传统，淡化了我们的道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开始抛弃我们的语言……当全世界人都在做一个相同的梦——美国梦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全球美国化？！

先让我们来看看新自由主义或者叫经济全球化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指出的，第一世界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向城市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采取了关税、补贴和管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英国仅仅在19世纪50年代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典范，而那时的英国已经强壮到要到全世界殖民了。在那之前，英国实行的是高度指令性的工业政策。此外，英国还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进行巧取豪夺。即使在所谓自由贸易时期，为了得到高额利润，弥补中英贸易逆差，英国政府竟违背基本商业道德，向中国输送大量鸦片，进而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现在，看到西方动辄以反人类罪起诉他们的对手的时候，当真让人啼笑皆非，无言以对。

再来看看美国：在历史上，面对英国为首的欧洲工业国家产品倾销，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全世界最高关税壁垒保护下完成的。格兰特总统在19世纪70年代曾说：“200年内，当美国不需要贸易保护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将要做的，就是自由贸易。”美国关税税率直到二战后才显著降低，而那时，美国以无可比拟的实力雄霸天下已经有几十年了。

“亚洲四小龙”的例子也是如此，在二战以后，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属：日本、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确实都曾专注于出口导向的发展，但从历史来看，对于它们想扶植的产业，相关竞争产品的进口是被禁止的。例如，如果按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标准，今天的一个世界银行调查小组如果在1958年看到丰田汽车销售的失败，会建议它不要再生产了，因为它生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明显不具备竞争力，因为西欧的汽车生产商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好的汽车。而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开出的经济处方将毫无疑问的是建议日本应该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玩具和服装。但是，日本政府没有这样做，丰田公司更没有这样做，日本已经成长为一等一的世界经济大国，而丰田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生产商之一。

这些真实的历史事实提醒人们，在民族经济攀登到了一个足以俯瞰全球的高度之后，第一世界撤走了梯子，以阻止以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采用这唯一被证实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成长为竞争对手。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它只对拥有强大资本并能操控美元及资本的一方有利，而发展中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被解除了武器，失去了保护，也就没有了独立发展的空间，重新被置于受剥削和被控制的境地。所以，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是美国主宰世界的基础，是美元霸权的有力支撑，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益的彰显，其背后推手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美国的多方推动下成了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美国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个金融贸易自由开放的世界体系，资本货物要素能毫无阻拦地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在那个世界体系里，民族国家对自己经济的保护，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资产的成分都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而美国居于其中起主导作用，其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在制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在这个体系里，国际分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廉价产品和劳务，而美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金融产品，以及不影响美国安全与竞争力的低技术产品。美国通过玩弄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的产品和财富吸来为己所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全球化的终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帝国，而帝国的首脑是美国的金融资本，美联储实际就成为世界央行。在这个帝国里，国际资本的流进流出不再主要由民族国家的政府决定，而是由国际金融资本决定。民族国家被国际金融资本边缘化，金融资本主义开始合法地居于统治地位。

三、在全球化的泥沼中挣扎的第三世界

喜欢看拳击比赛的人都知道，不同重量级别之间的对抗并不被允许，由于体重、力量、技巧的差异，两者的较量没有真正的意义。可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这样的规章荡然无存，恃强凌弱成了通行法则。提起自由贸易，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景象常常为人所乐道：在那里，平等的市场主体相遇，就出售的商品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交易，满足双方的需要，增加社会总福利。但这些仅是幻象，是乌托邦，从来就没变成过事实，而这种幻象只会给人错误的印象。就像不同重量级别的拳击手相遇一样，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并不是市场上相遇的平等主体，它们交易的结果不可能，也绝不会是互利的交易。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2年要求加纳废除食品进口关税，加纳政府无奈接受，结果就是来自欧盟国家的进口食品疯狂涌入加纳，该国的农民和食品企业蒙受了灭顶之灾。然而，这真的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吗？面对一穷二白的加纳，IMF的经济专家们却似乎忘记了让欧盟取消其巨额的农业补贴，要知道这些补贴使从欧盟进口的冻鸡肉价格仅是当地生产商的三分之一。

还有赞比亚，由于该国有丰富的棉花资源，在一些城市的工业区拥有先进的轧棉、纺纱工厂和仓库，可以生产世界一流的棉纱和灰布，以及各种服装。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纺织服装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出口收入，从而为赞比亚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本来，赞比亚的服装进口关税保护着大约140家企业的本土产业蓬勃发展，最终却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胁迫而被废除。随后，廉价的二手服装潮水般涌入，导致140家企业中的132家破产。实际上，即便赞比亚的服装生产商强大到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它们也将面对出口到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关税。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从来都是对外不对内的，又比如中国，通过几十年工业基础和廉价劳动力得来的产品，却因为贸易顺差遭到了美国的责难，由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率大幅升高，也成了“中国制造”惹的麻烦，于是，美国开始对中国的各种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比如轮胎特保案，比如油井管。每每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能看清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实质。

因全球化而走上种植毒品的事情，可谓天方夜谭，但现实让人们跌破了眼镜：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秘鲁的结构调整计划要求大幅削减玉米关税，结果美国的玉米蜂拥而至。美国对其农民的补贴一年大约400亿美元。与加纳遇到的情况一摸一样，许多秘鲁农民竞争不过进口玉米，只好改种可生产可卡因的古柯。这是多么讽刺的结果，全球化不是一道属于世界人民的盛宴吗？怎么最后成了毒品的温床？

在发达国家在倾销他们过剩产品的同时，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传统的出口商品，从咖啡、可可粉到玉米、糖和棉花，其价格却都在持续下跌，而且这些商品的实际价值跌得更多。例如，1975年一辆拖拉机等值于8吨非洲咖啡，但到1990年，这个数量变成了40吨。但由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缺乏资本，市场狭小，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得它们很难转向去生产更复杂且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许多药方都要求当地大幅削减健康和教育开支，这使得这些国家更难提高其劳动力的质量和能力。久而久之，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几乎都成了文盲或半文盲，完全不懂现代科技，更谈不上工业技术。在一些非洲国家，如加纳，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的预算削减，使更加贫穷的老百姓无力供养学生读书，导致儿童入学率在不断下降，这样的循环往复，让这些在苦难中煎熬的国家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而索马里的例子就更加极端。第一次听说索马里，可能很多民众是通过一部著名的美国电影——《黑鹰坠落》，这部根据一次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让我们感到非常纳闷，怎么索马里人都那么残暴？对待美国大兵为啥有那么大的仇恨？

索马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其北临亚丁湾，东濒印度洋，处于亚、非、欧三大洲，以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三大洋的交通要冲。据统计，每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大约有1.8万艘，其中大多数都要经过亚丁湾。世界石油运输的30％也要通过这里。其实，中国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就曾经到过索马里，至今当地都留有郑和船队造访的遗迹。然而，这片曾经记录历史和友谊的水域，再次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却是因为海盗猖獗。根据国际海事局统计数据，在2008年的293起海盗事件或海上武力抢劫事件中，有111起发生在索马里海域，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两倍。而进入2009年、2010年，中国的船舶遭索马里海盗抢劫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于是中国海军还开始了远洋护航。索马里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海盗的行列中来，在当地海盗都被看做是英雄。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19世纪开始，索马里就被全球化的老祖宗，也就是殖民主义浪潮所淹没，先是英国占领了索马里北部，成为英属索马里。到了1925年，索马里南部又被意大利占领，成为意属索马里。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索马里才最终脱离了英国和意大利的殖民统治，成为共和国。不过苦难并没有终结，英国和意大利在当地分别扶植不同的代理人，来争夺索马里的资源，掠夺索马里的财富，导致索马里连年内战，派别林立。连饭都吃不饱老百姓，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对西方严重不满了，内战不休的索马里成为了国际难题，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无法控制局面，最后，狼狈地撤了出去。而后，当地的伊斯兰教会接管了权力，在严密的教规束缚下，索马里人反倒过了几年安稳些的日子。但是，反恐战争方兴未艾，美国不允许索马里成为一个“伊斯兰圣战”的基地。于是，美国出钱出枪，埃塞俄比亚出人的一场入侵战争爆发了，索马里伊斯兰政府自然不是对手，最终索马里又回到了部落割据、军阀乱战的无政府状态。

由于长期的内乱，导致索马里的很多政务都没有人去处理，其漫长的海岸线更是没人监理和守卫。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也就谈不上什么海权，这个盛产金枪鱼、对虾和龙虾的非洲最大的渔场，被欧美船队洗劫一空。而且，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全球化字眼完全不见了踪影，发达国家在这里实行的是毁灭性的捕捞，最小的虾兵蟹将都被搜罗干净了。更有甚者，文明国家还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组织，向三不管地带的索马里倾倒化工废料和核废料，而且直接倒在海滩上，对当地生态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从此，索马里人不但生计没了着落，连生存都是个问题，他们又怎能不铤而走险呢？可以这么说，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和全球化的掠夺，最终造就了索马里海盗，成为航海人的梦魇。

5.虚伪的正义

就像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一样，代表美国金融财团利益的美国政府，一直都将自己等同于自由和民主的化身。不同于中国古代官员把自己称作青天大老爷、老百姓的父母官，美国扮演的是世界警察的角色。本来，有个解决国际争端的、能主持公道的大国不是件坏事，只可惜，判断好坏优劣的法则同样是美国人自己定的，而执行力却是通过强权来保证。所以我们一次次地看到，当美国每次宣称某一国家不自由时，该国在美国政策的作用下将变得更不自由。

一、经济自由度指数和人权报告

为了更好地用美元统治世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金融财团有一套听起来很美的理论说辞——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是的，这些词汇本身并没有错，也是全人类共同奋斗的目标。只是，美国对这类词汇的歪曲使用，构成了西方舆论批判第三世界的主流。为了配合这种需要，以自由主义经济和全球化为理论依据，一年一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和“人权报告”应运而生。

“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是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涵盖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目前全球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之一，影响力越来越大。该指数根据经济自由度的50个指标评价各个国家及地区的得分。每一个指标的最高得分为1分，最低得分为5分。在一个指标上分数越高，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水平就越高，因此经济自由度便越低。各个指标累加后的平均值可以计算出总体系数。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观点是，具有较多经济自由度的国家、地区与那些较少经济自由度的国家、地区相比，会拥有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和更繁荣。可笑的是，2010年中国在此排行榜上的排名是140名，仅仅高于因内乱而被联合国暂时接管的海地，由此可见，客观公正在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是不存在的，这本就是个荒谬的伪命题。正是通过这种对主权国家经济政策的肆意评判作为手段，美国实际在恐吓并引导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投资。

客观不客观，我们抛开冠冕堂皇的说辞，看一看本质就一清二楚了。“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幕后策划人都是什么来头呢？发布方之一的华尔街日报一直以来都由美国金融财团控股，是华尔街金融政策的喉舌。而美国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代表美国财团中极端保守势力的利益，曾积极支持并影响过里根政府，因该会一度有十一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中任职而名声大噪。基金会的经费主要由大企业公司、金融家族基金会和个人捐助构成。现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则日益成长为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智库，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开始干预世界事务。打着自由、人权的幌子，策动第三世界的民族分裂和政变，是其拿手好戏。我们知道，在社会中，每一个人或者组织都不可避免要有一定立场，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存在自然也不例外，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为资助方的利益呐喊奔走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了解了这些，想必每个人都不会再疑惑，“经济自由度指数”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了。

而美国国务院每年的重头戏《全球人权报告》更是让人哭笑不得，英国也亦步亦趋地发布了人权报告，对中国的指责和美国如出一辙。在他们眼里，西藏没有独立，所以中国没有人权；新疆没有分裂，所以中国没有人权；中国没有实行多党制，所以中国没有人权……其实，每个国家都在自己发展前进的轨道上，何须这种无理的指责呢？更不要说，美国的人权报告并不是像其标榜的那样，是为了督促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和自由，是为了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乱中国，削弱中国。稍有常识的人们，从美国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和关塔那摩监狱中的恶行中，就应该知道了美国究竟是不是个有资格谈论人权的国家。事实上，人权是个好东西，任何公正的人权观察和纪录，都有利于推进国际人权事业。但像美国这样擅于把经念歪的和尚大行其道，是不利于真正人权事业的前进的，一年一度美国发布的人权报告多年来早已成为美国为美元霸权铺路，为政治干戈服务的一个武器而已。

二、慈善，一种交易而已

在很多诸如世界地理、Discovery之类的节目中，动物之间的互爱互助常常让观众感动，最令人惊讶的是连蚂蚁都能在同类遇到难处时，通力协助，让同伴走出困境。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慈善”两字最能体现人与人之间那种最真挚的情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道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慈善行为、慈善事业是最让人感怀和难忘的。

在世界范围内，也包括美国，存在着一大批真正的慈善家，他们用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慈善行为，救助过很多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比如美国刚刚故去的摇滚天王——迈克尔·杰克逊，这个被误解和曲解了多年的歌星，就是个真正有爱心的慈善家。不过，正是由于“慈善”的外衣如此光鲜照人，拥有雄厚资金的美国的资本集团和金融寡头们不会视而不见，不同的是，他们把慈善当成了一种高明的手段，一个可以使对手难以回绝而又充满崇高说辞的幌子。

以“金融大鳄”索罗斯为例，他在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称谓里，有一个让人诧异，那就是“著名慈善家”。在我们熟悉的索罗斯简历中，充满了让人闻之色变的恐怖汇率战争的故事。作为藏在大众背后的美国金融寡头和资本集团的御用经济杀手，索罗斯带领他的基金团队和跟随着他的浩浩荡荡的西方游资大军，在世界各国用市场化手段恶意突袭他国的汇率和金融市场，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和神鬼莫测的手段，每每造成这些国家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然后，掠夺他国的几十亿美元的财富和资产席卷而去。

索罗斯的行径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炒外汇行为了，这是针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入侵，是牵涉一个国家民生的灾难，不只严重破坏了被攻击国家的正常经济社会生活，使得当地的经济遭受重创，大伤元气，更使得当地的很多普通百姓也在风暴中变得一无所有。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动荡又往往连带着其他国家，连锁反应般地损害着世界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

就是这样一个金融战争贩子，一个经济杀手，却在世界各地被媒体标榜为“一个伟大慷慨的慈善家”。虽然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一个人的好坏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但善良的人们还是想象不出一个充满了同情心和爱心的大慈善家在冷静地狙击别国货币，造成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的金融危机时，又该是怎样一副面孔？索罗斯要真心想搞慈善事业，少掀起几次金融风暴就算是大大的功德了，捐几个小钱就是慈善家了？这该是多么可笑而又无奈的逻辑。

而索罗斯又的确参与了“慈善”事业，虽然钱是从别国“抢”来的，资助的对象是精心挑选的，而且还是包含着深刻政治内容的。很多美国金融财团由于政治原因而无法进入的国家，在慈善的名义下，则畅通无阻。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第一家东欧基金会，1987年成立“索罗斯基金会——苏联”。后来，他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建立了一系列类似“开放爱沙尼亚基金”之类的基金，这些基金大同小异，基本以鼓吹开放社会，以新闻自由、政治多元化、保护人权等吸引人的思想为幌子，从事和平演变的活动，后来，事实证明了其效果非常显著。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所在国家囊括前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地区（不包括统一后的德国），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各有一个基金会组织。巴尔干半岛除南联盟外有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其他多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阿塞拜疆、蒙古、南非、非洲南部、危地马拉、海地。1994年整个基金会组织给出的捐资总数为3亿美元，1995年为3.5亿美元，1996年为3.62亿美元，1997年为4.284亿美元，2000年共捐出5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教育。不过，直接资助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美国金融财团的欲望，培养自己在当地的代言人才是长久之计，而重构当地的教育，是新的发展方向，其中，在匈牙利建立的中欧大学耗费了索罗斯的很多心血。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于1991年成立，总部在布达佩斯，授课一律使用英语，此外，东欧国家的学生不但不必交学费，还能得到奖学金和免费食宿以及在校期间的医疗保险。成绩优异者还可以有机会获得到英国或美国学习一年的奖学金，获得此机会的学生必须签订合同，一年期满保证回国。十几年过去了，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办学成果显著，已经有很多毕业生在当地进入了决策层，担任要职，如匈牙利总统办公室宪法关系部主任。只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接受了纯正的西式或者说是美式教育后，谁也说不清这些学生在将来的人生路上会代表谁的利益。

其实，在这个庞大的计划中，绝对不是索罗斯一个人在战斗，慈善组织在美国多如牛毛，而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慈善基金也是不在少数，而在这些华丽身影的背后，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披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曾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原因就在于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和沙龙。

福特基金会就是这样一家对冷战兴趣浓厚，却又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设立之初的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为了“促进社会正义”却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的漫长时期，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一度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拒绝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就是此公。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另外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

除了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之外，另一个鼎鼎大名的慈善机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因其在印度资助发起绿色革命而闻名于世。绿色革命的现代化技术需要大量使用水、化肥、拖拉机、灌溉、现代化农场装备和能源。它便于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渗透进入发展中国家，为美国工业、石油和化学产品打开市场，而这正是洛克菲勒商业帝国的领域。绿色革命以扩大全球粮食供应为幌子，并没有给印度等国家带来什么实际意义，却在事实上推进了美国，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团石化企业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

三、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会痛的

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始于二战之后的20世纪40～50年代，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援助主要集中在西欧，以马歇尔计划成为战后欧洲重建的蓝图。美国这次的慷慨解囊，主要是由于战后初期，欧洲经济基本限于瘫痪，美苏双方都极力争夺欧洲作为势力范围的结果，毕竟欧洲是资本主义（尤其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只有使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局势稳定，才能做到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坍塌，同时这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后来，美国对东亚、东南亚、西亚等亚洲地区也展开了经济援助，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不过，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援助和对亚洲的经济援助存在很大的区别。不但数量上无法相比，在意识形态上也有本质差异。欧洲是美国白种人的祖籍故里，欧美之间一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美国的传统经济、军事盟友，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属于能够彼此认同的地区，所以在对欧援助上，美国除了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外，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诚意的。而美国对亚洲的援助则不但有经济考量，更有政治图谋，援助过程中明显体现了它输出以“自由、民主”为先锋的“自由制度”的思想。亚洲长久以来存在着“儒家文化圈”和“伊斯兰世界”两种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而美国则力图通过对外援助这种方式，利用美国强大的“软权力”来重新塑造亚洲，最终使亚洲成为美国经济、文化上的附庸。这一意图在后冷战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

国家利益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核心问题，而冷战思维也始终制约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发展过程。从1952～1983年，美国向以色列每年提供的经济援助从0.86亿美元增至7.85亿美元，共为78.89亿美元，其中贷款为21.26亿美元，赠款为57.63亿美元。1984～1986年，美对以的经济援助每年都保持在7.85亿美元的水平。以色列就像是美国嵌入阿拉伯世界的一颗钉子，通过扶持以色列，打击阿拉伯国家，进而控制阿拉伯人脚底下的丰富石油资源，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不过，以色列这颗钉子实力再强，也改变不了中东地区是阿拉伯传统势力范围的事实，美国仅靠以色列无法实现它在中东的长远战略利益，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便逐渐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有意靠近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影响力的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美国希望把它们作为支持美国中东政策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通过示范作用，以便赢得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从而逐步孤立反美情绪高涨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等，保证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最终真正站住阵脚。

这些政策在援助数字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00年财政年度对外援助法案中，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拨款是9.6亿美元，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拨款是7.35亿美元。在伊战之前，美国总统布什就曾多次表示，中东必须进行改革，必须推进民主化进程。美国于2004年初更是提出了一个“大中东民主计划”：美国和欧洲将在大中东地区推动和帮助自由选举，扶持新的独立媒体，培养“有文化的一代”，提高妇女参与社会能力，释放政治犯，仿照欧洲战后模式建立大中东开发银行，把西方名著译成阿拉伯文等。美国计划到2008年，在这一地区培训出10万名女教师，以组成“文化兵团”。不过，虽然以经济援助作为诱饵，这个计划还是遭到了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委婉”拒绝。

其实，不管是冷战时期，还是苏联解体后，事情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欠钱的应该对资助人惟命是从似乎是天经地义。而把对外经济援助作为实现全球战略目标和谋求本国特殊利益的手段，一直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除了表示鼓励受援国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实行开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以外，还突出了人权、民主、自由化等政治条件，同时重申了对外经济援助与本国利益的特殊关系。

政治和经济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两条主线，一石二鸟从来都是美国金融寡头的如意算盘。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普及自由和民主”，而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外经济援助来为将来与受援国的贸易中受益打下坚实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尽可能在与受援国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援助并不是一帖好药，嗟来之食，并不是那么心安理得就可以享用的，很可能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最终在经济上沦为美元霸权的牺牲品，而在政治上则成为美国的附庸。当然，不排除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在客观上对受援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究其本质，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冷战战略、全球战略、安全战略的需要，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元霸权。

战争，乃人类之间最残酷最惊险的角逐，是血与火的较量。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战争的结果常常会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走向。战争的形态多种多样，但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想必超出了一般人对于腥风血雨为特点的战争之想象。没错，正是有这样一类战争，既能杀人于无形，也可挽狂澜于不倒，其运筹帷幄、杀伐决断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传统的战争。下面，就让我们沿着前人的足迹，去了解一下什么是汇率战争。

第五章　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汇率战争史

战争，乃人类之间最残酷最惊险的角逐，是血与火的较量。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战争的结果常常会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走向。战争的形态多种多样，但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想必超出了一般人对于腥风血雨为特点的战争之想象。没错，正是有这样一类战争，既能杀人于无形，也可挽狂澜于不倒，其运筹帷幄、杀伐决断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传统的战争。下面，就让我们沿着前人的足迹，去了解一下什么是汇率战争。

1.比原子弹还要厉害的武器——日本经济十年萧条之谜

谈起人民币升值，不管经济学界是持何种观点，但引用最多的例子恐怕就是日本经济的十年萧条，而祸根之一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有关“广场协议”的条款内容，下面，以史为鉴，让我们来进一步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从历史事件中汲取营养和教训。

其实，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甚至连日本国内民众，都没有意识到这次协议的作用，甚至很多人还为日元的升值而沾沾自喜。在20世纪90年代前美、日出版的有关经济和当代史著作中，甚至都没有提及这个名称，协议内容也多是一笔带过。不过，渐渐地，在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和衰退后，人们开始思考，开始研究，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材料面前抽丝剥茧，根据不同角度和立场的第一手资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广场协议”的确是战后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的重大转折点。

战后，亚洲各地遍燃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面对苏联的强势姿态和新中国的诞生，美国独自占领的日本，便成为了美国制衡亚洲的关键棋子。战后美国在政治上不但没有报复和清算日美战争中的恩怨，相反，还释放了大量战犯，重新执掌已经完全瘫痪的日本政府。而在经济上，美国一直扶持日本，借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次机会，日本经济完成了初步的腾飞。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由模仿到创新，日本产品从密集劳动型向高科技产业转变，出口急剧增加，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970年日本经济就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2％，而到了1978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的近一半，占世界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强。

对于美国来说，这已经是忍耐的极限。因为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温顺而又谦恭的奴仆，不是一个可以与其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对手。实际上，早在70年代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的时候，日元就经历了一次升值的历程，1971年美国迫使日本签订“史密森协议”，日元由此强行升值16.88％，达到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为基准汇率，上下浮动2.25％。“史密森协议”签订当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由上一年的10.2％猛降到4.3％。但是日本经济在1972年又恢复高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已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和贸易收支盈余国，经济实力咄咄逼人。然而，由于越战、石油危机的影响以及美国经济长期滞涨的现实，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面临两种困难，首先由于美国工业生产长期下降，进口日益增多，导致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到1984年赤字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NP（国民生产总值）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持续增加，因为美国一直奉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大政府开支，借以刺激经济回升，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据统计，战后至1981年为止的36个财政年度，有27个财政年度有赤字。政府预算内的财政赤字在1976年和1981年分别创下了694亿美元和73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因为要通过大量发行美国国债来弥补赤字漏洞，所以欠外债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有进一步扩大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再次祭出了一箭双雕的法宝：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降低贸易赤字，同时将大量外债人间蒸发，减轻自身压力。

就在美国处心积虑想走出泥潭，通过挥舞美元大棒重新振兴美国人民的信心的时候，昔日的小兄弟日本却成了美国人心中的一根刺。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强国日本一时风光无限：其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家电、半导体器件和机床等多种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同时让美国产生了大量的贸易赤字。不仅如此，拥有大量美元外汇的日本人还在美国疯狂地攻城略地，当时的日本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与证券资产，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超过欧共体的总和；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的资产（占美国银行资产的14％），购买了美国近40％的国债，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由于大量地收购美国资产，美国檀香山市市长甚至自我解嘲地说，“檀香山市快变成东京的一个区了。”而其中最让美国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日本泡沫经济最疯狂的80年代末，日本的三菱公司竟然收购了象征美国经济奇迹的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公司更是收购了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美国人惊呼，不只经济上输给日本人，连精神家园也要被日本人占领了。长期以来对日本的心理优势荡然无存，使美国人开始强烈排日。同时，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暴富的日本人心态也开始出现了变化，二战后被压抑了太久的民族情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宣泄，昔日那个不可一世的大和民族似乎又回来了，在这样的氛围中，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开始重拾种族优劣论，直斥美利坚民族是劣等民族。美国人简直要气炸了，无论是从美国金融霸权和国家利益的立场考量，还是从普通美国老百姓的情绪出发，都是时候对日本进行绝地反击了。就在日本人仍孤芳自赏，认为日本列岛将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秘密策划，准备彻底拔出这根扎在美国人心头的毒刺了。

1985年美国终于对日本动手了，在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游说和拉拢下，9月22日，美、日、西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著名的“广场饭店”，达成所谓“广场协议”，中心内容是：采取协调行动，促使美元贬值，反对政府干预汇市的行为，也就是放弃有限浮动汇率，实行自由兑换制。在协议签订之后，五国央行开始联手干预市场，抛售美元，这一联合行动，继而引发了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在协议达成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兑换日元由1：250下跌到1：200左右，跌幅近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

广场协议之后，单从美元贬值的目的来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完满的成功，不过美国老百姓所期待的减轻贸易逆差增加就业的目的却完全没有达成。在1985年以后的美日双边贸易中，美国逆差、日本顺差的格局与广场协议之前一样，不但没有被打破过，相反还有扩大的趋势。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是462亿美元，1987年突破500亿美元。

其实，这并非反常或者不可理解，首先，由于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升值，那购买同样一种日本制造的产品所耗费的美元一定会比广场协议达成之前要多，由此，美国在对日贸易中即使进口货物数量保持不变，所支付的美元数目也势必大幅上涨，导致贸易逆差的扩大。其次，国际贸易不是一个可以朝令夕改的东西，其牵涉到的不只是经济因素，而是一个操作起来非常复杂的体系。包括消费者的使用习惯，销售商改变产品的品牌和来源国所面临的巨大风险，采购商和出口国之间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等因素，都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美元对日元贬值后，并不会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及制造业所面临的生产下滑问题的解决起到立竿见影的调控效果。

这样的后果，难道美国事先没有想到吗？自然不会，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详细了解过美元霸权支配世界经济的方式，而贸易赤字实际上正是美元霸权建立的基础。也许美国迫切地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非但民族自信心受到了打击，而且由于大量的进口削弱了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制造业的转移和工人的失业。但是，对于美国的金融财团和美国政府来说，贸易赤字却是不同的效果，简直就是他们奴役世界经济的法宝。贬值的美元可以大量地稀释由于滥印美元导致的通货膨胀，客观上也促进了对美元的需求。如果放弃了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就等于放弃了美元输出，抛弃了美元霸权，美元将不再是世界主要商品的定价货币，美元也就不再主宰贸易结算，由此引发的后果，就是美元体系的瓦解和美国真正走向衰落。所以，归根结底，由于美元是美国最好的出口产品，这就决定了美国的贸易赤字在这样的逻辑和格局下，是永远都不会被更改的。

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汇率战争才刚刚进行了一半，他们并不满足于美元贬值的收获。日本经济如果没有遭到重大的挫折，那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话语权会继续加强，而坚挺的日元也会如同酝酿中的欧元一样，对美元的地位产生相当程度上的威胁，而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发动第二波攻击，将日本经济对自身的威胁减少至可以忽略不计，才是美国这次汇率战争的终极目的。

一切都在美国金融财团的预料之中，在广场协议签署后的三年内，为了应对日元的急速升值对国内出口产业的可能打击，日本银行连续五次下调再贴现率，从1986年1月的5.0％降至1987年2月的2.5％，旨在通过增加投资和消费扩大内需。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日元币值的稳步上升，无疑给日本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在国际资本的眼中，投资日本的证券市场几乎就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同时由于日元的升值，日本制造业其实也面临着成本大幅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在全球的范围内，日本还是损失了一定的订单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寻找新的盈利项目，弥补亏空，日本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贷款炒股票，进一步刺激了股市上扬。

在股票疯涨的情况下，巨大的收益率使得日本银行实力纷纷壮大，到1988年，按规模算，日本银行已经占据了世界银行业的头十把交椅。而美国金融财团手下的金融刺客，也裹挟着巨额游资进入了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于是，在国际资本、美国资本和日本自己的三方合力下，世界经济史上最蔚为壮观的泡沫经济诞生了。在1988年的时候，东京股票市场已经比1985年翻了三番，而房地产泡沫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甚至达到了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的水平，“土地是不会贬值的”成为了当时所有投资者的共识。在此神话的刺激下，投资者不断以升值的土地为担保，向银行大量贷款，而银行也不理智地疯狂放贷，地价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账面财产大幅增加，银行业也更加兴旺发达，最终皆大欢喜。在当时的日本，似乎是人人都有花不完的钱，这极大地刺激了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兜里钞票多了，更是进一步刺激了投资行为，在广场协议签订到1990年以前，日本经济就是在这样一种过度亢奋的状态中持续攀升，用打了兴奋剂来比喻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到了1989年，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不过，炒过股票的人都知道，股票市场其实是一种另类的赌博，信心对于股市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时，已经暗中憋了好几年劲的美国金融财团，开始发力。他们首先发明了一种叫“股指认沽期权”的金融产品，通俗来讲，就是一种赌股市上的公司未来股票价格走势的产品。简单地做个比喻，跟赌场中的押大押小是一个道理。

就在日本股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的时候，国际金融财团控制的摩根士丹利和所罗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资银行携带这种新型的金融产品来到了东京的股票市场，与当时实力雄厚的日本保险公司展开了交易，严格来说，是赌博。而在日本保险公司看来，这些美国人简直愚蠢到了极点，要知道在1990年的新年伊始，《日本经济新闻》组织了个访谈，在让20位著名企业家进行股市预测时，大家还一致乐观地认为1990年的股指将继续上冲至42000～48000点。日本保险公司认为这是美国人送到跟前的大礼，于是大量购入了美国的这种最新的金融产品。如果股市跌，美国人赚钱，如果股市继续涨，日本保险公司赚钱。后来，美国金融财团又通过丹麦政府做担保，承诺购买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人，在日本股市下跌的时候，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这么一造势，使得这个赌局越做越大，非但日本的公司、个人，甚至全世界的投资家都参与了进来。一帮赌徒买大押小，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的日本经济泡沫实际已经岌岌可危了，就像过山车到了顶点，不可避免地要下冲了。由于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持续过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日本各地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让普通百姓无法承受，即使不符合日本人居住习惯的集体住宅，对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来说，也成了无法承受的真正的“空中楼阁”，于是日本民众纷纷迁到市郊居住，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怨，间接也导致了日本的住宅建筑业陷入了衰退。而由于地价过高，日本的企业也无力增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也影响了政府对于公共事业的投资建设成本。

基于这样的情况，为了给泡沫中热得发烫的经济降降温，政府选择提高利率，并严格控制土地金融的总量，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市场的预期发生了悄然的改变。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界看空日本股市的气氛也越来越凝重，终于，内外夹攻，人们的心理防线再也绷不住了。

1990年4月2日，日经平均指数下挫至28002.07点，比1989年末的最高值下降了28.05％，1990年10月1日，又降至20221.86点，至此，股市总市值消失了270万亿日元以上。股票的下跌也引起国内债券市场的恐慌，潜伏在日本境内进行投资的国际金融财团的游资开始大规模撤出日本市场，抛售股票、债券的资金迅速流向海外，日本金融市场出现了股票、债券与日元三重贬值的混乱之中。不可避免地，1990年秋季，房地产也开始暴跌。当年，六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就下降了15％～20％。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导致大量不动产企业及关联企业破产。紧接着，由土地作担保的贷款也出现了极大风险，银行也因此拥有了巨额不良债权，对日本金融界造成了严重打击。这一波又一波的连锁反应，最终让自信满满的日本人血本无归。到2003年4月，日本股市最低跌至7607点。累计跌幅高达63.24％，创造了日本股市历史上最大的下跌幅度。整个日本社会的财富缩水了近一半。这一场股灾几乎将日本数年间积累的财富毁灭殆尽。吉川元忠在《金融战败》一书中认为，如果按照财富损失的比例来衡量，日本1990年经济衰退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从此，日本走上了持续十几年的经济低迷之路。

虽然，日本在随后的岁月里，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在管理上精益求精，仍然保持了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社会也比较稳定。不过，事实胜于雄辩，日本经济最终都没能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在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后，经此一役，积累起来的与美国叫板的自信心也丧失殆尽，从此更加依附于美国，再也无法构成对美国的威胁。虽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直接证据表明，从广场协议到随后日本“失去的十年”，是美国精心策划的攻击计划，不过，从日元升值后，美国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及动作来看，恐怕没有人会真的相信这是巧合。从广场协议开始，美国人就埋下伏笔，随后在一波波的攻势中，明暗结合，使出威力强大的组合拳，最终导致了日本的完败，向世人展示了汇率战争的威力。这次金融战的威力，比起二战中投向日本的原子弹，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南柯一梦——墨西哥“美国梦”的破灭

在谈到美国的时候，人们总会说这是个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广阔的国土，充沛的资源，更有简单的地缘优势。西面太平洋，东面大西洋，天然地阻隔了外敌入侵的道路，而北面的加拿大堪称美国的前院，人丁稀少，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多少独特的话语权，属于完全依附于美国的主权国家，各方面看起来都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州。比如冰球联盟都是两个国家的球队在一起打比赛，而两国军队也基本属于协防的关系。美国的南面则是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习惯上，被称为美国的后院。前院和后院之于美国，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加拿大从来不会抵触美国的任何外交政策，而同为欧洲后裔的血缘背景，让美国非常放心这个人口还不到2000万的“大国”，两国交往非常友好，充满了兄弟国家的温情脉脉。而后院，就大大不同了。

拉丁美洲和北美一般统称为美洲大陆，属于印第安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说起印第安人，关于其起源常常为人所津津乐道。印第安人属于黄种人，而且考古发现似乎更加印证了他们极有可能来自中国的殷商部落。1953年，美国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奥尔梅克遗址的祭祀中心发现了16尊雕像和6片玉圭，玉圭上刻有文字，国内有学者认为是殷商文字，并破译解读出来，是殷人祖先的名字：蚩尤、少昊、帝喾、简狄、多妇、契、相土、王亥、上甲等。另外祭祀的习俗也和东夷人相同。虽然这种说法并未被主流学界认可，但古代印第安人曾经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玛雅文化”是公认的，其中关于2012的预言还刚刚被拍成电影在全世界范围内票房大卖。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兄弟民族”，其命运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彻底发生了改变。在第一次殖民浪潮中，西班牙人占领了除巴西和圭亚那之外的全部拉丁美洲领土；葡萄牙人则占领了占拉丁美洲全部领土3/7的巴西。后来欧洲强国法国和英国也加入到美洲大陆的殖民主义运动中，开始了长达300年对美洲大陆的殖民统治。从美洲大陆运出的黄金和白银是永远也无法统计清楚的，但是这些财富在欧洲引起了深刻的变革，催生了一批世界级强国的诞生。

长期的殖民统治，不但在肉体上消灭了大多数的印第安人，而且在文化上也趋于灭绝，在南美洲，残存的印加遗民，慢慢接受了宗主国的文化和语言，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是统治这片大陆的最早殖民者，所以拉丁语变成了他们的语言，从此，南美洲也被称作拉丁美洲。

美国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迅速强大，而拉丁美洲也先后在19世纪中期通过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脱离了殖民统治。从此，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代替了以前的殖民统治，成为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主要课题。不过美国的心思和他们的欧洲亲戚并无本质区别，不同的是，野蛮的黄金掠夺和种植园的奴隶剥削被更隐蔽和更具欺骗性的新的殖民形式——经济殖民所取代。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美国通过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拉美地区事务进行粗暴干涉，扫除异己，帮助亲美政权建立统治，继而通过“门罗主义”、“泛美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慢慢解除了拉美国家的思想武装，最终，在一切都铺垫完毕的时候，彻底控制拉美地区经济命脉，使其沦为美国的附庸。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为了更好地使用美元汇率这个超级武器，煞费苦心地在拉美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国际金融财团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开发银行、美洲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为掩护，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殖民运动。

可以说，墨西哥的经济危机，是拉美国家的一个缩影。墨西哥地理位置独特，由于毗邻美国，所以在政治、经济上受美国影响非常大，不过，一条国境线隔开的却是两个世界。对于大多穷困的墨西哥人来说，北边的美国简直无异于是天堂，怀揣着一个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的美国梦，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偷越国境，去这个充满了机会的“自由”国度淘金。

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导致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危机和动荡呢？说起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就不能回避从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经济就面临的问题。

冷战时期，美国忙于与苏联争霸，由于政治格局的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还在娘胎，而全球化的浪潮也还没有到来。此时的墨西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利用与美国接壤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出口，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的油价上涨，则加快了盛产石油天然气的墨西哥经济发展的步伐，在近2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拉美奇迹”。到1980年时，墨西哥经济的整体规模已经接近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居世界第11位，在石油美元的帮助下，墨西哥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得非常突出。外国资本也开始大量涌入墨西哥境内，掀起了一股投资的高潮。

不过，这个时期的墨西哥，并不是所有人都过上了富足舒适的生活，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现象愈演愈烈，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还在贫困线上挣扎，而且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增长模式单一也是早已存在的问题。于是，为了振兴民族工业，同时加强已有的石油化工产业的实力，墨西哥政府通过大量公共投资行为，来缓和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事与愿违，非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新的麻烦却悄然出现。从此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便主要依赖政府投资作为驱动力，导致墨西哥必须持续增加财政赤字以维持庞大的公共投资，最终，墨西哥财政赤字大幅提升，负债累累。

墨西哥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问题也非常突出。由于财政赤字大幅增加，给外国资本对举债度日的墨西哥实施高利率进行盘剥创造了可能，然而，墨西哥政府却对境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汇回视而不见，投资国每年将2/3的利润汇回国内，而另外1/3用于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这样的态势，导致墨西哥渐渐资不抵债。

祸不单行，由于和美国经济的联系过于紧密，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而本国的投资又仰仗美元的持续流入，所以，在随后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由于美国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大量投资撤回国内，墨西哥更是陷入了经济萧条。经济不景气，财政收入减少，而外债更是难以偿付，巨额外债使得1982年还本付息高达158亿美元，墨西哥出现了外汇枯竭、清偿拮据的严峻形势。

就在墨西哥的债务危机引发连锁反应，经济危机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终于出手了。对美国来说，这次介入不但要稳定后院的局势，更要借此将墨西哥完全纳入全球化的体系之中，为拉美国家进一步推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打下基础。在这次危机中，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着国际反危机的中心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墨西哥制定的稳定计划主要针对通货膨胀，主要政策包括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私有化，大量裁减国有企业的工人，进一步减少政府开支，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共福利，进一步放开金融体系，进一步放开外汇管制和资本市场，放开国家贸易，放开资本流动，降低工资，提高利率，货币贬值等等。简而言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要通过危机把墨西哥进一步纳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体系中。想获得国际贷款的前提条件，就是毫不犹豫地执行这些改革方案。

从此，以偿付外债为主要目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墨西哥经济中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大。所以，美国这次出手的实质，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富人借钱给穷人，但要求穷人今后尽一切可能提高还债能力，向富人提供所需产品，赚来的钱再来偿付所欠富人的外债，如此循环往复，连本带利，最终受益的仍然是美国的金融财团。由于答应了这次贷款的附加条件，墨西哥从此便失去了按自己意愿发展民族工业的可能，只能通过能源和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有限的外汇，而这些外汇最终还会回到债主——美国金融财团的手里。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由于在这次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墨西哥被迫放宽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更致命的是全面敞开了金融证券市场。外资如潮水一般涌入墨西哥境内，然而由于金融管制的消失，追求高利润的特性使得这些外资中7～8成都用在了有价证券投资上面。金融投资的特点是利润大，风险也大，稳定性极差，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造成崩盘。而完全按照美国人开的药方去治病的墨西哥政府，却发现债务危机不但没有顺利度过，外债数目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到了1994年，达到了1000亿美元，几乎增长了十倍。要知道，当时墨西哥政府的外汇储备才只有可怜的70亿美元，连利息都不够，不可避免地，一场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

就像许多重大事件一样，隐患一直在积累，但爆发的那一瞬间总需要一些火花的刺激。1994年年初，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等问题，引起了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的武装暴动，3月，墨西哥革命组织党的总统候选人遇刺，更使人们对墨西哥政局的稳定产生了怀疑。由于担心债权无法收回，此时一些外国投资者便开始大量抽走资金，墨西哥的金融局势开始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了，已经出现的抛售比索的苗头导致了比索贬值的压力加大，金融风暴一触即发。

本来，墨西哥政府此时应该果断恢复严格的金融监管政策，保持比索币值不变，暂停支付外债，努力扩大出口，并与债权国进行迂回谈判，也许就能够避免危机的爆发，或者减轻危害。可是，没有想到，刚上台不久的墨西哥新政府，在1994年12月20日非常“果断”地宣布比索贬值15％，这一无异于自杀的决定，将本就风声鹤唳的墨国金融市场彻底摧毁。恐慌就像瘟疫一样蔓延，本国货币成了烫手的山芋，人们纷纷抛售比索，抢购美元，比索汇率像断了线的风筝直线下跌。墨西哥中央银行一天之内抛售几十亿美元，仍无法抑制比索汇价跌势，21日，政府在失去对局势的掌控后，又宣布中央银行不再干预外汇市场，比索与美元实行汇率自由浮动，结果更是变得无法收拾。墨西哥外汇储备在20日至21日两天时间内锐减近40亿美元。墨西哥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而从20日至22日，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墨西哥比索兑换美元的汇价就暴跌了42.17％，几乎创造了现代金融史上的新纪录，只可惜，这个记录不会有人为之骄傲和自豪。

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就波及本国的其他行业。比索贬值直接导致物价上涨，市场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银行利率不断上扬，大批企业陷入资金困难，陷入停产和瘫痪，工人大批失业。通货膨胀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像两只大手，把大批低收入居民推向极端贫困之中，金融危机演变成了全面的经济危机。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经济从来都是一盘棋，牵一发而动全身，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也产生冲击作用。由于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其他拉美国家经济结构与墨西哥相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债务沉重、贸易逆差、币值高估等经济问题，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这些国家。由于外国投资者害怕墨西哥金融危机扩展到全拉美国家，纷纷抛售这些国家的股票，引发拉美股市猛跌，像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都笼罩在了经济危机的阴影下。同时，受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1995年1月欧洲股市指数下跌1％，远东指数下跌6.5％，世界股市指数下降1.7％。

后院起火，美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不顾国内反对的声音，总统克林顿绕过国会，直接动用汇率稳定基金赋予的权力，向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贷款的财政援助，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七国也一致同意援助墨西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分别同意向墨西哥提供178亿美元和100亿美元的贷款。加上其他的一些支持，墨西哥可得到500多亿美元贷款来稳定金融市场。探究美国这次的援救行动原因，克林顿总统讲得非常直白：“一个稳定繁荣的墨西哥是符合美国重要战略和经济利益的。”

的确，首先，墨西哥和美国有着3000公里的漫长边境线，非法移民问题一直是困扰两国的难题，如今墨西哥局势如果发生不可挽回的动荡，那更大的移民潮将给南部各州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这次墨西哥的崩盘，也给其最大的债主美国带来了巨大损失，不但原来的钱还不上，如果亲美的政府倒台，利益的天平可能就不会再倾向美国；第三，由美国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也将因为这次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毁于一旦。基于以上三点主要原因，美国才会主动出手援助。

不过，贷款方式的援助，并不是直接给予，在度过最初的危局之后，其后果就是让墨西哥背上更加沉重的外债包袱。在帮助墨西哥恢复还债能力后，美国银行家不但可以收回援助贷款的本金，还能稳赚一笔。轮回从此开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上，墨西哥一次比一次需要美国的帮助，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再也无从谈起。在稳固全球美元霸权这盘棋上，这也不失为一着妙棋。而对墨西哥、美国一直是贸易顺差，搞上几次比索的大幅贬值，汇率危机会让人们对美元体系更加迷信，用出口导向型经济换回源源不断的美元成了“大家的共识”，由此，美元体系的稳固程度也将继续增强。

3.奄奄一息的北极熊——从苏联的解体到俄罗斯的金融危机

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存在的74年时间里，扮演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角色，从它诞生到灭亡的漫长岁月里，一直都是国际舞台的主角。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个奇迹般伫立了半个多世纪的超级大国，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苏联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都曾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捍卫了自己的荣誉。

只是，这个地跨欧亚大陆，曾被丘吉尔形象地称作北极熊的庞然大物是究竟如何一声不响轰然倒下的呢？而苏联穷70多年之力积攒的巨大财富又去向何方呢？

谈及苏联解体，很多人都会大谈特谈美国总统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美苏争霸和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的确，里根总统是美国历史上一位非常特殊的总统，影星身份，高龄当选，乃至遇刺事件，都成为了这位总统与众不同的的标签。幽默、乐观和永远充满希望的坚毅性格，使得美国在里根当政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无数次让人为之惊叹。似乎是个天生的领导者，擅于抓大放小的里根，在当政期间平均每周工作只有四个小时，但就是在这看似漫不经心的八年里，长期让美国精神高度紧张的苏联走向解体了，日本也在中了广场协议的暗箭后，踉踉跄跄走向最后的亢奋，而美国经济却走出了长期的滞涨，开始全面复苏，为9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里根的确富有魅力，不过如果相信苏联真的就是败在了这样一个明星总统手里，未免有些太天真了。长期的军备竞赛的确给远不如美国实力强大的苏联带上了无形的镣铐，但是，在二战中都坚持下来并取得最终胜利的苏联，是不会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就缴械投降的，而在另一个战场中，美国人发起的金融战争才是潜在的主要原因。

美国比起苏联，可能有人会列举出一大堆有关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各种优势，但很多人都忽略了根本，那就是美国人手中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美元，实际上，正是在这个最大法宝的帮助下，苏联才在对美国的冷战中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是节节败退，而美国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美元霸权拖垮苏联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在冷战的格局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夹缝中生存不容易，站到谁的队列里，实在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美国在这场持久战中，盟友的一致动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虽然在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的金融管制和以内需为主的经济政策，使得美国不能利用汇率武器直接攻击，但是美元霸权的另一个致命杀招开始显现威力，那就是对于国际主要商品的定价权。当时美国和欧洲联手，对苏联实施经济封锁，拼命压制苏联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出口。作为油气资源储量丰富的苏联，石油一直是其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但过于辽阔的国土，恶劣的自然和气候条件，埋藏相对较深的地理位置，都使得苏联的石油开发成本远远高于世界第一大石油产区——波斯湾。在这个客观基础上，美国操纵国际油价，千方百计压低价格，使苏联出现换汇困难，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苏联的另外一个主要出口产品——黄金上，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而美国主导着世界黄金市场的定价权，为了打击苏联，黄金价格一直在一个不正常的低位上徘徊，这也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外汇收入，而农业生产严重不足的苏联，竟然常常沦落到用黄金换粮食的境地。美国用美元主导的主要商品定价权，慢慢将苏联的经济状况拖入了泥沼，而长期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的窘迫现实，逐渐吞噬了苏联人对于国家制度的信心。

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在沃尔克的主导下，开始大幅度提高美元利率，打击通货膨胀，这又是一石二鸟的好戏。一方面美国奇迹般地逐渐走出了经济滞涨，进一步稳固了美元的霸气地位，而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债务却迅猛增长，巨大的债务泡沫直接导致了全球债务危机。身为债权人的国际金融财团，堂而皇之地以援助国的身份“有控制地解体”这些欠债国。不过，他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债权银行推行的“解决方案”，实际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反而为日后各国暴发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从前文中对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介绍中，便可见端倪。到20世纪80年代末时，第三世界国家所欠债务再次冲到了新高点，债务泡沫更大了，经济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使得国际金融财团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些国家大量的核心资产，进一步打开了金融市场，从而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而美国，也开始欣欣向荣，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同时期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沼不能自拔的苏联，在美元大幅提升利率的冲击下，也备受债务剧增的煎熬。而普通的苏联老百姓，更是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苦不堪言。而此时，美国又千方百计，把本国繁荣的经济形势、富足的生活方式以媒体战和文化输出的方式展现在苏联人的面前，这极大地刺激了苏联人的神经。渐渐地，长期物质生活贫乏的苏联人的忍耐力终于达到了极限，面对部分干部的腐化生活，僵化的国家体制，以及落后的轻工业、农业水平，曾经信仰无比坚定的他们开始质疑，开始迷失，最终丧失了辨别正确道路的能力。

和平演变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美国人逐渐使苏联人相信，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管制的金融市场，以及让看不见的手发挥创造力才是美国梦的基石。这些冠冕堂皇的理论，确实都有道理，问题的关键是强权和既得利益者不会以公平的方式来参与竞争，这才是根本。就像现在中国混乱不堪的保健品市场，每天都在收音机、电视广告和各种免费讲座中准时出现的“专家”们，在他们的滔滔不绝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错误的、荒谬的，就像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从来不会只说假话，高明的撒谎者都是10句话里只掺和两三句假话，这样才能让人相信，才能行走江湖无往而不利。

就是在这样的信仰崩溃的氛围中，迷茫的苏联人又出现了一位更迷茫的领航者——戈尔巴乔夫。从所作所为来看，戈尔巴乔夫更像是个被美国人洗过脑的领袖，他上台后，且不论究竟从长远来看是对是错，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无疑，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做的每一件事起码都符合美国人的迫切愿望——逐步放松了党的领导，解散了华约，最终解体苏联，而这些都是美国人梦寐以求了近半个世纪的事情。

一边是温情脉脉的和平演变，一边是冷酷无情的金融绞杀政策，美国的左右手配合起来简直是天衣无缝。在一番讨价还价后，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结成同盟的美国和沙特等部分中东国家，开始集中力量大幅降低石油价格，最终降低到苏联出口就赔钱的地步；同时美国还劝说甚至是强迫从苏联进口石油的欧洲国家使用替代能源或者改变石油进口的路线，原本正在开工建设的西伯利亚到西欧的输油管道也半途夭折。这一来，苏联真正陷入了绝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支出以和美国进行“星球大战”，苏联把仅有的一点钱也投入了军事和航天领域，国力严重衰退的苏联到最后只能靠卖黄金度日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政府的财政赤字剧增，不断发行新的卢布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黑市交易中，卢布开始贬值，美元日益成为苏联人心中的硬通货。美国的金融杀手此时开始购买大量的卢布，等待最后一击。这个时候，由于缺乏有序渐进改革耐心和能力的戈尔巴乔夫面对由他造成的混乱的局势无法掌控，引发了国内左派和右派的一致不满，已经下台。

此时，解体后的苏联主体——俄罗斯执行的是彻底的自由主义经济，在长期压抑下，一种对苏联彻底否定的心态，使得人们失去了理智，盲目地认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切都是好的，和计划沾边的政府行为统统都被否定。完全放开的金融市场，得不到任何政府有效的监管，面对国际金融炒家，就像是当年中国义和团用血肉之躯对抗八国联军的长枪洋炮。对玩弄货币于股掌之上的汇率战争老手——美国来说，这无异于羊入虎口。此时，执掌政权的叶利钦为了维持新成立的政府开支，向西方银行借贷了大量外债，而代价就是要大规模快速实现国有资产私有化。于是，西方金融财团的代言人用一种被称作“休克疗法”的美妙理论将俄罗斯彻底送进了地狱。

俄罗斯企业私有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年7月～1994年6月）是无偿私有化阶段，就是将前苏联74年积累的国有资产经过估价，按1.49亿人口，每人1万卢布，无偿转让给每个公民。每人只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给投资基金，该券不记名、不挂失、可转让和兑现。这项举措，使俄罗斯人欢欣鼓舞，这无异于一笔意外之财，共产主义喊了多年，仿佛到了苏联解体后才真正得以实现。由于普通老百姓不会理财，也不知道该怎么用这笔财富，所以随着私有化券的发放，俄罗斯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600多家私有化券投资基金，他们以理财专家的身份代客理财，因此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把私有化券交给了私有化投资基金。

此时已经大量持有卢布的金融杀手们开始疯狂抛售卢布，引发了卢布的大幅贬值，从苏联解体前的1卢布兑换1.5美元，一直跌到了1美元兑换100卢布，换言之，苏联人拿到的面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迅速缩水到价值100美元，而100美元根本不能算成是一笔财产。而现在还不是终点，人们的信心彻底崩盘，多年辛苦才攒下的财产缩水至原来的1/100，而物价的飞涨也导致物价体系的崩溃，这极大地打击了俄罗斯经济。就在这种无法阻挡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苏联人把美元当成是最后的救命稻草，纷纷抛售手中的卢布，兑换成美元用以维持最起码的生计，这更加重了所有的矛盾，卢布似乎在一个无底洞中进行自由落体运动，谁也不知道贬值的底线在何方。由于卢布的崩溃，多数投资基金也垮掉了，委托者几乎血本无归。

而此时的俄罗斯政府，面对这样的局势，可谓是始料未及，庞大的国有资产不能没人管，生产还是要继续，否则不但工人失业，政府没有收入，整个国家也会停摆。老百姓的钱成了废纸，自然也无法当家作主，所以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向私人、外资出售国有资产和股权。不过，这一轮出售中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腐败现象，黑社会和腐败官员、企业经理相勾结，实际控制了一半以上私有化企业和银行。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俄罗斯新贵们要收购如此庞大的苏联遗产，必须依靠西方资金，也就是国际金融财团的钱，这些外国资本在当时已经大量涌入俄罗斯境内，主要是购买俄罗斯公司的股份。不过，面对当时总值大概在1.5万亿卢布的原国有资产，按当时汇率，仍然要让国际金融财团付出上千亿美元的代价。显然，他们并不想这么做。

1998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在美国金融专家的建议下，俄罗斯在货币改革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废除旧卢布，发行新卢布，并且将新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定位5：1。至此，与苏联解体前相比，卢布的实际贬值率为1/14000。如同变戏法般的，整个苏联时期的庞大国有资产最终在账面上只剩下了10亿美元左右，而且大部分落入了西方资本支撑下的新兴经理阶层手中。这些人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企业资产在他们手里，只是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多元产权化结构和董事会、监事会，不但没有起到监督制衡的作用，反而相互勾结进行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年持续下降，设备老化严重，事故频发。

庞大的苏联工业遗产，在步履维艰地继续创造财富，可惜，利润的大部分，都没能以税收的方式支持国家财政。由于没有金融监管，政府决策执行力又差，每年约有数百亿美元非法收入转移境外，形成了俄罗斯经济“动脉”大出血。这些既得利益者一方面不断用手中牟取的暴利行贿官员，为更进一步搜刮俄罗斯财富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常年居住在欧洲，向境外转移资产，享受着奢华无度的生活，这也是俄罗斯金融寡头政治的起源。

经过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的主权信贷不复存在，俄罗斯工业基本瓦解，国家和民间财富消失殆尽，从此该国的经济只能依赖国外的资本和消费品，而俄罗斯政府只能依靠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艰难度日。事实上，从1992年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进行经济转轨后，一直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中，通货膨胀、投资萎缩、生产下降伴随“休克疗法”和私有化改革的推进而发展。这些改革除了让普通苏联百姓和国有资产迅速蒸发之外，其收获大概就是大量的外债和金融寡头了。这一切显然不会将低迷的俄罗斯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刚刚宣布货币改革，发行新卢布后不久，一轮严重的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是一个真正的烂摊子，不过从1996到1997年，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似乎开始回暖。此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诱导下，证券和外汇市场又完全开放，没有任何监管。对于国际金融财团来说，这里无异于人间伊甸园。而动荡的国内局势和财富真空，使得外资争相涌入俄罗斯境内，成为全球一个新的投资市场，在这段时期，俄罗斯经济难得地止住下滑的势头，粮食生产也获得丰收，似乎前景一片美好。

不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一个已经“休克”了的病人，能在短暂的平静之后，迅速站起来，恢复健康。眼前的繁荣，无法掩盖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而这繁荣，更是虚无缥缈的无根之木。其一，由于俄罗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一直靠出卖资源、举借内外债来支撑，常常是东拼西凑，拆东墙补西墙，政府指望发行短期债券和对外大量借款来筹措资金，并不断提高国债利率，数目巨大的国债其实一直都是悬在俄罗斯头顶的巨石，一旦到达还债期限，而资金来源又发生断裂，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二，俄罗斯的触底反弹，其实只是虚假繁荣，大量的投资并没有进入制造业和农业等实体经济。就像是在几公里外就能靠血腥味追踪猎物的鲨鱼一样，在以极低的代价帮助俄罗斯金融寡头收购了苏联大部分遗产之后，来自西方的大量外资就对高利率的俄罗斯债务市场趋之若鹜，况且这里没有任何外来约束，股票和外汇市场同样不受监管，简直就是噬血捕猎者的天堂。由于股票收益率高，而俄罗斯股票的票面价值又很低，同时高利率的3～4个月的短期国债占整个国债份额的80％，国际金融财团的大量游资蜂拥而入，到了1997年10月间，外资已掌握了6～7成的股市交易量，30％～40％的国债交易额。

就在这样的金融泡沫下，强大的外汇储备是应对可能灾难的唯一武器。不过，当时的俄罗斯政府连起码的正常税收都无法保证，由于政府公信力不足，腐败行为又比较严重，大量的偷税漏税得不到有效处理，没有一个稳定而充足的收入来源。同时，取消了石油出口税之后，收入也大幅减少，而连续多年的能源价格下降，更给政府的收入雪上加霜。此时，导火索再次被悄悄点燃。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突然爆发，迅速影响至整个亚洲，由于受到不可避免的冲击，俄罗斯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先后爆发了两次金融危机。到第二年的8月，政府宣布让卢布自由浮动，卢布大幅贬值，同时表示单方面延期偿付以卢布计价的内债和部分外债，并禁止银行兑现外汇承诺，政府的公信力荡然无存，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这次金融危机持续时间较长，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在1997年10月28日至11月中旬之间。本来，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起初对俄罗斯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不大，但10月韩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却立即在俄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因为韩资在俄金融市场中占有一定比重。韩国国内发生金融危机，韩国资本急忙大量撤走，以救其本国之急。受其影响，在俄罗斯的投资者也纷纷大规模抛售股票，危机首先在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上凸现。似乎是一致行动，当然也符合股票市场的“一般规律”，外国资本大规模外逃，引发汇率下跌和股市大幅下挫，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时陷入崩盘状态。受此影响，银行连应付居民提款的要求都无法满足，恐慌再次在社会蔓延，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几乎瘫痪。由于债务市场的行将崩溃，俄罗斯政府面临破产，形势万分紧急，此时的俄罗斯央行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来提高国债利率，以挽留外资，但仍无济于事。最终，自1997年10月28日到11月10日间由于大量抛售股票行为，股价平均下跌近三成，当时俄罗斯央行拿出35亿美元拯救债市，国债收益率已上升至45％，但外资依然撤走了100亿美元。

第二阶段，大致发生在1998年5月至6月间。1998年5月，病魔缠身的俄罗斯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难以为继的信号，由于之前介绍的税收不利、石油价格偏低等原因，国家外汇储备极度匮乏。恰恰此时，叶利钦政府的总理像走马灯一样轮换不停，总统和国家杜马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更有激化的趋势，政局非常不稳，这严重引发了普通百姓对于政府公信力的质疑，购买国债的人越来越少。据统计，当时新发国债已经远远无法抵消旧债务，向内举债已经走投无路。而此时的股市再次大跌，更给俄罗斯政府雪上加霜。本来，在激烈斗争中被任命的新总理基里延科就因为太年轻，资历浅，缺乏财团、政党的支持和治国经验，大大影响了投资者对新政府的信心。再加上此时俄罗斯累积多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突然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更引起了投资者的心理恐慌，更大规模的外资撤出已经在开始酝酿。而此时议会修改政府的私有化政策，则成为引起这次金融风波的导火线。当时，“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已有28％的股票售予外商，但是，不甘国家命脉被人操控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又专门通过关于该公司股票处置法，规定外资拥有该公司的股票份额不得超过25％。这样一来，引发外资对俄政府的强烈不信任，代价就是纷纷抛售股票。这个公司的股票在两周内下跌40％，别的股票也跟着下跌25％～40％。受此影响，国债价格急剧下滑，外国投资者也对已经利润丰厚的国债失去了兴趣。此时，为了还债，刺激人们购买债券，俄罗斯政府不惜再次大幅提高利率，并且抛售美元以稳定脆弱的汇率，这进一步导致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但是收效甚微，卢布贬值的压力日益增大，俄罗斯金融局势开始发生动荡。

这一阶段金融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卢布兑美元的比价由6：1下跌到6.3：1以及短期国债收益率突破80％，政府还债的负担进一步加大。此时，虽然情况窘迫，但谁也没有料到，俄罗斯金融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三阶段：到了1998年8月份，眼看国债券又将陆续到期，而可怜的外汇储备不但不够还债，更难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局势。而此时，金融大鳄索罗斯在报刊上公然敦促俄政府卢布贬值15％～25％，这个后来被无数人指责为别有用心的行为，直接导致当天俄国际文传电讯社计算的100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大跌，跌到仅及年初的26％，跌掉74％。若干外资银行预期卢布贬值，纷纷要求俄银行提前还贷。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下，1998年8月17日，走投无路的总理基里延科与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杜比宁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决定于8月17日推出三项强硬的应急措施，即：一是扩大卢布汇率浮动区间，将卢布汇率的上限调低到9.5：1，这实际上是将卢布兑美元的汇率由6.295贬至9.5，贬值50％以上；二是延期90天偿还到期的150亿美元外债；三是转换内债偿还期，将1999年12月31日前到期的价值达200亿美元的国债转换成3、4、5年期限的中期国债。在转换结束前，国债市场暂停交易。

这三项措施一经公布，不但稳定金融局势的效果没有达到，反而立即引发了金融强震。这些措施实际表明俄罗斯政府已经没有了通过出售外汇储备来维持卢布汇率的决心，卢布汇率终于开始松动，而且由于短期债务成为长期债务，而长期债务的偿还也似乎遥遥无期，政府的公信力已经跌至谷底。虽然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宣布卢布贬值，但这次决定无异于打开了泄洪口，卢布汇率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加速下泻，凶猛的洪水几乎摧毁了俄罗斯的整个金融体系，并在很短时间内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引发金融危机。市场上几乎只有俄央行一家在卖出外国货币而购入卢布，没有其他人愿意沽售美元。俄央行不得已连续两日暂停外汇交易，以冻结卢布汇价。但此时，卢布的黑市兑换价已停留在9.5：1的“外汇走廊”下限上，并且还呈下降趋势。此后，俄罗斯央行无奈地表示，在7月和8月间，为了支持卢布，央行已经动用了8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政府不能再让所剩不多的外汇储备流失，因为还要支付进口和其他必要用途。这意味着俄政府已放弃努力，听任卢布一路下泻。而此时俄罗斯股市再也看不到前两年国外基金趋之若鹜的繁荣景象，新措施宣布的第二天，反映俄罗斯100种工业股票价格的俄罗斯交易所-国际文传电讯社综合指数就比前一日收盘时跌去6.72％。

8月23日，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日益恶化，叶利钦解散了刚刚组建不到5个月的基里延科政府，重新召回了3月份被解职的切尔诺梅尔金。这位代总理上台后即对国内债务重组。8月25日，莫斯科公布一揽子近400亿美元的以卢布为面值的国内债务重组计划，计划包括：所有在1999年前到期的俄罗斯财政短期债券和票据转化成以卢布为面值的3～5年期的俄罗斯国债，第一个三年期内归还30％，第四年至第五年分别归还25％和20％，接收美元债券的投资者可以将20％的卢布债券转换成美元债券，债券面值的5％以现金支付。市场上交易的债券为债券面值的51％。该债务重组方案显得非常的仓促，令投资者感到迷茫，并进一步对俄罗斯的投资信心造成重大打击。

26日，俄罗斯金融形势仍未好转，汇市连动股市，以前所未有的幅度继续下跌。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的卢布汇率狂泻，从开盘时的7.86卢布兑1美元下探至8.26卢布兑1美元，美元供不应求，被迫停盘。俄罗斯中央银行当即宣布当日交易无效，并将卢布兑美元的汇率维持在7.86：1上，这在俄罗斯外汇市场上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股市价格猛跌，蓝筹股价格在开盘后一个半小时内比前一天收盘时跌去10％～20％。

8月27日，金融危机总爆发的导火线终于烧到了最后。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开盘后，卢布汇率狂泻之势更是难以阻挡，卢布兑美元的汇率达到了13.401：1的历史新低，卢布当天的汇价贬值了30％。俄罗斯中央银行不得不下令停止全部的卢布交易。俄罗斯股票指数下跌至63.195点，与前一天的76.262点相比，下跌了20.65％。

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当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创下了有史以来单日下跌点数第3大纪录，其它各国股市也都告下跌，而且跌幅均较大。

到9月份，由卢布贬值引发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余波未尽，而且俄罗斯经济形势也在进一步恶化。物价飞涨，店铺货架上食品急剧消失，街头上卢布兑换美元的黑市交易十分活跃。9月7日，卢布兑美元的黑市价已经跌至20：1。

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导致新政府迅速垮台的政治后果，而且给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以致命打击。从1998年8月17日到9月4日，俄罗斯的股市、债市和汇市基本上陷于停盘交易状态，银行已无力应付居民提款兑换美元，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几乎陷于瘫痪。1998年9月4日，俄罗斯政府被迫宣布允许卢布自由浮动，卢布兑美元的比价猛跌至17：1（非官方的银行间交易价为22：1），并由此引起市民蜂拥至银行挤提卢布以兑换美元，或者抢购消费品。大批俄罗斯企业和银行纷纷倒闭、物价飞涨，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俄罗斯这次金融风暴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使本国已是困难重重的经济雪上加霜，还震撼了全球金融市场。

第一，国内居民存款损失一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2～3倍，国产品也连带成倍上涨。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40％，超过1992年2月的上升36％，成为体制转型以来的最高指数。居民实际工资收入下降13.8％，近1/3的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整个经济增长率为-5％，工业生产增长率为-5.2％，农业生产增长率-10％，外贸增长率为-16.1％。

第二，大批国内商业银行，尤其是大银行损失惨重。西方报刊已惊呼“俄罗斯金融寡头们的没落”。它们前期为牟取利差，曾大量借取利率较低的外债，估计共约300亿美元，兑为卢布后，购进高回报率的国债券。现在卢布贬值，国债券又要由高利、短期转换为低利、长期，里外损失巨大。仅金融七巨头之一的SBS-农业银行当时就握有相当于10亿美元的国家短期债券，顷刻之间不值几文。据估计，商业银行中有一半濒临破产。俄罗斯的SBS-农业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已被暂时置于中央银行管理之下，其余几家大银行不得不将自己的商业账户转移到俄罗斯储蓄银行。

第三，外国投资者损失惨重。据估计，1998年9月份，偏左派的总理普利马科夫走马上任，并勇于向西方说不。由于加强了金融监管，以及受股价暴跌、债券冻结、卢布贬值等因素影响，国外投资者在俄罗斯市场上的损失超过1170亿美元。尽管有人指责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当初建议卢布贬值是别有用心，但事实上，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在这次俄罗斯金融危机中也损失惨重。德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债权国，所受影响最大，德国马克的汇率甚至一度受卢布拖累，德国东部与俄罗斯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企业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第四，危机波及欧美、拉美，形成全球效应。本来，俄国经济经过连续6年下降，在世界经济中已微不足道，它的GDP仅占全球的不到2％。俄金融市场规模也很小，到1997年股市最兴旺的8月，日成交额也不过1亿美元，这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无足轻重。但是，这样一个配角却撼动了全球经济，引发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惊慌。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从1997年7月到1998年8月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几乎都相继出了问题，使国际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纷纷撤资避险，形成连锁反应。二是美国对冲基金染指俄罗斯金融市场，并遭到了巨大损失。据悉，外国投机者在俄罗斯金融大风波中约损失330亿美元，其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即对冲基金）亏损25亿美元，索罗斯量子对冲基金亏损20亿美元，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亏损4.88亿美元。由于对冲基金拆巨资进行金融投机，一旦失利，提供贷款的银行即闻讯逼债，甚至惊动政府出面救急（如美政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使原来的“暗箱”操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多方面惊恐，从而形成连锁反应。三是由于德国是俄罗斯的最大债权国，俄罗斯出现由金融危机引起的信用危机很快波及德国乃至欧洲。俄罗斯当时已欠德国750亿马克（约合444亿美元），其中主要是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俄罗斯金融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影响德国债权人的安危，因此引起震动，其冲击波也进而传到了欧洲金融市场。

这场金融危机一直持续到1999年才结束，即使是非常保守的估计数据也表明，俄罗斯的经济倒退比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大萧条更为严重。按照西方战略家们的说法，这是“又一次的冷战胜利”。

4.东南亚的梦魇——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龙卷风

作为世界第一大洲，亚洲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但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且，经过长时间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使得这一地区的意识形态丰富而又充满了复杂性。在亚洲的东南部，人们习惯上将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称之为东南亚，也就是今天的东盟。这一地区充分体现了亚洲文化的复杂性，这里生活着90多个不同民族，而且宗教文化信仰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类似的，那就是人口非常稠密，基本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使得东南亚在二战后成为了世界上最有活力、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耐人寻味，当时的亚洲各国经济都在蓬勃发展，除中国外，东南亚成为新兴市场，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各国国力都迅猛增强。风头正劲的亚洲四小虎就是指这一地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在90年代，以这四个国家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经济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发展势头强劲。可是，就在这出口迅猛增长，外汇储备逐年增加的良好发展势头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危机，让人无法理解。毕竟，处在上升期的东南亚各国虽然各有各的问题，但经济在整体上是健康的。

要想看清楚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我们应当向金融大鳄索罗斯取经，这个动辄调动成百上千亿美元的金融刺客，并不是一个人们想象中的工作狂人。每周用于工作的时间从不超过30个小时，比起那些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的华尔街的基金经理，无疑，索罗斯的成功更有说服力。索罗斯以一个战略投资家的身份告诫人们，要想搞明白经济问题，分析经济发展趋势，抓住战机，就必须跳出固定思考模式，用整体的目光去看待经济。中国的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利用比较资源优势在政府主导下大力发展民族经济。而出于遏制以苏联、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围绕着中国疆域，美国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所以，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安全条件，并且从全球经济战略利益考虑，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在贸易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合作。到1995年以前，美国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债权人和贸易伙伴。双边关系如同热恋中的情人，从经济到军事，交流和合作无处不在，美国借助东南亚加强了在亚洲的经济控制和军事存在，而同时，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耀眼的亮点。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这句冷冰冰的名言每每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让善良的人们哑口无言。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政治和军事大国可以影响美国的安全，动摇美元的地位。从此，美国把“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首选目标”，东南亚地区不再作为两极对抗的前沿阵地。同时，随着东南亚国家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民族自主意识的逐渐增强，也不再甘心惟命是从，东盟国家通过内部协调机制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方式来对冲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影响。如果说冷战时期东南亚的繁荣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冷战结束后逐渐崛起的东南亚已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更不希望看到一个能与之将来在经济上抗衡的力量”。更何况，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打击东南亚，可以进一步打击日元的区域优势，同时避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中国日后将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后院。而从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中，我们早已得知，一次成功的汇率战争，可以有效地将一国经济摧毁，更有利于美国向被攻击国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可以向被攻击国强加各种条件，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封贡体系”。

于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为策源地的金融刺客携带大量游资开始了新一轮的征伐。让我们从正反两种结局为视角，回顾一下这次汇率战争的全过程：

（一）泰国及东南亚篇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其中以东南亚各国为甚。泰国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起源地。为了有利于出口，东南亚各国都制定了较低的对美元汇率来打击对手，泰国也不例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持续贬值，使泰铢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下降，间接提高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而出口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泰国经济发展。在此期间，泰国GDP以每年超过8％的速度增长，制造业出口年增长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81％，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2％增加到29％；农业出口比重由47.7％下降到13.9％，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1％降为11％。

虽然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得看是不是靠得住的大树，显然，随心所欲升值贬值的美元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世界货币。钉住美元，也有其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当美元升值时，钉住美元的货币也会随之升值，而打铁还需自身硬，假如该国的经济实力无法承受汇率的升值，就如同前文说过的19世纪40年代的英镑和1983年及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中反映的那样，国家的经济就会进入萧条期，外汇储备也会相应大幅减少。

而实际上在1995年，国际外汇市场就出现了新的情况，1994年以后，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势上升，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开始上浮，而且持续时间较长。面对这种情况，泰铢的实际有效汇率跟着水涨船高，削弱了泰国的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从1996年开始，泰国出口增长开始大幅度下滑，况且作为典型的“出口飞地”，决定了泰国进口零部件的花销不会比出口换得的少量外汇小多少，经常还会出现逆差。出口减少，经常项目逆差迅速扩大，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便越来越高。财政赤字多了，政府开支就显得非常困难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需要大量的投资，更多的出口才能带动泰国走出困境。政府没钱，那国内资本呢？

由于走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老路，廉价劳动力的使用意味着本国老百姓不可能拥有大量储蓄，自然无法满足投资的需要，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又决定了泰铢失去了调节贸易差额和国际收支的功能，注定泰国无法自己主动走出困境。所以，当时的泰国面临的出路只有一条，借助外资。不过这就意味着泰国必须迎合国外资本的口味，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步伐，通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高利率政策，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流入。这时，国外资本尤其是热钱大量涌入泰国。可惜的是，本来泰国吸引外资主要是想借助外资的力量投资实体经济，长期为本国经济增长服务，但事与愿违，由于盯住制度与高利率政策的结合，使投机性资本可以实现无风险套利，所以此时大量涌入的国外资本，以短期资本为主，主要投向了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等投机性较强的地方，灾难也就在这些地方潜伏着，等待一个机会。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当美国的利率上升，也会导致美元升值，这些在外汇市场上逐利的短期资本就会换回美元，抛售当地货币。而泰铢的危机也尽在于此，泰国希望通过引进外资走出目前的困境，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引狼入室。上文已经分析了美国和东南亚之间已经发生变化的微妙关系，出于美元霸权和美国利益的需求，结果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很快地，国际外汇投机资金在一股无形力量的驱使下，再度对泰铢发起了冲击。他们就像一支军队，号令统一，大量抛空泰铢，企图迫使泰国货币贬值，以从中牟取巨额利润。下面就让我们以这支部队的统帅——索罗斯为主线，看一下这次汇率战争的全景吧：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在狙击英镑的战役中就向世人展示了敏锐嗅觉的索罗斯认为，这不是个简单通告，而是个信号，是对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更深层次问题的暗示。索罗斯和手下的量子基金决定以此为契机，开始率先发难。

猝不及防、先发制人也是索罗斯发动金融战役一贯的战术特点，他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同时，以量子基金为首的美国对冲基金联合一致大举抛售泰铢，在美国金融财团强大的连环围攻下，泰铢开始抵挡不住，不断下滑，5月份最低跃至1美元兑26.70铢。此时，泰国中央银行开始入市干预，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垮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放弃对泰铢的猎杀行动。

这是一次绝地反击，成败在此一举。此次泰国策划了三管齐下的反击策略，第一步，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铢；第二步，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大军；第三步则大幅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000～1500厘。几个杀招一出，效果明显，致使泰铢在5月20日升至2520的新高位。

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这次的短兵相接使索罗斯大军措手不及，损失了3亿美元，挨了当头一棒。泰铢的地位暂时保住了。看上去，是泰国政府占了上风。此时，如果是其他对手，可能在泰国虎的奋力搏杀下放弃这次猎杀，代价太大，赌注太大，很多人都不敢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可是，这次泰国政府面对的是有备而来的索罗斯，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财团，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这点儿暂时性的失血算不得什么。

索罗斯被称作“金融大鳄”绝非浪得虚名，作为资深金融刺客，凭其直觉，索罗斯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术也就莫过于此，好比是程咬金的三板斧，如果自己能挺住，泰国人就只能落荒而逃。况且，泰国人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并没有使量子基金陷入绝境，所遭受的损失相对而言也是比较轻微的。由于在之前已经对泰国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索罗斯认为，他已经赢定了。对于泰国而言，最初的胜利只不过是大难临头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根本伤不了他的元气，也挽救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命运。

经过短暂的休整，索罗斯和他手下的金融杀手便恢复了元气，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他号令三军，重振旗鼓，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开始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索罗斯大军的规模，并于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间，东南亚金融市场上狼烟再起，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上下一片混乱，战局错综复杂。为了阻止资本外流，稳定军心，6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不过，泰国虎在三板斧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再做任何实质的反击了，政府的动员鼓舞在狂暴的攻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索罗斯大军，他们要想泰铢保持固定汇率已经力不从心。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政府被迫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国政府此举，实际宣告了失败命运的最终到来。

在耗尽了所有的外汇储备之后，除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就只有放弃固定汇率，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了。果不其然，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就暴跌近20％，而到了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至此，泰国金融市场完全陷入混乱，仰仗外资的企业纷纷破产。面对不断继续下滑的泰铢，一觉醒来发现财富缩水1/5的泰国人开始到银行疯狂挤兑，然后购买能买到的一切商品。泰国银行业在这次挤兑风潮中损失惨重，大量银行倒闭，经济陷入大萧条。这场仗打下来，泰国人人“闻索色变”，索罗斯肆意宰杀泰国经济的行为，实在惨不忍睹，初战告捷的索罗斯，裹挟在泰国战场上满载而归的战利品，矛头直指东南亚其他国家。此时，其金融实力更加强大，运用“杠杆原理”，索罗斯可以调动十倍于本金的财力，面对外汇储备空虚、财政赤字严重的东南亚小国，此时的“金融大鳄”已不屑于使用什么诡计，而是选择直接强攻，以硬碰硬的方式攻城略地。而刚刚见识了索罗斯肆意宰杀泰国的血腥场面后，东南亚各国更是斗志全无，无谓的抵抗没过多久，便一败涂地。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纷纷大幅贬值，各国股市崩盘，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惨不忍睹。这次的进攻基本没有遇到太多抵抗，由于太过顺利，导致索罗斯当年的助手琼斯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还耿耿于怀，“我们在印尼遭受了一些损失，”琼斯谈起第一波战役中唯一的“不完美”时仍有遗憾，“原因是我们高估了政府的承受力，我们的空仓建得有些保守”。

从1997年7月起的半年时间里，索罗斯以及西方的投资基金扫荡了整个东南亚。直接后果就是各国货币贬值30％～50％，其中印尼盾狂贬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股市跌幅达30％～60％。这次给东南亚各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至此，事情又回到了老轨道，在美国将日本排挤出救援计划之后，各国政府此时只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在美元霸权下，为了得到贷款走出困境，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美元的经济殖民要求，成为美国的附庸。苛刻的条款，让人难以容忍，在后来遭受重大金融危机的韩国，民众甚至变卖黄金首饰，支持国家拒绝接受援助。笔者在前文中曾经说过，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是要痛的，和贷款一起到来的经济改革计划，实际上正是一剂不得不服的毒药。

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任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所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推行的政策，恰好与其国内政策追求相反。我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然而我们却在国外提倡它；在国内我们反对平衡预算疗法，因为这会限制我们在经济下滑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国外，当其他国家陷入衰退时，我们却强迫它们使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在国内，我们通过破产法来保护债务人，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国外，我们把破产视为对贷款合同的肆意挑衅；在国内，我们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并不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

斯蒂格利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正是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援助计划时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一个或隐或现、琴瑟相和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华尔街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他写到，“资本流入时，它们能够赚钱；接着，通过向东道国提供怎样管理资本流动的咨询服务，它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后，它们通过重建方面提供的建议，还是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泰国等国在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催促下将陷入麻烦的公司拍卖时，它们就以低价购买危机国家的公司；有时它们在购买之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是等到经济恢复时，再把这些公司回售给泰国人。因此，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华尔街总是能够赚钱。”在他看来，与危机国签订的协议背后拥挤了太多的利益，“尽管我们对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将带来怎样的不稳定心知肚明，我们迫使外国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让我们的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进入这些市场，因为华尔街想要这样，而且华尔街想要的比它们可能获得的还要多。”

这位有着知识分子起码道德良心的学者还发现，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资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顺便提一句，由于说的太多，2000年，在发表了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看法之后，老人家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当然，事实上赶走斯蒂格利茨的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LawrenceSummers），由于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二）中国香港篇

1997年，对于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永志难忘的年份。100年的屈辱历史，终于到了可以划句号的拐点。就在所有炎黄子孙都在欢欣雀跃等待这一历史时刻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在暗中，用他那鹰隼一般锐利的眼神盯着中国香港的一举一动。不错，还是金融财团的御用王牌杀手——索罗斯。1997年的香港回归，在索罗斯的眼中，不只是一个绝佳的暴利机会，还可以借此制作一个伪装高明的政治陷阱。在布局东南亚的同时，他联络了全球各国的几家大型基金，开始秘密地买入香港股票，而且这种买入是持续性的，这使得港股从1996年的低点开始不停地上涨，这引发了港人的疯狂追随，恒生指数一再突破新高。1997年上半年，香港股市开始出现不正常的泡沫，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曾给过很严厉的警告：“不要认为政府会托市，我们也托不起市。”很明显，中国政府早就看出了这股潜在的国际金融力量的目的，那就是通过金融操纵，在香港回归之前把价格炒到顶点，从而在回归之后采取暴跌方式出货，既可牟取暴利，又能制造很坏的政治影响，在这个意义重大的年份，给所有炎黄子孙心里添堵。

任何一次攻击都是针对被攻击者的弱点的，没有缺陷的对手是永远不会被击败的，当然这样的对手也是不存在的。客观来说，中国香港也的确存在索罗斯认定的缺陷和弱点，其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实质上也是采取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跟随美联储的降息，长期的低利率也造成了香港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较高等问题。在回归之前，随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承诺的逐步落实，也进一步刺激了香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繁荣，经济泡沫已经比较严重，而随着索罗斯在1997年上半年的推波助澜，香港股市已经出现了不理智的投资热潮。

房地产泡沫的恶性膨胀还导致了经济环境恶化，因为高房价和高地价将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上升，由此推动通货膨胀加剧，经济泡沫进一步扩大化，如此一来，港币也有了贬值趋势。一切似乎都在索罗斯的计划中有条不紊地推进，好在香港临时政府及时注意到了这股国际投资力量的动向和计划，不过问题是，香港的外汇储备还不足以保证对冲基金的攻击，于是当时的香港政府秘密向北京求援，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这场注定无法避免的汇率大战爆发时刻的到来。

1997年10月，刚刚在东南亚所向无敌的国际投资者，掉头北上，将战争的矛头对准刚刚回归后的香港，气势汹汹地发动了一波波攻击。这次攻击造成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率一度狂升至300％，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下泻1000多点，大胜而归。10月风暴过后，又是多次小规模狙击港元，利用汇率、股市和期市之间的互动规律大肆投机，狂妄地将香港戏称为他们的“超级提款机”。

挟战胜之威的国际投机者胃口非常大，他们三番五次狙击港元，其目的不只是简单地在汇价差上获取暴利，还想在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上获益。

这里解释一下股指期货，它是金融期货的一种，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实际上股指期货就是以货币化的股价指数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投资者可以利用它对股票现货投资进行套期保值，规避系统风险。其原理是根据股价指数和股票价格变动的同方向趋势，在股票的现货市场和股价指数的期货市场上作相反的操作来抵消股价变动的风险。以某一股票市场指数为例，假定当前它是1000点，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指数目前现货买卖的“价格”是1000点，现在有一个“12月底到期的这个市场指数期货合约”，如果市场上大多数投资者看涨，可能目前这一指数期货的价格已经达到1100点了。假设你认为到12月底时，这一指数的“价格”肯定会超过1100点，于是你就会买入这一股指期货，即你承诺在12月底时，以1100点的“价格”买入“这个市场指数”。假设到时这一指数期货继续上涨到1150点，这时，你有两个选择，或者是继续持有你的期货合约，或者是以当前新的“价格”，也就是1150点卖出这一期货合约，这时，你就已经平仓，并且获得了50点的收益。

简言之，就是投资者买入股票时是预期股价会上涨，但又为了避免下跌带来的风险，此时，精明的专业投资人就会同时做空股指期货，左手损失右手补。

而这次境外投机者的攻击步骤是，首先大量沽空港元现汇换美元，同时卖空港元期货，大造港元将贬值的声势。待港府为对付港元受到狙击而采取措施大幅提高银行利率时，投资股市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人们此时会忧虑利率大升将导致股市与楼市双双下跌，这时投机者便趁势大沽股指期货。于是，股票市场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大量抛售股票，炒家就可平掉淡仓而获取丰厚的利润。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国际炒家对港元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持续攻击，从1998年开始进入高潮，1998年1月和6月，趁印尼盾和日元暴跌时，对冲基金又分别沽售港元，但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抵抗下，三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不过，进入1998年8月，空气中开始弥漫一种紧张凝重的氛围，外汇市场对港元的炒卖活动频繁，各种谣言四起，市场信心岌岌可危。在这种局面下，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这次是全力的一击。索罗斯联同其他财力雄厚的“金融杀手”三度冲击在香港奉行的联系汇率制。他们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大肆散布人民币要贬值的谣言，动摇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另一方面在外汇市场大手抛出投机性的港元沽盘，同时在股市抛售股票来压低恒生指数，以及在恒指期货市场累积大量淡仓，指望在汇市、股市和期市相关连的市场上大获其利。

在群狼的猛烈冲击下，再坚固的壁垒也会被撕开豁口，恒生指数在8月中旬跌至6600点，一年之间总市值蒸发了近2万亿港元。同时，港元兑美元汇率迅速下跌，各大银行也遭遇了香港市民的挤兑风潮，这是香港近20年未遇到过的景象。

金融危机导致股市暴跌，而房地产市场更是遭受重创，一路下跌，甚至回到了十年前的水平。在这样的金融危机中，受伤害最严重的还是炒房投机者，房价大跌，很多业主由富翁变成了“负翁”，面临破产，而在1997年的房地产泡沫高峰期前后购房的投资者，更是血本无归，由于还贷无望，很多人因此走上了不归路。据粗略统计，亚洲金融危机中，港人财富蒸发了2.2万亿港元，平均每个业主损失267万港元，负资产人数达到17万人。

在危机下，投资锐减，消费萎缩，香港经济开始出现通货紧缩。大量公司倒闭或者进行裁员，香港失业率上升到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香港经济似乎就要在索罗斯的计划下土崩瓦解了。

但是，即将看到胜利的索罗斯这次的算盘打错了，香港的回归在索罗斯们的眼里是契机，是攻击的缘起，但其实也是他们的坟墓。回归后的香港多了个依靠，那就是祖国大陆，回归后的香港更多了个武器，那就是政府入市干预。由于香港的经济有着在世界上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经常在“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所以政府果断入市干预大大出乎索罗斯的意料。当然，对于长期浸润在经济自由化思想氛围中的香港来说，果断地入市干预是需要很大魄力的。

在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虽然香港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金融大鳄们的嚣张气焰却遭受到顽强的狙击。香港金融管理局开始动用巨资与国际炒家搏杀。在这次行动中，香港政府连续动用港元近千亿，股市、期市、汇市同时介入，针对国际炒家的立体进攻，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力图构建完整的立体防御网，目的是托升恒生指数，不仅要让炒家在抛空8月期指合约的预谋中无利可图，更要使他们蚀本，知难而退。

8月初，炒家们对香港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狙击，5日，炒家们一天内抛售了200多亿港元。香港金管局运用政府财政储备如数吸纳，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1美元的水平上，令炒家们大失所望。

6日，炒家又抛售200多亿港元，金管局再出新招，不仅如数吸纳，还将美元购进的港元存放回银行体系内，使银行银根宽松，维持稳定同业拆息率。

7日，港元狙击战与保卫战进入第3天。国际炒家继续抛售，金管局照例买进。港股维持在7000点以上大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当天表示：“我们绝对有能力和决心维持联系汇率，我们一定做得到。”

14日一开市，香港金管局首次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期市，大量买进蓝筹股票和期票，同时提高银行隔夜拆息率，夹攻国际炒家。市场估计当日约动用40亿港元入市。

8月24日，为了打破炒家的套利计划，港府再次主动出击，动用50亿港元入市干预。午市时分买盘突然瞬间中断，结果股指迅即暴跌300点，两分钟后才被大手笔买盘重新拉回到7900点水平。当日恒生指数急升318点，收盘于7845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前所未有的攻防搏杀中，迟迟未能得手的外国炒家恼羞成怒，在国际金融势力的支持下，西方各国对港府进行广泛的口诛笔伐，希望能逼港府让步、放弃护盘行动。但港府不为所动，坚决入市干预。

8月27日，8月份期货合约结算前夕，决战时刻终于到来。

当天，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在曾荫权的指挥下，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同日，量子基金宣称：港府必败。索罗斯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一向行事低调的索罗斯开始坐不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1998年8月28日，对于众多国际炒家来说，是一个心痛的日子。由于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如同扔进大海。逢敌必亮剑，在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香港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全力反击，这天的行动也是香港政府自1998年8月14日入市干预以来的最高潮，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港元。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至此，大局已定，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在1997～1998年的岁月里，东南亚诸国无疑在一场金融龙卷风里几乎失掉了一切，即使是香港也只是惨胜而已。不管是亚洲四小龙还是亚洲四小虎，都在这场汇率战争中元气大伤。也许直到今天还有人天真地认为是索罗斯的个人行为导致了这场灾难，即使是意识到美国是攻击策源地的人们，也想象不出，一个标榜自由、人权、博爱、民主的超级大国，怎会以他国经济崩溃、人民破产跳楼为乐事？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财团的所作所为，再次让善良的人们记住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至理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历次的汇率战争中，我们看到了美国金融财团为了维护美元霸权所采取的明暗两路奇兵，一路为暗，即埋伏在深处的以金融大鳄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和基金为代表的金融部队，这只“特种部队”不但自身战力强悍，它们还可以带动一大批盲目的国际热钱和游资加入战团，其最终规模非常惊人。金融部队首先会对某国货币展开致命攻击，进而波及股市、债市，最后蔓延至该国经济的各个层面，从中大发该国的国难财。而另一路为明，在被攻击国经济陷入瘫痪，政治局势动荡的时候，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闪亮登场，一揽子“援助”计划便陆续出台。至于目的何在，效果如何，前文中已有详细介绍，而《商务周刊》的一段描述耐人寻味，特引述如下，条款的严苛程度从中可见一斑。

“1998年4月6日～25日，在亚洲金融危机依然肆虐的时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李晓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南方证券副总裁牛仁亮和中行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鄂志寰等人组成的‘亚洲金融形势考察团’，踏上了对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韩国的考察道路。因为危机期间中国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援助，泰国、印尼和韩国也给予考察团毫无保留的情况介绍。但是考察团尽力收集到的全部谈判文本中，唯独缺少了三份文件，这就是三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签订的秘密协议。”

“《商务周刊》调查的结果显示，每一份文件，至今直接阅读过的人不超过9个。之所以如此，缘于此文件对三国来说，都是近乎于当年鸦片战争中《南京条约》那样的‘城下之盟’，永远属于民族的奇耻大辱。”——《商务周刊》

第二部分　—中美汇率之争

第六章　中美关系和汇率交锋

有人把中国和美国称作是21世纪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两大强国，甚至有人认为世界进入了G2时代。这的确有一定道理，一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确足以撼动地球。没错，中国的发展世所共睹，中国的崛起让人侧目，但借此就推断中国已经到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程度，简直滑天下之大稽。美国极力宣扬的“中国威胁论”，不但迷惑了很多美国人，更让无数中国人沾沾自喜，以为老美果真终日坐卧不宁。很多人不但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可以说不，还认定在不远的将来，美国人可能就要看中国人的脸色说话了。

中国的确在发展，但仍在发展中，中国的确在崛起，但远未成为强国，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欢歌中，所有中国人都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危险就在眼前。西方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遏制中国的努力。因为中国的真正强大是完全不符合西方金融财团的核心利益的，实际上，也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所谓和平共处、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只是一种外交词汇，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乌托邦。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从欧美列强发迹的历史，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事情的本质是从来不会改变的。何况，金融战争的号角早已吹响，汇率纠纷剑已出鞘，当环顾四野，发现战略制高点已经所剩无几之时，也就是危机到来的前兆。是时候了，中国人应该警醒、奋起了……

1.破冰后的蜜月期——从中美关系史看两国关系实质

中美关系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风云变幻。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话，源自清朝末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给苦难中的中国人送来了一份“世纪大礼”——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这场世纪之交的浩劫中，中国人民饱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欺凌。

中美关系的发端虽不美好，但是峰回路转，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美却又成为二战中的盟友，飞虎队的传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段屈指可数的美好佳话。中美之间的成功合作，对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随着日本投降，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本能排斥，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从此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新的阴影。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兵戎相见、针锋相对成了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朝鲜、越南都成了中美较量的角斗场，而长期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于是，在中国人的眼里，美国变成了美帝。

任何事情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只要形势需要，长久的敌对彼此的隔阂也都可以慢慢化解。20世纪60年代末陷于越南战争泥沼无法自拔的美国，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有些力不从心，同时认识到亚洲事务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于是开始逐步调整对华关系的策略。中美两国领导人心有灵犀地玩起了“乒乓外交”，并且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起点，两国关系逐步实现了正常化。由于出乎意料，这次突访也给日本政坛带来了极大的震荡，是另一次的“尼克松冲击”。

随后两国邦交逐步正常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希望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拖垮苏联，同时借助美元大棒频频挥出致命攻击，这同样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理解。而中苏两国交恶的现况，和苏联大搞侵略战争，并支持越南与中国叫板的事实，也使得中国对美国抛出的橄榄枝反响热烈。这个时期，两国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刚刚走上全面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文化、科技上的交流也日益增多，一时间中美似乎真正成了朋友。

可是，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别，台湾问题的重要分歧，使得两国关系还是阴晴不定。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更是让美国如释重负，此时更想一鼓作气将中国也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版图。1989年之后，西方的反共、反华势力一时甚嚣尘上，美国政府继而宣布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中断了两国的高层互访，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挂钩，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此后不久爆发的海湾战争，成了两国恢复正常邦交的契机，而实质上，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的中国，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巨大的市场更让西方垂涎欲滴，为保持美元霸权，美国不可能对中国的崛起视而不见。很快，两国又慢慢走向和解，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成为两国的共识。

在中美西雅图最高级会晤的推动下，1994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对华接触政策。同年，两国政府高级官员恢复被美国单方面终止了三年多的互访活动；美国政府宣布将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脱钩。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在1995年再次受到挫折。5月，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反对，公然同意李登辉访美，导致中美关系跌至两国建交16年来的最低点。中国政府为此向美方表示了强烈抗议。台湾作为美国制衡中国的棋子，成为两国关系的麻烦之源。美国经常单方面违反两国约定，出尔反尔的做法让中国很是反感。不过由于两国经贸相互依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也逐步加大了美元外汇储备，中美关系的整体趋向还是向前发展。

在克林顿1996年竞选连任后，中美两国政府做出了进行两国元首正式互访的重要决定。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12年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确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中美关系的目标、原则和指导方针。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访华。双方进一步明确了面向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和框架。克林顿在访问期间首次公开明确承诺对台湾的“三不”政策。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似乎又恢复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国交往的热烈氛围。

但是，如同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一样，中美两国的分歧同样是两国交往的主旋律。在20世纪进入尾声之际，美国“新干涉主义”抬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严峻考验。1999年5月，美国国会抛出了污蔑中国“盗窃核机密”的“考克斯报告”；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随后的“撞机事件”，都使中美关系再次陷入严重危机。

进入2000年，在新的世纪之交，尤其是因为反恐战争的需要，美国向中国示好，两国交往又开始了正常交往。虽然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不利因素一直贯穿于中美两国的交往史中，但随着美国在华投资的逐年加大，中国所持美国国债的直线上升，美国越来越无法绕开中国。况且，美国在防核扩散、干预全球事务、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局部战争中都需要和中国进行磋商和交流，总体上来说，中美两国是合作大于冲突，互补的经济关系决定了两国将在更多的时候强调“共同利益”。

不过就其本质而言，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由利益纽带而形成的“假”朋友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交易关系，各自的国家利益决定了两国的交往不可能一帆风顺，而美元霸权要继续主导世界经济的欲望，决定了美国不允许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出现，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更是让两国有着天然的隔阂，奥巴马总统上台后，日益加剧的汇率之争，更加剧了这种冲突的提早到来。

2.美国为什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

在中美汇率之争甚嚣尘上的今天，看着新闻上你来我往的唇枪舌战，各路专家的分析解读，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如坠云雾，美国为什么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能为美国带来什么好处呢？想必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目前国内比较通俗主流的答案是，汇率之争的实质是贸易问题，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美国对中国的高额贸易逆差问题，同时解决在金融海啸冲击下，日益突出的美国失业率过高问题。

的确，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09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近1500亿美元，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同时也成为继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的美国第三大商品供应商。中国产品充斥美国市场，甚至连美军士兵的军靴、军服都是中国制造。美国专栏作家萨拉·邦乔妮曾经尝试一整年来拒绝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结果发现苦不堪言，以此经历为蓝本，她的新作《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大卖，在美国社会反响强烈。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在中美贸易顺差的事实面前，一出关于汇率争议的好戏开始在全美上演，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制造业开始频繁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有意压低人民币汇价来促进出口，这对美国的制造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并且抢走了大量美国工人的饭碗。

此外，由于中国低成本的生产优势，吸引了许多美国的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不料这样竟然也成为美国指责中国的借口，认定是中国在挖空美国的工业基础，毁掉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媒体口诛笔伐，还大谈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削弱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优势，阻止中国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另一方面，提高美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投资成本和使中国的生产成本上升，以抑制美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

美国的主流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理解方式，可是事实是这样吗？

事实上，正是美国自己的政策导致了中美贸易顺差的事实，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知道了美元霸权的实质，即出口源源不断的美元，换取全世界的商品，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只得到了些花花绿绿的纸张，而这些纸如果想不成为废纸，就必须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或者到美国投资实体经济。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中，美国金融财团才可以支配整个世界的经济，美国人才能享受到全世界的廉价商品，过上高品质的生活。如果大规模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就像萨拉·邦乔妮在书中描述的那样，大多数人的生活将会变得非常苦恼。

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同样也解决不了美国制造业失业率较高的问题。由于美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早已向发展中国家完成了转移，美国现在的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业和高新科技产品，源源不断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才是美国占领产业链上游的保证，也是保持美国产品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保证。所以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任何产品，美国市场上也不会增加多少Made in U.S.A的产品，美国会从东南亚、拉美、甚至非洲进口同类产品来弥补缺口。所以，所谓人民币升值的借口对于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要问，既然美国主导了这一切，而且对解决所谓贸易逆差和失业率过高问题没有帮助，那美国煞费苦心地逼迫人民币升值又是为了什么呢？

简单来说，其目的有三：

首先，最迫切的就是国内政治考量。虽然持续的贸易逆差并不妨碍美国金融财团在世界范围内收割财富，确切地说，正是由于美国的双赤字政策（即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美国才能更好地贯彻美元霸权。但是，相关行业的底层老百姓既不了解也不认可这种“高明”的手段。由于美国长期出口美元，换取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关制造业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幅衰退。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面对爱国热情高昂的民众，美国国旗需求量大幅增加，不过由于之前质优价廉的美国国旗都是中国制造，在美国再也找不到一家生产美国国旗的企业。为此，政府为了考虑民族情绪，专门投资开设了一间生产美国国旗的工厂，赔钱也要做。从那以后，由于反华言论在美国很有市场，许多州都立法，不允许美国民众悬挂中国制造的美国国旗。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美国民众对铺天盖地中国制造的一种本能排斥，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美国制造业的萧条现状。美国传统工业的生产能力大幅度萎缩，直接后果就是相关产业工人失业。而代表行业利益的美国各工会组织，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其影响力是非常惊人的，美国政界从来不敢忽视这样的一种力量。况且，失业率过高会造成社会动荡，各阶层面临重新洗牌。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美国金融财团，应变能力非常强，在这样的局面下，是一定会让步的。所以，高举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大旗的美国，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却频频抬头，动辄制裁他国，或者征收惩罚性关税。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现实，但人们却无可奈何。所以，通过大炒人民币汇率问题，既可以转移国内矛盾的视线，也可以打击进口，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借此机会调整产业结构，缓解失业率偏高的问题。

其次，稀释美国国债。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经济建设的成就，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出口贸易额的大幅提升上，而这些用中国人的血汗换来的钱，又直接体现在国家所持有的外汇储备上。很不幸的是，中国没有更好的选择，美元就是我们外汇储备的首选货币，目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4万亿。空有这么多钱，不投资当然是不明智的，但是，按照美元霸权的安排，我们也只能投资美元标价的产品，这一切都在美国的计划之内。而放眼环球，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做担保，似乎也没有比美国国债更安全更有保障的投资选择了。

于是，中国政府开始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成了拉动美国经济马车的一匹骏马。截止到2009年12月，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了8948亿美元所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派出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来到北京向中国示好，为兜售国债，大谈要将人权和经济脱钩。而随后的奥巴马北京之行，主要目的也是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帮助美国度过难关。

由此可见，国债问题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即使美国拥有世界货币美元的铸币权，但很多程序还要按经济规则来走，欠中国的巨额国债，滋味并不好受，而万一哪天中国真要抛售或者减持美国国债，也许美国经济将要面对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在不花一个子儿的情况下就能减少债务，成了美国政府的重要课题，自然，没有比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更好的办法了。

第三，长期考虑。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回顾了美国的汇率战争史，也领略了美元霸权的威力。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美国自然是如芒在背。自从美国二战后取得了超强实力之后，对待世界上其他国家，基本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想拉则拉，想打则打。有人做过统计，据说二战后到现在，世界上从没有过绝对和平的一天，换言之，天天都有地方放枪死人，这可能让处于和平时期太久的中国人难以想象，但的确又是血淋淋的事实。在这些冲突和战争中，美国人就贡献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入侵格林纳达、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而这还都是能称得上战争的，局部冲突和介入更是数不胜数。对于不能打的——比如拥有巨量核武器库的苏联，或者不好意思打的——比如盟友日韩、欧洲、拉美以及东南亚，则发动汇率战争、金融战争，通过无比强大的美元武器，绞杀一国经济，摧毁一国体制，最终将奄奄一息的猎物纳入自己安排好的以美元为核心的新封贡体系中。

冷战结束后，美国早就习惯了一超独霸的世界格局，中国的崛起显然让人难以接受，面对这个在各个方面都有矛盾冲突的敌手，美国的计划就是必须扼杀在摇篮中。而现在，到了伎技重施的时刻了，华尔街的金融部队早就整装待发，人民币升值后，势必会有大量热钱疯狂闯入中国市场，增大中国经济已经存在的泡沫，而但凡是泡沫最终都会破裂，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在泡沫之上轻轻一扎，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终极目的。

3.盟友们的态度

就在美国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步步紧逼，“舒默法案”在国会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美国的盟友们又都是什么反应呢？

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前，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展开强大的斡旋外交，在签订前和主要盟国包括日本达成了一致，最终保证了协议的顺利签署。而这次美国压人民币升值和当年压日元升值有所不同，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本能敌意和对中国崛起的深深戒惧，让美国的叫嚣少了些理智和底气。这个很容易理解，毕竟中国不是美国的传统盟国，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使得美国并不能做到胸有成竹。而美国的盟友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跟之前的广场协议签订时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成为美国拉拢串联的首要对象，不过这次欧盟并未买账，响应非常平淡。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3月25日报道，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称，在4月访华期间，他打算就影响贸易的几个因素（从鞋类到外国投资）与中国政府展开磋商，而人民币币值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欧盟的核心成员——德国也表示，非常理解中国目前的汇率政策。”就连美国的一贯盟友英国这次也没有跟美国保持一致。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对媒体表示：“在人民币估值问题上，英国政府没有采取立场。”

欧盟的表态和中欧贸易现状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更是欧美关系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直接反映，欧洲不想永远充当美国的附庸，他们也想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发出独立自主的声音。分析起来，其相对中立的态度，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一，由于人民币是盯死美元的，所以自2009年底欧元兑美元汇率开始下跌以来，人民币兑欧元就保持着与美元基本同步的升值趋势，所以，对欧洲来说，人民币兑欧元汇率并无不妥。况且，由于人民币的升值，欧洲对中国的出口一直在稳步上升，实在没有足够的动力为美国呐喊助威。

其二，欧洲对中国的出口集中在机械、化工、汽车、制药、民用飞行器，这几类商品相加占到欧盟出口总额的八成以上，并且单项统计全都保持着高额顺差。欧盟主要进出口商品中，唯一巨额逆差的项目是纺织品与鞋类，这些低附加值的产品早已不是欧洲优先发展的产业，况且，欧洲名牌服装和鞋子并没有因中国产品的大量进口而消失，相反，这些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返销回欧洲，贸易逆差的大部分也流回了欧洲账户。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唯一效应，就是欧洲服装和鞋类大幅涨价而已。其实不止服装和鞋类，包括很多民用电子产品，比如欧洲的著名手机品牌——诺基亚，也在中国建立了研发和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生产成本低的优势，让欧洲人用上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保持一个恰当的汇率更加重要，单纯升值或贬值都不是欧洲希望看到的。

其三，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不再是欧洲人考虑问题的首要因素，和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况且，美元霸权下，欧元频频遭受攻击，生存空间越发狭小，处境更加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向一统的欧洲渐渐也不愿再做美国身后亦步亦趋的小兄弟，适时根据自身利益得失发出独立的声音，也就成了必然。

与欧盟比较模糊的表态相比，日本则态度明确，英国《金融时报》25日报道，日本财务省次官野田义彦（Yoshihiko Noda）表示，旨在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制裁“不可取”。由于日本在中国建立了很多生产线，实际上中日贸易更多的是一种加工贸易，日本的总公司出口零部件到设置在中国的子公司，由子公司组装完成后再出口到总公司，然后总公司再将产品输送到欧美市场。所以，人民币升值后，实际加大了日本终端产品的生产成本，对其出口是不利的，况且，日本在对中国的贸易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贸易顺差，此时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太多吸引力，更多的是弊大于利。

至于美国拉拢的澳大利亚和拉美等国，形势更加明确。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他们的进口大多并不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和欧洲。对华贸易，基本是向中国大量出口能源和铁矿石，人民币升值对其原材料的出口是大为不利的，在金融危机下，这将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进一步的打击。所以，他们更不愿意加入美国的战车，成为中美汇率战争的炮灰。

4.人民币升值救不了美国经济——金融危机的实质

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已经明摆着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命题，这一命题包含很多内容，比如人民币汇率的真正定位、美国的衰退和失业问题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民币汇率调整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不仅中美两国政府针锋相对，看法各异。即使在美国内部，对于是否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也存在一定争议，起码有很多经济学家很清楚地指出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解决国内问题的灵丹妙药。

就是这样一个并无明确定论的命题，美国的很多政客和经济学家却急切地发表情绪化的评论。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大声疾呼美国应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与中国开打贸易战，还有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散播所谓“人民币汇率偏低导致美国失业增加”的论调。不管这样一些不负责任的、煽动性很强的论调是何居心，但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普罗大众的视听，让本就比较复杂的问题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美国政客们为了转移金融危机造成的美国经济衰退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将中国当成所有问题的替罪羊。可惜，了解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后，人们会发现，人民币升值对美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美国的金融财团，对于财富的吸纳是没有止境的，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这也符合资本的自身特点。如果今天的钱无法满足银行家们的胃口，他们就会拿明天的、后天的，先把财富收割到自己手里再说。华尔街有句名言，“如果有未来的现金流，就把它做成证券”。而善于创新的美国人，在金融领域创造了那么多的衍生产品，让人眼花缭乱，如坠云雾，其目的就是混淆人们的视听，以方便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收割社会财富。这些所谓创新，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只要能透支的，都可以在今天变现。所谓虚拟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数字游戏。

目前，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表明了虚拟经济已经严重泡沫化，而脱离了实体经济盲目扩张的情况就好比是无源之水，早晚会干涸。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仅2007年4月，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量就达到了3.21万亿美元，衍生品交易量为10.37万亿美元，据此测算，全年交易量将超过3000万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全球GDP的67倍。就像是时空穿梭，从未来飞过来如此大量的用信用担保的虚拟财富，这对投机行为是一种严重的刺激，而通过金融衍生品工具的杠杆作用，这些财富被几倍几十倍地放大，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承载能力，好比在一层楼的地基上盖了10层、100层楼，大厦的倒塌便成了迟早的事。

美国人知道这样的危险吗？普通老百姓未必知道，但美国金融财团和他们的代理——华盛顿的政客们却一清二楚。实际上，华盛顿对于这种人事安排也从不掩饰。例如，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来自高盛，现在又去了花旗；阿特曼来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任职结束后便回去重操旧业；老布什的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现在同样在华尔街指点江山；前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原本就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保尔森的前任约翰·诺斯现在掌管全球领先的私人投资基金Cerberus资产管理公司；而刚刚上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刚刚从高盛集团副董事长的位子上卸任，当然，可能没人知道，他之前还做过美国副国务卿；而从上任已经跑到中国好几趟敦促北京提升人民币汇率的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同样是高盛的前董事长。从这些明明白白的关系网中，相信傻瓜也可以看出，华尔街简直是美国政界的西点军校，对于大玩虚拟经济、透支明日财富的做法，他们不但清楚，而且还是总设计师。

面对大厦倒塌的危险，这些天才的设计师们早就想好了对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便是其中的顶级防护伞。全球化可不是像其吹嘘的那样，是“利益均沾”，而是典型的“风险共担”。打造这样一个体系，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美国发生金融海啸的时候，让世界扮演“泄洪区”的角色。其核心思想就是强调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极力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和政府的管理等，全力帮助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

不仅如此，对于不服管教的国家，发动一场汇率战争，通过金融核弹来摧毁一国经济对美国来说也早已是轻车熟路。当被攻击国家奄奄一息、别无选择的时候，华尔街控制的世界性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便披着“国际援助”的外衣闪亮登场。此后美国便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这样，新自由主义便最终被美国当局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而被“援助”的国家最终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永无翻身之日。

在全球化的体系内，美元霸权的统治下，美国通过金融衍生品将风险分散到了全世界，这也是像冰岛、希腊这样的小国在面对金融海啸的时候抵挡不住，直接翻船的原因。金融大厦倒塌后，美国政府面临的就是重建，而重建的唯一途径，就是开足马力大印美钞，通过投资来摆脱困境，其实这早就是在计划之内的事情。通过这种浑然天成、不着痕迹的设计，世界范围内对美元的需求就会再次大幅增加，美元霸权也会更加稳固。不过，这个完美攻略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势必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普通民众的财产会大大缩水，国内局势严重动荡。所以，美国才更迫切地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并急切地要求人民币升值。这的确是令人匪夷所思，但又活生生的现实。堂堂世界第一强国正是通过这种耍赖方式，蒸发掉美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债务，将金融危机的打击，通货膨胀的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

所以，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既定计划，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而人民币升值也救不了美国经济，更无法让日益衰退的美国工业生产恢复活力和生机，让美国老百姓回到工作岗位。美国如此迫切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几个原因在前文中已有叙述，目前所大肆宣扬的借口都是幌子。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可以解释，单纯从解决贸易逆差的角度来说，最快速有效的方法就是美国取消对出口到中国的高技术产品限制，促进美国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可以迅速导致中国对美国贸易变为逆差。但是，对于忌惮中国崛起的美国来说，这又是条不可碰触的红线，在所谓自由主义经济的大旗下，美国却大搞意识形态、保护主义，非但不让自己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还压缩欧洲、日本对华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只买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却将自己的优势产品束之高阁，这样的贸易逆差任谁也无法扭转。

事实上，即使美国人的阳谋得逞，人民币被迫升值，中国经济付出惨重代价，美国实体经济的现状也不可能得到有效逆转。因为美国不可能违背市场规律，用昂贵的劳动力生产低附加值的廉价商品，不从中国进口，也会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当年，中国只是取代了日本、韩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今后，还会有东南亚、甚至非洲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顶上来。

再来看看失业问题。其实，由于劳动力成本较高，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十几年有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到了印度、日本等国家。过去，美国的电脑、互联网、银行的服务业、会计以及电脑软件的开发全在美国本土，而现在很多都被印度吸引去了。如果你在美国的戴尔公司买的电脑发生了问题，或者对在花旗银行的账目有了疑问，一通电话打去，回答问题的人全在印度。而日本人则在汽车等行业把美国公司搞得几乎无还手之力，不断关闭工厂，缩小开支和规模，许多工人失去工作或被迫提早退休。通用汽车厂的员工从1981年的746000人减少到目前的350000人。而这些情况，跟中国又有什么瓜葛呢？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汇率与“美中贸易逆差”以及“美国失业工人的饭碗”没有任何关系。

中美贸易问题其实是全球化和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非但美国，欧洲和日本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低端的加工性质和贴牌生产的产业链条已经转移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资本扩张和技术升级本来就跟就业容量成反比。换言之，美国要么继续曾经辉煌的科技创新，靠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抵消一般商品项下的逆差，以创新红利补偿被淘汰的产业人群；要么扩大高科技和资源、能源出口，否则贸易逆差永远得不到解决，国内失业大军的怨气也不会得到消解。

自然，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目的并不仅在于此，但是所打的幌子却严重误导了美国人民，必须予以戳穿，以正视听。人民币升值救不了美国经济，解决不了金融危机，更不能让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起死回生。被蒙蔽的美国大众应当知道，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充当金融财团代言人，拒绝从自身做起，调整产业结构，而是以邻为壑，那只能让美国人民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最终将损害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一穷二白、只求温饱的岁月里，老百姓是无法想象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的，追忆往昔，现在的中国的确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年年保持近10％的增速，外汇储备日益增长，国际收支连年顺差，这些可喜的变化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大国。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震惊全球，本篇无意多费笔墨、锦上添花。躺在功劳簿上，结局只能是惨淡的，面对隐藏在繁华背后的隐患，笔者但求发出盛世危言，给中国经济敲响一记警钟。

第七章　盛世危言——中国的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一穷二白、只求温饱的岁月里，老百姓是无法想象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的，追忆往昔，现在的中国的确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年年保持近10％的增速，外汇储备日益增长，国际收支连年顺差，这些可喜的变化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大国。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震惊全球，本篇无意多费笔墨、锦上添花。躺在功劳簿上，结局只能是惨淡的，面对隐藏在繁华背后的隐患，笔者但求发出盛世危言，给中国经济敲响一记警钟。

1.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无法闭关自守；在美元霸权的统治下，中国也无处可遁。虽然中国经济目前的巨大成就，是国家精心布局、苦心经营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已经逐渐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财团绑架，如不做出有效调整，果断应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果实，最终难免会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

下面从五个主要方面来分析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一）巨额外汇储备的尴尬

在前文的介绍中，我们明白，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以及大量持有的美国国债，实际上是在为美国人的过度消费买单，为美国经济分忧解难。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了，但中国呢？要知道，按现在的汇率，假设中国拥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必须拿出相应的近7万亿人民币用来购买。如果这些新增的货币进入银行，再经过信贷的放大，势必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社会资源无法迅速增加，实体经济承载能力有限，于是这些新增的货币幽灵一般四处游荡，所到之处，“涨声连连”，医疗、房地产、教育，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全都像吹气球一样膨胀了起来，价格直线上升，而且看不到顶点。

这种流动性泛滥，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大多数人对于投资股票心有余悸，所以大量投资都涌到了房地产市场，房价飙升，一路看涨，以至于在2010年的两会上，有代表激烈批评房地产不应该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土地经济”可以休矣。可事实上，宏观调控此时也渐渐失去了威力，因为中国没有像美国那么“发达”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来吸纳这些新增货币，泡沫经济的阴影渐渐笼罩在了中华大地。

外汇储备是国力的体现，可是在美元霸权下，却成了中国不折不扣的尴尬。拿着这些以美国政府信誉作担保的“白条”，中国发现，能做的事情实在有限。由于只能购买美元标价的产品，而世界主要商品的定价权又掌握在华尔街的手中。所以现在中国是想买啥啥涨，想卖啥啥跌，实在是冤到了家。国际金融财团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通过他们的数字游戏，蒸发掉中国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外汇储备。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越来越依赖于对全世界资源的消耗，而在华尔街的操持下，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石油更不必说。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

中国的外汇储备真正成了花不出去的白条，无奈之下，一种更加离奇的现象就出现了：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在拼命招商引资，让外资外企逐步占领中国市场；而另一方面，中国又将过剩的外汇储备借给美国人花，只为了一点点的利息收益（事实上，美元稍一贬值，这点利息连本都得赔进去）。美国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报告时指出，中国每年新增外汇储备中有60％～70％用于购买美元资产，大约每年购入最少1200亿美元的美元资产。

这就是中国手持巨额外汇储备的尴尬写照，中国已经被牢牢绑定在了美国这辆不负责任的老机车上，作为债权国，中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从此对美国指手画脚，予以制衡。相反，美国反而更加强硬，奥巴马上台后，对台军售和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便是明证。而若中国完全抛售美国国债，并花光美元储备，或者改用其他国际货币作为外汇储备呢？答案也许只有战争……

（二）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末路

经济领域的人常说，中国现在是在用廉价劳动力的血汗钱补贴全世界。笔者在日本的朋友在回国发展后，同样感慨良多。就以他为例，在日本时月薪折合人民币大概在2～3万元之间，要知道这只是日本的平均工资而已。而回国后，应聘多家国内公司，甚至是在中国的外企，开价都不超过8000元人民币，这还是看在他丰富的在日工作履历面子上。巨大的收入差距一度让他心理失衡，无所适从。中国补贴世界的说法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目前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贸易顺差，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加工贸易，且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而这部分加工贸易的商品往往技术含量低，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附加值低。在付出消耗国内较多的资源，甚至带来环境污染的代价后，我们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却是少得可怜。有资料显示，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单价10～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35美分。著名的ipod产品，一般零售价299美元，苹果公司利润是137.5美元，而代工企业仅获得8美元的利润。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平均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平均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虽然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起步，没法避免以这样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付出了过于巨大的代价。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同时，由于能源有效利用率偏低，我国资源使用与GDP的投放比例为：消耗世界30％～40％的资源生产不到全球总量5％的GDP。大量的资源消耗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而中国的资源价格过低造成资源利用者没有动力更新节能降耗的设备，这进一步恶化了炎黄子孙的生存环境。

在巨大的能源消耗和工业污染中，森林消失，土地沙化，江河断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已经无法直接饮用，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难以饮用安全卫生的水，中国几乎所有城市居民都在呼吸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十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七个，而这造成了城市人口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大幅上升。大量的工业和生活垃圾也日益包围着中国的城市，占用着宝贵的农田。更让人忧虑的是，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在自己垃圾都无法得到有效处理的情况下，还在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大肆进口甚至走私洋垃圾。据《华尔街日报》称，“垃圾”目前是美国对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品，仅次于飞机和半导体，超过大豆和电脑。而据《广州日报》报道，陆丰碣石年销“洋垃圾”服装上亿件。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大量的有毒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对中国的土地和植被造成了严重污染，国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

即使单算眼前的经济账，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损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公共医疗支出已经消耗掉大量的GDP。著名的滇池、太湖就是惨痛的教训，急功近利发展导致严重污染，政府为治理污染投入的巨资就像打了几个水漂，水质几乎没有任何本质改观。

自然环境恶化的同时，是社会环境的持续恶化。由于处在生产链的底端，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被廉价使用，工人工资水平持续低迷，使得中国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在高速经济增长中分享到太多实惠，激化了社会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意识形态混乱，甚至是道德沦丧。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中国犯罪数量打破了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态势，出现大幅增长。其中，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等案件大量增加。黑恶势力盛行，而且逐渐走上了集团化、规模化的道路，其危害从轰动全国的重庆打黑行动可见一斑。而食品行业的安全问题，更是绷紧了每个人的神经，拷问着每个行业人的良心。在经历了毒大米、地沟油、三聚氰胺、催熟剂、瘦肉精、注水肉等数不尽的食品安全事件之后，可以不夸张地下个结论，有毒食品已经100％地覆盖了全行业。

总体来说，虽然将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有失公允，过于偏激，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中国一味发挥所谓“比较优势”，以牺牲中国的能源，中国人的福利、收入、甚至生命健康为代价发展经济，是永远也不能真正达到富国强民的目标的。况且，当前出口导向型经济还能推动中国经济以一个较高的速度增长，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种种反应不但让中国人心里凉透，更让人警醒这条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长期以极低的价格享受高品质商品的美国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反而动辄以反倾销、特保案对中国人进行报复，并逼迫人民币升值来打击中国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将出口导向型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就无异于给别人扼住了咽喉。

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中国要想走出当前受制于人的困境，就必须大力支持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通过提高普通百姓的收入，走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人口众多，并不只代表劳动力资源丰富，更意味着这是个空前广阔的市场，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就是借助了自身国内市场庞大的优势，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常被人所诟病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储蓄过多，消费不足，单纯将这个现象归咎于观念问题，实在有失偏颇。人均储蓄还不足两万人民币的中国人，却被人扣上了守财奴的帽子，被批评储蓄过多，这简直是一种无耻的污蔑。中国人拿什么去消费？目前到世界各地疯狂刷卡的只是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没有多少积蓄的，相反，经济的泡沫化、物价的上涨，使得本来就收入贫瘠的普通老百姓将手中的钱袋子捂得更紧，甚至出现大量负资产的情况。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让中国人都能享受经济腾飞带来的实惠，不但是未来方向，更是当务之急。

（三）跨国公司的经济殖民

在中国的几乎每个大中城市，当夜幕降临，人们扶老携幼漫步沃尔玛，为第二天的生活准备一切的时候，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跨国公司正在日益主宰着中国人的生活。跨国公司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大型垄断性质企业，这些巨头挥舞着看不见的手，在全球配置资源，整合产业链，最终在行业内形成统治地位。

当人们对知名品牌孜孜以求，并津津乐道于跨国公司的雄厚实力时，他们并不知道，不知不觉中，资金通过跨国公司流向发达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加贫困，并且导致东道国民族工业的没落。目前，世界500强已经有480家进驻中国，投资项目越来越多，规模就也越来越大。不可否认，跨国公司的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但跨国公司凭借其资金、技术优势占据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已经对中国的产业布局、技术研发、市场控制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首先，跨国公司已经着手控制中国的各个产业，这主要是通过并购来实现的。各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拥有资源、技术的行业排头兵都成了外资的并购对象。有资料显示：如西北轴承公司、无锡威孚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变压器厂以及陕西鼓风机有限公司等在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外国跨国公司并购或重组。而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则胃口更大，从1995年与徐州机械工程集团建立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并购，在并购山东工程机械厂后，又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等，试图造成完全控制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局面。钢铁行业是一个国家的工业支柱，在中国，也未逃脱被并购的命运。规模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米塔尔钢铁公司和阿塞洛钢铁公司，都在把手伸向中国。2005年7月，米塔尔以26亿元收购华菱钢管37％以上的股份；2006年2月，阿塞洛以20.86亿元收购莱钢38.41％的股份。这些惊人的大并购事件，却并不为中国的普通百姓所知。由于中国官员的政绩考评往往与GDP挂钩，跨国公司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拉伸当地GDP，所以各级政府都乐意通过招商引资来获得政绩，通过低税收、低地价等超国民待遇招来跨国企业，更是加重了本土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都江山不保，而民营经济则更是生存艰难。据有关研究部门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许多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2005年我国信息产业的77％，增加值的79％为外方所主导。轿车90％的产品为外方主导，机械工业85％芯片和精密制造设备、70％的数控与机械制造设备、80％的石油化工生产制造设备为国外所占领。

其次，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控制。众所周知，有很多的跨国企业向国内转移的是仍有市场，但技术落后的“夕阳产业”。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建厂时，常常将在本国已经或正在淘汰的设备和生产线移植到中国，再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继续占有市场。而同时，在本国，则积极研发新技术，为夺取未来市场的制高点创造条件。比如汽车工业，西方国家利用独资、合资的方式在中国继续生产传统的化石燃料汽车，而在本国，却大力研发新一代节能环保的新型汽车，如太阳能汽车、燃氢汽车和电动汽车。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他们技术成熟，中国目前的汽车制造生产线将立即面临淘汰，结果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成为技术奴隶。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民营汽车企业比亚迪看得比较透彻，将研发重点放在了电池驱动发动机上面，算是为中国企业扳回了一分。

第三，跨国企业还意图控制中国市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拥有了市场，就拥有了一切。如软件领域的微软，通讯设备生产商思科，手机行业的诺基亚、摩托罗拉，轮胎行业的米其林、普利司通等等，这些跨国公司已经拥有一半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如微软的操作系统，其市场占有率高达95％。而在前面的章节中介绍的中国粮油产业，情况同样堪忧，据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廷名介绍，目前我国80％的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商控制，国内企业已经基本失去了话语权。

在跨国公司并购了中国企业，占有了中国市场之后，中国的民族品牌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据统计，目前我国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吞并，4大年产超8万吨的洗衣粉厂已被外企吃掉3个。而中国的合资合作企业，90％使用的是外国投资方的商标，国外品牌在碳酸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90％，在化妆品市场占75％，在食品、医药行业占30％～40％。年产超过500万吨的啤酒企业合资率已超过70％。

透过这些数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经济殖民地的形成，这不由得让我们对自己的民族品牌感到担忧，继续这样下去，跨国公司就会完全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进而还会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对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四）热钱的涌入

其实，在金融领域，热钱的概念比较模糊，或者说热钱只能从功能上定义，而不能从概念上划分。热钱又叫游资，是一种只为追求最高报酬以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投机、短期以及套利是其最主要的特点。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热钱大显身手，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热钱之所以“热”，就是因为其总喜欢追逐经济热点，追求暴利。如果一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而金融管制较松，或者出现股市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热钱便会闻风而动；如果该国货币利率较高，或者汇率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大起伏，热钱同样会蜂拥而至。一般而言，热钱涌入境内的途径主要有这么几个：做假账，伪装为贸易顺差；伪装成来自国际的外商直接投资，由于目前招商引资是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要日常工作，监管相对较松；地下钱庄方式；侨汇或者馈赠方式；直接携带入境，等等。总之，如果热钱想进入一国境内，单纯想从监管上堵住是十分困难的。

普通中国老百姓对于热钱感觉很陌生，而实际上，近几年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经济热点问题上，都有热钱的身影。比如，2007年的股市疯涨，就有国际热钱的功劳，在把中国股市托到6000点以后，投机分子突然套现，大举撤出股市，引发新一波熊市，三个月内中国股市迅速蒸发掉过万亿市值。面对这样的现象，在股市上盈利后撤出的热钱迅速融入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只是股市，巨额货币到哪里，都会引发强烈的泡沫。于是，中国的物价上升，房地产价格飞涨，此时，中国央行只能通过加息来调控过热的经济，而热钱却又进入了银行系统吃起了高利息，央行在2007年第三季度宣布紧缩银根后，一大部分热钱又开始对资金链断裂的企业放起了高利贷。总之，操纵金融市场，牟取暴利，便是热钱的嗜血本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热钱就像是一支金融突骑兵，神出鬼没、飘忽不定、逐利而动，然而，凭借巨大的资金数额追逐短期暴利是其最基本的行动指南，由此还是可以大体分析出其规律的。

笼统来说，热钱其实并不分境内境外，只要符合投机、短期和套利三个要素的资金都可以被称作热钱。但是，热钱就像是一支金融部队，虽然数量众多，但大多数都是盲从者，真正的核心或者说是灵魂是国际金融财团手下的金融刺客。这些人，不只是为了逐利，以索罗斯为代表，他们有着明确的信仰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为了维护美元霸权不惜任何代价，甚至摧毁一切。

目前，受中美汇率战争威胁的影响，很多人豪赌人民币升值，受此信号影响，大量热钱再次涌入中国，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仅2009一年，就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热钱涌入中国境内，而进入2010年，涌入速度更是大幅提升。如果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成为现实，那就相当于美国发动的对中国之汇率战争打响了第一枪，热钱涌入后，势必会发动对人民币的攻击，并极力扩大以房地产市场为代表中国经济泡沫。短期投机是热钱的主要特性——来得快，去得也快，当热钱大量撤出中国，战争也就达到了高潮，其后果则不可想象，这必须引起中国政府的严重思考和关注。

（五）人才的严重流失

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要素，没有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充足的人才保证，一个民族永远也无法真正实现强大。这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明白的道理。同样，人才强国的战略也早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可是，事实如何呢？中国社科院《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另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此前一篇报道称，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2年底，中国已有超过58万人出国留学（不包括公私出国经商和旅游的中国人），其中公派留学生为6万多人，目前共有15万多人回国工作（其中公派生为5万多人），另外16万多人毕业后在国外就业，约27万人正在海外就读。就这个数字来说，我国留学人员流失比例达到了近50％。前几年的数据显示，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基本上也能反映现在的情况。”《人才战争》一书的作者、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耀辉表示，“这几年留学人数激增，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接近140万留学生，居世界之最。目前，我估计留学生累积总数达到了150万人。”王辉耀不无担心，“去年的数据显示，归国留学人员却只有39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无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

中国，近年来经济蒸蒸日上，按理说正是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也应该正是吸引人才的时候，如今怎么反而成了人才流失的最大国？这不得不让人深思。环顾身边，看看朋友、同事的实际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如今出国留学已经不再是少数精英们的事情，神州大地到处都在涌动着一股“出国热潮”。很多品学兼优的优秀少年，则在很早就去接受西式教育，或者放弃中国的高考，直接申请进入欧美大学深造学习。在当下的中国，高中大学留不住尖子生，企业研究所要不到一流人才，中国的青年才俊尽为别人所用，这样的情况将直接关系到民族将来的生死存亡，又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呢？

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以及丰沛的财力支持吸引中国的尖端人才源源不断赴美深造，继而留在当地为美国贡献自己的大脑，而对于中国对美国的普通劳务输出，则层层设障，百般刁难。通过这样的人才移民政策，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学生将进入名牌大学作为实现“美国梦”的一个跳板，看看清华、北大、中科大这些著名学府吧，国家每年都投入巨资扶持建设所谓国际一流大学，集中了那么多的物质和智力资源，到头来，却是为他人作嫁。美国《科学》杂志在2006年有一篇文章，更是把北大、清华评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这是多么让人尴尬的比喻。出国留学成了名牌高校的一种普遍风气，而且无需讳言，拿到绿卡确实是大多数中国学生的真实心态。一部分已经直接出国了，而留下的优秀大学生呢？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样的资源也不会浪费，现在已经遍及神州的外资机构和外企是优秀毕业生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职场。

留下来的，或者说想为国效力的人才的命运又如何呢？他们做到人尽其用了吗？中国社科院发布2006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仅2005年，我国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被无端消耗，造成的损失仅经济指标一项已超过9000亿元。比如，人才市场形成了“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的畸形局面。

更让人揪心的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中国的教育体系严重僵化，千校一面的现实也是导致在“用工荒”的情况下，出现“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同样的治校方针，同样的培养模式，导致大学生毕业后无法适应社会需求，并盲目提高了对就业的预期值。

人才问题事关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精英人才与廉价产品以及原材料一样，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发达国家用美元换取的商品。发展中国家在人才竞争方面是必然要暂时吃亏的。不过，如果不从自身体制上找原因，继续扩大这种智力鸿沟，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首先要在教育制度上转变思路，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生产茫茫然没有技术特点和专业素养的高不成低不就的大学生。其次，应该在用人制度上力行改革，与其呼吁甚至强迫出国发展的人才回国效力，不如先用好身边的人才，真正做到尊重人才，保证人尽其用，慢慢去除积累已久的官本位思想的陋习和积弊，才能聚拢人心。两千多年前，燕昭王以郭隗为师，千金买骨的故事对今天仍有示范意义，倘有一日，中国真的可以形成一个世界上最有利于人才发挥的氛围、机制，那么莫说流失海外的中国人才，就连“洋人才俊”，也会争先恐后来中国报到的。

2.不稳定的地缘政治

所谓地缘政治，也就是一个国家和周边其他国家之间的地理、外交关系。就好比邻里关系，如何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与邻居和平相处，便是地缘政治的研究内容。中国，作为亚洲的大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目前的疆域，也造就了目前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亚洲乃至世界诸国中，中国可以说是邻国最多、地缘矛盾最复杂、领土纠纷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陆地海洋性国家，陆地和海洋共同构成了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中国东临太平洋，西接亚洲腹地，陆地国土从东部沿海向西“楔入”欧亚大陆的内部纵深，国土四周分别与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相邻，共有陆海邻国20多个，情况极其复杂。这么长的边境线上，中国与众多国家比邻而居，但仔细数来，中国与大部分国家都有领土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残酷现实，也使得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存在相当不稳定的因素，国家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下面，从东南西北四个主要方向谈谈中国不稳定的地缘政治：

（一）北部

中国北方横亘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俄罗斯，从沙俄到苏联，俄国人扩张的脚步从未停止，几百年间，它从蒙古人统治下的小小莫斯科公国慢慢发展成一个地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大国。对中国来说，中俄领土纠纷一直是两国交往的一个心病，从满清王朝硬生生占去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成就了今天俄罗斯的所谓远东，也在中国人的心里烙下了永远的痛。

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虽然在近年内通过重新划界逐渐淡化，不过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却十分微妙，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基本被推倒重建，奄奄一息，其十分迫切需要和中国从政治到经济上进行一系列合作以期互补，并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联盟，以对抗西方。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特别是军事工业的逐步现代化，中国对俄罗斯的依存度有所降低，而俄罗斯却离不开中国的廉价商品供应。并且通过出口武器和石油，俄方希望中国能为复苏中的俄罗斯经济注入新鲜血液。

此消彼长，这种微妙的变化，使得俄罗斯的醋意浓重，戒心大涨。于是，在军事合作上，俄罗斯开始拉拢中国的对手印度，以制衡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俄境内的种族分子更是大炒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正在向远东秘密移民。在这样的论调下，俄罗斯一方面加强了对远东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也在加强，莫斯科便多次发生了扣押、罚没中国商人货物的事件。

虽然两国存在一定摩擦，但是在未来的一段较长时间内，面对共同的压力，中俄还会保持一种合作和半盟友的关系，毕竟共同利益大于相互矛盾。

在北方的另一个邻国蒙古，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附庸，而解体后虽然与西方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往来，但由于在中俄的夹缝中，其地缘政治相对比较简单，也比较稳定。

（二）西部

中国西部包括西北和西南两大部分。由于中国新疆有一小搓极端民粹主义分子——东突组织，所以在西北边境上，长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这些恐怖分子在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以及西方的帮助下，恐怖活动日益频繁，这不仅严重威胁本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严重影响新疆乃至西北几省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2009年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流血事件，便是长期以来分裂分子搞恐怖主义袭击的一次总爆发。

而且这一地区，随着反恐战争后，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日益增多，也使得中国的传统大后方成了前线，战略纵深受到严重影响。由于中亚目前已探明的油气资源储量丰富，对于长期苦于没有安全、短途石油来源的中国来说，战略意义非常重大，所以在西北边境，如何搞好与邻国的睦邻关系，使得中国无论从能源还是领土的角度都能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地缘政治局势，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议题。

中国的西南边境，局势也很复杂。1951年正式和平解放西藏后，西藏局势本来早就风平浪静，不过一方面由于达赖喇嘛继续在国际上兴风作浪，另一方面西方借西藏问题企图遏制中国的崛起，二者一拍即合，所以，如今的西藏局势也隐藏着一股不安定的乱流。2008年3月4号的拉萨严重暴力事件同样是个例证。

除却西藏问题，中印矛盾是西南边境最大的隐患。由于英国殖民者在西藏单方面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导致中印两个发展中国家从此不得宁日，在1962年边界冲突后，两国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虽然近年来有所缓和，但也是外松内紧，中国的藏南领土也时刻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决心和智慧。

（三）东部

中国东部沿海，是广阔的海洋领土，这一区域的情况同样甚为棘手。在东海，中日两国由于历史问题没有撇清，日本右翼分子日益猖獗，更因为“钓鱼岛”、“春晓油气田”等一系列海洋领土争端，矛盾日益尖锐。自2004年以来，中日频频在东海边界问题上发生争端。尽管双方顾及根本利益和实力对比均未动用过激手段，但不止一次的海军舰艇护航示威已俨然有剑拔弩张之势。近几年来，除一些民间团体不断做出行动外，两国政府高层也开始怒目相向。毋庸置疑的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以及舆论引导的倾向，中日两国高层特别是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理解与互信度正在急剧下滑。不仅如此，两国政府尤其是日本方面已经开始容忍甚至放任非官方组织在这一问题上的活动，并着手谋划或实施官方和军方在这一领域的行动。中日“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争端，将在未来一段很长时间内成为这一地区地缘矛盾的主要来源。

中国东部的台湾问题，更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心头之痛。台湾不仅物产丰饶，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美两国角逐的焦点。长期以来，由于“煮豆燃豆萁”的兄弟相残，使中国始终无法迈向大洋，被牢牢锁在近海，海上运输线得不到有效保障，海权也无法有效维护。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台湾这个祖国宝岛，长久以来一直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一枚重要棋子，不能不叫人痛心疾首。如今，面对岛内的分裂势力，中国政府面临着严峻考验。分则弱，合则强，在新世纪，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拐点。

（四）南部

中国的南部地缘政治，分为陆地和海洋两大部分，但核心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南海诸岛。陆地上，越南在历史上曾多次挑战中国，在经历了中越陆地战争之后，南海目前成为中越两国矛盾的焦点。越南在中国南海现在实际控制了23个岛屿，每年在中国领海开采三千万吨石油，并进行国际招标，拉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入伙。为达到完全霸占中国南海诸岛的目的，越南还大力扩充海军、空军，不惜与中国一战，姿态甚是咄咄逼人。在这样的态势下，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各国纷纷效仿，蠢蠢欲动。2010年2月2日，菲律宾通过法案将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和黄岩岛划为菲属领土，引发了中国的强烈抗议。

东南亚诸国之所以在南海问题上如此有恃无恐，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海军军力仍显不足，军事和外交半径过小，不能有效在主权领海宣示存在。而美国的背后撑腰，更使得这一地区在未来的冲突可能性大大增加。解决南海问题，与中日关系、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密切相关，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南海争端，对于中国并非只是简单的领土主权问题，这一地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并且通过对南海诸岛的控制，中国还可以保证大量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船队安全，所以，南海问题关系着未来几十年内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崛起，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单纯想依靠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已经是空中楼阁，不切实际了，但是，如何平衡各方情绪，用最小的代价解决南海问题，是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地缘政治非常复杂，并且长期存在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相比，我们除了艳羡，最重要的是通过自身完善，发展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壮大自己，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3.人民币升值的后果预测

从前文中，我们知道，自从奥巴马上台以来，敦促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西方各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逐渐高涨。2010年3月，一个由130名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团体，联名致信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财政部长盖特纳，敦促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汇率问题采取制裁措施。包括“舒默法案”在内的一系列志在引爆汇率战争的提案在美国甚嚣尘上，一时间形势陡然紧张起来。

大国相争，常常是明枪暗箭、十面埋伏，到了针尖对麦芒的关口，明火执仗、真刀真枪地以性命相博也是家常便饭。美国这次从自身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压迫人民币升值已经是势在必行，而中国做好接招的准备了吗？而人民币升值后，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根据媒体报道，2月下旬，商务部、工信部已联合展开针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测试。而财政部于3月下旬派出调研组赴广东、浙江、江苏三省及上海市进行范围更广的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与此同时，受人民币汇率影响较大的有关行业商会也正配合展开行业内部的压力测试。中国国际商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伟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目前接受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的企业有1000多家，涉及12个行业。而经过测试，得出的结果非常不乐观。张伟警告，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公司将直接面临倒闭的风险，因为他们的利润率已经非常低了。”他同时指出，服装和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商最低利润率仅为3％。初步预计，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最大的将是机电行业。张伟称，目前该行业拿到的订单已达1500亿美元，假设人民币升值3％，其损失将达300亿元人民币。很多人也许并不了解，出口行业结算，不像人们在市场买卖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接到订单，到寻求货源、组织生产、装船运输，到最终货款到账，往往存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而如果周期结束后美元针对人民币贬值，那以美元结算的出口企业利润会大受影响，比如机电行业就是典型代表。因为机电产品中大型成套设备的出口期限非常漫长，完成整个收汇过程，短期需要1～2年，中期的需要2～4年，最长的能达到7～8年。根据张伟介绍，2009年整个机电产品签约金额在900亿美元，目前在手订单为1500～2000亿美元，一旦人民币汇率升值，每升值1个百分点，企业将亏损100亿。同样的情况还将发生在中国造船企业。

大型设备制造业如此，那轻工业呢？据纺织服装行业人士初步估算，该行业规模以上的企业约5万家，其中10％的规模以上企业贡献了整体利润的90％，这些企业有较强的抗压能力。但另外90％的规模以上企业只贡献了整体利润的10％，由于利润率较低、议价能力差，人民币升值将对其造成明显冲击。对于这类企业，出口创汇的损失倒在其次，如果利润率偏低甚至出现大范围亏损，就面临着行业内的资源重组，届时，大量企业倒闭，带来的将是数量巨大的工人失业问题。“规模以上企业一般拥有工人数为500人以上。如果5万家中有90％抗压能力差，意味着4.5万家企业，也就是2500万人的就业面临着冲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估算。这2500万的就业危机还不包括其它规模以下企业，以及纺织服装行业以外企业。

根据这些压力测试，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币升值，并不是只给出口型企业带来“灾难性后果”，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在大学毕业生遭遇“就业难”，大量失业人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沉重负担的时刻，如果人民币此时升值并引发大量企业倒闭、停产，继而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就业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关系到政权的稳固性。在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如此完善的情况下，失业率略有上升，国会便会承受巨大压力，何况中国的就业现实如此之严峻呢？

如果中国在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直接冲击下便摇摇欲坠，面对美国金融财团随后的一连串攻击，局势将更加艰难。热钱已经大规模涌入，并做好了发动攻击的准备工作，只等人民币升值这一总攻信号的到来，届时如果没有足够的措施应对，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将极有可能被美国人窃取，留给中国的，将是一个金融的荒漠，经济的泥沼，而中国之崛起，也将半路夭折。

4.全面汇率战争的危险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升值，这样中美贸易可以继续按“市场规律”运行，两国邦交正常运转；要么顶住压力，坚决不升值，或按自己的时间表进行有利于中国长远利益的汇率改革。这第二种选择，无疑会给中美关系蒙上一层阴影，甚至会爆发全面的汇率战争。

美国为使中国就范，大体有这样几张牌可以打：

第一，惩罚性关税开道，用贸易保护主义打击中国出口。日前，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铜版纸和磷酸盐等商品征收的关税为初步反补贴关税，其中对中国铜版纸平均加征8.4％的关税，对中国出口的磷酸盐、化肥和食品添加剂等商品征收109％的关税。事实上，仅2009一年，美国已经对中国产品发起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起反倾销调查，1起特保调查。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说法，“立案频率之高在世界贸易救济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美国已经拉开架势，为了逼迫人民币升值，准备同中国进行一场真正的贸易战，在这一系列贸易摩擦事件中，中国钢铁产品也成为美国主要的制裁对象。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涉案产品金额为32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全部对美钢铁出口总额（69亿美元）46％。涉案钢铁企业90余家，包括天津钢管、宝钢、鞍钢等主要国有大型钢铁企业，而且进入美国境内的中国钢铁产品不可以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

其实，除却这些大张旗鼓的单边行动，美国还有很多潜在损害“中国制造”的提案在酝酿中，据业内人士透露，受轮胎特保案鼓舞，目前美国纺织团体和各大纺织工人工会正在密切沟通，并串联国会议员，积极研究对中国进口服装提起特保调查的可能性。再比如，在纽约世贸中心大楼重建工程中，仅仅因为中国企业中标了部分防爆玻璃合同，就“深深刺激”了美国一些人的神经，他们借此发难，试图将这点中国制造也清除出整个工程。美国制造业联盟不久前就致函美国贸易官员，要求处理在他们看来是“不公平贸易”的行为。信函称：“我们国内的玻璃行业在世界上效率最高，但无法与受到中国政府巨额补贴的产品竞争。”中国玻璃面临“双反”调查，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么密集的贸易制裁只是个开始，倡导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美国，天天在国会中讨论的竟然是如何通过关税壁垒或者非关税壁垒压缩“中国制造”在美国的生存空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最近的一份统计显示，自第111届美国国会开始运作之后的一个月内，参众两院提出的与中国有关的贸易条款就达到了惊人的12个，基本是按两到三天一个的速度递增。目前，包括针对中国的禽类产品、海鲜、药品等涉及几乎各个行业的法案在参众两院内连珠炮似的提出，虽然最终不一定都成为法律条款，但美国国会对“中国制造”的敌视态度实在令人震惊。

美国这种行为在全球造成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加剧了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也被迫还击，全面的贸易战一触即发，如果美国继续这种不理智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只是对中国经济产生恶劣影响，最终还将拖累刚刚在金融危机中慢慢恢复的世界经济。

第二，打出台湾牌，破坏两岸关系。如果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美国在贸易战的基础上，还会同时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给中国施压。实际上，奥巴马前脚刚刚结束访华，回头就批准新一轮对台军售，给正在缓和中的两岸关系泼一桶冷水。

台湾问题是制约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在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大国道路上的真正障碍。台湾向东直接连结着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且再无任何阻隔，台湾向西则扼守着大陆两大经济圈“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轴线，战略地位不言而喻。21世纪是海洋世纪，通畅的海上贸易和运输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而丰富的海洋资源又可以为各国经济注入全新的血液。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进口大量的能源。而大量能源都必须通过台湾海峡，因此，台湾海峡已变成中国经济的生命线之一。

遏制中国是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的必然选择，针对这种情况，美国早已安排好对中国的战略布局，自朝鲜半岛，经日本列岛、菲律宾群岛到东盟诸国岛屿在地理上形成了相对于中国大陆的新月形的岛链封锁，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正处于此岛链的中心一环。所以，美国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台湾的控制。台湾问题看起来是中国内政，但实际上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一旦中美爆发汇率战争，台海局势的紧张将不可避免，美国将充分利用台湾这枚重要的棋子，一步步逼迫人民币升值，并达到其战略诉求。

第三，触碰红线，在藏独问题上兴风作浪。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中国边疆地区的确存在一些脱离中央的分离情绪，但不是主流，也从来未成气候。不过，在国际反华势力，尤其是美国金融财团控制下的各种基金会的直接资助和煽动下，近年来，在西藏和新疆都出现了分裂主义分子活跃的身影。在中美矛盾较为缓和的时期，美国都从未放松过对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的支持与帮助，如果中美因汇率问题矛盾激化，大打贸易战，或者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则美国将有可能大大加强在中国境内的煽动分裂的活动，在发生更多更大暴乱的情况下，美国会在国际上拉拢盟友一致谴责中国政府，使中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第四，进行外交连横，对中国进行全球封锁。虽然当下美国的主要盟友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态度比较暧昧，要么明确反对，要么模棱两可，不过，如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指望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友的支持，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一方面，中国和欧、日以及澳洲、东盟等国目前的贸易往来虽然符合这些国家的短期利益，但是与和美国的盟友关系比较起来，还是显得微不足道。中国和西方，不只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分歧，还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竞争，在中国威胁论的谬论传得沸沸扬扬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和美国一样不希望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崛起。所以在中美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一定会加入美国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氛围，通过外交甚至贸易手段，合力逼迫人民币升值。

另一方面，中国在和这些国家的长期贸易交往中，实际也存在一些矛盾，虽然人民币升值也许会暂时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造成一定不良影响，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失血严重，社会动荡，继而在美国随后将发动的金融战中一败涂地，走向崩溃，则这些发达国家不但可以从中渔利，更能长期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这也是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长远利益的。

所以，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是简单地用“是”或“否”就能解决问题的，这需要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巧妙斡旋，谨慎决策。这绝不只是一次汇率纠纷，更是一场战争的序幕，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可以说，金融自由化是西方金融财团的一个美丽的陷阱，也是摇摇欲坠的美元霸权加强自身统治地位的最后一搏。不过，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对于中国来说，金融自由化也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一来我们不可能再次闭关锁国，做井底之蛙；二来想发展壮大自己，也必须借助国际市场这个大熔炉千锤百炼。凡此种种，使得金融开放成了中国金融业必须破釜沉舟迎接挑战的不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既能融入国际金融格局，锤炼出一批真正的金融巨子，又能避免落入西方金融财团的圈套，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中国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迫在眉睫的待解命题。

第八章　压力下的对策

可以说，金融自由化是西方金融财团的一个美丽的陷阱，也是摇摇欲坠的美元霸权加强自身统治地位的最后一搏。不过，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对于中国来说，金融自由化也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一来我们不可能再次闭关锁国，做井底之蛙；二来想发展壮大自己，也必须借助国际市场这个大熔炉千锤百炼。凡此种种，使得金融开放成了中国金融业必须破釜沉舟、迎接挑战的不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既能融入国际金融格局，锤炼出一批真正的金融巨子，又能避免落入西方金融财团的圈套，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中国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迫在眉睫的待解命题。

1.面对经济泡沫的两难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述，经济泡沫就是指价格对价值的背离。我们知道，一种产品的价格在市场上经常会随着供求关系而经常波动，时高时低。不过，正常的波动总是围绕产品价值进行的，一般不会严重背离生产产品时所花费的成本。比如，一个人到市场上买山鸡蛋，假设平时是5毛钱一个，但某天散养区发生了瘟疫，大量蛋鸡死亡，这时候山鸡蛋肯定就会出现供小于求的情况，此时，面对供不应求的场面，卖山鸡蛋的农民估计就得涨涨价了，单价6毛钱、8毛钱甚至一元钱，都有可能。此时，价格已经开始波动，高于其生产价值，这种因涨价而引起的泡沫是合理的经济泡沫，毕竟价格和价值还没有背离到一个离谱的份上。不过，如果此时卖鸡蛋的老农仍不满足，渐渐涨到5元钱、10元钱一个，而且造成市场恐慌，形成抢购风潮，进一步刺激老农涨价。这就不是经济泡沫了，而成为了泡沫经济，危害是非常之大的。泡沫经济中的经济泡沫膨胀得超出合理的水平，严重背离其经济基础。如果社会中总的生产没有增加多少，但GDP却节节攀升，此时，这种不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价格上涨就会演变为泡沫经济，从而增加了经济风险，既有害于个人，也有害于国家。

中国存在经济泡沫吗？回答是肯定的。每个国家都会有经济泡沫的情况出现。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经济都是泡沫经济。那中国存在泡沫经济吗？回答也是肯定的，这就让人担心了。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恰恰符合泡沫经济的一切特征，已经严重背离了正常的市场规律。那么，中国目前较为严重的经济泡沫是怎么出现的呢？

原因得追溯到10年前，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不倒，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风范，最终使香港度过了危机，而由于人民币的坚挺，东南亚国家也没有在压力下继续崩溃。不过，中国经济在那段时间里也遭受了很大的冲击，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那以后，中国走上了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复苏之路，并逐步将房地产行业确立为支柱产业。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出口成为另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保证了中国经济又一个高速增长的10年。

房地产市场，并不单纯只是关于买卖双方的市场。事实上，房地产经济本身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繁荣，有力支撑着一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众所周知，楼盖起来了，要入住还需要装修，另外家电、家俱必须一应俱全，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成家立业中的这个家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要尽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这就促使了一个庞大产业链条的繁荣，从上游到下游，无数人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赚得盆钵满溢。其中单单建筑工程量的增长，就直接带动了建筑材料流通的繁荣，目前建材市场的火爆便是明证。各地建材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建材在建筑工程中占有的比重在40％以上，特别是由于装饰装修的持续高速发展，使得建材行业较长时期内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每年因为建筑装饰行业的需求，带动了商业、建材、林业、轻工、机电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其提供了产品销售的巨大市场。建筑装饰行业的发展也为林工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国家林业年鉴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木材销量中的相当部分用于建筑业。

一般认为，房地产业能带动建筑、建材、冶金等50多个物质生产部门20多个大类近2000种产品的发展。房地产就像是一个魔方，变化多端的辐射效应，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谓是魔力无穷。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昔日风光无限，长期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行业，如今却成了烫手的山芋，中国经济的“内患”之首。这主要源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泡沫化。2005年前后，中国房地产价格开始脱离正常价格轨道，慢慢失去控制，整个行业也开始进入泡沫化阶段。2010年两会期间，清华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顾秉林面对记者提问时说，年轻教师的住房问题成了他这个校长最大的困扰之一：“每次开座谈会或者路上遇到，都会和我谈房子问题。”“清华附近的房价已经升至每平米2～3万，别说年轻教师买不起，我也买不起！”顾先生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如果都买不起房，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严重程度，可谓让人瞠目结舌。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大城市到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天天在涨的房地产交易价格已经一再突破人们的底线。越来越多需要买房的人无房可住，而“炒房团”却层出不穷，在对升值预期和热钱的共同作用下，很多普通市民也竞相贷款，将投资房地产作为一项“精明”的理财方式。

在此期间，很多所谓经济学家高论频出，为飞速上涨的房价寻找理论依据，推波助澜，其中，城市化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貌似有几分道理的解释，其实并不能自圆其说，城市化是一个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过程，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就把农村人口全部搬入城市，更不该是房价在一年内翻番的借口。况且，判断泡沫经济的依据也很明确，信贷扩张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实施激进的信贷政策，以及相应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流通量增加近三成，不仅导致了全年股市尤其是房产价格两位数的上涨，其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各地地王频频露脸，纷纷以天价中标新的土地开发板块。就此而言，中国房地产已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泡沫，这是任何为高房价涂脂抹粉的说辞也回避不了的。

房产泡沫并不只是个美丽的肥皂泡，如果破裂，其后果简直跟核弹爆炸不相上下，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的杀伤力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对此，同济大学博士生、博士后导师孟凡辰博士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指出：首先，中国房地产价格已经在核心城市高达房价收入比36倍，而饱受房产泡沫重创、房价回落尚未探底的美国加州房价收入比也不过只有8～10倍。一旦中国房产泡沫破裂，首先面临重创的将是中国消费增长希望所在的中产阶级，即白领房奴，他们将面临房产价值不抵贷款、负债。其次，2009年房产消费高达全国消费总额的50％以上，换句话讲，被刺激内需的50％功效都被用于造成中国收入两级分化最主要的一个行业，即房地产开发。即让房产开发商等获取高额利润，为社会创造最低报酬的农民工就业，由此结构性地减少了可持续的内需。第三，钢铁、水泥、玻璃等涉及房产领域的行业，中国乃至全球产能已大幅过剩，刺激内需而依赖房地产实际是保护甚至加大了这类产能的过剩，由此从整体上严重损耗、浪费中国经济，尤其是农民工过去30年血汗的财富积累。第四，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建设的模式中科技、产业化含量极低，而建成后房产空置率又极高，节能、减排标准落后，实质上在削弱中国产业全球的整体竞争力，大量占用了中国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教育、科技投入相比严重不足的国力、财力。

有学者将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方式比喻成吸食鸦片，当时飘飘欲仙，过后生不如死。房地产行业对经济拉动作用的短期效果的确明显，但中长期来看，危害极大。普通纳税人和消费者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财富，为短期享有暴利的房地产商人包括政府财政兑现买单。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常常伴随产能过剩，透支了资源，透支了财富，也就等于透支了普通老百姓未来的消费需求，届时，经济滑坡将不可避免。

有人也许会问，房地产会如何破裂呢？眼下好像看不到房价下跌的影子。实际上，当房地产价格进入泡沫化阶段以后，其投资行为更像是赌博，一种“勇敢者”的游戏，就像是一个被抛上天空的石子，无论你用多在的力，在到达顶点之后，迎接它的只能是自由落体运动。在房地产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再也找不到更勇敢的人接盘时，投资者的信心将无法维系，价格泡沫也就只有循环下跌这一种结果了。

经济形势恶化之前投资信心通常变得脆弱，这也是为什么资产泡沫往往在经济衰退之前就爆破。况且，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化日益严重，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也渐渐高涨，国际热钱已经在大规模涌入中国境内，国际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寻找做空工具并启动布局。从香港上市的银行、地产、建材生产商，到包括铁矿石在内的大宗商品，均在其视野之内，当“空袭”过后，不只中国房地产市场届时将是一片废墟，整个中国经济也将面临重建。

既然房地产泡沫危害如此之大，难道政府会视而不见吗？其实，这正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既想防止经济过热，打击房地产泡沫，又投鼠忌器，怕泡沫破裂，经济衰退。从以下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房地产泡沫居高不下的潜在原因。

首先，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开支都来源于此，况且，由于卖土地的收入到账神速，在拉动GDP提升的效果上立竿见影，政绩效应明显。于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保八”目标下，各级政府纷纷出让土地使用权，增加财政收入。在2010年的两会上，梁季阳委员炮轰“土地财政”的著名发言，便是针对于此。

其次，如果房地产市场陷入萧条，会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投资能力，继而使得进一步减少投资总额。影响涟漪般扩散，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钢铁、水泥、陶瓷、木材等建材商家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不仅不敢追加投资，恐怕削减现有产能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第三，政府若想消除房地产泡沫危机，必须采取一定的信贷紧缩政策，并对投资行为进行规模限制。但是，如果采取的措施实施过分，又会令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在人民币升值的迫切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引擎已经险象环生，如果房地产为主的内需引擎再熄火，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将不会再继续延续。不过，仅仅依靠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促进经济增长，更无异于饮鸩止渴，仅仅将泡沫破灭的时刻延后，但破坏力却将继续增大，况且，在透支居民有限收入后，拉动内需的经济增长也将无从谈起，由此带来的风险积累将会对未来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破坏性影响。

风物长宜放眼量，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与其被人利用，不如自己忍痛割爱。面对日益高涨的房价，2010年两会之后，国务院连续出台多项严厉调控房地产的政策，以打击各种炒房和投机性购房行为，凸显其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决心。其中，国务院2010年4月17日下发的《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明确要求，实行更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对贷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应大幅提高，具体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而关于二套房的认定以家庭为单位的规定，将大大限制投资房地产的行为。透过这些政府调控行为，我们看到了房地产泡沫缩小的曙光，不过，房价泡沫何时破灭恐怕仍有待时间来验证。

2.两种声音——人民币究竟该升值还是稳定

人民币到底会不会升值，又该不该升值？一个看似很“专业”的问题，最近逐渐变成全民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与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不同，政府之间是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先是奥巴马对人民币汇率大发牢骚，温家宝总理则明确表示“人民币没有被低估”；紧接着美国逾百名议员联名上书，要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随即我商务部迅速回应“美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并强硬表态“奉陪到底”……

在国际上，中美之间关于汇率的争论你来我往，激战正酣，但是在国内，本应该给政府出谋划策、拨开云雾的经济学家们竟也分作两派，捉对厮杀。这不禁让人们诧异，到底人民币该不该升值呢？

主张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一方，阵容齐整，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新锐经济学者薛兆丰为代表。茅于轼的观点是，人民币不但应该升值，而且应该大幅升值，一次调够。茅于轼认为，人民币升值是求之不得的事，老早就该升值，马上就可以升值，而且长期目标是汇率的自由化。升值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有好处的，是双赢的。而且，提升人民币汇率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要调整经济结构首先就是要减少出口，增加内需，并用内需来取代出口。

而另一个主张人民币应当升值的学者薛兆丰则尖锐地指出：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是贱卖中国，并且会导致通货膨胀。薛兆丰认为，首先，货币是一种中性的尺度，不包含任何政治意义。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确举足轻重，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它传递着经济信息，是因为每个人都凭着它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说货币重要，并不是它可以无中生有，不是说多印钞票就能创造就业，就能影响真实的利率，就能推动社会的繁荣。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水平大幅上升，所以用人民币标价的那些中国货物和中国服务在世界上大受欢迎，所以外国人争着拿美元来兑换人民币，以便享受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在争夺人民币的过程中，供小于求，用人民币换取美元的比率就会被抬高，也就是大家说的“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了。这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执行廉价的人民币政策让美元可以得到更多的商品更好的服务，也就是在拿中国人的资源和血汗供养美国。

薛兆丰还指出，人民币被低估的直接的后果是出口暴增。原来计划用以供给国内消费的资源，都将转移到生产出口商品上去。出口商品的美元标价，即使不增反降，都能带来利润，这是因为赚到的每一美元，都可以从中国银行那里获取额外多的人民币。假如人民币被低估20％，那就意味着只要把商品出口，就能多赚20％的利润，这是不得了的利润率。由于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所以美元可以换取更多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进入市场流通，就造成了通货膨胀。所以，稳住了汇率，就引入了通胀。所以，人民币升值势在必行。

而主张人民币保持稳定，不能升值的一方阵容更为强大，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及其弟子向松祚，到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郎咸平都激烈反对人民币升值，并称这是灾难的降临。

蒙代尔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解决贸易顺差问题的灵丹妙药，大幅升值只会令中美经济两败俱伤，威胁到人民币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重要作用。他同时警告说，美国如果将中国列为所谓“汇率操纵国”，可能招致很严重的后果。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蒙代尔说到：“人民币自1994年以来升值了20％左右，但我并不建议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因为这对中国不利。我认为，中国应该做的是，做出承诺削减贸易顺差。中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纠正这种现象，但不是通过汇率。在我看来，提高工资水平、增加内需是实现平衡的最佳途径。”

蒙代尔的弟子向松祚，更是激烈反对人民币升值，在其凤凰网的专栏中，向松祚撰文指出，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危害是加剧中国经济泡沫化。他还进一步指出了人民币升值或者自由浮动对中国经济的六大危害：第一，制约中国出口。从真实经济（实体经济）看，汇率升值将严重制约中国出口增长和降低中国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稳定，严重影响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第二，削弱中国竞争力：中国出口的竞争对手其实不是美国，而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正在联合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共同对中国施压。第三，让中国经济彻底泡沫化，制造“中国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通过制造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或通过人民币汇率浮动之后再进行操纵，就可以制造中国资产价格的巨大泡沫和泡沫破灭后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遏制出口增长，中国政府为了“保增长”，必然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必将进一步刺激经济泡沫，最终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第四，加剧国内财富向外国投机者转移：国际投机热钱借助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中国经济泡沫化获得巨大套利收益，加剧中国财富向外国投资家手中转移，加剧财富向国内少数权贵阶层和买办阶层转移，急速加剧收入分配两级分化。第五，加剧国内财富向美国政府转移。通过人民币升值，美国可以“一箭双雕”：提升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的同时降低他国投资美国的收益。譬如人民币升值5％，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就等于零或负收益，而美国赚取汇率收益。第六，货币汇率政策完全丧失独立性。

张五常对人民币升值的观点非常明确，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直言，让人民币升值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他认为，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在国际经济出现了断层，中国也一样存在这个断层。如果人民币升值，对有钱人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对穷人是很痛苦的。由于升值，制造业将会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转移，中国众多的穷苦人将变得更加穷苦。

郎咸平的观点更加鲜明，这位常常语出惊人的个性经济学家毫不讳言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郎咸平认为，美国是事实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时常通过汇率这个强大的武器，对他国发动汇率大战。他认为，在遭到金融海啸袭击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更加明显，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在2008年年底狂印了多达150吨的美钞，美元大有泛滥之势。全球很多经济专家因此认为，美元贬值不可避免，其强势货币地位将受到冲击。为了美国经济尽快复苏，为了不失去领导世界的地位，美国很可能将对中国发起汇率大战。

人民币升值，对内将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对外给资本大鳄可乘之机。接下来，生活必需品的涨幅将进一步加剧，市民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中国的产能将进一步过剩，外加出口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而同时，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必然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而破产倒闭的企业主将大量资金用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从而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的泡沫水平，增大通货膨胀率，在大量的国内国外热钱的合力下，最终中国将在经济泡沫中迎来美国发动的货币攻击，结果非常不乐观。

围绕人民币究竟是否应该升值，两种论点的经济学家可谓各有各的道理，都能拿出一套理论作为依据。我们可以将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危害总结如下，首先，国家外汇储备会严重缩水。其次，中国出口竞争优势消失殆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加剧财政赤字负担。第三，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大幅提升，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成为泡影。第四，外国资本的投资欲望受到影响，会对目前严重依赖外资的中国经济造成供血不足的危害。还会对中国的旅游行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减少外汇收入。第五，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热钱涌入，从而刺激中国经济泡沫继续增大，造成严重后果。

同样，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也可以总结如下：第一，利于出国消费和投资。第二，可以敦促中国经济转型，重组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出口导向性经济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三，进口能源和物资的花费将大幅下降，有利于进口型企业的发展。同时，购买进口商品也变得更加容易，对高端消费者来说也是利好消息。

实际上，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两派学者所持论点，并不能简单地用对和错来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让所有人皆大欢喜的，做决定，往往需要通盘考虑，站在国家长期战略和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才更能明确一种策略的优面是否大于劣面，才能指引未来发展的方向。人民币升值问题即是如此。虽然人民币升值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对于大多数收入偏低的中国人来说，远不如受到的冲击来得实在。诚然，提高人民币汇率符合经济学规律，中国的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美元霸权的实际存在，更不能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汇率问题。要知道，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以及国家战略才是左右汇率走向的根本力量，而这些不确定因素是经济学理论所无法考虑到的。同样，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国家GDP中所占比重，使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健康的愿望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更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想用人民币升值的方式，一夜之间去除中国业已存在的很多弊病，又是不切实际的水中月，雾中花，是难以实现的。

两种声音的争鸣，让决策者有了更加审慎的依据，两种思路的碰撞，更有利于中国政府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希冀水到渠成的改变，而不是迫于压力的悸动。

3.德国汇率改革的镜鉴意义

就在中国因贸易顺差问题备受苛责，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人不免将目光投向了欧洲中心的德国。长期以来，德国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德国制造行销全球，不过德国人长期坐享贸易顺差之乐，却没有见谁对其发难。这种既无货币升值之痛，也无外汇储备之忧的悠哉日子让中国艳羡不已。

德国诗人海涅评价自己的民族时曾说过：“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他一旦走上了任何一条道路，那么他就会坚韧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的确，无论德国人在思想艺术上、还是科技实力上都表现出了这种民族张力，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而在经济上，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两次奋起，重新占领世界制高点，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

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二战废墟上重建的西德经济开始迅速复兴，经过一段时间的迅猛发展，确立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出口从此长期占据世界前三名。而到了80年代初期，西德便开始稳居榜首，独占鳌头。虽然与东德统一后有过短暂的低迷，但经过迅速调整，2003年又坐回老大之位。2009年德国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虽然蒙受了一定损失，但贸易顺差仍近2000亿美元。“德国制造”在如此长的时间称霸全球市场，居然没引起众怒，也没有引起贸易纠纷和制裁，这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

其实，在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曾经面临持续的贸易顺差和随之而来的货币升值压力，当时西德政府经常账户盈余庞大且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飙升，资产价格和薪资压力上升，随之而来的升值重压也一度使得马克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与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大环境有类似之处。不过德国通过积极稳妥、以我为主的货币改革政策，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迅速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这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当今的中国借鉴和参考。

回顾德国汇率变迁的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时期

1944年，二战炮声尚未停息，西方主要盟国就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勾画了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蓝图。德国战败，其中西德别无选择地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在西德，美元与黄金挂钩，西德马克与美元汇率被固定在4比1的水平上。

二战刚结束时，国内正常经济秩序早已崩溃，德国通货膨胀严重，在人们战后普遍低沉和悲伤的氛围中，生产发展缓慢，商品供应严重不足。不过德国人很快便走出了阴影，1952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便已达到或者超过战前的水平，战争的创伤得以恢复。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是德国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德国战车驶入正轨，随之而来的就是高速奔驰。日耳曼人在战后再次迅速崛起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德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其制造业水平节节攀升，迅速在国际市场立足，从此，“德国制造”成为德国人赚取外汇的强大武器。西德的对外贸易从20世纪60时代开始，就常年保持顺差，而且顺差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已经影响到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均势，此时固定不变的德美双边汇率已无法正确反映德国经济对美国经济持续走强的事实，所以，这一时期，马克开始出现升值的内在需求。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下，马克和美元的兑换汇率保持不变，为了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德国不得不投放巨额马克来换回美元，跟中国现在的情况类似，德国国内出现货币的流动性泛滥，物价指数开始节节攀升，而当时德国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泡沫问题，而普通德国工人更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对这样的局面，当时的德国国内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而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束缚，以及当时政府力求稳定的策略导向，在此期间，尽管马克相对美元间断性地有过几次小幅升值，但整体波动不大。

（二）从“尼克松冲击”到欧元区建立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而对各国货币来说，更是一个风云突变的时期。由于长期受困于“特里芬难题”，同时在石油危机中损失惨重，美国终于绷不住了，在1971年，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并宣布美元贬值，货币史称“尼克松冲击”。1973年，“史密森协议”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当年3月1日，德国正式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从此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从1973年到1979年，马克兑美元汇率保持了升值态势，由1973年的1马克兑换0.4132美元最终达到1979年的1马克兑0.5464美元。这一阶段，马克升值主要是由于长期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使得德国国内承受了极大的通胀压力，国内物价已经开始不稳，而“尼克松冲击”后美元大幅贬值，早已对国内通货膨胀深恶痛绝的德国政府当即放弃了当时1马克兑换0.25美元的固定比价，马克开始进入了主动和渐进升值的阶段。

在1973年到1999年欧元诞生前的这一漫长时期内，德国也经历了几次马克贬值的时期。其中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是第一次短暂贬值的开始。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在西方庇护下的以色列步步紧逼，节节胜利，阿拉伯国家利用石油武器教训西方大国。从当年10月开始，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实行了石油禁运，短短两个月内国际石油价格飙升至原来的4倍。突如其来的变故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打得措手不及，石油提价大大加大了西方大国国际收支赤字，最终引发了1973～1975年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同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马克汇率也偏离了上升通道，略有贬值，不过，当石油危机的影响逐渐散去后，马克汇率重新进入了稳步上升的轨道中。

事情在随后又出现了新的变化，1978年伊朗发生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社会和经济出现剧烈动荡。从1978年底至1979年3月初，伊朗停止输出石油60天，使石油市场每天短缺石油500万桶，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10，致使油价动荡和供应紧张。而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更使得两国的石油生产陷于停顿，这给本就情况严峻的原油市场再次重重一击，完全打破了当时全球原油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脆弱。严重供小于求的情况引起油价再度大幅上扬。

由于德国的石油大量依赖进口，在此次危机中所受冲击远远大于其他西方国家，所以德国经济在此期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滑坡，从1980年至1985年，马克兑美元汇率出现贬值，从1马克兑0.5464美元跌至1马克兑换0.3448美元。

从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中迅速恢复元气的德国，随后总体经济实力继续增强。1985年，美国为了解决自身长期存在国际收支和财政双赤字问题，美、日、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依据协议，德国与日本承担本币升值责任。

日本的结局，我们通过前面的叙述已经非常清楚，以日元大幅升值为导火索，日本政府又在国内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压低利率，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以减小日元升值的可能负面影响。这种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合理化为代价的调控方式，最终造成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十年的经济衰退。经此一役，日本经济从几乎赶超美国的发展势头迅速跌落，重新成为对美国经济不构成主要威胁的美国小“盟友”。

同样升值，德国的表现则截然不同，尽管马克升值，但是德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因此减少，升值并未严重抑制出口。当时的贸易顺差几乎与马克升值并驾齐驱，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推动马克的进一步升值。而更重要的是，德国面对美国的压力，毫不退让，绝对不通过政府干预马克升值，让汇率按市场规律自由浮动，同时，严格保持国内市场的物价稳定，没有采取低利率的经济刺激计划。

与日本相比，美国自然对马克的升值速度表示严重不满，为迫使德国联邦银行就范，美国政府曾在1987年10月向德国发出强硬威胁。虽然德国丝毫不为所动，不过关于美元大幅下降的预期却使得人们对美元和股市的信心不足，最终紧张的气氛导致纽约股市大跌，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创造了二战后的新纪录，成为著名的“黑色星期一”。美国偷鸡不成蚀把米，咽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

（三）欧元新时代

在1999年，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欧元宣布诞生。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一体化进程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货币统一。此后的德国经济继续称雄世界，领航欧洲。德国的出口势头丝毫不减，虽然德国大量的贸易顺差让美国甚至欧洲其他国家都觉得压力巨大，但由于此时德国货币已经不再是马克，已经不能单纯通过强行调节马克汇率来打击德国出口，况且，德国制造长期以做别人做不出的产品为目标，以更高的质量为追求，也使得德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备相当大的不可替代性。于是，在以欧元区作为强大后盾，德国制造的精湛品质为开路先锋的情况下，德国经济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而没有被群起攻之，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德国能在马克长期持续升值（几次短暂的贬值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经济高增长率以及巨额贸易顺差，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可以供中国借鉴：

首先，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是基础保证。二战以后，饱受战争摧残的德国人开始思考战争的原因，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资本主义世界规律性的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常常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于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以被誉为战后西德经济重建的设计者、“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路德维希为首的德国经济学者开创了一种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其思想基础是把市场上的自由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应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相一致。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性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其总目标是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公正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德国一方面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以此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劳动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让工人生活水平随国家经济增长稳步上升，保持社会稳定。这些是德国在汇率升值阶段国内政治局势和经济环境保持平稳过渡的前提条件。

其次，独立稳定的货币政策是行为指南。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民众大受严重通货膨胀之苦，战后的德国政府始终将稳定马克币值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避免出现经济泡沫，德国联邦银行在多次的内外压力下始终保持清醒，从不实施过度的货币扩张政策，同时避免出现大量的外汇储备，从而严格控制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货币量。

第三，汇率的自由浮动是理智的放弃。众所周知，政府如果操纵汇率，就不会再有所谓的独立货币政策，同时为了保证资本的自由流动，德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就宣布实施较为彻底的汇率自由浮动制度，与国内的通货膨胀威胁相比，德国将马克汇率置于次要地位，从来不会为了缓解马克升值压力而牺牲国内市场的物价稳定。所以，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德国虽然常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但外汇储备却非常有限，“藏汇于民”的思想让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

第四，以我为主，雷打不动是成功的钥匙。德国人是非常讲究原则的民族，甚至可以说有点固执、死脑筋。不过和德国人做过生意的都知道，德国商人的按章办事是有口皆碑的，虽然有时不太灵活，但从来不会使奸耍诈，玩弄阴谋。在德国确定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宣布马克汇率自由浮动之后，德国就严格按照这个既定原则执行，从来不会随意让步。比如，在广场协议后，面对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强大压力，德国人分毫不让，坚决反对用政府干预的手段迅速使马克升值，坚持让马克采用一种自然而然的、渐进的、稳定的升值方式。这种坚持，不但让高唱市场决定一切和自由主义论调的美国人哑口无言，自觉理亏，更为德国的企业赢得了从容应对的宝贵时间。反观日本，在广场协议后，长期压抑的日元汇率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急转直升，玩起了过山车，在如此剧烈的汇率波动下，经济衰退又怎能避免呢？

第五，区域合作，货币联动是保护伞。虽然世界都处于美元霸权统治之下，但是很多地区的区域经贸往来和经济合作非常密切，而且对本国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999年德国加入欧元区之后，德国就不再存在马克汇率问题，整个欧洲的一致协调对外，也使得美国越来越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而其实早在欧元区建立之前，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就造就了多国货币的汇率联动机制。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提高了区内货币间的结算功能，削弱了因美元波动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部门的负面影响。利用欧洲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德国在马克汇率上升时把投机资本引向了区域内那些弱国货币的身上，通过对这些国家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把升值的压力转移到了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同时又借助于区域内的汇率联动减少了该国货币在区域内的升值，保持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稳定。而区域内盯住马克的各国也可以利用德国马克稳定的币值以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

总之，德国人用他们的坚韧、远见和有的放矢的策略战胜了货币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马克汇率稳步渐进增长的过程中，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国民经济逐年增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的汇率改革之路，应该可以给正走到十字路口，面临汇率战争的中国提供一些有益的东西，具有良好的借鉴、示范意义。

4.中国金融开放的战略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谁也做不到关上门过日子，而对外做生意就要有贸易伙伴，要有贸易规则，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但在国际贸易中得不到平等竞争的机会，更是在别人制定的规则面前频频碰壁。为了加大出口，参与制定游戏规则，中国一直在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要按照人家的规矩办事，不存在单方收益的情况，要想打开别人的市场，同时也必须开放自己的市场，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一天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市场全面开放的呼声就越来越高，其中金融领域的完全开放便是其诉求之一。

一、金融开放的意义何在？

抛开世贸组织的规定、西方国家的要求不谈，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引入境外战略投资，实现金融开放的究竟意义何在呢？

早在十多年前，在国内银行几乎还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产品的时候，地下金融交易已经在南方尤其是广东悄悄流行了。由于改革开放就是引入市场机制，慢慢地，人们在解放思想的同时，与市场机制相对应的强调优胜劣汰，追求投机回报的思维也开始进入人们的头脑之中。所以，金融领域的逐步放开也是一种必然，这里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一，在银行的正式金融产品没有占领市场的情况下，地下金融交易比较盛行，但因为其存在大量违规操作，投资者资金得不到任何有效保障，因此法律纠纷很多，为了规范市场，应该走向金融开放。其二，当时国内市场机制还不完善，资本投资并不活跃，而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实现“搞活经济，增加资金流动，活跃市场”的功效。让外资逐步进入国内市场，补充国内投资的不足，从而有助于实施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随着外汇交易日趋频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也常使国家对于汇率的浮动无能为力，国家通过金融开放也可以通过自由兑换人民币来干预市场，从而调整汇率。所以，金融开放也是势在必行。其三，由于银行从本质上来说，其职能是通过金融服务的中介作用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以后，由于其资产管理能力和水平高，评估系统完善，风险控制能力强，在东道国从事金融活动时，从盈利的角度出发，会将资金投向一些高效率的产业，促进优胜劣汰，优化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这种能力，往往是国内银行所不具备的，所以通过金融开放，可以有效提高国内资源使用率，促进本国经济更健康地发展。

而从中国的金融服务企业，也就是银行、保险机构的角度出发，金融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完善自身，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减少呆账坏账，对形成成熟的企业文化也有很大帮助。

不可否认，世界上最发达、最稳健、最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恰恰是那些开放程度比较高的金融体系，如英国、瑞士、卢森堡、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等。这些地区，正是由于良好的开放性，促使当地金融行业不断自我更新和完善，最终成长壮大。

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体系常常信誉度较差，稳定性不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的长期垄断造成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由于缺乏有效竞争，更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磨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普遍缺乏活力，服务意识也较差。中国银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当金融业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境内以后，就完全打破了原来的垄断格局。为了在与更强大的敌手的搏杀中生存下来，国内银行将必须想办法降低经营成本，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对内加强管理水平，对外提高服务意识，只有这样才可能稳定市场份额，提高利润水平。另外，外资银行将带来很多金融创新产品，也将对中国金融业有着强烈的启示作用。中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设计大国，实体经济如此，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更是如此。从这次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我们不但应该认识到美国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不力所造成的危害，还应看到美国金融产品的丰富和繁荣。金融产品的设计理念创新，金融产品的服务方式创新，都会有助于投资者进行全方面的考量，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市场，提升金融业的业务量。这些金融开放所带来的种种改变，将有助于中国形成真正强大的现代商业银行，最终走出国门，逐鹿全球。

二、金融开放无异于“引狼入室”

金融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其优点是一目了然的，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但是威胁也是实实在在的，在条件还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过快开放市场会加剧市场的动荡，甚至不排除受国际游资的侵扰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而且，由于金融资源的独特性，其与中国各行业之间都有密切联系，如果管理当局的监管能力与经验不够，不但金融资源落入敌手，还可能会导致各行业战略资源的流失，使中国的经济命脉被外资掌握，从而丧失了继续崛起的基础和可能。

在金融逐步开放之后，将面临西方金融资本势力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的压力。所谓金融自由化，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包括：对公共金融机构的私有化；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强市场竞争；减少存款准备金要求；取消指导性贷款；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市场等。

金融自由化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为标签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有了这个终极武器，西方金融财团便可以从容地控制全球的经济体。完全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时，就好比被除去了所有护具的轻量级拳手，面对重量级拳王，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对决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发展中国家将毫无疑问地被一记记重拳打得头破血流，最终倒地不起，再无还手之力。

自从银行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金融这个词在未来的国家经济格局中将占据主导地位。金融是一个国家的血液，没有资金源源不断的保障，任何产业都会慢慢枯萎，而金融安全是一个国家核心利益，控制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就等同于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在金融完全开放，自由的市场条件下，依托其无可匹敌的资金实力，欧美金融财团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汇率战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打击一国货币，摧毁一国经济。

假如金融自由化在中国实现，当经历了200年风风雨雨的欧美金融业巨头裹挟巨额资金进入中国内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个市场中根本没有对手。由于中国的银行业起步太晚，又长期受母亲溺爱，先天缺失了一种搏杀的欲望和技能。由于货币这种商品的特殊性，金融开放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行业的开放，主宰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只能是代表该国人民利益的政府机构。因为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有了通过发行货币来收割财富的终极手段，这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制高点，正是长期对这一制高点的占领，造就了欧美许多著名的金融财团。如果说这些金融财团在对本国经济进行控制，对本国人民的财富进行收割的时候，还有所顾忌和收敛，那么，对待其他国家，他们将展现他们全部的能量和胃口。虽然目前掌控中国印刷或者发行货币权利的是国家，但在完全的金融开放后，外资金融机构将通过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创造类似货币功能的替代品。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本质上就相当于在发行中国的人民币。当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和各种债券弥漫市场，其总量大于国有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总量时，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实际就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命脉。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很容易地通过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收割中国人的财富，并通过向母国投资和汇出外汇的方式将财富转移出国境。此时，通过大规模减持上市股份，带领热钱撤出中国，再发动一次金融突袭战，则中国全面的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届时，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境内以人民币结算的资产大幅缩水，实体和金融企业面临倒闭，此时，西方金融财团将卷土重来，大量收购中国资产，一举完全控制中国的全部经济命脉。这一系列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缜密计划，已经被西方金融财团使用得炉火纯青，拉美经济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被扫荡一空都是他们辉煌战绩的明证。

外资金融机构蚕食其他国家市场，控制别国金融，其手段将是多种多样。分析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种：

参股或者控股或者直接购买当地金融机构。这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控制方式，省却了独立开办的诸多麻烦，还顺便拥有了现成的人脉。

借助与当地合资或者再投资的子公司，甚至孙公司的掩护，逐渐购买当地金融企业的股份，在不引起当地政府注意的情况下，把持当地金融机构。

通过在当地的独资或者控股金融机构对该国核心产业部门如通讯、能源、交通、军工企业进行投资，进而逐渐控制这些关系国家基本安全的经济命脉。

在控制了大部分资源之后，实力强劲的外资金融机构将对当地的政府、企业甚至知识界进行渗透，培养其利益代言人，并控制舆论，从而制定更有利于发展壮大自己实力的法律法规，为进一步通过汇率战争手段收割该国财富打好基础。

引进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并不受任何约束地进行短期投资活动，里应外合与大量境外热钱一起炒作经济泡沫，为发动金融供给准备弹药。

以上只是根据美国金融财团在之前通过倡导金融自由化，逐步控制一国经济并发动攻击的模式中总结而来，其手段还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中。总之，对于管理相对落后，资金和技术实力又严重不足的中国的金融业来说，金融开放无异于“引狼入室”，必须慎重而又保持警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中国金融开放现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为了践行诺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截至2006年9月底，已经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73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283家营业性机构，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30家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了30家合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另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4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115个营业机构。例如，汇丰银行以19.9％的股权参股交通银行、德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建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行10％的股份、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机构组成的财团出资30亿美元购得工行10％的股份……从这份未竟的名单中可以看出，中国银行业正在急速向外资开放，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均堪称前所未有，为全球所瞩目。

证券行业的开放尺度则更大，截至2006年6月底，外资在大陆已设立23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和8家合资证券公司；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各有4家境外特别会员；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直接从事B股交易的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分别为39家和19家；批准42家境外机构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12家机构批准成为QFII托管行，其中5家为外资银行。这些进展大大超出了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

在保险业，除了寿险外资股比不得超过50％外，保险市场已基本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并初步呈现国际化特征，主要跨国保险金融集团和保险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均已进入我国。

而在外汇管理上，截止2005年底，在43项本项目交易中，我国已实现可兑换的项目有11项；较少限制的有11项；较多限制的有15项；严格管制的有6项。超过一半的资本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严格管制的已不足一成半。

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逐步开放，外资金融机构正如火如荼地的在中国攻城略地，拓展业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进来了，那么中国人有没有走出去呢？相对而言，中国金融机构到国外投资的数量少了很多。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胡景岩表示，在金融服务业上中国“进来多，出去少”，是地道的“逆差国”。分析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作为一个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自由国度”，美国却明目张胆地在国内实施金融保护主义。比如，按照美国有关法规，1991年之后进入美国本土的外资银行，不能吸收美国居民存款，不能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与之相比，备遭美国苛责的中国金融业可谓是慷慨至极。就在美国用尽一切手段游说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2008年6月17日，在大洋彼岸的美联储再次明确暂缓批准中国两家最大银行在美国的营业执照，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仍未能越入“雷池”半步。美国人拒绝的理由看似很复杂——中国银行的会计准则、内部指标、国内监督等都未达到国际标准，实则很简单——就是不想让你进。实际上，与其说中国的银行业各项指标没有达到国际标准，不如说是没有达到“美国标准”。反正规则是美国人定，想把人拒之门外，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中国实力最雄厚的四大银行在海外市场直接设立机构的行动纷纷折戟沉沙，崇尚自由的西方将大门关得严丝合缝。此时，要想在所谓金融开放的潮流下开拓海外市场，似乎只剩下直接收购海外机构这一条道路了，这是无奈的选择。但这条道路顺利吗？

在2008年招商银行宣布并购香港永隆银行的时候，就结结实实经历了一次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碰撞。在以极高的竞价收购了永隆银行53.12％的股权之后，招商银行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掌声和欢呼。在招商银行宣布收购永隆银行的第二天，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宣布，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BBB-”长期交易对手信用评级和“A-3”短期交易对手信用评级列入负面信用观察名单。标准普尔公司认为，由于招行在香港市场的经营经验有限以及海外收购经验匮乏，因此对招行而言，管理并整合永隆银行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行为直接给招商银行当头浇了一桶冷水，直接导致其股价下滑。对于这样一家美资机构的评级表现，中国金融机构也许只能苦笑了。

其次，中国金融机构还不具备全球扩展的实力。即使美国未来向中国完全敞开国门，中国的金融机构就有能力进入或者扎根生存吗？美国的监管体系和信息披露体系十分完善，对金融机构质量的要求十分苛刻，中国金融机构是否经得起这样的曝光而不影响自己的竞争力，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在海外市场经营，生存环境与国内迥异，国有企业的金字招牌在那里将不会有任何作用，没有了政府的保护伞，变数将增加很多，而与当地实力雄厚的跨国金融集团进行硬碰硬的较量，更是需要有志于拓展海外市场的金融机构谨慎衡量风险承受力。

总体来说，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业务的飞速发展相比，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规模仍然很小，盈利情况也不容乐观，而中国金融机构自身还存在很大问题，这些是中国在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进程中必须看到的现实。

四、如何应对挑战

首先，就是一个“缓”字当头。基于当前中国金融企业和中国经济的现况，放慢金融开放的步伐，调整金融开放的节奏显得尤为重要。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有竞争实力的特大型金融企业的丰厚利润得益于其垄断地位，金融产品创新程度仍然很低，管理效率有待提高。况且，央企的背景使得当前中国金融企业的管理上存在很多行政化的特征，由此导致的假账、坏账、呆账等不良资产较多，这些都严重降低了中国金融企业与国际同行决一雌雄的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中目前存在的人民币升值、经济泡沫化等严重隐患，也决定了目前中国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国际经济形势的大环境所决定的，如今美国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而仅仅依靠调理自身经济结构，扩大出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也不是华尔街金融财团所愿意见到的。这时候，适时发动一场汇率战争便是其迅速脱困的灵丹妙药，如果得逞，大量的资金财富将涌入美国，帮助其走出目前的泥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哪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最高，哪里的金融系统最薄弱，哪里就是庞大的国际游资热钱的目标所在，因此，当前中国最紧迫的，就是要扎紧篱笆，密切关注国家金融安全。

其次，金融开放不能厚此薄彼，要内外兼修。目前，中国国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如叶檀、向松祚等人或通过撰文方式，或接受媒体采访，都表达出了一个急切愿望，那就是向内开放金融业。的确，在中国金融业向外资开放的时候，往往为了引进其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金融产品的技术水平，常常自降身价，主动拉拢国际金融巨头参股控股。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的观点比较激烈，他直斥目前中国银行业在“贱卖”自己，由于中国银行业在引进来的过程中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导致了国民财富流失，并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

对外资既然可以做到如此宽容的开放，那为什么对内资不能呢？面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鼓励和扶持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不但有利于激励中国金融业在竞争中完成新陈代谢，优胜劣汰，更有利于将中国的庞大民间资本分散保存，不至于被外资轻易控制。而且民营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体系也可以起到有效补充的作用。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贷款难矛盾非常突出，而民间的信贷机构又没有合法存在的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主动脉，但缺乏毛细血管，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仅靠主动脉向主要器官输送金融血液，但却无法到达社会分工的各个细节、分支部分，整个社会也就无法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三，保持相当份额的公共金融机构非常重要。比如德国，公共银行资产占德国银行总资产的57％，仅此一条就保证了德国的金融命脉永远不可能把握在外资金融机构的手里。在金融开放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大量种类繁多的公共金融机构成为横亘于外资金融机构面前的坚实壁垒，导致外资金融机构在东道国难以大规模开展相关业务。在存在大量公共金融机构的国家内，金融市场被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私人储蓄，而另一部分则是不需外资进入的政府专营领域，如欧盟大陆的储蓄银行，或者是面向中小企业和普通平民的长期住房建设、公用事业投资等外资不愿进入的利润率较低的领域。而且这些公共金融机构普遍享受各种优惠待遇，在外资对手竞争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比如，在法国，合作银行一直享有税收方面的优惠，能够给客户提供较为优惠的利率。在德国、瑞士、西班牙，由于储蓄银行由当地政府担保其债务，其经营风险等同于政府风险，评级水平高，有利于吸引客户，所以大量业务被吸引过去，导致很多外资私营金融机构无法在完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这些措施，构成了欧洲各国抵挡外资机构蚕食本国市场的金融长城，有效地维护了本国金融主权的独立性和安全性。

第四，金融监管是尚方宝剑。不管自诩多么开放的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都将出现严重后果。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就是金融监管的功能缺失导致了金融机构滥发金融衍生品，最终导致连锁反应，爆发全球金融海啸。经此一役，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态，将尽全力推动金融监管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美国尚且如此，难道中国应该接受西方国家的“善意建议”——放弃金融监管码？恰恰相反，在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的力度应当加大，而非放松。中国未来的金融监管模式，应当做到有的放矢。既不能通过行政手段过度干预经济运行，也不可以让国有企业对政府形成依赖性，导致投资失败后银行出来买单，形成大量呆账、坏账，最终受损失的是普通居民的存款以及国家的威信。另外，针对金融机构的各种层出不穷的金融产品，金融监管部门不应只是被动适应，而是要主动引导，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健康、高效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要防止安全性差的产品在市场上形成气候。

正如《国际歌》里所唱的，“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同样，这世界上也没有所谓绝对公平，绝对自由。每个国家的历史、资源、甚至是地理特征都不尽相同，这也构成了世界的别样风情、不同之美。就在全人类的科学家都在提倡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却抛出了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理念，根本无视世界各国完全不同的发展基础和市场条件。如果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金融角斗场上，最终将无法摆脱成为别人的盘中美餐的悲惨命运。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稳如泰山，方可不在随波逐流的大势中迷失自我。对于金融开放，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自己的准则和底线不动摇，才是重中之重，对此，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中，对于金融开放所提到的“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二十字方针，就很好地诠释了中国金融开放之路的主旨和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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